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景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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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门，你们来个屁

　　美国独立战争时候，一个法国贵族叫拉斐德（Marquis de Lafayette）的，在1777年7月抵达新大陆，参加了反抗英国的作战。他那时二十岁，被任命为少将，很有战功。1779年他回法国，劝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ⅩⅥ）派出六千人的远征军支持殖民地人民。1780年他再返新大陆，协助美国独立战争，直到成功为止。1782年他回法国。1784年访问美国，成为好几个州的公民，极得美国人的景仰。此后五年中，他成为法国开明贵族的领袖。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躬与其役。但他反对国王退位、反对过激的权力转移，最后亡命在外，被奥地利幽囚五年。直到1799年拿破仑（Bonaparte Napoleon）当政，他才回归祖国。路易十八（Louis ⅩⅧ）在位期间，他任众议院议员。1824到1825年间，他又访问美国，受到热烈的欢迎。1830年他指挥国民自卫军，推翻查理十世（Charles Ⅹ），迎接路易腓力普（Louis-Philippe）就职。不久退隐于野，1834年死去，活了七十七岁。由于拉斐德一生功在新旧大陆，他被尊为“两个世界的英雄”（the Hero of Two Worlds）。美国人民为了崇德报功，特别在1824年，在他六十七岁时候，由国会通过，以美金二十万、土地一方为赠，这种赠礼，也算是一种义助，因为拉斐德本人的财产，已在法国大革命时被充公以去，那时候举国若狂，还骂他是卖国贼呢！

　　拉斐德死后八十七年，也就是他去美国参加独立战争后一百四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加入战团，支援法国对抗德国。美国派出军队，派遣军司令官是潘兴将军（General John J. Pershing）。1917年7月4日，一幕感人的献词在巴黎拉斐德坟前发表了，主题是：——“拉斐德，我们来了！”（Lafayette we are here!）。言简意赅，表达了美国人在法国人危难之际如何援之以手，一如一百四十年前法国人援美国人以手一样。

　　这句“拉斐德，我们来了！”的名言，一般都误以为出自潘兴将军之口，但据潘兴回忆录——《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My Experiences in the World War），却指出乃是斯坦顿上校（Colonel C. E. Stanton）的杰作。一言之微，为大将者都不没人之功，这种风度，可为典范。

　　最近北京天安门前风起云涌，大陆学生与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波澜壮阔，蔚为奇观。相形之下，台湾地区的委琐畏葸，显得不成一比。国民党老脸兜不住，乃由巧宦施启扬出面，召集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徒以空话，加以声援。在上者粉拳绣腿如此，在下者自然希旨成风，也就纷纷绣花枕头而出。其中最恶心人者，是今早看报，有所谓国立中山大学教职员发表的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声明。该声明由马屁诗人余光中主稿，最后说：“台湾的社会近年来颇以民主自许，自由自豪。难道我们在争取两千万人的民主与自由之余，竟然无视十亿同胞的民主与自由吗？……天安门广场的胜利，是全中国也是全世界民主自由的胜利。相反地，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也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挫折，在历史炯炯的注视下，让我们及时站起来，从台北到屏东，一起向对岸大叫：‘天安门，我们来了！’”

　　显然的，马屁诗人余光中在窃取“拉斐德，我们来了！”之意，以为比附与贴金。但是，这些国民党御用文人，他们在“争取两千万人的民主与自由”上，根本就是一纸空白，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如今又朝十一亿人口大放厥词，且以当年美法战士自况自脱，其无耻也，真可腾笑古今中外。事实上，国民党“总统府”前的景福门，早已是压迫自由民主的标志，又何足以自炫骄人？如今景福门下的御用文人，竟成群结队而要“我们来了！”别不要脸啦，你们来个屁！

　　198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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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双城记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写《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写主角卡尔登（Sidney carton）临刑前的说话，说他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这段以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和独白，在两百年后，在某些地方，恰恰又和今天中国的处境颇多神似。只不过双城不是巴黎和伦敦，而换成了北京和台北。

对在北京那些真正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死去的中国人而言，他们求自由民主而得仁，虽然自由民主没求到手，但从我们历史家长程的观点看，一点也不意外。自由民主的争取，本是长程的、艰苦的、要付惨痛代价的。至于出之以大屠杀场面，甚至所求非自由民主，也照样在劫难逃。一五七二年法国统治者在八月二十四日的“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所用武器没有机枪坦克，照样把自己新教徒同胞，一干掉就在五万人以上。相形之下，中共犹小焉者也！

正因为自由民主的争取，是长程的、艰苦的、要付惨痛代价的，所以争取它的人，必须有牺牲自己的心理准备，希图侥幸或临难苟免固然不可以，认为一击而中或“成功必须在我”，也未免太乐观。对中共的结构与处境如有认知的人应该评估到，在这次大屠杀前，中共有很长一段时间采取自制性的和策略性的低姿势，接受了与学生的对话等条件；但是，当学生把中共的结构和处境评估错误，开价开得除了逼垮“开明派”赵紫阳、逼垮同情他们的势力以外，此后就落居下风。

从阶段性的策略看，学生应该适可而止，推进到某一进度，然后立下里程碑，再伺机推进。毕竟他们太年轻了，结果久据天安门广场不撤，把价开得中共给不起了，只好翻脸。

虽然这回付了惨痛的代价，但从长程的观点看，血也没有白流。在流血中，有一个重要的心态，我们应该记取，那就是不要太感情用事、不要在乎牺牲。

为这种心态提供最明确点化的、把握住最正确心理准备的，是圣雄甘地。甘地在献身与反抗的开始，他就首先认清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牺牲是必要的。甘地在南非从事与黑暗政府周旋的年代里，他领导南非的印度人，用大批入狱来表示他们的消极抵抗。在消极抵抗中，有七十五岁的老太太哈巴津（Harbatsingh），受不住煎熬，死在狱里；有十六岁的小女生维丽玛（villiamma R. Mudaliar），受不住苦炼，丧生鬼门。维丽玛是印度人的安妮·法兰克，她临死前，甘地跑去问她感觉，她说：“我不怕死，谁不愿意为祖国而死呢？”她死后，印度人为她建立了维丽玛堂，甘地激动的说：“她是用她自己的手，为她自己建立庙，她的光荣典型，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如今，北京多少勇敢的男女“维丽玛”，他们用自己的手，为中国自由民主的争取，建立了精神的圣庙，一如《双城记》所描述的，做完了比他们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们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把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气魄，重新复活到北京来，这是北京的血，也是北京的光荣。

另一方面，在北京以外的另一个城市——台北，所有的反应，却是莫名其妙的。看起来像支援，其实只是做秀；看起来像哀悼，其实只是干号；看起来像吶喊，其实只是空话；看起来像悲歌遍海岛，其实只是欢乐满人间。从四十年前开始，国民党就鼓动大陆起义抗暴，我们就来；如今那边京华烟云如彼，这厢粉拳绣腿如此，还无耻大喊：“天安门，我们来了！”

真可为人间无耻，倍添新章，这是台北的屁，也是台北的不要脸。

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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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滥杀，台北滥情

昨天晚上应台大学生会邀请，在全校处处为天安门滥杀满挂丧祭布条下，发表演讲，我不客气的指出：高等知识分子不可以跟着国民党传播媒体，如此滥情。我认为目前台湾朝野这些举动，只能自己过瘾、自我慰藉而已，对大陆实在“无能为力”，因为大陆那边，得不到任何实惠，如果有什么实惠，我看也是自己享用了。例如到处捐血，捐了半天，送不出去，现在卫生单位负责人已笑脸上电视，说这些血送不出去，只好留在台湾自己用了，台湾血库正缺血呢！由此可见，真相不过如此。又如搞什么一人一报空投大陆，也全是做秀，送报纸，报社存报多得是，何必如此麻烦？……

今早醒来，我觉得昨晚演讲中有两个重点，有加以形诸文字的必要，所以特别补充发挥一下。

在北京方面，我指出它的特色是滥杀。不过，别忘了共产党的滥杀，是跟国民党学的。国民党清共之日，所滥杀的人，在江面上全是浮尸、在蒋介石脚下全是人头。以徐复观为例，他当年就被当成共产党绑赴法场。一个说法是：当时死刑犯有名册，十行纸上每页十行，每行十名，因为死刑犯太多，执行时来不及一名名勾勒点决，只好用朱笔在十行纸上一一杠过，代替一名名清点。一次杠到最后，执事者为了迷信的理由，留下最后一名不杀，正巧此人是徐复观，因而留下一命。徐复观的说法是：当时有朋友见到，驰告陶子钦解救，方得死里逃生。逃生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军法官，列入杀人阶级，有一天看到老少死刑犯列队绑赴法场，一十七八岁男孩子一言不发，只频频回头朝军法官望去，徐复观天良发现，乃洗手不干。从这一抽样里，国民党怎样杀人示范，共产党安得不亦步亦趋哉？

昨天午后与华肖忠通电话，他谈到在新竹中学时，看到许姓音乐老师的老爸，那老爸半身不遂了，人家指点说，此公当年杀共产党，一杀五万。他记不起名字来了。我说此公就是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啊，他是大名鼎鼎“马日事变”的杀人王，湖南湘乡人，“曾剃头”（曾国藩）以后大剃头家也，一九六四年死在台湾。国民党滥杀，一杀就是五万，连头发短一点的女学生都当成共产党杀杀杀，如今共产党就算杀了一万名学生，又算老几呀！

在北京方面共产党滥杀学生之际，在台北方面，国民党却动员学生，发起一片滥情风。在滥情风下，从纠合小学幼童遥祭英灵起，到各路人马戴孝也、配纱也、悲歌也、吟诗也、下泪也、禁食也，乃至募款也、送报也、诵经也、祈祷也、弥撒也、喊口号也、竖立民主女神像也、烧毁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刍像也、大学校长发起六月九日中午十二时集体默哀三分钟也。……花样百出，甚至香港的国民党同路人《九十年代》的李怡还向台湾出馊主意，要“发起一人一信运动”呢！

为什么台湾要搞这些无裨实际的滥情秀？原因在于国民党的胆怯与愚民而已。因为胆怯，不敢向共产党说任何狠话；因为愚民，只好作弄岛上人民，大家在血泪排列组合中集体自怜。一会儿说“北京的血，台湾的泪”；一会儿变成“你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的心正在淌血”；一会儿又变成“北京的泪在流，台北的血在烧”了。这种文字游戏，岂不可笑也哉？

事实上，国民党何必这样大费周章？它只消搞一次降半旗，岂不就“交代”了？可是内政部长许水德说，降半旗是对元首逝世致哀，不能降。但是，今天外电传来，美国麻州州长杜凯吉斯在六日接见十四位大陆留学生以后，亲自在州议会大厦降下美国国旗致哀了，国民党的脸蛋啊，又置何地？若说“国民党的笨，不是普通的笨”，还会错吗？

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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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外记

　　5月19日我在师大演讲，师大学生问我对这次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我铁口直断，说共产党忍无可忍时候一定出兵，军队一开出来，一切学生运动立刻云散烟消。——别以为共产党干不出来，共产党才干得出来呢！

　　乐观的人一定以为我危言耸听，其实会思想的人都会有我这种结论。文星书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李敖出版社董事长苏荣泉，6月4日从北京天安门归来，据他实地了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固然有绝食等悲壮表现，却也有另一种现象，可以观察他们的艰苦。有外地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前可以享受到香港方面来的免费补给品，可喝到每罐价值三块两毛五的可乐和四块五的橘子汁。而他们的工人工资，每天才四元，学生比工人更穷。如此在天安门有得吃有得喝，无怪北京学生认为该见好就收、外地学生却不肯了。争取自由民主活动，未免抽象；但可乐、橘子汁却是实惠的。令人想起最后挨枪的他们，固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死，但又何尝不也为了那几罐可乐、橘子汁啊？他们的境遇，真令人同情。

　　6月7日我在台大演讲，特别请苏荣泉上台讲这个故事，以其寓意甚深，值得广为流传也。苏荣泉说这些学生们没有一个以为共产党会开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悲夫！

　　另一个可悲的故事是陈又亮从美国打电话来告诉我的。他说在北京二十二楼，就是部长副部长级等高干住的楼房，这回遭遇了池鱼之殃，流弹射杀了八楼的一位三十岁的家属。可是家里人首先做的事，却是敲门找来对门的民政部长作证，证明死者纯系在家被误杀，并非上街搞反革命活动而被杀。——死者已矣，可是政府不可误会生者，而剥削生者的权益也。

　　北京方面如彼，台北方面又如何呢？

　　这一次天安门事件，由于今天下午传来邓小平出面的画面，多日来“匪情专家”和业余“匪情专家”的猜谜和造谣，已经完全穿帮。邓小平已死也、邓小平失权也、邓小平无法掌握全局也、中共内战也……所有的捕风捉影，都显示了台北的起哄与无知。

　　这些起哄与无知，抽起样来，品类繁多。我在台大演讲，台大学生问我：国民党一直说反攻大陆，目前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动手？我说机会是有了，可是目前不是好机会而是坏机会，四十年来最坏的机会，共产党与苏联和解了、冻结在中苏边境的五十八个师也可以调动了、内部困难又常常导致外部冒险、邓小平又说在他死前即1990年前乐见中国统一……种种迹象都显示了它不打你就好了，你还想反攻它？所以国民党叫嚣反攻，说此时应完成老总统或岳武穆的心愿，其实只是色厉内荏而已，甚至色都不敢厉呢！

　　反攻大陆是一种梦呓，但另一种梦呓，这回却应运而生了。国民党学人丘宏达，6月5日发表高论，说：“现在参与暴力屠杀中国人民的人，必须绳之以法，不论将来逃到天涯海角都必须逮捕回来治罪。在这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必须请立法院尽快通过法律，凡是涉及此次暴行之中共人员，均不适用刑法上追诉期间的限制，并且将来处刑以后，不得假释。”

　　对这种一厢情愿、不知自己是老几的所谓“具体建议”，其荒谬好笑，真令人不敢相信竟出自高等知识分子之手！其梦呓程度，实越反攻大陆而上之。因为要“绳之以法”，必得有赖反攻大陆成功为前提，反攻大陆未成，一切诛杀，自然谈不到。谈不到却先“请立法院尽快通过法律”，则此种法律，除了可供“意诛”之资外，全无任何意义。国民党学人竟有此种出馊主意的大脑，真可为这次天安门事件，别开新章。

　　以上随手写北京、台北在这次天安门事件的一些切片，以为“机会教育”。大中思小、以小见大，当多少有助于我们的清醒。

　　1989年6月9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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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信“匪情专家”

　　昨天午前陈又亮自美国打电话来，告诉我北京清华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散发《李敖论五四》一文的事，两人顺便聊起北京的情形。陈又亮是我台大小老弟中最慧黠过人的，跟他聊天，相激相荡之下，每多妙悟。挂掉电话，我就立刻想写这篇文章。

　　国民党及其同路人常常奇怪李敖很少谈大陆问题，每以此为问，我就回一句：“没有资讯，从何谈起？国民党不开放‘匪情资料’，把‘匪情资料’当独得之秘；甚至不准人民自己找资料、流传资料，连余登发把日本《朝日新闻》有关中共的资料给人看，都构成‘为匪宣传’罪，谁还能写文章谈大陆啊？”

　　正因为“匪情资料”变成国民党的“绝学”，所以，在国民党中，就冒出许多“匪情专家”，整天代我们研判“匪情”。如果这些专家真行，我们倒也没话好说；不过，“匪情”不作美的是，它的发展与变化，经常逸出“专家”的研判之外。结果呢，“匪情专家”变成了猜谜先生，他们的研判，也不过猜谜而已。既然是猜谜，则“专家”也者，又跟我们这些外行有什么不同呢？

　　也许有一点不同。就是“匪情专家”毕竟直接读到“匪情资料”过多，因而中毒的比例，也比我们大得多；且对共产党的性格理解，也比我们“得风气之先”得多。因此，一件反讽的现象发生了，就是：“匪情专家”“投匪”的比例，竟在市井小民之上！

　　例如王昇、任卓宣（叶青）旗下的“匪情专家”马璧，当年固一世之“忠贞”也，可是，就在他大喊“反攻复国”之际，他却先行反攻倒算、投奔大陆去也！又如“匪情专家”万大鋐，他为人比马璧高明一百倍，但是仍不得不出之以回归。他在大陆，当中共封疆大吏问他“你居然敢回来”的时候，他坦然回答说：“我研究你们这么多年，我当然敢回来。”——“匪情专家”深通自保之道如此，吾侪小民，真不得不佩服也！

　　除了对“匪情专家”的个人进退、敢不拜嘉之外，所谓“匪情专家”，对我们实在并无更多的权威性。可恶的是，国民党的“匪情专家”却整天被请出来指导我们，为我们导向，甚至为国民党自己的封疆大吏导向，于是许多笑料，就脱肛而出。

　　例如所谓“反攻大陆”的问题，在国民党党中央四十年前提出“一年反攻”“两年反攻”之后，就一直是“匪情专家”无法面对的问题。在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最后点破反攻无望的时候，“匪情专家”就大肆抨击，认为是“公然散布失败主义的思想”！但是，迟迟不能反攻，直到1959年5月19日，由国民党总裁演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时，宣布“再过十年”，也就是到了1969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在这一宣布后，1969终于到来了，反攻的希望，按照“总裁言论”，已经破灭，则“公然散布失败主义的思想”者，已不止雷震，而是总裁大人矣！

　　虽然事实已经如此明确，但是，我们仍未看到“匪情专家”们有丝毫像样的惭愧与反省。流风所及，一片虚骄之气，间歇犹在朝野人心之中。例如这次天安门事件，俞国华竟然有反攻大陆的表示，而《中央日报》的采访中，也不乏党国小员表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何还不采取行动”的激动之言，可见国民党的“匪情”教育，还有待“大义觉迷”也！

　　这次天安门事件，又一次证实了“匪情专家”完全无所施其技，大家左分析、右分析，但其结果，与中外记者捕风捉影或造谣生事如出一辙，不分你我，大家都成了猜谜先生。“匪情”如此，纵夙夜匪懈，亦无从得其情矣！

　　1989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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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橘子汁到洋酒

　　6月11日我在《世界论坛报》发表《双城外记》，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文星书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李敖出版社董事长苏荣泉，6月4日从北京天安门归来，据他实地了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固然有绝食等悲壮表现，却也有另一种现象，可以观察他们的艰苦。有外地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前可以享受到香港方面来的免费补给品，可喝到每罐价值三块两毛五的可乐和四块五的橘子汁。而他们的工人工资，每天才四元，学生比工人更穷。如此在天安门有得吃有得喝，无怪北京学生认为该见好就收、外地学生却不肯了。争取自由民主活动，未免抽象；但可乐、橘子汁却是实惠的。令人想起最后挨枪的他们，固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死，但又何尝不也为了那几罐可乐、橘子汁啊？他们的境遇，真令人同情。6月7日我在台大演讲，特别请苏荣泉上台讲这个故事，以其寓意甚深，值得广为流传也。

　　这篇文章发表后第二天，康宁祥主持的《首都早报》有了评论。评论以《资本主义流毒浸昏李敖的头？》为标题，指出我写上面这个故事，是“歪曲北京学运的精神”。评论的细部重点是：一、“曾经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入狱的李敖，对大陆学生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情却有不同的评价，他以‘民主鬼’‘自由魂’称呼殉难的北京学生。”二、“大陆学生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不惜绝食抗议，甚至以肉身之躯与枪杆、坦克相抗争，其精神感天动地！见闻者莫不欢呼落泪，恨不能与之并立。”“然而，李敖却在昨（11）日的《世界论坛报》中，歪曲北京学运的精神。认为……”三、“李敖这种‘白天谈革命，晚上过资本主义生活’的人，是当今台湾多数知识分子的写照，早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流毒浸昏了头，不知逻辑推理与事实的存在！”

　　这篇康宁祥主持的《首都早报》的评论，最有反讽意味的是，它自己就先犯了“不知逻辑推理与事实的存在”的毛病。为了使这一评论无所遁形，我扣紧四点，逐一拆穿之。

　　第一，所谓“他以‘民主鬼’‘自由魂’称呼殉难的北京学生”，与“事实的存在”不符。因为我那篇文章中，并没有这些话，这些话是康系报纸捏造的。虽然这些话没什么，但李敖既没用来“称呼殉难的北京学生”，硬栽在李敖头上，其居心就太不光明了。

　　第二，说我“认为”喝橘子汁如何如何，也是康系报纸“不知逻辑推理与事实的存在”。因为事实并非我“认为”的；而是苏荣泉在天安门现场观察与目击的。把苏荣泉的现场观察与目击，当成李敖的“认为”，稍懂“逻辑推理”的人，一看就知道康系报纸闹了笑话！

　　第三，我来自北京，北京是我念小学念初中的地方，我对北京学生的感情，自信在许多假仁假义假慈悲的台湾居民和舞文弄墨的台湾文人之上，不劳干号派替我操心。康系报纸说我“歪曲北京学运的精神”，证明了康宁祥这票人，根本就没看懂我的中文。我的原文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固然有绝食等悲壮表现，却也有另一种现象，可以观察他们的艰苦。……他们的境遇，真令人同情。”文章明白如此，岂容曲解？别以为橘子汁事小，看了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剧本的，看到一国国王，最后要以江山易马（A horse! A horse! My kingdom for a horse!），可见人在一穷二白之时，喝橘子汁与争自由民主，并不冲突，并且马比江山还具体实惠得多！纵有高下之分，实无两歧之异。康宁祥这票人说我“歪曲北京学运的精神”，事实上，搞歪曲把戏的，正是他们自己！

　　第四、至于扯到“资本主义”，更是左派豪杰一棒打杀人的手法与语气。说李敖“白天谈革命，晚上过资本主义生活”吗？哈哈，全搞错了。我李敖从来没有白天和晚上是两种人，我生活谨严如清教徒，不烟、不酒、不茶、不咖啡……白天晚上，日夜“革”国民党民进党的“命”，绝不像康宁祥那样晚上进出酒廊，让“资本主义的流毒”——洋酒“浸昏”了“头”，以不牺牲不坐牢洋洋自得。不客气的说吧，纵使天安门前几十万学生中，有人贪口腹之欲、聊慰饥渴，守死不去，他们也在自己的战场上，为橘子汁付了求仁得仁的血泪代价；绝不像康宁祥，一生只在别人战场上捡战利品，滑头滑脑，黑脸泛笑，占尽便宜至今也。占尽便宜还办报做虚伪栽诬之言，真令人看不起他！

　　198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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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

　　大风先生的《新官场现形记》业由李敖出版社出版。大风出身台大外文系，在文学院比我高两届，在学校我们并不认识。他毕业后，进政大新闻研究所。1961年，考入外交部，从非洲、菲律宾任职返台，转任外交部欧洲司科长，1969年派到墨西哥任二秘；1972年后出任外交部发言人；1974年派到巴拿马任一秘，实则主持大使馆工作；1975年派到哥伦比亚任一秘；1978年派到巴拉圭任参赞。在巴拉圭期间，他公开发表了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惹恼当局，当局软硬兼施，要他返台，他软硬都不吃，投奔了“奴役”。——他全家到了美国，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取得了联系，为祖国统一，展开了积极工作。他现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一级专员和新闻发布官。他是浙江人，为人慷慨热情，为文淋漓痛快。

　　今年6月6日，大风写了一篇《巨人的挣扎——从学潮看中国维新的艰难》。文中有几点重要的提醒：

　　一、他提醒人们，以流血方法终止学潮，美国早有前例。——“当年美国政府镇压反越战学生示威，其下手之冷酷狠毒，又何曾考虑过她嘴上惯唱的自由、民主与人权。”

　　二、他提醒人们，中共在这次天安门事件前，曾先以容忍方法解决过。——“反倒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学潮初期，几乎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从4月17日学生闹聚天安门起至6月3日解放军进入天安门清场），对话、劝解、警告，总希望用中药治癌而免除西医的外科割除。”

　　三、他提醒人们，学潮乃因开放政策而来，开放政策是对的。——“大陆学潮的发生，种因于开放政策。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加速中国现代化，这个政策本身是正确的；但错在低估了随开放而来的消极因素。”

　　四、他提醒人们，学潮有美国介入。——“美国的可恶还是可以谅解的，因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愿见中国强大，而最令人痛心疾首者，还是国家干部的贪污腐化、知识分子的愚昧无知不识大体，和台湾国民党数典忘祖甘做美国走狗，千方百计阻扰中国走向繁荣昌盛。”

　　五、他提醒人们，美国最怕中苏和好。——所以中苏“两国具体安排高峰会谈的时刻，布什访问中国。”“当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时，受美国操纵的大陆学潮也发展到最高潮。本来以采访中苏高峰会谈的美国三家电视台，成为集中报导北京学潮的工具，造谣、渲染、夸张、丑化，用选择性偏颇镜头和诱导性的新闻插播，进行煽风点火。”

