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张学良秘闻

• 目录
  • 《蒋介石张学良秘闻》出版说明（李敖）
  • 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右军）
  • 在西安城中的张学良（姚立夫）
  •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姚立夫）
  • 蒋先生满怀惊愕进西安（姚立夫）
  • 渭南前线的“空城记”（姚立夫）
  • 群龙无首的西安城（姚立夫）
  • 与张学良最后一面（姚立夫）
  • 岁月悠悠二十四年（姚立夫）
  • 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高山流）
  • 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沈醉）
  • 张学良在贵阳（袁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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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张学良秘闻》出版说明（李敖）

　　这本书收入了三本有关张学良的小册子和两篇文字：

　　一、《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右军）

　　二、《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姚立夫）

　　三、《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高山流）

　　四、《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沈醉）

　　五、《张学良在贵阳》（袁化鹏）

　　这些文字，都是过去在海外或大陆出版的，换句话说，都是国民党查禁乏力的漏网之文，它们的作者，左右立场间或出入，但在为张学良张正义而存信史一点上，却有志一同。如今我把它们集合在一起，题为《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以便读者，并对张学良先生九十岁生日，聊志书庆。

　　199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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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右军）

　　两句口号和一曲流亡歌声

　　笔者年前由香港到日本，因为住的日子比较长，闲暇时便常去探访两位老朋友，想从他两位过去本身所经历的往事中，请教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幕，写点杂文以飨春秋之广大读者。虽然春秋杂志在近几年中，已先后刊登过几篇有关西安事变及张学良将军的珍贵记述，但我仍觉得不够深入和详尽，既然有机会，所以我便不惮烦地再做点补充工作，结果是大有所获。

　　我所说的两位老友，一位是在日本讲学、有“疯子”之称的苗剑秋先生；另一位是国府行宪后首任内政部部长、现在东都隐居的彭昭贤先生。

　　一个说理一个骂人

　　苗氏当西安事变时，正担任着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同应德田、高崇民、陈旭东、孙铭九等一班人，在那个时期都是张氏左右的亲信人物，苗氏不但是西安事变的策动者之一，而且还是张杨通电的起草人。

　　彭氏那个时期是陕西省的民政厅厅长，和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皆为蒋先生派在西北负责任的人。

　　彭氏是莫斯科大学出身，为我国极少数的“苏俄通”。他早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就和彼时赴苏俄考察的蒋先生相识。在国府的当代政要中为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之一。他自东渡扶桑后，一直在东京闭户读书，每日以种菜浇花为乐，除三五好友偶尔过访外，很少对外往还。

　　有关彭氏半生的政海生涯，其可歌可泣、可记可传之处至多，我准备另文加以详细介绍。惟对于我们这位有“疯子”之称的苗先生，他究竟“疯”到了什么程度？我觉得有首先加以说明的必要。

　　彭、苗两氏都是彻底反共和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他们都坚决相信，共党政权必败，中华民族必兴。而到处以说教的精神宣布大陆的暴政，和鼓励青年们的爱国思想。其中唯一不同之点是：彭先生用的是说理方法；苗先生则出之以“骂”。

　　一言不合都是混蛋

　　譬如以策动张汉卿将军与陕北合作抗日这件事的经过来说，在那年双十二的若干日子以前，某日公余之暇张和苗一室相对的时候，苗氏忽然很郑重地对张说：“我对于当前的剿匪政策有一点意见，不知道副司令愿不愿意听？”

　　张是知道苗氏的个性的，马上对他说：“我很愿意听听你的意见。”

　　苗说：“在日本军阀侵略我国一天比一天加紧的今日，蒋先生还坚持什么安内攘外的主张，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觉得陕北的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不断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

　　张点了点头，苗又接下去说：“依我的看法，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

　　这时的张学良，脑筋里尚无杂念，对于苗的说法很不满意，于是便很不客气地对苗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混蛋了！”

　　苗听张骂他混蛋，立刻站了起来把桌子一拍，大声地说：“你才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混蛋？”

　　苗一发脾气，出乎意料之外的，张不但没有冒火，反而心平气和的笑了一笑对苗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人都是混蛋！”

　　以上这一插话，虽属旧闻，但为千真万确者，特顺便的写了出来，以证苗氏之“疯”，确属名不虚传。至于苗氏在西安事变结束以后，曾经被监视了一段时间，到了抗战胜利后，他才以“日本通”的资格，随同军事代表团到了日本。

　　说一个骂人的故事

　　他来到日本以后，卜居于麻布附近一所很幽美的日本式小庭园里。日本的国会议员和当朝要人们，因仰慕他的大名，时常请他去演讲。可是这位苗“疯子”，不但狂态不改，而且每次演讲都是指着日本人的脸上“骂”！最奇怪的是，日本人专门喜欢听他的“骂”，而且他越骂名气越大，请他演讲和写文章的人也越多。苗氏早在军事代表团结束时辞去了公职，在日本就靠着“骂人”的本领吃饭。

　　彭昭贤先生有一天和我提起了苗先生，特别对我讲了一段有关苗氏在日本骂人的故事，听起来也非常有趣。

　　彭氏说：有一次是自由中国为了同日本敦睦邦交，特派张岳军先生为全权特使，到日本访问。我国驻日本的大使馆人员，为了表示对张先生的欢迎，特别在日本东京一家叫“椿山庄”的名园，举行了一次招待张特使的“欢迎大会”。

　　那次集会被邀请作陪的人，除了旅居日本的各界侨领以外，苗“疯子”也是被邀作陪人员之一。

　　当宴会开始以后，在宾主方面照例的是有人出来说几句话。但谁都知道，这些被请说话的人，向例都是运用“外交词令”，应酬一番，很少有人不识趣在这种场合对贵宾加以指责而大杀风景的！

　　然而，这位“疯子”却不管这一套，他是有话必讲的。当张岳军氏说完感谢主人的话刚刚就座，苗就站起来讲话了，他说：

　　“请张先生原谅我，我现在同你讲话是为公不是为私。我请问张先生，中国丢掉了一千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抛弃了大多数的同胞，使他们过着被共党奴役的生活，是谁的责任？以你和蒋先生的密切关系来说，谁也比不了，你为什么不对蒋先生说话？你只会作官，今天你有什么资格同侨胞们说话？”

　　苗氏这番“疯”话一发表，使会场上的情绪立刻骚动起来，尤其是主人方面觉得特别难堪！还亏张特使有经验、有涵养，善于应付场面，立即站起来答复苗说：“苗先生责备兄弟的话很对，我是诚恳的表示接受。”这样才算勉强的应付了这个局面。

　　我费了许多笔墨来介绍苗先生的用意，不外使读者诸君能了解苗是一位“心地光明、行为磊落”的汉子。足见他当年的怂恿张学良和共党合作抗日，以及今天他坚强地站在反共立场上，大声疾呼的阐扬反共理论，同样的，他的动机都是出于纯良的。

　　事实可以证明，在共党狐狸尾巴没有完全暴露以前，不但苗氏上了当，就是其他成千成万的聪明智慧者，又何尝不是中了共党宣传之毒！可惜的是，若干上当的人，到了今天还不能像苗先生这样追求真理和改变态度。

　　从紫罗镇之役说起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自经过张、苗二氏那次不愉快的对骂“混蛋”之后，紧接着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匪工作，便在陕北的甘草店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使张学良将军在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陕北有名的“紫罗镇之役”。

　　原来那时中共军队经过长期的逃窜和流亡后，集结在陕北一带的总兵力不过三万人左右，而且大部皆集中在瓦窑堡一带，对中央的围剿大军，采取着防守的姿态。

　　中央军这一方面呢，南由关中起，北至榆林止，东起自黄河两岸，西达平凉、固原，在这中间地区布置的兵力约计数十万之众。而此刻的东北军却担负了对中共军队作战的正面任务。

　　东北军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原是在西峰镇一带驻防，有一次他奉令指挥第一〇九师牛元峰部和第一一〇师何立中部，这两个师共计有二万四千余人，由甘草店方向向紫罗镇的共军出击，和中共军发生过大规模的遭遇战。

　　当时中共的军队，若打阵地战绝不是东北军的对手，但如果是打运动战，则东北军又不是共军的敌手了。在那次作战中，东北军这两师人竟被共军四面包围。奇怪的是，包围东北军的中共军，并不是用枪炮子弹向东北军进攻，而是用两句动人的口号，和一曲响遍原野的流亡歌声来感动东北军，这首歌词的第一句便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读者诸君或许还记得的。结果中共的“苦肉计”大奏肤功，有若张子房在九里山“悲歌散楚”一般，使东北健儿闻歌悲泣，自动地放下了武器。

　　在这一役中，没有等待正式交锋，这两师东北军便因国仇家恨，齐上心头，无心恋战，而全军覆没了！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一一〇师参谋长裴焕彩等，都在陷入重围后拔枪自杀。

　　在八名团长中，有六名自杀，只有一名逃了回来，另一名叫高福元的却被共军俘虏过去了。

　　这次东北军的成仁尽节，可谓无愧于蒋先生的栽培。可是谈到抚恤呢，数目不但少到可怜的程度，而且发下来的日子又遥遥无期，以致东北军的眷属有许多人流落在甘肃平凉一带，景况凄凉！这些话传到张学良的耳中，未免要使他发生今昔不同的感想，而造成了他和蒋先生之间误会的开始。

　　利用民心大肆宣传

　　另外的一个因素是：日本军阀也恰在这个时期，对于长城口及百灵庙一带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庞大的侵略式进攻。那时扼守在长城口及百灵庙一带的我方守将宋哲元和傅作义等，都统率所部奋起抵抗，也给了东北军将士们一个心理上的刺激！而使他们认为：“他们的推行剿匪任务，是一项违背全国人心的举动。”因为此刻在全国同胞方面，为了响应傅作义军队的作战，除了高呼“救亡图存”、“北上抗日”的口号外，并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片支援前线的行动。在中央方面既有朱子桥将军（庆澜）发起组织的“中华民国全体国民抗敌后援会”；在华北方面又有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朱霁青所组织的“敌后游击总指挥部”。全国人民对于抗日运动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势难遏止了。

　　当时困处于陕北的中共军，无疑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但他们看到了人心可以利用，便马上宣布“停止内战、北上抗日”的主张；及向全国同胞表示他们愿意停战议和的意向，以图绝处逢生。

　　在其他部队方面，共党这种宣传政策也许不至于发生太大的影响；可是对于东北军就不同了，中共军只要喊出“打回老家去”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两句口号，再加上那一首流亡时代歌曲，便足以整个瓦解东北军军心。

　　我们不要看轻了共党当时对东北军所用的这两句口号和一首流亡歌曲，在那时每當有人引吭高歌这首流亡曲时，东北军一听到这种动人的词句，和那悲惨凄凉的腔调，大都是热泪直流，无法控制从内心裏发出来的悲愤情绪！如果说楚汉相争之际，因张良的箫声吹散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而造成了项羽覆败的结局，那么，东北军紫罗镇之败，就不能说不是受了这两句口号、一首歌曲的影响！

　　高福元从陕北释回

　　前面提过的那名被中共俘去的东北军团长高福元，和另外一些被俘虏过去的官兵们，他们被押解到陕北以后，共党就派出大批人马，对他们全力进行统战工作。所用的说词，就是什么“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类的话。据说，中共干部在对高福元谈话中，知道了高和张学良将军有师生之份，而且和军长王以哲的关系更比旁人不同，于是便紧抓着高福元，使出诸般手段，使高氏作了推行统战工作的最佳工具。

　　中共的政工人员告诉高福元，说他们愿意接受政府的改编，和东北军并肩作战，以抵抗日军的侵略。此外，他们并拿出许多假造的文电来，以证明蒋先生的“安内攘外”政策，其最终目的完全是为了“消灭杂牌”，而包括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所部）在内。

　　另外，毛泽东、周恩来和在陕北有“活曹操”之称的傀儡边区主席林祖涵，以及那时在陕北办“红军大学”的林彪等，都分别和高福元见了面。这些人一口一声的称呼高为“高先生”或是“高同志”，而使高飘飘然的忘了身在何处和自己是一个怎样身份的人！

　　高福元在共区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他已经可以利用了，才把他放了回来，并和他约定了联络方法和通讯的暗号。

　　中共人员非常明白，像高福元这样的“东北白帽子”，如果在短时间内同他谈“马列主义”，他是不会有充分了解和能够接受的。于是便以瞒天过海的手段，专拿出一套“停战抗日”的大道理来使他上当。高福元回到西安之后，立刻去见王以哲军长，把他在陕北经历的一切事实向王氏提出详细的报告。他们两个人前前后后的一共密谈了许多次。

　　蒋鼎文巧遇周恩来

　　王以哲接受了高的意见——其实是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立刻又找机会对张学良将军作了几次详细的报告。张氏听王以哲讲了之后，并不像对苗氏那样骂王为“混蛋”，反而特别的召见了高福元好多次，并秘密委托他担负了和陕北联系的任务。

　　不久之后，陕北方面居然派来了两名高级联络人员向张学良切取联络。为了对外保持高度秘密，这两个人张氏都招待他们住在西安城内金家巷官邸里面。等到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周恩来和彭德怀先后都到了西安，也同样住在张的公馆里。

　　这件事本来外面没有人晓得，当事变后的第五日——十二月十七日——张氏为了请蒋鼎文（铭三）将军去洛阳对中枢有所解释，特别由西京招待所（中央大员的临时俘虏营）把蒋鼎文请到金家巷和他见面。当蒋辞别张氏走出来的时候，一走出小客厅，就劈面遇见了周恩来。他们两人那时的地位，一个是“座上客”，一个是“阶下囚”，主客形势已大不相同。此刻只见周有意无意地笑嘻嘻迎上前来，同蒋握了握手说：“铭三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吗？”随后就走进房去。后来蒋一打听，才知道周、彭两人和中共派来的两名联络员（名字已忘记了）都住在金家巷里面，那时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件事是后来蒋鼎文将军告诉彭昭贤，彭氏又告诉了笔者，当然有百分之百的正确性，并非一般人的“向壁虚构”可比。

　　自从张学良听了王以哲、高福元两人的游说后，张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于是在对外措施方面也就格外的放宽尺度，诸如：公开的收容“人民阵线”和招纳“反动政客”，及放任所谓“救国会”，任凭他们对学校团体阐扬抗日理论。

　　此刻参预张氏机要的人，除了王以哲和高福元以外，还有苗剑秋、高崇民、应德田、陈旭东、孙铭九等人。东北军不稳的说法，就在这个时候被传了出来。

　　老毛三次投降与张杨化敌为友

　　张杨之间并不愉快

　　有一次笔者同彭昭贤先生谈到了蒋鼎文在金家巷巧遇周恩来这件事，彭氏却认为西安事变虽已过去了廿多年，但他觉得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件横梗在心里的一个疑团，到现在依然无法打破！

　　我问彭氏道：“你是西安事变当时西安方面负责人之一，无论事前事后你必比旁人了解得更多。如果连你都认为无法理解的事，旁人豈不是更没法知道了嗎？”

　　彭很谦虚的笑着說：“这就叫作‘不识卢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

　　我又追问了一句：“到底是对于哪一件事你至今尚抱有疑问呢？”

　　彭氏道：“你是知道的，当年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根本是两支性质不同的军队，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更是无法合作的，而他们两个人居然合作起来而掀起西安事变，什么原因是促成他俩合作的因素呢？我直到如今还大惑不解！”

　　彭氏讲完上面一段话后，又对我加以补充的说：“当年东北军开抵西北的初期，为了运用上的便利，张学良本人曾经打算把杨虎城的部队调开，另调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到陕西来驻防，并请求中央派于氏兼任陕西省主席职务。后来因为杨虎城的反对（中央不同意也是一个因素），才把于学忠的五十一军调到了甘肃，和派于氏兼任了甘肃省主席。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张、杨两人的感情就并不怎样愉快！”

　　彭氏接着又说：“陕西省一共有一百个县和两个设治局，每一个县（局）都有一个保安大队的组织，视县份的大小，人数由五百人到一千人不等。大队长照例的是由县（局）长兼任，大队附则完全是由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派下去的人。在保安大队之上还有两个警备旅，旅长的人选也是杨虎城所指派的（杨当时为陕西绥靖主任）。在整个指挥系统方面，他们还另外成立了一个省保卫委员会，采取的是委员制度，其中有三个常务委员：一名由杨自兼，一名是邵力子（邵氏当时为陕西省主席），一名是我（笔者按：彭氏当时为陕西省民政厅厅长）。秘书长米暂沉也是杨氏的私人。据我那时所知道的情况，这些地方团队的组训，完全是为了对付东北军。”

　　彭又说：“蒋先生交代邵力子主席和我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尽量调解张、杨两个人的私人感情，不使他们发生冲突。由此可见张杨两人之间的矛盾，当时连蒋先生都十分注意。”

　　据彭氏的看法，杨虎城这个人对于地盘观念看得很严重。当时胡宗南的军队开到西北之后，有一次胡去看杨，表示愿意接受他的命令。杨不加丝毫考虑立即脱口而出地说：“我并不需要友军，如中央信任我，我可以继续的驻在这里，我相信你没有中央的命令，你也不会打我。反之，如中央命令你打我，我相信你也不会因为和我是朋友而违抗中央的命令。”

　　这一席话，说得胡宗南当场哭笑不得。

　　所以彭氏觉得像杨这样性格的人，对于东北军的开到陕西境来，他焉有不提高警觉的道理！何况张学良的地位还远在他之上呢？

　　毛泽东第一次愿降

　　据彭氏的观察，当时促成张、杨二氏化敌为友和进一步合作的因素，很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在当时剿匪的情况中，张、杨两氏和他们左右亲信的人都坚信共产党势穷力蹙，已经完了；而误认蒋先生还要大张旗鼓地剿共，是别有作用，所谓“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指出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共党在日暮途穷的时候，曾经三度向国民政府投降，都被蒋先生加以拒绝。因而他们就错觉的认为，国家的不能和平统一，是因为蒋先生的固执和自私，而并非是由于共党的不合作和倡乱。

　　假如以上这种说法，是中了共党“宣传谋略”毒素的话，则共党这一谋略的推行，我们应该承认他们是成功的。

　　共党第一次向国民政府投降，是覃振（理鸣）先生说出来的，覃氏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派一位同乡来托我把他们接受政府改编的意见转达给蒋先生。据来人转述毛泽东的希望：‘只要政府能给他一个监察院院长的名义和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保证对日作战，则虽取消共产党的组织他们亦可接受’云云。”

　　覃氏说，他把毛的意见转达给蒋先生之后，蒋先生一言未发，随再追询，亦无答复。据覃氏推测，当时也许由于蒋先生认为毛既无生存的余力，故不愿接受他们的投降条件以养痈贻患。

　　这位西山会议派的元老（指覃振），到了这个时候，也只好很失望的覆了毛泽东一封信说：“承托之件，力不从心，愧难报命，诸乞鉴原”等语。

　　邵力子掏出一封信

　　共党第二次向国民政府投降，是在四川松潘国共两军对峙的时候。那是徐向前派人给胡宗南送了一封信，表示他们愿意接受政府的改编意向。信内的大意，同老毛上次提出来的内容差不多，不过这次取消了“保证抗日”那一條。

　　胡宗南认为这封信很重要，马上派专机送给了蒋先生。而所得到的答复是一连串的进攻命令，对于徐向前那封信只字未提。

　　蒋先生为什么这样处置呢？连胡宗南当时也不十分了解。现在人们才知道，同共党谈和是很愚蠢的事。但在当时，除了蒋先生外却没有人理解这种道理。

　　共党的第三次投降的表示，是在陕北时期托由邵力子转达给蒋先生的。彭昭贤先生和我讲述这项内幕经过的时候，说他当时也觉得蒋先生失掉这个机会很可惜！但到了今天就觉得蒋先生的主张是一种了不起的卓见。

　　彭氏说：“有一天，我同邵力子主席在西安城内新城大楼举行总理扩大纪念周，当仪式举行完毕之后，邵主席忽然对我说：君颐兄（彭字）！我们到野外散散步去好不好？”

　　彭答：“好哇！到什么地方去呢？”

　　邵说：“到灞桥去，我们两个人同乘一辆车子吧！”

　　彭问：“坐谁的车子去？”

　　邵答：“坐我的车子。”

　　彭说至此，稍停一下，又向我继续讲下去道：“我们两个人到灞桥之后，下了车，便相偕在柳荫下漫步。走了一段路，邵便坐在路旁一块大石上，拍手示意叫我也坐下。随即很郑重地从怀里掏出来一封信交给我看。

　　“我一看那个土制的信封，马上便是一愣！及至接过信来，又见那个信封上面写着：‘面陈邵力子先生，陕北毛缄’等字样。”

　　“我看完了这个信封，用不着看信里的内容，便抬起头来笑着对邵力子说：‘主席！这不是毛润之给你的信吗？’”

　　邵答：“是的，请你看下去。”

　　要转呈给蒋先生

　　“我把信纸抽出来一看，就看见老毛那笔‘解放字’跃然纸上，张牙舞爪的狂态毕露，充分的表现出来写这种字的人是一个不安分的傢伙！信的内容很简单，开首上面写着：”

　　“‘力子先生勋鉴：’下面接着说：”

　　“‘自從紫罗镇一战之后，已充分证明我全体红军将士英勇作战之精神，及蓬勃昂扬之士气。惟念在日寇犯我边境日亟之日，正我全国同胞团结对外之时，而吾人仍将国力牺牲在内战方面，弟等窃以为不可。兹经本黨同志一致议决，如蒋先生决心指导抗日，则本党甘愿放弃共党之组织，在三民主义信仰之下，军队接受政府之改编。倘蒋先生认为弟在国内有所不便时，则弟个人亦可考虑接受政府名义出国考察’等语。下面的署名是毛泽东拜启。”

　　“我看完了这封信之后，稍微沉思了一下，随即问邵道：‘主席对于这件事是怎样的看法呢？’”

　　“邵说：‘我觉得中国有一句古话是“杀人不过头点地”，老毛既然承认输了，我们也应当适可而止的算了！

　　“我说：‘既然主席同意接受老毛的建议，主席就把这封信转呈给蒋先生好了。’”

　　“邵说：‘不行！不行！近来西安市上流传着两种谣言：一种谣言是说东北军的思想庞杂，行动不稳；另一种谣言是说我和我的太太傅学文有左倾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老毛的信怎好由我去转呢？’”

　　“我问：‘那么，主席打算怎样办呢？’”

　　“邵说：‘这就是我今天请你出来谈谈的主要用意了。我的意思请你把这封信转呈给蒋先生，你看好不好？’”

　　误认蒋氏另有打算

　　“我想了一想对邵说：我觉得这封信由我转给蒋先生有两种不便：一种不便是老毛这封信是给主席的，并不是给我的，由我转达过去，你依然脱不了关系；另一种不便是主席做过蒋先生的秘书长，关系比我深，连主席都认为不便转达的信，我怎好越俎代庖呢？”

　　彭昭贤先生和我讲到这里，端起玻璃杯喝了幾口茶，而这件事的结果如何也就不问可知。据说，后来邵力子还对彭氏发牢骚地说：“人急造反，狗急跳牆，可惜当代的一些英雄们不懂得这种道理，非把人们逼上梁山不可！我真替蒋先生可惜，他又对陕北失却了一次见好就收的机会！”

　　俗语说：“纸裏包不住火。”过了一段时间，老毛请求改编红军和他希望出国的消息，也就传遍了西安市。

　　张、杨两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心理方面都发生了一个相似的想法，他们认为：蒋先生的拒绝接受共党投降，显然的是另有打算，说穿了当然是以剿匪为名来对付他们了。

　　在“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情绪下，张、杨由于利害相同的关系，便很自然的拉近了一步。从此以后，两个人每逢碰到一起，对于中央和蒋先生也敢共同的发几句牢骚，而不需要彼此再有什么避讳了。

　　但是，在蒋先生这一方面，由于他个人的存心无他，并未顾虑到这些事方面，一直的在秘密准备着抗日大计。

　　当时蒋先生看到日本军阀们谋我日亟，为了准备万一起见，还用剿匪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五路大军的“战斗序列”，而作了应变的准备。那个战斗序列是：

　　第一路军总司令顾祝同。

　　第二路军总司令刘峙。

　　第三路军总司令蒋鼎文。

　　第四路军总司令朱绍良。

　　第五路军总司令陈继承。

　　为了避免刺激日方，蒋先生只好“假戏真做”到底，一切都做成是剿匪的形势。

　　整军之下待遇不公

　　这个命令到达西安之后，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都有些感到震动了！

　　张、杨两人见了面，杨就问张：

　　“陕北共军虽号称三万，但实际也不过万余人左右。就我们现在配备的兵力来说，已经是嫌多了。中央又加派了五路大军，副司令（杨对张的尊称）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张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十分了解，但绝不会有旁的意思吧！”

　　杨说：“那还要看看事实再说。”

　　张学良为之默然！

　　这次张、杨两个人虽未接着向下深谈，但他们心中似乎已取得了一个默契，那就是误认为蒋先生的加派军队是为了解决他们。

　　在蒋先生的《西安半月记》中记述此事时，亦坦白地承认西安事变的起因是由于他对部下的过分推心置腹……所致，那段记载的原文是：（十二月十四日）

　　“下午四时命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已预谋。余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惟有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况究竟如何？’杨氏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如此，然余亦不能辞其咎！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惑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多少矣！”

　　我们看到了蒋先生这段日记，相信他所述对部下“推心置腹和防范太疏”的话完全是事实。据我们推想，蒋先生如果不是对部下“推心置腹”，能在事前把他对日准备作战的计划，对张、杨略加说明，使他们免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或在他到了西安之后，对他们稍施抚慰，都不致有此误会。甚至西安事变可以避免也说不定。

　　除了这个因素以外，张、杨两个人那时在心理上还有另外一项共同对中央感觉不满的地方，那就是中央在调整军队的政策下，待遇颇不公平！

　　那时中央整军计划的内容是“黄埔建军”。凡是不属于黄埔系统的军队都在被逐渐的裁汰之列。在这个政策下，不但杨虎城相信他的部下在数难逃；就是张学良也深信他所统率的东北军亦绝无幸免的可能。

　　彼时在全国军队中有所谓“整编师”、“普通师”与“地方部队”的区别。

　　“整编师”是中央直属的队伍，也就是当时一般人所习称的“中央军”。这些军队不但武器装备比一般军队优良，而在薪饷待遇方面也比较普通军队多出了三、四倍以上。人所共知的事实是：胡宗南的第一师，兵力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多个团，任何普通部队也比不了。在薪饷方面，一个普通师只有三万银元左右，一个整编师（指人数相等而言）则有十二万元之多。

　　安排剿匪军事会报

　　古人所说“不平则鸣”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尽管中央所推行的整军计划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在一般军人自私心理中，就不免有“待遇不公”的反感！

　　张、杨都是人，人就得受感情的支配。他们的部下天天对他们发牢骚，抱怨中央的待遇不公，日子久了，他们自然会产生了同情部下的想法，也认为老头子的作风的确是不公平了。

　　据于孝侯将军（于学忠字）透露：在洛阳祝寿那个阶段，张学良将军的心情已极为沉重！

　　最初他打算邀上几位和他意见相同的将领分别地向蒋先生提出建议，劝告蒋先生放弃安内攘外政策以团结对外，后来因事未果。嗣后张又想到利用蒋先生西上视察的机会，单独地向他有所陈述。但每次又都由于蒋先生的“严父”态度，而不能畅所欲言。这已充分表示出张对蒋先生的政策已多误解之处。然而蒋先生对此似乎仍未察觉，一味以“服从领袖和拥护领袖”要求部下。那就难怪祸变之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此外在大问题方面，对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张、杨两人的想法也完全是一致的。他们因为不清楚蒋先生的底牌，始终误会蒋先生的坚持“安内政策”是由于不了解下情。所以特别安排了一次由团长（中级官）以上人员出席的“剿匪军事会报”，地点在西安郊区的“王曲”，时间是某日上午八时。

　　在那次的会报程序排列中，有出席人员的报告——指定由参谋长和团长发言——最后是委员长训话。

　　张、杨两人作此安排的用意，为的是使蒋先生能当面了解一下他们所统率的部下情绪已相当激烈，而非蒋先生训示他们的道理所可说服。其次，他们利用中级军官发言的作用，是为了不致牵涉到人事上去，而被蒋先生误解这些人的发言是受了他们的“指示”。我们事后加以检讨，张、杨的这一安排显然的是错了。

　　会报席上发言激烈

　　在会报未举行以前，张学良还再三地嘱咐杨虎城，叫他特别注意十七路军与会者的个人社会关系，对于思想庞杂的人千万避免叫他们参加。张并表示，对于东北军的与会人员他也一定注意他们的行动，只准他们说心中想说的话，绝不准许他们对蒋先生失礼。其用心之苦，是可以想见的。

　　此外，张还再三地交代杨说：“在这次会报中如有任何差错，你我都将成为历史中的罪人，不能不特别地加以注意！”

　　那次的会报是按着预先安排的程序而进行。在会报席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都未起立发言，只由那些中级军官们出来报告。

　　这些中级军官们报告的大意，不外乎是：“拥护领袖”、“团结抗日”、“停止内战”、“保存国力”那一套。

　　有的人发言比较激烈，也连带地提到了“待遇问题”和“抚恤问题”。

　　其中有一名团长在发言时声泪俱下地说：“我们热诚地恳请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即或牺牲了也在所不计！”

　　某师的一位参谋长，接着站起来说：“委员长训示给我们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刻下已经到了不攘外亦无以安内的阶段了。日本军人不是傻瓜，他们能够坐以待毙地等着我们安好内然后再去对付他们吗？”

　　这次会报中的发言虽然相当激烈，但由于事前有了妥当安排的关系，幸而没有陨越的地方。但是，在蒋先生心理方面，总觉得这些人的发言和张学良平日的意见如出一辙，显然的是受了张的主使（蒋先生绝未疑惑到杨虎城身上，后文再详细报道），而在情绪方面，对张很感愤慨！

　　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十二月十一日中写着：“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就是一个最大的证明。在蒋先生那次的训话中，因为在心理上有了成见，所以讲出来的话也是火气十足。他首先训示他们：“领袖就是父母。”叫他们像孝顺父母一样服从领袖的道理。其次告诉他们“成功成仁”的意义。最后告诉他们“安内攘外”政策是救国唯一途径，希望他们不要受了共产党宣传的毒素，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

　　张散会后大哭一场

　　蒋先生那天的肝火很旺，讲到最后把话题一转又说到东北军身上，他说：“我对于你们的副司令看待得如同子弟一般，对于你们我也看成是我的子弟兵。可是在我未来西北以前接到报告，说东北军内部有一部分人思想庞杂，言论纷歧，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类的情事。但我绝对的不信东北军内部有此种现象。我希望你们全体东北军将士注意保持你们参加革命的光荣历史。倘如真正地发现了害群之马，你们可以随时向我检举。为了维持国家纪纲，中央对于不遵守纪律的军人，一定会严格地加以制裁。……”

　　据当时与会人的回忆，蒋先生说完了这段话之后，似乎余怒未息地用眼光扫视了一下与会的人员，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张学良将军和王以哲将军两个人身上有半分钟之久。

　　会报举行之后，张学良心里极感不安。散会后，他就找到了蒋鼎文（铭三）将军和顾祝同（墨三）将军，对着他们大哭了一场，他对蒋、顾二人说：“今天会场上的情形，是你们亲眼看到的。其实，我除了拥护领袖抗日以外，还有什么？”

　　顾祝同安慰张说：“委员长这几天肝火盛，随便发两句脾气，你还有什么不谅解的！”

　　把以上这些情节凑在一起，可见蒋先生在会报席上讲的一篇话，对于西安事变是具有诱发性的一个因素。

　　另据苗剑秋先生跟我透露，说当初他们的设计，只是打算用“意见上陈”的方式，促成蒋先生接纳他们的意见，停止内战领导他们抗日。以后却一直发生变化，双十二事件所采取的方式，同他们原来预定的步骤完全不符。追究原因，除了蒋先生大发雷霆的刺激以外，下面两种因素，是有其临时“触发”作用的。

　　一项因素是：在那次会报以后，杨对张之被斥责，作出了同情和支持的具体表示；另一项因素是：停在西安车站上那列专车在十一日忽然升火待发，张误认蒋先生将于十二日离开西安，使他失掉了再度向蒋先生晋言的机会，遂仓促间有了这个决定。

　　“先下手为强”苦了张学良

　　在绥署召开秘密会

　　笔者在上节里已经说过，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由于当时的利害一致，已由敌对一变而为接近；嗣后更因接近的关系，彼此之间达到无话不说之境。

　　杨本人虽不是共产党，可是他左右亲信的人如南汉宸（前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米暂沈等，原来都是共产党员，日子久了杨自然会受他们思想的影响。那时跼处陕北的共产党，为了挽救本身的灭亡，不得不暂时放弃阐扬共党理论的目标（这和斯大林时代的放弃第三国际为同一策略），而用全副精神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统战口号。张学良为了誓雪“国难家仇”，他心里所念念不忘的是要立即奋起对日作战，只要是倡导抗日的人，便很容易被他引为“同调”。杨虎城则是一个极端注重保持实力的人，他朝夕恐惧中央消灭了他的部队，因而也很自然地钻进了共党所设的圈套，和张学良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且说那天在西安郊区王曲地方开完会报回来，杨看出张学良那种彷徨郁闷的心情，便乘机向张建议说：“在目前的情势下，团结抗日是全国军民一致的呼声。蒋先生既然不肯接纳我们的意见，与其等着他派大军来消灭我们（张、杨当时确有这样的想法），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促成他改变态度。假如到了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支持我们而他还不觉悟时，我们就拥护副司令领导我们抗日。”

　　张沉思了很久，才徐徐地对杨说：“兹事体大，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我们不妨利用前方将领目下都在西安之便，先召集他们开次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如何再说吧！”

　　杨说：“好！我们就在今天（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在绥署召集他们开会，至于什么人应该参加，由你我自行决定后，即行分别通知他们。”

　　张说：“好吧！就那么办。”

　　杨离去后，张氏匆匆忙忙便吩咐苗剑秋去打电话，召集各将领开会。

　　那次参加会议的人，东北军方面计有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以及张的机要秘书苗剑秋等；第十七路军方面计有孙蔚如、韩光琦、李志刚等。由张、杨两人共同担任会议中的主席，首由张氏发言，报告召开这项会议的严重意义。

　　结果，在会议中一致议决：为了贯彻抗日救国的主张，对蒋先生不惜使用“兵谏”的手段，以促其觉醒。

　　又决定：由东北军负责赴临潼华清池接请蒋先生；由第十七路军负责执行省政府及西京招待所的警戒任务。但皆以使用温和手段为主，不得使其发生流血事件。发动的时间定为十二日上午六时。

　　于学忠的最后劝告

　　会议开罢后，张学良除了命苗秘书给驻在甘肃平凉的唐君尧旅长发出一封“机到即来”的电报外，并命苗协同杨虎城的秘书长李志刚起草通电文稿，和向中央提出具体主张一共八条，其条文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

　　六、开放民间爱国运动。

　　七、确实遵奉孙总理遗教。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等到张学良由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回到金家巷私邸时，于学忠将军也跟踪而至，他是来对张作最后劝告的。

　　于学忠说：“现在副司令既然决定了对委员长进行兵谏，我们做部下的当然是听从你的命令。可是，最后我还想问副司令一句话：第二步的后果怎么样？副司令考虑到没有？”

　　张答：“你所指的第二步后果，自然是说怎样来收拾大局了！我的意思是，只要委员长接受我们的抗日意见，准许我们的部队开赴前线抗敌，使国家民族得救，无论有什么不良后果，我个人都愿意承担起来！”

　　张说到这里，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此时的于学忠也只有哽咽的份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张狠狠地拍了一下手掌心，对于氏又接下去说：“我知道我干这件事，一定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可是为了国家，我只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管不了那许多了！”（笔者按：“别”字可作“系”字解，是北方俗语。）

　　“双十二”那一天，兵谏终于发生了，唐君尧将军在临潼华清池接请蒋先生一幕经过，春秋过去曾有过极详尽的纪述，兹不再赘，但那次被扣的人除了蒋先生外，计有蒋作宾、陈调元、蒋百里、蒋伯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诚、万耀煌及其夫人、陈继承及其夫人、钱大钧、龚理明等。变乱中被牺牲的有中委邵元冲，受枪伤后治愈的是钱大钧。

　　立刻出现解放日报

　　事变后的第二天，西安市上立刻出现了一张《解放日报》，是由一个姓张（山东掖县人）担任主编。该报一共出版两大张，满满地篇幅都登载一些由他们所假造的“拥张反蒋”的通电。通电署名的人，居然有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最奇怪的是连胡宗南都有拥护“张、杨主张”的通电，使人们一看就知道是捏造出来的消息。

　　此外，该报对于当时剿匪总部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同情张、杨主张的言论——曾氏一度被逼在广播电台广播——特别用大字标题加以渲染。加油加酱，描述得淋漓尽致。犹忆事变结束后，曾扩情回到南京晋谒蒋先生时，被蒋先生在“请见单”上批了“无耻”两个字，并把他关了很久。

　　另一个连带受到无妄之灾的是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因事后蒋先生认为：一个身任幕僚长的人，既不能在事变前消患于无形，又不能在事变发生之初向他提出报告，明明是“无能”。于是，也给他批了“无用”两个字，同曾扩情一样的被关了起来。

　　《解放日报》另一造谣生事的作风，是在报纸上倡导“三位一体”之说。所谓“三位一体”者，即：陕北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已经结成一体了。藉以提高陕北共产党的地位，并表示此次事变有陕北因素在内。

　　张不示弱蒋更强硬

　　另外还有一段插曲，是在事变后的隔日——十二月十三日——西安市的各校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结队游行。并公开喊出“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开审判”的口号。这分明显示西安事变有逐渐变质的迹象。

　　据彭昭贤先生指出，当事变发生之初，蒋先生的态度极为强硬，而张学良方面也似乎没有示弱的表示，那时确使他非常担心，不知会闹到哪步田地。蒋先生《西安半月记》里十二月十二日于记述此事时曾写着：“张来余斥之曰，尔今日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择其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尔以余为何人？余岂能屈服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我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我今发动此事，当交国民公断。倘国民赞同我等之主张，则可证明我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我等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成，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彭昭贤先生接着又对我说：“我相信蒋先生在日记中所写的经过，完全是根据事实。因为那次侍卫蒋先生的宋文梅营长，原是杨虎城所派的人。他每天晚上必定把蒋先生当日的行动——见什么人，讲什么话，喜怒怎样，精神怎样，吃什么东西，干什么事——写成一份详详细细的报告送给李志刚秘书长转交给杨，而我那时同李志刚是每天必见的好友，所以能够从李那里看到这份报告。”

　　阅蒋日记张大感动

　　彭氏又说：“在最初几天，张和蒋闹得很僵！蒋先生一见张的面就拍桌大骂，使张毫无申辩的余地。在那个阶段张虽对蒋先生执礼甚恭，但亦无丝毫悔祸表示。直到张把在华清池所检获蒋先生的日记看完后，才又改变了他的态度。”

　　原来蒋先生的日记最能使张理解的是，中央早已有了对日作战的准备，并非他们想象那样，剿匪是为了铲除异己。

　　蒋先生在日记中又曾指出，他所以遴选孔祥熙部长为庆贺英皇加冕大典的特使并赴西欧各国考察，便是为了要向德国克虏伯工厂秘密地洽购军火，以作为对日本作战的准备。文内并述：“幸而此项军火已有多批由香港转口运到了国内，对日战争一起，庶不致军火补充发生问题”云云。

　　在蒋先生的日记中又曾记着：“对日战争一起，预想日本军阀必分遣数路大军向我进犯，故我军亦应编成数个方面军以应付之，兹预想此种情况并拟定人选如附表所列。”

　　蒋先生在附表上所拟的七个方面军总司令人选是：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自兼。

　　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学良。

　　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

　　第四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

　　第五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

　　第六方面军总司令陈济棠。

　　第七方面军总司令程潜。

　　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

　　蒋先生在日记中又说：“为了秘密进行对日准备，余已密令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与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妥拟对日抵抗计划呈核。”

　　张学良把蒋先生的日记看完了，才知道蒋先生在对日作战方面，不但早已有了决心，而且还作了全面的应变准备。显然他和杨虎城以前的怀疑，完全是错误的。至此，张才明白自己有及早回头的必要。

　　张学良有一项特别的长处，就是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有立即承认错误的勇气。张氏当时对蒋的态度忽然好转，彭昭贤先生说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张氏个人方面，蒋先生在日记上也有不少批评，蒋在日记上曾写着：

　　“汉卿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良可悲也。”

　　又说：

　　“余始终认张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余最担心者为张染有不良嗜好，故百般思欲为彼戒除。盖余认为必须健全体格之人，始可为国家担负重大的责任。……”

　　张看到了蒋的日记中写着这些话，大受感动！所以从那时起，无论蒋先生对他怎样斥责，他都含泪予以忍受。有一天蒋先生把他骂急了，他对蒋说：“我没有爸爸，你就是我的爸爸。这件事我做错了，你对我打也好、骂也好，我都无话可说。”

　　从上面所述种种事实中，我们敢断言西安事变得以化戾气为祥和，纯出于张学良的彻底悔悟，绝非如外间所传闻是因为蒋先生答应了西安方面的条件，双方交易而退。

　　外电所传搞错对象

　　在不久以前，我记得在某一刊物上曾见到一段消息，说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合众社华盛顿有一条电讯：指称美大使詹森当年根据旅行西北的加尔逊上校的报告，曾转报给国务院有关蒋先生被释放的条件，计有左列四项：

　　（一）停止对中共的军事行动。

　　（二）答应中共军在华北的行动不受干扰。

　　（三）政府予中共军队以经济援助。

　　（四）起用同情中共主张的官员。

　　在该刊物上尚有一项报道说，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詹森大使的报告中有一段说：“一九三六年被扣留在西安的蒋委员长，显然是允诺了一些条件才被释放的。”

　　前一条电讯最大的漏洞是搞错了对象，误认共产党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而忽视张、杨才是这次事件的主动者。所以在那条电讯中所列举的四项条件都是有关中共方面的。这不明明是共党自说自话的口吻吗？

　　后一条电讯更完全是推测之词，语意主要的是发源于西方人的心理想象。据西方人的推想：蒋先生既然被张、杨扣留起来，如果不是蒋先生答应了他们提出来的条件，是绝不会恢复自由的，因此才有了电讯上的一种说法。

　　依照西方人的头脑和见解，自然无法想象张学良那种“丈夫一言”的豪侠气概，和“拿得起、放得下”的魄力，以及“承认错误、勇于改过”的东方人精神。

　　不解东方人的观念

　　关于这件事，蒋夫人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着：“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在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之全部责任。同时，彼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明，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制裁，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

　　诚如蒋夫人回忆录中写的那样，蒋先生曾再三阻止张送他回来，并以长官资格命张留在西安。但张认为为了恢复领袖的威望，有伴送蒋先生去南京的义务。张的这种“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的东方人观念，也是无法使西方人充分了解的。

　　不特此也，就是当时张氏左右的将领们，又何尝不认为张此行不啻身入虎穴，甚至有痛哭流涕地对张加以劝阻者。但张认为他的发动“兵谏”作用，只是为了促成蒋先生的奋起抗日。他现在既然明白蒋先生和他之间没有歧见，为了提高蒋先生抗战的信心，他认为只有亲送领袖回京躬受国法裁判的一途，才是他具体悔过的表示，他就真正的这样做了。

　　这些曲曲折折的内情，不但西方人无法理解，就是我们讲给他们听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东方文化——对人，与西方文化——对事，最大的分野。

　　张杨放屁共党喘气

　　西安事变演变的结果，不但在上海被扣的“七君子”沈钧儒等获得了释放，而且对于陕北的剿匪工作也无形中宣告结束。反对政府的人们便指称这种蒋先生在西安接纳条件的佐证，而且还有人指证地说：

　　“西安方面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之第二项是停止一切内战，即放弃安内攘外政策之执行，我愿负责证明（原文作者自称），蒋先生对这项主张，不但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迁就，还郑重地经过蒋夫人和宋子文先生代表他和西安方面约定，俟回京后，当即欢迎周恩来到南京详商细则。”

　　这段记载，据彭昭贤先生认定，完全是揣测之词。彭氏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周恩来和彭德怀都到过西安，住在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里面，同蒋夫人和宋子文都见过面。但我所知道的情形是：那时周恩来除了主张释蒋抗日以外，并没提出任何要求。所以后来有人传说，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蒋夫人对周恩来的深识大体很加称赞。”

　　另据彭氏分析：那时的陕北共产党，还不够资格同中央分庭抗礼。在西安事变中，他们充其量是一个配角的身份，更谈不到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容在后文详述）。所以在那个时期，西安市上曾传唱着两句有趣的“民谣”：“张杨放了一个屁，共产党喘了一口气。”

　　我们以常理来推测当时的情况，以蒋先生坚毅的性格而言，他也绝不会接受张、杨提出来条件的。

　　蒋氏亦得迁就舆情

　　至于说当蒋先生回到南京以后，在政策方面因受西安事变的影响而有所改变，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可以理解得到的，经过这次巨变以后，蒋先生“痛定思痛”，对于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以及日本军阀对我不断使用压力的客观环境，不能不有一个全面性的检讨，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的事。

　　固然，群众们冲动的舆情，并不足以作为政府的施政方针。但到了全国人心都有了共同趋向以后，除非是“独裁政权”，任何民主政府都不能不重视这一因素。

　　我们最公道的看法是：蒋先生当时既看到全国人心都走向“团结对外”最高潮之时，他以一个被全国人民一致拥戴的领袖地位，自不得不迁就一下当时的舆情——释放了爱国志士，停止了剿共工作，全面准备对外作战。——人们如果拿着这些事实，断定是蒋先生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条件，那就不切实际了！

　　据彭昭贤先生表示，这件事隔了廿多年，不但局外人无法作深入的了解，就是身预其事的蒋夫人，除了她本身所亲历的那一面外，也不能了解全豹。譬如，在西安事变当中，曾经发生过两件极不寻常的事件，如果其中有一件得告实现，则中国近代的历史都须重写，这已非蒋夫人当时所知道的情况了。

　　孙蔚如的一番建议

　　一件事是李志刚秘书长告诉给彭昭贤的，李说：

　　“有一天我和杨主任正在屋子里讨论中央军向西安节节进逼之事，孙蔚如忽然跑进来了，他坐了一会，就很郑重地对杨说：‘主任！现在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知道你有无勇气干？’杨说：‘啥事？’孙说：‘中央军现在已开抵华阴附近，西安城里的东北军不到一团的兵力，如果主任有决心，我们可以把蒋先生放了，把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将领都扣留起来。我立刻把军队调到城里来，坚守城池，等待中央军的到达。主任不但无罪，而且还是大功一件。事完以后还怕蒋先生不把整个西北的事交给主任负责吗？’杨说：‘你的意见不错！可是，那样一来或将引起中国全面的内战，我们即使能够侥幸成功，又怎能对得住朋友呢！’孙听杨讲完这段话，态度方面表现得很不自然。杨看到孙面上有不愉之色，马上又对他作劝告式地说：‘咱们现在既然干了，就应当全始全终地和张汉卿合作，而促成蒋先生的觉悟来领导我们抗战。我之不能背叛汉卿，和你不能背叛我是同样的道理啊！’孙这个时候才点头表示同意。”

　　这话得说回来，如果杨虎城真那么干了（他确有这个力量），西安将变成一个什么局面？不问可知。这岂不是中国的历史要重写吗？

　　张杨差点大开杀戒

　　另一件事是十二月十八日那天晚间发生的。笔者在前文曾经交代过，说李志刚同彭昭贤先生是很要好的朋友，当西安事变发生后，彭氏虽也被扣押了（详情后文另述），但李和彭还是每天必见的。

　　时间是十八日下午九点左右，李志刚很沮丧地跑来晤彭，告诉他一个极不幸的消息。李说：

　　“今天（十八日）中央军前敌总指挥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所指挥的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全部德式装备——已经攻到了华县、赤水附近。如果他们再向前推进，张、杨二公已经在会议中决定，要挟持委员长向西撤退，你有什么遗嘱没有？”

　　李不好意思把全部事实告诉彭，只用半开玩笑的口吻问他有无遗嘱，其实，张、杨在会议中的决定是当大军西撤的时候，为了避免行动上的累赘，准备于出发前，把被扣留的人员一律予以枪杀。

　　彭氏虽然不晓得情况这样严重，但也感觉形势不对，马上用试探性的口吻问李道：“你们决定了行动的时间没有？”

　　李答：“深夜二时。”

　　彭和李一向是开玩笑惯了的人，彭氏这时力持镇静，忽然想起京剧中的“秦琼卖马”戏词来了，便笑着对李说：“如果你二爷身遭不幸，你就发了财了。”

　　李说：“好家伙！我可不是开玩笑呀！”

　　彭接着说：“等你二爷死了之后，你要替你二爷大大地买上一口棺材。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要这样打扮了，你要穿上孝衣、戴上孝帽、手拿哭丧棒、把你二爷的灵柩运到家中，然后你再大大地请上一个分子，岂不是发了财了？”

　　李知道彭死在眼前，他还这样的轻松幽默，不觉心中一酸，忍不住在苦笑中簌簌地流下泪来！彭看见李一哭，心里一难过，也哭起来了。和彭氏住在一起的那位姓耿的朋友心肠最软，他这时一手拉着彭，一手拉住李，早已哽咽哽咽的泣不成声。

　　在一片哭声中，还是彭比较达观，他对李、耿两人说：“人的生死有命，二兄也不必难过了！”

　　李志刚走后，彭为了应付可能临时发生的情况，连衣服都没脱，就睡倒床上。他心中默默地想着：“就是被拉出去枪毙，也不能叫人家看出太狼狈，穿着衣服总比较妥当些！”

　　彭氏为人有一样好处，他无论遭遇多大的事，只要把头一放在枕上，立刻就可以酣然入睡。及至第二天早晨，彭刚刚一睁眼，李却笑嘻嘻地跑了进来，对彭抱拳拱手地说：“恭喜！恭喜！情况有了转变，中央军昨晚已停止进攻，张副司令接到南京电报说蒋夫人和宋子文一两天内都到西安来，事情急转直下，真是国家之福！”

　　彭说：“这样一来你不是失去发财机会了吗？”

　　李说：“我们好好庆祝一场，别再开玩笑了！”

　　那天的早餐，李就在彭那里吃的，大家有说有笑，显得特别轻松愉快！（按：宋子文是于二十日到陕，蒋夫人是于二十二日到陕的。）

　　混战民政厅扣押彭昭贤一幕

　　事变前夕的大宴会

　　本节为记述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氏于西安事变之日被扣押经过，其中种种，皆系彭氏亲向笔者所口述。

　　按张、杨在西安事变前所预定进行的步骤，我在前节里已经交代过，是分作三方面同时发动：（一）由东北军负责把蒋先生从临潼华清池请到西安；（二）由第十七路军负责扣押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民政厅厅长彭昭贤等；（三）住在西安市内西京招待所里的中央莅陕文武大员等，亦由杨虎城派人负责加以看管。

　　记得在事变发生的前夕（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六时），原来张、杨两位已经联名发出过一张请帖，假座西京招待所楼下大厅，欢宴中央莅陕的文武大员多人，宴后，并请大家联袂前往“正风易俗社”欣赏“陕西梅兰芳”王天民演出的陕西剧（俗称秦腔）助兴。

　　那次柬邀的来宾计有：蒋百里、蒋作宾、蒋伯诚、陈调元、邵元冲、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夫妇、万耀煌夫妇以及蒋先生的随员（参谋本部厅长）龚理明，和另外一位陪同陈调元来陕的军事参议院吴老将军等（吴时年七十五岁）。

　　作陪的人计有：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秘书李志刚、民政厅长彭昭贤、省保卫委员会秘书长米暂沉、财政厅长窄省三、教育厅长周学昌、绥署参谋长韩光琦、第十七路军的军长孙蔚如、剿匪总部参谋长晏道刚、政治部主任曾扩情、东北军的军长王以哲、缪澂流、何柱国、周福成、甘肃省主席于学忠以及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象、机要秘书苗剑秋、高崇民、应德田等。

　　宴会刚要开始，张学良因接到蒋先生从华清池打来的电话，说要请他和杨虎城、于学忠三个人偕往行辕便餐，并商讨进剿大计。张氏当时以身为主人，未便撇下客人而去，乃把杨、于两人留在西京招待所，请代为招待嘉宾，他个人立即驱车赶往临潼。

　　时间不久，张又匆匆忙忙赶了回来，并同车带来四位客人：陈调元、陈诚、蒋鼎文、陈继承（他们四位是随后由临潼赶来赴会的）。张氏一进门，就向众宾客再三表示歉意地说：“方才失陪是老先生（指蒋委员长）找我有事，对不起！真对不起！”

　　九时宴罢，因为还有欣赏秦腔的余兴节目，大家都纷纷赶往“易俗社”去听戏。是夕秦腔名伶王天民演的是“王宝钏”故事，和京戏里全部《红鬃烈马》情节差不多，因为有嘉宾莅场，王天民那晚在台上特别大卖气力，内外行莫不击节称赏。散戏以后，时间已是深夜时半左右，邵力子和彭昭贤等做了整夕的陪客，都拖着疲乏的身子各自回到寓邸。

　　枪声大作电话中断

　　彭昭贤赋悼亡后，那时尚未续弦，光杆儿住在民政厅的官舍里。彭氏素有早起习惯，翌晨天将破晓，正待起身之时，突然听见远处传来有几响枪声，以后，还夹杂有机关枪的声音，若断若续，一直未停。

　　彭氏当时暗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遂赶紧起床，穿衣洗漱，并派人去招呼他的老太爷，叫老人家不必惊惶（那时彭氏的令尊大人和他同住）。

　　彭起床梳洗后，照例一面上厕所，一面看报。此时外面的枪声响得更密，而且越来越近，子弹飞过的嘘嘘之声，清晰可闻。

　　彭想：“恐怕情况不对了！若非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发生了冲突，必是共产党策动的暴动。”他此时万万想不到别的事情上面去。这时官舍的人员，也都惊醒了，彭氏马上派人到外面去作实地的调查；一面又吩咐侍从人员对外叫电话查问究竟。先叫警察局的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无人接听；又叫省政府的电话，也是不通。彭自己接过电话来叫接剿匪总部，接通之后，对方问：

　　“哪一位？”

　　彭说：“我是省政府的彭厅长。”

　　对方一言未发就“嗒”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彭再叫、再问、再挂，一连碰了三次钉子。

　　此刻天色已曙，民政厅里面的高级职员们都纷纷集中到“厅长办公室”里来，在枪声卜卜中，议论纷纭，慌成一团。

　　民政厅的所在地，位于西安城内钟鼓楼（在东大街与南大街之间），是市区的中心地带。从四面更加接近的枪声听来，似乎全城已经陷于混乱状态。彭看了看腕表已是凌晨六时左右，正在众人惶惶无计、不知所措之时，忽然民政厅的警卫队队长高士魁急呼呼地跑进来向彭报告道：“报告厅长！外面有变兵包围了，他们要闯进来，怎么办呢？”

