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流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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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人的境界》题辞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井底之蛙不知天多大、岛国之民不知陆之深。反讽的是，朝菌、蟪蛄、井蛙、岛民，却自以为知道，而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在高明光大的标准下，他们非但不是二流货、三流货，甚至是不入流的。让不入流的人认识什么是境界，什么是第一流人的境界，是李敖的大功德。李敖自己急流勇进、逆流而上，带你随波直逐第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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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里有一篇《狮子、周彼得和象》。说狮子常常向天神周彼得（Jupiter）诉苦，说我长得大、力气大，斗争起来也劲道十足；又有尖牙利爪，又为百兽之王，可是竟怕公鸡叫，多没面子啊！周彼得说,我已经把我自己有的一切特点都给了你，而你的胆量，除了怕公鸡叫这一点外，其他也都没问题。你还埋怨什么啊！可是狮子想不通，总是为它的怕公鸡叫而痛不欲生。这时它碰到一头大象，看到大象老是扇耳朵，很奇怪。它问大象为什么要这样，大象说，你可看到那蚊子吗？它们钻进我耳朵，我就死定了！狮子恍然大悟，说好啦！这么大的一头野兽，居然怕这么小的一只蚊子，我还诉什么苦呢？我的处境至少比大象好得多啊，比较之下，公鸡总比蚊子大啊！

人生的很多例子，其实很象这狮子，自己的条件都优秀，可是老是为一些美中不足自寻烦恼，弄得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叫他别怕公鸡叫是没用的，因为他会有“强迫观念”，愈不怕公鸡叫就公鸡愈叫。这时候，他应该面对大象，从“痛苦比较学”中发明一种理论，把自己骗倒。他要听听大象诉说委屈，看到大象的愁眉苦脸，就会发现自己的愁云惨雾，其实是何足道哉的，——关怀别人，忘了自己，听大象诉委屈而忘了自己的委屈，这才是狮子的道路。

1984年9月22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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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人的境界

第一流的人举世无双，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同凡夫俗子一样，也并不比他们长。他没有时间可以像凡夫俗子一样的浪费，他要以并不长的生命，完成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事。

所以，他不能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不能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做凡夫俗子的反应。为了完成第一流的事，他必须放弃或减少凡夫俗子的快乐、交游、娱乐、爱恨、争执、答辩与澄清。

林肯说他没工夫答辩，生命用来扯这些，他将无暇做重要的事。

第一流的人会忍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志趣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第一流的人认定 Life is too short to be little .(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他必须忍住不为小事所缠。他有很快分辨出什么是“无关的事项”（irrelevancy)的能力，然后立刻砍掉它。

第一流人过的生活，一定不是常人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堪的生活，一定是常人不肯过、也不能过的生活。

198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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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奇人物

传奇人物的特质就是生命力的莫测，生命力的跑野马。

传奇人物生命力极强、智慧极高、勇气十足。他的充沛的生命力，无法把他安在一个固定的角色上，碌碌一生。传奇人物不拘一格，他不是书生，也不是剑客，但他是书剑飘零型的人物。他也许是一阵子书呆、一阵子军人、一阵子怪杰、一阵子作家、一阵子商人、一阵子投机者、一阵子情场浪子、一阵子赌台常客、一阵子热如火、一阵子冷如冰、一阵子老僧入定、一阵子顽若狡童。……或整年在温柔乡里，或终岁在离群索居中。

　　传奇人物很像是阿米巴（ameba, amoeba），但他绝不是一个单细胞，他是多才多艺多方面的化合物。从捕鲸船上的梅尔维尔到做小职员的梅尔维尔、从战场上的海明威到角力场上的海明威、从女人怀里的拜伦到客死希腊的拜伦，从挥剑南非的邱吉尔到从事绘画的邱吉尔。……无一不是传奇人物的类型。

传奇人物自有他的弱水三千，而不止于一瓢；自有他的取舍，而不同于世俗的得失。

　　传奇人物最大的特色表现是不安于环境(一年三年，三年五载)，他要找新的环境去浪迹人生。传奇人物不怕任何遭际，任何遭际对他都化为教育与磨练，然后铸成他丰富生命的一部分。

　　传奇人物亦刚亦柔亦狂亦狷，但都行之于神机莫测。女人抓不住他、男人伤不了他、朋友吃不消他、敌人又被他烦死。他的生命力有一股力量、一团火，永远折腾没完。

　　传奇人物是勇士、是艺术家、是快乐的人，并且也给人不少快乐。传奇人物是豪迈之士、传奇人物是大丈夫。

197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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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斗杂感

1976年2月号的Penthouse杂志上，有一幅漫画，画一个斗牛士，斗牛斗得全身是伤，到饭店吃饭。侍者问他吃什么，他说：“牛排！”（Steak!）

　　也许有人以为这是阿Q心理或是什么别的补偿心理之类，我却认为此公此举倒也恰如其身份。——这是十足好斗的人的作风，不是吗？

　　好斗的人，一如好赌的，是不分赌注多少的，斗的重点在时时处处发扬斗的精神，而不在斗的目标的大小。有好斗精神的人，他总是时时处处要跟你干，要做一个战士。

　　做一个战士，甚至到死亡边缘，也是活力十足的。诗人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写道：

　　I was ever a fighter, so-one fight more.

　　the best and the last!

　　I would hate that death bundaged my eyes, and forbore.

　　And bade me past.

　　我永远是一个战士，

　　所以——再打这最好的最后的一仗！

　　我厌恶死亡蒙住我的两眼，

　　叫我领教他的死相。

　　晋朝的王敦，在生命最后，以敲打动作，说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话，这种气魄，只有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笔下的希腊英雄尤利西斯（Ulysses）可以辉映：

　　Though much is taken, much abides; and though

　　We are not now that strength which in old days

　　Moved earth and heaven, that which we are, we are,

　　One equal temper of heroic hearts,

　　Made weak by time and fate, but strong in will

　　To strive ,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虽然用掉很多了，

　　但剩下的也还不少；

　　虽然不像从前那样掀天动地了，

　　但我们毕竟还是我们。——

　　光阴和命运削弱了几分壮志，

　　但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

　　永不退却，不屈服。

　　有这种强烈性格的人，最后会像圣保罗（St. Paul）那样的朝死亡要毒钩，或像克里蒙梭（George Clemenceau）那样的以立姿进坟墓。我喜欢战士，即使他们遍体鳞伤，即使他们不能免于死亡。楚辞上说：“子魂魄兮为鬼雄”，即使他们死了，也会变成鬼雄的。

198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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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身是手眼”

佛教名言：“通身是眼，不见自己，欲见自己，频掣驴耳。”这几句不见于《传灯录》。《传灯录》中曾有一则提到“驴”，据《大藏经》中《景德传灯录》卷一五《筠州洞山良价禅师》：

师曰：苦哉！苦哉！今时人例皆如此，只是认得驴。前马后将为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

但查叶德辉刻本《五灯会元》卷一三《云严昙晟禅师》：

道吾问：“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

师曰：“如人夜间背手摸枕子。”

吾曰：“我会也。”

师曰：“作么生会？”

吾曰：“遍身是手眼。”

师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

吾曰：“师兄作么生？”

师曰：“通身是手眼。”

我素来不喜欢大部分的佛门言语，因为佛门言语在语意上太含糊、没有界定，不知它们说什么。而一般说经家和笺注家却乱作解人，附会指出说这个说那个，其实全是胡扯。整个的《大藏经》，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玄学字汇的排列组合，完全没有真实的意义。滚入这种“玄学障”里的人，整天的活动，一如笼中踏自转轮的松鼠，辛苦得不亦乐乎，结果却在原地未动分毫。佛门的对话，大率类此。一方实在不清楚知道或真的知道对方在说些什么；而对方的回答，也是天马行空。所以读佛经，只得就勉强可敲定的片言支句予以检定，其他的莫名其妙，只好去它的蛋了。

“通身是眼，不见自己”的话，是勉强可以检定的话，它道出自力的极限与局限，它告诉人们：要认清自己，要靠掣驴的耳朵，让驴对你叫，你才能惊醒，至如为什么要驴叫，那倒要问魏晋高人了。魏晋高人有的喜做驴叫。人为什么要驴叫？一个答案是人就是驴，人通身是眼，可是看不见自己，要看见自己，看看驴就是阁下。当然，掣驴耳朵的目的也许不是要驴叫，而是靠掣认清一何驴也！拉丁谚语说：The ass is known by his ears. (Ex auribus cognoscitur asinus.)莎士比亚剧本说：I am an ass, indeed; you may prove it by my long ears.观人于其驴，驴哉！驴哉！

1984年12月19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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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真金不怕火炼”

——《耳中人》之一

《聊斋》里头《耳中人》的故事你记得吗？写一个人盘膝而坐，听到耳中有小人讲话。这倒是一种孤独中的奇妙经历，当然是荒诞的，但很好玩。我从自言自语已转成有系统的《耳中人》对话式思考，随便写一点给你。

甲：真是你的亲友，就真金不怕火炼。

乙：不错，但不炼倒也更好。一般人太脆弱了，是纯金是包金还是镀金，若一一全靠火炼来考验真假和纯度，好像有点残忍。没有火炼，漂亮的人一定更多，漂亮的事也会有。

甲：那漂亮的人中，岂不羼了假的？

乙：羼了假的也没大关系。很多人没有碰到火炼，他会漂亮下去，就算是镀金的，虽然只是金玉其外。但在金粉世界里，冒充久了，也就弄假成真。很多漂亮的事，都是慢慢弄假成真的。

甲：这好像总有点不对劲。

乙：一般人太脆弱，是禁不住火炼的。所以火炼之下，立刻就原形毕现，一点残余的金色都没有了，这就是说，他们变成赤裸的市井小人了，对任何漂亮的事都不肯做，连弄假去做都不肯了。

甲：对一般人来说若是这样，对优秀分子又如何呢？

乙：优秀分子比较能不怕火炼，也就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但火炼究竟是很艰苦的考验，所以通过的情形，也因人而异。法国的贝当，第一次火炼他通过了，成为抗德英雄；但第二次就通不过。贞德第一次没通过，表现得很愚蠢很软弱；第二次才通过，最后，在具体意义上，还在火炼中殉道。所以，用能否通过来衡量优秀分子，也不能轻易论断。

甲：那么到底要怎么论断呢？

乙：要靠他表现出来的做论断基础。例如贝当活了九十五，他到了八十四岁才做德国傀儡，所以我们论断他没通过第二次火炼。当然，造化弄人，长寿害了他，他若早死一点，他就漂亮一辈子了。至于贞德，只活了贝当的五分之一——十九岁，这也是造化弄人。命该早夭帮了她，她若在第一次火炼时苟全性命，当然圣女贞德也就不会有了。

甲：看这样要早死才行。

乙：那又不尽然，很多人又是大器晚成的，你别忘了姜太公八十遇文王。

甲：早死又不行，晚死又出纰漏，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乙：重点不在早死晚死，而在你有没有机会来表现，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你若有表现得机会，也许在十九以前，也许在八十四以后，甚至在死后。

甲：在死后？

乙：在死后。有些优秀的人，活的时候一生默默无闻或根本不算老几，但死后或死了多少年以后，忽然大走红运，一些思想家和画家，常有这种奇遇。

甲：这么说一个人要证明他自己，除了靠他表现出来的，没有别的法子了？

乙：没有。

甲：心里想的口上答应的，都不算？

乙：都不算。都要用事实证明出来才算。这就好像女人生孩子。别人要看不是别的，是孩子；女人给别人看的，不是别的，是孩子。生出孩子才算。生不出哇哇叫的，任凭女人自己哇哇叫，任凭天使、医生、护士、丈夫、奸夫、……一干人等作证，都不算。没人对生不出孩子的理由感兴趣。世间最讨人厌的一种话就是失败者的理由，最恶心人的一种话就是失败的理由以外又以毫无信用之身，来一大堆新的保证。

甲：这也算是真金不怕火炼么？

乙：我把话扯远了，这些是由真金不怕火炼扯出的题外话。关于真金不怕火炼，我的梦想是：对一般人来说，不炼比较仁慈。但这只是梦想，这只有在无灾无难的太平岁月里才容易出现。通常的情形总是“时穷节乃见”、“板荡识忠臣”、“患难见真情”……都是各种火炼的炉子。在火炼之余固然我们得到了一二金童玉女，但得到了更多的是大批褪色的金光党和金甲虫，这真太难看了。

甲：你好像不愿正视现实？

乙：不是，是避免发生一种难看的现实让我们来正视。如果当年上帝不用蛇出现那一难看现实来火炼亚当夏娃，他们小两口儿岂不在伊甸园里过得好好的？这样看来，上帝好像不够仁慈。

甲：也许上帝认为没有火炼就看不出善恶。

乙：何必看出善恶来呢？一开始就造个光有善没有恶的乐园，不是更好吗？

甲：那把蛇放在哪里？为了亚当夏娃牺牲了蛇，对蛇又不够仁慈了。

乙：看这样上帝应该在造伊甸园同时先造个动物园，把蛇关在笼子里，大概这样就仁慈了。

1974年8月25夜狱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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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人的道德

——《耳中人》之二

甲：有些古代的道德，我们看起来就像看美国加州那些“世界爷”（Giant Sequoias），那些三四千年的老树，它们是来自过去的活古董，大家欣赏它们、保护它们，它们虽活到现在，其实却属于古代——它们跟我们同时而不同代。

乙：“同时而不同代”？这个观念倒有点新。请问在道德上，也是生物现象吗？

甲：是的，道德是一种有机体，道德也会生老病死。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道德项目，尽管活在书中——像“世界爷”活在加州，其实已跟我们同时而不同代了。我从道德项目中找一个“对敌人的道德”做例子。中国古代的名射手子濯孺子，侵略到卫国，卫国派人追他。他跟副官说：“今天我病了，没法射箭，今天看样子要死了，你知道追我们的人是谁吗？”副官说：“追我们的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是他呀，那我死不了了。他是我学生尹公之他的学生，尹公之他是正人君子，他不会乱收学生的，他的学生也一定是正人君子。”过了一会，庾公之斯果然追上来了，奇怪地问子濯孺子：“老先生，你怎么手里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他病了。庾公之斯说：“你是我太老师，我不能用你教的技术来对付你，但今天也不能不公事公办。”于是他拔了四支箭，把箭头都敲掉，射了四下就走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一种不趁人于危的道德的延伸，即使对敌人也不例外。这种道德，现代已经死了。现代若有庾公之斯这种人，在战场上，看到敌人病了，恐怕还要乘机多射几箭呢。即使不射,回来也要被军法审判。古代的庾公之斯敢阵前放水，也明知他的后台老板跟他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就像小说中华容道放了曹阿瞒的关老爷一样，心里多少知道军法审不到他。

乙：你这例子有毛病，庾公之斯碰到了师道的冲突，关公碰到了友道的冲突，他们对“敌人的道德”，都被另一种道德推动了，不像你说的那么单纯。

甲：好，我举一个单纯一点的例子。羊叔子的故事总单纯了吧？他跟敌人对阵，敌方的总司令病了，他竟派人送药去。敌方的左右都说药里有毒，可不能吃呀，但总司令却哈哈大笑：“羊叔子哪里是拿毒药毒人的人！”这个故事你总服了吧？现代还会有这种人吗？现代还会有这种送药的傻子、吃药的疯子吗？所以我说，这种“对敌人的道德”，只活在书里了。

乙：我承认我们中国古代有这种罗曼蒂克的道德。

甲：“我们中国”吗？请你告诉我，阿贝拉会战（The Battle of Arbela）时，亚历山大不肯夜袭敌人，他说他不愿偷取胜利，他要公开又公平的打，使对方输了也心服。这种道德又是哪国的？可见并非中国国粹，也不是我们中国所能专利，当然也不只中国和希腊有：送还敌人尸首的征服者威廉是英国的；送还敌人迷途的狗的华盛顿是美国的；嫌潜水艇不够光明正大而拒绝这种战术的拿破仑是法国的……这种“对敌人的道德”存在的时候，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是却不能“俟诸百世而不惑”。因为，我说过，道德是会生老病死的。

乙：从古传下，一些有情味的道德项目，难道我们不能使它长生不老吗？

甲：这个问题要从反面来答，要问道德项目是怎么变了的？比如说，在西部拓荒时代，一个道德项目是不可以背后开枪，这个项目是有情味的，大家一体遵守，不在话下。但后来有人为了增加效果，居然背后开了枪，于是你开我开，大家都开，这一道德项目，就被乱枪射杀了。如果世风如此，有人还坚持古典派，还要正面开枪，那他只有背对着法医，听数子弹孔的份儿。又比如说，在盗亦有道时代，流氓打架，一比一，空手打——“空手道”。后来有人为了增加效果，变成一大堆比一，外加扁钻、武士刀齐上。如果世风如此，有人还坚持古典派,那他只有在急诊处感慨人心不古了。由此看来，人类为了增加效果，改变了道德项目。效果既然重于一切，道德就只好随效果修正。能接受修正的人，不论为善为恶，都心安理得；不能接受修正的人，就接受法医检查或急诊处医生抢救，此外别无选择。

乙：这太没意思了。

甲：太没意思了。

乙：古典的道德就这样死翘翘了？

甲：就这样死翘翘了。

乙：有人宁肯做失败的英雄，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也，把道德做第一优先考虑。

甲：有人宁肯做成功的老处女，把终身是处女做第一优先考虑。

乙：我不喜欢你把世道人心看得那么透，你有一对贼眼。

甲：问问我的敌人或朋友，你就知道我的“旧道德”比他们全多。我是失败的英雄？不是，我是成功的道德家。不要小看我这对贼眼，看破红尘而又能福善祸淫，就凭我这对贼眼呢！

1974年9月1日狱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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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变

我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觉悟是对常变的觉悟。常是长时期的、一般的、持久的；变是短时期的、特殊情形的、拖过去就完了的。健康是常，一时生病是变；按进度工作是常，意外打扰破坏进度是变。成功的人生必须紧紧把握住常，对常有信念，尽力使变不发生，发生了也不因一时的情况而动摇对常的信念。比如我有时候病了一两天，病得有点对所有东西都乏味，这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这是变、小变，不要为一时的变就意懒，在变时的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这是短时期的、特殊情形的、拖过去就完了的。果然，过了多少个小时以后，就一切恢复常态。除了病以外，就是意外的打扰，尤其是不如意的打扰，也容易教人沮丧，但是我的修养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些打扰驱逐出境，又开心起来。除了意外的打扰，再就是疲倦时候，也容易教人沮丧，不过我的修养也很快把这些情形解决。再就是“兴头上的想做什么”，比如说，忽然兴头上想上街走走，想看一场电影，想如何如何，这大都是兴头上的想念构成一种引诱，这时候的自己是对常态的厌倦，对变的渴求满足，这时候，我的修养又发挥了作用，我会提醒我自己，提醒我说这些只是暂时的幻，忍住一下不做，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以上这五百字，是我1981年到1982年坐牢时的一则感想，我认为成熟的人看人生，必然能够随时把握常变的分际，而不轻易为一时的事件失其常态。不能把握这种分际，而随时予以分清的人，就会把人生搅得矛盾横生、起伏不定。这一分际，是人生的重要分际，太多的人一辈子都分不出来，所以总是陷在一时的苦恼里，无法自拔，他们太笨了。