　　六、他提醒人们，大陆学生运动，有沦为被人“火中取栗”的成分。——“其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美台导演下的闹剧，自以为聪明勇敢的青年，不过是一群为外力去火中取栗的猴子。多么可悲、可笑！”

　　七、他提醒人们，中共应找出病根，朝野双方，都应作出检讨。——“从这次学潮中，可以探出巨人的病根在一个‘穷’上。因为穷，所以丧失志气：少数当权派的干部贪污腐败；一些富不起来的人民心存不满；学生知识分子一方面怨气冲天容易激动，一方面苦闷彷徨被人利用收买。如何为巨人去病健身，朝野双方，都应作出检讨。”

　　在大风写这篇文章的同一天，他有信给我，说：“大陆学潮，是老共亲美及搞‘和平统一 ’所吃到的苦头。”这一提醒，也是清一色的台湾宣传下，所不得闻的一种声音。

　　到了6月16日，大风在美国看过我在台北演讲的录影带后，再写信来，他指出：“兄说：‘不要以为中共不敢打台湾，连韩战、越战及老美都敢打。’我要加一句：‘更何况一个美国的拖油瓶——台湾。’以我五次回国多方接触的感受，大陆朝野对‘和平统一’意见很多。尤其军方，主张‘干台湾’的大有人在。在此情势下，装孙子孬种、安分混日子，是台湾的上策，如再狂言乱语、刺激中共，甚至听命美国，兴风作浪，为大陆学朝煽风点火，无异是‘作死’！我看经此学潮后，中共的对台政策，就会由软变硬，‘白天邓小平，晚上邓丽君’，邓丽君永远是晚上的、软性的、黄色的、被大陆娱乐的，如想白天钻出来，由软变硬、由黄变白，必吃苦头！这一点，尚希兄秉‘上天有好生之德’的仁德，为文警告台湾那些莫名其妙的糊涂虫。我虽反国民党、反蒋、反蒋家余孽，但仍爱广大台湾人民，包括老兄在内，雅不愿中共硬干台湾。……”

　　大风快人快语，其文其信，颇有独到之见，而为台湾地区所不习惯者，因此我择要转述部分，以开开小岛的眼界。

　　1989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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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饶你，我不饶你

　　我女儿的外公——河南的王光临先生，年前郁郁死去，死时八十多岁，已属长寿，为何郁郁呢？因为他在开放探亲以后，仍不敢回家乡。他在家乡，官拜少将，为了革命，杀人无算。他在河南，地位一如蒋经国在江西的专员职务，生杀予夺，不在话下。为了革命的需要，连他的小舅子都被当成共产党杀掉，其大义灭亲气派，由此可见。逃到台湾后，王少将落魄，下放做台北县南港成德国小校长，大才小用矣！有一次为了接我女儿回来，与他发生冲突，他气得在电话中大骂：“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河南土话中党字发平声而不发仄声，听来每逢党字出口，都是男高音，闻之尤觉恐怖。我想，他老先生在河南杀共产党，恐怕认定标准，就是这样从宽录取的。他在台湾，如果有河南专员万分之一的权力，我早就被当成共产党杀了。

　　有人看到王少将那样想家，问他既然政府开放探亲了，何不回去看看？他摇头说：“共产党饶我，可是被杀的人的家里，若有人出来，给我难看，这张老脸怎么兜得住？”

　　像王少将这种处境的人，其实不止他一人，多得很呢！调查局的一位刘科长，“中统”出身，退休后在我和武忠森律师面前估计，他下令或亲手杀的“共产党”，在苏北地区，至少有七百人。问他为何不回家乡看看？他的理由，与王少将相同。

　　像王少将、刘科长这种处境，共产党早就察觉到了，所以在1988年3月14日，发布公告，表示不算旧账，你们可放心回来。公告的全文是这样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的日益增多。这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的‘三通’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将起到积极作用。为此，对去台人员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6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的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来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应遵守国家的法律，其探亲、旅游、贸易、投资等正当活动，均受法律保护。”

　　这一公告后，近一年半来，随着情势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公告，新的公告是今年9月9日发布的，全文如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8年3月14日‘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发布以后，引起各方面的积极反响。为了进一步发展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再次公告如下：一、对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犯罪地地方人民政权建立前所犯历史罪行，不再追诉。二、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犯罪地地方人民政权建立前犯有罪行，并连续或继续到当地人民政权建立后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6条规定的，不再追诉。其中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也不再追诉。如果认为必须追诉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三、对于去海外其他地方的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犯罪地地方人民政权建立前所犯的罪行，分别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精神和本公告第1条、第2条的规定办理。”

　　共产党为什么在去年3月14日公告以后，又来这么一篇公告呢？在共产党自己解释的理由以外，另有未便解释的理由，值得我们探讨。

　　国民党报纸中，有这样的提示：“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公告中指出‘如果认为必须追诉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但书，这和去年的公告所有犯罪不再追诉，显然有极大的不同，突出所谓‘历史罪行’的意义，显示中共在进行‘示好’的同时，仍不忘保留最后的法律处置权，以便能‘伺机运用’，这是有此‘前科’的国人在旅游探亲时不可不特别警惕的。”又说：“在六四事件发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变化的此时，中共的此一动作值得注意。自从政府开放大陆探亲以来，国人前往大陆探亲、旅游的人数日多，因制度、法令不同所引发的种种纠纷也日渐增多。除去这些困扰外，最严重的心理阴影就是中共对国共战争期间我党、政、军人员的‘犯罪’指控。虽然中共一而再的宣称‘不再追诉’，指示要‘宽大处理’，但香港报刊却多次刊登台胞回乡探亲遭受‘惩处’或‘偿债’的事件，使前往探亲的老兵或前军政人员，心中总是带有疑虑和不安。六四事件之后，全世界的华人在各种媒体上目睹共军残杀学生的事实，当然不再轻信中共的各种公告。所以中共在此时再度‘公告’，实有‘辟谣’的目的，急欲重新塑造开放形象。”“中共虽从统战部到村里都曾被要求贯彻‘忘却仇恨，热情接待’的命令，但不可否认，若干地方的民众，内心深处的‘地方仇恨’是早已存在的事实。是故，骚扰台胞的情事时有所闻。中共的此次公告，当然也对大陆同胞是一种‘不准骚扰’的宣示。”

　　国民党报纸中这些论述，有的部分，是有意误导的。例如它说“和去年的公告所有犯罪不再追诉，显然有极大的不同，突出所谓‘历史罪行’的意义，显示中共在进行‘示好’的同时，仍不忘保留最后的法律处置权，以便能‘伺机运用’，这是有此‘前科’的国人在旅游探亲时不可不特别警惕的。”事实上，在去年的公告中，共产党明说1949年10月1日以前“在大陆犯有罪行的”，“不再追诉”。对这个日期以后的，并没有提。今年的公告，则更宽大了，凡是这日期以后经过二十年的，一律不再追诉，如二十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也须“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才行。但这显然指非政治性的罪行而言，至于政治性的，即“对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犯罪地地方人民政权建立前所犯历史罪行”，一律“不再追诉”。这就是说：你们在1949年10月1日被赶出大陆前的集体作孽，我们不追究了；你们1949年10月1日被赶出大陆后的负隅顽抗，我们也不追究了，因为这都算“历史罪行” ，在政治上，一概赦免。

　　共产党这种宽大，其实只能自己做政治运用，它无法阻止大陆上千千万万被害人的故旧亲朋向国民党的王少将、刘科长之流讨血债，即使阻止了血债，但冷言冷语还是阻止不了的。“共产党饶你，我不饶你”的场面，一定发生，也应该发生，否则中国人也太没志气了；另一方面，共产党也无法阻止一种专门追踪“历史罪行”的正义之士，去揭发国民党的血手到底干了些什么。这是另一种“共产党饶你，我不饶你”的场面，它也必须发生，否则中国人也太没是非了。

　　政治赦免和“历史罪行”的清算是两回事。以宋朝的张邦昌为例，张邦昌在金人的卵翼下做了傀儡皇帝，金人退后，他把帝位交出，当时因为政治形势的需要，不惟没有立时以叛逆罪处治他，诏书还嘉奖他即伪位的行为是基于通权济变。可是历史却不赦免他，照旧写他不是忠臣。再以明朝的吴襄为例，吴襄向李自成投降，但是因为招回他的儿子吴三桂失败，被李自成所杀。在他生前，吴三桂已经写信明说他不能为“忠臣”，可是他死后，南明的福王为了拉拢吴三桂，竟还追封吴襄，“赠荫祭葬，且建旌忠祠”。可是历史却不赦免他，照旧写他不是忠臣。

　　共产党对国民，是不讲是非的；正义之士却比共产党讲是非。正义之士绝不饶了国民党，国民党的“历史罪行”，必须一一揪出来，写个清楚！

　　198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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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刘宾雁老乡

　　好友潘毓刚教授、许以祺博士分别从美国打电话来，说刘宾雁这回去台湾，很想去见你。你上次拒见林希翎，这回可不要拒见刘宾雁了。

　　但是，当刘宾雁想在12月17日晚上，前来我家登门拜访时，我还是很委婉的拒绝了。

　　我想向刘宾雁说说我对索尔仁尼琴来台湾的感想。

　　索尔仁尼琴来台之初，曾经表示，他对“中华民国”不想预先了解太多，他要亲眼去看、亲耳去听，才能了解最真实的“中华民国”。但是，从他全部的行踪里，我们发现他显然都在浮面上走马看花，而不肯看看花下的泥土与阴暗，这样的“了解”，又叫什么“最真实的”呢？最令人奇怪的是，索尔仁尼琴十一天的行程中，从天上神像到人间造船，无一不看，但他为什么不看看台湾的“地狱第一层”呢？他写《地狱第一层》那本书，第五十四章描写美国一位大政治家的R夫人（罗斯福夫人）到苏联，还要参观参观他们的监狱，如今他自己，为什么这么一点人道的共鸣都不肯做一下呢？“古拉格群岛”发迹的受难者，居然在十一天中，没对“古拉格群岛”的兄弟探望一次，甚至连一句关切的话都不说、一句慰问的话都不带一下，这算什么呢？就在他来那年10月19日的大捧特捧他的同一张报上，我们就可看到台湾古拉格上那服刑三十多年的囚犯的消息，这种对比，索尔仁尼琴又作何感想呢？我们又作何感想呢？

　　显然的，索尔仁尼琴显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感想，他的良知、他的仗义、他的道德勇气，显然都腐蚀在国民党及其同路人很技巧的安排之中，他不但看了特工人员为他安排参观的民宅、党务人员为他安排欣赏的电影，甚至和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会面了。最后，在临行前夜，他甚至在国宾饭店十楼总统套房里，跟世盟荣誉主席谷正纲、立法院长倪文亚、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青年党主席李璜、民社党主席杨毓滋、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政大校长欧阳勋、文建会主委陈奇禄、外交部次长钱复、新闻局长宋楚瑜、《中央日报》社长姚朋、情报人员王兆徽一干人等，大吃起“一生中最长”的晚宴来了。索尔仁尼琴在国民党帮忙帮闲的双簧软功下，最后高兴的说：“哪一天贵国遭遇最坏的状况时，我会再来为你们说话。”难怪国民党垄断的新闻媒体要兴奋的说：索尔仁尼琴和他们“立场相同，态度一致”了，索尔仁尼琴是他们“志同道合的战友”了！

　　我的老乡刘宾雁当然不是索尔仁尼琴，但他比索尔仁尼琴跟我们亲。他既然来了，我们就盼他不要犯老毛子犯的错误，在亲疏之间，有以明辨；在时间安排，有以自主；在对象选择，有以去取；在发言内容，有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不此之图，徒给国民党耍，博浮名以去，那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刘宾雁是性情中人，特以真性情之言，远在白山黑水之外以归之。

　　1989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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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民阵”的归宿

　　刘宾雁这次来台，我不肯见他。他赠书写信来，我题诗回去。最后两句是：“朱弦休为蓝衣绝，白山黑水子何之？”事后王企祥问我：“蓝衣”改成“青衣”是不是好一点？我说蓝衣特指国民党（国民党有蓝衣社），与红色（朱弦）的共产党相对，意在期勉刘宾雁立场要站稳，不要把自己跟国民党扯在一起。

　　我对刘宾雁的期勉，也就是我对所有逃离中国大陆的人们的期勉。前几年林希翎来台湾，也吃了我的闭门羹，理由也和今天一样。

　　在林希翎、刘宾雁之后，天安门事件以后，有大量“民运”“民阵”之类的人士或大陆留学不归人士出现，他们的处境与困境，是可以概见的。大体上说，他们是共产党教条下教育出来的一代，这些人的热情与勇气，多属上选；但在“文化水平”上——真正符合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的西方思想“文化水平”上，却不无差距而不自知。他们一方面高唱自由民主开明进步，却同时又要“公审”别人（“公审”字眼，见诸他们在巴黎的宣言）、还拍蒋经国的马屁（马屁字眼，见诸他们在美国的谈话）。……如今又群集台湾，向国民党讨资助。虽然他们的处境与困境，令人同情；但是失格与混乱一至于此，却更令我们叹息。

　　事实上，天安门事件一阵风过去以后，“民运”“民阵”等人士，大多都会发生归宿的问题。他们的根在中国大陆；他们离开大陆做浮萍，基本上是失根的。他们想在大陆以外成些势力与气候，或对大陆发生什么大作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一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必定由绚烂归于平淡。听掌声活的日子，是不会持久的。

　　我认为“民运”“民阵”等人士应该私下里拿定主意、做个准备，清楚认清自己能力的极限，并准备在无能为力中，做一个亡命的共产党的伟大榜样。普雷斯柏格（Emeric Pressburger）写《看那灰色马》（Behold A Pale Horse），写那療倒天涯的共产党，最后贾其余勇，奔回故国，以致惨死在当权派的枪下。这共产党一生战斗，虽然潦倒，但是至死神明不衰。他知道只要亡命在外，自己就必然潦倒；要想完成自己，就只有千里赴难，视死如归。

　　我并不鼓励任何人做烈士，但我鼓励任何人要为自己的理想有潦倒的准备。人可以潦倒，但不可以失格、不可以混乱，不论做不做共产党，都要像一条汉子。

　　199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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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的请帖

　　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大陆，邀宴各路中国人士，包括方励之在内。今早消息传来，方励之与外国友人乘车赴长城饭店途中，被中共警察拦下来，向他说明他并未在美国特勤单位提供的来宾名单上。此后，他们走到哪里，都有六、七个警察及公安人员跟踪。晚上十二点，方励之到白宫记者团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另一方面，布什在和中共领导人会谈时，并没提及人权问题，在晚宴中，他似乎不知道第四十一桌方励之的座位空无一人。

　　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曲学阿世的花瓶学者照样发表了谈话，今早报上说：“台大教授胡佛今日凌晨在获知方励之被阻参加布希总统宴会后表示，……为了人类共同的价值与理想，美国固应关怀大陆人权运动，也是所有民主国家、世界人权组织所应关注的，海内外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更不能漠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今天获悉方励之无法与会的消息后，直率批评中共对方励之的阻挠已失去理性，手段下流而且拙劣。”

　　看了这些报导，立刻想起一件往事。那是1966年殷海光的一篇文字——《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其中提到国民党“某部”（警备总司令部）阻止他与奥地利自由主义大师海耶克见面的事。殷海光回忆，1966年“9月20号海耶克（F. Hayek）教授来到台湾。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安排一个座谈会，约我参加，预定22号下午举行。21日下午4时20分，某总部该安全人员又来舍，问：‘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你认识吗？’我答称：‘见过一面，但并不熟。’他又问：‘海耶克你认识吗？’我告诉他：‘海耶克上次来台时，我们聚谈过一次。’他又问：‘你有没有收到土地银行的开会通知？’我答：‘现在还没有收到。’（会期过后才收到）他说：‘请你不要去开会。’骤然听到这话，我不禁大怒。但我极力抑制自己，问他：‘这是谁的意思？’他说：‘政府的意思。’我就有些按捺不住了，告诉他：‘我这人不爱外出，不爱到热闹场所去。可是，我有外出的权利。这是基本人权啊！任何人不能剥夺的。台湾究竟不是共产地区吧！’他根本不理这一套，只说：‘我是奉命行事。’我送他出门时，见一便衣在巷口。同一天晚八时半，历史系许倬云来访，说：‘海耶克教授住在统一饭店，约殷先生往谈。请定一个时间。’我就把今天下午所发生的事情之经过告诉他，并问：‘像这种光景，你看能不能去？’于是，约谈的事被打消了。”

　　殷海光生前，曾把这一回忆的一份稿本留存给我，如今方励之事件后，两相对照，真是余味无穷。在追求人权上面，殷海光比方励之艰苦多了。其中最大的艰苦，是在那恐怖的冰河期中，“美帝”是百分之百与国民党串通一气的，“美帝”连形式上的一点点邀宴，都不愿也不敢的。所以，在台湾，从未发生过美国总统下帖子请请人权斗士的事。如今在大陆，美国总统乖巧了，他总算在形式上表现一点点了，虽然中共立刻还以颜色而令宾主为之失色，但是有这一点点，也就聊胜于无了。

　　在台湾的人权斗士被迫害之日，真不知像胡佛、余英时这些货色在哪儿？他们的“价值与理想”在哪儿？那时他们为什么“漠视”？也许比起共产党来，国民党的手段“理性”、“上流”，而且不露痕迹，但是，在阻止人权斗士与洋人见面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198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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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违反人权记录大曝光

　　3月2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驳斥美国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他说，任何国家或团体自订标准加诸在别的国家作为国际规范，是项不获容许的行为。钱其琛也间接指控美国伪善，他说，华盛顿至今未同意的重要人权条约，即因这些条约与美国的法律抵触，但美国却动辄强迫其他国家更改法律及规章。

　　钱其琛这一谈话，自是针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方面顶回美国方面的重要谈话。

　　钱其琛发表谈话后，据北京新华社报导，有些读者投书《人民日报》，要求公布美国迄未签署的“重要人权公约”。

　　新华社于3月30日发自北京的电讯说：《人民日报》今天应读者来信的要求，解答了美国至今没有参加或没有批准的六个人权方面的国际公约问题。

　　新华社说：读者李君在信中写道：“看了3月27日钱其琛外长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问，使我开了窍。美国经常谈论‘人权’，但它并没有批准或没有参加重要的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理由是人权本质是属于美国国内管辖的，认为这些国际公约有的条款和美国法律有冲突。希望贵报介绍一下哪些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美国没有批准或没有参加，请列出公约的全名。”《人民日报》国际部在“答读者”一栏中答复说：“钱其琛外长提到的六个方面的国际公约是：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通过；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通过；三、《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73年11月30日通过；四、《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6年12月21日通过；五、《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年12月10日通过；六、《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年12月18日通过。”

　　《人民日报》又说，这些公约全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拒绝对上列名单发表评论。大使馆发言人（Edward Loo）告诉美联社说，他无法就美国未签或未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提供资讯。

　　不过，美国人士说，华盛顿确已签过许多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包括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

　　北京《人民日报》继钱其琛的谴责之后又借“答读者”之方式公布清单，确属对“伪善”还以颜色的空前壮举。盖“美帝”的确伪善，北京这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弄得“山姆叔叔”尴尬之至，着实令国际人心为之一快。

不过，“伪善的”“山姆叔叔”也有违反人权和“没有批准或没有参加重要的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之事实，并不反证“真恶的”北京政权迫害人权为“正当”。是故，在北京一击正中华府要害之际，切莫过分自喜。盖“美帝”国务院于今年二月公布的人权报告中，对中国指控之刑讯、任意抓人、审判不公等等，尤其是对“民运”之血腥镇压，并非无的放矢，亦非因出自伪君子之口而可废言。

　　这次事实基本上仍是一个伪善政权与一个真恶政权之间的争辩。但是，争辩的背后却透出一丝讯息——它们都已默认人权是不该蹂躏的，是为此次争辩的意外收获。如果这样的争辩能更认真地持续下去，对于太平洋两岸人权状态的改善，应该都会有好处。

　　继钱其琛谴责美国“伪善”和北京《人民日报》公布“美国至今没有参加或没有批准的六个人权方面的国际公约”之外，同时也公布了美国“没有参加”而北京却“参加”了的“国际人权公约”，显示中国执政者已默许“人权”问题并非“内政”，实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进步，值得大书特书。这三个公约是：

　　一、《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Suppress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Apartheid），1983年4月18日“我交存加入书”，5月18日“对我生效”；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1981年12月29日“我交存加入书”，1982年1月28日“对我生效”；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1980年7月17日“我签署该公约”，1980年11月4日“交存批准书”，1980年12月4日“对我生效”。

　　此外，还有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是国民党政权签署、批准的；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于1971年取代联合国的席位后，也都转成“参加”或“批准”。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及北京的解说如下：

　　四、《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tockpiling of Bacteriological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国民党政府于1975年批准生效）“1984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分别向英、美、苏政府交存加入书，同时声明：台湾当局盗用中国名义对公约的签字和批准是非法的、无效的。该公约于1984年11月15日对我生效”；五、《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中国系联合国创始成员国，1945年6月26日签署宪章，1945年9月28日批准。1971年10月25日联大第2758号决议正式驱除台湾当局代表，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年11月我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199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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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烧自己人

　　在埃及北部的塞德港（Port Said），市民年年以焚烧一名前英国高级专员的刍像庆祝新春。今年，他们觉得，同为阿拉伯人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侵略科威特之可恶，较英国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如报上美联社的图片所示，在4月8日的焚刍大会上，他们换上侯赛因的板雕漫画像，改烧自己人了。

　　阿拉伯人因受回教教义等之害，本来就拙于思考，蛮不讲理。但这一次，他们居然觉悟到阿拉伯自己人竟比英帝还可恶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醒觉。

　　今日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他们之中的附从者，有共同的错误，就是不知道他们自己人的可恶，什么时候他们知道了，他们会发现：国民党其实比民进党还民进党，民进党其实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真正丑恶，固在对方，也在自己的家里。自己人其实与敌人无殊，甚至比敌人还敌人哪！

　　199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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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真苦·美国伪善

　　库尔德人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化为泡影。美国也不是第一次鼓励这一群山区部落民族叛变，然后又把他们抛弃。

　　1923年，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背弃了让库尔德人成立自己国家的承诺。20世纪30年代初叶，英国把油藏丰富的库尔德斯坦大部分地区给了新成立的国家伊拉克，以便刚刚独立的这片英国殖民地，能有充裕的财源。20世纪70年，伊拉克同意让库尔德人自治，四年之后又把约定扔进了字纸篓。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伊朗国王蛊惑之下，以一千六百万美元援助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族反抗军。但是1975年伊朗国王和伊拉克签订了停止援助库尔德人的协议，美国与伊朗给库尔德人的支援立刻中断，使得中央情报局伊朗站的主管抗议道，美国的政策“不仅粉碎了库尔德族的政治希望”，同时“危害到数千人的性命”。

　　在这之前一年，中情局的一份文件揭露了美国对库尔德族问题的偏激立场，以及华盛顿对伊朗国王言听计从的态度，而那位国王五年之后就被扫地出门。这份文件说：“我们认为他们（伊朗）不会赞同设置正式的（库尔德族）自治政府……（伊拉克）内部因为（库尔德族）拒绝放弃准自治地位而力量削弱。他们（伊朗）和我们都不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不论是以什么方式。”

　　一位要求匿名的库尔德人领袖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支持伊朗国王以换取短暂的利益，就出卖了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操一种独特的印欧语言，许多人信奉一种古老神秘的宗教，类似伊斯兰教的苏派。他们的历史是一部源远流长被迫害、被欺骗、被出卖的记录。1514年，波斯国王伊斯迈尔想使库尔德人改信回教什叶派，但是库尔德族的亲王投靠奥斯曼土耳其帝囯的暴君赛立安，击败了伊斯迈尔。赛立安让库尔德斯坦形同自治，但是嗣后的奥斯曼统治者，则逐步紧缩对库尔德人的钳制，等到19世纪末叶，库尔德族爆发了变乱。

　　据纽约布鲁克林区库尔德族图书馆馆长赛德波说，库尔德人由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当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夹在五个国家的边界中间”，1920年8月，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的协约国签订了色佛尔条约，主张建立一个库尔德人的国家。三年之后土耳其的领袖凯末尔和协约国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宣布色佛尔条约无效。

　　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和苏联担心他们国境内为数两千万的库尔德人叛变，无不极力剥夺他们的文化传统，破坏他们的民族意识，以压制库尔德斯坦独立的要求。土耳其政府一直到上个月才宣布准备取消禁止库尔德人刊物，语言与宗教的命令。土耳其、伊朗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叛变，一直延续到1946年1月，坐落在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一小块库尔德斯坦地区宣布成立马哈巴德库尔德共和国为止。这个共和国存续才一年多，就在1947年春季，苏联部队由该地撤出之后覆灭。

