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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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语录》前言（苏荣泉）

　　常有人问我，李敖是怎样的人？

　　一、李敖是台湾社会观察者。

　　二、李敖就是李敖那一种人，那种人只有李敖一个！

　　三、一般人只注意李敖的恩怨是非，而忘记了他作品的可读、可爱。

　　四、李敖是都市丛林中的稀有动物，和他相处的秘诀是：不要和他“斗”。

李敖说：我无法谦虚了，我深觉继往开来的重担上，我担当着一大部分重量，而这等责任又是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我无法放松我自己，因为我无法忘怀我所应尽的责任，我深知在这浑噩的男人群里，我是一个罕有的奇才、一枝锋芒的独秀，没有人能够跟我相比，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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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语录》总序（李敖）

——“李敖语录”不可不读

　　常言道“著作等身”，但和身体一边高的著作，只是多而已矣，未必又多又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任卓宣（叶青）就是“著作等身”的一位，但是所写各书，本本是糟粕而已，纵等了半天身，又奈读者何？等而上之，国民党层峰极处，也颇多“全集”、“汇编”问世，究其内容，类多出自文学侍从之手，其去王安石所谓“断烂朝报”者，又几希？

　　另一方面，“著作等身”又多又好的，当然大有人在。对这些大量的著作，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全部找到或读完的。结果呢，一般人只震于这些作者的威名、只耳食于这些著作的口味，并不真的读它们。胡适生前有“我的朋友不读我的书”之叹，可见此一窘局，其来有渐也。

　　胡适生前，有鉴于此，乃自编《胡适文选》一册，以为救济；不过文选这种体例，它的基本缺点，乃在但求代表性的文章成单元，却忽略了思想方面的普遍选样。结果是代表性的文章虽然完整了，可是代表性的思想却遗漏得很厉害。

　　为了免除这种缺点，有一种可叫做“隽语选粹”（an anthology of witicisms）式的收罗方法，分门别类，撷取文章片段，综合印行，以便读者的。像伊格奈（Robert E. Egner）编的《罗素短论集》（Bertrand Russell`s Best）、沙诺姆斯基（F. B. Czarnomski）编的《邱吉尔雄辩集》（The Eloquence of Winston Churchill）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编法，不论长篇大论也好，片语只字也罢，都能一一撷取精华，巨细不遗，故对全部著作的选样流传，极有帮助。读者读来，也如吃点心小菜，在自成单元之中，随意得其真味。

　　基于这种认识，在近二十年前，段宏俊和我就合作过一册《胡适语粹》，内容以胡适一生的主要专书和文字汇集为基料，以《哲学·思想史》、《宗教·迷信》、《东西文化》、《中国前途》、《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知识人》、《方法论·国故》、《文学·语文》以及《人物》等大类，分别囊括这些基料，并且贯串这些基料。全部囊括的基料经贯串为五百个小单元，各加标题，以资醒目。这本书问世后，近二十年来，被盗印多起，如今地摊上还屡见不绝，可见这种体例的编法，颇为读者所喜好。

　　近二十年过去了，新一代的出版家苏荣泉，对“著作等身”的李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他倡议编一部《李敖语录》，并把语录从宽解释，涵盖“语粹”和英文中“Best”、“Eloquence”等相当书名，用来便利读者。他请出第一流的出版品行家应凤凰主持这一计划。在应凤凰经年累月的细心编辑下，在李敖出版社吕佳真的校补和詹赐珠的顺稿下，以及叶淑珍全力配合的制作下，这部《李敖语录》，终于大功告成。看了这部书的清样，我的感觉是：连我本人，都不想再看其他李敖的书矣；有此一部，李敖的精华，尽收眼底矣！

　　在中国大陆，出全集者曰马、恩、列、斯、鲁五家，他人不与焉；出选集者曰毛、刘、周、朱四家，他人不与焉；出语录者，曰毛一家，他人不与焉。如今我在海外无状，自全集而语录，无一不出矣！笔下之雄，文采不输、风骚不逊，纵毛大王亦不逾是也，哀哉！

1989年3月15日，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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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语录》编辑手记（应凤凰）

——从文章认识李敖

　　愈来愈多新一代的中国青年不认识李敖。

　　现代社会的资讯拥挤，影像的、声音的媒体，塞满了有限的生活空间。静态的文字不像过去那么有吸引力。

　　新一代青年也愈来愈难全面的认识李敖——他的著作已愈堆愈高，截至1988年底，他已累积出版了《李敖全集》八大册、《李敖千秋评论》八十余册、《万岁评论》四十册。《乌鸦评论》创刊后，他更以每天一千字以上的写作量，不断增加当中。

李敖是谁？

　　单从资料上看，李敖是——男，1935年生，祖籍东北吉林，念过台大历史系及历史研究所，60年代主编过璀灿一时的《文星》杂志，坐过政治牢，目前定时定点写专栏，并主持一家出版社。

　　光靠这些冰冷的资料，看不出李敖的特别之处。从下面几个不同角度，来标榜“李敖第一”，应该是比较方便的，认识李敖的方式。

　　李敖是写作者，是文章大家。中国文字到了他手上，仿佛有什么魔棒在指挥，能自行奏出美丽的乐章，开出鲜艳的花朵。照他自己的说法——“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从这句惊人之语，读者也顺便看到他狂放高傲的一面。

　　李敖是当代思想家，社会批评家。青年时代，他就出版《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书，并主张全盘西化，引起好大一场论战。他写文章、办杂志，批评对象从执政党高官到文化界名人，文字犀利，有如“小李飞刀”，常命中要害。李敖的信条是“真理所在，绝不饶人”，但是刀刀见血，使人吃不消，因此也树敌无数，四面埋伏。

　　李敖是历史学家。从台大历史系到历史研究所，他原是科班出身。台湾各大学历史系制造生产的毕业生无数，却很少像他这样，以丰富的历史知识，鲜辣的文笔，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他是台湾社会第一个写文章公开为张学良、为雷震、为孙立人翻案的作家。当整个社会，包围在重重禁忌，青年学子还弄不清国共斗争、西安事变等现代史的时候，他在屡遭查禁的剃刀边缘，运用包括官方资料的自相矛盾，引经据典，发表文章，揭开国民党的真实历史。这些工作，需要文史知识，更需要无比勇气，他曾为政治案入狱，从大作家变成“大坐牢家”。一直到现在，他仍然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说个不停，写个没完。

　　李敖是大资料家，大藏书家。支持他不停发表文章的，是他拥有一个，不，好几个庞大的资料库。他对于资料及书籍的勤于收集，善于运用，如果他只谦称第二，台湾没有人敢居第一。依他的话：“真正第一流的大思想家的工作地点是自己的书房，而不是图书馆。”为了印行他自己的“麻烦”文章，他只好又身兼出版家——除了每月自写自印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又创办“李敖出版社”，出版一系列《真相丛书》——从《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一直到《孙立人研究》、《二二八研究》；截至1989年初，总计已近二百种。

　　还有一项“李敖第一”——他的官司。如果有人做过精确统计，以个别个人为单位，大概没有人的官司能超过他；他告人，他也被告，他既有斗志，又有毅力；不但心思细密，不厌其烦，且精于法律条文。

　　总之，李敖以文字称雄，在文字世界里呼风唤雨，归根结底，还应该从他的文章来认识他，评判他的高低。天元出版社主持人苏荣泉先生一年前找我去，谈到把李敖作品精选成一套语录的构想，用以让更多人，特别是未来的世代，重新认识李敖，我即欣然应命。李敖的作品是我从当学生起就爱读的，整理资料，又是我这些年常做、也喜欢做的工作。

　　着手编李敖语录的一年多时间，因为要精选，所以得细读，光把他已出版的几十种书集合起来，就有长长的三排书架（其中《千秋评论》一至六十七册，全由他一人执笔），这段时日也得到生平少有的、愉快的阅读经验。

　　编选过程是，先筛选出文章精华，然后按内容加以分类，最后根据类别决定册数。李敖语录目前分成六册——

自述篇——说我这个人

人物篇——数风流人物

两性篇——谈男女之间

拾零篇——话天南地北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

　　语录的形式与编选，是专为现代人设计的——让读者有舒适快捷的车厢可以搭乘，以达到认识李敖思想堂奥的目的地。编选的时候，有些段落摘得长了一点，堪称“语粹”了，但为了一般通称，仍以“语录”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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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自述篇——说我这个人

自我炼钢

——我在别人的心目里，要成为一个永不能忘的有光彩的人。

自我炼钢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花了许多气力来把自己锻炼成钢铁。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我都一网兜收，从摸索和试验中，求得安身立命。我这种自我炼钢，是很用心的，我今天能有一些个性、一些独来独往的气魄、一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追溯起来，都跟我早年的刻苦自励有深切关系。（《大学札记前记》1982年）

担当

独坐图书馆中，身着大衣，静望窗外，自觉颇有些担当的进境，担当的表现是深沉、冷静、沉着、持重、和气、淡漠，忍耐得住，不浮动张皇。（《大学札记》1957年2月11日）

消极只是暂时的

自我训练的成绩到底不是悲观的，消极突击我一两小时，终于又被我消灭掉，万念俱灰的情绪毕竟是浮光掠影，它们在我心头的盘据愈来愈不能长久了，我清楚的知道我已逐渐变得坚强、变得有志气，当我漫步在街头，到处看到的是软弱的男人们，我无法容忍我自己竟和他们一样，我若不能使我与他们比起来有大大的不同，我将感到极端的可耻。（《大学札记》1957年5月16日）

英雄之气的意志

我做人在方法上的两大元素：理智与意志，理智为常、为体，意志为变、为用。

　　钱思亮说：“胡博士虽然一身有好几种病，但是毕竟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他之能够吃苦耐劳，向为朋友们所最钦佩。”但是胡适的意志是长者化了的，未免缺乏英雄之气，如今我所要求自己的是一种有“英雄之气的意志”。（《大学札记》1957年5月18日）

“我就默然不语”

我觉得我缺乏一种“高贵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我的表现太多被虐狂的成分，从今天起我立意不再说什么。

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默然不语”是一种最伟大的作风，何况事实上的是非恩怨又是一本搞不清的烂帐！泰戈尔说：“如果不等着说完全的真理，那么要说话是很容易的。”在一种公允的总结永不会产生的情况下，我的确是不该再说什么的。（《大学札记》1957年5月18日）

壮烈的反动

我对它必定要有一种壮烈的反动（a heroic reaction），我不是软弱的人，我是绝不再有暂时的消极情绪的，痛苦的折磨已使我变成一个千锤百炼的硬汉，我耻于做一个平平庸庸的男人，坚强的意志完全支配了我，我已变成了一个“无从腐败的斯诺登（Snowden）”，我不能容忍自己有任何腐败的行为——像那些男人一样（在腐败上面，即使只有一鳞片爪的相同，我也是不能忍受的）。（《大学札记》1957年5月18日）

有条件的回想

事情过去了就总算是过去了，我虽不愿遗忘，但也的确不愿再回想，一切欢乐、眼泪与名分都已逐渐成为往事，既然都成为往事。“我们该不要回头望，除非是要从过去错误中提取有用的教训，和为了从经验中获得益处（华盛顿）”，否则对既往的缅怀与回想都将是我目前的戕贼与毒素，我为自己订了一个严格的标准：凡是对“现在”有害的回想与想像，我都要一律不去想它。（《大学札记》1957年5月18日）

感觉的生活与意志的生活

“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种境界，只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过意志的生活虽然辛劳坚苦，但是一天下来，它的果实是最能慰藉人的，最能使人心安梦宁的。“过意志的生活”一句话，鼓励我无穷的道德的勇气，我没有丝毫向后退的犹豫了。（《大学札记》1957年5月19日）

道德勇气

我正展开一个律己极严的严肃生活，“放弃故我，重修学立身。”在各方面我都严格的要求我自己，非逼迫我“止于至善”不罢休，照我最近的突飞猛进看来，“止于至善”对于我似乎已不是难事，因为“道德的勇气”（moral courage）已在极短的时间内占据了我的心。“Arise；for this matter belongeth unto thre；we also will be with thee：be of good courage，and do it.”－Ezra 10:4（起来！这是你自己应该办的事，我们也赞助你，鼓起勇气去干！）这是道德的勇气的最好颂词了。（《大学札记》1957年5月19日）

为朋友们做些打算

躺在床上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该花些时间替我几位好朋友仔细考虑考虑他们的前途，帮助我的朋友们热心做点事。亚当·斯密说：“为人设想多，为己着想少；压制自私，实施慈爱之念，便构成人性的完美。”我要一一为我的朋友们做些打算。（《大学札记》1957年5月25日）

用伟大做标准

今天想到的最具体的一个念头是，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有一种伟大的自处生活和一种伟大的对人态度，我要使人以我而骄傲，不使人以我而羞耻，我在别人的心目里要成为一个永不能忘的有光彩的人。我曾写“成第一等人做法”的理论道：“世俗的态度固然格卑而不必说，一般有着真情的男孩子的态度也是不足法的，因为他们的做法总不成为第一等人的标准，所以他们做出来的总不能可记可歌，使人感动。（《大学札记》1957年5月27日）

毒蛇喻

在你意想不到地突然被一条毒蛇咬了一口的时候，你该立刻用各种办法去解毒，而不该继续震撼于这种意外，以致扩大你中毒的程度。你要告诉你自己说：不要研究你为什么会被咬了，也不要研究你怎样被咬了，也不要感慨你被咬得如何重……这些都是无益之举，它们除了拖延你中毒的时间，使你中毒更深以外，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甚至有时候它们简直是变形的毒汁，对你是一种毒上加毒落井下石的伤害。（《大学札记》1957年5月29日）

论懒惰

我发现我若用苏格拉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也和这些男人们无异——也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懒蛋。苏格拉底的标准是：“不单只是不做事的人，还有那些原可做得更好的人，也算是懒惰的。”直到今天午后，我才真正的发现自己的确是一个懒惰习惯甚深的人！追想起来，我这十五年的读书生活，即使有许多地方我还是比别人高明，可是我还是非常不满意的，因为我“原可做得更好”。詹姆斯说：“若拿我们应当成就的标准，我们只是半醒着，我们只用了我们自己身体和智力的富源的一小部分。广泛的说，人们现在的生活距他们的限度尚远，我们具有许多力量平常不会利用。”沃尔特·司各特说：“工作过度并没有像一般人所猜想的那样危险或是那样普遍。有许多人把工作过度和实在工作过少而着急过多混为一样东西了。一天做事很有成就是觉得很安适的，而一天做事无所成就反而觉得是很吃力的。一个人对于工作极有兴趣，觉得胜过工作的困难是一种快乐，比那些以为工作是一种重担的人，并不觉得疲倦些。”所以懒惰不是一种清福，而是一种不安和不幸（对内心说来是不安，对事业说来是不幸），内心的快乐与事业的成功都不是懒惰所能造成的，吕坤说：“体懈、神昏、志消、气沮，天下事不是这般人干的。”好逸恶劳，怕吃苦，贪容易，都不是成大事者的气象。（《大学札记》1957年6月1日）

志士仁人的比例数

我目击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们）腐败的一面，起码都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们，有几个还能每天肯花些时间读点正经书，或是思考一下人世的问题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没有理由深责他们，他们并没有什么大志向、大理想、大魄力，他们的才具不过就是做个但求自谋的“自了汉”。在“社会习气”的桎梏下大同小异地顺从一辈子，我不能以志士仁人的标准来厚非他们，试想：志士仁人们在整个人类中所占的比例数，我实在无法不对他们有着无限的怜悯，我不忍心痛斥他们的腐败了，我只静静地观察着他们，私下勉励着我自己：努力去做一个无从腐败的人！（《大学札记》1957年6月2日）

第一等人

躺在床上冥想“第一等人”的境界。（如富兰克林见到伏尔泰、胡适见到罗素），的确使我胸怀宏伟，多想想“第一等人”自处与对人的态度，会使我心中长存着第一等念，而把第二等以下的思想、言论与行为全抹去了。凡是属于“第一等人”的人，他们应付欢乐与不幸的态度几乎都是一样的。老罗斯福总统曾说他每逢遇着困难的问题时，就抬起头来望着挂在墙上的林肯的相片，并且问自己道：“倘若林肯遇到这个问题时，他将怎样做呢？”这是给自己去从取舍的一个好标准，遇事能学得用“第一等人”的观点去看事情，不但是一种伟大的作风，并且还会给自己带来许多自慰与安静。亚里士多德说：“气度宽宏的人无论遭遇命运为善为恶，皆能适度以应之。成功不以为喜，失败不以为悲，外界的毁誉褒贬，一不介怀，只是为所当为、为所可为而已。”这是何等恢宏的胸襟与素养！（《大学札记》1957年6月4日）

沉默

大体说来，沉默就是进步的表示，沉默的时候是我最进步的时候，我不太以为这样说是武断或矫枉过正的，因为沉默带给我缜密的思考、清醒的意识、安定的内心与沉重的情绪，多说可不必说的话只是证明我为人的没有定力、言辞的没有分量。这些都不是成熟的表示，一个成熟的公式该是爱因斯坦所说的A（成功）= X（工作）＋ Y（游戏）＋Z（少说话），因为目前的我还停留在浅薄与自救的阶段，对任何问题都还没有真知灼见，If you can't say it out loud, keep your mouth shut．不“妄言无当”，“大言不惭”，对我这好说好道的人说来，该是一种很重要的戒条，薛敬轩说：“句句着实不脱空，方是谨言。”“信口乱谈者，无操存省察之功也。”在我忘记了静默寡言的当儿，我该想想古人这几句老话，我相信它会使我悚然变得深沉，老成而稳重。（《大学札记》1957年6月9日）

奇气

我非常喜欢一种溢于眉表的精明英爽之气，两眼有一种锐利逼人的闪光，嘴唇紧闭，牙床咬紧，神情沉毅，态度坚决，一望就有一股摄人的奇气，轩昂不凡。

　　有奇气的人从来不会没精打采嗒然若丧的，他永远是坚强而高兴的。这种坚强而高兴的神情被他养成了习惯。（《大学札记》1957年6月12日）

道与得

过这种“壮志新来与昔殊”的蜕变生活，这种生活的历程可分四阶段：第一步是发大宏愿，第二步是勉强去做，第三步是养成习惯，第四步是兴味盎然。耿天台描写这种情形道：“此学须是发大愿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进而不自知矣。盖只此肯求，便是道了，求得自己渐渐有些滋味，自我放歇不下，便是得了。”（《大学札记》1957年6月12日）

宁静

自图书馆做工回来，心中真是恬静极了，这可说全是“不做自了汉”的胸怀与志愿带给我的安宁，养成一种恬静安宁的习惯，对我来日这漫长的生活将是一个十分必要的事。弥尔顿说“宁静是克己的王冠”，克己的功夫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时，我便会得到一个永远平稳和谐的心境了。“宁静的人虽然遇到人生的大恐慌，心底也是一波不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盖已培养了一种伟大的定力，任何刺激可以不为所动。”（《大学札记》1957年6月13日）

铁石心肠

“铁石心肠”是意志的最成功的表现，它比任何做人的方法都来得紧要、来得有效、来得干脆，理智是不够的、感情是坏事的、冲动是胡闹的，只有“铁石心肠”才是最有劲最磅礴的人生。当然了，做到“铁石心肠”的起步非通常之男人所能，这也就是成事的硬汉与通常之男人不同的地方，正因为难能，所以做到才可贵；正因为难能，所以必须要做到。古今中外之成事者不论其为善为恶，其有过人之“铁石心肠”则一，设想普天之下的男人当中，真正有“自胜”之“铁石心肠”者究有几人？数数看，真是太可怜了！（《大学札记》1957年6月15日）

沉默寡言

　　奥格登（Robert．C．Ogden）说：“青年人的不能上进，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有多说话的习惯。一个不很开口的人，一个多思想少说话的人，以及比较深沉的人，往往能够成功。”我总是怪我爱乘兴多说话，沉默的素养太差劲，以致对我“沉闷的努力”颇生不良的影响——旷功，疲神，破坏心绪，破坏成熟——这是不行的，我非改变这个爱说话的习惯不可！（《大学札记》1957年6月16日）

背时独立抱寂寞

独坐楼栏，凝望远处的群山，一只孤单的燕子飞向那里，我的心也随它翱翔到那遥远的地方，我的心胸愈来愈恢廓，也愈来愈远大，我倦于与人们计较与争逐，只愿在一个“背时独立抱寂寞”的安详中，静静地认识我自己。（《大学札记》1957年6月18日）

痛苦颂

从今天开始，我正式迎接痛苦到我的生活里，对它不再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告诉我自己说：痛苦算得了什么？迎接好了，整天整夜让它伴着你过，又算得了什么？既然它使你心情永远是阴天，就让它阴天吧，我要满不在乎的去经年累月的忍受，它就算是永远在我身边，永远推不开的小守护神、小幽灵、小捣乱鬼，甚至一个最伤脑筋的小情人吧，我要偶尔也向它打打招呼，寒暄一番，笑一笑，它长年在我心头，也满有用处的，它可以使我很沉重，沉重的不肯放松我自己、沉重的磨练我的抵抗力、沉重的使我努力做一个艰苦卓绝的圣雄。

此后我甘愿过一个“以自苦为极”的生活，要活就要这样“跟自己过不去”地活，活一天是一天，活到哪天算哪天，它既然无法彻底排遣掉，那我索性认了：我跟它拼了，慷慨地拼了，随它怎么样磨折我吧，我不再回避了，我迎接它！（《大学札记》1957年6月19日）

正视善，也正视恶

“明察目光”（open-eyed）的态度对我这盲目自欺已久的人说来，该是极为必要的，“它尽管使人认识善，可不连带宽恕恶。”（It gives knowledge of good，it does not involve forgetfulness of evil．）不愿正视真相而一味拿“善”（good）来蒙蔽自己的眼睛，该是一件非常不智的愚蠢行为，而由这种愚蠢行为带来的痛苦，却又是最不值得、最没有意义的！我要睁开眼睛认清：人都有两面，只看“善”（good）的一面而不愿正视“恶”（evil）的一面的结果，“善”（good）的本身就逐渐膨胀成全体了，在不知不觉之间它慢慢成为神圣的了、太多的了、清一色百分之百的了、无人可及“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了……于是你便被欺骗（当然是自欺）了！所以，我要对自己恳切地说：不要再欺骗自己吧，不要再迷恋偶像，赶紧从事一种明智的舍弃，……（《大学札记》1957年6月19日）

胸襟

胸襟广大度量宽宏的人最尊重别人与自己的人格，不肯丝毫勉强去做一件事或求（强求）一件事，他异常重视别人的自由意志与感情，也非常自爱于一己的不卑与尊严，当他发现事情的发展侵害到任何一方面的人格的时候，他就立刻用一种温和有礼的态度去做有所不为的牺牲了，为了尊贵与美德，他因此遭遇到任何痛苦与遗憾，他都在所不计甘愿忍受，“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他为人的爽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是他为人的决绝。他认为人生最神圣的事，在于堂堂地做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勉强别人或乞求别人“怜”的“贱丈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这是何等有所不为的胸襟！（《大学札记》1957年6月21日）

有余味

我深深体会到“有余味”的感觉与快乐，这种感觉与快乐是轻松的、宁静的、安全的、自尊的、“宠辱不惊”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近来我颇觉节制自抑含蓄的态度的有味，而我也高兴我能不觉费力不觉勉强的做到这个境界。（《大学札记》1957年6月24日）

　　安尔乐、闲而清

邵康节言：“年老不歇，为一惑；安而不乐，为二惑；闲而不清，为三惑。”现在我颇能得到安闲生活的乐趣，我也逐渐深信只有这种生活才能带给我最大的愉快与进步，整天徜徉在绝对自由的气氛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也不受别人意见的限制，这该是多么轻松的生活！今天我才深深知道以无穷的操心与烦恼，去换得一种欢乐的做法是何等的不智！（《大学札记》1957年6月26日）

　　火车上杂感

胸襟与雄心的开旷与远大，是我近来所收割的许多成果之一，由于它的吸引，我的生活转入了一条新的大路，这条大路所具有的是被胸襟与雄心所灌溉起来的远景，而对这远景的瞩目将使我得到相当成功的解脱，它使我不再有世俗的兴趣与苦闷（第一步是耻于如此，第二步是无意如此，第三步是无暇如此），它使我“无法容忍我自己竟和他们一样，我若不能使我与他们比起来有大大的不同，我将感到极端的可耻”与非常的不安，我清楚的知道李敖是无法再走老路的人了，“做了过河卒子，只有依旧向前”，我把我自己逼上梁山了。（《大学札记》1957年7月4日）

　　知心朋友与俗人

　　与知心朋友谈天，我很愉快的说很多话；与俗人相处，我就非常爱沉默了。这种态度我觉得很合适。（《大学札记》1957年7月5日）

　　自负

　　我无法谦虚了，我深觉继往开来的重担上，我担当着一大部分重量，而这等责任又是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我无法放松我自己，因为我无法忘怀我所应尽的责任，我深知在这浑噩的男人群里，我是一个罕有的奇才，一枝锋芒的独秀，没有人能够跟我相比，我站在世界的一方！（《大学札记》1957年7月5日）

　　愉快之道

　　我已深知愉快之道，愉快一定要建筑在自恃上面才是真正的长久的，倚恃别人我绝对得不到愉快。（《大学札记》1957年7月6日）

　　笑脸

　　我现在逐渐向永远是一副smiling face努力着，如今我痛恨“唯有不欢才是一个明达之士的合理的态度”这种谬见的误我了，我把一切的心灰意懒落落寡欢都统统看成一种病了，同时我丝毫不再觉得具有这种态度的人能称一个真正的智者。表情的沉重、愁眉的深锁、苦笑的低微、言词的严肃……这一切都表示了智慧的不到家、心胸不够开阔、为人的不够成熟。

我嘲笑这种不健全的病态，同时我也决定放弃——尽量彻底的放弃这种态度，不管别人怎么解释，不管对我有何“好处”，我决定惟妙惟肖的学到胡适内在的乐观与外在的笑脸——这是我今天的大收割。（《大学札记》1957年7月6日）

　　努力自造

　　一个人的伟大不凡能有进步，就在于他能从“此路不通”的失败中，杀出一条“放弃故我”的新路，能够变化他自己的气质、旧习与生活方式，咬牙冲向一个“不复做此等人”的蜕变生活。反过来说，凡是没经过一段“努力自造”过程的男孩子，他就很难及早有一整套的转变，蹉跎自误，终于错失了他一生定形的阶段，以致永远无法达成第一等人所必须具有的多项条件，他也就永远成为一个有缺陷、有“不治之症”的二流以下的人物了！

美不由外来兮，名不可虚作；

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

屈原的《九章·抽思》充分写出了这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铁律，功力是永远不会唐捐的，写到这里，我想起克里蒙梭和他的《深夜自扪》，“老虎”毕生的成就给了我这在深夜中不停地努力着的男孩子无限的鼓励，我深信我迟早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的！（《大学札记》1957年7月7日）

　　抵挡流俗

　　我颇震惊于社会恶习染人之深，也使我对社会丑恶那一面多所了解，但这些现象都不足以使今日的李敖悲观与愤激了，它们只加深我的反抗力和自负感，“一人抵挡流俗不去”的坚定与信心。今晚我深觉人世最可悲的现象之一是，生活在丑恶的社会中，而不能正视它丑恶的现状，接触到卑鄙的虚伪人们，而不能发现他卑鄙的行径。（《大学札记》1957年7月9日）

　　屠格涅夫论远离敌人

　　屠格涅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不能和自己所憎恶的东西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那恐怕是由于性格还不够坚强吧。为要对敌人加以更强烈的打击，我一定要远离敌人。”“远离”在许多场合可说都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明智举动，它代表一种彻底的无为与舍弃的态度，孤高的淡漠与自爱的做法，更象征着一种自我牺牲的胸襟与不合则去的决绝，王维的《送别》多少写出了这种自动求去的情绪：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大学札记》1957年7月9日）

　　过不了世俗的生活

　　我愈来愈感到我是过不了世俗的生活的，即使照通常的标准来说，现实使我很满意（如职业稳定、爱情美满、子女听话等等），但我却也难以“生平无大志”地过一个平凡男人的一生，草草一辈子的。智者的明察、仁者的心怀与勇者的壮烈，使我无法安然于一个“自了汉”的地步而默默终生，欲凡不能，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业已受了这种思想的洗礼呢？事实上既后退不得，我只有更奋然前行了！我是一个爱走极端而又彻底的人。既走此路，我必然以非常苛刻的标准来逼迫我自己去达成。（《大学札记》1957年7月11日）

　　论狂态

　　狂态约言之，可分两类：

　　第一类是狎言式的，是世俗气味较多的一种，可说是“比较狂妄一点的俗人”的态度，它的表现是言不及义，妄肆讥评与戏谑笑闹的，这无异是一种庸俗的狂态；

　　第二类是大言式的，是一般稍不平凡的人们的一种，可说是“小有才未知君子之大道”的人的态度，它的表现是目空一切，攻讦相轻与唯我独尊的，这无异是一种肤浅的狂态。

　　这两种态度都是缺乏严肃正派、修养不到家（尤其是第一类）的缘故，都不是第一等人的做法、成大事者的气象，……这两种狂态我都具有许多，从今天起我正式提醒自己去消灭它们。（《大学札记》1957年7月15日）

　　努力进取

　　要有勇敢远大的憧憬与眼光，别被目前的小诱惑所绊倒而妨碍了瑰丽理想的追求，要不停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努力进取，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不劳即使有获，也是不会持久的。（《大学札记》1957年7月20日）

　　日记与祈祷

　　假若有宗教意味的话，读日记可说就是我的祈祷了，起床入睡或在某些需要的时刻读几行日记，就好像在气本很足的车胎里又打进一些气，它们使我心胸开朗，更会使我发愤努力，“再多一点生命，再充实一点”（More life， and fuller），丁尼生的句子是我最好的“阿门”了。（《大学札记》1957年7月21日）

　　拒绝不爱光阴的朋友

　　有些无谓的交往的确可以缩短或避免的，以后假如遇到这种可以缩短或避免的交往时，我要练习以老实不客气的态度、圆滑的口才与笑脸，去拒绝这种不爱光阴的朋友！我太缺乏这种“无情”了，现在我决心要用这种“无情”的态度，去对付任何耽搁我时间的朋友，我不能把每天辛苦撙节下来的时力，让这种无谓的俗情偷去，我要练习把许多交往从速完成，马尔腾说：“我有一位成功的商界朋友，当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没有无谓的开场白，很简明的说出他的本意，不待我思索，他已说‘再见’，立刻把电话搁断了。”这种态度很值得我学习。（《大学札记》1957年7月22日）

　　有长者风

　　拜伦说：“凄惨是达到真理的第一条路。曾经经历过战争、风暴或者妇人的激情的人，不管他的暮年是十八岁或八十岁，都可算已赢得可贵的经验。”这段话给我一种暗示，就是人的“成熟、不浅薄、有长者风”是不能以他的年龄来衡量、计算或限制的。根据我观察所及，够得上“成熟、不浅薄、有长者风”的人，在中年或老年人中简直难以找到几位，更不要说是青年人了。“成熟、不浅薄、有长者风”是我向往已久的一种最高的做人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它需要对许多不能说不对，或不好的事大量的有所不为。又如和言语与举止同一性质的风度与气度，也是必要的，风度与气度是言语与举止的进一步的表现，言语与举止是一种对“动”的纪律；风度与气度是一种对“静”的培养。翩翩、温文、恬静、有礼、笑容、大度、智慧、无为，这是何等风度！雍容、正派、严肃、刚毅、奇气、慷慨、风骨、果决，这是何等气度！除了这些以外，他如在学问上面的充实、见解上面的缜密，也都是达到“成熟、不浅薄、有长者风”的必要条件。（《大学札记》1957年7月22日）

　　值得说的话是多么少

　　过去所写的许多关于沉默的方法今天还是很适用：“我该足足沉默十六个小时。不念书的时候也应该沉默。我需要沉默十年，现在不是我欢笑的时候，我厌倦了人群，尤其是装腔作势的女孩子。和他们在一起而不沉默，我的计划就失败了。不能沉默表示了我意志的薄弱，更表示了我的平凡。平凡是没有思想，平凡是对理想的浅尝，一切交游和欢笑都是得不偿失的盲动，那样，李敖将不是智者。”“我看到青年学生们言语与举止的不成熟，也看到成年先生们言语与举止的没气度，看看吧，你几乎看不到一个做人做到家的人。”“值得说的话是多么少，喋喋多言只暴露了我内心的没有定力，所言的没有分量，只显出了善巧语，只证实了主人公的不在。”王阳明的诗说：

静后始知群动妄，

闲来还觉道心惊。

真的，当我在人堆里静坐静立或静卧一旁，一言不发，静听人们的言谈笑闹的时候，一阵幼稚与浅薄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我一方面极端厌恶置身俗情之中；一方面异常奇怪过去的我竟还在这里面乱说乱闹过。如今我完全是个在这种事上寻不到真正兴味的人了，我只是酷爱孤独，多独行独想，少交游来往，我的兴味从事变之后也跟着完全变了！我是愈来愈不爱说话了！（《大学札记》1957年7月28日）

　　一天静默

　　今天静默的生活做得极好，只做事，不讲话；只孤独，不交往。傍晚在池边看小孩子们钓鱼，又读英诗、看日记，天黑始归，心情极因收敛而愉快，亦极得孤独之趣，我是愈来愈喜欢沉默寡言了，我的愉快也系于沉默寡言上面，多说了可以免说的话我会非常不痛快的。《世说新语》记：“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曰：‘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太爱说话是我往日的许多重病之一，最缺含蓄沉着与守密的美德，这几年虽曾有改进之意，但并未成功，像是其他许多缺点一样，都积累到今天才能痛改。（《大学札记》1957年7月28日）

　　硬把现实当做理想

　　理想是美的，但现实却是美丑兼而有之的，我过去的大病在于硬把现实当作理想，硬不愿正视现实中那丑的一面，思量起来，这真是我的大错处！（《大学札记》1957年7月28日）

　　“余独好修以为常”

　　真的，我真是愿意单独的神秘生活着，用“尝试、失败、再尝”（trial and error）的方法，使我大体上在各方面都选择了适合我的生活方式，我依照我所选择的每一个生活方式去生活，不再有任何矛盾与不安，失败的教训与经验的指引，使我深信只有处处依照、时时依照我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去过活，才能使我获得真正的成绩与愉快，世俗的生活方式我是绝对过不了的、我是无法忍受的、我是羞于去做的。

　　民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

我是绝不怕孤单寂寞的，长夜漫漫，任重道远，我简直找不到和我同道的人，只是独行踽踽的走向前程。（《大学札记》1957年7月29日）

　　三句话

　　我是积极的、乐天的、入世的、现实的、功效的，我完全抛弃了“情恹恹地”、“嗒然若丧若已僵之蚕”的李敖了，我已完全选定了一种新的信仰与生活方式，我每日的精神极好，从不疲惫地大踏步走向前去，我的里程碑永远是同样的三句话：

　　做一个像样子的人！

　　做一个有光彩的人！

　　做一个活泼泼的人！（《大学札记》1957年7月30日）

　　小段时间的把握

　　荷兰说：“那些敢于失去一天的人，是危险地奢侈；那些敢胡乱用它的，更可谓不顾死活。”目前的我对“大段时间绝不浪费”一点上，做得尚好，对“小段时间竭力争取”一点上，做得还是不满意，科兰谷说：“在时间的片段与小块中，原可做许多事情。这些片段的时间每日都有，大部分的人荒废了它，但最后算起来这些时间在人的生命中是一个不小的减削。”譬如说，每天我浪费了十分钟时间去谈天，十年间便浪费了六百多个小时！每天浪费了一小时的时间去鬼混，十年间便浪费了五个多月！六百多个小时的读书该有多么大的成绩！六百多个小时（二十五天）的专攻可以使我精通一本普通植物学了！可是这却是从人人都不重视的十分钟开始；五个多月的读书该有多么大的成绩！五个多月的专攻可以使我精通一部明史了！可是这却是从人人都可轻易付出的一小时开始！当我发现我能用这种透视的眼光与远见来看时间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与紧张，我清楚的自觉到，我是万万不能再轻易浪费我的十分钟一小时了！对外说来，我是无论如何决心不为俗人俗事所打扰；对内说来，我是一定要按照仔细订定的计划，合乎价值意识地去度过每天里的每一个十分钟一小时！上月16日我所得到的反动心理是：“十分钟以上的谈天就有腐化的危险了！”今天我更进一步的迫切感觉到：“五分钟以上的轻易生活就是迈入俗人的行径了！”我眼睁睁的看到这些老年人、青年人是怎样虚度他们的时间的？我也深深的悔恨着我往日那八千多天的青春是怎样浪费的？如今我是一个绝不轻易付出时间——五分钟的时间的人了，我决心摆脱一切价值比不上“还读我书”的事情，不管它是看起来多么无法避免的，我坚决相信只要我肯竭力想办法去避免它或逃避它，我一定会想得出摆脱开的手段和理由的。（《大学札记》1957年7月30日）

　　“绝对不怕孤立”

　　我深深地感到光身一人的极端必然与必要，也强硬的“绝对不怕孤立”。我凭借我的经验与眼光，清楚的选择了我所应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异常孤独的，可是我绝对不会被它击垮而重走这些男人的路线，我是绝对不会和他们一样地耐不住寂寞的，甚至充满理智和心宽的我简直不知寂寞为何物！（做到不知寂寞为何物的境界，这是何等修养！”）（《大学札记》1957年8月2日）

　　太上忘情的原因

　　为什么太上能够“忘情”呢？因为太上能够“解情之蔽”，他不用感情的主观和至美的眼光去羁绊他自己，为情所蔽是一件既不智又可笑的俗人行径，并且还是小心胸缺少自由情爱的。如今我是修炼到“乃翁心里没许多般事”的洒脱境界了，正是

　　消尽忮求心，

　　无复深情意，

　　从今不做台上人，

　　笑看青年男女唱好戏！

我要稍稍有点玩世不恭的色彩，一些游戏人生的幽默。（《大学札记》1957年8月2日）

　　凯撒式的

　　一种凯撒式的硬心肠与强毅之气对我极有帮助，我很高兴的千锤百炼我的“可怕的坚强”，这种“可怕的坚强”可以使我不在情欲上面花费稍多的时力，我是以古代英雄与征服者的眼光，来看可爱的女孩子们的，我对爱情的评价也是异常可怜的，舍本逐末的傻事我既决心不再干，因末误本的事我自然也要完全消除或适予节制的。（《大学札记》1957年8月2日）

　　一点一滴的重要

　　努力的人向来是重视“一点一滴的变异”与“一点一滴的进化”的，他从不忽视五分钟对他的重要价值，尤其在播种与造因的日子，他更是得暇就进一寸，“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多进一寸就可使他多充实一寸，多充实一寸就可使他多比人强一寸，使他可爱的程度增加一寸。（《大学札记》1957年8月5日）

　　比例的眼光

　　我是多么清楚的知道我该走一条什么样子的路；我又多么清楚的知道我这条路是如何的走法，前者是大处着眼的想法；后者是小处着手的做法，就前者说来，我最需要的是异常过人的大胸襟、大眼光、大野心、大志；就后者说来，我最需要的是异常过人的有计划的勤劳、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不逃避困难的忍耐力、及时检点的约束力。

　　人在满眼的“生平无大志”的俗人环境中，最不容易抽象培养起一种“比例的眼光”，由于缺乏这种透视，所以无法产生一种不受所惑不受传染的自觉，总不能逃出庸俗的人海而脱胎换骨，所谓“比例的眼光”，可分两方面来解释：

　　一是有眼光去透视大人物与俗人的比例数；

　　一是有眼光去一点一滴的驱除自己身上的一切俗染，而一一代之以大人物的气象与特征。

像是其他许多见解的形成一样，这种“比例的眼光”是我蕴蓄已久的一种模糊的念头，我今早把它写定。（《大学札记》1957年8月6日）

　　失言的危险

　　我发现凡是话说得太快，不先慢吞吞的考虑好才说出，最有失言的危险，我要练习反应与说话慢一点，宁肯慢一点也不要失言，在这一点上，约翰·杜威十分值得我仿效。（《大学札记》1957年8月13日）

　　不放松自己

　　以苛取人必当随同着以严律己，否则就是可耻的行为。我今天感到我的律己之严太不够了，每天放松自己的时间还是太多，这种不够紧张的态度可说全是未脱凡态的证明，俗人的特征是放松自己，意识中不能块然有一物以时刻警惕他，这种轻松松懈的生活是绝不会有成绩孕育出的，我要多这样警告我自己。（《大学札记》1957年8月19日）

　　朋友的观点

　　我想，我何不练习用一个朋友的观点来看我自己呢？在朋友们眼中的李敖将为何如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取舍的标准，大至对人热心的帮助，小至写一张明信片的字迹，无一不可以表现出我李敖的为人态度与人格风范，“孤坐每觉千夫指，独行犹如万人睨”，我应该有这种自重他重的心理与要求。……我极端渴望我自己能够变成这样一个人——一个最能影响人的大学者。这种希望使我愿意过度重视我自己，因为对自己的过度重视，会使我不停地保持着“不肯草草放过自己”的警觉——不轻易做一件事、不胡乱说一句话、不随便表现一种举动。“我要努力去适度表现我的‘地位’，在那稳重爽朗的笑声中、和气淡漠的谈吐里，人们将依稀看到那掩饰了的心底斯事，李敖完全成熟了，他的为人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那绅士风的举止中，人们看到一个努力自造的肯上进的男孩子接近完成的一面。”我清楚的看到：如果我还想“深刻地影响别人”，成熟的举止与谈吐可说是最基本的先决的条件了，我所需要的一堆字眼是严肃（切戒开玩笑）、稳重、敦厚（肯吃亏）、和气、谦虚、无为、自尊、正言（正派的言语与文字）、镇定（有担当）、安详、沉毅、果决、慷慨、豪爽、雍容、精力、勤劳（努力用功，永远不停）、乐观、笑脸、诚恳、体贴、有礼、大量……这些都是构成“成熟”两字不可少的条件，我该时常用“成熟的人是这样子的吗？”一句话来及时提醒我自己。（《大学札记》1957年8月30日）

　　伟大与痛苦

　　作风愈伟大，痛苦就愈少，没有任何方法与手段，能比伟大的作风得到更多的解脱了，对采取这种态度，我有着绝对的信任。（《大学札记》1957年9月2日）

　　有力量的表情

　　“他的眼睛时刻（即使在疲倦时、危急时、孤独时）都是那样晶莹的一扫，洋溢着一片精明、智慧与危险的闪光，口是咬得紧紧的，象征着一股力量，果决而有力，气是永远沉得住的。”有一股力量的人太少了，我简直看不到，我决心要把我自己变成一个（在人们和朋友眼中的）有一股力量的人。（《大学札记》1957年9月7日）

　　慷慨、孤立与高傲

　　我该完成一种英雄式的慷慨与孤立，用这种英雄式的慷慨与孤立去不觉勉强的有所不为于“爱情上面的那些事”，同时我也请智慧、心胸与理智帮忙，使我能够用清醒的头脑去处置“爱情上面的那些事”。

　　我从来不觉得高傲对我是有害的，今天我反而更觉得它有大大的用途，我该把这种高傲的态度与心理大大的扩张起来。（《大学札记》1957年9月9日）

　　孤单的可爱

　　起风了，到处是尘砂，下午照X光回来，秋风吹乱了路旁的野草，吹散了我的头发，吹起了我的衣裳，我一边走着，一边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奇怪的是，我竟发现了孤单的可爱，我简直觉得这些男孩子们女孩子们统统都是不足与谋的，因而我只愿过着“孤独的充实自我的生活”。（《大学札记》1957年9月10日）

　　结束日记

　　日记是一种无害的解脱方法之一，每当我“有点茫然”的时候，它时常帮助我渡过难关，超越不满意。我半年来小有“担当的力量”，不能不说是它的果实与功绩。近来我自觉我终能把这心灵的负担放下了，因此我决定结束这本日记。（1957年11月17日晨，李敖后记于台北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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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家的真面目

——我的确在违背时代潮流。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台湾想做十八世纪法国的伏尔泰，这是我的不识时务。

悲剧角色

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飙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李敖札记》1986年12月9日）

　　是非挂帅

　　我从少年开始，便有狂狷的性格，（《论语》定义：“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年纪愈大，自立自恃的本钱愈足，这种性格就愈快行己意。现在年华老去，更觉得贯彻这种性格的重要，以求一生中最后完成自我。——一般情形是愈老愈泄气，我则恰恰相反，愈老中气愈足、愈老愈“进取”、愈老愈“有所不为也”。所以，相对的，我在世俗眼中，就愈老愈别扭。

　　我深知这一情形、我深知我愈老愈难与世俗相处，这也就是我一直要“战斗性隐居”的一个缘故。

　　狂狷的性格使我变得一切都“是非挂帅”，面对人间事，总先坚持“是非”做标准，在“是非分明”的标准下，其他的标准（像“交情”“感情”“利害”“荣辱”“人言”等等等等），我都在必要时不惜不顾。——李敖的可贵可佩服在此，李敖的“可怕”“可恶”也在此。（《不愿自己也走慢了》）

　　痛恨乡愿

　　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十三年和十三月》）

　　第一流人要珍惜光阴

我慢慢感到：“息交绝游”式的生活，该是我中年以后最该过的生活，这种生活劲气内敛、时间集中，可以大量工作，工作成绩才是检验人生的唯一标准。胡适先生为人一团和气，会交朋友，但他的工作成绩，显然因此受到严重的妨碍。我回忆在南港客厅见他，觉得他的生命，简直在被每一个仰慕他的人分割以去，活像《老人与海》中的那条被吃光的大鱼。我常常想，这样子的人生，也许很快活、很有人情味，可是，对第一流的人说来，就未免太浪费了。第一流的人不该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人际关系，第一流的人应该珍惜光阴、去做大事。

但是，第一流的人能够专注于此，又要经过多久磨难才能达到！就我个人来说，我要经过多年环境的封锁、谋生的解决、情感的干扰、群体的肯定，等等等等，才勉强有了今天、有了这种“劲气内敛、时间集中，可以大量工作”的今天，我可以独来独往的完全存在：我可以说我高兴说的，不看任何人脸色；我可以吃自己的饭，不为五斗米折腰；我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时间，做最有益世道人心的用途，我目前勉强可以做到这些，可是，我已经饱更忧患，我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我已经开始老了。（《回“苏秋镇之女”的一封信》）

　　表现自己的

　　我虽是一个战斗的人，但我对人际很厌倦，我认为现代技术的统治，已使人愈来愈软弱，使个人抵抗政府与环境的能力愈来愈小，所以个人就变得不可靠也不可爱。“我认识人愈多，我愈喜欢狗。”这句巴斯噶（Blaise Pascal）的名言，是我最欣赏的。戴高乐（Charlesde Gaulle）也欣赏这句话，大概强者在历经万劫以后，都会如此洞彻人际。但这并非说自己要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是仍旧努力、不灰心、不停止；仍旧要说自己的、写自己的、表现自己的。（《上山·上山·爱》）

　　孤立与不羁

　　这些年来，我的为人和作风始终受着人们的非议，并且不爽快的是，这些非议每多是在我背后的阴影里面发出的，很少人能够直接在我面前显示他们的光明和善意，他们论断我的态度缺乏真诚，也缺乏表达真诚的热情和度量。

　　对这些层出不穷的臧否与攻击，我简直懒得想，我觉得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多嘴而怯懦的小蚍蜉，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而我这方面，却又仿佛是个玩世不恭的禅宗和尚，总是报以一个揶揄的鬼脸，或者回敬一个“老僧不闻不问”的笑容。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用“存在主义”的方法，树立着“虚无主义”的里程碑，思想上的虚无再羼进行为上的任性和不羁，使我很轻易就流露出阮籍那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的狂态。

　　我历经了不少的沧桑和蜕变，本性上的强悍与狂飚使我清楚的知道，我总归是一个愈来愈被“传统”所厌恶的叛道者，我孤立得久了，我不太妄想别人会改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了（《霸王·公鸭·情书》）

战斗性隐居

我在性格上的喜欢宁静致远、喜欢孤独。我年纪愈大，对俗务与俗情，愈来愈感到烦人。更严重的，是我来日无多，一心想把自己的生命支付在最该我做的事情上。俗务与俗情使我在心烦以外，且有得不偿失之感，因此我决定除非书面交往，别的都息交绝游了。（《我为什么“战斗性隐居”？》）

　　爱猫狗

　　我素来爱猫爱狗，但是深知它们会抓书咬板凳，影响我日常生活的时间与秩序，所以忍痛不养，只是备些猫狗图片顾而乐之。（《波波颂》）

本性自在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十三年和十三月》）

　　为妈妈过旧历年

　　我从民国三十八年初中二年级开始，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我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我的老子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姐姐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我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我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爸爸面临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对；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爸爸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头，直到他死以前，我从没有把那混账的旧历年过过。

民国四十四年，爸爸死了，妈妈陷入一个寂寞的处境。爸爸本是一个爱说笑话喜欢热闹的人，他的离去，顿然使家庭少掉极大的乐趣。当第一个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当妈妈习惯性地替我安排大鱼大肉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我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我知道我的老子把理智与感情的包袱丢给了我，他的离去，使我到现在为止，一连“为妈妈”过了十一个感情的旧历年！（《爸爸·我·文学》）

　　能说善道

　　我的做人比我的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到我的讲话，你便会觉得我比我的文章可爱，等你对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更会惊讶：在李敖那张能说善道的刻薄嘴下三十二公分处，还有着一颗多情而善良的心。

我平常跟人在一起，老是哇哩哇啦爱讲话，利嘴饶舌，煞是厉害，虽妇人好女，亦非我的对手，因为她们虽然长舌善辩，可是至多跟我说个平手，这时我便讲些粗话，粗话者，娘儿们怯于出口者也，于是她们终告不支，说些“你真坏，人家不来了！”之类，所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李敖的。

娘儿们虽然在舌战方面吃了亏，可是因为我的做人太好了，又会小殷勤，所以她们总不会气得真的“不来了”，她们会这样解嘲道：“会叫的狗不咬人。李敖只是会叫，其实人不坏。所以，在李敖的家门口应该钉一块牌子，上面写——‘内有恶犬，但不咬人。’”（《自画像的一章》——《文章·讲话·人》）

笑语伤人

我曾经想，为什么我常常笑语伤人？后来我想通了，原来我救世心切，但以愤世、玩世为“小李飞刀”，以致刀刀见血，使人吃不消。不过我很够朋友，朋友只要在大义上不出错，我一定维护。我的“缺点”是常常公开与朋友争大义，原因无他，既为大义，就不是见不了人的，为什么不公而开之呢？为了使朋友在大义轨道上滑进，我有时会吆喝一声，小割一下，然后用BAND - AID（plastic strips）贴起，以防发炎或失血，可见朋友是不必紧张的。（《给谢长廷的一封信》）

我恨老夫子

我李敖的作文，虽然自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包办前三名，但这只是自称而已，在大专国文系老夫子的眼中，全不是那么回事。老夫子最恨我的国文：我在抡才大典中，作文吃过鸭蛋，为了我批评了作文题目；我大学的国文成绩，差点不及格，为了我拒绝背书。所以，一谈到国文，我恨老夫子，老夫子恨我，但我一点也不怕老夫子恨我：恨李敖吗？恨李敖的人可太多了！你还得排队呢！

　　老夫子恨我，为了老心眼里明知我的作文比他好；我恨老夫子，为了老夫子的顽固不化，把国文带进了死胡同——中文在他们手里，永远不会有前途、永远完蛋。（《“逸豫适足亡身”吗？》）

　　鬻文为生

我个人方面，无所谓失不失业，盖我有生以来，还没找到过任何一个正式的职业。我的大学毕业文凭，直到今天，还长捐箱底，一直没派到用场。这次本人“逆”流勇退（离开文星），乃是痛感于“内忧外患”，不得不尔，故连一最不正式的起码资生之“‘伪’职”，亦终于放弃。今后之路，亦极茫茫，台湾似乎已无敢用我的公私机构，我打算完全靠写书过活。我计划出一点自己的“不惹麻烦或少惹麻烦的书”（如史论、日记、情书之类），期为当道所容，勉强糊口。如果非查禁不为快，也盼能少禁一二为感为祷。（《以失业为业》）

　　职业有难易

　　我常常想，中国人说三百六十行，其实人间何止三百六十行？细分起来，三千六百行也有。在这三千六百行中，可按职业难易分两大类，一类是吃饭太容易的行业：比如说，画荷花吧，有人只会涂抹千篇一律的荷花，就可以成名、可以发财，这种“荷花骗子”，成名发财也未免太容易了吧？又比如说，作梅花吧，有人只会编首众口一声的梅花，也就可以成名、可以发财，这种“梅花骗子”，成名发财也未免太容易了吧？

另一类行业就完全不同了，那是吃饭太不容易的行业：比如说，那干抓蛇的、那干挖煤的、那在殡仪馆洗死尸的、那在马戏团表演空中飞人的。……这些行业的人，的确活得良非易事，他们比起“荷花骗子”、“梅花骗子”来，可真太辛苦了。

这一对比，显示了人间是何等不平。 （《文化空中飞人》）

恨交不到李敖

我真希望我能交到像李敖那样的朋友。——我的朋友都生来比我幸福，因为他们可以交到像李敖那样的朋友，而我却无此机会，我总不能整天照镜子啊！（《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选择做两种人

我有时候想，人间虽众生百相，但你只能做一种人——你只能选择做一种人，同时你还得拒绝不做其他种的人，尽管其中还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你不能做神父又做棺材店的老板、不能做女权运动者又做讨小老婆的、不能做天使又做牛头马面、不能做斯多噶（stoic）的信徒又做财神。你所面对的两个方面，一面是选择做什么，一面是拒绝不做什么，然后进一步对你的选择，寄以前瞻；对你的拒绝，砍掉反顾。注意我用的动词是砍掉，有很强的意志在内。

这就好象是摊开菜单，这一次，你选了红烧明虾就不得不拒绝选干烧明虾、吉列明虾，你吃红烧明虾时候，也不能再想干烧明虾、吉列明虾有多好，你的胃口没那么大，一如你的生命没那么长。

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使你认为选红烧明虾最好；意志是什么？意志是使你砍掉干烧明虾、吉列明虾的沾恋与矛盾；哲学是什么？哲学是吃了红烧明虾泻了肚子，坐在马桶上还在笑。（《选与落选》）

忠言逆耳

我很刁，但这正是我的长处。我在是非之争上，极为放刁；真理所在，绝不饶人。我活了这么老，还能不乡愿，还能心直口快、侠骨柔情，正因为我又多情又认真又厉害的缘故。而你们这些小朋友，却有年纪愈大愈心平气和的危险，你们真不可不注意。在这世界上，不会有像我这样的人，这样倚老卖老大模大样的教训你们了，你们应该庆幸有此逆耳之忠言。我的忠言中，有一个大缺点，是过分自大，不过当你们知道我的确如此大大大，就见大不大了！（《我很刁》）

　　真小人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十三年和十三月》）

　　期许与要求

　　我甘心情愿独自过着“坚苦”的生活，我愈知道别人的沉沦情形，我愈逼迫我自己进取不歇；对别人的了解愈多，给我自己的反动就愈大。孙英善说我太矫枉过正，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可是当我看到别人去做的时候，我就愈发不去做它了。我知道我或许有这种有意的扩大刺激，以益增我的反动心理，但我却觉得这对我说来不见得是有害的，荀卿说得好：“卑湿重迟，则抗之以高志。”对自己期许愈不凡，对自己要求就愈苛刻，就因为我耻于做这种男人，所以我才处处强迫我自己与他们不同，别像他们那样没出息！经常相较的结果，使我更加凝固了我那宏远的志向，使我离他们愈来愈远，我也愈来愈孤立，但这孤立是骄傲的、有安慰的、有收获的，虽然此路任重而道远，但是近乎强梁的有志者总是“绝对不怕孤立”的。（《大学札记》）

　　情绪

　　一、我痛恨情绪低，我永远不再有水准以下情绪问题——我从忧患里活过来，遭遇过情绪上的千万次难关，吃尽了这种自己整自己的苦，我痛恨自己有水准以下的情绪。情绪低问题根本就是二流现象二流反应，第一流的人绝对造出没有水准以下的感情。水准是一种平静——一种宁静致远的伟大修养下的平静。

　　二、情绪可以造出来——我完全可以造出一种水准以上的情绪，林肯说你可以像你所想那样快乐，我可以将偶发的水准以下的情绪“骂”掉！（《金兰琐碎》）

　　弄清真理

　　我赞成“大义灭亲”，如果他站在“义”那边；我赞成“替天行道”，如果他站在“天”那边；我赞成“择善固执”，如果他站在“善”那边。可是，如果站错了边，以无信无义的表演去灭亲、以无法无天的假戏去行道、以不辨善恶的作秀去固执，因而造成了大错误，又何以善其后？因此，一个人在爱护真理前，必须先对真理仔细的弄清楚，弄清楚后，再“大义灭亲”、再“替天行道”、再“择善固执”，都不嫌迟。否则的话，童子操刀，仓皇上阵，把朋友一阵乱砍，这就不是仁人所忍为的了。（《雁行折翼》）

　　深知我的人

　　我真希望有能当面斥责我的人，但是，谁有资格向耶稣口里的那个女人丢石头呢？斥责我的人，必须先深知我，深知我以后，他又从何斥责呢？深知我的人，必然对我的天路历程充满同情与哀恸、赞助与钦迟，他又斥责什么呢？（《论识货》）

　　我不看电视

　　我不看电视。

电视的毛病并非它的内容全部要不得，也不是全部庸俗讨厌。电视的毛病出在它陪你养成一个坏习惯——一个不能主动生活的坏习惯。它把你有限的精神和时间给抢走，抢走还不算，还割得鸡零狗碎，使你简直无法过一个奋发有为的生活。你一天有限的精神和时间，被它一搅，整个的下半天就简直人心浮动。

这还是指好节目而言。但是又哪来那么多好节目？你看到的，大都是鸡肋节目，或是渗了太多太多水的牛肉汤。于是局面就变成你看也不好，不看也不好。为了等下一个的可能好，你变得坐也不好、站也不好、上厕所也不好，可是不上又不行，于是仓皇去上，然后飞奔而回，连个便都小不好。自己的生活，被这东西搅成这样子，电视还能看么？

我不看电视，因为不愿它破坏我的奋发有为的生活，一看它，情绪上我就沦入被动、懒惰、低俗、不清醒和有求于外。

看书还是最好，因为看书你可以主动跳读，撷取精华，而不被动的被节目死拖活拖。我高中的时候，一位老历史家告诉我他不看出版后没有经过十年以上的书，我当时有点笑他太迂。现在想来，他的话，在印刷品泛滥的今天，也不无道理。连书都要经过十年的过滤才看出它有无价值，对新闻性太浓的电视节目，真该全盘加以否定才对。

人一天的精神时间有限，该把有限的精神时间，用来做最值得做的而不是做值得做的，这一点最重要。什么时候人分清了这一不同，就不会再有借口去做值得做的，因为人们一直以为看电视是值得做的。（《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写作工厂

我从来不在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因为它远不如在自己家里有效率。在自己家里，我有一面又一面的大书桌、有复印机、有各种文具、有多样的设备、有音乐、有拖鞋……在图书馆中，哪有这么全？这么周到？这么自在？何况，在我做专题写作的时候，我的书桌，总是堆了满满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如同时进行其他的专题，我就无法搬下这批满满的材料而换上另一批，我只有用不同的书桌来同时写作，只换桌子，不换人，我用了舞女的术语——“转枱子”——来描写这一情况，我真的活在“转枱子”之中！没有心理准备的人，看到我这种“写作工厂”，一定忍不住不断的惊讶与惊叹。另一件引起惊讶与惊叹的，是屋里出奇的清洁、整齐，乍看起来，好像是一两个以上佣人的例行整理结果、维护结果，其实没有佣人，只有我自己，全部的清洁、整齐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外面传说我的生活水准是美国式的、很阔，但他们不知道，不请佣人、没有中国主人的臭架子、没有四体不勤的懒惰，这才真是美国式的。

　　据我所知，十个单身汉，九个的家里是狗窝。我很看不起把家里搞成狗窝的人，我认为这种人不及格。我并无洁癖，但我认为基本的清洁整齐是打一个人分数的重要项目。（《上山·上山·爱》）

冲决网罗

古代统治者要“网罗天下异能之士”，但是真正的异能之士，绝对要“冲决网罗”，不做“青年才俊”给人耍。（《李语录》）

资料大王

我生平收藏资料，是大规模的，正像韩愈《进学解》中所谓“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在大规模的标准下，几乎有取无舍，只要片纸只字，就多在收藏之列。宁肯失之过滥，不肯失之交臂。——对资料的态度，正好和我的交友态度相反。

有些资料乍看没用，但是，往往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时候，这一资料，就会发生正面证据或“反面教材”的作用，这时候，才发现大规模的干法实在要得！

随便举些例：胡金铨拍《侠女》，急需一道门上的符不得，他找我，我拿出骨董一道，给了他；沈登恩印《虎魄》，遍找一张作者的照片不得，他找我，我拿出原书宣传单一张，给了他。……他们都想不到李敖有这些东西，可是李敖就是有。我打官司告东方望，他在庭上硬说他没有东方望以外的笔名，我立刻拿出他以于大江笔名写的文章的版样，我想他一定吓了一跳；我写文章臭萧孟能，他把文星复刊清一色不见李敖的笔墨，我立刻拿出我为他和陈香梅捉刀的原稿，我想他一定也吓了一跳。……他们应该都想不到李敖有这些东西，可是李敖就是有。

我大规模收藏的资料，在我蒙难时，由于警总的打劫和亲朋的趁火，虽然不无损失，但我出狱后，还是像滚雪球式的愈滚愈大。资料大王的宝座，谁也抢不去，谁都没法子。

大规模的收藏资料，目的不在獭祭，而在给写文章做基础。一般人的文章所以没力量，原因之一就是“言之无物”。无物的情况，一是没有资料，二是没有见解。大规模收藏资料只是写文章的程序条件，有资料尚且未必能出佳作，何况没资料乎？（《资料大王小谈》）

　　维持人格的活路

　　我希望我能少被当权者误解一些或仇视一些，少查禁我的一些书。我不靠他们吃饭，但他们也总该让我“有限度的”（“不惹麻烦”的或“少惹麻烦”的）吃我自己的饭。（即使我坐牢，也得管饭吃吧？那时候，就要全吃他们的，我再也不必卖命去自己找饭吃了！）

　　如果当权者硬是不让我活——不让我在外面活，那我只好进去活，我目前除了自己出书的一途外，已没有第二条“维持人格的活路”可走——我无可选择！

　　他们对我，当然是感到讨厌，可是似乎还未构成深仇大恨。换句话说，他们对我的观察表情，只限于鼻子以上的动作——嫉首蹙额；还未到达鼻子以下的动作——咬牙切齿。什么时候，他们的观察表情从鼻子以上堕落到鼻子以下的时候，便是他们聪明做法的终点，便是我寂寞岁月的起点。那时候，一切将是十二个大字：——“当权者，背恶名；坐牢者，变‘英雄’”。双方都不愿意，真是何苦来？（《从疾首蹙额到咬牙切齿》）

　　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

　　我不知道我怎么死、是什么死相，但最向往的。其唯阿提拉（Attila the Hun）式乎？阿提拉是5世纪时的匈奴王，武功所及，包含了大部分中欧和东欧。此公外号“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其凶悍可想。但其死也，不死于沙场，却死于与德国少女伊尔娣蔻（Ildico）花烛之夜，性交高潮中，女方欲仙欲死，男方却真仙真死矣！真王三姑娘老爸所说“死得好！”也！

　　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

　　别说这种福气只阿提拉一个独享吧！10世纪的教皇李敖八世（Leo Ⅷ），就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19世纪法国总统福尔（Félix Faure），也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可见“阿”道不孤，有后望焉！

　　结论是：与其形而上七窍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窍流精而亡。云雨巫山，断肠有道，吾与子共勉之！（《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

　　男女之间应是“唯美”的关系

　　我相信男女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唯美的关系，恋爱应该如此、结婚应该如此，离婚更应该如此。男女之间除了美以外，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我不喜欢男女分开时候恶形恶状。英国的诗人说：“既然没有办法，让我们接吻来分离。”这多美！（《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外表

我不从外表来论断一个女人的程度，如同我不喜欢女人这样论断我，女人是被看的，不是被了解的；而我呢，正好相反，我是被了解的，不是被看的。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我是一个不健忘的太上，可是多情而不及于情。（《一封神气的情书》）

　　保持自我

　　三十二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男子汉。做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但是，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被封杀的“人民公敌》）

　　做一个讲是非的表率

　　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做一个讲是非不讲利害、不讲感情的表率。要做到这些，第一，自己必须要很强大，强大到不需要倚靠别人。第二，要有力量去传播自己的意思。第三，做到可以独来独往，有大无畏的气概。

　　在政治上我是没有野心的人，我也讨厌政治，我只是在帮助大家搞清楚事实真相，以及应该走的方向。（《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全力以赴

　　等待、摸索、准备了那么多年，我才达到今天这种万事俱备的巅峰状态，我现在正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于生命的大业，珍惜余春和时机，有信心和全套可行的方法，以轻快而又豪迈的气魄推进。（《金兰琐碎》）

　　遗世独立

　　对一般人说来，我早已是一个孤独的人。我曾一月不出家门，对很少的几个来看我的朋友，我表现得被动而漠漠。我有一个心爱的女人，每天晚上见面，一起吃晚饭，夜深送她回家（来回十分钟的路）。其他时间全是一个人打发、看书、写字、听唱片、看电视、收拾房间、运动一下、走来走去，便是我一天的生活。这类生活，我已经过了十四个月。

在这类生活以前，我已有了基本的孤独生活的基础（例如我在新店山居的日子），只是道性不深。十四个月下来，我颇有百尺竿头的味道，别人看我是愈来愈隐，我自己倒并不觉得满意，我仍嫌我每天的琐事太多（为琐事花的时间太多），我仍不能专注于生命所寄的努力，我显得太懒散。

我常常想到修正我的孤独生活的能力，增进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我心想究竟我在这方面的潜力还有多大？究竟我还可舍弃掉多少琐事？多少我平时认为无法（或很难）舍弃的习惯？

我发现我的潜力是很大的，很使我有信心的。（《孤独伴此生》）

智慧者的快乐

陈彦增开玩笑地向我说：“众人皆睡而敖独醒。”假如这话还大体不错，那我愿意进一步地解释说：过去的我是在痛苦中“独醒”着，而今天的我却逐渐在恬静的快乐中“独醒”着。受了罗素的影响，我抛弃了“拜伦式的不快乐”（Byronic unhappiness），我不再相信“少智多福”的不成熟见解了，不再相信For in much wisdom is much grief：and he that increaseth knowledge increaseth sorrow的滥调了。我深切的自觉到：一个智慧的人的每日生活得不到快乐，而无知的动物与昏庸的人们反能得到的话，这对智慧的本身将是一种很大的讽刺了。（《大学札记》1957年5月20日）

　　文化节的何秀子

　　1966年的台湾，垮掉了两个大名人：一个是李敖，一个是何妈妈。你说李敖像不像文化界的何秀子？何秀子又像不像风化界的李敖？人人都可做老鸨，可是何秀子就不能再做；人人可以写文章，可是李敖就得被迫“从良”。现在何秀子已经被送往板桥管训，我这个文化界的何秀子，实在怵目惊心。《西游记》中六十一岁的王老儿说得好：“西天难取经；要取经，往东天去吧！”旧时代的孙悟空当然不听王老儿的劝告，可是新时代的孙悟空就不得不向东转。也许你会笑我根本不是真孙悟空，而是那冒充孙悟空的“六耳猕猴”。随你怎么想，反正我现在非得洗手不可。“上的山多终遇虎”，碰到一个老虎，还可做做武松；可是碰到一群老虎呢？那只好做肉松了！（《九头鸟之恋》）

　　一身傲骨

　　大概只有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傲骨”。这种傲骨，如今表现在“拒人千里之外，而不拒人于‘千秋’之外”上面，就更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每月在《千秋评论》上用印刷品呼幺喝六，的确未免张狂了一点、神气活现了一点，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

　　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许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是有那种架势，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自大者言》）

　　美男子

　　看了我家的妹妹和弟弟，你一定以为我必然是个美男子，我家的妹妹个个都是中国小姐的候选人，弟弟也有“中国的约翰克尔”的外号。小姐们也未尝不帮我的忙，可是当她们的同学一见到我的庐山真面目的时候，她们都要倒抽一口冷气！这时我赶忙把我的背影转给她们看，可是，太迟了，我竟先看到她们的背影！最可恨的是，在她们的背影后面跟着的就是“中国的约翰克尔”，每次他都是以逸待劳，我掏腰包，他却享成果！（《一封神气的情书》）

　　我的初恋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小学中，有我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平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Juliet），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李敖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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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我在

——成功的人生一开始是观众，接着是演员，最后是后台老板。失败的人生反其道行之。

救世

我早在小学初中期间，就决定了我一生中想要做的一种人，今昔并无不同。我的志愿在用文字救世、鼓动风潮、关切苍生，我最看不起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童子功加老子功》）

把握信念

真理是最顽强的东西，有史以来，黑暗势力总想打倒它，但是最后总是失败。在黑暗势力下做真理奋斗的人们，不要为一时的得失怀忧丧志，要用历史的眼光投影与透视，把握我们的信念。（《迟来的平反》）

永不停止揭发真相

我会等待十七年，然后花十七个小时，去把敌人清算进历史。乡愿们老是劝人“往者已矣”，但是正义之士却总爱“温故知新”，正义之士是永不健忘的，健忘是对正义的一种亵渎。为了不使正义蒙尘，我们必须学会要永不停止的揭发真相、揭发真相、揭发真相。在真相的光照下，使我们流芳百世，使他们遗臭万年——在齐的太史、在晋的董狐，他们干的，不就正是这种事吗？（《一贯作业搜奇》）

　　文化空中飞人

我的行业比较特殊，有人说我是作家，有人说我是历史家、思想家，或是什么什么家，其实我自己却觉得，与其说我是什么什么家，不如说我是“文化空中飞人”。这样子的描写与称谓，反倒更逼真、更切题。

试想，李敖不是“文化空中飞人”又是什么？李敖满腹经纶，一身傲骨，艺高人胆大，在警察国家中，每月开夺命飞车、做拼命三郎，虎口捋须、太岁头上动土，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出《千秋评论》一册。读者每月花一百元门票，看李敖“文化空中飞人”一次，没摔下来大家喊好，摔下来大家叫活该，这种生涯，非“文化空中飞人”而何？

我做“文化空中飞人”，是彻底的“单干户”，我从不鼓励人走我这条路，我太知道太知道干我这行的辛苦与危险！我真不忍见别人为此牺牲掉。我自己也只能自我牺牲而已，别无救人的能力。（《文化空中飞人》）

以文字称雄

　　我以文字称雄，可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敌人可以用种种方法对我纠缠，唯独在用笔杆方面，他们全无出手之力。这一情况，基本原因是李敖博学和他们不学的结果。不学固然好笑，但更好笑的是，他们竟不知其无知，反倒以疑神疑鬼来自欺欺人，这就太离谱了。（《为旧账算新账》）

　　持志不衰

　　我绝不愿丝毫破坏我的严肃生活而做感觉的奴役，事实上我目前所做的只还不过是行远自迩的开始，王龙谿说：“须从本原上彻底理会，种种嗜好、种种贪着、种种奇特技能、种种凡心习态，全体斩断，令干干净净，此志既真，功夫方有商量处。”因为不这样极端的硬干，就是“立志不真”而“用力未免间断”，一曝十寒的结果至多只能说是“有志”，而不能说是“持志”了。所以我要时时持志不衰把它变成有恒的习惯。（《大学札记》1957年5月20日）

在剃刀边缘的自由主义者

你说：“外行人只从文字里看到你的‘冷’，你自己当然了解，你对人间的爱恋，实在是太‘热’了。李敖！你可否对自己‘热’一些，然后世俗间也觉得你和他们差不多了。”

　　多谢你给我这段指示。

　　也许有一点你愿意知道：我实在是一个对自己也颇“热”的一个人。我是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但也是淑世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我的立身处世并不像“外行人”所想象的那样极端或孤傲，我常常开玩笑说：“光看我的文章，别人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其实我的文章比我的讲话‘坏’，我的讲话比我的人‘坏’。任何我的老朋友，都可证明一点，就是：李敖这个人，比他嘴巴的胡说八道好；而他嘴巴的胡说八道，又比他的文章的锋利刻薄‘忠厚’多了！”

　　这是我的真面目。

　　所以，我颇能想象宋儒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我甚至觉得，“望之俨然”也是不必要的，为什么不干脆“望之也温”？

　　在“理来”的时候，一切辈分、情谊、面子等等，我都尽量不考虑，我是一个肯抓破脸皮的人，我不太怕得罪人。重要的是，在这种“无忌”的心情下，我究竟能够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做多少？在“剃刀边缘”做多少？（《什么叫“理来情无存”？》）

　　重新决定下半生

　　四十三岁的人，一生中已经过到后半生，前半生的奔波、前半生的喜怒哀乐、成功和失败、收获和浪费、走上对的路和误入歧途、认识了好人和误交匪类，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一切一切，都该冷静而又清楚的算它几天账。最后根据这本账，重新决定自己下半生该怎么过。

　　凡夫俗子不太会这样结账，这样重新决定自己的下半生，要结也是一仍旧惯，甚至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只有大智大勇的伟人才会想在下半生有计划的超越自己，使他自己突变，最典型的是史怀哲。

　　特殊的处境与信仰使我陷于荒岛孤门——像是流落荒岛的小野田，我是“文化小野田”。我的下半生中，大概七年以内将不会有生活方式上的大变化，我在这七年的难得的机会中，决心生产“生命的产品”。对知识，要像蜜蜂采花，而不是被花所葬，也不是葬花，这样才只得其利、不蒙其“害”。我的底子是精密的史学训练底子，最容易在处理知识上误入歧途！对生命的安排，其实要像福楼拜所描写的行文之道，每一小时都该有它最该过的过法，下半生中每天每一小时都能过到恰到是处、恰到该这么过之处，就是我的大成功。（《金兰琐碎》）

　　与鬼为邻

　　一般人以为我在台大学的只是历史，不对，我第一年学的是法律；学法律的朋友笑我法律学得鸦鸦乌，对，我对法律兴趣不浓。那时候我十九岁，我不喜欢“世间法”，倒有点喜欢“佛法”。不但有点喜欢佛法，还住在庙里，那个庙，就是台北善导寺。

　　善导寺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哪种动静。

　　善导寺的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

　　有时候，我一个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着。（《论和尚吃肉》）

　　喜欢戏谑

　　很多人说李敖这个、很多人说李敖那个，但有一点，人很少说，那就是我在认真以外，喜欢玩世、喜欢戏谑、喜欢恶作剧那一面。我的为人的剽悍，多被这一面的我给中和了。而我的可爱也就在此。若没有这一面，李敖就太可怕了，就可怕得变成了“文化包公”（“文化包龙图”）了，那多不好！（《别人捧得不够》）

　　东翻西找

　　做为一个热心关切中国思想趋向和时代前途的人，我已经习惯性的东翻西找，给这个问题寻求答案，从黑夜直到黎明。我的小天地靠近河边，住在台湾的人，很少能像我这样单独的享受充分的星光与月色，在人世的兴衰里午夜神驰。（《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我的计划

我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我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我却想一个人完成它。这是我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大有帮助。（《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

我的书房

　　没有心理准备的人，进了我的屋里，会有完全意想不到的惊讶与惊叹。首先，在一般人的家里，绝对看不到那么多的书。书不是一架两架三架五架，书是成排的墙，我的墙就是书，书就是墙。书架中有龛，大小不同的龛，龛中就配上大小不同的绘画、拓本与照片。我的藏书很精，旧版本的书占了大比例，所以整个书墙的感觉是古朴的、精致的，而不是图书馆式的。图书馆是通俗的、冷冷的、没有个性的，真正第一流的大思想家的工作地点是自己的书房，而不是图书馆。（《上山·上山·爱》）

　　书房里的战士

　　我对群众没有耐心。基本上，我是书房里的战士，虽不敢说是“将将”的人，至少意在影响将级（高级知识分子）而行吾道者。不过因为我太独行其道、不肯降格媚世，靠书房产品，在此孤岛，亦有大难，尚福（Nicholas Chamfort）说许多书的成功，乃在作者与群众之间有互相吻合的庸俗想法（The success of many books is due to the affinity between the mediocrity of the auther’s idea and those of the public.）。而我本人，却不但不肯吻合，反倒老是犯众怒，其不合时宜也，宜矣！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尚有山水之乐与姨太太之乐，我则全无，想来不但所生非地（非台湾人），且亦非时（非古人）也！（《三致施性忠老哥》）

　　保持独立的气概

　　基本上，我不太喜欢见人；基本上，我很难看得起人，我自视甚高并且全神工作，自然也没多少见人的心情与时间。偶尔有见到我的人，他们又往往先经过我那黄石公式的考验，才能见到我，这样悬格甚高，自然架子之臭，也就不在话下了。

奇怪的是，我自己不但“有臭架子”，还欣赏许多“有臭架子”的怪杰，从古代的严子陵、狄阿杰尼斯（Diogenes），到现代的李鸿章、戴高乐（de Gaulle），我都一体注目，这些人或傲同窗、或傲王侯、或傲洋鬼、或傲政客，总之多是“青山当户、白眼看人”的气概，他们在泯灭个性的环境中，强烈表现出一己的个性，真是大丈夫。这种气概，正是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他们这些人，不论得不得志，都不失掉自己的独立气概，这是他们人格上的最大特色。

我常常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这些人保持独立气概，而不取媚于当世、苟同于流俗？是上帝吗？不是，靠上帝的人还谈什么独立？是良师益友吗？也不是，靠师友扶持的人，也算不上什么独立。真正独立的力量，其实是内发的，它的基点非他，纯粹就是自己。自己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独立，绝不靠别人，别人的掌声也好、叫骂也罢，其实都是浮面之物，正像庄子所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自己的独立所靠的，其实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准备、一种单纯的信仰，那就是：“不论得不得志，我都不怕孤立。”（《不怕孤立，才有独立》）

不写序

有人生平喜欢给人写序，胡适之流是也；有人生平不喜欢给人写序，李敖之流是也。

　　李敖之流不喜欢给人写序，原因有五，其中两个是“傲慢与偏见”。目空一切，看不起别人，是谓“傲慢”；心头火起，看不起别人的书，是谓“偏见”。（《我与序》）

　　群众与我

　　思想家要保持独来独往，是不能合群的。我工作努力、我敬业，但不乐群。群众是庸俗的、浅薄的、无情的、没有是非的、不努力的，他们很讨厌。在感觉上我像一个贵族，我不喜欢群众；我在感觉上是懒得看他们的。我遗世独立，高高在上，宁愿同极少数够水准的人来往，甚至宁愿自己完全孤独、像个隐士一样，至少在心灵上，我的确如此出世，虽然在行动上，我是入世的。

我也许做不到“博爱”，做不到“泛爱众”，但我绝对可以做到“博施济众”、做到“怜悯”与大慈大悲，去为我并不爱的人献身。我的结论是：广度的爱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例如爱自己的敌人，我看我一辈子也做不到，我也不欣赏这种虚伪而不真实的高调，我能“怜悯”他们，我就很满意了。（《上山·上山·爱》）

深入研究中国思想

在定位方面，我想我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全面性、并且是最深入讨论中国思想问题的人。

　　一般人讨论中国思想问题，有几个限制。第一，是政治压力，他们“不入于杨，则入于墨”，非左则右，左摇右摆，我却不会。我能够保持不受政治的影响，而独力做研究。第二，我有一个好的头脑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搞中国思想的人都很笨，他们找不到真正的重点。第三，我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中国的线装书我几乎读遍了，对于中国文化我探过底的，这点连我的敌人徐复观也不能不承认。这个条件很重要，因为一般学者看的都是普通书，他们的研究，只懂说孔子怎么想、孟子怎么想、老子又怎么想，天马行空的哲学胡扯一番。其实中国思想却是见微知著，体现在每个中国人的行为上。你不能说爸爸的思想是中国思想，而妈妈的思想不是；你也不能说上层人士的思想是中国思想，而下层人士不是。事实上，不管男女老幼、上下尊卑，他们的行为全都是中国思想衍生出来的。（《<花花公子>访问李敖》）

　　死了也不能放过

　　责备李敖不忠厚，……是中了千百年教条的毒。这种教条，是“人死了，只能讲他的好话”，是“人死了，一切就都算了、被饶恕了”，是“人死了，你可以不讲话，但不可以讲他坏话”。……事实上，这种教条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谓人死了，就该被饶恕，这种理论，最细腻的建构，源出“代死者祷告”（Prayer for the Departed）。“代死者祷告”之风，不见于《旧约》，也不见于各《福音书》，而起于4世纪，到16世纪益发明显。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指出这种祷告的首要目的，就在求赦死者生前所犯的罪，希望经由赦罪，使死者得益。

中国传统的正义信念是：“诛奸谀于既死。”这种信念，表示不因一个奸谀人物的死，就放过他，这种明大是大非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反过来说，不肯“诛奸谀于既死”、反而从而马屁之的人，则是十足伪君子，是我们看不起的。（《蒋经国人死了，就不骂他吗？》）

思想是一切的根源

为什么我使《文星》杂志走“思想挂帅”的路线呢？因为我深信应该思想领导政治，不该政治领导思想。思想是一切的根源，思想是冷静的、细密的；政治是狂热的、粗糙的。“政治挂帅”是权力挂帅，照英国哲人的说法，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为了避免“政治挂帅”的腐化与绝对腐化，必须从根救起，在思想上为中国人定向，使中国人从跟上脱胎换骨，不再在思想上糊涂混乱。我深信，只有在思想上得救，中国人才能摆脱“愚昧无知的盲动”（ignorance in action），中国才能走上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的正路。

在我掌舵的《文星》杂志四年里，我努力在这种大方向上，给中国人带路。禅宗和尚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使中国人练习独立思想，不受人惑，就是《文星》杂志的真正旨趣所在》（《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独立思考

　　罗素对我的影响不小。罗素让我对每个问题有深入思考的兴趣和能力，这思考的结果可能和别人思考的一样，可是在过程中可能经过“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最后又归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结论。

　　我想我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我对很多问题独立思考过，我独立思考的时间比别人多，因为我跟别人“隔离”的时间比较多——除了坐牢以外，我不太跟别人来往，所以我用于思考的时间比别人多——这样会慢慢训练出我个人独立的看法。（《在台大·在法庭》）

　　为文之道

　　很多人写不了长文章，因为他们的文章一长就显得松懈，让人看不下去。我写长文章的独到之处是资料扣得紧，主题不会因为文章长而被淹没，要做到这些相当不容易。

　　每篇文章我在动笔前都有过冷静的思考以及广泛的搜集资料，动笔时我可能用很情绪化、很粗俗、很惹眼的字句，这就好像炒东西的时候，把肉、菜、葱等东西准备好了以后，我把它炒得很火爆。任何人只要把我的文章中的一些sensational的字句过滤后，都会发现其中理智思考以及有资料处理的层面。（《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生不逢辰

　　做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做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做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辰”。严格的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被封杀的“人民公敌”》）

　　写自传

　　何不在这儿写部自传，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良以来日渺茫不可测，去日已苦多，身后之事及早料理，亦不失为一可行之事也。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的卓越的知识分子，故我的长成历史写出来很有价值。（《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不与泥同调

黄庭坚《赣上食莲有感》诗说：“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我觉得我在这岛上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在此。（《李语录》）

应付不快乐的方法

下面的一些细节，是我从学理和经验中参悟出来的，我把它们叫做“快乐律”：

　　一、先平静十分钟。不管什么难题，你不是要解决它吗？先平静下来检讨，是第一步的方法。平静检讨应该是强制性的，是自己对自己呼唤。在这一点上，当然信神的人要占很大的便宜。他处在这一步，他可向他的上帝呼唤（祈祷），或向上帝的代理人呼唤（神父告解），可是不信这些的我们就苦一些，所以只好反求诸己，向自己说先平静十分钟，看看有什么法子？看看从哪里着手？问题总要解决的，自苦不是办法，还是该苦中求生。如能因自己有限度的努力，多争取一点平静或快乐，岂不更好？事情并不那么糟，从本可更糟的观点看，至少也有令人满意的几个面，努力还是值得的，大丈夫不可轻易心灰意懒，一息尚存，也要“打完这盘撞球”，来豪迈一点、振作一点、神明清爽一点，想个法子。

　　二、、做不相干的事。所谓解决难题的法子，最好的法子是让时间自然解决——“诉诸时间”。其实人生问题根本就是时间问题，时间自然可以解决一切。用时间解决难题颇有“无为”的味道，其实“无为”（不做什么，纯任自然发展，纯任在谜中发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起码的效果它可以避免“徒乱人意”。

　　三、苦其心志。这是意志方面的鼓励、激励、鼓舞。

　　四、劳其筋骨。工作、劳动、运动、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劳动、运动，都是转移情绪钻牛角尖的特效药（积极可健身，消极可以生理疲劳转移）。何况这些事的本身，又可带来积极的收益。“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A busy bee has no time for sorrow”这些都是智慧的结果，不可不采行。（《论“快乐律”》）

　　使气与生气

　　对俗人使气，对自己却不生气，是尘网中高人玩世之道。

　　对俗人不使气好像是不行的。俗人多不逊而做混蛋事，所以要常常予以性格表演，使他们知所警惕。但这种性格表演，只是朝外的，而不是朝内的。所以，我自己却一点也不气，只是假装生气耳！（《李敖札记》1984年5月16日）

　　善泅者

　　几年来，在守旧的“漩涡”，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来游泳给我们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后我只好自告奋勇。也许我游不到、游不快、游不好，但我总费劲游了就是。我不游，我干什么？难道我也去打牌？（《敬答吴心柳先生》）

　　永远是玩笑

　　天气很阴沉，但我始终不肯选择情绪的途径，今晚的大决定是我放弃了理性的平静，转而采取“永远是玩笑、永远是顽皮、永远是笑哈哈的路线”，我要使我的心境永远保持开朗与晴天，理智的平静还是太消极，我要在永不休息的顽皮与笑脸中，表现出任何年轻人所赶不上的修养。（《四席小屋日记》）

　　我的座右铭

　　有志气的人，都会有最能鼓舞自己、提醒自己的一句话，使自己非常得力、受用，这种话也就是《论语》里所说终身一言以行之的话，杀人犯崔瑷把这些话写成了“座右铭”，就沿用到今天。

我的座右铭是十一个字——

用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吧！

什么是“大丈夫”？《韩非子》说：“所谓大丈夫者，谓智之大也。”这种解释，是不够的。大丈夫不但是智之大的，也是仁之大的，也是勇之大的。大智使自己不糊涂、不昏乱，清楚判断怎么做最好，怎么做最明智的决定与选择；大仁使自己有一种宗教的使徒的心怀——悲悯的、殉道的、有信念的、不求回报的、自我牺牲的、默然无语或慷慨陈词的——去“诚于中而形于外”，大勇使自己以果决的、刚毅的、不婆婆妈妈的、不拖泥带水的、快刀斩乱麻的霹雳手段，去把大智大仁的结论，立刻实行。

人生成长过程中，有多种自我表现，因为都是芸芸众生，所以一般表现，都是俗情的反应、俗情的烦恼与愤怒。只有大丈夫能使自己进入高的境界，在俗情中脱身而出。我欣赏我的座右铭，因为它最能鼓舞我自己、提醒我自己，使我在被不如意事包围的时候，不做委琐小局面的男人，而成为大丈夫。（《我的座右铭》）

横逆

我不怕任何横逆，我要在横逆中化祸为福、反败为胜。我绝不开追悼会，我只是借尸还魂，这是我的英雄气概。人生横逆之来，一般人的反应是失望、是沮丧、是泄气、是抱怨、是发怒、是流泪、是惊讶，而我的反应，却是从横逆中立刻笑嘻嘻的打主意，由劣势变到优势、由危机得到转机，想法子“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最后从中取利。这种顽强与训练，是我完成的最佳成果之一。（《因祸为福说》）

皇帝与上帝

澳洲来的女学生问我：“想不想做皇帝？”我说：“不想。”她问：“为什么？”我说：“我不想做皇帝，——我想做上帝。”我说：“要做梦就做个特大号的。不是吗？”

也许我没机会做上帝，但我有机会做“下帝”。柏拉图提倡“哲人王（哲学家皇帝）”，这种人其实不必真是有政权的王，他只要“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他就无异是“下帝”了！（《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不知天命

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其实是一种思想境界上的阳萎。对“四十而不惑”而言，是一种退步。我认为“知天命”是一种“惑”，我如今也五十了，我五十而不知天命，除非那天命是性、是男欢女爱。——我信“性”不信“命”。 （《五十而不知天命》）

　　工作狂

　　工作和消遣我根本没把它看做两件事，对我根本是一件。世俗把工作和消遣分成两件，并且认为有点对立，工作是苦、消遣是乐，我认为是大错。

　　工作——我这行的工作——对我从来就是快乐，因此，我实在不懂人家问我“近来作何消遣？”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好消遣的、需要消遣的。

　　有人说星期天要消遣，但日历在我眼中全是黑字，我是工作狂啊！（《李敖札记》1986年9月9日）

　　打击不义

　　与其花五分钟用心去萦怀不义，不如花五分钟用笔去打击不义。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具体的；前者是没有法子的，后者是想出法子的。（《李语录》）

检定标准

二十年来，我检定自己、检定别人的标准，都是看做事做出来的具体成绩，除此之外，一切苦衷、一切理由、一切等待、一切谦虚、一切吹牛、一切计划怎样怎样，都要鄙视，因为它们都没有做出来具体成绩，都不能算！他们发愿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种愿，在没有具体成绩检定下，都是假的。（《地藏菩萨的本愿》）

　　慎独

什么是“慎独”？“慎独”是中国思想上的一个大题目。“君子必慎其独”，是一个四书五经中的大论题。这个题目与论题，在宋儒明儒中有过最大的发挥。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始终没有定说。

　　现在我试给它下一个定说：“所谓‘慎独’，就是一个人单独的时候，不干狗屁倒灶的事、不做不守规矩的事，他自己的行为对他自己的‘理智约束’负责，并不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群众负责。”这个定说，我认为不必得到伦理学者的润色，就很漂亮了；这个定说，我认为任何摇头摆尾的“新儒家”，也定不出来。所以我说，我是孔丘先生真正的知己。（《闯“红灯”》）

　　情与理

沈休文的诗说“理来情无存”，我蛮喜欢这句子。行文公论之时，应当“理来情无存”；行文公论以外，即使政敌，又何妨把酒言欢？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也许是情理之际分不明白，往往因情断送了理，往往因理“得罪了人”（情）。所以搞得是非难分，其实这根本是两回子事。

我们该提倡提倡“理来情无存”的态度。（《什么叫“理来情无存”？）

　　常与变

我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觉悟是对常变的觉悟。常是长时期的、一般的、持久的；变是短时期的、特殊情形的、拖过去就完了的。健康是常，一时生病是变；按进度工作是常，意外打扰破坏进度是变。成功的人生必须紧紧把握住常，对常有信念，尽力使变不发生，发生了也不因一时的情况而动摇对常的信念。比如我有时候病了一两天，病得有点对所有东西都乏味，这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这是变、小变，不要为一时的变就意懒，在变时的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这是短时期的、特殊情形的、拖过去就完了的。果然，过了多少个小时以后，就一切恢复常态。除了病以外，就是意外的打扰，尤其是不如意的打扰，也容易叫人沮丧，但是我的修养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些打扰驱逐出境，又开心起来。除了意外的打扰，再就是疲倦时候，也容易叫人沮丧，不过我的修养也很快把这些情形解决。再就是“兴头上的想做什么”，比如说，忽然兴头上想上街走走，想看一场电影，想如何如何，这大都是兴头上的想念构成一种引诱，这时候的自己是对常态的厌倦，对变的渴求满足，这时候，我的修养又发挥了作用，我会提醒我自己，提醒我说这些只是暂时的幻，忍住一下不做，一会儿也就过去了。（《常与变》）

人生观

小人物只会算“投资报酬率”，大人物却会算“投资报仇率”，注意那一掷千金肯去报仇的人，他们是人中之圣。（《李语录》）

　　爱惜自己的时间

我相信有好的训练与观察能力的高手，可以从许多间接的媒体上，得到许多“八九不离十”的经验，得到许多“虽不中，不远矣”的经验。按说人类所以能有大进步，就在人类有本领累积经验和间接吸取别人的经验，这种学习，才是真正的得其诀窍，否则一切都靠直接来的，这种人也就太笨了、太累了。

　　我承认我这种（隐而不退）生活方式，对撷取某些资料方面，有它的限度，但我相信我的“绝顶聪明”，我的好的训练与观察能力，可以补救许多缺陷。当然如你所顾虑的现象也可能有，但是这些现象，也只该在某些点上发生，它的缺陷不致成线或成面发展的。所以，如有这些点的现象，就让它“有所不知”算了，省下时间来做别的，还是值得的。

　　尤其我们中国人，大都没学会尊重别人的privacy，也没学会如何爱惜别人的和自己的时间，整天要花太多太多的时间，去做公共关系、去交际、去应酬、去做没有效率的谈话，所以若从交游里有所得，所付的代价就要更多，不然就得罪了人。这是很无聊的、很浪费的。（《回邓维桢的一封信》）

　　浪子

　　所谓“浪子”（Boheme），我的意思是指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巴黎文人。他们从穷困中开创新境界，对恶劣的环境不满意、不屈服，任凭社会对他排挤，让他“浪”迹天涯，他仍是要把他的热情和抱负投向社会。他不在乎人们要跟他“相忘于江湖”，人们可以忘掉他，让他流浪，但他却不忘掉人们。他要震聋醒聩、要追击不舍。最后他要成功，要把社会改造，把人们叫醒。这是他的真精神。（《开场白——“浪子”回头》）

　　分别人生的真与幻

　　参悟人生，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分别人生真的部分和幻的部分，是困难的焦点。有人一辈子疑幻疑真，或把真当幻，或将幻作真，结果常常是扑空一场。古往今来，在“专情”“守贞”“忠烈”“荣誉”“尚义”“求全”“不贰”“公论”“自我牺牲”等等名目之下，也不知有了多少“殉道者”。由于对这些名目的过度误信或误用，未免使头脑新一点的人，敢于大胆怀疑：这些“道”，到底“殉”得值不值得？在我看来，愈早发现真幻的分际，而能弃幻求真的人，将是最智慧的人。对真幻的分辨，当然不可能与生俱来，所以要用令人“感慨”或“悔恨”的“代价”去换取，也是莫可奈何之事。最教人叹息的，该是那种“蘧伯玉类型”的人，他行年五十，才知四十九年之非！真未免太晚了！太晚了！这种人，可算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傻瓜瓜，他们之终能颖悟，是令人佩服的，可是颖悟之迟，也是令人“佩服”的。看了他们，我甚至这样想：“还不如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吧！垂暮之年，再‘觉今是而昨非’，有时候是很残忍的。”（《又是情书》）

　　反传统的大将

　　在中国“反传统”的“传统”底下，无疑地说，我李敖是一名大将；怀疑地说，我李敖至少是一名廖化式的先锋。中国的腐败传统，在我的攻击之下，已经愈来愈不能苟安、不能躲藏。我不允许腐败的传统躲在阴影里狐祟，我要抓它出来，押在阳光里，捶它！（《爸爸·我·文学》）

大脑起飞一次

保持思想跟进的法子是：一个志士仁人，至少该有每天一小时的时间，去读能使自己大脑起飞的书（读一小时的书不算，要读一小时这种书才算）。目前在这岛上，能够每月保持这种起飞效果的读物，不客气的说，李敖的书自是第一。我一点也不虚伪的告诉你，不论你对李敖多吃不消，可是真相就是如此。

结论是：你如想大脑起飞，请伴同李敖的书上升、前进。李敖有最好的大头脑，他的指路，是你最理想的导向。

你也许奇怪文章为什么写得一点也不谦虚，我为你大脑起飞一次吧：——无谓的谦虚本身就是一种虚伪，记住，不该谦虚的时候，不必谦虚。（《起飞吧！大脑！》）

　　纸上谈兵

许多人看到我写文章凶来兮，以为我有勇气、有护符，其实都是瞎猜。我这点可怜的勇气，哪里还算是勇气？至于护符，我非所谓“党国元老”之子，哪里有他妈的什么护符？我的勇气与护符若真有之，那只是我的“文章凶，人老实”而已。因为“人老实”，所以一切行动啦、野心啦、交游啦，都谈不上。谈得上的，只是我的“纸上谈兵”而已。这个世界上，手拿枪杆的人大概都没把“纸上谈兵”的人看在眼里，所以我侥幸能在夹缝中苟活。并且，偶尔还撒撒泼，说几句懦夫式的凶话，在剃刀边缘虚晃它几招。在剃刀砍过来的时候，我早就把头缩在脖子里，明哲保身啦！（《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文章重个性

　　在我的文章中，素来绝不忌讳“下里巴人”的语汇，我的表达法也是下里巴人式的，尽量是“有话直说，有屁直放”。有人说我的文章“有流氓气”，我也不否认。等到我翻翻所谓《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以后，发现写文章“有流氓气”尚不致被违宪的移付外岛管训，于是我更“有屁直放”起来。

　　宋朝的黄山谷，曾主张“以俗为雅”，我最喜欢这种调调。我生平痛恨写文章的人一写文章就装蒜，满纸八股滥套，一派正人君子的臭味，害得文章一点没有个性和生气，简直是混球。我李敖绝不来这一套。《论语》中说“君子恶居下流”，我看来看去，我不是“君子”眼中的君子，何况我喜欢“上流就是下流”、“以下流为上流”，当然我对“下流”之不肯“恶居”，也就不在话下了。（《“上下”与雅俗》）

　　重要的是内容的对错

　　文章里有很多情绪并没有关系，问题在把情绪过滤掉以后，这篇文章还剩下什么？

　　我并不欣赏那种冰冷的表达意见的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内容的对错问题，至于用义正词严的方式也好、嘻嘻哈哈的方式也好、大嗓门的方式也好、细声细气的方式也好，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一个错的意见，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它还是错的。（《吐他一口痰》）

　　人生拾粹

　　中秋时候，北方供奉兔儿爷，兔儿爷是泥塑的，外加五颜六色的涂料。小时候，在院子里，在明月下，抬出兔儿爷，配上零食水果，夜凉如水，同赏月中仙境，别有一般回味。如今兔儿爷和仙境都远去了，人生已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纯真而童穉，但另一种高人境界的追求，却使我贯注不已。这种境界，是一种对人生的彻悟，和彻悟以后的实践，这种彻悟与实践，对凡夫俗子说来，也许会视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但我却年纪愈大，反倒愈认真。这种认真，不是说自己不发生错误，但纵使错误，也该是对的。（《兔唇与真理》）