198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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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与落选

选

我有时候想，人间虽众生百相，但你只能做一种人——你只能选择做一种人，同时你还得拒绝不做其他许多种的人，尽管其中还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你不能做神父又做棺材店的老板、不能做女权运动者又做讨小老婆的、不能做天使又做牛头马面、不能做斯多噶（stoic）的信徒又做财神。你所面对的两个方面，一面是选择做什么，一面是拒绝不做什么，然后进一步对你的选择，寄以前瞻；对你的拒绝，砍掉反顾。注意我用的动词是砍掉，有很强的意志在内。

这就好象是摊开菜单，这一次，你选了红烧明虾就不得不拒绝选干烧明虾、吉列明虾，你吃红烧明虾时候，也不能再想干烧明虾、吉列明虾有多好，你的胃口没那么大，一如你的生命没那么长。

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使你认为选红烧明虾最好；意志是什么？意志是使你砍掉干烧明虾、吉列明虾的沾恋与矛盾；哲学是什么？哲学是吃了红烧明虾泻了肚子，坐在马桶上还在笑。

人生不选择是不成的，不选就好象老处女，只有超然而没有生育；全选是不成的，全选就好象赌台上押所有的宝，赢在输里头。我的一个赌徒朋友怕死，枕着枕头念《圣经》，枕头下又偷放着《大悲咒》。一天他死了——他想押所有的天堂，大概反倒下了所有的地狱！

承认了人生必须选择又承认了人生那么短，你会学着承认对那些落选的不必再花生命去表现沾恋与矛盾，再提醒一句，你的生命是那么短，全部生命用来应付你所选择的，其实还不够；全部生命用来做你只能做的一种人，其实还不够。若再分割一部分生命去给“你最应该做的”以外的——不论是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都是浪费你的生命。做你“最应该做的”，你都会泻肚子，再花生命去点蜡烛的另一头，那真是去买泻药了。

1974年1月17日狱中作

落选的不好

矛盾不能成事，

矛盾只有苦恼。

该把你选出的放大，

再把落选的缩小，

人间的是非太多，

你不能全盘通晓；

为了说你选的对，

你必须说落选的不好。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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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空中飞人

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New York）藏有美国画家卡瑞（John Steuart Curry, 1897-1946）的《空中飞人》（The Flying Codonas）画，因为国民党不准我出境，我不能亲眼去看，只好弄来一张照片，算是一看。

我常常想，中国人说三百六十行，其实人间何止三百六十行？细分起来，三千六百行也有。在这三千六百行中，可按职业难易分两大类，一类是吃饭太容易的行业：比如说，画荷花吧，有人只会涂抹千篇一律的荷花，就可以成名、可以发财，这种“荷花骗子”，成名发财也未免太容易了吧？又比如说，作梅花吧，有人只会编首众口一声的梅花，也就可以成名、可以发财，这种“梅花骗子”，成名发财也未免太容易了吧？

另一类行业就完全不同了，那是吃饭太不容易的行业：比如说，那干抓蛇的、那干挖煤的、那在殡仪馆洗死尸的、那在马戏团表演空中飞人的。……这些行业的人，的确活得良非易事，他们比起“荷花骗子”、“梅花骗子”来，可真太辛苦了。

这一对比，显示了人间是何等不平。

至于我自己，我的行业比较特殊，有人说我是作家，有人说我是历史家、思想家，或是什么什么家，其实我自己却觉得，与其说我是什么什么家，不如说我是“文化空中飞人”。这样子的描写与称谓，反倒更逼真、更切题。

试想，李敖不是“文化空中飞人”又是什么？李敖满腹经纶，一身傲骨，艺高人胆大，在警察国家中，每月开夺命飞车、做拼命三郎，虎口捋须、太岁头上动土，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出《千秋评论》一册。读者每月花一百元门票，看李敖“文化空中飞人”一次，没摔下来大家喊好，摔下来大家叫活该，这种生涯，非“文化空中飞人”而何？

我做“文化空中飞人”，是彻底的“单干户”，我从不鼓励人走我这条路，我太知道太知道干我这行的辛苦与危险！我真不忍见别人为此牺牲掉。我自己也只能自我牺牲而已，别无救人的能力。1968年5月份的《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上，有一幅漫画，画一个空中飞人，手抓住全身悬空的一个小朋友，自己的两脚却不幸脱离了挂钩，嘴上说：“别怕，我抓到你了。”（Don't worry-I've got you.）这幅漫画，我一直保存下来，因为对我说来，真有戚戚之感。

我真的不能救任何人，我只能牺牲我自己。

198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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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座右铭

有志气的人，都会有最能鼓舞自己、提醒自己的一句话，使自己非常得力、受用，这种话也就是《论语》里所说终身一言以行之的话，杀人犯崔瑷把这些话写成了“座右铭”，就沿用到今天。

我的座右铭是十一个字——

用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吧！

什么是“大丈夫”？《韩非子》说：“所谓大丈夫者，谓智之大也。”这种解释，是不够的。大丈夫不但是智之大的，也是仁之大的，也是勇之大的。大智使自己不糊涂、不昏乱，清楚判断怎么做最好，怎么做最明智的决定与选择；大仁使自己有一种宗教的使徒的心怀——悲悯的、殉道的、有信念的、不求回报的、自我牺牲的、默然无语或慷慨陈词的——去“诚于中而形于外”，大勇使自己以果决的、刚毅的、不婆婆妈妈的、不拖泥带水的、快刀斩乱麻的霹雳手段，去把大智大仁的结论，立刻实行。

所谓“大丈夫的气象”，就是集合了这些而成的一种奇情、一种气魄、一种令俗人意想不到的作风。当我被不如意事包围的时候，当我被小人冒犯、被敌人陷害、被女人扰乱的时候，根据我旧有的教育与习惯，我可以有俗情的反应、俗情的烦恼与愤怒，但是，就在这时候，一种高的境界鼓舞了我、提醒了我——

用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吧！

于是我的反应，立刻不落俗套，我立刻用最该有的一种反应——“大丈夫气象”来做最高明的、第一流的表现。

这种表现的结果，有一种“阳刚的美”，做得漂亮、做得洒脱、做得飘逸、做得像晚晴中的一道彩虹，令同时的人，终身长想；使隔代的人，永恒难忘。因为做得有“阳刚之美”，所以用在女人身上，这句座右铭，还可以补一句——

用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吧！怎么做最美，就怎么做。

这句补充的座右铭，在其他关系上没有用在女人身上密合，所以我多用在女人身上。我深信男女关系，追求与维护的重点不在真、不在善，而在美。男女之间有许多梦、许多情、许多幻，……这些都不是实际的，男女关系搅进美以外的，我深信都是很差劲的。但美本身是不够的，它需要有大智大仁大勇的大丈夫气象去做推动力。举个例，一九八零年我离婚的时候，我真的用了“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了。事后许多人对我说：“你这个婚，可真离得漂亮！”“你婚离得可真洒脱！”“离得可真美！”而胡茵梦在泪眼婆娑中，恍然大悟：她嫁的不算是丈夫，而是大丈夫，可是一切都以美了断、以美结束了。除了美以外，都过眼烟云了。

人生成长过程中，有多种自我表现，因为都是芸芸众生，所以一般表现，都是俗情的反应、俗情的烦恼与愤怒。只有大丈夫能使自己晋入高的境界，在俗情中脱身而出。我欣赏我的座右铭，因为它最能鼓舞我自己、提醒我自己，使我在被不如意事包围的时候，不做委琐小局面的男人，而成为大丈夫。

1981年狱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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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开始打呢！”

1月11日《八十年代》有《李敖出手》一则报导，说：

文坛名人李敖在本月4日，向台北地方法院刑庭递状，自诉《前进时代》杂志涉嫌诽谤。

李敖诉状中所指控者计有发行人蔡仁坚、社长林正杰、编辑吴祥辉及警总仁爱教育实验所教导长汪梦湘等。……

李敖在《前进》连期批判他时，默不出声，大家猜测李敖的个性定会在林正杰选举期间反击，但是他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今年，大家都几乎忘了这件事时，李敖才突然依法律途径提出告诉。

林正杰的官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了《前进》他已吃了好几次官司，这次又遇上李敖，恐怕颇费周章。

这就是我李敖的作风之一——在大家都几乎忘了一件事的时候，我会痛痛快快的“出手”，打一场仗。

我的作风，是我想起一个人，就是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

琼斯是18世纪人，生在1747，死在1792，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海军英雄，也是美国第一位海军英雄。此公身材细瘦，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他生在苏格兰，爸爸是名园丁。十二岁时便被送上贩奴船做小弟，前后五年，海上经历不少。二十一岁时坐上商船船主，因用九尾鞭（the cat-o'-nine-tails）抽打船员，惹出麻烦；后来又因杀人，亡命美洲。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他投效军中，被任命海军中尉。第二年就独当一面，指挥一条战船，颇有战功。

1779年9月23日下午，他正任“波荷米·理察号”（Bonhomme Richard）号的指挥官，碰到英国的“索拉皮斯号”（Serapis）。这条英国船在船员、炮火、速度等方面都占优势，并且先发制人。几小时打下来，他的手下准备弃船了。“索拉皮斯号”指挥官皮尔森（Pearson）喊话要他投降，他的答复是：“我还没开始打呢！”（“I have not yet begun to fight！”）说时迟，那时快，琼斯从已下沉的自己船上，一跃而上英国的战船，率众把英国人打得落花流水！

美国给了琼斯英雄式的欢迎，并官拜他为海军少将，他的名言“我还没开始打呢！”也成为千古名言，虎虎生风，永垂不朽。

战后，美国废除了海军。正好俄国要楚材晋用，请他加入黑海舰队，他遂去了俄国，也颇立战功。

1790年，他退休去巴黎。两年后死在那里。

1905年，他归骨美国，安葬在马里兰州安纳波里海军官校（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at Annapolis, Md.）。

琼斯的故事，告诉了人们：真正的悍将，往往在人们以为他不打了的时候，“于无声处听惊雷”，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悍将就是悍将，他的“出手”，若被凡夫俗子摸得透，还算本领吗？

1986年1月29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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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我不看电视。

电视的毛病并非它的内容全部要不得，也不是全部庸俗讨厌。电视的毛病出在它陪你养成一个坏习惯——一个不能主动生活的坏习惯。它把你有限的精神和时间给抢走，抢走还不算，还割得鸡零狗碎，使你简直无法过一个奋发有为的生活。你一天有限的精神和时间，被它一搅，整个的下半天就简直人心浮动。

这还是指好节目而言。但是又哪来那么多好节目？你看到的，大都是鸡肋节目，或是掺了太多太多水的牛肉汤。于是局面就变成你看也不好，不看也不好。为了等下一个的可能好，你变得坐也不好、站也不好、上厕所也不好，可是不上又不行，于是仓皇去上，然后飞奔而回，连个便都小不好。自己的生活，被这东西搅成这样子，电视还能看么？

至于有些新闻性的节目，你以为不知道是不行的，其实也是一种坏习惯。这种坏习惯，跟看报一样。

这种坏习惯，叫做“追新闻屁”。一件新闻，从开始到结束，前后拖个七八天、一二十天，是常事。这件新闻，其实只知道一行概要就足够了，并不需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就是精神时间的大浪费。对这种新闻，你最幸福的处理方式是当你得知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就好像知道一场球赛一场棋局已赛过了，知道谁赢谁输了，如此而已。不然的话，你跟着它跑，它就吊足你胃口。所以，基本上，“追新闻屁”和看赛球看下棋同一性质，为了过瘾另当别论，若说为了对自己有益而这样做，则很难成立。因为“追新闻屁”所花的精神和时间，都是得不偿失的，事半功倍的。你不闻不问，不久以后，在上周或上月大事记中，或在综合报导中，花一分钟就可得到结果，当然缺少细节，但要那么多细节干什么呢？

人一天的精神时间有限，该把有限的精神时间，用来做最值得做的而不是做值得做的，这一点最重要。什么时候人分清了这一不同，就不会再有借口去做值得做的，因为人们一直以为看电视是值得做的。

我不看电视，因为不愿它破坏我的奋发有为的生活，一看它，情绪上我就沦入被动、懒惰、低俗、不清醒和有求于外。

看大事记之类这些书，可以提醒人：任何轰动一时的新闻，都是过眼烟云以后的一行字，甚至一行字都轮不上。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精华。

看书还是最好，因为看书你可以主动跳读，撷取精华，而不被动的被节目死拖活拖。我高中的时候，一位老历史家告诉我他不看出版后没有经过十年以上的书，我当时有点笑他太迂。现在想来，他的话，在印刷品泛滥的今天，也不无道理。连书都要经过十年的过滤才看出它有无价值，对新闻性太浓的电视节目，真该全盘加以否定才对。

1976年狱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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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治平先生来信书后

台南市的一位读者林治平先生，6月30日写信给我，信中说：“自从4月14日请假上台北听您的演讲，匆匆已过二个多月了，真快。但回想那晚的盛况，真有不虚此行之感。我坐在四排八号，本来被一老外占位，我确定无误，他占了我位置，以国语请他让位，倒不失我中国人之格。后来也知他在华侨中学教中国通史，可见也有外国人欣赏您的演讲、文章。……郑南榕在文章发表：若他是警总，一定禁止您出境，因为台湾需要您。……这句话真是意义重大。……随后在演讲结束，我用许以祺教授的话，也是我的期许，希望您的文章不但要能影响台湾两千万的人，更要能够影响大陆十亿的人。中国人已经受到太多的灾难，希望您能引导我们走向一条更好的路。……”

我很感谢林治平先生的期许。

用文章影响世道人心，的确是我此生的抱负。为了施展这一抱负，四十多年来，我勤奋不懈，年复一年的专业于此，虽饱更忧患，但是老而弥坚。苏东坡说“人生识字忧患始”，我是“人生作文忧患始”，在忧患中，写出真我，以助苍生。吴芳吉说他“文章辜负苍生多”，我却相反，而是“苍生辜负文章多”。我总觉得苍生太笨，像我这样扶醉汉式的助人，多少年下来，成效不足自喜，只堪自嘲。李商隐诗说“不问苍生问鬼神”，我是专问苍生的，可是苍生自己，却问起鬼神来，事实谑画如此，自嘲之外，更要嘲人矣！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说：“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13日他至日本谈生意，后来我给了他您演讲的录音带，他也说：看您的文章，不如听您的声音。”

四十年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我演讲的机会和教书的机会，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讲，根本没有练习、没有经验。一旦演讲，我只能搬出和扩大我日常的谈吐——王导式的令“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的谈吐，应场而已。我的音调太高、说话太快，好处在提神醒脑，不像蒋氏父子演讲那样“慢动作电影”；坏处是常常使听众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跃的思路，甚至来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刚教授从美国打电话来，说看了我的演讲录影带，发现鼓掌为什么那么少？我说：第一，我使听众快速跟着我跑，不给他们间歇的机会，他们来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听众一半是仇人，他们不丢番茄就不容易啦，你还要他们鼓掌？潘毓刚听了，为之失笑。林治平先生的弟弟说看我的文章不如听我的演讲，我认为他是真能发现我有这方面天才的人。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7月4日，林治平先生又有一封信给我，信中提到柏杨“这个丑陋的中国人，不是正好也是您、大风等诸先生大力抨击的对象，即使以前他颇得文名，但攻击的对象也很有限，真正该攻击的对象却又显得那么懦弱、肉麻。在看完您的文章之后，如何再看得下去那种所谓‘糟老头赌一块钱’啦、‘三作牌’啦等文章。其实他的文章我也全部看过了，在入狱以前的文章或许在那个时代有其上限，但自从他出狱之后的文章表现，我认为最不可忍受的，就是他东道谢、西感激，就是绝口不提您这位李先生，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还有就是孙观汉博士，也是有意无意的避着您，令人觉得他们两个互相捧来捧去，却捧出他们两人的虚伪、做作，与他们文章口口声声提到的‘正义’、‘爱心’、‘温情’、‘人际关系’等一大堆感性文字，如此的不吻合、如此的不搭调、如此的绝情。……我总是觉得文章与做人必须一致才行，因此即使文章再好，但不能以行为、品德来配合、印证，那都是多余的，只是显得无聊、无耻、虚伪……。”

林治平先生提到柏杨和孙观汉的事，的确是检验一种人人格与文格的最佳范例。柏杨写油腔滑调之文、做忘恩负义之行，这种人竟能浪得文名，真是无水准读者之悲！而孙观汉整天谈老昏病，他自己却是此病之尤，没有是非与正义感，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护短，这种文化乡愿，实在是士林之耻。关于他们这种人的真面目，我将在即行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一书中，详加存证，这里不再多写了。

1989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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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自述

交通大学的学生林世杰先生写信来说：“上周四您来讲演，亲见您的丰采，真觉得是一大快事，您有理想、骨头硬，在历史上是有一席之地的。因此有数事想向您请教。”综合林先生的问题是，他问我从求学时期到如今，是否经历过几个人生的转捩点？这些经验如何影响人生方向和思想？在面临打击或挫折的时候，又如何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如何能一直奋斗不懈？最近数年中，一直抱持着怎样的想法？怎样的生活态度？

林先生的问题，我可以综合略答如下。

我从求学时期到如今，人生的转捩点是跟着一个主轴转的，那个主轴就是我要做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博学多闻、特立独行，并且要经世致用，有利国家和人民。我从小学时候，就受了左派书刊的鼓舞，加深了这一怀抱。但我因为好学深思，思想上并不像左派那样褊狭。十四岁到台湾，我脱离了大陆的狂飙，却坐困在海岛的高压，从中学而大学，我一直在这一主轴上锻炼我自己、期勉我自己。我遭遇了许多困难的经验，其中最大的，是我缺乏真正使我五体投地的师承与榜样；而在同辈中，我又因自己过分超群而变得难以向朋友学到什么；而与我同行的女朋友们，也都“中道崩殂”、劳燕分飞；再加上早年的穷困，使我在这一主轴上，做得非常孤独而吃力。直到我历经军队、监狱等鲜明的转捩点以后，我才慢慢更能熟练的应付打击或挫折，而变得接近得心应手的程度。虽然时至今日，我已不再年轻，但在我一生中，这种年纪，却是从求学以来最炉火纯青的岁月。几十年自己摸索出来的境界，已经成熟。我已深知自处之道，并且知道为这一主轴所必须付的代价。没有白发前辈、没有黑头朋友、没有红颜知己，我都不以为异，在这一主轴上，我清楚知道只有靠自己，也只有自己一个人走下去。