　　1970年3月，库尔德族游击队领袖巴扎尼和伊拉克社会复兴党当时的副秘书长侯赛因签订协议，约定“库尔德斯坦自治”，使库尔德人再度扬起了希望。但是希望再度幻灭：侯赛因推行“阿拉伯化”，夷平库尔德人的村落，1988年在哈拉巴加村用毒气杀害了五千多名库尔德族男女老幼。

　　曾与库尔德人一同生活过的作家裴里特埃写道，库尔德人“一旦被镇压之后会再度揭竿而起，必须反复一再地弹压”。这种事“并不稀罕”。1953年到1971年间担任过伊拉克外交官的库尔德人杜斯基说：“我们总有办法达到目的。如果侯赛因能保住权位，或者侯赛因下台，别出来执政，或者反对派执政，我相信我们会争取到任何国家应有的权利，我认为那就是自治。”

　　以上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中央社的中译，我认为是近来写库尔德族处境最简要而周全的一篇。整个的结论只是一句话——美国又伪善了。美国口口声声说它不愿卷入伊拉克的内部问题，但是伊拉克内部那点可怜的“生态平衡”，是谁打破的？你打破了它内部的“生态平衡”、然后放手不管，这是厚黑学中的“锯箭法”。

　　美国不但打破了伊拉克内部的生态平衡，还叫嚣大家推翻侯赛因。布什曾多次呼吁伊拉克人民奋起反抗这一暴君。布什并将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但是，当大家受到鼓励，揭竿而起的时候，占据伊拉克百分之十五领土的美军却眼睁睁的看到侯赛因部队以武装直升机、战车和大炮消灭了只有轻型武器的反抗军。

　　库尔德族反抗团体发言人接受美国电视台访问时说，假如没有美国的鼓励，“伊拉克人民不会如此公然反抗侯赛因。”“人们早先以为美国不会准许侯赛因如此毫无顾忌地大开杀戒。”

　　结论是：布什希望“沙漠风暴”给侯赛因一点教训，侯赛因得到了，然后转嫁此一教训给了他的俎上肉。呜呼，我虽不杀库尔德，库尔德因我而死，美国不美，颜之丑矣！

　　199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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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客观”吗？

　　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死了。12月20日，《自由时报》以“中华民国之友/客观有风度的军人/美将领魏德迈逝世”为大标题出现，我这历史家，一看就不服气。

　　《自由时报》登：“有中华民国长期友人之称的魏德迈将军，17日在华盛顿辞世，享年九十二岁。盖棺论定，魏德迈在历史的评价如何？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本京认为，魏德迈是个客观有风度的职业军人，他既不为共产党，也不为国民党，而是真正为中国人民的福祉着想，对于战时的中国有不可否认的贡献。……魏德迈在二次大战期间曾经担任先总统的参谋长，在他前任的是史迪威，由于史迪威的个性和他对国民政府的成见，并不适宜和蒋合作。魏德迈继承了史的职务与蒋公合作融洽，主要原因就在他是一个客观、有风度的职业军人。由于中美关系在史迪威时代相当的不融洽，如果没有魏德迈，也许不会有改善的可能。……他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全面性，而不是狭窄的观点。……”

　　上面这种报导，重点是与真正的历史不合的。事实上，魏德迈绝非“既不为共产党，也不为国民党”的“客观”的人，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非但不“全面性”，并且恰恰是相当“狭窄的”。远不必求，光从1958年的《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s）到1987年的《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Wedemeyer on War and Peace），他的“狭窄”与不“客观”就跃然纸上。连魏德迈自己，都无法掩饰他这种毛病，吴阿民、颜文闩带头下的《自由时报》，又何必推出花瓶学人，替这美国军人曲为之讳呢？

　　罗曼纳斯（Romanus）和孙德兰（Sunderland）合著的美国陆军战史——《时不我与》（Time Runs Out）一开头就点破，“魏德迈与蒋介石，很快就建立了和谐愉快的私人关系（Wedemeyer and Chiang Kai-shek quickly established an easy and pleasant personal relationship）。”这一“私人关系”，是一切不“客观”的起点。蒋介石在他狐媚媚外老婆的协助下，最精于此道，无奈史迪威是有正义感的中国通，软硬都不吃，所以蒋氏夫妇对史迪威没法子。但魏德迈比较单纯，因此一下子就被蒋氏夫妇给套牢。在这一大前提下，他竟误以为蒋介石不是独裁者。（I realized that the generalissimo, far from being a dictator, was in fact only 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and at times experienced great difficulty in securing obedience to his commands.）在这种“狭窄的”大前提下，又何来“客观”哟！

　　198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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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与“为匪宣传”

　　8月20日报上说：台北地检处将于24日上午，传讯人权论坛杂志社发行人刘千云、社长周自立等人，调查有关涉及为“匪”宣传的犯罪事实。由于《人权论坛》杂志以简体字刊载中共《政府工作报告》，而被行政院新闻局认为有为“匪”宣传嫌疑，移送台北地检处侦办。另外，据传世台会开会期间，曾有团体、个人散发简体字文稿，台北地检处亦将深入了解，有无涉及不法情事。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7条有利叛徒宣传罪规定，以文字、图书、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刑责不轻。

　　行政院新闻局这一移送，本质上，就闹了两个笑话。第一个笑话是“为‘匪’宣传”的认定。《惩治叛乱条例》是1949年6月21日公布施行的，照四十年前的认定标准，今天国民党本身的许多宣传，就未尝不对叛徒有利。例如照《立法院公报》第七十五卷第二期刊出的行政院答复“何谓‘为‘匪’宣传’”的定义，原来是“依《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规定，凡违背反共国策，刊登匪酋、匪干之作品或译著及匪伪出版物、匪酋统战谰言，转载左倾匪刊文稿，或对匪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作盲目、夸大不实之报导者，即属为匪宣传。”如“为匪宣传”有这样大的涵盖面、这样丰富的包容性，那么，从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到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邵玉铭自己，都“有为匪宣传嫌疑”。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第二讲明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明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明说“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试看孙中山这些话，岂不“违背反共国策”吗？试问今天出版《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文物供应社负责人、国民党正中书局负责人、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负责人……岂不都该移送法办吗？即以新闻局局长邵玉铭自己而论，他的学位敲门砖是研究闻一多，他的论文，若照国民党钦定标准，不“为匪宣传”才怪呢，最妙的，4月7日，中华电视台播出中共军事演习实况，全部转录去年年底中共中央电视台的画面，内容是中共海南岛两栖登陆作战演习，这一演习，是中共首次公开的军事演习，是用来鼓舞他们的士气的，华视却为何播出？行政院新闻局为何不以“为匪宣传”移送？两伊战争前后打了八年，双方播出的，都是自己方面的演习画面，以鼓舞士气，从来没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这是常识，如今华视反其道而行，行政院新闻局究竟所司何事？若说“为匪宣传”以“对匪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作盲目、夸大不实之报导者”为限，华视并未盲目或夸大不实，不必移送，但《人权论坛》杂志所刊载中共《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也是悉存其真、有闻照录，其未盲目或夸大不实，与华视同，但是行政院新闻局却欺善怕恶，这不是笑话吗？

　　另一个笑话是，行政院新闻局以用“简体字”为由，扭人送官，殊不知用简体字，又算得上什么罪状？何况1935年的国民党教育部，就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三百二十四个清单，这还是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中共搞简体字，乃师国民党之故技而青出于蓝耳！行政院新闻局既无知又大惊小怪，所以笑话连台，邵玉铭真该下台了！

　　198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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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满地“红”

　　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登出新闻局局长邵玉铭的谈话，“对有关日前他指苏联是我国的敌人，与外长连战说对苏联保持‘不明确’的态度，是否有抵触的问题时作了说明。他说，苏联侵略我国国土，扶植中共，并支持中共对台湾的主张，从这些历史上的事实来看，苏联是我国的敌人。不过，邵玉铭也认为，外交政策维持‘不明确’的态度，可使国家在外交活动上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对国家的利益自然有所帮助。”这些谈话，充分看出国民党“打苏联牌”心劳计拙的窘态。为什么窘态？因为国民党“打苏联牌”的情结，已经爱恨交并了六十多年，其间分分合合，高潮迭起。整个的结论，套李密《陈情表》中“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的句子，该是“国民党无苏联，无以至今日；苏联无国民党，无以终余年。”看来看去，不过如此而已。

　　何以说“国民党无苏联，无以至今日”？因为国民党打天下，靠的是苏联帮忙；但国民党失天下，靠的又是苏联帮倒忙，所以今日之果，正是过去勾结苏联之因。谈到过去勾结苏联，始于国民党力行“联俄容共”政策，这一政策，为中国引进了苏联的势力，苏联提供了金钱和顾问，提供了山炮、野炮、长短枪枝、轻重机关枪，帮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和叛乱政权（当时政府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另在南方建立政权当然是叛乱政权）。……国民党这样子草虾入锅、浑身发红，曾引起中外有识之士的忧虑，也引起部分老国民党的忧虑。但是国民党总理却信心十足，1924年2月，他在广东河南士敏厂大元帅府与某日人谈话，在被问及“闻阁下近顷接近俄国，欲借其援助，以起统一运动。窃以为俄国之赤化运动，如波及中国国内，岂非危险之甚乎？”以后，他答道：“俄国与中国，今为对等之国家，彼对于不平等条约，有共同之目的，诚为中国之友邦，其援助中国也，乃当然之事。中国之与提携也，亦不能不谓当然。俄国以赤化英国为目的，其计划在先对于印度及其殖民地为赤化运动。其援助广东也，在强行赤化运动于广东之敌之香港，然后再赤化印度及缅甸方面也。以广东为根据地之俄国赤化运动，非以中国国内为目的，系以香港及印度为目标。我辈之不阻止俄国之赤化运动者，在已知此种实情故也。若夫中国国民之赤化，未必是可恐之事。何则？盖中国国民三千年来有再三、再四之赤化经验，业已带有消毒性之共产思想之社会的赤化。一时纵见中国国民之雷同，然终难求续，不难察知也。若夫香港及印度之赤化，纵英国官宪死力抵抗，亦渐次得向其目的地进行也，可谓无疑。夫俄国之赤化印度，与其由陆上侵入，不如由海上侵入为得策。故俄国拟以广东为根据，由香港侵入安南（越南）、新加坡、及南洋各地。更由缅甸方面向印度本部为赤化的潜入。至于中国国内之赤化，一面必受中国国内之资本家、知识阶级及军人社会之反对；他面必为日本所嫌厌，故俄国当不至深入也。俄国之大目的在印度，对于中国及日本，既欲维持友邦之关系，当不至继续赤化运动也，固不俟论。”

　　国民党总理这段谈话，原登在1927年的北京《顺天时报》，同年11月，《台湾民报》第183-188号中译刊出。六十年下来，证明了这番如意算盘都是估计错误的。说“俄国以赤化英国为目的”，事实上，六十年折腾，英国安然无恙，但“非以中国国内为目的”的中国，却青天白日满地“红”矣！说“我辈之不阻止俄国之赤化运动者，在已知此种实情故也”，历史证明的，正好相反，不知此种实情者，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自己也！

　　如今国民党又来了，在它的凄凉晚景中，又要“打苏联牌”以终老毛子的“余年”了。苏联何幸，竟蒙这样长相左右、周而复始，这样荒唐的老相好，又到哪里去找呀！

　　198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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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到大陆去了

　　四十年来，国民党在台湾搞偏安政权、不入流文化，虽然荼毒生灵，所幸范围止于海隅、为祸尚不及于广大中国。不料自从对大陆弛禁以后，国民党式的“产品”，一窝蜂而入，于是污染所及，万里朱殷矣！

　　可怜、可恨、又可耻的是，国民党四十年来在“产品”上面的成绩，竟是一片低格调的，尽管调门儿有所差异，但是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片混蛋、妖妄、媚世与庸俗。从星云大师的迷法、到胡姓立委的怪论、到琼瑶的鼻涕眼泪、到柏杨的胡说八道、到电视连续剧的一泻千里、到妈祖回娘家的舰队齐发……流风所及、耳目所及，大陆同胞苟有余灵未泯，必然领教了海峡对岸四十年来的文化水平，竟是这副大脑、这副德行，他们之中的有识之士，真要大摇其头了！相对的，我们活在台湾的人，眼看这些“产品”整天恶心我们之不足，又跨海征西，恶心到大陆去了，我们内心的遗憾、脸上的无光，自然更不在话下。

　　这种恶心到大陆去了的杰作，在我看到4月7日的上海《文汇报》和《新民晚报》后，不但恶心未已，简直有点想吐了。《文汇报》以《儿时孕育的梦实现了——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回大陆寻根》为题，报导说：“隔山隔海四十年，三毛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上海，下榻在一直被她称之为‘爸爸’的张乐平先生家。”她坐在张乐平的画桌旁，发表谈话，说：“你们可能知道，我三岁多就离开了上海，那时我刚懂事，看的第一本书就是《三毛流浪记》，那个到处流浪，永远也长不大的男孩，对我影响可大了。许多年以后，当我在异国他乡写我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取笔名就用了‘三毛’这个名字。”《新民晚报》以《“爹爹，我回来了……”——台湾女作家三毛在上海》为题，报导说：“听说三毛要来，八十高龄的张乐平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二楼来到弄堂口等候。三毛流着热泪拥抱了这位被她认作父亲的漫画家。”“她含着眼泪说：‘四十年来，我走遍了五十五个国家，第五十六个，才回到故乡。我太高兴了。’三毛很动感情，出机场的一路上一直在掉泪，一提起离别这么多年就哭。”

　　对女作家们的滥情，我可以不介意。因为以滥情来作秀本是她们的基本花招。但是，滥情滥到了牵强附会、鱼目混珠的程度，这可就非同小可了。

　　三毛喊张乐平做爹爹做爸爸，目的在与张乐平笔下的当年三毛连接重合，其用心至为明显。不过，四十年前的三毛，他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场、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是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多是路毙街头。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张乐平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的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却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在“严厉的控诉”下，张乐平笔下的三毛，虽然是乱世中一介皆无的难童身份，却以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向国民党的暴政一张申讨。

　　可是，台湾的三毛呢？却身怀巨金、身着华服，云游五十五个国家，却美其名曰“三毛流浪”；置自己同胞穷困而不言、而一毛不拔，却美其名曰关心非洲；置国民党祸国殃民于不问，却美其名曰“爱国家”“爱领袖”……这样子整天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还美其名曰三毛三毛，对当年那位苦难中的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亵渎和侮辱。张乐平先生与人为善，竟被这种文化女骗子僭窃作弄，我实在看不过去，我必须点破拆穿，给大家看！

　　198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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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自欺欺人？

　　8月11日《自立早报》上，登有一篇报导，大意说：新任南韩“驻华大使”韩哲洙，昨日在谈论有关南韩改称中共为“中国”一事时，轻描淡写地将之归因于“纯地理因素”，丝毫未顾及“中韩”仍保持正式外交之事实，因而显得这位甫上任的外交使节，其职前专业训练犹有欠缺。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南韩与中共互相邀访的学者即迭次在研究报告中，建议将中共改称为“中国”，而南韩报刊杂志，更是早已奉行多时，其官方最近的“改名”之举，绝非偶然。称中共为“中国”，南韩可归因于诸如国家利益、国际环境、甚或世界潮流使然，却绝对不宜自欺欺人地妄称仅是地理因素，否则一旦我国朝野皆以“高丽驻华大使”或“南朝鲜驻华大使”相呼，且公开而严肃地表明此项称呼毫无其他意味时，韩哲洙又作何感想？

　　早在这一报导前二十多天（7月15日），“驻韩大使”邹坚就曾为南韩将中共称为“中国”，表示是一项不友善行为，而向韩国表示严重不满；如今《自立早报》这一不满，只不过拾国民党大官人余唾而已。自立系统的报纸，以“无党无派独立经营”自豪，其实吴三连、吴丰山之流比国民党还国民党，他们经常在国民党大官人作态以后，杠上开花式的加以表态，这一抗议韩国官式称呼的行动，就是证明。在邹坚作态后，吴三连、吴丰山之流立刻做跟屁虫，宣称要改韩国为“南朝鲜”，如今又要改大使为“高丽驻华大使”或“南朝鲜驻华大使”，呼应表态，已至为明显。不过，邹坚大官人作态，程度还是含蓄的；但吴三连、吴丰山之流的表态，程度就露骨多了，此仰国民党鼻息以显身段者不得不然也！

　　何以说吴三连、吴丰山之流在仰鼻息？因为这种向韩国抗议的大脑构造，百分之百都是国民党的。在国民党的原装大脑里，不承认中共是“中国”，这本已见笑大方之家；但在吴三连、吴丰山之流的复制大脑里，他们却变得越印越黑，甚至不承认称中共为“中国”是“纯地理因素”了，这样子抹杀事实，岂止见笑，简直就是荒唐了！

　　从“纯地理因素”来看，大陆面积九百五十六万零九百四十平方公里（三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平方英里）；台湾面积三万五千九百八十平方公里（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平方英里），大陆面积，不包括比台湾大四十三倍的外蒙古，就比台湾大两百六十六倍；若照国民党算法，包括外蒙古，则比台湾大三百零九倍！从“纯地理因素”上看，大陆台湾已是三百零九与一之比，难道大陆还不算“中国”、台湾才算“中国”吗？

　　也许在国民党的原装大脑和吴三连、吴丰山之流的复制大脑里，三百零九不算百分之百，因为它还缺少三百一十分之一的台湾，所以不能称“中国”，但是，转一个弯，从“纯历史因素”来看，又怎么解释呢？历史上，明明说战国七雄争霸，到了公元前221年，终于胜负底定，秦朝统一了中国，但是，却有东方一个小国——卫国逍遥在外，卫国是在解决六国以后十二年（公元前209年）才统一的，那时候秦始皇早死翘翘了，若照百分之百的大脑标准，则秦始皇统一中国，乃属不实，因为有卫国在焉，这样胡搅蛮缠，通吗？这样下去，中国地理和中国历史都将被国民党和吴三连、吴丰山之流推翻了，是谁自欺欺人，也就一清二楚了。

　　1988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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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台湾”考

法务部调查局《历史的教训——为何不与中共和谈？》（一九八二年六月）页149-150“第二节所谓‘血洗台湾’阴谋的粉碎”：

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戡乱战争失利，中共乘幸胜之余，即欲一举而攻占台湾。是年九月，共军“三野”副司令员粟裕扬言：“尽一切的努力，于短时期内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共军“三野”司令员陈毅更发出恫吓狂言，谓我方如不及早投降，共军于攻占后必将大施杀戮，“血洗台湾”！十月十七日，共军攻占厦门，同月二十日，共军“二十九军”主力由厦门北渡，窜至澳头、刘五店、后头等地集结，准备会合“二十八军”向我金门大举进犯。二十五日二时十分开始，共军在五十余门重炮掩护下，在古宁头附近登陆，经我陆、空军迎击，激战至十二时三十分，共军大部就歼，计死一万三千人，被俘七千人。残部仍在林厝凭借碉堡顽抗，迄二十六日午夜，始全部肃清，无一人逃生。捷报传来，举国振奋，中共“血洗台湾”的迷梦，乃为之粉碎。

此后，中共气焰稍微收敛，不再叫“血洗台湾”了，而改叫“武装解放台湾”。……

不过，近年中共一直不承认他们做过“血洗台湾”的言论。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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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共义士”进一解

　　“义士”一词，在中国有长远的历史。古书中《墨子》《庄子》《荀子》《左传》《战国策》中，都有这词儿出现，可见中国人对“义士”的尊重，是源远流长的。宋朝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人物以义为名”条下说：“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之类是也。”照这一定义，义士云者，是“至行过人”的超人、高人与伟人，我们不可不注意。

　　不幸的是，在国民党当道以后，很多词儿都给过度使用了，其中“义士”这词儿也未能幸免。国民党为了达到反共的效果，发明出来“反共义士”，来把离开中共的中国同胞一网兜收。一网兜收之下，有些只不过是普通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案件，却一律冠以“反共义士”之名，以示荣宠。前些日子周令飞为了爱情的自由离开大陆，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给问急了，一口咬定周令飞是“反共义士”，所以才准周令飞入境。“义士”也好，“反共义士”也罢，竟胡乱使用，一至于此，我想，这种泛滥，总该纠正纠正了。

　　所谓“反共义士”

　　“反共义士”这种人，虽然不能说不存在，但是必须指出有些人，实在不是这种人。有些人“反共”而不“义士”；有些人“义士”而不反共；有些人既不“反共”也不“义士”，这些人，都不能叫做“反共义士”。对他们称作“反共义士”或让他们自称“反共义士”，那就要被圣人皱眉头了。

　　在《论语》中，圣人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觚不觚。觚哉？觚哉？”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觚是有六个角的酒坛呵！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A恰如A，B恰如B，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反共义士”而不“反共”也不“义士”者，“反共义士”哉？

　　不客气的说，在国民党“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从宽录取下，台湾的“反共义士”，可太多了一点。其中不合乎孔夫子“正名主义”的，尤其大有人在。这些人整天打着“反共义士”的招牌，所干的，却是一派红色的把戏，他们的戏路是很奇怪的，那种戏路，在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是绝对看不到的。他们的举手投足，处处都是学自红色政权的那一套，并且是等而下之的红卫兵式的那一套。而这种人，却在台湾一再横行，一再以疾风劲草姿态出现，这种人，可未免太怪了吧？

　　照公式发展

　　这种疾风劲草姿态，是有着一定公式的，公式是：

　　一、他们先发动文字上的斗臭，在他们机关刊物上戴人红帽；

　　二、他们再发动鼓噪式的声讨会，招待各界和记者，表示要告人，从斗臭转为斗倒；

　　三、然后再去告人。希望借刀杀人，完成斗倒。

　　上面这种公式，很明显是政治性的，不是法律性的。因为法律性的话，告人就去告人可也，何必先发动“通电”、召开“大会”呢？可见他们是别有用心的。对这种人的别有用心，我举一个我亲历的例子。

　　二十一年前，胡适听说我穷得当了裤子，特别写了一封限时信给我，并送了我一千元来赎当，我很感动，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说出很多我个人的历史。胡适对我的信很欣赏，拿给一些人看，最后他拿给徐高阮看，徐高阮扣住不还，不久胡适死了。徐高阮遂在1966年11月7日，在一连串的文字斗臭之后，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声讨李敖大会，“邀约了国青民三党人士和若干文化界的朋友三十人”（有陈启天、胡秋原等等），开会斗倒李敖。徐高阮等当场油印公布了我给胡适的信，说我是“叛逆分子”，并把我一状告到警总。警总保安处派魏以之组长主持，把我约谈多次，每次早出晚归，并没过夜。我信中提到的严侨（华严的哥哥）却被再度捕去，关了十六天，调查他同我的关系。魏组长精明能干，同我说话的时候，甚至可以整段背得出我信中的话。最后，在魏组长研究清楚了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杀人之计，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我，对官方不利，乃不了了之。徐高阮等的卑鄙阴谋，才没有得售。

　　红色变节者举例

　　徐高阮是什么人呢？他是共产党支持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将，他变节后，共产党派蒋南翔接他，蒋南翔后来就是中共的教育部长。徐高阮不变节，他在中共的地位，可想而知。但他变节了，投降国民党，在中央研究院做副研究员，可是写不出学术论文。李济等学阀大概知道他有“国特”背景，不敢惹他，让他管图书室。他有突然性狂怒症，发病时甚至将书架推倒，根本不是正常的人。徐高阮与殷海光在西南联大同学，殷海光主持《自由中国》时代，徐高阮又巴结又嫉妒，《自由中国》停刊后，徐高阮乃施报复，挑殷海光不小心误译的一个名词，联合胡秋原，指为“学术诈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指摘殷海光、罗织殷海光，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查。殷海光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中说：

　　徐君这篇发难的文字，载在1964年3月出版的《中华杂志》。当我一看见这篇作品的时候，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学术思想其名而政治其实的事件，于是决心置之不理。我知徐君在一二九左派学生运动中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分子。他后来脱离左派阵营；到台湾以后，十几年毫无学问上的贡献，寂寞不堪。以徐君这样背景的人物，置身今日的台湾，亟思有以自效，来医治潜意识里的恐惧并打破寂寞，这是无待弗洛伊德（S. Freud）来分析就可明白的。因此，我保持沉默。在这一期间，这儿有所谓“文化论战”。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华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俨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和反共爱国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敖按：某君者，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对于这一切，我依然保持沉默。

　　“大哥莫话小弟”

　　殷海光这里提到的这种人的心态，是最值得注意的。殷海光说：“这样背景的人物，置身今日的台湾，亟思有以自效，来医治潜意识里的恐惧并打破寂寞，这是无待弗洛伊德（S. Freud）来分析就可明白的。”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徐高阮这种“反共义士”，由于他们过去是红色人物，“置身今日的台湾”，只有整天以自己戴过的帽子给别人戴，才能“医治他们潜意识里的恐惧”；只有整天用牺牲别人的方法来垫高他们的忠贞，才能“打破”他们空虚内心的“寂寞”。这种可怜、可恶、又可怕的心态，说破了，就是典型红色变节者的心态。“反共义士”中，如果他们原来只是普通人，当他们一旦阴错阳差，成了“反共义士”，他们不会有这种心态（像朝鲜战争后来台的“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就属此类）；但是如果他们原来不是普通人，而是共产党的高干或低干，一旦他们变节了，投降了国民党，这种心态，就极难摆脱。

