雷震研究

• 目录
  • 《雷震研究》前言（李敖）
  • 我看雷震和新党（殷海光）
  • 法律不会说话（殷海光）
  • 关于“雷案”的一些秘辛（李敖）
  • 雷震先生丧事记实（胡虚一）
  • 宋英别丢老公的脸了！（李敖）
  • 谁使雷震有了遗恨？（李敖）
  • 给“雷震之女”的一封信（李敖）
  • 读《爱荷华忆雷震》书后（胡虚一）
  • 关于三毛与雷三毛（胡虚一·李敖）
  • 拜读李敖先生大函赐教有感（胡虚一）
  •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李敖）
  • 再蒙李敖先生大函启示的感想（胡虚一）
  • 对胡老师感想的感想（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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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研究》前言（李敖）

　　雷震，字儆寰，浙江长兴人，生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他在1916年到日本留学，加入国民党，1923年，进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主修行政法学。1926年，再进大学院专攻宪法，冬天归国。1927年，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再改任法制局编审（局长王世杰）。1928年，法制局并入立法院，转任考试院编译局编撰兼中央军校教官。1929年，铨叙部成立，任秘书兼调查统计科科长。1930年，兼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1931年，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继任书记长及常务委员。1932年，任国民党南京市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此后并主持抗日会工作，至1935年底止；1933年，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部长王世杰），在职五年；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当选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同年，兼中央政治会议财政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1938年1月，随王世杰离开教育部，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7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秘书兼议事组主任（秘书长王世杰）。1939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至1949年政府改组后国府委员会成立之日止。1941年，补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3年，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1946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任秘书长，同月闭幕；3月，任制宪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邵力子）；5月，政协重开；11月，制宪国民大会开幕，任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1947年4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院长张群）；11月，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兼国民大会副秘书长；1948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院长翁文灏）。1949年2月，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政委会顾问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4月，上海撤守，赴厦门参加保卫工作；8月，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北草山成立，任设计委员会委员；《香港时报》在香港创刊，兼“《香港时报》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主任委员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兼秘书；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在台北成立，任公署政委兼台湾省防卫材料委员会主任委员；11月20日，由胡适、王世杰、傅斯年、杭立武等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由胡适任发行人，雷震实际负责编务。1950年3月，任总统府国策顾问；5月，中央银行改组，聘为监事；同月，任“台湾省杂志协会”会长；8月，任国民党改造委员会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张群）干事长；同年，免去总统府国策顾问职务。1953年2月，任《自由中国》发行人兼主编。1954年5月，王世杰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务垮台，雷震也辞去《香港时报管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2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1960年，与李万居、高玉树、齐世英筹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任新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发言人，准备于9月底正式成立；5月，为组织新党，至台中、嘉义、高雄、新竹分别举行座谈会；9月4日，以涉嫌叛乱及《自由中国》的违法言论有助共党宣传，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拘捕，同时被捕者有刘子英、马之骕、傅正三人；10月8日，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1月24日，复判定谳，囚于台北县新店安坑军人监狱。自此足足坐了十年大牢，在1970年9月4日，由李敖、魏廷朝等接他出狱。出狱后九年，1979年3月7日，因脑毒瘤病并发，死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活了八十三岁。

　　雷震生前，自题墓碑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之墓”，可见他一生劳碌，临死却只愿以此两种名义显。事实上，雷震一生，跟国民党三十年，下场正是“三十功名尘与土”，他一生中的光辉事业，乃是办《自由中国》。这刊物前后办了十一年，办得真是光芒万丈。至于搞新党，则不足道，因为这只是雷震政治野心的最后发作而已，比起《自由中国》在思想上的功德无量，实在小焉者也。雷震的伟大，光在《自由中国》一事上已足，其他殊不足论矣！

　　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雷震是深受殷海光影响下的勇者，他们合作无间，给中国人做了划时代的贡献、为人类争取言论自由做了最精彩的榜样。殷海光在这十一年的表现里，在使人头脑清楚方面，做了中国有史以来没人做得到的大成绩。他以简明的分析、高明的远见、清明的文笔，为历来糊涂的中国人指点了迷津。在思想指向以外，他在政论方面的文章，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殷海光这些表现，没有雷震的主持，也就全不可能。至于雷震后来搞新党，对办《自由中国》而言，则是一种舍本逐末。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我这一点看法，印证《八十年代》在《自由中国》停刊后二十二年，重印《自由中国选集》都要被查禁，可见言论自由的大逆退）。结论是：雷震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的反省中，在知识上能脱胎换骨，在政治野心上却藕断丝连，最后《自由中国》为政治目的殉了葬，这是很划不来的事。

　　我是《自由中国》的作者之一，也是雷震的小朋友之一。在他生前死后，也做了一些帮助他的小事。自1984年办《万岁评论》以来，由于胡虚一先生的义举，四年来，在发掘真相和发扬雷震的幽光潜德方面，我们不断的做着事。相对的，雷震的家属们，却只是不做任何事。如今胡虚一先生正在大陆行脚，雷震家属们忽然见风转舵、心血来潮，要争“迟来的正义”，我决定编著这本《雷震研究》，给大家反省反省。这本书的完成，胡虚一先生要居首功，我真特别感念他。胡虚一先生是《自由中国》老作者，他在雷震“寂寞身后事”中辛苦代传“千秋万岁名”，这种对死友的厚谊，真令傅正、聂华苓之流愧死，更令宋英之流愧死。在酬死友方面，胡虚一先生是伟大中国人的样板、是中国人的光荣，我在此遥祝他的脚健！

　　1988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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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雷震和新党（殷海光）

　　一

　　雷震先生失去身体的自由多天了！

　　这些日子，我常想着一个人在他人生道路上的发展方向，我也想到我们这群“天涯沦落人”的前途。我几乎依稀看得见我们这群人的未来景象和终结。

　　自从雷震先生和我主办令人喜爱同时也令人厌憎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以来，我耳边常常有人说：“雷震是一个失意的官僚政客，你是一个读书人，跟他在一起搞什么。”

　　不，照我看来，雷震先生不止是一个“官僚政客”，而且简直是一个“最愚蠢的官僚政客”。

　　为什么呢？

　　这太显明了！在他人生的历程中，摆着两条可以任意选择的道路：第一条，照美国时代周刊和台湾时与潮杂志上所载的，雷震先生从二十岁开始就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朝廷命官”，奉命连络四方。在中国政局震荡之秋，他曾尽力之所及，为在朝党立过功劳。来台以后，如果他利用他这个历史，“人事关系”，和他与政治当道的渊源，那么，顺理成章，他不难也和目前若干够聪明的知识分子一样，做起特字号的官儿，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扬扬自得。他用不着这么大一把子年纪，每天挤公共汽车，来往于木栅乡和台北之间。有一次，他的夫人宋英女士很幽默地对我说：“自从雷先生办自由中国以后，我们的房子是愈住愈小，车子倒是愈坐愈大哩！”第二条，雷震先生坚持他的“民主宪政”主张，不肯放弃批评这件事那件事，而且硬要组织一个新的政党。结果，十几年来，他由被开除党籍，而被削掉国策顾问崇高的官爵，而遭治安机构看守大门，而被阻挠印刷，而因陈案被控，终至因“叛乱罪嫌”而身陷囹圄。

　　这两条道路，前一条坦易畅达，对自身有利；后一条险恶不堪，对自身不利；雷震先生偏偏选择了后一条。敬爱的读者诸君！雷震不是“最愚蠢的官僚政客”又是什么？

　　二

　　至少至少，从可能演发的历史着眼，雷震先生和即将成立的新党有不可分的关联。依据中外独立性的舆论一致的判断，雷震先生之失去身体自由与新党之创建有关。显然得很，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上午若干人对雷震先生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对新党“打蛇打头”的行动。我怎样也想不出这项行动有什么必要。我怎样也想不出雷震先生等人创建新党有什么“危险”可言。

　　无论是“造反”也好，或者“革命”也好，必须许多条件辐凑在一起才能成功。第一，人的质素；第二，社会基础；第三，国际背景。我现在就这三个层界略加解析。

　　第一、人的质素。搞“革命”必须要有搞“革命”的人。怎样的人才是搞“革命”的人呢？搞“革命”的人，在思想和情调方面有两种趋向：一、浪漫的趋向 （romantic tendency）；二、理想的趋向 （idealistic tendency）。所谓“浪漫的趋向”，就是反传统反古典反权威的趋向。因此，具有浪漫趋向的人，也就无视既成的政教，典章，制度。所谓“理想的趋向”，征象之一，就是超越实现的一切，而一心迷醉于理想的天国之降临。具有这两种趋向的人，多半都是很年轻的人，受到阻抑与挫折的人，或无恒心、恒产、恒业的人。

　　我们依据这一标准，看雷震先生是不是“造反”或搞“革命”的人。

　　首先，我们知道他是“年逾花甲”的人。如果一个人活到了六十多岁才搞“革命”，这有点像一个女子在二十岁时“抱独身主义”而到六十多岁忽然要谈恋爱嫁人。这样的事不能说没有，但总有点令人发生“姗姗其来迟”之感吧！

　　根据十几年来我和雷震先生接触所得印象而论，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一位十足的“顽固而坚持的宪政主义”者。我在他身上很难找得出一点浪漫气氛和太多的理想倾向。六十岁以上的人之不太有这些成素，无宁是一件自然而不足怪的现象。我常常觉得他太注意一件一件的琐事。他和我这样的人之思想，除了都赞同民主自由以外，距离是很遥远的。从我的标准看去，我认为他“太现实”一点。而且无论他口里怎样不满意国民党，尽管这十几年来他已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进步，同时他和新牌国民党人很不相同，可是，我看来看去，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以这么样的一个人，哪里造得起反？哪里会搞“革命”。有什么“危险”可言？

　　上面所说的，同样可以应用到我所知道的从事创建新党的若干领导人物。比如说李万居先生吧！他是那样沉静，持重，富于理性。高玉树先生呢？为人机智，反应灵敏。我们与其说他是一位旧式的政治活动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美台合璧的企业家。郭雨新先生则“面团团富家翁”，一看就使人觉得可以信赖。夏涛声先生满脑袋的“国家民族”思想，一心为“民主”政治献身。齐世英先生心思缜密，富正义感，而无激越之情。

　　总而言之，这几位先生，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都深晓利害，都熟谙世情，且都有身家之累。这样的一些人物，怎会“造反”？怎能搞“革命”？

　　第二、社会基础。自由中国的社会层界可以三分。在这三个层界中，新党比较有希望植根于其上的有两个：一是农民；另一是中小资产阶层。农民的政治感觉比较迟钝。他们主要的努力是糊口，生小孩，有闲暇的时候听歌仔戏。他们的政治欲望是很低的：他们只希望他们认为公正的人士出来直接为他们谋福利。如此而已。在台湾比较有势力的是近十几年来新兴的中小资产阶层。这一个阶层的人的政治欲望，在消极方面是求减少苛扰，在积极方面是希望有他们选举出来的县市长或议员们替他们保护既得利益。或更进而开拓利益。这个阶层的政治口胃，多半止于中下层民意代表或首长之选举。根据农民和中小资产阶层的政治欲望来观察，在基本上是现实的，直接的，事务性的而非原则性的。新党的社会基础主要在这两个层界之上。而这两个层界之基本政治要求不过如此，所以，怎么会搞“革命”？怎么会发生危险？怎么值得这样紧张？

　　第三、国际背景。中国近几十年来闹“造反”，或搞“革命”，都是有国际背景的：不是日本，就是俄国。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凡无重大国际背景的政治集团，一概不能掌握政权。新党有否国际背景？显然没有。美国怎样？美国的意向是非常明白地摆在那里的：美国已经觉得横跨海峡的“中国问题”非常麻烦。他们对于这个地区的态度是希望在和平安定之中逐渐作一民主的转变。因此，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政党起来发挥这一种作用，那么他们自然是欣喜之不暇。然而，如果因此引起骚乱，把一锅粥打翻了，那么他们会认为不合他们的政略希望。任何国家的政府决无直接或间接奖励别国内部任何政党从事与其政策希望相违的活动之理。基于这项考虑，新党能而且只能从事和平合法的奋斗，决不可能“造反”或搞“革命”的。既然如此，有什么不可容忍的？

　　三

　　依据上面的解析，我们知道，即将成立的新党，无论在人的质素上和社会基础上，以及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上，都先天决定着它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党”。这样的一个政党有什么作用呢？这样的一个政党的作用有二：第一、她可作中国民主政治的产婆。第二、她可作自由中国政治机能里的调节器。

　　杜威说：“民主必须代代更新”。中国人民渴望民主已经半个世纪了。然而，民主依然在难产之中。雷震先生之失去身体自由是一个风标。这个风标告诉我们，中国要真正民主化，是一件尚待大家十分努力的事业。民主的真正基础在人身自由。如果你的身体暴露在一个毫无约束的权力之下，随时可以因莫须有的借口而失去自由，那么所谓的“民主”，究竟挂在哪棵树上呢？

　　近若干年来，有些人士把台湾的光景看成“安定”的局面。我非常抱歉，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种看法不合实情。台湾的光景只是花费了极高的代价所换得的“表面平静”而已。近十几年来，台湾的社会活动，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一切都置于自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之下，一切非来自控制者的活动都在怀疑和禁止之列。因此，社会正常发展的生机都窒息和扼煞了。长此以往，结果不堪设想！针对这种可悲的情形，自由中国需要一部政治的调节机。有了这部调节机之调节，社会各方面的机能才得以作正常的发展。即将成立的新党，正好发挥这一积极性的功能。

　　当然，她更可能给人一个有希望的远景。

　　四

　　无疑，雷震先生是这样的一个新党之催生医师。他为了这个新党之出世，他为了实现“民主宪政”的梦，牺牲了垂手可得的富贵荣华，而陷身莫测的疑云。我绝不愿为一时一地的是非而辩论。自古至今，该有多少人为了科学上的真理，或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生命的。这些人物在当时不是曾被咬定为“叛徒”吗？然而，时过境迁了，那些咬定这些志士为“叛徒”的人们，确替历史留下了人类愚蠢，自私，和黑暗的纪录。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室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的一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的身体，正像一切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这样地失去身体自由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要借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

　　“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

　　（《民主潮》第二一七号，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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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会说话（殷海光）

　　——因雷案而想起的

　　人是会犯错误的动物。人更是自私的动物。握有权力，国家机构，和法律工具的人，要他们不搬弄这些利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事之难，比有刀叉在手而不食佳肴尤甚。自古以来，掌握国家武力和法律以诬害异己的事例，真是代不绝书。法律何以容易成为这种武器呢？

　　许多人以为“法律是公正的”。其实，法律本身无所谓公正或不公正。只有公正的人才会把法律用得公正。大家必须知道，法律是人为的东西。法律不会说话。法律不能自动的应用于任何人头上，应用法律的，是那站在法律后面的人。在非民主的地区，同样是站在法律后面的人谁最有力量谁便取得行使何种法律的决定权。所以，归根究底的说来，行使法律之事还是操之在人。既然如此，于是乎平日德行素著，宅心仁厚，尊重人权，服从众意，以天下为公且真以国家为重的人，如果握有行使法律的决定权，那末我们较有理由相信他会公正地行使法律，我们也较有理由相信他不会玩弄法律——拿法律作达到私图的工具。古之“圣君贤相”就是这类的人。在近代的民主政治中，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圣人，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拿国家法律作达到一人一党私图之工具的动机。但是，民主政治这种制度的本身，正好足以防制这种危险的事件。所以，我们简直不能想象，美国现在执政的共和党如何利用国家法律作为打击，削弱，甚至消灭民主党的工具；推广来看，自美国立国一百几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任何在朝党派利用国家权力和法律来打击在野党派之事。

　　然而，在共产极权暴政统治之下却不是这样的。在共产极权暴政之下有否法律呢？有的，而且似乎有很多。他们也有民法，刑法，种种等等名色。这些法律，恐怕比民主国家的法律更苛细而也有“公理”“正义”等等好听的字样。但是，我们能否因此就说，在共产极权暴政统治之下，人民的人权更有保障呢？社会有更多的正义和公理呢？显然没有。谁都应该明白，在这样的一些地区，所谓法律也者，只是维持政权和扩张“党势”的一种手段而已。比如说，在共党暴徒统治之下，曾有所谓“惩治反革命条例”。任何一个不与共产暴徒的政治路线相同的分子，只要共产暴徒加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依照”这种“条例”来“治罪”。在苏俄铁幕中，只要官方说你“勾结帝国主义”，就是犯了“叛国罪”，而必定处以极刑。如果任何人纯粹从法律的程序观点来看，那末很难说他们这些动作不是“法律事件”的。

　　依据以上的陈示，我们不难明了，法律的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公理和正义。如其不然，我们势必承认那些在共产暴政之下被判“有罪”的人都是“罪有应得”了。只有法律程序被人引用的时候，才能实现公理和正义与否，才显得出合于公理和正义与否。比如说，在共产极权暴政统治之下，对于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人动辄加以“资产阶级的间谍”罪名而逮捕，而消灭。这在他们认为是“依法”拘捕的；可是我们却认为这种举动是不公正的。

　　谁都不难看出，在共产式的一党专政之下，根本无所谓纯法律事件。共产暴徒的一切作为，都是政治性的。在这种地区，一切的一切，都得受一个权力之摆布，哪里会有“独立的法律”之可言呢？因此，所谓“法律事件”，不过是“政治事件之法律的表现”而已。共产暴徒的一切政治事件之推行，分析到最后，都是从他们所掌握的原始暴力出发，通过法律形式，或教育方式种种等等，再回到这一暴力，扩充这一暴力，巩固这一暴力，暴力就是他们的生命。如果他们放弃了暴力，那末一切将会烟消云散！

　　也许有人说：“共产暴徒要用暴力来对付异己，就干脆赤裸裸地用暴力来对付好了，何必还要用法律程序？”巧妙就在这里，共产暴政之富于欺蒙性也在这里。我们知道，法律为人类文明生活之所必须。人类自有文明以来，为了维系社群生活，遂由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利害关系之安排等等，逐渐塑造出各种法律。于是，法律秩序，为文明人所欢迎。法律本身也因曾发生这类积极的作用而赢得信誉。共产式的一党专政者因欲维持并巩固他们的权力和统治，不能不剥夺法律在人类自有文明生活以来建立起的这种信誉。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是够巧妙的。如果共产暴徒单纯地以赤裸裸的暴力加诸人身，那末大家马上可以看出其暴徒的真正面目。然而，他们不会这么老实。他们把他们的暴力披上一层“法律的外衣”。于是，他们在进行残害政治异己者的时候，就来一个“依法”办理。这么一来，其残害异己的动机和行为就可以隐蔽于这件“法律的外衣”里面，而显得堂堂皇哉，振振有词了。

　　其实，如今民智大开了，这套政治魔术已经欺骗不着任何人了。时至今日，在自由世界的人，谁不认为在共产一党专政之下被“定罪”的人不是被诬陷呢？谁不因这类政治诬陷而同声愤慨呢？我们由此可得到进一步的认识：一切法律，其最起始的和最终结的目标，都应该是保障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及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法律，一离开了这些目标，都将失去了其制定的意义和存续的价值。无论是国邦也好，社会也好，或任何团体也好，其真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构成单位，都是与你我他一样的个人。如果每一个人的生命，身体，和自由朝不保夕，随时有被加上一个罪名而攫去的危险，则任何“远大的目标”和“伟大的使命”岂不完全落空？

　　痛苦的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式的一党专政是个人的生命，身体，和自由的死敌，所以我们反共。唯有从这一基础上来反共，反共才与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安全密切相联；因此反共也才不致成为空中楼阁，或毫无真实内容的口号。自雷震先生等人的“叛乱罪嫌”疑案发生以来，言论界和官方以及民间就论争这个不幸事件究竟是“政治事件”还是“法律事件”。因此，我们联想起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特地指出这个论争的中心实质之所在，以使关心这一时代悲剧的有心人士得到更深进一层的认识，并且加强真实反共的论据。

　　（《民主潮》第二一八号，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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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雷案”（李敖）

　　——关于“雷案”的一些秘辛

　　有关国民党封杀《自由中国》杂志和新党、雷震入狱的事，我保留了两个文件，一件是1968年9月12日齐世英跟我谈话后我的日记；一件是1960年11月18日胡适见蒋中正的谈话后的日记，我都公布在这里。同时我加了一点导读性的评注，使一二十年后的有心人，能够从这些评注里，得到一点会心的了解与觉悟。

　　一、1968年9月12日李敖日记

　　晚齐世英①请吃牛排，并同散步于百龄桥，近11时回。齐世英谈雷案秘辛颇多：

　　一、雷震在狱中，每索稿纸，雷太太问写什么？雷说：“狗屁狗屁。”②

　　二、雷被捕一周后，新党筹备会开会，高玉树约齐表示意见，齐持稳健，主暂缓，新党因此未成立。齐说到今天为止，他还不知道这件决定做得对不对③。

　　三、齐言雷虽为国民党中监委，但缺办党经验。新党筹备，齐以多年办党经验，已看出台湾政界人士尚不足与国民党斗，但已不及阻止。（我意此事早该看出，齐言雷办《自由中国》，已怄尽气，后创新党，有孤注之意。）

　　四、雷被捕后，胡适归来，与齐长谈两次，齐劝胡主持新党，胡不肯。胡托张群约见蒋，张说条件是不谈雷案，胡许诺，及见蒋，还是谈起来了。

　　五、殷海光已告诉齐我为他出钱看病等事。

　　六、齐来访我，齐说警总等方面都已知悉。

　　七、齐言《时与潮》不得不关门事甚详④，又送文件两份，合订本五册。文件中最令人好气好笑的一点：竟一再指出《时与潮》的罪状是“攻击政府钳制言论”、“指政府剥夺人民言论自由”，而忘了这种文件是什么样的文件了！——这种文件岂不正是钳制言论的铁证么？

　　1968年9月13日晨追记

　　二、1960年11月18日胡适日记

　　四十九年11月18日（F）

　　早11点出门，11点半之前几分到总统府。今天有两位大使递国书，第二位（希腊)大使还没有出来，门内外有特别荣誉卫队，故我入门就往左侧转，从左边楼梯上去，在接待室小待。

　　约11点半，秘书长换了衣服来陪我坐了一两分钟，就同进去见总统了。今天除岳军⑤之外，有一个秘书、一个副官，手里没有纸笔，任务当然是用心听话做记录的⑥。

　　我带了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三组科学的分组委员会报告中文摘要一份。我首先对总统表示他支持这个会议的好意：他批准了我们二十一个出席学人都可以用官员护照出国，他又请了我们全体午餐。

　　我摘出三个报告中几点说说。说完了，我说我此次在美国留了三个月，今天上午总统太忙了，现在时间也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不知道总统有什么问题要问问我。

　　他说，请你谈谈政治形势吧。

　　我问，国内的，还是世界的？

　　他说，整个世界的。

　　我略谈了两大事：一、今年联合国大会，到了赫酋（赫鲁晓夫）与其他许多巨头，——包括狄（铁）托与尼赫鲁，——从9月20日到10月8日，中国代表团可以说是天天坐着挨骂。中国代表权直到10月8日才表决。……二、美国大选，我看了一半，10月17日才离开。今后的美国政治趋势，——我特别指出四十年来民主党何以变成绝大多数党的历史原因，就是罗斯福总统任内的“新治”确曾有大恩德于广大民众，使许多人至今不忘。

　　说完了，——我忍不住说：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响。我在9月4日早晨，已在大使馆看见沈外长的长电报了，他说，此事曾经过长期慎重考虑，政府深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此事必发生于我不利之反响，但事非得已，不能不如此办。我已见了这电报，我还不敢不说话，还打了两个电报（9月4日、8日）给副总统，后来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陈雪屏。我盼望这两个电报、一封信，他们都报告总统了。

　　他说，口头报告过。

　　我说两电报内容，都主张司法审判。8日电说：“果如尊电所说，被捕四人中已有一人自认匪谍，则此案更应该立即移交司法审判，否则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

　　我又略述给陈雪屏信中的主旨：沈部长长电说政府深知此案的不良反响。我说，政府绝不会“深知”。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所以我不能不做这笨事：向政府谏说。我举出Henry Luce对游建文说的话：“我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但我是杂志发行人、编辑人，我是一个报人，不能不替报人说话，不能不为言论自由说话。”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

　　这是他在9月14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⑦。

　　我说，关于雷震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结果⑧。这个案子的审理，十四年加十二年，加五年，总共三十一年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10月3日）是10月1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10月3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8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8日宣判，9日国外见报，10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Princeton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总统忽然讲一件旧事。他说，去年□□⑨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对你说过没有？

　　我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过：那年（民国三十八年4月）总统要我去美国，我坐的轮船4月21日到旧金山。4月21日在中国已是4月22日了。船还没进口，美国新闻记者多人已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了。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过江了！”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了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4月21日很郑重的说过的那句话。

　　说到这里，我知道时间已不早了。我打定主意，要加入一段话。我说，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所谓“反对党”的发言人——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⑩——来看我。我房中客多，我答应了那个礼拜三晚上（10月26日）同他们吃饭面谈。礼拜三（26日）的上午，我去看副总统，我把我要向他们说的话先报告副总统。我说“李万居一班人既然说，他们要等我回国，向我请教，我有责任对他们说几句很诚恳的话。我要劝他们两点：一、在时间上要展缓他的成立新党的时期，他们应该看看雷案的发展、应该看看世界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件，不可急于要组党。二、我要劝他根本改变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打倒你了。第二，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第三，最好是要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以上是我对副总统说我预备那晚上对他们几位说的话。同时我还表示一个希望：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时间已很晚了，我站起来告辞，总统很客气的说，将来从南边回来，还要约我再谈谈。他送我到接待室门口，岳军先生送我到楼梯边。我下楼时看表，已是12点17分了。

　　回到南港，见着日本植物学大家酒井宽一博士（国立遗传学研究所应用遗传部长），招待他午餐。

　　客散后，才看见桌上有Prof. John K. Fairbank的信，附有他为雷案寄给New York Times的信（10月27日写的，11月7日登出）。他给我的信是11月10日写的，正在大选揭晓后一日。他的大意说，新总统Kennedy是一个genuine liberal concerned about civil liberties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他的新政府将继续注意像雷震案一类的事。他怕将来会发生一派思想，主张为了解决“我们的中国问题”，不谴责台湾，视为“不关重要”或认作一种负担、或一个警察国家、或不配做同盟国家。

　　他不懂得为什么中国政府竟容许这个案子发生！“为今之计，最好是让人们把案子平静的忘了，愈快愈好。”

　　我想了一会，把费正清的信及附件照了相，把原件带到今晚副总统晚饭席上，交给张岳军先生(11)。

　　1983年6月28日，暮色苍茫中写于草山

　　①齐世英是国民党中CC系大将，是东北党务头子。到台湾后，因派系斗争，被开除党籍。

　　②雷震在狱中写的四百万字稿子，出狱前一个月，趁他到外面会见家属，全被偷走，这些稿子，至今下落不明。

　　③做错了。

　　④《时与潮》是齐世英以“立法委员”身份办的一个党外性周刊。我说这周刊办得太窝囊了，他也承认。周刊的发行人是东海大学教授蓝文徵（孟博），也是“立法委员”。国民党死劲的找发行人麻烦，齐世英最后只好放弃杂志。

　　⑤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字岳军。

　　⑥雷案发生时候，胡适正在美国，曾公开支持雷震。他回台湾后，国民党故意冷落他，“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比他晚回来，却先见到蒋中正，而胡适却得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才见到蒋中正。蒋中正平常与胡适见面，通常是两人密谈式的，这次却是秘书长、秘书、副官全在的官式谈法，显然是有象征意味、有表示距离的明示了。

　　⑦胡适这二十五字，写得极见内功！不温不火，但把蒋中正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国民党“见外”了！

　　⑧胡适真是书呆子！军法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

　　⑨胡适原件就把人名给框框了，我猜此人是蒋廷黻。胡适在自己日记中竟用框框，显然是要把这日记给人看的。

　　⑩黄玉娇今天是在台湾硕果仅存的健者。她出道之早，由此可见！

　　(11)胡适对国民党的苦口婆心，在这天日记中情见乎辞。二十三年后重读他这天的日记，我觉得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我总觉得“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为抗议，再回来就错了。1960年12月我写诗祝胡适七十岁生日，其中有“高鸣何须求‘灵乌’，忍看老友渐凋零”的话，也有“苦口婆心君莫笑，只做‘调人’不组党”的话，就是责备他的。胡适写文章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这真是他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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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先生丧事记实（胡虚一）

　　——虚一“日常杂记”中的四天记事

　　甲、前记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引为自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养成“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回忆从前在中国大陆的“学生时代”，有段时日，虽也写过日记，内容多是记些求学读书心得，学校生活，及师友交游等琐事，可惜都已失落于兵荒马乱的逃难流亡里。自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暑假，大陆时局大变，无法回家，只得再做流亡学生，由长沙而广州，随军渡海来台后，不论初期之投笔从戎，和后期之教书生涯，要皆庸庸碌碌，生活平淡，实在无甚可记。故我来台湾三十多年，从未记过什么日记。自更无法养成那“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和恒心了。故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傍晚到深夜，台湾警备总部的便衣保安官员，以我“涉嫌叛乱”，来势汹汹，到我教书学校宿舍捉我，详细搜查我房间内的一切书刊信稿文物，很想查寻我的“日记本”，却一无所获，并一再问我“平常写不写日记”时，我便直回他们：“我从来不写日记，因没有什么好记的。”而使他们大感失望了。由于那一幕，使我更视“写日记”为畏途。故我在军狱坐牢，满了七年刑期（一九六三—一九七〇），出狱之后，就更不敢“每天写日记”了。

　　我虽无“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和恒心，但因在台湾教书读书多年，倒也养成了一种“爱作读书笔记”的勤快，特别是对图书馆或从友人处，借来阅读的书，更好此道，乐此不疲。所以，我的平凡教书读书生活里，虽无“每天日记”，倒还有些“读书笔记”。此外，我在日常生活里，要是某日遇到值得一记之事，也会笔之于书，记了下来。因遇事不定，随遇随记，故类此记事，自然只能称之为“日常杂记”了。像由民国六十一年（一九七二）春，到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夏，这近八年之间，我又在台北市郊木栅沟子口的私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兼课教书维生。在教课读书之余，常应住得很近之雷震（儆寰）老翁之邀约，去其寓所，帮忙做些清理文件，和校理新旧文稿等杂事的工作。有时还陪着他到外面办事（如他筹修自己百年后安息之南港坟山的“自由墓园”等），各处走走。凡此遇上可记之事，我自也会记在我的“日常杂记”之内了。像以上那些“读书笔记”、“日常杂记”等，经过穷年累月，倒也积存不少。只可惜太多淹毁于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秋天里的一次莫瑞大台风的水灾中了，于今思之，好不哀哉！

　　经过那次台风大水“劫后余生”的残存部分，有些字迹退色，已经模糊不清；有的更呈纸页脱破。我如不加整理，便有迅即完蛋之虞，而我在整理之中，发觉我在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三月七日到十日之间，所记“雷震病逝、治丧、及其火化入土”之事的那四天“杂记”的纸页字迹，更有趁早加以处理的必要。乃特为检出，先加整理于后。

　　乙、四天内的记事

　　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三月七日（星期四）

　　上午去校①，一连授完四节课后，还寓已近十二点半。步至住房门口，见房门上钉一小字条，系房东汪先生②所留。字条上写：“雷家一佣人，连来找胡老师两次，留话说：雷老先生已病逝了，要你回来，即刻就去他家。”我读了字条，即开门放好书物，去到小街，在一小饭馆，吃碗面后，即赶去雷家。

　　这时雷家的人，都去了荣民总医院，只留老陈在家看守。老陈见我到了，便要我代他看家，他去景美菜市场添购晚饭的菜，说晚饭时，会有两桌人吃饭。说着就拿着大菜蓝走了。临走并请我代为来客开门。

　　此刻，雷家大客厅内，已布置好雷的遗像灵桌，桌上香烛果肴，显出哀戚气氛。门口亦置一小桌，上放有签名薄一本和签字笔一支。而签名簿的第一面上，已有亲友多人签名了。我便即在签名簿上签名，向雷遗像三鞠躬后，便一人坐在客厅雷遗像灵桌旁，并接待前来雷家吊唁雷丧的邻居和亲友。他们见雷太太不在，都只签了名，在雷遗像行礼后，就告辞了。雷的子女，此刻都在海外③，于是客人向雷灵前行礼，只好由我代表雷家的人，在灵旁代为答礼了。开门迎客，照料签名，代为答礼，又送客出门关门，忙得不可开交。

　　半个多小时后，老陈买菜回来，即忙着预备晚饭，稍后小章夫妇④，由荣民医院先回来帮忙。小章助老陈烧饭，香莲则助我接待来客之茶水工作。时我便想趁家中已有小章香莲照应之际，赶去荣民医院看看雷的遗容。但老陈说：“公公⑤尸体已存放到医院的冰库内了。婆婆⑥交代：胡老师来后，就留在家里，代为照应一下，别急着去。待她回来，还有事要和你谈。”他又说：“我们吃了晚饭，等你和婆婆谈好了事，我们两人去荣总冰库看公公。”我就只好依他，留在家里照料，等雷太太回来了。

　　在无吊客来家之时，我问助我照料客人茶烟之香莲：“你在医院看到公公遗容怎样？”她答说“怕晚上做梦，不敢多看公公。”我开她玩笑：“你大概怕公公梦中骂你‘一天到晚，只会打牌’吧！”然后，我又不时凝目注视雷的遗像，而过去这些年来，我和他密切过从接触的许多往事，一一都涌现在我的脑海。此时我想到：雷活到八十三岁，今天死去，结束了他多采多姿，多灾多难的一生，但他于今，早已儿孙满堂（只是多在海外），且已有了曾外孙，亦可谓寿终有福之人了。只是我深知他对其那十年牢狱之灾的郁恨愁结，恐怕至死都难心平，恐真会如其老友成舍我，几日前预作挽联中语“赍恨以殁”的⑦。

　　大约五时左右，雷太太撑着支架⑧，由其女儿凤陵，干女王太太照料，偕至亲好友夏道平、傅正、程积宽、张和祥⑨，及其监察院同事李拂拯、杨欣泉等多人回寓。我于慰问雷太太后，即问：“雷公走时，眼是张着？还是闭着？”雷太太告：“儆寰咽最后一口气时，还张着眼望着我。我用手将其眼皮合上方闭着。”这真是成舍我说的“赍恨以殁”，死不瞑目了！

　　雷太太接着问我：“以前我们定做的五个大理石骨灰盒子，除用了三个⑩，还有两个，你放在什么地方了？老陈没有找到，请你取出一个来，以便儆寰火化后用。”我说“到雷公火化之日，我会取出带去。”随后，她又将前几日里，雷一度病危，移住加护病房后，她和我商拟，并由她缮清之一篇小文“悼念儆寰”稿，交我再作最后校阅。我认为很好了，便请她签名后，立派人送请吴三连的“自立晚报”发表。此外并另印单份，作为赠阅前来家中吊丧亲友们之用。这便是老陈说婆婆要和我谈的事儿了。

　　晚饭后，有些亲友，又在雷的遗像灵位前行礼后，即告辞离去。只有少数几位至亲好友，留下来和雷太太的家人，商量雷的治丧事务。我自是其中之一。我即向雷太太建议：“雷公一向反对别人治丧铺张浪费之不对，故他的丧事，最好能照他生前自营坟墓时常对我们表示的遗言(11)办理，起码要做到您在‘悼念儆寰’文中所说到的才行。”但有人却不以我的建议为然。他们以雷的一生事业，应该给他的丧事，办热闹点。正有所争议时，老陈将我拉到厨房后门外，轻声对我说：“胡老师，你不要争了。他们不会照公公的话做的。他们要怎么办，就照他们的办，你争个什么？等一下，我们到医院冰库看公公去。”这时，我感到一人孤掌难鸣，只好听老陈的话，不再说话了。最后，雷太太委托其监察院同事李拂拯、杨欣泉等先生，总董其事，傅正（中梅）、程积宽等兄协办之。我的工作，只是在雷家的灵堂前，照应前来签名行礼的客人，特别是那些和雷家不熟而仰慕雷震及其《自由中国》的“民主人士”(12)。

　　治丧之事已决，住得远的监察院的李扬雨先生，和住新店的傅正兄，告辞回去休息，以便明日一早就好办事。他们走后，由雷家的至亲和老仆如凤陵、程积宽、小章香莲夫妇等，开始为雷守灵。我原要参加守灵行列，但雷太太以我明天上午还要去学校上课，而且我今天已为雷守灵了一下午，故坚持要我回寓休息，明天授完课后，再来帮忙照应客人。于是我就不守夜灵了。临走时，积宽送我到大门口，说他已买来好多幅白布，作写挽联用。他请我为他作副挽联，明日来时写。我想既买了白布回来写挽联，自然就要设奠开吊了。看来雷先生前建墓时常向我表示“不开吊”等身后事的遗言，是难做到了。唉！

　　我出门走到巷口外，见老陈已雇了一计程车，正等我一同往荣总太平间冰库看雷的遗容去。于是两人登车而去，看了雷遗容，又原车而返。车资近两百元，由老陈付之。同住处已过十二点了。

　　①台北市郊木栅沟子口的私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②房东汪鲁光先生，山东人，任考试院的文书科科长。我自民国六十三年夏，在其家宅，分租一房安身，直住到民国六十八年十月，中断教书离开台北时方退租。在此期间，雷先生常来我处小坐，因而汪家的人，都认得他是雷震。雷在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考试院成立时，即由院长戴传贤（季陶）请去出任考试院秘书兼诠叙部（部长为张难先）的科长，策划考试院及诠叙部的成立事宜。故雷到汪宅找我遇到汪先生时，也常和汪闲话些往年考试院的掌故旧事，汪则以“考试院开创元老”，礼尊雷先生。

　　③雷的子女，都在海外工作。他病危时，海外子女，都赶回来，但病情又好转后，他们因工作关系，又都回海外去了。有一女德全，原留台北家中侍疾，陪伴老母，就在雷病逝前一日，方因事去了香港。故雷临终之顷，只有大女凤陵，和向筠所出的子女在侧。

　　④小章是章学耕君，安徽人，是雷家早年的旧仆。小章的太太香莲，也帮雷家做过事。她是大陈人。

　　⑤雷家的晚辈亲戚和新旧仆人，平日都叫雷为“公公”，或称“老爷子”。

　　⑥雷家的晚辈亲戚和新旧仆人，平日都叫雷太太宋英女士为“婆婆”，或称“老太太”。

　　⑦老报人，台北私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创办人成舍我，是雷几十年的老友之一。雷患脑瘤住荣总医院开刀结果不佳后，某次传雷病危，成随雷太太去医院探视老友，且料老友终将不起，乃在车途中，预作挽联一幅，出示雷太太和我等。联句是：“忧国如焚，万言何补；赍恨以殁，千古同悲！”上联中之“万言何补”云云，自指雷出狱不久，即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接着联合国的中华民国席位由中共取代，因而忧伤国事，乃有向当时总统蒋介石投陈“救亡图存献议”之举的一事而言。

　　⑧雷太太宋英女士，在雷脑生瘤住院医治之前，在家失足跌断腿骨。在空军总医院开刀治疗后，还须仰仗支架行走。

　　⑨夏道平先生是雷的老友，《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元老编辑委员。傅正（中梅）兄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作者，及后期的执行编委。程积宽、张和祥两君，都是由雷夫妇从大陆带来台湾的。程更在《自由中国》社做事务性质的职员。

　　⑩这三个大理石骨灰盒，两个用于迁葬故《自由中国》的编委罗鸿诏教授，和殷海光教授。一个用于迁葬雷的亡儿雷德成君。

　　(11)雷的遗言是：“因我的子女多在国外工作，我死后要立即火化，并安葬在自建好的墓园墓穴内。事毕，在次日报上刊一‘雷震死了’的启事，藉以报导海内外尚关心雷震的至亲好友和社会人士。我不发讣闻，不进殡仪馆，不开吊设奠，不穿长袍马挂。反正一死就火化烧掉，就穿一套旧西装去烧便好了。”而且他还特对我指着他那个新戴未久的劳力士新手表说：“我死后，我这个新表，就送给你戴。那时你那个老表就可丢掉了。”他的这些遗言，常和他同车去南港坟山，看其墓园筑工进行的监察院曹司机，他家老兵佣人陈金发（即老陈），和我三人，都听过多次。只可惜雷病逝之后，雷太太宋英女士托其监察院同事好友所主持之丧事，多未能遵照其遗言办理。至于雷生前戴用近五年的那只名牌劳力士“新手表”，也在其病危逝世之前，被向筠女士取去了。故事后我还落得老陈打趣一番：“胡老师的‘新手表’落了空，老爷子笑你的那个‘江西老表’，现在还是丢不得啊！”直到于今，我依然还是戴的我那天梭牌的“江西老表”。

　　(12)据我所知，和我同年出狱家居的雷先生，尽管有时还有议论政治的兴趣，但已很少有再从事政治活动的精神和体力了。偶然和他有所接触的“民主人士”，还是以老一辈者为多。已成政府大员的高玉树先生，已成企业大亨的吴三连先生，以及竞选到老的老郭雨新先生等，即有时和他偶有接触，也只是“蜻蜓点水”，喝茶闲聊而已。和他来往接触较多的，还是以老友成舍我和齐世英两位先生为最多。旅居美国多年的蒋匀田先生，恐怕连每年贺年片，都未互通过的。至于下一代的“民主人士”，愿和他接触相识的并不多；即偶有接触的极少数（如黄信介，康宁祥），我看还够不上“论交”的地步，只是黄康敬仰他，认识而已。有的甚至未见过面，根本还不认识，如许信良便是。施明德要和一美国女子结婚，他收到请他证婚的喜帖之日，还在问我：“施明德是谁？你认识吗？”我还和他说笑话：“我不但认识施明德，还认识代他出名发喜帖的施明正和施明雄。他们三兄弟和我倒真是‘同（铁）窗’的患难交，和公倒不相识。为何施明德和美国小姐结婚，他的两哥哥为他发喜帖，倒请了你这位不相识的雷震，反不请我这个真正的‘同窗’患难交，这倒真有点莫名其妙了啊！”说得雷先生也哈哈笑。现在此我附刊一张旧照，那是十一年前，陈鼓应君为了答谢雷震先生介绍陈少廷到成舍我先生的世界新专教书的帮忙，特托我代请雷在其景美育英街家中吃午饭时，又邀来都在世新教书的我和张俊宏来作陪。陈鼓应是为雷助陈少廷教书事，请雷和我们吃饭，少廷自然要来相陪了。五人饭后，便在陈家门口，由鼓应太太，替我们拍了这张合影纪念照。那时，除了鼓应还是个“门神式”的国民党员外，其余四人，都非国民党。鼓应、俊宏、少廷，他们三人，那时好像还在一起办鼓吹“自由民主”的“大学杂志”吧！所以那时，雷先生对陈鼓应、张俊宏，和陈少廷三位，是很看重的。惟当前所谓“党外”这一名称，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似乎不太流行也。

　　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三月八日（星期五）

　　上午赴校授英文课两节，回寓再转雷家时，已十一点了。到雷家时，见来签名吊丧，向雷遗像灵位行礼之宾客，坐满一大厅（还有些被招待到隔壁雷太太干女儿家去了）。所谓“雷家帮”的家属至亲①，几乎全到齐。雷家邻居之一的陈访先委员太太②，见我来便说：“胡老师为何姗姗来迟，赶快向雷公行礼。雷公会特别保佑你的！”雷太太听到便告陈太太：“胡老师要上课，但他昨天一个人陪伴儆寰一下午，亦如儆寰生前，他们两人常在一起一样。”于是更有位阿姨笑着说：“这一老一少的两人搭档，现在老的走了，剩下少的孤零零了。”因而在客厅内发出了轻微的嗤嗤笑声。所谓“这一老一少的两人搭档”云云，是雷家亲密亲友，这些年来，一直调笑雷和我两人常在一起闲话做事的情形也。

　　远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儿子雷德宁，和前天因事刚去香港的女儿雷德全，都于接到长途电话丧讯后，即搭机赶回来。在纽约经商之长子雷绍陵，现正奔丧兼程飞回途中，大约今日深夜可到。德宁正在父灵桌旁，对行礼客人答礼。我见他对行礼者，不分其父的同辈和晚辈，一律答之以下跪，我便走近告之：“鞠躬行礼者，是令尊平辈，可跪谢之；若是晚辈行三鞠躬，不必跪谢，亦答以鞠躬就可；倘晚辈行晚拜大礼，自须答以跪谢。”德宁久居国外，对此较为生疏，见他一律跪谢答礼，不免跪得辛苦，乃从旁助告之。但却有人在笑，说“胡老夫子在教人行礼”也。客厅内又有人发出嗤嗤笑声。

　　凤陵德全姊妹，忙着在场接待客人。小章太太秀莲，程积宽太太秀燕，张和祥太太阿娇，和监察院之阿春，均分别在场照料客人茶水，和扶持行走不便的雷太太。小章则忙着帮老陈准备待客饭菜。午饭开了三桌，有一桌开在干女儿家那边。今晨，我为程积宽想好挽雷一联后，我自己亦想好借用杜甫诗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以挽雷丧。今见丧家宾客盈门，则雷之所谓“身后事”，似不算是“寂寞”的了。

　　雷逝消息，均见于今晨出报之“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内容大致与由李拂拯先生③和我相商预拟之丧讯新闻稿相若。而今日来家吊丧行礼之客人中，便有很多是看到今日报载此一丧讯，始知雷已病逝者。又报上新闻中，并透露了“雷家治丧朋友商定在十日火化后，安葬骨灰于南港墓园”之消息。故我在雷家午餐席上，和总董丧事之李拂拯、杨欣泉，协办丧事之傅正、程积宽四位先生，闲说道：“雷公生前修筑墓园时期，虽确有‘不发讣，不开吊’的遗言，然今日报上丧讯消息，要亦等于为雷公报丧发讣了。故交旧识，阅读报讯来吊，看来雷公的‘不开吊’之遗言，也难办到了。既要开吊。则雷公的‘不进殡殓馆’遗言，自也难于遵守了。诸公是否要将雷公遗体，移往殡殓馆吗？”一席之人皆笑。而主办协办的四位先生，则请我勿再提“遗言”的话，并谓“不移殡殓馆，正商借荣总医院之太平房附设之殡殓室，布设灵堂开吊就行了。”我听后不再说话，自无异议的了。我特买刊布丧讯之两报，剪下丧讯新闻，贴存于后。

　　身患脑瘤疾

　　雷震昨病逝

　　预定后天火化安葬

　　〔本报讯〕前国民党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及国大代表雷震，因脑瘤痼疾，于昨天上午九时许，病逝荣民总医院，享寿八十有二。

　　雷氏，预立遗嘱：“不发讣，不开吊，身后火化，丧葬一切从简。”雷夫人宋英女士为现任监察委员，遵嘱定于十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在荣总医院太平间礼堂举行殓祭，随即移灵台北市火葬场火化，灵骨安葬于南港墓园。

　　据监察院发布的新闻资料说：雷震，字儆寰，浙江长兴人，早岁留学日本京都帝大，民初参加中国国民党，历任中央监察委员，南京市党部常务委员，教育部司长，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及行宪院政务委员有年，在北伐及抗战期间，对于党国甚有贡献。大陆沦陷前，在上海与胡适等筹办《自由中国报》，未及发行。来台后与胡氏等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并兼发行人。（《中国时报》）

　　雷震病逝

　　十日火化

　　〔台北讯〕前国民大会代表及自由中国杂志社发行人雷震，昨天上午九时因严重脑瘤在荣民总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雷震，字儆寰，浙江省长兴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民国初参加中国国民党，历任中央监察委员、教育部司长、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及行政院政务委员。

　　雷震生前预立遗嘱：“不发讣，不开吊，身后火化，丧葬一切从简”。雷夫人宋英现任监察委员，遵照雷震遗嘱，定十日上午，在荣民总医院举行殓祭，随即移灵台北市火葬场火化，灵骨安葬于南港墓园。（“联合报”）

　　又来家吊丧的至亲好友中，致赠奠仪礼金，花圈花篮、挽联诔词者颇不少。我只负责代收花圈花篮挽联等物件，并登记于礼簿上。至于奠仪礼金，则由主治丧事之监察院雷太太同仁，或雷家子女经收后，登记礼金簿内。雷老夫妇为人处世，尚是老辈中国人作风，向重“礼尚往来”的红白人情。他们过去送人之情礼多，亲友们亦正好趁雷丧送礼还情。何况雷过去也曾是国民党的政要大员，雷太太还是当今的监察委员呢！雷老夫妇及其同时代的亲友，皆在此中国人情习俗中长成，故尔很难免除此习俗，于是雷家对亲友致赠的礼金奠仪，要亦有难以拒收之莫可奈何了。惟其家佣老兵老陈（金发），亦掏出新台币四千元，请我代交主治丧事朋友，作公公奠仪时，则受我责问：“你干嘛送这么多呢？”我并请他在四千元中，分借一千元给我，送作公公奠仪，我到二十一日学校发钟点费后，立即奉还。但老陈不愿，却说我道：“你在学校教书的那点钟点费，连吃饭租房零用都常不够，公公婆婆和雷家的亲友，谁不知道，你还送个什么礼呢？”这非老陈瞧我穷得送不起雷公的奠仪礼金，实情也确如他说的那般。可是我也忝为雷家的至亲好友之一员，人家至亲好友都送了，我岂能一点意思都不表示。正仍和老陈商借分一千元之际，却被雷老太知情了，她由女儿和香莲扶着过来，制止我借钱送礼，说：“胡老师，你和我们家的情谊，为何也计较这些起来了呢？你这些年来帮雷公的忙，尽的心力之大，已足慰他在天之灵了。你千万不可这样！如你一定要送雷公奠仪，你要送多少？我替你出钱。”雷老太如此说，再加凤陵、香莲、阿春，和老陈等人，也在一旁要我听老太太的，我就只好不向老陈借钱送礼了。

　　下午，前《自由中国》社之朋友夏道平、宋文明、马之骕三位先生，来到雷家吊丧行礼。他们都是雷的老同事朋友，我便请他们代为照应一下吊丧客人，自己随主治丧事的朋友去荣总医院洽借太平间厅堂，作十日上午雷丧吊祭灵堂事之来往便车，一同去医院。我想再细看一下存放在太平间冰库内之雷的遗体。因昨夜和老陈来看，灯光下没有看得清楚。至时，主办丧事的朋友去洽事，我和曹司机两人再进冰库，我们在雷遗体边，再肃容端详约十分钟始出。因病被剃去所留白胡子的雷先生，嘴巴微开。我用手想将之捏拢，不遂，冰库管理员对我说：“他已冻硬，你捏不拢了。”曹司机笑道：“胡先生，人死了，只有‘死不瞑目’的说法，而雷公则是‘死不瞑嘴’。”我接着说笑话：“雷公之‘死不瞑嘴’者，大概还是继续他办‘自由中国’杂志，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吧！”说得冰库管理员，曹司机，和我三人，都觉好笑。杨先生洽借太平间厅堂作雷灵堂事妥，我们便又同车回雷寓吃晚饭。夏道平、马之骕两位在雷家同桌吃晚饭，宋文明则有事已走了。程积宽问我替他写的挽联作好否？我答以作好，说明早来，找出雷公生前替人写的笔墨④，替他写好。我请他把买回来的白布，先交给老陈。

　　晚饭后，雷太太及其子女至亲，又和主办丧事同事友好，再商灵堂布置等事。《自由中国》社的朋友夏道平、傅正、马之骕、程积宽，和我均参与讨论。大家对十日灵堂吊祭之前一日，是否还要在报上登一“讣闻启事”事有所讨论。我以为今日报上既有了报导丧讯新闻，凡雷家各方亲友，都应看到，这已等于是“讣闻启事”了，故我主张，似不必再在报上刊登此一“讣闻启事”，这样则更可与报上新闻说雷有“不发讣”之遗言相符合。夏先生颇然我说。但主办丧事的朋友，恐报上丧讯新闻小，不太起眼，会被人忽略，故仍有主张再登一次“讣闻启事”者，而且“讣闻启事”稿文，亦早拟妥了。只是对此文稿，松江路那边向筠及其子女，提出了许多意见和要求（如未亡人名下，应将宋英、向筠并列等），但不为雷太太及其子女德宁德全所答允。此外，向筠及其子女又以今日报上丧讯新闻中，只由宋英一人出名向记者发表，忽略了向筠，也很不满意，并谓“此新闻稿因系出于‘老夫子’⑤之手，方致如此”，竟满到我的头上来了。凡此“纠纷”，虽经傅正兄，积宽等从中奔波疏解，亦不得解决，结果雷老太一气之下，决定不将此“讣闻启事”稿，送报刊登了事。这决定很好，可以免除无谓的“家庭纠纷”；否则将反增雷先生在天之灵的不安。这时我方想到俗言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一语，诚非虚言也。