我从求学时期到如今，除了短暂的军队入伍训练和监狱刑求审问的时间外，没有一天不读书。我的人生经历不算多，并且还很少。但我能读书得间、能够活用书本以补充我经历的不足，这种本领，可算异数。因为一般人读了我读过的十分之一的书，早已是书呆子了，可是我却非常渊博而灵活。由于我能从书本上不断给自己带来补给和充实，因此在人生方向和思想上，我能把握得一直都很正确。这种明智，使我对这一主轴有着坚强的信仰，产生近乎宗教性的力量。任何打击或挫折，我都以奋斗不懈面对，而没有心灰意懒怀忧丧志的情绪。这种境界，是我几十年来困学知变而来，我颇为自豪。

正因为我深知这一主轴的信仰，会使我陷于孤立，因此我但求完成真我，而不计与人相谐。过去许信良讬邓维桢找我，希望我合作，他说：“团结就是力量。”我转话给他，我说：“回县太爷的话，不团结就是力量。”我这种答话，固然有政治考量，但是根本原因乃在我认为特立独行的伟大知识分子，会因“团结”而毁掉自己、使自己丧失特立独行的气概，这是不可以的。因此我宁愿一直独来独往，与任何人交恶，在所不惜。最近数年中，我对小人们的横行挺身而斗，就是我独来独往的一大气概。

我的生活态度就因这一主轴而来。“愈久愈不变，愈不可为愈为。”全天工作，死生以之。伟大的知识分子，不当如是乎？

198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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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两下子

一、两种羁縻——古代羁縻人的方法是科举；现代羁縻人的方法是选举。科举出头的人少，可是正经人出头的机会大；选举出头的人多，可是出头的多是奸商或恶棍。

二、两代倒霉——居正做过蒋介石的上司，居正的儿子居浩然又做过蒋介石儿子蒋纬国的上司。居正做总司令，蒋介石做参谋长；居浩然做连长，蒋纬国做排长。居家两代都这样不识相，难怪两代都要倒霉。

三、两本帐簿——奸商有两本帐簿，一真一假；奸雄只有一本帐，全是假的。我研究蒋家的帐簿，翻来翻去，翻到的，页页都是假账。

四、两狗相斗——《史记》（春申君转）记“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意指两虎相斗，驽犬得到好处。可是今天呢？国民党与民进党是两狗相斗，没有好处留给别人了。

五、两种悲哀——国民党的悲哀是它永远做了人人叫骂的执政党；民进党的悲哀是它和国民党一样。人民懒得选择它，它跟国民党一样，选个现成的，岂不一动不如一静？

六、两面国旗——路过四维路，见到一个人问饭店老板：“双十节了，你为什么不挂国旗？”饭店老板打哈哈说：“我没有五星旗，怎么挂？说罢两人哈哈一笑。心中有国旗，原来如此。

七、两代异感——李子弋大陆归来，他见到冯友兰等人。他发现，大陆老一代知识分子有罪恶感；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有被迫害感。我认为这两种感觉，正表现出境界的高下。

八、两类关系——黄三说老共产党之间是哥儿们与哥儿们的上下关系；老国民党之间是奴才与奴才的上下关系。我认为说得真好。共产党比国民党有个性有血性得多了。

九、两一之言——清朝党湛死后，墓碑上刻的是“理学孝子“四个字。此人活了八十四，主张人生须做天地间第一等事、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故号“两一”。这一气魄，可真不赖。

十、两忘之误——《庄子》（大宗师）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我的是非太强烈了，始终不肯这样做，并且认为古人错了。

十一、两派独裁——外国搞独裁的，都是独裁者；中国搞民主的，都是独裁者。中国民主坎坷，原因之一是有人干错了行。

十二、两性所向——男性专门去搞女人，女人专门去搞政治，则天下太平矣！

十三、两种称呼——与其在大陆被称呼“台湾同胞”，不如在台湾被称呼“外省同胞”。

十四、两种身份——新女性化妆多么重要！新女性之母化妆多么重要！新女性不化妆，你会看到新女性之母；新女性之母不化妆，你会看到新女性之祖母。

十五、两类猢狲——猢狲有两类，一类树倒才散；一类树不倒就先散了。台湾的猢狲属于后者，他妈的连猴子都现实了。

十六、两个镜头——有人要抢镜头，像邵玉铭；有人要被镜头抢，像马英九。不过，像邵玉铭那种货色，抢也白抢。有了马英九，他就永远有自卑感；只有许水德来了，他才有成就感。

198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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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扬

晋朝阮籍有《咏怀诗》十七首，其中有四句是：

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

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沈约注《文选》，对这四句诗的阐释是：“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随燕雀为侣，而欲与黄鹄比游。黄鹄一举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将安归乎？为其计者，宜与燕雀相随，不宜与黄鹄齐举。”大意是说，跟着“一举冲天，翱翔四海”的黄鹄飞扬，自己的羽毛太短，跟不上，飞了一半，飞得进退维谷，还不如跟着燕雀为侣，做小鸟可也。——阮籍是有大志的人，但他却做了这种“低调”的诗，不无可怪。

上次世界奥运会时，以小老鹰为漫画图标。我逛中山北路西书店，买到蚀有小老鹰的一件铜饰，下面五行英文是：

IT'S DIFFICULT TO

SOAR WITH EAGLES

WHEN YOU

WORK WITH

TURKEYS

我见之而喜。这句英文字面的意思是：当你与火鸡搅在一起，你就难于老鹰一块儿高飞了。由于英文“火鸡”（turkey）含有“王八蛋”的意味，所以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当你跟王八蛋为伍，你就难随高明人飞扬了。

在陈胜做奴隶的时候，他就睥睨同道，说他们“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燕雀是实在不知鸿鹄之志的，与燕雀为伍的人，当然更等而下之。能知什么是鸿鹄之志，是一种水平、一种境界，不过知道以后，你自己只能单独去做鸿鹄。——有着牧野鹰扬大志的人，毕竟是不会追随别人的。

199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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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拾零

人生可被玄化成一大堆哲学体系，我无意于此，我所了解的人生，多从零星而来，来自实例者多，来自玄虚者少，多多少少，也累积了一些心得，我也把它们信笔写下，并不介意遗漏什么；相反的，这些东西可能全是捡拾被遗漏了的，这才正是名副其实的“拾零”。（1971年10月19日）

书呆子跟呆子

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大都徒托空言，无异文字把式，在实际的“行以求知”的人眼中看来，是最无聊的业障。（1971年10月19日）

不学有术者

我过去看不起不学有术者，但他们有他们的大长处，就是实际。他们的“术”，根基在许多人的人性弱点上，故也有许多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先欺许多人于一时”，再设法从一时拖长时间，也不能否认不是自成一说。在外表上，他们虽然也有一些讨人厌的八股，但他们自己很少信，他们是实际到只相信naked power，对许多人说来，他们并没错。（1971年10月19日）

理论的迷惘

许多理论根基在许多美丽的假定上面，给基本人性（如贪生怕死、如现实、如残忍）添枝添叶，但许多都是理想，可行性太少太少（所以文天祥只有一个），有的人自我要求得太高太多，实际上却超出了个人所能负荷的，结果只有崩溃（如托尔斯泰的晚年）。聪明的好人绝不使自己中理论之毒，他有安全瓣来泄自己的气。（1971年10月19日）

失败的英雄

英雄是不能不以成败论的，因为成功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失败了，即使是英雄，也至多得一二知我者敬叹耳，于实际有何积极补助？所以哪怕是局面很小很小，有个局面总比局面荡然来得好，在“牌桌”上局促一隅，比一无所有赶下牌桌好多了。（1971年10月20日）

成功条件不是单元的

“怀才不遇”被用作叹息的口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光怀才就该“遇”？构成遇的条件很多很多，学识、才能、健康、出身、机缘、厚颜、忍耐、凶狠，……等等或好或坏的品质与机会，都很重要，只有一个“才”的条件，是不够的；既不够却空叹息，岂不笨么？（1971年10月20日）

孤立·实力·小台面

孤立无妨，但没有实力的孤立是堪虞的，实力主要包括强韧、健康与财富，否则就很狼狈。一个人最后一切都没有了，但很有实力，即表示仍有小台面，可以翻本。人生最难的是最初积聚出的一些小台面，如能积聚起来，千万要守住！（1971年10月20日）

学理路，一通百通

麦纳玛拉不会中文，但他的理路不来自东方，可来自别处，一点都不缺，所以少会一国文字，不读一些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到理路，则牛溲马勃，都可做为来源，积累既多，分类既细，即可构成恢恢理路之网，为人处世，即可拈之即来、得心应手了。（1971年10月22日）

虚名与实学

世人重的是果实，不是结果的过程。例如“博士”，重在得其名，如何得来，乃至其中有否弊端，则非所问。“有钱”、“教授”、“伯里玺天德”等等，无非如此。故名器得之先手，最占便宜，自可无中生有，化邪为正、化专知为博学、化乱法为执法，……故实学以外，虚名（外在之名器）亦未可忽视。

实学所以震真知，

虚名所以撼俗世。

都不可废也。（1971年11月1日）

[附记]以上八条札记，是我十二年前在国民党的牢房里的作品，那时只有纸和笔，少量经过检查的书，和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我身边看住我一举一动（包括大小便）的老士官，所以谈不上什么文思，只是随手写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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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甘地坐牢时写道：“……朋友们不需要惦挂着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坐牢的确可以达到这种境界，这是一般俗人浅人所不能想象的。

我在1981年10月5日，曾在牢中有一条日记，我说：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给了我小的不方便而已。

即使在外面，我也是不见人、不接电话、不逛街、不看电影、不参加婚丧喜庆、不去看什么艺术活动、不抽烟喝酒、不喜欢山珍海味。我只是家居的隐士而已。即使家居，也不看电视，也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以外，没有什么别的。

严格说来，没有心爱的女人、没有热水浴，只是这两样大不同而已（但我和心爱的女人热水同浴，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只是一样大不同而已）。其他都不算大不同，只是小的不方便，大都是工作环境上的，如灯光不足、没有桌椅、文具与设备欠缺、参考书不够、日夜太嘈杂等等。

除了这些以外，这种生活与纪录，对我全是好处。

谁也想不到吧？

由此可见，志士仁人不以坐牢为苦，只把坐牢看成一点不方便而已。对监狱恐惧的人，显然对人生的荣枯浮沉与遭际，不敢实际与面对，这样的人生，是错误的、逃避的、缺少磨练的。有实验与面对精神的人，他不以小的不方便为苦，他有内发的至大至刚的充沛力量，去生活、去唱歌。小鸟在林间，它歌唱；在笼中，它也歌唱。快乐的小鸟在哪里都是快乐的小鸟。

198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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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好听的，写自己的，朝世界搞

关于歌的定义有一百个，我却只相信一个，就是：歌只有两类，一类是好听的，一类是难听的，不论是民谣歌曲也好、艺术歌曲也罢、现代歌曲也行，单刀直入，从好听难听一分，立刻免掉多少唇舌。

从好听难听来分歌，我们可以发现，愈是和老百姓小百姓同一拍子的，愈是好听的歌；愈是和“音乐侍从之臣”同一板眼的，愈是难听的歌。

和老百姓小百姓同一拍子的歌，出乎天然，发自心声。他们有他们的是非标准、公道标准、爱憎标准，他们有他们的轻怨薄怒、离情别恨、悲愤与抗议、欢喜与忧伤。从这些基调上发展出来的音乐，是活的音乐、进步的音乐，教人又笑又哭又喊又出拳头的音乐。

这种基调上的音乐，在民间多以乱流形式存在着，很难形成主流。于是有第一流的高手站出来，开始导引、开始修饰，使民声合流，上下齐唱。就这样的，出来了诗经的国风、楚辞的九歌、汉魏六朝的乐府，以至今天的绿岛小夜曲。

民声在兹。老百姓小百姓的音响，正在这里。

一些混人在争执什么音乐是哪国的，都是扯淡。真正的音乐是天下苍生的歌声，是“人的音乐”（musica humana），什么中国不中国、外国不外国？在错综复杂的人类文化交通史上，哪里还有纯哪国的音乐？

从现代西方摇滚而来的主流，基础又黑又黄，黑的是黑种人的蓝调；黄的是印第安人的烛影斧声。但黑人来自非洲，印第安人来自亚洲，与我们中国人同源，他们的粗犷就是我们的粗犷，他们的远流就是我们的远流。加上现代歌手的导引与修饰、现代科学的电子效果，正好交汇成伟大的现代音乐，这是人类最耳有同嗜的交流、最心有灵犀的相通、最自愿的串联、最和平的同唱，我们哪能不参加？

中国有世界大比例的人口，中国的歌声，早晚要突破语文的阻碍，举世欢唱。我们要认清人类音乐的“杂种混同”（heterogeneity）特性，认清以后，创作出我们自己的，到世界去搞。——光在小地方搞自己，又算什么？

《中国时报》197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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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与音乐会

英国首相梅杰和威梅尔斯王妃戴安娜，12日和伦敦一万两千多名摇滚乐迷，共同参加为库德族难民募款而举行的热门演唱会，主办单位希望能一下子募得一千万英镑（1700万美元），救助难民。

这场定名为“简明真理”（The Simple Truth）的演唱会，12日母亲节当天在伦敦举行，参加演唱的歌星包括英美歌星，还有库德族歌手包窝尔（Shivan Parwar）。主办单位要求每人至少捐出八点五美元。

外国歌星出面募款，虽难免有作秀之讥，但他们的确也为穷苦大众做了一点事。反观台湾的歌手除了作秀，全无他事，这些艺术工作者是冷血的！

199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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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蜘蛛为师

《泰西五十轶事》（Fifty Famous Stories Retold）有一则《布鲁斯和蜘蛛》（Bruce and the Spider）。大意说，当年苏格兰国王罗勃布鲁斯（Robert Bruce）与英格兰战，六次败北，溃不成军。他藏身在幽谷中的一间陋室里，躺在地上，静听屋外雨声淅沥，备感绝望。忽然间，他看到头顶上有一只蜘蛛，正在结网，一连六次抛蛛丝过去，都失败了。

“可怜虫！”布鲁斯说：“你，也知道失败是怎么一回事了吧。”（Poor thing! You , too, know what it is to fail.）

可是，那蜘蛛在失败六次以后，毫不灰心。又第七次抛蛛丝过去，就在这第七次，那只小动物成功了。

“我也要试着去干第七次！”（I, too, will try a seventh time！）布鲁斯喊起来。他冲出去，召集部队，以蜘蛛为师，终於挽回了颓局。

《泰西五十轶事》的结语是：“我曾听人这样说，从此以后，没有一个人曾经用着布鲁斯的名义去伤害过一只蜘蛛。那只小动物带给国王的教训，也将永垂不朽。”（I have heard it said, that, after that day, no one by the name of Bruce would ever hurt a spider. The lesson which the little creature had taught the king was never forgotten.）

按照英国史，布鲁斯战败、卧看蜘蛛时在十四世纪初叶。在布鲁斯生前近两百年，中国的王安石有《省中二首》之诗，也有卧看蜘蛛之事：

万事悠悠心自知，强颜於世转参差。

移床独卧秋风里，静看蜘蛛结网丝。

诗中意境，颇有先布鲁斯伏笔的味道。王安石是有大怀抱的人，他在秋风里移床独卧，静默之中，不看书、不思想，而看蜘蛛结网，显然别有会心者在。随手串联中西史事，以见交汇之快也。

1991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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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世生表

9月28号明定教师节，放假一天，向“万世师表”孔夫子致敬。孔庙里的孔夫子饿了一年，这一天大吃冷猪肉，看秃头小鬼和封疆大吏来祭他，心里一定不是味道。为什么？因为大家并没真的了解他——全面的了解他。大家以为孔夫子是“万世师表”，其实忽略了孔夫子的另一面——“万世生表”。现在就谈谈“万世生表”。

“万世师表”是称赞孔夫子是伟大的老师，是从“作之师”观点看这个人物，不错，孔夫子有三千弟子，且有七十二人最棒，私办学店，终生不受取缔而大行其道的，古今只他一家，孔夫子自然是老师之尤。我读《史记》孔子世家，读仲尼弟子列传，都可感到这一点，并不否认他老师地位。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孔夫子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学生，这一事实，却没被人注意到。孔夫子是个以向别人学点什么为荣的人，他“不耻下问”，“入太庙，每事问”，都表示出他有好学生的气质。他对老师的标准，也从宽录取，“三人行，必有我师”，标准之宽，足令路人侧目。司马迁记录“孔子之所严事”的师承，“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这些和他同时的人物，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孔夫子是好学生，自毫无疑问。

虽然是好学生，孔夫子并不不辨是非的附和老师的意见。孔夫子公然主张“当仁不让于师”，翻成山东白话是：“在真理面前，不能因为他是俺老师，俺就乱和稀泥；就便是老师，俺也不让步，俺也要批评。”

孔夫子不但这样说，真的这样做了。他的老师老子李耳，主张“以德报怨”，孔夫子就大加抨击，他质问：若不辨是非的对有怨于你的以德相报，那么对有德于你的，又该怎么办？又“何以报德”？

孔夫子这种“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是西方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一般以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话，是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堪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中，并没这样的原文。亚里士多德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两者冲突的时候，他选择真理。

古今中外，热爱真理的人，无不在真理面前，对老师痛苦的义无反顾：孔夫子热爱真理，他“背弃”了老子；亚里士多德热爱真理，他“背弃”了柏拉图；梁启超“背弃”了康有为；卡尔·容（Carl Jung）“背弃”了弗洛伊德；章太炎“背弃”了俞樾；周作人又“背弃”了章太炎；周作人的学生又继续“背弃”，当真理跑得比老师快的时候，又怎能不做清楚的选择、清楚的“背弃”呢？

孔夫子感叹：“莫我知也夫！”（没人了解俺呀！）“知我者，其天乎！”（只有老天爷了解俺呀！）他的许多心事，我认为一定有曲高和寡的埋没。“万世师表”的崇拜，不幸窄化了孔夫子，孔夫子其实是伟大的学生，他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于师”，这种固执、这种勇气，才真教我们叫好：他是师生关系的革命家，他是“万世生表”！

1979年9月28日

《中国时报》197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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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人的耻辱