　　这种极难摆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气质上、习性上与训练上，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这种红色的色素，对他们而言，纵使“宣誓脱离共产党”，在实质上，也极难漂白。因此，这种人一旦出来“反共”，就会变得好好笑，他们口口声声“反共”“反共”，但明眼人看到的、感受到的，却明明是“大哥莫话小弟”。“共”给他们一“反”，愈“反”就愈麻烦，搞不好还有“思想走私”之嫌！共产党变节者任卓宣（叶青），在大陆上“毛语录”人手一册的时机，居然写了一本《毛泽东语录批判》，要把原文和批语两相对照，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大做预约广告（1967年11月22日）！这下子国民党总算惊醒了，总算知道这种“反共义士”是最可怕的打手了，于是赶忙禁止这书的出版了。

　　“李敖是共产党！”

　　当国民党1949年逃到台湾的时候，它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及代理部长不是别人，就是任卓宣，任卓宣是有名的代国民党军方反对自由民主的大将。中国的自由民主信仰者，历来受到左右两派的夹击，右派是守节的保守主义者，左派是变节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任卓宣出身共产党，曾被捕，枪毙未死，投降国民党，从写《共产主义问答》（1927年广州国光版）转到写《三民主义纲要》（1953年台北帕米尔版）。他虽然表面上“洗心革面”，但在骨子里，却十足是布尔什维克挂帅，所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他的控制下，并没有“大失败之后”的“大反省和彻底改变作风”的可能。国民党中一部人，为了夺权，乃以“清除本党布尔什维克毒素”之名，发生内斗。任卓宣被斗下来，最后乃在军方的政治作战学校做教授、做政治研究所主任，办军方津贴的《政治评论》，不但在党中央方面抬不起头，并且因为《政治评论》社长马璧的投共，搞得灰头土脸，直到如今。

　　但是，国民党被这种“反共义士”渗透进来，并不是清除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从根上，开始发生了量变与质变。国民党在没有“联俄容共”前，它的老派党员，再坏也还保有老派的气质，但认识了王八蛋苏联以后，它的坏法，就白里透红了，两种坏法就完全不一样。我在“文星”时代，国民党开内部会议研究李敖，中央党部第四组（第四组是中央宣传部后身、是文工会前身）中就有两派看法：尚有老派国民党残余气质的唐棣诸公，就认为“李敖只不过是爱出风头的反调分子”；但“反共义士”的谢然之诸公，却一口咬定“李敖是共产党！”“反共义士”的凶狠超过老派国民党，由此可见一斑。

　　“作恶之报，果大于因。”

　　国民党在这几十年中，他们一直和共产党相激相荡，在相激相荡过程里，国民党居然卵翼出一种怪胎——有布尔什维克毒素的“反共义士”——来自毁毁人，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笨事。国民党必然自食其果，自然也不消说。“反共义士”谢然之等人的最后叛变，就是一个最鲜明的教训。今天国民党如还不反省，任由这种有问题的“反共义士”做打手，去表演各种“仙人偷桃”式的怪招，国民党自己早晚被偷其桃，也就指日可待。西方的谚语说得好——

　　作恶之报，果大于因。（to sow the wind and reap the whirlwind）

　　如今，“谢（然之）”鉴不远，那些比谢然之还等而下之的，一闹再闹下去，一切好戏，也就更不会远了！

　　1983年6月30日下午以三小时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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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革命·反革命

国民党是性好革命的，共产党也是性好革命的，但是性好此道的祖师爷，却是主张国共合作的孙中山。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一生以性好革命自豪。孙中山在1920年（民国九年）对美国议员团说：“诸君今天欢迎本大总统，要欢迎本大总统的性质！本大总统的性质，生平是爱革命的，诸君要欢迎本大总统革命的性质！”这一谈话，真有奇趣，说孙中山性好革命，不亦宜乎？

革命在中文字眼里，本是改朝换代，所谓“天子易姓，谓之革命”。这一定义，从《易经》中的“汤武革命”到《旧唐书》、《新唐书》的“则天将革命”、“革唐命”、“已革命”，……都没异说。不料到了国共合作以后，革命的含义变得光怪陆离，不可捉摸。当时的“天子”法统在北方，国共两党要把这一法统“易姓”，因而口称革命，犹且可说。但是国共两党哥俩好的合作局面，在一九二七年翻了脸。这年四月十八日，国民党奠都南京，中央党部向胡汉民授国民政府主席之印。典礼以后，胡主席向国民革命军将士呼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阵营，打倒反革命势力。”这是一个有趣的转变，革命以外又来了反革命。而这一反革命所指，显然又不止北洋军阀了，而是国民党的亲密战友了。

到了第二年（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国民党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〇次会议上，通过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反革命有更详细的认定。该法前七条如下：

第一条：凡犯本法第二条至第七条所列举之行为者为反革命。

第二条：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依左列各款分别处断：

一、首魁，死刑；

二、执行重要事务者，死刑或无期徒刑；

三、附和随行者，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

犯前项之罪，未至暴动而自首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三条：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与外国缔结损失国家主权利益或土地之协定者，处死刑。

第四条：利用外力或外资勾结军队而破坏国民革命者，处死刑。

第五条：凡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

一、以炸药烧毁或其他方法损坏铁路或其他交通事业、及关于交通各种建筑物、或设法使不堪用者；

二、引导敌人军队、船舰使侵入或接近国民政府领域者；

三、盗窃、刺探或收集政治军事上之重要或秘密消息、文书、图画而交付敌人者；

四、制造、收藏、贩运军用品者；

五、以款项或军需品接济反革命者。

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

第七条：凡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团体或集会者，其执行重要事务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并解散其团体或集会；仅止加入团体或集会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

这个治罪法一看之下，就是杀气腾腾的。从此以后，国民党在法制上有了更新的对付反革命的武器。国民党的革命狂不但方兴未歇，反革命狂又继之以起，真是好戏连台了。

看了国民党这样又革命又反革命，共产党又岂肯后人？相激相荡之下，共产党当然也来这一套。国民党奠都南京之后，“天子”的法统，已为它所篡夺，共产党要把这一法统“易姓”，自然就以国民党为革命对象。这一革命，到了一九四九年成功了，这年十月一日，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自己变成了“天子”的法统，当然不革命了。——革命的对象逃到台湾去了，他妈的还革谁呀！

共产党虽然放弃了革命，但是却没有放弃反革命，它在一九五一年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一九五二年颁布了《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一九五六年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经人民法院判决之反革命分子的管制的决定。其杀气腾腾，完全是国民党当年《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的全新拷贝。一九七八年修正的《宪法》里，第十八条明定“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把反革命之罪，赫然纸上。可见共产党的革命狂虽然有所收敛，但它的反革命狂，却一直折腾个没完，直到今天。

相对的，国民党在沐猴而冠的久占“天子”的法统以后，在法律形式上，最后把反革命狂收敛了，但它的革命狂，却一直折腾个没完。国民党发明了革命分期任务，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现在正是所谓第三期，真是《阿Q正传》中老尼姑所谓的“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了、革上瘾来了、革个没完没了了。其实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这一荒唐，三十年前左舜生写《哥德论革命》时，已站在国民党立场慨乎言之。左舜生说：

革命是一个不祥的名词，一个国家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宜轻言革命。但不幸中国在最近的五十年，革命乃成了无上的美名，好像凡革命都是对的，凡不革命或反革命都是该死的，自革命职业化而天下皆乱人，自革命功利化而天下皆强盗，于是乎革来革去，乃把一个国家革成了如今天的景象！哥德还只说“实行暴力革命，好的事物被得到和被毁坏同样的多”，在这个六十年中，我真不知道所得到“好的事物”是什么？而一切被“毁坏”掉的，乃真不是我们所能计算得了的啊！

最近一年，中共在大陆杀人，以千万计，其所加入主要的恶名之一，便是“反革命”,既有这样多的人要反对他们的革命，则他们的所谓革命，其不为人民所需要可知。

从前国民党在大陆秉政已达二十年，我每每听到一般要人们，在讲台上发表言论，还是满口的“革命”，“革命”，当时我总觉得奇怪：究竟叫谁革命？革谁的命？

今天要消灭共产党，这只是一种警察剿匪的行为，无所谓革命，我相信，要有十年二十年，我们不再听到这个不祥的名词，中国或者庶几乎有希望了。

当然，左舜生是失望了，又三十年下来，国民党仍旧在一方面自命“天子”、一方面又要革命的不通中鬼混下去，它不知道要以法统自居，就不能革命；要革命，就不能以法统自居。换句话说，你不能骑在人家头上还革人家的命、还年复一年吵着说“革命尚未成功”。试问这样子的“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革命又变成了什么？革命成功了又怎样？尚未成功又怎样？

一九一八年，孙中山写《孙文学说》自序，曾有这么一段话：

夫去一满清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

孙中山当年尚知道他德薄能鲜，不足以言革命，革命反倒使中国人“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今天呢，今天的国民党反倒连此一谦虚都不见了，国民党一革不已，继之以再：再革没完，施之以三，小民何辜，竟遭职业革命家革命成性，在海峡两岸，长年被革命反革命不绝，思想起来，真是他妈的！为今之道，不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罢，只有全部去他妈的蛋，方足以言“出斯民于水火之中”。中国人民烦死了职业革命家和他妈的革命狂、他妈的反革命狂，中国人民要过真正顺天应人的生活，首先就是要革革命的命、要革反革命的命，什么革命反革命，讨厌死了！

1985年4月30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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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读篇古书

　　现在人心大坏、国文程度也大坏，古书简直没几个人读了。因为要去台中办两天事，所以今天连写六篇文章。写到这第五篇时，忽然想到，何不带读者读篇古书呢？换换胃口，不也很好？于是就这么办了。

　　这篇古书是《史记·陆贾传》中的两段。

　　陆贾是跟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知识分子。打到天下后，刘邦叫他去说服南越王，越就是粤，就是今天广东、广西和越南一部分。秦朝末年，那边的封疆大吏是赵佗（赵他），他是南海郡尉，因为南海郡守缺，乃由郡尉行郡守事，南海就是广东广州。赵佗是赵国真定（河北正定）人，他是北方人，派到南方做官，做到郡尉，故叫“尉他”，他到南方做官，不是一个人去的，是和大量的中国移民一起去的，与当地土人杂居。但他趁中原大乱，要搞两广独立了。刘邦因此派陆贾去。下面就是古文。

　　“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魋结（把头发做成髻状而结之，做两广土人打扮），箕倨见陆生（伸出两腿，坐没坐相以见陆贾，表示无礼）。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惟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彊（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闲（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我不能在中国发展，所以在此地称王。假如我能在中国发展，我怎么会不如刘邦？）乃大说（悦）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值）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这篇古书最引人注意的，是外省人到了广东广西，居然要搞两广独立了，他一切都原住民化，认同得惟妙惟肖，预备大过其小朝廷的瘾。不料好梦不常，中原派来了令他眼界大开“日闻所不闻”的陆贾，告诉他你有的部队“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又局促穷山恶水之间，面积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省”，你怎么跟中国比呢？赵佗是聪明人，他权衡利害，不敢闹了。

　　赵佗知道他抵抗不了中国，但他活得久，又能纠缠，他死拖活拖，共拖了刘家四代，从汉高帝、惠帝、文帝，一直拖到武帝时代，他才死去，死前对汉朝仍称臣，但骨子里还打着青天白日的老招牌，“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在他死后二十六年，汉武帝还是统一了中国，把两广独立的可能性，彻底消灭了。那一年是公元前111年，距今正好两千年。

　　两千年后我们看南越的故事，总该领悟到些什么。

　　198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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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台独，辛苦为谁独？

　　3月26日，国民党小官僚新闻局长邵玉铭针对李鹏的谈话指出，“台独”言论在台湾是多元化民主社会正常的现象，政府不能完全压制，中共不能以此作为借口攻打台湾，中共认为应和平统一中国，就应宣布放弃武力犯台。

　　第二天，《民众日报》登：“《新潮流》总主笔林浊水表示，‘台独’对台湾而言，不管是内部的宪政改革或外部的外交问题，都是一种‘终局性’的解决。但观察邵玉铭昨日所言，却是把‘台独’当成应付中共的一种策略；新潮流不反对这么做，但国民党当局应知这样还不够。林浊水指出，国民党其实早该知道，‘台独’其实是一个应付中共很好用的策略，国民党现在才懂得打‘台独牌’，未免太‘后知后觉’了。”

　　我看了这则消息，不禁一笑。

　　民进党说“国民党现在才懂得打‘台独牌’，未免太‘后知后觉’了”，其实国民党一点也不“后知后觉”，而是民进党至今连“后知后觉”还达不到。——明明在人术中而不悟，还洋洋得意，真笨伯也！

　　张仪被苏秦善意的摆了一道，他感慨说：“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张仪能及时猛省，正是他的聪明。玩政治的人，就是要这样聪明才成。不怕一开始笨，笨而能改，就是聪明人了。

　　民进党以为“国民党现在才懂得打‘台独牌’”，其实正好相反，国民党老早就懂了。国民党的一贯权术是靠台独吃饭。你以为国民党吃什么饭？吃谁的饭？国民党吃的，正是民进党的饭！

　　有个笑话说，一个外国人，中文学得鸦鸦乌，一天去看中国朋友，被朋友家门口的狗给咬住。他不会用中文“咬”字，乃大叫：“救命啊！你家的狗，在我的小腿上吃饭！”

　　国民党是一条狗，它正在“台独”的小腿上吃饭！

　　别以为“台独”的饭只是你们民进党在吃，其实国民党正在吃“台独”的饭！

　　二十多年前，蒋纬国的小舅子丘延亮涉及叛乱案，关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蒋纬国去看他也不好，不去看他也不好，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看他。因为蒋纬国身份特殊，看守所为了优待，特别以所长室作为会见地点。姐夫与小舅子见面后，蒋纬国由于情急，也由于表态，在所长面前大骂丘延亮，说：“怎么连你也搞叛乱！你也不想想你在吃谁的饭？”丘延亮那时年轻气盛，回嘴说：“吃谁的饭？我吃老百姓的饭！”丘延亮回嘴的意思显然是说，我虽是皇亲国戚，可是没吃你们蒋家的饭，而是吃老百姓的饭，我们划清界限好了。虽然如此，在判决下来，国民党还是给这不承认皇亲国戚的“左”倾幼稚病患者刑期打了对折，跟他同案的陈映真等“左”倾幼稚病患者也一体借光，一律对折优待。——丘延亮还是吃了国民党的饭，而陈映真等也吃了“阿肥”（丘延亮外号）的饭。没有这种饭局，这些小红鬼的大牢可有得坐呢！

　　丘延亮他们坐牢时，我也正关在同一看守所。听到黄毅辛讲起这件事，颇觉有趣。随着年纪渐大，我感到这一吃谁的饭问题，倒真有学问在。革命元勋章太炎有《广论语骈枝》一书，提到柳下惠。说《论语》中说：“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为什么“数黜而复起”呢？因为他是大土匪盗跖的哥哥，鲁国人怕盗跖，所以给他哥哥做官来对付盗跖，“欲借惠以解免耳！是即晋王世敦、王导之事也。惠去，则跖必入鲁。鲁之君相无以御之……”这就是说，柳下惠能做官，是因为有个叛乱犯弟弟盗跖；王导能做官，是因为有个叛乱犯哥哥王敦。表面上，柳下惠、王导是吃政府的饭；真的原因，他们吃的乃是乃弟乃兄的饭。——没有他们兄弟的反面捧场，他们的政府不会如此慷慨给官做的。所以，真正的衣食父母，非政府也，乃兄弟也。

　　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兄弟，国民党正要吃它的饭。吃台独饭以制衡共产党，国民党在民进党兄弟还没出娘胎时就优为之了，还“后知后觉”什么呀！

　　国民党不但吃兄弟的饭，还吃敌人的饭。吃敌人的饭，是三国时诸葛亮故智。以“空城计”为例，以诸葛亮之智，当然知道以司马懿之智，足可判断城是空的，但诸葛亮的高杆是，就便你司马懿明知城是空的，你也不敢进来抓我。因为你司马懿所以被主子重用，正由于有我诸葛亮在，你的主子要打我，非用你不行；一旦没有我了，也就没有你了。为了长保禄位，你司马懿非得将计就计，配合我合演这出假戏不可，只要我诸葛亮在，你就永远可以演“曹操主义统一中国”的戏。老子看扁了你，你就是不敢进空城啊！——由此可见，诸葛亮看不穿司马懿，他也不算诸葛亮了；司马懿若真进了空城，他也不叫司马懿了。敌我双方都够看的时候，不在话下的默契是很重要的，诸葛亮就这样行，他看中了你司马懿在吃敌人的饭，所以，我可以优哉游哉，跟你斗法。多好玩呀！

　　国民党“打台独牌”以对付敌人共产党，又以共产党“狼来了！”对付兄弟民进党，就是利用敌人来对付兄弟，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就是既吃敌人的饭也吃兄弟的饭。国民党是敌人、兄弟两头吃的，这是国民党的权术。

　　其实，政治上吃人的饭，大家人人有份。我们放眼一看，尽是饭局：国民党在吃共产党的饭、国民党中“崔苔菁”（吹台青）在吃民进党的饭、民进党在吃“台独”的饭、“台独”在吃美丽岛的饭、美丽岛在吃前辈政治犯的饭、国民党也吃“台独”的饭……依此类推，所有你的衣食父母，其实都是你整天要消灭、要打倒、要排挤的一群族类，你跟他们，活像生物学中的“共生”（symbiosis）。可耻的是，低等动物片利共生，只自我谋利而已，绝不丑化对方。今天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却连低等动物都不如，他们一边吃人的饭一边臭人家，真莫名其妙呢！

　　从上面的论证里，我们看到民进党辛辛苦苦打出了“台独”牌，其实真正受益人，不是民进党本身，而是国民党而已。国民党是打着中华民国国号的“台独”实行者，但它自己绝不承认，反倒锁定民进党搞“台独”来朝共产党“打台独牌”。——民进党竟是这样好的笨配角，他们辛苦以“台独”为号召，殊不知正好帮了国民党的忙。正所谓为谁辛苦为谁忙！

　　天下竟有这样笨的玩政治的人！他们有大好机会，却不搞民主，也不搞进步，反倒一头栽进大搞为人作嫁的台独。这些人在国民党术中而不自知，难怪要被国民党作弄至今也！笨死人啦！

　　199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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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智的立委，拿二千万人命当儿戏》读后感

　　一廖天欣《不智的立委，拿二千万人命当儿戏》

　　重新加入联合国本来是“台独”派多年来的主张。今天国民党独台立委带领八十名莽撞立委，要求国民党重新加入联合国，至此进一步证明了独台与“台独”是一家人，都要分裂国土，都想当民族的罪人。此事件乍看来突然，其实三年前，两独的四十四名省议员，已共同提出违反《宪法》中台湾是一个行省之规定的要求，将台湾省改为二市五县。半年来，国民党台独立院副书记长洪昭男，也再三在庙堂之上公然主张“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国民党高级党干，违反惩罚分裂国土的《国安法》，国民党司法当局、党中央均不闻不问。前面八十一名立委为何不知道《联合国宪章》规定新会员加入，必须经安全理事会推荐，而中国又是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你如何请要收回台湾的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不使用否决权。他们也不知道整个欧洲、亚洲的联合国会员国中，没有一个跟台湾有邦交。而且代表联合国会员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口的国家，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如何获得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

　　黄主文大放厥词说“要让对岸了解台湾的民意”。1945年8月15日前，台湾皇民奉公会实践部长辜振甫、台中州大屯分会会长林献堂，以及各州、厅，各街庄评议委员，不是均声称他们代表着全岛民意，要“消灭支那，活捉蒋介石”吗？他们一天到晚带领着岛民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谁知道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广播下令结束战争。这些民意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而那些民意代表却摇身一变，变为热爱祖国的反日帝派。在选钱不选人制度下的民意代表，除了代表你们的一己、一伙、一党之外，还代表了哪些民意？何况你们是十一亿国民中的一小撮，充其量只是代表部分省民，在全中国代表中也只是沧海之一粟耳。

　　被不理智又不负责任的分离主义者黄主文牵着鼻子走的八十六名立委，以及赞同他们做法的一些所谓学者专家说：至少可以打动国际视听、制造台湾知名度。如果国民党真的敢提到联合国，那肯定只有让全世界的人了解与惊讶，“拥有二百七十倍土地、六十倍人口的中国政府，为什么搁着四十年，不把叛乱的省份收复？”两独口口声声要保卫台湾二千万人民的安全与福祉，也要求大陆放弃武力。人民政府还没有放弃使用武力，你都要明目张胆的搞分离主义，一旦放弃使用武力，那两独不是搞“台独”了么？正如台大教授张麟征女士所言“这样的提案，会使中共更坚定不能放弃武力攻台，这样的提案只是拿台湾安全当儿戏，十足表现立委们的不智”。这些糊涂的立委们，确实将促使大陆政、军当局认真考虑非和平统一的步骤。

　　二读后

　　5月30日，廖天欣先生来看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廖先生现任远望杂志社社长、中国统一联盟执行委员、夏潮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航联产物保险公司经理。他生于1927年，是年纪大于我的政治犯前辈，在国民党黑狱里，从1950年到1963年，曾坐过十三年的牢。他属于最诚笃的台湾人。他看了我办的《求是报》，笑着说：“看这样子，我们的《远望》杂志可以不办了。”我笑着说：“过去的左派最会搞宣传，现代的左派尤其台湾的左派反倒对宣传不拿手。不过你廖先生的作品，还是很好的。”

　　廖先生近来有一篇《不智的立委，拿二千万人命当儿戏》，我看了，感慨说：“此亦台湾人之言也！台湾人还是有肯远望的人！”

　　我常说，今日台湾人的缺少远望、没有见识，其实正是混蛋外省人四十多年的教化之功。混蛋外省人要你怎么蠢，你就怎么蠢；要你怎么笨，你就怎么笨。台湾人口口声声骂外省人，其实他们的思路正是跟外省人学的，甚至比外省人还外省人。试以这次忽发集体神经吵着要入联合国而论，混蛋外省人的思路止于“意淫大陆”而已，从叫嚣“反攻大陆”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叫来叫去，还止于自己国内；但台湾人以意淫来干过瘾，却凌外省人而上之，“重返联合国”，笑话就不限自己国内，而要腾笑世界了。

　　联合国一百六十个会员国中，八分之七承认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安理会中有否决权，你连门槛还没迈过，就被封杀在外了，这是常识。可是国民党立委黄主文以下八十六人，却异想天开，不知自己是老几，居然要以“中华民国”之名重返联合国，而更浑的台湾人，如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罗荣光之流，居然更会做梦，竟还说：“国民党籍开明立委黄主文等提议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这正如郝柏村所说的：‘明知不可而为之’，因为这样显有制造‘两个中国’的用意。然而若改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则较符合事实。”说这种话，可见这种台湾人多浑！

　　按照1943年《开罗宣言》英文本，台湾澎湖是归还给“中华民国”的。所以，死皮赖脸的解释，“中华民国”虽亡国亡得只剩台湾，毕竟还可扯一下十八扯；但是，台湾若单独出场，则根本毫无法源了。——“中华民国”已是王八蛋，但还有案可稽；台湾呢，只是王八蛋的卵子而已，全离谱了。

　　混蛋外省人可以教化出这么多的混蛋台湾人出来洋洋自得的大演笑剧和闹剧，谁说国民党教育失败了？

　　199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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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杀高山族？

　　台湾的高山族，被国民党改称为山地同胞，其实究其原始，既不山地，也不同胞。他们是真台湾人，本来好端端的住在平地上，“不知有汉”，更没想到会来了一波又一波口讲闽南话的汉人自称同胞。在这些汉人前后四百年的侵占、屠杀、压迫、驱使、虐待下，这些真台湾人衰亡了，他们是台湾原住民，可是却被同化，或被赶到山上，就这样的，他们变成了高山族，而那些喧宾夺主的汉人，却自称起台湾人来。事实上，对高山族而言，他们是假台湾人。

