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论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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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论新语》自序

　　《世论新语》在书名上，自是从一千五百年前刘义庆《世说新语》而来。中国人写书，普遍毛病是犯头巾气，《世说新语》却是脱帽后的闲谈，每个故事落墨不多，或优美、或洒脱、或惊心、或动魄，都是很有味道的。

　　老友段宏俊办《世界论坛报》，拉我写《世论新语》专栏，虽在文体上、范围上，不同于一千五百年前的著作，但在落墨不多、为文恣肆上，却媲美前人。我曾自负性的写实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设想我如果写的不是白话文而是文言文，则早生一千五百年，其前三名，也非我莫属。刘义庆后五百年出了欧阳修、苏东坡，千百年后重看他们的文章，却发现他们文胜于质，文字优美、思想贫乏。我想我若生在古代而以文显，纵笔所之，亦必于文言文上有以开拓新境界。

　　我这些话，并非狂言。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在比较务实的清朝文章家眼中，实在漏洞百出。清朝的方苞少有文名，并以此自矜，后来到了北京，见到万斯同，万斯同跟他说，你整天迷恋古文，其实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韩愈文章中稍通圣贤之道外，其余七家，作了一辈子的文章，所说多空洞无裨实际。方苞经这一点醒，改治经学，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自期。他是桐城派开山祖师，桐城派作文标榜“义法”。“义”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立意固佳，可是他们的才具却跟不上。他们在义上虽然不像宋朝人明朝人那样空疏无学，但在思想上还是难脱中国道统乃至宋明理学的樊笼，则其“义”也，也就无足观；至于“法”上，更是放不开，从佛经的禅语、到语录的口语；从骈文的俳语、到诗歌的集语……在在都是他们严防之列。结果文章选出来、写出来，谨严有余、变化不足；规格林立、雄奇独缺。论思想，不能超迈古人；论文字，且在古人之下。桐城派在作文上下了那么大的功夫，结果空忙了一场，更使中文头巾气了。

　　中文的最后解放，在文言文方面是由梁启超总其成的。梁启超自谓：“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办《新民丛报》）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虽然把文言文写活了，但文言文究竟是一种死文字，再活也是“诈尸”“赶尸”式的活法。到了文学革命出来，终由白话文代领风骚，自此中文正宗，自文言转为白话。白话文当行，大家都写白话文了。

　　白话文看起来虽是口语易写，但在文字上，由于正宗基础太薄弱，真正能写得好一手白话文的，并不多见，反倒是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再加上思想上的混乱与无知，所以论文字、论思想，殊多败绩。这种败绩，直到李敖出现，才一切改观。

　　这本《世论新语》，是一种“短促突击”式文体的结集。我生平善写各体文章，但一连串写了这么多“截长补短”的专栏，却是纵横文海许多年来的第一次。爱其出神入化、乐其新奇可喜，特汇而成书，以给读者在看《千秋评论》以外，别得异趣也。

　　198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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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栏——疯老虎出场

　　二十五年老友段宏俊，独力办报，转眼一年；拉我写专栏，也转眼一年。一年来，我骂人无算，把他辛苦建立的公共关系，破坏无遗。目前段宏俊的处境，已被我害得正如四十年前《保卫大台湾》歌词的一句：“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于是，他又力排众议，拉我再加一个专栏。

　　日前我们的老友黄三回来，吃饭时三人谈笑：当年沈常福马戏团，全团只有一只老虎，但是虎虎生风。如今老段的报纸，其实也只有李敖一只老虎，并且还是疯的。既然一山不容二虎，只好一虎化为两条，以《世论新语》与《李敖论坛》两个专栏，虎虎生“疯”。白居易《桂华曲》说：“遥知天上桂华孤，为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如今老段不怕嫦娥被疯老虎吃到肚里，乾纲独断，我看也快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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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树与三面无耻

　　政治大家玩，有三边会谈、有三头马车、有三老五更、有三民主义……但有三面无耻者，却是闻所未闻。高玉树因不满国民党把他“踢到楼上去”（kickupstairs），特在楼上，玉树临风，招起红袖，向民进党的尤清抛起媚眼来。8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高资政》为短评，认为高玉树对国民党“谰言报德”，反问他“当年以非国民党员之身，竟两度自‘乌鲁木齐’中获选为市长”，如何解释？其实，照国民党大特务的秘密刊本《蔡孟坚传真集》透露，这根本是国民党与高玉树间的一番秘密作业——国民党没原则的利用高玉树，高玉树也没原则的利用国民党；民进党没原则的利用高玉树，高玉树也没原则的利用民进党，三方面都是无耻的。其中高玉树排列组合于两党之间，左右逢源，无耻加番，以两面人做三面事，真无耻之尤矣！

　　附录

　　高资政（《中央日报》）

　　总统府资政高玉树先生，于民国四十三年弃工程之专长而从政。以四十出头之盛年，膺任台北市首届民选市长。独树一帜，轰动一时，于前后两届市长任内，受重于当局对各项市政建设，市民还有些印象。因是，及后三十余年，历任内阁阁员，参与国家经建大计，亦中规中矩。去年，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位列“三公”，中枢倚才之重，可谓极尽崇隆。讵高资政于日前为民进党人尤清“助阵”之演讲会上，竟自嘲为被“放进冰箱”。果尔，则目前近十位资政，无不是功在国家之大老耆宿，皆不觉资政职位之阴寒，独高资政之讽为“冷藏”，然则何以安置才算是“热门暖箱”？

　　复次，高资政以德高望重无党派自由之身，为民进党人演讲助选，此本民主政治之常态，无人可厚其非；但既已光明正大形诸辞色之“助”矣，又何必口口声声表示“无意为助”？固然，能否为助尚在未定之天，但事实俱在犹“言诡而辩”，究非政治人物应有之气度。此外，高资政于演说中，一再讥嘲三十年于今之选举为“乌鲁木齐”，无非形容一党执政之“民选”为垄断与杂乱无章；然则高资政何幸？当年以非国民党员之身，竟两度自“乌鲁木齐”中获选为市长。此可见当时民主政治虽方起步，还是以“公正公开”为前提的；否则，高资政恐未必有近三十多年的风光。谰言报德，岂足为训？

　　“宿舍风波”之后，高资政之言行，似已判若二人，此亦常人常情；但高资政身膺国家重寄，应知“一言丧邦”之理；老去情怀，尤宜多所收拾。心怀激情而举止乖张，贤者不取。高资政其勉之！（198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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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中的进步

　　选举在即，国民党抢鸡肉不遂者、民进党抢鸡骨头不遂者，势必一一退党竞选。入主出奴之间、入奴出主之间，煞有好戏可看。

　　先在8月14一天，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主委李宗仁，就扬言不惜退党；而国民党苗栗县长初选候选人林火顺，更率众北上，示威于中央党部大门前，且集中捆起一包包党证，想把七千张党证，一举而焚之！

　　国民党组工会表示不受威胁，这种态度是错的。按照国民党家法，是只有我开除你、不许你自己滚的，如今有党员自行退党，岂非国民党的一大进步？不过，西方民主国家的退党，是以政见不合，不合则去的；国民党这些小叛徒却是提名不遂、愤而求去的。人家的不合则去，是丘吉尔（Churchill）式的； 而这边的愤而求去，却是“求利耳”式的，前者是政治家，后者只是台湾土政客，差得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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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真乱了！

　　高资政占公产不放，反拖钱资政下水，说钱穆和我高玉树一样。钱穆“心有未甘”，投书自明。但自明了一大篇，我们看来看去，还是十足占公产不误，唯一不同的是蒋介石帮他占的而已，但蒋介石帮他占，也是占啊！

　　在占公产上，钱穆其实不如高玉树，高玉树真小人，占就占了；钱穆却伪君子，占了还大谈“委屈”、还要“以正社会人士之视听”。但是伪君子的手法，却比真政客高呢！社会视听中，《联合报》公开说他有“狷介风范”、《中国时报》公开说他“读书人的骨气却表露无遗”……这真是笑话！钱穆住蒋介石假公济私来的豪华别墅，二十二年来一块钱都没花，这是哪一门子“狷介”？哪一门子“读书人的骨气”？社会视听被王惕吾、余纪忠这些混蛋颠倒如此，视听真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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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出击自己吧！

　　所谓“中国人权协会”，将在8月20日组团前往北京。由于中共反对用“中国人权协会”名义，这个团就改称“台湾教授大陆访问团”，团员包括柴松林、雷飞龙、李伸一、傅昆成、丁庭宇、高崇云、彭芸等教授，由于这个会是半官方团体，这些教授是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这些货色能够“赴大陆调查狱政”，查出多少客观的真相，也就可想而知矣！

　　我总觉得，这些货色与其“跨海出击”，如8月9日《中时晚报》所说，倒不如停下脚步，原地“出击”一下自己。像柴松林之流，写文章、上电视，满口仁义道德、自由人权，但是对台湾狱政的黑暗，不敢置一词，从来也不敢“调查”，反倒拿国民党的钱，一堂课一堂课的跑到“仁爱庄”等监狱，朝政治犯洗脑。这些人，根本是蹂躏人权的帮凶，却还出击别人呢，真丢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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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嵩武夫教谢

　　《诗经》上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武夫”这个字眼，几千年下来，已经一落千丈，原因无他，武夫自己不争气耳！

　　“武夫”有两种，一种自承“武夫”，不涉文事；一种附庸风雅，偏要做儒将。结果呢，个个是儒将，个个不“赳赳”了，“公侯”变成了公猴、“干城”变成大陆跟你不相干，全都完蛋了。

　　到台湾后，由于儒将备出，文事方面的被占领，也就屡见不鲜，其中中华电视台，更是武夫世袭之地。如今武士嵩接手，以武为姓，更是武得兴起。不过，为改变其武夫形象，也强学斯文，文绉绉一番。最近在华视上拉出一大堆名流，教人说“谢谢”两字。试问“谢谢”两字，谁不会说，还要钱复等张张臭脸，摆来教人？把电视机前成年人当成不会道谢之“武夫”，此正武士嵩之水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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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眼说瞎话

　　高玉树8月6日在尤清主办的竞选晚会上发表演说，事后却说他不是助选，盼大家勿做助选联想云云——自己明明是助选，却睁眼说瞎话，故意用谎话耍人、拿人当白痴，这就未免太可恶了。

　　其实这种可恶是跟国民党学的。国民党最擅此道：明明关起张学良、孙立人，却说他们“行动自由”，明明关起政治犯，却说“中华民国没有政治犯”；明明到处东西厂，却说“除人㈡外，我想在中华民国没有特务单位”；明明三十多年不准办报，却说“我国亦无‘报禁’之事实”；明明一个个驾机投共，却说这是飞行“迷航”；明明用人考虑省籍与党籍，却说“不分畛域”“用人唯才”……明明外蒙古自己签字让它独了立，却说外蒙古属于中华民国的版图……可见睁眼说瞎话，高玉树还低段得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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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负人与欺骗人

　　国民党的不可原谅有两点：第一点是它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第二点是它在剥夺之后，又一再说出些屁话来骗人民，拿人民当傻瓜、当凯子。第一点固然可恶，但第二点尤其可恶。因为第一点只是欺负人，第二点却是欺骗人。

　　搞政治，未免要欺骗人。但国民党的毛病，却是连骗人都不好好骗、都不用点心思去骗、都要搪塞敷衍去骗，结果往往说出连它自己都要偷偷笑的谎话，这就太王八蛋了。19世纪英国讽刺大家巴特勒（Samuel Butler）说他不在乎说谎话，但他恨粗制滥造的谎话。（I do not mind lying, but I hate inaccuracy. ）看了国民党的各种宣传，我的感觉，就是如此——国民党连谎话都不好好说，它真把民进党给带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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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出版自己看

　　英国牧师卡尔顿（Charles Caleb Colton）对写作之业，慨乎言之。他说此业有三难，得佳题而写之，一难也；得善类而印之，二难也；得解人而识之，三难也。（There are three difficulties in authorship: to write anything worth the publishing, to find honest men to publish it, and to get sensible men to read it.）

　　作者本人的问题，如何修辞立其诚、如何下笔如有神、如何写值得一写的东西，只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就碰到出版者的问题，第三道关就碰到读者的问题。对后两者我生平的总感觉是出版者大多无胆量、读者大多无心肝；无胆量，就偶尔打电话劝你别写这别写那；无心肝，就常常写信来催你要写这要写那，肝胆两无之下，求其相照，高人苦矣。所以，真正的高人要自己出版自己看，这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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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领袖”何能被欺瞒？

　　追随孙立人将军、担任参谋十二年的陈良埙等，8月16日发表谈话，认为“孙立人事件”，完全是有心人士为排挤孙立人，而编造出来的一份蹩脚剧本，步步入人于罪。他们相信这一事件是在欺瞒领袖的情形下发生。

　　陈良埙的弟弟与我同学，我呼陈良埙为大哥。近年来时相过从，二十多天前还介绍孙立人的妹妹到我家来看我，这位老太太是辛苦一生的教师，一点积蓄，被萧孟能诈骗而去，至今未还，苦不堪言。为“孙立人事件”的解释，我与大哥常起辩论。大哥说事件发生乃因领袖被欺瞒，我说既然是“英明领袖”，哪有被欺瞒之理？说“英明领袖”被蒙在鼓里，是不知蒋介石者也！愚忠如此，难怪大哥要被“老大哥”（Big Brother）作弄至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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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租用个屁！

　　台北市长吴伯雄8月17日召开记者会，指出：“国学大师钱穆所住的房舍，绝对不是无权占用，而是合法租用，自不在市府催讨的一百十六户被占用房舍之内。”对于高玉树的指控，他觉得相当遗憾。

　　吴伯雄说：“先总统蒋公体认钱穆是国宝级大师，特别指示政府兴建该栋房舍给他使用。后来台北市改制为院辖市，钱穆所住房舍变成市有财产，但总统府均按期与市政府订立租约。”

　　吴伯雄这番话，是胡说八道的。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四章，“总统”有“统帅权”、有“公布法令权”、有“缔约宣战权”、有“宣布戒严权”、有“赦免权”、有“任免官员权”、有“授予荣典权”、有“发布紧急命令权”，但却绝对没有侵占市地盖房权或不付租金住房权，说这房子是合法租用，合个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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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亮节”又一房

　　钱穆白住了二十二年台北市政府的公产房子，一分钱没花，最近声言要还房子了，吴伯雄召开记者会，盛赞钱穆“高风亮节”，如此“高风”、如此“亮节”真不知天下贪鄙羞耻为何物！这也难怪，钱穆读了一辈子书，尚不懂“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吴伯雄做官不读书，又懂什么“高风亮节”？

　　提到“高风亮节”，8月17日我又在钱穆家附近见到一起。朋友们拉我去参观参观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在外双溪开汊处，我参观了这一名宅。查询之下，原来也有丑闻在内。那块地皮本是禁建地区，张大千不管，先便宜买了下来，然后由蒋介石为他变更地目，改成建筑用地，大盖特盖起来。正庭外面，有蒋经国题字“亮节高风”，赫然招展。如此“亮节”、如此“高风”，吴伯雄当然更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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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理万机与日理一鸡

　　国民党为保卫党主席的家乡台北县，由党主席授意，特别成立辅选小组，准备打倒民进党县太爷候选人尤清。尤清官迷心窍，想了一个窍门，写公开信给李登辉，说“总统日理万机，百密一疏，在所难免，敬祈明辨并卓酌”云。我看了哈哈一笑。

　　我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年方三十五岁。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也有性欲问题。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牢里放风时有受难人问我这方面问题，我一本正经而言曰：“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鸡巴的鸡。”闻者无不开怀而笑。

　　其实，“国家”被他们搞坏，毛病就出在做“总统”的，不知为君之道，反倒专门管小事，察察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万机为得计。殊不知只有拋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不鸡鸡的东西不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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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讨回历史公道”？

　　首座二二八纪念碑，决定8月19日在嘉义市举行落成典礼。核准立碑的嘉义市长张博雅表示对历史有了“一点点”的交代。纪念碑筹建委员会负责人陈永兴医师也表示“虽然是迟来的正义，台湾社会终于能够第一次面对二二八，纪念当时牺牲的先祖先贤”。同时民进党也推出了《二二八和平纪念歌》，歌词中强调“二二八、二二八，受难血成河，公义和平化干戈，真心讨回历史公道”。

　　我是赞成讨回历史公道的，并且几十年来以此为本行，成绩在任何人之上。在纪念碑一事上，我总觉得立碑的男女们，如果“真心讨回历史公道”，似乎不该忘了也该给高山族立个碑。“先祖先贤”为了占领台湾，曾使高山族“受难血成河”。如果“讨回历史公道”是“真心”的话，这“‘一点点’的交代”，也是“迟来”而该来的正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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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我们是谁

　　十几年前，我在国民党黑牢中写了一首《忘了我是谁》，后来由许瀚君作曲、王海玲演唱，成为一代名歌，而《忘了我是谁》五个字，更在报章书刊之中，引而成词。且有“丑陋的中国人”剽窃以为书名，改为《忘了他是谁》者，可见忘我并发症之一斑。

　　8月19日，看到报上有我的朋友陈水扁一文，其中指摘“《忘了我是谁》的山地政策”，最后说：原住民“必须在美丽岛继续沦为苦力与娼妓，才能讨生活，岂不是执政当局与台湾人民共同的奇耻大辱”？这话没把欺负高山族的事，全记在外省人的账上，是很公允的。

　　事实上，外省人欺负高山族，不过四十年；台湾人欺负高山族，却长达四百年。说“忘了我是谁”，是不够的，该是“忘了我们是谁”才成。在高山族面前，我们都是两手有血的动物、都是外来的侵略者。我们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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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戏无法，出个动词

　　中国俗话说：“做戏无法，出个菩萨。”意思是说，戏台上演戏，演不下去，抬出个菩萨来解围。搞政治本是演戏，演不下去，抬菩萨的旧式方法太累人了，聪明人就想出：何不改个词儿呢？词儿一改，许多问题，岂不就迎词而解了么？

　　例如，台湾舞厅有“舞女”；酒家、酒吧有“女服务生”，问题不少。日前，台湾省政府法规委员会的聪明人就提出，“舞女”要改为“舞伴”、“女服务生”要改为“服务生”，就问题解决了。这一逗笑，我们还没合拢嘴呢，国民党新贵组织的“新国民党”连线，又爆出新词。由于“新国民党”新出了纰漏，李胜峰乃补充说明曰，“新”字是动词而非名词！天啊！中文词汇可以这样随意扭曲、胡说八道，我们真被这些聪明人一“新”耳目啦！岂止我们，连全台湾的国文老师，都要把国文从头学起，改过自“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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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纪忠变造照片

　　8月20日《中国时报》第六版头条登出《邓小平最黯淡的八十五岁生日》专文，并刊出所谓“本报资料照片”的照片，上标“邓小平的三个时期”。并指出：“左图为抗日战争时期，右起为邓小平、徐海东、聂荣臻”云云。

　　事实上，这张照片根本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照的，而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照的。它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的部分领导人合影，一共八个人。前排左起是王首道、杨尚昆、聂荣臻、徐海东；后排左起是罗瑞卿、程子华、陈光、邓小平。余纪忠的报纸，却把左起的王首道、杨尚昆、罗瑞卿三人剪去，又把聂荣臻、徐海东背后的程子华、陈光二人修版给修掉，又把聂荣臻全身向右移，靠近徐海东、邓小平，可谓莫名其妙之至。莫非余纪忠要参加中共的权力斗争，不然这样动手脚干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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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启扬未收红包？

　　第一高尔夫球场弊案，又出了案外案。调查局抓人去问，被问急了，透露本案有大员关说，而大员者，不是别人，竟是调查局的顶头上司——法务部长萧天赞！吓得调查局的国特们，赶紧删除笔录与录音带，以开脱上司。虽然如此，消息还是漏了出来。

　　“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以萧天赞老同学身份，出来护航，理由竟是萧天赞不会打高尔夫球，应该不会介入高尔夫球场弊案云云！

　　1969年1月26日，施启扬曾收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作为红包。但我这老同学，却可说施启扬是不喜欢看百科全书的，是不是这样就可有计可施，说这位老朋友不贪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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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武炳炎护航？

　　耶稣生平不喜欢伪君子与税吏，国民党蒋氏夫妇、蒋氏父子、李姓主席，都以信耶稣为天下倡，但在伪君子与税吏上，却独加青睐，耶稣死不暝目，可想而知。国民党这样邪门儿，已属怪事；更怪的是，竟有民进党也这样邪门儿，这就更莫名其妙了。

　　1983年9月24日的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第七版上，以头条标题，赫然出现——“冒领私宰奖金案·连日遭议员责难·林正杰为武炳炎抱屈”！我当时看着报，一直摇头。林正杰以党外市议员身份，竟公开护航国民党税吏头子武炳炎，这种“忘了我是谁”的失落、失格与失态，真令我们失望已极！

　　林正杰说武炳炎“为人正直”，因而护航之。现在，武炳炎为第一高尔夫球场官商勾结弊案被约谈、被移送法办了，不知推出林正杰选“立委”的“为人正直”的民进党员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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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国民党还国民党

　　国民党新贵赵少康等搞“新国民党”把戏，意在跟老牛破车的国民党划清界限。8月20日《民众日报》社论指出：“赵少康等组织‘新国民党’连线，能否成为气候，尚难预言；至少是对旧的国民党已构成一项挑战。”

　　不料，赵少康等对内挑战之际，却遭到外面的挑战，林正杰的“绿色拍档”要求与他们公开辩论，并先下手指出；赵少康等是假改革者。

　　赵少康等固然是假改革者，但林正杰却比他们更假呢！赵少康虽假，至少还在“议会”中指摘武炳炎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责备武炳炎因为课不到大户的税，而将赋税负担转嫁于小百姓身上；但是，林正杰呢？却在“议会”中为武炳炎护航——他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哟！难怪《中央日报》要用七版头条来报导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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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财产不够，报出来源才算

　　林正杰推出“绿色拍档”连线，登报公布财产，大标题是《穷人的最后一次选举？》俨然以穷人出场也。但是，看到他们财产中，左一个六百四五十万的房产，右一个四百万的存款，外加公司股票十万股之类，顿悟他们其实也不穷。当然，比起有五幢房屋的穷公务员武炳炎来，也许有以自愧。

　　当年林正杰透过周渝介绍，到医院来向李敖“朝圣”的时候，骑的是五十CC破机车，李敖几十万稿费不拿，助他办起《前进》周刊后，他才开始“发”。郑南榕说：“林正杰办了杂志，借原先义勇相助的好汉推波助澜……又购屋置产，又买了汽车。”事实确是如此。后来做了市议员，自然更拉风了。如今他号召“‘绿色拍档’要给选民来一次净化、透明的选举”云云，谁曰不宜？不过还是由他们先报出现有这些财产的来源，再清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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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教猴子爬树了！

　　8月21日晚报登：“监察委员”林孟贵鉴于“法务部长”萧天赞被指涉及第一高尔夫球场关说案，认为调查局如果查出萧“部长”未涉此案，恐引人以部属巴结长官、讨好上司之讥；如果查出真有关说实情，则又有对长官不敬的尴尬，因而主张调查局的隶属权应该由“监察院”管辖，或如“国家安全局”，受“总统”直接指挥。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本是没有行政实权的。由于蒋氏父子的越界，“总统”的行政实权，竟然越宪法而上之，这本是一种不幸的现象。如今李登辉上台，有奴性惯性的人，竟不知削“总统”之滥权，反倒趋炎附势，一再杠上开花，以成就李登辉走蒋氏第三之路，这是要不得的开倒车的愚行。《诗经》上说：“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别再教猴子爬树了，那就像涂泥巴在泥土之上。）林孟贵之流，可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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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水平的台湾土蛋

　　8月21日，各报登出所谓“台湾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大幅广告，标题《正告违反时代潮流的“下三流”》，广告全文是攻击民进党中新潮流系的。

　　这个所谓“台湾学生自治联合会”，来得蹊跷，事实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所谓民俗艺人吴乐天干的事。吴乐天是没有水平的台湾土蛋，长得一副讨厌相，这种人能够出人头地并由李焕约见，十足证明了台湾“朝野”是多么没有文化！不过，吴乐天以“下三流”之姿，力争上游，倒是真的，只是那副德行不足以副之耳！

　　在力争上游的过程中，吴乐天也偶有“何其太雅”之言，歪打正着，未可以其人而废其言。例如在大幅广告中，他指出新潮流系本遭到“来自国民党的镇压与迫害”，但是，这个系“在反迫害的行动中，不知不觉的又染上迫害他人的习性”。这倒是真话，只是真话由他嘴里吐出来，象牙也不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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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偕老”与“与子偕小”

　　我不到十四岁就到台湾，如今四十年了。四十年间，与国民党一路纠缠，一天也没离开过。四十年下来，我最强烈的感觉，有两个：一个是“与子偕老”；一个是“与子偕小”。前者指的是时间，是敌人与我的关系；后者指的是空间，是世界与我的关系。

　　国民党不是最能开路的政党，但却是最能拦路的政党，它能拦得你无所作为，和它一起老去。“与子偕老”之下，你发现你的一生，正如艾略特（T. S. Eliot）所说的，开始便是结束（In my beginning is my end）；你和你的敌人一起老了。

　　另一方面，四十年来，你受的罪，世无其匹；你坐的牢，古今罕见，你的苦心焦思、你的辛勤努力，都不比任何同类的人少，可是，因为台湾太小，你的一切，都埋没了，或不成比例的浪费了，你与台湾，都小得不被人重视，“与子偕小”之下，你发现你的一生，正是世界的化外之民，世界没把你看在眼里，你被小人国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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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彭明敏要公道

　　前一阵子，有蔡文斌、汤金全、魏早炳三律师发表所谓声明，代表彭明敏有以发言。这月2日，彭明敏从美国写信给我，说：“我根本未曾在台委托律师代表我，更未曾委托别人替我做什么声明（附《新新闻》周刊1989年7月10日至16日），所谓‘三点声明’是别人未经我过目或同意，随便发表的。”事实真相，原来如此。

　　一般人没弄清事实真相前，可以就声明内容发生误解，但不针对内容，反而对彭明敏做借题发挥的无情论断，这就不好了。

　　《民众日报》登有林双不的文章、《自由时报》登有黄怡的文章，就是此类。黄怡说：“蔡正隆可以公然对报界主张台独，彭明敏在哪里？”其实这段话若反过来说：“彭明敏公然对蒋介石主张台独，蔡正隆又在哪里？”岂不更公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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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新义

　　英国首相曾戏言，如果首相弄错了英文文法，则文法当随之而改；我常戏言大师李敖有意歪解了的中文古义，古义当随之更新。

　　例如中文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话，古义的解释是：慎终是丧尽其哀、追远是祭尽其敬，但我却觉得，这话用在政治上，反倒更活络。一位先知先觉的政治先行者，他为理想“打拼”，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坐牢必于是、亡命必于是，身受其惠的地区人民，理应感怀他才是，又有什么资格、什么脸面、什么心肠，对他指手画脚呢？

　　对这种先知先觉的政治先行者，能够感怀得始终如一，而不凶终隙末，是谓“慎终”；能够感怀得追随怀远、而不忘恩负义，是谓“追远”。这样子有感情、有味道，才叫“民德归厚”。否则的话，只能显出这个地区人民的无情无义而已，德薄之下，又何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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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宏俊还能撑多久？

　　二十五年老友段宏俊拉我给他的报写专栏，我劝他说：“你还是再长考一下。打李敖牌就如同美帝打中共牌，是祸是福，真难以逆料。”他不听，拉我写了。一年下来，苦头吃尽，伤人无算。他的亲朋左右们，把他包围，决议去李敖而后快。段宏俊总而统之，乃把闹了一年的“李敖论坛”逐出第一版，改移到副刊版，另外新创“世论新语”专栏，放在第一版，仍由老友李敖操刀。同时婉下“总统手谕”，暗示新专栏似应有异于旧专栏，请太师笔下留情。

　　不料太师即大师，大师即疯老虎，疯老虎即疯起来不分首从、见人就咬的大虫，结果段宏俊不但在第一版上未能清场，副刊版也赔了篇幅又折兵。

　　段宏俊的喜剧是他交到“李敖”；段宏俊的悲剧是他以为可以羁縻“李匪敖”，结果误交匪类，自找苦吃。如今当有猛兽不可与同群之感矣！段宏俊度量气势，天下第一，但他还能撑多久？“郑伯克段”之日，“归去来辞”之时，我想我也快告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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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才老天真

　　国民党中央考纪会主任委员吴俊才先生是我的老师，三十年前，在台大历史系，他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气氛融洽，天真而不老。如今三十年下来，我饱更忧患，变得老谋深算，老而不复天真；但吴老师却还老而天真，我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喜的是吴老师“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惧的是这样子老天真，真不知是退步还是进步。8月21日，吴老师在党务报告时，批评国民党只重选举胜利，将选贤与能的理想置诸脑后，导致候选人为争取选票不择手段，甚至退党烧证，他对这种无党纪、缺党德的行为，倍加谴责。不过，依我看来，国民党从革命党沦为选票党，何尝不是一种进步？革命革得几十年下来，选票尚且不保，足见群相革命无效，反不如朋比为奸来得实惠。吴老师不识时务如此，非老天真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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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班了

　　吴俊才老师一心想追回那“视党籍为第二生命”的国民党，其实今天在台湾的国民党，真正肯为自己的党抛头颅、洒热血、不争权、不夺利的党员，简直凤毛麟角了。我常常说：“别以为还有什么‘国民党’吧！今天的国民党，八点钟上班，五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以后，就不是国民党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再上班做国民党。国民党下班后，抱住老婆，或被老婆抱住；抱住小老婆，或被老婆逮住……哪里还有什么国民党呀！谁还要做什么国民党呀！”

　　今天还要做国民党的，“生我之门死我户”，为利而已。一旦利之不在，不退党烧证，还留恋个屁？不过，当年退党烧证如苏南成者，到头来还不是回头做中常委？小人浪子回头，不以为耻；大党招降纳叛，不以为异，足见“视党籍为第二生命”者，大有人在，吴老师不必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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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富翁成功探秘

　　根据最新一期的《财星》双周刊统计，台湾的蔡万霖首度晋入全球十大富翁排行榜。

　　我和蔡万霖交过一次手。二十五年前，我置了蔡万霖盖的国泰信义公寓，三十坪、四楼、六万元进门、余六万元分期付款。不料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两，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论。蔡万霖出来，很傲慢的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

　　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务，立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回忆起来，不禁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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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死不瞑目

　　8月24日下午，殷海光先生的夫人夏君璐女士来我家，带了一瓶洋酒来看我，她不知我戒酒已十多年了，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一切的了解，基本上，还是二十年前的。

　　夏君璐女士是我的师母，她远道来访，不忘当年为救她丈夫而差点退票一位异端与义人，这是她的美德；她来看我以前，也去看了胡虚一先生，送了胡先生礼物和金钱。胡先生受她丈夫之累，陷身国民党黑狱七年，瞎了一只眼睛。

　　殷师母是应自立报系举办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自美返台的。我笑着向她说：“这年头儿真变了！雷震死后十年，忽然冒出了许多雷震的知己，跑出来作雷震秀；殷老师死后二十年，忽然钻出了许多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跑出来作殷海光秀——殷海光死后的朋友和学生，比他生前多，你说怪不怪？”殷师母听了，为之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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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殷鉴不远呢！

　　我并不反对纪念殷海光，但我反对利用他来纪念他。殷海光死后周年之日，我曾有信给殷师母，提到头一年我写给她的密件。我说：“在那封信中我又忧虑海光先生死后恐被利用，结果都不出我所料。海光先生死后，‘党化’者有之（如去年9月17号国民党的The China News。说他“He wrote editorials for the Central Daily News for a while in Nanking.”但却只字不提他在《自由中国》的壮烈举动！），‘国化’者有之（如把他描写成固有文化的回头浪子！），‘神化’者亦有之（如把他收归上帝名下，做信教者的死证），其他歪曲他、窄化他的，更属不少。”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由于国民党的强弩之末，由于殷师母的一元复始，殷海光已不再被禁锢，已从封闭中解放出来。但是，各种利用他的秀局，却方兴未艾。连吴丰山、张忠栋、杨国枢、胡佛、李鸿禧、何怀硕、郑钦仁等跟殷海光毫不相干的胆小鬼都敢抛头露面了，士林怪态，可真殷鉴不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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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人间没有公道

　　自立报系大做殷海光秀，由它的头子吴丰山接见殷海光夫人，即时表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在争取言论自由上总要忍受一些痛苦、一些煎熬。现前，来自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一齐纪念殷海光先生的贡献，证实了人间自有公道。”

　　其实，所谓“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殷海光受难之际、苦难之际、危难之际，不但没援之以手，甚至是殷海光的敌人的同路人，这些人今天以知己嘴脸，重现江湖，江湖之中，可没有这种不要脸。

　　另一方面，当年真正对殷海光援之以手的人、二十年来一直为殷海光“吾道一以贯之”的人，却被伪君子们视而不见并且大加排斥。伪君子们抹杀他们，正因为他们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如今先行者们如彼、伪君子们如此，正好证实了人间没有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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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气为之夺

　　中文古典词汇有“夺气”一词，《三国志-张辽传》说“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梁书-曹景宗传》说“器甲精新，军仪甚盛，魏人望之夺气”。意思是说，你的气势，被对方给夺走了。

　　夺气的场合，往往不是以大夺小，正相反的，而是以弱夺强，是势力弱的一方，深入虎穴，使势力强的手足无措，虽身为强的一方，但被突击之下，慑于声威，气为之夺。

　　当年汪精卫刺摄政王被捕，但是清廷慑于声威，竟不敢判他死刑，消息传到海外，革命党为之大乐，理由是清廷之气，已为他们所夺。今天国民党对海外闯关者李宪荣，竟不敢依法处理，使他如入无人之境又如出无人之境，明明已宣布是该强制驱逐之人，却公然散步街头、招摇过市，警方却不敢动其分毫——一个政府窝囊至此，气数不尽，安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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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法为之毁

　　国民党本是一个喜欢立法而不喜欢守法的集团，立法给别人守，自己却逍遥法外。不过，国民党虽为不法之徒，其表现在不法上面，倒也尽量含蓄，一般以“三点不露”为主，真正脱光了硬干，倒也尽量避免。国民党多玩大法而少玩小法，对小法，有时还是按规矩来的。

　　不过，自从蒋氏父子死后，留下的烂摊子罩不住了，守法的假象，更被拆穿；玩法的范围，更形扩大，结果对小法，也公然玩起来了。

　　从几次的海外异议分子闯关事件，就看出它小法玩得何等下作。从“堵狼法”不许许信良下飞机、到“抬猪法”把陈婉真抬上飞机、到“送瘟神法”把李宪荣请出家门，按照国民党自定的小法，是没有一件通得过的，但国民党不管，只要图个一时方便、只要减少惹来麻烦、只要求得选票到手，什么法不法，都“青菜”啦——一个政府自毁至此，还不完蛋，岂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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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新贵的嘴脸

　　整天在我们眼前招摇的，有三种新贵。

　　第一种新贵是国民党的第二代。他们靠老贼打来的天下而逆取之。这票人之有今日，本身德薄能鲜，大多借老贼之光。如今为了作秀，竟反噬老贼起来。老贼固然不是东西，但“盗固不义，而跖非诛盗之人”，难怪老贼们不服。至少那个天下，是老贼们当年卖命打来的；他们这些新贵，却是安享别人的天年来的。

　　第二种新贵是民进党。他们靠老政治犯前仆后继的血泪与青春而逆取之。其中尤以“新潮流系”为最。这票人之有今日，本身无尺寸功，只善于内斗、善于“打拼”自己人而已，对老政治犯忘恩负义，他们最拿手。他们的天下，是安享别人的坐牢来的。

　　第三种新贵是海外归人。他们的规格是离台二十年、旅美旅加二十年、博士头衔、会长身份，一点险不冒，一切坐享其成，摇身一变，就即溶咖啡式的冲成“英雄好汉”。他们的天下，是安享“远来和尚好念经”来的。

　　这三种新贵，都来得无耻，我们可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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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宏俊前途坎坷？