　　我做期中结账

　　最后审判是人类的愚昧已经大功告成、已经无可挽回，只是最后由上帝判决而已。我做的，却是一种期中结帐。期中结帐以后，人类变得清楚、清醒，可以调整未来的方向和做法。所以我做的，跟上帝做的不一样，我们只是分工合作。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我却管中间，在人类历史走到五千年的时候大声疾呼，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检讨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内。（《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

一切以写为主

　　生活表安排的全是看看看，至多再把看过的分类成个别资料，然后就忙完了一天，这是大错。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虽然总数加起来都一样是七，可是结果并不一样，所以你每天工夫没少花，可是产品却没有。你必须根本推翻你的生活表，改订新表，坚持以写带看，而不是为准备将来写而看。以写带看是你正前方摊开的，是稿纸，不是书；书只放在旁边，写起来要查书，可以，可是书不长时间在正前方，查过就靠边站，一切以写为主；主流是写，支流是短时间的查书、短时间的思考。你这样一改变方式，每天就立刻可以逼出三千字出来。每天三千字，十天三万字，一个月九万字，两个月十八万字，就是一本书的字数了。这样，你一年可以写一百一十万字，就是六本书；十年就是一千一百万字，就是六十本书，你的见解，都可以陆续发表出来。那时候，如果你进了棺材，大脑的产品却留下了；如果你老不死，还可以开始第二个十年，再来一千一百万字，六十本书。（《新下蚕室条例》）

我的职业

我的职业和屠户有一点相像，就是每天要杀许多猪。只是他用刀、我用笔而已。（《李语录》）

活用古书

多年前曾与徐复观对簿公堂，两人一边打官司一边喝咖啡，谈得非常开心。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看古书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来愈混蛋（年轻时小混蛋，年老后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口，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介绍一套你该看一看的奇书》）

　　白话文因李敖而不朽

　　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看谁文章写得好？》）

不做廖化做姜维

　　在一个再启蒙的运动中，我乐意做一名先锋，但却不是“廖化式”的先锋，蜀中没有大将，“大批的主将”，光是廖化又有什么用？

　　居浩然先生这次去澳洲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感慨地对我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了你一个人去做‘姜维’吧！”

　　听了他的话，我们忍不住大笑，因为只有大笑，才能给我们的眼泪做堤防。

　　如今，我，一个没有职业也没有浮海家伙的人，依稀在梦里、在酒醉里，厚颜接受浩然的委任，做起姜维来了，我的心情比一年半前还沉重。姜维的血泪是孤臣孽子的血泪，姜维的悲哀是为时代殉葬者的悲哀。有多少次，我似乎过敏的感觉到我将注定为我所面临的时代殉葬，它也需要这么一个“满天星斗的小星”来为它殉葬——恰似那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我是时代崩溃的选民。

　　过去的大星已殒落，现在的大星又在哪儿？如果时代不许你的光芒再大，那么，殒落吧，你这颗小星！（《文化论战的尾巴》）

　　论识货

　　你说：

　　也许你真是“独行侠”的人物，真是如此，那倒也好；若是反对某一集团，而无意间受另一集团左右（或者利用），这是一个天才的悲剧。

　　我很感谢你的提醒。但我早就注意到这一可能。也许，在情绪上，我对左右或利用我的人有好感——为了他们真识货，《水浒传》阮小五和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虽然在理智上，我清楚知道集团与集团之间到底有没有不同（上海流氓杜月笙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其言其实蛮有哲学味，虽然有点阿Q）。（《论识货》）

　　放火的

　　《纽约时报》说李敖在台湾是一个“放火的”（firebrand），我觉得这些洋鬼子真有观察力，他们说得很对，我真是一个放火的。

　　英文firebrand的本义是燃烧的木柴、是火把，引申为煽动者、非常激烈者、精力过人者、热情澎湃者、慷慨激昂者，这种人的基本特色是“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在行动上，他们是前卫；在思想上，他们是先知；在推动进步上，他们是永不退步的作战者。（《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岁月之河

　　岁月像是一条潺缓的小河，它永远是不停的单调的流向那广袤无际的平原，流水的负荷是沉重的，因为它带走了我太多的往史和梦幻（《霸王·公鸭·情书）

准备殉道

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放别人水与放自己水》）

　　好斗精神

　　好斗的人，一如好赌的，是不分赌注多少的，斗的重点在时时处处发扬斗的精神，而不在斗的目标的大小。有好斗精神的人，他总是时时处处要跟你干，要做一个战士。

　　做一个战士，甚至到死亡边缘，也是活力十足的。

我喜欢战士，即使他们遍体鳞伤，即使他们不能免于死亡。《楚辞》上说：“子魂魄兮为鬼雄”，即使他们死了，也会变成鬼雄的。（《好斗杂感》）

一穷二白

　　逃难到台湾，已经一穷二白。记得我正念初二，班上要远足，我听说日月潭不错，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我给我画帽子》）

遗嘱

在服役中某夜填“留守名簿”，变相之遗嘱也，受益人只写老太太，留守业务代理人亦写老太太，“个人留言”中我是这样写的：

（一）先把我的死尸在未臭以前一把火烧掉。

（二）然后把骨灰放在一个无色的玻璃瓶里。

（三）再把瓶口用蜡密封起来。

（四）最后请送至台北县中和乡中和路85号张丽珍小姐手中，请她用红钢笔写一纸条贴上，上书：

这是李敖的骨灰，他早就该死了！

（五）她如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置这个玻璃瓶，就请她送到南港台肥六厂做肥料。

李敖遗瞩

骨灰请交台北县中和乡中和路85号张丽珍，请她用我身后的余尘，在仲夏时节、大贝湖畔，为我种朵玫瑰花。（《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性情中人

正因为一切都可“公言之”而无“私语”，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自己所言所行，其实都不妨公开。我敢说，我是秘密最少的人，一个人光明正大久了、坦荡荡久了，自然就有“王者无私”的气概、自然就没有什么秘密了。

　　如今我在这个岛上，凭真牌就可以贏尽死友死敌死百姓，可以“Ping”尽芸芸众生而成one-man show，谁还要做假牌？

　　因此，我是第一真人，无须作假，也不屑作假，处处以真面目示人，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却不知道李敖是“极有性情人”（《迟来的“Ping”》）

　　自画像

一个人在小房里，每天不烟不酒不电视不养猫不见客也不见三分之二的家人（不见几等亲，也不见直系亲属），不午睡，精力过人，有全套的翻江倒海的作业，遁世（又大破又大立）、救世（又悲天又悯人）、愤世（又诃佛又骂祖）、玩世（又尖刻又幽默），当然这种人绝不会出世或厌世。他性格复杂，面貌众多，本来该是好多个个人的，却集合于他一身，所以弄成了千手千眼的大怪物。他的作品，下笔时候，必须极力抑制，才能把各种作业各就各位，否则就以大怪物笔触出现，他笔下的人物刻画将完全失败。（《金兰琐碎》）

　　立言家的忧患余生

　　忧患余生，生命已经走过了四十余岁，已经清楚认清什么是自己能做也愿意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也不肯做的。畸形的环境使我认清实际政治活动已与我无缘（帝乡不可期也），富贵也非吾愿，案牍劳形的学院生活也讨厌，与人的任何交往格于环境，不能施展。除非海晏河清，我余生将过一种休斯式（隐）、爱因斯坦式（孤、愉、淡、高）、萧伯纳式（一世之雄，但独来独往）、威尔斯式、罗素式、丘吉尔式大量立言家，也是立德家。（《金兰琐碎》）

　　金钱

　　东方人说“一钱难倒英雄汉”，西方人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站不直”，这些观念，都概括说出金钱的重要。一般说来，金钱是财产的表征，是生活的基层保障，乃至是一切礼仪制度的先决条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清楚的见解，彻底道尽了生活基层保障的重要。在生活没有基层保障的时候，只有“大丈夫”才能“贫贱不能移”，一般小百姓，就非“移”不可；而“大丈夫”也至多只能退守于“贫贱”，若连“贫贱”而不可得，面临“饥饿”边缘的时候，即使“大丈夫”，也得向漂母讨饭吃。伯夷叔齐固然超人一等，在“饥饿”边缘，饿死自甘，但这究竟非普通“大丈夫”之所能，至少我李敖，就“做没有到”。（《发财的真价值》）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牢狱岁月

——你没有朋友了。朋友胆大的已经同你一起坐牢，胆小的心中庆幸你总算进去了。

坐牢心境

监狱可以说是人间最苦的地方，在这种“苦其心志”（虽然没有“劳其筋骨”）的状态下，会使你觉得人生需要面临很多的独立作战。在孤独无助的状况下，大多数的人都会产生自怜的情结，但是我就没有产生这种情结。

　　坐牢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先调整自己的心境，我认为坐牢是非常唯心的。我显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那一类人，而是属于比较强悍的人。因此，坐牢时我能放开心境，非常干脆的和外界隔绝，不必靠外力的支援，避免自己成为外界的函数。

　　我在牢房里始终维持着规律而平静的生活。而坐牢更坚定了我对一些事物原先的见解。 （《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笼中也唱歌

　　志士仁人不以坐牢为苦，只把坐牢看成一点不方便而已。对监狱恐惧的人，显然对人生的荣枯浮沉与遭际，不敢实际与面对，这样的人生，是错误的、逃避的、缺少磨练的。有实验与面对精神的人，他不以小的不方便为苦，他有内发的至大至刚的充沛力量，去生活、去唱歌。小鸟在林间，它歌唱；在笼中，它也歌唱。快乐的小鸟在哪里都是快乐的小鸟。（《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洞房”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的时候，关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的独居小房里，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15公分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禁子牢头）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

男子汉有办法对付寂寞

训练一个男子汉有两个最好的地方，一个是在军队（战场上），另外一个就是监狱。如果在这两个地方你能够应付得好的话，你会更坚强、更壮大；应付得不好的话，就会受尽折磨，痛苦万分。

　　监狱的生活其实可以说有一百种，有的人可以过得很舒服，有的人则过得很苦，要看你个人用怎样的态度去过。当然监狱的环境也很重要，例如你单独住在一个牢房里是一种过法，两个人住在一起则是另一种过法，如果一间牢房有十几个人则又是另一种过法，你要求安静都不可得。

　　我坐牢的时候和别人合住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其他的时间都是独住一个牢房，这次坐牢也是一个人独住。一个人独住所要面对的首先就是寂寞。在囚犯的眼中，让我一个人独住是“虐待”我，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优待”我。一般的囚犯都怕一个人独住，因为寂寞是非常难挨而且痛苦的。在寂寞中情绪能够不变坏并且还要有工作成绩，这就不简单了。（《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太阳见我十分钟

　　我从“大作家”变为“大坐牢家”以后，每个星期，如不下雨，有四次“太阳见我十分钟”的机会。我斗室独居，偶尔放风时，会碰到新来的泪流满面的满口喊冤的小市民。我因为资深、因为德高望重，被目为“大龙头”，常常被小市民请教。小市民只知道我是龙头老大，并不一定知道李敖是老几。常常在十分钟的请教过程里，我得到一点外面的消息。

　　有一次，一位非常爱哭的小市民，走到我身边，请我代他研判案情，研判过了，“闲话家常”，他忽然说：“有一个大文学家叫李敖的，你知道吗？”我说：“那个王八蛋吗？他怎么了？”他惋惜的说：“他死了！跟北一女的一个漂亮女学生一起殉情了！”他一边说，一边还哭了起来。

　　这就叫“活死人”。

　　这个“人活死”的小市民实在可恶，在我霉运不脱时候给我杠上开花，真该判他十年。唯一情有可悯的倒是他这一番禁园情泪，和他为我精选的这么一个美丽的死法。（《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受难者有更高的目标

　　又是一年的中秋了，对受难的人说来，不是“一年容易又中秋”，而是“一年不易又中秋”，虽然不易，但是还是活过来了。可见，受难的人有受难的人的活法，这种活法，非身历其境的，不能体会它的艰苦；但这种艰苦，对伟大的人说来，也不过是“苦其心志”的一种磨练与过渡，一念之转，一切艰苦，也就统统可以心平气和、可以若无其事、可以不以为意、可以视为当然，也就不足道了。——因为他有更高远的目标在使他贯注、全神地贯注，这种贯注，使人生中的艰苦，变得渺小而算不了什么。所以，伟大的人对黑狱、对陋巷、对人际的不幸，内心被干扰的，远比一般人少，甚至可有达者的心情，去苦中作乐；用勇者的心事，去观察、去记录、去“不虚此行”。……所以，人生的艰苦对他说来，绝对得可偿失、绝对值回票价。（《兔唇与真理》）

　　时间的批发商

　　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5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6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11点；又是塑胶小壶来，大概是2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进了5点（17点）；6点起身和9点（21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9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10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

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

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会，真可惜爱因斯坦的理论，竟没在这方面寻找证明。（《时不我与，我不与时》）

坐牢的好处

　　坐牢的坏处有五百种，但是也有五种好处：

第一，你没有时间了。你对时间的感觉，完全变了。表给没收了，时间单位对自己已经拉长、已经不再那么精确。过去有表，一分钟是一分钟、五分钟是五分钟，一坐牢，一切都变成大约了，无须再争取一分钟、赶几分钟、提前几分钟，或再过几分钟就迟到了、来不及了。换句话说，永远不要再赶什么时间或限定什么时间了，你永远来得及做任何事——除了后悔莫及，如果你后悔的话。

第二，你没有空间了。你对空间的感觉，也完全变了。空间的单位已经缩小，已经不再那么动不动就多少坪、多少里，或什么几千公尺了。你开始真正认识，什么是墙。墙在你眼前、在你左边、在你右边、在你背后。四面墙围住一块小地方给你，那简直不叫空间，而像是一个计算空间的最小单位，你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脚尖着力，转个三百六十度，你会感到，你仿佛坐在立体几何里。立体几何谈遍了空间，但它自己，只是一个小立体。

第三，你没有敌人了。你的敌人把你关起来，就是把你和他们分割，大家一了百了。所以，一切都一了百了，你不再见到他们那一张张讨厌的丑脸，不再听到他们一声声同样的噪音，你的眼前不再有他们查问，背后不再有他们跟踪，你开始落得清静。

第四，你没有朋友了。朋友胆大的已经同你一起坐牢，胆小的心中庆幸你总算进去了。

第五，你没有女人了。坐牢时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是风化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祸，形而下遭殃。在午夜梦回，形而下向你抬头抗议或向你揭竿而起的时候，你当然对它抱歉。不过反过来说，从形而下惹来的种种女人的苦恼，也因坐牢而一笔勾销。为什么？男女关系本来是铁链关系，难分难解，可是一坐牢，就从铁链关系变为铁栏关系，就易分易解了，因为女人是你坐牢时离开你最迅速的动物。女人不离开，你只是男性；女人离开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变成纯男人，从一物两用变成一物一职，倒蛮适合精简原则，倒也不错。（《论坐牢的好处》）

　　又一个好处

　　坐牢的又一个好处是：自己可以时常同自己在一起。（不坐牢时候，把自己介绍给别人；坐牢时候，把自己介绍给自己。）（《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狱中给女儿写信

1976年冬天我出狱后，李文才正式跟我住。换算起来，李文在十二岁以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星期。1979年春天，李文再去美国，一直到目前，还在美国公民中。

　　我对李文的最大亏欠是我一生麻烦，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好好教育她；我对李文的最大恩德是我始终坚壁清野，使她念美国学校，不念三民主义，不受国民党教育的污染。在我坐牢期间，我曾写给李文许多信，权作函授，这本《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它们写于1973年1月24日到1975年11月1日两年间。这两年间，我都独居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第八房，牢坐得比较清静，因为坐得久了，累积的参考书也比较多，当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间，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工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

　　在我写的信中，为了增加趣味和理解，我尽量酌配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从书上割下来的。牢中没有剪刀或刀片，我把破皮鞋中的钢片抽出来，在水泥台上磨出锋口，用来切割，与刀片无异。冯音汝少校有一次奇怪我为什么能把图片割得那么整齐，我说我神通广大，他也没再追问。回想这些写信往事，实在恍然如昨。（《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自序）

　　狱中的阳光

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魇的邻居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所以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的独占这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

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会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动态。

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胶碗、塑胶筷、塑胶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X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与阳光有约》）

食少事繁

　　我不明白，詹姆斯·杜瓦因早在1892年就发明了热水瓶，可是1982年的台北看守所还要如此禁用，我真不明白这种虐政是什么意思？使人犯在冬天一连十八九个小时没有热水喝，这不是整人是什么？

　　因为保温杯的效果很可怜，我就把塑胶壶用毯子包起来，装在大水桶里，勉强苦撑。好在我的生活是诸葛亮式的——食少事繁，其他的许多人犯，尤其是好吃懒做的，一定就更惨。（《监狱学土城？》）

　　只换屁股不换针

　　犯人病重的时候，这里也给打针，不过那种场面像是领配济米，大家排好队，露出屁股，然后依次向前挪动，打针师是个兽医，用一根针管和一根针，插入药瓶吸药、注射……再吸药，再注射……三吸药，三注射。……全部过程，我有诗咏之如下：

　　大牢阴气阴森森，

　　排队看病如狼奔，

　　兽医下令齐脱裤，

　　只换屁股不换针！

理论上这根万用针头，不知可传染到多少新病出来，但是谁他妈的管呢？

　　记得西门町有一家蛇肉店，店里挂了好多匾，有一块匾最不俗套，上面只有四个字——“胜过打针”，我想，在这样的牢里生病，千万针是打不得的，任何的治病方法，大概都“胜过打针”！（《1981年写给汝清的信之三》）

　　以时间换取空间

在住的方面，房长3.4公尺，宽1.8公尺，相当于苏联自由斗士奥洛夫的囚房。但这种空间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动范围以内，因为通风管、洗脸槽、水缸、马桶、铁床、落地小柜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块塑胶地砖，走对角线每五小步，就得转身，在里面运动，项目要随空间来决定，凡是横式的运动，又左又右的运动，都不能做，只能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颈部运动和“原地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户朝北，阳光从没照进来过，住久了，觉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针，在乱流里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顶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灯，房有两人高，光线下来，已经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纸箱，纸箱上铺块掉下来的小柜门板，大部分以右腿盘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势，看书写作。报上说中小学生“坐姿不确，照明不足，视力大受影响”，我想我也如此。国民党宣传他们在抗战时候“以空间换取时间”，我则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时间换取空间”，甚至“以光明换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创作出不少给人光明的资料，虽然我自己，却陷身黑暗里。（《监狱学土城？》）　　

　　形与影　　

　　我想到“老僧闭关”时的孤独情味。

孤独有很明显的两类：在光明里，并不完全是你自己，至少有一个陪你的，就是你的影。它沉默地模仿你的一举一动，像是一只黑猩猩，一只被压路机压扁了的黑猩猩，在你的前后左右。在小房里，你背着光走，走到第三步，黑猩猩就蹿上了墙，走到第四步，它已挤在你和墙中间。它既代表你，也代表墙，你不能再挤，挤它就是挤你自己，就是挤墙。墙比黑猩猩高，铁栏杆又比墙高，你会想起动物园那头黑猩猩，但没有人陪它；现在眼前这头有人陪，而陪的不是别人，就是你，不单是你，是你自己，你自己和黑猩猩，黑猩猩和你自己。虽然是形单影只，却亲密得形影相随。

当黑暗来的时候，孤独明显的转入另一类。黑暗来时，你的影都离开你了。你本身就是一个影。影喜欢黑暗，黑暗就是它的家。一回到黑暗它就变成了主人。因为它本身就是黑暗，跟黑暗同一颜色，你以为你是形，其实你错了，至少在黑暗笼罩你的时候，你错了。你不是纯粹的形，你的形中有影，光明把影从形中推出，但影紧追不舍，直到光明疲倦的时候。在黑暗里，你会慢慢感觉：影进入了形、重合了形，使形融化——不是影没有了，而是形没有了。影之于形犹梦之于眠、犹刃之于刀。影并没在黑暗里消失，只是染了更深的颜色，影不徙。这时候，灵魂好像无所依附了。你从不知道灵魂是什么，现在更什么都不是。如果有这东西，也是个在黑暗中最先背弃人的，灵魂只是影的影。（《孤独与鬼》）

太阳反倒是朋友

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过去一年没见过）。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与阳光有约》）

遁迹与遁世

　　中国人讲究阴阳五行，五行是金木水火土。缺水的人，要加上三点水，使水多一点。

　　至于水多的人，水淋淋的，水来土掩，该用土克一下，最好住在土城之地土化之，只见土木形骸，不见水木清华，脱水以后，只剩几分“咸湿”（广东话），半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人在牢里，其实是一种遁，形式上是遁迹，精神上是遁世（遁在中国传统，叫做隐，我说隐有三层次：小隐于郊、中隐于市、大隐于牢）。遁得太多，以至无所不遁。由水遁遁到土遁，由土遁遁到尿遁。庄子说道在尿中，的确尿中有道，此乃“尿道”之正解。日本鬼子有茶道、花道、书道、武士道，却没有尿道，就凭这一点，我就不相信Japan As Number One。

我每天清早5点就起来了，先尿尿，然后在小房间内独自一人过一天，晚上10点就要睡了，再尿尿，每周如一日，每月如一日，既乏善可陈，又无恶可作，只是用功读写而已。好在“水肥”不落外人田的日子，毕竟指日可数，他年尿尿于五湖四海，不亦快哉！（《我要尿尿》）

　　张俊宏与我

　　我和张俊宏是大动乱里先后关到同一牢房的囚犯，这种巧合，正显示我们这些因义受难者共有的宿命。张俊宏和我，身世自有不同、遭际容有互异，但是，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当自由民主口号终止的时候，当赤裸的暴力以法律代打的时候，我们终于在不同的时间里、在相同的空间里，离奇的做了交会。也许在子夜辗转、也许在午夜梦回，张俊宏会感受到八号房先驱者的身影，像欧亨利笔下感受到木犀草的芳香。感受、感受，直到他有一天也离开，把房间留给后来者。苦难就这样传递下去、接替下去，只有开始，没有终止，为人类的伤痕，永远做出崭新的见证。（《“吉屋招租”与八号房》）

八号房

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的想到它。

八号房建筑以来，也不知关闭了多少川流不定的过客，我是其中之一，并且是最久的。在关闭我的两年半中，它仿佛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像一个寄居蟹，而它就是我的壳子。对其他那些川流不定的过客说来，我不知他们做何感受，但我有时仿佛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墨子说“影不徙”、庄子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有时候，我真的感觉他们影子的存在。尤其那些曾住过八号房的死囚，当他们在处决的清晨，被反扣手铐、兜住嘴巴、自房里拖出去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他们的生命与哀呼已嵌入到墙壁里、凝固在空气里。虽然，他们我一个也不认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吉屋招租”与八号房》）

　　边走边背书

　　在“寒冬”来的时候，为了御寒，每天晚上，我要在阴暗的灯光里，咿哑的地板上，不断来回走着，边走边背书，经常两三个小时。我之能背书、能走路，都拜坐牢之赐，坐牢对强者说来，真不是坏事。（《除却一寒冬》）

　　小不方便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给了我小的不方便而已。

即使在外面，我也是不见人、不接电话、不逛街、不看电影、不参加婚丧喜庆、不去看什么艺术活动、不抽烟喝酒、不喜欢山珍海味。我只是家居的隐士而已。即使家居，也不看电视，也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以外，没有什么别的。

严格说来，没有心爱的女人、没有热水浴，只是这两样大不同而已（但我和心爱的女人热水同浴，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只是一样大不同而已）。其他都不算大不同，只是小的不方便，大都是工作环境上的，如灯光不足、没有桌椅、文具与设备欠缺、参考书不够、日夜太嘈杂等等。

除了这些以外，这种生活与纪录，对我全是好处。

谁也想不到吧？（《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在乎牢狱

如果我今天以三十一之年，还可冒充“青年人”的话，那我必须说：这是为了补偿我过去的“非青年生活”。一个人在中学时代，前后看过的电影不会超过两场，这种“道性”，大概非今日青年朋友所能堪的吧？

　　也许你们笑我吹牛，当我告诉你们我不太在乎牢狱。牢狱最可怕的地方不在third-degree，而在一种难受的寂寞生涯。李敖今日所过的生活，跟古代人所谓的“画地为牢”又有多少不同？我好像是一个做“坐牢准备动作”、“坐牢预习”的倒霉鬼，并不够资格心安理得的做一个他妈的寓公！（《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

　　监狱与日记

　　监狱是一个叫你两难的地方，它使你有足够的时间写日记，却没有足够的事件去写。监狱的生活是全世界各行各业中最单调的，单调得每天都一样，每天上午都一样，每天下午都一样，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一样，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下星期一……都一样。所以，监狱中任何一天的日记都是标准的抽样，都是够格的代表。

　　所以，在监狱里的人不需要天天写日记，监狱里的人的日记，只要把一天的复印三十份，就是一个月的；复印一百八十份，就是半年的。住在监狱里的人，就好像住在复印机里。

　　我在台湾很少写日记，因为广义来说，台湾就是一座大监狱，单调得很少值得一记。（《李敖札记》1986年10月7日）

　　狼狈的制造者

坐牢最没有意义，其没有意义，对双方都是一样。被关到牢里的，固然有一时表面的“失败”；可是硬要把人关进去的，又岂是不失败的“成功者”吗？正相反的，他们也未尝不失败，甚至更失败、真失败。——关人入牢只证明关人者没有更好的法子和更聪明的手段去“胜过”那“囚犯”，因此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光着屁股的暴力”（naked power），去表演图穷匕首见。他们是狼狈的制造者，每多锁一次铁栏杆，就多制造一次愚蠢与狼狈！（《从疾首蹙额到咬牙切齿》》）

　　书房天地宽

　　对我，对Pride Lee说来，我的小天地我常常叫它是我的“豪华监狱”。真的，它真是我的“豪华监狱”。它有一切监狱所没有的实际设备，但置身其中，我却觉得我是一名“囚犯”。在自由中国中，似乎没有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比我更能独处。没有人像我这样每天看到人或动物的时间只不过四五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完全“顾影自雄”或“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常常说我是一个“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的人，这意思就是说，我常常一个人，从黑夜直到天明。有时候我开玩笑：“没有李敖这种忍耐寂寞本领的人，休想批评李敖！”（《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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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人物篇——数风流人物

中国历史人物

——伟大的人的一生，处理朋友的离合，都有伟大的风范。我以这种风范期许我自己，也以这种风范期许我期许的人。

黄帝

黄帝，这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伟人，但是他讨伐蚩尤，在我这新派历史家的眼里，简直无异于一场军阀战争！黄帝与蚩尤本属于同一个族，黄帝在东边，蚩尤在西边，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会比今天的河南、山西两省来得大，蚩尤的文化水准甚至比黄帝还来得高，至少他们比黄帝先学会用铜器！结果双方乒乒乓乓，打起来了，打了七十一仗，主要的战场是在山西省的一个小县（解县，关公的老家）。

　　如果我们今天，把黄帝解释作当时中国民族的“共主”，解释作“平外患”“统一中国”的神明人物，想想看，这不是大笑话吗？这岂不是小看了中国的领土了吗？这岂不是错把河南省的一个小军阀，当成一统天下的大总统了吗？（《长城还在动呵！》）

　　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为了抗议周朝君臣的“以暴易暴”，决定不吃周朝的饭，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光吃薇，维他命当然不够，薇只是一种“瘦维他”，结果双双饿死。设想夷齐若有生活的基层保障，他们兄弟二人，大可在文王武王革命到来之前，大大的抢购一阵，囤积它几年的柴米油盐，准备长期跟“殷商的叛徒”抗战。又何必饿死示众呢？故伯夷叔齐跟周朝君臣斗法，第一着就先下了败棋。他们忘了周朝君臣都是先吃饱了肚子再来革命的，只要肚子先吃得饱，“不负此腹”，此腹早晚会帮助你完成革命大业。（《发财的真价值》）

　　伯夷叔齐之二

　　他们避周朝之祸于首阳之山，“义不食周粟”，结果吃草采薇而死。我觉得他们是傻瓜。因为他们吃的草，也是周朝的。这样糊里糊涂的饿死，真是划不来。——这使我们现代人绝不采取的方式。（《避祸学大纲》）

姜太公

姜太公八十才遇文王，终于帮文王抢到天下，设想姜太公若不整天吃鱼，他能活到八十岁吗？姜太公是最能了解生活基层保障的人，他为了生活，不惜“吃软饭”，历史上记载他是“出夫”，翻成白话，就是“吃太太软饭而被太太赶出家门的丈夫”。姜太公虽然被赶出家门，可是照样吃四方不误，不然怎么会成为“伟人”呢？姜太公因为能一直吃饱饭，所以才能“太公在此”，一切都好办；而伯夷叔齐却不讨饭吃而讨苦吃，结果只能“夷齐不在此”，一切都化为黄土一抔，全谈不上了。（《发财的真价值》）

　　孔子

　　9月28号明定教师节，放假一天，向“万世师表”孔夫子致敬。孔庙里的孔夫子饿了一年，这一天大吃冷猪肉，看秃头小鬼和封疆大吏来祭他，心里一定不是味道。为什么？因为大家并没真的了解他——全面的了解他。大家以为孔夫子是“万世师表”，其实忽略了孔夫子的另一面——“万世生表”。现在就谈谈“万世生表”。

“万世师表”是称赞孔夫子是伟大的老师，是从“作之师”观点看这个人物，不错，孔夫子有三千弟子，且有七十二人最棒，私办学店，终生不受取缔而大行其道的，古今只他一家，孔夫子自然是老师之尤。我读《史记·孔子世家》，读仲尼弟子列传，都可感到这一点，并不否认他老师地位。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孔夫子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学生，这一事实，却没被人注意到。孔夫子是个以向别人学点什么为荣的人，他“不耻下问”，“入太庙，每事问”，都表示出他有好学生的气质。他对老师的标准，也从宽录取，“三人行，必有我师”，标准之宽，足令路人侧目。司马迁记录“孔子之所严事”的师承，“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这些和他同时的人物，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孔夫子是好学生，自毫无疑问。

虽然是好学生，孔夫子并不不辨是非的附和老师的意见。孔夫子公然主张“当仁不让于师”，翻成山东白话是：“在真理面前，不能因为他是俺老师，俺就乱和稀泥；就便是老师，俺也不让步，俺也要批评。”

孔夫子感叹：“莫我知也夫！”（没人了解俺呀！）“知我者，其天乎！”（只有老天爷了解俺呀！）他的许多心事，我认为一定有曲高和寡的埋没。“万世师表”的崇拜，不幸窄化了孔夫子，孔夫子其实是伟大的学生，他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于师”，这种固执、这种勇气，才真教我们叫好：他是师生关系的革命家，他是“万世生表”！（《万世生表》）

孔子之二

孔夫子青年时候，一派天生德于予、庶几其为东周的气派；中年时候，碰了不少壁，乃深感天下事人力有它限度，乃以知天命自勉，预做伏笔；晚年时候，凤鸟不至、西狩获麟，一切大白，遂有一切命也之叹。（《五十而不知天命》）

　　孔子之三

　　虽然孔子之言遍天下，但是孔子之言见诸行事却是困难的，即使孔子本人，他奔波一辈子，又被困又挨饿，最后还是不能得君行道。至于他的人生箴言方面，合乎人情而能行得通的，也不算多。它们许多都是空洞的、拿来说说的，并不能真的去实行。例如“三年之丧”，孔子的几个学生以外，据我所知，只有清初的颜习斋彻底实行了，彻底实行的结果是大病一场。又如“温、良、恭、俭、让”，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算是这种人物：呼号鸣鼓攻人，且以杖敲人膝盖，这哪里是“温”？骗蒲人，见南子，这哪里是“良”？使孺悲尴尬，这哪里是“恭”？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哪里是“俭”？舍不得卖车葬颜回，这哪里是“让”？故孔子的许多教条，并不是时时可行、事事可行、人人可行，不可行而硬要行，于是只好言行不一，人格分裂。（《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孔子之四

　　孔丘说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是跟他出国的，他却限制名额只要子路，子路的身体足可以参加接力赛跑，可是孔子仍嫌他“无所取材”，《礼记》中记孔圣临死前“负手曳杖，消摇于门”，这个“曳”字用得太好了，杖者棒也，棒者名器，不可以假人，放乎哉？不放也！棒交不下去，一个“曳”字写尽了他那失望而未绝望的心情，当子贡跑进去的时候，孔子感叹“尔来何迟也”！这是一个七十三岁的老教育家最后的哀呼！（《老年人和棒子》）

颜回

中国古人只会悲哀于颜回的早死，可是却赞美致他于死命的“一箪食、一瓢饮”生活。试问颜回的死，营养不足有着多大关系！古人明知“食”是性，可是却整天鼓吹箝制它，反对顺应它，真不知道是所为何来？（《寻乐哲学》）

西施

西施可说是第一届中国小姐，因为当时是从全国大选中选出来的。西施的本领，比现在的中国小姐高出很多，除了不会英文以外，别的全考第一。她会生私生子，会搞007，会跳踢踏舞，现在苏州的“响屟廊”，就是当年这位捧心美人大跳特跳的地方，响屟的意思是用跳舞振动地板，振动出乐声满廊，现在的中国小姐，又有谁行？（《中国小姐新论》）

　　墨子

　　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馔”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中国真人的没落》）

　　鲁仲连

　　后人以高士称鲁仲连，因为他不是一个以世俗的态度去应付人世的人，他的为人高超洒脱，无人间俗气，就因为他的作风不和俗人一样，所以历史上才流传这段代表人类尊严的小故事，若是鲁仲连做了官拿了钱，虽然仍是有充足的理由而合乎情理，但他伟大的程度就多少因之减色了！（《大学札记》1957年7月10日）

　　秦舞阳

　　荆轲刺秦王，找到助手是燕国勇士秦舞阳。秦舞阳的不良少年记录是：“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凶来兮到谁也不敢正眼看他。但当行刺时候，他在秦王面前吓得“色变振恐”。“不敢忤视”的，是他小子自己了。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万华做小瘪三可以，但临了大场面，一见大人物，声势就要被夺走，上风就要给占去，裤裆里就要屁滚尿流。小人物呀总是小人物！（《漫画的自由意义》）

　　楚霸王

　　楚霸王二十四岁献身革命，死时三十一，比亚历山大大帝还少两岁。在短短三十一年中，他的作风就是战斗、战斗、战斗。他是一个“硬里子”的革命家，他不屑做机会主义者，革命战役中救赵那一次，从机会主义者宋义的眼中，应该作壁上观，但楚霸王不肯，他要破釜沉舟，在“诸将皆从壁上观”的孤立中，以一当十，打出天下。他的天下这样得来，也这样失去。他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悲剧英雄，在政治的波谲云诡下，他英雄末路，做了美的死——他把头送给了敌人，为了敌人曾是他朋友。

如今，虞美人长眠定远荒塚，楚霸王饮恨乌江古渡，一切的楚河、一切的汉界，都在世棋起落之中，云散烟消，只留下这两场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给后人凭吊。“力拔山兮气盖世，……虞兮，虞兮，奈若何！”为英雄美人，我流泪。（《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

楚霸王之二

　　在伟大的人的一生里，他会遭到许多离奇的朋友的离合，但这种离合，并不妨碍他的基本伟大气质。项羽在乌江江边，被刘邦的军队包围，但他太凶悍了，包围的人，都不太敢接近他。突然间，在重围里、在敌人中，他眼睛一亮，发现了一张熟面孔——吕马童。他对吕马童说：“若非吾故人乎？”（你不是我老朋友吗？）吕马童把脸转过去，不肯看他。楚霸王继续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我听说刘邦买我脑袋，谁拿到赏谁一千斤黄金，封万户侯，我就做个人情送你吧！）就这样的，他在吕马童面前自杀了。他英雄末路，会把头送给敌人做人情，为了敌人曾是他朋友。这种作风，我也最欣赏。伟大的人的一生，处理朋友的离合，都有伟大的风范。我以这种风范期许我自己，也以这种风范期许我期许的人。（《雁行折翼》）

　　虞姬

在明知楚霸王必然一死的处境下，虞姬做了伟大的殉情——她先死了。她用自杀，先死给情人看。死亡，不算什么，我死给你看。

照《湖州名胜志》的说法，青铜江边青铜门石梁上，有一个手印，这个手印，就是楚霸王火中救美的遗迹。在革命的火光中，英雄美人，曾共生死。如今，火光已逝，虞姬不愿独生，不愿后死，她愿“先你而死”，来成全这一幕生死恋。她是美人，但她死得真英雄。

这美人的心事，在《霸王别姬》的一段戏词里，有部分描述——

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

受风霜，与劳碌，年复年年。

何日里，方得免，兵戈扰乱？

消却了，众百姓，困苦颠连。

这正是真的“虞美人”！司马光《资治通鉴》不提这个美人儿的事，这是很正常的：呆板顽固的老夫子们，又从何了解这种革命党出身的唯美气质、狂飙性格和浪漫情怀呢？（《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

淳于意

缇萦的父亲叫淳于意，山东人，是最有名的医生。他通内科、儿科、妇科，可是不会装“乐普”，结果得了五灯奖——连生五个女儿。生五个女儿是汉朝民间最恨的一件大事，当时有谚语“盗不过五女之门”，就是说，一家如有五个女儿，就是五个赔钱货，一定把家给吃得穷兮兮，连小偷都不会上门来。

　　淳于意一门五女，给烦死了，整天在外面跑。他虽是名医，可是不喜欢诊病。有人生病，找不到他，怀恨在心，又嫉妒他的天才，暗中不知得罪了哪方神祇。汉朝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他糊里糊涂吃上官司，要给押到京城长安去。五个女儿在旁边哭，淳于意气得大骂，说：“生也没生个男的，遇到大事小情，连个得力的都没有！”他的小女儿就是缇萦。（《“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东方朔

　　真正的笑脸大王是汉朝的东方朔。东方朔在严肃的朝廷里，运用他的幽默和机智，办了不少好事，也占了不少便宜。有一次有人送了皇帝一副长生不死药，被东方朔发现了，老实不客气，偷来吃了。皇帝闻之大怒，要杀他。他笑嘻嘻的答道：“如果药不灵，我没罪，送药给你的人有罪，你杀我干嘛！如果药灵，那我可长生不死，你要杀我，也不会成功。”皇帝一听这个逻辑上的“两难式”，搅得糊涂了，噗哧一声，也笑起来，只好罢罢罢。（《用笑脸做后盾》）

　　公孙弘

　　汉朝的大臣公孙弘是个坏东西，但在造型上，他为了复兴中国文化，生活得很节俭；穿布衣服，盖破棉被，一派高人逸士的道骨仙风。为了表示招揽人才，他来了好多名堂像“钦贤馆”、像“翘材馆”、像“接士馆”等等，但到的人，他都给粗茶淡饭吃。最后，他的老朋友高贺揭穿了真相：原来公孙弘外面穿布衣，里头穿貂皮；外面吃客饭，里头吃大餐，完全是个伪善的家伙。中国的伪君子，很多都是曲学阿世的公孙弘派，中国传统认定节俭是美德，所以一个人只要以节俭示人，先天上就不被误为坏蛋。其实这种“布衣破被”型的坏蛋，才是加级的坏蛋，从民意代表到名政论家、从封疆大吏到党国要人，这种德性的可太多了！（《“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

汉光武帝

　　后汉开国的光武帝，是中国水准最高的皇帝。他出身太学，知道民间疾苦，也知道气节与知识分子的重要。他推崇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不论生死，都不例外：卓茂、谯玄不跟王莽合作，他推崇他们；但严光不同他自己合作，他也照样推崇不误，仍让严光把脚放在皇帝的肚皮上、仍让严光咄咄逼人。（《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王充

　　王充（公元27-约99）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他是后汉的太学生，家里很穷，买不起书，很多书都是站在书店里看来的。

　　王充的时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统局面。他能在这一统的局面里写出《论衡》来表示异议，实在是很优秀的。

　　王充是中国汉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所称道的“旷世超奇出上虞，《论衡》精处古今无”。王充的伟大，在于他风格独具，思想不遵传统的绳墨，勇于疑古论今。

　　王充反对儒家的天道说、反对灾害应于人事说、反对天人感通说、反对因果报应说、反对神仙说、反对鬼神祸福说……他在思想上有这么宽的打击面，可是面对起宿命思想来，他却不能打击。虽然他相信的宿命，不外是人的死生、寿夭、贫富、贵贱、幸与不幸、遇与不遇等方面，认为这些全不是人力所能主宰；虽然他不相信命运可以宿到能够预知的程度、虽然他不相信可以有趋吉避凶的造命的程度，但他究竟是一个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近似的信仰者，他仍跳不出宿命思想的网罗，可见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到了何种程度！虽高杆如王充，也要被绊一跤！

　　但是，王充的宿命思想，并不是很单纯的宿命思想，而是为反抗另一种思想而强化了的武器。在王充的时代，迷信极为盛行，儒家思想被“天人感应”挂帅，一股有意志的天道观，把思想界全盘扣住。王充认为这是要不得的，所以他提倡一种自然的没有意志的天道观。

　　看了王充的宿命思想，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似乎在用一种小的迷信（宿命）理论，来推翻一种大的迷信（天人感应）理论，有点像尼采似的，在用一种新的玄学，来推翻一种旧的玄学。相对的说，小的迷信和新的玄学，的确比它们所要推翻的来得高明一点。在王充的时代里，以他的处境和学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就是如此。设想在当时由官方带头的迷信大运动里、由御用学者逢迎的思想大反动里，王充能够敢于对“世书俗说，多所不安”而要“幽居独处，考论实虚”，而要“心濆涌，笔手扰”的发之于著作，我们就不能不对他佩服了。——我们虽对他的“大智”有所苛责，但对他的“大勇”，可就真的没得话说了。（《为中国人信命寻根》）

　　班昭

　　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叫班昭，她的丈夫姓曹，所以她又被叫做“曹大家”（“家”在这里念做“姑”），她有两个有名的哥哥：一个是写《汉书》的班固；一个是出使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这位妹妹，实在是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她若不莫名其妙，她不会写一部叫做《女诫》的书，这部书，是女人写来教人如何压迫女人的，你说莫名其妙不莫名其妙？

　　《女诫》这部书，其实也不算是一部书，因为从出版大家萧孟能、沈登恩眼光看来，它的字太少了，它只有一千六百个字。但这一千六百个字，却集了压迫女人思想的大成，并且变为以后两千年女人的修身教科书，它的势力可真大！（《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孔融

孔融为直言无隐贡献了生命，在他被杀以前，是思想家兼酒鬼。统治者禁酒的时候，他反对，理由是：

　　酒之为德，久矣！

　　天垂酒星之曜；

　　地列酒泉之郡；

　　人著旨酒之德。

　　尧不千钟，无以见太平；

　　孔非百瓠，无以堪上圣；

　　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

　　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

　　描写酒的伟大，这篇要考第一。孔融让梨，但若不是梨而是酒，你看他会不会让？（《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曹操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恨祢衡，可是并不杀他，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意在由刘表杀他，可是刘表是聪明人，他才不做坏人，他把祢衡又转送给黄祖（今名“张宗昌”）。黄祖是个傻小子，傻不登登，把祢衡推出斩了。因此横被千古之恶名。而曹操孟德小名阿瞒者，直到今天，必然还在地狱，“阿”拉“瞒”住阎王，吃吃窃笑呢！（《过早的答案》）

　　关公

　　初，（关）羽随先主（刘备）从公（曹操）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不是电影明星那个张扬）。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及至城门，（羽）复白（于公）。公疑其（秦宜禄太太）有色，自纳之。后先主与公猎，羽欲于猎中杀公。先主为天下惜，不听。故羽常怀惧。

　　这个故事还分别见于《蜀记》和《魏氏春秋》，内容大同小异，都分明是说，关公以有妇之夫，打秦宜禄太太的主意，并且一再叮咛曹大官人，千万把这个美人赏他。哪知曹操见色忘义，说话不算，竟把美人儿“自纳之”，无怪乎关公醋火三丈，要在打猎时杀掉老情敌了。

　　关公一度被曹操俘获，整天予以优容，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上马一锭金，下马一锭银，可是关公仍是不肯跟曹操合作，终于过关斩将，千里走单骑，复归于刘备。《三国演义》中说关公够义气，华容道“义释曹操”。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件事。华容道那个战略据点，赤壁战争时刘备根本没有派兵，当然也没派关公去。设想当时若真的派了关公去，关公见到老情敌，岂不分外眼红吗？按照现代的尺码，“华容道”岂不要变成“毁容道”了吗？若真来那么一次，我们的“民族英雄”，岂不更要丢脸了吗？（《关公曹操三角恋爱论》）

　　关公之二

　　关公因为比计程车大1700多岁，所以他当然坐不到计程车，他坐的是原属貂蝉情夫吕布的那匹赤兔马，这匹马生得“身如火炭，状甚雄伟”。吕布死后，曹操俘虏到关公，为了收买关公的心，特将此马当“红包”送给关公。关公深知“此马来头大”，喜而受之。后来关公败走麦城，被孙权杀掉，赤兔马被马忠所得，献给孙权。孙权又赐还马忠去骑，不料此“马”极“忠”，竟“数日不食草料而死”！可算报知己关公于地下矣！话再往回说，赤兔马自从背弃吕布，跑到关公屁股下面以后，的确帮关老爷不少大忙，甚至说关公许多奇功，全靠赤兔马建立，也不为过。

　　当时这匹名马所以如此讨人喜欢，是因为它“日行千里”，“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所以它迷尽天下英雄，人人欲骑之而后快。关公离开曹操的时候，一切曹操送的东西都退回了，所谓“尽封所赐金银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内室。其汉寿亭侯印，悬于堂上。丞相所拨人役，皆不带去”。可是唯独一个例外，就是这匹赤兔马，关公到底舍不得，所以红着脸，屁股一翘，到底骑走了。所以这匹名马，不但陷不义的吕布于不义，并且还陷忠义的关公于不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名马之为祸。（《关公的计程车》）

　　张飞

　　张飞先生是最配谈恋爱的，因为他的眼睛生得太好了！”

张飞的眼睛的妙处，他睡觉的时候还是睁着的，换句话说，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眨眼，他的眼睛全是睁着的，并且我考证他甚至眨眼也不会——因为他杀人不眨眼！（《张飞的眼睛》）

诸葛亮

诸葛亮写《出师表》，我们只看到他明谏之切，却没看到他隐痛之深。他的隐痛，乃在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格局的、不成材的阿斗。他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我为什么“战斗性隐居”？》）

　　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他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他自己是“竹林七贤”。

　　阮籍“本有济世志”，因为“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人人自危之下，阮籍就“不与世争，遂酣饮以为常”。他显然对“路人皆知”的司马家政治集团不满，因此他以整天喝酒来实行不合作主义。司马家求婚于阮家，阮籍一连大醉六十天，醉掉一切。

　　因为阮籍有名气，司马家逼他做官，他宁愿不做大官而做小官，因为“步兵尉营人”会做好酒，他就去做了“步兵校尉”。司马家的人也一再想罗织他入罪，但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使人抓不到他小辫，因此得保首领以殁，活了五十四岁。

　　阮籍的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是《离骚》以后的绝作。诗中写他的抱负、境界，和“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隐痛，婉曲感人。他又写散文《大人先生传》，主张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更看出他的境界。（《两个不合作主义者》）

　　刘伶

最有名的酒鬼，该是晋朝的刘伶。刘伶是晋朝的大名士，整天喝酒，然后光着屁股乱跑。有一天，他的太太把酒杯藏起来，要他戒酒。他说好，不过为了表示郑重，我要在神前发誓，你可置五斗酒来敬神。他的太太信以为真，把酒买来了，不料刘伶却在神像面前，叫着说：

　　天生刘伶，

　　以酒为名。

　　一饮一石，

　　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

　　慎莫可听！

　　于是把敬神的五斗酒也喝光了！

　　刘伶还有一个杰作，就是一边喝酒一边骑马，后面叫一个人背着锄头跟着他。他的说法是：“死便埋我。”他宁要醉着死，也不要醒着活。（《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嵇康

嵇康生当魏晋之际，是典型的乱世。在司马家政治集团坐大后，他决心以不合作主义，下乡隐居。他的朋友山涛，是个热衷名利的政治帮闲分子，自己卖身投靠之不足，还拉嵇康下水。嵇康气起来了，写信跟山涛绝交，在信里也攻击了政治的黑暗。

　　为了力行他的不合作主义，嵇康以打铁谋生。一天在树下打铁，贵公子钟会来看他，他傲然不理，最后还出言讽刺。司马昭当政后，钟会说他坏话。司马昭从嵇康好友吕安的身上，发起冤狱，罗织到嵇康，诬以叛乱，判他死刑。太学生三千人联名上书，为他请命，无效。最后以四十之年，留下“幽愤诗”，弹琴就义，从容一死。

　　阮籍与嵇康，是乱世中不同形式的两个不合作主义者，他们的祸福虽有不同、身世虽有各异，但是遭遇政治迫害则一。他们在黑暗的现状下，求生而不偷生、避死而不怕死，最后立德立言于千秋，在万古长夜中闪亮星火，最令我们怀念。（《两个不合作主义者》）

陶渊明

陶潜（公元372-427）字渊明、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死后溢号靖节先生。他是东晋的政治家陶侃的曾孙，是“开国元勋”之后，做过彭泽县县长，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束带”见官僚、“耻复屈身后代”，就辞职不干了。

　　陶渊明生值东晋末年的乱世，看到现实政治的黑暗，决心弃官归隐，他的时代的文风是清谈的、雕饰的，但他却是清淡的、自然的。他宁愿过穷困的日子，可是却自适其适，穿着破鞋子，在山里云游，过着跟老农“相对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日子。

　　陶渊明的唯一过分了的嗜好是他喜欢喝酒，并写了太多的和酒有关的诗。在他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醪字三次、酣字三次、酌字三次、醇字一次。他的儿子都是笨蛋，没有一个能“臣得其酒”式的继承他的一切。他在六十三岁时死去，死前写《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表示对生前死后的声名都不在乎。这种旷达，在他《挽歌诗》里也如出一辙：“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之二

　　陶渊明，他在天下大乱后，改“渊明”为“潜”。回到“将芜”之“田园”，童仆欢迎，稚子候门，有酒盈尊，这是他的福气。檀道济怪他“奈何自苦如此”？其实在我们看来，陶潜一点也不苦，至少在乱世中，他还有田园、有童仆、有傻儿子、有酒和狗肉、有菊花。至少他没有户口、没有管区警察、没有比警察更亲爱的人物来敲门。这些都是现代人所享受不到的福气。所以陶潜的避祸方式，是我们现代人所无法采取的方式。

我觉得，以陶潜在当时的地位，实在表现得太消极、太爱惜自己和羽毛。他实在该出山，为天下苍生卖卖命。（《避祸学大纲》）

陶渊明之三

有人以为陶潜是山林派田园派的隐士，这是不能了解这个“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的人物的。陶潜说他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他十足是一个刚正而有火气的人，能够表现出“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的人，绝不是温吞吞的家伙。他在乱世里，在积极上，没有什么作为；但在消极上，他完成了不合作主义的最伟大的身教。（《陶潜者，今之我也》）

陶渊明之四

陶渊明死前一年，檀道济去拜访他，看到他又穷又病，忍不住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这样一位“自苦如此”的不合作主义者，就在别人志不及他的高蹈下、洒脱下，飘然死去。他在《挽歌诗》中问：“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我想他自己知道，他是真正为人间立下荣辱标准的人，千秋万岁，令人永远难忘。（《“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颜延之

　　南北朝时候，出了一代奇才——颜延之。

颜延之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在穷困中自修成名，他书看得最多，“文章之美，冠绝当时”。

他有一个大毛病，喜欢喝酒，一喝起来，天王老子也找不到他。

颜延之虽然恃才傲物，自负好骂，但是他对国家大事，有深刻的见解。他说：“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一千五百年前的人，就有这种眼光，真前进。他绝对想不到，一千五百年后，居然还有许多人达不到这种水准，这许多人居然还相信“天下之务，当与本党共之”。这岂不是历史讽刺吗？（《颜延之之言》）

唐太宗

唐太宗是历史上最有“奇情”气质的英雄人物，柔情侠骨，一应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争中，当然他有和人一样的霹雳手段，但在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许多“奇情”，使江山多彩，为人类增辉。在打朝鲜那一次，他因补给困难，必须退兵，退兵前，却送礼物给敌人，表示对他们守城不降的欣赏，这种对敌人的心胸，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得出来的！

唐太宗这种“奇情”，最精彩一次，是表现在他对“朋友变成敌人”的心胸上。唐太宗肝胆照人，成功的一大本领是大度“化敌为友”，在群雄并起中，一统天下。天下一统后，他为了特别感谢杜如晦、魏徵、房玄龄、李靖、李勣、秦叔宝、侯君集等二十四位功臣，叫阎立本为他们一一画像，挂在凌烟阁。表示崇德报功，不忘革命情感。不料后来侯君集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杀头不可，唐太宗对这位“朋友变成敌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着向侯君集说：你造了反，非杀你不可，但你是我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怀念你，我再上凌烟阁，看到你的画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我为了你，再也不上凌烟阁了！）（《奇情与俗情》）

王宝钏

话说王宝钏小姐在深闺时代，一天在花园里碰到“穷小子”薛平贵在那儿睡觉。慧眼识英雄，春情想汉子，立刻把薛平贵叫醒，告诉这“穷小子”，说她要打彩球招亲，请他届时跑来抢球。于是平剧中《彩楼配》开场，王小姐和薛先生好像篮坛国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抛一接，竟不差毫毛。王宝钏的父亲王允，看到许多在场的公子王孙都没有接到球，反被“穷小子”薛平贵接到，大惊失色，决心“一不该，言而无信，要把婚姻赖”。哪知女儿王宝钏，乃是见到汉子，信誓旦旦的人，死命不肯赖婚。气得王允怒不可遏，乃至父女二人表演《三击掌》，双方发誓脱离父女关系，永不相见。

　　在父亲无情的干涉婚姻自由下，王宝钏以相府宦门之女，跟薛平贵搬入寒窑冷洞之中，直到薛平贵“投军别窑”，她仍旧之死靡他，坚持不变。后来她的母亲来看她，在“母女会”中，她恩怨分明，告诉她妈妈说：“老娘亲不必两泪淋，女儿言来听分明：倘若爹爹丧了命，女儿不去哭半声，非是女儿心肠狠，他把儿夫妻不当人！倘若老娘遭不幸，披麻戴孝是儿身，守墓入土把孝尽，也不枉老娘把儿生。”

　　王宝钏这种为了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而吃尽千辛万苦，不惜与老子决绝的勇气，可说是我们中国民间最伟大的性爱故事，值得每一位新时代女性的效法与回味。（《王宝钏的另一面》）

　　唐三藏

　　取经一事，明明孙行者足可胜任，可是却一定要派唐僧那个血压又高、头脑又混的肉馒头做主角，还带了猪八戒沙和尚两个工谗善媚的走狗青年，唐僧根本不比孙悟空高明，只是装得老成持重些，且年资已久，是胡吉藏的老弟子，跟姚思廉是老同学，自然在菩萨面前吃得开，紧箍咒就是唐僧的抽象棒子，孙猴子虽然也有个棒子，但在满朝精神重于物质的逻辑下，只好被唐三藏棒住。（《老年人和棒子》）

　　李林甫

　　有的人笑，在笑脸里面充满了慈祥：有的人笑，好像是在哭；有的人笑，笑里好像有把刀。唐朝有个宰相叫李林甫，他的笑脸里面好像有把刀——“笑里藏刀”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他没死以前，杨贵妃的干儿子兼老相好安禄山不敢造反，因为安禄山一见他，就吓得浑身冷汗直冒，安禄山知道李林甫不是好惹的，因为他笑里藏刀，那把刀，随时可能扎到安禄山的胖肚皮上。

　　有一天，李林甫的一个亲戚生了一个小男孩，李林甫提起毛笔，写了“弄獐之喜”四个字，送到亲戚家，大家一看，都笑起来了，因为他写了一个大别字，把“璋”误写做“獐”（獐是一种鹿，头很尖，有种人头尖眼睛小，就容易被人骂做“獐头鼠目”，这个成语也出在唐朝。你要特别注意，随便一个中国的成语，都有它的传统。你弄不清，便会闹李林甫的笑话）。（《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杨贵妃

　　你是唐朝第一美人，你压倒群芳，使“六宫粉黛无颜色”，使女人在你面前降低地位，但也由于你的缘故，“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而使女人在男人面前提高地位。

　　当然上面这些，都是指四海无事时候说的，一旦“渔阳鼙鼓动地来”、“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时候，你的老公、你的周围，立刻又变成百分之百的男权世界，他们国事败坏，不归罪于他们玩女人，反倒归罪于被玩的女人，而将你一代红颜，勒毙于乡土。你生不能当母老虎，死反做替罪羊，身世实大可哀。说来说去，这都是你被老公“霸王硬多情”的下场。

　　唐明皇同你山盟海誓，说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在紧要关头，他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救美，反倒自己逃难去了。他这种作风，实在一点也不男性化，而是十分君主化。后代的诗人袁子才，批评你老公的懦种行为说——

　　到底君王负旧盟，

　　江山情重美人轻！

　　实在一针见血。后代的另一诗人自我期许“不爱江山爱美人”，但他既无江山，又乏美人，光说不练，等于白说。真正做到“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是英国皇帝爱德华第八，他宁肯不要江山，也要美人，改行做了温莎公爵。可见江山美人之间，能抱住该抱的，中土以外，大有其人。只可叹你玉环女士生不逢时，又不逢地，风华绝代，竟为伧夫俗子老油条薄命，真大大划不来。《长恨传》里说唐明皇跟你又发誓：“愿世世为夫妇！”天啊！又来了！这样不可靠的家伙，下辈子还能嫁他吗？去他妈的蛋吧！要嫁，也来个贵妃和番，嫁给温莎公爵，再也别“唐明皇，胡子长”了！千万！千万！（《给杨贵妃的一封信》）

　　韩愈

　　唐朝的韩愈到潮州，看到鳄鱼为患，他居然写了一篇《祭鳄鱼文》，给鳄鱼一只羊一只猪，要鳄鱼搬家，“其率尔丑类，南徙于海！”如果“冥顽不灵”，人类就要把你们杀光，你们不要后悔啊！据说鳄鱼看了他的文章，就都搬走了。这篇千古妙文，《古文观止》就有，实在值得一读再读。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题目应该是《人能感动鳄鱼论》，可是我害怕，不敢这样写。因为前一阵子，刚发生了“诽韩案”，韩愈的后人（？）到法庭控告写文章批评韩愈的人，而妙不可言的法官大人，居然判了被告的罪。这是典型的一场文字狱。我李敖刚坐完了“叛乱罪”的大牢，黑狱亡魂，浩劫余生，实在不敢惹韩愈（和他的鳄鱼），只好另想题目。

　　《祭鳄鱼文》，那篇文章，一再声声呼唤鳄鱼的芳名，同它交谈，一次与它约定，三次要它听话。全篇又讲理、又讲情、又哄、又劝、又贿赂、又骂、又挖苦、又威胁。韩愈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前提当然是基于“鳄鱼有知”，可以看懂他的大文章，可以晓以大义。这种由于动物有知，与人文相通，人的精诚，自然可以和它们“感通无间”，可以“有感斯应”，最后自然构成了“人能感动动物论”。（《人能感动蝙蝠论》）

　　王安石

　　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个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且从青史看青楼》）

　　苏轼

苏轼是中国杰出的文学家，不论诗、词、散文，他都有超人的表现。词在他手里，完成了独立的文体，不再是乐曲歌词的附丽，并且内容解放豪放，自成大家。

　　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准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入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了。（《遥想东坡当年》）

　　李清照

李易安（清照）的没有再嫁，在历史上可以成为定说了，这是稍懂基本考证的人都知道的。李易安有文采、有学问，但是因为是女人，又才气太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名家都被她批评过），所以被当时许多人嫉忌，硬给她造谣言，说她在丈夫赵明诚死后改嫁张汝舟了；改嫁后又所遇非人，告到官里去，又判决离婚了。

其实这些都是谎话。

……（各项）证据，还只是就外在的证据而言。从内在的证据来说，若仔细分析李易安的“人格品质”和她个人的成长背景，也极难令人相信她有改嫁的可能性：一个“素习义方，粗明诗礼”的女人、一个“文章落纸，人争传之”的女人、一个“忠愤激发，意悲语明”的女人，是很难不为旧社会“从一而终”的思想模式殉道的。

李易安这件事，牵涉到的已经不止一个历史真相的问题，它还牵涉到一个道义的和观念的问题：一个女人，再嫁也好、守寡也罢，都是她个人的私事，别人没有用泛道德的字眼乱骂的权利，更不可造谣。再嫁并没有什么不得了，可是没再嫁却硬说她再嫁，这就太不对了。（《李清照再嫁了吗？》）

岳飞

岳飞最后冤死，罪名有一大堆，包括对皇上大不敬、拥兵坐观胜负逗留不进等等，花样奇多，秦桧一点也不发愁。岳飞案在我眼中，重点不是这些，而是岳飞的反应。岳飞被抓头一天晚上，有消息说要出事了，岳飞说：如果上天有眼睛，不会让忠臣蒙冤狱；万一蒙到了，想躲也躲不掉。第二天，抓他的人来了，他笑着说：皇天后土，可以表明我的心。从此一直到死，我们看不到他说话的纪录。他的罪名，都是靠别人的一面之词成立的。

岳飞死后二十二年，它的冤狱平反了，证明了当年所有的罪名都是可笑的、不值一驳的。这一平反，说明了岳飞毕竟是高人、是大将，他早已看清秦桧在把“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辩什么法律呢？什么罪名还不是一样！岳飞不愿说什么，他真高！（《女人的理由和男人的理由》）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是平民皇帝，也是恶棍皇帝。他在平天下后第二年（洪武十五年），就正式成立了“锦衣卫”，这是他御用的强大特工机构，专门用来整肃异己或战友。帮他打天下的如李善长、胡惟庸、蓝玉、傅友德、冯胜等等，都在“锦衣卫”成立先后给宰掉。（《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吕坤

　　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1616年八十一岁时刊行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平实有力的书籍。“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把这部切身修业的著作，公之于世。《呻吟语》全书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七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甘坐失举之罪”，保荐他做刑部尚书。在他死后，明熹宗追赠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祀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李敖自传》）

　　崇祯皇帝

　　明朝的亡国之君是崇祯皇帝（1610-1644），他叫朱由检，安徽凤阳人。他死后，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就是明思宗。

　　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首先整肃情治人员，引起大家叫好。但是他整肃情治人员的目的，乃在建立他自己的新情治网而已，并不是不搞特务政治。

　　因为搞特务政治，所以政局总是鸡飞狗跳，自不消说。崇祯皇帝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皇帝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皇帝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

　　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

　　遗书之中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了。但是，浑人虽然浑，但在浑中，却不失他颇知廉耻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

　　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后人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吴三桂

从肯定“美人”的角度来看，甚至中国的吴三桂，也不失为人寰情种。吴三桂举兵抵抗李自成，大义绝亲，万无反顾，自己父亲被李自成所杀，他不“冲冠一怒”。可是一听到自己的女人陈圆圆被抢的时候，他就吃不消啦！他就要“冲冠一怒为红颜”！于是做了汉奸，也心甘情愿。故吴三桂虽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但其最后的肯定，还是栽在“美人”身上！（《最后的肯定》）

　　郑成功

　　美国有一个名叫海瑞克的警长，因为汽车控制失灵，造成了车祸，他开车逃跑，闯过红灯，被一个警察逮住。这个警察，不是别人，就正是他的儿子！海瑞克被处罚金，罚了16元。

　　用“大义灭亲”的旧套子说，这件事情，可说是“大义捉亲”“大义罚亲”。这种举动，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郑成功做得出来。郑成功曾因他的海盗父亲郑芝龙投降异姓，而公然楬橥“大义灭亲”。这种风范，在中国社会里真是石破天惊的事。设想孔夫子孟夫子若是活到明末清初，他们对郑成功不口诛笔伐那才怪。孔孟的精神是主张“事亲”的，甚至是“三年无改父道”的。换句话说，郑成功应该追随他父亲，去做海盗汉奸才对。但是事实上，郑成功却完全不买儒家思想的账。由此可见，郑成功“不是中国人”，他在这一点上是西方人、美国人。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尤其是读明末清初台湾史的时候，不可不注意这一点。（《如果爸爸犯了罪》）

　　李二曲

　　李二曲，生在1629年，死在1705年，一生正当明末清初（明朝崇祯二年到清朝康熙四十四年），活了七十六岁。

四十一岁那年，清朝已经统治二十六年了。对这个他所不赞成的政权，李二曲始终不肯合作。当道的大官人礼贤下士，到他家里拜访他，他拒绝不掉，勉强见了一面，可是他不肯回拜，他说，他是老百姓，“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大官人再去拜访他，他不肯见了。

有一次，大官人特备车马，接他去见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装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床，一起出发，李二曲气得不吃饭，相持了六天，最后逼得他要拿刀自杀，大官人才算死心，放弃送他去“召见”。

　　李二曲死前那一年，康熙皇帝西巡，想见见他。他死也不肯，又装病，叫他儿子李慎言代表，送了皇帝几本自己的书，聊表不伤和气。康熙皇帝懒得再跟这个75岁的老头子纠缠，写了“关中大儒”四个字送给他。

　　大官人看到御笔题字，又逼他写谢表，李二曲说他不会做“庙堂文字”，大官人说不写会失礼，不行，逼他写。他故意写了一篇像乡下人写的作文敷衍，大官人看了，不敢往上呈，不了了之了。

　　李二曲晚年闭户不出，不见客。四方之士老远跑来看他，都吃了闭门羹。有见识的高人，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不识大体的俗人，自会骂他“懦种”。俗人当然不了解李二曲的大勇、李二曲的远见、李二曲的决绝，和李二曲在淫威之下辛苦抱持的不合作主义。（《记一个不合作主义者》）

　　李鸿章

中国人有两个姓李的，对洋鬼子架子最大。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李敖。洋鬼子不喜欢人家问他私事，李鸿章偏要问；洋鬼子不喜欢随地吐痰，李鸿章偏要吐；洋鬼子送他一条爱犬，李鸿章却叫厨子给杀吃了，第二天旁若无狗的告诉洋人：“你的狗肉不好吃！”

　　李鸿章之二

　　中日甲午战争那一次，所有“狂热主义者”，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日本，一律主战。主战是时髦，谁不主战谁就是汉奸！因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但是李鸿章深通大势，至少比“狂热主义者”深通大势，力持慎重，知道战而不胜，倒霉的是自己国家。可是举国滔滔，非战不可，李鸿章只好战。结果赔款割地，丢了台湾。李鸿章被日本刺客打得血流满面，费尽唇舌，力争国权，回来的代价是伸出头来的那些“狂热主义者”一阵臭骂——“李二先生是汉奸！”

　　多少人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但他们绝不反省，他们只会骂人汉奸。（《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她的父亲叫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太广池道的道员，等于后来安徽省的一个行政专员。惠征是满洲人，但传说慈禧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而是广东省一个姓周的女儿，姓周的因犯罪被杀，女儿卖给满洲人家，才变成了满人。但不管她是满人汉人，她的祸害满人汉人，都是别无二致。

慈禧一生，一派是凶残的历史：首先杀载垣、端华、肃顺；再逼死嘉顺；毒死慈安；戊戌政变，不经审讯杀六君子；庚子之役，不经审讯杀五大臣；又追杀只是遣戍罪的张荫桓；又推珍妃下井；又打死沈荩；又在死前一天，毒死光绪。……这样一个凶残的女人，她的历史，实在值得研究。何况在凶残以外，她还有着自私与愚昧。因为自私，她不惜浪费公帑，以满足她的糜烂生活；由于愚昧，她一方面消灭了革新变法的力量，一方面惹出了八国联军的大祸。在中国历史上，女后专权前有吕雉、武曌（武则天），可是连她们也赶不上慈禧的祸国殃民。慈禧是中国人的耻辱，她的一生足为我们儆戒！（《满人为患》）

慈禧太后之二

　　慈禧太后一生三次垂帘，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光绪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光绪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这漫长的黑暗统治中，慈禧太后实在是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执政者样板，她毒辣、她阴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贪鄙、她“举天下以奉一人”，这些丑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个红颜老去、经期难调的女人，于是一切就更杠上开花了。（《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叶德辉

　　叶德辉生于1864年，字焕彬，号郋园，又号丽廔主人，因为是麻子，外号“叶麻”、“叶麻子”，湖南湘潭人。他二十八岁就中了进士，三十岁后就“乞归故里，奉亲读书”。他在学术方面，经学、律法、小学、碑版、摹印、占卜、星命等等，都很在行。他写的《书林清话》，是中国目录学上的精品。他的藏书丰富，书架上贴“老婆不借书不借”条子，书中夹有春宫画，用来防火；他说火神是女性，看了春宫画会不好意思，所以就不会来烧书了。

　　叶德辉在性格上，有点反革命。在戊戌变法时候，他编了《翼教丛编》反对新政，新党正要找他算账，忽然政变失败，他逃过一劫；在辛亥革命时候，他被捕，要被杀，经章炳麟去电力保，他又逃过一劫；在国共合作时候，一切无法无天，他因为挺身批评长沙农民协会，被拉到教育会坪公审。他一点也不怕死，大骂不绝。于是在劫难逃，被公审以后，斩首示众。就以六十四岁的年纪，为信仰殉道了。（《王国维自杀写真》）

　　谭嗣同

旧时代的好汉们为理想奋斗，他们深刻了解“千古艰难唯一死”的哲学。奋斗失败了，他们甚至甘愿用“一死”来代替逃亡，代替徐图再起或卷土重来。戊戌政变时候的谭嗣同，就是具有这种信仰的典型。当时日本志士们劝他离开北京，他却不肯，他竟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可怜的谭嗣同，他竟认为午门溅血，是变法的一个必要条件！清朝的当政者“成全”了他、“满足”了他这个条件，“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清朝政府公开杀他的目的在“示众”，他的目的在“流血”，表面上，双方好像都没吃亏；骨子里，其实双方都吃了亏：一个三十三岁的小伙子，把大好头颅被腐朽的老一代砍下来，这是多么不值得！在另外一方面，清朝政府给了谭嗣同“流血的自由”，又何其“愚蠢”也哉！（《论没有“流血的自由”》）

　　孙中山

　　中山先生在他六十年的生命中，因为奔走革命，有整整一半的时间在外国度过。因此，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与解决，习惯用的是世界性的角度。他为祖国的设计，是科学的、民主的、长远的、不闭关自守的、不固步自封的。他是近代中国人中，最了解世界动向而又把这种动向反映到祖国来的人。他的目的，显然在使这个古老的国家放弃古老，同别的国家一样，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在现代化的世界中，中国人跟别人相见的，不再拖着辫子、不再带着烟枪、不再缠着小脚、也不再表现着不以平等待人的虚骄。相反的，中国人要正常的面对时代，努力改造自己，去适应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思想不变，配革命吗？》）

孙中山之二

孙中山“匿迹于医术”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因为他对“中国有此膏肓之病”的失望，是志士式的灰心和豪杰式的扼腕之后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这个理由，我们也不必认为是他从事学医的唯一理由，但是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最近情理的理由。这个理由，可以减少我们不少的胡乱推测或附会。

　　孙中山放弃行医，而改行革命，其基本分野，不外是“医人”与“医世”之间的一个分野。他的选择与身世，和那菲律宾的革命家黎刹（Rizal）一样，都是以行医始，以革命终。在这一点上，真可说是无独有偶了！

　　在孙中山一生的过程中，“基督”“医生”“革命”三者，对他的生涯与转变，有着最密切的连锁关系。这种连锁关系，尤其在他死前的几天里，表现得最为激越；不忘基督的信仰、不失西医的所守、不放松“革命尚未成功”的殷切嘱咐，这些交互性的表现，正是这个伟大人物的最后写照！（《西医与革命》）

　　蔡元培

　　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是一个死掉的国民党，他叫蔡元培。

　　蔡元培生在1867年，就是清朝同治六年。他在十七岁时当了秀才、二十三岁时当了举人、二十六岁时当了进士、二十八岁时当了翰林院编修。在旧社会里，这些纪录，是养尊处优功成名就的最好本钱，可是蔡元培却志不在此。他认为要救中国，必须抛弃旧的、迎接新的。三十五岁以后，他明显的转向革命，组织学社、编写报刊、制造炸弹……样样都来。以一个出身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抛弃他拥有的最好本钱，不去做文学侍从之臣而去干革命党，这种奇变，真是绝无仅有。

　　蔡元培搞革命，远在革命成功十多年前就开始，他组织中国教育会，成为早期的革命团体，又组织爱国学社，有《苏报》等宣传活动，被官方搜捕、迫害。又组织光复会，作为东南各省革命志士的大本营，后来与兴中会、华兴会三合一，变为同盟会，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主持国内革命业务。

　　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因为不满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决定辞职不干。（《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

　　蔡元培之二

　　在民国初年，“祭酒”（教育总长）蔡元培，当“皇帝”袁大总统世凯去看他的时候，他只在会客室接见袁大胖子，不许他乱“巡视”；聊天完了，大胖子要走了，他只送大胖子到会客室门口，绝不肯多走一步，更不会在大门口送往迎来拍马屁了。

　　所以，“祭酒”比“至尊”来得神气。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祭酒”，居然对“至尊”或“大官”干送往迎来拍马屁的丑态，他就没有上一代人有骨头。（《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蔡元培之三

　　中国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就收容新派、旧派、白话派、文言派、革命派、保皇派，“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这才是大学的真义所在。所以，当时的北大，就形成五颜六色百花齐放的学风，给中国带来光芒。蔡元培的雍容大度，使人人佩服他，在他为抗议当政者辞职而去的时候，大家开会，决议请他回来，全体一致，即使与同事关系恶劣出名的辜鸿铭，也留着小辫，从妓院赶回参加。他说：“我挽留蔡先生，理由也不要同你们一样！我是保皇党，大学校长就是皇帝，所以我要拥护他！”

　　设想当时若有北大教授十二人或二十四人，联名赶辜老头儿，又成什么局面呢？辜鸿铭的学问是没问题的，问题全出在他的做人上，他骂光了校内校外的每一个人，他黑吃黑，他纵情青楼，整天唐吉诃德式的与人惹是生非。但蔡元培一直识大体的包容他，北大教授一直识大体的不曾“联名”告他，他们知道，包容的不是那可恶的老头儿，包容的是学术自由的一个象征、一个活证。民国容忍清朝遗老撒野，此所以为民国；北大容忍帝制余孽讲学，此所以为北大。（《王企祥该打！》）

　　蔡元培之四

聘请胡适、肯定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成绩和推行白话文的成绩以外，蔡元培对胡适的“协助”，还有更“精彩”的，这就是1919年与林纾的一幕论战。在这幕论战里，蔡元培挺身出来，为卫护胡适等人，向守旧势力做了坚定的反驳。

　　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下，蔡元培虽然自己支持新派，但他的休休有容，使他对旧派的人物，也保有相当的尊重。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内，曾有过三次辞职。第一次是1919年5月9号，理由是抗议政府丧权辱国，袒护汉奸，直到8月12号，才重行复职。第二次是1923年1月17号，理由是抗议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他“痛心于国事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所以决定不干。（《胡适和三个人》）

　　蔡元培之五

　　蔡元培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以一个人、一介匹夫、一个国民党员，面对千千万万武人和武人卵翼的文人势力，先后四次表现“不合作主义”，一方面，固然全靠他地位、人格和大勇无畏条件；另一方面，“北洋军阀”的有古人风，自然也是相对条件。试问现在的政治人物、政治集团，有谁有度量把教育部长、大学校长开放给挖他墙脚的异己呢？有谁有气魄这样欣赏政敌、礼遇政敌呢？

　　蔡元培在国民党从反对党变成当权派以后，只做中央研究院院长，不肯干监察院院长。这表示他的“不合作主义”，已经开始适用到“北洋军阀”以外的对象。1931年起，国民党《中央日报》开始攻击他，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开始谴责他。1937年抗战开始，他只肯去香港，不肯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的地方。1940年3月5号，他以七十四岁年纪死在香港埋骨在荒坟一角，石板已裂，香台早歪，比起七星山上肯做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豪华大墓，寒酸得不成样子。这一对比，也正是衡量国民党政治度量衡的最佳范例。

　　蔡元培年轻时是一个保守派，年纪大了，却愈来愈急进，急进得使他的衮衮同年和赫赫同志都跟不上。这样的风范人物，不但是清朝遗老所无，也是国民党大员所仅有。（《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

　　章太炎

　　国学大师章太炎，他是中国古文学的压阵大将，中国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里，他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1914年，章太炎因为不买袁世凯的帐，被袁世凯关起来，他绝食抗议，深致悲愤。他忍不住自己说；“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复查历史，中国古文的确在章太炎身上及身而绝，“使公无在”，一切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这种自许，不是吹牛，而是有自知之明的持平之论。（《幸亏有我》）

林森

林森是国民党党员，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做了国民政府主席，而是因为他有伟大的度量。

林森自己雍容恬淡，却鼓励年轻人不必心平气和。一天，一个同志问他：“子超先生，大家都说您为人和平，我的脾气很急躁，有时不能自制，要怎样修养，才能有您这样的好脾气？”林森答复是：“我在你这样年纪时候，脾气也许比你还坏，如果你在这个年纪就有我这样的好脾气，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变成一个毫无作为的乡愿了。”

民国成立，林森担任参议员议长，开会第一天，袁世凯全副武装，走进议场，林森立刻抗议说：“参议院是代表民意的地方，不能在这个地方耀武扬威，请袁总统解下武装入席！”袁世凯照办。

对袁世凯，林森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反对他，而是站在义正辞严立场反对他。林森有伟大的度量，他主张在正义立场上与人争，但在“所见不同”的时候，“可不必争此闲气”。他认为朋友是交的，异己是化的，老虎是伏的，“伏虎有术，手法亦有异同”。不能不看时机，老是老套，老是想打老虎。（《伏虎有术，手法亦有异同》）

林森之二

林森先生从民国二十一年做国民政府主席，到三十二年去世，共做了十二年。

　　一般人对林森先生的印象，总以为他是一个“好人”，其实“好人”二字，实不足以尽之。林森先生实在是一个“奋斗的好人”。他的雍容恬淡，丝毫没有减低他那做“奋斗的好人”的意志。

　　这样一个“奋斗的好人”，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好榜样，我们今天在台湾，也该知道林森先生跟台湾也有缘分。他在民国前十四年，曾为奔走革命，渡海来台。为了掩护，曾在当时的台南地方法院嘉义支部做通译，他当然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做通译以后六十八年，这个地区的法院内部还是如此黑暗。他若活到今天，一定还要整天忙着打官司，他绝不疲倦。因为林森先生永远是一个战士、一个好国民党员，他永远不会要求“葬我于高山之上”，他要葬到平地来，要为平地的小百姓，打他一个抱不平。（《林森先生打官司》）

　　梁启超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作为好的表达的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19、20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老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胡适等的白话文代领风骚，中国文章，自此正宗白话化。（《看谁文章写得好？》）

　　梁启超之二

民国九年年初，任公自欧洲归国后，决定此后放弃政治生涯，专心从事著述与讲学，他先后在北平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过了将近十年的学术生活。

　　任公又著《墨子学案》一书和《墨子年代考》一文，对胡适治墨成绩颇多称许。

　　民国十一年秋，任公应哲学社之邀，赴北京大学讲演《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他于事前在报纸上登了一段启事，大意说凡欲往听者当备该书一册，当时商务印书馆所存该书顿售一空，求诸各分馆亦不足敷。讲演共分两天，第一日约四五小时，第二日分两场，共约二三小时，第二日第二场胡适偕任公莅会，任公讲至得意处，转过头来打趣胡适说：“适之，此处你是不是造谣？”闻者大笑。讲演开始时任公手执胡书首先说：

　　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任公对这书的总评是：

　　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他讲完后胡适起来答辩数点才散会，这次讲演是北大礼堂难有的盛况。（《三人连环传》）

　　王国维

　　王国维生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他从小是读古书的，到了十八岁，才知道古书以外，还有西方的新学问。二十二岁起学外国文，二十五岁留学日本。三十六岁以前，他的治学主力在西洋哲学（他是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到中国来的人），和中国词曲（他的名著是《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他提升了中国平民文学的地位），此后主力转向古史与古文字学。王国维二十三岁的时候，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首先把这些三四千年前支离破碎的骨头片，和中国古代历史，结合起来，做出完美而惊人解释的，就是王国维。因此，王国维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是空前的。他在思想上、文学上、史学上、古文字学上、古器物学上、古地理学上，都有开山之功，史外求史，发前人所未发，“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中国学者中，像他那样有博大精深成绩的，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了。（《王国维自杀写真》）

于右任

十六年前，我在开国文献会打工，每月挣一千元。有一天，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是当时秘密会议成立的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文献会主持人很高兴，拿去请于右任题字。于右任一看，签名册中没他的名字，很不开心，他说他记得明明参加了革命，怎么没有他？主持人回来，找到我，请我仔细考证考证，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于右任错了。我仔细考证后，结论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没参加。为了使于右任没话说，我列举出每一项证据，证明他老先生真的没参加，是他乱盖，不是我乱盖。我不知道最后主持人怎么回话的，我只知道于右任“为之不寐者数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出他参加的历史，这种抱歉持续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出门，我才停止了抱歉。如今，十六年过去了，于右任墓草久宿，我也垂垂将老，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他参加的新史料，那时候，再走过敦化南路仁爱路圆环，我会尊敬的看他一眼。（《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于右任之二

　　于右任最喜欢写的两句诗是：

　　不信青春唤不回，

　　不容青史尽成灰。

　　笔下龙蛇飞舞，可惜不是真的。事实上，成灰的，是青春不是青史，青史有李敖在，是可以唤回的。（《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徐树铮

　　在“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印的《哀思录》中，成千上万的挽联里，有这么一副挽联——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何居乎一言而得，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作者是外号“小徐”的徐树铮，他是临时执政段祺瑞的长期灵魂，包办左手和右手，是霸才横溢的狂飙人物。写这副挽联后八个月，他横死在冯玉祥的谋杀里，结束了四十六年的光彩人生。

不但徐树铮的才气不可及，他的功业也不可及。他带兵收复外蒙古，就是一例。

外蒙古闹独立，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

徐树铮收复外蒙，如今已经六十年了，外蒙虽在徐树铮死后二十年又独立了，但这段历史公论，却将万古长存，不会被历史家忘掉。我现在重看有关外蒙的一些历史，深深感到，当年中国若没有徐树铮，外蒙早就不是中国的了。徐树铮以一介匹夫，举措攸关国家大计，功在中国，中国真幸亏有了他！（《幸亏有我》）

鲁迅

国民党不像话，鲁迅反国民党以至于死；共产党不像话，他也没有不反的理由。做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任何不像话都要反，否则也就跟他的身分太不相称了。

　　鲁迅的成就，在小说史一类和《阿Q正传》一类，除此两类外，他的杂文一类，却锋利、单调而冗滥。他写了那么多杂文，最明显的表现，不过一肚子情绪而已。情绪并非要不得，但是必须同“言之有物”并用、必须跟“大量的资料”并用、必须随“卓越的分析与见解”并用，但鲁迅的文章，却情绪有余，其他不足，结果炒出来的，只是一盘盘上好辣椒，反倒没有主菜了。

　　但是，即使是杂文，鲁迅的也落伍了，他那些放小脚式的和东洋式的词汇与造句，现在已经明显的属于另一时代了。现在我们写文章，再也不用那些表达法了。

　　鲁迅在杂文里太多情绪语言，他实在不够格搞思想。……在思想内容上，鲁迅实在很贫乏。他能那样有虚名，证明了中国人思想的普遍贫乏。

周令飞在台湾的表现，到处拜会、致敬，他的祖父必然死不瞑目。鲁迅若想到自己的孙子这样向他所厌恶的政权表态，真要甘愿“令”这小子“飞”了。中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其实斗也不过三代。第三代的人，气力就更弱了。（《杂评鲁迅和他孙子》）

考试院长莫德惠

……所举的几个例，无一不证明了这个考试院的莫名其妙，暮气沉沉。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人在严格执行宪法所赋予的考试权，任何良法美意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基于这种认识，我不得不指出考试院的最高负责人的失职。莫德惠院长做了九年了，我实在看不出他在积极的领导考试院做为国抡才的大业。他只会祀孔、只会写毛笔字、只会巡视考场、只会写“贤路于今已大开”一类的臭诗，然后再由一二老朽的考试委员唱和，说什么“玉尺量才廿二年”或“卅二年”，这都是鬼话。

作为一个从来没参加并且一辈子也不屑参加这种考试的人，我想我有十足的理由来建议这个考试院，最好彻底改组一下，第一步：80多岁的莫德惠先下台。换个“年轻人”（比如说六七十岁的）来领导。莫德惠是当年劝进袁世凯做皇帝的人，也是冒充东北大学校长的人，更是老得走不动路的人，他实在不该恋栈这个清高的职位，他应该自动表现新陈代谢的风度，使考试院恢复清白和进取。莫德惠先生如果觉得一个人下台太寂寞，不妨感赋一首诗，邀做了三十二年监察院长的那一位一起下台。这样，他们可以成为“玉山二皓”，比汉朝的“商山四皓”还神气得多！

宦海有边，旁边就是岸，“国之大老”们呀！拜托啦！请给六七十岁的“年轻人”一点机会，该上上岸了！（《读<虚有其表的考试法>》）

陈布雷

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中正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它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国民党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中正的文胆。蒋中正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陈布雷一生没有文集留传，——他的文章，都跑到别人的文集里头了。

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

陈布雷对蒋中正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不得不证明的，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他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

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在“油尽灯枯”的摇曳里，他把一死，注入了新的意义——那个为他所明知却又欲说还休的意义，他把光明重新点亮，虽然他自己却误上贼船、“百身莫赎”，永远殉葬在黑暗里了。（《陈布雷自杀写真》）

胡适

胡适——一个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李语录》）

胡适之二

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三

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其实这年头儿，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没有不寂寞的，何况是有个性的人呢？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20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四

　　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能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五

　　胡适把他走的路放宽了，文学革命很快地从一个目的变成手段，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路与生路，在南社横行排律成风的规摹里，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

　　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六

1919年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七

　　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但是他对几个重大问题追求的“纯度”，也许还是有问题的。例如他以一个曾经“很热烈地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个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关漏税的思想方法训练，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如果我们说他所以如此，乃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一点“历史癖”、“考据癖”，我们反倒会同情，反正他的天才过剩，不浪费一点，他是难受的。（《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八

　　胡适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九

　　在许多方面，胡适也绝非冷冰冰的人：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喜欢南港的小学生，为国民学校捐巨款；赞助北平的助学运动，也破例卖字；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从这些小故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为人热情的一面。但他的热情绝不过度，热情的上限是中国士大夫，下限是英国绅士。他在讲课时，天冷了，看到女学生坐在窗边，他会走下讲台亲自为女弟子关窗户，这是他的体贴处，但当女学生疯狂地追他的时候，他绝不动心，他只在给张慰慈的扇子上写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在这点上，也许那写Marriage and Morals的风流哲人会笑他，不过在保守的中国，他在这方面是白璧无瑕的。

　　没有疑问的，胡适之是咱们这时代里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作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国中，有他那种“本钱”而肯这样做的能有几人？自己欠别人钱，又退回政府送他的6万美金宣传费，试看今日国中，能有几人？（《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十

当年胡适自己，把考证《红楼梦》只看作“消极”的目的，他别有“积极”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说考证来“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教人脱出封建主义，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考证《红楼梦》是本题，是“消极”的；考证以外“借题发挥”的题外有题，才是“积极”的。胡适的毛病在他做这种双轨作业时，在本题上陷入走火入魔、积重难返，因此虽未舍本，却舍了更“积极”的本，最后“功夫”总在“雕花手艺”上，“缠小脚”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题发挥”的真义了，真是悲哉！（《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

　　胡适之十一

　　胡适写作量最高峰实在1924到1930这六年，他写了一百万字，平均每年十七万字，每月只一万四千字，每天只四百七十个字。这还是最高峰的六年，他活了七十一岁，写作生命有五十年，成绩这样少，可见浪费得多可惜！他为人热心，好交际，交际包括教书、办事，占去了他太多太多的时间。交际只能影响一时一地一部分人，作品却永恒而深远，并且影响到大部分人。可惜胡适一辈子不能把握到这一分际，浪费了。否则，以他的大才，专心写作，一定可以写出完整的世界性的大书，比如说，他可以写一部中国史，很好的中国史，留给全世界。（《新下蚕室条例》）

胡适之十二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胡适扮演的是一个“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角色，除了于1920年发表一本《尝试集》外，他始终自承是“新文艺创作的逃兵”，而替他压住阵脚的，志摩可算是一员大将，尤其在新诗方面，志摩在早期文坛上，曾以他优美的才华建树了许多奠基的成就。志摩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功绩，当然是受了胡适相当的影响，他写《爱的灵感》一诗，开首就有“奉适之”的话，说：“下面这些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正如这十年来大多数的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可见胡适对志摩的创作，的确有过许多启迪的功劳。

　　胡适与志摩在教书上共事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十三年，在北平北京大学；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在上海光华大学；第三次是民国十九年，又在北京大学。他们在一起最热闹的活动，是民国十六年开始组织“新月社”那一段日子。当时他们（胡适、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等）不到十个人的小团体齐聚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发行《新月》杂志，今天到极斯菲尔路胡适寓中聚餐，明天到环龙路徐志摩家里摆龙门阵，闹得有声有色。

　　胡适与志摩在学术上的合作共有两次，第一次合作是民国十二年，他们同住在西湖上，相约一同翻译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的小说，……第二次合作是在民国二十年翻印《醒世姻缘》，胡适做历史考据，志摩做文学批评。（《三人连环传》）

　　毛子水

　　毛子水本是《自由中国》的社委，雷震被捕后，《自由中国》自然停刊，国民党为了“李代桃僵”，特别弄出个新的杂志——《新时代》，由毛子水出面，以图鱼目混珠。而无格无耻的毛子水，居然就这样干上了，这是我最看不起他的一点——他这样配合国民党干见利忘友之事，真是士林败类。他这样做，实在有国特之嫌。

　　毛子水今年九十五岁，这几天国民党报上捧他，曲学阿世的国民党学人与同路人也捧他。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捧毛子水是“把书真正念通的人，其学术造诣已达最高的境界”，全是瞎说；事实上，毛子水读书虽多，却是俞大维式的笨伯；台大校长孙震捧毛子水是“台大的宝贵资产”，也全是瞎说；事实上，台大已被这种货色丢人丢得破产矣，又何“资产”之有哉？（《老毛是国特？》）

　　朱家骅

　　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实际推动者：一个是冯玉祥，他对河南女人小脚的解放，用心最苦；另一个是朱家骅，他对广东女人乳房的解放，功劳最大。朱家骅在民国十六年做广东省民政厅长，大力提倡“天乳运动”，惹得守旧的老广们大骂“丢你老妈唉”，埋怨这个“外江老”败坏广东地方的名教。但是朱家骅不管，还是要提倡，因为他深切了解束胸对国民健康的不良影响，他知道女人乳房的自由，是现代中国人所必须争取的自由之一。（《大奶奶运动史》）

　　姚从吾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十三年和十三月》）

蒋廷黻

蒋廷黻先生是二十年代学者中，最光彩照人的一位。他从1935年开始从政，虽然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失”，但在政治事业上却有所“得”，得失之间，是很难估量的。但不论他治学或从政，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头最睿智、最有个性的一位知识分子，我们叹息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已快凋零净尽，所以更觉得他是“鲁殿”中的“灵光”。

蒋廷黻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关于自由主义的认识，和对组织中国自由党的兴致。

对自由主义，我认为蒋廷黻对它的了解是缓进的、逐渐的、最后凝固的。

蒋廷黻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虽然不如胡适“源远”，但却比胡适“流长”。这一点，他显得比胡适有冲力。当他一旦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开始凝固的时候，“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立刻便在他的身上发酵，他立刻就想把对自由主义的信念，表现在更具体的形式之上。

这个具体的形式，就是他所梦想的“中国自由党”。

对国民党的态度，蒋廷黻的表现更是光明磊落的。他在1935年十月二十七号，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上，本发表过一篇《国民党与国民党员》，里面很爽快的指出他“对国民党素无好感”。但这种“素无好感”，并不影响他对国民党的公正论断，也不影响他跟国民党中的优秀分子合作，一同为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党国”）而努力。蒋廷黻做官，做的是堂堂中华民国的官，并不是“党官”。因此我说，他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

蒋廷黻这个“中国自由党”的梦，可说是一个爱国书生的好梦，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美梦。这个梦在刚做的时候，他对“党魁”的推荐，很属意于胡适。（《蒋廷黻选集》序）

　　蒋廷黻之二

　　他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实事、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生产、是事业、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

蒋廷黻之三

蒋廷黻从中学就在美国读书，比一般留学生受过更多西方文化的熏陶，很早就感染上西洋人的性格与气质，再配上他那湖南人的祖传脾气，所以，他是一个道地西化的中国文人。他没有中国旧式文人的调调，他不会玩毛笔字，弄旧诗词。他写了一手蹩脚的中国字，写文章时，还会偶尔闹别字。他的中文写作，是当了南开大学教授以后才开始速成的，文采不佳，但是极能清楚达意，颇见慧根。文章收尾总是干干脆脆，戛然而止，绝不臭长。他的人生观是百分之百入世的，不但入世，而且要用世。这种精神的最初表现是他青年时代的辍学赴法，照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的中国工人，最后害得他那顶博士方帽子，直到1923年才戴上。

蒋廷黻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一个“清高”的、“光荣”的、“最后一个机会”的、“有很大贡献”的一个标准样品。在坎坷颠沛的中国官场上，多少从政的学人都愁眉不展了，蒋廷黻在此必然是个例外，也应该是个例外。唯有他的例外，才能延续中国学优则仕的一个传统，我们这些人虽不做官，但也不希望中国传统上这一脉香火在他身上“及身而绝”，因为仓库里尽管没货色，橱窗里却不可没样品。中国的读书人，请来看看这件样品。（《蒋廷黻和他走的路》）

蒋廷黻之四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面，最有成绩的时期是1923年到1935年，也就是他十二年大学教授的那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他首先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的编纂，1931年11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不靠外国蓝皮书等单方面文件而编成的外交史资料。过去人们研究外交史，不分中外，都以外国单方面的文件为根据，这就好像只根据一造的口供就来判案一样，当然有失公平。蒋廷黻这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不但纠正了这种偏颇，同时还将历史研究带出了《春秋大义》或《资治通鉴》式的主观论断，这部书里没有描写洋鬼子如何欺压中国，也没有宣扬不平等条约该如何废除。……它只是平铺直叙挖掘历史真相，并且呈露历史真相。这样子编写历史，才真正是中国旧史学的埋葬，真正算中国新史学的开端。（《<中国近代史论集>序例》）

林语堂

昨天听说林语堂上次谈鲁迅的文章，曾被委婉腰斩，林语堂也真可怜。我认为，他至少该早死十年。他的“晚节”，实在表现得欠佳。此地抱屁股的文人多得很了，又何必劳他插一脚？当然，林语堂也谈了一些别人一谈就会出事的主题（如改革汉字之类，如由我李敖谈出，一定被戴上“隔海唱和”的帽子），这也算是他“言人所不敢言”吧？可是依我看来，正因为以林语堂的身份，他所谈的范围，才不应止于此。记得上次李方桂回来，姚从吾请吃饭，李方桂点名要“见见李敖”，所以我也出席了。饭后毛子水和我有一场对话，大意如下：

　　李：“毛先生，以您的身份和地位，实在该写点激烈一点的文章，批评批评时政。”

　　毛：“李敖呵！你不知道，我写文章，也和你一样，有剃刀边缘，文章写激烈了，还是会出事的。”

　　李：“我不太同意毛先生对剃刀边缘的解释。毛先生的剃刀边缘，自和一般匹夫匹妇不同。一般人写三分，就要被抓起来，坐老虎凳，可是毛先生写十分，也不一定被捕，即使被捕了，充其量也不过失掉自由，在监狱中还是要被相当礼遇的，毛先生写文章的最坏后果既不过如此，为什么不多给青年朋友做做榜样呢？”

　　这段对话的基本意思，施之于林语堂，也是如此。香港正文出版社出资三万元，约我写一本《林语堂论》，我现在还没做最后决定。如果我写，这段意思，我一定要反复说明。你以为何如？（《给Y的四十八封信》）

　　溥心畬

　　中国画家有两类，一类是走权贵路线的，一类是不走权贵路线的。前者阔，后者穷；前者显赫，后者无名。不过后者之中，有一个绝对的例外，就是溥儒（心畬）。

溥儒有点钱，可是他绝对不花，他从不用新台币上街买东西，他根本不知道新台币怎么用；溥儒极有名，可是他对名也不过淡淡的，他自称“西山逸士”，他把自己，逸出于世俗之外，一个人根本不要知道钱怎么用，这种人，似乎和文明脱节，或向文明抗议，谁知道他不是有意装糊涂呢？

溥儒是满族的皇族出身，就是所谓的“旧王孙”，自己根本就是这种地位的人，自然也就更目无权贵。一般画家都巴结权贵，可是溥儒不买帐，再显赫的他也不理。我们只注意到毕加索在德国军人面前的傲慢，却忘了溥心畬在日本军人面前的不合作。溥儒在整天诗画世界当中，寄身于无为，以显示有为。他是德国生物学博士，可是他好象有意把自己给“报废”了——变成一个只会画画的，他不要自己变的有用。

溥儒一派天真，不拘虚礼，在日本大饭店餐厅，他忽然嫌热，脱掉长袍，光起胳膊，吓得洋婆子大叫起来。吃酒席时候，他发现有一盘特别好吃，他就端到自己面前，向其他客人说：“你们别吃了，由我一个人吃吧！”（《真艺术家的人格》）

徐志摩

志摩离婚后3年，就与陆小曼结婚了。志摩的父母本来对他与张幼仪的离婚就不满意，这次再婚，更是不赞成，他们老两口提出三个条件，一定要志摩遵照办理了才许结婚，条件之一就是证婚人非由梁任公担任不可，这一下子可难为了徐志摩，他明知任公对他的离婚再娶是不满意的，但迫于无奈，只有央求胡适去游说，果然胡适神通广大，一言九鼎，终于说动梁任公。任公在结婚典礼的致词中，很不客气地把新郎新娘痛斥一番，首先说两人皆是曾经结过婚的过来人，希望此后各自检点，勿再做一次过来人。其次便指着徐志摩大骂，说他性情太浮，以致学问做不好；用情不专，所以闹离婚再娶，往者不谏，此后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任公唠唠叨叨这样骂个不停，最后志摩只好走上前去服罪，面红耳赤地请求道：“请老师不要再说下去了，顾全学生一点面子吧！”任公也觉得骂得差不多了，便就此停住。梁实秋先生在《谈徐志摩》一书中写道：

