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

• 目录
  • 为《彭明敏回忆录》释疑（李敖）
  • 《彭明敏回忆录》新版缘起（李敖）
  • 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彭明敏）
  • 彭明敏小传
  • 台湾人的良心——彭明敏的传奇故事
  • 第一章——我的台湾人遗产
  • 第二章——一九四五年的长崎
  • 第三章——回到台湾和大学生活
  • 第四章——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
  • 第五章——留学加拿大和法国
  • 第六章——台大学术生涯
  • 第七章——在联合国——良心的矛盾
  • 第八章——被捕
  • 第九章——侦讯
  • 第十章——军事监狱和审判
  • 第十一章——监视
  • 第十二章——逃到瑞典
  • 第十三章——从美国看台湾
  • 附录一：以言论自由推翻国民党
  • 附录二：助他一臂之力
  • 附录三：台湾只要能自由演讲一个月，国民党就会倒
  • 附录四：一千九百万人口命运之所系

　　wjm_tcy注：未找到李敖出版社版本，用1987台湾文艺出版社版本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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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彭明敏回忆录》释疑（李敖）

　　7月22到23日的《民众日报》上，登出一篇《“自由”分版本、“滋味”不一样？》的文章，副标题是“对彭明敏先生三点声明的一点浅见”，文章是林双不先生写的，因为全文贯串在“李敖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上面，我想我有责任写这篇文章来澄清一些事。

　　林双不先生说，这本书在1982年由“林美惠女士译成中文，在洛杉矶的《美丽岛》周刊上连载，1984年单行本由同一城市台湾人医师林衡哲先生主持的‘台湾出版社’印行。不久，这本回忆录的翻印本便至少以三种不同的版本，在台湾岛上悄悄出现……不过，截至1988年9月为止，所有在台湾销售的《自由的滋味》都是非法的，都是海盗本，都不曾取得彭先生本人或‘台湾出版社’的同意。”“1988年，林衡哲先生代表‘台湾出版社’正式授权‘前卫出版社’在台湾刊行这本书，根据前卫出版社负责人林文钦先生表示，印行的条件与台湾作者的作品差不多，双方签约，前卫支付定价百分之十的版税。前卫版的《自由的滋味》在同年9月15日推出，彭先生还特别在当年的复活节‘于美国中部’写了篇《台湾版序》……可见在1988年复活节时，彭先生因为回忆录能在台湾‘公开刊行’、‘正式’出版是‘无限的高兴’的。”“然而，短短的一年以后，彭先生把同一本书授权给同在台湾台北的‘李敖出版社’出版，并于1989年4月4日同样‘在美国中部’为这个新的版本，写了篇《李敖定本序》，说‘这份李敖定本是际此乱世，两个书生，在波澜万丈、历尽苦楚的生涯中，永年友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不渝情感的一个结晶。不知人生有什么比之更美丽、更有意义的事？’在迹近情话绵绵的感叹的同时，彭先生并没有忘记该书在台湾的版权问题，但他在序文里说台湾出版社‘又授权一出版社在台湾印行，但未曾在台登记版权’，言下之意，既然这‘一出版社’‘未曾在台登记版权’，他就有权一鱼两吃了；然而不知彭先生有没有想到，这个在一年前让他‘无限的高兴’的，而在一年后他连名字都不再提及的出版社，假如要为他的著作‘在台登记版权’，究竟要向什么政权的什么单位登记？因为未曾登记，就没有法定地位，就可以一卖再卖？”

　　首先我要澄清的是：“李敖出版社”出书的心愿，根本就不在谋利，而在出真相丛书，斗倒国民党、斗臭国民党。选书标准，这是第一优先；作者把书给我出，也同此心愿。我选定彭先生的书，请他同意，他一口答应，并声明分文不要，可见并无什么“一鱼两吃”“一卖再卖”的情事。这样子以谋利观点来看彭先生，未免把人看小了；这样子猜度“台湾人自救运动的先知先觉”（林双不先生语），也未免把台湾人看小了。台湾人总有不爱钱如彭先生者，林双不先生为何这样看人以不广呢？

　　至于在非谋利以外，彭先生是否有权授权给“李敖出版社”？答案是：他有。我看过彭先生与美国“台湾出版社”的英文原约，我看不出涵盖在台湾的版权在内。台湾“前卫出版社”出版这书，虽然彭先生知情并写序，但不是彭先生本人授权的，彭先生本人也没拿“前卫出版社”的版税。若说按英文原约，应涵盖台湾在内，我不相信立约的人会这样不公平的对待彭先生。因为出版的行规是：一鱼一卖的情形下，另一地区的两吃权与再卖权，非出版者可单方面转手。我细看了那英文原约，订得很模糊，我还暗笑彭先生是太空法专家，但对太空以下的法律却大而化之！我也不相信立约的人想占彭先生的便宜，因为他们也志不在谋利，而把印书当做一件高贵的使命来完成。林双不先生这样一写，把高贵的台湾人都给写成争利的伧夫了，这可不太好。

　　美国“台湾出版社”的林衡哲先生，我从没见过，但却和他颇有夙缘。23年前，1966年，我在文星主持出版时候，林衡哲先生以在校就读的台大学生，翻译了《当代智慧人物访问录》，想由文星出版。我看了译稿，立刻同意了。我向萧孟能先生说：“你老是介绍一些你亲戚朋友的烂稿子来，讨厌死了。现在我决定出版一本和你我都不认识的小朋友翻译的好书，这小朋友智慧一定很高，你快同他去签约吧。”这就是林衡哲先生被我“提拔”的由来。虽然他全不知情。后来林先生在文星结束后，为“志文出版社”主持西方新知的引介，又到美国主持“台湾出版社”，我深以我慧眼识人为荣，并且对他一直有好印象。林先生主持“台湾出版社”，我就相信他有一种高贵的使命，不志在谋利，也不斤斤于什么版权细节。例如他出版台湾音乐家江文也先生的书，就收有李敖的文章，他连招呼都不打，也不付版税或稿费，就印出来了。为什么这样“霸道”？因为他深知彼此均志不在谋利、都志在广为流传，大家都是为高贵的使命苦心焦思的人，谁要斤斤计较啊？

　　我相信林衡哲先生在美国由“台湾出版社”出版彭先生的书，不志在谋利；而林文钦先生在台湾由“前卫出版社”出版这书，也有志一同。既然大家都“用心如日月”，我为什么还要出个“李敖出版社”的版本呢？

　　原因有三：第一、我恨国民党，希望经我之手，多打它一拳；第二、我与彭先生共过患难，以我和他的交情，乐于多一版本、广为流传；第三、我有求全之心，看不惯其他版本的错落，因此要出“李敖定本”。基于这单纯的三个原因，我要求彭先生同意。以彭先生同我的交情和他对我精益求精搞出版的信任，他无法拒绝，也不会拒绝。他压根儿没想到，有人会用这件事去找碴、去不识大体的打击他。

　　林双不先生又说：“在所谓的《李敖定本序》里，彭先生对李敖愿意出版《自由的滋味》，‘很感动’地写道：‘我们都知道该书已有几种版本充斥台湾，市场已经饱和了。他再印行，不但无利可图，可能亏本。’可是在一年以前，当前卫出版社决定印行这本书时，彭先生怎么没有想到‘不但无利可图，可能亏本’？难道一年前的市场尚未饱和，而一年后就情形大变？难道前卫出版社的资金比李敖出版社的雄厚，不必烦恼‘可能亏本’？”林双不先生这些话，显然是另一种找碴、另一种不识大体。林双不先生明明知道与“前卫出版社”订约的，不是彭先生本人而是“台湾出版社”，则亏本评估，应由“台湾出版社”多花精神，而不能责及彭先生；相对的，正因为“李敖出版社”的版本出自彭先生的直接授权，再加上“前卫出版社”已先出书了一年，于“市场饱和”，不为无功，一年后李敖又要出，彭先生乃有是忧，形诸文字。彭先生这一体贴朋友处境，又何错之有？值得林双不先生这样冷言冷语吗？林先生“讽”彭先生不关心“前卫出版社”的亏本，但林先生在同一出版社出了多少书？十多本了，除了“自愿放弃所有的版税”外，可曾体贴体贴林文钦先生的辛苦与赔累？林先生可曾“反讽”一下自己？

　　林双不先生又说：“李敖定本的《自由的滋味》出版后不久，问世不及一年的前卫版该书就惨遭查禁了，这个消息曾经出现报端，想来彭先生应该知道；对于前卫的这个惨重损失，不知道先生可有一点内疚？”林双不先生这些话，说得也不公允。事实上，李敖定本还没上市，国民党政府就“前卫”在先了。林先生抱怨“前卫出版社”的版本，“问世不及一年”就遭“惨重损失”，但他为什么不想想，“李敖出版社”的版本，问世连一天都没有，就先倒其霉了，论及“惨重损失”，照林先生的比例，彭先生该岂止“内疚”，恐怕得跳河才成，这通吗？彭先生内什么疚？林先生真该怪的，是查禁这书的国民党啊！

　　林双不先生文章中，又就所谓彭先生的三点声明借题发挥，事实上，林先生完全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彭先生根本就未曾如林先生所说有委托蔡文斌、汤金全、魏早炳三律师发表声明的事。早在7月10日的《新新闻》周刊上，彭先生就否认过。林先生不察耳！《新新闻》周刊上登彭先生谈话说：“我并没有正式委托律师研究返台的可行性。”“我并没有正式委托谁来处理这件事。我返台的时间和方式由我自己做判断。”彭先生这一独来独往的作风，也表现在他致张学舜先生的抗议信上。他说：“我未曾授权或委托任何人在台湾以我名义发表什么‘声明’。听说有人使用我的名字做‘声明’，极不应该，其内容我全不知道（未事前过目、也未同意过）。”“希望这类事绝不再发生。”由此可见，既然所谓透过律师发表声明的事，都是子虚乌有的，林双不先生的借题发挥，也就顿失依据了。

　　既然林双不先生的依据，都属不实，按说一切大白之下，没有必要再澄清什么了。不过，就林先生就不实的依据所加妄议的基本心态来看，我却认为这又涉及政治动机和知识人的心术问题，不可不予辨正。

　　林双不先生提到彭先生所说“未曾在台登记版权”的事，大加发挥，说什么“蹂躏彭先生本人、蹂躏台湾乡土与人民的国民党不义政权，什么时候起，在彭先生眼中变得这么重要？彭先生是国际公认的法学专家，他心目中作品的法定地位，就是靠一个不合法的政权做基础的吗？”事实上，这些话，也是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后的大言壮语。由于我要用版权登记将国民党的军，使它难堪，我曾由亡友江南先生的夫人崔蓉芝女士委托，出面逼国民党政府发下《蒋经国传》的版权登记证。在这一“恶作剧”的得售下，我想到彭先生的书也可如法炮制。但是，当我商请由他办委托手续时，彭先生为难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愿进入国民党“驻美地下使馆”的大门！——他对“国民党不义政权”或“不合法的政权”所做的形式上决绝，其实远比大言壮语的林双不先生高段得多！林双不先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对得几乎不共戴天，但他毕竟未能不登记户籍、未能不拿身份证、未能不照服兵役、未能不铨叙教职、未能不缴纳税金、未能不请领护照……他手持这个政府的护照在外云游，其承认“不义”与“不法”，都承认到“国”门外面去了。比起彭先生来，林先生还不脸红吗？明于责人如彼、昧于察己如此，窃为林先生不取焉！

　　林双不先生在文章中，又以“通缉就通缉，坐牢就坐牢”来“讽”彭先生，认为“何必先求国民党政府撤销通缉”？但是，纵使要国民党这样做，又何曾示弱了？这样子将国民党的军，使它难堪，也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何况，彭先生的牢少坐了吗？今天鼓动别人“通缉就通缉，坐牢就坐牢”的人，从海外的台独联盟英雄们、到岛上的新潮流好汉们（包括林双不先生在内），又有谁毁家纾难或千里赴狱了？老台湾话是“别人的孩子死不完”，新台湾话是“别人的黑牢坐不完”，苛于责人如彼、宽于恕己如此，也窃为林先生不取焉！

　　林双不先生最后说：“我愿意向所有海外被通缉或无法自由返乡的台湾乡亲诚恳致歉，今天各位必须被迫流浪天涯，今天各位必须泪眼模糊望断乡关，都是由于我们在台湾打拼不够。”这话说得不错。但是，“打拼”不是纸上写的、台语讲的、大话说的，“打拼”是真要像彭先生那样在冰河期中、在黑暗时代，见诸行事才算。自己在暖房里不冒险、不犯难、不坐牢、不起义，徒以枪口对内，诬谤前辈，这叫什么“打拼”？彭先生老骥伏枥、功在桑梓，我不忍他被诬谤；林先生读书明理、有心为善，我也不忍他执迷。因此特写此文，以告台湾朋友。

　　198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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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回忆录》新版缘起（李敖）

　　《彭明敏回忆录》最早是英文本，书名《自由的滋味》（A TASTE OF FREEDOM），1972年在美国出版。后来翻成中文，在海内外风行，台湾因为受国民党钳制，不能公开，遂至地下流传，盗版无数。年来为大规模清算国民党蒋家王朝，特成立李敖出版社，出版权威性著作，以存信史而张正义。我的出版方针是良币驱逐劣币，用制作精美、内容更新的好书，形成定本，以垂久远。我把这一心愿，告诉了彭明敏先生，并请他写篇新序，寄下新照片，由我亲加编定、增订附录四篇，出一新版《彭明敏回忆录》。这一提议，彭明敏先生很高兴。他同时要我“为此版写一文放在前面”，并要我把四年前郑南榕筹划的访问稿《助他一臂之力——李敖谈彭明敏》，“也作为附录”，我感于他的好意，自然乐于从命。

　　彭明敏先生在台大早我十年，我在台大法学院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但是教过我的许多老同学，后来相识了，我一直礼貌的称他为彭老师。我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了一册给他，他回信给我，说：“我一向爱读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这封信写后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就在台北致美楼请我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彭老师博学有礼、叔度汪汪，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他在师友之间，见乎交情，于今二十六年了。

　　那时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饭前十天，我在《文星》发表了彭老师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编辑室报告”中，特别点出“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在这微妙领悟后十个月，彭案发生了，彭老师和我的朋友谢聪敏、魏廷朝都被捕去。十三个月后，彭老师历劫归来，门前冷落，倍感人情冷暖，亲友都不敢同他往还，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我是例外之一，并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我也备受迫害，与彭老师处境堪似，于是相濡以沫，日久更见人心。

　　那时蒋介石下密谕，将我和陆啸钊赶出文星。我去做生意，需要在银行开甲种户，领取支票。曾请萧孟能帮忙，萧孟能推脱不肯。彭老师知道了，慨然相助，写信给陆啸钊，叫他陪我到彰化银行永乐分行去开户，原来彭老师请他哥哥彭明辉为我暗中介绍，才得过关。

　　那时我困于生计，卖书为活，彭老师也为我写信向洋人兜售。此类义助，不胜枚举。总之，从彭老师出狱，到他偷渡离台，四年之内，我和他在黄昏、在子夜、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共度过数不清的悲欢岁月，这种患难之情，于彭老师则属唯一，于我则属仅见，于今回味起来，恍然如昨。

　　那时彭老师生计日窘，本来他在中山北路巷内有一小块地，原拟兴建起来，与我合开一小餐厅，后来未成事实。他日夕被调查局派人跟踪，有时至感气愤，乃亲自照相取证，相机都被抢走。我得知后，乃和黄三用长镜头代为拍得，使彭老师大为高兴。

　　彭老师精通四国语文，除在太空法中为国际翘楚外，其他涉猎，也极渊博。他是我台湾人朋友中，最有志气、最有学问、最有高度教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他的生活品味极为高雅，有一次把亲植的非洲紫罗兰送我，又送我的女朋友小蕾一条他自养的小狗，命名嘟嘟。1970年1月15日，嘟嘟不幸中毒而死，我正事忙，托魏廷朝去看彭老师，带去一些啤酒和杂志，顺便问问还有没有嘟嘟血亲可以代讨。不料廷朝回报，说只有彭师母在家。十一天后，廷朝匆至，说外电传来，彭老师已抵瑞典矣！

　　彭老师偷渡后，我立刻被软禁经年，以至下狱。军法判决的罪状，是“明知彭明敏有叛乱前科，其叛乱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并助其偷渡。从此牢门一入，深如海矣！

　　如今在如海深处、在十九年岁月以后，为彭老师新刊前作，其意义，正如彭老师新序所说，是“际此乱世，两个书生，在波澜万丈、历尽苦楚的生涯中，永年友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不渝情感的一个结晶。”我感而为文，略述因缘如上，以骄时人，并告来者。

　　1989年4月19日

　　附录：《自由的滋味》新台湾文库版纠谬（吕佳真）

　　当初李敖先生打算出版《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时，曾面临一极大的难题，即目前有关这本书的版本又多，水平又良莠不齐，如何才能使我们的新版从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而博得知书者的赞赏呢？为此，乃不惜花费时日，参考了英文原著，在校勘上下了一些功夫，务求其内容比任何版本都来得丰富、正确。这不仅是书籍本身在出版上最须注意的一环，也是真正对作者负责任的表现。在这种原则下，我们发现了一些旧版的谬误。由于此书的盗版过多。其谬误处不胜枚举，因此只能勉为其难地挑选一本稍微好一点的，来做比较。这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前卫出版社所发行的新台湾文库《自由的滋味》。

　　打开此书，一开头赫然便有一位仁兄的大名错了，这位仁兄便是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先生，他的中文名字在书上出现过三次（一五、一二〇页），可是却被不知内情之士，不懂“名从主人”之谊，改为赖谢和了。不过此人在台湾无甚大名气，非平常人能窥出其端倪。但是连马偕医生（Dr. George Mackay）的名字也搞错（二六页），这就说不过去了，台湾以马偕为名者，有医院、有学校，稍具中等之资，便能揪出其误，而该书却因循以往的版本，不加更改。这也实在是稍嫌马虎了些。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台湾名人身上，如查良鉴成了查良舰（一七六页）、张其昀成了张其盷（一八四页）。尤有甚者，把外祖母和祖母搞混了（二六页），结果勤劳的外祖母成了脾气暴躁的祖母（二一页）。上一代不清楚也就罢了，连下一代也糊涂可就麻烦了，书中说彭明敏先生有两个儿子，实则彭先生膝下是一男一女（二七、一四六页），这在其后二五〇页中已经表明，可惜其未能前后对照，乃出此差错。这样子的版本与盗版又有何不同？

　　由于《自由的滋味》是以英文写成，再译成中文，其间中译姓名也有前后不一的情况。举例说明如下：法朗士（Anatole France）（四〇、四七页），到了五四页则成法郞士；雷南（Emest Renan）（四〇页），到了一〇六页成了瑞南；易安·麦克富逊（Ian McPherson）（九七页），在二〇三、二三五页改名换姓为伊安·麦克法逊；普世教协（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二一六页），二五八、二五九页出现的是普世教联；凯琳·葛威尔夫人（Karin Gawell）（二〇三页），在二四七、二四八页上则以哥威尔夫人登场，而且改嫁伦登先生（Lunden），入了英国籍（见二四八页第六行：主人伦登先生和他的英国籍太太哥威尔夫人陪我去补办入境手续）。

　　另外有一些人名、地名、日期错误者，如三五页第一行的低达卡诺（Guadalcanal）（应作古达卡诺）、七六页第十一行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应作二十七日）、一二一页第二行的刘瑞庆（应作刘庆瑞）、第八行的哈马绍（Hammershjold）（应作Hammarskjold）、二三九页第十五行的斯德哥尔摩（Stockbolm）（应作Stockholm）、二四八页第八行的哥德堡（Gooteborg）（应作Goteborg）等。

　　还有一个颇不应该的错误，即在二一九页第四行，在“较有诚意”下漏了一行字：“我这种私下的印象，与他在一般的形象，很不一致，因为在一般人眼中，他还是可怕的特务组织。”当然，书中还有一些错别字，此处不加以举出了。

　　由于我们参考了英文原著，也覆按了当年的实情，所以在某些人名不详之处，也做了补正，如一〇四页第十行的雷教授，补正为雷崧生；一八二页第一行的姓孔职员，补正为孔服农。此人为台大校园第一大特务，一如书中提到的王淦，自宜表出其名，以为遗臭也。另外一些已有定译的人名如二五五页第三行的斯文希登，中文定译是斯文赫定，我们也代为改正了。文中某些译法未能传神表达处，也做了更动，如二八七页第十一行的“高大强悍”（在其他版本上则译为“高大强獬”更属不通之至），英文原著上所使用的形容词为militant，原意为态度强硬的、好战的，因此为了贴切点出，我们将其改为“摆下阵势”。诸如此类，不复赘述。

　　很显然的，这并不是仅只新台湾文库才犯这种错误，事实上，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本书敢宣称绝对正确，因此才须不断的考订、校勘及新版。站在出版界的立场，出好书是我们的目标，而如何选择好书，则全看读者的水平而定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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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彭明敏）

　　在一九六〇年代台湾，在一般眼中，政治案件是多么可怕的丑闻，谈不得、问不得，只有闻之而战栗。至于政治犯，又好像垂死的极可怕瘟疫患者，大家拼命跑开，愈远之愈好，免得传染。若不幸与政治犯相识，那是祖先不积德，祸及九族，只有自认倒霉，天天活在随时受连累的凶梦中。

　　一九六四年，“台湾自救运动宣言”事件发生时，情况恰如上述。大都所谓“亲友”，听之便大起恐慌，纷纷逃避。有一学生，曾选我为“导师”，时常出入我家，我也相当爱护他。我案一发，他立刻跑到台大法学院教务处，要求把我名字从他纪录中，统统抹消。

　　我坐牢十三个月而被押回家看管之后，状况并不好转。“亲友”们恐慌未息，不但不敢接触，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狭路相遇，有的装得看不见，有的干脆落荒而逃（猜想其回家后，必求神佛保庇其不会因遇见我而被牵连）。

　　最难能可贵的，仍然有些例外的朋友。

　　李敖就是这种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朋友之一。

　　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唯一的“牵连”。

　　我认识李敖早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案的发生，也曾到过他家。在那里印象最深的，除了藏书丰富之外，就是他亲手把全家清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包括浴室厕所。他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肮脏陋习。

　　我案发后，李敖不但不畏怯，反而倍加亲切，我知道他不赞同“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人自决”。他所以反对国民党，不是出于狭窄的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哲学，也是出于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权人道的大精神。他的思索是广泛、深刻、清晰、严密而良知的。

　　我被看管期间，李敖约我每月密会一次。每次他都要请我到高级餐馆，享受丰餐，大概是要鼓舞我士气，补给我营养。他又怕我监禁生活太干枯无聊，每次都会带来当时受禁的《花花公子》杂志最新一期，借给我看（他言明那是“借”的，不是“送”的，所以每本都须于下次会面时归还他，我乃照办不误）。有一晚上，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我们两人吃饭，事前事后，我俩都觉得极好玩，嘻嘻笑笑，好像两个调皮顽童似的。

　　1969年起，我开始准备脱出台湾，须与海外各方联络。所有通信都须请人带出海外投邮，来信也不能邮寄，只能从海外由人带进台湾。为此，需要一些可靠朋友，由他们再转托其可靠友人，带出带进。李敖便是这少数可靠朋友之一。他曾为我转出一些重要信件，但他恐不知道我频频与海外联络，目的是什么。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入狱重大罪名之一，我衷心歉疚，难以表达。

　　我脱出台湾准备就绪，深知成功则生，失败则死。1969年末，我看见他时，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晤面，但不敢告诉他我的计划（这与我未透露给家人一般，是要让他们免陷于“知情不报”的重罪）。我还是照例约定下次密会的时地，虽然心里清楚，不论生或死，我会爽约，他不会再看到我的。临走时，我心里黯然向他道谢、道别、道歉了。我受难期间，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

　　我到达瑞典以后，有一段时期仍与他保持联络。但所谈大都是轻松私事，不涉及国家大事。

　　我在狱中，曾写了一篇《全体主义的迷惘》，出狱时偷偷带出，将原稿寄给李敖，请他评论。他立刻写了两篇意见，我非常珍重。我于1970年初脱出台湾时，不带行李，身上能带出的，极其有限，而李敖那两篇评论则是我冒险带出的极少极少东西之一，至今仍保存在美国。

　　我脱出台湾后，李敖即受严密监视。他家曾被偷置录音器。他发现之后，将其拍照，也把特务人员监视他家的情形拍照下来，连同偷听器零件，全部寄来给我。这些相片和零件，与我一起辗转流浪多处多时，还在美国。

　　不料，我脱出台湾不久，李敖却以“台湾独立组织驻台专员”之怪名被捕，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

　　我于1970年夏，由瑞典来到美国，李敖则长期受难，我心痛如割、急如焚，也曾求助于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但还是救不了他。

　　他出狱后，因顾虑到台湾以及我本身的环境，觉得还是不打扰他好。于此，我们的联络中断了，而一断就是十八年。

　　1988年底，偶然与他恢复联系，其后，我们有时隔洋追念往人往事，对人世沧桑，共担感慨。

　　今年初，他突然提议愿为我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在台湾出一精美定本，“以垂久远”。我们都知道该书已有几种版本充斥台湾，市场已经饱和了。他再印行，不但无利可图，可能亏本。他愿意这样做，相信纯然出于他对我一贯的厚谊和支持，我很感动，欣然同意了。

　　《自由的滋味》原由美国“台湾出版社”印行，其后，该社又授权一出版社在台印行，但未曾在台登记版权。如此，该书在台湾已经至少有五种版本了。《自由的滋味》初次在美国《美丽岛》杂志翻译连载以后，大家都以广为“流传”做为目的，从无“图利”之意，尤其在台湾翻印频频，就该书来说，台湾已经是一个“自由市场”了。希望“台湾出版社”同仁仍能一本其促进台湾民主的大理想，对于李敖愿冒亏本之险而出一定本，予以肯定和支持。

　　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唯因如此，当权者视之如背刺，非把他连根拔掉不休，又因为是奇才，有时难免惹起争议。听说我一些好友也曾与他有争执。但我历世已久，深知人性世事之复杂，双方立场都能了解，双方友谊都不受影响。

　　这份李敖定本是际此乱世，两个书生，在波澜万丈、历尽苦楚的生涯中，永年友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不渝情感的一个结晶。不知人生有什么比之更美丽、更有意义的事？（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在美国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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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小传

　　彭明敏，原籍高雄，出生于台中大甲，留学日本东京第三高等学校文科、东京帝国大学。就读帝大时，世界二次大战正激烈进行，盟军轰炸日本，他在长崎遭空袭美机炸断左臂，差点丧命。

　　战后，彭明敏返回台湾，转入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担任台大助教。曾获“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赴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深造，得硕士学位，后再转往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其国际法造诣，深受当时国际学界重视。返国，以卅一岁之年受聘台大副教授，卅四岁升正教授，为当时最年轻的台大教授。由于学术上的杰出表现。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当时，担任救国团主任的蒋经国宴请“十大青年”时，彭氏借故不参加。

　　一九六一年彭明敏获聘台大政治系主任。国民党当局指派他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一九六二年蒋介石亲自召见彭氏。国民党高级党官趁机邀他入党，为其所拒。

　　此后，彭明敏开始大胆地公开讨论台湾地位问题及台湾人民自决问题。一九六四年初，彭明敏与其两位得意门生魏廷朝、谢聪敏发表一份“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这份宣言的结语是“我们要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从台湾选择第三条路——自救的道路”。结果，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彭氏与两名学生因叛乱罪遭到逮捕。彭氏与魏廷朝被判刑八年，谢聪敏判十年。国际舆论哗然，在海外压力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日，蒋介石下令将彭氏特赦。彭氏虽受释放，但从此遭特务廿四小时严密监视。

　　一九六六年夏天，国民党大张网罗，逮捕林水泉、颜尹谟、吴文就等二百多人。彭明敏虽欲往美、加任教，但遭国民党驳回，而监视行动则更加严密，于是他开始计划逃亡。彭明敏逃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网，透过秘密管道，偷渡出境。他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初尝自由的滋味。彭明敏逃亡成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高干即遭整肃。彭氏逃出台湾，过程离奇曲折，他为了不愿连累尚留在台湾的朋友，迄今仍未向外公开。

　　一九七〇年九月廿七日，彭明敏手持瑞典政府所发的无国籍者证件，辗转各国，再度抵达美国，而后奔波美国各城市，向学术团体、教会组织、台湾人团体等，作公开演讲。十余年来，除了在美游学演讲外，活跃于在美台湾人社团组织。美丽岛事件之后，曾参与台独联合阵线。他一向被视为台独阵营里的温和派。

　　一九八五年九月，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改选第四届中央委员，彭明敏以高票当选。是年十月廿日，FAPA于芝加哥改选会长，现任会长陈唐山以在美国联邦政府任职为由让贤，公开推荐彭明敏出任下任会长，结果彭氏以高票当选新会长。目前，他辞去他职，迁居华盛顿，专心推展FAPA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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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的良心——彭明敏的传奇故事

　　在台湾，“六〇年代”是延续“五〇年代”而来的一段漫长的“黑暗时代”，大量政治犯在这个时期被一炉一炉制造出来。包括“雷震案”、“施明德案”、“苏东启案”、“彭明敏案”、“刘颜案”、“罗东案”、“统中会案”、“柏杨案”……都是震撼人心的大案。

　　其中，“彭明敏”案至今仍很少人敢于公开提起，因为该案主角彭明敏，目前是美国台湾独立运动相当重要的领导人，他们涉案的理由也与鼓吹台湾独立有关，在国民党视台独为大仇，必欲去之而后快的情况下，“彭案”就一直在私家之居辗转相传，尤其，当彭明敏于一九七〇年元月三日神秘偷渡成功，离开台湾，前往瑞典，转往美国这一段秘辛至今未见公布，更增添本案的神秘性。

　　彭明敏原籍台湾高雄，但出生于台中大甲。他的父亲彭清靠先生，毕业于日据时代的台北医学院，皈依长老教会，因行医致富，在台中大甲购置大量田产，后来又搬回高雄老家，继续在高雄悬壶，是治疗卵巢瘤的专家。

　　彭明敏小学时候就读于大甲的日人小学，中间曾随他父亲前往日本一年多，转入日本的北浦小学，当他父亲由日本进修完毕，回高雄开设医院时，彭明敏也回到高雄，进入高雄的日人小学读五年级，后来又进入高雄中学就读。但彭明敏并未在高雄中学毕业，因为当时的中学是五年制，他念完四年后，便前往日本投考高等学校，终于进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文科，其后并顺利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当时二次大战正激烈进行着，盟军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有一天，彭明敏前往长崎探视他在长崎医科大学念书的哥哥，竟遭空袭日本的美军飞机炸断了左臂，差点丧失性命。这个不幸遭遇促成了彭明敏日后以研习国际公法、航空法为毕生之志趣，他因而成为这个学门的先驱和权威。

　　战后，彭明敏与其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念书的台湾学生，一起回到台湾，转入台湾大学继续学业。他们在日本读的是法律、经济和政治，但当时的台湾大学重点在物理及农业方面，日本人一向不喜欢台湾人涉猎法政方面，加上刚来接收台大的国民党方面并没有为台大法学院带来任何师资人才，于是彭明敏他们自己找到一些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律师和经济学家前往授课，完成规定的学分，获得台大政治系学位。彭明敏说他在台大念两年，修完四年的学分，除了磨练中文外，并没有学到什么。

　　台大毕业后，彭明敏进入黄朝琴主持的第一商业银行工作，并兼任台大政治系助教。由于兴趣不在于商界，彭氏拒绝银行的高薪诱惑，只工作了一个月便自动辞职，专心担任台大助教。当时台大法学院来了一位新院长萨孟武先生，萨孟武也曾读过日本第三高等学校，并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与彭明敏一起担任政治系助教的刘庆瑞，也是三高毕业，东京帝大及台大毕业，因而萨孟武对彭、刘两人特别照顾，指导他们写作，发表论文，并一再对外公开说，只有在日本教育制度下，才能产生像彭、刘那么优秀的年轻学者。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的台大校长傅斯年，是一位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他来到台湾立刻察觉到台湾的环境很特殊，他公开宣称，他相信台大最后有一天应由台湾人来管理，而他这个信念成为他的基本政策，他不但设法网罗台湾籍教授，并且努力培养已在大学里的年轻台湾人。即使傅斯年不久即因心脏病去世，但是，他的继任者钱思亮校长，上台之初，仍颇能执行他的这项培植台湾人的计划。因此，彭明敏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名额，前往加拿大蒙特里的麦基尔大学新成立的“国际航空法研究院”深造。

　　在麦基尔大学两年，彭明敏获得硕士学位，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以法文写成，并获得国际学界的普遍重视。这个时候，彭明敏的杰出表现被当时居住纽约的胡适博士深为赞赏，赠送彭氏一年的奖学金，使彭氏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后来，胡氏还想推荐彭氏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攻读博士，但彭明敏决定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深造，经过一年，又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取道塞得港、喀拉蚩、孟买、新加坡、香港、回到台湾。彭明敏说他在船上曾遇到钱穆先生，当船在基隆靠岸时，蒋经国曾亲自去接钱穆。

　　彭氏出国三年，连续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卅一岁就被台大聘为副教授，卅四岁升任正教授，是当时最年轻的台大教授。坐直升机般的窜升，曾使当时台大的一些教职员对彭明敏十分吃味，甚至有立法委员在立法院提出质询。在这几年学术生涯中，彭明敏并未对实际政治发生兴趣，但他研究国际法的，对台湾的法律地位一直深感兴趣，他在课堂上开始强调这个问题，并撰写国际公法教科书，长达八百余页，至今仍被认为是以中文写成的最佳教本，政工干校和军法学校也都请彭氏去兼国际公法的课。

　　一九五六年，哈佛大学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教授，邀请彭明敏参加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会，一九六〇年，彭氏再度应季辛吉邀请参加哈佛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会（在东京举行），同时彭氏也受派为参加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文化合作会议”代表之一（胡适博士为主席代表）。国民党官方十分重视后面这个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欢送宴会，这是彭明敏第一次见着蒋介石。

　　这时候的彭明敏真是炙手可热，意气风发，分别被聘为“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的“国家讲座”（胡适为该委员会主席）、“阳明山会议”代表、并当选第一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与彭氏一起获选为十大青年的才俊之士，如林洋港、钱复，目前都是政坛上重要的人物，但是目前出版的中华民国商总会十大杰出青年名录里，并没有彭明敏的名字，因为在他被判刑之后，即遭除名。报纸连续以大篇幅报道彭氏的杰出表现，已使彭氏成为风头最健的人物。当时，彭氏认为他仍是一位“纯”学者，因此当蒋经国以救国团主任身份宴请“十大青年”时，彭氏并未出席参加，使得隔天报纸刊登团体照时，独缺彭氏的照片，立刻有各式各样的猜测，认为彭氏与蒋经国不合才故意杯葛他。

　　但是，彭明敏仍然在一九六一年获聘为台大政治系主任，同时，当局指派彭氏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外交部长沈昌焕、特务头子唐纵、中央党部秘书长及副总统陈诚，纷纷约见彭明敏。彭氏后来回忆，陈诚可能有意与他单独交谈，因为陈诚可能不愿意与彭氏讨论台湾内外情势问题时有其他人在场，陈诚向彭氏说：“其他代表，昨日都在这里用餐，我很遗憾来不及把请帖送给你。”与国民党各领导人交谈，彭氏深感他们“对各式批评都非常敏感”。一九六二年一月，蒋介石在总统府办公室接见彭明敏。获得总统召见在当时是任命官位的先兆，彭氏回到家里后，立即有高级党政官员要求他加入国民党，并暗示他会获得非常高阶层的任命，但彭氏未加考虑，终于与国民党正式结下梁子。

　　此时，彭明敏更大胆地公开讨论台湾的地位问题及台湾人民自决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项非常大胆地尝试，虽然他没有公开讨论“独立”问题，但他开始在演讲及文章中强调他的住民自决论。当时，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安排彭氏从事一项关于非洲的特别的研究计划。研究报告的一部分题为“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发表在“文星”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彭氏评论非洲为获得认同和独立所作的斗争，并呼吁注意一些人民因殖民统治而与过去断绝关系，如今则正为掌握自己命运而挣扎的现象。“文星”的编者按语说，“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

　　我们可以看出，这时候的彭明敏在思想观念上，已与国民党当道者的想法愈离愈远，而与杀头的路愈来愈近了。这时候，彭明敏的学生魏廷朝与谢聪敏，经常到他家聊天，讨论台湾前途的问题。师生三人愈谈愈得意，他们认为在他们的谈论中，已把国民党治下的台湾内外情势，分析得清清楚楚，他们反反复复，一再地讨论，国民党政府宣称代表整个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神话和骗局；他们强烈批评最近各界一致热烈讨论的中央民意机构问题、戒严问题、庞大的军事预算问题、反对党问题、教育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特务、救国团问题……都在他们的讨论之列。

　　然而，义愤填膺于私家之居，犹不能令他们感到满足，彭氏师生三人于一九六四年初，决定把他们所分析的台湾问题草拟出一份纲要，分发给台湾住民（包括大陆人及台湾人），不久，他们即草拟一份短简有力的宣言，定名为“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提出八大主张、三大目标和八点原则。在简短的前言里，他们提出台湾岛上的人民，既不愿被国民党、也不愿被共产党统治，而是要自己统治；基于本身的利益和自保的需要，一千二百万人民必需以自由选出的政府来取代国民党政权，并以公共的福利为施政方针。最后宣言的结论说，“多少年来，中国只是两个是非，一个是极右的国民党是非，一个是极左的共产党是非，真正的知识反而不能发挥力量，我们要摆脱这两个是非的枷锁，我们更要放弃对这两个政权的依赖心理，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从台湾选择第三条路——自救的途径。”

　　彭氏三人却在这份宣言定稿后，发现“生命似乎有了新的意义”，他们期待这份宣言能产生宏大的影响，在各界引起广泛的讨论，而得到普遍的支持，他们认为，国民党将因此而大动荡。

　　于是，他们着手接洽印刷厂，决定印制一万份。

　　经过许多波折后，他们终于印好一万份传单，雇了两辆三轮车，运到已订好的一家小旅社，随后又转运到离总统府不远的一位朋友家里寄放着。接着，三个人回到旅社休息，才进门不久，就被七、八名便衣人员闯入逮捕，当天，是一九六四年的九月二十日，正好是中秋节，月亮高挂天空，浑圆而明亮，他们则将面临一片黑暗的命运。

　　被捕之初，一如国民党在“六〇年代”的秘密抓人作风，彭氏三人顿时从世界上消失。他们家人不知他们的下落，而他们正接受情治单位疲劳轰炸式的秘密侦讯。国民党怀疑他们要在十月十日那天，阴谋推翻政府，或举行群众示威。国民党又认为，宣言的文章，写得太好了，一定有大陆人参与，否则凭他们三个台湾人不可能写出这样好的中文，于是国民党怀疑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作家李敖可能也参与其中。不论如何，他们受到不眠不休的审问。而情治人员则前往他们的家里大肆搜查，他们的家人才知道他们已被捕。但是，警备总部一直否认知道彭氏三人的下落，直到纽约时报驻台北通讯员告诉警总，他握有确切证据彭明敏等人已被逮捕，如果警总不发布消息，美国报纸将予以揭发，警总才在十月廿三日发布一段简短的正式声明，说他们三人因“从事破坏活动”而被捕。十月廿四日英文中国邮报第六版，报道“一教授和两名学生，因判乱罪被捕”。彭明敏被形容为“杰出青年，四十一岁”。

　　彭氏师生三人，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才受到正式审判。虽然国民党一再保持缄默，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及季辛吉教授分别投书纽约时报，向双橡园的中华民国大使馆探询，表示严重关切，彭明敏留学过的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也向大使馆接触，此外，巴黎大学、海外台湾留学生也纷纷表示抗议，而驻纽约的蒋廷黻也打电报给国民党当局，警告他们，这个案件必须谨慎处理。这时候，国民党仍希望彭明敏能“回心转意”，他们安排彭与国民党军方的高阶层人士见面，王昇将军当面对彭明敏说：“我们都认为你是一位杰出学者，我任政工干校校长时，曾聘你去教书，就在你被捕前几天，政工干校正式通过聘请你担任政治系主任，当我听到你被捕时，实在非常尴尬，脸都红了，我正在军事机构尽力提升你的地位呢！”他们对彭明敏进行一连串的“再教育”，在整个“再教育”的会议中，他们还邀请萨孟武院长来感化彭氏，但萨先生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不断抽那只永不离口的烟斗。

　　彭氏家人为他聘请了立法委员梁肃戎担任辩护律师，但是，彭明敏则自己起草答辩状，他知道答辩状里针对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会愈弄愈糟糕，所以他以“言论自由”作为答辩基础，指出他们并未使用暴力，而批评也是爱国方式之一。结果，谢聪敏判刑十年，魏廷朝和彭明敏各判八年。

　　由于国际间营救彭明敏的努力不曾间断，对国民党的海外形象造成很大的压力，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日，蒋介石终于下令特赦。但魏、谢两人则与特赦无缘，彭明敏出狱后，又被调查局的人员秘密监视着，党部并多次派人来与他谈，希望他接受“大陆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他则一概加以拒绝，他希望回到台大去教书。过不久，当时在救国团里工作的李焕，奉蒋经国之命，带彭明敏去见蒋，彭向蒋表明回台大教书的意愿，但终不能如愿。此后，陶希圣又与彭明敏接洽，争取彭氏的合作，希望他进入政大“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吴俊才也亲自登门拜访，但都被彭氏一一推拒。

　　当时，彭明敏的姐姐彭淑媛担任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校长，学校也常受到骚扰，有一天，在校园发现一张“打倒蒋介石、拥护彭校长”的海报，被迫辞职负责。

　　彭明敏回到家里，许多人又开始往他家里跑，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包括大学生、议员、教员、当然也有特务夹杂其中，一来，他们又开始激烈批评政府，咒骂恶劣的官员和政策措施，二来，在严密的监视网下，他们竟浑然忘我而与海外台湾分子联络。机会又来了，国民党透过一位大特务陈文英，混入谈话阵中，一一串连，一九六六年夏天，终于大开网罗，逮捕林水泉、颜尹谟、吴文就等二百多人，著名的“林颜事件”、“罗东事件”即于此时不断上演，而彭明敏本人则受到更严密的监视，几乎已到了全天候寸步不离身的情况，调查局并再度“约谈”彭明敏。这时，美国密西根大学写信来邀请彭明敏前往任教，而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也发出聘书，彭明敏尝试申请出境，却被国民党回绝。监视仍持续进行，前往彭家的客人都被拦截、质问、登记，甚至在农历年也不停止，调查局的干员王淦时常奉命去看彭明敏，彭对他说：“一年里，到了农历年节，国民党在金门、马祖的军队也要停火几天，共产党军队也是一样，但你们对我在这新年时也不放松，显然，你们把我当成比共产党更大的敌人了。”

　　彭明敏知道他如果不逃命，可能又要遭逮捕，因而开始计划逃亡。直到目前为止，彭明敏以何种方式逃出台湾仍是一个谜，但是由这本回忆录看来，他在飞抵瑞典之前，曾在琉球或者菲律宾停留过。他到达瑞典的时间是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瑞典政府立即给他政治庇护，在瑞典居住一段时期后，他终于到达美国，成为美国的台独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

　　长期以来，许多人怀疑彭明敏能顺利脱出台湾，是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协助，因为，他在二十四小时被监视的情况下，竟能逃过特务的监视网。所以传闻彭明敏是在台中清泉岗基地搭乘美军飞机离开台湾。真相究竟如何，有待彭明敏“再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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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的台湾人遗产

　　生命中的三个世界

　　海岛的最后一丝微光，在后面渐渐地消失了。我差不多已经到达了公海，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掌握。在我一生中，从未感受到这样“真正”自由的感觉。过去十四个月的牢狱和近五年的监视，使我实在无法相信我终于能够从囚禁中脱出。

　　自由的感觉是那么强烈，几乎使心身承受不住。更使我兴奋的是想到我现在已能公开否认我曾被迫承认而国民党用来羞辱我的那些“自白”和“忏悔”。我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台湾这个事实，就已完全否定了那个政权和它想毁灭我的各种宣传。

　　当我瞻望未来时，忽然领悟到，命运注定要我为着同胞的权利和期望，而公开发言。过去，我一直自认是一个纯粹的学人。可是现在，一个新的命运将要剧烈地改变我的全部生活。一种深沉的宿命和幻妙的感觉，贯穿了全身。

　　过去几十年，我生活过的三个世界，清晰而同时地浮现在我脑海里：我种族传承的华人世界；度过童年和接受早期教育的日本世界，日本曾一度统治过台湾；以及在思想知识上与我关系密切的西方世界，而此刻我正在向它回航了。

　　现在，我朝向着一片空白而不可预测的将来。不过，有一件事我能确定的，则是未来的生活再也不会与我度过的生活一样。

　　我尖锐地意识到，我的经验正象征着整个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他们的生涯和他们的悲剧。

　　我的先人

　　我对于祖先所知有限。不过，在父系这边，由于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第五代，应该假设先人是极为贫穷的农民或渔民，在一百多年前离开福建，移住于这个崎岖的海岛边疆。

　　我幽默的老祖父总是爱说，他的祖父只穿一件单薄的裤子，抵达南台湾——穷得连一件衣衫都没有。他在晚年，喜欢草拟家谱自娱，但是只能从那位只穿裤子没有上衣的祖先写起。他似乎记不得或没有兴趣去追溯台湾海峡对岸的家族渊源。我们确实知道在福建有一个村庄里，彭姓非常普遍。但是，在台湾彭姓几乎全属于客家，他们的祖先大都来自广东。我的家族却不是客家。

　　在一八七五年以前跨海到达台湾边疆的华人，在北京朝廷的眼中，大都是“罪犯”或是“叛徒”，这是现代台湾与大陆许多不佳关系的背景。这个海岛，当欧洲人最初来探险时，是个蛮荒丛林的地带，只有猎人头的印度尼西亚或马来亚系的蛮人定居着。在第十七世纪，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开始拓垦，发展农业，设立教会和学校，在西南部开拓道路，又从邻近的福建引入廉价的华人劳工。于一六六三年，他们被一个叫郑成功的冒险海王所驱逐，他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国姓爷。郑是华人和日人的混血，梦想征服大陆诸省，却被驱赶到金门和台湾。他未曾实现野心之前就死了。但他的儿子统治了台湾二十年，发展成为一个海洋王国，完全与中国分离，却积极与日本、菲律宾和东南亚贸易。他也怀有与其父亲同样的梦想，直到最后，北京于一六八三年派遣一支远征军到台湾。这支军队摧毁了独立的郑氏王国。清廷在台南设置台湾兵府之后，又敕令严禁华人渡海移民。

　　这些敕令虽然一再重申，直到一八七五年仍等于空文，贫苦的农民和渔民根本忽视之，因为他们觉得福建和广东的情况简直无法忍受。他们有些到了东南亚和南洋群岛，有些到了菲律宾，成千上万的却潜往台湾。台湾是个开阔的拓荒地，管制不严，任何人只要胆子够大，便能赶走原始土著，清理树木丛林，取得一片新的土地。

　　到了十九世纪初，台湾西南部平地已经垦殖得相当不错，而冒险的农人也开始向北部推进了。我的曾祖父，那位没有衣衫的穷人，就是那些成千上万移民之一，切断过去与中国的关连，冒险到台湾南部，寻求新的生活。他在东港沿海小村，大约在今高雄以南三十哩，定居下来。他在这荒僻的地区，娶妻成家。东港位在该区最大一河流的出口，距离纵贯台湾南北的中央山脉不远。其时，从华南来的客家移民正向东推进，越过狭长的沿海平原，向邻近的山脚处开拓，而不断与较开化的原始住民排湾族发生争端，这些原始住民仍然坚守祖先传下的部落土地。往南沿海是一些“劫船者”和海盗所住的法外村落，他们稍有耕种，稍有捕鱼，并劫掠不幸在附近搁浅的船只。

　　大约在一八五〇年中，我的曾祖父和他的村人，一定开始听到“洋蛮”，因为英美船只已开始到达台湾西岸各地，伺机以银元和鸦片交换客家人从山区带出的樟脑。到了一八五五年，冒险的美国商人已在高雄（其时称为打狗）围桩内设立了一个据点，并在浅水入港处升起了美国国旗。四年后，西班牙天主教教士在此港口登陆，向内陆推进了几哩，在东港稍北的客家村埤头建立了布道所。这些大胆陌生人的出现，造成轰动，我的曾祖父一定也对他们感觉好奇。

　　祖父时代

　　一八六五年，大约我的祖父出生时，英国的长老教会传教士也在高雄设立起来。这件事对我们彭家的未来有深远的影响。传教士的领导人是马雅谷（Dr. J. L. Maxwell），他是从爱丁堡大学以及法国和德国学校毕业的医生。最初，他在高雄港开设一个小诊所，数年后，又将其传教所和诊所迁到较大、而在高雄以北三十五哩的台南。我的曾祖父据传是早期皈依基督教的人士之一。

　　其后二十年间，长老教会曾设立学校和印刷所，印行教科书和一份以罗马拼音的厦门语报纸。他们并在台湾发展先驱的医疗服务，最后在台湾南部成立了约四十个礼拜堂和聚会所。我的祖父年轻时，受雇为传教士医生巴克里（Dr. Thomas Barkley）的厨子。他皈依基督教，直到一九四五年去世时，他一直是台湾人基督徒生活圈中虔诚而活跃的领导人。台湾传教史里称呼他为“彭牧师”，可是，他似乎没有正式受封为牧师。对于祖母，我们知道得很少，只听说她的脾气非常暴躁。她为祖父生了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她去世后，祖父再娶一位寡妇，又生了一个女儿。

　　很明显的，我的祖父跟外国教师和医生相处得很快乐，对于西洋文化和在他周围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也很感兴趣。经历两次革命性期间，他逐渐地远离传统华人的生活。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九五年间，台湾常成为国际争议的焦点。西方航海国家和日本要求清廷，如果后者宣称台湾为其领土，则应在海岸点灯划图并维持法律秩序。他们也要求清廷取缔台湾海域的海盗，并控制居住东岸深山里猎人头的原始土著。当清廷满口答应，却不采取行动时，外国列强——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提出各种对付办法。一八七四年，日本曾派了一支远征军，占据了台湾南端，直到北京勉强地付出大笔赔偿并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为止。

　　一八七五年开始，两位较进步的巡抚曾设法取消禁止华人移住台湾的敕令，并撤除了许多对于扩大垦居和经济发展的阻碍。可是北京清廷未几又失去兴趣，台湾人再任由一群贪婪的中国人摆布了。一八八四年，我的祖父青年时，法国封锁了台湾，法国外籍军团占领了基隆。清廷再度派遣相当进步的巡抚到台湾，而法军撤退了。其后五年，巡抚刘铭传致力于建设台湾成为大清帝国内最现代化的地区。他建筑了一条由基隆到新竹的铁路，引进邮政和电报制度，购买轮船以利台南和东南亚的贸易，从淡水到厦门布设电线，尝试引进电灯，在台北开设“西学堂”，试办“官医局”，并且清丈土地和清理赋课。一八八七年，台湾道升格为中国的一省。

　　这些改革所以成为可能，因为台湾人比大陆华人较无传统的负担。外商推动海洋贸易，外国领事又驻在港口，这刺激经济，使其有了可观的收获。但是，一八九一年，刘铭传被召回，而传统的、既无效率又极腐化的由大陆来的官僚又使得大多改革归空了。

　　在这个时期，像我祖父这样的人，已经将注意力从传统的中国转移到西方世界了，北京的忽略和在台湾任期短暂的中国官员们的滥用职权，激怒了不少台湾人。

　　台湾割让日本

　　然而于一八九五年，北京遂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那时，日军已在满洲击败中国军队，在准备向北京进军。台湾乃被用来抵偿消灾。一八九五年四月，马关条约签订了。同年五月，在日军抵达接收之前数日间，台湾曾紊乱而又无组织地尝试建立“台湾民主国”。这个企图失败了。六月，日本国旗升起于台北后，日军便向南推进。成千台湾人躲入山区，加入武装集团，展开游击战，绝望地试图抵抗日军。中国官员和士兵却已从北部潜逃回大陆。在南部台南一带，清军将领“黑旗军”刘永福坚持到十月，而有组织的抵抗全部崩溃，刘永福则化装成一名老妇，逃到了厦门。

　　北京决定将台湾割让日本，事前未曾与任何台湾人商量过，日本却给所有台湾居民两年时间选择国籍。愿意离开台湾者，可以带走财产。愿意继续作清国国民者，可登记为“旅居外人”。但是，任何人在两年期间不办理上述登记者，则自动成为日本帝国臣民。数千台湾人回到大陆，数千人登记为外侨，但是，绝大多数——约三百万——则决定继续留在台湾。我的祖父便是其中之一。

　　那时，霍乱、瘟疫、疟疾、肺病、黑河热、沙眼和其他许多疾病蔓延台湾，使这海岛恶名狼藉，除了刘铭传曾在台北短暂试办官医局之外，没有任何中国官吏想设法清理这个海岛。公共卫生的观念，对中国人是陌生的。新来的日军，在四个月的镇压期间内，因病死亡或残废者，达一万二千名。平民的死亡率也极高。日军的名义总司令是一位皇室亲王，而这尊贵人物尽管获有细心的照顾，在南征途中，仍难免感染霍乱和痢疾，而死于台南。这件事震撼了日本。

　　日本帝国政府立即看出，如果想在这新领土上定居成功，势非好好清理台湾不可。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以前，军人总督将全神贯注于讨伐在农田平地和山脚的游击队，公共卫生的问题只有让给缺乏有关知识的军官去管了。如果军人和文官的死亡率继续那么高，日本便无法建立永久的行政。而且要殖民成功，也必须有健康的台湾劳工。然而，那时一般平民可以找到的唯一医疗服务，只有长老教会在台北和台南设立的传道医院和诊所。显然，大规模的医药服务，必须尽快设法实现。

　　因此，在一八九八年，当东京派第四任总督男爵儿玉源太郎将军时，这位具有非凡见识的军官便带了一位医生后藤新平同行，作为民政长官，掌管军事以外的所有事务。有六年之久，这两人严格执行一个政策，用来改组台湾行政、经济和社会生活。没有一个台湾人家庭不受到影响。后藤的最先步骤之一，便是在台北设立一所医学校，提供短期课程，训练人才，投入于全岛卫生清理运动。他招收学生，每月提供少数补助金。

　　到了这时候，我的祖父已成为世俗牧师，在英国人的长老教会服务。他是一个穷人，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要供养。男孩子要上山拣拾木柴，也要到城里作工，以帮助家计。祖父太穷，无法送所有的儿子上学。但当新政府提供补助金给医学校学生时，他便鼓励第三个儿子——我的父亲——到台北进入医学校。

　　日本人很难赢得台湾人的合作，因为其军人和警察都太严厉了。台湾岛民过去就常企图推翻中国人的统治，而且在一八九五年亦曾抵抗日本军队。而今将十年了，他们在城市里仍然采取消极的抵抗，在较偏僻的乡野则诉诸破坏和游击行动。一般说来，双方都互不喜欢、互不信任，这种情况持续了许多年。然而，我的祖父是个乐观的人，心地善良，对于新思潮极感兴趣。他在台南与传教士和医生的长期交往，影响了他，使他的眼光渐渐转离中国和过去，而尝试适应日本人决定要在台湾造出的巨变。他虽然缺乏正式教育，却是一个真正开明的人。

　　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年轻就进入台北医学校。这位年轻外来者，曾在淡水和台北认识了长老教会圈中的教友。在那里，他遇见我的母亲。她是淡水加拿大教会女学校的学生。她的家人早就定居于八堵，在今基隆和台北间的路上。她的父母认识了最初经过那条路的外国人和北部地区的传教士。一八七二年，加拿大人马偕医生（Dr. George Mackay）设立淡水教会，他们大概于其后成为基督徒。我的外祖父母是酿造米酒的商人，所以比起彭家较宽裕。他们有足够的积蓄，购买些稻田。外祖父是一位非常文静、温柔、随和的人，把大部份酿酒的经营留给勤劳的祖母去作。日人来后，制酒变成政府专利，所有私人酒厂都由政府收购了。我的母亲有二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她的大哥曾到日本京都的同志社大学求学，那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学校。他回台以后，成为长老教会牧师、马偕医院董事会董事长和台湾北部长老教会大会议长。母亲的弟弟曾入淡水教会学校，以后成为商人。

　　我的父亲毕业医学校以后，在台北马偕医院实习了二年，而在这个时期，我的父母结婚了。他到台湾中部海边的一个小镇大甲，开设他的第一个诊所。这个不到二万人口的古老海边小镇，当时颇为有名。它是非常繁荣的手工业社区，生产大甲草席和草帽，外销到世界各地。在最好景期时，单单美国，大甲便输出了近一千万顶的大甲帽，外销到日本的数目也非常庞大。