　　假台湾人初到台湾，不是很自愿的，基本上，是在大陆混不好或混不下去，才离开福建、广东一带家乡的。这里面有没有土地的农民、有没有职业的流氓、有没有恒产的海盗、有甘心卖身给外国人以求渡海的流亡者。当年中华帝国的基本政策是不准老百姓往外乱跑，它不准老百姓去东北、也不准去东南，换句话说，它不喜欢移民。但是，只要有必要，民会自移，是很难拦得住的，尤其在荷兰人占领台湾时期，他们要大量农业人口来建设台湾，帮他们追求重商利润、巩固殖民统治，这种帮凶，以渔猎人口为本位的原住民是不适合的，于是，在荷兰人的招募下，大量的汉人猪仔，被当做奴隶般的，被挤装在大划船的船底，运到台湾。这种大量移民，移到17世纪中叶，已经高达十万人，数目已经跟原住民相等，在一比一的压力下，原住民已经毫无招架之力，地盘日渐缩小，人口日渐减少。以台南附近为例，台南附近在1650年，有原住民三一五社、六万八千人；可是，到了1656年，就只剩一六二社、三万一千人了。短短的六年间，一半多人口不见了，这种种族灭绝或逼上玉山搞法，纵希特勒杀犹，犹望尘莫及也；纵二二八杀人，人望尘莫及也。而这些暴行，都是假台湾人联合荷兰人干的！若来点比较历史学，我们可以说：荷兰人相当于到美洲的白人，假台湾人相当于卖到美洲的黑人（黑奴）、原住民（高山族）相当于原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不同的是，黑人对参与杀印第安人，至为罕见；而假台湾人参与杀真台湾人，却凌驾其洋主子而上之！

　　再就比较历史学观之，郑成功相当于林肯，他从荷兰人手里，解放了黄奴，但是，荷兰人被赶走，并不就是原住民的解放，原住民仍在水深火热中。到了十八九世纪，假台湾人花样翻新，巧取豪夺，对原住民的迫害，更制度化。例如在骗真台湾人土地方面，假台湾人利用对方的无知与老实，把永垦（永佃）土地化为永卖（杜绝契）土地；或干脆用高利贷逼得对方无法偿还，取得土地，等等等等，其欺负人也，比荷兰人用不到二十四元美金的念珠和布，即从印第安人手里换得纽约曼哈顿区（Manhattan），还卑鄙得多。这种事态的普遍与严重，连远在北京的中华帝国皇帝都听说了。1847年6月19日，乾隆皇帝下谕给军机大臣，就指出：“……台湾孤悬海外，民番杂处，现在汉民俱非土著，刁黠成风，专以侵夺番利为能事，番民生计，日就艰难，而汉民犹欺骗不已！”可见当时假台湾人的欺负真台湾人，已经“刁黠成风”了，连天高皇帝远的皇帝，都忍不住要求不可“侵扰穷番”了。高山族下场的可悲，可以想见矣！

　　如今，在久假不归弄假成真的台湾人抱怨他们被欺负之日，我写点高山族的辛酸史，也许可供识者的一笑吧？

　　1988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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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呐喊

　　由“台湾原住民族还我土地运动联盟”发起的“还我土地运动”，8月21日在台中县和平乡环山地区举行说明会后，发表《台湾原住民族还我土地共同声明》，并预定25日发动各区高山族，乘二十辆游览车到台北，向行政院抗议。这一抗议，是对的，只是对象太狭窄了，因为该被抗议的，除行政院外，还多着哪！

　　台湾的土地，本来既不属于来台四十年的外省人的、也不属于来台四百年的台湾人的，而是属于原住民的。原住民本来住在平地上，后来被当时的外省人（就是今天的台湾人）给赶到山上去了，就成了今天的高山族。以台北地区为例，以前叫“大加蚋堡”，原是平埔番Ke-tagal-an族所住地方Takala的译者，包括现在台北市大部分和内湖的一部分，如今早已没高山族的影儿；再以万华地区为例，以前叫“艋舺”，就是高山族独木舟manka的译音，1920年，日本人以“艋舺”深奥难解，才改名同音的“万华”，如今也早已没高山族的影儿。

　　为什么原属于高山族的土地，被当时的外省人给花样翻新、巧取豪夺了呢？因为当时的外省人阴狠狡诈，比今天的外省人还内行。在豪夺方面，他们根本来个硬抢，以今天宜兰地区为例，1796年到1799年间，被当时的外省人抢下；再以今天埔里地区为例，1815年被当时的外省人抢下，抢的过程也极尽“大肆焚杀”之能事，抢得高山族逃入深山，“聚族而嚎者半月”，其凄惨可想！在巧取方面，当时的外省人利用高山族不识字，总是在契约上大做手脚，结果高山族一画押，土地就无异久假不归了。想在司法上寻求保护吗？休想！光在当时噶玛兰通判柯培元（易堂）的《熟番歌》里，我们就可看到高山族的悲惨：“熟番归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争。唐人争去饿且死，翻悔不如从前生。窃闻城中有父母（父母官），走向城中崩厥首，啁啾鸟语无人通，言不分明画以手。诉未终，官若聋，窃视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毕垂头听官谕：‘嗟尔番，汝何言？尔与唐人吾子孙，让耕让畔胡弗遵？’吁嗟乎！生番杀人汉人诱，熟番翻被唐人丑！”官司打到头来，反被法官大人打了板子，要他让出土地，这种告官，其实是告自己啊！

　　整个回顾高山族的土地，大致说来，最早是荷兰人和荷兰人卵翼下外省人的侵占期，侵占了高山族的平原地；接着是郑成功的侵占期，厉行“战士授田”给部下的官兵；接着是清朝实施禁垦政策，只遗留下土地一百七十万公顷；接着是日本政府先后实施官有林地取缔规则及森林计划，先缩小为四十五万公顷，再缩小为二十五万公顷；接着是国民党政府一网兜收，先缩小为二十四万公顷，再缩小为十九万公顷。并且，实际上，除林地外，可耕地不过四万公顷，所谓“耕者有其田”，其实其田平均每人只有0.25公顷，还得扣掉遭占用或非山胞使用及机关用地，可见最后所谓“山地保留地”，根本不够高山族使用分配，经营农业实难维持家计。这一困境，说明了为什么警方“正风专案”届满一年的统计中，在一百一十七件未满十四岁的雏妓案件里，高山族的可怜女孩们要占九十五件、要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这一数字，足以说明了一切！

　　原住民应该呐喊、应该抗议。但抗议的对象，不止于行政院，还该包括四百年来的假台湾人在内，没有他们作恶于先，国民党也难胡来于后啊！

　　198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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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可是真吴凤

　　去年年底，在民进党员和教会人士的杰作下，包括十余名高山族在内的二十多名男女，拆毁了嘉义市火车站前的吴凤铜像。同时发表演说，指吴凤“杀身成仁”的故事，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制造的神话。

　　不过，按照《台湾通史》，明明写的是吴凤“杀身成仁”，《台湾通史》的作者既非日本人，又非国民党，他是台湾人哟！

　　至于一些细节部分，如吴凤先与番人有约，届时出草可杀骑白马之人，结果番人发现，白马人头竟是事先不透露身份而甘愿一死的吴凤自己，他们“杀错了人”，因而大表悔绪，则是《台湾通史》所没有的。不过这些“神话”，并无碍于吴凤“杀身成仁”事实的认定，基本上，剥除了“神话”，吴凤还是为台湾人（汉人）死的啊！

　　由于吴凤铜像被毁，3月11日，法院开了庭，被告和旁听的民进党员，本着老套，立刻大闹公庭。被告之一曾进仁举“司法不公”的牌子绕场；被告之一卡瓦斯坚持以高山族语言回答，于是全体出声大笑。由于法官加以制止，旁听席上民进党员陈中海则举手发言，抗议庭上不为卡瓦斯准备翻译，而法官的话有分化、挑拨之嫌，同时举起“政治迫害、司法不公”的标语。法官在讯问陈中海之后，命令法警将他架出法庭看管，旁听群众一拥而上，现场一片混乱。开庭完毕，陈中海到地检处按铃申告，控告教唆法警伤害。两天以后，法官辞职了。

　　法官辞职消息传出，大家才注意到这位法官是谁，原来他不是别人，就是美丽岛大审时担任被告辩护律师的林勤纲！他不但是保护党外人士的前辈战友，并且和被告之一林宗正牧师一样，就读过台湾神学院，是一位长老教徒！他在别人热烘烘奔走政治的时候，自己默默转入司法界，当上了法官。这一次阴错阳差承审到“自己人”的案子，却先被“自己人”不分青红皂白的伤害，因此他提出了辞职。

　　消息传出后，被告、民进党员、教会人士，都表示本案在计划法庭抗争时，事先并不知道法官是谁，如今“杀错了人”，因而大表悔绪。林宗正打电话去致歉，并表示判得再重，他也心服；陈中海也透过林宗正致歉，表示下次开庭时他一定戴上口罩，为自己前次失当行为负责；我的好友刘峰松、翁金珠夫妇也表示，他们不知道原来是林勤纲审理此案，如早知道的话，就绝不会有滋扰法庭的事情发生……

　　法官林勤纲在辞职书上说：“……以在庭指挥欠当，致令无知民众借端咆哮法庭，鼓噪公廨，甚且构造流言，诬蔑值勤法警施暴云云。”可见今天搞法庭抗争的正义之士，其手法与心态，实在也离正义日远。如今因为“杀错了人”，他们纷纷表示歉悔了，但是，难道换了另一位不是“自己人”的法官，就可以这样“咆哮法庭，鼓噪公廨，甚且构造流言”吗？这是哪一国的正义呢？

　　法官林勤纲没有指摘“无知民众”，只是自己引咎：没有透露身份，只是愿为白马人头任“无知民众”当庭“杀错了人”，这一戏剧性的发展与反讽，岂不正是吴凤的“神话”吗？不同的是，吴凤当年，是异族“杀错了人”；林勤纲今天，是同族“杀错了人”，相较之下，同族其实比异族还无情、还残忍，台湾的正义出草之士，总该冷静一下了吧？

　　198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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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正义之士，何不支持“原独”？

　　3月31日，《自立晚报》登出一则我最感兴趣的消息，标题赫然是：《原住民争权益将成立临时政府/十二族代表拟于4月2日召开大会宣告自治》。内文是：

　　【记者刘明堂台北报导】鉴于过去采取议会路线和街头路线争取原住民权益，都未获得政府有效重视，包括十二族原住民代表，计划于4月2日召开大会宣告自治，成立“临时政府”与“自治议会”以争取原住民应有的自主权与自治权；目前“台湾原住民族自治议会”宣告草案已经出炉。

　　据“台湾原住民族自治议会”筹备会委员陈金水表示，原住民代表日前于新竹圣经学院召开“自治议会”筹备会，认为过去原住民发动“还我土地”运动是上街头，或原住民立委在立法院提出“台湾原住民基本法”都未受到政府有关单位重视，因此为进一步凸显原住民需求，而计划成立“临时政府”与“自治议会”。

　　参与的十二族代表包括：平埔族、布农族、鲁凯族、太鲁阁族、雅美族、邵族、塞夏族、排湾族、邹族、阿美族、泰雅尔族、卑南族等十二个原住民族。

　　“台湾原住民族自治议会”宣言草案，已由筹备研究小组成员多奥尤给草拟完成，这份草案参考美、加、澳、新及中国大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而写成，草案内容指出，世界各国保护少数民族不遗余力，由中央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成立自治政府，并透过国会取得法律地位，尊重少数民族自主的发展权利，为突破现阶段台湾统治者同化原住民族的落后观念，乃创立台湾原住民族自治议会。

　　草案中将自治议会分为上议院及下议院，上议院为族群代表制，下议院为普选制。中央政府成立台湾原住民事务部，除国防与外交外，其他如教育、文化、经济、卫生、福利、宗教信仰等建设由原住民自理；原住民所需建设经费由中央专案办理；原住民的自治区域，则应回归1895年日据时代起之标准，并与原住民订立土地条约。另外司法机构各级法院应设原住民通译员，中央并协助原住民族发展各族群之语言、文字。

　　目前原住民族代表对“临时政府”及“自治议会”的确定名称，将于4月2日成立大会时，召集更多原住民族代表讨论定案，“台湾原住民族自治议会”草案亦一并讨论。

　　对上面这一报导，我全文予以引录，表示愿闻其详。我认为台湾原住民的这一反讽动作，乍看起来，虽然不经；但是仔细一想，却又觉得名正言顺。台湾根本是属于原住民的，并不是属于自称台湾人的，这是历史上与事实上的定说。原住民备受迫害四百年下来，处境凄惨。男无物可盗、女被迫为娼，实在被迫害得不像话了，而台湾人也好、外省人也罢，谁也不肯以“还‘原’”对待他们，他们如今以成立“临时政府”过过独立的瘾，谁曰不宜？

　　原住民搞“独立”，可简称“原独”。1969年4月，我看《花花公子》（PLAYBOY），有一漫画极逗：图中一酒会场面，沙发上女的对男的说：“我信‘原罪’？那看你要原到什么程度！”（Do I believe in Original Sin? It depends - how original do you want to be?）“原罪”教义源于保罗的书信，漫画里女的单刀直入，欲以现原形、归原始以巧证教义，自是婉而谑兮之言。不过看到今天自称台湾人的，俨然以台湾主人自居，真不禁令人有“原到什么程度”之叹！人家原住民四千年还没吭一声是台湾人呢，你们至多四百年就喧宾夺主自称起台湾人来了，脸皮之厚，与“台胞”相去，亦五十步与百步耳！他们之中，不乏正义之士，但正义之士，何不支持“原独”？

　　我这外省人，谨以有“原罪”心理，百分之百支持“原独”。——我向倡议“原独”以为反讽的真正台湾人致敬！

　　199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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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世界中的台湾原住民

　　南美洲七个国家原住民妇女，针对所谓“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大庆”发起抗议，并强调印第安人的权利。

　　南美“印第安妇女”（Indian Women）组织主席安娜劳劳（Ana LLao LLao）在第一次会三天议程结束时说：“发现个屁？对我们而言，那根本不是喜庆；对我们而言，那代表五百年的反抗。”（What discovery? For us it is not a celebration ,for us it represents 500 years of resistance.）

　　属智利马普契族印第安（Mapuche Indians）的劳劳女士说：“所有所谓‘庆祝’活动，我们打算一律参加，以推进我们索还土地、索还资源的运动，而且要在这一运动中，要求为我们的族人列入百分之二十的国家预算。”（We plan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the events of the socalled celebration and push ahead with our movement to recuperate our land, our resources and in this context, demand 20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budget for our peoples.）

　　身穿传统的黑衣和头饰、多条彩带垂腰的劳劳在闭幕会议中说，她们聚首一堂讨论她们的共同问题，“在中、南、北美形成印第安妇女的单一声音。”（Form a single voice of the Indian woman in South，Central and North America.）

　　她说：“对我们而言，根本没有疆界。我们是一体。如果我们有知，则不管秘鲁还是厄瓜多尔印第安人的土地被人夺去，那表示我们都在受苦。”（For us there are no frontiers. We are one. If we learn that land is being taken from Indians in Peru or Ecuador it means suffering for all of us.）

　　代表阿根廷、秘鲁、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和智利的二十五名与会者同意成立一个促进安第斯女权（Andean Women's rights）的永久性组织，并定于1993年在危地马拉城召开下次会议。

　　以上消息，是最近的外电，令我们备感注意与同情。

　　印第安妇女说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年，对印第安人说来，不是好事，正使我们感受到另一面的声音。《伊索寓言》中青蛙向小男孩们抗议，说对你们是运动、对我们是玩命；《聊斋》中蝴蝶向县太爷抗议，说对你是赎罪工具、对我们是虐待死亡。这些对比，都说明了双方立场不同，看法的差距是多么大。我们从书本上、从媒体上、从电视电影上，看多了丑化、小化印第安人的一面之词，对这种南美洲七个国家原住民妇女的呼声，自然要特予关注，以免偏听之害。

　　印第安人本是早期的蒙古利亚种，和我们一样。他们最早可能是从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陆桥”进入美洲。这座“陆桥”约在公元前26000到前8000年间存在，走廊宽约一千英里。印第安人进入美洲后，自北而南，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就南抵麦哲伦海峡，他们在整个的美洲，繁殖起来。但是，自从白种人到美洲后，他们便遭到厄运。以“最文明的”美国地区为例，在美国地区，印第安人原有人口二百五十万，到了1890年，只剩下十分之一——二十五万。目前也不过一百四十万人。自白种人去到美洲大陆五百年间，印第安人被巧取豪夺、被杀被砍，已经完全沦为少数民族，白种人不断的虐待他们。直到1964年，才象征性的“赔偿”了他们两亿零八百万美元，但是，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家园被夺、土地被占、人口锐减、前途茫茫，整个的处遇，已经糟得毫无生气了。

　　整个美洲大陆原住民的处遇，和他们今日的抗议运动，使我们自然联想到台湾的原住民。

　　台湾的原住民就是高山族。高山族在种族上，属于南方蒙古利亚种（Paleo-Mongolian）的原马来人（Proto-Malay），不属汉族；在语系上，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Malayo-Polynesian）的印度尼西亚（Indonesian）语系，不属汉语；在文化上，属于东南亚文化中印度尼西亚文化群，不属中国文化。上面这种说法，是对高山族的通说。不过，有的学者后来研究，发现上面那种通说，也不尽然。民族学者凌纯声，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等的见解，益以己说，发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论文。他的结论是：高山族“在古代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属于同系的越濮（或越獠）民族，今称之印度尼西亚或原马来族。越濮民族在大陆东南沿海者，古称百越；散处西南山地者，则称百濮。台湾土著系属百越，很早即离大陆，迁入台湾孤岛，后来与外隔绝，故能保存其固有的语言文化。”“台湾土著族直到现在，保存较古的印度尼西亚或称原马来的语言文化，所以东西洋学者多数以为台湾土著来自马来群岛。”照这样解释，高山族是我们的苗族祖先。

　　本月2日，包括邵族、邹族、鲁凯族、阿美族、排湾族等十个族的原住民运动者，在长老教会总会，正式宣布成立“台湾原住民族自治区议会”筹备会，并发表台湾原住民族自治议会宣言，宣言中明白要求除国防、外交外，关于原住民之政治、经济、土地、社会、教育、文化习俗、语言等，皆应由原住民族决定。

　　我们当然知道，他们的要求是达不到目的的，但他们谴责性的呼声，却引起我们道德上和道理上的一点觉悟：台湾是高山族的土地，今天自称台湾人的，不论是四百年前来自大陆的，或是四十年前来自大陆的，其实都是假台湾人，在真正台湾人高山族的眼中，都是讲闽南话、客家话或中国大陆南腔北调的强盗。今天发生的省籍之争、党籍之争、权利之争，在高山族眼中，统统是强盗“鬼打架”而已。这个月2日，他们提出的原住民运动，正好是十五天后民进党走上街头的最佳反讽。——人家原住民，都给赶到山上去了，你们这些强盗，竟还冒充台湾人在平地争权夺利，多可耻呀！外省老贼固然可耻，本省小贼又何独不然？强盗在主人家中打成一团，嗓门比主人还大，这是什么世界啊！

　　在打成一团，嗓门比主人还大的局面里，本省外省强盗们，都该听听高山族的呼声，想想自己的卑鄙！

　　199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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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住民的声明

　　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发表声明，这是台湾的重要文献，不可不存而记之：

　　自去年召开“国是会议”至日前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临时会，在朝野双方“修宪”与“制宪”的争议中，台湾原来的主人——原住民，始终处在任人宰割的命运。我们感到非常的痛心。虽然我们台湾原住民族是处在绝对的弱势，无法主导宪政改革的方向，但站在台湾原住民族的立场，我们坚决主张必须制定符合所有台湾人民权益的宪法。目前适逢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临时会期，将订定第二届中央民代之分配，我们对台湾原住民族中央民意代表的产生方式与名额，发表以下声明：

　　一、我们坚决主张以“民族代表”之地位，产生台湾原住民族的中央民代，反对以“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来看待台湾原住民族，中华民国政府及国民党过去四十年来，以“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统治原住民，是一种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

　　二、我们主张以“台湾原住民族”统称台湾原住民各族群，反对国民党以“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称呼原住民。

　　三、对于台湾原住民族中央民代的名额分配，不应该以一般的人口比率分配之，应让每一个民族都有基本的代表席位，如此才是实现保障少数民族的真谛，我们主张：

　　（一）国民大会代表部分：邵族、赛夏族、雅美族、鲁凯族、邹族、布农族、太鲁阁族、泰雅尔族、排湾族、阿美族、卑南族、平埔族，每一族至少分配一个名额。

　　（二）立法院立法委员部分：邵族、赛夏族、雅美族、鲁凯族、邹族、布农族、太鲁阁族、泰雅尔族、排湾族、阿美族、卑南族、平埔族，每一族至少分配一个名额。

　　（三）监察院监察委员部分：台湾原住民族应有二席之分配。

　　（四）我们坚决反对中央民代设置侨选代表。

　　（五）无论是朝野双方，应以赎罪心胸保障原住民族在宪法的地位和权益。

　　（六）对于目前由台湾原住民族选出的二位国大代表杨仁煌、何耀寰，应扮演好自身历史性的角色，勿沦为国民党政权的打手。

　　我的看法是：

　　一、什么叫以“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来“看待”来“统治”原住民，这话费解。事实上，若照一些人的希望，正希望许多原住民保持原样，以为人类学者研究和博物馆展览之资，乃至统治之便。但作为原住民的，这样会永远落后，应该适度进取，不要自外于人。

　　二、称呼是什么，不重要。“高山族”就很好，“登高自卑”，名已先高人一等，又何自卑之有？

　　三、硬性要求多分配民意代表名额，是好的。

　　四、该反对的代表可多着哩，怎么可以只反对侨选的？这种一管之见，是拾民进党牙慧而已。

　　五、“无论是朝野双方，应以赎罪心胸保障原住民族在宪法的地位和权益。”这条最好。

　　六、为防“沦为国民党政权的打手”，原住民应先成立一个“高山党”以自限，“扮演好自身历史性的角色”，从制度上先确定自己绝不受国民党大骗子之骗，也不受民进党小骗子之骗，这样才行。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应该请真正超然于两个骗子党以外的高人来做顾问指点指点，不要自己师心自用，这样才有前途。

　　199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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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布农族抱不平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长叶世文5月2日说，“玉山国家公园”园区内目前是禁猎的，这是为了让野生动物有喘息、传宗接代的机会；等到野生动物族群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将允许布农族山胞，在“玉山国家公园”园区内做游憩性的打猎活动，但这只是一种季节性的打猎活动。届时将核发执照给布农族山胞，只有领有执照的才准予打猎。但在野生动物的生殖季节不得进行。准许期间，不得猎杀雌性、幼小的动物，猎杀的数量也将有限制。他表示，布农族以前使用弓箭打猎，不会影响野生动物的族群成长，但后来改用陷阱后，就不同了。

　　“玉管处”这种理论，令人不平。

　　布农族高山族本是“玉山国家公园”园区内的原住民，打猎本是他们的固有文化之一。如今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竟要别人同意才能“季节性的”来个“打猎活动”，人间主客颠倒之事，又孰妙于此！当然，猎具“以时入山林”，是必要的，但是，被假台湾人硬来设限，总令人有喧宾夺主之感也！

　　1991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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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的“功利”性格

　　我来台湾四十年，结交台湾人无数，有真台湾人（高山族），也有假台湾人。不论真假，有些台湾人是极真诚、极可敬的，其中之一，就是刘峰松。

　　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入狱，关在土城看守所。入狱第二天，就碰到另一个被国民党政治迫害的人犯，在“放风”时候，他叫住我，告诉我他叫“刘峰松”。他说：“运气真好！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李先生，你也到‘动物园’来了！”我说：“你的运气是见到我没有买门票——‘动物园’里动物看动物，不必买门票。”

　　由于峰松住在土城看守所孝一舍第四十六房，我住第三十二房，两人成为近邻，有互通声气的机会，成了好朋友。我鼓励他写作，由我秘密运出，他答应了。从此他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以台湾人立场检讨台湾人性格的，叫做《台湾民性四论》，其中论台湾人的“功利”性格，值得特别介绍。

　　峰松写道：“高修《台湾府志》（以下简称《府志》）提到台湾早期汉人风俗，有段话说：‘凡涉险而来者，倍蓰、什佰、千万之利，在所必争；夫但知争利，又安知礼义哉！’指出荷据时期前后，汉人来台的主要目的在经商，以获得倍蓰、什佰、千万之利，他们只知‘利’，而不知‘礼义’。周修《诸罗县志》（以下简称《县志》）也说得极明白：‘夫逐什一、权子母，中土之入台之所繇也。’争功逐利，可说是汉人初期来台的动机，也可看成台湾民性的一个‘根’或‘源’。强烈的功利心表现在生活方面，指的是奢侈、夸诈、现实、爱体面、欺贫重富等等。《府志》说：‘间或侈靡成风，如居山不以鹿豕为体，居海不以鱼鳖为礼，家无余贮，而衣服丽都，女鲜择婿而婚姻论财，人情之厌常喜新，交谊之有初鲜终。’《县志》说：‘大抵诸罗之俗，其一功利夸诈近于齐（山东），高富下贫……。’对早期台人习性极贴切的描述。”