　　只有梁任公先生可以这样骂他，也只有徐志摩这样一个学生，梁任公先生才肯骂。这真是别开生面的一场证婚。

　　志摩的死，说来好像是劫数难逃，他自上海北上前本来已经把火车票买好了，但是临行头一天有人送给他一张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的飞机票，他就临时决定改坐飞机去北平，而这架“济南号”竟在济南西南的党家庄附近触山失事，志摩及两名驾驶员均遭难，时在民国二十年11月19日。（《三人连环传》）

　　李济

在人才凋落的老一辈学人中，李济是亮得出来的一位。虽然他的为人有一点儿狭窄，有过多的心智上的骄矜与傲慢（intellectual arrogance）。

四十五年前，李济从北平清华学校走出来，用充足的官费，跑到美国。五年留学期间，他得了三个学位，二十六岁就戴上哈佛大学的博士帽子。这种成绩，一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资和努力；另一方面却由于清华学校的官费，可以让他“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学术的工作上”，而不必像今天留学生那样的，花极多的时间去做工，把许多青春为谋生而消耗掉。

民国十二年李济回国后，起初在南开大学执教，后来转入清华，在清华研究院中以讲师资格担任导师（另外三位导师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这时候，他开始他“挖”的人生。他的“挖”，不是淘金、不是盗墓，而是考古工作。

综合李济“挖”的一生，他的努力是不出其位的，他计划和推动别人去“挖”、去“调查”，也是不遗余力的。除了田野考古以外，李济又投身在教授、讲学和主持研究工作；他从1928年冬天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三组主任开始，曾担任史语所考古讲座、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人类学系主任、故宫中央博物院及中央图书馆联合管理处理事，及出席菲律宾、西雅图等学术会议的代表，又曾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大学、华盛顿大学讲学。他的现任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1955年起）、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1949年起）。还有，他从1948年起，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38年起，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这种荣誉，够得上是“为国增光”。

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像，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例如：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

李济1号死了，报纸上几天来称赞他的文字，有的可以成立、有的就没道理。

　　可以成立的是李济做学者的一面，李济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够格的学者，但在够格的学者以外，若说他对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一面有大功，就没道理。

　　李济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学术上的内行，绝不表示领导学术的内行，绝不等于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的内行。并且，正相反的，在这方面，反倒更外行。做学问的和领导学术研究的，实在应该是两类人。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没有学问，但他创办了普林斯顿更高学术研究院，把爱因斯坦等学者集聚一堂。只有宽阔的心胸、透视的眼光、均衡的判断、高明的行政能力的外行人，才能领导学术。在学术上内行的，反倒误尽苍生。

　　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的死，象征了中国重量级学阀时代的结束，今后的学阀只有迷你级，再也不迷人了！（《一个学阀的悲剧》）

沈刚伯

沈刚伯慵懒成性，游学无根，完全不足为文学院的表率，完全是个误人误事的老人。这个老人在学问上除了对希腊史、罗马史稍加涉猎外，其他表现则为才子派，有许多是信口乱道、信笔乱写的。此公此才，对初出茅庐的大一学生，可以开开茅塞，可是一个学期足够了，再听就是浪费青春，因为“沈郎之才，技仅此耳”！三十多年来，沈刚伯在学术著作上是一片空白，唯一可举的是目前中学生用的所谓“标准本”外国史，其中大部分还是抄别人的。

在外国，从来没有一个拿不出学术著作的人可以尸居大专院长的，也从来没有不能陆续有新著问世而能稳坐宝座的（早被撵下来了！），可是沈刚伯却一坐十四年，丝毫没有明显的长进和改变，也丝毫不觉得脸红。这真是败坏中国学风的真正罪人！

沈刚伯除了不贪财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老教授中腐败的代表，也是最好的活证与抽样，更是集大成的人物。他十四年来唯一可歌颂的“德政”，是不让徐复观之流混进台湾大学，大概是想引某某入室的典故而心有惴惴，结果嫁祸于东海大学，使东海大学的师生心头暗叫：“苦也！恁地引进这湖北佬来！”（《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

吴国桢

综合吴国桢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几点重要的结论：

第一，吴国桢是留美博士，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是和国民党一样的货色，他扶同为恶，做坏事、做祸民殃民之事，自然有份。他在扶同为恶的过程中，代表高等知识分子的无耻。

第二，吴国桢不在其位后，开始窝里反，反得实在有心机、反得漂亮。我们可以视为他有“赎罪”的心态。他显然对跟国民党作恶多年，有所悔恨。

第三，国民党是个又笨又自大的集团，它低估了窝里反的人对它的伤害，国民党拿手好戏是优于制造它打不倒的敌人，但吴国桢事件上，却又证明了国民党还优于制造它打不倒的“同志”。（《吴国桢窝里反妙史》）

叶公超

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六年前他约我到他家，他的悔恨，又加上衰老了。中国知识分子想同国民党合作、想做官，下场一至于此！

　　司机先生证实了叶公超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出于沈昌焕的向蒋中正告密，告密内容，不是一般所说的内容，而只不过是叶公超私人谈话中有了“对元首不敬畏的语气”。（《国民党大使垮台秘闻》）

　　溥仪

溥仪虽不是当皇帝时间最久的，却是次数最多的，他一生当了三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到6岁，当了三年（1909-1912）；第二次是12岁，当了十二天（1917）；第三次是29岁到40岁，当了十一年（1934-1945）。这三次当皇帝，头两次溥仪年纪小，自己没有责任可言，最后一次当满洲国皇帝却不无责任。溥仪三次当皇帝，只有这一次假戏真做，虽然做到头来，还是一名傀儡。（《介绍<满宫残照记>》）

　　溥仪之二

　　一方面，溥仪“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一方面，溥仪间歇做着拥虚名的皇帝、辗转做着得实祸的囚犯，“实等于终身圈禁”。这一情况，直到他五十四岁时，才得开朗。1960年，共产党把他派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园丁，他才正式脱离了当皇帝的祸福，正式当上了平民。

“末”像收尾，但其作用，又是开场。末代皇帝溥仪这个人，是中国帝王之“末”，但又何尝不是中国平民之“末”？此人的象征意义，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绝有。他从帝王转为囚犯，再从囚犯转为平民的过程，最富传奇性。研究这一个人，无异研究了最好的取样，他是人类浮沉对比最强烈的缩影。（《<末代皇帝研究>前言》）

溥仪之三

古今中外亡国之君很多，但是亡国以后几十年间，饱更忧患，忽而御苑称孤、忽而出宫道寡、忽而以王被尊、忽而因夷就攘，最后满洲为帝、赤塔成囚、东京受审、抚顺观天，垂老又以一介平民，重回故宫，重游他当年做皇帝的所在，为难友做义务导游……这几十年的荣枯对比与浮沉奇遇，不但是古今中外帝王所绝无，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平民所仅有。溥仪这一生太动人了。他是一个死掉的皇帝，却是一部活的现代史，在这部现代史中，庄士敦云龙契合于先、奋笔疾书于后，为时代留下他所目击身经的一段，“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介绍<紫禁城的黄昏>》）

　　居浩然

　　居浩然因为人最率真，跟他做朋友也就十分有趣，他表面上总是嘻嘻哈哈没大没小的，内心深处，却有志不得酬的索寞。居浩然的困境，是他身居国民党大员之子，却要众醉独醒，试图打破那个黄圈圈（明武宗戏李凤姐，说他身在北京城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这种圈圈症，实在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特色）。居浩然不明白这种正义之声是不被国民党允许的。

　　居浩然身为居正之子，在国民党生殖器关系集团中，充满了骄傲、自负与不服气，他这种八面威风与八斗高才，不是小鼻子小眼的国民党容得下的，所以，他最后以当令少爷之尊，被出局了事。他老死他乡，临死似乎还没觉醒及此，国民党少爷们的不可救药，就于此可见了！（《写在居浩然<十论>的前面》）

　　居浩然之二

　　浩然因为是活泼泼的人物，又因为是文理兼备、文武兼备、中外兼备，所以纵笔为文，霸气难消。再加上他是大少爷，“脑后有反骨”，故其为“反派”人物也，必矣！

　　居浩然是西化的启蒙运动者，是文字犀利的刻薄寡恩者。

居浩然其人，是个标准的怕太太主义信奉者。此人虽然怕太太，可是还不自检束，还是常常跟有风流之名无风流之实的李敖在一起，惹得太太起疑。所以他经常在子夜以后，蹑足归家之时，被太太从后门闪出，罚跪算盘。从跪算盘一点上，颇可看出居吴两太太的宽猛有别：——吴申叔被罚跪算盘，只跪中国式的算盘；而居浩然被罚跪的算盘，却是日本式的。所以居浩然的命，比吴申叔苦一些。故从罚跪工具观点上看，居浩然容易引起祸首李敖的同情，因为他在算盘之上，只有“浩然”长叹的份，一切把戏都施展不出来了！

　　可是你别以为：居浩然就是弱者，居浩然写起文章来、说起大道理来，可就完全不同啦！他从算盘上（瞒着太太）凌云而起，喊一声“汰”！大笔一挥，就把人物扫尽、把是非廓清啦！因为他在写文章时，皮包骨的双膝上仍有余痛，所以他心中总难免还有点“算盘意象”，所以他对人物、对问题，总有点“清‘算’”的臭味，这是很不“恕道”的。

　　残忍的居浩然，在台湾被更残忍的李济等学阀们排挤后，走投无路，只好学孔丘，“乘桴浮于海”了。从他者，其太太欤？其聪明儿子欤？其漂亮女儿欤？其日本算盘欤？都有。反正，他们举家南迁了，南迁至英国鬼子统治下的澳洲。

　　居浩然在海外，还是拼命写信、拼命写文章、拼命扯他跟我李敖的交情，这真害我不浅！他忘记他的身份是“党国元老”之子、是好国民党员、是好湖北人、是逍遥法外的家伙。他写文章扯东扯西，俨然不知今日何世，不知他所处何地、我所处何地，这是他的天真处，也是他的没心肝处。而天真加上没心肝，恰恰就构成了居浩然的可爱，而使我不能不爱他。

　　我爱居浩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爱他那股“大少爷”的劲儿。无疑的，浩然是“大少爷”中最洒脱的天真者、最满不在乎的没心肝者。他狂放而有神经质，瘦弱而少蛋白质，他读书不多，可是有一副最好的头脑，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写起文章，万言缤纷，比起整天厮守书房头脑混沌文章不通的书呆子，不知要高明几千倍。

　　总之，我几年来细心观察居浩然淡江英专校长垮台后的言论，我很高兴的指出居浩然是我们自由中国最可贵的一位“大少爷”，一位西化的勇敢的斗士——打官司除外。（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殷海光

　　殷海光早年投身在救国的急湍里，他的狂热和动辄“立正示敬”，十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被国民党争取到，为国民党做文化打手，被共产党列为“十大文化战犯”之一。到台湾后，他勇于觉悟，把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批了个痛痛快快，这是殷海光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没有这些登峰造极，自然无所谓思想家殷海光、无所谓逻辑学者殷海光。所以，论定殷海光，必须就这一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极来论定，否则就是别有用心了。（《扭曲了的“纪念”》）

　　殷海光之二

　　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不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

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一条大狼犬。这条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我的殷海光》）

　　殷海光之三

　　殷海光虽是我佩服的思想家，但他的思想面并不宽，只以方法学与政论为主，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很弱。他服膺思想家罗素，但罗素思想面极宽。殷海光虽在台大开“罗素哲学”，但他对罗素的全面性了解，似乎不够。即以个人修养而论，罗素很早就征服了快乐，殷海光却整天为不快乐所笼罩。我常向他说：“老师为什么不细看一下罗素的Conquest of Happiness呢？你这样多愁善感，可不是罗素的信徒啊！”殷海光最后得胃癌而死，得这种病，简直对学哲学的是一种讽刺。

胡适歌颂雷震为自由民主政治奋斗的功劳，主张给雷震立铜像，我却认为雷震铜像的肩膀上，更该立一个人，就是殷海光。殷海光和雷震，在鼓吹自由民主的功劳上，真可说空前绝后，但他们的气质，却是非常缺乏自由民主的。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喜开玩笑的、幽默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或看大腿）的、青年会总干事式的。……但是殷海光和雷震却全不如此。殷海光和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专断的、严肃的、不恢廓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窄的、圣王、贤君、教主式的。……这些气质，很过瘾、很雄浑，可惜都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我的殷海光》）

殷海光之四

孟绝子感慨知识分子品格的被摧毁，从来没像三十二年来这样彻底的，我同意他的看法。在这摧毁知识分子的绞肉机下，殷海光是大陆型狂飙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个。殷海光生于五四之年，他以五十年的生命，为五四精神做了创新与重建。殷海光的死去，是那一代蛟龙人物的光荣收场。新的中国有赖新一代的蛟龙人物，在绞肉机下，创建新的光荣。

殷海光永生。（《我的殷海光》）

殷海光之五

我说殷海光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生活细节上，也可看出一斑。他从不坐公共汽车，他认为人的尊严会给挤掉；他喝高级咖啡，吃英国饼干，去贵族医院看病……这些都表示他也满布尔乔亚的。另一方面，他除了不太会用电话机、不会用自动电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太太向人收两种工钱——有钱的人要多付，没钱的要少付……这些都表示他也蛮书呆的一面。以这样层次的知识分子，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当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海光虽然天姿英明，但在生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却显得生疏而笨拙，他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我的殷海光》）

　　殷海光之六

　　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的殷海光》）

　　殷海光之七

　　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车”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我的殷海光》）

李师科

　　土地银行抢案说破案了，报纸满版、电视满档、警察满面堆笑、“内政部长”满口胡言——竟要全体人民做警察耳目，处处一片叫好声，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这名嫌犯——计程车司机李师科。一般认为他会去酒廊赌场，他却不吃不喝不抽不赌；一般认为他是江洋大盗，他却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认为他有犯罪习惯，他却纪录清白全无前科；一般认为他是年轻小伙子，他却年过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认识李师科的人，对他都是一片赞扬之声：“老实”“诚恳、和善”“客气”“义气”“豪爽”“人缘不错”“生活很俭朴”“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爱小孩子”“在长巷弄里，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个伪装的好人，怎么可能十几年来一点破绽都没有？”“好多的邻居，都没有人说李师科是个‘坏人’！”

　　不但如此，李师科在邻居办喜事时候，免费提供计程车队；在乘客遗落物品时候，主动送到广播电台；在自己吃馒头喝白开水时候，花一千元为小朋友们买玩具；在绿灯户见到那些可怜女人时候，加倍给她们卖肉钱！

　　而李师科自己，却一二十年，长住陋巷之中，房间只有三坪大，破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颗对国家破碎的心。

　　李师科生在1927年3月5日，是山东昌乐人。他在家乡念小学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他书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击，那时他十几岁，已用枪声和行动，证明了他是爱国者。

　　李师科是中国农民，在抗战胜利后，他想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和土地，但是，巨掌拦住了他，他要继续爱国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只被打败，没被打死；最后，他跟到台湾。他眼看政府退后，自己却不能退伍，因为，正如政工人员所说：“国家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在国家的需要下，李师科付出了他的二十岁、付出了他的三十岁、付出了他的四十岁，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与眼泪。为了防守台湾，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自军队离开。

　　当他看到国家银行千千万万的钞票放给特权、成为呆账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牺牲青春、牺牲自己与家庭来捍卫的国家竟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国家如此缺乏公平与正义、公理与正道的时候，他涌起抢劫银行的念头，他终于在五十六岁的年纪，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样高龄又没有前科的银行劫犯，在犯罪学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

在小女儿父母告密以后，几乎不可能破的抢案，等于由李师科自己给破了——李师科求仁得仁、李师科盗亦有道、李师科甘愿自我牺牲、李师科不惜从容一死。

李师科绝非普通的杀人越货的罪犯。李师科不是千千万万罪犯的缩影，而是千千万万老兵的化身。李师科如有错误，那不过是他对国家对不起他的一种回馈，国家对不起他，远超过他对国家不起。他十几岁就上山打游击，如今从爱国爱到寒心、爱到有罪，我们何不问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何不问问：这种罪，真该李师科负担的，究竟该有多少？究竟该占几成？

　　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账，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元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侮辱者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遭遇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声。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像狄更斯（Charles Dck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尔登（Sidney Carton）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科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王尚义

　　王尚义是悲剧人物，没有错，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关于“王尚义与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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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人物

——政治上不追究，是一种层次；但历史上追究，却是另一种层次。

钱穆

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18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

　　钱穆之二

　　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我自主持《文星》起，引不满钱穆的反动思想，始终攻击不断。这种不满，由于钱穆在1967年回到台湾投奔蒋介石，更形火上加油。钱穆本来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曾反对蒋介石连任，还有点独立性。但投奔蒋介石后，蒋介石请他吃饭，当面质问他，他就不敢再多说。蒋介石收买他，给了他豪华住宅，就是现在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东侧的“素书楼”。“素书楼”用的是属阳明山管理局的公地，豪华建筑花的是公帑，钱穆公私不分，一住近二十年，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如今他过九十三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致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宗濡”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

张学良

把不抵抗主义，一股脑儿记在东北军张学良的账上，是不公道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原因之一，是张学良想用行动表明他不是“不抵抗将军”。据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近代中国》季刊，1977年6月30日），明说张学良“并期以‘不抵抗将军’之头衔，转加诸中央领袖，终致造成西安事变”。显然“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背了五年的黑锅，已经不愿再背了，所以弄出“西安事变”。（不料事变后，他更没澄清的机会了，不但没机会卸下以前的黑锅；反倒又加上许多新黑锅！）（《“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

张学良之二

张学良生在1898年，今年1988年，九十岁了。九十年间，他从三十八岁起就失掉自由，被关五十二年至今，论使爱国者失掉自由之久，蒋介石及其党羽可谓心狠手辣、空前绝后。

张学良1919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因为得乃父张作霖的余荫，崛起之速，自然有异常人。他在内优外患的复杂局面里前进，一生中虽然也做错不少事，如因误信蒋介石而拥护蒋介石、替蒋介石背黑锅等，但在爱国大节上，他有最足道的两点，为常人所不及：第一，他有最好搞“满独”（满洲独立）、“东北独”（东北独立）的机会，但他毅然决然不买日本人的账，使中国统一大业因他而完成；第二，他为了救国、为了抵御日本、为了纠正蒋介石的错误，毅然决然发动西安事变，使中国统一大业因他而确保。这两件大业，对张学良个人说来，在世俗眼中，都是冒险犯难的祸事，但是张学良都不自求多福，甘冒牺牲。这一气概，更是光耀青史的英雄气概了。

为了给张学良做历史定位、为了驳斥蒋介石及其党羽几十年来的诬蔑与谬说，我决心出版《张学良研究》来拍案与翻案——勿谓东北无人也！东北讲武堂往矣，讲文堂登场，戏亦好哉！（《<张学良研究>前言》）

孙立人

　　孙立人将军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将领，他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为抵御外侮，投笔从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终因身隶蒋介石政权之中，毕竟有他发展的上限，忌才多疑的蒋介石，最后以冤案软禁了他，于今三十三年了。

　　孙立人案的伏机极早，早到孙立人的出身。孙立人非黄埔系又比黄埔系杰出，基本上，就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再加上他有国际性的地位，极得美国名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等的支持，更引起蒋介石和黄埔系军头的猜忌，蒋介石在情况紧急时，拉拢老美，不得不用孙立人，一旦情况稍稳，就要把孙拉下马矣；拉下马要靠罪名，于是冤案出矣。

　　从历史定位上看，孙立人出奇兵、打硬仗，是第一流的名将，一如韩信；他有“反”的大好机会而不“反”，忠于上级，也如韩信；他“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令上级不安，也如韩信；他“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弄得“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人告公反”，也如韩信。至于看不起其他将军，韩信“生乃与〔樊〕哙等为伍”，孙立人“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更是一如韩信了。所不同的是，韩信的下场是身首异处、家夷三族；孙立人只是身囚台中、家属奉陪而已。

　　再从历史定位看，孙立人案的种种冤情，又正如岳飞案。岳飞案的成立关键是凭“众证结案，而武穆竟无服辞云”。这就是说，全凭别人的旁证咬岳飞，并没有岳飞自己承认的证据，孙立人也是“无服辞”，真是古今同调。（《<孙立人研究>前言》）

　　陈立夫

　　陈立夫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岛上党内党外的宣传下，人民是会发生错觉的。在国民党的报章的吹捧里、在康宁祥的刊物的马屁里，陈立夫被描绘成满像那么一个正人君子似的。其实这个人，在主持“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特工的时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多少国民党的异己分子，都被他下令装进麻袋，丢到黄浦江里喂鱼了。

陈立夫当年发明“唯生论”，写了一本专书，叫《唯生论》，其中有一段说：“总理从前说过‘生是宇宙的中心，民生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但是，我翻遍了孙文的遗著，也看不到孙文说过这些话或做过类似的说法。所以，陈立夫全是造谣。因为这个人有这样公然造谣的前科，如今他说暗杀廖仲恺的种种，我也就不得不有合理的怀疑。（《陈立夫，你为什么不早说？》）

黄少谷

　　国民党说他们救国救民，已经到了“情不可却”的程度（“情不可却”是陈果夫的话）。“情不可却”几十年下来，已经留下大量的历史，给国民党管制不到的中外历史家公正评判。评判国民党，其中有一特殊现象，我们不可不注意，那就是“重用贰臣”。以黄少谷为例，他虽贵为“司法院院长”，但查查他的历史，却是典型的贰臣。以贰臣做“司法院院长”，若要司法公正，就未免太讽刺了。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你李敖在做政治清算是不是？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吗？政治上不追究的，你追究干什么？我的答复是，政治上不追究，是一种层次；但历史上追究，却是另一种层次。

照中国传统历史家的章法，黄少谷这种“私昵”级的人物，不论政治上怎么捧他，在历史上，他却是十足的贰臣，永远为正义之士所唾弃。（《黄少谷应入贰臣传》）

台静农

他们从大陆挫败来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种挫败之气，一直不能平息，他们一路垮下来了。我觉得虽然同是垮，可是其中台静农却垮得走样，台静农当年是鲁迅的大将，被捕后吓破了胆，从此“不干了”，以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如今垂老反倒愈发妖娆，一笔妖字上市，令人殊感其愈老愈无聊。至于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奖，则更属无聊双绝矣！（《李敖札记》1985年3月20日）

　　陶百川

　　“清流”人物是绝不跟政府合作的，“清流”是狂狷的、特立独行的、有激烈意见的、有火气的、不加入一党独大也患一党独大的、不做什么“国策顾问”的。明朝的“清流”们，都是牢里牢外过着的，像沈束坐牢一坐就是十八年，但是陶百川呢？却做国民党员一做就是五十九年！跟执政党走得这样近的人，还被称做“清流”，这不是开“清流”的玩笑吗？

　　……就这样的八面玲珑，他一方面又当了“国策顾问”，一方面又成了党外人士的偶像，里外通吃如此，左右逢源如彼，并且一连多年，这不太奇怪了吗？（《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

丁玲

丁玲是谁？丁玲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婆婆，她是那边的头牌女作家。

丁玲的作品，当年在大陆风行的地位，就像今天台湾的琼瑶。只是丁玲比琼瑶会咬人。琼瑶笔下的十七岁，只是哭哭啼啼的小表妹；丁玲笔下的小表妹，不但不哭，反倒会骂“放你娘的屁”！

丁玲当年，为帮中共打天下，情人送了命，自己也坐了牢。后来放出来，跑到延安，替中共机关报编副刊。一九四九年，丁玲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的要命。

但是，好景不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明月照在沟渠上，扫帚星照在丁玲头上。丁玲昙花一现，就被打入败部，被罚擦地板，最后变成一个在两边都要坐牢的人。（《我中华尚有人耶？》）

吴大猷

　　吴大猷本是早期“归国学人”的样板人物。1967年春天，钱思亮写信给吴大猷，“秉总统蒋公命”，要吴大猷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吴大猷“不敢拂命”，可是一边同意一边拿乔，说他“不易举家返国”，只能飞来飞去的干。蒋介石答应了，下令凡是吴大猷在国外时间的事，都由钱思亮、阎振兴在旁帮忙。不久（1968年1月10日），四十万台币的“嘉新文化基金会特殊贡献奖”就微妙的落在吴大猷的头上。（《吴大猷假公济私的一面》）

吴大猷之二

自来所谓第一流知识分子，理该维护“大儒式”的尊严，不亢不卑，与统治者相抗。这种抗，不一定是敌对，毋宁是维护应有的风范与规格。《战国策》记颜斶拒见齐宣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顔斶的分庭抗礼，并非说与统治者不能见面，而是坚持你不能“召见”我，所谓“有不召之臣”是也。

　　如今先生不但带着不知风范与规格的杨振宁先生去给统治者“召见”，并且还大感“欣慰”，这是很失体统的事。尤其在应“召”之时，是“匆匆自中研院会场中途离席”的，这更是很失体统的事。我们读《论语》，看到孔夫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那一幅画面，深感其失之下贱，如今先生带杨振宁先生“不俟会毕行矣”，其下贱也，夫子都自愧不如矣！（《责备吴大猷先生》）

　　牟宗三

　　科学怪人固然可怕，玄学怪人更是可怕。牟宗三之流，典型的玄学怪人也。他的文章和演说，都不知所云，可是国民党却还捧他——只有混蛋才捧混蛋。（《李语录》）

　　陈庭茂

　　看到林义雄、方素敏的心态，我真要向陈文成的父亲陈庭茂老先生致敬。陈庭茂老先生以丧子之痛、以敌忾之仇，决心以未死之身，向国民党讨血债，周旋到底。虽然老先生的水平容有出入、手法容有怪力乱神，但看他精神是那样抖擞、表情是那样悲愤、态度是那样虔诚决绝、立场是那样锲而不舍、舐犊情深，我们真不能不说那是一种伟大的榜样。（《散记鹦鹉及其他》）

胡秋原

　　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又参加闽变叛国，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最后找到殷海光。殷海光从《自由中国》停刊后，已失掉地盘，全靠我以《文星》来支持，胡秋原恨我揭发他的真面目，因此迁怒到殷海光。当然啦，打击殷海光是合乎官方希望的，胡秋原属于何种色彩，也就一看即知。（《我的殷海光》）

　　赵耀东

　　我认为赵耀东干不久了，有两个原因使他没法干久。

第一、我认为赵耀东根本不了解中国官僚的政治结构，当整个吏治是一个很难推动的官僚系统时，绝不是你一个领袖或机关首长出面改革，就能做砥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的，这是为什么中国变法自王安石以下都是失败的原因。当整个吏治结构已经僵化，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用的，因为底下阳奉阴违，懒惰不进取，注定了你一定要失败。就算赵耀东有一点进步的观念，碰到那个守成的笨蛋俞国华，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他手下的人也都是一类的货色。

　　第二、我认为赵耀东的大方向错了。他根本不了解自由经济的真谛，他本身还是一个停留在自由经济和统制经济间的半吊子人物。他应该知道国民党的很多统制经济，在自由经济制度下，应该取消掉，为什么还任他们胡闹下去？赵耀东其实就是统制经济的负责人，过去他当过中钢的头子。我们只要看他跟傅利曼的对话，就可以知道他的经济学程度是不及格的。（《吐他一口痰》）

　　吴基福

　　有一种人靠糊涂混一辈子，其成也糊涂，其败也糊涂。吴基福是也。（《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孙观汉

1972年12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从笔和剑谈到柏杨》，明说目标是“拯救柏杨是拯救人权的初步和实际试验”。

　　如今柏杨出狱了，孙观汉也回归台湾了，今昔对照之下，是不是这种“拯救人权的初步”，已因柏杨出狱而不再有第二步了？是不是这种“实际试验”，已因柏杨一人而停止试验了？如果一切伟大的高贵的目标，都只是为一人而努力、为一人而及身而绝，我们对正人君子们的道义的推广性和适用性，也就未免若有憾焉了。我觉得孙观汉“纵容”的范围，显然越来越宽了。

为什么我扯出“纵容”的问题来呢？因为我感到像孙观汉这种正人君子们，他们对是非的判断，总有点缺乏完整性，孙观汉在求情无效后，迷途知返，宣扬不再“纵容”国民党当权派，这是很可圈可点的，可是，我忍不住要问问，对国民党当权派以外的人儿，你孙观汉可曾继续不断的“爱人以德”了吗？你是不是不“纵容”他们呢？以孙观汉和我“同谋”过的营救柏杨往事为例，难道孙观汉看不出来，真正有恩义于柏杨的、真正柏杨该感恩怀德的，除了孙观汉以外，李敖是不是也要考个第二名或前几名呢？（《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陈查某

　　台湾工商界的巨子，在纺织、贸易、航业、造纸等方面都有成绩的“青果大王”陈查某老先生，8月2号拿了一张100万元的支票交给内政部长连震东先生，做为社会福利事业之用，其中包括贫民救济金、奖学金以及贫民义诊等项目。这次义举，很得人们的称赞。《台湾日报》写《草地人开讲》的朋友说：“他送给贫苦大众100万分温暖和希望”，我很同意这句话。

　　近40年前，陈查某先生做卖水果的生意，无依无靠，白手起家。他当时看准了台湾水果外销东北的机会，决定在每年12月到第2年5月间，“远征”东北。他在冰天雪地里推销，合法地赚了我们“长白山人”不少的钱，同时给“长白山人”极多的营养。我个人在30年前生在东北的哈尔滨，小时候白白的胖胖的，大概就是吃了陈查某先生的水果的缘故；我如今如此洒脱英俊，大概追溯起来，跟陈查某先生也不无关系。

　　陈查某先生不但有眼光做生意，还有眼光娶太太。40年前，他娶到一位张美玉小姐，两个人同甘共苦的日夜奋斗，如今已经有万贯家财和三男两女。在外型上，陈查某先生就是大腹贾的态势，他不抽烟不喝酒，早睡早起，绝不像我这样烟酒全来，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所以，查某之阔，良有以也；李敖之穷，岂偶然哉？（《陈查某之路》）

　　柏杨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柏杨之二

柏杨和孙观汉的水准不是第一流的，但他们的交情却是第一流的。该入历史中的良朋传。艾玫隔着牢窗大骂柏杨“老天真”，他跟孙观汉真是一对，老天真得可爱可敬，老天真得又笑又哭。艾玫当年是骂，现在我却觉得这三个字是最好的形容与赞美。在时代的摧毁下，有一个会呐喊的老天真已不容易，何况又有两个，何况这两个又是战友，又是“飞奔上去，拥抱在一起”的人物。他们真绝。（《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何凡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洋洋得意的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国民党与豹》）

　　萧孟能

　　两个半世纪前，美国出版原野的开拓者彼得曾格，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因义受难，备历折磨，但在最后，法律和历史都给了他光荣的评价。萧孟能是中国的彼得曾格，在他全盛时代，我未对他有过一字之褒；现在他南美远引、垂老投荒，我愿公开这样说：不管罪名多可笑，不管路多窄、水深波浪多阔，发愿“须对历史交代”的萧孟能，不但已光荣确定他在历史的地位，并且光荣站在历史的前面。（《<文星杂志选集>导言》）

　　萧孟能之二

　　萧孟能告我的所谓侵占背信案，根本原因在萧孟能抛弃了发妻朱婉坚——跟他同甘共苦四十年的发妻朱婉坚，我仗义执言，认为要离婚，可以，但至少该把夫妻一起赚的钱分朱婉坚一半，不该把十五户房地和房租、汽车、电话、押金、家具、用品、债权等等都过在别的女人名下，不该不但不分给朱婉坚，反倒用朱婉坚名义欠债欠税，最后不能出境谋生。

我这种仗义执言，触怒了别的女人，触怒了萧孟能。萧孟能开始控告。在“希旨承风”的报纸政策性斗臭李敖的配合下，在美丽岛事件后推波助澜的“疾风”系统政策性斗臭党外的配合下，立刻形成大风波（《好个“桃园结义”》）

金庸

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我责备他不该参加什么“国建会”，自失他过去的立场。他说他参加，也说了不少批评的话。我说这是不够的、得不偿失的、小骂大帮忙的，你参加这种会，真教人失望。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史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大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虽然他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了）。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

　　李翰祥

　　三十年前，李翰祥为了逃避共产党，离开了大陆；三十年后，李翰祥不再逃避共产党，回到了大陆。1982年9月28日的《联合报》上登出香港专电，说中共官方机构第一次透露：李翰祥正在承德导演两部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由中共六十多个官方文艺单位支援。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

　　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至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

　　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李翰祥回大陆的真正原因》）

　　王企祥

　　清华大学教授、徐露的老公王企祥，被学校给扫地出门了。这几天可闹得凶。王企祥方面说：“研究计划的批驳和清华停聘事件，都是‘公报私仇’的行为。”学校方面说，停聘他是“由于该校十二名资深教授联名，认为王企祥最近两三年内，在校内未开课，又未指导研究生，且与同事关系恶劣，复以在校外兴讼，对校方不利等理由，要求予以停聘”的。

　　王企祥是个纯度很高的书呆子，他不通人情是有名的，本来高级知识分子们就不通人情，王企祥比起他们来，段数更高，最后竟遭联名清场。纠纷发展到目前为止，还不出一些“傻科学家”们的是非层次，很像有博士衔的欧巴桑在吵架，我在这里，愿提升他们的是非层次，给他们一点理，以资取闹。

　　王企祥案的真正关键，大家都没看出来。真正关键是“学术自由的被侵犯”。所谓大学，是维护学术自由的地方，大学要兼容并包，要容忍“异端邪说”、要容忍“牛鬼蛇神”，文明国家的大学通例，就是如此。

　　王企祥案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学风的没落，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们多糊涂：他们该做维护学术自由的尖兵而不做，反倒做了侵犯学术自由的线民！并且所持的理由是如此荒腔走板、如此不相干，使我们惊上加惊，感叹他们程度的低落。王企祥并非不能停聘，但宣布出来的理由，无一不荒唐可笑，令人感到知识分子不识大体，竟一至于此！

　　王企祥本人就是一个喜欢搞“联名”的“傻科学家”，他被赶走，实在解恨。但解恨之余，别忘了王企祥虽然破格，却有学格；虽没人缘，却有人权，他实在不该被这样“棒打薄情郎”。何况该打也该被徐露打，也不该被“傻科学家”们打。“傻科学家”们把持学术，不能容忍异己，愈收愈紧，最后连不异之己亦不能容，实在可恶。希望徐露纠合清华园“胭脂虎”，“刀劈三关”，“水淹七军”，把这些不通人情的科学怪人一律棒打一顿，美国的李卓皓也该由美国娘子军代打。全部打完以后，再把王企祥狠打一顿——王企祥陷群傻于不义，最该打。（《王企祥该打》）

　　刘绍唐

　　你办《传记文学》二十年，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太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混蛋们，因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德刚说你是活阎王，我认为从可延人年能益人寿的观点上看，更是如此。

　　看了《传记文学》中那么多肉麻当有趣的杰作、那么多数不完的丰功伟业，绍唐大哥，你难道不奇怪：如果他们那样行，大陆怎么还会丢？

　　当然我佩服你二十年来在结合史料方面的努力，“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内行人还是能从读书得间中，看到或感觉到你的苦心和调济（清朝史学家章学诚有“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内有调济而人不知”的话），只可惜内行人太少了，结果你的杂志在“主线”上，国民党的狐臭失之过重，这样子做董狐，就要多加努力了！如果你做了二十年，还做不成董狐，那就太慢了！（《国民党与豹》）

　　余光中

光中同我，已隔世十三年，愈隔愈远了。记得光中约我在他班上讲了一次演，我当众劝他不要在象牙塔里做诗人，要为被压迫的大众做点哀呼。十五年过去了，我对他的期望毫无改变，我一直奢望“余光中型”的知识人会变成为被压迫大众说话的战士，大概这就是我的狼子野心。今天我写这段附记，我“狼顾”我们那段友谊，既快慰又狼狈。光中光中，故人日远，知我心哉？（《牛肉面老板的七封信》）

　　余光中之二

　　余光中他们置四海困穷而不言，如此冷血与逃避，何能成为第一流的文艺工作者？更有甚者，他们还谄媚当道，这是什么心肝？（《李语录》）

　　余光中之三

　　余光中在1981年8月间把书再卖给洪范书店，……这样有负于文星，不自把书一物两卖始，早在文星被勒令停业后，他在香港谈话，就说文星结束，是经济上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词，反倒如此曲为之讳，真是太没脊梁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岂有哑巴缪思？》他不敢说真话，至少也该哑巴一下，别说假话。可见“哑巴缪思”，亦未易为也。（《余光中该烧哪只手？》）

　　於梨华

第一次见到梨华是在何凡的太太家……

梨华一回国，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觉得新鲜、纳闷，老是问东问西。她爱马路、爱看人、爱挤公共汽车、爱看车掌小姐的晚娘脸、爱抽烟、爱在咖啡馆中写作、爱给我介绍女朋友、爱到观光饭店吃消夜、爱蹦蹦跳舞、爱看别的女人跳脱衣舞。以上十项，梨华十项全能，我也全奉陪过，其中只有女朋友失败，跳舞不及格。

很显然的，搞历史不适合於梨华，也不适合一切女人和有天才的人。我常说，历史都是笨蛋搞的，搞历史而不笨蛋者，中国只有两人，其一，蒋廷黻，结婚多次；其二，李敖，尚未结婚。

所以，我极羡慕梨华，羡慕她能逃脱历史的监牢，自由自在的写《扬子江头几多愁》，这部短篇使她得到了米高梅举办的第一名文学奖金。而我呢，至多只能写“扬子江头淹死几多人考”，但却得不到什么中华学术奖，杀死他们也不会给我，他们只会给于大胡——坐了33年监察院长还要“死而后已”的于大胡。

梨华的天才是天生的，不像我的天才是妈妈生的。她的福气也是上帝特制的，她的丈夫是洋博士，物理博士，家庭幸福，不在话下。梨华在幸福的家庭中，居然能多愁善感，从事文学写作，实在不容易。

梨华因为养尊处优，在安乐的环境里生活，所以缺乏其他阶层的生活经验，但是她很努力、很热情、很起劲的到外面捕捉人间万象，然后装进灵感匣子里，发酵，蒸。最后再折腾一阵，发为小说。这次这本《也是秋天》，就是梨华蒸出来的包子、馒头。（《於梨华和她的小说》）

胡金铨

　　金铨的把兄弟，叫金铨“小胡”。

　　大陆没变色前，小胡在京华学艺术；大陆变色后，小胡流落殖民地，靠着多年的苦干和不断的霉运，投影香江，造成风云。

　　小胡学识渊博，才华绝代，他足可当学者、当教授、当专家，但他偏爱电影，不能自拔，结果当了明星和导演。他当明星，人人喜欢明星；他当导演，人人喜欢导演。小胡把中国电影和观众提到新境界，大家俯瞰河水，齐登龙门。

　　小胡情有独钟，喜欢挟内人以自重。她有了他，他有了家，有了不再流落，有了空山灵雨般的钟玲。（《小胡白描》）

沈君山

沈君山是国民党“四大公子”之一，是道地的国民党世家中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天字第一号的帮闲混子，是最喜欢出风头的学术交际花，是单线而又客串的国民党文化特务。别人不能旁听“美丽岛”大审，他可以入座；别人不能参与陈文成“验尸”，他可以审视；别人不能对政治犯探监，他可以拍照；别人不能同共产党比赛，他可以打桥牌；别人不能发违反“国策”的言论，他可以大放厥词；别人不能过问这个那个，他可以直接通天通“警总”通“中央党部”，样样都离不了他。（《给周清玉的一封信》）

　　释开丰

　　正因为钱都用在病患身上了，所以直到今天，释开丰（龙发堂主持人）和他的使徒们没有像样的佛堂、没有巍峨的寺庙、没有法律的地位、没有国民党的承认、没有伪君子伪“大悲”家的肯定，但是，这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是真正做事的人，他们是真正“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人，他们是真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他们是真正深通佛法本愿救人的人，他们的存在，又岂靠大庙大官的假戏吗？（《地藏菩萨的本愿》）

　　叶枫

　　对叶枫，我既没有看过她的电影，也没见过她本人，套一句俗套的古话，我们“无一面雅，左右之介”。所以我相信我对她的论断，会比对她有所爱憎的“影迷”们客观一点。

　　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认识叶枫，也颇知道叶枫。他告诉我说，叶枫从影以前，身上已穷得一毫皆无，她在跟影业公司签约的时候，曾说如果签约，即先请付点款救急；如果不签，她走出公司门口，就下海做舞女，此外别无去路！

　　这类穷困的身世，本可以磨倒许多人的理想和信念，可是对叶枫说来，似乎并不如此。叶枫并不因为身世的坎坷而失掉她的“真”性情，她仍旧对人生有理想、对爱情有信念，她仍旧天真，——天真得可以不顾一切批评和物议，放胆去爱她所要爱的男人！

　　这种“行吾心之所安”的气概，可以使她跟本夫离婚，然后千里迢迢，跑到台湾，同男朋友公然开旅馆，绝对不管你们说什么。这种“真”性情，绝不是别的电影明星所能做所敢做的。所以我说，叶枫是一个性情中人。（《为叶枫说话》）

　　琼瑶

　　琼瑶自己，只是“童子操刀”而已。她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只是梦游太虚幻境，然后把梦游的记录，努力写成一部部的“春晨的露珠”。然后，再由这些露珠，甘露普被般的洒到小百姓的头上，从女学生到男老师，从女学生的妈妈到欧巴桑，使他们每个人都会跟着琼瑶做《烟雨濛濛》般的《六个梦》，梦里有《幸运草》、有《菟丝花》、有《几度夕阳红》。什么都有，只是没有窗户外面的真正男子汉，和那朝男子汉光屁股的洒脱、绝世满不在乎的女人。（《没有窗，哪有“窗外”？》）

　　翁松燃

　　翁松燃，一个不甘随波逐流的青年人，过去走了许多错路，但是他终于找到了“黑猫”，走向智慧的思想解放的开明之路，在比比皆是沉沦的青年人中，他的确是个幸运儿，但是幸运的得来是由于他的洁身自爱有所不为，所以他可以骄傲一阵的。（《大学札记》1957年5月24日）

　　康宁祥

　　“康宁祥型”的人，他们有两张脸，一张是对国民党大员的，一张是对党外的：对国民党大员，他们会致“最高敬意”、致“更多的敬意”，但对党外，他们却傲慢而失敬；对国民党大员，他们会出卖党外的制衡与杯葛立场，而和稀泥、而放水，但对党外，他们却说这是误会、是与事实不符、是意气问题；对国民党大员，他们会在“立法院预算委员会”、“装哑巴”、“上厕所”，任由国民党预算过关，但对党外，他们却以“削减国防预算”骗选票；对国民党大员，他们师承又失个人立场又失团体身份的“蔡培火”，但对党外，他们却抬出革命家“蒋渭水”，康宁祥说：“蒋渭水先生是我一直要学习的对象。”幸亏是康宁祥学蒋渭水，要是蒋渭水学康宁祥，恐怕就得向日本总督致最高敬意了，好倒霉的蒋渭水啊！（《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

　　康宁祥之二

　　他是不肯打硬仗的，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希望从别人的牺牲里等待机会。美丽岛人士的牺牲就便宜了康宁祥。

　　他没有眼光从事团体作业。对党外而言，他居名得利，但却不做领袖阶级苦战争斗的事。对康宁祥而言，只有在他继续努力时，党外才能肯定他，否则就要划清界限，判别他们是“三人帮”，告诉他们不可以打党外旗号，而做与党外立场相反或相去极远的事。（《吐他一口痰》）

　　刘秀嫚

　　刘秀嫚比起今天一般大专学生来，她的程度——各方面的程度——实在很不错。“很不错”三个字，出自刻薄寡恩的李敖之口，任何人都可知道这已是很捧场的话了。以刘秀嫚的努力、上进、谦冲、重感情、不改本色、不忘贫苦大众……她可说是年轻一代的“小圣人”。对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偶像，我们似乎没有再多所责备的理由。

　　但是，对刘秀嫚今天所处的地位来说，我老是觉得她可以多做点什么，更积极地做点什么。她对群众的意义，不该只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一个“努力的大学生”、一个“技巧熟练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或是一个“小周璇式的女歌手”。她个人的行动，除了表演、访问、劳军、剪彩、广播剧、散发签名照片等等以外，似乎应该更进一步，为广大的中国群众做点更积极而有意义的好事。只有这样发展，才更能配得起她的善良和美丽、才更能衬得住她那块“中国小姐”“环球小姐”的招牌、才不辜负她的“小偶像”的地位、才对得住我们青年朋友对她的殷切期望。只有这样发展，刘秀嫚才能在平凡中孕育伟大、孕育永恒的伟大。

　　刘秀嫚成为“英雄”，“英雌”的基本路数，必须建筑在她的一些基本改变之上。她必须彻底认清世俗的表演、剪彩那一套，绝对不是有意义的行径；做“孝子”、“好学生”那一套，也不是终极的目标。她该想想陆放翁那“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的诗句，然后进一步了解：“洗尽铅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洗尽”她在这个地区多年被感染、被辐射的“俗情”。她该知道：她的见解与头脑，可能远不及她的美丽的程度，不但不及，甚至非常不成比例。她如果不努力拉近这个比例，她必将成为一个世俗的美人，终将凋谢而去，变成每一个“中国小姐”“环球小姐”的下场，并无例外。

　　刘秀嫚今日的路线，只有一条，就是下决心不再陪世俗来串假场面、下决心走她自己的觉醒生活。即使做个“女叛徒”，也在所情愿。（《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施性忠

　　在苏南成、高玉树之流丢尽了台湾人的脸之后，台湾毕竟有非政客的高人出现，那就是施性忠。施性忠当选新竹市长后，他素愿未改、本色不脱，他不与国民党合作，他走的，全盘是国民党大特务“自讨苦吃”的“第一条路”。虽然如此，施性忠苦中作乐，却表现得多彩多姿。他大闹国民党的天宫，用他们的“规则”，出尽了他们的洋相：施性忠能够并且敢于抵抗国民党的检察官、抵抗国民党的法官、抵抗国民党的省主席、抵抗国民党的厅长、抵抗国民党的同路人（如变节分子张贤东之流）、抵抗国民党的新闻媒体与舆论。……在他对国民党“规则”的熟谙与游戏下，他可以“抗命”拆特权的房子、可以“抗命”不当天交印信、可以“挖水沟”打败大恶狼、可以“抛绣球”收回小心肝、可以这个、可以那个，弄得国民党瞠目结舌，完全像个大傻瓜。最后，他身披袈裟，在万人如海中，舍身入狱，“死诸葛走生仲达”，使国民党又吃明亏、又吃暗亏，他的举手投足，真是空前的了。（《真和尚与真净土》）

　　施性忠之二

　　新竹市的地方选举，根本施性忠就是当然人选。施性忠从国民党手中抢到新竹市，因义受难后，又逼国民党吃了咽不下的骨头，吐出新竹市，造成改选，解铃系铃之妙，存乎一心，这全是他一个人的杰作、一个人的功劳，别人岂可以逸待劳的来“接漏油”？来怀疑他的地位？施性忠是党外光芒四射的杰出人物、是以一当十的第一功臣，他的当然人选的地位，根本是不可怀疑的。（《给谢长廷的一封信》）

　　庄姬美

　　姬美和性忠伉俪情深，自从性忠入狱，她风雨无阻，每周两次，都从新竹赶来探监。她说她总是最早来，这样面会登记较快，时间也较为充裕。有时候通文有事不能陪她，她就独自一人，在桃园车站下车后，搭计程车到龟山监狱。计程车司机发现她是施性忠夫人，有的硬不肯收车资，表示对施性忠的支持，听来令人感动。

　　西方谚语说伟人成功的背后，在家有贤内助。姬美对性忠正是如此，却又不只如此。性忠在牢外时，姬美是贤内助；性忠在牢内时，姬美是贤外助。她一生不为丈夫先，却又在性忠翻云覆雨、鸢飞鱼跃之时，永远不落丈夫后，她真是伟大的女性，性忠的成功，一半要归功给她。但她永远不要分这一半，她根本就是施性忠的另一半，施性忠也是她的另一半，两人合而为全体，谁还要一半呀！（《和尚与手淫》）

　　高信疆

　　高信疆应该有高信疆的理想啊！

为今之计，你功成身退，不是坏事，只是退得有点失据、有点窝囊、有点缺乏主动。我是反对你“出国进修”的（那是没戏可拍时，“文化美容”者大谈抱负的谎言，是“作秀”的一种，不可认真），我认为你和元馨都应该在和《中国时报》合理结账后（合理结账是《中国时报》应该酬庸你们多年卖命的代价），退出《中国时报》。你们都还年轻，为什么不投身去做真正自己想做的、该做的、也能做的事？为什么要整天整月整年为人作嫁？做那些“捡到篮里就是菜”的文化统战？你做得太久了，该变变了，不是吗？

　　你是有才具的人，有才具的人该珍惜他的才具，做完成自己的大事。《中国时报》时代的高信疆，有贡献，也该有段落，再拖下去，就是不智了。我总觉得你每天花在“文化征逐”上的时间太多了，未免失之浪费与虚荣，我盼望你塞翁失马之后，抱着漂亮的柯元馨，在雨笠烟蓑之中、人情冷暖之下，踏上新的前程。（《不要凭借已成的势力》）

　　三毛

　　有一次，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了给我。

　　三毛很友善，但我对她印象欠佳。三毛说她：“不是个喜欢把自己落在框子里去说话的人”，我看却正好相反，我看她整天在兜她的框框，这个框框就是她那个一再重复的爱情故事，其中有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如果三毛是个美人，也许她可以以不断的风流余韵传世，因为这算是美人的特权，但三毛显然不是，所以，她的“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她真人不胜负荷的，她的荷西也不胜负荷，所以一命归西了事。我想，造型和干哪一行还是很重要的。前一阵子林青霞同我晚餐，餐后在我家谈了十小时，我仔细看了她，我看她就是明星造型，正好干明星；美丽岛军法大审时，陈菊在电视里出现肉身，面目坚毅肃杀，我仔细看了她，我看她就是政治造型，正好搞政治。如果林妹妹搞政治，陈姐姐干明星，我想就说不出来的不对劲。三毛现在整天以“悲泣的爱神”来来去去，我总觉得造型不对劲，她年纪越大，越不对劲。有一次我在远东百货公司看到她以十七岁的发型、七岁的娃娃装出现，我真忍不住笑，这种忍不住笑，只有看到沈剑虹戴假发时，才能比拟。

　　比起琼瑶来，三毛其实是琼瑶的一个变种。琼瑶的主题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三毛则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之外，又加上一大把黄沙。而三毛的毛病，就出在这大把黄沙上。三毛的黄沙里有所谓“燃烧是我不灭的爱”，她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三毛式伪善”。（《“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

　　胡茵梦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茵——梦。

　　通常明星只有一种造型、一种扮相，但胡茵梦从银幕画皮下来，以多种面目，叫我们欣赏她的深度和广角。她是才女、是贵妇、是不搭帐篷的吉卜赛、是山水画家、是时代歌手、是艺术的鉴赏人、是人生意义的勇敢追求者。她的舞步足绝一时，跳起迪斯科来，浑然忘我，旁若无人，一派巴加尼尼式的“女巫之舞”，她神秘。

　　胡茵梦出身辅仁大学德文系，又浪迹纽约格林尼治区，配上满洲皇族的血统和汉玉，使她融合了传统与新潮、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她是新艺综合体，她风华绝代。

　　你不能用看明星的标准看胡茵梦，胡茵梦不纯粹是明星。明星都在演戏，但胡茵梦不会演戏——她本身就是戏。

　　你不必了解她，一如你不必了解一颗远在天边的明星；你只要欣赏她，欣赏她，她就从天边滑落，近在你眼前。（《画梦》）

胡茵梦之二

胡茵梦在和我结婚前，本是国民党，她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发表，早就被国民党透过中影向她警告。她和我同居到结婚，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她最后抵抗不了这种压力，而屈服，而向官方表态，表演“大义灭夫”，这是很可理解的。胡茵梦出身一个不幸的家庭，又因她的美，被社会惯坏。她的反叛性，是没有深厚知识基础的、缺乏推理训练的。她的举动，太多“表演”“假戏”与“做秀”性质。最后，当这种举动掺入政治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婚姻就该立刻告一结束。

胡茵梦是不知轻重的，她被人利用，用不真实的方法伤害李敖、伤害李敖，最后伤害到她自己。胡茵梦努力求真求善，是她的大长处，但她用作伪的方法求真、用作恶的方法求善，结果闹得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最后连美都没有了！（《找康宁祥算账！》）

　　陆小芬

　　不管怎么说，中国女人争取自由，自手脸而外，胳膊和腿总算也有出头天了。但是，女人总是不知足的，她们“天生丽质难自弃”，不但难自弃，还想公诸同好，于是露奶一事，便终不免耳！在这露奶的先驱者里，“咨尔女士，为奶前锋”之尤，就是陆小芬。陆小芬之露奶也，并不直接去露，而露得极有技巧。例如，在《看海的日子》电影里，据说以少妇当众哺儿姿态，名正言顺的露了一部分。当国民党新闻局严加查禁陆小芬的乳房时候，影片公司老板揭了底，说电影中的乳房是替身之奶，并非陆小芬之奶，你们新闻局查禁彼奶非此奶，报告大官人，你们弄错了！虽然如此，新闻局却不管那么多，反正“有奶就是‘陆’”，他们是不认错的。（《陆小芬的乳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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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历史人物

——爱因斯坦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

罗宾汉

“侠盗罗宾汉”，他是12世纪时英格兰中部诺丁罕郡雪伍德森林中的胡子。雪伍德森林是皇家森林，罗宾汉出没于此，显然有跟皇家过不去的意味。罗宾汉“盗亦有道”，他劫富济贫、惩贪除暴、侠骨柔情、光明磊落。八百年来，他的轶事众口相传，多少民歌与传奇，都以他为主角，他成为正义的化身。但这些正义，却是以趣味、奇情、生动、悲壮的形式行使，一点也不枯燥。

罗宾汉有恩于匹夫匹妇，但他未尝没有心理准备，准备匹夫匹妇的忘恩负义。像是黑泽明笔下的七武士，功德圆满后，却落得匹夫匹妇的冷眼。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对世态人心，早就有苍茫与大度的了解。匹夫匹妇是现实的、健忘的、嫉妒的、残忍的、不可恃的。但英雄豪杰并不因此就心灰意懒，他们还是要在夹道欢呼中或路人啐骂里，走上前去。（《罗宾汉的心理准备》）

利玛窦

16世纪，洋鬼子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他对中国的西化，有过石破天惊的贡献。他带来很多礼物，其中最叫中国人吃不消的是他跑来送“钟”。一送之下，明朝神宗皇帝喜欢得不得了，整天看啊看。到了第八天，钟停了，皇上大怒，问左右怎么回事，左右吓得径奔利玛窦喊救命。洋人一看，心中窃笑，顺手上了大发条，钟立刻滴答起步，于是这场虚惊，顿告平定。左右抱着钟，回皇上的话，皇上大为高兴，把钟藏起来。不料皇上的妈妈听到了，跑来要钟，皇上不敢不给，不给就是不孝，只好硬着头皮给了妈妈。可是皇上下令不许透露上发条的事，到了第八天，钟在皇太后面前停了，皇太后摇了半天，还不走，皇太后一气，把钟退还给皇上：“你这个不孝的东西！竟把只能用八天的东西给老娘！”

　　左右怕钟再生个三长两短，自己也要三长两短，于是建议留住利玛窦，皇上同意了，特别赏了钱，送了房子。利玛窦乘机要求见皇上，这可不行！皇上怎么可以让你们洋鬼子看到！这成何体统！利玛窦说不见皇上可以，可是希望准盖教堂、传教。这个可以，于是，中国就有了天主教。

　　另一方面，好奇的皇上也想看看洋鬼子长得什么模样，可是格于礼法，不能召见，只好叫人画一张利玛窦的像。左右把利玛窦画像陈列到皇上面前，皇上对这满脸骚胡子的家伙看了又看，问道：“是回回？”左右回皇上的话：“吃猪肉的，一定不是回回。”

　　所以，这是天主教的运气，幸亏中国皇上架子大，不见利玛窦，利玛窦才得传天主教。万一架子小一点，召见了，钦定是回回，利玛窦只能传回教了，辅仁大学也变成清真大学了。（《“我中华尚有人耶？”》）

　　利玛窦之二

利玛窦在中国第二十七年，死在北京，年五十八岁。他死后得到中国皇帝的赐葬，办丧事的庞迪我等传教士，当时在奏疏中要求“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经皇帝准许后，他们特地找了十天，故意找到一座佛教的庙，把佛像敲碎，“殉葬”给利玛窦，这种作风很有政治的象征作用。正如利玛窦自己曾说过的：“在中国传教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死掉。”（《利玛窦和近代西学的东传》）

利玛窦之三

利玛窦的贡献，无疑的，是划时代的。他是近代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个功臣。从他到中国开始，直到乾嘉时代清朝政府厉行禁教为止，西方近代的各种学术技艺如天文、历法、哲学、数学、物理、医学、地理、水利、建筑、音乐、美术等等，都开始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并且逐渐使这个古老的国家接受这一切。同时，在“礼尚往还”方面，西方也得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回敬”——中国的经典、中国的文化层面，也逐渐对西方有适度的影响。（《惨刑与迫害》）

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虽然疯疯癫癫，但他对信仰一往直前，嫉恶如仇，抑强扶弱，他的毛病在他不能辨别真正的敌友，他的幻想症，使他甚至把风车都当成巨人，结果竟同风车作战。他的人格是肯定的，行为却是否定的。他的悲剧在不知道有些行为是不能做的，中国古话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堂吉诃德却是“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因此他养天地正气，法古今疯人，自己却不知其疯也。堂吉诃德的可贵，是他的纯度一点也没因遭遇和打击而减退，他的格调一点也没退化。（《别弄拧了堂吉诃德》）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一生福禄俱全，但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他竟看到暴政的“丑腿”，而要毁家纾难，去搞革命，他绝对不做自了汉，他要以乐观的心胸，去父子绝情（他的私生子是反动分子、是保皇党）、去朋友离散、去跟暴政斗个你死我活。最后在他垂暮之年，他看到他的成就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他晚年派赴法国，折冲樽俎之余，与洋婆子寻欢以为乐。那时所见，自是“美腿”满床，当然不在话下了。（《腿上功夫》）

　　卡内基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例子也许可供今日小财阀们的参考。卡内基一生赚了数不尽的钱，可是他同时做了数不尽的善事：他办大学、办医院、办图书馆、为国际和平事业捐钱、在海牙造和平宫，又设立各种基金，奖助知识研究和社会改良，直到他死去，他的极大部分遗产又捐给社会，他自己“空忙了一辈子”！

　　卡内基的例子告诉富人们：赚钱固然是一种本领，花钱更是一种本领。这种本领如果你不趁早学会，你的后人一定会学会，不过那定是另外一种花法——花花公子的花法，这又何苦来呢？（《陈查某之路》）

　　左拉

　　《娜娜》的作者左拉，1840年生，1902年死，是法国终生靠写作维生的职业作家，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左拉的父亲是个木匠，在他七岁时就死了，他跟母亲过着孤苦的生活。十九岁时，以没钱念书，被迫辍学，当个小雇员。二十二岁做书店发行员，渐渐从事写作，书店老板赏识他，把他调升书记，再升到广告部。后来他改任报馆文学批评副编辑，以攻击浪漫主义，被报馆开革。此后就以著述为业。1898年一度亡命伦敦，四年后，不幸煤气中毒而死。

左拉一生，攻击教会和伪善，不遗余力。1898年，为“德雷夫斯事件”，为被栽诬所谓“卖国”的人辩冤白谤，他写《我控诉》等文字，由克里蒙梭印出来，朝野震动。由于黑暗势力的笼罩，法院居然用卑鄙罪名扣他，判他有罪！可是法律判决阻止不住左拉成为全法国象征主义的英雄。曾几何时，终得大白于天下，一切都因而平反。德雷夫斯晋级受勋；左拉生荣死哀，礼葬“伟人祠”；克里蒙梭最后变成法国总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岁月里，一次又一次的振奋了士气民心。

在黑暗势力的笼罩下，法网恢恢不是终站，天网恢恢才是终站。所有因正义而蒙受卑鄙罪名的人，都该记取这个故事。（《看左拉，想自己》）

王尔德

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第一大才子，思路最快、口才最好、想象力最高，惊世骇俗的花样，最层出不穷。

王尔德唯美尚武。唯美方面，他自称“美学教授”“伟大的审美家”，外场富丽堂皇；尚武方面，当四个醉鬼看他不顺眼，登门挑战的时候，他打倒一个、踢倒一个、扔走一个，把第四个抱到房间，压在沙发底下，然后伸手一招看热闹的快进来，大家喝酒。

王尔德主张选朋友要选好看的，选敌人要选高明的，但也不能太处心积虑选敌人，因为总可能碰到混蛋，碰到你的敌人是混蛋，只好认倒霉。

王尔德对自己，也选了又选。他成名以后，对成名生活感到厌倦，他宣布第一期的王尔德已经死了，现在进入第二期。监狱生活使他变得深沉、深远、深刻，他发现人都在“杀”他所爱的，只是“杀”法不同，有人用愁眉苦脸，有人用利嘴滑舌，“懦种用吻，勇士用剑。”他已深通“挥利剑以斩情丝”的哲学，不然的话，岂能如此大破大立？（《如果敌人是混蛋》）

泰戈尔

　　在印度，东方人第一个得诺贝尔奖金的大诗人泰戈尔，曾有一次谴责英国的作风，责备这些约翰牛不要在对印度人横眉怒目。他说你们这样凶，会吓坏小孩子，可是却吓不坏不怕你们的人。所以为今之计，还是摆下笑脸吧！（《用笑脸做后盾）

汽车大王福特

1914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大事”。因为人类相杀相砍，并不算本领。何况这次大战又是挑拨猜忌与偏见的产品，所以它的发生，就愈发没有意义。

　　1914年真正有意义的“大事”，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的工人每天8小时工作、工资5元的制度。这个制度，一下子把工资提高了一倍以上，用事实证明了“把利益分一部分给工人和顾客”的好处。因为赚的钱不再是资本家独赚，并且不用“杀鸡取卵”式的方法对付工人和顾客，所以工人方面，增加了生产效率；顾客方面，肯定了“薄利多销”的好处。生生不息的结果是：资本家赚大钱，工人赚小钱，顾客少花钱，三方面都相对的得到了利益。而在社会的构成者中，生产者就是另一脸孔的消费者，消费者就是另一造形的生产者，所以这种生生不息，也就等于是全社会的生生不息、全社会的共同繁荣。

　　福特的例子，证明了资本家把直接的利害看得远一点，对他们自己绝无害处。不但无害处，反倒有好处。（《福特有福无特》）

　　甘地

　　甘地一生为理想奋斗，虽然自称是“一个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是很多的，其中“不合作主义”在道德信念上的永恒意义，毕竟比一时一地的成败来得更能鼓舞我们。

伟大的甘地，他把藐视法律的道德，带进不敢藐视他的法庭里。他的精神，使整个法庭的人都自动站了起来，向他致敬，向他的“不合作主义”致敬。在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庭中，“法律”从来没有这样的被“道德”不合作过，甘地的伟大，竟达成了这些：他给全世界的这一代，上了最动人的一课。

爱因斯坦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虽然这样，甘地的确在我们这一代走过。我们崇拜他，在他殉道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多少该怀抱一点他的“不合作主义”、力行一点他的“不合作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觉悟到我们在世界上走过：——我们是甘地的“血肉之躯”，我们不是政府的影子！（《甘地“不合作主义”真义》）

甘地之二

把失败的原因看成“我们所受的苦还不够”，这是何等伟大的气魄！正因为甘地有这种伟大气魄去准备牺牲，所以，他把一切牺牲都看得算不了什么：入狱算不了什么、吃苦算不了什么、被虐待算不了什么、甚至死亡也算不了什么。在这种洒脱的浩然正气下，甘地的境界，崇高得直令其他的志士仁人惭愧。其他的志士仁人们，他们也相当勇于牺牲，但在牺牲当时，他们却未免叫苦、未免抱怨、未免把牢坐得心不甘情不愿、未免显出急急想出狱的嘴脸。这些软弱与低段，甘地是没有的。甘地的牺牲，是那样的从容、那样的轻快、那样的安详、恬静、那样的来去自如。在甘地殉道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味他的言行历史，益发感到他是我们心向往之的榜样。在欲去未去的夜色里、在半明半暗的孤灯下，让我们认识他、学习他，在他的遗教里，寻找我们应有的方向！（《甘地论牺牲》）

弗罗斯特

美国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活了八十八岁，他是唯一一位得了四次普利兹奖的诗人。

弗罗斯特作品浑朴清澈，他是诗人，可是不作怪，不像许多诗人（包括崇拜他的）那样不知所云，还岸然以不知所云自欺欺人。

弗罗斯特不但是诗人，还是哲人。他有许多妙言妙语，他挖苦女人瞒岁数，说：“岁月不待人。可是岁月为三十岁女人常驻。”（《真诗人的吉光片羽》）

庄士敦

庄士敦是一个怪杰，他是英国人，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专门研究东方，后来到山东威海卫做殖民地行政长官，变成“中国通”。此公性格孤僻，终身不婚，好学不倦，住宅中五间大厅，摆的全是由地板到顶棚的大书架，他乐在其中，做他大不列颠版的中国书呆子。

　　既是书呆子，就一定有些呆观念。据溥仪堂兄弟溥佳回忆：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溥仪的两位汉文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由此可见，庄士敦不但是大不列颠版的中国书呆子，还兼有对中国“满大人”的学样。这样一个怪杰，被选为帝王师，戏中有戏，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历来的帝王师，都是自己中国人，绝无找个洋鬼子来执教之理。只是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本来在北京紫禁城中还可以做做小皇帝的，无奈张勋复辟失败后，情势日恶，通洋务的李经迈于是建议小皇帝应该学学英文和新知，以防日后有变，可在国外求安。经过一番曲折，保守派总算同意了这个主意。于是，庄士敦进宫执教，汉唐以来所未有的许多局面，也就开场。

　　庄士敦虽然书呆，但毕竟自己是“洋”，比起开洋荤的“华”来，还是新派得多、不顽固得多。于是，在旧派、顽固派的眼中，皇上在洋师傅的影响下，变得愈发令人不安了。（《介绍<紫禁城的黄昏>》）

　　丘吉尔

英国现代最杰出的大作家和大政治家，是丘吉尔。丘吉尔同时是演说家、记者、飞行家、军人、玩马球的人和泥水匠。他一生精力过人，才气纵横，感情澎湃。澎湃之时，他可以当众泪下，也可以当众使人好看。

丘吉尔一辈子参与五次战争，在内阁中曾任九个职位，演说八千次。他历尽浮沉，在他霉运时期，有十年之久，简直没人重视他。但他的生命力特强，又非常自信，他说：“若不是因为我将来有当首相的希望，我早就不搞政治了。”就靠这种不信邪的劲儿，他在六十六岁，当了首相；七十七岁，又当了首相。（《独裁者骑虎难下》）

丘吉尔之二

我默默凝视着邱吉尔的造像，深觉他是一股力量的化身，如他所说：“在战争中，坚决；在失败中，不屈。”从他的眉宇神情之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坚定刚强的一面，悲观与消沉的情绪丝毫侵蚀不了他（甚至是暂时的突击），在每二十四小时的生活里，他未曾让出一分钟来给消极盘据，他永远是一个精神抖擞意气纵横的人！（《大学札记》1957年5月19日）

　　丘吉尔之三

　　一、远大——他从青年气盛转变到不注意一人一党的争斗，他关心的是一国（英国）在世界中的种种“大问题”。他只对“大问题”感兴趣。对“大问题”的思考使他有了人所不及的远见。

二、工作——他的工作量极大。他有长期的保持只六小时睡眠，其他十八小时全部工作的纪录。

三、奋发——他永远精神奋发。不论是什么不如意、什么不了解，他永不灰心、不屈服。他要把失意变成有为，把误解和无知变成对他的了解和拥护。

四、失意——他一生中历经了最多的“生命的冒险”、“被误解”、“政治竞争上的失败”和“坐看无能的人乱搞一通”（这是我的四点分析）。

五、总之，他是“大气魄”的化身。在精神上和他愈接近，你愈会觉得什么空虚、狼狈、泄气、沉闷、不稳定、恹恹之态、懒惰等等，都该全部打倒，因为一个男子汉的生活里，并没有这一套。（《读丘吉尔传的感想》）

巴顿将军

巴顿巡视伤兵医院，看到一个小兵，一点伤都没有。巴顿问这是什么病，说是得了战争疲劳的毛病。巴顿大怒，给小兵一个耳光，说你是懦夫，你怎么配住伤兵医院，你怎么配和这些受伤的英雄们住在一起？这下子闯了大祸，美国新闻界全体起哄，说将军打小兵，不民主、不人道、是法西斯。结果巴顿被撤职查办，他多年为保卫民主、保卫人道、反抗法西斯的汗马功劳都被歪曲。巴顿大为感慨：原来这些伪君子是他妈这样的！他讽刺说，早知如此，我当时真该吻那小兵才对！（《“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

希特勒

希特勒是一个不婚者，但并不是一个独身者——他有情妇来陪他睡觉。这个情妇本是慕尼黑一个学校的教师的女儿，已经追随他十多年。当希特勒的势力眼看垮台的时候，这个小情妇自知必死，但她却想跟希特勒正式结婚后再死。她是女人，女人最知道“结婚”对于她们的重大意义。她把这番意思告诉希特勒的随从副官，随从副官在希特勒死前一天（4月29号）转达了这个意思。这个混世魔王居然在众叛亲离之后，最后发现了这个红颜知己的真诚。因此他立刻命令布置房间，准备华格纳的舞曲，在自杀那一天的清早，终于完成了结婚的仪式。

　　这对新娘和新郎，在婚礼举行后十多个小时，双双自杀，可算是人类婚姻史上最奇特的一幕。而这位新娘子，也可说是全世界最倒霉最短命的新娘！

　　希特勒作孽多端，杀人无算，临死前，必然发现万事皆空，一切权势荣华皆是浮云过眼，他必然会否定一切。唯一肯定的，恐怕只是他这位红颜知己的真情。他最后放弃56年的不婚生活，宣布跟这个小女人“结婚”，也正表示了他这种肯定，——这种最后的肯定。

　　我们中国的诗人说：“不爱江山爱美人。”希特勒是爱“江山”的，尤其过度爱别人的“江山”，最后爱到天下大乱，连自己的“江山”都欲爱而不得，最后只好抱住美人来爱爱，这也正是所谓“诗谶”了。（《最后的肯定》）

　　阿加莎克里斯蒂

　　任何好人有时候都想杀人放火；任何坏人有时候都会杀人放火。杀人放火是人类遗传的冲动之一。防止它的法子是教育和监狱，升华它的法子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

克里斯蒂写了小说一百一十部，总销量三亿五千万册以上，是有史以来，销量最多的作家。她的作品，把杀人放火出神入化，使好人大惊，使坏人失色，最后以想象为已足，以“意杀人”、“意放火”了事，一切委由她去办，自己不动手了！

这位活了八十五岁还在杀人放火的老太婆，再嫁给一位考古学家。她说考古学家是女人最理想的丈夫，因为你愈老，他就对你愈起劲。其实她使我们也起劲。她使我们知道：我们即使八十五岁，还可以杀人放火玩。多过瘾啊！（《跟老太婆杀人放火》）

温莎公爵

希特勒比起英国的温莎公爵来，真是差得好远好远。温莎公爵早就看到“江山”没有“美人”可爱，所以宁肯放弃皇冠，偕“美人”泛游五湖四海，他不肯像唐明皇一样“江山情重美人轻”，这真是人间情圣。（《最后的肯定》）

　　瓦伦蒂诺

　　瓦伦蒂诺崛起在早期的影剧界，以他的天才、随遇与精湛的演技，为人群塑造了“大众情人”的偶像。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一言一动，都变成群众注意的焦点。这个焦点不但在银幕上出神入化，并且还走下银幕，在银幕外面疑梦疑真。自人类有历史以来，到瓦伦蒂诺的出现，以“匹夫”的力量，不靠枪杆、不靠笔阵、不靠铜臭的发散，而纯粹靠自己的“可爱”来造成“大势力”的人，瓦伦蒂诺可说是一个空前者。尤其可贵的是，瓦伦蒂诺之讨人喜欢，一点也没有勉强的成分。他从内心发出热与力，穿过他的身体，直接又穿进人们的内心。这种效果，颇有佛门中“直指本心”的味道，这是一种大力量。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超过直接掌握人心的力量呢？（《明星即英雄》）

　　岸信介

　　三十多年来，国民党把岸信介当成心肝宝贝，送往迎来，给美名、赠学位，但岸信介是什么人？岸信介不是别人，就是当年“满洲国实业部次长”（当时总长形式上是中国人，次长是日本人，实权都在日本人手里），就是当年侵略东北的急先锋，他勾结日本军阀东条英机，后来做了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他的全部履历，是典型战犯的履历（他也是远东军事法庭有案可稽的甲级战犯），国民党把这种人当他们自己的朋友，我们不屑置评；但把这种人当中国的朋友，我们可就不能不点破国民党在篡改历史，我们要向国民党质问：究竟你们把我们中国人当成了什么？把岸信介这种人当成“友我人士”，中国人也未免太贱骨头了吧？

　　岸信介当年做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负责窝藏溥仪七年，再把溥仪送到东北，成立满洲国，种种劣迹，都无碍于国民党的“尊敬”；所有侵华的首功，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不太莫名其妙了吗？岸信介干了那么多祸害中国的事，国民党对他仍旧有“宝贵的友谊”和“良好的形象”，“永存于国人的脑海中”。……“尊敬岸信介先生”的国民党啊！总该想想了！（《岸信介·国民党·汉奸》）

　　玛丽莲·梦露

　　这个月最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不是苏联两颗人造卫星在天上跑，不是警察在松山机场表演揍人，而是性感明星玛丽莲·梦露的自杀。

　　三十六年前，这个金发美人一丝不挂的来到这个世界；三十六年后，她又一丝不挂的离开。生命的后期被她主动砍断，在她的生命里，有朝云没有晚霞；有早凋没有衰朽，她不等待红颜老去，就印证了《堂吉诃德》的作者所说的：

　　我赤裸的进入这个世界，

　　我必须赤裸的离开。（《由一丝不挂说起》）

　　金牧师

　　这位金牧师，可说是黑人争取民权运动最得人心的英雄。他生平最受甘地“不抵抗”、“非暴力”等思想的感召，竭力主张在“相信法律和秩序”的前提下，争取黑人地位的平等。他说他不但是为了黑人而奋斗，也是为了“白人的自由灵魂”而奋斗。在这种伟大的目标下，他自己曾经收到无数的恐吓信和侮辱信、挨过刀子拳头、家里三次被炸、又坐过十四次的牢。但是他永不灰心，永远主张用和平的方式来争取人权。他面对一切反动的势力，面对谋杀、殴辱、木棍、皮鞭、警犬、救火队水龙头、催泪瓦斯手榴弹，以及枪杆和马队，绝不还手，可是也绝不退缩。他在1955年曾领导过一次抵抗歧视有色人种的公共汽车运动，大家步行上班，一共坚持了381天！终于使这种陋规垮台。这种和平方式的效果，感动了人们的心灵，烧热了群众的血液，为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加添了最可贵的一章。（《我要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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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拾零篇——话天地南北

人生拾零

　　——人生可被玄化成一大堆哲学体系，我无意于此，我所了解的人生，多从零星而来，来自实例者多，来自玄虚者少。

选择

　　人生不选择是不成的，不选就好像老处女，只有超然而没有生育；全选是不成的，全选就好像赌台上押所有的宝，赢在输里头。我的一个赌徒朋友怕死，枕着枕头念《圣经》，枕头下又偷放着《大悲咒》。一天他死了——他想押所有的天堂，大概反倒下了所有的地狱！

　　承认了人生必须选择又承认了人生那么短，你会学着承认对那些落选的不必再花生命去表现沾恋与矛盾。再提醒一句，你的生命是那么短，全部生命用来应付你所选择的，其实还不够；全部生命用来做你只能做的一种人，其实还不够。若再分割一部分生命给“你最应该做的”以外的——不论是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都是浪费你的生命。（做“你最应该做的”，你都会泻肚子，再花生命去点蜡烛的另一头，那真是去买泻药了。）（《选与落选》）

　　有大成就的人

　　有大成就的人并不是能孤独就算完了，还要看看孤独中能做些什么生命所寄的事（大事，第一等的事）？（《孤独伴此生》）

孤寂

　　孤寂是要自己决定、自己排遣、自己应付难题、自己面对斧钺，孤寂是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可以倾心。不错，你有熟面孔，可是你怕引起他们的茫然、乏味与丑恶一面，影响到他们安全，他们有限的热心与关切，你也不得不拒绝，因为他们太软弱，他们非但无助于你，反易自伤其手。（乃至终于露出人的丑恶一面，——每个人都有的那躲藏的一面。）

　　孤寂是自处于荒原、孤寂是独行坟场、孤寂是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看月亮。（《最后的九日》）

　　第一流的人不浪费生命

　　第一流的人举世无双，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同凡夫俗子一样，也并不比他们长。他没有时间可以像凡夫俗子一样的浪费，他要以并不长的生命，完成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事。

　　所以，他不能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不能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做凡夫俗子的反应。为了完成第一流的事，他必须放弃或减少凡夫俗子的快乐、交游、娱乐、爱恨、争执、答辩与澄清。

　　林肯说他没工夫答辩，生命用来扯这些，他将无暇做重要的事。（《第一流人的境界》）

　　英雄

　　英雄是不能不以成败论的，因为成功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失败了，即使是英雄，也至多得一二知我者敬叹耳，于实际有何积极补助？所以哪怕是局面很小很小，有个局面总比局面荡然来得好，在“牌桌”上局促一隅，比一无所有赶下牌桌好多了。（《人生拾零》）

　　人际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很谑画：有的人与人相见恨晚，有的人与人相见恨早，有的人与人根本不该相见，有的该相见却缘悭一面——阴错阳差，怎么也见不着。

　　从时间纵线上看，有的人与人实在该生在一起，可是却没有，变成“萧条异代不同时”；有的人与人实在不该生在一起，可是却挤成一堆，互相做冤家。（《能臣与饭桶》）

　　不为力所不及的事伤脑筋

　　难题当前，不去想它，是一种大本领，阿基米德、歌德、胡适等都曾在国难之时潜心学问，于国难似不干己一般，他们的目的就是避免“徒乱人意”，他们显示的是镇静、从容、方寸不乱、我行我素，他们的智慧，先已认清什么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然后，绝不为这些事伤脑筋。他们的思考训练有素，对难题限定时间去想，该想的时候想，不该想的就不想，一如船舱的分割，纵使一舱进水，对它舱并无影响。没有思考训练的人最易犯搅成一团的毛病，结果除了搅垮自己的情绪外，于事无补。（《论“快乐律”》）

　　有实力不怕孤立

　　孤立无妨，但没有实力的孤立是堪虞的，实力主要包括强韧、健康与财富。否则就很狼狈。一个人最后一切都没有了，但很有实力，即表示仍有小台面，可以翻本。人生最难的是最初积聚出的一些小台面，如能积聚起来，千万要守住！（《人生拾零》）

　　第一流人的境界

　　第一流人会忍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志趣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第一流的人认定Life is too short to be little.（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他必须忍住不为小事所缠。他有很快分辨出什么是“无关的事项”的能力，然后立刻砍掉它。

　　第一流人过的生活，一定不是常人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堪的生活，一定是常人不肯过、也不能过的生活。（《第一流人的境界》）

　　用笑脸办事

　　用笑脸来做人处世的人，他们的基本精神，在相信人间的许多“严肃”的事，大可不必用“严肃”的手段来解决，不需要一本正经的脸孔，也不需要金刚怒目的神情，大家大可以用嘻嘻哈哈的轻快态度，来待人办事或排难解纷。用这种态度的人，他们的健康状态，一定比“严肃”派来得好，对事情的解决，也比“严肃”派有效得多。

　　对严肃而古老的中国民族，多摆一些笑脸，应该是我们最好的营养，不但是好营养，也是一种好后盾。（《用笑脸做后盾》）

　　文人之雄

　　自古以来，文人与武人的征服方式，就根本不同。文人征服是千秋的；武人征服是一时的。最鲜明的对比是司马迁与汉武帝，千载以下，虎虎生风者，司马迁之《史记》也；但汉武帝呢？又留下什么呢？（《文人之雄》）

　　雪的洁白与冰冷

　　你说“假如人的品德能像雪那样的洁白，心地不像雪那么冰冷该有多好”，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洁白，却正用冰冷来表现？

　　一般情的标准，是人情之常的标准，生离死别、送往迎来、待人接物等等无不在人情之常标准上朝前滑，大家也照例办事，不以为异。但有些人——极少的一些人，他们的表现却好像不近人情的，冰冷的：有的人好朋友死了，他只三号而出（秦失）；有的人太太死了，他却鼓盆而歌（庄周）；有的人弟弟死了，他却不办丧事（张良）；有的人独生子少小离乡，到外埠求学，临走前她一滴眼泪都不掉（胡适母亲）！

　　……雪的表面很冰冷，但雪化成溪，溪汇成河，作用就非常明显了。但人们总怪雪冰冷，雪却不解释，它只用洁白答复了一切。（《用冰冷表现洁白》）

　　让自然做你的老师

　　自然对人的意义，应该只有两点：第一点，自然本身是变化无穷的壮观，不论是朝晖夕阴，不论是暴雨明霞，不论是飞絮满天或落叶满地……种种奇景，都值得人在恬静中或快乐中赏心悦目。第二点，自然应带给人对宇宙的远大看法，物换星移，时序代谢……都是使人了解宇宙真相的凭藉。西方的诗人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从一朵花中看天国；东方的诗人从长江中看逝者如斯，从明月中看盈虚者如彼，……这种种观察都可在赏心悦目以外，别有妙悟：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圣经上说：“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但说这话的先知并不了解这一现象的科学原理。现在我们知道了“氮化循环”等化学现象，知道了万物都要复归原始，人生只是过眼云烟，“自己乃是不断的在死亡中”。有了这种达观的心胸，再回过头来看人世，人才会觉悟到这辈子该怎么活才不虚此生，才会觉悟到此生已为错误的安排浪费许多，实在不应该再浪费下去。这时候人会活得更积极起劲，肯定适合自己的，摆脱不适合自己的，使自己的生命愈来愈发光，而不是愈来愈黯淡。这种炉火纯青的人生看法与做法，人都可以从孤独的面对自然中学到。诗人华兹华斯说：“让自然做你的老师。”（Let Nature be your teacher.）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感伤一类的情绪，是对短暂生命的浪费，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对自然要自然》）

　　寻乐

　　寻乐哲学里头的第一块绊脚石，不是“该寻何乐”的项目，而是一种“不肯寻乐”的心境。

　　这话怎么说呢？

　　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派人，他们“天生”恹恹如病，以郁郁不乐为常，甚至更进一步，认为郁郁不乐乃是睿智的标记、超人的象征。最后，他们竟以郁郁不乐自豪，骄傲于他们的苦脸与愁眉。（《寻乐哲学》）

　　智慧与烦恼

　　任何有点方法训练的新时代人物，都该清醒的觉察到“智慧愈多，烦恼愈多”的理论是无法成立的，因为“烦恼愈多”的原因乃在于智慧的不足与不真，并不在于智慧之多；同样的，“娱乐无用”与“人生乏味”之论，也都属于没有开阔心胸的反动，都属于胃口不好却责备食物的愚蠢，而与娱乐等等本身的功能无关。（《寻乐哲学》）

　　不快乐的因素

　　人在一天生活中，完全在快乐里毕竟极少，人有苦闷的时候，也有完全平静的时候（这时候并不苦闷，但也没什么快乐）。

　　有些不快乐的因素是人所不能控制的，如血型类别、如情绪周期、如生老病死、如天灾人祸，……这些遭遇到头上来，任何人都没法不受影响，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高人安之若素，或逆来顺受、或鼓盆而歌、或三号而出、或相忘江湖。……低手则寝食俱废，简直无法生活。（低手并非指智慧低的人，而是指无法处理自己情绪问题的人。贝多芬是天才，可是在情绪处理上一塌糊涂。乡下老农是凡夫，可是常常一辈子高高兴兴。）

　　有些不快乐的因素虽为人所不能控制，但在“讨价还价”方面，人却有很多的争取余地，这一争取，要依靠智慧和冷静，以及许多技术上的细节。不依靠这些途径，而横冲莽撞，心绪烦躁，所得只是更糟，更不快乐。把自己陷入这一局面，是蠢人，是所学为无用的人，是该惭愧的人。（《论“快乐律”》）

　　意志力

　　人总该有些意志力，意志力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意志力可促使自己有一种豪迈气概，一种殉道气魄，一种“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的浩然胸怀，一种大丈夫的勇敢与从容，一种好汉硬汉的坚苦卓绝（坚忍）。苦其心志是一种男子汉的必要磨练，磨得过的人，愈坚强；磨不过的，愈狼狈。这是男子汉的升等考试，要硬碰硬才成。人不论如何软弱，也得有一些起码的信仰，要维护这些起码的，总得有一些牺牲精神，一些决绝精神。（《论“快乐律”》）

　　从容

　　苏轼以“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写诸葛亮，写出了这位大人物一派从容的风度，这种手上有羽毛的从容，我最喜欢。大丈夫立身行事，为什么要那样紧张、那样严重、那样不洒脱呢？国家大事，也可以在女人大腿上办的。（《万古风骚一羽毛》）

　　知识的债务人

　　读书而不写书是一种逃避责任，……有学问有见解的人，你以追求知识探讨知识为专业，你不断的读书，已二三十年。你的责任就是要把你二三十年的见解写出来给人类，这样你才不欠人类的。你有责任写出这些见解，你是人类知识上的债务人。

　　自我肯定

　　自我肯定自己，这最重要。“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不能靠别人掌声活，大丈夫自己给自己鼓掌。大丈夫不怕别人封锁他，——人能从容把自己封锁的人，没人封锁得了他。

　　中国伟大的特立独行者，大丈夫王安石，曾写过一首七绝小诗《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何等孤高、何等卓绝、何等气魄！我不怕你们浮云挡我，并不因为浮云挡我我就不存在，我好得很，我最高。（《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功不唐捐

　　胡适给人题字，喜欢写“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喜欢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喜欢写“功不唐捐”。

　　“唐捐”是佛经里的话，意思就是泡汤了、白费了。功不唐捐就是努力绝不泡汤、绝不白费。一个人的努力，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会生根发叶、开花结果。

　　人间万象，都深受“因果律”的支配，兴亡荣枯、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人们今天所受的苦痛，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人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善因。种因的时候，要认清成功不必在我，但努力必不唐捐。你可能等不及了，但你无心插的柳，有意栽的花，却迟早一一兑现，给后人“寻花问柳”。（《有意栽花，当然要发》）

　　自由的不自由

　　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智者随遇而安

　　智者深明人生乃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祸福相依等交纵而成，有浮有沉有荣有枯，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故智者只是随遇而安、不徐不疾、不烦不躁，智者爱护朋友、尊重敌人、珍宝女人和小孩。智者是《新约》里对比文字下的人物。智者是甘地、是金格、是吕坤所描写的化身。智者修养功深，喜怒哀乐少激于外而深得于内，智者即是强者，是上通古今伟大人格的榜样。智者善于超以象外，静观万物和自己，智者坐井仍能观天，不出户仍能知天下。（《论“快乐律”》）

　　奋笔争自由

　　奋笔争自由是争自由的第一步，也是争自由的最后一步。第一步在使今人觉醒，最后一步在使子孙觉醒。这两步都不可缺。顶礼那奋笔争自由的人，他们比起搞政治的，伟大得太多了。（《李语录》）

　　沉默的自由

　　在马屁阵阵的时代里，想要维持不拍马屁的自由，也大不易。因为不拍马屁的自由，属于沉默的自由之一。没有沉默的自由，就不会有不拍马屁的自由。

　　以隋朝的王胄案为例。隋炀帝是喜欢自己舞文弄墨的皇帝，他写了作品，喜欢别人叫好。一天，他写了《燕歌行》，大家都拍，可是著者即王胄不吭气，在没有沉默的自由里，不吭气就是抗议。最后王胄因此送了命。

　　没有沉默的自由的成立，无须等你说什么才犯罪，你不说什么，就已犯罪。这种大狱，是不立文字的文字狱，比文字狱还凶。（《不拍马屁的自由》）

　　传奇人物的特质

　　传奇人物的特质就是生命力的莫测，生命力的跑野马。

　　传奇人物生命力极强、智慧极高、勇气十足。他的充沛的生命力，无法把他按在一个固定的角色上，碌碌一生。传奇人物不拘一格，他不是书生，也不是剑客，但他是书剑飘零型的人物。他也许是一阵子书呆、一阵子军人、一阵子怪杰、一阵子作家、一阵子商人、一阵子投机者、一阵子情场浪子、一阵子赌台常客、一阵子热如火、一阵子冷如冰、一阵子老僧入定、一阵子顽若狡童。……或整年在温柔乡里，或终岁在离群索居中。

　　传奇人物很像是阿米巴，但他绝不是一个单细胞，他是多才多艺多方面的化合物。从捕鲸船上的梅尔维尔到做小职员的梅尔维尔，从战场上的海明威到角力场上的海明威，从女人怀里的拜伦到客死希腊的拜伦，从挥剑南非的邱吉尔到从事绘画的邱吉尔。……无一不是传奇人物的类型。（《论传奇人物》）

　　中国式好人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因为，事实上，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

　　这些例子，都反证了“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是有问题的，这种标准，不但不能选拔第一流优异分子，反倒制造出大量的伪君子、坏人和乡愿，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平均公民”并不是很够水准的，原因就在好人的标准出了问题。（《中国式好人》）

　　娱乐非小道

　　各种娱乐等等，在正统古人看来，当然更是小道——小人之道，非君子之道。古人君子之道的标准，最后已不近人情到朱夫子所揭橥的“莫如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枯燥境界，试问做人做到这种木头书呆，有何道理？有何“道德”？又有何趣味？

　　这种“道德迷”的思想，说辞虽尽有不同，可是它们制造一层罪恶之网来恐吓老百姓，却别无二致。受了这种思想辐射过的人，他的心灵，已视自然快意为畏途，顺性、洒脱、轻快、嗜好、喜爱、灵肉一致等等等等，都跟他绝缘以去。他在枯寂单调的生活中，偶尔也许偷偷娱乐一下，可是娱乐过后，立刻遭到心灵上的“天谴”，他觉得他错了！他的罪恶感油然而生，他要受良心责备，要受教条洗涤，他认为他是圣门逆子，或是教会罪人。在这种自苦的心境下，他长久不吃会得胃病，可是吃了又会吓得消化不良。他的人格已经分裂，整天在灵肉大战，弄得圣罪交织，痛苦不堪。

　　练习放弃有毒的思想，是走向活泼人生的第一步。很多事并非大逆不道的，圣贤的话，并不值得轻信。（《寻乐哲学》）

　　怀才不遇

　　“怀才不遇”被用做叹息的口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光怀才就该“遇”？构成遇的条件很多很多，学识、才能、健康、出身、机缘、厚颜、忍耐、凶狠，……等等或好或坏的品质与机会，都很重要，只有一个“才”的条件，是不够的；既不够却空叹息，岂不笨么？（《人生拾零》）

　　顺境与逆境

　　《西游记》里记大家捉拿孙悟空，抓到后，交给太上老君处理，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关在八卦炉里提炼，认为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孙悟空就在炉里完了。殊不知孙悟空神通广大，他一进炉，就发现他可以在逆境和霉运中求生，所以，他充分利用逆境和霉运，反倒使他变成“火眼金睛”，变得更有功夫、更具道行。最后，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太上老君去开八卦炉，准备给孙猴子收尸的时候，孙猴子却一撞而出，高高兴兴的跑掉了！

　　很多人追求顺境和好运，可是很少人知道：形式上的逆境和霉运，如果有正确的面对、正确的人生观，其实就是顺境和好运的一种变形，就是另一种顺境和好运。古代哲学家说“祸福相依”，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换成现代说法，就是好运和霉运其实是一回事，顺境和逆境其实是一块铜板的两个面。只有不会洞悟人生的人、不会参透人生的人，才会那么极端对立的把顺境逆境两极化，把好运霉运对立起来。（《因祸为福说》）

　　孤寂并非离群

　　孤寂并不是看不到人、看不到“朋友”。在人群中，你常常发现只有你自己在想你想的、关切你想的。别人的面孔可能很友善、声音可能很亲切，可是那只局限于众生生活与世俗生活，除此以外，他们立刻变得无知、冰冷、麻木，比邻犹若天涯、相逢如不相识。（《最后的九日》）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

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最后都毁掉了，随波逐流，失掉了自己，原因不在他们不优秀，而在他们怕孤立。为了怕孤立，该说的，他们不敢说，为了怕得罪人；该做的，他们不敢做，为了怕独居牢中。他们渴望活在同志里、群众里，名为合群，实为自丧，沦落到这种地步，自己就只会做秀（show）、不会做人了，这种人，只是群居动物，不再是特立独行的人了。我做预备军官排长的时候，我们的副连长连上厕所大便都要找人陪他，理由是他怕“孤立”，一个人，活到这样完全丧失了自己，也太妙不可言了。

　　真正的志士仁人，他们为了不丧失自己，往往甘于在草泽、在沟壑，而不求闻达——不求屈己的闻达。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宁愿给人磨眼镜片度日，也不愿去做大学教授营生，为的就是要有批评皇帝的自由；陈独秀宁愿去做出狱后的隐士终老，也不愿归队去做共产党的元勋复活，为的就是要有批评政治的自由。清醒的知道他该走哪一条路，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乃是他宿命性的选择。大丈夫夷然而做这种选择，吾道必孤，不亦强乎？（《不怕孤立，才有独立》）

　　自然

　　自然对人的意义，既不该是迷信宗教式的敬畏，也不该是骚人墨客式的感伤。自然本身并没有任何种类的感情，更没有感伤。但有些人总错误的把感情赋给自然，认为自然有情，于是天地为愁、草木含悲、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些人先把自然变成一个“多情体”，再把自己的情绪随着这多情体转，于是悲从中来。——这实在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生态度。至于黛玉葬花之类，那更是病态了。（《对自然要自然》）

　　忍

　　有训练的忍是一种阴狠、一种审度情势以后的冷静反应。冲动固然是小不忍，怄气和生闷气也不叫忍，同样乱大谋——因为会使自己生肝病。有训练的忍不是对自己强压，而是使自己进入化境。（《金兰琐碎》）

　　勇士与懦夫

　　前进的理由只要一个；后退的理由却要一百个。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证明他不是懦夫，却从不用一个理由证明他是勇士。（《李语录》）

　　用事实证明才算

　　心里想的口上答应的都不算；都要用事实证明出来才算。这就好像女人生孩子，别人要看不是别的，是孩子；女人给别人看的，不是别的，是孩子。生出孩子才算。生不出哇哇叫的，任凭女人自己哇哇叫，任凭天使、医生、护士、丈夫、奸夫……一干人等作证，都不算。没人对生不出孩子的理由感兴趣。世间最讨人厌的一种话就是失败者的理由，最恶心人的一种话就是失败的理由以外，又以毫无信用之身，来一大堆新的保证。（《论“真金不怕火炼”》）

　　真金不怕火炼

　　没有火炼，漂亮的人一定更多，漂亮的事也会有。

　　一般人太脆弱，是禁不住火炼的。所以火炼之下，立刻就原形毕现，一点残余的金色都没有了，这就是说，他们变成赤裸的市井小人了，对任何漂亮的事都不肯做，连弄假去做都不肯了。

　　关于真金不怕火炼，我的梦想是：对一般人来说，不炼比较仁慈。但这只是梦想，这只有在无灾无难的太平岁月里才容易出现。通常的情形总是“时穷节乃见”、“板荡识忠臣”、“患难见交情”……都是各种火炼的炉子。在火炼之余，固然我们得到了一二金童玉女，但得到了更多的是大批褪色的金光党和金甲虫，这真太难看了。（《论“真金不怕火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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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与朋友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该是错了；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才是对的。敌人要从宽认定；朋友要从严录取。

重正义甚于朋友

　　我一生中站在正义立场上讲话，却一直缺乏朋友的立场，也许我一直重正义甚于朋友，因此人多敬而远之，怯于跟李敖做朋友。虽然如此，我却了无遗憾，没朋友就没朋友，朋友少就朋友少，我还是天行有常，说我要说的，不管人拿我当不当朋友。（《迟来的朋友，不算朋友》）

　　他们吓跑了

　　我正面没敌人，背面倒有开枪的朋友；我正面没朋友，他们给吓跑了。（《李语录》）

　　孤独

　　我回想到我十三年前的朋友们，大家都已“东飞伯劳西飞燕”，过去跟我一块放言高论的人，如今只剩下我继续走着这条路。我很孤独。

　　孤独尽管孤独，我并没失掉勇气与口味，我是一个很少休息的妖怪，半夜三更，活得比谁都起劲。我感到十三年前的朋友们，他们活得好像赶不上我起劲，“他们都不知道活到哪儿去了？”我常常这样想。（《又是情书》）

　　同志

　　不要轻信同志。一为同路人，便是陌路人。——同志是最容易翻脸的。（《李语录》）

　　只能选一类做朋友

　　我忧患余生，愈来愈觉得：我在对立的两类人中，只能选一类做朋友，左右逢源，是一种道德上的软弱，基于这种认识，我自己绝不做伪君子、烂好人、中立主义者。

　　如果我不能训练朋友如何做朋友，我愿训练敌人如何做敌人。巨人总是很寂寞的，因为他连个入流的敌人都碰不到。现在我比较了解为什么堂吉诃德要同风车作战了，——因为配称为他的敌人的朋友太少了！（《做光明磊落的朋友·做光明磊落的敌人》）