　　8月3日《自立早报》登：“到目前为止，多数国代多半视段宏俊的竞选总统之举系‘存心搅局’，但也有部分国代表示‘不排斥’的态度。”同日《台湾时报》登：“据了解，段宏俊为部署明年‘总统’选举，正积极拉拢国大代表，同时在今年4月份设立资深国大代表服务处，大做关系，但从资深国代对他议论纷纷的情况不难发现，段宏俊想竞选明年总统的前途，将是十分坎坷。”

　　在我看来，段宏俊固然前途坎坷，但比起李登辉来，其实后者比前者还坎坷。段宏俊想当“总统”，他拉票，不靠刀光、不靠剑影、不靠党纪、不靠铜臭、不靠贿选，只靠牛皮与脸皮而已，比起李登辉来，还清寒得多、清爽得多呢！至于涉及中国前途，李登辉更又坎又坷。南朝江淹写《待罪江南思北归赋》说：“愿归灵于上国，虽坎坷而不惜身。”李登辉要做到“不惜身”的地步，还早着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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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那是真的”

　　当年我身陷大狱，在国民党黑牢中做叛乱犯，放风之际，碰到一个小叛乱犯。他是一名高中生，因想组党，被抓入笼。他大惑不解，向我说：“李先生，公民书中告诉我们，宪法第14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我以为那是真的，就想组党，结果就给抓进来了。”我听了，哈哈大笑。

　　如今段宏俊所犯的罪，其实跟这名高中生一模一样。大概也是公民书冲昏了头，公民书中明说“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年满四十岁者，得被选为总统、副总统”，段宏俊显然以为那是真的，所以就勇于“实行宪政”了。

　　从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民权利上看，我的小难友、我的老朋友，他们不自量力则有之，但名正言顺、想得天下以正，却一点都没错。滑稽的是，他们的动作，竟未免使我们感到滑稽。看他们一本正经，顿感真正该被嘲笑的，反倒是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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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他做皇帝算啦！”

　　大凡想亲自出马，做一国领袖者，基本上，都有一种奉天承运的封建气象，“天生德于予”，想当上现代的皇帝——总统，以解决想当皇帝的需要。

　　不过，细数中国几千年来四百二十四位皇帝，不论是正统或僭伪，其得天下也，不外是打来的、世袭来的或禅让来的，从来没有靠结党营私贿选利诱来的。从这种角度看，“总统”的当选，其实未必比皇帝的登基更清高。至少当皇帝无须自备“国大代表”！

　　“马五先生”雷啸岑者，故国大代表也。他“平时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有天开玩笑说：“我看不要每月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

　　我每想到这番话，就想到北洋军阀曹锟。曹锟贿选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他只花一次钱，他若知道连选得连任，早就选皇帝啦，零存不如整付，那样才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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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丰山式惭愧

　　自立报系大作殷海光秀，在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吴丰山致开幕词，指出：“作为自由报业的一分子，本报系无可卸责地要追溯二十年前台湾各报纸，在殷海光受难期间噤若寒蝉的这个事实，并且因此感到惭愧。”“正因为如此，我们确实感到报业界无可卸责，应该郑重地还给殷海光先生一个清清白白的历史公道，并且期勉报系本身不再犯错。”吴丰山的自责态度是可取的，但期勉“不再犯错”了半天，却又犯了错。

　　第一，吴丰山不必代别人惭愧了，自己惭愧就够了。以《自立晚报》而论，就高压下争取言论自由的程度比例而言，李子弋等前辈所做的努力，今天的晚辈吴丰山都赶不上，吴丰山实在该因代人惭愧而惭愧。第二，今天被吴丰山请来参与所谓还给殷海光历史公道的人，他们自己就是不敢伸张公道的懦夫，这由他们多年来目无真正替殷海光主持公道的义人，就可证明，吴丰山物以类聚，真是错上加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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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赖中兴

　　当年殷海光生病，群医还没束手，群友群学生却先束起手来。那时候，“负债救人、义重如山”的，只有李敖一人而已。

　　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回忆：“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事实上，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有李敖有钱”，最有钱的是陈鼓应。他继承了金钱和房产，没分给他妹妹陈桃桃，一个人独吃了。他是第一有钱的，可是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国多年，也都有钱，至少都比我这卖苦力的、多年失业的有钱，只是他们光说漂亮的话，不做漂亮的事。在整个的殷海光住院过程中，我只见过一个小书商赖中兴送过一把香蕉。我在殷海光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兴后来自杀了，在目前大人物们大作殷海光秀的当儿，我想起这个小人物，我真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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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增的公道

　　台大教授刘福增是我老同学，我们因打笔仗疏远，已不来往。他是殷海光弟子中，残存在台大哲学系里唯一的一位。8月28日，他在《首都早报》写《冲出自由的警戒区——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以最严峻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极权的特务统治”，这种“深入‘自由的警戒区’去冲锋陷阵”，“今天在台湾（包括常在台湾和海外之间来往的）所有号称自由派学者的殷海光的学生或学生辈的人，都差多了”。不过刘福增补了一句：“李敖也许算是例外。”

　　我很欣赏我的老同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的用了“也许”两个字。

　　刘福增又批评自立报系举办殷海光研讨会的褊狭。他说：“有两个殷先生的学生也应被邀请与会，不论他们愿不愿来或能不能来。他们就是李敖和陈鼓应。”

　　我很欣赏我的老同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的把凤凰和麻雀们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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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清的谄媚

　　《论语》中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意思是说：不是你应当祭的鬼神而你去祭，那就是谄媚。为什么？因为古人在这方面的分际是很严的。《左传》中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一窝子的人，纵属幽冥，也不同路的。

　　肉麻的是，台湾从党外人士到民进党，都有一些货色，谄媚于国民党的祖庙之前。国民党省主席邱创焕回乡祭祖，党外县长黄石城竟一起上香下拜，大祭非其黄鬼，其谄可知也。

　　另一种货色，他虽然还没祭到别人祖庙，但谄媚之态，已预约于先。民进党台北县长候选人尤清，特到国民党“总统”李登辉的家乡三芝乡去拜见“太上皇”李金龙，碰壁而出后，还做肉麻谈话，说李总统是台湾的伟人，他尤清如果当选台北县长，决定把李总统的故居整修完善，拓宽道路、停车场、凉亭，供各界人士参观，力求李“总统”故居的完整——纵使无耻如高玉树者，也不过当选台北市长以后修天桥以迎老蒋，但尤清却快“马屁”加鞭了，真无耻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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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大家独

　　8月27日晚上，民进党云林县长提名人廖大林，在西螺镇举办的首场“民主说明会”中指出，如果他当选县长，表示已“光复云林”，他将要宣布“云林独立”。又说，他若当选县长后，县长室将只挂各乡镇长肖像，以示对地方基层的尊重，将不会挂那些元首肖像。

　　对廖大林宣布将不挂元首肖像，我是赞成的。不过，他宣布改挂各乡镇长肖像，却很危险。因为这样搞各乡镇首长个人崇拜，极容易引发各乡镇的独立，这样一来，老百姓更眼花缭乱了。

　　云林县能独立，则逻辑上，“斗六独立”“北港独立”“虎尾独立”“土库独立”“台西独立”“东势独立”“斗南独立”“仑背独立”“西螺独立”“林内独立”“古坑独立”……都言之成理，“台湾独立”又算老几呢？有立大家独，台湾被摒于联合国之外，但台湾自己就可开个联合国，谁还要进联合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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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是台奸

　　民进党云林县长提名人廖大林有“云林独立”之说，至少在口号上，我判定他是“台湾独立”的敌人。因为云林县一旦独立，台湾各县市必然一一跟进，则纵使台独成功，由于各县市已脱离中央，台湾人的中央政府只好逃出台湾、退守绿岛，一如四十年前外省人的中央政府逃出大陆、退守台湾一样，则台湾独立之国，势将空头而无所依附，一旦绿岛之民，起而独立，“绿岛独立”之日，除李宪荣等可高飞远飏外，“新潮流”之徒众，势将跳海矣！

　　所以，“新潮流”之徒众，当务之急，不是宣布吴乐天是“台奸”，而应转移这号大帽子，扣在廖大林头上。因为“云林独立”思想蔓延之下，人人皆将“台奸”以去，“新潮流”想做“台奸”，也赶不上新潮流了。

　　为国民党计，当务之急，是立刻让出云林县，促成廖大林当选，由“云林独立”进而各县市独立，这样才是消灭并根除“台湾独立”的正本清源之道——只有玉碎，才得瓦全，国民党加油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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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壳蜗牛出臭主意

　　无壳蜗牛卧上街头，以无住屋为抗议，抗议了一夜，其实只供国民党、民进党等党棍趁机作秀而已，“住者有其屋”吗，还远着呢！

　　孟绝子打电话来，聊天中谈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国民党政府面对房屋政策的方法。谈的结果，两人发现只有采行阿根廷贝隆党徒在独立大道上集体大便模式，才能奏效。无壳蜗牛们应以一万人为集合人数，先到中正纪念堂大便，如官方再形玩忽，则二十四小时后，再去慈湖大便。国民党总不能像共产党那样开出坦克车来清场，它只能开出水肥车来清场。于是，无壳蜗牛们无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国民党有屋住不得，逐水肥而居，余味无穷之下，民进党进无隙拉大便，退无缘捡水肥，其逐臭空间，也随问政空间一体减少矣。政治问题，大便解决，其斯之谓欤？唯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房屋政策落实过度——盖好以后，以为是国民住宅，其实全是一间间公厕。蜗牛又叫苦矣！

　　附录

　　台北日记（画饼楼主）

　　不宜拉屎宜拉尿

　　李敖“太师”（段宏俊专用语）跟孟绝子（李与胡美人离婚，即段、孟二位“签证”）通电话，互商如何助“无壳蜗牛”一臂之力，逼使国民党改善住屋政策。他俩的结论是，先到中正纪念堂解大便，再到其他重要场所照拉不误，把整个大台北的空间搞臭，房屋政策就会改善了。

　　画饼楼主不反对李、孟“拉”的办法，但不赞成拉屎；因为屎会招来苍蝇，苍蝇可将屎上的大肠杆菌，带到饮食店、面包店以及居家的餐桌上，这样会引起肠胃炎，甚至霍乱（虎烈拉）。同时，大便太臭，把主管房屋政策的官僚臭跑了，叫谁来“改善”房屋政策？

　　我认为改为机动性拉尿较妥，不过不宜在中正纪念堂乱拉，因为晚上有不少“汽油桶”（胖太太），在那儿跳土风舞减肥，你一脱裤，就构成“妨害风化”。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到财阀的黄金地段，以及主管单位的大小官僚公馆大门口去拉。最好是在半夜进行，卫生警察根本抓不着“证据”（“那话儿”一缩，就入“裤”为安了）。

　　屎臭，尿骚，臭可臭死人，骚却骚不死人。效果一样——逼使政府改善住屋政策。

　　一人可拉两泡尿

　　从拉尿抗议住无其屋，联想到民国三十九年，香港有家报纸登了一条花边新闻，说是一位乡下人进城，尿憋不住，于是找到一个墙角就地解决。正拉尿时，忽然听见远处有人叫道：“不准随地小便！”乡下人回头一瞧，原来是位警察先生。

　　他一想糟啦！这下非破财不可（香港殖民地对付拉尿的法子就是罚钱），这时佛至心灵，陡然一计袭上心头，这位乡下老兄像螃蟹一般横行了十几步，照着墙上又拉半泡。说时迟，那时快，警察一把抓住乡下人的衣领，立刻移送法办。值日法官问他为什么随地小便，他回答道：“我看到那位警察先生先在那里解小便，所以我也解。”法官一听，马上打道现场，一看，果然有两泡尿痕，于是二人各罚港币。后来警察不服，才算“尿”落石出。

　　目前无住屋者团结联盟，成员比民进党起码多三倍，一人拉两泡尿（每人平均五百毫升，像一大杯木瓜牛乳那么多），大台北黄金地段，便可骚气冲天矣！（《世界论坛报》，198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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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先还钱再说

　　辜宽敏以《荣星花园开发投资案监察院陈情全文》登报，大声以满版广告喊冤，抱怨政府吃了荣星花园。其实，辜宽敏只是傀儡，真正的幕后人是他哥哥辜振甫。

　　荣星花园的继承权，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伟甫手中。辜伟甫遗嘱中委托辜振甫代他妥为处理荣星花园，辜振甫面诺于先，却搞鬼于后。他以弟弟遗产不足还债之说，使荣星花园低价入于他手，只以六五折还债给鹿港乡亲，结果六千万的债额，都被赖掉了。

　　鹿港乡亲坐看荣星花园地价超过六千万二三十倍以上，起而愤争，并由义人林永智先生致函台北市政府工务局长潘礼门，要求“于发放荣星公司土地补偿费之同时，能敦请辜振甫及辜宽敏两位先生执行故辜伟甫先生遗言”，潘礼门把皮球踢到地政处，已经5月于兹，不得解决。如今辜振甫又以政府吃他，大喊其冤，我看还是先还了钱，再喊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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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天赞的三化战

　　“法务部长”萧天赞涉嫌关说案，变化之下，出了三化的意外发展。

　　第一是政治化。——说法是他的上司李焕以派系不对想整他，他的下属调查局怕他夺权也想整他。其实李焕是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国建班的师保，而他只知做官，哪敢朝“调查局”夺权？施启扬不夺权，升上副院长，这种为官之道，萧天赞岂有不懂？

　　第二是省籍化。——说法是外省人“行政院长”等为了打击台湾人总统支持的台湾人“法务部长”，因而整他。其实从李登辉到萧天赞，这些“台奸”，哪个不是外省人提拔出来的？今天出面写联名信替萧天赞撑腰的“监察委员”吴大宇、张一中之流，又是哪省人？

　　第三是群众化。——说法是本案为法律事件，在真相未明前不可“新闻审判”“群众审判”，这话没错。但是，看到新闻广告上为他造势、群众大会上为他呼唤，甚至各县市的群众要包一百多辆游览车去投而资之，这种群众行为，也大有可疑吧？

　　从这三化的动向里，我们可以领教不少台湾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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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诉诸群众到诉诸上天

　　探讨真理的过程中，往往有多种谬误（fallacies），其中一种，就是“诉诸群众的论式”（argumentum ad populum），就是靠群众的呼啸，来决定真理，这在逻辑上，本属笑谈。不料在台湾，这种谬误，居然也政治化了。民进党的朱高正，动辄以群众要他如何如何，便可说了不算，恋栈职位；国民党的萧天赞，也如法炮制，纠集群众，大声询问说：“我是要做下去，还是辞职呢？”及至群众大声回答：“不要辞！”“做下去！”萧天赞才心满意足。

　　这种诉诸群众，还不算本领，萧天赞还要诉诸上天呢！在群众大会时，正好下了雨，萧天赞即时说：“感谢乡亲的爱护，这是大家的风雨真情，感动了上天，天也在流泪。”

　　20世纪职司法务的大吏，官箴不修，不知自反下台，反倒诉诸群众与上天，以无知迷信助威，这成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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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逃的身份

　　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迟来的正义之声发出。韦政通等二十年后为殷海光讲了话，指出胡秋原当年对殷海光落井下石的不是。胡秋原老羞成怒，写信给《自立早报》强辩，说：“韦政通君之‘表示’是歪曲事实。我曾为殷海光事写信台大校长、文学院长，我第一句话是‘我以中国学界一分子和贵校学生家长之资格’写信，非以立法委员身份。”在同一天，报上也登出“监察委员”对联名慰问萧天赞的谈话，他们说：“联名写慰问信，纯粹是个人行为，与监委之角色无关。”“完全是友谊立场，并无其他意义。”

　　这些说法，都是言伪而辩的混话！

　　你既是“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你的一举手一投足，就是“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你无法不以此自居，别人也无法不以此侧目。你的身份，是无所逃的。你不能说你领薪水，去开会时是“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但拉稀屎、放臭屁时就不是“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你是逃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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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过李老头吧！

　　中央社台北30日电讯说：“民进党台北县长候选人尤清昨天晚上8时左右，前往台北市圆环帝一沙茶海产餐厅，‘拜访’李总统尊翁李金龙老先生，不过，双方并未碰面。据了解，李老先生经常到‘帝一’用餐，尤清在获知此项讯息后，于昨天晚上由一位友人陪同前往，希望能达到‘会面’的目的。日前，尤清曾刻意到台北县三芝，欲拜会李老先生但未谋面，然而有部分媒体则引用错误讯息表示，尤清和李老先生相谈甚欢，消息披露后，并经否认。一般认为因选情逼紧，尤清欲拜会李老先生，只是一种造势动作。”

　　我曾为文枇评民进党员一再请见国民党党中央的行径，怪他们失之下贱；也曾批评他们一再利用郑南榕的小女儿搞政治活动的行径，怪他们失之残忍。如今这票人又连九十三岁的李老头都不放过了，实在政治搞得太不入流了。尤清还是喝过洋水的人，试问德国人会这样没格调的搞政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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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真是一个怪地方

　　有的人跟台湾扯在一起，占尽便宜；有的人跟台湾扯在一起，吃尽大亏。台湾真是一个怪地方。

　　以李敖为例。四十年来，讲受的罪，世无其匹；讲坐的牢，古今罕见；讲个人的苦心焦思、辛勤努力，不比任何同类的人少。可是，因为身处台湾，跟台湾扯在一起，一切都埋没了、或不成比例的浪费了，在全世界固因台湾太小而没有地位；在台湾也因人们是非不明和忘恩负义而有志难酬。台湾这样子恶待李敖，真是一个怪地方。

　　以李宪荣为例。他没为台湾受过任何罪、坐过任何牢，他只是暴风雨中在外国一逃几十年的一名逃兵。在台湾雨过天晴后，他回来了，竟摇身一变成为英雄。但他不如任何打拼的人，因为他毫无打拼纪录，只因为跟台湾扯在一起，就占尽便宜，这岂非怪事？他临走时，还要与国民党政府暗中讲好，不能有强制驱逐的局面，因为这种照片传到外国，将使他没有居留的面子。这样一个一点险也不冒、一点亏也不吃的人，居然还是英雄，这算哪门子英雄？台湾这样子善待这种货色，真是一个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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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看不起的连线

　　最近不论国民党、民进党，为了争取选票，都搞出所谓连线式作业。国民党方面，有“新国民党连线”、有“集思会连线”、有“少壮联盟”、有“新人新连线”（爱心连线）。……民进党方面，有“绿色拍档”、有“彩虹连线”、有“正义连线”、有“新国家连线”、有“县长连线”。……你连我连之余，甚至所谓“无党籍立委”也要搞“第三势力连线”，以图自保。一时连线并发症，风起云涌， 为四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添新章。

　　按照国民党、民进党的党章和宣传，无不以人同此心结而为党，都自谓党内无派系、也不应有派系。可是，这种连线式搞法，却是明明在党中别搞派系，对党的整体而言，显然构成不忠与伤害。

　　你可以不入一个党，既然加入了，却公然背弃信守，以别树一帜搞小组织，在行为上，是谓失检；在道德上，斯为失德，这是叫人看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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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哪国的中文！

　　难友李世杰先生寄来一张国民党“立法委员”候选人刘盛良的宣传单，说“妙文一篇，送请敖之共赏”，我拜读之下，哈哈大笑。

　　宣传单的全文如下：“亲爱同志钧鉴：党内初选，承蒙赐票，荣获上级提名参加立法委员普选，隆情厚爱，铭感五内，实当造府躬候教益，奈地幅辽阔，实难如愿，谨以端函殷恳钧座以及阖府，仍本以往之厚爱，影响所及，继续支持，如获当选，为国家为社会，当抱赤诚，秉持民意，在国会议堂上，定不敢有失厚望耶，临颖神驰，不胜感盼之至，肃此恭颂诸凡顺绥并阖府均安，立法委员候选人刘盛良鞠躬1989年8月X日。”

　　李世杰先生说：“请注意上款及两个‘实’字，还有‘钧座’，更有那个‘耶’字，都是国民党‘人才悸悸’的明证！”在这种明证下，我们发现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实实”令人心为之悸，这是哪国的中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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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排斥了外省人？

　　“立法院”第八十四会期报到之日，民进党大做劝退秀，堵在门口，逼老委员退职，引发不少冲突。冲突之一是跟“立法院副院长”梁肃戎的。事后记者以政治权力总是要求其平衡为问，梁肃戎回答说：“对，要求得平衡，现在经济上已经是本省人的天下了，行政部门也快了，就只剩下国会还不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逼？还不是省籍因素，本省人在排斥外省人。”“总而言之，我支持台湾人民，但不能接受被排斥。”他又答复许荣淑说：“你们有民意，我们没有吗？在大陆！”

　　梁肃戎的话说得理直气壮。不过，在又直又壮之余，请别忘记：台湾的外省人中，你们在“国会”中的，只是外省人的极少数，你们纵有脸皮代表在大陆的同乡，也没资格代表在台湾的大陆人，他们同你们一样住在台湾四十年，你们凭什么一路代表其民意？

　　由此可见，本省人固然“在排斥外省人”，比起你们外省人排斥外省人来，还要“见外”得多哪！尤其蒋家王朝黑牢中的外省人，其受苦受难程度，比本省人还凄惨得多。梁肃戎只知责人而不知察己，应该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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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情归何处？

　　9月1日，记者问梁肃戎说：“你认为民进党排斥外省人吗？”他回答道：“这还用说！你看连费希平他们都排挤，有用的时候是同志，没利用价值时就弃之如敝屣，完全无情的作风。”

　　梁肃戎又批评本省人，说：“我自认是最懂得本省人的外省人，在台湾这段时间，我也帮过不少本省人的忙，其中不乏现在最有名的财主，但他们现在发达了，反而‘钱孔看人人自小’，这种事我碰多了，凭良心说，有些本省人实在是无情，要是在我们东北就不会这样。”

　　梁肃戎这些话，是心直口快的话，我很欣赏。不过，他本人和本省人混久了，我看也就逾淮为枳、也就不像东北人了。真的东北人，绝不会在自己同乡孟绝子、李敖等受难之际，无情的不援之以手，但梁肃戎和他的费希平等东北民意代表，却坐看同乡坐冤狱——本省人弃外省人如敝屣，又算什么？外省人早把外省人弃如敝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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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义一死不瞑目

　　无耻的台湾人政客高玉树又来了，他在《自由时报》开了“高玉树专栏”，大谈歪理。说它是歪理，也许他不服气，他会说仁者见之以为仁、智者见之以为智、歪者见之以为正，何能遽予否定？好，那我就来一段没有见仁见智余地的，给他一次教训。

　　9月2日高玉树写《球场关说案匪夷所思》一文，其中说：“十年前，日本检察单位因握有确切索贿证据，检举前首相田中义一的涉嫌不法。检察单位首先签报司法部长，再由司法部长向当时的三木总理报告，因证据确凿，只得依法办理，经司法部长批示后，检察官即逮捕田中前首相。”

　　稍知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田中义一是六十年前的日本首相，他根本一辈子没有犯过这种索贿式的不名誉的罪，他是王八蛋、日本军阀，但绝没蛋阀到去干这种不名誉的事。事实上，十五年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倒涉及此案。无知的高玉树这样糟蹋田中义一，乱点田中谱，田中义一死不瞑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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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局长”何不检讨自己

　　9月3日的《中国时报》上，登出国民党“新闻局长”邵玉铭的长文——《对解严后大众传播事业之观察与建言》，文中又臭又长的大谈其德政，并对小民提出检讨。我看过后，深感这个伪君子在谎言欺世。

　　例如邵玉铭说：“如今我们对大陆地区的了解深入，这必须感谢记者们不畏辛苦，甚至冒险犯难的贡献。”这话看起来，是何等诚恳？但谁知道，记者们冒的险、犯的难，却不在大陆而在台湾，试看《自立晚报》记者去大陆采访，归来予以处分并移送法院的，正是邵玉铭本人！

　　又如邵玉铭说“不宜动辄以行政命令或法令规章来监督或处分”，以免影响言论自由，这话看起来，是何等诚恳？但谁知道，秘密去函警察单位，叫他们暗中以违警罚法查扣李敖著作的；严厉指示下属单位，叫他们公然以妨害秩序法办李敖的，正是邵玉铭本人！

　　连戒严时期都不会被行政处分或被移送法院的，在解严以后，全被邵玉铭干出来了，邵玉铭何不检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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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私吞慈善捐款

　　9月3日报上说，荣星公司已悄悄领走提存法院的土地补偿费。据指出：荣星公司是由于台北市长吴伯雄的征收决心，才“暗中退出”与市府的抗争。这一领走，把这一阵子砍树也、陈情也、登报也等等一连串小动作，都画上休止符。辜振甫乖乖领走二十二亿六千八百二十八万六千七百七十四元的补偿费，其实也占了大便宜而去。

　　为什么？因为他死去的老弟辜伟甫遗嘱中，荣星公司的土地公告现值为十一亿六千万，如今辜振甫岂非赚了一倍？辜振甫签字同意执行遗嘱，执行得如此大翻其本，岂不快活？不过，遗嘱中明列有赠给“台北生命线二百万元、孤儿奖学金五百万元”，却被辜振甫给私吞了，这是什么意思？

　　国民党政府惩办以慈善名义办杂志敛财者，华视武夫武士嵩也以牛刀杀鸡，大刀乱砍。不过办杂志敛财者再不像样，也收容了一些孤儿给人看。但辜振甫呢？却一点本钱都不花，就私吞捐款了。国民党政府在哪里？拿牛刀的武士嵩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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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楼才算好汉

　　陈独秀当年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它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

　　胡秋原逃到台湾后，他写的东西，有进步了，至少钱思亮看得懂了。他要钱思亮解聘殷海光，钱思亮照办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有人以迟来的正义重提此事，胡秋原火了，“在三层楼上展开”反击了。其实，有本领从“立法院”楼上下来，以一介平民，与人相抗，才算好汉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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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雨的，打倒加水的

　　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满清政府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包子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

　　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

　　如今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

　　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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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李斗争，屁来有自

　　民意调查基金会9月3日公布调查报告说：目前政府的重大政策，到底应该由谁负责？是“总统”李登辉呢？还是“行政院长”李焕？结果显示，有三成五的民众认为应由李登辉负责，只有一成多认为应由李焕负责，而认为应由双李共同负责的，有一成六左右，不过也有两成的民众，不知该由谁负责才好。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这种总统制明明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宪精神明明是内阁制，但在蒋介石还政于己的决定下，希旨承风之徒，弄出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剥内阁之权，于是整个的体制为之大乱，积非成是、积重难返，到底是什么制，大家都迷糊了。

　　现在大家以回归宪法为时髦口号，又期盼李登辉一反蒋氏父子所为，真正守宪法而行宪政，但一民意调查，却发现老百姓还这么混蛋：还有这么大的比例，误信临时条款夺来的总统权力，而有双李体制双李斗争之说，这都是中了临时条款的毒！其实真要回归宪法，李登辉只是空头大佬倌而已。一边要李登辉守宪法，一边又要他有权力，这种老百姓，非混蛋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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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何辜？玫瑰何辜？

　　国民党搞爱国，搞得兴起，祸延匹夫匹妇，也祸延梅花。于是“梅花梅花满天下”，有梅花之餐、有梅花之衣、有梅花之歌、有梅花之书。……其实梅花自是梅花，梅花与国民党毫不相干，不过梅花有知，当有倒霉之感而已。

　　民进党搞把戏，搞得兴起，祸延匹夫匹妇，也祸延玫瑰。自林正杰帮其老婆杨祖珺竞选送玫瑰起，大家看中了玫瑰。于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玫瑰大遭其殃。日前民进党在“立法院”作逼退老贼秀，且以玫瑰成阵，作为羞辱武器。……其实玫瑰自是玫瑰，玫瑰与民进党毫不相干，不过玫瑰有知，当有倒霉之感而已。

　　以前人玩政治，总还留点余味、留点净土、留点清高给别人，或泽及生物，放鸟语花香一马，没有这样一网兜收，什么都派上用场上的。梅花是诗人的、玫瑰是情人的，可是在国民党民进党的糟蹋下，连草木都为之含悲了，真是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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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上的反对党

　　台湾人搞反对党，闹来闹去，只能上街头，这不算本领；但大陆人搞反对党，却能闹上屋顶，并且由六十六岁老头子带头闹上屋顶，这就气派不同了。

　　“中华铁卫党”主席费季良，为了抗议台北市政府以违章建筑拆了他的党部，特在9月4日爬上市政府的屋顶，边爬边拆，以牙还牙，宁为身碎，不要瓦全。最妙的，是在他大拆屋瓦向下丢之时，并在中央圆顶高塔悬挂中华铁卫党党旗两面。报上说，旗子是“红黄蓝白黑五色党旗”，殊不知这一党旗，就是中华民国最早的国旗——五色旗。

　　五色旗是民国元年由参议院多数通过的国旗，早见于1912年5月18日上海《民立报》，那时青天白日旗只是海军旗，后来国民党搞非法政权窃国以去，才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所以，青天白日旗是一种僭篡之旗，非旗之正者也。

　　如今费主席爬屋怀远，以五色旗以昭示吾人，他的党纲国家主义也、五权宪法也，虽都不足论，并且显示其头脑不清，但在摆出五色旗上，却令人耳目一旧，快然有讽世之喜感也。费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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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无信，如此“铁三角”！

　　新竹民进党来了第一号战报，战报中，民进党部执行长施性平大谈由施性融、魏秀珍、蔡仁坚所组铁三角连线，他表示，此次民进党市党部一口气的提出市长、省议员、“立委”三项候选人的联合阵线，目的并不是消极的要牵制执政党，目的是在让反对党也能执政，为民服务。

　　所谓铁三角，施性融是施性忠的哥哥；魏秀珍是施性忠的嫂嫂；蔡仁坚是民进党通过的台北市市议员候选人，是林正杰绿色拍档的成员。

　　令人不解的是，新竹党外的天下，明明是施性忠、庄姬美夫妇打下来的，随着施性忠的坐牢、施性融的有钱，由兄嫂坐享江山。如今摒施性忠、庄姬美于门外，这种政治，玩得岂不太无情了么？另一方面，原来承诺给蔡宪崇的，如今改给了蔡仁坚，对新竹党员，是谓无信；原来在台北做候选人的蔡仁坚，如今又舍北而南，对台北党员，也是无信。以无情无信之男女，成三角而铁之，还要为民服务。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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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乐而乐

　　9月4日《中时晚报》上大标题：《李焕陪同瓜国总统参观，秋游明潭畔，引吭众乐乐》。内文报导又说：“上周末，李焕陪同席瑞索赴日月潭，晚宴在涵碧楼举行，筵席中李焕一脱公务的束缚，完全放松心情，唱了一段京戏之后，又唱了一首《绿岛小夜曲》。”“席中，多位部会首长也受了院长的感染，都十分尽兴，省府主席邱创焕高歌一曲《满江红》和《雨夜花》，‘外交部长’连战也唱了一首《梅花》，劳委会‘主任委员’赵守博唱了一首《心事谁人知》。”

　　对国民党大员喜欢唱歌的事，我们早在报上看到“教育部长”毛高文、台北市长吴伯雄的表演了，本已不以为奇，但是这回看到“内阁总理”带头众乐乐的大场面，我们还是要啧啧称奇的。

　　国民党在媒体上大炒范仲淹，称赞范仲淹“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今自己的大员却先天下之乐而乐起来，成何体统！为今之道，特建议如果非唱不可，以后请郝柏村带头主唱《保卫大台湾》，寓歌声于反共抗俄之中，则庶乎其不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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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视”传千里

　　我曾指出华视头子武士嵩是武夫，他主持的华视节目是什么水准，也就可想而知。他在电视节目中兜出名流教人说谢谢，名流中从钱复、吴伯雄、阮大年、柴松林、孙越、严道乃至洋神父丁松筠等，一应俱全，可谓无聊之至。电视不仁，以百姓为幼稚园小童，此之谓也。

　　不料“武夫教谢”方兴未艾之际，武士嵩又推出“武夫教窃”节目。9月6日早上8点57分，节目中出现叶曼的画面，说“我以自己的两句话，作为我的格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吃早餐、看报时，顺便一时三用，听了这段话，吓了一跳。这明明是《三国志》中蜀书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里刘备对阿斗说的话，怎么可以这样公然剽窃？这种中国名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怎么可以这样疏于检点，公然自欺欺人？武夫武士嵩不以恶小而不为，真恶“视”传千里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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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别回来了！

　　当年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兵败离菲律宾，曾以“我将回来”（I shall return.）为誓，及其归也，世人壮之；当年纽曼（Newman）主教献身改革运动，曾以古诗人名句：“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为标榜，及其来也，世人壮之。

　　如今台湾也有这种回来的豪情了，其人非他，辜振甫的老弟辜宽敏是也！

　　荣星花园本是辜伟甫的私产，辜伟甫死后，他的哥哥辜振甫故意怠忽做遗嘱执行人的职务，巧取了荣星花园，不料黄雀在后，却以被市政府征收闻。辜振甫的傀儡辜宽敏代为怒目圆睁，说“我一定会再回来”以告天下，但是闻者哂之。

　　为什么？别人所争者大，回来之日，大家喜欢；辜家兄弟所争者小，且又争得自私、小气、没道理，大家不喜欢。所以，结论是：您别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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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别无耻了

　　当年辜宽敏以搞“台独”亡命海外，颇有雄心壮志。后来回来了，原来不是自己理想的成功，而是自己理想的幻灭。其雄心壮志，也就全被国民党化为乌有。如今什么理想也不谈了，所争者无非钱钱钱而已。悲夫！

　　辜宽敏虽然不争气，但他回来之时，尚得留一点自尊，没脱裤子。不过，这种反对派的自尊，于今却更不像样了。

　　日前报载，陈鼓应在外面说：“我只想回台湾看看岳父岳母，珊珊（陈鼓应的太太）是独生女，她的父母都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应该回去看看他们，并没有其他目的，让我回去，我什么话也不说都可以，这是我这几年来的一个心愿。”“十年没有见到亲人，生活好像总是少了些什么，只要政府让我回台湾，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查陈鼓应在台湾并无血亲，而他太太返台看父母，并未不准入境。陈鼓应独对岳父岳母狂孝如此，令人佩服。不过，反对派要有反对派的格，反对了半天，最后全无自尊，“什么条件我都答应！”这种脱裤子的无耻，也是古今中外没有的。盼陈鼓应“移孝做遮羞布”，为大家留点脸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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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党的属性问题

　　9月7日《民众日报》上说：民进党政党协商委员会主委陈水扁，昨日再度建请政党审议委员会，应对国民党章中保留的“革命属性”违背人团法政党民主原则，至少给予警告处分，并通知国民党限期删除革命字样，否则各政党若要求比照办理“要革命，大家一起来”，实非国家人民之福。

　　陈水扁的指摘，是很细心的，不过犯了过于认真的毛病。事实上，国民党口口声声革命革命，其实早已不革命了，它的属性中，已没有拋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成分，完全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集团而已。

　　同样的，民进党又何尝有“民主”“进步”的属性了？它样样跟国民党学，全是国民党的翻版，从党章到党旗、从中央党部到地方党部、从党主席到中常委、从颁发党证到缴纳党费、从入党介绍到党纪处分……没有一样不是跟国民党学的，由此可见，民进党那些不违背人团法政党民主原则的词汇，认真起来，也不胜羊头狗肉之至。它自己的属性问题，也和国民党一样，是值得怀疑的。两个党都是同样货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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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宁祥的无知

　　9月7日《联合报》上说：由民意代表转入政务官的法务部长萧天赞，自从深陷“关说”疑案泥淖，至今仍未脱身，民进党籍立委康宁祥昨天呼吁执政党以后不宜再由民意代表担任“法务部长”，因为任何民代都会关说，一朝转任政务官，随时可能被“怀疑”，结果将两败俱伤。康宁祥表示，关说是民意代表服务选民的方式之一，但“法务部”首长却因负责维护国家法治制度，故须较其他单位更具公正超然的形象；而由民代担任“法务部长”，先天上就有弱点，一旦受到攻击，几乎无力招架，因此为国家及首长个人形象着想，下次组阁时应避免再由民代担任“法务部长”。