　　峰松又写道：“二三百年来这种习性，大体上还是沿袭未变。如春节期间见面，必说‘恭喜发财’，喜庆丧吊必力求场面铺张；婚姻论财、论地位、论门阀，还是牢不可破的观念；朋友来往以利为先，即兄弟亦在，如俗语说‘亲兄弟，明算账’是，特别为继承遗产问题，兄弟阋墙，是司空见惯的。在社会生活中，为蝇头小利，争得面红耳赤，头破血流，也是常有的。台人避免合伙做生意，如劝人说：‘共（公）家生意（合伙生意）不通（可）做。’即因合伙做生意’到头来因利益分配不均，必反目成仇而后已。人在得意时，门前车水马龙，稍有葭莩之亲也来依附投靠，而失意时，门可罗雀，亲朋敬而远之，不相往来，所谓‘扶旺无扶衰’‘扶起无扶倒’‘西瓜倚大边’，都可看出台人现实的一面。商人重利是举世一致的，但台湾商人流行这样的俗语：‘砍头的生意有人做，了（亏）钱的生意无人做。’更可以看出大家追逐利润的决心；大部分的商家为了追逐利润，还不断的打扰鬼神，如做‘头牙’做‘尾牙’，上寺庙求神问卜，为的都是‘求财路’，伺个‘利’字。有时利欲熏心，还不惜以身试法，更遑论遵守商业道德或社会规范。”

　　峰松的评论是：“历来的异族统治者，颇能把握台人这种‘追逐功利’的民性，并据以厘订笼络政策，以分化‘反动’势力。如清代有各种褒忠、敬老的制度，特别对台籍考生给予优惠，读书人忙着应考，矻矻于功名利禄的追求，自无暇旁骛了。日据时期订出所谓‘治台三策’，其中二策即针对台人的功利心而订，如开放低职位的街庄长由台人充任，以盐酒专卖权控制及拉拢‘有力人士’，又如颁行勋章条例，举行飨老典，以套牢御用绅士和耆宿；当然，这些政策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峰松并不否认功利思想也有“带动了台湾经济的繁荣，有助于形成一个自由、开放、民主的社会”的“足以欣慰之处”，但是，作为一个极真诚、极可敬的台湾人如刘峰松者，他显然会为这个地区的“功利”性格的“倍蓰”于别的地方，感到忧心与焦虑。我与峰松不见多年，今早由台湾人性格想起这个令人怀念的老朋友，乃笔记台湾人怎么论断台湾人如上，聊志因缘与墨缘。

　　1989年10月2日

　　附录

　　台湾民性四论（刘峰松）

　　民族性的研究，从小处看，可帮助旅人旅游，沟通和增进民族间的感情，从大处看，可作为一国施政的准绳，便利统治，是一门自古以来普遍受到重视的学问。

　　民族性的形成，决定于两项最主要的因素。一是空间的，即地理因素；一是时间的，即历史因素。由于时空因素的不同，各民族均有其独特的民族性；而一民族之民族性，由于本身时空因素的变换，其民族性也有变换或演进的情势。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形成，民族的融和，科技的发展，及国际间交往的频仍，使民族间的差异日趋于混沌，在民族性的研究上似乎造成了困难和疑惑。譬如大家都一旦习于喝牛奶、吃面包、开流线型汽车的生活方式，便很难想象各民族之间还有什么差异之处。

　　纵然如此，现在从未开发地区的原始部落到世界公认的各大民族，其民族性的探讨，还是有趣又有意义的话题。

　　众所周知，台湾居民除原住民族外，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闽、粤两省的漳、泉、潮、汕等地，道地是属于汉民族。欲知台湾岛民的民性，应从汉人民族性的了解入手。然而，彻底理解汉人民族性虽属必要，却未必即确切地把握了台湾民性。何故？其一是，台湾居民在海岛上生活了三百年；其二是，台湾有特异的历史背景。

　　关于这一点，好多人都察觉到，谈论它的人古今不绝。但各人的立场不同，所处的时空位置不同，致所见的，及所下的结论，都未必一致。如台湾在日据时期，有日人写《台湾人的民族性》一书，其讨论台湾人的民族性是绝不和“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混为一谈的。但台湾光复后再谈台湾人的民性，便有人（以名作家应未迟先生最著名）认为台湾民性兼具有中、日两民族的特性，即把日人五十年的统治事实和影响，列入考虑。将来回顾同一问题，恐怕更饶富意趣了，因为几十年当中，全国各省同胞都济济一岛，而且大量通婚、大量繁衍，彼此互相影响之下，一种别具一格的民性，于焉产生。

　　但俗语说得好：“万变不离其宗。”纵使台湾岛的山川人事都在变换，但其民族性的“根”或“源”，却是不变的。正如英、日语的词类都极尽变化之能事，但都有个基本形的“语根”或“语源”。因此，研究台湾民性，须注意其变的部分，也应注意其不变的部分。

　　自然！像谈“某一民族的民性”这样大的题目，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交代清楚的；不过，哪怕只是三言两语，也往往足以把某一民族的民族性一语道破。譬如欲对拉丁民族作一了解，固然可以透过像《论拉丁民族》等等的巨著，深入探讨，但也可经由一次拉丁美洲的旅游，靠个人的接触、交往、观察而有一鳞半爪的收获。谈谈民族性，似乎人人胜任愉快，何必计其工拙详略呢？本乎此，笔者生在台湾，也来把台湾的民性作一勾画。

　　一论“功利”

　　高修《台湾府志》（以下简称《府志》）提到台湾早期汉人风俗，有段话说：“凡涉险而来者，倍蓰、什佰、千万之利，在所必争；夫但知争利，又安知礼义哉！”指出荷据时期前后，汉人来台的主要目的在经商，以获得倍蓰、什佰、千万之利，他们只知“利”，而不知“礼义”。周修《诸罗县志》（以下简称《县志》）也说得极明白：“夫逐什一、权子母，中土之入台之所繇也。”争功逐利，可说是汉人初期来台的动机，也可看成台湾民性的一个“根”或“源”。

　　强烈的功利心表现在生活方面，指的是奢侈、夸诈、现实、爱体面、欺贫重富等等。《府志》说：“间或侈靡成风，如居山不以鹿豕为体，居海不以鱼鳖为礼，家无余贮，而衣服丽都，女鲜择婿而婚姻论财，人情之厌常喜新，交谊之有初鲜终。”《县志》说：“大抵诸罗之俗，其一功利夸诈近于齐（山东），高富下贫……。”对早期台人习性有极贴切的描述。

　　二三百年来这种习性，大体上还是沿袭未变。如春节期间见面，必说“恭喜发财”；喜庆丧吊必力求场面铺张；婚姻论财、论地位、论门阀，还是牢不可破的观念；朋友来往以利为先，即兄弟亦然，如俗语说“亲兄弟，明算账”是，特别为继承遗产问题，兄弟阋墙，是司空见惯的。在社会生活中，为蝇头小利，争得面红耳赤，头破血流，也是常有的。台人避免合伙做生意，如劝人说：“共（公）家生意（合伙生意）不通（可）做。”即因合伙做生意，到头来因利益分配不均，必反目成仇而后已。人在得意时，门前车水马龙，稍有葭莩之亲也来依附投靠，而失意时，门可罗雀，亲朋敬而远之，不相往来，所谓“扶旺无扶衰”“扶起无扶倒”“西瓜倚大边”，都可看出台人现实的一面。商人重利是举世一致的，但台湾商人流行这样的俗语：“砍头的生意有人做，了（亏）钱的生意无人做。”更可以看出大家追逐利润的决心；大部分的商家为了追逐利润，还不断的打扰鬼神，如做“头牙”、做“尾牙”，上寺庙求神问卜，为的都是“求财路”，伺个“利”字。有时利欲熏心，还不惜以身试法，更遑论遵守商业道德或社会规范。

　　历来的异族统治者，颇能把握台人这种“追逐功利”的民性，并据以厘订笼络政策，以分化“反动”势力。如清代有各种褒忠、敬老的制度，特别对台籍考生给予优惠，读书人忙着应考，矻矻于功名利禄的追求，自无暇旁骛了。日据时期订出所谓“治台三策”，其中二策即针对台人的功利心而订，如开放低职位的街庄长由台人充任，以盐酒专卖权控制及拉拢“有力人士”，又如颁行勋章条例，举行飨老典，以套牢御用绅士和耆宿；当然，这些政策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但台人的功利主义思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有足以欣慰之处。功利主义带动了台湾经济的繁荣，有助于形成一个自由、开放、民主的社会。

　　每年大专联考，商科医科都是最热门的科系，新一代的台湾青年承续着祖先们的功利思想，“香车、美人、别墅”，成为梦寐以求的事，也成为人生奋斗的目标。彼此见面，互相关怀，但问的是“事业有成功呒”、“事业做了（得）按怎（如何）”，所谓“事业”也者，实是“赚钱”的代名词。一个人成就的有无，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以财富的多寡为衡量的唯一标准。在这种风气激荡之下，为了追逐利润、为了奔向“成功”，是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因此，台人吃苦、勤快、忍辱、肯学习，愿意把一切时间、精力都花在“成功”上，特别是花在商场上的你争我夺。由于台人头脑灵活，反应快，模仿性强，想象力丰富，求新求变，有创造力，于是，台湾经济起飞了，“台湾商人”在国际商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台湾人追逐利润的天性、野心和能力，创造了80年代台湾经济的奇迹，这可说是因果相当，自然而然，一点不必讶异的事。

　　由于自由经济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上面的，因此，台湾也实施了一部分民主政治的理想，这是不待言的。

　　二论“人情义理”

　　“伊不识人情义理”“咱爱讲人情义理”，这是台胞的口头禅。“人情义理”究竟何指？是耐人寻味的。笔者一再推敲，它应包括两层意义，其一指的是“人情世故”（或人情世事）；其一指的是“社会伦理”（或道德规范），即兼含有人情世故和社会伦理的意思在内。但人情世故和社会伦理不见得一致，有时，两者是歧异的，其异处暂时不表，就其同处，先加说明。

　　台湾人是承认“他我”，甚至“大我”的。凡事不仅见到了自己、顾到了自己，也不得不认定在自己之外，还有别人，也要顾到别人。即不仅求“利己”，也求“共荣”。群己之间是依存的，个人不能离群索居，而在群体生活中，个人也不可能被群体所排斥或鄙视。这种群体的认识，也是社会意识的萌芽。因此，这里说的“人情义理”，不管指的是何种意义，都是承认“社会”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个人对社会不仅不能逃避，同时还要主动的使个人和社会产生密切的结合或调和，说明白些，就是要做到由社会来赞扬、来肯定自己后，才能心安理得。

　　关于台人群体或社会观念的记载，《府志》说：“以故宗族之亲少，洽比之侣多，亦四海兄弟之意。”所谓“宗族之亲少”，是指移民初期，常是个人离乡背井渡海来台，而到台湾后则举目无亲而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流落他乡外里，必有待于友情的滋润和提携，于是“洽比之侣多”，并进而产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那种观念。《府志》又说：“无负载之班白，无久停之亲柩。”《县志》说：“通有无，济缓急，失路之夫，望门投止，鲜闭而不内者。”又说：“失路之夫，不知何许人，才一借宿，同姓则为弟侄，异姓则为中表、为妻族，如至亲者”，“初辟时，风最近古，先至者为主，其本郡后至之人，不必赍粮也。”以上说的都是人己之间相助之义，以当时人口稀少，遍地荒凉，遇有急难，是绝不容许置身事外的。就是人己之间难免发生不愉快，甚至有斗殴的情形，也往往“有一朝之忿，即以槟榔睦之”，由中人调停，用槟榔请客便可达成和解的目的。从而看出台人对“团体”、对“社会”的一种依赖、屈从和敬畏的心理，深怕因失和或不谐，而遭致物议或陷于孤立。由需要群体保护，进而服从群体领导，由享有群体所予之权利，因而对群体负担相对之义务，因此，使初期社会，或一伙人、或一族人、或一姓一地之人，都非常团结。这种团结的情形，尤表现于客庄，也见证于其后经常发生之集体“械斗”。总之，开发早期的特殊背景，其所发生的社会意识，是相当牢固的。

　　由以上的说明，才容易了解本文所说的“人情义理”之基本概念。

　　其次，分别来谈它的两种意义。首先谈它的第一种意义，即“人情世故”。台人对流行于所处社会的一切风气或习俗，往往不论有理无理，不论“是”“非”，都加以承袭，并遵行不废。如所谓“吃人半斤，还人八两”，礼尚往来，施受相等，原是一件公平公道的事，但明知施者的动机不正，但在人情压力下，受者常没有道德勇气加以拒绝；而且在收受不当之礼后，耿耿于怀，必图以回报，以求心安，选择期间之买票卖票贿赂公行，即其一例。设有人严予拒绝，甚而予以举发，则此人必被视为“不懂世故”，不识“人情义理”。又如台俗之大拜拜请客，《县志》说：“一食中人之产，一饭终岁之蓄”，在中下人家根本无法负荷，但仍然“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届时或向亲友告贷，或卖猪标会，还是大事铺张一番，绝无吝色；设有人偏于乡人大拜拜时，独家不请客，此人亦必被讥为不通人情世故、不识人情义理之人，而见弃于乡里。再如与官府打交道，明知送红包违法，但社会上既盛行此道，如不送，又怕被骂不通“人情世故”，因为对方（官员）既然帮了忙，你连“意思意思”都不懂，那这种人懂什么“人情义理”呢？可见，“人情世故”“人情义理”云云，是有乡愿的一面。

　　人情义理的第二种意义，就是“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台人认定个人之外，还有个“社会”在，这个“社会”，应有一种人与人之间须遵循的某种准绳或纲维。社会即靠此种准绳或纲维的维系，才不至于混乱。所说的准绳或纲维，包括尊卑上下，相隶相属的秩序，也包括公正、公平、公道，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互助、互惠等等原则和精神在内。如前面说的“失路之夫，望门投止”，倘加以拒绝，将被视为不义的行为，一定遭来非议；相反的，开门而予以接纳，则翌日必受邻里传诵，而见重于乡邦。因此，古时候协助失路之夫，乃是一种社会正义，亦为一种“人情义理”，是当做而应做的事。近年来报纸经常报导日人来台寻找战时救命恩人的消息，是证明台胞对异邦人也讲“人情义理”的，目前社会常见有“捐米”“捐棺”“捐善款”“捐爱心伞”等等富有人情味、同情心的行为，这都是出于对社会的认同，对“人情义理”观念的实践。值得讨论的是，台人这种淳厚的“人情义理”观念，也是中国人民族性的特点之一；这种社会伦理概念的形成，可说完全得自于中华文化之长期涵濡。进一步说，也应是几百年来台人尊崇孔孟思想的一项伟大收获。另外，台人笃信佛、道，讲求积阴德、种善果，相信有来世及轮回之说，也同样强化了“人情义理” 的理念。

　　三论“强项”

　　“强项”含有“强者”的意味，表现于性格，为爽直、狷介、刚强、英勇、剽悍、不低头、不认输、不怕死等等。中国南北地理环境不同，北方人的性格比较强悍，素有“阳刚”之名；南方人的性格比较温和，则有“阴柔”之誉。照理说，台湾居民源于闽、粤两省，应属于典型的南方人性格，比较阴柔温和才对，但事实又不然。闽、粤两地，山多平地少，地理环境恶劣，生计不易，尤其临海诸郡，居民须向海外发展，既与天争，又与海斗，如缺乏旺盛的生命力，即难以生存，故民性以强悍著称。又有一说，谓中国自五胡乱华后，宗室南迁，中原一带具有民族气节而生命力坚韧的汉人，也随着南移，所以南方人也有刚强的一面。换句话说，台湾居民来自闽粤，而闽粤居民又来自中原，那么台湾人是刚强汉人的后裔；这一点也说得通的。大抵移民的民族，尤其是有渡海能力的民族，其性格都是强项的。

　　《县志》说：“大抵诸罗之俗，其一功利夸诈近于齐（山东）……其一强悍险急近于秦（陕西）遇事蜂起喜斗，轻生图赖，歃血相要约反复，依溪山之险蠢动为他邑剧。”当时诸罗县辖全岛三分之二土地，故所称诸罗之俗，也等于是台湾之俗。所说的喜斗、轻生、蠢动，纵是出于官方的说法，但考诸台湾几百年来的史实，是信而有征的。如在荷据时期，有郭怀一的抗荷事件，汉人被杀者一万，约占当时汉人人口的十分之一；清据时期，大小抗清运动百余次，俗谚称“三年一反，五年一乱”，可说前仆后继，不绝如缕，尤以朱一贵、林爽文之役，声势浩大，全岛震撼，清室为之忧心如焚，难以安枕；再证之日据时期，从义民风起云涌，反对割台的武力抗日血战，到民国四年的西来庵事件（即噍吧年事件），明知寡不敌众、明知飞蛾扑火，仍然视死如归，绝不退却。不管上述历史事件是民族革命事件，还是异族统治者所说的暴乱事件，都足以说明台胞民性强悍的事实。至于台胞本身由于地域观念作祟而发生的闽、粵、漳、泉之间的集体“械斗”，也一样说明台胞此种性格的特点。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不易的自然律，而所说的“适者”，必也是“强者”。强项可说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必要条件。前述台胞在异族统治下所表现的抵抗行动，是强者的姿态，也是一种值得鼓舞振奋的民族精神，是应该加以发扬光大的。但强项如流于蠢动、盲动、冲动，或指的是匹夫之勇、血气之勇、暴虎冯河之勇，或义和团式的愚勇，都不足以取效的。遗憾的是，如果认真探讨异族统治下的武力抗暴事件，绝大部分是属于此类型态的；换句话说，吾人祖先那种无谓的牺牲，是令人惋惜的。当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台人无从选择他种抵抗方式，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包括思想的启蒙、教育的普及、近代文明洗礼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台人这种“强项”的民性已做了重大的调整和修正。但时至今日，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仍然有迹可寻，这种表现于生活中的“强项”性格，以下列的形式出现，即：偏激、固执、短视、躁急、倔强、任性、好讼、喜斗、轻生等等。如女性因细故而离家出走者甚多，投水投环自杀者亦不少，以台北、永和之间的中正桥为例，每月总有一二件跳河事件；又台人做事，有勇无谋，鲁莽轻率，不计后果，往往先做了再说，因此常挂着“存板仔”“存死仔”的口头禅；在下层社会，凶杀斗殴之风不戢，尤能显示台人此种“强项”的性格。至于台人习武风气炽盛，无论在乡村、在城市，到处可见国术馆，各地迎神赛会中，常有各种“阵头”出现，表演十八般武艺，其威武骁勇精神，尤给予人们深刻的印象。

　　四论“压抑”

　　“压抑”是心理学上的名词，在精神医学发达的现代社会，它也是一个常见常用的术语。一个人因长期的挫败，情绪不能做正常的宣泄，于是这种郁郁难伸的心理现象，日久即凝结成压抑的性格。压抑性格表现为：消极、自卑、悲观、忧悒、退缩、收敛、冷漠、妥协、阳奉阴违、缺乏自信等等。

　　常有人说“台湾人奴隶性”“台湾人奴隶性很重”，或说“台湾人媳妇仔（养女）命”“台湾人媳妇仔体”，所谓“奴隶性”“媳妇仔体”，指的即是压抑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少见的。欲了解台人这种病态性格的养成，应从台湾历史的观察入手。台湾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孤岛，虽邻近中国大陆东南海岸，汉人最早，也最具规模来台经商及垦殖，但从16世纪航海发达以后，英、法、日、美、荷、西诸国船队经常出没台湾海峡，对台湾每有领土野心。众所周知，早期西班牙人占领北部，荷兰人占领南部，其后由郑成功收复，但不久又沦于满清之手，到1895年甲午之战，不幸再割让日本，过去三百余年来，除郑氏治台时期，政权为汉人短暂的掌握外，均为异族统治。在异族统治下，台人命运之悲惨固难尽言。台人为挣脱异族统治、为挣脱殖民地统治、为挣脱命运之神的错误安排，于是展开如火如荼的反抗运动，反荷、反清、反日事件，史不绝书，无奈，终归失败，毫无成就。在抗拒过程中，付出痛苦的代价，人命的牺牲尤属可观，即以西来庵事件而论，该事件死亡人数超过三万人，在日本恶毒的报复下，即无辜的老弱妇孺，都难逃一死，故有人说它是世界十大屠杀事件之一。试想：台胞长期遭受压抑、迫害、屠杀，而报仇雪恨无期，岂不要造成一种性格上的缺憾，或心理上的变态吗？尤其在认定绝无法对抗异族统治者的极端悲观情绪下，又须忍辱偷生，仰其鼻息，受其摆布，当然一部分台人只有表现为被动、妥协、柔顺、阳奉阴违，或善于察颜观色、赔笑脸、拍马屁诸途了。

　　对原属于自己的土地，竟从轮不到自己一份，由这个异族统治者交给另一个异族统治者，政权更替无常，台人像被推入火坑的养女、像被贩卖的奴隶、像失根的浮萍，也像无父无母的孤儿（日据时期作家吴浊流喻台人为“亚细亚孤儿”，多数人有同感），这种血泪交织、坎坷不幸的命运，着实塑造了一种灰色阴郁的性格；所幸台湾终于光复，台胞恢复了民族的自信心，正渐渐矫正了这种偏差的性格。

　　压抑性格并非全然是负面的，它也有值得珍视的一面，如表现为节制、收敛、内省、谦和、忍让、息事宁人等等。尤其当发觉螳臂当车，确无济于事之后，便处心积虑以发挥潜在的智能，冀于“四两拨千斤”之方，这种力不能胜、思以智取的态度转向，毋宁使台人在暗不可测的历史洪流中把握了奋斗的方向，获得了生存的契机。这也是穷而后工的道理吧！

　　压抑性格的产生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台湾”台音为“埋冤”，意指“埋冤之地”。早期移民搭乘帆船来台，顺风两日可达，逆风一周始达，遇飓遇台，则葬身汪洋之中，一生一世不可期，幸而登岸者，如遇番害，或罹瘴疠，必客死异乡。在生命毫无保障的情况下，自然产生了宿命论的人生观，从而把生命、财产、幸福皆托诸不可知的鬼神。台湾从海边到深山，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到处立有寺庙，祀拜对象，小至地上的石头（所谓“石头公”“后土”），大至不可揣摩的苍天，都在崇拜祷告之列，其尚鬼神之笃、之虔、之迷、之狂，可说举世民族无出其右。这是讨论台民“压抑”的民性时，所不能不附带一提的。

　　以上所谈的“功利”“人情义理”“强项”“压抑”，都是台湾民性的“根”或“源”，每一项本身各含有正反面的作用，并衍生甚多相近或类似的特性，兹归纳如下：

　　功利：（正）勤奋、进取、开朗、创新……

　　（反）自私、夸诈、现实、浮靡……

　　人情义理：（正）仁爱、信义、团结、互助……

　　（反）愚昧、附合、盲从、乡愿……

　　强项：（正）爽直、刚强、英勇、负责……

　　（反）偏激、固执、躁急、好斗……

　　压抑：（正）节制、忍让、谦和、内省……

　　（反）消极、退缩、冷漠、妥协……

　　很明显的，所谓“正”“反”即含有优缺点的评价。

　　在四者之间，可以配对成组，即“功利”与“人情义理”一组，“强项”与“压抑”一组，各组之间有相生相克，相需相成，彼此调和、制约的功能。如因有“人情义理”观念的节制，台人功利心即稍受约束，不致成为十足的“经济动物”；而有强烈功利心的驱策，“人情义理”的理念，才有践行的能力，亦始不致流于空洞迂腐。至于“强项”与“压抑”，两者不仅互为消长，也同样有调和、制约的作用，使不偏于一端，而致不可救药。

　　上述四种民性的“根”或“源”，及其衍生的形形色色性格特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性，也构成了多彩多姿的台湾社会。政治家如何针对台湾民性的特点，取其长、去其短；或导其利、纠其弊，使台湾社会更和谐、更光明、更进步，应该是一件极为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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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但爱做官”漫谈

　　《王世杰日记》去年出版，其中除了骂李敖的话外，亦颇有可读部分，未可全部以人废言。在第七册1964年2月14日条下，有这样的日记：“蔡培火来谈，谓丘念台近甚消极，吴三连杨肇嘉等不肯入国民党，且谓台湾人对政府税收、警察，以及办理地政人员之愤慨。此人颇敢说话，但爱做官。”

　　老吏王世杰以官看官，这一观察，是正确的。但他不知道“但爱做官”的台湾人中，并不止于蔡培火，而是滔滔者全台湾皆是也！说“爱做官”还是客气了的，其实已经到了“官迷”的程度。

　　官迷的涵义，共有两层：一层是羡慕当官的、谄媚当官的、惧怕当官的；一层是自己千方百计想去当个官，即使这个官职不大，甚至根本不像个官，也没关系，反正有个头衔就好了。每逢选举时大家抢公职人员干，其热衷程度，举世叹为观止，就是这种官迷症候群的发作。——全世界任何地区的选举，上上下下，都没台湾这样小题大做、这样煞有介事、这样热闹，可见台湾人的水平，是什么了。