9月11日，联合报记者曹韵怡以《台大校门口开台跳傀儡》为题，做专栏报导说：“10月22日台湾大学校门口前，将有一场‘开台’跳傀儡除煞仪式，为台大掌中剧团的系列民俗戏剧活动拉开序幕，先讨一个吉利。”“目前台湾傀儡戏的演出意义以宗教仪式为重，娱乐成分较少，主要是除煞祈福。”“台大掌中剧团策划的民俗戏剧活动，将从10月22日起，一连六天好戏连台。首场担纲演出的是‘新兴阁’钟仕璧的布袋戏。由于钟仕璧在大陆订做的彩楼，还有一个多月的工作天即可完成，钟仕璧希望届时能以新彩楼演出。按照民间习俗，新彩楼启用前，须举行‘开台’仪式，以保佑日后演出吉祥如意。”“为此，当天钟仕璧演出前，先由‘似宛然’林金鍊幛跳钟馗除煞祈福。据林金鍊指出，以往他多在巷道中演出跳傀儡，场地小，无法尽情施展，这次台大校门口前的场地大，他可以施展的开，仪式将繁复而详细。”“按规矩，必须逗留在傀儡戏演出现场的人，须以平安符保身，林金鍊将准备十二个碗，分别代表十二生肖，当天时辰与凶煞冲剋的生肖均得以受到保护。”“台大掌中剧团策划民俗戏剧活动，原拟邀请‘小西园’掌中剧团，却被高达八万元一台戏的戏金吓一跳，遂打了退堂鼓。”“台大掌中剧团邀请地方剧团来演出，预定一台戏戏金为三万五千元，外县市车马费另付。目前已答应邀请的剧团有：‘新兴阁’钟仕璧、‘亦宛然’李天禄、‘五洲园’黄海岱，以及吴乐天的讲古。”……

曹韵怡的报导是很出色的，只可惜被报导的却是一个不出色的主题。为什么主题不出色？因为这种所谓民俗戏剧活动，其实是一种低级的、幼稚的、丑陋的、荒谬的、错误的、迷信的、落伍的活动，真正有世界性、前瞻性眼光与水准的现代人，是会嗤之以鼻的。

这些民俗戏剧，本滥觞与大陆文化，但却是更低下、更次一级的。早期从大陆移民台湾的人，他们来台湾，不是很自愿的，基本上，是在大陆混不好或混不下去，才离开福建、广东一带家乡的。这里面有没有土地的农民、有没有职业的流氓、有没有恒产的海盗、有甘心卖身给外国人以求渡海的流亡者。这些人欺负原住民，力道有余；建立新文化，却水平不足。所以，台湾当时虽然被中国文化广被，但那种中国文化，却是最下等的，纵然后来由中华帝国派出政府，予以教化，但是，对中原文化说来，它仍然是一种边陲文化，是不入流的。

因此，台湾的民俗，是先天不足，先天就民德归薄、俗不可耐。所以，今天的我们，关心台湾、爱护台湾，一定要爱之以道、导之以正谊。身为台湾第一流大学的大学生，应该以先知先导为职志，提升草民的水准——各方面的水准，当然包括艺术、审美、戏剧等等，使台湾走向现代化、使台湾高级一点，不要老是陶醉在什么本土性与草根性上，这才是高等知识分子该做的事。但是，从曹韵怡的报导里，我们却看到台大学生不务正业、不做正经事，却提供“场地大”的台大校门口、提供机会与金钱，做推广迷信与下等表演的活动。这是高等学府的耻辱、也是台大人的耻辱。这些大学生头脑不清，太混蛋了，和他们的校长孙震一样混蛋。我们必须写文挞伐、留此存证，教人知道这些混蛋在胡闹些什么、教人知道我们以他们为耻。——大学生不做建立新文化的事，却抱残守缺、提倡迷信，太不成体统了！全世界都没有这种开倒车的大学生，他们太混蛋了！

199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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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报记学潮

5月6日《联合报》有美联社电：

高丽大学暴乱！

千余名学生发动示威

韩警用催泪瓦斯对抗

（美联社汉城5日电）位于汉城市区的高丽大学，今晚再度爆发示威暴乱事件，示威学生以石块和镇暴警察的催泪瓦斯对抗。

这是汉城连续第三天爆发校园暴乱事件，正值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韩的第三天。

高丽大学的暴乱事件发生在今天日暮时刻。学生说，数千人在高丽大学参加学校的年度庆祝活动，在活动结束时，约一千名学生开始示威，高呼反政府口号，企图冲破镇暴警察在学校门口排列的队伍。

镇暴警察以催泪瓦斯把学生逼回校园内，学生则以石头还击，现场一片混乱。

昨晚在高丽大学也发生一次类似示威事件，但规模较强，约五千名学生参加。据悉，二十六名警察在早先的冲突中受伤。

示威学生表示，他们不反对教宗访韩，但指控政府利用这项访问提升形象。

同日《新生报》有合众国际社电：

韩国警察包围校园

频向学生射瓦斯弹

学生领袖指韩侵犯人权

（合众国际社汉城5日电）镇暴警察今天向占据汉城高丽大学并投掷石头的学生，发射数百枚催泪瓦斯弹，使校园笼罩着刺鼻的烟雾。

今天是在教宗访韩期间的连着第三天的冲突。

学生领袖说，示威不是针对教宗，只是向教宗及全世界揭发所谓的政府压迫人权。

一名学生领袖说，“我们希望人民及教宗知道政府在这个国家的非法行为，政府隐瞒他们对法律及人权的侵犯”。

今天约有五千名学生在高丽大学展开一天多彩多姿的示威，他们跳民俗舞蹈及唱民歌。

当数百名学生企图冲出大门时，石头、瓶子的投掷及催泪瓦斯的发射就开始了。

校园整天被镇暴警察包围，当局说，总数约一千辆的催泪瓦斯车被部署在校园外，它们不时地爆出瓦斯烟雾，越过山坡射入示威地区。

当天快黑时，一千五百名仍留在校园的学生，蛇舞至校园大门，门口有约五百名穿戴钢盔及防毒面具的镇暴警察看守。

当学生接近大门时，警察一再发射催泪瓦斯弹，迫使示威者折回，学生则掷出一排石头及瓶子。

外交部次官今天说，发射催泪瓦斯是维持法律及次序所必需。

看了这两则消息，令我想起二十年前我在《<教育与脸谱>序幕》中的一段话：

去年五月，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窦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窦丁先生向我提出几个问题，都很中肯。他的观察力的敏锐是我早就知道的，他在二三十年前就看出共产党宣传的把戏，他是美国名记者群中，从来不受共产党宣传影响的一个人。

在窦丁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

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沦陷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

教授们既然“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自然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就是小羔羊了。小羔羊久了，可悲不在他们不能生龙活虎，而在他们竟以为小羔羊的行径是生龙活虎，——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生龙活虎是什么样子了，人间的大可悲，岂不正在这里吗？

1984年5月7日

（补记）18日合众国际社汉城又有电讯如下：“继韩国各地二十多所大学发生暴动示威，以纪念四年前反政府流血暴动之后，警方今天拘捕了四十八位学生。数千名学生昨天的暴动，是响应不满分子的呼吁，要求由前伞兵将领全斗焕领导之政府进行改革。当局报导，有一百一十三位警官和六位教职员受伤。据官方估计，同时也有十位学生受伤，然而报纸指出约三十位学生受伤。目击者称，警方在四所学校内，以催泪瓦斯驱散投掷石头的学生。警方称，被捕的学生将被遣送回家，而不对他们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警方发言人称，他们仅是被拘留，以防他们参加另一项示威。学生企图以游行纪念1980年5月为期十天的反政府光州暴动，当时有将近二百人死亡。暴动是在全斗焕1979年12月接掌军权之后，企图巩固政权之际发生的。”19日法新社汉城又有电讯如下：“警方今天在此间拘留五十九名参加昨天反政府示威活动的学生。这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最激烈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警方说，昨天拘捕的八百名左右的学生在经过整夜的讯问后，大部分已在今早获释。警方进一步的表示，在发生于此间数所大学校区内的冲突中，计有一百一十八名镇暴警察受伤及八辆警车受损。来自韩二十所大学的数千名学生昨天在此间庆祝发生于一九八零年全斗焕执政时的光州大暴动。他们指责全斗焕压制光州大暴动及要求全斗焕辞职。示威者以石头及砖块攻击警察，警察乃发射催泪瓦斯弹。据说，多名学生被催泪瓦斯弹所伤，并已被送往医院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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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胜了一场

二十七年前，我写《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曾讲到一个小故事。我说：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某次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 us'um fork now.）二十七年来，这个小故事，我常加引述，只喜欢它含意的深长。

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它的思想型模，是半吊子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类型。它把现代文化跟自己的文化接龙，但却做成一个非牛非马的不伦不类的配合。其结果，外似“融汇中西”，内实狗屁狗屁，变成笑剧。

不幸的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却正好是这种笑剧。

1965年8月23日《台湾日报》刊载，台北西门町闹区流行一种“电子算命机”。这种机器“远远望去，同公用电话差不多。”“投下两元辅币,按动男女性别电钮，然后拨动一下你的出生年月，拿起听筒，即刻便有一位小姐在听筒中,告诉你一些你心里所幻想的事。这些事不外功名利禄，以及婚姻大事。”1982年9月12日《联合报》刊载，新竹有周姓人家，母亲死了，子女在外，工作太忙，赶不回来奔丧，只好将自己的哭声录音，然后将录音带寄回，在母亲灵前播放，并且周而复始，哭声加上乘法，只哭一回，实放多次。这些妙事，试问哪一项不是“西餐叉子吃人肉”？

日新月异的是，几年下来，“电子算命机”已经落伍了，宣扬迷信算命的道具已进步到“电脑算命”、 “紫微斗数电脑算命”、“电气签箱”了。迷信家求神问卜，只要朝电动玩具式的吃角子老虎丢进钱去，连八字推演、上香掷筊的功夫都免了，这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是何等令人哭笑不得？另一方面，录音带哭丧也已经落伍了，弘扬迷信孝道的道具已进步到佛经录音带，从《金刚经》到《金刚宝忏》，无一不全，并且还标明“台语诵经”，以为直达，这种“西餐叉子吃人肉”，又何等令人哭笑不得？

其实，用佛经录音带办丧事还意犹未足呢，连挨户化缘，也一体现代化起来了。过去和尚化缘，用手敲磬、口念阿弥陀佛，现在呢？从1981年开始，埔里就出现了用立体身历声录音机化缘的和尚了。

其实，比起其他的教派来，佛教徒的利用录音机化缘，还算威力小焉者也。道教的张天师，早就利用广播电台，导引胎息了，比起旧式的登坛作法、捉鬼拿妖，广播的效果自然一日千里得多了！

其实，比起其他妖僧来，张天师利用广播电台捉鬼拿妖，也算威力小焉者也。妖僧林云，早就利用电视，自称为国祈福了。他在电视上，以橘皮四片，朝东西南北各丢一片，算做法术，电视效果画面传真，自然比广播更胜一筹矣！

整个台湾孤岛“西餐叉子吃人肉”的结果，一切的妖妄，都假现代化的道具以行，流风所及，现代化的印刷机，竟用来制造冥纸锡箔；现代化的“帝王切开术”，竞用来配合选定的好时辰来剖腹生产，乌烟瘴气之下，处处是一片迷信与妖妄！

让我以一个笑话，为这篇文章结尾：一位迷信的母亲，为新买机车的儿子求来“平安符”，结果儿子车祸丧生。母亲愤而质问，乩童说：“机车速度一百二十公里，神骑骏马速度仅六十，追到时车祸已生，神亦保佑不及矣！”——现代化与迷信比赛，终于胜了一场！

198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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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失败而笑

有一个笑话，甲问乙说：“为什么这么愁眉苦脸？”乙说：“我的朋友被火车压死了。”甲说：“难怪。你一定很痛苦啊。”乙说：“我当然痛苦啊，他穿的是我的西装。”这个笑话有它深刻的另一面，就是，这个乙倒是个实际的人。他虽然无情，却很实际。碰到意外，他先检查实际的损失，这是极端小市民的境界。一个相对的故事是写孔夫子的，一个地方着了火，孔夫子只问人受伤了没有，不问马受伤了没有，“伤人乎？不问马。”这种境界，是极端大圣人的境界。当然，孔夫子所以有这种境界，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马不是他的。如果马是他的，他也许像小市民愁西装一样愁起自己的马来。

还有一种以洒脱的方式，处理损失的人，这就是“堕甑不顾”的故事。汉朝有一个叫孟敏的，背了一个陶土烧的大瓶子走，一下子掉在地上，他仍旧朝前走，头也不回。人家问他怎么看都不看一下？他说已经破了，看有什么用？这种人就是洒脱。他不花一分钟时间去开碎瓶追悼会。

当然，开追悼会也是一种安慰。遭受了损失的人，总要哭几声，唠叨几句啊，这也是一种发泄。不过，一个人的高不高，就在这儿看出来。真正的高人是一声不响的。这种一声不响，叫“打脱牙齿和血吞”。这是一种以坚忍的态度，应付失败和损失。这种态度，赶不上孟敏那种“堕甑不顾”态度的洒脱，但也是第一流的。

“打脱牙齿和血吞”，就是牙被人打掉了，却吐都不吐出来，跟满口的血，一齐吞到肚子里去，表示遭遇了任何失败和损失，都忍住一声不响。这种态度除了不够轻松外，都叫人佩服。

学会利用失败要分两种层次：第一层次是先从失败里检查残余，看看失败以后还剩下了什么？而绝不花一分钟时间去开追悼会、去唉声叹气、去借酒浇愁。如果根本就知道没有残余可剩，就干脆“堕甑不顾”。第二层次是更进一步，不但能正视失败，还能笑视失败。第一层次是做到不因失败而哭，这一层次却要做到反为失败而笑。笑视是笑着看失败。失败有什么好笑？失败就是有，就看你看不看得出来。笑不是取笑，是快乐，是真的因为不成功而快乐。

一般人以得不到什么而痛苦，我却以得不到什么而开心。因为我会想到得不到什么的好处那一面，一般人却绝对不会也不愿这么想，所以他们只会因为失败而痛苦，却不会因为未得而开心。

一般人只会庆祝成功，我固然也庆祝成功，但也庆祝失败。像我这样肯把失败当成功一样庆祝的人，全世界恐怕决无仅有。我能从失败中看到它的好处，并且愿意这样看。结果，我从失败中看到成功的一面，从不幸中看到幸福的一面。一般人很少能够看到失败的好处，不会欣赏失败、享受失败，不会在一败涂地的时候，躺在地上，细闻泥土和草根的清香。很少人知道，在有比赛的情形下，比赛下来，胜利者往往有两个，就是胜利者和躺在地上吹口哨的失败者。在没有比赛的情形下，一个快乐的失败者，本人就是另一个胜利者。（A cheerful loser is winner.）人间的许多情景，洵可如是观。

199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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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没有这种精神！

5月4日这天，八位台大学生——吴叡人、李建昇、殷人珏、张丽伽、田欣、陈枝禹、周志宏、郭永宣——到了国民党教育部，5日的《中国时报》有报导如下：

（台北讯）八位台湾大学学生四日前往教育部，送一封信给教育部长朱汇森，对当前大学教育提出兴革意见，希望教育部正视在世俗功利取向下，学术风气的衰颓与丧失尊严，及教育行政过度干预学术与学生自治的危机，深入探讨，进行改革。

吴叡人等八位台大学生，昨天很有秩序地进入教育部，并获得该部常务次长陈梅生的接见，陈梅生认为大学生的意见应该透过学校训导处、校长，層转教育部，但他仍允诺将该信函转交给朱部长。

昨天相约赴教育部陈情的台大学生约近二十人，但学生们认为不应那么多人集体前往，以免引起误会与紧张，因而决定推派八位代表去见朱部长。他们离开教育部后，转赴台大校本部，向虞兆中校长递出另一封信，希望校方能够召开教授会议，改革台大学术风气式微、训导制度偏差的弊病。

他们的陈情，获得虞兆中校长诚恳坦率的接待，虞校长表示相当重视学生们的意见，虽然对学生们直接向教育部投诉，他本人竟未被事先告知，虞兆中略表遗憾，但仍表示台大校政应兴应革之处颇多，他向学生们承诺，将在六月的校务会议中，认真讨论学生们所提的意见。

这些台大学生前往教育部时，该校政治系、经济系及法律系三位教官随行陪伴，但并未进入教育部，后来政治系主人袁颂西教授及法律系代主任戴东熊教授闻讯赶来，袁颂西并发表谈话表示不赞成学生迳向教育部表示意见。

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吴叡人，甫因台大代联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改进学校惩戒制度，不被校方重视采纳，而辞去代联会主席之职，他也是昨天的学生代表。他表示，他们向教育部长及台大校长分别提出的意见书内容层次不同，前者并不涉及台大校务，而是对国内大学教育所面临的危机与问题，希望教育部重视，而对台大本身问题，则向虞校长提出校务革新意见书。

他表示，作为关心国家高等教育前途的大学生，有义务向主管当局表达自己的看法。

他们在送给教育部长的请愿书中，主要表达两项见解，其一认为国内大学教育已发生严重的功利取向危机，及教育行政过度干扰之弊，使得学术的独立与尊严、知识的权威均有丧失之虞。另外则指出，在上述情况下，大学教育并不鼓励学生独立的批判精神与理想主义，使学生的自治受到不合理的限制。

他们指出，大学的训导制度似乎只鼓励“育乐”，却限制关切国事及自治活动，这种偏差的制度下，将使大学丧失“求真理”的精神，使学术成为行政体系的附庸，今天若不改革，明天将造成国家无可用之才的局面。

6日的《中国时报》上续有报导如下：

（本报记者陈浩特稿）台大学生赴教育部请愿的事件，在教育部及台大校方，虽然都不认为这种行为是应该鼓励的，但也均作了相当明快的处理。由于在学生的请愿函中，调子都偏高，使主事者甚难“切实办理”；倒是引发此一事件的几项问题，涉及大学教育及学生辅导的原则与方法，值得深思与检讨。

引发学生赴教部请愿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台大社团的负责学生认为无法与校方沟通，而校方与学生发生歧见与沟通阻塞的几项问题则为：学生惩戒制度，校方对学生活动与刊物的审查权限，而最基本的歧见，还是在双方对学生活动的性质与范围，各有立场。

以学生的惩戒制度而言，今年三月十七日，台大学生代联会通过一项决议，建议校方修改惩戒程序，准许受惩戒学生得列席惩戒会议说明原委。这项决议，等于是以学生立场，支持教育部所草拟的《大专学生训导准则草案》。该草案却因多数大专院校训导人员的反对而搁置。

训导人员反对学生列席申诉的主要理由是，将使管理权威受到损害而益增管理困难。而包括部分教授与学生的赞成理由则为，使学生惩戒程序合理化较为公平也较可收到教育效果。

对于校方审查学生活动与刊物的权限大小争议，在性质上也与对惩戒制度的争议类似，行政人员的管理立场与教育立场之间扞格甚大。学生要求管制的幅度应缩小，给予学生参与及自主的机会。而校方行政人员则认为管理审查的权限是在校方，学生不宜干预。

在校方不愿在管理立场上推让，而学生极欲争取参与权的情况下，在校园内就发生了许多不甚和谐的现象。

以台大学生代联会来说，校方认为其性质是“社团”，而学生则认为是“一个民主校园的学生自治团体”。学生对代联会制度作了民主制衡原则的设计，除了代联会主席处理一百万元预算的行政权外，也召开代表大会，对行政权发挥议会制衡功能。一进到台大代联会的小办公室中，赫然出现的便是“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的英文标语，显然，代表大会便是“学生议会”。最近以来，台大代联会主席的竞选相当热烈，政见、传单、演说，像模像样，代表大会的议事过程也比许多地方议会有水准。