　　康宁祥这些话，是无知的。因为关键不在民代不民代，而在做“部长”的是否大公无私。既然在政党入侵司法与法务的局面下，“部长”不徇私就根本当不上“部长”，所以任何出身，都是一样。历来“法务部长”中，都不出身民代，但其令人“怀疑”也，都不在萧天赞之下。所以关键是如何把司法和法务在制度上摆脱政党的入侵，不在民代不民代。康宁祥无知，胡说八道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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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德落伍了

　　“美丽岛事件”最后一位受刑人施明德，日前在狱中致函友人，特别对台湾的法治标准及社会公义感慨良多，他表示，现在喊“台独”没有事，当年喊“台独”却长囚大牢，不知法治、公义标准何在？施明德同时对民进党内讧情形表示看法，他说，早年情势肃杀恐怖，但大伙仍团结一致，可是今日情势丕变，不意却派系摩擦，相互抵消了力量，殷盼民进党两派系共同携手前进。

　　看了这些话，我感到施明德落伍了。为什么？《孟子》中引齐人之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意思是说：虽然有智慧，但不如把握住对己有利的机会；虽然有锄头，但不如等待着适合耕种的季节。施明德自己是老政治犯，和其他千千万万的老政治犯一样，他不知“乘势”“待时”去捡前辈的便宜，反倒自己做了前辈。如今不知在“长囚大牢”中自反，反倒写信劝勉今天这些捡尽便宜的政治投机分子，这不是老糊涂吗？说他落伍，还太客气了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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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义士”学得好快！

　　9月6日下午驾机“投奔自由”的“中共飞行员蒋文浩义士”，9月7日下午就在“新闻局长”邵玉铭小官僚陪同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其中一段问答，令人发噱。

　　记者问：“你是否希望家人来台探亲？你将在何种情况下，回到你所生长的地方？”蒋文浩答道：“我非常盼望家人来台。我希望伴随着三民主义的阳光回到大陆。”

　　看了这一报导，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妈的，‘反共义士’学得好快！”在被问及“对两位蒋总统有什么印象”时，蒋文浩说他那时只是小学生，“这方面的事就是只听信共产党的传言、说法”，同理可知，对“三民主义”，他所知也不会更多，甚至知不知道有“三民主义”还大成问题。如今在下飞机二十四个小时后，突然以“伴随着三民主义的阳光回到大陆”了，这种学习能力，宁不惊人？若是蒋文浩生有异禀，能知此“阳光”，其存善因，令人惊佩；若无此异禀，无从知此“阳光”，其为恶补，尚复奚疑？邵玉铭小官僚如此填鸭子，手法真菜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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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梨不让

　　施性忠最近讲了一个故事：“一株梨树，本有大中小三颗不同的梨子，起初，弟弟（指施性忠庄姬美）垂涎其中最大的一颗（指市长职位），结果哥哥（指施性融）却把它摘来吃了。退而求其次，弟弟便想摘比较大的那一颗梨子（指省议员），结果，哥哥手脚更快，把它摘下来送给大嫂（指魏秀珍）吃了。在没有办法之下，弟弟只好巴望树上最后一颗最小的梨子（指“立委”），最想不到的是，哥哥竟然又当梨不让，顺手又把它摘了送给了外人（指蔡仁坚）。”

　　施性忠又说：“‘孔融让梨’之所以传为千古之美谈，这是因为：哥哥虽接受弟弟孔融的让梨，可是他并没有把梨子吃掉！”

　　施性忠有所不知的是，孔融的哥哥孔褒，不但不涉及吃梨之事，并且还为了孔融收留通缉犯，而代弟弟顶罪下狱，事见《后汉书》第七十卷，是于史有据的。悲哀的是，现代的孔褒，却在弟弟下狱时接收了全部的“梨”，而把弟弟一门出局溜溜！新竹的江山是弟弟打的，如今为兄的无情如此，真为台湾人的无情，别添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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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怕的推理

　　“法务部长”萧天赞涉嫌关说案，《台湾时报》访问到台大教授张麟征，张麟征说：“本案站在法理上而言，检察官在没有得到具体证据之前，不能假定任何人有罪，是正确的。……但是，行政院众多的政务委员，为什么何敏不说是别人，而偏偏指出萧部长？所以，这个案子虽查明萧部长没有关说，但仍难免令社会大众存疑！”

　　我同意“法务部长”在被人存疑时不好再干，但我不同意张麟征这种为什么不咬别人只咬你的推理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正是国民党特务们陷人入罪的基本方式。我当年与谢聪敏等一起被关在所谓“仁爱教育实验所”洗脑时，所方人员就以这种推论揶揄谢聪敏。那时正好有歌星包娜娜被抢的新闻出现，谢聪敏立刻援引说为什么不抢别人只抢包娜娜？是不是只抢了包娜娜，就证明了包娜娜有问题呢？”

　　看到张麟征的谈话，我回想起这段往事，并推荐张教授改行去干国特，才更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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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哪门子调查

　　萧天赞的关说疑云，国民党想出馊主意来解围，就是由“高检处”检察官出面，以行政处理方式、以“调查报告”做成定论，用来掩护，借以脱身。何敏的律师林宪同律师以七项实体问题与八项程序问题提出质疑，我另就这十五项外，提出一项更基本的。

　　“高检处”首席检察官陈涵表示，他是依“法务部”政务次长吕有文的指示，指派检察官陈耀能调查、了解萧天赞关说疑案，陈耀能调查、了解的部分仅止于萧天赞究竟有无关说情事，与何敏收受第一高尔夫球场业者贿款无关，全案并未进入侦察阶段，因此公布调查报告并无泄密问题。

　　既然如此，则萧天赞是高检处眼中的唯一涉案人。检察官出面写“调查报告”，洋洋洒洒，调查东调查西，却独漏了唯一涉案人本人不调查，置本人于不问，而能完成“调查报告”，这种证据认定的章法，岂不太怪了么？英文中有beat around the bush，出自打猎动作，围灌木丛而绕之，不及核心，所谓旁敲侧击者也。高检处对它上司萧天赞的动作，岂止“刑不上大夫”，根本是“问不上长官”呢！旁查侧查如此，真丢死人呀！

　　附录

　　林宪同质疑高检处调查报告

　　八项程序问题

　　（一）由高检处所发布的这份调查报告，它的法律性质如何？虽然高检处检察官陈耀能一再强调这份报告只是行政调查的结论而已，但是，事实上，检察官的行动已经是具有司法性质的刑事侦查程序，而根据法律，检察官只有侦查权而无行政调查权，如果说高检处是行政调查，那么也侵犯到洪威华的侦查权，是行政干涉司法。

　　另外，由高检处检察官在调查工作中所用的制作笔录用纸，也可证明检察官的行动是侦查，而不是行政调查，整个书类是司法书类，而不是行政卷宗。

　　（二）何敏在调查局供出的证词是被告的自白，而根据被告自白所衍生出来的关说案，根本不是案外案，而是案内案。

　　关说案既然是案内案，与第一球场官商勾结舞弊案即属相牵连案件，应该一并交由台北地检处检察官洪威华侦办。高检处将案件交给陈耀能侦办是破坏刑事诉讼法法理的行为。

　　（三）在陈耀能调查关说案的过程中，是运用司法人员身份在侦讯何敏，随后就所查出的资料，陈耀能也是以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法则来做认定，如此种种，陈耀能怎么能说他的调查行动不是侦查？

　　（四）萧天赞有没有打电话给何敏，并非单纯的行政风纪问题。倘若萧天赞打电话而让何敏做出违背职务的事，那么萧是涉及教唆犯罪，与何敏的关系可能是共犯问题，何敏既是刑事犯，萧也应该是刑事犯，两案属相牵连案件，应一并交给洪威华侦办，高检处的插手调查根本没有法律依据。

　　（五）何敏的供证是第一球场弊案中的刑事证物，是案件的一部分，应交给洪威华检察官，为什么洪威华看不到，陈耀能却看得到，陈耀能自调查局、看守所方面调借录音、录影，这是违反刑事诉讼法法理，也侵害检察官权限。

　　（六）高检处检察官对关说案进行调查后，又正式对外发布调查结果，这是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的，充其量仅能由高检处内部做签证，不能公开。高检处公开调查结果目的是在投石问路。

　　（七）何敏对陈耀能检察官的供述，日后可以作为认定何敏是否犯罪的证据，为何陈耀能在侦讯何敏时不通知律师到场，高检处未通知律师到场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程序。

　　（八）台北地检处五度拒绝桃园地检处检察官彭绍瑾讯问何敏，是侵犯彭绍瑾的侦查权。

　　七项实体问题

　　（一）所指张至满、曾德锦、曾俊义均否认曾获悉或托萧天赞关说一节，萧案经舆论如此喧腾，张至满、曾德锦身为主管高球案之主管部会属员，否认关说之事理所当然，不足为奇，曾俊义系高球案主角（被告）再笨也不会承认托人关说之事，调查报告此部分公信力存疑。

　　（二）所指陈富美说词与何敏不一致，何敏称曾向其妻说：“萧部长打电话来很客气，我很尊敬他，没有讲压力不压力的话。”但陈富美则称：何敏说他很烦，连萧天赞都打电话来讲，但细观何敏与陈富美所述并无矛盾，何敏说萧部长很客气，尊敬他，没有讲压力不压力的话，乃系就表面关说，表态陈述，至于“很烦”一句，则为精神的感受，因为尊敬他，对他的关说才会产生一方面不便拒绝，另一方面又恐有责任之心理感受，况何敏在办公厅处理公事之详情，亦不可能一五一十向妻子诉说，原调查报告，以上述不明确之细节，资为何敏之词不足采信之证据，殊欠薄弱。

　　（三）何敏说不记得有否对其母曾雪玉，提过萧天赞关说之事，曾雪玉则供称何敏曾向她提过此事，两者并无矛盾相异之处，何敏因事多心烦，对家中成员说过什么话不会放在心上，反观其母头脑空白，对于特殊之事当然有特别印象，此何足怪，调查报告中此点说明毫无可取。

　　（四）调查报告称：何敏在调查局供称是受到萧的关说，才未坚持对土地清册与地籍图逐笔核对，否则将予退件，但在接受检方调查时却供称，萧委员要我帮忙，我说大概只有土地有点小问题等语……前后不符云云，但细观上情，既说土地本来有点小问题，想要退件，因萧的关说才未坚持对土地清册与地籍图逐笔核对……前后供词连贯，并无任何瑕疵，调查报告指前后不符，难令信服。

　　（五）调查报告指球场会勘日期为七十六年2月13日星期五，而何敏称会勘后一二日萧就打电话来，但当时适逢周六下午及周日教育部并不上班，足见何敏说词不实云云，但两年多前的事，谁会记得那么清楚，既称会勘后之一二日，足见记忆已模糊，况如隔日上午，教育部仍须上班，况既未确指下午，调查报告却硬指周六下午不上班，且一二日后亦可能第三日之星期一，以上述不确定之事证作为重大案件之依据，无非浑水摸鱼之障眼法。

　　（六）至于交通部电信局查无通话记录部分：依目前电信局之装备与作业程序，对一般市内电话只能记录打出之次数，无法记录电话号码，何况萧某打电话并不一定选在办公室，调查报告以上述毫无证据力之函件，作为未关说之论点，有如儿戏。

　　（七）至于所指萧公开否认电话关说，萧、何两人职位悬殊，何敏自承与萧不熟，足见关说之说不实在云云，萧某身为部长不公开否认等于默认，部长不下台才怪，至于职位悬殊，并非关说与否之因素，何敏、萧同属嘉义同乡，萧身居要职，何敏不可能不识（何说不熟，并非不识），即使不很熟，萧某为了关说亦尽可攀关系，上述论点，亦不足令人昭信。

　　综上所述，调查报告论证，非常薄弱，无一足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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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告别

　　陈映真的《人间》杂志停刊了。

　　报上说，陈映真表示，由于财务状况一直亏累，在一期一期亏损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停刊。原因在于《人间》揭露社会黑暗面，但是人们不愿意去关心这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他还表示，如果有机会重新再来，它可能会在寻找问题的同时，也试着探寻解决问题的“希望”。

　　《人间》总共发行了四年，成本甚高，每期由陈映真的家族来贴补亏损二十五万，目前已亏损了八九百万，连订户的余款都赔不出来了，办杂志办到这种惨相，真令人太息。

　　报上又说，不少读者在订阅该杂志一年后打电话给杂志社说：“我喜欢这份杂志，但看了内容很难过，却又无能为力，因此不想续订了。”

　　这种读者是可怜的、也是伪善的，他们用拉上窗帘的办法，去隔绝“路有冻死骨”，办杂志碰到这种读者，安能不完蛋？但是，在这个岛上的人，又有哪几个不这样可怜而伪善？另一方面，陈映真妄想以漂亮的黑暗面，印入豪华杂志，进入“光明的”客厅，基本上，就是一种不搭调。他挣扎了四年还悟不及此，他太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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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不是普通的笨

　　陈映真《人间》杂志停刊，报上说《新文化》杂志曾刊出陈芳明对陈映真“统派”观点的分析，试图崩解陈映真在台湾青年的偶像地位，对陈映真的形象极具破坏性。加上最近民意调查“台独”意识有升高的趋势，陈映真所发行的《人间》在此时停刊，似乎透露出另一种讯息。

　　7月7日陈芳明到我家来，我向他说：陈映真他们不是左派，是假左派，是列宁所谓的“左倾幼稚病”患者。并且，共产党那样会搞宣传，台湾的假左派一个都没学会，因此他们在文字上，就先完蛋。左派在宣传上是一团火，但陈映真这票人在文字上没有热度。另一方面，他们又捧着头脑糊涂、文字不清的胡秋原当大宗师，跟着造谣说胡秋原当过文化部长，又证明这票人在知识上没有深度。

　　没有热度不足以搞左派，没有深度只合去搞“台独”。左派是一种宗教，“台独”是另一种。陈映真的困境是搞左派太冷而不够热、搞台独又太深而不够浅，两头都接不上，只接上个莫名其妙假文化部长。可见他的笨，不是普通的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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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死我活”新解

　　中国成语中“你死我活”，照字典说法，是说格斗的激烈，其实纯照字面解释，乃是只有你死我才能活之意，这种字面解释，“法务部长”萧天赞就为我们做了身教。

　　“刑法”第24条有这样的规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之紧急危难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罚。”在法理上，这叫“紧急避难行为”。这种行为，是指权利相互间发生冲突、势难两全之际，当事人可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人之利益。例如甲乙同遭水难，甲为夺取乙所持之木板，乙因而淹死，在法律上，对甲不罚，虽然在道德上，甲是王八蛋。

　　萧天赞涉嫌关说案，本来是他个人和司法同遭水难，但司法尚持木板一块，聊可苟活，不料却在紧急关头，萧天赞设计出“调查报告”自脱，报告发表之日，萧天赞迫不及待销假上班矣，结果你司法淹死了，我萧天赞却活过来了。司法变成了替死鬼，却是所为何来？萧天赞的真正罪过，不在他自己找死，而在紧急危难之际，用司法替他垫背。自己玩法于先，却又毁法于后，他的真正罪过，乃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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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社”的婆心

　　孟绝子来电话说：“澄社这批人，他们为什么搞澄社呢？因为他们被冷落了。他们是媒婆，过去拉拢国民党和党外人士，如今国民党和民进党自己勾肩搭背了，媒婆被冷落啦！”我说：“媒婆吗？您太客气啦！其实是做王婆。媒婆干的，是明媒正娶，但王婆干的，却是拉皮条了。事实上，他们干的，是王婆生意，不是媒婆生意。老孟啊，您太厚道啦！”

　　为什么我这么了解他们？因为他们早就被我看穿。以杨国枢为例，在台大做学生时，以演话剧出名、念书却鸦鸦乌，他的笔记本还在我手里，水平之差，一如其人。其实，他之有今日出头天，跟他的老丈人国民党大特务警总副司令李立柏有绝大关系。再以李鸿禧为例，在台大做学生时，无藉藉名，却在多年后以“台大二李”自居其一。九年前，我的女秘书武慰先问我说，李鸿禧上课时说当年有“台大二李”，就是李敖和他，是真的吗？我说：“这小子脸皮真厚！竟可这样自抬身价！其实当年台大，谁知道他是老几呀！”如今这些货色，以皤然一公之年，做公然一婆之事，想来真令人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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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洋人脱裤子

　　9月7日《中国时报》以《柏杨著名东瀛受礼遇》为题，报导“柏杨撰写他大陆之行的系列作品《家园》一书，继《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再度由张良泽等翻译成日文，由日本‘光文社’于9月1日正式出版。日文版书名，改为《绝望的中国人》。该社于4日在日本大报刊登出书广告，并以空前手笔，在东京车站前，日本最大书店‘Books Center’做亮丽的广告橱窗，吸引读者注意。日本‘光文社’在出书的同时，便将《绝望的中国人》首版三万册的版税汇交柏杨。”

　　史家汪荣祖教授指出：明明迫害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是当时蒋氏父子和其御用鹰犬，但柏杨“不敢捋虎须”，“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很有勇气，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但……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雅不欲实指而已。”

　　事实上，柏杨岂止“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他还串通张良泽之流，把裤子脱向东洋人呢！“丑陋”以后继之以“绝望”，正好合了日本鬼子的胃口，而使柏杨、张良泽等大赚其出卖中国人的钞票。中国人何辜，出了这种同胞，真丢死人！日本人有为了自身利益，对著作有“禁汉译”的拘束，鬼子们犹知自惜如此，真不知手拿东洋钱的，又是什么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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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下的反复无常

宜兰县太爷陈定南在去年九月下令宜兰电影院不必放国歌影片后，今年九月又来了新猷，他下令宜兰机关学校不必再升降国旗，让国旗一直挂在高竿之上，能永远与日月同光就好了。国民党媒体挞伐陈定南，说他不爱国旗，其实国民党错了，陈定南并非不爱国旗，像国民党那种早晚折腾的爱法，只令人对国旗倒胃而已，那种爱法，也不比陈定南高明。

何况，国民党叫人民爱国旗，他们配不配，也令人至为可疑。如果真爱国旗，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旗——五色旗为何给换成青天白日旗？既换成青天白日旗，就爱它也好，可是就有那种国民党员——如胡秋原之流，他们另挂出上红下蓝中嵌五角星的国旗呢，并把国号改为“中华共和国”。这种在一九三三年的“闽变”叛国活动，对青天白日说来，实在是一大讽刺。更讽刺的是，十七年后，同一个胡秋原，又写文章说：“……卖国残民，由废国号废国旗始。……凡不愿做奴隶的我们伟大爱国同胞，一定永远挂用我们可爱的国号与国旗。”可见从废旗到护旗，在国旗上反复无常的，都是国民党自己，陈定南又算老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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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启扬宅心仁厚？

　　9月10日的报上，有一小新闻，标题是《施启扬宅心仁厚》，里头说：“大部分中央部会首长都住在忠孝东路与敦化南路一带的黄金地段，负责此一地区安全警卫工作的警方人员，最近私下选出‘最具人缘的部会首长排行榜’，荣登榜首的是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据负责施副院长住宅安全的警方人员说，施启扬有一次外出时，发现门岗警卫穿着拖鞋，立即上前问他‘怎么回事’，警员答‘脚受伤实在不能穿皮鞋’施启扬随即命随从买水果慰问这位脚伤的警员，并嘱咐他多休息，过了一段时间，施启扬又主动问这位员警的脚伤好了没有？令员警感动不已。”

　　如果这个故事证明施启扬宅心仁厚，那我倒要说出另外一个故事。

　　八年前我坐冤狱，施启扬以陪“监委”考察狱政之便，顺便看看老同学。但他不肯进押房来看我，反倒约我去狱方办公厅会面，我拒绝了。施启扬考察狱政，从来没有进押房去看看受苦受难的广大囚犯，问问他们“脚伤好了没有”，从而对黑暗的狱政，有以改革，竟市私恩于自己的身边警卫，只泽及一人，这种宅心仁厚，也太狭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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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没有见识

　　9月10日《中国时报》登：“法务部长萧天赞在长达十五天的假期中，两度面对续假或销假上班的抉择时，都选在最后时刻才‘告知’他的直属长官行政院长李焕，这种做法，不仅有违中国官场的行政伦理，也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萧天赞昨天决定提前销假上班，但是对于他的直属长官行政院长李焕，萧天赞只是在清晨打了个电话表达他决定提前上班的意愿，随后便到法务部上班。”“其后，他从法务部要到行政院向李焕院长做礼貌性的‘归队报到’，却只告诉守候在法务部的记者，而未事先通知行政院，以致昨天的‘报到’，因李焕事先并不知情，且正主持会议，而无暇接见他。萧部长昨天早上既已和李院长通过电话，昨天到行政院的‘报到之行’，为何事先不向李焕报告，要求安排见面，而宁愿抱着‘不期而遇’的心情前往，又见不到人地离开，实在令人费解。”

　　《中国时报》这一报导，足证他们没有见识。萧天赞虽然因关说倒了霉，但他不愧是官僚，在小动作上，还是很熟练、很老吏的。他这种故意达到礼貌性拜会却避免见面的布局，非但没“违中国官场的行政伦理”，并且恰恰发扬光大了它。试看见到了李焕，又多尴尬？不见的好处，多于见也。《论语》记“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这种中国功夫，《中国时报》的上下竟不知道，“实在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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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贼的贼话

　　收到8月2日出版的《立法院公报》，得读去年12月22日“立法委员”王学超的发言全文，不胜惊异。王学超的发言，我初见之于报上报导，乃于去年12月24日写《我们是带黄金来的！》予以评述。现在看了她的发言全文，乃知其部分词句，报上漏登，特予补述。

　　王学超说：“许多委员认为，我们在台湾白吃白喝四十年，对此说法本席表示反对。大陆撤退来台之前一年，大陆四亿人口之所得、国库黄金，在该一年内天天用专机往台湾送；其中属新疆的黄金即达十二万两，本席为西北区五省（陕、甘、宁、青、新）教育会所选出的委员，对此不得不加以说明。”“其实，要我们资深委员齐步走，或要以机枪扫射，我们都不怕，我们并不恋栈这个世界；我们为国家鞠躬尽瘁，并未曾花过政府一毛钱，我们花的是从大陆带来的四亿人口之所得。”

　　这些话，都是奇怪逻辑下的无耻话，什么叫“未曾花过政府一毛钱”？政府不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大陆的同胞，你们哪来的钱？就便是直接花“四亿人口之所得”，一花花了四十年，也该愧对大陆同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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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白吃白喝

　　王学超绝不承认他们“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台湾白吃白喝。她说：“我们资深委员从未为自己打算过，鞋子我们自己也会做，本席来台之后，除了不会木匠外，拿起工具也可以盖房子，原来不会洋裁的，亦用坏了两台洋裁机。我们什么样的苦均可接受，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国家前途、为了台湾老百姓的福祉，我们自奉甚俭。最早，立法院尚无交通车，我们就搭公车来开会；后来，虽有了交通车，但也没有冷气，而不像政府各机关首长均有冷气车。夏天中午回去时，被蒸都蒸得半熟可以吃了，我们都没有埋怨过，亦未请求政府增加一文钱。今日我们所吃、所用，亦为四亿人口所得摆在台湾的；而且，我们依法纳税，参加公保缴纳保费，住房子是办理贷款买的，本席当时还是借钱才能买得起房子搬家的，何来白吃白喝之事呢？”

　　其实，一、他们吃的苦，没有其他大陆来台的同胞吃得多；二、所谓白吃白喝，是指他们未为台湾做出像样的事；三、他们的职务永不改选，尤其不像样；四、对大陆同胞说来，当时在大陆吃他们，如今在台湾还吃他们，就是典型的白吃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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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蠢蛋也！

　　王学超老母贼在“立法院”中的一段话，足令我们深思。

　　她说1949年“我们四亿人口之国库运到台湾，为什么？我们觉得本省朋友在日本五十年的压榨统治下，受尽了苦难，所以，拿那笔钱来安定社会、安定农民的生活，才有农业改革、农业支持工业的提升。当时台湾无法发行钞票，乃由国库署拨八十万两黄金作为准备金，才能发行台币，否则，一张台币也不能发行。后来，又为了支持农业、工业，在二十年前，政府更给予各项贷款，以扶助工商业的发展，培植税源，始有今日的繁荣”。“我们在此所吃的、喝的，均是我们所带来的四亿人口的黄金，而非本地的钱”。

　　当年运到台湾的黄金，一共有九十二万两，另有四千两百余两，是蒋介石私人存的。王学超说这批黄金繁荣了台湾，倒是事实。因为当年日本人并未为台湾人留下什么黄金，台湾之有黄金，是国民党抢来给台湾人的。所以，就黄金一点上看，国民党对得起台湾人，却对不起大陆同胞。如今台湾人不感谢国民党与大陆同胞，是一种忘恩负义；国民党夹在中间，是一种猪八戒照镜子。一个政权搞得这样里外不是人，真是蠢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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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应识大体

　　四分之一世纪前我写文章，指出台湾的中学像是警察局。如今我年纪渐大，发觉我的指摘，对中学不公平，其实大学比中学还不如警察局呢！

　　以台中中兴大学为例。中兴大学的前身是省立农学院，以农为本，校地广大，但无通盘计划，各院系各楼房盖得鸡零狗碎，学生奔波其中，至为不便。不料该校的管理方式，却在不便之中，变本加厉化。例如对付夜间部的，不开放离市区较近较宽大的正门，反倒限令绕路到漫长的窄巷，并集中机车脚踏车于后门一处，强迫女生走偏僻阴暗的夜路，这是什么意思？警察的目的在保境安民，如今该校校警徒以驱离或集中在后门为方便，并在9月12日午后起，以校警在正门拦车，连未开学前的注册都不给学生方便，这叫什么办教育？

　　以前艾森豪威尔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有一块草坪，禁止越过，给学生极大的不方便。大家硬要走，结果走出路来，艾森豪威尔下令取消禁越草坪的标示，说学校以学生为主，为什么要给学生不方便？如今中兴大学的校长陈清义却不识大体，以校警“锯箭法”对付学生，真可耻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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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命”是不值得遵守的

　　我在台大历史研究所做学生的时候，就看不惯大学的黑暗，而写文章公开指斥自己的校长钱思亮。钱思亮敢处罚私下写建议书的学生，却不敢处罚公开指斥他的学生，其欺弱怕强心态，表露无遗。

　　不过，钱思亮做大学校长，也有一长处，就是他善察风色，他靠他干丈人胡适的提拔，当上大学校长，对胡适的自由主义与学术自由立场，也不得不意思意思。在别的大学校长搞升降旗的时候，他是不来这一套的。甚至大会上“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最敬礼”的项目，他有时也把手一挥，叫司仪略过去。

　　由钱思亮这种“前科”看，今天三四十年后，陈定南在学校升降旗及悬挂政治肖像上搞把戏，实在不够看。

　　不料国民党却小题大做，由第一党报《中央日报》带头攻击陈定南，且由台大国民党学人缪全吉挂帅声讨之。他们口口声声陈定南违反了“行政院”颁布的“机关学校团体悬挂国旗国父遗像先总统蒋公遗像蒋故总统经国先生遗像暨元首玉照办法”云云，殊不知这种鬼办法，都是“乱命”，是不值得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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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新义

“无为”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从道家到儒家，都乐道之。道家说“我无为而民自化”、说“至人无为，大圣不作”；儒家说“无为而治”、“无为而成”，等等等等，举不胜举。

“无为”的好处，古人说了很多，但有一点，是古人想不到的，就是它可以使一个政府少讨人厌。

国民党政府不知“无为”之道，它总以为今天立这个办法纪念孙中山，明天立那个办法来尊重蒋中正、蒋经国，老百姓就跟着肃然起敬了。殊不知办法愈多，自孙中山以下，就愈令人讨厌，因为太烦人了。到处都是孙中山，到处就没有了孙中山。孙中山无所不在，孙中山就稀松平常，愈发没有人重视他了。

所以，国民党不知“无为”之道，非所以敬孙中山，适足以害孙中山。相对的说、讽刺的说，陈定南反倒是国旗国歌国父国总统的知己，因为他至少少让他们曝光、倒胃。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该议处陈定南，反该给他记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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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杀余登发？

　　八十七岁的余登发活得光明磊落，可是死得不明不白。他横尸草寮，消息传出，民进党就先声夺人，以正式声明方式宣告，明指余登发“遭人谋害”“遭人杀害”；明指这是“阴谋杀害案”“一粧政治谋杀”；并明指“四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十年前林义雄家灭门血案、陈文成谋杀案，血迹未干，反对运动历经如此坎坷惨烈的道路，为政者如果不能停止这种残暴惨杀，一旦干犯天怒，冤报相循将可预期！”

　　民进党先声夺人后，国民党有气无力的由文工会总干事发表声明，指出“任何个人与团体，在当时发表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徒然混淆视听，于事无补”，并“反对任何个人与团体，以激情的言论挑拨事端，破坏社会秩序”云云。

　　为什么这种不明不白的横尸案一发生，国民党就会被一口咬上。原因无他，自蒋介石暗杀革命元勋陶成章开始，近八十年来，国民党有着太多太多的此道前科，因此一发生同类的事，国民党便首当其冲。也许余登发不是国民党杀的，但国民党这方面纪录太坏，所以总是被怀疑——这就是谋杀者的悲哀， 纵使你放下屠刀，别人也不信你洗手不干，信用一旦破产，从良也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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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与嫁祸

　　从阿嘉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侦探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杀中杀的奇妙例子。就是张三搞暗杀，李四却插一脚，趁着人人怀疑张三的时候，多暗杀一个，以便一并归罪于张三，使张三无以自明。

　　在政治上，这种杀中杀的手法，是高手的杰作。有一天，我的小学弟——史家汪荣祖与我闲聊，他说他怀疑当年宋教仁根本是孙中山他们暗杀的，用以嫁祸袁世凯。因为孙中山与宋教仁不合，而宋教仁的政治活动，不无有利于袁世凯之处，袁世凯何必杀宋，宋是政敌，“毁宋”（斗臭宋教仁）足够了，奸雄何至笨得去杀他？

　　国民党要杀余登发，要杀早杀，现在杀他，于理欠通。在大方向上，余登发是台湾人中，唯一一位敢于公然反对台独的人、勇于主张统一的人，光此一项，国民党就值回票价，求他还来不及呢，安会杀他？所以，余登发不像是国民党杀的，而像是民进党中高手杀的，杀他以嫁祸前科累累的国民党。不过，民进党水平太差，有否此种高手，至为可疑。可能的解释是：这不是高手设计出来的暗杀，而是低手因怀恨余登发反对台独而下的毒手。我深信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中，国民党涉嫌最深。但余登发之死，民进党却比国民党嫌疑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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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早已“杀”了他

　　民进党在声明中有一句动人的话，它说由于余登发之死，“顿然对反对运动一代圣雄的陨落，感到无限的惋惜和哀痛”。

　　圣雄之说，出自印度的甘地（Mohandas Gandhi）。甘地一生为印度独立而奋斗，无私无我、受苦受难，但是，令人“无限的惋惜和哀痛”的是，他却以近八十的高龄，不死于异族之手，却死于自己人的枪下。杀他的人，是三十五岁的极端分子高得斯（Nathuram Godse）。

　　高得斯是当时印度所谓新潮流杂志的一名编辑，他是一名投机的小子，对抵御外侮、抗议暴政、争取自由，全无功劳，但却为了要使祖国分裂，枪杀了革命元勋。“圣雄的陨落”，竟如此这般，人间的公道，岂可得乎？

　　跟甘地类似的苦行僧余登发，又何尝不如此呢？他今天死了，民进党们猫哭耗子，但是，余登发生前，你们是怎么对待这位圣雄的？为了他高瞻远瞩，反对台独、主张统一，你们骂他“老番癫”、你们对他叫嚣、吐他口水、喝他倒彩、关他麦克风的电源。……他被无法无天的敌人迫害于先，却被无情无义的自己人羞辱于后。他的一生辛苦、一生义气、一生信念、一生高名，早都被你们杀得七零八落了——余登发早就被你们这些政治市侩干掉了，你们早已“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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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庆祝·八七冷落

　　余登发死了，又给了民进党新贵们大大利用死人的机会，前一阵子利用了被他们摒之于外的郑南榕，如今又要利用被他们辱之于内的余登发了。

　　回想余登发七十八岁生日时，正在坐牢，余陈月瑛的丈夫余瑞言等发帖子，和党外人士举办“思念爱国老人余登发七十八岁生日会”，一方面“恪遵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为报生、养、教之恩情”，一方面合唱：“每日思念你一人，……希望你早一日返来。”当时的祝寿场面，有四千人之多，足见余登发可资利用的时候，台湾人是何等热情！

　　可是，今年八十七岁的余登发又过生日了，却群贤不至、少长不集，祝寿场面摆开的时候，只有小猫一桌而已。足见余登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台湾人是何等寡情！

　　七十八岁时的余登发，和八十七岁时的余登发，都是同一个余登发，他没有变，他依旧是“爱国老人”，可是，中风疾走、反复无常的民进党员却变了。当年“爱国”受捧，今日“爱国”有罪，这些人是什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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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头缩尾的声明

　　民进党因余登发之死发表声明，其中说：“余老县长为党外耆宿，自党外时期起即长期为反抗国民党专政奋斗不懈，素为党外人士及民进党人士所敬重，余老一生清廉素朴、自奉严谨，所秉持之‘刚正不阿，天下为公’精神，亦即为党外至今民进党之精神指标。”“民进党近期之活动，每见余老精神奕奕出席与会，亦每每不忘向与会人士提醒‘要注意国民党今年的买票与做票’；并常向黄主席面告‘党部要做好今年的监票工作’，足见余老县长老而弥坚的毅力与爱深责切的心意。”

　　令人奇怪的是，民进党既然自称“秉持”余登发的“精神”，作为“精神指标”，但是为何只提余登发注意国民党选举舞弊等小问题，却对余登发反对台独的大叮咛听而不闻？

　　余登发为人艰苦卓绝而有真性情，他热爱祖国，敌视国民党。但这一敌视，并不影响他大方向上的正确，他公开反对“台独”，指出主张“台独”的人乃是没有知识的人，虽被民进党员全场嘘他，他也“虽千万人，吾往矣！”民进党真是小人党，余登发真是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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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登发真是大丈夫！

　　余登发真是大丈夫！他做到了并超越了古人的大丈夫标准。

　　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不过，孟夫子不知道，两千三百年后的现代人，要做大丈夫，条件可就不那么“孟三条”了。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外，还得外加“时髦不能动”一条，才能臻此。

　　什么叫“时髦不能动”？当台湾人以谄媚日本人为时髦的时候，余登发挺身抵抗日本人；当台湾人以奉承国民党为时髦的时候，余登发挺身抵抗国民党；当台湾人以高喊“台湾独立”为时髦的时候，余登发挺身抵抗一厢情愿头脑不清的台湾人。这种“时髦不能动”，其实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难得多，因为后者只是犯大人之怒，前者却是犯小人之怒——在小人横行、众怒难犯之下敢犯他们之怒，这需要何等孤绝与气概！台湾人中只有余登发有此孤绝与气概，余登发真是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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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曜唐配查余案吗？

　　报上说，高雄地检处首席检察官钟曜唐坐镇办公室，指示主办检察官及法医办理余登发命案，钟曜唐对记者夸下海口，说要把此案办得水落石出。

　　我在法院见过钟曜唐一次，我给他八个字的评语：“态度粗暴，程序违法。”后来受了他乱判的吕安仁案发生，我研究全卷，才发现钟曜唐多荒唐！

　　钟曜唐的荒唐在他以想象断案而不以事实断案，例如吕安仁案中，根据附卷中山警察分局中刑违字第033084号“刑事案件报告单”，上面明明记着梁金木送马偕医院于1月26日上午约11时30分不治死亡的话，可是在钟曜唐的判决书中，却说梁金木已在头一天下午“11时许不治死亡”。这种不看证据，光凭想象的断案方式，自然影响到罪名的认定。自然会把明明的“伤害致死”，紧缩成“杀人致死”了。

　　事实上，梁金木的死，显然是他没能及时诊治耽误的，他没想到因伤致命，他的朋友也没想到，吕安仁他们也没想到，若想到是“杀人”而非“伤害”，按诸常理，他们该分途逃亡，而不该一起逛街。所以这个案子，不论动刀的主观意思和当时的客观行为，都不能以“杀人致死”论拟，因为这是非常明显的“伤害致死”。但是酷吏钟曜唐却不管，这样荒唐的人，配查余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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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限杀人时间