　　大家讨论到近十一时，吃了消夜点心，方各散归。夏先生和我同出，临行，雷太太以挽夫君联托夏代拟，夏则答以明日上午来与我共同商拟作答。傅正兄则以调和“家务纠纷意见”事，尚留一会，并嘱我明天周六，学校无课，应早来照应。我称诺和夏同出雷家。我送他到大路上拦计程车回台北时，途中夏笑谓我说：“他们若真接受你的建议，照雷公生前常说的遗言，去办他的商事，不仅省事省钱多了；而姨太太那边的问题，也都可避免了。我想雷公或是想到他的家庭问题麻烦，才会有‘不发讣、不开吊、不进殡殓馆，人死即行火化，埋好骨灰后，再登通告，雷震已死启事的遗言’。他真可谓有‘先见之明’了。”所谓“雷公有先见之明”，我亦深有同感。送走夏先生，我回寓洗个澡，上床安息，已子夜矣。

　　①傅正兄常戏称雷家的家属至亲为“雷家帮”。凡和雷交情深厚之好友，皆知傅之这一“雷家帮”的戏称语。

　　②陈访先先生，安徽人，是雷的留日同学，是雷太太的监察院同事，亦为监察委员。陈家和雷家为同住一地的多年邻居。陈先生先雷而病逝。我常在雷家遇晤陈委员夫妇，彼此非常熟识。

　　③李拂拯先生，江西人，为雷先生国民参政会时代的老部属。来台湾后，又是雷太太监察院的老同事。雷太太常托他办理一些公私事务。监察委员之配偶丧亡，监察院照例会予治丧之助。雷太太是监察委员，雷先生是其配偶，故雷病逝，李先生代监察院协助雷太太办理雷的丧事。

　　④出狱家居之雷先生，常有人请他写字留念时，便要我去他家帮忙，由磨墨、裁纸、到替他想题写之词句等，故其亲友常笑我是“雷公的老书僮”。雷年老记忆锐减后，他的很多东西，都由我替他收检，记住存放处，要用时再替他取出来。他替人写字用的笔墨砚池，求字者送来的宣纸，以及几方印章，也都统由我替他收检着。

　　⑤向筠女士的子女，如美琳、美莉、美梅等姐妹，一向都戏称我为“老夫子”。“老夫子”这一绰号，雷家至亲好友，几无不知。

　　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三月九日（星期六）

　　今晨离寓，深夜方回。白天在雷家协助丧事，晚上则在荣民总医院太平间厅堂，和主办治丧之亲友，一起照应灵堂布置事务。可记之事如下：

　　一、出寓时，遇房东汪鲁光先生，他说因雷老爷子常来找我时，和他常相遇闲谈几句。今雷死了，他想随我去雷家，表示一点悼丧之意。我说雷先生虽常来找我，和他闲聊熟识，但究无交谊，和雷家的人，更不认识，我请他免此礼貌，并代雷家谢其好意。我又说他目前身为政府机关公务员，雷家是个“是非争论”之场所，不必去惹此麻烦，蒙受治安人员之误会也。于是汪先生便作罢了。

　　二、到雷家后，知绍陵昨晚深夜，飞抵台北家中，除立即赶往医院太平间冰库探视亡父遗容后，即回寓睡觉。我到时他还酣睡中。想他奔丧途中，长途飞行，极疲累也。他到快吃午饭前，方起来和我们见面，一叙别情①。

　　三、清晨到雷家后，德宁德全兄妹及昨夜留宿雷家之少数至亲，都向我探询“司马文武为何许人”时，方知昨午出版的“自立晚报”上刊出此君一文，题为“悼雷震先生”。但我答以不识司马文武，不知为何许人也。我即索阅该文一遍。我想司马君文，当为雷病逝后，最早见诸报上公开悼念雷丧的第一篇文字。际兹世态炎凉、人多极重现实利害的台湾社会，此文可谓难可贵也！后询傅正兄，乃知此君原为“中国时报”青年记者，本名江春男，東海大学毕业生，司马文武乃其撰文的笔名也。由我最后校阅，并代为有所增损过的雷太太“悼念儆寰”文稿，交在今天午出版的“自立晚报”上刊出了。我和傅正兄商，请主办治丧朋友们，即将雷太太文，和昨天之司马君文，各印两百至三百份，以便明日分送前去荣民总医院太平间厅堂内雷公灵堂吊丧之亲友。事后，我总觉得雷太太文中之“遵照雷公遗言治丧”诸君，颇难符合实际治丧情形，而为雷感到有所难安也。

　　四、今日续有到家致赠奠仪礼金和挽联者。其中一位常来雷家修理电视机等电器，和我亦很熟之张良雄君，竟送礼金新台币三千元，请我转交雷家。我代收交德全转治丧朋友收记礼金簿内。年老不良于行的王世杰先生，亲到雷家签名行礼，与雷太太寒暄片刻即离去。雷太太并将我特别介绍给王先生，说“儆寰的文件和‘自由中国’社的文件，均由这位胡虚一先生协助儆寰整理的，是儆寰出狱后，最多接触的一位‘自由中国’的朋友。胡先生自己也坐了七年的政治牢。”然后王先生和我亲切地握手，和我小谈了片刻。我伴雷太太及其家人送走王世杰后，绍陵对我说“王世杰是我父亲的老上司。”我则说“老朋友毕竟还是老朋友。”稍后，成舍我夫妇亲携其早预撰妥并亲书之挽联“忧国如焚，万言何补？赍恨以殁，千古同悲！”到雷家签名，向雷遗像行礼。我伴雷太太等家人，接待成夫妇。成将已经裱褙好的挽联交给我后，我立即展示在场亲友，并谓成道：“成公此联，将来会是传诵士林文苑的佳作名联，亦会与儆公一样，千古不朽！”众皆曰然，成则望我笑笑。此外，台湾省议员张俊宏于上午派人送来一幅挽联，我经收时，发现联上没有上下款，不知是何人挽何人也。乃一面请来人携回补好上下款，一面再打电话给张俊宏，告知挽联不题署上下款之不合联式事。张即告此联系台中地区一群崇敬雷震先生的“党外民主人士”托他转送者。我告他原联已由来人带回，请他即予补书上下款后，于夜间前送到雷家，或迳送去荣民总医院太平间大厅内雷家治丧朋友处。这时，我颇感某些本省籍“党外民主人士”的中文学养之不足。此联由张俊宏家补好上下款后，于薄暮方再送到。又张君派人再送挽联来后不久，陈鼓应夫妇陪着十多位“党外”青年朋友，来雷家签名，并由我引导向雷遗像行礼后，并介绍他们认识在场答礼的雷家子女绍陵兄等。其实这些青年朋友中，我除了早相识的陈鼓应夫妇、王晓波、曾祥铎、魏廷朝、王拓、孟祥柯等几位外，余皆陌生。我送他们离去时，鼓应和某一刊物负责编辑苏小姐，特和我商谈片刻，他们拟请我即时写出点“雷震生平事迹”小文，交苏小姐的刊物发表，藉以推广和加深台湾民间社会中，对敬慕雷震先生人格的青年人的印象。我即答以此刻哪有写这等文章的时间，以后再说吧。他们一行走后，又有一位坐过八年“政治牢”的后期难友张化民先生②，来吊雷丧，亦由我照应签名行礼后，介绍和雷的家人相识。我送他离去时，他在门口对我说：“胡先生，我听说雷先生的丧事，雷家接受了国民党的金钱支援，不知确否？雷先生自办‘自由中国’以来，即遭受国民党的围剿迫害，竟致坐冤牢十年，故请你劝请雷太太，务不可接受国民党对雷丧事的金钱支援。”我即特向张君解释：“雷太太是现任监察委员，雷先生是雷太太的配偶。监察委员配偶之丧，监察院有派员代为办理丧事的法令规定。故雷先生的丧事，是由监察院派人来协助办理的。所谓‘雷家接受国民党金钱支援’云云，自谈不到的了。所谓‘流言止于智者’，务盼老兄不可误会才好。”张听我的解释，似仍有点莫能释然样子而去。后来我又将此情，电话告情陈鼓应，代为转告许多敬重雷的青年朋友，莫要轻信“国民党出钱支援雷家协助办雷的丧事”的流言。这是我今日在雷家照应来吊雷丧者时，所遇颇感尴尬的事。而午饭后，几位平日当到雷家或雷太太干女儿家，陪婆婆打麻将牌的牌友，于向雷遗像行礼之后，有位竟问“婆婆今天要不要玩玩（指打麻将）？”自为雷太太所拒绝了。这些牌友太太们，真是太不懂事了！难怪德全很气脑，背后也要大骂她们“莫名其妙”！

　　五、午饭时，积宽要我赶紧替他把挽联写好。因为治丧朋友们，要在下午，开始在医院太平间厅内布置雷公灵堂时，便要安排挽联的悬挂位置了。于是饭后，我便找出雷生前常替人写字用的笔墨大砚池来。磨好墨，折好白布联句字数，便开始挥毫写挽联了。在饭厅大桌上写时，桌边多人围观我的写字表演。因我久未写毛笔大字了，且眼又不好，故我临书挥毫时，特别受到雷太太干女和一位我很熟的雷家旧邻庄太太③，在旁对我有所提醒（如那字写大了点，那字写偏了点等）。惟大致都还赞扬我的“大笔一挥”，还禁得起看。而我也说笑话：“诸位现在看我写字表演，我要收门票才好呀！”围观者皆笑。我先写替积宽拟好的一联。上下联句曰：

　　“承恩比父母，

　　受教如庭训。”

　　然后，我再写自己借用杜甫梦李白诗句做挽联。诗句是：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我正挥毫写着时，夏道平先生来了。道公自撰的对雷悼亡词，寥寥数语，意味却极深长，且全是白话文。他请我看后，并执意要我也代他写在一大块长条白布上。我推辞不遂，只得遵命代写。因为怕替他写坏，搞得写时颇感紧张，写完全词时，满头是汗。道公则笑说：“字还可以禁得挂起看，不错不错。”于是就先挂在饭厅壁上让墨干。亲友看者都说：“夏词很好，胡字马马虎虎，尚过得去；但胡是教英文的人，中国毛笔大字，还可写挽联悼词，已不错了，不能太作‘法眼’苛求。”夏对雷的悼亡词是：

　　“自来政治上的是非功罪，往往晦于当时而彰于后世。谨录此史家名言，奉献于儆公灵前，请安息吧！”

　　我写罢，道公又出示他代雷太太拟就的挽联稿。他说上下联的对仗，不甚工整，问我的意见。我认为联句意义很好，对仗不工，无伤大雅。于是他又要我代写；但我写他的悼亡词时，已很紧张，故我建议这幅雷太太敬挽夫君的挽联，还是请雷太太监察院内的书法大家去写的好。于是这幅挽联及雷家儿女泣挽父亲的挽联，都劳监察院的书法朋友偏劳挥毫去了。兹记道公代雷太太泣挽夫君的上下联句于次：

　　“为争取言论自由，为促进政治民主，努力十年，换得十年牢狱；

　　谁是纯正爱国者？谁是彻底反共者？事关历史，任凭历史评衡。”

　　写完挽联后，即将两天多来所收花圈花篮挽联等物，统交积宽用车送去医院太平间雷公灵堂布置悬挂。晚饭后，雷太太和向筠两边的子女家人以及至亲，均去医院灵堂，通宵守灵。监察院协办丧事的朋友杨先生还特请来和尚，于灵堂布置妥当后，在灵堂诵经。因雷先生在坐牢期间，也曾以阅读友人赠送之佛学经典，特别是其民社党的一位友人程文熙先生所赠一部大字的金刚经，尤为其所爱阅读，直到出狱家居时期，仍常阅读，所以我便建议杨先生，既请诵经和尚，可特为雷诵金刚经一遍。我待雷家人去医院灵堂后不久，于交待看家之老陈和小章“如再有亲友送挽联花篮到家时，便请其立即改送医院灵堂去”后，便也赶去医院太平间大厅，看看治丧朋友们为雷布置灵堂的情形。

　　等我再带了几幅后送到的挽联，到达医院太平间大厅时，由下午开始赶工布置的雷先生灵堂，大致已快就绪。雷家子女亲属绍陵兄等，均已穿上由殡仪馆送来的孝服。殡仪馆的乐队，也请来了。因照主办丧事的朋友安排，一俟灵堂布置妥当，雷遗体化妆更衣妥当，就要由家属和治丧亲友，分别举行安灵礼。那时，就需要乐队奏哀乐，吹吹打打了。安灵礼后，就由请来的和尚，在雷的灵牌前，诵经到天明。

　　夜间在医院太平间布置灵堂场所照料的，除主其事之监察院朋友李拂拯、杨欣泉、曹司机等外，还有“自由中国社”的夏道平、傅正、宋文明、马之骕、程积宽和我。不久，诗人周弃子（学藩）和刘孚坤两先生，亦来灵堂，除看正在化装之雷先生遗容外，便观赏布置灵堂内鲜花布置，和悬挂四壁的挽联悼词。约九时许，从前和雷先生一道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朋友齐世英、吴三连两先生，和高玉树先生夫妇，先后也都来到灵堂参观布置情形，并都去到太平间内室，瞻仰已经化妆更衣完毕的雷先生遗容，出来又和雷太太等家人寒暄一会后，又先后离去。

　　我看了这座布置在荣民总医院太平间大厅，全由白黄两色鲜花朵，编缀而成的雷震先生灵堂，便觉其庄肃气派之大手笔，即比之殡仪馆为任何富贵人士之丧所布置的庄严灵堂，似应毫无逊色。而其子女家人之一律蔴衣孝服，耀目素白制服之乐队，再加身披袈裟的和尚诵经等等，则雷生前，尽管常有“死后不进殡仪馆开吊”之遗言，于今自也由不得他了。惟雷遗体经洗身化装后，所穿的寿衣，倒是完全遵守了他生前的遗言。他不穿长袍马褂，也未戴福寿帽。而全照他的遗言所嘱：头戴一顶生前戴过的旧呢质礼帽，身穿的，最内层的汗内裤，一件旧白衬衣，系一条旧浅灰条衫领带，一件他晚年常穿的旧咖啡色毛衣，再穿上一套旧蓝色毛料西服，最外还加穿一件深灰色英国毛料大衣。脚穿一双新毛袜，和一双新白底布鞋。由殡仪馆请来的化妆师，帮雷洁身化妆更衣时，我和少数至亲，始终在场，守在其遗体旁。他被化妆好，穿好衣，平放在一部长条推车上的雷先生，因久病关系，脸稍消瘦；除了其银白胡子，在行开脑手术时被剃掉外，面色红润，一如生前；而其礼帽、西装、大衣的民主绅士神态，亦仍如其生前。

　　到雷先生入殓，行安灵礼时，已近深夜十一点了。先由雷太太宋英女士率雷家儿女亲属，上香行跪拜大礼。接着便由在场亲友行安灵礼。大家推我主祭，我则辞谢，请夏道平先生主祭，但夏又推请年长的监察院主办丧之李拂拯先生主祭。夏道平、傅正、马之骕，和我四人陪祭，其他所有在场之朋友刘孚坤先生等与祭。这一切行礼如仪完毕后，和尚诵经声起。这时德全轻声对我说：“胡老师，爸爸若是地下有知，闻到这一切，定要和我们大吵一番，骂我们不照他的话做，乱搞一通的。”这时，我只笑说：“这一切都只能由你们向老爷子负责了。”安灵就绪，孝家子女家属，开始守灵，并照应和尚诵经。雷太太和向筠均年高，便都回家休息。我们亦各回去，明早再来照料。此际，刘孚坤兄将我拉住，特别叮咛我说：“明天灵堂开吊时，你要特别先知会陈鼓应等那班‘党外’人士朋友，他们要来令堂吊祭雷公时，吊祭就是吊祭，千万不可利用雷公丧事灵堂场所，搞他们什么政治活动的把戏才好。你要注意这一点啊！”我说这是当然。于是我便坐监察院曹司机的车回沟子口。车上老曹对我说：“胡老师，雷老爷子来了台湾，若不办‘自由中国’，与组什么党，和国民党把关系搞坏，则以他过去对党国的贡献、事业、和地位，则他今日死后，想必也很哀荣。而他今晚安灵的灵柩上，也许会有几位所谓‘党国元老’人物，替他覆盖上一面国民党的党旗，和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的。唉！政治这玩意，真是太现实了，有什么意思！”我听老曹之言，自然感概系之！车到沟子口，我步行回寓。因精神尚不累，便吃了几片饼干，喝了一杯牛奶，提笔记下这天之事后，才上床睡觉，看腕表已近子夜两点了。

　　①绍陵是雷先生和元配刘夫人所长子，国立复旦大学毕业。来台不久，赴美留学。以后直住纽约经商。民国六十五年秋，雷先生初罹膀胱癌，住三军总医院作钴六十治疗时，绍陵予安夫妇专程回台省侍父疾。这时，我曾和他，除叙别情外，更和他谈论其老父的藏书、日记、文件、信稿等处理问题。我当时曾建议，应趁他在台时，请其父亲预立书面遗嘱之事。惜当时未能办好此事。

　　②张化民先生，山西省人。雷和我与他，原不相识。他在雷和我系狱时期，因文贾祸，亦做了被军法判刑八年的“政治叛乱犯”。他刑满出狱在雷和我之后。他出狱后，得友好资助，将其狱中所写一部“中国文化之诊断”书稿付梓，但出书后，即遭治安机关查禁，而且一直找不着谋生工作。后来他将新印大著，托其好友陈鼓应君，分赠雷和我各一部。陈并托我转商雷先生帮忙，把他介绍到成舍我先生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代授一位病逝国文老师所遗下的国文课程。但教满一学期，即因他常参与某些地方“党外”人士的政治活动，无法再在世新学校教下去。后来生活如何？不得而知了。到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春雷病逝后的数月，我阅报上刊有他又因事被捕入狱的消息，才知他又做了被判重刑的“叛乱犯”。闻他如今还在绿岛国防部监狱服刑中。

　　③我坐牢前，常去雷家整理雷先生文件东西时期，便认识了雷家紧邻的庄家。庄太太及其在公路局做工程师的丈夫庄毓璋先生，和三个孩子，都常和雷家交往亲切。雷家那时尚无电话，雷太太和我有事要打电话，便均去庄家借用其电话。而我在学校放假期间，还替庄家孩子补习过英文功课。因此庄家夫妇及其孩子，都和我熟识要好的。

　　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三月十日（星期日）

　　晨六时许起床（凌晨二时才上床入寝，只睡四小时），停做运动，在小街豆浆店吃了早点，即去雷家，找出大理石小骨灰匣带着，并与雷太太及帮忙亲友邻人，分乘一大一小的两辆监察院派来的车，和雷太太干女儿家的一辆车，于七时许到达荣总医院太平间的雷先生灵堂，和主办丧事的监察院朋友及傅正、积宽等，一同照应即行开始之吊祭诸事。丧礼由宾客开吊，家祭公祭开始，继启灵执拂出殡，火化捡骨灰，宴谢亲友宾客，到家属至亲好友件送骨灰下葬南港坟山之“自由墓园”止的全部历程结束，虽由治丧朋友，按照排定项目次序，严加控制时间，但由上午近八时有人前来灵堂吊祭起，直到下午五时骨灰入墓封穴，行完墓园告别礼时止，仍达十个小时之久。幸自始至终，丧礼项目进行，一切顺利，尚无任何意外发生。我对雷的丧礼，除了其家人未能全照其生前常说遗言办理，不无遗憾外，对雷太太的监察院同事助其治丧之努力，大致可谓功德圆满。此外《自由中国》的朋友，特别是傅正和程积宽两兄，偏劳辛苦尤大，均值办雷丧事中可记之事。今日下午出版的台北“自立晚报”上，即有颇详的新闻报导，并刊出灵堂家祭照片一张。积宽特为我购来该报一份，我将报导新闻及照片剪下，贴存本日记事之内。此外，尚有可记之事如下：

　　一、我到雷家时，见凤陵、德全、积宽等亲友，围在一桌吃早点。我找出大理石骨灰匣后，笑问凤陵和德全：“你们昨夜不是要在父亲灵堂守灵的吗？怎么又都回家了呢？”经此一问，方知昨夜和尚诵经，德全和美梅两姐妹，在排队上香时，吵了起来。德全负气回家，凤陵也跟着跑回来了。我们晨间到达灵堂时，我见美梅问道：“你为何在父亲灵堂守灵时和德全吵闹呢？就是姐妹有怨要吵一吵，也得过了今天再吵呀！”美梅向我说是“她无意在上香时，碰了德全一下，德全就即动手打了她一下。”她的说话被站不远的德全听到，德全便即向我反驳美梅的话，说：“胡老师，你别听她胡扯。昨夜上香，她踩到我的脚时，我只推了她一下，哪里打她。我见她哭闹不像话，就回家了。”我看姐妹俩又有相争之势，便赶紧相劝说：“打一下也好，推一下也好，现在都不要说了。如再因此争吵，给灵堂亲友看笑话，那就真的不像话了。”近处亲友，闻者亦附和说话劝息之。于是我又想起她们父亲生前常说“死后不进殡仪馆开吊”的遗言。倘遵守遗言，则昨夜这场姐妹因和尚诵经上香时的吵闹纠纷，就可免了。

　　二、在雷家门口候监察院车去医院灵堂时，我和程积宽闲谈说：“雷公之丧，在海外的‘自由中国’社朋友，自难来到雷家行礼帮忙；但在台北的‘自由中国’社朋友，虽大多来了，可是仍有陈佐和王佑祺①没有来。雷公出狱住家时日，他们或存顾虑不敢来，但今雷公死了，为何也不来一下，未免太现实了一点了吧！再说刘子英②，出狱后不久，就住你家附近，且一直帮忙你做生意，由你照顾他的生活。雷公生前，他因‘雷案’事，固不好意思来雷家看雷公；但今雷公死了，他正可藉来吊祭雷公之机，顺便向雷家表示一点歉意，岂不很好！你为何不劝刘来呢？”积宽向我解释说：“刘子英出来，是他亲戚家住不下去，自己找到我这里来的。正好你去世新教书，煤气店少人照应③，于是便劳他帮忙。他出来年岁大了，找不着工作，生活无着，警备总部每月照应他一点生活费，亦只好接受。他在‘雷案’中，对不起雷公，亦是迫不得已。你以前常要我劝他去看雷公，表示一下良心的歉疚，但他更不好意思去雷家，我劝也无用。今雷公归天，灵堂开吊的亲友中，认得他的老友不少，他就更不好意思到雷家和医院灵堂去吊祭雷公，向雷公表示歉疚了。不过，陈佐等应该来才是，且看今天上午，陈佐来不来医院？至于王佑祺，听说已病故多时了，只好由他在阴间去看雷公了。”可是，终今日雷先生丧礼全部历程完成时，我就是不见陈佐的人影。岂真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乎！

　　三、我们到达太平间灵堂，才上午七点差右。据昨夜守灵的绍陵兄弟相告，早在七点以前，就有不少慕名雷震的人们，自动来到灵堂，向雷的遗像灵位上香行礼了。自上午八点正式开吊起，到十二点，启灵发引出殡到市立殡仪馆火化场时止，来到灵堂行礼吊祭的雷氏生前故交旧好，络绎不绝，据我概略估计，约有好几百人之多，都由负责丧事的监察院朋友们，和前“自由中国社”的朋友接待之。傅正兄和我则更忙碌于接应相识的雷先生老友。在这么多络绎不绝，前来吊丧的行礼宾客中，还是以雷从前的国民党故交老友为较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人物，是雷的老上司，深交几十年，曾做过国民党大员，来台做过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快要九十岁的王世杰，由其一位家人搀扶，步履维艰难地来到灵堂，向雷行礼，并不胜唏嘘地慰问雷太太及其子女后，便由夏道平、傅正、和我三人件送出去，照拂登车离去。此外雷氏夫妇，朋友，如青年党的陈启天、王师曾、沈云龙、李公权，民社党的杨毓滋、张君劢最小的学生杨永乾、王世宪、程文熙、国民党的余俊贤、周百炼、酆景福、赵自齐，以及雷在《自由中国》时代末期，曾和雷一起从事组党活动的高玉树夫妇、齐世英夫妇、成舍我夫妇、吴三连等，乃至国民党大特务头子之一的王新衡夫妇，来到灵堂行礼时，都颇受在场人们的注意。还有若干曾为《自由中国》杂志撰写过文稿的知名人士和朋友，如陶百川、胡秋原、周学藩（弃子）、胡适晚年住南港时期的秘书王志维，以及替《自由中国》写过多篇财经专论文章，我的华容老乡长白瑜，亦都为我所相识者。而由陈鼓应夫妇、王晓波、孟祥柯等陪同前来灵堂向雷行礼的一群“党外”青年朋友，则尤引起灵堂内亲友们的特别注目，因其中还有三位洋人。施明德的美国太太，便是其一。他们这一群人，全由我负责接待。我见陈鼓应等若干人的肩上，都挂了一个装满文件的小袋子，故他们一到灵堂门口，我便迎上去，轻声对鼓应说：“你要知道，今天雷先生的灵堂，可不比一般普通人的灵堂。前来这儿吊丧客人中，难免会混有不少的治安特务，暗中窥探。所以你们诸位这多人来吊祭雷先生，自更会引起他们过敏和紧张的。我代表雷家，在这里千万拜托你和诸位，来此吊祭雷公，就吊祭雷公，千万不可在这儿玩耍花样，搞散发‘党外’政治传单，设书摊出售‘党外’书刊，甚或借纪念雷先生，请人演讲，做这等事，定引起混在这儿的治安特务们的惊慌。”鼓应夫妇满口应允，并从其小袋内，取出一份“台湾人权协会”的什么文件给我。他又向我介绍同来朋友中的我不相识者（有些如王晓波、曾祥铎，是我世新同事；魏廷朝、施明德、陈映真，则是从前同狱坐牢的难友；而孟祥柯、洪成完、王拓、苏小姐，亦都早识于鼓应家），特别是他和施明德两人共同介绍三位美国男女（其中一位是施的新婚太太）与我认识，而前和鼓应联手参加竞选中央民意代表的伙伴陈婉真小姐，则由鼓应夫妇特别介绍我相识。于是我陪导他们站列数排，向雷的遗像灵位行礼如仪后，再陪引他们去看雷太太。我还把他们，特别是陈鼓应夫妇，介绍给雷的儿子绍陵和德宁等认识，我说：“他们都是敬重令尊，在台湾为民主政治理想而努力不懈的一群青年朋友。今特介绍和你们兄弟一见。”因他们要坐候出殡时，为雷先生执拂，送到火葬场；而我还要接待别来熟识的客人，便请鼓应夫妇代我照应他们。稍后，“党外”重要人士，立法委员康宁祥，独人来到灵堂吊祭雷公。他由傅正兄接待，并介绍与我相识。康和我虽是初识，但仍彼此相互“久仰”客套一番。我招待康和陈鼓应等“党外”人士坐在一起。但康有事，只坐片刻，就先走了。康个儿矮小，与其初见寒暄的印象是：他可能是个“短小精干的党外头目”。

　　四、今日上午之灵堂吊祭，多为个别行礼。团体公祭，几乎没有。总办丧事的监察院朋友李拂拯先生，过去在大陆是追随雷工作多年的旧属之一。他在重庆国民参政会时代，就在雷的手下共事。他今年过古稀，早从监察院退休。他不胜感喟地对我说：“胡先生，倘儆公死时，仍保有他当年的显要地位，则今日到他灵堂来公祭他的公私团体，当不知道会有多少？别的都不谈了，以儆公于抗战前参加审查‘五五宪草’的工作起，到现行中华民国宪法产生止，雷的功劳是不可殁的！今日他死了，至少那个什么‘中国宪法学会’，应该来公祭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催生婆’的。再像现在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也是当年由儆公在‘自由中国’社朋友协助下，一手创办起来的。今日他死了，该协会也该来公祭公祭他呀！”我听了接着向李先生说：“素有‘中国战时国会’之称的国民参政会，雷公由参加筹办，到战后办理结束，十年无间，所作任劳任怨的贡献，岂可容人否定。于今他死了，至少今在台北的国民参政会老朋友，似也该集合一起公祭这个曾被称为‘参政会当家婆’的雷公才好。”我这一下，说得李先生临时起意，当时便请了在场的国民参政会老同事如夏道平、胡秋原、陶百川、宋树基、刘博渊，和他自己约十来人，由陶百川领头，以“国民参政会在台同事”名义，向雷“公祭”了一番。这可算是今日灵堂，对雷唯一的“团体公祭”了。但论人数，比起陈鼓应夫妇孟祥柯等那一大批“党外”青年朋友几十人，就寒碜多了。而另外一次人数多的，是在启灵出殡前，所有拟参加出殡送葬行列的亲友，合在一起的“公祭”。这一批中，有“自由中国社”的同人和作者，有当年“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前辈，也有新生代的“党外”朋友，真是“挤挤一堂”了。时在场以齐世英、陶百川、夏道平、吴三连四位年最长，经他们四人互推，则请陶百川领导大家主祭之。这也可算是集“自由中国社”在台同仁，“中国民主党筹备会”朋友，和新生代的“党外”青年朋友于一堂的一次“联合公祭”了。这场“公祭”完毕，雷的灵柩，便发引出殡，前往松山殡仪馆的火化场。

　　五、雷的灵柩，由医院太平间灵堂，启灵出殡到火化场途中，除缀满鲜花的大型灵车，和孝家座车外，为雷执拂参与送葬的亲友车队，也颇壮观。我手持大理石小骨灰匣，坐在大灵车和雷太太座车之后的第三部车内，和雷家一位亲属夫妇及雷太太干女儿夫妇一车。所有送葬车队到达松山火化场时是十二点半。雷的遗体，即由火化场工作人员，移装在长木匣内，送炉火化。我将大理石灰匣，放在火葬场内的灵桌上，交请守看的人后，便打算和夏道平、宋文明、周弃子等同往附近一家面店去吃牛肉面。因雷公遗体火化，要过两小时，方可捡拾骨灰，放入我带来的大理石骨灰匣内，我们吃了牛肉面来，就可捡拾雷的骨灰，送山安葬了。就在我正要同夏等去吃面时，却被傅正兄叫住，并嘱我同去孝家设席答谢吊丧送葬亲友之悦宾楼饭馆，分别代雷家招待客人吃饭。傅正兄更要我特别招待参加送葬的“党外”青年朋友入席。而我陪席的一桌，除陈鼓应夫妇、孟祥柯，和我四人是大陆外省籍，几全为台省籍的“党外”青年人。像老难友魏廷朝、施明德、王拓，以及包括施明德美籍太太在内的三位美国男女，也都和我坐在一桌。大家同席饮食，我又代雷家作招待，不得不作些寒暄性的谈话。尤其我和三位美国客人交谈，中国话讲不通时，就用英语作补充。正讲着吃着时，正忙拍照的积宽，突然跑来把我拉下桌，到一旁轻声说：“胡老师，你少和桌上的外国人用英语交谈为妙，我见这儿已有警总的特务来吃饭。特务目光，老向你这一桌盯着呀！你要多加注意呀！”我大吃一惊地问积宽：“警总特务坐哪儿呀？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警总的特务呀？”程积宽被我问得亦感尴尬，就走开了，我又回席陪客人吃喝。心想我代雷家招待客人一桌吃饭，怎能不说话呢？这真是莫名其妙的怪事。又想积宽这几年来，常告我说“有人误会他和特务有关系，且谓他私下受了特务好处，暗中做雷的工作”云云之所以因此故吧？又席中有位“党外”青年，借向我敬酒时，颇有和我比酒之意。我便亦借此开他小玩笑，说“要敬三杯，我才领情。”我原是戏言一句，谁知这青年小伙子当了真，以为我是“唬他”，竟答应“敬前辈三杯。”我说：“先干为敬，请！”我看他连喝三玻璃茶杯绍兴酒，喝得颇勉强，便连喝三茶杯后，又再连喝三茶杯回敬他。他见我六茶杯绍兴酒下肚，面无难色，就知难而退说：“想不到胡老师喝酒，这样海量，甘拜下风了。”这时我又开他玩笑，说“他不可赖，至少也要再喝一杯。”于是他只好再苦饮一杯。而同席的鼓应夫妇替他解危，劝我“眼不好，也该少喝一点。”我亦向敬“前辈”酒者说：“老弟台，敬酒不是比酒，比酒要看清对手！”众皆笑之。又与同席的魏廷朝闲谈，我笑他结婚时，只请原不相识的“大叛乱犯”雷震吃喜酒，而不请我这个相识的“小叛乱犯”难友吃喜酒，未免有点“瞧不起人”，说得他即席向我敬酒示歉，众皆哈哈。而施明德亦和他的美国太太，双双向我这个“同（铁）窗前辈”的难友敬酒，祝我健康。施太太向我敬酒时，竟一口喝干一小茶杯绍兴酒，真好酒量也。这样约半小时多，终席散去。

　　六、悦宾楼宴客散席后，送葬客人，大多散去。只有少数至亲好友，再到火化场，看火化后之雷骨灰，捡入大理石骨灰匣。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大家又推陶百川领导在场亲友，向雷骨灰遗像行礼后，再有部份客人（像成舍我夫妇、陶百川等）有事离去。余下的至亲好友，即分别登车，向南港坟山的“自由墓园”出发。这日送雷骨灰到墓园安葬者，除雷的家人至亲外，友好不到百人。在台北的“自由中国社”同人，几全到了。而当年和雷一道参与“中国民主党”筹组活动的朋友，则只有齐世英先生夫妇和傅正兄两人。原要亲送雷骨灰到墓园安葬的雷氏老友成舍我夫妇，高玉树夫妇，和吴三连先生，都临时有事，未能赶来。我们待雷骨灰安葬完毕，请齐世英先生领导在墓园之雷家家人及亲友，向雷墓行礼告别后，方再登车回台北。此刻时近下午五时了。我于墓地回程车途中，先下车返寓休息，未去雷家，参加其特为感谢帮忙丧事朋友预备之晚宴。先躺在床上小睡一回，以解劳累。起身天黑上灯，我上小街吃碗面后，回寓再写好今天这篇记事，方洗澡入寝。在小街面店吃面时，见壁上日历的日子，今天阳历三月十日，正是我阴历二月十二日的生日。今天正是我五十一岁的生日。我在生日，正替雷先生送葬忙一天，则我和雷的交情，除坐牢的患难交外，要亦可谓“生死见交情”了吧③？

　　①陈佐和王佑祺，都是《自由中国》社的职员。陈接替刘子英的会计工作，王则负责订户的发行工作。《自由中国》因“雷案”发生，被迫停刊后不久，即由雷太太商得当时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的协助下，分别安插到国有财产局及台湾银行工作，后都成为该机关的正式公务员。

　　②刘子英即在“雷案”中，被迫为诬害雷的所谓“匪谍”。刘在“雷案”军法审判中，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比我们晚约两年，才刑满保释出狱。

　　③我于一九七〇年七月下旬刑满开释，出狱年余后，曾应台北经营煤气店的程积宽之邀请，到台北程的煤气店，帮忙他照看店铺生意，时约半年之久，直到民国六十一年（一九七二）春，承成舍我先生及成嘉玲女士父女欢迎我重回其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书时，方离开煤气店铺。

　　丙、余话

　　雷震先生于民国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十一月间，住台北松山之长庚医院看病，发现脑生瘤时，便即由该院转住荣民总医院，进行开脑割瘤手术。当他尚未转院，仍住长庚头等病房，我去看他陪伴一下午时，他似有预感地，向我表示：“这番转住荣总，开脑割瘤，我年纪大了，万一不起，希望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能照我常说的话，去料理我的后事。我的藏书，则请你和成舍我的学校商谈，他们愿要，就全部送给他的学校①。至于这些年来，由你助我辛苦整理过的日记稿件等一切东西，统统拜托你处理了，尤盼你将来病眼好转，能为‘自由中国’和我个人的往事，写点东西出来，好为真正的历史，留些纪录下来。”雷的这些悲凉表示，似乎无异是他向我“托付后事”了。次日他即转住台北石牌的荣民总医院，进行开脑割瘤手术。手术后不久，他便丧失记忆和说话机能。这样过了约三个多月，终告不治，病逝于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的三月七日。自他病逝，到他今年三月七日的忌辰，他作古人，已满整六年了。这六年来，我常在仰慕他的若干“党外”杂志上，拜读到一些追思怀念他在台湾为“争取言论自由和实行民主政治”所作的奉献与牺牲。而我个人，在这六年中，尽管由于不得教书，陷于失业的颠波不安全生活中，然仍是不负雷先生生前病重时之嘱托，将其若干罕为人知的部份大陆日记②，他生前和我闲话的往事，以及他的幽光潜德等等，在我治好右眼白内障病，视力好转之后，尽我力及，撰成文稿，表彰出来，或可告慰他在天之灵。只是，六年以来，我总觉得：倘雷先生死后之丧事，雷家亲友，真能接受我的建议：“最好全照雷公生前常作表示的遗言去办”，则雷先生便会真如我前挽悼他而借用的两句杜甫诗：“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其政治志节和人格，就更为人所崇敬了！可惜当时参与雷家洽商会议时，区区孤掌难鸣，人微言轻，无可奈何！今在其逝世满第六年忌辰之前，我特再把在六年前，所作雷病逝后，其家人亲友治丧情形的当时纪事，加以抄出，送请素敬雷震先生的历史家李敖先生，予以发表出来。这样，或可为雷先生的个人历史，再多留一鳞半爪的痕迹，以供有心人士的参考。

　　①民国六十八年春季开学后，我曾和时在世界新专教书并兼任图书馆主任的郑雪玫教授（闻系郑彦棻的女儿），商谈“雷震拟赠其私人藏书给世新”事。当时我提出的一个请求，只是“在学校图书馆内，辟建一个‘雷震赠书专室’，以为纪念。”但郑主任，乃至当时的洪为溥校长，对我的请求，都不能作决，并要我直接向董事长成舍我先生请示。但在我尚未向成董事长请示前，雷女德全和傅正兄，在未知会我时，便把雷的一切书物，都检收起来了。雷的藏书，后由傅正兄征得雷太太同意，都代雷家赠送其执教的私立东吴大学了。

　　②经我修补整理之雷震用毛笔写记之大陆日记本三册，在我中断教书，离开台北近两年后再回台北时，由雷太太亲口告我数次，谓“大陆日记本，找不着不见了。”我闻之大感惊讶。遂和李敖兄商量，为保存雷的大陆日记内之历史，乃由我根据所藏该日记影本部份，写就“雷震日记介绍及选注”一长稿，请敖之精心校阅一遍后，并于去年元月创刊之“万岁评论丛书”上，连载发表。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九日，阴历除夕。此稿开写于除夕前一周。连日春雨绵绵不断，在水晶楼寓，闭门续写此文，写到今日，全部写好。虚一记于一九八五二月二十七上午全部脱稿时。（惟“万岁”稿挤此稿延至今日才得发表，距一九八六年三月七日雷震忌辰仅数日矣。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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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别丢老公的脸了！（李敖）

　　宋英二十四年不“雷震”

　　去年12月19日，雷震的第二任夫人宋英——这位拜国民党“法统与饭桶”之赐，永不改选、永不失业的八十三岁老“监委”，突然间一反常态，在二十四年不发一言、紧闭尊口之后，在“监察院”的年终检讨会上发言了。宋英谈话见诸报端后，各方反应不一，党外放水派的刊物说她“痛切批评监察院功能的演说，备受舆论界传诵”（《暖流》十九期），伪君子《自立晚报》说她“刺痛监委诸公的心灵，引起共鸣，获致全场一片掌声”，“监委”张一中则反对宋英的看法，他激动地说：

　　她自己当了三十几年监察委员不好好做事，还要责备别人，自己不做事还说监察权无法发挥，大家都这样的话，国家还要不要救啊！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好好做，否则去自杀或辞职都可以！（1983年12月21日《自立晚报》）

　　张一中虽然是老不死，但如不以人废言，这段话倒也可读。张一中骂宋英也许是苛责了点，要宋英“去自杀或辞职”，这何异缘木求鱼？不要说“自杀”了，宋英连个“辞职”都碍难照办哩！

　　宋英的“碍难照办”，在那篇类似忏悔录的谈话中，有颇为荒谬、离奇的自我辩护，我们先来看看雷震的这个老婆怎么说：

　　……很多年以来，我也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说话，主要也就想到一点，反正说也无用，不如不说了。当然，说起来非常惭愧，也表示我没有尽到监察委员的责任。……很多位跟我同事已三十多年的老委员，好像感触特别深，感慨也特别多，只要想到吴大宇委员所说“实在不想再吃‘这口饭’，吃得‘天怒人怨’”，我这个也跟他一样是吃“这口饭”的人，真不知该说什么？

　　宋英“真不知该说什么”，这只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那口饭固然吃得“天怒人怨”，但总是吃了，不但吃了，而且吃了不少，白吃了三十几年！既然宋英“口吃”如此，她总是要良心不安的，不安不打紧，她竟然还有这样的“良心发现”：

　　回想三十多年以前，我们竞选监察委员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做三十多年，但国家不幸，我们居然一直做到今天。我们这些老委员，现在都是八十左右的人了，再有几天我就八十三岁了！很多位委员都跟我一样，不但有儿孙，而且有曾孙、曾外孙了。说实在话，假使政府早已反攻，我们早该休息了。但现在却不得不继续做下去，这种国家的不幸，何尝不是我们的不幸？

　　看到了吧，宋英把自己为何吃那口“天怒人怨”的饭的原因，一股脑儿推到“反攻大陆”头上，这未免太没心肝了！照她的解释，只要国民党一天反攻不成，她就一天不“休息”，要吃一天饭，这是“不得不继续”的，因为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宋英在做这种脱轨解释的同时，何不问问自己：你明知那口饭“天怒人怨”，为什么还要一吃三十几年？你凭空吃了三十几年，可以不说话、不做事了二十四年，至今仍有监委可干、有薪水可拿，这算哪一门子“我们的不幸”？谁跟你宋英“我们”、“你们”的呢？宋英如果真是雷震的“亲密战友”、真是雷震的“忠实信徒”，身为雷震牵手的她，早就该摔掉那饭碗，不吃“嗟来食”，另起炉灶，这样才算不辱枕边人的真精神啊！

　　“惭愧”是不够的

　　宋英自承“惭愧”，“没有尽到监察委员的责任”，这绝对是不够的，身为雷震的这个老婆，怎能二十四年不发一言？怎能二十四年不打老虎，甚至连蚂蚁都不踩一下、苍蝇都不拍一下？这样的“监察委员”，怎么是几句“惭愧”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如果宋英不健忘的话，应该还记得：你在1950年1月16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上（第二卷第二期），曾堂而皇之的发表过《这是我们反省的时候了！——以工作代替责难》一文，那时候大陆丢掉不久，你是多么的意兴风发、多么的正经八百、多么的“工作挂帅”！如若不信，身为国民党政府“法统与饭桶”底下被害人的我，倒愿意服其劳，说几段宋英自己说过的话，给宋英回味回味。宋英这样说过：

　　我们今日的任务是什么？简单的说是要“反共”与“反攻”，一切工作应向此目标集中。……我们要达成消灭敌人的目的，必须做到下列二点：第一是祛除成见，团结一致；第二是提高工作精神，增强工作效率。此乃卑之无甚高论，但做起来也不一定很容易，如果人人能彻底做到这两点，不独台湾定可守住，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共产党必可打倒。必须袪除成见，然后能团结一致、然后能集中力量；必须提高工作情绪，增强工作效率，诸事始有进步，准备才有成果。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由于内部不能团结、由于工作没有效率，不能团结，则彼此猜忌，内部涣散，人数虽众而各怀异志，致被共党个个击破。

　　接着，她还对国民党政府充满一厢情愿的信心：

　　我们不独有军队，尚有警察、法院、交通、航空、国营事业及银行等等利器在手中，还有中统与军统的监视，用不着怕共产党来捣乱，倘若政府行政能尽量采取民主做法，使人民充分了解政府办法，则共产党之捣乱亦是不易实行的。

　　说着说着，宋英更以雷震之妻、“监察委员”的双重身份，要求全台上下“自我反省”：

　　我们今天应该从各部门切实检讨，应该天天站在自己岗位上反省，反省自己担任的工作做到了尽善尽美没有？自己做错了的地方已经改正了没有？有否以私害公？有无贻误公事？以冷静的反省发现自己的错误，以热烈的勇气改正自己的过失，尔后能日进无疆。其次，在今日失败的时候，切不可垂头丧气，要格外振作精神，加倍鼓起勇气，向前努力奋斗。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遭到十次的失败，每次失败后，辄检讨前非更勇往迈进，从不气馁、从不休息，最后所以能成功。中共于二十四年在江西失败后，走四川经西康过大渡河绕青海甘肃而至不毛之地的延安，那时真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但他们并未丧气而犹夸称为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我们今日情势之优，十倍百倍优于当日之孙中山先生，千倍万倍优于彼时之中共，我们只要振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打倒共产党绝不是很困难的事。……我们过去的失败，一切的一切，可都归咎于努力之不够，尤其觉悟的程度不到，我们今后要大家一心一德的努力，以工作来代替各种的责难，以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克服困难。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如能这样努力下去，则反共抗俄的前途是绝对有希望的，打倒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愿大家努力！

　　宋英在国民党“转进”台湾后不久，一下子要大家“提高工作精神”，一下子要大家“增强工作效率”；左一句“反省自己担任的工作做到了尽善尽美没有”，右一句“自己做错了的地方已经改正了没有”；东边问“有否以私害公”，西边问“有无贻误公事”，然后呢，宋英以喊口号的方式，希望大家“一心一德的努力，以工作来代替各种的责难，以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克服困难”，结果呢，她那一句“愿大家努力”之声，在1960年9月4日老公雷震被捕后，从此成为绝响，一绝响二十四年，这种笑话未免闹得太大了，此何以告慰于雷震？宋英这个监察委员，二十四年来既不监又不察、既不调又不查、既不弹又不劾，真不知她占着这个缺干什么啊？

　　宋英丢老公雷震的脸，这不只是她个人的事，她还须愧对所有的纳税人、所有为台湾民主运动受难的同志。以1979年冬天以来的国民党大逮捕为例，国民党虽然逮捕了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高俊明、刘峰松等人，但是他们的妻子并没有从此怀忧丧志、自暴自弃，相反的，许荣淑、周清玉、方素敏、李丽珍、翁金珠等，却勇敢地走向街头，与国民党展开斗争。这种“代夫出征”的从政模式、这种延续民主香火的大无畏精神，宋英午夜梦回，能不羞愧、能不拿镜子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吗？

　　由于宋英这次谈话，一些党外刊物跟着瞎捧一事，使我真忍不住要说几句责备话：你们这些刊物，未免太没有是非了一点！一个警察，如果一连二十四年不站岗、不巡逻、不抓小偷、不捉强盗，什么事也不做，只领干薪，而他在二十四年后，突然间在某一天大放一次厥辞（只是一次），骂起警察不尽责来，这样子厚颜的警察、这样子失职的警察、这样子责人而不责己的警察，难道还值得捧他吗？你们不捧捧二十四年，年年月月日日向国民党奋战不懈的自己同志，对这类流血、流汗、受难、坐牢的同志，无一言之褒、无一语之慰，遗忘或抹杀犹恐不及，却反过来，捧起这样莫名其妙的宋英来，你们岂不太莫名其妙了吗？你们的是非标准，竟是这种糊涂的、低段的、不入流的，你们作为党外，不觉得在丢党外的脸吗？党外有你们这些莫名其妙的同志，可真倒了八辈子的大霉了。别忘了党外是你的，也是我的，你们这样胡来，可真太他妈的了。

　　1984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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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使雷震有了遗恨？（李敖）

　　——给宋英的一封信

　　宋英女士：

　　向筠女士来，出示雷震先生亲迹，明许在其身后木栅房子一栋为向女士所有。今雷先生已去世数年，台端迄未遵雷先生遗意交付，非但无以对死者交代，对生者亦显失公平。雷先生为自由民主献身、牺牲，我当然关切他的身后事，并关切他的亲人的生计与权益，如此不但可使雷先生没有遗恨于地下，并且使世道人心公道信用得以维系于人间。台端是监察委员，以守正为职志，自然不会对死者轻诺、对生者寡信，想系职司监察事忙，以致稽迟的缘故。特此奉函，敬请即照雷先生遗意处理，俾免使人无法坐视而循舆论与法律以争公道。台端是八十开外的人了，“戒之在得”，古有明训，该分给别人的，也该分给别人了。如垂老之年，一切紧抓不放，与卑鄙之国民党何异？自为台端所不取也。我关切雷先生生前身后事，多少年来，迄未少衰，实不忍见台端无以对雷先生，夜不成寐，写成此信，对台端有以规劝，唯善人能受忠言，台端幸勿自误，此其时矣！此祝

　　大好

　　李敖 1984年3月18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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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雷震之女”的一封信（李敖）

　　美琳：

　　多谢你和雷妈妈来看我，多谢你从美国带来的礼物。回想1969年1月10日我们一起到安坑监狱看雷先生的事，恍如目前，那天我被安坑监狱政工官驱逐，不准与雷先生见面，至今想来，犹有余愤，那天看小老虎跑来跑去的情景，也记忆犹新。如今十五年过去了，小老虎自顽童而成年，雷先生由今人而作古，你们全家赴美移居，我在台湾一再入狱，浮云世变，也足可使多愁善感者感喟良多，可是我没有感喟，只有工作与战斗，这大概就是李敖之为李敖吧！

　　我年纪愈大，愈相信人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一种是说风凉话的（自己什么也不做，甚至阻止别人做事的）。我重视任何做事的人，看不起任何说风凉话的人，二十年前我写文章，就引出蒋廷黻的一段话：

　　在这个当儿，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应该打倒。我们要做事。我们要修路、要治河、要立炼钢厂、要改良棉种麦种、要多立学校，立更好的学校。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二十年来，我检定自己、检定别人的标准，都是看做事做出来的具体成绩，除此之外，一切苦衷、一切理由、一切等待、一切谦虚、一切吹牛、一切计划怎样怎样，都要鄙视，因为它们都没有做出来具体成绩，都不能算！

　　我是做事的人，我每个月都交出具体成绩给大家看。我对自己不能做事反倒给我做事造成阻力的，我会在一边向前迈大步时，一边踢他们一脚，把他们踢到路边去，我不相信这些人阻止得了我。以这次胡虚一选注雷震日记为例，宋英、傅正之流，他们千方百计来阻止，可是他们枉费心机，他们愈要阻止，我就做得愈多，并且证明他们是如何配合国民党，有负死去的雷先生，这就是我李敖的剽悍与正义。

　　你是雷先生最多托付的女儿，你的机智、勇敢……从胡适到李敖都是目击过的。1970年9月3日，我约外国记者接雷先生出狱，在国民党特务环伺之中，你悠然偷偷把和雷先生的约会告诉我，我至今难忘。如今雷先生已去，《自由中国》的种种，也日渐退入历史的尘网、退出人们的记忆。因此我劝你排除一切借口和困难，把你所知独多的一切，写出《我的爸爸雷震》问世。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

　　梁启超死后，他的女儿梁令娴和丁文江等合作，提供出一万多封遗札和家信，完成《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使梁启超的幽光潜德得以传世。幸亏他们做得早，否则都要埋没了。这一前例，我盼更能引起你的注意。总之，有关雷先生的真人真事，实在得靠你来写，才能得其真，别人就隔了一层，你再不写，有一天，连你自己都会加入我们，一起来责备你，那时候怎么办？所以，劝你返美以后，立刻做出进度，逐日完成，我们等着看。千万，千万！ 此祝

　　阖府大好

　　李敖 1984年2月21日晨

　　附：有关梁启超的女儿发扬幽光潜德的文证二纸，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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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爱荷华忆雷震》书后（胡虚一）

　　一九八二年初，前《自由中国》杂志社的老朋友，该刊唯一女性编辑委员（实际主编该刊的文艺栏）聂华苓女士，有大作《爱荷华忆雷震》一文，在海外发表。因为发表的刊物难于进口，直到最近，方能拜读。不过，我于拜读之后，觉得聂写此文，情意虽然深厚，往事虽大致合于实情；惟我认为还是有些失误缺憾，语焉不详之处。聂女士虽是和黄中兄同等资深的《自由中国》社编辑之一（他们两人并还是同在台湾省立台北商业职业学校的专任教师，聂教夜间部的英文，黄教日间部的英文和经济学），但恕我妄言一句，聂女士对雷先生及其创办《自由中国》的种种历程往事，或会不如我这个曾在坐牢前后，两度“留学雷家”（殷海光先生以前对我的戏言）对雷及其创办和主持《自由中国》的一切琐细文件，作过彻底清理，逐件阅读的胡虚一，了解的清楚。尤其我和雷先生同年出狱后再逢以来，直到他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病逝时，在这段时约八年多的时间里，恐怕无人能比我和晚年落寞的雷老先生，接触的时候多。其中有几年，甚至还是朝（两人相约一起爬景美沟子口的小山）夕（晚上我去他家，常常只有他和我们两人一起看电视。子女在外国，太太在打牌，男仆外头逛或看电影去了）相处，因此我们闲谈往事之多，恐怕也无人能比得上我了。因此之故，我才敢大胆作此上述的妄语。我说聂文忆写雷震往事，虽大致合于实情，而我窃以为其还不能免人感到有所失误缺憾，语焉不详等遗憾者，自是：