　　出了大事非同小可

　　这位高队长乃陕西人氏，是彭氏到任后所选拔的干部，为人有些傻里傻气，但却非常忠实可靠。彭氏计算了一下，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武力，除了一队卫队有一百多人是武装齐全的外，另外还有一个“警察训练班”，人数也有四五百人，而且都配备有作训练用的武器，如果是对付小股变兵的话，尽可抵抗一阵。当下便对高队长下令道：“如有乱兵未经许可闯入民政厅，你们就开枪射击。”同时即令警察训练班作紧急集合，准备应变。

　　高答应了一声“是！”就退出去了。不到几分钟，便听到外面枪声大作，这说明了民政厅的卫队已和变兵发生了冲突。再隔了片刻，那个被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也从后院绕了回来，手上拿着两张传单，一进门，就急急呈交到彭氏手上。

　　彭氏细看那张传单，始知是张、杨发动“兵谏”的通电，内容一共提出来八大主张（见前文），说他们已恭请蒋先生暂时留在西安，以便就近请示“抗日大计”等语。下面署名的人除了张、杨两人领衔外，其余附署的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将领。最滑稽的是在电末竟把被扣在西安的中央要员们的大名也一古脑儿列了进去。

　　彭氏至此才知道出了大事，非同小可，立即命令高队长停止抵抗，并着人告诉外面的乱兵不必打了，有事可以派代表到里面来谈，但不准有越轨行为。

　　枪战终止后，隔了不多时间，民政厅外面就有军队闯进来了。这些兵的纪律很坏，一进来，就以搜查为名，在职员宿舍内乱抢东西，整个民政厅皆陷入了混乱状态。彭氏此刻对乱兵的行动既无力制止，便只好端坐在办公桌前的圈椅上静以待变。

　　室内鸣枪惊险万状

　　不久之后，有一名像班长模样的士兵走进房来，见了彭氏先敬一个礼，接着问道：“您是彭厅长吗？”

　　彭答：“是的！你找我有什么事？”

　　那个兵道：“没事。”

　　彭道：“没事就请你出去！”

　　那个兵也真听话，经彭氏这样一打官腔，居然乖乖地退了出去，以后也没再来。接着，又跑进来一个像军官模样的人，后面还跟着十几名持枪的士兵，他一踏进房门口，就对彭氏敬了一个礼道：“杨主任和邵主席请厅长过去一趟。”

　　彭问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军官答：“在考古委员会。”

　　彭一想：张、杨既然共同干了这么一件天大的事，现在正忙着，杨虎城怎会有工夫到“考古委员会”去？这个军官分明是在说谎。他立即沉着面孔答道：“有事请他们过来，我不能去。”

　　这名军官此时亦将面孔一板道：“我奉有命令，非请厅长过去不可！现在外面很乱，从正门过去不方便，最好请厅长跟我爬墙过去。”

　　彭答道：“我晓得你是奉命而来，但我和你並不相识，素来也无仇无恨，请你特别原谅，我身为一省民政长官，无论是什么人的命令，我都不会爬墙过去的。”

　　彭氏的话虽然说得十分委婉，但在词色之间，却表现得十分坚定。这时，在那名军官的身后有一个士兵，倏地端起枪来，对着彭氏轰然的放了一枪。大概是他的射击技术不佳，或者只是根本为了鸣枪示威，这颗子弹并未打中彭氏，只从他耳际擦了过去，射在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张于右任写的条幅上。乱兵如此横蛮，可谓惊险万状！但此时彭氏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依然坐在圈椅上一动也不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神气。

　　绥署部队胡乱互轰

　　那个军官见彭氏毫无接受威胁的表示，不觉从内心裏对彭深致敬佩，一时又怕事情闹僵了不好下台。于是，便转身对那个放枪的士兵大声斥责道：“不准胡来！我们有事可以慢慢对厅长说。”

　　就在这时，据报从外面又闯进一队士兵，而且也朝彭氏的办公室而来，在室内的那名军官冒冒失失，当他听见士兵们报告，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向室外开枪，外面的队伍一看里面要开火，也纷纷卧倒在地开枪回击。一时间，子弹乱飞，演出了一场混战，在内外互轰中，除了有少数人受伤外，幸未发生死亡情事。这时在室内的队伍才想起来用“喊话”的方式，朝着外面那一部分人大呼大叫地问：“喂！弟兄们！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外面答：“我们是绥署炮兵团，你们呢？”

　　里面说：“我们是警备旅，一家人不用打了。”

　　最荒唐的是，这伙队伍一问明白是自己人，也没有进来，又匆匆开到别处去了。彭氏看到这伙士兵们的幼稚行为，一方面觉得可气，另一方面也觉得好笑！

　　而那位逼着彭氏去见杨虎城的军官，在两方面开火的时候不见人了，一直也没再进来，这一阵枪战，在无形中倒给彭氏解了围！

　　彭氏这天从凌晨起，就坐在那张圈椅上一直未起身，他始终镇定如常，坐在那里静观变化。不大一会儿工夫，由外面又走进来一名军官，彭抬头一看，觉得这人的相貌很熟，遂随便的和他点了点头。而这名军官却很恭敬的对彭敬了一个礼道：“厅长不认识我了吧！我是警备旅的团长孔从周，现在是特意来保护厅长的。”

　　与孔从周一段往事

　　彭氏听他一报名，才想起他和孔从周之间曾有过一段往情：

　　原来，陕西省的两个警备旅，在指挥系统上都归“保卫委员会”所统率。“保委会”里三名常务委员中，杨虎城和邵力子都是挂名差使，实际是由彭氏一人负责。某次警备旅出了一名团长的缺，按照年资有两名营长够资格陞充，一为王宪民，另一位即孔从周。该会秘书长米暂沈把这件公文呈了上来，彭氏拿起笔批示了“俟查明战绩后，按绩陞补”几个字，交给主管人去办。查报的结果是孔比王的战功好，彭又批了“由孔从周陞充”六个字。米暂沈看到这件公事，一时颇费踌躇，曾委婉地告诉彭氏道：“主任（指杨虎城，以下同）属意王宪民，厅长可不可以改派王陞任团长？”

　　彭氏为人虽然很有修养，但对于公事是一向认真、丝毫不苟的，他当场告诉米氏道：“对于部下的奖黜，我主张一定要公平合理，王和孔都是主任的部属，如果依照成绩，我主张由孔陞补，若主任一定要提拔王宪民，我也没有意见。”

　　米再去请示杨，结果还是孔从周陞了团长。因为杨不好意思叫人看出他对部下有偏爱，以失人心。孔从周后来知道了这段原委，内心里对彭就有着一种“知遇之感”。这次发生了事变，恰好他这个团奉令担任扣押省政府人员的任务，他怕下级军官们对彭无礼，乃立即赶到民政厅来。但也因为来迟了一步，才发生了前面那一幕枪战的混乱局面。

　　彭既想起这段往事，更觉安心，马上对孔团长道：“请你先派人制止士兵的越轨行动，然后我们再慢慢谈吧！”

　　孔答：“是！”跟着便命他的副官叫队伍在民政厅外面集合，不准再在屋子里面逗留。

　　一天经过无奇不有

　　到了下午二时，绥署另外一位高级人员也来看彭。由于孔从周的协助，那位高级人员先把彭老太爷接走了。这也使彭放下了一桩心事。四时许，绥署参谋长韩光琦派来一名副官，把彭接到西仓财政厅长寧省三公馆去住。显然是他们准备好扣押彭的地方。

　　彭氏被接到西仓宁公馆不久，又看见有大批军队闯了进来，到处的进行搜查。彭问那名军官道：“你们要搜查的是我吗？”

　　军官答：“不是。”

　　彭问：“那么，是搜查宁厅长了？”

　　答：“也不是。”

　　彭问：“怪了！这里是宁厅长的公馆，我也是刚到这里来的临时客人。你们既不是搜查我，也不是搜查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答：“绥署接到报告，说警察局长马志超藏在这里，所以我们来看看。”

　　彭道：“现在没人，你们应该走了。”

　　军官答：“对不起厅长，我们现在就走。”

　　马志超是中央军校的毕业生，那时身任陕西省会的警察局局长。因为他平日严厉的执行戒烟法令，和当地人相处得感情很坏，所以西安事变之日，外面都谣传马已被钉在西安城门上处了死刑。从这次搜查他的情形看，倘非他机警地早躲在一个朋友家里，如果真被搜捕到，被处死刑是大有可能的。

　　这批人走后，彭回想这一天的经过情景，真是“奇形怪状、无奇不有”。他正陷入沉思之际，从外面又走进来一位穿长袍马褂的人，此人一进门就嘻嘻哈哈的对彭嚷道：“主任怕你一个人闷得慌，叫我来陪你，你欢不欢迎我这个陪客？”

　　彭一看，走进来的原来是耿寿伯，也很开心的答道：“好哇！你来得正好，如果再凑上两位，咱们倒可以打几圈小麻将了。”

　　耿寿伯是什么人呢？此公在国民第二军胡景翼时代，做过胡的秘书长（按：国民第二军总司令是冯玉祥），胡死后，他便转到杨虎城的幕下，也担任过一段秘书长职务。刻下是杨氏门下的一名清客，发言立论很受杨的重视。彭有他陪伴，自然是欢迎之不暇。

　　彭昭贤被扣中拒任陕西省主席

　　捉我无法请我不去

　　据彭氏回忆，在他被扣留这段期间，过的日子最舒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每天由耿寿伯邀角打八圈小牌消遣。在伙食方面更是供应周到，早餐有牛奶、火腿、面包；还有大饼、油条、泡菜和小米稀饭等，中西兼备，营养至佳。午间和晚间因为有客人的关系，开上来都是整桌“海参席”，人少的时候，就只由他们几位牌友享受了。

　　彭在被扣留这段期间，曾经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三多主义”和“三不信条”。

　　三多主义是：多吃饭、多打牌、多睡觉。

　　三不信条是：不会客、不出门、不谈公事。

　　为了要向人公开，还特地写好了一张便条，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

　　彭这样限制自己，一者是表示他“随遇而安”的消极心情；二者是为了避免外来的嚣扰。其实，他在那个时期也只能谢绝和他作私人往还的客人，如果是奉命而来的恶客，他虽不愿意会面，但却无权拒绝不见。所谓信条云云，不过自作解嘲而已！

　　果然，在那段期间，来会见彭的朋友，只有一位曾扩情被他谢绝了，其余来和他谈问题的人，都是用的“张飞闯帐”方式，不见也得见。

　　大概是彭迁入宁厅长寓邸的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曾有一个自称姓郭的北方人闯了进来，他一见彭的面就说道：“主任（指杨虎城）请厅长到新城大楼去开会，派我来接厅长，请您马上动身吧！”

　　彭问：“阁下来此，是请我去还是捉我去？”

　　郭答：“自然是来请厅长去。”

　　彭道：“捉我，我没办法；请我，我不去。”

　　郭问：“没有商量的余地吧？”

　　彭答：“除非是我被捉去，否则绝无考虑。”

　　郭等了一会，看看实在没有转圜的余地，也只有悻悻然地走了。

　　郭去后，耿寿伯好心地对彭说道：“不管你去不去，在言语词色间又何必开罪他呢！”

　　彭答：“这是我们山东哥们的脾气，很抱歉，改不了！”

　　拒绝出任陕西主席

　　到第三天，杨又派一位姓黄的南方人来见彭。也许这位姓黄的已从姓郭的那里知道了彭的个性，一见面并不急急的讲出来请他去见杨虎城，只闲闲的向彭说道：“张总司令和杨副总司令（按：这是事变后他们的新称呼）这次干的是划时代革命工作，张、杨二公非常希望彭先生能够同他们合作，共同担负起这个新的时代使命。”

　　彭问：“要叫我怎样干呢？”

　　黄答：“请彭先生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彭故作喜悦之色的道：“好哇！只要行政院有命令，我一定接受。”

　　黄说：“行政院的命令现在暂时还不能接受，请彭先生出山，是张、杨二公的意思。”

　　彭答：“抱歉得很！你们的命令我也不能接受。”

　　黄看了看彭，作出一个很惋惜的表情道：“彭先生是有学问的人，一定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用不着我细说了吧？”

　　彭略为一怔，却反问了一句：“不明哲又怎样呢？”

　　黄答：“很严重！”

　　彭毫不示弱的追问下去：“请问严重到什么程度？”

　　黄把面孔一板道：“彭先生自己还不明白吗？在军事时期还有什么道理好讲的！”

　　彭说：“比死怎样？”

　　黄答：“那倒不致如此。”

　　彭说：“那就算了！”

　　黄等了一等，自己找了一个下台阶的藉口，对彭再提出劝告道：“彭先生，何必如此的固执呢？”言语之间，态度已趋缓和。

　　彭看黄的态度缓和了，也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道：“我觉得一个人到头来终归要死，只看他死得有无价值，如果一个人只要能逃避眼前的危险便可以永远不死，那我对于黄先生提出来的意见倒可以郑重加以考虑。”

　　黄听了彭的说话，似乎很受感动，坐在那里低头沉思，好久都没话说。彭一看有机可乘，又接下去说道：“我个人和蒋先生间只有公的结合，毫无私人关系。但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对于张、杨二公的作法，我还是不敢苟同。人各有志，请阁下替我婉达张、杨二公另简贤能，他们的好意我只好心领了！”

　　话说到如此地步，已经到了尽头，黄也只好像郭某那样，垂头丧气的告退而出。

　　李志刚来替彭解围

　　这天下午李志刚来看彭氏，提起了这件事，李也顺便对彭作了一个劝告。李的意思是，彭如果在这个时候出任省主席可以保全很多人，未尝不可以考虑一下。

　　彭和李是很好的朋友，知道李讲的话是一片好意，于是便很赤诚地对李表示道：“说老实话，我的合作与否，对张、杨二公不会有什么帮助，也没有什么妨碍；陕西朋友中的人才很多，又何必一定要我参加呢？你是杨主任的亲信，也是我的好友，我希望你把我的意思委婉转达给杨主任知道。”

　　李点了点头，彭又接下去说道：

　　“我非常诚恳地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如果你有困难我也不会抱怨你，由你看着办吧！”

　　李想了一想说：“这个忙我一定帮你，可是我一人不成，必须再请李寿亭先生，叫他敲一敲边鼓才有把握。”

　　彭知道李寿亭做过杨虎城的参谋长，是杨左右拿鹅毛扇的人，有他出来说话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便欣然的接受了李的意见。

　　自从彭、李这度恳谈以后，果然再也没有人来找彭的麻烦。过了几天，西安方面便发表了王一山氏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的命令，而使这件事告了一个段落。

　　王一山受命以后，对于省府人事一切照旧，一个人都没有更动。只是对于外县县长却一下子更换了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第十七路军的干部，由杨主任交派下来的。

　　当王一山接管民政厅账目的时候，使他意外地发现了彭昭贤在厅长任内的一项清廉的事实，而对彭敬佩不已。后来他把这件事讲给杨听，杨虎城也连连地说：“难得！难得！”

　　节余公款一介不取

　　原来，那时国民政府的会计制度还未全盘建立，中央对于政府各部门都实行所谓“委任经济管理制度”，也就是俗称的所谓“包干办法”。

　　这个制度的特点是：由政府规定一种每个政府机构经费的数目，然后交由各机关的主管官们自由支配，有剩余也好，不足也好，上级是概不过问。

　　在相沿成风的习惯下，历年来的“节余款项”，大都公认为各主管官的私人财富，虽在政府方面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授受之下绝不违法。

　　彭一任厅长干了很久，节余下来的款项共有银圆三十万元之巨。彭不但不把这笔款项列入私人存款户头，而且还附了一个计划，准备使用这笔存款办理下列慈善事业：

　　一、办一个“养老院”，收养贫病无依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二、办一个“妇女收容所”，收容无家可归的妇女，教导她们以种种求生的技术。

　　三、办一个“育婴堂”，收养一些没有父母和被弃的婴儿。

　　王一山首次接收陕民政厅，派人查账的结果，知道彭氏个人银行户头存款的数字只有大洋二百七十元。

　　又过了两天，王一山派人给彭送来一笔钱，指明是张、杨二公送给他零用的。来人见到彭后，从公事皮包里面拿出来一个布包，放在茶几上面。从布包的大小尺寸加以估计，如果是五元一张的钞票，数字可能是五万元，假如是十元一张的钞票，可能是十万元上下。

　　当来人说明来意之后，彭说：“谢谢张、杨二公的好意，我现在用的、住的、吃的都有人招呼，目下还没有用钱之处。请你全部带回去，并向王一山先生致意。”

　　当时依照耿寿伯的意思，是劝彭把这笔钱收下，并且还很诚恳地对彭说：“张、杨二公全是军人出身，跟文人的脾气不同，他们请你做主席你不肯干，给你送钱来你又不收。如果他们误会你是看不起他们，那不是糟透？”

　　彭说：“我很感谢你一番好意，但我相信张、杨二公会原谅我的。”

　　沪上名医古道热肠

　　几天以后，彭不肯接任陕西省主席和拒绝接受金钱的消息，便不胫而走地传遍了西安市上。这时候上海的一位名中医陆仲安先生，因在事变前被宁省三厅长用一千元大洋一天的代价请到了西安诊病，所以陆仲安也被困在西安不能返沪。

　　这位陆医生属于“古道热肠”一流人物。他在朋辈的闲谈中知道了宦海中居然有像彭这样的人，他心里想：我以一个行医的人，能够给他帮一个什么忙呢？想了片刻，忽然拍手说道：“有了！”

　　第二天他来和宁省三诊脉后，临告别时很随便地对宁氏说：“彭厅长住在府上吧！有朋友告诉我，说他现在有病，我想顺便给他看看。”

　　宁说：“好哇！我就陪你过去。”

　　陆仲安到了彭的住宅，声称是来替彭诊病，彭最初感到茫然，继而才恍然地说：“请先生给我诊断诊断。”

　　陆说：“我听见朋友说，厅长患严重心脏病，需要静养，请你不要以为平日身体好，不加注意呀！”

　　彭氏身体向来健壮，尤其心脏和血压一向正常。陆医生说的话，实在叫他不懂，不过，对于陆医生所说“需要静养”四个字，似乎听得入耳，立刻点头不迭地说：“请先生分神给我仔细看看。”

　　陆仲安也就装着全神贯注地给彭诊断了良久，并开了一个药方，又在医案上写着：

　　“查尊脉浮而不实，系患严重心脏病之征象，医药作用仅可治标而无法治本。草方请连服三剂再行复诊。目前治本之道须以静养为上，在三个月以内尤不宜处理公务。”

　　陆开的方子，原属于滋补养气一类的药物，吃了有益无损的，但为不负陆医生的苦心，还特地叫人购买了三剂煎服下去。

　　陆仲安给他开的医案，在西安事变那段期间，还真地对他起着“挡箭牌”的作用。连宁省三、耿寿伯、李志刚诸人也都信以为真，一再劝告他当心身体。

　　彭氏事后表示：自从他和陆仲安表演过那段“双簧”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和陆氏再见面。每当他静坐回忆时，想起陆医生给他诊脉时的滑稽表情，还历历如在目前。

　　在张学良严重的蒋百里先生

　　西京招待所的清晨

　　一枝笔难描两面事，当西安事变发生的清晨，陕西省府枪声卜卜，民政厅长彭昭贤被软禁的同时，在西安城内“西京招待所”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

　　“西京招待所”位置在西安市东门里，距火车总站不远，占地面积甚广，一座假三层的楼房，矗立于花木青葱的庭院内，院的四周，围有短墙，短墙之上皆镶有极精致的铁栏杆，建筑闳伟，设备齐全，招待所每个房间中的“席梦思”床，既柔软、又富弹力，当时在西北地区尤称首屈一指。

　　一走进招待所，迎面就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足以容纳二三百人的大宴会。住客的房间并不太多，楼上楼下连单人房、双人房一共只能容纳四五十人。那次随蒋先生来陕的中央大员，全部都住在“西京招待所”里，另外加上各人带来的随员和侍卫等，已把招待所住得满坑满谷。

　　西安“双十二”事变那天的清晨，下榻于“西京招待所”二楼的中央大员们，以陈调元、蒋百里、邵元冲三位起床最早；陈调元一爬起身必先在椅子上打坐一会，邵元冲这时在浴室里漱洗，蒋百里则悠闲地坐在桌子前，准备将欧洲旅行的经过，给蒋先生写一份报告。就当蒋氏闭目沉思如何下笔的时候，忽听见由远而近的枪声响了起来。

　　百里先生慢慢的放下笔，走到窗前，揭起窗幔向外张望。在晓雾迷蒙中，发现有一团一团的人影向“西京招待所”方向移动。他心中暗想：“这一定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故？”遂踱回床边，暂停写作，静静地坐在沙发椅上，等候外面情况的变化。后来略感寒意，才在身上又加穿了一件羊毛衫。

　　此时，除了远处传来的枪声而外，招待所附近反而沉寂得异常可怕。就在此际，突然间招待所大门外也有几响枪声，而且还夹杂着呼喝的声音，似乎是喊“不准动”三个字，不知为了什么？

　　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天色大亮了，蒋百里先生房门外，忽然有人敲门。

　　蒋问：“哪一位？”随即开启着门闩。

　　“是我。”从外面走进来一名军官，对蒋立正致敬后说：“您是蒋百里先生吗？”

　　蒋答：“不敢，我是蒋方震。”

　　那名军官也是很客气地说：“我叫李海泉，是第十七路军司令部的副官，奉杨主任的命令，请蒋先生到楼下大厅里去。”

　　蒋答：“好的。”随即跟那名军官从二楼走了下来。进入大厅一看，只见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内政部长蒋作宾，以及蒋伯诚、朱绍良、蒋鼎文等，先已在座。

　　蒋百里除了和他们点点头以代替打招呼外，也只好自己找一把椅子，木然地坐在那里。

　　隔了没有多久，所有住在招待所里的贵宾们，都陆续被押着走进大厅来，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有只穿衬衫的，还有穿睡衣的；有男的也有女的。真所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了。

　　邵元冲与某位将军

　　据当时目击者说：在这些被扣押的贵宾中，以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三位表现得最为从容不迫。蒋百里一直在说笑话，陈调元也是有说有笑，好像没有这么回事；最有趣的还推蒋作宾，当变兵进入他的房间时，他正在刮胡须，两名变兵不由分说，一人架着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架了出来。他还是笑嘻嘻地一面刮脸一面问：“什么事哟？”左顾右盼的态度，显得非常滑稽，把架着他的变兵们也逗乐了。

　　表现得最慌张的，便是那位准备跳窗逃走被变兵枪杀的邵元冲先生；另一位是希图藏躲而结果仍被捉了回来的某位将军。

　　邵元冲之丧身，情形是这样的：在天未大亮以前，邵氏起来洗面，忽然看见招待所外面有变兵直闯入来，他在惊惶中竟从窗口翻出，向下一跳，准备逃避，变兵看见有人跳窗，也不问三七二十一，立刻向他鸣枪喝止，不幸的是在他发足狂奔时，终被流弹击中要害，成为西安事变中的一名冤魂。那天早上招待所外面突发的枪声和呼喝声，就是发生这件事。

　　至于某位将军希图藏躲事，那是在变兵未闯入他的房间以前，他乘机躲进招待所贮藏室的面缸里面，等到变兵“按图索骥”把他从面缸里找出来时，弄得他浑身上下都是白面粉，情形非常狼狈，那时正是十二月天气，他穿的又只是一袭薄薄的睡衣，坐在偌大客厅里，冻得他浑身不住打哆嗦。这情景被陈调元看见了，以为他是怕死，还不断地在旁给他打气说：“××兄，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怕什么？——只弄得他承认也不好，否认也不好。”

　　这天，整个上午的时间，便在混乱中过去了，所有住在招待所里面的人，除邵元冲氏死去外，其余全体到齐，大家惟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偶尔互作苦笑，空气沉寂得呼吸可闻。

　　蒋百里高声诵诗句

　　蒋百里为了要打破沉闷，有意地向四外看看，然后再端详一下团坐在大厅里面的难友们：随即高声朗诵地念着：“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啊啊……”引起了全厅里面的人一片笑声！

　　沉闷空气一经打破，各人的情绪就显得轻松点了。此刻连在门边监视的变兵们，也附和着各人的笑声而笑了起来。

　　这时蒋百里看见某位将军仅穿睡衣，实在冷得厉害，马上对那位姓李的副官求情说：“天气太冷了，请你给这位将军拿点衣服来，可以不可以？”

　　李答：“可以，可以。”

　　度过这一关后，蒋百里又问李副官道：“朋友！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李叹了一口气答道：“年轻人的心理，老先生们不会晓得的，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个答复，等于没说。此时陈调元忽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枝“雪茄烟”，他把烟向上一举，叫道：“名牌雪茄，大洋五元一枝，谁肯加价就是谁的？”陈的一副滑稽表情，再加上蒋作宾在旁马上应声：“我出十块大洋一枝。”如此一唱一和，又引起了一阵哄堂。

　　张学良来去何匆匆

　　坐在一隅的蒋鼎文看了看手表道：“怎么样，快两点了！大家饿不饿？我的肚皮早就向我宣战了。”

　　李海泉副官赶快笑着回答道：“对不起，耽误了各位长官和夫人用饭的时间，事情一完，马上就开饭了。”

　　李副官这番话刚讲完，从外面走进来了两个着便服像秘书一类的人物，手里拿着一张名单，对他们点了一次“名”。各人至此始知邵元冲已遇难，心里都不禁替他伤感！这时外面的秩序，好像已告恢复，人们都已听到了街上报童们叫卖“号外”的喊声。

　　李副官好像了解大家的心情，马上叫卫兵到外面去买了几份“号外”回来，交给大家阅读。大家争先恐后地看完了这份“号外”后，才知道出了大祸事，人人做声不得！

　　原来，在张、杨发表的通电上，他们这些人的贵姓大名都“忝陪末座”，也被列名在内。

　　直到午后三时左右，才看见张学良从外面走了进来，他除了脸色显得比以往苍白外，神情方面还是那么随便地对大家道：“真对不起！各位都饿了吧？马上叫他们给各位开饭。”

　　陈调元对张既像开玩笑，又像讽刺地问道：“我有带来的云南火腿和绍兴老酒，打算贡献出来替主人招待客人，请示主人允许不允许？”

　　张氏很不好意思地答道：“仓促之间，招待各位太简慢了！陈先生既然打算破费，我首先替诸位客人们表示欢迎。”

　　陈调元真的叫人去把火腿和绍兴酒搬了出来。张学良在匆忙中亲自张罗着开饭，并向陈调元及大家道：“太好了！可惜我要到外边去有事，不能奉陪各位，请各位努力加餐，我等一下再来向各位请教。”

　　张氏说着，随即匆匆离去。这时也许是大家饿急了，或者是火腿和老酒真够味道，这一顿饭，吃得人人都津津有味。

　　饭罢，招待所的主事人还特地给他们每人送来一杯咖啡。使他们觉得此刻除了不能随便走动以外，并没有什么不方便。

　　一切都是力量问题

　　到了下午五时，那位“点名”的便衣人员又拿了一张重新分配各人房间的名单，向他们当场宣布。同时又命令那些持枪的卫兵，每两人为一组，分别地照顾大家（实际是监视）归房。陈调元和万耀煌夫人带来的那名湖北老妈子被分配合住一房的笑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在此后的若干日中，“西京招待所”便做了拘留中央莅陕大员的临时“俘虏营”。大家的日常生活，只是“吃饭”、“睡觉”、“看书”、“写字”，可说是难得偷闲的好机会。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恢复自由时为止。

　　且说蒋百里先生是住在招待所二楼的二〇四号房间，当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晚，他正躺在沙发椅上闭目养神，仔细思量这一天的经过情事，忽听见外面有轻轻的叩门声，他以为又是

　　李副官来了，随便应道：“请进来。”

　　房门开处，从外面走进来的竟是张学良，蒋氏也不觉为之一怔，立即起身招呼，张氏落座以后，先对蒋作了一个勉强的微笑，然后很郑重地说道：“我知道蒋先生是无党无派的，而且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我打算请教先生一个问题，希望先生能不吝指教。”

　　蒋答：“我是刚从国外旅行回来不久的人，恐怕所知不多，这要请你原谅！”

　　张道：“我们的通电先生是看到了的，请你批评一下。”

　　蒋说：“我看一切是力量问题。据我所知的情况是：在西安城内你们有力量，至于城外的力量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张答：“城外我们的力量是鞭长莫及。”

　　蒋道：“汉卿先生您是聪明人，您应该知道怎样来应付这个局面了。”

　　张答：“先生说得对，容我再仔细地考虑考虑，再来请教。”

　　说完这句话后，张并没再向下深问。只是问蒋饮食如何？睡眠怎样？又交代了一下侍卫人员特别给蒋准备烟酒，才对蒋道了一句“晚安”悄然离去。

　　请蒋移住杨虎城寓

　　十三日上午十时，蒋百里刚从大厅回到楼上房间里，张学良又来了。蒋见张氏的精神比昨天略好，而且在谈话中发觉，张今天所谈的问题，也比昨天较有头绪。

　　张先问蒋道：“先生昨天所说一切是力量问题，我仔细地想了一想，觉得先生说得很对。不过，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在中央方面只有何应钦和黄埔系的将领们主战最力。先生以为何应钦同黄埔系将领能够一致吗？”

　　蒋答：“这件事，我想你应该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张氏想了想，便又自言自语地道：“如果说真正的打吗，恐怕要等一段时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也可以一拼；倘若他们此刻便轰炸西安，我相信在委员长留在西安的现况中，双方面危险的程度也是完全相等的。”

　　蒋百里从张氏自言自语的谈话中，才获知蒋先生在事变中并未遇险，心里觉得宽慰了许多。而且他更看出张氏有挟持蒋先生阻止中央空军轰炸西安的意图，便很幽默地对张道：“我今天的身份，是你们的俘虏，您把这样的一件大事跟俘虏谈，这不是叫我受宠若惊吗？”

　　张答：“先生言重了！我们怎敢把先生看成俘虏！”

　　蒋乘机接着问道：“我不知道你们把委员长安顿在什么地方？和注意到外面的舆论对这件事的反应没有？”

　　张氏此时对这一询问，似乎避免作答，他只就蒋刚才所说的“俘虏”的话答蒋道：“我和虎城兄的意思，是想请先生到虎城兄那里去住，以便我们可以随时请教，不知道先生的意思怎样？”

　　蒋对张的询问，正在微笑不答之际，忽然听见西安上空有“隆！隆！”的飞机声。张氏立即转移话题，踧踖地问蒋道：“先生看中央飞机会轰炸西安吗？”

　　蒋答：“不会的。”

　　张又道：“在西安城内我们包围了委员长，但在西安城外是他们包围了我们。这大概就是先生所说的力量问题吧！”

　　蒋答：“是的。”

　　那次张、蒋二人的谈话，并没有结论，但在张氏临辞出时却告诉蒋百里“端纳（蒋委员长的外籍顾问）即将来到西安”的消息，这使蒋氏立刻感觉到事变已有了好转的迹象。

　　由张陪同见委员长

　　再过四天，张学良又来看蒋，并告诉蒋道：“委员长这几天肝火很旺，一看见我就骂，可否请先生去劝一劝他。并且告诉委员长我已决心送他回京，但此间事，非我一人作主，请他给我一段说服他们的时间。”

　　蒋答：“如果您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

　　当天（十二月十六日）张又来了，并告诉蒋道：“委员长已同意请先生去和他谈谈。我的意思是先生于见过他后，再请先生到南京去一次，把此间的情形对南京解释一下。”

　　蒋答：“你的意思很好，若为大局着想，我觉得你应该派一位和中央关系更深，而且平素和你感情不太融洽的人去，似乎会更有成效。”

　　张问：“蒋铭三（鼎文）怎样？”

　　蒋答：“请您自己选择决定。”

　　张道：“好！我们现在就去看委员长吧！”

　　是日，蒋百里由张学良陪同着见到了委员长，在谈话中，蒋百里先生婉劝委员长道：“汉卿已决定送委员长回京，为了避免过度刺激西安方面，请委员长给敬之先生（何应钦）写封信派人送去。叫他命令前方军队暂时停止进攻七天，以等候这里情况的好转。”

　　蒋百里是无名英雄

　　关于这件事的经过，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中十二月十六日曾写着：

　　“是晚，张挽蒋百里先生来见余。百里先生于事变前适来陕，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在不久即可出陕，勿遽进攻，且先停止轰炸七日。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明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绝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

　　又：在十七日的《西安半月记》中写着：

　　“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往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三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午后张又来见曰：此事甚多周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赴洛阳通讯，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飞洛矣。”

　　从以上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窥知当年蒋委员长由被困西安之日起直至脱险为止，蒋百里先生在中间都起了“药裹甘草”的作用。而且张学良在百忙中还不断地跑到“西京招待所”去向他请教，所以人们在事后谈起这件事，多称赞百里先生是西安事变中的“幕后无名英雄”。

　　等到事变结束，张学良已陪委员长去了南京，由杨虎城个人出面在“西京招待所”给中央莅陕人员摆宴饯行时，百里先生“触景生情”，又在席间高吟：“昨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的名句，从谈笑中结束了那段不愉快的日子。

　　由彭昭贤、孙蔚如说到樊崧甫

　　愉快与兴奋中的热泪

　　据彭昭贤先生深刻的记忆，西安事变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五十分，正当他和耿寿伯两个人，静静地坐在宁德长公馆小客厅里面，推想今后西安方面可能发生的情况时，突然听到广播电台播出来一个惊人的报告：

　　“请全国同胞注意，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已于本日下午五时二十分乘波音机安抵洛阳，同机前来者有宋子文先生、张学良将军、端纳先生等，中央广播电台XHOA。”

　　彭氏非常惊喜地问耿氏道：“可能吗？”

　　耿答：“不可能。”

　　彭问：“为什么？”

　　耿答：“这里的情况虽一天比一天有好转的可能，但今天上午志刚兄来此，还表示杨公刻下仍未同意放蒋先生回京。情况哪会这样快的急转直下呢？”

　　彭并未表示意见，但对于耿的说法，似乎也表同意。此刻听广播电台又作了一个第二次广播，内容同前一次的广播完全一样。

　　彭默默地想：莫非蒋先生“被害”了吗？心中极为忐忑不安！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同样的一件事，若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两次，在以往习惯上颇不多见。他推想这可能是蒋先生“被害”后，中央即将开始某种行动的一种掩饰。

　　正当彭、耿两个人在心理上“患得患失”之际，广播电台第三次同样的广播声音又响了。

　　彭对耿说：“这不像是假的，等我问一问看。”

　　耿说：“对！你赶快打个电话吧！”

　　彭氏所住的那间客厅门口，原有一部电话机，但这些天来门外经常有一位配枪卫士驻守，彭明了自己是一位被优待的俘虏身份，没有资格同外面通话，所以从来没有自讨没趣地用过电话。现在，如果蒋先生真的已经脱险，他去使用电话卫兵一定不会阻止他，他跑过去，拿起电话筒，暗忖着“电话打给谁呢？”他首先想起了西安飞机场主任祝钦璈和他很熟，就叫接飞机场祝主任，电话接通后，祝问：“哪一位？”

　　“我是彭君颐。”彭答。

　　对方也没等彭再问，马上告诉他说：“委员长、蒋夫人、张副司令都飞往洛阳了，你还不知道吗？……”

　　彭把电话机一丢，顾不得收线，三步两步冲进客厅来，马上告诉耿：“委员长走了……”

　　耿听后，站起来，张开嘴巴，竟把彭脸上咬了一口，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放声哭了起来。他俩的哭，并非是由于伤感，都是从内心的愉快兴奋中激发出来的热泪。

　　隔了一会，就听见西安全市的鞭炮大响，历一时之久并没间断，由此可见西安市民对于蒋先生脱险的欢欣鼓舞之情。

　　从这天晚上八时开始，杨虎城就偕同韩光琦和李志刚到处慰问。杨氏看见被扣留的人，就连连地道歉，一口一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的荒唐！”

　　这些人也不好意思和他再说旁的，只有陈调元倚老卖老地说：“事变如此结束，总算国家之福，过去的事叫它过去吧！”

　　冯钦哉来迟了一步

　　杨等来看彭的时候，杨对彭也是口口声声道歉不已。彭氏也只好敷衍两句，作了个礼貌上的交代，算是结束了那一次尴尬的局面。

　　等到后来彭昭贤离陕赴京一行，再回到西安时，杨虎城此时已在作出國的准备了。彭便找了个机会，曾和杨氏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

　　彭说：“事情是已经过去了，但我替主任（指杨虎城）想，总觉得主任牺牲得太不值得！中央方面谁不知道主任在革命阵营中的光荣历史，你这样的把它毁灭了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何况委员长在事前已把他要到西北来的消息先告诉了主任，这也等于把本身的安全寄托在主任身上（此一经过，后文再作详述），但主任却忽略了这个因素！”

　　杨说：“君颐兄的话对极了，总怪我一时糊涂作了这么一件荒唐事，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彭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主任他日由外国回来时，我们追随你的机会还多着呢！”

　　他俩的对话，就此结束。

　　再谈到杨虎城部下的两个军长——冯钦哉和孙蔚如——冯氏因见机得早，在西安事变的当时就归附了中央，换得的代价是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按：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是孙连仲将军）。

　　但也有人说，冯钦哉当时的归附中央，并非出于本愿，大半是为势所迫。原来冯氏所统的部队是驻在陕西大荔县一带的，当张、杨决定发动西安事变后，杨就派他的一名姓张的参谋处长到冯部队里去秘密传达命令，着冯率领所部迅即占领潼关，以阻止中央大军的西上。

　　据说，冯接到这项密令后，立即开始行动，不料在冯部尚未进抵潼关以前，中央军的樊崧甫部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已经先将潼关占领了。

　　冯氏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一时颇有走投无路之感，但为了个人今后的出处，也就顾不了老长官的栽培，立刻秘密派人和樊崧甫搭线，归附了中央。

　　黄旅长洛阳城告密

　　冯在归附中央的行动中，为了表示诚意，首先竟把那位姓张的参谋处长祭了旗，使这次事变中又多了一名冤鬼！冯的这一突然“反正行动”，在精神上给杨虎城的打击相当大。杨以后所以肯接受张学良的劝告，同意送蒋先生返京，皆与冯钦哉的叛变，有着很大关系。

　　同时，还有一件无独有偶的事，那是东北军炮兵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在洛阳告密，也给予张氏一个很大的刺激。

　　原来张决定对蒋先生使用“兵谏”方式的一小时之前——十二月十二日早晨五点钟——张曾给驻在洛阳的黄永安旅长一封密电，命令他即刻占领洛阳机场，等待后命。黄接到这封密电后，起初是不知所措，结果他权衡了一下利害轻重，终于拿着电报到祝绍周那里去告密。（祝绍周那时的职务是洛阳军官学校分校主任兼洛阳警备司令。）黄这一行动的结果，除了荣升为陆军中将以外，并受到“传令嘉奖”。

　　另一位军长孙蔚如，却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幸运者。当事变结束后，蒋先生回京，陕西省政府改组时，经蒋先生提名，由他继邵力子之后出任陕西省主席。

　　孙氏凭什么资格能出任省主席呢？据彭昭贤先生指出，实由于三个因素：第一、孙是陕西人，得人地相宜之利；第二、孙是事变中主张释蒋扣张的人，所以中枢方面认为有对他论功行赏的必要；第三、在事变刚告结束的初期，人心惶惶，情绪未定，派孙出绾陕西省政，将可收稳定人心之效。

　　孙蔚如知恩不忘报

　　陕西省政府改组，孙氏履任后，曾到南京去谒蒋，那次和他一同晋见的人是王宗山先生。王的名字叫登云，宗山为其别号。他是英国留学生，英文程度甚佳，曩年孙总理派蒋先生访问莫斯科，蒋一共带了两名秘书，王氏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彭昭贤先生在苏俄见过很多次面，说起来算是一个很熟的朋友。

　　据彭氏告诉笔者，孙蔚如那次谒蒋时，蒋先生对孙很客气，召见后还留他和王宗山在官邸便餐，在谈话中蒋先生曾问孙：

　　“听说在西安事变的当时，蔚如兄曾建议虎城一项解决事变办法，详细的情形是怎样的？”

　　孙马上站起来诚惶诚恐地答：“报告委座！蔚如不才，始终是和杨主任站在同一立场的。”孙氏如此答话，他把自己曾向杨虎城建议释蒋扣张的事完全否认，使蒋先生无法再问下去。

　　从蒋先生官邸出来，王宗山就责备孙说：“你建议的那件事，已为人所共知，蒋先生既然亲口问你，你又何必否认呢？”

　　孙很感喟地说：“宗山兄！你的好意我诚恳地接受，并且坦白承认这是我做人迂阔的地方！可是，你要知道我只是一个测量学校出身的人，多年来承虎公破格栽培，才有今天；在西安事变当时，我明明知道是跳火坑，也只好跟着虎公往下跳。那次事变已经错了，我的建议又何补于大局，过去的事还提它作什么呢？”

　　大陆易手未得逃出

　　那时彭昭贤也在南京，有一天蒋先生请彭吃饭，并顺便问彭在陕西将领中哪一个人值得培植，彭脱口而出地答：“孙蔚如。”

　　蒋先生问：“为什么？”

　　彭答：“孙主席的长处很多，举其大者约有五点。”

　　蒋先生很诧异地问：“哪五点？”彭答：“第一、孙事母最孝，我觉得中国有一句古话‘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孙既能孝顺父母，也一定能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第二、孙读书很多，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不但在对人对事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在气质方面也承受了儒家的传统。第三、孙有不念旧恶的长处，对于杨主任左右的人，有好多都是他所不喜欢的，但他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还是竭力地照拂他们。第四、孙热心公益，每逢遇见社会上公益事项，他都慷慨助成，绝不后人。第五、孙有谦谦君子的古风。西安事变的当时，他的的确确向杨主任提过建议；然而，他却于事后矢口否认，这种美德就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

　　蒋先生听罢，觉得彭的观察很正确，所以后来一直对于孙都很信任，孙交卸了陕西省政之后，立即又派他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在抗战中更爬上了战区长官的地位。

　　孙氏全家于大陆变色前迁居于杭州，彭有一次到浙江去视察，还在孙家中吃过一回陕西式的“翡翠面”。

　　大陆情况吃紧时，孙一家又由杭州迁到了上海，而且还派人到台北去买了一栋房子，准备作最后播迁的打算。以后听说他在混乱时期，没法找到交通工具，终于被留在上海，未能走脱。

　　中共掌握大陆政权后，曾一度发表孙氏充任陕西省副省长（省长为赵寿山）。现在的情形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彭昭贤先生和笔者谈起他来，都不免有些惆怅。

　　有意做个顺水人情

　　前文说过，孙蔚如的最大长处，是肯照应杨虎城的旧部。当他接任陕西省主席之后，比彭昭贤先回陕西，他对于王一山所临时委派的十几名县长，一律给他们加了一个委，使这些人由非法的接替变为了合法的地位。孙知道彭氏的性情耿直（彭仍回任陕西民政厅厅长），对于王一山临时委派的人也许不肯承认，但是他既做了省主席，对于第十七路军的老人觉得有照应他们的义务，便不等彭回陕，就抢先给他们加了委再说。那时他心里也有一种想法，认为彭氏即使再认真些，对于他已经加过委的人当不好意思再更动了，于是，便做了这么一个顺水人情。

　　不料彭氏回陕后，获知这个情形，仍然一批就换了十二名县长，其余凡属非法接任的人也都陆续撤换，并未因孙氏的提前加委而得到保障。

　　孙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十分难过，又不便去问彭，一连三天皆托病不到省府办公。

　　这时最明白孙抱病内情的，只有彭一个人。他觉得这件事有向孙当面解释的必要，就在某晚到孙公馆去和他见面，作了一次恳谈。彭先对孙说：“我知道主席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我一下子调动了很多县长，而且又都是十七路军的老人，你心里一定很难过！我今天要向你特别说明的是，这件事非由我办不可，在你呢，既不好意思办，也不能办。请主席想一想，蒋先生既然把陕西省政交给了你，自然是希望你能做得比别人好。如果我们只是糊里糊涂混下去，那就什么都不谈了。否则，便非好好地整顿一番不可。我对于用人并没有成见，现在经我撤换的人，都是著名的‘鸦片烟鬼’，怎能叫他们谬膺县政，把陕西的政治搞得一塌糊涂呢？”

　　硬保县长歉难如命

　　经过彭氏的一番表白，孙也从善如流，彼此前嫌尽释。可是过了没有多久，另外一件麻烦事又来了，几乎影响到孙和彭之间的感情。以下的情节，皆是由彭昭贤先生口述，笔者据实记录的：

　　西安事变过后，中央军莅陕的部队中，樊崧甫是第四十六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除了当时的行营主任顾祝同外，就算他的官最大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樊给孙蔚如拍了一封电报，在电文上一共保举了十几名县长，凡是樊部军队驻防的地区，如大荔、华阴、临潼、平民、渭南、华县、潼关等县，樊氏一一都保举了人，而且还注明某人充任某县县长的字样。孙接到了樊的电报，立即复电照办。等到这件公事交到民政厅时，公事上还附有孙、樊二人来往的电报原稿，交给彭昭贤办理。

　　彭认为，这是由于孙蔚如和中央方面的历史不深，如此迁就军人，自然情非得已。于是，彭觉得应付这件事又非要由他来做“恶人”不可，他终于以民政厅长身份，直接复樊一电，文云：

　　“……奉主席交办台端保举各员，请即转饬检呈各项应备证件送厅，以便送交县长检定委员会审核，再将合格人员派交地方政务研究会研究若干时间后，另行重才委用。……”

　　不一日，樊的复电来了，文云：

　　“陕西省民政厅彭厅长君颐兄勋鉴：某电奉悉，弟所保荐东路各县县长人选，已承贵主席允准，请兄查案照委，所有应缴各件，祈予免送为荷。……”

　　彭即复一电：

　　“……县长委派系由本厅主办，虽奉主席批示，亦须依照法定手续办理，台端来电所请免缴证件一事，歉难如命。……”

　　跟着，樊崧甫再复一电，在行文和措辞方面，显得火气十足，并在电文中指出：“……值此军事时期，如军政不能作适当之配合，倘一旦发生意外事件，不悉应由何人负责，敬乞明示？……”

　　彭樊两人大拍桌子

　　彭氏也是一位硬到底的汉子，再复樊一电，文云：

　　“……如地方上发生秩序问题，自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倘如有匪徒滋扰情事，则应由驻防军队负责。权限明晰，何劳动问！……”

　　樊崧甫碰了这么一个硬钉子后，再也没有电报来往了。孙蔚如知道了这件事，心里又感到不大舒服，但也不便发作。

　　过了几天，彭氏正在省府办公，忽然间，看见樊崧甫喝得醉醺醺地，未经通传，便推门走了进来，一见彭的面，就说道：“我所保举的县长，无论如何要请你委派下去。”说话时，在态度方面，显得非常傲慢。

　　彭把眼睛翻了一翻，不客气地答道：“我想和你提一个交换的条件，在你所统率的军队中，我打算保举一个师长、三个团长，如果你照办了，你所保举的人我也照委。”

　　樊把桌子一拍说：“找主任去。”（按：指行营主任顾祝同。）

　　彭倏地站了起来，也用力地把桌子一拍，大声地说：“找委员长去。”

　　樊拿起帽子就走，彭连送都没送，就任令他气呼呼而去。

　　过了不大工夫，彭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接过来一听，果然是顾祝同主任请他到行营去一趟。他也气呼呼地戴上帽子，即到南辕门行营里去见顾祝同。

　　彭一进屋子，没等顾氏开口，先就说：“主任找我是不是为了樊总指挥的事？这件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主任如果觉得我做得对，就照着我的意思办；倘若认为樊总指挥对，我马上就辞职，到南京找委员长去。”

　　顾祝同笑了笑说：“请你先坐下来，一切按照你的意思办好不好？”

　　彭听顾这样一说，气就消了一大半，于是便心平气和地向顾解释说：“国家的设官分职各有专责，现在陕西省有一百个县两个设治局，都有军队驻防。如果各县的县长都由驻军长官保举，还要省政府这个机构做什么？何况樊总指挥所保举的人又多不合于被任用为县长的资格，我如果顾虑人情，胡乱地答应了他，省里的行政还有上轨道的一天吗？并非我固执，这一点要请主任特别原谅。”

　　顾说：“好！我一定支持你的意见。”

　　这件案子，就这样算是办完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樊崧甫再来看彭的时候，态度方面反而相当友善，他并告诉彭说：“我想起来了，你同家兄是很好的朋友，前一次我吃醉了酒，言语冒犯，要请多多原谅！”

　　彭此刻也想起来了，樊的令兄樊光先生做过一任外交部次长，他在樊的公馆同樊崧甫曾经会过一次面，那时樊似是在赵冠韬部下充当旅长。两个人一追述往事，都觉得怪不好意思。过去的那场冲突，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杨虎城不免一死的内幕

　　从蒋氏五十大寿说起

　　我这次从彭昭贤、苗剑秋两位先生处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起因，和陕西省府民政厅等中央机构以及西京招待所里所遭遇的经过情形，总算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纪述。但二十多年来，其中尚有一张始终未被人揭开过的底牌。到了现在似已无再保密的必要了，我也打算在这里作一个揭露。

　　我相信凡留心西安事变内幕的读者们，可能在心理上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此即就西安事变的责任来说，毫无疑义的张学良是一个主要角色，而杨虎城只算是一个“从犯”。为什么张氏尚能长期幽居，以终余年，而杨氏终于不免？

　　为了要追述这件历史公案，请恕我在本节里要先从蒋先生在洛阳做五十大庆那段往事说起。

　　易经上有两句很富哲理的话，我时常把它拿来作为体验人生过程的两面镜子，上一句是“盛极必衰”；下一句则是“否极泰来”。把这两句话连贯起来讲，一是说得意之时不要忘形，一是说失意之时不要灰心。

　　西洋俗语说什么“一个自己甘心承认失败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失败者”，又说什么“最后成功归于最后努力者”一类的话，说起来都是同一的道理。

　　就蒋先生一生的事业来说，也概略的可以拿上面所说的这八个字包括一切。专就西安事变而言，这固然是他毕生事业遭受最大挫折的一次，但在冥冥中却从这件事变里提高了他的威望，和奠定了他后来领导全民抗战的基础。这又何尝是他始料所及呢！

　　人们都知道，蒋先生平生最自许的两句话是“圣贤心肠，英雄肝胆”。但人们又觉得必须把这两句话分做两个时期来讲，才合乎事实，那就是：在西安事变前的蒋先生只具有“英雄肝胆”；到西安事变后才兼备了“圣贤心肠”。如果蒋先生早年已具有后来的修养，则西安事变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的可能。

　　也就是在发生西安事变的那一年，蒋先生恰好是五十整岁。据说是由蒋夫人替他在洛阳筹办了一次庆寿大典，在那次筹备庆典前的若干日子里，曾由全国同胞发起了“献机祝寿运动”，寓建设国防于庆祝之中，其意至善。然而，敏感的人们，由于蒋先生庆祝的是五十大寿，就未免联想到当年“虎踞洛阳”时代的吴玉帅（佩孚）的往事。按：吴佩孚做五十大寿前一年的冬天，曹锟刚在保定庆祝完了六十晋一的寿辰，翌年四月吴氏就在洛阳举行五十庆典。各方显要及两院议员多奔走恐后，为吴祝嘏。康南海先生曾题赠一副脍炙人口的寿联，其文曰：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寿辰前半月曾游华山

　　至于那次为蒋先生筹备寿庆的参谋人员，是否对此有着连带的感想，我们无从推测。但他们为什么将蒋先生五十大寿庆典，也选定在洛阳举行，是否要符合“八方风雨会中州”之意，则不能使人无疑。

　　在那次的祝寿大典中，全国的党、政、军各界领袖以及银行家、工商巨头、名流学者、社会贤达们，几乎全部赶到了洛阳，向蒋先生夫妇“山呼”致贺。

　　此刻的蒋先生高坐在洛阳西宫（亦称西工，在洛阳西郊）虎皮椅上，接受着各方来宾的祝贺，“环顾宇内，雄视左右。”亦大可自慰为不负平生所学矣！如论其局面之大，显然比吴玉帅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先生与旧式军人最大不同之处，是他始终都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他目视国人这样热烈地为他筹备祝寿，不免要从心坎深处发生一种欣慰之情。当寿典未举行之前，蒋先生曾到华山顶上静静地写了一篇《报国与思亲》的文章，准备于寿诞之辰分送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他那次华山之游，时间是在寿辰举行前的半个月，奉邀作陪的人，只有第十七路军的军长冯钦哉、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等少数几个人。随侍在蒋先生左右的亦仅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而已。那次蒋先生在华山之麓下榻的所在，也就是后来发生事变的地方——临潼华清池。

　　蒋先生那次在华山只住了三天，便回到洛阳，度过五十诞辰；返京后，再由南京赶到杭州，并在那里特别召见了杨虎城，而为他的未来行动预先作了一个安排，这就是本文所要揭露的内幕了。

　　电召杨虎城杭州密晤

　　凡是看过蒋先生《西安半月记》的读者，大多会有一个较深刻的记忆，此即蒋先生于十二月十二日的那篇日记上曾写着：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即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侍从之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谭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近东门，见守卫士兵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北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士兵，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的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

　　又在《西安半月记》十二月十四日写着：

　　“下午四时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

　　蒋先生为什么对杨虎城有这样的自信，并想象他是“被张所绐加以扣留？”除了在他日记中所述相信“杨参加革命甚久，为本党老同志”一项因素而外，原来还有另外一项不为外人所知的特别内幕。

　　先是当蒋先生由洛阳返回南京以后，即曾接到了许多有关驻陕甘的东北军内部不稳的情报，诸如张学良部有人同情共党，以及王以哲、高福源等人的活动情形等，他相信这些都是事实，并且怀疑张学良或有“意志不坚、把握不定”的情事，但他却确信张学良绝不会对他背叛。至于张的部下是否会有对他不忠的行为，他则不敢十分加以确认。而且此事一时又不能和张学良本人商榷，便只好把杨虎城召来加以面询。

　　在蒋先生个人的想法，以为驻在陕甘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彼此之间是不免有些矛盾的，东北军既然有了不稳的传说，他必须对第十七路军确实予以掌握，以收“互相牵制”之效，蒋的召见杨虎城，大抵是基于这一心理。

　　蒋先生从南京动身赴杭州以前，曾经给杨虎城去了一通密电，嘱杨见电立即飞杭和他会晤。蒋本人亦于发电后即往杭州，显见他对此事之特别重视。

　　蒋先生对杨推心置腹

　　蒋先生那次和杨见面的地点，是在西湖之滨的“蒋庄”，那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小巧别墅。

　　时间大约是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中旬。蒋、杨晤见时，谈话内容有如下列：

　　蒋问杨：“西安方面情况怎样？”

　　杨答：“报告委员长，一切如常。”

　　蒋问：“我听说东北军内部有不稳情事，虎城兄以为如何？”

　　杨答：“这都是共产党散布的谣言，请委员长不必听信。”

　　蒋说：“很好！很好！我最近打算到西安去就地处理此事，请虎城兄暂时不必对外透露，先回西安替我布置一下。”

　　杨答：“是！请委员长放心。”

　　蒋说：“我什么时候动身还不一定，你最好能在我尚未动身以前赶回西安。”

　　杨答：“我立刻就赶回去好了。”

　　从蒋先生对杨这番交代中，至少可以看出他对杨氏是做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而杨对他则作了相当程度的保留。甚至把蒋先生吩咐他的话，于返西安后都告诉了张学良也说不定。