　　高雄地检处首席检察官钟曜唐主持调查余登发案，我对他的办案心态至感怀疑。因为在吕安仁案中，钟曜唐是这样乱来的：

　　钟曜唐把进餐厅的时间定为“1979年1月26日上午十时许”。这种判决，在最基本的时间认定上，就先犯了两个大错：第一，那天是1月“25日”而非“26日”，早由原告被告双方所认同：第二，进餐厅时间是“十时半”而非“十时许”，也由原告被告双方所认同。但钟曜唐为了“十时半”进餐厅，“十一时”就死人，前后只有半小时，其中包括入座、饮宴、争执、动手、送医、死亡等等项目，显然太仓促了，所以特为宽限，硬使被告提前入席，把“十时半”改为“十时许”，以便前后有一小时间的时间去给被告杀人及料理。但事实上照附卷中梁金木的从母姓哥哥梁火供证，乃是梁金木回家后，他的母亲打电话要他送梁金木到医院看看，由家到医院的路程，就要半小时！金寿芳餐厅在农安街，梁金木家在昌吉街，黄梁火家在重庆北路三段，从梁金木由餐厅回家，到黄梁火赶到梁金木家，再带梁金木去医院，光这三段路，一小时都占光了！又哪来时间去入座、饮宴、争执、动手呢？

　　这样荒唐的钟曜唐，还能办好余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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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感想

　　今天是1989年9月16日，由于五天来两去台中、一次感冒，“有案牍之劳形”的情形，更严重了。早起一边吃饭、一边阅读、一边听华视晨间新闻，又忙上加忙。

　　8点36分的华视上，听到这样一段：“……像罗兰夫人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立刻感到，武夫武士嵩又乱来了！罗兰夫人哪说过这种话！国民党员赵少康无知，把是罗兰夫人的话，送给了别人，而国民党员武士嵩又无知，把不是罗兰夫人的话，送给了罗兰夫人，这些国民党，无知而好搬弄，所以老是使罗兰夫人死得不消停，洋婆何辜，死后两百多年竟在台湾还被这样折腾？

　　国民党只有武化，没有文化。妙的是，没有文化却好将武夫派来搞文化，难怪这样文不文武不武却还司马文武。古人临危坐大司马堂读《左传》，今人却临危跪中正纪念堂不读书。国民党在气数已尽时，还要“武夫教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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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会的自我解嘲

　　余登发这厢血迹方新，民进党那边就血口喷人，喷向国民党。不料国民党文工会的头目却指出：在真相未白前，任何团体或人士所做的穿凿附会之说，都于事无补，他认为，目前唯有警方加速破案，尽快向社会做一交代，才能杜绝飞短流长。民进党人士这次只是指称国民党应为本案负责，但已不至于说是国民党派人干的，这也显示民进党不敢低估一般民众的智慧云云。

　　我看了这一说法，十分奇怪。因为民进党声明中，明明有“为政者如果不能停止这种残暴残杀”的措词。白纸黑字已如此明白，为什么国民党还说不是指它？文工会头目的国文程度与中文理解能力，我看八成出了问题。

　　莫名其妙的文工会，曾在中秋节的前夜，买下报纸版面，大肆提倡迷信，大字印出“感谢神明”的字样，“一谢你赐我身心康健”“二谢你赐我国泰民安”……其实该谢的，不必这些，只要感谢神明赐给他们这副自我解嘲的阿Q头脑，就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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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永贵的无知妄作

　　9月14日，无知妄作的石永贵，在他主持的《中央日报》，又闹了无知妄作的笑话。它刊出这样的报导：“余登发参加国民党不久后，就退出国民党，乃因他到南京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曾在大会堂前摆了十几副棺材抗议并退出国民党。”“据了解，当年在大陆选举国大代表，加上选民教育程度低，投票不甚踊跃，不识字的选民占多数，因此选举过程中及投票的结果，难免会发生一些错误，难令人心服。在此种情况下，余登发看不过去，便买了棺木排列在会堂前抗议并退党。”

　　其实，这都是胡扯。按照余登发狱中自述，明明写着：“民国三十七年3月间，台湾省选出的二十多位代表前往南京参加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时，我意外的在南京国民大会会堂前看到排列着十几副棺材，使我不胜惊愕之至。经向国内选出之代表探问，始知其原委。”原来是选举舞弊，“因此引起国民之不满与非议，才招了许多棺材排列于大会会堂之前以表示抗议。”由此可见，全无余登发买棺材排列之事，石永贵不读书，带头造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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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成一团，方足言骂

　　今年9月16日是殷海光死了二十年的忌日。殷太太在这天《中国时报》上，透露了一段秘闻。她说：“1971年，9月里的有一天，我去看才出狱不久的雷震，他一见面就对我大声的说：‘殷太太，你看，殷海光爱生气，就被国民党气死了！ ’”“雷震的话，让我想起海光生前的‘骂’。他喜欢骂人，尤其常常骂蒋介石。他被‘迫’离开台大后，每天吃晚饭时间，常对着我跟Abby骂蒋介石，又骂又气、又气又骂，然后饭也吃不下了——不久，他得了胃癌。殷海光真的给满腔的愤怒‘气病’了、‘气死’了。”

　　殷海光这种搞法，不是骂人之道，而是找死之道。他曾告诉我，他佩服的熊十力老先生最恨蒋介石，熊十力骂蒋介石，一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团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怒气。

　　殷海光显然忘了老革命党熊十力的身教，结果一个高龄、一个短命，殷海光竟先被骂者而死。

　　也许殷海光察觉出骂人时应该伴之以团报纸，但在饭桌前难以仿行。纵仿行成功，则得胃癌者将是女眷，因为她们“饭也吃不下了”。

　　结论是：殷海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还是自己得了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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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向谁反映？

　　李登辉9月16日又有妙事了。9月17日《自立早报》登：“李总统登辉先生昨（16）日巡视盐水灾区，与民进党台南县长候选人李宗藩不期而遇，李宗藩立即冲破人群，挨近总统耳边直呼‘学长（两人均为台大农学院毕业生），意图报告灾情，但遭一旁防卫安全人员阻止拉出，场面一度失控。”“不过在此短暂接触刹那，李宗藩与李总统之间仍留下几句‘有趣’对语，让周遭目睹人士印象深刻。李宗藩：‘总统应该把巡视所得向上反映。’李总统愣了一会儿后回答：‘你要我向谁反映？’”

　　李登辉为什么“愣了一会儿”以后，才回答“你要我向谁反映”呢？因为他在蒋家王朝之中，虽官拜封疆大吏，也位居人下，要小心翼翼的“向上反映”才成。日久成习，纵然蒋家强人已死，对他而言，还有被泰山压顶的惯性，因此望之不似人君，辞色之间，也是一派人臣模样。笑话中厨子在主人家习惯一边炒菜一边偷吃的朝口袋里装。但回到自己家里炒菜，不自觉的也照偷不误。原因无他，积习难改耳。自己不敢做主，这是专制政权下出头人物的可怜相，不独李登辉为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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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与灶王爷

　　六年前我有感于台湾人搞政治没有种，特写《党外人士的一个毛病》，曾说：“杜鲁门（Harry S. Truman）说得好：‘如果你受不了热，就滚出厨房。’干哪一行的，就要像干哪一行的，不要窝窝囊囊的干。对牢里的人如此，对牢外的人，更是如此。牢里的人该从容坐牢，牢外的人该慷慨赴义，这才是党外人士应有的修养。”后来来自洋学堂的丘垂亮袭取这一引证，写成专书，以发挥杜鲁门此义，可见我的洋掌故，比这些海外学人还在行。

　　杜鲁门以副总统身份，在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死后干上总统，但他是民主国家出头的人物，不像李登辉那样放不开，他以“The buck stops here.”为座右铭，自信十足，溢于言表。盖做总统如打牌坐庄，庄家标志到此为止，一切都要你承担，再也不能朝别人头上推了。如救火水桶，传到你手上时，你是最后一个，你面对的是火，舍你其谁，你非救不可。做总统的，要有此气派才行。当然那是美国的总统制下的总统。至于台湾，按照宪法总统本无行政实权，所以在厨房中做灶王爷可矣，但灶王爷也得有灶王爷的神气，李登辉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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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应示人以勇

　　9月18日《世界论坛报》“看刀”专栏以“政治人物个个胆小如鼠”为题，论列台湾政治人物。其中说尤清的母亲向许水德求助，请求保护尤清，不要出事，母爱其子，人之至性，但她这样做，似乎知道有杀手把尤清列为对象了，如果说，真有这种忧虑，大可要尤清退出政坛，回家去陪伴母亲，这样，与人无争，才会平安一些。”“于是，想到黄信介，想到康宁祥，想到民进党一大挂子人，个个都在危险之中，如果怕死，都应该回到家里去安分守己，如果要想在政治上争一席之地，就该把脑袋提在手上玩。……”这些话，都是真话。

　　1950年11月1日，刺客行刺杜鲁门，总统的警卫被打得非死即伤，人心惶惶。可是第二天清早，杜鲁门照样晨间漫步于街头，若无其事，无惧于波多黎各独立分子对他的威胁。记者问他为何如此胆大？他从容笑答曰：“A president has to expect such things.”什么行刺、什么挨枪，干总统这行，此意中事耳！

　　李登辉应为台湾人示勇，不要那样被人包得紧紧的，每见到我的老同学——李登辉的侍卫长张光锦忙得直关窗，我就想到李登辉大可杜鲁门一点。

　　懦夫是不能玩政治的，懦夫玩政治，便有懦妇来请求保护，给人看了，会觉得台湾人真没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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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律师要打架吗？

　　自来以十二出场者，于佛则“十二光佛”、于兽则“十二生肖”、于皇亲则“十二诸侯”、于美女则“十二金钗”、于小说则“十二恶汉”（The Dirty Dozen）、于《圣经》则《十二使徒》（Twelve Aposles），未闻有于法界人物方面以十二称雄者。电影中有“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虽是法律电影，但“十二怒汉”指的是陪审员，不算法界人物，并且，“十二怒汉”最后是为小人物辩冤白谤，不是为大官人前呼后拥。陪审员是市井中人，不足以言知法律，但他们摸索前进，最后有感人至深的结局，足令知法律者脸红焉。

　　9月18到19的报上，登出以《部长的人权也应受保障》为大字标题的广告，由林谟、许森贵、庄柏林、张迺良、陈伯英、陈良榘、欧荣宜、郭芳宜、萧显荣、苏章巍、苏远成、苏明诗十二律师出面，替萧天赞护航。这种一出手就四三一十二的干法，真令我们大开眼界！不过，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8条，明定“辩护人，不得逾三人”，那么知法而不犯法的律师们，一下子来了十二个干什么？是打官司？还是要打架？这种成群结队一拥而上的干法，未免太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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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律师的人权发端

　　十二律师登广告发表所谓声明，支持萧天赞。认为“部长的人权也应受保障”，自称：“我等为执业律师，以保障人权为职志，认为人权不论贫富贵贱，应同受保障。”又进一步宣称：“我等为伸张正义，维护人权，兹经萧天赞先生之同意，愿担任其义务顾问律师，今后如有妨害萧天赞先生之名誉或任何侵害其权益之言行，我等自当全力依法予以保障。”这种义正词严、信誓旦旦的大言壮语，是很响当当的。

　　不过，既然“人权不论贫富贵贱，应同受保障”；既然“伸张正义”，为他们执业律师的“职志”，我们奇怪的是，为何在时机上，竟这么巧，不发端在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奇冤异惨案件，却发端在大官人萧天赞的钧座上？为何在人数上，竟这么多，多到他们宁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数，而要四倍出场？为何在手段上，竟这么绝，明明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案子，有话却不在司法程序内答辩，而要宁违反律师法规定大登广告？（并且是自己花钱登广告。）什么力量使他们这样热情澎湃的关心起“人权”来了，并且关心到这样大张旗鼓、自掏腰包的程度，岂不太有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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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律师的一段锦

　　中国功夫中有“文八段锦”者，称为“十二段锦”，声援萧天赞的十二律师在法界是“十二段锦”高手，我试以其一段之锦，看看如何“保障人权”。

　　1971年国民党政府以冤狱整我，诬我是台独大员，军法判我十年。为了政治运用，另用斗臭我的一件非军法案件，铐我到台北地方法院。1972年6月12日开庭前一小时，我突被通知出庭，我要求带一些我写的答辩诬告案的文件出庭，军法处不准，要我“光着手出庭！”到地院后，法官张迺良升堂问案，不准我请律师、不准我查卷、不准我请证人，连他自己传的重要证人也未到庭，一律含糊过去，不给我对质机会。庭只开了一小时，即宣布辩论终结，下午就宣判。然后即把我扣在法庭，一滴水都不给我喝。三个小时后，法官们午餐和午睡时间都过了，这位张迺良又升堂了，判我一年。这场冤狱中的冤狱，后来经我抗议，由吴俊才老师力争，结果以“不执行”不了了之。我虽一天牢也没坐他的，但对这位张迺良法官，却一直难忘！

　　如今张法官变成张律师了，以“保障人权为职志”了，物以类聚，其他十一位律师，可要跟他学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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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王惕吾的《历史感》

　　王惕吾的《联合报》，9月19日以《历史感》为题，指出：“一群民进党员前往士林官邸请愿，争取以官邸土地来兴建国宅。兴建国宅当然是值得推动的工作，但必欲将领导八年抗战、光复台湾、并建设台湾为世界称誉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先总统蒋公官邸辟为国宅，去其原貌，恐怕不是维护历史实迹，尊敬历史人物之道，也不是现代文明的思想行为。”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人，对“历史感”，自信不在王惕吾之下，对他这种“历史感”，却不敢苟同。蒋介石的故居，在溪口的，中国已列为胜景；在南京的，大陆已划为专区。……为数已不在少。至于在台湾，除“士林官邸”外，各处行宫，亦四十七起，在残山剩水之中，亦不乏割据之乐。惟蒋介石死后，保留这些偏安遗迹，形式上固是崇德报功，骨子里又何尝不是大出其丑？这么多，实在不必啦！知耻的说，流亡到台湾的一切，又有何面目以“历史感”万世流芳？例如王惕吾当年经营美军妓院，难道要为“历史感”而把此妓院以维旧观么？“维护历史实迹”，固然重要，太丟人现眼的，能免就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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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王惕吾上一课

　　王惕吾的《联合报》，反对以蒋介石故居的“士林官邸”土地来兴建国宅。王惕吾曾任官邸守卫，自以“仙家守厕人”为荣，不愿无臭可逐。但是，给他一点机会教育，也是必要的。

　　我请王惕吾读段古文，古文出自《新五代史-周本纪》。欧阳修写周世宗：“说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

　　周世宗真是深通佛法的人，他为了国家缺铜来铸钱，竟下令毁掉全国的铜佛像，理由是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

　　蒋介石当然比不上周世宗。但在他死后，他的同志如能替他做点好事，把官邸“割截”，化为国宅，以利众生，又有何不好？王惕吾还是想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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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妨不更正？

　　每见报纸杂志登我的话，或手民误植、或访问错记，令我哭笑不得，使我想起一个故事。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1960年2月8日有这样记录：“昨天（7日）《自立晚报》‘星期专栏’里有一篇《国民大会幕前幕后》的特写，报导先生的谈话，但有许多超出谈话范围之外，如说‘他（指先生）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做消极的抗议’。先生根本没有说‘不出席’的话，而记者完全凭他个人的猜想，完全超出谈话的范围。”“今天，某大报的主持人来访，谈了很久。最后问起《自立晚报》上的谈话是不是真的先生说的？先生怕那位记者可能要受处分，于是说：‘全是真的。’先生把那些超出谈话范围之外的话，也都担当起来了。”

　　一个人物，大到可以代人担当起扭曲他自己的错误，其大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可以自信到有识之士不相信他会说那种话而自承说过那种话，其大就更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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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石永贵的裸照观

　　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的头子石永贵，无识无知，一党棍耳，马屁前进、思想落伍。他主持《中央日报》，光在报头上就时红时黑，该红却黑、该黑却红，用来以测试此人的大脑，知过半矣！过去他主持《新生报》时代，为了配合官方，斗臭李敖，乃以漫画獒犬说我是“李獒”，但獒犬是斗狗，绝非走狗，而国民党的文学侍从之臣，却比比皆是走狗，他对我叔度如此汪汪，我至今不以为是骂我，而认定是此人头脑不清。

　　9月21日的《中央日报》上，石永贵的头脑不清，又展新猷。《中央日报》上说：“余登发未能终老一生，已属不幸，而子孙竟以其死时情景作为宣传，尤属不幸，且其展示在民众眼前的，不是一张衣冠完整的遗照，却是全身赤裸，对老县长的形象已破坏无遗。”

　　民进党利用死后的余登发，此中是非，属另一层次，这里不谈。但说登出“全身赤裸”的照片，就破坏了“老县长的形象”，则就太冬烘了。余登发一辈子喜欢光着上身见人，其形象平民化，已有定见，中国古人有以裸葬，返本归真者，余登发以“生日之装”（birthday suit）全裸以反其璞，又有何不好？当然，像石永贵那种身形俱丑者，另当别论，他那种货色，实在该木乃伊式处理，才见不得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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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式的孝道

　　余登发命案，民进党的余陈月瑛坚持不肯让法医杨日松解剖，主要原因是认为：“余登发一生坎坷，从没过好日子，以八十七岁高龄突然惨死，又要再动刀，分割肢体，是子孙最不愿见的。”报上又说：“检察官、法医和余家人沟通时，有不少民进党人士插话，一再怂恿余家不要让法医动刀，一定要让余登发‘全身’埋葬。”

　　但另一方面，余陈月瑛却以余登发的“全身”裸照，做成传单，大肆宣传，表示老先生死得不明不白。报上说：“部分看到传单的民众，对余登发的猝逝感到哀悼，但此案目前警方尚在侦办中、余家就以余登发的死做宣传，且频频出招，并以长辈尸体做宣传诉求，感到是对余登发的大不敬，均认为余家欲以此获取年底选举的政治利益，手法实在有悖伦常。有人摇头不已，质问‘孝道何在’？余登发如何安息黄泉？”

　　在我这种头脑开明的人看来，“全身而葬”与“全裸而登”都无所谓，都不涉及孝或不孝的问题。但对头脑封建的民进党说来，“全身而葬”与“全裸而登”却是一回事，你不能把它分开。你不能同时坚持前者却又不排除后者。孝道就是孝道，为了选票，自打嘴巴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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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并发症之外

　　李焕的《行政院长施政报告》出笼，洋洋洒洒，打了不少高空。其中有“改进环境保护”，列为“推动十一项革新重点”，他说：“地球只有一个，台湾也只有一个。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这是何等进步的生态保育观念！经济发展落后，还可以急起直追，环境一旦破坏，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可见他对此道的重视。这种重视，是很时髦的，君不见，民进党中有林俊义者，对自由民主人权，全无争取之功；对打倒国民党专政，毫无血汗之劳，但摇身一变，以“绿色”上街，就俨然成为“立委”候选人矣。原因无他，环保并发症当行，以“绿色”投机而已。

　　其实，真正的环保，绝不止于空气、水源、噪音、垃圾那一层面，而是如何树立起真正的“文化美容”。但是今日环保者，只是以清洁维护丑陋而已。到中正纪念堂走走，你便明白我的话，虽然我从不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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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南榕反对选林正杰

　　今早看到林正杰为了竞选举办募款茶会的广告与报导，我想起郑南榕对林正杰的论断。

　　1985年11月4日，郑南榕在《民主天地》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言行不一”的林正杰我们不必支持他》，把林正杰拆穿。文章内容，足令被林正杰迷惑的人有所警惕。

　　郑南榕说：“四年前，以‘只当一届市议员’做竞选口号的林正杰，今年背信毁诺，又宣布‘竞选蝉联’了。从‘只当一届’到‘再当一届’，从‘宁为党外’到‘不要党外’，从‘拥护李敖’到‘践踏李敖’，我们终于发现这个曾自称‘吃台湾米长大的外省囝仔’，原来是那么不单纯，那么不可爱，那么言行不一！林正杰四年前崛起，是因为以外省青年加入党外，言论勇敢，形象清新，台北市民认为这是一个‘青年才俊’，才把票投给他，使他能在北市第四选区以第二高票当选。然而，四年后，对于林正杰这么一位变型的‘青年才俊型’党外政治人物，我认为实在不堪领教。幸好同一年龄阶层的还有陈水扁与谢长廷足堪做党外年轻一代的样板。”

　　民进党口口声声骂国民党搞临时条款，使总统可竞选蝉联，但是民进党的林正杰呢？却公然背信毁诺也搞起蝉联来，其背信毁诺程度，连蒋介石都望尘莫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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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南榕论林正杰无情无义

　　郑南榕论林正杰无情无义，举对李敖的无情无义，以为证明。

　　郑南榕说：“林正杰最糟的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前进》周刊上，连续批判李敖，《前进》的读者都知道，李敖是《前进》周刊的创刊功臣，当时每周一篇声势浩大，令其他的党外‘友刊’招架乏力。那个时候，我在邓维贤的《政治家》杂志及许荣淑的《生根》杂志写稿，最能深切感受到《前进》周刊挟着李敖大牌专栏声势的威逼。然而，《前进》从1983年3月创刊，到1985年5月开始，自一〇九期到一一八期共十期，以‘连载’方式密集批判李敖。林正杰真是‘自毁长城’，自己毁掉当年李敖为他们吸收来的群众——读者群。林正杰从原来当面对李敖‘甜言蜜语’，到后来在杂志上‘恶言相向’，未免太‘言行不一’了吧？只不过两年时间。”

　　李敖当然是可以批判的，我主持《文星》时候，登过大量批判李敖的文章，以为言论自由示范。但林正杰和他党羽干的，却不是批判而是造谣诽谤，甚至捏造法院判决书、捏造文献会图片……用来斗臭恩人。更严重的是，他们这一作业，是联合国民党特务一道干的，这种立场上的变节，才是真正令人叹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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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南榕论林正杰过河拆桥

　　郑南榕论林正杰过河拆桥，举了两个例。

　　郑南榕说：“‘言行不一’就是林正杰这个年轻的党外政治人物的糟糕之处。他的无情无义、过河拆桥、言行不一，不仅是对他口中的‘李大哥’李敖这样重感情的人，连对同阶层年龄的年轻人，也‘一视同仁，一体对待’。1983年底，《前进》周刊总编辑耿荣水为了筹备竞选立委，暂辞总编辑工作，林正杰要老耿安心去选，总编辑的位子仍虚位以待；可是等立委选举完毕，却发现总编辑的位子上坐了别人。同年林正杰的老婆杨祖珺也选立委，有‘拼命三郎’之称，在《前进》担任采访主任的于良骐在林正杰相求下，登台为杨祖珺助选，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但是等选完后，林正杰夫妇却对外宣称于良骐‘贪污’ 了竞选经费，气走了于良骐。于良骐为此曾气愤地打算发表文章批判林正杰，但为邱义仁劝阻。这样子人前人后、事前事后、选前选后态度迥然不同的青年人，就是林正杰！”

　　郑南榕是最有道德勇气的正直的人，他对林正杰的论断，足令我们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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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南榕拆穿林正杰

　　郑南榕不但是有道德勇气的正直的人，并且由于他的正直，使他看不惯一切“面貌变得太快，功利心太重，言行太不一”的小政客，而林正杰者，就正是正直的郑南榕所讨厌的人物。

　　郑南榕举了明确例子，证实了林正杰的真面目。他证实林正杰对李敖无情无义、对耿荣水无情无义、对于良骐无情无义，最后结论说：“林正杰的糟糕已极之处，就是他太爱耍权术！太爱玩谋略了！当他需要你的时候，哄得你心花怒放；但是当他觉得你对他构成威胁了，或是觉得不再需要你了，他就会不遗余力的来打击你、丑化你。就因为他面貌变得太快，功利心太重，言行太不一了，因此他的朋友一个一个离开了他；起初带着愤怒，后来带着好笑，最后带着悲悯，他的朋友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他。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二次竞选的‘募款’茶会上，他会掉眼泪哀伤没人捧场的原因。”

　　林正杰的例子，证明了小政客毕竟就是小政客，这种人器小易盈，“面貌变得太快”，最后一切拆穿，明眼人再也不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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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南榕论林正杰言行不一

　　郑南榕举了他亲历的一些例子，来拆穿林正杰。

　　郑南榕说：“我在1984年3月创办《自由时代》系列周刊之后，有两次亲身体验林正杰‘言行不一’的可恶。第一次是他亲自打电话来向我借照片要‘打官司用’、要提供给‘外国记者’，答应我‘绝不用在《前进》周刊上’。可是，我们的照片还是用在他自己的杂志上，这是小小的一件‘言行不一’。第二次是，编联会长吴乃仁推动‘民主实践研究班’，我认捐两万元并马上于开班之前付清以备开办之用。吴乃仁找上林正杰，林正杰也答应了‘比照’办理，并且两个杂志社同时具名赞助刊登‘招生’广告。本社登了二次‘招生’广告，《前进》却一次也没有。捐款也到了‘民主实践研究班’结束后才姗姗来迟，来的数目只有三千元。这是在党外‘公务’上的‘言行不一’。”

　　郑南榕提到捐款的事，使我想起黄导群。黄导群是极慷慨的朋友，他与林正杰素不相识，但为了支持党外，捐了一大笔钱为林正杰助选。后来林正杰当选了，“面貌变得太快”，黄导群很气愤，后悔捐了钱。这一对比，可为郑南榕的文章多一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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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南榕论林正杰欺骗读者

　　1985年9月21日，林正杰的《前进世界》宣布休刊，林正杰在“休刊词”中说休刊原因在于财务压力。郑南榕看了，予以拆穿。郑南榕说：“《前进》真的是不堪财务负荷才停办的吗？可是林正杰办了杂志，借原先义勇相助的好汉推波助澜，打出了《前进世界》以后，又购屋置产，又买了汽车，他哪里有‘终于无法承担’的样子呢？他在《前进世界》叫停，哪里是为了财务原因呢？只不过是为了全力参与选举去抢鸡骨头罢了！办不办杂志是自由意志，勉强不得，可是用不实在的理由欺骗读者，未免太‘言行不一’了吧？”

　　郑南榕说《前进》是“原先义勇相助的好汉推波助澜”，我想我是此中“元凶”。因为我为林正杰写了那么多的稿子，几十万的稿费一块钱都没拿。他们《前进》之有今日、林正杰从坐50CC破机车到“购屋置产，又买了汽车”，之有今日，李敖是第一恩人。蔡仁坚写信给李敖，承认“李大哥……有恩于《前进》”，就是文证。如今林正杰恩将仇报，这种品格，真可和柏杨辉映了。

附录

“言行不一”的林正杰我们不必支持他（郑南榕）

　　四年前，以“只当一届市议员”做竞选口号的林正杰，今年背信毁诺，又宣布“竞选蝉联”了。

　　从“只当一届”到“再当一届”，从“宁为党外”到“不要党外”，从“拥护李敖”到“践踏李敖”，我们终于发现这个曾自称“吃台湾米长大的外省囝仔”，原来是那么不单纯，那么不可爱，那么言行不一！

林正杰四年前崛起，是因为以外省青年加入党外，言论勇敢，形象清新，台北市民认为这是一个“青年才俊”，才把票投给他，使他能在北市第四选区以第二高票当选。

然而，四年后，对于林正杰这么一位变型的“青年才俊型”党外政治人物，我认为实在不堪领教。幸好同一年龄阶层的还有陈水扁与谢长廷足堪做党外年轻一代的样板。

林正杰最糟的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前进》周刊上，连续批判李敖，《前进》的读者都知道，李敖是《前进》周刊的创刊功臣，当时每周一篇声势浩大，令其他的党外“友刊”招架乏力。那个时候，我在邓维贤的《政治家》杂志及许荣淑的《生根》杂志写稿，最能深切感受到《前进》周刊挟着李敖大牌专栏声势的威逼。

然而，《前进》从1983年3月创刊，到1985年5月开始，自一〇九期到一一八期共十期，以“连载”方式密集批判李敖。林正杰真是“自毁长城”，自己毁掉当年李敖为他们吸收来的群众——读者群。林正杰从原来当面对李敖“甜言蜜语”，到后来在杂志上“恶言相向”，未免太“言行不一”了吧？只不过两年时间。

“言行不一”就是林正杰这个年轻的党外政治人物的糟糕之处。

他的无情无义、过河拆桥、言行不一，不仅是对他口中的“李大哥”李敖这样重感情的人，连对同阶层年龄的年轻人，也“一视同仁，一体对待”。

1983年底，《前进》周刊总编辑耿荣水为了筹备竞选立委，暂辞总编辑工作，林正杰要老耿安心去选，总编辑的位子仍虚位以待；可是等立委选举完毕，却发现总编辑的位子上坐了别人。

同年林正杰的老婆杨祖珺也选立委，有“拼命三郎”之称，在《前进》担任采访主任的于良骐在林正杰相求下，登台为杨祖珺助选，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但是等选完后，林正杰夫妇却对外宣称于良骐“贪污” 了竞选经费，气走了于良骐。于良骐为此曾气愤地打算发表文章批判林正杰，但为邱义仁劝阻。

这样子人前人后、事前事后、选前选后态度迥然不同的青年人，就是林正杰！

林正杰的糟糕已极之处，就是他太爱耍权术！太爱玩谋略了！当他需要你的时候，哄得你心花怒放；但是当他觉得你对他构成威胁了，或是觉得不再需要你了，他就会不遗余力的来打击你、丑化你。

就因为他面貌变得太快，功利心太重，言行太不一了，因此他的朋友一个一个离开了他；起初带着愤怒，后来带着好笑，最后带着悲悯，他的朋友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他。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二次竞选的“募款”茶会上，他会掉眼泪哀伤没人捧场的原因。

我在1984年3月创办《自由时代》系列周刊之后，有两次亲身体验林正杰“言行不一”的可恶。第一次是他亲自打电话来向我借照片要“打官司用”、要提供给“外国记者”，答应我“绝不用在《前进》周刊上”。可是，我们的照片还是用在他自己的杂志上，这是小小的一件“言行不一”。第二次是，编联会长吴乃仁推动“民主实践研究班”，我认捐两万元并马上于开班之前付清以备开办之用。吴乃仁找上林正杰，林正杰也答应了“比照”办理，并且两个杂志社同时具名赞助刊登“招生”广告。本社登了二次“招生”广告，《前进》却一次也没有。捐款也到了“民主实践研究班”结束后才姗姗来迟，来的数目只有三千元。这是在党外“公务”上的“言行不一”。

1985年9月21日，《前进世界》宣布休刊，林正杰在“休刊词”中先表扬一番自己的“贡献”和“有种”，随即解释休刊的原因，他说：“《前进》此次休刊，原因在于财务压力。创刊初始，《前进》就经常受到查禁停刊的处分，但是，在‘备胎战术’的配合之下，《前进》勤俭持家，仍然可以顺利印行。直至去年的11月，警备总部开始了‘正风专案’，今年度又更进一步采取站岗搜索的‘中兴专案’，不到一年的时间，《前进》被查扣的损失就高达468万，此外，又值国内经济不景气，书报社连环倒闭，《前进》又吃了倒账。至此，《前进》的财务终于无法承担了。”

《前进》真的是不堪财务负荷才停办的吗？可是林正杰办了杂志，借原先义勇相助的好汉推波助澜，打出了《前进世界》以后，又购屋置产，又买了汽车，他哪里有“终于无法承担”的样子呢？他在《前进世界》叫停，哪里是为了财务原因呢？只不过是为了全力参与选举去抢鸡骨头罢了！

办不办杂志是自由意志，勉强不得，可是用不实在的理由欺骗读者，未免太“言行不一”了吧？”

1985年10月13日，林正杰在选举募款茶会上痛哭流涕，他的哭是因为捧场捐款的人比不上上一届，但是他偏偏列举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做为哭泣的注脚，未免太“言行不一”了吧？

林正杰竞选连任，还是有当选的希望，只是当年第二高票的美景已经不再。但是，因为迷恋鸡骨头的滋味，不惜一哭的面目，至此已经暴露无遗。青年人没有青年人的纯真，没有青年人的气概，光靠耍嘴皮，言行不一致，这样的林正杰再不批判，恐怕很多年轻一代的党外政治人物都要学坏了！（《民主天地》第36期，198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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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错用了勇气

　　李焕终于打破了沉默，面对了萧天赞的问题。他说：“这件事报纸每天连篇累牍地报导，我身为行政院长，难道会看不到吗？难道不关心吗？我又难道想不到这件事会影响到行政院以及我个人的形象吗？”他强调：“但是我不能把报纸上的舆论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依据。”“如果有违法，不论任何人，一定依法处理，绝不宽贷，这固然是一种勇气；但对没有违法的人，亦应加以维护，这也是一种勇气！”

　　李焕这话说得很见个性，这在肉肉的国民党大员的谈吐中，闪出了一点风骨。我欣赏一个人为了正义而不畏惧舆论的压力、而不关心自己的形象、而要维护那没有违法的人。但这些勇气的行使，必须奠基在正义的基础上。李焕是国家的大臣、萧天赞是国家的大臣，大臣要有大臣之风。古代大臣凡是被皇帝“依法处理”的时候，多以自杀来代替“责付廷尉”，而不要被刀笔吏所辱。为什么？大臣的层次在小民之上，用违不违法层次衡量大臣，对他看小了、也看扁了。

　　萧天赞没犯法，是可信的；但他的大臣规格，是不可信的。李焕错用了勇气维护他，反证了李焕的乱来。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不义而乱为，有勇也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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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问题先于政治问题？

　　报上说：“李焕对萧天赞请假两周静候司法处理的决定，系经过与副院长施启扬及秘书长王昭明研究后，认为较妥当的处理方式。”“昨天在立法院院会中，以及会后，曾相继表示萧天赞涉及关说疑案，一定要等司法问题处理之后，再谈行政问题。”“记者询问，何以李院长避开‘政治责任’问题不谈。李院长问：‘什么是政治问题？ ’记者告以：萧天赞散播‘阴谋论’以及在群众大会中讲话。李院长表示，必须司法问题结束后，再处理政治问题。”

　　从这一报导中，我们看出国民党大员李焕、施启扬、王昭明之流的不识大体。我常说国民党无大臣之风，这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这些国民党大员中，他们的心态，其实只是“宦竖”、只是“巧宦”、只是“佞臣”、只是“刀笔吏”，这种人，是不能做公卿的。在这种人的视野中，他们根本看不到大臣的“政治责任”远高于“法律责任”，因此他们斤斤以法律问题退守自保，小里小气的把萧天赞犯不犯法问题设为下限。他们的可悲是毁大法名器而不自知，还以守小法为自得，其器真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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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别哭了

　　桃园地检处检察官彭绍瑾办萧天赞案，上面官官相护，突然下达命令给他，限期交出卷宗。彭绍瑾力争无效，只得携带卷宗到主任检察官办公室面交，在眼见卷宗锁入铁柜时，当场激动得哭了。他一边大哭一面念他那文言文的声明，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忍不住笑。彭绍瑾虽然作秀 办案，但他长得一副“西字脸”，比高新武诚恳而滑稽，宋徽宗看到长“西字脸”的人，都以皇帝之尊，忍俊不禁，何况这位“西字脸”又一边大哭一边又念文言文呢？

　　彭绍瑾念完文言文后，又大哭说：不交出卷宗要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藏匿文书罪办他，上级实在太狠了，已丧失长官爱护部属的意义，“叹息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何在？”

　　其实，彭绍瑾勇气不必他求，他自己实在该有辞职的勇气，以为抗议。他感情如此丰富，实在不该干这一行，他应该弃法从影去演喜剧版的《悲情城市》，这样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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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成了“关说院长”