　　一、因为世上有若干的陈年往事，由于事隔多年，时久事远，常会使得曾经涉身其中者的回忆，感到长久疏远而模糊，因之记忆不清而生错，甚或完全忘记了。这种情形，我认为乃属人情之常，都难免的。譬如

　　（一）华苓女士在其大文中说：“傅正（中梅）成为《自由中国》编辑是在一九五七年底。”就把时间记错了。我记得傅正兄之成为《自由中国》编辑，最早也应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间，而非一九五七年底。因为一九五七年暑假，我由台湾东部的省立花莲工校，转到台湾南部的省立北港高中教书途中，曾在台北停留几日，拜望《自由中国》社的好友。在停留台北几日中，晚上我在和平东路二段十八巷一号的《自由中国》社客厅的榻榻米上打地铺（时金承艺兄和马之骕兄都住社内，两人同住一室），白天午晚两餐，总要去和聂家同住松江路一栋屋内的黄中兄家吃上一顿饭。（承林玉琛嫂关心，她见本人嗜食，暑假天热，最易因饮食不慎而生病，故她都要我尽量少在外头乱吃东西，最好逗留台北几日里，都到其家吃饭。但我只去其家吃晚饭，因午饭有时在《自由中国》社吃，有时拜候朋友，便在朋友家吃，自然也会在外，如黄大嫂说的“乱吃东西”。而去黄家吃晚饭的主要原因，是晚上可以见到黄中夫妇，那时尚是夫妇的王正路、聂华苓夫妇，因为他们都回家吃晚饭了，饭后我们可以多聊聊。）有时也在聂女士家打扰，和正路兄边吃边聊一阵。那时正路的赴美留学出国手续，都已办妥，只待南下坐船放美矣。记得我停留台北时，适巧正路华苓的一些好友同学，要设宴一家餐馆，为正路送行，黄中兄嫂也是参与送行者之一。我嗜食成习，素为好友所闻，于是黄兄夫妇，便把我也拖进了送行的饭局。当时同席者中，尚有多位我首次见面的陌生朋友。就在正路乘轮飘洋过海到了美国的同年底，黄中兄也终突破出境难关，于十二月中旬某日深夜，坐上了飞美的飞机，留学去了。我于黄中兄启程出境已无问题之前，得《自由中国》社朋友通知，特由南部教书的某地，专程赶到台北，参加该社部份同仁和友好联合在《自由中国》社内，设宴为黄中兄送行，宴后并合影纪念。（黄中兄和正路兄及聂女士，都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黄中和正路并在同年考取教育部的留学考试后，同时参加留学生的讲习，和到凤山接受留学生的军事训练，且同时申办赴美留学出境手续，原拟两人结伴同时启程赴美。但到后来，正路可以上路启程之际，黄中的出境，还大有问题，最后总算由雷震先生亲找黄少谷交涉帮忙，解决了黄的出境困难，比正路晚了四个月光景，方得登上飞机，启程出境。黄中去美时，其遗下的《自由中国》编辑工作，便由该刊主编文艺稿的聂女士兼做了快半年，方由傅正兄接手。这时已是一九五八年的春夏之交了。傅正兄在一九五七年暑假，方由借读的台大毕业。是年底黄中兄飞美时，他正在新竹某地的一所县中教书。）

　　走笔至此，顺便写段插曲于此：约在一九五五—五六间，雷先生等《自由中国》社同仁，曾有改“半月刊”为“周刊”，和筹设自己印刷场的计划。因改“周刊”，需增专业编辑两人。当时，由于殷海光和黄中两位先生对我的雅爱和推荐，我已是被雷先生考虑的人选之一。惟后来计划不遂而罢，我仍继续我的教书专业。及后黄中兄拟赴美留学前，又曾私下和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三位先生相商，拟向雷先生推荐我去接他的社中差事。但这次殷先生却不赞成了。事后殷告知我他这次不赞成的原因：“我觉得你为人忠厚憨直，生活朴实严谨，还是以留在学校里教书做学问，最适合你的个性。以前《自由中国》拟改周刊，要增人手时，我主张请你来，那是因为你在学校教书，只是代课老师，尚无教师资格，教书工作，并无保障。现在你已教书三年，已是取得教师资格的正式老师，故我认为你还是以教书为业，兼写点文章，工作和生活，都比较安定，靠得住些。”因殷先生不赞成我去接黄中兄的编辑工作，所以雷先生后来才考虑请傅正兄去。傅正兄曾在政工干校干过政工，他的这个经历，在雷先生和殷夏戴等先生商量时，殷先生也表示了“颇有疑虑”的异议。但最后还是由雷决定了。这也是黄中兄去美后，他的编辑工作，由聂女士兼代了半年的原故。我想这一插曲往事，聂女士或不致因时久事远，而全忘记吧？

　　（二）华苓女士在其大文中：“那时候，殷海光和夏君璐早已结婚，住在温州街台湾大学的房子里。傅正搬来和我们同住。他方方正正，很耿直，很认真，是一个湖南辣子。……”华苓在此，又有记错之处。我记得殷海光和夏君璐结婚生下女儿文丽后，还和聂的一家人，同住在松江路一栋寓所内。一九五六年暑假，我游台北小住时，承殷夫妇请我吃第一顿饭（黄中兄作陪），便请在这栋寓所内。而我和聂女士与王正路兄相识，也在此刻。殷夏夫妇于次年春搬去泰顺街（非温州街）台大房子后，他们一家三口住的一间大房（殷先生未结婚前一个人住的房间），便由黄中、林玉琛夫妇搬去住。（黄林夫妇原在和平东路租房子住。）后来黄中去了美国，玉琛带了个下女，还在和聂家同住。直到一九五九年，因拟赴美与黄中兄团聚，辞去铁路局上从工作，辞退下女，方搬去中和乡一家亲戚家住。到这时，傅正兄才搬去与聂氏母女一家同住。此外内面还住有一位《自由中国》社管发行工作的王佑祺先生。（王是由毛子水先生介绍给雷先生的《自由中国》社职员。）傅正兄与聂一家同住了约年把多，便因“雷案”之爆发，被人捉去了。他住的房子锁了一段日子后，便由《自由中国》社的一位负责会计工作陈佐老先生接住。（“雷案”发生时，《自由中国》社的会计，是这位陈佐先生，早非刘子英了。当时新闻报纸报导说“刘子英被捕时，是《自由中国》社的会计”，当是错误。聂文中也说到了这个新闻报导的错误。）这是我知的往日事实。不过这些往事上的时间记错，无关宏旨，没有什么的。但原是江苏人的傅正兄，又和聂女士一家同住一寓年余，却被聂文中，记成了“是一个湖南辣子”，那就真是记错得不近情理了啊！

　　（三）华苓女士在其大文中说：“雷震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他保证刘子英入台，并安插在《自由中国》社工作，就是因为他讲老交情。当时我和殷海光等人，认为那就是雷震身上残余的国民党作风。他家里有个司机老瞿，跟着他从大陆到台湾……。雷震坐公共汽车，司机用不着了。老瞿就帮他办些杂事，跑跑腿，也在《自由中国》社帮发行……”关于聂文中说雷震“保证刘子英入台，并安插在《自由中国》社工作”的往事，自然说得非常简略。雷先生久历宦海，不是全无阅历世故的人。他之所以保证刘入台湾，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关于此，我在后面再说。至于聂文说“他（雷）家里有个司机老瞿，跟着他从大陆到台湾”云云，也是她记错了。据我所知，老瞿根本不是跟雷从大陆到台湾的。老瞿怎么来台湾的，不清楚了。但老瞿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交通车，后经人介绍给雷家开座车的。自然那时候的雷先生，虽已办起《自由中国》来了，但雷还是国民党及其政府显要大员之一。他的《自由中国》，在早期还被国民党视为“鼓舞反共民心士气”的有力宣传刊物。连国民党负责宣传政策的大头目陶希圣，都函雷氏，探问需要“补贴”费用多少呢？至于聂文中说到“老瞿其人之死于非命”的往事，据我听到有关老瞿其人其死之流言传闻，可谓多矣。说来话儿长了，为省篇幅，只好暂不细表了。

　　（四）华苓女士在其大文中说：“《自由中国》三周年纪念会在台北的‘妇女之家’举行。社会名流，国民党官僚，党外人士……来宾有一百多人。胡适在台湾作第一次公开讲话。他一开头就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造个铜像。’那两句开场白引起久久一片热烈掌声……”我看聂文又把胡适作这次演讲的时间记错了。我记得胡作此演讲，应在一九五九年的《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而非一九五二年的《自由中国》三周年纪念会上。因胡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容忍与自由》的演讲中，公开赞誉：“雷震先生是在台湾争取言论自由朋友中，功劳最大的人，故我们应为他在台湾立铜像。”胡并请与会朋友一起举杯，敬祝雷身体健康。那时本人也参加了纪念会，躬逢其盛，亲耳听到。后来胡适的《容忍与自由》讲词稿，发表在《自由中国》第廿一卷第十一期上（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却没有胡适“要为雷震立铜像，称赞他争取言论自由功劳最大”的那几句话。雷晚年和我闲话及此，他说胡适讲词中的那几句话，在发表之前，都被他删掉了。现在想来，胡适发表那次《容忍与自由》演讲后，不到一年，不仅在台湾争取言论自由功劳最大的雷震的铜像，在台湾没有立起来，就连其个人的基本“人身自由”，也不保了！他争取言论自由的刊物——《自由中国》——也没有了！真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啊！

　　以上四例，是我这拜读聂文，发觉其忆记往事，有所失误之憾，而特为指出，并加订正者。

　　二、因为世上有若干往事，由于事隔多年的事过境迁，今非昔比，情势迥异；复由于涉身其事者之个人所处之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及其祸福得失际遇，亦会随着世情之白云苍狗，事物景状之沧海桑田，而有所改变，甚至大变，（像二十多年前“雷案”爆发，《自由中国》因之被迫停刊时的台北市，尚很少有高楼大厦的民宅，也很少什么“计程汽车”，满街驰跑的都是三轮车，而台北到景美，除了公路车外，还有小火车的铁路，景美还有火车站。所谓“大专学堂”，也不很多，即我初次兼授英文的私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才由职校升格专科不久，校门固是两根木桩，中悬几片写着校名的洋铁皮，而教室也只有寥寥几栋简陋克难房舍而已。可是廿多年后的于今，真是沧海桑田，一切大变了啊！）致使其对往日人事的一切看法和想法，也会有些改变；因之他在作某些抚今思昔的回忆时，难免会发生一些“昨非而今是”或者“昨是而今非”的感怀，而若有所忆述，则其忆述之事实真相，又或难免会和往事的本来面目，多少有些出入，此即所谓古人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也。譬如聂文中忆记和她一家同住一屋内之《自由中国》社专业编辑傅正兄，当年被人捉去时之一幕，自然都会感到往事历历如绘，犹如发生在昨日一般；而且读过之后，自然也都会对聂女士面临那种“特务来捉人”的恐怖气氛，所表现出的那种“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庄敬自强”的勇敢，表示敬佩，赞誉她：“真不愧是将门虎女”了！（据殷海光先生过去告诉我，说聂女士的父亲聂巨夫先生，和他太太夏君璐女士的父亲夏声先生，都是与所谓“国民革命军”甚有渊源的老牌军人，都早在北伐前后，便当了将军。聂巨夫将军在北伐军攻占武汉时，就做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徐复观先生那时便是他的属下，做卫戍司令部的军法官。而殷的老丈人夏声将军，则在北伐以前，就在国民革命军大本营所在地广州，当上了广州兵工总厂的厂长，而且也和徐复观在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同事过。后来聂将军在贵州率军追击流窜共军的一次战役中阵亡殉难，聂女士及其弟妹，便都成了国军先烈的遗属子女，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抚恤照顾。她的大弟，继承其父做军人的遗志，投军当了空军，也不幸在一次驾机空战中殉职，葬在台北的碧潭一处公墓。此即聂文所附雷震写给他的多笺信件之一中，对聂母逝世悼念说：“令堂大人仙逝。先生以最沉恸的辞语，表达子女悲哀之情，读之潸然泪下。令堂大人一生忧患重重，形容显得憔悴。惟她可以骄傲而对国家民族毫无愧色的，是自己的丈夫和长子，先后为国牺牲；次子业已学成，而长女更是台湾文坛上一颗光芒四射的慧星，她可以安然于泉下矣。”）以我坐牢前，教书假期，常到《自由中国》社走动，而和聂女士有过不算少的接触印象，出身将门，奉母极孝的她，不仅秀外慧中，而且端庄大方，待人诚恳，甚有学养。因之我对她在其大文中，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之回忆记述，自是深信她会“修辞立其诚”的。尤其我读了她忆述《自由中国》的程济（积）宽来告诉她：“雷先生给抓走了，马之骕也给抓走了，刘子英也给抓走了，《自由中国》社给抄了，文件稿子全部拿走了。”的时候，她很镇静地关心地问到“殷海光呢？”并告诉程积宽：“傅正也给抓走了，下一个就是我了！”的这几句话，对她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那股“临难毋苟免”的不畏缩精神，自更油生肃然起敬之感！

　　惟我感惜的，是侨居美国多年，现已是美国人太太的华裔美国公民的聂女士，写于廿多年后的这段神伤往事的回忆文字，怀念故人之情虽深，但就我所知廿多年前事情发生后的当时实情，似与聂文所忆情形，有些出入。我记得一九六〇年的九月四日是星期日。我教书的基隆学校又刚开学，授课并不忙。我照例上午在家做工作，并买点好菜回来，在宿舍厨房作炊，等候女友（我在中坜学校教书时，承一位很看重我的湖南同乡长辈，介绍一位台大毕业两年多尚无很好对象的大陆省籍小姐，和我相识。那时我才卅岁出头，教书颇有些虚声，工作努力，文章也写得还颇能赚点稿费。小姐廿多岁了，个儿模样长得也称清秀）来同吃午饭后，再一道上基隆或台北去逛街看电影去。等女友到一同吃饭时，我们打开电唱机的收音机，赫然听到“雷震涉嫌叛乱，已于上午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人”的新闻播出。我听完广播，很快吃完午饭，换了衣服，和女友一起搭火车去了台北。在车上我向女友抱歉一番：下午不能陪她逛街看电影上小馆，请她径回家去。因“雷震等被抓，我要赶去《自由中国》社看看情况。”女友亦很明白我教书以来和《自由中国》杂志写文章的友谊关系，更了解“雷震等涉嫌叛乱被捕”后我的心情。于是车到台北，我下车，她就自回中坜的家了。

　　我去和平东路《自由中国》社之前，先直奔住同安街的戴杜衡先生家。我一进入其榻榻米客厅，戴先生便很颓丧地对我说：“虚一呀，你来台北了。现在怎么得了！他们真的抓起人来了！他们真的抓起人来了！”我见本来弱不禁风的戴杜衡，此刻的精神，已呈崩溃的样子。我稍坐片刻告辞时，戴写了个小字条，托我即去其一位台大友人某教授家，代他取回几本书回来。（戴先生早年在上海求学写文章时，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觉悔向国民党政府自首后，便做了国民党，因此后来得进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当主笔，且一度代理过总主笔。）我替戴取回书后，即去和平东路的华国出版社看夏道平先生，未遇。我便去了泰顺街的殷海光先生家。殷太太替我开门进屋时，只见殷先生闭着眼睛躺在书房的长沙发上。我边走边问殷太太：“殷先生在睡觉？”他答：“没有睡，躺着闭起眼睛想心事。”我直入书房，殷仍闭着眼在问太太：“Mrs.殷，什么人来了？”她太太告他：“是胡先生来了。”然后他张眼坐起，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稍坐片刻，便一同去《自由中国》社一趟。”我坐下来，他边穿皮鞋边说：“迟早总有这一天的。今天终终来了。我听收音机播出雷先生已于上午被捉去，我就闭目躺在这儿，等捉我的人来。刚才你按门铃，我以为是捉我的人来了，结果是你来了。”他把皮鞋穿好，就去卧房取上衣，然后两人出门，穿巷过街，走到《自由中国》社大门，正遇程积宽挟着他常拿的那个大皮包，要出门去。他见我们来，便稍缓外出，陪我们进屋到上午被搜宅治安人员抄得七零八落的编辑室，马之骕、金承艺两人合住的经理部，大客厅一头的雷先生写看稿件的大书案处，看了一转，再稍坐一会，又回殷家。这时程积宽告我们：“雷太太下午来了又走了，今晚她大概要住社里，以便处理一些雷公被捕后的事，大概会回来吃晚饭。社里烧饭的阿拔桑害怕，不要干了，故陈佐老先生，已到其儿子家去暂住了。金承艺先生也出去了。以后雷太太住社，将在我家吃饭。胡先生等下来我家吃晚饭，我要秀燕多烧点菜。雷太太晚上在，恐怕来看她的客人多，社里已经没有人，聂华苓和王佑祺，因为上午警总人员去抓傅先生，把他们吓住了，所以两人，今天都未来社。胡先生晚上若无别事，就请来社帮忙照应一下，我一人实在忙不过来。等金先生晚上回来你再走，就是今晚睡在社里，等明天一早赶回七堵学校上课也不会误事。”于是我答应积宽，说陪送殷先生回家后，即回社来。但到殷家后，殷太太已准备了我在其家吃晚饭的饭菜，而且她留我吃了饭后，和她一起到《自由中国》社去慰问雷太太。于是我便留在殷家吃饭，未即回社，到程家（时就住在社内后院自己搭盖的一间小木屋内）吃晚饭。

　　我在殷家吃罢晚饭，便和殷太太夏君璐女士，带了还在念“再兴幼儿园”的文丽，同往《自由中国》社看雷太太。（殷先生看家未去。）到时进屋，见客厅内坐满了来看望和慰问的客人。我那时认识的雷家亲友，不像后来那么多。当时在场的，只有雷太太的女儿（雷凤陵、雷美琳、雷美梅）、媳妇（绍陵太太徐予安），还是小孩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以及几位叫雷太太大姐的“安徽帮阿姨”（这是雷先生对他们的戏言），是我以前见过认识的。（自然后来都很熟了。）殷太太和我一起向雷太太及其家人，表示慰问后，殷太太便加入了雷太太等女士们的谈话行列，而我因见金承艺兄已返，正在其房中，和我也相识的一位《自由中国》文友，政大教授李声庭先生谈着话，我便进房去和他们聊了。不一会，夏道平和宋文明两位先生来了。夏和雷太太的亲友都很熟，宋则不熟故两人慰问雷太太后，夏和雷太太等女士们在客厅内谈话，宋便也到承艺房来和我们聊天。承艺房原是马之骕办事的“经理部”（马未结婚时，和承艺同住此房），对门“编辑部”房内的电话声不断地响，承艺和我两人，轮流过去接听电话。再过一会，戴杜衡先生夫妇，坐着三轮车来看雷太太了。戴因身体素弱，适又轻微感冒，故只坐片刻，和熟人握手打个招呼，夫妇俩又坐原三轮车走了。走时他又招呼我说：“你离我家后，一直还未回去。下次来时，再去我家坐坐。”说了就在戴太太照料下，登车而去。戴夫妇走不久，殷太太也告辞，但小文丽此刻正和雷太太的孙子孙女，玩得起劲，不愿就跟妈妈回去，于是殷太太把文丽交给我，要我回去时，顺便带送她回家。我因要坐晚上十一点多最后一班由台北开基隆的火车回七堵，又要送文丽回家，故未到十点，我便向雷太太和承艺兄告辞。同时夏宋两先生，也一起告辞。到这时为止，我听到雷太太的朋友客人中，有一位提到：“怎么聂华苓一天都没来一趟呢？”而另一位接着说：“警备总部的人，上午到她住的屋里去抓走傅正时，也许把她吓坏了，她还敢来吗？”我们听了，都哈哈一笑。不过和聂华苓家、傅正兄同住一起的王佑祺先生，那天日夜，也未看见来看雷太太。夏宋两位坐三轮车走，我牵着文丽，走路送她回家。我把文丽交给来开门的殷夫妇后，我因要赶火车，便未进去，只在门外，听殷先生嘱我“以后学校不忙时，最好能常来走走”几句话后，便坐公车到车站，赶火车回七堵去了。

　　自雷震先生等被捕之日起，到十月中“雷案”判刑后，胡适于是月下旬由美经东京回台飞抵台北之夜止，我几乎每周要上台北两三次。都是下午没有课时，就上了台北的殷家和《自由中国》社。但在这段个多月的日子里，我就未在《自由中国》社内，遇到聂华苓一次。照说聂华苓是《自由中国》社的唯一女性编辑，当此“雷案”爆发，《自由中国》社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之际，倘她果如其廿多年后回忆往事文字中所说她当时所表现的那种“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临难毋苟免”和“不退缩”的勇敢精神的话，那末她在事发之后，就该在雷太太当时最需人支持帮助做事之期间，常常来帮助雷太太，才算是够道义的作为。可是，就我所知，在那段急迫需人相助的期间，成为雷太太在“雷案”文字上和精神上的支柱者，多是夏道平、殷海光两位先生。戴杜衡和宋文明两位先生，有时也会参与商议和讨论。而我有时也在座，或者做些转达与连络意见的“跑跑腿”的工作。（雷老太太最近曾轻视我“只能帮雷先生跑跑腿而已”，那时我倒真是为沟通殷夏等先生如何营救雷先生的讨论意见事儿上，“跑了不少的腿”啊！）但聂华苓不与焉。记得在“雷案”快要开审前夕，我某日下午去台北，去了《自由中国》社前，先到殷家。我一进殷的书房落座，殷便出示一份英文的简短信稿，说：“你来得正好，我上午刚写好这份拟寄台北一家英文报的英文投书，是以台大哲学教授殷海光名义投寄的。先请你这位英文文法家过目，看看有没有不合文法规则的错误？”我看后说：“你写这种东西，最好应找聂小姐多效点劳才是。因为聂小姐的英文比我好得太多，而且她是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科班出身呀！”殷则笑说：“你的英文也不赖哟。你也曾在台大英千里外文系，做过一些课的旁听生，而且也教中学英文很多年呀！”我又说：“你别这么讲了。我那点英文，如何说得上呀！即是在台大打过游击，偷学了那么一丁点，也总是‘野狐禅’，如何敢跟聂小姐正规科班比呀！”最后殷变正经起来说：“像写雷先生这等人言可畏的事的英文投书，聂是无此胆识来做的。程积宽来告我；说他在雷先生被捕之日，去松江路聂住处看看情况时，她显然已被去捉傅正的特务吓坏了，连和积宽说话，都躲在自己卧房内大声说，没有出房门呀！”于是我也便将在雷被捕日之夜，和殷太太同去社里看雷太太时，看见许多朋友来，独未看到聂华苓来的情形，告诉殷先生。而当殷向我还说什么“聂是女流之辈，女人胆子是小些，如何能和你这湖南骡子比呢？”时，我又回顶殷一句说：“你太太不也是女流之辈吗？那晚还不是和我一起去《自由中国》社看了雷太太吗？”殷才无话可说，只是笑笑。而这时还在工作房做衣的殷太太，好像听到我们一点谈话，便在外面说：“你们说什么事，又扯到聂华苓和我的头上来呢？”我听到也笑起来了。

　　以后，“雷案”定谳，雷先生的十年“牢狱之灾”是定了。《自由中国》社，也在我助雷太太处理下，自动停刊，关门大吉了。（我想，聂女士当年，果真如其二十多年后所写回忆文章中说的那么“处变不惊，临难不惧”的勇敢镇静，毫不畏缩，则“雷案”定刑以后，助雷太太办《自由中国》结束事务，以及后来再常去雷家协助整理雷及其《自由中国》社一切文件事务的人，应该是聂女士，而非殷海光找上我这个湖南骡子的胡虚一了。）以后，我又有两年多时间，常在教书的余暇和假日，都去台北市郊的雷家，做整理雷及其《自由中国》社的一切文件，直到我亦被警总的便衣人员捉去之日为止。（自然我交往已颇亲密，不算难看的女友，早因我常去“雷家留学”，假日冷淡了她，又未听她警告性之劝告，终于离开了我。自然她受其家人“怕她和我交往太亲近，累其安全”之影响，也是她终离我而去的主要原因。）在这段不算短的期间里，聂华苓虽也偶在星期假日，约偕夏道平先生，或是潘琦君女士，到乡郊雷家来看望雷太太，探问狱中的雷先生的生活和健康近况，有时还陪雷太太打几圈卫生麻将。（他们在雷先生书房一头打牌，我则在书案上做整理文件的工作。）只是次数毕竟太少。惟这也难怪，华苓那时的工作也多而忙。她是台湾省立台北商职夜间部的专任英文老师，晚上要去学校授课。她又在台大文学院兼了点课，（关系由胡适之向钱思亮和沈刚伯两人推荐的，不知确否？）且还兼课到台中的东海大学文学院去了。不仅教课忙，又在吴鲁芹先生的介绍照顾下，为美国新闻处，做些翻译台湾名小说为英文的工作，自然忙上加忙了。故这段长时期里，华苓来雷家次数太少者，倒确是她工作太忙，而非“被捉人的特务吓坏，不敢来了”。有时候，雷太太遇事须找聂女士商量时，还是由我代她“跑跑腿”去松江路找华苓的。（那时没有现在电话连络的方便。雷家没有电话，有必要须打电话，雷太太都借用一位庄姓邻居家的电话。）像在南洋大学教书的台湾名作家孟瑶女士（本名叫杨宗珍），有次托夏道平先生来商雷太太，要将其前在《自由中国》连载后又出过单行本的小说纸型本，买去另印集子时，雷太太便请我帮她“跑跑腿”去商问聂华苓“有没有打纸型本”？聂告我有，并烦我代她替雷太太找出，交给夏先生转给孟瑶女士。我自然遵嘱照办了。孟瑶出了约两千元新台币给雷太太，算是买回其小说的纸型。而雷太太却送了四分之一，新台币五百元给我，大概算是替她“跑跑腿”，和“代华苓替她找出孟瑶小说的纸型本”的“慰劳金”吧？我这样就聂文回忆中的往事，说了一大堆“是什么往事，就说是什么往事”的啰嗦话，也是因我自认为廿多年前，《自由中国》时代的聂华苓女士，是我的一位“以文会友”的好友呀！

　　三、大致凡人忆及一件重要往事，若故作扑朔迷离的迷糊情状，或者避重就轻，则对此重要往事，倘非确实不知当时真情，便是对当时实情，有所困惑难言之隐；再不然，或是因个人遭际变迁，不论工作或生活环境，均已随世情转变，而大异当年，致使对往事及其当事人物之观感，不能不“别有说辞”也。苟其人其言，变异如此，则偶因事故，钩引其对当年往事的“别有说辞”，不仅会难免是非混淆，甚且还可能会诉诸其个人的好恶，而发生逻辑上所忌犯的所谓“诉诸感情的谬误”（A fallacy of appealing to emotion）。一个人对一件重要往事的口忆，要是回忆到这般光景，则他的忆记之言或文，便会对那件被忆大事的真实（truth），产生出一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假象（faultful image）也。

　　所谓“历史”者，或本就是过去时代的许多往事之积累也。而所谓“真理”者，又或本就是“是什么就说是什么；是则是之，非则非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易言之即“肯说和敢说老实话”也。倘人们回忆往事时，因受世变影响，不能给当时往事，还其“当时本来面目”，而竟在“回忆”一番之中，为往事的当时真实，造成“假象”，尽管非出故意，而其回忆之言或文，要亦会为识者所疑虑。轻言之，有时会不值识者之一笑；重言之，则更有损历史求真立信的精神也。本人不敏，本着这个“信史在真理中”的读史信念，再就拜读老友聂女士大文中谈《自由中国》事，举要一二，说说明我两度“留学雷家”多年的一点观感看法如次：

　　（一）华苓在其大文的“恨铁不成钢的国民党人”一节内说：“一九四九年，我刚从中央大学毕业，就拖着母亲弟妹一大家子人到了台湾。我急着找个工作养家，听说有个什么《自由中国》杂志要出版了，需要一个管文稿的人。……”我看了这几句，尤其是“听说有个什么《自由中国》杂志要出版了”那一句，使我颇有疑虑纳闷之感！我颇疑虑，这位在《自由中国》一开办就参加了编管文稿工作的聂女士，是否当初连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这班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同志，为何要连络胡适之、傅斯年、蒋廷黻等这班信仰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者，来创办这个《自由中国》刊物的个中原因，真的不知底细及其背景？还是在廿多年后写此回忆文字时，故意装迷糊，以便“别有说辞”呢？惟我读完同节文字，看到华苓说出：“《自由中国》创办时的发行人是胡适，他那时还住在美国。雷震是杂志的实际主持人。……《自由中国》编辑委员有十人左右，其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学者名流，如毛子水；也有国民党官僚，如杭立武；也有血气方刚，有理想的斗士，如殷海光。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且督促国民党政府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而《自由中国》对于自由与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是国民党政权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不会有严重的冲突。”等这番话，于是我的疑虑消释。我认为华苓对国民党内“民主开明派”人士如雷震等人，为何要连络胡适、傅斯年等这班信仰自由民主的学者，来台湾创办《自由中国》的原故和背景底细，是明白的；她开头那句“听说有个什么《自由中国》杂志要出版了”，并非故装的“迷糊之辞”。而且她大文第一节的标题：“恨铁不成钢的国民党人”，正说明了雷震等这班国民党内的“民主开明”派人士，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大陆军事惨败，开始分崩离析，失去大陆山河之际，要连络胡适、傅斯年等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的基本心愿。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这班国民党人，那时之所以要连络像胡适、傅斯年等这班信仰民主自由的学者名流，合组创办一个鼓吹“民主反共”的刊物《自由中国》，借以集结一切民主反共的知识和力量，俾使从中国大陆死里逃生到台湾来的国民党，可以从惨败中，得取教训，救亡图存。只可惜华苓就此说得太不够。因为就我“雷家留学”研究《自由中国》的创办原始所知，雷先生早年在还当翁文灏内阁中的特任政务委员，蒋介石还未从总统职务引退，让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前，就已经和还在当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杭立武、外交部长的王世杰，以及还在南京主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开始商量，要商请还在北平做北大校长的胡适之，出面领导信仰自由民主的知识文化界，创办言论机关，来团结一切自由民主力量，反对极权的共产主义。故一九四八年年底，胡适等北平学人，由政府派专机，刚把他们从炮火连天的北平，接到南京，傅斯年已发表台大校长新职，尚未赴台履新之时，雷、王、杭等，便和胡傅等商谈今后反共情势，拟即在京沪筹办民主反共的报刊，鼓舞反共的民心士气，且更积极展开创办《自由中国日报》和《自由中国周刊》的筹备工作了。可惜战局的即速恶化，使得他们的这一工作，不得不半途而废。但终在延搁约半年之后，雷在杭立武（时已是教育部长了）的催促之下，于厦门前线助战失败回台北未及一月，就匆匆忙忙地把一个《自由中国》杂志，在其台北市金山街的家宅内，开办起来了。李中直和聂华苓，就在这个时候，参加了办在雷先生家宅内的《自由中国》社的实际工作。关于台北《自由中国》开办前的那些往事历程实情及其有关原始资料，华苓也许真的不如我知闻详细；她或许更不如我有“雷家留学”，亲手逐件翻阅过那些创议筹办《自由中国》报刊的第一手原始文件的机会。故她的大文忆及这方面往事的语焉不详处，由我胡虚一来为之补充，想必为华苓所乐愿的吧？

　　（二）华苓在上面我引录其大文中，尽管也说了：“而《自由中国》对于自由与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是国民党政权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不会有严重的冲突”的这些话；可是，这些话实在只是华苓很天真的“wishful thinking”罢了。《自由中国》的有些改革主张，却很难为国民党所容忍，终至与现实权力，起了严重冲突。而冲突严重之极点高峰，便是“特务来捉人”，爆发了所谓“雷震叛乱”案，迫使《自由中国》不得不自动停刊，由殷海光、夏道平两位先生，请我去协助雷太太宋英女士办理该刊“关门大吉”的结束后事了。

　　华苓在其大文中，略记了一九五一年上半年，《自由中国》因其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所遭受的政府压力；也略记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自由中国》因其为蒋介石七十大寿特出版“祝寿专号”，而引起国民党的许多刊物之围剿，特别是由军方政工系统所直属或支持的言论刊物；而最后较详细地忆记了“雷案”发生时的“寂寞的星期五”那一节文字。其实，华苓所记因一篇社论和一期“祝寿专号”所引来的国民党压力和围剿，只是《自由中国》因言贾祸事件，最为突出，极受社会世人瞩目关心的两次而已。至其余因“争取言论自由或说了点老实话”而受到的国民党打击和困扰，还很多呢！（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当年，华苓和我，都是台湾公立中等学校的专任资深英文老师，只因她写的文章，都是“软性的毛线”文艺文；而我写的，多是“硬性石头般”的时论文。所以她虽兼做《自由中国》的专业文艺编辑，却仍可安于其公家学校的教师专业工作；而我胡虚一在公家学校，却因写了所谓“反调谬论”的文稿，而引起学校的“党国安全”人士的“惶恐不安”，必图除之方感“安全”，弄得我的教师职位，时感不保，那个可怜的穷苦教书饭碗，常频临被人砸破的边缘。此亦我结识的一位较好女友，终在“雷案”爆发之后，在其家人以“安全为虑”的压力影响下，不得不离我而去的原故也。惟女友家人的所谓“安全为虑”，也不算错，因女友与我分手，不过两年，我就当上“叛乱犯”了啊！）像《自由中国》，自发表《政治不可诱民入罪》社论后，便在印刷上触礁，遭受困难（这便是雷先生等《自由中国》社决策编辑同仁之所以考虑筹设自己的印刷工厂的原因），“祝寿专号”受到国民党大力围剿后，印刷厂受到干扰和困难，就与时俱进，愈来愈大，困难得非要己回台湾当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之出面向黄少谷乞援求助了。凡此等事，是常和雷、黄中、傅正等一起在印刷工厂，校对稿子的华苓，知之最详，印象最深，很值得她回忆一番的啊！再说她文中忆记《自由中国》两次文字之祸患，也许时间久了，又多年侨居外邦，故她不仅说得简略，而且即此简略忆记之中，还颇有些漏误呢！于是我读老友怀旧大文及此之际，似乎就有些不能已之言，涌上心头，不吐不快了。谅此区区愚怀，或会为老朋友的华苓女士所体谅吧。请容述于下：

　　我窃觉得，华苓大文忆述“《自由中国》因其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而开始了与国民党统治权力的正面冲突”的往事，似嫌说得简略而笼统。而她因此次事件，对胡适所作的一些评论意见，似更会引起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士，对胡适发生无谓的误解，乃至恶评怨责。关于《自由中国》社的这件“文字风波”，我曾在一本《辛亥》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拙文《谈辨别是非——兼记自由中国杂志早年的一件“文字风波”》内，曾早就加以记述。而且我引据此次有关原始文件，第一手材料，就事论事，说得比华苓的大文记忆，要详细多了。我盼望久居美国的华苓，有朝一日，能看到我的这篇拙文。我现在就聂文忆记这次文祸事的若干话，再想一申鄙意者，有下二端：

　　第一，华苓大文说：“保安司令部将该期《自由中国》扣押了。据说保安（副）司令彭孟缉还要抓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吴国桢出面干涉，《自由中国》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我觉得华苓的这番回忆话，很需加以补充解说，方能使其中的“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出面干涉，《自由中国》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才算了事”这几句话的真实情形，显露出来。倘要达到这点，自然是最好能一读我在七十一年八、九两月发表的《谈辨别是非——兼记自由中国杂志早年的一件“文字风波”》这篇拙文。只是发表拙文的《辛亥》月刊，当时行销不广，今又两年过去，读者或难检阅到了。为补充解说华苓在其大文中的忆事真情，我不妨再把拙文就此事实的记述，录要以供参阅。

　　首先说所谓“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出面干涉”的实情。这是因为保安司令部鉴于《自由中国》发表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发了他们“设下陷阱圈套，让犯罪人上钩”的恶劣作法，给他们的威严颜面太难堪，而其保安处长吴仙洲少将，复径与《自由中国》社交涉，得不着要领后，这才由其副司令彭孟缉签办公事，请兼司令之省主席吴国桢，核准他们“捉拿该篇社论的撰稿人”，并予《自由中国》社以严重警告。但吴国桢和雷震是识交多年的老友，而王世杰又同是吴雷两人的老上司，更多了这层关系，岂会轻易批准其副司令以下部属签请“拿办《自由中国》撰稿人”的公事的？不仅没有批准“要捉办人”的公事，且还知会当时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后，下令保安司令部，立即将派往金山街雷宅（《自由中国》社在其中）门口严加监视的便衣特务人员撤走。（这自然也是由于雷震分别打电话向吴国桢和黄少谷两人提出抗议的结果。）华苓文中所谓“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出面干涉”的往事，便是如此。

　　次说所谓“《自由中国》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才了事”的实情。吴国桢没有批准彭孟缉签呈要“捉人惩办”的公事，又知会黄少谷后，下令保安司令部立即撤走监视《自由中国》社的便衣特务，这对于保安司令部的涉及此事的人员，自会有些颜面难堪，威严受损，当亦不会就此罢休的。同时，《自由中国》的代理发行人雷震（发行人是住在美国为国民党政府作反共宣传的胡适），那时还是国民党的重要资深党员，且还是中央改造委员会的中央设计委员，又还保有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官衔。保安司令部的彭孟缉，不论党政官历，如何能比得上雷震，要想在这次文字风波上，想把雷主持的《自由中国》社整垮，也非易事。而且仅为一篇批评了保安司令部人员设陷套诱民入罪的作法不对，就要大摆“捉人严办”的军方威风，即当时国民党中央改造会的秘书长张其昀，第四组主任陶希圣，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等人，也不以为然。可是，实际由副司令彭孟缉主持一切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省主席吴国桢兼保安司令，只是挂名。惟雷先生晚年和我谈述此事时，则谓吴当年出任台湾省主席之时，所以要兼保安司令者，即为防范保安司令部之军人“持势乱来”之故。而且吴视事后，并要求彭孟缉，凡涉及重大案件要捉人时，一定得要送请他批准才行，所以彭的保安司令部不满《自由中国》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要捉人时，就不得不签办公事，向兼司令的省主席吴国桢请示定夺了），毕竟也是属于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维护治安的军事机关。国民党的党政首要人物如张其昀、陶希圣、黄少谷等，也不得不给其保安司令部的彭副司令一个面子，于是他们便出面居间调停发生在雷震的《自由中国》和彭孟缉的“保安司令部”之间的“文字纠纷”了。在他们看来，发生“文字纠纷”的两造，都是“本党同志”，自然是要把纠纷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诚如陶希圣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四组给雷震的代电中说的两句话：“刻已尽力使其不至诉诸法律，务望特为注意今后不再有同类事件发生”。故分由张其昀（去疏通彭孟缉）、陶希圣、黄少谷（两人去疏通劝说雷震“让点步”）三人居间疏导调停的结果，方有《自由中国》再写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的社论。（据雷先生晚年和我闲话往事及此时，告谓这篇社论初稿内容拟好后，雷为慎重起见，特持送陶希圣先过目，陶仍觉内容有所不妥之处，于是雷就干脆请陶斧正一番后，再行发表，以策“安全”。故《自由中国》后来发表的那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社论，实际等于是陶希圣写的。）这便是华苓文中所谓“《自由中国》再写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社论”之由来。

　　第二，华苓以为《自由中国》再发表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社论“赔罪道歉”后，就“没有事了”，又可谓“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依我所知，不仅非“没有事了”，而且“事还多多”呢！我长话短说吧：先是住美国纽约的《自由中国》发行人胡适，看到《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后，大大激赏这篇文字写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可是当他正要写信给社中同人道贺时，他又看到了《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社论，和香港《工商日报》一篇提到“《自由中国》社论引起军事机关不满，使言论自由受到损害”的文字后，便推断后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社论文字，“必是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来的赔罪道歉的文字”！（虚一按：后来胡先生当然知道这篇被他推断正确的社论文字，“是经过陶希圣大笔斧正过”的事实了。）故华苓在其文字中，在“《自由中国》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之后，所加上的“赔罪道歉”四字，实在只是胡适当时的一种推断之词，惟胡的当时推断，不错而已。于是胡便给雷等《自由中国》社的同仁，写了一封要辞去“发行人”衔名的函件，一来表示“百分之百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表示“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在信中，胡适还说：“此信（除最后括号内的小注）可以发表在《自由中国》上吗？《自由中国》若不能发表‘发行人胡适’的抗议，还够得上称《自由中国》吗？”雷等《自由中国》社同人，特别是华苓自称“我们站在殷海光一边的少壮派”（虚一按：其与所谓“少壮派”对立的，便是华苓所谓“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的“毛子水派”），读了胡信之后，自要尊重其发行人的意见，来函照登，要将此信，除胡适信中写明不可发表的“最后括号内的小注外（虚一按：这不可发表的“最后括号内的小注”文字是：“我今天正为‘诱民犯罪’，‘栽赃’，‘诬陷’的另一件大案子，写信给国桢主席与雪屏兄！”文中说到的“另一件大案子”，后来我承晚年闲居家的雷先生，详细说给我听。我听了之后，真是为中国人权苦难而难过！我曾请雷先生将其所知，写之成文，但他那时体力因病日衰，记忆力也日渐不行，便要我将来去照他告闻我的事写出来。这案说来非三言两语可罄，只好暂不表记于此），公开发表出来了。

　　其次是上述胡适的来信，经过《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会讨论决定公开发表之后，很快便在是年九月一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五卷第五期上发表出来了。可是胡信刚一发表，暴风雨又来临了。国民党对此之不满和谴责，朝向雷震及其《自由中国》了。主管国民党文宣政策的陶希圣，除又行文《自由中国》的雷震同志，对其“公开发表胡适来信”之不当，有所指责，陶更电话抱怨雷震，在未和他与黄少谷商量一下，便径发表胡信，认为“不够朋友意思”。（说到这里，我顺便插说一件事，即我前面所提一篇拙文《谈辨别是非》，在《辛亥》月刊发表后，有些朋友看到文内述及此事，曾都向我发问：“虚一兄，雷震怎会和当过汉奸的陶希圣做朋友呢？”我那时也曾和问我这话的朋友讨论过。我认为论事应该分清事情发生的时间阶段，论事的是非，尤不可因人而废言，“朋友皆是，敌人全非”。“陶希圣随汪精卫出走，当过汉奸”是一回事；可是在《自由中国》与台湾保安司令部发生文字纠纷，陶希圣确与张其昀，黄少谷等人，出面来排解纠纷，又是一回事。倘雷陶若无一点“朋友之交”，陶在排解这件“文字纠纷”事件上，似乎不会比较偏向《自由中国》方面的。因为雷和我闲话往事及此，曾向我引述过陶希圣当年向他劝说的几句话：“儆寰兄，我劝你在这件事上，让一点步，并非是我偏袒彭孟缉，也非我赞成他手下那些无知无识的人那种搞法是对的。可是纠纷发生了，兄岂不知中国一句俗话：‘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你要知道，我们都是文人，文人遭难，文人岂有袖手旁观，不去救助之理！”这几句引用陶希圣语，是出自老年出狱的雷震之口，似应为雷的友好所采信，至少我这个听雷震说此话的人，是相信的。故雷之后来愿将《自由中国》另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社论稿，先送陶过目，甚至索性请陶斧正后再行发表者，或亦是因陶对其说了这番“尚够朋友意思”的私房话故。衡此情事，我们总不能说，在陶等出面调解《自由中国》和台湾保安司令部之间的文字纠纷时，雷陶两人，“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吧？我这样说，或许也会得到老友华苓女士的同意吧？）后来这事件发展到，不仅国民党中央的纪律委员会，行文给雷震，要准其第四组所提“议处雷震同志”的请求，限其于“文到十日内，提出答辩书”；而且雷在同时，又收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一张“以雷涉嫌某家商行套汇美金，违反国家总动员法渎职案”，而“传讯”他的正式传票，可谓“事态情势，十分严重”了！所幸雷震提出的长文答辩书，振振有词，引法援典，答辩理由充足，不仅未受到国民党中央纪委会的议处，且使纪委会主委马超俊等人，到雷家登门道歉，并加慰问。而保安司令部之“传讯”事，原来是是年元月，雷和洪兰友两人奉蒋介石之命，前去香港公干时，顺便为台湾朋友，带了一点美金外币去救助逃港亲友之事。不“讯问”则已，“讯问”起来，问题就大了，因为连当时的司法院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唐纵，和总统府的副局长曹圣芬，都托雷带了一些美金去接济逃到香港的亲人。而且和雷同去香港的洪兰友，也受台湾友人之托，带了些美金去香港，为何只“传讯”雷震而不“传讯”洪兰友呢？于是这来势汹汹的“严重情势”，又一变而为“不了了之”。最后由黄少谷、王世杰出来打圆场，把当时行政院长陈诚亲覆胡适，颇表歉意的私信底稿，交雷发表在是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五卷第六期上，方结束了这件“文字纠纷”。至此，整个事件，才真如华苓说的：“这才了事。”

　　我想，华苓大文内所说“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吴国桢出面干涉，《自由中国》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云云的往事真实，经我上面加以补充说明后，就会使得“欲知此事如何”的人们，更加清楚了。至于华苓就此次“文字纠纷”事件，在文内对胡适所说的评论意见，我拟留在下面谈“胡适与雷震若干往事”一节内，合并一起，去和华苓老友来讨论。又华苓在其大文中，所提《自由中国》上的几篇文章，也都与《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样，构成了对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权力，相当程度的震撼！虽然“纸贵洛阳”，受人称赏，但亦引来不大不小的国民党权势的困扰。如《抢救教育危机》的读者投书（虚一按：此文出自金承艺兄手笔。时承艺尚是台湾省立师大附中的正式老师），极受学校师生的欢迎，但却断送了“革命快四十年”的雷震之国民党党籍；又如《自清运动要不得》的社论（虚一按：此文出自黄中兄之手笔），系对国民党实行“党员自清运动”的老实批评，当时脍炙人口，连国民党员都争购一读，说写得不错，使得该期《自由中国》大大畅销。而华苓还说那期《自由中国》的“祝寿专号”，因为内面文章，“批评了蒋介石性格，违宪的国防组织，和特务机关”，虽“引来国民党许多刊物的围剿”，却“轰动一时，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只是在此，华苓又记错了再版次数。她说“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其实那期“祝寿专号”，自一九五六年十月卅一日出了初版后，不过半年，竟连续再版到十一次之多。我上面刊出那件《自由中国》的“祝寿专号”封面，便是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出的第九版。这真是“轰动一时”，破了中国杂志史上的空前纪录了。

　　（三）华苓在其大文中，还特别提到了两位《自由中国》社的职员同事，一位是初期任“会计”的刘子英，一位是始终担任着“经理”的马之骕。华苓和刘马两位同事的时间，是前者短而后者长；而她对他们的观感，由其回忆文字看来，是鄙夷刘而称善马。我想当年在《自由中国》社和华苓同事的编辑与职员，人数也不是太少，华苓并未一一忆及，而独忆记了刘马两人的一些往事，这大概是因为刘马两位，也因“雷案”而坐牢多年之故吧？（刘子英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马之骕先被判刑五年，后经声请覆判，改判感化三年。两人出狱后，都和我重逢相见过，马还和我同在成舍我先生的世界新闻专校一起教书过一段长时期。）

　　说到刘子英这个人，因其做人差劲，不善处人，故华苓于今回忆到他，还说“因为雷震的老部属刘子英作威作福，俨然一副主子面孔”；又说“同事全讨厌他，叫他‘奴才’。”雷震出狱后，和我闲话提到刘子英，对他的为人，亦甚无好感，惟对其办事的干才，却很夸奖。我读华苓文，觉其似不值“雷当年保证刘子英入台，并安插他在《自由中国》社工作”之往事。可是华苓对刘子英由中共占领之大陆南京，逃到香港，一再央求雷震设法保他入台时，雷在念旧怜困情份下，甚有不得不照顾这个多年旧属，出面保他入台，并安插他在《自由中国》社工作的苦衷，或会有所不知；即略有知闻，恐亦不详。雷的这番苦衷，后来都写在他出狱家居消遣的回忆文字里，此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由香港一家“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的《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篇》（虚一按：雷在撰写此稿时，我是唯一协助他清理资料，校阅稿文，改正错误的人。香港出版的书内前面所附雷震手稿一页中，尚有我校改错字的笔迹），想住美国多年的华苓，早看到了吧？而主持《自由中国》的雷震，其被控之“掩护匪谍罪”之所谓“匪谍”，便是在香港求雷保证入台后，并安插在《自由中国》社充当会计工作的刘子英。刘子英是否真是“匪谍”呢？尽管他在“雷案”的军法审判中，被判认是“匪谍”了，但雷震却一直不认为刘这样的人，能适合当“匪谍”的。雷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的那册《雷震回忆录》书中，就花了很多笔墨，去评说刘子英其人其事，和他对刘的观感；而且还说“刘是被政府特务机关用来陷害他的所谓‘御用匪谍’”。我和雷出狱后年余，刘子英也刑满出狱了。这时候，所谓“雷案”早成事过境迁的往事了。故我和刘重逢话旧时，曾数度拟陪他同往雷家看看雷去，我还说：“大家牢都坐完了，雷公或会谅解你当年在军事法庭当不得已之‘匪谍’的苦衷的。”只是刘就是不愿去。我想他或是因真当了雷说的所谓“御用匪谍”，不好意思去看雷吧！自然我在这时，也不便直问刘子英：“你在被捕后的‘雷案’中的‘匪谍’角色，究竟是不是背后有人指使你做来陷害雷公的？”不过，有一次金承艺从澳洲来台度假，我们两人单独在其南港中央研究院借用的研究室闲聊往事，谈到“雷案”和刘子英时，承艺说的几句话，使我感触甚深。他说：“要说由大陆逃经香港经人保入台湾的人，都涉嫌‘匪谍’的话，那不要把关‘匪谍’的军事监狱牢房挤垮才怪！刘子英的保人，若非雷公，恐怕他也会跟很多由大陆逃往香港来台湾的难民一样，平平安安过日子，当不上‘匪谍’的。又如果刘的当‘匪谍’条件不够，那么马之骕当年由北平随所谓‘共匪南下工作团’逃出来，到台湾被抓也由雷公保释的情形，就会很有当上‘匪谍’的资格’了。”承艺此话，虽是笑谈一句，但谈笑之中，实在也寓有无限的辛酸之痛啊！

　　我们再退一步说，就算刘子英由大陆逃出来，请雷震保他入台，“有问题”。可是刘一逃到香港，就把他留住“大陆匪区”内一年的亲身困痛感受生活，都老实地写出来了；而且雷在保他入台之后，便将他写的《南京变色一年记》稿本，印成单行本出版，作为反共宣传的《自由中国》社丛书之一种。若照此事实看来，刘子英会真是“匪谍”吗？而雷震又真的“包庇掩护”了“匪谍刘子英”吗？我出狱后，再度于教书余暇，助年老的雷震，整理其日记等一切书稿文件时，曾发现到刘子英当年在以“仇子奇”笔名所撰并出版的这本《南京变色一年记》小册子。雷并将之送我存作将来写《自由中国》社往事的材料了。那时我问雷：“当年刘子英撰写并出版此书时，为何不直用真名，而用笔名‘仇子奇’呢？”雷则反笑问我：“刘子英一家八口，他以妻儿家人作人质，一人逃了出来；他若以真名发表其《南京变色一年记》，请问你，他留在大陆的那一家人，还要不要活命呀？”雷的这一问，倒把我问得只有黯然神伤了！我想我写的这些有关刘子英的往事，华苓也许不大清楚吧？又尽管华苓对刘的为人，甚是鄙夷，但她看了我因读其大文，所作的补充，或也会和我一样，为受过苦难折磨之人，而黯然神伤吧？

　　至于马之骕，华苓的回忆大文，对他尚存好感。惟忆马新婚不久被抓进牢里情形所说“因为他‘潜伏待机活动’。”的话，以及她忆“雷案”诸人被判刑情形又说“原来刘子英和马之骕用来□□雷震的工具”的话，自是指马和刘一样，都有被政府特工逼成陷害雷震的“匪谍工具”的可能。凡熟识马的朋友，无不知他曾藉参加“共匪南下工作团”逃出北平的，也无不知他来到台湾不久，因保其一同流亡同学来台入境出了问题，被治安机关捉去关了一段日子，由其昔日一位教授老师王聿修央求当时还是我们要员的雷震，保释出来，且加入了《自由中国》社工作。但无人相信马会是“匪谍”。可是《自由中国》的文章言论，逆忤政府当道后，一些和该刊作对的人以及特务，常扬言“有‘匪谍’潜伏在《自由中国》，待机活动”云云。这些流言所指，自然是“非牛（刘）即马”也。（朋友的戏言。）刘子英到台不久，他写于香港带来台湾的一小册《南京变色一年记》，已由《自由中国》社为之出版；而马呢，出狱后的雷震先生也告我，马也在民国四十五年间，在《自由中国祝寿号》出版以前，就其“当年随‘共匪南下工作团’逃出北平”及“来台坐牢由雷保释、参加《自由中国》社工作”等往事，以一个国民党员身份，写了一份颇长报告，呈给其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并多抄一份分呈雷震核阅。这事我坐牢以前不知，不知华苓得闻否？我出狱后，再助雷整理其一切文件时，不仅发现了刘子英的《南京变色一年记》，也找着马之骕民国四十五年七月十九日亲笔写呈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厉生的那份报告之呈雷的副本。雷见我找出马的报告，看了一遍，对我感叹说：“马之骕也真是倒霉！他当年藉参加‘共党南下工作团’逃出北平之事，早就向国民党的张厉生报告了，但后来在‘雷案’中受审时，仍被人以这事当作‘匪谍’来判刑，真从何说起！”雷亦将马的几纸陈旧的亲笔报告，交我保存，作我将来眼好写《自由中国》往事的材料。我今在此写出，以补华苓忆记之不足。这或可告慰雷对我的嘱托，亦或可邀华苓的“嘉许”吧？