　　所以当后来蒋先生知道杨同张合作之后，内心方面非常苦痛！有一次邓宝珊到庐山去谒蒋时，在谈话中，老头子还对杨表示惋惜地说：“虎城是本党的老同志，我不明白他跟张汉卿合作有什么好处？”

　　据邓宝珊事后对外透露，说那天蒋先生的情绪很冲动。但他又哪里知道其中有杨虎城“出卖领袖”这一段隐情呢？

　　西安事变结束后，在蒋先生宽大处理的方针下，杨虎城得到的处分是“革职留任”。须知在我们中国式的公文上，如“革职留任”，如“戴罪图功”等字样，其实都留下了未来“开复”的活结。凡是老于公文的下层，向例是不把这种处分当做一回事的。可是，杨此次闯的乱子太大了，无论如何他心中总有“不安于位”的恐惧。过了一些日子，他就特别拜托宋子文，表示他有出国之意，请求转达委员长赐予批准。

　　宋对蒋先生一说，蒋先生并无丝毫对杨留难之意，立即对宋说：“虎城能到国外去考察考察也好，将来抗战军兴，请他为国效忠的机会多得很呢。”

　　杨虎城听到了这消息，自然非常高兴，将本身一切职务交代完毕，就赶往南京外交部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随即携眷赴上海，下榻于国际饭店六楼，候船出国。

　　杨氏出国后常发牢骚

　　蒋先生此时正在庐山，看到杨虎城已到了上海的报告，马上覆他一电，约他来庐山一叙。

　　杨奉召后，立即飞往，蒋召见杨氏之时，杨满心惶恐，再三表示忏悔地说：“虎城做事荒唐，非常愧对委员长的栽培，午夜自思，一直深感不安！”

　　蒋先生那天的心情很好，对于杨氏愧悔的话，以乎表示接受，并问杨：“虎城兄到国外去，我希望你能留心考察及注意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进步因素，多作借镜。不过，如果有人提到西安事件时，你打算怎样解释呢？”

　　杨答：“顶好不提这件事，如非提不可，我一定把委员长的伟大人格，和为国为民的苦心，向国际友人作充分的说明，借以证明领袖的崇高德性，也好弥补一下我个人的过失！”

　　蒋先生听后，连说：“好！好！”

　　经杨这番表示后，蒋先生认为满意，并且留杨在牯岭吃了一顿午餐，始告辞下山。

　　杨虎城这个人，原是一个大老粗，一向都偏于粗线条作风，当他高兴的时候什么都好，一旦有何不满，就口没遮拦的要“胡说八道”了。

　　当他到了国外，由于他出国考察用的是“官员护照”，所到之处，经常接受中国使馆人员及各地侨领的招待。他在谈话中，有时“得意忘形”时，竟然又大谈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那一套主张；并且又说蒋先生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许多发牢骚及不堪入耳的议论，诸如说：蒋先生是“清一色主义”、“专门吃杂牌”、“一切的伟大都是做作出来的”等语。

　　蒋氏认为杨不知自爱

　　殊不知杨在外国的一言一行，都是有人报告的，杨说的这些话，不断地吹入蒋先生耳中，当然内心很感不痛快！有一天，蒋先生和侍从室第三组主任陈果夫谈起来，就对果老说：“我以为虎城是老同志，才对他推心置腹，什么话都和他讲。他不但不顾全大局，反而与反对我的人合作，实在叫我太失望了！他这次请求出国，我非常希望他能痛改前非，可是他一踏出国门，又信口开河地胡言乱语，这个人不是太不知自爱了吗！”陈果夫当时只好唯唯诺诺的，也不便表示什么意见。有一次陈果老同于右老闲谈起来，陈氏还叮嘱右老有机会应多对虎城加以劝告。因为于髯翁与杨为陕西老乡，进言较易也。

　　看了以上这一段记述，吾人已可窥知，因杨虎城参与西安事变，已招致蒋先生的极度不满，但在事变后和平处理的方针下，张学良既然一身承担起西安事变的全部责任，蒋对杨等次要角色遂只好采取宽大，以表示中枢的雅量。倘若杨是一个懂得自重自爱的人，从此洗心革面地重新做人，西安事变这重公案，未尝不可以成为过去，不留痕迹的。可惜杨这个人始终是一肚皮的委屈和牢骚，尤其是到了国外，不管是在哪个场合，都拼命地找寻发泄机会。这样做法，哪有不碰钉子的道理！

　　抗战军与杨虎城返国

　　等到七七事变发生，蒋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已面临最后关头，遂号召全国军民共赴国难。于是那位在国外考察的杨将军，又认为机会来了，马上给蒋先生拍了一通电报，表示他欲立即返国参加抗日。最初蒋先生还打算对他加以劝阻，后来见其立意异常坚决，亦只好听其自便！

　　杨那次返国的理由，说起来极其冠冕堂皇，口口声声表示是为了对外，他说：“我们一切为了抗战，现在中国既然同日本打起来，一个主张对外的人，在民族良心上不允许我再留在海外。”

　　彼时也有人劝他“不要过度天真，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但看到杨那种坚决自信的表现，实不便对他作过度的深劝。否则，把这种话传到了蒋先生的耳中，反而不美。

　　杨虎城回国之行，首先抵达香港，暂住于九龙的半岛酒店。那时政府已播迁武汉，所有内地的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天津、北平、保定、济南等，都已先后沦入敌手。

　　杨氏征装甫卸，立即向武汉给蒋先生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业已抵达香港的消息，并请示今后的行止。他心中想着：对外抗战为其一贯之主张，此次返国必可获得蒋先生的重用，在心情方面一直的是兴奋异常！

　　翌日蒋先生果然从武汉有覆电到来，告诉杨氏已派戴笠局长由香港陪同他飞往武汉会晤，希即等候戴笠到时同来等语。

　　此刻的杨虎城，一切都往好的方面设想。他忘记了戴笠是做什么的！更未考虑蒋先生为什么要戴笠陪他同去谒见？迨戴笠来港，他就冒冒失失地走进了天罗地网。

　　此后，杨氏就在戴陪同的名义下，先湖北、次湖南、后贵州、最后重庆，而不知所终了！

　　杨被扣之后，他的夫人谢葆贞女士曾援赵四小姐的前例请求伴监，亦获得了当局的允准，后来谢女士也终于与杨虎城遭到同一的命运！

　　彭昭贤反对省政府改组

　　蒋先生将杨扣留后，随即和当时在武汉参加“军事会议”的蒋鼎文将军会商改组陕西省政府事宜。改组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为了撤换和杨有关系的省府秘书长杜斌丞、财政厅长续式辅、省府委员韩光琦等（按：蒋鼎文那时已调任西安行营主任）。

　　蒋先生告知蒋鼎文说：“省府改组只是我的一个腹案，现在尚未到发表时期，你回到西安时可先和彭厅长商量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蒋鼎文从蒋先生那里出来，立即给彭昭贤一电，告诉他将于某日搭机返陕，请他赶到机场一晤，表示有重要事项急欲和彭面商。彭接到蒋鼎文的电报后，准时赶到机场，但由于是日的气候特别良好，蒋搭乘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半小时。等彭昭贤赶到机场时，蒋已离开许久，及至彭氏再赶回寓邸时，蒋鼎文已在客厅里坐候多时了。

　　蒋首先告诉彭说：“杨虎城新从国外回来，蒋先生已经派人把他看管起来了。”

　　彭惊讶地问：“为什么？”

　　蒋答：“委员长对于他在国外滥发议论深致不满，打算叫他反省一下。”

　　彭说：“哦！哦！”

　　蒋于是又原原本本地把蒋先生准备改组陕西省政府的事，向彭作了一个陈述，并传达蒋先生的意见说：“委员长问你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怎样？”

　　彭听蒋说完，立即不加思索地答：“我觉得不妥！”

　　蒋很诧异地问：“什么理由？”

　　彭说：“请铭公（蒋鼎文字铭三）想一想，杨之被扣，那是他咎由自取，我们不去说它。可是，杨的旧部刻下驻防在三原县一带的，就有七八万人之众，如果我们继扣杨之后，又把省政府改组，而且所撤换的人又恰是第十七路军的一些老人。何况在我们这方面，多他们三几个人，少他们三几个人，都无什么重大影响！然而，在杨的旧部方面，一定会引起一种不必要的骚动，那又何必呢！”

　　蒋氏召见杜续韩三人

　　蒋问：“你看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彭答：“这很难估计！但据我推想，杨的旧部若获知杨已被扣，接着又把杜秘书长等撤换了，他们可能误认这是中央惩罚他们的预定步骤而惴惴不安！如果有人再从旁一鼓动，这部分军队就可能发生问题。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但削弱了自己的实力，而且还得加派一二十万的大军去剿灭他们，请您想想，这不是因小失大吗？”

　　蒋说：“依你的见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彭答：“请铭公今天夜间和委员长通一个长途电话，把我的意见报告给他。如果委员长同意我的意见，我准备到汉口去当面向他陈述。”

　　第二天早晨，汉口方面果然派来一架专机到西安，把彭昭贤接到武汉。彭见了蒋先生，又把他对蒋鼎文所讲的话向蒋先生重述一次。

　　蒋先生待彭氏报告完毕之后，又问了彭一些西北方面的情况，遂即答复彭说：“你的意见很对，陕西省政府改组的事现在不谈了，请你转达那一班和虎城有关系的人，叫他们好好安心供职。我把虎城暂时留在后方，用意是叫他稍微休息一下，决无别的意思。”

　　彭看见委员长的心情很好，当场又对他提出来一个更进一步的意见说：“委员长既然这样的爱护部下，何不借着这个机会把杜斌丞、续式辅、韩光琦三个人找来，当面安慰他们一下。”

　　蒋先生说：“好！就由你回去传达我的意思，并陪同他们来见我。”

　　彭奉命后，立即飞返西安，见了杜斌丞等把蒋先生请他们见面的话，一一传达，杜等闻悉，皆为之大感兴奋，立刻准备启程，到了第二天就偕彭昭贤飞去了武汉。

　　中国有一句老话是：“人有见面之情。”杜、续、韩三人于谒见蒋委员长后，双方都很表满意，从蒋先生官邸回来后，杜氏等异口同声地都说：“委员长伟大！”

　　野心难泯杜斌丞送命

　　在这三个人中，韩光琦仅是一个光杆省府委员，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续式辅原是跟随杨虎城多年的军需处长，职务也仅限于财经部门；惟有杜斌丞其人，过去在陕西办过很多年的教育，中共里面的许多高级干部，如已故清算的“东北王”高岗和刘志丹等，都是他的学生。杜当时又是陕西省政府的秘书长，在省府有辅佐主席综揽全局的责任。在私人情感方面，他和杨虎城的关系最深厚，所以当时在西北方面，杜斌丞算是一个值得使人注意的对象。

　　等到后来省主席孙蔚如所部奉令出陕参加抗战，陕西省主席便由蒋鼎文将军兼任。杜斌丞在这次改组中虽然丢了秘书长的位置，但仍保留了一个委员名义。一直到抗战后期，陕西省府再度改组，由熊斌充任主席时，才把杜的委员名义予以撤销。但蒋鼎文为了顾全大局，依然保举杜做了一名军事委员会的“挂名参议”。这个时候就怪杜自己不好了！当他丢掉了省府委员的纱帽后，一气之下，立即加入了“民盟”的组织。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了蒋先生，蒋自然很不高兴，某次曾特予召见，当面问杜：“为什么要参加民盟？”杜当场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他和蒋先生的关系就这样的中断了！

　　此时胡宗南在蒋先生的大力培植下，已俨然成了“西北之王”。对于像杜斌丞这样的活动分子，自然在他注意之列。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私下告诉杜斌丞，说胡宗南有逮捕他的意思。杜一吓之下就回乡下去躲避起来，一住几个月都不敢露面。

　　这段期间，彭昭贤因公去了重庆，所以对于杜斌丞的事并不清楚，及至彭氏由渝返陕，某日杜派人送来一封信，信内问彭，他可不可以回到西安过农历新年？彭阅信后始悉其中尚有这样的一段情。

　　隔不两天，胡宗南去看彭昭贤，彭在闲谈中问胡道：“听说你要派人逮捕杜斌丞，有这么一回事吗？”

　　胡答：“没有的事。”

　　彭氏就马上将此意转知杜斌丞，杜才有胆返回西安，但一直是深居简出，闭门养晦，幸而并没发生其他事故。

　　到了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抗战接近尾声时，彭昭贤因升任内政部次长，离开西安，去了重庆，同杜就失了联络。后来有人在重庆看到彭氏时问他道：“杜斌丞被祝绍周枪毙了，你知道不知道？”

　　彭问：“没听说，为了什么呢？”

　　答：“罪名是贩卖毒品。”

　　彭说：“杜斌丞连纸烟都不吸，而且这个人虽然思想左倾，但他却绝对不是共产党，平日的生活，也极端的朴素规律，从不做犯法之事，说他贩毒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彭昭贤所知的蒋张亲密关系

　　张学良呼蒋为老先生

　　在上一节里谈到杨虎城的旧部杜斌丞之死，在我和彭昭贤谈到这件事时，我曾问彭：“这是不是政治问题呢？”彭答：“当然是这个原因了。”讲完了这件事之后，彭氏又告诉我，在西安事变后，另有一个掩护得法而逃过难关的人，那便是共党主要分子南汉宸。南氏做过杨虎城的秘书长，因当时由于中央的一再反对，被迫去职后，即在西安闲住。在西安事变的当时，他完全站在幕后，所以没有人发现他的秘密。这真有所谓“幸与不幸”了！

　　记述至此，都是说的与杨虎城有关联或其部下方面发生的事。至于张学良呢？那时虽也有一些反对张氏的人，向蒋先生提出不利于张的意见。但蒋先生则始终以爱护张的心理，对他破格优待，甚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以维持他一人生活一直到二十五年之久。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据彭昭贤指出：这除了曾由蒋先生亲口说出的：“念其民国十七年归附中央之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外，在私人情感方面，蒋张的密切关系也是无人可及的。

　　彭氏说，记得在《三国演义》上有人说：“刘关张的关系是君臣而兼手足。”准此以论蒋张，至少那个时期他们是做到了“长官与部下”、“家长与子弟”兼而有之的地步。

　　在蒋先生洛阳祝寿的那个阶段，张学良亦步亦趋地随侍在蒋先生左右。当时的军政要员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曾和商震在私下的谈话中，就感觉张对蒋先生的恭顺，似乎有些过分，而有失部下对于长官应有的态度！但他们哪里知道，彼时的蒋张之间已亲如父子（蒋先生日记和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均有此记述），早就超过了单纯的长官与部下关系了。

　　彭昭贤氏因在西北任职的日子较长，所以他了解的内情，也较旁人为正确。有许多内幕，非由他口中说出来，局外人是永远没法理解的。

　　彭氏以那次随蒋先生同游华山为例，因张学良、冯钦哉、钱大钧和他四个人都是大胖子，爬山的本领谁也赶不上蒋先生。在登山时，爬了没有多久，蒋先生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而他们四个人都汗流浃背地落了伍！

　　张学良当时看见蒋先生走远了，他就一面爬山，一面和他们讲笑话。在他们四个人里面，张和彭的年龄比较轻些（彭那年是三十七岁，张是三十六岁），钱、冯两个人都是大胡子，张就专讲有关胡子的笑话，一路嘻嘻哈哈的妙语如珠，颇不寂寞。彭又指出：张在谈话中对蒋先生始终非常恭敬，既不称蒋先生为委员长，也不称蒋先生为校长。一口一声的“老先生”，使人听来觉得既亲切而又有一种情感的味道在内。

　　张氏有资格穿房入户

　　彭说：张当时曾告诉我们，他和老先生一起吃饭，每次都吃不饱。希望我们开饭稍晚一点，等他陪完了老先生再来和我们一起吃。

　　据彭从旁的观察，张学良天性笃厚，他对于蒋先生每每以晚辈自居。即在人前亦不讳言他把蒋先生看成自己的父亲一样，而坦然地执行子侄的礼节。

　　那次登临华山后，在安排住室方面，彭氏还记得张学良同蒋先生住在紧邻的房间。他和钱（宗泽）、钱（大钧）、冯（钦哉）四个人则住在一起，这都是侍从人员替他们安排的。据侍从人员表示，蒋先生卧室，除了夫人可以自由出入之外，张学良那时也是具有“穿房入户”的资格之一人。张在平时，只要提到蒋先生，都是感激涕零地说老先生对他如何好，自己承认父亲对于儿子也不过如此。彭氏相信，就是蒋先生本人也相信张学良对他所说的话是由衷之言，并不对他有任何怀疑之处。

　　蒋夫人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曾写着：“张诚挚言曰：夫人，余已觉悟此举之不当，绝不愿托词掩饰，惟自信动机确系纯洁。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员长同来者，余敢断言，绝不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变。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了解委员长也。彼所斥责者每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对汝鄙为弃材，则绝不再费如许精神对汝斥责矣。汝每称事委员长如父，彼信汝此言之诚，故不假词色。”

　　为了证实这件事，彭氏还同我讲述了张学良亲口讲给他听的三则小故事，以说明张氏小心翼翼服膺蒋先生的亲切情事。

　　张亲口讲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张告诉他说：“老先生虽是日理万机，把全副精神都摆在公务方面，但却养成了早睡早起的良好习惯。我是一个年轻人的脾气，有时候和你们谈心得高兴了，常常到深夜还没有睡意；到了早晨有时候因睡得太迟，也不能准时而起。我若回去晚了，又怕有脚步声音惊动了老先生，每次都是蹑手蹑足的——张一面讲，一面还表演给他们看，样子颇为滑稽——唯恐弄出声响。到了第二天早晨老先生起床了，隔了一会，我就听见他发出读书的声音，高声朗诵——张说时，也学给他们听，像乡村老夫子念书一样，有腔有韵——我一直想笑又不敢笑。因为老先生一读书，就使我想起当年老帅给我请的那位‘绍兴老夫子’来了。”

　　第二个故事——张说：“当我回到屋里睡觉时，最怕咳嗽声音惊动了老先生，本来我没有咳嗽的毛病，但当我想起来要防止咳嗽的时候，偏偏会觉得喉咙发痒，咳！咳！咳！打干腔，这个滋味很是难受！”彭氏认为张讲的这段故事，非过来人无法道出。

　　第三个故事——张说：“有时你们有事要办，我却无处找人谈天，若去打扰老先生，我心里又有点不安，只好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寻找消遣之道。我这个时候唯一的消遣法，是拿一盒火柴，把它用手轻轻地一弹，将满盒火柴散布一地，然后我再悄悄地站起来一根一根地把它拾了回来。等了一会瞄准了方向再弹出去，再拾回来。一直到疲劳上床睡觉为止。”

　　以上三则故事，是张学良在华山顶上讲的，内容也就是讲的在华山那几天的情景。

　　重温一遍蒋先生训词

　　这三个小故事，说明了一些什么呢？彭氏认为这已充分地证明了蒋张两位不比寻常的关系。那么，张在西安既做了一件错事，并且事后也有了痛加悔改的诚意，以一个以父辈和领袖自居的人，除了自责以外，又何忍过事苛求。

　　关于此事，蒋先生在离陕时对张杨训词中即曾作过恳挚之表示：蒋先生曾说：“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之良机，实我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说到责任问题，蒋先生又说：“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

　　说到纪纲问题，蒋先生又说：“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纪纲，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对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事变之始，既已自认为鲁莽，深表忏悔，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下，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及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关于不作过分追究一事，蒋先生也说：

　　“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

　　在蒋先生的对张杨训词中，他虽一再表示部下犯法应由上官负责。但我们更不要忽略蒋先生所指出之：“中国自来以改过为君子。”

　　事已过去再谈已多余

　　据笔者所知道的内幕情况：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张是百分之百的于看到蒋先生日记后，有了彻底的悔悟。这从他尽力调护蒋先生安全，及陪送蒋先生返京而躬受国法裁判，和在被看管过程中矢口不谈往事，专心一志地研讨明史，以及在台北恢复自由之后，避免会见昔日故交等等事迹中，皆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蒋先生对于他，也始终本着爱护的心情，而予以宽容，和充分地履行了“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之诺言。

　　至于杨虎城，他却始终在内心里抱着一种“愤慨不平”的情绪！他不但在国外大放厥词，就是在被看押之后，也是终日牢骚，毫不认错，一丝一毫没有悔过的表示。蒋先生即或再“仁恕宽大”，对于一个不可救药之部下，又何从救起？这真是：“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了！

　　我们站在极客观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杨虎城固是自取其祸，死不足惜！但是张学良不管当初他做的这件事怎样的犯了错误，但有了事后的“勇于悔过和勇于负责”的精神，确是值得令人同情和敬佩的。

　　从国家法律方面言，张干了这么一件大事，被判刑十年和褫夺公权十年，量刑不得谓重。然而，他却于被获得特赦之后，再由于一纸“交军事委员会管束命令”而失了自由二十五年。人们论断这件事时，就觉得既由国家立法而又不加遵守的行为，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人们的想法是：当张被判刑之初，中枢站在法律观点，倘若认为张“罪有应得”，判处了张的死刑，或是二十五年乃至若干年的徒刑，国人都不会有什么话说。但像中枢后来那样的处置，拖泥带水，就不能不令人有所不平了。

　　人们怀疑的是：蒋先生既然以宽大为怀给杨以“革职留任”处分，又何尝不可以在七七抗战时期叫张“戴罪图功”？由此可见，人们对张的关怀，已超出了一个通常法律的范围，发言立论都是站在“天理、国法、人情”上面的。

　　总而言之，此事早成过去，到今天我们如果仍旧斤斤地去讨论这项问题，那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也是多余的。

　　对于蒋先生是这样，对于张学良将军也没有例外！所以我们认为有很多人把共产党的坐大，和一九四九年大陆变色的这篇糊涂账，一概都算在张学良的身上，那也是不大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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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城中的张学良（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一）

　　坐镇西安的张副司令

　　当一九三六年秋，在陕北的红军，因被国军不断围剿，红军粮弹两缺，地盘日蹙，显已濒临日暮途穷的境地！

　　那时隶属于西北剿匪副司令——总司令由蒋先生自兼——张学良将军麾下的东北军，一共有如下五个军的番号：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兼任甘肃省主席，该军驻防于甘肃省境。

　　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驻防于喜峰口附近。

　　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驻防在华北一带。该军的一百廿九师，师长是周福成，奉调到西北归六十七军指挥，参加对陕北的剿共工作。

　　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西北担任剿共的主要任务，驻防在甘肃平凉附近。

　　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军部驻在固原。

　　以当时的实力来说，局促于陕北一隅的中共武力，人数约三万余众（陕北尚有刘志丹、高岗土共武力约数千）。在一九三六年秋，西北剿共部队，曾在蒋先生的严厉命令之下，对陕北发动了一次巨大的攻势，由六十七军和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东北军的精锐——做为主力。在该战役中，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奉命担任追剿任务，一直的追到延安以北约一百余里的蟠龙镇附近，才奉命停止前进。随后，唐君尧又奉到一个命令，调他率部到甘肃固原方面参加作战。

　　这一役，唐特别出力，直收复了固原以北六十华里的七营，并先后在七营以北约三十里的马旗堡，将被围困的马鸿宾所属的一个骑兵团也解救了出来，仍在七营附近，与共军对峙，候命行动。

　　日军压迫下官兵厌战

　　这时，蒋先生已经到了西安，曾有命令着在西北前方剿共将领，克日齐赶赴临潼华清池集中训话。在这项命令的同时，另由总部下了一道命令是：“在陕甘毗连地区各将领离陕期间，前方剿共军事，着由唐君尧负责。……”并派一架飞机，把唐由固原接往平凉坐镇，以便就近指挥。

　　但当时在西北参加剿共工作的所有官兵，由于国军的连年进行剿共，更由于日军在华北方面之节节进逼，在心理方面已发生厌战情绪。尤其是那些怀有“国难家仇、背井离乡”心情的东北军，心里发生的反感特大。张学良本人当时对于部队的这种情绪，亦无法加以抑制。

　　于是“团结抗日、披甲还乡”的口号，便时常挂在这些人的口头上，有些老成持重一点的军人，甚至同这些人在意见上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但却不能阻止这一形势的自然发展！

　　二十多年前，张学良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人，他口中虽然不便公然的反对蒋先生的“安内攘外”政策，但他遇有机会，还是不断的向蒋先生提供意见，建议蒋先生“放弃剿共计划，团结抗日”。于是“东北军不稳”的报告，便时时会送到蒋先生那里。

　　蒋先生当时为了平息这项谣言，和对共军进行最后打击，才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了西安，驻节在临潼华清池招待所里——杨贵妃温泉入浴的地方——召集各将领训话。

　　突奉急电便跨上专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三时，东北军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那时已经奉令由固原回平凉，指挥军事，他正在平凉师部批阅“匪情报告”之际，突然听到办公室外面有人报告。唐说：“进来！”“是！”门外有人答应了这么一句后，就走了进来。

　　唐这时抬头一看，只见进来的这个人是一〇五师译电室主任，一脸孔惊惶之色，用手捧着一封译好的电报，当面呈交在他的手上。

　　那封电报的电文很简单：“限即刻到，平凉一〇五师唐旅长君尧〇密：机到即来，张学良陕机印。”就是这么几个字。

　　唐君尧刚刚看完电报，就听到空中有飞机的“轰！轰！”声音。

　　紧接着，机场上警卫人员，已经来了电话说：“张副司令派他自己的专机——波音机——来接唐旅长到西安去，已经到了机场。”并请他赶快启程。

　　唐也不知张找他为了什么紧要事，只得匆匆的对参谋长交代了几句，立即登车驰往平凉东郊机场而去。

　　他到了机场一看，那架弹痕累累的张学良专机，已经停在机场跑道上，除了一位来迎接他的副官在机门附近等候他登机以外，那位意大利机师伊雅格，只摆一摆手向他打了一个招呼，至于飞机的螺旋桨，却是一直的没有停止下来。

　　唐登机之后，飞机立即起飞，向西安方面飞去。平凉距西安是七百余华里，唐在机上看了看手表，只飞了五十五分钟，便已到了西安上空。

　　等到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的时候，冬日苦短，业已万家灯火，机场上尤其呈现着一片寂静。飞机刚刚才降落，在机场上担任警戒任务的高射炮队队长张伟斌，已在机场等候着迎接他（张队长是刘多荃将军的连襟）。

　　由机场到金家巷大楼

　　这时，另由机场一角，驰来了一辆小汽车，车门一开，由车里跳下来一个人，唐一看，原来是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将军。

　　他赶快对刘行礼，并立即问：“师长！什么事？”刘多荃说：“我也不知道，副司令自己会告诉你的。”

　　唐登车以后，汽车飞驰进城，刘和他在车行途中，都无话可说，更加上那天的天气特别阴沉，正象征着西安即将有重大事故发生的样子。

　　那时张学良的办公地点，是在西安东门里金家巷大楼。这里原是陕军将领高桂滋的公馆，是一所占地甚广的现代化建筑物。

　　楼下是会客的大厅，二楼是张学良的书房和小客厅，三楼是卧室。

　　刘多荃领着唐君尧通过楼下的大客厅之后，一直走上二楼小客厅里去。这时，刘并对唐说：“请你在这里坐一下，副司令出去了，马上就回来的。”

　　唐君尧是一位直性汉子，像这样神神秘秘地，用专机把他由平凉接到西安来，又不知道有什么任务，他实在感到万分气闷。于是，又找了一个机会对刘说：“师长！我军新近收复固原以北的七营，现在两军正在对峙之中。我接到的情报，是共军随时准备反攻，前方的将领，却又都已奉命调回了西安听训，一个负责任的人都没有，如果战事再起怎么办？”

　　刘多荃对唐笑了笑，突然说：“镜宇（君尧字）！我太太对你特别好，是怎么回事？”刘的这句话，答得不伦不类，非但答非所问，而且玩笑未免开得太大，刘是师长，唐是他部下的旅长，唐对刘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反问，一时简直弄得手足无措，唯有瞪着两眼向师长呆看着。停了好一会，刘多荃忽又打了一个哈哈，拍了一下唐的肩膀说：“我太太常对我说：‘以后你做事，只要不离开镜宇，我就放心了！’所以我说她对你特别好。哈，哈，哈！”在焦闷中的唐君尧，对于刘多荃的这种玩笑话，颇有啼笑皆非之感。不料刘说完这句话，似乎另有他事，很匆忙的站了起来，对唐说：“镜宇！你再坐一下，我还有其他的事，顺便去看看副司令回来没有？”说完，刘就走了。

　　这时只剩唐一人耽在小客厅里，等了很久的时间，也未再见刘多荃回来。良久，才有一位副官走进来对唐说：“副司令到临潼去了，委员长今天在华清池请客，副司令临走曾吩咐，旅长来了请你等一下。”

　　闷在小客厅里几小时

　　这个小客厅不大，屋内陈设也很简单，除了几张沙发以外，别无长物。墙上也只挂了一幅郑板桥画的竹子，上面题着：“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在空洞洞一个厅堂里，只有他一个人，除了壁炉台上摆着的那个小钟“滴答，滴答”的作响以外，屋内连半点声音都没有。在沉闷气氛中，唐君尧越发感到内心不安！在厅里走来走去。他自信自献身军伍以来，的确做到了“武官不怕死”的地步，从来没有违背过长官所交给他的任务。他想对自己不会有什么事。更以张学良对他的知遇来说，他又联想起在武汉时期，张学良某次在写给他的一位老同学张炳南的信里曾经提到唐，张那时加给他的考语是：“唐君尧是血性男儿，有胆有识。”他知道张副司令一向对他信任，这次突然的召他到西安来，也一定不会对自己的事有什么不利。

　　那么，在各将领云集西京之际，张副司令为什么单单的又要调我来此呢？唐君尧想来想去，实在想不通是什么道理。

　　时间过得很快，唐君尧五点多钟到了张的公馆，等到他想起来看看时间的时候，那只小座钟已经指到九点了，而这时外间似乎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说来说去还是闷葫芦

　　直到九点半过后，他才听到楼下开门的声音，汽车驶进来的声音，开车门的声音，以及杂沓的脚步声。

　　这时，听到张学良很急促的声音问：“唐旅长来了没有？”“来了！”副官回答。接着张即匆匆登楼走入小客厅，唐立即起身向他敬礼，张走前一步，用一只手挽住唐君尧的手，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请他坐下，笑着对他说：“请你等一等，我换一换衣服就来。”

　　唐君尧记得，张是“辛丑年、癸巳月（四月）、壬子日（十七日）、庚子时”的八字，那时他的年龄也不过三十几岁，这时他改穿上一件长袍，再配合他修长魁梧的躯干，高鼻梁、大眼睛，分明是一位浊世佳公子，如果不认识他的人，一定不会相信他就是身膺边疆重寄的张副司令。

　　唐看见张走进来，又起立向他敬礼。张仍是很轻松的说：“坐下！坐下！我有话同你讲。”

　　唐君尧是一个急性子的人，闷了好多个钟头，这时见了张的面，再也忍不住了，不等张开口他就问：“报告副司令！前方军情这样的紧急，你要我来西安，究竟是什么事哪？”

　　张对他的问话，并未马上做正面的答复，只是对唐笑一笑，然后把面容一整，对唐说：“我告诉你，我不但对你信任，而且认为你有勇气、有办法，你一定能够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唐见张这么说，唯有感激地答应了一个“是”字。

　　张又接下去说：“你看见过田中义一的奏折，一定记得日本的政策，是要灭亡整个中国。我觉得今天不但东北军因为要回东北才主张抗日，凡是中国人，只要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也一定要站起来，和日本作战！”

　　唐一面听着张的倾诉，一面口中不停的“是！是！”的答应着。

　　要对蒋先生实行兵谏

　　张学良说到这里，把话题一转就说到蒋先生的身上了。他告诉唐君尧说：“我今年——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洛阳向委员长拜寿的时候，曾当面请求他派东北军到百灵庙去，参加傅作义的对日作战。我曾告诉委员长，东北军对剿共已经失了兴趣。

　　“委员长当时对我说：‘你太天真了！就是我叫你去，经过山西时，阎百川也不会叫你去啊。’

　　“这次谈话，可以说毫无结果，反而引起委员长的极大误会。

　　“后来，委员长看见我一再的请求，才给阎百川先生去了一封电报。阎氏的回电说：‘晋绥军对于绥北的敌人，足以应付。’这等于变相的拒绝了东北军的请求。至于内幕情形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也不敢问，这件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等到后来，绥北的情况突告吃紧，不但百灵庙沦陷于日军之手，而且敌人还有趁胜南下之势，阎这时也有电来对东北军表示欢迎。我又曾请求委员长可不可以派东北军到绥远去参战？

　　“委员长没容我说第二句话，就拍桌子对我斥责着说：‘我领导的是革命政府，对国家整个对内对外的大计，我有一定的安排，你反对国家整个的政策，就是反革命！’”

　　张学良说到这里，顿了一顿，面容上有无限委屈的表情，显得十分难过。唐这时坐着静听，哪里还敢插半句嘴，接着，张又对唐激愤地说：“为了抗日，我上过万言书，我对委员长痛哭流涕的陈过词，我甚至给他下跪，但是，除了遭到他的斥责以外，他是一点活动的口气也没有！”

　　张这时眼睛红红的，更显得激动了，声调愈亦沉重，他握着拳对唐说：“现在逼得我们实在无路可走，我想，国人都和我心理一样，谁也不愿意再打内战了，以致弄得国破家亡，两败俱伤！为了抗日，为了停止内战，经我考虑的结果，对于这位倔强的老人，只有实行兵谏！”

　　派唐君尧去接蒋先生

　　张学良把这句话一说出口，对唐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直把他震惊得不知所措！唐当时心里立刻想到：自从民国二十年到二十五年这段期间，可以说是中国最上轨道时期，这完全是蒋先生领导之功。张副司令这样做法，不是太危险了吗？但张却紧接着说：“前方将领虽然都在西安，但我觉得只有你才可以担当这件重要的任务，所以我特地把你调到这里，要你去到华清池把蒋先生接回西安来。”

　　唐这时已知道出了大事，诚惶诚恐地对张说：“如果发生误伤怎么办？还有其他的严重后果，副司令考虑到没有？”

　　张说：“如何把蒋先生平安的接回西安，这是我交给你去做的重大任务，你必须达成。至于其他后果，一切由我负责好了，你不用管。”

　　唐在此时，忽发奇想，竟对张说：“请副司令答应我，由我自己明天去把蒋先生接了来，免得副司令负兵谏责任好不好？”

　　张摇头说：“你的想法太乐观、太天真了！你想，你一个人怎能达成任务？恐怕你没把蒋先生接来，你早已没命了。好好的替我执行任务吧！不要再存傻头傻脑的想法。”

　　唐君尧奉到这项重大命令后，因为太突然、太严重了，一时不知是真是梦，但他仍不放弃进言的最后机会，于是又对张逼问了一句：“副司令！你既然决心这样做，我当然服从你的命令，但请你允许我问你最后一句话，你冒这么大的危险，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张很干脆地答说：“拥蒋抗日。”

　　“到底为了什么？”唐又这样追问了一句。

　　“拥蒋抗日。”张再这样的回答唐君尧。

　　唐君尧此时已经知道了张学良决心实行兵谏，他本人绝无力量说服张中止这项行动。他凭着张对他的亲切和信任，又居然噜嗦地问张：“副司令这种做法，于主席（学忠）、何军长（柱国）知道不知道？”

　　“我还没告诉他们。”张答。

　　唐说：“这样大的一件事，如果将来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内部的意见还不一致，这不是太危险吗？”

　　小客厅中的机密会议

　　张学良想了一想，也觉得唐君尧说得很对，立即对唐说：“怪不得一般人说你粗中有细！”说完这句话，立即吩咐侍卫人员赶快去请于主席和骑兵军的何军长来。

　　接着又派人去请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骑兵第四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贵五和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召集他们一起来开会。

　　于孝侯（学忠）这个时候正在兵站总监米春霖公馆里打牌，所以去的人，一找就把他找到了。

　　于孝侯第一位先到，他穿的是一件蓝袍，外面罩着一件马褂，外表上看去，好像是一位银行的老板。

　　张学良一见他的面就说：“孝侯请坐，我告诉你一件事，蒋先生逼得我没有办法了，我打算派唐旅长带人到华清池把蒋先生请进城来，建议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于学忠听到这个讯息，自然一惊非小，随而沉思了一下，反问了张学良两句：“您第一步这样做，第二步怎么办？”

　　张说：“我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步还是拥蒋抗日。”张说到这里，又很激动的接下去说：“我认为中国人再也不能打内战了，我不但无意做领袖，而且我也不配做领袖，我再重复的告诉你一句，我始终是拥蒋抗日。”

　　这时，特务团长孙铭九走了进来，张学良立即告诉他：“我交给唐旅长办一件重要的事，你听他的指挥，回头你们好好的计划一下，看看应当怎么做？”

　　不到一会工夫，缪、刘、白等人，都先后的走了进来，只有何柱国将军因为家里人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把他找到。

　　当张学良宣布这一事件的时候，唐君尧当时曾留意了一下各人的面色，只觉得刘贵五一个人，当堂把脸的颜色都吓青了，身上好像有点颤抖的样子，其余的人，大家都算镇静。

　　不过，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发言，大家都闷坐不语。与其说这是一次秘密会议，毋宁说这是张副司令一个人在下达命令。

　　当夜拟定了迎蒋步骤

　　张学良宣布了这一惊天动地的事件之后，一时似乎情绪显得很乱，他向缪澂流将军说：“请你今夜就在金家巷大楼留守，其余的人分别去执行任务。我还要到新城大楼去见杨虎城，城内的事，是由他派人负责的。”

　　张交代一番之后，随即转身下楼，走了两步还特别回过头来向唐君尧说：“你先休息一下吧，要准备明天凌晨开始行动！”

　　张坐着汽车匆匆赶到新城去了，大家接着也由金家巷大楼走了出来，都怀着一颗忐忑的心。

　　在沉默中各自分手。唐君尧和张的特务团长孙铭九两人，因为负有重要任务在身，还留在楼下大客厅里密商了一阵，决定在特务团第二营里面，挑选出一连人来执行这项艰巨的命令，并且又拟定了一套执行这项重要任务的步骤，这时已经是十二月十二日的上午二时三十分了。

　　唐君尧的家，是不久前才由北京搬到西安来的，因为他在前线指挥剿共军事，和家人已经很久不见面了，在深夜里，他还回家去了一趟，他的家就住在金家巷南面的丰埠里四号，和刘多荃师长对门而居。那夜，他突然归来，家人也都有点感到意外。他跑到上房唤醒了他的老太太，说了几句话。并且告诉他的太太说：“我今天下午由平凉回来，办完公事后，刘多荃师长一定要请我吃饭，饭后又拖着到他公馆里打牌，不巧刘太太一人大输特输，还要拉着打下去。刚才在吃消夜时，我特地抽身跑回来一趟，看情形非打到天亮不可。我现在马上还要赶过去上场，你睡觉吧，明天叫铁郎（唐的儿子）不要上学，我想看看他的功课哩。”

　　唐为了要保守秘密，不惜破例向自己的太太编造出一大堆谎话。他在家里约略耽了一下，就赶着离开家门，和刘多荃、孙铭九会合，去干着一件震惊全国——甚至震动全世界的大事了！

　　在临潼城楼上的心情

　　依照预定的行动步骤是：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正，那一连部队便要准时分乘卡车到达临潼华清池门前，并且不准放一枪一弹，要立即迅速地冲入华清池招待所，径到蒋委员长的住室内，把他接了出来。

　　唐和刘多荃两人，于五时正便共乘了一部小汽车先向临潼进发。部队于五时十分亦分乘几辆大卡车，由孙铭九和刘贵五两人率领着出发。唐、刘的车子于五时三十分左右先抵临潼，因为天尚未明，四面一片漆黑，他两人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悄悄地摸上临潼县城的南门城楼上，四只眼睛都注视着那黑黝黝的通向西安的公路，看后面跟着而来的部队的卡车驶来了没有。

　　华清池就在临潼县城斜对面的骊山之麓，因为有温泉之胜，所以当时的中国旅行社在那里设有招待所，蒋先生抵西安后，就下榻于此。华清池从大门口起，因为蒋先生驻跸，已有宪兵和侍卫人员严密守卫着。

　　在行动部队尚未抵达的那一刹那，唐君尧在城楼上，不仅心脉偾张，而且百感交集，他想着：临潼自古以来是多事之地，在当年曾有所谓“临潼救驾”的一幕，想不到我今天又来串演一齣“临潼劫驾”！不知后世写历史的人，对于这一件大事，将做出怎样的记载？

　　就在此时（约莫五时四十分），远远已可看见西安公路上汽车灯光耀眼，行动部队来了。唐这时反而很沉着，他认为：张副司令既把安全接走蒋委员长的重要任务交给他，这项责任实在太大，他一定要沉着谨慎地从事，万一有了差错，那简直不堪设想。

　　部队所乘的几辆卡车，驶离临潼不远，已全部将车头灯熄灭。一辆接着一辆，直驶到华清池大门口的空地上。这时，在门口守卫的宪兵，已经开始喊问：“谁！谁！停下来！”

　　不准开枪冒死往里冲

　　行动部队早已奉有命令，汽车一停，大家忙着跳下车来，也不理守卫的喊问，准备一拥而上，齐向华清池大门冲进去。唐君尧在临潼城楼上见部队抵达，诚恐冲入时发生意外，也飞步下城，急跑上前，准备亲自指挥。

　　就在这一瞬间，华清池的守卫人员已发觉来势不妙，当卡车上的行动部队正在纷纷下车，还未冲前之际，守卫立即开枪，朝向汽车射击过来。

　　由于距离太近，在枪弹密集之下，执行任务的部队，马上便伤亡了好多个。大家正要准备还击。在此千钧一髮之顷，唐君尧已跑到门前，立刻下令孙铭九、刘贵五，绝对制止弟兄们开枪还击，只命令他们持着枪冒死向里面冲进去。

　　弟兄们接到命令，大家便不顾死伤的直朝华清池门里猛冲，守在大门口的几名卫士和少数宪兵，虽然拼命抗拒，不停射击，终因众寡悬殊，还是无法阻止得住。

　　行动部队冲进华清池了！这是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的刹那间发生的大事，幸亏在冲门时，未曾酿成巨大的流血事件，但行动部队也牺牲了十多名之多！

　　枪声一停，唐君尧立即进入华清池招待所。当他走到华清池东侧的一条曲径时，在昏暗中看见一位穿中山服的人坐在径旁，低头不语。唐问：

　　“你是哪一位？”

　　“钱大钧。”

　　“主任受惊了！”

　　“我只受了一点轻伤，不要紧。”

　　“好吧！我马上派人送主任到西安去。”

　　送走了钱大钧，唐三步两步走向蒋先生的住室，推门一看，原来人去房空，蒋委员长已经失去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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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二）

　　凌乱的文件撒满住室

　　上节说到唐君尧在华清池招待所里急急忙忙走进了委员长的住室，已不见委员长的踪影，再定睛一看，却见刘贵五团长竟站在室内床沿边上，鬼鬼祟祟地正在弯着腰包扎东西，似乎很忙。

　　原来刘贵五已先闯进房来，他看见委员长已经不在，竟在室内搬东西，他就利用床上的那一条大白被单做包袱，已经拣出了一大堆什物衣服等，甚至连委员长平日常御的那件黑呢大氅也在内，堆得高高的，方在床沿上用力捆扎。唐君尧突然走进房来，使他显得相当尴尬。

　　在这样紧张气氛下，唐一瞥见刘贵五居然还有闲情包东西，不由得勃然大怒，走到床前，戟指着刘斥骂道：“真岂有此理！这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时候！你在这里当土匪？”

　　刘这时只好停下来，又不敢出声，只朝着唐君尧立正着微笑。唐因寻不着委员长，心情格外紧张，也管不了这些小事，接着又不住地向刘挥手说：“去！去！赶快出去和孙铭九尽速设法搜寻委员长的下落。”刘唯唯连声，往外便跑。唐又喝止说：“你记住！若不能安全地寻着委员长，你不要再来看我了。”刘匆匆向唐一俯身，嘴里哼着“是”，人已跑出室外了。

　　刘贵五出去后，唐一人闷站在室内，四下一打量，看见桌上和地下，凌凌乱乱的撒满了都是文件，不知是委员长于仓皇离去时遗下来的？还是刘贵五翻东西时搞得这么散乱？横陈在室内那张铁梨木大床，还是委员长未抵达前，特地向西安中央银行借来的。唐趁这时便俯身在地下拣起了好多文件，匆匆忙忙地还整理了一下，其中，经唐看过的，计有委员长的日记、两封电报、一份计划和一份“会谈纪录”。

　　两封电报和抗日计划

　　那两封电报：一是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张群拍来的；另一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拍来的。

　　张群的来电大意是：“欧洲多事，英美无暇东顾……”等语句，在电文之外，并附夹着一份张群和当时日本驻华公使川樾茂的八次会谈纪录。

　　何应钦的来电大意是：“自从宋（哲元）土（肥原）协定签订，内幕仍不详，不知二十九军真正态度如何？（按：二十九军即指宋哲元所统率的部队）……”

　　至于那一份计划书，是假想未来对日抗战的“战斗序列”和“军队区分”，唐氏至今尚记得那个计划书上曾写着：

　　抗日作战最高统帅蒋中正。

　　第一方面军——蒋中正兼。

　　第二方面军——张学良。

　　第三方面军——冯玉祥。

　　第四方面军——阎锡山。

　　第五方面军——何应钦。

　　第六方面军——李宗仁。

　　第七方面军——白崇禧。

　　至于计划书中的“军队区分”部分，唐氏在匆促一瞥中，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的师长刘多荃是要编成一个军，下辖一〇五师和一一一师。

　　委员长的日记，唐也顺手揭过了几页，使他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委员长在日记中对张学良的评语，那评语是：“汉卿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不要开火决不是兵变

　　时间实不许可唐在室内仔细翻阅这些文件，因为从凌晨六时开始，东北军那一连行动部队冲进了华清池招待所后，当时守卫在华清池内的宪兵和委员长的近卫人员，仍在拼力抵抗，在花木扶疏、小桥流水的华清池里，各角落枪声砰砰，情势相当混乱，尤其在“贵妃池”西侧的那一排浴室房屋内，抵抗力量最激烈，除了紧密地向外开枪，甚至还向外面扔出手榴弹来。唐在未进入委员长的住室前，为了先要制止双方开火，在亲身指挥中，不断高喊着：“不要开枪，没有事，不是兵变呀！”相持了一段短时间，好不容易才把那些负隅抵抗的宪兵说服，同时又叫躲在屋内抵抗的宪兵们各自把武器抛出来，保管无事。这样，枪声才渐渐停止，结束了对峙的局面。唐氏这时遂急匆匆地跑进了委员长的住室。

　　当唐氏在委员长住室内翻阅文件时，已经是七点多了，这时行动部队在孙刘两团长指挥下，早已在骊山上展开搜索行动。唐挟着一大叠文件，走出委员长住室，仰首看了一下搜山的士兵，便匆匆直奔至华清池大门口侧边的电话室来见刘多荃师长。原来刘多荃于行动部队冲进华清池后，他便走下临潼南门城楼进入华清池，一直坐在这间电话室里，和西安城中的张学良保持联络，不断报告这里的情况。

　　唐一跑进电话室，便向刘多荃说：“委员长的去向仍然不明，现在还在搜山。这一包东西是我在委员长住室里捡得的一批文件，都交给师长保管吧！”

　　张学良在电话里顿足

　　刘多荃也无暇查看文件，却皱着眉向唐说：“副司令听说委员长不知去向，在电话中急得直顿脚，连声音都变了，一再严令仔细搜寻。倘若不能安全地把委员长接到西安，你我恐怕都要死在华清池了！”刘说完话，吁了一口长气，和唐默然相对了好半天。

　　在行动部队第一次搜山的长时间内，刘和唐两人的焦急之情，实非楮墨所能形容。在这中间，曾找来几名放弃抵抗的中央宪兵和卫士，经过刘唐两人亲加严诘之下，他们对于委员长的行踪，又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委员长于昨夜不知接到什么电话，已于凌晨乘车向东去了；有的说委员长仍躲在华清池附近；有的又说委员长恐怕已经越过骊山，循小路走远了。另有一种报告更觉离奇，说是委员长已乘汽车过了渭南。

　　以上种种报告，实在叫人越听越乱，当时唐君尧曾请刘多荃立即以电话向渭南驻军联络，询问有无其事。据渭南方面答称：“有的，在凌晨五时前驶过去了一辆小汽车和两辆大卡车。”刘多荃听了这样的回复，摔下电话筒，气急败坏地不住地叫着：“糟了！糟了！怎么办？”

　　兵谏的后果无法想象

　　幸好唐君尧心里有数，他认为驶过渭南的三辆车，一定不是委员长的车。因为他知道当他奉令准备执行这次重要任务时，张学良恐怕中央军对东北军发生误会，曾连夜派工兵团长杜维纲先去炸毁华阴大桥，阻止中央军的万一西进。所以，唐知道那三辆车载的是杜团长和工兵人员的，绝不是委员长的座驾车。

　　因为委员长走脱与否，尚不可知，这一场“兵谏”的后果如何，也就无法想象，这时唐的忧惧恐慌，却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因为他是奉命而来，千斤重担都落在他的肩上，他认为眼前的情况，实在太乱，若不沉着镇静以赴，会闹出滔天大祸，除了严令行动部队在极端审慎下，继续进行搜索外，同时，又催促刘多荃赶快电话西安绥署杨虎城，请杨即令蓝田、渭南、临潼各县的联保主任，分别严密查看有无发现可疑的便衣人等的踪迹。他曾黯然地向刘多荃说：“师长！倘若这次委员长真的走脱，回到南京后，对副司令是绝对不能谅解的，今后的演变，那就真的不可知了！”

　　命令孙铭九二次搜山

　　唐在电话室中的时候，张学良的电话，更是不断地摇来。刘多荃一面听电话，一面却低声向唐说：“现在不知副司令在西安城急成了什么样子啊！”唐听了只有摇头叹气。随即走出电话室，又向招待所里面匆匆走去，站在骊山脚下，仰看行动部队搜山。这时孙铭九忽急步跑到唐的面前，立正报告说：“报告旅长，搜寻了许久，委员长还是没有下落！”唐在惶急中，肝火特旺，听到这样的报告，却指着孙铭九怒斥道：“无用的东西！在这很短的时间里，委员长能走到哪里去？我告诉你，若不能在这里寻到委员长，把他安全地接回西安，我们就无从向副司令覆命。寻不到委员长，你也不要下骊山了！”孙铭九挨了一顿臭骂，又立即督率弟兄们再次搜山。

　　时间过得很快，这时已差不多是上午八点多了。

　　唐仍徘徊在山脚下监督搜山。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简直五内如焚，心里却想着：自委员长下榻华清池招待所之初，副司令为了保护委员长的安全，事先曾由高射炮队里派出了一连部队，在骊山顶上担任外围警戒，那个高炮连的连长又一再报告说，在昨夜一直到今晨的这一段时间内，确未发现委员长走出警戒线。可是在山上搜了这么久，为什么踪迹全无呢？唐一人思来想去，越想越怕，他盘算着：第一、万一不能安全地找到委员长，将怎样去见副司令？第二、若蒋先生走脱了，那么，国内将不知要演成如何混乱的局面，还谈什么“拥蒋抗日”！

　　枪声两响蒋孝先毕命

　　正在这时，唐忽闻华清池东北角围墙处“砰砰”连响，有人放了两枪，唐一听枪声，为之惊惶万状，因为他怕这是对委员长不利，马上厉声喝问道：“谁放枪？谁放枪？”

　　话未完，却见刘贵五从那边急步走了过来，挺直地站在唐的面前说：“报告旅长，是我在放枪，我把蒋孝先枪毙了！”

　　唐听了，瞪着两眼不住地跺脚，先朝着刘贵五“唉”了两声，又低沉着声音说道：“你真是土匪（按：刘贵五原是土匪收编过来的）！这个时候委员长还无下落，谁叫你毙人？”

　　“报告旅长！蒋孝先过去在宪兵第三团驻防北平时，不知冤枉害了多少大学生，我是替他们报复啊！”刘贵五说。

　　“你来华清池的任务是什么？现在是你报复的时候吗？好！你去胡干吧！找不着委员长，你毙人，我毙你！”唐愤愤地说着。

　　刘贵五见唐动了真气，也害怕起来，口里连忙答着：“是！是！是！”立即转到山麓指挥士兵搜索去了。

　　王副官带来一个宪兵

　　第二次的搜山行动，又进行了好半天，这时已差不多到了上午九点，微弱的阳光，照耀着华清池的一角，骊山上的行动部队仍散开着在山顶和山腰各处苦苦搜寻。唐君尧站在山麓，仰望着青气逼人、山径陡峭的骊山，不觉呆住了。就在此时，忽见第一旅旅部的王副官匆匆由招待所前面跑来，身后还带着一个上身穿著绒卫生衣、下身着军裤的人，两个一路走到唐的面前，王副官先报告说：“报告旅长！这位是中央的宪兵，有人说只有他知道委员长的去向，所以我特地把他带来见旅长，请旅长亲自问话。”

　　唐听完王副官的报告，精神为之一振，先向那个宪兵打量了一下，立刻以很亲切诚恳的语气问：

　　“同志！委员长是从哪个方向走的？请你告诉我，我可以以人格担保，我们这次行动，绝不是背叛领袖，是因为张副司令派我来请委座到西安去主持抗日问题，同志是中央的宪兵，一定受过很好的教育，你也一定知道日本的大陆政策是要灭亡整个中国啊！九一八开始，日本占去了我们的东北，现在日军又沿着长城各线向关内进犯，事到今天，我们是应该抗日的。同志！你既然知道今晨委员长是从哪个方向走的，为了委员长的安全，请你放心告诉我吧！不然的话，你不是对我不起，你是对领袖不忠实啊！”

　　“报告旅长！那是别人瞎扯，我实在不知道呀！”宪兵答。

　　以枪指吓又送两千元

　　唐见宪兵依然坚不吐实，大感苦恼，又不能就此把他放过，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乃从站在身旁的王副官的腰间顺手拔过手枪，立即对准了那个宪兵的脑袋，以沉重的声调说：“同志！我只是希望我今后一枪一弹，都是射在日本军人的头上，我真不曾想到今天要射在同志你的头上的。”唐一面说着，一面却做着要扳动枪机状，直把那个宪兵吓得面无人色。

　　在这一瞬间的紧张镜头下，唐不等宪兵求饶，便自动的把拿枪的那只右手放下来，同时又用左手在军服口袋里掏出了两千元法币（按：这两千元法币，是张学良在金家巷大楼官邸二楼开完了会之后，特地亲自交给唐君尧带到华清池，以备临时之需，都是十元面额的新钞），唐竟将那两大叠钞票，都塞在那个宪兵手上，又压低了声音，轻轻地向他说：

　　“同志！这是两千块钱，我要送给你随身带着做旅费，聊表我的诚意。你若告诉我委员长的去向，只有好，没有坏，因为我是奉令来保护委员长的安全的。只要寻到委员长，再过一两天，你就会知道我今天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你拿这两千块钱，回家去做生意也好，仍旧在宪兵中服务也好，听你自便，反正我绝不骗你同志的。”