　　父亲在大甲定居后，一切也顺利发展。医生的收入不错，且在每一个地方都受尊重，而有影响力。因为他是在家里第一个开始赚钱的人，一有能力便尽快将他的兄弟们也送到医学校。他们也相继地发展，而兄弟们很乐于让祖父的生活较舒适些。

　　祖父很骄傲地发现，他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医生世家”：他的儿子的孩子，不是取得医学学位便是嫁给医生，他们的孩子们也陆续进入医生这个行业。彭家约有廿人，包括五名女性，完成医学学位，而第三代，包括我的二个儿子或一些侄儿侄女，也在医学院就读。

　　父亲终生与其兄弟姐妹保持密切关系，而他们都热心于教育，要使每个小孩都得到最好教育的机会。

　　父亲在大甲行医十八年，将积蓄投资于稻田，买了约四十甲田，依当时标准，这算不少产业。他想给每一子女十甲田。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时常搭乘火车北上时，他总指着黄色的稻田，骄傲地说“那些稻田都是我们的”。

　　我出生于大甲，是三个兄弟和一个姐姐中最小的一个。我们长大后，发现父亲确实是非凡的人，及为什么他赢得大甲地区广大的尊敬和爱戴。他喜爱马，有时畜养四匹，常有一名马夫照顾。他会在大清晨骑马到远处出诊，这在台湾是很不寻常的事。我清晰的记得有一天他骑马狂奔回家，后头有一匹愤怒的水牛一路追赶他。还有一次，他的马真的被水牛角抵伤了。

　　他的兴趣很广泛而奇特。他学会中国拳术，热衷于园艺，培养菊花和珍奇兰花，画水墨画，并学会小提琴。他与佃农的关系良好。记得他们常来讨论未来收获中应付多少收成，或来求父亲谅解何以未能付出约定的份量。他在其大诊所，也做了不少慈善。他心肠慈悲，不在意患者付不出诊费，常给免费的治疗。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长老教会中担任长老，并支持教会的慈善和教育工作。

　　记得有一个问题，扰乱我们家庭的和谐。当时台湾有一普遍风习，就是较富裕的人家“收养”女孩，在实际上，是作为仆人。这些养女在五、六岁时则被带到家里，她的家人拿到一笔钱，做为她作仆人直到婚嫁年时的代价。在有些家庭，这些女仆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在有些家庭，她们则受到虐待。我们家里常有这样的女仆，还有当我的姐姐结婚时，一位亲戚送了她一名这样的女仆。我的哥哥进入高中以后，便攻击这种习惯是一种奴隶制度，有时甚至说“你们自称为基督徒，而这些人在此当奴隶！”。双亲因此发窘，试图辩护，指出在我们家里的女仆受到良好的待遇，然我的哥哥从曾不会为此感到舒服过。

　　开始上学

　　我大约五岁的时候，曾被带到中国。我仍记得上海有多冷，也记得南京中山陵的长阶梯。父亲的朋友黄朝琴，当时在南京外交部任职，带我们游览这个首都。我年纪太小，不能完全理解所看到的一切，但这次旅游却给父母一个机会将大陆中国人与被日人统治了几十年的台湾人的生活情况，作一比较。当然，他们对中国的广大，印象深刻，对祖先的土地，也感到有些乡愁。不过，就社会发展、工业化、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来说，他们觉得比起台湾，中国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

　　当我的兄姐到了上学年龄时，父亲在台北美国领事馆附近租了一间日本式房子。母亲与我们住在一起，父亲则尽可能北上与我们团聚。偶尔，我们亦一起回到大甲与父亲一起，而六十哩长的火车行程总像是一次大旅行。

　　进入学校后，我们开始远离乡下家庭的保护和温暖，而投入殖民地都会较复杂的生活里。在大甲，我们是望家子弟，有仆人呵护纵容，又有台湾朋友来往。在台北，经过严格考试以后，我们获准进入最好的日人学校，学生大都是日本官员的子女。

　　那时情况，对于台湾人小孩，是非常特别的。由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二年，日本人为着在台日人子弟，采取与台湾人隔离的小学教育。在日据时代初期，台湾人儿童不懂日语，这种隔离政策还算有正当理由，但二十五年过去后，情况不同了。然而，隔离政策仍基于偏见而继续存续。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台湾人发动第一次有组织地要求实施地方自治并废除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歧视。欧洲战争中日本加入联军，刺激了日本工业的异常扩展，随着城市人口和工人贫民区也相应地增加。与革命运动开始横扫欧陆同时，日本都市的新无产阶级也要求更广泛的选举权。俄国帝制被推翻，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殖民统治也受到挑战。美国威尔逊总统宣扬个人平等，并强调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利。

　　在这情形下，日本在凡尔赛会议中要求国际正式承认种族平等。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便立即要求日本停止其在殖民地学校的种族歧视。一九一八年，日本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平民首相，而东京当局在台湾也开始稍微做让步，例如经过二十五年的军人总督之后，第一位文官总督受派任了；而于一九二二年，学校的种族歧视在理论上废止了。在日本统治下的第一代台湾人开始成熟了，而他们大都懂得两种语言。

　　当我达到学龄时，法律规定任何会说正确日语的小孩，都可进入从前只供给日人小孩就读的学校。可是，实际上歧视仍然继续存在。所有申请进入日人小学者，必须经过考试测试。日本儿童占多数的学校，师资设备都较好。我兄姐获准进入建成小学和我入学大正幼稚园，都是经过严格入学考试的。在我的幼稚园里，除我以外，只有一名台湾小孩。老师们很和善，可是，很显然，我们被认为是荣幸的特权者。

　　读完一年幼稚园之后，我也通过考试，进入建成小学，与兄姐一起上学。第二年，母亲决定回到大甲。她携我同行，而将兄姐托给外祖母照顾。我转入大甲的日人小学，全部学生只有约二百人。我相信我是该校唯一的台湾小孩。在那里，日人校长特别疼爱我，总要在公开场合问我别的小孩答不出的问题，而我常被推选为学生代表。

　　到日本

　　在这样愉快的情况下我渡过了二年。但是，父亲在大甲行医十八年之后，决定停止诊所，到日本进修一段时间。姐姐刚从台北第一高女毕业，正在准备到东京参加女子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大哥在台北高等学校、二哥则在台北一中就读。

　　在那些年，我们知道许多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和“上海事件”等事情，这些都引起我们很复杂的情绪。日本报纸登载的都是日本军人崇高的行为和日本为了正义而征服落后中国的故事。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响应这类爱国的情绪。但是，在家里我们却听到父母谈论英勇的中国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

　　我们离开大甲那天，那日人小学的校长率领了全校学生到车站给我们送行。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使我们惊愕。等到长大后，我开始发觉许多有思想的日本平民并不赞成政府的歧视政策。有许多无偏见的老师和知识分子真实想平等对待台湾人，并希望沟通日本人与台湾人间的裂缝。

　　首次到日本，将我带入一个前所未知的世界。在台湾日人自觉是少数，约卅万日人统治着四百万台湾人，而两个民族的差异是无法掩藏的。在东京我们一家人则迷失于世界都市之一的日本人海中，而无人注意到我们是台湾人。姐姐考试及格而进入女子医学院，我也转入北蒲小学，父亲则进入医院接受妇产科的特别训练。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晨天未亮就起来，热心学习德文，其用功程度不下于准备大学考试的高中学生，那时我们在日本居住了一年多。

　　那时我已成为标准的棒球迷。当贝比·鲁斯（Babe Ruth）访问日本时，我大胆地写了一信给他，得到了一张亲笔签名，作为我的珍藏。

　　回来高雄

　　当我们回到台湾时，父亲决定在南部新兴的港都高雄开设一间医院。日本政府正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发展计划。日月潭水力发电开始供应电力，旧高雄港湾已挖深以容纳远洋轮船，码头、仓库和工业区也在兴建，以配合日本的东南亚及南洋的推进。这些都使高雄成为一极兴盛的都市。

　　父亲在高雄购置了一间相当大的旅馆，改成医院，其中一部份则作为小儿科医院，由我一个伯父经营。能干的母亲协助处理日常琐事。医院立即发达起来，收入不错，父亲不久也赢得治疗卵巢瘤专家的声誉。

　　我当时十二岁，进入当地日人小学的五年级。此时我已有很明显的喜恶。我最不喜欢毛笔和画图课，却热衷于棒球。学校很重视棒球，棒球老师则像军事教官，非常严格。我虽然是一个糟糕的打击手，却是极佳的二垒手。我成为学校棒球队选手，而赢得全市冠军。

　　自从孩童时代，身为台湾人，使我在心理上愈来愈感复杂。我讲的日语完美无缺，在学成绩也不错，但总是太清楚地自觉与日人同学不同。我的名字也使我尴尬。中文“彭”字，在日语发音为“何”，每次在课堂被叫到，总引起哄堂大笑。母亲穿的是旗袍或是洋装，每当有公开场面，她来到学校，总令我尴尬不已，因为她看起来与其他日人学生的家长那么不同。

　　高雄中学

　　我进入高雄中学时，四分之一的同学是台湾人。他们都是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们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这些考试是用来限制台湾人得到较高等的教育和职业。殖民当局将中等教学作为台湾人教育的一界限。理由似乎是训练台湾劳工习得起码的读写能力是有用的，但是发展台湾人知识分子或专业人才的领导能力，是危险的。

　　进入中学不久，校长换了。原来的矮小温和的校长，由一位高大严厉的校长取代了。新校长向以纪律严格闻名。他的严重酗酒使得他的头部不停地摇摆，甚至他向学生演讲时也是一样。我们立刻遭到斯巴达式的严厉管理，除了要应付烦重的功课以外，每一学生还要在校园内整理和照料一小块的花园，挑好几桶粪便作为肥料，分组割草并做其他劳动。大家对这些都极厌恶，但这都是必修的纪律，做为将来兵役的预备训练。与全日本帝国境内的中学一样，我们都要穿上土灰色制服，戴鸭舌帽，绑腿，这些实在不适合于高雄的热带气候。即使在校外，没有穿制服就会受到处罚。我们不准穿凉爽舒服而便宜的木屐、不准骑脚踏车上学而必须走路，绝对不准看电影，违反者立遭开除。

　　我们年龄都在十三到十八岁之间，而那些限制使大家讨厌。像所有男孩子一样，我们也会冒一点险。我不会忘记，校长有一次参加本市另一边的女子中学运动会。在这样场合，女学生们都穿着短而紧的运动衣，而我们中学有些学生便偷跑到观众边缘，想去偷看穿着紧身衣服的女学生。校长碰巧看见了他们，隔天早会，我们全校学生遭到校长凶狠的长篇大骂、叫嚣、近乎歇斯底里的指责。我们心里不服，私底下闲聊着那女中的游泳男教练，年轻力壮，却可以与女学生同泳。

　　校长是当时日本许多军人和极端爱国主义者的典型。日本侵华再起，所谓“支那事变”，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于北京附近卢沟桥事件开始，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五年。全国的后备军人被征召，我们的老师也一个一个上前线去了。我们学生参加提灯游行，庆祝皇军在中国的无数胜利。我们看到日人以凄冷的告别式，送走他们的丈夫、儿子、父亲、兄弟，高喊“请你壮烈地战死”！

　　我们有一位叫德永的中年军训教官，非常特异，却颇受学生欢迎。他为人直爽，毫无偏见，有时粗鲁而风趣。他如果认为某一学生举止不够活泼，或有点娘娘腔，便跑去从裤裆上攫住该生睾丸，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他遂被送上战场，我们都很怀念他。后来听说他饿死在低达卡诺（Guadalcanal），还被同伴吃掉了，大家都很悲伤。

　　狂热的校长和军训教官，反复为战争锻炼我们，不停对我们讲述中国人的落后和懦弱、日本人的英勇、和日本为中国所作的自我牺牲。台湾人学生发现自己处在痛苦和尴尬的境地。父亲涉猎广泛，熟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从小学时则开始喜爱读报纸，小心阅读每页的新闻，这个习惯至今还保持着。所以，就在当时，我也比其他同学知道更多的消息。中国的战事和外国的事情是我们家里常谈的话题。父母亦时与外国传教士来往。我想同学中没有人对外国的一切更感觉兴趣。

　　我从中学一年时，开始学习英文，而且乐于此道，因为在下意识中我知道英语会成为向西方世界的一个通路。我的英文成绩不错。我的英文老师天土对我的成绩也很感骄傲。

　　当时中学是五年制度，但第四年结束后，学生有权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而要这样做则须得到校长的同意。所以我向校长申请他的同意和成绩证明。可是他拒绝了。他不准任何学生这样做。父亲便去看他，提醒他每一学生应该有权这样做。校长反驳说“那么，你的儿子办理退学吧”。我的父亲回答“好。退学吧”。

　　关西学院的生活

　　我自己一个人向东京出发了，心里充满着对这位殖民地严厉校长的不满。我先到姐姐处，然后到仙台参加第二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姐姐已经毕业医学院，嫁给一位庆应大学毕业而颇为成功的台湾商人。我考试落第，感到懊恼，但这对我也许也有好处。我一直是殖民地中学的好学生，但这是不够的。那年我十六岁。

　　现在，我面临难题了。我必须在日本找一所中学完成学业。在原则上，中学都不接受最后一年的转学生。经过一番痛苦的寻索，终于有一所教会学校，关西学院中学部允我转入。它位于国际商港神户和工业大都大阪之间，距离古都京都只有一小时多的车程。这是一所贵族和富裕家庭喜爱的学校。其大学部并不是第一流的，中学部的水准亦不高。它被认为是富有的父母溺爱宠坏的儿子们的避难所。

　　我在不远的郊区一个农家，租到一个简素的小房间，从过去在家时的标准来说，这是极原始的寄宿生活，得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那里没有自来水道，要依赖前门院里的一口井，饮食亦很差。

　　那时，我的二哥已考入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院。有好几个月我很想家，有时甚至流泪。但是，这段过去以后，我开始感觉快乐了。这个学校的情形，与野蛮的高雄中学相比，太不相同了。关西学院似乎集合了一批有趣、怪异的教师，他们喜爱教书，但与公立学校的呆板军事规律，格格不入。功课并不重，但我努力用功。这是教会学校，每朝有三十分的礼拜。有一位音乐教师，年青英俊，极时髦的西装和举措，给我印象很深。

　　学校有一严格的规定，禁止我们到附近的著名的宝冢少女剧场，那是全女子的歌舞团。

　　学校位于日本最西化的地带，郊外住宅区有外国商人和外交官拥有豪华的宿舍。大部份学生都是从那里来的。我在周末自由出游，常到大阪或神户闲逛，而到那里都是平平等等，不再感觉是次等殖民地人了。

　　我发觉自己成为校内颇受欢迎的人物。他们惊异于我日语的流利，和班上最好的成绩。军训教官特别欣赏我，因为我在高雄中学所受严格训练，使我在散漫的同学中，显得举动无比的活泼而精确。结果，每次的阅兵行进，我总是被派掌旗，这是军训教官能授予学生的最高荣誉了。

　　考入第三高等学校

　　我每晚都为毕业后的入学考试，读到深夜。我申请投考两所负有盛名的学校，一为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文科，另一是东京庆应大学的经济科。前者通称“三高”。两所的入学考试，我都被录取了。这轰动了关西学院，因为该校从没有人考上“三高”。“三高”与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一高”）齐名，被认为日本最好两所高等学校之一。而我，一个台湾人，在关西学院中学念了一年，考上了。

　　我打电报告诉父母这个消息。他们极为兴奋，不过，对我决定不读医科，并不十分满意，而有点迷惑。依当时情形，除了行医，没有其他有前途的职业，即使在医学界，也只有一位台湾人当教授。

　　父母掩抑着他们的失望，给我恭喜和支持，并认为最小的儿子可为其所欲。已在庆应大学医科就读的二哥很了解我，当我面临在庆应和三高之间，要作一选择时，给我很好的忠告。如果进入庆应，则可以不必再经过很难的入学考试，直接攻读学士课程。如果进入三高，毕业后要进帝国大学时，还要面临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庆应大学的录取率大约是一比十六，三高学生的程度却是全国最高的。

　　我决定进入三高。从西宫搬到京都，我投入一生中最快乐的一个时期。这个学校以自由风气而闻名。其校训是“自由”。当我入学时，它正为维持这个自由的传统而挣扎。在一九四〇年，它正在受着军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与中国的战争使日本在大陆越陷越深。大批日本人被征召上战场“壮烈牺牲”，全国经济也因战争的升高而负担极重。三高的教授们则为了他们自己和为着学生，要维持某种程度的知识和个人自由而挣扎。那种自由当时在日本已很稀罕，而且快要消失了。

　　我在闻名的十五世纪寺庙“银阁寺”附近，找到一个房间。京都的传统是学生寄宿不供应三餐。每个人必须到附近许多包办学生餐食的小店子用餐。洗澡也要在外面。我每天读到深夜，也花许多时间在京都许多旧书店浏览。寄宿处的主人亦对我很亲切。

　　父亲每个月寄六十日元（円）给我为费用。这远超过所需的膳宿费用，几乎是一般学生花费的两倍。我开始买书，我藏书之多，对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来说，是不寻常的。有一天，当我闲步于学校附近吉田神社旁边时，忽然清晰地意识到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刻。我没有顾虑，可以买到所有想要的书。我那时十八岁，充满着理想和希望。

　　我进入文科，不是理科。其课程密集而有系统地读历史、文学和哲学。一种骄傲感激励着我们。任何出版的东西都引发我们去研究；我们有永无餍足的求知欲。每个人都自认是哲学家。我们在那个年龄是爱幻想的。同学间的友谊是深刻而感情的。我们在下意识中自认对世界和人生的了解比长辈或校外一般人较为透彻。自认是优异分子的强烈感觉使得我们以年轻而目空一切的态度来藐视世界。

　　我们活在战争阴影之下。日本青年，凡不进大专的，都被征召服兵役。有些同学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从十八到廿岁这种年龄，可以说是个性的突然开花的阶段，才能也会显现。每个人可以自由追寻自己的兴趣，而这些兴趣却常在正式课程之外。学校制度的重心是密集的阅读。

　　学校亦非常重视外国语文的训练，而我对此亦很有兴趣，下了不少功夫。我们在中学已完成五年的英文教育，虽然讲英文的能力不完美，阅读英文的能力则相当高。现在开始学另一外文，法文。每星期有四小时的文法、五小时的阅读和三小时的会话。而教师都是第一流的。外国语文教育的重点不是会话，而是阅读能力，正如一位教师所说，我们不是要训练成导游，而是要训练以吸收外国的文化和思想。

　　不久，我开始着迷于法国的一切，其历史、语言、文学。我阅读有关这方面的原著和翻译，并参加由一位法文教授所组成的非正式小组，大清晨在正式上课前集会，阅读和研究法国文学和哲学。

　　第一年，我们读日译的西洋哲学，而在第二年则要读原著。我自己却极欣赏法朗士（Anatole France）和勒梅特尔（Jules Lematre），买了不少他们的原著和有关他们的论著。法朗士颇为嘲讽的观点，对我不少影响。

　　雷南（Ernest Renan）的作品，对我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影响，他有关“什么是国家”的论文，分析现代国家的基本概念，即国家不是由种族、语言或文化所形成，而是以共同命运的意识作为基础。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和分析，终于成为一九六〇年以后我对台湾现实政治的指针。

　　我们有一位非常特异的哲学教授，土井。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穿着随便，举止散漫，公然反抗心身上的种种束缚，这等于向我们宣扬反抗精神，赢得了我们的钦服。一般说来，全体师生大多有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欲维护独立的象牙塔，军国主义者则要摧毁它们。因此，学生与军训教官之间，有了一种紧张关系。

　　有一天，我们竟于看到一场骇人的冲突。一位新任的资深军官，是现役的陆军上校。他召开了一次集会。有位资浅军训教官报告他有人违规。该上校即点出学生，尽情责骂羞辱他们，经过一再叫嚣之后，又命令学生带着重笨的枪械在操场四周跑步。这是极严重的惩罚。忽然间，有位学生冲出队伍，向上校尖叫冲去，并且以枪托猛力打他，然后丢下枪支，越过操场，向校门跑了。有好一会儿，大家都被这空前未有的惊人举动吓呆了。然后才有些教官，开始追赶那个学生。当然，他被开除学籍，以后就不知道变成怎样，学校为此事件而震撼，军方对有这种学风的我们学校，亦采取更强硬的警戒和弹压态度。

　　心理学教授是一个安静拘谨的人，曾在陆军服役过。他的授课有系统，但相当沉闷。有一天，很意外地，他要我们一篇切身的文章，坦诚自由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他答应为我们守密，我却开始写一篇谴责日军侵犯中国的文章，而一旦入笔，我便不停地写，一口气写了十页以上，责难日人对中国人和台湾人的歧视和轻视。虽然知道这篇文章如果发表于外界，我一定会被逮捕，我仍然将它交出去。几天后，那位教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悄悄地向我保证不会有人会看到我的文章，并对我所痛诉的情况表示遗憾。可是，他仍然警告我，以后还是要将我的想法隐藏，不要对人提起。

　　我对服兵役极感厌恶。从中学时即痛恨军训。学校要定期举行长期操练，重装行军，在野外露营二、三天，通日通夜的军事演习。有些学生会因体力不支而倒地。在三高的最后一年，我干脆不报到参加长期野外操演。学年结束而将近毕业时，有一天碰巧遇见主任教授，他却用松了一口气的语调对我说，“恭喜，你总算可以毕业了”。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的毕业还会成问题。原来，军事教官给我不及格，而教授会讨论应届毕业生总成绩时，是否应让我毕业，曾发生辩论。我的主任教授好不容易赢得辩论，使我能够毕业。

　　有一位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的学生与我在同一房子寄宿，他是东京的一个富家子弟。尽管我们的年龄和学校不同。我们成为好友。十二月有一天，他突然从楼上冲下来，大叫“东条这个傻瓜！他做了最糟糕的事。这样，一切都完了”。他刚刚听了广播，说日本攻击了珍珠港，获得大胜利。

　　从那天起，学校陷入绝望气氛，与校外马路上喧闹的群众游行，成正对比。对一般日人来说，在中国多年无结果的战争之后，珍珠港的大胜，确实使人狂喜。每个人都听到多少美国舰船被击沉，多少飞机被击落，而到处都洋溢着骄傲和澎湃的狂热。到处都有提灯游行和庆祝活动。可是，在我们校园里面，教授和学生却不那么乐观。关于美国，我们读得太多，知道得太多了。我们心里都感觉，将来还是完全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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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一九四五年的长崎

　　战争高潮中的生活低潮

　　日本庆祝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香港于一九四一年圣诞节投降，马尼拉于一星期后陷落，新加坡于一九四二年二月沦入日军手中。这些日军向南方大进击所获得的漂亮胜仗，却因四月十九日美空军杜立德（Doolittle）闪击式的空袭东京而受一顿挫。这次空袭提醒了日人，美军还是有能力攻击日本首都的。远在南洋、荷兰、英国和美国领域内的居民亦不热心与日军合作，而在许多地方甚至表现坚决的反抗。在中国，战争仍在胶着状态。东京当局决定全国总动员是必要的。政府突然宣布，高等学校理科虽然照常上课，文科课程则要缩短六个月。因此，我们必须于一九四二年夏天考入大学，否则面临服兵役。我须要尽快决定要考哪一所大学的哪一个科。

　　只要日本台湾间的航线畅通，我们就可以与在高雄忧虑的父母保持联系，他们来信劝我，设法进入医科。就文科学生来说，这是不正规的，但只要我放弃进入帝国大学的念头，而应考国立医科大学，这还是可能。可是，我很不愿意。我希望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国文学科。我实在太着迷于法国文学和文化。父母很耐心地劝说我为了前途，应去学医，法国文学不论在日本或台湾，都无法谋生的。

　　最后，我想出折衷的办法。我愿意放弃主修法文，而去投考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科，将来成为官僚或律师。经过许多信件来往之后，父母也不得不接受我的意愿。

　　考入东京帝国大学

　　现在我必须非常用功，准备东京帝大的考试。这是日本学制上，最艰难的一关。当考期到时，我到东京，住进大学附近小旅馆，接受两天的试炼。大家知道，台湾人学生要想挤入这道窄门，必须考得比日人学生较好。殖民地人民，朝鲜人和台湾人，并不受欢迎进入这最高学府的文法科。这一次参加考试台湾人有十多人，但是我们知道顶多只能有一人被录取，不论其他考生的分数有多高。

　　考试结果公布，我及格了。我打电报给父母。不久大学生活开始了。

　　开学不久，有一天，大学文科学生缓役的制度，忽然被取消了。我四周的大部分年轻人开始从校园消失。我是殖民地人民，在法律上不必服役，但有权当做志愿兵。在台湾，很多台湾青年被迫当志愿兵。有些人编入正规部队，但是大部分则组成军夫，派到海外前线。所有在日本大学文科的台湾留学生都被召唤到军训教官办公室，被邀签请从军。在东京帝大，受“邀请”的姓名公布出来，我的名字也在里面。

　　我立刻离开东京，要与当时就读于长崎医科大学的大哥商量。在那里也与大哥一些台湾学生朋友讨论此事。我实无法想象自己在日本军队服役。

　　一星期后，我回到东京，决定不志愿服役，继续上课。我的名字仍旧贴在公告板，是唯一还未志愿入伍的。我开始害怕后果，连上课都不大敢去了。幸好，日本大学上课是不点名的，在东京的生活变得很黯淡。消费品缺乏，配给亦变得很严格，黑市却兴盛起来。一般人也感觉军事局势在恶化了。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日本根本没有打过胜仗，借以消除民心的忧虑和沮丧。

　　我们还算幸运，父亲已经作了经济上安排。大哥快要毕业长崎医科大学，而到长崎郊外的小村为石，主持一县立诊所。二哥因为生病，中止在庆应大学医科的学业，在台湾与日本的航海线被切断以前，回到台湾静养。姐姐则因姐夫所服务的公司派他到中国大陆，他们全家已搬到北京去。联军潜水艇和飞机正在加强攻击日本近海的船只，造成重大伤亡。

　　避难松本

　　我终于离开东京，前往西边山区中央一个美丽的古城松本。松本远离军事设施，我有一个堂弟彭明雄，正在那里念高等学校，曾写信给我说，那边的食物情况还算不错。东京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我仅通知在长崎的大哥。我在松本最初的寄宿所，非常糟糕。我的书本，虽想办法运到松本，但大都得留在笨重的木箱子里，没有打开，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情看书了。离开了学校，我即陷入于极端忧虑和绝望的低潮中。

　　有一个老工人与我合租房子。冬天来时，天气变得很冷，这是一个雪乡，四周环绕的高山雪白亮丽，但对于在热带出生的人，冬天是残酷的。我们只有一点木炭取暖，在冰冷的天气中，又没有热水洗衣服。然，东京大空袭的消息来了。我们惊惧地读着新闻报道，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夜之间死亡，整个东京为火焰席卷。

　　留在松本的少数男子，变得很刺目而尴尬，在街上常被人瞪眼。天气好时，我有时一个人到古老城堡、公园或街上去散步。我所住的房间变得难以忍受了。它非常肮脏，又有很多跳蚤。我不得不另外找到一个较好的地方，把十几大箱书本和行李，搬到一位老人和其女儿的家，在那家二楼租了两个房间。这两个人都很亲切照顾我，他们亦高兴在这困难的时候有一点额外的收入。

　　长崎——失去了左臂

　　这种沉闷又寂寞的日子持续了近六个月。偶尔接到父母来信，但我的信却很少能达到他们。然后，消息传来，高雄市被轰炸，父亲的医院被炸毁，但幸好家里无人伤亡，他们已搬离高雄，疏散到乡下了。这以后，一直到战争结束回到台湾，我未再听到父母们的消息。

　　我很迷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钱又愈来愈少，大哥已经娶了一位女医，是父亲在医学校同学的女儿。他们带着一个小女儿已搬到一小渔村为石，负责一公立诊所。如今我们都同意，最经济的办法是我到那里去与他们一起生活，共同节约日绌的经费，静待时局的演变。

　　日本在海上已在全面撤退。美军大空袭已夷平了许多工业城市和港口，前途看来没有什么希望了。

　　在准备离开这个古城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我所喜爱的书籍。我决定把它们寄到三高时代最好朋友西田次郎那里。他已到京都帝大言语科读书。由于健康不佳，他没有被召服役，而回到九州乡下家里。我写信给他，要他关照我的书籍。如果战后我还活着，我会来取回，否则全部归他。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和书。我保留了少些书，包括字典、法朗士和勒梅特尔的作品。这些书，我直接寄到大哥处。

　　火车票很不容易买到。我告诉火车站站长，我的哥哥正在医院里，他才勉强卖给我一张从松本到长崎的车票。堂弟明雄到车站给我送行。那是一次感伤的离别。他将完全孤独留在寒冷的松本，而我则踏上一个漫长而危险的路途，长达三十多小时的行程。火车路经过名古屋、大阪、神户、广岛、八幡，而这些城市都是当时常遭到激烈轰炸的地方。

　　我到达长崎火车站时，是四月某天的下午。大哥住的渔村是在约三十哩郊外，所以，我须在长崎市里过夜。隔天，我可以于清晨乘坐卡车翻越山丘去，或是搭乘上午十点的小渡船到那个渔村。我决定坐船，虽然不论船只大小，我总会晕船。这样我可以睡得晚些，在三等火车厢里长途旅行而坐得那么久，我疲乏极了。

　　长崎是一个重要的造船中心，但还未遭到轰炸，景色如画。食物也还相当充裕。在旅馆里，一位极漂亮的年轻女孩送来可口的晚餐，我用餐时，也陪我聊天。

　　过日早晨，安详的夜晚和丰盛的早餐后，我带着包袱，走向不太远的渡船码头。一艘约三、四十吨的小渡船等在那里，正准备要出发，大约三十个男女和儿童已登上船，他们或倚着栏杆，或安坐在甲板的垫子上，等待着短短的航程。天气晴朗，我很高兴看到海面很平静。

　　我登上甲板，四处观望，寻找一个可以坐的地方，突然听到头上一架飞机向下滑行，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它倾斜下来后，又以急角度朝上，带着马达遽然的吼声。一瞬之间，我被巨音爆炸击倒，昏在甲板上。

　　我恢复知觉张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处在尖叫混乱和恐怖的情景中。我全身都是血，甲板上到处也是血，尸体和炸裂的肢体跌落四处，人们在嘶叫着，呻吟着，挣扎着想脱离那里。我试着要站起来，发觉左臂从肩膀炸断了，使我无法置信充满惊怖。仅有余留的一些筋肉和皮肤碎片垂挂着。碎裂的骨头暴露出来，鲜血汹涌而出。“这一切完了”，我想，“我要死在这里了，而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

　　求生的本能是强烈的。我以右手抓住垂悬着的左臂，发现它很重，奇冷，毫无感觉。那是极非常的时刻。我在震惊，并不感觉疼痛，同时感觉左边太阳穴一定也受伤，因为温暖的血慢慢流入眼里又流下面颊。我挣扎站起来，感到一种奇怪的不平衡，勉力横过滑溜溜甲板，走下码头，蹒跚地走入街路，在尖叫的群众中，感到极度的孤单。一再地对自己说“要赶快找一所医院，要赶快找一个医生。”

　　我对于长崎市区一无所知，所以试图向慌乱来回奔跑的人说话，但有二、三个人一看到我，即惊惶地别过脸去，因为我已满身鲜血，看起来太可怕了。突然，有一个中年男人对我吼叫，似乎在盛怒中咒骂我。我骇住了，无法了解，我在这样极端危急情况，竟有人要怒骂我。直到战后好久我才开始猜想，那个人大概是要使用日本军队的技巧，以吼叫、重击或震动，使一个即将昏倒的人产生震惊和紧张而苏醒。但在那时，我根本不了解他的用意。在经过似乎是永恒，或许只是一刹那之后，有人指引我到码头附近街上的一个小诊所。我蹒跚走进门，便失去了知觉。

　　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诊所黑暗走廊的水泥地上，还有其他受伤者在我周围。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正在竭尽所能给所有的受伤者做初步急救，以等待长崎医科大学派来的紧急医护队。

　　我躺在地上，忽而昏睡，忽而清醒。一些医生和护士跑进来了。使我大为惊喜的是其中发现有哥哥的同学好友，眼科专家杨医生。上次我到长崎时，曾在哥哥家里与他长谈。这简直是奇迹！每次他从我身边经过时，我踢他的脚踝，喊他的名字，想引起他的注意。我自认为是大声地喊，但可能我只是在呢喃低语：“杨医生！杨医生！我是彭”。

　　他在我身边经过三、四次之后，终于俯身看出了我，虽然我全身又褴褛又是血迹。“什么？你在这里？”，他惊愕大喊，似乎无法相信。他立即召来护士，给我紧急检查，尽力给我施救，直接对心脏打了两次强心剂。当他把我送到医院时，我显然已失血过多，命在旦夕了。

　　我至今不能清楚知道其后的经过。我恢复知觉时，我已躺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正要切除左臂，左臂关节处被炸碎了。我在生死之间彷徨着。

　　杨医师设法传话给哥哥。他通宵搭乘卡车越岭赶来长崎。我朦朦胧胧意识到他的到来，感觉安慰。可是，那是可怕的夜晚。大哥离开我去与医生们讨论。我仍然没有感到疼痛，但却感觉极端口渴。没有护士，我自己试了一两次想从床上起来要水喝。由于大量出血造成的极度衰弱，和因失去左臂而产生的奇异的不平衡，使我每次都跌倒在地板上。在那黑暗的地板上，我痛感到这次事故对我一生所引起的改变，是彻底而不能挽回的。

　　大嫂于隔天也到长崎来看我。但是他们住得太远而且工作太忙，无法时常来看我。我须久留在长崎大学医院，在三楼一间单人房。因为护士缺少，雇了一位老妇人，但她不久就开始抱怨要爬太多楼梯，还有我要她每天一大早外出购买当时发行量极有限的地方报纸。我们只有解雇她了。其后，又雇了女人，她做得不错，但举止有点古怪。因为蚊子多，每晚要挂蚊帐睡觉。她却要每晚裸露上身，溜进蚊帐里面来，睡在地板上，使得我非常尴尬。有一位非常慈善的年轻护士，常在不当班时来喂我，帮助我步行。每当她来，我的精神显著地变得较好，较快乐，这似乎也使她很高兴。

　　日本的医院都严重地缺乏医护人员和各类医用品。包扎我伤口的绷带只能每隔几天才换一次，而药品和器具似乎也未彻底消毒。我的伤口发现蛆虫，使我惊愕。尤有甚者，我虽失去左臂，却不时感到左臂极痒，然而无法搔起，有时简直使我无法忍耐。由于绷带未常换或消毒不够，我终于感染了血毒，发高烧了。医生们几乎要放弃我了。我急需大量的输血。

　　在那时候，日本人民普遍营养不良，既无血库，也没有人卖血。然而我非常幸运，长崎医大的一些台湾留学生听到我的需要，而自愿输血给我。我的血是O型，有四个学生愿意输血而拯救了我的生命。其中一位是排湾族，是平地山胞。

　　那时是六月中旬，长崎还没有时时遭到轰炸，但是每当空袭警报响起，通常是在夜半，医院职员便必须抬带所有病人躲在地下室避难。躺在病床上六星期多，没有一点运动，使得我体力非常虚弱。这些半夜的移动，被抬运上下四层楼梯使我很痛苦，心理上亦非常恐慌，因为每当躲在黑暗的地下室，听到头上有飞机飞过时，总觉得炸弹会掉下来。这变成每晚都得忍受的噩梦。全日本城市都遭到轰炸。美国开始在长崎丢下传单，警告市民离开长崎。

　　有一天医院接到命令，将所有可以送别处躲避的病人遣送出院，只有少数人员留下照料空袭受难者。大嫂始终每星期来一两次，给我带来食品。现在我们都同意，我应该搬到他们家去。他们可以给我包扎伤口，而且因为乡下粮食情况较好，海产和蔬菜充足，我也许会恢复些体力。然而，这次的旅程将非常惨苦，因为现在连卡车营运亦不定时，我必须利用任何交通，尽可能远离长崎，然后自己走约一小时的陡坡石路，到达一个地点才会有卡车继续往为石村去。

　　在痛苦的出发那天，大哥无法来长崎，所以怀孕的大嫂代替他来。如果没有她勇敢的帮助，我可能没有办法自己走完这趟行程。虽然受伤入院至今已超过二个月，我仍然极端衰弱，而且没有正常的平衡感觉。最后抵达大哥家里时，我们已筋疲力尽了。我因为松了一口气，也因为疼痛，又想到自己这样的处境，不禁大哭起来。我沉入于绝望的深渊，前途完全不堪设想。

　　长崎的原子爆炸

　　不知怎的，远在台湾的双亲也听说我成为一次空袭的受难者。他们尝试打电报给大哥，但是电报并没有抵达。他们相信我已死了，而一连数周每晚都流泪失眠，甚觉痛苦，良心不安。他们责怪自己，没有寄较多钱，使我不必踏上前往长崎的致命旅途。这就是父母对我的爱啊！我亲爱的祖父也在这个时候去世，使父母更是悲上加悲。祖父一再提到我的小名“敏仔”，因为他很疼爱我。临终时，家人听到他说“我最大的慰藉是我将在天堂与敏仔见面了”。

　　我一点一点地恢复了体力和精神。巨型的B-29，新式的银色轰炸机，每天飞过附近，负着致命的任务。六月十八日，日本丧失了冲绳。长崎报纸刊登的官方新闻和故事，大事渲染日军英雄誓死抵抗和爱国的壮烈事迹。但是，损失琉球的军事含义，即使对于消息较不灵通的日本平民，也无法隐藏。在心理上，这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大家都了解，美军不久必然会进攻九州。报纸已坦白报道大都市所受的大轰炸，和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的可怕情况。我们的小渔村未受轰炸，但离岸不远的渔船常受到美机扫射。大家预料美军随时可能登陆。许多妇女削尖了竹矛，并练习如何使用。有些妇女和儿童都退避到山里。

　　七月到了，有时候，炎热和紧张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经过几个星期，我的伤口终于开始愈合，大哥巧妙地用竹子、铁丝和布片，给我安装了一个轻便的义肢。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帮助我心理适应新的情况。我患着长期慢性的消化不良，可能是由于生活太紧张和情绪不稳所引起的。台湾家里全无消息。幸好，我慎选的一些藏书、字典、法朗士和勒梅特的著作等，都安全寄达长崎。但是寄到朋友西田处的较多书籍，却没有消息。然而，我并没有认真看书的心情。

　　八月八日，长崎报纸登载一则简短的官方新闻，说“昨日广岛被轰炸，美军使用了新武器，有重大的破坏”。但是对这类例行的轰炸新闻，已无人特别注意。许久以后我们才知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十五万男女和儿童，一瞬间被消灭了。

　　三天后上午，我在室内看报纸，听到头顶飞机嗡嗡之声。突然间，有眩目的亮光，好像房里按了巨大的镁光灯。差不多同时，有金属性的巨响，仿佛整个地球被一把巨大的锤子击中了。房子剧烈的摇动。我不觉叫出“那是什么？”。接着，往外看到长崎上空有黑白云升起，而从晴空里忽然飘起细雨。

　　不久，大哥冲进屋子，他接到紧急命令，所有医生都被召集到一指定地点，等待乘车进入长崎。他匆匆吃了午饭，整理了医疗用品，便又冲出去了。

　　那天下午，我们听说长崎已完全被摧毁了。美军又再使用新武器了。传言说长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当天深夜大哥回家时，他仍处在一种震惊的状态。他简直说不出话来，必须挣扎才能吞吞吐吐告诉我们他所目睹的景象，我们所熟知的长崎市全灭了。整个城市都死了。

　　隔天黎明时，大哥又出发到长崎，协助营救逃离废墟的生存者。他们的伤势非常可怕，而从他们口中得知许多难以想象的悲惨故事。我们很兴奋发现杨医师活着。

　　原子弹爆炸的后果，实在难以描写。有些水泥建筑物仍屹立着，但是，里面所有木料和其他易燃物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据说在学校教室内，从整齐排列的白灰烬所在可以看出在死亡瞬间正坐在书桌旁的每一个学生。热度竟有那样强烈。大部分的医科学生都罹难，其中包括四位曾经慷慨输血给我的台湾留学生。他们有用的生命被消灭，我却仍活着，这真是悲剧的命运。

　　大哥至好朋友之一，林忠实医生和太太，当原子弹爆炸时，正在长崎市区中心。然而，奇迹地，他们却安然无恙。虽然在战前他们未能生育，战后倒生育了几个正常的小孩。

　　那正是仲夏时候，不久这座死亡的城市散发出令人不能忍受的臭气。善后工作，对于当事人是一种异常的考验。大约有七万名死难者，而许多受伤者只能搬动到市外附近。几天之内，又有新的恐怖发生。许多生存者忽然开始由口鼻出血，毛发脱落，不久便死亡了。大哥和其医师同僚们对这种未曾有的新景象，深感迷惑。

　　日本投降

　　政府简单宣布长崎被摧毁了，但是誓言要继续奋战，八月十四日，宣布天皇本人将亲向全国演说。这空前的广播开始时，大嫂和我正走在村里街上。广播接收极为不良，但我们听懂日本已同意无条件投降。全国国民被要求“忍受不能忍受的”。不论如何，和平终于来临了。

　　做为台湾人，我们不像四周的日本朋友那样，对声调颇高的天皇声音，感到那么敬畏。但是我们还是为其含义深深感动了。极大惊讶之后，便感觉有一种无限的欣慰。一个时代结束了。再来的将是什么呢？在日本的台湾人将如何呢？台湾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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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回到台湾和大学生活

　　告别日本

　　我们决定尽快回去台湾，而全无其他想法。我们出生在日本旗帜之下，有许多日本朋友。如果愿意，大哥可以继续在日本行医，我也可在日本最好的大学完成学业。我们许多台湾朋友决定留下来。但是我们决心尽快离开，觉得一定要回家。

　　日本仿佛完全忘记了台湾。我们每天仔细寻找版上有关于台湾的片言只字，但在整个夏末，只看到一则简短消息：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父亲的旧友黄朝琴则将任战后台北的第一任市长。

　　现在我们一家已有六口。日本投降不久，大嫂生下次女，还有随大嫂到日本的一位女仆。我们是为石村唯一的台湾人家庭。

　　在天皇投降的广播后，立即有美国飞机经常低飞我们上空。我们联军战俘已被释放，而美军飞机正在空投粮食给他们。大家都相信美军即将登陆。许多村里的妇女躲避到山里，带着她们削尖了的竹矛。她们曾听说，而且相信所有的美军都是魔鬼、野兽、强暴者。

　　日本投降后不到一个月，美军开始在村里出现了。我们在邻近的山路上看到吉普车，而对这种新式车辆都感到惊异和兴趣。白肤或黑肤的美军开始来到村里，而人们对美军的形象立刻有了急剧的转变。日人对美军观感从一个极端投向另一个极端。大家所预期的魔鬼，原来是极友善而乐于助人。小孩得到糖果，老人得到香烟，还有许多初遇时的不寻常的故事。偶而，也有一些强暴或抢劫的案子，但是，就整体而言，日本人对于征服者之竟然如此善体人意，很感惊异。比如，有一晚村里的老旧卡车在山路抛锚，路过的美军吉普很小心地运转以车灯照现场，并帮助那个倒霉的日人司机修妥卡车。卡车司机或乘客们都感激得不知所措。

　　村里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干扰。美军巡逻车时常在村里街上开过，但是村民未受到任何骚扰。有一天我在路边与吉普车里的二个美军谈起话来。我告诉他们我不是日本人，而是台湾人。我自己很吃惊，第一次能这样公开而骄傲地说明这种区别。

　　大哥整个秋天都继续在村里主持诊所。我们都安全，过得还算舒适，然而仍然渴望回家。

　　我们没有收到从高雄来的任何家信。在松本的表弟决定留在日本完成学业，没有想到他在日本一待便是十几年才有机会回台湾探亲。我们亦没有大姐的消息，她曾与姐夫一起到上海、北京。如今我的伤口已经痊愈，体力也恢复了，我变得好动了。我偶尔到长崎去，那里有许多美军，许多新式车子和堆土机。堆土机是美国人在战时新发明，用来清除炸毁的建筑物，并清理道路。到处堆积如山的碎石瓦砾，使整个都市变成巨大垃圾场。

　　十二月下旬，有一天我从长崎搭乘村里的卡车回来，发现家里一片喧闹。原来我们已经接获通知，立刻回台湾。我们仅准携带手提袋，而且在午夜以前必须赶抵长崎火车站，搭乘火车到佐世保，由那里搭船回基隆。

　　我想要带走我珍惜的书籍，说服大哥让我分置一些书于三个大人能够携带的袋子和行李里。我自己能带的很有限。大哥还得应付两个婴儿和四个大人必备的用品。所有不能带走的东西，都送给日本朋友和邻居。

　　在长崎火车站遇到二、三十个台湾人，侥幸免于难的医学生、杨医师和他的家族，以及其他人，大家都渴望回到台湾。日本人军官在美军指挥下负责安排一切。在特别为撤离者和其行李而保留的车厢里，我与一个正要回汉城的韩国少女攀谈起来。我们都处于人生戏剧性转折点。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不再是二等国民，但却不知道未来到底是怎样的。朝鲜已得到独立的保证，台湾人也被保证在新的、改进的战后中国下获得自由，而被交给蒋介石手中。与韩国少女通夜的交谈，非常愉快而亲蜜。

　　在佐世保，我们被推上拥挤的货船，要自己找一个地方以备这段漫长的归乡航程。乘客大都是台湾青年，他们被征召为日本军伕。他们很粗鲁、不安静，不断地吵架。然而，他们亦很高兴即将回家了。

　　我们匆匆赶到佐世保又被推上船后，又极痛苦地在港口内随船摇摆了约一星期。当我们终于离开港口而驶向大风浪的大海后，彻头彻尾地晕船了。在这凄惨的情形下，我们又获知这艘船将要通过布满水雷的海面，有些遣送船曾触雷沉没，失去不少生命。船客们乃组织起看守来，在整个航程中轮班依栏警戒水雷。

　　暗淡的台湾

　　我们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黄昏时抵达基隆。仍然没有父母的消息，也没有什么亲朋来欢迎我们。基隆的破坏程度令人惊愕，原来在琉球战役期间，基隆市遭到了百分之八十的破坏。它受到彻底的轰炸，以阻止日军在那可怕的战役中利用该港市。

　　下船后，我们在码头上雇了人力车，向一位有名的邱医生的家出发。他是父亲的同学和老朋友。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在那位邱医生家里我们受到热诚的欢迎，而首先获得的最大好消息便是父母都健在，但已搬回高雄了。虽然非常疲惫，我们仍然很兴奋地谈到深夜。我们听到的，大都令人泄气。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直到十月廿六日，陈仪正式在台北接管台湾行政。其间，日人继续掌理行政。主要街道修复了，而在清理建筑物和恢复公用设施方面也相当的进展。但中国人接收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暗淡的景象，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很高兴回到了台湾。

　　隔天黎明，我们便首次体验了中国国民党接管后台湾所遭到的改变。在战前，日本政府在高雄与基隆之间，每日维持十二至十四次准确的火车班次，有的是特快车，有的是平快，还有的是普通车。战争对于火车线路并无太多的破坏。

　　台北附近的铁路设施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大，而且装备较好，而这些也躲过了严重的破坏。

　　在十月移交的时候，火车车辆虽然陈旧，但还是完整的。如今我们发现在中国人经营之下，基隆与高雄之间，每日只有一班火车联系。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

　　然而，再度搭火车经过岛上美丽的乡间，使我们无比的欣喜。当驶进大甲时，我们向外看着父亲的田地，并热切寻觅与童年记忆有关的熟悉地点。我们在一路上与来来去去的乘客谈起天来，他们有的由车门挤进来，有的却从车窗口爬进来。他们的故事都是一样，千篇一律对新政府表示不满和失望。财产的安全已经变成过去的事了。火车一路常停止，而不知为什么。这也使人谈到有组织的窃盗团，他们剥取公共通信的铜线，窃取信号设备，投运到中国，当做废铁出售。有一个乘客叹道“没有人知道这班火车什么时候会出轨”。自从中国人接管以后，用铁路寄运货物者，必须自己雇用私人守卫，一路随货跟住车厢或货车。新来的中国官员自己也从劫掠中分赃。

　　经过十四小时的行程，我们的火车终于在天黑后抵达高雄。我已离家将近六年了。只有美丽的乡间景色和与父母重逢的期待，使我们免于沉沦沮丧。我们走出火车站时，还不知道父母的新住址在哪里。但是有一位人力车夫知道父亲的诊所，我们立刻出发了。当我们的人力车队走到一栋不太大的两层楼水泥房子前而停下来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左右了。这是街上一排商店中的一间，有父亲诊所的招牌，显然楼下是诊所，楼上是住家。

　　门口铁栅紧闭，没有门铃。我们大力敲打着，连人力车夫也跟着我们大叫“开门、开门”，他们似乎也了解这家庭很久未相聚了。父母并没有提防，因为他们也听说由日本遣送回台的船只已开始抵达，而且他们听到大嫂的喊声，妇女的声音，知道这一定不是国军劫匪。他们猜到大哥全家回来了。

　　当他们打开大门发现我也回来时，非常惊愕。他们一直相信我已死了。这真是一次激动的团圆。父母立刻要我们和他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带领我们安全返家。父亲泪眼婆娑地安慰我断了手臂，并安慰我生命中的重创。大家都欣赏新添了的两位孙子。在其后几个钟头激动地对话中，父亲无法掩藏他对台湾前途暗淡的感觉，他一再重复“情况非常恶劣”。

　　此后数星期，亲戚朋友来探望我们，我们也去拜访他们。渐渐地，我从父亲的言谈中得悉日本投降、中国军抵达高雄、以及其后公共生活迅速腐化的状况。无疑地，国民党正在把我们拉低到与中国大陆混乱生活一样的水准。父亲在战前从未参与政治，但在日本投降后，高雄的日本官员立刻找他，邀请他出来担任地方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在中国人前来接管以前能够维护地方的治安。他是受尊重的资深市民，日本人和台湾人都能够接受他。与其他台湾人一样，他很高兴日人统治终于结束。尽管在日人统治之下，在经济社会上有极大进步，有自尊心的台湾人莫不痛恨在社会和政治上所受的歧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人领袖和学生一直不断地在要求自治。一九四五年联军战胜，美军以广播和传单向台湾人保证战后在中国治理下自由的光明前途。父亲便毫不怀疑地接受这些保证，答应担任委员会的主席，相信这样可以协助实现这个光明的新时代。

　　中国军的劫收

　　一九四五年十月，消息传来，中国军将要在高雄登岸。父亲被推选为欢迎委员会主席。这个工作后来变成一场恶梦。他受到通知中国军将于某日抵达。欢迎的准备工作，立刻进行包括购妥爆竹、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建临时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等。然又有通知说抵达日期延后了。准备好的易腐败的食物不得不想办法处分。同样情形发生几次，使得花费多几倍。

　　美国军舰缓慢地驶入高雄港口，在沈船之间勉强地找出通道。日本当局命令等待遣送的日军排列在码头，服装整齐，纪律严格，准备向胜利的中国军致敬。很多台湾人也好奇而兴奋，到了码头帮助父亲的欢迎委员会，并参观这一盛会。

　　军舰开入船坞，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像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他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父亲必想日本人不知对这些中国军队有何感想。他觉得一生中还没有像这样羞愧过。他用日语的形容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这些胜利的中国军队，是以乡村的拉伕所组成，他们一点都不理解欢迎会是专为他们特别安排的（他们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导他们的中国军官既无致词，也没有向任何人表达谢意。不久，这些军队分散市区，开始掠夺，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现在中国军队已经登陆，驻防军也在高雄出现，较多的中国官员也开始冒险由台北南下。他们向父亲征求意见，又要他在接收时，代表台湾人。他立刻幻灭了。每一中国官员首先要问的，千篇一律，都是“市府在银行有多少钱？”。那也许是任何政府都要问的问题，但这总是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还有他们问话的口气，父亲和其他台湾人对此印象极坏。显然，这些由台北来的小官僚，比普通中国兵也好不了多少。不久，他们穿起很好的衣服，强占好的房子。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台湾人都心里有数。他们都是强盗兼乞丐。台湾由北到南端，各式各样的掠夺正在进行。在高雄闲荡的士兵，干脆由商店、住家和公路上，拿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高级官员由台北派来的新来者，在掠夺糖厂、仓库、工厂设备和存货。每天都有帆船装满粮食、废铁、机件、各种消费品，由高雄出发，载往大陆沿岸私自销售。

　　幽默的父亲常说，应有人搜集出版新来中国人的荒唐行径，尤其由大陆内地运到台湾来无知军人的离奇故事。他们对于近代科技完全无知。有的从未看过、也无法了解自来水设备。有的从水电行取得水龙头而往壁上的洞一塞，以为这样水就会流出来。看不到水，就到水电行去大叫。有一个军人坐上理发店椅子，理了发，理发师拿起一把电动吹发器朝向军人头上时，那个军人立刻举起双手，脸色苍白，害怕得发抖，以为理发师拿的是一把手枪。

　　父亲有他特别的难题。他的诊所挂有个招牌说“妇产科医院”。但常有中国兵来坚持要父亲给他们治疗性病，或带来奇怪而无法辨认的药品，要父亲给他们注射。他们相信注射可以治愈百病。

　　每星期都有许多这类行径或大规模窃盗的新事例。父亲在公共事务方面非常活跃。市长时常找他咨商。他成为高雄市参议会议长。他的正直人格无人置疑，他的诊所也忙碌。他的财务也由战时的损失开始恢复了。因为我们的房子太拥挤了，他希望在焚毁的旧医院院址重建。有一天，他偶然向市长提到，他打算清理旧医院地址。“那不成问题”市长向他说。在几天内便有三十多名日本兵到来。带头的军官说，他们正等待被遣送回日，很乐意来帮忙。我们到旧医院址，他们工作很认真。母亲给他们茶水和食物。我自己则惊讶地发现竟然在“指挥”起这么多的日本军人。回想到以前在三高时糟糕的军训成绩，不觉苦笑了。使我们很为难的，这些日本士兵不肯接受工钱。

　　那时，在台湾日本人的地位非常奇特。他们正等着麦克阿瑟将军给他们回日本的许可令。那些以前在我们生活中有权命令我们的，现在变成要听命于我们了。日本警察曾经是那么神气而严厉，如今已收起他们的制服和佩剑，为了生活什么样的工作都愿意去做。以前享有崇高声誉的教员，也被迫排摊在路边，出卖他们的东西。我看见有些高雄中学的老师，沿街兜售一些小物件。有时，从前的学生帮助他们渡过这段艰难的时期。但也有的学生曾把以前过份严厉的教师痛打一顿以泄积恨。

　　在这段时期，父亲都处在矛盾的处境。因为忠于友情，他得协助正等遣送的日本朋友。但是他也知道新来的中国人正掠夺日本人，包括日本医生的医疗用具和医药品。有权势的中国人觊觎一份产业时，他只需控诉那个产业主曾在日治期间与日军合作过，则可以达到夺产的目的。

　　进入台湾大学

　　这时，我应该为自己的将来，作些决定的时候了。父母大概认为我可以多留在家里休养。但我的身体已完全复元了。我已经廿三岁，好动起来。青年时期的天性使我时而乐观，时而又陷入失望的低潮。而且我也开始觉得无聊了。高雄市很少有文化知识上的刺激，我很渴望能再度回到书堆里去。

　　因为我缺一年的学分才能拿到东京帝国大学的学位，所以开始查看有无可能在以前的台北帝国大学读完以便拿一张文凭。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人于一九二七年创立的，如今二十年后，已被新来的中国人接收了。最近，它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简称台大。日本曾将它发展成为农学和医学的研究教学中心，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并不强。然而，它仍有一座不错的图书馆，其他建筑物和实验室，以及广大的校园。如今，它由新近从大陆来的理工学者管理。学校的重点在物理和农学。

　　一九四六年夏天，政府宣布所有由日本的帝国大学回到台湾的学生，都可以不经考试进入台大。我到了台北，我们大约有三十多个合于这个条件的学生，便聚在一起讨论此事。我们读的是法律、经济和政治，都是在日本经过极激烈的竞争而进入日本最优良的学府。

　　我们去拜访改组后的大学校长和教务长。他们都是学理工的，都不知道如何处理非理工的学生。我们要知道在日本大学修过的学分是否可以得到承认。他们不知道。尽管政府的公布吸引我们到台北来，他们却毫无准备让我们注册。一切都需向南京的教育部请示。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否准备聘请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授，他们也不知道。这也得向南京当局请示。