　　9月23日李焕接受《中时晚报》记者专访，大谈“关说”“部长”萧天赞案带给他的苦衷。李焕说：“萧部长的案子发生以后，我只有四个选择，继续让他上班、把他免职、部长自己辞职及部长暂时请假……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免去萧部长的职务就没事了，但是，请问免职的理由是什么？司法还没有断定他有罪啊！把他免职了，其他政府官员又会怎么想？难道只凭别人的一句话就把他免职？……为了萧部长的事，我也伤透了脑筋，我曾经请施启扬副院长还有好些朋友去同他说，但是他连请假都不愿意，他的想法是即使要辞职，也要等这个案子争回个清白。”

　　李焕的谈话令人很好笑，发现他和萧天赞一样蠢。萧天赞蠢的是，他看不出来法律上的争回个清白，也无法争回政治上的清白；李焕蠢的是，他也跟着以为政治问题可以法律解决。更蠢的是，他为了萧天赞，赔上“政府”的形象，也赔上他自己的形象，他展示给人们的是，他是一个没眼光没魄力的“内阁总理”，他竟扳不倒自己的“阁员”，这叫什么责任“内阁”？“阁员”不适任，去之可也，何须司法上的断定？但事实上，连要萧天赞请个假，都得派施启扬去“关说”才办得通，这种软脚虾，还做什么“行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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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何妨辞职？

　　报上说李焕难以妥为解决萧天赞的原因是：萧天赞是李登辉的人，在党务体系上李登辉是党主席，李焕不得不迁就李登辉的意旨。我认为此说纵使属实，李焕也难逃没眼光没魄力之讥。

　　李焕如有眼光，当看出萧天赞这样自私而恋栈的干法，会使国民党的行政与司法东倒西歪、愈拖愈惨；李焕如有魄力，当知道快刀斩乱麻是唯一解决之道。如果他摆不平李登辉的势力，那他可以辞职——用自己辞职来挽回大局，这才是没办法中的高招。

　　1932年8月6日，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鉴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不能保境安民，以致坐失国土，但张学良背后，又明明是蒋介石下密令叫他不抵抗的，于是汪精卫乃自己辞职，并逼张学良辞职，结果张学良不得不辞职。

　　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地位“以谢一人”，固然有失体统，但是为了挽回大局，却也是弱势中的强打。

如今李焕陷入被萧天赞拖着走的局面，这是最糟糕的局面，使人觉得是二李一萧三个蠢蛋在打消耗战。李登辉、萧天赞可以不懂事，但是李焕是九头鸟啊，怎么可以这么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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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去”到“去台湾”

　　夜深读《清史稿-翁同龢传》，别有领悟。

　　传中记甲午战败，日本人要台湾。马关条约签字前，翁同龢和李鸿章要求修改条约稿，说“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光绪皇帝说：“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可是，最后没法子，还是放弃了台湾。

　　反观国民党的皇帝，就比光绪皇帝像样多了。他不是“台湾去”而是“去台湾”，在台湾“以为天下主”，宁放弃中国而不放弃台湾，国民党是多么爱台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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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余纪忠的团结论

九月二十六日余纪忠的中国时报第一版上，有这样的标题：“中共刻意塑造团结气氛、拉拢人心”，“孙中山先生画像天安门前重新矗立”。内文中进一步指出：“天安门广场……北侧重新矗立了一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藉以收拢人心，塑造‘十一’前的团结气氛。”

我绝不同意这种荒谬的新闻解释！

中共在天安门前面挂孙中山的像，是每年五一劳动节的基本道具之一，原因不是什么别的，而是纪念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后来在“十一”国庆前，也把像挂出来，加强这一纪念。所以，孙中山画像来到天安门，原因无他，纯粹是因为他的遗教“青中带‘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缘故。孙中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共产党才为他亮相。余纪忠曲解新闻，以为中共这样做是团结示好，全是胡说八道！以为孙中山是你们国民党的吗？其实孙中山早就“投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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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政治伦理

　　报上说：“民进党下届党主席参选者除了黄信介以外，目前已确定新潮流系将由江鹏坚出马与之角逐。江鹏坚的出马决定，是在昨天两位有意参与竞争的当事人姚嘉文、江鹏坚会面协调之后，获得的协议，据指出，江鹏坚可望获姚的支持，双方将联手出击拉票，以共同和强劲的对手——现任主席黄信介较量。”

　　上次民进党主席角逐中，余登发曾当众向姚嘉文下跪，要求让黄信介干一任，当时人人以老朽昏庸笑余登发，其实余登发比少不更事的民进党新贵们高明得多，至少他看出姚黄之争不成体统，有悖政治伦理。

　　为什么？姚嘉文、黄信介，同案难友也，共患难的同志，出狱后争鸡骨头反目，成何体统？明明不成体统，民进党却泾渭分明于合污之中，还由小政客林正杰投身于国民党媒体以张扬之，不成体统却不以为异，此民进党之无救也。如今难友之争以外，又来了当年辩护律师江鹏坚之争，更是丑上加丑。辩护律师告别人坐牢自己捡便宜，难道还没捡够吗？又何苦当“不仁”不让？民进党之不明政治伦理，尤甚于国民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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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余康浊流

　　加拿大有余康（Yukon）之河，斯为清水；台湾有余康（余光中、康宁祥）之人，却是浊流。

　　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日前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加拿大参与国际笔会，大会关心大陆被捕下狱作家，余光中与焉。令人奇怪的是，当台湾被捕下狱作家在牢中的时候，余光中为何不关心？会喊“狼来了”的他，却为何为虎作伥？

　　康宁祥一黑皮政客耳，丑八怪、却臭美、跟老K、有一腿、不钓鱼、吃大尾、人打仗、他放水者也。日前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巴黎参与民主中国阵线，阵线无异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海外版，康宁祥与焉。他在台湾的机关报，且以“处理民阵内部矛盾，借重老康民主经验”为他贴金，其实康宁祥有什么“民主经验”？他的经验，全是别人上战场他却捡战利品的经验，这样子争民主，民主而不败阵，才有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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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乱伦？

　　汉朝时候，有个姓“直”名“不疑”的人，汉文帝召见他，要给他官做，政敌诽谤他说：“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翻成现代白话是：“那个‘马英九’啊，美男子，一表人才，什么都好，可是却跟他嫂子乱伦。他是此道高手，真想不通为什么？”直不疑听了，只淡淡的说了一句：“我乃无兄。”（我根本没有哥哥）就不多说了。历史上说直不疑“终不自明也”，何必自明呢？何 必多所解释呢？一个人，从来没有过哥哥，又何从偷他嫂子呢？

　　自来政治上斗臭别人，总是无所不用其极，但造谣造到背离事实、“一翻两瞪眼”的明显程度，这样干法，就未免愚蠢而下作。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控告《星报》诽谤，该报造谣说兵变时科拉松阿基诺吓得“躲在床底下祷告”。结果科拉松阿基诺集合记者去看，原来床是实心的，根本就无底可躲！事实既是无嫂可盗、无床可躲，这样子斗臭别人，只是反弹自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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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清造谣诬蔑李焕

　　在《立法院公报》第七十八卷第四十三期中，看到民进党尤清的这种发言：“秘书处所送的书面资料上载李焕先生曾经担任《沈阳日报》社长，若以李焕先生生于民国六年计算，其担任《沈阳日报》社长一职应值伪满洲国时代，故该日报很可能是伪满洲国统治下的机构。我们知道，抗战胜利之后，对于汉奸及外国来犯军人均会予以军事审判，如果《沈阳日报》确属伪满洲国所有，则李焕先生实不宜出任行政院长。”

　　我理解斗臭政敌，总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背离事实，竟到了不合常识的程度，则就未免太离谱了！满洲国出现在1932年，完蛋在1945年，前后十三年，相当于李焕十五岁到二十八岁之间，试问纵有所谓《沈阳日报》，李焕何德何能，又怎能被派去当十五岁的社长？这样的报，不是小报，李焕当了社长，岂能免于被当成汉奸诉追？何况，李焕不是平地里冒出来的，他是太子系中干校派研一期的学生，青年时期就跟蒋经国一路做狗腿，何曾到满洲国去过？抗战胜利后他才去东北，可是那时满洲国早完蛋了，要做汉奸，也搭不上巴士了。

　　尤清可以找别的理由反对李焕，但造谣诬蔑说李焕在“满洲国”做过高干，就太离谱了。离谱的干法何伤于李焕，只反证尤博士的不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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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不清，何能论政？

　　二二八纪念碑筹建委员会负责人陈永兴医师发表了专文——《请李登辉让陈定南任台湾省主席》。文中一再强调：“请李登辉总统让陈定南先生入长省政”、“请李登辉总统让陈定南当省主席”！陈永兴更进一步说：“陈定南先生也许不一定肯被安排出任省主席，但只要李登辉先生以总统的身份为全台湾人民三顾茅芦（庐），表达国家和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以国民党李主席的身份，相信可以感动陈定南先生来为台湾的建设做更大的贡献！”

　　我的读后感如下：一、陈定南的确比邱创焕适任省主席。二、但李登辉没有三顾茅庐的眼光和度量。三、有也没用，因为按照“宪法”，李登辉无此权力。四、李登辉“以总统的身份”这样做，是违宪。五、蒋氏父子违宪已久，大家不可再“教猱升木”，要李登辉再违宪。六、又要李登辉回归“宪法”，又要李登辉违宪，是不通的。七、为“全台湾人民”提供清楚的思路，脱离国民党的污染，比糊里糊涂、牛头不对马嘴的向李登辉举才更重要。八、陈永兴用心是好的，但他的思路不清，自己正是受国民党污染而不自知的糊涂人，他应该加强医学以外的知识，再做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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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从狗屁到马屁

　　国民党学人余英时，在9月27日《中国时报》上，发表《四十年的矛盾与悲剧》专文，一开始便有一段怪论，他说：“首先我要提出来的是共产党‘建国’这个概念，我不承认所谓‘共产党建国’这个命题。中华民国建国结束了两千年的中央王朝的系统，成立了共和，这是改变了国体，而不仅仅是改朝换代。中华民国建国不只是国民党一党之事，同时也得到了清朝的承认和国际的承认，所以它是合法的。共产党有自己一套理论，认为自己是代表工农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共产党的‘建国’只是新的政权取代了旧政权，而国家早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了。”

　　余英时这番话，真是狗屁不通的话。说不是“建国”，“只是新的政权取代了旧政权”，这是绝对不通的，试问哪一个“建国”不基于新旧政权的取代？若说只是政权的取代，中国早就在那儿，那么他余英时的其他文章中，怎么会出现“明太祖是开国之君”的话？（见余英时著《历史与思想》第79页）试问明太祖开的是什么“国”？连蒋介石都承认中华民国是“亡国”了（见《总统蒋公思想主论总集》卷二十三，第129页），余英时还马屁什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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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法理

　　余英时说“中华民国建国不只是国民党一党之事，同时也得到了清朝的承认和国际的承认，所以它是合法的”，又说共产党的“建国”只是政权的取代，“而国家早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了”。这些怪话，与历史和法理都不合：

　　第一，中华民国之建国，根本与国民党无关，国民党是建国以后才成立的。 今天把兴中会、同盟会说成国民党前身的，是扭曲历史。事实上，兴中会、同盟会跟国民党是两码事。

　　第二，清朝是被迫退位的政权，它的承不承认，没有任何意义。张三把李四扫地出门，即使李四承认张三喧宾夺主，事实也是鹊巢鸠占。张三并不因此就理直气壮，当然张三也无须因李四承认才合法。

　　第三，至于国际的承认，更算不了什么，清朝就是被各国承认的，照余英时的怪逻辑，则中华民国的建国，也是政权取代，因为国家早在1912年以前就存在了。

　　在国际法中，虽有“国家的承认”（Recognition of State）和“政府的承认”（Recognition of Government）的差距，但“共产党的‘建国’”，却无不符合，历史如此、法理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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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清没有历史程度

　　民进党尤清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同意案时，认为李焕经历中“《沈阳日报》社长”部分，至为可疑，尤清指出：“若以李焕先生生于民国六年计算，其担任《沈阳日报》社长一职应值伪满洲国时代，故该日报很可能是伪满洲国统治下的机构。”

　　我昨天已指出，这是不合常识的。因为从“满洲国”兴亡看、或从李焕行踪看，李焕根本没去过“满洲国”，怎可以这样造谣诬蔑他是汉奸？

　　在常识以外，尤清若稍有历史程度，也可从《沈阳日报》的报名上，一望而知它绝非“满洲国”的报纸。因为在“满洲国”时期，沈阳不叫沈阳，而叫奉天；辽宁省也不叫辽宁省，而叫奉天省。奉天省是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改的，民国成立后一直沿用，到国民党得天下，在1929年改为辽宁省。“满洲国”是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开国之君，所以又改回到奉天省的称呼，还原而已。尤清无知，乱在《沈阳日报》上做文章。其实《沈阳日报》是“满洲国”亡国后辽宁省十二家报纸之一，都是国民党控制的报，跟“满洲国”毫无关系。我对李焕，骂不绝口，但所骂都是事实。看到别人用非事实骂他，我就要讲公道话，还李焕清白。这就是李敖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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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信良与国民党

　　中坜事件前夜，李焕以高姿态拒见许信良，失掉了最后的弹性，以致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李焕黯然下台。李焕在国民党中还算是“知台派”，知台而无法应付局面，可见国民党智能不足。如今十年过后，李焕又上台了，许信良又回来了，唯一不同的是党主席和“总统”都变成了台湾人李登辉，国民党会不会聪明一点了呢？许信良又是试金石了。

　　许信良一直是块最好的试金石，他靠国民党公费做留学生、靠国民党支持做高干。靠国民党做手脚做省议员，但他是霸才，霸才未可以“池中物”小看了他。可是李焕能知人才却不能识霸才，结果许信良“叛党”以去。国民党再度小看了他，拉他下马，但许信良十年远飏、此志不懈；一朝潜返，朝野沸腾，国民党又面临了如何看待他的问题。

　　国民党培植许信良而不能尽才；打击许信良而难以使力；小看许信良而无法下台，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许信良给国民党的教训是：你可以打垮奴才、蠢材和人才，但你永远无法打垮霸才。你以为赢了霸才，其实你正输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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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信良与民进党

　　许信良返台，无情无义的民进党立刻赶搭巴士。黄信介说，在民进党创党三周年党庆前夕入境，这是带给民进党党庆的大礼物。此外，黄信介在与中常委小政客林正杰等人的集议下，发表声明。声明中第一条就是：“许信良已突破黑名单限制，成功返抵‘国门’，民进党已赢得这一回合的胜利。”

　　民进党这种动作，是很厚脸皮的。因为，许信良至今并非民进党员。他之所以成为非民进党员，又极为反讽，原来是当今的民进党高干阻止他加入，他们不肯成立海外党部、不肯授许信良以权、也不肯援许信良以手。他们和鸵鸟式的国民党一样，一直不肯面对许信良的问题，表现出来的，是一派愚蠢和小气。

　　但许信良那边，却比民进党识大体。他早在台湾这些党外人士不敢组党之时，就在美国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党（1986年5月1日），并表示要迁党回台，七天以后（1986年5月7日），勇敢的郑南榕在台湾首先加入。在这种压力下，民进党方才在近五个月后（1986年9月28日）宣布成立。由此可见，许信良、郑南榕是民进党的真正催生者。但他们都不是民进党党员。民进党赶搭郑南榕自焚巴士和许信良返台巴士，并蒙混事实真相，脸皮之厚，国民党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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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信良与施性忠

　　台湾人有自卑感，特喜玩政治，但都是蠢材玩政治。国民党本是蠢材，但台湾人比国民党还蠢，所以国民党能够在台湾搞小朝廷，一搞四十年。

　　但台湾人也有异数，是玩政治的高手，仅有二人，就是许信良和施性忠。这两个人的政治智慧高出所有台湾人之上，并且高出许多，但台湾人不知也，国民党也不知也。

　　外省人蠢材石永贵主持《中央日报》，9月29日还奚落许信良是“过气政客”、还呼吁“不管许某的如意算盘若何，身为国民，我们总相信司法的公正，也盼朝野冷静，才不致堕入彀中”。我看了哈哈大笑。

　　为什么？张仪说他智不及苏秦，“在吾术中而不悟”，其实国民党早在许信良术中而不悟，国民党呼吁不要堕入许信良彀中，其实早就在彀中了，真大傻瓜！许信良千方百计逼你国民党跟他司法解决，如今自李焕以下，都说依司法办理，你国民党就输定了，怎么办都是输。你国民党不能主动不通缉许信良于先，又不能通权达变于后，徒为许信良造势而已。许信良“过气”而能翻江倒海如此，他若不过气，还得了吗？国民党真不知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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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哪比老派浓

　　许信良当年为声援余登发，丢掉乌纱帽，去了美国。余登发心怀感念，出狱后对许家颇有支援。三年前听说许信良要回来闯关，余登发赶来中坜，徒步走了十多公里，到机场附近，要亲迎许信良。他以八十三岁的年纪，站在第一线，吃足了警察大力喷水的苦头。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它包含了感恩、怀德、义气和真诚。正因为余登发有这种真性情，所以他一生敢于表达自己的信念，他在众口一声的台独论调里敢独排众议，反对台独，就是这种真性情的体现。

　　余登发死后，民进党利用他，发动民众致哀，一派猫哭耗子嘴脸，令人厌恶。余陈月瑛说他公公一生“不断与强权政治周旋，故至今仍不见容当道”，其实，这话只说了一半，余登发固不见容于当道，但又何曾见容于民进党？无情无义的民进党公开羞辱这位老人家，他们的做人品质，竟低格调得一至于此！如今在他死后前倨后恭，适证这些人的无耻耳！

　　怀念余登发，令人油然感于深情哪比老派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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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行动岂可儿戏

　　9月29日，民进党“立委”吴勇雄，在“立法院”演出一人短剧，在发言台前自说自话、贴红纸、耍活宝，他自己以为有趣味，可是只是肉麻当有趣而已。

　　这一儿戏前一天，9月28日，两千名大专教授学生，举行抗议大学法游行，要求学术自由化、校园民主化。游行中演出集体短剧，或穿围兜，以示目前是“幼稚园大学”；或拿玩具手枪，以示大学遭受军方压制；或烧请愿信，以示上达“孙总理”“蒋主席”；或披假枷戴假锁、集体下跪，以示处境不得自由……

　　这些行动，又是紧接着头两天“无壳蜗牛”在国泰人寿大楼前搭帐篷、抬花轿那些抗议行动的；而搭帐篷、抬花轿这一套，又是和9月24日民进党小政客林正杰的竞选募款中的幼稚演出如出一辙的。接二连三的“秀局”，令人觉得处处是胡闹。

　　为什么严肃的主题和目标，要这样胡闹的来处理？要以儿戏出之？这些人，既幼稚又好出风头。全世界的人，都不会这样无聊的，只有台湾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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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与蒋介石

　　流亡美国三年后，马科斯终于死了。马科斯流亡始于1986年2月26日，他一直靠美国，可是在紧要关头，老美对他放弃了支持，派出四架直升机将他和全家接出来，送到檀香山。他死后，美国且在9月28日由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应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科拉松阿基诺的要求，禁止飞机载运马科斯 遗体返菲——马科斯当年不让阿基诺返国门（一抵国门，就把阿基诺干掉），如今科拉松，阿基诺不让马科斯死返国门，真是报应与对比。

　　最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又出卖了一个法西斯头子。美国这个国家最王八蛋，它在世界上，到处支持法西斯政权，但在该政权众叛亲离时，却又善于出卖该法西斯头子，韩国李承晚也、越南吴庭艳也、伊朗巴列维也、菲律宾马科斯也……翻云覆雨，极无情之能事。唯一能抗得住而没被老美卖光者，只有蒋介石一人而已。比起来马科斯真笨，菲律宾有七千一百个岛，他不能安身；蒋介石只一台湾岛，就能立命，蒋介石美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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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内政问题吗？

　　9月29日，康宁祥的《首都早报》以社论刊出《台湾不是中共的内政问题》，指出：“台湾的国际主权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因之，台湾绝不是以北京政权为代表的‘中国’的内政问题。”又说：“1971年中共政权取替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此只表示，联合国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代表中国，以取替中华民国（ROC）原来拥有的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已，并不能因而进一步推论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之一部分。”

　　这种社论，真是怪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中国，从时间算，是长达四十年；从空间算，是台湾的二百六十六倍（包括外蒙古则是三百零九倍），换句话说，只是中国的二百六十七分之一它没统治到而已。若说那个中国还不是国际主权完整的中国、若说台湾还能独立于那个中国之外，是绝对与历史、与地理、与国际法不合的。正因为是典型的内政问题，所以与国际法根本无涉，只是在形式上，有几分神似“国际地役”（International Servitudes），而姑且称之为“国内地役”而已。《首都早报》的社论，是绝对无知乱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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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卫到哪里去！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已是国际法大宗师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所谓“超乎记忆所及”（going beyond memory）的源远流长关系，只要统治中国大陆的政权存在，台湾就是这政权领土的一部分，这种情况，除中间割让给日本一段时间外，前后皆不在话下。以为大陆的政权未曾统一到它，它就可以自外于中央了，其实这是一种诡论。这种诡论是台独分子向国民党学来的。

　　国民党说，大陆是台湾的三百零九倍，台湾是大陆的三百一十分之一。因为共产党统治不到这三百一十分之一，所以中共非中国，因为地理成分不足，没有百分之百。但是，照国民党的历史，秦始皇明明统一了中国。实际上，秦始皇在他死前，也没把百分之百的中国统一。《史记》中有“卫康叔世家”，它起源于周朝分封时周武王的小弟弟那一支，这个小国，因为太小了，反倒苟延残喘，一直没被中央统一。直到秦始皇灭六国后十二年，秦始皇死后一年，它的“李登辉”，才被秦二世废为庶人，才“卫绝祀”。若从秦出兵争天下起算，从惠文君到秦二世，凡一百二十二年，卫国有一百二十二年之久，独立于秦的“内政问题”之外，可是再怎么挣扎，它也是中国的。什么百分之百才算？你这不能自卫的小地方，又能卫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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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日也白媚

　　9月10日的《首都早报》上，登出所谓美国台湾国际关系中心主任蔡武雄博士的专文——《旧金山和约使台湾与中国主权分离》。其中有妙论如下：“对于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的建交联合公报根本是自说自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理解和尊重’并不等于‘同意’或‘承认’。”“就日本的立场来说，日本承认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未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我奇怪，这是哪国的博士，可以这样公然歪曲历史与国际法！《波茨坦宣言》第八条明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开罗宣言》明明用的动词是 “将归还”（shall be restored to）台湾，restore在英文里，是很明显的收回已失物的意思，正因为《马关条约》有所失，《开罗宣言》才有所还。明明一清二楚，难道台湾还不是中国的？《首都早报》和这种博士在两国公报之时，如此有兴趣只站在“日本的立场来说”，殊不知纵使媚日，无奈却被《波茨坦宣言》绊了一跤。不学而且无耻如此，真丢死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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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娇何不学许信良？

　　黄玉娇现年七十岁，她是党外硕果仅存的老将。1960年11月18日胡适的日记中提到的“‘反对党’的发言人——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五人中，死的死了、变节的变节了，三十年来，只有黄玉娇不改其志，光凭这一点，民进党就该奉她为“党宝”，崇德报功，表示尊敬前辈，证明自己不是不识大体的后生小子。可是，民进党事实证明的，却正是这种货色，令人感到他们实在无情。

　　当年黄玉娇想选桃园县长，可是碰上许信良，许信良要她让，黄玉娇很义气，两分钟就让贤了。这次民进党提名张贵木，不提黄玉娇，黄玉娇意不能平，到土城看守所，质之许信良。许信良劝她尊重中央党部的意思，以党为重。但黄玉娇表示她一定要出来拼，否则对不起地方民众，许信良表示了解。

　　尊重中央党部的意思，以党为重，固然是党员应有的修养，但是，当中央党部被小人把持而不以党员为重的时候，党员也大可不必那么下贱。当年许信良不就是违纪参选、脱离国民党的吗？许信良能够勇敢的不尊重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意思，不以党为重，黄玉娇又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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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乱报导

　　大报乱报导新闻，随手就有两例。

　　10月1日《联合报》说：去看许信良的，有四类人。“第四类是不一定有深交，但关心他现状的人。”并举包奕洪等人为例。殊不知包奕洪是许信良中央党部时代的老朋友，两人极有深交。他是四川人，却一直支持许信良和张俊宏，他由国民党转成民进党，也是因此而来。包奕洪虽然是外省人加入民进党，但却不像傅正、林正杰那样气量狭窄、热衷抢鸡骨头，他只是默默的在做识大体的事。《联合报》完全不明实情，乱报导也。

　　同一天《中国时报》说：“刑事警察局30日决定增调办案好手施赞步南下高雄，参与警方专案小组协助侦办余登发命案。……一直待在刑事警察局侦二队的施赞步，服务警界数十年，手中侦破大案无数，尤其专精命案现场勘验以及问话技巧，在刑事警察局诸多办案能手中，被公认是最资深的侦办刑案第一把好手。”殊不知景美翁媳命案中，造成张国杰多年冤狱的，就是此公。这是张国杰亲口告诉我，并拿证据给我看的。这种人办的案，真是天晓得！《中国时报》完全不明实情，乱报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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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的失态

　　9月30日，《中央日报》以特稿大骂许信良，中有这么一段：“许信良对陈水扁律师说，此次偷渡系经由美国白人律师协助安排的。这种说法究竟是愚弄陈水扁律师，还是要给大家茶余饭后增加一些谈笑的材料，就不得而知了。在许信良眼中，偷渡好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他心中也许认为，能够有个洋人律师为友，可以增加他的地位与分量。这种挟洋自重的亡国奴心态，就如同许信良过了气的政治生命一样，早就不时髦了。”

　　这段话，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在外国，请外国律师代他安排争取个人人权的任何事，都是于理至正的平常事，《中央日报》何必大惊小怪？至于假设许信良“心中”的“认为”，也是站不住的瞎猜。“洋人律师为友”又有何难？有这样个朋友，为何就可擅加“亡国奴心态”的罪名？这样子大帽子扣人，适证《中央日报》的失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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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镜自照的“妓女文化”

　　民进党中有林俊义者，我曾说他对自由民主人权，全无争取之功；对打倒国民党专政，毫无血汗之劳，但摇身一变，以“绿色”上街，就俨然成为“立委”候选人矣。原因无他，环保并发症当行，以“绿色”投机而已。

　　如果只讲环保，倒也罢了。不料此人在环保以外，又大发捞过界之声明，例如9月30日，他在台中，就发表向许信良表态的声明，认为许信良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时下的台湾充斥着一批批的低俗政客而已。林俊义又在9月28日的《自立晚报》上发表文字，叫《让我们一齐拯救台湾“妓女文化”》，指出“今日台湾的最大病患，乃是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恶质的‘妓女文化’，在人们的思想中到处充斥了‘妓女意识’”。

　　林俊义的声明和文字，使我用以衡量起一种人。许信良苦战之时，这种人逍遥在外；许信良荣归之时，这种人小鸟依人，不论生张熟魏，只要有政治利益，就立刻抢搭巴士，送往迎来。这种虚情假意，才正是典型的“妓女文化”；这种前呼后拥，才正是典型的“低俗政客”，民进党揽镜自照，毋乃自泄其底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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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大当心！

　　民进党林俊义以“绿色”号召、民进党林正杰也同此一绿，搞“绿色拍档”，许信良归来，彼等以老大归来相庆，口口声声许老大，极肉麻之能事。

　　不过，奉劝许信良，且莫高兴。因为我李敖，就是老大的过来人。

　　当年林正杰写秘密的信给李老大，对李敖说：“我对您的看法，您一定最清楚。当我们办《进步》的时候，周渝带我去中心诊所，我几乎是以‘朝圣’的心情去的，为什么？大概是我初中开始就把您当做偶像吧！即使到今天，我对您认识更多，神秘色彩减到几乎没有，我也不失对您的尊敬。对任何人，只要批评您，包括出版界、政界、一般朋友，我都会替您辩护。”“因此，我总觉得，您如果有真正的死党，应该是我。”“在台湾社会，特立独行的人不多，我最尊敬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许信良，一个是您。我总觉得，在任何情况下，我和你们两个人都可以互相信赖。”

　　结果呢，曾几何时，林正杰为了政治利益，竟没原则的对李老大忘恩负义了。现在，“最尊敬的”，只剩下归来之后的许信良了。——碰到这种反复无常的追随者，许老大可要当心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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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谤”的滑头心理

　　《中央日报》为文指出“何必盖那么多图章？”认为“有权盖章的人太多”，以致没有行政效率。这话说来好听，却不明白大家盖图章乃是官僚体系的一大特色。

　　大家盖图章的结果，最大好处是有责同担、有利均沾，政治风险和利益，都有了着落。这种滑头，源自中国官僚体系中的“分谤”哲学。

　　“分谤”是有人骂我们、我们大家来承担、来分担这种责任。蒋廷黻曾指出：“这两个字——‘分镑’——最足表现中国人玩政治的滑头和卑鄙”，“这种滑头心理不改革，中国会教我们滑亡了！ ”

　　不过，有责任由大家分担，还算是有点公道的。君不见，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而失国土，全国都骂张学良，殊不知这是蒋介石的密令而要张学良照办者，结果张学良独受全国之谤，蒋介石却一点都不肯分。可见“分谤”固然滑头，不分谤之滑头，更在其上。蒋介石此中翘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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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的活证

　　10月2日，《中国时报》大幅推出台静农得文学奖的报导，并由杨牧写专文，推崇台静农“的温柔敦厚里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

　　台静农的“温柔敦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过说他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那可要看指什么时候。

　　想当年台静农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旧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论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乎。”

　　如果他真如此洒脱，他就不该左上一个台去领什么“国家”文艺奖、右上一个台去领什么“行政院”文化奖，向大官人鞠躬如仪；更不该以他的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中庸要旨一则以志追念”。……这些都是老而无聊又无耻的行为，根本谈不上“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

　　台湾真是一个怪地方！一个老而无聊又无耻的人，居然几十年光凭以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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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元璐的书法

　　台静农的书法，学自明末的倪元璐，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

　　倪元璐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他在小人当道中出道。他有一段名言，说：“天下议论，宁假借，必不可失名义；士人行己，宁矫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矫激为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义，决裂廉隅。颂德不已，必将劝进；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犹且宽之曰‘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这是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等对窃国大盗歌功颂德、建纪念堂等行为的抗议，他是有救世热情与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不是写毛笔字终老的。

　　明朝崇祯皇帝上吊殉国那天，他也上了吊。死前遗书说：“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殓。暴我尸，聊志吾痛。”他也殉国了。

　　张大千把珍藏的倪元璐的字送给台静农，并称赞台静农是“三百五十年来写倪字的第一人”。倪元璐被这些软骨文化人所作弄，他更要“暴我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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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咬金不愚忠

　　去年大陆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关中发掘了程咬金的墓，墓主以“半道里杀出个程咬金”闻名中国，但他却在墓草久宿之中，半道里杀出个考古学者来研究他，这真是古今奇缘了。

　　程咬金是以“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身份，被赐葬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陵园内，距离唐太宗的墓有十五公里，地属今天的陕西省醴泉县烟霞乡上营村。他的墓很大，仅墓道、过洞、天井的长度就近五十米。

　　程咬金在“旧唐书”里叫程知节。他出道时，本来跟李密，打王世充。李密失败，程咬金被王世充拉拢，又跟了王世充。后来他向秦叔宝说：“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乃巫师老妪耳！岂是拨乱主乎？”于是与秦叔宝投奔李世民。

　　程咬金一生，三易其主，最后找对了拨乱反正的领袖，再从一而终。那时代的人就知道不愚忠，这一特色，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国民党不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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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同母三兄弟说

　　报上蒋纬国的新闻老是不断，但是蒋纬国的历史却近乎断了，因为大家实在搞不清楚他是怎么冒出来的。按照官方《总统蒋公年表初稿》，1916年条下明说“九月初十日，次公子纬国生”。但在记录中，毛夫人只生了蒋经国一个儿子，这下子蒋纬国的妈妈出了问题。

　　一般说法是，蒋纬国的妈妈是日本女人。蒋纬国私下里说她是护士。不过，进一步的说法是，蒋纬国的日本母亲并非护士而是类似寮中的一位“女中”型人物。她跟戴传贤生了戴安国、跟蒋介石生了蒋纬国、跟陈英士生了陈惠夫。陈惠夫就是陈祖龢。他的夫人温淑静女士很同情这位死去的日本女人，特别在她坟前立了一个碑，上刻三个儿子的名字，不料被驻日代表团头子朱世明派人拍了照，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大怒，从此不准陈惠夫、温淑静夫妇去官邸。温淑静女士奇怪的问：“蒋先生整天教忠教孝，却不准儿子认亲娘，这是什么人伦？”

　　这个蒋纬国同母三兄弟的说法，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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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秘书长情结”

　　国民党周雍能1927年做上海市秘书长，他请俞鸿钧做他的秘书；十年后，风水转了，俞鸿钧做上海市长，改请周雍能做他的秘书长——国民党可以互为僚属，虽于官常有悖，但为了做大事也做大官，你我都可委屈一下。

　　民进党则不然。黄信介怕姚嘉文抢他的主席，情商姚嘉文做他的秘书长，但姚嘉文做过主席，不肯再干秘书长；江鹏坚又要出来选主席，怕陈永兴抢他的主席，情商陈永兴做他的秘书长，但陈永兴要做主席，不肯去做秘书长——民进党不肯互为僚属，为了做大事也做大官，谁也不肯委屈一下。

　　是民进党有气派？还是民进党连六十年前的国民党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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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手足相争”？

　　施性忠推出庄姬美参选新竹市长，民进党以他们已推出施性忠的哥哥施性融参选了，大骂施性忠“手足相争”。

　　奇怪的是，新竹的天下，明明是施性忠、庄姬美打的。弟弟因义受难去坐牢，哥哥抢走了地盘，不肯还给弟弟，试问这种“手足”干的事，算不算“相争”？国民党的任富勇要参选，施性融说是“增加市民的选择机会”，但此一机会，却独厚于国民党，而不厚于自己“手足”，国民党来“相争”，就大方的欢迎；自己“手足”来“相争”，就小气的恶骂，这种民进党的“手足”论，真令我们大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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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奖的荒唐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诺贝尔委员会颁赠的理由是：“达赖喇嘛在寻求解放西藏的奋斗中，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他主张使用以容忍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和平解决方法，以期维护西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Dalai Lama in his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ibet consistently has opposed the use of violence. He has instead advocated peaceful solutions based upon tolerance and mutual respect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his people.）

　　事实上，达赖喇嘛是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神权政教统治的代表，所谓“西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其实正是这种丑恶统治的护符。说“解放西藏”、为西藏争取自由吗？首先该做的，乃是该打破这种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的神权政教统治，才是当务之急。但是，从7世纪的吐蕃政权开始，到20世纪的达赖政权为止，西藏人民，完全笼罩在奴隶制与精神奴隶制的统治之下，又何来自由与解放？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是对真正自由与解放的曲解，也是侮辱。太混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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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赖喇嘛定位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中国立刻有了反应。驻奥斯陆大使馆指控说，这是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做法，这种做法已经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西藏多年来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达赖的目的是要分裂祖国并破坏民族团结。

　　这是不错的。从19世纪俄国英国势力入侵西藏起，西藏一直在跟着帝国主义搞“藏独”，真的目的就在此，手段上非暴力是不得已的。对达赖喇嘛，只有这样定位，才一针见血。其他都是遁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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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的教训

　　美国搞巴拿马政变失败了。美国坐视巴拿马人打巴拿马人，万名美军，却使不上劲。比起当年巴拿马运河开凿之初，它鼓动“巴独”，陈兵给哥伦比亚看的狠劲儿，可知时代变了。今日美国总统再狠，也比不上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时代了。

　　老罗斯福在巴拿马运河开凿上，十足一帝国主义者；但在调停日俄战争上，竟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一大讽刺。不期八十三年后，诺贝尔和平奖又混蛋如此了。诺贝尔奖主事者自己在精神上先如此封闭，其去“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条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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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非暴力”吗？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说他“一直反对使用暴力”；达赖喇嘛在得奖后说：“如果西藏人拿起武器，中共部队会有借口压制，我们可能很轻易被消灭。”由此看来，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似乎也不是那么纯真的、慈悲的、在理论上自足的，实乃因为打不过中共军队，所以只好宣传非暴力。