　　四、留学日本十年的雷震先生，自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秋，学成回国，刚好赶上北伐（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北伐军，由福建攻到浙江了），迅即当上了光复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时教育厅长是蒋孟麟，见到一表人才的日本留学生雷震，学成回国，便派他去其母校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雷接校长不久，蒋孟麟就高升到南京去当教育部长了）。自此时起，迄于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六月，雷以汤恩伯总部“顾问”身份，助汤抵御共军，保卫上海，没有守住，由广州飞来台湾时止，在此二十三年中，他的漫长从政服务公职生涯，除了以服务有“中国战时国会”之称的“国民参政会”的十年为最长外，其次便要算在教育服务五年多的时间了。（时教育部长是王世杰，雷任总务司长。）雷在教育部服务五年多的时间了。（时教育部长是王世杰，雷任总务司长。）雷在教育部服务五年多，因为他深得部长王世杰的信任和倚重，而自己又勇于任事负责，且那段时期，又正值日本军阀帝国主义者，谋我中国日亟的“多难兴邦”之秋，雷似乎又天生一种很有调停纠纷的能耐，故有“地下部长”之称的雷司长，常奉部长之命，风尘仆仆于外，到上海、武汉、和平津等地，去处理各学校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抗日运动学潮”）。其部内部外之忙碌，连和太太宋英女士结婚，都得趁其因公北上之便，两人在北平旅行结婚了。（故雷的好友，常私下戏称其夫妇的北平旅行结婚，是“假公济私”，一时传为士林佳话。后来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傅胖子——傅斯年——还作过一幅打油对联，戏赠参政会的“当家婆”雷高个子，联句是：“排难解纷北平去，假公济私好事成。”上联即指雷奉部长命去北平处理学生抗日学潮之事，下联是指雷和宋英在北平的旅行结婚事。这是老年出狱家居之雷震，和虚一闲话往事告闻的。）而雷之所以在学术教育文化界能广结人缘者在此。像民社党的张君劢、徐傅霖，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名学者蒋廷黻、傅斯年、陶孟和、梁实秋、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大概都相识于这五年多之中。自然也有胡适。

　　胡适和王世杰同年生，都大雷震六岁。胡是王的北大老同事，而王又是雷的多年上司（由民国十七年成立的国民政府法制局，而教育部，到抗战期间的国民参政会），故雷自在教育部任职时识交胡适，到后来他们一起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几十年来，尽管两人的朋友交情，与时俱增，但雷对胡，一直是敬重的。抗战胜利后，胡适由美返国，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时，雷已是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雷在行政院会议上，凡对胡适代表北大争取政府财经支持之事，无不极力支持的。故那时的陈布雷，有次私下和雷闲谈时，便笑问雷震：“儆寰兄非北大出身，又非胡适门下弟子，一个日本留学生，如何对一个美国留学生这样支持呢？”而雷则对这位也曾代理过教育部长的陈布雷（当时教育部长李书华未到任，由政次陈布雷代理部务，王世杰就是接陈布雷的手），讲一件个人故事，作为回答。这个故事是：雷在教育部做总务司长时期，其政务次长段书贻（锡朋），起初不敢批阅总务司的公文，盖段以雷前在京畿地方，办过地方党务工作，疑他是所谓“CC派”的人。后来有次段和王世杰闲话及于此时，王则哈哈大笑，连说“儆寰不是的”。从此段雷公私交谊增进如至交。陈布雷听雷讲完故事，也哈哈大笑起来。上面这些胡雷之交的往事，自也都是雷先生老年出狱家居和我闲话往事时，说给胡虚一听的。我想，我们从雷震晚年闲话的这些往事中，特别是雷讲给陈布雷听的一则个人故事中，似乎可对王世杰、雷震等人，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大陆惨败，其当权的“CC派”濒于瓦解的国家存亡危急之秋，如何要来连络胡适、傅斯年等人，倡导发起“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运动，并积极筹办《自由中国》报刊的历史背景，多少能获得一点儿线索吧？

　　关于雷震与胡适，两人相交数十年，其间往事之多，自不消说。故要谈雷胡两人的交情往事，倒真会有不知从何谈起之感！我们不妨缩小其范围，就谈谈他们一起办《自由中国》杂志时期的往事吧！但即如此，这范围内的往事，还是多着呢，像华苓大文所谈的，不仅谈得不够，且有的还谈错了。一位执教澳洲多年的老友，前《自由中国》社编委之一的金承艺兄，前年给我一信，内面提到华苓大文时说：“我年初也看到聂华苓一篇文章，谈及当年《自由中国》事，大骂胡适之，与兄大作适相反。”因此我在此谈《自由中国》杂志时期的胡适与雷震的往事，便更想把范围缩小到承艺信中所说华苓文章“谈及当年《自由中国》事，大骂胡适之，与兄大作适相反”的情形上。亦即我就华苓大文谈《自由中国》往事，“大骂胡适”处，再提出承艺所谓拙作适与之相反处，作一对照而已。谁是谁非，但凭熟悉当年往事的朋友和读者。在此谨先一言者：过去雷先生说过：“《自由中国》的同仁，对于事理及问题的探讨，虽也常有仁智的看法差异，但大家都有‘君子和而不同’的精神。唯有这种‘和而不同’，才是民主自由社会的特色！”我想，已在民主自由社会的美国定居很多年的老友华苓女士，想必对这种“和而不同”的民主自由社会之特色，体味更为深切。这样她对我谈当年《自由中国》事，及于胡适，与她的看法，有所不同时，想或也会承她容忍我在此“大放厥词”一番的。现在便就聂文和拙作，谈当年《自由中国》及雷震事，论及胡适之差异处，分述如次：

　　第一、前面所说，《自由中国》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引起“文字纠纷”事件，聂文的记忆，不如拙作《谈辨别是非》一文中，记述这件“文字纠纷”事件之详细。我在前面已述这点，并对华苓之回忆记述，多所补充解说。现在我再就华苓在此次事件上，评论胡适之言，提出一些我的看法和意见。华苓大文说：

　　“胡适因为这件信辞去发行人名义。他说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他的抗议是我们所欢迎的；但他要辞去发行人名义，就引起许多猜测。有人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一有冲突，胡适就要摆脱《自由中国》了，以免受到牵连。既‘抗议’了，又‘摆脱’了——一箭双雕！”

　　我对华苓说的这些话，老实讲，除了“他的抗议是我们所欢迎的”一句外，这句以下的说辞，我看全不会合乎后来的事实。因为胡适来信，以辞去发行人来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即是表示其百分之百赞成《自由中国》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胡适的这种表观，已显示胡在《自由中国》一开始和统治权力冲突时，便和其《自由中国》社同仁站在一起，毫无“摆脱”的意思。而他之所以向社中同仁请辞发行人，绝非要摆脱《自由中国》，而是因为他身在美国，不能尽到做发行人应负的责任。这个意思，他在回台参加《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词里，说得非常明白。那时的《自由中国》社同仁，可能包括华苓在内，除了毛子水一人赞成让胡辞去发行人外，大家虽都不赞成胡之请辞发行人，似更无一人会如华苓回忆大文所云之“猜测”：“《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一有冲突，胡适就要摆脱《自由中国》了，以免受到牵连。”而我在整理《自由中国》社文件时，所见毛子水请雷震让胡适辞去发行人的亲笔信内，是这样写着：

　　“弟总以为我们还是让胡先生辞去发行人名义为好。弟敢担保，去了他发行人名义以后，他或许会多写几篇文章。”

　　照毛子水信文的意思看来，是他认为我们让胡先生辞去“发行人名义”以后，“他（胡）或许多写几篇文章”。不论做发行人也好，是多写几篇文章也好，自也都无“《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一有冲突，就要摆脱《自由中国》”的意思。何况《自由中国》以后，因言论和统治权力发生冲突，遭受围剿之事也颇多，如“祝寿专号”受围剿，“陈怀琪投书事件”的控告雷震，“反攻大陆问题”社论的又受围剿等等，胡适似无一次置身事外，不闻不问。而为印刷厂问题之解决，还亲向黄少谷“办交涉”呢！至于“雷震叛乱”案发生，《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胡适未死前，这年余期间，我助雷太太宋英女士先办《自由中国》结束，以后整理雷及《自由中国》的一切文件，我只要见到胡适，总要承他殷殷垂询《自由中国》社的事，并承他一再嘉许我协助《自由中国》做的工作。因此我读了华苓大文所说“胡适要摆脱《自由中国》”的话，总觉得她回忆往事这样说胡适，是不合事实的。我出狱后，助晚年家居写稿消闲的雷先生再做点整理文件和校稿工作时，有人送他一份胡适早年（一九五七年）写给赵元任的覆信影本。雷拿给我看。胡覆赵的信内，有这些话：

　　“你大概不知道，或者不很知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

　　我underscored the wordmore，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实在Have taken me seriously。甚至于我在1952-53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帐上，没有忘记。”

　　胡适覆赵元任的信，已被雷震收录在其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的《雷震回忆录》书内。请华苓去看看。我想华苓看了信文内的这些话，她也许会对其评论胡适的话，有所修正吧！

　　第二、华苓对“胡适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要从美国到台湾”这件往事的一段回忆文字中，有这些话：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胡适要从美国到台湾了，在台湾引起一阵哄动。他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明朗化了；至于他对《自由中国》的态度呢？还是一个谜。雷震打算大事庆祝《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并热烈欢迎胡适。”

　　我读了华苓的这几句回忆文字，回想到她当年在台之日，对胡适其人其事的敬重（尽管胡适那次由美来台，飞到台北之日，她曾婉拒了雷震搞“要她去机场接机时向胡献花”的那套国民党把戏，很受朋友们的欣赏），不能不使我颇有点“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感慨！因为撇开胡适过去和国民党的陈年恩怨是非不讲，只就中国大陆赤沉变色之前的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事实看，胡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早就明朗化了。若非如此，国民党政府为何在一九四八年年底，派专机往被共军包围的北平，把胡适等一批反共学人接到南京来呢？而胡适飞京不久即过生日时，蒋介石为何要替他设宴祝寿呢？胡适又为何会答应蒋介石的请求，愿和王世杰，两人分去美英，替国民党政府作反共宣传呢？（雷先生告我，只因英国不久承认中共，王世杰的赴英作反共宣传之行，便告中止，且后又赴台湾，作了蒋介石的最高政治顾问了。故后来只有胡适成行，赴美作反共宣传。国民党政府送给胡的两万美金费用，还是由雷震代表送去的。）我更老实地说，胡适那时，不仅在京沪，和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这班国民党的大官人，开始商谈如何筹办“民主反共”的言论报刊，推行“自由中国”运动了，且还在赴美之前，应台湾省主席陈诚的邀请，先来台湾一游，并又和王世杰、雷震、杭立武、陈诚等这班国民党大员，与亲国民党的傅斯年（时已就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等，再度会商推行“民主反共”的“自由中国”运动。我认为这些往事，都可说明，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尚未赴美之前，他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已很明朗化了。而他和傅斯年等人，与国民党朋友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终在是年十一月里，在台北把《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办出来，大家还推请了胡适做发行人。这些事实，自更可谓是胡适对国民党友善态度明朗化的最佳实证。就是胡适那次来台，《自由中国》社同人，逢上“其刊物创刊三周年”和“发行人回国”的“双喜临门”。如果华苓不健忘，当会记得那位主持《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纪念会和欢迎发行人胡适博士回国茶会的主持人，还是做过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的元老级人物吴铁城呢！

　　我自出狱后，这些年来，常见闻一些所谓“党外民主人士”办的刊物，大多称述或引用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后期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言论，以壮自己的声势；而对创办初期的《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渊源关系，或是少不更事，摸不清楚，或是不愿提这码子往事，甚更有想将这段渊源历史一笔钩销抹煞者。其实，那些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尽可以反对国民党的不自由民主处，也大可以引用《自由中国》后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攻击言论，但似可不必去讳言乃至抹煞创办初期的《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发生渊源的一段情。历史上的往事，我们可以批评，但不可以抹煞掉的啊！自然，在《自由中国》开办伊始即已参加工作的聂华苓女士，应该不会如此的。因为她对我在上面所陈述的那些往事，岂有毫无所闻之理？只是她在回忆《自由中国》往事的文章里，为何到了该刊创刊三周年，胡适由美来台时，还会评论胡，说什么“他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明朗化了”的这些话呢？胡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早就明朗化了，何待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要从美国来台湾的时候呢？我想历史往事不会变的，会变的怕是聂华苓其人其事了。

　　至于华苓评述胡适那次来台，又道什么“至于他对《自由中国》的态度呢？还是一个谜。”我想华苓的“这个谜”，我在前面对华苓评胡适言所作“第一点”方面的陈述事实中，足可对之解清“谜底”的了。不再多讲。而我为胡适深感遗憾者，是他老先生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如此明朗化了，可惜国民党仍不领他的情，对他仍是猜忌的。他发表在由雷震实际主持的《自由中国》上的演讲词和文章，不仅未讨上国民党之好，且更成为国民党许多刊物围剿攻击的“毒素思想”了！华苓回忆文章内，没有提到这件事，不知她知不知道这件往事？

　　第三、华苓批评胡适，还有更严厉的话，是：

　　“一九五四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的冲突更尖锐化了。……引起国民党许多刊物的围剿。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皮似的，全给剥掉了，只剩下一截光秃禿的笋心了——孤立在寒冷的冬天，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忠、真、憨、厚，还加上个‘拙’。他没负人，是人负他，胡适就是一个！（雷震一定不同意。）”

　　华苓上面这些话中，所忆雷震在台湾撑持《自由中国》杂志十一个年头中，所受打击与横逆，和他为鼓吹与催生“自由民主的中国”所作的奉献与牺牲，自然说得都是不错的事实。只是华苓接着说的“他（雷）不负人，是人负他，胡适就是一个”。这几句话，华苓说得未免就太欠思考了！华苓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否在说“雷在台湾主办《自由中国》时期，所受的打击横逆，所作的奉献牺牲，都应记在‘胡适负了雷震’的上面”呢？如果意是如此，我看这话就说得离谱，大有问题了。要辩说明白清楚，则往事烟云，真是说来话长，且也不胜其说。现在我只提出两个问题来，请教于包括华苓在内，尚活在人间的《自由中国》社的老朋友们：第一问是：“当年最早要办《自由中国》社于京沪，谁是此议的先作俑者？”第二问是：“原拟要办在京沪之《自由中国日报》或《自由中国》社（出版社）的一切计划和筹备，都因国民党军队战败，京沪不保，而功败垂成。原来几个最先商议要发动‘自由民主中国运动’的主脑人物，都已分散各地，大家忧虑混乱而日益恶化的战局，皆无心思办什么《自由中国》的报刊了。等到是年十月下旬，雷震又在厦门金门前线助汤作战失败回到台北后，又是谁和雷旧话重提，催雷赶快把台北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办起来的呢？”往事历历如昨，出狱家居的雷震，在一段时期，每晨和胡虚一一同运动式的走上景美沟子口的小山顶，坐在山顶一块大石头上闲话往事，那些筹倡“自由中国运动”及怎样将台北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办起来，等等前尘故事，都一件一件地讲给胡虚一听了，而且还有一些保存下来的当年掌故文献，雷震还送有备份给胡虚一呢！因此任何人回忆往事，不可说话不顾事实和证据的！我想凡是切实了解《自由中国》社的早期京沪筹议事实经过情形的《自由中国》社元老级人物，或都会非常明白我上面所提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即当年最早要办《自由中国》社于京沪之先作俑者，乃几个“抱着孤臣孽子之心，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国民党显要人物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人也；而在台湾催雷震赶紧把《自由中国》半月刊办出来者，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杭立武也。雷生前告虚一这段往事及此，还引述了杭雷的一些对话给我听，现在回想，还觉有趣，不妨记在下面：

　　杭：现在您老哥仗也打完了，在无事一身轻的时候，何如赶紧把我们上半年在京沪筹拟定名的《自由中国》刊物办起来？现在正需要这个刊物，来振奋反共的民心士气！

　　雷：今非昔比，台湾不比京沪。你要我从速把以前商议定名《自由中国》的刊物办起来，谈何容易！钱在哪儿？人又在哪儿？

　　杭（停思一下）：至于钱嘛，现在雪艇先生和辞修都在台湾，你老哥要来办推行“自由中国运动”的反共刊物，他们岂有不支持之理，我的穷教育部，当也可支持一点点。不过你老哥的办法向来比我多。人么应无问题的。适之先生虽在美国，但孟真、子水、雪屏、实秋、佛泉、书琴、孝炎等人，都来了台湾，再加上你老哥，都是人啊。自然我们还可邀些人来参加。

　　我们看了杭雷的对话，就会明白在台北金山街雷家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是怎样办起来的？以及它的创办历史之渊源所在了。明乎此，则我们就是批评华苓所说“他（雷）没负人，是人负他，胡适就是一个”的话，是不明事理，有欠思量考虑的失言，也不为过的。

　　或者，华苓说“胡适是负雷震者”的意思，是指“‘雷案’发生以后，胡适未尽力营救雷震，甚至不去监狱探望雷震，对不起朋友”而言。华苓这番回忆话旧的说法对不对呢？我想就这方面，也来说些我知道的事，和我的一些看法。譬如

　　（一）华苓说：“雷案发生时，胡适正在美国，我们天天盼望他在海外讲话，但他没哼声！”胡适在美国听到雷案在台北发生时，真的没有哼声吗？我们不妨翻翻当年的台湾各种报刊，不难获得答案。其实华苓自己也否定了她说“胡适默不吭声”的话，只是她不满意胡适的吭声，说胡吭得不对而已。华苓说：“据他自己后来说，当美联社，合众国际社问他对雷案的看法，他所表示的，主要是程序方面的意见，认为此案不应由军法审判，应由法院来审理。胡适避重就轻，不谈原则，只谈枝节。雷震果真煽动叛乱吗？雷震果真有罪吗？胡适当然知道！”华苓说的这些话，可把胡适之的“不够朋友”之不是，责备了一大顿。可是华苓忘记了雷被捕之初，雷太太极力奔走并和好友商谋营救雷的第一步，就是“向法院声请提审雷震”。这也是当时设法营救雷震的至亲好友，认为是应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而胡适在美国闻雷被捕，立即连打电报给行政院长陈诚，认为“此案不应由军法审判，应由法院审判”。这与在台湾的雷太太和朋友采取“向法院声请提审雷震”的营救第一步，有何不同呢？至于华苓说“胡适避重就轻，不谈原则，只谈枝节；雷震果真煽动叛乱吗？雷震果真有罪吗？胡适当然知道”云云，最好是去回顾一下当年的事实。自雷案发生，台湾报纸上刊载有关胡适对“雷案审判”的公开谈话和意见的报导多得很。我现在节录一九六〇年（民国四十九年）十月廿三日联合版就胡适评“雷案判决”的报导文字如下：

　　“他（胡适）对政府的军法当局对《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涉嫌叛乱的判决，认为不公平。他说：该案刻在请求覆判中，如果军法当局愿意传他出庭作证，他愿意为雷震作一‘人格、品性上的证人’，他相信雷震是‘爱国的、反共的人’，不相信他会涉嫌叛乱。

　　胡适博士说：雷震所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十一年来，在国际的观感中均为自由中国政府言论自由的象征，所以他曾经主张为雷震在自由中国竖立铜像以纪念此一为民主自由奋斗的斗士，但是，想不到，现在雷震的铜像没有竖立，反而在涉嫌叛乱的罪名下判了重刑，这是不幸的结局。

　　胡适激动地说：‘判得太重，太不公平。’他说，雷案发生后，他在美国接见美联社和国际合众社记者时曾公开表示，认为此案不应交由军法审判，应由司法当局进行审判。”

　　我们读了上面见诸当年台湾报纸所报导胡适对“雷案判决”的激动之评论，则对华苓在此事过去二十余年后，对胡适的那些评责，我似也可借用胡评“雷案判决”之言“判得太重，太不公平”，而只将其“判”字改为“说”字，评华苓是“说得太重，太不公平”了！而胡适说他“相信雷震是‘爱国的、反共的’人，不相信他会涉嫌叛乱”，岂不更证实了华苓评责胡适所说“雷震果真煽动叛乱吗？雷震果真有罪吗？胡适当然知道的”的这些话！

　　我和雷先生出狱后重逢，雷常请我助其整校日记旧稿等一切文件的约八年期间，除了雷病重行动不便和病逝之年，好几年里，每年的胡适生辰忌辰之日，雷都约我同往南港凭吊胡适墓园和已改为胡适纪念馆的胡适故居。有一次去时，胡适生前秘书之一，时为胡适纪念馆馆长的王志维先生，特将一份由美国友人带来的胡适“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手写日记影本数纸，送给雷先生。王以雷年老体衰，记忆力已差，怕他途中失落，便将胡适日记影本，交请我代他带回家去。雷和我细读了这几页的胡适日记，而且雷还请我代他影印多份复件，分送给一些在“雷案”上误会“胡适对不住雷震”的亲友看，并要他们不要误会胡适，说“胡先生对我的事，已尽力了。要关我是蒋介石底下那班奴才走狗的错，胡先生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看看胡先生在日记详记他和蒋介石谈雷案的话吧”！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十一月十八日的胡适日记，内容详记是日蒋介石约晤胡适时，胡趁机对蒋大谈“雷案”事，而且谈话非常坦率，并不忌讳。其中对草率的“军法审判”，更有慨乎激动之言。我录其如下：

　　“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Princeton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回想当年“雷案”，胡适不仅非如华苓所责“胡适默不吭声”，而且除在国内外，向报纸记者大大吭声外，还在蒋介石面前也大吭其声了。说真格的，当年在大陆京沪，雷震连络胡适商议拟办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反共报刊时，雷毕竟是国民党的要人，蒋介石的亲信同志；而雷和胡适，毕竟只是私交颇厚的朋友。胡适遇“雷案”发生，对雷震已尽力说话如此，还要胡适怎么样呢？“雷案”之发生，是国民党一手造成的，胡适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认为胡适在“雷案”事上，没有什么亏负雷震的地方。承艺在澳洲，读华苓大文和拙文论及胡适后，在回我信中之所谓“华苓大骂胡适之，大作适与之相反”者，或即指此。

　　（二）华苓说：“在台湾警察监视下的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还曾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自由中国》上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但海外的胡适却是如此沉默！”我细读了华苓这番话，觉得华苓对殷夏宋三位在报上发表共同声明的事，本应和我一样，知道其源起很清楚的。为何在她于廿多年回忆起来时，却变得说起来好像对此往事完全生疏了一样呢？我现在不妨再就这件已为久居美国的华苓所生疏的往事，简明一述如次：

　　先是那年九月四日，雷震等人被捕后，时在海外之胡适，即致电行政院长陈诚，盼求“雷案应由司法审判”。宋英为营救丈夫，也即向法院“声请提审雷震”，但都失败。九月廿六日，警备总部军事检察官，对雷震提起公诉。报上公布的起诉书，指控雷的“罪嫌”之一，为“从事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这便涉及《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字言论了。这些被涉及的“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自由中国》文章言论，又恰与紧接着雷等被捕后经国民党官方散发但旋即收回的一本小册子《自由中国违法言论摘要》内所指列者，完全相同。而这本小册子内所列举出的“违法言论”的文章作者，又多为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傅正等几位所撰的社论和专论文章。殷夏宋等诸位，为了营救和声援被捕起诉的雷震，乃立即合撰这个共同声明，发表报端，公开表示，愿对被指控的《自由中国》违法言论，共同负责。当时他们在殷家会商，承殷先生也约我在座旁听，并征询我的意见。他们决定由殷执笔起草声明文稿，经与会者过目，再由夏先生酌改数字，即分由各人签名。当时我建议殷先生，最好由留在台北的所有《自由中国》社编委，都在声明上签名，这样显得对雷的声援力量更大一点。可是殷夏等认为还是只由涉及的文章撰稿人签名为宜。殷还说：“请金承艺签名，他也许敢签，聂华苓写的文章是文艺小说，要她来和我们共同负责被指控的政论文章，请她签名，她怕么不敢。”于是便决定只由被涉及的文章作者签名。但傅正已被捕，无法签名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已向国民党政府自首过的戴杜衡，有所顾虑和彷徨，不敢签名便未签（戴先生曾托我向殷说明有人劝他不要签名的苦衷，盼殷能谅解。我向殷说了，殷无表示）。故结果签名于共同声明上者，便只有殷、夏、宋三人了。自然，以胡适的道德文章，地位声望，要在共同声明上签名，当可增强声援雷震的力量。可是《违法言论摘要》小册内，没有胡适的文章，且胡尚在美国，即请他签名，时间也来不及了。因殷等决定，尽快在雷被起诉后，雷案尚未开审前，公开发表，以收声援雷震之功效也。就在三人共同声明发表报端以前，时在海外的胡适，就雷案对雷震声援的情形，早已见诸台湾各家报上了，华苓大文的回忆中，为何能不顾及往日事实，说出“但海外的胡适却是如此沉默！”呢？

　　（三）自雷震“涉嫌叛乱”被捕下狱的所谓“雷案”爆发以来，胡适未去监狱探视雷震，一直为雷家的若干亲友和许多社会人士所不谅，认为“胡适对雷震，不够朋友”。我读华苓大文，知她在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她说：

　　“这次毛子水去东京接胡适是另有任务。据说是去告诉胡适回到台湾后，对雷案不要多讲话。那时雷震已经判刑，只有他的家人可在每星期五去监狱看他。我们认为胡适在海外不说话，但他总可以沉默地去看看雷震吧！只要他请求去监狱看他，即令不准，仅仅那个姿态，对于铁窗里的忠心耿耿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

　　我读到华苓对“胡适未去监狱探视雷震”的不谅解说辞，窃觉华苓差矣，且会使人发笑反问她道：“你聂华苓认为胡适未去向雷震探监，不够朋友不对，那末你聂华苓对雷震够朋友，为什么那时也未去监狱探望雷震一次呢？”我想华苓对此问话会无辞以对吧！老实说，雷震系狱以后，除了她的家属和极少数至亲，每周可以前往监狱探望他两次外（宋英每周五去看他，向筠每周二去看。而极少可以看他的至亲，则分别随同宋英和向筠一起去），其他朋友要去探监看他，一概得要先经申请，获得国防部批准，否则免谈。但“政治叛乱犯”的朋友，申请探监接见之手续麻烦和不易获准，是可以想见得到的。（本人在台湾也做过多年的“政治叛乱犯”，我坐牢期间，曾有数位好友要来探监看我，我都央求家兄代我恳辞感谢了。因为好友要来探监，还须我先呈报监狱，经过审查，还不一定能获得批准，真是好事多磨，还是一动不如一静，省事的好。）何况是“特大号政治叛乱犯”雷震的“特大号朋友”鼎鼎大名的胡适之申请探监接见雷震呢？其会造成监狱乃至其上级国防部之神经过敏的紧张，是不难想象的。故我在坐牢前，几次随雷太太宋英去看监狱的雷震，都未提出申请，只是在宋英前往探监之日，我跟着一起去。他们入内在一个会客室里接见会面，谈话三十分钟，我便在监狱大门口徘徊，等到他们会面完毕，雷和他们一同步出房来，雷并送他们走几步，我在大门口惊鸿一瞥地看到雷时，便向雷扬手打招呼，大叫一声：“胡虚一来看雷公，您身体好吗？”这时雷便停步，稍立片刻，亦向我扬手，大声说：“胡先生，谢谢你来监狱看我。还好，现在睡觉，不要吃安眠药了。你也好吧？”然后他便在一监护人员陪伴下，转身入内去了。这便是我去监狱探望雷震的光景，几次都是如此。同时在胡适死前的一年，我有次为雷家整理文件，及和平东路《自由中国》社房子整修好出租事，到南港看胡适时，也曾顺便将“社会上一般人对他未去探监看雷震，颇不以为然”的事儿告闻他，他听了自是一笑置之，只对我说：

　　“雷先生坐牢后，我们做朋友的，既无能力使他免受牢狱之灾，便最好去帮忙他在牢狱里安静下来，好好在牢里平安过日子，不可再增添他在牢里的麻烦了。我去牢里看他，也只是问候他，祝他平安而已。这些我可以写信去。而且我去探监，只有增添他的麻烦和苦恼，所以我不想去。别人如何去说，由他们去说吧！家门先生以为如何？”

　　我听此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关于我对“胡适未去探望监狱中雷震”事的看法，我在七十一年七月一日发表《再记一个雷震先生的故事——记胡适写给系狱雷震祝寿的一首古人诗》（《辛亥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雷案与胡适”一节内，说之颇详，请恕在此省笔了。

　　至于华苓说的什么“只要他（胡适）请求去监狱看他（雷震），即令不准，仅仅那个姿态，对于铁窗里的忠心耿耿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照华苓这样说，岂不是要胡适来次“探监表演”吗？亦即目前最流行时髦说法的所谓“探监秀”吗？我想胡适毕竟是位学问大师，岂是一个“故摆姿态爱作秀给人看”的无聊人？再说，胡未作“探监秀”，又何尝未给予铁窗里的忠心耿耿的雷震，很大的精神支持呢！我曾经手过两事，华苓也许不知，我不妨一说于此。

　　其一，就我所知，我敢说雷先生判刑确定坐牢之后，他外面的朋友，能直接写信去监狱给他的，恐怕只有胡适了，且又写得很早。胡适绝不会因雷坐牢了，就不敢和他通信。雷先生从狱内寄出来给胡的信，雷太太亲自送去或托我回七堵路过南港顺便带给胡前，我都能先看到内容；而胡给雷的信，都是先送或寄到雷家，再由雷太太探监时，送监狱查阅后由监狱转给雷；胡的信先送雷家，不论投邮或我到南港看胡托我带，我亦由雷太太先出示其内容给我看。我总觉两人交情确非寻常。雷信对胡，敬重如恒；而胡信对雷，非常诚恳，对雷请教的问题，回答得也很仔细。如雷移到国防部军人监狱不久，写信告胡适，拟在狱写“回忆录”，并向胡请教了两个问题。胡接信后，即在民国五十年一月十六日夜，写一封三页长信，回复雷震。他对雷“能安静下来写回忆录”，最感心安，并劝雷“要用白话写回忆录”，要他“尽量写得‘白’，但不要学我，赵元任兄常说适之的白话是不够‘白’的。”信中又回答了雷请问的两点，回答的话，细密而亲切。后来雷出狱了，常对我说他在狱接读胡适来信的感受心情，说：“我在狱中能读到胡先生的来信，精神顿觉舒畅安慰无比！”我想雷这样说，不会是假话吧？胡适给狱中的雷震写信，或也是胡适给予系狱的雷震一种很大的精神支持吧？

　　其二，我在前面提及的拙文《再记一个雷震先生的故事》，即系专记雷在狱中过第一个生日——六十五岁生日——时，胡特书写了一首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诗句，给其儆寰老弟祝寿的一段往事。而我对此事知之甚稔者，是胡书写给雷狱中过生日为其祝寿的这个条幅，当时还是由胡的秘书王志维先生托金承艺兄，金因事忙，适我有事到南港，承艺又托我带去雷家的原故。我在前面拙文中，有“与雷闲话杨诗”一节，即记我和雷出狱重逢闲话往事，谈到“胡适当年以这首杨诗给雷狱中过生日祝寿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个意思，雷在家居所写。请我助校的回忆此事此诗文字里，也说到了。雷说“胡在其坐牢过六十五岁生日时，特以此诗向其贺寿，并附来信示所云，按其诗意，当然含有安慰和鼓励之意”。所以我觉得胡当年送给儆寰老弟祝寿所书这首杨诗《桂源铺》，其给予狱中雷震的精神支持力量，就更大了！因此，我盼望海外的华苓，将来有机会，能赐阅一下我上面所提专记此段往事的第二篇拙文。

　　（四）华苓对自己评责“胡适有负雷震”言下，又说：“雷震一定不会同意。”我看了此言，倒觉得华苓很有“先见之明”，不胜佩服。而华苓大文中，更说：“雷震在被捕以前，就为胡适辩护；在被捕以后，仍然为胡适辩护，这就是雷震的‘憨’和‘厚’。”凡此云云，华苓说得更是不错的。关于坐牢前后的雷震，常向误会甚至不满胡适的一些朋友，为胡适多所辩护的事实，不胜枚举。譬如坐牢亦久之《自由中国》社的后期专业编辑傅正兄，出狱以来，即很不满胡适的。其不满胡适的论调，大致和华苓大文中所言仿佛。但傅正兄当年，自己坐牢之后，对当时发生之若干往事，不能知悉了解，其对胡适所生误会，是可谅解的。可是傅正兄不满胡适的言论，却曾受到雷震的规劝，甚至责备。此外，我现在只在由我相信，并已在香港出版的一本《雷震回忆录》书中，抄录二段雷震为胡适辩护的部份回忆文字如后，以作本节拙文的结束。

　　其一是：

　　“‘雷案’发生后，小女德全在美国奔走营救，党报和官报同声骂她‘告洋状’，胡适曾劝她小心点，当心触怒国民党当局而与我更不利。故将她在美觅得胡适回来后见过蒋总统的当日日记，特复印一份托人带来。（虚一按：其实这日记影本，系胡适生前秘书王志维先生送给雷震的。而雷这样写由其女儿托人带来，系患其回忆录文字将来一但公开后，会为王先生增添国民党找他麻烦的困扰。盖王君在送此日记影本之后所写附言中，曾有请雷‘切向外界述说’的话，雷为尊重王君此话，才在写回忆录文字及于日记时，和我商量一番后，便写成此日记影本，由其女儿德全托人带来了。特就所知说明如此，并将日记影本后面的王志维附言，附录如此，以为证明。）兹将该复印日记录在这里，俾可见胡适对‘雷案’结果的憎恨，也可刷去世人对于胡适的误会。我出狱后曾亲耳听到一些人说：‘今天的胡适不是当年的胡适了，没有勇气，又要做官，故不敢得罪国民党当局。’我很了解胡适，替他解释了不少。我认为胡适决不是那样一个人。当年我却阻止他来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正和他的老友赵元任一样，不料胡适竟因雷案而气死了。”（虚一按：赵元任劝胡适留再美国，不回台湾的事，是在胡覆赵的一封信中提出的。此事前面已说到。）

　　其二是：

　　“可是社会上有许多不知底细的人，仍然批评胡适没有为‘雷案’以去就争，还要在这个无法无天之下的政府续做中央研究院长，所以有许多人竟说：‘今日的胡适，那就不是过去的胡适了。’其意是说胡适今日怕事，不敢得罪国民党当局，怕与自己的院长位置有妨碍，左列诗人周弃子一首讽刺诗，很明显说出来了。

　　本事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我论人才忘美事，直将本事入诗篇。（雷震所写诗注二条略。）

　　按周弃子这首诗，是对胡适先生误会了。效阅左录民国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台北《联合版》所载该报记者常胜君的特写，题为《雷案、自由中国、反对党——访胡适谈三事》（雷引录报文略）。

　　按胡适先生由于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他接受了医生的劝告，曾戒香烟一个时期，后来又偶然抽上一两枝。上录‘胡适连续的吸着香烟’，当然是听到了国防部覆判局对雷震维持原判，仍遵命判徒刑十年，而感到愤极以致心绪不宁，而用狂吸香烟来解除苦闷，尽管抽烟是对心脏病极为不利的。由此可看出胡适说：‘很失望，很失望’六个字当时的心情。所以许多人咸说：‘胡适之的速死，是国民党当局所造成，也就是他以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总统的下场！’”

　　我在前面，一再认为：一个人忆述往事，一定要回到其当时的事实中，去“是什么，便说是什么”，才可不失其往事的当时本来面目，才可达到其“实事求是”的存真境界。我们忆述一件往事，要先达到这等境界，然后所作价值判断，方较有真正的的“史鉴”历史意义。倘若一个人忆述一件往事的事实，真实尚存问题，则其所作价值判断，自会亦有问题，而谈不上何真正“史鉴”的历史意义了。今日我们回忆廿多年前，发生在台湾的所谓“雷震叛乱”案件，就须本着我上面所讲的这个“实事求是存真”的态度才对。

　　廿多年前，发生在台湾的所谓“雷震叛乱”案件，不仅成了当时台湾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且在当时亦成了轰动台湾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大事件；而使当年一位正和一些具有民主宪政、维新理想的知识份子，试图创组一个为运行真正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反对党——他们定名为“中国民主党”——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顿时成了国际的新闻人物，成了销售全球的美国时代（Time）周刊所说的一个“民主自由的Martyr”。（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九日的一期《时代周刊》的国际事件中，记及台湾者，即是“雷震叛乱”事件。而其标题是“How to Make a Martyr”）故这件事，依我看其在当时所发生之强烈震撼，不仅会成为后日台湾历史上的大事，且亦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当年在在这个曾使举世为之震撼和惊讶的“雷震叛乱”案事件中，那位正在倡组筹备“反对党”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先生，是否确如台湾警备总部军事检察官对其提起公诉所指控的，触犯了“包庇掩护匪谍刘子英”和“作了有利叛徒之宣传”的两大“叛乱罪嫌”呢？当时我由社会人心的反应上，似乎很难获得肯定。而且又尽管当时台湾各家报纸，一再刊出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宣布，说什么“雷之被捕，与反对党运动，并无关系”；又说什么“政府并未对《自由中国》杂志，予以查封，亦未下达停刊命令”。这些冠冕堂皇的官方宣传，我看在当时能取得社会人心的相信度，实在偏低得很。其故安在呢？因为事实上，那时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突然失去了这个热心倡组“反对党”的中心人物雷震，及雷交由其助手傅正兄（《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工作同人，只有傅正兄随雷参加了所谓“组党救国”的实际工作和活动。而社中编委同仁中的“社会贤达”如殷海光、戴杜衡、夏道平等人，过去都与国民党有过密切关系的一段情。难怪“雷案”爆发之初，我就听到有人谈到殷戴夏等人为何没有被捕”的问题时，竟有人答以“殷海光和戴杜衡都是中央日报的重要主笔，因为闹意见，才被雷震诱引去的，捉了雷震，殷戴自会胆寒，国民党终有办法再收服他们”的一派胡言。至于那时已纳入国民党小组活动的该社职员如马之骕、程积宽、陈佐等人，自更是国民党员了。所以《自由中国》社内的成员，对其发行人雷震，及其专业编辑傅正之抛头露面，去和别人同搞什么“筹组新党”的活动的观感，我看是颇复杂的。即华苓那时也深怕有人误会她“介入雷先生的组党活动”中。若有人向她问到此事时，她会“王顾左右而言他”，并说：“我对政治无兴趣。”）保管的一切“筹备新党”文件，自然是遭受了重大的困顿和挫败，显然难以成立了。而《自由中国》杂志社，突然失去了实际主持人，和社内编辑部和经理部的一切文稿簿册等物，它虽未被政府查封和受停刊处分，其势也显然难以继续办下去了。故我看当时社会上对国民党这种宣布的人心反应，似乎亦难得人相信的。不仅不相信，且还同时持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终于使出这种“逮捕雷震”的作法，既扼杀了雷震正在东奔西走筹组成立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也搞垮雷震惨澹经营了十一个年头的《自由中国》杂志。这倒真不失为“一箭双雕”的猛招也。

　　上面我就“雷案”发生当时的事实景象，体识到当时民间社会的人心，对所谓“雷震叛乱”案事件的观感反应是：他们不会相信“雷震会掩护匪谍，刘子英会是真正的匪谍”。雷等被捕十天后，亦即是年九月十四日，雷太太宋英女士，在联合版报上发表的《营救我的丈夫雷震》一文（虚一按：此文是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金承艺、和本人，会集商议数次的集体创作，由夏先生执笔。这是《自由中国》的撰稿人，共同支援雷太太营救其丈夫雷震的义举义声也。而华苓“雷案”初起时期，深居简出，故未参加此次文援雷太太的集会），便系就“雷震个人的长期反共历史，去否定他会掩护匪谍的可能性”，论证的理由，相当坚强有力，可算“雷案”时，声援雷震的有力文献。而其“根据雷震个人长期反共历史，以否定雷震会掩护匪谍之可能”的这个论点，可说也代表了当时民间社会人心，对“雷震掩护匪谍，知情不报”的观感反应。再说那些一向以购读《自由中国》杂志，大快人心的知识份子（当年的大专学生，当每期《自由中国》出版时，纷纷径往《自由中国》社购阅杂志，极为踊跃，而该社亦予前往购阅杂志之学生优惠折扣，似已近乎半卖半送的程度。我看这般光景，或都非现在创办“党外刊物”的新生代“民主斗士”所能想象的。我在整理阅读雷震的台湾日记时，会在某年的日记中，连续看到几次记事是，有位当时就读台大法学院的学生施启扬，常去《自由中国》社购阅杂志，并还和雷作过长谈，雷认为施为一有理想抱负之好青年，更予其特多嘉勉，并探求其对《自由中国》的批评，还说“唯青年人的批评，最值得重视”。近看电视新闻，知有位位居政府阁员要津的新贵名叫施启扬，与雷日记中所记那位常到《自由中国》社购阅杂志的大学生施君，姓名全同，不知这两施启扬，是否即为一人也？），自也不会相信“雷震办的杂志，会作有利于共匪叛徒之宣传”的。盖“民主反共”乃雷震胡适等人创刊《自由中国》的宗旨。标榜“民主反共”的政论刊物，如何会去作“有利于共匪叛徒之宣传”呢？这未免太不合逻辑了吧！更何况被指出的“自由中国违法言论”作者中的三位，于雷被起诉控以这个“叛乱罪嫌”之后，立即公开发表共同声明，愿和雷震共同负起责任，以为狱中雷震的道义声援！至于民间社会人心，对官方宣布所作“雷震被捕，并未查封《自由中国》，也未下令停刊”，“和雷震被捕，与反对党运动无关”云云的观感反应，我想雷太太宋英女士在是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联合版报上，所发表的《我的抗议与呼吁》一文中（虚一按：此文手稿，出自何人执笔，殷海光和夏道平两人中，必有其一。但此文内涉及到的法条意思方面，还请教过端木恺和陶百川的。有没有征求过梁肃戎的意见，我记不清楚了。我记得雷被提起公诉时，梁肃戎对是否应聘做雷的辩护律师，尚在考虑中，未作最后的决定），就此官方宣布所说的话，最可引述作其代表。宋英文中说：

　　“我的丈夫，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唯一负责人。他失去自由，杂志势必停刊。但是官方却宣布‘并未对该刊予以查封（虚一按：虽未予以查封，却曾予以彻查抄。我看查抄或比查封更要厉害），亦未下达停刊命令’。他是反对党筹备中的发言人之一，许多有关建党的文件，由他保管，都被搜去。但是官方却宣布‘雷震之被捕，与反对党运动并无关系。’更妙的是合众国际社台北四日讯说：‘一位高级国民党官员，已经在雷震被捕后，亲自向其他反对党运动领袖李万居及高玉树提出此项保证。’中央日报也登出来了。事实怎么样呢？高玉树和李万居两位先生，现在都被人控告，受到法院的传讯了。他们被告的案情我不知，不敢随便表示意见。可是高先生在台北市长任内的问题，径过他的继任人第二度当选之后，怎么那么巧，竟在我的丈夫被捕之际才被侦查？李万居先生之公论报改组为公司的问题，也是很久以前的纠纷，怎么那么巧，也在我丈夫被捕之际发生诉讼？反对党运动真是多灾多难！在因果律上讲起来，是我的丈夫的恶运连累了《自由中国》杂志与反对党，还是《自由中国》杂志与反对党的恶运连累了我的丈夫呢？”

　　我们从宋英的这番言论中，可以充分体识出她对官方所作“雷震被捕与反对党运动无关”等的宣布说辞，是何等的不能相信；相反地，更表示了她相信“其丈夫之被捕，是与反对党运动有关系的”。宋英此际所表示的“不相信”和“相信”，也正是我体识出来的当时民间社会人心，对所谓“雷震被捕”事件的观感反应。他们认为“雷震被捕”，实际是与雷震出面筹组反对党有关，国民党为了遏阻反对党运动发展下去，才动手捉雷下狱治罪的；而雷被捕之后，不仅扼杀了反对党，且更使雷断送了自己的《自由中国》杂志。故当年《自由中国》社同人中唯一追随雷震参加筹组反对党实际活动且亦卷入“雷案”下狱数年的傅正兄，于雷先生病逝三周年时，对访问他的一位党外杂志女记者李宁小姐，作“不堪回首话当年”地叙述组党旧事际，亦不得不感慨系之地，说了上引这些话：

　　“第一，是我对雷先生献身民主运动的看法：雷先生办的《自由中国》，毋庸置疑，是传递了民主的香火，虽然他本人是悲剧收场，但还是值得的。然而，他为了组党救国运动，最后非但‘中国国民党’胎死腹中，又连带使《自由中国》陪葬，这是一个失策。换句话说，《自由中国》存在时，很多人相信台湾有言论自由，但《自由中国》关门以后，台湾的言论自由，就不再那么恢宏了。假使当时不是因为组党，这本杂志能延续多久，虽然不敢说，但在鼓吹自由民主和争取言论自由上的影响，恐怕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见民国七十一年三月一日出版于台北的《政治家》杂志第二十四期所载李宁撰：《纪念雷震先生专访：盖棺三年话雷震》一文中，专访傅正的谈话纪录。）

　　我见到李宁小姐专访傅正兄这一段忆述当年组党旧事的慨叹之言，特别是说“雷为了组党救国运动，最后非但‘中国国民党’胎死腹中，又连带使《自由中国》陪葬，是一个失策”的这几句话后，我私下不禁油生“傅正兄于今回忆当年组党事，似乎颇有悔不当初”之感。但直到今日，我始终未将我的这一私感，告闻过近年来时被若干“党外民主人士”尊为“党外前辈”的傅正兄。只是我似又相信，傅正兄当亦必认为，当年雷震和他的被捕，绝对是与反对党运动有关系的。

　　时光匆匆，转眼“雷案”事件，过去了廿余年。当年“雷案”的受难诸友如雷震、傅正、刘子英（我一直深以老友金承艺兄之话为然，他说：“刘子英由大陆逃出来后，他由香港来台的入境保人，若非办《自由中国》的雷震，而是当时身为总统秘书长的王世杰，或是身为监察院长的于右任，他后来准会做不了什么‘匪谍’的。”）、马之骕四位先生，也都分别前后刑满出狱。其中刑期较长十年和十二年的雷刘两人，都已出狱十余年，而雷更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作古，已有五年有余；且连我这个晚他们四位两年多，亦步上他们苦难后尘的“政治叛乱犯”（虚一按：雷先生生前，一直认为“殷海光和我受人诬害”的所谓“叛乱案”，只是其“雷案”的“余波荡漾”，实在仍只是其“雷案”的“延续和扩大”而已。他和其朋友每谈及坐牢的所谓“叛乱案”事件时，也都持如此看法。我觉得雷的这个说法，倒也有些“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于今亦早刑满出狱十多年了。时间攸长，世事多变。岁月无情，固能催人老死，也能使事变淡。想当年轰动一时，脍炙人口的《自由中国》杂志的文章，和当年震撼社会人心的所谓“雷震叛乱案”事件，于今久已进入历史尘封，早已被人淡忘；而当年因办《自由中国》，更因“雷案”，俄顷之间，成了国际新闻人物的雷震先生，于今的后生小子，恐怕也早不晓得他是老几了。此情此景之时异世变，能不令浩叹者几希？不意与我分别廿多年，久居美国之老朋友聂华苓女士，近年有此“往日情怀”，写出了她的这篇“爱荷华忆雷震”大文，将这件已成中国历史事件（History event）的“自由中国社”及“雷震叛乱”案，和已成中国历史人物（History figure）的雷震先生，作了一番追忆。姑不论华苓的回忆文章，写得是否确如海外刊物按语的所谓“诚中国人权史上难得一见的压卷之作”，但即以华苓忆撰其大文时，所具有的那份不忘故旧的“往日情怀”，要在今日，亦属难能可贵之事！而更足可使雷震等我们这些在台湾，曾为中国的“自由民主现代化”运动，作过努力奋斗，且都饱尝过牢狱之灾的老友，引为极感欣慰的事了！

　　华苓在其大文中，对“雷震叛乱”案事件的真正原因，她的忆断看法，仍和二十多年前，事件发生当时的台湾民间社会人心反应的“公断”（public judgement）说法，即不相信“雷震会掩护匪谍”，不认为“标榜民主反共的《自由中国》杂志，会作有利共匪叛徒之宣传”；且还相信“雷震被捕，是与反对党运动有关”，完全一样，并未因事过境迁，时久事远，而有丝毫的改变。她说：

　　“第二天，‘联合报’（虚一按：‘联合报’那时好像还叫‘联合版’）上的头条新闻是‘雷震涉嫌叛乱’。

　　我和其他编辑委员全隔离了（虚一按：其实，当时的情况，还不致于到此‘全隔离了’的光景。像雷震被捕日的下午，殷海光便和我去了一趟《自由中国》社，我在殷家吃了晚饭，又陪殷太太夏君璐，带了年幼的殷文丽，再去社一趟，慰问雷太太。那晚，金承艺先生，仍住社内经理部房间，夏道平、宋文明两先生，和戴杜衡夫妇，都先后来社看雷太太，只有华苓应来而未来。以后直到‘雷案’判刑确定的这段日期里，照说华苓也可以和其社内的殷夏等同事见见面，会商一些如何援助雷太太营救雷先生的事儿的，可是她也总是少来参与的。惟雷太太和殷夏等先生，都觉得华苓在目击警总特务去捉拿傅正兄时，受了紧张气氛惊吓，使她余悸犹存，不敢多出门，故大家对她那时少来接触，并不怪她胆小也）。我们成了一个个小孤岛，不能互通消息（虚一按：这也不见得。《自由中国》社的职员程积宽君，在那段‘雷案’审讯期间，可算是帮雷太太在外跑腿奔波最多的朋友。遇我去社，程跑不了的时候，凡要送点‘雷案’口头讯息给殷、戴、夏等人，便都由我来帮忙跑腿也。雷太太因家里未装电话，便多在《自由中国》社住，社内虽装有电话，但有些话，怕被特务窃听录音，还是不打电话，由程或我传口讯，何况只有戴先生家有电话，夏先生住华国出版社，只有办公室的电话，通话诸有不便，而殷家宋家，都无电话。这也是雷太太有事常请人传送口讯给朋友的原故。再者，雷太太每遇‘雷案’中涉及《自由中国》事，须和殷夏等人相商时，都会请程太太秀燕，烧些好菜，请他们来社吃饭时商谈，有时我去遇到这等会商要事的饭局，便也被邀参加餐叙。故华苓这儿说‘我们成了一个个小孤岛，不能互通消息’云云，似有‘稍带夸张，言过其实’之嫌。惟那时雷太太以华苓受到惊恐，胆小怕事，便也尽少去找她来商量过‘雷案’和《自由中国》的事了。即遇到有商询华苓必要之事，也多由我替雷太太跑腿去和华苓商谈了。如雷太太拟取回华苓借用的《自由中国》社英文打字机，即系由我去聂家商谈取回。事后华苓还对我颇有误会，以为我要借用此物也。及后她知我自己有部二手货的旧打字机用，代雷太太取回的英文打字机，交给了雷的女儿们使用后，误会方算澄清了），我家门外每天仍然有人监视（虚一按：正因如此，方便华苓心感紧张，有所顾忌，不敢过问‘雷案’当时事了），后来听说殷海光住处也是如此（虚一按：殷家住处，在我被捉以前，常是如此，我是照去殷家如恒；而除台大授课，平日深居简出的殷海光，有事有出门必要时，如去很近的《自由中国》社，有事要去市郊乡寓的雷家，有事约我同去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去找当时尚有‘同学友谊’的徐高阮，和做胡适私人助理的金承艺，甚至去找七堵教书学校宿舍找我，还是依然如故，两眼直望前面，硬着脖子，照样出门，各处走走，从未把什么‘住处有人监视’的情形，放在眼里，心存顾忌的）。我急于知道雷案的发展情形，也担心殷海光被捕。我只能每天从‘联合报’和‘中央日报’上看雷案的消息，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虚一按：由华苓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到她当时‘杜门不出，没有去和殷海光等会面’的实况。）我明明知道报纸所报导的不一定是实情，但我可以从报纸上字里行间，看出当局真正的用心和目的。我决不相信雷震会有叛乱的行为；所谓‘叛乱’者，组织新党也。傅正也不会判乱，所谓判乱者，说老实话也。但是，马之骕和刘子英为什么被捕呢？他们和政治毫无关系，也没写过任何文章，只是两个为雷震所信赖的事务人员。”