　　“报告旅长！钱我不要，请旅长收回，我当然极其关心我们领袖的安全，我更不愿做亡国奴，我情愿把我所看见的情形，报告旅长。”宪兵很感动地答着。

　　“钱你一定要收的，这算是副司令给你的犒赏，绝不算犯法。同志！你赶快说吧！”唐急急地催促着说。

　　宪兵说出昏暗中所见

　　“今天早晨我值班守卫的时候，天还未亮，我守卫的地点是在委员长住室后面墙外的山神庙，不久，忽听得大门外有了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乱子，在夜色沉沉下，我只能紧握住木壳枪，却不敢擅离岗位。枪声响了一阵，我便看见有人影从招待所的后墙跳了出来，因为墙有丈多高，忽听一人轻轻‘哎哟’了一声，当时又听到有人悄悄地问：‘委员长受了伤吗？’又有人答：‘不要紧，我只摔了一下。’宪兵说到此处，唐忍不住抢着追问：“委员长以后朝哪里走呢？”

　　“这时在昏暗中，我看见似乎是由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朝着东南山坡的方向，走上山去了。至于走到了何处？藏身在何处？以后的情形怎样？报告旅长！我实在不知道，旅长若不相信，要枪毙我，那我也只有一死啊！”宪兵很不安地向唐这么诉说着。

　　唐知道那个宪兵确实只知道这么多，所以也不再为难他，立刻吩咐王副官好好招待那个宪兵，领他到前面去歇一下。

　　唐君尧想演临潼救驾

　　宪兵随着王副官走后，唐因为获得这个珍贵的线索，他那时的兴奋，简直无从形容。他认为委员长既然安全无事，张副司令的这次“兵谏”，就不会酿成大祸。而他自己也好向副司令交差了。在这一刹那间，唐在心里深处忽又涌起一股幻想，他暗念着：直到现在为止，知道委员长从东南山坡方向走去的，只有我唐君尧一人，委员长领导中国是一定成功的，倘若为了个人未来功名利禄，这时我可以命令行动部队停止搜索，等部队撤走后，我再悄悄地设法去营救委员长，并设法伴着他化装逃过渭南，让自己真的来演一次“临潼救驾”，岂不美哉！不过，他马上又想到：倘若这样做，将置副司令于何地呢？到了那时，中央一定要讨伐西北，而在西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杨虎城所部），为势所迫，却真的要和共产党的武力合流了。这么一来，不但叫副司令成为千古罪人，而全国将不知陷于一个怎样的混乱局面啊！唐想到这些，立即又深深的责骂着自己：唐君尧呀唐君尧！你真卑鄙！你真无耻！你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居然转起这么污浊的念头来了！

　　代表张学良赏两万元

　　唐一个人如醉如痴地，胡思乱想了好一会，这时又蓦地抬头向山坡四处张望着，却看见了第七连的张连长（张就是从西安派来的那一连行动部队的连长）从山径向下走来，唐这时如梦初觉，不禁提高嗓门，一面挥手，一面呼叫着：“张连长！张连长！快点下来一趟。”张闻声，迅即奔下，唐兴奋地趋前拉着张的手说：“张连长！我已知道委员长并未走远，仍在山上，你们赶快再搜。”说时，唐又用手遥指着山腰东南方那一块大石一带地方，并命令张连长说：“委员长可能就在那里，你快点赶去，千万要小心委员长的安全，只要平平安安地发现了委员长，我代表副司令犒赏给你们全连弟兄两万元，由我负责给你们，你先向弟兄们传话罢。”

　　张连长听唐这么说，一时既紧张、又兴奋，连跑带转身的匆匆向唐敬了一个礼，便飞奔上山去了。张刚刚跑上山坡十几步，孙铭九这时也由山坡下来，唐不等孙停定，便高声向他说：“委员长还在山上，你快快去指挥，张连长已经知道了，千万要谨慎小心行事，快上去，快上去吧！”

　　孙铭九只听到第一句“快上去”三个字，掉头便飞步而去，唐本人也跟在孙铭九之后，走上山来。

　　大石附近发现委员长

　　唐一边上山，一边向大石一带遥遥察看，约莫经过一两分钟光景，突见搜索至那块大石附近的弟兄们，都双手举起枪来，齐声高喊着：“委员长在这里！委员长在这里！”紧接着大家又高呼着：“拥护革命领袖蒋委员长！”一时声撼山谷，欢声雷动。唐这时便忙着派人到大门口电话室去报告刘多荃。

　　这时，搜山的部队渐渐的集拢了，唐君尧听说“委员长在这里”，一时更是惊喜欲狂，在陡峭的山坡上，加紧步伐往上冲。当他跑到距离那块大石约一百米处，已看见有两位穿便衣的人从大石后面站了起来。那两人，一穿长袍，一穿中山服。唐越走越近，越看越真，原来穿长袍的，便是蒋委员长。他并未带帽，仅御一件玄色长袍，腿间露出了白色衬裤，足下穿的是青呢（短靴）皂鞋。因为这时已入冬季，西北的气候，已经相当寒冷。何况这时晨风如割，阳光微弱，天空又布着一层薄薄的云雾，在蔓草荒烟的半山之腰，益发显得寒气侵人。蒋氏从早晨六时起，即避上山来，直到九时过后，已经是三小时以上了，衣衫单薄，殊难抵受，所以，这时他的面容于威严中已显得有点苍白！

　　呜咽着向委员长报告

　　唐君尧既是负责来迎驾的人，在大石之畔，面对此情此景，不觉感到一阵痛心，急行至距蒋先生约十米处便停步下来，极端诚恳恭敬地向蒋先生立正敬礼，唐因感动得过度，这时尚未开口，又不知不觉已泪流满面，呜咽着向蒋先生报告说：

　　“报告委员长！千万不要难过，这次东北军不是闹兵变，也不是暴动或赤化，主要是张副司令要请委座到西安去主持抗日大计啊！”

　　蒋先生站在大石旁，惊魂甫定，忽然看见唐君尧对他如此亲切恭敬的神情，不由得向唐凝视了半晌，接着便轻声问了一句：

　　“你是谁？”

　　“我是——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唐始终立正，恭谨地答着。

　　蒋氏听罢，频频点首，面色深沉，眼神所及，令人肃然不敢逼视。唐这时却看见在蒋先生身旁的那个亲卫人员，挺身直立，在此生死存亡之际，竟不离开领袖半步，唐的内心对之也起了无限的敬意。当唐向蒋先生报告时，此人紧紧立在唐的身边，目光炯炯，一言不发，沉静地看着唐君尧的一言一动。唐后来才知道，背委员长下山坡的这个人，名叫蒋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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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满怀惊愕进西安（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三）

　　蒋孝先易服潜逃之谜

　　且说唐君尧当时在骊山大石之畔，面对着蒋先生报告过自己的军职与姓名之后，蒋先生虽对他频频点首，但面色深沉，并无其他表示。唐为审慎起见，也不敢立即便紧紧地催促蒋先生下山。随又见蒋孝镇挺立在蒋氏身旁，忠心卫护，寸步不离，不但引起唐的一片敬意，而在这一瞬间，他竟联想到刚才蒋孝先被刘贵五枪杀的那件事上。原来蒋孝先的被杀经过，其中尚有一段插曲，兹补述如下：

　　当唐率领着行动部队进入华清池招待所之际，同时也派有士兵在华清池至临潼火车站（陇海铁路）一带警戒，天色未大明时，哨兵突然发现一个身穿西装，手上并挟着一件呢大衣的人，从华清池招待所外的那条路上急奔，看那闪闪缩缩的样子，似乎是想绕过临潼县城，奔往火车站去。那时蒋先生驻节华清池，在临潼车站上，原停放有一列专车，专供蒋先生之用，士兵看见有人向车站潜行，当即追上前去，将之截获，并押送至华清池招待所。结果，这个人却被刘贵五认出，他就是蒋孝先。刘冒冒失失地竟把他枪杀了。

　　唐当时心里想着：蒋孝先若能在生死存亡之顷，能像蒋孝镇一样，始终护卫着委员长，而不那么贪生怕死的独自潜逃，或不致死于非命！不过，蒋孝先之易服奔往车站，若非肚子逃命，而是奉蒋先生之命令，冒险前往布置专车的话，那么蒋孝先之被枪杀，诚不无令人遗憾！

　　究竟蒋孝先那时的行动，是独自潜逃？抑是冒死去执行蒋先生的命令呢？这件事的真相，除了蒋先生自己知道外，将永远是一个谜！

　　从华清池围墙外绕行

　　唐在蒋先生面前，呆立了约半分钟刹那的幻想过后，又恭谨地走前一步，轻轻地向蒋先生报告说：“委员长在山上已经好几个钟头了，请委员长下去吧！”

　　蒋先生听唐这么说，又向唐望了一眼，接着慢慢地点了一下头，声音很微弱地说出了一个“好”字。

　　蒋先生的这个“好”字一出口，这时站立在大石附近的东北官兵，似乎都觉得放下了一颗心，严肃的气氛，也顿告和缓，立在唐身后的一个班长，即时自告奋勇地竟走到蒋先生面前，俯下身去，想背负蒋先生下山。蒋先生略微迟疑一下，随又挥手说：“不用，我自己走下去！”

　　唐在旁见此情状，立即斥退那个班长，同时又向蒋先生说：“山坡太陡峭了，我搀扶委员长走下去。”唐一面说，一面却看着蒋先生的脸色，见蒋并没有拒绝的表示，随即伸起右手，小心翼翼地搀着蒋氏的左臂，又低声地说了一句：“请委员长慢慢地下。”

　　蒋先生被搀着慢慢起步了，在场的官兵都跟随在后面，大家沉默地，护卫着蒋氏步下骊山。

　　由骊山山腰那块大石至山脚，距离虽只有三百米左右，但山路崎岖，有些坡度已超过五十度，确实陡狭难行，所以蒋先生也只能缓缓地寻路而下。唐则贴身搀扶着，一步一步下着山坡。这时唐又突然想到：华清池招待所里，因行动部队与宪兵卫士的双方开火，稍有死伤，这时还未料理善后，若被蒋先生看见了这种景象，一定震怒，万一又起波折，岂不误了大事？唐想到这里，已经下了山坡一半，当即不要蒋先生再由山麓侧门进入招待所，特地引着蒋从另一条山径的小路而下，到了山脚，顺着华清池北面围墙外边绕道而行，一直沿着围墙外的荒径，绕到华清池招待所的大门口。

　　大骂呆头呆脑的警察

　　因为这一道围墙的弯度很大，加上围墙以外，根本没有路，只是乱石载道，野草没胫。在这一段乱石野草上，足足走了二十多分钟，才绕到华清池的大门，唐则始终搀扶着蒋先生，觅路而行，一路全神贯注，并未说一句话，他低着头却时时用左手拭泪。跟在后面的只有蒋孝镇和孙铭九两人。其他的行动部队都从山脚下径自通过华清池招待所，在大门外集合，由刘多荃师长下令，着他们即乘原来卡车立即驶返西安原防营所，刘多荃亦和刘贵五共乘一小汽车先行离开。

　　唐搀着蒋走到大门口，门外已经静悄悄的，只有一名警察在门外边守卫着。这个土著警士，呆头呆脑，也不知出了什么大事，看见唐搀着一个穿长袍的人走到门前时，依然伸着脖子呆呆地盯着。唐这时正有一肚子的难过说不出，因为蒋张两人都是他所敬爱的长官，如今叫他来主演这一出重头戏，心里真是酸甜苦辣，不知是什么味儿。一眼瞥见这个警察呆望着不敬礼，立即伸出扶着蒋先生的那只右手，戟指着警察怒叱道：“混蛋！见了领袖为什么不敬礼？”说时声如洪钟，两眼圆睁，直把那个警察吓得浑身发抖，连忙立正向蒋先生敬礼不迭。蒋这时站在门口，面对这一镜头，不觉又向唐凝视了一眼，还点了点头，却始终不曾作声，径自移步前行，看样子要走入华清池招待所的大门去。

　　在大门口的侧边，原停有一辆小轿车在那里候命，唐见蒋先生径行向华清池大门走去，便急忙的三脚两步，抢到蒋先生的前头，先拧开了路侧那辆小轿车的车门，随又掉转身来，面迎着蒋先生伸出左手做拦阻状，仍然十分恭敬地向蒋说：“天气这么冷，委员长不要进去了，副司令在西安等到现在，一定着急万分，请委员长马上上车到西安去吧！”

　　此时孙铭九和蒋孝镇亦已走近了蒋先生的身后，蒋见唐态度恭谨，虽然请他不要进招待所，已知道并非恶意，在这种环境下，蒋对于进去与否，也不坚持，唐一面让，蒋先生一面跟着移动步子，很自然的就走向汽车，蒋先生在将要跨入车厢前，还顺口向唐说了一个“好”字。

　　在车上安慰着蒋先生

　　蒋先生登车后，唐即请蒋孝镇另乘一车随后入城，并着孙铭九坐在蒋先生这辆车的前面，与司机一排，唐自己则陪侍着蒋先生坐在车的后座右边。

　　汽车开行后，蒋先生一直闷坐着不发一言，唐则为了要安慰他，却搜肠刮肚地想找话题，结果终于被他找到了，他坐在车上，挺直着腰，这时却略微侧着面，向蒋先生说道：“报告委员长！我在民国二十三年曾赴庐山受训，是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第二期第一连的学生。自从那次听训以后，已经有两年多没见委员长了，想不到委员长为了国事，两鬓已苍白了！”

　　唐说完了这段话，蒋只望着唐“哦”了一声，又沉默着了。唐却接着又说道：“委员长这次到西北来，一定看到了西北建设的突飞猛晋，这固然是副司令的成绩，主要还是出于委员长的领导，国家实在需要委员长，望委员长要多多为国珍重！”

　　唐说完第二段，却偷觑了一下蒋的面色，蒋先生这时却是两眼向前平视，很自然地一连点了几下头。唐见蒋在严肃面容中仍含有很多温和的成分（编者按：吾人今日推情酌理，亦可以想象到，蒋先生那时坐在车上，自然也想顺便听听唐的倾诉，俾可多了解一点兵谏的线索），对自己的话确实在很细心地倾听，于是，唐更进一步地说到这次西安的事情，唐说：“等一会委员长见了副司令，就可证明我向委员长报告的话，一切都是真情，并且也会了解到副司令拥戴委员长的诚意的。”

　　蒋先生听到这里，眼望着车窗外，不做任何表示。

　　华清池招待所距离西安城不过五十华里，唐在车上向蒋先生慢慢地说着，车子转了一个弯，已可见高耸入云的西安东门城楼，此时车行速度甚高，转瞬之间，蒋先生已经安全地进入了西安了，汽车驶进东门，坐在前排的孙铭九先下车。车仍沿着东大街继续向西疾驰，一直驶入“新城大楼”的东院才停下来。

　　张学良诚惶诚恐迎蒋

　　“新城大楼”是在西安城里的一个小皇城，四面围有土筑的一道城墙，皇城内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北面有很多建筑物，树木森森，别有境界，当时西安绥靖公署和杨虎城的公馆都在新城里面。

　　汽车停定后，唐在未开车门之前，即俯身向蒋先生说：“请委员长稍等一下，我去请副司令亲自来迎接委员长。”蒋先生既已入城，祸福未知，此时只好坐在车上，点头示可。

　　唐跳下车，匆忙地跑到东院的上房，他突然地进入，张学良似乎还不知道，正在绕室彷徨，状至焦灼。唐低声喊着“报告！”先向张行了军礼，张一转身过来，唐见张两只眼睛通红的，尚噙着两包泪水，看张面容的疲倦，显然是通宵未眠。

　　张一见唐便急着问道：“委员长进城了吗？”唐也急促地回答说：“委员长到了，现在外面汽车上，请副司令快去迎接。”张一听说，立即整理了一下衣领，戴上军帽，往外便走。唐紧跟在身后，且行且向张说道：“报告副司令，我一见到委员长，不知流了多少泪，觉得心里怪难过！”张说：“我正因为有你这种血性，才叫你担当这项重要任务，你知道，我自获悉委员长失踪的消息后，也不知淌了多少眼泪啊！”他们这样匆匆地一问一答，已经走到了院子里，张一行近汽车，从车窗里看到了蒋先生，马上向汽车立正敬礼，随即上前俯身拉开车门，躬着身，诚惶诚恐地向蒋先生说：“天气这么冷，一大早叫委员长太受委屈，我感觉太难过了，请委员长下车，进去歇息！”

　　蒋先生这时仍旧保持沉默，面上毫无表情，缓缓地下了汽车，张学良即亲自搀扶着蒋从院子里步上正厅。唐站在车旁护卫，这一切都看得真切，蒋先生下车后，似乎表露了些惊愕的神色，张学良则始终惶惶然，不知说什么才好。当时这一情景，在蒋先生亲撰的《西安半月记》中所写的“学良见余，执礼甚恭”这一句，可谓千真万确。

　　在华清池里胡思乱想

　　张一面搀扶着蒋先生，一面回头向唐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再回到临潼去料理一下吧！”唐刚应了一个“是”字，蒋张两人已经双双跨入厅房，唐即乘着原汽车又驶回华清池招待所去。

　　唐这时坐上汽车，虽如释重负，但思潮起伏，又有如万马奔腾，他想到：副司令见到了委员长时，将不知向委员长怎样倾诉他的衷曲？他又想到：委员长彻底了解了副司令“拥蒋抗日”的赤诚后，对于这次兵谏行动，或另有一番谅解。

　　唐返抵华清池招待所后，招待所内的一切善后事宜，已同时由剿总交际处派员前来料理清楚，不一会即恢复旧观。唐独自兀立在招待所凉台上，仰望骊山的烽火台旧迹（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处），回想早晨搜山那一幕紧张场面，好似做了一场噩梦。

　　是夜，唐就住在蒋先生原来下榻的那间住室内，他不敢睡上那张铁梨大木床，却在桌侧打地铺胡乱歇了一晚，他在辗转反侧中，仍不免要想到蒋张会面后的情景，他感到当前中国整个的国策，出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蒋委员长要先安内、后攘外，走的是曲线；张副司令却主张停止内战，马上全面抗日，走的是直线。虽然都是为抗战，但因为曲直的不同，竟演出了“临潼劫驾、骊山迎蒋”的一幕，唐既替蒋先生难过，更替张先生难过。这一夜，就这么胡思乱想地，不知东方之既白。

　　张学良召集将领训话

　　翌日（十三日）八时，刘多荃师长来了电话，说副司令定于上午十一时召集师长以上各将领训话，着唐即回西安。唐挂上电话，便又乘车进城，十一时前，他和东北军的多位将领已群集金家巷大楼，听候副司令训话。

　　在金家巷大楼的二楼小客厅里，张学良面现匆忙之色，但精神却委顿不堪，因为前来听训的东北军各将领，又都是张多年以来的老部下，他也用不着多打官话，所以只寥寥数语地向各将领说道：“我为了抗日，这次不得已把委员长请到西安，相信会得到圆满的结论的，现在西安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克日各自回防去罢！”说完这几句话，转身便要步上三楼去。这时唐却跟在张的身后，向张报告着说：“副司令应当把这次兵谏事件的经过，趁这时当面告诉大家一下，使大家都能彻底了解。”同时，本军今后的剿共任务，副司令也应当做一番指示。”

　　张听唐这么说，立即答以“好吧！”又掉转身来，再次进入二楼小客厅。唐却先跑进来通知各将领说：“各位长官慢点走，副司令还有讲话哩！”张又站回原位，接着便向各将领说道：“我这次发动兵谏，完全是为了要拥蒋抗日，别无他意，你们一定认清这一点，各人回到防地后，对于红军要照样保持警戒。唐旅长暂留在西安，另有任务。”

　　张此时略停一下，又加重语气说：“各部队主管须严密防范红军对所属施行勾结和煽动，如红军来犯，即予猛击。”张交代既毕，便上三楼休息去了，各将领于聆训后，即纷纷各返原防。

　　写到此处，吾人即可明了：当年张学良之发动兵谏，事前实与红军毫无谅解之可言。同时还有两事，更可作为张学良与红军毫无谅解之铁证：

　　（一）在西安事变前两日，东北军骑兵第十团团长董道全被红军俘虏后，释放归来，他曾向张学良当面报告被俘经过，在语气中有替红军说项的情事，张聆听之余，愤怒异常，即下令在金家巷南边墙根下，将董道全就地枪决。

　　（二）第六十七军王以哲所部的一个团长高福源，因犯类似情形，亦被枪决。

　　由是以观，多年来外界所谣传当年张学良“勾结红军”之说，可以不攻自破矣。

　　唐君尧渭南演空城计

　　且说各将领去后，唐君尧仍留在金家巷大楼候命，此时刘多荃师长即秘密告诉他说：“今晨接获情报，杨虎城部之冯钦哉师（冯师原驻陕西大荔、郃阳一带）于昨夜奉杨命率部调驻潼关，以防中央军向西压迫。不料冯部进驻潼关后，即通电叛杨，表示拥护中央。经此突变，使得潼关以西之华阴、华县、渭南、临潼全成真空地带，门户大开！”

　　唐闻此讯，即问刘多荃道：“眼前又无兵可调，我们事前又未由前方调回一兵一卒，这将怎样应付呢？”

　　刘多荃说：“今天凌晨，我已向副司令请示过了，因为在陇海路沿线各县，只有东北军的仓库和一些后方留守人员，仅在华县驻有本师（一〇五师）第一旅第三团的一个营（第一营，营长姓孟），简直谈不上兵力。今晨又据报，中央军樊崧甫所部已西出潼关，节节向西压迫，樊本人进驻华阴，先头部队已向华县采取包围态势，孟营长那一营人，已经情势危殆！今晨副司令已面谕，着你即刻赶赴渭南坐镇，同时，并命令驻防西安近郊的本师第三团（团长林大木）其余两营（第二、三两营），立即用火车输送至渭南由你指挥，你马上动身吧！看来你要好好的去演出这一出空城计了，看你有否本领吓退司马懿？”

　　唐奉令后，于匆匆赶赴渭南之前，并与刘多荃师长约定，第一团的二、三两营弟兄，在当日午后即循陇海路输送赴渭南，所用运兵车辆，为了争取时间，就利用停在临潼车站的蒋先生的那一列专车，所需弹药另派军用卡车限定时刻另由公路运抵目的地。

　　因为中央军节节进迫，情势紧急，唐与刘多荃分手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到渭南，在中途，唐一路筹思，只凭此寥寥的两营兵力，要在华山渭河之间阻止中央大军西进，究将如何布防呢？

　　蒋百里先生躬逢其盛

　　关于唐君尧到了渭南后如何布防？如何搬演空城计？在下节里自有交代，笔者现欲掉转笔锋，先补述一下同日同时在西安城内所发生的同一事件。

　　在西安和平门内的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是一个设备现代化的高尚旅邸，大门短墙里有一宽阔的院落，四周又遍植花草树木，环境清幽，正中间是一所假三层楼房，在二楼上二十多个房间，楼下正中央，是一间大饭厅兼舞厅，气派豪华，侍应周到，原是陕西军政当局，用以接待莅陕贵宾的所在。

　　那次蒋先生到西北去，曾预定多留一些时间，所以中央方面的军政大员，多奉召前往，如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邵元冲、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人，都云集西安。其中陈继承和万耀煌两人还带着太太一路去，这些大员，当然都是下榻于西京招待所。

　　另外还有一位赶来凑热闹的人物，那就是刚从欧洲考察返国，我国的著名军学家蒋百里先生，他不早不晚刚刚于十二月十一日（西安事变前夕）飞抵西安城，恰巧碰到了这件大事。以下的一段记载，是蒋百里先生于事后向笔者谈叙的。

　　十一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还联名公宴这一批来陕嘉宾，百里先生自然也是座上客之一。在宴会席上，张杨两人还是谈笑甚欢，一切如常，未露出半点心事，所以与会的人谁也料不到此夕之会竟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奏。

　　当百里先生和好多位大员从新城大楼宴罢归来，大家还在楼下大厅里闲聊了好半天，都围着百里先生要他讲些“欧洲见闻”。尤其陈、万两位夫人听得最觉津津有味。

　　邵元冲莫名其妙送命

　　到了翌日（十二）凌晨，天色还未大亮，西安招待所外忽传来砰砰枪声，邵元冲起身最早，他在惊讶中打开楼窗一看，却见昏黯的院落里有一团团黑影向西京招待所大门冲入，邵一时心慌，竟打算从侧面的窗口跳下，这时招待所早已被杨虎城派部队包围，那些无知士兵，一见楼上有人要跳窗，立即朝着窗口开枪射击，邵元冲就这么莫名其妙地送了性命。

　　隔了一会工夫，天色已明，百里先生这时还披着一件丝棉袄靠在床上静候变化。果然房外已经有人来敲门了，百里先生下床开了门，却走进来一位青年军官。

　　这军官操着一口陕西土话，先向百里先生招呼着说：“蒋先生！你受惊了！”接着便很礼貌地请百里先生到楼上大厅里去。这位青年军官便是杨虎城特务营的马营长。

　　百里先生跟着他下楼，进入大厅，原来大厅里已经聚集着不少的人，都是中央的军政大员，百里先生似是最后下楼的一个。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三个女性：一是陈继承夫人，一是万耀煌夫人，另一是陈继承夫人带来的一个年轻俊俏的女佣。

　　大厅里的人，彼此都是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不知出了什么祸事，谁也不愿多说话，只有沉静观变。过了一会，只见钱大钧也被送进大厅来了，身上还有血迹，至此，大家才了然华清池里也发生了事故。

　　陈调元居然飞来艳福

　　再过一会，才经过一番点名手续，并由一位陕西军官把大员们和副官眷属等分成了两边，无形划出了一道界限，这么一来，西京招待所变成了“临时拘留所”。

　　大家闷在大厅里，从大清早起，一直枯候到下午三点多，事情还是没有头绪，肚子也都有点饿了。这时门外的守卫，却送进来了一张“号外”，大家争着看，才知道“张杨兵谏”以及提出“八项主张”的这回事。

　　一直闹到下午三点多，大家还是祸福未知，悬心万状。谈起来也够可怜的，这一大批封疆大吏、三军之帅，一旦失了凭借，似乎都平凡得比普通人更平凡，他们之中，不但都已饥肠辘辘，尤其是抽惯了香烟的人，从清早到午后，半支烟都未抽过，更感到喉咙发痒，痛苦非常。这时，陈调元在他的军服裤袋里，无意中摸出来了一罐茄力克烟，他知道有很多位长官已经渴瘾久矣，为了凑趣，转换一下沉闷的空气，于是，右手高举，不住地摇着烟罐，当场卖起香烟来。

　　他轻轻地叫喊着说：“各位！茄力克香烟，清香可口，现钱交易，五块钱一支，此时此地，不算贵吧？”

　　陈调元这么一叫喊，大家也觉得轻松了许多，都附和着苦笑了一阵，接着是：分派香烟，人人如获至宝，一时烟雾缭绕，皆大欢喜。

　　四点钟过后，张学良单人独骑跑了进来，他一进大厅便先向大家抱拳打躬地说：“各位受惊了！各位受惊了！”当时各人也无心情还礼，也不敢作声。张一问情形，知道大家饿了一天不曾用饭，马上吩咐赶快开饭来，还特别预备了一些好酒，各人虽然很饿，但吃得下咽的人确实没有几个。张学良忙着招呼一阵，即告辞而去。

　　饭后，又重新分配房间，夫妻两人的就合住一间。据说在分配房间时，那个主持分配的人员竟把陈调元和陈继承夫人带来的那个俏女佣分配在一间房里，使得其他的单身汉都大叹陈调元的艳福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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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前线的“空城记”（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四）

　　潼关至西安门户洞开

　　且说蒋先生于被接进西安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虽然张杨兵谏的大新闻已经震动中外，可是那时的东北军因分驻甘陕两省的边区，担任着剿共的任务，事前并无任何准备与布置，驻在西安近郊的只有一〇五师的第一旅第三团的一团人，其中有一个营，驻在陇海铁路上的华县。至于西安城内的警卫事宜，都是由杨虎城负责。因此，张杨的兵谏虽已发动，而陇海铁路沿线，东由潼关起，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以迄西安，除了在华县有东北军一营之外，其余各地均未部署有一兵一卒。十一日深夜杨虎城曾命令所部冯钦哉师，连夜由陕西大荔渡过渭河移驻潼关，原欲冯钦哉扼守潼关的大门，阻止中央军西进，不料冯钦哉率部一到潼关，便宣布拥护中央，倒戈相向。这么一来，由潼关直至西安，简直门户洞开，中央军如西进，大可长驱直入。

　　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于十三日午前在金家巷官邸召集东北军师长以上将领训话后，遂命唐君尧立即由西安驰赴渭南坐镇，因为一时无兵可调，只得将驻西安近郊仅有的两营东北军迅即运送渭南，拨由唐君尧就地指挥布防。这项艰巨任务，的确不是好玩的，因为那时中央第四十六军的樊崧甫所部，已经西出潼关进驻华阴，先头部队且向驻在华县的一营东北军采取包围态势，岌岌危殆。唐君尧于十三日午后二时左右抵达渭南，单枪匹马的正不知如何措手足。

　　运兵列车渭南遭轰炸

　　唐下火车后，就假渭南县西关的打包厂作为临时指挥所，到了午后三点半，车站来电话通知，说由西安开来的兵车即将到站。唐挂上电话，便往火车站去接车，不料这时天空却传来一阵轧轧飞机声，转瞬间，声音由远而近，飞机已经临头，加上是日天气阴黯，云层甚低，三架飞机俯冲而下，清晰可见。恰巧这时兵车到站了，列车刚一停定，士兵们正纷纷准备下车，突然听得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一时尘土飞扬，秩序大乱，原来是中央的空军开始轰炸，十余枚炸弹齐落在那一列兵车的前后左右，士兵们猝不及防，争先恐后地跳车逃避，利用地形地物做掩蔽，幸好炸弹皆未直接命中，并无伤亡。

　　这时由西安运送弹药来渭南的五、六辆军用卡车，亦已循公路驶抵渭南，停在火车站南边，弹药犹未卸下，正好碰上飞机轰炸，有十三、四个押运兵在惊惶中竟躲入一辆弹药车的车底下，不料有一枚炸弹，正命中卡车，“轰隆”一声巨响，炸弹与卡车上的弹药四面横飞，好似燃了一串大爆竹，躲在车底的十几个押运兵被炸得血肉模糊，全部丧命。

　　赤水华山间临时布防

　　中央的飞机投弹后，立即向东逸去，唐君尧面对此情此景，焦急可知，他在混乱中奔上火车站台，见那一列兵车的车厢多被炸得粉碎，他诚恐车厢内还有士兵伤亡，特地走上列车察看，因为这列运兵车是利用停在临潼车站的蒋先生的那列专车，所以设备相当好，车厢之内除了餐具等被震落遍地以外，另外幸无伤亡情事。

　　一阵混乱过后，唐即偕着率队而来的团长林大木以及参谋、副官等，赴渭南以东地区去察看地形，急急准备布防，这真是在搬演“空城计”，因为区区两营人，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西进的中央大军的。

　　经过一番巡视后，择定从“赤水车站”以北的渭河南岸起（赤水站距渭河大约二三百米），绕过车站，再经过车站南边的坡上平原一直延伸到华山鞍部，构筑一道防御工事。从赤水站到华山，约计有五六华里之遥，这一道防御工事，是这样构筑的：一、沿渭河边挖战壕，利用铁路的路基掘下去，工事全部隐藏在铁路下面；二、绕过赤水车站以后（这里是突出部），即在坡上平原的棱角处掘壕，一直伸上华山；三、在防御工事以外，另掘一道深的外壕，外壕之外，并架设铁丝网及障碍物等。

　　灯笼火把夤夜布疑兵

　　从十三日晚间起，即开始赶筑工事，并征用大量民伕，日夜不停地进行。至十三日深夜，唐据报在华县的一营人，已被中央的第四十六军樊崧甫所部解决了。关于樊部的先头部队围攻华县时，尚有如下的一段插曲：原来驻守华县县城的仅有东北军一个营，樊军攻城时，孟营长率部拼力死守，正在这时，中央的飞机又飞来轰炸，樊部见有空军来助攻，以华县不过蕞尔小城，诚恐轰炸时误被波及，攻城部队乃纷纷后撤，不料空军误会这是东北军突围，跟着一阵轰炸和扫射，竟误丧了不少自己人。守城部队，反而平安无事。事后，据说这个领航的空军军官，曾受严厉处分。至于华县城呢？终以守力太过于单薄，仍被樊部攻破，孟营长亦被俘。

　　华县既破，中央军大有直薄渭南之势。唐君尧在危急中欲使中央军知道渭南这边已有准备，迫得冒险使用疑兵之计，他下令渭南县长纠集大批农民，一到晚上便成群结队，灯笼火把地分左右中三路，做向前增援的模样，农民们到了防线之后，又悄悄地绕路撤了回来，如此周而复始地虚张声势，一连闹了两晚，使得在华县的中央军先头部队亦莫明虚实。

　　溜过防线王老虎投诚

　　十四那天，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一早便来到渭南前线巡视，虽然华县方面的中央军并未向这边攻过来，但东北军仅以两营兵力布防，实太儿戏，刘唐等悬心万状，惟有坐待暴风雨的来临。当天（十四）午后刘多荃返回西安，不久却来电话，通知唐说：“因为渭南兵力太单薄，杨主任（虎城）已派出一旅人前来增援，请你速做准备”云云。唐接罢电话，精神为之一振。是日薄暮，那一旅之众已由旅长王劲哉率领抵达渭南。”提起这位王旅长，他的诨号叫王老虎，原是土匪收编过来的。王抵达时，即与唐见面，商议增防计划。谈话时，王向唐表示着极端的愤慨，王老虎说：“副司令与杨主任不过是为了要抗日，又不是造反，中央居然毫不留情，派空军来轰炸，实在迫人太甚，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拼个明白。”唐见王老虎满面发红，情绪激动，特当面慰解一番，并劝他审慎从事。同时并决定王旅从渭南阵地右翼的华山沿线延伸增防。是晚王老虎亲自率领部队进入防线，从事布防，良久竟无电话与唐联络，唐摇电话过去询问，亦不得要领，不觉有点讶异，随即亲自赶往右翼防地察看，只见防御工事内外，竟变成真空地带，王老虎的一旅之众，不知开到哪里去了。旋据原驻右翼的官兵报告说：王旅长率着大队人马通过右翼步哨时，扬言全旅向东挺进，要去突袭华县方面的中央军等语。唐一听报告，将信将疑，还深恐王老虎酿出大祸，以后才看出情形不对，方始恍然大悟，原来王老虎带着一旅人并非增援，只是过路，竟从华山山麓的小径，一直悄悄地开到了华县，向中央军投诚去了。王刚才向唐所表示的愤激之言，都是掩人耳目的假做作。这一下，可把唐君尧急坏了，连忙以电话向西安报告，张杨闻讯，亦为之大感震动。

　　张杨虽合作目的不同

　　关于渭南前线的对峙状况，暂且按下不表，且说蒋先生自被接进西安新城大楼之后，蒋张两人见面时的谈话详情，虽不为外人所知，但西安事变那几日中，最可信的经过与事实，计有下列几点，此项资料，是笔者在抗战中于役西安时，由一位曾参与十七路军密务的某陕籍人士所口述，兹记述如下：

　　一、张杨两人发动兵谏，动机与目的显然不同，其中有着如下的隐情：

　　张学良当时为了无法再控制得住陕甘剿共的东北军“国难家仇、背井离乡”的普遍苦闷情绪，除了团结抗日以外，东北军根本不想打仗；他们那时把陕北中共的那一点武力，也根本不看在眼里，加上日军在长城内外的不断压迫，犹如火上加油，军心日益愤激。张学良本人被迫到最后，已无法再执行蒋先生的“安内攘外”的国策，终迫得向蒋先生来一次“霸王硬上弓”。

　　杨虎城呢？团结抗日与否，尚在其次，因他自向中央输诚以来，十七路军似乎还是被视作杂牌军，有形无形地要受着歧视。杨是土匪出身，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何况他对张学良又确比对蒋先生的印象要好，张既要兵谏，杨抱着行险侥幸、火中取栗的心情，自然乐于合作，共图进取。若问杨真正的目的何在？恐怕他自己也答不出来。最糟糕的是，那时杨部下的高级将领，都对杨的前途已失去信心，各人拥着本钱，都想自寻出路“飞上高枝作凤凰”。诸如冯钦哉的潼关起义，王劲哉的渭南投诚，便是最显著的例子。

　　因此，张杨两人合作搞出来的兵谏，拆穿来说，张是为了要抗日，是有目的的；杨则不知为了什么，也可以说他是不甘永远做着杂牌军。

　　宋文梅向蒋诤谏之谜

　　二、张学良在兵谏的那些天，始终是以恭谨而又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求蒋先生接纳他的八项主张，语气有软有硬，不达目的不休，任凭蒋先生如何光火，仍是求之不已。今日不行，明天再来。总之，非团结抗日不可。

　　反观杨虎城则完全不是这回事，根本说不出所以然。

　　三、蒋先生在西安新城大楼住了三天（由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担任警卫和监视之责的，是杨虎城的特务营长宋文梅。宋是黄埔军校第八期被开除的学生，当时宋对蒋先生的态度甚佳，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中曾有如下的一段记载：“……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

　　宋文梅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看来，似很寻常，但据另一位西北籍友人于一九五一年春在港告笔者，彼于一九五〇年未离开西安时，曾与宋文梅相遇，宋那时已贵为中共党的西北五省联合办事处处长。由此可以推测，宋文梅在西安事变当时，是否已参加共党，实大有可疑；宋对蒋先生奉衣奉食，诤谏数次，这就绝非寻常了。所谓“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不外企望蒋先生答应“容纳各党各派、停止一切内战”，使陕北共军获得喘息的余地而已。足见杨虎城当时的处境是怎样的恶劣，高级干部既纷纷向中央投诚，中下级干部又被中共分子所渗入，而杨本人还始终蒙在鼓里，以为可以拥兵自重！本来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西安兵谏，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副主角，在配搭之间，不惟不能收牡丹绿叶之效，而这一出戏的叫座力也将无形为之减低不少！

　　张请蒋移居另有苦衷

　　四、张学良于十三日深夜，便请求蒋先生由新城大楼移居玄风桥金家巷路北的高桂滋公馆，当时蒋先生执意不从，蒋在《西安半月记》中亦曾写有如下的一段：“……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其实，张学良当时一再坚请蒋先生移居，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自从冯钦哉在潼关反正，杨虎城的实力去了一半，已经饱受刺激，到了十三日傍晚，杨部旅长王劲哉又在渭南向中央军投诚，消息传来，更使杨虎城心惊肉跳，魂不守舍。蒋先生住在新城大楼，警卫一切皆是由杨部负责的，在此种情势下，万一发生意料以外的变化，如何担当得起？张学良为确保蒋先生的安全，认为移居问题，刻不容缓，所以于十三日深夜，命西北剿总的特务团长孙铭九赶赴新城，请求蒋先生立即移居，结果被蒋严词拒绝，这一夜张学良提心吊胆，无法安眠。到了次日（十四），张又当面请求蒋先生务允移居，蒋既不知杨部接连反正的消息，而张又不便说出个中真相，幸好此时澳大利亚人端纳已飞来西安，居间苦劝，蒋先生始于十四日下午答应离开新城，迁往高桂滋公馆，此中曲折，恐蒋先生本人也未悉其详。

　　桂唐两虎将狭路相逢

　　蒋先生移居后，警卫事宜，由西北剿总手枪营负责，张学良心里，这才放下一块大石头。西安城内的情况，虽无巨大变化，不料渭南前线在这几日，中央军与东北军却正式开了一次火。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进驻华县的中央军，从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虽未向渭南这边进攻，但至十八日午间，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桂永清，为了营救领袖，自告奋勇地率着全总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已由南京开出了潼关，桂氏特驰赴华县前线，察看渭南方面东北军布防的虚实，并询渭南东北军的守将为谁？有人告诉他：“是唐君尧。”桂闻悉后，不觉愤然说道：“这真是狭路相逢，我们等于遇着土匪了！”写到此处，笔者对于桂唐两人的一段有趣往事，应该顺笔做一交代：

　　庐山军训团一段往事

　　原来在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桂唐两人均在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受训（团长蒋先生自兼，副团长是陈诚）。桂当时是第一连连长，唐是班长。在受训期中，桂永清平常向第一连的同学做精神讲话时，有好几次毫不经意地说道：“各位同学！假如如今再不团结，我希望你们问问我们那些东北籍的同学，他们哪一位的太太和姊妹没有被日本人强奸过？”桂像这么说，固然主要在于提高大家的同仇敌忾之心，不过这种语气，叫东北籍的同学听来，很觉有点刺耳。唐君尧等已经隐忍了好几次了。

　　有一天夜晚上自修课时，桂永清又旧话重提，依然站在讲台上大发议论，说及“东北同学的太太姊妹被强奸事”，唐坐在第一排，见桂又这么说着，自觉不能再忍了，立即站了起来，双眼圆睁地指着台上的桂连长高声喝问道：

　　“连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请你再说一遍。”

　　桂永清看见唐的神气不对，马上便改口说：“没有什么，我讲述东北沦陷后的惨状，希望激起同学们的抗日决心！”

　　唐仍挺立着，却厉声向桂说：“你已不知有多少次说到东北籍同学们的太太姊妹被日本人强奸的事了，现在且不问你的动机如何，我要请问你，假如你所说的是真，难道这耻辱是我们东北人的？不是全国同胞的耻辱吗？”唐的喉咙越说越响，声震屋瓦。

　　桂这时僵在台上，瞠目无法回答，不料课室后排忽有一个同学操着湖南口音，站起来指着唐高叫着说：“你要不同意桂连长所说的，就请你打回东北老家去好了！”

　　自修课室险变演武场

　　这一句话不打紧，却使全班同学为之哗然，唐更愤火高烧地指着这个同学大骂道：“到了今天还分地域，因为从前我们各自为谋，国家才搅到今天的地步！团长这次召集我们来受训的目的，是什么？大礼堂上的标语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吗？你！你真是不长进的自私分子，是我们同学中的害群之马！你也配上庐山来受训？”

　　这堂自修课，经此大嚷大骂，差一点要大打出手，很多同学都指责那位发言的同学话说得太不成体统，桂永清则仍旧僵着，一动也不动，不能下台；这时外面正下着雨，下课的号音已经吹过，因为吵闹着没有注意，还是由听见号音的同学出来排解，劝大家先回寝室休息，有话明天再说。桂永清趁此机会，才很不自然地溜出了自修课堂。

　　唐回到寝室，坐了一会，正要上床，忽见连部的传令兵匆匆跑进来，走到唐的面前轻轻说：

　　“连长请唐班长马上到办公室去谈谈。”唐正倚在床边懊恼未已，既然连长有请，不去又不行，只得跟着便去见桂永清。

　　不料桂一见唐走进来，却满脸堆着笑，很客气地握着唐的手说道：“唐同学！你千万不要误会，现在我自己也深觉措辞不当，我绝不是故意的，千万请你原谅。”

　　唐见桂这么勇于认错，一肚子的怨气也就散了，并向桂说：“连长！像刚才那样的话，你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同学中早就有人不满，我知道连长是想借此来鼓励大家抗日，但连长说话的技巧实在太欠考虑，叫人听不下去，我明天一定向大家解释无事就是了。”

　　桂见唐这么说着，自然高兴万分地大拍膊头，这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渭南前线开了一次火

　　殊不料事隔两年多，在渭南前线，桂唐两人又冤家路窄地碰个正着，桂永清说“等于碰上土匪”，便是指的这段往事。

　　桂在华县察看一番之后，大概知道渭南兵力单薄，他于十九日拂晓前，竟指挥着教导总队的一个大队，沿公路线向渭南防线猛攻过来。他只注意到公路正面的阵地，未料到赤水车站那边突出的侧方工事和隐蔽的阵地，因为进攻时尚在昏夜，渭南方面的守军，丝毫不动声色，等到桂军迫近外壕时，始以步枪与手榴弹还击，双方开始正面接触。同时在防御工事前的东北军们还向桂军高喊着：“你们不要进攻了，何必自相残杀、对消我们抗日的力量啊！”这时因为进攻的桂军，已进入赤水侧面工事的侧射射程以内，唐为阻止对方进攻，便指挥着两连人在赤水南的侧面阵地，集中火力向桂军密集侧射，虽在昏夜中目标不大清楚，但来攻的桂军在外壕一带已经死伤枕藉。桂永清见势不妙，始命令队伍撤回华县，是役教导总队约共死伤百数十人。这也是西安事变中，中央军与东北军双方仅有的一次攻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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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龙无首的西安城（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五）

　　张杨的要求有了距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日，西安事变已发展至第九天。渭南前线依然两军对垒，严阵以待；西安城内，蒋和张杨根本无法谈得下去，眼看逼得往下拖。这天上午，宋子文飞往西安晤见蒋先生了。宋与张学良的私交甚笃，是人所共知的，因宋的飞来，无形给予西安方面的人们一个打破兵谏僵局的希望。

　　宋为营救蒋先生心切，在那一天中，曾与张杨等做连串恳谈，谈话内容虽极秘密，但不外对张杨等所提出之八项主张，做出口头上的斟酌。而最重要的还是宋与张两人的私人谈话。宋劝张对此次兵谏应早做一个面面俱到的善后处置，雖说是替蒋解围，也算是替张筹策；原则是：希望不落痕迹，不公开附带任何条件，能让蒋先生安然离陕返京，立即停止内战，大家一致对外。此事经宋一日一夜的努力说项，张学良已表示无问题，惟杨虎城方面尚有若干枝节未能获得解决。

　　什么枝节呢？因为：自张杨发动兵谏后，所提出的八项主张，内容不仅在要求全面抗日，更强调全面团结，有所谓容纳各党各派，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如此一来，事情更趋复杂了。这些主张虽是由张杨两人共同提出的，但事变发展到今天，张杨两人对于蒋先生的要求，显然有了很大的距离。

　　张学良的最大目的，只是“拥蒋抗日”，其他都属次要，甚至只要蒋先生口头允诺停止内战、全面抗日的话，便可以送蒋返南京。

　　杨虎城就不同了，他之与张联名发动兵谏，以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其动机与目的都不似张这么单纯，当时在西安曾有什么“西北委员会”、“西北参谋团”等组合出现，分子复杂，意见特多，杨对于这些组合的兴趣，要比张浓厚得多，对于这些组合的意见，也比张重视得多。所以杨的意思是：起码要蒋先生对八项主张做出若干公开的表示与承诺，才肯让蒋离开西安；否则，兵谏一场，所为何来？

　　决于廿五日送蒋回京

　　二十一日宋子文由陕返京，二十二日宋又匆匆陪同蒋夫人飞抵西安。在此数日间（廿二—廿三），上述的枝节问题，谈来谈去，仍不得解决，且有夜长梦多之势；但张学良此时已决心不理一切，要独行其是的送蒋回京。在这种复杂环境中，更可以看出张的敢作敢为，有始有终的特性。

　　到了廿五日，是圣诞节了，蒋先生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张认为若在廿五日这一天送蒋回京，将另具有一番意义，这亦是张的可爱处。事先，张与宋子文已有了默契，蒋先生方面由宋与蒋夫人做着动程的安排与准备。张本人于是日午后二时回到金家巷大楼官邸，立即将副官长谭海叫了来。

　　张问谭海：“西安城里的警卫部队都是杨主任（指杨虎城）的，你看由玄风桥经过市内到西门外飞机场去，沿途的安全有无问题？”

　　谭海听张这么突然一问，一时颇有些摸不着头脑，睁着眼睛望着，不知怎样回复。张接着又轻轻说了一句：“我今天午后就要送委员长回去哪！”

　　当时在整个西安城内，第一个听到要送蒋先生回南京的便是谭海。谭这时的情绪也不觉有些紧张起来，他仰着头思索了一下，便向张回复道：“报告副司令！只要事先不走漏风声，开车赴机场时，请委员长坐在后座，并放下车帘（按：以前的汽车，多有窗帘的），若由副司令亲自驾车，出其不意，我以为绝不致出问题。”

　　张听罢，点了点头，随又吩咐谭海马上请刘多荃师长来，谭立即走向茶几边，向刘摇电话，张却斜倚在靠椅上闷声不响，似做深思。谭打完电话，也站在旁边呆着，不敢出声。小客厅里，只有张谭两人的鼻息声，呼吸可闻。

　　张亲自驾车冲出西门

　　不一会，刘多荃上楼来了，张站起身来走到刘的面前说道：“今天午后，要送委员长飞回去了，此事并未通知杨主任，机场的警戒部队是你一〇五师的高射炮队，你即刻先到机场去好好布置一下，随时和我通电话。”刘奉令后，认为兹事体大，连应了几声是，也不敢多问，便匆匆赶到机场去了。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后，已是午后四时，张驾着一辆小轿车直开进高桂滋公馆的小院子里，高公馆就在张的官邸斜对面，平常是不开大门的，只有今天是例外。这些天在高公馆负责守卫的都是西北剿总特务团的士兵，蒋先生入住后，门禁森严，连高公馆附近都不许闲人逗留。张在院内下了车，三步两步，跨入上房，面请蒋先生立即登车赴机场。当蒋先生由室内步出院子上车时，站在旁边的只有张的副官长谭海一人，这真是富有历史价值的一幕。大家上车后，放下车后窗帘，由张学良亲自驾车，转弯抹角的驶出金家巷，从玄风桥转出东大街，风驰电掣的直穿过西大街，汽车出了西门，已经脱离了杨的警卫范围，张把汽车直驶至飞机场旁边才停下来。

　　蒋先生既抵机场，飞机已在那裏试行发动，张先跳下汽车，临时在机场用电话匆匆通知杨虎城，说马上便要送蒋飞离西安，并请杨立即赶来机场送行。这时飞机的引擎已经转动了，“轰隆、轰隆”的声响，似乎在告诉机场上的每一个人：一场惊天动地的西安兵谏，已经演至最后一幕了！

　　陪蒋飞京一去不复返

　　殊不料在这最后一幕里，还要涌起一个出人意料的高潮！这是：当杨虎城还未赶到机场的那一刹那间，站在飞机尾端的张学良，却和刘多荃师长做出一段惊人的对话。

　　“我已决定陪着委员长一路飞到南京去。”张突然告诉刘。

　　“副司令马上就要走？”刘紧接着万分惊诧地问。

　　“嗯……”张眼睛望着停在飞机旁的那辆汽车，嗯了一声后，无言的只是点头。

　　“我以为副司令应该再考虑一下。”刘呼吸急促地说：“委员长回南京后，今后的西北大局，还不知怎样演变，副司令一走，岂不变成一盘散沙？”

　　“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咱们这次留下委员长在西安，原是为的要团结抗日，委员长既已答应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次的事，以我们革命军人的立场来说，对领袖是大不敬的，我要负全责，我必须去一趟，去领受应得的处分，才能问心无愧，否则，还谈什么团结抗日呢？”张沉声地说着。

　　说到这里，只见杨虎城已乘车飞驰向机场而来，飞机的引擎声响得更厉害了，张立即迎上前去，等杨一下车，先在杨的耳畔，和杨说了几句话，刘多荃因为站得较远，只看见杨不住的点着头，也不知张说的是些什么？

　　此时飞机一切准备停当，只待起飞，张陪著杨虎城一路走向机旁，恭送蒋先生等登机启行。蒋先生于临上机前，还站在扶梯边，和张杨谈了几分钟的话。

　　西安冬天的气候，风高烟冷，沙尘飞扬，何况这时已差不多午后五时了，更显得黄埃漫漫，一片荒凉！蒋先生在寒风中正要挥手示意登上飞机扶梯时，张这时才走进一步，突向蒋先生表示，要陪同一路飞往南京。蒋当时对于张的这一决定，确实再三阻止，站在梯次劝阻了好半天，张却坚决要同行，杨虎城则默然无话说。争持了一会，张终于随在蒋的身后，步入了机舱，与杨虎城、刘多荃等扬手惜别，一瞬间铁鸟凌空，蒋先生既安全离去，而张学良却从此与部属告别，斯人一去永不复返！这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钟以前的事。

　　一张手谕军事听杨于

　　二十五日这天，天色阴沉，云层甚低，在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听见了天空的飞机声，谁也料不到飞机里坐的是些什么人，当飞机掠过渭南防地一带，突然低飞下来，士兵们翘首张望，正在惊疑中，忽见飞机上投下了一个通讯袋，在空际随风而下，直坠在防线左近的土堆上，士兵们争着跑前拾取，原来是一只帆布的长方型的小袋，大家都知道里面一定有重要的东西，谁也不敢乱开，赶紧由传令兵持着送到西关指挥所，呈给唐君尧旅长拆阅。唐接过袋去拆开一看，原来里面有一张张副司令的手谕，上面写着：“军事听杨于”五个字，下署“张学良”三字，分明是张的亲笔。唐看了半天，仍有点莫名其妙，心里暗忖着：“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委员长走了吗？难道副司令也一路走了？”

　　唐纳闷了半晌，便摇电话至西安，向刘多荃师长报告前线拾得一张手谕的经过。刘在电话里才告诉唐说：“副司令真的走了。我相信前线很平静，你马上将手谕带到西安来吧！”

　　唐挂上电话，一时也不知做何感想，立即乘车至西安，见到刘多荃后，先将通讯袋和手谕交刘核阅。随即问刘：“副司令怎么会跟去的呢？什么时候回来？师长事前知不知道？”

　　“唉！副司令的个性，你还不知道吗？”刘多荃深深叹息着说：“他到了飞机场才向我说他要陪委员长一路走，什么时候回来，根本没有提起！”

　　“师长当时没有劝劝副司令吗？”唐问。

　　“我何尝没有劝！副司令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一定要去，这有什么办法呢？”刘说到这里，摊开两只手，不住的摇头，表示他那时确实毫无办法。

　　“我们渭南前线，是否仍旧守着，还是将部队撤回西安？”唐又问。

　　“委员长既已回去了，我想桂永清等不会再来跟你开玩笑的，当然暂守渭南原防，听杨于的命令好了，副司令不是已交代得很清楚吗？”（按：“军事听杨于”，是叫东北军听从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命令。事实上，于为主体，杨是陪衬。那时曾经有人说，张学良独行其是的瞒着杨虎城送走了蒋先生，似乎对不起杨，因为这等于出卖了朋友。同时也有人说，张单独送蒋先生回南京是势迫如此，是无可奈何的做法，绝无半点出卖杨虎城的意思。）

　　唐和刘多荃谈了一阵，于当夜便又赶返渭南前线去了。

　　杨虎城向东北军讲话

　　蒋先生安全回到南京十几天以后，张学良竟无任何消息传到西安，这些天来，东北军的官兵，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候他们的副司令归来。渭南前线一直仍保持对峙状态，并无射击情事。

　　到了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的某一天，杨虎城突然由西安跑到渭南前线，假借渭南东南向的孟寨，召集在渭河南北两岸的东北军团长以上官长开会讲话。

　　参加那次会议的，有东北军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以及各师的团长等。会议场是借用孟寨一户大户人家的客厅。

　　是日午后三点多钟，杨虎城乘着一辆小轿车，尾随一辆载着卫士的卡车，抵达孟寨。杨御军装，外貌很魁伟，说话时的声音既低且稳，甚有条理；看他斯文一派，颇有儒将风度，真叫人想不到当年他曾是一位绿林中的好汉。