然而，在学生政府与议会之上，还有一个超级政府——校方，在双方关系的认知与处理上，便发生了许多问题。学生认为自身是大学组成分子中的重要部分，与教师共同主体，对涉及学生的事务，他们要求有适度的参与权与发言权。但校方认为，学生社团就是学生社团，学生是受教育的客体，到大学来是接受教育、敦品励学，要守本分。

近年来，台湾社会在向多元化转型，参与意识的普遍提高，自然也影响大学校园，校园的围墙势必无法使大学教育及辅导学生的原则方法自外于社会变迁，师大教育系教授林玉体就曾说过“大学本来是一个社会机构，民主式的社会必须有民主式的大学”，台大教授李鸿禧也强调“让学生学习参与、培养民主精神，已是大学教育不可忽视的一环”。

看了上面一些报导，我要写一点感想。

台大学生已经逐渐在学校的高压下抬头，知道“要求管制幅度应缩小”，这是一种大觉悟，值得称赞。但是，这些年轻人的心血与方向，我却认为他们浪费了、弄错了。这些年轻人，他们虽然在“要守本分”的官定标准上有“叛逆性格”之嫌，但这种“叛逆性格”，其实是非常温和的。他们为“以免引起误会与紧张”，只派了八位代表，在“三位教官随行陪伴下”，“很有秩序地进入教育部”，他们递的是“请愿书”，当然是相信国民党教育部是可以如其所愿的对象；他们又“转赴台大校本部，向虞兆中校长递出另一封信”，当然也是相信台大校方可以与言的。整个的过程，充满了和平与低姿式，尽管如此，可是他们却还被指为“结伙”（五月六日《联合报》社论）、被指为“冲动”（五月五日《中国时报》台大教授瞿海源谈话）、被指为“不应该动不动就找教育部长”（五月五日《自由日报》台大教授袁颂西谈话），我看到这些对比，真忍不住好笑。

5日的《自由日报》报导：

吴叡人等人于昨天上午到教育部请愿后，回到学校，向校长提送校务革新意见书，虞兆中告诉他们，学生关心校务是应该的，如果学生们都默默不闻，对学校不闻不问，学校就不会进步，但是，有意见就应向学校提出，直接到教育部抗议是不妥的。

吴叡人对校长的一番话，颇感难为情，解释说，他们这么做，是担心意见无法上达会石沉大海，并对自己的举止，使校长感到“头大”，向校长表示“对不起”。

这一充满了和平与低姿式，使我想起一个故事。二十年前，我在台大历史系做研究生时候，发生了陈骥、吴章铨陈情事件。陈骥、吴章铨向校方提出陈情，替历史系提出兴革意见，台大校长钱思亮、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一怒之下，把陈吴二位记过，二人大呼负负，我戏呼这是“台大的陈胜吴广起义”。我跟朋友们说：“你们看到我怎样对付台湾大学了吗？——我写文章公然攻击台湾大学，可是钱思亮、沈刚伯不敢动我一根毫毛！（我攻击台湾大学后，钱思亮跑到教育部，背后跟教育部长黄季陆大骂李敖，可是骂了半天，他和黄季陆谁也不敢采取行动制裁李敖，这一‘大学校长告状事件’，也就无疾而终。）他们就是不敢对我这特大号的研究生有任何惩处，他们是专拣软柿子捏的，他们就是不敢惹我！陈骥、吴章铨的心血与方向是全浪费了、弄错了，——他们想用陈情的方法去跟国民党打交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台大学生还在用陈情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对不起”，我真感到他们进步得太有限，虽然他们会找上教育部了，但是前一阵子“小学生告状事件”，证明了找上教育部，连小学生都优为之，大学生总该有点更激烈的吧？

5月5日《台湾时报》报导说：

吴叡人强调，这只是一封给部长很诚恳的私函，而不是所谓的公文。

选择5月4日到教育部陈情的台大社团负责学生，希望效法“五四运动”的精神，记取五四所代表现代中国理想主义的意义，而此封信函能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台大学生把他们的行动与五四牵连，用意至好。但是我总觉得，这些年轻人对“‘五四运动’的精神”，似乎了解得不够，“‘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大学生反对鸟政府、打部长、揍官僚、使“顽劣之伪政府，……不敢撄其锋”。这种精神的延续是日后的大学校长跟学生同一战线、是北京大学校长公然反对教育部（总）长、是国立北京高师、医专、美专、工专四校校长呈请辞职、是北京国立八校学生联合会会议通电全国公开不承认教育部长、是北京国立八校评议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不接受教育部长署名的公文。攻击教育部长并不是针对私人，而是针对他所代表的东西。“‘五四运动’的精神”，总括说来，是大学生出面毫不客气的反对鸟政府，绝非大学生出面客客气气的“向盗贼上条陈”、写请愿书，——鸟政府是不配我们请愿的！

台大学生“希望效法‘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很好的，但必须先深通五四历史，知道那种精神是什么，而不要把心血浪费、方向弄错。“‘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博大的、勇敢的、剽悍的、动手的、不怕牺牲不怕退学不怕坐牢的、看不起鸟官鸟人鸟政府的。若想真正上追“‘五四运动’的精神”，必须大彻大悟今日的暖房里的温和行径，只是国民党教育下的迷你反射和粉拳秀腿而已，距离真的五四，还有五千四百里。台大学生是可爱的，可惜太软弱、太糊涂、太受国民党制式教育的辐射，所以显得没气魄、没志气、要向鸟下的一切低声下气。今后要好好想想老学长李某人的话，在行动以前，先把该弄清楚的弄清楚，这样才不会浪费心血、弄错方向了。

1984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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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胡适给周作人的一封信

1936年1月9日，胡适有一封回信给周作人，信中自述平生和处境，令人深思。信首先说：

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虽然有时也信道不坚、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尔！”但不久又终舍弃此种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谓“努力”的路上。

写信时候正在胡适的好友丁文江死后，他写道：

“朋友凋丧”，只使我更感觉任重而道远：“青年无理解”，只使我更感觉我不应该抛弃他们。即如12月31日下午的谈话会，颇有十来个青年人显出无理解的行为，但我丝毫不怪他们，我只觉得我们教学二十年，实在不曾尽力，实在对不起青年人，他们的错误都应该我们负责。

他引了一首王安石的诗，借道心境，表示他并不责怪青年人不了解他：

王介甫有一首白话诗，我最爱诵：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我对于无理解之青年，时时存此想，念其“不自由”，每生度脱之心，毫无嗔渠之念。

他又举出孔夫子、王安石、张居正三个人的心境：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舍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他又说明他要花点时间办杂志的理由：

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谢？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稣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习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最令人注意的，是这位新文化运动大师竟承认青年不在他这一边：

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来不做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

但我也有我的酬报。良心上的谴责减轻一点、上床时能熟睡，都是最好的酬报。至于最大的安慰，当然是我收到穷乡僻壤或海角天涯一个两个青年人来信，诉说他们在某一点上受了我的某句话的影响，使他们得到某种的改变。无心插柳，也可成荫；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只是耕锄不深、灌溉不力，只可责己，未可怨花也，私见如此，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

胡适写信时间是1936年，去五四时代不到二十年，他已经感到“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这是很令人深思的一个现象。

胡适有次跟我谈到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抓青年的现象，除了政党外，连梁启超都热心于抓青年，言外之意，他胡适不屑出此。在我看来，胡适“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等是大体做到了，但他在积极方面向青年传达真理、说真话的努力，却显然不足。他在中年晚年，时力多消耗在“交友以自大其身”里、写作多集中在“乾嘉余孽”的考证之学里，在开道与导向上，做得太少了，这是他的大浪费。温源宁说胡适应酬太多，以致不能竟其所著、“善做上卷书，”但是问题不在上卷下卷，而在他写的内容是什么。一个思想家，一生写作虽多，思想比例独少，这是错误的。

199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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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毁主义”

二十四年前（1961年10月10日），我回信给胡适，谈到我的信仰中的一个重要项目——“自毁主义”，我说：

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这信里提到麝，多产在中亚，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都有。麝很早便见于古书，《尔雅》中称它“麝父”，是一种鹿类小动物，叫musk deer’它的学名是 Moschus moschiferus’，没有角，有长耳朵，看起来倒像个大号野兔子，重的有二十五磅，比鹿还小。雄性的麝的腹部上，长有一盎司的“腺”（gland），弄干加工就是所谓“麝香”（musk），是最好的香料，也做为药材。《本草纲目》说：“其香有三等：第一生香，名遗香，乃麝自剔出者，然极难得，价同明珠，其香聚处，远近草木不生，或焦黄也；其次脐香，乃捕得杀取之；其三心结香，乃麝见大兽捕逐，惊异失心，狂走坠死，人有得之，破心见血流出脾上作干血块者，不堪入药。”照传统说法，麝在被猎人追逐时，会自己把脐咬破，使“腺”报废，自毁之下，猎人也就对它没兴趣了。但这种自毁，一定得在被捉到以前为之，若关到笼子里，“虽欲噬脐，亦无及矣！”成语中“噬脐莫及”，就是这么来的。

传统说法中，这种自毁，也不止于麝。雄鸡等也有此气魄。《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宾孟的一个故事说：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只，侍者曰：“自惮其牺也！”遽归，告王，且曰：“鸡其惮其为人用乎！人异于是。牺者实用人也，人牺实难，已牺何害？”王弗应。

这故事告诉我们：雄鸡为了担心自己做了人类祭品，宁愿先把漂亮的自己弄得不成鸡形。王引之《经义述闻》说：“‘人牺实难’者，言唯他人为牺是患也！”所患者何？患在帮着别人一同去为恶也！所以，他妈的要牺牲，宁要为自己牺牲，“已牺何害？”此之谓也！

在传统说法中，动物自毁的例子尚多。宋朝董逌《广川画跋》有《雄鸡断尾图》中说：

余闻麝被逐则自抉其脐；猩猩被执则噬其肤；蚺蛇取胆者或不死，见人示其创处；翠碧人网得之，不急取则断其羽毛。凡物惮为世用者，其虑皆知出此，然不若雄鸡先患儿预图之。

因“惮为世用”而出之以自毁，表面上是消极的，骨子里却是积极的。这是不合作主义的一个下限标准。可叹的是，在国民党年复一年，大力摧毁知识分子品格的今日，对这一标准能知亦能行的，可真太少了！

1985年6月8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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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他乡的政治意义

8月14日，国民党尾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起了严重内讧，该党“革新委员会”主委副主委，率领群众三百人，一拥而入台北和平东路的该党中央党部，他们声称目前领导人以党营私，他们要把中央党部迁到台中大雅路。为了拥有中央党部的名器与道具，他们看中了庭院中的创党人张君劢铜像，决定把它运走。可是敲了半天，敲不下来，最后只好作罢了。民社党这一内讧，祸延张君劢，使我别有所感。

张君劢从事反对党活动，一生饱受国民党迫害之苦，1926年，他三十九岁时候，世界书局要出一本《政治学ABC》，约他撰写，他说他太忙，恐怕无法应命，书局老板说：“何妨先登广告，书可缓写。”他答应了。不料广告一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就是当年迫害人权不遗余力的伪君子陶百川隶属的那个党部）立刻通知书局，要他们毁版，书局靠租界保护，未予回复。几个月后，上海特区法院院长吴经熊接党部命令：查封世界书局！由于吴经熊是张君劢朋友，特别告诉了他。张君劢说：“书尚未写，何从毁版？”后经书局疏通党部，才算没有查封。不料这事传到另一家书局——商务印书馆主持人伪君子王云五的耳里，立刻采取紧急措施，要求把张君劢翻译的拉斯基《政治典范》一书的译者名字，无论如何要改过，才敢问世。张君劢名嘉森，只好取嘉字之头与森字之脚，改名张士林，才得出版。

如果厄运只是箝制言论自由，还算好的。其实祸不单行，国民党花样还多着哩！1927年，张君劢四十岁时候，国民党劫收了他办的国立政治大学；1929年，张君劢四十二岁时候，国民党派人把他绑票；1933年，张君劢四十六岁时候，国民党压迫燕京大学逼他辞职；1934年，张君劢四十七岁时候，国民党封闭了他在广州办的学海书院；1941年，张君劢五十四岁时候，国民党解散了他在大理办的民族文化书院，并使他困居重庆的汪山，“受缇骑侦视者两载之久”！

张君劢的厄运，直到1946年，他五十九岁时候，才稍好转。这年国民党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了立宪、为了开国民大会，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不得不一时尊重反对党的地位，于是张君劢起草的宪法，败部复活，最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不久，大陆就丢了，国民党跑到台湾来，民社党也跟着来了。张君劢眼看民社党必然被国民党瓮中捉鳖，于是决心不再来台。他从1949年六十二岁流亡海外起，到1969年八十二岁死去为止，二十年间，“三过国门而不入”（一次是自印度径去美国，一次是去韩国开会经日本晤吉田茂，一次是去新加坡应李光耀之约讲学），虽迭经国民党自陈诚以下的力邀，和他民社党同志的苦劝，他都不为所动，最后老死他乡，完成了自我。

十九世纪的法国文豪雨果（Victor Marie Hugo），因反对拿破仑第三（Napoleon Ⅲ）而流亡在外，当他被邀请回去的时候，他说下千古名言：“当‘自由’回来的时候，我会回来。”伟大的心灵有时相信“危邦不入”、相信“乱邦不居”、相信一个地方没有“自由”，回去也大可不必。这并不是说在不自由地方奋斗，没有意义；也不是说一定远走高飞，在自由地方奋斗，才有意义。而是说，各有各的意义。对政治人物说来，老死他乡其实别有一种悲壮的意义，可惜许多台湾人不懂得。

198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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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吧，大脑！

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在1920年说过一段话：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命新事业之预备，……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国民党自称革命已九十年，又自承革命尚未成功，逻辑上，九十年还不能成功，自然是思想顽固僵化的结果。所以，国民党若想成功，必须放弃这种大脑的顽固与僵化。虽然我已看到国民党已无如此放弃的可能了。

撇开国民党不谈，想想孙中山的话，也是好的。“思想之变化”的确是所有志士仁人应该警觉的一个关键。志士仁人，光凭一腔热血、四肢行动，是不够的，必须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变得跟得上变动不居的时代？否则的话，热血和行动都可能是蛮干而已，多少五四人物，当年是时代先锋，最后由于思想跟不上时代，自先锋而后卫，自后卫而出局，老顽固以殁而已。

保持思想跟进的法子是：一个志士仁人，至少该有每天一小时的时间，去读能使自己大脑起飞的书（读一小时的书不算，要读一小时这种书才算）。目前在这岛上，能够每月保持这种起飞效果的读物，不客气的说，李敖的书自是第一。我一点也不虚伪的告诉你，不论你对李敖多吃不消，可是真相就是如此。

结论是：你如想大脑起飞，请伴同李敖的书上升、前进。李敖有最好的大头脑，他的指路，是你最理想的导向。

1983年5月27日

你也许奇怪文章为什么写得一点也不谦虚，我为你大脑起飞一次吧：——无谓的谦虚本身就是一种虚伪，记住，不该谦虚的时候，不必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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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也要思想的

——题1973年5月份GALLERY杂志漫画

　　不是奴隶就完了，

　　奴隶也要思想。

　　肉体虽被桎梏，

　　精神不受捆绑。

　　精神别做奴隶，

　　精神不入党。

　　保持这点自由，

　　一任头子大嚷。

　　我们拼命向前，

　　血汗交流直淌，

　　只要精神自由，

　　受苦也就无妨。

　　不是奴隶就完了，

　　奴隶也要思想。

　　肉体虽然进舱，

　　精神却在黄花岗。

　　1983年12月30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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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理由和男人的理由

1594年，莎士比亚在《维洛那二绅士》里，借用女仆露瑟特（Lucetta）的语气，说了这样的名言——“我没有别的理由，我只有女人的理由；我认为他最好，因为我认为他最好。”（I have no other but a woman's reason; I think him so, because I think him so.）

这种“女人的理由”，在1601年，李利（John Lyly）在他的剧本里：1602年，密得顿（Thomas Middeton）在他的剧本里，都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八年之间，英国三位剧作家，都用它表达部分人类对“理由”的态度，这是很有趣的联合宣传。英国的剧作家们太洞察人性了，尤其洞察“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人性，他们深知，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女人的是非观念很薄弱，听女人的理由，等于看转笼里边的松鼠，团团转了老半天，还是在原位。

大学女学生在教室里，可以把逻辑考上一百分；可是一出了教室，她们就又不逻又不辑，全凭感情用事、直觉办事。她们的“是”“非”之间，所隔不过一张考卷用纸，《堂吉诃德》的作者嘲笑女人是非之间间不容针，可说一针见血。

所以，女人的是非只是一种变形虫（ameba），随她们的意思变来变去。当她们搬弄“是”的时候，她们可以变形出一片是理，说你多好多好；当她们搬弄“非”的时候，她们又可以变形出一片非议，说你多坏多坏，坏到罪有应得。

女人如此，男人又如何呢？

说也奇怪，在理由的处理上，男人实在比女人娘娘腔，——男人实在不如女人爽快。

女人的理由，可以爽快到没有理由，爽快到“我认为他最好，因为我认为他最好”；爽快到我认为他有罪，因为我认为他有罪。但是男人就不行。男人一定得找个罪名，加在他想加的人的头上，“莫须有”是不好的、“莫须有”会使人红脸蛋。

“莫须有”的典故，出自《宋史》岳飞传，岳飞传记岳飞被捕，案子将要做成的时候，韩世忠不服，找秦桧质问。秦桧说，岳飞儿子岳云给张宪的反动信，虽然找不到了，可是“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这就是“莫须有”被人注意的开始。

中国知识人读古书，摇头晃脑，做博学状，其实古书读得实在不行，因为他们读书不化，乱读一气。以“莫须有”三字为例，大家都解释做“没有”的意思，这是根本说不通的。若问题不由韩世忠问秦桧，而由韩世忠老婆梁红玉问秦桧的老婆王氏，照“女人的理由”标准，我们倒可相信“莫须有”的意思是“没有”，秦桧的老婆大可白眼一翻，说“我认为他有罪，因为我认为他有罪”，就可交代清楚；梁红玉也可完全沟通，知道“第二性”理由充分。但事实上，问题是男人提出的，并且由男人作答，男人要娘娘腔，不干脆，一定得找个罪名。秦桧若悍然说“莫须有”是“没有”，等于没有证据就整岳飞、等于公然承认自己胡来，天下哪有这种事？中国知识人人人读《宋史》岳飞传，可是人人都不深究这样解释如何说不通，真是混球。　　