　　我拜读华苓的这段回忆文字，尤其是她说“我决不相信雷震会有叛乱的行为；所谓‘叛乱’者，组织新党也”的这几句话后，我不得不有点所谓“百感交集，不堪回首话当年”之慨叹！且因此也钩引起我对华苓这段文字中的若干往事的记忆，于是当我撰写此文，行笔引录其这段文字时，便在某事忆记文句下，信手写出“虚一按”来了。这“虚一按”，自是对华苓之忆往，有所补充说明也。回想当年《自由中国》杂志时代，华苓是杂志的文艺栏主编，对于杂志的政论部分，很少过问的。因此她对于杂志为推行民主政治，所倡议应有反对党的政论文章（如一位朱伴耘先生，曾就“反对党”之讨论，曾由《论反对党》，到《七论反对党》，发表文章到七次之多。区区本人，也用笔名，写过一些主张“反对党”的“读者投书”小文章），是很少表示意见的。到了杂志论政言论渐趋激烈的后期年间，她对雷先生由“坐而议论”，到“起而筹组”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我看华苓似乎有点怕自己介入其事。（其实，当时的这种情形，《自由中国》社的同仁中，也非华苓一人如此的。除了傅正兄当时对“反对党运动”的兴趣，比较浓厚，完全介入外，其他的编委，大多置身事外，且不愿把“筹组反对党”的事，和《自由中国》杂志社扯在一起。故雷先生曾拟在《自由中国》社大门口挂个什么“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办事处”的招牌，亦被其同仁夏道平、金承艺，马之骕等先生坚决反对，没有挂上去，以后便改挂在李万居先生的《公论报社》门口了。至于殷海光，他虽是坚决赞成反对党的，但他也只是坐在其家中书房内，议论应有反对党的。他对筹备反对党人士之邀约座谈，贡献意见；或对登门请教反对党问题之民主人士，开怀畅谈一切，虽然都有莫大兴趣，但我敢断言，要他和雷一样，后来为“反对党”之催生，东奔西跑而忙碌，则他恐怕就无此雅兴了啊！记得有次雷先生为“组党”事要到基隆，事先他告我，且盼我届时能抽空参与座谈会餐。但到时我去见了雷先生，匆谈数语，即以校中课忙，便告辞了。不久，我有位过去曾做过“情报特工”主管，而很爱护我，又和我住得很近的小同乡周先生（他太太是学校老师，为我同事，我们都在校内教职员宿舍），得闻此事，便特来劝我：“你是个教书的书生，并非搞政治的人。你写文章批评政治，倒无所谓；但千万不可介入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中。他们要是把国民党逼得恼火了，政府真会动手捉人的。我过去干过特工，我自己也坐过冤牢，很知这个厉害的，所以我特来劝请你要多加小心才是。”于是我也告诉这位关心爱护我又住在一起的小同乡说：“雷震是《自由中国》杂志的主持人，我常在该刊发表一些文字。我教书甚忙，哪有时间去搞什么‘组党活动’呢？”同乡听了，也为之安心无话了。我曾将此事，告诉过殷海光，殷也说：“我们教书先生，哪有这份搞实际政治的兴趣，我们毕竟和雷先生，是不同类型的。”他又感叹说：“雷先生是《自由中国》的主持人，傅正是专职编辑。现在他们两人都成天为‘组党’活动，奔波于外，听说把社内编刊的正事，耽误不少，他们两人不在，聂华苓一人如何应付得来。所以雷先生应把‘组党’之事，和《自由中国》之事分开，最好是让傅正专心去助雷办‘组党’的事，《自由中国》的编务工作，交由金承艺去办。而我更耽心的，是雷这样热衷于‘组党’的活动，参与的台湾人又多，如刺激起国民党要特务动手捉人，那时不懂‘反对党’没有创组成，反会把《自由中国》搞垮掉，那就真的是too much for the whistle了！”殷先生和我说这些话后，不到两三个月，“雷案”便爆发了。而殷的这番感叹，不意竟不幸而言中了。）迄乎“雷震涉嫌叛乱”案发生，尽管街头巷尾的人们，当时窃窃私议，谓“雷震被捕，是国民党政府给予反对党运动者的迎头痛击”，而华苓此刻对于时人私议“雷案与反对党”之事，似乎更是噤若寒蝉了。可是和我分别二十多年的华苓，于今在撰述其回忆这件时事隔二十多年的“雷震叛乱”案件往事，不仅依然是“我决不相信雷震会有叛乱行为”，初衷未变；且还变得非常大胆起来，她变得这样大胆，真是太可爱了！语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对久违的华苓，倒真有此感了。

　　华苓在其这段回忆文字里，所说“我决不相信雷震会有叛乱行为，所谓‘叛乱’者，组织新党也”的话，自是很合乎当时一般民间社会的共识看法的。我也抱和华苓相同的看法。只是我在“雷案”发生之当时，殷海光为了要借重舆论声援雷震，特写了一篇题名《我看雷震和新党》文章，由我代为分送给《公论报》的李万居先生和《民主潮》的夏涛声先生，请他们立即各在自己的报刊发表时，我就持有如此看法了。而那时的华苓，我们很少见面，她对“雷案和新党”的看法，是否和她回忆文字中的看法一样，那时是无法知道的。无论如何，“雷案”和“新党”的关系之肯定，华苓和我的看法，是一致了。但她文中接着说：“傅正也不会叛乱，所谓‘叛乱’者，说老实话也”的这个说法，我愿老实表示我的看法：“不能同意后面两句话的意思”。我和华苓同样相信：“傅正也不会叛乱。”只是我看傅正被捕的所谓“叛乱”，并非如华苓说的“所谓‘叛乱’者，说老实话也”。而实在还是因为傅正介入了雷震等人的“组织新党”的实际行动故。因为在《自由中国》上写说老实话批评国民党政府文章的作者，不止傅正一人，还有比傅的老实话说得更多者，尚大有人在，为何他们未被扯上“叛乱”而和雷震一起被捕呢？盖他们都未介入雷等“组织新党”的实际行动也。再说，就在雷等被捕不久，由官方宣传部门散发后旋即又收面的那本《自由中国违法言论摘要》小册子中（我在前面已提到），固列有傅正写的文章篇目及摘要，但也列有《自由中国》的几位最重要撰稿人如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等人的文章多篇篇目及其摘要；而且后面几位的老实话文章，才是《自由中国》的“违法言论”的中坚，不论就其质量，比起傅正者，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只因他们这几位对雷和人从事“组织新党”的行动，不像傅正那样热忱，也都没有介入其间，顶多基于“民主政治”的学理，写写文章，以表支持而已，更何况还有以“雷参与组党太密切，会遭国民党忌恨”，而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命运，深抱忧虑者。所以在《自由中国》杂志社那么多的撰稿编委中，便只有追随雷先生，实际参与“组织新党”行动的傅正兄，在“雷案”发生时，被国民党的军方特务捉去了。我对傅正兄被捕之所谓“叛乱”的看法，之所以持与华苓相异的看法者以此。

　　此外，当年《自由中国》社同仁中，那位唯一参与雷震“组织新党”行动，且实因此被捕坐牢，期满出狱教书多年的傅正兄，曾于雷震病逝三周年时，在对一位党外刊物《政治家》女记者专访他的谈话中，曾说：“他（指雷）为了组党救国运动，最后非但‘中国国民党’胎死腹中，又连带使《自由中国》陪葬，这是一个失策。”言下之意，我们的傅正兄，对当年陪雷先生热衷于“组织新党”事，似乎已颇有“悔不当初”的意味了！这些“傅正似颇有悔意”的慨乎之言，前面已有引录，可供参考。凡此或亦可引作支持我对傅正兄被捕的所谓“叛乱”，所持有异华苓的个人看法也。

　　其次，华苓在其大文中，谈到当年“雷震组党”事，又对胡适，颇有不满的微词。我录其原文如次：

　　“胡适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像样子的新党，但他却说：‘你们先可以组成党，至于我的态度，要看新党的情形而言。’结果新党给扼杀了，雷震给关在牢里了。胡适在书房里，独自玩骨牌。”

　　华苓的这番话，当然是不满胡适的。而她对胡适不满的意思，大概和傅正兄以前所作不满胡适之言相似。一九八二年（民国七十一年）二月份出版的第四卷第一期《八十年代》杂志上，刊有傅正兄主讲《自由中国与中国民主党（1949—60）》的讲词和讨论答问的全文。傅正兄在对陈少廷（虚一按：我熟识的殷海光学生之一。我再度执教世界新专时期，少廷是由陈鼓应请我商请雷震介绍给成舍我，才由成聘去世新教书的。少廷是台湾屏东人，是个家道式微的大地主家的儿子。我解甲教书期中和他相识时，他还在台大法学院求学，他发表在《自由中国》的有篇译稿，他的老师殷海光曾托我先代他校看一次。“雷案”发生后，少廷台大毕业，正在军队服役，当预备军官的军法官。他和另一位殷先生的得意弟子谢文孙君，都是由殷介绍相识的，而少廷和文孙私交亦厚。在“雷案”迫使《自由中国》停刊后，他们都不敢去看殷老师了。我曾有数次“奉殷之命”，代他到南昌街谢文孙家去找人，几次扑空，但终有一次，在谢家碰着少廷，文孙也在，于是我强逼两人“上殷家之路”，去看他们的老师。后来殷海光颇为感叹，说起这事时便道：“‘雷案’的可怕，不在其迫使《自由中国》停刊关门，而在其造成的一种恐怖气氛。在这种恐怖气氛下，连和我平日很亲近的学生，也不敢来我家看老师了。还得要托胡虚一几次去找人才能找来，可是有人却说‘台湾社会最有人情味’。请问这是所谓‘台湾社会的人情味’吗？”我闻及只有默然神伤。说来少廷是由我间接介绍去世新教书的，故他和我在世新同事期间，见我尚视我为“前辈”。而前年暑假，回台湾开什么“学术会”的谢文孙，在他一次什么“李白诗学术演讲会”场合，我去听讲，散场后，他见刘福增和我握手互候，对我瞧了许久，才终认出我是胡先生来了。还算不错承他念在我曾是殷海光的好友，故也和我拉拉手，寒暄了几句。但他对我坐牢之事，好像全不知情似的）和他讨论问题的答复中，说到胡适道：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我特别讲雷先生，并没有说胡先生、殷先生不重要，我是说，这三个人，最重要的是雷先生。没有雷先生，《自由中国》和中国民主党谈不到。据我个人的了解——我的了解不一定正确，胡先生的性格中有很容易妥协的一面，尤其喜欢热闹，爱放野火，事情成功了，请他出来，也许会考虑，《自由中国》也好，中国民主党也好，事情没有成功，而且可能有很大的风险和困难，要请他真的挺身领头来做，似乎不可能。《自由中国》，特别是初期，是靠胡先生的光芒，这也不是说胡先生喜欢这么做，这是雷先生借重胡先生的光芒，把前面的基础打下来。假使胡先生有贡献，最主要的是这个贡献。至于殷先生的文章，当然有他的才华尤其锐利之处，他替《自由中国》争取来了很多朋友。”

　　上引傅正兄的这段“答人问”讲话，其前面说“没有雷先生，《自由中国》和中国民主党谈不到”，而认为“在雷震、胡适、殷海光三人中，以雷为最重要”的见解，我是完全同意的。但他据其个人了解对胡适所作评论的说法，我不愿在一个“对人了解看法”的问题上，和老朋友多作会伤和气的“见仁见智不同看法”之辩。倘有人要我对他的评论胡适，作一表示，那末我只愿在此，借用傅正兄自己说的一句话：“我的了解不一定正确。”而且我也完全同意他说的那一句话。自然，我同意他说“我的了解不一定正确”这句话，也可提出若干胡雷之间的往事，作我同意的支持。只是那些陈年往事，说来话多，我便不想多说了。而我在此，又只愿指出：正因傅正兄和老年出狱家居的雷震的接触，不如我多，他对那些往事，未必知悉清楚，即有所闻，或亦略而不详的，故我才同意他说“我的了解不一定正确”的那一句话。傅正兄对胡适的了解不够，则他据以评论胡适的话儿，似也不免有问题的了。

　　傅正兄由《自由中国》的作者，而该刊后期的专职编辑，而随其发行人雷震参加“组织新党”工作，而被捕下狱，被军法判处“感化”，期满释出，教书多年后，而终颇有“雷为组党救国，最后非但中国国民党胎死腹中，且连带使《自由中国》陪葬掉，这是一种失策”的近乎“悔不当初”之言。自然他还会因随雷“组织新党”的工作，尚未成功，而《自由中国》杂志也陪葬了的悲剧结果，而更有满腹骚怨苦水。他的这满腹骚怨苦水，有时不免会对他有所不满的胡适发泄出来了。在上面引录他讲词的一段答人话中，他虽未像华苓那样明白说出“胡适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像样子的新党”的话，但在他就对胡适个性了解所作评言中，如“胡先生的性格中有很多容易妥协的一面；尤其喜欢热闹，爱放野火”等这些话意中，似乎亦隐若寓有华苓所评胡适鼓励组党之意。

　　所谓“胡适鼓励雷震组织新党”云云，不论是华苓之明白说出，或是傅正兄之隐若寓意，其实，自“雷震叛乱”案发生以来，社会上对当年“雷震组党”事件，持如此云云说法者，大有人在，甚至直到今日，恐怕还是不少。我在前一节中，说到雷震生前，曾不满抱怨胡适的傅正兄，常多所规劝，甚且责备。雷对傅的规劝和责备，不仅限于“雷案”，且亦及于所谓“组党”往事。记得雷过八十岁生日前后，我正助雷校阅其旧稿《我的母亲》，因胡适早曾校看过此稿，并写信给雷提出了一些校阅意见。雷再抄此稿时，曾和我商量如何将胡的意见，斟酌纳入抄稿中。又因谈此事，雷又指说傅正兄对胡适不满的不是，顺便对我说：“近年来傅正对胡先生不满的成见，是不对的，我屡劝而似无良效。其实他对胡先生了解得不够，若干往事，也未全弄清楚，就开口评说胡先生的不是，很不好的。像过去组党一事，在大陆时候，我和胡先生，蒋廷黻等人商谈的情形，他全不知，我也未像对你讲述那样，对他讲过。因此他将来写回忆和组党的文字时，恐会对胡先生出言不利的。这些年来，我对你讲述和胡先生的往事较多，你看到我私人的文件资料也多，而你对胡先生的认识了解，也比较客观平实。所以你以后要留心一点关于傅正对胡适的评述才好。”虽然如此，但我仍很诚恳盼望傅正兄，能趁身体好记忆力好的时候，尽速把他当年追随雷先生在台湾“组织新党”的往事，写出真正纪录来。这样才不辜负自己当年追随雷先生从事过这一伟大艰巨的工作一场，何况自己还实因此而蒙难呢！

　　至于华苓在其大文内明白说：“胡适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像样子的新党”的这些话，我只愿向老友华苓请问一声：“您说这样的话，有何根据呢？”而我就坐牢前后，两度“留学雷家”的“研究心得”，使我不得不说：“我无法同意华苓的这个说法，是合乎事实的。”现在，我就把自己的鄙意拙见，写在下面，以供华苓和关心此一往事者的参考：

　　第一，我认为凡持“胡适鼓励雷震组党”论者，未免太小视了这位留学日本研习宪政十年，回国从政数十年，尤其负责“国民参政会”十年，并主持“全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事务的民主宪政主义论者的雷震先生了。自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和雷先生识交始，直到他病逝止，这廿多年来，使我对这位曾做过国民党政府特任大官，替国民党立下不少功劳的雷震，很有深刻的了解。而我对他的了解，自信或比傅正兄对胡适的了解，要正确些。尤其我坐牢前后，两次为他整理一切文件，而得细读其所保存的日记，又和他有多年的亲密闲话往事的接触。故我从其日记中，及和他经常闲话往事中，使我深刻了解到，雷虽是个资深的老牌国民党员，但由于他研习现代法政专知的精深学养，乃使他成为一个终生信仰不移的“民主宪政主义论者”。而他学成回国后，过去在大陆从政廿多年，其为国民党政府竭力效忠，干得很有光彩的从政经历，则为他担任有“中国战时国会”之称的“国民参政会”特任副秘书长，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求和平统一建设一民主新中国而召开的“全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国府主席蒋中正又特派他为秘书长。雷所任这两个重要从政经历的主要工作，那时尽管被人看成是为国民党对付各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且更有私人戏称雷为“国民党的统战部长”，或“重庆战区司令长官”。（虚一按：抗战期间，中国划分为十多个战区，各置司令长官，统率大军，抵抗日军侵略。如阎锡山曾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曾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曾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曾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曾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等都是。只因上面那些战区司令长官，都是统军对抗日军作战的，而被朋友戏称为“重庆战区司令长官”的雷震，既无大军，而作战对象，也非日军，而是“国民参政会”内之“各党各派的民主人士”也。此“中共驻渝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常在重庆的共党参政员董必武，每见雷震，必戏呼其为“雷长官”之故也。）可是，雷在“国民参政会”及战后在“政治协商会议”所从事的工作实务，说来多少也都带有点近似所谓“民主宪政”的意味了。而这个带有近似“民主宪政”意味的工作，又多少也颇合于雷这个民主宪政主义论者的口味的。因为战时的“国民参政会”，其功能性质，多少颇有点像“一个民主国家的国会”；而战后政府召开的“全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自更是以达到和平统一建设一个民主社会新中国为目标。所以那时，雷震那些工作，干得很起劲，不仅他成了做这些工作的“专家”（虚一按：雷先生曾告我说：“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谈’失败后，和他交往密切，情谊不错的张君劢，左舜生等人，见了他就调侃他说：‘儆寰兄多年来的专业工作，是“各党各派”和“民主宪政”。而今功败垂成，一切努力，尽付东流’。从此很多友党朋友，也都戏说雷的‘专业工作’是‘各党各派，民主宪政’八个字。”），而其表现优异，且还甚得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欣赏和倚重呢！

　　这位“民主宪政主义论者”的国民党员雷震，在其长时从事“各党各派，民主宪政”的“统战工作”之后，久而久之，自己也会对其本党长久的“一党专制”作风，渐感不洽于心起来了。雷的这种“不洽于本党长久一党专制”的情结，不必等到他来了台湾开办主持《自由中国》杂志时，才开始有的，早在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就已蕴藏于心。这在其是年的大陆日记内，亦可看到端倪了。譬如二月十八日日记内，记访陈立夫长谈时，曾就国民党党务事，便向陈立夫直率进言：

　　“……余进言谓今日办党，应变更作风。过去为一党专政，今后为多党政治，不独方法不能同，而一切作风，均应改变。并望其一改过去狭隘作风，而代以宽大之作法。但渠仍不以为然。”

　　又譬如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日记内，记约国民参政会友好参政员在家午餐，讨论选举问题及今后对付政治办法，大家交换意见之言：

　　“午间有罗贡华、邓子航、范予遂、陈克文、李口、宋宜山、程希孟诸兄午餐，讨论选举问题，及今后对付政治办法，佥以为民主势力不扩张，中国今后必无出路也。”

　　上面引录的雷震手写日记，都写在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的二月和七月。这个时候，雷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的特任大官（正做着“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全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行政院不管部务的政务委员）。我们读了这两段日记文字，即可明白那个时候做着国民党政府特任大官的雷震，对于国民党，便已有了“昨非今是”之感：“过去为一党专政，今后为多党政治”。所以他那时便劝请当时把持国民党大权的“CC派”首脑之一的陈立夫，要他办党“一改过去狭隘作风，而代以宽大之作法”了。而雷对今后对付中国政治之道，更有了“民主势力不扩张，中国今后必无出路”的正确认识。对当时那些靠每月向国民党政府领津贴过日子，连办公房子住所和代步汽车都靠国民党予施舍供给的所谓“友党”，尽管雷常代表着国民党对他们进行着连络拉拢和敷衍的“统战”工作，但他认为像这个样子的“在野党”，是不能担负起一个能监督“在朝党”的“反对党”角色的。这样又如何能培养出一个民主国家的真正“政党政治”来呢？（可参阅我正在每月出书一册的《万岁评论丛书》上连载之《雷震日记介绍及选注》。）我觉得我们应对这位“民主宪政主义论者”的雷震，那时对“中国政治今后必须扩展民主势力，方有出路”的“求变思路历程”，有所了解才好。倘我们能有这样了解，则我们便又可了解到，约年余之后，他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呈现分崩离析之际，和王世杰、杭立武等人，怀“孤臣孽子之心”，抱“挽狂澜于既倒”之志，出来连络胡适、傅斯年等“社会贤达”的学术文教界名流之士，商议联合一起，发动“自由民主中国运动”，来号召一切“民主反共”的力量，在江南建立“反对极权共产主义”的坚固力量，并激发日益颓丧的民心士气，以救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等等，便事出有因了。至此，我们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为何后来会有蒋廷黻、胡适等人，在海外倡组所谓“中国自由党”了。

　　第二，我认为不但胡适未鼓励过雷震组党，相反地还是雷震促请过胡适和蒋廷黻出来组党。这也是从前的大陆往事。这一往事，我自是得知于“雷家留学”，又曾闻之于晚年家居和我闲话往事的雷震本人。我不妨将此段往事，一说如后：

　　抗战以前，雷在由王世杰当部长的南京国府行政院教育部任总务司长五年多。在这五年多中，勇于任事而又负责的雷震，曾在文教学术界，结识了不少朋友，张君劢、左舜生、胡适、蒋廷黻、陶孟和、傅斯年、李济、罗家伦、朱经农等人，都结识论交于此段时期内。至于周鲠生、皮宗石、杭立武等人，则更早识交于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法制局（立法院的前身，局长王世杰）同事的时候，到这段时期，雷和他们已是好朋友了。尤其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在南京时的地址，正好和教育部对面。雷傅两人，几乎常可在上下班的时刻，打个照面招呼的。两人之熟识，已到可以互开小玩笑的境地。而陶孟和筹办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上海市，也是常代表王部长出巡上海处理学校教育问题的雷司长时去光临的场所。雷之善于奔走调解团体纠纷，因而广结士林人缘，是他后日在重庆“国民参政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能当上国民党“统战部长”和“重庆战区司令长官”的最大本钱。凡此种种，我在前节，已有记述，不必再作细表了。我现在单说雷和蒋廷黻和胡适的往事。雷告胡适、蒋廷黻等在《独立评论》上著文讨论国家民主宪政问题时，他虽任职教育部，但也是国民党内审议“五五宪草”委员会的一员。由蒋廷黻在南京主持召开的首次“中国宪政学会”，雷便是受邀与会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之一。以后，两人见面晤谈中国的政治问题“中国民主宪政”和“政党”的一些问题。雷说，蒋廷黻和胡适，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敬重的名学者，而在那日本已在积极图谋侵略中国的国难时期，两人都极关心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上的大问题，终而走上“受政府征召，尽书生救国”之道。因蒋廷黻参加政府工作早，故那时雷和蒋见面，多于和胡见面。而雷和蒋的熟识，也要比和胡适早。这些大概都是民国廿年以后，抗战开始以前的那段时期内的事。这段时期，雷除是教育部的总务司长，短暂的代理次长外，且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了。

　　八年抗战期间，胡适奉使赴美，蒋廷黻也曾一度奉使赴苏联，两人多在国外工作；而雷则一直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做着如友党人士张君劢、左舜生等人笑他的所谓“各党各派，民主宪政”的“统战工作”。故三人不仅无法面晤，通候亦少。等到抗战胜利，雷震的“各党各派，民主宪政”工作，已达到召开“全国各党各派政治协商会议”，由他担任负责一切筹备事务的秘书长了。蒋廷黻则担任行政院战后救济总署署长，衙门设在上海。雷因“各党各派，民主宪政”的工作，常奔波于京沪道中，到了上海，有时也不免和蒋晤面，再度谈谈中国的政治问题。胡适呢，这时候虽被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了，但他还滞美未归，北大校务，则由傅斯年代理。等胡回来，亦多在北平，故战后雷胡晤谈的时候，亦如战前，不如雷蒋晤谈的时候多。

　　抗战胜利后，国家最重要的事，是“和平统一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和争取国际援助，做好饱经战乱损害苦难灾黎的善后救助工作，这两个最重要的工作，就由雷震和蒋廷黻两人分任之。而雷所担任的“各党各派，民主宪政”的艰巨工作，似又比蒋的救济工作，更为重要。因此雷蒋碰面晤谈的话题，也自多以“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为中心。他们晤谈多了，两人对所谓“各党各派，民主宪政”的问题，交换意见时，也就都肝胆相照，语出肺腑，说出了他们对“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应该如何做法”的老实话。这两个人，蒋廷黻是个比较接近国民党的无党派色彩的历史学者，他的学养知识背景，使他当然坚信自由民主的。而雷震虽是个老牌国民党员，但他却对国民党的长期“一党专专”，和陈立夫“CC派”的那种狭隘办党作风，也很不以为然，而且他已认识到，“对付中国政治，必须扩展民主势力，方有出路。”（我们从前面引录雷震的日记中，可以看到雷的这些见地。）因此蒋雷两人，对“今后应如何发展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在基本的看法上，有三点是相同的：一是两人都认为，政府实施宪法后，国民党必须放弃“一党专政”的优越地位，应居为与一般政党无异的地位，尤应让别党能有与之和平竞争执政的机会。二是两人都不赞成共产党持武装革命方式，向国民党争夺政权的那种作法，因为那不是“民主宪政”。可是两人又对张君劢、伍宪子、左舜生、李璜等人所领导的“书生政党”，亦都深感失望；认为他们的政党，不仅不足以发挥“民主宪政”上的“制衡执政党”的功能效果，且连自己的生存，都还仰赖着国民党的津贴来维系，那就更难有成为政治学上所谓“反对党”的一日。一个在野政党，永远沦为执政党的附庸品，那还有什么“民主宪政”的运作功能可言呢！三是两人都认为，国民党内，既常闹派系政争的倾轧而不和，还不如让其不满分子退出来，和国中抱持“民主宪政”理想的仁人志士，另组一个真能发挥一点“民主宪政”力量，不依赖国民党维持，真能独立自存的新政党，来和国民党作公平和平的政治竞争，虽一时尚难取代国民党而执政，但至少可以发挥一下真正“监督和制衡”的民主宪制功能，不像那些依赖国民党而常被国民党玩于股掌之上的“各党各派”，徒沦为伴食附庸；且还更可因之把国家政治，带上真正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的常轨。同时他们也盼望，有朝一日，这样一个新政党能够顺利产生之时，中国的民主宪政，共同努力奋斗。他们这样的“共识”，中国将来能有这样真能独立自持的新党，起来和执政已久的国民党，公平合理的和平竞争，未尝不好，但最大的问题，是谁在当时能有筹组这个新党的号召声望呢？蒋雷两人当时都认为“胡适是最理想的人选”。这是雷告我他和蒋廷黻私谈“民主宪政”和“组织新党”的中国政治问题之首次，时间在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后，到一九四六年之间。惟他们也只是私下谈谈，并未认真其事。他们虽认胡适是理想的“组党首脑”，但胡适还在美未回，而他们各人工作，又都很繁忙，故他们也都无和胡适碰面谈告他们意思的机会。

　　民国卅六年（一九四七）这一年，是雷震特忙的一年。先是去年政协开会，因国共两大党在许多“国是讨论”上，不能协调，终而不欢而散后，还有若干善后之事，要他这个秘书长去奔走处理。如“第三方面”的党派人士，要调停国共之争，需雷事务上的支持。又如和“各党各派”商“政府改组”，代表政府邀“友党”和“社会贤达”人士参加政府。再如自己参加张群的“筹宪内阁”后，积极展开筹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又和国民党决策人士商谋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抵制政府改组后筹开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等等一连串的大事，使得身兼数要职的雷震，为其国民党政府日夜奔忙，没有余时和精神，再去和人，私谈什么“组织独立新党”之事了。加之，这年里，胡适虽回来就任北大校长了，但他多在北方；而蒋廷黻却在这年下半年，奉政府命，继郭泰祺，出使联合国，并兼任驻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出国履新走了。所以雷蒋曾一度私谈过的“为发展中国民主宪政，另组新政党”事，也就暂时埋藏在各人的心底。自然，这时的胡适，对雷蒋认为“胡适最有筹组新党的号召声望”的私谈意思，还毫不不知情呢！直到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春，国民党政府依照刚宣布生效的中华民国新宪法，要召开选举行宪首任总统副总统的国民代表大会，胡适飞到南京开会时期，雷才有机会和久违的老友胡适之碰面，私下好好谈谈“中国的民主宪政”和“中国的政党政治”等大问题了。因为当时社会上曾有“某国民党大老，提议请胡适竞选中华民国行宪第一任总统”的传闻，故雷在某次宴请胡适在家吃饭的私谈中，曾顺将以前蒋廷黻和他私谈过“为发展中国民主宪政，另组新政党”的事，告闻胡适，且还将他们寄盼“胡先生出面倡议组织一个真能独立自持的新政党”的意思，也向胡表达出来。只是胡以玩笑似的口吻，反问了雷一句：“你和廷黻真认为我胡适之具有这种‘组党’的政治才能和本钱吗？”胡适自己爽朗一笑之后，又向雷作了个亦颇带玩笑似的建议：“儆寰呀，你们要找我来倡组一个有力量的独立新政党，作为监督执政已久的国民党的制衡，为中国民主宪政的政党政治，建立良好的规模和基础，事是很好，只是人找错了。我认为这等事，你和廷黻可找孟真去谈谈。孟真的办事气魄、才能、和担当，是个天生的办事领袖人才，请他试组一个新党看看。只怕他的健康不许可他了。如孟真的健康不许可，那就由廷黻自己来。当然以你的办事才具，你也可以自己来；但怕你的国民党，不会许你另起炉灶的，你的总裁同志，现在正需要你帮忙办‘各党各派’的事，他更不会许可雷震同志另组新党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孙中山例外，哈哈！”自然，以上他们的这些话，都是胡雷晤谈一室之内的私言；室内“百无禁忌”，然皆“不足外人道”也。选举过了，胡适回云战局日益不妙的北方，继续当北大校长。雷震在南京，继续做国民党政府的大官。时蒋介石已当选中华民国行宪的第一任总统。是年五月就职，接着任命翁文灏出任行宪首任行政院长，顾孟余副之（但辞职未就，改由张厉生继任。张的内政部长，则由政次彭昭贤继任），雷震又被蒋介石特任为不管部务的政务委员。惟可忧者，是这个时候，政府的国军部队，在各地的“剿共作战”光景，都不看好。真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的可惊之势了。

　　这样的情势，维持到是年底，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就派专机飞去北平，在共军包围的危城中，把胡适等一批反共学人，接到南京来了。雷震对我忆述往事至此，他说得非常清楚，告我胡等飞抵南京之前，关键极为重大的徐蚌会战，业已展开，国军作战，已露败象。南京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车站码头，秩序混乱，眼前显出兵荒马乱的景象。而陈布雷在南京仰药自杀，对惶惶人心的刺激甚大，接着黄百韬战败被围自杀，徐州失守，自亦加速民心士气之瓦解。时雷震参加的翁文灏行政院内阁，已获蒋总统准许总辞，正等已获任命之继任者孙科内阁组成后，即行移交。而宋美龄也飞美争取美援去了（但南京市井谣言，则说“蒋夫人先逃美国，为蒋介石战败逃美作安排去了”）。就在孙科新内阁尚未组成前，翁文灏的看守内阁，仍开行政院会议，通过了傅斯年接长国立台湾大学的任命案，雷也参加了这次行政院院会。凑巧得很，就在行政院院会通过任命傅胖子为台大校长之日，政府派去北平接胡适等学人的专机，也飞抵南京。雷和傅都去军用机场接机相晤时，两人心情，都很沉重。傅胖子对雷高个子说：“看来我要先你而去台湾了。徐蚌前线战事不利，败讯时闻，我很担忧，我们和廷黻过去所谈确保江南，切实推行民主宪政，抗拒极权共产主义的自由中国运动，会受影响。”雷高个子则告傅胖子说：“我们只要能守住长江，事还可为的，老兄不必悲观。现在胡先生到了，在你未去台湾之前，我们再好好和胡先生、雪艇先生等，从长计议，会商一下。只惜廷黻不在，但我们可将会商决定的事，通知他，并听取他的意见。武汉鲠生兄处，我和立武都与他有连络。”胡适飞到南京，就逢生日，蒋总统在其官邸设宴为他祝寿，也同时交换国事时局意见，王世杰、傅斯年、雷震均是陪客之一。胡到京不到一周，孙科内阁组成，国民党的重要人员吴铁城、张群、陈立夫等人，都入阁了。而这个新内阁成立伊始，便通过了陈诚出任台湾省府主席的任命案。同时国民党当局，也任命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出任台湾省国民党省党部的主委。但这个时候，国内朝野人士，大多存有厌战望和的心理，而国民党内，亦发生鹰鸽两派争执的分歧，而更能有举足轻重影响之重要军事将领如白崇禧、张轸、程潜等人，皆主言和，甚更有主张蒋总统应即引退下野者。故此刻的国民党政府，可谓已面临分崩离析之瓦解危机矣。

　　到了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的一月二十一日，蒋中正总统鉴于其嫡系学生杜聿明、邱清泉、孙元良等统率的大军，在徐蚌会战中，都被打败，而又受主和情势的逼迫，只得将总统职权，移交给副总统李宗仁，宣告引退下野，飞去其浙江奉化溪口的故乡。但在蒋引退之前，陈诚已在台湾就省府主席职，并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傅斯年也到了台湾，就任国立台大校长。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的重要古物书册，也开始运到台湾。而雷震婉拒了李宗仁的总统府国策顾问之礼聘，和不以和谈为是的王世杰，住到上海来了，随即开始与尚住上海的胡适，及在京之杭立武等人，会商如何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山河，推行“民主反共”的“民主自由中国运动”。而王雷且数度去溪口，向息隐家园的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报告他们会商筹策发起推行“民主反共”的“民主自由中国运动”之事，且深获蒋的嘉许和支持。王世杰旋成了蒋总裁的高级政治顾问，去了台湾。杭立武在南京做教育部长。被朋友戏呼“雷三毛”的雷先生，便留在上海，续和胡适谈“民主自由中国运动”的具体做法事。而时负责防守京沪杭地区的汤恩伯，亦在此时表示了“保卫京沪，不惜与共军决一死战”的决心。雷震这时除了是国民党的一名中央监察委员外，已无政府的任何公职名义。他的家人，早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送去台湾定居了，他一人住上海金神父路的励志社，积极统筹策划着“挽救党国危亡的民主自由中国运动”的一切实际推动工作，此外，他又凭借其在京沪一带朋友多的各种人缘关系，和谷正纲、方治等人，协助其老友汤恩伯保卫上海。时蒋中正请胡适赴美作反共宣传，并由雷震代表国民党赠与盘程费用。胡赴美之前，陈诚又特邀胡先到台湾看看。在胡小住台湾数日间，已住台湾的王世杰，又急电邀雷震和杭立武，分从京沪，赶来台北，与胡适、王世杰、陈诚、傅斯年等，再就推行“民主反共”的“自由中国”运动的策划大事，进行会商。这些都已是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二、三月间的事了。

　　他们一再在京沪和台北会商推行“民主反共”的“民主自由中国运动”时，国民党政府的力量，尚控制有长江以南大半山河。倘不祸起萧墙，好自为之，一致团结，对付共产党，则以国民党尚有的军队实力，和为共军所无的优势海军和空军，再加凭借长江的天险，自可保得住江南半壁天下的。因此他们会商的这个“民主反共”的“民主自由中国运动”，也可说是个“实行民主宪政，建设民主中国，自由中国”的大理想计划。这个大理想计划的基本内涵，几乎包括了我前面所说蒋廷黻和雷震往日常晤谈到有关“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切基本论点，此即国民党不可再搞一党专政，另组一独立有力新党，以代往日依赖国民党过活的那些附庸政党，以与国民党竞争，而促进中国能有良好政党政治基础的真正民主政治。因此雷震在上海与各方连络所策划的这个“民主自由中国运动”之真实内容，据其晚年闲话往事告我，以及我“留学雷家”所接触到的当年文件印象，不仅是只要筹办由胡适定名的《自由中国》报刊，来宣传“民主反共”的学说理论，鼓舞反共的民心士气而已；且更要先创组一个《自由中国》社，来号召和结合所有中国信仰民主宪政的反共人士，形成一个团体，然后再渐加扩展为一个政党的组织。到这个时候，《自由中国》社，便自为“自由党”了。（雷震的资料中，尚保存有他当年在上海亲笔所写拟约为《自由中国》社发起人的名单。）故他们当年会商的“民主自由中国运动”推行中，所拟创组的《自由中国》社，实在只是他们将来拟发展为“自由党”的一个前奏和预备阶段而已。我在“雷家留学”时，就读到了当年在上海，由雷起草，并油印分寄有关人士的一份《自由中国纲领草案》的重要文件。据雷先生晚年家居，和我谈论当年往事的这件重要文件时，对我说：“你要知道，这个《自由中国纲领草案》，对蒋廷黻后来在美国宣布的那个《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是其很重要的源头。可以这样说，没有我和蒋的往日晤谈中国民主宪政和政党问题，没有《自由中国》社之倡议，和我起草《自由中国纲领草案》于先，恐怕就不会有蒋廷黻倡组‘中国自由党’和宣布《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于后了。”我认为雷的这个回忆往事说法是对的。而且我们于今比观《自由中国纲领草案》和《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两个文件的内涵，就会觉得其实质基本精神，是很近似的，确有渊源相续的意义在。如果我们对以上我记往事种种，都有了解，对上面所述《自由中国纲领草案》对《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的历史渊源意义，也有认识，那末我们再一读前面引述傅正兄以前主讲《自由中国与中国民主党（1949-60）》讲词中的下引一段文字，就会知其言之所以然了：

　　“说到《自由中国》创办前的背景，国内是反共几乎到了绝望的时候，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徐蚌会战结束，中国大陆快丢了，美国白皮书虽然还没发表，但态度已定。这时国内外有一个共同要求，政治上需要另外一个新的号召。国民党也感觉到：国民党这块招牌，乃至于三民主义那一套，已经无法起死回生，挽救这个局面，所谓‘自由中国’运动也就应运而生——后来蒋廷黻先生在美国发表《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便与此有密切关系。……”

　　傅正兄已说到蒋廷黻在美国发表《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与民国三十八年徐蚌会战结束，中国大陆快丢时，雷胡王杭等人所倡推行挽救危局之所谓“自由中国运动”，有着密切关系了。如要了解傅正兄说的这种“密切关系”，我认为那就非得要弄明白，我上面所述当年发生在“雷蒋之间”、和“雷胡之间”的那些晤谈一室之内，商讨“如何建立中国民主宪政”大问题的往事不可了。

　　据我“雷家留学”所见文件材料所知，雷胡王杭等商议发起推行挽救中国大陆危局的“民主自由中国运动”，是在胡适一到南京，傅斯年才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还在南京的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下旬，就开始了。稍后胡适住到上海陈光甫家里去，王世杰和雷震于蒋中正总统引退离京后，也即离开那和谈气氛弥漫的南京，住到上海，那时杭立武还未当教育部长（雷告虚一：杭随教育部朱家骅离职后，孙科内阁的教育部长是梅贻琦，未到差，由新政次陈雪屏代理部务。稍后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府主席就职后，陈雪屏去台湾做教育厅长，这时杭才由沪回京当上了教育部不久就大疏迁的“搬家部长”），也住上海，于是大伙儿就时聚会，好好商谈“民主自由中国运动”的推行之道了。自他们开始商谈后，由雷震在上海草写“拟约《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草拟《自由中国纲领草案》，油印分寄所约之发起人的民国卅八年三、四月间，到蒋廷黻在美国发表《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的同年十二月，为时不过数月而已。不意数月之间，大陆战局恶化，国民党政府的国军惨败，不仅无法保得住雷胡等人认为应可保住的江南半壁天下，就连他们在大陆立足托身之地，也没有了。他们处境已如此狼狈不堪，则他们原要在尚保有“江南半壁天下”的中国土地上，推行“民主自由中国运动”的一切拟议计划，自然推行不起来了。所幸陈诚、王世杰、傅斯年，已在台湾，雷震、杭立武也在大陆战败之后，到了台湾，胡适赴美之前，也到台湾小住几日看过。于是他们于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一月在台北推行了“民主自由中国运动”计划工作之一，即创刊《自由中国》杂志后，蒋廷黻就接着在同年十二月在美国宣布组织“中国自由党”，并公布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了。而创刊伊始的《自由中国》杂志，又紧接着于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一月份出版的两期上（该刊二卷一—二期），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分两次发表出来。该刊之所以如此，自有为“中国自由党”鼓吹号召的意思，自也想藉此一观当时台湾民心，海内外社会人士，对他们要在中国台湾土地上，继续推行无法推行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中国运动”之反应。至于狼狈奔命的国民党，他们倒不如何顾忌，盖其倡导推行此一运动中的各项计划，早已向国民党之最高当局的蒋总裁报备，且已得其首肯与嘉勉，而国民党亦欲借此运动之推行，起死还生也。故《自由中国》杂志于发表《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后，又立即接连发表了一些有关鼓吹和支援这一运动的文章。如是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二卷四期上，刊出朱启葆（夏道平使用笔名之一）的《我们需要一个自由中国大运动》一文；如三月十六日出版的二卷六期上的《存亡绝续在此一举》社论（其中论旨，有些即为《自由中国纲领草案》和《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中的意思）；如四月一日出版的二卷七期上，更刊出了曾在南京上海和蒋廷黻常相晤谈“中国民主宪政和另组新党”等事，又曾告闻胡适“朋友们都盼胡先生出来领导组一独立新党，以利中国民主宪政发展”的愿望，并在上海负责策划推行“民主自由中国运动”筹备工作，且草拟《自由中国纲领草案》，油印分寄《自由中国》社各发起人之雷震的《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确保》一文。而雷此文，不仅是《自由中国》杂志开其最早发谈论“反对党”文章的先河，且其文内的“反对党”云云，不是泛论的，而是有所实指的。此实指者，那蒋廷黻在美宣布要创组的“中国自由党”；而这个要创组的“中国自由党”，也即是他们推行“民主自由中国运动”中，要“另组新党”以发展中国民主宪政的一项计划也。

　　只可惜蒋廷黻要组“中国自由党”的宣布于美国，雷震等在新创《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响应附和于台湾，那时似乎并不如何讨好于逃到台湾来的国民党了。特别是那些拥护蒋总裁的顽固革命派同志，对蒋雷等人所持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观念，仍难接纳。这些革命派的国民党人，逃到台湾后，仍想要把他们在大陆惨败了的革命事业，从台湾从新做起。他们仍要负起“以党建国”的革命责任，故仍要加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控制，自又难以容忍蒋廷黻宣布要组织的“中国自由党”，在其同志雷震所办刊物的响应附和下，发展到台湾来。国民党不仅不欢迎蒋的“中国自由党”，且而竟连以前为他们所倚重以救亡图存的“民主自由中国运动”，也都不感兴趣了。台湾又渐成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控制之局，情势发展，一变如此，实在不利于雷胡蒋王杭等人来推行他们包括有“组织新党”在内的“民主自由中国运动”了。所以在美国宣布要组党的蒋廷黻，到了此时，对推行运动中“组党”之事，不得不有所顾虑，不得不顾虑到他租新党会受到台湾国民党的抵制，于是其“组党”之事，便仅止于“宣布”，不得不知难而退了。我看到他在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三日，由美国纽约写给台湾主持《自由中国》杂志的雷震的一笺亲笔信，信内便说出“先办运动，暂不组党”这样的话来了。且蒋信中，还说了以前和雷谈“组党”的往事：

　　“组党的意思，弟在卅五年的冬天提过，并且草了一个简略大纲。如果当时成立，那局势就好对付多了。现在你们既然只能运动，弟何敢独异？不过将来仍要感觉又失良机，良心上难过。我们总是避难就易。”

　　看了这几句蒋氏信文，我们可知蒋雷等人早在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就在谈论着“组党”的事了。而蒋氏此信，亦可持此证明我在前面所记蒋雷还在大陆时，就已经常晤谈“如何发展中国民主宪政”往事之不虚。

　　尽管蒋廷黻函告雷震：“先做运动，暂不组党”，他们已放弃推行“民主自由中国运动”中的“组党”计划了；可是由于逃到台湾实行党务改造的国民党，其一贯的“革命民主”性质，已和拟推行“民主自由中国运动”诸君子所持民主国家政党的性质，愈来愈难投契。因此国民党为要巩固其在台湾的“一党专政”，不仅不欢迎蒋等倡组“新党”，且还恐惧“新党”之产生，而暗中严加防范之。这时以后，若干有关“倡组新党”之道路传闻谣言，常把住美国为国民党政府作反共宣传的胡适之，也牵涉在内，使得一生志业兴趣仍在治学、政治只是余事的胡适，为之大感苦恼。故胡在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八月廿九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雷震，信中详谈“反对党”事，也就一些外面传闻“胡适和蒋廷黻组党”的谣言，向雷发了不少感慨的牢骚。就我过去整理过胡适写给雷震的亲笔私函中，只有两三封信的信文，是专谈所谓“反对党”事的。而我细读过的这封信，便写得最早而且最长。我认为我们如要了解胡适与所谓“组党”事的关系真实情况，则这封胡适专谈“反对党”的致雷函，就值得我们好好一读。因为胡在此信，已表明了其个人对所谓“反对党”事的基本态度。我今就其信文所述基本态度，举要录述于后：

　　一、胡适不主张“办党”。他说：

　　“我前几年，曾公开表示一个希望：希望国民党里的几个有力的派系，能自由分化成几个新政党，逐渐形成两个有力的政党。这是我几年前的一个希望。但去年我曾对几位国民党朋友说，我对于国民党自由分化的希望，早已放弃了。我颇倾向于‘毁党救国’，或‘毁党建国’的一个见解，盼望大家把眼光放得大一点，用‘国家’来号召海内外几亿的中国国民的情感心思，而不要枉费精力去‘办党’。我还希望国民党的领袖走‘毁党建国’的新路，我自己当然没有组党的心思。”

　　我们读此信文，则知胡适之不仅不主张“办党”，且还主张“毁党救国”或“毁党建国”。他还希望国民党的领袖走“毁党建国”的新路，他本人当无组党之意，自更不会有“鼓励雷震组党”之意的。这或是胡要写此信给雷震作此表示的原故吧？我想胡雷之间的这段往事实情，似乎很值得认为“胡适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像样子的新党”的华苓正视的。

　　二、胡适劝雷震不要相信外传“胡适之蒋廷黻组党”的谣言，又表示“从未梦想到自己出来组党”，更向雷提出“他平生绝不敢妄想有领导一个政党的政治能力”的说明。他说：

　　“第一，你和其他朋友听到的种种关于胡适之、蒋廷黻‘在美国决定组党，名字叫自由党’一类的传说，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做根据。此种传说，无论如何‘传说得像煞有介事的’，都不可相信。

　　第二，我去年秋末曾去斯坦福大学住了两天，主人房君开车同我去访问君励先生——那时他病起不久——并没有谈过政治。我在Berkeley讲学近五个月，见过顾孟余先生几次，都没有谈政治。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梦想到我自己会出来和他们组党。

　　第三，丁月波（虚一按：丁月波是丁文渊、丁文江的弟弟）和你都曾说过，反对党必须我出来领导。（虚一按：据雷告我此事，是旧事重提，是当年在京沪商议推行“民主自由中国运动”时的事。）我从没有回信。因为我从来不曾作此想。我在台北时，屡次对朋友说，——你必定也听见过，——盼望胡适之出来组织政党，其痴心可比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叫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

　　我们读了上面胡适劝告雷震的“第一、第二、第三”三段——特别是“第三”段——信文，在其字里行间发现到：不仅是有“雷震曾鼓励胡适出来领导反对党”之意，而且胡适还向雷作了“盼望胡适之出来组织政党，其痴心可比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的明白拒绝表示了。他们的这种情形，就所谓“组党”事言，胡雷两人，是“谁在鼓励谁”呢？我想这些胡适给雷震亲笔信文中的意思，似乎也值得认为“胡适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像样子的新党”的华苓正视的。

　　三、胡适告诉雷震：台湾望有“反对党”之人，应该自己努力作为，把这个新政党组起来，不应该去用胡适之、张君励、顾孟余等人这些“不中用”的老招牌了。他说：

　　“最后两句话是：一、港台议论好像都认定‘反共救国会议’可以召开，而这个会议可以促成反对党的出现。我看这是幻想，毫无根据。如果某些人士期望‘反共救国会议’促成反对党，那末我可以预言，那个会议一定开不成。二、港台同日好像真有‘反对党呼之欲出’的‘讹言’，愈传愈像煞有介事的！我的看法是，如果台湾真有许多渴望有个反对党的人们，他们应该撇开一切毫无事实根据的‘讹言’‘流言’——例如胡蒋在美国组党的妄传——他们应该作点切于实际的思考，他们应该自己把这个反对党建立起来，应该用现有的可靠的材料与人才，做现实的本钱，在那个现实的基层上，自己把这个新政党组织起来。胡适之、张君励、顾孟余……一班人都太老了，这些老招牌都不中用了。”

　　我想上引胡适信文中的两点，尤其是后面一点，似乎颇有点华苓所谓“胡适鼓励雷震组织新党”的意味儿。可是稍具有读《古文观止》文章的中国人，只要细读玩味这信文中的两点意思，他们就会体味出胡适向雷说这两点的真意是什么了。胡适的真意，不是在“鼓励人去组织新党”，而是在“责怪那些台湾望有个反对党的人们，自己不出来组党，而要利用胡适之、张君励、顾孟余等一班人这些不中用了的老招牌，来作组党号召之不该”！读书不多、浅学贫知的胡虚一，读了胡信中的两点意思后，确有这样的体味，不知学知见识均比我高的华苓老友，读了这两点胡信意思，会有如何的体味呢？倘承华苓念在故交，不弃浅薄如我之人，给我指教，我自然是洗耳恭听，欢迎之至！

　　第三、也许有人会以为，华苓所言“胡适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像个样子的新党”云云，是指雷于胡适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受胡鼓励而筹组“中国民主党”这事而言，与以前他们要推行“民主自由中国运动”时想组“中国自由党”的那事无关了。惟如此为华苓说法作解言，又是否确合事实呢？我看这也得求证于当时的事实食肉如此才好。盖吾人评述往事或史事，最好是能设身处地去看当时事实确如何，方可无误失，不能不察实情，闭起眼睛“想当然耳”的。关于这件“组党”往事，曾追随雷先生参与“组党”活动的傅正兄，似应比我清楚。“雷震这次和许多大陆省籍、台湾省籍的热爱民主政治的朋友，一起从事筹组新党活动，是否受了胡适的鼓励”？我想傅正兄也应该比华苓和我清楚的，因傅正兄是这次“组党”事件中的当事人之一，而华苓和我都是局外人也。但依我所见到有关此事的若干文件的直接材料，和我助校晚年家居的雷震，撰述有关“组党活动”的回忆文字，再加雷对此事实况之告闻，使我不得不根据事实说：当年雷震和某些热爱民主政治的大陆人台湾人，合在一起，在台湾从事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还是出于雷的主动多，而且雷的主动，也是出于不得已。至于已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也被雷等“组党”人士扯涉其事内，但胡对雷等，不仅其鼓励是消极的，且还指出彼等“组党”的某些言行欠当，而函劝彼等应加谨慎。我自然不能信口雌黄，说如此这般的空口白话。现在我把自己“留学雷家”见闻所知有关这次雷震等倡组“中国民主党”的往事实情，记述出来，以供华苓及留心此一往事人士们参考。

　　一、我们最好看雷震回忆此事时，他自己怎么说的。雷在出狱家居撰写，央我助校，死前出版于香港的《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篇》一书内，有多处，零散地提到他和人“筹组新党——中国民主党——”的往事。其中有一节“反对党问题”，因经我校稿时，为之校改较多过于散乱处，且建议他删除一些不相干的话，故这一小节记“反对党”往事之回忆文字，较有条理。（虚一按：雷因年老体衰又病，记忆力日差，致他后来写文时，已无章法条理，想到什么便写什么，真是信手写来，非常散乱。我那时帮忙他，只在注意他不要弄错所用搜集到的材料，至于他怎么写，就由他先写出来再说。我曾对他太太宋英女士说：“雷公现在写文章很乱了，暂不管他，由他先写出来再说，等以后我再慢慢替他校改修缀散乱吧！反正目前不能出版，慢慢来好了。”谁料想到我还未替他做到这一步，他老先生就追不及待，私托人将稿子带去香港印书了。等他生病住到医院，我才知道他的回忆录稿，已在香港出版了。）现在我就此节回忆“反对党”文字，只节录其记事中涉及胡适者如次：