　　到这时，大部份台湾人都已了解，陈仪的行政机关在台湾所做的承诺，很少是可靠的，而台湾与南京之间的联系也很混乱。我们决定尽量不要冒险。中国的大学制度是从美国制度演变，以四年制和钟点学分为基础。日本的大学则由欧洲模式而来。我们细心研究中国大学有关法规，决定为保险起见应该依照中国法规，选读所有必修课程，以取得学位。这样既不为难自己，也不为难台大当局。

　　我们一再与台大当局讨论我们的问题，立刻发现他们不仅对自己院系以外的教育部规定不熟悉，而且根本不在乎。这也反映了陈仪政府的混乱和无能。他的教育主管是在中国学界名不见经传的小卒，他在台湾第一次公开演讲时，很粗鲁地说台湾人是落后的。其他有关人员对于大学根本不关心，因为大学里没有多少钱可以榨取。大学怎样做，对他们没有多大兴趣。

　　不久，一种奇特的情形出现了。我们文法科的学生不得不自己安排课程，寻找教员，等于台大这部份是由我们来负责的。我们通知学校当局，我们准备要选读法规所规定的所有学分，而且立刻要开始。当教务长说大学里没有我们院系的教授时，我们则向他担保可以为他找教授。

　　一开始，我们找到一些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台湾人律师和经济学家，他们都有资格开课的。比如，一位年轻的经济学者是日本杰出的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的徒弟。律师中之一曾在日本作过法官，是战前台湾人在司法界担任最高职位的。

　　我们的建议为校方接受了。我们的兴趣和决心也刺激了校方，他们开始向中国大陆聘请教职员到台大来服务。在一段时期，情况一直很不寻常。我们学生自己非正式地负起校务，只要我们有办法找到适当教师时，便立刻开课，根据教育部规定分配钟点，安排课程表。如果教师可以供应讲义，我们便承担刻钢版和油印分发的工作。当最初系列的授课完毕时，我们就整理笔记，油印供给以后的学生做参考。我们继续搜求合资格的教师，也邀请了一些专家，他们都乐意到大学授课。有些课是以台湾话授课，有些则以北京话。那时，我们都会读中文，而很快地也学会说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学生生活非常忙碌，但也极易应付；与我们在日本时考试前的拼命用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有一条教育部的规定，我们没有理它。依照规定，大学必须念四年，全部学分平均分为四年修完。我们却加增进度，在两年内念完四年的全部课程。这实在是不合规定的，但我们却是特殊的一群学生。我们每个人都曾在日本帝国大学被证明自己的能力，但在战争结束时，我们在日本三年制的大学课程内，分处于不同年度和阶段。如今，我们则全部一起在读书，并适应中国的四年大学制。依我的建议，我们自称为“三三会”，表示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以及日本的三年学制。这恐怕是战后在台湾大学所成立的第一个组织。我们与教职员以及其他同学相处得很好。但做为法律、政治或经济的学生，环看四周时，幻灭和愤怒逐渐增深了。我们在完成大学课程时，台湾全岛经历了一场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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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

　　台湾的地位

　　台湾的法律地位非常奇特。中国于一八九五年将台湾和澎湖割让日本。日本让岛上居民二年时间选择国籍。有数千台湾人选择离开台湾或登记为中国侨民。可是，大部份住民并没有那样做，所以其后五十年，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在法律上是日本国民。他们如想移住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到。有些人做了，但是绝大多数都留在岛上。在日人统治之下，他们倒也得到法治的好处。日本警察非常严厉，往往很粗暴，而且日本殖民当局将台湾人当做次等国民看待。不过，在日本人的重整和引导之下，台湾经济有了可观的发展，生活水准急速提高，在农工业技术、交通、公共卫生以及一般公共福利方面，在亚洲国家中，台湾已仅次于日本。我们祖父母那一代目睹了这个仅在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岛屿，从落后、恶政和紊乱中，蜕变出来。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但他们重视这和平的五十年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在同一时期，在大陆的中国人却在忍受着变乱、军阀割据和内战。

　　父亲和我们这一代，成千受良好教育的台湾人始终支持台湾自治运动。他们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起来，因为美国总统呼吁世界承认少数民族权利而受到鼓励。在整个一九二〇年代，台湾人领袖不断要求日本政府让台湾人参与台湾的行政和立法，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让步。由地方选举成立地方参议会，投票权还渐扩大。一九四五年初日本政府终于宣布台湾人可与日本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

　　但是这已经太迟了。日本已面临着战败的命运，年轻的台湾自治运动领导者已知道美国对他们保证于战后在民主的中国可以得到新的生活。对台湾人来说，这意味着参与台湾政治各阶层的自由，并选举代表参与中国中央政府。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在横滨投降，将台湾交给盟军。但是，在法律上，台湾主权的转移，要等到和平会议正式缔结条约之后。根据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罗斯福总统对蒋介石所做的承诺，以及杜鲁门总统在波茨坦会议所做重申诺言，美国命令台湾和澎湖交给国民党政府管理，以待主权的正式转移。在这过渡时期，盟军并无保留任何权利，对台湾人权益也未作任何保留。与一八九五年时不同，并无任何规定让台湾人选择国籍。所有台湾人，不论愿意或不愿意，一律交给中国政府。

　　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台湾真是一个极丰盛的战利品。基隆和高雄两港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台北也未幸免，但基本的农工业结构仍然留存，仓库里囤积满满的糖、米、化学品、橡胶和其他原料，都尚未运送到日本。发电厂和糖厂也未遭严重的损害。日本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将所有公共和私人产业作成一份精确仔细的清单，交给陈仪。据估计，这些被没收的日人财产，其价值约合当时二十亿美金。在重庆和南京，蒋介石周围的各派系，军阀、官僚、党工和蒋夫人家族的豪门组织，彼此激烈竞争，觊觎这富庶岛屿战利品的控制权。临时省政府（长官公署）成立，蒋介石任命陈仪为行政长官，在其周围则精心安插了主要派系的代表，如陆军、空军、蒋夫人的集团等。宋子文曾雇用美国公司，为他私人调查台湾的工业资源，而这些调查队远在陈仪到达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和移交以前，便已抵达台湾了。

　　陈仪官员的无能和腐败

　　美军飞机和舰船将国民党人员由中国大陆运送到台湾，一九四五年十月，台湾人热烈地欢迎他们，以为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不到几个星期，台湾人便发现陈仪和他的官员轻蔑台湾人，而令人无法想像的贪污和腐败。整整一年半，他们大肆劫掠台湾岛。这些新来的中国人一生都生活在内战和日军侵略的骚乱中。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尽管搜刮，把台湾人当做被征服的人民。

　　在十九世纪，台湾曾受一个无纪律的军府统治，他们即使在中国也是以腐败和无能而恶名昭彰。但在日本严厉统治半世纪后，台湾人学得了法治的价值。有契约，则应遵守；应推定自己的邻居是诚实的人；在商店里，固定的价目使每一个商人易于经营。台湾人已学习到现代交通、科学化农业和有效率的工业必须依靠诚实的量衡、遵守合约和正确准时等等，才能操作。

　　我们的新主人完全不懂这些标准。台湾人经常受到轻侮看待。外来的这些官僚和较有教育的搜刮者，很明显地，将台湾人的诚实看做可笑的愚蠢。在战争期间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狗咬狗的乱世，这些人得以幸存并且能达到目前的地位，主要是依靠诡计、欺骗和两面话；这些通常也是他们能在中国城市生存的唯一法宝。由他们看来，老实的台湾人是乡下的粗愚，极好欺负。

　　中国大陆人传统一向看不起台湾，认为只是一个蛮荒的属地。新任的教育厅长抵达不久，向学生演讲，便极粗鲁不客气地这样说出来，因而激起愤怒的抗议。另一方面，台湾人则公开嘲弄这些新来者，因为他们经常表现出不熟悉现代器具和组织。许多中国人古怪的事例，广为流传。他们不学习，便想开车，大概以为如果愚蠢的台湾人都会开车，他们为什么不会呢？由大陆内地被拉来充军的中国兵，对现代机器，一无所知。他们许多人不会骑脚踏车，而又偷窃来以后，将其背在肩上扬长而去。

　　一九四六年是幻灭日增的一年。在政府和经济企业的各阶层内，台湾人被解雇，以便安置陈仪组织的亲戚朋友。陈仪的秘书长一口气安插其亲族七人在有利可图的肥缺中。其中一人是负责数百万美元的茶叶外销。台中凤梨公司，战前的产量世界最大的，其新任经理是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秘书，从未看过一颗凤梨植物。高雄新任的警察局长据说安排了四十多个亲族领薪。农林专员企图没收东海岸的许多私人船只，借口那些船只在基隆政府监督之下可获较好保养。其实，大家都晓得他的下属正在那里经营走私船队。

　　一九四七年，紧张局势濒临爆发边缘。陈仪亲族在公营机构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生产者被迫以一定的价格将其产物卖给公营机构，其后那些产品则以更高价转卖于福建或大陆各地。财政、交通和工业主管彼此之间设计出一套复杂规则，使他们能完全控制并榨取台湾的经济。任何外销或进口都得付些税金、佣金或其他费用。

　　在一段时候，我们这些攻读法律、经济或政治的学生，即三三会，继续钻研于书本和抽象的理论。我们虽未热衷于实际政治，对于日增的危机，也无法完全蒙蔽耳目。蒋介石的官员将中国的滥权带到了台湾。这种滥权使他在大陆的地位削弱，以至于垮台。到了一九四六年底，陈仪的官员急切在进行其无止境的贪婪。他们要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之前，尽量养肥自己。

　　父亲当时是高雄市参议会的议长，还未受到骚扰。但是他知道不少勒索和非法没收台湾人产业的事件。不少台湾人在过去五十年中，与日人合伙经营事业，任何无耻的中国人，若想占有那些台湾人的有利产业，只要抓住机会指控“汉奸”即可。

　　一九四七年初，我们正专心于读书之际，陈仪一连串的措施激起了强烈的抗议。财政、交通和工业主管连同公营企业机构，发布了一系列的新规定，加紧控制专卖，以“必要的国家社会主义”，榨取台湾人的财富，尽入政府高官和他们在大陆的庇护者私囊之中。南京的中央政府宣布“民主的中国”采用了新宪法，但是陈仪却奉蒋介石命令，告诉台湾人，因为他们还不熟悉民主的程序，有些宪法条文必须经过一段政治开导时期之后，才可以适用于台湾。换句话说，在国民党领袖们认可以前，台湾人无法在行政上享受有效的发言权。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政府知道台湾大众多么厌恶它。一个突发事件终使众怒爆发，几乎将陈仪和国民党逐出岛外。

　　二二八事变爆发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公卖局的查缉警察，粗暴地殴打了一名在台北圆环兜售私烟的老妇人。这使路人愤慨，要攻击那些查缉人员。查缉人员被追赶入于附近警察局。他们的吉普车被焚毁了。隔日，全台北群情激愤，到黄昏时，台湾人与占领者中国人之间，展开了全面冲突。抗议狂潮的第一波，指向烟酒公卖局。公卖局的办公室被捣毁，职员被痛打。民众涌向公卖总局，要求缓和公卖局的专断政策。群众再向长官公署抗议，陈情。当他们抵达大门时，无武装的民众便遭到机枪的扫射。

　　台湾人压抑已久的愤怒，全部爆发了。隔天黄昏时，陈仪的长官公署实际上已经瘫痪了。高级官员和有权势的搜刮者，在台北北郊成立一个防卫营地，将妻子和大批私人财宝送到那里，由重兵守卫。其他由大陆来的平民则躲在家里，害怕会有大屠杀。

　　事实上，那种可能并不存在。台湾人没有武装，而警察任务已暂由严守纪律的学生接管。最初两天，双方都有暴力。陈仪的巡逻警察任意射杀人民，企图恐吓人民。台湾人有时也诉诸于木棍和拳头。几个公卖局职员被殴打重伤而致死亡。一些台湾人中学生曾到铁路局询问火车何时恢复营运，以便南下回家，他们都相继失踪，更激怒了一般民众。

　　第三天，陈仪宣布他愿意听取人民的意见。他指定一些著名的台湾人成立一个委员会，与他的代表会商，为解决这次事件，拟定一个改革计划，以便送请中央政府考虑。他答应撤退市区街上的巡逻军警，并保证不会让军队进入台北。这个委员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代理着已躲藏起来的陈仪部属的职责。代表陈仪的人当中，竟有些出生在台湾而在一九二〇年代曾到中国大陆去，然后便为国民党效劳的台湾人。他们于战后回来台湾，在陈仪手下工作。这些人只能形容为“以台湾人为职业”，得到优厚待遇，以“台湾人”身份，向外籍访问者为陈仪政府辩护。

　　在委员会成立时，陈仪宣布他希望于三月十四日能够收到一份改革计划的意见书。台湾全岛各城市因而成立了十七个委员会分会。每一个委员会，讨论了台湾人的不满，拟定了建议，然后送到台北的处理委员会。处理委员会在台北中山堂集会，每次会议，会堂大厅都座无虚席。

　　在事件发生后五天中，台北显得沉静，但气氛紧张。商店重又开门，粮食也开始由乡下运到市区。陈仪虽然信誓旦旦，却设法将军队由南调北，企图在收受改革建议书前，先发制人。幸好，二月廿八日和三月一日的事件消息已传播全岛。新竹一带颇有警觉的市民们，在一些地点，拆除铁路，阻挡军运火车。陈仪的欺骗阴险，更加深了台北市民的不信任和愤怒。在有些城市里，为反抗陈仪手下的控制，而发生暴动。有些共产党员，在一九四五年底，依麦克阿瑟将军命令而由日本监狱释放出来的，试图利用这场混乱。但是他们未能获得追随者。日本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采取的坚决反共政策，已使台湾人恐惧共产主义了。

　　台北群情高涨时，我们大学里的同学也集会于台大医学院礼堂，讨论时局。但是我们没有组织，讨论也没有结果。我们在校园里的情况还算不错，而我们仍然生活在与现实分离的世界。我们但愿有更多更好的教职员，但在学业上没有什么真的可以抱怨。我们可以抱怨的都是个人的和一般的。如个人家庭和一般台湾人所遭受的困难、创伤以及损失。当我们的集会开散后，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走上其认为在这危机中所应该走的路。

　　陈仪和其重要手下，不时向民众广播，要求大家保持沉静，并说大家的改革要求是正当的，而会得到慎重的考虑。但是我们却开始听到谣言，隔着一百浬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已有大批军队聚集了。因此，委员会匆促地完成改革草案，知道如果国民党军队真的开来台湾，陈仪将根本不理会改革建议。

　　整个星期，报纸除了定期发行外，还有号外，让读者知道委员会进行的情形，中山堂的会议也常广播出来。三月初一个星期，市民所谈论的全是这个话题。三月七日，委员会主席，与十七个地方的处理委员会讨论后（我父亲也是地方处理委员会的委员），将改革建议，交给陈仪。

　　一些学生也拟就一份改革建议送交陈仪。他们在陈仪办公室学到有礼貌的接待。陈仪的手下称该建议很有用处，很有礼貌地请每一学生写下他们的姓名住址。他们一派天真地照做了。

　　国民党军队展开屠杀

　　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则在高雄身历着一场残酷的经验。高雄是成立处理委员会的十七个城市之一，而父亲被选为主席。在这不安的过渡期间，他们要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还要磋商改革建议，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员会作参考。因此，委员会决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禁止他的士兵再继续射击市民或威胁委员会。他的巡逻队每看到台湾人集合在一起，便随意射杀。父亲率领的代表团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缉撤退那些巡逻队，而在地方领导者应陈仪要求而集会讨论改革建议期间，将军队暂留住军营内，不准外出。

　　高雄要塞司令部设立在一个能俯视全市和港口的山上。当我的父亲和其他代表一进入司令部营地，他们立即被逮捕，并以绳索捆绑。其中一个代表涂光明，是一个冲动的人，他是由大陆回来台湾，曾一度在蒋介石死对头汪精卫之下做过事。此时，涂忽然破口大骂蒋介石和他所任命的陈仪。他便被带离代表团，以铁丝取代绳索捆绑起来。铁丝并以老虎钳旋紧，直到涂痛极惨叫。经过一夜苦刑之后，涂被枪杀了。

　　父亲和其他代表随后又被绳索捆绑，在颈后打结，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们也等待着随时被枪杀。但是，在隔天父亲忽然被释放回家。这是因为彭孟缉出面干预，表示仁慈说“我们知道彭先生这个人是好人，我们没有理由伤害他”。

　　父亲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里。他有二天没有吃东西，心情粉碎，彻底幻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对于这些事，我在台北一无所悉。我们只能从收音机听到各地冲突的消息。还有苗栗附近铁路被拆除使陈仪军队不能进城的故事，以及谣言说山胞也由山区下山来帮助台湾人对抗中国人，等等。

　　我的外祖母是台北与基隆间的八堵的人，有许多亲戚在基隆。三月十日下午从八堵来了一位惊惶的访客，说大陆派来的军舰已经到了。而且在未靠岸以前，便开始炮击海岸和港湾。如此，基隆和台北便为恐怖所笼罩。国民党军队一登上岸，便开始向基隆市街流窜，射击或刺杀市民，强暴妇女，抢劫民家和店铺。有许多台湾人被捉到，活活塞进帆布袋，堆积在糖厂仓库前，然后一个个扔进港口海中。其他有些人干脆只被绑起来或锁起来，从码头被推下海。

　　到了夜晚，国民党部队已抵达台北，开始向全岛展开。同时，另一支军队也从海上开到高雄，与彭孟缉的军队会合后，重演与基隆和台北同样的野蛮屠杀暴行。陈仪已下决心要恐吓所有台湾人，并彻底消灭所有曾胆敢批评他的台湾人。

　　直到三月八日以前，处理委员会的台湾人以及许多非委员的人士，不断呼吁改革，并一再向蒋介石请愿撤换陈仪和其手下要员，以较诚实的人取代之。到了三月十日，这些台湾人领导者们，大部份已被杀死，或被逮捕或躲藏起来而找寻途径逃离台湾。三月十二日，国民党军机低飞于台湾各城市上空，散发“中华民国总统、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文告。其内容却摘自他在南京向高级官员，就“二二八事件”所作的评论。他完全支持陈仪的政策。他说，“暴动”的领袖，是“共产党徒”和“被日人奴化的台湾人”。他说大陆人曾“辛苦奋斗五十年，以求光复台湾”，因此，台湾人欠中国人很大的债。

　　在这数周内，死了多少台湾人，没有人知道。但一般估计是在一万到二万之间。处理委员会的委员首先失踪。编辑、教员、律师、医生等凡曾敢批评政府的人都被杀死或遭逮捕。那些曾携带改革请愿书到陈仪办公署，而天真地留下姓名地址的学生们，都一一被找到，而后被害。数周前曾代理胆怯的中国人警员而维持秩序的许多中学生也被杀死了。从此，一九四五年以后，凡曾敢嘲笑中国人落后或批评政府腐败的任何台湾人，都有性命危险。

　　在这恐怖的数周，我保持沉默，待在外祖母家里，害怕而忧虑。我从未属于任何政治组织或团体，我的名字也不曾登上请愿书或宣言。没有军人到我们家里搜索。我虽在大学念政治系，对实际政治却很隔离，而且非常天真。我仍然未发觉，此时对我们自由和权利的威胁，更甚于日本人统治时期。这时，我写了几封信给父亲，对于发生于台北的恐怖事件，表达了愤怒。那时我不知道父亲的信件受着检查。直到有一天，高雄警察局长偷偷地警告父亲，通知我不要再写那种信。就这样，我的名字也列入黑名单了。

　　事变之役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国民党军队抵达以后数周内，高雄的情况很惨。在这时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恶名。比如，当许多高雄市领导人士聚集于市政府礼堂讨论这次危机时，门突被关闭而受到机关枪扫射；家人被迫在火车站前广场观看父亲或儿子被枪决；在枪决之前，还有许多惨绝苦刑加诸人犯。父亲一生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至此变得更加痛苦和绝望。

　　台湾全岛有名望或有财富的人，莫不遭到卑下国民党官员的威胁和勒索，扬言以“反政府”罪名控告他们。例如，高雄市议会副议长便被几个年轻军官敲诈，几乎被迫将年轻儿女交给他们。他本来是有钱的人，但因此近破产了。有一度曾有谣言说，我的父亲即将被捕，并以曾任地方处理委员会主席的罪名受审。他曾被监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侥幸地逃过如许多朋友一样的噩运。

　　台北渐渐恢复了平静。陈仪被召回南京，任中央政府资深顾问。不久，蒋介石又任命他为浙江省主席，一个大而重要的省份。他在台湾的继任者是一个法学家，魏道明。他曾任驻华盛顿大使，有许多美国朋友。

　　我们学生也一个个回到学校。我们不敢随便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聚会，而只能把我们的恐怖和愤怒在校园内三三两两边走边谈地表达。我们已发现在校园布有打小报告的线民。有时候，可怕的特务、宪兵或警察会突袭学生宿舍。被捕的，有不少是来自大陆的自由派的杰出学生。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与我们一样的激烈。我们察觉到中国人最惯用的手段之一便是雇用线民，他们得到的酬佣便是一些现金或公职肥缺。

　　毕业台大

　　一九四八年夏天，二二八事件后十六个月，我从台大政治系毕业。我们这些三三会会员，在两年以内修完四学年的学分，但事实上，除了磨练了中文以外，没有学得什么。可是，总算得到南京政府所承认的中国学位了。

　　如今，我必须在学术研究和商业界，做一抉择。台北第一商业银行给了我一份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前任台北市长黄朝琴，因为在二二八事件中与国民党合作，而得到担任该银行董事长的酬劳。政府拥有该银行股份的半数以上，因此可以说是半官方机关，但是允许黄朝琴专权经营，因此银行几乎变成他的私人事业。无疑的，我所以有这份工作，因为黄本人是父亲的老朋友，他的妹妹又是母亲的最好朋友，黄也把有钱的妹夫，纳入董事会，他与我也熟识。另一方面，我亦被聘为台大政治系助教，可以作研究并协助系主任处理系务。

　　要选哪一职业，真是一个难题。银行的薪水约有大学助教薪水的三倍，而且如果我的表现不错，可以升迁得很快。但是我的兴趣实在不在于商界。尽管如此，我先决定进入银行工作看看，而到初级实习班报到。有一个月之久，我每天都报到参加训练。但是自己愈来愈清楚，我没有兴趣一生在银行里工作。高薪的诱惑力消失了。三十天后，我自动辞职，回到台大当助教，如此，我的前程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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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留学加拿大和法国

　　担任台大助教

　　国立台湾大学行政的混乱和变化无常，反映了此时所有国民党机构的杂乱。中国内战还渐在加紧，共产党势力不断在增大，蒋介石政府陷于分裂，都无情地打击着非共产党的政敌，这些政敌包括认真提议成立第三党以取代国共两党的自由派人士。这时，正直的人已很难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中待下去了。1945 年至 1949 年间，台湾也经历着极大的混乱和剥削。这并不能归罪于共产党。当时在台湾无疑有共产党特务存在，却没有重要的共党组织。陈仪的继任者魏道明，他之所以被选择，主要是因为他颇为华盛顿政界所熟悉。事实上，他不过是傀儡而已。一般相信，魏太太在幕后操纵实权，并决定经济政策。

　　虽然政治腐败，台湾的学术界却开始显露复苏的现象。因为共产党在大陆上节节进逼，许多学术机构相继瓦解，不少优良学者也四处流浪，辗转到台湾来寻求一栖之处。1948和1949两年，就有大约二百万难民逃到台湾，一些公立图书馆的藏书、研究资料以及艺术珍藏亦跟着搬来。一些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经因为躲避日军侵攻而东转西徙，如今又渡过台湾海峡，在台湾复建。中国最著名的中心机构——中央研究院，因为无处可去，最后只好搬到台北。台大是日人在1927年创建的，由国民党于1946年接收，现在也开始扩充了。有数百名从中国各省逃来的流亡学生也进入台大。

　　我进入台大政治系是从教员中最低的助教做起。法学院在从前日本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的校舍。那时的系主任是万教授，是一位能干而有趣的人，但不久便不得不离开台湾。据说他在大陆时曾与蒋介石的政敌白崇禧、李宗仁等有过关系，因此很难在台湾待下去。1948年，蒋经国带着特务组织进入台湾，开始清扫异己，以确保他父亲能安全由大陆逃到台湾。其结果，凡政治思想不见容于蒋的人，如不遭杀害或逮捕，便被驱逐出境了。

　　1949年2月，我与台北士林一地主的长女结婚。

　　萨孟武院长和傅斯年校长

　　我当助教不久，法学院来了一位新院长，萨孟武。他是大陆人，毕业于我就读过的日本第三高等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个人对我和好友刘庆瑞特别器重，刘也是三高毕业生。刘与我同样，后来进了东京帝国大学，不过比我低一班，战后也回来台湾，与我同时毕业台大，也是三三会的一员，而与我的表妹郭婉容结婚。我们同为政治系助教，成为好友。

　　萨先生鼓励我们二人写作发表学术论文。每当我们写完，他就费很大功夫逐句逐字以毛笔修改我们的汉文。作为一个院长，这真是不寻常而莫大的功夫，使我们衷心感激。如此，我们写了不少论文，他也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修改它们。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之下，我们的汉文写作能力突飞猛进，一两年之内，大学的大陆籍同事莫不惊讶我们的汉文已经差不多与大陆长大的“正统中国人”一样好了。这都应归功于萨先生的耐心教导。他却一再公开说，只有在日本教育制度下，才能产生像我们这样的优秀年轻学者。

　　不久，我们开始听到一些较年长的大陆籍学者说，我们将成为法学院的骨干。刘庆瑞专攻宪法，我则专心于国际公法，当台大合并前日本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时，也同时获得了有五万册藏书的良好图书馆。此图书馆再度扩张，把台北帝大买下来有关法学院藏书也收藏起来。在战前，台北帝大图书馆拥有四十万以上书籍，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西文的。如今，台大法学院又增加了中文书籍，但这些不断增加的藏书并未好好分类和整理。我们常进入书库，在书架间浏览，发现新的或有趣的书本。也就是在这里，我偶然发现了几部有关航空法的书。尤其一部法文巨著李果夫（Le Goff）的《航空法》（Le Droit Aerien），我读了极感兴趣。也许我所以对这方面特感兴趣，因为过去在长崎的创伤，使我主观地迷惑于飞机，尤其是战时的飞机。

　　我再度沉迷于法文书籍，这次是法律著作。我决定将国际航空法作为专攻，开始广泛阅读有关文献，并开始认真写作。当时的论文还不算真正的独创，但在中文方面，却可算从未有人作过的新贡献。我接二连三发表了不少中文论文，有些登在大学刊物，有的登在校外刊物。在研读这方面文献时，有一个美国人的名字经常出现。此人就是约翰·考博·古柏（John Cobb Cooper）。他公认是这方面的权威。当时他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研究。我曾直接写信给他，他很诚恳而亲切地回信给我。此后一年，我们断断续续地通了一些信。

　　这时，台大来了一位新校长，傅斯年。他是一位开明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有时做事显得相当专横。他立刻察觉到台湾和台湾人环境很特殊。他公开宣称，他相信台大最后有一天应由台湾人来管理，而他这个信念成为他的基本政策。他不但设法网罗台湾籍教授，并且努力培养已在大学里的年轻台湾人。

　　傅斯年是个典型的北京大学人，也是胡适的好友。胡适的父亲在满清统治台湾快要结束的时期（1891—1894）曾被派到台湾当过小官。此时，胡适是“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执行会长。此基金会是美国政府于 1908 年用庚子赔款设立，借以培养中国的青年学者，其总部设在纽约。

　　傅斯年透过他个人的关系，从“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为台大争取到两个奖学金名额，一个给教员，一个给应届毕业生。傅斯年并订了一个原则，即两名奖学金名额中，至少一个必须给台湾人。不久，傅斯年因心脏病，忽然去世。当时，我有一种痛失良师益友的感觉。在这个计划进行到第二年，我申请教员部分的奖学金，说明我愿研究国际航空法。我竟然获得了这份奖学金。

　　对此，一些长辈教授提出抗议，质问校方何以让这样年轻的台湾人得到这份荣誉。台大的新校长钱思亮在教授会中被问起这个问题时，公开答复说他相信这一选择是正确的，而必会有令人满意的成果。

　　当奖学金之事确定后，我立即写信给古柏，征询他的意见，我应该到哪里去深造航空法。他立刻给我回信说，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刚成立“国际航空法研究院”，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关这行的研究院，他将应聘担任第一任院长。他认为我当然应该到那里，在他指导之下从事研究。蒙特利尔早已成为国际航空事务的重要中心。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和由诸航空公司所组成的“国际航空协会”都在那里。

　　父亲病重

　　我以极兴奋的心情开始准备留学。那时，到国外留学的人很少。在加拿大或美国，连一个可以打听国外求学情形的朋友都没有。我虽然读过不少西文书籍，对于实际情况可说是一无所知。我意识到即将远离家人，到异国停留一段时期。我的儿子在 1950 年 3 月出生，如今将近十八个月大，正是最迷人、活泼、天真的时候。父亲为他取名彭旼。大都华人的名字有两个字。但父亲却非常特别，认为他孙儿的名字只要一个字就够了。他说，以两个字取名毫无意义，若是只有一个字，写起来比较简单，而且省时。因此，他所有的孙儿女，除了两个在战时日本出生的孙女以外，只有一个字的名字。

　　在接受奖学金而准备出国时，最使我痛苦的，就是父亲的健康已经非常坏。他个性很急，如果一个字就够的话，他就不愿意浪费时间去写两个字。他也富于想象力，解决问题若有较好办法，他就不愿意接受传统的束缚。尽管他脾气急躁，大家都很敬爱他。至今我们都知道他在世的日子可能不会太久了。

　　在1945年与1947年之间，他曾过着很活跃的生活。但是经过陈仪统治台湾那段悲惨痛苦的岁月后，他彻底幻灭，最后，以绝望的心情从公共生活退隐，把全副心神放在自己医院的工作上。他已六十多岁，健康已走下坡。身体检查的结果，发现他的心脏肥大并有严重的糖尿病。医生说他只能再活六个月。虽然医生没有告诉他，他自己看过胸腔的X光片后，也知道病情严重。

　　如果想获得麦吉尔大学的硕士学位，我至少在国外要待两年。当时，一到国外，再回来探亲，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地了解我大概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父亲了。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困境。依照传统，父亲去世时，儿子远离他乡，是最不孝的一件事。何况，我在出发以前就预先知道此事极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在父亲病危时仓促飞回台湾，不论在经济上或手续上，都是不可能。依当时政府的规定，留学的人不能做短暂的归国，不论任何理由，一回到台湾，护照就取消，必须重新申请出国，又得费时数月。

　　父亲对这些事完全了解，坚持我不可错过这难得的机会。他深知错过这样好机会，对我的学术前途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损失。他也清楚，我一向对西方世界与他一样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对如今骑在我们头上的中国人及中国搜刮者的痛恨或许也加强了他要我把握这个留学机会的愿望。正如他年轻时把握到台北去学医的机会，然后，为他那一代的台湾人做了一点事，也许我留学回来后，也能为我们这一代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是事情不那么简单。有些亲戚劝我不要出国。父亲却劝我不可犹豫。我决定按照他的意思进行，开始办理极麻烦的出国手续，花了数月时间才办好。虽然我读过十五年以上的英文，我还是临时到一位天主教修女处，补习英文会话。

　　一切准备妥当，护照也拿到了，启程日期也决定了，告别日子终于来临了。我到高雄与父亲做最后的聚会。医生不许他走动太多，也严禁他旅行，所以我就陪他在高雄家过了几天。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要搭火车回台北。尽管我们反对，他还是坚持要到车站给我送行。无疑地，我现在所做的，如果他在年轻时有同样的机会，一定也会同样地做。然而，对我来说，一想到这可能是此生最后的诀别，简直不忍再想下去。

　　母亲、姐姐、哥哥，很多同事和学生都到机场给我送行。我向妻子和小儿子道别。他们不久要回到高雄，与父母住在一起，这给父亲很大的安慰。后来，他们祖孙两人感情极为亲近。

　　大哥慢慢接管所有医院业务，父亲日夜陪着小孙子，在他的小房子和花园玩耍。

　　飞往加拿大

　　要飞到加拿大的第一站温哥华，只有用绕道的方式，先到马尼拉，在夏威夷停留数小时，又在旧金山过了一夜。为了省钱，我从温哥华乘火车，横贯加拿大，到蒙特利尔去。在中途与一位表弟共聚一晚，他是神学院学生，刚在火车所经过的一小镇教堂，做暑假工作。

　　我的英文会话能力还是很不够，有时觉得很难堪。在火车上遇到两个少女，她们很亲切友善，送给我苹果，使我较自在地用英语交谈。火车经过加拿大中部一片广大的平原。餐车上精致的菜单对我是个难题，很多菜我根本不懂，所以尝试过一次以后，干脆放弃了，改在沿途的车站随便买了三明治果腹了事。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路程。坐在火车里一小时又一小时，我不断在怀念父亲，又怀疑自己的语言能力是否能够应付未来的研究院课程，根本无暇欣赏开在车窗外的加拿大景色。

　　我在晚间抵达蒙特利尔车站，乘了出租车，叫司机给我在大学附近找一间小旅社，住了一晚。一切都很陌生，觉得紧张又感忧虑，觉得精疲力尽。

　　第二天早上，带着行李，到麦吉尔法学院去。院长秘书菲丽丝·奥尼尔（Phyllis O'Neil）接待我，她非常亲切可爱，从那时起，我们的友谊，继续到现在。我永不会忘记她那天所表现的仁慈。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月，她暂时安排我住在一位日裔加拿大人姓山下的家里。数周之后，我找到了一对可亲的法人老夫妇家，安顿下来。虽然房间很小，但是便宜而舒适。我很喜欢我房东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他们是个单纯而宁静的家庭。

　　我非常想家，而陷入极度的忧郁中。很不巧地，我要再等近一个月才开学，除了在市区做漫长的散步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我找不到一个能了解我的背景和心情的人。夜夜我暗自流泪，想念父亲，等待家信。这是一生中最悲伤最凄凉的日子之一。虽然每一个人都很亲切，我觉得自己是异乡人，非常孤独。

　　终于，古柏院长来任了，学生也开始报到，我们这班也在九月里到齐。这是研究院的第一年，有十几个学生注册。班上同学的组成很富于国际性，有三、四位加拿大人，一位美国空军军官，一位埃及民航局的律师，亦有来自德国、希腊、英国、匈牙利的学生，我们大家对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充满了热诚，觉得我们是这门学术的先驱和开拓者。古柏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并无什么学位，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爬到泛美航空公司的副总裁。然后受聘在普林斯顿的高深研究院研究。他和他的太太都有迷人而温暖的个性，这点帮助他得以发掘不凡的人才，并激励他们发挥所长。

　　教授阵容虽不大，素质却很高。在古柏领导之下，我们迅速发挥了明显的“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过着愉快的学术和社交生活。我们作为先驱者，是很特殊的一群。我们在轻松而活泼的气氛中进行小组讨论，这与我从前的求学经验完全不同。那一学年，我是唯一的亚洲人，更奇妙的是，我是有华人血统的台湾人，说英语却带有法国口音。那时，我的法文比英文讲得好，很多当地的法裔加拿大人都以为我来自法国。

　　我要求并获准用法文而非英文，写作论文。我的第一篇论文，写于苏联人造卫星史普特尼克（Sputnik）震惊世界之前，是讨论太空的法律地位。它获得古柏重视，马上设法登在加拿大魁北克律师公会主办的刊物上，后来法国巴黎素有声名的《法国航空法杂志》也转载了这篇文章。它是那年学生唯一获得发表机会的论文，同时也是全世界首次论及太空法律地位文章之一，而成为这方面常被引证的早期经典之一。

　　我的第二篇论文则登在巴黎《航空杂志》上。它是从法律观点探索由最早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止的空中轰炸史。我对这个题目发生兴趣，是有原因的。我曾亲身目睹了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至今，每一个国家都很希望那是人类最后一次使用原子弹。

　　我的另外一篇有关太空法论文登在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法及外交杂志》上，这也许是日文在这方面的首篇论文。

　　如此，我在麦吉尔大学的第一年，发表三篇论文，登在加拿大、法国及日本等地四个刊物，受到相当的重视。我非常用功，但也很喜爱同学间的社交生活。父亲仍然在世，我们时常通信。好友兼表妹夫刘庆瑞也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在第一年中，我与班上二位同学特别要好，一位是易安·麦克富逊（Ian McPherson），加拿大人，在第二次大战中做过驻欧洲加拿大空军轰炸机飞行员，也曾住过香港，另一位是汉弥尔顿·狄瑟修（Hamilton De Saussure），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美国空军飞行员。在这个小班上，我跟另外几位同学的交情也不错，直到现在，我们的友谊仍持续着。另外，古柏太太和院长秘书奥尼尔也时常款待我们。

　　胡适先生

　　第一学年快结束时，我碰到一个难题。我的庚子奖学金，依照规定，以一年为限，但研究院课程却规定至少要两年才能获得硕士学位。在第一年，我们得完成所有学分，第二年则专心撰写论文。面临这个问题，我决定写信给在纽约的胡适先生。我从未见过他，但是与他通过信。听说他曾经告诉别人，他对我在麦吉尔大学的表现印象极深。我与这位好心肠的名学者第一次通信时，很使我发窘，不过倒使他感觉有趣。1951 年圣诞节前，我第一次在加拿大过节，我寄出一些圣诞卡片。那时，我就想到在礼貌上也应该寄一张给在经济上支持我的基金会的负责人。不久，我就接到胡先生寄来极友善的回卡。不过，在里面他加了一段话说，他既然是我的长辈，他愿意坦白告诉我，我寄给他的那张卡片，是专用于赠钱的。我还以为卡片上的一个洞只是做为装饰的哩！

　　如今，1952年春，胡适先生来信道，按照规定庚子赔款奖学金是不许延长的，但是他愿与麦吉尔大学当局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商量，看看能否设法使我能继续在麦吉尔读第二年。胡先生和古柏曾与一些私人、主要航空公司，包括泛美航空公司接触，但没有结果。过了一些时间，胡先生又来信说，他终于找到一个人愿意在经济上支持我完成第二年的学业，数目与第一年的奖学金完全一样，但是这个人不希望透露名字。他又邀请我在暑假时去看他。

　　暑假到了，我便乘火车到纽约去。这是我首次到美国城市。我投宿于基督教青年会旅舍，住了几天，也去拜访了胡先生。他住在一间很朴素的公寓里，房间里，到处都是书。他是一位极温暖仁慈的长者，对我在麦吉尔大学的表现，赞赏不已。在谈话之间，他也言及他父亲在十九世纪末年到台湾去服务了两年。当我告辞时，他送了几本书，给我留念。

　　回到蒙特利尔后，我开始着手撰写论文。它是有关和平战争期间军用机法律地位的研究，相当专门的。这是很不错的一年。最使我感到快乐的，是我的父亲仍然活着。第二年注册的新生又有十多人，同样来自世界各地。夏天的天气炎热而潮湿，冬天则非常寒冷，但是我的小房间相当舒适，我也很用功。第二年学期结束以前，我完成了法文论文，得到优等的评语，获得法律硕士的学位。

　　到法国留学

　　我再度面临问题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教授们和父母都鼓励我继续进修。在这专门的领域里，我已有了好的开始，但现在要到哪里去呢？是美国还是欧洲？胡适先生来信说，如果我想到美国，他愿意推荐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虽没有法学院，他认为其政治系是很不错的。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到法国去深造，那是我一向向往的地方。我曾从两年的奖学金省下了一些钱，而父亲也愿意助我一些，使我能继续在国外求学。

　　1953年7月，我从加拿大起程，坐意大利的慢船。到英国南安普敦的一路上，风浪极大，而我仍然极易晕船。虽然如此，这是一次充满了生气和愉快的航海。有许多学生搭乘这艘老船，有一天在甲板上我结识了二位活泼可爱的斯坦福大学女生。我们一起在甲板打球、共进晚餐，观赏晚上的表演节目。到了南安普敦后，我们又一起坐火车到伦敦。一位英国朋友为我订了一间房间。房间虽然阴暗而不太好，我还是住下，每天与那两位学生观光英国数天。我那时对英国的印象并不很好。虽然那两位女学生希望我与她们一起坐渡轮到法国，我则于一星期后自己飞往巴黎。

　　到巴黎后，最初几天住在大学城的日本馆，然后搬到希腊馆。宿舍里学生的一半来自希腊，另一半则来自其他世界各地。

　　抵达巴黎后几天，整个巴黎的交通系统，因为战后最大的罢工，而全部瘫痪。因此，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在未来以前心目中那样浪漫蒂克。

　　不久，那两位斯坦福的女生也从英国来了。她们租好房子，游览巴黎，我也加入她们的日程，过着忙而愉快的日子。我们参观名迹、拉丁区、吃餐馆，到夜总会包括闻名的“红色磨坊”。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蒙马特区街上蹒跚，忽然眼前有一个东方人，看起来像个乞丐，瘦瘦的，穿着褴褛，又打赤脚。他一边走一边摇摇摆摆幌着一只好像空酱油瓶似的东西。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他看了我，突然以日本话大叫：“彭君！你不是彭君么？真不能相信！”他是我三高的同学田渊。他于1943年从三高毕业后，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的艺术系，其后已经十年不见了。他是我毕业三高以后碰到的唯一同学。其后，我也再没遇见其他同学。我们都有很多话要说。他在日本结婚过，已有四、五个孩子，然后抛弃妻子来到这艺术家心目中的圣地闯天下。他已到巴黎几年，正在努力想在抽象画界挣一席之地。他马上请我到在这附近的他的画室去。它在一个古老建筑的四楼，既无电梯，也无自来水设备，在那里看到他的挪威籍女友。他的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位日本的雕刻家。不到几年，这两位日人艺术家已成为法国艺术界无人不知的名人了。

　　几天以后，我就带领那两位美国女大学生去参观田渊的画室，让她们见识一下巴黎塞纳河左岸真正的波希米亚式的艺人生活。那位挪威女子似不大高兴这两位衣着入时的美国女孩突然闯入。她以不耐烦而鄙视的口吻问道：“你们在斯坦福念什么？家政系？”。这两位美国女孩是非常聪明，见识丰富，又老于世故的，她们觉得受到侮辱，也不是没有理由。

　　我注册参加巴黎大学的博士课程。虽然功课很繁重，我开始欣赏巴黎的一切。我偶然认识了一位学音乐的法国少女，一起去了不少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好友刘庆瑞已完成在明尼苏达的学业，在环游世界回台途中，来到巴黎看我。我们一起共度很快乐的一周。

　　我的功课进行得顺利，论文方面也是一样，使我能比预计早一年完成学业。1954年夏天，我完成了博士课程，最后的细节也处理好后，准备回台湾了。我带着很感伤而不舍的心情离开巴黎，心想这一辈子恐再也没有机会来欧洲了。我搭乘火车到意大利，一些朋友来车站给我送行。我在热那亚搭乘了一艘新而舒适的意大利船，预定一个月抵达香港。

　　又如往常，大多时间我都在晕船，痛苦漫长的航程，只有沿路在塞得港、雅典、卡拉奇、孟买、可伦坡、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登岸小游时，才稍觉舒服些。我在西方世界渡过三年，每次上岸在那些港口逗留，都使我有机会一瞥由殖民地而变成独立国家的人民的实况，这些国家包括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锡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当轮船穿过麻六甲海峡驶向中国南海时，我敏感地意识到已经再回到东方世界了。

　　在香港，从漫长的航海和痛苦的晕船，稍微得到解放。在五天的逗留中，受到姐夫公司的同仁热诚的招待，然后坐一艘古老的英国船向基隆出发。在这最后的航程中，我跟一位穿着长袍的中国老绅士共舱，起先我以为他只是传统的朴素乡绅。后来才发现他是颇有名气的学者钱穆。他后来出任香港新亚书院的首任校长。抵达基隆时，蒋经国曾亲自来迎接他，对他异常地客气和周到。

　　我终于回到了基隆。最使我惊喜的是父亲居然也从高雄赶来迎接我。母亲、妻子、五岁大的儿子都来了。这是最快乐的天伦重聚，也是最令人兴奋最难忘的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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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台大学术生涯

　　任教台大

　　我回到台湾与家人重聚后，父母留在台北休息了一阵，但是他们一回到高雄，父亲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他仿佛以坚毅的求生意志，支撑到我回来，而见到我以后，意志松懈了似的。秋冬两季过后，他的病情进入极端痛苦的状态。他的心脏恶化到使他难以呼吸，也难以走动。

　　我在大学教书，非常忙碌。一九五五年五月初有一天，一通紧急电话，催促姐姐、二哥和我赶回高雄，我们一路仓惶回到家里。父亲仍有知觉，但是他为生命挣扎的景况实在令我们不忍卒睹。忽然，在五月十二日，他喊道“我觉得较好了”，也坚持起身，与我们一起坐在桌边，这是好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使我们惊讶。隔日，他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

　　那一年在大学的日子可以说相当艰辛。我从法国回来，便进入一种复杂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我在海外的学术成就，有时害了我。国际间对我高度专门性的论文，评价很高，台大一部分同事却感觉嫉妒。我确实在系内受到一种优先待遇。当我出国时，我是助教，我离职三年，而在这三年期间，我的家眷仍然领到全薪，使得有人不满：“台大对待彭某太好了”。

　　台大教员升等，是由助教升到讲师，经过三年令人满意的学术表现之后，才升为副教授。我由法国回来，则未经过讲师，受聘为副教授。我只有卅一岁，依中国传统的标准，我做副教授太年轻了，因此这亦成为喧闹的题目。一些同事开始攻击了。有的并不是对我本人有什么兴趣，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攻击法学院长和校长。开学以后的第一次系务会议中，萨孟武院长介绍我给同事，言词之间充满赞美和骄傲之意，这时，一位退休外交官而是与我同行的雷教授，忽然站起来，带着雨伞离开会议室。这种同行相嫉的难堪表现，明示当时以及其后的一部分同事的态度。甚至有人在立法院，关于我的职位，提出质询。

　　在这些难堪的争论中，台大钱校长始终支持我。萨孟武院长更尽力驳斥批评者，甚至公言传统的中国大学教育无法塑造如此年轻的学者。支持我的人似乎把我当成非凡的人，而我也在下意识中逐渐发展出一种知识上的傲慢，使较年长的教授们感觉不悦。当了三年的副教授后，我就升为教授。我当时三十四岁，是战后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在这几年中，实际政治并未引起我的兴趣。我只关心自己的事业：教书和著作。我开的课，国际公法，成为整个台大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被捕之时。同时，我渐渐了解，台湾当前不安定的国际地位问题，与学术理论一样重要。我们正生活在复杂混乱的变动时代，台湾与中国大陆及海外中国敌友关系改变的时代。那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时代，美国隔着台湾海峡与中共对峙的时代，也是北京叫嚣“解放”台湾的时代。一八九五年杜勒斯的祖父曾到台湾，协助满清将台湾割让日本。杜勒斯本人在一九五一年与日本签订和约前后，也极力设法使台湾主权和国际地位留在未决的状态。在旧金山和会时，他曾经排除中国代表，不论是国民党的或是共产党的。旧金山和约明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主权，但却未经规定将台湾主权转交中国。蒋介石愤怒地宣称旧金山和约，对他所代表的中国没有约束力。在华府的压力和杜勒斯的督促之下，国民党于一九五二年与日本另外签署双边和约。而此和约仍仅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主权，并未规定中国取得该主权。所以，从法律上说，台湾和其人民的国际地位，并未确定。甚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国与国民党所订共同协防条约，对于台湾的法律地位，也避而不谈。

　　对于研究国际法的人来说，台湾的法律地位是一个极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但我不能在课堂上自由讨论这个问题。当我们讨论到现代国家的组成要素时，我曾强调：

　　建国的基础，不在于种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语言，而是在于共同命运的意识和共同利益的信念。这种主观的感觉，是由共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不必与客观的、种族、语言、宗教等因素有关。近代史上有许多例子，种族或语言相同的人们，分别组成不同的国家，例如盎格鲁萨克森种族，组成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不同独立国民。他们有相同的血统、语言、宗教和法律观念，但构成不同的独立国家。相反地，也有例子，种族、语言等不同的人们，因为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信念，组成单一的国家，例如比利时、瑞士便是。又如意大利在一百年前只是一个半岛，挤满了不同的域邦侯国，彼此战争不已、而且讲不同方言，经济结构也互异。

　　当时，新加坡已经独立，那是一个由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等，基于共同利益和命运的意识而联合起来形成的独立国民。

　　这时，我对上述问题的意见反映着早期我对瑞南（Ernest Renan）有关“何谓国民”问题见解的欣赏。我在课堂里引述瑞南的分析。没有学生胆敢追问这个问题，但总有些学生面露会心的微笑。

　　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在这几年中逐渐加深。在我祖父的时代，北京将我们的台湾割让给日本，为的是要保护中国大陆的利益并避免日本进攻北京。那时，也许是第一次，台湾全岛的各部落、各派系、各村庄开始自觉他们是岛民。他们开始发展出共同利益的信念。其后五十年间，日本曾经推行其同化政策，想把台湾人塑造成忠顺的日本臣民。日本在台湾重整经济、发展交通系统，推行教育，这强化了我们共同利益的信念，却未如愿地将我们塑成理想的日本臣民。相反地，年轻的台湾人领袖，代表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自治运动中，更加磨炼强化了台湾人的自觉。这些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直到一九四五年，继续发展。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我们发现所有台湾人，我自己，我的同辈、我们的子女，又被迫要变成理想的中国人，国民党的中国人。可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在哪里？我们的“共同命运”又是什么呢？

　　这时期，我的学术工作非常紧凑。我经常发表论文，又忙着写作一本巨册的国际公法教科书，长达八百余页。它至今仍被认为以中文写成的最佳教本，甚至在我被捕以后仍有人盗印。

　　我的学术声誉渐渐提高，我的名字也传到每个学校。开有国际公法课程的大专学校大都邀请我去讲课；政工干校和军法学校也曾请我去授课。这种兼课大多教授都做，藉以弥补微薄的薪水。我在周围感到羡慕和嫉妒，因为我几乎独占了国际公法的兼课，使得同事失去了赚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虽然我给学生的分数打得很严，学生很多仍然要我做他们的导师。当大部分的教授的指导学生不到十个时，每年却有近百名的学生要我做导师。

　　哈佛大学、基辛格、蒋介石、“中美会议”

　　一九五六年，哈佛大学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邀请我参加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问题研究会。能够再到西方世界，并挤身于国际知识分子之间，是令人快乐的一件事。大约有三、四十名参加这次为期两月的讨论会。与会人士多彩多姿，有英国国会议员、锡兰法官、德国记者、印度作家、日本女律师和科学家等等。我们在基辛格主持之下，一起生活整个夏天，每天上午是全体会议或小组讨论，下午则参观学校、监狱、法院和其他机关。政治小组的主持人是Amherst 学院的Latham 教授，他非凡的机智和幽默，使我们特别高兴。我也有机会聆听一些著名人物的演讲，并与他们讨论问题。这是一个机会使大家就当前问题自由交换意见。因为这时台湾海峡正面临一连串的危机和军事冲突，亚洲是否会再受到全面战争的威胁，当然也成为讨论的对象。

　　哈佛大学研究会结束后，我便飞往巴黎。在这次短暂的重访巴黎期间，我发现从前日本三高的同学田渊已经成名了。已有一个画廊买了他所有的作品。他已与日籍太太离婚，与那位挪威小姐结婚，在法国乡间买了一座别墅，安顿下来。在飞回台湾以前，我又花几天拜访了在瑞典的朋友们。

　　一九五七年，我的第二个小孩，我宠爱的女儿哗出世了。

　　参加哈佛大学研究会并匆匆访问欧洲以后，回到台湾，其后几年，我每天忙于教书、兼课、著作。我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不少论文，于一九五八年，以法文出版了一本书。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是行动家，而是纯学术人士，隔绝于实际政治活动之外。这时可以说是我这样生活的最后时期。

　　一九六〇年，我再度应基辛格的邀请，参加哈佛主办而由他主持，在东京举行的国际问题研究会。同时，我又受派为参加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文化合作会议”代表之一。

　　对于我应邀参加哈佛大学在东京的会议，台北当局无多大兴趣。倒是在西雅图的会议，台北的政府认为非常重要。它是由当时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主任泰勒（George Taylor）所主持。几个美国大学也将派代表参加，给台湾的政府在美国学术进行游说并请求补助的机会。

　　胡适先生为主席代表，此外由四十多名学者由台湾去参加。全体代表都拿公务护照出国，而且仿佛要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蒋介石和夫人还邀请全体代表到他们的士林官邸，给我们一个欢送宴会，我是代表团中两名台籍学者之一，又是最年轻的。当不满的同事们质问何以我被选为代表时，胡适先生挺身为我辩护，明白给人一个印象，他是我的庇护者。我相信胡适先生所以偏爱我，因为我在麦基尔、巴黎、日本以及台湾的学术表现。我也确信他真诚的希望台大当局为了大学的将来认真考虑将我和一些台籍学者尽量栽培。

　　在这次欢送宴会中，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蒋介石。当他在客厅出现时，胡适先生即抓着我的手，领我到这位总统和国民党主席面前，将我介绍给他：“这就是彭明敏”。其口气好像以前已经提过我似的。蒋介石便问我“你的家人怎么样？”“有几个小孩？”“有没有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在我的答话和胡适先生插话之间，蒋介石仅只枯燥地说“好！好！好！”，未令人感觉有真实的兴趣或关怀，反而使我觉得好像帝王在问我要不要什么恩惠似的。蒋夫人却在午宴时才出现。

　　带着蒋介石夫妇的祝福，代表团飞往西雅图了。胡适先生做了主题演讲。有些热衷维护中国传统的人认为他对传统中国文化过分批评，太急于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这种论战后来回到台北以后仍继续进行。

　　在一次讨论会中，国民党政府当时派驻联合国的大使蒋廷黻，突然提议研究如何改革国民党政府，使得与会人士大为惊异。他一向被认为是政府官员中最开明、最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有一度他甚至公开主张成立一个真正的反对党。然而，没有人预料他会在这场会议中作这种建议。胡适先生，显然非常尴尬，提议说这次会议不宜于讨论这类事情，最好在其他场合再讨论，而阻止了蒋廷黻。

　　结束了西雅图五天的会议后，我飞往麻州剑桥，匆匆访问了一些老朋友，然后飞向日本。在我参加哈佛会议以前，还有几周自由的时间，所以我利用机会到京都、神户等地。旧地重游，有无限的感慨。我却没有再到长崎。在京都时，我曾去探访三高时租住的人家。离开那个堆满书籍的房间以及满脑子充满对法国幻想的岁月，匆匆已是二十年了。从前的老房东很惊喜而热烈地欢迎我。他说他早就预料我有一天会成为大学教授。这次重访日本是战后在日本滞留最久的一次。所看到日本的一切，使我印象很深。日本被彻底打败，举国尽成灰烬，如今却无军备的包袱，进步神速。我想到台湾，想到国民党流亡到台湾，维持庞大的军备，国防预算占了总预算百分之八十，如果我们也能解除战备的负担，像一九四五年以后的日本，不知道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内部政治

　　这次在东京再度参加哈佛的国际问题研究会，使我非常高兴，也能与上次一九五六年同我一起在哈佛大学参加会议的一些老朋友们重叙旧谊。这次会议也与上次一样，为期二月，每天聚会讨论，气氛与西雅图会议不同，参加者坦诚地试图讨论当前的问题，所触及的问题非常广泛。胡适先生若是参加这种会议，或许会较快乐些，因为参加会议者，对于维持现状或光荣的过去不见得有兴趣，倒是较迫切于寻求途径来解决日渐复杂的国际关系。这是真正面对问题的努力。

　　在会议中我曾发言，发展一个政治思路。这是我第一次公开指出台湾的法律地位并未确定，而建议台湾住民对于自己前途应该有发言权。我的措辞虽然小心谨慎，但含义是明显的。我开始认真思考我的故乡和同乡每日面临的真正问题。一些与会者私底下找我，讨论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我开始以现实政治的观点，思考这个问题，而慢慢从抽象理论走向实际。一些在东京的台湾人来看我，他们总是要问台湾前途如何。这个问题，我迟早要去想的。

　　一九六〇年夏天，给我更多思考的机会。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在台湾言论比较自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着是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严厉攻击。任何人胆敢指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仅是幻想，立即受到制裁。国民党流亡台湾已经十年，思虑较周到的人认为应该正面努力使流亡的大陆人与台湾人团结合作。年纪日增的高级官员，数目日减，却将金钱和子女送到国外。军队士兵，台湾人已占多数。台湾人口急速增加，与流亡的大陆人的比例已达五比一。流亡的大陆人与台湾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的日子已经到了。