　　制造与解决

　　有的人制造问题的本领，远比他解决的多。这种人最好做敌人，别来做朋友。（《李语录》）

　　对朋友的看法

　　我对朋友的看法，也因我的进步而有点改变。当你不断进步的时候，你的朋友若不再进步，就会发生距离。真正的友谊一定要靠人格和公益结合，全凭旧情和私利，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我因为多年从事思想活动，很惹官方注意，为了不牵累朋友，我也有意的疏远他们。我认为，一个人需要朋友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耐不住寂寞。耐得住寂寞的人，尤其以寂寞做为自己这一行职业条件的人，在这现实的时代里，一定得承认朋友的没落。朋友是历史的遗迹，自己的朋友是自己历史的遗迹。时代变了，古典的交友方式，必须改正；人生苦短，酒食征逐或把臂言欢的交友方式，必须舍弃。这些都是我不大交朋友的原因。朋友是一种生命的浪费，或说得不偿失，我愈来愈强烈感到这一点。这也并非说我拒绝了所有朋友，朋友中能与我共同为理想奋斗的，我还是另当别论的。（《上山·上山·爱》）

　　不必解释

　　有时解释是不必要的。——敌人不信你的解释，朋友无须你的解释。（《李语录》）

　　大夫无私交

　　时代变了，朋友的定义好像也不同了。对某些行业的人说来，朋友是奢侈品。

　　古人说“大夫无私交”，只讲公益的人，几乎不需要私人的友谊，至少不需要较亲近的私人友谊。可以进你家门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太多没有必要知道的，而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你出卖。敌人永远不会出卖你，因为他知道你太少。所以敌人有一个长处——他不会使你伤心。

　　有人认为保持距离是不够朋友的一种征象，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是不够味儿的，因而主张亲近。我认为：很多因亲近而发生的流弊都会一一发生，从大的观点、长远的观点看，是得不偿失的。（《朋友的没落》）

　　绝交一得

　　需要向他做太多解释的朋友，还是绝交了的好。（《李语录》）

　　富易交

　　老话说“富易交”，其实这不是势利眼，而是同一层次的人容易做朋友。当你水准愈高的时候，你的朋友的水准若老是很低，就会发生距离。

　　基于人格和公益，无须彼此是朋友仍可成事而对国家人类有益，且在一个过于重视人情的社会，朋友反倒是种累赘和阻力，对某些行业的人说来，水准若不够，倒不如宁缺毋滥。（《朋友的没落》）

　　交友以自大其身

　　清朝的学者说“交友以自大其身”，但“自大其身”的方法很多，朋友反倒是最不实际的一种。

　　时代往往把维系朋友情味的条件摧毁，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

　　皇帝好像从来不交朋友，至少跟朋友保持很大的距离。大概皇帝最知道朋友对他的超然地位有妨碍。（《朋友的没落》）

　　真理与友情

　　我一生中，因为我的质直与坦白，得罪的朋友颇有几位，我都顾不得了。我爱护朋友，但我更爱护真理。当朋友背离真理的时候，我会修理他，无奈下笔时分，未免眼中含泪。诸葛亮斩马谡，是眼中含泪的，诸葛亮的伟大不在公事公办，他的伟大，在可以徇私却不肯徇私，他当时要徇私，大家也没话说，但他不肯，所以有挥泪之斩。诸葛亮的挥泪之斩，表现出来的，是公私既分明又兼顾，也就是真理友情既分明又兼顾。这种作风，我最欣赏。（《雁行折翼》）

　　最悲哀的人

　　世界上最悲哀的人，将是不认朋友、只有敌人的人，他们的生机已经自渎净尽，他们的敌人，不但在外面，也在他们的心里。（《文警论及附件》）

　　树敌与择友

　　从谑画的角度看，我这种四处树敌的作风，岂不也正是检验“朋友”、验明“朋友”的好法子？如果“朋友”是这样伪善、胆怯、骑墙、闪躲，这种朋友，也真可有可无了，他们不敢和我做朋友，说破了，我又何所惜呢？

　　我常笑我自己说，别人整天做公共关系讨好人，我却整天破坏公共关系批评人，我的敌人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窝窝出现，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多出一窝敌人，我真“阔”得很呢！

　　我为什么这样与人为敌？因为我争是非、不讲俗情、不肯做乡愿。我的敌人十九都是小人，如果我的朋友不勇于做君子（战斗性的君子），不敢和我做朋友，我觉得我该就此人我两弃，也不错啊！

　　王尔德说世人都疏远了我，而仍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年纪愈大，愈觉得他这种严格的择友标准其实还不够。我觉得该改为：我疏远了他们，他们仍挺身为真理而公然站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希望在这种悬格甚高的标准下，去自勉勉人。（《树敌与择友》）

　　制造敌人

　　朋友会要我送书，敌人却买我的书，所以我拼命掐死朋友、制造敌人。（《李语录》）

　　正义与友情

　　如今我年纪愈大，愈相信“真是真非，信手行去”，不藏头缩尾的正确，我真的愈来愈这样做了。虽然我明知这样做，所谓朋友，会伤亡泰半，可是我不能不选择。正义毕竟比朋友重要，一旦人看破尘网，真正信仰正义是他的上帝的时候，看到朋友一个个失色而去，又算得了什么呢？（《将相怎样才能和》）

　　爱可缩小

　　对伪善者的一个劝告：“爱眼前人就好啦，不必爱全人类啦！”（《李语录》）

　　远小人

　　远小人是跟小人保持距离，小人是不知道距离的，于是只好由你来调整距离。我的方法是不让小人接近你的生活，一判定他是小人，一判定他已到了“边缘点”，已无可救药，就不要再见他。（《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旧式的朋友

　　我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李敖自传》）

　　相处的艺术

　　“多情而不牵恋”，此情圣之风也；

　　“友情而又淡然”，此君子之交也。

　　二者实行起来，都是“有若无”、“实若虚”，都是极难实行并且极难见谅的。分寸之间，说得好，是艺术；说得不好，就是“工于心计”了。“工于心计”的人，常常不被见谅，殊不知“工于心计”的人，在某些方面，却真正是最能懂得相处艺术的人。真正“工于心计”的高手，绝不把美丽的事情搅得很狼狈，乃至搅到一个尴尬、悔恨的结局。对我来说，我无宁是喜欢“工于心计”的人，只要“工于心计”对人没害处，恰到分际，一个人为什么要做蠢事收场？我看了太多做蠢事收场的人，尤其是他们干下的那些“心存忠厚（动机不算坏），反倒害了人”的笨事。《庄子》中的浑沌之死，就是最早的一个例。我个人方面，有时候，我故意不跟别人混熟，对朋友御之以英国式的礼貌和冷淡，以保持距离和永恒。（《给Y的四十七封信》）

　　拜码头

　　我在跟这个岛上的朋友的交往中，一直摆下高姿势，好像要人“拜码头”似的，其实这不是傲慢、也不是大架子，而是成全别人的“趋士”（礼贤下士），训练朋友对“士贵耳！”的领悟，使他们知道“士”的重要。我的行为，有一点黄石公对张良的测验性质。孺子可教的朋友、有妙根慧谛的朋友，当然会了解我为什么要大模大样，要人“拜码头”，老是摆高姿势。（《李敖札记》）

　　朋友的最大意义

　　你也许会怪我别扭、矫情。其实这是爱惜生命之道、充分发挥打击力之道、乱世中不失掉自我之道、也是“看破红尘”仍要独力救世之道。此中真意，也许要多年以后，才能为一般人了解。

　　回想这二十年来，我做了一些功德，但是所付“代价”之大——不论是心理的（包括名誉被毁等等）、生理的（包括被刑求等等）、自由的、时间的、金钱的等等，……已足以痛加检讨，检讨之下，虽然“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但是对“碰”、对“寻找”那些“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却觉得不宜再花太多的生命了。珍惜余生，反求诸己，做千秋大业，才是来日无多的智者该做的事。因此我才决定：成品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同创造出成品，才是朋友的最大意义，其他一切，在此时此地，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乱世中的一个感想》）

　　保身之道

　　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一不交生朋友；二不回信。这两点，是我的“保身之道”。所谓“保身”，意义有二：一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不浪费时间去交际，要花时间去谋生，赚钱买书，专心写作；一是保重自己的人身，不要失掉自由。这年头儿，交朋友简直是累赘，大家心照不宣，老死不相往来最好，多交一个朋友，多写一封信，就可能多给“罗织学”专家增加一条曲解的证据，这又何苦来？所以我总是跟人们“息交以绝游”。生朋友，不交；来信，不回。不了解我处境的人自然说我“傲慢”，实在是免得替他们找麻烦。在乱世中，结识李敖实在对他们毫无好处。他们若崇拜我，大可在家中立个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李敖之位”，不必写信来；他们若恨我，也可刻个木头人，上书“王八蛋李敖”大名，头上插几颗大头针，埋在茅房门口，也不必写信来。总之，这年头儿，大家少认识少来往为妙。别人少认识我，少个危险的机会；我少认识别人，也少个被出卖的机会。大家关着门过，最好。（《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人缘

　　人缘太好，会对真理构成妨碍。（《李语录》）

　　息交绝友

　　这也是我乱世避祸的一道。我只是单纯的单枪匹马的写文章，而不肯广事交游，与人扯不清或有实际来往。我的本领，只是写文章而已，除此而外，大有“不通物情”之势。世道如此险恶，人心如此叵测，我看除了让一般人只从文章上了解我外，实在没有进一步交往的必要。我曾被所谓朋友出卖过，对人性的脆弱与限度，我以三十之年，小有了解。尤其身处孤岛，“时值非常”，大家都那么个德行，又有什么好交往的？我的朋友已经太多，多得带给我数不尽的麻烦，我已经受够了。我决心放弃我过去的东方式的交友方式，而代之以西方式的friendship，多一点冷淡和理智，多一点自我的不被随意侵犯的私生活，应该于人于己都更好。并且以我实际的经验，从收获和进步做着眼点，朋友的切磋之益，通常赶不上独自研究思考的成绩。所以花半天的时间去交朋友，更远不如花半天的时间闭门著书了！（《避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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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地北

　　——落墨不多，即可采花成蜜，使人受用。

谈天

　　红尘看破了，是不是就跑到山林里、古庙里，低眉合十，整天念念有词，了此残生，就算完了呢？是不是人生如梦，既昭然若揭，就“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番，就算完了呢？

　　不是，这样就全错了。真正的解脱，真正的人生，绝不是这样，这样做，只是做“自了汉”，自了汉，只是自私的家伙。

　　走“大慈大悲观世音”路线的人，他们都搞错了。第一、他们以为观世音是女的，高明一点的人更正，说观世音是男人女身，是男的。其实都不对，观世音根本是无形的，不男不女，亦男亦女，可男可女，不但要男就男，要女就女，还可以“现众身”，可以化成飞禽走兽、化成青龙白虎、化成被灌水的老牛。所以，善男信女向观世音拜拜，真不如少给老牛灌水实际；第二、他们以为观世音保佑他们升官发财、健康长寿、儿孙满堂，讨个洋媳妇，喊他们爹娘，以为观世音是干这一行的，也全错了。还是留着香火，给财神拜拜，反倒实际；第三、善男信女的阶层以上，所谓稍通佛法的居士型人生如梦人物，他们是不是真正得到观世音的神髓了呢？他们走观世音路线，是不是走对了呢？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好像火车进山洞，只走了一半，就停了。停在半途，这种境界，就是“小乘佛教”。

　　相对的，开出山洞，大放光明，才是“大乘佛教”。这时候，有了“梵”、有了“大我”、有了“真如”、有了“法身”，人生开始活泼泼的，不是躲避，而是面对；不是舍弃，而是争取；不是出世，而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这种境界，就是《华严经》里所谓的“回向”，“回向”是已成菩萨道的人，还是要回到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

　　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高人，真所谓“目中有色，心中无色”。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高。做不到这种“出”、“入”境界，就跟这种境界有出入，就是假的高。（《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长寿

　　在科学、科技还没发达的时代，天灾疾病造成中国人的死亡，比现代容易得多，中国人生命缺乏保障与抗力，也更普遍得多。所以那时候，长寿变成一种更迫切的愿望。为了达到这种愿望，中国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他们那时候没有避雷针、没有胰岛素、也没有“人参补肾固精丸”，一切生死祸福，都得看运气、看造化。于是他们便乞灵于祈愿、仙丹和鬼神。

　　在祈愿方面，中国人的最大特色是“祈眉寿”，祈眉寿的祝嘏之辞，散见于大多数的铜器铭文里……祈愿祈得久了，中国人就开始不知足，开始变花样，有的地方（像春秋时的齐国），就节外生枝，认为死得好、死得晚是不够的，得来个青春永驻才过瘾，青春永驻就是“难老”。难老以后，人还不过瘾，认为何必难老呢？如果不死，不是更好吗？（《不老·不死·尸》）

　　孤独与鬼

　　鬼呢？孤独久了的人是不怕鬼的。有鬼倒也不错，可使生活少一点单调。但是，没有鬼。鬼是很古典的，现代人很少见到它。鬼是胆小的、迷信的、自由的。它不会到使它忌讳害怕的地方。凡是有七分像它的，它都敬而远之。并且，最重要的是，它进不来。鬼是没有影子的。（《孤独与鬼》）

　　菩萨的定义

　　深通佛法的人知道，菩萨的定义，只是救世的人，救济众生的人，他是前身功德无量的人，从天而降“现众身”的。现到文殊菩萨身上，就要上五台；现到地藏菩萨身上，就要下地狱；现到泥菩萨身上，就要自身难保；现到大慈大悲李敖菩萨身上，就要犯众怒。

　　善男信女们一定要骂：“你李敖怎么可以这样不谦虚，居然做起菩萨来？”李敖菩萨拈花微笑，答复如下：“本菩萨已经很谦虚了。照佛门规矩，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候补者，放下屠刀，连杀猪的都立地成佛，如今我只做菩萨不成佛，难道还不谦虚吗？”（《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说“水”

　　想到水，想到老子的话：“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John Bullein却说：“水是很好的仆人，却是残忍的主人。”这都表示了水这一行，可大可小可利可害。而它最大最小最利最害的表演，就是做成女人。俗话说女人是水做的，比照创世纪亚当肋骨造女人之说，后者当为不实。应该更正为亚当之尿过滤后造女人才对。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的女人很骚，此无他，过滤得不彻底之过也！（《我要尿尿》）

　　要清白，请长寿

　　吉田石松从1913年起，就坐冤狱，一坐坐了七千八百八十天，出狱时候已五十七岁，那时候已是1935年，正好是德雷夫斯死的那一年，李敖生的那一年。吉田石松出狱后一直要求平反，直拖到1964年，政府才正式宣布他是无辜的，当时他双手上举，两眼全是泪水，他已经八十四岁了！他含冤难覆，前后长达五十一年，最后他终于“赢”了，在他有生之年“赢”了，这是何等运气！又是何等残忍！

　　所以，也许可以这么说：有冤屈的人，必须有赖于“时间的因素”来辩冤白谤，没有当时反击能力的人，他必须设法长寿，练得比他的“敌人”活得更长久。这些话，说来好像笑谈，但笑谈之中，往往有着不少白发和眼泪。（《要清白，请长寿》）

　　政客与明星

　　一个人，完全靠群众的掌声来过活的，很少不是虚假的。人都难免有虚假的时候，但是，明星和政客却无时无刻不显出虚假。（唯一例外大概只有上厕所，大便不通，涨得满脸通红的时候。）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又安能不虚假？干这两行的人，想来也太可悲了。至于明星谈政治、政客拉拢明星，那更是假中之假，除了假戏假做，什么也看不到了。（《假戏真做与假戏假做》）

　　语词新义

　　棺——一所永远属于你自己的房子。

　　良心——不近人情的东西？事前不禁止你去做，事后却责备你终生。

　　教育——教学生所不愿学的，教家长所不能教的，教自己所不愿教的。

　　烟——失眠者的太太，失恋者的情人。

　　幸运——太太没有咒骂的一天。

　　肛门——生财之道，排出废物，收藏黄金。

　　表情——没有（不足），人称你是木乃伊；有了（过度），人称你是大明星。

　　稿费——是作者永远收不完的债。

　　爱情——是喜剧和悲剧的大导演。（《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三通

　　“三通”问题自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自然值得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任何政治的对立，不该使老百姓遭到没完没了的池鱼之殃。在政治对立中，固然老百姓是刀俎下的鱼肉，但在长年征战以后，仍没完没了的跟老百姓过不去，则是典型的虐政无疑。（《宾馆、牢房、与猪鬃》）

　　写书的目的

　　写书的目的本来就在向群众宣传自己的思想，使看自己书的群众有深刻印象。注意，是有深刻印象就已足，并不在知道多少多少细节与资料。（写K，如可厌、如专制、如卑劣、如小儿科……诸印象一一达成即是成功，不在堆资料。）所以，最好的技法是电影技法，这是造成群众深刻印象的最好方法。现在虽然用书来取代电影技法和补电影技法的不足，但基本上，仍要提醒自己：这书的内容，要像电影一样对看它的人“直指本心”、“一片见效”，并且终生受用。所以，fiction比non-fiction好。

　　一流的文学家在能以高手处理任何浓得化不开的题材，而落墨不多，即可采花成蜜，使人受用。

　　除非为了举证和详述，限于题材的特殊性质，否则纯为了向群众宣传自己的思想，不该用non-fiction。（《金兰琐碎》）

　　现代英雄的悲哀

　　“骂贼而死”的英雄也好，“引刀成一快”的烈士也罢，在现代新式统治者的巧妙统治技术下，这些英雄与烈士，都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现代想做英雄与烈士的人，已经失掉“死得悲壮”的自由，他们要死得卑微，死得丑恶，死得有话不能讲、有血流不出。“辜负我满腔心事矣”！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他们求仁而不能得仁，反倒死于不义，他们要背着恶名而死，要死得活像一个懦夫！（《论没有“流血的自由”》）

　　考试

　　考试真是他奶奶的，我最恨任何形式的考试。我一辈子不会再参加任何考试。“烤弑”是一种戕害性灵的玩意儿，是一种骗术。今日台湾教育最大的成效是训练出一批批考试机器，一批批善于应付考试的机器。这种机器的性能是：①不需博闻而只需强记，尤其是强记笔记；②字写得好（这是Y小姐招亲的第一标准）；③字写得快；④能把强记的笔记在一小时内全部泄出来。……这种样子教育出来的青年人，一离开考场，一进入活生生的社会，一碰到跳动性的知识，便显得手足无措、方寸大乱。台湾今日教育的危机，还不配称为制造“读书机器”，乃是十足的制造“考试机器”，青年人之缺乏性灵、缺乏特立独行、缺乏进步性的见地、缺乏启发性的思考能力与怀疑能力，都是清一色的齐头齐脚的考试制度之过！所以我说，考试是一种骗术，其技无他，合于上列①②③④者斯可矣。自中山奖学金以下，考试制所考出来的书呆子，你我都见过了，呜呼，可怜哉！（《给Y的四十七封信》）

　　蝉

　　长长的身材、扁扁的脑袋，萌芽在地底下，蜕皮成蛹后就步步高升，在树上呼啸不休，此君为谁？马蜩是也。

　　老蝉的高寿虽不过二三星期，它却也享受了人生的至乐，在吃饱喝足东床高卧之余，它还要表演一场“法门寺”。

　　清晨、中午、晚上、乃至深夜，我们都要聆听它的歌喉，直而长的单调告诉你它是不甘寂寞的，它不听你的抗议、也不顾你的厌烦，强聒不舍的大花脸又唱起来了！

　　可是毛病就出在这儿，它老先生若一直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不争取言论自由，也许大杂院的野孩子们发现不了它的别墅所在，到底还归是低等动物，不是“识时务”的俊杰，它却偏偏不识相，于是小特务们按图索骥闻声而来，“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了！

　　虽然遭了杀身之祸，可是它们却是九死无悔的，马蜩先生是捉不尽的、杀不完的、吓不倒的，野孩子们的竹竿挑走了它们的肉体，可是却挑不走它们那东林复社的正气，在“风林灯火观书夜”的当儿，你仍旧可以听到那“十万蝉声作雨凉”的呐喊。（《谈蝉》）

　　印度

　　你看过《西游记》吗？《西游记》里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去西天取经，就是去印度，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佛教的教主是释迦牟尼，比耶稣大五六○岁，比孔夫子大十二岁。佛教很奇怪，它在印度传了一千年，传丢了——印度自己没了，却跑到别人家里去了，印度的邻居（像中国）和邻居的邻居（像日本），都到处是佛教徒，可是印度今天自己的佛教徒，只不过三四百万（两百多个人里头，才有一个信佛的），你说怪不怪？

　　其实也不怪，因为印度教把佛教吸收到它大口袋里头去了，所以今天的印度，还有很多很多佛教的痕迹，印度国旗中间那个脚踏车车轮子，就是佛教里头“法轮常转”的法轮。（《记印度阿三》）

　　版本

　　版本（板本）的观念，一直深入中国藏书家之心，最后变成魔障。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骨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

　　新的版本观念应该是以内容取胜。以《墨子》为例，一百年前，毕沅校本是最好的；五十年前，孙诒让的校本是最好的；……只重版本不重内容，是我所不取的。（《介绍一套你该一看的奇书》）

　　黄金

　　黄金多叫人着迷！这种着迷，更可从汉朝上溯，上溯到秦惠王时候。秦惠王打蜀国，无孔可入，于是刻了五头石牛，每只牛屁股后面，堆了一堆黄金，宣传说：“这些石牛可以大便出黄金。”蜀国国王大概也信“黄金如粪土”的，只是信的角度有点斜门，他下令去搬石牛，开道运进来。于是，石牛道完成的时候，中国的木马屠城记也就同时演出。这个故事，造出了一句成语——“驱金牛开路”。

　　驱金牛开路，这是人间最立竿见影的办事哲学。圣贤豪杰、武林高手、各路英雄好汉，能妙慧圆通，驱金牛开路，而不被金牛撞倒者，天下又有几人？可是有了又怎样？没有又怎样？人永远是人，人永远归于尘土，黄金却永远不改本色。人说“发光的未必全是金子”，人错了！人不知道，永恒发光的，不幸就是金子。（《驱金牛开路》）

　　原子弹

　　整整二十年前的今天（8月6号）上午，日本的广岛挨了一颗大炸弹，这颗炸弹，真的卡大卡大，它结束了二次世界大战，并且老老实实的告诉人类：“你们不是好打仗吗？打吧！再打下去，就要吃这个东西，吃得大家同归于尽。看你们还打不打？”

　　这下子可真把人类吓住了，至少把人类吓住到今天，足足老实了二十年！

　　人类为什么吓住了呢？因为原子弹带给人类新的觉醒。这种觉醒是对“战争”的新认识与新估价。原子弹使他们彻底了解“战争”的最后性质是什么，他们服啦！（《原子弹二十岁感言》）

　　美容

　　17世纪的人说：“上帝给你一张脸，你自己另造一张。”其实那时候的人，对另造一张脸并不在行，人类真正“给脸不要脸”而能另造一张，是三百年后20世纪的事。这种造脸，就是今天的所谓“美容”。

　　看看美容广告，我们就不得不惊讶人类在巧夺天工。什么“丰额丰颞”也、“印堂填平”也、“眉骨加高”也、“割双眼皮”也、“鼻头拉长”也、“美化下巴”也、“笑颜成形”也、“瘦面加胖”也，花样之多，令上帝叹为观止。《创世纪》记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如今上帝看到人类如此美容，嫌他原始的形象与样式不中看，他在自惭形秽之余，真要感慨知人知心不知面了。（《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

　　日本

　　日本人伺候好美国大兵，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好的失败者”，其实好的失败者在能从失败中得到目光远大的教训，而不是另一套方式的卷土胡来。日本人从不是一个“好的胜利者”，所以，他也很难是一个好的失败者。

　　二十年后，日本“又是一条好汉”，又还魂了。日本的脖子接受了失败，日本的脑袋却没接受，日本的经济侵略照旧“那新那鲁”，日本的“日学为用”仍然八个牙露。菊花还是菊花、剑还是剑。艺妓脸上还是白粉，日本人还是强盗。

　　在南京被日本人砍杀奸杀的千千万万中国髑髅，他们在落日光中，在雨花台下，在“以德报怨”的声里，他们死而有知，将做何思？将做何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如能秋坟鬼唱，片语问苍天，那第一句一定是：“这样的芳邻！这样的日本！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八个牙露！（《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菊花与剑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防当局，邀请人类学家班妮迪研究日本，她写下《菊花与剑：日本文化型模》一书，认为日本人有高雅如菊花、残暴如剑两面性格。日本人残暴倒是真的，但高雅却从何说起？高雅需要大智慧，可是日本人太笨了，日本人老是全国上下一心，勤勤恳恳，大家努力做笨事。吃原子弹以前，他们耀武扬威不识大体，笨事主题是“军事侵略”；吃原子弹以后，他们灰头土脸的爬起来，笨事主题改成“经济侵略”，还是不识大体，不顾国际贸易的平衡，老占别的国家的便宜，使人积恨。（《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东洋

　　有些字眼，大家都不要，却喜欢丢给对方，“东洋”两个字，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称中国做东洋，其实日本在中国东面洋中，自己才是名副其实的东洋，于是，中国将这字眼掷回，叫日本是东洋。什么东西都好端端的，可是一东洋化，就糟糕伊妈死，像“东洋菜”（料理）、“东洋车”（人力车）、“东洋参”（日本膻参）等等，一东洋，就荒腔走板，小题大作。其中最要命的，是“东洋统计学”。

　　19世纪的英国首相狄士累利，有一句名言，他说：“谎话有三种：谎话、可恶的谎话和统计学。”统计学这种科学方法，和东洋参一样，消受不好，就大受其害。日本町人喜欢打小算盘，抓到了统计学，认为独得其秘，开始大统其计，什么都一厢情愿的统计起来。他们认为根据统计学，打中国会赢；根据统计学，打美国也会赢，殊不知毛病就出在统计上。最后吃了原子弹，证明了统计学是谎话，东洋统计学是东洋谎话，结果是，美国军人占领了日本。（《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美国独立革命

　　正在英国趾高气扬的时候，有一些不信邪的先锋性人物出来，脱离了老子，自己去当老子了，这，就是美国的独立革命。美国在独立革命前后，在北美洲东海岸，已经云集了大量的牛鬼蛇神，他们是自由热爱者、是上帝代言人、是走私专家、是革命党、是心怀不平的平民、是亡命徒、是新生代。……他们在海外创建了新天地，成立了新国家。他们的手法是笨拙的，可是很有冲力、很有叛逆性，他们的基础很单薄，要建国、要称霸，必须有赖于先进繁荣的母国——英国——的技术指导，可是英国当时气都气死了，哪里还帮拒绝听话的小子。于是，老美们只好来个拳击的“技术击倒”（T. K. O.），开始智胜了。方法之一是：在十三州的文化沙漠中，盗印英国书，以袭取英国的速成方法，迎头赶上。（《海盗万岁》）

　　黑人问题

　　黑人问题发生在美国，当然是美国的羞耻，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但这个问题发生在三百五十年前，黑人又占了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包袱，要把它脱下来，不可不考究技巧与态度。三百五十年来，美国大体在遵循正义、法律与秩序的原则，处理黑人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令人称赞”。正义、法律与秩序，是美国处理这个问题的主流，我们不可因为少数的纠纷而忽略了这一主流。试看1964年美国二十万人的华府大游行，其中三万白人参加，代表着的是“正义”；二十万人秋毫不犯，象征着的是“法律与秩序”。这种“非暴力运动”的技巧，这种缓进而理性的态度，充分表示出美国人民的水准。设想这种水准，世界上又有几个国家做得到？不客气的说，若换成了某些国家，不暴动得天翻地覆那才怪！不搅得黑人白人都杀成血流满面的“红人”那才怪！所以我才说，美国三百五十年来处理黑人问题，有“令人称赞”的正常现象，只有美国这种文明社会，才扛得起这样不文明的历史包袱。美国佬大可不必泄气悲哀，我们也大可不必用放大镜跟着搅臭。因为在正义面前，我们不可做一个并不公正的见证。（《从此黑白不分明！》）

　　黑人奋斗史

　　黑人受歧视的由来，要远溯到17世纪的1618年。这年的8月17号，第一批黑人在美洲登了岸，他们是从非洲被逮来做工的，并且成为白人的私产。既是私产，自然也就买卖由之。就这样买来卖去一百八十八年，美国国会才通过法律，禁止再有黑奴进口，但并没禁止在美国本土上的黑奴制度。于是此制相沿不废，又是五十多年。到了19世纪的1860年，林肯当了总统，后来打起了南北战争。结果北方是完全胜利了，黑人却没完全胜利。黑人只是在战后五年间，获得了三项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保障。直到又过了一世纪，进一步的民权法案通过，黑人才有了像样一点的地位。1965年2月26号，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投票权法案，使黑人获得彻底的平等。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袖，当时竟忍不住感慨说出：“我们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才追上这个问题！”

　　这一百年的岁月，累积了一连串黑人“力争上游”的纪录与血泪。一百年来，黑人由百分之九十七的文盲比率，降低到只有百分之十。除了法律上的完全平等外，其他在教育上、在公职上、在选举上、在社会地位上、在生活习惯上、在血缘混同上、在争取权利的态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和改善，黑人成功者也人才辈出，震撼世界。（《从此黑白不分明！》）

　　吃素

　　讲到吃素，一般人以为是佛门的道行，其实它是中国吃素文化的一种流派。《论语》中，就讲究“齐（斋）必变食”（吃素时候要改菜单）的规矩：《汉书》里记周泽吃斋吃病了，他太太怪他何苦来，他火了，立刻把太太关到牢里去，罪名是“干犯斋禁”。干犯斋禁，在当时是大罪；当时“坐斋不谨”（吃素时候狗屁倒灶），是要杀头的。佛教入中国后几世纪，中国吃素的锋头被信佛的抢去，大家把“吃斋念佛”等量齐观，于是佛门人物，就说他们不吃荤，吃素了。其实究竟什么是荤，他们知道的并不落实。荤是指“臭菜”，葱、韭、蒜等都算，吃了这些，被认为耗散人气，使人精诚有问题，难以通于神明，所以要查禁。至于大鱼大肉，实在叫“腥”，不叫“荤”。可笑的是，大吃素家整天吃葱、韭、蒜，却声言他不吃荤，以吃长斋自豪，这种自豪，用传统文化一检查，就该打屁股。他们以为他们做了好事，吃长斋，其实都白吃了，都不算。——可见书没读通，就想复兴固有文化，谈何容易！照固有文化，这是典型的“吃斋不谨”，是要杀头的，这些多爱固有文化却少看古书的人儿，提倡来提倡去，全不知道固有文化的厉害！（《论和尚吃肉》）

　　论和尚吃肉

　　善导寺的和尚，我也颇识一二。有的道性很高，有的有待加强。介绍我到庙里住的朋友，对我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天他和一位和尚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吃，和尚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和尚。殊不知和尚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

　　中国的佛门人物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轼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尚鲁智深那一套。（《论和尚吃肉》）

　　山

　　对于山，中国人和许多民族一样，也是充满了敬畏的。《国语》里记孔子的话，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可见对山的敬畏，已经一至于此了。在这种敬畏下，中国人是不敢“有眼不识泰山”的，泰山在中国思想史中有它独特的地位，实在值得研究。

　　以泰山为实例，看中国人的山思想、生与长生思想、死与地狱思想、以及道教思想与佛教思想的竞争，可以看到许多有趣的组合。（《有眼识泰山》）

　　明星

　　明星人物只是“人生如戏”，她们只能做戏、演假戏，假戏真做，演得神龙活现；但是，一旦她们面对了真实的人生，她们本人，却变得一片脆弱与虚假，她们平日被社会的奉承与捧场，已经使她们退化了面对真实人生的能力，而变得骄纵、变得不知人间甘苦、变得不知人我之间的基本道德关系与对等关系。结果呢，她们最后变得已不是一个真的人，只是一个会演真的人的画皮而已。（《假戏真做与假戏假做》）

　　情书

　　情书是萧伯纳所谓的“纸上罗曼斯”。罗曼斯施诸纸上，自然写时情感集中，思绪澎湃。但往往时过境迁以后，自己重读起来，未免“大惊失‘色’”（此“色”字该一语双关：一为脸色，一为女色）。至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读别人情书，因为缺乏置身其中的情感和背景，所以常常在嗜读以后，摆下脸孔，大骂“肉麻”！殊不知他们自己写的情书——如果会写的话——更是肉中有肉、麻中有麻。所以，为公道计，聪明人绝不骂别人情书肉麻。（《<李敖情书集>新序）》

　　战争

　　“战争”这个东西，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它老哥。古时候人类打仗，你丢一块石头过来，我抛一块石头过去，结果是“你死我活”；后来慢慢“进步”，武器发达，你开一辆坦克过来，我冲一辆坦克过去，结果是“你们死我们活”。可是更“进步”的时候，武器更发达的时候，这种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当你丢一颗原子弹过来，我再丢一颗原子弹过去的时候，结果就是“大家死大家不活”的场面了。那时候，全世界一切东西都毁灭了，剩下的，只该是海明威一部小说的名字，那是——《胜利者一无所获》！（《原子弹二十岁感言》）

　　和尚

　　真正的佛教不在盖庙建寺，而在大悲救世；真正的和尚不在古刹梵音，而在为生灵请命。（《真和尚和真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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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西说东

　　——人生百年，缘归一梦，猿鹤虫沙，例皆尘土，但在百年孤寂之后、尘土长封之时，总希望有些永存的功业与交情留为雪泥爪印。

吾爱吾师，尤爱真理

　　老子李耳，主张“以德报怨”，孔夫子就大加抨击，他质问：若不辨是非的对有怨于你的以德相报，那么对有德于你的，又该怎么办？又“何以报德”？

　　孔夫子这种“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是西方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一般以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话，是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堪伦理学》中，并没这样的原文。亚里士多德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两者冲突的时候，他选择真理。

　　古今中外，热爱真理的人，无不在真理面前，对老师痛苦的义无反顾；孔夫子热爱真理，他“背弃”了老子；亚里士多德热爱真理，他“背弃”了柏拉图；梁启超“背弃”了康有为；卡尔容“背弃”了弗洛伊德；章太炎“背弃”了俞樾；周作人又“背弃”了章太炎；周作人的学生又继续“背弃”，当真理跑得比老师快的时候，又怎能不做清楚的选择，清楚的“背弃”呢（《万世生表》）

　　善必须实践

　　王阳明说：“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他全错了！善绝非一颗善心，便可了事。善必须实践，必须把钱掏出来、把血输出来、把弱小扶起来、把坏蛋打在地上，才叫善；反过来说，“想”掏钱、“准备”输血、“计划”抑强扶弱，都不叫做善。你动机好，没用，动机是最自欺欺人的借口，17世纪的西方哲人，就看出这点，所以他们点破——“善意铺成了到地狱之路”。这就是说，有善意而无善行，照样下地狱，阎王老爷可不承认光说不练。

　　西方哲人这种警觉，中国人显然跟不上。中国的老底子是“诛意”或“诛心”，是春秋笔法的“君子诛意不诛事”，是追究心意，不追究事实。结果呢，中国“日存万善念、日诵千善言”的好人最多，但好事最少。原来好人只要正心诚意就已足，只要问心无愧就已足，只要诵经念佛就已足，好人无须在事实上做多少好事，好事只在念头上做，就大功告成！（《张小兰冤在哪儿？》）

　　敌人

　　“敌人”——环伺也、警告也、干扰也、穷缠也，迄无止境。他们简直要变成你的朋友了。你不跟俺们交朋友？好！俺们把你的朋友全赶走，你不交俺们还交谁？难道有朝一日，你岂要建立起对“敌人”的信仰吗？“敌人”至少有一点是值得信托的，——就是他们绝不变，绝不像朋友一般的忘记你。他跟你永不分离。（《最后的九日》）

　　少做一分懦夫、多充一分勇士

　　在这“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如果我们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伺机蠕动一番，说说我们想说的，做做我们想做的，捣一下小乱，冒一下小险，使老顽固们高一高血压，大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能耐”了！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岂配做“杀头生意”么？

　　因此我说，在环境的“极限”下，我们少做一分懦夫，我们就该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我们能高飞，我们希望飞得像只多谋的九头鸟；如果我们与覆巢同下，我们希望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我们在釜底，我们希望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随处埋我

　　路是那么长，我们随时会倒下，死就死了，又何必“正首丘”呢？青山多得很，到处都可埋我们这副不算重的骨头，在重归尘土的刹那，愿我们都能刻上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伪善

　　写是没有用的，叔本华就写过了，他白天写文章否定女人，晚上却偷偷跑到绿灯户睡觉，写文章载道的人很少不是伪善的，“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我还是少发高论吧！我只知道我们不再需要“述而不作”的圣人，我们应该学学那些“做而不述”的实行者。（《爱情的刽子手》）

　　真、善、美

　　在“美”的范围内，观点重在美丑，但在“真”、“善”范围内，观点就重在真假善恶。我始终相信，涉及美丑范围，人的一生，可以只见“美腿”而对“丑腿”视而不见；但涉及真伪善恶范围，人的一生，就不能这样逍遥了，——对人类的责任感，将逼使我们在真伪上面，要去假存真；在善恶上面，要扬善抑恶，我们如果在“真”、“善”范围，也采取“美”的观点，我们就将发生道德上的过失。

　　基于这种研判，我们可以说，对人间“真”、“善”范围的任何虚假和罪恶，我们必须去面对、去扒粪、去发掘、去揪出、去打倒。……在这种认真下，我们虽然眼之所见，无非“真”、“善”上面的“丑腿”，但是责任所在，我们却不能逃避。我们不能崇真而不去伪，不能扬善而又隐恶，不管什么乐观也好、悲观也罢，我们都要面对它们。（《腿上功夫》）

　　拉关系

　　一切要靠“拉关系”、要靠人际关系好才能办事的现象，是可耻的！因为它把“人情”高过“是非”，又违反公平原则。中国人最犯此病。结果人的精神、时间都花在做公关、交朋友、拍肩捏臂、酒食征逐上面，一切都讲关系才能过关了，这成什么话啊！（《李敖札记》）

　　施恩要适度

　　湖南有句谚语是：“一碗饭，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意思说：一个人在穷困时或危难时，你给他一碗饭，他会终身感激你是他恩人；但你若处理得不好，使他对你多寄希望，或养成他倚赖你的坏习惯，那你给他一斗米（n碗饭），他仍然意犹未足，仍然说你对不起他。这是人性问题。（《偏执狂与老太太》）

　　判定伟大的标准

　　一个人如果有十分力量，他只做九分事，这就算失职，如果有一分力量，却做两分事，就算伟大。中国人赞美那些妓女从良的，却责备守寡改嫁的，就是因为对两者的要求标准不一样。（《吐他一口痰》）

　　材料不对

　　铁杵能磨成针，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材料不对，再努力也没用。（《李语录》）

　　黑白不明

　　凡是对今天种族问题较有认识的人，已没人再坚持“黑白分明”的对峙状态。不单是黑白对峙，任何以“正色”自命来迫人“失‘色’”的举动，任何以“种族优越”自命来制造争端的举动，都已不再为头脑清醒的人所接受。再以这种调调自豪的人，不论他是希特勒或纳塞，不论他是反对黑人的“三K党”或是反对白人的“回教派”，他们已不是什么反对来反对去的黑人或白人，——他们统统是狂人！

　　种族的优越论虽然并无学理根据，但它却有一段长远的历史根源和神话根源。黑白的分野，追它的根源，可追到诺亚的方舟时代。黑人的出现，乃是诺亚诅咒孙子的产品，诺亚诅咒他家老二含的老四迦南，于是黑头露脸，弄出“麻烦”来。后来的狂人圣经家曾写“黑人是兽类”等书，硬加描绘，说“黑人不是含的子孙”！殊不知这正是道地的“愈描愈‘黑’”！（《从此黑白不分明！》）

　　英雄的定义

　　在卡莱尔眼中，不但神明、帝王等可以成为“英雄”，就是先知、教士、诗人、文人也不失为是“英雄”。到了今天的20世纪，“英雄”的定义已需要更新的修正。一般什么神明、帝王，早该踢出“英雄”的行列，而该代以美人、戏子、电影明星、TVA的设计者、沙克疫苗的发明者、太空人、潜水人、试飞人。……他们这些，才是新时代的“英雄”，他们比旧时代的所谓“英雄”要高明一万倍、伟大一万倍。旧时代的所谓“英雄”们，他们要整天砍别人脑袋、切别人指头才能成为“英雄”，然后发动大量的文警，制造宣传，使人们对他们“爱戴”、“崇拜”，误以为他们是“英雄”。但是新时代的“英雄”们，他们却不这样，他们直指人们的内心深处，使人们从心底发出对他们的爱戴崇拜，不再砍杀流血，也不需要断头台。他们只凭他们的智慧、好心、灵巧和美丽，再加上对人无害的成名欲望，交织成一个百花齐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是和平式的发展抱负，运动会式的公平竞争，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的操守，为目的而又考究手段的道德。新时代的“英雄”们，使人们皈依自己的方法不靠武力、不靠特务、不靠强迫、也不靠鞭子。他们所靠的，完全是本身的可爱、本身的吸引人、本身的和平温煦的手法。新时代“英雄”的造型，绝不像旧时代的横眉怒目、胡子乱撇；他们极像司马迁笔下的“英雄”张良，面如“妇人好女”，并且可能就是“妇人好女”。（《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什么最重要

　　当科学家巴斯德从事微菌等研究的时候，又有谁认为那种研究重要呢？甚至巴斯德自己，又能清楚知道有多重要呢？但他最后功德圆满，使法国的酒业、丝业、畜业有了革命性的改善，带给法国的好处，是把德国的战败赔款五十亿法郎，由他一个人给还清了。巴斯德这种大功德，穷本溯源，就在他要做“不重要”的傻事。又如发明电话的贝尔，他发明了电话，可是一直被人认为不重要，人人把电话当成玩具。他跑去找马克·吐温投资，马克·吐温瞎眼投资过蒸汽电机、蒸汽滑车、海底电报，都泡汤了，对这个真正发财的东西，反倒一毛不拔，坚持说毫无前途；贝尔又想把专利权卖给西方联合电报局，可是，还是不行，别人不要买“玩具”。可见一件明明重要的东西，也会被人当做不重要。若一切以认为重要才去做，世界上又何来电话？贝尔这种大功德，穷本溯源，就在他要做“不重要”的傻事。（《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第一流的政治家

　　刘邦进咸阳，大家争着搬走秦朝的金银财宝，萧何却只运秦朝的档案。后来项羽烧了咸阳，刘邦凭了这些档案，得以争胜、得以建国。萧何这种把不重要的重而要之，是第一流政治家；又如美国国务卿休德，他在1867年，花两分钱一亩的代价，向俄国买来阿拉斯加，当时举国大哗，说他做了冤大头，说阿拉斯加冰天雪地，有个屁用？买它是“休德的荒唐”。但曾几何时，阿拉斯加的抢购，证明了休德的眼光，使美国受益在五十、一百年后。休德这种把不重要的重而要之，是第一流政治家。（《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显性的伪君子

　　归纳出伪君子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都会以离奇的正义标准，去说风凉话——使人恶心的风凉话。不但话是风凉的，还俨然以道德的仲裁人、是非的评鉴人自居，这种伪君子，是好发议论型的，可叫做“显性的伪君子”。（《“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

　　名人“无所不涉”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自我涉入”。自我涉入是两岁以后的小孩子，开始用“我”的观念，来形容他的“财产”：爸爸、妈妈、围兜、奶嘴、娃娃、小熊，……全部包括在内，这时候的小孩子，慢慢开始知道“我”和别的人、别的东西不一样。在这时候以前，这种分野就不清楚。在这以前，小孩子说到自己的时候，他不但不知有“我”，并且常常把“我”当成第三人，小孩子会说：“宝宝吃”、“宝宝要”、“宝宝抱抱”，而不会用“我”。从这点看来，人类真是天纵英明，哲学家宣传了一辈子的忘我无我，区区两岁的小毛头，就早已做到。

　　小孩子随着年纪愈大，自我涉入的面积也就愈大，他成了年，无所不涉，无孔不入，从同行到教堂，从政党到狮子会，他都要插一脚。他握手、寒暄、迎来、送往、胁肩、谄笑，变成了名人。一变成名人，就变得无所不在，什么地方都要有他，没他，他就不自在。（《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重要不重要之间

　　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他《心理学原理》名著中指出：“一件事情，任何人认为它重要，它就重要。”这种说法，足见“重要”已重要得成为哲学问题。但是，问题一由哲学家来答，就七嘴八舌。狄阿杰尼斯认为桶子里晒太阳最重要；蒙田认为跳蚤式跳跳最重要；斯宾诺莎认为磨镜片混饭吃最重要；萨特认为孩子挨饿时候，什么都不最重要。

　　这些哲学家的见地，都表示了什么最重要，什么不最重要，是非常主观的，因人而异的。

　　勃朗宁诗里写一位老兄认为全世界以烂泥巴最重要，乍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布雷克能从一粒沙里看到世界，柯尔律治能从一粒沙里看到宇宙，可见一把烂泥巴，也大有奇趣。这样看来，怀疑别人“胡为乎泥中”，在没弄清重要性以前，最好别先否定。因为这把烂泥巴，可能对他特别重要。

　　又如古话说“敝帚千金”，你会奇怪，一把烂扫把有什么稀奇，值得这样标价。但同样的，在没弄清重要性以前，最好别先否定。——因为这把烂扫把，可能对他特别重要。

　　上面这些话，都是指当事人在正常处境下的看法。如果处境一旦剧变，他的主观，也可以量变加质变。一个人正常处境下认为黄金重要，但在荒年时候，他可以“千金易谷”；在战乱时候，他可以“黄金如粪土”。看了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剧本的，看到第五幕第四场，国王高喊：“一匹马！一匹马！我以江山换一匹马！”就知道一个人在重要不重要之间，会有多大的转变，多大的无法预知。（《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上帝是第一个服装设计家

　　亚当、夏娃因为吃了苹果，所以四只眼睛发亮，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小两口儿当时采取的初步行动是：抓起无花果的树叶，胡乱编成裙子，他们并没有服装设计。当时他们生长的地方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并没生长在夏威夷，所以，他们虽然会用树叶，却不会编草裙。所以，当时他们所穿的，一定很难看。上帝把这一对男女驱逐出境，除了奉送一大堆报复和咒诅外，唯一一件善举，就是妙手“天工”的“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无疑的，上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服装设计家，从此以后，亚当夏娃的子孙所能施展的，只是“巧夺”上帝的“天工”而已，因为上帝忘记了申请专利，忘记了办个“衣服公卖局”来公然敛财，他只是把衣服造成了一种“人类众恶天性的标记”。（《上帝与服装》）

　　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

　　明代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孑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有的纪录说是张献忠本人）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人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

　　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柴荣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

　　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人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相对的，只有那些小鼻子小眼的小乘执迷者，才会张开大嘴，不做狮子吼而开狮子口，大吃其“素鸡”、“素鸭”、“素火腿”！——他们甚至在吃素当中，都不忘荤味，在菜单上，杀伐之声不绝。（《论和尚吃肉》）

　　吃饭有如吃药

　　在佛教思想中，吃东西不该是口腹之欲，而是“治病”。我们习惯说东西不好吃，像吃药一样，正好是佛教的原案。佛教里认为人生一切烦恼、一切痛苦，都是一种病；想胡茵梦，是一种心病；想胡茵梦想得头疼，是一种身病；想胡茵梦想得不好好上班，被王永庆开革，饿得没饭吃，是一种饥病。佛教认为人该将“吃饭观”当做“吃药观”，所以和尚的食堂，又叫“斋堂”，又叫“观堂”，观什么呢？观药罐子。一个人端起饭碗像端起药罐子，岂不胃口倒尽？全对！就是要你胃口倒尽。胃口倒尽，才消灭了口腹之欲。口腹之欲给消灭了，不吃肉，不吃五辛，又有何难哉？（《论和尚吃肉》）

　　大德与细行

　　有一种人，他们很注意“细行”，在小的行为上，小心翼翼，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好好先生、好丈夫、好老师、好兄弟、好公务员，甚至是爱国者，但以大的行为、大的规迹来看他，他就不及格。以日本的广田弘毅为例，他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侵略中国的元凶，他在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上是错误的、狭小的，叫人不敢领教的。最后，在东京大审时被绞死。死前他的太太先自杀殉情，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上断头台。

　　再以德国的史匹尔为例。他也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帮助希特勒侵略的元凶。纽伦堡大审时，他看到集中营犹太人惨死的照片，他自认有罪。他在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上是错误的、狭小的、叫人不敢领教的。最后，被判了二十年。他的太太一直等他出狱，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坐二十年。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像广田弘毅、史匹尔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有多少，他们都只知“小德”而不知“大德”，只重小的行为而忽略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他们自以为在精忠报国，自以为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做的，只是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愚忠，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扶同为恶而已，他们在“大德”上，是“逾闲”的。（《从大规迹评论人》）

　　同情心很短暂

　　以前在《西风》杂志上看到一幅漫画，画着一个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富翁正在吃饭，无意间抬头一看，一个乞丐在窗外望着他，对他那丰衣美食而垂涎，富翁见了，于心不忍，可是他解决不忍的方法却奇妙异常，他走到窗前，把窗帘拉起了，挡住了室内外的视线，于是又心安理得的大吃了。

　　我们可怜那些流亡在生死边缘的孤雏们的心情和表现，与这位富翁的态度又有什么分别呢？我们会念杜老的诗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可是除了“难再述”以外，我们又能怎样呢？悲天悯人的心肠抵不过讳疾忌医的苟安；热心救世的抱负打不倒掩耳盗铃的粉饰，我们毕竟忘不掉那影院旁边的沙龙，也甩不开今晚派对中的伦巴，热情的冲动甚至不如那卖火柴女孩所点的最后一根火柴来得长久，我们又返归到天鹅绒中的梦幻！（《一个真实的故事》）

　　会演悲剧的人

　　悲剧的认定，往往不在悲剧的本身，而在你的观点。所以悲剧倒也并非一定要禁演。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演了悲剧，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你却因而不再演出大悲剧，所以这种悲剧，也毋宁是自嘲式的喜剧。另一方面，有些悲剧实在也有它“黑云的白边”，有它塞翁失马的一面，有它潜伏的喜剧成分。这种情形，尤其在会演悲剧的人，常能感到。会演悲剧的人不在会哭，而在会笑。（《悲剧不悲说》）

　　好汉

　　“好汉做事好汉当”中的所谓“好汉做事”，有时候是把事做得功德圆满，有时候却把事做得一败涂地，在做得一败涂地的时候，做好汉的，就该挺身出来，做负责的表示，他不该东推西拖，不该拆下烂污让别人来收拾。换句话说，他不该让别人替他“擦屁股”。大丈夫有屁股自己擦，为什么要别人擦？

　　所谓好汉，一般人的观念多以为是荆轲、聂政、朱家、郭解者流，其实绝不尽然。这些人，多是韩非子所说的“以武犯禁”的任侠式人物，他们缺乏守法的习惯。他们有的，多是一朝之忿和匹夫之勇，所以他们在社会上，很容易留下烂摊子让人来“擦屁股”。

　　另有一种好汉，他们可说是真正的好汉，他们对个人所做所为，绝对负完全的责任。负责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法律上所应负的限度。（《徐复观是好汉吗？》）

　　温柔不住住何乡

　　清朝的大奇人龚定盦写诗宣传说：“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综观古今历史，不论英雄奸雄狗雄鬼雄或是什么雄，在其“垂暮”之日，凡是最后能抱住女人大腿而不抱住“万国坤舆图”的人，我都认为是孺子可教的人，是可能改过迁善的人。换种说法，凡是一个能最后被女人征服的男人，他最后一定不会是一个最坏的男人，最坏的男人都是不听女人的话，而又不跟女人结婚的人。你说对不对？（《最后的肯定》）

　　悟真识幻

　　人心无止境，坐这山望那山，身在福中不知福。故真者，多于未得前或已失后方悟知。美学上又有距离之说（只采最好一段，只走上坡之说），哲理上有余味之说，经济学上有边际效用之说，爱情理论上有聚则腻情必泛之说，故真者已寓幻，观者潜生哀，得者实近失，有者翻成无。达者智者洞彻此理，故但求今日、惜余春，而不斤斤于得失去留。另一方面，达者识者多识幻即是真之说，且许多事真不如幻，非幻不可。神游也、神交也、希望也、私愿也，格于现实（时力、方便、综合趣味），非将幻做真无以得之，人生有涯，不以幻补真，何能尽享？故人不但要崇幻尚幻，还该增加一天中这方面的时间比例。（广义言之，作画、写作、看书、听唱片等皆属幻境，太太也宜千面夏娃以助幻兴。）（《论“快乐律”》）

　　悲剧

　　悲剧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像死是人生的一部分。即使你跟别人隔绝，也不能免于悲剧——自愿遁世的修女要和上帝演；老处女要和猫演；被迫遁世的人儿要和小房里的白蚁、蜈蚣演……没人能跳出悲剧的舞台。

　　表面上，似乎有两种人是悲剧免疫的：一种是早夭，一种是凡夫俗子。早夭在开场就演了收场，凡夫俗子则以为他们幸运置身场外，其实只是迟钝无知而已。悲剧，像死一样，总是跟着人的，死因或者不明，死法或者各异，但或早或迟，他们总骑上《启示录》中的灰色马。（《悲剧不悲说》）

　　不吃肉的商业活动

　　从“不杀生”观点演化出的“不吃肉”的，本来是以博爱打底的，基础自然伟大。但这种不吃肉哲学，从来被善男信女给商业化了，变成了自己跟阎王老爷讨价还价的血本，这就叫人有点哭笑不得。中国的劝善书里，有很多这类材料。《乐生集》里记福建一个教书匠，因为怕主人为他杀生，宣布他不吃海鲜。后来得了大病，全身僵冷三昼夜，醒来自言他早该命丧流贼之手，因为不吃肉，所以阎王加寿十二年，且免横死。《感应类钞》里记一个做官的，暴卒后又活过来，向人说他到了阴间，向阎王说他不想死，请求饶命。阎王爷可怜他，说让你还阳，限期三日，如能说动一千个人不吃牛肉，就准益寿延年。

　　这种不吃肉的商业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特色。它发展开来，演变成人能放生，就可以好心好报：所以放个王八，毛宝就可临危脱难，孔愉就可微职封侯；活群蚂蚁，宋祁就可考试高中，宋郊就可大魁多士。如此这般的，屈师纵鲤，就可寿增一纪；隋侯济蛇，就可珠报千金。……这种思想走火入魔以后，许许多多人吃素放生，都缠夹着大量的“功利”，而不是“功德”。

　　这种现象，是古典文化中的愚夫愚妇，混同佛教文化中的善男信女，共同缠夹出来的杰作。（《论和尚吃肉》）

　　传奇人物

　　传奇人物自有他的弱水三千，而不止于一瓢；自有他的取舍，而不同于世俗的得失。

　　传奇人物最大的特色表现是不安于环境（一年三年，三年五载）。他要找新的环境去浪迹人生。传奇人物不怕任何遭际，任何遭际对他都化为教育与磨练，然后铸成他丰富生命的一部分。

　　传奇人物亦刚亦柔亦狂亦狷，但都行之于神机莫测。女人抓不住他、男人伤不了他、朋友吃不消他、敌人又被他烦死。他的生命力有一股力量、一团火，永远折腾没完。

　　传奇人物是勇士、是艺术家、是快乐的人，并且也给人不少快乐。传奇人物是豪迈之士，传奇人物是大丈夫。（《论传奇人物》）

　　啸

　　岳飞《满江红》中有“仰天长啸”的句子。中国人念《满江红》、背《满江红》、唱《满江红》，只是顺口溜，不求甚解。其实“啸”是中国人很有趣的一个传统。古代有一本神怪书，叫《拾遗记》，里头说西方有一个国家，“人皆善啸”。“善啸”成绩，男女有别：“丈夫啸闻百里，妇人啸闻五十里。如笙竽之音”。中国在西方之东，虽善啸水平，不及善啸之国，其啸也不无可观。（《仰天长啸与仰天长号》）

　　经

　　中国学术的主流之一是“经”，它在四部分类——“经”、“史”、“子”、“集”——中独占魁首。研究“经”的专门学问就是所谓“经学”。

　　“经”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沿山而下，渐渐闹得有点四不像。因为最初的“经”，多是古代一些文字纪录，可是后世的人因为尊古狂热，慢慢把“经”的范围扩大，有的以记为“经”、有的以群书为“经”、甚至有的以诸子为“经”，如“四书”、“五经”中的《孟子》，明明是子书，可是偏偏被抬举为“经书”！又有的还以经解为“经”，如“十三经”中的《尔雅》，明明是经传的释词，可是硬邦邦的被列入为“经”！

　　“五经”也好，“六经”也罢，它们的排名次序，有着有趣的兴衰史。（《经典排名战》）

　　追新闻屁

　　有些新闻性的节目，你以为不知道是不行的，其实也是一种坏习惯。这种坏习惯，跟看报一样。

　　这种坏习惯，叫做“追新闻屁”。一件新闻，从开始到结束，前后拖个七八天、一二十天，是常事。这件新闻，其实只知道一行概要就足够了，并不需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就是精神时间的大浪费。对这种新闻，你最幸福的处理方式是当你得知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就好像知道一场球赛一场棋局已赛过了，知道谁赢谁输了，如此而已。不然的话，你跟着它跑，它就吊足你胃口。所以，基本上，“追新闻屁”和看赛球看下棋同一性质，为了过瘾另当别论，若说为了对自己有益而这样做，则很难成立。因为“追新闻屁”所花的精神和时间，都是得不偿失的，事倍功半的。你不闻不问，不久以后，在上周或上月大事记中，或在综合报导中，花一分钟就可得到结果，当然缺少细节，但要那么多细节干什么呢？（《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言论自由与谏诤

　　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的劝你。（《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良心

　　所谓“良心”，是古今中外人士最爱谈的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十分不通的大题目。我所以说这个题目不通，乃是因为“良心”是根本不存在的。一般人误以为人类先天性有“良知良能”、有“是非判断”，……其实这些都是根本没有的，——这些统统都是后天习俗与教育的产物，标准也因时空环境而不同。例如：中国的女人，会因丈夫讨小老婆而大骂丈夫“没良心”；可是沙特阿拉伯的女人呢？却会因丈夫没讨小老婆而大骂丈夫“没良心”。可见“良心”云云，实在是后天学到的传统标准，并不是什么得天独厚的宝贝。

　　因此，当一个人用“凭良心”做标准来做人处世的时候，他一定该当心，该仔细检讨检讨这个“良心”是什么？检讨以后，他自然会发现这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实在非常含混，非常模糊不清。如果他稍有方法学的训练，他会很容易就发现，所谓“良心”，只是传统标准的反射而已；所谓“受良心驱使”、“受良心责备”等等，也只不过是受传统标准的驱使和责备罢了！

　　做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该用知识和理智去订立新标准，去判断是非善恶，不该再用“良心”一类的不通辞汇来判断。我希望我们是“没良心的”一代，那个时候，我们所做所为，大概也不至于“丧尽天良”吧？（《没良心》）

　　打个没完

　　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今天，三千五百年中，人类有战争的年代和没有战争的年代比起来，是十五比一。换句话说，三千五百年中，人类和平的年代，只不过两百三十年而已。不论打的是长达一百九十五年的十字军东征；还是打的是短到三十八分钟的英国、苏丹之战，人类反正是在打打打，打个没完。人类之好打与能打，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人类这种好战性与多战性，自古于斯，但是形式与结果却在改变。（《战争在打与和平在望》）

　　灵肉问题

　　神仙只有灵的问题，因为神仙有灵无肉；动物只有肉的问题，因为动物有肉无灵。灵肉都有的问题，只在人类发生。灵肉问题，只是人类的问题。

　　人类本是动物出身，他在原始竞争中，肉体的本钱并不足：游不过鳄鱼、缠不过巨蟒、跑不过豺狼、打不过狮熊虎豹。一场混战下来，结局常是“人为万物之肉”。这时候，人类站起身来，开始头脑体操，最后自败部转入胜部冠军，成为万物之灵。灵呀灵的，到头来却发现不够灵，因为解决不了灵与肉的多边关系问题。（《灵肉可以分家吗？》）

　　和尚是舶来品

　　和尚之生，出自佛教；佛教之生，出自印度。对中国说来，这本是舶来品。中国汉、魏时候，本来不准中国人出家，是谓“僧禁”，后来转变成东晋的“僧籍”（和尚登记），再转变成唐朝的“度牒”（和尚执照），当和尚，要“大有为政府”承认才行，这样一来，佛法陵夷。到了宋朝，曾有一年内卖出十万三千张执照的妙事，于是有执照的假和尚满街都是，真的和尚反倒不见了！（《真和尚与真净土》）

　　化祸为福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祸是双至的。我对双至有一个怪解释：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刻做直接的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的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少了至少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回票价”，这才满意。什么是“值回票价”？《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对人生说来多么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

　　“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是我最欣赏的大丈夫境界，我真喜欢这两句话。（《因祸为福说》）

　　智者达观

　　智者达观，智者是塞翁。智者能苦中作乐且不以俗苦为苦。智者知菜根香。智者理性，不多愁善感，肠不易断、泪不轻垂，于通人断肠垂泪之处，智者恬然若无情者、若太上忘情者。智者于忧患中不失其兴致、不失其本色、不失其趣味、不失其幽默、不失其easy、不失其微笑。

　　智者看世事，一笑置之，智者有度量容人——甚至纵容人（包括朋友、敌人、女人、小孩），智者知足。智者喜看光明的一面，智者知道“可能没那么糟”、“可能石块并不大”、“比下有余”、“设想更坏的遭遇”、“既来之则安之”。智者不惑不忧不惧。智者有耐心，知道人间事急不得。知道多一分自在即少一分苦恼，知道过一天就少一天，多努力一小时即累积（储蓄）一小时收获，快乐一天就赚了一天。智者巧于排遣，工余进修。智者可随处得智增智。智者可师任何人（老农老圃），可交任何人。智者可神交。智者虽老，然仍学牧虎关高旺所唱“我一时起了少年的心”，而知老来少，而学少年狂。（《论“快乐律”》）

　　流氓的真性情

　　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实在叫人看不起。（《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

　　好人

　　真正的好人，他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独行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乡愿的、不得罪人的、八面玲珑的、整天讨人好的、整天做公共关系的、随波逐流的、走官方路线的、加入一党独大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绝不在乎被斗臭斗倒、被下狱、被栽诬。……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

　　韩孔厂的诗说：“举目揽八荒，谁为真男子？”看了目前台湾这种软体动物的芸芸众生，我真要说：“举目揽八荒，谁为真好人？”（《中国式好人》）

　　可向奸雄学习的特色

　　奸雄有一个大特色，就是永不泄气，永远战斗个没完。他们不论多么失败，却绝不做失败主义者；不论处境多糟，却绝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们绝不灰心，绝不意懒，绝不怀忧丧志，绝不“不来了”。相对的，所谓一般的好人，他们反倒是没有力量应付失败的。一旦失败，就泄气了，就丢下武器跑了。所以，局面最后总是“好人在家里叹气，恶人在台上唱戏”。但从有韧性、有斗志、有毅力的观点看，恶人的成功其实也全非作恶，在性格上，的确具有着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成功条件。这一点不可掩没，值得我们学习。

　　奸雄有另一大特色，就是永不为女人烦恼，永远享受女人的快乐。他们从女人身上，只得其利、不受其害，女人对他们，只是“玩物”与“助兴”而已。当然他们可能不解风情、不懂爱情，但他们比起那些既解风情又懂爱情的多愁善感者，比起那些被女人整得死去活来的人间情种，似乎略高一筹。（《从奸雄学到了什么？》

　　“融会中西”的无知之徒

　　研究人类真相，最忌不能鸟瞰全局，而去管中窥豹。所以，渊博的知识、灵活的思路，是一切求真的基础。今天以“融会中西”为号召的人，以吸收并兼有中西文化长处的人，其实只是管中窥豹的无知之徒而已。他们根本不知道文化是不能随意选择的，选择的结果就是不伦不类，就是“半吊子西化”。（《叉子新论》）

　　孔尚任的《桃花扇》

　　《桃花扇》共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全剧以明朝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当“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的写作，达十年以上，1699年问世，次年孔尚任就丢官了。（《“文化种猪”面面观》）

　　论日本

　　一个一只脚插到泥里，拔不出来，至少要做到一点，就是避免另外一只再插入，避免再制造新的祸因。但是这种聪明，日本当权派绝对没有。如果有，早就不会来卢沟桥事变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已吃下东北，还没有消化掉，又要吃华北。宇垣看出这种危机，他说：“满洲建设还没完，又发生中日危机，等于同时抓两只兔子，最后一个也抓不到。”

　　但是，日本走的路，却是抓第三只兔子，并且用短脚大竞走。山本五十六以联合舰队司令地位，先警告手下不得对珍珠港偷袭有异议，然后向上面摊牌，不批准，就辞职。第三只兔子就这样抓起来，结果抓的不是兔子，而是老虎尾巴。真正“虎！虎！虎！”

　　“虎！虎！虎！”是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的代号，谁想到这个代号，却一语双关，偷袭到美国老虎的屁股上。（《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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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皮小语

　　——人生难免受伤，但别逃跑时伤在背上。

我一身是电

　　别人的学问只是电瓶，所以要常常充电；我的学问则是发电机，无电可充，——我一身是电。（《李语录》）

　　得蠢材以骂之

　　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无乐也（“教徒弟，打师父。”又有何乐）；得天下之蠢材而骂之，一乐也。（《李语录》）

　　清道夫定律

　　人生的成绩好像是清道夫，怎么做都看不出来，可是一不做就看出来。（《李语录》）

　　坚与奸

　　“穷当益坚”只能过瘾；“穷当益奸”才能生存。（《李语录》）

　　四虚

　　虚己以游世，虚心以应人，虚左以待同志，虚无以迎死神。（《李语录》）

　　黑白

　　胆小的伪君子把白的说成灰的；胆大的伪君子把黑的说成灰的，颠倒黑白最成功的不是颠倒黑白，而是没有了黑白。（《李语录》）

　　四面楚歌

　　老兵计程车司机对我说：“台北开车真可怕，比打仗还可怕。打仗只是正前方有敌人；开计程车却是前后左右四方都是敌人。”我觉得我正如此。（《李语录》）

　　器与气

　　“君子不器”是不够的，要“君子不气”才能不生胃病。（《李语录》）

　　亲自动手

　　上帝给你两只手的意思是：报仇不能靠他，你要亲自动手。（《李语录》）

　　讨厌社交

　　我既不穿燕尾服，也不喝鸡尾酒。——我讨厌一切社交活动。（《李语录》）

　　听学者演讲

　　洗三温暖是屁股享福、脑袋吃苦；看电影是脑袋享福、屁股吃苦；听台湾学者讲演是脑袋、屁股都吃苦。（《李语录》）

　　送礼法

　　生日送空白死亡证明书一纸；结婚送空白离婚证明书两张，能这样送礼的，才真够朋友。（《李语录》）

　　三种境界

　　少年人关心大小、青年人关心长短、中年人关心硬软。——从对鸡巴的关心角度，可以看出人生境界。（《李语录》）

　　下地狱

　　死后下地狱的可怕不是更下一层楼，而是你不能用死解决问题。——你已经死了，你不能再死了。（《李语录》）

　　报纸增张前后

　　报纸不增张，像是罐头中的沙丁鱼；报纸增张后，像是泡了水的面包。（《李语录》）

　　壁上观

　　永远不要做壁上观的人，一个人可以左袒，可以右袒，但必须袒，做壁上观是可耻的。（《李语录》）

　　牛马与汽车

　　有人以为现代文明取消了牛马、代替了汽车。殊不知现代人要先做阵牛马，才能坐上汽车。（《李语录》）

　　大王爷

　　大王爷（Sequoia，美洲杉）下难长小树，它遮住子孙的阳光。（《李语录》）

　　论抽烟

　　抽烟乃因人类有玩火的本性。（《大学日记后期乙集》）

　　研究

　　所谓“研究”是看别人看到的，想别人想不到的。（《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讨论与争辩

　　讨论是智慧的代换；争辩是无知的相加。（《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说得太迟

　　当一个人说“扼要点说”，已经迟了。（《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工作

　　工作要做到“被饭催”而不是“等吃饭”，这样才及格。（《李语录》）

　　第一流作家

　　第一流商人不论景气不景气，都要赚钱；第一流作家不论畅销不畅销，都要写书。（《李语录》）

　　必须牺牲

　　Life is too short to be little.对一切不该浪费生命的，一律用去他妈的和一无表示处理。必须牺牲这个，才能成全那个。（《金兰琐碎》）

　　勉强也要做

　　你不能等有了热情才救人、你不能等有了灵感才作文。一如妓女不能等有了性欲才接客。——属于你该做的事，纵属勉强，你也要做。（《李语录》）

　　打击魔鬼

　　我的特色是打击魔鬼，不怕麻烦，是为产品；麻烦中找银子与乐子，是为副产品。（《李语录》）

　　笔上功夫

　　我在写作上，大体都能坚守经世致用的检定标准，我总是用大学问“大手笔上显功夫”（本题），紧接着就是画中有话（借题发挥），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泼墨，我的真正目的在使敌人全军尽墨。（《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

　　赌真牌

　　我所能做的是同魔鬼赌真牌，等他们出错；魔鬼所能做的是除非做假牌，再也做不出对的事。（《李语录》）

　　政治人物

　　我生平不喜欢任何政治人物，因为一成为政治人物，你把他们在台上和在台下的“秀”一对照，你就会有被人消遣了的感觉，因此我不喜欢他们，当然也不相信他们。（《寄刘辰旦谈党外内史》）

　　道德

　　道德是一种有机体，道德也会生老病死。（《对敌人的道德》）

　　三大名眉

　　我发现有三大名眉：陈香梅之眉、杨宝琳之眉、宋能尔之眉。陈眉妖、杨眉妖妖、宋眉妖妖妖。（《李语录》）

　　政工

　　政工是蝎子。有敌人，螫敌人；没敌人，螫同志；没同志，螫自己（饿慌了的时候）。他们被训练成了政战怪人，即使反了老K，也不会变回正常人了。（《李语录》）

　　反对学院派

　　我并不否定知识的价值，但我反对把知识做严肃、高贵、麻烦的使用，而这应是“学院派”，我有的是“流氓气”。（《花花公子访问李敖》）

　　政客巨贾的家中特色

　　台湾政客与巨贾的家中特色是：洋酒比西装多，西装比名人字画多，名人字画比书多，书没看过的又比看过的多。（《李语录》）

　　非翻案不可

　　不复仇，可以；不翻案，不可以。（《李语录》）

　　宰他几个

　　我不能等最后审判时才收拾所有的小人与敌人，在半道里，我也要随手宰他几个。（《李语录》）

　　咆哮生财

　　我从不和气生财，我只是咆哮生财。——狮子从来不和气，和气就吃不到lion's share。（《李语录》）

　　不离开的理由

　　我不愿离开台湾。——因为从外国旅行归来，台湾更丑得不能住了。（《李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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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观念

　　——一个进步的社会，有赖于大家对法律的信任。

法官不一定是好人

　　中国人以为清廉的官都是好人，大错特错，清廉的官可能是个不爱钱的坏蛋，他们酷爱权力，捕鼠机式的权力，不但不识大体，并且鼠目寸光，整天以残忍为事，还美其名曰仁政、曰法治、曰大有为，这不太好玩了吗？（其实这种人，是值得精神分析的残忍变态人。）（《从“歌林多后书”到“二十一号窗口”》）

　　打官司的必要

　　我现在逐渐了解为什么社会上要有那么多暴戾之风了！匹夫匹妇们不相信法律，法律也真的不能为他们辩冤白谤，他们有冤抑无处申雪或发泄，又没有唾面自干的混帐修养，自然最后要被逼到绝路上去，“官逼民反”，此之谓也！

　　但是我们这些“知识人”却不可灰心，我们要宣传、要鼓励，要使群众普遍的知道寻求合法途径的重要，一旦大家普遍的认真去打个明白、追究个明白，混帐的法官自然不敢再混帐，自然要睁开睡眼，把官司正确的判个曲直。

　　人民相信法院、法院认真判案的时候，才是真正“法治”的起点，否则“法治”、“法治”，只是党棍子宣传的口号，只是“司法行政部长”邀功的谎言！（《论打官司的必要》）

　　政治犯也是终身职

　　层出不穷的法外法，层出不穷的单行法肆虐，都显示了“黑法律”对政治犯的虐待。政治犯所犯的，都明定在内乱外患罪上，“黑法律”纷纷来了剔除规定，即无异在刑法第三十六条褫夺的范围与时效之外，另来了“杠上开花”的长生枷！所以在“大有为政府”的统治下，一个人一朝做了没被枪毙或没判无期的政治犯，出狱后，若有“褫夺公权”熬过了，就一切恢复正常了的想法，他可就太天真了！事实上，他一重返社会，就发现简直什么都不准做：不准做公务员、不准做老师、不准做医生、不准做药剂师、不准做产婆、不准做律师、不准做会计师、不准做技师、不准做引水人、不准做代书、不准做公司负责人、不准竞选、不准助选。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他竟发现大有为政府对他“千刀万里追”，跟他没完没了，跟他大规模的“永不录用”。……这些法律和现象，告诉了我们一个冷冰的事实，就是：

　　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犯是永不折旧的，因为国民党的政治犯一如万年国会的“立监委国大代表”，也是终身职的！（《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

　　论“教育部”的“发”令

　　11日报上，登出中学女生致“教育部”大官人的信，请求规定不可烫头发就够了，不可披肩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规定中学生剪短头发，剪成“西瓜皮”呢？

　　第二天，“教育部”大官人谈话：女学生头发可以蓄留至耳根下一公分与衣领平齐，男学生可以蓄留三公分的规定，和以前的规定相比，已经放宽许多，没有必要再做更张，“一封投书并不能代表其他中学生意见”。

　　诚然，一封投书并不能代表其他中学生意见，但是一次谈话就能代表其他主持树人大计者的意见吗？我看也不见得。

　　我们清楚的知道，过去在大陆的时候，没有任何教育部大官人敢发表“令人发指”的发型谈话，也没人能“心细如发”的发表这种谈话，他们都识大体的知道，这根本不是问题。民国六年昭华女校的女学生留辫子，和民国三十六年贝满女中的女学生留垂肩，小丫头们爱怎么留，就怎么留，有什么好规定的呢？没人这样无聊！

　　有人这样无聊过，汉朝的张敞，给老婆画眉毛，打小报告的报到皇帝那里去，皇帝问张敞：“你在家里，给你太太画眉毛吗？”张敞说：“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私生活的部分，有比给老婆画眉毛还精彩的呢！）”张敞的回话，点破了属于私生活的和大官人该插手的分际，画眉毛是女人的私生活，大官人该管的正事可多着哪，何必插手根本不该他管的？（《发网恢恢·法网恢恢》）

　　进步的社会赖法治

　　该知道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有赖于法治，有赖于大家对法律的信任。中国过去太偏重人治和礼治，所以搅得乱七八糟，毫无客观可循的是非与体统，也毫不实际。所谓的“文人竟不知自爱，不能宽大为怀，多具容忍的气度”三点，在一个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面前，都是“碰不到头”的论调。“正直的建议”固然很令人感动，但是在方法学上和基点观念上，却根本“碰不到头”。（《刻薄的批评与正直的建议》）

　　不可法外杀人

　　宋朝时候有一个坏蛋，大家皆曰可杀，可是没有杀他的法律根据。但是大家还是要杀。当时范仲淹看不过去了，他说：“你们‘法外杀人’，会杀得‘手滑’！”

　　什么是“手滑”？“手滑”是杀得开心、杀得痛快，迟早杀出毛病，乱杀一气，最后连无辜的好人或不该杀的人也跟着宰了，闹得人人自危，法统全无，社会不像个社会。

　　稍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法国大革命时候的“恐怖时代”。所谓“恐怖时代”，就是人人都保不住脑袋的时代，人人都可能被硬按上一个罪名，然后移请阎王老爷管训。那时候，光在巴黎一个地方，就被杀掉两千五百人；全法国的杀人纪录，大约有一万人。这一万人中，谁是坏蛋，谁是好人，大家根本分不清了，大家只是杀得眼红，哪顾得许多！（“流氓”与法律》）

对坏人也要讲法律

台北市政府单凭“尊重民意和舆论”的理由，是不能禁止人民的合法权利的。我们既然是法治的国家，那么一切都得按法律办，对好人固然讲法律，对坏人也要讲法律。我们不能因为坏人玩法、乱法，就非法地惩罚坏人，不能因为一时的方便与痛快，而逮住坏人，漏掉法律。

　　综观这次何秀子事件，我们赞助警三分局李局长的合法步骤；厌恶《中央日报》和台北市政府的法外行径。我们该寻求法律的步骤，去对付何秀子跟台湾的老鸨子，我们犯不上为她们这些不堪的人物，而牺牲我们的法治。（《何秀子事件的法律观点》）

　　叫犯人逃掉也要守法

　　当罗案发生的时候，梁启超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有人同他谈到罗案，问他：“政府抓罗文干，用的是非法手续，可是时机太迫切了，若等合法手续，手续办好，犯人早逃掉了。那怎么办？”梁启超说：“宁肯让犯人逃掉。不然的话，犯人抓到了，可是法律却逃掉了！”

　　守法的人“宁纵毋枉”，他们不但注意不“枉人”，更注意不“枉法”，如果贪图一时一地方便，任意“枉法”，要想达到不“枉人”的目的，就要枉费心思了！（《宁肯让犯人逃掉》）

　　判案不是猜谜

　　一件人命关天的大案子，用“想像的情况”来“猜”出谁是凶手，这种“执法”，是我们绝不敢领教的。我们认为这是一切冤狱和人权侵犯的祸源。

　　犯罪之认定全凭客观的证据，这本是近代证据法则的公理，不容任何什么训练班讲习班出身的法官乱来曲解的。不根据证据而根据荒谬的类推方法来判案，这种流弊，是最危险的。以下面命案为例，刘堂坤在初审中被判死刑，洋洋万言的判决书完全是一篇“猜谜示范”的范文，并不是咬得紧紧的有力证据书。用这样“想像的情况”来判人死刑，它的毛病，在二审判决中立刻就暴露了！二审判决推翻初审判决，并不是不把刘堂坤判死刑，二审判决照样把这个可怜的医生判了死刑。所不同的是，二审判决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编织“想像的情况”，来“猜谜”。这无异是说：初审的法官呀！你们的年资太浅，想像力不够，你们猜得不好！还是看我的！

　　于是，洋洋万言的二审判决书里，刘堂坤又被描写成另一种想像杀人的方式。

　　但是，事实上，刘堂坤再恶性重大、再神通广大，他“杀人”的情况，在实行过程中只有一种，绝不可能有两种。而我们“高明光大”的法官，却居然能构想出两种出来！这不是大笑话吗？（《判案不是猜谜！》

　　各国律师资格

　　日本的律师（辩护士）的资格之一是必须要通过司法试验，然后充司法修习生至少两年才成，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国会议员三年就可以当起来的；他们的法官（裁判官）检察官也要这种条件，要有“法律素养”。昭和二十二年（民国三十六年）4月16日公布的《裁判所法》第四编中对这些有详细的规定，他们的进步与严格，都不是我们的立法老爷们所能借鉴的。

　　再看美国。美国的法律教育是绝不随便的。一个学法律的人大多先修完两年至四年的大学教育，然后再读三年法学的本科。事实上，治疗人们身体的医生都要受七年教育；何况保障人们权益的律师和法官？美国律师公会规定的律师资格，一定是法律学院的毕业生而又通过律师考试的。此外在各州又有单行法，有的已近乎“苛求”的境界！例如许多州对于本州以外的律师的认可，除了要到本州住过一定的时间以外，还要要求该律师必得在他州的最高法院执行业务三年以上。

　　在英国方面，不论是“大律师”和“律师”，都要经过法律教育和考试，还要跟别的“大律师”和“律师”实习。

　　在德国，律师的资格正好和英国相左——要先有了法官的资格才能当律师。这种严格是可以想像的。法官资格的取得要经过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必须在大学学了三年法律以后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必须第一次考试通过后，在法院、检察处、公证处或律师事务所等处实习三年半至四年，再提出四篇法学论文，才能参加。（《几条荒谬的法律》）

几条荒谬的法律

查《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七条，是这样的：

　　“简任推事或检察官。应就有左列资格之一者遴任之。”

　　“五、曾任立法委员三年以上者。”

　　根据这两条法律，想不到原来堂堂中华民国的“律师”和“简任推事或检察官”只消当了三年立法委员就可唾手而得！

　　这种荒唐的法律，是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怪法律！

　　更妙的，《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

　　“大法官应具有左列资格之一。”

　　“二、曾任立法委员九年以上而有特殊贡献者。”

　　原来当了九年立法委员还可以做“大法官”！

　　我们的立法委员真会立法，我们的立法委员会立法立得使他们无所不能！

　　稍懂文明国家司法制度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律师或法官岂是这样容易就当上的？我们立法委员们这样立法，立这样法，足证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实在不懂法律、实在自私。（《几条荒谬的法律》）

　　写给老迈的民意代表

　　我们忍不住又要责备“政府”大官和民意代表，我们要质问你们整天干了些什么？干了几件不开倒车的好事？自大陆撤守十五年来，你们看看你们闹了多少笑话出来了？反对简体字、提倡中医、强奸医师法、扼杀高等考试、强制中文直排、非法援助唐荣、提倡写毛笔字、通过出版法、扰乱国家名器、签名拥护密医与算命先生，……这一切一切，哪一件不代表你们的混帐风度和大脑构造？哪一件能证明你们是在替我们小百姓办事，代我们小百姓说话？多少陋规恶法，是你们订出来的？多少伤风败俗，是你们干下手的？你们何不想想看？你们日暮途穷不足惜，因为你们做了孽，把大陆弄丢了，你们早该自杀以谢国人；可惜的是，这一代民族幼苗和青少年，竟不得不吃你们的恶果，为你们去殉葬，他们又有何辜？

　　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没有资格来答复，因为你们的心早死掉了，还是留下眯眯老眼，去泪洒林黛、意淫凌波吧！（《1964年8月<文星>杂志编辑室报告》）

　　麻木的“舆论喉舌”

　　“民意代表”（？）的立法委员的混帐不足惜，“舆论喉舌”（？）的新闻报纸总该表示一下清醒了吧？可是，没有，他们比立法委员还混帐。他们整天用大量的篇幅、大量的噪音、大量的图片来报导这一阵子来的亚洲影展、中国小姐选拔、民航飞机失事、林黛自杀等等漪欤盛哉的大事，……这些就是混帐的“自由中国舆论界”，对李敖先生把立法委员“导入正途”的呼吁的一个麻木答复！

　　自从五十一年的冬天到今年的夏天，《文星》杂志一直在呼吁并代拟办法来请立委和舆论界反省，可是他们仍旧执迷不悟，并且变本加厉。对这种可耻的现象，我们只好让历史延续他们的死相了。（《1964年8月<文星>杂志编辑室报告》）

　　著作权

　　人类开始写书的时候，只是写书就开心了，压根儿没想到什么“版权”什么“著作权”，这种念头，是近代财产权观念精益求精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这是近代“正其谊又谋其利”的先进繁荣社会的产物。以英国论，英国形成先进繁荣社会，为时很早，当她形成这种社会以后，她的一切，都要有板有眼的来，一切都要制度化、习惯化。英国祖先虽是北欧海盗出身，可是一旦沐猴而冠起来，也不得不装成人样——至少自己人对自己人，要装成人样。换句话说，自己人对自己人可不能再海盗了，要海盗，要朝外海盗，不能在家里海盗，“家里光棍”是不行的。

　　就这样的，英国慢慢形成了保护财产权的法律，著作权就是其中之一。著作权的定义就是：老子编印的书，是老子的，你小子除了乖乖去买以外，休生歹念，不可盗印！书价也是老子定的，老子高兴定多少，就多少，你买不起，活该！穷人还想读书吗？屁！（《海盗万岁》）

修改医师法

　　1943年的9月22号，政府公布了《医师法》。这个《医师法》成立的近因，是国民参政会上参议员孔庚促成的。修订的方法是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来一次中西合璧的大“凑”合。从任何角度看，这次“凑”合都为中国立法史留下了可耻的纪录。它告诉了我们，政府和立法机构为了“俯顺”所谓“舆情”，居然牺牲了现代化的原则，牺牲了科学医学，牺牲了不能折扣的医疗行政！

　　这次牺牲的代价是无法估计的，恶果是难以结算的。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尝尽了它带给我们的恐怖报酬，满城的密医伪药、满街的命酒仙丹、满纸的鸣谢广告，使我们置身其中，仿佛进了玄之又玄的鬼域，混淆了现代医学的星光。至于现代医学的工作者们，他们早已心灰意懒，气得说不出话来。在台大医院“钴六十”设备问世之日，就正是当代华佗“肾科讲座”早泄之时，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的产生，穷本溯源，我不知道不怪《医师法》还该怪什么？这个《医师法》若不大修大改，我们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修改医师法之二

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部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1943年）的9月22号。五年以后（1948年）的12月28号，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一个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纪录，在我们小百姓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切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我说《医师法》是“凑”成的，绝非夸大其词。凡是有点法制史训练的，便会明白我的话。

　　原来《医师法》的降生，其孕育过程与宪法、民法、刑法等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宪法、民法、刑法等的降生可说先天很足，不但有中国传统的法系可循，还可以大量迻译外国的条文，再加上衮衮诸公与明法之士皆集中兴趣于此，故成果之丰硕辉煌，自不消说。可是转过头来看《医师法》，我们就不能不暗叫一声惭愧！追溯《医师法》的背景，我们一点也没有“传统”可寻。“传统”所能告诉我们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不讲究卫生的民族；中华的“医师”只不过是一群江湖术士；文明古国的医药卫生的法律简直没有，有的也只不过是“庸医杀人”则“不许行医”或“斩监候”之类，御厨使食物不洁则“杖八十”之类，根本可说是一片空白。到了民国成立，算是在内务部里有了卫生司，但是卫生司是没有实质的，更没有法律规定来做后盾的，事实上的卫生事务是由警察老爷来做。（《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修改医师法之三

　　我所以说1948年的三字修改是一次不负责任的修改，乃是因为那次修改完全没有抓到痒处。主持修改的诸君既不了解《医师法》的历史背景，也不了解它和中医的一段恩怨，更不了解它被“凑”成时的客观环境。所以修改出来，除了把原文的“五”改为“三”、“一百”改为“五十”外，一点也看不到进步的痕迹。

　　那么，《医师法》该怎么修改呢？

　　我的看法是：《医师法》的基本立法原意就有问题，要修改，当从这儿开一刀，否则枝节修改太没意思，也达不到补苴罅漏的目的。

　　了解《医师法》来龙去脉的人，都知道立法的原意在使开时代倒车的中医，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承认。这种承认，按说是很勉强的，例如在《医师法》中直到了第三条，才出现“中医”字样，那是：“中医具有左列资格之一者，亦得应医师检覈。”可见在《医师法》里；没有特定“西医”，反倒特定了“中医”。而对“中医”，用的是“亦得”如何如何的字样。但是即使这样做，也无异承认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所以还是不可原谅。

　　我的理由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立法原意，绝不能掺进大团圆的本位思想，尤其是没有传统法系来捣蛋的科学行政法规，更应该干干脆脆学学先进国家的榜样，万万不可让“国”字号的名词来扯皮。……这个“国”字号的东西都是我们痛痛快快现代化的阻力，它们并挡不住西潮的东来，但是它们的扯皮捣蛋却容易使我们变成半吊子，变成画虎不成的样子，这真是匪夷所思！（《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虚有其表的考试法

作者陆啸钊指出考试院的灵魂是《考试法》，《考试法》是五权制度中考试一项的基本大法，这个大法是国家“抡才”的基本标准，任何单行法规和行政命令，只要抵触了《考试法》的尊严，一概无效。

　　但是，事实上，《考试法》已被许多别的机构踢开了：司法行政部有《法院组织法》、《律师法》来踢开《考试法》；内政部有《医师法》、《药剂师法》、《助产士法》、《药剂生管理规则》、《警察法》来踢开《考试法》；经济部有《会计师法》来踢开《考试法》……换句话说，人家谁都没把《考试法》看在眼里，只要为自己方便，一脚就踢开。

　　别的衙门踢开《考试法》，已经不成体统了；可怪的是，堂堂考试院自己，居然也踢开这部苦命的法律，这是何等大笑话！

　　考试院在消极方面，既然不能制裁这些野鸡公务人员的任用，但在积极方面，若能为国家开开贤路，也算好的。可是，事实上——又是事实上——考试院在积极方面的作为，却是一塌糊涂。

　　所谓考试院，顾名思义，是要“考试”的“院”，是用“考试”来取人才的“院”。但是考试院却不从这里着力，它居然用“检核”的办法开“贤路”。这是大大有问题的。（《读<虚有其表的考试法>》）

　　人身攻击是一种瘟疫

　　在论辩场合里，“人身攻击”像是一种瘟疫，每个人都怕碰到它，它又可能碰到每个人，一个人不幸被它染上后，立刻又会传染别的人。

　　例如近来这笔公案，胡秋原先以“人身攻击”的方法，骂居浩然“钱多，如何得来，能‘全盘托出’吗？”（《世界评论》第十年第四期）；而居浩然也就投桃报李，以“人身攻击”回敬，说胡秋原的“丑史”，“我们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揭发”（《文星》五十九号）！于是胡秋原更火了，除了大骂居浩然，同时使居浩然“祸延显考”，——连居正的“人身”也被“攻击”起来了（《世界评论》第十年第十三期）！

　　这个故事可以证明我的话：“人身攻击”像是一种瘟疫。（《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人身攻击不公平

一般舆情是，“人身攻击”是不好的，应该避免的，因为一般的认知标准是“不以人废言”，大家觉得处理问题“对事不对人”是公平的，“攻其恶，勿攻其人之恶”，——这是我们传统的准绳。

几年来，我一直用这种传统的标准来看“人身攻击”，我个人也从未挟私怨而对别人“人身攻击”。我这样做，在内心里有一条更高的道德准绳；因为我对别人“人身攻击”是不公平的，是有违fair play的。别人比我年纪大，例如胡秋原五十三岁，比我年纪大一倍！近来因为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引起某些人的错认，甚至若干爱护我的人也喜欢用年轻时代的胡秋原来比今天的李敖，我听了真觉得是莫大的侮辱。因为今日年轻时代的李敖是被检定的“优秀预备军官”，而年轻时代的胡秋原却正在参加闽变叛国行动。李敖一代的年轻人在对国家的认识上早已“超越前进”过胡秋原了，这真是今非昔比、后生可畏了！（《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好讼之徒与法治

　　长坤先生你说你“曾遭受司法不法的戕害”，而“愿意提供一切真实资料”，以便“不白之冤，能够平反”。你这种对恶势力、坏遭遇的不甘心、不屈服的精神，很令人敬佩！中国能够进步，能够走上法治，必须有赖你这种锲而不舍的认真精神，去追究、去抵抗，去弄个清楚明白、去搞个水落石出。换句话说，中国一定要有一些“刁民”出来，去“以身试法”，不畏强暴不怕麻烦地硬要得到满意的结论才成。中国非蔚成这样的风气，不能走上真正的法治；非蔚成这样的风气，不能养成信任法律的习惯。

　　我个人就是这样的“刁民”之一。目前台湾有“刁民”性格的“好讼之徒”，颇有几位，跟我有的相识，有的有联络。我都很佩服他们，并且早就发愿要把他们的“放刁史”，一一写出来，不但公诸同好，泽及百姓，还要垂诸青史，光照百代。（《刁民万岁》）

　　“戒讼”思想是法治的大敌

　　我要写一两部《刁民传》、《好讼学大纲》、《打官司典范》、《司法黑暗史》等类的小书，用做普遍的宣传。我要使人知道传统中“戒讼”的言论，乃是真“法治”的大敌，是敷衍不求真的民族病，是不讲求是非的混哲学。中国人要有进步，必须从“认真”、“不甘休”、“争个明白”、“不让人”等类型的进取观念开始。换句话说，中国人必须练习放弃退缩的观念；如“得过且过”、如“让人三分”、如“讼则终凶”、如“相忍为安”等等等等，因为有这类观念并且成为习惯的人，绝不是工业社会里的人，他们该退到用牛耕作的农村去，去做任人宰割的“顺民”！（《论打官司的必要》）

历史事实不能抹杀

法官之量刑，竟把罪少者反判重，罪多者反判轻，显然难谓公平。不公平的现象，似是过度考虑到两造的年龄、地位等条件的结果。传统的习惯是：上了年纪的人拖住年轻人打官司，法官为了使前者面子上好看，总难免叫后者吃点亏。但有一点，我极感满意。即关于闽变叛国一事，法官已百分之百的判决了我“系维护历史之真实”。在判决书全文中，丝毫没有对胡秋原就闽变的翻案予以采信，这足见历史事实不能抹杀。我认为只要这个原则能维护，其他个人在枝节上受些缠讼和委屈，都是小意思。无论如何，把这些历史性的问题硬拖进法院里来裁决，总归是一种今古奇观，也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但我没办法，因为我究竟不是主动打官司的人。（《五点感慨》）

　　什么是“刑”

　　先看什么是“刑”。法学家们说刑是法律中的名目，却不知道刑远在法律之前就出现，同时远在法律之外逍遥着。我们看不到殷商的法律，却看到殷商的刑罚，我们现在用的字，像“执”字、像“囚”字、像“圉”字，都是甲骨文中吓人的字。“执”是用刑具抓人，“囚”是抓到人放在牢里，“圉”是放在牢里还挂上手铐脚镣。从原始的意义来说，刑不是法律的名目，而是无法无天的名目。后来法律出来，把刑开始文明分类，摩登的分法是：一、生命刑（死刑——电椅、绞架、枪毙），二、自由刑（徒刑、拘役、假释等），三、财产刑（罚金、易服劳役、没收），四、资格刑（褫夺公权）。以上四类，比起固有文化来，形式上人道，实质上有的也难说。例如古代的自由刑里有“流刑”，流刑是“摒诸四夷而不与同中国”，就比较意义上说，很像“驱逐出境”，是叫你捣乱鬼出境而不是“限制出境”。所以，复兴中华文化，若不是口号，就该复兴“流刑”，使流刑流行起来。（《“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古代用刑

　　身体刑在执行方面，倒多少有今古之分。现代派偷偷摸摸，古典派却光天化日，光天化日到公然立法为之的程度。中国古代的身体刑，修理面极大，甚至在生命刑上也大做手脚，使死刑变得花样百出。古代法律上大致把刑分“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叫做“五刑”。前四种是纯身体刑，后一种是死刑（“大辟”）附加或不加身体刑。不加身体刑的，一般是斩（杀头），身首异处，一了百了。由于中国人忌讳身首异处，喜欢全尸，所以别开死面，死刑出了优待。优待又分“公优待”和“私优待”，公优待是赐死（绞死或强迫自杀、刎颈、服毒之类）；私优待是买通刽子手，把人头还给家人，找皮匠再和尸体缝在一起（这种皮匠，只缝三针，就可复原，是专门人才，不是普通修皮鞋的）。（《“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的“墨”刑

　　五刑里面，“墨”刑是最轻的一种。墨刑是在受刑人脸上割出刺出字来，然后在伤口上揉进颜料，颜料是黑色的，所以叫做“墨”，也叫“黥”。它的作业，很像文身。墨刑最早说是蚩尤发明的，后来虞舜把它确定，放在五刑之首。它在古书中经常见到。在《庄子》里面，甚至编成故事，洗耳的许由挖苦意而子说：“唐尧既然用仁义给你施了墨刑，用是非给你施了劓刑，你怎么还能自在逍遥呢？”最后意而子说：“怎么知道老天爷不把我墨刑的伤、劓刑的伤补好呢？”可见墨刑已用到哲学的讨论上面。由于在古书中一再出现，可以想见它的普遍性、它的源远流长。

　　照《书经》的说法，统治者有错，下面人不能帮忙改正，要用墨刑来罚，这是一个有趣的标准，等于是专罚扶同为恶的小人的。其实这只是乌托邦的法律，若真的实行起来，任何统治者都要被脸上有字的人包围了。但在其他方面，墨刑在古代，动不动就来一下，是可以确信的。所谓“墨罪五百”，所谓“墨罚之属千”，都是明证。大将军英布年轻时就被墨刑过，大家都叫他“黥布”，墨刑的名流中，他考第一。秦朝太子犯了法，商鞅歉难把字刻在太子脸上，结果“黥其师”，老师倒了楣。（《“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的“劓”刑

　　“劓”刑是割鼻子，也说是蚩尤发明的，反正蚩尤打了败仗，一切“好事”都算到他头上。劓刑是广义解释的，包括割耳朵。劓刑方面，所谓“劓罪五百”，所谓“夏有劓墨各千”，所谓“我乃劓殄之，无遗育”，所谓“又曰劓人，无或劓刵人”，可见此刑的普遍使用，就好像“违警罚法”似的。劓刑的外一章是割耳朵（刵），在《易经》中，有“何校灭耳，凶”的卦，“何校”是一种使耳朵跟人分家的刑具，何是背，校是枷，加起来，就是背在背上的一种枷，可以把耳朵“灭”掉，其“凶”可知。这种刑具的发明家认为：耳朵的用处在使人因听而聪明，犯罪的人，显然因不听而笨，所以，耳朵该罚。（《“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的“刖”刑

　　五刑中排名第三的，是“刖”刑，也叫“剕”刑。是砍掉脚或脚趾（重刑砍右趾，轻刑砍左趾），当然还是蚩尤干的缺德事。它的最早名字是“膑”，后来被第一任司法行政部长皋陶给改了，但还通用。不但通用，并且像黥布一样，出来一位“孙膑”。他被老同学庞涓陷害，黥了面又砍去脚，他虽然最后得到了胜利，可是却失掉了名字，大家都叫他“孙膑”，谁也不知道他本名了。古人用刖刑整人，范围也不下于《违警罚法》，偷车的，刖；跳城墙的，刖；向统治者扯谎的，刖。《韩非子》记楚人和氏璧故事，和氏得到了宝玉，向统治者拍马屁，可是统治者不识货，先后被“刖其左足”又“刖其右足”。他哭的时候，人家还告诉他：“天下之刖者多矣！”可见这种整人法多普遍。《左传》、《晏子春秋》、《孔子家语》、《说苑》、《庄子》等古书里，到处都有刖的纪录，写不完的。我们现在说“踊跃”，不知道“踊”字就是被刖的人所穿的鞋，普通人穿的鞋叫履，古书里有“踊贵而履贱”的话，意思是说：没脚的，比有脚的流行，法法法法法，太黑暗了！（《“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的“宫”刑

　　五刑中第四是“宫”刑，是强迫去势，割生殖器。古书中始终没能说明白如何割女人的，但对男人的，却割得无微不至。割了以后怕着凉，要放在像养蚕一样温室中复原，所以宫刑又叫“下蚕室”。宫刑普遍性如何呢？只要一看数字，就知道了。秦始皇盖阿房宫，动用的宫刑犯人，高达七十二万！其他可想而知。割得老百姓大势去矣，统治者自己也大势去矣。