　　从达赖喇嘛的“前科”看，也可证实这一点。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操纵西藏人，在拉萨发动上万人的武装行动，包围中国西藏军区司令部和驻藏机关，大喊“西藏独立”和“驱逐汉人”口号，惹毛了中共政府，派兵镇压，达赖喇嘛在七天后出亡，或骡马、或步行，越冰天雪地的喜马拉雅山而南之，以“十万”之众，表演“出西藏记”，他的精神可嘉，但是并没有非暴力的高层次，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今天美化他“一直反对使用暴力”，是溢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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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其外，财权其中

　　达赖喇嘛以暴力争西藏独立不遂，改口说只争内政上宗教上的自治，至于国防与外交，可由中国处理，乍看起来，是一种立场的软化，究其实际，不过换汤不换药。

　　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岂止是皇帝，根本是神。他这一家在西藏，是最大的特权阶级，拥有庄园二十七座、草原三十六处、农奴六千一百七十名、家奴一百二十名、黄金十六万两、白银十万两，以及无数的其他财宝。以这样的财权、再假神权以光大之，这种内政上与宗教上的权势，还不够过瘾吗？又何必要什么国防与外交？

　　所以，以为达赖喇嘛所争不过内政上、宗教上的目标而同情他的人，只是同情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的神权统治而已，何来自由与解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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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暴行”？

　　西藏是农奴制度，农奴在西藏政府、寺院和贵族三大庄主手中，三大庄主占有西藏全部土地，以1959年的统计是：政府是在二百八十七个俗家贵族控制之下；寺院是在三百三十三个喇嘛主持之下；贵族是在二百多个贵族家庭包光之下。全西藏有喇嘛十一万，要靠别人供养，这是黑暗的世界！

　　两年前，孟绝子就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七十二期中指出：“中共的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打垮达赖喇嘛的军队，把西藏收为中国版图，并把极端不公平的封建制度摧毁掉，这种行动，真是‘暴行’吗？达赖喇嘛一小撮贵族和喇嘛为保持一己在西藏的既得利益的现状而打的仗，真是合乎正义吗？ ”孟绝子的见地是一针见血的，整个的西藏问题，要做如是看。

　　附录

　　弃妇春梦了无痕（孟绝子）

　　今天《联合报》第二版上有这么一个新闻：

　　达赖将在适当时机来访

　　【中央社台北17日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化鹏今天表示，达赖喇嘛将在适当的时机，来中华民国访问。

　　吴化鹏说，他与达赖喇嘛的私人友谊深厚，达赖喇嘛曾多次向他表示，将在适当时机，以宗教领袖身份回来访问，目前时机还未成熟。

　　他上午在新闻局记者会中做以上表示。

　　这条新闻相当有趣。

　　蒋介石政权中的蒙藏委员会，乃是个空头机关，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一样荒唐、骗人。

　　蒋介石在大陆上掌权时期，就让蒙古省保持独立状态。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正式让蒙古独立，实际上是割让给苏联。至于西藏，蒋介石的权力始终没有到达过。然而蒋介石在大陆时期设有蒙藏委员会，逃到台湾来以后，仍然设有蒙藏委员会以手淫自慰。蒙古则被卖国的蒋介石派卖国的王世杰正式在卖国条约上签了字，出卖给苏联。根据国际法，这笔账，蒋介石想赖也赖不了。蒋介石政权中的蒙藏委员会，只好把全部的单相思，几乎都集中到流亡中的西藏过气政客达赖喇嘛身上。

　　达赖喇嘛在西藏时期，也是教阀，又是军阀，同蒋介石一样，还宣称自己是西藏的英明领袖、民族救星。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西藏是中国的一省，也不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蒋介石在自己罩得住的地区真是神气活现，霸道万分，但从来没有胆量派兵去碰碰西藏的边。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1950年，中共的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使西藏正式重入中国版图。1959年3月，达赖喇嘛再度用武力搞西藏独立，再度失败，只好逃出西藏，流亡印度。

　　西藏战事，达赖喇嘛说是中共人民解放军入侵并占领西藏，他领导西藏军队来为西藏独立而打的战争。二十八年流亡岁月中，他不停地到世界各有力国家去访问。他去访问，公开的身份是宗教领袖，暗中真正进行的不是宗教方面的事物，而是请求各有力国家当局或以军事行动帮他反攻西藏，或以外交计谋与压力帮他光复西藏，把西藏独立为一个国家，让他回去当西藏国元首。

　　世界各白种人政府中，有不少人私心都喜欢西藏独立。他们还喜欢新疆独立，内蒙古独立，东北三省独立，华北独立，华南独立。白人真正的心眼，不喜欢世界上有一个全由黄种人构成的地大物博，而又统一强盛的中国。他们只喜欢看到世界上的大国都是白种人的国家。

　　言行比较怪异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这二蒋嘴巴上天天喊叫自己摆设在台湾的政权，代表包括中囯大陆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既然这样说，对于中共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把整个西藏收为中国这件壮举，即使不便公开发表声明表示赞成，至少也应该保持沉默，以暗示不言之赞许。因为二蒋与中国大陆上共产党之间所存在的，乃是政权之争，不是国土之争。二蒋如果稍有爱国心和常识，就不应该为了自己深恨中共抢去了自己原来在大陆上政权，就喜欢看到西藏独立，使中国少掉一大块领土。事实证明，二蒋连“稍有爱国心和常识”这点水准都达不到。二蒋仅仅为了自己被赶出大陆，就喜欢看到达赖喇嘛领导藏军为谋西藏独立而与中共人民解放军打仗，并把达赖喇嘛的行为美名为抗暴，意思是说中共把西藏收归中国是一项暴行。

　　达赖喇嘛的行为真是“抗暴”吗？

　　来看看《读者文摘》怎么说。这个杂志是美国保守色彩相当浓厚的刊物。它也是以美国利益和白种人观点为主要标准，来衡量和评论全世界事物的刊物，因此，隐隐约约中，它总是藏有着美国人优越感、白种人优越感、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调。它为美国一切所作所为而辩护。

　　这本刊物，1981年初，刊出了一篇Fred Ward写的《西藏现貌》，对达赖喇嘛“抗暴”失败而逃走后的西藏，做了一次概括性的报导，对于达赖喇嘛“抗暴”以前的西藏，也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叙述：

　　1959年以前的人口统计显示，藏民中有一大部分是农奴，其余是佃农，全藏百分之九十三的土地掌握在不到二百个贵族家庭、主持寺院的三百三十三个喇嘛，和二百八十七个俗家贵族控制的政府手里，这样的社会制度，不大可能有变动，只有当喇嘛才能摆脱农奴地位。1959年，西藏有大约十一万喇嘛，每五个男人里就有一个要别人供养。现在只剩下大约一千个喇嘛，而两千七百座寺院只剩下十座。

　　这段叙述暴露了几个问题：

　　一、1959年以前，也就是达赖喇嘛“抗暴”失败而逃亡印度以前，西藏是个封建制度的社会，阶级差别很大，经济生活极为不平。恰巧这种社会制度正是中国共产党当时要打倒要摧毁的对象。

　　二、男人只有进庙当和尚才能摆脱农奴的地位，才能不劳而获地由别人供养过活。这一方面，1969年版的《世界百科全书》（The Word Book Encyclopedia）中也有类似的叙述。它说，很多藏民当喇嘛，乃是因为在西藏养个家是件很艰难的事。

　　三、“这样的社会制度，不大可能有变动。”之所以如此，是达赖喇嘛手里有镇压一切变动的军队，他又用宗教高度愚化人民、麻醉人民、吓唬人民、使人民非常迷信、非常无知。对他个人非常畏惧、崇拜、愚忠。

　　中共的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打垮达赖喇嘛的军队，把西藏收为中国版图，并把极端不公平的封建制度摧毁掉，这种行动，真是“暴行”吗？达赖喇嘛一小撮贵族和喇嘛为保持一己在西藏的既得利益的现状而打的仗，真是合乎正义吗？真配得上美名为“抗暴”吗？

　　对达赖喇嘛，蒋介石是这样地拍、这样地媚。这样拍媚以前，达赖喇嘛是怎么地对待蒋介石呢？

　　在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前十年，也就是在1949年的今天8月18日，蒋介石的台湾版《中央日报》第三版上有一篇吴俊才写的文章，题目是《注意拉萨！》 文章中说：

　　中国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限两周内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捣毁，席台长遇刺受伤，拉萨的中国学校被封闭，所有在拉萨经商的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里的汉籍喇嘛也无一幸免。

　　达赖喇嘛为什么要把蒋介石的部下连带其他汉人都驱逐出境呢？根据吴俊才的文章，可以综合出三种原因：

　　一、“清党”——西藏当局宣称，蒋介石派到西藏去的官员中有共产党分子，因此干脆统统赶走。

　　这一点，达赖喇嘛是学蒋介石以前的杀人清党，所以才会除了驱逐出境外，还捣毁无线电台，行刺席台长，同时也顺便把汉籍商人和汉籍和尚等所有汉人全部清出西藏。

　　二、预防“剿匪”——西藏当局认为，如果西藏还让蒋介石的部下留在西藏，中共就会以追剿蒋介石残余势力为借口，派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这一点，达赖喇嘛是从蒋介石过去的“剿匪”行为中得到的启发。以前蒋介石号称是北伐统一了中国，实际上有许多省他管不了。后来他就利用“剿匪”的机会，带兵“追剿逃匪”，逃匪没有追剿到，却趁机占到一些地盘。

　　三、真心真意——达赖喇嘛的西藏当局，根本“不承认中国在西藏有主权，连宗主权也不承认”。

　　这样的一个达赖喇嘛，蒋介石和蒋经国却还把他看做宝贝。蒙藏委员会，是蒋介石为政治手淫而设置的、蒋经国为政治手淫而保持的。这个委员会，一直对达赖一往情深，单恋不已，一直不停地直接间接与之接触，恭请他来台湾走走。好像只要他到台湾来走一下，蒙藏委员会就是具体而真实地抱住了“藏腿”，即使永远抓不到“蒙腿”，这个会也算是达到了它存在的意义。

　　达赖喇嘛对流亡台湾的二蒋，既没有尊敬之意，也没有思念之情。二蒋对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却想念不已。贱骨头，正是二蒋的对外心态。二蒋在台湾对台湾以外的世界，不断地一厢情愿、一往情深、单恋、幻想、手淫，而做了许多个春梦。对达赖喇嘛，不过是又在做一个春梦罢了。（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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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迎人回家呢！

　　民进党为了选票，又耍花样了。他们在10月8日报上登出满版广告，说是“庆祝国庆，迎接许信良回家”。他们成立所谓“许信良支援会”，从“名誉主任委员黄信介”到“总干事林正杰”，都在广告上亮相。

　　我真奇怪，民进党大员如此热心喊迎许信良回家，但是许信良海外困窘时，他们为什么不喊迎回家？当许信良迁党回台时，他们为什么不喊迎回家？当许信良要加入民进党成立海外党部时，他们为什么不喊迎回家？不但不喊，还拒许信良于千里之外呢！

　　这些虚情假意啊，我们才不信他们！

　　今天迎许信良回家，又算什么本领！十九年前，在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跟踪下，李敖、魏廷朝，还有谢聪敏，我们到安坑监狱迎雷震回家，那才是雪中送炭的真感情（那时候，连傅正都不敢去迎）。今天“天下太平”了，他们成群结队变成有种之人了，真叫人看不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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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到“萧委员”

　　1964年7月到10月，徐复观先后撰文说：“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 “最近一年来，台湾大学里有一二人利用一个特殊学生，把上自校长，下至助教，骂得一塌糊涂。” “李×骂沈刚伯拒绝朱光潜到台大来任教，这对沈也有影响。”

　　因为写文章批评士林败类、台大黑暗的，并无别人，按照文明国家的诽谤律，无他人可适用此一情况者，纵未指明姓名亦构成诽谤，所以徐复观骂“小疯狗”自然构成诽镑，何况他文中还用了“李×”字样，更除李敖外别无他人了。

　　可是，当我告到法院的时候，台中地院的孙嘉禄法官和高分院的郑红、杨襄明、曹德成三法官，竟说“李×”是李敖，“尚属不无置疑”！因而开脱徐复观，判他无罪！

　　二十五年过去了，今天看到基隆地检处柯晴男检察官对萧天赞的不起诉处分书，竟说：“惟查何敏对话者自称为萧委员之人，并未以真名相告，何敏只以‘声音’、‘都是嘉义人’、‘嘉义只有一位萧委员’，先猜、再‘判断’，继而‘认定’是被告萧天赞……则其仅凭一通电话认定萧委员系被告萧天赞而非另有其人，似嫌武断。”

　　看到了吧？原告李敖不是“李×”、被告萧天赞也不是“萧委员”，跟国民党大员打官司，在国民党法官的自由心证下，你不是你，他也不是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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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大看了人！

　　关于萧天赞下台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有两个解释，是最荒谬的，一个是说外省人要打击台湾人；一个是说萧天赞要“恢复法务部与调查单位的统属关系”。这两种解释，拥萧的《自由时报》老板鼓吹最力，其实都是胡扯。关于前者，试看民进党“立委”集体要赶他下台，就是最好的反证，因为赶他下台的，刚好都是清一色的台湾人，并且是“在野党”的台湾人；关于后者，我在这里试做驳正。

　　10月9日的《自由时报》社论，指出萧天赞是因“执意要恢复法务部与调查单位的统属关系”，因而被整。其实这可大大的大看了人！萧天赞者，一巧宦耳，跟着国民党做马屁精，有何政治原则可言？所志无非在做官，能做官，八面玲珑都来不及呢，何能四面树敌？施启扬不碰“调查局”，官拜“副院长”，这种为官之道，萧天赞岂有不知？所以，根本原因不在这里，萧天赞敢惹“调查局”？他哪有这个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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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它们臭屁股

　　《自由时报》社论指出，萧天赞“关说案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少数官员操守的问题，但其核心的意义是一个不受民意监督的情治单位，在死命抗拒行政与司法指挥的过程中，所营造出来的一场政治斗争。本案绝不仅只影响萧天赞个人的去留，而关系到整个国家民主政治未来的发展。”“脱柙的猛虎犹逍遥在外，新闻记者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来挖掘本案的真相！”

　　在我看来：一、关说案就是官员操守的问题，把个人操守问题扯远，是错误的；二、调查局的确和警总等单位一样，需要挖掘它们的丑恶内幕，“新闻记者需要花更多力气来挖掘”，是正确的，问题是记者敢吗？老板敢吗？看看李敖出版社出版的《调查局研究》等书吧，勇敢的李敖之流，早都先示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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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耻辱

十月九日联合报登：“台湾的密宗信徒究竟有多少，一直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根据资料显示，民国七十年以前仅有数千人，但近年来却扩展为四、五万人，主要原因不外乎为大量活佛及喇嘛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来台传教、知识分子参与及社会潮流所趋。”

密宗是最恶心人的一种邪教，它源出印度佛教，但在西藏等地区“闷邪”千百年，建构出一种更细密的下流宗教。如今扩散于台湾，台湾的知识分子竟不知斥佛反而“妖僧林云化”，这真是台湾知识分子的耻辱，他们的书都白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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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文抄公

　　1989年10月10日，李登辉发表“国庆祝词”中有一段说：“台湾的前途，绝不能独立于统一的中国之外，国家的法律，绝不能宽纵任何分裂国土、自绝于全民的主张，民族的大义血忱，尤不容我们坐视中国长久处于一半自由、一半奴役的状态。”

　　祝词祝到这儿，我发现李登辉做了文抄公。

　　一百三十一年前，1858年6月16日，林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春田城演说，他说：“‘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是不能存在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长久处于一半自由、一半奴役的状态。”（"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cannot stand." I believe this government cannot endure, permanently half shave and half free.）由此可见，李登辉是特大号的文抄公，他一出手，就被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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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切叮咛又一章

李登辉“国庆祝词”中有这样一段：“在波澜壮阔的民主浪潮冲激下，大陆同胞终于在独裁者的枪杆下站了起来。当我们看到，一出以亿万中国人血泪所写成的悲剧，即将落幕之时，在我们耳畔响起的，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殷切叮咛：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必须走三民主义的道路。”

我很奇怪，孙中山固然在一九二三年与越飞联合声明中有“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的话，但是一年以后，同一个孙中山，却演讲“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了。孙中山的“殷切叮咛”，早就改头换面了。李登辉只引前一个孙中山而不引后一个孙中山，不亦“目无国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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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K骗了老共

　　大陆近日首次出版《中国国民党史》，新华社报导说，该书记述了从1894年孙中山领导成立的兴中会起，到1949年国民党结束在大陆的统治为止的五十五年历史，特别详细记述了中国国民党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个伟大功绩，即单独领导辛亥革命，和共产党一起进行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和共产党一起进行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

　　一看这一报导我就断定这是一本菜书。因为辛亥革命根本不是国民党领导的，这种说法，是第一流的历史家绝不相信的。显然的，老共被老K给骗了，才写出这样错误的历史。《水浒》孙二娘说得好：“由你这厮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这回共产党真吃了洗脚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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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他蠢荐轩辕

　　10月10日报上说：“来自海峡两岸的人士及陕西省黄陵县当地万余民众，昨天重阳节在黄陵举行了大陆上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民间祭祖盛会，祭奠中华始祖轩辕黄帝。新华社报导说，此次重阳节谒陵祭祖活动是由台湾圣明法师发起，陕西黄陵县主办。台湾中华民族子孙黄陵祭祖代表团团长王道循、台湾蓬莱普陀山开山住持释圣明法师及台湾教育、文化、新闻、企业界知名人士四十四人，专程赶来参加这一民间祭奠盛会。”

　　这些海峡两岸去祭黄陵的人，感情太多，头脑太少。因为若有点头脑，就该知道陕西的黄陵，实在是一种附会。所谓中华民族这一始祖，如果有的话，他的活动范围，也在河南、山西之间。这些人不好好读书，却乱去认祖宗，真有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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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忠告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忠告香港人民说：“不要跟中国斗，它太大了。英国无法跟中国斗，美国人也不会为了香港跟中国斗，没人会跟中国斗。”（Don't fight China, it's too big. The British can't fight China. The Americans are not going to fight China over Hongkong, nobody will.）

　　中国庞然大物、赫然存在，是一个事实。对中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事实问题。一切如意算盘、一切哲理高调，都得就这一事实去谋解决。不这样做，徒以自由民主人权独立做单相思，就太不知己知彼了。从天安门的豪杰之士到“台湾独立”的豪杰之士，都该清醒的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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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真无知哟！

白先勇写了一篇《中国人的梦》，感慨于“‘六四’北京屠城”。其实，天安门事件死的人，绝对比不上他老子白崇禧在上海屠杀那一次。他为什么不谴责谴责真正毁掉“中国人的梦”的军阀呢？

白先勇又说他到南京，在中山陵前，“猛抬头，拱门上横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顿时心灵为之一震，一阵怆痛，不禁泫然泪下。这四个字，在台湾看多了，早已麻木，而且在某些场合还变成一种讽刺。可是在国父陵前，我才深深感到这四个字有多大的力量，第一次我真正体会到，国父当年提出‘天下为公’做为建立民国的最高理想，又是何等恢宏博大高瞻远瞩。”

其实，白先勇大可不必如此感性、天真。孙中山本人，把广州市长给儿子做，就开了“讽刺”的先河。自他以降，蒋介石把院长总统给儿子干、白崇禧把金银财宝给儿子分，都是“高瞻远瞩”的私德，白先勇真无知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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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杰恶心人

　　郑南榕说“‘言行不一’的林正杰我们不必支持他”，在所谓支援许信良的作秀中，从不放不散，到只见个面就可以散，到不见面也一散了事，就可以看出林正杰这种人是何等言行不一。最妙的是，最后散了，他还自吹“自己打了漂亮的胜仗”。只要比照起“不放许信良就不散”的基本诉求，就知道这仗早打败了。因为许信良还关在那儿。

　　你的基本诉求就是基本诉求，怎可以一日数变？还要吹牛？更丢人的是，林正杰说：“只有借着‘甘地式’的群众运动，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完全和平的方式，才能刺激国民党改进，台湾的民主运动才有希望。”可是，满口和平和平的人干出来的却是：林正杰带头骂人干你娘，而警察头破血流者，十四人在焉！全世界哪有这种非暴力的“甘地”！

　　你可以骂人、可以打人，但你不可以打骂之后还恶心人，恶心凡人之后还恶心圣人。甘地是圣人，绝非政客小政客，所以以圣人之心，领导非暴力抗争，连敌人都为之钦服。但这种方式，落到林正杰这种小政客手里，一切就全走样。个人盗其名，群众遭其殃。林正杰说国民党一动粗就输了，但民进党呢？从粗话到粗拳粗石头，无一不动，所输尤在国民党之上。民进党有种还是走老路吧，别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了，也别再“甘地式”了，你们不要脸，可是甘地还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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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

　　由对许信良的态度，可以看到有两类根本不同的人。

　　一类是雪中送炭式。这种人在许信良组党于海外时，在台湾公然加入，那时候，今天每一个民进党人都不敢沾边，并且也不敢组党，但这种人却孤身一人支援许信良，这种人是谁？郑南榕是也。

　　另一类是锦上添花式。这种人在许信良传奇返台时，在台湾成群结队，他绝对不敢孤身一人支援许信良，而成群结队的真正目的，也不过是为自己选举作秀而已，这种人是谁？林正杰是也。

　　堂堂正正在国民党厉行党禁之时加以支援，是何等识其大者的大勇；但是，兴师动众，胁迫看守所违法放人，明知办不到，却鼓噪支援，却是何等耍小动作的怯懦。坚持“不放许信良就不散”吗？说笑而已，警察一阵驱离，英雄们就鸟兽散了。反正林正杰之流已达到自己作秀的目的，不放许信良，照散可也！大话说过，谁还认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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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不贪污吗？

　　张群否认他收过吴振瑞三十两重的金盘，吴振瑞愿神前起誓，以证其真；张群则行文李登辉，请查其假。张群给李登辉信中，自言：“平生立身处世，谨饬光明，于授受取与之间，严守分寸，凡曾与群共事者，莫不深知。”因而要求李登辉“彻查究竟，还群清白”。

　　张群自言“凡曾与群共事者，莫不深知”，现在我就拿追随他二十多年的冯若飞的回忆——《我所知道的张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来推翻他的话。

　　冯若飞说：“至于贪污问题，张在国民党贪污集团中，确比较其他大部分人略觉‘清廉’，此处所谓‘清廉’，不等于不贪污，只是做到适可而止而已。”

　　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评述。试看张群若没有干女婿建筑业巨子殷之浩对他的“授受取与”，他如何有那么好的房子住？若没有那么多送他名贵古画、版本的人对他的“授受取与”，他如何有那么多价值连城的珍藏捐给故宫？故张群的“立身处世”，并没那么“清白”，只是贪墨之间，足见雅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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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贪污实例

　　冯若飞《我所知道的张群》中，曾举张群小儿科式贪污的实例。

　　冯若飞说：“张虽历任要职，侵吞公款之事较少。1932年交卸上海市长，由于公款用度谨慎，交后任吴铁城尚有现款三百余万，而吴铁城交卸时，仍亏两千余万。”“张任内受贿情事亦尚未有所闻，所谓受贿，指鬻卖官缺或苞苴暗递说情说案而言，若做为熟友理由而投赠礼品或土产，张仍常予笑纳。”照这一标准，金盘当礼品“授受取与”，也没什么了不起。

　　冯若飞举例以言张群资产的来源。他说：“张学良表示挂青天白日旗，外间尚未知消息时，张立密电上海市银行徐桴托买公债，预计此讯一播，公债必然陡涨，于是骤赚入六万元。”而六十年前的六万元，是天文数字。

　　冯若飞又举例。“张随蒋二十余年，不曾提升一个蒋所不悉之生人，亦不曾营救过一人，有之，惟对周作民曾大力营救而已。”周作民是谁？是大大有钱的金城银行总理，手面极大。蒋介石以三千美金打发经济部长张嘉璈去美，周作民却一送十三万。张群老婆“马育英因事赴香港、广州，均住金城银行招待所，周特派专人料理，包办一切开销，传闻曾为张在美国购有房屋，不知确否。张一部分与金城有关的外汇，统交金城经理王恩东经管，甚至夜半曾呼至卧室报账，以此推断，周之所赠与张者，绝不止于如对嘉璈之十三万元已耳。”从冯若飞的回忆中，我们更了解了“凡曾与群共事者，莫不深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附录

　　我所知道的张群（冯若飞）

　　张群出身及家庭情况

　　张群，字岳军，四川成都人，老家住成都白家塘街一号，生于1887年4月。祖籍湖北，清朝初年由移民来四川。其父张某，“作幕”为生。有邓翁者，光绪初年任四川长宁县缺，张某随赴任所。邓有使女已收房，不容于大妇，不得已配张某，实已有身，未久，生张群，是为长子。邓知实己骨血，卸职回成都延师课诸子侄时，亦令附读，为题名曰群，字鹤君①，意鹤立鸡群不同于群儿也。其后成长，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先后费用，悉由邓翁资行。张群对此出生之事，讳莫如深。1933年，张任湖北省主席，邓子涵秋来鄂谋干，张报旧德，畀以监利县长。

　　张父死于1920年左右，张离大陆时母尚健在，解放时，母将九十，1956年曾在成都广播台湾，劝张幡然改图返囯，今恐已亡故矣。

　　张两弟一妹，二弟彻，字达泗，由于乃兄关系，为川中军阀所照顾，迭任成都税局等职，抗战期间，则办私家银行牟利。三妹适人。四弟骧，字云颿（帆），张在开封任警务处长时，随在会计室做小事。其后以乃兄在蒋介石集团地位日高，夤缘朱家骅，任九江电报局长，后调升湖北电政监督兼汉口电报局长，抗战开始，调川康电政监督兼重庆电报局长，又曾一度调过成都电报局长。张两弟皆不学无术，张骧尤沾沾自喜，声色狗马自奉，吃喝嫖赌，出色当行。张初甚恨之，1929年，张住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拒不见骧，骧潜入认罪，被张曳至其父遗像前杖扑之，由是畏兄如虎，一无感情，但凭关系利用而已。骧在汉口娶妓女谢素秋（嫁后易名汤云桢），嬖甚，坚欲与发妻（尚留川中）离异，结果不再同居。对所生二子继文、继武，亦委弃不顾。骧性又见异思迁，抗战时，与四川小军阀张某之妻有染，旅成都时必住彼家。后又淫及其妻汤云桢自妓室携来已认为己女之女儿，汤忍无可忍，且经济权全操于骧手，骧生活优裕而汤甚困难，积此诸因，恚而自杀。1949年服安眠药片死于重庆，则骧之儇薄可知。然骧多黄金，金自何来？盖抗战期间，蒋系要人皆能利用机会发国难财，骧亦运用关系向四川省银行借得一笔巨款，抢购黄金，不久价大涨，斥小款偿省行绰有余，遂博得黄金数百条。到解放时，因骧在电报局长任内，对一切器材尚能保全移交，未敢趁机偷漏，造成何等损失，为人民所宽恕，被任成都政协委员，近闻已于1958年脑溢血病故。

　　张母长期住成都，随次子彻过活。张1930年任上海市长时，曾到上海小住。张妻母马氏，昆山人，原为上海基督教会嬷嬷，独生马育英一女，毕业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912年与张缔婚，马即随女度日，家事率由马母主持。及张母来沪，两亲家言语不甚通，习惯不同，宗教信仰尤异，一经常祈祷上帝，一吃素讽经。张在家颇慕洋化，显达之后，规矩日繁，即一饼干之微，亦须午后咖啡时饭厅进用。张母习惯于四川地主家庭散漫生活，恒不能堪，不久随其季子骧住九江及汉口电局。1933年，张任湖北省主席，骧正任汉口电报局长，马母随住省府，张母仍留电局，偶过武昌省府午餐而已。某日，张谓其母曰：“你们都是靠我吃饭的啊！”张母无言，但有干笑，此亦足见其母子间感情。1941年抗战期间，张在成都任行辕主任兼川省主席，张母仍随次子彻住金牛坝。所谓主席官邸，在华西坝，马母同住，张母不同住，马育英偶赴张母处问省而已。

　　张存二子一女，原有长女小咪（小名），甚聪颖，年十余岁，1931年患伤寒病死于上海，用基督教仪葬公墓。次女亚兰，入教会学校，以家庭无温暖，1932年突留书声言不愿再住此奴隶家庭，只身走香港。其后数月，由张托中南银行徐鸿滨赴港劝得其返家。亚兰在港识美洲粵侨之子刘某，其后张允其结婚，婚后于抗战期间在成都举行。抗战胜利后，刘以裙带关系，一度为行政院参事。

　　长子继正（小名熙麟），抗战开始时，张为策其安全，即资送欧洲留学，旋改赴美，习建筑工程。继正原拟学机械，张认为五十年内中国机械科学不可能发达，因令彼改学建筑。抗战末期回川，川教育厅长郭有守妻杨云慧（杨度女）介绍粤籍华侨女杜芬在成都结婚。继正在川数校任课并兼若干闲职。胜利后随父东返，张任行政院长时，汉口市府曾通过其秘书长孙几旦拟任为市工务局长，以示与张拉拢，以张畏人言不同意而罢。盖张在蒋左右，欲标“清流”，争取蒋之信任，尽力表示不用私人耳。

　　次子继忠（小名北平），胜利时年近二十，就学华西坝，与川人王伯渊女恋爱，张大反对，胜利后，为断关系，在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外放驻澳大使时，学生出国限制正严，非由政府派往者概不发护照，则以甘家庭教师名义，取得护照，携以出国。

　　张对所用副官仆从，待遇颇刻，1933年自上海赴任湖北时，其副官仆从曾一度总辞职，不愿随往履新，经马育英再四劝说，始勉成行。宅中什物，张恒自查检锁固，以防走漏，细至一菜之微，亦无饺余及仆。随张最久之副官如沈时诚、卢生祥、史存斋等，一论及张，咸怀隐痛，顾畏其熏灼不敢言，于是先后设法离而他适，不愿再回。

　　张肖梅者，初为中国银行花瓶，后嫁张嘉璈之弟嘉铸（禹九），互有默契，各搭朋友，不相干扰，故嘉铸与肖梅恒异居，闻张嘉璈与彼亦有染。张与狎熟，抗战开始，张住重庆德安里，眷尚未来，肖梅住楼下，每当张轻叩门入室，副官等咸避去，恐遭斥骂耳。及张眷来，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为取张欢心，为肖梅建待帆庐于求精中学内，即德安里对门，以便往来，实则肖梅与张，仅从政治活动交结权贵而结合，肖梅本另有所恋，则魏大任也。张与肖梅关系，闻蒋介石亦闻之，只是阳为不知。

　　张群的政治思想及其个人经济状况

　　张群政治思想如何？提出此问题，几令人无从置答。我随彼前后时间，超越二十年，觉彼无甚政治主张和目的。藉令有之，要不外个人权位与金钱，亦即升官发财而已。自从1924年张与蒋介石关系渐密，为博蒋之信任，完全以蒋之政治目的为目的、蒋之立场为立场，无一丝异议于其间。1933年任湖北省主席时，国民党省党部因系统之不同，对彼不满，评彼为“得意的政客”，其语确切。

　　1926年，我住上海殷汝骊家，殷言：“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知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张于蒋确如此也。

　　1932年张自上海市长下台后，短期闲住沪寓，偶应蒋召赴南京，余时在宅莳花阅报为娱，外则接对宾客，因而有暇闲谈。某日，忽自语曰：“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则其自知也亦审矣。

　　1936年12月，蒋介石被拘西安，中日情势颇紧张，日帝正压迫国民党政府，企图以外交手段达成侵略目的。张任外交部长，担心由于应付偶失轻重而酿生意外结果，且难以掌握蒋之喜怒，故不敢自有决定。每当答复日人前，辄先集会商讨，如何应钦、熊式辉、王宠惠、张嘉璈之流皆参其议。小会确定之后，再据以作答。张焦虑徬徨，其动机固不一定从国家利害出发。张嘉璈笑语张云：“不要紧的，我看你气色，不会倒霉。”又云：“你对于事上之道，已算尽其所能，不会有问题的。”此种戏谑，揭出张在蒋前之情况及其一生政治作风。张事上之道，不仅做到千依百顺，且要求做到先意承志，故始终宠眷不衰。

　　张熟知蒋对自己属下最忌者有二：（一）援有私人，自成系统，或造成小集团，利用政治机会，造做势力，驯至尾大不掉，与蒋对抗，或朋分利润，令蒋受到损失。（二）贪污。所谓不许贪污，在蒋氏仅不许明目张胆；如偷关引渡而不酿生枝节，在蒋亦可默认。此两点当时美其名曰“不用私人，不许贪污”。

　　所谓私人，大体通过“三同”关系：一同乡，二同学，三同事。凡通过此类关系能力较低而骤邀提升者，皆得称为任用私人。张为取蒋信任，类此人员，概不引用。如被任市长，所提局长名单，任省主席，所提厅处长名单，其中绝无张所保荐之新人，而概为蒋所熟悉或欣赏之人，乃至有时不提名单，人员概请指定，因之用人方面，经常顺利地为蒋通过，张遂常以不用同乡，不用亲戚本家，不援引旧时同事“大公无私”自诩，或以“清高”自命。然则张不用私人耶？事实不然，仅不用于自己机关内而已。例如其二弟张彻，能力平庸，久居成都，四川军阀利用张处正多，即不能不对张彻照顾，尽管四川军阀历年混战，此起彼伏，张彻终能历任税差，不为摇撼。四弟张骧，纨绔气习，吊儿郎当，以张余荫，骤升电报局长，抗战时复由鄂入川，调置安全区域，位高多金，既能有此照顾，张又何必再用私人。

　　至于贪污问题，张在国民党贪污集团中，确比较其他大部分人略觉“清廉”，此处所谓“清廉”，不等于不贪污，只是做到适可而止而已。张在辛亥革命后，即民国初元，住上海颇穷困，癸丑二次革命时，亡命海外，曾与刘寿朋等赴南洋教书，返上海时，仅余一元。1919年之际，熊克武在川，张任成都警察局长，曾推荐蒋介石于熊，诺之，蒋已成行，旋因事中止。张与蒋原是日本士官同学关系，且甚洽熟。张卸职后东旋，积余不多。1924年初随黄郛在北京任总务处长及交通部司长等职，为时均暂。旋以胡景翼组国民二军赴河南，因随往任河南警务处长兼厅长。胡死，岳维峻继，岳失败后，随而交卸回沪，所余“宦囊”不多，但亦有万余元。

　　张任开封警察厅长闲谈时告我，希望此后能有五万元足矣，其意在如有五万元存银行定期取息，则一家生活之资已足。当时欲望尚不奢，同时亦说明当时尚无五万元。未几，蒋介石率师出长江，张为之奔走于孙传芳诸处，迭有怨言，私告友人云：“我一万多元都快赔光了。”是后到南昌任蒋的总参议，生活渐裕，不提过去赔累事矣。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军政部次长，后又兼几个兵工厂厂长，后又接张定璠缺任上海市长。1930年张任市长时，殷汝骊告我“他现在已有好几个五万元了”。

　　张凡到一新机关任首长时，不甚更动前任所用会计庶务人员，除非其人自揣关系不愿留任，或坚决辞职，或出了情况，此外总力予留用。同时将私用公用款项及事物划开，不令混淆，称曰“会计独立”。如张任河南警务处长时，即沿用前任夏国桢会计贾宝三，而自身用款，则尽量从己薪内扣除。张虽历任要职，侵吞公款之事较少。1932年交卸上海市长，由于公款用度谨慎，交后任吴铁城尚有现款三百余万，而吴铁城交卸时，仍亏两千余万。

　　张任内受贿情事亦尚未有所闻，所谓受贿，指鬻卖官缺或苞苴暗递说情说案而已，若做为熟友理由而投赠礼品或土产，张仍常予笑纳。

　　然则张之资产何自而来耶？

　　国民党统治时，一般高级机关首长，除薪俸外，多有一种活动费，或称特别费，或称机密费，机关愈大，此费愈多，例如成都行辕，每月即有机密费十余万，不须报销，如遇编制以上人员薪给或特殊支出，即从此内拨发。行政院亦有此费，留备首长灵活运用。张用款严刻，不派冗员，每月节余，均入自己囊橐，即此一笔，二十余年中最少已超过二百余万元。