　　大家随杨进入了会议室，当中放有一张长条桌，杨坐在东端，其余的人则分两旁排开而坐，右首第一人为缪澂流，左为刘多荃。会议开始，杨虎城先站起来向大家讲话，他很从容地说：

　　“各位在前方都很辛苦，而且大家都能本着张副司令的意旨，静候中央命令，这种责任心和军纪，首先值得我敬佩。

　　“我们这次兵谏的意义，各位当然都知道了！委员长既然接受了我们团结抗日的主张，我们总算没有白费心机。不过张副司令陪送委员长赴南京，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回来的消息，我恐怕各位不能安心，所以特地到这里来和各位见见面，希望各位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沉着才好。

　　“委员长对于这次兵谏行动，既已全盘了解，他是全国的领袖，说话一定算数的，各位请放心，我想绝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变化。希望各位固守原防，我和于主席（指于学忠）随时会告诉你们的情况的。”

　　唐君尧答词语中带刺

　　杨讲完了话以后，缪澂流、刘多荃等都没有发言，大家只默默的点着头，表示同意。因为这时已风传，杨对东北军可能有点企图，今天杨又俨然以长官的身分，来到渭南做训话式的开会，大家心里有数，似乎又没有什么可说。

　　可是，在座的唐君尧，他是渭河南岸防地的负责人，既然杨虎城特地跑来开会讲话，他似乎要尽一点地主之谊；结果，唐却站起来做了简单的答词，唐说：

　　“今天杨主任在很忙的时间里，特地由西安赶来和我们讲话，尤其是对副司令的这么关心，令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十分感动！

　　“我相信主任今天当可以想象到东北军的地位，自从副司令走后，我们都像是无娘的孤儿，在我们的心情上，真有说不尽的彷徨。只要主任不见外，能做我们的一个仁慈的保母，主任放心吧！我相信大家一定乐于接受主任的指挥的。”

　　唐这几句话，说得语中带刺，似软似硬，杨是个聪明人，当然懂得。在座的东北军各将领也都心照不宣。杨在这种气氛下，却表现出了十分亲切的样子，又站起向大家说：“我一定遵从张副司令的意旨，和各位共勉，来完成这次兵谏救国的主张。”

　　这个会，就这样告结束了，杨即乘车径返西安。与会的东北军各将领，俟杨走后，都抢着和唐君尧握手，大家都认为唐的话说得很得体，应该向杨虎城要有这么一个表示。

　　西安城内出现黑名单

　　由一月一直到二月，张学良依然一去杳无消息，东北军群情惶惶，日甚一日，尤其是少数激进的少壮派军人，激愤的程度，已到不可遏止的地步。结果，在西安城内终于掀起了“二二事变”！这是大事变之后的一个小事变。

　　提起“二二事变”，也是一幕惨剧。那是：在二月二日前的一周左右，西安市面上突然发现了一张黑名单，列名在黑名单上的东北军将领竟达二三十位之多，计何柱国、于学忠、缪澂流、王以哲、刘多荃等高级将领，以及徐方（剿总参谋处长）、蒋斌（剿总交通处长）、宋学礼（王以哲军的副官长）等人都赫然列名其上，这些人的罪名是：副司令此次离陕赴京，他们既不拦阻于前，又不营救于后，都有出卖长官之嫌，应杀无赦！

　　自从这张黑名单出现之后，西安市上，一夕数惊，人人自危。原来这是东北军的少壮派激进分子所搞的一个恐怖组织，主持人员是剿总特务团团长孙铭九，和张的秘书应德田等人。

　　二二事变王以哲惨死

　　到了二月二日，惨剧发生了，首先是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他那时在西安正卧病在床，是日午间，王寓突然闯进来一个壮年上尉军官，此人原是王的学生，他闯进王家后，向王以哲病房里直冲，王卧在床上，见他右手持着短枪，面带杀气，走了进来，已知大事不妙；因为病骨支离，逃又逃不了，却急得赶快用棉被蒙着头，这位上尉军官一跨进房，还先向王以哲一鞠躬，接着说道：“老师！我对不起你，我是奉令行事。”这时王以哲已经蒙在棉被里等死，这位仁兄那柄短枪内原有九发子弹，竟朝着王以哲那一堆棉被“轰！轰！轰！”的接连射击了八发，王当场流血如注，抽筋抽成一堆，死状极惨。这个刺客，于得手后，却扬长而去。

　　同日被害的尚有剿总交通处长蒋斌。他的罪名是：当张杨发动兵谏，提出八项主张通电全国时，据说蒋斌曾将那个通电压了三四天之后才发出去，有通中央的罪嫌。此外，还有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以及宋学礼等都被乱枪打死。

　　两面挨打气煞唐君尧

　　当“二二事变”发生之日，渭南前线已经得到风声，唐君尧闻讯后，自以为可以说服孙铭九，他于是午后一时，特悄悄地由渭南乘着一辆小汽车直驶西安。不料汽车驶抵西安东门附近时，远远已看见城门紧闭，在城壕一带，有杨部士兵与剿总特务团士兵，联合据守着，断绝了交通。车开至距城门三百余米处，守城的士兵竟居然不客气地朝着汽车开枪射击过来，子弹横飞，幸未命中，唐见势不佳，赶忙掉转车头，折回渭南；又不料驶抵渭南城郊时，忽见渭南前线守军亦朝着西安这一方向，架起了轻机关枪，如临大敌。原来渭南方面这时已经知道西安城内出了大乱子，唐的汽车向渭南西关疾驶时，守军根本不知道车内坐的便是唐君尧，一阵轻机关枪，竟朝着唐的车子扫射过来，眼看唐的这条命，马上就要送在自己部队的手上。幸亏唐万分机警，当他一看见轻机枪手刚一卧倒欲射时，他早已伸开右手，车门推开了，正好这段公路又有一个小弯曲，他迅即将身一跃，跳入了田野，一排轻机枪子弹除擦伤了他左臂上几处表皮以外，幸无大碍。那辆汽车却被射成了蜂窝一般。似此两面不明不白的挨打，实在叫他哭笑不得。

　　唐只好撇下汽车，徒步返回渭南西关师部，向刘多荃报告刚才所遭遇的危险经过，刘亦为之苦笑不已。至于对西安方面之乱事，刘和唐计议之下，决定先由缪澂流与刘多荃两人联名以代电致杨虎城，询问对于西安城内之秩序，能否维持得来？并询及对于住在西安城内的很多东北籍元老如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的安全，能否负责？如有困难，我们马上可以派部队回西安协助等语。

　　于学忠幸得安处危城

　　此时，于学忠亦在西安，而且是和杨虎城一处办公，于在黑名单上也是榜上有名。唐君尧又催着刘多荃立即由渭南摇电话至西安新城大楼，和于氏通话，除了关心于氏的安全以外，并想从于的方面得到一点西安城内的消息。电话接通后，对白如下：

　　“听说王以哲军长今午已遇害，主席（称于学忠）有无安全顾虑？假如有必要，我们可以马上派部队入驻西安。”刘问。

　　“我很安全，不需要派队伍来。”于答。

　　此时唐君尧在电话机旁边，却插口向刘说：“师长！你问一下于主席此时说话自由吗？”

　　刘连连点头，便在电话中问道：

　　“我想问主席，此时讲电话，是否有什么不方便？”

　　“很方便，很方便，你们放心！”于答。

　　“西安城内的秩序恢复了没有？”刘又问。

　　“现在已经没有事了，你们好好在前线掌握住部队吧！”于答。

　　电话说至此，便收了线。

　　“二二事变”过后，孙铭九等人已不敢再在西安立足，都跑到咸阳以北的长寿一带藏匿起来，那里正是杨虎城部队的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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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学良最后一面（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六）

　　东北军调驻高陵待命

　　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陪同蒋先生赴南京后，时间过得很快，一瞬就到了一九三七年的二月下旬。张赴京受审后的下文如何，西安方面未获半点消息，始终群情惶惶。这时，曾由杨虎城、于学忠联署下了一道命令，着驻防于渭河南北两岸的东北军，克日集中渭北高陵县一带待命（高陵在于右任院长故乡的三原县以东）。此时在渭河两岸的东北军，只有缪澂流所部之第五十七军的一个军与一〇五师的一个团，其他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等部，在西安事变前后，始终未有调动，仍分驻于陕甘两省的边区（注：东北军的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仍驻扎北平、保定一带）。自经过此一调动，东北军与中央军在渭河两岸对峙的部署即告解除，但对于陕北红军仍保持着暗中警戒。渭南阵地则由中央军桂永清率领的教导总队接防，中央先头部队亦已进驻临潼，可以遥望长安了。

　　桂永清率部进抵渭南防地后，因他曾在这里吃过一次亏，所以桂氏立即下令所部就东北军所构筑的那一条由华山直至渭河沿的原阵地，举行一次为期三日的大演习，教导总队的健儿全体参加，演习逼真，场面甚大；演习完毕后，由桂氏讲评，他曾说了如下的一段话：“你们看！东北军在这里布防时，对于阵地线的选择，对于防御工事的构筑，一切都足为我们观摩与借镜，凭他们这一手，就难怪人家要标榜抗日啊！”由此可见，桂永清毕竟还是一个很虚心的人，他虽自视甚高，但并不骄矜自满，以后他能步步向上爬，直做到最高军职的参谋总长，良非偶然。

　　选派代表赴溪口谒张

　　因为张学良赴南京后久无讯息，归期渺茫，兵谏所引起的后果究竟如何？仍为举国上下所最关心的事件。那时南京和西安双方，都是谣言满天飞：南京方面谣传着东北军不稳的消息，西安方面却谣传着张学良可能已不在人间的噩耗。因此，中央既对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深怀戒心；而东北军的军心更其显得忐忑不安。这是蒋先生脱险后的另一股暗流。在一方猜忌一方愤激的情势下，若不好好疏导，确很可能会演成又一次的轩然大波。

　　当时中央方面已经虑及谣言必须迅予澄清，蒋先生也认为对于东北军的军心有加以安抚的必要，尤其是张学良赴京后的生活实况，更须让东北军的官兵有一个普遍的了解；所以在二月二十七日的那天，杨虎城与于学忠忽奉中央来电，着在陕甘一带驻防的东北各军，每军遴派代表一人赴奉化溪口（蒋先生的故乡）谒晤张学良，使明真相，并希电覆行期，由中央派专机来陕迎接等语。

　　杨于接电后，哪敢怠慢，随即与东北军各单位商洽，迅即由六个军里派出代表共六人前往谒张，并即电覆中央，机到即可启程。该六位代表的姓名职级如下：

　　一、第四十九军一〇五师旅长唐君尧。

　　二、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

　　三、第五十三军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该师临时拨由六十七军指挥）。

　　四、第五十七军一〇九师师长霍守义。

　　五、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其原任该军一一七师师长，自军长王以哲被害后，由吴升任军长）。

　　六、骑兵军骑二师参谋长张守经。

　　霸王机接去了六代表

　　中央方面接得西安已派妥代表的覆电，立即派出霸王机（一九号）一架飞西安迎接。代表一行六人于三月一日晨先联袂赴西安新城大楼向杨于辞行，至上午十一时便由西安机场登机启程，是日不仅天色阴沉，而六位代表更是各怀着一份沉重心情上路，大家都不知道见着张副司令后，会听到些什么？自己又将说些什么？当时在机场送行的只有于学忠，杨虎城并未露面。

　　霸王机起飞后，向东航行，第一站抵洛阳机场降落，停了几分钟，据说是要检查机件，大家耽在机内，并未下来；不久又继续东飞，到郑州时又降落了，也只停了两分钟，这时已经在下雨，气压低得怕人。

　　据代表之一的唐君尧将军说，那次的飞行，因为云层既低且厚，雨又越下越大，飞机冲霄而上，直穿透云层之上飞航，坐在机舱里向下俯视，但见一片汪洋云海，浮沉眼底，上空则青天白日，一碧如洗，可是云海的下面正在降着豪雨啊！

　　飞过徐州时，云层始渐渐稀薄，到了蚌埠已经可以俯瞰大地，但见田野间青新一派，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直到午后五时，才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降陆后，飞机要加油，约停了十五分钟。这时中央派来的联络员已在机场和代表们晤见，并转达蒋先生的意旨，着他们先飞上海转溪口谒见张副司令后，返程过京时再行召见。

　　因为赶着路程，飞机加了油，又直飞上海，抵达龙华机场时，已经是夜幕高张，万家灯火了。代表们下机后，机场已有接待人员在迎候着，并陪同他们乘特备的专车驶向上海市内静安寺路沧州饭店下榻，吃过晚餐后，六位代表因为整日飞行，旅途劳顿，很早就各自安歇，准备次日清晨再启程前往溪口。

　　溪口武岭小学的一夜

　　翌日（三月二日），晨八时略进早餐，即由接待人员陪同他们赴上海北站搭乘沪杭路火车赴杭州，午餐就在火车上解决了；正午十二时左右抵沪，在杭州火车站上，早已有由浙江省府预先派来的两辆小轿车停在那里，代表们下了火车，又马不停蹄地跨上汽车，循着公路直奔溪口。这一整天，也是天色阴晦，细雨蒙蒙，汽车一直在阴雨中疾进。

　　是日傍晚六时，抵达溪口。甫至溪口镇边，汽车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只见这里公路整齐，电炬通明，似乎别有境界，当时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却不禁低声念着：“这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啊！”他念完这两句，又向同车的同僚们说：“若是咱们国内的每一县市，都能有这样的建设的话，早已天下太平了！”言次，喟叹不已。这时却另有一位代表大发议论，他说：“不能这么讲，你要知道这里是一国元首的故乡，为国际观瞻所系，这是代表国家的体面啊！”大家对于这一番议论，亦皆点头称是，无心争辩。

　　是日晚，他们被招待在溪口武岭小学住宿。这是一所建筑得相当整齐的两层楼房，设备也十分完善。他们这一行六人，都是东北与华北籍的赳赳武夫，何况又是刚从风沙蔽天满眼黄土的西安飞来，一旦置身江南，又值仲春之候，旅途中一路所见，都是山明水秀，景色万千，大家面对着这杏花春雨江南，却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加上这夜新雨初停，月挂柳梢，他们度宿武岭小学，而且也了解到大家所要见的副司令就在眼前，辗转反侧之余，自更有说不出的一种咫尺天涯、情人遥夜之感。

　　吴克仁军长首被召见

　　三日清晨，他们在溪口接待人员照拂下，进过早餐，便乘坐昨日开来的两辆原车赴雪窦寺去谒见张副司令。汽车循着雪窦山北麓迤逦前进，直驶至雪窦寺的大门口才停下来，距雪窦寺东北面约二百码处，便是中国旅行社招待所，这即是张学良在溪口的幽居之处，招待所门前并无武装警卫，但便衣人员当然是少不了的。大家怀着异样紧张的心情步下汽车，进入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大客厅里，坐下休息，静候着张副司令的传见。在进行召见的那一段时间里，除了一两个招待人员来往传达消息外，并无任何监视人员在场，一切尚能自由自便，这使得六位代表都感到十分满意。

　　稍坐一会，听的南端传话出来了，每一个人都血脉奋张地听着，原来第一个是传见新任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吴首先站起身，整了整军装皮带，挺胸踏步地跟着接待人员跨上厅外的走道，直向张学良的住室而去。留在客厅里的五位代表，彼此沉默地围坐着，各怀满腔心事，一时静寂无声。

　　吴克仁进去约二十分钟光景，就见他垂头丧气、一步一拖地走了出来，两手不住地搓着，两眼有点发红。当他走回客厅座位时，大家都争着诘问情形，吴却摇头轻叹着说：“何必问呢？你们一会见到副司令就知道了。”

　　唐君尧走进张的住宅

　　一个又一个地召见着，到了第五位时，里面一声传话，是召唤唐君尧了。唐是这次兵谏中奉命率队赴骊山迎蒋的执行人，他一想到当时的情景，如在目前，不料结局却是万里迢迢地跑到溪口来，所以唐对于这次召见，在六个人中最感难过。他跟着接待人员走到张的住室门口，门是虚掩着，他在心脏剧烈跳跃下，轻轻地推开房门，蓦然一看，眼前站着的人，不就是副司令吗？

　　张学良这时站在房间的中央，面向着门，似乎在等候他的亲近的人走进来，身上穿的还是那件在金家巷官邸所穿的绸棉袍。唐一跨进门，便脱帽向张鞠躬敬礼，张点头示意，第一句话就是：“请进来，请进来！先坐下吧。”张说着自己也坐下了。

　　唐坐下后，举目四顾，看见房里窗口下，摆着一张办公桌，桌的两面有几张木椅，靠墙壁还有茶几和两张单人沙发。这个四方形的房间除了张学良以外，并无第二人。唐这时坐着凝望着张学良，似乎太久不相见了，虽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还是张先开口说：“你们这么忙，委员长还特地要你们这么远道的来看我，我觉得相当愉快，但是也很感动，你们沿途很辛苦吧？”

　　唐此时情绪如麻，听见张这么说，他竟答非所问，抑制着情感，很迫切地问张：“报告副司令！你离开西安已经两个多月了，在西北的部队都十分关心着副司令的近状，都在盼望你早点回去，不知副司令什么时候才回西北呢？”

　　用不着以我个人为念

　　张见唐如此急呼呼地追问，只“嗯”了一声，坐着以手支颐，并抬眼看着壁间的字画，默然无语。唐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张，半晌张才接下去说：“咱们只求国家能早一天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至于我什么时候回去，都无所谓。你回去时可告诉刘师长（指刘多荃）转告官兵，实在用不着以我个人为念。”

　　唐看见张这时的神气，似乎有些伤感，所以也紧接着说：“报告副司令！咱们这次为了团结抗日而发动兵谏，当初在行动上，或不无引起人们的误解，但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不仅一般舆论对于副司令的主张多表同情，我想事情演变到了今天，委员长也会体谅副司令的苦衷的，因为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注意着事情的发展，尤其是副司令这次毅然决然陪同委员长到南京来，这不但叫咱们做部属的万分感动，就是全国人民对于副司令的肝胆和忠诚，也都会存有无限敬意的！”

　　张微微点头说：“我原是只求问心无愧，个人如何，是用不着计较的。你要知道，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东北军也绝不是我张某一人的，你可能还记得我于民国二十二年由上海出国的时候，曾经给团长以上军官每个人一封信，那封信是怎样向你们说的？你这次回去必须告诉刘师长，将来东北军就是一连甚至一排的被分别调到任何地方去作战，都要接受上级的指挥，这样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

　　临行一鞠躬别矣少帅

　　唐一面应着是！是！一面却向张说：“报告副司令！我国起而抗战，已经是不能避免的事了，一旦抗战爆发，副司令自然亲身率领着我们打到东北去，即使副司令真的不参加，但是团结抗日的口号，实首先发自副司令，这也是值得安慰的。为了减少副司令的麻烦和难过，我们一定谨遵副司令的训示，只是希望副司令好好保重身体要紧。”

　　张说：“好的！好的！你们这次来跟我见了面，大家可以放心了。也可以见到中央对我个人的优遇与宽大，回去好好训练部队吧！最重要的是要遵守纪律、爱护百姓。我更希望你们能以关怀我的精神，放在训练部队身上来捍卫国家，能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有收复东北失地的一天。”

　　唐听张这么说，情绪激昂得难以形容，不知不觉泪盈于睫，再也答不上话来。张这时的面容，在严肃中也显得十分悲痛，两下里都默不作声。最后还是唐又问：“副司令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张略迟疑了一下说：“没有什么了，我相信你们都是我多年的患难袍泽，一定能本着我吩咐的话去做，那么，我什么时候都是安慰的，你走吧！”

　　唐只好站起身来告辞，临行立正向张一鞠躬，张这时却扭转身去，背向着唐。唐挂着两行清泪，不忍遽离，张背着身挥手相促，唐一步一回头地挨到门口，做最后的一顾。只见张兀立室中，面向窗户，分明也在抹眼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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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二十四年（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七）

　　有点生离死别的况味

　　且说吴克仁军长、唐君尧旅长等六人，在溪口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分别谒见张学良既毕，每人都不免垂头丧气地默默无言，大家在客厅里略坐了一会，气氛显得相当沉闷。这时却有一位招待人员满脸堆笑地走来向他们说：“各位都是远道而来，趁现在时间还早，我陪着各位去游览一下这里的风景区吧！”

　　吴军长看见招待人员如此殷勤，便向他微笑颔首，并问他道：“这里有些什么名胜古迹？倘若路程太远，恐怕要耽误我们今天赶回杭州的时间吧？”招待员答说：“现在不过十一时左右，我们就在这附近的雪窦寺、妙高台、千丈岩等处逛一回，要不了多少时间的。”

　　经过这么一问一答，大家也都感觉既已见罢副司令，不能老待在中国旅行社里，出去逛逛也好。不过，当六位代表站起身来离开大客厅时，再要想和他们的副司令见面告辞，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或许张学良此时还独自坐在那间房里在流泪哩！大家步出客厅，不约而同地都向南端走道那边频频回顾，虽然相距不远，却是两个天地，如此匆匆一面，即告分开，每人皆有说不出的一种感慨和悲凉！

　　走出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后，因为大家都怀着无限依依之情，既不愿马上离开此地，而招待员的盛意又不可却，乃在雪窦寺一带漫步逛荡着，与其说是欣赏风景，毋宁说他们每个人都觉得不如多看一眼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为好，因为在幽禁中的张学良，究竟何日才能获得自由，杳不可知，或者这次晤见，真的就是最后一面了，此情此景，不无生离死别的况味！

　　千丈岩下一串鞭炮声

　　他们几个人逛到千丈岩时，那里附近一带，山峦起伏，松柏森森，确是别具一番境界，并有雪窦寺的和尚与当地小贩向他们兜售鞭炮，点燃后，将鞭炮投入岩下，砉然巨响，山鸣谷应，一般游客至此，都乐而为之，认为有趣之极。但他们几位因为心情不好，眼看着在中国旅行社里的副司令，却已是咫尺天涯，等同囚徒。这时唐君尧却掏出一元纸币，向小贩买了一大串鞭炮，擦火点燃后，使着劲儿猛向岩下投去，一时轰轰隆隆，声震空谷，有山崩地塌之势。吴克仁军长便遥指着中国旅行社房屋那边说：“这一串鞭炮声，副司令一定听得到，还知道我们未离开此地啊！”唐君尧也说：“当真如此，岂不是更令副司令难过吗？”吴克仁不觉接着愤然说：“副司令落到今天的地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为自己吗？”说到这里，六位代表彼此凄然相向，有的甚至痴望着中国旅行社洒下泪来。

　　闲逛了约莫一个多钟头，已经是正午十二时了，招待员伴着他们仍乘原车驶回武岭小学；谁也不愿再多留，各人携取随身行囊，便又匆匆登车赶返杭州。是日天色仍阴沉，汽车风驰电掣地驱程前进，抵杭州时，天尚未黑。因为六位代表中，有两位从未逛过西湖，大家都赞成乘车沿堤环游西湖一周，过岳王坟时，还特地下车展拜一番。他们六个人大概敬爱自己的长官心切，凭吊岳武穆墓时，却连带想起了张学良，站在那里低徊了好一会才离去。车驶至楼外楼酒家，由招待员陪着他们吃了一顿杭州味的晚饭，当夜便搭乘火车赴上海。抵沪后，仍下榻于静安寺路的沧州饭店。

　　返抵上海访候宋子文

　　翌日（三月四日），六位代表分别去探访自己在上海的亲友或赴四大公司购物，各人自由活动了大半天，到了傍晚，又全体出发访候宋子文于上海私邸。抵宋寓时，宋氏亲自接待，情绪至为热烈，并询问各人在溪口与张学良会面的情形。当时他们却公推吴克仁代表与宋谈话（按：吴克仁军长系在初期之淞沪战役中殉职），对白如下：

　　宋问：“各位这次代表着东北军各单位，由西安赶到这里，沿途太辛苦。昨天在溪口都见到张副司令了，谈得很好吧？”

　　吴答：“承宋先生的关心，我们六个人都被分别召见过了。副司令精神还好，对于我们也训示了很多，我们很感动，而且又觉得有些难过！”

　　宋说：“我想各位一定知道，不但委员长对张副司令很好，我个人和张副司令的交情更厚，尤其我最了解张副司令的苦衷；兵谏的事已经过去了，此事既已获得圆满的解决，不会再有什么的。”

　　吴说：“宋先生所告诉我们的話，我们自然是绝对相信的，不过副司令住在溪口，行动似乎并不自由，也就因为我们知道宋先生是对副司令最关心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很冒昧地特意要来拜候宋先生，希望能多知道一些关于今后副司令的行止，让我们回到西北时，也好向大家有个交代。”

　　何应钦将军招待早餐

　　宋氏此时迟疑了一下，并燃着了一支香烟，终于回答说：“各位请放心吧！张副司令是公忠体国的人，国家绝不会有负于他的。”

　　在座的六个人，听宋的语气，似乎很空泛，都不觉有些失望，吴克仁遂又向宋说：“我们已得到招待人员的通知，今天的夜车就要赶赴南京，因为委员长要召见。关于副司令的事，不但我们做部属的不能安心，宋先生一定更关切，只有宋先生当时是到过西安参与其事的人，而且又是和副司令一路飞到南京的，我们只有请求宋先生无论为公为私，必须竭力向中央说项，让副司令早日返回西北，使大家安心才好。”

　　宋一面频频点首，口里却不住地答着：“好的！好的！”

　　话谈到这里，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大家便一齐起立，向宋氏致谢，因为火车开行的时间差不多要到了，跟着便向宋告辞出来，返回沧州饭店。当夜便又搭乘京沪路快车由上海赴南京，五日凌晨抵京，在招待人员照料下，陪往中央饭店略事休息。

　　不一会，招待人员前来通知，说军政部长何应钦已在励志社预备了早餐，请各代表前往赴会，随便谈谈。他们抵励志社时，先会见了何部长，同席者尚有陈诚、桂永清诸人。

　　这一顿早餐，大家边吃边谈，气氛很是和洽，尤其是桂永清与唐君尧两人，不久之前尚在渭南前线各据一方的对垒，今天又同席进餐，真是忽敌忽友，太有趣了。当时桂永清还特地坐在唐的邻席，拉着唐说东说西，劝饮频频，两人简直亲密得不得了。

　　蒋先生召见垂询殷殷

　　到了上午十一时，蒋先生在中央军校办公室召见六位代表。他们于十时三刻便由招待人员陪同抵达，先在小客厅里等候。蒋先生这次召见和张学良在溪口一样，也是一个个地分别轮流传见，每人大约谈话五分钟光景。当传唤唐君尧进见时，唐突然回想起在骊山“接驾”的一幕，不觉有点心跳，他镇静着走入办公室，见蒋先生正站在沙发椅旁，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走进来。唐忙向蒋先生很恭敬地一鞠躬，蒋很谦逊和蔼地点首答礼，并轻轻地向唐说：“坐下，坐下吧！”

　　蒋先生这间小办公室，陈设很简单，除了一张公事桌以外，室内的茶几和沙发椅都是很低矮的。唐君尧小心翼翼地坐下之后，蒋先生一面坐下，一面却问唐：“你见过张副司令了吧！他好吗？”

　　“报告委员长！已经见到了，副司令精神很好。”唐答。

　　“好！好！”蒋先生微点着头，接着又说：“唐旅长！你去年在那种环境里，对于我的忠诚，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你以后更要好好的做事做人。”

　　“是的，我一定紧记着委员长的训示。”唐答。

　　“现在你家里老人都在吗？”蒋先生又问。

　　“父母都在堂，他们住在天津，常有信给我，两位老人都很健康，谢谢委员长。”唐答。

　　“你回去可告诉刘师长（按：指刘多荃），就说是我说的，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同盟会的革命老同志，他更当继先人的遗志，好好地报效党国。”蒋先生说至此，略顿了一顿，接着又向唐叮嘱说：“你回到西北后，好好地训练部队吧！”

　　唐君尧连连应着：“是！是！”蒋先生也连着说：“好！好！”唐这时即站起身来，向蒋先生敬礼告退，走出办公室。

　　三月上旬东北军调防

　　六位代表召见既毕，各人都松了那一颗紧张的心，仍返中央饭店休息，当夜便由南京渡江至浦口，搭乘津浦路火车至徐州，又转陇海路车，经开封、郑州、洛阳、潼关径返西安防地。他们一行六人，于三月一日由西安启程，于三月八日返回西安，往返共计八天。

　　代表们返来后，即分别向各部队转达在溪口谒见副司令以及委员长在南京召见的各情，东北军的军心，总算渐渐安定下来，谣言亦告平息。到了三月下旬，驻防陕甘的东北各军奉令开出西北，分别调往江苏、安徽、河南各地，开始进行整编。当时东北军官兵的心理，总以为部队既已东调，副司令不久之后当可见面了，而事实上却并不如此简单。那次调防的详情如下：

　　第四十九军（即一〇五师扩编而成，刘多荃升任军长，唐君尧亦被委为该军一〇九师师长）调驻河南省南阳、方城、新野一带整训。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调驻两淮（淮阴、淮安）、蚌埠一带整训。

　　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仍驻防北平、保定一带整训。

　　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调驻河南省周家口、淮阳、西华一带整训。

　　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调驻豫鄂边区正阳、罗山、武胜关一带整训。

　　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调驻河南省上蔡、汝南一带整训。

　　从这时起，东北军驻陕甘两省边区之部队已扫数东调。到了是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展开，张学良虽仍然未获自由（辗转西移，幽居于贵州息烽），但东北军健儿，却皆投入了抗战的序列。

　　宋子文先生何以自解

　　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写到此处，可以告一结束了，不过笔者对于幽居已二十四年的张学良，至今仍然幽居如故，却不能无感与无疑。

　　第一、蒋先生对于张学良的处置，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地想不开呢？

　　第二、宋子文先生在西安事变以后的那些岁月中，是否真的竭力营救过张学良呢？

　　据笔者所得到的内幕消息是：蒋先生对于张学良的管束，在当初确乎出于一种保护心理，据说后来是因为受了左右的影响，才演成目前的结果。这一传说，是否属实，至少有下列事实，可为明证。

　　当蒋先生于民国三十八年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总统时，蒋先生有一段时间到了上海，那时国人正酝酿“释放张学良”运动；有一天，宋子文先生去看蒋先生，曾谈到张的问题，蒋先生很有意思把张氏予以释放，当他问及宋子文的意见时，不料宋氏的答复却是“等等看”三个字。宋子文在张杨兵谏时，冒险飞赴西安，展开谈判，显然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个人的保证人，他在事变结束以后，也曾对人表示：“一个人如果说话不符时，那怎么行？”又说：“这不是生命问题，是人格问题，我怎可失信呢？”这些话，都是针对张学良能否恢复自由问题而说的啊！

　　可是，当西安事变隔了若干年，并且是事过境迁之后，于蒋先生有意释放张学良时，他又说出“等等看”三字，这真使人大惑不解了，不知宋氏当时的心理，究是做如何的想法：

　　一、是为了讨好蒋先生吗？似乎又没有这个必要。

　　二、是怕张学良获释之后，被中共利用吗？而那时的张学良，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对国家和对蒋先生会有什么不利！

　　三、张学良所犯的罪行，是十年管束。那次蒋先生问宋的意见时，已是一九四九年了，难道还不足以抵偿吗？无可否认的，当年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在南京特别军事法庭受审的时候，张于被判刑后能获得特赦，虽是出于中央的一番折衷苦心，但宋氏当初实为最具影响力之一人，何以事隔若干年，宋氏反而没有过去那样的魄力和肩膀呢？

　　两句铁板数姑妄听之

　　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原是永远一笔算不清的账！我们如果承认这种看法正确，那么当政府量刑之初，何不干脆判决张学良的死刑或无期徒刑？也叫人无话可说，亦不至于要拖泥带水地拖了二十多年，叫人们谈起就摇头叹息。这对于政府又何尝有利？

　　笔者曾闻某要人说过：每凡有关释放张学良的呼声传出时，蒋先生都喜欢问一下左右亲信人们的意见；而他们对于这件事的主张，不是不加可否，就是主张仍旧继续管束。张学良的不得恢复自由，这亦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所以时人呼吁释放张学良，每每把重点摆在蒋先生个人身上，我们不能说不对，但至少这只对了一半。这个责任不能让蒋先生一人负起的啊！

　　总而言之，张学良当年因激于抗日的义愤，在情势逼迫下而发动兵谏，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有其应得之罪。但直到今天，他不但一直在管束中过了二十四年，而且他当年高呼拥蒋抗日，动机已可以十足证明是纯洁的，他当年毅然陪着蒋先生赴京领罪，行为也不愧是光明磊落的，说句公道话，国家对于他的惩罚已经够了。如果蒋先生左右的人，能建议或不反对释张的话，以蒋先生的伟大襟怀，和一贯对张的爱护，我相信他老人家是会同意这一措施的。

　　最后，我想向读者诸君叙述一个较轻松的事儿，以结本文：

　　据说香港有一位精于铁板数的先生，今年曾替张学良的命运推算了一下。张是辛丑年出世的，明年（民国四十九年，即一九六〇年）恰是花甲之年，而铁板数上所显示的张学良明年的运程却有如下的两句话：

　　“多人齐说理，囹圄之叹释。”

　　关于命数之说，虽然是虚无缥缈的，而上面这两句，念起来也有点似通非通，但看字面，似乎张氏在明年大有恢复自由之望，特写在这里，以观后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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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高山流）

　　在前几个月里，每次读到《春秋》上右军先生所撰：“西安事变从未公开过的珍史”，总要引起我的回忆和感慨！因为笔者早年于役东北时，与张汉卿先生既有一段渊源；及后又曾供职于西北行营，对于西安事变当时的来踪去迹，亦多有所闻。二十余年来，国家多故，岁月如流，张氏幽居迄今，亦已由壮而老；笔者半生戎马，尚幸偷息香江。往事萦怀，徒添惆怅而已！

　　月来海外报刊，频传汉卿先生在台度过花甲之庆后，将有恢复自由之说。虽然此讯尚待进一步之证实，而笔者固不禁为蒋先生颂，为张先生庆矣。尤不料适于此际，笔者竟于无意中邂逅多年不见之老友S君于海隅，而S君者，即为奉派与张汉卿先生十余年幽居岁月中，共晨夕、伴起居，最亲近之一人。

　　兹以汉卿先生将获释之传说甚盛，S君闻讯，自为之奋欣万千，并承应笔者之约，尤为畅述其十年来伴随张氏之一切经过详情。数日来，把茗相对，欢若平生，话匣既开，滔滔不绝，其中种种情节，皆为张氏幽居多年来外间所无从获知之珍秘。本文即为依据与S君累日长谈所得资料，丝毫不加修饰而写成，虽觉拉杂，但求存真，投刊《春秋》，俾广大读者先睹为快。

　　中华民国四十九年仲夏作者于香江

　　海隅重逢把茗话旧

　　记得我和S君当年共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中等身材，瘦瘦的体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虽然是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但在气质方面，依然带点书卷气。

　　后来我知道他加入了军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的来往就渐渐疏远了。在民国廿六年春，我又听见另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已经被戴笠先生派在溪口，担任保卫张学良将军的任务。不用说，在他神秘工作期中，我同他更是音讯断绝，不相往来了。事隔廿余年，不料河山已破碎，海隅得重逢，把握之余，真有“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之感！

　　这次我和S君相约作第一次长谈时，起初彼此有点不知从何说起，还是我单刀直入地劈头先问：“S兄！张先生被政府管教了二十四年，直到今天才传出有被释的消息，老兄和他相处了十几年，对这一个消息，有何感想？”

　　S君答：“我是在奋欣中又有着很多的感慨！第一、我和张先生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彼此之间，已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当张先生由大陆移居台湾时，我决计要离开那个伴随张先生的岗位，奉上级批准后，临别之日，张先生和赵四小姐都热泪盈眶地依依不舍，这一幕惜别的情景，使我至今难忘；第二、我这些年来，常常在想，如果有机会，我很想替张先生说几句公道话；第三、我对于张先生的至今还不能恢复自由，深表遗憾！假如他真的获得释放，在我来说，似乎是完了我的一桩大心事。”

　　S君接着又说：“今天我虽然准备和老兄将张先生的幽居往事，作一番‘白头宫女’的闲话，但我得向你声明四点：

　　“第一、我讲述张先生幽居生活往事，完全是基于同情张先生的心理，丝毫没有旁的作用。

　　“第二、我希望你老兄若要记述这件事的时候，应该力持公道，不要对张汉卿先生有任何伤害的地方。

　　“第三、假使你有日将这些旧事写成文章公开发表时，我更郑重拜托，千万不要留给读者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我既同情张汉卿先生，可能站在反对蒋先生的立场，这一点务请老兄留意。

　　“第四、我所讲的一些生活故事，都是亲身目击的真人实事，绝不作丝毫夸张和渲染，希望老兄能彻底地了解。”

　　奉令保护汉卿先生

　　S君郑而重之的作出声明，我却认为他似乎过于紧张，其实我们之间的闲聊，借用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句道白：“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彼此把茗话旧，亦人生一乐。至于是否写成文章公开披露，起初我并未作这个打算。所以我对于S君的四点声明，自然是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接着我便问他道：“记得张汉卿先生陪同蒋先生赴京请罪，经过军法审判，结果获得特赦，交由军委会管教十年，张先生即移居蒋先生故乡之溪口。那时便有人对我说，你已奉派担负保卫张学良先生安全的责任，你是从什么地方调去的呢？”

　　S君答：“我那时原在南京服务，奉到戴先生的命令后，立即赶到溪口中国旅行社去报到。我报到时，张先生身旁已先有一位刘秘书随侍，刘也是中央派来的。记得是在一天的中午，刘秘书介绍我和张汉卿先生以及赵四小姐见面（此时于凤至夫人已与赵四小姐换了班）。张先生和我一见面，便很亲切地问我：‘从哪里来？’我答：‘南京。’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参加了看管张先生的生活集团了。”

　　我问：“你们在溪口时，奉派负责保护张汉卿先生的武装人员，是什么部队？隶属于哪一个部门？人数一共有多少？”

　　S君想了一想答道：“名称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队——简称军统特务队——直接隶属于戴笠先生主管的部门；人数一共是宪兵一连，担任外卫的任务；另有便衣队员四十七名，则担任内卫任务。那些便衣队员，阶级都是中尉和上尉，一共分为好多班，每一班七个人到九个人不等，分班轮流地随同张先生行动，保卫张先生的安全。”

　　S君接着又说：“我当时负担的任务，是对内防止张汉卿先生的逃逸；对外，防范外面的人对张先生的加害。”

　　我又问：“你们那时对于张汉卿先生个人行动的自由，是否也要干涉？”

　　S君答道：“我并不负有干涉张汉卿先生个人行动自由的任务。但由另一位刘秘书陪伴着他。”

　　S君这样一表示，我已经明白他同刘秘书是分工合作，各有不同的任务的。

　　绝口不谈西安事变

　　我问：“在溪口幽居时，经常与张汉卿先生在一起的，有些什么人？”

　　S君答：“有张汉卿的夫人于凤至女士，后来是赵四小姐。此外，就只有老刘和我了。吃饭时也是我们这几个人在一个桌子上吃。”

　　我问：“你初担任这项任务，和张先生共同进餐时的气氛怎么样？”

　　S君答道：“张先生从来不和我们谈起西安事件，他反而时常讲一些有趣味的故事来调和沉闷的空气。”

　　我问：“你们这些负责看管张先生的人，平常对于张先生是怎样的称呼呢？”

　　S君答道：“刘秘书一直的称呼他为张先生，我有时称呼他张先生，有时候也称呼他副司令。至于队员们，全都称呼他副司令，没有人叫他张先生。”

　　S君接着说：“我刚接事的那几天，把大部分时间，都摆在与每个队员个别谈话方面，因为负责看管这么一位先生，可以说是责任重大，半点也不敢马虎，必须全队人员合作无间才行。稍后，时间稍有余裕，才注意到其他问题上去。先谈伙食一项吧！我们那时所用的厨师有两个人，都是从警官学校调来的老人。他两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十分可靠的。大师傅老刘是四川人，中西餐的手艺全好；二师傅阿米是浙江人，和我是同乡。老刘不但菜做得好，而且还会做各式各样的中西式点心。阿米的手艺也不错，但他只能打打下手，给我们端端茶，送送咖啡而已。

　　我问：“你们那时每天的伙食如何？”

　　S君答道：“抗战前的生活程度，你是知道的，五元钱可以做一桌海参席，十元钱可以做一桌鱼翅席，我们每天的菜钱多少，是没有限制的，单是每一餐吃的水果，便要花五块钱，每隔一两天由上海先施公司或是永安公司派专人乘车送至溪口来。”

　　张先生是网球健将

　　S君又说道：“张先生有午睡的习惯，吃完中饭之后，必须小睡片刻，通常是半小时左右。等他睡醒之后，闷着无聊，便要找刘秘书和我，问我们今天作什么消遣？”

　　“随张先生的喜欢。刘秘书和我照例是这样的回答。”关于如何消遣的问题，S君讲述了如下几段故事。

　　“有一天，张先生表示想打网球，无奈溪口雪窦寺附近一带全是山地，周围没有平阳可做网球场之用。于是我们只好雇人开山，开出一个球场。张先生当然高兴万分。同时赵四小姐也有地方打羽毛球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内地还很少有人玩羽毛球这些时髦玩意，为了购买羽毛球，我们可费了很多事，找了好多地方，才购到一副。

　　“一切准备好了之后，网球比赛，经常举行，刘秘书也是个网球健将，只有我是门外汉，所以我当时曾向张先生表示：我不会打网球，只会游泳。张先生听我这么说，马上安慰我道：不要紧，我教你打网球，你教我游泳。我当时也不假思索，立刻应承道：就这么办。过后仔细地想了一下，才觉得有些不妥！万一张先生在游泳中出了什么差错，我怎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所以，对于教张先生游泳之事，我只能使用拖延战术，一拖再拖。有一天，张先生的兴趣实在太高，简直无法推托，终于和他下了水。还好！在游泳中张先生一学就会，居然没发生什么意外。”

　　S君谈了一大段，我歪在沙发上却听得津津有味，稍停一下，S君又说道：“张先生的网球打得太好了，我们这几个人中，除了刘秘书和李副官，还可以和他对打以外，杜副官和我，简直不是他的对手！”

　　“网球外面不是有毛保护着的吗？可是经过张先生几次发球之后，毛就被他削光了！他发球的时候，把身子稍稍一弯，一拍子抽了下去，球就像箭一般，落向对方。平常人发球，球落地的时候，一定会跳了起来，由你去接打；张先生发出的球，落地之后不向高处跳跃，多数是擦地而过，叫你没法子接得住！”

　　几位副官本领了得

　　讲到这里，S君又把话题转到几个副官身上。他说：

　　“那时随侍在张先生左右的，一共有三位副官，我只知道一位是杜副官，一位是李副官，一位是于副官。至于他们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这三位副官是跟随张汉卿先生很久的老部下，他们都是‘白山黑水’的东北健儿。那位杜副官在张大元帅生前，服侍过老帅，老帅死了以后，才追随张汉卿先生左右。他的武术很好，得闲的时候，常表演给弟兄们看，人也很爽直，我和他很谈得来。那位于副官，好像是于凤至夫人的娘家子侄辈，他是随于凤至一起来的，后来，于凤至去了美国，他也跟于凤至走了，以后就没有回来过。其中杜副官的年龄最大，李副官的年龄最轻，他们两个人不但枪法好，而且都有一身武功，几十个人轻易近不了身。有一次我和刘秘书闲谈，刘秘书曾和我开玩笑地说：‘你留心没有？以杜副官和李副官两个人的本领来说，我们两个人和四十几名队员，真不是他们的敌手。他们要解决我们，非常的容易，你可要加倍小心哩！’

　　“你讲得不错，但有一点我倒看准了的，那就是：张先生是求仁得仁，他绝不会叫他们那样干。”

　　S君接着又谈到一件趣事，他说：“当我由南京到溪口接受任务之后，就规定队员们在每天的下午时间中，抽出一小时的功夫上上讲堂，或是举行小组讨论。队员们却要求除了上讲堂以外，他们打算练习打靶，我当时也同意了，不料几次之后，张先生知道了打靶，就要求我跟着一路去玩玩。我在当面不能不答应，但是好多次我却不敢让张先生同去。

　　“有一天，刘秘书和我研究到这个问题，刘秘书问我的意见，我说：‘我看让张先生去打靶，没有什么关系，张先生这个人非常想得开，他拿着枪既不会打我们，也不会自杀的，我们怕什么呢？’刘秘书想想也对，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准许张先生参加打靶。”

　　爱国思想极端强烈

　　S君越谈越高兴，我只有坐着静听，根本插不上嘴，这时他停了一停，端起一杯茶饮了几口，我便乘机问他道：

　　“S兄！请你不要讲客气话，你当初接到看管张汉卿先生命令的时候，内心里曾有什么感想？”

　　S君答道：“还不是同受到其他任务一样，一切按照命令行事。不过，当然啦！看管张先生，是与其他的人不同的，我当时对于这位谜样的人物，也想能借此机会，多所了解。”

　　“结果如何呢？有所了解了吗？”我又抓着这个题目，接着追问下去。

　　S君答道：“经我和张先生较长时间相处的结果，我觉得张先生这个人，有两点特别的地方值得一提：一个特点是爱国思想极端强烈；另一个特点是有知人之明，绝不像外面人批评他那样：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我又追问了一句。

　　S君说：“关于前者，我有两点小事，可以证明；关于后者，我也有两点事实讲给你听。”

　　“好极了！我替你燃一支香烟吧！”我兴奋地说。

　　S君说：“张先生每逢对我们谈到抗日问题时，他常说：‘委员长（指蒋先生）有委员长的看法；我也有我个人的看法。委员长的看法，是基于国仇；我则除了国仇之外还有家恨！委员长是要等准备好了再对日本作战；我则是要抗日就必须立即动手。’另一件事是跟随张夫人于凤至的女佣王妈说出来的。王妈是东北人，小时候不知道因了什么毛病，跷了一条腿！她曾告诉我说：‘副司令（这是东北同胞对张汉卿的尊称）因为恨日本人，多少年来，家里连日本人生产的任何东西，半点都不许用的。’”

　　对汪精卫印象不佳

　　S君一面讲，我一面点着头，又随口问道：“那么，关于后者的事实又是些什么呢？”

　　S君说：“关于这件事，我可以给你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在七七事变的前夕，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庐山发表‘焦土抗战’的演说，各地无线电台，都转播这一重要演词。这天夜晚，在看管中的张汉卿先生那个小天地里，刘秘书早已睡了，只剩下张先生、于凤至夫人，以及那位跷脚王妈，我因为负有保护张先生的责任，当然是随伴在侧的。他们在无聊之际，就打开无线电听汪精卫的广播。汪精卫的演说，在国内是有名的，说起来自然头头是道，极为动听！但当汪精卫演说完毕之后，这时于凤至夫人，因为疲倦了，由王妈陪着进入里屋去睡觉。小厅里只剩下我和张先生两人，于是我便对汉卿先生说：‘汪先生的演说，太感动人了！副司令你觉得怎么样？’张先生听我这么说，却带着微笑，拍着我的肩膀道：‘你太年轻，你别以为老汪的演说动人，其实，汪这个人的言行，极不一致，我恐怕将来第一个不和蒋先生合作抗日的，就是汪精卫哩！’我当时听见张先生这种说法，虽然表示惊讶，但也不便加以追问或反驳。及至汪精卫后来真的树起了‘和平救国’的旗帜，与蒋先生各走各路，到了那时，我才佩服张先生确有知人之明。”

　　和张治中大谈女人

　　接着，S君又讲出另外一个故事，他说：“当我们一直由溪口陪着张先生移住于湖南省沅陵县对江凤凰山的时候，当时已经全面抗战，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张治中，但这时尚未发生长沙大火事件。有一天，张治中到凤凰山来看张先生。若按照我们的惯例，凡是有人来看张先生，必须向上级请示，我和刘秘书是无权作此决定的。但是，这次张治中来就有点不同了，一者我们都知道蒋先生和张治中的关系，谁也不敢得罪他；二者张治中是当时的地方上最高行政首长，他站在地主的立场，也有资格来照应张先生；三者那时湘西的治安情形，并不良好，可以说，遍地都是土匪，土匪攻城掠地的事，时有所闻！我们的警卫实力，只有宪兵一连，而且又都是短枪，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恰好此时张治中上山来了，我们希望他来了之后，对于这件事，能够有所帮忙。于是，我同刘秘书一商量，便不待请示，就准许张治中和张汉卿先生见了面。张治中坐了一阵之后，张汉卿先生留他在山上吃午饭，那次一同吃饭的人，有张治中、张汉卿、于凤至、刘秘书和我五个人。”

　　“在吃饭时他们谈些什么？”我问。

　　S君说：“在吃饭的时候，两位张先生随便谈天，虽然战况紧迫，并不触及任何正事，以后谈到了女人问题，张汉卿先生还笑着请于凤至夫人进屋回避哩！”

　　“张治中也喜欢谈这一套吗？”我问。

　　S君说：“他越谈越起劲，似乎比张汉卿先生更在行，很轻松地吃完了饭，也没说什么，再坐一会，张治中就告辞走了。我同刘秘书把张治中送走，等刘秘书也离开之后，我就向张先生说：‘张治中这个人，油腔滑调的，我看着就不顺眼！’”

　　“为什么？”张先生笑着问。

　　“我说：‘我有一次跟随委员长和夫人在杭州楼外楼吃饭，陪着委员长的，只有张治中一个人，那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为人师表，地位也不算低了，可是，当蒋夫人走出楼外楼的时候，恰巧有一小滩污水阻路。就在夫人举步不前的当儿，张治中赶快就把自己的手绢掏出来，铺在地下让夫人踏了过去。您看这算什么呢！’”

　　“这‘是小事哪！依我看，张治中这个人和汪精卫一样，都是靠不住的，委员长如果不对他加以防范，可能会吃他的大亏。’张先生略带感叹地说着。”

　　聪明绝顶涵养功深

　　据S君说，自从这次闲谈之后，他对张汉卿先生又多了一层认识。后来，他从事实中更证明了张先生对于张治中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所以他又重复地对我说：“外面人说张汉卿先生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是不公道的。”

　　我看S君讲张汉卿先生的故事，越讲越紧张，有心调和一下空气，便转移话题地问他道：“你同张先生相处那么久，我相信是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张先生对于他本身的遭遇，究竟抱有什么感想呢？”

　　S君说：“我已经告诉过你，对于西安事变，他是从来不谈半句的，他有什么感想，我实在难以奉告。不过我从旁人口中听来了一点消息，可以给你作一个参考，至于他们是怎样知道的，我就不敢妄加臆测了。”

　　“也好！”我一本正经地洗耳恭听。

　　S君道：“据旁人向我说：张先生对于他送蒋先生回到南京之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

　　S君所指的旁人，自然也是他们那个“小天地”里的人。据S君的看法，张汉卿先生这个人，不但聪明绝顶和有知人之明，而且涵养功夫也非常人可及。

　　有一天，S君同张先生在闲谈中说到马君武所吟的“赵四风流朱五狂……”这首诗。张先生笑了一笑说：“你知道马君武写这首诗的作用吗？”

　　S君说：“我听张夫人说过，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的那段时期内，副司令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马君武的造谣，是一件可耻的事，至于为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一件小事惹大麻烦

　　“这件事与我得罪了汪精卫有关。”张先生很坦率地对我表示他的愤慨。

　　“这我就更不清楚了！”S君说。

　　“汪精卫的攻击我，是有计划的一种行动，马君武只是在他们攻击我的行动中，表示了文人无耻的卑鄙助阵的行为。”张先生说。

　　“我还是不大明白。”S君又问。

　　“他们的对我攻击，虽然把目标指在我的身上，实际还是攻击蒋先生的对日政策；他们表面上骂我是不抵抗将军，骨子里是反对中央不抗日的措施。”张先生激昂地说着。

　　“汪精卫一系列的人，与副司令有何仇何恨，而要这样对付您呢？”

　　“说起来这又是为了一件小事，给我招来的麻烦！你不知道，当我在北平负责那个阶段，我的健康状况，并没有现在这样好，遵照医生的嘱咐，每隔十五分钟必须注射一次，有一次汪精卫到北平来看我，我因为尊重他是革命元勋，强打精神陪着他谈话，勉强地支持了一个钟头以上，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才请汪先生坐一会，我同医官进到屋里去打针，打完了针，又赶快出来陪着他谈话。这时，我看见汪的面色已不大好看，但我以为我并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于他，所以也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我从旁人口中，才知道汪认为我那次是对他太不礼貌，是根本看不起他，从此对我怀恨得不得了。为了这点误会，竟结成了冤家！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以汪当时的地位，而胸襟却这样的狭小，你叫我还有什么话好说！”

　　S君认为：张汉卿先生这个人胸襟豁达，非常想得开。张氏自己也常说：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若遇事都要去斤斤计较，那苦恼就多了。

　　S君还记得张汉卿先生和他讲过一段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的小故事，张氏对他说：“那时我还年轻，地位仅是一个旅长，当战况进行至最紧张之际，前方打电话来，请求立即派遣援兵。我那时实在已经无兵可派，干着急也没有用，于是把心一横，干脆不接电话，倒在床上蒙头就睡，及至一觉醒来，危险情况已成过去。嗣后，我更想开了，凡是遇到非能力所能解决的事，大不了不去解决它，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

　　优哉游哉大享清福

　　S君说完这段小故事，我把话题一转，又问到张先生幽居溪口时期的一些日常生活状况。

　　我问：“你们和张先生住在溪口中国旅行社时，除了打网球之外，还能到外面走走吗？”

　　S君答：“可以的，由溪口到天台山，我们活动的范围很大，有时候还开着汽车到市区去游一下哩！”

　　我问：“若要游车河，一共开几部车子出去？”

　　S君答：“通常是前面一辆车里坐着张先生、于凤至夫人（或赵四小姐）、刘秘书和我四个人，后面则紧跟着一辆队员们坐的车子。”

　　我问：“常常出去吗？”

　　S君答：“到市区去的次数很少，但整个雪窦山是到处可以去的，我们那时特别准备了四乘山轿，十名轿夫，因为轿夫都是上面派来的自己人，我们走到哪里，也把他们带到哪里。有时是坐着轿子爬山，有时把轿子停下来跑路。”

　　S君又说：“由宁波到溪口，有一条溪水，据说：蒋先生在童年的时候，为了好奇心所驱使，曾经沿着这条溪水步行，逆流而上，要看看它的水源究竟在什么地方，哪知走了一两天，没有消息，家里人还以为蒋先生失落了，后来才知道他干了那么一件傻事。

　　“张先生的玩法又不同了。我们好多次都是坐着轿子一直地向山上走，在山顶上先已派人预备好了竹筏子，等到我们一行抵达，就弃轿登筏，使其沿溪顺流而下，引以为乐。

　　“那道溪水有的地方很深，有的地方很浅；最宽的地方有两三丈，窄的地方不过四五尺而已。

　　“我们坐在竹筏子上，有时听其自然，叫它一直地向下流；有时张先生看见哪个地方风景不错，就停下来玩一玩。好在那道溪水，由于山路曲折的关系，水流并不太急，筏子后面只用一个持竹竿子的人，已可操纵自如，用不着担什么心事。”