　　宫刑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这种刑，照《周礼》说法，是“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什么是“义交”呢？就是要合乎当时道德法律的性交。就是说，任何非法的性交，被发现了，就要割家伙。但这只是理论，因为古书中有大量的“不以义交”，公然为之以后，家伙依然健在。而《左传》里记楚子想割羊舌肸生殖器的故事，却明明和“义交”无关，而是政治问题。何况古书中明明有“夏刑宫辟五百”、“宫罪五百”、“宫刑之属三百”等话，宫刑使用的范围，自然绝不止于“不以义交”。（《“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的肉刑外一章

　　以上所说墨、劓、刖、宫四种肉刑，只是正统的、依法有据的、代表性的大刑，是刑五刑以内的。在这些以外，夹带的、附送的、巧立名目的、自我作古的、杠上开花的、何足道哉的、推陈出新的种种身体刑，也不知有多少。像鞭、杖、笞、拶、挺棍、夹棍、脑箍、竹签、掌嘴、断舌、背花、烙铁、灌鼻、钉指、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带根板、水釭杖、生树棍、磨骨钉、寸寸紧、穿耳鼻、割脚筋、立枷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以及叫都叫不出来的无名英刑，当然也都是肉刑的附录、肉刑的外一章、肉刑的第二辑。（《“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奸妇下场

　　用“私刑”来惩罚犯奸的女人，历来的例子太多了！一般中国的英雄好汉们，他们对付自己或别人戴绿帽子的难题，似乎不愿诉诸法律，他们宁愿亲自动手，以达到“一对人头落地，两腔鲜血冲天”的境界！在这个境界的追求中，武大郎是失败者，武松则是成功的英雄。这一类事件在历史、小说和传闻里，简直多得不得了，《元曲选》己集下里的《酷寒亭杂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一种规模较大的私刑是“宗族制裁”，所谓家法、族规是也。族人对“淫妇”的制裁似乎比正式的法律还普遍！单在《刑案汇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奸妇”、“淫女”被“活埋”、“勒死”和“砍杀”的例子。（《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

　　用刑“科学化”

　　有一种叫“身体刑”或“体刑”或“肉刑”的，在摩登的法律条文中是禁止了，虽然事实上，全世界许多极权国家还日新月异的流行着。这里说日新月异，是说极权国家虽然在自由思想上大落其伍，但在专制道具上却超越前进，并且完全合乎最新的“科学方法”。从希特勒式的招供药丸，到斯大林式的浑身通电，这是古人们再也发明不出来的科学花样。何况还有现代的内科医生一旁伺候，保证可使任何人死去活来到极限境界而不致暴毙，这比古人修理专家动辄使人死去而不能活来的笨手笨脚，的确高明万分。何况“科学方法”还有不落痕迹的妙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干净利落，证据完全没有，煞是厉害。《孟子》里说“威武不能屈”，《正气歌》里说“鼎镬甘如饴”，但把孟夫子交给希特勒，文天祥交给斯大林，老希老斯祭起“科学方法”修理老孟老文，不但文天祥可以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孟夫子还可以把不知道的也都说出来，外加检举文天祥是蒙古间谍！（《“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传统强奸罪

　　必须一提的是关于强奸罪。此罪的鉴定非常令人惊异。按唐宋元明清律，都说被强奸的妇人无罪。可是按清律小注，必须合乎下列四条件才能以强奸论：

　　一、有强暴之状。

　　二、妇人有不能推脱之情。

　　三、须有人闻知。

　　四、须损伤肤体，毁裂衣物。

　　这是何等荒谬！在左近无人之处，或一点点麻醉剂，就可以强奸女人而以和奸论罪！这是多么不合理！更荒唐的是：清律小注又说，虽具备上面四条件，最后若让强奸者达到了目的，仍以和奸论！这样说来，天下几乎无强奸情况而言了！我们不能想像，在我们这礼义之邦中，有多少可怜的女子在遭受暴行之后，竟又被目为淫妇而加以判刑！（《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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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文化篇——批中西文化

批评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

中国知识分子拙于谋生

　　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拿笔杆人的责任

　　一个拿笔杆的人，在他执笔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先该想想：这种言论，给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种影响，极可能是长远的、潜在的，也许不会即刻发生作用，因为“文字收功”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快的。所以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人，他必须具有一种展望永恒的信仰，信仰他的一举手一发言，都可能直接间接的生出或大或小的作用或反作用，并且这种结果，是“一出而不可反”的。

　　在《论语》中有两句话：“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这两句话，十足说明了言论责任的重大。拿笔杆的人是子夜中的星火，他们引导市井小民，渡苦海而登彼岸。拿笔杆的人本身若愚昧失职，一定会带着市井小民乱兜圈子，七航妖岛的结果即使有幸生还，到头来也难免有千古失足之恨。（《论所有的宝全押》）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特立独行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毕恭毕敬的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自成一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般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则中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知识分子+威权者=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爱国方式

　　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在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很少有人感兴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感到谈心性之学走权贵之门固属可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实在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在这种尺度下，晏阳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做参考。（《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在美的中国人

　　我不喜欢绝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明明是中国的逃兵，却回过头来，老是讲评作战。（《李语录》）

　　真理从唱反调而来

　　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型态的、批评型态的、异议型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型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有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论唱反调》）

知识分子的职业就该唱反调

唱反调的现象，毋宁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而干唱反调这一行的，毋宁也是制度上必须如此，制度上就是不能唱正调。论断一个人，必须认清他是干哪一行的，干刽子手的，你不能说他是杀人犯，干刽子手的不杀人，反倒是失职；干监察委员的，你不能说他不忠厚，干监委的不揭人短，也反倒是失职；干知识分子这一行，他的职业特质就该唱反调，因为他的训练与造诣就该从不同角度看事情，从反面看事情，不但反面，并且旁敲侧击，威风八面。

　　作为知识分子的，若不做第一个唱反调的，也不做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反倒正面为一党独大鼓吹，拍当政者马屁，甚至揣摩上意，想得马屁之先，为政府护航，这是最可耻的不务正业。（《论唱反调》）

　　知识分子的急于用世

　　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味“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以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因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和家族的忠仆！（《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昧于真知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大病是他们在本行上的失职。知识分子本应在思想上做先导，提供远景，为国家决定趋向的。古代的有心人，早就标榜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但这些过于抽象的目的，若想达成，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腻思想和具体理论。可惜在这方面，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得太糟太差。到了近代，知识分子受了日本及欧美的影响，一时眼花缭乱，再加上求功心切、时髦是尚，大家一窝蜂似的引进他们自以为是的欧美思想，再牵强附会上传统经典与思路，搅拌出一大堆大杂烩，惹得中国群众目的热而方法盲，教条林立，主义杂陈，闹得天翻地覆。而真正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人权、容忍等德目与实绩，却未能在中国生根。可见从世界主流标准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够格的，他们淆于真知，不能做好思想的指向。（《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虚学自傲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察觉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而常常走上知识的歧路，无益世道，也无益实学。历来什么易数、骈文、律诗、八股、心性、理气、朴学、精神价值等等，都可以说是虚耗青春之学——“虚学”。虚学就是真知的反面，也是真知的绊脚石。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搞虚学，竟还想用虚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不量力，已是十分明显。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自省，应该察觉出什么是他们力之所及的，什么是他们虚学败事的。国力的元素很多，知识的力量只是其一，虚学闹来的知识，甚至没有力量可言。“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有其限度，尤其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更不是空头的“己任”，过分的责任感所能“救”得了的。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的不入流的小说家。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值得以虚学自傲的知识分子的反省吗？（《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古人不了解中国

　　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窍；中国人肝在心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睾丸有两个，洋鬼子睾丸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的“唱高调”传统

　　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

　　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大题目，比如“天人合一”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同”啊、……多得是。

　　这些大题目，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

　　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人们才可以摇摆头尾的大做文章；正因为“大同”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

　　“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文化太保”谈梅毒》）

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任务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们老是想从政治着手，靠着传统和既成势力，做着“得君行道”、“代圣人立言”的迷梦；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却不这样，他们封还了高官巨党，不怕孤独的走向社会改革的长途。在路的两边，他们散播真正西方的花种，花种名目是“科学”、“民主”、“现代化”。这些种子不来自东方，两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里不曾有它，一十五年的红色大陆里也不会有它，它的真正温床是在这大洋中的孤岛，它的真正花匠是我们这一代的孽子孤臣。两千五百年来从没有过的果实，我们要它从我们的手里连根长起。“悠然见南山”的季节还早着哩！现在的时候，只是播种与春耕。（《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论正视

　　我觉得做为一个“知识人”的最大耻辱，乃是漫无心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我陶醉，或是在“许多同样的他”里相与俯仰，对捧一通。至于做“文字警察”，做“御用文人”，整天拍马屁，抱屁股者，则更等而下之，不足多说矣！（《论正视》）

　　论台湾的知识分子

　　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专家的部分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走“得君行道”——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后施展抱负——的路线，至于行道的结果是否误了天下的苍生，这些知识分子都不考虑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也很喜欢抛头露面、做秀，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是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他们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只有一页稿纸的分量。可是这一页东西却可以供他们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中国的娼妓

　　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且从青史看青楼》）

　　思想变化

　　“思想之变化”的确是所有志士仁人应该警觉的一个关键。志士仁人，光凭一腔热血、四肢行动，是不够的，必须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变得跟得上变动不居的时代？否则的话，热血和行动都可能是蛮干而已，多少五四人物，当年是时代先锋，最后由于思想跟不上时代，自先锋而后卫，自后卫而出局，老顽固以殁而已。（《起飞吧，大脑！》）

　　让青年们尽量奔跑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激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十三年和十三月》）

　　青年的社会责任

　　如果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以外的得人心的人物，能够出面关切思想运动、政治动向、社会改革，那么收效一定很大。尤其是一些有清望的人，如果他们能善用他们的清望，肯下海做好事，不轻易做人情面子的事，我们群体的进步，一定来得更蓬勃、更快。就目前的环境说，有带头作用的老一辈和中年一辈的人物，实在已经少得可怜，而青年一辈又多在机会缺少的高压底下，爬不起来。因此偶尔有脱颖而出——不管是从哪一个路数脱颖而出——的青年一代，他们的责任，也就更来得重大，也就更不限于“独善其身”就算完事。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作家”、一个“中国小姐”、一个“电影明星”、一个“企业家”。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做佛经中的“自了汉”，应该联合起来，加做些别的，多说些别的。例如一个18世纪人权保障的老题目，值得大家全体注视；一个非法判决的死刑案件，值得大家一致声讨。在一个共进的群体里面，个人——尤其是有才智有地位的个人——不应该只限于“专业”上面的注意，他应该打破传统的什么明哲哲学，偏偏要走出来，多管些实际并不“闲”的“闲事”！（《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学者专家

　　大陆时代的学者专家，他们站在政府对面，骂政府是盗贼；现在台湾的学者专家，他们躺在政府怀里，为盗贼上条陈。（王八蛋！）（《李语录》）

　　知识分子与政治

　　我承认知识分子谈政治，甚至涉身政治，只要配合得好，不做无聊的合作，也不做无谓的牺牲，也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我李敖不走这条路，也不鼓励这些，我要鼓吹“思想之变化”，并且深信只要思想能变化，一切问题也就慢慢迎刃而解，到那时候，可以使小百姓少吃些苦，可以少毁掉一些人才，少流点血。流血总是不好的，流血跟管训、监狱、看守所等等是兄弟，它告诉我们：你使你的同胞流出血液，并非就不是你自己的血液。他的流血、失掉自由或死亡，并不一定就是你的胜利。即使你胜利了，你会突然感到你是短暂的、孤寂的，像一个孤寂的枪手兼办丧事的人，要为你的谋杀而掘开尘土。

　　知识分子玩政治，跟流氓（行动者）合作打天下，是一个古老的公式，也是一个腐败的公式，它的结局往往是“生灵涂炭，奸雄窃喜”，往往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受害的，往往是他们用来做“吊民伐罪”口实的小民，用来做拯救对象的小民。结果呢，小民没被他们所“吊”，却被他们所“吊”，人间的奇剧与谑画，没有比这个公式下的产品更逼真的了！（《过早的答案》）

　　书呆子

　　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大多徒托空言，无异文字把式，在实际的“行以求知”的人眼中看来，是最无聊的业障。（《人生拾零》）

　　今日青年

　　我有五个字描写今日之“有为”青年——“热心而胆怯”。他们的大病在没有牺牲的精神，太为自己的前途利害着眼。（试问哪个肯牺牲大学的学籍？哪个肯不在乎留学与出境？哪个肯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做一个不降志不辱身的硬汉？哪个肯放弃一切“富贵”去做一名淡泊的乱世遗民？做一名“抱关击柝”的无名英雄？）故今日之青年，太多软骨病者，空有理想、学识，仍嫌不够。

　　但今日青年不像过去青年之盲动与乱来、乱做man of action，实为一大进步。（《寄王尚勤论禁书与禁演说》）

　　写一本“唾儒面”的书

　　《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我写《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脸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透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透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特立独行很难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置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贽），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散布

　　自古以来，自由知识人散布他的文字，常常受到极权者的迫害。不论中外，在极权者的文字统制中，自由知识人脖子挨刀手上戴铐的历史，总是层出不穷。极权者虽然不断的在刀光剑影下压迫自由知识人，虽然不断的发布种种“禁毁书目”来消灭自由知识人的著作；可是事实上所得到的，却是欲盖弥彰的反作用。“闭门雪夜读禁书”的经验，在古今中外的史例中，我们已不知看了多少，这种史例，反证了自古到今任何高度效率的极权统治，都无法把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消灭净尽。斩草看来似容易，除根行来却艰难。因为自由知识人的“神通”，毕竟远超过愚蠢的极权者之上。

　　自由知识人的作用，不该只属于一地一岛，而该指向莎士比亚笔下的“大好新世界”。没有人属于一个岛，英国诗人约翰顿早为我们订出宽广的眼界，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四百年前的诗人留给我们的伟大提示。（《香江托孤文件》）

　　特立独行的例子

　　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作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作者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逸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20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瘴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宁鸣而死

　　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乌赋》，高叫做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促进思想之变化

　　我深信在“思想之变化”——从衮衮诸公到市井小民普遍的“思想之变化”——没有瓜熟蒂落以前，谈政治或玩政治都不是第一流知识分子该做的事，当然他们该做的事也不是逃避现实，逃避现实比一切都要坏！

　　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彻底认清他目前所处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下的什么地位，然后承认不合作、不降志辱身是对付腐败政治的“无为”方法；而这种“无为”，又是另一种方式的“有为”；他要“有为”的促进“思想之变化”，“有为”的去反对以暴易暴，“有为”的改造社会，“有为”的关切三轮车夫和农人工人的血汗，“有为”的改善养女妓女的生活，“有为”的督促恶法的修正，“有为”的检举法官的玩法与贪污，“有为”的督促舆论的进步、人口的节制、狱政的改良、婚丧礼的改革、文字与电影检查的放宽，“有为”的揭发无耻文警的嘴脸以及学府与研究机构的黑暗，“有为”的铲除一切阻挡现代化的国粹与国渣，“有为”的争取18世纪英国人早已争取到的基本人权，“有为”的鼓吹一个开明思想的新时代。（《过早的答案》）

造成改造社会的力量

　　这些在政治剃刀边缘的活动，这些非政治的合法的光明正大的救国爱国活动，真正对国家百姓的好处，绝不在向当权者上条陈、写万言书之下。而这些政治以外的活动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之日，就是“当政者”必须“吾从众”之时。那个时候，他们也许跟“愚昧”“顽固”一齐入土了，也许被淘汰了、也许改过迁善了。至少那时候，他们必然清楚的认清“民情”和“民智”是什么了，他们即使不垮台不退休，即使官儿照做，也要洗尽“政客”“党棍”的铅华，摇身一变，做一个民主容忍笑脸迎人的“政治家”了！

　　这种“思想之变化”的力量，这种“社会改造”的力量，它的基本重点是民情的洞开和民智的普遍。在民情洞开、民智普遍的国家里，一切极权专政的思想与势力都不能侵入或持久的，试看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什么在英国美国闹不起来？却在苏联本土发动，在中国大陆发疯？究结原因，英美的“民情”与“民智”实在比闭锁的苏联和愚昧的中国来得洞开而普遍，而英美的知识分子却又崇尚人权、法律与非暴力，他们绝不和流氓合作，降志辱身，帮助流氓去打天下，维持那“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天下。（《过早的答案》）

　　文丐与文警

　　今日的中国，严格的说，没有所谓纯粹的“文人”，纯粹的文人早就饿死了，不饿死的也早就改行摆香烟摊了。今日中国舞文弄墨的一群，除李敖之流清高的一类外，大抵可分两类：

　　一、文丐类

　　二、文警类

　　所谓“文丐”，是一群新风花雪月忧愁哀怨的无病呻吟者，用狗屁的词汇与思路，整天写他们逃避现实的乞丐文。所谓乞丐，是向文字讨饭吃、用文字混饭吃、藉文字发泄不值得发泄的情绪。他们满纸黑暗呀痛苦呀，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人间真正的黑暗与痛苦是怎么一回子事。他们只是在做“文字自淫”和“文字轮回”罢了。在这种“文丐”以外，另一类的无聊分子就是所谓“文警”。“文警”，顾名思义，就是“文字警察”，他们在古代叫“文学侍从之臣”，叫“御用文人”，在现代，叫“文化官”，叫“穿着制服的文艺工作者”（Artists in Uniform，这是梁实秋告诉我的Max Eastman的书），他们的使命除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外，就是提倡什么“战斗文艺”。所谓“战斗”，并不是使劲朝外面的敌人战斗，而是关起门来“同室操戈”——向与敌人根本对面的文化人放黑枪。（《文警论及附件》）

给中国做一个榜样

中国现代的文人，不论是鲁迅型的、胡适型的，以至那些杂七杂八型的，实在都有他们的限度。他们的成就，都因掺入政治的推波助澜，而变得不能“恰如其分”，而变得像淹了水的浮尸，臃肿而失本来面目。他们的货色都被高估了：他们的努力也是不够的。

　　我想我会在货色方面、努力方面，给中国做一个榜样。（《杂评鲁迅和他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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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文化

　　——自由民主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些。

中国固有文化

　　固有文化所能给我们的，除了空洞名词和抽象观念外，还能有些什么？挽救固有文化的结果，除了更暴露它的可怜外，还能得到些什么？这几个月来，台北的舞厅流行“国乐伴舞”了，可怜的“国乐”！“国乐”如此，其他又何独不然？固有文化是一个衰弱的老头子，我们已无法要他适应新的生机和生命力。把他拖出来做太多的招摇与活动，不但害了我们，对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好处。还是让他局限在博物馆一类的养老院里，安度余年吧！（《西餐叉子吃人肉》）

　　抱祖宗大腿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在他们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溟、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劢、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人的“浅尝即止”病

　　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千年来，开始学德日，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意，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中国历史精神》页14）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帐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两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义和团思想

　　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骨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半吊子西化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说：“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

　　这个小故事，我所以一再引述，只喜欢它含意的深长。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它的思想型模，是“半吊子西化”的一个类型，是选择性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然后再“融会”固有文化，做成一个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配合。其结果，外似“融会中西”，内实狗屁狗屁，并且还常搅得新旧杂糅，社会大乱。（《西餐叉子吃人肉》）

　　皮毛的西化

　　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1961年的汽车，却装着1691年的旧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胶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祀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为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文化思想上的困惑

　　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自觉或不自觉的包围住我们，使我们经常在二重以上的标准下摇摆鬼混。摇摆鬼混的结果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极难看到一个真正的爽爽快快的“现代人”。

　　我们的肉体生在现代，可是我们的思想却经常是落伍的、古代的、甚至是原始部落的。一个人穿衣的时候是现代的铁达龙，可是穿孝的时候就变成古代的大麻布了；骂人的时候是现代的“干你娘”，可是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古代的“老吾老”了，……这些双重标准也会慢慢趋向大一统的局面，例如桥牌和麻将、西医和中医、拳击和国术、新年和旧年，……凡是能帮助我们成为不伦不类的半吊子的，我们这个不长进的民族都会乐在其中，并且还会不要脸地说这是“超越前进”，是“融合中西文化”！

　　所以，一个活人，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毫不稀奇。所谓僵尸思想，种类是很多的：例如“孔老二思想”、“西门庆思想”、“魏忠贤思想”、“袁大头思想”，……到处都可以在中国人的行尸走肉上借尸还魂。所以，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

　　这种现象，是十足的文化思想上困惑的现象，是我们不得不狠狠打它几个耳刮子的现象。（《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守旧分子的食古不化

　　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瘴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佾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孟学报”写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要西化，就优缺点一起要

　　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东方文明不为功。

　　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对外来文化的抵制

　　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来新奇文明的冲击的时候，都难免产生误会和抵制，即使被一个优势文明冲击的时候，落后文明仍然会有反动和阻力，何况中国民族本在文化上有着历史的基础，产生的反动和阻力，自然也就更大了。

　　此外，一个重大的心理因素是一个国家的自大狂，自大狂使它产生鄙视“四夷”的成见，自然视四夷之学为小技，自然不肯虚心去衡量评判，更不要谈去虚心学习了。（《祖法和历法》）

　　西化中，国粹不会沦亡

　　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坦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定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璧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衩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 S. C. Northrop所希冀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现代化不可靠“祖宗”

　　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璧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象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太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地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西方文化不可选择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乎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尤其对有过“汉唐雄风”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在这种优势文化的猛扑下，多少汉家的好儿女，莫不摩拳擦掌，想在西化的大河下做一块中流砥柱，用讨价还价的手法、买椟还珠的努力，挽一挽既倒的狂澜。他们用力之勤，用心之苦，是可以佩服的；但那种不管事实上能否行得通，却硬在理论上炒陈饭的劲儿，却是可怜的！

　　更可怜的是，当他们都在大做好梦的时候，有人出来说：“梦固然好，可是究竟是梦！”于是他们光火了，于是他们说，这个讨厌的青年人是浮夸的，是“文化太保”。（《“文化太保”谈梅毒》

　　潮流挡不住

　　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耶，可是耶教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囤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东方文化在没落

　　实际上，我们国家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学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等因奉此的应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院算是“东方文化”的逋逃薮，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几分新思潮。除了极少数有新头脑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说是“陈货出清”式的大甩卖！

　　“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几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

　　最底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智识分子从学理中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老小蠹虫们高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兴！（《敬答吴心柳先生》）

　　东方文明瓦解是趋势

　　串假戏是咱们文明古国的传统，两千年来，哪个帝王不是挂着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任何冠冕堂皇的表现只不过是叫叫而已，在优势文明的冲击下，在食色相斫的本性下，我不相信高叫“天理”的人不向“人欲”屈膝。

　　所以我说，用“统计的观念”与“比例的观念”来看世道人心，我们会发现这些“院（学院、书院、研究院）字号的人物”，只不过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些小蠹虫，老百姓与大官人早就朝西化的路上走了，尽管他们不自觉，尽管他们也要每年祭一次孔，他们的实质与内心深处早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回信给中央研究院的一员》）

　　错以“文化”征服别人

　　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他们的最大悲剧，也许是不该提倡“文化沙文主义”却拼命提倡；该提倡“民族沙文主义”却又拼命不提倡，结果呢？他们吃力地用不能征服别人的“文化”来征服别人；却不肯轻快地用可以攀亲的“民族”来行认亲计，以达到“我本是你老子”的最佳效果，你说悲哀不悲哀？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汉朝的娄敬（刘敬）以外，大多对所谓“夷狄”，都误用了“民族”方面驱逐、“文化”方面招降的方法，结果总是没有起色。但是不管有没有起色，中国人反正人人都会说“严夷夏之防”。“防”的结果，甚至清朝晚期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明令不准与“洋婆子”通婚！——这就是我所说的“种族”驱逐、“文化”招降主义！（《长城还在动呵！》）

　　中国思想史中的“反孔系统”

　　“反孔系统”的人，并不一定反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孔子制帽厂里的单行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反孔系统”极难有什么大作为。即使反，一也不能彻底，二也不能放肆。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局部，很不明显。在这个系统里的人物，古代的庄子、汉朝的王充，都是有名的。其他所见的，则多是偶尔一露的反叛倾向，直到民国以后的吴虞，才算集了大成。（《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谈“梅毒”

　　梅毒的传入中国，在医学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16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它又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闾，它好像骄傲的告诉那些为西方轮船设立码头的国家：“你们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吗？你们也得同时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坏’文化。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想择善而从，但是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点光芒，是经过多少千辛万苦换来的，即使有流弊，他们自己都甩不掉，而你们却想取长舍短，后来居上，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文化太保”谈梅毒》）

　　反西化三百年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思想趋向的答案是科学、民主、现代化

　　政治上的兴衰、军事上的胜败、经济上的荣枯都暂不足论，……这些，我们都可以苦撑待变，都可以用特殊环境做口实来布置一个“有朝一日”的期待。

　　但是，有一个问题紧逼着我们，那就是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说它是一个暂时不足论的问题，它比政治的问题、军事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都显得永恒而基本，并且无法用特殊环境做口实来拖延它应有的答案。

　　作为一个对思想趋向有稳健认识的人，我毫不谦虚地提供我对这个思想趋向的答案，也毫不妥协地维护这个答案。世界变得这样快，多少播种生根的机会被我们糟蹋掉了，我们还能有多少机会？剧变的世局还能给我们多少机会？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悍然自毁我看得多了，我已不忍再看，何况是我自己血管里的民族。在举世滔滔，走向“科学”、“民主”、“现代化”的洪流里，任何民族都没有力量做时代前途的阻碍，想用“玄学”、“教条”、“古典化”来独挽狂澜。

　　是顺流而下呢？还是悍然自毁？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中国文化中没有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些。硬从中国文化里找自由民主，是一种附会、曲解与自欺。“思想史大师”竟想从中国文化中找出这些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还说找到了，那就如同在黑屋找一头从来没有的黑猫，根本是一种笑谈。（《你盖棺，我论定》）

　　跨入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琶。（《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固有文化捣的鬼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什么？

真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民族”中的小歧异如汉满的互相排斥，也不是满御汉或汉御满，或是谁当家谁反抗谁，或是一个“民族”的“自尊自大”，乱说别人是“异族”“夷狄”之类。真正的“民族主义”和它的“积极目的”，乃是“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

　　看呀！朋友们！皮肤颜色有严重黑白之分的，在孙中山的开阔胸襟里，都不当是一回事！何况是同一黄色皮肤下的汉满蒙回藏呢？孙中山这种胸襟，已不是狭隘的帮会主义者所能了解，也不是一般“文化沙文主义”的中国人所能了解，他们只会闭着眼睛瞎猜，乱说“民族主义”是这样是那样，结果呢？他们口中笔下的“民族主义”，不但不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任何学理上的“民族主义”，而是道道地地的希特勒式的“民族优越”“排‘犹’（此字可代换）主义”，或是中国老夫子们的“狭隘民族观”“左衽恐惧症”！（《长城还在动呵！》）

　　“民族主义”乃西方新思潮

　　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是西化的，是中国历来所没有而该努力追求的。孙中山以他的敏锐与睿智，早就看出中国传统中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缺陷，和有太多的狭隘种族观念——冒牌的民族主义——的流弊。他深切地感到这种缺陷和流弊，沉痛地指摘说：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

　　“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这是何等明确的、一针见血的论断！在这种论断底下，欲求“民族主义”，除了假手于洋鬼子新思潮，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路呢？（《长城还在动呵！》）

土耳其的现代化

土耳其盛衰的历史跟我们太像了。他们的祖宗也有过类似汉唐的雄风；他们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在量上虽不如我们，可是在质上却更精采！但是凯末尔当政以后，他不惜抛弃“固有文化”来大力西化：固有的国教不要了、固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装不要了、固有的历法不要了，固有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们太笨了，不会耍“‘土’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花枪来陶醉，也不知道融合“土”西文化以创造新文化，更不知道什么“超越前进”。他们只知道，以他们当时那副德行，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实际的。他们何尝愿意一古脑儿抛弃固有文化？他们何尝不知道固有文化中有许多“宝贝”？他们何尝不愿以“创造”代替“学习”？但是他们为什么忍痛不弹这些空调？为什么没有耐心去研究“穆罕默德与世界文化新生？”

　　话说破了，无非为了“使土耳其现代化”一个大目标而已。在这唯一的大目标之下，他们不但知道爱国，并且知道“爱国必以其道”！他们知道要想使自己国家现代化，最快的办法莫过于干脆向那些现代化国家来学，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惟妙惟肖的学。他们不推诿什么“国情”不同，他们有勇气，不同也要学同！他们没有工夫去挖掘固有文化的“精华”，列强足够他们学了，足可以使他们变成现代化而有余了。他们没有工夫去挑西方强国的眼，找这个强国身上的疮疤和臭虫。他们知道自己是个叫化子，即使捧着金碗，可是碗里是空的，得向人家讨饭吃。在讨饭过程中，他们只是专心致志的找碗饭，并不“一心以穆罕默德将至”，也不因为人家瓷碗中有只大苍蝇就大叫：“饭酸了！饭臭了！西方文化没落了！”当然啦，这些人是鲁莽灭裂的、非圣无法的，他们竟用并州的快剪，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但是，朋友们，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土耳其已经是现代化的进步国家，已经是最有力的反共国家。这个伟大的收获，难道还不能弥补他们“感情”上的“损失”吗？（《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论中西戏剧

　　习惯了“西皮倒板”式京戏的中国人，实在不容易感受到西方戏剧进步的痕迹。中国戏剧从唐朝的梨园乐，到宋朝的杂剧、鼓子词，到金朝的杂剧、搊弹词、连厢词，到元朝的北曲，到明朝的南曲，直到清朝的京戏、地方戏。声色的范围与深度，相当有限；进步的速度，也倍极缓慢。因而在世界戏剧史上，中国戏剧的地位为何？也就一看便知。

　　整天高喊“迎头赶上”、“超越前进”，而在事实上，却走着南辕北辙的戏路，是永远不会有世界性的地位的。要想使结局不变为口号，我们必须先平心静气仔细看看人家走的是什么路子。

　　人家的戏剧从有宗教仪式的原始戏剧开始，再自希腊而罗马，古典而中世，莎士比亚而易卜生，直到“戏剧醒觉”后的问题剧，以及近代欧美戏剧的动向等，全部范围，皆非京戏、秦腔、昆曲、高弋、汉剧、粤剧、川剧、越剧、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皮黄剧、歌仔戏等等所能望其项背，一比之下，真叫人冷汗直冒。（《论中西戏剧》）

　　脱衣舞与旧中国

　　所谓“脱衣舞”三个字，在中国卫道夫子们看起来，真是一种怪结合。中国古书中有“脱衣”两字，见《国语》中的齐语“脱衣就功”；古书中也有“舞”一字，见《礼记》中的乐记“舞动其容”。在古书中所看到的中国舞蹈（用时髦的说法，所谓“民族舞”），大致分开，可有两类：一类是“穿衣服的”，一类是“不穿衣服的”。前者不必细说，从“文始舞”、“武始舞”，直到跟娇滴滴的杨贵妃有关的“霓裳羽衣舞”，都属于“穿衣服的”。古书如《书经》中所谓的“舞衣”，李白诗中所谓的“舞衫”，都反证了穿衣属实。至于后者“不穿衣服的”，公元5世纪时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彧，乃至6世纪时陈后主陈叔宝等，都有叫宫女这样一丝不挂的记录。以上这两类古舞，其性质，非全穿即全脱，并无先穿后脱或一脱再脱如今天之脱衣舞者，故说脱衣舞，乃纯粹西方鬼子之玩意，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无与，并不为过。（《“舒而脱脱兮！”》）

　　脱衣舞考

　　strip本是“剥”“脱”的意思，tease则是“逗”、“揶揄”、“嘲弄”、“使人恼”、“使人焦”、“吊胃口”的意思，两字合起来，望文生义，一看便知道是指似脱非脱、又脱又不脱，别着急慢慢脱的动作而言。外国仓颉造字，毕竟也有他们一手儿！

说到这个strip tease的历史，可真源远流长。最早已远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模特儿弗瑞尼。弗瑞尼以引诱青年罪被带上法庭，她的律师胡伯瑞第的辩护法可真妙，他竟当众脱光她的衣服以表示她的纯真动人，而她竟因这一身得天独厚的皮肉，免掉了牢狱之灾！

　　又一个例子是公元5世纪的拜占庭女王希奥德拉，她早年曾在舞台上脱衣服，脱衣舞娘在公元6世纪就当上女王，无怪乎20世纪的巴西脱衣舞女要竞选总统了！

　　除了希腊、拜占庭这些古国有这种事实外，古罗马也有这一类的玩艺儿。直到后来，中古时期的教会黑暗势力兴起，活泼泼的脱衣盛业，才渐形中绝。（《“舒而脱脱兮！”》）

脱衣舞的窍门

脱衣舞这门行业，由于“衣服人人会脱，巧妙各有不同”，从事此道者，积八十余年之经验，也的确琢磨出不少秘诀。大体上说，脱衣舞虽包括不外“脱”（strip）和“舞”（dance）两部分，但是其中内节，却大有文章。如：“逗”（tease）的动作、“冲顶”（bump）的动作、“颤磨”（grind）的动作，以及其他种种举手投足眉来眼去的动作，都不是外行人一脱一舞所能蹴几的，于是名师高徒的局面自然不可免，而师表一行也就应运而生。

　　1965年4月份美国《万象杂志》（Pageant）上，曾有专文介绍别开生面的学校——脱衣舞学院。这是一个美国硕士所创办的学院，坐落在好莱坞，经过合法立案，完全是一所正式学校。这个学院创办了三年，有一万多名由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女孩子来报名，其中还不乏铁幕中的女孩子，——这些丫头们，竟不管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也来参加这种被共产党讥为“资本主义世纪末的腐败舞蹈”！大概是马克思牛克思再诱人，也抵不过赛克斯（sex）的缘故。

　　脱衣舞学院的录取标准很严格，年满二十一岁，品行端正，身世清白……好像在考修女。大概唯一跟修女不同甚至更要严格一点的是：女孩子身上不能有疤。考进来的女孩子，要受十三四周的全面训练，从脱衣舞的历史和理论，直到如何免除不必要的害羞，如何笑到好处，都应有尽有。

　　课目中有许多经验得来的细节传授。例如表演脱衣舞，对象虽是全体座上客，可是在技术上，却该从中挑出一个“大醉侠”之类，向他眉目传情。传情一番后，再放掉他，另换一个“大疯侠”来做调侃对象。这种技巧，就是堂堂脱衣舞的重要过门，你若不懂，就休想抢人生意。（《“舒而脱脱兮！”》）

　　脱衣舞与警察

　　因为脱衣舞本身是跟警察老爷不断捉迷藏的玩意，所以它的发展，也就因警察老爷的胃口而不同。例如就一般的明盘而论，美国迈阿密地方，脱衣可脱到三点为止；而在缅因州，标准却是只到浴衣状态；在纽约，也有因夜总会老板背景大小而与脱光多少成正比的。其他成文、不成文的规定或约束，也常常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警察老爷的胃口松紧而异或眼开眼闭的程度而异。例如美国许多地方，规定脱衣舞女不准“正面凸出”式的向观众做姿势，但如果她用侧面，则任凭你凸来凸去，老爷不管。——虽然侧面也可能有观众！又如巴铁摩尔地方，此乃脱衣舞业尾闾所在，被允许的花样，也就最多。比方脱衣舞女可用“喂奶式”的动作，以乳峰授人；被授者，也可以不违孟夫子授手不亲之道而改亲“授乳”。此类噱头，千奇百怪，不胜枚举。脱衣舞女或自大羽毛后面脱起；或自绅士装脱起；或自侠盗罗宾汉装脱起；或自网后脱起，或自笼中脱起，寓脱脱于表演之中，光怪陆离，使人的两眼，目不暇接；使警察的法令，疲于奔命。巴铁摩尔的法令也真特别：“脱衣舞女若做淫荡动作，着罚锾二十五至五十美金，缴款后，即可释回，听令演出！”法令如此，又何悲乎滴滴欲脱者之不脱乎！（《“舒而脱脱兮！”》）

　　比较中西历史上的爱情

　　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求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词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大中华·小爱情》）

　　师夷长技以制夷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中最能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深刻地知道，中国民族的虚骄自大是不行的，一笔抹杀“夷狄”的长处也是不行的，传统中的藐视“夷狄”的态度绝对要不得。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使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反过去中国人《山海经》式的谈论“夷狄”的方法，而从“夷狄”的著作中直接取材。在这部书的序里，有一段最有名的话是：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以攻夷而作，为以夷以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三条重要的立论，它的基点都是坦白说明中国的原来本钱实在已经应付不了洋鬼子，也应付不了变迁中的世界，我们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态度，改行“以夷”、“师夷”等路数不可。林则徐、魏源这些西化观点，在二十年后，构成了同治新政的张本，那就是奕、文祥、曾、左、胡、李等人所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新物与旧物》）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在数不清的老顽固们的压力之下，试想“洋务运动”居然还向前推进了三十多年，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很够劲，他们真够得上“坚苦卓绝”这块招牌！

　　在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里，最凸出的一个当然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当时老顽固的眼中，是一个“深信夷人，动效夷法”的大罪犯。他跟老顽固们一样，本出身于旧社会中的旧教育，看不懂任何一行蟹行文。但是他对西方的认识，对中国应该西化的必要，却有奇迹一般的颖悟。（《新物与旧物》）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

在新的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光照之下，我们检讨中国的历史，可以得到十项结论：

　　一、中国传统上根本没有“民族主义"，也没留下有关“民族主义”的理论。

　　二、中国有的只是狭隘的种族观，这种种族观，只能叫做冒牌的民族主义。

　　三、冒牌的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乱排斥别人，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异族”、是“夷狄”。

　　四、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本土上并没打进来的真正“异族”或“夷狄”。

　　五、但是自命为“中土之产”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老是“化外”别的中国人，且以“异族”“夷狄”论。

　　六、于是，褊狭的民族色彩逐渐蔓延，中国人逐渐都得了“夷狄过敏症”和“排斥夷狄狂”。

　　七、于是，当近代真的“夷狄”到我们家门来，要求以平等相待的时候，我们的乖谬反应，带给我们无比的困扰，使我们吃了数不尽的亏。

　　八、有许多中国人，在困扰和吃亏以后，转而对“夷狄”投射更乖谬的反应。这种反应，我们可叫它做义和团式的伪民族主义。

　　九、这种义和团式的伪民族主义，表面上是忠心耿耿，叫得比谁都爱国，自命为比谁都爱国，但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就是他们。《辛丑和约》使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都赔了银子，这种“杰作”，任何被他们骂为“汉奸”“卖国”的人，都干不出来。

　　十、真正使中国民族生存于近代世界的法宝，是从西方输进的民族主义以外的一切观念、知识、学术、制度、法理与技艺。只有在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发扬这些，中国在近代世界才配有生存的条件。（《长城还在动呵！》）

　　比萨斜塔——棍石挡不住真理

　　比萨这个老爷斜塔，七百九十多年来，历经了无数的人世波涛，可是它仍旧不倒。七百九十多年来，一百多次地震震不倒它；二次大战时，一千多颗炸弹丢在比萨城也震不倒它。它是一个老赖皮，它永远屹立。

　　屹立还不算，它还要斜，并且每年斜一吋，到了去年为止，它比斜的垂直线又多出十四呎又十吋，它还是不倒，它真行！

　　这个老东西，不但老，并且还“卖老”，它每年吸引三百万的游客，赚到一百万美金，就凭它，一百七十五呎高，一股“斜气”！

　　别以为它只是“斜气”，就因为这股“斜气”，它才为人类带来了真理。

　　例如亚里士多德说，物体降落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例。这就是说，愈重的东西降落得愈快，愈轻的东西降落得愈慢。这种大道理，大家一想，就觉得没问题。于是你也信，我也信，大家一起信，一信就信了一千五百年！

　　但是一千五百年后，碰到个大逆不道的斜门人物伽利略。伽利略居然对这种“圣人之言”表示了大胆的怀疑！伽利略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根本是谬说。他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只稍受空气阻力的大小，与本身的轻重比例无关。他的反驳一提出，大家都骂他非圣无法。他不服气，特地约了许多大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块儿跑到比萨斜塔的下面，叫他们等着瞧。伽利略跑到斜塔上，把一个一磅重的铁球和一个一百磅重的铁球同时丢下，说时迟，那时快，两个铁球，噗的一声同时落地。铁球落地之日，就是一千五百年传统垮台之时。“正直”的传统，竟被“斜气”的古塔与人物弄倒了！

　　自古以来，任何新思潮、新人物的出现，总未免被旧思潮和旧人物看做一股“斜气”，总未免被看不顺眼，怪他们离经叛道，违背“善良风俗”，或违背什么法令什么条例，因而棍石交加、围剿毕至。但是只要新思潮和新人物代表的是真理，棍石和围剿是阻挡不住的。比萨斜塔上的伽利略，就是一个好例子。如今伽利略的精神和学说万古长存，可是那些抓他、审他、要用火刑烧他的魔鬼们，又哪里去了呢？（《斜气下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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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索

　　——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

学历史的人

　　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常从历史上追寻人们愚昧的痕迹。（《海盗万岁》）

　　“历史”二字不是原装货

　　“历史”两个字，不是中国的原装货，而是日本移来的名词。中国记录中，最早出现在清朝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1903-1905），改革学制的时候。中国过去称历史做“史”、做“书”、做“志”、做“记”等等，从不将“历史”两字连用，这种连用，显然是“东洋化”的结果。现在我们约定俗成，用惯了这种词儿，应该给自己来番“机会教育”，告诉自己：中国历史的远流是多么复杂，小自一个名词的变幻，都有它的文化交流，有它的来龙去脉，中国人要弄清自己的历史，是何等不容易！（《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论英雄

　　历史上虽然五湖四海、英雄辈出，但是以个人独有的声华与特色，为一世或百世一新局面的，倒也不多。这种人物的有或无，多一个或少一个，直接可使局面改观，风云变色，的确不能以可有可无小看他。我常常觉得，印度没有释迦，就不成其为印度；犹太没有耶稣，就不成其为犹太；法国没有伏尔泰，就若有所失；黑人没有阿里，就万古如长夜。……多少VVIPI的形象，有了他们，时代才别开生面，才脸上有光，不然的话，简直就有辱国体，不成人形。（《幸亏有我》）

　　中国历史家

　　世界上，任何专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

　　历史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

　　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多是“相斫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

　　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去，“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中国民族“性”》）

　　只知追求真相

　　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研究》前记）

　　解释历史人物

　　我不赞成没有根据的褒贬，姑妄言之的掌故，以及从“据说”而下的结论。这种态度使我重新估定“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一语的精义。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

　　历史家

　　就某种讽世意味来说，优秀的历史家逼人面对，生则为“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的法官，死则为阎王爷，在生死线外，历史人物应负的罪责，都无所遁形。换句话说，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孙中山研究》自序）

　　先跟历史搭线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着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哪儿去？

　　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且从青史看青楼》）

　　从夹缝中透视历史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中国民族“性”》）

　　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十三年和十三月》）

　　史学家与史学方法

　　学历史的人深受史学方法的训练，史学方法的目的在帮助历史家探求史实的真相，以及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因为人是有党派之见的，很少能有客观独立的判断，不论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影响史实的真相，乃至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故研究历史的人碰到这种难题，不得不采取比较有效的方法，以求得scientific truth。历史家碰到一个人的文字记载，认为有史料价值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两种处理的步骤：

　　第一是“外批评”；

　　第二是“内批评”。

　　“外批评”是考证史料的真假，怎么来的，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以及版本的校勘，稿本的鉴定，这都是“外批评”的范围，中国一般的“史学家”，承汉学的余绪，所能做的至多也只是“外批评”。他们的表现是乾嘉余孽式的考据学，而他们自己，却常常错认考据学就是史学。（《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历史只讲求真相

　　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

　　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记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都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直笔——“乱臣贼子惧”》）

　　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

　　看大事记之类这些书，可以提醒人：任何轰动一时的新闻，都是过眼烟云以后的一行字，甚至一行字都轮不上。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菁华。（《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这十五年来的中国历史

　　我时常想：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后，那个时代的历史家将为我们记录些什么？他们提起笔来，将怎样论断这十五年来的中国历史？他们会记录：在这十五年中，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中国土地已经沦陷在赤色的阴影里，六十分之五十九的中国人民已经掩埋在极权的泥土下，在这漫长的中国悲剧里，在东方之滨，曾经有一群孤臣孽子在向黑暗的大陆展露一条光带，穿过十五年的时空，使爝火不息，使虹光常在。

十五年了，除了延续中华民国这一线香火以外，历史家会追问，我们还为后世留下些什么？我们不能回答说：我们为你们留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留下了武侠小说、留下了孔庙中的偶像、留下了一百三十六张麻将军。

　　面对子孙万代的质问、面对红色暴力的挑战、面对后世史家的评判．我们总该有些真正拿得出手的遗产、打得出去的武器和抵得住论断的王牌。（《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中国历史与“性”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地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妺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做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中国民族“性”》）

　　英雄不失败

　　有失败，有英雄，但没有什么失败的英雄。文天祥、史可法都是大大的成功的英雄。英雄从不失败，他在天塌时候，也会捞到天鹅。（《李语录》）

　　审慎判忠奸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检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要清白，请长寿！》）

　　中国古书知多少

　　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乱臣贼子

　　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

　　什么是臣子的本分？臣子的本分是要乖乖的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俎代庖”。

　　孔夫子写《春秋》，目的就是要大家个个都在自己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直笔——“乱臣贼子惧”》）

　　春秋直笔

　　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块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

　　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

　　孔子时代没有笔和纸，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所以叫做“汗青”。

　　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征着书籍，也象征着历史。古人的诗说：“留取丹心照汗青”、“独留青史见遗文”，就是这个缘故。

　　孔夫子“汗青”九个月，完成了一部“青史”。

　　这部“青史”，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春秋》。

　　《春秋》一共有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每八个字，刻在一块竹片上，你说刻了多少片？

　　孔夫子写《春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乱臣贼子，而是要乱臣贼子害怕。（《直笔——“乱臣贼子惧”》）

　　活人与死人

　　对活人打问号，对死人打句号，如此防人，可以无大过矣！（《李语录》）

　　中国帝王知多少

　　曹操有一次向他左右自负的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指的国家是中国汉朝，汉朝最后的三十年，风雨飘摇，命脉有赖权臣延续，最后三十年的苟延残喘，没有权臣早就“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了。

　　其实，不但汉朝如此，历朝各代，也莫不如此，中国帝王，从黄帝起算，算到宣统为止，共有四百二十四个。这四百二十四个统治者，是经过几千年你杀我砍他下毒之后，才浓缩到这个数目的，若不是你死我活他完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就更多，中国历史，就更难念了。（《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夸诞之士与历史

　　半个世纪前，革命元勋章太炎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他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这种现象，其实又何代无之？我们已看到有人把“云南起义”的功劳一手代劳、把“五四运动”的现场一脚插进、把《独立评论》的揭封一口独吞……我们看到这么多“自我涉入”的“夸诞之士”，从历史真相上，我们很难原谅他们；但从老人健康学上，我们倒不妨哈哈一笑。（《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下意识的自我膨胀

　　许多人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他们在年老以后，往往总扩大自己的功绩，把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误信成不只一些，而是许多。他们这种作风，也不能算是存心说谎或有意自欺，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膨胀罢了！

　　当事人的话不可尽信，在这个地区，历史上求真辨伪的工作，真是愈来愈必要了！（《纠正于右任幻想出来的一段革命史》）

　　中国医学史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换句话说，不太客气地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中国传统上关于“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后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

　　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我们查查古书，很容易就看到：……“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

　　“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么改来改去，不论是什么“华佗再世”、“岐伯复生”，都统统属于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现在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佗”小“岐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西医与革命》）

　　中国是一个极庞大的民族

　　中国的民族是一个大大大大的民族，我说它大大大大，显然的，是针对一些不明历史的人跟曲解民族主义的人说的。这种人，他们满口中国民族如何如何，中国民族的历史如何如何，其事实事实，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是什么，他们井中癞蛤蟆的眼界，也完全不能统观中国民族的庞大性质，他们只是运用他们的无知、狭窄和小气派，把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局限在“黄帝子孙”的一脉早已混同的香火上，或是“长城以内”的几条江河日下的流域里。这是非常可怜的自我陶醉！这就好比一个继承祖先遗产的人，完全不知道遗产的真价，把大好的土地往外推，却只抱住几块“北京人”的模型骨头来怪叫。这种傻子呆汉，才真正是中国民族的罪人！——他们只是一些小守财奴、小看家婆，而绝不是气派博大光被四表的人物。（《长城还在动呵！》）

　　从“演义”看历史

　　搜集名家的说书话本，编成章回小说。章回小说中讲史的，就叫做“演义”。

　　一 东周列国志演义

　　古代历史书都太深了、太杂了、太片断了，现代人简直看不懂。这段东周的五个世纪历史，除非专家，谁也搅不清。幸亏有这部《东周列国志》出来，使我们能够读到简明有趣的中国多彩多姿时代的历史，从这部一百零八回的名著里，所有秦朝以前的古人古事都一一亮相：褒姒的笑、管仲的智、齐桓的信、曹沫的无赖、晏蛾儿的愚忠、介之推的清高、晏子的识大体、伍子胥的鞭尸、苏秦的合纵、蔺相如的完璧归赵、……都包罗无遗。他们的存亡觉梦，都可以胜数；看了这些存亡觉梦，我们可以上会古人，然后引古证今，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二 秦汉演义

　　秦朝的强大，从它三十万人北伐匈奴，五十万人南征百越，七十万人盖阿房宫修骊山坟几点上，都可看出来。虽然它亡于平民革命，但是汉朝强大的规模与基础，却是它开山的。读秦汉历史的中国人，应该特别从这个角度来衡古论今，才会均衡，才会正确。

　　三 后汉演义

　　从血缘上看，王莽是当朝皇后的侄儿，实在不比汉景帝的后裔刘秀（光武帝）远到哪儿去，但是中国人算父系不算母系，所以王莽垮台，垮在姓王不姓刘，他如姓刘，一切就好办。

　　王莽生不逢辰，他与自己同胞相见恨早，所以他的许多人道思想，在当时都行不通，例如他禁止买卖奴隶、防止高利贷、改革币制等等，都是良法美意，可是他忽略了中国传统的保守势力，他自己又神经兮兮，最后搞得“偷汉”不成，被人围剿，连尸体都被分吃了。

　　四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作者不是一个人，写作时间也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它是宋朝到清朝五百年演义家的集体创作。

　　《三国演义》是一部奇书，它承前启后，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世道与人心。

　　在承前方面，它汇合了中国民间的三国故事，加以集大成。中国民间流传三国故事，远自唐朝就有纪录，李商隐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话，直到元朝，“斩吕布”、“哭周瑜”等杂剧，一直层出不穷。这些故事，经这部奇书草船借箭，终于一统了所有流传，成为定本。

　　在启后方面，《三国演义》的文学性，造成改变历史的离奇效果。《三国演义》有许多许多与事实不合的地方，例如诸葛亮并没烧新野、借东风或演空城计；关羽并没诛文丑、杀蔡阳、过五关斩六将；刘备并没一开始就重用孔明；孔明并没三气周瑜；庞统并没献连环计、也没死于落凤坡；曹操并没追关羽；张飞并没战马超；黄盖并没用苦肉计；黄忠并没死于征吴；陆逊并没因八阵图受困；……

　　但是，《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太迷人了，每随它兴之所至的时候，人们总忘了循历史覆按，甚至满有学问的人，也在所难免。例如生瑜生亮的事，何义门、王世祯、尤侗等都加以袭用，从历史检查，自然都闹了笑话。这都是《三国演义》的启后作用。

　　五 两晋演义

　　晋朝天下，一开始就冒出“八王之乱”，你司马，我也司马，骨肉相残，自然导致了“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的远因，主要就在这里。——在自私的统治者，妄想万世一系，一切都要“疑天下”的缘故。晋朝统治者削天下的兵备，在灭吴那一年（纪元280），大郡只有武吏一百人，小郡只有五十人，把自西汉以来，地方行政的基础，弄得不伦不类。结果闹得一切兵备，内斗有余，外斗不足；信同姓而召来同室操戈，疑异姓而惹来异族横行。中国之事，毁于一族一姓一念之私，真是千古谑画！

　　六 南北朝演义

　　在你杀我砍的南北朝时代里，有两个“光明的后遗症”倒值得大书特书：一个是“非我族类”的大融合，大家都“杂种”起来，从而凝成广大深厚的中华民族；另一个是华夷文化的大融合，大家都“汉化”、“胡化”起来，从而凝成广大深厚的新时代文化。这种大融合，是广义的，不限于五胡，是有世界性的。北魏时候，西域僧人到洛阳的，就有三千多；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小意思，北魏佛寺，竟高达三万所！这样排山倒海的西化势力，正是当时中国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最大特色，读中国史的人，应该特别注意。

　　七 唐朝演义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有一个先导，汉朝的先导是秦朝；唐朝的先导是隋朝。秦朝和隋朝都在全国混乱中统一了局面，它们虽然短命，却为跟进的汉唐两朝立下基础。反过来说，没有秦朝隋朝的开拓与规模，汉朝唐朝可有的忙的。

　　唐朝的盛世，又跟它“对老外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唐太宗的妈妈就是胡人，严格说来，他是杂种。他对中土的和四边的，“视之如一”。老外到中国来，可以一同上朝、一起做生意、一起开胡姬压酒的酒吧。这种自信与度量，使唐朝文化多彩多姿，十分“西化”。

　　但是，文化上的混同，并不表示可以免除武力上的混战，唐朝对“四夷有勿率者，皆移兵讨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这是很不爱好和平的。

　　相对方面，唐朝因为先天不足，也极易跟胡人纠缠不清。唐高祖打天下的时候，曾向胡人借兵。这种模式，引出了用回纥平安史之乱；用沙陀平黄巢之乱，以至于亡国。结论是：唐朝在文化上能够大力胡化，但在武力上未能力大化胡，这倒是一个“文武分离”的好例子。

　　唐朝的另一大手笔是它“对人才的态度”。魏元旷《蕉厂随笔》说：“唐时才士，无不遇之叹。”可见唐朝的人才政策，当时是成功的。

　　读唐朝历史，应该特别注意它的文化面。唐朝在文化上为旧中国转型，为“可怜‘玉环’倚新装”。如今唐朝已经“内库烧为锦绣灰”了，但它的文化面，却万古长存，我们忘不掉。

　　八 五代演义

　　综合“五代”、“十国”的大局，可称得上是中原残破、民不聊生。内战使中国百姓吃尽苦头。例如朱全忠为了抵制朱克用，竟决黄河来淹对方，受害最多的，是老百姓；又如契丹灭晋，军队没有补给，每日数千骑，分道抢掠，称为“打草谷”，受害最深的，是老百姓；又如“五代”国都，四个在汴梁（开封），一个在洛阳，当时洛阳已经残破不堪，居民不满百户，成了“瓦子堆”。全国人口，比唐朝末年少了三分之一。受害最惨的，又是老百姓。到了“五代”结束，宋朝一统天下的时候，中国的战乱，自黄巢以来，恰好已一百年。老百姓受害一受就是一世纪，这一惨象，说明了做中国人是多么不容易！

　　“五代”也有一个“好处”，它促进了中国南方的开发。中国文化南移，在“五胡乱华”以后，这时又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十国”中除吴越外，其他九国君主，都是北方人，光这一片落叶，就可感到北方的秋色了！

　　九 宋朝演义

　　宋朝是一个对内神气对外窝囊的朝代，也就是一个“在羔羊前是勇士、在勇士前是羔羊”的朝代。

　　由于夷狄认为“中国人难制”，且对太南太远的土地，兴趣不高，使宋朝得以从容苟延残喘。于是在又磕头又作揖、又称臣又纳贡、又呼叔叔又叫伯伯的和战之下，居然北宋拖了一百六十八年，南宋拖了一百五十二年。窝囊如彼，却长寿如此，真是千古妙事！读《宋朝演义》的有心人，可别忽略了这一点。

　　十 元朝演义

　　元朝在中国史上，曾被严重的曲解。首先是种族上的曲解，一开始就以“汉人”的眼光，把“蒙古人”当“异族”看。其实“汉人”的本身，早已是异了又异了。当时的汉人，就包括北方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南方的汉人，反不叫汉人而叫“南人”。今天我们回顾元朝历史，必须注意摆脱名词的纠缠，而该中华民族一家人式的，以博大观点，谈古论今。

　　其次是政治上的曲解。由于元朝的后代是明朝，明朝在宣传上，很容易用曲解手法，来搞“民族大义”与“夷夏之防”。这种曲解走火入魔，甚至有“根本不承认有元朝”的妙事出现。明朝进士王洙，写了一部《宋史质》的书，书中根本直接以明朝接宋朝，把元朝全部出局了事。元朝历史在有意曲解下，自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中国史中的黑暗时代。

　　事实上，元朝历史中有许多光明面——至少比较说来，是光明面。例如元朝在刑狱方面，从来没有过文字狱一类的大狱，承平时期处决的人，也比较少；在财政方面，元朝只有正税，没有苛捐杂税。正税也不算高，商税只三十取一。……大体说来，元朝政治相当宽。所以明太祖征召元朝故臣时，马翌的对话是：“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足见元朝并不“黑暗”。

　　十一 明朝演义

　　明太祖（朱元璋）以强大的特工政治维持政权，导致了明朝政权的先天恶性膨胀——特工（锦衣卫）膨胀，自明太祖时的五百人，直到达日后的十六万人！掌管这些贴身007的，都是贴身的太监，所以明朝的宦官007，变得空前绝后，这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

　　这种特色的起因，是明太祖起，厉行中央集权。一般说中央集权，是中央政府集权；明朝的中央集权，却是皇帝一个人集权，是中央独夫集权。明太祖连象征性的权力都不愿给丞相，他废掉丞相，直接以皇帝带各部会，政府的体制给弄乱了，自然就因不是大臣当国而是小人当道，而闹出无法无天的闹剧。……最后胡闹到全国为太监魏忠贤立“生祠”（为活人盖庙），“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毁民舍二千余间”。祠盖好后，举行落成典礼，有的要“迎忠贤像，五拜三叩首”，要“文武将吏，列班阶下”。这种全国大拍马，实在太不成体统，实在是另一大闹剧。

　　看明朝历史的人，必须特别注意明朝政治的闹剧一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大耻辱，中华儿女们别忘了老祖宗们作的孽！

　　十二 清朝演义

　　清朝是满人的朝代，对清朝的论定，自辛亥革命以来，由于“种族”的偏见，未免有太多汉人本位的错误，就像明朝汉人论定元朝蒙人的错误一样。这种偏见，是应该取消的。读清朝历史的人，先得注意这一点。

　　取消“种族”的偏见以后，我们发现，清朝的政治，大体上，要比明朝等朝代像样得多。……（康、雍、乾）形成了盛世时代。三个皇上，在位共达一百三十四年，占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天下的一半。在中国历史中，一个朝代的盛世能够持续得这样长、这样久，实在是老百姓的造化。

　　乾隆统治中国，有文的有武的，文的是《四库全书》；武的是“十全武功”。十全武功是两定准部（蒙古）、一定回部、二扫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降安南、两降廓尔喀。在完成“十全记”纪录的后两年，英国的使臣到了中国。中国的真相，开始在英国鬼子眼中亮了起来。这对中国说来，是一个恶兆。

　　过了不到半个世纪，这个恶兆变成了厄运——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大觉悟。中国人觉悟到，原来几千年的“夷夏之防”，防来防去，竟防的都是自己人，实在不算是什么“夷狄”！这回来的金发碧眼的英国鬼子，才是真正的夷狄！

　　可是，一切都太邪门了一点，中国人简直不太能应付这种新局面，其困难情形，恰如李鸿章说的，一方面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是“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种“变局”和“强敌”，都被清朝政府倒楣碰上，结果只好丢人现眼。现在我们看清朝历史，在对他们论定的时候，也该注意这一点。

　　十三 民国演义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辛亥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就职的，阳历正是1912年1月1日，这一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结束并不在同一天，清朝结束是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历是1912年2月12日，前后相差四十三天。

　　这四十三天中，南方北方之间达成一项重要的认同，就是民族观点的博大化。……2月18日，发表“孙大总统布告天下电”，表明“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很博大的。清朝主政者开始“人心思‘汉’”和民国主政者停止“人心不‘满’”，停止“驱逐鞑虏”的时间性政治性号召，大家以博大观点示人以广，这是民国成立的第一步。

　　不错，“亡国未有若此之易者”，但是国“亡”了，旧政权和新政权之间，竟能以“优待条件”达成博大观点的和平解决，这真是中国人的政治技术！

　　中国人的政治技术，千百年来，一直表现在帝制王朝里，民国来了，对中国人是一种难乎为继的新经验、新试验、新考验。中国的先知告诉中国人——“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的前途，还需要顺天应人的革命！（《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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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中国传统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没有认知的思想，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禁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代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

　　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十三年和十三月》）

　　不合逻辑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大毛病，是立论推理不合逻辑，经不得方法学的解剖。（《寻乐哲学》）

　　儒与道的“不死思想”

　　不死的思想，细分有两派，一派是指形骸不死，一派是指灵魂不死。中国的儒家接近形骸不死，道家接近灵魂不死。

　　儒家像埃及人一样，希望保存形骸，儒家提倡厚葬，就是对形骸的重视。儒家宣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在”字，有它相当的具体性。

　　道家就比儒家彻底得多、进步得多。道家相信形骸和灵魂是两分的，灵魂的存在，无须倚靠形骸的具象。《庄子》里写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他就反对。（《不老·不死·尸》）

不死构想

　　不死的构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有着深远的来龙去脉。传说里西王母有不死药，后羿讨了来，自己还没吃，就给嫦娥偷吃了，演出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证明了为了争吃不死药，中国第一场太太离家出走的戏，就这样构想出来了。

　　这种不死的构想，在中国文献里经常流露：《山海经》里有“不死民”、“不死之国”的话；《吕氏春秋》有“不死之乡”的话；《淮南子》有“留不死之旧乡”的话。这种构想是很普遍的。

　　这种构想，到了帝王大脑里，由于他们有力量、有权势，倒真的想如何可以长生不死了。于是，长生骗子就出现了。（《不老·不死·尸》）

　　古时的邮差

　　古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事，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的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传令——全国大跑马》）

　　大人物生时“不简单”

　　中国人几千年来有一个大传说，人人都信。

　　这个传说就是：凡是有点名儿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

　　所谓不简单，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的家人总要碰到些怪事，或是看到些怪光、或是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些怪梦，……总之非常那个。

　　所以大人物，生起来皆吓人倒怪。

　　可是，中国人并不说这些事情怪，他们说这是“祥瑞”，祥瑞就是“可喜可贺的征兆”。

　　每个大人物生时都有“可喜可贺的征兆”，这叫“生有异禀”。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若来得稀松平常，那就前生注定没发展。

　　所以，你看到这里，应该赶紧把这本书放下，快到厨房去，问问你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跟你老子有没有碰到些怪事？看到些怪光？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了些怪梦？

　　如果她说没有，你千万拜托她仔细想想看，如果实在一点也没有印象，那你就糟啦！——你这辈子，休想成大人物啦！

　　祥瑞是表示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背后有鬼神撑腰。古人都疑神疑鬼的敬鬼神而不远（孔夫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没人敢远），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就跟鬼神搭上关系，自然就得天独厚，不由你不另眼看待、不由你不服。

　　祥瑞外一章是身体上的特征，所谓“圣人皆有异表”。……什么南北朝陈武帝“日角龙颜，垂手过膝”，什么唐高祖“体有三乳”等等等等，鬼话连篇，翻翻古书，就不难碰到。身体上的特征，在古人看来，虽是祥瑞的一种，但一经科学检定，就毫无道理。即以“舜目重瞳”为例，古代名流，重瞳的，帝王级有虞舜、项羽、王莽、吕光、李煜；臣子级有颜回、沈约、鱼俱罗、朱友孜等人。但重瞳是什么？只不过是白内障而已！如果重瞳算是伟人，那么眼科医生整天要被伟人烦死了。（《征兆——来头可不小》）

　　旧传统与新观念

　　在旧的传统里面，有许许多多“持之无故”、“言之无理”而不能使人心服的霉货，但是经过一些异端与急进者的“推陈除新”、“除旧布新”的鼓吹，许多旧的恶习被淘汰了，许多新的规范树立起来了，例如在旧观念里，结婚要“拜天地”，但是当新观念来的时候，新郎新娘甚至相对行礼都没有意义了，这不是“新教条”所具有的意义么？（《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可做道德判断的条件

　　中国人不太清楚“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东西，中国人不太承认有这种东西，总是“二分法”的把任何东西都分成道德面或不道德面：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例如，“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又如，“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并且天地只是大类，细节可以分到“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以致道德无所不在，若有不在，也不会空白，一定就有不道德在。这样泛滥的结果，中国人看事情，总把不该被道德判断的客体，也大力加上道德判断。（《张小兰冤在哪儿？》）

　　吃人肉

　　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她虽是咸丰皇帝的老婆，但不是大老婆，大老婆是慈安太后。传说咸丰皇帝临死前，怕慈安被慈禧欺负，特别给慈安一个密令，内容说如果慈禧欺负人，就可以把她宰掉。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对慈安非常尊敬，目的就是要骗慈安，使慈安毁掉那个密令。有一天慈安病了，慈禧竟在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来熬药，送给慈安吃。慈安很感动，认为慈禧简直是她的亲姐妹，对亲姐妹，还要密令干嘛？决定把密令烧掉。谁想到慈安把命令一烧，慈禧再也不买她的帐了，再也不听话了。后来传说慈安的暴毙，还是被慈禧下毒的。说来说去，这一切，都是当时吃人肉惹来的麻烦。

　　吃人肉，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真没想到这种荒唐的事情，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那么多的血淋淋的纪录。现在人唱《满江红》，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竟然洋洋自得，大概是传统老毛病的发作吧？不然的话，怎么这样莫名奇妙？（《吃人——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娱乐并非大逆不道

　　中国传统文化看轻娱乐，是一件很不幸的演变。中国的正统思想家们，他们的普遍特点是鼓吹严肃哲学，他们铸造的标准人像是正襟危坐、肃穆森严的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没有轻松也没有娱乐。他们的习惯是把一切都纳入“道德”的规范，常常用道德标准量来量去，甚至量到跟“道德”并不相干的事物上。例如吃一块切不正的肉，有何道德问题？可是古人却坚持“割不正，不食”！又如吃的东西的好与坏，又有何道德问题？可是古人却责备吃好东西的人，认为只有吃着“恶食”，才能“志于道”！（《寻乐哲学》）

　　师道之下无是非真理

　　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于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便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一定要被围剿。（《师道与是非》）

　　中国“赌”

　　“赌”这个字，它的原始意义叫“钱戏”，见于“一切经音义”。“赌博”两字连用，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靠打射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至少远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不流行。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博”的材料，如《家语》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管子》中“……发五政，一曰‘禁博塞’”；《史记》中“荆轲与鲁句践博，争道”等等，都是指赌而言。这些材料，都证明了中国人尚赌历史之早，证明了我们的老祖宗们，除了大谈仁义道德者外，固不乏有大赌徒存在。

　　另有一种流行的赌叫“摴蒲”，照《博物志》的说法，此物乃老子李耳所发明，如果属实，倒真是士林佳话。老子不但写《道德经》，还发明大赌具，这种赌具，最为晋朝的陶侃所恨，陶侃说：“圣人惜寸阴，众人当惜分阴。……摴蒲者，牧猪奴戏耳！”所以他要把这种赌具丢到河里，以示痛绝。其实当时的赌徒们大可提出异议：“你陶先生喜欢搬砖头，难道算惜分阴吗？把砖头由屋里搬到屋外，再由屋外搬回屋里，难道比赌更有意思吗？”（《中华大赌特赌史》）

　　国粹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中华大赌特赌史》）

　　“麻将”东征记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继薛平贵之后，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钓鱼、喝茶、写字、下棋等等清爽之事，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牴”而成为日本国戏，理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碰和”、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中华大赌特赌史》）

　　“国”字号

　　咱们国内“国”字号的“国粹”太多了，外国有戏剧，咱们有“国剧”来挡；外国有拳击，咱们有“国术”来挡；外国有绘画，咱们有“国画”来挡；外国有音乐，咱们有“国乐”来挡；外国有新学术，咱们有“国故”、“国学”来挡。（《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论“中医”

任何大脑清楚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根本和正统医学相去十万八千里。在正统的科学医学面前，中医所用的“术”是道道地地的“邪术”，所用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不正当方法”（请注意退到几千年前，在苗父眼中，不用祷告是“邪术”；在俞附眼中，吃汤药是“不正当方法”）；绳之以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医药卫生的立法与行政，都不能认可中医不是“邪术”、不是“不正当的方法”。

有了这种体认，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天天痛骂的密医伪药，实在包含中医中药在内。因为人人都知道所谓“密医”的“密”，并不是潜伏的“密”，而是不合科学医学法则的郎中。这种郎中，不但不“密”，反倒天天在报上大做其广告！同时人人也都知道所谓“伪药”，是不合乎科学方法验证的药物，凡是“科学”没尝过的药物，不管是神农尝过也好、黄帝尝过也罢，都要算是“伪药”。当然这种确认是为中医和中医卫道者绝不承认的，但这就好比一个伪政权和伪政权的拥护者绝不承认他们是冒牌的一样。我们绝不因为他们承认我们的西医或政权为合法，就说他们合法——这是不能交换的！（《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床

　　话说我大中华老祖宗，从树上下来以后，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这个答案，可真不简单。要了解这个真相，首先得放弃我们现在对床的定义。不放弃这种定义，我们无法了解老祖宗和他的床。

　　老祖宗给床下定义，说：“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下一句一看就很邪门，有问题，“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种定义，与其说是指床，倒不如说是指棺材。好，不再说不祥之言，就通过这种定义吧。

　　就这样的，问题的开始，就是学问的开始。有学问的答案是：——古人没有板凳、椅子、沙发，古人坐在地上，坐了好久好久，才学会坐床；一坐上床，床就坐卧两用；所以才叫“人所坐卧曰床”。（《床上功夫》）

　　席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做“席”（蓆），席是老祖宗表达尊卑、区分人我、划清势力范围的一个妙单位。这个单位，可以在必要时候一分而二，叫“割席”。任安与田仁在平阳公主家，被安排“与骑奴同席而食”，两人大不高兴，就把席一割，表示不同席；管宁与华歆在一起念书，门外有车马之声，华歆起来去看热闹，回来就被管宁割席，说你格调这么低，“子非吾友也”！这两个故事，都含意很深，都说明了“同席”是有规矩的。

　　不但同席有规矩，同席的细节也多得很，东边主位的是“首席”，西边敬陪末座的是“席末”，我们现在常用的“出席”、“入席”、“筵席”、“酒席”、“离席”、“逃席”、“缺席”、“主席”等等，都是从这儿变出来的。因为席有这么多名堂，所以有“避席而请”、“越席而对”、“侧席而坐”、“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席不正不坐”等种种典故。（《床上功夫》）

　　椅子的由来

　　床的体积太大了，总是难免惹人同坐或鼾睡，殊嫌美中不足；何况庙堂之上，摆个大床，实在也不好看。这时候，西方文化帮了大忙，一种叫做“胡床”的东西，传到了中国，时间在2世纪尾、3世纪初。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胡金铨他们专用的导演椅，只能老子一个人坐，这就是椅子的前身。中国人接受了椅子的西方文化，到了北宋末年，全国大流行，统治者有御椅，大富翁有檀香椅，大强盗有第一把交椅，于是，全国男女老少，都从此坐有坐样，卧有卧样，不再坐在床上，更不席地而坐了。床和椅子，从此也变成两件家具，不一物两用了。（《床上功夫》）

　　中国人喝酒的故事

　　一个三国时代的郑泉（孙权的吴国人），临死以前，要求把他尸体埋在做陶器的工厂旁边。他说：“以后我的尸体真成了土，土又可被陶器工厂做成酒壶，那样我多过瘾呵！”

　　这是中国人爱酒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幽默。

　　喝酒一件事，本来是一种享受，但是中国人却把它过度礼节化，弄得反倒不自然，反倒逼出些纵酒吐酒的酒鬼。一个攻击酒礼的故事，很有意思：钟毓和钟会兄弟小时候，以为爸爸睡觉了，一起偷酒喝。其实爸爸没睡，正在偷看他们的偷酒表情：钟毓喝酒的时候，“拜而后饮”；钟会呢，却“饮而不拜”。爸爸奇怪了，便起来问理由。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可是钟会却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历史上，用酒来办事、来避祸的例子也很多。曹参为了怕官吏打扰老百姓，整天喝酒示范，表示我们做官的，只要喝酒就好了，别去找老百姓麻烦；陈平也为了对政事不表示意见，整天喝酒装糊涂。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在酒中得到了真理与存在。历史上禁酒的工作都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酒——如果喝得好、喝得少、喝得巧，到底是一个不会出卖你的朋友。（《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说“酒”

　　“酒”字的历史既然这么久，喝酒的人既然这么多，所以，在历史上，酒所占的重要地位，所发生的微妙影响，自然也就多得不得了。

　　酒在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作用，是它一开始就弄亡了两个朝代。中国夏朝最后的皇帝叫姒桀（姒是他的姓，桀是他的名），据说，他后来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叫做“酒池”，整天喝呀喝的，结果把国家喝丢了。

　　夏桀和商纣的故事，本来不必轻于相信，因为很可能是他们的敌人编造的。但故事的一种作用，都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喝酒过度的害处。

　　由于一开始，酒就在中国历史上闯了大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警告喝酒的文献。文献中最有名的就是《酒诰》，就是劝人戒酒的文章。

　　尽管劝来劝去，古代人还是喜欢喝酒，喝酒如故。

　　古代人喜欢喝酒，所以喝酒的名堂也最多，喝酒的家伙比现代人还丰富。以商朝而论，当时光是酒杯和装酒的，就有许许多多花样。（《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中国人的婚姻观与恋爱观

　　我们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讲道统的社会，在上层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合二姓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使命，在下层社会里，婚姻又带给婆家一个不花钱的小女工，完全脱不掉宗法和经济的目的，从来没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别提什么恋爱了。

　　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想法里，在“男女不杂坐”的纪律里，在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风俗里，卓文君固然是淫妇；贾充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

　　人人都限定要“以礼自防”，没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经书里告诉我们叔嫂不但不能通问，寡妇甚至也不能夜哭！几千年来，感情早就被我们放到冰箱里！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几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没有罗曼蒂克的真情。（《爱情的刽子手》）

　　中国传统“爱情”

　　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三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的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后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么？（《大中华·小爱情》）

　　中国人的“贞节”观念

　　“贞节”观念是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这本是古代中国人认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开始大行特行起来。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于宋朝的“哲学家”程颢的一段话：有人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的时候，那可怎么办？谁想到程颢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复是：“饿死就饿死算啦！饿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贞节却是大事情！”

　　程颢有一个大徒弟叫朱熹，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朱子”的，在程颢以后大力宣传他老师的这种错误说法，从此以后，中国人便中了他们的毒，着迷起来，中国的女人便在盲目的宣传下，不断的做着不近人情的维护贞节运动：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气得自己把胳膊砍下来，认为那只胳膊，已被那男人弄脏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结婚，抱着死人的灵牌举行婚礼。……提倡贞节提倡到这个样子，你说荒唐不荒唐？

　　政府方面，为了奖励贞节，有所谓“贞节牌坊”，是用石头架起来的牌坊，鼓励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为了维持贞节而死的女人。（《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泛处女主义

　　在已婚妇女中，有的为一言之“辱”而自杀（如秋胡妻）；有的为被劝改嫁而割鼻子（如梁高行）；有的割手指（如廖伯妻）；有的朝脸上涂大便（如崔绘妻）；有的为证明不怀二心而割耳朵（如刘长卿妻）；有的被人偷看洗澡而上吊（如王凝妻）；有的被人拉了一下手腕就大喊：“吾腕为人所污矣！”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杨炯妻）；有的耳闻别人说她闲话，她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如林国奎妻）；有的在大水来时，为了不愿自己的手被救灾的人拉住，宁肯淹死（如王京娥）；……这一切不近情理的“节烈”举动，哪一件不是受了观念的害？中了观念的毒？

　　所以我说，这些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的泛滥结果，这种“主义”的过度泛滥，自然就会把任何抽象的、实际的或偶然的无妄之灾，都当成了“断臂自矢”或“痛不欲生”的条件，都认定有伤她的尊严，都咬定那是“羞”、是“辱”、是“耻”、是“无面见人”，因而非诉诸激烈的行动就无以白其贞烈，这不是可怜复可叹吗？在“泛处女主义”的笼罩下，每个女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处女膜主义”从一而终，并且还有精神上的“处女膜主义”不容侵犯，谁在侵犯她精神上的处女膜（不管她是否有过性关系），她都是哇的一声叫起来，然后生闷气、寻短见——这真是高度的东方精神文明！（《论“处女膜整型”》）

　　娼妓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中国民族职业分类，大类是士农工商，中类是三百六十行，小类没分，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业。粉饰家不愿承认这种靠粉饰卖人肉的行业是一种行业，其实粉饰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过前者粉饰灵魂出卖；后者粉饰肉体出卖。后者的职业道德远高于前者，身世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有在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才能研究、呼吁、改善，一路粉饰的行为，固然不足自欺；若想欺人，也差上一大截。

　　现在粉饰中的卖人肉行业，形式上只妓女户，骨子里却包括酒家、地下酒家、舞厅、地下舞厅、理疗院和马杀鸡性起的理发厅。我们细察这些粉饰中特色，穷本溯源，会有“手足之情”式的发现，就是：现在妓女户与酒家等的演变，有固有文化的背景——有的与固有文化貌合神离，有的与固有文化貌离神合。它们在许多方面，蔚为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被洋鬼子望“中”兴叹。（《且从青史看青楼》）

　　中国的娼妓业

　　有谁想得到——娼妓在中国，竟是“公营企业”！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且从青史看青楼》）

　　可耻的娼妓制度

　　在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国，我们还背负着祖宗们遗传给我们的可耻的娼妓制度，这是很没面子的事。但是我们比祖宗强，我们在改善。例如祖宗们以“平康狎妓”为士人“雅事”，甚至把这种事“诗酒唱和”，恬然不以为耻；今天的士人们呢？他们再也不会如此这般的蔚然成风了，他们再也不敢在小报上公然为名妓颂诗代启了，他们逐渐知道这是既不名誉又很残忍的事了。这些现象，岂不是观念的进步吗？（《瑞典与废娼》）

　　工业社会与大家族

　　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是大家庭，家庭愈大愈好。所谓“九世同居”、“三代同堂”等是。但是这种大家庭，在农业社会里就麻烦丛生，进入工业社会，自然就更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家庭的基本型态是两代血统关系（父母和子女），而中国传统的理想大家庭则是两代以上血统关系，即所谓“族”（clan）制。而中国的许多道德标准、社会规范，也就从此而来。

　　但这些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在许多方面，显然已跟工业社会发生冲突。例如工业社会的家庭经济，只是两代，只能下“蓄妻子”而仰不足“事父母”，这时候，道德标准（例如“孝道”）就不得不被逼得打折扣。不了解这种变化，而硬以“孝道”律人或以“不孝”自责，是很不公平的事。（《中国的家》）

　　中国家族的流弊

　　由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强，它的流弊，也就多得不得了，变成了中国进步的障碍。综合它的大缺点是：

　　一、年轻一代没有自由。

　　二、年轻一代容易养成倚赖心，缺少开创精神。

　　三、男女不平等。

　　四、婚姻不自由。

　　五、容易伤感情，把八十岁到十八岁的女人，挤在一起，自然“妇姑（姑是婆婆）勃溪”、“妯娌不睦”、“姑嫂口角”、“兄弟阋墙”了。

　　六、太重“家法”，忽视法律。

　　七、太重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益和爱国观念。

　　中国家族的流弊，可真不少。家族观念走火入魔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开祠堂，执家法”，包括依“族规”第几条第几款，应该打多少大板或别的。（《家族——人愈多愈好》）

　　中国家族关系

　　中国人喜欢称道的亲属关系是“九族”，九族的关系是：

　　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自己→子→孙→曾孙→玄孙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家族；他不代表他自己，代表的也是他的家族。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惩罚的对象并不止于这个“罪人”自己，而要连累他的家。秦始皇帝时代就有“诛三族”的法律，要杀一个“罪人”的时候，他的父母一族，他自己和太太一族，他的儿女一族，都要杀得光光光。这种残忍而不人道的法律，一直流传着，甚至还变本加厉。隋朝时候，杨玄感造反失败，所受的惩罚，就是“诛九族”。明朝方孝孺为了反对明成祖篡位，大骂成祖。成祖问他说：“你难道不怕杀九族吗？”方孝孺说：“就杀我十族，又怎么样！”成祖说“就杀你十族！”于是，除了方孝孺的九族外，连他的学生，也当做一族被杀光了！

　　这就是由中国畸形的家族关系，演变出来的畸形法律和残忍事实。（《家族——人愈多愈好》）

　　五代同堂

　　中国的家的特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庭的结构”。所谓大家庭，就是家中不只父母子女两代几个人的小家庭，而是要所有有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块儿，大家谁都不要跑。“大家庭”的理想型态是“五代同堂”，堂是家里的大庭，大庭中有五代的亲属，才算过瘾。……中国人对这种大家庭，最着迷不过，他们对“五代同堂”的希望是“五世其昌”——五个世代代代代代代都繁荣而有福气。当然，搞不好，也可能五世其“娼”。

　　“五代同堂”，只不过是一个标准型态，当然还有“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等等。反正代愈多，愈证明了老公公老婆婆们的长寿，和小孙子小孙女们的早婚。（《家族——人愈多愈好》）

　　牵骆驼——中国民族的托古病

　　我们中国的湖北人，有一句土话，叫做“牵骆驼”。

　　谁都知道骆驼有两种，一种叫“单峰骆驼”，一种叫“双峰骆驼”。

　　湖北人大惊小怪的原因，一来是因为他们少见多怪；二来是骆驼本身也着实令湖北人惊怪。骆驼是个庞然大物，斜鼻孔、慢吞吞，又有唐朝好汉的本领，可以力托千斤，看起来的确叫人惊佩。骆驼除了有这些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大特征，就是虽然它的外表巨大古怪，心地却非常顺良。顺良得可让任何三尺童子牵着鼻子走，绝不会像湖南驴子一样的反抗。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掌握一条骆驼，毫无难事。但是，这个秘密，聪明的湖北人竟不知道。于是，一二走江湖的湖北人，便利用他们同乡的无知，开始诈欺，开始做买卖。

　　例如，一个卖草药的，他做走方郎中，没有人信他的草药能医百病；可是当他背后牵了一匹骆驼来卖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人们看到他能把这么又大又怪的家伙“驯服”，心里立刻肃然起敬，心想此公一定神通广大。于是，在五体投地之余，自然连带对他的草药也相信了。

　　因此，流风所及，在湖北卖草药的人，经常总是牵了一匹骆驼，湖北人一看骆驼，立刻就狂起俄国老毛子巴甫洛夫所搬弄出来的“连锁反应”，自然也就狂买草药。

　　用上面这个“牵骆驼”的故事，来印证中国的民族病，最有意思。中国的一个民族病是“托古病”。中国人一说话，最爱上托古人。例如孔夫子牵尧舜为骆驼，卖草药；朱熹又牵孔夫子为骆驼，卖草药；钱穆又牵朱熹为骆驼，卖草药。……又流风所及，“今”人总是爱牵“古”人为骆驼，卖那与骆驼毫不相干的草药。（《“古今”与骆驼》）

　　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

　　研究中国人想什么，怎么想，一定得注意中国人的怎样想什么。中国人有时候会发伟大的奇想，这种伟大的奇想，想入非非，使人怎么也想不透人为什么要这样想，能这样想，这样想又何苦来。

　　中国人怎样想什么，七想八想，其中妙的很多。最妙的一则是，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相信自然现象有时是受了人的感动而生，感动到火候十足的时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天雨粟，乌白头”，可以“天地含悲，风云动色”。

　　别以为这是中国民间愚夫愚妇的迷信，别以为这是我开玩笑，中国的第一流知识分子，的的确确把这种怎样想什么，郑重其事的认真处理。我举一代大儒顾炎武为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满纸荒唐言的第一号证据。（《人能感动蝙蝠论》）

　　“中国”太难了解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841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巫医不分家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若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问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中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

　　所谓“沙文主义”，它的来源是法国那个名叫沙文的老兵，这个老兵在拿破仑失败后仍然效忠而狂热，盲目而排外，是个标准的义和团哥儿们。“文化沙文主义”的目的，无非在想用中土之光，光被四表，使万国衣冠，尽拜中华冕旒之下。有这种如意想法的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用“武功”征服世界，在“武功”所及的边缘，再开始用“文化”来招降，这时候司马相如等御用文人便派了用场；可是事实上，往往“武功”并不称心，“武功”所碰到的，不完全是有眼不识泰山的“夜郎”国，所碰到的，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夜郎真的很大”，大到鸦片战争时被金发碧眼的“夜郎”打进家门来，这时候情况自然严重。最后八国联军一次，“夜郎”们逞尽了威风，于是中土沙文之士，乃纷纷宣告打洋鬼子们不过，于是又想出自慰的法宝，放弃束皙“补亡诗”中所谓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政策，改行“文化外悠”政策。掩武功以和平，敷文化以柔远，“文化沙文主义”，便于头破血流之日，开始大行特行了。

　　“文化沙文主义”和“义和团思想”，在20世纪开始以后的六十五年来，我们都随时可见，随处可见。“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文场”，是托诸空言；“义和团思想”的表现是“武场”，是见诸行事。（《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他们都是中国人

许多因赶杀自己民族的人，他们居然在历史上和社会上被称为“民族英雄”，这真是笑话笑说。在毛泽东之流眼中的“民族英雄”，所谓“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等等，就我李敖等新派史学家看来，完全是残杀同族的流氓，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读过我们本家李华《吊古战场文》的，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来以外，1840年以前，黄帝纪元公元前2694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三十四年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蛮貊！——他们都是中国人！（《长城还在动呵！》）

　　中国女人的小脚传统

　　小脚是把小女孩的两只脚，用布带用力裹起来，裹到骨头也断了，肉也烂了，可是不管断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的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

　　原来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老实”了。还有的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中国人骂人写文章又臭又长，讲演又臭又长，说是“王母娘娘裹脚布”。王母娘娘传说是黄帝的老相好，那个时代，还没流行小脚，太早了；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小脚起于五代“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可能又太晚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千四百年前“双行缠”“履头皆锐”“底平趾敛”“弹弦纵足”等现象。小脚的形成，是慢慢演变的，但在中国，起码已缠了一千年！

　　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恋”。古代罗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恋的现象，汉朝成帝对“可怜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曾有过这种喜爱。中国性变态的文人，很多都喜爱小脚——尤其是臭的小脚，难怪他们作品臭不可闻。中国文人为了喜爱小脚，要写《香莲品藻》这种书，对小脚大做科学分类，分为五类十八品，整天向往“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至于性变态的武人，就没这么风雅，他们要把小脚砍下来吃，“足下”害人，一至于此！（《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改名学

　　“改名学”，就是“老子改你小子名字的学问”。

　　“改名学”是对抗“命名学”的一种思想战兼宣传战。“命名学”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给人起名字，要讲究排行、讲究笔画、讲究字形、讲究音调、讲究犯不犯冲、……一名之立，有时真经过旬月踟蹰，所以立定之后，相沿不改，也不宜改、不必改。随着统治技术的推演与方便，衙门又有了自行立法，由官方强制严禁，竟一变而成不准改，如果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林”，我发了财，想在名字上来点泽被群生，而想改名“李万霖”，衙门是不准的；又如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财”，我当了民意代表，想把大名学术化，减少一点金玉满堂，而想改名“李万才”，衙门还是不准的。如果我能改成，那是我另有神通，内幕自非你“张乞食”之流所能洞鉴，不必多言。（《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罗斯是“祸”不是“福”

　　当年用罗斯福路做路名，的确莫测高深，我们自己的民族英雄，像黄兴、像蔡锷，都在大街上分不到路名，怎么有余额“挟外人以自轻”？所以，罗斯福路是该改的，但改的理由该和当年根本不该用的理由一样，而不该随一时一地的政治情绪而转移。如果一切都要符合政治情绪，那我就要提议改名“罗斯‘祸’路”，以为口诛，以为笔伐，以为知过必改，以为上当学乖，以为复兴固有的“改名学”文化。（《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中国人与游泳

　　中国古代的雅人们，对水的看法，可有点特别。“沧浪之水清”的时候，他们要“濯我缨”（洗帽子）；“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他们却要“濯我足”（洗脚），他们从未想到要洗洗身体，更甭谈“游泳”了！

　　“游泳”在中国传统中，不属于正统运动范围，也不属于一般娱乐范围，“游泳”这玩意，至多是“浪里白条”式水上人家的专技，任何身强体壮的大汉，只能在陆地上展览他的阔臂肌，一旦不幸下水，就只有口吐白沫的分。《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本何等威武，可是一落清波，就被浪里白条张顺灌得“喘做一团，口里只吐白水”！李逵皆如此，其他大汉可以想见！其他大汉皆为此，其他小娘子更可想见。故总而言之，中国古人对“游泳”这一门学问，实在差劲，因而从尾生以下，被淹死的记录，也就颇多。奇怪的是，尾生明明不会游泳，却偏偏跟女朋友在“水门”旁边约会，结果竟送掉老命一条，真是哀哉！（《写给模特儿看的》）

　　中国思想史里的“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夫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荀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避讳

　　中国人这门学问，叫做“避讳学”。

　　“讳”是什么？讳就是“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有的因为顾忌的缘故，有的因为隐匿的缘故，把一个名字，或一件事实，知道了却不说，反倒说成别的，这就叫做“讳”。

　　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件事实，知道了要不说呢？照中国传统的高见，是因为说了就是不吉祥或不恭敬或大逆不道，所以才“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用文言文的说法，是“讳言”、是“讳莫如深”，这一类的说法，还有很多。

　　对一件事实的“讳”，大部分是指隐匿一种真相。比如说，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古人却忌讳提到它，认为不吉祥。所以古人说一个长辈快死了，用的表达法是“倘有不讳”。“倘有不讳”的意思翻成白话是：“假若有隐瞒不住的时候”，就是“倘若死的时候”。

　　除了认为不吉祥的意思外，还有一种是指对某种事实的隐瞒。（《避讳——“非常不敢说”》）

　　中国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太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九万九千零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菁华”来包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20世纪70年代种种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经典救世是串假戏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做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话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去他的“万古纲常”

　　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总喜欢有个“简单的确定”，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种“万古纲常”头脑的人，绝不配谈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爱国主义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筋斗；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道”！（《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穿”固有文化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时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大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人的“征兆”传统

　　征兆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只此一家大传统，当然也是五千年来只此一家的大骗局。它的历史太深了、太远了，深远得变成了一个坚固的骗人公式，大家一提到某某名人，就会公然用公式套他一下，明知是鬼话，可是谁也不敢说破，只要有利，谁也乐得相信，或者叫别人相信。你别以为这些是历史了，才不呢，就是这套大哲学，使中华民国袁大总统世凯先生抛弃了总统，想改行当皇帝，为了他相信他自己曾以“五爪大金龙”的正身，睡在床上过。“真龙转世”的大哲学，在上为帝王将相，在下为王元龙李小龙，以至看相摸骨的龙海山人，人人都多少反射到。你老兄一定也有这种传统的荒谬反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老是在浴室镜子里，偷偷看你“主贵”的那颗痣？（《征兆——来头可不小》）

　　讲理与讲礼

　　中国民族对“讲礼”很拿手，对“讲理”却不在行。

　　“礼”在古典解释里，虽然也有“理”的意味，但是两者你东我西，愈分愈远。“礼”变成人与人“交接会通之道”，变成仪规，变成俗套，甚至变成虚情假意。在这种方向的演变下，“礼”在许多点上，就跟“理”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在“礼”是讲谁大谁小的；“理”却是讲谁对谁错的。讲谁大谁小，就没有是非可言，一切都是听凭摆布，一切都和稀泥，这就叫“礼之用，和为贵”。

　　在“礼之用，和为贵”路线上发展的民族，一切都要“以礼自防”。除非特立独行之士，谁也不敢“无礼”。（《讲理与讲礼》）

　　论“不守清规”

　　读过《宋人轶事》的人，一定喜欢那苏东坡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读过《水浒传》的人，一定喜欢那整天打人打山门的鲁智深花和尚。为什么人们喜欢这类酒肉和尚？答案是这类和尚“不守清规”，尽管不守清规，但他们的为人却正直、幽默、令人怀念常想。这样看来，所谓“清规”，显然已经没有必守的价值，“不守清规”的和尚，照样可能成为一个好人、一个男子汉。

　　佛印和尚与鲁智深花和尚，在佛门中，应该归入“禅宗”的一派。这一派的真正精神，是反对佛门中的庙宇仪式，反对佛门中的繁杂“形式主义”。

　　这类禅宗的先驱者，他们先知式的信仰是：“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在这种开明信仰的光照下，佛印会开苏东坡女人的玩笑，而鲁智深呢，不但自己大吃大喝，还要硬讲别的和尚吃狗肉！

　　正统——所谓正统——的佛门不承认他们，但他们也不屑于正统佛门的承认。

　　在中国思想史中，王阳明一派的末流，言行风采已跟这种禅味相当接近，这些智慧的中国古人，他们不谋而合的，也成了“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信仰者。

　　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不可忘记我们老祖宗们那“不守清规”的一个面，不可忘记他们的自然与快意，不可忘记在形式主义的森严气氛里，他们曾以笑脸和血汗，把过度严肃的传统文化，赋了生机、开了新路。我们怀念他们，我们向他们致敬。（《寻乐哲学》）

　　中国“拦路告状”的历史

　　拦路告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中国老百姓，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忍气吞声，第二是直接喊冤，第三是揭竿而起。“冤”字在中国象形文字里，上面是个罩子，下面是个兔子，把大无辜家兔子罩住，无法兔脱，自然冤哉枉也，了无疑义。老百姓如何不做兔子而做人，这就得另谋补救之道。主要补救方式有三：一种是“捶登闻鼓”，就是在皇宫外面捶一面大鼓，让皇上听到，好问他冤在哪儿。这种方法，后来名存实亡，变成了间接的“登闻鼓院”了，登闻鼓院是转达的衙门，这样一来，所有直接的用意全部消失，捶也白捶了！

　　捶登闻鼓以外，另一种就是“立肺石”。肺石是一块红石头，老百姓有冤，可以跑上去站三天，能站下来，就有专门人员过来问你案情，并负责“通天”。这种喊冤，在程序上虽然间接，但在形式上，却有直接的视听效果。站红石头的意思是叫老百姓说真话，“使之赤心不妄言”，有点类似洋人按圣经味道，只是脚踩赤石罢了。至于立肺石的实际情形，显然大打折扣，如《梁书》武帝纪里有“可投肺石函”的话，足见喊冤已喊进“意见箱”了，其下场可知；又如《玉海》记武则天时有“肺石不须防守”的话，足见要喊冤的，还得通过治安单位人员“防守”这一关，其下场又可知。所以“立肺石”也者，费时而难见其利，明矣！

　　既然敲鼓罚站都难以下情上达，最后只好亲见皇上的一法了。但皇上在深宫里，老百姓哪看得到？唯一的机会是：等皇上出巡或出来玩的时候，半路上把他拦住，这种拦法，有个专门名词，叫“邀车驾”或“迎车驾”或“乘舆诉”或“递御状”或“拦舆”或“拦舆递禀”。理论上，统治者为了探求民隐，尚不反对“邀车驾”，只是严格规定必须冤情确凿，不然就给你好看。好看的方式，在唐朝是“杖八十”（打八十棍）；明朝、清朝是“杖一百”，表面的罚则比起古人的严刑峻法来，尚不算重，只是实际上罚的，就大有出入，因为随时可用别的罪名整你；别的罪名也预备好了一大堆，等着整你。如清朝规定：皇上车驾“行幸瀛台等处”而拦路的，则照“迎车驾申诉律”办；但“车驾郊外行幸时”而拦路的，却照“冲突仪仗律”办。这就是说：车驾也不是那么好“邀”的，邀错了地方，就视同“犯跸”，说不定还当大刺客办你呢！

　　这样一来，老百姓有奇冤异惨，想直达天听，可说千难万难。于是，他们只好降格以求，把“包公”、“彭公”式的“青天型”人物，当成跪地苦求的对象，高喊：“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上诉！”（《拦路告状不可拦！）

　　横扫封建主义

　　中国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无孔不入的，要横扫它们，得先一一纵深切入才能解决。一一纵深切入的战术是：不分大题目小题目，只要能大题大作或小题大作，显示出“大手笔”，就值得一写。因为这种纵深切入，一方面是把本题给解决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你真正的“借题发挥”带进场。（《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

　　外国的不避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大家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避讳——“非常不敢说”）》

没有忌讳的新时代

　　中国在走入20世纪以后，慢慢的，也学会了用一个尊敬的人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这并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中山县”、“立煌县”、“罗斯福路”、“麦克阿瑟公路”等等，都是这种转变的证明。时代毕竟是进步的，中国也不知不觉的在进步。在进步过程中，一切落伍的旧习惯，都必须被抛弃。在没有忌讳的新时代里，一切旧的忌讳，都将是历史的陈迹。让我们了解它，可是不要再复兴它。（《避讳——“非常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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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学

　　——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

论中国文学五千年

　　五千年的庞大文学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我们的五千年文学史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我们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我们的“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至多只是在一首小诗、一阕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我们“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我们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奁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我们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阵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我们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个《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梓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梓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我们真失败！（《爸爸·我·文学》）

　　中国文章史

　　中国文章，一开始不是文章，而是“诗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诗歌是当时白话和文言二合一的产物，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最喜欢用单字重复来绘影绘声，描写黄莺，就来个“其鸣喈喈”；描写桃花，就来个“灼灼其华”，很少会变花样。我们读《诗经》，看到的，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

　　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变为“辞赋”，辞赋开始变深了。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命令下来，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没办法，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谁念得好，就给谁官做。这种奖励，就是科举的起源。有了科举，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中国人这么喜欢写文章——写讨政府喜欢的文章，骨子里，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到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做作极了。因为太做作，从隋唐到北宋，文章转为“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看谁文章写得好？》）

　　李敖眼里的“中国文学”

　　对中国文学，我个人早已从压根上失望。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骈文”、“古文”、“时文”、“八股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或是“革新”、“守旧”……不论从哪一路数的进退冲守，在我眼里的中国文学，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桎梏”、“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小异而没有大不同。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字辞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文学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重要骨头！《爸爸·我·文学》