　　“胡适先生于民国四十七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长，我经常至南港他那里坐，有时去是为了听他演讲，有时为了《自由中国》社的事情。如无他人在座时，他常常称赞凯末尔的了不得，土耳其因此而繁荣了，今天则站在西方民主国家的行列。因此我就劝他出来组党，和当年他与蒋廷黻要组织中国自由党（按：《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见于《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国三十九年一月一日出版，及该刊第二卷第二期——三十九年一月十六日出版）一样，他只做党魁，实际工作由我负责，我担任秘书长名义。胡适说，他今日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学术机关，同时又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他却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他可在旁边赞助。于是者谈过好几次。他的学生青年党领袖时任立法委员的夏涛声有好几次也在场。最后，他说可做我们的党员，召开成立大会和党员大会时，他一定出席讲演捧场，要我们出来组织。我们说：‘恐怕党未组成，而人已坐牢了。’（虚一按：我助雷校阅这段稿文，见到这两句话时，还笑对雷说：“您老此语，真是夫子自道的预言，而两年后又都被您老说中了：‘党未组成，您和傅正已坐牢了。’只是诸位组党君子，只有您和傅正兄两人坐牢，其他的组党名公，都失志节，投靠了国民党，有人当大官，有人发大财，有人开学店，但也由人抱郁以殁的。陪公坐牢的，还是《自由中国》社的朋友，组党之士，只有傅正兄一人陪您坐牢，即傅正亦还是《自由中国》社的。”雷震当时听了，默然无语良久。）胡适先生答着说：‘国民党已把大陆丢掉了，今日总该有点进步吧！’我们齐声答复说：‘今日地盘小了，可能握得更紧吧！’这样谈过多少次而没有结果。

　　关于新党名称，我们主张仍用‘中国自由党’。胡适说那个倒了霉的名字不必再用，我们今日组党是为改善选举，为争民主，就叫‘中国民主党’好了。”

　　在上段雷震的回忆组党文字里，明白说出的当时事实，是“雷劝胡出来组党”的；而且雷还明白表示：“胡只要做党魁，实际工作，由雷以秘书长名义负责。”这明明是雷震鼓励胡适出来组织，至少可说是雷震等组党人士，想借用这块“胡适招牌”以广“组党”之号召也。可是雷等的劝说，却被胡适以“就任了学术机关的中央研究院长，同时又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为辞而婉拒了。我个人认为胡适对雷震劝说组党之婉拒，也是诚恳的。因胡的一生事业，是在学术文教方面，不在政治方面。只是他遇国家多事危难之秋，也爱管些国家政治上的事，也爱谈些国家政治的问题，因而有人对他的这个情形，固可评说是“胡适性格爱热闹，爱放野火”；但他的这个情形，又何尝不可说，这也是他基于“书生爱国”的一种表现呀！不论怎么说，胡适给人的印象，是个清流学者，而非搞政治的人，而雷震给人的印象，却恰好相反。我想这应为吾人所承认的吧！因此胡对劝其出来组党的雷说“我做学术机关的中央研究院长，又同时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云云这些等于婉拒的话，是非虚心假意的。至于雷又说胡“极力劝他们出来组党，胡可从旁赞助”的话，我看也无积极鼓励之意。也许是胡因“婉拒雷震劝他出来组党做党魁”后，在他不好意思太拂雷等组党兴趣之下，才说出这些话来以安雷等人士之心的。惟胡又为何为雷等拟组新党取名“中国民主党”呢？之所以如此者，或是胡适因雷等主张新党之名，仍用以前“中国自由党”名字，会引起胡“被人误会在领导组党”之嫌；再加雷等若干民青两党籍之大陆人，与某些热衷政治的台湾人，在台湾拟组新党，确乎导因于为了改善选举，争取民主，而与雷震与胡适等人昔日在大陆，商筹推行“民主自由中国运动”的情势，不一样了；胡于是才建议雷震等“不必再用那个倒了霉的‘中国自由党’”，要他们将要组的新党名字，“就叫‘中国民主党’”的。所以我不认为雷震、夏涛声、李万居、高玉树、齐世英等大陆人台湾人，在后来发起筹组“中国民主党”，是受了胡适鼓励才干的。雷震在其回忆组党往事的文字里，说得已很明白，我想华苓一看便知；而雷的忆述事实，即傅正兄或亦难以否定吧！

　　其二是雷记事中之所谓“胡适鼓励组党”之言。我将之全录如下：

　　“尽管胡适先生这样勉励，我还是不敢出来组党，因为主办这几年《自由中国》半月刊，为了印刷之事，使我苦头吃足了，没有当年的勇气了。盖国民党当局虽然丢掉了大陆，还是过去大陆时代的老样子，对于宪法上所规定人民的权利，一概置之不顾，我还是恳求胡先生出来领导，和当年主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样，不料胡先生却说：‘你是读过《四书》的，孟老夫子说过：‘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当然是鼓励我们自己出来组党，不必等待他出来领导而始为之，但是我还在犹豫之中。可是胡适又鼓励我多次，他说：‘俟河之清，人生几何！’我们还是踌躇不前，因为我做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党员，在大陆上在政府中做过二十年的事，也办过党，国民党当局的性格，我知道得很清楚，连国民党孙总理左右手胡汉民先生都敢关起来，还不会关我吗？我更怕连带的把《自由中国》半月刊拖垮了。（虚一按：雷这儿说的话，后来又被其说中了。）有一天，我和夏涛声去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先生处专谈筹组反对党问题，胡适先生劝我们不要徘徊瞻顾，须拿出勇气来，并留我们吃晚饭。（吃饭喝酒事略。）晚饭后坐了一下已到九时，他就催我们走了，并说十时以后的时间是自己的，他洗澡后便要写稿子（按：经常写到夜半次晨三时始上床睡觉），叫他的车子送我们回去，他送我们上汽车给我们关车门时说：‘俗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见胡适先生希望组织新党之切也。”

　　雷震回忆有关“组党”往事的这段文字，最易令读者感有“胡适鼓励雷震等组党”的印象。但是，胡适为何要这样鼓励雷震自己拿出勇气来面对现实艰困而组党呢？甚至胡为何还更引述《四书》中孟夫子说的话，盼雷等不要做“待文王而后兴之凡民”，勉励雷要做“若无文王犹兴之豪杰”呢？如果我们对此问题，再加深思玩索一下，或许还是可获问题答案的。依我个人看，胡适之所以如此鼓励雷震者，主要还是由于雷震等人，自己想要组党，而又对当时“还是过去大陆老样子”的国民党，有所畏惮，怕有所失，而无此自己组党的勇气，因而“还是恳求胡先生出来领导”，仍想利用这块“不中用”了的“胡适老招牌”之故。所以我大胆地认为：胡适对雷恳求其出来领导组党，而作的这种鼓励，仍非积极的，其意义仍和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八月里，胡适在给雷的长谈“反对党”信件中，对那些想望在台湾有个“反对党”，自己不敢出来组党，而要借用胡适之、张君励、顾孟余等人的这些不中用老招牌的人们之责备，是一样的。胡适在那封长信里，早就向望求他出来组党的雷震表明：“我生平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叫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他又如何能在回台担任学术机构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后，雷震夏涛声等恳求他出来领导倡组“反对党”时，忽变得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能够叫我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了呢？组党自不应有此突然转变的可能；可是在国民党政府中搞政治很多年的雷震，又一再恳求志趣重在治学而非政治的他出来领导组党，于是他就只好盼望雷去做“若无文王犹兴的豪杰之士”，请雷自己拿出勇气来组党了。上面是我对“胡适何以如此去鼓励雷震自己出来组党”之问题，所作这样的深思和玩索，不知能获我的老友华苓女士的鉴许否？

　　二、让我们再看一封胡适写给雷震的四小页亲笔信件。胡适此信，写于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八月四日，在他率领一组学人，赴美开学术会议，正在美国时。胡在此信中，对雷等筹组新党事之不当言行处，多所评责和规劝，譬如胡评责雷等所拟之《新党宣言》说：

　　“我在五、六月之间，就曾指出，有人说你们拟的宣言‘太消极’、‘太否定’（too negative）我的意思是说‘太骂人’、‘太攻击人’。你们的党还没有组成，先就骂人，先就说要打倒国民党，先就‘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国民党当然不会‘承认’你们的党了。”

　　我觉得胡适对雷震等筹组新党人士所作的这个评责，可谓是持论公正的一个忠告。只可惜胡信请钱思亮带回台湾面交雷震收读不久，所谓“雷震涉嫌叛乱”的事，就爆发出来了。以前我助雷清理编辑胡适给其函件及于此函时，曾特检出此信请雷看，并还幽了老人一默道：“我公今在家再撰回忆文字（前在狱所撰回忆录文字，悉被军狱取走，没有发还），写到当年组党往事时，只记胡适鼓励你们的话，而不记胡适评责和规劝你们的话，似乎也不好。”雷听了我言，又接过信看，然后笑谓我道：“我现在再看胡先生信中对我们的批评，说得也很是，不失为公平之论。”雷说此言，已逾八旬，距其病逝之期，仅两年不到了。而我当时对他讲，说胡适此信，将是日后台湾，讨论所谓“反对党”问题时的一件很重要的材料。故雷就要我保存此信影本一份，以作我将来撰写有关其史传的参考。我现存胡适此信原件影本上的字迹尚颇清楚，故我将原函影本四小页，全部附录存此，以供华苓、傅正兄，尚健在人间的当年组党人士，和关心雷震等组党往事者的参阅。

　　三、让我们再看看胡适当年日记中，记谈“反对党”的话。这是胡适由美开完学术会议回台，于“雷案”判决后，和蒋中正总统见面，谈了“雷案”，再附带谈到“反对党”事之日（民国四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现将这天日记中记“反对党”的部份，全录如下：

　　“说到这里，我知道时间已不早了。我打定主意，要加入一段话。我说，我因到台北的第二天，所谓‘反对党’的发言人——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来看我。我屋中客多，我答应了那个礼拜三晚上（十月廿六日）同他们吃饭面谈。礼拜三（廿六日）的上午，我去看副总统（虚一按：副总统是陈诚），我把我要向他们说的话，先报告副总统。我说，李万居一班人既然说，他们要等我回国，向我请教，我有责任对他们说句很诚恳的话。我要劝告他们两点：（一）在时间上要展缓他们成立新党的时期，他们应该看看雷案的发展，应该看看世界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情，不可急于要组党。（二）我要劝他（们）根本改变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打倒你了。第二，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第三，最好先要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以上是我对副总统说我预备那晚上对他们几位说的话。同时我还表示一个希望。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天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上面是胡适日记中，记他和蒋中正总统会面谈及“反对党”事时的记实之言。我们看他向蒋提到“反对党”，记时写成“所谓‘反对党’”，就可想到他对“反对党”的态度了。而胡向蒋引述他先对陈诚说明，他要和那几位所谓“反对党”的发言人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等人相劝的两点意思，又可说与他在美国开学术会期中，托钱思亮带回面交雷震那封信内的评责意思，完全相同。而且劝言之中，还有“要展缓成立新党时期，不可急于组党”；“要根本改变态度，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态度”；“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等等很诚恳的话。尽管胡适也向陈诚表示了一个希望，即“盼望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天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好像在为组党人士帮忙；但胡适对那几位“反对党”发言人诚恳相劝的言语里，似对彼等组织新党之事，只有劝其谨慎之事之意，所谓“最好先要能够争取政府的同情谅解”也；而无激将鼓励之意。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等人，都是和雷震一起筹组新党的台湾省人士（其中办《公论报》的李万居和其湖南太太钟女士，与我颇熟识。李先生且约我为其报纸撰写文稿，承其盛情，几次要聘我为其报纸主笔，我皆以学校授课忙而婉辞，最后答应未久，“雷案”就发生了，他的报纸也一直闹财务纠纷，终被国民党的财阀抢去了，他本人接着病住医院，最后一死了之了。迄今思之，尚为这位台湾书生，我们湖南人的女婿，感到哀惜！），胡适当年对他们筹组“反对党”的态度如何？胡适在其日记中的记言，说得似很明白了，而且黑字写在白纸上，谁都改不了的！我想像这样的胡适日记中言，似乎不宜视为“胡适鼓励雷震等人组织一个有力量，像样子的新党”了吧？区区鄙意，又不知能蒙华苓老友见许否？

　　第四、华苓在其大文内说：“所谓‘雷震叛乱者’，组织新党也。”而她又说“胡适鼓励雷震组织新党”，因而她方又有“结果新党给扼杀了，雷震给关在牢里了，胡适在书房独自玩骨牌”等对胡不满的抱怨之言了。华苓认为“雷震叛乱，实因组织新党”的忆断，是不错的；但她说“胡适鼓励雷震组织新党”的话，我在上面所持的否定说法，业已提出支持我说法的颇多事证，还盼她能平心参考。语云：“事实胜于雄辩”。故我也只盼能就“胡适是否真的鼓励雷震组织新党”问题的讨论上，提出所知的当年事证，供老友参考，不愿和老友打笔墨官司，抬无谓之杠也。倘华苓能平心参阅我上面所提事证的说明，愿对“胡适鼓励雷震组织新党”往事的回忆说法，有所修正，则她对胡适所作那些不满的抱怨之言，自然也就会烟消而云散的。再说“新党给扼杀了，雷震给关在牢里了”，而“胡适在书房独自玩骨牌”的情形，又岂是一件玩得很“开心”的乐事吗？我看那时“在书房独自玩骨牌”的胡适，其烦恼苦感的心情，或与雷震在牢房里独自玩扑克牌的心情，与我在牢房常独自捕捉马桶池内爬出来的蟑螂玩的心情，大概差不多吧？现在让我更老实地告诉我的老朋友华苓女士：“雷先生之所以出来组党，实在也是由于《自由中国》上发表了太多望有‘反对党’的文章（如朱伴耘一人就有《七论反对党》之多），等到许多台湾民主人士要拉他出来一起筹组新党时，他实有不得不出来的不得已之故。这个意思，在‘雷案’初发，雷太太宋英女士营救其丈夫的文字和言论中，都曾表示过。所以我认为真正鼓励雷震出来组党的人，是他的那些台湾省籍朋友居多，并非一向以‘做了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院长，同时又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的胡适之也。”因此，我写到这里，我不免也要批评老朋友几句：“你既认为雷是因为组织新党而被捕下狱，那末你为何不去责备那些起初拉雷出来一起组党，到后来又多投依了国民党升官发财的人士，而独责备事实上并未鼓励雷震组党的胡适之呢？这不仅有违事实，是非欠真，也失公正！”还盼老友海涵我的直言失礼啊！

　　我在前面说，“雷案”发生之初，雷太太宋英女士曾著文营救丈夫。她在文中，对国民党官方发表“雷震被捕，与新党运动无关”之宣布，曾严加驳斥其非。而筹组新党的人士，也一再在报上发表如“宣告成立新党筹备委员会”，和“新党即可宣布成立”的公开声明，声明中且还“要求当局释放雷震”。可是后来发展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所谓“新党筹备委员会”，固是未见成立，则又所谓“即可宣布成立的新党”，自更无那么一回事了。而那些和雷震一起筹备组织新党的诸公，更不知都到哪儿去了。病老死去的，自无话说了。而尚健活人世的，如息隐山林或者深山萧寺，倒也罢了，但赫然还有升大官发大财的呢！出狱后的雷震，家居常爱应晚辈民主人士，题字留念。每到他要作此题字，我便常帮他去买好的宣纸（因他家的退伍老兵佣人不会买什么写字用的宣纸），他写字时，我又常帮他磨墨（他由大陆带来一条名墨，还是明朝货，很宝贵）和牵纸；而他又总爱题写什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两句论语上的话。有次他又写题这两句话送人时，我便笑谓他道：“雷公也该多写几张这样的话，分送给当年和你一起筹组新党的民主前辈，每人一张才好。至少高玉树和吴三连两人，应该各送一张才够意思。”雷望我笑笑，只连说了几声“虚一呀，你，你，你”而已，就无下文了。写到这儿，我不妨再说一件我曾助雷写墓碑的往事如后。在我说这件往事前，我又想先引录傅正兄主讲《自由中国与中国民主党（一九四九—一九六〇）》的一小段讲演词。这段讲演词是：

　　“说到雷先生，我先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略）。

　　第二件事是：他去世以前很久，我到他家去，亲眼看他写自己的墓碑。墓碑上只有两个头衔——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和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这说明，他一生最感到安慰的也是这两件事——杂志和党。

　　这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

　　我说的这件往事，就是我助雷筑墓和写墓碑的事，可说是对傅正兄印象很深很深的两事中的第二件之一个补充说明，这件往事是这样：

　　我自雷先生在南港坟山买好一块墓地，到“自由墓园”建好，并先后把其亡儿雷德成君，及《自由中国》编委罗鸿诏和殷海光两位先生，三人骨灰迁葬于墓园，凡关筑墓之事，雷都和我商筹一切，故成了协助雷先生营建自己墓园的唯一帮手。民国六十五年初冬，雷先生和我已洽妥一家专做坟墓的吕姓包商，由其开工兴建五个墓穴（雷老夫妇自用两个，另三个是备迁葬其亡儿雷德成、《自由中国》编委罗鸿诏、殷海光三人骨灰用的）和墓园平地美化。在筑墓园诸事中，有一项是由雷先写好五个墓碑碑文后，再由包商定购大理石墓碑来，然后请石匠将雷亲书碑文，刻到墓碑上去。雷平日家居，写字送人，都要请我去为他买纸磨墨，助他写字，则他要写五个墓碑题字，再加上一个墓园名称石牌，那就更要找我去帮他磨墨牵纸了。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学校放春假的一日上午（这便是傅正兄所说“他——雷——去世很久以前”的时候），我很早去雷家帮忙雷写墓碑。由我磨墨、找笔、裁纸，到照料雷写好五个墓碑及一个“自由墓园”墓园名碑，足足花了一个上午方写完毕。为何花去这么多时间呢？除雷每写一碑，先要试笔试掉一些时间外，最花时间的，是雷题写每一墓碑开始前，我们对墓碑上的题字，有所讨论，而雷老夫妇两人的墓碑上题字，和墓园名称的题写，更使这对老夫妇，发生了近似吵架的很大争执，这是我那几年里常到雷家走动，很少见到的情形。我从中做劝解的和事佬，很费了些口舌，方劝使两位老人，各让点步，才算把他们两人的墓碑和墓园名碑写好。就在我劝好他们的争吵，雷先写好“自由墓园”名称，再写老伴墓碑，最后开写自己墓碑，正写着的时候，傅正兄来了。他一见雷在自己墓碑上题写的两个头衔：“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和”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便连声说好。可是他不晓得老俩口在他来以前，已为雷要题写这两个头衔在自己墓碑上，发生大争执而大吵了一架呢！（我事后告诉傅正兄，老夫妇吵得很凶的情形，傅笑笑说：“这真是很少见的事，这真是很少见的事！”）

　　我先略说我们对题写墓碑的讨论。

　　关于“墓园”名称，老夫妇就有了争执。雷要写“自由中国社墓园”七个大字，而雷太太不表同意。雷要写“自由中国社墓园”者，是他除要将该社三位已故编委罗鸿诏、戴杜衡、殷海光的骨灰迁葬于此外，以后该社的其他编委职员将来病故之后，亦可埋骨于此，所谓“生为同事，死为鬼友”也。但雷太太不表同意。她说如称“自由中国社墓园”，则儿子德成的骨灰，不能迁葬其内，她死了也不安心葬在其内，因儿子和她都非《自由中国》社的一员也。我即表示调和意见，认为《自由中国》社同仁的家属死了，安葬在“自由中国社墓园”内，也是“心安理得”的事。故我认为德成骨灰迁葬于内，雷太太百年之后，奉安于内，似无不安之处。只是鄙见未被雷太太接纳，且认我偏袒雷先生，仍坚持去掉“中国社”三字，只写“自由墓园”。她并说：“罗鸿诏是《自由中国》社编委，他又无家属亲人在台湾，其骨灰迁葬于内，或仍留六张犁，都无关系。殷海光骨灰放在教堂内很久，从无人理睬，现由胡老师函商殷太太经年方得同意才可迁葬于内。而戴杜衡夫妇死后，由其女儿女婿义子，合葬他们在大直天主教公墓，墓地修得好好的，公墓又有专人照管，又何必把他们迁葬呢？你们迁葬他们，他们后人会同意吗？再说现还活在世上的《自由中国》社同仁，分散各地，于今连通讯都少，将来死了，谁还千里迢迢，奔葬到南港墓地来呢？你们两人，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我这时立又表示：“这全是雷公笃念故旧的好意呀！”而雷这时也只好对太太让步，说：“那就写‘自由墓园’算了。”关于墓碑，由于雷主张墓碑上的生卒年份，一律用公元纪年。故我又建议墓碑一律用横型，并一律采由右到左的横写法，这样则公元纪年的生卒年份及月日，又都可用阿拉伯数字来横写了。但老夫妇仍以中国人的墓碑直型的多，碑上的字，也还是由上到下直写的中国式好。最后决定自照他们的意见办。关于各人墓碑上要题写的“头衔”，自各不同。雷最先写殷海光的墓碑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是我早和殷太太夏君璐女士函商迁葬殷骨灰，请问墓碑如何写法时，由她决定写信告我的。雷自要尊重殷太太的决定写，不过写时，我们在殷海光之下，加了“先生”两字。雷写殷的墓碑，写得最快，没有什么多的讨论。雷在其老同学罗鸿诏的墓碑上，题写“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委员罗鸿诏先生之墓”，也都大笔一挥，顺利写好，无何讨论。雷写儿子德成墓碑，上写“小儿雷德成之墓”，也无讨论，但雷只署“父题”，我便建议“最好改为父雷震，母宋英题”。但雷太太说“写不写我没关系”，而雷又说“父题就好了，也不必写雷震，人都知道的。”但到试写雷太太墓碑时，两老又起了小争论。雷要写“监察委员雷夫人宋英女士之墓”。雷太太则认为“又是监察委员，又是夫人，又是女士，写得太啰嗦了”，她不喜欢。雷又试写成“监察委员宋英女士之墓”。我看了表示意见：“监察委员的头衔不如雷夫人重要，可以不要监察委员，但要雷夫人。”说得两个老人都笑了。而雷太太则说：“我看监察委员和雷夫人都不要，就只写宋英女士之墓够了。”雷说不行，雷太太说行，就这样争执成僵局。结果我又建议：“写两张，一张写‘监察委员宋英女士之墓’，一张写‘雷夫人宋英女士之墓’，刻置两碑预备，将来由子女决定取舍。”拙意这次算是接纳，两老争论，才告平息。最后雷试写自己的墓碑时，两老再起争论，且争论到几乎大吵起来了。

　　两位老人为“雷震墓碑”争论到大吵的重点是，雷坚持要在其墓碑上，并列写着“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和“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两个头衔。而雷太太的意见，只同意写“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反对写“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因她认为前者是事实，后者根本未成事实，何况所谓“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在雷被捕后许久，方由李万居、高玉树等人声明成立，而新党也终未组成，筹组人士，也都作了鸟兽散，现在墓碑上写它何用呢？我见两老争吵不决，便又劝说道：“雷公坐牢以前，曾和一些朋友从事过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当也是确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故在其墓碑上写上后一头衔，似也可以的。”惟雷太太仍不以我的说法为然。一老坚持要并列两个头衔，一老则坚决反对写列“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争到后来，雷太太生气走了，雷先生就照写两个头衔不误。兹将雷太太当时坚决反对的陈词，和我当时的劝言，分记于次。雷太太反对说：

　　“你（指雷）的中国民主党，在你坐牢前，连筹备委员会都还没有成立，到你坐牢以后，李万居、高玉树等人才在报上发表声明，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但后来他们不但未把新党筹备成立起来，且又作了鸟兽散，别人早已没有这回事了，做大官的做大官，发大财的发大财，偏你坐了十年牢，还不死心，现在还要在自己的墓碑上，记上一笔，有什么意思呢？生前未当成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死了还要写在墓碑上过瘾吗？你要这么写就这么写吧！不要将来人死了，因你墓碑上写有什么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的头衔，连墓碑都不许立起来，那就难堪了啊！”

　　而我当时的劝言是像有点打圆场了。我说：

　　“想当年，雷公和那班被胡适先生誉为‘豪杰之士’的组党朋友们，一起搞筹组活动，也确乎搞得煞有介事似的。哪知天有不测风云，雷公竟出师未捷先坐牢，而其组党朋友，到后来却都做了缩头乌龟。中国民主党没有组成，似难怪上雷公坐牢的。于今他的组党朋友，有的当了大官，有的发了大财，有的仍做名利双收的民主人士；而雷公只望在其死后的墓碑上，写刻个‘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的虚衔，有什么使不得？将来又会有谁不许立起这个墓碑呢？雷老太，你就别担这个心，别反对算了。雷公就照自己意思写吧！”

　　我觉得雷震生前亲写自己墓碑时，夫妇老俩口大争吵的一幕，尤其宋英女士反对雷写“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的理由，以及我的劝解之言，似乎也值得我的老友华苓女士参考参考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七日，雷震病逝三周年。有本三月一日出版的党外杂志《亚洲人》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上刊其太太宋英女士纪念他的《忆儆寰》一文内，有一段话，我录如下：

　　“儆寰被判刑下狱后，社会上颇有不少的人，对胡适之先生不满，说他不到牢狱去看儆寰，也未在总统面前说说话。……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胡先生好容易得到总统约见的通知后，即前去进谒，但事前即有人告诫不谈‘雷案’，一直等总统问到世界局势时，胡先生才趁机谈到‘雷案’对政府的影响是如何如何，也谈了不少其他的问题（虚一按：“反对党”当是其中之一），尤其在他晋见总统的日记里，写的更为详尽。唐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中有原文的影印可查。这件事演变到这种程度，我对胡先生还有什么可要求的？还有什么不能谅解的？故儆寰出狱后一直到他病逝前一年，每逢胡先生的寿诞忌日，我们总是到南港墓前行礼致敬，感念他生前的关切和仗义之情。”

　　说来胡适之与雷震和人一起筹组新党之事，其间多少多少，也是有些关连的。雷太太宋英女士对当年拖雷出来一起组党的人士观感如何，我们不难从其坚决反对雷在其墓碑上题写“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的表示中，获得一个印象。可是她自雷坐牢后以至出狱九年多后病逝以来，对胡适之，亦如其丈夫一样，不仅毫无不满之意，且还怀“感念胡适生前对雷关切和仗义之情”。这个情形，我们又可从上录那段宋英文字里，获得一个印象了。故我以为上录一段文字，或也有供给华苓老友一阅的用处。

　　为华苓匡疏误，为雷函略进解

　　我读华苓大文中，发现其中尚有些小疏忽和失误，我应趁此机会，顺便为老友作点匡正的效劳工作。兹请分述如次：

　　其一是：华苓大文中，有“毛子水在两三年前已辞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的名义”一句。我在此姑暂不管雷先生生前和我话旧时，对我讲述他和毛如何识交，他如何邀毛参加《自由中国》的种种经过详情，但单照华苓文中这样说的一句话，则毛早在两三年前，就已非《自由中国》编委之一，和该刊早已中断关系了。可是，华苓在其文内，又刊出了一张《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全体同仁合影的照片，而此合影照片中，毛子水仍是其中之一员，毛就站在殷太太夏君璐的后面。我读了华苓说“毛子水在两三年前已辞去《自由中国》编委名义”的话，又同时看到其文内附刊出有毛在内的《自由中国》十周年全体同仁合影的照片，则我就不得不要说一声：后者合影照片，已把华苓说的前面那句话，给否定了。这不能不说是华苓的一个疏忽。不过她是外文系的毕业生，而非历史系毕业生。莎氏比亚戏剧里的有些人物，其历史时代，也常有被其弄错了的情形，故华苓的这个疏忽，或可得人谅解的。

　　其二是：华苓大文内，又有“杭立武和《自由中国》也早没关系了”一句话。关于杭立武和雷震的多年深交，雷杭等创办《自由中国》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杭在《自由中国》开创期间为该刊所作的努力与贡献，我在前面，已多记述。我现在只要说华苓此语，也是不合事实的。虽然杭立武后来因为本身工作，对《自由中国》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很少参与和过问，亦少有与其社中同仁接触机会，且在担任政府驻外使节，不在台湾期间，曾于一九五九年年头专函雷震，请其代向《自由中国》社编辑委员会诸先生，准予辞去编辑委员名义。只是他的这个请求，未被其编辑委员会同仁接受，仍由雷函覆挽留，此后直到“雷案”发生，《自由中国》停刊，杭未再有请辞该刊编辑的辞意。又据雷出狱后向我谈及《自由中国》往事情形，说到杭那次请辞编委而遭挽留事时，雷说：“以杭立武和我们当年在大陆一起发起‘民主自由中国运动’，和他到台湾仅我赶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并由其教育部稍作了点航邮费津贴等等那段历史渊源言，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他辞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的。只要胡适在《自由中国》一天，杭立武就不能够摆脱得了《自由中国》的关系的。”我认为出狱后的雷震，对我述说这些杭立武和《自由中国》关系等语，是很合情理而很可信的。而事实上，雷出狱后家居读写自遣期间，直到其病逝以前，仍和当时做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那时还是独立机关，不隶属国立政治大学）的杭立武，保持有数十年的老友交情，亦有书信相互问候。台大哲学系副教授陈鼓应君，某年因故不能续在台大教书，被政府安排在国际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之初，雷为爱护这位殷海光的高足，还特函请杭立武照顾这个青年人才。雷写此信时，我正在其旁，看其函文内，尚有“国家生机，端赖人才。这些年来，若干横人，败坏国家元气，莫不以摧毁人才为最可恶，盼老兄为国家保元气，对陈君善加照顾”等语。后来鼓应来告，杭立武还特约鼓应面谈一次，且告鼓应他当年和雷等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及他一直担任着该刊编辑委员等往事颇久。凡上诸事实，故我难以同意华苓所说的那句话：“杭立武和《自由中国》也早没关系了。”我不仅难以同意，且还认为杭立武和《自由中国》的关系，始终未断也。

　　其三是：华苓大文内，数度提到雷家的司机老瞿。其中还有一段话，使我别有感怀。兹录如下：

　　“雷震等四人被捕以后，老瞿死了。那时我才听说，雷震被捕的那天，警察和特务长驱直入他的书房，信件、稿子、组党文件……抽屉里，书架上，一一搜去，清楚明白，毫不含糊，明明事先他们就知道那些东西在什么地方。雷震知道，老瞿也知道。而老瞿已给大卡车撞死了！”

　　我读了这段华苓语，使我猛想起，当年《自由中国》时代，我所听到若干好友同事常对我所作警告式的谣传流言：“你一个教书人，最好少往《自由中国》社去呀，该社内既有匪谍潜伏，随时会出问题，同时听说，也有特务布置的暗桩，不要惹祸上身划不来啊！”往者已矣，今读华苓这段忆老瞿语，闭目寻味其深意，则老瞿无异已被华苓认为是所谓“特务布置的暗桩”也。而“老瞿已给大卡车撞死了”一语，则似也颇有“特务杀他灭口之嫌”的意味了，更是令人不寒而栗啊！出狱的雷震，对老瞿之死于非命，也曾私下告诉我的看法，亦有华苓语意之意。而由雷太太从大陆带来台湾，并在《自由中国》社工作十年的程积宽君，于雷死后与我相处谈及往事，曾不止一次告诉我，当那保安司令部的特务，曾特别找过他，要他经常向他们报告雷的生活行动，但为他所坚拒，自后特务就未再找过他。而程更向我说过数次，说“雷家姨太太的孩子，曾怀疑他得了特务的好处，暗中替他们做雷公的工作”。他说时很是气愤此事，并和我商量，要请来雷家亲友，当众发誓绝无此事，并要求说此话的雷家孩子，拿出证据来，如拿不出证据，就要他们登报，公开向他道歉。那时我为息事宁人，还半开玩笑似地劝过程君：“不可如此鲁莽滋事，你是雷老太的乡亲，雷家把你从大陆带来台湾，你如此做，会造成亲戚失和的。你只要对雷公，问心无愧，孩子们说你的话，就当他们不懂事，胡说算了。何必请客发誓，和他们认真计较呢！你现经商发了财，要是钱多无用处，干脆就救济我这个穷光蛋，送给我用如何？”积宽经我这样劝才就算了。又出狱后的雷震，和我闲话往事中，也讲过他当年和戴笠、徐？波等若干特务朋友打交道的一些故事，听来也颇有趣味。雷来台湾，也和戴笠手下的特务大将如毛人凤、唐纵、王新衡等有所交往的故事，而毛人凤的女儿，还差点成了雷的儿媳呢，这些雷也讲给我听过。雷还告诉我，他有个干特务的亲戚，姓罗的表侄，为了要做他的工作，还特由台中调到台北来，以便于好与他接近。凡此等等，我曾戏语雷老夫妇过：若我将来，用雷所告这些材料，写篇《雷震与特务的故事》文章，发表出来，一定会受读者欢迎的。雷听了一笑，而胆小的雷老太则连忙阻止：“胡老师，你要写这种文章，至少要等我们都死了以后才可以。”我自然马上告诉她：“我这只是说着玩玩罢了。”

　　在我再到台北私立世界新专教书的头三年里，雷先生尚未发现生摄护癌，作钴60治疗以前，他约我每晨同爬沟子口一座小山，两人一起上下山，以为运动。在两人上下山途中，及并坐山顶一块大板石上休息时，都是他向我作有系统地闲话往事的时刻。有几次说到所谓“特务”往事时，我曾语其孙武兵法《用间篇》中之“用间有五，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的话，告以特务获取情报之道，常会从其对象左右亲近之人入手的。我说特务欲获知雷震的情报，自会从雷的司机老瞿等亲近左右入手的。而老瞿之被大卡车撞死，要亦“死间”乎？雷听了大笑。又有一次，我为雷讲述史记信陵君列传中，述信陵君善于使间获得赵王阴事的故事，雷闻之后说：“特务的这个搞法，我知道的。住在我家门口的那些饭桶特务，常向老陈探问我的近况，而你常来我家，也屡被问到。这些我都知道。”说完他又告我一件往事，此即汤恩伯守上海时，当时浙江省主席陈仪是汤的老长官和恩人，因有“投共叛变”之谋，遭汤软禁在其上海公馆内。陈住汤家，供奉照料生活，自如上宾，只是公馆内侍候陈主席的男女下人，几乎全是由大特务毛森的上海市警察局，和警备部陶一珊的特务单位派来的。陈仪在这种被监视的软禁环境下，竟还想逃跑掉，自是活该命绝，连想保全他的汤恩伯，都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了。我听完这个故事，笑谓雷言：“公言陈仪故事，或亦夫子自况自言乎？吾公千万跑不得也。他们侍奉公吃喝玩乐，你就落得个不要花钱的吃喝玩乐，何乐而不为呢？”雷闻之笑笑不语。此外，雷又告我，说当年在重庆，张君励被软禁在其汪山寓所时，家里佣人中，也有戴笠特务单位于派来的人。张明知而装不知，处之泰然，反而无事。雷更言那时被软禁在四川江津之陈独秀，连陪伴照料他生活，等于临时太太的那位潘女士，听说也与特务单位有关系的。我闻此言，甚感惊讶地说：“这样看来，所传女特务会因特殊任务而嫁人的情形，也是真有其事了。”雷见我大表惊讶之状，又大笑起来。我想，陈独秀被软禁时期的临时太太，都会与特务机构有关，则华苓文中所说“雷震司机老瞿的事”之那一段话，自然更是无啥稀奇，见怪不怪的事了。

　　以上所陈三点，或是小事，但就《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历史言，或又关系重要。这便是我要为老友大文疏误处，作点匡正和补充的原故。虚一不敏，虽不敢邀华苓答谢我，或也不会蒙她见责我之多管闲事吧？

　　至于华苓大文后，附录雷震的信九件（一九六四—一九七四），和宋英的信一件（一九七八），都是雷老夫妇，写给华苓女士的。我自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〇年，也在坐牢。故这段期间，雷写给华苓的信，我不知情。但我出狱后再到台北世界新专教书期间，雷每对海外的前《自由中国》同仁朋友写信时，都会告诉我；写好的信，也会出示于我；有时因恐其老兵佣人不会寄外国邮件，更嘱我代其去寄。不止她公布的九封。像雷曾为如夫人所生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写信给华苓，求华苓夫妇为其儿子设法弄名奖学金，好让儿子留学美国。但华苓覆信称她和其美国丈夫，都有困难，求雷谅解。雷示我以华苓覆信后，我还请雷要谅解华苓，也许她和其美国丈夫，真有办不到的困难，并要雷再给华苓一信，请她和周策纵一商，看是否能替儿子想到办法。在华苓公开的九封雷信中，就无此信。而九信之中，除了第一封信内之事，我不知情外，其余诸信，几乎我都要比其收信主人之华苓而先睹为快。现在我就诸信叙事之我知其详者，在此为之略予进解，以助读者对之增加了解也。容分述于次：

　　其一，雷第二信，内有三事，略加说明：

　　一、信内提到一位钟鼎文，也算雷的亲戚。钟的太太和向筠是亲姐妹，雷钟有连襟之亲也。钟在大陆，是名国民党的党工干部，来台湾后，从事新闻文字工作，曾任《自立晚报》笔政负责人，也是位常爱新诗发表的所谓“诗人”。

　　二、信内提到雷在刑满出狱之年，过阴历年时，作于狱室的一副春联（“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销磨”）。雷出狱后，在我帮忙买宣纸、磨墨、裁纸等协助下，正式写好。他写好后，我又助其送裱。裱好之后，我又为之悬挂其卧室床边墙上。我挂联时，还对雷说笑话：“我为公将此联高悬公之卧室床边，使公晚寝早起之际，都可抬头看到自己坐牢写于狱室的春联。一有齐桓公‘勿忘在莒’之意，二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味。”雷则欣然一笑。又其横写“所幸犹存”，是在家书联时，由我建议方补作的。我助其书好此联后，便建议他还该写个四字横条，才有意思。他想了一会，信手写出“所幸未死”四字，问我如何，我又建议改“未死”为“健存”，他认为好，便成“所幸犹存”了。

　　三、雷在信中，又提到其因坐牢十年，损失其国大薪津的个人收入达新台币约两百万元事。雷出狱后，也常将此事，诉诸好友。惟他出狱次年，国民党政府，对因坐牢丧失国大每月收入的雷震，有所补救。补救之道，即透过其党员经营之两处财团事业单位，“台塑公司”和“亚洲公司”，聘雷为顾问，每月由那两家公司，各送新台币五千元车马费给雷。两处合为新台币壹万元，数额正与国大代表每月收入相仿佛。此事由当立委之大特务王新衡出面和雷洽谈。当时雷颇有拒受之意，后经王云五以“取不伤廉”，劝雷接受，而成舍我、齐世英等雷的老友，亦劝雷不可拒国民党好意于千里之外，故雷终于接受这番国民党的“好意”了。惟雷就此事，亦曾不耻下问于我，征询我的意见，而我则建议他：“最好坚拒。”我对雷说：“吾公给国民党重重打了一耳光，国民党再拿一块糖给你吃就好了吗？知识分子的尊严何在？”雷则默然。只是我人微言轻，我的建议，自不如王云五、成舍我、齐世英、王新衡等人的劝告有力也。

　　其二，雷第五信，内说及他拟写《中国宪法释义》，兼述《制宪历史》之事，亦宜略加说明。雷拟写的这两部有关中国宪法方面的东西，即雷后来应王云五主持的某学术基金会之请，撰写《宪政专题研究报告》也。雷在家撰写《宪政专题研究报告》，时约三年，直到其发现生摄护腺癌，方辞去不续写了。雷在家以写这等文章，消磨闲居无聊时光，每月也可从那学术基金会，获得报酬新台币四千元。半年后交稿一次，该会请陈启天审阅雷稿。陈审阅后，自都OK通过。自然我在雷撰写此类稿件期中，我常助他清查有关资料，上台大图书馆影印资料，中译有关英文材料，校改稿中错字等等，成了雷写此报告的唯一“助手”也。时傅正兄也在世新执教，住处也在沟子口雷家附近，故傅对雷撰写此稿，也有帮助。

　　其三，雷第六信，内说两事，我略进解言如次：

　　一是说雷女邀雷太太游香港，正办出入境手续时，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酆景福奉命转告（实有警告意思）雷太太去港不要带文件事。按此事的发生，多少也有个缘故。先是雷于一九七〇年九月出狱后，仍爱谈政治，批评国民党政府如故，自然关心国家大事亦如故。他出狱后之次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与中共头目周恩来，共同签字发表《上海公报》；不久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被中共取而代之；而在海外大搞“台独运动”的台湾人，日益猖獗，使得闲居家中之老雷震，感到国事阽危，深为忧虑。是年阴历九月，雷太太过七十岁生日，我往道贺，与雷作分别十一年后的首次重逢。承雷特留我于客散，两人单独在其书房，畅谈别后生活，各人坐牢情形良久；自也兼及日益阽危的国事问题。我们咸认国民党务必痛改前非，彻底刷新政治，方可救亡图存。雷和我谈的那些国事改革问题，只要他遇到可谈的熟友，他就毫不顾忌，侃侃而谈也。不料是年底，他竟将那些讨论的国是问题，写就一份长达两万多言的《救亡图存献议》，于一九七二年元月间，亲自送请总统府代陈蒋介石总统。此外又影印四份副本，分送给严家淦、张群、黄少谷、蒋经国四人。雷后来又增印了两份，一份送我，一份送傅正兄。雷在陈蒋介石的《救亡图存献议》内，除仍直率批评国民党政府之败政失策处外，又提出了很多令人大感惊讶的大胆改革意见，如全面改造中央民意代表机关，如台湾省主席应选举台湾人充任等，而其中最使人触目心惊，更使国民党政权大感不安者，是雷提议，应即改“中华民国”国号为“中华台湾共和国”。他说唯有改变国号如此，方可消除海外台湾人之“台独运动”。可是，雷的《救亡图存献议》分别送出给蒋介石等五人，不到数月，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酆景福即奉命来雷家，对雷提出警告了。酆代表国民党，认雷建议中的“改变国号”说，是荒谬不能接受，且认雷的思想，都有“问题”了。雷自然不服国民党指其“思想有问题”的警告，后又对酆提出了十多条辩正补充意见。适在这个时候，雷女拟邀其母去游香港，在办出境证际，酆奉命又来对雷太太作等于警告的转告，要她去游香港，不可带文件。国民党之所以如此者，亦是怕雷建议“改变国号”的《救亡图存献议》，由去游香港之雷太太，带出台湾也。

　　二是雷请华苓找修正本《大英百科全书》内中国部分内有关台湾部分的资料看看事。关于这件资料，是一位台大教政治的教授，影印送给雷震的。雷收到后，请我为他译成中文。这件资料中，有提到当年的“雷案”等事，故雷又曾请我为之影印多份，送其好友阅读。于是雷也函请华苓找来看看了。

　　其四，雷第七信内，言“收读华苓英文大作，他和夏道平谈沈从文，兼及某晨登山遇我谈沈从文一月不洗澡故事”事，我也想略作补充。雷收华苓英文大作后，因其对“中文拼成英文”，有“非常难读”之感；而他那时在家撰写“宪政专题研究”文稿时，遇要寻查英文方面的材料，几多请我帮忙，有时并为之中译。故他将收读的华苓大作，亦送我拜读。他感到“非常难读”的“中文拼成英文”，特别是中国人名的英译，都嘱我读时，为他认定。像蒋廷黻、沈从文等人姓名，我读到时，便都替他写出来了。那时雷尚健康，便约我每晨清早，同登沟子口小山，以为运动；两人到达山顶，又并坐在一块大石板上，开始闲话往事，故每晨登山，我都带了纸笔去，以便作摘要的记录。在雷收读华苓英文大作，承他示我一读时之某晨登山闲话，便是以华苓英文大作中所涉人物为话题。谈到沈从文时，我曾将过去闻之于殷海光所告沈从文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时，过冬天常会一个月不洗澡的故事，转述给雷听。而雷在回华苓信中，谈及沈从文时，竟也将我转述的小故事，告诉聂华苓了。

　　其五，雷在其第八、第九两信中，都请华苓写一篇对《自由中国》的回忆文字，并有“我打算写一点《自由中国》始末”之言。我想在此，也对之略作一点补充。雷出狱后家居的最后那几年，一直在和我商量着，想分约《自由中国》社的老同仁和少数关系深的作者，各写一篇回忆《自由中国》的文字，由我协助他编成一册《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史辑”。他并指定我要把“自由中国结束关门大吉”的事，详细写成文章。他的这个意思，自也向住台北的夏道平、傅正等人说起过。我也曾将他和我商量过的这个意思，分别写信在美国经商的中兄，在澳洲教书的金承艺兄，商询他们的意见。这便是雷函请华苓写篇回忆《自由中国》文字的缘起。黄中、承艺诸位，虽然一直认为“此议很好，值得一做”；只是他们海外工作，亦是谋生，一时都无撰此回忆文字的余暇。而在台北的夏道平等人，亦都忙于工作和生计，无暇作此文字工作，恐亦无作此工作的好心情。故尔雷和我商谈数年，始终还停在“议而未行”的阶段。而今华苓这篇大文之作，内对往年的《自由中国》，也作了不少回忆，这或是华苓报答雷生前写信请她写回忆《自由中国》文字之约吧？只可惜华苓大文发表问世之日，雷已长辞人间，早成古人，不能一睹为快了。这真是何等憾惜之事！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时光易逝，真如俗言所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和华苓女士，在台一别，转瞬之间，已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记得我坐牢以前，和华苓在台北她松江路家中最后一次面晤，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寒假期中，我从南部兄嫂家过罢阴历年回来，在学校要开学前，我专程到华苓家去拜望她，并感谢她在我和邱楠合作为世新三专新生选编英文读本中，助我们选了两篇短篇英文小说作课文。她那时问我“书编得怎么样了”？我答以“现正作最后的校阅，完了就可将全稿，送交成校长，今年暑假，即可印书。下学年招考进来的世新三专新生，就开始读我和邱楠合编的世新英文读本了”。她听了颇高兴，还说笑地对我讲：“等你编注的世新英文读本印书出版后，则世新向教育部报聘你作讲师，你就可检附此书送审了。教育部审查著作的官儿，或不致再像以前说你编著的‘英文文法’，‘只是中学的教学讲义，不算学术著作’了吧？”—（虚一按：我坐牢前，首次在世界新专兼授大一英文时，学校曾想以我编著的一册“英语动词十讲”出版品，和一册“谈谈介词”的油印讲义稿，报请教育部审查，检发给我一张任教大专的讲师证书。后来不得要领而罢。据世新同事事后告闻于我，说是我拟送审申请教部核发讲师资格证的那两本“英文编著”，“只是中学英文的教学讲义，不能算为学术著作，故无取得讲师资格之可能”。我闻之虽不气恼，但也颇不服气。当时教育部所认定的所谓“学术著作”也者，又都是些什么货色呢？比起我那只算“中学英文教学讲义”的“英文文法编著”，又未必真能好到哪儿去？起码我的那点“中学英文教学讲义”，是我教英文多年，苦学累积来的，没有偷袭人家，更未全抄人家的！故当时有朋友同事安慰我：“你要不被国民党开除，又不多写那些反调谬论文章，我们可担保你的‘中学英文教学讲义’，也会马上成为教育部认可的‘学术著作’了。”我当时听了，便只好一笑置之。于今想起，真是往事已矣，一切真的不堪设想回首了！）但自那次和她会晤后，未满两月，我就被人捉去做了“叛乱犯”。等我坐七年多牢出来，才从雷家听到一些华苓的消息，知她带了薇薇蓝蓝两个女儿，在我坐牢期中，移民去了美国，且还和王正路兄的婚姻，发生了破裂，两人在美离了婚。后来我又得闻华苓和一美国文士安格尔结了婚，婚后定居美国的爱荷华州。我和她虽有二十多年不见面不通讯，但从雷家，我对华苓居美的情况，多少有些知闻；而我出狱以来困居台湾的际遇境况，华苓或透过和雷的通讯中，多少也会略有所闻吧？

　　一九七四年，雷震出狱家居已四载，年近八旬了。这年春天，华苓和其美国夫婿安格尔，有次亚洲的旅行。他们这趟亚洲之旅，曾停留台北五日，他们便在停留台北五日之中，特由夏道平和雷家电话约好，于某日上午，由夏陪他们专程到雷家，访候分别了十多年的雷震宋英夫妇一次。故华苓大文内，又有“再见雷震”一节文字，便是专记他们夫妇这次专访雷家，和久别的雷老夫妇重逢会晤的情形。华苓在这节文字里，写故人久别重逢，匆匆晤谈片刻的情景，写得文情并茂，非常亲切而感人，我读了认是华苓此文中，写得最可爱的部分。惟我至今抱憾者，是华苓夫妇由夏道平陪访雷家的先一日晚，雷夫妇就通告我，说华苓次日上午要来，嘱我学校完课，即去其家，以便和久违的华苓见上一面。次日上午，我在学校一连有四节课，我授完第三课，即向学生告假一节课，便即离校，赶去雷家。但我到雷家，远客华苓夫妇和夏道平，已先我十分钟告辞，赶去机场，搭机离台了。雷先生还怪我迟到，错过和华苓一晤的机会。而我以为他们远道来看雷先生，久别老友，重逢会晤，一定会和雷老夫妇多谈一些时候，而雷夫妇昨晚约我下课后即来家吃午饭，他们也一定会留客人吃午饭的。不料华苓夫妇到后，坐谈不久，即以要赶往机场搭机为辞而告辞，连雷家预备好招待他们的午饭，也来不及吃，故他们到雷家拜望雷震时间之急促，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了。于是我赶来想和久别老友一话离情之机会，也扑空而失去了。迄今想起，犹觉抱憾。

　　记得二十多年前的《自由中国》杂志时代，我教书的学校，每放暑假，我都要游台北数日，和《自由中国》社的朋友聚谈一番。而每次在《自由中国》社，或松江路住所，看到华苓时，她必要关心地问我一句话：“你接到下学年的学校聘书了吗？”当我告以“接到了”时，她又必笑说一句：“这就好了，起码又可安心教上一年书再说。什么时候到我家吃顿便饭去？”又记得有次我们见面闲聊，我对她说：“你家薇薇蓝蓝都这么大了，我还叫她们的妈妈‘聂小姐’，有些不好吧？”华苓笑说：“你叫薇薇蓝蓝的母亲‘聂小姐’不好，那你就改叫她‘聂大姐’好了。”但我不大服她会比我大，于是两人比起年龄来了。结果我的年龄输了，她便说：“怎么样，你改叫‘聂大姐’，服气了吧？”可是以后，我依然如旧习，叫她“聂小姐”。于今分别二十多年，我已快是望六之人，则当年的“聂小姐”，“聂大姐”于今怕么要改叫“聂老人家”了吧？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词中，最末两句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最后，我愿借这两句词，以作这篇写得太长的“读‘爱荷华忆雷震’书后”拙稿之结束，并亦借此词句，遥祝我的老友“聂小姐”、“聂大姐”，和“聂老人家”居美家庭幸福，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并盼有生余年，老友能有重逢之机，以补雷家失晤之憾。

　　此稿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底开写，同年六月底脱稿，历时刚满一月。虚一记于台北信义路水晶大厦楼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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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毛与雷三毛（胡虚一·李敖）

　　关于雷震先生的治丧费（胡虚一）

　　——敬答一位昔日教书同事老友

　　□□教授我兄道鉴：

　　许久许久不见老兄和嫂夫人，不意日前相遇街头。我们小立街边寒暄虽短，但蒙教益关怀仍多，良可感也！弟过去和贵夫妇一样，干的也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工作，从无居朝为官记录（不怕兄笑，倒是有个被执政党的台湾警备总部及其上司国防部共同册封的“政治叛乱犯”记录在案），于是只是“贫居闹市无人问”而已，自谈不到如兄嫂笑我是所谓“避世隐居之人”也。盖弟本是一介布衣百姓，教书之日是如此；于今不教书了，还是如此也。您说是吗？

　　上次兄说：“读了‘千秋’上李敖大文《用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信收尾》，和《李语录》中的‘呜呼胡适专家！’一段妙文后，李敖才可当之‘胡适专家’无愧。”接着又承兄恭维我说：“读了你在‘万岁’书上写了不少有关雷震及其《自由中国》杂志旧事的文章，则说胡虚一是个‘雷震专家’，要亦当之无愧吧？”我想，老兄说“李敖才可当之‘胡适专家’无愧”的说法，我要给你做个补充说：老兄之称誉李敖，信哉斯言也！可是你说我的那句“胡虚一要亦可当之‘雷震专家’”，自是谬蒙过奖了，胡虚一实在当不起的。因为雷震先生的海内外知己好友中，能做“雷震专家”的人实在不少。即以雷的《自由中国》社同人和朋友言，像在台湾的夏道平先生，像在澳大利亚的金承艺先生，像在美国的黄中、王正路等诸先生和聂华苓女士，乃至侨居日本多年的雷先生老友徐逸樵先生（虚一按：雷先生曾特请徐先生为《自由中国》驻日的特约通讯员，徐曾替《自由中国》写过不少报导日本情况的通讯和专论文章），他们对雷震生平往事之了解，都可当之“雷震专家”而无愧的。只可惜他们于今似乎都甚无“白头宫女话天宝”的那种心思，似乎都已封笔不写当年伤心事，惜墨如金了。这该是多么可惜的损失！