　　我说：“如此优哉游哉，倒是满有趣的，你若不是伴随着张先生的话，恐怕很少机会能享这种清福啊！”

　　S君答：“可不是吗！我自从奉派到溪口之后，日常生活就只能随着张先生打转。张先生每天早起，上午读书，吃完中饭之后，稍微休息一下，下午两点钟多数是打网球。若遇到张先生高兴，中午也不休息，我们吃完了午饭，就开始游山玩水。说起来好笑，我们所谓的爬山，其实是坐轿的时候多，有时有目的地，有时随便轿夫们抬着走，抬到哪里，就到哪里。

　　青龙潭水深不见底

　　“也有时候我们一大早就出去，午饭就在外面吃野餐，这样，就必须把厨房的人员和用具也带出去，随行的人数一多，阵容更显得庞大了。

　　“我们常去的地方之一是‘青龙潭’，那里的水很清，潭在一个大山窟里面，有两千公尺的面积，因为在两山之间，阳光多被遮蔽，所以潭水是看不到底的。

　　“有一天，张先生叫人拿了一条五六丈长的绳子，绳端系一块大石头，一直沉向潭里，绳子放尽，还是未到底。有人说，这里从前出过蛟。也有人说，青龙潭的地心是通着大海的。

　　“有一次，张先生的四弟学诗到溪口来看他，学诗也同我们一起去逛青龙潭，到了那里之后，我们都围坐在青龙潭畔，注视着那深不见底的潭水。这时，忽然有几个年轻力壮的队员，竟扑通、扑通的跳到潭里去游泳。别看张学诗生得身材瘦小，泳术倒相当高明，紧接着他也脱下衣裳，跳下去了。但是，过了没多大工夫，他们都先后爬了上来，大家不断嚷着：‘好冷！好冷！’

　　“当地的百姓，由于迷信神话的关系，是从来都没有人敢跳下潭去游泳的。因为水太冷了，连鱼都没有。”

　　S君又说：“张学诗是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十期，为人沉默寡言，但对人却很和气。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在于学忠部下服务。不料在抗战胜利前后，他忽然参加了共党阵营，其间还一度出任中共政权委派的‘辽宁省政府主席’，后来，听说又调为驻青岛中共海军学校副校长，此后即消息不明了。”

　　由千丈岩到雪窦寺

　　讲到这里，S君略停了一下。我又乘机发问道：“溪口是有名的风景区，我想你们在那段时间里，寻幽探胜，到处都留有足迹了。”

　　S君笑着说：“不要说到处留有足迹，甚至连那一带地方的一草一木，也都记得了。除了青龙潭以外，千丈岩、雪窦寺、和尚坟等地，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现在先说千丈岩吧：在千丈岩的上面，有两三间茅屋，里面住着一个得道的高僧，法名‘寂光和尚’，这里距离雪窦寺不过两三里路，加上寂光和尚又是东北人，和张先生很谈得来，无事的时候，张先生就说：‘走哪！我们到千丈岩茅屋里去坐坐。’

　　“千丈岩底下的山谷，深不可测，由上面望下去，只是黑沉沉地一片。张先生一到那里，就请寂光和尚买一些鞭炮来，把它点着了丢下谷去，劈啪之声，山鸣谷应，的确别饶情趣。有时我们和张先生，轮流燃着鞭炮往下丢，看谁丢下去的鞭炮声音响、回音长，一玩就是好半天。所以我们每一次去，张先生就吩咐给寂光和尚一百块钱，叫他购买鞭炮。那个时候的一百块钱，是一个甚可观的数字，雪窦寺的和尚知道了这个消息，竟千方百计地来争生意，由于张先生不理会他们，也就始终拉不到这笔好生意。”

　　S君接着说：“另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雪窦寺了。该寺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储水池，和香港的水塘相仿佛，是准备在天雨的时候接水用的。水池下面有一个可以自由开关的水闸，关闭时，水就被截住流不出去；水闸一开，水就流了下来，有如万马奔腾般流向千丈岩，到了千丈岩顶，再直泻而下，形成一个大瀑布。

　　“我们到了千丈岩之后，除了燃鞭炮之外，就是通知寺里的和尚，把水闸开启，制造临时瀑布。这个临时瀑布确是既美丽而又雄伟的！在天气好的时候，那道瀑布所反映出来的颜色，七彩缤纷，好像一道彩虹似的，使人目眩神迷！张先生每每顾而乐之。

　　坟堆捉鬼树下引弓

　　“距离雪窦寺半里之遥的地方便是和尚坟。因为寺里历来死去的和尚，都埋葬在这里，每到夜间，那个坟丛之中，常有一两处光点，晃来晃去。有人说，可能有不法之徒在那里潜伏；也有人说，那里有鬼。张先生听到了以后，某次就对我说：‘你有没有胆量，我们今天夜里到和尚坟里去捉鬼？’我那时年轻胆壮，根本不怕鬼，立即赞成张先生的这个新鲜提议。

　　“我们一行人马，摸黑摸到和尚坟里，鬼倒没有捉到，可是发现了坟丛里，有着数不清的蝙蝠，在那里飞来飞去。

　　“又：在雪窦寺斜对面，中国旅行社正面的斜叉路口上，有一棵参天的大树，高达八九丈，枝叶茂盛，像一把大伞张在那里，树干的粗细，五六个人都合抱不拢。有一次，赵四小姐从上海来和于凤至夫人换班，她带来了好多弓箭。张先生一见，满怀高兴，就招呼刘秘书和我几个人，到那棵大树下去射箭为乐。我们因为从来没有搞过这个玩意，最初搭扣拉弓，谁都射不远，练了几天之后，就拿着那棵大树作目标，看谁射得高、射得准。结果还是张先生有本事，引弓如满月，一箭射上去，就射在五六丈高的树干之上，因为太高，没法把那枝箭取下来，以后就一直让它插在那里。如今事隔二十多年，这枝箭恐怕早就烂掉了。”

　　于凤至与赵四小姐

　　我对这些珍贵小故事，真是越听越有味，而S君也显然越谈越起劲。这时我又发问道：

　　“于凤至夫人和赵四小姐两人，多少时候换班一次？你老兄对她两人的印象如何？”

　　S君一面微点着头，一面答道：“于凤至夫人平常不太说话，‘端庄稳重、沉默寡言’八个字，足以当之。当年的赵四小姐则是娇小玲珑，仍然一派青春活泼。于凤至的个子较高，赵四小姐的身量较低。

　　“自从张汉卿先生被管束之后，蒋先生顾虑到他寂寞无聊，所以特下手令，允许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交替地来陪伴张先生。在溪口幽居时期，是规定她们两人每月换班一次，于来赵去，赵去于来，习以为常。

　　“来的人当然是陪伴张先生一起生活，回去的人，就住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一号’。有一天，张先生和我谈到在上海的那幢房子问题，他告诉我：这所房子是租来的，他从来不在租界内买房子。

　　在溪口时，据杜副官告诉我，张于的结合，是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张大元帅未得意的时候，于家曾在某一次危险中，救过老帅的性命，张老帅发达了，为了报恩，就和于家结成了‘儿女亲家’。于凤至夫人，既不太喜欢说话，头脑也不新不旧，和张先生的情感大致不差。她在无事的时候，就教副官们念念英文，或是和王妈一起结结毛线，打发一天的时光。

　　“赵四小姐又不同了，人既漂亮，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是北平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不过有一样小缺点是，她说起话来，略带粗重的男人嗓音，似是有点美中不足。

　　“以年龄而论，在张先生三十九岁那一年，于凤至是四十一岁，赵四小姐是二十八岁。所以在称呼方面，张先生和赵四小姐，都呼于凤至为‘大姐’。于凤至和张先生，都叫赵四小姐为‘小妹妹’。

　　“于凤至没有别的嗜好，闲常的时候，颇喜欢听流行歌曲，她最喜欢《何日君再来》这张唱片。刘秘书知道了以后，某次特地派人到上海去买。那回派去的人，到了上海之后，见到了赵四小姐，赵四小姐就顺便托他带两件礼品回溪口，送给张先生，那是一枝汽枪和一具装干电池的无线电收音机。

　　“这两件东西带回来之后，可就麻烦了。关于汽枪，那只算是玩具，转交给张先生倒无所谓。关于无线电收音机，刘秘书和我却都不敢作主立即转交，必须向上级请示后，才能定夺。

　　“原来，在张先生被管束之初，已规定了他不能和外面通消息，无线电收音机虽然是只能收音，并不能播送出去，但究竟可以使张先生知道了外面的消息，这是否在禁止之列，我们必须问问戴先生，否则，出了麻烦是担不起的。

　　“谁知一经请示，戴先生马上予以批准。由此可见，无论什么大小事，都是下面的人过度慎重，或是居中刁难，俗语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就是这么一回事。”

　　S君说到此处，颇深感慨。他端起一杯茶，默然不语。我这时也不知问什么好。停了一会，还是S君开口道：“我们和张先生相处，根据我个人的主张，是应该尽量给张先生以方便。只要他喜欢的，凡是我们能力以内能做到的事，无不尽力做到，好在钱不成问题，有钱，事情就好办得多。”

　　用钱方面绝无问题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问S君道：“我听见外面有人传说，张先生在幽居中，用钱并不太方便，是否真的如此？”

　　S君答：“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有一位专门管钱的应副官，一切银钱出纳，都由他经手。张先生只要用钱，开口好了。我们又不受预算限制，怎会有缺钱用这回事呢！

　　“再说，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每次由上海到溪口来换班，都会带着钱来的，她们的出手很大方，每逢假期、节期，张先生总要赏厨房师傅、茶房们一些零钱用，拿出来的钱，有时竟是‘中央银行’的百元大钞。老实讲，在那个时候，市面上还很少看见这一种巨大票面额的钞票。不仅如此，就是对于队员们以及宪兵连，逢年过节时，张先生都给他们加菜。当然，这些都是用的他自己的钱，公家的钱，他不是不能用，而是在做人情上，他不好意思用。”

　　我又问：“张先生对于你和刘秘书，逢到年节时有无馈赠呢？”

　　“他当然不好意思送钱了，但每逢于、赵二位有一位从上海到来，总会给我们带一点小小的礼物，譬如钢笔、运动衣之类。”S君坦白地回答。

　　与蒋经国未招呼过

　　刚讲完送礼的事，S君又想起一件往事来了，他说：“当我们住在溪口的时候，蒋经国先生也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蒋先生也叫蒋经国住在溪口读古书，大概那时也有一些被管束的意味。蒋经国没去看过张先生，张先生也没去看过他，就是两人在路上遇到了，因为谁也不认识谁，始终没有打过招呼。

　　“本来，张先生居住附近的路上，我们是不许闲人通过的，但蒋经国却是例外。那时蒋经国一出来，通常是带四个卫士，据说也是由戴先生从‘特务队’中派出来的。”

　　S君谈了这么多的往事，谈到此处，似乎找不到话头了，我在此时却又向他发问起来：“S兄！刚才你所讲的在溪口时期的日常生活，似乎都是白天里的活动，难道你们一到天黑就蒙头就寝吗？否则，又作些如何的消遣呢？”

　　S君啜了一口茶，立即答道：“不是你提起，我倒想不起来了。我们每天一到夜晚，大家就出主意，思量作怎样的消遣之道，有时找到一项新鲜的玩意，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倒是顶热闹的。

　　“刘秘书和张先生，是研究‘阳明哲学’的同道，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就常为‘知行合一’发表意见，两个人为了见解不同，常常会‘抬杠’。于凤至夫人这时就会说：‘你们讲的这一套，没有人爱听，好了，还是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吧！’

　　扶乩消遣引来冤鬼

　　“于凤至发明了一套玩‘扑克’的办法，名字叫做‘说假话’，玩起来彼此勾心斗角，疑假疑真，倒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另一个消遣的办法是‘扶乩’，那一个时期，恰好是赵四小姐在溪口，‘扶乩’的办法是：用一块长条木板，在中间穿一个小孔，把一枝铅笔插了上去，由我同张先生两个人，用手轻轻地扶在那块木板上，底下铺一张纸，慢慢地那块木板就会动了起来。

　　“有时候碟仙来临坛，问答的话，都很有条理。有时候，碟仙还做一两首诗，奇怪的是，张先生和我，都是不通此道的。

　　“有一天，降坛的人，不是碟仙，而大书‘李进’两个字。

　　“‘你是什么时候的人？’张先生问。

　　“‘明朝末年。’坛上答。

　　“‘你在明末作什么官？’

　　“‘驿丞。’

　　“‘你是怎么死的？’

　　“‘真惨！’

　　“‘你住在什么地方？’

　　“‘千丈岩下。’

　　“我们一听李进说他只是一个‘驿丞’，官卑职小，也问不出一个什么道理来。这时，就由刘秘书发言说：‘已经夜间十一点了，我们要睡觉了，请你走吧！’

　　“这时乩笔振动，大书：‘你们与我开玩笑！不走。’

　　“站在一旁的赵四小姐到底是女人，有点害怕起来，对我们说：快弄点钱纸来给他烧化烧化吧！

　　“但在那个时候，向哪里去弄钱纸呢？我此时只好对张先生说：‘他不肯走怎么办？’张先生说：‘好办！他不走叫他跟你睡，再不然就跟我睡，我们反正是睡觉了。’张先生说完，把笔一丢，把乩纸一推，就走了出去。

　　“后来张先生这样一闹，也就算了，此后也没有其他的灵异。

　　“经张先生告诉我们，这千丈岩下，据说从古代以来，就有很多的冤鬼，现在也有厌世的人，投身在千丈岩下。据他推测，李进可能是明末‘冤鬼’，因为你们一闹，究竟是‘邪不胜正’，才那样的算了。

　　吴老举人应邀而来。

　　“寂光和尚又说：‘如果换上一个旁人，也许会招来很多麻烦！这种玩笑，你们以后还是少开为妙！’这一番话，真说得我有点毛悚悚的！”

　　S君讲完扶乩的往事，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说：“大约在我到了溪口一个多月的时候，张先生有一天向刘秘书和我表示：‘北平有一位姓吴的老先生，是前清的老举人，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我想把他请来，给我们讲点古书，你们两位觉得怎么样？’

　　“‘请一位老先生来讲书，那太好了，我们可以马上派人去接他老先生来溪口。’刘秘书答。

　　“专人派出后，不多久，吴先生果然应邀而来，相见之下，张先生满怀高兴，立即吩咐布置讲学的厅房。吴老先生道貌岸然，恂恂儒雅，我记得头一天开讲的，就是《左传》上的‘郑伯克段于鄢’那一段。

　　“我听完这一段书的感想是：郑伯这个人太无手足之情了！对于自己的兄弟，怎可以使用阴谋手段呢？张先生于听完书后，看看我的表情，便对我说：‘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学历史上的人的阴谋手段，去想法子害人；但是，我们明白了，却可以防备别人对于我们的加害。’

　　“张先生接着又说：‘你别以为现在是民国时代，但那些阴谋家的使用手段，也同春秋战国时代差不了多少哩！’

　　“自从吴老先生来到溪口之后，张先生又与刘秘书和我商量着说：‘你们看，我们的队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一个个年少好胜，火气十足，我们何不利用闲暇时间，叫他们也读一读书。我的意思是打算组织一个读书会，叫全体队员们都来参加，你们以为如何？’

　　“对于张先生这一提议，我和刘秘书自然都表示赞成，而且说做就做。‘读书会’组织成立后，并规定每天抽出两三个小时的工夫来读书，又规定每逢星期三、六这两天，由队员们轮流发表读书心得。

　　太虚法师要杀恶人

　　“吴老先生因年事已高，除了讲书以外，和我们这一班小伙子似乎没有什么可谈的，所以‘读书会’的星期三、六之会，吴老先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因为这些年青人的什么讨论呀、报告呀，老先生有点搞不惯，我们也不去勉强他，一切听其自便。这位老先生和我们共同相处很久，一直到抗战爆发，我们由溪口辗转移居到湖南郴州之后，他才请假离开。”

　　S君接着又说：“我们住在溪口的时候，有一天，张先生听见有人说太虚法师来到了雪窦寺。他就和刘秘书商量，要请太虚法师来和我们讲一讲佛理。对于张先生的这些提议，刘秘书大概都是照办的。

　　“太虚法师应约而来，在张先生欢迎之下，讲了许多‘佛曰觉悟’、‘四大皆空’、‘无人相、无我相’的佛家大道理。但我们这些人多数都不太感兴趣！

　　“只有他说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太虚法师说：‘佛教虽主张禁杀，但却不反对杀人！如果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那么，这个人是非杀不可！’

　　“太虚法师告诉我们：‘杀恶人即是善念。’立即引起我们一班人的共鸣。

　　“本来，太虚法师就拥有‘政治和尚’的称号，这时我们又给他加上了一个‘怪和尚’的绰号。

　　“和向主张杀人，我从来没听说过，所以，我对于太虚法师的印象，至今难忘。”

　　S君刚向我讲完太虚法师主张杀恶人的故事后，他似乎记起一件事来了，突然问我道：“当我们陪张先生住在溪口的时候，你们在外面是否曾听到过张先生被蒋孝先太太刺死的谣言？”我想一想，答道：“确实有过这种谣传的，究竟内情如何，是怎么一回事呢？”

　　S君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谣传，不是凭空而来的，可以说是事出有因，待我说给你听吧！”

　　发现一位漂亮女人

　　S君说：“我们住在溪口时，每逢外出的时候，无论是打网球或羽毛球，或是逛山玩水，通常都是派出去两层警卫：外面的一层警卫，是穿便衣的宪兵；里边的一层警卫，是由队员们担任。无论张先生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停下来，都是如此布置。这虽称不上警卫森严，但也够得上是完密两个字了。

　　“有一天在山上，我没有参加打球，偶然在警卫线内外闲步，忽然发现雪窦寺门前，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太太，在和寺里的和尚站着攀谈。我那时就觉得有点奇怪，佛门清净地，怎么突然会有漂亮女人？而且似乎是常来常往的熟客？我虽然有点怀疑，但这次并没有追问。

　　“以后我又有多次发现这位女太太，她和担任外卫的宪兵也似乎很熟，站在那里随便谈话。从此我对于她便开始注意起来。

　　“有一天，于凤至夫人和张先生在打网球，我正站在场边休息，这时那个女人不知怎的又闯进来了。她站在一旁看他们打球，口中却喃喃自语。我仔细一听，原来她是用不干不净的宁波话在咒骂张先生。

　　“张先生因为不懂宁波土话，当然不了解她说的是些什么，可是我懂哪！当时我认为情形不对，马上命令队员撵走这个女人。但这个女人好像是有所恃而无恐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直等到我自己走过去干涉时，她才怏怏而去。

　　“如此一来，我不敢马虎了，立即派人去查明这个女人的来历。据队员回报，她就是蒋孝先的太太，因为宪兵们多数都认识她，对于她的来去，所以未加禁止。我获知她的身份后，再想到蒋孝先在临潼华清池是被东北军枪杀的，这个女人天天往这里跑，可能是为寻仇而来。所以我当时曾向刘秘书说，这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禁止她再来呢？

　　“‘蒋太太是蒋先生的家人，我们怎好得罪她？’刘秘书无可奈何地向我解释。”

　　行刺谣传由此而起

　　笔者此时却插口问S君道：“刘秘书既然这样表示，老兄究竟怎么办呢？这件事张先生知不知道？”

　　S君答道：“这种事情我们怎么方便告知张先生呢！只有自己暗中提心吊胆而已！

　　“我后来一查，原来派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宪兵连长也姓蒋，我怕他也是蒋先生的一家，那就更麻烦了。经过调查的结果，那位蒋连长虽籍隶浙江，却不是宁波人。

　　“有一天我有事下山，在路上，恰巧遇见了蒋孝先的太太和蒋连长坐在一辆车子里，有说有笑。我越想情形越不对，是否蒋孝先太太为了要报夫仇，竟不惜向溪口的警卫人员使用美人计呢？那样就太可怕了！结果我和刘秘书一商量，一面严禁蒋太太再到雪窦寺附近来；一面必须撤换那个宪兵连长。刘秘书是一位好好先生，什么事都抱着‘委曲求全’心理，我却不管这一套，立刻下令山口的岗亭，不准再让那个女人上山。这样才打断了蒋孝先太太的企图。同时，刘秘书也给南京打了一封电报，请求撤换那位宪兵连长。

　　“本来，在这件事未发生以前，蒋连长就和队员们合作得不十分愉快！他看到队员们待遇比宪兵好，就时刻发牢骚。后来索性地和刘秘书摊牌，要求伙食津贴。刘秘书同我一研究，认为这是件小事，立刻答应了他，但答应了他之后，他又不敢接受。恰好在这几天，又发现他和蒋孝先太太很亲近，就更加坚定了撤换他的决心。

　　“不久，南京回电也来了，准予把这连宪兵调走，又从宪兵第六团中，另派来一连宪兵。新来的连长名叫童鹤莲，是湖南人，很能干。但在新宪兵连长未到以前，我们对蒋连长既已发生了怀疑，任何事都不敢交给他去办，一切都是直接找排长和班长们处理。童连长来了以后，却和我们很合作，他对人对事，绝对没有任何成见，只要上面有指示，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

　　“以后，刘秘书又把这件事当面报告给戴雨农先生听。戴先生说：‘为了公事，怕的什么得罪人，管他是否蒋家的人，你们只管不客气地“公事公办”好了。’

　　“就是这么件事，当时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外面，大概就会变质为张先生被蒋孝先太太行刺的谣言了。”

　　七七变作一夕数惊

　　S君讲完这段经过，笔者替他点燃一支香烟，他深深吸了一口，在叹息中喷出一阵烟雾来，似乎不胜感慨。笔者这时又向他发问了。

　　我问：“你们和张先生在溪口住了几个月，马上就是‘七七’事变了。战争掀起后，你们的生活是否也随着起了变化呢？”

　　S君答道：“当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飞机即不断地飞到溪口上空来侦察，它们有时候在几百公尺的上空低飞，不但飞机上的日本国徽可以看得清楚，就是飞机上坐着的人，也眉目可辨！这时守卫的弟兄们，便主张射击，我觉得没用，而且还有暴露自己位置的危险，每每加以制止。随后，我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主张开枪。但为了预防日机空袭时投弹和扫射，也曾动工修建了几处防空洞，但那种防空洞太笑话了，不但不能抵御破片，甚至连震动一下的威力恐怕也经不起。

　　“不久，‘八一三’事件接着发生，宁波的情况愈加混乱，溪口方面也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

　　笔者这时又插口问道：“七七事变之后，张先生对于抗战前途作何看法？他是否以为自己可能恢复自由了？向老兄表示过没有？”

　　S君答道：“自从中日双方打起来之后，山上的人，都惊惶得了不得，只有张先生镇静如常，而且显出极端兴奋的神情！他曾经对刘秘书和我说：‘中日战端一开，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依我看，这是我们同日本算总账的日子到了，这正如蒋先生说的那样，非打到最后不止！’

　　中秋之夕酒后牢骚

　　“至于张先生自己是否以为中日开战后，可能提前恢复自由这一点，他从来不向我们作任何表示的。记得上海打起来不久，在某一天的夜间，忽然在雪窦山的对面，发现了若干火把，在向前面移动着。宪兵报告给我，我赶快找到刘秘书商量，刘秘书主张向当地人打听打听再说，及至找来当地人一问，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是‘土匪’。并力言以前曾经发生过这类事件。

　　“这样一来，大家在心情上立刻紧张起来，我当时认为，我们应该一面戒备，一面派人去查。此时是于凤至夫人轮班住在山上（赵四小姐住在上海），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害怕得不得了！等到去调查的人回来报告，才知道山上那些火把，原来是本地人的‘打猎队’，抬着他们猎取到的野猪，呼啸而过，使我们担了一夜虚惊。

　　“自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刘秘书和我，都在替张先生暗暗高兴，认为他的恢复自由将是旦夕间事！不料‘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张先生被释放之事，还是消息杳然。有一天，刘秘书和我谈到这件事，我说：‘蒋先生要放张先生，早就放了，到现在还不放，恐怕短时间不会放了啊！’刘秘书当时也有同感。

　　“不但我和刘秘书有此想法，张先生本人在外表上虽不作任何表示，这时又岂能无动于衷？有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日，过中秋团圆节，张先生带了几分酒意不觉流露了一点真情，他慷慨激昂地对我说：‘如果讲到钱，有多少我自己也不知道；讲名，除了蒋先生就是我了……唉！今天还说什么呢！’说到这里张先生就言语模糊，没有下文。像这样的话，自然是酒后有感而发。”

　　S君接着又说：“张先生对蒋先生是非常尊敬的，在七七事变当时，有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张先生忽然对我们说：‘刘秘书有事走不开，S君你可以到上海一行，去找伊雅格先生——意大利人——你可问他，我叫他向美国订购的那架飞机怎么样了。这架飞机有武装设备，叫他赶快运回来，给委员长用。’我自然依命去了一次上海。

　　“就在‘八一三’战役发生的前夕，我到了上海，按址去找伊雅格先生，把张先生交代给他的话，一一转告。伊雅格答允立即照办，并托我面报张先生放心。后来，蒋先生由汉口到上海去，就是坐的这架飞机。”

　　中旅房舍悉毁于火

　　S君说到此处，蓦然又记起一件事来了。他皱着眉头说道：“就是在那几天里，也是合该有事，有一天，在我们吃午饭时，厨房里忽然起火；刹那间火势蔓延，就把中国旅行社全部烧光！

　　“原来，中旅的厨房建筑，是和前面的住房连在一起的。房子的构造，上面是瓦，下面是天花板（木质的），首先是由烟囱着火，立刻延烧到天花板，不上一刻工夫，全部房屋均已着火。在山上因取水不便，眼看着它燃烧，毫无办法。我和刘秘书，惟有督促着队员和宪兵们，抢救张先生的东西和枪械子弹。可惜的是，在慌乱中把张先生书房中挂着的那幅唐伯虎山水画的真迹忘了取下，竟付之一炬！

　　“中国旅行社烧光之后，张先生初时情绪似乎很乱，曾向刘秘书开玩笑说：‘怎么办！我们无家可归了啊！’结果，我们只好临时迁到雪窦寺去住。此时，上海已经沦陷，敌人有随时在宁波登陆的可能。”

　　笔者此时又问道：“住处既遭火灾，敌军又可能随时登陆，你们是否不久就离开了溪口呢？”

　　S君答道：“不走不行了，就在那几天里，由刘秘书向南京请示今后的行止，不久，南京来了电话，叫我们暂时移到安徽黄山去住。

　　“刘秘书又请示交通工具问题，南京说已经代为预备好了。随后，即由南京派来了七八辆小汽车，内中有一辆是宋子文先生送给张先生的保险车，十三四辆大卡车。另外，还有由浙江保安处派来的两辆大卡车，每辆卡车都安装有一挺对空高射机关枪。

　　“在出发以前，张先生首先对刘秘书和我表示：‘我们这次出发，必须在心理方面有一个转变，那就是不要以为我们是逃难，应该以极愉快的心情，认为我们是在游历，沿途该停的地方就停，该玩的地方就玩。’刘秘书和我对张先生的话，都表示同意。

　　“果然，在我们以后的行动中，绝不受旅程的限制，由张先生和我分别开着车子，一路上，张先生问我：‘怎样？这里风景很美，停下来好不好？’或是说：‘这里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还是走吧！’无拘无束的，十分自由！

　　离开溪口踏上征途

　　“我们那次移动的目标，是往安徽黄山，在那里住了没有多久，即转到江西萍乡，嗣后再由萍乡移到湖南郴州（距衡阳约四五十里），更由郴州移到沅陵。

　　“最后又由沅陵到了贵州修文，因为息烽的名头大，而且也距离修文不远，人们就说张先生住在息烽。因为这是一件小事，而且张先生被管束的行动，对外始终是保持秘密，所以只好由人们去猜测，从来没有人加以更正。”

　　“你们这么多的人和车辆，在行动中，一定很不方便吧？”我又抓住这个题目问S君。

　　S君答：“阵容固然相当庞大，但我们那时的行军序列，计有左列的各项车辆：

　　“由一辆满载宪兵的车子，作为开路的先锋，由它在前面行驶。并由应副官坐在那辆车子里指挥一切。

　　“后面跟着两辆卡车，上面架着对空高射机关枪两挺，以防日机的低空扫射。

　　“再后面是张先生和我乘坐的保险车，车上坐着两名队员，担任保护。

　　“别的车都有司机，惟有张先生自己坐的这部车子，没有司机，由张先生自己和我轮流着开车。

　　“后面一辆小包车，坐着刘秘书、于凤至夫人，和那位跷脚的王妈。

　　“这位王妈，人真好极了，我们都称呼她‘王奶奶’，是于凤至娘家陪嫁过来的人。一天到晚笑嘻嘻的，从来没看见过她发愁！

　　“于凤至夫人根本就离不开王妈，有关她个人的事，都要由王妈招呼着。

　　“我那个时候，睡觉时用的压发帽，以及身上穿的毛线衣，都是王奶奶和我结的。我有时候看她累了，就说：王奶奶！你休息休息吧！我又不等着穿，你老忙什么？她说：没关系，我闲着也是闲着，天气冷！你们年轻人早晚不穿衣服，受了寒怎么办？”

　　“我们在行驶途中，张先生有一次问我：‘你带几枝手枪？’我答：‘两枝。’张先生说：‘好！给我一枝。’我就随手递给了他一枝。

　　“以后刘秘书知道了此事，很不高兴，我说：‘没有关系，张先生拿一枝手枪，还会有什麼意外的行动吗？请你不要担心。’

　　“依照任务分配，刘秘书负有总责，我只专门负有保卫张先生的责任。所以，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我与张先生，总是‘寸步不离’！

　　“在行车时，我若开车，张先生便注意道路两旁的情形；如果换上了张先生开车，他一定交代我要‘注意旁边’。

　　“在刘秘书那辆车以后，跟着三四辆小包车，由队员们分别的乘坐。那些小包车之后，又有十二三辆大卡车，由宪兵们乘坐，以资保卫，堂堂行列，可称得上浩浩荡荡了。”

　　行抵屯溪设法借车

　　S君讲到这里，却对我笑了一笑说道：“古人所说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确实不假。当我们一行移动之初，只知道向上级请求多派车辆，谁也没有想到车子在路上会坏，所以对于修理的问题，根本就未要求上面派遣技工随行，可是，一到了路上，这件麻烦事就来了！

　　“再加上，那时沿途的秩序并不很好，我们也不能因为一部车子坏了，就都停在那里等候修理。只好坏一部，丢一部。后来，车子坏得多了，车上的人都合并在几辆车子里，显得拥挤不堪！这件事伤透脑筋了，弄得我和刘秘书都束手无策！一直等到我们行抵安徽屯溪，那是一个很大的市镇。在市镇里，有安徽公路局的一个停车厂。我首先发现厂里停着有很多部新的汽车，不禁大喜过望！

　　“我建议刘秘书，不妨向公路局去借几部车用。刘秘书认为也是个办法，他和我到停车厂去办交涉，公路局负责人问刘秘书：‘你们是什么机关哪？’刘秘书答：‘军事委员会。’‘哪一个部门呢？’‘哦！哦！哦！’老刘张口结舌的答不出来！

　　“我当时在旁帮腔说：‘军事委员会的刘秘书。’那位公路局的职员，也摸不清‘秘书’的职位有多么大！只看到我们的气派不小，带着的：又是宪兵，又是便衣；大卡车之外，又有小汽车。而且四外警卫严密，也像是一个大人物的样子。心里虽然不愿意借，口中却不敢说不借。只是推搪着说：‘这些部车子所以摆在这里，是车子本身已不能动，并不是我们不愿借。请你们原谅。’

　　“公路局的职员这么一推搪，刘秘书却望着我，似乎要我拿主意，好在我是会开汽车的，当时我就说：‘假如汽车能动的话，贵局是不是可以借给我们？’公路局那位职员只好硬着头皮答道：‘当然！当然！’

　　“我在停车厂略一巡视，马上跳上一部汽车去看，原来没有锁匙，我因为借车心切，遂亲自下手，用电线把它接好，试了一试，这部车子一踏马达，立即就发动了。

　　“公路局职员先把话说僵，此刻没有办法再说不借，于是，由刘秘书出面，开了一张借条，一共向公路局借了八部大卡车，其中只有一部是柴油车，其余都是烧汽油的。借条上写着：‘今借到安徽省公路局大卡车八部。此据。军委会刘秘书××具。年月日。’等字样。

　　兵荒马乱触目伤怀

　　“这八部车子一借到手，在路上也没有出什么大毛病。等到我们以后到了贵州修文，公路局还为了这件事，告了刘秘书一状，说他强行借车不还。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为了张先生的安全，谁也不能说刘秘书的处置不对。这是后话。”

　　S君又说：“我们在那次行动中，因为抗战逐渐展开，中国人又是初经大变，一路上逃难的人，显得特别的慌乱！很多年轻的女人，只要你能带她上车，她就会无条件的嫁给你。哀鸿处处，触目伤怀，实在惨不忍睹！

　　“记得我们未抵达黄山以前，有一次，是由张先生亲自开车，正在行驶之际，忽然从公路转角处冲出来一个挑着箩筐的小孩子，张先生一时刹车不及，只听得‘擦！’的一声，就把这个小孩卷入车轮之下。

　　“张先生立刻说：‘糟糕！’我连忙问张先生‘停不停车？’张先生说：‘停下来看看！’想不到那个小孩子倒在车子底下，除了右脚碰伤一点，流血不止外，并不怎么严重。

　　“这时，公路上的老百姓，都围拢上来看热闹，其中有一个老太婆，自称是那个小孩的妈妈，哭哭闹闹的，要求赔偿。宪兵和队员们都高声叱说：‘也没有怎的伤，赔偿你什么？’张先生说：“应该给她几个钱，大家看看身上有多少钱，都凑出来给她罢。

　　“大家凑了一凑，一共凑足二百元，交给了那个老太婆，才算没事。可是为了这件事，张先生心里一直不舒服，老是怀念着那个小孩，不知道吓着他没有。”

　　S君至此，忽然提高声音向笔者道：“你别看张先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心地确是十分良善的啊！”

　　沿途住处最伤脑筋

　　S君接着又说：“有一次是由我开车，在公路上竟碰倒了一头小牛，只听得它叫了一声，因为车行太快，没有停下来，所以这头小牛是不是撞坏了，始终并不知道。

　　“我们在路上吃饭的问题也很有趣。走到大一点的乡镇，就叫饭馆子烧菜做饭；到了偏僻的小地方，就由自己人埋锅造饭，好在厨房师傅也是跟着我们一齐走的。

　　“一路上最伤脑筋的事，便是每逢到了一个地方，替张先生布置卧室的问题。经常都是由我去找比较干净一点的房子，给张先生夫妇做卧室用。不过，在中国的乡村和小一点的市镇上，想要找一处干净一点的房屋，还真不容易！张先生过惯了军人生活，还没有什么，但于凤至夫人却有些受不了。

　　“本来，我们是带得有行军床的，可是，张先生是位重达一百八十磅的‘大胖子’，行军床负荷不了他的重量，有时房屋找得不好，就只好委屈他俩睡在乡间的木板床上了。

　　“于凤至夫人虽对乡间的生活不太习惯，但她从来不讲半句话，向来也没有不愉快的表情。不过，一路之上，奔奔波波，也够苦的。自从‘八·一三’沪战发生后，赵四小姐就由上海到了香港，以后就没去过溪口。在这次漫长行军途中，一直是由于凤至夫人陪伴着张先生。以后，辗转移到了贵州修文，赵四小姐也没来换班。大概于凤至夫人在修文住了半年之久，赵四小姐才姗姗而来。从此，于凤至夫人便离开贵州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过。她们

　　两位一个月换班一次的办法，在‘八·一三’以后，便在无形中取消了。”

　　当“八一三”沪战爆发后不久，张汉卿先生即离开溪口，先向安徽移动，在本文上节里已有叙述。据S君告诉笔者，他们那次行抵指定的目的地黄山之后，首先就选定段祺瑞在这里修建的一所别墅，作为张先生下榻之处。这所别墅里，房间很多很大，原来有人住着，因为张先生来了，只好通知那些人迁到别处去住。他们沿途都是这样做。凡有合用的房屋，如果没有人住固好，假如有人住着，也一定叫他们迁移。但有一宗好处，就是他们给的房屋租金，一定比旁人多好几倍。所以，虽然办法稍欠民主一点，但并没有人表示反感。

　　段祺瑞在黄山的这所别墅，是用石头建造的，半中半西，从外表看，尚属宏伟壮观。而且在警卫布置上，也较为便利，所以非叫别人迁让不可。

　　蒋委员长来了电话

　　S君接着说：“这里，原来是划定为‘空军区’的，给那些受伤的空军，住在这里疗养。可是张先生一到，这些空军就得迁让了。首先，黄山上的温泉，便归张先生所专用，禁止那些在疗养中的空军，再进入温泉区里来。现任的空军总司令陈嘉尚将军，就是当时在黄山受伤疗养的青年空军人员之一。

　　“那些空军人员，因为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大都富有好奇心理。一听说来的人是张学良，大家就在窃窃私议，最初因为宪兵们禁止他们到温泉区，他们似对张先生表示不满；后来由于知道了张先生的特殊环境，他们反而逐渐的对张先生同情起来。

　　“由于他们同情张先生，所以他们便千方百计的设法想要接近他。然而，刘秘书和我，却不管那些空军人员怎样的要求，为了本身的责任关系，始终拒绝他们的请求，绝不让他们和张先生见面。

　　“张先生一到黄山，看到那里的风景好，又有很好的温泉，心里相当高兴，每天除了偕同于凤至夫人、刘秘书和我，到处游览而外，就跳到温泉里去沐浴，一天要洗好几回。

　　“没过几天工夫，我们把黄山的风景区都逛遍了。黄山的瀑布，似乎还及不上雪窦寺千丈岩那里的人工瀑布那么壮观。

　　“张先生每天都是东游西逛的，一点也没有闲暇，‘读书会’只好暂停。有一天，黄山当地的县政府，忽然派来专人通知刘秘书，说南京官邸来了长途电话，叫他赶快去接听。刘秘书接得通知，什么也管不得了，马上跟着来人直奔县政府而去。

　　“据刘秘书接过电话后回来告诉我：他一接电话，就知道是蒋先生亲自打来的。蒋先生问刘秘书：‘你们在路上走了好几天，为什么没有消息？’‘报告委员长！是因为没有通讯的地方。’‘汉卿在路上好吗？你们在黄山住的地方怎样？’‘很好！张先生的精神很愉快。请委员长放心。’‘你们以后的行动，要随时向我报告，免得我挂心。’‘是！是！’说到这里，电话才收线。”

　　黄山小住又迁萍乡

　　S君又说：“住在黄山的那几天时间内，南京方面同黄山的长途电话，一直通着。直到蒋先生要离开南京往汉口去，并派出了唐生智负保卫南京的责任以后，电话才不通了。”

　　笔者问S君道：“你们在黄山一共住了多少日子？”

　　S君答：“前后不到十天工夫，时间虽然短暂，玩得倒是十分痛快。记得在黄山脚下有一条小河，河里盛产鳗鱼，有一天张先生感到无聊，提议去捉鳗鱼，并且照着黄山当地人捉鱼的办法，大家忙了半夜，居然满载而归。那办法是：先用石头在河畔堆起来一个圆圈，特别预留一个缺口，在石圈中间撒下了许多用菜油浸过的白米，静候鱼儿入圈。我们在傍晚把石头堆好，撒下米去，张先生也亲身参加。等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赶到河畔，先忙着把缺口补好，然后再向石头圈里去摸鱼，果然已经圈住了十几条鳗鱼，而且还有很多黄鳝。

　　“我们原以为在黄山可以多住些时的，所以于住进段祺瑞的别墅之后，就把从溪口出发时借来的小汽车，和保安处派来的那两部安装高射机关枪的大卡车，以及几部不适用的车辆，一概都归还了原借的机构（这是南京派车来时说明的），连宋子文送来的那辆保险车也原物奉还了。所留下的，只有张先生自己的一辆篷车，和另外一部较漂亮的小汽车（这辆车也是宋子文派来的，还了保险车，便留着这辆车使用），另外，由屯汉公路局借来的八辆卡车，仍旧留用。

　　“大概因为军情紧急，我们突然接到戴雨农先生的一封电报，着我们立即离开黄山，移往江西萍乡暂住。刚刚安顿好了，马上又要踏上征途。这么一来，交通工具又发生了问题。这时南京业已失守，黄山附近的情况，也渐呈混乱，看来是非走不可了。刘秘书和我动脑筋，结果我们决定找当地的县长去商量。

　　萍乡城外觅到洋房

　　“老实说，那位县太爷看见我们神神秘秘地，也搞不清楚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记得蒋委员长亲自同刘秘书通过长途电话，在他心目中，自然认为刘秘书的来头一定非小。

　　“刘秘书跑到县政府去打商量，县长对于这位神秘要人，哪敢怠慢，立即承应找车，不到两天，已把我们所需要的车辆征集好了。在这数天内，黄山附近的治安很坏，山下时常有抢案发生，山上由于警卫严密，倒没发生任何事故，不过晚间因为没有电灯设备，四山昏黑一片，无形增加了恐怖和不安气氛，车辆既已找妥，我们巴不得早日离开此地。张先生对于自己的行动，是不能作主的，上面有命令来，说走就要走。

　　“在那次行军途中，沿路平安，无事可记。到了萍乡，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要替张先生物色一所合适的房屋。萍乡是一个不大的县份，实在找不到合用的处所，找来找去，毫无办法，结果发现城内有一间旅馆还比较可用，便通知当地县政府，要所有住客全部迁出，这样才算勉强的暂住下来。但是担任警卫的那一连宪兵，还是容纳不下，迫得要在附近民房里，另找住处。

　　“暂且住定以后，我又忙着派人四下里去找房子，找了三四天，居然被我找到了一处。那是在距萍乡城三四华里之处，有一栋石建的两层楼小洋房，闹中取静，环境非常幽雅，房子虽然小一点，倒也勉强合用。

　　“房主人是位北平清华大学的教授，只是老夫妇俩带着一个女儿住在那里。这位教授姓李，他的大名叫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先去同房主人一商量，这位老教授非常通情达理，马上说：我们正寂寞得很，欢迎你们来住。于是老夫妇俩和女儿便自动搬到楼下一间小房里去住，把全部房子都让了出来。

　　假装糊涂宾主至得

　　“我们搬进去后，张先生、于凤至夫人、刘秘书和我，都住在楼上，队员们住在楼下。宪兵们还是住不下，仍然要在附近另外找房子。

　　“这位李教授是萍乡当地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他的那位千金，年纪不过十七八岁，青春活泼，和于凤至夫人很谈得来。慢慢地她成为我们这个小集团中仅有的来宾，时常参加我们的游戏，给我们增加了许多轻松气氛。因为我们知道她绝无什么政治背景，也极力欢迎她同我们来往。”

　　我这时又插口问S君道：“你们这么多的人，住进了别人的房屋，难道这位李教授就不打听一下你们的来历么？”

　　S君笑着答道：“我们一路上都是这么含含糊糊地过着日子，张先生是什么人？我们这一行人马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老教授父女们，心里当然清楚，但他们很知趣，从不提起此事，一直假装糊涂。我们自然更不能有丝毫的表示。”

　　S君又说：“于凤至夫人因为喜欢听流行歌曲，随身带着一架留声机，和许多唱片，时常放送唱片消遣。那位李小姐也能唱歌，对于唱片，备感兴趣，最初，她是给于凤至夫人写字条，要求她把某一张唱片多唱两次；后来，于凤至夫人在不唱的时候，索性就借给她去听。”

　　我又问道：“张先生迁到萍乡以后，情绪如何？”

　　S君答道：“在兵荒马乱的播迁中，情绪自然谈不上怎么好，不过张先生为人很豁达，又很随和，在黄山时，就整天以游山玩水作排遣；到了萍乡，因为是个小县份，根本无处可去，只好多看书，当然有些沉闷之感。记得在萍乡附近，有一处规模不小的煤矿，有一天张先生实在闷得慌，便提议去煤矿参观一下。刘秘书和我自然都表示赞成。于凤至夫人因为不感兴趣，自愿留在家里和李小姐谈天。

　　“我们一行多人，到了煤矿，先由场方负责人接待，并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工作服，叫我们套在衣服外面，另外，每人发给一个小手电筒，俾进入矿内参观时作照明之用。再看那些矿工，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工作帽，在帽沿前面都安置有一个小电灯，真是别有趣味。张先生很高兴地率先套好了工作服，我们也忙着准备妥帖，就由管工人员领头，陪我们乘坐小火车进入了煤洞，那个洞很长，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小火车行驶了十一二分钟，才到达矿工工作的地点。

　　“煤洞里面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又加上洞里空气太坏，一股煤土气味，冲入鼻管，叫人受不了。张先生这时已经没有来的时候那股兴致了。据管工人员告诉张先生：在煤洞里面，很容易发生意外，他们是一面向里层开洞，一面用枕木支顶，矿工在工作期间，并不十分安全。这时，刘秘书看了看我说：‘我们早点出洞去吧。’张先生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供参观，大家便又登车出洞。

　　“我们进了一次煤矿，目的只是为了要见识见识。不过萍乡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既无名胜，又无古迹，长日无聊，张先生闷在屋里，着实难遣。我在无法中，便向那位老教授打听，请教他附近有无什么好去处？

　　西门以外有个山洞

　　“老教授说：‘有一处地方，你们不妨去看一看！’我问：‘什么地方？’老教授说：‘此间西门外有一个山洞，相传这个洞可以一直通到湖南的安源县。但从未听说有人敢深入，据说山洞里藏有毒蛇猛兽，你们去时，千万不要随便往洞里跑，闹出意外可不是玩的。’

　　“我把这一去处，转告了张先生，张先生一听大感兴趣，马上嚷着明天就去，同时还叫我准备一切游洞应用的东西。

　　“我见张先生兴致勃勃，头一天就准备好了木柴、火把、手电筒、鞭炮等等。偕行的队员们除了随身的手枪外，还特别带去了两枝冲锋枪。一切预备停当，第二天吃罢午饭，便向山洞进发。于凤至夫人当然又是留在家里。

　　“我们到达了山洞，大家先齐集在洞口稍息，这个山洞的进口处竟有十几丈高，洞里有一道溪水，是由外向内流去的，水源从什么地方来，当地人也说不出来。张先生站在洞口端详一会，也不禁连呼：‘奇怪！奇怪！’

　　“我们因为来的人多，又携有武器，而且火把、电筒、鞭炮等物又一应俱全，于是，大家都嚷着进洞去看看。张先生也主张进去，我自然也表示不怕。决定进洞之后，先燃起了一大串鞭炮丢进洞里，‘劈劈拍拍’的一阵爆响，用意是要吓一吓隐藏在洞里的‘毒蛇猛兽’。放过鞭炮后，大家持着武器、火把等鱼贯而入，洞口虽然很大，但越向里走越小，走了约莫十余丈之遥，竟只能容一人行进。此时，大家的心情都有点紧张，由两名队员手持冲锋枪，在前面开路，张先生和我等则紧紧地跟在后面。

　　“洞里的进路，有时高上去，有时又低下来，就像波浪式的爬坡，上上下下，极不平坦。而且阴暗潮湿，步行甚滑。

　　“走到里面约有半里之遥，眼前又忽地豁然开朗，山洞也比前面宽大，从岩石隙里射进来的阳光，好似探照灯一般。不过，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了地下有很多很大的脚印，大家仔细一看，这分明是野兽的蹄痕，而且有些是新印上去的，泥土显得还很松动。

　　“张先生这时也担心起来，他诚恐发生意外，便在洞里向大家说：‘我们不要再向里面走了，照脚印的大小来看，如果里面真有野兽的话，就是冲锋枪也没有用，还是出洞去吧。’

　　吴老夫子离群北返

　　“这次游山洞，又是毫无所得的败兴而返。我们在萍乡这个地方大约一共住了两三个月，幸亏在住所附近，修造了一处网球场，让张先生发闷时有个地方消遣。此时南京已经沦陷了，敌人的大部分兵力，都停止在京沪线上，并未对我军采取‘猛打穷追’的战术，只派出了一部分兵力，与我军在安徽、芜湖一带对峙着。由于抗战情势的逆转，政府机构纷纷西移，以后蒋先生到了重庆后，已不暇再和我们亲取联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听戴雨农先生的命令了。

　　“此刻也不知为了什么，张先生在心情方面，好像很不安定。由于气候的不适宜，他的身体也不十分好。因为张先生的身体上缺少‘维生素B’，时常发生腿肿的毛病，这时连带两只脚都有些肿了起来。”

　　我又插口问S君道：“张先生两只脚都肿了，是否不能行动了呢？”

　　S君答道：“也并没有那么严重，张先生是不怕病的，他不但照旧行动，而且还要勉强打网球呢！

　　“这也难怪，当我们住在溪口和黄山时，不但气候好，而且风景又好；如今突然转变了环境，这里既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又接连的下着多少天的阴雨，闷在屋子里，叫人怎不生病！好在张先生每到一地，必首先派人到当地政府机构去要‘县志’来看，他没事的时候，就坐在屋子里看书。

　　“这时我们‘读书会’的组合早在无形中取消了，我们从北平请来的那位吴老夫子，因为不便和我们到处奔波，由张先生征求他的同意，请他暂时北返，说是等我们住定了再请他来。

　　“吴老先生的待遇是每月五百元，那次回乡，张先生又加送了他二千元的旅费。”

　　这时我又问S君道：“照老兄这么说，你们住在萍乡的这一段时间内，确实是相当苦闷的。”

　　S君答道：“可不是吗，每逢到了雨过天晴，张先生和我们也间常到街上去闲逛，或者顺便到店铺里去看物问价，买点零碎什物带回来。”

　　我又问S君道：“你们若要出街，那样的堂堂阵营，走到大街上，不会惹得路人们注意吗？”

　　S君答道：“不，不，张先生每次出去，身边只带两名便衣队员，后面也只远远地跟着两名便衣宪兵班长，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的全体队员，都是穿着便衣的，宪兵们除了在行军中，或是在特殊情形下，通常也不穿武装。

　　又由萍乡移往郴州

　　“我们住在萍乡时，因为没有特别的事，除了报告平安外，也不愿意多麻烦戴雨农先生，有一段时间，似乎与上级有联络中断之势。

　　“有一天，忽然戴先生来了一封电报，要我们由萍乡移往湖南郴州附近的地方去。

　　“张先生听说又要移动，也巴不得早日迁地为良。好在我们拥有现成的交通工具在手，动起来倒没有什么不便。自从我们到萍乡住下之后，那些借来的汽车的司机，都表示不愿意回去，情愿跟随我们一起行动，所以都还留在萍乡。

　　“那时跟着我们的，计有由溪口带来的十名轿夫，和十几名司机，都是随同队员们一起生活。

　　“在萍乡住了不久时，我还指定一个队员向那些司机和轿夫们施行训练，使他们慢慢的习惯军队中的生活。从此以后，他们更安心，根本没有走的打算了。

　　“我们那次告别萍乡，直奔湖南郴州，沿途经过较大城镇时，张先生夫妇就忙着收购网球、羽毛球以及打网球时穿的洋毛袜子等，记得有一次竟把某地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里的网球和羽毛球、乒乓球，都买光了。及至付款的时候，应副官拿出一百元中央银行的大钞来找钱，不料那样大的铺子，竟还没有见过如此大钞，而致无法找换。

　　“当我们走到离郴州不远的一个名叫‘凤栖渡’的地方时，因为郴州的住处尚未觅妥，所以暂停前进，恰好凤栖渡有一所很大很古老的房子，很合我们的用，就在那里暂时住了下来，并即派出‘设营队’赶到郴州附近去找房子。

　　“据设营人员返来报告：郴州城外约五里的地方，有一个大山，从山脚到山岭，一共有七华里之遥，山上有一所大庙，非常合用。刘秘书闻报，立即吩咐设营人员先去把庙里的和尚们一概赶走，只需留下一位当家的老和尚，住在那里看庙就行。

　　“我们因为打算在那里留住一个相当时期，把庙里和尚赶走以后，就找来许多工人，将山上的这所庙宇大加修葺一番。一直等修理好、布置好之后，我们才请张先生夫妇从凤栖渡搬上山去住。

　　修了一间土式浴室

　　“张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非洗澡不可，即使没有澡盆，能在大木桶里泡泡也好，一路上不用说，是十分不便的。在萍乡时，也不大方便，只有到了郴州，因为山上有很好的泉水，这才解决了这项困难。

　　“我们在庙里先替张先生修造了一所土式洗澡房间，定做了一个很大的木盆。庙里厨房大灶多的是，就专门指定一个大灶，为张先生烧热水。这样，虽比不上西式磁盆，也还差强人意，张先生对于这项设备不住的赞好。

　　“我们大队人马，从凤栖渡搬到郴州城外的高山古庙之后，因为环境关系，似乎比在萍乡那么局促的生活要强得多，张先生的情绪也不同了。记得有一天，我参加打网球，不知怎的把网球拍竟挥到腿上，当时虽不觉得疼痛，但腿部却麻木得不能移动，蹲在场上，只打‘咳’声。

　　“张先生看见这种情形，就立刻对我说：‘不要动！我保险给你治好。’

　　“张先生随即叫人提了两个桶来，放在当地。又叫人烧了一锅热水，倾注在一个桶内，在另外一个桶里却装满了冷水。他先着我把伤腿放在热水桶内浸着，等到那条腿浸到发了红，才拿出来又放在冷水里浸。在冷水里浸了一阵了，又放回热水里去。如此交换的放出放进，不一会工夫，我的那条伤腿，居然被治好了。

　　“这个办法灵验了以后，凡是队员们身上、臂上、或是腿上有了小毛病，都是如法炮制，而且是每试每验，大家都不明白这是怎么一个道理？

　　“我曾当面问过张先生。张先生说：‘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办法，并非是我的发明，我是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学来的。’

　　老虎怕人小麂可口

　　“我们后来又听见庙里那位当家老和尚说，山上不但有狼而且有老虎，叫我们外出时要特别当心。这一消息，对于张先生和我，以及那些年轻的队员来说，听见后不但毫不恐惧，反而非常兴奋，希望能遇见一次老虎才好。

　　“说来也真正凑巧！有一天早晨，张先生和我带了十几名队员到山里去游逛。那处的山势，是一山连着一山，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跑出去了很远。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坡的下面，忽然间一个队员大声的惊呼起来：‘看！老虎。’

　　“大家顺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果然一只斑斓的大虫，大吼一声，从山坡斜径里跃了出来。

　　“那只老虎好像是看见我们的人多，并没敢向我们这面扑来，转过头去，一连两跃，便已踪迹不见，在这一瞬间，我们连枪都没来得及拔出来。

　　“至于碰见狼，我们在山上简直不算一回事，只要我们手里拿一根棍子，狼看见就害怕。

　　“有一天，我们陪着张先生去打猎，在行猎中，连一只野禽都没有遇到。可是，在归程中却打中了一头‘小麂’，这个东西长得和鹿差不多，就是头太小。张先生为此高兴非常，叫两个队员抬着它，一路欢呼而回。

　　“回到庙里后，当天晚上，就由大师傅老刘给我们生烤麂肉吃，真想不到麂肉居然好吃得很，香嫩二字，兼而有之。这晚，于凤至夫人吃得最开心，一面吃，一面不断的叫‘好！’