总算有一二敢提疑问的人出来了。徐乾学在《资治通鉴后编》里，表示“莫须有”三字是弄错了，该是“必须有”；毕沅在《资治通鉴考异》里，用《中兴记事本末》的旁证，认为也该是“必须有”；朱彝尊说过这样才对。但是“莫”字改成“必”字，又根据什么呢？“莫”字和“必”字，明明是不同的两个字啊！俞正燮有鉴于此，他在《癸巳存稿》里，认为“莫须有”三字还是该从字面解释，认为该标点做“莫，须有”。“莫”表示秦桧的迟疑，“须有”表示必须有。“世忠截其语而合之，以诋桧之妄。”俞正燮这种解释，虽然不犯私改古书的毛病了，但犯了乱点古书的毛病，还是不通。　　

其实，“莫须有”三个字，是宋朝人的用法，应该从宋朝人的书里，去找旁证，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正宗。在宋朝人的书里，我发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有“莫须召二三大将来”的话；《曲淆旧闻》里有“莫须待介甫参告否”的话；《铁围山丛谈》里有“莫须问他否”的话；《宝真斋法书赞》里有“莫须与他明辩”的话；《分类夷坚志》里有“莫须谢尚书否”的话；《思陵录》里有“莫须批出”的话；《后村大全集》里有“莫须有人”的话。……从这些宋朝口语中，我们归纳出来“莫须”的语义，原来是“难道不”或“难道没”的意思。“莫须有”三个字，原来是“难道没有吗？”的意思。印证《宋史》原文：“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翻成现代话，明明是“岳飞的罪名，难道没有吗？”的傲慢语气。这种语气，才正是当时针锋相对的对话，“莫须有”三个字这样解释，才说得通。

上面这一番“莫须有”的考证，目的是告诉各位：男人是不会没有“理由”的，男人不愁没理由整肃异端与异己，包括秦桧在内。

《伊索寓言》里写狼要吃羊，羊就是羊，它竟傻不唧唧，同狼辩论没有吃它的理由。最后还是狼上道，宣布了连狼自己也不相信的罪名，把羊吃了。——狼不愁没有罪名。

唐太宗李世民跟兄弟抢皇位的时候，他弟弟李元吉劝老子唐高祖李渊杀李世民。李渊问：“打天下时候他有功，杀他有什么理由？”李元吉说：“只要快点杀掉，还怕没有理由吗？”——李元吉不愁没罪名。

《左传》记晋国大夫里克的名言：“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这话演变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中国谚语。在西方，同样的谚语是“给狗一条罪名，就可吊死它”（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这是从凯利（James Kelly）采集的苏格兰谚语里演变出来的。在这以前，法国的“大夫”黎塞留（Richelieu），就说过“给我六行贵人之言，我就能找到理由吊死他”的豪语，可见不分古今、不分中外，想要用罪名整人的，绝对不愁没罪名。

秦桧整岳飞，罪名是：“莫须有”，是有，只是没告诉你韩世忠。岳飞最后冤死，罪名有一大堆，包括对皇上大不敬、拥兵坐观胜负逗留不进等等，花样奇多，秦桧一点也不发愁。岳飞案在我眼中，重点不是这些，而是岳飞的反应。岳飞被抓头一天晚上，有消息说要出事了，岳飞说：如果上天有眼睛，不会让忠臣蒙冤狱；万一蒙到了，想躲也躲不掉。第二天，抓他的人来了，他笑着说：皇天后土，可以表明我的心。从此一直到死，我们看不到他说话的纪录。他的罪名，都是靠别人的一面之词成立的。

岳飞死后二十二年，它的冤狱平反了，证明了当年所有的罪名都是可笑的、不值一驳的。这一平反，说明了岳飞毕竟是高人、是大将，他早已看清秦桧在把“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辩什么法律呢？什么罪名还不是一样！岳飞不愿说什么，他真高！

谈法律，就得谈两个问题：第一要问有没有罪。第二要问判的罪是不是他的罪？但如不谈法律，而谈政治的话，这两个问题就全成儿戏。有没有罪？没有也有；是不是他的罪？不是也是。这样一来，跟他们谈法律，就是废话。耶稣被抓的时候，最早的罪名是说他要“拆毁上帝的殿”、“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后来又加上“说僭妄的话”、“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王”。说自己是王，就构成了叛乱罪。这一大堆罪名，跟耶稣所作所为，并不“若合符节”，但耶稣没有辩，最后同两个强盗一起处死。耶稣不愿说什么，他真高！

岳飞死时三十九，耶稣死时三十四，他们死时年纪不大，但对人际真相的了解，却都老到练达，洒脱无比。岳飞、耶稣的共有特色是：对加给自己的可笑罪名，都不屑置辩。为什么？一辩就俗！

雍正皇帝整兄弟，老十四罪名多到十四条，老九的罪名多到二十八条，老八的罪名多到四十条；整年羮尧，老年的罪名多到九十二条（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渎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四。……），使年羮尧变成了“犯罪大王”。这是干什么呢？一个人犯罪犯到这一地步，还辩什么呢？还有什么好辩呢？对那样的罪名，还哓哓答辩，岂不是大俗蛋吗？

结论是：女人的理由，实在比男人的理由好。女人不讲理，结果理在其中；男人讲理，结果讲来讲去，都是外面的歪理。教人怄气、教人恶心、教人真想吐。

《中国时报》197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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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不合作主义”真义

圣雄甘地一生中，接橥了许多重大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不合作主义”的真义，就是对无法信任的政府，公然表示我们对它的不信任。Satyagraha的印度文本义是一种由真理产生的精神力量，它引伸出来的态度，就是对反真理的政府的一种抵制，这种抵制不全是“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它有积极的成分。它不单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人生的至大至刚的原则。把这种原则用来对付政府，绝不止于零星施政问题的计较，而是根本上道德上的制裁。“不合作主义”既是一种伟大的道德信念，英文non-cooperation在含义上，缺乏印度文这种强烈的道德信念，所以，用印度文satyagraha，最能表示出“不合作主义”的真义。

这样子的政府！

甘地当年所面对的政府，是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政府。英国虽然是对自己人民合乎“正义”的国家，但这种“正义”，只是关门对自己人民，是出不了门的；只是保护强者，不是保护弱者的。甘地说①：

在此环境下，对像我这样一个人所能作的，只有断绝与不列颠的一切关系或者仍旧相信英国宪法的崇高传统。……我并未丧失对英国宪法的信心，我仍旧希望着如果我们显出吃苦的能力，总可以设法使正义得以伸张。自然，我所了解的英国宪法精神，是它只帮助能自助之人。我不相信它愿意保护弱者。它给强者保有并扩张力量的充分自由。弱者在它治下唯有跳井②。

不但英国国法的“正义”如此，英国绅士的“正义”，也是双重标准的。甘地对英国绅士说：

我对人性的研究，敢云公平而正确，能拿我自己的弱点来剖析。我发现人常优于他所建立的制度。所以我感到就诸君个人来说，实远优于包括所有诸君在内的一个公司所建立的制度。在四月十日的悲惨事件中，在阿姆利渣的我国同胞，其每一个人实比他们置身在暴民中时要善良得多。他，作为一个人，自不欲杀死那些无辜的英国银行经理人员，但在暴民中，他们就忘掉了自己。因此可以说，一个在办公室里的英国人和他在公事房以外时是不同的。同样的，在英国的英国人和在印度的英国人不同。在这里，你们隶属于一个难以形容的制度。所以，我可能严辞谴责制度，却并未考虑到诸君是坏人或包含有坏的动机。诸君亦如我们同系制度的奴隶。所以，我希望诸君切莫错怪而能谅解我非文字所能表达的动机。实在我已说清楚了我整个的动机，即我已不能忍耐，力谋终止或修改这种制度，它使印度压制在你们一小撮人的手里，它使英国人唯有在枪炮的庇护下才能感到安全，并且使英国人在印度爱管闲事。对诸君和我们来说，这都不是好现象。我们目前的合作，建筑在互不信赖及恐惧之上，诸君当能承认这不是正常的。像这个样子的制度，自然是专制魔王。诸君本当成为人民的一部分生活在印度，而不永远是外国剥削者。一千个印度人为一个英国人而活，这是何等黯淡的政策。但是，相信我，诸君国内的最高当局在1919年就这样说过。

关于这种“在英国的英国人和在印度的英国人不同”，甘地有一封信给在印度的英国绅士头子，曾经详加比较：

上面所举的重税例子，都是用来维持一个全世界最奢侈的外国统治机构。拿你的薪水来说吧。除了间接的开销，你每月的收入超过两万一千卢比。英国首相的年俸是五千英镑，按现在的折合率，每个月不过五千四百卢比。你每天的收入是七百卢比，而我们的国民平均所得每天不过是两安拿。英国首相每天的收入是一百八十卢比，但英国国民的平均所得每天有两卢比。所以你的收入，比我们国民的平均收入超过了五千倍，而英国首相所得不过是英国国民平均所得的九十倍。我跪下来问你，我很抱歉拿你个人作例子，我无意伤害你的感情。我知道你并不需要你得到的高薪，可是这个制度却是如此规定的。副皇（印度总督）的全部薪俸，等于整个行政部门的支出，这是大体不错的。

但是，这种种现象，显然不是统治者所能觉悟、所能改正的，被压迫的人民必须起来、起来，做自救之道。

这样子的我们！

于是，甘地把施教对象转到被压迫的人民，甘地说：

我们绝不能坐待做错事的人自知罪过来改正其错误，我们也不可为了怕自己或旁人受苦而继续参与错误的事，我们一定要直接或间接地不再协助恶势力与之周旋对抗。如果父亲为不义之事，做儿女的就应该离开他；如果学校的校长胡作妄为，学生便当离校。如果公司的董事长贪污，其他董事们就应当辞去职务以示清白。假如一个政府虐待人民，则人民就当全部或一部分撤回对政府的合作，务使统治者能改过。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在我看来，都免不了要忍受精神的或物质上的痛苦，不经苦难，不能得到自由。

为什么要“撤回对政府的合作”呢？因为政府所以如此胡作非为，其力量的泉源，乃是小百姓给的。甘地说：

一、我们也承认造成目前的情势，我们亦有责任。并不完全是英国的大炮，而是我们自愿的合作，致带来如此的奇耻大辱。

二、我们的耻辱是一小撮的英国人竟统治我们如此久，英国的耻辱是他们统治了我们。

三、我也不希望一位消极抵抗者说所有英国人所作的都是坏的。英国人不需要都做坏事。他们之中亦如我们，有好人也有坏人。我们自己也难免有缺点。英人之中如果没有好人，便不会造成英国今天的地位。他们来剥削印度，因为我们自己不团结，让他们来剥削。

因此，甘地主张反求诸己，要被压迫的人民以“不合作主义”自救。他公然宣传对政府的“不合作主义”，他说：

……我也承认今年我的活动，给帝国带来较去年的活动更多的隐忧。不合作运动的本身，比民事反抗运动更少损害，但是它给政府所带来的后果，却比民事反抗更具危险性。不合作运动的本旨，在伸张正义，并无意欲使政府瘫痪，可是如发挥到极点，则事实上将迫使政府停摆。

一位朋友在听到我的演讲后曾经问我，是否我的行动将不受印度刑法的制裁。我虽没有详细考虑及此，但我告诉他，我极可能被指触犯刑法，如经控诉，我不能请求“免罪”。我必须承认我无法爱护现在的政府，我的演讲就是要使人不爱政府，知道他们对一个不值得信赖、尊重或支持的政府竟予以协助或合作，乃是他们的耻辱。

甘地又说：

这是可笑可耻的事，一万个白种人，竟能统治三亿五千万的印度人。他们能这样做，无疑是凭借暴力，但也因其能使用千百种办法，取得我们的合作，使我们日复一日感到无能为力，依赖他人。千万别弄错，将那革新的议会，更多的法院，乃至发表几名印度省督，当作是真自由、真权力。这不过是阉割的另一妙法。英人不能凭暴力统治我们。所以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光荣的、卑鄙的，只要能控制印度。他们需要印度的资源与人力，满足帝国主义的贪婪。如果我们拒绝给他们金钱与人力，我们就达到了目的，即自治、平等、伟大。

被压迫的人民，在觉悟到政府给我们的绝非“真自由、真权力”，而是“阉割”我们的“另一妙法”以后，“不合作主义”就可致政府于死命。因为那时候，政府只剩下暴力，而政府是“不能全凭暴力统治我们”的。甘地说：

像这种的办法，叫为父母者从学校学院中领回自己的子弟，重建自己的教育；叫律师们停止执行业务，贡献其精力与时间，为国家服务，必要时，酌量取费，以维持其生活；叫候选人们撤回立法委员的竞选，因透过立法会议，政府才能遂行统治，这能说是空洞的方案吗？不合作运动没有别的，它只想使英人隐藏在各种圈套后面的暴力孤立起来，然后让大家看清楚，单凭这暴力，英人一刻也不能控制住印度。

为了简化“不合作主义”的细节，甘地在1920年公布了一些不和政府合作的规约，我把它们说明如下：

一、辞掉一切勋位和名誉职位（名位上不合作）；

二、不参加劝募政府公债（财政上不合作）；

三、律师停止职务，一切讼争以私人仲裁解决（司法上不合作）；

四、公立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须一致对于此种学校予以抵制（教育上不合作）；

五、不参加政府的党派和其他公务的机关（体制上不合作）；

六、拒绝接任一切文武官职（公职上不合作）；

七、抵制官方的改良会议（共识上不合作）；

八、赞助“沙德希主义”（沙德希即Swadeshi’就是“独立”的意思。但甘地派仅作“经济独立”解释）。

当然在“不合作主义”的基础上，不和政府合作的规约，是因时因地会有不同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合作主义”的精神，把握住这种精神，世界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有心人，都可发展他们个别的心愿和抱负。

“一个实际的现实主义者”

甘地一生为理想奋斗，虽然自称是“一个实际的现实主义者”（I am a practical realist）③，他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是很多的，其中“不合作主义”在道德信念上的永恒意义，毕竟比一时一地的成败来得更能鼓舞我们。试看甘地在法庭上从容论道，他公然说：

在我宣读此书面声明前，我愿指出，我完全同意博学的检察长所作有关对我的说明。我想他所作的指控，对我是很公允的，因为这是很真实的，我不愿在庭上隐瞒事实，即宣传背叛现政府的制度，几已成了我的习惯，检察长完全是对的，他说我的宣传背叛，不是从我主编《少年印度》的时候开始，而系早已开始，在我所要宣读的书面声明里，我不能不尽我痛苦的义务向庭上承认，我开始宣传背叛的时间，实比检察长所说的还要早得多。对我这是一种痛苦的义务，但我必须尽此义务，因我知道我双肩所负的责任，我愿同意博学的检察长所加予我的责难。……他是对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具有责任感，受过高等教育，且对世事饶有经验的人，应知我每一行动的后果。这些我都知道。我知道我在玩火、我在冒险。假如我获自由，我还会照样地做，今早我感觉到如果我不说出这些话，我就是未尽义务。

对这种崇高道德下的义务，甘地又说：

我一直认为背叛一极权统治，造成对印度空前损害的政府，乃系一种德性。印度在英人治下所遭受的迫害，前所未有。基于此一信念，我认为如仍爱护此一制度，实乃罪恶。……

事实上，我相信在我们生活的不自然情况中，我提出不合作运动，实已对印度与英国有所贡献。我的看法，不与恶势力合作，亦如与善合作，乃系义务。在过去，不合作被认为仅系使用暴力。我就想让同胞们知道暴力式的不合作，只足以增长罪恶，罪恶靠暴力支持，所以铲除罪恶便当首先摒弃暴力。我在此请求并接受依法判我以最重的罪，在我则当它是一个公民最高的义务。法官及你的同僚们，你们所能做的是，如你们认为现所做的是一种罪恶，就当辞去你们的职务，不再卷入罪恶，而实在我是无辜的；或判我以重罪，如你们认为这制度、这法律，你们所协助执行的，是为了这一个国家的人民，而我的活动是对公众有害的。

伟大的甘地，他把藐视法律的道德，带进不敢藐视他的法庭里。他的精神，使整个法庭的人都自动站了起来，向他致敬，向他的“不合作主义”致敬。在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庭中，“法律”从来没有这样的被“道德”不合作过，甘地的伟大，竟达成了这些：他给全世界的这一代，上了最动人的一课。

爱因斯坦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ever in flesh and blood walked upon this earth.）虽然这样，甘地的确在我们这一代走过。我们崇拜他，在他殉道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多少该怀抱一点他的“不合作主义”、力行一点他的“不合作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觉悟到我们在世界上走过：——我们是甘地的“血肉之躯”，我们不是政府的影子！

1983年5月18日深夜2时

①我这篇文章中引甘地的话，低两格排的整段译文，除八条不合作规约外，都引自吴俊才《甘地与现代印度》（正中版，1966年11月）。

②译文中所谓《英国宪法》种种，因为英国是没有成文宪法的，所以乃指宪政法规（constitutional law）等而言。

③这一点，费舍（Louis Fischer）的《甘地世界》（Gandhi; His Life and Message for the World）讨论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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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论牺牲

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一辈子总是计较利害、滑头滑脑占便宜，死后阎王爷罚他来生变狗，他请求说：“要变狗可以，但请阎王爷把我变成母狗。”阎王爷问他：“为什么只要做母狗？”他说：“我念过一段古书，书上说：‘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所以想做母狗。”

这个笑话的基础是“一段古书”，古书《礼记》中说：“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白话翻译是：“碰到金钱，不要随便拿；遇到危难，不要随便躲。”这种原则，是古人勉励士大夫的子弟的，所以收在《礼记》的《曲礼》里，《曲礼》就是小的行为准则。这个笑话中，这个人读书粗心大意，把“毋”字错成“母”字、“苟”字错成“狗”字，结果就把士大夫的行为给母狗化了。

这个笑话，有它的示范意味，它告诉我们：人在利害当前想当母狗，是很通常的反应。人如何避免这种反应，还有赖于新的觉悟。

人的价值开始在人能人化而不母狗化，在于人能有更高目标的追求。这种目标，是真理目标、是自由目标、是民主目标、是理想目标。这些伟大的目标，想做一个人的，无法不去献身；在反动势力的压制里，无法不去反抗。

但是，从事这种献身与反抗，必须先得有点心理准备。

追求真理的人、追求自由的人、追求民主的人、追求理想的人，在追求过程中，第一心理准备，不该是成功，而该是牺牲。因为，真理、自由、民主、理想，这些伟大的目标，都不是一蹴可几的、都不是容易到来的，在许多情况下，得到它们，需要多人的播种和多年的耕耘。并且，在它们生根、发叶、开花、结果的时候，往往你已经看不到了，你可能早已墓草久宿、化作春泥。这时候，你死而有知，自知“成功不必在我”；你死而无知，一切也就全盘由人。你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宇宙这么大，你一个志士仁人的作为，也就到此为止。