　　至于老兄读《雷震先生丧事纪实》拙文后，对我记一位张化民先生来雷家吊丧，由我代雷家接待时，张就雷的“治丧费”向我所提出的意见，以及我对张先生意见所做解答的说法，很引起你的注意和玩味。而你更向我说：

　　张化民这个人也是爱多事，他去吊雷丧，吊丧好了，何必去管人家的治丧费呢？他请你劝请雷太太，务不可接受国民党对雷丧事的金钱支援。基实，张这样对你说，他也许已经意识到雷家或已接受了国民党对雷丧事的金钱支援了。而你以“雷太太是现任监察委员，雷先生是雷太太的配偶。监察委员配偶之丧，监察院有派员代为办理丧事的法令规定。故雷的丧事，是由监察院派人来协助办理。自谈不到雷家接受国民党金钱支援”这些解答之辞，向张说的一套，其实也是多余的。监察院派人来协助办理雷太太配偶的丧事，自然也要用钱。那监察院派人协办雷丧的金钱，和国民党拿钱支援雷的丧事，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张化民请你劝雷太太的那些话，是爱管闲事；而你向张所做的解说，也全是一派书生之见！

　　我对老兄这个说法，颇难同意，而且兄把监察院派人协办雷丧要花的钱，和国民党拿钱支援雷的丧事，说成“没有什么两样”云云，我更要说声“我兄此言差矣”了。尽管中华民国实施“民主宪政”三十多年来，还未臻理想，缺失尚多，不能尽如人意；但无论如何，中华民国的政府，大体上还算是一个根据《中华民国现行宪法》产生的政府，监察院是这个政府中的一个部门。又尽管国民党在台湾，是个“一党独大”的有权势有金钱的执政党；但无论如何国民党总不能取代宪法政府中的任何部门的（虽然国民党可在政府任何部门中秘设其党部，以遂其“以党领政”的心愿）。若是这样，老兄就不可那样说的。监察院既有那种“监察委员配偶之丧，监察院有派员代为办理丧事”的法令规定，而雷震是监察委员宋英之配偶，则雷震之丧，监察院派人协助治丧，照说是该院依法令规章行事，似乎与国民党扯不上什么关系的。

　　由于过去国民党行“一党训政”乃至“一党专政”太久，今在台湾推行所谓“民主宪政”似又欠佳，且更成“一党独大”之局面，致使得一般无知大众，常误把国家、政府和执政党混为一谈。这自是由于我们对“现代化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启蒙工作，做得不够之过失也，还有待有识之士倍加努力才好。至于以我兄这样饱学深思的师表人物，居然也把政府中的监察院和国民党混为一谈，不免使我大感惶惑。尚盼是我等老友久别乍遇街头，欣喜之下，一时失言之误。弟绝不信为民表率之教授会如此无民主学者之风范也。我这话说得欠恭处，还乞老友我兄格外海涵是幸。

　　又上次承兄询及早年的《新闻天地》上所刊一首打趣雷震的游戏诗。我回寓查我记雷震往事笔记，总算查到了，此诗大约刊于民国三十八年夏季出版之某期《新闻天地》周刊上。雷告我是民国三十八年7月中，他和谷正纲、张道藩、胡健中等人，随国民党总裁去广州，和留穗高级领导同志会商重要党务军政大事时，洪兰友、张道藩、胡健中三人对雷合写的一首打油诗。诗句虽近玩笑戏笔，然谈笑微中，亦颇寓一些史迹记录。谨抄诗句于后（因诗句系照雷忆记的笔记，雷记得是否无误，现在也难找到三十多年前在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来做考校了），供兄参阅（弟对诗句所寓史事，曾就雷告，逐句做了注言，注言颇多，为免浪费“万岁”宝贵篇幅太多，注言便都省略了）。诗曰：

　　一毛天下乱，色变说“三毛”。

　　过磅身心乐，从军意气豪！

　　协商夸党派，流浪冒风涛。

　　留此三根在，冲冠捣贼巢。

　　作此“游戏诗”的三位作者洪兰友、张道藩、胡健中，和诗句中之主角雷“三毛”（震），四人之中，已有三人作古，闻现在只剩下一个垂垂老矣的胡健中，尚留存在人间。末了收笔，甚难抑不胜人事沧桑之痛！敬祝

　　教绥！

　　嫂夫人问好！

　　弟 胡虚一 谨拜 1986年4月5日清明节

　　由雷三毛想起（李敖）

　　虚一老兄：

　　得便先读老兄《关于雷震先生的治丧费》一文，有些杂感，写这封信。

　　老兄的教授朋友说监察院花钱为雷震办丧事，和国民党拿钱“没有什么两样”，老兄不以为然。其实国民党与雷震的关系，纵因反目而下雷于狱，但骨子里，因为他们渊源太深，在人情上与财务上，确也并不那么“人我两清”。老蒋之丧，雷震仍排队去“谒灵”；张群妻丧，雷震仍登门去吊唁，可见并未“相忘于江湖”。至于雷震家属仍住公宅不绝，种种公私财务不清之事，无一不是国民党集团中的共同习性，雷震未能免也。总之，雷震办《自由中国》，有大功于自由、民主、人权之宣扬，但其本人，在共同习性上，却十足一老国民党耳！

　　雷震在狱时与出狱后，我曾对他和他家属有所存问、关切与帮助（包括金钱上的），我被捕时，骨子里的罪名之一且是在雷震出狱时带来外国记者发消息。后来我长年在狱出狱，未闻雷震有以报也。老国民党就是老国民党，他们总是两眼朝权势方面看的，其无情无趣，与今日党外新贵别无二致，政治人物之不可交也，在此！

　　老兄所引“一毛天下乱”之诗，我从当年《新闻天地》考校，足证雷震记忆无误。不过当年作此诗的是洪兰友、胡健中二人，并无张道藩。诗中“过磅”一词，别有趣解，《新闻天地》说：洪兰友体重不足一百二十镑，雷震则逾一百六十磅，故当时洪、雷同机抵粤，洪即说：“我太不值得了。”雷夫人宋英女士问，何以不值得？洪称：我不足一百二十磅，他却超过一百六十磅，但飞机票同样付钱。宋英说：“他怎么会超过一百六十磅，他的体重，我岂有不知？”众大笑，同声曰：他的体重，只有你知道得最正确。于是有“磅秤”之词，于是有“过磅”的戏谑之词。后来洪兰友、胡健中又有对联曰：

　　一磅本多余，早有细君支体重；

　　三毛今何在，徒从画传仰音容。

　　联中“三毛今何在，徒从画传仰音容”一点，倒别可借题发挥。当年国民党兵败山倒之际，张乐平《三毛画传》风行一时，为难童吐气、为苦难鸣不平，影响极为深远，自雷震以下，以至今天台湾文坛以三毛为名者，其实都是沿袭这一深远影响的余绪，只不过他们都是假三毛耳，并没有真三毛那种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髓。

　　在张乐平的漫画三毛风行之际，银幕三毛也出现过。这三毛只有八岁，叫王蓓蓓，青岛人，酷似漫画中的三毛。他的爸爸是穷音乐家。这位小朋友看了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书，很受感动。后来他被曹禺看中，在1949年4月初，在上海开拍三毛的戏（导演严恭），但是5月27日国民党就撤出上海了，这场三毛戏，恐怕也就没有必要了。——张乐平漫画三毛对国民党的杀伤力，真可说是千军万马，远非今日台湾这些受日本拙劣线条影响的所谓漫画家所可及。

　　写到这里，我附一则1948年1月21日上海《大公报》的剪报给老兄：

　　雷震汽车零件被窃，小偷才十一岁

　　〔本报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的一辆公事汽车，在本月18日下午11点多钟，在衡山路停了一会儿，便发觉四个轮盘上的帽子和前灯的一块玻璃都被偷走了。经报告常熟路分局司法股派员侦查后，第二天下午2点多钟，两个小偷就被捉住；一个叫王世发，只有十一岁；一个名沈慧贤，也只有十六岁。据他们说，他们一共有七个人，专门偷窃汽车零件，除了一个名阿林的以外，其余的都被警局捉去了。他们又说，自本月13日到被捕为止，他们已经偷过了六次。雷震汽车上的四个轮盘帽子，已经调出发还，一块前灯玻璃却无法查到。

　　看了这则消息，老兄作何感想？当时的达官贵人如雷震者，可知这些小偷三毛们的谋生艰苦么？就在这则消息前六天（1948年1月15日），上海《大公报》 就登出“小老虎有福了，但三毛们却无人关心”的报导，说：“天寒地冻，上海的三毛们还没有穿上足够的衣服，而那只三十磅重的小老虎已经有人在关心着它的健康了。”——人不如兽，兽尚有“上海保护野兽会”关心，而三毛们却没有人理。

　　1948年1月17日上海《大公报》上，又有一条署名蔡云集的“难民生活情形，应使富人明了”的投书，说：“冬令救济难民的呼声，响彻京沪的空间，食畛馐着虎皮的人们，漠不关心；其原因大概与难民隔阂太深（？）没有身受其苦。我有一个建议希望贵报将难民饮食起居的情形，摄制镜头，请影院在放映之前加以宣传，使一般沉湎于淫乐的人们，知道人间天堂的旁边还有着人间地狱，或者可借此激发他们的良心。”我想，达官贵人们“良心”被激发的结果，恐怕不外是以三毛戏呼为乐耳！真三毛那种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髄，他们骨子里却永远学不到。哀哉假三毛！

　　敖之 1986年4月20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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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李敖先生大函赐教有感（胡虚一）

　　——兼代古人雷震先生作点表白

　　敖之老兄台：

　　首先谨向老兄顿首四致谢为：一谢承兄将弟就“关于雷震先生治丧费”事，敬答一位昔日教书同事老友的信，发表在《万岁》第三十册上。二谢承老兄读了弟致友人拙函文后，赐予“由雷三毛想起”之大函教言。三谢大函中对弟拙函中所引“一毛天下乱”等诗句，代为从早年《新闻天地》所作之考校和正误（此诗作者是洪兰友，胡建中二人，并无张道藩）；尤其是兄据《新闻天地》记述，承示对诗中“过磅”一词的“别有趣解”，以及又承兄告后来洪兰友，胡建中又以“一磅”对“三毛”为联句首之妙对。四谢更承兄送我一则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公报》的剪报一阅，增广我对雷震往事的更多见闻。

　　谢过之后，再向兄一吐拜读大函赐教后的一点个人感触意思，并还想就我和老年出狱家居之雷震接触较多之理解，代已作古人之他，向兄作一点儿表白。倘此表白，可在我的两位患难之交的朋友雷震和李敖之间，作点沟通，得以消除古人今人的隔阂误会，岂不“善莫大焉”！“皆大欢喜”也！兹请分条陈述如次：

　　一、老兄评述国民党与雷震关系的一段话内，所不以为是的某些事件（如“老蒋之丧，雷震仍排队去‘谒灵’”；如“张群妻丧，雷震仍登门去吊唁”；如“至于雷家属仍住公宅不绝”等），以弟理解，这些事件的个中因故，或有未为包括我兄在内之外所能尽知者。凡此容在后面分别为兄解说之。至兄在这段评述所作总结说：“总之，雷震办《自由中国》，有大功于自由、民主、人权之宣扬，但其本人，在共同习性上，却十足一老国民党耳！”兄的这几句总结话，倒是说得恰如其份，很不错的。尽管雷因办《自由中国》到后期，搞得和国民党的良好关系破裂，弄成反目成仇，但雷个人的生活习性，乃至其家人生活情调，可说都如老兄之言：“十足一老国民党耳！”其实，像老兄评说雷震为“十足一老国民党耳”的论调，早就有贵台大老师殷海光先生说之在先了。记得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〇）九月四日“雷震叛乱案”爆发后不久，李万居先生主持之《公论报》，曾特请殷先生撰一声援已成“阶下囚”的雷先生的文章《我看雷震和新党》，发表在《公论报》后，极受当时台湾朝野的注目，而和雷先生，李先生一同搞‘组党’活动的《民主潮》半月刊发行人夏涛声先生，并将《公论报》发表的殷先生文章，又转载在民国四十九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卷第十九期《民主潮》上。殷先生在其这篇声援雷震和新党的文章中，便有一段评述雷震的话。我现在抄录在下，以供老兄一阅：

　　“根据十几年来我和雷震先生接触所得印象而论，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一位十足的‘顽固而坚持的宪政主义’者。我在他身上很难找得出一点浪漫气氛和太多的理想倾向。六十岁以上的人之不太有这些成素，无宁是一件自然而不足怪的现象。我常常觉太得他注意一件一件的琐事。他和我这样的人之思想，除了都赞同民主自由以外，距离是很遥远的。从我底标准看去，我认为他‘太现实’一点。而且无论他口里怎样不满意国民党，尽管这十几年来他已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进步，同时他和新牌国民党人很不相同，可是，我看来看去，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请老兄看看殷海光这段文字中，从“而且无论他口里怎样不满意国民党”起，到这段最末一句“他和老牌国民党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几句话，和老兄的评说，有何两样呢？贵师和老兄两人对雷震为一“老牌国民党人”的评说，倒真是所谓“英雄所见相同耳”！

　　二、就因雷震如殷海光评述其“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就因雷震如老兄评述其“本人在共同习性上，却十足一老国民党耳”；那末我们对如“老蒋之丧，雷震仍排队去‘谒灵’”之事；如“张群妻丧，雷震仍登门去吊唁”之事，也就“见怪不怪”的好。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倒非“老蒋之丧，雷震仍排队去‘谒灵’；张群妻丧，雷震仍登门去吊唁”两事，我都被邀伴他一同前往也；而是由殷海光先生和老兄为我提出了最佳答案：“因雷尽管为台湾的所谓‘新牌国民党’所不容；但他的老牌国民党共同习性仍是音容宛在”也。兹再就鲜为外人知悉的两事之个中因故，向兄作个简报吧。先说“老蒋之丧，雷震仍排除去‘谒灵’”的缘起，是这样的：民国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四月五日老蒋病逝后数日，有几位雷的国民党老朋友（其中好像有邵毓麟先生夫妇）先后来到他家拜望他，适那时我也在他家帮忙做事。先后到的几位朋友，便和雷先生夫妇聚坐大客厅内闲聊起来了。他们就由老蒋之死，谈到过去有关老蒋的故事颇多，直谈到他们在雷家吃了午饭后各自离去。本人在他们这些老先生老太太面前，尽管被雷老夫妇介绍为“世界新专的老师”，但总是后生晚辈，因此对他们谈的那些“老蒋往日故事”（譬如老蒋过去在大陆曾请王世杰向他讲述各国宪法之事是；又如在重庆时候，王宠惠的外交部签呈蒋作裁决之公事，蒋时批交王世杰主持的“军委会参事室”——和“国民参政会”同在一座楼房办公——去研办以及当年重庆搞出的那幕较场口反苏打共激烈表演等。）自只有“静坐一旁洗耳恭听”的份。他们说着说着，雷老爷子忽然对客人说：“老蒋唯我独尊了一辈子，于今落得病死台湾，回不了大陆。以其一生逞强好胜，以退为进的个性，他竟输在共党老毛手里，恐他临死也不甘心的。但这也是他不听人言，一意孤行的报应结果。所谓‘咎由自取’，又能怪怨谁呢？”说时颇带有哀矜勿喜的神态。那时老友客人中，有一位便问雷说：“老蒋死了，他的遗容，今已移放在国父纪念馆，供人瞻仰，你要不要也去瞻仰一下？你和老蒋搞翻之后，你见不到活的老蒋，于今去看看死的老蒋成个什么样子了，也是好的。毕竟两人过去亲蜜过一阵子呀！”惟雷笑而未作表示。而我心中却暗自思忖：这或是国民党想透过雷的老友来劝说雷震去捧死老蒋的场了。接着又有一位建议说：“以你和老蒋过去的关系，你在他死了去看次他的遗容，更只有使人佩服你是‘有容德乃大’的君子，更会使人觉得老蒋关你十年牢是老蒋对你不起的。”接着更有位附和说：“对！老蒋关你十年，是他对你不起；今他死了，你不记恶反去看他遗容，两相对照之下，更可显出老蒋对你无情，而你却对他有义呢！我们主张你去一趟国父纪念馆。”雷便在这几位老朋友你一句我一句，被说动了心，作了“次日上午邀我伴行一同前往国父纪念馆去看老蒋遗容”的决定。饭后客人走后，雷太太便打电话给开计程车行的干女儿，请干女婿王延年君明日上午亲自驾车送雷和我到国父纪念馆去。这便是“老蒋之丧”，何以“雷震会去看其遗容”的因故，可说全是起于雷和来看他的几位老朋友闲聊老蒋时的一念之间，临时起意所作决定也，并非雷是有意这么作的。次日上午，我到雷家和雷一起吃罢早点（雷老太照例要睡得较晚才起床。雷有早起习惯，故常一人吃早点。我和他一道清晨爬山的几年期间，下山后我常被其邀往家中陪他一起吃早点。雷的早餐常是白水煮蛋一枚，烤土司几片，牛乳一杯，木瓜一片），便坐着王延年君驾驶的小汽车，在雨落不停中，向国父纪念馆开去。途间我还说笑话：“雷公今天是去国父纪念馆瞻仰老蒋遗容，跟踪的特务汽车今天不好意思跟踪我们了吧？”雷还笑说：“那说不定，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到国父纪念馆去看死老蒋的。”当我们尚在说此笑话，车刚过世界新专校门口，驾驶的王君已从车镜中发现熟识的特务车跟踪在后。王君笑道：“胡老师，你向后看看，他们跟来了。”我回头一看果然跟来了。雷也说：“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我，哪有不跟之理！”瞬刻之后，我们到了国父纪念馆，虽是下雨天，馆前进门口广场上停满了大小车辆，等候“谒灵”的队伍，大排长龙。雷和我下了车，两人各撑把伞排列到队尾去。王君则不要排队去看老蒋遗容，他去找空处停放车子。据他看排队长龙的情形，等轮到我们进场看了老蒋遗容出场，至少也得排上一个多小时以上的队才行。于是王君和我们约定，一个小时后，他开车到纪念馆进口处接我们。就在我们说话约定时间时，我们尾后又接上了不少的人，跟来的特务，也有两人排在后面，隔我们没有二十多个人。我们跟着长龙队伍朝纪念馆正门慢慢移动前进，大约二十来分钟后，有两位穿着西服胸前佩挂执事人员标纸牌的中年人，向雷走来，走至雷面前一鞠躬，很客气地请雷和我两人跟他们先进场去，并说：“没有想到下雨天，还有这样多的人来排队，雷老先生在此排队，如何吃得消，故我们特来请雷老先生先进去。”而雷拉着我同他一起先进场时，我笑问引我们先进去的两位执事人员：“两位如何晓得雷老先生在此排队的？”他们则答：“刚才有人打电话来告我们的。你就是陪老先生来的胡老师吧？”我笑答是。于是他们把我们领进老蒋遗容停放的大厅，我们便挤排在几排站好的行列中，依着司仪人员的“口令”，向老蒋遗容行了三鞠躬。其他行礼的人退场后，独有位着戎装的将军过来一把拉住雷先生，拉到老蒋遗容较近处，让雷仔细向老蒋遗容端详了一番（我自然也跟进去端详了），方由那位将军伴送出场，并要派车送雷回家。雷说自己坐朋友车来，方和那将军握手而别。我们走到进口处等王君开车来才一同回雷家吃午饭。回家途中，一路不见跟来的特务车跟回来了。雷在车上说：“我们排队等候进场时，那两个来带我们先进场的人，其实便是蒋家的侍卫特务。他们说有人打电话给他们才知道我们在排队，而打电话的人，自然也是特务呀！”这时我又问到“那位于我们挤在行礼队伍人群中行完礼后，过来将你拉去老蒋遗容近处细看的一番的戎装将军又是谁呢？你早认得吗？”雷说：“这个人便是过去搞情报的赖名汤呀，他也算是个特务大军头。我以前认识他时，他还是周至柔的部下。”说着说着就回到牌腹的雷家了。这又是“老蒋之丧，雷震仍去排队‘谒灵’”的实情，我以伴雷参加“谒灵”排队行列的当事人，将此实情，向历史家敖之兄如实报告如上。窃觉，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以老蒋和雷的往日关系，尽管两人来到台湾为政治问题而闹成反目成仇的地步，但老蒋死了，雷去看了一下老蒋遗容，就中国人做人所谓“亡者为大”的民俗眼光看来，似非什么大可厚非之事吧？我想，特务得知春秋七十有九的雷老先生，手持拐杖，撑着雨伞，在下雨天里排在等候进场瞻仰老蒋遗容的长龙队伍里，便来先请他进场去，而情报特务大军头赖名汤看到雷挤在行礼人群行列里，向老蒋遗容行礼时，便过来特把雷拉到老蒋遗容近处，让许多年来未和老蒋再见过面的雷震，好好看看死老蒋的遗容，或也是有鉴于老蒋和雷昔日有个一段不平凡的关系之故吧？想想古人之事，楚汉相争，拼斗那么激烈，项羽死了，刘邦还假惺惺地去悼亡哀祭；三国之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灭了袁绍后，去袁绍墓前致祭一番。搞政治的人本就是那么爱玩假把戏的，老兄是历史家，这类刘邦、曹操玩的政治假把戏，应该看得很多了，所以以雷震仍难脱“一个十足老牌国民党的共同习性”，则他去排队看看死老蒋的遗容一次，也是“见怪不怪”的事了。其次，向兄报告者，是“张群妻丧，雷震仍登门吊唁”的个中因故。此因故无他，全也是张雷过去是几十年的老友同事，公私交谊之厚故也。有件事实，老兄或不知道，容我代雷先生讲给老兄听听。雷下狱服刑之后，在我坐牢前的两三年里，如莫德惠、王云五、张群、于右任、王世杰等国民党大老（莫王两人不是国民党），过年时，都会派人向雷震投送其专印的拜年名片的。（莫德惠住得和雷家近，更是亲自来拜年一次，被我遇見。）我亲眼见过于右任和张群的拜年名片。两人虽都向宋委员拜年，但也都在附上“问候儆寰老弟（于右任写的）或儆寰兄（张群写的）”一笔的。雷震出狱之初，王云五即在雷家设宴请雷吃饭，请了一些雷的老友与宴，其中有张岳军焉，有王雪艇焉，此外便是雷的保人先生了。诚如老兄言，雷具有“老牌国民党的共同习性”。而最能表现“老牌国民党的共同习性”之事，莫如世俗人情的“礼尚往来”也。雷先生夫妇对这方面，是绝不忽略的。所以雷得闻“张群妻丧”的消息，并知张家定期在基督教怀恩堂举行追思礼拜的宗教丧礼的日期后，自要“礼尚往来”去教堂表示吊唁一番。先一日下午他散步到我住处，约我次日一早就陪他去怀恩堂一下，然后由我再陪他去台大我常替他影印东西的研究所图书馆看看。我答应了，并问明早去是否坐他太太的干女婿王君的车去？他说：“不要坐王家的车，明早我们在我家吃完早点便动身，搭公共汽车去。明天是星期日，我们出门，先朝你住处方向走，不坐车子，特务也许以为我到你住的考试院广场去散步，不会跟踪的。我们走到考试院门口遇到公车便上去，就是特务后来发觉我们去了台北，他们想跟也跟不上了。”我说这样很好。次日便依雷言而行。我们在雷家吃了早点出门，像散步似地绕牌腹小路走到考试院大门口，却遇上一公车开至，我们看没有特务跟着，便即上车。到了台大下车，便穿越地下道，走到怀恩堂时，还不到上午八点。教堂内还正在布置中，只是教堂门口已放了一张长木桌，供吊唁来宾签名的簿子也放好了，惟追思礼拜要到九点多才开始举行。这时，我对雷说：“我们来早了，何不先去台大看了我常为你影印东西的研究所图书馆后，再来参加他们的追思礼拜吧。”但雷说：“我之要早来签个名行个礼，人情礼数到了就行，马上离开，免得追思礼拜时，遇到许多熟人老朋友。我们现在就进去教堂签个名行个礼后就走，再去台大看影印东西的图书馆。此外傅孟真葬在台大校园什么地方？我现在记不得了，他死后，我是他的治丧委员之一，你要知道他的墓园所在地，也带我去看看。”于是在我便陪他进了教堂，照料他签名的执事人员，等他签了“雷震”两字后，便肃然起敬地要招待他坐到排好的前排座位去；而雷却一再询问照料的执事人员：“为什么没有挂张夫人遗像呢？我如何行礼呢？”这时，执事人员和我都向他解释：“张夫人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不拜偶像的，故不挂张夫人遗像。”雷听此言便说：“这样礼也无法行了，虚一，我们走吧！”执事人员留雷不住，要为雷雇车，我便说雷还要去台大校园走走。台大校园就在对街，我们走过路过去好了。于是好几位执事人员伴送我们走出怀恩堂的围墙大门，一再代表丧家向“雷公致谢”。就在我们穿过地下道，走到那边朝台大正门走去时，我们一眼看到认得的特务汽车，正由怀恩堂那边街道绕道向台大方向开过来了。我感奇异地说：“他们怎么这样快就知道跟上来了？”雷答得才妙：“此乃特务之所以为特务也！”我们走进台大校门，因研究所图书馆在校园尽头了，高龄八旬的老翁的雷，走过一半，感到颇累，又要小便（雷老老人摄护腺病，小便次数特多），我便请他“忍着小便，加油走路”，我说“只知文学院大楼的厕所，其他的厕所不知。我们已走过文学院大楼了，与其再走回去那儿小便，还不如忍住一下，向前走到研究所图书馆紧邻的学生活动中心的厕所去”。斯文不能撒野尿，雷老翁硬是把那泡急得很的尿水，忍走到活动中心厕所方便到那儿了。雷无尿急了，我们便在常印东西的研究所图书馆附近，漫步蹓跶了一回，然后我再陪他走到傅园，向其老友傅胖子的墓碑行了三鞠躬。我打趣他说：“您这三鞠躬，原要对张群太太遗像行的。因基督教堂未悬挂张太太遗像，您却把这三鞠躬礼行给傅胖子了。”他听了哈哈笑。我们在傅园小停片刻即走出台大。这时跟来的特务车，停在校门口外，特务两人，则坐在校警室内和校警聊天。特务见我们走出，立即也从校警室走出。他们以为我们会坐计程车或公车回家，便放心上其车先开走同牌腹了。待他们回到牌腹一问，知我们还未回来，颇急了一阵，因不知我们走出台大后又到哪里去了，怎不急呢？我们走出台大校门后，雷又尿急要解小便，于是我只好请他到我时去吃经济客饭的一家小饭馆去吃顿客饭（我陪雷外出办事，曾与之约，有时不回其家吃饭，在外用膳时，如吃牛肉面，或经济客饭，这个小东道，雷都让我作的。他还说：“你现在教书还能赚点钱，我年老赋闲无收入，就由你请客吧！”但花钱多的东道，倒多由年老赋闲无收入的他作了），顺便借用饭馆的“一号”，让尿急的雷行个方便也。等我们再坐公车回家后，我回寓所时，一位上午跟踪我们的特务守在我必经的巷口拦住问我：“胡老师，你和雷老爷子出了台大，为何没有马上回来？你们又去哪里了？”我笑答之：“我们出了台大不久，雷老爷子又尿急起来，大街之上，如何可以行得方便，只好陪他到附近一家小饭馆吃饭，借用其厕所拉尿去了。”那特务听了也觉好笑起来了。以上便是老兄觉不以为然的“张群妻丧，雷震仍登门吊唁”的当时实况。我想这实况中的特务开车赶来追踪我们的那一幕，或可引起老兄一笑的兴起吧？

　　三、大教中所言“至于雷震家属仍住公宅不绝，种种公私财务不清之事”二语，窃觉有为作古的雷先生，向兄表白一番之必要。尤其那句“种种公私财务不清之事”一语，倘雷尚健在人间，见到此语，以我理解他“好辩是非”的个性，他定会向老兄致书有所议论和请教的。兄说的“雷震家属仍住公宅不绝”的“公宅”。自指由向筠女士及其孩子目前住着的那栋位于松江路的旧宅。说起这栋本属公产的住宅，最早是由先来台湾作蒋介石政治顾问的王世杰，和尚在上海助汤恩伯作战的雷震，为了尚有农林部长官职的左舜生的眷属，拟由上海迁台，特别情商台省主席陈诚拨给左舜生家人来台后住家的。我曾见到雷尚保有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四月六日王世杰就此事给雷的亲笔覆信一笺。我抄其有关此事的信文如后，请老兄一阅：

　　“四日函诵悉。顷接舜生函（现在台北），谓其眷属大小七口尚陷上海，无法迁台，并云已函兄代为设法。（虚一注：时左舜生尚是农林部长，到台北出巡其所属农林单位，故在台北。时局日非，而眷属则在上海，因交通船机困难，无法迁台。雷正在上海助汤恩伯作战，故在函请雷代其设法解决眷属来台交通工具。）台北觅寓亦极不易，彼因而十分沮丧。杰意政府为维系党外人心，对此等事万不可漠视。望兄千万向汤部或周部（虚一注：汤部是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部，周部是周至柔的空军总司令部）代洽机位船位，使其留沪之眷属安然离开。至于在台北之住所，杰为尽力代向省府洽商。”

　　雷接王信，为左留上海的眷属向周至柔弄到空军运输机的机位，送左的二太太孩子们去了台湾，而左家到台北的住所，也经王亲向省府主席陈诚洽商解决了。陈下令将松江路这栋公产住宅拨作“左部长公馆”了。这栋房子究竟是陈主席送给左家住？还是借给左家住？似乎没有命令得十分清楚。惟左家在台住未久，左又把一家人迁去香港九龙开小店维生了，这栋房子空着。适雷由上海至广州报告作战情况并请增调援军时，上海弃守。雷飞到台湾不久，被新成立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省主席陈诚礼聘为公署的政务委员兼防卫台湾军事工程督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于是原由陈诚拨给左舜生住家的这栋房子，左家不住了，陈诚便下令改拨作雷政务委员的“官邸”。但雷家早来台湾，已有屋住。稍后，雷政务委员在国民党政府和陈诚支持下，创刊等于为“反共抗俄”作宣传的《自由中国》杂志时，这栋拨给雷作“官邸”的房子，便成了《自由中国》社部分同人的宿舍了。像老兄的殷海光老师在此屋内由单身住到结婚生女才搬去台大教授宿舍。此外，聂华苓和王正路尚是夫妇的一家，黄中夫妇，乃至傅正，都住过这栋房子的。直到“雷案”发生后，这栋房子还由《自由中国》社部分同人住了几年，才由向筠女士和其子女住进去，直到今日。兹据雷说，因为当年在大陆当过特任级的国民党文武大官，逃来台湾获得陈诚省府拨住的房子，都和这栋公产房子类型一样，像紧邻的雷法章住宅，像建国路的白崇禧等住宅，新生南北路若干特任大员如王云五，陈启天等人的住宅，都属同类型的。在民国三十八年看来，当然是很高级的官邸大宅了。只是这些大宅到底是送住还是借住？似乎是“家家都有一本难说得清的苦经”了。情形既属类似，似乎都形成“住者有其屋”的事实了；何况“住者有其屋”者对住屋“历年修缮营补加添”的“投资”为数亦不太少乎？总不能只因雷办的《自由中国》到后期变成了国民党的对头，便将以前由陈诚拨给众多大陆来台特任大官要员的公产住宅中，独把拨给雷的那一栋收回吧！果如是未免有失公平了。故我觉得“雷案”之后，国民党的政府对以前由陈诚先拨送给左舜生住家，后改拨给其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作官邸的那栋松江路房子，予以收回，还让《自由中国》的部分同人先后续住，继由向筠女士及子女住家到今朝，仅就此事来说，国民党政府，也可谓“大有容忍之量”矣。再说，我们放眼一看，台湾公务员的人家，哪家配住的公家宿舍，不都住成像自家的房子一样了呢？具有“老牌国民党共同习性”的雷之家属又何能例外呢？

　　再如大函言“种种公私财务不清之事”一语，窃觉兄如此言，或系因兄太过厌恶国民党中许多如此败类，而使亦具“老牌国民党共同习性”之雷震，亦受兄责评的“池鱼之殃”也。惟雷过去从政以来，倒是一位清官，很能做到“临财毋苟得”的。他过去在大陆，从政为官近三十年，不仅没有贪污受贿讨好卖乖的劣绩，我且在整理阅读其大陆日记中，常见其记述严厉斥贪官污吏之词。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他应筹施宪政的行政院长张群之邀，首度入阁为政务委员不久，他鉴于国事日非，即向张院长写了一封颇长的信，提出其对改革国政的建议见解。他将信稿留存其日记簿内。我曾细读此函底稿内容。他在此信中，向张群坦率指出：

　　“先生到任后之设施，按诸到任时之抱负，亦有未能尽合者。当兹国病渐入膏肓，舆论趋于失望。时不我与，心所谓危，不容默尔而息。仅依责任内阁共同负责之义，为先生迩缕陈之。”

　　雷以行政院政务委员身份，“当兹国病渐入膏肓，舆论趋于失望”之际，向行政院长张群“迩缕陈之”的改革政治意见，便说到：

　　“自最近情势观之，美国之大量贷款，非绝无希望也，特须我政府有重大革新之表现耳，所谓自助者人助之也。重大革新之道，就行政院权力所及而可以优为之者，例如租税方面，纵令开辟税源，提高税率，不易实行；但剔除中饱，惩治贪污，政府责毋旁贷。徒以森严缜密之法令，数年来未能认真彻底执行，政府已大损威信。嗣后如能彻底肃清中饱贪污之弊，不仅国库收入为之大增，可以减少发行，同时政府威信亦得以树立。”

　　这段信文，特别是其中雷向张所提“彻底肃清中饱贪污之弊，乃政府责无旁贷”的建议，似都值得老兄一读而细思之。窃以为一个主张“彻底肃清中饱贪污之弊，乃政府责无旁贷”的雷震，岂会是一个能做出“种种公私财务不清之事”的无品败行之人吗？此弟拟请老兄一读雷致张信中言论主张后细思一番之故也。

　　雷晚年对弟闲话往日旧事，从不讳言他过去因替蒋介石及国民党做笼络各党各派和民主自由人士的联络统战工作，难免会有交接应酬之事，而这些事又不免有所谓“讲气派”的“派场豪华”之讥。何况他和其太太宋英女士，皆老牌人物，对中国人情世俗社会之“礼尚往来”的风习，感染自深，何况雷从政多年，官儿越做越大，而妻以夫贵，雷太太自也为贵夫人了。故表面看去，雷家生活，不免带些“官府人家习气”，其子女自亦难免有些“纨绔骄气恶习”。惟雷常自言出身农家，素知乡间农业稼穑劳苦，民风淳厚朴实。故雷尽管为官多年，官场应酬，人情应酬，无法身免得掉；但他个人生活，倒是自奉甚俭的。他的大陆日记中，述战时公务员生活艰困情形之笔墨，我看到的颇为不少。弟在《万岁》上所刊《雷震日记介绍及选注》长稿中，亦可见到。国民参政会由武汉内迁重庆几年后，雷便由特务秘书兼议事组主任，继彭学沛、周炳琳（实际未到职）之后，晋升为特任官的副秘书长。当时在重庆特任官的家属，辟园种菜，饱养猪羊家禽，以谋官俸养家之不足者，毕竟不多；但住重庆市郊黄桷垭之雷家，尽管雷是特任官的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但雷太太为了家计，则种菜养猪和鸡鸭，成为家务重要工作之一，还和友人做点贩糖买卖的小本生意，以此赚点充裕众多儿女的教育用费也。雷又曾将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他为国府于政协会议失败，国民党要筹开制宪国民大会，改组政府等事，奉命联络友党人士与国民党合作，经常风尘仆仆奔波京沪之间的一些重要往事，对我讲述甚详。他自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参加张群内阁的行政院做政务委员后，却仍兼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协会议的各党派虽开得不欢而散了，但若有事情或问题发生，还是会找到他这个空头的秘书长头上来。（虚一按：雷说政协会议的秘书处班底，几全借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和别单位的人员临时编组成的。即他这个秘书长，也是由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兼充的。至于三位副秘书长，则分由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分别推派。所谓“社会贤达”则无组织，便未推派。他们参加政协秘书处，只是各代表其党派监督秘书处对政协会议的决议案如何执行而已，雷秘书长只是成了三位副秘书长各代表其党派利益和意见，向执政的国民党交涉沟通的直接对象而已。所以政协开会失败散场之后，东拼西凑起来的秘书处也就散伙，作了鸟兽散，就只剩下一个常在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上班的空头秘书长了。）政协会议秘书长的办公室，在国民参政会的副秘书长办公室内。而穷得可怜的国民参政会，原成立于抗战军兴，政府西迁武汉，再迁重庆之时，在南京本无基业，还都之后，连办公房舍，还借新修建国民大会堂附建的一栋小楼房。至于代步汽车，也只有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两人才有，而副秘书长的座车，则又常成了参政员及各主管因公乘用的“公共汽车”。他每去上海公差，大多借住一“工矿银行贵宾招待所”，外出洽办要事或应酬，代步的那部汽车，也是借用“工矿银行”的一部公事车。有次该车停在路边，轮胎零件及车上玻璃窗，全遭小偷下手偷走了。若非警察破案捉到小偷，则即要办理结束的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兼行政院政务委员雷震，还一时凑不出钱赔借用“工矿银行”的公事汽车呢？雷说的这件“上海借车遭小偷光顾”事，正是承由我兄赠阅那则剪报（《大公报》）中所记之事；只是当年的《大公报》记者，把雷震借用上海“工矿银行”公务汽车，误记为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的参政会公事汽车了。由敖之赠送的昔日剪报影本，可证雷告我有开汽车遭小偷光顾之事，是信而有征的了。我在前面说过，雷出身乡村农家，自幼养成俭朴生活习惯。大衣西服长袍一穿几十年舍不得丢弃（雷常说朱家骅有西服上百套之多，太浪费了），他因公到上海住“工矿银行招待所”时，若无应酬，个人进食，总吃一碗黄鱼煨面或火腿蛋炒饭，加点小菜而已。（惟他夫妇在家设宴待客，却很丰盛的。这是雷家至亲好友皆熟知的。）就因如此，首任行宪的行政院长翁文灏，于美援难以争取，国家财经困危，由院会议决推行全国军民节约运动时，便请雷震兼任行政院节约督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我请敖之兄一思：倘若雷自奉不俭，生活奢侈，则翁文灏指请雷兼任行政院节约督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岂不构成国人引为笑谈的反讽乎？又在同年，翁内阁以美援无望，政府度支困难，特别是开支庞大的军费，必须好自筹划，于是乃有“行政院国防经费筹划监理委员会”成立之议。照其组织规章规定：该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国防部长兼任，副主任委员一人由财政部长兼任，委员数人，由政务委员二人、行政院秘书长、副主计长、粮食部政次，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司令，及国防部参谋次长兼任。同时更拟请兼任委员之雷震并兼该会秘书长。惟雷初只允兼任委员，不愿再兼负实际会务之秘书长重责，他之所以如此，固是感到筹划监理国防经费之责任重大，稍有疏失，易遭怨尤；而他对国防部的那些军头，大多缺乏财经预算的现代知识，随便乱用经费，公私不分的恶习，也确是不敢恭维。他对我说，如他只兼个开会提供一些意见的兼任委员，大致不会太得罪人；如再兼管实务的秘书长，那就定会开罪人的。所以他表示不愿兼秘书长了。后来他先经国防部长何应钦专函恳邀相助，再经行政院长翁文灏来函请其兼任，雷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答应兼任秘书长，勉为其难了。但该会在雷兼秘书长领导组成的首次开会，他以该会委员兼秘书长地位，提议国防部应迅即编制国防经费预算明细表报会审核时，便为此编制国防预算问题和列会的国防部军头发生了争议，搞得会场空气不融洽，连兼主委的国防部长何应钦甚感遗憾而很尴尬。雷说这会成立未久，时局日非，宋美龄飞美求美援去了，他也随翁文灏总辞之后，一切本兼各职都卸脱了。不然的话，那兼秘书长再兼下去，将来演变如何，真是不堪设想。请敖之兄再作细思上述雷震的这个故事，像雷这个对“许多军头缺乏财经预算知识，随便乱用钱，公私不分恶习，很不恭维”的人，他自己似应不会是个“种种公私财务不清”之人吧？现在我把有关这件往事的几件文件附录信内，以供极重视历史事实真相的敖之老兄参考。此外，我再检附两件雷的文件，请兄参阅：第一件是民国四十年春，雷和洪兰友两人奉蒋介石总统之命，由陈诚的行政院派往香港担任“政府救助流亡港九忠贞难胞，国民党同志，反共人士驻港小组”召集人。他们动身以前，由雷向行政院提出了一份《赴港工作费用概算表》（预计两人两个月之需用数），然后行政院便依照其表列费用概算数目发给两人。当时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还向雷洪两人说笑话：“两兄为国宣劳，费用先照儆寰兄编列预算奉上，多可不退少必补奉”。我们由雷奉命赴港工作之前，先向政府编送一份《赴港工作费用概算表》一事（雷震保留有底本），便可看出他对为公家办事费用编列概算的谨慎周到。这样临财不苟且，岂会“公私财务不清”的。第二件是雷震从六十四岁入狱，坐满足足十年整刑期，再经保释手续出狱闲居家中时，已成七十四岁的白胡子老公公了。这位七十四岁的白胡子老公公，经过十年牢狱之灾的心身苦难折磨，尽管关心国家政治，世界大事的兴趣，似尚不减当年，然毕竟心身元气受到狱灾折磨太多，豪兴壮志，大大不如从前，比起当年和他共过事的那些今已居于“国民党大佬”级的同事朋友如张群、王世杰、何应钦、黄少谷、谷正纲、方治等人，有的尚有“活到老，干到死”的“不倒翁”精神，毕竟不如多了。何况他还有“褫夺公权七年”的从刑，得从七十四岁出狱之年起才开始执行呢！所以他出狱闲居家中，便只好以做监察委员的太太的配偶，依靠太太维生了。过去他可领的国大代表待遇，因成了“叛乱犯”没有“资格”享受了。过去卖房子卖汽车苦撑起来的《自由中国》杂志，到后期销路好，转亏为盈，连他发表稿件也有稿费，等等收入，也因成了“叛乱犯”，没有了《自由中国》，也没有了。何况，住在老兄所指那栋“公宅”中的向筠女士一家生活费用怎么办公呢？故他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而他一伤感起来，自又难免对国民党蒋家父子利用特务制造“雷案冤狱”使他丧失“国大代表”待遇收入，使他损失办《自由中国》转亏为盈和稿费的收入，落到年老闲居家中，靠太太扶持，儿女孝敬维生，就要牢骚愤慨不已！对雷系狱受冤表示同情的国民党老友，还是大有人在的。当年他们对“雷案”声援，或无济于事，或力不从心；于今雷以七十四岁高龄出狱，生计之累，不得不为他想想办法。于是这些朋友们为雷弄了两处公司的挂名顾问名义，每月由这两处公司，各赠“雷顾问”的车马费新台币五千元。两处合计新台币一万元，正如为雷商谋此事的特务朋友立法委员王新衡告雷所说：“两处共新台币一万元，此数与国大代表每月收入相仿佛，且毫无附带条件，仅作供兄日常生活之需。”可是雷认为这只是国民党想透过其朋友以这种“安其生计”的“经济援助”，对他久受国民党迫害的一种“安抚”而已，故他起初不愿接受。可是他出狱后常多接触的老友如成舍我、齐世英、陈启夫、陶百川等那班人，以及雷家的至亲，都一起劝他“不可拒绝”，说：“这两处的顾问车马费，既是国民党朋友关怀你生计的一种好意，又不附带任何条件。如兄固执，不愿接受，岂不等于拒人于千里之外，似很不妥，还是以接受的好。”而且保雷出狱老友之一的王云五亦来信劝其接受。信中并说：“弟为兄再三考虑，认为取不伤廉，且叔常（虚一按：叔常为谷正纲字，亦为保雷出狱的好友之一）之好意，亦不宜固拒，千乞俯纳鄙见。”雷在众乡老友至亲不断劝说之下，“若再固拒，定会引起国民党更多误会，何苦来呢”？便只好俯纳老友意见，“厚颜接受这两处的车马费每月一万元新台币了”（这是雷告我此事的原语）。我想雷之接受此钱，固是不得已也；然王云五劝雷“取不伤廉”，更劝雷“亦不宜固拒叔常之好意”等语，当可理解到雷过去应是个“临财毋苟得”的人。这点意思，窃觉也值老兄细加思量也。总之，兄是历史家，最重实事求是，最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且亦最能从善如流也。故弟才敢就大函所言“至于雷震家属仍住公宅不绝，种种公私财务不清之事”二语，为已成古人的雷震，举证表白，以免我兄失闻往事真相也。倘不见责，何等荣幸！

　　四、至于大函中对雷震为人之道颇有微词的第三段，特别是责备雷震“不顾朋友义气”所说“后来我长年在狱出狱，未闻雷震有以报也……政治人物之不可交也，在此！”这几句话，我读后窃觉老兄这几句责备雷震的话，未免说得太重了！以我理解雷震的个性，若他尚在人世，定会难以消受，而要对兄有所申辩的。我举一件事例说明雷“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的这个个性给兄听。大约民国六十四年上半年，我助雷影印分致蒋介石总统、严家淦、张群、黄少谷、和蒋经国五人的那份《救亡图存献议》长稿，不知何以竟会被一海外“台独”刊物摘要公开发表出来。此事曾引起国民党当局很大的震惊！保雷出狱的几位老友则请王云五专函雷震（王信烦托夏道平送陈雷的），就其《救亡图存献议》稿本外泄“台独”刊物发表事，请雷有所说明，并有夷词。我节录王信中责谏雷之要言如次：

　　“我兄爱国，向不后人，即此献议之本意，系向当局秘密进言，并未发表，无论其内容是否正当，亦不离匹夫报国之意。至其后泄漏于台独机构，则以弟之愚，窃认为万万不可宽恕。千乞本诸良心，熟思其结果，岂爱国者之所当为。……现对此项献议，如能长守秘密，无论其内容如何，亦不以为忤。独对于事后之泄漏，窃认为此举措，不仅对不起国家，亦对不起朋友。谨郑重劝告今后切勿再为类似之举动，以免为台独所利用。否则，道不同，请从此起，不惜与数十年之老友绝交。质直之言，尚祈鉴谅。”

　　王信由夏道平送到雷家，雷读了之后，尤其是看到上引之言后，惶愤不已！当即持信去我住处找我商谈此事（他家常有客人来，尤其雷太太的牌友中，品质杂乱，不便谈正经事。雷有事找我相商，不是在两人晨间爬山之时，便是他来我住的斗室，有时也会在世新校园的操场散步时）。我即坦率问雷：“你向蒋介石等送陈献议书，是亲自送去，未假手别人。而且你还在致蒋附信中，曾许有‘本件决不对外发表’之诺言。今王云五受谷叔常等托，来函责备你将献议泄漏于台独机构之刊物发表事，究竟是否如此呢？”雷闻我询即严肃正表示“他绝未泄漏”。他以为“他陈蒋等的献议不久，国民党中央即派酆景福来家警告，足见他的献议已由蒋等发交国民党各部研议了。国民党内分子不见得无台独倾向者”，故雷推断“其献议是由国民党内部泄漏出去的，王云五信中的责备是不对的”。于是他决定写封回信，向王有所辩解。雷给王云五的这封回辩信，写了五页稿纸。稿成和我又讨论内容一番后，便由我为之去影印留底，更由我送请夏道平面陈王云五。后来幸王接受雷的解释，终至两人数十年的老友交情，未因此而绝交。但后来两人又因论及“雷案”责任问题，发生通信的争论，几乎又伤了和气，更害得夏道平和我当了双方传送辩论信件的“邮差”。而我尤苦，因雷接到王信，和雷回信，我都要去为雷影印留副本和底稿也。

　　老兄看了上面报告的这件往事，请兄想想，像雷这样倔强的个性，恐怕不会输给老兄吧？这便是我说“倘雷还活到现在，读了你给我大札中责备他为人不够义气的话，定会难以消受，而要对兄有所申辩的”之所以故也。只是雷已作古多年，他无法给你申辩了，便由我代他向老兄略微表白一二吧。对与不对，都请老兄谅解。

　　首先向兄表白的是雷出狱后，很少主动先去看朋友的。但朋友在其系狱时期常至其家慰问或对其关怀者，他必亲访或致函道谢的。据我所知，雷系狱时，曾很关心《文星》和胡秋原文化论战和争讼之事，时我尚未坐牢也。兄云“雷震在狱时与出狱后，我曾对他和他家属有所存问，关切与帮助（包括金钱上的），我被捕时，骨子里的罪名之一且是在雷出狱时带来外国记者发消息”等情，我亦曾和雷谈起兄被捕事，承他略有告闻。只是兄曾对其家属有所存问、关切，与包括金钱上的帮助，则未曾闻及。我猜想承兄存问、关切，与包括金钱上帮助的雷之家属，或会是向筠女士那边的家属，而非宋英女士这边之家属。我要告兄者，《自由中国》社的编委和写稿朋友，大多和向筠女士家不熟的，亦少接触往来的。像殷海光夫妇、戴杜衡夫妇等，就一直不认识向筠女士是个什么样子。我坐牢以前，向筠女士及其子女，虽熟识我这个“老夫子”，但他们新店的“雷家”，我未去过一次。我去的雷家，都是宋英这边的，不论坐牢前后都是如此。出狱后的雷震，在家绝不谈向筠女士那边的事，因此兄对向筠女士的雷家存问、关怀，和金钱帮助的事，我自不得而闻了。不过雷倒告诉我，说他出狱时，兄曾带了外国记者来看他。因为警总特务甚患此事，曾对他的家人，特加警告过：“尽量不要接受洋人的访问”。雷更告我，说他和见到面时，还特劝过你要少和洋人接触，免得引起国民党特务对你的不满和猜忌，抓进牢里受罪划不来。其次说到你的被捕。我初闻“李敖被捕”，是民国六十年八月暑假，我出狱刚满一年，尚在高雄兄嫂家闲住时期，由刚考取台北一女中高中的殷海光女儿殷文丽旅游南部顺来高雄我兄嫂家看我时告闻。我问殷女“李敖何事被捕”？文丽是刚考上高中的女孩，自然搞不清楚什么原因，答不出来。待我以后到了台北，和陈鼓应和雷震见面谈到你被捕事时，我问鼓应，他说得也不很确定，说是“恐与‘台独’分子有关连，关在何处？既不清楚，也见不着的”。我是兄的“坐牢先进”，被特务捉去秘密受侦讯军法审判的光景，我是过来人，对鼓应的告闻，我自理解。后来雷也告我，说他在某“台独”刊物上（这刊物曾摘要转载他的《救亡图存献议》内容）看到“李敖是‘台独’海外机关在台湾岛内的中央委员之一”的报导，我还承雷出示这件“台独”刊物剪报的影本，亲自看到老兄“荣任‘台独’海外机构在台湾岛内的中央委员”的那件报导。雷那时还很为你被扯上“台独”关系而耽心，因他在基本信念上，是不以“台独”为然的，认为你有那么高深的历史学识，为何会去搞“台湾离开中国的独立运动”呢？总之，雷震出狱后在生之年，他对老兄之“坐牢”原因，都来之所谓“台独”的传闻，真正底细安在？难确知也。而且他出狱家居后，仍受国民党特务明暗各种方式的严密监视。家门附近驻有警总派来的监视班，外出则被跟踪，直被监视跟踪到死方止。如他去向你探监，恐只会徒然招致麻烦，或更增加兄的坐牢之不安。我想这或是兄坐牢时，雷未亲去探监之缘故吧？此或亦如我很理解胡适向我解说“雷坐牢后，他何以未去探监”之原故同吧？况且兄当时被囚何处，亦难确悉。就是雷去探监看你，事先未作申请，也难探监；就是申请，以你和雷两人的情况，在这个时候，怕什么也难邀监狱的核准。（雷系狱期间，也曾有人前去向雷探监，如蒋匀田、如胡秋原、如李万居、如夏涛声，和区区在下，都被拒见不着碰回来了。）这等情形，老兄应可理解得到的。至于后来兄出狱了，雷曾问我，我再去问你的老同学陈鼓应、张尚德等人。鼓应说只和你在“国际研究所”办公室打了一个照面，话都说不上一句，看你很不愿和人见面谈话的样子。后来鼓应又说你住家不出门，任何老友都不愿见。我将鼓应讲的情形，全告了雷。雷听见兄不愿见人的情况如此，他和兄又本不很熟，更不知府上地址，自就不能贸然来慰问你。等到兄再复出在报上写“专栏”文章，东山再起时，雷已病逝作古了。（记得兄复出之年，我为雷写王安石诗句赠我事，曾写一短信向兄请教。承你念老友旧情寄赠出版大著新书一册，并回答了我请教的问题。斯时，雷已病逝数月，我已未得世新教书续聘失业矣。不知老兄尚记得此小事否？）他自更永远无法去看你，回谢兄对其家属存问、关怀，和送给金钱等帮助之盛情了。以上代雷向兄所陈表白，无半句虚言，皇天后土，可为明鉴！