　　为什么有个头衔就好了呢？因为这个岛上的人，眼界狭小、不识货，根本分不清官有多大。《西游记》记孙悟空被封了“弼马温”的官，猴王欢喜到任，半个月后，在酒席上他问大众：“我这‘弼马温’是个什么官衔？”众曰：“官名就是此了。”又问：“此官是个几品？”众道：“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猴王听了，一怒而归。回到花果山后，小的们也以官位相问，猴王摇手道：“不好说！不好说！活活的羞煞人！那玉帝不会用人，他见老孙这般模样，封我做个什么‘弼马温’，原来是与他养马，未入流品之类。我初到时不知，只在御马监中顽耍，及今日问我同僚，始知是这等卑贱。老孙心中大恼，推倒席面，不受官衔，因此走下来了。”孙悟空是有志气的，当他一发觉原来官是“未入流品之类”，他立刻“推倒席面，不受官衔”而去，比起这个岛上的官迷们，孙悟空可高得太多了！

　　这个岛上的人，所以眼界狭小、不识货、根本分不清官有多大，基本原因，来自历史。早在三百年前，清朝政府中人，就曾认为台湾是“一块荒壤，无用之地”、是“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因为台湾只占中国三百一十分之一，又地处边陲，实在不算什么，因此在施琅呈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后，清朝政府决定纳台湾入中国版图时，台湾的建置，也不过一府三县耳！一府三县，还是小焉者也，因为中国本土上，大于台湾整个面积的县，比比皆是，换句话说，在台湾主政称王者，其权势再显赫、其官衔再动听、其作风再称孤道寡，究其实际，也不过一县太爷耳！连头头都不过如此，等而下之的什么“院长”“部长”“立委”“国代”，又算老几哉？

　　在清朝以后，日本人的统治下，眼界狭小、不识货、根本分不清官有多大的现象，更严重了。日本人统治台湾半个世纪，所有当官的，都以日本人为主。荐任以上，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委任以下，才分出一些给台湾人。在五十年间，台湾只有一名简任官，台湾人对大官的渴想，尚有奚疑哉？根据昭和十九年台湾总督府的调查资料，当官的，简任二十一人，台湾人只分到一名；荐任两千一百七十四人，台湾人仅占百分之一；委任两万九千九百零五人，台湾人仅占百分之二十。这些数字就人口比例来看，台湾人任荐任官者，每二十五万六千五百三十九人中才有一人，占一百万分之一；任委任官者，每九百三十七人中才有一人，占千分之十。由此可见，日本人在官位上至为吝啬，纵大汉奸辜显荣，日本人对他礼遇有加，亦未获大官可做。由于“做官能源”不得释出，更使台湾人积累出“不辞小官”的洋相。一旦国民党来，携大量泥沙官位俱下时，台湾人自然就抢破头了。头破之时，尚得意洋洋做官态，其可笑也，自不消说。国民党大官小官那副德性，我们所见已多矣；民进党新贵的跟进，可笑更在国民党之上。康宁祥为人题匾，落款竟是“立法委员康宁祥”；张俊雄父死登报，标题竟是“立法委员张俊雄”，种种失态，唯恐天下不知其为大员也，哀哉！

　　中国历代官迷多有，但迷得如今天“满朝朱紫贵”者，却青史所无。新版《官场现形记》，吾在台湾见之。

　　1986年，我曾写给好友罗小如一个有关“政治与生殖器”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兄弟二人，入京赶考，兄中状元，弟弟落第。弟弟先返乡，弟媳不乐。入夜，弟弟语其妻曰：“别以为考上状元有什么好吧！考上后，那话儿就没有了！”弟媳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反倒庆幸自己丈夫落第。第二天，偷偷告诉嫂嫂，说哥哥中了状元，可是那话儿却没了，嫂嫂闻讯大惊，惨然不乐。过几天哥哥衣锦荣归，人人笑脸相迎，唯独嫂嫂愁容满面。入夜，哥哥怪而问之，嫂嫂具实以告，哥哥听了，说：“胡说八道！那话儿好好的在此，谁说没了！”于是解开裤子，大势所趋一番，嫂嫂消受之下，破涕为笑。哥哥乃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大的官，竟赶不上一根鸡巴！”

　　上面所说的结论是：什么时候台湾人觉悟到鸡巴比官大，什么时候台湾人才会得救。否则的话，整天为官所迷，为政治中风狂走，就太没出息啦！

　　1991年3月20日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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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客小气八拉的活证

　　国民党台北市长黄大洲和民进党台北县长尤清4月29日在台北市县共同问题研讨会中首度公开会面，但对于市县共同问题，由于双方各说各话，并未谈出具体结果。

　　黄大洲指出，台北市的教育、医疗等多项资源，都已经与台北县共享，例如台北市的高中学生有很多是来自台北县。

　　尤清指出，台北市在住宅、水源方面都依赖台北县，例如台北县的墓地，就有百分之六十八是由台北市民使用。

　　研讨会最后在双方未达具体结论的情况下结束。

　　在台湾这个小地方，地方首长竟目光如豆如此，争执起来，一如眷村婆娘你家我家式的吵架，同为比邻，却生怕吃了一点点的亏，真是成何体统啊！

　　199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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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与“谁懦种”

　　现代史有所谓《何梅协定》，是蒋介石爪牙何应钦将军与日本军头梅津美治郎的秘密协定，何应钦直到临死前还喊冤枉说从来没有这一文件，但日本人却说你何应钦明明签了“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种事项、期望均承诺之，且自动实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的文件，不是《何梅协定》又是什么？一笔糊涂账，一直扯不清。不过史家结论是：纵无此文件，也有此无异协定的事实，何应钦实在没什么好赖的。但是何老将不管，直到临死，还一直赖。

　　《何梅协定》之外，现代史又有所谓“黑名单”者。民进党说国民党有“黑名单”，国民党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民进党不信，从1988年起，开始闹国民党。这年8月21日下午2时，民进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声援海外台湾人自由返乡大游行，共动员两千多党员，兵分三路，同时出发，下午4时左右，顺利在中正纪念堂会师，没有冲突场面出现，民进党主席姚嘉文、世台会长李宪荣太太叶琼姿及代理人罗益世，共同举起由龙山寺引来的“民主圣火”火种，将民进党党中央事先制作的“黑名单”当场烧毁，以掀起政治诉求的高潮，群众情绪激昂，鼓掌叫好，最后大喊“台湾要独立”散会。

　　不过，民进党说有“黑名单”，也是想当然耳，也掏不出来，于是他们便等而下之，自行捏造一份。这回当场烧毁的“黑名单”，就是如此这般来的，想来未免下作而滑稽。更下作而滑稽的是，他们由龙山寺引来火种，美之曰“民主圣火”，其实这两百五十年的老庙，供的是观音、妈祖、四海龙王、十八罗汉、城隍爷、注生娘娘、山神等等，牛鬼蛇神一大堆，讲迷信，画栋多有；讲民主，片瓦皆无。这个庙和民主一点也沾不上边，又何来“民主圣火”？民进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种“以神道设教”的把戏，其实是很封建的，这种封建，与他们攻击的国民党别无二致。

　　对民进党自行捏造“黑名单”的行为，和它托言圣火很封建的行为，无足深论，我们这里要写的，是他们烧毁“黑名单”的奇怪心态。

　　《阿Q正传》中阿Q被赵太爷打了，他躺在地上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随即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他又被未庄的闲人们打了，他站了一刻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走了。阿Q这种心态，显然使自己得到一种舒泄，他精神胜利了。

　　到民进党的烧毁“黑名单”，我们觉得：这些人，跟可怜的阿Q究竟有何不同？阿Q虽然精神胜利，但赵太爷和未庄的闲人们毕竟还是欺负他的人，毕竟不是他的儿子；民进党虽然精神胜利，但国民党毕竟还是作弄它的政党，毕竟真的“黑名单”依旧似有若无。你民进党的一厢情愿，毕竟不是事实。

　　在儿童行为中，有一种“扮演或假装活动”（make-believe activity），所谓“家家酒”之类是也。在这种活动中，儿童可以不受现实的限制而自由想象，可以任意改变环境的条件而符合个人愿望。这种扮演或假装活动，是儿童心理成长的重要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活动就递减了，原因一来是自己能力增加了，无须以扮演或假装满足了；二来是自己白日梦增加了，白日梦比这种活动精彩多了。不过，这种儿童行为，如果人到成年还止不住，就会转成“我向思想”（autistic thinking），以歪曲现实来使自己过瘾，形成“自闭”（autism）。

　　民进党豪杰们的精神状态，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带领党员，集体从事烧毁“黑名单”的举动，却无异开着大门在表演自闭。这种心态，既幼稚、又落伍、又不健康，民进党如想发展成一个现代化政党，这一套还是少来为好。

　　1988年以后三年来，民进党在“黑名单”上有进步，虽然还不断自行捏造一份，但是止于公布而已、亮相而已，不再劳动观音、妈祖、四海龙王、十八罗汉、城隍爷、注生娘娘、山神等牛鬼蛇神黑来黑去了，他们把来自龙山寺以外的名单拿出来，逼问国民党，国民党只有招架之力，反复只是说，没有什么“黑名单”。这种说法，一如说台湾没有“政治犯”一样，是连自己都越说越心虚的，同样的老调说得太久了。在本月1日，国民党外交部长小官僚钱复，终于有了一点松口了。

　　4月1日立法院开外交委员会，钱复在答复质询时指出，根据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提供的“列注人员名单”，分甲资、乙资，其下各分注一、注二、注三。甲资为持本国护照者，乙资是持外国护照者，如日本赤军连、中东的恐怖分子。不过，由于这份名单是境管局所提供，由外交部将其送至派驻国外各机构，所以关于列注人员问题，并不是外交部职责。

　　钱复虽然喊了半天冤，但是他既说出有禁止入境的“列注人员名单”，则此名单距“黑名单”也，已经虽不黑、亦不远矣，它的实际性质，也就非常《何梅协定》了。

　　上面的史事显示给我们：关于“黑名单”问题，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处理上，都是蠢态毕露。

　　在钱复松口有所谓“列注人员名单”后，内政部境管局副局长刘蓬春指出，站在境管局立场，不公开“列注人员名单”的原因，是为顾及名单当事人的“隐私”。将来是否考虑完全对外开放，内政部须再与外交部进行磋商。目前境管局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均以“秘密审查”方式，不公布相关当事人的资料，但对个别当事人，则会以书面方式通知他被拒绝入、出境之理由，不会完全不加以说明的。

　　刘蓬春这一“狗尾续貂”的说明，更使我们讶异国民党的奇蠢。我们认为，既然民进党口口声声要名单，国民党又何吝于把牛鬼蛇神的理由公布，又有何“私”可“隐”？又有何必要需“隐”？一个堂堂的政府，办事何必如此鬼鬼祟祟？

　　按照国民党政府签订过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二项明定：“人人有权离去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利归返其本国。”《公民暨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二条第四项也明定：“人人进入其本国之权利不得任意褫夺。”这些规定，乃是最起码的国际人权标准。国民党自己的“宪法”第十条也明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国民党又何必不爽爽快快“开门揖‘盗’”？

　　说破了，其实这是一个“谁懦种”的挑战。国民党若说某某在外不轨，大可放他进来，依法关他。但国民党怕麻烦，结果只好“谁来也不开”。殊不知一旦国民党依法有据，硬得起来，你敢回来我就敢关你，大门敞开，其实“盗”未必敢来。直到今天为止，海外“台独英雄们”偷渡回来作秀、做“躲躲猫”者有之，公开回来坐牢者，未之有也！别以为他们能打拼、敢牺牲，他们才不是那种人呢！

　　正因为国民党真懦种，所以换来许多假好汉在门外叫骂。冷眼看双方，都是不成材的政治怪物。——“黑名单”有无之间，非关紧要，紧要乃是别的，明眼人休给玩政治的懦种骗了也！

　　199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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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外省人戴帽子

　　台湾人法务部长萧天赞的关说案，内幕备出，阴谋论也、两李斗争论也、媒体压力论也、政治交易论也……不一而足。不过，最令我难以置信也意不能平的，是所谓外省人打击台湾人论。

　　《时代》系列总号第二九六期中，有一篇《外省报阀气焰高张，李登辉邀宴王惕吾示好》的文章，其中说：“9月20日李焕试图劝服李登辉主动罢黜萧天赞不成，21日再度赴总统府谈判。行前李焕即与王惕吾联络，希望《联合报》呼应要求萧天赞再度请假；当天《联合报》社会组组长高源流即撰稿表示‘萧天赞若不去职，至少似应再度请假静候调查’，21日深夜李焕果然劝萧三度请假成功。可见‘劝说请假’是外省集团退而求次的一项策略，目的在阻止萧上班。同时也可见李焕除挂勾余纪忠之外，也挂勾王惕吾。”姑不论此中内幕是否可信，文中提到“外省集团”要倒萧云云，我却认为帽子不能这么戴。

　　把倒萧说成外省人打击台湾人，是“本省报阀”的神来之笔。《自由时报》的老板是拥萧的，所以萧天赞案发生，该报的伙计不敢说真话、说持平的话，从正刊到副刊，其意都是项庄舞剑式的，表面上是公平竞争，骨子里却意在外省人如何如何。试以9月25日一则报导为例：“曾因举发张至满论文抄袭案，导致引发法务部长萧天赞关说疑案的民进党籍政治学博士郭展义，昨天就关说疑案指出，这是国民党高阶层的权利斗争，明显是外省人打击本省人，他已握有两件充分证据可证明萧部长是政治的牺牲品。……他预测，如萧部长被迫下台，未来接任人选一定是外省人。……”

　　我看了这种高论，真为这种民进党员的不顾事实感到好笑。事实上，萧案发生后，真正为他护航的，是由外省人监委开始，而真正打击他的，却是民进党清一色的台湾人立委肇其端。试看台湾人立委的激烈“临时提案”，便见端详。“临时提案”说：“兹因法务部萧天赞部长涉及第一高尔夫球场关说案，初说谎不认识何敏何来关说，尔后借请假，放出所谓‘阴谋论’，有人欲将其白布染黑，把他拉下，进而在嘉义家乡发动未经申请违法的群众大会，其清白与否直接诉诸群众，身为最高司法首长，不信司法的公平正义性，将司法政治化，又经由其属下高检处检察官撰述漏洞百出的调查报告，证明其清白；且监察院林孟贵委员欲对萧案调查时，放黑函指林委员关说不成，公报私仇，图阻止监委的调查。萧部长玩弄权势，上下其手，践踏司法，显已不适合担当法务部长职位，为此提请院会决议：‘法务部萧天赞部长为立法院不欢迎人物’，以立司法威信，国家社会之庆幸也！”

　　提出这种“临时提案”的，是王义雄、邱连辉、余政宪、许国泰、尤清、吴勇雄、王聪松、许荣淑、吴淑珍、朱高正和康宁祥，无一不是台湾人，无一而非民进党，试问这种事实，是外省人打击台湾人呢？还是台湾人打击台湾人呢？

　　外省人固然不是没有打击台湾人的事，但是在萧案上，我们却看不出来，一如蒋经国死后，拥护台湾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的，是“外省集团”，看到的，只是拥护台湾人而已。当然，拥护的原因，是“外省集团”的一己之私。萧案本身，事关萧天赞个人的人品，关键不在什么省籍，难道“台湾人”三个字，就可成为作奸犯科的护符？把这种问题扯上省籍问题，是不公道的、是小家子气的、也是要不得的。

　　1989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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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司法倒车

　　今天《自立早报》报导：“高雄市地院推事张盛喜加入民进党，业经屏东县党部审核通过，并派专人呈送中央党部，原定在近日内该党部新厦落成时再公布此讯息，据该党部主委苏嘉全表示，他真没想到这件事提早曝光。”“苏嘉全说：张盛喜是位踏实的司法人员，早在半年以前就表示要加入民进党，并经过三次的深入接触。原定去年11月12日国父诞辰时就加入民进党，主要是他进入司法界后感觉到竟然执政党的知识分子率先违背了国父遗教，所以他选在国父诞辰是给执政党一点小警告。”“苏嘉全并指：张盛喜认为目前执政党改革的步调过慢且不够诚意，而民进党是个新生婴儿，在精神上有些小瑕疵，但可以依照‘理想’来塑造，因此他选择了民进党加入。”“张盛喜入党的介绍人是邱连辉与苏贞昌，其入党之手续均完备，于日前业经该县党部审核通过，本月25日已派专人专案呈中央党部。”

　　《自立早报》又报导说：“继新竹多位推检人员声言辞职之后，又一位素称优秀的高雄地院刑庭推事张盛喜完成加入民进党手续，预料此举将再一次震撼沉疴已久的司法现状。”“张盛喜，三十七岁，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司法官第十七期结业，七十一年调高雄地检处前服务于台中、嘉义，七十五年底请调院方，目前是地院刑三庭推事。”

　　看了这些报导，我跟我自己说：“他妈的又来了！民进党为了现实利益，把它多年号召的理想，又推翻啦，又说了不算啦！又开起司法倒车来啦！”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80条，明定“法官须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对这一条文，历来国民党的官方解释都是说法官仍可依其政见，具有政党党籍，只是不参加党团活动而已。可是历来党外人士以至今天的民进党诸公，却坚持应做法官不得加入政党解释，已加入者，做了法官也应脱党明志。这种解释，即使国民党中的宪法学者如林纪东等，也有此倾向。林纪东《中华民国宪法释论》中说：“吾人以为：法官为天下之平，宜具有政治之中立性，加入政党之后，自应忠于其党义党纲，努力以赴，而后始为忠实之党员；而为忠实党员之结果，又未必无害其为执正不阿之法官，法官之地位与党员之地位，可能发生冲突，由此一面言之，法官似以不具党籍为宜。”可见法官不得加入政党，实在是一种必要的形式要件，因为忠实的党员和公正的法官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冲突一来，必毁其一，但司法岂可毁乎？

　　如今张盛喜在误以为民进党“可以依照‘理想’来塑造”的认识下，以法官的身份加入民进党，是完全天真的一种行径，从民进党历来信誓旦旦法官不得加入政党，到今天自己也干上一票看，足见什么“理想”，其实都是谎言；另一方面，张盛喜说“进入司法界后感觉到竟然执政党的知识分子率先违背了国父遗教”，其实他张盛喜自己，岂不也是共犯？按照“国父遗教”，法院该行陪审制，可是陪审制呢？足见张盛喜不止天真，还糊涂得很呢！

　　198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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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劣币战

　　经济学中有所谓“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意思是说：如两种铸币，由面值相同但价值不同的金属铸成，则价值低的货币，会使价值高的货币在市面上出局。（If two coins have the same nominal value but are made from metals of unequal value，the cheaper will tend to drive the other out of circulation.）这一法则，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是16世纪发现出来的。19世纪的人，误将它归功于16世纪伦敦皇家交易所（London Royal Exchange）的创始人格雷欣（Sir Thomas Gresham），因此形成“格雷欣法则”，使老格暴得大名至今。

　　6月14日，暴得大名的民进党政客朱高正，为了与另一同党政客黄尔璇抢云林县立委提名的鸡骨头，招待记者，党同伐同，丑态毕露。朱高正大骂说，黄尔璇他们的新潮流系是民进党的“败类”“恶性肿瘤”“历史的残留物”“AIDS”，这个派系在搞“列宁式的党内斗争”，“从内部刨你的根，接收你的战果”。黄尔璇出来竞选云林地区立委，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朱高正又指出，云林县那些连线要拉下他的人，像苏洪月娇等人，都有违纪参选的记录，如果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他也无所谓，可是黄尔璇要他“让贤”，他却感到“啼笑皆非”。因为，“讲句不客气的话，你黄尔璇何德何能，我朱高正再差，也不至于输给你吧？”

　　在另一方面，新潮流系的答复却是，朱高正长期以来说话不算话，例如这几天，朱高正关于是否参选一事，就先后有“尊重初选结果决不违纪参选”“初选不过则脱党选举”“退出民进党”等数种说法，而以前三二九案是否出庭一事，朱高正因时间不同，亦有“绝对不出庭”“必须要出庭以维护司法尊严”“司法无效”“拒绝上诉”等不同说法。并指摘他“霸道”“窘态毕露”“谬论连连，实有失民主风度”“请他检讨自己，不要输不起”。

　　引起朱高正发作的近因是党员灌水事件。民进党为了民主假象，主张党内初选。朱高正系以为云林地区非他莫属也非他莫得，乃坚持初选只选一名。不料5月15日云林县党部审查一批入党党员时，共四百余人，可是到了下午5点审查即将结束时，突然冒进一批三百五十多人的申请者，这种“倒人头”“放人头”的行为，朱高正认为是新潮流系的杰作，并且大骂苏洪月娇。

　　事实上，朱高正怎可以骂苏洪月娇？三十多年前，苏洪月娇和她丈夫苏东启在云林从事反对运动时，朱高正还在吃奶——吃警察之妻的老母之奶。朱高正投身党外，不过三年，就平步青云、登峰造极起来。他所以有今日，何德何能？岂不全凭云林父老对他的支持？上月23日苏洪月娇到我家来，含泪细述他们如何提拔朱高正，使他当选立委，三年来看了他的表现，却人人悔不当初。如今朱高正忘恩负义，以三年坐享其成，接受别人三十多年的战果，这种“劣币”，岂非劣之尤者？

　　另一方面，新潮流系也同样是“劣币”。朱高正之劣，在格调不高、心术不正、忘恩负义；新潮流系的人马，人品在朱高正之上，但政治常识在朱高正之下；外场无一赶得上朱高正，内斗却是阴谋好手、党棍云集，他们对前辈政治犯也忘恩负义。他们和朱高正一样，都是前辈政治犯的受益人，“劣币驱逐良币”，以“接收你的战果”为专业。这从他们和朱高正没坐过一天牢，却一一暴得大名、并在民进党中雄踞高位可知。如今两种“劣币”，翻脸丑诋，我们旁观起来，非常好笑，恍如婊子吵架，互责对方不守贞节。但不如婊子的是，婊子至少还志在从“良”、去做“良币”，同时也尊重“良币”；但朱高正和新潮流系却劣性难改，连“良”都不会从，真是一群臭政客啊！

　　198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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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制度战

　　三个星期前，5月25日，张俊宏和包奕洪夜访我家。他们两位的哥哥都是我的老同学，所以他们在我眼中，全是小老弟耳，我固目无什么民进党秘书长等大员也。

　　聊天时俊宏谈到在郑南榕丧礼上，他和黄信介被新潮流人马嘘的事。我说，我真奇怪我的老朋友黄信介搞政治，竟搞成这副样子、这步田地！你们美丽岛系的政治犯坐牢，其艰苦惨烈，虽然不能跟我们这些老政治犯比，但比起一天牢都没坐过、整天只会捡前辈战果的新潮流系来，却“牢”苦功高得多。你们有这么好的本钱，为什么却罩不住这些速食面式的小政客，我看黄老大的政治智慧可能有问题！黄老大重用林正杰、蔡式渊这些货色，就证明他太糊涂。黄老大宣称民进党不应有派系、并点名批判众派系，却不提前进系，以为前进系已由林正杰宣布“解散”了，好像一宣布“解散”，一个派系就顿时烟消云散了似的，这种自说自话，全天下大概只有林正杰和他的黄信介才会以为人们会相信。黄老大在新定重要党工名单时，前进系的大量占取高位，从面目可憎、能力有限、在编联会上诬指郑南榕为国民党特务的蔡式渊以下，一一上榜，引得陈水扁提出指责，陈水扁“坚认前进系色彩的实质仍在”，这是很正确的判断。试看前进系宣布“解散”之日，《前进》周刊第二十二期就公然表示他们要读者“别忘了开信箱”，他们要“邮寄通讯”、要“设立一个服务处”，试问若前进系“解散”了，为什么还留下这些尾巴？为何这些好事，不以党的名义做而以派系的名义做？由此可见，所谓“解散”，全是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式的解散，只有傻瓜才相信它！黄老大如此知人不明，被林正杰、蔡式渊这种货色耍，怎么能搞政治？他做党主席，一开始就引入林正杰、蔡式渊这种派系中人，再说大家不搞派系，又如何能服人？