　　在我飞往西雅图参加会议的前几天，我以前的学生傅中梅（傅正）前来看我。他神情忧闷。他以前是国民党青年军，也担任过政工，现在却在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社当编辑。雷震一直在建议政府允许反对党的成立，将国民党自由化，较实际地估量台湾真正的政治和军事处境。他尤其主张大陆人与台湾人间的合作。傅告诉我，雷震的“自由中国”正受到国民党特务日增的压力，“随时都可能出事”。如今，事情真的发生了。我在东京看到报导，雷震和一些人被捕了，其中也包括了傅正。这是一个令人寒栗的消息，也终止了成立反对党、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合作一类的谈论。雷震，已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终于被宣判十年徒刑。傅正被送到绿岛，单独隔离监禁多年，不准他外界有任何接触。

　　“国家讲座”、“阳明山会议”、“十大杰出青年”

　　在东京的时候，我接到自台北来的电报，通知我已被聘任为“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的“国家讲座”。胡适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这个聘任是很高的荣誉，而且每个月可以得到补助五千元台币，用来弥补在台大二千元台币的薪水。“国家讲座”目的之一，是要使受领人安心教书和研究，不必再东跑西跑兼课。我过去曾在东海大学兼课，但自从接受“国家讲座”以后，便不再到东海大学去了，虽然该大学曾一度提议我向台大请假，搬到台中，当专任教授。

　　从东京回来，就任“国家讲座”教授，我的研究题目是“科技发展与国际法”。这是一个极崭新的课题，很引起学界的注意。报界对我的新职位大事报导。回想起来，可以猜想，胡适先生与其他一些自由派的学界领导人可能是要显示台湾人有能力在台湾学界最高层占一席之地，而为了国家利益应该栽培这样的台湾人。

　　大约在这时，国民党内较开明的人士曾答应召开一大规模的会议，藉以团结世界非共产的中国人。海外讲求实际的华侨已开始认真估量蒋介石的将来性如何，并面对毛泽东已控制全国而且其力量渐增的事实。国民党急须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它仍有活力。举行一个大会议，为国民党内顽固份子所反对。蒋介石也不敢冒险由政府正式召开这样的会议，恐怕它对国民党和其领导提出不利批评。

　　其结果，产生折衷办法，由国民党政府从海外华侨精心挑选一些代表，参加一种咨询性会议。会议分为经济、教育和文化三组。与会者将看到在国民党领导下台湾的突飞猛进。当然，政府不会提及美援的巨大数额或战前日本在台湾的长期建设等。

　　会议在阳明山举行，因此称为阳明山会议。传播媒介展开宣传，给民众加强印象，这是一极重大的事件，又说蒋介石本人将亲自出席会议，并欢宴代表们。

　　应邀参加会议的海外代表们，大多是年老华侨，在各自的行业上是资深的领导者。他们不太可能会提出使国民党发窘的问题，而返回侨居地以后也不会使国民党难堪。政府高官、内阁部长，国民党领导者亦要出席报告。在会议前夕，我从新闻报导知悉我竟也被选为代表之一。这使我很惊讶，当时我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教授，因此可能是在与会者中资历最浅的。

　　政府和国民党官员的报告都严格遵守国策，预言北京共产政权必然灭亡，政府必能迅速光复大陆。与会者所提出的问题只触及一些琐屑的枝节，政府的基本立场和政策是不容置疑的。蒋介石在午餐时分批接见代表。会议结束时，有了一个盛大晚宴，所有的代表和政府高官都被邀参加。

　　不久之后，教育部也举办了一个全国教育会议，讨论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台大校长和院长都是会议的当然代表。我也被邀请为代表。台大校长在会议中很热心地为我介绍，虽然这几乎已经不大必要，因为近年来新闻界对我的不断报导，我在台湾已成为风头人物了。

　　台湾的青年商会，模仿美国，决定选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各地分会分别推荐。在公布获选者之前不到廿四小时，我才知道我也被选为十大杰出青年之一。这使我感觉很尴尬，因为我已将近四十岁，但要辞退已经太晚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大肆宣传，报纸也有连篇的专访报导和花絮新闻，整个过程是彻底的商业推展企划。最后，还有一项精心设计的正式颁奖典礼，在圆山饭店举行。我应邀作一简单的演说。

　　当时，蒋经国为青年救国团主任，他便邀请十位“杰出青年”茶叙。无疑，在这种场合，照例会拍摄团体照，而这些相片也必会被救国团拿来作宣传之用。这些实非我能所接受。我仍然自认是超然、非政治性的纯学者，我实不愿我的学生看到我与众人所畏怖的特务头目而又自称“青年导师”的人，公然在一起。

　　我写了一封信请人送到蒋经国的办公室，说明我有事往台中，不能参加茶会。过日，当全岛报纸大登团体照时，我的缺席显得太醒目了。立刻有各式各样的猜测，为什么我要杯葛蒋经国的邀请。没有想到，这事竟后日被列为我“反政府”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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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在联合国——良心的矛盾

　　从政治系到政治界——联合国

　　屡次受派出席各项国际和国内会议，以及年近四十而获选为杰出青年，等等，这些都过去了。一九六一年台大任命我为政治系主任。这是相当大胆的任命。当官方对我愈表示信任时，正是我心里对于整个政局的疑虑愈加深时。在政府里面，想法似乎也分裂着。国民党中有些年老官员，在流亡期间，变得愈来愈反动，另外的则变得较开明，试图使台湾社会发展成能容纳各种分子的进步社会。

　　系主任的职务，是八月一日开始的。但在九月开学前，有一天早晨，台大钱校长忽然派他的车子接我到他的办公室，说有紧要事商量。他看到后，便使我吃惊，说我将被派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那天下午，外交部的通知，确认这项任命。

　　从这个任命可以觉察政府非常紧张。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已经无法再拖延了。华府和台北必须改变策略，因为前一年联合国大会表决是否让中共进入联合国时，支持国民党的国家降至最少数目。尤其甚者，此年要决定是否允许外蒙古和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时，台北当局企图一套抵制对垒。蒋介石政府仍欲自称代表外蒙古，虽然它被赶出大陆已十年多了。苏联则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如果国民党政府否决外蒙古入会，苏联也将否决毛里塔尼亚的加入。但是，非洲国家却很希望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所以如果因为国民党政府否决外蒙而毛里塔尼亚无法入会，就会得罪非洲国家，国民党会失去为维持其联合国地位所需要的支持。有关方面告诉我，他们需要一个人，真正能在纽约工作，且具有国际法的知识，精力充沛，而能得到国际的尊重。

　　如今，我对官方事务的参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层。在得到外交部通知不久，我收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个通知，邀我去一谈。跟谁谈？谈什么？

　　接下去几天，我忙碌极了。我的新职发表以后，报社的访问、拍相接踵而来。这个任命获得很广泛的注意和讨论。这是台籍人士首次受到这种任命。外交部长沈昌焕也召见了我。

　　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与秘书长唐纵会面。在这个会谈中，我个人的窘境很明显地呈现出来。唐纵单刀直入地要求我调查在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似乎在于我作为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的职务之外。我谨慎地回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指出，从事独立运动的人们，多在外国大学得到了学位，并不是单纯天真的小孩，我是否能够影响他们，值得怀疑，甚至他们的父母，对这类事情，恐也无影响力。

　　唐纵告诉我，有另一个人要跟我谈话。他果然是张炎元，我后来才知道是个有名的特务主领之一。他也要求我去调查在美国的独立运动，运用我的影响力，说服他们放弃这种运动。“看看他们吧。告诉他们回来看看这里的繁荣。我们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离开中央党部时，心情沉重。显然，国民党想利用我。难道政府、大学以及帮助我的人们，也都处心积虑要利用我？

　　我到了中央研究院，向胡适先生作礼貌性的拜访，并向他辞行。他对我这项任命，似乎觉得很兴奋和骄傲。在交谈中，我无意中向他说道，这项任命或许不过是推出一个台湾人装点门面而已。对我这种说法，他显然感觉有一点震惊，反而使我觉得很歉疚。

　　外交部的代表团人员，早我几日离开台北飞往纽约。我接到副总统陈诚，邀我到他公馆。下午四点到达他家里时，他一人独处，神情愉悦。他端庄有礼地接待我，我们在平易轻松的气氛中坐下来，茶和点心放置在面前。他说“其他代表，昨日都在这里晚餐。我很遗憾我们来不及把请帖送给你”。这话使我感到惊奇。显然这是一个礼貌的谎话，因为我一直在台北，请帖是随时可以送到我家里的。我觉得陈诚或者是有意与我单独交谈，或者是其他代表要与他讨论台湾内外形势而不愿意有一个台湾人在座。

　　陈诚开始谈及他最近的访美。他在华府曾遭到台湾独立运动者的示威，这是在美国首次发生的。显然他觉得很不愉快，太没有面子了。他似乎觉得美国当局应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我告诉他，在美国每天都有示威，有的是赞成，有的是反对，而且其对象有时是想像不到的，例如，苏联把一只狗送到太空做实验，就有人示威反对。他点点头，不再提及台湾独立运动了。经一段交谈之后，我辞退了。我领会到国民党领导人们对各式批评是多么敏感。

　　剩下没有几天，我到台大医院病房探访刘庆瑞。他现在是台大法学院副教授，宪法专家。他因患鼻癌而濒临死亡。他在入院之前已在准备草拟一部台湾宪法。这部宪法是为将来台湾人独立时用的。到那时，大陆难民将在全岛行政体制中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并融入本地居民之中。我想起数月前发生的一件小事情。那时哈佛大学赖谢和教授（Edwin Reischauer）曾到台湾访问。在一个学术人士集会中，刘庆瑞和我与他会晤。这个集会，大陆人和台湾各参半。当时，美国总统的选举正受到世界的注意。台湾人也特别注意到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宣称金门和马祖外岛对美国并不重要，所以必须放弃，以澄清美国对防卫台湾的承诺。但是，尼克松则主张国民党应固守金门马祖。提到这点时，赖谢和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让我来作一民意测验，你们希望谁当选？”于是，所有的大陆人都说“尼克松”；所有的台湾人则说“肯尼迪”。

　　我探访刘庆瑞，明知这是最后的告别了。我到纽约十天之后，他便去世了。我的失落感无法形容。我常想到他的梦想：在台湾建立一个妥善、有效的宪政。

　　到了纽约，我住在帝国大厦附近一个落寞的旅馆。代表团中并无台湾人，向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作一礼貌性拜会之后，我便每天尽职上班了。我与一个海军武官共用一个办公室，并被分派到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工作，那是主管法律事务的。

　　联合国大会正式开幕前几天，联合国忽然面临了重大危机。其秘书长哈马绍（Hammarskjold）因公出差到非洲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当联合国必须紧急选择其继任者时，苏联坚持采用所谓“三头制”，即任命三个秘书长，以取代以往的一名秘书长，分别代表西方集团、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第三世界。西欧国家则极力反对，直到最后一刻，双方才达到妥协，折衷任命宇谭（U. Thant）。

　　在这次大会中，国民党政府的处境特别复杂。蒋介石已公开宣称将反对外蒙古加入联合国，而苏联则称外蒙古的加入如遭否决，它也将否决毛里塔尼亚的加入。因此，美国对国民党正加压力，要防止它对外蒙古行使否决权，对此国民党很感恼怒。另有非洲国家，因它们很希望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如其加入遭否决，则会迁怒国民党，以致影响它们对国民党代表权的支持。在代表团与台北当局间紧密往返磋商多回之后，蒋介石最后不得不让步，让外蒙古加入联合国，而不行使否决权。蒋介石在世界面前丢了脸，要有人为此做代罪羔羊了。蒋廷黻过了劫数，倒是驻华府大使叶公超，虽颇有人缘，则成为蒋介石不悦的对象。这又牵联到国民党官闱政治的幕后斗争。大家都知道外交部长沈昌焕向来与叶公超不睦，所以在此事端中，他也插了一脚。蒋介石召唤叶公超回台，听了叶的解释后，对他简单地说“留在台北，不用再回去美国了”。

　　叶公超就这样丢了大使职位，但因为他是陈诚副总统的人，仍被留在内阁里。国民党认为他太过开明，从此便紧密监视他，派特务跟踪他。至此，胡适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渐趋冷淡了。

　　蒋廷黻、蒋介石、蒋经国

　　有天早晨，蒋廷黻的秘书来找我，问我有没有时间到郊外蒋的家里，与他一起吃午餐。他派他的车子接我到他家。他的年轻夫人简略欢迎我以后，我与蒋廷黻两人便坐下午餐，开始漫长而不拘形式的谈话。他的话坦白得使我有一点惊奇。那时，他六十二岁，而开始回忆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出任驻苏联大使时，在莫斯科的日子。不久，话题转到蒋经国身上了。我警觉到这或许是这个午餐的主要目的了。

　　大家都知道蒋经国年轻时，曾经与其父亲非常不和，据说是因蒋介石对待妻子，即蒋经国的母亲，极为粗暴。蒋介石年约四十岁时，遗弃蒋经国的母亲，娶了上海有财有势的宋家最小女儿宋美龄，也就在那时，蒋经国离家，到了苏联。他到莫斯科孙逸仙劳工大学进修，不过，其后他的行踪不明了。蒋廷黻从此开始述说他的故事。他说有一天他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说：“请找出我的儿子，送他回国”。

　　蒋廷黻立刻求助于苏联当局，几天之后便得到通知蒋经国的下落已经查到了。蒋廷黻邀请蒋经国到大使馆，告诉他蒋介石打电报来，要他回去。蒋经国当时正二十多岁，回答说“我有一个问题，我已与一个苏联女子结婚了”。蒋廷黻便要他将那妻子带来大使馆。根据蒋廷黻说，这位苏联女子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乡下女子，她“连怎样好好地使用刀叉都不懂”。蒋廷黻说“我告诉他，不论如何一定要回去，而且得带着妻子同行，蒋经国同意了。我便为他们准备了礼物，让他们带回去送给蒋介石”。几年之后，蒋廷黻回到中国，很惊异地发现那位苏联女孩已经转变成一位“典雅的中国淑女”，而且已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蒋方良。

　　此后，蒋经国便以父兄之礼对待蒋廷黻，对于后者似乎抱有对于那可畏的亲父所没有的亲情。从此，蒋廷黻每次回去台湾，蒋经国一定亲自到机场迎接，特别客气招待他。

　　蒋廷黻在与我的谈话中，特别详述他们的关系。他说蒋经国并不“愚蠢”，而只是那种环境中的牺牲者。蒋廷黻说“有一次我坦白地告诉他，他的四周似乎总是围绕着一些较差的人，他应该设法引用一些有才能的人，而他回答说：你认为有才能的人愿与我在一起吗？他们都不愿意，只有没有人要的人才来找我”。蒋廷黻认为这就是蒋经国不愚蠢的证明。他也提及蒋经国感觉与学生或较低阶层的人在一起时较舒服，而与受有较高教育的人在一起时则感觉不自在。

　　蒋廷黻说他有一次找到机会率直告诉蒋介石，应给他的儿子一份较适当、较受人尊重的工作，而不应该只给他做一名警察头子。蒋介石的回答是含糊的：“他能做什么？”这可以解释为“他有能力做别的事吗？”或“你有什么建议吗？”

　　蒋廷黻再说“蒋经国不是一个坏人，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需要有能力的人帮助他”。蒋廷黻这样回忆过去，我却觉得有些奇异，他为什么这样向我坦率。

　　我们奇异的密谈，并没有别人在场，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钟左右，然后他再派车送我回到旅馆。在驶回市区的漫长路上，我回想蒋廷黻曾对蒋介石也非常坦率。他说有一次曾经劝告蒋介石削减军队，因为它花费了太多的预算，但蒋却不理这个建议，说“你也许懂得外交和政治，但对于军事却一窍不通”。

　　九月至十二月间，国民党代表团，为了又将来临的中国代表权的表决，展开紧凑的游说，寻觅支持。从该年起，策略不得不变了。从前是以“不讨论中国问题”的决议，年年拖延，但今年已经无法这样做。如今则要主张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一个“重要事项”，必须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才能变更，我除了第六委员会的工作以外，还要分析各国代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说。这些演稿一到我桌上，我就从国民党的观点审视其利害得失。最后投票的结果，国民党险胜，维持了其在联合国的席位。

　　中国代表权问题，因为年年重复，国际间对它的兴趣也变得迟钝了。此事有关国民党的命运，而台湾人的命运也随着浮沉。联合国讨论这问题时，极少提到台湾人民，国民党当然不承认台湾人与它的利害并不一致。

　　有些台湾人不懂为什么我愿意作国民党代表团的一员，有的在纽约的台湾独立运动活跃分子曾来见我，劝我找一个机会在联合国大会中发言，突然戏剧性地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并诉请联合国采取行动。他们并认为我应同时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这种建议完全不切实际。我根本无机会在大会发言，而且我也沒有作这种戏剧性行动的心理准备。客观环境也未发展到能使这种激烈举动发生实际效果的程度。

　　从联合国回来

　　大家都很清楚，国民党除了对维持在联合国内的席位以外，对于联合国的其他事务，兴趣不浓。所以代表权问题表决以后，高潮已过，代表团人员有的回国，有的出差到其他国家。我也在年底回到台北。

　　回来台湾，发觉我成为学生以及各界注意的焦点。那时，我在自己专门的学术圈里，正达到事业的高峰。国际太空法方面，我是公认的开拓者。作为一个年轻台湾人而担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尤其轰动。演讲的邀请，汹涌而至。在每次演讲，我都试图解释清楚中国或台湾问题在许多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这些公开演讲远不如在我自己家里或私人场合的讨论来得有意思。参加讨论的学生和朋友又带着朋友，人数越来越多，讨论到台湾前途时，总是气氛热烈，有时又相当忧愁痛苦的。当然，我猜想在参加讨论的人当中，有国民党的特务在内。

　　我从纽约回来后不久，又被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十名左右的安全、情报单位人员见面，报告我对联合国大会的观感以及在外国的观察。他们一再要问在美国台湾人学生的立场、想法和活动，以及台湾独立运动的情形。我很坦白直率地告诉他们海外学生的想法和主张。我说，他们独立的主张并不是私人的或个别的嗜好，而是对于国民党基本政策的整个反应；他们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体制和结构；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参加省政而被摒除于“中央政府”实际权力之外；他们认为台湾人有缴税的义务，却无参政的权利。

　　在中央党部听我说话的人，都表示很渴望改变留学生的观点和想法，但我告诉他们，除非国民党的基本政策改变，想要扭转留学生的立场是相当悲观的。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在场的人都很清楚国民党的政策就是蒋介石的政策，我没有说出政府应做什么改变，也没有必要说出。这些人不是傻瓜，他们约我来谈谈，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又是国立大学的政治系主任，而刚由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回来。谈话结束时，他们表示感谢，他们似乎真正地欣赏我的坦诚。

　　如今，我的儿子已经上学，读书读得不错，女儿已五岁，快要上学了。我们都很喜爱狗和热带鱼。许多年来，我们养了各种不同的狗，牧羊狗、大丹狗、腊肠狗、北京狗、狼狗等等。也有一段时期，我们培育了贵宾狗。我还担任过爱狗协会的副会长。有时，我和儿子把狗带去参加比赛。

　　胡适之死

　　有一天晚上，台大法律系教授戴炎辉邀我到他家里去晚餐。就在我们离开餐桌之后，一个紧急的消息传来。胡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一项会议上，心脏病猝发而倒地。我赶回家，并乘计程车到南港去，到达那里时，他已经去世了，躺在地上，覆盖一席白巾。我端详他的面孔，他的神情就与他生前全神贯注说话时一模一样。就在那里，台大钱思亮校长告诉我，曾给我经济支持，使我能够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完第二年的，不是别人，就是胡适先生本人。在我们将近十年的交往期间，这位最仁慈、最亲切的学者，对我始终隐匿他私人帮助我完成在加拿大的进修这个事实。我也太天真，太不够经验，毫无意想到有这种可能。于是，我失去了一位最谅解我而最不自私的前辈和支持者。

　　蒋介石的召见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一个寒冷的晚上，大约八点钟左右，一辆吉普车来到我家屋前，接着是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我太太去应门时，司机很粗鲁地说要找“姓彭的”，并递给她一份条子，那是一份请柬，要我过天早上十时与蒋介石会晤。

　　蒋介石的办公室座落于台北市中心“总统府”大楼内。这是日据时代的“总督府”。就像沙滩上的寄居蟹那般，他把别人的壳甲占为己有。这个建筑，于一九四五年，遭到火灾，但已修复，它本身很像一座大堡垒，在其前面的广场可以举行庞大阅兵，以满足“反攻大陆”的幻想。

　　我从学校乘车到这幢红砖巨大建筑时，有点紧张。我把义手从口袋抽出来，让它垂悬在外面。大家知道，蒋介石的卫兵奉命射杀任何在他面前有什么可疑或突然举措的人。不知道我失去左臂的卫兵恐怕会误以为我用左手在口袋里握有武器。我想起一些传说，例如在一次军校毕业典礼上，一位上前从蒋介石接受毕业证书的人，紧张地要从口袋拿出手帕拭前额汗水时，当场被射杀。又听说，蒋介石的车队在高雄附近小路上疾驰时，正好有一个农夫在路边大便，这可怜的家伙看到车来，想急促想躲避起来，即被击毙，因为他行动得太突然了。

　　我到了总统府，就被带往一间接待室，在那里听取拜谒规矩的说明，在何时何地要鞠躬，要行多少次，如果被邀请坐，就可以坐下，然应警觉蒋介石要终止会见的时刻，他会让你知道时间已到了，那时，在他面前告退时要鞠躬，到了门口还要转回过去再鞠躬一次。

　　我的名字叫到，门打开了，我向前进入一间庞大的房间，在远远的那一端，矮小的蒋介石坐在桌前。在他旁边，坐着一位笔记的人，可能也兼保镖。我进入时，看到蒋介石在膝上手持一份书夹或卷宗，正在翻阅，我猜想那是有关于我的资料，他正在预习。

　　我鞠了躬，慢慢走向他桌前时，他正抬起头，以他通常的那种唐突口气示意邀我说：“坐！坐！”。然后他说“你刚刚从联合国回来，很辛苦了。”，“你的家里怎么样？你的孩子好么？”，“有没有什么困难？如果有什麽问题，可以来看我”。我对于这些老套问题的回答，不断被他的感叹词“好！好！”打断。这些没有感情的感叹词封锁了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交谈。十多分钟后，他表示会见终了，我站起来，一如指示那般鞠躬告退。

　　为什么他要召见我？我已在其他场合见过他，他也问我过同样问题。大家都知道他通常要会晤每一个被提名任命的人，尤其在考虑军人任命的时候。听说早期在大陆时，他一定要召见将军或部长级的人，但到了台湾以后，他坚持较低层的人员也要召见。据说有时一些无聊的琐事也会影响他的决定。当时流行着一个故事：一个倒霉的军官患有无可救药的近视，蒋介石召见他的时候，他看不清楚蒋坐在哪里，弄错方向鞠躬，结果他的重要任命告吹了。

　　不久，一些高级党政官员来访问我，劝我加入国民党。他们暗示如果我入党，一定会获得非常高阶层的任命。但我对此事，完全未曾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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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被捕

　　讨论台湾前途

　　我从海外回来，正受党政官员瞩目之际，我与校外的接触也逐步发展起来。在外面流传的话似乎是我平易近人并欢迎任何人来谈政治。我的房子总是拥挤着台大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偶尔，市议员和地方政治人物来加入我们的谈话。

　　没有人相信“反攻大陆”。大家都认为政府扬言代表中国是荒唐的；蒋介石对于新疆、外蒙古和西藏的主张也是荒谬的；对冲绳和琉球群岛企图作类似的宣称，更是可笑的。我们感觉更严重的是政府对台湾本身所做的不切实际的宣称：它代表中国和“自由世界”，以及岛上人民一致支持“光复大陆”。虽然没有公开谈论“独立”，但是大家都认为政府如果坚持其立场和政策，它有一天必会被从联合国驱逐出来，所以，最基本的问题是改革和重组，藉以创建一个与现实切合的政府。

　　我已不可能继续作为一个超然的旁观者；对我来说，给人为国民党支持者的印象是很尴尬的事。

　　我接受一项特别的研究计划，那是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安排的。我同意准备一份有关非洲的研究报告。国民党正努力对抗中共在非洲的日益扩张，而上述研究是由亚洲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非洲，与台湾形势，并不是从表面看那样毫不相干。我研究报告的一部分，题为“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发表于台北的文艺杂志“文星”，造成一阵骚动。我详细评论非洲为获得认同和独立所做的斗争。我呼吁注意一些人民因殖民统治而与过去断绝关系，如今则正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挣扎。我并非有意要写一篇政治文章，但是编者按语则说“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

　　有一天，我参加一个酒会，遇见了一位美国大使馆政治参事James Leonard，他开玩笑地说，如果看到美国大使馆档案中有关我的资料多么厚，我会吃惊的。我也认识了美国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其中有几位曾到过我家，就国际和台湾的政治形势作了极坦率的讨论。有一次在中山堂的音乐会中，我认识了美国大使寇克将军（William J. Kirk），他知道我的经历，邀我到他的办公室长谈。此事未安排好之前，他突然被召回华府了。

　　我常被邀在基督教团体演讲。我的祖父、父母、兄姐都与长老教会有密切关系。我有几位亲戚是牧师，也有当过神学院长的。在我的学术背景和这种私人关系之下，我在教会主持的演讲会出现，通常都吸引了不少听众。

　　在一九六二年初，我向台南神学院学生演讲。这是台湾唯一的学校，所有课程都使用台湾话，所以我用台湾话演讲，而比在其他任何公开聚会，更大胆地讨论台湾人民自决的问题。

　　谢聪敏和魏廷朝

　　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徐庆钟来看我。他奉命要办一份日文杂志，叫做《自由中国月刊》由国民党出资，在台湾编辑，在日本发行。他要我推荐一个人担任编辑，中、日文都好的。虽然知道这是党营事业，我决定推荐一位年轻人。两年来，他常到我家里，热心谈论台湾的前途。谢聪敏是因为我的同事刘庆瑞而受到我的注意。他在刘指导下，提出了一份有关宪法的杰出毕业论文，于毕业台大法学院后，考入当时唯一的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在那里，他给大陆籍教授留下极佳印象，而被推荐到凤山的军官学校任教。但由于距台北太远，没有知己，且身处乏味的国民党军官之中，他不久就感觉不快乐。我推荐谢聪敏给徐庆钟，觉得在台北作编辑较符合于他的性情。

　　在谢聪敏的朋友中，还有一位常到我家的客家年轻人魏廷朝，他是农家的儿子，具有勇敢、坚毅的性格。他也是台大法学院的毕业生，但是，当初他不愿从事于与他学历相称的工作。直到他在煤矿工作数月之后，才往具有声誉的“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助理。

　　谢聪敏和魏廷朝，在我家里的谈论中，总是将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内外，分析的很清楚。我们觉得遗憾，未能使更多人分享我们的讨论。我们觉得，目前台湾局面是那么荒谬而不平，要使人们看出这点是极合理而轻易的事。

　　仅在观点相同的朋友之间讨论，反反复复，总是停留在原点未能为解决问题而进一步行动，我们已感到厌倦了。如要解决问题，必须重组政府，并全面改革，使台湾人全面参予于政府各阶层。

　　在本质上，我们一再讨论下列问题：

　　第一：在台北的政权主张代表“中国”是一个荒谬神话，也等于一个巨大骗局；

　　第二：这个神话使得国民党维持双重机构，一是所谓“中央政府”，所有有效实质的权力都集中于由中国来台的中国人，另一是附属的“省政府”，部分开放给台湾人参予；

　　第三：国民党对外宣传，这个“中央政府”是一“宪政民主”，具有选举参与的“立法院”，但是“立法委员”大都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国大陆依舞弊选举中选出的。宪法所规定四年一次的选举已经中止，俾使逃难来台的大陆籍委员无限期把持席位；

　　第四：把持统治权的少数大陆人士，为这种政治歧视辩解说，台湾人是落后的，受过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所污染，所以准许分享各阶层的代表权之前，需要长期的“政治训导”；

　　第五：在所谓“中央民意机构”中，台湾籍代表仅占约百分之三，虽然台湾人占全岛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第六：国民党政府控制金门、马祖，并展示“军事行动”，使得政府能够借口“战争状态”和“国家紧急”维持戒严，停止宪法所保障的各种民权。这样故意永久持续“紧急状态”，目的在阻止台湾人民在正常民主宪政中的参政；

　　第七：国家预算百分之八十以上耗费在军事方面，包括精心设计的秘密警察和特务组织，这是全世界最高比例的军事开支，甚至比越南、韩国、以色列还要高；六十万以上的军队，不足以进攻中国大陆，却大得非台湾经济所能负荷，只有大量的外援，使得这个规模能够保持；

　　第八：真正的反对党，不准存在，国民党不敢面对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可能的挑战；

　　第九：党、政、军，充斥贪污腐败，台湾人民不堪其困扰和负担；

　　第十：从幼稚园到大学，灌输政治教条，扭曲学生心智，藉以制造对国民党和领袖的盲目拥护；

　　第十一：青年救国团是国民党准军事性组织，大专学生被强迫加入，其效用类似德国纳粹的“希特勒青年团”及其他极权政府的青年组织；

　　第十二：任何非传统性行为、创造性思想、批评性思考、独立的精神，不但受到限制和反对，甚至受到惩处；国民党要使台湾人民回复古代中国的狭隘和固守，其后果是可怕的；

　　第十三：任何真正的工会，不许成立；而在“国家紧急”的法令下，劳工遭到剥削；

　　第十四：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国，台湾农工被政府重重剥削，如重税、肥料换谷等；大肆宣传的“土地改革”也无法粉饰；

　　第十五：每人要公开表示忠实于国民党；爱国的唯一标准是效忠于蒋介石；任何考试，都要测验效忠“三民主义、国父、总裁”的程度，甚至理发师或驾驶执照也要考三民主义。

　　“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一九六四年初，我们决定将上述看法草拟一份纲要，将台湾的处境和所面临的问题，分析清楚，分发给台湾人和大陆人。我们相信大部分大陆人也不满于国民党的专制，对前途也感觉恐怖。谢聪敏自愿起稿，魏廷朝同意帮忙。

　　不久，有一天晚上，谢聪敏到我家里，带着一个鼓鼓的包袱，打开来，竟是一份厚达百页的手稿，阐释人权，从法国人革命、美国独立宣言谈起。我告诉他，我们所需要的是短简有力的文章，不是大论文，于此决定以宣言形式写成精简的声明。

　　其后，经过密切的商讨，多次的修改，在魏廷朝的帮助之下，以流畅的中文完成定稿，刚好可以符合于报纸一样大的型式。如此我们能将台湾内外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并指出我们应走的未来路途。这份文件的最大功臣，首推谢聪敏。

　　我们决定将这份宣言称为“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在简短的前言里，它指出台湾岛上的人民，既不愿被国民党、也不愿被共产党统治，而是要自己统治。基于本身的利益和自保的需要，一千二百万人民必须以自由选出的政府来取代国民党政权，并以公共的福利为施政方针。我们提出八点基本主张：

　　一、世界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和一个台湾。国民党政权所以能够幸存，只是因为美国的支持，然而，美国的政策也渐渐移向承认中共。

　　二、反攻大陆绝不可能。国民党军队只能防卫，其装备完全依赖美国。其数目小得无法反攻大陆，却大得不适合于和平时期，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国家预算。国民党一边大言不惭民主自由，一边却任意蹂躏人权，垄断政权，利用秘密警察，强行独裁。政干制度削弱军队，并减低效率。被征召的台湾兵正在取代逐渐老弱的大陆籍士兵，他们虽然穿着国民党制服，却是国民党沉默的敌人。

　　三、“反攻大陆”的口号，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借口，对外适合一些美国人对共产党和中共的嫌恶，对内则可作实施戒严的理由，使得延续独裁统治。

　　四、国民党政府既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台湾。它于一九四七年选举后二年，则被驱逐出中国。占台湾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台湾人，在“中央”立法机关的代表占约百分之三。国民党虽然在宣传上宣扬台湾人与大陆人合作，在实际上却用各种手段分化彼此，使他们互相敌对，以防止他们彼此合作，推翻其独裁政权。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分化派系，在此也延用到人民。

　　五、极繁重的军事费用和极高的出生率，是二个极严重的问题。一九六四年的统计显示军事费用占全部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其他许多隐藏和间接的开支。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主张节育者被视为失败主义者。鼓励高出生率据说是要用来充实二十年后的兵源！

　　六、党军领导者所追求的政策是要摧毁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以消灭反对势力。一九四七年当各地领导者起而反抗国民党统治十八个月来的压制和剥削时，二万名以上的台湾人被屠杀了。随着于一九五〇年，又推行所谓“土地改革”，欲使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穷困。

　　七、经济政策不合理，它只是想支持庞大的军事开支，而不是要发展适合台湾资源和人力的健全农工生活。农民因人为的价格制度负担重重，农产主要是以喂养军队为目的，不是要供给有生产力的劳工。真正的税制改革必须以削减军费为前提。社会的不稳日趋尖锐，因为少数与国民党合作者变得富有，而多数的农工却极贫困，又要负起苛税的重担。

　　八、台湾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吗？事实上，一九四九年以来，台湾便独立了。就人口而言，台湾在联合国会员国间，排名第三十。我们必须放弃强权的幻想，面对现实，建立一个小，但却民主而繁荣的社会。有人说，蒋介石已成为一个皇帝，我们只好等待他死亡。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可能性，即绝望的小蒋将台湾转手给中共，也不能一刻或忘，台湾可能再度成为国际强权政治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进步的改革”。国民党的历史清楚显示任何与它的妥协，不是幻想便是欺骗，是个陷阱，藉以诱捕期待和平转移的天真知识分子。我们必须警告任何与国民党合作，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台湾人。他们必有一天向愤怒的人民付出极大的代价。

　　我们将上述各点说明以后，摘要订下三个基本目标：

　　第一、确定“反攻大陆”是绝对不可能，团结全岛人民，不论其出生地，共同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新的政府。

　　第二、制定新宪法，建立一个具有实效并向人民负责的政府，保障基本人权，实现真正民主。

　　第三、以新会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与其他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上述原则，在宣言中，清楚地提出来，国民党政权的缺陷也明白地指出来。比如，我们强调民主原则必须确定，国家元首应依普选而产生，而他不应该是作为崇拜的偶像，既不可享有绝对权力，也不可免于受批评。他应该是一个专心致力于服务大众的公仆，而且应该接受民意代表的控制。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以及反对党的合法地位必须得到保证。政府中的贪污腐败必须消除，军人和公教人员的待遇必须改善，并增加政府的效率，建立健全的公务员制度。司法独立必须确保，并废除所有侵犯基本人权的法律，从此防止非法的逮捕、审讯和惩处。

　　我们又说特权制度应予废止，根据民主的原则，规划警察的职务，积极培养人民守法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不受限制地通信、自由行动、自由旅行于国内外。军队的负担应该减少到自卫所需要的程度，并应保障退伍军人的地位和生活。

　　我们最关切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有条理而公正的政府。先谈这些后，才能谈论扭曲的经济、党军特权份子，牵亲引戚问题。大量减少军事开支以后，才可以发展长期经济计划。台湾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一直大大被误用了。我们提议增加国民生产、减少失业率，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减少贫富的差距。国民党没收日人财产，吞没外援，藉以自肥，以低廉劳工供应工业，强行“肥料换谷”办法，剥夺农民的正当利益。一般民众也深受苛刻的间接税之苦。

　　最后，宣言的总结说，我们既不要国民党极右的党纲，也不要共产党极左的教条。我们呼吁大家支持台湾人自决运动，以打破国民党的独裁，使所有台湾人在具有建设性的民主政策之下，团结起来。

　　我们经过数月直接和间接的讨论和推敲，终于同意最后的定稿，而非常兴奋，充满了成功的感觉，同时也觉察到我们现在已走上一条危险的路途。生命似乎已有了新的意义。我们期望这份宣言能对所有台湾人和流亡的大陆人，都会产生宏大的影响，比较起来我们路途上的障碍便变得不足道了。任何能思考的人们都会意识到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至少其中一些，确实存在，我们所做的，只是将那些问题更清楚地呈现出来，为大家界定那些问题，或至少帮助每个人界定而厘清各自的问题。如果这份宣言在各界引起讨论，则可能得到普遍支持，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则会受到公开挑战，特务制度也受到威胁了。

　　直到那时，我们所做的，只是知识的运作而已。我们已有写得很好的宣言稿，但是从此开始，我们必须与警察国家控制人民的各种手段，如暗藏后巷的间谍和特务、政府和党所控制的新闻电台、经济压力和威胁等等，开始做实际的斗争。我们计划将宣言分发给台湾人和大陆人，各界领导者、生意人、医生、教师、各级民意代表、各层公务员、军人等。如果我们能够突然间在全岛散发宣言，国民党和特务便无从搜索所有的传单，无法箝制我们主张的传播。政府不可能逮捕每一个收到宣言的人，况且他们都是被动的收件人。国民党必大动荡。至少我们那样想。

　　印刷厂走漏消息

　　我们决定印制一万份宣言。接着的问题便是在哪里及如何印制呢。

　　我们决定油印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宣言，看起来应该较正式，不应该像街上广告传单，看过便可扔掉。经过考虑，我们决定采用印刷的方法。谢聪敏的父亲最近刚寄来几万台币做为投资生意之用，所以我们想用这笔钱买一部印刷机。但是我们不懂印刷技术，而且一部印刷机在私人家里也无法隐藏。所以我们只有去找陋巷里无执照的印刷所。

　　谢聪敏花很大功夫准备了一份假稿件，能够交给植字工人而不会引起疑心。在这假稿件中，他将宣言中提到国民党的字句，全部改换共产党，这样，表面上看来彷佛是一份反共宣言。另一方面，我们搜集各职业团体的会员名册，选定分发对象的名单，请人打字。

　　谢找到一间小型印刷厂，专门替人植字，与老板谈好，替我们排植信稿的版本。他同时又四处找寻所需铅字，以便代替排好版面里一些字句，使其恢复本来面目。

　　这样又过了数星期。当一切都准备妥当，单身的谢则在万华区一个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有许多男人租这种房间做为幽会之用。谢包扎好笨重的排好版面，雇了三轮车，载到旅馆去。我和魏廷朝也到了那里。大概旅馆老板怀疑了，不久他便以修理水管为借口未经敲门突然闯入房间。但他只看到我们三个人在聊天，便喃喃道歉退出了。版面放在床底的。这个插曲应该足够使我们警惕，要极端谨慎。我们正在复杂的万华社区，但却太天真，还不知道每个巷弄都有特务，每间旅舍都有受特务津贴的线民。国民党从大陆搬到台湾的唯一具有效率的机关，大概就只数特务系统了。

　　我们在那个旅舍房间里，将已排好的假稿，用买来的铅字，改换了应该替换的部份，如此恢复了宣言的本来面目。接着要办的便是购买纸张了，这件事很容易解决。然后，谢又在万华区找到了一间极小而无执照的印刷厂，他们因常偷印黄色书刊，所以，做事偷偷摸摸，不敢声张。其老板答应印刷，由我们供给纸张。

　　约好那一天，谢带着笨重的排字版先到印刷厂，一方面等着魏带纸张来，另一方面监督印刷厂老板将排字版按在印刷机上。过了一段时间，魏还没有来，谢不耐烦了，便走出印刷厂到门口街上去看看，不久才看到魏雇了两辆三轮车载着一大堆纸张到了。当谢和魏将纸张搬入印刷厂时，其老板突然说他已不愿印了。谢和魏都惊骇，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又把纸张运回纸店，把排字版带回谢所租住的房间。

　　此后约十天，我们静待着。在印刷厂附近探消息的朋友告诉我们，其附近正在流传说有些共产党曾企图印东西攻击国民党和蒋介石。于此，我们才发现为什么印刷厂老板在那一天忽然拒绝印刷。当谢将排字版按好在印刷机上，而走出印刷厂到街上去等待魏那几分钟间，印刷厂老板已赶快把印刷机一转，盗印一份，看了内容，吓了一跳，不敢再印了。

　　我们紧急作商量。印刷厂老板不知道我们身份，所以请人间接警告他，如果报警，对他不利，因为其工厂没有执照，又常印黄色书刊，这个事件一报上去，一定会招来很多麻烦。我们以为这事这样就会过去，等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再进行印刷了。这又是我们极天真的地方。我们被捕以后才知道，原来那印刷厂老板还是把他盗印的那一份宣言拿去报警，其结果，全岛警察和特务都接到通知，有人计划印刷“反政府”传单，特别加强监视和警戒了。这事，我们完全不知道。

　　等约一个月，谢又开始找寻愿接受这个生意的印刷厂。他终于在市政府旁边赤峰街找到一个有极老式印刷机的老板兼工人。那附近有一间小长老教会教堂，已经约好我于月底去作有关“人权”的演讲。那个老板年纪相当大，同意接下这笔生意，在下一星期天印刷，刚好是中秋节那天。

　　到了约好那天，魏帮助谢搬排字版和纸张到印刷厂去。他们穿着军服，口操北京话，自称军事学校教官，要来印刷考卷，要严格防止试题外泄。这在台湾并不是不寻常的事，那个老板似乎也不感觉异常。

　　他的动作很慢，既无助手，机器又老，工作了很久，自从早上九点一直作到下午三点左右。其间，魏站在印刷机旁，小心监督着。到了中午，谢才来替换。最初几张印得不好的，也都收起来以免流出，可以接受的一万张终于印妥了。每一份宣言，如果适当运用，都可以成为一枚政治炸药。谢迅速检阅最后一份，发现无误后，便带几份来找我，说可以准备下一行动了。

　　谢和魏付钱给老板后，雇了两辆三轮车，把笨重的一万份传单，运到已订好的附近小旅舍房间。我们带了二个大旅行箱，把传单装入，然后，谢留在旅舍，魏和我再雇三轮车运送二大旅行箱，到衡阳路离“总统府”不远的一位朋友家四楼贮藏间。这位朋友是一位女孩，她没有问箱里放什么东西。我们打算把宣言暂时放在那里，等到邮寄名单准备好以后，才在全岛同时分发。

　　被捕的一刻

　　把一万份宣言收好之后，魏和我即回到旅舍，三人会合休息，谢在床上打盹，魏和我则将那些印坏的几份拿到房间厕所烧却，把残灰投入便器，放水冲掉。那时已经黄昏了，我正想赶快离开，到一间日本料理店应约。

　　忽然有人用力敲打房门。我们还没来得及开门，便有七、八名便衣人员冲进来，转动左轮枪，喝道“举手”。

　　当谢聪敏从床上爬起来时，被揍了一顿。他们命令我们站在一边，然后彻底搜查整个房间。那时，我看到一个便衣人员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皱皱的我们的宣言。那并不是印在我们所用质料较好的纸张上。我立刻猜到，那是第一个印刷厂老板利用谢跑到马路上去等候魏的几分间，匆匆盗印下来的。

　　在被捕的最初情绪激动的时刻，我们彼此简单的交换了一些话，同意既然他们已知悉一切，我们将只说出有关我们行动的事实，不要牵涉他人。他们命令我们不准讲话，除了服从以外没有他途。

　　很讽刺地，我们发宣言要抗议的，是这个警察国家的特务组织，然而，我们却因为对这个特务组织的认识不足和估量太低，终于被捕了。我们只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了解多少台湾人已腐败到甘愿为国民党服务。每一可鄙的线民都晓得他们可以领到奖金，所有的印刷厂都受到警告，要报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舍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为。我们天真的假设，印刷厂老板都迟钝而未受教育，不会太注意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天真得没有想到他们一报告，就可以领到一笔赏金。

　　我们被带出旅舍，当我们将走下旅舍大厅时，发现旅舍伙计畏缩进去，还有一个瘦弱三十岁左右的女佣人，把脸掩起来。我立刻猜到他们就是向警察密报我们带着大旅行箱进出旅舍的人。

　　旅舍前的街巷挤满了好奇的群众，争着要看到底警察抓谁，和为什么。他们向后退缩，让出一条通路，使我们走到警车和吉普车。警察粗野地把我们推进车里，便开动了。

　　我发觉自己不断在自问，“将被关在监牢多少年呢？”。很奇怪的，“七年”这个数目，不断出现在我脑里。我想到我的家人、妻子、儿子、母亲、兄姐、亲戚、岛内外的朋友。

　　我怀疑我们三人能否有机会再见面。我后来才知道，魏廷朝曾经受到殴打和死亡的威胁。他曾经要求立刻枪毙我们。谢聪敏也遭到毒打。

　　在夜晚的街道开了不多久，便到了圆环附近的警察局。一九四七年引发二二八事件，就在这附近。

　　那是中秋节的晚上。月亮悬挂在东边天上，浑圆而明亮。可是，今夜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不能欢庆佳节了。我们的前途非常黑暗。

　　附录：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一个坚强的运动，正在台湾急速地展开着。这是台湾岛上一千二百万人民不愿受共产党统治，不甘心被蒋介石毁灭的自救运动。我们要迎上人民觉醒的世界潮流，摧毁蒋介石的非法政权，为建设民主自由，合理繁荣的社会而团结奋斗。我们深信，参加这个坚强运动，使这个崇高的理想早日实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一

　　“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论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不论承认中共与否，这个世界已经接受了“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存在。

　　即使在亚洲政策上陷于孤立的美国，也只有少数保守反动的政客，在炒“不承认主义”的冷饭，舆论主流，尤其是知识分子，都要求在法律上承认“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以谋中国问题的最后解决。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为什么美国还在口头上把蒋政权当作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因为美国要借此与中共讨价还价，以达成有利的妥协。美国跟中共在华沙谈了一百几十次，美国一直强调了只要中共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美国对中共的门将永远开放着。

　　蒋政权只靠美第七舰队苟延残喘，我们绝对不要被“反攻大陆”这一厢情愿的神话蒙住眼睛，走向毁灭的路上去。第七舰队一旦撤退，蒋政权在数小时内就会崩溃。“反攻大陆”云云，只是蒋介石用来维持非法政权和压榨我们的口实罢了。

　　二

　　“反攻大陆”是绝对不可能的！凡是具有起码常识的人们，都会毫不迟疑地下这样的判断。蒋介石控制下的军队，顶多是一个防御力量，而绝不是一个攻击力量。它的存在完全依赖美国的军援，而美援的目标，又仅在保持美国太平洋的防卫线，因此它不可能获得超过防卫需要的攻击武器。它的海军无法在海上单独作战，因为它不但没有主力舰，连保养一只军舰的设备也没有。它的空军由短程战斗机组织，攻击所不可欠缺的运输机和长程战斗机却少得可怜。它的陆军，仍然以轻装备步兵为主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只不过是装饰品而已。

　　台湾没有支持反攻经济的能力，蒋介石尽管全力支持军队，不惜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预算做为军费，但凭这弹丸之地，维持数十万军队平时已苦于奔命，战时怎能够供给庞大的战费？又怎么能够补人力的毁灭？

　　战争的目的已不存在，蒋介石虽然在号召自由民主，但处处蹂躏人权，一手把持政权，以特务组织，厉行暴政。有人说，大陆来台人士返乡心切，容易受蒋介石的驱使。其实，中共国势的强大，已使百年来饱尝外侮的民族主义者扬眉吐气，他们相信，这绝不是贪污无能的蒋介石政权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究竟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蒋介石已失去了使人信服的战争目标，谁愿为这个独夫卖命？

　　蒋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献给这个独夫，请问他们得到什么代价？一旦年老力衰，不仅不能享其余生，且被摈去民间，流浪街头。这种骗局怎么不令他们痛恨？因此，退伍军人常说“亡大陆的固然是退伍军人，亡蒋介石也将是退伍军人”。

　　现役官兵的生活，更是惨不堪言，他们常常说，“毛泽东断了我们的祖宗，蒋介石绝了我们的子孙。”狂者铤而走险，猖者郁郁终日，官兵越规犯禁层出不穷，指挥官能多方笼络，结果兵比官骄，军纪扫地。

　　至于代退伍军人而入伍的台籍青年在他们的记忆中仍然留着蒋介石在二二八事变中屠杀二万台湾领导人物的仇恨，他们虽然三缄其口，始终还是蒋介石的“沉默的敌人”，在军装的铁面孔下，固然看不出他们的思想，他们无论如何不致认贼作父，受蒋介石的奴役。政工制度牵制军事行动，减低军事效能。军事行动的优点，在于能迅速动员人力物力，完成任务。政工制度则循教条监视军事行动，政治目的重于军事目的，政治责任抵销了军事效能。虽然军中明理之士，如孙立人等，曾提出异议，但却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迄今含冤莫白。官兵常说：“一旦动员，先枪毙政治指导员。”

　　想一想，一枝欠乏攻击能力的军队，在没有战费，士气消沉，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和强大的中共作毫无目的的战争－－这个战争叫做“反攻大陆”，而顽强的五星上将蒋介石，却效法唐吉诃德高举一枝破烂不堪的扫把，向风车挑战。

　　三

　　为什么蒋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陆”？因为这个口号正是他延续政权，驱使人民的唯一手段。十五年来，他一直借这一张空头支票，宣布戒严，以军法控制了一千余万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陆”的把戏，实在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骗局。

　　国民党官员何尝不知道这个骗局不能持久，他们一面将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来的财富送往国外，准备随时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陆”的延命丹喂给死在眼前执迷不悟的蒋介石。

　　让我们看看这个口号有什么魔力：

　　第一、蒙蔽人民，利用人民心理的弱点，以苟延早已丧失存在的蒋政权。部分大陆来台人士，思乡心切，可因“反攻大陆”的幻想而支持蒋介石，部分台湾人则因盼望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减少，而姑且信其有。

　　第二、可利用非常时期的名义，排除宪法和法令的正当行使，陷害爱国而富于正义感的人们，进一步限制言论，封锁新闻，控制思想，实行愚化政策。

　　第三、挟中共以自重，向美国讨价还价，作为勒索美援的工具，当中美交涉不顺利，或美国向蒋介石施以压力时，立即在香港放出国共和谈的消息，使有恐惧中共病的美国不知所措。

　　总之，“反攻大陆”的口号，对外可以要挟中共以自重，对内可以厉行恐怖政治，延续政权。

　　四

　　蒋介石政权代表谁？国民政府自称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认为现在的国民大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是经过人民选举而产生的，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代表在内。我们知道，这些选举都是十八年以前（一九四七年）举行的，我们也知道不到二年（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的人民已痛恨蒋政权的腐化无能，蒋介石虽然拥有数百万军队却很快地被赶出了中国大陆。显然，大陆人民已选择了另外一个政府。当时的国民政府已不能代表当时的大陆人民，何况在十八年后的今天，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蒋政权显然不能代表现在的大陆人民了。

　　那么，蒋政权能否代表台湾的人民？三千余人的国大代表中，台湾的代表只有十余席，四七三人的立法院中，台湾的代表也不过六名，他们的任期已分别于十二年前和十五年前届满，当然不能代表现在的台湾人民，何况二二八事变时，蒋介石屠杀了二万的台湾领导人物（当时台湾人口只有六百万），虽然台湾人一直忍气吞声，但他们一直是蒋介石“沉默的敌人”。

　　谈到台湾人和大陆人，我们必需指出，蒋介石政权虽然在口头上高喊“台湾人与大陆人必须携手合作”，其实却最忌讳台湾人和大陆人真正合作，所以极力挑拨离间，无所不为。这种政策，在选举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蒋政权分化台湾人和大陆人，使他们互相猜忌，彼此独立，以便操纵与统治。因此蒋政权一直防范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竭诚合作，协力消除蒋介石的专制，实现民主政治。当雷震要求台湾人和大陆人合作的途径时，蒋介石终于撕破了脸皮，不顾国内外舆论的指责，张牙舞爪地将雷震戴上红帽子。蒋介石深知台湾人和大陆人合作实现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权瓦解之时。

　　或者说，蒋介石政权是国民党的代表，并且根据他们的传统的“党国合一”论也就是代表中国。其实，蒋政权甚至于不能真正代表国民党。国民党本身只有独裁，而没有民主，绝大多数的党员，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代表，在大会中，只能恭听头目的训词，鼓掌鞠躬而已。他们只是一群“点头人”，只能一致通过头目的提案，至于提案的内容，是不能也不敢过问的。党内又是派系分立，在蒋介石的权力斗争中，如两广势力，胡汉民、张发奎、李宗仁等被清算的派系固不必说，其他不得宠的派系也不能进入权力的核心。这些被排挤的多数党员，当然是愤慨而不满的。党内明智之士或避口不谈政治以作无言的抗议，甚至于积极抨击，成为反对蒋政权的主流。

　　我们可以说，蒋政权只是国民党内少数小人集团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国、又不能代表台湾，甚至不能代表国民党。

　　五

　　台湾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庞大的军队组织，一是激增的人口。这是不负责任的蒋政权在“反攻大陆”的虚伪号召下自我毁灭的陷阱。

　　根据蒋政权本年的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数目，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军事费用。每年由粮食局供给军队二十万吨米的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远低于局定的价格；军队的运费、电费以及其他应付公营事业的费用，从未结帐；军需工厂所得与美援物质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军队的消费，已超过资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减低了经济增长的效果，影响所及，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尤以农村的情形最为恶劣。台湾的劳动人口约有四百万人，而失业人口至少在一百万人以上，约占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每平方公里的耕地，要挤一千二百三十人，受大专教育的优秀青年迫不得已，纷纷出国，每年都在千人以上。蒋政权不敢面对现实，将问题的解决诉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陆”上面，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正直呼喊着，但仍然无济于事。他们说，主张节育的人是失败主义者，而把希望寄托在刚出生的婴儿，认为二十年后，这批后代将为他们执干戈而“反攻大陆”。

　　许多人以为台湾的土地政策是蒋政权的德政。其实，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的动机，却是为了削弱潜在的反对力量。从清朝以来，台湾传统的政治领导人物，都来自地主阶级。蒋介石深知政治人才的兴衰对他的专制的影响，因此，先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时屠杀了二万台湾领导人物，又在一九五〇年实施土地改革，打倒传统的政治领导阶级。当然大陆人不属于台湾地主阶级，也是土地改革能实施的主要原因。由于蒋政权倾心消灭地主阶级，地方力量终一蹶不振，而农民却在农产品价格的抑制、无从逃避的重税、以及肥料换谷政策的重重剥削下，每日为糊口挣扎而无余力。

　　经济政策应该有一套长期发展计划，但蒋政权所做的，只是不顾经济原则的盲目的投资，以及表面而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他们为了维持军粮，不惜杀鸡取卵，榨取农民。他们深怕军费一时中断，所以不敢面对现实，改革它命脉所在的税收制度，而任它腐化。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更与财阀勾结，抑制贫苦大众，造成贫富悬殊的不安定社会。

　　让我们看看到了山穷水尽的蒋政权的最后面目，一方面将它们的刽子手们放在重要的位置加紧暴力统治，他方面以所得“十二亿公债”都市平均地权及变卖公共事业等，来榨取人民，屡次派遣他的掌柜徐柏园到中南美疏散民脂民膏，大买地产。

　　六

　　台湾足以构成一个国家吗？国家只是为民谋福利的工具，任何处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们都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十余年来，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就人口面积、生产力、文化水准条件来看，在联合国一百十余国中，台湾可排在第三十余位。其实许多小国的人民反而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文化的贡献。如北欧各国、瑞士、南美的乌拉圭，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应抛弃“大国”的幻想和包袱，面对现实，建设民主而繁荣的社会。

　　有人说，蒋介石已成了裸体的皇帝，我们可以坐待他的末日。但是我们不能不想，走到穷途末日的蒋政权，将台湾交给中共。我们更不能不忧虑，台湾将被国际上的权力政治所宰割，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等待。

　　许多知识分子们仍然在迷信“和平转移政权”与“渐进的改革”。我们必须指出，如果回顾劣迹昭昭的国民党史，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只要刚愎狂傲的蒋介石睁着眼睛，任何方式的妥协不是梦想，便是圈套——专门用来陷害知识分子的圈套。所以我们绝不能妄想“和平转移政权”而妥协。

　　我们还要坦诚的告诫与蒋政权合作的人们：“你们应立即衷心悔悟不再为蒋政权作威作福，不再做蒋政权的爪牙耳目，否则，历史和人民将给你们最严厉的制裁”！

　　七

　　在台湾这种正在开发中的地区，经济发展实际上是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的大革命，而政治则为一切推动的源泉。台湾尽管具有现代化的良好基础，可是只要腐化无能的蒋政权存在一天，我们距离现代化仍然非常遥远，所以我们绝不能期待“渐进的改革”。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提出下列主张，即使流尽最后的一滴血，我们也要坚持到底使它实现。