反过来说，追求真理的人、追求自由的人、追求民主的人、追求理想的人，在追求过程中，如果第一心理准备不是牺牲，而是急于看到成果和收获，因而求近功、贪短利，因而对目标的完成没有耐心、因而把达成目标的过程看得太容易，这种心理准备，可就准备错了。

自苦最有效

在古往今来的伟人中，我觉得最能把握住正确的心理准备的，是圣雄甘地。甘地在献身与反抗的开始，他就首先认清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牺牲是必要的。甘地在南非从事与黑暗政府周旋的年代里，他领导南非的印度人，用大批入狱来表示他们的消极抵抗。一段描写说：

今天在那儿的印度人，已减少到不满六千人，他们虽大都支持斗争，量力输将，但坚毅不屈自始至终斗争的，还是由甘地所领导的约五百个人。甘地有着超人的精神力量，有着英雄烈士所具有的勇气。……诸位将可听到消极抵抗者在那儿所遭遇的，真是何等悲惨。简单的说，已有二千五百人被判入狱执行苦役。一千人已完全倾家荡产，另有一千人被驱逐出境，但截至目前，斗争还在继续向前。

在这种大牺牲里，有七十五岁的老太太哈巴津(Harbatsingh)，受不住煎熬，死在狱里；有十六岁的小女生维丽玛(Villiamma R. Mudaliar)，受不住苦炼，丧生鬼门。维丽玛是印度人的安妮·法兰克，她临死前，甘地跑去问她感觉，她说：“我不怕死，谁不愿意为祖国而死呢？”她死后，印度人为她建立了维丽玛堂，甘地激动的说：“她是用她自己的手，为她自己建立廟，她的光荣典型，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维丽玛之名，将与南非的消极抵抗及印度并垂不朽。”

甘地鼓吹牺牲与反抗，他说：

我希望全国同胞们，要认识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它的目的是全国性的，是要保持我们印度的光荣。我也许错了，但我敢说这是现代最伟大的斗争，因为它的目标最崇高、它的手段最纯正，任何形式的暴力手段，均被摒弃。消极抵抗者相信自苦乃是获得永久改革最真实有效的方法。

为目标自苦，就是一种牺牲。为崇高目标自苦的人，并不在乎牺牲。

“不计一切牺牲来实行真理”

甘地从南非转战到印度后，他对牺牲的心理准备，更反复加以说明。他说：

我们站在一线微光的门边——是晨曦抑暮霭，我们不知道。一个是跟着黑夜，另一个却是预兆着黎明。如果我们希望跟着来的是黎明而不是悲伤的黑夜，我们每个能够自治的人就应当在这时际把握住真理，为真理而奋斗，宣扬真理，不计一切牺牲来实行真理。唯有正确的实践真理，我们才够得上称为自治的国民。

他又说：

不经过苦火磨练的净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兴起。母亲受苦，婴孩乃能有生命。种籽消失，乃能长出麦芽。生命来自死亡。印度望挣脱枷锁而兴起，怎能不经实践受苦净化律？……进步应以受苦者所受苦难的多少来衡量，且愈能净化受苦，进步也愈大。耶稣的受苦牺牲，使整个的悲惨世界得以自由。在此向前的迈进中，他不计算邻人因受苦所付的代价，自愿的或非自愿的。

这种自我牺牲，又带领群众一起牺牲的决绝，就是甘地的“无情”。“他不计算邻人因受苦所付的代价”，因为在大目标的号召下，他无法妇人之仁。甘地说：

我们必须排除一种观念，即当一人被捕时，群众示威便可软化政府，相反的，我们应当看被捕乃不合作者之家常便饭。我们一定要找寻被捕入狱的机会，正如战士们的杀身成仁。我们希望要在对簿公堂时使政府低头，而绝不是逃避入狱，甚至我们大家准备被捕，集体入狱。民事不服从是强调我们愿就范于哪怕只是一个徒手的警察。我们的胜利就在千百人被带入监牢，像羔羊被送入屠场。假如世上的羔羊都自愿进屠场，则早就可以从屠刀下获救。我们的胜利更在能无辜入狱。我们愈是无辜，我们的力量愈大、胜利愈快。如果我们怕监牢，政府就正可以利用。如果我们视监牢为健康疗养所，我们就毋庸担心已入狱的同志。

互不担心

正因为抱持着牺牲的精神入狱，正因为入狱是求仁得仁，所以甘地对入狱的同志，“就毋庸担心”。他说：

让他们服满刑期，对他们和国家都有好处。

假如你们是无辜的，我相信绝大多数是无辜的，只要能谨慎应付，眼前所受的迫害，对你们自己或国家来说，都是只有好处的。不经过受苦，是不会得到自由的。

我们民事反抗者，一方面是要不服从政府的苛法暴政，但同时却必须忍受拒绝服从法律所招致的苦刑。

一点点生活的不舒适，不要看作是苦刑。

我们都是自愿选择受苦的斗士，几个月的监狱生活，算不了什么。

正因为甘地以苦行僧的精神来看监狱中的同志，所以，他不但对别人入狱“无动于衷”，在他自己入狱的时候，也要别人“无动于衷”。他在狱中写信给同志，快乐的说：

……朋友们不需要惦挂着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

这种从容的、赴义的伟大精神，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地藏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这种怀抱的人，自然“临难毋苟免”的，甘心入狱了。

寻找我们应有的方向

甘地不但主张以入狱为牺牲，并且认为这种牺牲并无报酬。他说：

国大党的字典中没有报酬一辞，入狱本身就是报酬。

又说：

作为一个义勇工作队队长，（入狱后）别希望公家会照顾他的眷属。

甘地的牺牲论，显示牺牲有它本身的意义，因为（入狱受苦），正是达到目标的一个结果：

假如我们的目标达到，那完全是千千万万入狱受苦的结果，与我们这个代表团的奔走努力实不相干，假如我们失败了，那就证明我们所受的苦还不够。

把失败的原因看成“我们所受的苦还不够”，这是何等伟大的气魄！正因为甘地有这种伟大气魄去准备牺牲，所以，他把一切牺牲都看得算不了什么：入狱算不了什么、吃苦算不了什么、被虐待算不了什么、甚至死亡也算不了什么。在这种洒脱的浩然正气下，甘地的境界，崇高得直令其他的志士仁人惭愧。其他的志士仁人们，他们也相当勇于牺牲，但在牺牲当时，他们却未免叫苦、未免抱怨、未免把牢坐得心不甘情不愿、未免显出急急想出狱的嘴脸。……这些软弱与低段，甘地是没有的。甘地的牺牲，是那样的从容、那样的轻快、那样的安详、恬静、那样的来去自如。在甘地殉道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味他的言行历史，益发感到他是我们心向往之的榜样。在欲去未去的夜色里、在半明半暗的孤灯下，让我们认识他、学习他，在他的遗教里，寻找我们应有的方向！

1983年5月29日夜1时10分

我这篇文章中引甘地的话，低两格排的整段译文，都引自吴俊才《甘地与现代印度》（正中版，196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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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大反特反吧！”

美国独立宣言虽然是1776年发布的，但是美国革命的历史，早在独立宣言前一百五十多年就开始了。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晚年回忆说，革命本身远在革命战争前就开始了，“革命早就存在人心里。”（The revolution was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从大陆泛海的革命先驱者们，他们航行到美洲，虽为的是争取信仰上、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自由。但对祖国，并非不眷念。约翰·亚当斯虽说“革命早就存在人心里”，但那种革命，并不是独立性的，而是自由性的、平等性的。当时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是要与祖国的英国人得到同样的权利，而不要祖国大员到他们头上颐指气使。不幸的是，祖国大员竟昧于情势，仍旧变本加厉的欺负他们，从《食糖条例》（The Sugar Act），到《印花税条例》（Stsmp Act）、到《驻军条例》（Quartering Act）、到《茶税》（Tea Tax）、到《魁北克条例》（Quebec Act）此起彼落，一味蛮横，不知人心为何物。最后，终于惹起了独立革命。

在独立革命以前，有这样一段历史：当最高当局送《印花税条例》到议会，一个个老资格的议员成立表决大队，护航通过的时候，三十四岁的派垂克·亨利（Patrick Henry）坚决反对，护航派议员群起攻之，说你简直造反了、造反了！派垂克·亨利忍无可忍，回答道：

“如果这也算造反，那就大反特反吧！”（If this be treason, make the most or it.）

说这话后十年，派垂克·亨利又以“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一句名言，给了爱好自由者无限的鼓舞。在他“不自由，毋宁死”后一年四个月，独立宣言通过了。

派垂克·亨利认为，如果合理的要求还被曲解为造反、曲解为叛乱、曲解为大逆不道，那么从事这种合理要求的人，就大可痛快一点。……make the most of it, make the most of it, make the most of it.两百一十七年后重温这段历史、重读这段虎虎有生气的话，真觉得有劲极了！

从另一方面看，即使在独立战争的岁月里，赞成独立的，也只不过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反对独立，剩下三分之一没意见。约翰·亚当斯所谓人心里的革命，其实不过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已，并不是全面的要求。只以祖国处理不当，三分之一最后也就决定大局了。设想祖国处理得当，不乱抽税、不乱藐视人权、不乱制造事件，自然人人都是爱祖国的，谁他妈的还要独立、还要革命呢？

美国史家尼文斯（Allan Nevins）和康麦格（Henry Steele Commager）在《袖珍美国史》（The Pocke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专论断道：

一个以争取“英国人的权利”和稍微改善处境（the ‘rights of Englishmen’ and the mere redress of grievances）而开始的斗争，经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变成了争取独立的战争，这是非常自然的。大陆会议起初还热烈表示效忠英王，可是流血与破坏带来的痛苦，乔治第三（George Ⅲ）的蛮横态度激起的愤恨，加上美洲人认为他们天生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历史家的知人论事，是很无情的。有情人不要做历史家，只要读读历史，就好了。

198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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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欧亨利冤狱

欧亨利（O. Henry）是美国短篇小说之王，他写了两百五十二篇短篇小说，驰名世界。有一位作家说：“英国有狄更斯，法国有雨果，美国有欧亨利。”他的声名，由此一语道破。

欧亨利的一生，饱更冷暖，历尽沧桑。他三岁丧母，依靠祖母维生。十五岁辍学，在药房做小弟，后来得了肺病。又在牧场里工作，也做了土地局等地方的小职员。二十四岁时候，他同女朋友私奔成婚，在奥斯丁第一国民银行做出纳员，并办了一份《滚石周报》（The Rolling Stone）。

不料在银行做事，做出祸来。据他的朋友福尔曼（Henry James Forman）的叙述：

银行管理不严，不管办事人员多么洁身自爱，稽核也深感不满。欧亨利有一次追究一项短绌，查了两天，全无结果；行里有位职员说自己取了一百元，忘记填写取款单了。后来发现欧亨利的账目不清，行里的负责人因为自己有把柄落在别人手上，不愿提起控诉，反而将亏额补足。

欧亨利辞掉银行职务，在休士顿邮报工作，约有一年之久。1896年7月，正值他渐露头角，成为报人的时候，联邦当局命令他回奥斯丁受审。他被控盗用三笔款项，共计一千一百五十三元六角八分。最后一笔是二百九十九元六角，起诉书提及那几笔款项是什么时候被盗用的，实际上那时欧亨利已经辞去银行职务好几个月了！

欧亨利没有到奥斯丁投案，却逃往中美洲。他催他的太太去和他相会。但是她结核病严重，不能成行，不久就去世了。

欧亨利后来回到美国受审，于1898年2月17日被判有罪。据一位传记家说，陪审团的团长后来告诉别人：“欧亨利是无辜的。我当时如果知道现在所知道的种种情事，就不会认为他有罪。”欧亨利逃往国外，这一点对他极为不利。他在整个审讯期间，简直不屑置辞，使辩护律师无能为力。

1898年4月他开始服刑。俄亥俄州监狱总医官汤玛斯说欧亨利有一次对他说：“我一生没有偷过一件东西。我的罪名是盗用银行的钱，但是我从来没有拿一分钱。钱是别人拿的。”

欧亨利被捕的原因，福尔曼说得语焉不详，真相是，当他在洪都拉斯听到他太太快死了，他就不顾一切，赶回到他太太的病床旁边，宁愿被捕，也要同太太死别。这是1897年年初的事。

欧亨利在监狱中，写了很多信给他的小女儿，骗她说爸爸正在环游世界。他向外面的杂志投稿，赚到稿费，给小女儿买了手表和礼物。他总是把小女儿当做八岁的女孩，因为他入狱时小女儿正好八岁。时光从此为他停滞，因他已是失掉自由的人。

欧亨利入狱时候不到三十六岁，由于行为良好，不到四十岁就给放了出来。从出狱的1901年，到死时的1910年，他的声誉日隆。每年收入高达美金好几万，但他疏财仗义，大都给了穷苦大众，他对金钱的洒脱，十足证明了他被判“侵占罪”是一件冤狱；他的侠骨柔情，更十足证明了他不是背负这种下等罪名的人。

欧亨利四十八岁死于肺炎。他死之日，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顶礼致哀。1918年，美国文艺科学协会成立“欧亨利纪念奖金”（O. Henry Memorial Award），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

欧亨利生前说不管法院怎么判，他郑重声明，他是冤枉的、无辜的。在他生前死后，人们了解了这一点，了解了他被市侩朋友陷害、被势利法官陷害。在他生荣死哀的不朽里，那些市侩朋友和势利法官，早就与烂泥同腐了。——他们毕竟是不入流的小人物。不入流的小人物总是不断的陷害大人物，但大人物不管遭到多少陷害，大人物永远是大人物，欧亨利一生，更印证给我们这一真理。

1982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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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让强者在比赛中获胜”

1902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出了空缺。老罗斯福总统物色到马萨诸塞州的首席法官小奥利佛·温代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认为霍姆斯会支持他。不料霍姆斯到了华盛顿，干起大法官来，却对老罗斯福不买账。

霍姆斯不但对老罗斯福不买账，对任何人也不买账。他在总额九名的大法官中年资最轻，但是捣起乱来，却历史最久，他总喜欢在别人全同意的时候独持异议，他认为民主和法治需要异议，有异议才能考虑周详、有异议才能集思广益、有异议才能造成进步。他这种喜欢异议的特色，给他带来了一个外号——“伟大的异议者”（Great Dissenter）

霍姆斯认为民主和法治不宜无异议通过，相反的，有异议才更漂亮。他的不肯全体一致的态度，使他全国出名。有一次，一个记者抽样问个机器工人霍姆斯是谁，工人说：“哦，当然知道，他就是最高法院那个年轻法官，总不赞成老家伙的。”

老罗斯福推动制裁大阔佬的反托拉斯法案时候，霍姆斯说：“修曼法案是不公道的，因为它不让强者在比赛中获胜。”（The Sherman Act isn't fair, it won't let the strong man win the race.）

霍姆斯内心深处，未必赞同大阔佬；但当上上下下都指指点点的时候，他要独具只眼，冷静一下。

198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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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布兹的千古名言

1972年4月8日，我在牢里读英国诗人拉夫瑞斯（Richard Lovelace 1618-1658）的《狱中寄爱泽尔》（To Althea, from Prison），读到最后一段：

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

Nor iron bars a cage;

Minds innocent and quiet take

That for an hermitage;

If I have freedom in my-love

And in my soul am free.

Angels alone, that soar above,

Enjoy such liberty.

非常喜欢，就信笔把它意译如下：

樊笼非笼，狱墙非墙，心得清净，隐处徜徉。

斯情洒脱，英灵何防。天使盘空，自由得享。

这诗给我的最大共鸣是：一个人在不自由中，如果一念之转，他就可以有“不自由的自由”感觉，因而身虽处于斗室，心却能海阔天空。这种境界，不是很值得注意么？

我在牢里又读吴俊才老师的《甘地与现代印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甘地的监狱生活。据我统计，甘地共坐了两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失掉身体自由的时间，从广义说，比我要短。但他是先进，先进的坐牢哲学，闲来无事，倒也不妨研究研究。

不料一研究之下，使我得到了新境界。

甘地有着伟大的精神力量，爱因斯坦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ever in flesh and blood walked upon this earth.）这是对甘地最高明的描绘。甘地思想的精华是他的“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不合作主义的形成，部分来自《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梭罗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们总以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那种紧张样子，真教人好笑。他们哪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着出去了。……”

梭罗当然不会有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两坪之内，但却心在六和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在牢里写诗给情人一样。

甘地师承了梭罗的不合作主义，也师承了梭罗的坐牢哲学。甘地说志士仁人

在狱中，他所受到的苦，实比平日受的苦要少得多；在狱中，他也只须听狱吏一人的命令，而不像平日要受许多人的支配；在那里，他更不必担心一日三餐，也用不著自己烧饭，政府会照顾一切，如果有病，更可免费治疗；在那里，他有足够的操作，藉以锻炼体格，许多坏的习惯也可以改过。他的灵魂是自由的。他可有充分的时间祈祷。肉体虽被拘禁，灵魂并未桎梏。反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训练成更有规律，因为自有人来督促。这样来体验狱中生活，他会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假如有任何不幸遭遇或被狱囚虐待，那他正可学习坚忍，让他得到一个乐于自制的机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当然会将入狱的事看为幸运。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来决定是否入狱乃系幸运。”（《甘地与现代印度》上册，页91）

这段话的关键是强烈的唯心论，它告诉人们，所谓的自由与不自由，“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甘地本人前后入狱五次，他这种观念，也一再宣示，例如他说：“我现在成了自由的人了，我的身体已被他们看管。一天诺拉迭法案没有撤销，我一天不得自由，可是现在他们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现在轮到该是你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同上，页264）他又说：“……朋友们不需要惦挂着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同上，中册页143-144）……甘地这些坐牢哲学，基础都在他有伟大的精神力量，有这种力量的人，他会感到“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这种自由，我把它叫做“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炉火纯青，就“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若不到火候，就只像骆宾王那样“在狱咏蝉”了，——鸟在外面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不自由中有自由，这么说来，是不是自由以后，出狱以后、就更自由了，从此没有不自由了呢？

这可未必。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

六十多年前，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 Victor Debs），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一百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1921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他在1918年6月16日，在法庭上，曾从斯宾塞的句子里，说出这样的千古名言——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真的，“我就不自由”。夏禹不自由、后稷不自由、斯宾塞不自由、戴布兹不自由。——所有伟大的性灵里，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1981年7月20日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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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的美国报人

特立独行的美国报人——史东（Isidor Feinstein Stone）死了，死在6月18日。我的好友汪荣祖教授，剪下6月19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布伦门则（Sidney Blumenthal）的纪念专文给我。我先送给好友胡虚一先生看。虚一来信说：“照文章看来，这位美国特立独行的名左派报人，在发掘公门隐事丑闻、乃至耙粪方面之兴趣和精神，似可谓与兄‘同志’矣。而他在近版美国名人录所写信条之言，或亦正是兄近数年来所表现之志趣。”