中国文学史中小品文凸出

　　文学在中国古代，是跟道家、方士、阴阳家、纵横家的思想相近的东西，文学寄生在思想文学中，思想文字也孕育出文学。《庄子》中的许多表达，既是思想文字，也是文学。

　　由于中国文句结构、流传工具等的限制，中国的文学遗产，最具特色的不是长诗，不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而是片段的小品文。中国的文句结构、流传工具、意识形态，无法表达长诗和小说，也无法驾驭长诗和小说，所以大篇巨制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总是很缺乏，总显不出成绩。于是，中国文学的天下，便成了小品文的天下。（《中国文学史中的小品文凸出》）

　　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那时候的诗，事实上是歌谣。歌谣分随口唱的“徒歌”，和随着乐器唱的“乐歌”。当时的音乐家叫乐工，他们搜集这些“徒歌”和“乐歌”，编成唱本，有三百多篇，就叫“诗”或“诗三百”。后来乐谱散失了，只剩下歌词了。

　　到了孔子时候，他把诗给道德化了，用来做为教条。例如《硕人》诗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明明是写漂亮女人的，但孔子却硬扯在画画上面；还引而申之，硬扯在修养上面。孔子主张“思无邪”，这样一规范，歌谣的本来面目就被曲解了。

　　自从孔子给这些歌谣定下规范后，后来的人就更变本加厉了。汉朝以后，把它用“经”给供奉住，就叫《诗经》了。从此说诗的，就提出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来发挥，本来面目就更远了。（《狂童之狂也，鸡巴！》）

　　诗无达诂

　　中国人历来都号召读经，读经的内容起码是四书五经。因为经书中有许多玄妙的词句，所以后人的解释，也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经书中最有味儿的是《诗经》，关于诗经的解释，因为各执一词，所以闹出来一句成语，叫“诗无达诂”。翻成白话，就是“诗没有固定的解释”。阿猫说诗的意思该如此如此，阿狗却说诗的意思该这般这般，其实诗的真义如何，阿猫和阿狗可能全对，也可能全不对，而该是阿牛阿马对。（《“舒而脱脱兮！”》）

　　文言文害死人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寿序、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愈来愈木乃伊，小毛头们没人要看文言文，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才勉强看看，应付考试和老师。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它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仿佛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自然种屁得屁，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迹何来？（《看谁文章写得好？》）

　　好文章的标准

　　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得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就表示了，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看谁文章写得好？》）

　　新时代的新标准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载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绝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却人云亦云的跟着说它好，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我们该有这种气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当你被一篇滥文章烦得要死，你除了大骂狗屁，还能骂什么呢？（《看谁文章写得好？》）

　　诗人要抽税

　　如果我是国税局局长，要抽三种税：一、医生写文章，抽税；二、画家写文章，抽税；三、诗人写诗，抽税。抽前两种人的税，为了医生和画家不务正业；抽后一种人的税，为了诗人专务正业。

　　诗人实在不是一种正业，因为——照爱默生和梭罗等的说法——人人内心深处都是诗人，人人可以成为诗人。既然大家都是，为什么有人却专门以诗人自居，整天摇头摆尾，写那不知所云的狗屁？他们除了只会将一些抽象名词排列组合一阵外，弄出来的，全无丝毫意义。从这种观点来过滤，他们不但不是诗人，反倒是骗子。甚至还不如骗子，骗子至少知道他持以行骗的内容是什么，可是要命的诗人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李诗廿四首》）

　　狂叛品

　　谈到文章，在明朝有所谓“文章二十五品”之说，其中有“简古”、“典则”、“讽切”、“刺议”、“攻击”、“潇洒”等二十五品，我认为在这些“品”中，一项重大的遗漏可说就是“狂叛品”了。狂叛品的文章最大特色是率真与痛快，有了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狂叛品的作者深知写文章的重点是在表达作者的意思，只要能达意，使读者痛痛快快的读下去，“形式”上面的计较，是可以不必的。所以嬉皮笑脸，不失为文章；亦庄亦谐，也不失为巨作。（《<传统下的独白>自序》）

　　伪君子的文章

　　我生平最讨厌一些伪君子们在文章上装模作样忸怩作态，一下笔就好像一脑门子仁义道德之气，充塞于白纸黑字之间，读其文，似乎走进了孔庙中的大成殿，好像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番不可；读过之后，幸运的读者要昏昏欲睡，不幸的读者便要吃强胃散，文章也者，写到他们那种地步，真算罢了。（《<传统下的独白>自序》）

　　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

　　武侠小说在中国，本有它深远的历史背景。它最早的流行时期在唐朝晚期。当时藩镇为祸，大家多有养侠客报私仇的情形，唐朝的两个宰相都死在侠客手里。当时又因为受到阴阳道士佛陀外夷等的影响，更增加了腾云驾雾的气氛。而武侠小说也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冒了出来。如许尧佐的《柳氏传》、柳堤的《上清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薛调的《无双传》、裴铏的《昆奴传》、《聂隐娘传》、袁郊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等，都是所谓一时之选。

　　武侠小说又一个流行的周期是在清朝的晚期。满洲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及汉人石玉昆的《忠烈侠义传》（《三侠五义》）都是最有名的。以后又有俞樾改写的《七侠五义》，以及什么《忠烈小侠五义传》、《续小五义传》、《永庆昇平》、《万年青》、《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刘公案》、《李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等等等，一淌下来，刀光剑影，侠气冲天。

　　武侠小说进入民国后，已经走向《三侠剑》、《蜀山剑侠传》的路数，这个路数是功夫愈来愈离谱，情节愈来愈荒谬，举凡武林兵器、山巅道行，都愈来愈走火入魔，极怪诞之能事。换种说法，就是这种武侠已经愈来愈脱离晚唐时代的历史背景了，在表面上，已经完完全全跟现时代脱节了。（《“武侠小说”，着镖！》）

武侠小说的罪状

　　如果武侠小说的罪状只跟现时代脱节，那我绝不责备它，至少我还承认它起码有点娱乐性的价值。但是事实却不这样简单。武侠小说降至今日，它的最大罪状，乃是它助长了并反射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这种挫败情绪，正好从武侠小说中，得到手淫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

　　十六年来，我们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自由人，面对着大陆的失去，不能急于“青春做伴好还乡”、“光复故土”，心情的沉重是无法避免的，现实上地小人稠的苦恼也是无法避免的。这时候，逃避现实者和弱者们，他们难免不在挫败的情绪下选择一个“发泄甬道”。这个甬道，就是目前“新剑侠派”的“小说”。

　　“新剑侠派”的特色不是“旧剑侠派”的多年练功苦修得道，而是投机取巧霍然成侠。它的格局多是一群妇人、孺子、跛子、瞎子，一些弱者或有缺陷的人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秘笈”或“天书”一部，然后突然侠身剑骨起来，任何好汉也打他们不过。因此在“新剑侠派”的产品中，它的结局多是“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

　　所以，今日的武侠小说，它不但使人沉醉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还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这种危机，在自由中国，能清楚地看出来并写出来的，只有“先知”李敖一个人，所以我不得不写出来，同时提出警告。（《“武侠小说”，着镖！》）

　　中国的文学家

　　中国的文学家都是穷兮兮的，非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两手推车不能活。如此艰辛，真的文学家早都饿死了。故台湾今日之文学家，并非真文学家，只是政治文学家、教书文学家、武侠文学家、农复会文学家……。（《於梨华和她的小说》）

　　中国人的怀乡病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怀乡”是一个主要的部分，甚至是一个过度被滥用了的情绪。不论圣贤豪杰或阿猫阿狗，只要一离开他家乡三尺远，便开始“行吟”起来、“感怀”起来，正如陆机所说的：“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他们的情绪模式（pattern），已经完全变成了滥套子，他们顾影自怜的“哀号”，也完全变成了诗词中的陈腔滥调。

　　“怀乡”观念的基本成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通讯的不方便。这些因素，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所以“怀乡”的意义也就愈来愈没意义。

　　所以，在现代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还整天以离乡背井为浩叹的资料，我们不得不怪他有点小气派，怪他缺乏“天地为我庐”的心胸，怪他对“锦绣山河”的全面性没有统一的认识。（《从乡愁到大气派》）

　　白话文

　　为什么活人不说话？为什么现代人要说古人话（并且有的还不是古人话）？这种的所谓“绮词丽语”式的“白话文”呀！它们是徐志摩、朱自清、易家钺（君左）、谢冰莹和“苏雪林老婆婆”等等等等搅出来的，他们是祸首。（《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辞汇》）

　　中国文学史中的异源合流

　　中国文学从古代起，就分为两大干流：一是民间的；一是文人的。这两者来源不同。例如上古的民间文学是“风”，文人文学则是“雅”和“颂”；又如中古的民间文学是汉魏六朝唐的乐府；文人文学则是汉魏六朝唐的诗赋；再如近古的民间文学是宋词元曲，文人文学则是呆板的诗文。……这两大干流分野都很明白。

　　但分野尽管分野，常常经过若干时间，两者又有合流的倾向。例如汉魏的民间文学乐府，到六朝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拟古乐府，于是乐府便发生合流的现象；又如元朝的民间文学曲，到明清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作传奇，于是曲便发生合流的现象。

　　以上的现象，叫做学文史的“异源合流”。这种异源合流，有时生佳儿，有时产劣种。前者如唐诗的昌荣，后者如元曲的败坏。研究文学的人，若不能看到这种变化，便算未曾了解其中的现象。

　　能分出中国文学史中这种特殊现象，加以研究，打倒普通堆砌材料的中国文学史，才是有思想有见解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的异源合流》）

　　从琼瑶小说论文学的题材

　　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面革心，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的《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个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没有窗，哪有“窗外”》）

　　作家的责任

　　大堆人中，甲和乙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不同，丙和丁又没有什么观点上的两样，大家是那么的相似，相似得没有奇思、没有个性、没有不受老顽固压榨过的思想。我们手执笔杆的人，面对这些软跁跁的风气，我们怎么能够也随波逐流呢？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告诉青年人，什么生活才该是他们应过的生活，什么感情才该是他们应有的感情。我们要敲打出一种声音，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这种声音的回响；我们不该附和着他们，与他们的错误“灵犀一点通”，用做“共鸣”式的二重奏！

　　在这些博大的原则底下，在这些遥远的方向底下，做为新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向一切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的混乱思想宣战，我们不再容忍它们来毒化青年少年的思想，蛊惑这些清白小朋友的心灵。（《没有窗，哪有“窗外”》）

论作家的抱负

　　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做法。据我所知，一个拿笔杆的人的责任，并不一定在投群众之所好。有时候，我们甚至该抨击群众，向他们棒喝，给他们指点，我们有时候要不相信什么“是非自有公论”等屁话，我们要自信，“公论”是老子们造出来的。老子们引导群众，影响他们，使他们追随我们去“人同此论”，去追求至善，这才是拿笔杆的人应有的抱负。有这种抱负的人，他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等鬼话，因为这本是斯大林的鬼话。人民许多时候是愚蠢的、软弱的、盲目的，我们拿笔杆的人，对民众不能牺牲我们的信仰，降格取媚。相反的，我们反倒要诱导他们，使他们逐渐放弃愚蠢软弱与盲目，一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没有窗，哪有“窗外”》）

　　论50年代的台湾文坛

　　今日的中国文坛，像一间暗室。暗室四面，没有窗。

　　在黑洞洞的暗室里面，人们摸到的，只是断烂朝报；呼吸到的，只是乌烟瘴气；听到的，只是鬼哭狼号。

　　拥挤在文坛暗室里的各路人马，若编选一下，大致可分十派：

　　一、新八股派——八股是专制王朝的把戏。新八股派是什么，不必说，大家就知道是什么。

　　二、新之乎者也派——掌故派、伪考据派、骈文派、自传派、寿序派、挽联派、对凌波“诗以张之”派等等都算。

　　三、旧的吗了呢哌——请看《中央日报》副刊及其他。

　　四、新鸳鸯蝴蝶派——陈定山之流。

　　五、表妹派——别名“林妹妹派”。不分男女，一写小说或诗就呻吟起来。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反正老是呻吟，呻吟定了。

　　六、新剑侠派——旧剑侠派是多年练功；新剑侠派是一群妇人、孺子、缺胳臂断腿的弱者，一朝在深山得秘笈一部，霍然成侠，虽多年练功之强者，也打他们不过。故新剑侠派是投机取巧派，比旧剑侠派更败坏人们意志。

　　七、新活见鬼派——仿《聊斋》派，整夜谈鬼话狐，扯淡。

　　八、广播剧派——浪子出走，走了又回头；妈妈跟爸爸吵架，妈妈出走，爸爸哭了，妈妈又回来了之类。

　　九、古装派——西施又洗澡了；杨贵妃又脱裤子了。

　　十、新闺秀派——中学女学生在葛雷高里毕克照片以外，最喜欢看的一派。

　　以上十派，据我的笨见看来，足够囊括今天的文坛万象了。唯一漏网的恐怕只有一派——可叫做“北门派”，那是邮政总局门口的春宫派，势力遍及全省，因为这派只是“插插插”和“啊啊啊”的臭八股，所以不足深论。（《没有窗，哪有“窗外”》）

　　论琼瑶的小说

　　够了，够了。我们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痕迹，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文学。时代已经苦够了我们，我们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在三百四十三页的《窗外》中，江雁容平均每十页哭一次，再加上她妈妈的眼泪和康南的眼泪，已经“泪如雨下”了。我们怎么还吃得消？琼瑶如果非朝言情小说的路上走不可，那我也劝她多走走莎岗式的路线，而不要只走前期奥斯汀的路线。莎岗笔下的女娃儿，不像江雁容那样的诗词歌赋，甚至不读《罗亭》，也不读《忧愁夫人》，但是她们是活生生的现代女性，有热情、有勇气、有曲线、有伟大的灵魂、也有肉。我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向花”，而去“笑脸上床”。如果这样，我们的时代，也就愈来愈光明了！（《没有窗，哪有“窗外”》）

　　我看光复前的台湾文学

　　李鸿章把台湾割给日本，他痛苦的说，台湾是“伤心之地”。“光复前台湾文学”，不是台湾地区的文学，是全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文学，——是伤心之地的文学。（《伤心之地的文学》）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

　　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斲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播种者胡适》）

　　论现代诗人

　　他们什么都不会，就会写诗，但是那叫什么诗，只是把一大堆连他们也不清楚的抽象名词用代数游戏加工，加以排列组合而已，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只是一些鬼画符而已。满纸画符而不知所云、满纸滥情而无病呻吟，但谁也不敢拆穿谁，此非骗子而何？（《上山·上山·爱》）

　　做人成功与作文失败

　　文艺工作者要保持耿介与纯度，保持此心此身的澄明独立，不能人缘太好，人缘太好，好到生张熟魏都一网兜收，就大不祥了。台湾的文艺工作者之没有大成绩，原因之一，就是人缘太好，怕得罪人，结果许多精力用来做公关、做交际、做捧场、做掩护，最后自己的澄明与独立都混浊了、沦没了，他们的下场，就是我说的“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关于同志的质疑》）

　　文人的乡愁泛滥

　　三十年前离开大陆的人们，他们的乡愁是很特殊的，他们虽然生在现代、虽然不必安土重迁、虽然交通也发达，但是太久太久的在国民党垄断下的生离，究竟会使太多太多的大陆人心里发酵，这种发酵，表现在梦里，就是对大陆家乡的眷恋。这一眷恋，随着年深月久，会使梦境变得更为鲜活、更为美丽、更为放大、更为绚烂。于是，家乡变得愈来愈美好，也就愈来愈不真实。（《江南，根本没有春天》）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第五辑：政治篇——论民主自由

什么是民主政治

　　——在制度上民主还不够，必须在习惯上民主，才算到家。要在习惯上减少大人物与小人物之悬殊，才算真民主。

民主程度如何测量？

　　民主是什么？民主在哪里？民主的程度如何测量？民主要从哪儿看？我的结论是：看民主，不在堂皇的宪法；找民主，不在庄严的议会；测量民主，不在摩拳擦掌的斗争。民主的真髓，表现得不该这么复杂。民主本身，不仅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从这种博大的观点看，我认为检验一个地区的民主成分，单刀直入，只有一个妙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上上下下，大家都有这种自由，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大家能互相开玩笑，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有幽默感、有民主气质。

　　相反的，没有开玩笑的自由，就没有民主气质可言。没有这种气质，不但不配民主，连帝制都不配。那样的民主，只是一种招牌、一种口号。热爱民主的中国人，千万该警觉到这一点。（《开玩笑的自由》）

　　对政府，主人是你

　　“政府”是什么？“政府”只有在变成抽象化以后，才有花招，若追根究底，一要求落实，所谓“政府”也者，原来只不过是“一小撮人”的代号而已。“政府”两个字，是虚的、是空洞的；“一小撮人”、一小撮永不下台的当权派，才是真的、是实在的。所以，愚昧的小百姓以为他们拥护“政府”、热爱“政府”，常常不小心就拥护到“一小撮人”、热爱到一小撮永不下台的当权派而已！

　　真正抱有自由民主信念的小百姓，必须努力觉悟：觉悟到“政府”不是你爸爸，也不是你恩人，对“政府”，主人是你，你不可甘自作践，感谢它的“德政”，歌颂它的“大有为”。在“政府”中做事的，其实只是公仆，对公仆，我们应该责备他们、指使他们、命令他们、对他们七嘴八舌，而不是被他们呼幺喝六。只有在这种清楚的认识下，中国的自由民主才有活路。否则的话，中国人民只是抽象骗人下的凯子而已，什么自由民主，都是他妈的狗屁！——向“政府”摇尾巴的动物，是不配自由民主的！（《具体骗人与抽象骗人》）

　　为民喉舌

　　“政府”本身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在这个抽象名词背后，同样都是小百姓出身的公务人员，他们跟小百姓同样是人，同样是同源的血液，他们的先天跟小百姓并没有对峙的因子，只是在后天上，权力的掌握容易导致腐化和滥用，这是阿克吞与孟德斯鸠早就指出过的。为了防止他们的腐化与滥用，才有民意代表的出现来“为民喉舌”。民意代表有时候忘了他们的立场，转而“为自己喉舌”或更进一步“为政府喉舌”，这时候，我们必须提出警告，我们要拍拍他们的脑袋瓜子，说：“傻小子，臭皮匠！别忘了你吃的是谁的饭，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臭皮匠和民主靴》）

　　民主靴

　　在“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的民主政治里，它的主要意义，就在用多数人的平庸智慧，平稳的制造一个“民主靴”，维护并监督这个民主靴。使这双靴子为小百姓翻山越岭，跋涉长途，不受专制者的侵害。

　　太平盛世所需要的是纯粹小百姓式的平凡人，任何人的脚，都不站在别人的头顶上；任何人的脚，都要插在民主的靴子里。

　　在民主靴子的面前，我们小百姓要要求我们的代表“臭皮匠”，不可以叫我们“削足适履”，更不可以像法国皇帝路易十五那样的，把开水灌进百姓的靴里，实行那残忍的“靴刑”。

　　我们的“臭皮匠”，该永远是替我们说话的民意传声筒，不该是政府的应声虫。这种立场与分际，是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的“权”与“能”的分际，并不是找政府的麻烦。（《臭皮匠与民主靴》）

　　臭皮匠的政治

　　民主政治本就是一个“小百姓问政”的政治，在许多方面，它的表现也是“庸人政治”。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就个人而论，诸葛亮当然比臭皮匠高明，可是诸葛亮却比臭皮匠危险，万一统治者不是诸葛亮而是“金主亮”（金朝的暴君），那怎么办？根据历史统计，统治者中暴君昏君的数目，实在比贤主英主来得多。贤王一去，昏君一来，小民苦矣！使小民不苦或减少苦的可能率的办法，则莫过于让出天下，让臭皮匠统治。于是民主政治，便成了臭皮匠的政治。

　　在臭皮匠的政治中，许多民意代表自然还不脱牛皮和厚皮的臭味，自然还会一闹再闹出许多胡来乱搞的丑史，自然还会当“一票代表”和“猪仔议员”。但这都没关系。在任重道远的民主前程中，这些都是初期的不可避免的过渡现象，不值得我们悲观。小宝宝不摔跤，怎么学得会走路？我们这些民意代表，他们虽然混帐，但是究竟是我们可爱的小宝宝，我们要教育他们，督促他们，使他们不再满地乱爬，最后变成像诸葛亮一般的小皮匠。（《臭皮匠政治》）

独裁政权

　　有历史眼光的人，他们必然会从时代的趋向，去观察一切反动的政权和独裁者，然后为他们的悲剧命运，描绘死亡的景象。今日的反动的政权和独裁者，不论他们一时的暴力多么“表面的强大”，都不能扭转他们在历史潮流中的逆流地位，他们的悲剧脸谱，可以由这些事实概括得到：

　　一、用暴力维持政权。

　　二、一党专政。

　　三、特务横行，基本人权没保障。

　　四、新闻、言论检查。

　　五、限制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出入境。

　　六、约束文化交流。

　　七、党化教育、司法、军队。

　　八、偶像崇拜，经典信奉。

　　九、统制经济。

　　十、集会、结社、请愿等的不自由。

　　十一、强迫集体劳动（如公社、奴工、集体农场）。

　　十二、鼓吹战争解决一切，敌视和平。

　　上面这些“不开放”、“不敢开放”的狭窄表现，这种“心理紧张”的无安全感，都反证了独裁阴影中内心的恐惧，证明了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的不信任，证明了他们不敢拆掉围墙和竹幕，迎接外界光亮的挑战。（《民主趋向》）

　　减少小人物与大人物的差距

　　《孟子》里有一句话，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意思是说：见那些大人物呀，可要轻视他们，别给他们唬住了。……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这是一个很有气概的提示。可是，事实上，小人物见到大人物，心里还是嘀咕，还是畏形于色。

　　小人物与大人物这种级差，若在专制时代，就没什么了不得；但在民主时代；就有点不得了。因为人与人间的过分级差，是民主的致命伤。民主的特色就是大家接近，谁也不比谁神气活现，谁也不比谁“跩”。在民主社会里有太多大人物，对小人物说来，是一种不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用民主观点看圣人等大人物，实在有点格格不入。大人物要希圣希贤的做汉奸或圣人，小人物只好诲淫诲盗的做小偷或大盗。这种各走极端，是乱世的败相，不是民主的福相，真正的民主活剧，不是这样演好的。

　　那么要怎样呢？

　　要怎样，要用民主的戏路，才能演好民主活剧。民主的剧路很多，两党多党、直接选举、巴力门至上、法院与军队不受政党控制等等等等，这些制度上的民主，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在制度上民主还不够，必须在习惯上民主，才算到家。要在习惯上减少上下之分、贵贱之别、官民之差、大人物与小人物之悬殊，才算真民主。（《漫画的自由意义》）

　　可笑的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就该“为民喉舌”。“为民喉舌”的重点就在表现质询和询问，一表现质询，就得经常跟被质询的对立，这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并不是跟政府过不去，跟政府捣蛋。

　　欧洲中古有一种“魔鬼的辩护士”那时候的神学者，提出了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就敌对立场，提出反驳，真理要透过反驳，才无懈可击，才告完成。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好像站在魔鬼立场讲话，所以叫“魔鬼的辩护士”。这种有意的魔高一丈，目的在使道高一尺也变成一丈，变成一丈一，变成十丈。所以，“魔鬼的辩护士”并不是跟教会过不去，跟教会捣蛋。

　　拳击家练拳，自己一个人光打梨形球或沙袋是不够的，他得来个“假想敌对打”。这个假想敌，多半是他的教练，教练跟他对打，这种有意的对打，目的在使他缺点减少优点加多，这种打反拳的“假想敌”，并不是跟选手过不去，跟选手捣蛋。

　　可笑的是，三十一年来，这个岛上的“国会议员”，居然发明一种所谓时值非常、相忍为安的怪论，从怪论下引申，竟认为议会中跟被质询者对立是“破坏团结”的、是“破坏政府威信”的、是“诋毁领导中心”的、是“影响民心士气”的、是“动摇国本”的。……于是，他们放弃了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放弃“为民喉舌”，纷纷做起哑巴来了。（《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认同舆论

　　中国古话说：“为政不在多言”。为政的职业是力行，力行“多言”者的意见。舆论的职业就是多言，多言就是人权、民主与求真，只有透过舆论的检讨，为政才能落实生根。为政不必高高在上指导舆论，而该与舆论认同，跟低低在下者顺流而下，这才是第一流。（《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开玩笑的自由

　　现代人所争的自由，像“身体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信教自由”、“财产自由”、“工作自由”、“契约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秘密通讯自由”、以至“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等等，都可叫做“义正辞严的自由”，它们的争来，都经过多少血泪，——在统治者死不愿给、被统治者拼命想要的拉锯下，血泪交流，才算进进出出。所以，这些自由，都有点大悲调，都无喜剧成分可言。

　　另一种自由，却完全不一样，这种自由，可把它叫做“开玩笑的自由”。开玩笑的自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在吹胡子瞪眼之余，居然可以友化敌意、松弛紧张，大家不妨逗乐一番。逗乐，并不妨碍真理方面的“义正”，但在“辞严”的态度上，却可轻松一点、“辞不严”一点，不必那么剑拔弩张。所以，这种自由，可叫做“义正辞不严的自由”。（《开玩笑的自由》）

　　真正的政党

　　严格地说，政党政治一沦入一党制，就简直变得民主不起来了。在这种政党下苟活的人民，虽然不准组党，但也不必怀忧丧志，因为只要一念之转，也可“立地成党”。

　　所谓一念之转，是根本修正党的定义与意义，不再局促在一般解释和学究解释上，而把定义与意义自由化。我们何不想想：政党的定义，本来就不限一家，只因为我们被一党独大和宣传搅久了，总以为政党的造型就该是那副德行，就该有巍巍的中央党部，就该有堂皇的主义，就该有严密的党证、宣誓、组织，就该有确定的人数，就该有威风的党纪，就该有几全会、常会或什么什么会，其实这都是没必要的，都是极权政党的特色。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政党其实不是这副德行的，真正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松散的，他们不重视空洞的主义，他们没有确定的人数，他们没有列管的纪录，他们没有约束的党纪，他们没有霸占的党营事业，他们也没有慷国库之慨的党费开支。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竞选时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就顺利滑进政党政治的运作，这种境界，才是第一流的政党政治境界，值得我们拨开一党独大的乌烟瘴气，仔细看他们一看。（《反对党·党反对》）

　　清流与清议

　　“清流”是能发表也敢发表强烈意见的人，这种意见，叫做“清议”。明末清初不合作主义者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头，有“清议”一则。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老。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是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一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

　　元首尊严

　　美国总统杰斐逊被骂做小偷、懦夫、诈欺犯、邪教徒、铸假钱者、伪造文书者、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导人不义者、霸占孤儿寡妇者。……他一概容忍，由于他不“维护元首尊严”，他维护了自由的尊严。（《李语录》）

　　政府应保民

　　国家也好、政府也罢、皇帝也行，不论是什么，主要的责任都在保民，若不能保民，大难来时，就失国、就迁都、就偏安，弃老百姓于不顾；事平以后，反倒神气活现，以汉奸、附逆、从贼等名目办人，这又算什么本领？地方沦陷，是政府弃人民，不是人民弃政府，唐朝黄巢之乱后，黄巢的姬妾被送到统治者面前，统治者奇怪说：你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孩，为何从贼？女孩代表答道：我们从贼不过失身，但是国家以百万之众，不能拒贼，又怎么能怪我们？但是统治者不会自我反省的，他杀了这些女孩，表示他的威风、表示了对不能临难死节者的惩罚。（《为什么林坤荣能回家？》）

　　政治是一种专业

　　在专业化的时代里，政治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一种专家才能玩的复杂职业。没有专业训练的人，贸然发表政见，摇旗呐喊也好、游行示威也罢，其实都可能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不要沉默抗议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纪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作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作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应该关注国事，不是人事起伏

　　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他努力提倡“以人为主”的哲学。

　　唐甄的《潜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王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王符和唐甄这两位潜字号的作者，他们萧条异代，但在指斥“执政当局”上面，却千秋同调，使我们赞佩他们看法的敏锐。王符说没有一个官是好官、官愈大罪愈重；唐甄说统治者都是盗贼，都是一针见血的立论。想对中国真相有点了解的人，必须正视这种痛痛快快清清楚楚的立论，有了这种正视，任凭他们你来我去、李换王昇、谁连任谁下台谁复出，对我们说来，都是一样。中国人民只有关注在国事上而不关注在盗贼集团的人事上，中国人民才有志气。整天搞盗贼集团的人事起伏，猜他们的谜、写他们的起居注，是没有出息的。（《记两本潜字号的著作》）

　　“拦路告状”的原因

　　台湾省主席对拦路告状行为，斥为落伍的思想与做法，不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

　　从现代民主法治观点看拦路告状，的确“落伍”，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当一切“进步”的司法保障都使老百姓寒心；当一切“现代”的救济手段都使老百姓失望的时候，那些可怜的弱者们，又该怎么办？他们除了试用“祖传秘方”外，又能怎么办？

　　结论是：除非在根本上达成“进步”与“现代”的民主法治，不然的话，还是“落伍”来得逼真、来得痛快！（《拦路告状不可拦！》）

　　论锡安山事件

　　自古以来，人民苦苛政久矣！在苛政之下，他们引领以望云霓，曾经演变出一种梦想，梦想有“世外桃源”的自由。这种好梦，从陶渊明精心下笔的《桃花源记》，到罗斯福脱口而出的“香格里拉”，都约略可见。但是，在苛政苛得无微不至之下，这一梦想，也就从来未能实现过。锡安山的先驱者们，他们是伟大的现代的宗教堂吉诃德。他们的信仰是坚定的、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但是他们在人间建造天堂的信仰与精神，却是有问题的。

　　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之下，人间伊甸的好梦，其实都是做不成的。锡安山子民的好梦，同样是这种伊甸好梦的一种，但却是更易碎的一种，因为在国民党的猜忌下，他们付出了前无古人的努力，换得的，却是后无来者的凄凉。

　　锡安山子民的好梦，最后只有化为互慰之辞，望山兴叹而碎。他们的悲剧，是人间任何逃世者的悲剧。“世”是不能“逃”的，人们只有面对暴政、接近暴政、抵抗暴政，他们才能见到天国就在他们心里、圣山就在他们身边。真正的基督精神，是四处的奔波行脚，并不是一地的落户驻足。锡安山的子民，应该收拾起“锡安山见”的渴望，重新在山下进驻人寰。一旦把人间当成你们的，你们就会发现，人间无处不圣山。耶稣没有圣山，但他行踪所至，步步成圣，最后把罗马暴政化为尘土。——锡安山的子民们，请多想想真正的耶稣，请多想一想！（《警棍下的失乐园》）

　　上十字架的人

　　如果我们把天下放大一点、永久一点，我们自然不会为一时的蜚短流长而觉得不乐，我们还是要“为民喉舌”下去，即使民对我们七嘴八舌！在长远的“前路”里，我们相信上十字架的人必被肯定，虽然那种肯定，许多人要在死后才能显出。我们的苦恼是这个地区太小了，小得在世界上不论为“民主橱窗”也好、为“极权货柜”也罢，在大世界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因此我们的许多纪录，都给埋没了。这种公道，也许只有在历史上给予评价、给予延伸……。（《回“苏秋镇之女”的一封信》）

　　暗杀是不光明的手段

　　读中国历史，都可在春秋、战国、唐朝等时代，看到有“暗杀”的纪录。暗杀是一种不光明的政治手段，它唯一被肯定的场合，似乎只有在革命党挺身对当政者除暴的时候，除此而外，它经常都是为人所不齿的。

　　为什么呢？因为热爱自由的人，了解自由的人，必然同时是尊重别人自由的人。一个人的最后自由是人身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这一点尤其该被起码的尊重。在革命时代，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曾有暗杀之举，这本是一时的权宜。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万万不足为训了。所以，当革命党人再提出暗杀的办法来的时候，国民党的总理孙文就立刻表示反对。（《张琍敏的爸爸杀了谁？》）

　　新式统治者的杀人方法

　　在20世纪的20年代里，革命的浪潮已淘汰了许多旧式统治者，而代之以新式的“王君”。新式统治者，于“杀”人一道，当然也推陈出新，有他聪明的新花样。新式统治者对他想要“杀”掉的人，永远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除去为上策，所谓“暗中干掉”是也！但这种“暗中干掉”的方式，只能施之于无名小卒，对薄有微名的异己，就不好向全国人和全世界人交代。于是在“暗中干掉”无名小卒外，不得不另想法子来对付薄有微名的一群。

　　新式统治者最初的手法是很幼稚的，他们大多采取“暗杀”、“暴毙”、“车祸”、“表面自杀”等形式来处理出了名的异己。但是，毕竟这些手法是太明显了，明显得连欧八桑都看得出到底是谁干的。于是，新式统治者只好再“精益求精”，在精益求精的杀人技巧大竞赛中，考了第一名的，就是小名“梭梭”的斯大林！（《论没有“流血的自由”》）

　　统治者与儒家

　　中国帝王从汉朝以后捧孔夫子，大家只注意到捧孔夫子的儒家哲学跟统治者结合，却忽略了孔夫子的神性背景跟统治者的串通，而不知道捧“作之师”的孔夫子本人，无异就等于捧“作之君”的统治者自己。巩固孔夫子的地位，就等于巩固统治者自己的地位。（《征兆——来头可不小》）

　　真民主

　　民主制度的特色就是表达反对的意见、容纳反对的意见。……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反对，即使为反对而反对，也是对的。（《论唱反调》）

更多民主一点！

　　罗斯福路上的那个罗斯福，他能当上总统，得力于一员大将使他上路，这员大将，就是史密斯（Alfred Emanuel Smith）。

　　他老是战斗不懈，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太累了，使自己轻松的法子，就是笑口常开。……这个快乐战士是民主制度的热情拥护者，有的人发觉民主有流弊，主张限制，主张来点别的，史密斯笑起来，他说下千古名言——“治好民主的所有毛病是更多民主一点。”（All the ills of democracy can be cured by more democracy.）

　　谁想到在人家说这种话后半世纪，居然还有党棍执迷“治好独裁的所有毛病是更多独裁一点”，这种党棍，真是民主的罪人，真是民国的耻辱！（《更多民主一点》）

　　暗杀政敌

　　古往今来，统治者为了确保家天下，自觉非得收拾政敌不可。收拾的方式，五花八门，如舆论斗臭、如逮捕拘禁、如刑求枪决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但是，相较之下，这些手段都没有政治暗杀来得干脆利落、来得野蛮反动，许多“民族救星”，看起来是“救星”，其实都是政治暗杀的高手，这些枭雄型的“国家领导人”，不论在幕前幕后、在台上台下，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其阴险狠毒，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

　　有些政治暗杀很神秘、很高明，会杀得你满头雾水，直对无头公案摇头；有些政治暗杀则笨手笨脚，处处泄漏天机，杀的时候固然不远千里而去，杀得血脉贲张、淋漓尽致，但在东窗事发后，却被举世痛骂，其灰头土脸，自不在话下。（《中华民国总统怎样暗杀政敌？》）

　　特务

　　在没有天下太平以前，一个国家为了它的安全，不能没有维持治安的人员。维持治安的人员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警察；一种是比警察更“亲爱的”，那就是特务。中国历史上搞特务最成功的统治者，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曹操；一个是雍正皇帝。在外国，能搞特务的皇帝也很多，例如16世纪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就是一个。（《莎士比亚是特务》）

　　自由民主的气质

　　中国历来提倡自由民主的人，在气质上，都有点吹胡子瞪眼，而缺少英国美国那种自由民主的政治家，这些人里唯一的例外也许是胡适。胡适在气质上，倒非常自由民主，他的“卖相”极好，“卖幅”也不错，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活在自由民主空气里，即使是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你也感到他的叔度汪汪。同殷海光在一起，就不行；同雷震在一起，也不行。（《我的殷海光》）

　　要舍得骂自己人

　　要舍得骂自己人，才有资格骂别人；有气魄骂党外，才有脸骂国民党；有风度对内互相破口，才有可能对外一致大骂。自由民主就是“人骂我我也骂人”，只骂人不许人骂，这不是自由民主，这是秦始皇。我是不做秦始皇的，我是会写文章的“孟姜女”，并且不会哭的。如何在谈笑之间，摧毁敌人的长城，是我天降的大责任。（《要舍得骂自己人》）

　　畸形的自由民主

　　陶百川要人民“记取孔子孝经谏争章”！等于把自己当成儿子，把政府当成爸爸！因为把政府当成爸爸，所以人民说话要先低一级、要嚅嚅上条陈、要“忠告善道”、要“不为危言核论”、要“情信辞巧”。……在这种框框教育出来的人民，自然就是整天喊万岁唱梅花的、整天“感谢政府德意”的、整天歌颂“大有为政府”的。这样发展的自由民主，是畸形的自由民主、是奴性的自由民主、是绵羊的自由民主，不是男子汉的自由民主！（《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

　　我为什么反对“政治挂帅”

　　为什么要反对“政治挂帅”？这问题可从两方面回答。反对“政治挂帅”的第一个理由是“为了自由和尊严”。古代思想家老早就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的结论；近代思想家研究人格形态，政治型也被重视，结论出所谓“政治人”。政治人发展的结果，人类的种种自由和尊严，不论大小、不分远近，都将被政治辐射到、搅和到、乃至污染到，这是很要命的、讨厌的，使人觉得人间没有一块干净土。政治人追求虐待狂式的权力，追求到后来，肉麻当有趣，什么都要插上一脚，他们到处要文告、演说、剪彩、致训、颁奖、评审、座谈、题字、参观、巡视、去飞机场。……一次画展，他们是贵宾；一次音乐会，他们坐第一排；一幕婚礼，他们是证婚人；一幕追悼会，他们是治丧主委。……他们整天以此为乐，闹得别人也跟着一起做奴性配角。

　　反对“政治挂帅”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智慧和真理”。“政治挂帅”是权力挂帅，但是权力是冲昏大脑的，是使人腐化的。“政治挂帅”的流弊是在它经常制造“举国若狂”的状态，制造“集体兴奋”，制造“万众一心”，制造“誓为政府后盾”，使人民总是随着政治转、随着政治走，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迷信“政治挂帅”的人，他们并不是离智慧和真理很近的人，他们的不学有术或不学无术，经常是祸国祸民的。（《政治挂帅不够帅》）

　　思想领导才够帅

　　卢梭思想领导了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边沁思想领导了功利主义，穆勒思想领导了自由贸易，黑格尔思想领导了德国方向，马克思思想领导了共产国际。……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无一不是“思想挂帅”的结果，无一不证明了“思想是领导一切”而非“政治是领导一切”。相信“政治是领导一切”的人，是近视的、乱视的，他们的眼光有问题，他们全错了！

　　中国北方土话夸一个人长得漂亮潇洒，总说：“这个人真帅！”迷信“政治挂帅”的人，他们的思想其实太迂腐了、褊狭了、丑恶了，实在不够“帅”。“政治挂帅不够帅”，——头脑清醒的人，请务必记得这句话！（《政治挂帅不够帅》）

　　大政治家重视第一流文人

　　古今统治者对待特立独行的文人，有几种态度：有的打击、有的利用、有的“倡优畜之”、有的认为毫不相干、有的漠视、有的重视了半天，却重视个三流货色。

　　能重视到第一流文人，并加以礼遇的，自然是统治者中的高人：亚历山大之于狄阿杰尼斯，腓特烈之于伏尔泰，罗斯福之于汤玛斯·曼，墨索里尼之于庞德，詹森之于李普曼，……不论他们是古是今，是独裁是民主，他们在这方面的手法，都是高人。

　　肯尼迪做总统时候，他把大诗人弗洛斯特礼遇到白宫，公开颂扬，公开宣称：权力使人腐化，诗使人净化，大家要向文人看齐。（《由礼遇文人到礼遇政敌》）

知识分子唱反调

　　这种表示异议的精神，自古以来，都落在一种人的身上，这种人，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天生的反对派，因为知识分子的首要目标在追求真理，他们以此为专业，比一般小百姓清醒得多。一般小百姓可以糊里糊涂被人牵着鼻子走，知识分子却不能这样，知识分子必须站出来，保护小百姓、指导小百姓，使小百姓不受一党独大的伤害。

　　一党独大会造成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会使人腐化，这是政治学上的常识。为了防止绝对权力的错误，在形式上，就有反对形式出现。这种反对形式，在某些意义上，其实未尝不对被反对的有好处，可是满脑袋一党独大的人却智不及此，而认为是捣老子们的蛋。（《论唱反调》）

唤起民众的方法

凡是稍懂群众心理的人，都可知道“唤起民众”的方法，绝不是硬朝他们喂“党八股”跟“清一色思想的药丸”。我们必须引起他们的兴味，然后施以正规教育和机会教育。我们必须深通“大众传播”——居浩然先生译为“大众交道”——的一切原理和技术，借助于一切有效的工具（如文字、书籍、传单、壁报、杂志、报纸、演说、广播、电视、电影、幻灯、画展、博览会、交通设备等），普遍的、深入浅出的，展开思想上的明示或暗示工作，用来变化群众的思路与气质，一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这种“唤起民众”的大目标下，我们必须放弃学院派的枯燥论文，放弃书呆子的愚笨面孔，放弃一本正经的不通文字，转而走向“挑逗大众”的路线、吸引大众的路线。使他们放弃孔夫子孟夫子程夫子朱夫子，放弃释迦基督黄三太二郎神，放弃牛克思马克思猪克思羊克思，转而对我们着迷，为我们沉醉。这样子的“挑逗”和“吸引”，有时候，学院里或深山里的思想家们，必须向“中国小姐”或“电影明星”一类的人物学习学样。看他们是那样的受欢迎，然后会觉得自己不被欢迎乃是一种耻辱——这只证明了学者同思想家们跟群众脱节，并不值得孤高自傲。（《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英雄与政客

　　有的英雄一开始并不是，一开始常常是政客。一开始若是英雄，早就变成烈士了。

　　马占山和肯尼迪变成英雄，都是被逼的。肯尼迪说：“我不能不变成英雄，因为他们打沉了我的船。”（《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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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特性

　　——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它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

极权小朝廷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一切军警特务力量，都密集在小岛上，小岛中有高山、外有大海、交通发达、人民奴性，尤其便利军警特务的统治。所以三四十年来，国民党在台湾搞极权小朝廷，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搞得得心应手、快乐已极，简直没有力量约束得了它。相对的，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只会写妇人文章、出闺秀书；写死人文章，出“严制”书，对国民党不敢捋虎须，日以逃避现实、善保首领为务。在这种“你可怕，我怕你”的相对局面下，三四十年来，台湾十足是“冰河期”，写出来的书，满坑满谷满书店，都是婀娜取容的。（《国民党政府查禁李敖著作表》）

　　情归何处

　　过去的国民党大员说国民党不得不负责任，原因是“情不可却”；现在的国民党大员说国民党不得不戒严，原因是“情非得已”。如今“情不可却”的责任，已因大陆丢了而形成丑态；“情非得已”的戒严，已因老美压力而形成窘局。——国民党老脸皮厚虽存，但不知情归何处矣！（《国民党杂碎》）

打不倒的敌人

　　国民党历来只知道“引狼入室”的可怕，不知道“放虎归山”的可怕，所以他们老是善于制造他们打不倒的敌人。（《我的殷海光》）

　　狼来了

　　国民党的问题是自己是狼，却有时候不咬人而空喊狼来了，结果威信顿失，里外既不是人，两面也不像狼。（《李语录》）

　　圣魔大战

　　国民党的罪过是他们怕“菩萨将成正觉也”，因而“诱乱不遂，忧惶无赖”；因而出面阻止我们、阻止中国的现代化。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拦路无赖而已。

　　我们预见的国民党，是早晚“魔军怖骸，奔驰退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下场终将化为春泥，做为“莲华”下的肥料。菩萨的遗憾也许只是不得不浪费许多时间去圣魔大战，但这种浪费是在所难免的，没有这种浪费，就没有“救多数人于永久”的开路条件。国民党既不允许菩萨“成正觉”，菩萨就只好打倒他，菩萨没有法子。（《菩萨就只好打倒他》）

　　国民党与奴才

　　如今，所谓中华帝国时代过去了，但是中华民国的封建结构，却一仍其旧，虽然名已不存，但是实却未亡。照样父子相传、照样奴才交替、照样“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衙门行走、满街行走。中国的问题不在名号形式改变，而在封建实质未除，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正在换汤不换药，结果新汤旧药，一切都是亡国帝王气象。胡适在五十多年前写文章给少年朋友，就指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不幸的是，国民党多少年来，正妄想用一群奴才建造自由平等的国家！——幸亏他们失败了，他们若成功了，那又算是什么国家呢？（《奴才学发微》）

　　论国民党

　　你必须可怜那相信国民党的人，因为他竟然相信了不相信他的一伙。（《李语录》）

　　歪曲，真话

　　每当国民党又说我歪曲事实，我就知道我又说了一次真话。（《李语录》）

变节的共产党

　　变节的共产党是最坏的共产党，这种人有共产党的坏习性，但没有共产党的理想性。国民党收罗了太多的这种货色，这种人“亟思有以自效，来医治潜意识里的恐惧并打破寂寞”（殷海光语），所以就在蓝红之间，无颜失色。（《李语录》）

　　配给式自由民主

　　国民党对老百姓，一切都是配给式的，从柴、米、油、盐，一直到自由、民主，都是限量配给的。自由、民主都这样小家子气处理，其去真正自由、民主，远矣！（《李语录》）

　　一蟹不如一蟹

　　老一代国民党总把人才当奴才用；新一代国民党总把奴才当人才用，此其所以一蟹不如一蟹也！（《李语录》）

　　篡夺革命

　　国民党今天还在感叹他们“革命尚未成功”，其实他们永远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并不真的去革命，他们只是篡夺革命而已。别人在战场上，他们也在战场上，不过不是在战场上打仗，而是在战场上捡战利品，顺便向同志放黑枪。陶成章他们是真正革命成功者，虽然他们在成功之日，被同志出卖、暗杀、丑化、抹黑、出局，但这些忘恩负义的遭遇并不成为志士仁人心灰意懒的理由。不错，他们献身的结果，最后竟是新王朝代替了旧王朝、新劣币代替了旧劣币，但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所怨？他们的悲剧，在于纵使拒绝了假团结，也未能免于被劣币的驱逐。这牵涉到坏人当道的问题，并不是好人的错。而坏人当道是历史上的常轨，固不独党内党外也！（《丢掉假团结，才有真革命》）

　　戒严的法理依据

　　国民党性好戒严，始作俑者是孙中山。1924年10月14日，孙中山以杨希闵为戒严总司令，蒋介石当时看在眼里，当然一学就会，并且青出于蓝。此后虽然在大陆上东戒严西戒严，但是好景不常，从大陆上给赶了出来。幸好有个台湾可以过干瘾，于是，台湾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享受戒严最长最久的地区，至今未已。1982年10月15日，许荣淑在立法院质问国民党行政院长孙运璿，说戒严戒了三十多年了，该歇歇了吧？不料孙运璿立刻悍然宣布：“戒严令不是实行多久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实行的问题，该实行，三十年要实行，四十年也要实行！”——乖乖，国民党的心态原来是这样的，三十多年算什么！老子还没过足瘾呢！

　　国民党真是无中生有的魔术师，他们先由俞国华、宋长志表演移花接木，再由施启扬套招李代桃僵。但是，不论他们怎么骗，在我们细心的追踪下，所谓戒严的法理依据，终于站不住脚，穿帮又穿帮。这个追踪，告诉了我们：国民党是一个多么皮厚心黑非法乱纪的团体，他们口口声声的维护《宪法》、尊重人权，都是放屁放屁放狗屁！（《戒严令穿帮了！》）

　　挖出绯闻

　　法国哲人卢梭、美国哲人富兰克林、英国哲人罗素，都是有名的风流人物，但他们只见高情雅致，不见绯闻丑闻，为什么？就为的是他们并没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他们从不会付什么“遮羞费”，因为女人以和他们上床为荣，两情相悦、自由恋爱，又何羞之有？所以，这种身份的当事人，他们上床下床的行为，都是“个人行为”、都是“私人行为”。

　　但是，搞屄搞到涉及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则就不然。夏桀搞屄搞到家破；商纣搞屄搞到国亡；齐庄公搞屄搞到政变；吕不韦搞屄搞到权移。……政治人物大权在握，牵一屌而动全身，这种当事人的身份，搞屄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大权在握的人，不把屌严加管束，轻则以公帑付遮羞、奉公产以赠一人；重则串连起生殖器关系的王朝，天下不归于智囊而归于肾囊，则也就离败亡不远。当然他们的败亡不足惜，但是百姓何辜，受了他们大头之害以后，何能再受他们小头（屌）之害？所以，揭发他们“个人行为”、“私人行为”的障眼法，挖出绯闻丑闻，也是大家义不容辞的事。要知道凡属可受公评的事，就绝非“个人行为”或“ 私人行为”，我们不要给他们骗了。（《怎样看国民党的桃色事件？》）

　　以南京为都

　　国民党以南京为首都，这是一开始就倒霉的错误决定。因为南京对内无险可守、对外易遭攻击，以它为首都，最会有“仓皇辞庙”的亡国效果。国民党从1927年定都南京后，1932年就被日本兵舰所逼，吓得迁都洛阳；1937年又被日本大兵所逼，首都沦陷；1949年又被共产党所逼，首都再陷。（《闻道南京似弈棋》）

通敌成性

几十年来，国民党最拿手的好戏是制造“敌我意识”，在“敌我意识”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给自己小朝廷捞好处。按说只要敌人明确，为了同仇敌忾，“敌我意识”并非不可制造，不过国民党却邪门儿得很，它制造“敌我意识”，与古今中外任何政权的制造“敌我意识”大不相同。别的政权与民众站在一起，上下一心，一齐向敌人弄拳使棒；国民党却暗中脱离民众，别有居心，自己跟敌人搭背勾肩。结果呢，国民党号召打倒军阀、打倒日本、打倒共匪，并以这些号召要求民众、裹挟民众，国民党自己却一概不受约束，随它高兴，暗中通敌不绝。这样子的国民党，实在太不是东西了！

国民党的通敌情况，说它勾结军阀、勾结日本、勾结共匪，虽然事与愿违，但还是比它打倒军阀、打倒日本、打倒共匪更内行，这种立论，意思是说：国民党实际并没打倒军阀，因为国民党只完成了假统一；国民党实际并没打倒日本，因为日本是别人打倒的；国民党实际并没打倒共匪，因为大陆最后给弄丢了。——国民党小朝廷能够有今天，实际上是靠制造“敌我意识”演假戏存在着，在“敌我意识”中通敌成性，以求外场与苟安。正因为国民党的素行不良，我们从它冠冕堂皇的号召中，别寻索隐，也就顺理成章。

基于这种理解，国民党如有明示反共、暗中通敌的行为，我们绝对不会惊异。（《国民党通敌成性》）

国民党与“转进”

国民党革别人命，一革几十年，按说这样革个没完，难免有失手而逃的时候，但国民党是性格巨星也是性格巨驴的党，国民党是不逃的。“逃”这个字，在国民党的字典里，早就解释成“转进”。“转进”者，先向后转再前进也。国民党丢掉大陆前，就是这样先向后转再前进的，这样一转一进，大陆就在脑后、台湾就在眼前了。于是，一九四九年，台湾投入祖国的怀抱；一九四九年，祖国就投入台湾的怀抱了。（《向国民党讨十大债》）

　　不负责任

　　国民党聚党营私，死命把持住政权不放，是可以理解的。但无法理解的是，他们只是把持，却不负责任。古今中外，搞政治出了纰漏，都得引咎辞职，但是国民党却不肯放手，因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一个丢得领土最大最多、赖在台上最长最久的无耻笑料！这种无耻，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古今第一，这是我们不能不点破的。（《向国民党讨十大债》）

只剩千分之三

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政府是北洋政府，这是国民党同意的，也是世界各国承认的。但是后来国民党反了悔，在南方另成立叛乱团体，因为世界各国都不理它，它就勾结苏联，由苏联帮它组织“联俄容共”的党、由苏联帮它成立黄埔军官学校。最后上了苏联大当，逃到台湾，它手里的领土只剩下中国的千分之三，祸国祸到这种程度，还整天大夸光荣历史。（《向国民党讨十大债》）

　　不知自己老几

　　国民党有多重悲剧性格，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自大狂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老几、是什么东西，以为自己立“威”可吓人、有“德”可怀人、是“明月”可照人，相对的，别人是有“过”的，所以要“改过”；别人是坏蛋，所以要“迁善”；别人是罪人，所以要“满怀希望地”等待“恩典”。国民党的自大狂，总是使他们自己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可以做别人的天地君亲师、以为自己不错而错在别人、以为自己不须“更新向善”而该别人“更新向善”，……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不要脸。（《他们配做“明月”吗？》）

　　聚敛之臣

　　一般原理是，政府财政该量出为入，家庭财政该量入为出。但是国民党的“聚敛之臣”却一概不择手段的聚敛式盲入，所以他们愈来愈有钱。他们从不知什么叫“藏富于民”，他们只知“藏富于自己”。（《李语录》）

　　以利害为转移

　　国民党是没有什么是非的，国民党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忠奸标准的，一切只以利害为转移。因而，国民党的政头军头们，也就无所谓跟谁，其实谁大就跟谁。古代金世宗曾骂“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八百年后的国民党，恰恰如此。在抗战时候，由于日本人大，所以国民党做汉奸，就十分自然，尤以“将军族”为甚。（《自己不洗别人洗》）

　　远见

　　国民党在开罗会议上愿意不要东北港口的主权，可是却要台湾的主权，国民党真有远见！它能趁早要到个以供逃亡的岛，谁说国民党没远见！（《李语录》）

　　入祀忠烈祠

　　国民党入祀忠烈祠的标准，只有两个：

　　一、“作战阵亡”。

　　二、“被俘不屈殉难”。

　　凡合乎这两个标准的，虽小兵也可入祀；凡不合乎这两个标准的，将军也不能列名。所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只能活着进忠烈祠，死了却只好出来，因为他们都是“积劳病故”的，“积劳病故”只能进荣民医院太平间，是不能进忠烈祠的！（《为什么林坤荣能回家？》）

　　大脑顽固

　　国民党自称革命已九十年，又自承革命尚未成功，逻辑上，九十年还不能成功，自然是思想顽固僵化的结果。所以，国民党若想成功，必须放弃这种大脑的顽固与僵化。虽然我已看到国民党已无如此放弃的可能了。（《起飞吧，大脑！》）

　　中国士大夫的上限下限

　　上承中国的道统，凡举纲常、名教、祀孔、读经、复古、守旧，样样全来。这些本是中国士大夫的老套，这些老套虽然不经，但它们是中国上层信仰的基础，它们得到中国士大夫的深信，也算自成一种闭路文化模型。但是，最可恶的是中国士大夫在抬出这些以外，骨子里，却更信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匹夫匹妇的下层信仰，而以下限迷信为依归。这种下限迷信，举凡扶乩算命也、摸骨看相也、风水地理也、铁板神术也、奇门遁甲也、紫微斗数也、求仙拜佛也、妖僧大手印也，都包括在内，大体上说，这都是孔夫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真正信奉中国上层信仰的，反倒不该有这么大的出入。但是，妙事就出在这里，中国的士大夫，却极少跳得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格局，因而总是明着信一套，暗着却更信另一套。国民党是兜收中国上层信仰与下层信仰的大垃圾场，它的党员的大脑，也以此为上限下限，自不消说。（《上限教条，下限迷信》）

　　已累积了经验

　　国民党是不学的、不识大体的，但在权术方面，却有多年累积的点子与经验，虽然这种点子与经验，在共产党面前吃了败仗，而逃到台湾，但在台湾使弄，却足敷应用，而可使党外人士死去活来。（《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

临时条款与宪法

国民党口口声声说它自己拥护《宪法》、口口声声说别人破坏《宪法》，真是全世界最滑稽的事！国民党杠上开花出来的临时条款，本身就是一部太上《宪法》、一部喧宾夺主的《宪法》，国民党的御用大法官兼《宪法》学者林纪东，在曲学阿世之余，已经公开承认临时条款是“实质意义之宪法”、是“我国之战时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释论》第一章、第十五章），既然这样，则又置原来的《宪法》于何地？国民党口口声声行宪护宪，所行所护的，原来是临时条款这种《宪法》，绝非真正的宪法，已经不容置疑了！既然此宪法非彼宪法，还口口声声说行彼宪法之宪，这不是滑稽，又是什么呢？

　　这种滑稽，就活像一个人移情别恋，但怕背弃妻别娶的恶名，于是就另讨姨太太一样。讨姨太太的好处是不背恶名于发妻元配，名义上尊重大老婆，骨子里却是架空大老婆。国民党所谓不修宪，却去订临时条款，无异把《宪法》大老婆化。而帮助国民党订《临时条款》、修《临时条款》的人，无异就是帮国民党讨姨太太的皮条客了，这还用说吗？（《别帮国民党讨姨太太！》）

　　本位狂与自大狂

　　国民党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党、是一个不识好歹的党、也是一个软硬都不吃的党。国民党有极浓厚的本位狂和自大狂，所以，它根本不把“非我族类”的任何异己看在眼里，这种异己，不论国民党消灭得了或消灭不了、不论国民党在大陆或在台湾，国民党的本位狂和自大狂是一点也不会改的。正因为国民党有这种性格巨星或性格巨驴的特性，所以任何异己，想跟国民党合作，是绝对灰头土脸的。今天党外人士，抱着一片痴心，想达到与人为善效果的，其实下场都是与虎谋皮而已。李万居临死前结论国民党绝无诚意，其实这种结论，早就该做出来，人之将死，才如此发现，岂不太迟了吗？（《泥罐、铜罐、与共识》）

　　打击自由主义

　　我们清楚看到：国民党根本不允许自由主义者的正常存在；国民党打击自由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国民党所谓联合自由主义者，也根本是一个骗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中国自由前途关心的人，不可不警觉这一点！（《不打击自由主义吧？》）

　　开放党禁

　　我太了解国民党对开放党禁的事，一直是说了不算的：照国民党答应我们的组党远期支票，辛亥革命前答应的不算，1912年答应的不算，1913年答应的不算，1929年答应的不算，1947年答应的不算，我们眼巴巴的等了七八十年，等了五六十年，等了三四十年，等的结果竟永远是“非常时期”，永远是“大敌当前”，永远是“环境特殊”，永远是“国情不同”，永远是“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这样的等来等去，这样的等呀等的，难道我们还相信他们吗？难道我们还指望他们吗？

　　到了今天，国民党索性连答应都不答应了，连远期支票都不开了，也许有人说，这是国民党的退步，我却认为，这是国民党的“进步”：——国民党为怕言而无信，索性连言都不言了，这当然是“进步”啊！（《阿丽丝与新党》）

　　继续骗人与受骗

　　老K是不懂什么叫礼贤下士的，真正的士，也绝不受他们的礼——老K是绝无诚意的。在这一点上，在这岛上，没有人比我认识更清了（因为这种认识，要对老K历史有深入了解为基础）。所以我一直提倡“不合作主义”对付老K，我这种先知式的观点，当然不是一般座谈会专家和小政客们所能了解的，一般党外人士和小百姓了解的程度，也有待加强。这是因为在同一小岛上“酱”在一起太久了，在混蛋一方面，深受老K感染，而不容易自觉与自拔，这也就是老K能够在这岛上整天群魔乱舞、口沫横飞的缘故。因为有人受他骗，所以他们才骗个不停，这当然是相对的。这种受骗的惯性不改善，一切当然继续下去：老K继续做瘟神，党外和小百姓继续做瘟生，前途有限，后患无穷，如此而已。（《保证互相毁灭》）

语言表达该有个性

我们应该有表达个性的语言，但中国的官场和中国的党棍政客们，都太缺少表达个人锋芒和立场的讲话，几乎全是滥套，甲和乙说的没有不同，丙和丁说的没有两样，我们应该多鼓励有个性、有所不同的语言表达。

　　外国政治家就有很多有个性的讲话，国民党的党棍和政客却没有，他们的讲话给人一种便秘的感觉，难过得不得了。讲的时候大便不通，讲出来的全是大便。（《吐他一口痰》）

　　老人政权

　　他们只是日薄西山的老人政权而已。跟他们斗，斗得爱睏无比、窝囊无比、哭笑不得无比。他们既不“司麦脱”，我们也无从“美好挺”，只好皱皱的，斗得又乏味，又不得罢休，讨厌死了。（《“三进宫”答刘辰旦》）

　　二类暗杀

　　在国民党“未能奉行国父遗教”的内容里，其中有一项最不光明的，就是国民党喜欢以政府之尊，一再搞暗杀的把戏，这是非常令人不齿的。

　　国民党搞暗杀，可分两类，一类是暗杀以后他们不否认的；一类是暗杀以后他们不承认的，不但不承认，还要赖给别人的。这种被赖的对象，当然是国民党的政敌或是替罪羊之类，反正国民党自己是不承认的。

　　国民党在搞暗杀的时候，当然是极核心、极机密的作业，这些杀手办完了事，不论成不成功，按照“家法”，是不能泄漏的。因此，不论外面怎么传说、公论怎么叙述，国民党的圈里人，是绝对守口如瓶的，更不要说是见诸文字了。（《张琍敏的爸爸杀了谁？》）

告洋状

　　“告洋状”，顾名思义，是告状、告状，最后告到洋人那儿，由洋人评断是非曲直。

国民党用“告洋状”做扣人套语，用法是广义的，凡是向洋人说中国当政者的坏话，或是游说洋人支持他、同情他，都算“告洋状”，并非真上洋法庭也。

　　国民党用“告洋状”丑化党外人士，是源远流长的，在《自由中国》“雷案”时候，国民党就这样说；在“美丽岛事件”时候，国民党就这样说；最近“蓬莱岛事件”陈水扁去美国时候，国民党又这样说。

　　国民党口口声声以“告洋状”责人，其实它自己所做所为，却又经常是夫子自道。最明显的一次是“中美断交”时的“一人一信”运动。国民党为了怕老美遗弃它，发动大家“一人一信”朝美国寄，此非“告洋状”而何？岂止是“告洋状”，简直就是低三下四呢！（《是谁告洋状？》）

　　这次不算

　　国民党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丢得领土最大最多，却干得最久最负责任的长寿政党，别人丢了大陆，早就给赶下台了或自己下台了，可是国民党却会“将功折罪”，却会“舍我其谁”，却会“这次不算，再来一次”，却会“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牛刀不杀鸡，杀什么？》）

　　对付国民党的太极拳

　　国民党大官人敷衍质询，主要有三套太极拳：

　　第一套是“已清查法”。（说质询内容他们早已清查，表示你提出的是陈年老案。）

　　第二套是“有出入法”。（说质询内容与事实不无出入，表示你提出的是不准确的。）

　　第三套是“改善中法”。（说质询内容他们正查明改善中，表示你提出的他们很感谢、很佩服，他们可能有错，但在改善中，至于错在哪儿，他们是推得好远的。）

　　对付这三套太极拳，唯一方法就是“大题小作”——避免同他们谈任何不具体的题目。任何可能被他们架空的题目，都不提出，而只是提出活生生的实例，逼他们只能说Yes or No的实例，这样他们才无所遁其形。从这种实例上使他们窘态百出，才是正途。

　　所以，千言万语的“国事”一○一问，不如直截了当的“国事”十一问、“国事”一问。这就好像考试，不要出“问答题”给他们发挥（因为一发挥就“太极”出矣），而要出“是非题”、“填空题”逼他们一翻两瞪眼。（《给许荣淑的一封信》）

　　国民党的教育与宣传

　　大体上说，党外人士大多是国民党丢掉大陆后成长的一代，大陆丢掉了三十二年，党外人士在丢掉大陆时或未出生，或年纪还小，或年纪虽大一点，可是久住台湾，对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真相与内幕，所知自然不足。所以，三十二年来，我们看到的国民党，不是在大陆“刘三”式的国民党，而是在台湾“汉高祖”式的国民党；不是在大陆弃甲曳兵的国民党，而是在台湾我武维扬的国民党。稍懂历史的人，都可这样论断：——国民党自从建党以来，从来没像这三十二年这样痛快过，这样“密集安打”过。国民党在这三十二年来给了我们公开的党部、公演的梅花、公卖的烟酒、公营的当铺、公费的民众服务站，和公然的党化教育与宣传 。国民党这样公来公去，当然是自认大公无私的。国民党相信三十二年来，给了我们一种新形象，经过三十二年的教育与宣传，对它统治下的小百姓，的确也收到不少定影效果。看到一些小百姓对国民党所说的信以为真，所做的不以为异，那样的天真，那样的归顺，那样的张晓风，那样的羊，我们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教育与宣传，真已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了！（《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国民党的财政美容

　　在台湾，由于官方的照顾无微不至，台湾的银行也就被照顾成公营的。一变成公营，麻烦来了，上下其手的腐败局面，自然愈滚愈大。滚的结果，光在呆帐方面，就滚成一百六十一亿之多！但是政府一直把真相瞒住，说这是催收款，不是呆帐。但是催收款就要催呀收呀，总得有个期限，不能有的一拖十几年，有的一拖二十几年，有的一拖三十几年。由于最近各界逼得紧，政府终于答复下来了，说：催收款只有一百二十二亿，其中七十三亿“可望收回”，其余四十八亿已“收回无望”！既然有这么多的民脂民膏给糟蹋掉，这明明是呆帐，为什么过去一直以“机密”的理由拒绝透露，并且说只有催收款，没有呆帐呢？现在我们懂了美容学，从美容学观点研究财政学，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政府的“财政美容”，政府李代桃僵，用来“眉骨加高”、“瘦面加胖”。事实上，催收款明明是呆帐，催收款只是财政的化妆而已。（《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

蒙藏委员会

　　蒙藏委员会是国民党成立了五十多年的老衙门。……蒙藏之事，虽然离台湾愈来愈远，但是蒙藏的衙门，却在台湾愈变愈大。为什么要这样发神经？原因无他，“意淫大陆”耳！

　　据1983年5月11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薛人仰在“立法院”报告，他们现在的“特别筹划”工作，只是：一、协助制作《变色的香格里拉》（电视节目），二、举办“蒙藏故事讲演会”，三、编印“蒙藏知识丛书”，四、协商举办“蒙藏文物特展”！——一个年花民脂民膏五千万的大衙门，整天带着七百零四位人种样品（在台“蒙胞”五九二人；“藏胞”一〇二人），所司无非做节目、讲故事、印小书、办展览，这不是胡闹吗？从行政需要上看，确是胡闹，但一想到这是国民党的意淫费，我们一切就都恍然矣！（《国民党的“空诸所有”与“实诸所无”》）

新疆办事处

　　“新疆省政府办事处”坐落台北市四维路52巷37号，整个大陆的省都丢光了，在台湾全没有鬼办事处，唯独“新疆省政府”有鬼办事处，这真是一大怪事。据1982年5月24日《台湾时报》：“新疆省政府办事处”动用的预算是：1983年度将动用九百零二万一千元，比1982年度多了一百三十七万八千元。主要的开销是：人事费、事务费、业务费、维护费、旅运费、补助及奖励费等。——事实上，“新疆省政府办事处”每天除了升一面国旗外，屁事皆无，又何来什么“旅运费”？什么“奖励费”？难道在巷子里升个国旗还要“旅费”、还要“奖励”吗？这都是王八蛋也！（《国民党的“空诸所有”与“实诸所无”》）

　　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

　　对国民党说来，“意淫大陆”，光靠“蒙藏委员会”、“新疆省政府”等老衙门，岂够用哉？这些衙门在名义上，只是边疆地带的，只能外延上证明大陆之线，不能内含上证明大陆之面，于是，国民党大发神威（神经之威），在1954年，成立了一个特大号的大衙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纯粹以“国大代表”为成员，年耗上亿元公帑，把光复大陆的复建工作，看着地图，整天大做其纸上作业，其实它是最荒唐的：它包括内政、国际关系、军事、财政、经济、教育文化、交通、司法、边疆和侨务等组，每年十二月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两天，另外各区组每年开会七到二十次，有时邀请政府首长和学者专家举行报告或座谈，做为委员从事设计研究的背景资料。其实设计研究所得，全是空话、全是空中楼阁、全无可行性。它的秘书长说：大部分设计研究内容涉及“国家”军事机密，不能在社会上过分的张扬。三十年来，一共拟好了两千多个设计研究案，呈报“总统”的有一千余个，这些设计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是在埋头做事。——这些话，其实都是胡扯、都是“纸上意淫”的笑料。光复大陆之事，虽然国民党光说不复，但是设计研究，却至今不息。为什么要这样发神经？原因无他，“意淫大陆”耳！（《国民党的“空诸所有”与“实诸所无”》）

　　终身民代的人格问题

　　他们一个个明知依照任何公道的标准，他们都不能再代表民意——代表三十多年前的民意，但是他们宁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仍旧老着脸皮代表下去，这种老脸皮厚，是任何有人格的人干不出来的，但这些混蛋们却优为之，此一恋栈，是典型的没有人格的作风！三十多年来，他们（包括费希平在内）没有一个肯辞职以谢国人，这当然是“个人人格问题”。

　　“终身职的民意代表”们，没人敢不承认他们面对的不是民主宪政的体制，但是民主宪政体制的特色，就是“代议政治”与“责任政治”。代议政治的基础就是要定时改选，责任政治的基础就是要引咎辞职。国民党把大陆给弄丢了，居然党官们不对民意代表负责，民意代表又不对人民负责，把民主宪政弄得既不代议又不责任，这些老汉们，一个个大节已亏，又何来“个人人格”之可言呢？（《当然是个人人格问题》）

　　群“贤”楼

　　今天报载坐落在济南路上的立法院新盖大楼落成后，取名“群贤楼”，一年多来有关名称问题，时有争论。因为有的立委认为，自喻“贤”人，实有未妥。依我看来，这些立委毋乃太谦了。因为“中华民国”明明是蒋家天下的“中华帝国”，却自喻“民”国不误，立委老兄们“贤”它一下，又何必脸红哟！（《李敖札记》）

中央政府

对女人可望而不可即，却要以意即之，此之谓“意淫”；和“意淫”相对的，可望而不可即，却要以手即之，此之谓“手淫”。“意淫”是干过瘾，“手淫”是湿过瘾；“意淫”是远在天边过癮，“手淫”是近在眼前过瘾；“意淫”是闭着眼因人成事过瘾，“手淫”是关着门自我取材过瘾。大体上，力所未逮而淫之，谓之“意淫”；力所有逮但所逮仅限于自己地盘者而淫之，谓之“手淫”。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逮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国民党“意淫大陆”的最大远景镜头是：它不承认它被赶出大陆了，它自认它仍是大陆的主宰者、统治者，因此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完全是“全国”性的气派。首先，国民党保存了气派豪华的“中央政府”，虽然此一“中央政府”，国民党早已明知不过小岛台湾一省和小小岛金马两个而已，实与地方边陲无异。（《意淫大陆，手淫台湾》）

　　一厢情愿

　　国民党这种心理变态，在心意初动之时，未尝不是想回大陆的一厢情愿。但这种一厢情愿，随着年复一年的坐困孤岛，最后连说“明年此时南京见”的顺口溜，也溜不出来了。直到1959年五月，国民党总裁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明告党员：1969年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二十年满期之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但是，很快的，1969年到了，过去了。甚至1979年都到了，1984年都到了。前后三十五年之久，还是不能回大陆，想大陆来望大陆，但是除了“意淫大陆”外，其他一切，也就人人心里明白。国民党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沦为这种境界，自属可悲；但看了他们整天耀武扬威的“手淫台湾”，却又深感他们可悲之外，亦复可恨。不论可悲也好，可恨也罢，国民党的历史，已经逐步走向它的终站。国民党为了使党显得“源远”，故意拉长过去的历史，吹牛高寿已九十年，但是，过去的“源远”，并不能证明未来的“流长”，为了“流长”几年，我看还是“意淫”停止、“手淫”减半吧！（《意淫大陆，手淫台湾》）

　　放大与缩小

　　稍知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民国的建立，黄兴是孙文以外第一功臣，但在国民党写的历史上和表现的尊敬上，显然比例不对。国民党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放大”，一种是“缩小”。“放大”方面，章炳麟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的序中已经评论：“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这就是说，不是国民党的丰功伟绩，也被国民党大而化之了；“缩小”方面，我们看不到黄兴、蔡锷等伟人的纪念像与纪念路，看到的反倒是“吴敬恒像”、“于右任像”、“史迪威公路”、“罗斯福路”、“麦克阿瑟公路”，……把黄兴、蔡锷等的尊敬，真不知“缩小”到哪儿去了！这又如何教人心服呢？对“不对自己胃口”的伟人，就可以这样吗？（《黄门鼓吹》）

　　唯我独尊

　　国民党的戏路，是它老是想“唯我独尊”，但“唯我独尊”的地位，必须采取“公平竞争”的运动规则以取之，在“公平竞争”中你考了第一，自然你就是老大。可是国民党却不如此。美国老罗斯福推动反托拉斯法案时候，大法官霍姆斯说：“修曼法案是不公道的，因为它不让强者在比赛中获胜。”国民党的悲剧不在它忽视、排挤、压迫弱者，而在它忽视、排挤、压迫强者，它错估了别人，把别人都看扁了，结果当它被强者翻身一扑的时候，它就眼冒金星了。（《太阳不只一个》）

　　不知思想力量的可怕

　　我认为“不怕李敖”，真的原因是国民党根本不真的知道思想力量的可怕，正因为国民党不真的知道，所以，他们虽然粗糙的大力扑灭思想，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细腻的建树思想。

　　国民党无法以思想扑灭思想，就妄想以暴力扑灭思想家。（《别把国民党的无知，当成国民党的宽大》）

　　国民党与法律

　　单刀直入的分析、一针见血的说明，从国民党的“法律遁”，写到国民党的“法律顿”，我想，在这岛上，在这世界上，没人比我更能说得清楚了，更能说得开窍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糊涂，多注意我的提示。对立法院最近有关修正《刑事诉讼法》的争执，我对苏秋镇、许荣淑、黄天福、费希平、郑余镇、许哲男、黄志达诸位的努力抗战，表示最大的欣赏。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到立法院里死板板的理论，而忽略了立法院外活生生的事实；不要只看到立法院里热烘烘的面红耳赤，而忽略了立法院外冷冰冰的鼻青眼肿；不要只看到立法院里守法守分字斟句酌，而忽略了立法院外无法无天法律只是废纸。从根本上了解国民党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不是法律的问题；从根本上认清国民党跟我们的关系，根本法律只是一种手法；从根本上觉悟国民党跟我们的关系，根本就是政治取代法律，只有这样寻根，我们才能解决一切故障。现在整个问题好像是牙医所说的“根尖周围脓肿”，如何从根本上除疾去病，才是我应该注意的方向。（《“法律遁”和“法律顿”》）

　　国民党是一个大家族

　　国民党第二代很少像第一代一样的“天下是老子打的”，而变成了“天下是老子的老子打的”，这一现象，使国民党的革命性减弱，家族性增强。每一个第一代的老子，都会培养出第二代的老子，配上高速的联姻、认亲、师生、同志、裙带种种关系，国民党与其说是一个党，倒不如说是一个大家族。进到这个家族里面的，会得到起码的利益与照顾，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极有“人情味”。这种“人情味”，从大陆来台的立、监委身上，已表露无遗。他们对国民党，完全是“人情味”的相依为命，他们是不讲是非的，既不能也不愿辨别国的利益是高于党的利益的，这种心态，完全是你我一家人式的，仔细调查他们的相互关系，也的确可瓜蔓出不同程度的血亲与姻亲，说一家人，真没有错。如果你只知道张继正是张群之子，陈履安是陈诚之子，沈君山是沈宗瀚之子，马树礼是顾祝同之婿，丁善理是费骅之婿，汪敬煦是何应钦之侄女婿，……你只能这样数出十几个或几十个，你是不了解国民党的。国民党大家族的盘根错节，远比你想像的深入而复杂。所以，归根到柢，凡是不能从大家族观点来看国民党的，根本就是蛋头之见、书生之见。（《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国民党的家族特性

　　因为国民党大家族三代同堂五世其昌，当然有“不肖子弟”出现，这些“不肖子弟”，形式上可能已变成自由分子，已变成接近党外或党外人士，已变成监察院的陶百川或“立法院的陶百川”，已变成社会贤达。……但不论怎么变，他们绝非真正的自由分子，绝非真正的党外人士或社会贤达，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尤其在国民党大家长眼中，尤其不一样。

　　徐复观、陶百川之流之外，甚至坐了大牢的，只要国民党认定是“我们家里的人”，也和外面人待遇绝不相同：国民党员居正头一天还戴手铐脚镣呢，第二天就当了司法院院长；国民党员李基鸿头一月还陷身囹圄呢，第二月就当了财政厅长；国民党员郭衣洞（柏杨）头一年还唱“绿岛小夜曲”呢，第二年就可出境做“作家可以出境”的样板了。……看不出国民党这种家里家外双重标准的人，自然是不了解国民党的。

　　这种家里家外的双重标准，其实随处可见。同样是市长，国民党员黄启瑞出了纰漏只是下台，杨金虎却要下狱；同样是贪污，国民党皮作琼拿两百万只判一年半，何济周拿四万却判八年；同样是“违反国策”言论，国民党员沈君山说了就算了，李庆荣就要坐牢。……

　　不了解国民党这种大家族特性的人，老是喜欢拿政党政治的尺度、法律公正的尺度、是非正义的尺度、国家利益的尺度来量国民党，结果愈量愈生闷气，愈量愈做搔不到痒处的判断。殊不知国民党根本不该这样量的，你用这些尺度来量一个大家族，要它对内放弃“人情味”，放弃党的利益，就如同要求一个母亲不要家天下而要天下为公，不要袒护“自家的小孩子”而与“野孩子”一视同仁，这怎么行得通呢？（《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群众的用处

　　能关门办的事绝不开门办，能一人办的事绝不两人办。——“成大事者不谋于众”，除了选举、暴动与鼓掌外，群众全无用处。（《李语录》）

　　论殷海光

　　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我的殷海光》）

　　政治行规

　　“政治行规”不是“政治道德”。道德的层次是高的，台湾在国民党的调教下，道德都给摧毁了，又何况“政治道德”？台湾从政人物，不论党内党外，都不足以语“政治道德”，这本已可悲；但更可悲的是，他们竟连低层次的“政治行规”都不能守。法律是六十分的道德，行规是六十分的法律，行规距离一百分的道德层面，本来已经微不足道，结果竟连微不足道都不能守，岂不太可悲了吗？

　　什么是行规？屠夫可以骂屠夫杀猪刀法不好，但不能骂对方残忍，因为大家都残忍；妓女可以骂妓女床上功夫不好，但不能骂对方不守贞节，因为大家都没有贞节。行规是同行人必须共同遵守的起码规则，连这种起码规则都不守的人，这种人就荒腔走板了。（《吴勇雄错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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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国民党

　　——我研究国民党，然后写文章出售，只是把臭大便变成臭豆腐干的过程而已。本质是臭的，再除也不能尽也。

神话三种

　　神话有三种：一、神话。二、台湾人的台湾独立。三、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李语录》）

　　国民党与警察

　　阳明山沿仰德大道而上，就有警察局三座，德还没仰到，就先仰到警察。国民党说“国民党永远和民众在一起”，这话有一段省略式，全文该是“国民党永远和警察在一起，警察永远和民众在一起”。如此僭为补正，意思才告完整，你们说对不对？（《漫谈“大姑娘洗澡心理”》）

　　国民党与台独

　　当年郑成功浮海来台，他们在台湾重建、开拓、怀念中原文化，他本人，不正是“龙头”吗？沈葆桢说郑成功把台湾做为“遗民世界”，郑成功的心理，的确如此。但郑成功在重建、开拓、怀念之时，并没寻求没有出息的独立，他只是把台湾做为拓展中国的一个基地而已。——台湾的存在是使中国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郑成功大概怎么也想不透他的一部分后人，居然变得那样小家子气、那样没出息。当然，这种小家子气、这种没出息，实际上，乃是国民党教化下的产品，国民党是真正台湾独立的实行者，它实行了，却鸣鼓而攻别人是台独，而别人居然配合做台独式的胎动，殊不知配合半天，自己怀胎不下，国民党那边，却早就长大成人，接收遗产矣！——台独、台独，其实是堕入国民党术中而不自知也！一如黄狗偷食，却大喊黑狗是贼，于是黄狗逸去，黑狗当灾。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黑狗身上，黄狗自然窃笑矣！（《黄狗的窃笑》）

不平等条约由谁废除

国民党口口声声说他们最早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他们废除不平等条约、别人没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是完全与历史不符的吹牛；相反的，国民党自己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其丧权辱国的程度，连满清、“军阀”、汉奸都干不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追求真理与真相的人，我实在无法坐视国民党如此歪曲历史、美化自己、丑化别人，我一定要根据公开的材料，把国民党给公然开掉。古话说：“勿谓秦无人也！”国民党别以为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至少在这岛上，历史、正义和公论绝不在你们手里。（《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废除的吗？》）

　　两党与三通

　　共产党用“三通”政策对付国民党；国民党用拒绝“三通”政策对付共产党。于是，大陆来信，台湾拒收，此拒绝通邮也（虽然台湾的外省老太太都有秘密管道可转家书）；大陆卖大同电锅，台湾抓当归黑枣，此拒绝通商也（虽然台湾的中药店、大饭店都有“匪货”可以消受）；大陆大放其人，台湾不准入境；大陆要求来往，台湾把门一关，此拒绝通航也（虽然从陈香梅到李政道都可“转航”，都有不同的“特权”可以例外）。虽然这样，国民党的拒绝“三通”，也有国民党说的道理在，当国民党把拒绝“三通”说得响当当的时候，我们做小百姓的，只有眼巴巴欣赏他们“奉行基本国策”，没有别的可说。（《国民党的三通前科》）

　　犯众怒

　　按照佛法的真精神，李焜泰（龙发堂释开丰）苦行度人，实在是伟大的“真和尚”，他比起国民党同路人星云法师之流，其佛心纯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可是他终于不免于入狱，而坐视星云法师这些佛心可疑的“假和尚”，整天在权贵中逍遥。国民党整天喊“疏减罪犯”、整天喊“微罪不举”，但对这样一件区区小事，却对李焜泰从“宽”录取、捉到牢里，并且捉的过程，是由高雄地检处首席检察官翟宗泉坐镇指挥，其处心积虑，如捉江洋大盗。

　　古人是“民之所好，好之”。国民党总是别扭，总是“民之所好，恶之”。李焜泰的入狱，是国民党与广大民心对抗赛的又一杰作，国民党永远与民众站在一起，但总是脑袋里少了根筋，结果永远是犯众怒、惹老百姓怨声四起。如今连龙发堂中的精神病患者都朝国民党大发其怒了，国民党制造敌人的本事，可真愈来愈有精神了！（《看你还做真和尚！》）

　　不良老年

　　大家只看不良少年问题，却忘了看不良老年问题。不良少年的许多问题，其实是不良老年引起来的。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像国民党集团这么多的不良老年密集在一起，从来没有！（《李语录》）

鹰犬将军宋希濂

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中国人民害怕，不敢提出真的答案；宋希濂自己心寒，不愿提出真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恶作剧，不会提出真的答案，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鹰犬将军》）

　　不可与言的集团

　　“古今中外的在野者”，对“执政当局”是哪种态度，其实要看“执政当局”本身是哪种态度。如果这种当局根本是不可与言的，那么同它说话，就统统是废话。国民党是一个不可与言的集团，我们对它的警告也好、劝告也好，它都是不可能改变的，改变就不是国民党了。大家以为舆论可以影响国民党，这完全错误，国民党根本不看你的、也不听你的，国民党的压力团体在美国参议院、众议院，根本不在台湾。以为国民党听人劝的人，完全高估了自己，国民党哪里会采纳民意呢（它若肯采纳民意，也不会丢了大陆，给赶到台湾来了）？国民党的民意管道绝不来自舆论，甚至也不来自他们自己包办的舆论，他们的管道完全来自贴身那几个宦竖意见而已。（《别为盗贼上条陈！》）

　　谁是狷者？

　　狷者的特色只有一个，就是深思熟虑后的有所不为。狷是狷介、是狷急、是“不能从俗”（《后汉书》范冉传的话）。狷者并不是不做事，而是断然拒绝去做同流合污的事。

　　国民党在今天，已经十足是一个同流合污的集团，任何有大脑、有良知、有血性、有人格的人，都该有狷者的气魄，拒绝国民党、退出国民党、而以做国民党为耻。

　　国民党朱汇森根本是典型的官僚与乡愿，但却冒充做狷者，这是对狷者标准的最大侮辱，我们生睁巨眼，绝不接受；孔夫子死不瞑目，也绝不接受。国民党祸国殃民这么多年，又意犹未足，还想把许多道德标准一一打碎、把许多高贵名目一一穿戴，这成什么话！我们一定要拆穿他们！朱汇森绝不是狷者，做国民党的也绝不会是狷者。天下没有这种不知羞耻的狷者、天下没有这种不能洁身自爱的狷者、天下没有这种整天同流合污还能洋洋自得的狷者。国民党别恶心人了吧！（《国民党有狷者吗？》）

　　另一种恐怖

　　萧启庆在普林斯顿说李敖抵得住国民党一师的军队。我笑着说：“只有一师吗？”启庆，老友也，来台讲学一年，不敢来看我。国民党的恐怖不只它本身，而是它衍生出来的使人“自己吓自己”的恐怖感觉，它能使高等知识分子人人俯首帖耳、人人噤若寒蝉，高等知识分子一一成了逃世的懦夫的时候，国民党的作恶，也就更无忌惮了。（《李敖札记》）

　　逃难

　　三十多年前，逃难到台湾的外省人，他们逃难，可分两类：一类是“大老爷式逃难”，一类是“小百姓式逃难”。“大老爷式逃难”是在逃难前，占尽消息、工具、财力等方便，其逃难也，其实与搬家无异。国民党大员中，逃到台湾来，连同豪华家具一并上飞机上轮船者，比比皆是，最精彩的是，特务头子戴笠的棺材，为了怕共产党会掘他的坟，也自坟中起出，运到台湾。兵荒马乱之时，还能不忘故人、泽及枯骨，国民党之精于逃难，伟大哉！

　　“大老爷式逃难”外，剩下就是“小百姓式逃难”了。小百姓消息不灵、工具不行、财力不够，其逃难也，只能扶老携幼、手抱婴儿，大队而行，但是一兵荒一马乱，大队就冲散了，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沦入沟壑的沦入沟壑、流落街头的流落街头。（《“赛跑式逃难”与“逃难式赛跑”》）

　　小人当道

　　我生平对国民党全无好感，也不寄任何希望，我评论国民党，完全是以一个未来历史家的身份，提前做盖棺前的论定而已。1944年，戴传贤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一千年后，上帝见证，国民党总要还政于民了，但那时候，下台的国民党和垮台的党外人士，恐怕都将踩在苏南成之流的脚下。国民党是有过理想主义的，虽然已经凋谢：党外人士是有着理想主义的，虽然已经不多，但苏南成之流的无耻政客绝对没有这些，他们只有奶和娘——随时变换的奶和娘。苏南成之流的当道，就是最可怕的小人当道。如今这种小人当道了，国民党居然勤于捧他，党外巨头居然不肯骂他，双方居然都没警觉到：这种小人和他的现实主义是真正毁灭人类和理想主义的丑恶东西。国民党的自毁，固不足惜；党外巨头的“过失”，也就太可悲了！（《不是他个人的事》）

　　不准会见

　　中国人民何辜，九十年来，敬陪国民党革命，“革命，革命，革过又革了”，最后革得骨肉生不能见、死不能送，关山难越，尽是失散之人；幽明永隔，长为他乡之客，最后不能“反攻大陆”，也不准大陆人民来台，也不准直系血亲来往见面。只死命的一个劲儿扣住在小岛上的一切，这又算是什么？国民党再英雄、再豪杰，为什么不去整共产党，却对付起老太太们不准看女儿？使人母女三十五年不见面，这算哪一门子救国救民？哪一门子英雄豪杰？这样莫名其妙的冷血政党，古今中外，还能找得出第二个吗？（《乱世母女泪》）

　　不给人办报的自由

　　看了三十多年来的报禁依然、报禁仍旧，我感到国民党的可恶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们箝制了我们办报的自由，第二点是他们箝制之后，又一再拿连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屁话来搪塞人民。这种作风，第一点固然可恶，第二点尤其可恶。因为第一点只是欺人，第二点却是欺人之后，又拿人民当傻瓜、当凯子来骗。一骗之不足，又推出光怪陆离的说法来作弄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受这种作弄呢？我们要宣布不接受！（《还是第一声最像》）

　　应该忏悔

　　唯有以“忏悔”的态度面对全国人民，国民党的诚意，才会被我们相信。否则的话，国民党尽管在刀光剑影中统治我们，尽管在强词夺理中摆布我们，尽管在动辄多数决中欺侮我们，长此以往，真正的悲剧演员，还是他们自己。林肯说：“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三十三年了，多数人已不再暂时，少数人也不再永久，国民党纵使再舌敝唇焦，也无法把多数人带入永久了！（《从陶百川绑票大学生说起》）

　　国民党的前身是革命团体

　　党外人士对国民党最不了解的一点是：他们总是从国民党的宣传品上，去认定国民党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这是蛋头之见、书生之见。他们不知道，国民党的前身是革命团体，它的第一代走过秘密结社的路线，所以它有党证、宣誓等不合现代民主政党的规矩。当它取得政权后，在形式上和形势上，要靠近民主阵营，所以又要把自己扭出现代民主政党的模样，这种转变，是很吃力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党外对国民党无法准确判断

　　在国民党眼中，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一小撮党外人士，显然对国民党另有意见，对国民党所说的不全以为真，所做的常引以为异。对这一小撮人说来，国民党认为他们的教育与宣传没收到效果，因而很失望、很生气，其实国民党大可不必如此想不开，因为事实上，国民党三十二年来的教育与宣传，对党外人士也发生了很多影响的。譬如说，党外人士对国民党的过去和历史，就是照着国民党的教育与宣传了解的，这样的了解，当然无法对国民党有准确的判断。……党外人士对国民党了解的不够，反过来看，当然是国民党三十二年一手遮天的成功。（《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国民党的司法美容

　　全世界各地都有政治犯或承认政治犯的今天，中国国民党大官居然公开宣称，一再宣称：台湾没有政治犯！说台湾有的只是叛乱犯，不是政治犯！查1949年6月21日公布的《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明定“叛乱罪犯适用本条例惩治之”，这是叛乱犯的法源；第二条明定在内乱外患罪上，《刑法》的罪名而以这一条例严刑重罚而已。所以，政治犯的罪名，骨子里都不过是《刑法》的罪名。既用了《刑法》的罪名，不论用哪一条，目的都是整政敌的冤枉而已。所以余登发既以“叛乱”罪名坐牢，也以“图利他人”罪名坐牢；李敖既以“叛乱”罪名坐牢，也以“侵占”罪名坐牢。……除非一个人是官式宣传下的受害者，除非一个人是不能明辨是非的可怜虫，他绝不会相信余登发是“图利他人”的人，一如绝不会相信李敖是“侵占”的人，不论国民党的报纸与法院怎么斗臭、怎么判决，政治犯就是政治犯。但国民党大官说没有政治犯，只有叛乱犯，只有图利他人的余登发，只有侵占的李敖，只有知匪不报的雷震，只有妨害兵役的王地，只有涉嫌窃盗的高玉树，只有贪污的杨金虎，只有包庇的宋霖康，只有收贿的杨玉城，只有伤害的吴哲朗，只有妨害公务的黄玉娇。……只有这个、只有那个，就是没有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现在我们懂了美容学，从美容学观点研究国民党，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国民党大官的“司法美容”，国民党大官另用卑鄙的罪名加给政敌，巧妙的闪开政治犯：政治原因，法律解决；军法大审，司法斗臭；使政敌灰头土脸，使自己“眉骨加高”、“瘦面加胖”。事实上，司法案件明明是政治迫害的整型，所谓没有政治犯，所谓纯粹司法案件，只是政治的化妆而已。（《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

　　一党独大才有“党外”

　　民主国家里没有“党外”，因为民主国家里不允许一党独大。没有一党独大，自然就没有“党外”，因为你若说“党外”，别人不懂。别人不晓得是保守党外呢还是工党党外，是民主党外呢还是共和党外？只有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党才变成了专有名词而非普通名词，党才变成了“就是那个党嘛！”变成“还有哪个党嘛？”变成了唯一的。

　　所以，你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看到站牌上写着“中央党部”，就知道那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公车站长到公车车掌，从七十岁老太太到七岁小姑娘，大家想都“不做第二党想”，“中央党部”，“中央党部”当然是国民党嘛，还有哪个党嘛？明知故问！（《党外是谁喊出来的？》）

　　乡愿风

　　当乡愿风蔓延的时候，在这岛上，我们就愈来愈看不到义正辞严痛痛快快的言论了，从国民党似是而非的宣传里、从两面人左右逢源的顾盼里、从座谈会专家模棱两可的取巧里、从康宁祥式党外人士对国民党大员致“最高敬意”“更多的敬意”的表率里，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满乡愿气的岛，我们不得不警觉！（《党外与混蛋》）

　　政治与学术

　　自来搞政治的人和搞学术的人，是两种人。搞政治的人不碰学术，有的是没工夫；有的是刘邦式的“安事诗书”（翻成白话：“谁他妈的要看书呢！”），看不起学术；有的是心存敬意，敬而远之；有的却是附庸风雅。最后一种最要命，因为一附庸风雅，就会对学术亲自去碰，一碰学术就完了！

　　中国传统中“政统”和“学统”大体成双轨演化着，搞政治的人不太附庸风雅，国民党在打天下的时候，也是如此。国民党至多只是控制学术机构，但不敢控制学术，也无此妄想。但到台湾以后，地小人稠，闲来无事，居然殃及学术，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大学等等，纷纷渗入了党团与党棍，他们也要写论文了，也要办学报了，也要召开或参加学术会议了，但天知道这是什么“学术”！三十三年来，学术已是一片焚琴煮鹤的大锅炒！学术何辜！呜呼学术！（《你盖棺，我论定》）

　　国民党的禁娼梦

　　失败与失信，并没给国民党大官人任何反省与教训，他们照样还是老套，兴致来了，就雷厉风行到北投禁娼，可是兴致一过，北投还是北投，大官人还是大官人，私娼的花灯还是若隐若现，公娼的绿灯还是半明半暗，警局的红灯还是眼开眼闭，《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还是一张废纸！

　　在国民党大官人的禁娼梦里，最一厢情愿的一场，是办理“妇职所”的“德政”。

　　“妇职所”成立的目的，是收容十二到十八岁（后来延伸到二十岁）的雏妓，施以三个月（后来延伸到六个月）的职业训练，希望她们出所以后，能在社会上从良。“妇职所”吸收的标准本是“自愿接受辅导习艺”的，但自成立以来，所谓“自愿”，竟是警察局押送来的，当然问题也就由此而生。（《雏妓问题》）

　　杀鸡与牛刀

　　我们可以稍安毋躁！但我们十分盼望：在这小岛上的用于大陆的大编制，应该严格施展在那“中华民国颂”所颂的地方，而不是这一小岛。否则的话，这样庞大的编制与力量，密集安打在这样的小岛上，就真难免大材小用，牛刀杀鸡了！

　　三十三年来，我们的确感受到我们是鸡，在被牛刀杀来杀去。这不怪我们，也不怪牛刀，而该怪没有反攻大陆，以致国民党精力过剩，不大材小用不为快。在这种苦闷的心情下，在这种必须使使拳脚以舒展筋骨的必要下，自然“不能安外，却如此攘内”，牛刀不杀鸡，也就别无可杀了！（《牛刀不杀鸡，杀什么？》）

　　国民党文宣主持人的错误

　　鲍叔牙口中的齐桓公奔莒，是周庄王十一年（纪元前686年）的事，而田单复国，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纪元前279年）的事，一个在纪元前7世纪，一个在纪元前3世纪，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秦孝仪先生张冠李戴，硬把战国的齐国，当成春秋的齐国；战国的莒城，当成春秋的莒城；把田单当成齐桓公；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当成四百年后的“烧饼歌”与“推背图”。这种无知，这种妄作，这种荒乎其唐，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

　　我们可以让步这个，我们可以让步那个，但我们对歪曲知识来配合自己的无知，还推广这种无知，以无知侮辱人，实在看不过去，实在无法让步。所以，对国民党文宣主持人这种笑话，我们不得不点破它。

　　“毋忘在莒”的笑话，毛病出在整天宣传复兴中华文化的人，根本不好好读古书，其实这也难怪。他们这些人，整天在办党、办公、办案、办人、办喜事、办后事、办公共关系，他们的确没有多少时间真的潜心学问、潜心中国文化。所以，涉及学问与中国文化问题，我们看他们闹了笑话，也就可以了解。但是，我们不能了解的是：他们在涉及“总裁言论”上，居然也犯了“不好好读”的毛病，这就又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为了使秦孝仪先生没还手余地，我愿举一些绝对客观的“一翻两瞪眼”的铁证，给内行看门道，给外行看热闹。（《给秦孝仪先生上一课》）

　　得意中泄密

　　当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当二、三十年的投闲置散以后，许多老国民党，开始对过去的“光荣”愈来愈怀念了，他们忍不住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兴致，或是“骨董山人说晚明”的心情，而要把当年老子如何如何，口沫横飞的给抖了出来。在这岛上，传记文学型的杂志可以那样风光，证明了这种杂志对那些老而不死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于是，在这种近乎变态的“回忆力特强”情况下，他们在大陆胡作非为的一些秘密，终于在得意之中，不小心的给泄漏出来。其中关于国民党喜欢以政府之尊，一再搞暗杀的把戏，也包括在内。（《张琍敏的爸爸杀了谁？》）

　　国民党与“金牛”

　　蔡家财阀正是国民党大力支持下的畸形“金牛”。这种“金牛”，明明是以特权与诈欺手段，向成千成万小百姓巧取豪夺的资本家，但在国民党第一党报的打歌下，他们变成了有“爱心”的人、变成了深知“民众困苦”的人、变成了“为全体老百姓提供最亲切最适当的服务”的人、变成了“回报社会大众”的人、变成了“对国家付出了爱，对社会付出了关怀”的人、变成了“做为民众与政府的桥梁”、“谋全体同胞的福祉”的人。……这种人口口声声大谈“道德与责任感”、大谈“孝道观念”、大谈在股票市场投机的不当、大谈“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但在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国民党一连多年的保护特权政策下，却是一连多年的一两百亿的大拆烂污者，他们内吃国家银行，外吃民间存款，最后使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共蒙其害，终于使我们可怜的老百姓大梦初醒，领教了他们的“爱心”是什么。