　　甲、我们的目标

　　（一）确认“反攻大陆”为绝不可能，推翻蒋政权，团结一千二百万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诚合作，建设新的国家，成立新的政府。

　　（二）重新制定宪法，保障基本人权，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三）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联合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乙、我们的原则

　　（一）遵循民主常轨，由普选产生国家元首。他不是被万人崇拜的偶像，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领袖。更没有不容批评的教条。他只是受国会监督与控制，热心为民众服务的公仆。

　　（二）保障集会、结社和发表的自由，使反对党获得合法的地位，实行政党政治。

　　（三）消灭特权，革除贪污，整肃政风，改善军公教人员的待遇。

　　（四）树立健全的文官制度，实行科学管理，提高行政的效能，确立廉洁公正的政治。

　　（五）保障司法独立，废除侵犯人权的法规，严禁非法的逮捕，审讯与刑罚。

　　（六）废止特务制度，依民主国家常轨，规定警察的地位和职务，并树立人民的守法精神。

　　（七）确保人民对国内外通信、迁徙与旅行的自由，维护开放的社会。

　　（八）以自卫为原则，裁减军队，并保障退伍军人的地位和生活。在经济方面，由于国防负担大减，我们可以根据长远的目标和计划，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加速经济的成长。我们将以民主方式分配经济权利，废除个人和阶级经济特权，保障机会均等。我们将建立直接税制，加强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消除贫富悬殊的现象。我们计划扩大国家的生产力，消灭失业，普遍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具有实质意义。我们将改造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维护温饱的观念，建设科学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农村社会。过去蒋政权盲目投资、無理干涉企业，以低工资支持资本家、以肥料换谷办法剥削农民、以消费税和户税增加一般大众负担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我们将予以彻底解决。

　　我们确信社会的目的在维护个人的尊严，增进人民的福利，因此我们反对蒋政权统治下的恐怖、贪婪与妨碍团结发展的多种措施，而要建立一个互信互助、友爱的社会，使每一个人都能过完美积极幸福的生活。

　　八

　　多少年来，中国只有两个是非，一个是极右的国民党的是非，一个是极左的共产党的是非，真正的知识反而不能发挥力量。我们要摆脱这两个是非的枷锁，我们更要放弃对这两个政权的依赖心里，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从台湾选择第三条路——自救的途径。

　　让我们结束这个黑暗的日子吧！让我们来号召不愿受共产党统治、又不甘心被蒋介石毁灭的人们，团结奋斗，摧毁蒋介石的暴政，建设我们的自由国土。

　　爱好民主自由的同胞们，千万不要因看到黯淡的现实而灰心，而绝望。让我们告诉你们，国内外的情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而我们的自救力量正在急速地扩大中。在政府机关、地方团体、军队、公司、报社、学校、工厂、农村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我们这个组织，已经与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的同志们取得密切的联系，并且得到热烈的支持，一旦时机来到，我们的同志将会出现在台湾的每一角落，跟你们携手合作共同奋斗。

　　同胞们！胜利就在眼前，团结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标志。从今天起，它就随时随地出现在你们的面前，记住！当你们看到它的时候，这个组织正在迅速地扩大着，这个运动也正在有力地展开着。

　　1964年9月20日

　　彭明敏　谢聪敏　魏廷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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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侦讯

　　在警察局

　　在警察局门口，我最后看到谢和魏，然后立刻被带到三楼一个灯光刺眼、像会议室似的大厅。他们命令我坐在桌旁，并以链锁将我的右手锁在桌脚。一个穿制服的年轻警察沉默地坐在我旁边。窗门紧闭，整个房间闷热得令人难受。

　　我们都听过警察如何对待犯人的故事。我想我就会被毒打一顿，并受各种酷刑了。一个官级不高、年老而穿制服的警察进来，看了我一下后说：“如果这是十年前，你会被枪毙，但是现在，我想你是不会的。”他并没有再多说什么，就离开了房间。我坐在那里大概有一、二小时，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水喝。因为我不能举起手来，那沉默的年轻警察必须替我拿着杯子就我嘴唇。几次之后，他显出不耐烦，不愿再做了。

　　一个矮小、中年、其貌不扬的大陆籍便衣人员走进来，才打破了僵局。他自我介绍是特别调查组的组长。他最初的几句话，使我知道他已经与谢谈过话了。他似乎对我们宣言的内容没有多大兴趣，倒是想知道我们准备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他说：“你们所做的极为专门，无法做得更高明了。”

　　当他知道我还没有用晚餐时，便派人向附近的饭食摊贩，买了一份饭盘，有饭、菜、肉、汤等。我的手铐松开了一会儿，但是我没有胃口，大部分食物都没有动。我硬起心肠要面对即将开始的苦刑，或至少痛揍。我的手铐再扣上了不久，走进一个身材高大、态度自满的人，他没有自我介绍，没有穿外衣、外表冷静，看起来官阶较高。我感觉他只是来查看我一下。他没有待多久，也没有讲多少话。他说：“这是一个政治案件，不必太担心。这并不很严重。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政治意见。这并不算什么犯罪。有批评才能有进步。”他似乎想慰解我，减少我的恐惧。

　　他走了以后，那个矮小中年警察又进来，他带着纸笔，要我写下自传，从祖父开始，写下所有我想得起的细节。这实在是荒谬的习题，但是我只好慢慢开始写了。

　　焦虑和疲倦

　　那时，大概已经午夜以后了。我才写完二、三张时，三个高大的男人走进来，他们粗鲁地告诉我，不用写了，要即时与他们一起走。我们走下马路，黑暗而静寂，爬进一部美国制军车，两个守卫夹着我，坐在后座，两个人在前，挤在司机旁边。他们都武装着。我们离开静静地市区，穿过士林郊区，转向一个训练特务的营区地带。提到这个禁区，一般民众都会心跳。这里好像是军营，许多人在走动。我被带进一个小而赤裸的房间，四边都是水泥墙。大约有十二平方呎大，只有一个简陋木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两块石头大小约如蜜瓜，放在房间一角，给我很深的奇怪印象，我不断地想，这两块石头是不是与拷问有关。

　　他们命令我坐下，这次没有扣上手铐。在警察局对我讲话的那个高大人物走进来。他在我对面坐下，又再说这并不是什么暴力犯罪，也不是破廉耻的行为，与个人人格无关，他又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另外一个，官阶似乎更高的人，走进房里，在我后面站着，也重复同一论调，并加上一句：“你与他合作，一切就没问题了。”然后，他就离开了。

　　侦讯开始了。坐在我对面的，看起来并不是面目狰狞，但是全无表情，像机器一般，既不带同情，也不带憎恶。他面前放着一叠纸，开始单调的正式讯问，姓名、出生地点、出生日期、父母姓名、家庭状况、职业等等。他的口气也平坦如机器。他终于进入审问的主题，他说：“说明你所做的。”

　　我们二个人在那间赤裸而不舒服的房间，面对面坐着，至少有四个小时。天亮了。我听到营房那边传来起床点名的声音。我的侦讯人出去一会儿，带来面包和茶。他说：“你想吃什么就吃”，然后走出房间。我并没上手铐，但在门口则有卫兵守着。我疲倦极了，但是无法在那张僵硬的椅子上，直直坐着睡觉。随着时间进行，我可以察觉在外面有许多活动进行着。大概是中午已到，有人送进一碗饭和一些菜。我只是坐着，扒在桌上，把头埋在手臂弯里，太疲累了，全不想吃。整个下午，仅有一个人进来。一个彪悍大汉，粗糙的脸孔令人厌恶，他实在非常丑陋难看。使我吃惊的是，他竟然说我们曾见过一次面，在我从法国留学回来不久时。我完全记不起看过这个人，但他坚持有这么回事，并说，他听说我在那里，所以“进来瞧瞧”。他说完就离开了。我觉得莫名其妙，也想到以那种身材面貌，他或许是我的拷问者之一。

　　就这样，我整个下午都一个人坐着，只有到过隔壁的厕所一、二次。当黄昏时，我又察觉外面营房有相当的活动声音。我虽然累极了，但还是睡不着。我后来知道谢和魏也在附近受审问。还有替我们收存那二个旅行箱的学生，也被带进来审问。

　　在警备总部

　　突然有人进来，没有说明自己身份，要我在一张印好的保证书上签名，这似乎是一种例行公事。那文件印着：“我不得将在此处所见所闻，告诉任何人。否则愿受严罚。”签好后，我便被带到一部等候着的吉普车，两旁坐着便衣警卫，开回台北市区，经过火车站。警卫和司机都一言不发。我已累倦得近于崩溃边缘。当我们沿着我熟悉的街道开着时，我担心我的家人、即将开始的台大及其他学校课程、我的亲友、以及我前已经答应的一些事情如在长老教会有关“人权”的演讲、到韩国大学的访问、到泰国开会事等等。

　　经过火车站后，我警觉到我们正走向台北市最可怖的地方，警备总部在北门的安全单位。这个巨大的建筑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是日本人的佛教寺庙，叫“西本愿寺”。地下的墓穴，原来存放骨灰的地方，于中国人接收以后，将骨灰予以清理，改成监牢和审讯室，从那里没有什么声音可以达到外界。许多人在被送到监狱执行刑期或处死刑以前，曾在这里受审问或酷刑，所以在一般市民眼中，它已成为拷问和酷刑的代名词。它位于市区中心，四周高墙，里面有几栋军事建筑物。我感到我的命运将在这里决定了。

　　我们的车子直接开进营区里，没有在门口盘问。显然事先一切都安排好了。车子停在寺庙旁边的一个建筑。在黑暗中，庞大的寺庙如要威胁似地屹立着。押走我的警卫沉默地对我挥手示意，要我下车。在门口有一个穿制服的军官等着我。他自我介绍是魏参谋。他极客气地对待我，几乎有如对待贵宾，称呼我“彭教授”，说很抱歉这样麻烦我到这里。他还谦称“招待不周”。在我目前的处境里，听到这种客套话，使我吃惊，也哭笑不得。这位魏参谋，口操福建口音，非常客气谦虚。

　　我们走进一个内室。他对我说，这就是我的房间。这与我刚才被拘留的十二呎平方大的赤裸侦讯室，太不同了。这个房间有冷气，中间有一个圆桌，周围摆了五把有椅垫的椅子，在一角的墙边摆了一个整齐的单人床，枕头毯子也都已铺好。魏参谋再一次道歉说房间的设备太简单，要我委屈忍受一点。他并说他不是侦讯人，只是负责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所以在这方面如有问题，随时可以找他。他又说：“这是政治问题，并不严重。你只要对于侦办人员坦白说明一切，问题不难解决。”他离开以前又叮咛一次：“如有什么个人的需要，向守卫要求找魏参谋好了。”

　　一个士兵进来，例行公式般地搜查我，带走了靴带、皮带，及身上一切东西。这对一个人的自信和自尊，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必须拖着没有鞋带的皮靴走，又要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以免其滑落。他会感到孤零无助，无防无卫。

　　晚餐送进来，是标准的军队菜式。吃完后，我问正在门口探望的年轻人，“可不可以洗个澡？”我在盛夏中已经两天没有洗澡，感到全身又黏又脏。他似乎被我问得有点惊愕，走出去，大概是去请示。一会儿后，他回来，很正式地告诉我：“你可以洗澡。”他带我到我房间斜对面的一个浴室，叫我不要把门完全关闭，要留个缝。在这小浴室有一个抽水马桶，一个水槽和水龙头。我迅速地洗了一个冷水澡。浴室有一个小小的窗子，三呎外便是高墙，墙外即是街道和自由世界，可以听到附近电影街的热闹喧嚷。

　　不眠不休的审问

　　我回来房间不久，便走进五个男人，他们脸上都不带表情，看不出有任何感情，一个较矮小的，在此后漫长的时间中，从头到尾，未发一语。他们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表明身份。一个人领头说：“我们要你详细说明一切。甚至毛泽东，一旦进来这里，也必须全部招供。你没有办法隐埋任何事情。”

　　在这句话里隐含着威胁，有必要时，他们有办法逼我招供。就此，真正的审问开始了。

　　我无休无止地被审问七十二小时以上。同样的问题再三重复地提出来。当场并无做什么纪录。但是我立刻察觉到我们头上甘蔗天花板装有录音机，将一问一答录音下来，或者传送到另一房间，由别人监听。大约每二小时，便有另一批审问人进来替换，那个矮小沉默的则大多时间都在场。过了一段时间后，每隔几小时便有一个自称医生的中年人进来，带着医具，测量我血压，听诊我的心脏。他在检查我的时间中，审问就暂停，等到他点头示意而离开后，审问便再继续。吃饭时间，休息约一小时。我吃的很少，想办法利用这段时间睡觉，但五人审问小组总是又回来继续审问。

　　在这无休止的审问过程中，渐渐有一个模式显现出来。审问者似乎断定我们准备宣言，只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后面有强力的后台在支持着，“谁在背后支持你们？”、“有多少人？”、“什么外国组织？”、“这只是你们的初步行动，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你们有外国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后面不是么？”、“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在所有国家都有特别单位，推翻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如李承晚、吴廷琰等，现在轮到蒋介石？”。

　　我们是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廿日被捕的，他们以为我们计划在十月十日双十节国民党国庆日那天，阴谋推翻政府，或至少群众示威，让参加阅兵大典的外国人亲眼目睹反政府的抗议行动。我们后来知道，安全单位预期这是一个大规模案件，曾清理了好几个监狱，准备逮捕几百人。我们在宣言中曾宣称我们有普遍的民众支持，有一个庞大扩张中的秘密组织，在全岛各地都有小组。现在却非常困难使侦查人员相信我们上面的话实在是夸口，只是要向国民党做心理作战而已。我们相信我们的想法和主张有很多支持者，但是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宣言的目的就是要激发大家的关心和信心，藉以赢取全岛的支持，来抵抗国民党。现在治安人员真的相信我们的夸言，要我说出细节了。他们又认为宣言文章，写得太好，一定有大陆籍的人参与其间，否则台湾人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其结果，他们至少怀疑到二个人，一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另一是作家李敖，他们两位都是我的朋友。但这完全是冤枉。

　　现在我了解经过了二、三天不眠不休的审问之后，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求诸肉体的酷刑了。犯人已经心身疲乏不堪，只要施以最轻微的苦刑，他就会让步，会承认任何事，签名于任何文件。他会大叫：“让我休息，让我睡觉。我会说任何你们要我说的话，会签名或忏悔任何事。让我安息，不要再管我！”

　　侦查人员一再强调，许多人攻击警备总部施用可怕的酷刑，以求犯人自白，而他们一再要我注意，并承认我并没有受到拷问。但这或许也是一种暗示，为了得到全部自白，如果需要进一步用刑，他们并不迟疑。

　　他们不相信真如我所说的这只是我们三人的单独行动，并无其他人牵连在内。

　　经过三天极紧迫的审问之后，步调稍微缓慢下来，审问的间隔时间，拉长起来。直到最后，有一个高级将官出现，他穿着白色便衣，冷酷强硬的样子，其他的人都对他非常敬重。他表示他不相信我们所说的我们背后并无更大的阴谋、我们只是要分发宣言并无准备立即的集体叛变。他听了一些侦查人员与我的一问一答之后，又说：“你还在掩藏了些事情，这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他在离开房间以前，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说：“你瞧，政治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事情！”

　　狱卒的话

　　大约一星期后，审问终止了，生活变成极端无聊，没有报纸、没有书籍、没有纸笔。只有偶尔年老的大陆籍卫兵进来房间聊天，谈他们在大陆的家园，才打破这种单调的生活。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卫兵特别爱讲话，他告诉我他怎么样于一九四九年被带到台湾，与他的其他同僚一样，都相信不久就会再回去大陆。那时他已经结婚，并有一个女儿。有一天，他在街上被拉伕强迫充军，带离家乡，翻过一省又一省，最后被运送到台湾。他说：“假如我知道会永远留在这里，我早就逃掉了”。他在台湾已经十数年，他的儿女现在已经成年，大概已经结婚了。然他大概此世不可能再见到她了。他说这类的事情，他已不堪再去想了。只有在中秋节晚上，与其他年老的战友们，带一瓶老酒，到山上坐在一起，一边怀乡感叹，一边流泪。

　　他来找我聊天几次，其后忽然不见了。我猜想他的大胆怨言可能被录音了。其他还有几个卫兵偶尔也进来与我聊天，有的还带牙签、泡菜等来给我。还有一位甚至带着他自己的晚饭，到我房间的桌上，与我一起进餐。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总是谈谈他们的过去，怀乡念旧，埋怨微薄的薪给。有一个使我觉得很有趣，他感慨地说：“其实，你真的不像一个坏蛋”。有一天，有个穿着厨子白色围巾的人，亲自给我送来晚饭，当他把饭盘放在我面前时，小心地低声道：“我晓得你是谁。我有一个姪子是你的学生，不要告诉别人”。

　　我收到家人送来的一包衬衫和内衣裤。但是没有片言只字。魏参谋给我安排偶尔洗一次热水澡。在肉体上，我已没有什么不舒服。当我被捕时，我的口袋里有些钱，他们将其保管起来。现在，我可以用那些钱去支付送去外面洗衣的费用。

　　疲劳讯问终止以后，除了极端无聊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经我一再要求之后，魏参谋带来纸笔，使我能写下台大法律系学生补考的试题。他答应将其送到台大法学院，但我后来发现他们并没有那样做。

　　密告者获巨额奖金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们的被捕而在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凡对我们的逮捕有帮助的人，都得到很大的报酬。通报的旅馆女服务生、盗印报警而拒绝印刷我们宣言的万华印刷厂老板等，都获得巨额赏金。替我们印刷宣言的赤峰街印刷厂老板，事后也立刻向警察局报告我们的行踪。据说，他拿到赏金之后，变得很害怕“共匪”的报复，在床头上装了一部电话，以备于紧急时可以打电话到警察局求援。曾处理我们案件的治安人员却获得晋升。率领逮捕小组的警官晋升两级，升任为分局局长，魏参谋也得到晋级和一枚奖章。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得到嘉奖。

　　蒋介石震怒

　　我被捕以后，蒋介石并未立即得到消息，结果，给台大钱校长一个异常尴尬的场面。每年九月下旬的教师节，蒋介石照例要选邀一些教授学者，与他一起吃晚饭。我秘密被捕之后几天，一封邀请参加那宴会的正式请帖送达我家。当我未能在宴会中出现时，蒋介石便问台大钱校长：“彭明敏在哪里？”。钱虽然已知我被逮捕，却不敢做将此消息首先告诉蒋的人，所以极尴尬地支吾其辞；好不容易编出我缺席的理由。其后，当蒋介石获悉我被捕和其原因时，极为震怒。

　　谢聪敏和魏廷朝分别拘押在与我同一营区的地下室，而与我一样的被审问。他们未曾受到有计划的酷刑，但有时被掌掴或扼住脖子，要强迫他们说出事实上不存在的大阴谋。侦查人员对我们每个人都说，其他二人已经全部招供，所以每个人都要全部说出，口供细节一定要吻合，否则会受到严罚。显然，谢和魏所受待遇远不如我。

　　我得悉每次审问时都在场而不发一言的那个矮小便衣人员是警备总部政治作战部的特别代表，姓王，是在场监视这个案件处理的情况。他以后告诉我，他的太太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从头到尾与这个案件有关。

　　政府被迫发布消息

　　因为我于星期日下午与谢聪敏离开家里以后，一直没有回来，而到了午夜，治安人员汹涌而至，在我家里大肆搜查，我的家人知道我被捕了。虽然治安当局保持沉默，消息还是泄露出来，谣言立刻传遍全城。纽约时报一位通讯员到警备总部查询此事，但是所得答复是：“我们并没有拘留这样的人”。

　　显然，我失踪了。大学新学期已经开始，但我未来授课。我还预定要到韩国参加汉城大学的一个会议，也应到泰国曼谷参加由一个宗教服务团体（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主办的国际会议。警备总部继续否认知道我的下落。纽约时报通信员经一再询问而仍不得要领后，终于告诉警备总部说，他有确切证据彭明敏等人被逮捕，如果警备总部不宣布此项消息，美国报纸将予以揭发。这才迫使他们，于我们被捕一个月又零四天之后，发布一项简短的正式声明，说我们三人因“从事破坏活动”而被捕。

　　台北的英文报纸，经过警备总部事先检阅以后，被允许发布我们被捕的消息。十月廿四日的英文中国邮报埋在第六页，有一则新闻，标题为“一教授和两名学生，因叛乱罪被捕”，我被形容为“杰出青年，四十一岁”，文章内容只是说：“台湾警备总部在昨晚发布的简短消息中说，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于上月在台北从事破坏行动时，当场被捕……此地，如今在备战状态之下，涉及叛乱颠覆罪名者，一律依军法审判”。

　　封锁消息和丑化运动

　　全岛所有中文报纸都将警备总部所供给的消息照登不误，既无引伸，也不评论。

　　所有我们的朋友们听到此消息无不震惊，几乎不敢置信。有些朋友，在私下责怪我们过份天真，竟想企图印发批评政府的文件。事后回想起来，我们想要做的，如果与任何极权国家的反政府活动、美国民权运动者或反战份子所做的比较起来，并不更为激烈或狂热。那些活动包括示威、阻挠别人上工、破坏征兵文件，甚至绑架政府官员。我们唯一的错误是我们没有成功。如果我们成功，相信不会有人批评我们过份天真。我后来逃出台湾的企图也是一样。如果我失败了，一定会有很多人批评我天真和鲁莽。

　　国民党各单位立即展开运动，尽力诬蔑我们所做所为，歪曲我们在宣言中所说的一切。国民党典型的手段弄出来了。我们被丑化为“可恶的罪犯、背叛国家”。我们行动的真正本意和我们宣言的实质内容、我们所提出的改革主张完全被遮掩起来。不但如此，国民党将我们宣言的内容全部黑白颠倒，开始作极恶毒的宣传。比如，我们宣言里明白地主张台湾人与大陆人应该互相合作，实现民主，发展台湾。国民党却广为宣传我们主张杀死所有大陆人，或把他们丢到海中，或将他们做为医学实验的材料。宣言各点都被扭曲、被诬解。国民党并伪造证据，在各级党务会议中提出来宣传和讨论，借以鼓吹对我们的反感和憎恶。

　　造谣是国民党无二法宝，他们利用军队、学校、各机关的党务组织以及其他每一个可能的孔道里，歪曲诬捏。他们召集无数的“彭明敏案检讨会”，佯称要说明此案真相，实则在会中颠倒是非，极尽诽谤和中伤之能事，如此，尽量在台湾青年学生眼中贬低我们的形象，同时用来吓唬大陆籍人士：“这个政府也许不完美，但是如果让台湾人接管，我们都会被杀光了”。这是要联合渐趋衰竭的大陆人士，以对抗台湾人日渐增强的正当要求。隐藏在这些丑化运动的背后，实有国民党的真正恐惧，认为如果多数大陆人与大多数的台湾人合作的话，国民党必然瓦解，政府必然垮台。

　　说起来实在难以相信，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不少大学同事竟然相信这些恶毒宣传，他们非常惊讶并愤慨，彭某原来就是这样邪恶的家伙。有的则半信半疑地说：“这有可能吗？”。台湾籍学生们对我们的被捕和其后对我们的猛烈诬蔑，深感震惊。后来有人告诉我，在许多场合，我们变成“殉道英雄”。可见，国民党的怪诞宣言，未必能够达到全部目的。

　　“宣言”流传到海外

　　在我们被逮捕的时候，或在其后的调查期间，显然一部分宣言落到私人手里。在后来正式起诉书里提到的，只有九千八百多份的宣言，而事实上我们确确实实印了一万份。这表示着在处理我们的密件的过程中，有人取去了不少份。

　　有一份传单流入某民意代表手里，他把一份复本送给一位日本在台北大使馆的外交官。这份复本又送到东京，据说就保存在日本外务省的保险柜里。以后，我被释放时，日本外务省官员即将宣言出示给在东京的朋友们，于此，宣言全文便在日本印行出来。我们的宣言，本来还没有印上标题和标帜，我们曾在宣言前面留了一片空白，等待以后才印上标题和标帜。可是，在东京印发的宣言，虽然内容完全精确，却加上一个标题：“台湾独立宣言”，亦加上一个标帜。

　　我们原来想把宣言称为“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将台湾的内外问题做一个总结，藉此表达我们的观点。警备总部猜疑我们曾将宣言偷运海外，因为不久在香港也有这份宣言流传。可是，这并不是我们的功劳。

　　国民党于十月廿四日简单发布新闻后，直到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审判前，并没有公开正式提到我们的案件。尽管如此，它对于外国的反应，极为敏感。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曾投书纽约时报，表示关切。有人联络英国伦敦国际特赦组织，使它开始调查我们的案件。哈佛大学的基辛格教授也向在美的国民党大使馆探询。我在加拿大的母校，麦基尔大学法学院院长和同学们也向渥太华的国民党大使馆接触。在加拿大的台湾留学生曾在大使馆前，示威抗议。其时，国民党司法部次长查良鉴碰巧出差到加拿大，碰到加拿大各界为我们案件的抗议，大费周章，强辩解释，回台以后曾对人摇头告白：“幸好，我懂得英文，并有些法律知识，假如换到别人，恐怕不知怎么样应付了”。加拿大国际法协会也写信给渥太华的国民党大使馆和台北的“中国国际法协会”，表示关切。我在法国的母校，巴黎大学法学院教授们也向驻法国的国民党大使馆抗议。在海外的台湾人刊物报导了许多有关我们的文章，并提出强烈抗议。在纽约的蒋廷黻也打电报给台北当局，警告他们，这个案件必须极谨慎处理。这些海外的反应——震荡和呼吁——都给国民党深刻印象，十分了解国际间对此案件，非常重视。从海外看，这个案件已成为自称“自由中国”的一个试金石。驻台北的美国大使馆则保持慎重沉默。

　　谢聪敏的弟弟及其他

　　谢聪敏有一个弟弟，于我们被捕时，正是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撰写并油印一份简短的抗议声明，分发出去。不久，他又再度利用油印，准备一份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文件，拿去分发。有两位大陆籍同学参予此事。他们三人，终于被捕、被刑求。谢弟精神彻底崩坏，而发狂了。他半夜里尖叫、有时陷入暴乱状态，把所有能拿到的东西，到处乱丢，最后被送到台大医院精神科住院。有一次，他躲过守卫耳目，走出医院一天未归，弄得治安人员大起恐慌，在全岛各地到处寻找，但是后来他又自动回去医院，他被关在医院病房一段时间以后，又被押回监狱。后来经过军事审判，判了三年半徒刑。他的一位大陆籍朋友被判四年，其他一人大概是被送到管训了。

　　国民党的“思想改造营”中，最可怕的是“绿岛狱营”。那是台东东边海上的一个小小的多岩礁岛。在那里大部分的政治犯所服的刑期大多是十五年或无期，几乎都被外界遗忘。按照国民党的制度，如果有人被捕后发现是无辜的，他还是要找一个保证人才能释放。同样，一个人被判刑而服完刑期，必须找一个保证人出来，否则不能出狱。这对犯人来说，非常困难。谁敢去担保一个被判重刑而已经有十数年没有见过面的人？所以，在绿岛有不少已服刑期满，但因找不到保证人而仍被羁留的人。尤其战后来台的大陆人，很多在台湾无亲无戚，既无人为他们奔走，更无人愿做担保。

　　在我们的宣言和谢弟的事件以后，国民党向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军队等单位发出命令，凡拥有油印机者，必须注意，尤其在夜间无人看守时，必须锁起来，以免被“非法”使用。治安机关再进一步命令，电话簿只许印姓名和电话号码，不许印出地址。这是一种“安全措施”，以免“颠覆份子”，将“非法文件”，寄发各方。所以，甚至一向驯服的舆论也提出抗议，不久这个命令取消了。

　　一位青年理想主义者吴俊辉

　　日子过得非常无聊。再一个月过去，晚秋的时候了。有一个士兵忽然出现，说“要搬地方了”，立刻将我带上一部军车里。这次我的右手铐链在车，二个武装守卫坐在旁边。车子穿过市区，经过和平东路、温州街我家的巷口，经过郊区到达三张犁一个军营。它在一个小丘，稻田围绕着，并有围墙。我被带到一排低矮木造营房中的一小房间。里面放一个木桌子，两张行军床摆在两旁，也可权充椅子。壁上贴着印好的规则“肃静”，另有一奇异的规定说“不可同坐在一张床上”。

　　我进去不久，一个年轻的陌生人，刚洗澡回来。我们自我介绍。他是东海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名叫吴俊辉，台中市人。他被捕已经二年，同时被捕的近二百名，是个“大阴谋”案件，所牵连到的几乎包括每所大专及一、二所军事学校的学生。成百的人被讯问，有的已被枪毙了。吴曾听过我的名字，但看到我也被捕而与他共命运，非常震惊和兴奋。在过去二年中，他被用刑，从一个单位转到另一个单位，转来转去，既未送去裁判，也未受判决。他是被遗忘的政治犯之一。

　　这个营地的气氛，是极端的可怕、阴森，和绝望。在这里走动的守卫和士兵，似乎特别挑选的，都极严峻而残酷。有一个隧道通向山腹，深入的内部便是著名的刑求处。管理我们的守卫非常粗鲁，对待犯人有如对待动物。配给我们的食物也异常的坏。我们的房门总是锁着，如要上厕所，必须大叫守卫来护送往回，而他们一直站在我们身边。有时候，在晚上，简直无法叫醒他们来执行这项职务。

　　吴俊辉是我所遇过的青年中，最富有理想的。我们谈论一切，我们的家庭、社会、历史、和台湾的将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罗马拼音，可将台湾话，以现用的打字机和印刷机，表现出来，这样可以与传统的中文书写，切断关系。他对蒋家的憎恶极不寻常。他认为自己可能被枪毙。但是如果不被枪毙，活下去的快事，是要亲眼看看国民党和其政府的垮台。

　　偶尔，我们并肩同坐在一张床上，或试图以耳语方式交谈，但是守卫就立刻跑进来，咒骂我们，不准我们那样做。这使我们开始怀疑这间牢房设有盗听或录音装置。显然，他们把我们二人关在一起，看看我们会不会在私谈当中透露些他们要知道的秘密消息。在这期间，没有人侦讯我们。

　　我们开始失去时间的概念。吴告诉我一个办法，将日子刻在我们被准购买的肥皂上。我们必须自己洗衣服，吴却坚持要替我洗。有一次我收到家里送来的一包东西，里面有衬衫、一些食物和一本圣经。但是一些食物已经腐烂，水果也干坏不能吃了。因为全天没有什么事可以做，我将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次。这是我一生的第一次。

　　我们变得绝望、悲愁、和生气。我发现谢聪敏和魏廷朝也关在同一军营。有一天，我高声歌唱圣诗，忽然听到从远处传来回音，所以，我便以日语高叫“加油”。结果造成一阵骚动，四、五个狱卒冲进囚房，后面跟着盛怒的狱长。他们咒骂我，我回答说“贴在壁上的狱中规定并不禁止唱歌呀”。他反驳说“它明白规定不可喧嚣。你是想与别人通话的”。

　　押回西门

　　我与吴俊辉关在一起，没有侦讯，经过两星期。有一天忽然卫兵进来说，我又要搬家了。那是在我被捕期间，最痛苦，最不安的两星期，但是要与吴离别却非常难过。我们虽然很诚恳地互相勉励，互请“保重”、互道“再见”，心里知道我们或许不再有机会相见了，这是很感慨悲伤的离别。

　　我被押上吉普车，手铐链在车上，卫兵坐在旁边，开进市区，又经过我家附近，看到邻居面熟的人们在马路上走动，心里想他们不知有没有看到我。原来我是要回去警备总部西门，我原先住过的那相当舒服又有冷气的囚房。到达了不久，有餐饭送来，却没有人来看我。

　　次天早上，检察官进来。他把厚厚的一堆资料放在桌上，开始问问题了。面前那些资料就是前二个星期我与吴俊辉同住时，我与他二人对话的纪录。这证实了在那囚房里装有录音机，我们二人无所不谈的对话全部纪录下来。他们从我们对话中，指出一些片段，要我更详细说明，譬如我们提到一些人名，他们就要较详细知道这些人的言论立场，或我们引述一些人的意见，他们便要进一步知道这些意见的内容。为了不连累别人，我得花了不少功夫，装傻充楞，闪避回答。

　　这次审问之后，我又待下了很久。连日的无聊，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既无书报可看，也无笔纸可写，早晨一醒，即开始烦恼这漫长日子，怎么度法。有时候，有人会进来问我一些特定人物，有些我认识，有的我没有听过。有一次他们要我批评台北市长高玉树，另一次则要我说明与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关系。如果他们要我写东西，所用纸张都要前后小心清点，所用铅笔和未用纸张都在检点以后，立刻收走。

　　如今已经十一月底了。在这段长时间里，我可以从房间的窗户看到警备总部办公大楼前庭。我时常看到台大的一个职员姓孔的进进出出。我们都知道他是国民党派驻台大的“安全人员”，负责供给大学教职员和学生的“安全资料”。

　　从那时起，我的家人可以偶而送来一些水果和其他食品。除此以外，我与外界完全隔绝了。守卫也不再进来与我聊天了。那是还算舒适的隔离监禁，不过，不论如何，还是隔离监禁。因入狱以后，未曾理发，我已披头散发，满面于思了。

　　宁俊兴将军

　　有一天，魏参谋出现，说：“你今天要去拜见一位重要人物，必须要理发”。不久便有一位理发小姐进来，为我理发修胡子，我的皮带和鞋带也还给我。天暗后，魏参谋穿着整齐地来了。一部黑色轿车在外面等着，他带我上车，这一次我的手没有上铐，也没有警卫跟着。我心里非常好奇，猜疑着到底是什么场合呢？

　　当我们到离“总统府”不远的一个办公大楼时，魏参谋紧张地，又带很重要的口气说：“你是要见警备总部政治作战部主任宁将军”。

　　宁将军是一位非常客气有礼的人。他开始便说：“我们很难过发生这样的事件。这真是不幸。他们有没有虐待你？请让我知道。我也是大学毕业的。我原来是学农学的。你的学问比我好得多我不能与你辩。我们只是在职务上，不得不处理这件事”。

　　后来，我才知道宁将军刚刚升任这个职位，便接到我们这个案件，恰好给他一个好机会，藉以表现他的办事才能。他似乎比较单纯而诚恳，作为一个高级军官，他实在很努力，比一般军人好得多。早先参加多次侦讯，而不发一言的王军官便是他的心腹，几乎等于他的私人秘书。

　　我与宁将军见面约三十分钟，他客气地对待我几乎有如贵宾。他说他要安排我与一些重要人物见面，由他们来给我讲解台湾的形势。我得到一个印象，到目前为止，他们不打算严罚我，而是要给我再教育，看看能否利用我。魏参谋一直在外面走廊上等待。宁将军以父兄的口气说：“不要绝望。你有过很杰出的经历。大家都很看重你。这种事情发生，非常可惜”。

　　当他结束这次会面，而叫魏从走廊进来时，他又再度提到希望我与一些重要人物见面。结尾时，他放低声音，像要道歉似地问：“我把你们那份宣言给他们看，你不介意吧？”。他这么细心关切的态度，使我感觉很意外，也给我很好的印象。

　　在我们车子开回去营地的路上，魏参谋显得紧张，一再问我：“他说了些什么？”。宁将军是警备总部政工部主管，那是最令人畏惧的单位。我被那个单位请去谈话，办理我们案件的人员当然很怕我攻击他们处理不当。

　　几天之后，又接到通知，宁将军要亲自到营区来看我。整个营地紧张起来。理发小姐又来给我修一次胡子。囚房也清理得很干净。狱官们都穿起制服来。宁将军和其助手们这次的访问是很拘谨而正式的。他问我是不是一切都可以，还想知道我吃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位狱官立刻插嘴说，我吃的是最好的，与军官伙食团吃的东西一样。十五分钟后，访问结束，宁将军临去时说：“政府有天还需要你的”。

　　“再教育”、萨孟武沉默不语

　　几天之后，又接到通知，要我准备再去看一些重要人物。翌朝，我被带到一个军中会议室。有十名左右的人，围坐在一会议桌旁。由安排这次聚会的宁将军，主持会议。台大法学院萨孟武院长和国防部的一个代表在座。其他，有数名军校教授。还有国防部政战部主任王昇，一般认为他是蒋经国得力助手，他任政工干校校长时，曾请我去讲课。另有何浩若也在场。他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经济，当过高官，在联合国代表团服务过。但是国民党流亡到台湾时，他相信一切都完了，所以向蒋廷黻大使建议将代表团存放在纽约银行的存款大家分赃算了。蒋廷黻愤怒地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因此，其后有一段时间，他不准来台湾。后来，前教育部部长张其昀为他说项，才能够来台，但仍无法得到重要职位，只能做些暧昧不明的工作。因为他写了几篇漫骂台湾独立的文章，竟被视为“台独专家”，如今，我们的事件发生，他便乘机要成为“彭明敏案件”的权威了。

　　参予会议的人士，一一发表意见。我可以察觉我们的宣言击中国民党的要害，因为他们的言论都为政府辩解。我们在宣言中攻击军队的无能，他们或许是首先听到这么直率的批评。宁将军显然想要利用他的新职位，表现新的作风。他和王昇都说他们在年轻时也是革命份子，曾下决心改革曾使中国如此衰弱的官僚政客。他们讲话似乎是诚恳的。王昇还感慨地说：“你不知道我们也多么讨厌那些立法委员”。谈到我个人，他继续说：“我们都认为你是一位杰出学者。我任政工干校校长时，曾聘你去教书，就在你被捕前几天，政工干校还正式通过聘请你担任政治系主任。当我听到你被捕时，我实在非常尴尬，连脸都红了，我正在军事机构中尽力提升你呢！”

　　代表国防部的年轻将军，很正式而紧张，他开头说：“我今天很荣幸到这里来报告军事形势”，而似乎忘了他只是被叫来“再教育”一名政治犯人而已。他强调军方忙于准备反攻大陆，而且成功的希望愈来愈大。

　　有一个人提到政府歧视台湾人的问题。他直率说：“政府里较少台湾人，这是真的。难道你不知道职位有限，甚至我们（大陆流亡来台者）自己都要彼此竞争，哪里有足够的职位给台湾人？外省人如被台湾人取代，我们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这么坦白，反而使人觉得可爱。

　　在整个这“再教育”会议中，萨孟武院长，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不断抽那枝永不离口的烟斗。使他陷入这种窘境，我觉得很难过和歉疚。

　　何浩若却经常不请而自做评语。有一次他以英文旁白，说：“你要知道，蒋介石是不可或缺的邪恶（Necessary evil）。我们如要生存下去，就不能缺少他”。

　　召集这些比较“开明”人士的目的，是要给我再思考和反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我被送回囚房。

　　谢聪敏和魏廷朝也被送到军中会议室参加同样的“再教育”会议。据说，魏廷朝冲口而说：“枪毙我吧！但是你们在场的，也都值得枪毙！”。其时，王昇便作势要脱下外套说：“来吧！我跟你拼！”

　　再过几天，我再接到通知，要准备好晚上外出。八点左右，魏参谋仍以黑色轿车，护送我到市中心新设立的“国军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目的是要夸示国民党军队的光荣成就。馆长是一个将官。我到达时，看到全馆灯火通明，馆长亲自在门口迎接我们，然后极客气地带领我们参观全馆。我们参观了档案文件、地图、图片，和一些据说是属于孙中山的物件。我们还得听教条式的讲说，费时一小时半，馆长对待我一如贵宾，而不是被迫接受“再教育”的囚犯。他们相信我对中国过去五十年的史实完全无知，才会做出这种“反政府”行为。我们一楼接一楼、一个展览接一个展览地巡看，馆长偶而会插入些英文在说明中，想要加深我的印象。最后我们总算被送到门口，馆长则以极客气的口气说：“什么时候，你想要再来看，请随时通知我”。

　　再下一步的“再教育”，是两个国防部政战部的高级文官来看我。一个年纪大的，自称从前在中国大陆教过国际法。他告诉我，他们奉命来向我解说，政府为了准备反攻大陆所面临的困难是多么巨大。我只有静听他们所说的，而觉得我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其后，我每日所受的待遇似乎有改进。魏参谋偶尔进来与我聊天，有时候在晚餐之后还带来些饼干糖果。他说：“我相信你不久会释放，因为政府需要你。我们也向上面这样建议。可是，当然你了解，最后决定还是上面做的”。

　　案悬未决

　　检察官或侦讯人在晚餐之后偶而会来找我聊天。在谈话中他们坦白表示他们对台湾人的想法知道很清楚。他们为政府辩解，并为低阶级的官兵吐苦水。他们说：“在中秋节我们所得到的赏金是一块月饼！”。当他们拐弯抹角地提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和陈仪的倒行逆施时，他们承认台湾人的抱怨是有理由的。他们并未对我说那个事件是“共产党的阴谋”。他们以委屈的口气描述一般士兵是多么的贫困，尤其日本刚投降的时候：“我们做胜利游行时，必须轮流穿裤子，因为有些士兵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

　　后来我得知，在这段时间，为了我们的案件所组成的一特别委员会，正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个事件。这个委员会，包括警备总部司令，国民党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蒋介石的顾问陶希圣（中央日报社长），行政院院长等。

　　那特别委员会所受的压力很大。他们都知道我在学生和青年间很受欢迎，且有影响力。他们想利用我来避免激烈的反政府行动，也不愿把我塑造成一个比现在更受尊敬的殉道英雄。他们似乎无法了解像我这样有良好地位，又常受优惠的人，为什么竟然变得这么不满现状。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关系基于个人的忠诚或仇恨，并无余地允许个人奉献于抽象的理想，如民主或人权。他们也非常关切国际的，尤其美国的舆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使他们能够维持权力，而海外的台湾人则在努力要就国民党独裁的不公正，唤起世界的注意。

　　在国民党的眼中，所有对政府或蒋介石的批评都被视为对个人的冒犯。任何政治案件都必须向他报告，必须由他裁决。他是国家的家长，全权的家长，家里每个成员的生死大权操在他手里，他也许会选择宽大原谅，或许会选择严格惩罚。他可以推翻或修改法庭判决。他最亲近的顾问都知道，为政治案件而与他冲突是很危险的。国民党上上下下，对于政治批评都反映着上述心态。他们都很惊讶我在享受那么多个人的荣誉和恩惠之后，竟然胆敢批评政府和蒋介石。他们无法接受我的说明：我只是要批评、暴露、改革政府的不当。

　　被送审判

　　十二月中，一个穿着粗陋西装的瘦小男人进来，他看起来像一名微不足道的书记。他没有说明自己身份，打开他的小提箱，拿出一叠空白十行纸，开始正式再度问我那些我已被问过好几次的例行问题：“你的姓名？”、“你的生年月日？”、“你的职业？”等等。我感觉很奇怪，有如再重做一次恶梦一般。这次审问继续到次日，最后结束时，他要我在纪录上签名，做为正式的供词。其后十天左右，我完全孤独留在囚房里。后来得知，所有的正式手续都已完毕，所有的侦察人员，特别委员会和顾问们如今都在等候最高当局的裁定。

　　此时，我心里相信，我即将被释放。因此，有天早晨，魏参谋进来告诉我，已接到命令，要立刻将我移送监狱，接受军事审判时，我极为震惊。他似乎也茫然不知所措，只是一再安慰我，“这是必须经过的程序，仅是一种手续”，似乎在暗示我最后还是会被释放。

　　我收拾了东西，又再度签了保持沉默的誓约书后，便从有冷气的营房，被送到离台大法学院不远的军事法庭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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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军事监狱和审判

　　报到

　　我到了这处拘留所，意外地，接我的竟是大约十天前再问了我许多反复过的问题、记下我的回答、要我签名纪录的那个衣服粗陋的瘦小书记。原来他就是我的检察官。现在他已准备好一份打好的正式纪录，与我一起花了二、三小时，小心一一核对我们问答的内容。最后，我又得在上面签名。

　　女囚的圣诞歌

　　天暗下来，晚饭时间到了，我才被带到监狱囚房第二号室。房里有两张床，一个水龙头和马桶，但是没有桌椅。我发现一个大陆籍的军官已关在里面，他犯了贪污罪，正等待审判。我警觉到隔壁的囚房关了几名女囚犯。

　　晚餐送进来，因为没有桌椅，只有把餐盘放在床上，蹲下来吃。这晚我没有食欲了。

　　我的床旁，有一个窗户，但不准我们关上。那时是十二月了，所以感觉相当寒冷。当我们吃饭的时候，监狱长，姓张的，出现在铁栏杆窗户之外。他是陆军少校，肥胖，面相狡诈，而又多嘴。

　　那天正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夜。晚饭之后，隔壁的女囚们开始唱起圣诞颂歌，声调那么哀怨，简直使我难过得无法忍受。想到虔诚的母亲和基督信徒的亲属，也回想幸福的幼年，感伤得几乎流下泪来。

　　等待审判

　　其后六星期，我等着正式的起诉。依照监狱规则，未正式起诉以前，不准写信或收受信件，不许接见家人，也不得聘请律师。我唯一能做的，便是观察周围监狱生活的景象了，如今，我能从新的层面去了解许多监狱的特性。这些监狱的恐怖使得台湾人屈服。“民主”或“人权”，对一般人来说，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监狱的严厉则是具体而切身的。

　　我被关的房间，原来是作为病房的。听说雷震和苏东启也曾关在此房。犯人必须自己购买所需日用品，如牙刷、肥皂、筷子、洗脸盆、卫生纸、饭碗等，也可以买到笔纸。从我们的房间，可以看到监狱操场。每房的犯人被允许轮流在操场放封十分钟，一星期四次。但是当其他犯人被允许在那里放封时，所有面向操场的窗户都要关闭，以免犯人暗通信息。

　　我们囚房的对面，隔着操场，是围有铁栅，像动物笼子的较大囚房。每一个大囚房关着一、二十名犯人，他们睡在地板上，常受突击检查。这个看守所，本来只是关押着审判前的犯人而已，但是现在却混杂各种不同的犯人，有些在服十年以上的徒刑，有的在服无期徒刑，还有些是等着死刑的执行。那里没有餐厅，所以所有犯人都要在户外围着大饭菜盘子，蹲着吃饭。下雨的时候，他们就要挤向走廊旁边。这些人大半从事劳役。有的在厨房工作，并要送饭给其他犯人，有的是在洗衣工厂工作。监狱与政府机关、军队等订有合同，以廉价洗烫制服、床单等。监狱也有制衣厂，利用犯人，缝制各种制服。另外还有一个建筑小队，常由守卫带领和看管，到外面做些公共或私人的建筑工作。这些廉价劳役可以赚得庞大利润，由监狱军官和职员分赃。

　　后来，我在被释放后，认识了一名曾任大学讲师的大陆人，他曾被指控为共产党而被捕，在各地不同的监狱里辗转关了十三年。据他描述，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间，这些监狱的情况，简直令人无法想像。那时，蒋经国正在岛上施行大整肃，以便确保他的父亲能够安全撤退到台湾。据他说，当时监房挤满了犯人，所以无法同时躺下，而必须轮流睡觉。当时，政治犯很少受到正式审判，大多以点名方式宣读刑罚，十年、十五年、无期、死刑等，而且也无法上诉。

　　最使人寒栗的，便是目睹被判死刑的犯人。依中国传统，犯人一被判死刑，即在法庭就将脚镣焊接在犯人脚踝上，一直到执行死刑之前才除去。我们常看到被判死刑的犯人在监狱操场走动，那在窗外锒铛响的脚镣声音，实在令人心痛。有时，犯人戴着脚镣二、三年，等待上诉的结果。一被判死刑，上诉是自动的。如果上诉被驳回，在黎明前，狱卒便来打开囚房的门，那刹那，犯人知道自己的命运了。死刑即刻执行。所有的犯人都明白如果早晨四点之前监狱办公室的灯光亮起来，便表示有人即将被带去枪决。接着是狱卒用铁槌打开犯人脚镣的可怖敲击声音，还有时会继续一、二十分钟，整个监狱都会醒起来，而那敲击声音会刺痛每个人的心房。我看过好几个被带走。有一次，一位高大的大陆人被带出去。他要唱歌，并高呼“毛泽东万岁”，但立刻嘴里被塞入毛巾，被殴打，犹如绑去屠宰的大猪一样，尖叫地被拖走。每次有了犯人被枪毙，监狱里所有犯人都变得非常凄静，空气里弥漫着无限的悲痛。

　　全台湾都知道廖文毅的嫂嫂的故事。她关在我们隔壁囚房，年已过七十，又有高血压。她的儿子则被判死刑，带上脚镣，一星期四次在监狱操场来回走动，他母亲从窗户可以看到。直到廖文毅决定放弃台湾独立运动，从东京回到台湾，他的嫂嫂母子才被释放。

　　元月过去了，一九六五年二月农历新年的时候，谢、魏和我都收到一份宁将军送来的礼品，肉干、皮蛋等。宁将军仍在努力，要使我们改变想法。二月，我们正式被起诉了。我们收到起诉书，被控“以不法手段图谋推翻政府”。

　　与家人会面

　　正式被起诉以后，监狱生活改变了。现在可以与家人通信，每星期可以寄收家信一次，每信不得超过二百字。在两百字内实在不能写些什么，但是反正也没有多少准许我们写的。现在家人于每星期四可以来看我，每次见面十分钟，我们已经有四个多月没有与家人联络了。

　　在我家人要来看我的前夜，监狱长显得很紧张。他说，在犯人被捕后初次与家人见面时，常发生很尴尬的场面。有时，犯人已有二、三年没见到家人，所以有的妇女会大哭大叫。他要求我尽量控制情绪。我感觉到他是害怕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处境，表示不满。

　　当家人来时，他们先在外面办公室登记，通知单送进来后，一名守卫就护送我到一间小会客室，它的一边以厚厚的玻璃板隔开。我可以看到我母亲和妻子，但是不能接触。我只能用传话筒互相对谈。有一个纪录员在旁边记下我们的对话。我知道，像我这样的犯人，一定也有录音。在玻璃板下的长柜子边，不仅只有我们，还有其他犯人也在接见家人。

　　我们受严禁讨论自己的案件，所以只有谈论健康、孩子等小话题。我的母亲，那时已近七十岁，一再吩咐我要读圣经和祈祷。

　　聘请律师

　　在这第一次见面时，我母亲提出雇请律师的问题。因为我已经签了自白书，国民党也已经把我起诉了，我告诉她要自己来辩护，没有必要再花钱去请律师。但她很忧虑，觉得聘请一名律师有些方便；她只有这样暗示，未明白说明。几个星期之后，我终于同意，由她们去决定要聘请谁。

　　我已经开始准备答辩书。针对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决定以“言论自由”作为辩论基础，指出我们并未曾使用暴力。

　　我的家人决定请梁肃戎当我的律师。他是国民党党员，属于所谓“开明派”，东北人，于一九四七年在大陆被选为立法委员，与我差不多同龄，曾在日本留学，雄心勃勃，与国民党内要员私交不错。我的家人并没有什么幻想，因为梁曾经也是《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的律师，而雷震终被判徒刑十年，那时还在服刑中。雷震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企图与台湾人合作组织反对党。

　　梁肃戎因我的家人选雇他做我的律师，非常惊喜，立刻去报告国民党，与他们商量。他对他们强调像我这样的台湾人愿雇佣大陆人来辩护政治案件，是一个很好的征兆。他告诉他们他千万要接受这个案件，如此可以成为台湾人与国民党之间的桥梁。但我知道他也格外小心，会避免去招惹已下令起诉的蒋介石的愤怒。

　　依照规定，犯人的辩护律师可以探访犯人，讨论案情，所以，梁律师来访时，我就被带到一个小房间。每次我与律师会面时，检察官竟也带着录音机在场，坐听我们的对话！

　　准备审判

　　审判预定在三月下旬举行，虽然我还不知道。现在，警备总部政工人员的那个王军官，常来看我，要“使我的起居尽可能舒服”。我的家人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我曾抱怨有一个多月未能洗澡。显然，这些话被录音下来。没有多久，公共浴室再开放了，我们每星期可洗澡一次。王军官也常去看我的家人，向他们说我生活得很好，也告诉我，我的家人过得不错。他说：“当局对此案件非常小心”。从他的谈话口气，我感觉到当局担心我在审判时可能会激烈攻击国民党或批评监狱行政，所以在尽量安抚我。

　　在这期间，我曾三度出庭，由一法官做简单的初步听证。这些听证是非正式而非公开的，只有一名书记在场，问的问题都很简单，每次都不超过一小时。

　　审判

　　在正式审判前二天，我接到通知，我的家人也受到通知应将把我较好的西装送来给我。理发师也来给我理发修面。自从九月二十日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多少恢复些旧日的体裁。当局显然认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场合。法庭内外，由犯人们重新油漆，王军官也一天中来看我几次。营区里充满紧张，当局好像担心将会发生什么事似的。后来得知，国民党恐怕我受审那天发生学生示威或市街暴动。三月二十七日，开庭当天早上，整个区域紧密巡逻，动员了军队，交通受到管制。整个城市都警觉到这个事件的重要性。

　　当局派了一部车子去接我的母亲、妻子和兄弟到法庭。他们受到极客气有礼的接待，被带去参观营区。营区内外都已刻意油漆修饰一新了。

　　这样“公开审判”，对于国民党来说，已经是一个大让步。但是所谓“公开”，却是有名无实，几十名旁听人是经过谨慎挑选，而凭券入场的。他们包括有立法院、青年商会、报社、学生团体的代表。美国大使馆曾要求并得到两张旁听券，但仅派一名代表来，停留一会儿观看一下营区，在审判开始前便离开了。大概因为美国常被误指帮助台独运动，他们要避免任何嫌疑。结果，法庭内没有外国人在场。

　　所有的旁听者、律师们和三名法官都入席，上午九点正，准确开庭。令我惊讶的是，当我进入法庭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我站立着，其他人也都就座，审判开始了。审判过程很短，因为他们早已确定了罪状，这不过是要满足法律手续的形式而已。我发觉那个衣服粗陋的瘦小检察官已由另一比较像样的取代了。

　　上午，听取检察官的说法。他引述我们的宣言，指摘我们宣称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仿佛讲这句话本身就是高度叛国。我们在宣言里曾严辞指责政府，用了“推翻政府”的字眼，并说必须采取任何手段，“以汗和血”，来达成目的。检察官一路辩下去，依照我们宣言内容，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如此，在上午的审询告一段落以前，在场的所有旁听人都已熟悉我们的论点。

　　旁听者，不论任何理由，一旦步出法庭，便不准再进入法庭。所以，有的到了厕所以后，便不能再入庭旁听了。

　　我被送回囚房，谢聪敏和魏廷朝接着被带出接受审问。

　　被告的答辩在下午四点左右才开始。这次，我们一起被带入法庭。这是我们被捕以来第一次见面。我们互相凝视，点头，并肩站立着，但不许讲话。他们两位，看起来都还好。

　　答辩

　　我们的答辩主以言论自由作为根据。我们说，爱国并不只是呼喊口号或高呼领袖万岁，批评也是一种爱国的方式。我的律师梁肃戎犹豫而又胆小，只是呆板地将我的论点重复一次。谢的律师则很机警又有力，辩论更为尖利。他提出一点，整个案件的核心似乎是犯了批评蒋介石的“罪”，但是依据法律，这顶多只不过是一宗诽谤罪，由蒋介石告诉乃论。有些旁听者，听到这里，不觉爆出笑声，检察官和法官显得很尴尬。

　　我们感觉到听众大体上还能了解我们的论点。我们和我们的律师都没有大声呼吁，或作出戏剧性举动。我们诚恳而坚定，未曾为我们所为找借口，也没有自任是英雄豪杰。我们尽可能显示我们是讲理的，而为了要改善台湾的处境，曾愿意冒这个大险，并不是狂热分子。

　　后来得知，我们的态度，曾给那些受挑选的旁听人留下良好印象，可是，因为我们未依中国传统，痛悔前非，乞求宽恕，使得某方面感觉不满。

　　当被告答辩完结，我们三人都讲过之后，法官则邀请被告家属，如果愿意，可以讲话。也许他期待至少被告家属会依照传统请求宽从。我的母亲，两位哥哥和妻子都在场，但却拒绝发言，谢的兄姊也同样保持沉默。我们都感觉到抗议或乞求都是无效的，审判结果早已由最高当局决定好了，这场审判不过是装门面而已。