　　“我们吃上了麂，以后曾接连几次跑到山里去找‘小麂’，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这时已是农历十二月份，天气已经非常寒冷；既然没有什么目的物，我们也就鼓不起兴致再去打猎，大部分的光阴，便都消磨在室内运动方面。

　　“室内运动之一是打乒乓球；室内运动之二是 在大殿上打羽毛球。

　　“到了农历十二月廿九日，我因为有事接洽，坐着轿子去拜会郴县县长。到了县政府以后，县长坚决的留我在那里晚饭。我想回去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答应了。晚饭还未曾摆开，天已经快要黑了。这时，山上忽然来了电话，一定要我马上赶回去，说山上的全体人员，都等着我回去吃团年饭。

　　“我想了想也笑了，只好对县长说：‘真荒唐，我把今天晚上过年都忘了，对不起，我只好告辞。’

　　大年除夕上山遇鬼

　　“我告辞县长出来，从城里走到城外，大约有五里之遥，等到走近山脚下时，天已经全黑了。派在山下守卫的人，原来有两名便衣队员，和两名宪兵，我到了那里一看，只剩下了一名便衣队员和一名宪兵，另外的两个人，早已到山上参加聚餐去了。这一来，可糟了，因为我以为山脚下有四个人在守卫，虽然天黑了，可以叫一两个人陪我上山，所以县长要派人送，我都再三的不肯，只向县长借了一只手电筒在手。现在既只剩下两人，已无法抽派，只好硬着头皮单独摸黑的从山脚向山上爬行。

　　“在这条长达七里的山径中，为了便于游人憩息，每隔两里路，原建有一个亭子。我们迁来之前，在修葺庙宇时，连这些亭子也连带着都粉饰一新了。亭子外面和里面的墙壁，粉刷的白色，在夜间看来，尤其鲜明夺目。

　　“七里的山路，一个人孤单单的走着，心里总是觉得有点发毛！我拖着疲乏的步子，走到最后一个亭子的当儿，老远的就看见一个人以背靠墙，站在亭子外面。

　　“我大声问‘谁？’那个人并不答声。等我走到十几米的距离，用手电筒向这个人身上一照，只看见这个人穿的是红色大襟的衣服，腰间系着一条红色的带子，穿着红色扎脚的裤子，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我朝他注视了三四秒钟，确实看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是眼花。我此时心里想，别是遇见了鬼吧！马上拔出枪来壮胆，再一看，那个站着的人，已经无踪无影，不知哪里去了！这时我心里才觉得害怕，两条腿软绵绵地，晃晃荡荡的走回庙里。

　　“我走进庙门，一直朝里奔，张先生就迎着我问：‘怎么了？你的气色不大对！’

　　“我看见了张先生，立即嚷着：‘我见鬼啦！我见鬼啦！’

　　“这时，站在旁边的那位老和尚，似乎是预有所见似的，他问我：‘你是不是在亭子那里遇见了一个穿红衣服、系红腰带、扎着裤脚管的人？’

　　“我说：‘是的！老师傅您怎么知道的呢？一点也不错啊！’

　　“老和尚说：‘在过去的日子里，这个鬼从来不害人，我们逢年过节，都在那个亭子里焚化一些纸钱。幸亏施主你的福命大、胆量壮，如果换上旁人，岂不早就吓得爬下了！好啦！明天买点纸钱烧烧吧！’

　　“张先生和我都不信这一套，第二天大家忙着过年，也没有人理这回事，可是，后来也没发生其他怪异，不过，我这一辈子清清楚楚的看见鬼，只有这一次！”

　　据S君说，他们陪着张汉卿先生所居住过的几个地方之中，以郴州的气候最坏。郴州不仅天气冷，而且气压特低，因而人们都很容易生病。张先生是习惯于早起的，每天起床后，做做运动，看看书，习以为常。有一天，已经日上三竿，还未见张先生起床，刘秘书和S君都有点不放心，跑去问杜副官，杜副官说：“副司令不舒服，有点发热呢！”

　　郴州这个地方既没有好的医生，又加上那几天山上伤风感冒的人特别多，刘秘书哪敢怠慢，立刻派出专人到长沙去请医生。到了晚间就从长沙请来了两位留德医学博士。经这两位医师细心诊治之下，服药打针，一连诊治了三四天，才告复元。奇怪的是，在张先生患病的那几天，于凤至夫人也感到身体不适，食难下咽；另外约有三分之二的队员病倒了。这大概是“流行性感冒”被人带上山来，弄得整个古庙里鸡犬不宁。

　　回忆当年两件小事

　　S君又说：“我们在平常日子里，除了和戴笠先生经常保持联系外，若无特殊重要事故，很少直接去麻烦蒋先生的。自从张先生患病，我们才打了封急电，向蒋先生报告。此时蒋先生尚驻节武汉，部署抗日军事，接到这个消息后，蒋先生在那三四天里，每天都有限‘即到立覆’的电报来，询问张先生的身体病况如何，并问是否要从汉口派医生来。从这些事实看，蒋对张确是非常关心的。”

　　笔者这时却问S君道：“张先生和蒋先生直接通过信没有？”

　　S君想了一想答道：“和我们住在溪口的时候，于凤至夫人曾和孔夫人、宋夫人通过信。戴笠先生有次到山上来时，张先生也曾托戴氏带给蒋先生一封信。至于信里写的是些什么话，因为没经过我们的检查，无法知道。至于蒋先生从武汉发来垂询张先生病况的电报，都是打给刘秘书的，所以也说不上是直接通信。”

　　S君答复了这个问题后，却又回忆起两件小事，他说：“我们住在郴州山上那段期间，最伤脑筋的事，是水果的来源特别困难，除了长沙的橘子外，其他的什么水果都运不到。至于外国水果，那儿更是无法购得，为了这件事，我们曾经特地派人到广州和香港去买整批的水果运回郴州来。因为张先生在每顿饭后，必须吃一点水果，否则他会感觉这顿饭好像吃得不舒服。

　　“我们和张先生有时也玩玩照相机，因为于凤至夫人带有一架最新式能拍彩色片的摄影机，那时候彩色片在国内还不怎样流行，我们住在山上，却能得风气之先。那架彩色照相机的长处是一切都是自动的，当它接受‘感光’的刹那间，对于‘距离’、‘光圈’、‘快慢’等，完全自动对好，只要照相的人，用手一按开关，立即把景物摄入。它的短处是胶卷在中国还没法冲洗，必须整卷寄到美国去。我们照过很多有趣的相片，其中人物先后计有：莫德惠、张学诗、戴笠、郑介民、伊雅格、张先生、于凤至、赵四小姐，以及刘秘书和我，甚至连那位家住萍乡的李小姐、讲古文的吴老先生也都包含在内。可惜寄到美国去冲洗的底片，从来未见有寄回来过的。究竟拍摄得怎么样，我们一直没法知道。”

　　闷居郴州感到绝望

　　此时我又问S君道：“张先生住在郴州山庙里时，是否和在溪口一样，还是每天逛山玩水呢？”

　　S君答道：“张先生的性情，原是好动不好静的。但他自从离开溪口以后，在情绪上似乎一直鼓不起劲来，所以迁到郴州后，除了刚搬上山那些天，游山打猎外，渐渐就不想外出了。我以为张先生的这一转变，似与他的迟迟不得恢复自由一事有关。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我们一班人都认为张先生快要恢复自由而替他高兴，他自己虽然不作任何表示，但我们可以从他那种兴奋态度中，窥知一二。

　　“因为我们在未离开溪口以前，张先生的心理上多少还存有若干幻想，他想：‘也许蒋先生由于军情紧急，尚未想到解决我的问题，稍假时日，也许会在团结抗日的大目标下，出而为国效命。’

　　“等到我们从溪口作着迁移的行动时，张先生虽觉得有些失望，但还未至绝望的程度。一直等到由萍乡再移居郴州，张先生才开始感到绝望了。他这时知道，在抗日这个大号召下，他如果没有出去的机会，那他的恢复自由，将非一朝一夕的事了。

　　日子难遣且打麻将

　　“因为张先生的情绪欠佳，使得我们也有些无精打采了。在那段时间内，张先生越是不想外出，我和刘秘书怕他闷出病来，越是千方百计地要他出去散散心。有一天，我们向张先生提议大家一同到衡阳去逛逛，张先生总算勉强的答应了。那次我们一路之上，所遇到的多是伤兵，有时由于行车的不慎，或者掀汽车喇叭太响，冲撞了伤兵老爷，马上就会引起冲突。好在张先生一出去，最少是前头两部小汽车，后面又跟着两部大卡车，卡车上满载着武装卫兵，沿途虽和伤兵闹了几次，但总是占上风。不过张先生觉得，这样前呼后拥的游逛，精神上的负担实在太大，以后为了避免麻烦，他又不主张出去了。

　　“我和刘秘书看到张先生整天闷在屋子里，又不多说话，诚恐他会闷出病来，于是，我们又大动脑筋，要替张先生寻找混日子的办法，最初我们鼓励他每天打四圈或八圈卫生麻将消遣，张先生倒是无可无不可的，牌桌一摆开，除了张先生、或者是于凤至夫人或杜副官，我和刘秘书都得上场，否则便凑不够人脚。张先生打牌很有趣，每副牌一拿到手，无论‘筒、索、万’，只要有五六张同样的，便做清一色，或混一色，实在不行，就做十三么，有时竟也会被他做成功。但张先生每场必输，若是手风太坏，他坐在牌桌上会呵欠连天。日子一长，他对于打麻将已不再感兴趣了。我们只得又变换一种新花样，找他下象棋。

　　下棋以外又学京戏

　　“从下棋中，便可看出张先生好胜的心理来，他赢了还好，输了非拉着你再来不可。队员中不乏象棋好手，但张先生都不高兴同他们来。其中只有一名叫‘小钢炮’的队员，棋比张先生下得稍差，张先生便经常以他为对手，向他挑战。这位‘小钢炮’对于下棋也非常认真，和张先生的脾气差不多，如果输了，也是没有完的，在这种旗鼓相当的情形下，张先生显然越下越起劲，我们更是围在棋盘边助兴，有时一混就是大半天，这位‘小钢炮’在队员中人缘很好，可惜后来他参加‘忠义救国军’，某次在敌后作战中阵亡了。

　　“除了下象棋以外，我又发起下围棋。总之，是千方百计地为张先生谋消磨之道而已。对于围棋，张先生说从来不曾下过，我则自告奋勇的教张先生如何落子，如何布局，下了几次以后，张先生果然感到兴趣了。起初，我让张先生九个子，后来一直减到让两个子，还是胜负互见，我已没有必胜的把握了。张先生因为进步奇速，他在无形中常会露出洋洋自得的神气。

　　“下棋下得厌烦了，我又怂恿张先生学唱京戏，因为我对于胡琴一道，曾经下过好几年工夫，吊吊嗓子，尽可以对付得来。张先生虽未吊过嗓，却记得很多京戏戏词，经过一板三眼的研究后，居然可以唱了，可惜张先生是一条左嗓，只有高音，没有低音，尺寸固然拿不准，更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韵。张先生先练习《四郎探母》中《杨延辉坐宫院》的一段西皮，练了两个多月，还是荒腔走板，不能上弦，于凤至夫人一听到张先生开口便笑不可抑。我看见张先生唱老生不适宜，又建议他改学黑头，张先生也同意，第一出学的是《牧虎关》，这出戏的剧情是高旺既调戏儿媳、又怕老婆，内容很风趣。

　　电影院里一幕哑剧

　　“因为我向张先生讲解剧情，张先生一时高兴却向我讲了两段故事：其一是说他当年和于凤至夫人看电影时发生的一件往事；另一件也就是怕老婆的笑话。

　　“张先生说：‘我当年率部再次入关时，是担任着三四方面军军团长的职务，军团部设在西安门里的“光明殿”，我本人则下榻于西城“顺承王府”。有一天，我穿着便服偕内人到西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去看电影。正当电影放映之际，觉得有人在座椅后排一下一下的踢我的屁股。我回头一看，是一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他在有意无意间，高抬一条腿向前晃动着。我却一声不响的从腰带里掏出手枪来，把枪往座垫下一塞，那个外国人一踢却踢到了手枪上，马上不敢再踢了，稍停一会，我微转头一看，那位仁兄竟在黑暗中溜走了。人的个性就是欺软怕硬，稍微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就已经知所戒惧，否则，还不知他将要踢到什么时候呢！’

　　“张先生讲到这里，于凤至夫人却插口说：‘这件事你为什么一直都不曾告诉我？’张先生笑笑说：‘告诉你有什么用呢？’

　　老帅开心秘书吃苦

　　“张先生对于怕老婆的见解是：高兴的时候应该怕，不高兴的时候要有打老婆的勇气。他不主张一面倒式的怕法。

　　“张先生又讲道：大元帅（指张作霖）在世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位李秘书是怕老婆出了名的。老帅知道了，有意和他开玩笑，某日在下班的时候，故意的不放他回去。因为老帅已经听人说过，这位李秘书下班后非按着钟点回家不可。不料在第一天留住他迟归数小时，居然没有出事。第二天下班后，老师又不放他走，特别找来杨宇霆和王永江，说是三缺一，要李秘书陪着打几圈牌。

　　“奇迹出现了！第二天也没有出事。第三天老帅又把李秘书留住竹战。可是，到了夜间，李秘书的小姐来了（那时约十四五岁），她一直的闯到牌桌子边，对着李秘书说：‘爸爸！妈妈叫我来告诉你，向大帅辞职不干。’

　　“张先生回忆起这件滑稽事儿，不觉拊掌大笑地说：那时李秘书的表情，真是狼狈万状，既怕老帅，又怕老婆，口中连说：‘我这就回去，不要胡闹！’结果还是老帅替他解围，叫他马上回家，把牌让给别人接下去。你别以为老帅为人很严肃，其实他老人家是很富幽默感的，对自己亲信的人，开开小玩笑，平常得很。”

　　请来一位女理发师

　　S君又说道：“我们因为住在郴州山上，理发简直的成了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先生每次理发，只好派车子到衡阳理发馆里去接理发师来。

　　“有一天，队员忽然接来了一位女理发师。我一看，这个女理发师只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脸上微微有几颗浅白麻子，长得娇小玲珑，麻中透俏，而且能说会道，非常讨人欢喜！

　　“在最初，我们怕这个小姑娘手艺不高明。经过试验后，居然很不错，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抢着理发。奇怪得很，她和张先生也很谈得来，于是，大家对她便不由得不另眼看待。

　　“这位小姑娘是初中程度，在谈吐中颇能保持自己的身份。我知道张先生和她谈得来（不外乎是东拉西扯的谈家常），以后凡遇张先生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提议理发，而且马上派人去把这个小姑娘接来。她一上山就是一整天，她理发向例是不论人数，有人理就理，没人理就闲着，所以她有时参加我们玩牌，有时也参观我们打球。当她临走的时候，我们都是加好几倍的付给她理发费用。她上山的次数多了，看见山下有宪兵站岗，外围又有步哨，庙里面又有便衣，每人身上又都带着手枪，实在搞不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

　　“从她怀疑的眼光中，我们很了解她的心理。但是，她这个人非常聪明，尽管心中怀疑，嘴里从来不多问半句话，否则就大杀风景了。”

　　S君接着说道：“这时武汉已经失守了，我们在山上也知道破坏武汉工作，是由戴笠先生亲自指挥的。当敌人进入市区之顷，戴氏才化装逃了出来。就在武汉要失守的前后，有两三天的工夫没得到戴笠先生的消息。张先生挂念得了不得，时时向刘秘书和我打听：‘怎样？雨农有信吗？’那时，军统局的总部，已移到长沙，三天之后，才得到了戴笠先生的消息。”

　　S君说：在张先生的身体上，似乎缺乏“维生素B”，若是隔两天不打针的话，他的两腿会无端端的浮肿起来。因此，我们特许张先生随身带了一名“男护士”。这位护士的姓名，我已经想不起了，但记得他是安徽人。依照规矩，张先生一行人马凡是新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控制邮电，那时我们集团里主管检查邮电的人，姓黄名叫静谊，他是江西人，暨南大学出身。外貌温婉，有如处子。张先生爱开玩笑，曾替这位黄同志起了一个绰号，叫他“黄小姐”。

　　一封家信惹出麻烦

　　S君说：“当我们移住在郴州的时候，黄静谊有一次从邮局中查到了跟随张先生的那位李副官发出去的一封家信。信里并没有什么要紧的话，主要的只是报告平安。黄静谊以职责所在，哪敢怠慢，就把这封信带回来交给了刘秘书，刘秘书拿到这封信，开始研究，因为李副官没有出去过，这封信究竟是怎样的到了邮局里去呢？

　　“查来查去，终于知道是由那位看护替李副官带出去的。刘秘书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逼着那个护士向张先生请长假，张先生自然也约略知道了这回事，只好准那位护士离去。等到看护一走下山，我们马上就把他抓了起来，关在郴州禁闭室里，听说一坐牢就坐了四五年之久，也没放出来，后来连消息都没有了。但张先生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这件事。

　　“现在虽已事隔多年，对于这一点，我始终认为同志们做得太过，因为那个看护又不是我们团体里面的人，他怎能知道带一封普通信件付邮会有这么重大的关系？他有事出去，李副官叫他带一封信，可能连信的内容，他都看过，认为无关系，在人情上他自不便拒绝。警告他是可以的，把他一关就关四五年，那就太过分了！

　　“那个看护一走，便没人给张先生打针了。好在我还懂一点，于是又由我兼任了张先生的‘看护’。”

　　我听到这里，却向S君打趣着说：“老兄多才多艺，又干上一笔好差事。”

　　S君笑答道：“可惜的是兼职不兼薪啊！”

　　为了散心想尽办法

　　接着S君又说：“张先生为人不但很达观，而且富有好奇心，对着我们总是有说有笑的。自从看护走后，加上郴州山上也实在住得闷坏人，有几天，张先生忽然改变了轻松幽默的态度，老是独自坐在一隅，不声不响，似乎不高兴得很。

　　“我因为和杜副官比较接近，特地把他拉在一旁，偷偷的问：‘老杜，你看副司令这么闷闷不乐，不要郁出病来，可不是好玩的。你是多年跟随他的人，有什么法子能让他散散心呢？’

　　“杜副官想了一下说：‘我告诉你一个法子，看副司令能不能开心，你不妨试试看。’

　　我说：‘你快说吧，别卖关子了。’

　　“杜副官说：‘你可以叫一个勤务兵，托一大堆盘子，从外面走进厅里来，进门时要作失足跌倒状，摔在地下，跌得东倒西歪，杯盘满地，你看一看副司令的反应如何？’

　　“我听杜副官如此说，还有点将信将疑，但他 是摸清楚了张先生的脾气的，不妨如法炮制一下，且看效果如何，乃悄悄的跑到后面厨房里，把二师傅阿米叫在一旁，叫他用手托着一堆大大小小的盘子，到前面去如此这般的表演一下。

　　“张先生这时正坐在沙发上，面对着门口发楞！一看见阿米托着一大堆盘子，摇摇摆摆的走了进来，他已经看了一眼；随后，又看见阿米一个不小心，脚碰在门限上，嘭的一声，连人带盘子整个的摔在地下，爬也爬不起来，于是张先生不由得大笑起来。

　　“就在张先生笑声不绝当中，所有以前不高兴的心情，就此一扫而空。站在旁边的杜副官当时对我做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把我拉在一边，悄悄的问我：‘你看灵不灵？’我说：‘灵倒是灵了，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孩提时代特别淘气

　　“杜副官说：‘你不知道啊！副司令从小的性格，就非常的 好奇，只要有新奇的玩艺，他不管怎么不高兴，看见后都会开心的。’

　　“自从有了这次经验以后，我就时常找寻机会，请张先生谈谈他以往的故事。

　　“据张先生告诉我，他小的时候非常淘气，不但小朋友们怕他，就是大人也对他深怀戒心！

　　“张先生说：‘我那个时候看见有人穿着新衣服，大摇大摆地走着，我就会偷偷的藏在水塘旁边，等到那个人从水塘边行过的时候，我立刻掷下一块大石头到水塘里去，把水打了起来，溅了人家一身，新衣服上自然是一片淋漓了，我便在旁边鼓掌大笑。经过那里的人，一看是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有的人还说：少帅没吓着吧！’

　　“张先生又说：‘等到以后我年龄大了，还时常喜欢同人家开一个小玩笑！我记得，在二次直奉大战以后，我同张效坤（张宗昌字）、褚玉璞、韩麟春一班朋友，在天津国民饭店里赌牌九，张效坤叫来了许多姑娘（指妓女），到了夜深，我们叫她们走，她们却死缠着我们，一个也不肯走，以后，我急了！就作出当众脱裤子状，她们才吓得哗然而散。’

　　“张先生告诉我，他最不满意当年张效坤（宗昌）到处找女人的那种作风。他说：‘有一次在前方作战之际，我同效坤住在一个房间里，房子中间有一张布帘隔着。张效坤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三个女人，还一直的问我：汉卿，来一个好不好？我那时假装睡着了，根本不去理他。’依照张先生的意思，交女朋友未尝不可以，像张效坤那些人的作风，就太下流了！

　　谈到鬼神大讲故事

　　“有一次我同张先生谈到鬼神问题，我虽然于除夕之夜在郴州山上似乎亲眼看到过鬼，但我仍然不相信有鬼之说。张先生则赶快纠正我的说法，他说世界上确实是有鬼的。张先生并且特地向我讲了两个有鬼的故事：

　　“一个故事是说老帅那次出关在皇姑屯被炸前刻的事。那时，张先生还留在北平，有一次他同几位东北小朋友吴泰勋（吴俊升之子）等人扶乩，吴泰勋忽然说：‘问问大帅的消息？’乩语上批出来是四个大字：‘大帅归矣！’

　　“扶完乩之后，张先生还对吴泰勋开玩笑的说：‘幼权（吴泰勋字），你扶的乩最灵了！谁不知道，大帅已经回去了。’谁知等了没有多久，辽宁急电拍来，才知道张老帅和吴俊升，在皇姑屯车站同时被炸。从此张先生更相信鬼神之说。”

　　“那次，张先生在哀痛之余，因国际情势恶劣，又不便公开地返回东北，便决计化装成为一个普通士兵，夹杂在北上运兵火车中，秘密的返回辽宁奔丧。在居丧期中，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故，和于凤至夫人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两个人大吵之下，谁也不肯对谁让步，到了最后，张先生拔出手枪来要打人，就在此时，只看见他们卧床两旁的‘床头柜’，也没有人动它，竟会自动的吱！吱！吱！的移动起来。张先生看在眼里，大吃一惊，便对于凤至夫人说：‘别吵了好不好？爸爸已经不愿意，向我们提出警告了！’

　　“说来也许叫人无法相信，当张氏夫妇停止争吵之时，那两个‘床头柜’也同时停止了移动。”

　　下大决心戒除嗜好

　　以上这些有趣的故事，都是张先生在闲谈中向S君亲口讲述的。这时S君不觉越讲越高兴，他似乎已浸沉于回忆的深渊之中，忽然他又向我提到张先生当年戒除嗜好的一些经过情形。

　　S君说：“关于这件事，也是张先生和我闲谈时所讲述的。张先生说：‘我那次决心要戒除嗜好，在大的方面说，固然是由于蒋先生、宋先生对我的劝告。但外间甚至有人说，是宋子文逼着我戒的，其实如果不是我自己下了大决心，纵使有十个宋子文也没法逼着我戒。’

　　“张先生接着说：‘我的决心戒除嗜好，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受了汪精卫那次误会事件而起。我到了上海以后，就住在法租界“高乃衣路”一号，既决心要戒除嗜好，便请上海疗养院的主任Dr. Calvert担任主治医师。在未进行戒治以前，我把家里所有的人都找来，当着他们的面，把实弹手枪放在枕头底下，警告他们说：你们记住，从我戒治之日起，以后无论任何人，若看见我怎样的难过，也不许理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的话，我马上拿着这枝手枪打死他。’

　　“张先生说他那次经过种种不堪言状的痛苦，最厉害的那几天，甚至将手足都绑在床架之上，免得毒瘾发作时乱跳乱蹦，发生意外。像这样硬干，终于被他把那多年的嗜好戒绝了。张先生曾向我说：‘我戒绝了嗜好后，好像全身的血液都换过了新的一样，但四肢无力，身体还虚耗得很。’”

　　S君讲到这里，不觉叹了口气说：“只凭这一点，张先生这个人的毅力与决心如何，也就用不着多说了！但我和他相处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胖胖的人。记得住在黄山时，有一次张先生一时高兴，把自己的两脚张开，叫我把右手放在他的腿缝之间，张先生用力一夹，我怎样使劲也拔不出手来。张先生似乎很得意的笑着对我说：‘现在我换了一个人了，从前我未戒除嗜好时，两条腿瘦得像麻杆似的，恐怕你一使劲，我就会歪下去了哩。’”

　　旅行德国深受影响

　　S君又说：“张先生平日虽然有说有笑，话匣一打开，也常会滔滔不绝，讲得眉飞色舞，惟独对于西安事变的经过，始终避免作正面的任何表示，但我与他实在相处得太久了，在日常无意的谈话暗示中，张先生还是透露出那次西安之变与他到欧洲旅行不无关联。

　　“据我从侧面所了解，张先生那次到了欧洲之后，正赶上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之下，逐步走向复兴之路，德国境内到处表现着蓬蓬勃勃的朝气！张先生为了要进一步的了解德国复兴的原因，特意的去拜会德国朝野知名人士，希望从他们的口中，多得到一点德国复兴的内幕。

　　“张先生当时曾询问德国各界人士，对他们的元首希特勒感想如何？而那些德国人几乎众口一词的表示不满！但当谈到德国复兴政策的时候，他们又几乎众口一词的表示拥护。张先生对于德国人这种矛盾的心情，颇感困惑。为了这件事，他又特地的向当时的德国一位名学者去请教。那位学者，看了一看张先生，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说：‘请恕我直言无隐，你们贵国人的短处，就是否认现实。在台上的人，看不起在野的人；在野的人，也绝对不甘拥护在台上的人。我们敝国的国民性与贵国的国民性恰好相反。希特勒是我们德国的国家元首，我们喜欢不喜欢他是另一回事，可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拥护他。因为支持他，也就等于支持了国家。’

　　“据我从旁观察，那位德国学者的一席话，似乎给了张先生一个极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他回国之后，就首先唱出来一种‘拥护领袖’的口号，并下令他所统率的部队，一听提到蒋委员长或领袖时，必须立正，表示敬意。以后张先生在幽居中还曾向我说过：‘要使国家强盛，我们必须拥护蒋先生为全国最高领袖，和服从他的命令。’”

　　看不顺眼便得罪人

　　“张先生既怀着这般的心理，所以他当年看看那些追随委员长左右的若干位党政军负责同志，实在觉得不够标准。张先生也曾对我发牢骚说过：‘你不要以为这些党国要人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其实，有些人连基本做人的条件都不够。’我当时听见张先生这样说，一时不知如何答复，只是呆笑地盯着他。

　　“张先生见我表情尴尬，接着又说：‘你不信吗？我讲几段往事给你听听：头一件讲开会吧！我最初认为用会议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合理，所以对于参加中央方面的重大会议很感兴趣，也特别重视。不料参加了若干次会议之后，才知道那些参与会议的要员们，其中有些人并不把开会当做一回事，立刻使我大起反感。那些人一离开委员长，或是坐在离开委员长较远的席位，就放言无忌的，讲些吃喝玩乐的琐事，你看这还成什么话！’

　　“张先生接着说：‘你要知道，我那时刚从国外回来，对于领袖和国家民族都抱有极高热望！一看到委员长左右的人居然这样不争气，实在叫人泄气，所以每次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总是牢骚满腹，打算替委员长说几句教训他们的话。日子长了，自然会得罪人，但我又不便对委员长说是为了什么，真是痛苦极了！后来委员长怕我随便说话得罪人，在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禁止我发言。’”

　　刺汪一幕冒险擒凶

　　“讲完第一个故事，张先生又接着讲述第二个故事，张先生说：‘第二件事是有关刘峙和张治中的。非常奇怪，刘峙和张治中这两位先生，一见面就谈女人，真教我听不入耳。尤其张治中更不像话，我在西北的时候，西北有一个名叫“满床飞”的名女人，也不知怎样结识了张治中，而张治中又是以怕老婆出名的。于是，就用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叫那个名女人在名义上嫁给当时的陇海路局的×局长作为掩护，暗中却是张治中的外室，这么乱七八糟，真是荒唐之至！’

　　“张先生说至此，特别的向我谆谆告诫道：‘你千万要记住，凡是对你拍马屁的人，一定是别有作用，绝不是好人，你无论是用人或交朋友，一定要重视对你提相反意见的人。比方张治中吧！他的长处就是会拍马。’

　　“张先生那天特别兴奋，谈了一大堆的话，似乎还意有未尽，又自动的问我道：‘你是跟随戴先生很久的人，那年在中央党部开会刺汪的一幕，你在场吗？’

　　“我答说：‘我那时也在南京服务，不过我很疑惑，汪精卫先生对您不是有很深的误会吗？而那次在中央党部冒险擒凶，舍命救汪的人，偏偏却是您张先生！’

　　“张先生笑着说：‘你要知道，一个人必须是非分明，公私不能混为一谈。汪对我好不好，是他和我私人间的事，做人做事绝不能因私废公。我的帮助他捉拿凶手，那完全是基于公谊，假如一个人因小愤而忘大义，那还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吗？’

　　“张先生这一番话，说得义正辞严，不由得我不对他肃然起敬。”

　　马叙伦的一段笑话

　　“张先生讲着讲着，却又无端的笑了起来，似乎忆起一件什么有趣事似的，果然他又问我道：‘马叙伦这个人你认识吗？’我答道：‘从前在南京时见过一两面，那时他好像担任着中央党部某一部的主管。’

　　“张先生说：‘因为谈到刺汪案，我却想起了马叙伦。记得当时行刺的枪声一响，中央党部立即秩序大乱。那些要人们的狼狈情状，已经是一言难尽；而马叙伦这个人最特别，他在慌乱中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迨凶手就擒，秩序恢复之后，宪兵们在中央党部各处搜查，恐怕尚有什么不法之徒藏匿在内。一查就查到了厕所那里，宪兵把厕所门一拉，看见有一位穿长袍马褂的人，惊惶失措的坐在里面。宪兵大声的问：“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个人答：“解手。”“解手为什么不脱裤子？”宪兵又钉着他问。“哦！哦！哦！”这个人一句话也答不出来。宪兵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答：“马叙伦。”“证章呢？”这时马叙伦才站了起来，用手一指马桶说：“哦！在这里面！”’

　　“张先生绘声绘影地讲到这里，直把我笑得喘不过气来。”

　　据S君向笔者表示，他自从和张汉卿先生相处久了，对张先生的为人，自然越发了解。张氏虽发动了西安事变，但他绝未存有丝毫伤害蒋先生的心理。蒋先生那时错就错在把张学良看成是子侄辈，虽然很爱护他，但不允许他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张学良一开口，蒋先生就会说：“汉卿！你还不觉悟！”把张的话拦了回去。在西安事变以前，张向蒋不知提过多少次的抗日问题，但蒋先生一听见就发脾气，不容他随便发言。

　　又由郴州迁到沅陵

　　S君一口气讲了这么多的往事，笔者除了洗耳恭听，觉得津津有味之外，根本插不了嘴。这时笔者却乘机发问道：“你们在郴州山上一共住了多久？什么时候才迁移到贵州去的呢？”

　　S君答道：“并不是一下子就迁到贵州去的，我们离开郴州后，又迁移到沅陵住了一个时期。我们自从由江西萍乡迁到郴州，一直住到民廿八年（一九三九）的二三月间，这时已经进入了抗战的第二个年头，才又奉到上级的命令，要我们向沅陵移动。在这次迁移之前，我和刘秘书因鉴于过去几次迁动中的房子问题既难解决，又都不符合理想，特地先行请示上级，可否事先派人把住处给我们找好后，再行移动，免得临时乱抓，反而误事。

　　“不料上级的答复是：‘什么样的房子才适合你们的用途，我们完全不清楚，无从代你们作决定，还是你们自己先去物色吧！’

　　“张先生听说又要搬动，他对郴州也没有什么留恋的，换换环境也好，但对于找房子的问题，张先生主张我亲自出马，刘秘书想了想，也表示同意。我便只好先走一遭了。

　　“我那次由郴州出发赴沅陵，带了三名队员和一班宪兵，一共是十个人。因为我们早就听说湘西是遍地土匪，沅陵尤其是出了名的‘土匪窝’。那时，湖南省政府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此公就是土匪出身。我带着几个队员和宪兵登程，一路上倒很平安地到了沅陵，一抵目的地，首先就去找沅陵当地的警备司令（已忘其姓名），述明了我的重要任务，问他沅陵这地方有无合用的房子？他答说：‘沅陵城里实在没有好的房子，你不妨到凤凰山上去看看。’

　　凤凰山上的凤凰寺

　　“原来沅陵城外，有一道沅江，凤凰山与沅陵县城，隔江对峙着。我接受了这位警备司令的建议，略事休息，便带着队员和宪兵们渡江上山。这座山的高度，大约有一千公尺，沅江如带，树木青葱，风景至佳，在山顶上却有一座名叫凤凰寺的庙宇，而这座庙宇，比郴州的那座庙也好得多，不但建筑得庄严闳敞，而且地方大、房屋宽、环境好，又便于警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所在。

　　“我在凤凰寺的周围，作了一番详细的勘察，便吩咐队员和宪兵都留在山上，独自一人跑回县城，通知警备司令，说决定借用凤凰寺。

　　“那位警备司令当然满口答应，并表示要全力从旁协助一切，请我放心，不过他说完这些话后，竟很郑重地告诉我说：‘我们已得到了确实报告，土匪今天晚上要来攻城，你老兄最好今晚就住在城里，不要再回凤凰山了。’

　　“我当时一想，土匪攻城，怎会预先通知治安机关呢，只不过得到这么一个情况而已。何况我带来的队员和宪兵们，都还留在凤凰山上，怎可不回去。于是，我便回复那位警备司令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在山上还留下了好几个同伴，非回去不可。’

　　“警备司令见我这么说，也不便强留，只是再三地嘱咐，夜晚一定要小心，否则会吃土匪的亏。

　　土匪攻城有如儿戏

　　“我告辞后，也不敢多耽搁，立即渡江上山，队员中的刘组长和宪兵们已经在庙里张罗下榻的住处。我返庙后，便将警备司令所说土匪今晚要攻城的话，告知了他们。刘组长和宪兵班长等也宁信其有地赶着在天未黑下来以前，在庙外面找好了掩蔽部，准备在天黑以后，进入里边去防守。有几个年轻的队员和宪兵，他们听说今晚有土匪来，不但不害怕，反而觉得好玩起来！

　　“就在天色黑下来不久，我们在庙里果然听见四外枪声大起。我心里想：糟了！土匪真的来了。我们赶快跑到庙外去察看，远远地看到山脚下有很多的火把在渡江，霎时间，四面八方都是火把，人声吆喝着，向沅陵城围攻。有一股土匪，还打从凤凰山上经过，他们想不到庙里有人，只是在门前呼啸而过，并未进入庙内。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攻城的土匪，竟有千余人以上，声势相当浩大。他们一夜攻城的结果，虽未攻了进去，可是城外保安队的枪，都被他们缴去了！

　　“这些土匪要攻城的原因，据说是要显点颜色给陈渠珍看。他们原来也是属于陈渠珍底下的一股，自陈渠珍投诚政府以后，由于对他们的安排不善，使他们感到不满，所以才激起了这一次示威报复的行动。

　　“我在第二天，觉得沅陵这地方秩序太紊乱了，想一想有点害怕，实在不敢让张先生在这里居住下去，于是便先打了一个电报回郴州给刘秘书，同日我就离开沅陵，赶到长沙军统总部去当面请示。

　　“那时的湖南主席便是张治中，警备司令是酆悌，军统总部也驻在那里，执行秘书是毛人凤。

　　“我抵达长沙请示的结果，总部和省府方面高级人员都告诉我说：‘没有关系，这种情形，是过去常见的事，再过几天马上就会平静的。’

　　“我听他们这样一说，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立刻又返回沅陵，展开督修凤凰山上房屋的工作了。”

　　S君由长沙返回沅陵后，即着手修葺凤凰山上的庙宇，因为当地连裱糊墙壁的纸都买不到，S君为了要使张先生能在这里住得舒适点，竟在沅陵城内买回了几匹白缎子，将张先生的住室裱糊得四壁雪亮，一尘不染，认为相当满意。

　　S君这次和张先生夫妇安排的房子，是凤凰寺中的一座小楼，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楼下空着。小楼的前面，却有一大片空地，只须略事整理，便是一个理想的网球场。这里的环境比溪口还要好，整个修缮工作，一共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布置上大致就绪后，S君就亲回郴州，接张先生等登程。

　　朝发郴州夕抵沅陵

　　S君说：“由郴州到沅陵，普通是两天的路程，但我们那次只走了一天就抵达了。因为一路之上，小座车开八九十咪的速度，大卡车也开到七十咪左右，那简直称得上是风驰电掣。我以为湖南和江西的公路，在全国公路中，可算是较好的，路面普通都有七八丈阔，十几里路望下去，往往是一条直线，我们那次一路飞速前进，只有到了沅陵附近，才有一段弯路。那段弯曲的地方，一共有七十多个弯子，汽车必须放慢行驶。

　　“在那次迁移中，我们经过桃源县的时候，在公路旁边发现了一个‘桃源洞’。据当地老百姓说：这个桃源洞，就是《桃花源记》中的古迹。张先生一听，为之大感兴趣，便向我说：‘把车停下来，我们去凭吊一下吧！’停车后，我和刘秘书陪着张先生去寻桃花源，谁知不看犹可，一看却大大失望起来！我们走了不远，就看到山坡上有一座小庙，庙后面就是一个小洞，小得连狗都钻不进去，别要说是人了，这便是古迹。张先生面对这个桃源洞，不觉苦笑起来，连忙说：‘咱们下去吧！赶路要紧。’

　　“记得我们那天启程离开郴州时，天刚发亮，车子不停地开，到了傍晚，就抵达了沅陵汽车站（属湖南公路局所管），大小车辆都停在那里等候加油。因为一整天工夫赶到了沅陵，大家都认为是到了目的地，精神上未免松懈起来，司机们也纷纷下车休息。谁知，就在一时不小心中，出了乱子！”

　　此时笔者插口问S君道：“出了什么乱子？难道沿途的伤兵敢来向你们找麻烦？”

　　沅陵车站付之一炬

　　S君说：“不是别人来找麻烦，而是我们自己不小心。我们有一辆车正在汽车站加油，那时流在地面的汽油，也不知怎么那样凑巧，正碰到一个燃着的香烟头上（不知是谁丢的）。立即起火燃烧，在抗战后方，物质艰难，那时沅陵车站还是用土法加油，并没有新式加油设备。地面的汽油一经燃着，全汽车站顿成燎原之势，在很快的时间内，便把汽车站、厂房和停放着的一些车辆，全部烧光了。

　　“我们的车子，因为抢救得快，也被烧掉了三分之一。火势扑灭后，汽车站也完了，这时张先生却向刘秘书和我说：‘我们在沅陵不会住得太久的。’我们忙问：‘为什么？’张先生说：‘你们想哪！在溪口中国旅行社不是因为一场大火很快我们就搬到黄山吗？这次意外的失火，可能是我们住不了多久的预兆啊！’刘秘书和我，对于张先生的说法，只好含笑着点头。

　　“这个时候，大概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季。张先生一到沅陵，认为凤凰寺环境甚佳，心情也宽畅得多，把在郴州时的不愉快情绪，立即一扫而空，又打起精神来计划每天怎样去游山玩水了。”

　　S君又说：“我们到了沅陵之后，为了实际需要，还特别架设了一个无线电台。在抗战期间，因为通讯器材异常缺乏，我们住在溪口时，山下就有电报局，自己不架设电台，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在未到沅陵以前，沿途奔波，住处不定，仍是抱着‘得省则省’的原则，利用各当地通讯机构，与上级保持着联络；到了沅陵，由于当地的治安情形实在欠佳，才向上级请准了自行架设电台。否则，常常会与上级失去联络的。记得张先生住在溪口时，因为交通方便，蒋先生有时还亲自来查看一切。但他到了我们那里，并不召见张先生，只把刘秘书和我找去垂询一下：‘张先生的生活怎样？情绪如何？’刘秘书和我通常是回答：‘很好！’”

　　刘秘书是位老好人

　　S君答：“刘是军校四期毕业生，比戴雨农先生的资格还要老。后来，由于他伴随着张先生服务太熟悉了，戴先生也就不再调动他。戴先生作古以后，旁人更不好意思调动他。看起来，他这一辈子也就在陪伴张先生幽居中断送了！虽有个中将头衔，那又当什么用呢！”

　　S君又说：“刘秘书是一个十足的‘老好人’，没事时，就埋头研究‘阳明学说’。他为人似乎好静不好动，所以他才能伴随着张先生二十余年，寸步不离。这种差使，说平凡，是再平凡不过了，若说是伟大，也可称得上是够伟大的！在过去，刘秘书的作法，与我完全两样，刘的作风是谨谨慎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的想法就不同了，我认为张先生是对国家统一有过贡献的人，现在他过的虽是被管束中的生活，只要我们能力以内能够办得到的事，我们便应该尽量给张先生以便利，更应绝对地避免使他再受刺激。

　　“即以那次我在沅陵凤凰寺用白缎子为张先生裱糊房屋一事而论，记得刘秘书初抵沅陵，他看到张先生的住室裱糊得那么雪亮生光，事后，他曾悄悄地向我说：‘S君！像这样布置，好则好了，只是你如此暴殄天物，不是太作孽了吗？’

　　“我当时一想，也觉得刘秘书所说的很对。不过我还是另有我的一套想法。我以为我们既和张先生共处在这个小天地里，已经够苦闷了，在日常生活中，最好不要令他感到难过，我们才无愧于上级的付托之重，除非他要‘月亮’没法替他摘下来以外，凡是用人力或是用钱能够做得到的事，我都主张设法替张先生做到才好。”

　　沅陵景色胜过溪口

　　我这时又问S君道：“你和刘秘书共事这么久，你觉得刘秘书这个人怎么样？”

　　我听见S君的一番议论，也不自禁地点头不已。相对默然了一阵，我又问S君道：“你刚才说张先生一到沅陵，心情便转好了，又说沅陵凤凰山比溪口妙高台的风景更好，我想你们住在沅陵的那段时期，生活上一定是多姿多彩的吧？”

　　S君笑着答道：“那段生活确实过得还不错，那座凤凰山兀立在沅陵城对岸，比平地高出一千公尺以上，树木森森，苍翠一片，我们住的凤凰寺，位置又恰在凤凰山顶，山脚下便是蜿蜒如带的一条沅江，山色如黛，江水奔流，如此景色，若比起郴州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沅江的水虽然很浑浊，但在转弯抹角之处，则比较清澈，是游泳的好所在，张先生的泳术，以前并不高明，到了沅陵，因为常常学习，才算毕了业。”

　　接着S君又向我讲了一段在沅江钓鱼的有趣故事，令我无限的向往！S君说：“我们为了要钓鱼，在以前曾经特地派人到香港买了好多‘日本式鱼竿’，可是，到了沅陵之后，这些鱼竿都不适用了。

　　“原来在沅江钓鱼的传统工具，是用一个竹筒，在竹筒上面缠着很长的粗线，上面再拴着一个很大的钓鱼钩子。在一个大钩子上，又分出来三个小钩。

　　“因为张先生对于这种钓鱼方式很感兴趣，我们也很起劲。记得我们初次钓鱼，在出发以前，先派人去租用了四五条木船，那种船比香港的渡轮小，但却比普通的木船要大些，我们乘船放乎中流，就把船停在江心里，开始用竹筒垂钓。

　　鱼味鲜美大快朵颐

　　“先把鱼钩上装妥肉类或虾蚯一类的鱼饵，再卷动竹筒把线放到江心里去，等候鱼儿上钩，一看见水面涌起波纹，便将粗线往回拉。有时凑巧，一放出去就碰上鱼来，很少落空的，我们钓到的鱼，通常都是六七斤重，较大的竟有一二十斤，一个人简直拉不动。有一天，张先生钓到了一条特大的鱼，合几人之力都拉不上來，结果只好叫船夫跳到江里，跟着那条鱼去游荡，等到那条大鱼挣扎到筋疲力竭的时候，才把它拉上船来。这一次，直把张先生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我们以前多是吃过午饭去钓鱼，后来，因为兴趣越来越浓，天一亮张先生就嚷着要出发。午饭问题，只好吩咐厨房做好了送到船上去。沅江的鱼，虽然大的多，一二十斤重的很平常，但吃起来鱼肉仍鲜嫩可口。我们每次满载而归后，当天晚间就叫大师傅老刘表演他的烹调技能，清蒸、油煎、红烧、白煮等，上下人等，大快朵颐，皆大欢喜。

　　“只有于凤至夫人喜静不喜动，很少参加我们的户外活动。有时张先生和她说：‘老在庙里闷着干什么呢？走吧，出去玩玩。’她为了不愿扫张先生的兴，也跟我们去了几次，但她对这项玩意，丝毫不感兴趣，独自留在船上，依然结她的毛线，在吃完午饭以后，我们就派人把她先送回山。

　　艺术专校近接芳邻

　　“我们到沅陵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张治中曾经来看过张先生一次，在本文第一节里所记述的那段插曲，就是张治中那次到山上来的时候所说的话。

　　“过了没有多久，从上海撤退而来的‘艺术专门学校’，也搬到了沅陵。该校选定的校址也是在沅陵城对面的凤凰山，与我们住的地方，同在一条线上。那些学艺术的男女学生，都是性情浪漫，年轻活泼的，因为张先生每天上山下山，都打从艺专校门口经过，日子长了，就引起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

　　“这也难怪！张先生和我们这一班人，一个个都是年纪轻轻的，而张先生每次出来，又都是前呼后拥，威风十足，更要引起那些女孩子们的好奇心。

　　“所以，以后凡是我们经过艺专的门前，那些女孩子们，居然成群结队地跑到学校门口来看热闹。那时的湘西民风，还不十分开通，一般女性，还不懂得穿三角裤，但这些从上海来的女孩子，得风气之先，已经很普遍地穿起短裤衬衫，旁若无人。湘西的老百姓，几曾见过这一套，他（她）们眼看那些女孩子们，裸露着一双玉腿，就谣传艺专的女学生是不穿裤子的。一传十、十传百，居然成为当时沅陵城的大新闻。

　　土匪定期二次攻城

　　“大概是乐极生悲吧！正当张先生和我们兴高采烈，每日安排娱乐节目的当儿，沅陵城里忽又传来土匪已定期二次攻城的噩耗！张先生对于这个消息，起先是将信将疑，但我却受到过第一次土匪攻城的教训，这件事是不能必信，也不能不信。结果，我和张先生与刘秘书商量之下，还是由我到城里去打听打听，再作计较。

　　“我跑到城里先去见那位警备司令打听消息，据他告诉我，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是千真万确的，促我回到山上要速作准备。我想到他上次通知我的土匪攻城消息，后来事实证明，是百分之百的兑现了。这次，有了张先生在山上，还是真正大意不得。我不敢在城内多耽搁，告辞了警备司令，匆匆赶回山上，把听到的情况，向刘秘书和张先生作了一个报告。刘秘书倒没有什么表示，张先生却笑着说：‘以我们现有的武力来说，土匪如果是来侵犯我们，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事先也不能不作点准备。’

　　“我和刘秘书当然都同意张先生的说法，立刻把队员中的各组组长以及宪兵连、排长召集来，说明情况，叫他们马上开始构筑工事。经过我和宪兵连长的策画，我们的第一项目标，是构筑掩蔽部，马上派人进入防守；第二项目标，是封闭山下通往山上的道路。

　　新奇玩意滚木礌石

　　“大家忙了大半天，准备得差不多了，便请张先生出来巡视一番。他在巡视后，却向刘秘书和我说：‘我们看小说，不是有什么滚木擂石之说吗？今晚土匪若来骚扰，我们何妨试试？’

　　“张先生的这个主意很新鲜，不但我觉得应该试试，尤其宪兵和队员们也个个争先恐后地要去准备材料。似乎今天晚上比过大年夜还要兴奋。张先生这时又查看了一下地形，若我们据守庙宇外围，正好是踞高临下，觉得这个办法，确实可行，于是便动员全部人马，分成两队，一队搬运石块，把它堆积在工事的前面，准备临时大量的使用；另一队就去砍伐树木，把木头截成一段一段的，作为滚木之用。至于砍下来的枝干，就做为‘鹿砦’，用它来堵阻通往山上的道路。

　　“一切布置就绪，入晚以后，大家各守岗位，准备予土匪以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无心上床安歇，一直和我与刘秘书谈天说地。于凤至夫人胆小，听说土匪就要来了，这天夜晚也不敢离开张先生，她默坐一旁，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却叹出一口闷气，痴望着张先生。

　　“不料这一夜，我们一等再等，始终不见土匪光降，一直等到天色已经发白，何尝有半个土匪的影儿？张先生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向我说：‘这位警备司令真会开玩笑！’我此时只好向张先生报以苦笑。但我心里想：宁愿警备司令的情报不灵，土匪不来总比来了好啊！

　　谈起当年南口之战

　　“到了第二天，紧张气氛已经过去，张先生还是不能忘怀那些已经准备好的滚木擂石，他跑到庙外的工事里，要我们试一试，看这些玩意究竟合不合用？

　　“队员和宪兵们都是年轻人，多半好奇，他们在旁边听见张先生这样一说，马上有两名队员，把一块大石头推了下去。这块大石头顺着山坡翻滚而下，等到滚落大半个山腰，和石壁一碰，立刻弹了出去，一连几跃，就跃到了江心，把江水搞的水花四溅，蔚为奇观！

　　“这次虽然土匪未曾如约而来，使我们空忙了一阵，但却在无形中发现了另一种新奇的玩法——滚石头。

　　“由于这次土匪攻城的谣传，张先生却和我谈到当年的南口战役，他说：‘冯玉祥的军队，那次在南口构筑的工事，确实非常坚固，但经不住东北炮兵的集中轰击，一连几日炮战的结果，把南口的地皮都打得翻了过来，到了最后，冯军还是非退不可。因为再顽强支持下去，将把人和武器都要消耗在炮战之中，甚至连敌人都没看见，这个仗还有什么打头哩？所以在现代武器作战的情况下，长江大河，已不成为障碍；深沟高垒，更不足当敌人之一击！我们这次对日抗战，非要彻底改变我们过去“摆死阵、挨死打”的古老战法不可。’

　　“张先生又说：‘至于我们对付眼前的土匪，那就又当别论了。因为土匪没有现代武器，我们尽可搬出滚木擂石这一套古老的方法来炮制他们。’

　　“我这时却笑着向张先生道：‘咱们如今高踞凤凰山上，既筑有外围工事，又拥有滚木擂石；既似梁山泊，又像连环套，除了不打家劫舍而外，倒很像落草当了山大王哩！’我刚说完，却引得张先生呵呵大笑。

　　好心好报发了小财

　　“自从经过那一场虚惊后，不知何故，天气陡变，一连落了三四天大雨，辰州上游，山洪突然暴发，在一天的早晨，只听见山下有如万马奔腾，还夹杂着男喊女叫的惨不忍闻之声。我们走出庙门来一看，只见沅江的水位已经暴涨，把两岸的房子都冲毁了，同时江面从上流冲下来的牲畜人众，以及家具用品，随波逐流，不计其数！水急如吼，气势惊人！

　　“张先生一见这幕惨景，立即对刘秘书说：‘我们站着看热闹不成哪，赶快下山去救人吧！’张先生说罢，立即吩咐集中队员与宪兵，下山抢救，我们到了山麓，看见上流冲下来的人，有的抱着一张凳子，有的人抱着一根木头，还有人抱着一块小木板，顺流而下，疾如奔马，在洪流里死命挣扎。

　　“张先生站在山坡上打量了一会，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救人也实在无从下手，望着江心只有叹息。由这些地方，便可以看出张先生这个人确实是好心肠的人。古人说‘好心必得好报’这句话，一点也不假。我们那次全体总动员到山下去救人，人虽没有救成，但却成全了我们自己，发了一笔意外的小财！

　　大桶汽油逐波而来

　　“原来在沅江上游山洪暴发的时候，也不知道把什么地方的汽油库冲垮了，五十加仑装的大油桶，满江的顺流而下。由于地势的关系，凤凰山下恰好有一个湾，那些汽油桶，流到这里，都随着水势冲向岸边。当地老百姓是没有胆量敢捞取这些东西的，但我们却得其所哉地抢救了这些汽油，而且谁也不敢跟我们争夺。这次抢救的结果，一共捞取了一百余桶五十加仑装的汽油。

　　“在以前，我们对于汽油的消耗，多是向局本部请领补充。总部管汽油的人，对于我们请领汽油，既不能不发，发了又感到补给上的困难！所以，我们每请领一次汽油，局本部就伤一次脑筋！

　　“自从我们发了这笔意外小财之后，在几个月当中尽够使用，再也不用向局本部请领汽油了。

　　“等到水灾过去了，我特地跑到山下灾区里去看看情形，而那些老百姓们却仍旧在原来地址，修建他们的房屋，好像把山洪暴发的事，完全忘了一样。我当然觉得有点奇怪，遂问那些老百姓道：‘沅江几乎是每年都要暴发山洪一次的，你们的房子，又是首当其冲，为什么不另选一处较高的地方造屋，以避免这个危险呢？’

　　“那些老百姓答复我的话才怪呢！他们说：‘我们的想法是故土难离，这个地方怎样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土地，要另找地方就更难了啊！’我听他们这么说，也不便再说什么了。我只是在想，就是由于这种保守心理作祟，也不知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每年冤枉死掉了多少人！这种不合逻辑的心理病态，如果同外国朋友讲起来，说什么他们也不会相信。”

　　龙舟竞渡倒数第一

　　S君刚说完，接着又另讲一个故事，他说：“沅江大水过后，没有多久，就要过端阳了，湘西风俗和香港差不多，每年都有竞赛龙舟之举。

　　“张先生对于扒龙船的兴趣很高，他叫我准备一条船，先行练习，以便届期参加竞渡。

　　“只要是张先生喜欢的事，我们这些好动的年轻小伙子，还有什么不同意的，于是，我们便挑选队员，立即开始筹备起来。筹备工作第一步是找船；第二步是操练。不过，天下事都是说来容易，做来困难！数十个划船的人，不但动作要完全一致，而且还要有精湛的技术，才能使龙船飞快的前进。

　　“我们筹备妥当后，训练了几天工夫，就到了端阳。过节的那天，刚一天亮，就要开始举行龙舟竞渡了！那些民间参加竞渡的船，一面打着锣鼓，一面用力划行。百桨齐飞，船如箭发。因为参加的船多，一条条的彩龙，翻腾江海，令人目不暇接，比香港的龙船更好看得多。