　　今天大家口口声声指责蔡辰洲、指责蔡家财阀，他们固然可恶，但是只指责他们，而忘了他们背后真正的祸首，就未免弄错目标。上面所举国民党第一党报的一些明证，就说明了一切：国民党在经济上大力保护特权，目的正是制造出“金牛”，在政治上做为羽翼；做为掌握财源、掌握铁票的鹰犬，真正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是国民党，国泰只不过是国民党大狩猎下的鹰犬之一。国泰的错误是在前去捡回主子打下的猎物时，自己就地先大吃特吃，吃得太多，以致惹得主子不高兴，而要说几句“反对垄断！反对特权！反对投机！”的话来“以正视听”。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偶发的特例而已，国民党基本政策还是要继续保护特权下去。因为只有保护特权，才保护了官僚资本的国民党自己。国民党根本是官僚资本的党，它一直是以“金牛”做火牛，想去完成田单复国式的大业。但是，用“金牛”做火牛，最后永远是“在莒”，而不能“毋忘在莒”，“莒”是他们最后的汤沐邑，也是他们最后的坟场，他们的悲剧是铁定的，虽然坟场处处是发光的，——全是金子。（《谁是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

　　锡安山事件

　　国民党不准他们住在锡安山，也不准他们在河床上望山兴叹，这对锡安山的先驱者说来，是“神”的问题；可是对国民党说来，却是“神经”的问题。国民党神经兮兮，它不喜欢外省的退役老兵和台湾的穷苦大众这样紧密的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团结只是对神的顶礼与寄望，他们并没要造反，造反也不会在人间造，因为正如耶稣所说，他的国在天上，当然造反也该在天上。但是，国民党不管，国民党要天上人间，统统一视同仁。（《警棍下的失乐园》）

　　论王章清

　　很多人说王章清头脑太笨，以致被摆了一道，我看王章清并不笨，而是他的头脑跟不上时代。王章清资助后进也好、变相行贿也罢，他都做梦也没想到新一代的人会这样朝双方脸上涂大便。王章清是老一代的政客，老一代的政客再下三烂，再没有“政治道德”，却能守“政治行规”，至少知道什么是“政治行规”，而对荒腔走板于心不安；可是他不了解台湾的新一代政客，新一代政客在国民党几十年的调教下，青出于蓝，已经不明白起码的取舍、是非与荣辱，已经一切悍然行之而满不在乎，国民党的后进如此，民进党的新贵亦然，世风日下到这种程度，究其原始，责在老辈。《旧约》何西阿书（Hosea）中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这种“作恶之报，果大于因”是人间天理，可是国民党只知作恶、不知天理，以致今天灰头土脸于小岛，真是活该。（《吴勇雄错在哪儿？》）

　　奉行三民主义

　　三十六年前，国民党刚从大陆给赶到台湾的时候，曾经痛定思痛，检讨丢掉大陆的原因。检讨下来，原因众多，但是蒋介石却单刀直入，说出真的原因，乃在“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

　　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虽然失国失民，不足以语奉行民族主义，但是奉行起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那三分之二，却也不无戏路。但是，三十六年下来，对这三分之二，国民党还是“只有形式的信仰”而已、只“把三民主义当做了一个口头禅而已”。

　　所谓口头禅，本是不能领会禅理，只是口头上袭用禅宗和尚常用的语言。三民主义最后沦为口头禅，它本身的空中楼阁、窒碍难行，固非无因，但是国民党宁肯挂羊头卖狗肉，而一路作伪、言行不一，则是今天陷入死巷的当然结果。三民主义是连自己都统一不了的粗糙理论，国民党却要拿它统一中国，真是天下第一鲜！（《三民主义口头禅》）

　　国民算老几

　　清末行刺五大臣的吴樾上北京行刺前，他的太太曾赋诗三章，以壮行色。最后两句是：

　　好梦岂知容易散，

　　痴心空望月常圆。

　　吴樾死难后，他的太太也殉情了。但这两句诗，倒真可移为诗谶。因为他们为理想献身的大业，到了最后，却被一群牛鬼蛇神占尽了便宜。在他们牺牲后，他们的“同志”接收了所有革命的果实，成立了新党。这个新党，很快的丧失了素志与初衷，变成了争权夺利政治分肥的工具，既不民主，也不进步，虽然名字好听无比——叫“国民党”，可是，在“同志”眼中，国民又算老几呢？（《从五大臣到八大臣》）

　　不准奔丧

　　1987年11月3日，八十六岁的梁实秋死了，他六十岁的女儿梁文茜，匆匆从北京到台北奔丧，可是到了香港，就被挡住。——国民党说按照《国安法施行细则》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大陆同胞须在“自由地区”停满五年以上方可申请来台，梁文茜因此不能看死爸爸最后一面。显然的，梁实秋死不逢地，他若想到父女之间，在生死线外，如此缘悭一面，他真该死在美国，以利奔丧了。

　　我们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虐政里，不要忘记也不该忘记：我们怎样在受难、怎样在被作弄、怎样在生离死别、怎样在“不得亲其亲、不得子其子”的悲惨里，为他们生殉、为自己默哀。——我们永不忘记！（《从不准看活爸爸到不准看死爸爸》）

　　论张学良

　　张学良从三十八岁被关到八十三岁，一切毛病，都出在国民党太“宽大”，并且强迫张学良接受这种“宽大”。设想当时无此“宽大”，张学良判十年，坐十年牢，早在三十六年前就恢复自由了，又何必受“无形中变为无期徒刑”的德政？张学良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国民党的“宽大”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对国民党的“宽大”，敬而远之才好！（《别赖张学良了！》）

　　外省人“作客”心态

　　许多外省的朋友，他们写诗填词，俨然以“作客”的姿态出现，这是很不得体的小气派。他们一提笔，就满纸是“他乡”、“旅次”、“客次”、“逐客”等等的立场，这是绝对不妥的。这简直是有意划分中华民族的共同血液与山河。有这种态度的人，他们忘了白居易那“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的伟大心境，也忘了“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的达观胸怀，更忘了陆游那“却恐他乡胜故乡”的现实了解。

　　我们必须彻底认清：任何方向的中国人，在任何地区的中国土地上，都不该有“作客”的情绪和“作地主”的小心眼。我们没有主人和客人，也不该有反客为主和端茶送客的误解或事实，我们该努力减少这种误解或事实。（《从乡愁到大气派》）

　　孙中山与蒋介石

　　孙中山朝人民盖空中楼阁，蒋介石却收起房租来。（《李语录》）

论孙中山

　　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那个孙中山；一个是别人变造的孙中山。别人变造的孙中山，不论基于任何立场，总未免走样，孙中山本人，概不负责、可以侧过脸去；但他自己那个孙中山，却责无旁贷、必须面对。这种面对，不论孙中山生前死后，在优秀的历史家笔下，都难逃斧钺。

最后审判孙中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位中国国民党的总理，生前死后，都被政治迷雾包装着，使真面目难以显现，直到死后几十年的今天，他仍是被海峡两岸政治尸布争相缠裹的木乃伊，这可真教人看不惯！

凭着优秀的历史家的本领，我终于解开尸布，把真正孙中山的功过，加以论定。这种论定，从1965年我推出《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到1987年我出版《孙中山研究》，都是一个主线。主线是求真，方法是从干尸里把孙中山开棺论定。

　　孙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国帝制，一生的大失败是自己夺权不择手段，甚至一再勾结帝国主义而不惜。西太后明与八国联军为敌，固属离奇；孙中山私通日、英、德、俄等国为友，也未尝不荒谬，孙中山既是爱国者，又是卖国者，爱国爱到以卖国为手段，这种荒谬，也真是青史罕见！至于他搞出三民主义等讨厌透顶的“遗教”来闭门造车、提拔蒋介石等等而下之的“同志”来开门揖盗，则更属荒谬之外者。（《<孙中山研究>自序》）

　　论蒋介石

　　蒋介石是奸雄人物，他的面目，是非常复杂的，他在黄埔学生面前，是校长；在浙江同乡面前，是乡长；在国大代表面前，是总统；在钱穆、曾约农等老古板面前，是皇帝；在帮会特务面前，是大龙头。……他对黄金荣的磕头拜寿，显然在某种程度的尊重这一流氓体制，以维系他在黑社会的面目，而利统治。他这个头，显然磕得值回票价啊！

　　不可思议的是：设想美国总统若秘密向黑手党头子磕头；或日本天皇秘密向黑龙会头子磕头，这将是一幅什么画面？世界上，只有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才有这种怪现象吧？（《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论蒋介石之二

　　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是也。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朝清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道地是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奸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西河沿的箭金学堂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俨然成为中国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蒋介石的时间表》）

　　论蒋介石之三

　　今天钦定的蒋介石传记与论述，无一不把这独裁者描写成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钦定的蒋介石言论与全集，也无一不展示这独裁者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面。其实，这种伎俩，只能欺骗外行人而已，对内行人说来，就知道满不是这么回事。

在蒋介石当年的言论中，他无异自承是共产党的同志。虽然在共产党的内部标准里，却判定他是自私自利的军阀料子，还不配做共产党！这种判定，在张作霖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后出版的《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中，早有铁证。虽然如此，蒋介石无异自承是共产党的言行与造形，却十足给人他是共产党的印象，难怪老国民党谢彬写《民国政党史》，就干脆振笔直书，把蒋介石列为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干部人物”，而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谭平山、邵力子诸人并列矣！

　　蒋介石是共产党？（《蒋介石是共产党？》）

　　论蒋介石之四

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教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

　　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职此之故，纵使他的手下，为他卖命多年、受苦多年、家破人亡多年，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手下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难道还不够吗？答案是还不够！手下被敌人惩罚后，难道还要被自己人惩罚吗？答案是还要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他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之苦、无情之烈，竟一至于此！

　　杜聿明是“天子门生”，他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但是，杜聿明对蒋介石以及所有逃到台湾的师长同学，他是洵无愧色的：没有我在前线殊死战，你们能在后方开小差吗？没有我在大陆十多年牢狱之灾，你们能在台湾享三十多年清福吗？你们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革命军人，你们在台湾庆祝全家福之余，又有何脸面，苛责我家破人亡的杜聿明呢？（《杨振宁的岳母为何投共？》）

　　论蒋介石之五

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蒋介石是奸雄，他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若说它纯是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尽然。

　　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来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又能使人为他死节？蒋介石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他自己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自己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为何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自己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所以，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事实上，他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人、骂人、整人、办人，这是更上层楼的“寡廉鲜耻”，我们不可不声讨之！（《蒋介石的被俘观》）

　　论蒋介石之六

　　人类自古以来作战，掘堤淹敌人的冠军，莫过于蒋介石；但干出淹敌人少淹同胞多菜事的，也莫过于蒋介石。

　　“数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都遭惨劫”的代价，如果真能发挥阻敌的积极效果，也自成一说，但是敌人照样侵略中国不误，并且还学会了“水淹七军”法回敬中国。1943年8月，日军就掘山东卫河之堤，淹死中国人民上百万。——蒋介石始作俑者，其有日本之后乎？（《<蒋总统传>信口开河》）

　　论蒋介石之七

　　蒋介石是现代中国最阴狠卑鄙的坏蛋，他一生中害了无数的同胞与同志，或杀或关、或辱或骗，……在这些史迹与血迹中，有一件最凸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张学良的阴狠卑鄙。这种阴狠卑鄙，项目繁多，大者有二：第一是诬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背黑锅；第二是关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不自由。

　　在诬张学良方面，对日本，明明是蒋介石自己下令不抵抗，却把“不抵抗将军”的大帽子，戴在张学良头上；对共产党，明明是蒋介石自己剿共无能，却把丢掉大陆的大责任，硬要张学良担负。蒋介石这样以舆论与历史丑化张学良，到台湾后，更花样翻新，他把1940年骗张学良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交其太子蒋经国“公开发表”，蒋经国在1974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中全会就此大做文章，父子聚诬，张学良横被污名，至今未已也。历史上，一个人横被诬名，不洗于五六十年之前，亦不辞于八九十岁之后，张学良可考第一。（《<张学良研究续集>前言》）

　　论蒋介石之八

　　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春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异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论蒋经国

　　每在电视中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的纪录片。（《李语录》）

　　论蒋经国之二

　　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有恶已作，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我这种不肯曲学阿世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

　　四十年来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须学问外，天下事皆须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须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三

　　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的马屁精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这不是既无知又可耻吗？（《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四

　　在既无知又可耻的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论定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如今把蒋经国四十年对台湾的祸害置而不论，这通吗？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外蒙、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做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面对海内外这样不明是非、众口一声，我不得不力斥其非、严正抗议。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我们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四十年来对他贵脚的抗争、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马屁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你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真未免太忘本了吧？《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五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高干，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从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政出多元、一人领导等特色上，可以看出。（《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六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1978到1981的四年间，就下乡一九七次、“与民同乐”一五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

　　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这样子费事才能得到结论，那可未免太笨了一点。

　　整个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

　　1950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为天下笑，1958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如今以垂死之人、做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历史也不会饶恕他的！（《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七

　　蒋经国从1939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到1949年逃台湾以至于死为止，实际所统治的中国，在赣南，不过两万三千平方公里；在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相差极远。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其他影响，不过一时一地而已，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谈不到什么事功。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比例自然不当。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可谓比拟不伦；许倬云说“经国先生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可谓肉麻已极。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赛过石敬瑭，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其祸害整个中国，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遗害二三百年，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石敬瑭卖国，换得契丹帮他打天下；蒋氏父子卖国，又换得了什么？蒋氏父子固石敬瑭之不若也！《旧五代史》说石敬瑭“其为君也……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但蒋氏父子呢？其为君也，社稷都不能保啊！（《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八

　　蒋氏父子口口声声台湾属于中国，但他们所实行的，却是在台湾搞小朝廷；他们干的，是搞外省人的“台湾独立”，虽然他们绝口不说。“反攻大陆”也、“光复大陆”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都是能说不能做的；“台湾独立”却是能做不能说的，因而他们挂中国统一的狗头，却卖“台湾独立”的羊肉。

　　蒋经国在垂死前夜，承认自己“已经是台湾人”了，正显示了负隅顽抗中国统一的心态。我说他不如阿斗，因为阿斗之罪，不过乐不思蜀；但蒋经国之罪，却在蜀乐不思中原——乐不思大陆（当然思也白思）。由此可见，真正扶不起来的，不是阿斗，而是别有其人也！

　　结论是：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虽同为古今亡国之君、亡国之太子，但高下之分，一看便知。盖棺论定蒋氏父子，这一史家持平之论，也许可供启蒙也。（《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论蒋经国之九

　　蒋经国在小手段上固然亲受共产党训练与“乃父亲手训练”，比阿斗高明；但在维持大局与对中国未来看法上，其实还不如阿斗。阿斗“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他能用到诸葛亮，“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这是很不得了的成绩，比蒋太子只用奴才、空言反攻而军旅不兴赦却妄下高明多了。至于阿斗最后成全中国统一，知道“龙虎战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这也比负隅而不知“天命”者高明百倍。且阿斗班底中，还有北地王谌那种戈倍尔式“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的殉节之士，蒋经国有吗？一旦完蛋，丢人现眼可有得好看呢！（《唐德刚先生近作书后》）

　　论蒋经国之十

　　包启黄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长，由于把犯人财产霸占、老婆逼奸，还要处死犯人，心既狠、手又辣、屌又拔出不认人，被犯人老婆告了御状，他的主子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只好枪毙他了事。

　　包启黄出军法丑的事件，告诉了我们，靠人防弊是不够的，要防弊，还得靠制度。

　　戒严时期用军法判人，本就是一种易生毛病的制度，因为这种时期的军法判决，必然草率。为了防弊，在订定《戒严法》时，第十条就明文规定解严后人民可以无条件上诉到司法机关，以免冤抑。但是，这回蒋经国却站出来，下令手下喽啰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第九条，剥夺了《宪法》第十六条的人民诉讼权！蒋经国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深知军法的黑暗绝不止于“包启黄的这一个阶段”，若真的依法给人民上诉，则出军法丑的事件，将千万多于“国民党包公（启黄）”时代者，所以，蒋经国收拾起“做官的不要糊涂”的官箴，“不管是大小案件”，都不要“认真处理”了！

　　包启黄作恶，是人的作恶，还有解严后上诉管道可寻解决；但是蒋经国作恶，是制度的作恶，把靠制度防弊的管道给堵住，解严后上诉机会都给掐死了。

　　比较起来，包启黄的毛病出在“大头”（脑袋）懂法律而“小头”（屌）不懂，蒋经国则是两头都不懂，故率法食人，蒋经国比包启黄还包启黄，此可断言者也！（《比包启黄还包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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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台湾与党外人士

　　——国民党有过去，没有未来；民进党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岛国偏狭症

地理上，台湾是一个岛，一个大陆边上的小岛，不管怎么放大，先天上，“岛国的褊狭之见”（insular prejudice）总有它的比例。这种褊狭，配上外来的小圈圈，自然也就你圈圈我也圈圈。这种演变，是三十三年来在朝在野的最大悲剧。三十三年来，大家都变得鼠肚鸡肠，缺乏大气派。（《被封杀的“人民公敌”》）

什么样的反对者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毕竟是多年局促在同一个小岛上的人，什么样的执政者，自然产生什么样的反对者，反对者如果缺乏榜样与警觉，就容易陷入迷惘与错路。（《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

　　我坚决相信，我不但要有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也要有批评党外（自我批评）的自由，党外若不许人批评，则其心态，又与国民党何殊？其度量与手法，又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党外必须全面开放，让李敖像骂国民党一样的骂个痛快，才能证明党外的伟大，证明党外有前途。反过来说，凡是不能让李敖骂个痛快的党外，就是笨党外。（《我们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

　　党外太软弱

　　今天党外的一个缺点是：许多人的气质太像国民党了，许多人太软弱，以对美丽岛的入狱者为例，我觉得整个的党外都表现得软弱，因为大家整天就是要特赦要放人，这多没种！多没出息！这是根本上错认了志士仁人抗暴斗争的性质。

　　今天党外的普遍缺点是大家不愿真的牺牲（包括牺牲自己、牺牲人际关系、“牺牲朋友”、“牺牲同志”）、不愿真的受苦难、不知道“进步应以受苦者所受苦难的多少来衡量”的，结果呢，大家的表现只是粉拳绣腿而已、只是一群小表哥小表妹合唱大悲调而已、只是“亚细亚孤儿”的“望君早归”而已。（《“望君早归”不如“望君牺牲”》）

　　人权第一

　　党外该注意的是：人权保护比起消费者保护来，人权保护是大事；政治垃圾比起马路垃圾来，政治垃圾是大事；关怀所有囚犯比起关怀美丽岛囚犯来，关怀所有囚犯是大事；吊唁王迎先子女比起吊唁高玉树妈妈来，吊唁王迎先子女是大事；国民内政比起“国民外交”来，国民内政是大事。党外要为大事做得不够而脸红流汗，不必为并非最重要的事去花太多时间。党外要集中时间去做大事，而人权、人权、人权，就是党外的大事。

　　党外要为人权苦心焦思、为人权奔走呼号、为人权争吵、为人权打架、为人权同国民党你死我活。没有人权，一切都是假的。党外不争取人权，争到别的又有什么用？不管制镇暴车，买来新式飞机又有什么用？做奴隶的人，有何脸面代表主人去谈军售？做奴隶的人，只关心拿掉桎梏就够了！（《什么是党外最该做的事？》）

　　党外人士不必以弱者自居

　　因为国民党是以一党独大的手段来达成一党独大的目的，结果把公正、公平、公道等等都失掉了，他们虽然有一种“幼稚的势力”和“暴力”，但在精神力量和道义力量方面，他们却输给党外人士。党外人士吃眼前亏、受窝囊气，头破血流的、灰头土脸的，为大目标大方向奋斗，“德不孤”也“吾道不孤”，必然获得真正拥护公正、公平与公道大众的支持，必然获得真正拥护中国自由民主大众的信心。所以，党外人士不是弱者，党外人士也不该以弱者自居。国民党员不过两百万，其中绝大多数又是“门神党员”（门神党员的意思是：开门时他在里头，关门时他在外头，关门谈机密也好，分利益也罢，门神党员是不得参与的）；党外人士虽无政党形式，但一千六百万的非国民党大众，必然在公正、公平、公道的立场上声援党外，必然在自由民主的大道上反对国民党的自私。（《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现实作风不能搞政治

　　要搞政治，粗心是不行的。今天党外人士在这一方面，做得好的很少很少，大部分都表现得现实而草率，有求于你，就热情澎湃；所求既遂或不遂，就鬼影不见了，用北方俗话说，这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一派现实作风，令人讨厌。他们的大病在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即溶咖啡”式的，人与人的关系要靠持续不断的细心、关切、照顾和礼貌，可是许多党外人士全没学会这些。这种作风，是不能搞政治的。搞政治固然要把握大方向，但是细心、关切、照顾和礼貌等“小”功夫也不可忽视。“小”是诚意，是使人觉得他被尊重、使人感到你推心置腹。成功的搞政治的人，必然在把握大方向之后，又能以“小”感人。当然你要不搞政治，也许就不必如此，你可以自私而任性，在做人上，贝多芬是很菜的人，但他仍是成功的音乐家。但要做成功的政治家，不会“小”是不行的。（《党外人士不够小》）

　　不可同负一轭

　　为党外人士计，党外人士真正该走的方向，不是走与虎谋皮的歪路，而该走不与国民党做任何合作的正路。

　　党外人士在真正了解国民党以后，必须大彻大悟到，同国民党——任何造型的国民党——“同负一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在真正的自由民主的长路上，我们要自己走。国民党“菩萨低眉”也好、“金刚怒目”也罢、“小霸王招亲”也行，我们都不要中计，都不要迷失我们的方向。长夜漫漫路迢迢，我们不把星光当成萤火，也不把萤火当成光明。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不是国民党！（《泥罐、铜罐、与共识》）

　　自大狂与自闭症

　　有自大狂的人最适合进民进党；有自闭症的人最适合坐牢。（《李语录》）

同样货色

　　国民党是中国人，它都要骑在自己人民头上；台湾人即使不是中国人，它不朝自己人民的头上骑吗？独立了又怎样？看到目前这些政治杂碎的嘴脸，可以断言的是：他们骑自己人民的作风，跟国民党别无二致，他们是同样货色啊！（《李敖札记》）

　　即溶党外

　　党外新贵们绝大多数是“即溶咖啡”式的“即溶党外”，他们头一天还是勾结国民党特务的外国博士呢，第二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党外；他们头一天还是倒好人帐退票坐牢的卑鄙小人呢，第二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党外。……这批人在学历上，高自博士也好，低至联考水准以下也罢，人品方面之为投机分子，别无二致。换句话说，这批人在党外，并无实际功劳，只是虚骄身段，一切只是一冲水、就上场。党外落到这批人手里、被这批人篡夺，就好像辛亥革命果实被蒋中正篡夺一样，党外是什么下场，看今日蒋家字号的“中华民国”可知也！（《怀念郑南榕》）

　　论党外新生代

　　新生代就要像新生代，就要表现青年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就要横冲直撞的像个青年人。新生代不走这条路，而走圆滑的路，最后左右逢源未必，里外不是人倒是真的。从长程看，是得不偿失的。

　　新生代自己有足够的青春做试验，但环境没有足够的机会去给你做试验，所以，常常是一着错，满盘输矣！（《“青天大番薯：小的有冤上诉！”》）

　　不能只做一半

　　一个人不能同时维护上帝又姑息魔鬼，歌颂上帝是不够的，你必须同时打击魔鬼；肯定正牌是不够的，你必须拆穿仿冒；尊重李敖的党外纯度一百是不够的，你必须揭发别人是国民党同路人；宣扬李敖侠骨柔情是不够的，你必须点破别人对他的忘恩负义。（《你不能只做一半》）

台湾人应努力做反对派

　　台湾人必须学到拒绝给国民党任何金钱与人力，用同仇敌忾的决绝，与国民党断绝往来，不跟国民党打任何交道。台湾人要练习在品格上做一名狷者，做狷者虽难免“过正”，但是在一片是非颠倒、敌我不分的混沌里，“矫枉”的激烈态度，就自有必要。台湾人要努力去做反对派——够规格的反对派，不要再怪现象百出，成为人类历史中的笑话！（《台湾人的政治规格》）

　　埋怨的自由

　　这个岛的原名，不是“台湾”而是“埋怨”（台语），我相信，国民党在有生之年，是绝对不会把政权开放给人民的，人民不要妄想可以抢到他们的政权。但是，如果人民能够抢到一点“埋怨”的自由，也就很“台湾”了！

　　让我们先从国民党手里，抢到言论自由、抢到不能“民呼”也要“民吁”的自由、抢到埋怨的自由。至少至少，我们要有埋怨的自由，国民党至少要划分给我们埋怨的自由。——因为国民党再横行、再伟大，也不是上帝啊！国民党再臭美、再神气活现，也该知道上帝也让人说话啊！（《秘雕案的案外意义》）

　　止于至善

　　真正伤害党外的，不是党外不去为“善”，而是党外不去为“至善”。党外只以为他们做的是“善”就够了，就是“善良高贵的行为”了，其实这是不够的，“止于至善”才是我们的“观念和规格”。（《“蓬莱岛案”的再讨论》）

　　政客抬头

　　今天的党外，自其同者而观之，则是貌若国民党以外的人；但自其异者而观之，则是貌合形离的各路人马。各路人马的形成，品类极杂，但大体上说，政客局面的公职人员，最为拉风。这批人因为基础是政客，所以名为党外，实非党外；纵为党外，也动辄放水。最具这种类型的人，不是今天的党外公职人员诸公，反倒是苏南成。

　　苏南成的拉风，象征着国民党的没落、党外的没落，而是政客的抬头。苏南成是打着党外旗号做投机生意的最拉风者，党外公职人员们，其实很少不是苏南成的格局。他们如今是党外，但是只要国民党对他们使一点按摩功夫和拳脚功夫，他们就立刻不党外了。

　　今天衮衮党外巨头没变成苏南成，其中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没出到给苏南成一样的尺码。如果国民党尺码大点，我真怀疑究有几人不是苏南成？看到他们放水放得那么快、看到他们从劝进蒋经国到投票蒋经国、看到他们一个个对国民党的低三下四，我真忍不住说他们是“准苏南成”，只是脸蛋稍俊、脸皮稍薄而已。（《真和尚与真净土》）

　　占着毛坑不拉屎

　　海外组织新党，对在台湾组织新党（如果组织的话），并无害处，唯一害处也许只是使一些“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美丽岛事件受益人脸上无光而已。按人间常理，一个人提着裤子上毛房，蹲在毛坑上，占着毛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干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可是他占着毛坑、蹲在坑上，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托什么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尤其不可以在别人的毛坑上拉屎之际，还说大话与风凉话。所以，尤清等人的谈话，是非常不得体的，至少此时此际，这些谈话是可以不说的。

　　何况，海外新党的姿势，一开始就很低。他们坦白表示：一旦台湾组织了新党，他们在海外的党，就愿降为台湾新党的海外支部或根本解散，这种低姿势，尚不能取悦或见谅于尤清等人，就更不可理解了。（《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领袖的条件

　　目前岛上的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的格局优秀到能成为党外的领袖，搞小山头的格局还可以，勉强要当领袖，则会给人有“望之不似人君”的感觉。

　　要成为领袖，必须要有一定的眼光、勇迈、气派、度量、虚心、以及礼贤下士的态度。我眼里所看到的党外人士没有一个具备这些条件。

　　我觉得党外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不管是在公政会或编联会，他们这些人根本都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找不到一个搞政治的高手。（《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凭道德与是非

　　苏南成事件所表示的，是百分之百的“公德”事件，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严重的政治动向问题。这问题是根本的，因为不谴责苏南成，就无异默认无耻政客的路线、无异坐视可怕的小人当道的出现；不谴责苏南成，无异是在道德标准上的一种同流合污、是对人间大是大非的一种亵渎。党外巨头们何不想想：我们是凭什么反国民党的？凭刀吗？不是；凭枪吗？不是；凭能干吗？国民党才吏满坑；凭金钱吗？国民党钞票满谷。……我们凭的，其实只是一样，就是道德与是非。我们深信国民党已经没有道德与是非了，他们在道德上与是非上同我们讲、同我们辩，他们都要输；我们站在正义路线上、公道路线上、顺天应人路线上，从长程看，我们一定赢。正因为这样，凡是涉及道德标准与大是大非上，我们绝对不能沉默、绝对不能中立、绝对不能客气、绝对不能做乡愿、做烂好人！（《不是他个人的事》）

　　要尊敬先驱

　　黄玉娇她年纪很轻，却已是资深的党外先进，二三十年来，她为党外受苦受难，许多细节，已经被党外人士健忘了。

　　对先驱者的尊敬，是从事正义活动的人不可忽略的一件事，今天党外新贵们的态度，有时太粗糙了点，粗糙得近乎忘恩负义，这是很令人寒心的。他们还没拿到政权，就已这副德行，一朝权在手的时候，还得了吗？所以，党外新贵需要再教育。（《别帮国民党讨姨太太》）

　　不务正法

　　党外人士有那么多，并且人才济济，为什么事事要议员级的把持？并且全面把持？议员级并非不好，而是太照国民党体制内的框框行事了，好像一个党外人士，不做议员就不行似的；或做议员下台就没有地位了似的，这种“议员铨叙法”，未免太势利眼了、未免太跟着国民党眼光溜溜了，是要不得的。中山堂的共同声明，颇多败笔，像制定“国家基本法”，就是其中之一。国家基本法在意识形态上，与国民党临时条款的意识形态太像了，说破了，它实在像是党外的临时条款，主张国家基本法的人，其实也犯了和国民党一样的“不务正法”的毛病。因为它同样是对“正法”宪法的一种三心两意。宪法固然缺点和不足之处极多，但是从政治技巧上、从利弊权衡上，主张护宪该是最聪明的、指摘国民党违宪该是最正确的。党外人士一方面主张“取消临时条款”予人棒喝，他方面又弄出个“制定国家基本法”贻人口实，未免太笨，真要给李敖这种奸雄笑死了！（《别帮国民党讨姨太太》）

　　抢骨头

　　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竞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洋洋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抢骨头，抢到了该是志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要知道在这种体制下，“日理万机”实在赶不上“日理一鸡（鸡巴的鸡）”，不理鸡而去理鸡骨头，真是傻不鸡鸡也！（《政治与生殖器》）

　　对瓶派缺乏了解

　　所谓党外人士邀请民、青两党共识座谈会，党外人士诸巨公，这次做这种“统战”，对象完全弄错。“统战”也是要选择对象的，怎么可以“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怎么邀约起“厕所里的花瓶”（青年党）和连“厕所里的花瓶”都不如的（民社党）来？

　　党外诸巨公岂可对这些瓶派人物如此缺乏了解？瓶派人物跟国民党的尾巴关系、附庸关系，早已是定说，党外人士如果非入厕不可，也该是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岂可与花瓶为伍？怎可自贬身价如此？结果竟还为瓶派人物所赚——被他们拒绝起来了。我真不明白费希平、康宁祥诸公为何如此无见识、无手段。政治如此搞得不上段，真要被国民党笑死了。（《毛坑里的石头与厕所里的花瓶》）

　　前车之鉴

　　青年党的历史与心态，很值得今天党外人士的觉醒。党外人士能有今天这点小局面，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却毁之很易的。如今有一些党外人士，他们显然在走“黑头老年”的老路，整天想持盈保泰，整天想与虎谋皮，整天想用与国民党协商的办法来取得谅解、存在与地位，这样发展下去，他们显然会有愚蠢的下场。青年党的前车之鉴，就在我们的眼前。有朝一日，党外人士也沦为李璜式的“让我每天都来配合政府”了，那时候，党外人士就老化了。到目前为止，一些党外人士在生理上虽然大多年轻，但在心理上，却经常显示出老成的、老奸的、老油条的面目，对国民党只肯打高空，不肯打硬仗。（《青年党内与老年党外》）

　　党外人士的力量

　　立法院党外人士所象征的，绝不是几个立委个人，而是精神力量与道义力量。若不从这个观点上看，而从几个个人观点上看，那当然会有“彼此力量悬殊太大”的感觉，而觉得国民党人多势众，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是弱者，因而国民党一来疏通，一戴高帽，就趁机下台，放水了事，这种怯场的心病，都在于这种党外人士忘了自己是强者，忘了自己是得道多助的人。因此，我要特别指出：党外人士不该从皮相上觉得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正相反的，要从深刻的观察上了解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的力量，其实比任何没有精神力量、道义力量的人，都来得大。一百个国民党尸居余气的老立法委员的力量，其实赶不上百分之一康宁祥的力量大，这是真理，难道康宁祥还没有这种信心么？（《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台湾人的政治规格

　　“台湾人的政治规格”有它的地区特色。我点破这是“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的结果，我说：“台湾地区的‘土地教化’，是很可怜的，它先后被日本人、被国民党轮着干，干了八十年下来，这个地区的人民，走狗派也好、反对派也罢，都沦为怪胎了。”这种“土地”，配上外来的“教化”，自然会产生它的地区特色。在大陆上，大家不喜欢宁波人、不喜欢上海人、不喜欢黄陂人，……并不是这些地方没有好人，而是一般说来，由于“土地教化使之然”，这些地方多出坏东西。……反对派写文章，会“自动献媚”；反对派在议会，会“自动护航”；反对派表决时，会“自动上厕所”；反对派在孙运璿生病时，会“自动慰问”；反对派在劝进蒋经国连任时，会“自动签名”；反对派在投蒋经国票时，会“自动亮票”；反对派在被放出来时，会“自动感谢政府德政”、会“自动拜访李副总统”！……这些规格不对。（《政治规格的讨论》）

　　不团结就是力量

　　因为党外本身都是乌合之众，所以，只要是构成领导性、号召性或有发言地位的，都变成明星。美丽岛事件时，国民党已经抓了一大批明星，现在剩下的是一些残余的明星。明星要成名需要一段时间或特殊机遇，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些明星，因为明星一被抓就等于毁掉了。

　　我觉得党外走明星路线是正确的，各人搞各人的山头。过去许信良托人找我，希望我合作，他说：“团结就是力量。”我转话给他，我说：“回县太爷的话，不团结就是力量。”因为，不团结可以个别存在，保存一点元气，团结就会被一网打尽。（《吐他一口痰》）

宫廷机诈不可学

纵使如康宁祥和他的《八十年代》所调教，大家要学“国民党”的“自家本领”、要学“宫廷机诈”，我看最后的下场，也是“小偷遇到贼祖宗”，是绝对得不偿失的。因为这种权谋术数，老共考第一，老国考第二，老康考第三。老康的一套，对付天真的党外人士和选民，也许游刃有余，但对付老国民党来，却只有挨刀的份。《八十年代》捧“老康的功夫招式”，其实那些招式只是粉拳绣腿而已，凭那些粉拳绣腿对付国民党“小霸王招亲”，结果只是香汗淋漓、气喘咻咻而已。以“立法院杯葛事件”为例，国民党只派出三流角色“立委”党部书记长周慕文，在老康身上一阵乱摸，老康就全无还手之力了：警备总司令照样悍然不来，党外杯葛案照样提不出，国民党的所谓诚意照样是废纸，康宁祥的“功夫招式”照样是阿Q阿呆阿木林，这些纪录，难道还不能使我们觉醒吗？这样的低段、这样的败招，还想耍积七十年经验的国民党吗？这可未免太小看国民党了。国民党虽然打共产党打不过，逃到台湾，但是打党外小子却绰绰有余，党外还想同国民党斗权术吗？（《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

　　战斗才是党外的正路

　　真正党外的正路、党外的康庄大道，乃是殷海光所说的：“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打前锋”，而不要“囿于台湾目前流行的这一套老想法或官制的意识型态”，因为那“根本就是旧思想，陈腐的观念”。党外的正路、党外的康庄大道无他，死心塌地的走西方自由民主的路数而已矣。在自由民主的路数上，党外只该有堂堂之阵，不该有粉拳绣腿；只该有正正之旗，不该有花枝招展；只该有杯葛、制衡、不合作，不该有与虎谋皮；只该有一次又一次的“苏秋镇型”的战斗，不该有一次又一次的“康宁祥型”的放水。我们要深信：“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任何党外人士，不论他为党外做过多少事、立过多少功，一旦他退出战斗，我们就要督促他、批评他，请他掏出武器，继续努力。（《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

　　勉励党外青年朋友

　　乡愿气的最可恶之处，在于它使人没有勇于坚持“是非标准”，而屈服于“利害标准”。

　　党外朋友办杂志，都不能充分坚持“是非标准”，而经常把“是非标准”以外杂七杂八的因素，因小失大的纠缠进去，他们经常是被乡愿气所包围，自己也就不能不乡愿。他们都是热诚的、进取的好青年，都有心为善，可是他们都在乡愿的环境里长大，结果经常在重要关头，脑袋就少了一根筋，做出重大的错误决定。更严重的，是做了错误决定以后还不自知、还强辩、还“死鸭子嘴硬”，这真是他们的悲剧。

　　我希望党外的小朋友们不要这样好脾气，他们该有一些鲜明的充分坚持“是非标准”的火气，他们不该在这种年纪，就窝窝囊囊的做乡愿。小朋友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实在要站在“李大哥”的立场，隔着代沟，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小朋友们若不警觉他们已被乡愿气感染，他们必然都有着没有前途的未来；他们在比我小一二十岁的年纪，都赶不上我的坏脾气，等他们到了我的年纪，还有什么指望呢？

　　我满心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做过我们而入我室的乡愿，要做乡愿去做国民党好了，何必做党外呢？（《小朋友，别乡愿！》）

　　第一流的强者

　　匈牙利政治家噶苏士，曾表示站在中间的，是一种软弱的证明。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必然也必须立场明确，立场是鸟就不是兽，是兽就不是鸟，而不是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种软弱的四不像，我们应该有所厌恶。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邱吉尔说他不喜欢委靡的棕褐色，他“不能假装对颜色不偏不倚”。真正第一流的强者，他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荣枯与浮沉，永远保持他的本色，以本色示人、以本色战斗。（《蝙蝠和清流》）

　　应把党籍交代清楚

　　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我的殷海光》）

　　论许信良

　　国民党通缉许信良，许信良也绝，你通缉，我报到，买了飞机票，就要来台湾。可是国民党却千方百计不让他入境，包括给航空公司压力，拒绝搭载他。许信良北起日本，南到菲律宾，在台湾头顶上绕着飞，一意要空降；国民党却全力来防他，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律堵得凶。国民党堵许信良不稀奇，稀奇的是它的理由。

　　在历来国民党的通缉大业中，最妙的，莫过于许信良这次了。许逆信良是通缉犯，此番却万里投案，要自己送上门来，让国民党抓。国民党中情已怯，怕生事端，对通缉犯竟采缩头主义，闭门不纳。堂堂政府，公然弃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于不顾、公然牺牲法律威信，以致腾笑中外，真是鲜极了！许逆信良的通缉犯来犯，证明了国民党的通缉令，实在已是具文之尤。——一个“政府”竟被通缉犯羞辱作弄，一至于此，国民党真气数尽矣！

　　可笑的是，气数已尽的国民党，如今气为人夺，不但宁肯让犯人逃掉，并且宁肯也让法律逃掉。国民党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张无奈的老脸，在通缉哀乐里叹息。（《宁肯让法律和犯人一起逃掉》）

　　论郭国基

　　郭国基先生在1900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生于屏东县东港镇，1925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1929年和日本铃木久代女士结婚。他虽“进出”了日本老婆，但他对日本的“进出”中国，却非常痛恨，他在1920年就投身台湾留日学生的“新民会”，连任干事六年，每次开会都放言民族大义，语惊四座，台湾耆宿林献堂说他是“郭大炮”，从此他就外号“郭大炮”。

　　台湾光复后，郭国基先生去做民意代表，除了1950、1963年两次落选外，历任高雄市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临时议员、第一、二、四届省议员及增选立法委员。1970年5月28日，他死在立法委员任上，活了七十岁。他在竞选时喊过“赐我光荣，死在议坛”的话，最后一语成谶，他真的这样死了。

　　从1948年到1968年，前后二十年间，不论他遭受国民党的多少迫害，他都没有因为对国民党的厌恶而影响到他基本方向的清明，而影响到他对整个中国的热爱，而影响到他采用狭小的眼光舍弃他对整个中国的关切。（《怀念郭国基先生》）

论彭明敏

　　彭明敏因为被蒋介石特赦，先行出狱，因为国民党失信，不准他回台大，他颇为索寞，与我来往甚密。魏廷朝、谢聪敏都是他的学生。而我不是，虽然也称呼他为彭老师，但两人以朋友相交，我相信我最能了解他当时心境上的变化。

他跟我多次联络，是朋友式的，并无拘束。彭明敏给我的印象，是位高雅的绅士，待人接物非常有礼貌。但是礼貌也不妨碍我们之间有时开开玩笑。但有两件事，我从来不跟他谈，第一，关于他断臂的事，他从不主动讲，我也不问；第二，我们从不谈台独的事。大概这两个话题双方都太敏感，也都知道对方的答案吧？我不但没跟彭明敏谈过台独问题，跟魏廷朝、谢聪敏也没谈过，这一真相，杀掉国民党他们也不会相信也！

　　彭明敏是国民党当年最早提拔的青年才俊，你看看他的资历：博士、台大政治系主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阳明山会谈参加者、跟钱复同为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只要他不那么锋芒毕露的话，我敢断言，今天的“副总统”是彭明敏，而不是李登辉。李登辉那时只不过是农复会的一名技正而已。李登辉成名在我之后，像这样的笨东西，国民党竟然会提拔他干“副总统”！原因无他，典型奴才耳！彭明敏这样优秀的人才，国民党拉拢不到，我认为是这个人非常有志气，台湾被日本与国民党前后摧残八十多年，像这样有志气的台湾人真是不可多见！你看看，像党外人士、像高玉树、像张贤东，乃至像今天民进党的作秀派大员们，国民党稍微给了一点好处、一点面子、一点虚荣，就马上变了。而彭明敏则不然，他是蒋介石“召见”过的人，可说是几乎到手的东西，他却弃若敝屣，甘愿当个反叛者。我希望台湾人能够以彭明敏为师，学他的志气。一般说来，台湾人太没志气，而彭明敏却是一个例外。没志气是打不倒国民党的。（《对黄信介、张俊宏、魏廷朝出狱的杂感》）

　　论尤清

　　他是一个天真而单纯的人，不像是政治人物。因为他没有政治人物那种圆滑和技巧，我觉得他是个随兴之所至、飘来飘去的人。

　　我认为尤清应该利用监委的名义和声望，去做监委职责以外的事。因为他应该清楚的知道，他在监察院是无能为力的，他连一个附署提案的人数都凑不足。他到南部去时，很多人向他递状子，可是他接受那么多陈情，能够处理哪个案子呢？他很难一个人做到的。像这次尤清和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一行四人到美国，你看他们的出场和照相顺序，不管是招待记者还是在飞机场，老康和张德铭都在中间，尤清和黄煌雄都被挤在一边。如果尤清懂得政治技巧，他就应该挤到中间去，可是他不会挤，这证明他是非常天真的。（《吐他一口痰》）

　　论尤清之二

　　尤清过去并无尺寸之功于党外，只不过趁做美丽岛被告律师之便，在别人受难之际，坐直升机窜起。他是好人，有好造型与好学历，党外省议员把票投给他，使他轻易当上监委；在党外逼走不伦不类的费希平后，又轻易当上了党外公政会理事长。他得之于党外者，既超乎任何人之上，此番主持公政会，如能虚心求教于党外前辈，大公无私、捐弃小我、争名不先、攘利退后，纵然做了党外的最大受益人，我们也与人为善、乐观其成。不料，尤清自从当选公政会理事长后，不但监委式的说大话、做空秀积习不改，反倒色急式的抢起鸡骨头来。（《如此公政，何以服众？》）

　　论尤清之三

　　我总觉得，尤清是一个好人，但他太糊涂、太缺乏抓到问题核心的能力。他运气极好，光凭一个好造型、好学历，就在别人受难之际，自己坐直升机窜起成党外的大头。不幸的是，他的为人与才具，其实只能做李登辉式的figurehead而已，实在不足以表率群伦，或承当开创局面的大业，他误党外之罪，终不可免，只是其罪尚比不上康宁祥而已。

　　总之，尤清也、康宁祥也，他们号称党外，其实都是贻误党外的罪人。党外一天在他们的错误导向下，国民党就可一天高枕无忧。这些人“跟着巫婆学拜神”都不会，却妄想在国民党统治下耍手段、搞政治，真要被国民党笑煞也！（《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论林义雄

　　当然台湾人有他的特立独行之辈，一如宁波人、上海人、黄陂人也可能有好人，但是一般说来，台湾人玩政治，总是在“大同”之外又有“小异”，而此种“小异”，又为古往今来所罕见。方素敏在竞选之时，公然说台湾民主前途比林义雄重要，但是当选以后、林义雄出狱以后，她公然感谢“政府”宽大了、公然在立法院口头质询放水了。或说方素敏是家庭主妇，容或无知，不足深责，但林义雄呢？林义雄应该有知啊？林义雄出狱后，“自动拜访李副总统”，算是一种什么规格呢？自己被国民党下狱、被国民党刑求、被国民党灭门、被国民党羞辱、被国民党这个、被国民党那个，但是，在出狱以后，却对演双簧的“二珰头”跑去感谢，这又算是什么呢？林义雄出狱后，一反他过去的特立独行形象，这种规格，是很令人失望的。现在说他为他妈妈墓地奔走，但是，我真不明白，当林宅血案发生时，他在妈妈棺材上写字的决绝又意在何处？（母死不葬的抗议，又岂容忘之？）至少到目前为止，林义雄的一切表现都不再是他过去的自己，而是一个令国民党“龙心大悦”的自己，国民党这票生意，可真做得恩威并济名利全收呢！它抓你、关你、修理你、杀你妈、杀你女儿、杀你又一个女儿，最后关你多年还可得到宽大的形象、还可得到你的感谢、还可得到你出狱后的洗手不干，老老实实，凡此种种发展，岂不正是国民党的原案吗？岂不正是国民党的大获全胜吗？岂不正正鼓励了国民党、使国民党庆幸抓人关人杀人的得计吗？试问若没有林义雄、方素敏这样全力配合，国民党能这样又占便宜又卖乖吗？但是，林义雄、方素敏为何这样配合？他们的血仇何在？是非何在？大义何在？这些不可思议，求诸古往今来，都不可得，而只在这一台湾岛上赫然出现。（《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二

　　林宅血案发生时，他的意思表示似乎是以母死不葬做为抗议的，如今却把三具棺材，一一入土为安，这对他的身份与处境而言，就未免做得不够了。该做而做得不够、能做而做得不够，其实也是“不再干了”的一种；所做所为与自己的身分与处境不相称，其实也是一种逃避。林义雄先生直到今天为止，似乎都令我们失望。他说：“请你们看我的一生，不要只看我的一时。”这一抱负之言是很动人的，但是，动人的抱负必须要有行为来证明它，林义雄先生的行为呢？（《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三

　　政治中为了“上台”难免有恭顺之处，但是林义雄尚复何“台”可“上”，他又恭顺个什么？家里都付出了三条人命了，还在恭顺、恭顺、恭顺，对他眼中的“叛乱团体”一再恭顺，古往今来，苟有志气、有血性、有见识、有骨头的志士仁人，又岂可这样吗？但是，林义雄这样，又岂是林义雄个人的责任？他这样规格混乱，居然台湾人会原谅他、会不劝告他、会不督促他、会不责备他、不忍责备他，这种无知、这种不知爱人以德而只知爱人以姑息，却又正正是整个地区特色使然，这十足证明了这个地区政治规格的普遍混乱。正因为规格普遍混乱，所以林义雄、方素敏行之，不以为辱；众人和之，不以为异。以致嫦娥含泪于天上、老K含笑于地上、林家妈妈女儿含冤于九泉！对这些现象，我看了又看，实在看不过去，因此决定要揭发“台湾人的政治规格”，以为大家的炯戒！（《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四

　　我谴责林义雄的原因是，曾公开宣称国民党是叛乱团体的林义雄，以前是一位英姿风发的党外人士，那样的激烈、那样的优秀、那样的热情。可是被国民党关过以后，变成那样的悲痛、那样的阴沉、那样的苦相，我们不要看这样的反应，太懦弱了。

　　林义雄的表现证明国民党关人有效，关了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观，这种一片死灰的行为，对国民党构成鼓励、对党外构成毒素，我认为应该要谴责的。（《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论江鹏坚

　　江鹏坚自当上立委以来，我总觉得他的作风太客气了，他对国民党“政府”说话太客气，过于温和，该鲜明表现党外的立场，往往自我失之。他搞台湾人权促进会，不拉拢党外人权斗士，却拉拢国民党同路人，也是自失立场；这次选举为背离党外的候选人站台助阵，也是自失立场。我感到他愈来愈在走糊涂的、阴柔的、莫名其妙的路线，其实这种路线又何劳他走？一个投蒋经国票的、既会自哭又会陪哭的周清玉，就足以包办一切了、就足以令人痛心了，江鹏坚又何苦如此周清玉化？大体说来，江鹏坚的立委做得只是“太平立委”，跟他竞选时的承诺——“党外护法”也、“唤回公义”也，距离尚远。他还有一年的时间证明江鹏坚到底是哪一种人，我们盼他改头换面一点，不要老是这副长相！（《别忘了自己的立场！》）

　　论苏南成

　　苏南成出身国民党又出卖国民党，投身党外又出卖党外，厕身黑社会又出卖黑社会，十多年下来，又回头重啃国民党的一对隆乳，有奶就是娘的表演“浪子回头”。这次重新变为国民党，用尽所有传播媒体，公然表态。

　　说来说去，所有肉麻的话都从他的厚脸皮下和厚嘴唇里出笼了！我必须承认，我对古往今来，阅人无数，但是像苏南成这样不要脸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古往今来不要脸的，一般说来，脸不要得还有个分寸，换句话说，他们至多只“转变型的不要脸”，而不是“回转型的不要脸”；是“去做浪子型”的不要脸，而不是“浪子回头型”的不要脸。只有苏南成能如此凸出，如此回转与回头，他的段数，真可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要令那些低段的无耻之徒，要无颜见他、要掩面而退了！

　　苏南成十多年来所做所为，无一不证明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对国民党、对党外、对黑社会、对任何罗盘方向的道德尺度，他都是一个“犯情重大”“品性过于恶劣”的不要脸的东西。国民党违背党纪，“率准恢复”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重新归队，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短视与失落，国民党要自食恶果，并遗传流毒，也就自不待言了！（《台湾第一不要脸》）

　　论苏南成之二

　　明明是不要脸，却诡称有度量，这是一种更新的不要脸、一种更大的不要脸。

　　我真奇怪台南选民的审美眼光，不要管他妈的什么政见吧！光凭苏南成那张那么丑的脸，台南选民就该唾弃他、就该不要他。你们怎么选出长得这么丑又这么讨厌的家伙来！那副嘴脸，你们怎么受得了他？

　　我建议台南选民该严格限制苏南成，只许他在室内活动，垂帘听政算了，千万别再抛头露面。否则的话，一旦上帝明察，给看到了，上帝不用天火来烧台南才怪。上帝既烧过所多玛城、烧过蛾摩拉城，又何在乎再烧个台南城？（《当上帝掏出打火机》）

　　论康宁祥

　　放眼看去，在国民党的蝙蝠人物与党外的蝙蝠人物的互捧里，一切八面玲珑都变成了正宗，一切真正正直、有勇气的人，都变成了偏激分子，变成了美丽岛派！做事最多、受苦受难最多的，反倒不算正宗，反倒被目为旁门左道，那是哪一国的公道和正义呢？

　　所以，康宁祥的罪过不在他自己求名求利，得名得利，而是在他这种乡愿作风，使人们误以为他的路线是正道、是稳健，别人的路线就是旁门左道、是偏激、是盲动了。我敢说，今天党外的悲剧，许多受难人的不幸，康宁祥的作风多少要负责任，多少有以致之。康宁祥是别人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一如谢东闵、林洋港是别人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一如陶百川、徐复观是别人（雷震、殷海光）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恶紫，以其乱朱也！”有了万紫，就没有了千红，我们又怎么能不学学孔子，去讨厌讨厌紫色人物呢？（《论两面人》）

　　论魏廷朝

　　魏廷朝从1965年起就坐牢了，一直坐到今天。其中三进三出，长达十七年，真不愧是坐牢大王。他第二次坐牢，跟我同案，我所以和他同了案，又和他第一次坐牢有关。他第一次坐牢是跟彭明敏同案，彭明敏被捕时，身分是台大政治系主任，备受优待，魏廷朝借了彭明敏的光，少吃了不少苦头。魏廷朝身体极结实，反应又“迟钝”，给人一种厚重有力量的感觉。他第一次出狱后，彭明敏约他和我见面，我问他被国民党刑求的情形怎么样？他笑着说只被打耳光，没被刑求。我说听说耳光打得连你牙齿都给打掉了，这还不算刑求吗？他说：“太轻了，不算！”我和彭明敏听了，为之失笑。（《对黄信介、张俊宏、魏廷朝出狱的杂感》）

　　论陈鼓应

　　鼓应的长处很多，但他的大病在见识不足、不够坚定、喜欢政治投机，结果总是被人利用、跟着人跑而不自知。《文星》时代他跟着老包跑，《中国一周》时代跟着张其昀跑，《美丽岛》时代跟着群雄跑，为余登发桥头示威那一次，他竟跑到凤桥宫上香，这对鼓应说来，就是曲学阿世。——做高等知识分子的人，要给群众带路才对，怎可走迷信路线来讨好群众？高等知识分子要绝对为信仰献身，不打折扣，鼓应这样子飘来飘去，岂不给高等知识分子丢人？给殷先生丢人？

　　我认为鼓应实在干错了行。殷先生也早就指出鼓应是“诗人”。殷先生说这话有奚落的意味，因为总是在不同意鼓应时才这样指出的。如今我也顺手牵羊，继续说鼓应该去做“诗人”，他做“诗人”，应在余光中之上。他们又都是福建人，福建人应该出“诗人”。福建人搞政治的，多是吕惠卿、李光地等出卖朋友的二流货，第一流的极少，山川灵气之所钟，统计学上，福建罕出第一流的政治家，这是真的，如果统计学可靠的话。（《答陈平景》）

　　论陈鼓应之二

　　鼓应若不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将把殷门所学，尽付东流；若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又何能谈得下去？鼓应一生总是飘来飘去，没有主见，也不坚定，是一个不成格局的知识分子。（《李敖札记》）

　　论林洋港

　　有人以为林洋港先生的形象是能言善辩，我却认为他是多言乱辩而已。我劝林洋港先生停止他的大嘴巴，安静下来，接受思想家的领导。搞政治而不接受思想家的领导，只能变成政客，而非政治家。以林洋港先生的条件，如能认清这一关键，从此决心不再跟着国民党做传声筒，而做广大中国人民的代言人，我相信这才是他该走的路。（《给林洋港先生上一课》）

　　论林洋港之二

　　他有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大嘴巴，连宪法都没有念通，他的头脑证明台大政治系的教育还要再加强，他是台大人的耻辱，想到他，就想到：“台大人，快走吧！”（《吐他一口痰》）

　　论江南

　　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江南之二

　　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归来！（《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柏杨

　　柏杨在给高琛的信里，就有“《自由中国》是国内反对政府最烈的刊物，这刊物的本身，已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是自由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由”的回护官方之言；而最有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他在自立晚报上发表的，竟还是响应“蒋夫人的号召”！《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论柏杨之二

　　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论柏杨之三

　　在李敖为义助柏杨而冒险犯难、而构成李敖入狱黑罪状之一的时候，李敖心中只有一义，并无其他，更非希冀柏杨他年会报答什么，因为这种义助，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有恩将仇报之嫌，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说上几句吧？孙观汉爱柏杨以德，并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总不忍“纵容”这种道德标准、这样对待李敖吧？柏杨这样子不辨敌友，于李敖固无损，但于柏杨自己，恐怕中夜自思，会有一点过意不去吧？（《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论柏杨之四

　　柏杨出狱之后，他对国民党的高速表态，颇令我感到失望，他做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次发表捧场之文，使我觉得他做的，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还写出“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回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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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辑：两性篇——谈男女之间

爱情哲学

　　——哲学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爱情是坐而言不如卧而行。

他们不配谈恋爱

　　在老祖宗中，尾生不配谈恋爱，因为太痴情；张生不配谈恋爱，因为太下贱；吴三桂不配谈恋爱，因为太混球；唐明皇不配谈恋爱，因为太胆小，马嵬坡军人一起哄，就吓得赶紧把杨贵妃杀了，落得袁子才骂他“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他这个人，若在今天碰到收恋爱税的小流氓，一定丢下女朋友自己先跑了！（《张飞的眼睛》）

　　不永恒也不专一

　　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其实盲目的人是不配谈恋爱的，因为他们不会谈恋爱。盲目的人根本不懂爱情，他们只是迷信爱情，他们根本不了解爱情真正的本质：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张飞的眼睛》）

　　正视爱情的本质

　　现在人们的大病在不肯睁开眼睛正视爱情的本质，而只是糊里糊涂地用传统的绳子往自己脖子上套。感情这东西不是阴丹士林，它是会褪色的。岁月、胃口、心情与外界的影响，随时会侵蚀一个人的海誓与山盟，很多人不肯承认这事实，不愿这种后果发生，于是他们拼命鼓吹“泛道德主义”，他们歌颂感情不变的情人，非议变了心的女人，憎恨水性杨花的卡门，同时用礼教、金钱、法律、证书、儿女、药水和刀子来防治感情的变，他们要戴戒指，意思是说：“咱们互相以金石为戒，戒向别的男女染指！”这是多可笑的中古文明！（《张飞的眼睛》）

　　不懂恋爱的真谛

　　我们的社会虽然大体脱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路，可是青年男女并不懂得西方自由恋爱的真谛，西方的女孩子会很快地放胆去爱她要爱的人，爽快地答应他的约会，热情地接受他的做爱。可是我们中国的小姐们却不这样，她要先拿一大阵架子，她要先来一次诚意考试，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办法去吊男朋友胃口，一而再，再而三，她那种有耐心的考验，好像个筛子，筛到后来，菁华筛走了，只剩下糟粕；有骨头的男人筛走了，老脸皮厚的庸才却做了丈夫！（《张飞的眼睛》）

　　以坦率的真情来相爱

　　在新的爱情的世纪里，每个男人都有广大恢廓的心胸，女人也藏起她们的小心眼儿，大家以坦率的真情来真心相爱，来愉快的亲密，如果必须要分手，也是美丽地割开了这个“戈登结”。（《张飞的眼睛》）

　　情变

　　导致情变与婚变的基本因素还是社会不开放，男女交际不够自由，相互认识的可能率太小，所以一下子瞎猫碰到死耗子，便如获绝宝，死命抓住不放，一发现对方有二心，便以刀枪盐酸对付，而“禁不起人生的平常变化”。至于说该守贞操，不要有二心，这也不是正视现实之论。瞎猫眼睛会亮，死耗子身体会复活，一旦发现新欢的确胜于旧爱，在巴黎美人面前做柳下惠，岂不是强人所难吗？所以问题的终结，还是社会转型未到家的缘故，并不是别的。（《社会转型未到家》）

　　追逐爱情不必以痛苦自豪

　　有许多人以痛苦自豪，觉得这是他们感情真诚的标记，他们追逐爱情，像追逐野地里面的一条狼，他们是那么积极，那么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其实他们没有“永浴”在“爱河”里，却永浴在嫉妒的眼光里、患得患失的苦恼里、鼻涕眼泪的多情里、海誓山盟的保证里、……他们只知道花尽心血去追求爱情的永恒与可靠，却忘了享受今天的欢乐与忘形。（《张飞的眼睛》）

　　爱情是快乐之源

　　我觉得计较得失的恋爱都是下一层的恋爱，进一步说，凡是嫉妒、独占、要死要活、鼻涕眼泪的恋爱都不是正确的恋爱。爱情的本身该是最大的快乐之源，此外一切都该退到后面去。（《张飞的眼睛》）

　　钓鱼和恋爱相提并论

　　就以钓鱼而论，河里这么多可爱的鱼，有些是符合我的标准的，我爱它们，它们一定想吃我的饵的，可是它们没有机会碰到它；有缘碰到了，或因不敢吃而终身遗憾；有的吃了结果被钓住；也许被钓住又逃掉了，那也无所谓。（《张飞的眼睛》）

　　情人

　　有人只知道器材会折旧，不知道折旧的东西可太多了。知识会折旧、同志会折旧、战友会折旧、情人会折旧。不过，情人最好别折旧，情人应该提前报废。（《李语录》）

　　恋爱与婚姻

　　罗素与海明威那样善于离婚，情感也未尝不受“打击”，但他们却丝毫没有抢地呼天死去活来的小丈夫的行径，他们知道使感情不褪色的方法不是不让它见阳光，而是经常染上新的颜色。他们是爱情上面的“有余味主义”者，他们恋爱，并不以结婚与否做成败标准，并不以占有做最后目标。恋爱的本身足以使他们功德圆满。他们并不反对结婚，但是反对“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婚姻，他们不肯在婚姻关系的卵翼下做对方感情的因变数，也不做对方人格的寄生虫。（《张飞的眼睛》）

　　缘分

　　男女相爱虽是一种缘分，但也绝不属于月下老人万里一线牵那种，任何人都不该以命定的理由来表示他的满意，如果一个男人只是死心塌地地热爱他在小巷中碰到的那个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儿小耳朵的小女人，因而感到心满意足，宣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认定此乃天作之合，进而否定其他任何女人的可爱，否定任何女人值得他再去爱。如果他这样，我们只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没有话说。（《张飞的眼睛》）

　　要做大情人

　　现代的中国人，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开展现代化的爱情。迷恋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叹难乎为继，何如独起楼台？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无同可认，虽然本是同根生，无奈土壤不对，对现代的我们，实没好处。

　　觉醒吧，中国的情人们！大情人正等我们来做。此时不做，还待何时？难道真等地老天荒吗？别迷糊了！地老天荒只能做大混蛋，绝非大情人。要做大情人，可得趁早呀！（《大中华·小爱情》）

　　叫春与叫床

　　春不可不叫也！你叫春于先，她才叫床于后。（《李语录》）

　　感情不必专一

　　不错，感情专一是好的，白头偕老是幸福的，尤其对那眼光狭小、主观过强、条件欠佳、审美力衰弱的男人说来更是未可厚非。但在另一方面，感情不太专一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好，在泛道德古典派的眼中，感情不专一是差劲的；在女孩子的眼中，感情专一的男人是她们喜欢的，但在唯美派的眼中，他实在不明白既喜欢燕瘦，为什么就不能再喜欢环肥？在女朋友面前称赞了她的美丽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再夸别的女人？若光看伊丽莎白泰勒的美而不体味安白兰丝的美，未免有点违心吧？（《张飞的眼睛》）

　　不追求得太吃力

　　我生平也见过不少可爱的女孩子，也恋过不少次爱，并且直到现在为止，还“尘缘未了”、“艳事频传”，大概你也听说过。对可爱的女孩子，我“追求”过，但是我不“追求”得太吃力。一般情形是，我会主动date或“布下蜘蛛网”，不过都是以一次为限。再漂亮动人的女人，我也没有耐心（或脸皮）去进攻第二次，——在爱情沙场上，我像是一个只会打冲锋的人。（《中国小姐和我》）

　　有几个懂真情

　　在咱们中国人的眼中，我们不了解为什么雪莱有那么多的女朋友，我们会“原谅”他，为了他是“无行”的文人，我们同时会联想到在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和他的妓女们，我们会把这两个文人等量齐观。其实在灵与肉之间、真情与买卖之间，个中的分野是很明显的。你走到台北宝斗里或走到台南康乐街，你固然看不到何处没有肉欲，但你环顾你的前后左右，又有几个懂得真情呢？（《张飞的眼睛》）

　　别在一个洞里闷死自己

　　大家或追求单纯的肉欲，或自溺在不开放的感情，为了解决单纯的肉欲，他们选择了放荡；为了解脱不开放的感情，他们选择了失眠、殉情或情杀。他们的心地与愚爱是可怜悯的，可是他们还比不上一只兔子，兔子还有三窟，它们绝不在一个洞里闷死自己。我们只看到兔子扑朔迷离地嬉戏，却从未看到它们为失恋而悲伤！大家不肯睁开眼睛看现实，只是盲目地妄想建造那永恒与专一的大厦，结果大厦造不起来，反倒流于打情骂俏式的粗浅、放纵的肉欲和那变态的社会新闻。（《张飞的眼睛》）

　　恋爱是美的

　　我们有成千成万的青年男女，却被成千成万的爱情苦恼纠缠着，在小器成性的风气下，他们互相认识是那样的不容易，偶尔认识了，又笑得那样少！有些苦恼怪环境，有些苦恼怪他们自己，他们不知道如何在爱情的永恒论与专一论的高调下退下来，认清什么是真正可为的，什么是真正不可为的。他们似乎不知道恋爱是美的，它超越婚姻与现实，但不妨碍它们，相反的，婚姻与现实可能妨碍它的正常发展，如果一个女孩子老是用选丈夫的标准去选择男朋友，那她可能没得到丈夫又失掉一个男孩子的欢笑与力量。（《张飞的眼睛》）

　　不必自怜

　　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追求渺茫的永恒而失掉了真实的短暂，大可不必为了追求“高贵的”专一而失掉了瑰丽的多采，我们不必限制别人太多，也不必死命地想占有别人，非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不可。我们要做男子汉，也要做多情的小儿女，我们生在一个过渡的时候，倒楣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不必用自怜，我们更不必先呼痛，然后再用针尖扎自己！（《张飞的眼睛》）

　　爱情不必偷偷摸摸

　　爱情本身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它超越婚姻，但不妨害它，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却不这样想，他们认定凡是男女相悦就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代的情侣要桑间濮上，今天的爱人也要偷偷摸摸。我们看到美国人夫妇公然拥吻，觉得肉麻兮兮，这种感情流露我们是禁止的；但是父母死了，你若不当众哭得死去活来搥胸痛号，“吊者”就不“大悦”了！我们对开放感情的尺度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只鼓励无限度的公开哭丧，却禁止有限度的公然做爱，而秘密做爱又要被淡水河边的丙级流氓收税，使我们的青年男女永远达不到宝玉所盼望的沉湎境界！（《爱情的刽子手》）

　　太陈旧

　　在现代化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现代化的性病医院、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

　　现代化的爱情是什么？现代的中国人知道的似乎并不多，他们虽然也风闻什么自由恋爱，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但是，他们的想法太陈旧了，作法太粗鲁了，手法太拙劣了，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他们的爱情碑记，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大中华·小爱情》）

　　中华之耻

　　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简直找不到多少可以歌颂的爱情故事、不病态的爱情故事。尽管二十五史堂堂皇皇，圣贤豪杰、皇亲国舅一大堆，可是见到的，很少正常的你侬我侬，而是大量反常的你杀我砍他下毒药。一个号称中华五千年史的伟大民族，居然制造不出来多少像样的爱情故事，这可真是中国人的大耻辱！（《大中华·小爱情》）

　　两个主体

　　讲爱情，第一要件就得承认两个主体——男方一个主体，女方一个主体，没有这种对主体的承认，什么情不情的，都无从说起。中国老祖宗在这方面，做得真糟，他们不承认女方做为主体的地位。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是“母性式”的，并且尖峰发展，成为孝道，有的甚至有点“母子恋”了。在另一方面，女人在没“身为人母”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什么，地位低级已极。中国男人一生下来就“弄璋之喜”，弄璋是玩玉石，玩玉石可增进德行；女人一生下来却“弄瓦之喜”，弄瓦是玩纺车，玩纺车可见习做女工。一套男尊女卑的天罗地网，打从出生开始，就把女人罩住，女人除非熬到“老娘”地位，才算以寡妇之尊，酌与长子抗衡，除了“老娘”外，永远踩在败部里，翻身不得。（《大中华·小爱情》）

　　中国的道德迷

　　中国文化的一大正宗是道学——不管真道学或假道学，在道学的魑光魅影下，人人都被道德迷你，做成了道德迷，并且迷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流风所及，男女间的爱情问题，自然也就一律道德挂帅，谁谈情说爱谁就不是好东西，就要被摒于孔圣人的门墙之外，死了以后，也分不到孔庙的冷猪肉吃！人人想吃冷猪肉，所以人人都不敢公然谈情说爱。至多有多多的情感，却没有少少的勇敢。（《大中华·小爱情》）

　　拒绝盲目的感情攻势

　　凡是对人间事故稍有所知的人，都可知道单纯的爱，并不一定对人好，常常反倒会害了别人。（小说《窗外》女主角）江雁容的母亲对她说“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对是错，全基于我爱你”一段话，言外之意，好像是说母爱是至上的，母爱导致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这种倾向，在我受过思想方法训练的人说来，完全不能成立。18世纪的日耳曼寓言家Magnus Gottfried Lichtwer就早已指出盲目的热心只能坏事；同样的，我们也不能相信单纯的亲情就是盲目热心的护符。试问世间多少悲剧，不是打着“母爱”的旗号做出来的？试问又有多少自私与愚昧，不是亲情之下的痛苦产品？我们有新头脑的人，岂可以随随便便接受老一代的感情攻势吗？又岂可以不加批判的接受他们打着“善意”招牌而来的落伍安排吗？（《没有窗，哪有<窗外>？》）

　　假惺惺

　　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变态、一片自我陷溺、一片假惺惺！（《大中华·小爱情》）

　　爱情与亲事

　　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间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而是父母媒妁“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大中华·小爱情》）

　　不必以激烈的手段

　　我们社会的许多人还活在原始的图腾世界里，我们还用着野蛮的方式去表现爱情，——或说去表现嫉妒。我们还用低三下四的求爱方法去求欢心、用买卖式的厚礼去博芳心、用割指头发誓去保证忠心、用酸性液体去对付变心、用穆万森的刀子扎进情人的心。……换句话说，人人都用激烈的手段去证实他们的热恋与专一，证明他们是不惜一切牺牲的情圣。（《张飞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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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之间

　　——男女之间除了美以外，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

“胡茵梦第一”

　　一句西方谚语说：“我们因不了解而结婚，因了解而分开。”胡茵梦同我的结婚，正好相反——“我们因了解而结婚，倒因不了解而分开。”胡茵梦在我出狱后复出时写文章支持我，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她欣赏我的特立独行，我认为她了解我，但是，最后因不了解分开了，胡茵梦公开说我十年内不会同她离婚，她是“唐宝云第二”，几个小时后，她就收到我送的玫瑰花和离婚证书，她不是“唐宝云第二”，她是“胡茵梦第一”！（《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为爱而爱

　　爱情毕竟是奢侈品，毕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落伍玩意儿，现代中国的女孩子很少肯为爱而爱，她们的母亲也压根儿不肯这样指导她们，她们人人都用妈妈的感情套在自己年轻的心灵上，不会让爱情这匹马在感情的原野上奔跑，——除非马脖子上挂上一部终身大事的老木车！（《爱情的刽子手》）

爱情拖着生活担子

　　偶尔有些小女人，不知天高地厚，暗违母命和一个男子大谈柏拉图式的爱情，可是那只是昙花一现的美事，感情的瓦解是指日可待的。这并非因女人善变，而是使女人不变的客观条件不够，女孩子要被迫系一身安全于丈夫身上，她们是可怜的，她们穿的是70年代的摩登衣服，却走的是17世纪老祖母的路线。同时社会也给她们外在压力，人们很容易就用她母亲选女婿的眼光去看她的男朋友，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他们总要假定那男孩子就是她未来的配偶，他们不衡量他的头脑，却揣度着他的荷包，爱情的本身拖着严重的生活担子，谁还敢流露真情呢？（《爱情的刽子手》）

　　花花公子占上风

　　花花公子型人物对女人最能占上风，他们不用鞭子打女人，只用鞭子缠身而已。他们能主动的仅受女人之利、不蒙女人之害，而女人也因他们的熟练、从容与自如而委身相向、而皆大欢喜。我相信最后解决亚当夏娃以来男女纠缠不清问题的，是花花公子，而不是哲学家。花花公子可以说你的是我的，女人可以说我的是你的，但哲学家却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他妈的。（《鞭子缠身可也！》）

　　穷追与热爱

　　我“佩服”那些对女人“穷追不舍”的“雄性的动物”，他们是那样有耐心（或脸皮），那样不怕一约再约三约，那样像狗。从统计上说，他们是最后的“成功”者。这也难怪，因为在落后地区的中国，不开化的女孩子们总有一种错觉，认为“穷追”就是“热爱”与“真情”的表示。往往在最后，在马拉松的终站上，可爱的女孩子选择了她的“男人”，那时候，她已经被谄媚得失去了本来已很有限的判断能力，她已经把她所能了解的“奴才”定义，或是“靠父亲或权威吃饭者”的定义，忘得一干二净了！（《中国小姐和我》）

　　情欲奴才

　　她神气、她骄傲，她用打击男朋友的面子来陪衬她的面子，用别人的自尊心来垫高她的高贵，最后她总算得到了一个男人，可惜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是一个感情狂热的情欲奴才！（《张飞的眼睛》）

　　错把奴才当英雄

　　我常说的：十足的女人并没找到十足的男人，她只是错把“奴才”当成“英雄”而已。小孩子玩玩具汽车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那是假的汽车，他很会陶醉，甚至拒绝真的汽车，——他无法“适应”它，他宁愿要那个“由他摆布的”汽车模型！

　　有多少次，我曾尝试对有这种观念的可爱女人加以“劝告”和“教育”，有时候我用嘴巴书信，有时候用文章。但是我知道中国女孩子的小家局面性格不是一天造起来的，所以我也不可能一下子除去。有多少次，我曾冷漠的看着一个个我喜欢的女人朝坑里跳，我不再“晓以大义”，恰像那不闻不问的老僧，我是默诵“阿弥陀佛”罪过的人！（《中国小姐和我》）

男人强大

由于奸雄的强大、稳定与占上风，女人在他下面，有时候，也未始不是一种单纯的幸福。希特勒、墨索里尼死的时候，都有情妇自愿陪死，这一现象，岂不也满爱情的吗？男女之间，真该是男人强大、稳定、占上风的，奸雄在这一点的成功不可淹没，值得我们学习。（从奸雄学到了什么）

　　情书

　　情书真是费力不讨好的玩意儿，现在不是阿伯拉德与爱绿依丝的年头了，也不是萧伯纳“纸上罗曼斯”的时代了，并且谁也不愿意将那些海誓山盟的情话写在纸上，把柄留在别人手里，一朝有了三心二意总是不方便。并且现在的女孩子哪有闲工夫去写信，写信会耽误舞会，耽误去教堂，耽误看“乱点鸳鸯谱”。一些乖巧的男孩子早就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都纷纷跑到女生宿舍，直接约会了，这多干脆！多利落！多有男人气！（《一封神气的情书》）

　　结婚与谋生手段

　　很显然的，妇女独立不应寄托于丈夫的分劳，而当寄托于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电器冰箱、电话送货，……把家务的操劳转嫁给工业文明，这样家庭才不成为女人的羁绊，女人不必一定要嫁狗随狗倚狗为生，她才能在婚前让感情奔放，选择潇洒重于职业的男友；热情多于金钱的丈夫。但是这怎么可能呢？现实是那么咄咄逼人，结婚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的时候，谁还把恋爱和感情放在第一排呢？（《爱情的刽子手》）

　　主妇式的社会

　　爱情还有一个大刽子手，那就是我们这主妇式的社会。在我们这社会里，已婚妇女大部分要依靠丈夫生存，柴米油盐煤球尿布占去了她的青春和双手；等而上之的，虽然请老妈子代劳，可是她的精力却又寄托在麻将牌上；小部分的职业妇女虽在表面上能得到相当的独立，但她仍逃不掉主妇的基本角色，并且她的事业和兴趣若不做相当的割爱与迁就，很可能就影响到丈夫的成功，得到的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夫妻两人能够相辅相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爱情的刽子手》）

　　喜欢还以颜色

　　每当女人对我不太好的时候，我便习惯性的加倍对她不好，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不对女人太好！”所以，我似乎是一个喜欢还以颜色的人，我说过：“如果我不能厚颜，那么就让我小气吧！”很多人被误以为大度，其实那种大度，只是厚颜耳！我宁愿小气，不愿厚颜。欧风东渐以后，许多摩登女性学会了屈辱男人以垫高自己高贵的手法，许多男人也甘于低贱，觉得被屈辱为荣，我只有“佩服”他们，我做不到，算我脾气坏吧！（《我不对女人太好》）

　　情棍

　　人人知道他是“情棍”，女孩子们好奇地跟他交往，可是她们不了解他，她们喜欢他的殷勤与技巧，却讨厌他那永不流泪的眼睛。在爱情上面，他充满了童稚的真纯与快乐，有女孩子跟他同走一段路，他兴奋、他高兴；女孩走了，他也不难过、不悲伤，他会望着双双对对的背影微笑，为了“倒霉的不是我”！他微笑，为了他已走上洒脱浩瀚的航路；他微笑，为了别人并不了解恋爱与真情。（《张飞的眼睛》）

　　胡适与怕老婆

　　胡适之先生致力怕老婆工作凡四十年，他是美国怕太太协会的会员，今年又加入法国的会籍，他老是到处宣传PTT（怕太太）哲学，主张我们这一代的男士们要一反老祖宗的作风，要为女士们“做牛做马”。

　　胡先生一辈子爱考证这个、考证那个；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他对做学问处理问题的认真是我们最信任的，可是我们若把这种信任推广到他的惧内宣传上，我们就要上当了。

　　我早就怀疑胡适之并不怕老婆，他经过严格的考试，得了哲学博士；但若用严格的考试来考他怕老婆的行径，他就很难通过了。

　　胡先生在太太没回“国”前，一再强调他太太是“旧式的，最怕见大场面，也最怕记者访问”。但是事实证实了胡太太对应付记者的熟练并不次于胡先生，可见胡先生事前那段强调实在别有用心，我猜他想在太太与记者之间建立一道铁幕，为了怕太太翻他的底牌。毕竟胡太太还是支持老伴儿的，当记者问她胡先生怕不怕她的时候，她只好无限委婉无限哀怨地说：“就算怕吧！”

　　记者先生，在我们学历史的人眼中看来，胡太太这种谈话是绝好的直接史料，它出自“当事人直接的观察与直接的回忆”。在两造各执一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相信亲爱的胡先生，那么我们就要相信亲爱的胡太太了。（《胡适之不怕老婆考》）

　　婚姻关系

　　我对结婚没有什么研究，所以我在四十六岁以前，一直是单身汉，我大概是中国最有名的单身汉；但我对离婚倒颇有研究，在《李敖全集》第一册里，就有一篇九十五页的文章，叫《宋代的离婚》，那是我二十年前的大学毕业论文。

　　根据我对离婚的一点研究，我发现男女之间该离婚的理由，有时候比该结婚的理由还多一百个。从人类婚姻史上看，一夫一妻的制度，本来就是一种过渡现象。不错，有人一夫一妻、有人白头偕老，但是那种婚姻，我怀疑是“美”的。我认为男女之间，最重要的一种关系，是“美”，是唯美主义下的发展，是美的发展、是美的开始、是美的结束。（《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秦楼楚馆

　　中国的女人结婚后，相夫教子，做黄脸婆，已无罗曼蒂克余地；男人结婚后，如果想爱你爱在心坎里，对象却很特别，被选中的对象，不是别人，却是青楼情孽——妓女。

　　以前的妓女和现代不一样。现代妓女都很忙，忙得不打话，就上床，实不考究任何水准与情调；以前妓女却斯文扫床，大家得先“小红低唱我吹箫”一番，绝不许公鸡见母鸡、公鸭见母鸭式办事。骚人墨客去找她们，必须经过基本的过门儿。这种情形，在唐朝发展得最具“规模”。这说明了男欢女爱，不在别处，正在秦楼楚馆之中。秦楼楚馆是中国式爱情的大尾闾和大市场，中国式爱情沦落至此，想来也真可悲。（《大中华·小爱情》）

　　打倒王宝钏精神

　　平剧“马派”（马连良派）的《武家坡》里，有薛平贵的一段道白如下：

　　“哎呀！且住。想我离家一十八载，也不知她的贞节如何？我不免调戏她一番：她若守节，上前相认；她若失节，将她杀死，去见我那代战公主。”

　　这种可耻的片面的贞操观念，就是中国人肯定过的思想：不但受益的男人肯定，甚至吃亏的女人也肯定，这真是不可思议。如今，在新时代里，我们不但要打倒“薛平贵思想”，也要打倒“王宝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两性生活才有一条活路。（《王宝钏精神》）

　　过去婚姻的特色

　　过去的婚姻有两个特色。第一是“奉父母之命”。“奉父母之命”的婚姻，新郎新娘都没有独立人格，新郎属于新郎的爸爸；新娘属于新娘的爸爸，我们现在用的“婚姻”两个字，“婚”字的原始意义就是指新娘的爸爸——就是岳父；“姻”字的原始意义就是指新郎的爸爸——就是公公。婚姻、婚姻，结来结去，结的其实不是两个人，而是两家人。两家的老太爷、两家的老太太。

　　过去婚姻的第二个特色是“奉儿女之命”。“奉儿女之命”的婚姻，说结婚是为了生儿育女，为了达到亲子之情、母爱等目的。这种理由，是跟人类发展历史不合的。人类本是动物，动物对下一代，是一视同仁的。你看母狮子、母老虎，当别家的小狮子、小老虎跑到怀里吃奶的时候，它来者不拒、不分彼此。人类后来花样多了，多得发生了产权问题、发生了占有问题，由产权、占有发生了婚姻问题，于是母爱开始收缩，抱住自己的，推开别人的，直到人道主义者出来，呼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家才恍然大悟人类错了，人类本是“幼吾幼也幼人之幼”的。

　　现代的婚姻，应该单纯是男欢女爱的结合，不“奉父母之命”，也不“奉儿女之命”。（《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层层设限

　　变相的沦落，是佛寺道观的媒孽。由于传统中男女交际层层设限，大家只好藉可以公开见面的所在、公开见人的职业，得到不少偷情的自由。唐朝的女道士，许多都是私娼。其中水准与情调，有的很高，自然就是大家漫爱的最佳人选。李白有送女道士褚三清的诗，施肩吾有赠女道士郑玉华的诗，例子举不胜举。这种文人和“尼姑”的恋爱，相对方面，也就是太太小姐跟“和尚”眉来眼去的张本。传统里所以有这些畸形的爱情故事，究其原因，都是社会环境封杀爱情的缘故。（《大中华·小爱情》）

　　愚贞

　　在近代世界的贞操观中，大家公认的事实是：提到贞操，男女是相对的，不再是女人一方的。整天在外面胡搞女人的丈夫，没有资格谴责自己的太太在家里偷汉，太太也没有独守空闺的义务和必要。这种认识，根本否定了“王宝钏精神”，并且认定“王宝钏精神”像“愚忠”、“愚孝”一样，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愚贞”而已。（《王宝钏精神》）

　　婚要离得漂亮

　　男女之间有许多梦、许多情、许多幻，……这些都不是实际的，男女关系搅进美以外的，我深信都是很差劲的。但美本身是不够的，它需要有大智大仁大勇的大丈夫气象去做推动力。举个例，1980年我离婚的时候，我真的用了“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了。事后许多人对我说：“你这个婚，可真离得漂亮！”（《我的座右铭》）

　　性是“地下的”问题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中国是礼义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的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的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中国民族“性”》）

　　男人的本钱

　　男人吃亏，不能靠原始的本钱占便宜，尤其是现代的男人，连“面首”也没机会做了，除非是做拳王，但是拳击宝座的得来也良非易事，要鼻青眼肿几千次才行，最后若不及时耍狗熊退休，还得鼻青眼肿地被打下来。呜呼！本钱饭岂是男人所配吃者乎？（《中国小姐论》）

　　奴才味的男人

　　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脾气柔和的男人，她们喜欢男人向她们低三下四摇尾乞怜，喜欢他们再接再厉尾随不舍。换句话说，她们喜欢有点奴才味儿的男人，这种男人会伺候、会体贴、会受气、会一跪三小时，他不怕风雨、不怕等待、不怕女生宿舍的传达、不怕女孩子的“不”字、不怕碰任何号码的钉子！（《一封神气的情书》）

　　学文史的男人

　　学文史的男人一般说来，比那些学理工医农的傻男人们灵巧得多，他们会摇唇鼓舌、会花言巧语、会自杀表演、会讲殉情故事。他们是最好的情人，但却是最坏的丈夫。他们既没出息，又不可靠，一方面相轻，一方面把对方的东西偷来偷去，他们唯一的本领是写又长又超越的臭文章、说混话、做屁事。更下流的是跑到法院去厚着脸皮告人诽谤，同时暗中施用毒计，使别人失学失业。（《假如我是女人》）

　　异端的独身之道

　　不论在“绣幌”里做少奶奶也好，在“尘土”中做窑姐儿也罢，反正女人总是叽叽喳喳的。

　　有人专门喜欢她们那种叽叽喳喳的骚劲儿，我非神父，当然也未能免俗，只是年来看破红尘，颇萌出世之想，出世未成，遁世倒做到了：独个儿迁居碧潭，与埤腹慎思堂遥遥相对，令人油然而起仰止之忱，且自思神父可独身，为什么我不能？Quo Vadis中那个不信教的名士向那个基督徒说：“我们也有我们的死法。”套他的话，我也可以说：“我们（异端）也有我们的独身方法。”我反对娼妓制度；反对“不愧衾”式的理学家禁欲法；反对中国这种“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式的浆糊式的婚姻，但我同时又找不到开化的爱情至上的女人来做爱；找不到逼真的橡皮女人来性交，只好仍旧过着“李敖式的自淫生活”，这就是人生，我忽然想到动物园中那只自遣而手淫的黑猩猩，人与它们有什么不同？（《上帝与手淫》）

　　独身主义

　　一个人一生中不像培根那样提倡一阵子独身主义，就好像维纳斯丢了那条胳膊一般。换言之，一个堂堂七尺大丈夫如本文作者者，一定要花他生命一段时间去恨女人恨家庭不可，无金屋可藏、无孺子可教、无脸色可看、无小心可陪、无冤大头可当。……而孑然一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遨游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纵浪大化以自适其适，这是何等气魄！何等境界！安能效多情小儿女呢呢喁喁鼻涕眼泪耶！（《独身者的独白》）

　　独身主义之二

　　独身不但可无妻儿之累，而且可益寿延年：牛顿没结婚，可是活了八十岁；康德没有老婆，活了八十四岁；米开朗基罗打了一辈子光棍，却享年八十有九，独身之为用大矣哉！既可使“蒙主宠召”延期，又可兼做伟人，无怪乎老祖宗们要以“君子必慎其独”来垂训吾等了！（《独身者的独白》）

　　独身主义之三

　　“老而不死谓之贼”，先贤早有明训，垂暮之年，虽然“戒之在得”，可是孤家寡人，毕竟形迹可疑，说不定哪天出了什么盗宝案，受了牵连，落得老扒手之谥号以殁，忝为盛名之累，那又何苦来？（《独身者的独白》）

　　不亦快哉

　　一、不须跟人家丈夫比，不须为“出息”拼老命，没出过国，不怕埋怨，不怕丢脸，块然独于故国山水之上，受台北市警察局管辖，不亦快哉！

　　二、可公然喜欢女明星，不亦快哉！

　　三、可追求老情人的女儿，使老情敌吹胡子瞪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亦快哉！

　　四、可十天半月不洗脚，不亦快哉！

　　五、可公然读莎士比亚《驯悍记》，不亦快哉！

　　六、有帐自己管，有银子自己花用，不每年一次送给女大衣店老板，不亦快哉！

　　七、新来女秘书一听说本人未婚，即忻然色喜，面向本人做“预约”之态，本人做老僧入定状，漠然拒之，不亦快哉！（《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

　　婚变是小两口自己的事

　　所谓“婚变案”，“双方家长”都出面说了不少话，甚至说了太多的话，我看不论孰是孰非，“老一辈”出面总是不好的。因为这本是当事人和小两口自己的事，老一代们根本管不着。如今事情闹起来，双方老者皆慷慨陈辞，反倒令人不乏有双方家长介事其中的错觉，这是我们的时代，不是我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公公婆婆泰山泰水的时代，你说对不对？（《论婚变》）

　　红帖子

　　毕业以来，几乎每个月我都遭到红帖子的袭击，它们除了传染笔尖的颜色而增加帐本上的赤字外，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年轻人都纷纷走上成家立业抱娃娃的老路，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有情人各有他的家，尤其是我过去的老情人们，她们一个个都远走高飞，婚嫁迭起，喜事频传，每天打开报纸，看到一排排鲜红的结婚启事，我就先要心惊肉跳！偶尔启事上没有使我牵肠挂肚的芳名，我就笑逐颜开，宛如巨石落地，自谓公道尚在人间，同时也深叹“报社广告部诸公之待我不可谓不厚矣”！推而广之，总而言之，我现在除了大年三十老太送的红纸包外，其他一切红颜色东西都害怕！（《独身者的独白》）

橡皮女人可为代用品

早就听说在美国军舰上曾有这类“橡皮女人”，当然做得比江上蹇叟笔下的更工巧，听说还是电动的。我认为：在娼妓制度还没完全有效的消灭以前，用“橡皮女人”来做代用品，应该是可以提倡、可以成立的。“橡皮女人”的卫生、人道、雅致，……都是优点。也许有人会笑跟这种东西性交是性变态，但我忍不住要反驳：让一个女人一天接客五十次，让一群女人去做“慰劳队”慰劳共产党，乃至强奸充斥，性病横行，……这些现象，难道不比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性变态”更丑恶吗？

与其搞一个活的丑八怪，何如搞一个“死的”十全美人？在性观念没上轨道以前，一个人学会了黑猩猩式的自淫生活而感到相当的满足，该是社会安定的一大要件。

我相信有识之士一定会同意我这个低调的意见，我相信格调较高的单身汉和真诚的神父们，也必定乐意推动我这个低调的意见。（《古书中关于“橡皮女人”的记载》）

　　军人生活

　　在许多方面，军人生活更接近男子汉的生活，因为只有男子汉，才能过那种需要靠“坚忍”来挺下去的生活。（《牛肉面老板的七封信》）

　　抄袭情书

　　男女间事，本来都该在床上办的；不在床上办而在纸上办，总难免抽象，缺乏动态，缺乏立体感。情书云者，一言以蔽之，都该总批为“可爱的废话”。虽云“废话”，可是却不得不说，不该不说。“霸王”对女人是“不搭话”的，所以只是“硬上弓”；公鸭对母鸭也是“不搭话”的，所以也只是按倒在地。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男人——不是“霸王”也不是公鸭，那么你总该买一本《情书大全》或《情书十日通》之类，抄它几封算做文明。当然在抄袭过程中，你不能抄我的，这就如同小偷可以偷别人，却不能偷贼祖宗一样。我李某人写情书，本是十段以上之人，你偷抄我的情书，就好像偷印吴清源的棋谱一样，任你改头换面，也是欲盖弥彰。职是之故，李敖的情书，对一般叫春成性的人说来，只合荣居高山仰止的地位，可望而不可即。你若傻不鸡鸡，硬抄几段给你的情人，她不给你耳刮子吃才怪！（《霸王·公鸭·情书》）

　　思想家的老婆

　　思想家是不宜有“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的太太的，思想家讨错了老婆，在他死后，对他思想的流传必是一种妨碍，从托尔斯泰到胡适，无一例外。（《我的殷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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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肉问题

　　——发乎灵，止乎肉，但绝不花钱买肉。

唯灵论

　　基督教的理论家和“文字警察”们，认为人类灵魂的永生，有赖于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肉的控制。对肉的控制，本是哲学家宗教家的一个老题目，但到了中古教棍手里，却变得走火入魔。中古教棍提出一种毫无根据的怪论，叫做“唯灵论”，或叫“灵魂至上论”，或叫“崇灵贬肉论”。这种怪论，不论怎么巧立名目，怎么叠床架屋，怎么演绎，它的基本论调，不外“灵”是高的、圣的、好的；“肉”是低的、邪的、坏的。（《灵肉可以分家吗？》）

　　崇灵贬肉

　　唯灵论的种种怪相，它的基本魔障，就在将人“灵”“肉”二分。误信灵肉二分的人，他们在生理构造上，好像多了一层“道德的横膈膜”。膈膜以上，是仁义道德，是上帝；膈膜以下，是男盗女娼，是魔鬼。他们认为：灵是清洁的，肉是肮脏的，因而崇灵贬肉。这种崇灵贬肉一蔓延，即使教棍以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大受感染，而绝对的灵上肉下起来。（《灵肉可以分家吗？》）

没有上下

　　真正开明智慧的人物，当他起居饮食寻欢作乐的时候，绝不背着灵上肉下的错误思想去苦恼自己。所以，一旦当他有机会去摸修女的乳房，他没有大道理，也没有罪恶感，他是快乐、温柔而一致的，他的灵魂，就在他的手上。（《寻乐哲学》）

　　灵肉平等

　　最早坦白承认灵不比肉高肉不比灵低的开路人，该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勃朗宁曾用美丽的诗句，巧妙指出：

　　“……灵之对肉，并不多于肉之对灵。”

　　这是何等灵肉平等的伟大提示！勃朗宁又指出：肉乃是“愉快”的象征，是可以给灵来做漂亮的“玫瑰网眼”的，这种卓见，实在值得满脑袋“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卫道者的反省。崇灵贬肉的论调，早已是落了伍的论调。只肯定灵的快乐而否决肉的快乐，乃是对寻乐本身的一种残缺、一种怪症，并不值得神气活现。（《寻乐哲学》）

　　灵肉应合一

　　女人“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月满西楼的修道院；“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江山楼的“卡紧卡紧”（快快）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形而上者有灵无肉，形而下者有肉无灵，前者启灵过分，后者泄欲太多，两相辉映，终于变成了现代的不灵不肉之人。目前我们眼之所见的现代人，十九都是不灵不肉的，而不是“灵肉合一”的，这是现代人的一大失败。

　　我这里说现代人失败，并非说老祖宗们“灵肉合一”得成功，而是觉得：以现代人的进步和头脑清楚，理应比老祖宗们处理得高明、处理得漂亮、处理得达生近情、处理得和谐有致，可是细看之下，显然并不如此。现代人仍在灵上肉下里兜圈子，又不能不肉，结果只好在“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迷宫里打转，在忏情与罪恶感之中周而复始。现代人一方面追寻琼瑶《窗外》的纯情派十七岁，一方面浪迹宝斗里巷内的人肉市场，这是他们最大的羞耻。真正的灵肉一致者，绝不如此。他的境界，是《列子》书中的“心凝形释”的境界，他发乎灵，止乎肉，但绝不花钱买肉。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形式上是逛窑子，实质上该是因妓谈情，因灵生肉。他若是花钱打炮的粗汉，也不会“赢得青楼薄幸名”了。（《灵肉可以分家吗？》）

　　不可二分

　　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机体，各部的功能虽异，同体共济的运作则一。除了盲肠等捣乱鬼外，没有器官不该发挥它的功用，或不该得到它的休息、营养或满足。

　　最明显使人惊异的态度，就是所谓“灵肉二分”。中部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中部课堂上，总用上部讲精神文明经典文化；可是一到北部来，他却用下部去反对《诗经》中“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的人性论史。所谓灵肉（如果还有灵可说的话），对这种人说来，只是以灵骗钱，以钱买肉而已。他们的灵肉一致，只是在卑鄙上一致，并不在和谐上一致。（《寻乐哲学》）

　　一致的愉快

　　有灵固然高级，有灵有肉又何尝不高级？一般说来，唯灵者常常过度自豪他们灵的成分，甚至武断的抹杀有灵有肉者中灵的成分——总以为“那些人只是一堆肉，只是一幅裸肉横陈的春宫图”！殊不知灵肉一致的愉快，远不是一般“芽芽爱情”者所能领略的。（《又见灵肉》）

　　处女膜主义

　　在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有一个重要的主义，它曾被人信奉遵行，却未曾被人一语道破，这个主义，我把它定名为“处女膜主义”。

　　所谓“处女膜主义”，用抽象的字眼，就是“处女主义”。“处女”，照传统说法，它的定义该是指没跟男人性交过的女人。这个定义，除了对耶稣的妈妈不适用外，按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的麻烦出在对“处女”的鉴定上面，传统的鉴定办法很简单：只是看处女膜破不破，出血不出血，不破身不出血的，就被看做非处女。反之，就是“守礼谨严之处子也”！（《论“处女膜整型”》）

　　处女膜主义之二

　　“处女”与“非处女”之分，端在一“膜”耳！一“膜”之存否，端在“落红”“流丹”耳！这种看法本是毫无生理常识的皮“膜”之见，因为用处女膜来做贞节的证明，是大有问题的。处女膜的存在或不存在，大小与厚薄，根本是因人而异的。跌跤、碰伤、意外、手淫等等缘故，就可以使某些女人的处女膜破裂；在另一方面，生理上的因人而异，甚至在妓女身上还有处女膜！（《论“处女膜整型”》）

　　得不到正常待遇

　　由于“处女膜主义”到“泛处女主义”的作祟，一个把“处女膜”给了男人的女人，再想凭无膜之身，博有膜之报，自然就难难难了。所以寡妇再嫁也好，离婚改嫁也罢，都得不到正常的待遇，得到的反倒是嘲笑与讥讽。（《论“处女膜整型”》）

　　羞忿自杀

　　“处女膜主义”的抽象扩大与建构化，变成了“泛处女主义”，“泛处女主义”的最大流毒是它导引出一个错误的思想——被强奸后的错误思想。

　　按照中外的传统，一个女人不论未婚已婚，如果不幸被人强奸，她最该走的一条路，就是所谓“羞忿自杀”。（《论“处女膜整型”》）

　　男女之事，一如饮食

　　中国的圣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明明指出男女之事，乃一如饮食之事。试问饮食之事，是道德的呢？还是不道德的呢？我们必然会答说：这是不可拿道德标准来判定的事，至少是不可全拿道德标准来判定的事。按照中国圣人的说法，男女之事，也正是如此。完全拿道德的眼光来看男女之事，是会把自己也搅乱的。曾国藩一直以克欲存诚告诫友朋，并以自勉，但终为了讨姨太太惹得自己气沮，朋友不欢。这一混乱，也就是不明男女之事本质的混乱，把道德标准硬来搅到“人之大欲”里去，其结果必是吃力与伪善，道德的约束有它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这范围，道德就失效，人就难能、人就气沮。道德可以约束人杀人越货，但道德约束不了人不吃不喝，约束不了男女方面的要求与满足。（《论淫》）