　　比较之下，魏的弟弟却使法庭震惊。他站起来，开始愤怒的斥责整个过程，说它是非法的，政府本身是非法的，戒严法也是非法的，我们三人根本就不应该受审判。

　　我们被带离法庭，审判就此结束。此时已近晚上八时，我们发现整个看守所的作业都停止了，犯人等到此时才开饭了。但是我太兴奋，太疲乏，吃不下饭了。

　　过天早晨，王军官一大早便急忙地跑来看我，说审判后有一位在场的新闻记者，大概是新近派驻台北的美国华侨，到警备总部询问我是否受到酷刑，因为他注意到整天审判中，我的左臂都垂着不动。警备总部发言人不得不立刻公开解释，我曾在战时因美机炸弹而受到重伤。

　　那天，全岛中文报纸关于审判的报道，千篇一律，一字不差，都说三名被告都对于攻击政府反攻大陆政策，自承错误，在法庭上全部“悔过”，请求“宽刑”。

　　我年老而坚强的母亲，非常愤怒，她一看到王军官便大发脾气，说：“看看这个，你们全部都在说谎”。

　　警备总部派遣一名代表到台北两家英文报社，要知道他们将如何报道，要求事先检阅。这两家英文报的有关新闻非常简单，大体上正确，省略了为国民党保留面子的“请求从宽”一类谎话。

　　判决

　　这次审判的快速，确实不平常，三个人在一天之中受审完毕。很明显，他们事先安排好，要尽量避免宣扬和紧张。我们都没有想到很快就会宣判。因此，未到一周便受命令再度出庭时，很感惊异。这个速度更证明早在开始审判以前，其结果已经决定了。

　　四月二日，我们再度被带进法庭。进去的时候，我们三人再有机会彼此点头示意，但除此无他。这次，旁听者除我们的家属以外，不超过十人，包括五、六名新闻记者。

　　我们再度站在三名法官之前。主席法官站起来宣读判决。谢聪敏判十年徒刑，魏廷朝和我，各判八年徒刑。新闻记者们对此重刑，似乎感到惊讶，有的摇摇头，脸上露出同情的神色，甚至爱嚼口舌的狱卒后来也对我表示吃惊。我们的家人都被如此严厉的判决呆住了。

　　后来获悉，由于我们未在法庭上乞求从宽量刑，被认为傲慢，本来只计划各判五年徒刑，但最高当局对于我们毫无悔过，很感不悦，改变原意了。

　　我们立即着手上诉。上诉仅以书面提出，而不再举行法庭听证传讯等。我和律师草拟上诉书，再申论我曾在法庭提出的论点，把公文送上去。依照规定，法庭必须在六十天内答复，可是七月、八月、九月、十月过去了，我仍没有得到回文。我们想，这或许是一个好征兆，表示最高阶层意见未定，不能或还没有作最后决定。

　　狱中生活、来自海外的两封信

　　狱中的生活起居，稍获改善。我获准阅读一些书刊。监狱规则不许阅读小说和报纸，但是我也得到特准由家人送来大众小说杂志。未几，我得到全套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法文平装本戴高乐的回忆录，英、法文的国际法书籍、英文法律辞典等。最后，终于获准阅读《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但都要经过监狱官缓慢而小心的事先检查。我也拿到几本法文文法和会话书，每天上午花了几个小时阅读和练习。这对于囚犯是一项很好的心智运动。

　　我被捕以前，曾在英文《读者文摘》中，看到一篇有关“国际特赦组织”的文章，它是一非政治团体，承担营救世界各地政治犯的困难工作。令我很惊讶的，我在狱中竟于收到一封凯琳·葛威尔夫人（Karin Gawell）寄来的明信片，她是“国际特赦组织”瑞典分会的会员。显然有人向该组织报告我们的案件。

　　这是我从海外收到的第一封信。第二封则来自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同学伊安·麦克法逊（Ian McPherson）。他已成为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首席律师。司法部次长查良鉴访问加拿大时，他要求查良鉴回台时转达此信，查照办了。以后知道，这只是海外写给我许多信中的两封而已。其他的，我都没看到，但是单单这两封便使我感动得几乎流泪。它们证明海外朋友不但知道我的处境，还深深关切我。对于一个被禁闭的囚犯来说，没有一件事比知道他并未被外界遗忘这个事实，更使他感觉无限的安慰和鼓励。

　　春季和夏季几个月格外闷热而潮湿，尤其犯人在操场放封而我们必须紧闭窗口时，真令人难以忍受。大多时间，我都是情绪紧张而懊恼，一点琐事都易使我发怒或沮丧。我不断与狱官因为语言问题而发生争执。看守所副所长，姓谢的，是一个讨厌的家伙，眼睛诡诈，内心阴险而卑鄙。他坚持我与家人会面时必须用“国语”（北京话）交谈，我指出监狱规则并没有禁止人家讲台湾话。他说：“纪录员不懂台湾话，所以无法纪录。”我回答说：“你应该去找出一个人懂台湾话的来作纪录”。我气愤之余，写了一封长信，给警备总部司令，提出控诉，谢某才软下来，因为知道我的信会引起高层的注意。他们一面假意安抚我，一面仍威胁，所长提醒我雷震住在这第二号病房时因不守规则，曾像小孩一般地，受到处罚。

　　有一名年轻的军校学生，因卷入与吴俊辉同一案件而被捕，因受拷问而左手残废，总是得用绷带包着。他的一些同伴已被枪毙，他的其他两个兄弟也被逮捕，其中之一在卫兵看守下由台南押送台北途中，“因企图逃亡，由火车上摔下死亡”，另一个则关在我同一看守所内，已经两年多了，仍在等候审判。他已神经失常而被绑着，时常整夜尖叫大骂，把大家吵醒。好几个月以后，不见了。

　　另一中国籍犯人，在侦查期间，精神错乱，不断以头撞壁，企图自杀。他有时在晚上被带到我隔壁的第三房病房，用锁链绑在床上。他没有尖叫，但我可以听到他挣扎着要毁灭自己的声音。

　　强烈台风来袭时，营里充满兴奋。有时候，整个地区停电了。通常我们整夜都得忍受天花板光秃刺眼的灯光，但因停电而整个监狱陷入一片黑暗时，守卫们顿时紧张起来，提高了警觉，所有的门户都立刻锁上，走廊上点起蜡烛。

　　有一天，狱官通知我，要重新油漆我的囚房，我被移到第四号病房，过了三天，又被移回。立刻有一油漆工人借口要找刷子又跑回我房间，他原来就是魏廷朝的叔叔，正在服十年徒刑。等到守卫隔我们稍远时，他突然低声向我耳语：“在天花板上，装了一个窃听器”。

　　偷传纸条

　　我关在第二号病房，谢聪敏在第四号，魏廷朝则在第六号。魏廷朝有时在晚饭之后，高唱民谣。我们有时彼此发出高声，只是为了要让彼此知道我们还在这里。每次，狱卒都要跑到我们门口。不久，谢聪敏开始想办法使我们彼此之间，能传送纸条。每天早晨，我们必须自己清扫囚房，然后，有一名犯人工役来，带着一个垃圾桶，一间囚房、一间囚房去扫收垃圾。谢用食品贿赂那个工役，把我们的纸条，皱皱卷卷弄成纸屑一样，趁机丢进各人囚房。

　　魏和谢冒着受报复的危险，大胆批评监狱行政。谢着手控告我们在旅馆被捕时殴打他的警察。两人并控告在侦查期间虐待他们的调查员。他们的控诉书，由监狱办公室，转到上面，警备总部也派人来调查，但是没有结果。魏总是为了信件检查，与狱官争吵。有一次，他寄给家人的信件被检查的狱官更改，他即着手控告他们，理由是他们可以削除文字，可以退还信件，甚至可以丢弃信件，但无权更改信件内容。这使得那个姓谢的副所长，大为光火。有一天我刚在操场来回走动放封，看到谢某跑到魏的门口，隔着铁栅，与魏讲话。不久，两个人声音愈来愈高，大吵起来。谢某大骂魏：“你这个叛徒！”，魏则回敬说：“你这只猪，国民党的走狗！”。我有点惊慌，向魏叫道：“算了，算了，讲了有什么用”。我害怕魏会遭到报复，但是幸好没有什么事发生。他们仍小心对待我们，我们案件显然也在慎重处理，但是对于我们的上诉，仍无下文。

　　蒋经国访问监狱

　　有一天，得到通知，将有要人来访，整个监狱紧张起来，这才稍微打破监狱的单调生活。每个犯人都得彻底清扫自己的囚房，白色床单发下来，每人一条，但只是为了那一天而已。时间到了，我们的窗户都被关上，访客到达时，大门响起一连串欢迎的爆竹，在监狱墙内响起奇异的回声。我们听到营内有人走动，从缝隙偷看，赫然发现来访者竟是蒋经国。他穿着整齐的暗色西装，皮鞋擦得光可鉴人，一边检视操场、走廊、大囚房，一边微笑点头。他的来访，与我们案件无关的。他也并没有到我们囚房这边来。他滞留约一小时，便离开了。

　　我关在看守所的几个月中，蒋经国共来访了两次，每次的迎接方式都一样。他那么忙碌，为什么特地要来探访监狱呢？不知道他是否也去访问其他监狱？目的是什么？他的心态如何？恐怕别人无法回答。

　　特赦

　　初秋，我的上诉裁判的法定期间，已过了很久，母亲和律师，经过长久讨论，并与亲友商量之后，得到了一个结论。目前最紧要的，是想办法把我弄出监狱。在国民党独裁之下，任何要把我变成“殉道英雄”的想法，都是徒劳无功，不但愚蠢，而是浪费生命，必须采取任何可行办法，使我安全出狱。然而，凡熟知中国人政治和心态的人，都了解蒋介石必须顾全面子，若想把我弄出监狱，也必须顾及此点。一旦我走出监狱，就有足够机会否认和反驳国民党的各种说词。

　　很久之后，我很有趣地发觉，甚至美国政府在亚洲国际政治上，也采用了亚洲人特有的办法。当美国军船Pueblo号人员被北韩俘虏时，美国为了获得那些人的安全释放，同意向北韩“认罪”，虽然在整个事件中，美国始终否认有过任何不法行为。然而，在人质获释之后，美国立即否认曾经“犯罪”，宣称上述“认罪”仅仅是为了得到船上人员的释放，如此而已。

　　虽然，这完全不合她的胃口，母亲终于同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她觉得这是被迫，世人必能了解。在家人探监的短促对谈中，我们并没有讨论这些，但我秘密纸片中，我得到暗示。

　　母亲的亲函，送达蒋介石。当家人开始送来西装、领带、白色衬衫，和一束鲜花时，我预感到新的变化，或将发生。那束鲜花颇使狱卒感到纳闷，他喃喃地说：“真奇怪，还有人送花？连一个花瓶都没有，哪来地方放花呢？”

　　十一月三日，我在下午五点吃晚饭，大约六点，天将黑的时候，看守所长派人召我到他楼上办公室。他一个人坐在办公桌边，桌上摊着一些公文。他捡起一张，严肃地说：“你的上诉，已遭驳回，八年徒刑确定了”。沉默了一会，他又说：“这里还另有一件公文，总统已下令，把你特赦了。你将可以回家”。

　　我立即问道：“谢聪敏和魏廷朝呢？”他说：“我不知道，公文没有提到他们两人”。我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他显然要最后一次再玩弄一下他的权威，而宁可含糊其词，说：“或许今晚，或许明天。你回去房间打点准备好。我们还有一些手续要办”。

　　我回到囚房，把这个消息，告诉同房的犯人，他向我恭喜。

　　不久，王军官来了，他有点紧张，问道：“现在，你不会去游街，或来个大庆祝吧？也不会去燃放一大串的鞭炮吧？”。我向他保证：“不会的，我对于鞭炮没什么兴趣”。

　　士兵进来，包扎我许多书籍，带着这些，陪我到监狱办公室。意外地，没人要求我签什么文件或保证书，或找保证人。我的所有东西受到检查。这使我担心焦虑，因为我隐匿着一些我在狱中写的东西。这些文章，后来在外国出版了。

　　十一月三日晚上九点四十五正，我走出监狱大门。他们把我释放的时间故意这样精确安排，使得这个消息赶不上晚报的出版，但又能赶上晚间最后的新闻播报。到那时候，我已回到家里，我家门口便不会有欢迎的人群会聚了。

　　看守所长和警备总部政战组的王军官陪我坐进一部车子，已有司机在内，同乘跨过市区。当我们的车子开进台大宿舍区的巷道时，我注意到另有一部吉普车已在那里。我们车子开到我家门口，我走下车来，回到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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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监视

　　特赦之后

　　家人激动，兴奋得泪眼婆娑地迎接我归来。母亲、妻子、儿女，和在台北的二哥都在家里，还有我的律师也在场，房子里到处都是鲜花。看守所长、王军官、律师等，几分钟后便识趣地藉故离开了。

　　家人在那天下午稍晚得到通知，但严格受命不得把我即将得到释放的消息，对外宣扬。

　　我们彻夜倾谈。勇敢多谋的母亲告诉我一切的经过，如何起草羞辱的悔改声明，以达成释放等。

　　翌天早报都登载了我被释放的消息。我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我已“悔改”而得到特赦。所有的党政宣传机关都得意地宣传我已经“认错”，得到宽恕。其含义是，所有国民党的批评者、知识份子和台湾人不满份子，终于清楚认识了领袖的伟大和美德。很明显地，国民党自认已获大胜了。

　　国民党政权在基本上缺乏安全感，因此，以“认错”、“悔改”来羞辱反对者，成为重要政治技巧之一。他们似乎不了解，在任何形式的肉体或心理威胁之下强迫出来的“自白”或“悔过”，不但没有用，反而对他们的政权有害。他们无法了解，为什么欧美的重要左派知识份子谴责古巴卡斯特罗政权，以胁迫取得古巴有名诗人Herberto Bodilla Lorenzo的所谓“悔过书”，在那份明显粗制滥造的“悔过书”里，他被迫形容自己为“卑鄙的、不公的、怯懦的、虚伪的、说谎的”一个人。

　　我被释放后几天，加拿大广播公司曾从蒙特里尔打国际电话来，想以电话访问我，作为其节目“This Hour Has Seven Days”的一部份。因我知道电话是被录音的，所以未能畅所欲言。

　　软禁

　　现在应该如何安排我的生活呢？我很快地发现我被监视着，我的房子外面经常有人徘徊。我一出去便受跟踪。我写信给台大校长，要求保留教职的信，一直没收到回音，甚至他是否收到我的信，也无法知道。我没有收到聘书，所以我与台大的关系终止了。然而，我们仍住在台大宿舍，没有被要求迁出。

　　被释放后二、三天，我和太太一起到台大校长公馆作礼貌上的拜访。我在门口向钱校长说“多谢你的关切”，他的答复冷漠闪烁，我们很快告辞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我知道了我在狱中期间家人是如何过日子的。有一部吉普车经常停在我家附近，警察监视房子，注意谁进出我家。调查人员不时找我太太，除此之外，家人没有受到什么骚扰。幸好，两个孩子经过起初的震惊以后，没有遭受什么麻烦，可是，他们很孤单，因为从前的朋友都不敢再接近了。

　　其后几个月，给我和家人一个机会，能够分清真伪朋友。长驻在我们门口的吉普车，给我们的日日生活，投下一道大阴影。有的朋友，在马路上遇到，便装作不见，或故意躲开。大学里的台湾籍同事们都避得远远。有的学生，以前经常来我家的、经常恭维我的、或夸口熟识我的，现在都矢口否认与我有关；有些甚至要求校方将我曾担任他们指导教授这个事实，从纪录上去掉。

　　所有这些，都使我伤心。我感到孤独、寂寞。但是这些挫折有时得到一点补偿，因为仍有些人，冒着生活和事业的危险，胆敢来看我。有些学生悄悄地来看我太太，探询情况，表达关怀和慰问。有的大胆地带着书籍或水果，来送给我。

　　谁是真正朋友，谁不是，很快就分晓了。我没有主动去要与老朋友们重叙旧谊。在我目前处境之下，只有让他们去主动决定要不要维持友谊。

　　我从监狱出来没多久，宁将军为我开了一个精致的宴席，王昇和军中亲近蒋经国的将领们也都应邀参加。席上没有认真谈论什么，他们只是恭喜我获得释放，又贺我“新生”。

　　在理论上，我今可随意外出，也可以在岛内自由旅行，但不断受着监视。如果我搭乘计程车外出，便有一部吉普尾随。如果我到饭店吃饭，安全人员便坐在不远的桌子边，也在那里用餐。如果我乘火车南下到高雄探视母亲，便衣人员也随行左右。

　　大多时间，我都留在家里，补阅坐牢期间错过的书籍杂志，或纪录下在狱中被迫无聊时想到的一些事。有一度，我执迷地幻想有一天我会再回去大学教书，那是我真正的希望。

　　有一天，王军官带了一位高先生来找我。高某以前是共产党员，现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的组长。他们说是前来讨论我的出路，并建议我接受党部“大陆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薪水不错，并将有一栋舒服的宿舍。显然，当局觉得必须为我安排一个工作，但不愿见我再去与学生接触，所以使我在党部工作，一方面易于管看，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我的生活问题。

　　我当场拒绝了这个提议，坦白告诉他们我绝不会接受这份工作。他们在我家停留了近两小时，一再劝我接受，最后，我有点不耐烦，带着些火气说我宁愿在路边摆摊子卖书，也不愿接受那份工作。他们终于离开，那位高某后来写了报告，抱怨说我骄慢而不合作。

　　长老教会受到威胁，我姐姐的麻烦

　　其后几个月，我注意到台湾长老教会所遭遇的困境。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基督教徒在台湾虽然为数不多，却形成一个重要的少数团体，几乎是优秀的领导阶层。他们所发挥的影响力远超过其人数在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经由教会和其所办的学校和医院，台湾人与西方世界所作接触，已有一世纪的历史。在日治时代末期，教会受到重大的压力，因为基督教徒在学校和教会礼拜中，仍继续使用台湾语，对于天皇崇拜和日本神道，予以抵抗。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长老教会较未受骚扰，但从一九五〇年以后，情况变化了。一方面，国民党极力恢复传统的中国民俗，藉此想恢复并加强与中国大陆的心理关系。那些民俗长久以来是日本人和基督教会所排斥的。另一方面，过去在中国大陆的许多传教士和基督教会各种教派，在半官方鼓励之下，陆续进入台湾。首任驻台北的美国大使蓝钦（Karl Rankin）曾在其回忆录里称道在其任期内，在台湾传教士和其家族，自一九五〇年的三十名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七百多名。

　　一九六五年，情况大变了。国民党显然觉得台湾人基督教徒，尤其历史悠久而且组织完善的长老教会是一个眼中钉。它为要消除台湾人意识，强迫使用北京话，将孙中山偶像化而崇拜他，进而，对其“继承人”蒋介石也要敬仰。

　　台湾长老教会早已参加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普世教协（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作为会员。当该组织的一部份会员开始主张承认中共时，国民党当局非常愤怒，要求台湾长老教会与普世教协，断绝关系。可是，基督教会拒绝了。长老教会大会议长被传到警备总部，被告以应为努力使长老教会退出普世教协。教会领袖和教友们均受骚扰。当时，有几个日本牧师到台湾访问，回国以后以日文出版了一本刊物，发表他们对台湾和教会的观感。他们并请了台湾长老教会大会议长写一短简的序言。那本书在日本出版后不久，议长被捕了。警备总部给他看那本书，里面有一日本牧师写了一篇文章，为台湾人教会的处境，作了不利于国民党的记述。议长被吓坏了，不得不签名于“认罪”的自白书。然后，他们又告诉议长，既有了这份“自白书”在手，政府随时都可以起诉他，使他入狱。现在他必须努力运动，使长老教会从普世教协退出。当时，我的表弟任台北神学院院长，他也被传多次，并受到同样的指示。后来，有五位台湾牧师应邀访问日本，但在台北机场登机之前，护照被吊销，不能成行了。

　　在这段时期，长老教会领袖们却为美国极端保守派牧师马金太（Carl McIntire）的屡次来台，深感困惑和尴尬。他每次来台，都要公开攻击普世教协，在礼拜中，总是大声祷告，祈求上帝“使蒋介石早日反攻大陆”，并不断鼓励蒋介石立刻开始发动进攻。

　　在继续不断的强大压力下，台湾长老教会屈服了，很勉强地表决退出普世教协。

　　我的姐姐彭淑媛是长老教会主办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的校长。她从来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可是在我受软禁期间，和普世教协问题发生以后，她的学校终也成为国民党骚扰的对象。一个晚上，安全人员偷入校园，将写有“打倒蒋介石，拥护彭校长”的海报，贴在壁上，企图用此手段，造成事端，迫使校长辞职。

　　蒋经国的召见

　　对我的监视仍继续着。大多时期，都非常严密，然，忽然会松懈几天，过程古怪，无法知道是政策如此，或是监视人员有时懒惰。

　　一九六六年初有一天，有部车子开到我家门前，一个人走到门口，递来一张名片，写明是“青年救国团秘书”。他说是奉蒋经国的命令而来，问我当天下午三点是否有空，因为蒋经国希望“请教”，想该时派车来邀请我到他办公室。

　　这个意外的邀请，措词非常客气，我直觉必须警惕。我想起上次当选“杰出青年”时，曾婉拒他的邀请，而引起普遍臆测。如今，这个带着名片的陌生人，他的身份是否可靠？这是不是一个陷阱，我一进入他派来的车子便会永久失踪？我也想起二二八事件时林茂生那出名的故事：一部车子到他家来，说是台大校长要请他去开会，他坐车一去，永远不再回来了。

　　我告诉那个人，我不要车子，会自己想办法去，请他告诉我地址。

　　到时，我将正确地址留给太太，雇了一辆计程车出发。蒋经国的亲信李焕接待我。他讲话温和斯文，请我就座，并没有立刻带我去见他的老板。他花了近一小时，详细说明“青年救国团”的所有活动，努力表示他们是多么开明，多么尽力帮助青年学生，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似乎仍在努力要说服我，甚至争取我的合作。最后，他终于站起来，说：“我去看看，蒋主任有空了没有”。他走出去一下，回来说：“好了，他正等着你”。

　　当李焕带我往走廊走时，我即从玻璃窗瞥见蒋经国坐在书桌边，在我进入其办公室几秒前，看见他站起来，小心地在整理上衣和领子。我一进入，他便从书桌后走出来，微笑着与我握手，请我坐下。我跟他没有见面过，所以他的第一句话“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使我有一点惊讶。他又问：“好吗？”，“身体怎么样？”，“令堂好吗？”。他未曾看见过我母亲，可是，她为使我释放的努力和她有时所做的强烈抗议，必定在有关大小官员之中盛传了。他还问及我姐姐，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的校长，她那时正遭到很多麻烦。

　　谈了一些家常之后，他转了话头，严肃地说：“很多人都非常关心你”。当他又问：“有没有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的时候，我很坦率地说：“有的，我还没有工作。坦白地说，我很希望能再回到台大教书”。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神色，转向李焕问道：“有没有与钱校长谈过？”。这一下轮到李焕尴尬了，他避开正面回答，支吾地说：“我们会与他商量这件事”。

　　这场会谈约三十分钟，还算轻松而不拘束，其后我的感觉是复杂的。蒋经国本人似乎远不如其照片所给人的印象那么粗鄙。他的谈吐颇带温暖，这在其父亲唐突陈腐的问话中，找不到的。虽然问话形式是一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蒋经国令人感觉较有诚意。

　　陶希圣的斡旋

　　如何安排我的将来，继续成为国民党高阶层的一个难题。不久，国民党元老之一，陶希圣开始与我的律师梁肃戎，开始接触。陶希圣以多谋著称，曾周旋于国民党与非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以使蒋介石从中取利。有一天，他来看我。经过转弯抹角之后，谈到正题。柯乔治（George Kerr），在英美出版了一本书“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详细记载他目击台湾在没有条约正式变更主权以前，如何被送入蒋介石手中，如何被国民党政权剥削摧毁。柯乔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任职于美国在台领事馆，在书中描述台湾人于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提出的改革要求，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变以及其后蒋介石派遣五万大陆兵屠杀台湾人的血腥报复。那本书在台湾被禁，但在地下流传，而且在台美军图书室里可以看到。陶希圣抱怨说：“那本书攻击我们政府。我们要有人反驳他”。我曾经读过那本书。读到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台湾和台湾人遭国民党、蒋介石和其家族，劫掠惨杀的史实，无人不会悲愤慷慨的。但是现在，我则假装不知道陶希圣在说什么，他只好改变话题了。后来知道，国民党曾强迫廖文毅写信给纽约时报，抗议该报刊登载罗勃·登布尔（Robert Turnbull）对于该书善评。

　　不久之后，陶又透过我的律师，希望我进入“国际关系研究所”。它原是国防部一部门，如今，表面上已脱离军部，名义上，另成一机构，却与国立政治大学联系。其所长和重要成员都是国民党高级党员，国民党给予经济补助，被视为蒋经国智囊团之一，致力研究国际情势和共产世界。现在，他们要我成为该所研究员。

　　该研究所所长吴俊才，有一天早上来看我，他非常客气，聊谈了一会儿，便递给我该所的正式聘书。由于面子关系，我无法当场把聘书退还给他，只有诚恳地告诉他，我实在无法接受。我们都知道，我如果接受这个聘约，便等于国民党的大成功了。他留下聘书在桌上，告别而去。

　　我等了几周之后，才于一个晚上到他家拜访，把那封聘书和一封辞谢信交给他，这件事才算结束。

　　大约在此时，发生了一插曲。有几位台湾人和大陆人政界人物，其中有国民党开明份子、党外份子、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省议员，包括齐世英、郭雨新，决定邀请美国大使一起吃饭，讨论时局。大使答应了，时日也决定了。然而，大使馆要看当天出席者的名单。原预定约十人出席，我也在内。可是，翌日大使馆秘书通知说如果我也出席，大使会觉得非常尴尬，所以，我只有自动退出。我知道我的被捕，已使我变成美国大使馆的禁忌了。台湾人一直对于华府和国民党的关系，尤其对于华府那么关心蒋介石的敏感，却不关切台湾人的正当要求和意愿，感觉非常困惑。美国官员都知道国民党如何压迫人民自由和权利。在我被捕以前，我曾认识一些美国使馆官员，经常有机会见到他们。寇克大使（Kirk）曾约好我去谈话，虽然最后无法实现。我的案件发生以后，我与美国使馆的关系，切断了。

　　我的出路，非解决不可。被迫待在家里这么久，使我焦虑和不快。我不得不接受我不能再回到大学教书的事实了。母亲笑道：“你以为他们还让你回去大学，腐化青年么？”。有人向陶希圣提起我应进入中央研究院时，我终于表示同意。可是此事又不明不白地未能实现了。

　　在这个时候，加拿大的国际法协会，透过其会长，邀请我写一篇法律论文，题目完全由我自选。我知道在加拿大的同行和朋友们，对于我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他们想藉这友善的行动，为我鼓励士气，并以稿费名义，给予一些经济支助。加拿大旧识同僚们这种关怀和体贴，使我深深感动，永久怀念。

　　调查局的介入

　　一九六六年，我的案件由国防部警备总部，改由司法院调查局负责处理。这是很大的变化。调查局可比拟于德国盖世太保，直属于蒋介石独立而专权。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都知道，调查局里有每个人的安全档案，以备蒋介石随时调阅。每一市民也都知道，如果他受到注意，调查局必有其档案纪录。蒋介石透过调查局，对于政府各部门，严密监视和控制。这是独裁政权里，最令人恐惧和憎恶的机关。

　　警备总部和调查局间微妙的对立和竞争，由来已久，蒋介石则巧妙利用这种矛盾，巩固地位。

　　我的案件发生时，国民党里一定有人主张应予严罚，立即把我毁灭；也有人辩称过份重罚可能引起台湾人的深仇大恨，所以应该对我施以再教育，把我争取，用以帮助国民党统治台湾。我的特赦，显示后一想法取胜了。可是，我被释以后，一再拒绝国民党所提供的职位，甚至扬言宁愿在街头卖书，也不愿接受党的安排。这证明宽容政策已经失败，也就是警备总部处理我的案件失败了。

　　国民党所有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十名左右，定期聚会，协调工作。会议由蒋介石本人主持，并做最后决定。要把我的案件从警备总部移到调查局，大概是在这种会议中决定的。

　　调查局的一个处长王淦，透过历史家和作者李敖，邀请我吃饭。他的开场白便是：“警总把你的案子办得这么糟，而竟然没有办法给你安排一个位置，实在抱歉。胡适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是奉命保护他的。你也知道，这些军人都是老粗，很笨拙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好好照顾你”。

　　我与警备总部的关系，从此完全终止了。宁将军、王军官、魏参谋和其他警备总部有关人员都失去了面子。不久，我便察觉到警备总部与调查局这两个对立的特务组织，其人员和作法，有显著的不同。像宁将军这种人，多少还保持传统中国军人的本色，臣服于学儒官僚的帝王制度。这些军人直率，认真执行任务，对于文人学者，深为尊敬。他们或许认为文人书读得太多了，有点古怪、复杂、难以理解，但这些文人却代表中国伟大的文化。相对之下，我感到调查局的成员大部份是国民党中最糟糕的份子。这些替蒋介石干肮脏勾当的特务，大多是诡诈、邪恶、阴险、狡猾、不可信赖，而令人嫌恶。

　　王淦现在时常来找我，并与陶希圣联络，想安排我的出路。调查局长沈之岳，一位传奇人物，邀我吃饭。他大概是最令人恐惧、而又最得蒋经国信赖的人。他曾潜伏在共产党组织中，在那里待了十多年，甚至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升到高职后，才又回到蒋介石手下。

　　调查局在和平东路把一栋日式房子改成为招待所。他们派车来接我。当车子开近招待所时，我注意到便衣安全人员在街角闲荡，也有人躲在门口电线杆后面。沈之岳很有礼地接待我，他矮瘦、紧张，并不给人什么特别印象。这个晚饭，李敖也同时受邀。彼此客套一番，又用过茶后，我们便被引进饭厅，开始精致的晚餐。我立刻注意到日本式的天花板已被拆下，代以有无数小孔的甘蔗夹板，而我待过的几所监狱，已使我对这种天花板，相当熟悉。我看看李敖，又抬头看看天花板，他即时领悟，我们的对话，一定被录音的。沈之岳则鼓励李和我，坦白畅谈。后来李与我谈起那个场面，禁不住大笑了。沈说：“请自由自在地谈谈，任何对政府的批评都可以说出来，这样才会有进步”。他强调，调查局并非政治性的，其主要职务是调查和消灭贪污，而不管对象的官阶多高。主客没有具体地谈论到什么。饭后，我们被送回家。离开招待所时，我又注意到门口电线杆后面有一个便衣人员躲着。

　　特务陈光英——一个大陷阱

　　几个月过去，较多人较敢来看我了。他们与我讨论当前局势。他们都指出，国民党政府里，台湾人愈来愈多，而大陆籍高官则将子女送到外国，并将私产尽量移到国外，时间似乎对于台湾人有利。

　　政治上活跃的份子，频繁到我家里来。他们包括大学生、议员、教员等，其中有些想参加竞选，以图在体制内促进改革。他们批评政府，并咒骂恶劣的官员和措施，但他们并未谈到暴力革命。他们只是想依“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民党政府，并想以非党员姿态参加竞选，为此讨论如何有效发挥力量，如何成立坚强的联合阵线。

　　苏东启有一位亲戚吴文就，也常来我家参加讨论。他很得人缘，也受敬重。有一天，他带一个人叫陈光英，说是他的好友。陈是斗六人，做小生意，台北的人都不认识他。在大家谈论的时候，他都沉默着，我以为或许因为他的教育有限没有什么意见。有一天他独自来找我，说将要去日本，我祝他旅途愉快。

　　大约一个月以后，陈光英回来了。他说在日本看到流亡在日本的一些台湾人，包括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的作者。他说在日本的台湾人们要向我问候，又递给我一些在日本出版的独立运动有关刊物。当我说真了不起，竟然敢冒险偷带这种刊物入境时，他笑了。然后，他又从口袋中拿出一种小广播器，说可以向邻居广播，以及二十万日币，说这些都是史明要送给我的。我把日币退还给他，说我不需要。

　　一、二周后，他又来找我，说他将再去日本，参观塑胶工厂，问我可否替他写一封介绍信给史明。我说他已见过史明，我却未曾见过他，似无介绍的必要。他则坚持，史明一定认识许多日本商人，我如果正式介绍给他，他一定会给陈较认真帮助。我很勉强地给他用日文写了一张便条，说“来者是位认真的台湾青年，请予关照”，署名牧山，告诉陈可以向史明解释那便是我。

　　一九六七年三月初一天早晨，陈忽然跑到我家，神色显得惊惶，说吴文就失踪了。他说：“二月廿七日晚上，我整晚与吴在他家里，帮他油印隔天（二二八事变纪念日）要散发的传单，隔天早晨，我们口袋中塞满传单，分路出发，那便是我最后看到他的了”。

　　其后几天，我们都非常耽心。我警觉到我的一举一动，被严密跟梢，我的房子，更被严厉监视。有些朋友，很忧虑地来找我，问：“我们应该怎么办？”。不久，他们也一个一个被抓去了。有些人不论走到哪里都被跟踪。陈光英则一再来找我，说他得帮忙吴文就的家族，因为吴留下一些债务。他便四处向吴的朋友募款，说是要资助吴的妻子。有一天，他又跑来，说有一个朋友托他来问我，可否跑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我说：“那是没有用的。他们会把你赶出来，因为他们对我们的问题没有兴趣。告诉朋友们不要害怕，也不要因举措不自然而显露恐惧，那样就会惹来嫌疑”。那晚，当他又再来一次时，我开始为他的安危耽心，所以，决定我故意出外散步，使监视我房子的特务跟踪我，然后，他才从旁门悄悄溜走，而不引人注意。他照办了。

　　大约两星期后，吴文就的家人，忽然收到他的一明信片，邮戳地址是新竹，信上简单说：“因临时有要事，我必须离家一会儿，请勿耽心”。我们相信，吴被捕以后，被迫写出这封骗人的信，以诱骗朋友误以为安全无事，而不会企图躲藏，或逃离台湾。

　　很使我们惊讶的，此后一直到仲夏的时候，没有进一步发生什么事。监视仍然继续着。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部吉普车跟随着。有时我行走时，特务也跟着走。我如果忽然转身，特务便赶快闪躲。有时候，他们伪装成学生模样，带着书籍笔记簿，跟着我上下公共汽车，但是如果我狠狠地盯着他们，他们便看着别处，或假装要下车。有时我带着照相机，突然回头，假装要拍他们相片，他们总会立刻躲避起来，匆匆离去。只有一次，在我家巷口附近，我假装要拍照他们时，忽然其中一个，猛扑过来，不发一言，将我的相机强夺过去，向大路逃跑了。我立刻打电话，向调查局王淦抗议，并向管区警察局报告抢劫。当日下午接到警察局通知“有人捡到”我的照相机，要我去领，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这时又发生一小插曲。有一天，我看见一部美国车子，开到我门口停下来。当监视的特务们向前拥上的时候，一个高大的西洋人，带着一大叠纸包，走下车来，他不理会那些特务，走向我的门口，原来就是史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曼可（Mark Mancall）。他以前来过台湾几次的时候，我便认识了。这次他又来台湾，前来看我，我们相约，隔天中午，在国宾大饭店，一起吃饭，放在桌上。我猜是录音机，要窃听我们的谈话。那天下午，曼可教授便离开台湾，不久之后，他的台湾入境签证被取消了。

　　一九六七年仲夏，我的朋友们陆续被捕了，有些人曾企图躲藏，但都被找到逮走。

　　有一天，李敖紧急地告诉我，他有一个军人朋友，驻在外岛，说军队都接到通知，有人阴谋武装叛变，有书面证据证明我也牵涉在内，据说有一文件，由我签名，与这阴谋有关。我感到困惑，这个谣言非常奇怪，到底我写过什么东西，被这样解释？

　　到了那年年底，我的朋友们大都被逮捕了。我的亲属也开始感到新的压力。我在台北的二哥，虽然从来不管政治，却因为我的关系，银行拒绝给他商业贷款。

　　色厉内荏的特务

　　蒋经国从日本访问回来后不久，十二月的一天，调查局王淦便来找我，说沈之岳局长要再邀请我吃饭。他在谈话中故意暗示，蒋经国一定带回来一些东京的台湾独立运动有关消息。一星期以后，他又来一次，约好某日下午五点钟。

　　到了那天，王淦来接我。在调查局招待所，有二个面孔狰狞难看的，在门口接待我，自己介绍说是调查局的科长。他们道歉说沈局长因临时有事不能来，只由他们来招待，沈局长或许稍晚也会来加入。从他们的言谈举措，可以认定两人都非常粗鲁，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我被引进客厅，室中有一棵闪亮的圣诞树。我轻松地指着那棵树，说几句话。彼此谈了几分钟后，其中一人忽然严肃起来，一副要办重大公事似的面孔。

　　“彭先生，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你有没有写过信给海外的台独份子？”

　　“没有”。

　　“请你再想一想，确实没有么？”。

　　“确实没有”。

　　“好吧”。他站起来，走入另一房间，立即带着一个棕色公事纸袋出来，从里面抽出一张纸张，那是我用日文写、向史明介绍陈光英的。

　　“这不是你写的么？”。

　　“是，我写的。但这只是一张介绍便条，并不是信”。

　　“你认识史明么？”。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我想解释事情的经过，但是他们不理会。

　　“你不知道这个家伙是共产党，曾到过延安过吗？你不知道他与刘少奇有关么？您不知道他是通缉犯么？”

　　“这些，我都不知道”。

　　“你不是经过陈光英收到二十万日币、一个广播器和一些台独刊物么？”。他并指出陈光英每次到过我家的正确日期时间。

　　“陈光英带这些东西到我家来，但我把日币当场退还，那些刊物也毁掉了。至于所谓广播器，那不过是玩具，在日本到处都可以廉价买到”。

　　“你知道那笔钱是要给你做政治活动的”。

　　“我没有收下那笔钱。陈光英说是朋友送给我的礼品。那玩具是在日本百货店四、五百日币就买得到的。我经常收到人家送来的各种刊物，有的我都要毁掉”。

　　他们不接受我的解释。“你与日本的台独份子有联系。你知道过去一年，我们已逮捕了许多你的朋友。他们都承认曾阴谋破坏、爆炸和暗杀，而且都说你在幕后主使。有的人已背叛你了，说都是你害他们的。他们都说是听你的话去行动的，所以仅祇处罚他们，而不处罚你是很不公平的。我们知道你是青年学生的偶像，但你是一个煽动家，罪恶之源”。

　　在这长篇大论痛骂中间，王淦一直保持沉默，频繁地走出房间，一会儿又回来，我猜想他是不断去打电话，向上层报告这次审问斥责的进展情形。两个特务中，年纪较大的，言词较为缓和，让另外一个，大概是下属，尽情对我指控辱骂。

　　这场怒骂，持续了近两小时。开始时，我曾试图解释，这些被捕的青年们曾与我所讨论的是合法的政治活动，他们只是计划参加竞选，反对一党制度。我一再强调，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阴谋、爆炸、暗杀等，最后我发起脾气，答道：“你们有办法叫人承认任何事情，我知道。我已经看过太多了。”

　　在这整个过程中，王淦跑出跑进，我想是在请示。这种情况，似乎有点脱轨，这些粗暴的特务，或许把审问和胁迫，做得太过份了。最后，王淦终于开口，建议大家进去隔间用餐。

　　大家就座后，酒杯也斟满了。整个气氛，说冷冰还不够的。令人惊愕的，那个特务，一方面，请我用菜饮酒，另一方面，还冷酷地威胁说：“我们不怕任何外国人。不要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你毁灭、把你杀掉。你要清楚这点”。

　　晚餐用毕，大家又回去那棵亮晶晶的圣诞树旁喝茶。我那时想，大概会在当场被捕。不料，王淦说他要陪我回家。那时已经半夜了。

　　王淦与我同车，沉默不语，当车子快到我家的时候，我看到我太太正沿街奔跑。她因为到了这么晚我还未回来，极度耽心，决定跑步到调查局招待所去探询。我从车里叫她，接进车里，同到家里，尽管已经很晚了，王淦还是跟着进来。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说，他显得窘困而不安。如果那些粗鲁家伙，把调查局对我的真正态度，透露得太多，王淦便要负责。我很生气冲动。我的朋友中，可能有人在酷刑拷问之下，背弃了我，被迫捏造什么暴力阴谋，来陷害我。但是我也知道大部份人都是与谢聪敏和魏廷朝一样，诚实坚定。

　　一个事实，完全明白了。陈光英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特务线民，他不但利用吴文就打进我们圈子里来，还费尽心机，以史明、介绍信、广播器、台独刊物、日币等等，设上圈套，为调查局制造理由，可以把我干掉。吴文就和其数十名朋友们所以被捕，完全因为陈光英向调查局打报告。后来，这些朋友们受军事审判，被判重刑时，陈光英还公开出庭，为调查局作证呢。

　　我向王淦愤怒地说：“你始终都在场，那些人有道理么？他们简直是禽兽一样，而竟然是你们调查局的干部。我已准备再度被捕，但绝对不接受那种对待”。

　　他把这些话推到一边，很尴尬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走了。

　　沈之岳的礼品

　　我告诉太太：“要作心理准备，我将会再度被捕”。

　　翌日，我打电话给律师梁肃戎，告诉他整个经过，并告诉他我已准备随时再入狱了。然后，我写下两篇长长的备忘录，一篇用中文，一篇用英文，说明现在发生的事情，交给朋友，请他们我一旦再被逮捕时，将它们发表。

　　梁肃戎是立法委员，几天之后，他在立法院遇到调查局长沈之岳。梁便找一个机会，私下告诉沈我曾说给他听的那种遭遇，并说我极端愤怒。梁还向沈指出，即使调查局对我所控的是事实，也不该用那种方法来对待我，因为其后果将会与调查局和国民党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几天之后，在圣诞节日早上，王淦出现在我家门口，还带了两大篮的礼物，糖果、咖啡、苹果和其他昂贵的水果。他说：“这是沈局长要送给你的。他很抱歉最近他的部属对你的误解。他绝无意思让他们那样对待你。”

　　我的母亲，看到那些礼物，对我笑道：“你想我们还敢吃这些东西么？”

　　沈之岳一方面做势道歉，另一方面，监视更加紧了。特务们现在已不再隐隐藏藏，不再躲在树干或电线杆后面，也不再避入门廊。相反地，我一走出门，他们便前后左右包围着我。不论我在马路上，或搭乘公共汽车或火车，他们都像要挟持似地，与我在一起。

　　有一次，我坐火车到高雄，由高雄火车站雇了一辆计程车到我大哥家，达到以后付钱而把车子遣走了。不料，十分钟后，该计程车司机又转回来要见我。显然，他不知道我是谁。他是跑回来要警告我，我被跟踪。他说我大概有什么私人仇怨，因为我下车以后，他便被拦住，被问了许多他无法回答的问题。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调查局办理我案件的人员，终于正式向上面签呈，要求将我枪毙，然后，释放所有被捕的我的朋友们。可是，这个建议并未得到高层的批准。

　　一天，有一位很大胆的美国朋友来看我。任何外国人在我家附近出现，总会使特务们大事紧张。这个美国人一从我家出去，即时受到特务们跟踪。于是，他便大跑起来，特务们想要捉住他，赶不上他了。

　　在这时候，又发生一个插曲。中央研究院主办一个社会科学的会议，十多个美国学者也应邀参加。会议日期接近时，监视我的特务们，变得非常不安。他们害怕我设法与美国学者见面，或者美国人想办法来看我。甚至普通警察也奉命严密监视我。在会议期间，王淦每日都来拜访我，以确保我一直都在家里。有一天，他告诉我，美国大使馆打算宴请与会的学者，而调查局知道我将也会受到邀请。他坚决劝我不要接受。可是，其实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

　　密歇根大学的聘书——尝试申请出境

　　在密歇根大学教书的朋友，向该校中国研究中心，提到我的名字，不久，有一位该校教授来到台湾，找到一个机会，与我讨论到密歇根大学去的可能性。

　　一九六八年，我接到一封聘书，由该校法学院和中国研究中心联名发出的。大致同时，我也得到加拿大我的母校麦基尔大学法学院的聘书。这些聘书，使被迫隔绝于学术生涯之外这么久的我，深深感动。

　　当国民党知道这些聘书之后，问题来了，透过我的律师、陶希圣、党部、调查局，向我施压，要我拒绝。他们都客气，但坚定地要求我不申请出境。因为既无可能被准，提出申请，只有使当局为难罢了。

　　另一困难是，即使要申请出国，也必须有一个保证人，保证在外国期间，“思想纯正”而“行为良好”，而这种保证人又不得是近亲，如父母、兄弟姐妹、太太、或堂兄弟姐妹等。这种保证，须以书面提出，负责保证被保人在外国的思想行为。如果被保者没有满足国民党期望，保证人便要受到惩罚。保证书用词含糊，但是任何申请出境者，都得提出这份保证书。我是曾被控以“企图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而被判重刑的政治犯，到哪里去找保证人呢？光是这一点，就使我对于出境，连申请都无法申请了。因此，我不得不向密歇根和麦基尔两个大学表示谢意和歉意，简单说明我根本无法申请护照的理由。

　　密歇根大学在寄聘书来的同时，还寄了一份表格，要我填写。除了一些个人资料之外，他们还要我提出研究计划大要。我在回答时，说我想做政治犯罪有关法律的比较研究。显然，我与密歇根大学的来往通信都受检查了。后来听说驻华府的国民党大使曾向密歇根大学探询要聘请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九六九年密歇根大学不顾这些，又再度送来聘书，使我加倍感激。那时，对我的监视，比以前更为严密，我再度受到警告，不要申请护照。然而，在那种情形之下，我决心不顾一切，要提出申请了。国民党改变态度的希望渺小，但是，我觉得迫它明白拒绝我的申请，留下纪录，是很重要的。我托人偷带出信件，告诉海外的朋友们我如何打算，并说明这将是我要“合法”离开台湾的最后一次尝试。在加拿大的好友麦克法逊（Ian McPherson）曾请加拿大国际法协会打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让我到国外，继续我的专业。国际特赦会瑞典分会也同样打了电报，还有其他外国朋友们也运用各种办法，对国民党当局，施以压力。

　　最后，我找到一个勇敢的人，愿意做我的保证人，为我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带着护照和出境的申请书，以及其他必要文件，我亲自到侨务委员会去办理手续。一个职员接过我的文件，说大约两个星期后可以得到回音。我走出那办公室时，虽然没有抱着成功的希望，却有一种奇异的快感。在这件事情上，我终于逼使国民党陷于守势了。

　　两个星期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办公室。那位职员，微笑着，有礼貌地告诉我，我的申请正在由上层审核中。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一正式公文，只说我的申请未得批准。我的申请曾在蒋介石主持的安全单位联合会议中讨论过。在决定拒绝我的申请时，据说蒋介石曾批示要照顾我的日常生活。其结果，我的亲近朋友们被情治人员询问过，国民党官员也开始到处打听我的个人和经济情况。上项批示，通过无所不在的党部组织，甚至达到我女儿就读的国民学校。有一天，她被老师请去，问她父亲生活怎么样、经济如何等。我的朋友们和十岁女儿，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切，都感到困惑。

　　监视继续着。我时常抗议，有时在电话中对于王淦，很粗鲁而不客气。我曾向我的律师抗议，向陶希圣抗议。现在，来我家看我的客人都被拦截，被质问、被登记。这种干扰甚至在农历过年期间也未停止。王淦仍奉命时常来看我。我察觉到他也对于这项差事已感觉非常头痛。在农历新年时，我曾对他挖苦：“一年里在这段时候，国民党在金门马祖的军队也要停火几天，共产党军队也是一样。但你们对我在这新年时也不放松。显然，你们把我当成比共产党更大的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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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逃到瑞典

　　决心逃亡

　　我还有些朋友，与特务组织，有私底下的联系。他们警告我，现在我已非常的不安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逮捕或“意外事故”，想要把我除掉的人，都会设计出来。我听说安全单位已经决定，台湾如果发生动乱，有三个人要立刻毁灭。一个是台北市长高玉树，一个是省议员郭雨新，第三个便是我。我们三人，在安全机关档案中提到时，是用特别记号的，即，三个同心圆。

　　监视我的特务们，整天分成三班轮值。我的妻子被跟踪得更紧迫了。我家附近，与全市其他地区一样，在街角巷口，有小摊贩的违章建筑。它们常是退伍军人非法搭起来的，政府不管它们。我家巷口，靠近我们门口的摊贩，竟成为监视我的特务们的中心。我们知道那个老小贩的年轻太太，以前是个妓女。她竟将其陋小违章建筑，变成特务招待所，服务他们，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让他们坐下来抽烟阅报。

　　我很小心注意特务们的动静，不久发现，他们有时在深夜一段时间，不在那里。他们大概是觉得太无聊，偷偷溜走去散散心。在那时候，我也可以偷偷外出，不受跟踪。

　　我不时感觉极端的绝望和沮丧。这样过日，实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没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来愈缩小，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被捕的威胁，不断悬在头上。在这样孤独隔绝的情况下，我感觉几乎快要窒息了。

　　王淦的来访，变成一种刺痛了。国民党“开明份子”仍然要我妥协，仍然想说服我靠向他们，仍然想使我公开向他们认同。他们继续在谈要为我找一个职位。王淦不断劝我接受他们的安排，他说那样一来，既有工作，生活问题又可以解决，而且对我造成这么大痛苦的监视，也可以结束了。

　　然而，相反地，我决心要逃亡。

　　精细计划

　　我已愿意要犯任何危险，但不敢告诉家人我决心要脱出台湾，或在这个企图中身亡。依照国民党法律，如果家人知道我的计划而没有立刻报警，他们便会被看成同谋共犯，受到严罚。

　　有一个晚上，我悄悄地溜出，未被特务发现，按照事先约定，在一个地点与几位亲信朋友见面。我告诉他们，已下决心，要脱离台湾。这使他们震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大家心里清楚，这要冒多大的险。我提出可能成功的一个途径，向他们说明。经过沉默踌躇，和熟虑之后，他们终于认为或许可以付诸实施。于此，我们开始一步一步检讨我们所须解决的难题。

　　第一个问题便是我到底要到哪里去？

　　美国是不可以的。因为如我到那里去，便会使美国政府为难，国民党会立即要求引渡，会使问题非常复杂，并且拖延很久。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已有许多例子，日本警察与国民党合作，将流亡在日本的台湾人引渡给国民党，以换取日本欲从台北取得的好处。我要去的国家，必须是与国民党没有外交关系的。然，我不愿意到共产国家，因为中共政府，与国民党同样，恨不得将台湾独立运动消灭掉。我提出瑞典，朋友们都同意了。

　　于此，第一步骤便是要写信给那个非凡的组织，国际特赦协会。有些朋友曾长期帮助我，将信件带出岛外，也从岛外带进来给我。在他们帮忙之下，我写了一封短简到斯德哥尔摩（Stockholm），请他们能否将我的案件告诉瑞典政府，问问如果我突然在瑞典港口或机场出现，身上没有护照和签证，能否得到政治庇护。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得到肯定的答复。有些朋友劝我立刻离开，因为他们深深关切我的安危。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太多的细节须要安排，而且这些都必须依靠很间接而极费时的通信办法。我们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邮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须在东京、香港、美国或欧洲，而必须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湾时才能托他带出或带入。我须要在台湾与瑞典中间几个接头站，找出既可靠又肯帮助的人。还有经济问题也必须解决。我必须安排好一笔款项，在中途以及到了瑞典之后，作为费用。

　　旅途的计划占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时间，简直好像要设计到月球的旅行一样，其间实有太多的变数、不可知数和危险了。一个独臂人要环绕地球半圈，而不被发现，是不容易的。

　　到了春末，大多细节都安排得差不多了。朋友们又劝我早走。可是，化妆的问题，是最大的困难。我认为在冬天可能容易些，因为那时可以穿大衣戴帽。我尝试了各种化妆的方法，试留胡子、把头剃光。母亲觉得我越变越古怪了。

　　仲夏，我开始让监视我的特务们习惯于我长期不出门。我一出门，不论到哪里，他们总是跟着。我如果买东西，他们便拥向前看我买什么，然后又要问店铺老板一些问题。有时候，我待在家里整整二、三周不外出，然后再出现，坐计程车、公共汽车去买东西，或去餐厅、饭店等。有时候，我只在大学宿舍区附近走走，让特务们看看我还在那里。到了年底以前，他们已习惯于长久未看到我而不感奇怪。其实，我却常在半夜偷偷溜出，处理事情或看朋友。

　　到了秋天，我开始感觉非常兴奋，感觉生活有意义起来。我有事情做，有希望在将来，尽管前途充满着极大的危险。我发明了一套英文电报明码暗号，送到岛外朋友手里，作为紧急联络之用。例如“祝女儿诞生”、“叔父入院”、“请速寄样品”、“书籍已寄出”、“祝新婚快乐”等等，藉以表示我何天出发、出发延期、安全抵达等等。沿途接力站也都安排好，在那里会有人接应我，并提供所需帮助。

　　有一段时期，看起来整个计划似乎要垮掉了。纽约来的一封密信说，那里曾有人听到人家说：“你知道么？彭明敏可能从台湾逃出来。”是不是消息走漏了？差不多花了一个月多方查证之后，才发现那不过是有人信口开河，随便猜臆而已。计划照原来进行了。

　　整个计划中，另一精细的部份，便是在出发日期决定以后，安排某些朋友，在适当时期到台湾来。有些对我是陌生人，由居间帮忙的共同朋友安排担保，挺身出面合作。他们是依照事先约定的信号，要认出化装了的我，有的是要负责从头到尾盯住我，一直到我安全离开台湾为止。如果我被捕或当场被杀，他们则可以作证人。

　　脱出前夕

　　因知道我的房屋将会被彻底搜查，我开始整理文件，烧掉大部份。我的妻子、儿女似乎觉得这几星期来我的行动相当奇怪，尤其儿子颇起疑心，但没有说什么。我花了许多时间，伏案写遗嘱给我妻子儿女、母亲和其他亲属。另外，我还写了一篇声明，解释我决心离开台湾的理由。蒋介石以慈悲姿态特赦了我，但是我于出狱以后的遭遇，却使我日子无法再继续下去。所有我的朋友和同僚却因为我的关系，都有危险。如果我被捕，以任何手段从我榨取得的“自白”或任何所谓我亲写的文件，我在那份声明中，事先予以否认。这份声明将秘密存放于台湾，其副本三份则先送到香港、日本和美国，万一我逃亡失败，便将之公布。我从少年时代一直保存起来的日记也全部烧掉了。

　　我小心计算要长好相当的胡子需要多久，然后把胡子刮得光亮，公开再露一次面。这时，要最后一次到高雄探视母亲了。监视我的特务们已习惯于我南下高雄，因为我在过去也到过好几次。我的母亲那时身体不舒服，大多时间都待在二楼房间里。她的房子是我大哥的紧邻。她的电话装在一楼，每有电话，她便需要走下楼梯。我这次去看她，决定给她装一个分机在二楼，免得她为接着电话跑下跑上，觉得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去叫电器商安排这件事。然后我买了一束鲜花，到郊外拜扫父亲坟墓。

　　后来才知道，母亲那时以为我想自杀。她并没有透露她的猜疑，但是我快要搭火车回台北前一两个钟头，她突然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必须要相信上帝，你一定要相信永生。”她带着几乎生气的声音说：“你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相信，不然的话，你的生命没有用了。”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而悲伤。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而我们的分离竟没有比这样稍微温暖一些。以后才了解，那时她正在努力抑压她内心深处的激动。

　　我回到台北，立刻隐居起来，开始养起胡子。几个星期之后，所有必需打的电报都已发出，化妆也准备妥当，依照事前安排，由海外也有人抵达台北。

　　最后一天到了。我打算半夜以后离开我家。要佯装冷冷清清，若无其事，非常困难。我的儿子向他母亲提醒我的动静相当古怪，但是她避开了这些问题。当我的儿子女儿准备就寝的时候，我把他们叫过来，量一量他们的身高，他们觉得很迷惑。当我向他们道晚安时，其实在我自己心里却是在说“何时再见？”了。

　　所有必需品，早已一件一件运到别处了。所以，我能够如往常一般，半夜之后溜出家门，越过市区，到达一朋友家里。第二天整天我都待在那里。负责联络者，已与由海外来台的护送者见面，我还需要与也是由海外来、但未曾见面的一个人，依照预先约好的检明身份方法，当面商讨。也许由于人性弱点，我忍不住再与家人联络，告诉他们我有事必须到台中一趟，然后还要环岛旅行，约一星期以后才会回家。然后，我托付朋友两封很厚的大信封，一封是我逃亡失败时要打开，另一封则是要等到他们听到我成功脱离国民党掌握时才打开。第二天在朋友家里，大都时间花在修饰化妆，使自己更能舒适习惯于这个新外貌，他们并为我照了一些照片。我发觉自己并没有过份紧张，有的只是一种奇异的安静感和悬而未决的心情，意识到我必须走最后、最终一步棋的时候，已经到了。