史东的《信条之言》是很雄浑的英文，我以四言成句、译其大意如下：“写真如见，扶弱抑强。为正而战，为义而忙。仇恨恐惧，我所严防。有朝一日，人可安享：百花齐放，以代伤亡。”（To write the truth as I see it; to defend the weak against the strong; to fight for justice; and to seek, as best I can, to bring healing perspective to bear on the terrible hates and fears of mankind, in the hope of some day bringing about one world, in which men will enjoy the differences of the human garden instead of killing each other over them.）

史东是美国言论自由史上，表现在新闻方面的终身反对者。他生在1907年，活了八十二岁。八十二年间，他花了六十年的时间，六十年的青年、中年和老年，一直跟政府作对、跟当道作对、跟每一个他目为真理的敌人作对。就因为这种作对，他得罪了太多的人，使他不是白宫国宴席上的来宾、使他不是名流俱乐部的会员、使他不是电视排行榜上的要角。（He was never a guest at a White House state dinner. He didn't belong to the Gridiron Club. And he wasn't on television panels.）但这何损于他？史东就是又臭又硬的史东，他独来独往，他不重视他妈的公共关系，连美国政府新闻衙门的免费招待，他也概不接受。他勇于得罪人，认定每个政府都是由一群骗子掌舵，什么政治人物，都是撒谎大王！

史东不但不在乎得罪政要，甚至不在乎得罪读者。他本人是左派，可是1956年，他访问苏联归来，却公开批评苏联，他说“这不是一个好社会，且不是被好人领导。”（This is not a good society and it is not led by honest men.）引起左翼支持者对他的不满，四百个订户退报了，可是他不在乎。

史东从十四岁就开始办报，报纸的名字叫《进步》（The Progressive）。后在1930到1940年代，云游于左派报纸之间。他一生最精彩的表演是办他的独角戏——《史东周刊》（I. F. Stone's Weekly，后为双周刊），用博学、机智、人道主义和尖刻的特点，深受读者的欢迎。订户中从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罗素（Bertrand Russell）、直到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一应俱全。他的周刊从1952年办到1967年、双周刊从1967年办到1971年，前后近二十年的时间，纵横新闻界。虽然只是薄薄的四页，可是他所搜集到的情报、内幕与秘珍，却只此一家，人所难能。除非人能做到像史东那样，可是却根本没人能做到像史东那样。（His newsletter though only four pages long, was thick with information that one couldn't find anywhere else, unless one did what Stone did. And nobody else did what Stone did.）

史东尊重事实。（He had an innate respect for the facts.）但他绝不相信事实会为本身说话，他排比事实以行其道，他绝不中立。（But he never believed that facts spoke for themselves. He marshaled his facts on behalf of his principles. Stone was never neutral.）是非分明的人是绝不守中立的，也不相信什么“平衡报导”。“为正而战，为义而忙”的人，在真理面前，是绝不首鼠两端的！

史东一生孤立，但他不怕孤立。他那结婚六十年的太太是他最忠心的助手。他们在厨房开工，一做几小时，贴上订户名条，就付邮了。他的家，就是他的工厂。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一代报人，可真举世少有呀！

1989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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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教育家的评判

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片言解纷，高杆极了。

一天，在北大图书馆里，一个湖北籍的学生，伏在阅报架上看报，看得正起劲时候，来了一个湖南籍的，也凑过来看。这湖北人喜欢独占，不喜欢与人分享，所以故意挤湖南人：湖南人的头伸到左边来的时候，湖北人就朝左挤；伸到右边来的时候，湖北人就朝右挤，这样忽左忽右一阵，湖南人发觉了，火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湖北人一个耳光。

湖北人大叫起来：“大学生呀！大学生还打人！”湖南人说：“大学生不打人，但老子打九头鸟！九头鸟不是人！”湖北人一看打不过湖南人，吵着：“我告老师去！”湖南人奉陪。于是两个人，加上看热闹的，浩浩荡荡，去找老师；老师没找到，却找到正在一个人吃便当的校长。

湖北人陈述完毕，湖南人也陈述完毕，看热闹的围成一团，看这革命党出身的老校长怎么处理。老校长既不和稀泥，也不动用训导规章，更不乡愿，他对湖北人说：“如果你不该打，他打你，他是妄人，你不必和妄人计较；如果你该打，他打你，你自己评判吧！”

两个人都没说话，鞠躬退出；看热闹的也都没说话，鞠躬退出。他们领教了第一流的水准是什么。

198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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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艺术家的人格

一真画家

中国画家有两类，一类是走权贵路线的，一类是不走权贵路线的。前者阔，后者穷；前者显赫，后者无名。不过后者之中，有一个绝对的例外，就是溥儒（心畬）。

溥儒有点钱，可是他绝对不花，他从不用新台币上街买东西，他根本不知道新台币怎么用；溥儒极有名，可是他对名也不过淡淡的，他自称“西山逸士”，他把自己，逸出于世俗之外，一个人根本不要知道钱怎么用，这种人，似乎和文明脱节，或向文明抗议，谁知道他不是有意装糊涂呢？

溥儒是满族的皇族出身，就是所谓“旧王孙”，自己根本就是这种地位的人，自然也就更目无权贵。一般画家都巴结权贵，可是溥儒不买帐，再显赫的他也不理。我们只注意到毕加索在德国军人面前的傲慢，却忘了溥心畬在日本军人面前的不合作。溥儒在整天诗画世界当中，寄身于无为，以显示有为。他是德国生物学博士，可是他好象有意把自己给“报废”了——变成一个只会画画的，他不要自己变的有用。

溥儒一派天真，不拘虚礼，在日本大饭店餐厅，他忽然嫌热，脱掉长袍，光起胳膊，吓得洋婆子大叫起来。吃酒席时候，他发现有一盘特别好吃，他就端到自己面前，向其他客人说：“你们别吃了，由我一个人吃吧！”

这就是溥心畬。

二真音乐家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当政时候，公开要求世界最伟大的音乐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支持法西斯，托斯卡尼尼拒绝了。他以罢演抗议希特勒的排犹。气得希特勒质问墨索里尼：为什么让那穷音乐家如此猖狂？

墨索里尼多次想和托斯卡尼尼见面，却碰了壁。托斯卡尼尼坚持伟大艺术家的操守，不畏强暴，不同他不同意的统治者合作。

托斯卡尼尼在人生大节上、在音乐上，严肃无比，毫不通融，不合格的队员，一律辞退。每次预演，一来就是两三个钟头，甚至中间休息都给取消。指挥完毕，要别人帮忙，才能脱下浑身湿透的燕尾服。每一名队员的每一个小小不妥，都逃不过他耳朵的捉拿和嘴巴的恶骂，他骂人，是全荤的。如果女士在场，有时候也客气一点，只握拳势，加以怒斥：“你知道我要骂你什么！哼！”

托斯卡尼尼常说：“任何傻瓜都能指挥，但指挥出来的是音乐，可就难了！”音乐对于他，是神圣的，有一次，一个工头戴着帽子走近指挥台，他伸出指挥棒，把帽子打在地上，大叫：“你是个无知的蠢货！有音乐的地方，就是圣地！要脱帽的，笨蛋！”

这位大师在人生大节和音乐以外，一派天真。一个队员嗜赌，他跑去抓，一去不回，大家去找，原来他也参加了。

198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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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诗人的吉光片羽

美国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活了八十八岁，他是唯一一位得了四次普利兹奖的诗人。

弗罗斯特作品浑朴清澈，他是诗人，可是不作怪，不像许多诗人（包括崇拜他的）那样不知所云，还岸然以不知所云自欺欺人。

弗罗斯特不但是诗人，还是哲人。他有许多妙言妙语，他挖苦女人瞒岁数，说：“岁月不待人。可是岁月为三十岁女人常驻。”（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But time always stands still for a woman of thirty.）他说：“外交家是这样一种人——记得女人的生日，却忘了她的年龄。”（A diplomat is a man who always remembers a woman's birthday but never remembers her age.）

他挖苦婚姻与爱情，说：“母亲花二十年的工夫使男孩变成男人，可是另个女人却花二十分钟使男人变成傻瓜。”（A mother takes twenty years to make a man of her boy, and another woman makes a fool of him in twenty minutes.）

他又挖苦银行，说：“银行是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在晴天借你雨伞，下雨又收了回去。”（A bank is a place where they lend you an umbrella in fair weather and ask for it back again when it begins to rain.）

弗罗斯特为人一贯，他说他年轻时候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古往今来，年轻时候是开路先锋，年老却变成拦路虎和老顽固的可太多了，弗罗斯特的“预防”（Precution）可真话中有话。

198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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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觉悟

原子弹的爸爸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是一位科学奇才。他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詹姆斯·法兰克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

1946年，美国国务卿请他草拟原子政策，他主张原子能计划，“应以人类未来的幸福与安全着眼。”（It should, in short, be a Plan that looks to the Promise of man's future well-being as well as to his security.）他本人，曾使原子能做了最可怕的运用——他领导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丢在小日本的脑袋上。在日本广岛那一颗丢下后，他深感痛苦，他说：“物理学家已经知道罪恶，这是他们摆脱不掉的知识。”（The physicists have known sin and this is a knowledge that they cannot lose.）

奥本海默主持普林斯顿研究院，是世界最有名的研究院，爱因斯坦、波尔、艾略特、汤恩比，都在那里从事研究。奥本海默曾因早年的一段思想问题，引起他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不快，爱因斯坦支持他这位犹太老乡，坚决表示，在奥本海默事件上，政府侵犯了学术自由。

奥本海默认为人类在知识上有进无退，当有人提议科学家应该停止研究这些原子凶器时，他说：“世界是不能对知识因噎废食的。”（The world cannot turn its back on knowledge.）在知识上，固不能滥用，但也不能开倒车。

198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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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要过好

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有人说是肯尼迪，不对，肯尼迪是最短命的，四十六岁就死了，不是最年轻的。最年轻的，是四十二岁就当了总统的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老罗斯福是个精力过剩的家伙，他在战场，用枪同敌人作战；在擂台，用拳头同对手作战；在加勒比海，用棒子同邻居作战；在白宫，用枕头同儿子作战。

还有，他在非洲，还同野兽作战。在他去非洲以前，他的敌人们满怀希望，希望“有益于狮子的健康”（health to the lions）；结果呢，倒霉的是非洲动物——被斩获二九六头，内有狮子九只。

日俄之战，老罗斯福看到俄国东西舰队被分割的危险，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欺负哥伦比亚，支持巴拿马，为了让他开运河。最妙的，三年以后他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实在算不上是和平的人物，他是战士。

这个战士在国内，一天读到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决心收拾“财阀”。他推动反托拉斯的政策，对付任何组合式的垄断，和你死我活的关系企业。既得势力群起反对他，他一概不理。他的信仰是——“这国家如不能使个个过得好，单独那个也过不好。”（This country will not be a really good place for any of us to live in if it is not a really good place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真是先知眼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198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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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都有利

1942年，罗斯福总统征召党外人士威尔森（Charles E. Wilson）做站时生产局副局长，威尔森同意，他说：“我花了四十三年才熬上通用公司董事长，如今只花四十三秒，就离开了。”

威尔森是美国第一流的企业巨人，身高六呎二，体重二百一十磅，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通用公司在他手里，大破大立，生产额一增就是四倍。他年薪十八万，却凭罗斯福的大度相邀，改行去干年薪八千的职业。

1944年，他回任通用董事长，九年以后，艾森豪总统又挖他做国防部长，他同意了。不料任命案送到参议院，参议员坚持他抛售他在通用的股票。威尔森未免招瓜田李下之嫌，说可以。不料参议员追问他，如果做了国防部长，设计国防工业的时候，碰到不利于通用公司的情况，他将怎么办？威尔森火了，他说：

对国家有利的，都对通用公司有利；反过来说也一样。（What's good for the country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and vice versa.）

威尔森的博大观点，使刁难尖刻的议员老爷大感惭愧。

第一流的人才，观点总是第一流的，“此心与国同休戚”，他不从“图利他人”看事情，不得“狭心症”。

197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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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礼遇文人到礼遇政敌

古今统治者对待特立独行的文人，有几种态度：有的打击、有的利用、有的“倡优畜之”、有的认为毫不相干、有的漠视、有的重视了半天，却重视个三流货色。

能重视到第一流文人，并加以礼遇的，自然是统治者中的高人：亚历山大之于狄阿杰尼斯，腓特烈之于伏尔泰，罗斯福之于汤玛斯·曼，墨索里尼之于庞德，詹森之于李普曼，……不论他们是古是今，是独裁是民主，他们在这方面的手法，都是高人。

肯尼迪做总统时候，他把大诗人弗罗斯特礼遇到白宫，公开颂扬、公开宣称：权力使人腐化，诗使人净化，大家要向文人看齐。

美国国会通过赠勋弗罗斯特，全体一致，肯尼迪打趣说：“这是长久以来他们能全体一致的唯一一件事。”（It's the only thing they've been able to agree on for along time.）既称赞了国会的多样性和弗罗斯特的伟大，又挖苦了国会。

肯尼迪的礼遇政策，自然也值回票价。他礼遇成性，把前总统杜鲁门也请来白宫一游。杜鲁门弹了一手好钢琴，在白宫老调重弹了一阵。肯尼迪说：“斯大林从列宁坟旁给赶出来，杜鲁门却能重返白宫，别说这世界没公理啦。”（Don't say there is no justice in the world. Stalin has been kicked out of Lenin's tomb and President Truman is back in the White House.）

198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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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敌人是混蛋

王尔德（Oscar Wilde）是十九世纪英国第一大才子，思路最快、口才最好、想象力最高，惊世骇俗的花样，最层出不穷。

王尔德唯美尚武。唯美方面，他自称“美学教授”“伟大的审美家”，外场富丽堂皇；尚武方面，当四个醉鬼看他不顺眼，登门挑战的时候，他打倒一个、踢倒一个、扔走一个，把第四个抱到房间，压在沙发底下，然后伸手一招看热闹的快进来，大家喝酒。

1882年，他到美国演讲旅行。上岸时候，海关人员问他有什么要报关？他说：“除了天才，别无他物。”（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except my genius.）他对美国的总评不高，他认为：美式文化，一口痰耳！

王尔德主张选朋友要选好看的，选敌人要选高明的，但也不能太处心积虑选敌人，因为总可能碰到混蛋，碰到你的敌人是混蛋，只好认倒霉。

王尔德对自己，也选了又选。他成名以后，对成名生活感到厌倦，他宣布第一期的王尔德已经死了，现在进入第二期。监狱生活使他变得深沉、深远、深刻，他发现人都在“杀”他所爱的，只是“杀”法不同，有人用愁眉苦脸，有人用利嘴滑舌，“懦种用吻，勇士用剑。”（The coward does it with a kiss/The brave man with a sword!）他已深通“挥利剑以斩情丝”的哲学，不然的话，岂能如此大破大立？

198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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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被丢鸡蛋感言

5月10日，德国总理科尔（Kohl）到德东哈勒市（Halle）访问时，遭到一群年轻的示威者投掷鸡蛋、番茄、和油漆，其中几枚鸡蛋打到科尔的脸上和身上，蛋汁顺着他的外套流下，愤怒的科尔一度挥拳打向示威者。

高大魁梧的科尔在东德经济最凋敝的一个地区停留时，本想前去和民众握手，但若干示威者在他正进入哈勒市政厅时，喊起反科尔的口号。随后群众开始丢鸡蛋。科尔低头闪避，但是无法躲过。他为之大怒，抹掉脸上和衣服上的蛋汁，撇开随身警卫，大踏步走向站在示威者对面的一群支持他的群众，开始和他们握起手来。但抗议的年轻人冲到群众面前，又开始对着科尔丢起鸡蛋、番茄、和油漆。

科尔挥拳打向那些年轻人，但立即遭他的安全人员拉开。后来他自侧门离开市政厅时，他的装甲座车旁围满一群青年，挥拳敲打车顶和引擎盖。

科尔是德国统一的功臣。东德经济凋敝，根本怪不到他头上，但德国统一后，他首当其冲，成了替罪羊，这次受到不懂事小人物的攻击，是不公道的。

但是，不懂事的小人物又懂什么公道！身为大人物，必须预先有此理解。

大人物的必须预先理解到，他一生中，极容易碰到不懂事的小人物对他冒犯。像耶稣，他就先被自己人——犹太人——吐口水过。《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么？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架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僭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也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僭妄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

被自己人吐口水后，耶稣又被“外邦人”吐口水过。《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阿！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也说：“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可见耶稣又被罗马军人吐了口水。

从《旧约》《民数记》第十二章中、《申命记》第二十五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吐口水是不入流的一种动作，用来羞辱人。但是，《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中，却明说：“……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耶稣式的“唾面自干”，自然有得于《旧约》的信仰。耶稣的伟大，证实给世人，即使无知小人吐了你口水，又与你何伤？真正该蒙羞的，乃是他们自己啊！

科尔的被丢鸡蛋，只是耶稣被吐口水的现代德国版而已。当然他有此理解，只是事到临头，他不失匹夫之勇，要想还手而已。

199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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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拥抱穷兄弟之后”

香港《新晚报》登了一篇《科尔拥抱穷兄弟之后》，有一些资料：“只不过一年时间，德国这个最强的贸易出口国，竟然出现了贸易逆差！什么原因？据说是因为统一。德国统计局宣布，德国对外贸易四月出现14亿马克赤字，合7亿9000万美元。3月份，德国对外贸易还有28亿马克盈余。4月份德国这个贸易赤字，是德国统一前西德于1981年8月出现过5800万马克的赤字以来，德国头一次对外贸易有赤字。1981年到现在刚好十年。十年一直顺差，东西德统一后却出现了逆差。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穷兄弟是何等巨大的负担。德国四月的进口贸易，由去年同期的475亿3000万马克，上升到今年的553亿8000万马克，增长率达到17%。为什么进口多了？因为东德有需求，必须由政府补贴供应。相反，德国4月份的出口贸易，由去年同期的550亿5000万马克，下降到今年的539亿9000万马克，减少了2.8%。为什么出口减少？也是因为东德有需求，必须首先满足，然后出口。……”

《新晚报》又说：“德国有人批评科尔总理，说统一的步伐太快了，包袱太重。德国人真是健忘，现在碰到困难，就似乎当日热心于统一的只是科尔总理一人。而拆毁围墙的时候，伯恩斯坦指挥柏林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团高唱《英雄颂》的情景，所引起的激动，也似乎不曾发生过。”

这是一个令人多思的纪录。它告诉人们，小人物总是健忘、总是最先提出抱怨的。本来是大家一起拥抱穷兄弟的，但是日子久了，发现穷兄弟实在累人，就抱怨了。

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就要像科尔这样。政治家不但要争荣，也要忍谤、忍受小人物的反复无常。——小人物做了好事，总要抱怨的。承接他们的抱怨，是做政治家的必要条件。

1991年7月10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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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李敖全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