　　五、最后，我对大教中再就当年风行大陆一时的张平乐《三毛画传》所作“借题发挥”的高论，非常赞佩！兄谓该画传“为难童吐气，为苦难鸣不平，影响极为深远”云云，尤甚赞同。兄并谓“自雷震以下，以至今台湾文坛以三毛为名者，其实都是沿袭这一深远影响的余绪”等语，所见甚是。只是雷被其同辈好友私下戏称为“雷三毛”或戏呼为“雷三哥”，自还别有典故雅趣的。惟此雅典，说来话多，而此信已够冗长，便不写了。此外，我还想告兄者，我在大陆长沙市求学，阅读张乐平《三毛画传》（好像又名《三毛流浪记》）的同时，还有一首像民谣式的歌曲，也很流行。当时长沙的青年学生不会哼此歌调的，似乎很少。我今垂垂老矣，还能哼得出来呢！我现在就将此歌词哼给老兄听：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

　　这歌儿或也可比美《三毛画传》乎？末了，盼此冗长之信，能在《万岁》发表，俾可与兄发表在《万岁》之大教，前后呼应。倘能如此，不仅我要向兄称谢叩首，即古人雷震先生也会在九泉之下，向兄含笑，保佑你平安了。谨此问候

　　敖之兄大好！

　　弟胡虚一谨拜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写于台北市的水晶大厦顶楼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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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李敖）

　　虚一老兄：

　　读了你的《拜读李敖先生大函赐教有感——兼代古人雷震先生做点表白》，也想拉杂写一点。

　　老兄为死友雷震先生表白，认为“倘此表白，可在我的两位患难之交的朋友雷震和李敖之间，做点沟通，得以消除古人今人的隔阂误会，岂不‘善莫大焉’‘皆大欢喜’也！”老兄对死友的厚谊，令人感佩。

　　不过，老兄为人作风和我不同，老兄属于“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那一派，我却属于真正“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那一派，所以我知人论事，比较好坏全说，而不隐恶扬善。正因为我在作风上比老兄剽悍，所以对是非的认定方法，也与老兄异趣。例如雷震和老兄在老蒋死后，前去排队“谒灵”的举动，纵老兄啰啰嗦嗦，写了一大堆，但我却认为这是一种“贱骨头的行为”。你们一老一少，被老蒋非法关了十七年，老蒋死了，你们不谋鞭尸，反去“谒灵”；不张大义，反徇私情，这哪里是什么“有容德乃大”，这根本就是“有意骨乃贱”嘛！至于老兄辩说去看老蒋，是雷震先生“临时起意所做决定也，并非雷是有意这么做的”云云，其实又有何不同，其贱一也。

　　至于老兄为雷震先生辩其清廉，个案举证历历，固属可信，但并不能推翻我所说的“其实国民党与雷震的关系，纵因反目而下雷于狱，但骨子里，因为他们渊源太深，在人情上与财务上，确也并不那么‘人我两清’”。老兄承认雷震家属住公宅之事，就是证明。此一公宅，至今尚在“台湾省政府7149七一府财五字第140492号报院函附资料”中，据此资料中“秘书处经营台北宿舍房地尚待处理使用状况清册”，在国民党大员群占公产的七十二户名单里，赫然就有此一公宅，“使用情形”栏下明列：“《自由中国》社雷震借住，由其妻向筠居住。”老兄试想：我说“至于雷震家属仍住公宅不绝，种种公私财务不清之事，无一不是国民党集团中的共同习性，雷震未能免也”的话，说错了吗？老兄置如此公私财务不清之事于曲庇，还为国民党开脱，说：“仅就此事来说，国民党政府也可谓‘大有容忍之量’矣。”我看了真很气。这叫什么“容忍之量”，这是慷百姓之慨啊！慷百姓之慨，以市私恩；市私恩后，居然还有老兄这种糊涂人代受私恩者辩护，老兄吃羊肉无份，却惹一身腥，这算什么嘛！

　　老兄说：“倘雷还活到现在，读了你给我大札中责备他为人不够义气的话，定会难以消受，而要对兄有所申辩的。”申辩是好的，但必须有事实做出来做根据，老兄写了一大堆，并未能证明雷震先生在李敖长年在狱出狱时有以回报的事实做出来，老兄说来说去，都是雷震先生“想”如何如何，并没有“做”出来如何如何，这一分际，就是我跟老兄的争执点。谁说关切受难的人需要那么麻烦的方式了？写封短信、送篮水果也是关切呀！找不到李敖通信处吗？我就不信！找不到的，是“诚其意”耳！所以我说：“老国民党就是老国民党，他们总是两眼朝权势方面看的，其无情无趣，与今日党外新贵别无二致，政治人物之不可交也，在此！”老兄纵千言万语写了一大堆，我就是不以为然，并且认为老兄实在失之糊涂也。

　　老兄口口声声谈雷震先生坐“‘工矿银行’的公事汽车”，以证清廉，但老兄另有“卖房子卖汽车苦撑起来的《自由中国》杂志”的话，查《自由中国》创办费用，本出自老蒋，亦属“公私财务不清之事”的一种，至于雷震清廉，又何来房子可卖汽车可卖？自亦令我辈与雷震先生“本不很熟”的人起疑。雷震先生抗战时是公务员，公务员之穷是有名的，现年九十八岁的监委王宣，在《八秩回忆》中曾道及一趣事：

　　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之主任委员，前为戴传贤（季陶）先生，后为梁寒操（均默）先生；执行秘书前为蒋复璁（慰堂）先生，后为黎东方先生。编纂、助理编纂及办事员、录事等，共约二十余人，余与傅编纂振伦同住一室，伊每星期六傍晚越山岭回家，必穿中山装并佩胸章而行，余问是否为炫耀于夫人？答：只为避免劫路而已。盖当时以公务员为最穷，亦为人所最不齿，中山装与胸章即为公务员之象征，得不为匪徒所注目。尝见路人互殴赌咒：此则曰转世为狗，彼则曰转世为公务员，故有公务员不如狗之谚。

　　雷震先生虽为高级公务员，但待养家属众多，光凭俸禄，生活之苦可知也，又何能买房子买汽车乎？

　　多年前，一天齐世英先生请我吃饭。他告诉我，他被蒋介石宣布的罪状有两个：第一，说他逼反了张学良；第二，说他直接从蒋手中拿了许多钱，用途没交代。齐世英先生说，第一罪状见仁见智；第二罪状他不承认，因为钱都花在为党办事上了，并没入私囊。我相信齐世英先生的清廉，却对他和蒋介石这种“公私财务不清之事”，甚起反感，但一想到齐世英先生是“老国民党”，我也就一切了然于心矣！

　　我总觉得，老兄结交雷震先生，只是在他来台办《自由中国》这一段，对国民党与雷震先生“渊源太深”的内中实情，恐怕多是听垂老失势者的一面之词耳！对雷震先生，我们要“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这样才好。

　　今晚老兄那儿断电，我特派小苏、李放去抢修。刚才通电话，知已先接孤灯，暂放光明。信笔写来，已近夜深。即在光明之中，祝

　　老兄大做好梦也！

　　敖之 1986年5月23夜12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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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蒙李敖先生大函启示的感想（胡虚一）

　　——兼代古人雷震先生再作点解说

　　敖之我兄：

　　谢谢兄将我和你讨论雷震先生某些往事，并代雷作点表白的长信，发表在《万岁》第三十一册上。同时，我在这两期《万岁》上，又读到再荷我兄赐教指谬之大函。对兄在大函中所作“对雷先生，我们要‘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这样才好”等语之启示，环诵再三，领悟良多，极可感也！虚一有幸，有畏友如敖之兄，则孔子所云之“友直、友谅、友多闻”，庶几近之矣。

　　上次致兄函中，就兄对雷震某些作为不以为是的评述，代作古多年的雷震，向兄所作一些表白，亦只是就我知当时如何会有某些作为发生的情形，向兄作一实事求是的报闻，俾兄对雷的某些作为，能有一完全正确的了解，绝无敢为雷震护短饰非的用心。今再读大函，对我兄直率指责教言，固应自我检讨谬失，有则改之，无则嘉勉。惟对大函的劝责，仍有不能已矣之言；特别是兄对雷先生和我责备之处，也还有些须再加解释说明者。故我不得不再次写此信，又向我兄啰啰嗦嗦以下几点：

　　一、上次信中，我肯定兄对雷震其人“在共同习性上，为十足一老国民党”的评论，并还引录贵台大老师殷海光先生也早有对雷的类似批评言论，呈阅我兄。因此我便认为：对具有“十足老国民党共同习性”的雷震来说，像发生为兄不以为然的事，如“老蒋之丧，雷震仍排队去‘谒灵’”；如“张群妻丧，雷震仍登门去吊唁”，乃至如“雷震家属仍住公宅不绝”，也就“见怪不怪”的好。我为何要对雷震发生的那些事，抱取“见怪不怪”的态度呢？我又说：“这个问题，已由殷海光先生和老兄为我提出了最佳答案。”此即“尽管雷为台湾的所谓新牌国民党所不容，但他的老牌国民党共同习性仍是音容宛在”也。照说，我对兄甚非“老蒋之丧，雷震前去排队‘谒灵’”等事，解说至此为已足，或不会引来把我也和雷相提并论，同列所谓“有意骨乃贱”了。惟我鉴于兄前在“由雷三毛想起”之大函教言中，对雷来台创刊《自由中国》的努力和奉献，尚蒙嘉许，而有“雷震办《自由中国》有大功于自由、民主、人权之宣扬”的褒扬；又为增进老兄对雷何以会在老蒋死后，邀我一同前去看看老蒋遗容，和雷又何以会邀我陪其去基督教怀恩堂吊张群妻丧等事的缘起，以及造成仍住公宅的底细，获得更多的详实了解，乃就弟知，奉报我兄。我想，兄乃历史家，历史家对一件事故之了解，总以愈多愈好才是，所谓“Every thing of Something”也。再说，我向兄之奉报，原只是就事论事，至兄于了解全部事情情形后，应作何种“价值判断”，当任凭我兄自由为之可也。惟我站在好友立场，须提醒老兄者：即兄对“雷震邀我同去看老蒋遗容”之行，对“住公宅不绝”之事，尽管大有作其“价值判断”的个人自由；但老兄绝不宜“唯我独尊，予智自雄”，以为“唯我的价值判断，才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而不容许别人对之所作的价值存在；（自然，对别人对同一事项所作的相异价值判断，可以讨论和批评，可以不同意和反对，乃甚驳斥，但断不可以不容许其存在。）不然的话，便不免有“毒格码”（dogma）之嫌了！一个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不仅自己不应有此dogmatic mind，而且还该很反对dogmatic doctrine的。这只要一读英哲罗素驳斥各种dogma的文章就可知了。我对敖之老兄之具有罗素心思的学养，深具信心，当不会视其所作某事之价值判断，为最后的“绝对真理”也。

　　就因如兄和殷先生言，雷震具有浓厚的“老牌国民党习性”，故我才认为“雷邀我同去国父纪念馆看了一次老蒋死后遗容”，似无什么了不起，大可“见怪不怪”的。这或许也可算是本人对这码事的一种“价值判断”吧！再说，我在上次长信里，向兄报告，说雷之所以会邀我同去一看死老蒋遗容，是缘起于雷的几位国民党老友来其家看他，大家一起由老蒋病逝闲聊起来，由其老友建议的临时起意所作的决定，并非雷是有意这么做的。事实就是这样。来雷家探望雷的国民党老友，于由老蒋病逝闲聊到老蒋往事时，向雷建议之言：“老蒋关你十年，你不记恶，他死了你反去看他遗容，正表示你是‘有容德乃大’之君子。”凡此云云，又未尝不是雷的老友们对“雷去看老蒋遗容”一事的另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尽管甚引老兄的反感，但老兄总不能说那非人为“价值判断”的一种也。何况人为的“价值判断”，本是主观的（subjective）多，客观的（objective）少。慈禧后宫库房内宝物的价值，何等珍贵；但关中大饥时，黄金珠宝不能充饥，一点价值都没有了。雷的国民党老友们认“雷去看老蒋遗容一次”的“价值判断”为“雷是‘有容德乃大’的君子”；而以反国民党不遗余力的老兄对之的“价值判断”，则为“有意骨乃贱”嘛。两者之间，相去天壤之隔了。至于我对此事的“价值判断”，是“见怪不怪”，既不美化之，也不丑诋之。因为如此，故雷接受其老友建议，作下去看老蒋遗容决定，邀我一同前往时，便也答应了。只因雷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他年迈落寞，他约我伴他外出办事，我只要得空，无不应邀奉陪，且是那几年里很平常的事。故他那次约我同到国父纪念馆去看老蒋遗容，自也是平常事儿一件，就如他平日请我替他跑腿办哪一样，呒啥希奇的。而且我们“一老一少”去国父纪念馆，只是去看看老蒋遗容是个什么样子，哪有所谓“谒灵”的心思。“谒灵”者是老兄打趣雷的戏言，我受“池鱼之殃”，也分享老兄戏言之“趣”。等到了停放老蒋遗容的那儿，见排队的人多，我们既来了，就只好“吾从众”也排在人群里，落得老兄嘲笑我们是“排队谒灵”了。总之，这件在我看来“见怪不怪”的事，就雷来说，他去看老蒋遗容一次，他心里也许真会有些如其国民党老友说的那种“有容德乃大”的自我满足感；但就我而言，我只是陪伴老人前去走一遭，顺便看看老蒋遗容是个什么样子而已，我根本就未料到好友敖之兄作雷此行的“价值判断”时，把责雷“有意骨乃贱”的嘲讽，也讽到我的头上来。这对我说来，真是无妄之灾，何其不幸哟！

　　二、关于“仍住公宅不绝”事，我就此事底细，向兄啰嗦一番，亦是就事论事，向兄作一报告，使历史家对此公宅何以会先作《自由中国》社部份同人宿舍，后又成为“住者有其家”的沿委底细，能有更完全的了解。何尝说过老兄“说错了话”的话呢？不仅没有，且更不敢“置此事于曲庇”，遑论“还为国民党开脱”乎？即我说了“仅就此事来说，国民党政党，也可谓‘大有容忍之量’矣”这几句话，令老兄看了真很生气。其实老兄何必“真很生气”呢！因为在二十六年前“雷案”爆发之初，当《自由中国》社被迫停刊，我助雷太太办理该社“关门大吉”时，我和许多关心《自由中国》社的朋友一样，都很耽心国民党政府很有趁此时机，将陈诚早年先拨供左舜生家属住，后再转拨给雷作《自由中国》社职员宿舍的这栋公宅，立即收回之可能。如果当时发生这等情形，那么尚住在公宅内的该社同人聂华苓女士一家老小（时聂的母亲尚健在），和几位单身同人（时已被捕下狱的傅正兄住房内的书物器具，还锁着房门的），住处就会发生问题。当然他们只好另找房子搬家，如果国民政府真的逼迫雷家交还公宅的话。惟直到“雷案”确定，我费近半年以上的学校假日空闲，办好该刊停刊结束事务之时，不仅未见国民党政府借机逼迫雷家交还公宅之事发生，且还由雷太太透过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王云五协助，把住在公宅内的两位该社职员（王佑祺和陈佐），介绍到公家机关工作去了。（金承艺先生这个时候，于想到台大法学院谋个教书工作失败后，终由胡适先生把他收到南港中研院去做他的私人助理了。）所以那时雷家的一些至亲好友，都对国民党政府未趁“雷震下狱，雷刊关门”之危，要回那栋公宅，并把雷刊社的职员安插到政府的机关去工作，私下都颇有好评，说国民党政府对其厌恶的雷震，还是忍住了一点，不忍对之“斩尽杀绝”也。这便是我说了几句老兄真很生气之话的所以故也。故还盼老兄听到我此番解说之后能不生气就好。窃以为吾人对国民政府之论衡，若只稍及有利于彼者，即会“真很生气”，而不探明事理真象，或不免犯有诉诸情绪的逻辑谬误（the logical fallacy of appealing to emotions）之失吧？至于兄在“真很生气”之下，对我教言的训斥中，所谓“这叫什么‘容忍之量’，这是慷百姓之慨啊！慷百姓之慨，以市私恩”云云，不仅我这种糊涂人甚为知之，就连受私恩者，其家属仍住公宅不绝之雷先生，也很知之的。我现在不妨再向兄报告一点往事，即雷出狱家居，和我谈及这栋公宅时，我曾向雷说，当他辞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被开除国民党籍后，如即能自动将陈诚当年拨给他，由作“官邸”转为《自由中国》社同人宿舍的那栋公宅，退回政府，则他的廉介不苟清望，当可益收社会的敬仰。即那时因为有同人住着，不便退回，倘到“雷案”发生，《自由中国》停办，住该公宅内之同人均迁离之后，向筠女士一家不再迁往其内，并即屋还原主之台湾省府，则雷公之清廉，亦会无受此“家属仍住公宅不绝”之累。只是雷此刻无言以对，我也就只能当闲话说说而已。何况这栋公宅，在雷出狱之后，早已破旧不堪。雷更告那一排同类型的公宅住户，都要迁离，以便拆旧盖新，另建新大厦，原住户人家，还可分配到新盖大厦住房呢。这是雷尚在人世，我还在这新专校教书时候得闻雷告的事。现又事隔好几年，雷也死了七年多，我也不闻不问雷家事息多时，那栋公宅情况如何？我这种糊涂人自是更加搞不清楚了。惟我仍持以前想法，认为向筠女士如去了美国依子女安居，最好还是把此破旧公宅，还了台湾省府的好。何苦“仍住公宅不绝”，使雷之清廉受累，连我也被好友敖之兄笑为“代受私恩者辩护”的“糊涂人”，斥我是“吃羊肉无份，却惹一身腥，这算什么嘛”！

　　三、老兄大函指教中，对弟为雷清廉辩护之言，尚有未尽满意者。如大函云：“老兄口口声声谈雷震先生坐‘工矿银行’的公事汽车，以证清廉，但老兄另有‘卖房子卖汽车’苦撑起来的《自由中国》杂志的话：‘查《自由中国》创办费用，本出自老蒋，亦属‘公私财务不清之事’的一种。至于雷震清廉，又何来房子可卖汽车可卖？自亦令我辈与雷震先生‘本不很熟’的人起疑。’”我读老兄这段教言，觉得还有代雷向兄进言解蔽释疑的必要。老兄说“查《自由中国》的创办费用，本出自老蒋，亦属‘公私财务不清之事’的一种”这几句话，我要说是不合事实的。老兄的这个说法，大概也和从前某些不满雷及《自由中国》的国民党人士所说“雷领了政府一笔大钱来创办《自由中国》的”那些话相似。关于雷办该刊之时，他得了些什么人支持和资助的往事，记得我在“雷震日记介绍及选注”的“写在前面”文中，有所说及。而去年夏天以来，我开始有计划撰写一系列雷及其《自由中国》杂志故事文稿，在已送请老兄校看诸篇中，便有“先从雷震创刊《自由中国》的缘起谈起”和“不堪回首话创刊”两篇，也都涉及雷在台北筹创《自由中国》经费方面的往事。此外，雷太太宋英女士在纪念雷逝世三周年，发表在“亚洲人”第二卷第四期上的“忆儆寰”文中（虚一按：雷太太写此文前，曾和我作过商谈，而且我还草拟好题纲要旨，供其参考），也说到关于雷创办《自由中国》的经费方面事，并有“儆寰创办《自由中国》，有人说是拿了政府一笔大钱，这真是莫大的冤枉”的话。诚如兄言，兄与雷“本不很熟”，也许对雷创办《自由中国》经费之事，不很明白，故以上所举拙稿（照说应承兄校阅过的，因拙稿写好一篇，送呈我兄，而“雷震日记介绍及选注”的前文，且早在《万岁》发表出来了）和宋英文章，当可供兄参考，我便不在这信里，再就雷办《自由中国》事，多加啰嗦了。惟承兄询“至于雷震清廉，又何来房子可卖汽车可卖？”对兄这层疑惑，则弟不避啰嗦之嫌，愿再代雷作点解说如次，幸垂察焉：

　　据雷相告，早在抗战以前，他任职国民党南京市特别党部（常务委员兼书记长）和教育部（总务司长）时，为了外出洽办公务便利，便自购有一辆二手货的小汽车了。他说那时政府官员待遇尚可养廉无虞匮乏，而物价也不很贵，所以那时候政府中高级官员，用节余累积之俸禄钱，买部二手货的小汽车，也不太感困难。就是官俸不够，也有家中接济。在太湖鱼米之乡的雷家，有良田千亩以上，可谓富农人家。而且其夫人宋英，一直做事，且任职财政部多年，而其安徽舒城娘家，亦为富家望族。我想他们买车的钱，似应清白无污的。到了抗战，雷家住重庆时期，尽管雷升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又早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是有公家小汽车供他代步的特任大官要员了；但因其家口多，孩子又都上学，故有贵夫人气质的雷太太宋英女士，只得过着亲率家人辟地种菜，喂猪养鸡鸭的清苦生活，并和朋友合资做点糖业生意。胜利还都南京，到民国三十八年来台前的那四年间，可说正是雷从政以来最为光辉的日子。尤其兼做全国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时，更是蒋介石面前的大红人之一。而且太太宋英，也在其安徽家乡，当选了行宪的中央监察委员。这个时候的南京雷家，除了政府配给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的小汽车，还有行政院配给政务委员的座车。此外，他当选监委的太太，因在京沪两地，办有教育事业，为便于工作的奔波，故又自购了一部小汽车。故南京雷公馆，公家的私人的小汽车共有三部。惟三车中，参政会那一部，常被雷的一些参政会朋友借用（雷说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有事来京，便向雷借用，此仅一例而已），雷坐得反少。而且此车车龄老，车况也不好，常成了“一开二三里，抛锚四五次，修理六七回，八九十人推”的标准老爷车了。雷常坐的行政院的那一部。至于私购的一部，则为监委太太专用，自然他们的孩子也可坐坐，至亲好友亦可借坐。向筠女士住无锡雷家，虽无专用汽车，但雷在无锡的朋友中，颇多是有车阶级的工商实业界人家，向筠女士要用车也很方便。有时雷由京坐车去无锡，向筠女士就更有着自家的车可坐了。雷做政协会议秘书长以后，是他一生宦海生涯中最得意的时候，也是他最受国民党大头子蒋介石宠信的时候。筹备制宪国大会议，和联络拉拢友党和社会贤达人士参加改组的政府等重大国是，蒋都要借重雷的长才。故南京雷家架设有直通蒋主席官邸的专线电话，京沪铁路火车，备有雷坐卧的一节专用车箱，在上海自更有供雷代步的专用汽车，只是那部汽车稍后雷便建议蒋主席下条谕改拨给家住上海的现行中华民国宪法起草人、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去坐了。而他每去上海，因多下榻“工矿银行”的贵宾招待所，出门公干或应酬，也多坐该行借用的公事小汽车。一个人在位时，奉承巴结他的人也多。以受蒋介石十分宠信倚重的雷秘书长；及稍后的行政院雷政务委员，每到上海，自也有不少人去奉承他和巴结他的，他到上海，不怕没有小汽车坐。可是他多是坐“工矿银行”专为贵宾代步的小汽车，很少借坐上海朋友家的车。之所以如此，是因抗战后期，“工矿银行”为响应“抗战建国纲领”，为发展后方实业建设，而筹创于重庆时，雷便是其筹创人士中的重要一员。自该行成立以来，雷一直是该行重要的常务董事。抗战胜利，该行总行由重庆迁到上海后，雷且由该行董事会推举，做过一任董事长。雷和该行的这等深厚渊源关系，便是他每去上海下榻该行贵宾招待所，和借坐该行小汽车的历史背景也。或许老兄只知雷震过去专为国民党搞“各党各派，民主宪政”（张君劢，在舜生、黄炎培、罗隆基、梁漱溟人常对雷的打趣戏语）的“政治统战”工作，而不知雷在金融财经方面也颇有一手的。这由他在重庆和朋友们共同发起筹办“工矿银行”之事，由他兼任“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促进会”（由蒋介石兼任会长，参政会秘书长兼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可以看出。雷认识不少中国财经金融实业界的领袖人物，而由国府遴聘为参政员的国中重要财经金融实业届人士，无不都与雷熟识而有交情，如上海银行家钱永铭（新之），上海工商界领袖人物王晓籁和刘鸿生，办“商务印书馆”起家的王云五，“大公报”的胡霖（政之），乃至海外华侨实业界领袖如卖“万金油”的胡文虎等人，都是其例。吾人了解了这些事实，才会得到下列各个问题的答案：（1）抗战胜利后，雷何以会被“工矿银行”董事会推举为董事长？（2）何以在张群内阁会议讨论战后恢复对日贸易问题上，雷政务委员的发言意见，极受重视（我介绍的雷日记内，曾有记述）？（3）何以在民国三十六年（台湾发生“民变”的“二二八”之年）十二月间，京沪一带工商实业金融界重要首脑人物，应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之邀请，组团考察台湾工矿资源，以便投资开发时，该考察团由行政院雷政务委员（同时也是“工矿银行”董事长）率领飞台考察？（雷说他那年率团飞台考察，顺便也兼代表政府，继白崇禧之后，就台湾是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再度向台湾同胞表示抚慰之意。台湾省的参政员林献堂、林忠等人，还在雾峰林家设宴欢迎雷氏，雷并趁此向林献堂、林忠等人详询“二二八”事件真相，更代表政府就此不幸事变造成之灾难，向与宴之台籍人士，深致慰问之意。而与宴的杨肇嘉，还特邀能讲流利日本话的雷震，率考察团人员去清水参观他家可囤千石稻谷的大仓房。）（4）何以在民国三十七年九月间，翁文灏内阁，于政府争取美援困难，院会通过组织“国防经费筹划监理委员会”，兼任该会主委之国防部长何应钦，和行政院长翁文灏，均情商雷政务委员兼任该会委员外还兼负责该会实际业务的秘书长？（5）何以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人，和由北平飞抵京沪的胡适等学术文教界人士，商谋发起“自由民主中国运动”，拟在上海筹办“自由中国日报”，和“自由中国出版社”时，大家都推举雷出来担任筹备处主任，总董一切，特别是筹募创办报刊的经费（雷说当时预备由他向京沪无锡一带工商实业金融界人士先行募捐的金额是由美金拾万元）？（6）何以他和谷正纲、方治等人，同在上海助汤恩伯防守上海时，汤特别请雷帮忙向上海工商界人士劝募如肥皂毛巾鞋袜内衫裤布料等的军需品？又何以汤恩伯在弃守上海前，要请雷偕上海市的两位代表王晓籁和刘鸿生（两人皆上海工商界巨子，也皆雷的好友）同飞广州，向疏迁那儿的国府请求增派援军？（7）何以雷在民国三十八年六月由广州飞来台湾不久，遇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兼任长官之陈诚，礼聘雷任长官公署政务委员时，更请雷兼做督修台湾全岛防卫军事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台湾省府秘书长浦薛凤和台湾防卫司令官孙立人两人兼任。尹仲容、严家淦等人都是委员）？（8）又何以在雷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以言贾祸之后（发表了得罪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特务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和其发行人胡适对“军事机关干扰言论自由”的抗议信，引起国民党当局某些人士的不满），张群张其昀等人奉其总裁蒋介石之命，为策应“中日和约”签订后之中日合作事宜，特嘱请雷出来筹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被推选为首任会长的张群，更坚请雷出任负责会务推展的首任干事长？我们获得以上那些问题的答案，自也明了在抗日战后到民国三十八年这段时期的雷震先生，在京沪那一地区人缘之广，声誉之隆，使他不仅为知名的政治人物，即在京沪一带的工商金融界，也颇著盛名的。我们试想，以当时这般光彩景况的雷震，再加上他那位当上行宪监委，也有个人创办的教育事业的太太宋英，则他南京家里，除有公家汽车外，还有一部私有的小汽车，似不会令人见了起疑的。

　　到了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战局时局日非，京沪人心惶惶，雷于随“翁文灏内阁”总辞之前，先由监委太太把南京的家搬来台北，私有的那部汽车，也运到了台北。这是雷家在台湾的第一部小汽车。后来雷随“翁内阁”总辞而卸脱本兼各职后，公家汽车还给公家了。这时他为奔走发动“自由民主中国运动”事，向无锡一位实业界好友借了一部小汽车坐用。南京家人，都去了台湾，只有他和一名老仆老傅住在自家宅，而他又终日在外东奔西跑。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廿一日，蒋介石总统引退下野后，他婉谢了代总统李宗仁聘他做国策顾问的邀请，立和王世杰住到上海友人家中去，以便和胡适等人续商“自由民主中国运动”，及筹办“自由中国日报”等报刊和出版社之事。雷在上海，先住“工矿银行”招待所和友人寓，后成“汤总部”顾问，为助汤作战日夜奔忙时，便改住金神父路的励志社。那时上海已是接近战地的第一线，许多富商人家，在人心惶惶之下，纷纷均作逃难计，故不要的房子汽车很多。而住励志社的雷顾问，便由汤总部送上一部代步的外国名牌小汽车。是年五月间，汤为巩固上海防御，增强防守军力，乃请雷偕王晓籁和刘鸿生两位上海市代表，乘了一架空军专机飞去广州，向国府当局求增援军。当三人正在广州进行此项乞援任务，尚未返沪前，便闻汤恩伯统率大军，分从海陆两道撤退，弃守上海了。雷留在上海的部份东西衣物，包括汤恩伯送雷坐的那部小汽车，也都由汤总部撤退出来，运到台北，交给雷家。这便是雷家在台湾的第二部小汽车。故由大陆撤退来台湾的雷家，那时共有两部外国牌子小汽车。一部是雷家自己买的，一部是汤恩伯送的。车源都很清白，似无可疑之处。

　　监委雷太太率部份子女佣人（如程积宽、刘博渊等），把南京家搬来台湾后，便住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十八巷一号那栋日式平房。此屋本是雷一位在台湾设有分公司的实业界友人尹君的。雷率团来台湾考察，尹君请雷做其公司挂名董事长，便以此屋送雷作台北的行馆用。不到一年，雷家搬台北，便住此屋。后因雷家人多（家里佣人听差司机就有五六人之多），且那时客人也多，便感此屋小不敷住用，于是便买了金山街一巷二号那栋宅院较大的住宅，家人便分两处住。《自由中国》创刊初期，先便办在金山街大宅内，后来为补办刊的亏欠，乃卖掉大宅，把《自由中国》搬到友人送的日式平房内，并购木栅沟子口埤腹乡寓。而雷家当初买下金山街这栋大宅的钱，是国民党总裁应汤恩伯之请，特别送给雷的两万个大头银元。（虚一按：汤恩伯以雷震、谷正纲、方治三人，助他防守上海之忠勇劳绩，特签请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批示由中央银行分别给雷谷方三家，各赠大头银元两万元，一则用以嘉慰三人的忠党爱国，一则作其家人迁居台湾的安家费用。而这两万个大头银元，在民国三十八年时，是很值钱的。雷家用此钱买下金山街大宅，还未用完。接着雷创办《自由中国》，也用此钱了。故就此钱来自老蒋的赠给，则老兄大函中说“查《自由中国》创办费用，本出自老蒋”云云，或也勉强说得过去。惟老蒋应汤恩伯请，批示由中央银行分送雷、谷、方三家各两万个大头银元时，雷家还未买金山街大宅；买金山街大宅时，雷未想到要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这便是来台湾的雷震买房的情形。

　　在不断补贴《自由中国》前期几年的亏损，雷先卖掉金山街的大宅寓所，后再分两次卖掉大陆运来的两部洋牌小汽车。（我开始教书向《自由中国》投稿发表，在假期中首次承雷约晤，到该社会晤雷时，还见雷的那部油绿色外国小轿车，停放在社门口巷道边。后被车祸撞死的雷家司机老瞿，正在用布拭擦车身灰尘呢。）于是雷的监委太太便时向雷家亲友抱怨雷办《自由中国》说：“他先在家里办杂志，把个家办得家不成家。以后办杂志亏钱，先卖掉房子，再卖掉车子，害得我们房子越住越小，车子则越坐越大了！”雷老太的感叹，说得倒全是实情真话，值得老兄相信的。关于老兄向我所作“至于雷震清廉，又何来房子可卖汽车可卖？”的质询，我在上面又向兄啰啰嗦嗦了一大套。但盼我这些啰啰嗦嗦，能有助于与雷震先生“本不很熟”的我兄，消除起疑之处，则我前信所抱“在我两位患难之交的朋友雷震和李敖之间，作点沟通，得以消除古人今人的隔阂误会”之愿望，或可达到矣。

　　四、读我兄这次大札，知我前次信中，就兄前函中责备“雷为人不够义气”的微词，代雷向兄提出的一些辩解，不为兄所赞同，且认为我写了一大堆，“并未能证明雷震先生在李敖长年在狱出狱时有以回报的事实做出来”。对于这点，我想再说说鄙见如下：（1）雷先生是个老派人物，为人守信重诺，倒颇有“言必信，信必诺，诺必果”的古人风。因他具有此风，故他办《自由中国》，才敢发表说老实话的文章，发表不怕得罪人的评论。他对人守信，说话算话。如他向蒋介石总统陈“救亡图存献议”时，内附致蒋信内，曾有“献议绝不对外发表，他个人也绝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许诺。因此后来当谷正纲发现其“献议”外泄于海外某“台独”刊物上节要发表后，即请王云五来函质询并严责其如此做为“既对不起国家，也对不住朋友”时，他便大为愤惶。他认为他对蒋函许的诺言，绝未破坏，他绝未将其“献议”外泄给“台独”刊物发表，故他不得不写长信去向王云五力加申辩。他之申辩，即表示他为人是重诺守信的。说到这里，容我说句很平实的话，老兄勿要生气。此即老兄在狱出狱时，雷未能探访有以回报者，更是他要为保释他出狱的四位老友（谷正纲、王云五、陈启天、于斌）守信约。因为他刑满前，先拒绝办理保释，后经其妻女至狱苦苦哀求，向其下跪不起，他方勉强答应由其妻去请谷正纲等四位作其保人，而台湾警总更央请谷正纲携该部所拟“誓约草稿”一纸，至狱劝雷照抄签字。雷自拒绝书签这写“誓约”，惟雷仍经不起谷正纲亲至囚室向其苦劝良久，终不得已方勉强依样画葫芦，书签了事。而他答应谷书签“誓约”的唯一条件，便是谷要将携来的警总“誓约”草稿一纸，送给他留作纪念。谷无何奈何，只得答应雷的条件，换取雷照警总所拟“誓约”草稿抄写签名，带给警总。（后来，雷在警总“誓约”草稿上纸上，亲笔题写了颇长的注记。）警总请谷正纲来狱苦劝雷震照写签名的一纸草拟“誓约”之内容是：“保释外出后，不能有任何不利于国家之言论与行动，并不能与不利于国家之人士交往。”老兄在狱之年，正是雷家迭次多事之秋。先是雷陈“救亡图存献议”内的诸多建议和批评，已使国民党当局头痛和不满，尤其是“中央民意机关全部改选”和“为消弭海外台独，应改国号”的建议，更使国民党派人（酆景福）来家提警告，批评雷的“思想有问题”。风波稍息，他的“献议”不知如何又泄漏到海外，竟被“台独”刊物摘要在发表出来，更引来保他出狱老友王云五，谷正纲的严词责询，说雷不应违友“誓约”之言，风波又起了。这时，雷太太看管他很紧，如何还能让他去向“不利于国家之人士”的李敖探监呢？否则岂不更未守住警总“誓约”之言，那就对不住至狱苦劝他照抄“誓约”签名其上的保人老友谷正纲了。这自是我的鄙见，未必对的。若说错了，还乞谅解。（2）老兄出狱时（民国六十五年年尾了），雷已患摄护腺癌，住院照钴六十，体力大衰，记忆锐减，但仍在我的帮忙协助下，扶病写其杂乱回忆文字，并重抄“我的母亲”旧稿。我们听到你出狱后，也在陈鼓应被安置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做研究。他曾要我向陈鼓应探问你去狱后的近况，但鼓应只告和兄在“国研所”办公室打了个照面，话都未谈上一句。后来又说你住家中，深居简出，不愿见老朋友，也不愿和人接谈。我把鼓应告诉你的近况转告了雷，他未再说什么。至于你在他坐牢时，对其向筠女士的存问、关切，与包括金钱上的帮助，我倒真的未听雷说过。不过雷对老兄，倒是很表关心的。民国六十七年一月，雷和我把殷海光骨灰，由基督教怀恩堂迁葬于其南港坟山的“自由墓园”，我们并遵照殷太太夏君璐的请求：“一定要请周联华牧师为殷迁葬举行一次宗教仪式”。雷先生曾要我请陈鼓应和张尚德邀请你来参加殷骨灰迁葬的宗教仪式，我便请陈张两位通知你。但鼓应和尚德都说很难找到你，鼓应更说即使找到你，你也不会到教堂来的。凡此皆我经历的实情，老兄应可相信的。（3）据我和雷震宋英老夫妇多年交往过从的了解，这对老夫妇处世的待人接物，倒不因是政治人物就不讲人情道义的。他们为人正派，对礼尚往来的世俗人情恩惠，很表重视，绝不马虎。朋友有情于他们，他们必寻机还情的。至于老兄在雷坐牢后，对向筠女士的存问、关切，与包括金钱上的帮助，自然是雷的家属承受老兄厚情了。出狱后的雷先生，为何没有回报呢？我倒真有点莫解了。我非袒护雷老太宋英，倘她在雷坐牢期间，承受老兄存问，关切，乃至金钱上的帮助，她必不待雷出狱就会回报老兄了。故在这一事上，倒真有点“妾不如妻”了。倘雷果有负兄之错，我也只好奉劝老兄大度，一笑置之。所谓“行善不欲人知，方为大善”。又所谓“施恩不为报”，亦即所谓“大恩不言谢”了。而基督教圣经新约中，则更记有耶稣对人的训勉：如“Beware of practicing your piety before men in order to be seen by them, for then you will have no reward from your Father who is in heaven.”（Matthew 61）又如“When you give alms, do not let your left hand know what your right hand is doing.”（Matthew 63）又如“So that your alms may be in secret; and your Father who sees in secret will reward you.”（Matthew 64）。谨以此向我兄祝福，并谨向地下有知之雷震先生祈求，在冥冥之中，善保仗义疏财的李大善人侠士敖之老兄平安，藉补生前有负李敖先生的过衍。

　　五、老兄大函中说：“我总觉得，老兄结交雷震先生，只是在他来台办《自由中国》这一段。”所言甚是。惟继说：“对国民党与雷震先生‘渊源太深’的内中实情，恐怕多是听垂老失势者的一面之词耳！”则我还要啰嗦一说的是：正因我对国民党和雷震先生“渊源太深”的内中实情，深恐听了垂老失势者的一面之词，有所偏失之弊，故我近年来撰述雷震往事，便多以“雷来台办《自由中国》这一段”者为主。倘涉及这段时期以前他在大陆与国民党“渊源太深”的内中实情，也尽量就我为其整理过的日记文件手稿等一手资料中，求取印证，总以“实事求是”为是。我的这点谨慎，自信应可蒙获老兄历史家的嘉许吧？只是我看到老兄说雷是个“垂老失势者”，又不禁感慨系之！且更想起贵台大老师殷海光先生的那篇先发表在李万居先生的“公论报”，后又转载在夏涛声先生的“民主潮”的文章“我看雷震和新党”。殷在文中，说雷“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的话，我在上信中，已节录呈阅老兄。现在我再把殷此文中，又说雷是个“最愚蠢的官僚政客”的话，也抄给老兄看：

　　“不，照我看来，雷震先生不止是一个‘官僚政客’，而且简直是一个‘最愚蠢的官僚政客’。为什么呢？这太显明了！在他人生历程中，摆着两条可以任意选择的道路：第一条，照美国时代周刊和台湾时与潮杂志所载的，雷震先生从二十岁开始就加入中国国民党（虚一按：雷在日本留学时参加的党，是中华革命党，还不称中国国民党）。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朝廷命官’，奉命连络四方。在中国政局震荡之秋，他曾尽力之所及，为在朝党立过功劳。来台以后，如果他利用他这个历史，‘人事关系’，和他与政治当道的渊源，那末，顺理成章，他不难和目前若干够聪明的知识分子一样，做起特字号的官儿，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扬扬自得。他用不着这么大把子年纪，每天挤公共汽车，来往于木栅乡和台北之间。有一次，他底夫人宋英女士很幽默地对我说：‘自从雷先生办自由中国以后，我们的房子愈住愈小，车子倒是愈坐愈大哩！’第二条，雷震先生坚持他底‘民主宪政’主张，不肯放弃批评这件事那件事，而且硬要组织一个新的政党。结果，十几年来，他由被开除党籍，而被削掉国策顾问的官爵（虚一按：殷先生把这两事时间次序说颠倒了，雷是先自辞掉国策顾问，后被开除党籍），而遭治安机关看守大门，而被阻挠印刷，而因陈案被控，终至因‘叛乱罪嫌’而身陷囹圄。

　　这两条道路，前一条坦畅达，对自身有利；后一条险恶不堪，对自身不利；雷震先生偏偏选择了后一条。敬爱的读者诸君！雷震不是‘最愚蠢的官僚政客’又是什么？”

　　我觉得殷先生的这段分析说雷是个“最愚蠢的官僚政客”，或正可引作老兄何以会说雷是个“垂老失势者”的最好注脚。所以我读大函中说雷是个“垂老失势者”之言，心情是同情的，是哀矜勿喜的。我想：“白头宮女话天宝”的乱世故事，轶闻轶事，是值后人重视的；因而我们听听“垂老失势者”的心声，似乎也是应该的。我兄高明，学富练达，尤急公服义，还乞指教是幸。

　　末了，我要抱歉的，是此信又因上面的五点啰嗦而冗长不堪，又要浪费甚多《万岁》的宝贵篇幅。但我还是盼即在《万岁》发表为好。因我正写此信时期中，突接一通来自陌生人的电话，说“好骂人的李敖，现在连雷震和胡虚一都被他大骂起来了”，并问我“有何感想”？我即告打电话者：“李先生只是就事理评说是非。雷震和本人有不是之处，李先生可以评说，尤其是朋友，更有责善规过之义。这不可说是李先生在骂雷震和本人。”当我再请问其“尊姓大名”时，电话就挂断了。像我们这样讨人嫌的人，会突然接到这等电话，在此时此地的台湾，原是呒啥稀奇的。（早几月前，楼寓阳台，半夜发现人影疾走而过，待我持手电筒追下楼去，便不见了。这种“神出鬼没”的现象，只好见怪不怪，一笑置之的好。又是几月之前，突有一台省籍三十多岁女子，找上门来见我，说是我一位台大教书朋友介绍她来看我的，更说我那台大朋友要介绍她和我做朋友，所以她特来我处看看，说了一会才辞去。我确有位很好的昔日中学教书同事，现执教台大，经我电话探询有无介绍一女子来看我事，朋友大表惊讶之余，还说“虽无此事，但对老兄也是飞来艳福，你要走桃花运了”的笑话。因此，我又只好见怪不怪，一笑置之了。现在再加上此通陌生客的电话，自更一笑置之。）我想，这或也是有某些“有心人士”想以此进行李敖和胡虚一之间的挑拨离间吧？倘果如此，倒也值得我们的警惕！为破此小人奸计，我请发表此信于《万岁》，表示我们之间，只是“就事论事”的讨论，没有什么“骂人”的事，说到这里，我还要请兄谅解一点：即此信中喋喋不已之啰嗦，只是代已死的雷震先生，向兄再作点有关他往事的说明，绝无和兄辩论之意。再说，我们难兄难弟，干嘛要抬那不必要之杠（Unnecessary Wrangle）呢？况且要代雷说明解释的，也都说明完了，没有什么可再向老兄啰嗦的了。敬此问候老兄著安！

　　弟　胡虚一　再拜上。

　　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写于台北市水晶大厦楼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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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老师感想的感想（李敖）

　　这一阵子为了雷震的事，我被我的好朋友胡虚一胡老师烦死了。

　　胡老师以前在世新教英文，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教的。他在修辞上，几乎完全不喜欢用省略法。任何叙述、任何议论，都是倾巢而出，刺刺不休，非一下笔就千万言不为快。为快以后还说不能不登，不登就无异“不容许其存在”，就“不免有‘毒格玛’（dogma）之嫌了”！——你说多要命！

　　我谴责雷震和胡老师在老蒋死后，不该去“谒陵”，他又答辩涌来，竟说做这种事，“似无什么了不起，大可‘见怪不怪’的！”——人间行止大义，糊涂一至于此，竟不自知其可悲也！其实为什么“见怪不怪”？我们以宣扬人间大义为职志的人，就是见怪要怪啊！我们立身行止，岂可随便“吾从众”吗？

　　胡老师又说雷震“谒陵”乃由于“老友建议”后的“临时起意”，并非“有意这么做的”，其实这有什么不同？其结果一也！

　　胡老师又说雷震下狱后国民党没乘机收回公宅，并安插《自由中国》社职员等事，“雷家的一些至亲好友”“私下都颇有好评”。他竟不知道这些人只是分享特权者，得到假公济私的好处，当然会“好评”，但这种“好评”，其实正建筑在无耻之上！

　　胡老师又为我怀疑雷震如清廉“又何来房子可卖汽车可卖”的事答辩，但答辩半天，适足以证明雷震除有公家轿车外，自购一部小汽车，“又自购一部小汽车”，以至家有三部汽车的事。甚至兵荒马乱大逃难之际，多少人抛儿弃女不克来台，雷震的私人轿车却可一部又一部运到了台北！可见人命之贱与车身之贵也！试看他写的这样一段：

　　到了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时局日非，京沪人心惶惶，雷于随“翁文灏内阁”总辞之前，先由监委太太把南京的家搬来台北，私有的那部汽车也运到了台北。这是雷家在台湾的第一部小汽车。……民国三十八年，……雷在上海，……成“汤（恩伯）总部”顾问；为助汤作战日夜奔忙时，……便由汤总部送上一部代步的外国名牌小汽车。是年五月间，汤为巩固上海防御，增强防守军力，乃请雷偕王晓籁和刘鸿生两位上海市代表，乘了一架空军专机飞去广州，向国府当局求增援军。当三人正在广州进行此项乞援任务，尚未返沪前，便闻汤恩伯统率大军，分从海陆两道撤退，弃守上海了。雷留在上海的部分东西衣物，包括汤恩伯送雷坐的那部小汽车，也都由汤总部撤退出来，运到台北，交给雷家，这便是雷家在台湾的第二部小汽车。故由大陆撤退来台湾的雷家。那时共有两部外国牌子小汽车。一部是雷家自己买的，一部是汤恩伯送的。车源都很清白，似无可疑之处。

　　胡老师写到这里，口口声声说雷震家的两部小汽车“车源都很清白，似无可疑之处”，我看却正好相反。别忘了当时汤恩伯是“穷苦的”现役军人，雷震是“穷苦的”公务员，把“外国名牌小汽车”私相赠送，又何来“清白”与不可疑？胡老师接着又有这样一段：

　　监委雷太太率部分子女佣人（如程积宽，刘博渊等），把南京家搬来台湾后，便住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十八巷一号那栋日式平房。此屋本是雷一位在台湾设有分公司的实业界友人尹君的。雷率团来台湾考察，尹君请雷做其公司挂名董事长，便以此屋送雷做台北的行馆用。不到一年，雷家搬台北，便住此屋。后因雷家人多（家里佣人听差司机就有五、六人之多），且那时客人也多，便感此屋小不敷住用，于是便买了金山街一巷二号那栋宅院较大的住宅，家人便分两处住，《自由中国》创刊初期，先便办在金山街大宅内，后来为补办刊的亏欠，乃卖掉大宅，把《自由中国》搬到友人送的日式平房内，并购木栅沟子口埤腹乡寓。而雷家当初买下金山街这栋大宅的钱，是国民党总裁应汤恩伯之请，特别送给雷的两万个大头银元。

　　在这里，我们又可看到雷家一来台湾，便有被人送来的“台北的行馆”、便有“友人送的日式平房”、便有老蒋应汤恩伯之请，送的两万元大头！试问这些公私不分、官商不分、党国不分的种种黑房黑钱，又何来“清白”与不可疑？（比照起来，今日雷家住用的松江路公宅，犹其余事也！）

　　胡老师提到汤恩伯在上海撤退时，帮忙雷震撤来了衣物，和“送雷坐的那部小汽车”，使我想起刘玉章《戎马五十年》中描写上海撤退那一段：

　　我虽有浦西副司令的名义，对实情竟一无所知。遂派副军长李运成，至浦西指挥部联络，期能较早获知行动消息，以便早做策划，然迄无回报。但情况所显示之撤退迹象，则又愈来愈显明，于是我在不得已中亲往探察。先当面就连日战况有所陈述，期司令将尔后行动有所透露，结果仍毫无所获。不得已，复以市区中及沿途所见情形，相询是否撤退，司令方告以浦东方面战况逆转，匪已向吴淞侧背压迫而来，现仅距吴淞约二、三十华里，准备今夜撤守，一再要我绝对保密。

　　待我在返部途中，街上已一片混乱，车辆拥挤难行，尤以后勤部队为甚，回到军部后，即召集各师长及主要僚属等，指示必要之事项。不意时间仓促，因当日十五时许，方奉命应于十九时前，除掩护部队及所需辎重外，一律轻装在海军码头登轮转进；此时，匪似已察觉我军有撤退迹象，倾其全力，对我全般阵地猛扑，幸我第一线十五连，均能凭堡与匪续做殊死搏斗，使撤退部队安抵码头，而他们终以达成掩护任务，但无法于敌前脱离，为全军做了最伟大的牺牲，演成营口撤退之辎重营的再版，痛心曷极。

　　在决定牺牲“第一线十五个连”来断后以后，接下来的撤退局面是这样的：

　　当时我规定，除第一线连继续在原阵地抵抗外，其余于十九时后开始撤退，我于二十时后，离开军指挥所。吉普车行不多久，即无法前进，只得下车，在人潮中步行到码头附近，见我官兵整齐席地，等待上船，心中甚觉安慰，然要在人潮中通过，则十分困难，迨士兵发现，遂大喊“军长来了，赶快让路”，我才勉强挤到船边，停靠码头的，是一艘三千余吨的商轮，没有经过舣装。船身侧面，备有可容一路纵队之一座舷梯，部队沿梯循序而上。不久，因舷梯不胜负荷而折断。事前既无应急准备，情急中，将空汽油桶用裹腿捆绑叠起，勉为攀登。然上船速度因之更为减慢，且不仅一船如此，其他各船亦莫不皆然，整个装载之艰难缓慢情形，迄今忆及仍为心酸。

　　我站在码头边，从二十时许直到二十三时，才由船上士兵用裹腿连接，将我吊上。上船后，首先派人暗中监视船上工作人员，特别是轮机驾驶人员，以防万一。其最着急者，此时本军尚有约一万之众，急待依次攀登，我最后决心“要人不要枪”，大喊：“武器抛海，徒手上船，愈快愈好”，转瞬叠集之油桶塌垮，营救乃益无望。悲惨之情。何堪言状。

　　二十四时，即将退潮，匪炮射弹的爆炸声距码头愈来愈近；同时，在上船之处，有一匪谍将一枚手榴弹投上甲板，适在我所站附近，幸未爆炸。该匪谍当即被我岸上士兵乱刀刺死，船长要求开船，我仍请其稍延，因能多上一人，心理上的沉痛，就可以减弱一分。直到零时三十分，已至起碇最后时限，只得挥泪发航，看到岸上未能上船的官兵仍在整装等待，不知其将遭受何种厄运，生离死别怆然心伤。

　　从刘玉章这些“怆然心伤”的回忆里，我们知道：上海保卫战总司令汤恩伯在逃难前夜，是怎样牺牲自己的“副司令”；“副司令”又怎样自己抢上了船，牺牲自己的子弟兵，而“岸上未能上船的官兵”，却眼睁睁的“不知其将遭受何种厄运”！虽然一道又一道，如此互相牺牲，可是，汤恩伯却不会牺牲他跟雷震勾结的关系，人员辎重丢在大陆算什么，只要没丢掉雷震的“外国名牌小汽车”！

　　齐白石《盗瓮图》中题诗，说：“宰相归田，囊底无钱，宁肯为盗，不肯伤廉。”雷震是国民党大员，“归田”的气派可真高过宰相呢！他的幸运是无须“为盗”，就得了一切；应有尽有之后，还得“清白”、“取不伤廉”之谥。——我说胡老师糊涂，不亦宜乎？

　　198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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