　　成功脱离台湾

　　我庆幸自己有能力控制情绪，甚至当在我心内默默向儿女说再见时。可是，在这最后晚上，我的朋友们使我再也无法自制了。在那最后那天晚饭时，他们开始唱起熟悉的圣诗，我忍不住跑入房间，哭泣起来。自从在日本和后来在加拿大，因太想家之外，我已很久没有流泪了。朋友们相当尴尬。

　　按照计划，还有两小时我才离开那里。有人提议玩扑克牌以打发时间。有一个朋友回忆说，他在结婚典礼之前也玩过同样牌戏，以减轻紧张。果然，我们得以把令人难受的紧张，减少一些。

　　应该出发的时刻终于到了，大家反而松了一口气似的。我们的计划是分秒精确的。依照安排，我在此后的每一步行动，都有目击者在附近，但我们要假装彼此陌生，不得互相打招呼。我到达启程地点，在那里我立刻认出此后几个钟头将在附近守候观察的人。其他的人也安置好在适宜地点，密切注意我的一举一动。

　　有一时刻，好像忽然发生阻碍，我陷入于被捕的危险，护送和守候的朋友们，后来告诉我，他们曾为我捏一把大汗，几乎要“死掉”了。

　　通过最后一道难关时，我回头做了再见的手势。我一直凝视台湾岛屿和其灯火，逐渐在视线中消失。六年以来，我第一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感觉从无比的重荷，获得解放。

　　中途路站

　　在第一个接待站，接应我的是我以前就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已经为我订了一个旅馆房间，整夜陪伴我。他只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太太，告诉她一切进行顺利，我也很好。我们一直谈到清晨三点，但是到了那时，我也睡不着。我开始感觉到这些日子来我所经历的心身紧张。早上四点半，我们被叫醒，在黎明前黑暗中叫了一辆计程车，到达了出发地点。后来，这位朋友曾寄一信给其他朋友，描述他所目击的情形：

　　我猜想不到他到底装成怎么样子的了。然，我终于看到……，而在他后面，跟着这个笨拙的不得了的披头派。我的天！我已在当地旅馆预定了一个双人房间。因为时间不早，而我们又预计早晨出发，所以我想在旅馆过夜是个好主意。这样也较不会有人认出。还有，我们这个地区，每个人的立场如何，很难确定的。我们就是不愿……认出……。……前往青年会旅馆，我则与老彭在一起。老彭那么兴奋，根本没想要睡觉，对于成功脱出台湾，好像还无法置信似的。我们一直谈到三点半，我求求至少睡一个钟头。那混头的旅馆帐房竟于四点半就把我们叫醒（我是要他于五点半叫我的），所以等于没有睡一样了。老彭五点半起来，开始梳理（化妆）乱发，又调整拳击手套，这真是一个天下奇观。看到他把粗重的装束一层一层剥下来，又是最可爱景象之一。当他终于恢复人样时，则可以看到这几个月来他烦恼劳心的结果。他确实瘦得多了。可是，他的精神和闪亮眼神却一点儿都没有变。

　　大约六点，我们叫了一部计程车，没有多久就到了……。我花了几天功夫研究所有的可能性……而发现每一可能性都有其潜在的危险。老彭不怕在……，所以同意我的计划。我们觉得在……待一个至八个小时，总比在这里等那么久，来得安全些。但愿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老彭很兴奋，他开始走下楼梯，甚至忘了说再见。他忽然自己察觉到，转过身来说再见和谢谢。我彻头彻尾感动了。（又及，当我们坐在床上聊天时，我对彭说：“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关心某些人的人权、尊严、自由和自我表达，而且还有人愿意热心帮助他，这不是太美妙了么？”，彭想了一会儿后说：“那就是这整个事情使人多么谦恭的地方”。

　　我回到观望的地点。上午七点十一分，注视着……。

　　这是我们所喜爱的人们新希望的开端，一个崭新日子的开始。

　　在第二个接应站，我感到较安全，更轻松。在那里闲荡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又继续旅程。在抵达瑞典的前一站，我由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在里登戈（Lidingo）的哥威尔夫人（Mrs. Gawell）。自从一九六五年我出狱以后，我们一直在互相通信。我知道哥威尔夫人以及瑞典国际特赦协会的朋友们，非常担心我的命运。当电话接通，我告诉她我已成功地逃出台湾时，她高兴地大叫：“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告诉她我抵达斯德哥尔摩的时间。

　　安抵瑞典

　　大约半夜十二点半，正月黑夜时，我抵达斯德哥尔摩。那天恰时那年最冷的一天。瑞典官员已通知我将会抵达，身上没有任何旅行文件。气温是零下二十五度。有三对瑞典夫妇来迎接我，带来了毛衣、长筒靴、手套、围巾和皮帽。他们坚持要我当场将这些东西全部穿戴起来。我看起来一定很古怪可笑。我们便到一办公室逗留约十分钟，警察只是简单记下我的姓名，然后很有礼貌地要求我隔天再回去办理手续。我千真万确进入了另一种世界了。

　　这些瑞典的新朋友们都非常仁慈。他们都是国际特赦协会很活跃的会员。他们都知道我将要离开台湾的大概时间，所以直到接到我的电话以前，都非常担心和紧张。他们知道这几天在每一个政治逃亡者的生命中，是最紧要的一刻。后来听说，那天来迎接我的朋友之一，隔天一早便接到另一位也是国际特赦协会会员的电话，当被问道：“他怎样？他看起来如何？”时，她答道：“他看起来糟透了！”显然，我的化妆和胡子给我一个最不引人的模样。

　　他们用车把我运到一对夫妇家里。他们非常热诚地欢迎我，虽然那时已经清晨二点半了。在我的小房间里有一束鲜花，又有卡片写说“欢迎到瑞典”。我洗了澡，跌入床里，筋疲力竭。可是，即使如此，在我入睡以前，脑海里清楚地浮现着二个世界的强烈对比，一个是这个文明世界，另一个是我刚逃出的那个充满恐怖和丑恶的政治世界。

　　第二天早晨，主人伦登先生（Lunden）和他的英国籍太太和哥威尔夫人陪我去补办入境手续。第一件事，我须要作的即是向瑞典当局证明我确确实实是彭明敏本人。幸好，几年前我曾把我一本法文著作，亲笔签名，送给哥德堡（Goteborg）的一名著名教授，现在他自愿出面证明我的身份和学术声誉。他们并去询问其他熟悉台湾问题以及我在加拿大和法国的学术研究的人。

　　瑞典移民局官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非常客气，但他们仍然很谨慎小心地问我问题。我们面谈过程超过三个钟头。

　　在瑞典要求政治庇护，必须得到内阁的正式批准，因此，须要等待一个月左右才能得到最后决定。在伦登夫妇家里住了四天之后，我受邀搬到瑞典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伯纳（Carl Gustaf Bernhard）教授家里。他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委员之一，后来就任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长。他的家是一个大宅第，位置极佳，可以俯瞰斯德哥尔摩港口。我在瑞典期间，很幸运能一直住在那里。

　　发布新闻，台湾事后封锁出口

　　瑞典入境手续办妥，我能安全留在瑞典后，第一个问题便是何时、如何发表这个消息了。消息不能拖延太久，但是我们早先曾有约束，必须等到由海外到台湾来帮助我的人安全离开台湾以后，才能发布消息。当一切都妥当时，他们会以暗号拍电报给我的。

　　我离开后已十天了，但没有信息传来。我的逃亡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他们是不是发现，被捕了？我开始深深烦恼的时候，信号终于传来了。原来，于我离开后，他们感到极轻松，决定好好利用机会，悠闲地作环岛旅行十天。

　　一到斯德哥尔摩后，我写短简给在纽约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我已安抵瑞典，要他准备发表我已拟好的简单声明。可是，这个消息在纽约走漏，惊动了在日本的朋友们，打电话到瑞典来找我。于是我们决定应该立刻发布声明。然而，我首先打了一封公开电报给我太太，说：“很抱歉，不告而别，我现在安全，一切都好”。

　　我的太太收到了这份电报。电信局通知国民党当局，但他们绝不以为这是真的。他们首先认为是同情我的人，故意打这种电报来，想引起困扰，或认为电报拍得太早，我一定还在岛内。立刻，紧急警报布满全岛，所有渔港、飞机场、基隆、高雄等都封锁起来，凡要出境者都得经过仔细检查。许多我的朋友或政治活跃份子都受询问，他们的房子受到搜查。谢聪敏、魏廷朝、李敖被拘留几天质问。

　　当局知道我逃亡后，立刻拘押我的太太、儿女和其他亲属。我的大哥在高雄被捕，以飞机押到台北受询问。他们都受到廿四小时的疲劳审问，被释放以前又受警告不得透露这场遭遇。他们都对这种严厉审问，表现得很坚强。

　　获得自由后最初几天，我在瑞典新朋友们围绕下休息。但是非常担心家人的处境。我的事件发生以后，从头到尾，他们都表现出高度的勇气、镇静和谅解。没有任何人抱怨过。我的母亲、太太、姊姊、哥哥们，还有我的儿女都给我极大的支持和精神力量，对抗国民党、军方、调查局和特务们的压力。他们虽然不知我的逃亡计划，却给我有勇气付诸实行。我的儿子，于我被捕时，只有十三岁，一个初中学生。他能感觉出这个事件对我们家庭生活的重大影响，但没有抱怨。在我被捕以前，他在学校的表现非常优秀，事件发生以后他的成绩跌落一些，但后来又回升起来。一九六四年九月，我的女儿还没满八岁，年纪太小，不能了解整个事件的意义，但仍很清楚这是个重大危机。我们的房子被搜劫，又被严密监视，但是她从来没有表现出害怕的样子，也没有向她母亲提起过，如此为我太太省却了极不容易的解释。在我逃走的时候，二个孩子在学校里都表现得很好。

　　特务被整肃

　　我的逃亡成功，倒搅得贼窝大乱。国民党高级官员起初确定我不可能在瑞典，因为根据他们的记录，特务的报告，一直到我逃亡的消息在瑞典发表那天，亦即我离家约三星期后，我还不断在台湾到处旅行呢！根据这些报告，我在这段期间，还住过台湾最好的旅馆，在最好的餐厅吃饭，还看电影。在他们手里的证据，却是特务们以监视和跟踪我作理由所报销的开支单。事实很明显，在我时常隐居起来的那些日子里，或可能甚至从一九六五年我被释放以后，以及我已离开台湾以后的几个星期里，监视我的那些特务和警察们，一直在呈缴虚伪报告，伪造收据和帐单，从中中饱。

　　调查局许多高级官员失去职位，王淦被革职。局长沈之岳，以中国人方式，“自请处分”。虽然他被放过，副局长则被革职。那些应该廿四小时监守我的特务们被关起来。还有调查局的监督主管，也很有可能收取一些比例回扣的人们，都不能幸免，上次曾在调查局招待所的圣诞树边，那么恶毒威胁我的科长，变成被关的人中职位最高的。他是最高阶层中的代罪羔羊，如今竟被控迫我得太厉害、太过分，才造成我的逃亡。

　　谣言满天飞

　　在国民党鼓励之下，谣言开始散布开来，谓我离开台湾是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许多人怀疑中央情报局，因为他们无法想像，任何人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协助，怎能逃出台湾。不幸，因有许多人牵连在内，为了不危及那些忠实的朋友，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说明如何离开台湾。然而，我可以说明除了给我政治庇护的瑞典政府以外，我未曾获得任何外国政府的帮助。

　　我知道许多曾经支持我、主张对我宽大、对我表示同情和友爱的人，现在因为我的逃亡，也许受到了一些骚扰。为了要尽我所能回报他们，我寄出一些信，说明我决定逃亡的理由。我却希望这些信会被中途拦截、阅读。给我的律师梁肃戎的信中，我简单地解释我觉得在国民党特务政权之下生活已经无法忍受，并谢谢他过去对我的帮助。我逃亡以后不久，梁肃戎竟于公开声言我是接受“共匪”资助的。对有些人，我为给他们这么多麻烦，表示歉意，请他们谅解我所作的决定。

　　消息发表那天，我寄住的主人伯纳教授正好举行一个宴会。客人中有一位斯德哥尔摩最大报社的编辑。伯纳教授以为可以帮忙他采得独特新闻，便将我介绍给他，并简单说明我以政治流亡者身份刚刚抵达瑞典。他很客气，但似乎没有多大兴趣。隔天早晨，他颇悠闲地到市内编辑部办公室上班时，立刻发觉许多电文从各方不断涌来，探询我逃亡的消息。他即时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廿四小时内不要对其他报社讲话，这样他可以做独家采访。其后几天内，国际间激起了强烈兴趣，欧洲、美国、日本报刊都对此事件作详细的报导和评论。美国“新闻周刊”，也令其英国伦敦特派员飞至瑞典，来到伯纳家访问我和拍照片。有一个周末，伯纳夫妇带我驾车二小时多，到他们在海边的别墅去度假，忽然斯德哥尔摩电视台来电话，希望当晚要播出现场访问，他们便派专车来，又把我接回去。

　　立刻有一怪信来，由“瑞典中国友谊协会”一类的会员写的，那大概是国民党在世界各地资助，进行游说的。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我，却寄到苏联大使馆！最后由该大使馆转交移民局，然后才送到我手中。信中骂我是个叛徒，又是个共产党徒。

　　日本人的怪诞行为

　　无名怪信之类，是预料中的事，并不重要，但是，对驻瑞典日本大使馆的反应，我却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在我逃亡的消息公开以后，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立刻要求世界各国拦阻我，不准我入境。他们对于美国和日本，特别注意强调，因为在这两国，台湾独立运动的势力，正在增强，台湾人人口也最多。国民党对我发出通缉令，每一个国民党单位却获指示，对我加强攻击诽谤，标明我是狰狞罪犯。

　　那时我还不知道华府的反应如何，但是我知道日本并无政治庇护的观念，通常对这类问题非常冷淡。我听到日本政府将我的问题提到内阁阶层去讨论，最后决定要与国民党合作。刚在那时，日本与国民党有一个争执。佐藤内阁正受到国内很大压力，要迅速扩展与中共的贸易，同时，日本却在台湾有巨额投资，其与台湾的贸易也获利极大。国民党则不断对于日本与中共的贸易往来，提出抗议。我的案件，刚好给日本政府提供一个好机会，不花代价而能多少安抚国民党。日本政府里面似乎没有人对于这类案件所包含的人道问题，感觉任何兴趣。事实上，在日本以有前例，亡命在日本的台湾人被引渡给国民党，成为无情的政治经济交易中的牺牲品。

　　驻在斯德哥尔摩的日本大使，接获指示，要探知我下一站计划到哪里去。结果弄得自己贻笑大方。显然，他们以为我会设法潜入日本。于此，日本大使曾亲访瑞典移民局局长，而被告以瑞典不清楚我的未来动向，也不管此事。其后，日本大使又派秘书到移民局，明白表示日本不会允许我入国。我根本不打算到日本去，所以这已够可笑，而使得事情更加离谱的是日本大使又正式向瑞典政府提出要求，防止我到日本去。惊讶的瑞典官员只有指出，防止我进入日本，是日本政府的事，不是瑞典政府的责任，更何况，瑞典既无义务、也无权利指令我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

　　开始工作

　　在等候瑞典内阁裁定我的政治庇护请求期间，瑞典朋友们即开始为我找寻工作。大概是经过这几年折磨，我仍然感觉心身非常疲倦，但是为了生活，实在需要一个工作。幸好，国际特赦协会一位活跃分子的先生，是斯德哥尔摩人类博物馆亚洲部门的主管，兼管斯文·赫定（Sven Hedin）探查旅行有关资料；那些书籍、文件、地图都还未分类整理。博物馆有这笔工作的预算，因此，我暂时得到了这份“分类专家”的工作。我寄住的主人伯纳教授，非常亲切帮忙，每天要到他教授医学的卡洛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去上班时，顺道用他的车子，载我到博物馆工作。

　　一个月后，瑞典政府正式批准了我的政治庇护，发给居留权，我可以自由旅行了。这使我松了一口气。

　　我又请求瑞典政府准许我的家人来瑞典，这也很快照准了。那时我已得知，我太太已经直接写信给严家淦（行政院长兼副总统）请求允许带两个孩子离开台湾。她指出虽然我的儿子将到兵役年龄，因为甲状腺分泌过多，不必入伍，有医院纪录可查。这封信曾以双挂号寄出，且已有收条。可是对此并无回音，我只有认为我的家人被扣留做人质了。

　　美国的新闻报道我逃亡到瑞典的故事。立刻有些老朋友写信给我。经过“新闻周刊”伦敦办事处室转来从前的斯坦福大学两个学生寄来的信，她们都已结婚，一在纽约，一在加州。她们说愿意尽力帮助我，其中一位曾在其朋友间展开写信运动，希望能使美国国务院准我到美国。

　　很使我惊讶的，斯德哥尔摩日本大使馆的奇怪活动仍然继续着。或许日本千方百计急想给国民党一个特别恩惠，或许国民党对于日本所想要的某种事，开出了价码。在我开始在人类博物馆工作后不久，日本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便邀请博物馆的亚洲部门主管共进午餐，并无技巧地想探知我如何找到这份工作、我生活得怎么样、我的将来计划如何等等。他还是非常担心我会企图偷渡到日本，并明白表示如果我偷渡了，将会被捕并送回台湾。他又要求那位主管，如果我没有去上班或显示有离开瑞典的意向，便立即通知日本大使馆。博物馆主管直率地告诉那日本人秘书，他没有意思为日本使馆打我的小报告。这件事本应该就此结束，但是日本使馆还是不时打电话到博物馆查问我是否仍在那里上班。

　　后来，一位我好友的日本人教授，听到我讲述这个故事，非常尴尬，很诚恳地为他政府的古怪行为，表示歉意。

　　访问英国和瑞士

　　我在博物馆工作了大约一个月，清理出一堆积压而未分类的资料。伯纳教授有一别墅在海边，大约二个半小时的车程。我常随他们和孩子一起到那里度安静的周末。

　　不久我开始收到国际特赦协会欧洲各分会寄来的信件和询问。伦敦的占松馆（Chatham House）、国际事务研究院、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国际特赦协会伦敦总部等都邀请我到伦敦演讲台湾问题，并讨论政治犯的问题。时间表大都安排出来了。

　　没有意料到，当我申请英国签证时，问题复杂起来了。一延再延之后，邀请我去伦敦的主办者向英国外交部探询之结果，说是还在审查考虑中。层层官僚上去，直到有一星期日，我接到电话说我的问题正在由有关官员与英国外交部长本人商量中。最后，在我预定出发时间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内，我才得到签证批准。虽然那是星期六，在斯德哥尔摩的英国领事馆通常不上班，一位官员特别设法让我去，在文件上盖章。

　　到达伦敦以后，我又再惊讶了。英国外交部指示其上下官员要避开我将参加的任何社交应酬或正式集会。比如，我在占松馆演讲时，并没有外交部的人员在场。有人通知我，这种回避不是针对我私人，而无宁是与中共有关系。当时，北京政府正扣留着一些英国人，英国与中共的关系，极为微妙。我则被形容为“台湾独立运动领导者”，而中共与国民党一样，坚决主张台湾应属于中国，不论台湾人民愿不愿意。在英国外交部的立场上，如何得到英国人的释放，绝对要优先考虑，任何会得罪或刺激中共的行为都应尽量避免。

　　这是我第二次访问伦敦。一九五三年初夏，我作为年轻旅客去时，未曾留下深刻印象。这一次我深深爱上这个大城市了。在那里的一星期，我差不多每天都去国际特赦协会的总部。有朋友事先告诉我，总部办公处非常纯朴，占一栋古老狭窄的四楼房子，过度拥挤的房间里塞满了桌子、椅子、资料文件和人员。十多名专任职员，一些半工人员加上志愿工作者们，以极奉献的精神和很大的精力，推进工作。散乱的外表隐藏着他们极有效率的操作。我发觉这个组织实在能够吸引了一些一流人才。它对像我这样新近才得到帮助而重获新生的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回到斯德哥尔摩，又到博物馆上班工作。不久，我又受到邀请到伦敦参加国际特赦协会英国分会的年会，发表演讲，从那里飞往瑞士日内瓦，访问普世教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与有关人士交换意见。

　　安排我到日内瓦讨论台湾情势，主要是由法兰克夫人（Mrs. Richard Frank）负责的。她和她的先生都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她的先生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过，目前则在瑞士一个私人大公司服务。她则在普世教联日内瓦总部的国际事务委员会担任行政助理。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会议中认识了她。她年轻美丽、充满理想、为实现较有人道和自由的世界，献身努力。她对于台湾和台湾长老教会的问题，深感兴趣，特别为我安排到日内瓦访问，使我有机会与一些宗教的领袖们交换意见。

　　我由伦敦飞到日内瓦，法兰克夫妇到机场迎接我，带我到他们在郊外的家里住宿。当天晚上他们招待我到一个乡村饭店。这是十年来，我第一次再度看见法国风的乡村景色。我们舒适地坐在法兰克夫妇家的客厅里，几只大牛就在窗外安详地吃青草。我们讨论远东局势，以及台湾在中国世界的边缘那不幸的处境。

　　其后数天，我接二连三，与普世教联的一些干部见面，讨论台湾的政治和宗教情势。我也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本部的代表们见面。他们与我谈话有一点不自在、客气而冷淡，小心翼翼地想保持他们超然、中立、非政治的立场。他们在原则上是与政府、而不是与个人打交道的。相反地，日内瓦的红十字协会则态度较开朗，似乎真正关怀任何人道有关问题。我提起我家人的问题，告诉他们我太太曾经上书行政院长，请求给予出境许可。他们也指出，既然“坏蛋”已经走了，而且瑞典政府又愿意接受我的家人，国民党实无理由再扣留我家人。显然，国民党是要留置他们作人质的。其后，红十字会曾非正式地向国民党探询，但没有得到回应。

　　瑞士的访问结束了，法兰克夫妇送我到机场。后来他们搬回美国，先生在华府开业律师，专门接受“公益”（Public interests）有关案件，太太则在美国国会工作。我到了美国以后，每有机会到华府，都往见他们，有时投宿在他们在乔治街家里。那时他们已有了二个小孩。到了卡特当选美国总统，他们同时进入仕途，先生就任太平洋气象局局长，太太则任白宫内阁副秘书长，双双官运亨通，一时传为华府佳话。卡特下台，他们也随着下野。先生重操律师业务。以后，不知什么缘故，他们终于离婚了。

　　飞往加拿大

　　我回到瑞典以后，接到美国和加拿大朋友们来信，希望我去与他们见面，所以决定经由伦敦前往。我申请加拿大观光签证未发生什么困难。所以经过伦敦飞往蒙特利尔，然后再到多伦多。在那里与许多老朋友们，重叙旧谊，也与不少台湾留学生见面，忙碌了十天，飞回伦敦，停留约一星期。

　　在伦敦那个星期，非常有意思。我很高兴能再与国际特赦协会的人士接触，也看到台湾同乡。这次，我有机会与“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的编辑交换意见。在那里并且认识了印度驻伦敦的高级专员。我离开台湾时，他正派驻在北京。他说中共曾经公开叫嚣，有时与国民党的叫嚣，不易区别。我是“中国的叛徒”、“美国从台湾引出的走狗，从事于两个中国的阴谋”，等等一类说法。中共电台、杂志，包括英文“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都作尖锐攻击，使得在北京的外国使节问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伦敦接到斯德哥尔摩伯纳夫人打来的一通紧急电话，说她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自称是刚由台湾抵达的中国人。他说渴望能与我见面，但是继续对话下去后，伯纳夫人便开始怀疑和困惑起来。他英文不流利，又夹杂一些俄语和几句瑞典话，口气有点鲁莽。当伯纳夫人告诉他我不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变得激动起来，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彭与你们住在一起，而你说你不知道？那么这是个秘密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他拿的是什么护照？”。伯纳夫人很坚定地再告诉他她不晓得，然后挂断电话。她感到非常困扰。她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政治亡命者在瑞典被枪杀，凶手却能搭飞机逃走。她便向警察局报告这件事情。

　　我离开瑞典一个月后回到斯德哥尔摩时，机场的警察主任在飞机旁守候，伯纳教授也在场，带着他的彪大德国狼狗。我们安全返抵家门，觉得非常快乐轻松。隔天，我们就到海边别墅，驾船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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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从美国看台湾

　　抉择去向

　　我一直寄宿在伯纳家里，一切都很舒适愉快，但是不是就这样在瑞典永住下去？我犹豫不决。

　　瑞典是高度的福利国家，当局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相当关心。不久，接到通知，我被任命为人类博物馆的正式研究员，待遇也算不错。在这个美丽、人情又浓的国度里，定居下来，安心工作，实在是一个大的引诱。可是海外台湾人，尤其在北美洲和日本的，强烈要求我应尽早想办法，移居北美或日本，因为那里台湾人最多，台湾人运动也因我来到海外而急速发展起来。

　　在我内心的奥底，无可否认，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使我深深感觉，我实在有义务为了台湾和台湾人的将来，尽一点力量。对于大多台湾人来说，我在这“天涯海角”的瑞典，安逸久居，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

　　还有语言也是一个问题。虽然瑞典人大多能讲流利的英、法或德语，我到达以后，不论要做什么事情，未曾遇到任何不方便，但是如果我决定久留，还是要学得瑞典语，这在时间、精力和心理上，对我将是相当的负荷。

　　所以，我决定探究到北美的可能性。

　　密歇根大学

　　我与美国学界再度联络上。

　　我于一九六五年被释放而受软禁期间，密歇根大学曾连续两年，寄来聘书，虽然我无法前往。如今，该大学法学院教授格雷（Whitmore Gray）来信说，他们对于过去我在台湾时与他们讨论过的研究计划，仍有兴趣。那时，他刚要到莫斯科一趟，打电报给我说他愿意到斯德哥尔摩某时某地与我见面，要我打电报到布拉格他将住宿的旅馆，确定这个约会。我打了电报，到了他所定的时间前往他所指定的旅馆去，但没有看到他。约十天以后，他才由密歇根打电话来，说在布拉格没有接到我的电报，所以没有去瑞典。他问我对于前往密歇根大学研究是否还有兴趣，我答说有。

　　在其后接着的长久通信中，我对于密歇根一直对我有兴趣，愿意给我研究的机会，表示感激。密大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穆尔飞（Rhoads Murphey）教授也加入通信来往，最后决定，我的聘书由密大法学院和中国研究中心共同发出，法学院提供研究室，中国研究中心则成为我的研究基地，我的研究题目将是国民党占领下台湾的现行法律制度。

　　密歇根大学问我能否自一九七〇年四月开始工作。那时已是二月，而有许多手续要办，包括申请美国签证等。

　　当我的瑞典朋友们知道我打算到美国时，他们都极力反对。从瑞典人的观点看，我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欧洲报纸每日载满着美国城市里的暴力、法律和秩序的崩溃。他们认为我此时到美国是等于要自杀了，国民党能容易计划把我暗杀。我在与美国的通信中提出这个问题，也向前来访问我的美国记者们询问。他们却都认为在美国许多城市里街头暴力虽是个严重问题，国民党如想伤害我，则愚不可及，因为国际舆论的指责将会严重损害国民党的名声，甚至可能成为致命伤。

　　虽然我很清楚，政治行为，尤其国民党中国人的动作，未必会服从理性，或遵循朋友们所提出的逻辑，我还是决定申请签证，前往美国。

　　美国领事的踌躇

　　一些美国朋友，曾向国务院为我私下探询。在正式申请签证以前，我们要确实知道，我的申请有获准的可能。美国国务院并没有承诺什么，可是大家都比较乐观，认为可能会有拖延，但问题总可以解决。

　　有一天，我带着伯纳教授的一封介绍信，到在斯德哥尔摩的美国领事馆，填妥申请观光护照的表格，递交给副领事。他讲得令人泄气：我是个政治亡命者，又无常久职业，难以视为真正的观光客。不过，他答应将我的申请呈送华府。

　　一九七〇年四月廿四日，两位台湾青年，在纽约一旅馆门前，企图枪杀蒋经国。我的朋友们因此变得悲观起来。他们相信现在国务院一定极不愿批准我到美国。据说国务院觉得我逃离台湾所造成的伤痕，在台湾和中共，都记忆犹新，现在批准我到美国，仍嫌过早。

　　新的学年日渐接近，我们决定采取行动。七月卅一日，我提出密大的聘书，再正式申请，这次申请的，却是“文化交流”签证。美国领事馆已等着我再度前往，请我进去与一位领事和女副领事谈话。我开头便说，我了解这是复杂的事情，但是开学在即，密大和我必须要知道此事如何决定。

　　领事虽然客气，但也坦白表示使馆为此事感觉为难。他问：“你申请签证的目的是什么？”。我指着桌上的密大聘书说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我的目的么。

　　“你会不会从事于政治活动？”

　　“你如何为政治活动下定义？”我问道。我指出我的专门是公法和政治学，我一生只致力于研究和教学。我认为我的专业职务包括让世人知道我对时事的看法。如果我到美国，这也将是我职业的正当范围之内。依照我的观点，对于政治提出专业的评论，并不构成政治活动。

　　领事说：“不过，假如一个退休的大使建议承认中共，我便会认为那是政治活动”。然后，他问我，是否要寻找新闻界人士，表达我的看法。我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去寻找他们，不过，如果他们来找我，我不会拒绝评论当前的时事”。

　　领事下一个问题，使我有一点惊异。他说：“你会不会让你的名字被用作信纸上头衔？”。我回答说那不太可能，我从来没有想到那种事情。然后，他又问我，如果我的申请不获批准，我会怎么办。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心里却很想告诉他：“我不会因之自杀的”。

　　领事又指着申请表格上细字注释，说：“也许你已注意到这一条里，有一项问题，关于犯罪纪录的。你有没有看到？”我回答说，当然看到了，但我不认为我的案件是个犯罪的纪录。

　　他又问道：“可否请你将你案件的细节写下？”我回答说那大可不必了，在台北的美国大使馆里有我的完全档案，相信如果去要，他们一定会提供全部资料。

　　领事似乎有一点讶异，说：“你要了解，每一个领事馆都是独立作业的”。

　　在这种相当尴尬的气氛中，谈话结束，领事最后说，最终决定是在华府做的。

　　姐姐被迫辞职

　　中国传统观念的“罪及九族”，起了作用。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自从创办以来，一直由我姐姐担任校长。自我被释放以后，当局便开始加以压力，要强迫我姐姐辞职。可是该校董事会，不管董事长蔡培火与国民党的勾结，一直抗拒这种压力。但是如今我逃离台湾，国民党的态度，蛮横起来。董事会接到通知，如果我姐不自动辞职，教育部将直接干预，命令解散董事会。国民党有人告诉我姐姐，劝她自动辞职，暗示廖文毅的例子：他的嫂嫂被判十二年徒刑，她的儿子则被判死刑，直到廖放弃在日本的政治活动，回到台湾接受等于俘虏一般的生活时为止。

　　这样的暗示已够清楚了。主办该校的长老教会提早召开总会，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接受了我姐姐的辞职，但拒绝当局的要求以“无能”作为理由。

　　同时，有位远房堂兄的太太，她一向喜爱到国外旅行，忽然接到通知，她的护照已被吊销，从此不准再出境了。

　　获得签证

　　自我申请美国签证之后四周，在美丽的夏日与伯纳一家人在一起，我开始知觉我多么深深爱上瑞典这个国家、多么喜欢瑞典的朋友们。我可以猜得到，伯纳一家人暗地希望我最后不能获准赴美。伯纳教授因公出差到纽约和波士顿，在那里，他曾与一些出版社接触，想解决我的经济问题。回来以后，他劝我不要再想到美国去，说：“留在这里，写一本书吧”。

　　除前往密歇根大学以外，我还没有心情构想长期严肃的计划，而且我又沉醉于斯德哥尔摩美丽愉快的气氛以及伯纳和瑞典朋友们的温情里。我们喜爱一起谈笑，也多次到海边别墅欢度周末。

　　六个礼拜过去了，我还一直等着美国领事馆的回音。九月有一天早晨未到八点钟，电话铃响了，年轻的副领事的声音传来，“恭喜！华盛顿来电说你的签证批准了。还有一些手续要办，不过请你先去作身体检查”。

　　九月十七日，我带着文件到领事馆领取签证。这次接待我的是与前不同的领事，气氛也显得较愉快，他也恭喜我，还恭维了一番。显然，他已对我过去的经历，相当清楚，他递给我一切文件，裂嘴笑道：“当然你了解你是要到大学去作研究的，我们希望你不会与你原来的目的走偏差了”。

　　当消息传开，我已获准到美国时，国民党立刻向美国驻台大使提出强烈抗议，驻华府的国民党大使也亲自到国务院，强调国民党的反对。

　　当我获得签证时，我接有两项邀请，一是到瑞典一所大学演讲，另一是到在挪威奥斯陆（Oslo）举行的国际特赦协会全球年会演讲。前者不得不取消，因为我决定取道挪威和英国赴美。

　　要离别伯纳全家和瑞典朋友们，以及离开瑞典是件非常伤心的事。这个国家、这些朋友们，在我性命危险时，给我庇护和照顾，温暖仁慈地接纳了我，这使我永远难忘。

　　在国际特赦协会演讲

　　国际特赦协会全球年会，在挪威奥斯陆郊外山区极优美的滑雪胜地举行。在那里又遇见了许多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的朋友们。我以全世界政治犯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讲：

　　世界各地因以言语或行动忠实表达良心而遭受惩罚的人们，虽然时间和空间把他们隔开，虽然他们彼此未曾晤面也不认识，但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心灵联系，使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这种联系所以使他们感到亲密如战友，不只是因为他们处于相同的困境，更且特别是因为他们对于某些基本人权有共同的信念（虽然他们对于某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立场不同）。基于在这些人们之间所存在的无形心灵团结，请容许我代表他们，讲几句话。

　　首先，我代表那些像我这样，曾遭惩罚，关在监狱里一段时间，然很侥幸地能摆脱那不幸的境遇而重获自由的人们——谨代表他们。我想说的是，言词无法十分表达我们对于国际特赦协会的感谢。我们能重获自由，深受这个团体的帮助；它使我们重新发现自由的真正价值。

　　第二，我代表那些已被国际特赦协会接受，但是仍在世界各角落的铁窗后面受难挣扎的政治犯们——我谨代表他们，对你们已经所做和目前正在做的努力，表达最深的谢意。他们知道贵会的努力未必能使他们立刻获得释放，但是这些努力不断提醒他们，他们并没有被遗忘。他们感觉铁窗外仍有人关切他们，这带给他们无限的安慰和喜悦，如果在牢狱内还有什么喜悦可言。他们虽然生活在心身苦刑、痛苦羞辱之下，你们给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给了他们道德力量，鼓舞激发他们，使他们不致对于人类完全失去信心。

　　第三，我代表那些因为忠实表达良心以致身系于狱，但还未为外界和贵会所知的人们——我谨代表他们，想传达他们拼命呼救的声音，紧急呼吁对于生活在黑暗和绝望的这些人们，尽速给予一切可能的救援。

　　最后，我代表那些因为忠实表达良心以致招惹麻烦，虽未被捕，却有随时可能丧失自由的人们，我谨代表他们渴望贵会的存在能发生防阻作用，其全球性活动能减轻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对他们发生某种保护的效果。

　　不幸，我们已习惯于在口头上以不同的方法将此世界区分起来，例如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与非基督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与奴役、文明与非文明、开发与未开发，诸如此类。然而，相信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已经活得够久、见得够多，而十分了解这种二分法是多么肤浅而且无意义。

　　如果必须将此世界区分为二，唯一有意义的分法便是一个世界认为自由诚实的良心表达是最高的美德，应予表扬，另一个世界却认为自由诚实的良心表达是个无可宽恕的罪恶，应予严罚。

　　我诚挚希望国际特赦协会不仅是“良心犯”的保护者，将来更能成为“人类良心”的守护者。

　　谨代表上面提到的所有人们，从心底最深处再向你们致谢。

　　抵达美国

　　在一九七〇年国际间频繁发生劫机事件时，我由奥斯陆，经由伦敦、蒙特里尔，飞往底特律。在伦敦机场，所有旅客都须经过搜检，所有行李也都要卸下，实施彻底检查。

　　九月廿九日下午，我通过底特律海关，十年来首度再进入美国。上次我到美国时，我拿的是国民党发给的外交护照，这次我却作为政治亡命者，手持瑞典政府所发的无国籍者证件。

　　第二天，我便到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见其主任穆尔飞教授，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

　　他很技巧地想知道我在美国是否打算作政治活动、关于此点，我与国务院之间有无谅解，换句话说，国务院有无从我取得承诺，限制我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我告诉他我如何向斯德哥尔摩美国领事说明此点：“我仍然自认是个学人，打算专研法律和政治，而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无疑将会对当前政治问题，提供意见。”

　　穆尔飞教授接着就说，他看不出理由，我为何不能享受与美国同行教授一样的自由。

　　我应邀到密大，可以研究自选的任何题目，我曾提出计划，要研究“台湾‘国家紧急状态’的法律和政治”。密大最初发聘书给我是一九六八年，其后我虽然受着监视，他们还是继续发给聘书。对于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他们能够接触并前往研究的唯一部分。所以，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个疑问：彭明敏在“中国研究中心”的存在，是否会危及它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呢？研究中心有些同事曾建议，应对我警告，不要参与政治活动而影响研究中心的利益、伤害其与国民党的关系或损害密大在台湾的研究计划。但是，他们经过讨论之后，决定由个别同事让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想法。有的，照办了。

　　我发现密大的学风，刺激鼓舞。不久，我的研究计划扩充到包含近一百年来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

　　演讲旅程

　　不久，我开始受到邀请，向学术团体、教会组织、国际关系的公众论坛、台湾人学生和其他团体，作公开演讲。我利用周末、假日或学期间空档，奔波于美国城市间，出席讨论会，会晤各界人士，向对于国际事务有兴趣的团体演讲。报纸和杂志也向我索取有关台湾问题的稿件，或派记者访问。

　　我首次离开密大的一次旅行，是到堪萨斯曼哈顿的州立大学，参加近三百名台湾留学生举办的感恩节餐会。那些学生们的热情，使我深深感动。

　　我也被邀到西海岸诸大学，如加州理工学院、史坦福大学、伯克莱加州大学等。有一度我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滞留二周，向法学院学生授课和公开演讲。其他，美国主要大学和学术团体几乎都有我的足迹。

　　论及台湾问题时，我所强调的是下列几方面：

　　一、台湾岛内的政治情势，有如时钟停摆了廿多年似的。台湾的政治日历仍指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流亡到台湾那一年。从那时起，一直在停滞着，国民党所持态度，一成不变，坚持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共产党控制中国，只不过是共产党一时“叛乱”，国民党不久会“收复”全国。说过去廿多年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以“虚构”和“神话”作为根据，已没有什么新奇了。它是“虚构”，因为自称是全中国的政府；它是“神话”，因为它说不久会收复中国。

　　二、内政上，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台湾宣布戒严，继续到现在，而且依其说法，这个戒严将维持到它收复中国为止，也就是说，要无限期维持下去。廿多年来，国民党所实行的，可以说是“国家紧急政治”，宪法的保证已被停止，示威、请愿、罢工都受禁止，违者可处死刑。它以应付“国家紧急危难”作为借口，采取“紧急”政策，通过“紧急”法令，建立“紧急”惯例。这种情况的荒唐怪诞处是那些所谓“紧急”措施的引用，已经不是真的为了要解除国家的危险，而竟是为了要延续“紧急”状态本身，因为只有这样，国民党的权力和寿命才能维持下去。国民党为了保存其政治神话，实施多年的“国家紧急”政策，已经对于台湾社会产生毁灭性后果。

　　三、国际局势也不令人乐观。国民党政权，事实上已不代表任何人，却廿多年来在国际场面，在名义上继续代表中国，这实在是天下怪事，严重破坏了国际秩序。我们说国民党不代表任何人，因为中国人于廿多年以前已很明白地摒弃了它，所以它已不能代表中国人。它也无法代表台湾人，因为廿多年来它未曾在台湾举行中央级的普选，台湾人占全岛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中央立法机关却仅有百分之三左右席位。

　　四、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一些开明进步的领导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新倾向。他们对于国民党的荒谬神话，极感厌恶，因为这种神话对他们的理性、智慧和常识，确实是一大侮辱，其结果，他们亟思排拒之余，倒向另一极端，竟于拥抱另一套新的神话。这些新神话，比较旧的，更不切实际、更无建设性。这套新神话如下：台湾一向是、所以将来也必须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了要使中国恢复完全主权、重建国家自尊，必须干脆让它并吞台湾。

　　五、那些只不过是另一套神话，但是它为强烈的冲动情绪所支持和滋养，而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第一，西方列强由于长期对待中国不公并常加羞辱，所以时常有一种深刻的罪恶感骚扰其良心，徘徊不去；第二，其结果，西方列强常有一种欲望，想向中国弥补这个罪恶；第三，西方目睹新中国令人目眩的诞生、成长、跃进和痉挛，不觉迷住着魔了；第四，西方方面对中国崛起成为主要核子强国的可能性，心里的恐惧难免缠绕渐长。这些情绪——罪恶感、迷惑、着魔、惊惶、害惧——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当的。可是，出于上述复杂的情绪，温驯地接受中国的一切要求，无条件地将其认为正当合理，是极不负责任的。那些趋向这套新神话的人们，其真挚动机，不容置疑，但我不得不怀疑他们对于台湾的情势，到底有多大了解。针对这套新神话，有关台湾的一些事实，必须指点出来。

　　六、第一个新神话：“台湾一向是、所以将来也必须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点必须从历史和国际法的观点加以检讨。诚如研究台湾史的一位学者所指出，台湾的历史主要是岛上住民追求自决和自治的纪录。综观台湾历史，在这块边远岛屿上定居的汉人移民，一向不断努力挣扎要减少大陆中国人对此岛屿的影响，甚至企图完全摆脱大陆的控制。这可以从每一研究台湾史者都熟悉的一句话得到证明：“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另一方面，中国历来对台湾的态度又不是什么关怀照顾。中国一向将台湾看作蛮夷岛，住的都是叛徒、土匪、海盗、怪人和鸦片中毒者。或许台湾确曾如此。十七世纪，由于台湾带来太多麻烦，北京朝廷甚至考虑将岛上汉人全部撤走。直到十九世纪末叶，当外国遇难船只的船员登岸而被台湾原住民屠杀时，中国政府竟谓它不能为“在其管辖外”所产生的行为负责。一八六九年，中国政府甚至允许台湾原住民的十八个部落首长，正式与美国缔结条约。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造成台湾住民极大不满，怒责中国竟拿他们来做牺牲，导致台湾人企图摆脱中国和日本的控制，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民主国”。这个国家只维持了一百四十八天，但是这个事件实象征着台湾和中国的历史关系。日本统治台湾半世纪，其间，台湾在政治和文化上，与中国完全断绝关系。然于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接收了台湾，但是四年之后，于一九四九年，台湾又再度在政治上与中国分离，从那时到现在，台湾和中国分别由不同的政权统治。换句话说，一八九五年以前，台湾与中国的联系极为松散，几乎只是名义而已，而且其关系动荡不已；台湾不断试图脱离中国的控制。更有甚者，自一八九五年到今天的七十五年中，台湾和中国政治统一只有四年，即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而那四年却绝不是台湾史上最快乐的时光。就在这段期间，发生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事件，台湾全岛蜂起反抗中国统治，结果二万以上台湾人领导精英，全部被中国人屠杀了。

　　七、台湾居民到底是谁？全岛一千四百万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台湾人。当然，他们是汉人后裔，但是他们祖先在十三世纪便开始移住台湾，一直继续到一八九五年，日本领台以后，禁止汉人移住台湾，切断了与中国一切接触。台湾住民几世纪来所经历的，是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体验，其结果，他们产生并发展与中国人不同的性格和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二百万中国大陆人加入了台湾当地人的经验，进一步塑造了台湾的特性。时至今日，要将台湾人看做中国人，是与将美国人或澳洲人看作英国人一样，并不正确。

　　八、从国际法的观点来说，自从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直到现在，并没有任何条约或其他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将台湾重新划归中国。一九四三年开罗宣言和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宣言都宣称台湾将给予中国，但这些宣言并无法律约束力，只不过是盟军战争目标的声明而已。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签署于投降文书，接受上述两项宣言，这最多也不过是日本承诺将来愿意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而已。一九五一年日本与盟军所订和约和一九五二年日本与国民党所订和约，都仅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主权以及其他一切权利，但这些条约并未曾指明日本放弃台湾以后，谁取得台湾主权。另一方面，一九四一年大西洋宪章明白规定“任何领域变更，不得违背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权利平等和人民自决的原则”，应为国际关系指导原则之一；联合国宪章第一〇三条又规定如果联合国会员国在宪章下的义务，与它们在其他条约下的义务，互相冲突，则在联合国宪章下的义务，应该优先。依据上述，有关台湾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不但原就缺乏法律效力，并且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精神，应该视为已由后者所取代。因之，从法律观点来说，台湾只能说已由日本剥离，但并未隶属于任何国家，也就是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未曾确定。当然，我不能说一切国际事务都能完全依照法律解决，但是，鉴于台湾目前内外情势，其国际上地位还未解决这一事实，应对其将来有极大影响。

　　上面是我针对于“台湾一向是、所以将来也必须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种新神话，所提出的一些事实。从这些事实，可以清楚看出，这第一个新神话是多么的误谬。

　　九、第二个新神话是：“为了要结束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为了要使中国恢复完全主权，重建国家自尊，必须干脆让它并吞台湾”。但是，如今的事实是，共产革命之后经过廿年，新中国已经结束了从前的半殖民地地位、已经获得国际承认为完全主权国家、已赢回了国家自尊。也许西方人的良心，应为过去西方对中国所加诸种种羞辱，深感困扰，可是，西方国家不应出于这种罪恶感，将新中国所提出的各种需求，无条件接纳。无论如何，中国有关台湾的情绪化主张，实在与其半殖民地地位、恢复主权、国家自尊等，没有关系；它是与内战、国民党的苟延残喘，有关系的。事实是，在本世纪初，中国在努力挣扎要赢回主权和国家尊严时，台湾从来未曾是主要问题。中国已经接受了台湾已经在法律上永远与中国分离这个事实。毛泽东本身已经承认台湾永与中国分离了。只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国民党流亡台湾，在美国支持之下，继续向中国挑战，宣称要收复中国，并作煽动性宣传——在这时之后，中国才开始对台湾提出这么情绪化的主张。

　　当一些西方国家，基于上述第二种新神话，认为应将台湾交给中国，作为西方与中国和解的代价的时候，上述历史事实和实际现实，必须提出来强调，提醒各界。

　　十、如果扬弃一切“虚构”和“神话”，认真寻求台湾问题的真正解决，有一些基本要点，必须考虑到；第一，就美国而言，如果它认为可以永久维持军事基地在台湾，那是不切实际的；第二，就中国而言，如果它以为可以并吞台湾，那是不切实际的；第三，就国民党而言，如果它以为可以永远在台湾实行极权统治，那是愚不可及的；第四，就台湾居民而言，因为台湾的政治地理关系，如果他们以为可在与中国处于敌对状态之下生存下去，那是不切实际而且愚昧的；第五，对于台湾人民来说，要忽视他们独特的历史以及其所产生的民族特性和认同，并否认他们自治和由本身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是极不公平的。这种愿望是自然、天性、正当的。在讨论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必须接受一个基本前提，即：除了台湾人以外，没有人能代表台湾人发言；无人有权指令他们应归属于何处或何人；没有人有权要求他们接受某一外来势力的解放，因为真正的解放只能来自有关人民本身。

　　真正解决台湾问题，应由台湾人自己来探求，也就是说，台湾人应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

　　十一、我知道中国人不易了解现代国家的建立不是以种族、文化、语言或宗教等，作为基础，而是以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的信念，作为根基。后者是从共同的历史所产生的主观感觉，未必与那些客观的种族、文化、语言、宗教等因素有关。在近代历史上，有许多例子，相同种族、文化、语言、宗教背景的人们，却分别成立不同的国家，因为他们缺乏上述共同命运、共同利益的信念；相反，也有许多例子，种族、文化、语言、宗教背景不同的人们，则构成为单一国家，因为他们具有共同命运、共同利益的信念。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单单基于某地域住民的种族、文化、语言背景与其相同而对该地域要求主权，而忽视该地域住民的意愿如何。

　　十二、中国必须接受一个原则，即一群住民，在某种地理和历史条件之下，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构成为一独立的政治实体，不管他们的种族、文化、语言、宗教的背景如何。

　　中国人必须捐弃那种陈腐封建的成见，认为任何汉人后裔，不论在历史上和地理上与中国多么隔阂，都应属中国统治。中国人必须学习将种族、文化、语言与政治、法律，区别清楚，不再认为凡种族、文化、语言上与中国相同的，在政治法律上，也应该属于中国，不再把要求自决的汉人后裔，咒骂为“汉奸”。有些中国人，为自己方便，归化为另一国家公民，如美国公民，并不是对中国的叛逆，同样道理，一群汉人后裔，基于历史和政治现实，表示正当愿望，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应当做叛逆。中国人应该了解，一个人可以为汉族和文化遗产，感觉自傲，但同时仍希望在政治和法律上，与中国脱离关系，就如同艾森豪将军，骄傲自己是德国人后裔，但这并不阻止他领导盟军，攻打德国，显赫永代。

　　十三、国际组织，尤其联合国，如仍有存在价值，在国际政治中欲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台湾问题正是一个典型案子，它们应该采取行动，帮助设计公平解决的方案。

　　十四、那些主张根据自决的原则，解决台湾问题的人们，被视为“台湾独立运动者”。很明显地，台湾人痛恨现在台湾的独裁政权，但他们同样反对中共政权。他们渴望从中国国共两党永无止境的冲突纠缠中，彻底解脱出来，所以一旦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台湾人必会建立自己的政治体制，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隔离。

　　十五、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强硬主张，有人对于台湾做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能否生存，表示怀疑。中国不断誓言要解放台湾，是因为国民党继续在台湾，不断公言要攻击中国，故意在台湾海峡从事挑拨，借此拖延内战，使得台湾与中国之间永远处于敌对地位。可是，台湾人民对于中国国民并无怨恨，相反地，愿意与中国人，友好共存。台湾人一旦从国民党政权下解脱，自己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政府时，他们会向世界宣布，与过去中国人的内争，完全断绝关系。这个新政府将会不遗余力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商业和文化关系。只要中国不干预台湾内政，不阻挠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的自由发展，台湾甚至将愿意与中国研究出一套可能方式，以利两国基本外交政策的协调。如此，台湾将可以自由而极力帮助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工业建设。同时，台湾人也会尽力与世界所有国家维持密切而友好的关系，不管它们的政治思想如何。

　　十六、中国应该了解，承认并尊重自由台湾，比强迫并吞台湾，获利较多。他们实无理由要坚持征服台湾，那样只有对它自己的形象、声望和基本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如果真的像一些人所说，中共领导者们，尽管经常发表激烈言论，其一举一动却相当谨慎而讲求实际，那么，他们总会有一天被说服接受上述安排，会发现这种安排是实际、公平，对大家有利。如果中国够实际到能容忍只要数小时即可以拿下的香港存在，或不到几十分便可以拿下的澳门存在，如果它够实际到能容许新加坡的独立，尽管新加坡国民绝大多数是汉人后裔，那么，有什么理由中国不能对待一个友善和平且提供相当好处的台湾，也一样地容忍、讲理和实际。台湾的地位，当然与香港、澳门，新加坡不同，但是中共领导人们，尽管言辞好战狂热，有一天必不得不趋向实际，所以，一旦向他们挑战的国民党除去之后，谈判和妥协的可能性不少。台湾前途的各种障碍和困难，不可低估，然而，台湾的僵局是没有简便的方法可以打破的。

　　国民党的侵扰

　　当我旅行各地的时候，国民党特务的反应，都有些共同的型态，不论在麻州、密西根州、加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或加拿大。显然，他们以为散发一连诽谤传单，形容我为“共产党徒”、“失意政客”、“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日本走狗”，这样就能毁灭我。纽约一中文报纸，好几天连载有关的专文，几乎描写我成为强奸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大坏蛋。

　　每当公布我将在某地出现，国民党特务便事先散发这类传单，接着是动员该地中国留学生。国民党领事和其他代表会邀请中国留学生吃饭，会中说明我的“叛国劣迹”，鼓励学生抗议我的出现，其方法包括举牌游行、骚扰会场、打断讨论等。在每次场合，都有中国学生提出相同的问题来问我，使我感觉这些骚扰计划缺乏创造性、不富于想像力。他们所问的，千篇一律，有的简直莫名其妙：“你说台湾没有自由，那么，你怎么能够逃离？”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人设法逃出了监狱，这并不表示监狱里存有自由或民主，恐怕只是证明逃出的人比看守的人，较聪明而已”。听众总是会大笑起来。

　　另一必有的质问是：“你说台湾那么糟糕，那么，你怎么能够在那里教书、当教授系主任，而又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呢？”我答说我是依靠本身的学术成就成为教授的；我是研究政治的，而越研究台湾的情况，越觉得不能忍受。

　　贯穿所有质问的，是对我的道德批评：我在台湾从蒋介石获得私人恩赏，得到高位，如今我竟背叛了他。我必须向听众保证其间并无所谓个人恩怨：假如我想享受更大的个人荣华，想在台湾侧身要职，我早可以做到了。但是，相反地，我选择了亡命者并不舒适的生活。

　　另一标准质问便是：“你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一个中国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台湾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我只有提醒听众，如果过去的联系可以成为要求领土主权的基础，那么，英国可以要求麻州或维吉尼亚州的主权，西班牙可以对美国西南部主张主权了。我又提醒他们，在十七世纪，首先向文明世界打开台湾门户的，是欧洲人，不是中国人；而且，一直到一八七五年中国法律尚且禁止中国人向这个岛屿移民。直到一八八七年，台湾才在名义上划为中国一省。其后不到八年，中国便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了。台湾人祖先移住台湾，并不是为了要扩大中国主权或扩张中国领土，而是要脱离中国的悲惨生活，违犯禁令，冒险偷渡台湾，为着子孙寻求新生命、开拓新天地。

　　当获悉这些中国留学生，每一质问可以从国民党得到四十美金的报酬时，我并未感觉惊讶。

　　有一次，我到威斯康辛大学，就主办者所指定的题目“过去二十年台湾的政治生活”，发表演讲。这个题目是一般性的，与台湾独立运动没有直接关联。一切进行得相当顺利，直到自由发问时，有一个中国学生，站起来要求我谈谈“我的”独立运动。我提醒他那不是“我的”运动，而且这不是当晚的主题；如果我受邀讲那个题目，我很乐意讨论台湾的前途问题，一如我多次在别处所做一般，但是我不愿在这短促时间里，以随便而片段漫谈的方式来谈这个问题。其后发生的是典型的反应。当一个国民党特务报道那次威斯康辛大学的演讲会，发表在香港杂志时，说我是一个愚蠢的家伙，如果一个美国政治家拒绝讨论美国的前途，还要求给他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无异于政治自杀，云云。

　　一九七一年二月，我到美国西岸巡回演讲时，有一个中国人任职美国西岸最大学术机构之一，到处跟踪我，他是向服务机关请假来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他是要公开盘诘我，想给我难堪。我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演讲完毕，到了自由发问的时间，他想回答我向听众提出的一个问题，但他的态度荒谬无理、英文又拙劣，引得听众不觉大笑，弄得其他在座的中国学生，尴尬异常。当我到达三百五十哩外的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时，他又在听众中出现，忙着作笔记。几个星期之后，便有一连串的报道，登在香港和美国的中文杂志上，这些所谓“内幕”报道的标题诸如“我怎样与彭明敏谈话”、“我面晤彭明敏”等，内容则纯属幻想子虚。

　　每次我作公开演讲时，总有些国民党官员在听众中，有时甚至在课堂也是如此。在公开演讲的场合，国民党特务常站在门口，企图分辨识别每位参加的台湾学生。例如在史坦福大学，特务用照相机拍下每位站起来质问的台湾学生，显然是要威胁和辨别可疑的学生。史坦福大学主办单位对此抗议时，竟遭到特务们挑战性狡赖：“这是公开集会，这是自由国家，不是么？”。

　　这些集会的国民党式报道，常刊登在美国、日本、香港的中文刊物，而将我演讲的内容和会场的情况，常常曲解、甚至倒反。最标准的说法是我的英文奇糟，表达拙劣，对国民党无理毁谤。他们有一次捏造报道，说我曾被听众迫问得无法回答，竟借口肚子痛走下讲台！