　　1928年张与吴铁城衔蒋命赴东北游说张学良南附时，绵历半年，幸得慨允，张学良表示挂青天白日旗，外闻尚未知消息时，张立密电上海市银行徐桴托买公债，预计此讯一播，公债必然陡涨，于是骤赚入六万元。

　　抗战期间，张嘉璈在重庆任经济部长，失欢于蒋，讽令辞职，畀三千美金令赴美考察，嘉璈挥泪而行，金城银行总理周作民暗赆美金十三万元，以壮行色。周历年对张视嘉璈尤密，例如张偶回上海，周不但赴站接送，且备席亚尔培路张宅，接风洗尘，专宴张之家族。马育英因事赴香港、广州，均住金城银行招待所，周特派专人料理，包办一切开销，传闻曾为张在美国购有房屋，不知确否。张一部分与金城有关的外汇，统交金城经理王恩东经营，甚至夜半曾呼至卧室报账，以此推断，周之所赠与张者，绝不止于如对嘉璈之十三万元已耳。

　　张随蒋二十余年，不曾提升一个蒋所不悉之生人，亦不曾营救过一人，有之，惟对周作民曾大力营救而已。

　　张视金钱甚重，1947年辞离行政院后，闲处数月，蒋聘为资政，依规定可自用秘书一人，差弁二人，张即以宅中私人秘书及副官二名报，发薪时令副官持章往取，取后概入己囊，不以畀诸人也，意若曰，尔曹已在吾手领工资矣，安能领双薪，其计算精核如此。

　　张之私人秘书副官马弁，月给最低生活费，当市场波动货币贬值时，常感不能维持。若出任首长，此诸人皆列名编制，各领公薪，私人津贴，随而停给。至彼地位相埒往来极熟，所谓政学系首领如杨永泰、吴铁城、熊式辉、张嘉璈之流，酒食征逐，时或见之，金帛相通，则尚未闻，亦缘彼等皆位高多金，固无须此种互惠行动耳。惟黄郛例外，张与黄勾结较深，经济上，似亦偶有相通，不甚计较。

　　吴铁城曾以事赴香港，张托其购一公文皮包，结果吴吝而不为购来，政学系首要人间经济关系，如此刻薄，亦出人意外。

　　政学系问题和张群在政治上的责任

　　政学系始终是一个无组织的东西。有个别被人目为政学系的人又似是而非。其中人物，除张群外，包括黄郛、杨永泰、熊式辉、吴铁城、黄绍竑、陈仪、沈鸿烈、翁文灏、吴鼎昌、张嘉璈、魏道明、蒋廷黻、何廉、文群、王又庸、李为纶等人。诸人中黄郛与张关系最密，俨若弟兄。余则杨永泰、熊式辉、吴铁城三人，再次则张嘉璈、陈仪、黄绍竑、吴鼎昌等往来较勤，其他往返不多。至魏道明与张更无多往还。据王又庸所写《关于新政学系》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所记，张曾参加1948年政学系上海组织，其所以参加，当属于被动。黄绍竑本是桂系核心人物，离桂投蒋后和张往还较多，称曰政学系，恐亦似是而非。翁文灏与政学系诸首要虽常往还，关系亦不密，是亦似是而非之一。该系一无党纲，二无党徒，三无党产，只是各显神通，向蒋攀缘而已。

　　至于1948年在上海组织笃力社事，我是时虽在南京充张私人秘书，尚无所闻。大约出于熊式辉者居多，张对此未必热心，其所以如此，不外一看风头，二看蒋的脸色，如风头不对，蒋又不赞诺，张必退缩不前，因张作风一向如此。

　　张曾屡与我闲谈，外间每称彼为政学系，本不难实践众言起而组织，真正搞成一个系统，特不愿耳，等语。察其所以未搞组织原因有二：一因蒋自己最喜搞组织，如CC、如复兴，借以巩固其统治，同时却最忌人搞组织，因恐妨害其独裁统治。张地位已可谓“位极人臣”，做官踌躇满志，认为在蒋前巩固信用，比自己搞组织有利更多，又何必自寻苦恼，替他人谋升官发财，转妨碍个人前途，故亦郑重考虑。此外，张必又想到，一搞组织，定费巨款，个人视一钱如车轮大，绝不忍破费悭囊，做此对自己有危险性的行动，其所以不热心者，殆由此耳。

　　此政学系，一般称新政学系，其与旧政学系关系如何？张与旧政学系岑春煊、李根源、张耀曾、杨永泰、李肇甫等交谊均深。杨永泰已划入新政学系不必论，岑春煊、张耀曾早死不必论，李根源初住苏州有年，张任上海市长时，李偶来沪，亦常往视张，且经常来信借钱，张应酬二三次，最后一次于答函中微露婉拒之意，其后李未提再借。李肇甫（伯申）记得似由张为之搞一个蒙藏委员，张任四川省主席时，李已任省议会议长，张调其入省府任秘书长，张离川职，李改充立法委员，与CC接近，为陈立夫奔走谋立法院副院长，后又充大法官，蒋政权将崩溃时返川，任重庆南温泉西南学院院长。解放后被押公安局看守所，旋死于押所。

　　张未组织政学系，在政治上无责任耶？然而不然。

　　一、张是蒋智囊之一，尤其对日对共问题，张皆参与其议。蒋自窃国以来，所有前后一切假抗日真反共等反人民罪行，以张负之责任为最大。遇有中日关系紧张情况发生，蒋必电召张到南京或牯岭面商应付之策，虽宫闱语密，外人莫闻，但对日一直委曲求“全”，签出许多卖国协定，事先当然由张赞助，彼固不能摆脱此严重罪行也。

　　二、对共坚不妥协，企图“围剿”“扫荡”，张不但历次参与密谋，搞成许多套反动方案，还曾亲身奔走，加强“围剿”力量。1933年蒋介石对江西红军增兵进攻，是年夏天张正出任湖北省主席，坐席未安，即带同建设厅长李范一、教育厅长程其保、秘书冯若飞赴长沙向何键密达蒋之“围剿”计划，命令何键做出蒋所指示的具体军事布置。多年以来，类此行动岂止一端。因此，反共方面，张亦不能摆脱严重罪行。

　　三、拉拢各党各派，增强蒋王朝声势，助纣为虐。张在蒋身旁，一向做糨糊、胶水工作，所有一切反动党派，几全通过张而与蒋结合。如民社党首领张君劢（嘉森）原是张嘉璈之兄，张当然极熟，许多同恶共济阴谋及给发费用等事皆由张转达。青年党首领曾琦，1932年经我介绍与张后，又由张介绍与蒋，达成为虎作伥关系。安福派失势后，段祺瑞、王揖唐、吴光新等有求于蒋者，亦皆通过张而后达其愿望，此中所造出之罪行，不知凡几。

　　四、各地方军阀、各杂牌队伍，通过张而附恶于蒋者亦极多。四川原是乡土关系，各军阀平时联络“中央”，内讧时互相攻击，皆通过张向蒋诉说。陈调元、刘镇华、徐源泉、张轸、杨树庄、方声涛、龙云、卢汉等，皆因张而加强与蒋之结合。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巨头，复多由张拉线传达一切。尤其被派前往东北，做到张学良之南附，左右当时局势，关系綦重。既已加强蒋介石力量，亦即增大反人民罪行，此事人人周知，不更絮说。

　　总之，张虽未将政学系组成一个正式政党，而自身在政治上造恶实多。上列数项，既感简略笼统，且多罣漏。张附蒋二十余年，作恶多端，难于枚举，且为人深沉老练，稍涉关系之事，绝不漏言，最忌属员探问职权以外之事，因而不能具述其所有活动，但即此已足说明其罪孽深重矣。（《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

　　①张群于辛亥之际，奔走革命。是时党人多易姓名，江浙“鹤”“岳”同音，遂改字“岳军”，兼寓“岳家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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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涂四十年

　　“交通部”邮政总局长夏荷生10月13日证实：邮局今后不再“涂黑”中共发行的邮票，邮票上“中华人民邮政”等字样，都可放行。但这样做，并不表示海峡两岸已正式通邮云云。

　　国民党搞这种小家子气的“涂黑”把戏，最早施行在进口的外文书刊上，有毛泽东以下人像者，一律脑门子上盖上“匪”戳；有报导匪情文字者，一律用墨杠去、或用一片片贴纸贴去，弄得体无完书，令人痛恨。甚至一整套一整套的《大英百科全书》之类，也照干不误，更令人有可惜之憾。

　　解严以后，继之以通邮。国民党失之东隅，却收之桑榆，改在邮票上动手脚。今以信件太多，盖不胜盖，只好佯做开放，以不涂之德政行天下矣。吾人被涂凡四十年，满脸花之余，幸得还本来面目，真不知该感谢德政呢，还是该骂它一声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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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一与二条三

　　许信良被起诉，用的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三项“预备或阴谋犯第一项之罪者”，在我们这些叛乱犯的术语里，这叫“二条三”，有别于第二条第一项“着手实施”的条例——“二条一”。

　　其实，在国民党运用起来，“二条一”也好、“二条三”也罢，都可得心应手、都是一样。

　　当年他们整李敖，同案八个人中，其他七人都用“二条一”，“优待”李敖，用“二条三”。但最后判下来，有五个人刑期跟李敖一样，可见什么一不一、三不三，都是一样的，只是“二条三”看起来漂亮一点而已。骗不了我们内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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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违宪

　　为了金盘收贿案，张群行文给李登辉，请“总统”派员彻查。其实，按照“宪法”，“总统”无此种彻查之权，要李登辉这样做，是强人所难，也强人违宪。

　　另一方面，要李登辉大有作为，则李登辉必然变成强人方可。但一旦成为强人，自又走蒋氏父子违宪之路，也是强人违宪。

　　综看这两种违宪，不论强人的强字做动词用或做形容词用，都违宪属实。要回归宪法，只要李登辉窝囊就好了，李登辉愈无为而治，宪政才愈有前途，拥李派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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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野鸡”与“曾土鸡”

　　汉朝的第一夫人——刘邦的老婆吕后，姓“吕”名“雉”。雉是鸟类动物，汉朝人为了避第一夫人的讳，从此把“雉”不再叫“雉”，而改称“野鸡”。故吕雉者，翻成白话，“吕野鸡”也。

　　当朝的第一夫人——李登辉的老婆曾文惠，姓“曾”名“文惠”，当然与“雉”无关、自也与“野鸡”无关。不过此婆喜财货、好关说，手腕灵活，李登辉之有今日，拜乃妻好送权贵礼物之赐不少。此婆以土鸡等送权贵，托言土鸡是自己家养的，殊不知她家纵是鸡窝、她自己纵是鸡婆，也养不出那么多只鸡。她本人是个土货，阴错阳差登上第一夫人，弄得鸡飞狗跳，一切不伦不类。这次宋美龄亮相，此婆跑去扶彼婆，殊不知宋美龄入土后一千年，挖出干尸来，论土也比不上曾文惠的千分之一。此婆吾无以讳之，叫她“曾土鸡”，谁曰不宜？

　　附录

　　第一夫人曾文惠涉及关说案？（《雷声周刊》）

　　第一高球场关说案终于暂告一段落，法务部长萧天赞在国人皆曰“应该辞职”情况下，心不甘情不愿的递出了辞呈，结束了这一轰动朝野的关说风波。

　　然而，事情并未完全落幕，关说事件仍然余波荡漾。而据本刊的了解，关说案涉及的层次很高，竟然到达了第一家庭的程度，甚而影响到明年3月的总统选局，这样的发展，相信是许多人所料想不到的事。

　　本刊在上期（二八六期）的截稿后最新消息中，曾简要报导，谓李登辉将因关说案的牵连而放弃参加明年3月的总统选局，由于截稿时间迫切，报导语焉不详，现再做进一步更详细的说明分析。

　　关说案另一要角

　　据上期本刊所引用权威人士的消息指出，调查单位已掌握确切证据，证明李总统夫人曾文惠女士是幕后真正的关说案另一要角，萧天赞不过是想在第一家庭面前邀功，临时主动客串一角而已，想不到竟出了大纰漏。

　　事情要从第一高球场的老板曾俊义谈起。

　　曾俊义是嘉义人，与萧天赞是省嘉中的校友，也是嘉义同乡会的主要干部，他们平时就往来密切，而曾俊义人际关系一流，最会利用关系与党政要员打交道。在李登辉担任台北市长时，曾俊义就与李登辉搭上线，据称因与李登辉夫人曾文惠女士有同宗关系，双方的来往关系就很密切而频繁。坊间传说 曾俊义与曾文惠有血亲关系，恐系误传，因曾文惠娘家在台北县三芝乡，与嘉义的曾家应该扯不上关系。

　　曾俊义与李家的往来关系，可从曾俊义不时陪李登辉夫妇打高尔夫球一事窥知。曾俊义基本上是商人，只要有利于他的事业发展和人际交往，什么事都愿意干。

　　“老吸街”公然亮相

　　据权威人士透露，在李登辉担任主席期间，曾俊义为了进一步向李主席交心表态，由其父曾老吸先生在嘉义市区一条新辟马路经过处，捐献了大片土地，当时市价据说在七八千万以上，手笔之大，令人叹服。省政府为了感念曾先生的善行，特别要嘉义市政府将那条新辟街道命名为“老吸街”，借以永久纪念。曾先生花了钱，受益的却是儿子，从此曾家与李登辉家庭往来更是密切。

　　权威人士透露，今年过完春节后不久，曾俊义夫妇还到李登辉的官邸拜年，至于平时与李登辉夫妇一道打高尔夫球更不在话下。

　　曾文惠球技最好

　　消息进一步指出，曾文惠与曾俊义夫人、宋楚瑜夫人和萧天赞夫人是高尔夫球场常见的老搭档，其中以曾文惠的球技最好，宋楚瑜夫人其次，萧天赞夫人则不太会打。曾文惠最好的成绩曾有过十八洞八十二杆的纪录，已接近职业的水准。

　　后来，曾俊义在桃园投资兴建第一高尔夫球场，由于申请手续受制于层层关卡，执照一直下不来，引起曾俊义的焦急，在探知申请手续主要是卡在教育部体育司的一位科长何敏手里时，曾俊义便亟于动脑筋，想办法让申请尽快过关。于是便将此一困境告诉第一夫人曾文惠女士。

　　权威人士目前无从对曾文惠女士涉及本案的程度加以深入了解。但有两点是可以证实的：

　　萧天赞打过电话

　　第一，萧天赞确系受曾俊义之托，打电话给何敏科长，至于萧天赞何以敢如此大胆打电话关说，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以萧出身立法委员的民意代表角色，打个电话照会关说一下，是很平常的事，根本就无须大惊小怪。

　　第二，萧天赞受曾俊义之托打电话给何敏要求帮忙一事，曾文惠早已知悉了，在球场上不知道谈了多少次，交换多少意见，曾俊义还提到将来可以转移阵地到第一高尔夫球场打球，既方便又自在，毕竟是自家人开设的。

　　这其中曾文惠是否主动要萧天赞打电话给承办官员关说，权威人士尚无具体资料和消息佐证，而曾文惠事后是否曾向李登辉总统报告此事发展，亦不敢妄加揣测。

　　持有两张贵宾卡

　　根据调查单位所了解，李登辉与曾文惠两人都持有第一高球场的贵宾卡，免费赠送，他们是第一批发出的十五张贵宾卡中的两张，且编号〇〇一及〇〇二，显见曾俊义的社交手腕和巴结第一家庭的用心。

　　最近，李焕也得到了这批贵宾卡的名单，表情相当严肃和震惊，因此他在立法院答复时公开指出，他不会打高尔夫球，绝不会持有贵宾卡，也不可能接受他人的赠予。言下之意似乎暗示像李登辉夫妇会打高尔夫球的人，才有可能接受贵宾卡。李煥的话中有话，相信李登辉看到了一定十分不悦。

　　情治首长吓了一跳

　　曾文惠女士涉及关说案的调查报告送到最高情治首长的手中时，大家都吓了一跳，不知将如何处理才算圆满，李焕除主张依法办理外，还表示要彻查到最后一人，务必查个水落石出。治安首长基于对国家元首夫人的尊重，决定不发布这项调查结果，但条件是萧天赞必须下台，以为本案负起政治责任，并对社会有个交代。

　　其后，经过三四天的党政军特运作，高阶人士委婉表示，李登辉不宜在明年3月继续竞选连任总统，以免有心人利用这次事件兴风作浪，而坏了执政党和李登辉的形象。李登辉经过三四天的慎重考虑，决定放弃连任，退出总统的选局，至于谁来接任，则由执政党依党章规定行事，暂时还未定案。

　　这项震撼政坛的重大决定，迄今只有极少数高层人士知悉此事，其中包括李焕和林洋港，林洋港事后表示他愿意在李焕或蒋纬国竞选总统时，出任副总统一职。林洋港自今年3月以后，甚少表示这方面意见，此次突然又开口说话了，且语涉敏感，其中应有政治玄机在。

　　李登辉心情不佳

　　权威人士指出，最近几天，李登辉表情相当严肃，很少看见他往日笑容，连国庆日出席庆典致词，也没看他露过一点笑容，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可见此事的可靠性极高。

　　如果明春李登辉果真放弃竞选，那将是一项震撼政坛的大事，曾文惠因打球而累及夫婿的政治前途，对她而言，必将是一件遗憾终身的事。

　　（《雷声周刊》，198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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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须知

　　10月14日，傻不鸡鸡的李登辉跑到美浓镇民众服务社，管起烟叶的价格问题——当“总统”的爱管小事，成何体统！这种坏毛病，显然是跟蒋氏父子学的。

　　1965年，美国的约翰逊总统就看出来：“一个总统最难之事，不在做什么是对的，而在知什么是对的。”（A president's hardest task is not to do what is right but to know what is right.）糟糕的是，国民党“总统”总是“知难行易”，结果无知妄作，去为政之道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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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助之”

　　国民党笨的项目有一万种，其中之一是对自己，知道“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 Divide and rule.）；对敌人，却不知道。不但不知道，反倒“分而助之”呢！

　　试看国民党把政治犯贬为终身不许参政者，把准政治犯（如许信良等）也一视同仁，结果这些人，变成“受迫者”而非“参与者”。他们变成了“参与者”的工具，“参与者”多是没吃过苦的小政客，这些人整天以国民党迫害政治犯和准政治犯为口实，今天赴“立院”，明天去土城，猫哭耗子，极作秀之能事。如果国民党不笨，不把“受迫者”和“参与者”分成两截，允许政治犯复权、也允许准政治犯回来抢骨头，则“受迫者”立刻变成“参与者”，大家都参与有份，大家就抢破头矣。敌人内部大乱之日，岂非国民党坐收渔利之时？国民党智不及此，说它奇笨如牛，牛都要抗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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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杰害了许信良

　　当年林正杰写秘密的信给我，说：“我最尊敬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许信良，一个是您。”“您如果有真正的死党，应该是我。”后来，这个小政客对我忘恩负义了，我有幸被他开脱了，只剩下许信良一个人独享他的“尊敬”了。

　　不过，照林正杰所写《如何利用李敖》一文的标准，许信良一定有“利用”价值，方才够得上“尊敬”。这回许信良回来，土城事件，就是被“利用”的活证。我总认为这是林正杰为了个人选票而拿许信良牺牲打。今早见到10月16日《首都早报》，说美国台籍政治分析家认为许信良本可从轻发落，这本是国民党的原案，但是土城一闹，却使事情有了重大转变。可见所谓去土城支援许信良，其实害了许信良。有事夫子服其“牢”，做弟子的，只认选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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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仪食人”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记恽代英向他们说：“国民党内部早已腐化，只靠孙中山一个领袖声望在笼罩住，方勉强维持一个假局面，中山一旦死了，则国民党便要公开解体。但国民党有革命烈士打倒满清的牺牲成绩，其所余声光仍可利用。我们还把国民党当做一具死尸，即要去借尸还魂。”

　　其实，共产党要借尸还魂，国民党自己，也未尝不打这样的算盘，所以孙中山死后，蒋介石要借总理之尸；蒋介石死后，蒋经国要借总裁之尸；蒋经国死后，李登辉要借主席之尸。国民党连环演出的，一出出“还魂记”而已。当年奔波中山陵道上，今日奔波慈湖、大溪道上，动辄向陵寝致敬的马屁客，都是同台演出“还魂记”的狗东西而已。人类学上有所谓“祭仪食人”（ritual-canni-balism），如澳洲土人，吃死人肉为祭仪之一。国民党干的，其实是一种告朔饩羊的“祭仪食人”，只是没真食蒋氏父子之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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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不如选己

　　国民党军系国代滕杰，倡言“谁是对领导大家回大陆有决心、有能力的人，他就是适当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其言甚壮。

　　不过，符合这一标准的，莫过蒋氏父子。但四十年下来，大陆难归，父子入土。为八十四岁的滕将军计，被人骗了四十年，还回不去，还能相信谁啊？选人不如选己，选己不如径赴大陆，这样才更实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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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民主的命

　　老贼张鸿学在“立法院”骂朱高正，说：“讲民主，你没有风度；搞革命，你不敢。”若不以人废言，这话说得可真一针见血。其实，这种指责，不但适合朱高正，也适合其他民进党。

　　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在改造期间，就明白揭橥它的“革命民主”性质；到了1952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候，更把“革命民主”确定于党章之内。但是，什么是“革命民主”，连国民党自己都糊里糊涂。1961年12月2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唐纵发表《革命民主政党的党员与党的关系》，就指出：“所谓‘革命民主’究竟是一个名词？两个名词？或是一个相加的名词呢？而且，革命是怎样的革命，民主是如何的民主，革命民主又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呢？这些都常是大家所争辩不休而莫衷一是的问题症结。”而唐纵的答案是：“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争国家的自由、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生存；而民主的获得，则是要从帝国主义和俄帝共匪的手中去争取，也非要经过革命无从达到目的。所以，本党之主张革命民主，乃是当前反共建国唯一的道路，无革命即无民主，无民主亦无革命，因果相承，表里互彰。”

　　国民党的“革命民主”，真相不过如此，说了半天，缠夹不清。其实，国民党的真正目的，就是在此，就在要你弄不清它是民主还是革命。有趣的是，民进党口口声声要国民党限期删除“革命属性”，但民进党自己呢？却讲民主，没有风度；搞革命，又不敢。于是整天纠合愚民与暴民，使“立法院”三十不立、使土城入土不安，这样子搞法，所有民主的气质都破坏殆尽，唯一的收获是给小政客林正杰之流赚些选票，而真正的民主，却被革了命。

　　从“革命民主”到“革民主的命”，我们看到民进党比国民党还坏得多——国民党只是搬弄口号，玩民主的姐妹；民进党却穷本溯源，干民主之娘了。看到林正杰在土城大骂“干你娘”的粗暴，所谓“骂不还口”的教养，又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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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在台湾！”

　　10月9日，所谓旅美高僧宣化上人到了台湾。他宣布要“饿死在台湾！”以为众生祈福。他的信徒们也纷纷以绝食作秀，以代众生担业障。

　　佛法的真精神是救众生，救众生要以实际行动，把具体的德泽，广被人寰。不此之图，整天搞祈福又有什么用？你得虚名，众生却未得实惠，这不是真佛法，而是佛法的魔障。这些假佛教徒，他们那么认真的在做假，而不知何者为真，真是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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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仁心问题

　　我从旧卷中，翻出一份传单，上面标题《我们愿为台湾民主的前途坐牢》，下署“台湾人权委员会”。这份传单，是为余登发上次入狱而散发的。

　　传单上说：“我们似乎隐约的看到一种悲剧命运正在萌芽；我们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微小民主政治的成就，已经摇摇欲坠，我们担心这一代人政治错误所遗留的仇恨与不满，会为下一代人创造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是我们万万所不愿意看到的。”

　　传单上又说：“我们不愿意看到余登发老死监狱，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台湾民主潮流为暴戾之气和暴行之风所摧残。我们宁愿舍身替余登发老先生坐牢，也为台湾民主和平的前途坐牢。”

　　看了传单，令我有几分惊讶。我发现传单中指责国民党的话，其实不正在指责今天的民进党吗？“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微小民主政治”，令它“摇摇欲坠”的，又岂止国民党吗？“为下一代人创造无可挽回的悲剧”，今天的民进党岂不和国民党一样吗？

　　至于“宁愿舍身替余登发老先生坐牢”，虽是空话，还算有仁心。君不见，今天的民进党，连这点仁心都没有了呢，今天他们唯恐许信良不为他们坐牢呢，他们从忘恩负义的小政客林正杰带头，在牢门前为个人选票大作其秀，他们愈公开叫嚣，许信良愈暗中叫苦，这叫什么同志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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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够了！

　　台北县长角逐声中，冒出了一句耳语，叫做“给尤清做做看”。尤清当然可以做做看，不过，尤清做“监察委员”，没做出任何可看之事；尤清做“立法委员”，也没做出任何可看之事；尤清做党外公政会领导人，也没做出任何可看之事……以这样徒知作秀的无能之辈，纵使当上县太爷，我们又能看到什么？

　　我们看够了！别再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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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太老派了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说：“上帝要毁灭人，先要使他发疯。”（英译 Those whom God wishes to destroy, he first makes mad.）其实，这种上帝太老派了。今天的上帝，只要叫人去竞选，就都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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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元配审许案吗？

　　许信良案报载由台湾高等法院庭长刘士元审理。刘士元对记者说：“许案被告仅一人，不见得比其他重大刑案复杂，凡事凭证据依法论罪之有无。”

　　以我亲历的刘士元办案态度，却认为满不是这么一回事。

　　九年前我被萧孟能诬告，国民党官方王昇介入，高等法院庭长林晃、推事黄剑青、顾锦才竟以代造证据、窜改笔录、否定刑事警察局科学鉴验等手法，入我于罪。我出狱后锲而不舍，追究冤案，萧孟能已一入狱再入狱来“赔”我，等到他第三次将入狱时，他逃亡去美，至今犹在通缉中。

　　第三次是由地院推事童有德判萧孟能因诬告李敖、“处有期徒刑六月”而来。萧孟能上诉后，由刘士元带领推事黄水通、薛尔毅审理，居然以萧孟能“未有言及”李敖所指诬告项目，为萧孟能开脱。但萧孟能明明言及了这些项目，如何能瞪着眼睛径予抹杀？经我上诉后，“最高法院”推事张祥麟、蔡诗文、蔡锦河、李星石、董明霈认为我有理，乃在判决书中驳斥刘士元，说那些项目明见于卷内“第5、10页”，事实俱在，“乃原判决理由竟谓被告并未自诉上诉人有……之事实云云，与此项卷存资料不相适合，已有证据上理由矛盾之违法。”由此可见，刘士元在“被告仅一人，不见得比其他重大刑案复杂”的案子上，竟可公然抹杀卷内证据，乱加判决，这样子程度的法官，说他能“凡事凭证据依法论罪之有无”，我们还敢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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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文化

　　10月14日，“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初审通过“行政院”扩增为十二部二会了，其中增设了“文化部”。

　　按国民党曾成立文化局，由小官僚王洪钧做局长，乱搞一通，后来裁撤了。如今局而不成，又扩大成部，再乱搞一通，已可断言。法国文化部长，主其事者是马尔罗（Andre Malraux）等文豪，但国民党没有文豪，有的只是文人狼嚎而已，文化被他们一狼嚎，更完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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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知识分子”？

　　国民党文人高希均，在10月16日的《联合报》上写文大捧“李总统登辉先生著作”，大捧“台湾经验”，其中一特质是“尊重知识分子”。这是很不正确的话。

　　像李敖这种知识分子，国民党下之于狱，遭遇之酷烈，有甚于大陆之“牛棚”。这是哪一国的“尊重”？高希均的话，谄媚当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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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牢中，身不由己

　　许信良紧急传话，说他在牢中，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他个人的问题而受到伤害，盼大家取消抗议活动，让他静候司法审判。

　　其实，只要许信良的问题有助于选票，忘恩负义的小政客林正杰之流，是不会放过许信良的。至于这样反倒会害了许信良，更非这些人考虑之列。

　　不过，江湖的行规是老大脱身、兄弟坐牢，如今正好相反，牺牲老大反倒变成了兄弟的竞选筹码。这种“民进江湖”，连黑社会都不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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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胞辅导局”

　　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邱创焕10月19日在省议会宣布：为了加强辅导山胞发展及保存山胞文化，省政府决定从明年7月1日起，将省民政厅主管山地行政业务的第四科，改制提升为“山胞辅导局”。至于“内政部”主管山地行政业务的山地行政科，是否同时改制提升为司级单位？邱创焕表示，他将向中央报告，看看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感到很奇怪。对远在天边的西藏，国民党却设立政务官级的中央大员和蒙藏委员会的中央部会来照料，而实际所照料的，不过在台湾的六百多个“蒙藏同胞”而已。而对近在眼前的“山胞”，三十三万的高山族，却只是地方政府民政厅中第四科的辅导业务，这叫什么编制？改成“山胞辅导局”了，又怎样？真正照料“山胞”，还差得远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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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上大夫？

　　大陆有个邓小平，台湾有个“王小平”。“王小平”者，留个小平头的“经济部次长”王建煊也。

　　“王小平”一税吏耳，谈起拔鹅毛，他的叫声遮盖了鹅叫，谈得条理分明，头头是道。但是一捞过界谈别的，就力有未逮，平头底下，大脑不足。

　　这次国民党要搞出“危害治安防治条例”，“王小平”就欣然赞成。他主张对非法吸收游资业者，处以极刑。不过，这些业者的非法活动，乃是因政府财经大员姑息养奸而来。你们不姑息养奸，一连多年，奸又从何坐大？所以，究其祸首，原来在中朝大官自己。若“治乱世，用重典”，则服上刑者，首当其冲者，正在此辈。但是，国民党是“刑不上大夫”的，重典不能压到大夫，又重个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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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重于立法

　　国民党要搞出“危害治安防治条例”，又要立法了。

　　胡慧玲在10月21日的《自由时代》上，写了一篇《街头没打死的，用法律处死——谈“危害治安防治条例”的荒谬性》，她说：“有人用笑话来形容国民党的法律制度。笑话是说：世界上本来有四种法律制度，第一种是德国制——法律规定不可以做的以外，什么事都可以做。第二种是法国制——法律规定可以做的以外，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第三种是意大利制——不管法律规定可不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做。第四种是苏联制——不管法律规定可不可以做，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国民党的法律是第五种，那就是不管法律规定可以做或不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做，也都不可以做；同样一件事，有的人可以做，有的人不可以做；昨天可以做，今天也许不可以做；甲地可以做，乙地也许不可以做。”胡慧玲说这个笑话，已经相当程度地刻画出国民党视法律如儿戏，视百姓如刍狗的统治心态。”

　　国民党统治下的法律危机，的确如此。

　　今天的关键不在法律不够，而在法律的威信已被儿戏化，由于国民党在上者儿戏法律，在下者自然就不尊重法律，进而缺乏守法的习惯，人人脱法而出， 管不住了。

　　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恢复法律的威信，以守法重于立法，国民党必须把司法系统全部放手，让它绝对独立，才是自救救人之路，再不放手，就全完了。日本人统治台湾，纵有恶政，然却守法，以守法恶政，台湾人乖乖的。国民党智不及此，先毁法以图一时之快，结果法道好还，自受其殃。真是大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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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不行了

　　由于国民党视法律如儿戏，干涉司法多年。司法系统，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人民对法官有恶感；法官自己有罪恶感，并且养成了许多坏习惯。

　　纵使国民党迫于形势，一旦对司法放手，这些法官是否可用、能否堪用，亦殊令人忧虑。

　　明太祖曾有妙着。他恶作剧，在他的作弄下，竟有的“司法人员”（御史）被判了死罪，却还叫他们戴着脚镣，坐堂审案，或有戴罪立功之机。这种恶作剧，现在看来，当然是笑话。但是，令我们惊异的是：古代的暴君，有的其实很痛快，他们善善恶不肖也好、恶善善不善也罢，都淋漓尽致，绝不伪君子。古人虽坏，不失其真性情；今人则像女人“闷骚”一样的“闷坏”，去古人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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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蒋介石！

　　10月31日蒋介石的冥寿即至，我特别印行一册三百六十六页的《蒋介石研究六集》，以为论定。我出版有关研究蒋氏父子之书，达十册之多，全世界对他们父子最感兴趣的，大概只剩下我了。

　　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印了不少胡适的书，我问他销路如何，他说不好销，原因是许多年轻人问：“胡适是谁？”——时代变得太快了，快得有点令人哭笑不得了。

　　我开玩笑说：我最怕有一天，年轻人问：“蒋介石是谁？”“蒋经国是谁？”那时候，我这些畅销书也完蛋了。

　　听说国歌片中已经不见了蒋氏父子，在这个恩仇俱泯、一切都浅盘的岛上，其实什么都会很快的发生。比照苏联鞭尸斯大林的前例，说不定有朝一日，国民党要鞭尸蒋氏父子呢。那时候，我的书就变成了国校课本、政治教材了，谁知道呢？

　　不管是褒是贬，先决条件是别忘了蒋介石。蒋介石毋忘在莒，我们要毋忘蒋介石，即使鞭尸，也是“心里有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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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物相待

　　一封署名“全体原住民的心声”的传单，宣称杨传广“铁人，你错了”，指责杨传广的转投效民进党。查询后，证明传单并非“原权会”所发布，民进党乃针对该传单，发表“克蟑”声明。

　　国民党动辄以“猎狐”“捕鼠”等专案永锡他类；如今民进党也从而效之，以动物相待。这样子搞来搞去，太下作了，改个文明一点的称呼，不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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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法西斯

　　因控告郑南榕而使郑南榕坐牢的民进党新贵张德铭，在报上登选举广告，说“台湾民主反对运动的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全力对抗国民党这种新的法西斯统治倾向”。这话只说了一半。

　　另一半该说的是：“另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全力对抗民进党这种旧的法西斯暴民统治（mobocracy）倾向。”

　　为什么？民进党煽动暴民夺权的手法，与当年法西斯的手法太神似了，其法西斯的段数，不在国民党之下，并且其招数更师承早期的法西斯。如今民进党骂国民党是法西斯，其夫子自道之态，不可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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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恶棍”的好处

　　朱高正在“立法院”连干国民党后，为了作势，又干起民进党同党小贼来。他发言盈庭，大有“从良”之概。国民党老贼为他鼓掌，报章也称赞他。大家都忘了：他干民进党同党小贼的话，其实都是他亲自示范过的闹场动作，同党小贼只是向他学步而已。

　　朱高正自己把他的闹场动作忘得一干二净，好像那是别人干的；老贼和报章也忘得一干二净，好像朱高正从来就是一个好孩子。抚今追昔，令人不胜好笑。

　　这就是做“恶棍”的好处！一个人做了“恶棍”，他不需要做任何好事，只消不再做坏事，大家就夸奖他了；如果他再在适当时机，偶露“从良”之言，那就更不得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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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白色恐怖”

　　台湾的左派由陈映真主持，登报《重审50年代“白色恐怖”》，说：“50年代的政治受难人，共有一万人以上。除掉被枪决者外，其余有期徒刑总刑期高达数万年。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受难人，无人枪决，总刑期也不超过一百年。然而，两者的境遇，却是天壤之别！”“一万人以上”的受难者中，“约有两千人惨遭枪决、八千人被判重刑”。

　　这一登报，虽然所用颜色和数字，不无讨论余地；动机在图选票，也路人皆知。但是他们在“美丽岛”通吃一切苦难成果之下，能够“为‘悲情城市’寻根”，使“公平和正义”，还给“美丽岛”以前的受难人，这种动作，也是值得称许的。

　　“美丽岛”是四十年来受难人的天之骄子，他们以小拨大，占尽了便宜。这批人的大缺点是格局太小、太自私，他们不知道，他们之有今日，乃是千千万万前辈受难者的血泪垫底而来。如今他们一网兜收，只管自己，不恤前辈，好像只有他们是政治犯，别人不是似的，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真令人叹息、生气。