　　“竞渡将开始之前，我们那条龙船也参与了行列，队员和宪兵们雄心勃勃，满想和湘西当地人在水上一较高下。张先生夫妇、刘秘书和我，也都齐集江滨，替自己的人加油打气。不料江面上一声号令，竞渡开始，刹那间，船桨如飞，锣鼓喧天，角逐之下，立刻就显出高低来了。我们那条龙船的划手，虽然个个年轻力壮，富有蛮劲，无奈技不如人，一瞬间便被丢在后面很远。张先生虽好胜，此时他站在岸边，也只有干着急，急得他反而哈哈大笑起来。论成绩，那次我们的船却得了个倒数第一。划船的队员们见大势已去，索性不再在后面穷追了，慢吞吞地在江心划来划去，团团打转，这种尴尬情形，引得两岸看热闹的观众，也扬起一片欢笑之声。

　　湘西最多游水专家

　　“由此，我们更知道那些生长在水上的人们，对于水上功夫，远非外人所可比拟。湘西人不但划船的技术好，对于游水，更是家常便饭，不特人人都会，而且大多数的人都有资格称得起是‘游水专家’。

　　“湘西人游水，不管水有多深，他们都可以使水不浸过胸部以上，把身子直立在水中，用脚踏水前进。”

　　S君又说：“我们在沅陵住了几个月以后，军事机关搬迁到这里的越来越多，因而使地方上的治安，也一天比一天的好了起来。

　　“在以前，地方上非常猖獗的土匪，有的被收编，有的被消灭掉了！已不足为害地方。但是在相反的方面，战局却一天比一天的恶化起来。”

　　S君说：我们陪伴着张先生在沅陵住了几个月，虽然先后有过两次土匪明目张胆地要来进攻县城（一次来攻，一次未来），按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混乱不堪的了；然而事实上又并非如此。在平日里，地方上的秩序，却相当良好。因为湘西一带，民风强悍，谁也不敢欺负谁，要干的话，就干脆拖着枪去当土匪，绝不作偷鸡摸狗的零星勾当。

　　土匪杀头另有插曲

　　S君说：“当时湘西的刑法很特别，抓住了土匪不是枪毙，而照例是要杀头的。有一天，我因事进城去，看见城里老百姓成群结队地都向江滨广场那边跑。我问他们干什么去？答复是：去看热闹，看土匪杀头。

　　“我这时为了要见识见识，也就不知不觉地跟着人群向城外奔去。到达江滨广场时，就看见在警卫森严中，有十几个人一字排开地跪在那里。不一会，人们越聚越多，团团围成了一个大圈。在圈子内跪着的土匪，有的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有的却翻瞪着眼高喊：‘你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一句接一句地喊个不停，士兵们也不去理睬他。

　　“再过一会，行刑令下，先响起一阵凄厉的号音，这号音听得人有些毛骨悚然。接着刽子手便行刑了。要砍头的土匪大概一共有十五六个，由两个刽子手，持着大刀，从左右两端的各一个土匪同时开始，刷！刷！刷地砍了下去，砍一个，倒一个，有的砍了一半，刽子手还要俯下身去，按着土匪的脑袋再加上一两刀，才算完事，似乎刀子并不怎么锋利似的，这情景，简直看得人直打寒噤！又打恶心！

　　“行刑既毕，老百姓还不散，等那些执刑人走了以后，人们却一窝蜂地围了上去；我也被人群推拥着朝死尸那面挤，这时，却看见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大胆地去拨弄一名土匪的尸体。

　　“按说，这本是乡下人的一种无聊举动，中国有一句俗话是：朝死人身上打枪，硬充好汉。不知怎么一来，正当那个乡下人用竹竿向尸首一拨弄时，不料那个死人呼的一声翻了一个身，顺手一抓，就抓住了那根竹竿不放，这一下，可把那个乡下人吓坏了！妈呀！一声还不曾叫出来，立刻倒在地上吓僵了！至此，我才随着大家哄然而散。”

　　S君又说：“过了几天，我再度进城去时，又遇见一件奇事！那天在大街上我看见了许多穿便衣带枪的人。我们平常带枪，一定把枪插在便衣里面，免得别人看见了碍眼，但这些人可特别了，一个个都把枪挂在外面，一晃一摆，招摇过市。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受了上次土匪攻城的打击，希望跟他们妥协，特别召集那些土匪头子来城里开会。原来这些家伙，都是土匪！”

　　戴笠上山小住两日

　　S君接着说：“记得是长沙大火的第三天吧！戴雨农先生却忽然轻车简从的跑上凤凰山来看视张先生了，偕来的只有戴先生的随从副官王鲁翘一人（王氏现任台北市警察局长）。

　　“那次戴先生在山上一共住了两天，除了和张先生大谈其张治中火烧长沙的种种经过以外，在第二天，还召集队员们作个别谈话，连大厨司老刘、二师傅阿米，以及宪兵连长、排长等都分别召见过。至于那次戴先生和张先生单独谈了些什么话，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也不敢问。不过张先生在那两天看来似乎很高兴，当戴先生在凤凰寺与队员们举行个别谈话时，张先生却要我陪他出去游山玩水。留下刘秘书在寺里伴着戴先生。

　　“戴先生走后，时局似乎一天比一天紧张，有时我们和张先生闲谈，大家都觉得在沅陵大概不会住得太久了，为未雨绸缪计，我们曾经一度计划迁到芷江去，以后发觉芷江地方实在太小，根本找不到合用的房屋，才打消此议。可是我们这一个小团体的人，上自张先生，下至宪兵，似乎都有点舍不得离开凤凰山。

　　“据我所观察，张先生自被管束以来，已搬了好几处地方，只有住在溪口和沅陵这两处时，情绪较好，一来是这两处的风景都不错，环境也好；二来是住在这里，一天到晚都有活动的余地，从来不觉闷得慌。

　　突来电报要迁贵阳

　　“我们在沅陵一直住到一九三九年的秋天（已经记不清是几月了），有一天终于接到了戴先生的电报，要我们立即离开沅陵，向贵阳移动，至于居住的地点。俟我们到达贵阳后，再另以电报通知。

　　“张先生听说又要迁居，也并不觉得奇怪，不过这次我们移动时所需的交通工具，因鉴于上次迁移时发生的车辆缺乏问题，以及在沅陵汽车站车辆又被焚毁了一部分，于是便立即呈请局本部予以补充，以便动程。好在那时局本部已移驻贵阳，对于调动车辆，比较方便，我们呈请了不多久，车辆便已来到，而且派来的车辆，都是崭新的出品。

　　“我们这次由沅陵迁贵阳所经的路线，并未走桂林那条路，而是循着沅陵─辰谿─芷江─黄平─而到贵阳的这条公路行进。但沿途的情景，却非常混乱，当我们的车队行抵芷江车站时，站上的人就告诉我们，在四个钟头以前，军政部有三辆军用卡车，于过江之后，便被土匪抢劫了，这三辆车上面，都是满载着弹药和军用器材，每一辆车上，还有四名持有武器的押运士兵。据说那股土匪大约有四五十名之多，先埋伏于公路两侧，等到这些车辆经过时，他们把第一、二两辆车放了过去，等到第三辆车开到眼前的时候，即行猛烈的开火。那些坐在车上的押运兵，有的正在打瞌睡，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只有束手待毙，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结果都被乱枪击伤，物资被抢一空。据说，这些土匪居然携有重机关枪，实力非常雄厚。

　　张氏主张继续前进

　　“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芷江车站后，那些打从芷江经过的车辆，无不心怀戒惧，不敢贸然前进。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刘秘书立即与张先生和我商讨我们的行止问题。依刘秘书的看法：‘土匪既是这样的猖獗，居然公开抢掠，械劫军用车辆，可见他们的无法无天。为慎重计，我们还是在这里看看风头，再作计较为是。’

　　“张先生听老刘这样表示，他也发表意见说：‘依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土匪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抢夺东西，只要把东西抢到手，他们一定要赶快设法搬走，哪会停在那里不动，等我们派人去围剿呢？我看不妨事，我们还是往前走吧。’

　　“刘秘书和我考虑了一下子，觉得张先生说的也有理。我于是把手一拍说：‘走！不管那些个。’

　　“结果，我们是冒险登程了。当我们的车队经过那处军车被洗劫的地方时，看见那部坏车子，还停在那里，不过车上的东西，已被搬取得一无所有，车厢上还留下累累的弹痕，这却证明了张先生的判断十分正确！

　　黄平地方两大出产

　　“我们自从由奉化溪口出发，直到贵阳，一路上虽然是兵荒马乱，但还没有一次遇到过土匪，这次路过芷江所听到的，还是头一次的耸动事件！

　　“我们的车队，由芷江驶抵黄平时，计算路程，当天已经赶不到贵阳了，便决定在这个小地方度宿一宵；这里只有小客栈，门首都贴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红字楹联，俗气不堪。在途次，张先生倒无所谓，惟于凤至夫人在这次迁移中，不但吃尽了苦头，沿途还要担心害怕，恐怕碰着土匪要开火。

　　“黄平这个地方虽小，却有着两项特产：特产之一是‘洞箫’，张先生很欣赏，买了两枝（是一对雌雄箫）；队员们几乎每人都买了一枝。特产之二是‘地瓜’，这里所出产的地瓜，形状和洋山芋差不多，不过要壮大一些。张先生先尝了一个，相当的甜，连呼不错，就请大家也都尝一尝。更妙的是，黄平的地瓜不须用刀子削皮，只要用手一扒，外皮就脱掉了，里面又白又嫩，而且水份特多，不但解渴，而且香甜可口。

　　“大家吃得很合味，于是，便在黄平大量的收购地瓜，反正物美价廉，尽量向卡车上装，留着慢慢的吃，乡人却无端的做了一笔大交易。

　　暮色苍茫抵达贵阳

　　“我们这次的移动，因为接到命令非常仓促，而且下一步的居住地点，也不能在预先获得指示，所以，就无从派出前站人员，预先去安排‘设营工作’。

　　“记得我们抵达贵阳的那天，已经是下午了，加上那日天色阴沉，没有太阳，停下车来，已经是暮色苍茫。又不能让张先生久耽在车上，结果，只好先去找妥一家旅店，让张先生夫妇进去歇息。我和刘秘书则立即分途去向局本部设法取得联络。原来军统总部已经有了留交的电报给我们，着我们于抵贵阳后，可移住修文附近。据说那个地方，就是昔年王阳明先生被贬的龙场驿，因为以后人口增加，才改名修文，并设县治。

　　“修文这个地方，位置在由贵阳通往重庆的公路沿线上的一条支路里，要进入支路七十多里才是修文，平常的交通车辆，除非是特别要到修文去，否则不会打从那里经过的。

　　“我们一行抵达贵阳之日，这里还未遭敌机轰炸，市面上的秩序，尚属良好。这一晚，就马马虎虎地在贵阳歇宿一宵。看来我们还得在这里略事停憩，因为当前的急务，莫过于到修文去找寻适合的房屋了。”

　　S君说：我们和张先生一行，抵贵阳后，因为已有命令着我们移住修文，所以不敢多停，即继向修文县进发。到了上级指定的目的地后，居然很快就在修文县城外约里许之处，觅得了一个甚合理想的住所，那是一座大祠堂，是该县为纪念明朝的王阳明先生而建造的。祠堂的房舍相当整齐，而且宽敞，院落也很大。祠为依山建筑，在祠堂下面尚有个山洞，这个洞既大又高，光线也不弱，尤其十分干爽，便于我们住用。张先生对于这所祠堂，也认为相当满意。

　　迁入了王阳明祠堂

　　S君接着说：“我们既然很快觅到了住所，马上便在祠堂内外开始了修葺和扫除的工作，好在这里的房屋用不着怎样大兴土木，除了张先生夫妇的住房需要修理裱糊一番之外，其余的房舍，只要略事打扫，便可入住。刘秘书和我安排了一下：张先生夫妇、刘秘书以及我和全体队员们都住在祠堂里面。至于那一连宪兵则全数住在祠堂下面的山洞里。由此可见这个山洞之大，竟能容纳一连人之众。

　　“张先生和我们初抵贵阳时，即觉得此地的气候不大好，尤其是吸食鸦片的人特别多。记得我们在抵达贵阳的第二天，我先去拜望一位当地的朋友，在那位友人处，我发现了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不但瘦骨支离，而且面容惨白。我很冒失地问那位友人：‘这位是老兄的什么人？’友人答：‘舍侄。’我又问：‘他患病吗？’友人答：‘不！他是烟瘾发作了哪！’我听他一说，不觉吓了一大跳！怎么这样年纪轻轻的人，就会染上了鸦片瘾！

　　“据这位友人告诉我：他的这位侄儿虽还不满十八岁，可是已具有五年吸烟的资格。因为贵州地方多瘴气，据说吸烟可以避瘴，所以当年贵州的大户人家，多将大量的鸦片烟土秘密封藏在山洞里，以备随时取用，以贮藏的数量言，有些足夠几代人享用，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势，这也是闻所未闻的了。

　　“我访友回来，将这情形告诉了张先生，他听了不住地摇头叹息。张先生当时表示：‘对于吸毒的人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治标，抓住了吸毒者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枪毙；一是治本，须从保甲制度入手；只要基层组织办得好，无人再敢种烟，那就不禁自禁了。’

　　“我们这次在玉屏、黄平到贵阳途中，就曾看到沿途的庙宇或祠堂内，多数都有人公开地躺在地下对着一盏烟灯吞云吐雾，抽得痛快淋漓。这种情形，在东南各地是无法看得到的。至于贵州这个省份，实在是地瘠民贫，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些形容词，虽然有点夸大，但也不算太过分。

　　到贵阳去参观集市

　　“张先生住在沅陵的那几个月，情绪原本相当好的，自从移居贵州之后，因为这里气候欠佳，张先生的情绪，又开始转入了低潮，居常抑郁寡欢地，很少看见他有说有笑。由修文到贵阳，也没有什么风景区可资游览，我们刚迁入祠堂的那几天，趁着网球场还未修建好，把整个修文县的郊区都跑遍了！穷山恶水，一无是处，只有我们住的这所祠堂，还算像样一点。游了几天，张先生也再无兴趣外出了。我和刘秘书对于张先生的生活情绪最关心，要是他闷出病来，谁也担当不起，惟有想尽方法，来提高张先生的兴致，于是，由我提议，请张先生夫妇到贵阳去参观集市。”

　　S君接着说：“那时的贵州，还保持着古老而守旧的风气，因为贵州的苗族甚多，为了便于他们交易，所以贵阳每五日是一个小集，每十日是一个大集。那些赶集（粤语谓为‘趁墟’）的苗人，绝大多数都懂得汉话，只是服装方面，穿得花花绿绿、奇奇怪怪地，和今日台湾的‘山胞’似乎大同小异。集市上，除了汉苗人等熙熙攘攘而外，其余便是一堆一堆的土式产品和京广洋杂，看来我们一样也用不着。我们伴着张先生夫妇在集市里绕来绕去，除了苗人的服饰比较引人注目之外，也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一行从数十里外的修文乘汽车跑来赶集，第一次还觉得有点新鲜，到了第二次，张先生又觉得兴味索然了。

　　打发日子乱动脑筋

　　“贵阳这个地方虽然穷，但媒的蕴藏量却非常丰富，随便在一个山洞里拾来的媒，都可以烧用，这种‘弃利于地’的最大原因，是对外交通不便，开采的媒没法运出去，在当地又俯拾即是，所以一钱不值；其次是当地的男子一般都游手好闲，我经常看见在郊原拾媒的什九都是女人，尚无人在这项天然资源上有计划的动脑筋。”

　　S君讲至此，我却插口问道：“你们伴着张先生搬来搬去，搬到了修文，以环境而言，显然是最苦闷的处所了？”

　　S君答：“可不是吗！张先生最初住在溪口，有时候还有人到雪窦寺来看看他；以后移住沅陵时，也有过张治中和戴雨农先生上凤凰山去和他谈谈。自从迁抵修文之后，便与外间隔绝，从无外宾到访。何况那时抗战的形势日趋恶劣，张先生恢复自由的问题，也由失望而近乎绝望。试问：像张先生这样一个满身活力而又好动的人，叫他遥遥无期地闷处在这个荒僻小县，与世隔离，无论他怎样看得开，情绪方面也无法好得起来的。

　　“刘秘书和我，面对着这一沉闷的气氛，只好乱动脑筋来打发日子了。我们既无处可去，便惟有就地设法，首先我发起了球类比赛，接着又来了一个象棋比赛。在球类比赛中，张先生玩得相当高兴，结果是：网球张先生无人可敌；羽毛球是于凤至夫人的天下；我却赢得了乒乓球赛的冠军。

　　敌机轰炸贵阳遭劫

　　“我们迁到修文约莫一个月之后，便发生了‘贵阳大轰炸’事件。本来由于气候的关系，贵阳是一个多雾的城市，敌机欲寻找这里的目标非常困难；但经那次大轰炸的结果，从击落的一架敌机中，发现是由一名意大利籍机师领航，才找到这里来。刚巧贵阳市那几天正在举行防空演习，警报频传，当敌机来袭之日，防空当局发出了真正的紧急警报，人们还以为是例行演习，根本未曾走避；等到十二架敌机一字儿排开，飞临贵阳市上空时，立即展开猛烈轰炸，由城东到城西，再转而从城南到城北，弹下如雨，刹那间把一座贵阳城炸得粉碎。因为绝大多数市民皆留在城中，生命的损失，尤其惨重！

　　“在那次大轰炸中，贵阳市中心的房屋无一幸免。我们和张先生在贵阳住过的那家旅馆，亦被炸得片瓦无存。贵阳的地层，与重庆大不相同，只要掘地三四尺，便有水冒上来，很不适宜于挖防空洞，要逃警报，惟有疏散到郊外去。好在我们是住在修文，可以保险敌机不会来光顾。在从前，国人多只知道张先生被幽居在贵州的息烽，并不知道修文，这也可能是当局故意这么说的，其实息烽距修文，还有很远一段路程，虽然那时的张先生并不是日军要轰炸的目标，但让敌人知道了总有些不方便，所以我们住在修文时，要躲警报，只利用祠堂下面的那个山洞就够安全了。

　　撤换不合作的县长

　　“经过贵阳大轰炸后，我们对外的行动范围益发缩小了。张先生有一天在闲聊中，着我派人到县府去要一部修文县志来看，他说准备专心一意在县志里去搜寻当年王阳明先生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说起来，张先生的研究明史，就是在这段时期开始的。殊不料为了向修文县去要县志，却和那位县太爷闹了一场不愉快，结果，县太爷也因此丢了他的乌纱帽。

　　“原来修文地处僻荒，县长的孤陋寡闻，也是情理中事，自从张先生和我们一行迁来后，县长并不知道祠堂里住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张学良。在平时，我们向县政府要这要那，都祇是由刘秘书具名下一个条子著县府照办，而那位县太爷却认为：‘凭你军事委员会一个秘书就这么大模大样，颐指气使吗？’所以对我们这些人，心里早就不大高兴，渐渐地居然采取不合作态度，而修文地方既小，又无军事机关，我们又无法不以县府做为交涉的对象，但我们并未奉到命令可以向县府表明身份，所以弄来弄去，越弄越僵，甚至我们去要一部县志，也派人跑了几次，还在推三阻四，拿不到手。

　　“在这种情形下，刘秘书和我一商量，只好据实向局本部报告，要求撤换修文县长。那时的贵州省主席是政学系的大将吴忠信先生，当他辗转接到要撤换县长的公文，自然是照办无误，因为吴忠信是明白的，在保护张先生安全的名义下，谁也负不了这个‘不合作’的责任。结果，却换来了一位自己人（军统系统的人）。”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S君说到这里，却又记起了另一件事，原来他们和张先生在修文住了不久，西安事变中的另一主角杨虎城也被押解到息烽囚禁。张杨两人不但那时都在贵州一隅幽居，而所居住的地方也相距并不太远，但他们之间却是咫尺天涯，此生休想再见。

　　据S君说：“从他们两人的待遇上而言，张先生显然要比杨虎城高出十倍。杨的生活情况，只是较普通囚犯稍微好一点而已，行动是绝对没有自由的。至于张先生的生活，我已经讲得太多了，用不着再来举例，反正我们得到上面的指示是：只要张先生高兴，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仅每月到了月终，向上面呈报一下就算了。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张先生的行动也可说自由，比方：住在沅陵时可以去逛长沙，住在修文时可以去逛贵阳。再想走远一点，便不可能了。总而言之，无论张先生的生活过得怎样不错，但要勉强一个人长期地度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仍是人生痛苦事；更何况，他无论走到何处，必定有人亦步亦趋的陪伴着，是保护又是监视，那就更痛苦了。

　　“幸亏张先生遇事都想得开，所以他竟能挨过悠长的岁月。我们移居修文之后，虽然他时常闹情绪，但在闲谈中，记得他还对我说过：‘男子汉大丈夫，主要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你想，过去的我和今天的我，环境的变化有多么大？在精神方面应该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了！但是你看，我不是照样吃得睡得吗？’

　　张学良是人不是神

　　“张先生又曾向我说：‘一个人最怕不肯承认错误，我所以一定要由西安陪送蒋先生回南京，就因为我知道做错了，假如我再坚持下去，不但我个人得不到今天这样的结果，国家民族就更不得了！一个人不能没有意见，但不可有成见，更不应于做错事时，依然固执己见的一直错到底！’

　　“张先生虽然看得开，常常会自宽自解，但他究竟是人不是神，在人的情感上，难免不闹情绪，幸他具有一项为一般人所难做到的长处，凡遇有不痛快的事，懊恼一阵，过了一会就忘了，绝不把它长远的挂在心上。

　　“在我们那个小天地里，不但刘秘书和我都与张先生有了很深厚的友情，就是我属下的队员们，他们在心理上也早已不存在防备张先生逃走的打算，只是一心一意地保护张先生的安全，老实说，这些人对张先生的忠心，并不亚于他自己训练出来的卫士。”

　　此时我又插口问道：“在这些队员中，是否有很多人一直跟着张先生二十多年的呢？果其如此，他们这一辈子岂不是伴着张先生陪完了吗？”

　　由队员说到刘秘书

　　S君答：“这些队员们在派遣之初，大概都经过戴雨农先生特别挑选而来，那时他们多数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自从跟随张先生之后，一直很少调动，现在他们起码也都是四五十岁的老队员了。据我所知，队员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已经结婚，大多数都是‘王老五’，他们过惯了光杆生活，所以也毫无牵挂。事到今天，我想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希望有一天张先生恢复了自由，他们都跟着张先生一起出去。”

　　我又问道：“老兄曾经向我说过，刘秘书是一位老好人，他如今仍跟张先生在一起吗？”

　　S君答：“据我所知，刘秘书自始至终从未离开过张先生，他却是个有家室的人，叫他这样长期地招呼着张先生，可真够惨了！我记得刘秘书大概是与张先生同庚，今年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人到花甲，还有什么可求的。所以我不但替张先生祝福，希望他早日恢复自由；我也替刘秘书祝福，希望他早日结束眼前的这个职务。”

　　S君说到刘秘书，不觉坠入了沉思中，默然良久，不作一语。我只好笑着向他说道：“S兄！我们还是继续谈下去吧！我想问你，赵四小姐和于凤至夫人是什么时候换班的？”

　　因为我在上一节里，问起于凤至夫人与赵四小姐换班的问题。S君略想一下，便回答道：“记得是一九四〇年日军尚未侵入香港之前，赵四小姐便由港飞赴重庆，并即赶来修文，王阳明祠堂与张先生共患难。赵四小姐抵达后不久，于凤至夫人就带着于副官和王妈等离开贵州，旋即飞往美国去了。”

　　S君此时不觉十分感喟地说：“真想不到，从这时候起于凤至夫人就此一去不返；赵四小姐此来却永伴张先生直至如今；而我本人今天在香港还能自由自在，闲话这些‘开元天宝’遗事。唉！岁月催人，世事多变，这些年来，除了张先生的管教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外，其他的一切变化又未免太大了！”

　　溪口别后一瞬数年

　　我此时抓住话题，紧接着问S君道：“于、赵两位换班的事，你和刘秘书在事前已经知道了吗？”

　　S君说：“赵四小姐自从‘八一三’沪战掀起后，便听说由上海移居香港，张先生和我们不久也就一路西迁，由浙江、而安徽、而江西、而湖南、而贵州，始终不得安定。这次她又能够赶来修文换班，以及于凤至夫人之能飞去美国，这些手续，当然都是事先经由戴雨农先生所安排，而且必然得到蒋先生的同意，甚至宋子文先生也曾预闻其事，否则不会这么容易的。同时在那两年里，张先生一路在西迁途中，所住的地方，都是暂时性的，这回搬到贵州修文，显然上面是指定张先生要住在这里‘长期抗战’，于、赵两位之恢复换班，这自然也是原因之一。赵四小姐在未抵修文之前几天，我们已经奉到通知，张先生在获悉赵四小姐快要来修文的消息后，一方面是盼望，一方面又不免怅惘。因为另一陪伴的人既然特地从万里之外，仆仆赶来和他重聚，可以推想他本人恢复自由之期是愈益渺茫了。当时不但张先生自己会这么想，连我们也都有相似的感觉。可是话说回来，不管如何，赵四小姐之来，那时在王阳明祠堂里的人，总要认为是一佳讯，所以在赵四小姐刚抵修文之时，王阳明祠堂内添了一位女主人，无形中热闹了许多，张先生的心情自然也不同于往日。

　　穷研明史红袖添香

　　“赵四小姐来后，于凤至夫人在未启程飞美之前，仍在修文住了一个短时期。我在上节里曾经谈到过张先生迁居修文不久，曾向当地县府要来一部修文县志，准备专心搜寻当年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从此，张先生真的对‘阳明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由研究‘阳明学说’，更进而埋头研究明史。可是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能和张先生研讨一下‘阳明学说’的，祇有刘秘书一人够资格。每当他们两位一谈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滔滔不绝，乐而忘倦。无奈于凤至夫人对于这一套枯燥乏味的论题，一直毫无兴味，可是她又无法不耐着性子坐在旁边听，有时实在听得腻了，只好老实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话头，请他们留点精神谈些别的有趣味的事儿。这种尴尬情景，常使张先生为之啼笑皆非。

　　“自从赵四小姐来后，张先生对于‘阳明学说’和明史的研究仍未间断，而且越来越上劲，原因是：研究一项历史，必须要做‘札记’，于是，这项勤笔的工作，便落在赵四小姐的身上，并且她还胜任愉快。这对于张先生来说，真是一件高兴不过的事。

　　“赵四小姐不但英语流利，中文的程度也相当不错，她有时能够一天到晚陪着张先生，替张先生做‘札记’而乐此不疲。修文小县固然荒僻得日子难过，但张先生自从有了‘红袖添香、佳人伴读’的新环境，真不知要减少几许幽居生活中的苦闷！”

　　张有两子学习航空

　　我这时又问S君道：“张先生有几位子女？他开始了管教生活之后，子女们的状况如何？”

　　S君答：“我所知道的是：于凤至夫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赵四小姐也生育了一个男孩子。当我们住在溪口时，于凤至夫人所生的两个男孩都已在英国某地就读。赵四小姐的那个男孩，听说是交托给宋子文先生抚育。有一次（在溪口时）我们收到张先生在英国念书的两个男孩来信，说他们都准备去投考航空，特事先征求父母的同意。对于这件事，张先生倒无所谓，认为学什么都好，完全由他们个人的志趣。于凤至夫人则不然，她反对两个儿子都学航空，大概她认为航空事业太危险了。当时张先生夫妇对这个问题，并未获得结论。自我们离开溪口之后，便没再见到他们少爷的来信了，据说他们后来还是都加入了航空界。”

　　我又插口问道：“你曾经说过，张先生幽居中是绝对不允许和外面通消息的，怎么又能和海外通讯呢？”

　　S君答：“绝对的通讯自由当然没有，可是和家人们函札往返，只叙家事，不涉其他，除了信件都要经过我们检查外，并不扣留。”

　　我再问：“有无其他的人和张先生通过信？”

　　S君答：“除非是有特殊关系如宋子文先生等绝少数几个人，另外的人，谁也不愿意和张先生通讯，而自找麻烦。”

　　对宋子文似乎不满

　　提到了宋子文，我又立即掉转话题的发问道：“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宋子文和张先生之间似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张先生在日常谈吐中，对于宋子文先生有无提到过？”

　　S君答：“据我所知，张先生对宋子文先生是从来一字不提的，只有一次是例外，记得那是在抗战初期，因了戴雨农先生指挥系统下的‘行动委员会’奉令要组织‘行动队’，需要驳壳手枪四百枝。为了这件事，戴先生特地跑来看张先生，戴氏的意思是要请张先生写封信给何柱国将军，叫何氏设法拨四百枝枪给‘行动队’使用。

　　“按照惯例，任何人奉准去看张先生，在谈话时一定要由刘秘书或是我在旁陪伴着的，可是戴先生来了，当然用不着监视，我们只在外间房里等候着。那次他们两人在里屋款款深谈，也听不清楚谈的是什么，到了最后，我忽然听见张先生的嗓音提高了，大声问戴氏：‘子文怎么样呢？子文怎么样呢？’这两句是我亲耳听到的，其余的话又听不清了。不过，从张先生那种近乎激昂的声调来加以体味，显然张先生是出于一种不满意的质问。

　　“若从张先生那般的质问语气加以推测，可能在西安事变时，张先生亲送蒋先生回南京这件事上，当时或是有点什么附带条件的，但这一真实的内容如何，只有蒋先生、蒋夫人、张先生、宋子文和戴先生几个人知道。除了他们几位之外，那就只好像猜谜般的让人瞎猜了。”

　　攘外不易安内更难

　　我此时接着说道：“照老兄这么讲，这个谜可能会永远留在历史上让后人去猜吧！不过我还想问你，你曾向我说过，张先生绝不是个‘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的人，你跟着他那么久，可不可以再举出一两个例子来，也好让我多知道一点呢？”

　　S君笑着说：“我再讲几句张先生和戴先生的对话给你听听，你就会更了解张先生这个人对大事看法如何了。

　　“我们住在湖南的时候，有一次戴先生上山来看张先生（已经记不清是在郴州还是在沅陵），他们于共进午餐后，谈到了抗日与剿共的问题：

　　“戴问：‘张先生对于当前抗日的行动，有没有什么意见？’

　　“张答：‘我认为今天委员长的决策是正确的，过去我和他也并无意见，只是对攘外与安内的先后次序各持不同的看法罢了。’

　　“戴又问：‘我们现在举国一致，全力对外，不是已经符合了张先生的理想了吗？但张先生对于攘外安内的整个国家前途现在作何看法呢？’

　　“张答：‘我以为抗日战争虽是长期性的、艰苦的，但只要我们能苦撑下去，日本人是会受不了的，最要紧的是，在任何情势下，我们绝不能动摇抗战必胜的信心，总有结束的一天。可是，我们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就难说了，看来今后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否则，永远没有完的日子！’

　　“在这一小段谈话中，我们在当时听到，并不觉得怎么高明，可是从抗战结束后的种种事实证明，才觉得张先生对国家大事确有其过人的见解！

　　张学良的长处甚多

　　“在我和张先生相处的那几年里，尤其是在患难中，彼此之间常常会流露着真情，所以我自己以为对于张先生这个人已有着很深刻的了解：第一、他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并不文过饰非，固执己见；第二、他对人有丰富的感情，坦诚可亲；第三、他的胸襟非常豁达，什么事都想得开，绝不钻牛角尖而自寻苦恼；第四、他对于部属很宽，如果犯了过错，只要你能够悔改，他能原谅人们的小疵小非，更乐于给你自新的机会；第五、他非常富于幽默感，是一个十足的乐观派；第六、他很懂得把握现实，把精神寄托于某一件事上，绝不憧憬过去，追求幻想；第七、他对蒋先生自始至终非常谅解，在悠悠岁月中，绝无半句怨言。”

　　S君说到这里，略停一下，又叹息着说：“我当年是蒋先生派去保护张先生的，如果没有事实根据，实无理由替张先生说好听的话。何况如今张先生仍未宣告恢复自由，纵使在不久之后恢复了自由，而在现情势下，张先生既被隔离了二十余年，一切荒疏，也不可能出任什么要职，因此，我更没有替他做宣传的必要。不过，我总不能忘记张先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无论是在抗战期间、剿共期间，甚至今日反共抗俄期间，蒋先生平白地失掉像张先生这样一位帮手，都是蒋先生的损失！

　　三个机会皆未获释

　　“张先生在管教生活中，我是曾经亲与其役的人，蒋先生对于张先生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除了‘行’一项受到限制外，其他都可以说是遇之甚厚，而且还十分关心。所以我们对于蒋先生的爱护张先生，是丝毫不加怀疑的；可是，在此种爱护情形下，又岂是普通人所能受得了的？

　　“蒋先生若释放张先生，原来有过几个好机会：第一是在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当时；第二是抗战胜利以后；第三是国民政府播迁台湾高唱团结之际。

　　“在第一个机会中，最好的理由是一致奋起全面对外；在第二个机会中，最堂皇的借口是抗战已经胜利结束，过去的恩怨是非，从此一笔勾销；在第三个机会中，最响亮的口号是内外团结、反攻复国。可是，这几个机会，在蒋先生未加考虑下，都已轻轻地过去了！”

　　临别赠言至今不忘

　　S君于慨叹之余，又接着说：“记得我当年离开修文奉调赴重庆时，一旦要和张先生分手了，彼此都有着依依不舍之情。临行时，张先生还送了我一本《孙子兵法》，而且亲自签名于上，同时还殷切地向我叮嘱一些话，他说：‘我们相处这么久了，我现在向你提出三点忠告，希望你不要忘记：第一、你的年纪还轻，应该有机会就多看一点书，古人说开卷有益，这句话是不错的；第二、要扩大胸襟，尤其对人要宽恕；第三、做人不要怕吃亏，须知今日的吃亏，就是明日的便宜。’

　　“我对于张先生的临别赠言，始终牢记，尤其在近几年来的实际生活体验中，更觉得张先生当日所说‘今日吃亏便是明日的便宜’的这句话确是金玉良言。

　　“张先生在大陆时代的幽居生活，以住在修文的时间为最久，以后因为戡乱战事逆转，曾由贵州一度迁居四川成都，不久就奉命迁到台湾了。先是住在新竹，据说现在已移至台北某地。而现在负责伴随着张先生的，仍旧是那位刘秘书。不过他们两位共同生活了二十四年，都已由壮年变成了白发老翁，精神上的苦闷，是不问可知的。

　　“我们闲谈张先生过去的幽居生活状况，已经不少了，谈到此处，应该暂告结束；可惜的是，事隔多年，有很多旧事，我已记忆不清，那只好等有机会再慢慢补充吧！

　　“最后，我们希望张先生正式恢复自由的佳讯，能有一天由台北传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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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沈醉）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即背信弃义，对在西安所作的一切诺言，马上不认账。他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恨之入骨，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不便立即动手，只好暂时忍恨心头。他除了迫使杨虎城将军出国，暂去此眼中钉外，对张学良将军则以“劫持统帅”罪名，公开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交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负责看管。

　　张学良被囚禁后，最初一段情况我了解得不详，只知道抗日战争发生以前，张将军被囚禁在蒋介石家乡奉化县的雪窦寺。当时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队长刘乙光、副队长许建业率领特务三十余名，担任内部看守工作，另外蒋介石还派了一连兵，负责担任外围警戒，相互配合，并相互牵制，以防发生意外。

　　抗日战争发生前夕，张将军才离开奉化，先后在南昌及湖南益阳桃花坪和湖南沅陵凤凰山等处囚禁了一个时期，到一九三九年才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与杨虎城将军被囚禁的息烽玄天洞相隔不远，是邻接的县份。戴笠为了便于警卫，还特别推荐军统大特务李毓祯去当修文县县长。戴自己每年总要抽时间去看看，并亲自指示部署内外层警卫工作。他规定：白天负责内部警戒的特务，站在离张将军住房十丈左右的周围，晚间则移到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岗哨较远，夜间则移到特务们白天站的地方。在通往阳明洞的附近道路上，他还另外派有岗哨，不许来往行人接近这个地方。

　　当时戴笠对张将军比对杨将军在生活照顾上要好得多。因为一方面念在“西安事变”时，他和宋子文等去西安时，张没有为难他，并把他和蒋介石一同释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张和宋子文私交甚深，很多地方看在宋的关系上，所以张在生活方面比较受到优待。

　　约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国民党兵工署在贵州桐梓县一个天然大山洞内修建了一所兵工厂。这个厂占地很广，后面有一个近百亩大的蓄水池，是兵工厂发电用的。兵工厂仿照西湖式样在池中布置了三潭印月，池边桃柳相间。洞的附近，天然风景很好，特别是警戒方面很森严，交通也比修文阳明洞方便，汽车可以开进里面，不像修文阳明洞那样下汽车还得走很长一段山路。戴笠认为这个地方囚禁张将军最为适宜，得到蒋介石批准后，便向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了蓄水池的一部分地区，修建了一排七间的一座平房，作为张将军和特务队长的住房。这所房子，左边三间是张将军住的地方，从中间进去三间相连，靠南端的一间是寝室，中间是书房，外边一间是客室；右边三间是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办公室和家眷住处，中间的房子作为吃饭的地方。另外在这所房子的左右及后面均修建有便衣警卫与宪兵住的房屋和一些岗哨亭。

　　张将军迁到这里后，一直住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才离开。在这几年中，我因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处处长的关系，戴笠经常派我送东西给张将军，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情况了解较多。当时陪伴张将军的是他的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即赵四小姐），多年来所有的人都叫她四小姐，两人每年轮流一次，到期换班去美国休息。于凤至于一九四三年去美国以后没再回来，赵四小姐便一直陪伴下去。

　　原先还有一个专门陪伴张将军的副官，姓名已忘记。这人随张多年，自张被囚禁后，他的行动也同时失去自由。有次他坚持要走，张答应了他。他便提着行李真打算离开，刚走出不远，特务队长刘乙光便带着特务赶上去把他扣押起来，立即打电话向戴笠请示，结果被送到军统息烽监狱囚禁起来，因怕他走漏消息，一直不释放。以后息烽监狱结束，他和一些政治犯一同被送到重庆白公馆继续囚禁。重庆解放前，毛人凤在重庆主持的震惊世界的“一一·二七”中美所大屠杀案中，这人也一同被杀害。

　　另外有一个张将军的女佣人，一直跟随着张不舍得离开。这位老奶奶经常和我们谈起，她是受到老帅的嘱托，叫她好好照应少帅的，随便张去什么地方，她都要跟着去。还有一个照料张将军生活几十年的老家人，他经常爱和老年女佣人一同对我们谈张将军少年时的故事。有一次，张悄悄地站在背后，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个老家人立即肃然敬立，不敢再谈下去。张这时往往和我们挤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来，要他继续再讲，并说：“你们爱听，我也喜欢听，说下去吧！”

　　看守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也始终没有更换过。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他看守张十多年，从少校队长一直升到了少将队长。副队长许建业是江西人，在抗战开始不久调走，以后没有再设副队长。这个特务队除队长外，设有一个事务员，一个会计和一个同济医学院未毕业的学生充当张的医生。队里配备有一部小型无线电台，一个报务员兼做译电工作；还有一部小汽车，一名司机。特务队员虽常有调动，数目总保持在三十名左右，系尉官级待遇，其中只有三个校官级的小队长。看守工作分三班制，每班八小时，日夜轮流调换。

　　张将军被囚禁期间，戴笠每年总要去看他一两次，去时总得带一些日用品和食物送他。另外蒋介石还叫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去看过张两三次。莫德惠去时，总是由蒋介石通知戴笠，戴派军统人事处长李肖白（以后李调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陪同一道前往，每去住两三天便回来。

　　张将军平日对看守的特务绝口不谈“西安事变”的情况，别人也不便问他。他也从不在特务们面前发牢骚和说不满蒋介石的话，因为他很聪明机警，懂得看守他的特务们都负有双层使命，一面看守他，一面要了解他的思想活动情况。他知道向这些人说话不当心，只有更引起蒋介石对他的仇恨，更不会释放他。可是每当蒋介石叫莫德惠去看他时，他才把一些藏在心里的话倾诉出来，往往谈到半夜不停，总希望能在抗日战争期间让他能为祖国尽一点力量。但莫德惠每去总只能安慰他一下，因蒋介石一直没有准备释放他的表示。在这一段时间中，他心情烦躁时，经常发脾气，刘乙光总是马上打电报向戴笠报告。戴笠知道后有时自己抽时间去看看，有时便写封亲笔信派我或其他的人送点东西给他。我去看他时，他也从不谈政治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常识丰富而又健谈的人，一开起口就滔滔不绝，没有别人说话的余地。他懂得的事很多，开汽车、驾飞机等样样内行，但他常常感到不足的是只会开汽车而不会修理汽车。

　　我们当时都了解他的心情，从不去问他过去在东北和西北时的情况，其他的事则可毫无顾忌地随便和他扯谈，他总是有问有答，我过去多年一直认为张和胡蝶有过一段关系。我为了满足自己这一好奇心，曾分别当面问过胡蝶，也问过张。我记得有次戴笠派我送东西给张之前，先找我去杨家山公馆吃午饭，在座只有戴笠和胡蝶。我在饭后趁戴笠去接电话时，问胡蝶有没有信和东西一起带给张。胡似想说又不想说，只把头摇了两下。我便说：“过去外面很多人传说你和张很要好，为什么不带点东西去？”她便追问我是什么人说的？我说：“有诗为证。”她听了只抿着嘴笑。这时戴笠正走进来，胡便把这事告诉他。戴笠听了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就喜欢相信这些东西。’但我却并不因此而不相信，我到桐梓见了张将军后，又找了一个机会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将军对此矢口否认他与胡有过什么关系。他说那时实在很忙，只在一次舞会上见过胡蝶，而绝对没有与胡往来，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他一再说外面谣言不可轻信，并且要我问赵四小姐，证实这一问题。我相信张将军的话是真的，也没有再去问赵四小姐。而胡蝶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恐怕是为了抬高自己身份而故意让人去猜疑。”

　　张将军在被囚禁期间花费时间最多的事，是专心研究明史。他在这方面不但搜集了不少资料，同时也颇有心得，做了不少笔记，赵四小姐便为他整理和抄整这些东西。当时他需要有关材料，戴笠总是尽可能满足他。张将军于一九四五年对我说，他搜集到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之类的东西相当多。他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希望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经常和他去谈谈。刘乙光得到戴笠的暗示，推说不易办到，他便没有正式提出请求，而只向我说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这方面的专家们多多接触。

　　张将军在被囚禁期间身体长得很胖，行走起来都不大方便，并且有高血压的毛病。他可以自由活动的区域只二、三百公尺，还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来。军统特务的警戒范围之外，便是宪兵连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均可相望的包围着。他不经特务队长亲自陪同是不能越过这个范围的。他当时的唯一乐趣是每天到他住房对面的蓄水池去钓鱼。只要天不下雨，他总是一早起身，邀同刘乙光一道，坐着一只四方形的小木舟，撑到水池中央一个凸起的沙洲上，这里四面环水，平日没有人能上去。这个沙洲上面有两个用包谷秆搭成的人字形小棚，他和刘两人各据一个，临流把钓，有时整天，有时半天，总是乐此不倦。他使用的钓鱼竿有宋子文送给他的一根美国制的车钓，可以钓起几斤重的大鱼，有由他自己用竹子做成钓鲫鱼的和钓水面游鱼的小钓竿。在他住的房子后面经常可以看到他把一根根生长得不很直的老竹子，用大石块拴住一端，另一端挂在房檐下，让它慢慢地垂直起来。他虽爱钓鱼，但对吃鱼却没有多大兴趣。

　　当时他很希望有客人去看他，一听到汽车声音驶进他住的区域，总急着想出去欢迎。他和赵四小姐都爱吃斑鸠。我因喜爱打猎，每去必带些野味和斑鸠送他。如在秋冬间，我去时还和刘乙光一同邀他到附近去打猎。他跟我们出去时非常高兴，总是自己背一个水壶，拿一支手杖，跟着一道跑一阵。他很知趣，从来不要求自己打枪，而只抢着拿打到的野物，很高兴地提着回来。

　　张学良将军当时所吃所用的东西都不缺少，因有他夫人从美国带回大批东西，宋子文、戴笠又经常送他东西。他自己有钱，一些不能报销的费用，他总是自己支付。给他做饭的厨师，不但中菜做得好，也能做几道西菜西点和面包。每餐饭后，经常可以吃些水果、咖啡。在这方面，他比杨虎城将军好得多。杨将军常为了吃不到白面馍而生气，他却有吃不完的东西。他在这方面也从来没有过不满意的表示。晚上张将军的消遣办法是和看守的特务们打小牌。他很懂得特务们的心理，输多了怕引起误会，以为是变相收买他们，因此输赢每次总是只有两三块银元上下的钱。

　　抗战胜利以后，张将军心情表现得有些烦躁不安起来。当时外间又流传：他在关满了十年的时候，曾把他在瑞士所买的一只阿米茄表厂制造的百年纪念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能守信用，十年期满应当释放他，但蒋介石没有理会，还是把他继续囚禁下去。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去桐梓看他时，他却对我有点发牢骚了。我当时是顺便去看他，并告诉了他戴笠死时的情况。他听了以后，说大家都要回去了，连兵工厂也结束关门了，他却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他还说，八年抗战中他是一个军人，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很感惭愧，现在已被人遗忘了。这一类话，他平日是不大肯说的，不知什么原因他那次却谈了许多。我知道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因他已被囚满十年而准备释放他。恰恰相反，还正在为他准备继续囚禁的地方。后来据当时任过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告诉我，蒋介石曾叫他在江西兴国县阳明洞修建了一些房屋，原来说是为蒋介石自己准备的。这处房屋修成以后，有次蒋介石带着王陵基亲自去看过一次，才知道是为囚禁张学良用的。所以抗战胜利后张还住在桐梓，是因为江西的房子还未修好。蒋介石看中兴国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不但是因为地方偏僻便于警戒，主要的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在荒凉的小城中安心居留下来，学学王阳明，专心治学，不问朝廷大事，所以在贵州给他住修文的阳明洞，胜利后又叫他住兴国的阳明洞，便是这个原因。

　　以后蒋介石到台湾，看到台北草山温泉区比兴国更理想，所以在一九四六年秋叫毛人凤把张将军从桐梓接到重庆，先住在磁器口中美所内，戴笠在抗战时期借口为蒋介石避空袭所修建的松林坡公馆内，约住了半月左右。当时在重庆任中央训练团分团主任的李觉和军统结束办事处主任张严佛、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等都常去看他，并陪他打湖南纸牌消遣。我当时奉毛人凤命令从南京赶到重庆照料张，并为他交涉飞往台湾的专机。我们当初还瞒着张将军，没有告诉他要去台湾，只说先到重庆等候消息。他很高兴，以为这次不成问题会释放他，不但十年期满，而且抗战已取得胜利，决不会再有问题。

　　我记得他到松林坡公馆第一次进餐时，刘乙光全家都和我们一起陪他吃饭。刘乙光的两个小孩把吃剩的骨头向地下吐，他看了连忙笑着说：“这样不行。这不比过去我们住在乡下，以后要留心些，将来我们住的地方都会有这样漂亮的地毯，可不能再随便向地下吐东西了！”可见他当时的估计是非常乐观，没有想到当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才突然宣布要送他去台湾而不是去南京。他当时听了不但很生气地把手用力向桌上拍一下，也表现出很难过的心情，把牙齿咬得紧紧的。

　　我们过去一向称呼张将军为“副座”，因他当过蒋介石的副委员长和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等职。他过去对这一称呼从不拒绝，但那次当刘乙光在答复他的询问时说了一句“报告副座”，他马上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当时他虽然气愤极了，但他知道与看守人员争吵和发脾气，是没有什么用处，也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说完这话便像发痴一样睁大眼睛呆坐了一会儿，极力压制住冲动的感情。随后，他表示同意去台湾，要刘乙光回电南京毛人凤。他走回自己房间向赵一荻谈起这事时，声音还有点气得发抖。当我们送他上飞机时，他和赵一荻强装笑脸和我们握别之后，便满怀悲愤默默地走上了飞机。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发动武装起义时，台湾情况混乱。蒋介石立即指示毛人凤，如果有人企图劫走张学良的时候，便要刘乙光一面竭力抵抗不使劫走，一面先将张学良击毙，务必不使张被劫或趁混乱时逃走。过去配属在看守张将军特务队的电台，一向是每周通报一两次，而在台湾事变发生时，毛人凤便规定每天除向南京报告三次情况外，紧急时随时可以叫通。南京总台指定专机日夜不停地收听台湾的呼叫，随时可以取得联络，毛人凤也经常向蒋介石报告。据以后我所了解，当时蒋介石巴不得有人去草山温泉放几枪，好藉这一机会把张学良打死，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但附近的高山族人，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个地区进攻，张将军的性命才得以保留下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间，毛人凤在重庆奉蒋介石命令杀了杨虎城将军以后到了昆明时，我还问过他关于张将军的情况。毛人凤告诉我，张仍住在草山。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有关张将军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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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贵阳（袁化鹏）

　　一九四二年二月，张学良被囚禁在贵阳刘育乡。在贵阳我曾见过张将军数面，往事已历四十多年而记忆犹新。当时我在贵阳初中读书，与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家比邻而居。由于刘乙光有两个儿子，长子刘伯涵、次子刘仲璞要在贵阳中学读书，便租了贵阳城内北街赵辉山的住宅居住，刘因此经常往返于贵阳、刘育之间。一天，我正和刘伯涵兄弟一起玩耍，忽然见到一大群人抬了一只刚打死不久的大虎，去赵辉山家，直进院内放下。大门口早已警卫森严，不准闲人往来。不一会儿，刘乙光、李毓祯、县政府官员和特务队的副官们都来了，黑压压满院子人。刘伯涵悄悄对我说：那穿黄麂皮夹克、戴藏青鸭舌帽的，就是张学良，身边那个穿长旗袍的是他二夫人赵四小姐。张将军的个子比刘乙光高，英风毕露，丰神刚毅。他兴致勃勃，语调亲切，向捕虎人问长问短，备极关怀。一会儿，特务队一位副官，从小刘家母亲手中接过一叠钞票，送给捕虎人，说是张先生的犒赏，老乡们喜出望外，笑嘻嘻地抬着老虎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学良。

　　张学良住在贵阳刘育乡的“行营”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贵阳曾经驻过“十六补训处”、“孔祥熙的‘税警团’”，社会秩序还算好。兼之“炮兵学校”也从南京迁来这里，所以对张的防范不及他处严密。人们都知道领导“西安事变”的将领张学良囚禁在贵阳刘育乡。

　　有一次，张将军来开中参观。时序正属深秋，我在黑神庙前的古树下，聚精会神地读《正气歌》，突见县府所饲警犬“米内”出现，预知有人要上山来。果然，一会儿“行营”副官们出现了，其中有我小学高班同学王尧，县政府秘书蒲嘉智、雷毓刚等。少顷，张将军、赵四小姐、刘乙光等都上来了。张学良看见我独个在此，吟诵不绝。他们好奇地向我走来，我鞠躬致敬，因为我常和刘伯涵玩，叫刘乙光伯伯。张将军从我手中拿过国文手抄本翻看，看见扉页上的名字问我：“你这名字出于何典？”我回答：“《庄子·逍遥游》。”他点点头。张将军要我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我朗朗地背诵了。但我最怕点背《费宫人刺虎》，那才教几天，有点夹生，心头突突地开始发跳。谁想赵四小姐又接过国文翻看着，她说：“小袁，背诵《费宫人刺虎》给我们听。”我真像轰走了三魂七魄，把心一定，背道：“费宫人，年十六，德容庄丽，怀宗命侍公主，主绝爱怜之。……”这时，校长范静安闻讯走来，国文教师毛主让也来了（他是县政府的田赋处长兼军法官，在贵中上一年级的国文）。张将军见我背诵国文表示满意，鼓励了我几句。赵四小姐说：“这孩子的字体满清秀的。”临去，张将军要我代问候刘震寰先生。

　　刘是我们班的国文教师，家住刘育，他随时给张将军修改诗。震寰先生常对我说：“张先生很有才华，这些年的软禁，使他的诗词方面有了较深的素养。但诗言志，他却不敢言‘志’，所作多系咏物写景，虽系抒情，而不敢有明心见性之句，他的苦闷心情，不言而喻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上浣，贵中要举行一次旅行，目的地是刘育乡的白安营。贵中这次旅行，不到一百人。到达后，校长一声令下，同学们便各自攀登竞赛，采集标本，捕捉昆虫，如飞而去。我和刘伯涵等五人，因为有位女生脚痛，相伴缓步徐行。可巧在亭畔，又遇见了张学良一行。少帅见我们这群天真无邪的少年，十分高兴。赵四小姐向最小的一位女生蒋文惠说：“小朋友，你娇滴滴的也来登山呀？”拉着她问长问短。小刘说：“阿姨，你别看她小，她是二年级的女秀才，学习成绩好，歌也唱得好，考音乐课时，她唱《秋水伊人》，许嘉谟老师给了她一百分。”赵阿姨要小蒋唱一支歌，张、刘都附和，我们也拍掌，鼓舞她唱。她本就大方，毫不迟疑地唱道：“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她没有唱《秋水伊人》，而是唱了《流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是刘雪庵的作品，又名《松花江上》，抗日战争时期，这支歌是很流行的。小惠唱得很悲壮婉转，在这深山野谷，群山回响，扣人心弦。张将军要我也唱一曲，不甘示弱的我，接唱了《松花江上》第三部：“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我们是黄帝的子孙，你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让敌人攫走？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的手里葬送！……”我们五个少年，索性把《松花江上》第一部也唱了。当时，我们童稚无知，心灵单纯，没有带任何一点色彩，天真烂漫，冲口而出，也不忌讳张将军内心的隐痛。但他那天是十分兴奋的，赵阿姨分给了我们很多水果和糖。最后，她仍要求小惠唱电影《古塔奇案》中的插曲《秋水伊人》作为压轴。

　　我们去白安营旅行，取道刘衙，这是囚禁张学良的地方。此地原有土司衙门，故名刘衙，后改为刘育乡。早在一九四〇年左右，国民党当局便派人来这里大兴土木，建造了别墅式洋楼十来幢，美其名曰：“行营”。

　　刘育是贵阳县著名米粮之乡。西有双流镇扼断咽喉，有保营兵一队常驻；东有贵阳城钳制交通要道，李毓祯坐镇贵阳，并有炮兵学校重兵驻守。蒋介石选择此地囚禁张将军，是作了周密策划的。不仅地形如此，还派军统黔站站长李毓祯为贵阳县长，派王尧、廖文钦为乡长。廖以行政力量，严密了“行营”四周村落的保甲组织，加强联保连坐切结（即一家出事十家连坐）。而当地豪绅刘华清（人称刘三阎王）则主族长权威，以宗法控制乡人，严密监视张学良。真是山山有卡，路路设防，层层叠叠，卫戍森严，“行营”便在武装包围之中。

　　刘育乡的居民，虽然环绕着“行营”，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刘洪春老人和刘震寰先生偶尔去陪张学良将军坐坐。因为刘洪春老人给张将军找到失落的小黄猫，乃张将军心爱之物，特务们认为他老实，便允许他去坐坐。刘震寰先生年事已高，淡泊宁静，与世无争，常去和将军谈论古典文学，不过总有军警监视。

　　张学良将军在刘育，虽然也能外出打猎、钓鱼，但每有行动，人未出门，早已军警密布，如临大敌。刘育每逢赶场，将军也来场上看看，但却缄口不言。今天，刘育乡已成为名胜地区。张将军“行营”故居，白安营，蓊荫河垂钓处，都应该树立标志，以供后人凭吊而纪念“西安事变”的一代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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