　　国粹思想与强暴

　　在国粹里，一个女人被强奸，摆在她面前的路，有这样七条：

　　一、她要先拼命拒绝，最好“舍命全贞”、“拒奸殒命”。因为“‘生命’事小，失节事大”，拒奸而死，才是烈女。

　　二、不得已而求其次，她应该在“清白被污”之后，“羞忿”一番，然后自动“自尽”。

　　三、如果她不肯自动魂归离恨天，她的父母等便该出面，责备她真不要脸，还活着干嘛？所以“逼令自尽”。

　　四、再不得已的办法是，这女的应该“就奸而嫁”——就干脆嫁给那强奸犯，因为这样，总算符合可“不事二夫”的大规范，总算没有跟第二个男人打过炮，总算生殖器只让一个男人“专利”，——虽然在“专利”之前，歉未“申请”。

　　五、再不然，就要讨价还价了，反正父母觉得女儿总归是女人耳，早晚还不是在聘金和红饼下嫁出去？所以既然这强奸犯不能和自己女儿白头偕老，干脆就要“遮羞费”。因为被强奸是“羞”，这个“羞”，只有可爱的钞票才能“遮”得住。

　　六、另一个办法是，一个被强奸的女人最好聪明点，干脆就别声张，死心塌地吃哑巴亏算了，因为这是“丑事”，以“一切都遮盖”为上策。所以，一切强奸的累犯便因此一再横行了。

　　七、最后一着是“不甘受辱”，诉诸法律。结果呢，最占便宜的是“舆论喉舌”的报纸，而这女的本身此后若想嫁人，因“已非完璧”，所以受了很大的影响；若已经结婚，那就要看她丈夫大脑的构造了。

　　上面七种，都是从国粹思想层层蜕变出来的众生相，都是会使瑞典人、法国人、美国人感到跟他们“不太一样”的众生相，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再深入研究的题目。（《论“处女膜整型”》）

　　中华的娼妓文化

　　“饮酒作乐”不但是中国娼妓业的固有文化，甚至此一行业的远流，就从饮酒作乐而来。中国古代没有“娼”字。娼字是6世纪才出现的。在它以前，都用“倡”字。倡就是音乐，“倡优”是一回事，就是歌唱表演。倡字后来来个细胞分裂，人字旁变口成为“唱”（纯音乐），变女成为“娼”（纯妓女），倡字本身保留原样的部分，只做为“提倡”“倡导”来用——自己不介入声色场所，清高起来了。

　　中国娼妓的语源，既然一开始就“穷声色之娱”，外加饮酒助兴，所以，在称呼方面，就有“声妓”、“歌妓”、“酒妓”、“饮妓”、“酒纠”等名目，这些名目所象征的文化特色，自然也就我中华只此一家。（《且从青史看青楼》）

　　废娼与性开放

　　娼妓制度是人类最可耻的制度。废止娼妓制度的呼声，是近代文明中的主要呼声之一。今日世界中，废止娼妓制度最成功的国家是北欧的瑞典。这个国家是有名的现代化国家。她的社会福利，全世界第一；她的性开放，也世界第一。

　　性开放并不是“寡廉鲜耻”，相反的，它是文明开化的象征。在瑞典的国境里：少年人有性教育；青年人有恋爱自由；父母们自己整天忙着去恋爱做爱，当然更没工夫去干涉青年人的自由；人人都有开旷的心胸去爱人，去被人爱，他们不需要刀子和毁容液，不需要强制性的控制不满意婚姻的法律；极少强奸案；但是丈夫不能欺负太太，太太可以告丈夫强奸，瑞典人在不愿做爱的时候，不接受强迫；愿意做爱的时候，玉皇大帝也管不着。

　　瑞典人性的信条是男欢女爱，只要在互相热爱的状态下，他们可以发生性行为，这种性行为，很显明的，是基于爱情，而非基于买卖。

　　在这种洒脱的气氛底下，娼妓制度在瑞典，已经自然的在解体、在消逝。他们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需要靠金钱来买卖肉体，他们已清楚的知道这是落伍的和可耻的行为。（《瑞典与废娼》）

公娼太落伍

　　在今日世界的潮流下，公娼制度本来早就是一个落伍的制度。国际废除娼妓协会早在19世纪的1875年就成立了，废除娼妓的呼声，已变成近代争取人权运动的一个主要音响。在国际废除娼妓协会中，我们中华民国也派过代表，还在雅典开过会，这都表示了我们否定娼妓制度的明朗趋向。在这种趋向下，我们实在看不出“一面高倡废娼、一面允许公娼”的做法，有什么高明的依据，我们实在不能相信这种做法有它成功的可能。（《公娼的黑暗》）

　　赶紧废娼

　　在全省各地“有伤风化区”的弱女呻吟声里，在她们被一再蹂躏、一再贩卖、一再拷打的残忍现状里，在国际废除娼妓协会再开会的时候，坦白说，我怀疑我们还有脸面去参加。是时候了，我们不要再自欺了，我们该拿出新的改革办法，来重新向龟儿子们宣战！（《公娼的黑暗》）

　　男女之事

　　道德家严格限定男女之事仅限于“阃房之私”，故偶一殒越，即生悲剧。从秋明戏妻到孟子出妻，都不乏例子。其实男女之事是天下的大问题，男女之乐是人间的至乐，岂是三言两语就摒绝得了的？又岂是草草了事就带过去了的？男女之乐，不但“有甚于画眉者”，并且还有甚于草草性交者，道德之士可以想到吗？再按圣人标准，以饮食做比喻，人于吃饭，如果只是以一种责任感去填饱肚皮，试问有何意思？唯有美食当前，情调优雅，吃起来，才算不负此腹，大快朵颐。男女之事，亦复如此。公鸡对母鸡是不打话的，按倒在地，拔屌而起，试问有何情调？人若混到这步田地，道德再高，也无趣味。故男女之乐，理当把它艺术化、把它多彩多姿、把它千奇百怪、把它出神入化、把它淋漓尽致，惟其如此，才算不负此“生”。（生字是双关语，一为生命，一为生殖器）。

　　从这些角度来看男女间事，只要以男欢女爱做基础，两情缱绻做要件，没有买卖也没有胁迫（因为买卖和胁迫倒是道德的乃至法律的问题），则其他一切都可置之度外，其情可纵，其性可驰，不厌细腻，花样愈多愈好。最重要的，在这些领域里没有所谓“淫”字，有也不做卑下的解释。（《论淫》）

　　动力

　　性是一种最原始、最有趣、最伟大的动力。（《五十而不知天命》）

　　天命谓之“性”

　　古人今人乱把“性”解释一通，其实性最该有的解释还是男女那一面。“性”的古字本来没有，最早本是“生”字，在殷商及周初，都是如此。（《五十而不知天命》）

　　中国人对肉体的观念

　　翻开日本平凡社的洋洋巨册《世界裸体美术全集》，第一使我们惭愧的，就是没有一张中国的裸体画，也没有一张裸体雕刻的图片，其中代表东方的有日本的出浴图，印度的暴露画，可是却没有中国的作品占一席地，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再翻开中国的美术史，你可以看到什么“美人图”、“明妃出塞图”、“唐后行踪图”，可是你绝对找不到一张光着屁股的女人，绝对找不到对裸体艺术欣赏的观念。中国人没有这些，他们压根儿就不画正视肉体的图画，也不画一个脱衣出水的女人。他们要画就画两个，——例如仇十洲的春宫图，这就是中国人的“裸体艺术”！

　　中国人的“裸体艺术”表现都是变态的、可耻的，什么“男女裸逐”啦、“起裸游馆”啦、“裸身相对”啦、“帘为妓衣”啦，无一不是丢人的纪录。换句话说，中国人对肉体的观念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的观念再被“礼教大防”一阵，立刻就建构了衣裳的伟大，所谓“絺绤蔽形，表德劝善”，此“圣人所以制衣服”也！

　　把衣裳既看得如此神圣，在另一方面，不穿衣裳或露出一部分肉体自然也就要不得。因为肉体是“丑恶”的，“同禽兽”的，所以把肉体露给别人看就显得大不敬，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由一丝不挂说起》）

　　西方的“肉体美”

　　西方人继承了古希腊的对肉体美的尊重观念，这种观念最具体的表现是他们创作的艺术品，在绘画、壁画、皿画、织品、雕刻、浮雕、木雕等艺术品上，他们流露了各种对肉体的欣赏与礼赞。这种传统的代代相传，自然发展到近代的模特儿、脱衣舞、裸体会、日光浴运动，以及身上衣服的缩减、电影检查的放宽。（《由一丝不挂说起》）

　　裸体艺术

　　肉体暴露一件事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更不必用礼教的眼睛来大惊小怪。一个钢琴家，可以表现他的指法；一个运动家，可以表现他的体魄；一个美人，为什么不能表现她的肉体？肉体本身并不是什么神秘或肮脏的东西，一个以“精神文明”自豪的民族，岂可以随便遮盖它吗？（《由一丝不挂说起》）

　　胸围发展史

　　在过去，中国女人最缺乏胸围观念，大家都觉得乳房丰满并不好看，所以要束胸，束到“胸乳菽发”，才算好看。等到西洋的三围尺码来了以后，“大奶奶主义”油然兴起，乳房乃得解放，其上围小者不欲再小，上围大者志在更大，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所谓“胸罩”和“义乳”，而杨贵妃时代的东方“诃子”一类的东西遂被丢掉了。“义乳”观念刚流行时，得风气之先的当然是那些在上海的名女人，当时因为用的是棉花，所以容易露马脚，名女人徐来、徐琴芳等，都有过“不幸一乳遗失”的纪录。后来“义乳”慢慢改进，由棉花而橡皮，由橡皮而塑胶、乳胶，并与“胸罩”合流，任凭女士们扭扭或恰恰，再也不必有泰山其颓的顾虑。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女人们，挺着不辨真假的乳房，傲然自道她的三围数字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惊喜：这是何等现代化！（《由一丝不挂说起》）

　　模特儿的过去与未来

　　在对肉体的观念上面，最正常的合法开放是艺术家眼前的模特儿。模特儿的出现最早是在私人的画室里，到了民国八、九年，上海有人发难了，最有名的是常州怪人刘海粟，他公然呼吁：“模特儿到教室去！”主张公开在教室里做人体写生。当时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老顽固们大骂他、新闻记者攻击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捉拿他，人们把他跟写性史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全国各地的美术学校一个一个的成立了，光着屁股的模特儿也一个一个的合法了，在道统与法律的夹缝中，模特儿几乎变成唯一的漏网者。第二个漏网者是什么，我不能想像，看到目前的所谓“歌舞团”，我想迟早大概是脱衣舞了！（《由一丝不挂说起》）

　　养女与妓女

　　最早来台的大陆人，不论是流民、亡命徒、海盗或猪仔（荷兰人招募的劳工），都是男性；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带来的部队，有两万五千人，也都是男性，后来虽下令搬眷，但是女性仍有限，无家眷者约占百分之六十到五十之间。清朝消灭郑家王朝后，下令来台湾的，不准携带家眷，直到七十六年后，才准携眷来台，但限期一年。虽然官方这样不爽快，但是民间偷渡的，却大有人在。到了1769年，台湾已有福建移民数十万、广东移民十余万，在这样大规模的移民下，两性比例的悬殊，虽有改善，但是恶俗的形成，还是无法阻止了。

　　恶俗之尤者，就是养女。养女的兴起，主要原因是小户人家，为了宗祀大计，预先为自己的儿子收来童养媳，既可在家帮助工作，又可将来免付聘金；另一原因是穷苦人家生了女儿，养不起，因此送人或转让给别人家去养。以上两种原因，都不外是宗族的、伦理的、经济的，也算常态。但这一风气，在台湾蔓延的结果，却因男女比例悬殊而走样，于是，“乡间之人，至四五十而未有室者，比比皆是。闺女既不可得，或买掠贩之女以为妻、或购掠贩之男以为子”的怪现象，便应运而生。在大陆，一般着重在养子，不在养女，收养了别人女儿，也多化为家中一员，并不突出养女的身份；养女地位不佳的，也不过在家如婢，变来变去，多在家门里；但在台湾，却着重在养女，养女的作用，慢慢走了样，居然越过了宗族的、伦理的、经济的基本原因，摇身一变，变成了摇钱的，——养女作用变成了妓女作用，家门里的变成了家门外的，这种堕落，是中国文化在台湾的荒腔走板，真是台湾人的耻辱！（《台湾的妓女传统》）

　　台湾妓女的特殊传统

　　在养女作用变成妓女作用的过程中，日本文化的杠上开花，更加重了这一恶俗。日本本是很淫猥、又不尊重女性的民族，在台湾，为了巩固它的殖民地统治，对于淫业，诸多大大的方便，虽然它禁止人口买卖，但以养女名义，登录户籍而从事淫业的，它都悉听尊便。这样的宽大，更使台湾养女沦入悲惨的境地。当年在台北大稻埕做艺妓的105名中，养女占92名；做酒女的57名中，养女占47名，其他各地等而下之的妓女，更可想而知了。

　　台湾在经过日本人半世纪的统治后，人口方面，两性比例虽逐渐减低，而接近男女约等；但是，养女恶俗的流风，却有得消受。国民党接手后，1952年有养女十三万，但到六年后的1958年，就滚到十九万！九年后，1967年5月8日的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公然承认“私娼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养女，而这些养女非但是被迫卖身，更可怜的大都是些未成年的少女，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可见台湾投回祖国怀抱后二十年，养女犹在嫖客怀抱中！国民党师承了日本人的娼妓政策，从民间妓院到军中乐园，无一不以日本为师且青出于蓝之，以致台湾今天淫业之盛，不但外销日本，且为日本观光客的温床。常言说事事“日本第一”，但在这方面，日本人差得远哪！

　　台湾妓女有它的特殊传统，那就是清朝以后中日提携下的娼妓政策，这政策使养女变成了妓源，恰像黑奴成为劳力来源一样。不同的是，台湾养女的遭遇，在身心摧残上，还有甚于当年美国黑奴，谁说今天是二十世纪？（《台湾的妓女传统》）

　　泛处女主义

　　一、女人被强奸也好，被调戏也罢，被流言所害也罢，都不必自杀或自毁；

　　二、这不涉及羞辱的问题；

　　三、于她的贞操，根本不发生丧失问题。

　　既然这样，我们来重看“处女膜整型”的现象，就发现很可笑了：以“处女膜整型”为号召的密医们，他们妄想“修补”处女膜，使它“童贞回复”，目的在用一点表皮的联接手术，使被修补者能重新“落红殷褥”或“流丹浃席”，从而满足对方的“处女癖”，使对方在欢畅之后，浩然有“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之叹，诸君试想，这是多可笑的作伪举动！

　　这种作伪，对中国的“处女迷信家”说来，常常是要上当的。因为在过去，科学技术的运用，还嘉惠不到处女膜，许多女人为了骗老公，只好偷偷把鱼鳔中装了血，偷偷放在要害，在黑暗中老公色急求试，只顾销魂，当然不疑有“他”，于是在仓皇之间，稳稳的戴上了绿帽子。今天在台湾的花街柳巷中，还有数不尽的逐红老公，不惜以一两千元以上的破身钱，买一个女孩子的初夜权，其实他买到了什么？真正的处女的贞操是拿钱买不到的，他们买到的不是密医手术下的杰作，就已算是狗运当头了。（《论“处女膜整型”》）

　　泛处女主义之二

　　以前我读六百多年前的一本老书——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里面记柬埔寨的“阵毯”风俗，由僧道来把女孩子“去其童身”；现在我环顾六百多年后，报纸上这些“复其童身”的各种广告，我真要惊讶这个世界无奇不有，更惊讶在现代化的中国，竟还有这种丑恶的现象！但是当我把这种丑恶现象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探源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惊讶。我只是在心头抑止不住一种叫喊，要我向这个社会呼吁：

　　“任何不幸的女人不必再悲叹她们的不幸。如果她不能逃脱丑恶的现实，那她至少也不必有玉玷花残的幽伤。——须知同床可以异梦，恨海并不难填。在处女膜问题上，实在有发挥纯粹唯心思想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必要。到那时候，王阳明先生如重新活过来，他不会再说‘满街人都是圣人’了，他会改口说——‘满街人都是处女’！”（《论“处女膜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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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论选美

　　——不要信仰理想的美人，要享受现实的美人。

女人的本质

　　如果“真”“善”“美”三者不可得兼，一定要女人选三分之一，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宁愿不做真女人，不做善女人，而要做一个美的女人。女人宁愿是个假女人、坏女人，也要是个美人。

　　这就是说，女人的本质是唯美的，女人实在不适合求真、不适合责善，女人把感觉当做证据，这种人，怎么求真？女人把坏人当成好人，这种人，怎么责善？所以女人追求真相，真相愈追愈远；女人择善固执，善恶愈择愈近。（《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女人是被看的

　　我不从外表来论断一个女人的程度，如同我不喜欢女人这样论断我，女人是被看的，不是被了解的。（《一封神气的情书》）

　　做女人是艺术

　　做女人和炒菜一样，是一番鬼斧神工的大艺术，内自三围隆乳，外至一颦一笑，暗自眉目传情，明至花容月貌，皆非糊里糊涂的亚当子孙所能洞晓者。（《假如我是女人》）

　　中国传统的妇女地位

　　按照我们的旧礼教，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是“既嫁从夫”（《仪礼》丧服子夏传），因为女人乃是“从人者也”（《礼记》郊特牲），这是很明显的父权家族制度。这种制度表现在法理上，则是“夫妻同体主义”，所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班固《白虎通》）。

　　因此，在婚姻关系上，我们的老祖宗攫获了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所处的地位是异常不平等的。她没有权力、没有意志、没有职业、没有名位、没有财产、甚至没有知识、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换句话说，结婚后的女人是没有“人格”的。她的人格已被丈夫的人格所吸收、所合并，她只能在丈夫的专权下同其荣或共其辱，完全居于附属的地位。（《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

　　汉朝的“女诫”

　　在《女诫》里，有很多“奇妙”的理论：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卑下、要软弱，女孩子生下来第三天，就该把她放在床下面，来表示她的卑弱；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无条件的服从丈夫，丈夫就是“天”，因为“天”是不可以违背的，所以丈夫也不可以违背。对丈夫要像忠臣对皇帝、孝子对爸爸一样；

　　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可以再娶，可是太太不能再嫁；

　　比如说，它主张做太太的方法，是在使丈夫不打她、不骂她；

　　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对太太，是一种“恩”情，——这部书的作者，根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从班昭这部书以后，也有一些书跟着冒出来，大谈女人该如何如何，像魏晋时代张华写的《女史箴》、唐朝太宗长孙皇后写的《女则》、陈邈太太郑氏写的《女孝经》、宋若华写的《女论语》、明朝成祖仁孝文皇后写的《内训》、吕坤写的《闺范》、清朝蓝鼎元的《女学》等等，和班昭那本《女诫》一样，也有很多很多的“奇妙”理论出现。（《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狭窄的单行道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一个女人的路线，只是“贤妻良母”的路线。这是一条单行道，一条非常狭窄的单行道。夹在这条单行道两边的，是丈夫的拖鞋、子女的尿布、厨房的锅碗瓢盆、邻居的八舌七嘴。故中国的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她的一切生老病死、富贫荣枯，都以丈夫的变化为函数。她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自己。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从不允许女人有她的自己。传统的女人，在“贤妻良母”以外，多认识一些字，多写一首小词小令，已属难得，并且也接近“大逆不道”的边缘，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的“完成”，并不以“才”为充要条件，甚至“才”还是她“不守妇道”的张本。所以流风所及，中国历史上至多只有伟大的“母性”，并没有伟大的“女性”。中国历史上不会有“女思想家”、“女社会改革家”、“女叛徒”、“女飞行家”……中国的传统不鼓励女人去走这些路，要走也走不成。中国的女人不论长得多么高，也要被男人踩在肩膀上。正所谓女高一尺，男也高一尺，因为女人那一尺，就是间接为男人高的。（《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中国人的“重男轻女”

　　在古代，有一件怪事：男人离不开女人，可是男人又看不起女人；更怪的是，不但男人看不起女人，连女人也看不起她们自己。

　　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放在床上；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放在地下。或者放在水里，干脆淹死。这是因为养不起，又没有“安无妊”或“乐普”，只好即时生杀了事。这种风俗，叫做“溺女”。

　　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穿漂亮的衣裳；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只穿背心式的内衣。

　　为了奖励生男孩，汉朝章帝发明了“胎养令”，对生儿子的有优待，生女儿的就不行，除非生杨贵妃，生杨贵妃可以“不重生男重生女”。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杨贵妃好生？何况万一生不好，生出了黄承彦家的丑丫头，除了嫁给诸葛亮，也没人要。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的诸葛亮？（《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难养”的性格

　　中国思想中最早论女人与小人的文字，见于《论语》阳货篇。阳货篇里记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孔子这段话的现代表达法该是：“只有女人和小人才是最难同他们相处的：你对他们好，他们便不知天高地厚，试探你、冒犯你、搅你；你对他们板下脸来，他们便埋怨个不停，说你对不起他。”

　　孔子这段话的最大缺点，乃在他只能从一个被“不孙”、被“怨”的人的立场发为感慨，却不能从女人与小人的身上，反过来看他们性格上的主动一面。实际上，女人与小人的性格是很主动的，他们并不因为你对他们“近之”或“远之”而那么被动，他们在个人利害的斟酌上，有极现实的考虑与行动，凡是有利于他们的，他们立刻能笑脸迎人、能下人、能取媚人；但是，凡是考虑之下，对他们无利或不再有利的时候，他们便会在一夜之间，采取行动，把人际关系既无情调又无趣味的戛然毁掉。这种行动，会令你非常倒胃。

　　所有的男子汉、所有的高人，必须在内心深处，对这种“女人性格”和“小人性格”有悲剧性的准备和领悟。准备和领悟以后，他才会带着宽厚博大的心胸，面对一切或背对一切，对任何悲欢离合，都不以为异。这就是人生，你无法避免不与女人和小人打交道，但你若在不可高估、不可倚恃的对象上过度动情，你就难免是狗娘养的了。（《论难养的》）

　　衣饰比赛

　　女人重衣饰，百分之十是为了吸引男人，百分之九十是为了跟别的女人争奇斗艳。争斗的结果无非是比阔，这真太麻烦了。我有一个建议：不如大家订个“美人协定”，大家都脱光衣服，每人手里捏它一大把钞票，干脆数钱就得了！（《离谱女人》）

　　诗人的话

　　爱神呀！月老呀！你们是吃什么的？你们只帮助女孩子爱市侩，却不鼓励女孩子爱诗人，人生至此，天道宁论。（《一封神气的情书》）

　　我与女人

　　大丈夫、奇男子，为了找个女人，还要求别人帮忙，这能算是好汉吗？于是，我穿上外衣，开始在雨中漫步，吸引女人。可是我跑了一下午，一个女孩子也没吸引到，反倒在新生南路三段的转角地方，吸引了一条癞狗。它不声不响地，贼头贼脑跟在我后边，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不知是“仰之弥高”呢，还是“狗眼看人低”，总之，它鬼鬼祟祟的，非常讨厌，令人油然而生后顾之忧。最后我忍无可忍了，只好折腰一次，抓起石头，这下子它识相了，掉转狗头夹尾落荒而走，伴同着数声狂吠，表示它所追随的夫子不过乃尔！我这时还站在街心，却满面杀气，手里还紧抓着石头，正在庆祝全面性胜利，忽然想到那酷好石头战术的“钟楼怪人”，于是赶忙把石头丢了，糟糕的是，又太晚了，终于被一个女孩子看到了，她笑了一下，笑得很美、很甜、很“看我没有起”，我尴尬极了，心想这么一场斯文扫地的战斗，竟被这么一个动人的小丫头看到了，这不太难为情了吗？于是我又恨了，我恨那只混帐的癞狗，我真恨不得剥它的皮、吃它的香肉，何况自“政府”禁止以来，我很久没吃狗肉了，不吃狗肉身上就不发热，身上不发热就没有热情，没有热情还能谈情说爱我为卿狂吗？

　　望着那只远走高飞的畜生，我禁不住淌了口水，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即使吃到狗肉也是没用的，我这么丑，脾气又这么暴躁，这两点都是交女朋友的致命伤。（《一封神气的情书》）

　　论女人的性感与感性

　　有感性无性感者，可做女作家；有性感无感性者，可做女明星；无感性无性感者，可做欧八桑；有感性有性感者，可有此种人哉？（《李语录》）

　　够水准的女人

　　真正够水准的女人，她聪明、柔美、清秀、妩媚、努力、有深度、善解人意、体贴自己心爱的人。她的可爱，毫不属于“新女性”那种嚣张型，但她的好条件，也不比她们少，只是有些条件是隐性的、蜜蜜柔柔的、淡出淡入的，像空谷幽兰，不容易被发现而已。当你发现了这种女人，你才知道她多彩多姿，多么动人。一通电话，她可使你魂牵；一封来信，她可使你梦萦。（《呜呼新女性》）

　　女人争权

　　有人以为历来女人不论在床上床下，一直压在男人下面，这是不正确的。女人曾有过压人的时代，只是那种风光，后来被男人反压了。到了18世纪以后，女权运动逐渐形成，于是女人开始夺权。女人夺权，在某些争平等的目标上是好的，不幸的是，女人在争平等时，常常得意忘形，为打倒“大男人主义”而沦为“大女人主义”，她争平等，却不与人平等相处，最要命的，她又想压人，要以“行同男人”的愚蠢来压男人，于是，一切器小易盈的局面，便一一发生。（《“本姑娘也点一个”》）

　　闹个不停

　　我坚决相信，男女之间应该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可是女人显然不以此为足，她们要闹人闹个不停，以大家痛苦为乐事，这又何苦来？世界上很少有男人能够脱身于女人这种胡闹之外。（《从奸雄学到了什么？》）

　　女人的“是非”观

　　大学女学生在教室里，可以把逻辑考上一百分；可是一出了教室，她们就又不逻又不辑，全凭感情用事、直觉办事。她们的“是”“非”之间，所隔不过一张考卷用纸，《堂吉诃德》的作者嘲笑女人是非之间间不容针，可说一针见血。

　　所以，女人的是非，只是一种变形虫，随她们的意思变来变去。当她们搬弄“是”的时候，她们可以变形出一片是理，说你多好多好；当她们搬弄“非”的时候，她们又可以变形出一片非议，说你多坏多坏，坏到罪有应得。（《女人的理由和男人的理由》）

　　女人的身手

　　女人最大的功用是软化男性增加爱情，最大的使命是驭（不是“相”）夫教子，搞政治究非所宜，武则天的终于垮台和西太后临死前的忏悔可为殷鉴，娄逞虽然能诈为丈夫仕至扬州议曹，可是到头来终有“还做老妪”之叹。故女人之欲耍身手，必限于厨房之内、丈夫背后、婆婆面前，明矣！但是有些女人却不这样想，她们在控制男人一方面非常熟练，游刃有余之余，她们总想利用余暇出而问世，“公不出山，奈苍生何”？否则做了华兹华斯笔下青苔石畔的紫萝兰，幽居空谷，芳华虚度，岂不太“那个”了吗？（《中国小姐论》）

　　来生生为女人

　　下辈子托生做女人，其实并非难事。就以我今生而论，我妈妈生了四个姐姐后才生我，生我之日虽然白胡子爷爷、灰头发奶奶及黑眉毛老子皆大欢喜，咸谓举男不易，终获麟儿，但我妈妈心里却对我这种违背历史潮流深表不满，于是她又生了两个妹妹以为抗议。由此观来，生女固易事耳！此生落选，不必沮丧，二十年后，论倾国倾城乱世孽海者，舍我其谁哉？（《假如我是女人》）

　　交男朋友之道

　　一日联合招生放榜，名列某某大学外文系，龙门既登，声价自更不同，追求者即时如过江之鲫，纷纷在尼龙裙下拜倒，泰山不辞细土故能成其大，我也来者必拒，拒而必不久，否则这小子知难而退，被别的女孩子喜欢了去，岂非失策？故我当择其中之帅者、尤者、司麦脱者、恭顺乞怜者、海誓山盟者、痛哭流涕者、亦步亦趋尾随不去穷追不舍者，一一皆做釜鱼养之，必要时“老渔翁，一钓竿”，游丝在手，拈之即来，岂不快哉？

　　男朋友既入瓮中，不可不予以控制，你想男人岂是好东西，不控制还得了吗？为了不使男朋友心猿意马，为了使小丈夫低首下心，一定要把他的思想大一统不可，一统之道，除了要谆谆晓以大义外，还得禁止他们去看一些书才好：中国方面，如班昭的《女诫》，于义方的《黑心符》；外国方面，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斯特林堡的《结婚集》。（尤其是1885年出版的下卷，他竟说我们女人是吸血鬼！）至于《醒世姻缘》、《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鼓吹男人受我们气、为我们死，值得特别推荐，可鼓励他们多多研读，多多烦恼。（《假如我是女人》）

　　男朋友好比是衣服

　　坦白地说，男朋友就好比是衣服，这件衣服即使很好、很华贵，可是若在整个礼拜中天天穿它，那就太单调了，别的女孩子也要笑我了，人家张丽珍就有好几十套衣服，赵依依也有五件大衣，周牧师、方神父劝我们节衣缩食，为了怕胖，我已经缩食了，若再节衣，那岂不太自苦了吗？衣之不可节，如同男朋友之不可少；更衣之频繁，如同男朋友之新陈代谢，今天跟他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就为他唱“挽歌”，并且张三李四旧雨新知，我要一视同仁——一一为他们“轮唱”！

　　有了男朋友就不能不有约会，我又不是柏拉图学派的女弟子，绝对不相信象牙塔和天鹅宫里面的精神恋爱。写情书、拔指甲、割指头，那些都是图腾时代的方式了，现代的恋爱是要看电影、要吃通心粉、要喝咖啡、要跳舞。有人说爱跳舞的人，脚上的神经要比脑袋里面的发达，这话也许有道理，足下麻木不仁的人休想把探戈跳得好，探戈跳不好就不能在众目睽睽的舞会上出锋头，出不了锋头男孩子就不会纷纷“与我同舞”，不与我同舞就影响了我的“养鱼政策”。（《假如我是女人》）

　　女孩子的时间观念

　　男孩子既然如约前来，我却不必准时赴约，盖守时云云，实在是对铁路局局长说的，根本不是对我们女人说的。我们每个女人都有三大敌人，第一是时间，第二是不追她的男人，第三是别的漂亮女人。其中最可恨的莫过于时间，时间会夺走我的美丽，减少我的多情，更不可饶恕的是，它使我去年辛苦做成的大衣走了样，所以它是我们女人的第一公敌，我们绝对不要遵守它。故约会时间虽到，我虽早已搽完胭脂抹完粉，可是还是先让那男孩子在宿舍门口等上半小时再说。一来呢，可杀其威风、吊其胃口；二来呢，可延长在寝室炫耀的时间；三来呢，那么准时干嘛？又不是赶火车！（《假如我是女人》）

　　女人眼里的“政治”

　　亚理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这话对他们男人说来更切实际。政治这东西要会杀会砍会登台演讲才行，要会打击敌人，也会出卖朋友。……这些皮厚心黑的事，对我们女人说来都是不合适的。在政治上面我们所能做的，除了打开后门收红包外，我们还希望替丈夫多多建立起和裙带有关的关系。至于我自己，我对政治的兴趣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对那条花裙子的兴趣，我不关心肯尼迪怎样应付老挝的局势，只关心他怎样应付太太的脾气。报纸第一版似乎是没有什么好看的，这时代不会再有希腊罗马那种英雄美人的战争了，现代的男人都是狗雄，他们不为美人儿打仗，却为非洲的几个小黑人吵来吵去，那太不罗曼蒂克了，这种消息还有什么看头？（《假如我是女人》）

　　新女性

　　过去的新女性走出厨房；现代的新女性根本不进去。（《李语录》）

　　新女性之二

　　新女性自己愈不值得爱的时候，她们愈抱怨别人不值得爱。（《李语录》）

　　新女性的下场

　　人一有好的条件就难免不知天高地厚，但这种不知天高地厚，发生在男人身上和发生在“新女性”身上，程度就完全不一样。男人可能有五分好条件，就自我膨胀为十分不知天高地厚；可是“新女性”可能有五分好条件，就自我膨胀为五十分不知天高地厚。结果呢，所有有好条件的“新女性”，下场大多都很悲惨，都因为她们不知天高地厚而把她们已经到手或可以到手的幸福亲手毁灭掉。（《呜呼新女性》）

新女性一生的三个阶段

　　这类女人（所谓“新女性”）一生，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奇怪阶段”，自十六七到二十六七，是她的黄金档，她引人好奇，自己对人生也充满了进取与好奇，她的声名、事业、爱情等，都在这一阶段铸成，大错也在这一阶段铸成；二十六七以后，她的巅峰状态开始下降，人也开始走样、过气。为了抢救，自然不择手段，进入第二阶段——“作怪阶段”，作怪的程度因人而异，有的大穿奇装、有的大脱卖肉（年轻时候不脱，年纪大了，肉松了，反倒演裸戏，做“迟来的脱星”，真是六朝怪谈）。作怪期间，可以持续到人老珠黄境界，然后转入第三阶段——“妖怪阶段”。妖怪就是老妖怪，从陈香梅到香奈儿，到七十多岁老太太玛琳黛德丽展示大腿，这都是老妖怪，老妖怪。老妖怪是青春一点也没有的“新中性”（中性，因为月经也没有了），美容医院和法国香水的挽救效果也愈来愈小，小到最后香水是香水，她是她。这时候的她，本该是个老太太的打扮的，可是她不，她一定要老妖怪。打扮如此，作风自然也老妖怪，教人看了难过得要命。别人人人都知道她是老妖怪，可是她自己不知道，真他妈的。（《呜呼新女性》）

　　我的天才若给刘秀嫚

　　美人在这个世界上，跟五十分上下厘米的电线一样，是阻力最少的物体。这种物体，在消极方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猜忌；积极方面，又可以增加群众的信心。基于这种认识，我开始凝结我的妙想是：——刘秀嫚若能写出我李敖这样的奇文，那多好！她的美丽若加上我的天才，那多好！我情愿挖空我的脑袋，把我的天才全部送给她，叫他妈的上帝彻底做一个不公平的上帝：一方面使美人兼做才女；一方面使“文化太保”变成“文化白痴”。在李敖“交出棒子”以后，改由刘秀嫚做思想家、批评家、史学家、散文家、传记家、演说家以及战士和情圣。……那时候，刘秀嫚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邓肯、我们的乔治桑、我们的克莱拉巴顿、我们的山额夫人、我们的BB和莎岗。她那多方面的前途，将因多方面的突破而变得无可限量，她对我们国家的贡献，也将超过每一个贤妻良母月貌花瓶的女人。（《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古代中国女人的出路

　　古代中国女人，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嫁做妈妈。她们在没出嫁以前，整天关在家里，绝不会出来念书，或出来跳舞，或出来做女秘书、女护士，是没有这些的。

　　她们没有上学的权利

　　口号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会念书反倒是美德！

　　她们没有职业

　　蹲在家里，就是她们的职业。

　　她们没有继承权

　　财产都分给兄弟们了。

　　她们没有人格权

　　人格权已经被爸爸、丈夫、儿子所吸收。

　　她们没有自由意志

　　不需要她们有意志，坏事不让做，好事也轮不到她们做。

　　她们被“圣人”看不起

　　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她们很容易就被丈夫赶走

　　有七个理由，丈夫可以赶走她，其中一个理由是“不生儿子”。不生儿子不怪丈夫，要怪她！

　　她们还很容易就被连带杀头

　　要是她的爸爸、丈夫、儿子犯了大罪，她就跟着倒霉，她自己若想犯个大罪，叫别人也倒霉，不行，没机会！

　　她们很难再婚

　　不论离婚后或丈夫死后，总之，她们想结第二次婚，很难很难；并且很多人，根本也不想，她们宁愿糟蹋了青春。清朝有一个“高节妇”，十七岁起守寡，守到九十六岁，共守了七十九年，是“守寡大王”。

　　她们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汉朝开始才有女人私人的名字，有的还是没有，只叫做什么什么“氏”而已。（《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中国女性逐渐觉醒

　　中国女人的思想模式完全与咱们中国男人不一样。男人好吃，所以抢先吸收了西方的玉蜀黍、花生米；好抽，所以吸收了纸烟和鸦片；好看，所以吸收了眼镜和电影；好生病，所以吸收了六○六和奎宁；好曲线，所以吸收了欧基里德的几何学。……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女人也在向洋婆子学习，她们逐渐知道：缠了一千年的小脚应该解开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大道理应该怀疑了；“香钩”、“弓鞋”、“莲步”、“帘底纤纤月”的肉麻文学也应该滚蛋了。……1920年的二月里，居然有两个女学生跑到北京大学上起课来了，这在“男女不杂坐”、“妇女无才便是德”的文明古国里，真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中国小姐论》）

　　中国女性今昔

　　生为现代中国的女人真是幸福，若在古代，多少美女，都在贫贱江头浣纱低泣，或在小茅屋里为他人做嫁衣裳，不知有多少个颜如白玉的吴姬越女都被埋没掉了，因风飘堕了。偶尔脱颖出了一个褒姒，可是不爱笑也不行，周幽王千方百计要使她发笑，结果只笑了一下，就把亡国的帐都记在她头上了，三千年来，她一直背着狐媚魅主的恶名！还有些女人，也以姿色端丽，被皇帝的爪牙与特使当秀女“选”到宫里去了，当时的选美只为天子一个人，若不幸碰到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帝，那就算倒了大霉，禁宫深锁，羊车不来，白天望昭阳日影，晚上看章台残月，晴天伴寂寞宫花，雨天想野渡无人，斜倚薰笼，自叹薄命而已。这样下来，二十年后能够白头宫女谈天宝遗事的，还算是幸运的，碰到个孝感动天的皇太子，说不定心血来潮，要把你活生生的为先皇帝来殉葬！（《中国小姐论》）

　　束胸的解放

　　不论在中国在外国，女人都经过一段束胸的历史，都在装饰上，未曾大力强调过大奶奶的可爱。在中国，女人们胸部的解放是在民国以后的事，提倡风气的有被称为“性学博士”的张竞生，以及我们那位全世界见到女人乳房次数最少的“哲学博士”胡适。他们两位虽然都鼓吹“大奶奶主义”，但是后者曾被前者痛斥过一次，理由是胡适之对女人乳房的知识太差，所以闹了笑话。（《大奶奶运动史》）

　　乳房的美化与自由

　　由于时代的进步，女人们对乳房的保养与美化也愈来愈积极，从钢丝胸罩到隆乳按摩，再到所谓乳房真空扩大器，名堂百出，唯大是尚。乳房的自由已经发展到如日中天，宪法里所列举的种种自由（如言论自由等等），没有任何一条的发展能够凌大奶奶而上之，也没有任何一个机关敢订立一种“惩治大奶奶条例”来控制大奶奶，或散发剪刀来剪我们可爱的大奶奶。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自由中国”的自由，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大奶奶运动史》）

　　选美

　　选美本是吃饱了饭没有事干的高等男士们所发现的消遣女人的艺术。（《中国小姐论》）

　　好像做买卖

　　有人说参加选美好像是做买卖，在古代是小本经营，女的只为悦己者容，现在却是大企业，须做大广告，公开看货色以广招徕，并且正相反的是，女人冶容是为了群众的悦己，须做大众情人才称快。其实这种心理是未可厚非的，就连我们男性中的孔圣人，也有过叫价心切的流露，所谓“有美玉如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中国小姐论》）

　　选美的起源

　　选举中国小姐，是一种“选美”活动。选美活动，是人类发明的最早活动之一。照希腊人说法，木马屠城记那段特洛伊之战，就是选美选出来的大祸。原来女龙王结婚，大开筵席，谁都请了，单单没有请挑拨女神伊瑞丝。伊瑞丝大怒，丢出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的”，这下子搅局成功。高朋满座之中，三个女神闪出，当美不让。她们是天神宙斯的老婆兼妹子、婚姻女神兼注生娘娘席拉，宙斯的女儿、智慧、技艺和战争女神雅典娜，和宙斯的私生女儿、爱与美神爱芙罗代蒂即维纳斯，她们要求来个选美比赛，请宙斯评判。宙斯是老奸巨猾，哪肯干这种得罪人的事，他叫她们去找巴黎斯。于是三位女神，直奔巴黎斯，跟他幕后交易，最后维纳斯贿赂成功，答应裁判得到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海伦。于是，当选者得到金苹果，落选者掀起战争，一打就是十年。（《中国小姐新论》）

　　女人的天性

　　选美本身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发明，争奇斗艳是孔雀的天性，也是女人的天性。凡是“敢将十指夸针巧”的，就没有“不把双眉斗画长”的，让女人做做困美之斗，四座同笑，上下并欢，且为天上人间，留下绝代佳人的尺码，是一件很美的事。（《中国小姐新论》）

　　不必以道德衡量

　　人类自古就有这种发明，殊堪嘉许，至少不必大惊小怪，至少还不至于构成“资本主义堕落生活方式的代表”，或是“侮辱女性”之类。希腊国王长堤选美时，世界上还没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小姐能上台，李敖先生不能上台，这反倒是对女性的谄媚，对男性的侮辱。何必用不通的大帽子反对呢？用大帽子反对选美的人，他们有不开心的心病和易倒胃的胃病，老喜欢过度用道德的标准来套一切。他们不知道，美的本身，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而是跟道德不相干的。一般人口头禅“真”“善”“美”，真是科学哲学的；善是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美是美学艺术的，美本身无须为真和善做养女。何况照拜昻说法，美就是善；照济慈说法，美就是真。美本身足可成立，无须也不该加上道德判断。（《中国小姐新论》）

美是上帝的礼物

亚里士多德说美是上帝的礼物，人类发明选美，不过摆出礼物而已，赏心悦目，快然自足，没有别的，也无须有别的。美本身就有“原始的完整性”（primitive integrity），选美本身就有它自己的意义，不必被也不该被“政治挂帅”。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的学人，应该问问自己：这种动不动就“一切为政治”、“政治领导一切”的毛病，是不知不觉跟谁学的？罗素从苏联回来，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学人们怎么这点分寸还弄不明白？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可曾想到未在枝节上得好处，已先在根本上——“政治挂帅”上开了倒车？你们的书，念到哪儿去了？

　　结论是：我反对以道德理由禁止选举中国小姐，一如我反对以政治理由开放选举中国小姐，说破了真好玩——道德性禁止和政治性开放，其实两组的理由竟一样！它们同一思路、同一模式，同样不知美之为美，同样混！（《中国小姐新论》）

　　百利无一害

　　现代的中国女人，如果她“天生丽质难自弃”，她就可以报名参加男人主办的中国小姐选拔会，若有幸而当选，立即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第一名可亮相长堤，名利双收，固是美事，即使亚军季军，也可献花朝圣，做空中小姐，自第六名以下，起码可把照片履历宣诸于报章，腾之于众口，不但日后转业方便，而且可藉此理由，敲老子竹杠，多添两件时装和旗袍，等到徐娘半老之日，还可动辄拈出当年中国小姐的候选证，以骄远邻近舍的三姑六婆。……由此看来，竞选中国小姐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千载良机，失之委实可惜。（《中国小姐论》）

　　佳丽云集

　　古代邯郸大道，为贵族豪俊所标题；咸阳北版，是诸侯子女所麇聚，现代高等男士们筹办中国小姐选拔，除了可收佳丽云集举国触目之效外，另外还有两个副作用，一个是可使女人内讧，盖女人本来都是一致联合起来对付男人的，——虽然她们一回宿舍就吵架，现在选美大会一举行，第一名只有一个，有你无我，既生瑜，何生亮；卿不垮，孤不安，个个蛾眉障妒，争把双眉斗画长，这是男士们看来最开心的事；另一个副作用是女人在这时候才最听话，最不能吊男人的胃口，一一鱼贯展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人人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品评下规规矩矩地答话，诚惶诚恐地作态，平时那种骄横的气概一点也没有了，男士们绝对不会在其他场合同时看到这么多的美女，也看不到这么多的谦虚。（《中国小姐论》）

　　美不由外来兮

　　女人绝不会想到选美，这倒不是因为恐惧什么，乃是因为镜子一照，她立刻感到“美不由外来兮”，立刻发现她自己不就是天下第一美人么？维纳斯已在此，还有什么好选的？故凡是参加角逐的小姐们，无一不是兴致冲冲地抱着必售的信心而来；而那些不肯参加或不屑参加的幽谷百合们，也无一不带着“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骄傲做壁上观，设想女生宿舍群雌粥粥围看报纸品头论足之情景，以及在时装表演或选美大会上在座女性很少鼓掌的事实，我们实在不难揣度她们那点小心眼儿了。（《中国小姐论》）

　　以“美人计”解围

　　以美人计解围，是完全中国传统的产物。汉高祖被匈奴围在白登（山西大同），一筹莫展。高人点化他，教他画了许多当时中国小姐的画像（那时候没有照相机），派人偷运到匈奴营里，给酋长老婆看，威胁说：“看看这些美人儿！看看这些小脸蛋，多标致啊！这就是我们老板要送给你家老公的礼品目录！她们来了，您老太的地位如何，您老太心里有数。为您老太计，还是说动您老公，赶快退兵吧。兵一退，当然礼品我们就留着自己用了！”酋长老婆是何等聪明人，她岂能平白替老公“选美”？于是，一夜之间，局势全变，匈奴退兵了。（《中国小姐新论》）

简·方达道歉

6月17日外电说，美国老牌明星简·方达（Jane Fonda）电视访问中，表示对当年越战时期，她妨害美国军人的行为道歉。她说她特别要道歉的就是1972年的河内之行，当年她在敌国首都攻击美国在越战中的行为，她后悔说了许多引人争议的话，包括自称是“革命妇女”。她说她当时发表那些声明，是因为“我不愿意别人把我看成是小明星”。

　　越战时简·方达在河内电台对美军广播，指他们把炸弹装上飞机是“非法的”，而使用这些炸弹“会使你们成为战犯”；对获释美军战俘诉说被越共刑求的内容，指他们说谎、是“骗子”。如今简·方达后悔了。她说：“未经考虑的说出那种话是残忍的事。”

　　简·方达的结论是：“当时我想为结束杀戮和战争略尽绵薄，但有些时候我行动鲁莽而欠考虑，现在我……为当时伤到他们感到非常过意不去，我要向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道歉。”（I was trying to help end the killing and the war but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was thoughtless and carless about it and I'm…… very sorry that I hurt them. And I want to apologize to them and to there families.）（《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专家才能玩的职业

　　十六年前，简芳达以新女性姿态、大明星派头，亲赴河内，头戴钢盔，在北越一座高射炮旁留影，她言词刁泼、意气风发，被称为“河内的简”，固一世之雌也；可是，十六年后，她红颜老去、悔悟迟来，竟其言也善，愿求化解，这自是件好事。7月2日外电说，一个退伍军人团体宣布，影星简芳达将参加一项义演，为越战老兵的后裔募款，也可见她的道歉与义演，跟化解退伍军人对她的不满不无关联，明星总是要人鼓掌的，老是有人跟着她喝倒彩、抵制她，终非佳事也。

　　简芳达的例子，使我有一个结论，就是：在专业化的时代里，政治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一种专家才能玩的复杂职业。没有专业训练的人，贸然发表政见，摇旗呐喊也好、游行示威也罢，其实都可能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简芳达演电影是她的专业，她演电影是专家，如同尼克森搞政治是专家，越战该不该打，是尼克森深思熟虑的专业，不是一知半解的简芳达的专业。尼克森若不好好在华盛顿做美国总统，却跑到好莱坞代简芳达演戏或指导简芳达演戏，简芳达一定笑他外行；反过来说，简芳达不好好演戏，却跑来指导越战，尼克森会不窃笑乎？（《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明星政治与锋头主义

　　简芳达的捞过了界，乱搞政治，基本真相，是做政治秀耳，“我不愿意别人把我看成是小明星”，一语道破明星政治的心态，归根究柢，这是新女性的噱头而已，本不值识者一笑。不过，在台湾自诩为专业搞政治的人，不论所隶何党，他们的专业程度，也至为可疑，他们普遍的水平，都是很差很差的。赵少康公然把18世纪的罗兰夫人错成20世纪的罗曼罗兰夫人来说话；黄余绣鸾公然把雅尔达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当成有中华民国代表来发言；张俊雄公然把两万零七百平方公里的以色列说成比台湾小好几倍来炫耀！……我们整天见他们做政治明星的秀，却不见他们做政治家的事，这些无知妄作，是很可虑的蔓延。

　　明星政治和政治明星，都是一种锋头主义，距离沈潜博学的政治家，有着漫长的路。简芳达的觉悟是一个红灯警告，一开始把路走错，笑话可有得瞧呢！（《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女人不能学历史”

　　过去台大校长傅斯年奚落女人不能学历史，旨哉斯言。许晓丹，女人也，妄在大学里学历史，结果一事无成。愤而学画、学舞，其画也、舞也，固多野狐，但敢在（1988年）11月24日晚上在台中市中兴堂演出最后一场时，脱光衣服，全裸走向观众，则其创造历史之功，亦颇足记。今早见报，台中市警察局已传讯她，把她依法移送地检处侦办。——全世界学历史的而被警察局移送过者，只有李敖和晓丹女史焉。

　　许晓丹事后向记者说，她被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台中市文化基金会压迫，书面切结不做全裸演出后，至感悲愤，乃在一夕之间，“被迫以裸体表示抗议”，“对历史有了交代”云。可见她本来宣布的为“剧情演变上的需要而脱”的理由，可以临阵转换。最后以“对历史有交代”而脱，足见历史之功，大于艺术，晓丹女史固不忘本也。（《许晓丹的历史教训》）

　　女人的小气

　　中国的女孩子上男女同校的大学，不过才三十八年的历史，几千年来，她们一直在被压迫的地位，受尽了男人的气，但是时代毕竟是会变的，1920年的二月里，北京大学招收了两名女生，当时大家惊为创举，在主张“男女不杂坐”（曲礼）的文明古国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划时代又破天荒的大事！女人地位的提高，至此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但是历史的包袱毕竟是一个大阻力，几千年男尊女卑的传统，女诫女训妇道妇容的桎梏，使我们这些“世界上最美的女性”（胡适语）多少还不能完全苏醒过来、活泼起来，她们多少还有点“小气”的作风，比如说：

　　一、对性的问题有很大的禁忌（taboo）。

　　二、过度的怕羞与被动。

　　三、过度的装假，作伪，不坦白。

　　四、总带着提防抵制，疑神疑鬼，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光看男人。

　　五、太多的否定和拒绝的遁词。

　　六、对比较大方的女人敌视、中伤。经常表演不近人情的举动，诸如退还情书、公布情书、火焚情书等事，屡见不鲜。

　　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世界上最美的女性”的大方程度实在教人不敢恭维，她们比起那些热情、坦白、率真、而有勇气的洋婆子来，真该赧颜汗下了！（《女人三论》）

　　女人的记忆

　　上帝毕竟是公平的，他有英国绅士那种fair play的素养，他给了男人较多的理解力，但在另一方面，却以较多的记忆力补偿给女人，“强的记忆力通常配上弱的理解力”，这是蒙田的形容。

　　1922至1923年的洛桑会议时，土耳其议会的代表名叫伊斯美，他身材矮小，耳朵又有点聋，但他却充分利用了他的聋耳朵在冲俎之间，举凡对土耳其有利的条款，他全都听得清清楚楚，但凡对土耳其不利的条款，他却全装做耳聋听不见！

　　女人的记忆力就恰如这个样子，她们只记得对她们有利的事情，哪怕是一根别针大小的事情，只要她觉得有记得的必要，她就会牢记在心，在恰当的时刻毫不费力地顺手拈来，用做攻击的把柄、要胁的武器或埋怨的理由，至于那些令她不快的事和那些她想忘掉的事，她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女人三论》）

　　女人的理由

　　西方人给“女人的理由”所下的定义是“毫无理由的理由”，女人的是非观念最薄弱，她们分析事实多凭感情和直觉，她们在教室里可以把逻辑考个一百分，可是一出了教室，就把殷海光的“逻辑新引”丢在一边了，《堂吉诃德》的作者曾嘲笑她们道：

　　Between a woman's Yes and No,　There is not room for a pin to go.

　　女人的理由与是非永远是一个变形虫，随她们的意思变来变去。譬如当她爱你的时候，她会把你的可爱说得震天响；可是当她不爱你的时候，她立刻又能毫不踌躇地历数你的“十大罪”了。

　　但是是否对得起别人，女人自己的心理是清楚的，当她发现她有负于人的时候，良心会使她感到不安，于是她便想了一个好办法：首先，她先追忆一两件你对不起她的小事情，然后她把这些小事情加入酵素，而使它们逐渐膨胀起来，直到最后扩大而与她对不起你的事相当甚至超过的时候，她便心安理得地把她自己开脱了！因此在女人的口中，我们永远可以得到两个结论：

　　一、她永远理直气壮，从不负人；

　　二、男人永远理屈辞穷，对不起她。（《女人三论》）

　　妇人之言

　　妇人之言，即使你做一千回的定性分析，内容也不外这两种元素：一种是废话；一种是坏话。（《李敖先生谈女人》）

　　我所佩服的男士

　　我佩服那些能够在表面上恭听女人花言巧语，但是在他心里却丝毫不为所动的男士们。（《李敖先生谈女人》）

　　我的名誉

　　我的名誉被两种人所破坏：一种是邮政总监；一种是情敌。所谓情敌，解释是广义的：当一个人，发现他的太太跟他同床却跟我同梦，或者发现他的女儿不说“爸爸说”而说“李敖说”，甚至发现他的妈妈、姨母、婶子或表妹，都带着李敖的著作上茅房的时候，他便开始在我的名誉上做手脚了。（《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的两种性别

　　女人不单是属于女性或阴性，停经期过后，她是半阴半阳的东西，是一种“雌雄同体”。因此我建议，一个女人，在停经期过去以后，应该在国民身份证上的性别栏里“女”字上加注“不男不”三个字，那么一来，就是“不男不女”。——这一阶层的人可算是“中性”的，我们该在国民大会中增列“她”们的保障名额。（《李敖先生谈女人》）

　　中性与人妖之别

　　女人停经能变成中性，男人中性却只变成“人妖”。（《李敖先生谈女人》）

　　感觉与证据

　　女人永远把“感觉”当做“证据”，因为她从来没研究过什么是“证据”。（《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男平等”

　　我认识的一位中学女学生，她永远“不让须眉”般地把一般习惯写法的“男女平等”写成“女男平等”。我想她结婚典礼时，一定站在左边；而在结婚典礼后，一定选择“在上面”的姿势。（《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男平等”的病源

　　“女男平等”者的病源来自二处：一是她有过多的“妈妈欲”或“哺乳欲”，二是她中了《笑林广记》中漏伞故事的毒，——她有一种“漏伞狂”。（《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一见面

　　女人一见面，就互相夸对方漂亮，如果实在连千分之一的漂亮可能性都没有，那么她就改夸对方的大衣；如果大衣实在又丑得可以，那么她就庆幸对方买得很划算：——“你真会买东西！在哪里买的？我也去买一件！”（《李敖先生谈女人》）

　　强迫买大衣

　　假如我是女人，我一定按住那个问我大衣“在哪里买的”的女人的脖子，强迫她真的“也去买一件”。买成以后，她的丈夫也许笑也许哭，不一定。可是她呢？一定哭。（《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相信女人的

　　女人相信女人的，只有一句话，可惜这句话又是谎话。这句谎话是：“你好漂亮啊！”说这句话的人，明明是说谎话；可是听这话的人，明明知道这句话是谎话，却偏偏要信它。——因为那是女人一生中最不多疑的时候。（《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眼泪与自来水

　　我看不出女人眼泪与自来水的分别。（《李敖先生谈女人》）

　　订婚是什么？

　　订婚是什么？你何不去看一看画展？画展中许多画的下角，常常贴上标签：——“张先生订”、“李先生订”。那就是说，你只能看，不能摸了！（《李敖先生谈女人》）

　　天主教禁止离婚

　　天主教禁止离婚，为了他们深知“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好处！（《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与旧衣服

　　女人要买新衣服，包括两个要件：

　　一、驱逐旧衣服；

　　二、迎进新衣服。

　　驱逐旧衣服的方式不是卖，卖了总觉太吃亏。所以又衍生出两个方式：

　　一、交换法——以衣换衣。

　　二、赠送妹妹法——算是做了“慈善事业”。（女人的亏心事太多太多，所以不得不做点好事赎罪。）（《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与坏警察

　　女人与警察中的坏的是一类动物：神经过敏、喜怒无常、欺善怕恶、每月红包（月经）。……这都是相同之点。更完全一样的是：他们都是死爱面子的动物，外表什么都不行，骨子里却什么都行。（《李敖先生谈女人》）

“美化环境”

女人对“美化环境”永不灰心。民国五十三年春天，我在一家旗袍店里看到考试委员会张默君女士，那时她已经八十开外了，还在旗袍店里左量又量量三围。我当时实在感到上帝对她太残忍，他实在不该把张女士的身体外缘“罚”成平行线，因为女人究竟该是女人，不是水桶啊！（《李敖先生谈女人》）

　　熨斗的另一功用

　　熨斗是女人最划得来的朋友，它的用处随着年纪成正比增加。——老太婆们除了用它熨皱了的衣服外，还可用来熨皱了的鸡皮。（《李敖先生谈女人》）

　　美丑同行的心理分析

　　你到任何一个大学，都可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和几个丑八怪一起走路。美丑之间，心里各有她的打算。前者暗中想：以丑衬美，益增其美；后者暗中想：与美偕行，物以类聚。她们都是最好的心战专家。（《李敖先生谈女人》）

　　一根火柴

　　数钱也不行，还不算气派。你还记得晋朝石崇比阔的故事吗？用敲碎名贵珊瑚的法子来表示气派，这真别有阔风。因此我又建议：不如众美人们人人手中拿一根火柴，来个烧钞票比赛。不过要小心，不要烧到毛。（《李敖先生谈女人》）

　　最后的衣饰品

　　所以，女人最后的衣饰品，实在该是一根人人挂在胸前的用过的火柴。（《李敖先生谈女人》）

　　论何秀子

　　何秀子在台北开设“巧苠沙龙”及美容院等劳什子，经营庞大的私娼业，这是国际皆知的事实。私娼应该取缔，也是我们赞助的举动，何秀子自然不例外。并且拿这样显赫的老鸨头儿首先开刀，也不失为取缔佳法的一种。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一点，我们可以发现何秀子的手法自有她的过人之处。说明白点，就是何秀子的私娼，在根本不人道的娼妓事业中，还显得比较人道。何秀子第一任丈夫是日伪时代江苏泰兴县长陈炳槐；陈死后再嫁新竹县县议员周宜培为妾，她自己毕业于日据时代台湾女子最高学府台北第一女高校，见识手法自然与目前这些满脸横肉满口金牙的公私娼老鸨们迥然不同。所以在她的势力下，我们看不到过度恶劣的“情调”，看不到过度恶劣的广告、拉客、买卖人口、强迫接客、逼幼为娼、流氓私刑、性病充斥、妨害自由等等流风。相反的她还会督导她的“干女儿们”上礼拜堂、合会储蓄、注意卫生、学外国文。……这一套一套的花头，我们不得不承认何秀子不是台湾今日最先该杀的老鸨子，她实在比横肉式的老鸨们高明、比她们人道！

　　所以，我提议，在合法取缔何秀子的私娼寮以后，我们从速成立一个“台湾省彻底取缔娼妓委员会”，敦请改过迁善后的何秀子女士做主任委员，用她八年来内行的经验，为我们可怜的娼妓界，仔仔细细设计一套辅助从良和完全取缔的方案。这种“以盗首弭盗”的办法，不知可否得到束手无策的大官们和小百姓的支持？不知道你们可愿接受我这个乍看荒谬，其实一点也不荒谬的提议？（《何秀子的启示》）

　　论纪翠绫

　　纪翠绫最大的错误乃是她不该向往离婚容易的现代美国，不该向往通奸无罪的现代英国，不该向往取消了通奸罪的日本。她该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争取爱情自由还是要付高价的。性道德观念当然会改，可是绝不是眼前某些卫道之士所能为力；法律条文当然要变，可是绝不是眼前某些立法委员所能尽心。在目前这种气氛底下，纪翠绫除了屈服、坐牢以外，似乎别无他法。她已经做得很有勇气了、很坦率了，即使最后终以“痛改前非”的姿态出现，也无损于她的理想和真情。——在全社会的大气压下，多少英雄豪杰都被压倒了，何况一个纪翠绫？（《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

　　娇美的红玫瑰

　　就是长在墙角旁边的那棵玫瑰，如今又结了一朵花——仍是孤零零的一朵，殷红的染色反映出它绚烂的容颜，它没有牡丹那种富贵的俗气；也没有幽兰那种王者的天香，它只是默默地开着、开着，隐逸地显露着它的美丽与孤单。

　　我还记得初次在花圃里看到它的情景。那是一个浓雾迷漫的清晨，子夜的寒露刚为它洗过柔细的枝条，嫩叶上的水珠对它似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娇小的蓓蕾紧紧卷缩在一起，像是怯于开放，也怯于走向窈窕和成熟。

　　在奇卉争艳的花丛中，我选择了这棵还未长成的小生物，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回来，用一点水、一点肥料、和一点摩门教徒的神秘祝福，种它在我窗前的草地里。五月的湿风吹上这南国的海岛，也吹开了这朵玫瑰的花瓣与生机，它畏缩地张开了它的身体，仿佛对陌生的人间做着不安的试探。（《红玫瑰》）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情书一束

　　——情书真是费力不讨好的玩意儿！

余悸犹存

　　小潘：

　　……我好像有生以来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女人乏味过，我现在只把那些漂亮的女人看做一些小花草，一些奇花异草，她们再也引不起我的重视与热爱，我对她们好像倒了胃口，这种现象是祸是福还很难说；正常与不正常也不易肯定，但我只觉得对我很合适、很惬意，一点不觉得勉强，也许我还不是一个“米搜杰尼斯忒”，但我现在一定已是一个“米搜格密斯忒”，我对顺手牵羊逢场作戏的扯扯还感兴趣，可是要论及婚姻我就怕了！看到亲友们一个个“成家立业”，或急于做“成家立业”的打算，我实在忍不住窃笑，他们真有胃口，而我呢，却显然是一个消化不良的人。O. Henry在他“Memoris of a Yellow Dog”里写道：

　　If men knew how women pass the time when they are alone,　they'd never marry.

　　也许我对女人太领教了，——“余悸犹存”，而我又太爱个人的independence（此字有浓厚的“自主”意味），我深不愿为了一些“性的快乐”而连带找来许许多多的麻烦与营扰，因此，因此，因此，我写了这篇“Anti women论”来请你做一番分析，科学家总比我们这些玄学鬼来得客观的。（《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1960年8月15日）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亲爱的Rosa：

　　一年前二月的最后一天，我在生产力中心看到你。一年了，我又回来了。

　　我的心绪好像我们衣服的颜色——我真有隔世之感！

　　我又回到台大来，当个清闲的小差使，一个人租间小房，勉强可研究自己想研究的，我相信我没被社会的暗潮卷去，我还是我，很沉着、很平淡，对过去并不后悔，只是不想再过旧日的生活。故人的高飞远飏也好，因风飘堕也罢，都不能动摇我今日的信仰，我仍旧狂狷、仍旧傲慢，仍旧关心你、喜欢你，可是我恐怕不会再给我任何一次受窘的遭遇。别的女孩子我也不会再动脑筋，我久已生疏此事，也愿意继续生疏下去。你是我唯一恋的小女人，但是这种恋却是一条溪水，没有浪花，只有长远的怀念与余韵！

　　学校又是杜鹃盛开的时节，新的面孔与新的情侣取代了我们，我们不必自惭老大，我们还年轻。成熟是可爱的，多么高兴又看到你，——看到你走向鲜艳与成熟。……

　　如果你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我该多放心，我会在你过生日的时候，送你一点礼物。（《霸王·公鸭·情书》1961年2月28日）

　　蒙着面纱的小女巫

　　LW：

　　你是一个奇怪的小女人。三四年来，我偶尔看到你、偶尔想起你、偶尔喜欢你，我用“偶尔”这个字眼，最能表示我的坦白，因为我从不“永远”爱我所爱的女人，——如同她们也一直采用这种态度来回敬我。

　　如果我详细描写你如何可爱，那么这封信一定变成一封春潮派的情书；如果我不描写你如何可爱，那么它又太不像情书，因此我不得不多少歌颂一下你的可爱的部分，——那些混球男人们直到进了棺材也感受不到的部分。

　　你最惹我喜欢的部分不单是漂亮的肉体、漂亮的动作、漂亮的签名或是漂亮的一切，因为这些漂亮的条件会衰老、会凋谢、会被意外的事件所摧毁，会被另一代的女孩子所代替，会在《李敖自传》里占不到太多的篇幅。

　　我喜欢很多女人，可是我从来不追她们，因为她们的美丽太多、性灵太少，而这“太少”两个字，在我的语意里又接近“没有”，因此我懒得想她们，她们骂我李敖“情书满天飞”，可是飞来飞去，也飞不到她们头顶上。

　　我喜欢你，为了你有一种少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我无法表达，我只能感受。

　　三四年来，与其说我每一次看到你，不如说我每一次都感受到你。你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小女巫，轻轻地、静静地，不用声音也不用暗示，更不用你那“从不看我的眼睛”，你只是像雾一般地沉默，雾一般地冷落，雾一般地移过我身边，没人知道雾里带走了我什么，我骄傲依然，怪异仍旧，我什么都没失去，——只除了我的心。

　　我不能怪你，怪你使我分裂、使我幻灭；我不会追求你，因为我不愿尝试我有被拒绝的可能；我久已生疏这些事，为了我不相信中国女孩子的开化和她们像蚌一般的感情。

　　也许你应该知道我喜欢你，也许我应该使你知道，虽然我不相信除了知道以外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我不属于任何人，你也不会属于我，我们没有互相了解的必要，流言与传说早已给我编造了一个黑影，对这黑影的辩白我已经失掉热情。也许在多少年以后，我们会偶尔想起，也会永远忘掉很多，唯一不忘的大概只是曾有那么一封信，在一封信里我曾歌颂过你那“从不看我的眼睛”。（《李敖情书集》1961年10月18日深夜）

　　心酸酸

　　亲爱的G贝贝：

　　……

　　在真的太平洋畔，想不想台北的太平洋旅馆？

　　你是哪儿学的？你好会写情书呀！看你写的：

　　“唯一想的是你，关心的是你。”

　　这种多情该多可爱呀，哎呀，宝宝当没有起呀！

　　你嘱咐我别不告诉你就来花莲，理由是“学校管理甚严”，我怎么能相信呀？我有时候会想：“她怕我不告而来，当场拿获”吧？——你一定要老实呀？

　　呀！呀！呀！我想到老修女们买香蕉呀！——卡大卡大的香蕉呀，专门躺在被窝里偷吃的呀！不要剥皮就能吃的呀，剥了皮就不好吃的呀！

　　周弘的结婚请帖，印得还算别致，另信寄给你看。

　　你真好意思！你在农职惊鸿一瞥，第二天就搬走了，——你把他们的胃口都提起来，然后就坐十元一次的计程车跑掉，你怎么这么寻人开心呵！我猜你走的时候，“他们”一定每人坐了一辆计程车追你，——像“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样追法，结果花莲市计程汽车生意暴涨，表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农产”增产，“经济”景气，此皆“农业经济系”出身的小贝贝之功也！

　　昨晚写到这里，赶回来应付台风来临，心里一直为你捏一把汗，愈想你愈不乖，——你跑到花莲那可怕的地方干什么？前两天伊朗地震，死了两万多人；花莲地方又有台风、又多地震、还会着火、计程车又贵、香蕉又供不应求，……愈想缺点愈多。

　　昨天一晚我这儿总算房顶没塌下来，漏得很多，幸亏昨晚有先见之明，把窗户用防水甘蔗板钉起，否则更不堪想像。你那儿怎样？你的“现代化建筑”！

　　今早醒来，天凉而阴沉，外面风声凄厉，愈发想到跟你温存的情景，触物思情，为之“心酸酸”不止。（“心酸酸”是个台语片的片名，这是我第二次告诉你的台语片名，第一次是“无你我会死”，你还记得吗？）

　　因为整日不能外出，吃得真窝囊，到现在（夜11时）胃还不好受。

　　没电、没报纸，一点也没有关于花莲的消息。真倒霉！想不到这辈子为这么一个鬼地方担心受罪，——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住在那儿，我真诅咒它干脆被台风吹到海里去算了！每次台风都是它招惹的，台风最对它感兴趣，老是从它那儿登陆。（《给G的九十四封信》1962年9月5日）

　　我是魔鬼

　　亲爱的谷莺：

　　你记得希腊神话里“夜莺”的故事么？“夜莺”本是一个公主（名叫Philomela），被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占有，最后，她逃掉了，那个男人在后面捉她，她便受天上神仙的保护，变成了“夜莺”。

　　当我想到你的身世，看到你的名字，你知道我做何感想？我仿佛看到一只最可爱的空谷中的夜莺，在找不到保护她的神仙。

　　我不是夜莺眼中的神仙，我是魔鬼。

　　当你用眼泪使我走开，我觉得我不该再加深你的难题，虽然在难题下面，我会加上一个问号。

　　我痛苦的觉得人间对你太残忍，在你刚对人生睁开了眼睛，你已被环境捆住了手脚，别人强迫你背上十字架，你无法再挣扎，你不肯再挣扎，——你背上了它。

　　别人只会从你身上取去食物或给你食物，但是他们不能取去或给你“生命的意义”。在你一生中，也许只有我的出现和隐没，才会有这种意义。

　　也许你会笑我自大，这是因为你还太小。当你不“红颜薄命”的时候，当你走向灰门修道院的时候，你会明白我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

　　答应我不要再哭，我也答应你。当你我发现人生的苦痛是那么当然，我们该知道眼泪不是应付它们的最好标记。

　　如果此后你有什么快乐要人与你共享，有什么烦恼要人同你分担，如果你愿意，请你记得我。

　　你永远别忘记：有一个肉体暂时离开你的人，他的心灵却在你身边，他随时等你叫他为你做点事。

　　在多年以后，你会看到我的一部小说，在那里面，你会真正找到你自己。（《李敖情书集》1964年3月31日）

　　我要站着睡了

　　亲爱的H：

　　你好残忍，也不给我来个电话，整天等电话铃响，耳朵都过敏起来了。

　　从上个星期二开始，就没见过你的面；从星期四开始，就没听到你的声音。接着是周末和星期天，我知道你并不在家，我不愿意想你去了哪儿，总之，我好嫉妒、好气。

　　昨天晚上气呼呼的回来，做工到两点半，决定早睡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吃了一颗Doriden，用你睡觉的姿势——趴着睡，才算睡着。

　　可是睡得不好，像一只睡不好觉的山羊，一清早就醒了。

　　你记得印度象吧？它也像你那样睡，或者说，像我昨天晚上学你那样睡，可是当它病了的时候，它就不趴着睡了，它要站着睡。

　　快给我来个电话吧，H，不然的话，我要站着睡了。（《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8月3日）

　　碰到我，你会失败

　　亲爱的H：

　　什么时候来看我？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的男人。

　　别以为你碰到或踢开的那些男人是男人，他们全不是，他们只不过是“雄性的动物”而已。

　　你没有见到过真的男人，你只见到许许多多的“雄性的动物”，而你以为那些“雄性的动物”就是男人。

　　好可怜的漂亮女人！

　　我要修正你二十多年来对“男人”的定义，我看到你跟那些假的男人在一起时，我好难受。

　　为什么十足的女人不碰到百分之百的男人？——我要彻底追究这个答案。我要从你身上得到这个答案。

　　不要笑我很自负、很神气，你碰到我，你会失败的。（《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8月4日》）

　　征服“奴才”

　　亲爱的H：

　　我不再陪你打牌，也不再打电话给你，我只送你这把小钥匙，什么时候你“信任”我，你可以用它打开我的门。

　　你并不了解真的李敖，你也不给他真的机会去了解他，你只让他消失在人群中，使他secularization，那有什么意思？

　　你永远可爱，我也永远爱你。但我可以抑制我自己不去找你。我要把我关在我的小天地里，在书堆里面霉掉。

　　你该知道，如果我没有止境地为我所爱的人去做我不爱做的事，那我将不是李敖，而是任何secular。如果你“征服”这样一个secular，你会问你自己：“征服”了一个“奴才”？还是一个男人？（《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9月4日）

　　女人为什么要折磨男人

　　亲爱的H：

　　等你的电话，好像是一个漂流荒岛上的水手，在等救生船。——那样的殷切，又那样的渺茫。

　　但是等到了又如何？那可能是一条“贼船”，而你是“女海盗”。

　　我要被折磨，被罚在船上做苦工。

　　我会嘴里喊着“亲爱的H”，而心里骂着“该死的海盗”。

　　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折磨男人？生命是这么短，短得整天寻欢作乐都来不及，秉烛夜游都不够用，为什么还浪费生命来钩心斗角？浪费时间去play a trick on one？

　　我们是人，我们有性欲，我们会老，我们会失掉及时行乐的机会，我们会后悔，我们不该再谈18世纪的恋爱，我们该把衣服脱光，上床。（或上床，把衣服脱光。）

　　窗外刮着台风，我好寂寞。（《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9月9日醒来以后）

　　你会逼得一个天才爆炸

　　亲爱的H：

　　昨天晚上送你回来，吃了两粒Doriden，勉强睡了四个钟头。今早四点钟就醒，一直工作，现在快十点了。

　　今天早上下雨，天气阴沉得好凄凉。我好想你，好寂寞。

　　你的病好了吗？我真担心。你应该听我的话，若还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为了怕你碰到“风流医生”，我特地拼命忙了一阵，剪了一堆“女医生”的广告给你，希望你去送钞票。她们该把你的红皮夹里付出来的十分之一给我做commission。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在他另一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段描写男医生给女病人看病的文字。那女孩子被看过病以后，还要哭一场！真是wonderful！

　　但是反过来说，男病人给女医生来看病也很麻烦。无怪乎1913年俄国的县医会议上，竟有会员提议请女医生走路了。

　　我现在“傻”想：我真不该学文史，我该学工医。那样的话，在你健康的时候，我是工程师；在你生病的时候，我是医生，趁机“风流”一下，该多好！

　　我又想到，这个世界所以能有我，跟一个女人的“羞医”不无关系。我爸爸的第一任太太，得了女人病，但她宁死不肯看医生，可是又没有女医生。她的多年不能生育，惹得旧式家庭中白胡子爷爷和灰头发奶奶等人的不满（他们要“抱孙子”），结果我爸爸跟她离婚后娶了我家目前的老太太，她连挤了四个女儿后，终于把我（有男性生殖器的）硬生出来，这样她才没遭到“被迫离婚”的命运！

　　由此可见，本人在这个文明古国里多么重要。

　　可是呵！H，你实在不了解我多么重要，你会逼得一个天才爆炸，爆炸成一个傻瓜。

　　现在，这个傻瓜被你最后判决：永远不许“主动”，不许打电话，不许挂pin-ups，不许去第一大饭店，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只许待在家里，向台北市××××号信箱写情书。

　　开放了你的信箱，却关上了你的心。O！H，你是一个该比我多下一层地狱的女人。（《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9月28日星期一）

　　大家都要下地狱

　　亲爱的H：

　　有时候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说：“李敖这小子，罪孽深重！”另一类是说：“李敖这小子，罪该万死！”总之，不论哪一类，我都是被玛利亚的私生子拯救的对象，他都要说他被钉上十字架是为了解救罪人，解救我。所以，我硬被别人派定欠了耶稣一屁股帐，真他妈的倒霉！

　　不管那么多，有罪就有罪吧！反正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没有资格上天堂，大家都要下地狱，只是在十八层地狱中有层次高下之分而已。反正我笃定不在最下一层，最下一层一定是你，不是我，除了你以外，还有夏娃、埃及艳后、维多利亚女皇、吴××夫人，和她手上的酒瓶子。

　　还有李老亏和他的干妈，也统统都要下地狱，下到最下一层，跟麻将牌挤在一块儿。

　　真正该在最上面一层是煤矿工人，他们在“阳间”里已饱受“人间地狱”之苦，所以应该受优待。我李敖的位置照理该跟煤矿工人相去不远，这样才公平。因为只有掌管地狱的阎王爷，才知道我在人间和生前多么痛苦！

　　这种痛苦，没有人会知道，小猫不知道，小松鼠不知道，小白兔不知道，小H也不知道。小H也只知“三缺一，找李敖；胡它个，双龙抱”。并且不能输钱，一输钱，就气得吱吱叫。

　　随手写来，天又亮了。现在是早上七点一刻，正是你在三轮车上的时候。（《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9月29日）

　　想你才能睡

　　亲爱的H：

　　今天早上四点钟上床，想你才能睡，可是想多了又睡不着。……

　　可是我想到那条菲律宾做的△裤，我又笑起来！好大呀！你一定要活到一百岁，才能长到那样大的屁股！

　　可是你活不到一百岁，你是“红颜薄命”的。这一点，我会跟你密切合作，——我也是短命的。

　　并且，为了长个大屁股而活到一百岁，也大可不必。万一长得过了火，屁股大得连棺材都装不下，怎么办？那非得订做一个有曲线的棺材才成。

　　我觉得，棺材的样式是最保守的东西，它应该进步才对。进步的方向之一是，棺材应该因人而异。例如一个驼背的人，棺材应该做成椭圆的；一个独脚的人，棺材应该做成缺四分之一形状的；一个缺手的人，棺材应该做成8形状的；一个胖墩墩的人（例如董教授），棺材应该做成圆形状的，另外还要附做一个圆形来装他那胖墩墩的摩托车。至于我自己，要在棺材上装一具麦克风——以便骂人。

　　至于你，我的美人儿，棺材上要设计一些图案，至少该在棺材上“胡”一把“大三元”。这样的话，你即使“红颜薄命”，也不会“死不瞑目”了。

　　同样，棺材旁边还要开一个洞，准备可以伸出一只手来，来算“番”。看看到底赢了多少钱。

　　现在是上午9点40分，我要离开旅馆到图书馆去走走。今晚7时半坐观光号回台北——我认识H的地方。（《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9月30日）

　　你不只是我梦里面的人

　　亲爱的阿贞：

　　谢谢你昨天晚上做我的小“国宾”，虽然我们的看法，并不“统一”。但我永不忘记你给了我一个说“莫名其妙”的话的机会，当然这些话的效果，可能全是“徒劳无功”。

　　在回家的路上，你说你刚才在国宾“冷得发抖”，因为那种冷气“不正常”。我引申你的意思，说：“不正常从五年以前就开始了！”想想看，亲爱的，还有什么生活方式、什么遭遇，会比你这五年来的一切更“不正常”呢?

　　也许你愿意知道，对这种“不正常”的感受，“局外人”如我，比起“当事人”如你，也许并不轻了许多。当我想到社会对你的不公平——太早太早就开始的不公平，我的痛苦，不会比你更少。恰像那神话中被关在古塔里的小女神，想拯救她的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她还着急。

　　当然昨天晚上，你有十足的理由说我未免操之过急，这是因为你选择一般的尺度来衡量我的缘故。对一个主张“活在今天”、“活在今天晚上”的人，你用“过去”和“未来”来纪律他，将显得没有意义。五年前憧憬的“未来”，对一个小女神来说，已经被五年后冰冷的“过去”所打破，这种残酷的现实，我觉得该带给你一种新的奋斗与觉醒，而不是一种新的沮丧。

　　请想想我的话，亲爱的阿贞，打起精神，努力去过一种新生活，选一种新生活方式，剪断过去的幽光魅影，不要对人生失望。

　　其实，想开点说，人生又是什么？人生就像你昨天晚上送我的那支Salem香烟，它一定要经过不断的燃烧，才能有意义，正如那古诗中的蜡炬和春蚕，它们一定在成灰和丝尽以后，才算“徒劳”完毕。从死亡的终点站来回溯人生，一切似乎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你若换一种角度，也许你会发现，正因为一切都要成灰丝尽，所以把握眼前，争取现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寒冷的过去所已做的，和渺茫的未来所将做的，都不因我们的肯定或否认而有所改变，对变化无常的生命，我们能够控制的，实在还太少太少。正因为人生如此飘零不定，“活在今天”对于我们，才显得比其他生活方式更值得选择。我们不该忽略这种选择。

　　昨天你上楼后，我一夜没睡好，我预感到你不只是我梦里面的人，你从这个梦里走出来，变得更真实、更美、更楚楚动人，使我在成灰丝尽以前，永远难忘。早上“七点钟”快到了，我认为我的信到你那儿比我的人到你那儿更好。也许下一次——如果你允许我有下一次的话——我不会送一封信到你那儿了，我会送一些“火柴盒”，使你“燃烧”。（《给阿贞》1965年9月4日的清早）

　　有了你，还看什么别人

　　Y，亲爱的：

　　今天下午突然下雨，我怕你淋着，特地从街上赶回，挂了一把伞在报箱上，并且附了一封信。可是我没想到你走得很早，所以等到5点10分，我又把伞和信收了回来。（她们下班的时候，因为外面正下雨，所以纷纷觊觎那把伞，表情颇好玩。）

　　谢谢你今天对我的早晚两次关切。在“大”字底下，我伤心我不姓“林”。你不但不对我称呼“亲热”一点，反倒退步的从“你”到“您”起来。你真胆大，你这样做，难道不怕我星期天“惩罚”你？总有一天，我会忍不住，而用“大林”的方法“惩罚”你，那时候呵那时候，你将永远是我的，而不再跟那些雄性走在一起。你小心吧，亲爱的，我会使“总有一天”提前到来！（也许就是星期天！）

　　还有，你真不识“好人”心。明明因为你而撞车，你还诬赖我看别的女人。你这样想，不能证明你不相信我，反倒证明你不相信你自己，——你不相信你的可爱，足可使我“目不斜视”。你真没有自知之明！

　　不肉麻或“吹气”一点怎么可以？让我说吧：有了你，还看什么别人，你可以使别人“花容失色”。奥黛丽赫本说她的一个鼻子就可以抵得上一打整个的女人，你呢？你的一个鼻尖！

　　又是一点半了，要睡了，临睡前我要喊一句：“王八蛋何××！”（《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3月19日星期天前的第二天）

　　他是谎话家

　　我亲爱的Y：

　　谢谢你送我的“基隆港”和“阳明”。在图中找了半天逃亡渡口，都找没有到。其实找到又怎么样？一想到这个岛上有你，而离开这个岛就离开你，我就甘愿“泡”在这里了。

　　雪莱说自由比爱重要，他是谎话家。

　　今天下雨，想送你回家，非常想。（《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3月23日）

　　只要他不追我的女儿

　　Y，我亲爱的：

　　下午你走的时候雨很细，我决定不bother you。楼上看你在雨中消逝，真美。你那条围巾，我真想把它偷下来，放在枕头边，陪我入睡。总有一天，我会“绑架”你（既做小偷，又做强盗），——不再一星期见一次，而要足足看你一星期。一星期才能见你一面，真是太长了，并且长得不放心，那些讨厌的限时信和尾随者，它们多少会使小Y起贰心，会使她写出“很后悔答应去淡水”一类的刺话，呵，我好气呵我好气，气得简直要血压高一高。

　　一位妈妈告诉我的朋友说：“这个社会不能没有李敖，李敖应该存在，只要他不追我的女儿！”你看，我多可怕，我在女人中间的信用多可怕！

　　可怕的人要睡了，留下这封信和一篇胎死装订厂的“禁文”给你。这一类的文章，也许慢慢可增加你对我的“面具”的了解。做为一个善于自保的人，我不该有“面具”吗？（《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3月23日深夜）

　　小Y，从摇椅中“摇啊摇”出来的

　　有时候你很乖，有时候你就不。今天老是想到你很乖。我跑到衡阳街，在一家象牙店里物色一块小象牙，特请名师，为你治一颗小印（31号可取），算是对你乖的一种奖励。你可以用这颗图章开空头支票，开得满天飞，飞得跟满天飞的情书一样（“支票与情书齐飞”）。自从“众师情人”到“文化界的大众情人”，你一共写过多少情书？萧××真傻，他应该遍访天下，把这本“小Y情书”印出来。（《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3月28日清早）

　　被淋症

　　大雨时候，我赶到杭州南路，又绕到南门市场，转了两次，都找不到你，我想送你上学，我怕雨淋了你。虽然我知道你喜欢被雨淋，（像查泰莱夫人？）可是我不准，我不要你在大雨中诗意。如果你实在有“被淋症”，（又以名词加人！）还是到我那“联合国”的浴室来吧。在淋浴喷头底下，随你诗意去。我答应不偷看你洗澡，因为我只要听，就很满足了。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才能亲你，亲你的小嘴唇，亲你的小耳朵。我真不敢再约你，我怕你会再说出伤我的话（你很难相信吧？我真的心会痛）。何况有一个人知道了，还会表演血压高、吃蛋糕。小Y夹在中间，该多可怜。（《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4月3-4日

　　“幸福”的剧中人

　　小Y，甘心把我宠坏的：

　　真没想到你做了这么精致的生日卡送给我，就凭这张卡，我就可以活到你所规定的六十岁，像沙漠里的仙人掌一般的活到六十岁，像盆景里的仙人掌一般的活到六十岁。本来，活到六十岁就“大限已至”，可是忽然看到你在生日卡中的那张小照片，那可爱的笑脸，我又高兴了，高兴得自动延长二十年，活八十岁，准备祝寿吧。小Y，什么祝寿的节目都可以，只是别叫“梦土上”的所谓诗人来写“仁者无敌”那一套。（来一个新解，因为我的“敌”人太多了！）

　　真的，小Y，真的，你真的把我宠坏了，——我一个人已经不肯再洗澡。从前天以来，我一直飘飘的，“而寂寞不在”，你知道我一直在盼望什么，我盼望时光倒流、盼望欢乐长驻、盼望历史重演、盼望永远跟你在浴室里，永远不出来。被你宠、被你照顾，是一种“幸福”，我不需要看那场“幸福”，因为我自己，不是别的，正是“幸福”的剧中人。（《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4月23日）

　　操心为乐

　　亲爱的小Y：

　　今天一天没得到你的信息，信息者，书信及声息是也，前者靠邮筒，后者靠电话，今天一天都没有利用这些，由此可证：小Y是反对现代文明的。你可以去参加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挤在孔庙中，一齐去吃冷猪肉！

　　前两天听说的：我们的观光局，已经决定用“孔夫子像”做市招，印大量的观光海报，以为这个地区的象征。日本是富士山、西班牙是斗牛，我们不是山水、也不是牛马，而是一个两千年前老掉门牙的老头儿！你说可叹不可叹？孔丘乘桴浮于海后，竟漂到台湾来啦！

　　你送我的三个柿饼，今天已到了不得不忍痛弄掉的程度了，我只好把三个封套留下，柿饼丢掉，我好心痛，痛得敢说不在你的伤口之下。你的伤口怎样了？怎么也不写信告诉我一声？你是不是以叫我操心为乐？还是跟你那位同室操“车”者正在一块儿楚囚对泣？别忘了哭的时候请专用左眼，右面那一只，为伤口起见，总以避免洒泪为宜。（《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5月7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纸上罗曼斯

　　——只有纸上的罗曼斯才是有点意义的，可怀念的，美的。

天堂无神父

　　一个笑话：一对男女，没结婚就殉情而死。升天堂后，上帝怜之，说：“你们一直未能成为合法夫妇，太遗憾了，等神父来了，给你们补证一次婚吧！”可是他们等了好久好久，还等不到神父来，他们很奇怪，跑去问上帝，上帝说：“噢，我忘了！神父从来就没有升天堂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1日）

　　女孩的不识货

　　与彦增言恋爱就做不得人，恋爱之事只好俟诸奇迹和他日了，谁让女孩子有这些不识货的劣根性呢？（《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1日）

　　纸上罗曼斯

　　我真讨厌与她们勾心斗角，我发现我实在已开始讨厌她们，看不起她们，因此对爱情一事，我看愈来愈是X分之一，愈是否定，也许只有纸上的罗曼斯才是有点意义的，可怀念的，美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1日）

　　灰色

　　马宏祥言一女人不想照相，一男人有灵感不想讲，方足证明其灰色。（《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1日）

　　整肃

　　L在我的地位显然是完了，她已经再也不能使我受震撼了，我已逐渐把她“整肃”了，“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她在我意识里的地位显然是完了！她对我再也没有作用（的能力）了！（《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3日）

　　唯美主义的李敖

　　不找她与不写稿二事带给我不悔恨，这些做了一定是悔恨的。因为它们使我失掉了许多美，——生疏的美，使人对我神秘的美。那是未成熟的表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了呵。唯美主义的李敖，岂胡适、殷海光等无艺术人生者所可及！我发现我始终未向“艺术的人生想法”的境界，去回看过去展望未来，今晚大收割，实可喜也！吾当多走此路，勿泥旧式之中国知识人路子也。（《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5日）

　　恋爱与经济

　　午后与咪咪看“飞车生死斗”后碰到老马，同去大新听音乐。恋爱真是恋不起了，经济简直吃不消！（《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6日）

　　淡淡的爱

　　有情妇而无情人，不深爱任何人，淡淡的爱一点或两点。任何女人再也不能使我不愉快，更谈不到磨折我了。（《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7日）

　　浅薄女子

　　我过去真是把她（们）看得太好了、太高了、太重了，其实她是什么东西，跟我比起来是何其浅薄，我又为什么看重她呢？她所有的一切是我所需要的，但并不是那么值得看高的，一来因她具有的一切本身都是不足夸的，一来这些多少女人都有呵！我真是愈来愈卑视她了，我看不起她！（《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7日）

　　笑脸说话

　　昨见一女孩子对管理员“笑脸说话”，甚好，当声出而笑脸至，笑脸要如拔枪那样快。（《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26日）

　　女孩与人

　　不说女孩子缺点！不言人过！（《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26日）

　　宁写情书

　　宁写情书不与这些没出息的人浪费时间，何如累积式的写情书呢？（《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7月9日）

　　低三下四的恋爱

　　女生宿舍门口徘徊之男人真无耻。绝不谈低三下四的恋爱，不做这种男人！忽想起在女人面前天下有多少软骨头的无耻东西。（《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7月10日）

　　结婚，爱情

　　一、“结婚生子太麻烦，想想看多糟糕”。

　　二、生活俗人化，思想则否。

　　三、“无他事则必把爱情看重。”

　　四、“爱人当不可存抛砖引玉，甚至引砖之心，否则不够真爱人的资格”。此说未必是。

　　五、为爱情而痛苦，我是再也不会了。（《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7月22日）

　　读书忙

　　的确要迫切读的书太多，太忙了，哪有闲工夫去——

　　一、恋爱。

　　二、应酬。

　　三、自律。（《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7月26日）

　　生活随想

　　一、老拿现在同过去比，就会痛苦。

　　二、没有尝试过，你没有理由不喜欢。

　　三、只给女人以影子。

　　四、东方朔心胸是永不忧愁的。

　　五、泪不轻垂，多久以来感情麻木了。

　　六、嫁功而不嫁祸。

　　七、结婚以后就不是朋友。

　　八、不太想过去，也不太想将来，活在今朝。

　　九、有俗行而无俗思想。

　　十、人生化而非职业化——伟大的演员。

　　十一、太狷者皆不易与人相处，皆不快乐。

　　十二、思想偏激，行为却否，如拉斯基、如斯宾诺莎。

　　十三、这社会不允许自由恋爱，却允许挂绿灯。

　　十四、名誉坏时，使它更坏，那你名誉就好了。

　　十五、男女之间就怕拖，一拖，即使有点感情也完蛋了。（《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8月28日）

　　独身者

　　一、哪个（没有一个）女人配嘛？

　　二、独身之必要之研究。做一本关于独身的论著。

　　三、过得景气才算数。

　　四、一个性热情冷的独身者。

　　五、看不起她，也要脱离她。

　　六、知音苟不存，老子不爱人。

　　七、咏史：

　　樊哙囚时思项羽

　　亡秦复楚志难除

　　身已随剑化龙去

　　心犹乘风作雨来（《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8月31日）

　　男女之别

　　这是谁说的？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可能影响一生，可是一个男人之于一个女人，离开后，她不是为他立刻自杀，就在一个月后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10日）

　　女人与服饰

　　女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你无论给她什么，她都能穿在身上。（《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10日）

　　暂与俗人谐

　　我真觉得她们的浅薄与世俗，我至多只不过是带着“暂与俗人谐”的态度，在不失我的尺度下偶尔一为之而已，本质上在我的思想深处是看不起她们、厌恶她们的，懒得再理她们。她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能知我的（深如罗、浅如恂，一律如此），今日之我亦不能盼彼之知我，大家只玩玩而已，看看说说轻松点而已。恋爱目的只在轻松，别的都是扯淡。（《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17日）

　　情诗

　　三月换一把，

　　爱情如牙刷，（或做“女人如牙刷”）

　　但寻风头草，

　　不觅解语花。（《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20日）

　　可厌的女孩子

　　坐在图书馆的一角，我远望窗外，忽然想到女孩子“可厌”的那一面，过去我多从她们那“可爱”的一面着眼看她们，总想到跟她们在一起的快乐，我刚才想，我何不从“可厌”的那一面做着眼点去看她们呢？她们的小气、浅薄、虚伪、虚荣、臭架子、短视、装模作样、爱利用人、真浊不分的污秽、自私、不尊重人。……一些数不清的、坏的、可耻的字眼，她们都多少具有着，除非你真的站起来，她会带着虚荣的心情追求你，在你草泽的时代，她们是绝不会欣赏你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20日）

　　小女子

　　练舞初跳之丑状。吾甚厌这些女儿们！（《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27日）

　　断情绝爱

　　今所需之四眼光：

　　一、遥远的眼光——瞩目在遥远的将来，勿为目前所困。

　　二、小视的眼光——历数伊劣，可惧也。

　　三、众多的眼光——比她在各方面好的多多有！

　　四、傲岸的眼光——自视我是什么人，他们配与我生干系么？

　　决自今起断情丝而绝爱欲，立意不复在此中浮沉周旋，英雄苦耳，岂可为人折腰也耶？痛苦算得什么，打落牙齿和血吞，立志独自熬到底！（《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1月10日）

　　跳舞

　　跳舞等实在肤浅、浅薄，吾甚厌厌。（《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1月11日）

　　看电影偶感

　　夜独看“女人征服男人”，车上见“Spirit”，看这电影之感想有三：

　　一、父亲之惯女儿，古今一辙。

　　二、外国男方之交很坦然，如私通、情人等，女追男事皆不足为奇。

　　三、BB千娇百媚之态，及其耍手段、顽皮、装生气、做鬼脸等，皆过人而达极至。我久久宣传到处有芳草之论，而勿为一人所迷，今夜此影力益坚吾之看法。（《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1月26日）

　　解脱感情之道

　　解脱感情之道在：

　　一、知足，为甲怀念，但当得到甲时，却又为乙遗憾了，所以要知足。

　　二、变幻乃真，人不能在一起，可是你却得到他的心。他的心永远在你身旁。爱情就是变幻的！

　　三、爱情的纯一性是不可能的，你可能爱一个人很深，但并不因对他的专爱就不再与别的扯一扯了，还是要扯的。对一个人百分之一百是不可能的，不同者是百分之多寡耳。（《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2月12日）

　　对女人少花时间

　　这些人们整日花多少时间在女人身上而空无所得（有所得也罢），吾实厌烦，立意不得如此。每日只花一小部分时间想想看看可也，不多花时间受其干扰。（《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15日）

　　现实与幻象

　　其实，她的那些美丽与可爱已经不存在了，或根本就未曾如你所想像的那样完满过，你所迷念的只不过是一个消逝了的或根本没有的幻象，所以一年半载以后，当你偶一接触那象征过去的现实时，你便震撼于现实的丑恶不堪了！它甚至还不如当年那些幻象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16日）

　　精子诗

　　“精子诗”：

　　显微镜里看精子，

　　千万小我在一起，

　　摇头摆尾胡乱挤，

　　他们每个都姓李。（《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16日）

　　婚姻论

　　与“神枪手”小谈，笑了半天，此女士亦一真爽人也！她开我玩笑说：“李敖先生啊！你没结婚就想离婚！”（《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24日）

　　凡夫俗女

　　我对恶心的男女，不能容忍我去跟他们有交涉！（《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25日）

　　不足动怀

　　还有什么能比我心中的丝毫不为所动，更使我满意呢？我真是对我自己满意，我真是完全达到任何女人都不足以使我动怀的地步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27日）

　　二情观

　　一、李教官对我说他的人生观：“朋友面前莫言假，老婆面前不说真”。

　　二、无论友情爱情皆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三、爱情当如粗茶淡饭，做最起码的要求。

　　四、爱情好比大台风，“爱情台风化”。（《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2月24日）

　　拍卖女人

　　名女人是拍卖出来的。（《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3月8日）

　　印度妇女三事

　　一、Suttee，印度寡妇殉夫也。可是若太太先死，丈夫却不随殉，“你先在那儿等我”。

　　二、印度妇女反对女子有财产继承权，以物价不稳，欲早得嫁奁也。

　　三、印度史上又忍不住捣乱，吴俊才先生讲寡妇事，我插嘴说：“她们一定很痛苦。”众大笑。（《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3月12日）

　　精神之恋

　　理想才是美的，图片、幻想、精神恋才是永恒的美、永恒的喜悦，这种态度只凭藉一点点现实就够了，一笑终生不能忘，一言终生永记之，这是多么美的男女关系！故吾之不复有为，势必矣。（《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3月13日）

　　妙语

　　“我不爱你是应该，你爱我是本分。”——此某女士之妙语也！（《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3月15日）

　　可怕的冒险

　　我觉得在不开化的目前社会里，恋爱行为（如写信等）都是一件“可怕的冒险”。无为、无为，除了无为外，一概于我皆不可了！何苦来哉，犯不上也！（《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3月17日）

　　不与女人往还

　　因我近乎惨痛的感到跟女人有任何关系，到头来都是使我不快的，所以我心中抱定不与女人有丝毫往还的宗旨与主义，绝不动摇，我的态度是固执的，甚至是顽固的，这是一段漫长得近乎无尽的路程，我非得毫无例外与破绽地过日子不可。至少眼前这种封建乖谬思路的女孩子们，我是讨厌她们的。（《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4月23日）

　　与虎不能谋皮

　　与虎毕竟是不能谋皮的，不了解你的又岂止是女人么？我真该大量的不求人们的了解与赏识，他们这些狗男女，怎么配了解我呢？而我，又要力求干干净净的自清起来，安可屈身求彼等认识李敖耶？（《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6月28日）

　　闲言七句

　　一、抛掉过去：失落的、褪色的，皆予归档。

　　二、缺什么补入什么（缺的如思想、爱情、钱）。

　　三、全是新的，追求新的。

　　四、如罗素式的开放心胸去恋爱。

　　五、不该退缩，怕出头。面对它，便有收获了。

　　六、正当的欲望与要求，要发挥它而不要抑制它。

　　七、思考要冷静，追求与实行要狂热、热情。（《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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