　　至于“美丽岛”受难人以外，那些大量的因案投机人物，从律师群到流变出来的新潮流系等等，他们一天牢都没坐过，却坐享别人受难的成果，其品味，更在“美丽岛”受难人之下，尤清之流是也！

　　当然，律师群中也有功成身退的君子人，像郑胜助律师等人，他们只出钱出力，不求回报，草泽之中，才见真情，这类好台湾人，我们不要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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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反复无常

　　民主国家的反对党，讲究立党要正，一如立身要正，如果你反反复复，不但人民看不起你，大家还会掀你的底，要你对你的矛盾负责任。

　　民进党的不幸是，它立党自以为正，表现出来的，却诸多反复无常。例如当年他们吵着要来个“国安法”，后来国民党搞出“国安法”来了，他们自己却“忘了”，反倒指责国民党不该搞“国安法”了。这就是反复无常。

　　黄信介去高雄，王玉云去接机。两人交头接耳，关系异常。10月23日，《民众日报》登出民进党中央大员林正杰的谈话报导，说：“美丽岛事件外传是王玉云所构陷，事实上无法求证……一口咬定是王玉云，实际上太不公平。”林正杰这种谈话，显然是替党主席“发微”的，以黄信介那么笨的人，当然需要林正杰那样察言观色的伶俐人“替主席行道”的。

　　不过，1984年2月18日的林正杰的《前进》上，却明明以传言之词，这样说王玉云的。在王玉云提出诽谤控告以后，林正杰在3月24日的《前进》上，还悍然指出他们所说，“系经过长期调查之结果，句句可征”呢！可见当年“一口咬定是王玉云”的，不是别人，正是林正杰自己！

　　如果今天承认对王玉云“太不公平”属实，那么当年“句句可征”就是公然说谎；如果当年“句句可征”属实，那么今天“太不公平”就是公然扯谎。两者必居其一。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都可看出民进党为了搞政治，是多么不择手段，反复无常。这样子道德品质的政党，我们要像不选国民党一样的不选他们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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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秘书的电话通知

　　老友黄导群告诉我，林正杰选市议员的时候，他看林正杰穷得可怜，捐了五万元，可是林正杰当选后，表现令他失望，并且眼高于顶，他说他再也不要捐钱给这种人了。

　　介绍黄导群给我的老友邓维桢也告诉我，他捐的比黄导群多一倍，可是林正杰的表现，使他再也不愿捐钱给这种人了。这次林正杰又选“立委”了，邓维桢说他接到林正杰女秘书的电话，盼他捐钱。他对我感慨说：“叫人捐钱都是这种礼貌，其他还用说吗？”

　　林正杰是忘恩负义的小政客，还够不上是政客。真正的政客，不会这么快就被人看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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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还”之外

　　民进党为配合候选人登记，特在第一天就推出所谓七项共同政见，内容包括：一、还我政权，二、还我财富，三、还我健康，四、还我宝岛（立即以每年一千亿解决台湾环保、生态、公害问题），五、还我公道，六、还我秩序，七、还我安全。

　　最耐人寻味的，民进党还这还那，却独漏了一项——就是高山族一再要求的“还我土地”。

　　四百年来，高山族的土地被今日台湾人的祖先巧取豪夺，不但不能靠水吃水，连靠山吃山都大成问题。这些台湾人祖先对高山族的苛虐，尤甚于国民党之对民进党多少倍也！如今民进党以“七大还”要求国民党，固为吾人所乐见，但是还这还那，都不算本领；有本领何不自己还人家土地呢？至少要在二二八纪念碑旁边立个向高山族赎罪碑，这样才叫人看得起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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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小贼与长期老贼

　　民进党说回归宪法，废除临时条款。此说于义至正。不过，今天民进党能够大量做中央民代、能够大量参选中央民代，所以有这些机会，却是国民党不守宪法、搬弄临时条款而来的，追究起来，十分滑稽。

　　因为若守起宪法来，“宪法”第64条明文规定“立法委员”，各省、各直辖市选出者，人口在三百万以下者五人，超过三百万者，每满一百万增选一人，则台湾能选出的名额，不过三四十人而已，但今天的一百三五十人的名额，又从何而来？来处无他，违宪的临时条款第六条而已。“立法委员”名额赫然如此，“国大代表”名额也依此类推。只要你我违宪，结局大家欢喜。

　　由此可见，三四十年的老贼固然违宪，三年六载的小贼也有违一同，其为共犯也无异，所差者，长期短期而已，五十步笑百步，还是先笑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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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延长，我也延长

　　民进党说按照“宪法”，“立法委员”三年一选，老贼们却一干三十八年，依法无据。此说于义至正。

　　不过，老贼这种自行延长任期的干法，只要有利可图，小贼也照样跟进。试看1978年12月16日美国承认中共，蒋经国立即根据违宪的临时条款，将选举延期举行。并宣布在“选举延期举行期间，暂仍由原增额选出之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在这一命令下，小贼们（包括康宁祥）的任期，一下子就不是三年了，而自行延长两年了。

　　延长两年与延长三十八年，其违宪则一。当然，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只是两步笑三十八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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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奸”与“轮拜”

　　在世新教书的一位小老弟施卓群向我请教，说他听说当年蒋经国追顾正秋不遂，怀恨在心，暗中派人去轮奸她。我说我相信蒋经国是低格调的人，但低格调到这种程度，我却很难相信。搞这种轮奸动作的，一般都是日本大兵或台湾小流氓，蒋经国派人去搞“大锅炒”，我实在难以相信。

　　台湾的轮奸案太多了，可以看出这个岛，即使在犯罪方面，也是谈不上格调的！

　　在轮奸以外，使我联想起“轮拜”。报上说，林正杰要在10月25日出院，“并前往北市各大庙宇上香，‘祈求台湾民主平安’”。上香祈福活动，全部队伍将于仁爱医院出发，行程包括行天宫、普愿宫、普济寺、龙山寺、广照宫、集应庙、忠顺庙、北顺宫、福德宫、安顺宫。……

　　回想1986年9月，林正杰入狱前大搞街头活动，其中之一是由康宁祥、周清玉、洪奇昌、尤清等陪同，在龙山寺进香，祈求组党早日完成。令人奇怪的是，龙山寺供的是观音、妈祖、四海龙王、十八罗汉、城隍爷、注生娘娘、山神等，牛鬼蛇神一大堆。这些牛鬼蛇神，跟组成民主国家的政党全沾不上边，林正杰他们大脑如此封建，真不知他们标榜的“前进”，又在哪儿？

　　如今三年以后，林正杰为了选票，不但龙山寺上香老套又来了，并且“轮拜”台北各处旧庙淫祠。以高等教育之知识分子，做低级迷信之祈福活动，这成什么话！更叫人看不起的，是他们这种高速“轮拜”各处各路牛鬼蛇神的干法，只是见宝就押而已，也不足以语专程与诚意。鬼神有灵，亦将窃笑；夫子复生，亦将“天厌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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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哥害党·党害朱哥

　　民进党没提名朱高正参选“立委”，朱高正执意要选，宣布参选之日，他绝不动用民进党的任何资源。

　　朱高正这种话，是假惺惺的，其实你何必动用资源呢？你破坏的资源，岂不早就害了你加入的党？以反复无常之人，入莫名其妙之党，分合之间，全无情义互存其中，彼此相伤如此，丑态毕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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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升官图”

　　外国政治家做告别演说，所谈者世界大势；“台湾政治家”做告别演说，所谈者却是贵党大员。康宁祥告别演说也，睹李焕座位而思阁揆之荣显；见马英九座位而慕李登辉之高升。……点名追唱、细数从头。相对的，自己一委匏系，却依然干不上大官。以这样低格调的政客，行将去职，王惕吾《联合报》还以“黑白集”誉之，要“为他所塑造的政治反对模式鼓掌”，这种颠倒黑白的联合，可真笑话、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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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一个“多”

　　李登辉在四十四届光复节发表谈话，其中有一段是：“台湾的面积虽然只有三万六千多平方公里，但是已经成为全世界一致推崇的宝岛。”这段话中说“台湾的面积”“三万六千多平方公里”，严格说来，是错误的。说成“三万六千”还算可以；说成“三万六千多”，就多了一个“多”。

　　为什么，台湾本岛面积只有三万五千七百零九平方公里，加上四十五平方公里的兰屿、十五平方公里的绿岛、六平方公里的琉球岛、二平方公里的龟山岛等十五个附属岛屿，也不过三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平方公里。再加上一百二十七平方公里的澎湖群岛（有六十四个岛），总面积也不过三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平方公里，还不到三万六千平方公里。所以，说“三万六千多”，是台湾人“差不多”“总统”弄错了台湾面积。

　　虽然，加上一百四十九平方公里的金门、二十八平方公里的马祖，超出了三万六千，但金门、马祖并不属于“台湾的面积”，也不属于所谓“宝岛”。

　　增加台湾面积的方法，应该用的是退潮计算法。台湾当退潮之际，露出面积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岛屿，有十三座，如果加了上去，总面积可多到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四，距离三万六千，只差六平方公里而已。我建议李登辉请荷兰的造陆专家过来，替台湾造出七平方公里以上的真正海埔新生地，那样一来，台湾的面积，就有三万六千零一平方公里了，李登辉在退潮之际再说“三万六千多”，就不会闹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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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籍串连

　　《战国策·齐策》有这样一段：“秦始皇尝使使者遗君王后（齐襄王之后太史氏）玉连环，曰：‘齐人多知（智），能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北史·齐本纪》有这样一段：“神武（高欢）……尝令诸子，各使理乱丝。帝（高洋）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神武以为然。”——齐襄王的老婆和高欢的儿子北齐文宣帝，他们在遭遇难题的时候，都能快刀斩乱麻，或椎破玉连环、或抽刀斩乱丝，这种中国功夫，比起希腊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拔刀砍开“戈登结”（Gordian knot）的气魄，如出一辙。古今中外的高杆当政者，每不约而同，有此当机立断的作风。反观国民党当政者，却一一皆是优柔者流，连环难解、治丝益棼，我每从史籍串连，就觉得国民党真差劲。国民党只是小吏做大官而已，老是罩不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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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都拥抱不完呢

　　10月28日，发行人吴阿明、社长颜文闩的《自由时报》第二版上，登出一大篇标题的《李揆“鸭子划水”，高！》报导。其中说：“李焕年轻时曾在东北担任特派员，他和立法院副院长梁肃戎、执政党国大党部副书记长杨公迈都有不错的交情，加上他的太太潘香凝亦是东北籍资深国代，因此一般而言，东北籍国代普遍和李焕熟识。目（日）前，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娶媳妇时，李焕夫妇破例到场祝贺。席间，李敖突然出现，并和李焕亲切拥抱，引起现场一阵骚动。”

　　看到《自由时报》，我很困惑，因为我不但早已多年不参加婚丧喜庆，并且与我们东北籍的什么“立委”“监委”“国代”之流根本没有来往，不但没来往，我还写文章一再骂他们呢，不但不认识的我要骂，认识的也照骂不误，梁肃戎被我骂得狗血喷头，就是显例。“立委”石九龄且是我三姐夫石锦博士的爸爸，于我是亲戚、长辈，我也照骂不误。如果真理所在，我因为对方是同乡、是亲长，我就放水，那李敖还叫李敖吗？

　　我根本不认识“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及其血亲姻亲，又何从“突然出现”什么婚礼之上？我跟那些失掉白山黑水气魄的东北同乡概不来往，我又神龙首尾皆不见，也许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但李焕认识呀，三年前夜幕已垂之时，他还在四维路小店门口喊“李先生”呢，如今在大放光明的喜筵之上，总不会“亲切拥抱”个假货而不自知吧？去问问李焕看，他“亲切拥抱”的，是李敖吗？

　　我一生美女都拥抱不完呢，谁要去拥抱李焕？也许有人以拥抱国民党大员为荣，我却深以这种不实报导为辱。《自由时报》实在太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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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鬼影幢幢

　　10月16日，一位署名“刘太太”的女士，写信给我，她是刘锡炳先生的夫人，信中附寄“刘锡炳遗嘱”，其中主旨是“捐赠遗体各有用器官，并将遗体提供病理解剖”，遗嘱中并宣扬除掉“迷信思想与阿Q式的‘入土为安’的落伍思想”，很令人佩服。刘太太信中说：“当我写这封信时，心情既遗憾、又复杂，因为一切都已经迟了（多年前就很想写信给您，希望刘锡炳与您相识），我们看到签名簿上您的大名时，几乎不敢相信，也很是感动，我们认识您很多年了（家里很多您的大作）。”

　　收到刘太太的信，我很困惑，因为我早已多年不参加婚丧喜庆了，并且讨厌任何婚丧喜庆，我珍惜时间，保持真我，一概不做无谓的、形式的、世俗的应酬。我已经这样行之多年了，居然还有人冒我之名，替我出席签名，这些好事之徒。真是无聊分子。

　　我一生受盛名之累，如今却鬼影幢幢出现，被冒名顶替、张冠李戴，实在又好气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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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教训

　　《晋书·宣帝纪》记有一个故事：“先是，亮（诸葛亮）使至，帝（司马懿）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以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这个故事，在《资治通鉴》（卷七十二）里，改写如下：“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繁简，不问戎事。使者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数升。’懿告人曰：‘诸葛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

　　这两段记录中的妙处，就在司马懿在得知诸葛亮吃得少，而又事必躬亲，连犯法之人，笞杖二十下，都要亲自过问后，断言诸葛亮活不久了。因为为政之道，是不可以这样躬亲细务的。

　　诸葛亮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局促中国一隅，施展不开，每天大人办小事自娱自遣，活到五十四岁，就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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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治有体”

　　诸葛亮死前十一年，公元223年。杨颙走进他的办公室，劝他说：“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

　　诸葛亮显然没听杨颙的劝告，他身兼数职，又要“知钱谷之数”，又要“问横道死人”，又要“忧牛喘”，杨顒死了，他又要哭三天，至勤如彼、至情如此，最后送了老命。诸葛亮为政而不知“为治有体”，亲自为小事操劳，显得在为政之道上，大小不分。这是他在伟大中的渺小，我们不可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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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双李

　　华航飞机出事了，“横道死人”的一件普通事件而已。可是报载李登辉夜里12点还叫侍卫长张光锦向他查报；而李焕呢，扯到夜里3点还在指示善后呢！这些阿斗级的大官们在干什么？一件“交通部”民航局官员“自有主者”的事件，竟劳动“总统”“行政院长”这样有失体统、熬夜不眠，这叫什么分层负责的政治！有人居然还赞美他们勤政爱民呢！其实他们早点睡觉，爱惜精力去做大事，才更符合他们的身份。这样乱来，反倒该予谴责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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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主席问题

　　民进党选主席，前主席姚嘉文先上台讲话，解释他为什么不参加今年的主席选举。他说，一方面，由于去年的主席选举活动，使他受伤甚钜；另一方面，他必须替周清玉助选，无暇于党务，对于外传黄信介给了周清玉两百万做竞选经费以“收买”他，并非实情，他没有收到这笔钱。姚嘉文这些话，都显得格局不高。如果党主席真该选，岂可因为帮老婆选县长就这样不知轻重？至于两百万“收买”他不参选党主席之说，更看出这些民进党人的小气八拉。区区两百万，居然就变成了价码？姚嘉文就只值两百万吗？

　　姚嘉文真正不参选的原因，只该有一个，就是黄信介是他的难友和兄弟，他不该跟黄信介争；当然反之亦然，黄信介也不该跟他争，同室夺权，太难看了，他们是一起坐过牢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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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蟹不如一蟹”

　　东坡居士《艾子杂说》记艾子行于海上，初见蝤蛑，继见螃蟹及彭越，形皆相似而体愈小，因叹息说：“何一蟹不如一蟹也！”

　　看了姚嘉文在民进党大会中的谈话，你会有艾子之感。

　　姚嘉文说，去年有人指责他不应该连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党报办不好，但在黄主席任内，连办不好的报都办不出来，反倒停刊了。去年他不将合议制的中常会开放给记者采访也受到指责，但是，当时表示当选中常委会将提案开放记者采访的人，过去一年并未做此提案。去年林正杰发表的给他公开信，对民进党发动群众运动多所指责。但土城干的，又是什么运动？他到土城现场，才知道该次运动不是民进党主办的——原来是打着党的旗号，只使林正杰个人成为“受难英雄”而已。

　　姚嘉文的谈话是值得人们三思的，黄信介、林正杰带头下的民进党，的确“一蟹不如一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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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了什么？

　　民进党选党主席，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黄信介以十七票险胜陈永兴，论者认为是陈永兴道德形象好，所以有这种直逼黄信介的情势。在我看来，却是这个党道德标准的严重失落。过去黄信介、姚嘉文争主席，两人再不成材，但都是坐过长年大牢、为理想付过惨痛代价的人。但今日的黄信介、陈永兴争主席，陈永兴象征的，却是新潮流系的投机分子，这些人没吃过真正的苦头，只是一路捡便宜而已。

　　自己无苦战实录，靠一路捡便宜而蹿高位、掌党权，此国民党之所以内斗成功、外斗失败也，民进党可真学得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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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在举

　　古代统治者以科举羁縻天下，虽说科举是人才出头，但又何尝不是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现代统治者以选举羁縻天下，虽说选举是民主抬头，但又何尝不是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民进党是帮国民党的忙，而不是捣国民党的蛋。因为在大方向上，这样配合演选举大戏，国民党才有民主假象以骄世人。国民党纵有小失，亦值回票价。选举下来，从当选的民进党个人说来，是成功了；但对民进党这个党说来，成败却很难说呢！极可能愈选举，民进党愈像国民党，也就是说，它愈走向衰亡之路。但国民党衰亡，还可在中国一隅偷鸡；民进党却只能抢鸡骨头，还自以为得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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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选举

　　国民党迷信选举，因为选举可以帮它维持民主假相，大偷其鸡；民进党迷信选举，因为选举可以帮它满足抢鸡骨头的虚荣。

共产党则不然。“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议会政治的。”“但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共党并不是不参加议会。列宁在1920年说道：‘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最反动的国会。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参加，对于布尔什维克准备第二次革命（指十月革命）不但是有益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共党参加议会，不是赞成议会政治，而是为了破坏议会。列宁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参加国会，不但无害于无产阶级，而且使我们更容易向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国会必须解散。’”——这段“为匪宣传”的话，是蒋介石《苏俄在中国》里说的，使我们大开眼界。原来共产党也迷信选举，只是迷信得别有所图而已。

国民党、民进党都把选举做为图利自己的工具；共产党却把选举做为嫁祸他人的法宝，棋高一着，一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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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迷信

台湾是个没有水平的社会，每逢选举，怪态百出。今年尤以迷信当行。国民党云林省议员参选人曾蔡美佐，竟在县党部策画下，声言“根据紫微斗数推算”，她要当选；而民进党的林正杰，却遍地上香祀神，以急来抱佛脚。他如设总部要寻风水旺地、开张日要找黄道吉辰，李锡锟与尤清抢县太爷要在鲲鯓庙争献便当。……选举迷信，处处皆有，真不知这些封建头脑的人，究竟能为台湾带来些什么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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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门槛问题

　　国民党的形成，因为有秘密团体的包袱，所以变成它的党员，要经过介绍、审查、宣誓、发党证等手续，其为党也，变成民主国家的笑话。按说民进党无此包袱，大可在形成之初，就变成光明正大的民主国家政党。殊不知这些不争气的人们，却没出息的以国民党为师，成立的，竟是国民党翻版的极权国家政党，在门槛上，就先鬼鬼祟祟，示人以不广，其不能成大器，一开始就明矣！

　　国民党虽然入党有门槛，但因“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倒也来者不拒。坐大以后，也技巧的分出权力，怀柔台籍党员。如今在中常委中台湾人超过半数，可见国民党的“气度”。

　　反观民进党，这次选出第四届中常委，十一名中，清一色都是台湾人，连唯一的外省样板林正杰都被赶下台。林正杰的为人，固然是忘恩负义的小政客，不足以膺重寄，但就一党的“气度”而论，给高山族、外省人保留一二席，岂不也是计之得者？可见民进党学国民党，还学不到家，连那点政治技巧、那点“气度”，也小气八拉的学不到，门槛之紧，求之古今中外的政党，亦只此一家。真把台湾人的脸给丢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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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嵩的新洋相

　　华视主持人武士嵩曾任“国防部”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虽然官拜中将，但是文化水平极低。最近又在电视上闹笑话。先是10月27日晨8点56分播出“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有句名言：‘老兵不死，他们只是凋零。’”隔日又在7点31分播出《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必须放弃台湾澎湖南沙西沙。”

　　按麦克阿瑟并没说过那句名言，只是在演说中引证过而已，何能说是麦克阿瑟说的？而《开罗宣言》中，根本没提到“南沙西沙”，又何能擅予加入？

　　武士嵩一介武夫，竟主持教育性电视台，难怪笑话连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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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小兔的教训

　　大家为什么喜欢北京的小女孩古小兔？原因之一是她讲的那种清音，台湾闻所未闻。那才是真正的国语。

　　台湾的国语，其实是齐铁恨这些学究们走火入魔出来的三河县老妈子国语，混入了闽南腔弄得怪声怪调的。国民党推行国语，效果如此，令人哭笑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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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的“政治伦理”

　　10月31日，余纪忠的《中国时报》登出这样的新闻分析：“首届新竹市长施性忠的‘爱人’施姬美坚持参选市长到底，究竟对施性融是利是弊？对执政党候选人童胜男是利多还是利空？目前已引起外界之议论纷纷。照施性忠的说法，他的‘爱人’与其五哥一起角逐市长，完全是各搞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且将来站在政见会台上，施性融与施姬美两人均将炮口对外，绝不会自家人互相残杀，依这种论断，似乎素有‘政治顽童’之称的施性忠又在玩什么‘政治游戏’，问题是，以一般传统‘政治伦理’观念分析，部分选民仍难以接受‘一家人’倾巢而出，竞相角逐市长及省议员席位之作法，尤其施性融虽经历两次选举失败，但其形象口碑仍属不错，施性忠‘导演’其爱人同台与其五哥力争，互不相让，不管其幕后动机是否诚如施性忠所言，系种‘同仇敌忾’之战略，但给选民之感觉却有违‘政治伦理’，再者一般选民是否会像施性忠如此‘聪明’，体会施性忠之‘苦心’，亦不无疑问。”

　　这篇新闻分析，语气是很邪恶的，它貌似公正的在分析什么，其实字里行间，却在误导新竹市民和外地群众，使他们归罪于施性忠。例如它指出“以一般传统‘政治伦理’观念分析，部分选民仍难以接受‘一家人’倾巢而出，竞相角逐市长及省议员席位之作法”，接着就捧施性融、贬施性忠。不明真相的人，一定以为是施性忠、庄姬美在跟兄嫂抢“市长及省议员席位”，因为这篇分析正是这样诱导着的。殊不知施性忠正是前新竹市长、施姬美正是现省议员，而施性融夫妇，什么也不是。以什么也不是的一对夫妇，跑来向弟弟、弟媳抢席位，试问这是谁抢谁呢？新竹的天下，明明是施性忠、庄姬美夫妇辛苦打下来的，哥哥趁弟弟坐牢、趁弟弟因义受难，就接收了地盘，这是谁不对，还不一清二楚吗？把明明哥哥嫂嫂的不对，写成“施性忠‘导演’其爱人同台与其五哥力争，互不相让”，这种措辞，岂不太不公道、太颠倒是非了吗？何况，施性忠从来没有“ ‘ 一家人’倾巢而出，竞相角逐市长及省议员席位之作法”，而是他被国民党整冤枉入狱后，他的太太才被新竹市民选为省议员，以为同情及抗议。今天夫妻同台，“竞相角逐市长及省议员席位”，一个都不肯放给别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时报》大捧的施性融夫妇！余纪忠这样肯定施性融的“政治伦理”，真可谓极颠倒是非之能事，太可鄙了。

　　新竹市民应该认清真相，选择新竹市的“政治伦理”，可别被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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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不义问题

　　新竹市长参选人，由于施性忠被国民党整冤枉、被褫夺公权，乃由他太太庄姬美改名施姬美代夫出征。施姬美发表谈话，说：“施性忠深受市民的爱戴，他担任一届市长要选两次，别人可以做八年，他却只做了两年半，而且还要坐两年半的‘黑牢’。换句话说，就是‘市长做一日，黑牢坐一工’！不但我心疼，市民也痛心。特别是国民党判了他‘政治死刑’，剥夺了他为民服务的机会，所以我不得不站出来，为他的政治理念不惜抛头露面，改名换姓，不只是为了他，也为了新竹市民，因为市民需要他。”这些话，是很正确很动人的话。

　　施性忠有大功于党外，民进党忘恩不推出他为中常委，反推出林正杰这种货色占高位，可见这是何等不义！民进党又忘恩不推出他的太太为参选人，反推出什么五哥五嫂和林正杰的拍档站尽跑道，不让他出头，可见这又是何等不义！

　　有正义感的人，请注意这种双重不义，而该有所表示、有所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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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不给自己机会

　　黄玉娇一直声言要选桃园县长，最后临阵逃去，仍选省议员了。10月30日上午，她在桃园大骂民进党推出的县长候选人张贵木，手指着说：“你怎能对我这样？连给我最后一次机会都不肯。”然后又大哭又下跪，闹了好一阵。

　　在我看来，民进党固然无情无义，不把最后一次机会给了这位有功自由民主几十年的老人家；但是，黄玉娇如果真有气魄，就该脱党竞选，像当年许信良一样，宁肯丢掉省议员，也要拼个你死我活。如今黄玉娇退不能丢省议员，进不能选县太爷，是不给她自己机会，比起庄姬美（施姬美）的气魄来，就逊色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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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得菜，告得好

　　三十多名投资公司的投资人，11月1日到地检处按铃申告李登辉等九名“政府”官员，说他们在处理投资公司非法吸收游资案时，罔顾投资人权益，致使投机的投资公司负责人能从容脱产云云。

　　其实，投资公司负责人固然是投机者，投资人也是投机者，这些“一夜致富”心态的财迷，是很难“养”的，近之则反对政府干预；远之又埋怨政府不管。所以，他们的闹，乱闹而已。当然政府也是王八蛋。

　　不过，他们能够不分青红皂白去“说大人，则藐之”的告大官，则是一种伸张民主的戏路，是值得演出的，我们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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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敌人辩诬

　　我在台湾四十年，传有“三多”：钱多、书多、敌人多。“三多”中钱多是假，但是否认也没用。当人人都说你有几亿台币的时候，何不乐得承认也好？充阔总比装穷省事，并且人人看到你还会“啊呀”呢！

　　至于书多、敌人多，则全属实。我的私人藏书，不但台湾第一，也全中国第一。但书不是钱，至少银行抵押时就不承认，在缺乏文化的台湾，唯一承认它的，就是收购的“酒干倘卖无”的小贩，一斤五块下来，书又值几个钱？至于敌人多，倒是日进斗敌。我的敌人按年月日累进，四面树之，日久成荫矣！

　　我生平打击敌人，不遗余力，但都是据实打击，绝不像敌人那样以造谣手法诽谤我。我不但看不惯他们的手法，并且也反对别人以其道还其身。人人不该被诬蔑，敌人也一样，这才叫公道。

　　国民党的郁慕明是我的敌人、民进党的朱高正是我的敌人。不过，这两天看到他们的敌人，以他们反对“台独”而诬蔑他们，我却不服。郁慕明既非汉贼、朱高正也非台奸，他们反对“台独”，都有大义存焉。你可以不喜欢这些人，可以不选他们，但不可以诬蔑他们。在“台独”问题上，谁忠谁奸，未易言也，岂可乱予罪名哉？真正的汉贼台奸，说不定正是你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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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自食其果

　　前国民党推出的高雄县长蔡明耀，违纪参选。人家问他，为何甘冒党纪处分，担下可能断送自己今后大好前程的风险，蔡明耀引高雄市长苏南成为例说，苏早年也是国民党党员，为了选举被开除党籍，后来又“归队”，如今已成为中常委；由此可见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待自己去开创云云。

　　苏南成“归队”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开始擦屁股，公开说“苏南成虽退出国民党，但在两届市长任内，均与国民党合作无间”，试问按照党纪，国民党“对开除党籍之党员”是要“全党党员应共弃之”的，是要不与“继续往来交游”的，是要不谈“党务与有关秘密之政治事项”的，是要“选举时，一律不予支持”的。……如果这些规定不是放屁，那么这十多年来，国民党根本就该视苏南成为路人，又何从“合作无间”之有呢？

　　国民党这样对自己的党纪规定视如废纸，国民党这样对开除党籍的人儿“合作无间”，国民党这样把反复无常的小人做上中常委，难怪要鼓励其他许多小人来叛变它了。

　　国民党自食其果，真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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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人应思苏秋镇

　　古话说“闻鼓鼙而思良将”，意思是在战鼓频催之际，我们要想念那最能作战的人。

　　苏秋镇是台湾争取自由民主史上的第一良将。在国民党统治下争取自由民主，全文的不行，全武的也不行，要文得细密、武得粗矿。而苏秋镇正是此中翘楚。苏秋镇出身台大法律研究所，高考律师及格、西德政府国家奖学金考试及格。他出道极早，二十三岁就做了最年轻的律师，但他不以做代人辩护为已足，他要像印度的甘地那样，宁肯牺牲了律师的职务，也要亲自参与。他是余登发、杨金虎、郭雨新竞选时的重要助手，早在三十年前，余登发竞选高雄县长时，他就是二十三岁的总参谋长。在冈山桥畔，国民党预伏打手袭击他们，余登发仅以身免，苏秋镇身负重伤。此后三十年来，苏秋镇几乎无役不与，五度落选，二次被关，监牢生涯七年多，可是斗志不衰。其间生活困苦、黑狱亡魂、律师资格被注销。……为自由民主所付代价之多，绝非今日投机取巧的民进党新贵们所能想象的！

　　1980年，高雄人选他出来当“立法委员”。他在“立法院”成绩的优异，可谓中外历史所无。他的发言次数已逾一千次，书面质询已过百万字，言人所不敢言，并且巨细靡遗，令国民党头痛万分，人人怕他。有一次他来看我，我送他下楼。我住十二楼，电梯到八楼，走进裴存藩委员，老先生一看到是苏秋镇，竟吓得连向他鞠躬不迭，我一直忍不住笑。苏秋镇的声势，哪里是胡闹的朱高正比得上呢！

　　与苏秋镇同是“立委”的黄天福都承认：所有党外人士加起来的成绩，还不如“独行侠”苏秋镇一个人的表现。这是真话。苏秋镇表现的勇敢、精明与凶悍，在每一项有关人民权利的争议上，他都紧追不舍、咬住不放，并且有尿不撒。——由于他在每一项法案上都刁难国民党，国民党只好等到他上厕所时，才高速通过一大串一大串的法案。他上厕所时，国民党派人尾随、“把风”，向会场报告他的动态。每当苏秋镇小便完了，把风者就大呼一声，以为报信。害得苏秋镇不敢小便，以维护人民权益。自古以来，一尿之微，攸关一“国”立法者，惟秋镇当之矣！所以苏秋镇常自豪说：想当“国会议员”，必须“膀胱有力”！

　　苏秋镇虽然这样优秀的干了三年“立法委员”，可是，1983、1986一连两次的选举中，高雄人误信小人们对他的中伤，他落选了。一如英国人误会了丘吉尔，而使丘吉尔坐了六年冷板凳一样。最后，英国人弄清楚了，是他们自己的失察，害得丘吉尔落选。他们又把丘吉尔选了出来。

　　如今，苏秋镇东山再起、百战重归，高雄人日久见人心，“闻鼓鼙而思良将”，可别忘了苏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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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总统”不初选？

　　由国民党增额“立委”赵少康、李胜峰发起的“新国民党连线”发表声明，要求党中央立刻正式表明下届“副总统”开放党内初选的立场。假如党中央不愿表明，他们将在“立法院”立法推动，同时将以党员为对象，自行举办“党内民意”调查，看看谁对。同时，同党的增额“立委”洪昭男也加入这一声明，表示不接受传统及惯例的说辞，如果党中央仍坚持“副总统”提名不应由党员初选，将举办大规模民意调查，并公布结果，看看党意与民意有无差距。

　　这些国民党新贵的意见，应该是对的。问题是，如果这是对的，为何初选只对“副总统”适用，而不对“总统”适用？难道“副总统”要民意，“总统”就不要吗？还是因为“总统”是李登辉，是“当今圣上”，所以不敢冒犯呢？看到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国民党新贵立刻劝进他做党主席那副猴急相、那种唯恐不能集党国大权于一身的封建意识，我们还相信这些货色的大脑里会有民意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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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中央种两株

　　“国民大会”宪研会开第八十九次综合会议，老“国代”刘心皇反对蒋纬国出任“总统”或“副总统”。中国人民反对蒋家再来祸国，蒋纬国自然不受欢迎，我们都赞成。但刘心皇的理由，却令我们疑惑。

　　刘心皇说：“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有一定程序，最主要关键必须获得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同意通过，而依中央委员会现有成员分析，蒋纬国不可能从此获得党提名出线，难道他准备‘违纪’竞选总统、副总统？”这些话，我可认为有问题。

　　什么叫“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同意通过”？四十一年前选总统的时候，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名单，岂不正是蒋中正、居正两人吗？国民党为了演民主的戏，同党人士，推出两名，互相争总统宝座呢！四十一年前的国民党，还有这种假开明的戏路，难道今天就要定李登辉于一尊，不做第二人想了么？“中央委员会”是活的，不是死的，为什么不能演出一点新的假戏呢？

　　当年胡适用白居易的《桂华曲》讽劝国民党，原诗是：“遥知天上桂华孤，为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当年国民党推出蒋中正、居正两人争“总统”，也曾中央种两株呢，今天的国民党，还不想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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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杰说话算话吗？

　　1985年11月4日，郑南榕在《民主天地》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言行不一”的林正杰我们不必支持他》。

　　文章中说：“四年前，以‘只当一届市议员’做竞选口号的林正杰，今年背信毁诺，又宣布‘竞选蝉联’了。从‘只当一届’到‘再当一届’，从‘宁为党外’到‘不要党外’，从‘拥护李敖’到‘践踏李敖’，我们终于发现这个曾自称‘吃台湾米长大的外省囝仔’，原来是那么不单纯、那么不可爱、那么言行不一！”

　　民进党口口声声骂国民党搞临时条款，使总统可竞选蝉联，但是民进党的林正杰呢？却公然背信毁诺也搞起蝉联来，其背信毁诺程度，连蒋介石都望尘莫及呢！

　　其实，例何必远求呢？就在眼前，林正杰就公然摆我们一道！他在土城作救许信良秀，住在医院里，信誓旦旦对记者说，他一出院就再去土城抗争，可是，他出院后，把他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土城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儿，许信良入土不安于先、惨被利用于后。郑南榕的《“言行不一”的林正杰我们不必支持他》，真是先知之言，我们可要多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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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杰的“操守”

　　11月6日《中时晚报》上说林正杰在“操守”上“十分杰出”，我不晓得这种“杰出”是不是包括向国民党张建邦秘密借钱在内？如果向政敌秘密借钱也算“操守”，天下还有什么不“杰出”呢？（秘密借钱的证据，请看本月内李敖出版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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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趟门，出两件错

　　11月5日星期天，国民党“行政院长”李焕不好好待在家里，却出门了。他由“内政部长”许水德、台北县长林丰正陪同，到了汐止白云国小，视察附近的缺水情形，当场指示汐止镇镇长，要他协调解决，提供该区有自来水可用。

　　表面看来，这是行政首长的勤政爱民，其实，这是很失体统的举动，既越位管了不该“行政院长”管的小事，又越权直接指挥了一个县中一个镇的镇长。这是第一件错事。

　　接着，李焕又在左右陪同下走进显应庙，并和许“部长”、林县长燃香膜拜，人家问他许什么愿，李焕说“祈求国泰民安”。然后掏出一千元，找香油箱捐钱。

　　表面看来，这是“行政院长”的为国祈福，其实这又是很失体统的举动。既谄媚了愚夫愚妇，又谄媚了牛鬼蛇神。古话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以李焕的身份，岂可如此迷信？这是第二件错事。

　　出了一趟门，连做两件错事，李焕真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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