　　有一次在威斯康辛大学演讲台湾的国际地位时，听众中有几个国民党特务，还有一个我以前在台湾教过的中国学生，现在芝加哥区当国民党雇员的。几个星期之后，密西根大学也安排了一个同样的学术讨论会，而其通知一直到当天早晨才张贴于校园。尽管如此，当天晚上开始集会时，那个人也已赶到了会场，还带来二个高大强悍的黑人，似是想以他们粗壮的外表和举止，来威吓我。

　　当加拿大母校麦基尔大学庆祝一百五十周年校庆，同时也庆祝“国际航空法研究院”（现已改称为“航空和太空法研究院”）成立廿周年时，我被邀在庆祝宴会中演讲。后来得知因为主办者请我讲“联合国中中国代表权问题”，该题目太过份敏感，在加拿大一些方面引起惊慌。因此，我建议另请其他较不引起争论的演讲者来代替我，可是，主办者还是坚持要我接受。我演讲以后，有些听众似乎有一点惊讶，因为我将演讲内容严格限制于这个问题的纯粹法律层面，而不涉及现实政治。这次演讲几乎是我唯一的公开演讲，而没有国民党特务参加的。

　　我在公开演讲中所遇到的一次最恶劣的经验，意外地，却发生在加拿大。那时，加拿大已经承认了中共，虽然国民党官员已经撤走，还留有相当数目的特务学生。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为我举办了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演讲中，我试图解释在台湾极大多数的台湾人与两百万大陆籍中国人间的微妙关系，突然有人站起来打断我，向我挑衅，说我作为学者，应该引用何书、何章、何页、何行，来确实证明在台中国人的数目是两百万，不多也不少。以后，我每说一句话，他们就叫嚣，要我引经据典来证明我话的真确。显然，他们有意扰乱会场，一度几乎作势要攻击我，担任主席的该校教授不得不以逐出会场来威胁他们，会场秩序才稍微回复。

　　有一天，我在纽约应邀参加一个教会组织主办的午餐座谈会。主办者太晚才很尴尬地发觉，国民党驻联合国大使也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们相见了，握了手，但是那次午餐对于该大使来说，是个极难堪的场合。他对于直接的问题，避而不给直接的回答，宁愿漫谈些什么“共产党的罪恶”、“自由世界与奴役世界”等。主持者颇不客气地想要迫他谈得较具体，并讨论台湾问题，但是没有成功，他还是不肯谈论正题。

　　不久以后，“国际人权同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of Man）的几位著名干部，想要与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约会，但是反应非常冷淡，因为国民党官员一听到“人权”两字就觉得满身不舒服，而且也不清楚这个约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再拖延之后，终于不得不接见“人权同盟”的三位代表。这三位代表便正式要求国民党代表团向台北当局传达一项请求，即，基于人道的立场，准许我的家人出境，让他们到海外与我团聚。接待他们的国民党官员粗暴而愤怒地回答“彭是个罪犯，他遗弃了他的家人，违反中国伦理！”，这激怒了访问者之一，他反驳说“难道拆散人家的家庭就没有违背中国伦理么？”。这个请求未受理会。

　　国民党驻华府的大使，继续向国务院抗议我留在美国。我在美国的每场公开或半公开的演讲，都一一被纪录下来，我讨论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前途，都被指控为颠覆活动。他们向美国治安当局控诉台湾人正计划在美国进行暴力活动，比如，再一次的暗杀企图。这些抗议和诬控都是要设计来堆砌美国政府对台湾人和我个人的偏见，藉以刁难我的美国签证的延长。密西根大学也接到通知，国民党对我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环视有感

　　一、我经常发现在北美洲的华人和华人刊物，有一种无心而幼稚的浪漫倾向。他们强烈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直到乒乓外交开始、尼克森总统宣布访问北京之前，这些华人在公开场合也会小心地批评中共。然而，他们总是要谈他们“伟大的中国”，虽然他们梦寐难忘的那种“美丽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对他们来说，所谓“中国”不过是在他们幻想中存在的一个抽象概念而已。而他们坚信台湾人应该属于这个抽象的东西。这些“爱国华人”既不愿住在中共体制之下，又不愿接受国民党统治，舒舒适适定居在美国，却想指令一千四百万台湾人去接受他们自己早已脱离、而且也没有意思回归的政府的统治，这实在是过份卑鄙的越俎代庖，使人对他们感到无限的轻蔑。

　　这些“爱国者”会说，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很糟糕，但是，有一天整个中国必须统一（他们还是将台湾看作中国的一部分），即使要等五十年或一百年。我则指出，他们定居在美国又舒服又安全，很风凉地说“台湾必须回到中国”，这是很容易的；可是，台湾人现在已受够了苦难，应让他们尽早从现在的政权解脱出来，让他们现在就享受自由；至于后代，到那时才让他们去自由选择，五十年后或一百年之后。

　　二、现在北美有几万台湾人。他们大多是研究生或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材，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们还是受到极大的束缚。国民党的骚扰，其方式千变万化。因此，有的保持沉默，有的则除了匿名捐款给台湾人社团组织以外，不敢做什么。每一个台湾人都知道在北美主要大学校园里都布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台湾人，打小报告。台湾人一被列入黑名单，其后果极难预料，他们在家乡亲人可能丧失公职，银行贷款可能不准，护照可能被吊销而被迫回台或在外国寻求政治庇护。

　　上述骚扰主要是针对台湾人，不是针对所有批评国民党的人。有许多中国人，手持国民党护照，却敢激烈批评国民党或公然对中共表示同情，这都是国民党当局熟知的事实。但是这些人从未被吊销护照，因为他们未曾犯过一个不可宽恕的罪行，即主张台湾人应有自决的权利。

　　国民党一向煞费心机要摧毁台湾人的意识。最近几年，要离开台湾的每一个留学生都受到警告，不得在国外参加任何台湾人的组织团体。他们被告以应该参加“中国人”的团体。尽管如此，在较大的校园都有台湾人的社团组织，而这些团体的负责人或干部都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中国人的团体以中国某特定地区作为基础，例如同乡会等，而它们并不受敌视；只有台湾人社团为国民党所禁止。

　　三、有时候听到有人批评：台湾的政治极需要剧烈的转变，这是正确的。但是海外台湾人的活跃份子只是企图将权力从国民党特权份子转移到台湾人中的优异份子手里而已，这些台湾人领导者们，大多是地主、富商、或专门人才的子女，不关心台湾大众的社会经济情况。他们对于一般群众的权益不感兴趣。所以这些人即使能从国民党夺权过来，这对于一般群众没有多大意义。

　　这种批评既不公平又系无知。要求台湾人的自决，并不是一个政党运动，而是针对一九四五年以来国民党的独揽剥削而产生的全面反抗。它已成为自从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悲惨经历以来，绝大多数台湾人希望的象征。那次的经验已扑灭了对中国人的信心，回复了十八、十九世纪台湾与中国的传统敌对关系。我们坚持国民党必须彻底改变，开放政府让台湾人参予，制作一个架构，让岛上所有份子能够自由竞争。农民的惨重税赋，必须减轻，这些税收是用来支持国民党的庞大军队以及台湾本身的政府以外的一个所谓“中央政府”。全体人民应有权利选择其政府的型态，不应被迫接受外来政权或军事统治。

　　现在海外台湾人诸种运动的领导人们，确是一种知识优异份子，但是他们是来自台湾各种不同的经济阶层。在许多国家里，有很多无助的群众，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剥削。在这种情形之下，有观察力、有思考力、有表达力的优异份子便有责任使群众觉醒，使他们了解其权利所在，鼓励他们行使这个权利，要求改进。历史上许多最有力的革命领导人都来自中产阶级，如周恩来、朱德、胡志明，和其他法国和美国大革命的领袖们。谢聪敏是一个商人的儿子，魏廷朝是一个农人的儿子，他们为了台湾人不知奉献出多少牺牲。

　　三月，我得到消息说谢聪敏和魏廷朝再度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李敖和其他朋友。他们又被控企图推翻政府，检察官要求判谢魏死刑，判李十数年长期徒刑。

　　四、有些美国的激进和开明份子，显得被“伟大中国”迷惑了，他们与十九世纪传教士和近年来情绪化地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中国之友”，其心态并无不同。他们支持“台湾必须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其热衷程度，与忠诚的国民党徒或共产党徒，并无二致。他们也批评台湾人自决运动为海外少数优异份子所领导。他们完全忽略了一桩事实，即台湾人民被迫缄默，除了暴动以外没有途径表达自己。这些美国人非常聪明，是高度的个人主义者，富于批评精神，不受传统拘束，几乎对任何权威都要叛变，然而，一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中许多人便变得软弱无力，失去独立判断批评的心智，只是盲目崇拜歌颂中共所言所为。说起来非常矛盾讽刺，他们极端轻蔑那些接受国民党邀请访问台湾、在那里备受热烈招待、回来美国便歌颂赞美国民党的人们，但是他们与中共的关系却完全一样。令人极难理解的，他们在美国对于侵犯个人自由或严格管制的任何企图，都那么深恶痛绝，却又能对中共政权满口赞美。他们都是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不懈斗士，却对于一千四百万台湾人的基本人权和愿望，无动于衷。或许，他们不是完全没有私心的。他们渴望被邀请到北京，受统治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政府欢呼为英雄。如果主张应重视台湾人的权益，便会伤害他们朝圣北京的机会。

　　有些人甚至为了辩护自己，捏造出一套剧本。事实上，他们批评台湾人运动，主要是因为中共反对它。他们还诬指台湾独立运动只不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掩饰。他们的剧本则是：美国已认为蒋介石无法再维持下去，所以推动台湾独立运动，作为退守之路，美国支持台湾独立，便可以维持在台美军基地。

　　我认为如果台湾人的利益，偶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互相一致，我们不必为此抱歉、辩明。我们只要求从各方面尽能客观检讨台湾问题。如果要对此真正做公平、非政治性的学术研究，那么必须对台湾人的历史、性格、主张、意愿，作彻底探究。如果因对国民党或中共有所嫌忌，而不敢言真，那就等于一种政治行为，有背于客观的学术研究了。

　　时期已经这么迟，不敢奢望了。因为中美关系突然解冻，许多著名学者专家开始展示强烈的个人政治兴趣。从前因怕触怒国民党而不敢公开讨论台湾问题的，现在更加害怕那种讨论会危及他们在北京的利益和希望。很少人显露出像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那样勇气，在讨论承认中共和台湾的命运时，敢然提出台湾人的权益问题。

　　说来很不幸，“自决”这个名辞，在美国政治词汇里，尤其在美、中、台关系中，已不受人欣赏。美国在越南，牺牲那么多而一无所获，就为了越南“自决”的理想。一九七一年，越南的一人竞选总统，激起了美国舆论界全体的愤怒攻击，可是，对于蒋介石的终身总统、国民党在台北的所谓“中国中央政府”的虚构，还有所谓“立法院”的万年议员，批评又在哪里？谴责在哪里？

　　台湾人要站起来

　　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和联合国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又再度显示了台湾问题的症结。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开幕前夕（这个会终于表决通过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了国民党代表团），台湾人的领导人和代表们在纽约聚会，表达对于台湾前途的极端关切。他们想要代替台湾岛上绝大多数的人发言，因为岛内的人都被国民党强迫沉默不敢言。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我作了下列报告：

　　一、美国和加拿大的台湾人参加此会者超过一千二百人。鉴于他们散居北美各地的事实，这个参加比率是极高的。这个台湾人数目已占美国和加拿大台湾人总人口百分之十以上。比如，假使美国黑人人口以同样比率参加，其数目将超过二百万。我们也收到来自日本和欧洲的许多电文和信件，表示与我们团结在一起。

　　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最大的自动自发的台湾人政治集会，不论在岛内或是岛外。参加的人来自台湾的各行各业，以及台湾各个地方，包括学生、家庭主妇、商人、学人、医生、律师、宗教人士。所有参加的人，在台湾都有亲戚朋友。所以，这些参加者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他们能为台湾绝大多数人发言。这种集会无法在台湾岛内举行，甚至在岛内无法想像，这个事实便足以证明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如何，在台湾的政治情形如何。

　　三、所有台湾人都一致坚决要求，他们应有自己决定其政治前途的权利。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台湾应否独立，而是在于一千四百万台湾人关于本身的将来，有无发言权。过去四百年，台湾人总是被人家踢来踢去。我们已经听够了中共对台湾的说法。我们听够了没有代表任何人的国民党对台湾的说法。我们也听够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说法。所有参加这次集会的人，想要问的，只是一个问题：“台湾人的意愿呢？”

　　这个会议，发表了下列声明：

　　一、台湾问题不得以如处理一件地产纠纷的方式来解决。在辩论、谈判和解决的过程中，必须牢记其中牵连到一千四百多万人的命运。

　　二、这一千四百万人——包括一九四五年以来台的在内——将坚持为自己决定政治前途的权利。他们的基本利益和正当意愿绝不可再度被忽略，一如于一八九五年和一九四五年被忽略一般。过去的悲剧绝不可以在再度的擅专转移中重演。

　　三、台湾的主权问题应该在有台湾人民真正的代表所参加的国际谈判中，予以解决。外界的人无权指示台湾人民应属于谁。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美国政府都不能为台湾人发言。

　　四、现在台北的国民党政权从来没有合法地为大多数台湾人民发言，将来也不可能，除非发生彻底改变，而多数台湾人在政府的每一阶层都得到十分的代表。

　　五、台湾人要求，至少有一段合理的时间，俾使造成上述改变，以准备为主权问题作最后的抉择。台湾经济繁荣，住民教育普遍，只希望和平生活，不威胁任何人。他们要求被征召到金门马祖的军队，立刻撤退回台，将国民党运到台湾的中国国宝和公产，尽速归还中国。

　　六、在一段特定时间之后，并在各方同意的条件之下，台湾人民应为他们的未来地位，作成决定。有了选择的自由，而不受胁迫，他们或许宁愿成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或者可能会选择与中国联系。不论结果如何，选择权在于他们，那应是台湾人自己的抉择。

　　所有与会人士都深信，不论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如何决定，台湾问题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有待解决。

　　一个月之后，十月十八日，在纽约和世界各地同时，台湾人集体戏剧性地将自己链锁在一起，企图引起举世注意他们要求摆脱中国人——不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控制，成立一个独立的台湾。他们要求联合国承认中共为中国席位的正当合法所有者，同时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为一千四百万台湾人民敞开联合国大门，呼吁它们支持从自由选择而产生的台湾共和国——联合国的未来会员国。

　　一九七一年十月，联合国解决了联合国内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但它并未解决台湾问题。台湾人民为要争取自决的权利和获得自由的奋斗，仍然有一段漫长而艰钜的路程在前面等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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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以言论自由推翻国民党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六日《新闻周刊》访问彭明敏

　　过去二十年来一直被蒋介石国民政府当作基地的台湾岛，有其“沉默的大众”。他们是占全岛一千四百万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台湾本地人。今天，他们之所以沉默，非但由于他们在岛上享有繁荣的权益使他们对于政治冷漠，更因为在岛上活跃的反蒋份子会遭迅速的逮捕、秘密的审判和囚禁。

　　对于反蒋的代价，能够提供第一手证言的，是四十六岁的台湾人彭明敏。一般认为，如果台湾有自由选举，彭将会成为有潜力的总统候选人。最近，经过了十三个月的监禁和五年的软禁，彭秘密地逃离台湾而出现于瑞典。尽管害怕蒋家的特务会把他干掉，上星期，他还是接受了《新闻周刊》记者的访问：

　　“假如我在台湾有一个月的自由言论，我可以把政府推翻。”彭平静地，煞有介事地说。“任何一个有相当表达能力的人都可以，只要他能够唤醒大众，让他们去想一想，现在的政府所代表的是谁。这不是中国的政府，也不是台湾人民的政府。”

　　一九六三年，彭被选为“十大杰出青年”（当时的彭四十岁，但是以中国人的标准，还算年轻）。那时候，国民党并不知道他有这种想法。他们曾经派他出席联合国，后来又成为国立台湾大学的教授。在台大，他晋升至政治系系主任。然而，在一九六四年，彭被卷入一个印行推翻蒋家政权的传单的计划，因而被判刑八年（后来改为软禁）。即使在禁锢中，他仍然化名写反蒋的文章。

　　现在，彭希望利用他重新获得的自由去为台湾独立而工作。虽然他坦诚承认他“没有政党，没有政治组织，没有政治力量”，他已成为海外台独团体中类似英雄式的人物。像许多来自台湾的放逐者，他相信，只要老蒋一死，他的五十九岁的儿子，现任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企图继位的话，他的机会就来了。“我认识老蒋和他的儿子，”彭说：“我对他们并没有偏见，但是，声望是不能私相授受的。你可以继承警察权力或头衔，但是，特别是亚洲，你不可能继承声望。当一个极权者死后，是很难预料将会发生什么事的。”

　　“有些美国人对我说：‘等老蒋死了再说吧。’对于这些美国人，我是可以理解的。”彭继续说：“但是，我觉得这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那些在纳粹统治下的人说，忍耐一下，等希特勒死了再说一样。”

　　大战期间，彭的一只手臂被美国的炸弹轰掉，不过他对美国的怨恨并不强烈。尽管他认为，蒋氏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是有赖美国的援助。在他看来，一个不卷入中国内战的台湾，将会对美国更有好处。他相信，如果共产中国对一个经由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政府所统治的岛要求管辖权，在外交上是尴尬的。他觉得，要是台湾从国共冷战中解脱出来，将会有助于缓和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局面。不过，在衡量这些条件能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时，彭是很现实的。“假如我要影响台湾的前途，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政策，”他说：“但是我不能在瑞典影响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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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助他一臂之力

　　——李敖谈彭明敏

　　（本文原载《先锋时代周刊》一〇三、一〇四期（合订本）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我们很难从自许为“党外先知”的李敖口中，听到赞美任何台籍政治人物的言语。可是，对十五年前曾经传奇式摆脱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网，偷渡离台的彭明敏先生，李敖却称赞他为“最有志气的台湾人！”

　　为了制作本期的封面故事，我们特地访问李敖先生，请他谈谈六十年代国民党高压统治下，他与彭明敏先生交往的心路历程。

　　■：可否谈谈您跟彭明敏的交往过程？

　　□：当时最大的特色，好像整个反抗势力就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不像现在人数众多，相当热闹。因此，相形之下，当时气氛显得很悲凉！

　　我跟彭先生初次认识，是他当台大政治系主任，而我在文星的时候，他请我到他家吃饭。后来，我就请他写篇文章。文章题目是《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的文星杂志，他详细评论非洲为获得认同和独立所做的斗争，曾造成一阵骚动。

　　■：当时您是文星总编？

　　□：是的，最有趣的一点，是我在该期“编辑室报告”中，介绍他这篇文章的一段文字，我说“彭先生这篇《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使我们知道在现代思潮中，竟有一种思想‘像泛非主义那样，以那么惨痛的体验和暗澹的感情，做为成立的基础。’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没想到这些话，竟成言近旨远的一段“罪状”。

　　■：为什么呢？

　　□：他在他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里头有一段话，便提到这件事——

　　研究非洲与台湾形势，并不是从表面看那样毫无相干。我研究报告的一部分，题为《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发表于台北的文艺杂志《文星》，造成一阵骚动。我详细评论非洲为获得认同和独立所做的斗争。我呼吁注意一些人民因殖民统治而与过去断绝关系，如今则正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挣扎。我并非有意要写一篇政治文章，但是编者按语则说：“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

　　这篇文章发表，是一九六三年年底的事，后来，我记得，他就在一九六四年的中秋时候被抓了。

　　■：同案被捕的谢聪敏、魏廷朝，您原本就认识吗？

　　□：谢聪敏是我台中一中的同学，魏廷朝则是我台大毕业后才认识的。案发时，我人在文星，听到国民党高阶层人士传来的风声，要给彭先生特赦。因为那时，他们也同样的要拉廖文毅回台湾。后来，在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彭先生终于特赦回来。他以为，既然特赦了，就应恢复原状，不料官方很小气，不愿让他再回台大教书。

　　■：那他上哪儿去？

　　□：当时明志工专刚刚创办，本来想请彭先生当校长，他答应了。同时，调查局长沈之岳，安排了个饭局，请彭先生和我，席中沈之岳说，官方同意彭先生做明志校长，但盼他同时接受“国际关系研究所”（现在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职务，他也答应了。国关所主任吴俊才随后将聘书送去温州街彭宅，彭先生也接受了。不料，国民党出尔反尔，不让他干明志工专校长，彭先生当时非常气愤。后来，那段时间，他没工作，而文星也结束了，我们俩就常在一块儿喝酒聊天。

　　人都走了三星期，还有监视报告呢

　　■：彭明敏偷渡离台，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安抵瑞典，这段经历一直仍是个谜，不知道您知道多少？

　　□：由于他基于保护目前在台的朋友，一直没有公布这段偷渡真相。不过，我猜，彭先生的美国朋友唐培理夫妇（后来被驱逐出境），可能在这段偷渡过程中，帮助很大。另外，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Lynn Mils）也帮了不少忙。彭先生曾托我转寄一封信到国外。我就交给我弟弟，请他送梅心怡上飞机时，偷带出境。梅心怡在登飞机时向我弟弟打了个手势，表示没问题了，我就将结果跟彭先生讲，他听了后很高兴。后来，梅心怡也因此再也无法入境了。更妙的是，日后我被逮捕入狱，判决书里，竞将我托梅心怡转运信件，列为我的罪状。你看看，这是我判决书里的一段——

　　李敖明知彭明敏有叛乱前科，其叛乱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五十八年三月间，介绍某外籍人士与彭相识，嗣于彭逆托该外籍人士携带信件出境时，非惟不予检举，且嘱其弟李放藉送行之便，察看该外籍人士登机手势之暗示，是否信件安全带出，以走告彭明敏。

　　■：彭明敏偷渡之事，你事先知道吗？

　　□：不晓得。他走之前，曾跟我约好了下次见面时间，可是，当魏廷朝告诉我“明妹已经到瑞典了”，我就晓得他无法赴约了。为什么叫“明妹”呢？因为彭先生常写信给自己，测验看看能不能收到信，信里就自称“明妹”。写给魏廷朝，也用“明妹”之名。有趣的是，当外电报导，彭先生已偷渡出境，每天跟踪他的特务不但毫不知情，甚至还谎报军情。国民党高级官员手头拿到特务的报告，在彭先生离台三个星期后，还说彭仍不断在台湾到处旅行呢！这些特务为什么谎报？因为他们谎报，可以浮报监视和跟踪的开支，从中中饱。

　　回来一个撒尿的，走了一个拉屎的

　　■：事后这些特务岂不惨了？

　　□：是啊，彭一走，调查局高级官员整个垮台。沈之岳局长“自请处分”，副局长被革职，那些二十四小时监视彭先生的特务，统统被关起来！其中有位刘科长，柏杨案就是他承办的，事后被整的最惨。我记得魏廷朝当时曾讲一句有趣的话，他说：“国民党拉廖文毅回来，是拉回来一个会撒尿的；彭明敏走了，是跑了一个会拉屎的。”可见彭先生之走，是多么举足轻重。

　　■：难道查不出到底是谁暗中助彭偷渡？

　　□：彭先生不讲，谁也不知道。后来，魏廷朝、谢聪敏与我同关在狱中，我们交换意见，他们也不晓得实际经过如何。不过，据我猜测，彭先生走，跟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有关。这记者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捧过的《苦海余生》作者包德甫。彭先生偷渡前一周，包德甫突然来台湾一趟，匆匆跟我见一次面。我问他，你这次来干什么？他神秘兮兮的笑着答道：“你看好啦，有好戏可看！”不过他走的时候，在松山机场上机前，曾全身被彻底的“洗”过一次。

　　■：长期以来，一般人都怀疑彭是得到美国中情局（CIA）的协助，才能逃过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网。

　　□：我不相信美国官方会暗中帮他的忙。我们中国人会“雪中送炭”，可是美国官方不会做“烧冷灶”的行为的。那时，美国副总统安格纽来华访问，就有人谣传，彭明敏是搭这架专机跑走的。我可不相信。我比较相信彭先生是得到美国私人朋友的暗中协助，易装整容，持假护照出去的。

　　我要事先知道，早跟他一起走了

　　■：听起来好像非常神奇呢。

　　□：彭先生虽是个学者，就他能偷渡成功来看，实在精明得超过情报员。调查局王处长王淦曾讯问我，知不知道他如何偷渡出去？我就开玩笑地答道：“我要是事先知道，早跟他一起走了，他非带我走不可，不带不行，否则我就‘告密’!”

　　■：说说你们被监视的情形吧。

　　□：彭先生特赦出来后，直到偷渡前，都遭到特务二十四小时监视。有件事顶有趣的，他很恼被人跟踪，有一回，他突然拿着照相机回身去照监视他的特务，他们就把他的照相机抢走。过了一会儿，彭先生立刻到警察局报案，说遭到抢劫。结果那个派出所主管，竟然从抽屉里拿出一架照相机，问道：“这大概是你的吧？刚刚有个小孩子捡到送来派出所。”他们故意这样作弄他。事后，我跟彭先生讲，干脆我帮你照好了。于是，我就开着汽车，到温州街彭宅对面的巷子，由黄三帮忙，拿着长镜头偷照。后来，我照的这张特务监视相片，刊登在《台湾青年》，彭先生非常高兴。

　　■：甩不掉他们的跟踪吗？

　　□：我看彭先生被跟踪成这样子，为他打抱不平。有一回，李翰祥请吃饭，中央党部第六组总干事陈绥民也在座。陈绥民曾代表国民党出面处理过文星讼案、殷海光教职等案子，相当于现在跟党外人士调停折冲的人物。我就质问他，为什么要跟彭先生跟那么紧？他居然否认。我就说好，我们现在就去看。我饭后便开车前往彭宅，果然有人站哨，陈绥民看了之后，哑口无言。

　　被跟踪，是他妈的多别扭

　　■：被特务二十四小时监视的滋味您尝过吗？

　　□：彭先生走后，我也享受二十四小时三班制的监视待遇。因为我开汽车，较豪华，他们也派部车子，另配四名特务，而谢、魏他们各配两人跟踪。我被跟踪十四个月，才深深体会到被跟踪是他妈的多别扭。谢聪敏说，他被跟得使自己都神经兮兮，觉得连洗澡时都有人偷看。

　　■：十几年来，你们有没有再联络？

　　□：他出去以后，只写给我一封信，还附带瑞典美女相片。信里戏称，里头的美女，是李敖在瑞典的读者。我被抓时，信与照片都被警总搜去。我还记得当时警总军法处军法官王云涛开调查庭时，当庭在卷宗中掏出美女相片，手一扬，对我笑道：“你们的美女已被我们没收了！”彭先生与我就只有那次，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络。

　　■：他出去后，曾说过什么最令国民党难堪的话？

　　□：彭先生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抵达瑞典，得到当地政府的政治庇护。二月十六日接受《新闻周刊》专访时，曾说过一句豪语：“只要让我在台湾自由演讲一个月，就能使国民党政权倒台！”（If I were given one month's free speech on Formosa, I could overthorw the government.）我相信他的话。

　　■：彭明敏离台后，您心中感受如何？

　　□：魏廷朝、谢聪敏都是他的学生。而我不是，虽然也称呼他为彭老师，但两人以朋友相交，我相信我最能了解他当时心境上的变化。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台大刘庆瑞教授逝世，彭先生曾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一篇《追念刘庆瑞教授》。他将台湾人原先对大陆人的向往，而后转变失望的情境，于文中表露得极为动人。彭先生前后整个的心路历程，我想我比他的学生们还了解。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跟我多次联络，是朋友式的，并无拘束。

　　你失掉了你的左臂，我却失掉了我的右臂

　　■：您个人突然失去这样一位朋友，心境如何？

　　□：容我掉掉书袋。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总司令李将军（Gen. Robert Lee）手下有位大将杰克森（Stone wall Jackson）。受了重伤，失去左臂。当他受伤时，李将军曾写封信给他，说道：“你的情况比我还好些，你失掉了你的左臂，我却失掉了我的右臂。”（"You are better off than I am, for while you have lost left, I have lost my right arm."）杰克森收到这封信六天以后，便与世长辞了。还有，我们中国汉朝有句古话，说使西域是要断匈奴右臂，右臂之喻，东西方语言是相通的。刚好，彭先生当年在日本失去了他的左臂，所以，李将军那句话正好可以表达我当时的心境。

　　今天的副总统应该是彭明敏

　　■：您认为彭明敏才气如何？

　　□：彭先生是国民党当年最早提拔的青年才俊，你看看他的资历，博士、台大政治系主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阳明山会谈参加者，跟钱复同为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只要他不那么锋芒毕露的话，我敢断言，今天的副总统是彭明敏，而不是李登辉。李登辉那时只不过是农复会的一名技正而已。李登辉成名在我之后，像这样的笨东西，国民党竟然会提拔他干副总统！原因无他，典型奴才耳！

　　■：彭明敏这样优秀的人才，国民党拉拢不到，是他个性使然呢，还是另有其他因素？

　　□：我认为彭先生这个人非常有志气，台湾在日本与国民党前后摧残八十多年，像这样有志气的台湾人真是不可多见！你看看，像党外人士，像高玉树、像张贤东、像邱连辉之流，国民党稍微给了一点好处，就马上变了。而彭先生则不然，他是蒋介石“召见”过的人，可说是几乎到手的东西，他却弃若敝屣，甘愿当个反叛者。关于这点，他的回忆录就有下述一段话：“不久，一些高级党政官员来访问我，劝我加入国民党。他们暗示如果我入党，一定会获得非常高阶层的职务。但我对此事，完全未曾考虑。”彭先生的有志气，真为台湾人争光。

　　■：除了觉得他是个非常有志气的台湾人，您感到他还有什么特质？

　　□：他给我印象，是位高雅的绅士，待人接物，非常有礼貌。但是礼貌也不妨碍我们之间有时开开玩笑。但有两件事，我从来不跟他谈：第一，关于他断臂的事，他从不主动讲，我也不问；第二，我们从不谈台独的事。大概这两个话题双方都太敏感，也都知道对方的答案吧？

　　■：他从不提台独？

　　□：他从不提，我也绝口不问。而且，彭案爆发之前，我也从未看过他们那份“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直到今天，犹未看过。案发后，李焕请我吃饭，就旁敲侧击道，听说这份宣言文章写得极好，是经过你李先生指点或润饰过的？我笑着答道，若是我写的或经我润饰过的，一定更好！多年以后谢聪敏搞了份该宣言的英文译本给我看。说来好玩，那英文是谁译的，你们知道吗？就是现在堂堂的交通部长连战，他当时是在美的台独分子。

　　■：为什么日后他们一口咬定你是台独分子？

　　□：那份中文版的自救宣言我看都没看过，而英文版的宣言，因为我忙，也连看都没看。可是，警总抄家时，将其捜去，竟诬指我是台独本部的委员！

　　■：你确信那份宣言是连战翻译的？

　　□：是的，当时他在美国搞台独运动，后来投降回台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当年搞台独的，大有人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彭逃抵瑞典，而一月二十九日在日本宣布这项消息的，就是当时担任“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代表辜宽敏。后来，辜宽敏同连战一样，投降返台了。

　　彭先生可以在海外当“孙科”

　　■：彭明敏曾被国民党列为台独分子，现在他任FAPA会长，您希不希望他返台？

　　□：我反对他回来。因为彭先生一回来，会给人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又再度招安成功。

　　■：可是政治人物离开乡土群众，哪能发挥力量？

　　□：那要因人而异。像老毛（毛泽东），把同志一个个秘密派出去外国，而自己仍留在国内，掌权之前从未踏出国门一步。可是，彭先生则不然，依他个人优异的外交能力，他可以长期的在海外当“孙科”（孙中山、“柯”梅尼），发挥海外台湾人游说团体的力量。

　　■：你最后有何感想和期望？

　　□：我希望台湾人能够以彭先生为师，学他的志气。一般说来，台湾人太没志气，而彭先生却是一个例外。没志气是打不倒国民党的。海外台湾人对彭先生的支持，是七折八扣式的，甚至还有人攻击他，这显然是忘恩负义、数典忘祖的小家子气行为。（他们之中，有的人也匿名攻击我，当然这也是同一等级的行为。）彭先生是台湾人反国民党的先进与先知，他从孤军奋斗中走出并出走，又从出走中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他是最优秀的，大家应该追随他。对反对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我说来，彭先生领导的方向，容有可议，但在“国民党下马、自由民主上路”一点上，彭先生却是伟大中国人的代表，我祝他的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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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台湾只要能自由演讲一个月，国民党就会倒

　　——郑南榕、魏廷昱越洋专访FAPA会长彭明敏

　　（本文原载“先锋时代”周刊103、104期（合订本）1986年2月10日）

　　魏：喂！请问是彭教授吗？我想访问他。

　　彭：我就是。

　　魏：我是魏廷昱，我台语说得不流利，可不可以用北京话访问，你用台语回答。

　　彭：好，请。

　　魏：李敖交代我们，向您问候。

　　彭：好，谢谢，请你转告他，我也很想念他！请告诉他，我们都希望他多多保重！

　　魏：好，我会转告他，他也想念你们。你说台语好了，我听得懂。

　　彭：我用北京话好了。你好吗？

　　魏：我很好，恐怕你对我已经没有印象，因为你来我家时，我还在念初三。

　　彭：记得，我还记得。魏廷朝身体怎么样？

　　魏：他现在还在牢里，每天做六十个伏地挺身。

　　彭：六十个啊，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魏：明年五月。

　　彭：今年还是明年？

　　魏：明年，1987年5月，因为要补上一次与谢聪敏、李敖一起坐牢时减掉的三分之一刑期，所以明年才可以出狱。

　　彭：喔，真可恶！

　　魏：没有变化就要到明年五月，有变化就不一定了。

　　彭：是的，是的。你在哪一家杂志社？

　　魏：时代，台湾的自由时代杂志社。

　　海内外要互相合作支持

　　彭：这个访问能够印出来吗？

　　魏：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几乎每期都被查禁，早就习惯了，也不差这一期。我们谈话一定被监听，不过说什么都无所谓，本刊的尺度没有限制。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代为转达吗？

　　彭：大家对你们台湾党外的努力非常钦佩，请多多保重！

　　魏：我有十多个问题想请教您，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彭：好。

　　魏：你在美国十几年，过去在“台湾自救宣言”的主张与对台湾前途的看法，有无重大的改变？

　　彭：没有，我在这边也公开表示：虽然事情变了很多，但是我所提出来的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我一点也没有改变。

　　魏：忘了恭喜您当选FAPA的会长，请问FAPA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彭：对内，台湾要民主化，具体的主张就是台湾应废除戒严，要有言论、组党、结社……等自由，中央民意代表要全面改选，这是台湾民主的基本条件。所谓结社的自由，是广义的，不仅是指政党，还包括工会的组织与所有的人民团体。对外，台湾需由台湾多数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FAPA清楚并且坚持的主张。在台湾，党外的民主运动是站在第一线，海外是站在第二线；在国际上，FAPA为台湾的自决运动奋斗，是站在第一线，而党外在台湾是站在第二线，彼此需要充分地支持与合作。

　　魏：听说FAPA要在台湾设立分会，并已委托许荣淑女士处理？

　　彭：有这么提起过，我们的理想是这样，不晓得反应如何？

　　魏：报纸已披露，我想党外应该很欢迎。

　　使台湾人的心声得以在国际间表达

　　魏：设立分会，除了经济贸易之外，有无其他预期的功能？

　　彭：能够做到多少，我们尽量做。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和岛内的民主力量，互相沟通、了解，使台湾人的心声能够在国际间表达。

　　魏：可否谈谈台湾设立分会，由哪些成员来组织？

　　彭：我们FAPA的章程中规定：凡是赞成FAPA主张的人都可以参加，不限定台湾人，外国人也可以参加。只是我们要了解每一个申请参加者的背景，先由两个会员推荐，经过会长批准，这中间需要经过背景的调查，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来FAPA。

　　魏：分会与总会的关系如何？

　　彭：分会的章程很简单，分会要负责推广他们地方的工作以及FAPA分配的工作，并与总会保持联络就可以了，这在FAPA的章程中有详尽的说明。你说台湾已经报道过这个消息，反应怎么样？

　　魏：报刊以及党外杂志都已经报道过FAPA要在台湾设立分会的消息，我们现在正式向你求证，也想请你判断国民党将有什么反应？

　　彭：我不知道，我也想知道。

　　魏：FAPA在今年有什么新的年度计划？

　　彭：我们想尽量扩大我们的工作，扩大吸收会员，因为我们的目的与宗旨都规定在FAPA的章程中，怎么更有效地达成这些目的，并推进这些工作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所以第一，我要扩大基础，草根的基础要打好。第二，在国外、在国内台湾也一样，扩大与国际上的接触，不仅是官方的组织，私人的组织，譬如说教会、工会、商会……各方面民间的组织，我们也愿意扩大接触，使他们了解台湾的情形，使他们能够支持台湾民主自决的原则。

　　魏：我们刚刚谈到FAPA成员中有美国籍的，是否外国籍的会员以美国人为限？

　　彭：不，FAPA外籍成员有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籍。

　　魏：FAPA目前有多少分会？

　　彭：这，我不便答复，它是台湾人的社团中最大的一个组织，而且现在很快地在增加扩大中。

　　魏：FAPA会不会因为你当选会长，而有重大的变化？

　　国民党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同台湾

　　彭：不会，我们只是加强工作，没有新的变化。

　　魏：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国民党驻美办事处的钱复代表跟你有过接触，请问这个消息可靠吗？如果有，可否向我们透露会谈内容的重点？

　　彭：没有这回事，过去FAPA开会时，曾邀请国共双方的人来跟我们会谈，可是他们都没有来，所以没有正式的接触过。不过FAPA的委员中，有人私下跟钱复接触过，也不是官式的接触，我本人则从没有与钱复接触过。

　　魏：请问你对国民党的印象与出国前比较，有无改变？

　　彭：基本上没有变化。国民党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认同台湾，不肯真正地为台湾百年、千年的大计来打算，只是一天拖一天，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在外交上、国际上、在环境卫生上……等问题也一样，没有静静地坐下来为台湾的利益着想。台湾本身没有变成目的，在他们眼中台湾永远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或者“反攻大陆”啦，或者“和平统一”啦……台湾从来都不曾是一个目的。我们要替台湾争取，使台湾变成一个目的，而不是手段。台湾的主权是整体的，不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国民党政府认同的不是台湾，是一个四十年来已不存在的中国。

　　党外的努力，我们很钦佩

　　魏：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你对现阶段台湾党外运动的看法？

　　彭：党外的各种问题我了解得不够详细，不过我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哪一种党外立场，他们所做的努力，都是在很危险的环境之下，在许多限制之下所做的，我们很钦佩。你们内部有一些问题，我知道，不过，大家为了顾全大局，应该合作，我就只能这么说。

　　魏：你对党外的“路线之争”了解吗？

　　彭：我了解，不过我认为海外的人不应该向岛内的人说你们要怎么怎么做。因为是你们在付代价在牺牲，海外的人应该支持你们。你们该怎么做，我不便表示意见，你们自己应该可以判断。

　　魏：你1970年离开台湾，请简单介绍在美国的生活，与为台湾前途奋斗的过程。

　　彭：我是一个人在这里流浪，不过有很多人支持我，才能生存到现在。目前我辞掉教职，全心投入台湾人前途的工作上。从前我刚来此地时，发现海外台湾人的意识十分强烈，不过，台湾的前途应由全体台湾住民决定，这个原则相信已得到普遍的支持，这点成果对我而言，是最大的鼓励。在海外的台湾人运动、台湾的党外运动，甚至是我个人，都有许多问题发生，不过这在政治上是难免的，因此也不必太悲观，只要尽量去努力就好了。

　　我们就是为了回台湾而努力

　　魏：你们想不想回台湾？

　　彭：我们都接到当局的邀请，要求我们回台湾看一看。我到美国后，这种邀请就有了。不过，我相信：时机还不成熟，在有生之年回去，还要看台湾的变化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很难回答。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去，但却不是我单方面所能决定的。希望有一天，我们海外的台湾人全部都能够回去，为着台湾的将来，台湾的民主、全体台湾人的利益，在台湾岛内来努力。我希望这一天会来到，我希望如此，至于会怎么发展，我无法预料。但是我们就是为着这一天在努力的。

　　魏：我们的创办人郑南榕向你问好，介意由他来请教你几个问题吗？

　　彭：等一下，见到魏廷朝，请代为问候，李敖这些朋友也请问候。

　　魏：去年令堂彭伯母……，有什么交代吗？

　　彭：我知道，她已经去世了。

　　魏：还有其他家人在美吗？

　　彭：他们都在台北。

　　魏：还在台北啊！很艰苦喔？

　　彭：没有啦！请问候大家，请大家一起来努力。

　　魏：你愿不愿意将FAPA的讯息与活动的内容，提供给国内？

　　彭：寄得到吗？我们希望与台湾的民主力量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如果有联络人的话，就非常方便。还有一点请转告大家，在国际上，台湾自决的权利能够得到承认，这个目的我们正全力以赴。

　　魏：你认为现阶段，国民党和FAPA可能在某个共同的方向上合作吗，或彼此做某程度的妥协？

　　彭：我不知道啊，合作是没有过，他们对我们不太友善。假如国民党为台湾的将来着想的话，应该会同意FAPA的宗旨与目标。他们到现在为止，不愿意了解我们的工作。

　　只要能自由演讲，国民党就会倒

　　魏：不过有时候，国民党为了生存，很可能在海内外同时有两种标准、两种原则存在。这种差异，岛内的人比较想要知道。

　　彭：我还没有看出来，他们对FAPA的态度还没有明朗化，恐怕他们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对FAPA而言，还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确的立场。

　　魏：国民党排斥你们很厉害甚至打击吗？

　　彭：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开排斥，不过不是友善的，彼此也没有正式的接触。

　　魏：换郑先生访问你。

　　郑：嗨！彭教授，我叫郑南榕。我读大学时，大约是1969—1970年间，常从你家经过，我住附近，我跟殷海光教授比较熟。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彭：哪里，哪里。

　　郑：李敖李先生交代我问你，以前你从瑞典寄来台湾的美女照片，因为他被捕已被没收。

　　彭：你跟他有联络吗？

　　郑：时常在一起。

　　彭：向他请安，大家真想念他。他想不想出来一趟？

　　郑：从前你离开台湾后，在新闻周刊上看到你在瑞典接受访问时说：如果台湾开放总统直接民选，在自由的演说与选举中，只要三个月，你就有把握让蒋家的总统候选人倒台。

　　彭：略有差异，我不是说要竞选总统，也不是三个月，是一个月。在台湾，只要能够自由演说一个月，国民党就会倒台，你同意不同意？

　　郑：我同意。依照我的杂志被压制得这么紧的程度来判断，我相信是这样的。

　　彭：是这么想的。

　　郑：到现在仍然维持相同的看法吗？

　　彭：是的，我始终都相信。你不要误会，不是我要竞选总统，只要有一个月自由演讲，国民党就会垮台。

　　郑：去年行宪纪念日，蒋经国为了蒋家人是否继续担任总统，国民党是否将实施军事统治，而做了“不能，也不会”的声明，请问你注意到这则消息吗？你有什么看法？

　　彭：我注意到了。谁当总统并不重要，实际的权力在哪里，比名义上谁担任总统重要。过去蒋介石不当总统的时候，他也可以控制一切嘛！也就是说，实际上的权力由谁控制才是关键。军事统治会不会出现，不是以文人出任行政院长并组成内阁为标准，如果实际上的权力运作仍由军人控制，那还不是一样吗？一切的发展要用事实来证明，光是讲话没有什么用的，这是我的看法。

　　魏：南榕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郑：另外本刊还要介绍你个人，想为你写个小传，除了你的自传“自由的滋味”之外，彭教授想补充什么？

　　彭：没有，请向大家请安。

　　郑：打扰了，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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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一千九百万人口命运之所系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彭明敏在美国众院亚太小组台湾人权听证会证词

　　（本文原载“新台政论”半月刊第二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

　　主席及各位小组委员，本人以能列席在这个重要的听证会作证，为莫大之光荣。

　　我，彭明敏是现任FAPA主席。我是一个具有美国籍的台湾人，我曾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间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同时也担任过当时台湾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顾问。

　　一九六四年，我与两位我的学生共同发表台湾人自救宣言，呼吁台湾当局放弃代表全中国的伪态，建立一真正代表台湾的民主政府而被捕。戒严法下，我们被迫坐牢，后来我被软禁，我于一九七〇年逃离台湾，在台湾当局的眼中，我至今仍然是一个逃犯。

　　现在我提出贵小组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台湾关系法内的人权部分条文

　　行政部门对台湾关系法的执行有不平衡的现象存在。在维护一般性的人权案件方面，国务院在表示美国的关切方面表现良好，过去几年来，里根政权在台湾政治犯医疗照顾及假释方面颇有成果，在促成台湾政府放弃关闭台南神学院的努力亦获得重要成果。

　　在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历任的政权对执行关系法并不热心。关系法立法过程很清楚地表明须以此法来促进台湾的民主。自一九七九年起，参议员贝尔很明确的表示，台湾人民的言论、宗教、结社及政治参与的自由应予维护。李奇众议员也表示多数统治，尊重个人权益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及外交政策，美国应毫不迟疑地为台湾人民维护这些权益。

　　我很高兴美国去年以通过一个维护台湾关系法的决议来重申其在台湾推行民主的决心。

　　但在台湾，实行多数统治，尊重个人权益的障碍是很大的。国民党用世界上最长的戒严法来统治台湾已达卅七年，正如最近国务院的报告中透露：“戒严法也被二次大战后的中国的一小群老人用来掌握所有政治实权，包括国民党、安全机构及行政部门”。

　　戒严法冻结宪法上的人民自由权，禁止对基本国策的批评，其中包括政府代表全中国的最可笑的声明。

　　有些人也许觉得这个声明已成老调重弹，其实不然。因为此声明也用来作为国会不能全面改选的藉口，致使台湾人民缴全部的税，尽全部的义务却仅有八·一五％的代表性。

　　卡特及里根政府从未对此“维护台湾人权政治结构上的障碍”表示抗议，我认为美国人权的立场上应对台湾的戒严法与波兰及南非等量齐观。

　　执政的里根政权不但未充分应用有效的方法来促进台湾人权的基本改善，正当美国人民聆听议员们怒斥江南案的可恶罪行的同一天，美国政府却售八千五百万的军火给那个发令谋杀江南的军事政权。

　　同样的事实也发生在交易方面，美国在应用优待关税来促成受惠国家改善对待劳工的措施并没有有效地对台湾执行。FAPA最近已针对每天发生于台湾的违反劳工权利的事情向 Ways and means subcommittee 提出书面证明。

　　我代表FAPA表示我们支持台美贸易及防卫武器交易，但美国政府有责任使交易行为符合人权法律的政策。

　　为了使美国在台湾有效探讨台湾的人权情况，我建议AIT应聘一个全职人员专门负责台湾的人权调查。

　　我也愿意指出关于卡特及里根所欲采用的沉默外交政策，不如用公开的方法来得有效。最近李亚苹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后，我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有效阻止台湾特务来美国校园监视台湾人民的行动。最近在北卡州大学的例子可资证明。

　　历年来的案件，自陈文成、江南、李亚苹，到王保罗牧师夫妇的连续被害，我们可看出长期而有计划的在美国境内威胁，残害美国土地上的人民甚为明显，同时也清楚地显出这是一种由国家主谋的恐怖行为，我呼吁美国政府应立即采取适当措施、侦察，阻止这种恐怖的行为。

　　台湾的政治演化（一九八四到现在）

　　依我看，台湾的政治情况正在加速颓退之中。在自由表达意识方面——除了查禁杂志以外，国民党加强查禁其他出版物——禁止用罗马字圣经，限制电视节目用非北京话的时间，提出公开场合用北京话的法案，此法案的不实际马上显现在竞选政见会上，因为即使国民党自己的候选人也必须用福佬及客家话向群众争取票源，甚至于高级官员如俞国华的北京话也词难达意。

　　在自由结社方面也是大开倒车，国民党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陈旧法令来刁难民间团体，要求同性质仅能有一组织，这条文抄自欧洲法西斯政权，而引用来压迫公政会、人权会等党外组织，目的是阻止这些党外组织从事的草根性运动。

　　尊重宗教信仰方面亦有倒退现象，基督长老教会持续的被迫害，订定宗教法企图强迫牧师须申请执照，传教用北京话等，甚至以伪证将教会议长高俊明牧师送入监牢。

　　最近政府更开始向山地偏远地区教会课税，企图枯竭教会的财源而分化教会的团结。

　　对台湾新约教会也进行同样的迫害。国务院报告透露，国民党禁止一些佛教团体、统一教在台湾传教。

　　我相信贵小组对国民党滥用法律、安全来惩治异己已甚了解，不幸的是这行为已蔓延到其他方面。自一九八四年起，他制定管束流氓、扫黑等法规，党外吴振明等人因此被捕。到目前为止，国民党仍然拒绝公布政治犯名单、其生活情况及监禁地点，我建议国会及执政单位应加倍努力于寻求台湾政治良心犯的释放。

　　警察暴行不仅止于政治犯，即使是一般嫌犯亦不断地遭受身心的酷刑。对于他们所憎恨的反对派的支持者如尤清先生的助选员，警察也加以杀害。这些我们称之为杀鸡儆猴。

　　为了台湾的未来，KMT的利益，台湾人民的幸福及美国本身的利益，一个更有代表性的台湾政府是必要的。更有甚者，防卫台湾的共识只有从更民主的社会才能产生。

　　国民党三中全会

　　三月底举行的三中全会，烟幕多于实际，会中除了重温返回大陆的老梦外，并没有面对台湾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如接班人的问题。

　　虽然会中多产生两位台籍中央委员及把台籍副总统李登辉的名位排前列第三名，但这种高阶层的逐步台湾化，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主化，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新闻自由

　　二年来，新闻自由的质与量在台湾正加速下降。一九五〇年新闻纸欠缺而限制新闻发行的规定仍然存在。不管其理由为何，办报须获准才能发行是与一个自由表达意识的社会不能相称的。国民党及其高干一直控制着所有报纸，少数民间的报纸也须遵循党的指导，犯者常被查禁，如去年的民众日报就被以为匪宣传而禁刊十天。

　　反对派只好发行杂志、周刊等，但经常被以“混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而被查禁。

　　随附一件国民党决定大量扫清党外杂志的秘密文件，经伦敦的Index on censorship翻译发表，泄密者有一位被判刑。文件中很清楚的指国民党文工会的宋楚瑜，新闻局长张京育等号称西式温和派人物也参与其中。

　　一九八五年鉴于江南案及十信案伤害到国民党政权的国际信誉，KMT推行“中兴专案”，上千特务人员廿四小时监视搜查所有书报社，没收所有党外书籍杂志等，企图使反对派经济破产。

　　在荷兰发行的台湾通讯（Taiwan communique）对此有详细的统计资料。

　　很明显的从一九八五年五月起，国民党已停止对杂志内容的审查，因为他们已以全部封闭，消灭反对派出版物为目标。根据保护新闻记者协会的资料，国民党所监禁的新闻记者比任何非共产国家还多。

　　许荣淑案

　　我想台湾的现况当以最近国民党对立法委员许荣淑的案件作一结论。

　　许是位四十七岁的教师，丈夫张俊宏，省议员兼新闻工作者，于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被捕，许女士则于一九八〇年当选为立法委员，并连获连任三年，去年参选台中市长因国民党的大量买票、做票而高票落选。

　　许女士大胆地用她的地位为人权、民主作长期的呼吁，她所出版的杂志是最常被查禁的一本。许女士最近正准备为FAPA在台湾设一办事处，她亦于三月间走访菲律宾，显然因此而触怒当局。

　　三月十二日警政单位开始采取行动，强行搜索她的杂志社，趁工作人员不在的半夜，抢走近一万本的书籍。当许女士向国防部兴师问罪时，国防部长却说这些书内容诋毁、妨害安全并有叛乱文件在内。我随后惊奇地发现其中一本是我的回忆录。

　　几天后，这政权再度搜窃另一个反对派杂志社及许的服务处，又趁人不在时，没收七千本。

　　不久以后一群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联名公开要求国民党以叛乱罪逮捕许女士。去年九月许家及服务处又遭洗窃并诬告说有人密告许女士家秘藏武器。

　　许委员自始至终未主张暴力，我从未听说她有任何妨害国家安全的举动。随附她在立法院的一篇质询稿，我要求贵小组努力责成KMT停止对这位决心奉献台湾民主的许女士无端迫害。

　　一九八六年的选举

　　如果今年年底的选举仍与以往一样，在选罢法、戒严法及所有反动性的限制之下举行，则是难以达到公平与公开的。观之去年地方选举，KMT的作弊、买票、做票、调包，及幽灵人口等案，台湾的人民是不可能以选举来改变他们的政府的，何况大部份的席次都不在重选的范围，行政部门更是在选举范围以外。

　　现行法仅允许十五天的竞选，但一半时间是公办，助选员数受限制，禁止聚众游行，及不同类的候选人不得同时出现在同一政见发表会上等。

　　每人只能为一个候选人助选，禁止越区助选，学生、政治犯不能助选，禁止政治广告，政见宣传贴处受限制……。

　　每位候选人只能派四十位监票员，尽管大选区投票所多达一千。票箱只能由指定人员转运，票数因此在搬运途中改变，选举委员会监视及录影竞选活动，违规者可判罚重金，甚至坐牢。

　　政府甚至审查政见及竞选传单内容。一九八三年党外政见主张以自决为主题但被拒绝。一九八五年党外被拒绝以释放政治犯为政见，至少有一个候选人因发表主张自决而被罚。一般来说，候选人不能对“基本国策”持有异议。

　　政党

　　国民党坚持台湾已有两个反对党，不需要新党，事实是这两个小党一直受国民党资助，去年选举在全部三五七个候选人中仅有两个是以此两党的名义出来选举。其实台湾是一党制，因为戒严法禁止组新党，但反对派人士已逐渐坚决表示他们有组党的权利，去年他们联合以党外后援会名义提名候选人参与竞争，而FAPA也曾派员观察选举过程，我们向中央选举委员会询问为何不允许党外成一政党，他们答以人民已有充分管道参与政治，且新党将增加社会的不安。

　　我们认为这种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台湾也是一个繁荣，多元且高文明的国家，人民已有能力作成熟的政治判断。

　　新党会造成安全上的考虑也是不成立的，世界上有许多例子，如以色列、南韩及美国等都有在内乱、外患中举行公开选举的例子。

　　尽管党外不能成立政党，其提出或支持的候选人却能高比率当选（六八％）。因此又有人说党外名义上不是党，但主要的是实质上已是一个党，名份上的争执只能造成被逮捕的危险，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我必须反对这种说法。

　　1.在形式上，正式政党的建立将使党外在现存政治体系内合法化。2.实质上，一个政党可以对其所支持的候选人作更有系统，有组织的支持，可以发展草根性的运动，这将使其能与KMT作更公平的竞争。更有甚者，合法的党外将可推派选举委员。

　　贵小组更应该注意一件事，自一九七九以来，一直放逐在美国的党外领袖之一许信良先生，最近宣布他即将回去台湾参与新党成立的努力，以推进台湾的民主。党外要求组党的权利将与日俱增。我希望贵小组与里根政权能规劝KMT，为了台湾的民主化，应让党外组织新党。KMT已表示将对党外的要求进行压制，美国应该对该行为提出谴责。

　　台湾关系法下的商业关系

　　除了台湾商人关心美国保护主义所可能影响外，外交上对商业并没有造成问题，台美经济关系自一九七九一直持续增繁。

　　移民问题

　　二万移民额为台湾人民带来好处，此应归功于索拉兹众议员的努力。由于AIT在台办事人员的不友善，造成新移民申请者有排长龙的现象，还有文件须送香港办事处审查也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但我必须指出，AIT高阶层官员，在DC或在台北均甚负责寻找并克服难题。

　　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我必须提出，台籍美人的父母均被迫在护照上的出生地籍填上“中国”而非“台湾”，负责发护照的单位告诉我们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并说如果他们愿意，可填上出生的县、市，依据国际法，台湾地位仍属未定，这个观点亦经国务院于一九七一年四月廿八日认定，除非台湾人民有机会应用他们的自决权，任何人不能替之决定。

　　无论如何，我愿意说明，我出生时，台湾是由日本统治，绝非是中国的一部份，所以如果我不能被允许以台湾为我的出生地，那我必须以日本为出生地了，我们不明白用护照来反映真正出生地的事实竟然会如此不方便。

　　结论

　　我很钦佩贵小组的努力，也很感激你们给我这个作证的机会。台湾的命运牵连到一千九百万人民，那里有我许多亲戚、朋友与学生。美国有庞大的能力去改变台湾的政治环境与维护台湾人民的安全。我迫切期待贵小组能帮助与促成美国善加利用其能力来造福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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