　　我又说，另一方面，黄老大要抢民进党，应该一出狱，趁声势之威，就先加入。怎可以在外面打转因循、以致让姚嘉文被新潮流利用？姚嘉文是你们难友，此人糊涂而不识大体，同案难友争主席，真丢死人。姚嘉文如此不堪，你们该就他坐牢时与国民党暗通款曲揭其罪状，周清玉一心以把丈夫弄出牢来为职志，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国民党看到了这一弱点，就跟她幕后协商，而姚嘉文在狱中的处遇，就比你和黄信介好得多。这对政治犯而言，是耻辱的。周清玉这种不识大体，在她以国大代表身份，把票投给蒋经国一事上，显得更为惊人。她不但在总统选举上投了票，并且当众违法亮票，以为取信。这太可耻了！因为自己丈夫还被对方关在牢里，自己以反对党大员的身份，居然投票给关她丈夫的人，全世界古往今来都无此荒唐鲜事也！更荒唐的是，姚嘉文先你们出狱后，郑南榕去访问他，问他对周清玉投票给蒋经国，有何感想？他居然还老下脸皮，说周清玉做得对，周清玉是遵照他的意思做的，气得郑南榕回来跟我大骂他。像姚嘉文这种大弱点，你们不针对去追究，把他打倒，却放出林正杰这种货色出来，写公开信，透过国民党的宣传媒体来跟他节外生枝，林正杰这种馊主意，无异是联合国民党来斗自己人，这样子把姚嘉文斗得党主席落败，也不是真败，林正杰这种手段，是令民进党人寒心的。黄老大党主席得来不易、坐得不稳，这不是自食其果吗？如今在郑南榕丧礼上被嘘，其实是你们有资格嘘他们、嘘姚嘉文的，结果却太阿倒持，可见黄老大的政治智慧，实在大有问题。

　　今早见报，说黄信介昨晚召集民进党除新潮流系以外的各路人马，紧急会商如何声援朱高正参选问题。最后与尤清、康宁祥、林正杰、傅正等四十人，联名声明，支援朱高正。我看了报纸，一直摇头。查党内初选，最后把云林县立委名额核定一名，以利朱高正，本是党中央干出来的杰作。如今为了怕朱高正被挤掉，又想变更名额，以利一人，这叫什么制度？新潮流系以“倒人头”方式，混进党员，固然卑鄙，但却是按制度来的、是按制度打倒政敌的；反观黄信介的搞法，却是毛泽东式的自己不守制度，反而在制度以外，透过国民党的宣传媒体，来毁制度以殉一人。比较之下，新潮流系还比他们漂亮得多呢！

　　1989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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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权术水平

　　昨天午前，小老弟包奕洪和张俊宏再来看我，俊宏送我一本这个月出版的《到执政之路——“地方包围中央”的理论与实际》，这本书的摘要，我已在报上先看过了，俊宏心思细密，是我早就知道的。他写这本书，这么认真的驳斥民进党中新潮流系的错误，很令人佩服。不过，在举岛滔滔的心浮气粗中，究竟有多少人肯坐下来读点书，倒不无疑问。午饭时候，我向俊宏半开玩笑的说：“你说‘地方包围中央’吗？我看地方还没包围到国民党中央，你们民进党中央，就先被地方包围了。——新潮流系在搞‘群众包围精英’‘暴民包围精英’呢，你们党中央到地方讲话，都要被嘘啊！中国政治不是读书人搞的，是流氓搞的，我看你这位小老弟还是别搞政治了吧？”

　　我又告诉俊宏，说：“你跟黄信介都坐过多年大牢，比起一天牢都没坐过的新潮流系人马，本该是你们嘘他们的，怎么会轮到他们这些专捡便宜的市井之徒来嘘你们？可是，为什么形势反转，反倒给这些人占了上风？你们一定在权术上出了差错。”

　　俊宏问我差错在哪里，我说：“不搞政治便罢，要搞政治，适度的权术就在所难免、适度的权术就不能不用。我认为主要差错之一是，你们在对‘台独’上面说了真话、过早说了真话。当年雷震办《自由中国》，提到反攻无望，明明说得对、说了真话，可是八面玲珑的胡适就劝雷震说，‘反攻大陆’是多少人的共同希望、共同的梦，你们这样做，是摧毁了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希望，打破了千千万万人的共同的梦。事关千千万万人共同希望和梦的事，说起真话的时候，时机和技巧就不能不考究了。胡适对雷震这番话，就求真观点上看，是很滑头的；但从政治技巧观点上看，倒是很聪明的。”

　　俊宏问我那么应该怎么做，我说：“你注意到周恩来了吗？在举国滔滔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下，他臂挂‘红卫兵’布条、手执《毛语录》小红书，表面看来，谁也不能把他见外，但他暗中‘下毒手’，自己也搞写作班子，与江青他们的写作班子搅在一起。多少江青他们的‘敌我矛盾’，都被周恩来暗中降低为‘人民内部矛盾’，从潜移默化之中，把错误的方向予以导航。今天的‘台独’问题，也是如此。当‘台独’已变成一似‘反攻大陆’式的千千万万人共同的希望、共同的梦的时候，如果你们要做先知、做独来独往的英雄好汉，那么大可像我李敖一样，一切畅所欲言，毫无顾忌；但是你们若搞政治，那么就不得不讲究一点技巧，‘打着红旗反红旗’，先抓到群众，使他们感到人我一体，再周恩来式的设法化‘台独’于无形。这样才是上策。如今情况却是：这种共同的希望、共同的梦被抓在新潮流系手里，你们却唯恐中产阶级因恐惧‘台独’而排斥民进党，因而与新潮流系划清界限。殊不知投起票来，中产阶级是少数，而嚼槟榔的大金牙愚夫愚妇却是多数，你们对后者说了真话、过早说了真话，以致‘武器’被新潮流系抢在手里，从政治权术而言，显然犯了错误。”

　　我告诉俊宏：“基本毛病出在我的老朋友黄信介的政治技巧不足，当然这并不怪黄信介一个人，乃是台湾地区搞政治的人普遍水平不足的缘故。例如这次由民进党主席召集除新潮流系以外的各路人马，四十多人联名支援朱高正对抗新潮流系的举动，就显然又犯了权术水平不足的错误。朱高正此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岂可在他威胁退党下，由党主席联名支援他？黄信介前一阵子民进党无派系之言，言犹在耳；如今亲自带队，破坏制度，私下集会，发表声明，这成何体统？并且也得不偿失。因为早晚朱高正仍会背离民进党，投降国民党以去。真正会玩政治的人，处在朱高正与新潮流系之争的局面下，应该‘隔山观虎斗’，才是权术高杆；朱高正斗输了，可以彰显新潮流系的卑鄙；新潮流系斗输了，可以有助美丽岛系的坐大。正反之间，从大方向上看，都是划得来的。真正的关键不在云林县一席立委之争，真正的关键是在夺势与造势。可惜黄信介计不及此，不知将军而徒知保卒，这样子下棋，技之下者也！”

　　总之，民进党的权术水平，实在太低；以这样的低水平，居然想玩政治，真有趣哉！

　　198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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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又何来“人格者”？

　　8月9日，民进党施明德发表了竞选民进党主席声明全文，开宗明义就说：

　　选择做个有人格的人，是所有影响我一生做决定的因素当中，最高优先的考虑。

　　过去三十年参与政治反对运动如此决志，未来更长的日子，也不会改变。

　　民进党的主席选举引起社会普遍的关切，媒体做文章分析主席的条件：谈判能力、权谋运用、募款、战斗……都被津津乐道，只有“人格”这个条件被社会忽略了。在我看来其他条件固然言之成理，却都不如“人格” 这因素优先。

　　接着是记者会上的肯定场面。

　　8月10日《自立早报》报导说：

　　施明德昨（9）日下午宣布角逐民进党主席的记者会中场面相当盛大，请到具各方代表的人士出席。他们分以北京话、闽南、客家语期许这次选举对党内及台湾民主都能建立良性竞争的典范，林山田表示绝不可使这场选举只成为内斗内行的路线斗争。他们也都对施明德的人格者形象表示肯定。

　　接着是对手许信良的谈话。

　　8月10日《台湾时报》报导许信良说：

　　施明德毫无疑问是一个人格者。过去人家常用此来怀疑我，我在海外从不为此辩护，但“我用一生来证明我自己，不在乎一时毁誉”。人格不用自己标榜，历史会证明一切；我对历史负责，不屑于为人格毁誉辩驳。如果那么在乎就很难从事政治了，我重视历史的地位远超过今天的功名地位。

　　看了这些话，我感想如下：

　　首先先正一下名。用“人格者”三个字，根本是不通的中文。这种不通，来自台湾人向日文的生吞活剥，是很可笑的用法。当然，这样用了，我们懂他们含义所在，他们意思是说，“人格者”是有人格的人、是人格值得尊敬的人、是人格没有缺点的人。

　　关于人格问题，作为思想家的我，早在十年前就对群众有了指示。我在一些文章里，指出中国思想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思路。我说：

　　一个人，他在军国主义下不阿附军阀，在法西斯主义下不苟同纳粹，在一党独大下不加入这个党，他在“先天”上，人格就高于阿附的、苟同的、入党的。这种人，即使沦落到去做下里巴人、去做下三滥、去做下水道的党外人士，他们的人格，都是高的。因为他们在“大德”上、大的行为上、大的规迹上，是正确的、伟大的、令人佩服的。他们都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大人物。

　　我又说：

　　在一党独大的不均等不公平竞争下，党外人士不论他们有多少是非与缺点、错误与流弊，比起他们献身的大目标大方向来，这些是非、缺点、错误与流弊都算不得什么。他们在“小人格”“小德”“细行”方面，因为受不公道的环境所逼，容或不如养尊处优、“德”高望重的国民党，但在“大人格”“大德”“大规迹”方面，他们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他们吃眼前亏、受窝囊气，头破血流的、灰头土脸的，为大目标大方向勇往直前，这种人格，的确比国民党高。印度的圣雄甘地，在国大党是小党的时候，他加入；在国大党一党独大的时候，他退出，这样的人格出入，岂不值得我们想想吗？

　　我这种立论，根本上，是认定党外人士的人格是高于国民党的。我虽然这样写，但我知道，有朝一日，党外人士夺权愈成功，就会愈变质，愈跟国民党“地丑德齐”，他们的人格就愈低下、愈卑下，这是权力使人腐化使然，倒不必独责哪一个个人。

　　如今，党外人士已被民进党兜收了，民进党人士暴得大名也暴得大利，器小易盈、忘其所以、权势上升、人格下降，也就可想而知。既然大家都跳进臭马桶里争权夺利，再好的人也变了质、再好听的话也不必再说，大家的人格层次已跟国民党同高，再说就跟国民党一样恶心人了。

　　施明德党同伐异，要竞选党主席，是政客的常情，也是政客的权利，大家不可厚非之。但他提出“人格”的漂亮标准，并以此自我优先，就令人觉得恶心了。

　　事实上，在向人格破产的国民党有样学样下，民进党人士并无人格可言。大家可言夺权斗争、可言政治斗争、可言谈判能力、可言权谋运用、可言募款、可言战斗、可言“国民党干你老母鸡巴”。……什么都可言，就是不宜再谈什么人格！

　　人格是思想家谈的、是道德家谈的、是为人师表谈的、是志士仁人谈的，绝不是政客谈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适格”问题，否则就会使人发笑。婊子大谈贞操，我们大笑一声；魔鬼引证《圣经》，我们大笑两声；政客标榜人格，我们就要大笑三声了。

　　多少年来，我们被国民党作弄，如今民进党也来作弄我们了，我们决不接受。我们要拆穿国民党、也要拆穿民进党。这种漂亮的人格口号啊，就是要拆穿项目的一个。

　　1991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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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忧虑的新潮流系

　　今天晚报登：“一向被认为纪律严明的民进党新潮流系，昨天在召开会员大会时，做成一项出人意表的决议：现任民进党中执委的该系成员邱义仁、黄昭凯、李逸洋、张温鹰及黄昭辉等五人，因在日前民进党中执会抗争不力，分遭停止代表新潮流系参与民进党内权利及党权、系内权利之处分。”“这项处分决议，在台湾政治发展上，可谓破天荒第一遭，加上邱义仁目前身兼新潮流系召集人，他的受到处分，更令人对新潮流系内的长幼、从属关系感到好奇。”“据指出：邱义仁遭停权一年，并不影响他现任民进党中执委的权利，但在年底民进党四全改组时，将不可能被新潮流系推出来参选党中央任何职务。”

　　晚报又登：“邱义仁等五名新潮流系重要成员，遭派系会员大会决议暂时停止党权、系权一事，再次凸显了新潮流系的组织严密、讲求纪律及人人平等的特质。也显示新潮流系以其仅四十名左右的成员，竟能迅速发展为民进党内两大派系之一，确有其过人之处。”“邱义仁等人会因提名问题受到处分，也与新潮流系内第二代成员快速蹿起有关，该系第二代成员，目前在国内社会运动推展上，普遍崭露头角，在系内也拥有愈来愈强的发言力量，这在讲究人人平等的新潮流系内，虽不特别稀奇，但对第一代成员，或多或少构成相当压力。”

　　看了晚报这一消息，我十分惊讶。我知道民进党中新潮流系工于夺权与内斗，但却没想到，这个派系的“内部纪律”和“家法处分”，竟这么快的演变成这步田地！看着晚报这一消息，一幅画面立刻浮现在我眼前，那就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寓言小说——《动物农庄》（Animal Farm）。

　　《动物农庄》写于1945年，是影射苏联革命后共产党的党争嘴脸的，主要是影射斯大林（Stalin）和被他斗倒的自己人——托洛茨基（Trotsky）的。书中描写农庄上的畜牲们起了革命，推翻了人类，占据了农庄。这些动物革命家包括努力做工的耕田的牛、爱好虚荣的拉车的马、玩世不恭的驴、好吃懒做的猫、又笨又乖的羊、为虎作伥的狗，和纵横捭阖的猪。在革命成功伊始，大家同心协力，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社会，但是曾几何时，在一头叫“拿破仑同志”（Comrade Napoleon）的公猪带头下，开始秘密培养特工和别动队，运用各种明的暗的，把异己一个个斗倒斗垮斗臭。在革命成功之初，本来大家是订有公约的。但是在“拿破仑同志”的篡夺革命下，一切公约都变了质，同志给干掉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的公约，变成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比别的更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猪凌驾所有动物之上，它们中央集权，独享牛奶，专卖鸡蛋，又穿衣服又上床，酒喝得开心，最后连走路都用两条腿了。

　　民进党最不可原谅的致命错误，是它居然在建党之初，不建立一个英美民主国家的政党，而建立一个苏联极权国家的政党，因为国民党也是学苏联的，所以民进党也无异就近学的是国民党。如国民党有党纪处分，民进党也有党纪处分，便是惟妙惟肖的一例。

　　不过，党纪处分只是一般的，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大圈圈里有小圈圈、小圈圈里有黄圈圈，例如它的核心组织蓝衣社，就在党纪处分以外，另有“内部纪律”和“家法处分”，这种在自己的党内，另搞小团体；在小团体内，另订罚则的神秘作业，使国民党最后被“拿破仑同志”和它的猪系小集团通吃了一切，真的国民党，早就呜呼哀哉了！

　　如今民进党中新潮流系的发展，就正是朝乔治·奥威尔的寓言大步前进的。它在自己党中，别成一系；党权以外，别有系权。在系权处分下，竟可凌驾党权，做出党权以外的处分。这是哪门子民主政党啊？又是哪门子进步政党啊？

　　这个系的特色是，人人以党工身份、特工手段，进行夺权，他们这些人，没坐过一天牢、没打过一天公职人员选举的硬仗，只凭做党工、特工的取巧，就占尽便宜。如今他们系中，第一代用这一套篡夺民进党在即；第二代又用这一套篡夺他们的第一代了，并且不再神秘，公然行之了。这样子发展下去，台湾的前途，所可忧者，岂止是独立，而是独立后的“拿破仑同志”体系。这些人不学好，一成立民进党就搞这种奉化蒋氏的把戏，太可叹了、太可悲了、也太恐怖了！

　　1989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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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的马后炮

　　一周前我在台中的时候，文星书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李敖出版社董事长苏荣泉电话向我报告说：“民进党给你寄来贵宾证，邀请你出席他们在中山楼的大会。”我说：“我不会出席的。”

　　回台北后，我看到贵宾证，也看到“主席黄信介”“敬邀莅临”的打字函件，另外还有该党党工手写的纸条一张，其中说，贵宾证上“单位”栏是空白的，因为“阁下表现惊人，秘书处作业无法填写，请单位栏自由填写，本党悉予尊重。”我看了一笑。事实上，我一生独来独往，的确不属于任何“单位”，难怪他们无法填。前几天时报广场拟请苦苓和我有个座谈，主持人黄鼎翎问我海报上我的单位怎么填，我说：“就填‘苦苓之友’四个字可也！”黄鼎翎听了，笑着说：“李先生可真有幽默感！”其实她不知道，我真的没有可资一填的单位，除了向苦苓老弟靠行外，实在上不着天、下不沾地也！

　　报上说，许多政府首长致送花篮祝贺，包括行政院长李焕、立法院长刘阔才、监察院长黄尊秋及国民大会秘书长何宜武在内二十余人，国防部长郑为元、内政部长许水德、财政部长郭婉容、经济部长陈履安、教育部长毛高文、法务部长萧天赞，中央银行总裁谢森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化鹏、侨委会委员长曾广顺、环保署长简又新、劳委会主委赵守博、农委会主委余玉贤、国科会主委夏汉民、行政院秘书长王昭明、卫生署长施纯仁、人事局长卜达海、考选部长瞿韶华都送花篮祝贺。其他在野政党，工党、中国青年党、民社党、劳动党、大公党、中华民国自由党、中国民众党等也送了花篮……看了这些报导，我这不属于任何单位的，更相形见别扭了。——我什么都没送。不过，我倒愿送些马后炮，以为诤言。

　　民进党致送贵宾证时，应该严格注明限于证上“姓名”栏上的贵宾本人使用，声明婉拒本人以外的代表参加。例如这次就发生了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主任委员洪玉钦代表国民党党中央来参加的事、也发生了内政部次长张隆盛代表内政部长许水德来参加的事。这显然是被“示人以不广”的国民党摆了一道。

　　国民党是一个自大的党，从来没有清楚的评估过自己是老几，反倒老是趁机吃别的党的豆腐。李敖出版社即将出版程思远自北京授权来的他的名作——《政海秘辛》书中，有一段记军事委员会改组时，“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论资排辈，周恩来先生应当是革命军政治工作的创始人，当1924年5月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时，他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而陈诚那时不过是一个炮兵队长；今为了团结抗战，坚持抗战，周公以中共军委副主席的地位屈就政治部副部长，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了他顾大局、识大体，一心为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从不计较个人的资历和名位，这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浩瀚胸怀，这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的体现。”程思远笔下的共产党周恩来尽管如此，但反证出国民党的，却是国民党“示人以不广”、国民党“狗眼看人低”。

　　如今国民党又耍老套，硬把自己的“下驷”派出出席，以对“上驷”，用中央政策会副主委、内政部副部长的次级党官，权充贵宾，以矮化民进党，民进党实在不该中它的计。松下幸之助做生意，制造国际牌灯泡的时候，定价与市面上一流的M灯泡相同，在发售前，他征询了顾客的意见。顾客说：“松下先生，那样的话，我觉得不太合理。M灯泡因为品质优良，所以卖到三十五块钱，但是国际牌才第一次做灯泡，就想卖到那个价钱，实在有点难以想象。”也有顾客说：“如果是三流的价格，大概可以卖得出去。”但是，松下幸之助坚决相信自己既是一流货，不肯卖三流的价钱。今天的局面，也是如此。民进党应该有一流对一流的抱负，应该拒绝“示人以不广”的国民党的三流小动作。

　　另一方面，民进党自己也该避免三流小动作。民进党在会议开始时，排除了“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致最敬礼”的“国民党外”仪式，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却代之以“向民进党党旗致最敬礼”，并在“恭迎党旗”的仪式中，将非民进党的所有贵宾，一体起立，裹胁式的同向自己的党旗致敬，这种“示人以不广”的心态，又跟国民党有何不同呢？

　　给国民党吃自己豆腐的机会，是民进党的自卑所致；自己又转而吃别人豆腐，是民进党的自大使然。民进党应该既不自卑也不自大，才能正常发展。

　　198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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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民进党的路线之争

　　3月31日的《台湾时报》上，登出了日来民进党内部美丽岛系与新潮流系，近年来因路线之争所作的重要论战文章是许信良办公室重要顾问陈昭南写的，标题是《岂可轻忽台湾人民的力量——复新潮流系发言人吴乃仁先生》。这一阵子论战，是从1月开始的。

　　1月中旬，美丽岛系的许信良发表了《我们对党的理解与期待》一文，就现阶段民进党的战略与战术，发表了他的看法。他由国际局势的变化、台湾主客观环境的改变等等，提出以实行完全民主为战略目标，但战术运用应以选举作为党的总路线，也就是说，现阶段的反对党，应透过选举的手段，取得执政，才能实行完全民主，达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而完成台湾“新兴民族”解放的最终目标。

　　到了2月中旬，新潮流系的吴乃仁发表《民进党是选举联盟，还是运动联盟？》一文，文字晦涩的指出：“真正的‘非党力量’不在于那些‘实力政客’，而在于未完全组织化的社会运动群众，形成一个‘运动联盟’是民进党能否成长的关键。”“在这样一个运动联盟的基础上，民进党才有可能实践其党纲中揭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对于国民党体制，才有根本批判的力量，在非选举的时候，才有抗争的力量，而台湾独立运动者长期想望的建立新国家，才有全新的内涵。”

　　对这种立论，美丽岛系在3月31日这篇文章里，提出反驳。陈昭南指出，新潮流系“结论式的宣告，似乎已让我们更清楚的反省到：新潮流所努力与自期的，乃是终身职的反对运动者；更露骨地说，它只是扛着反对运动的大旗，企图要跃为各社运团体的龙头，而甘于成为台湾最大的压力团体罢了！”

　　美丽岛系是不甘于只做“压力团体”的。陈昭南指出：“民进党若仍以其哭调型或抗争性的诉求为手段，将永远只有‘反对’的份，而坐视国民党从容自我改造，失去将之拉下马取而代之的良机。”“新潮流系一味地认定台湾人民的无知或不成熟，正足以反映其停留在80年代中，而掉落在社会进步之后！今天，民进党亟需的是积极争取执政的机会，也唯有在执政的具体实践中，民进党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台湾的民主化才能真正的奠基。台湾也才能有长治久安的前景！”

　　看了他们双方的基调，我们试加以评论。

　　民进党是党外的产品，它的路线之争，渊源于党外。党外过去在理论上，是由“思想导师”李敖定向的。李敖把大家的努力目标定向在“大目标”和“小目标”。八年前，李敖写《大目标与小目标——抢鸡骨头的心理建设》，就指出：

　　目标是有大小之分的，分“大目标”与“小目标”。“小目标”是认为与虎可以谋皮，抢到了鸡骨头就真的以为鸡骨是鸡肉了，或以为能吃到鸡骨就心满意足了，因而就志在做“谨言慎行”的“杰出表现”了、志在立法了。“大目标”则不以此为足。“大目标”不把选举当做目的、也不以当选为荣为庆、当选后也“不能一样做那么斯文的政治游戏”。“大目标”是利用选举和职权来表达别的，表达更高层次的象征、杯葛、不合作，表达战斗与不屈。……总之，凡是有更高层次的意义，我们都要用这种管道来发挥；凡是有意在言外、言近旨远的默契，我们都要靠这种奔波去串连。只有这些、也只为了这些，才是我们介入选举进入议会的真正意义！

　　李敖又指出：

　　在苦难的时代里，能够追求“大目标”的一种人，该是多么可贵、多么重要。在苦难的时代里，人们常常因为丧失信心而变得小格局、变得曲从现状而没有远见、变得只争“小目标”而不知“大目标”。冷静想想，这真的是信念的迷失和群体的迷路。作为党外人士的我们，实在要保持清明与警觉，在苦难中，力求冲决网罗、脱颖而出。我们必须要点破：眼前这些领袖级的巨头们，他们其实是既迷失又迷路的政客，他们只会带领群众，去追求那“小目标”，把鸡骨头抢得津津有味，而不知我们真的“大目标”何去何从。从眼前情况看，他们好像是党外的“恩客”；从长程利弊看，他们十足是党外的罪人。作为先知的我，我实在不愿历史为我作证，最后证明大家错了，因此我及早提出来，请大家在抢鸡骨头之余，先做心理建设。我们要在这种建设中认清抢鸡骨头的真正作用和隐含意义，抢鸡骨头只是手段，吃整个的鸡才是目的。

　　在李敖这一定向里，鲜明的为党外画出了指路牌，他告诉党外人士，进入“议会”并不是最后的目的、进入“议会”只是“小目标”；作为永远的反对者、作为有“大目标”追求的人，努力与眼界应该不止于此。

　　八年过去了，党外转变成民进党，他们虽对外省人李敖敬而远之，但在路线上，的确朝李敖的定向发展着。粗分起来，美丽岛系趋向“小目标”，新潮流系趋向“大目标”，但是，比起党外时代来，两系都在目标上堕落了、误入歧途了。——美丽岛系从纯真的受难者、辩护者，变成了丑陋的政客；新潮流系却把“大目标”锁定在错误的台独本位上。“新潮流系一味地认定台湾人民的无知或不成熟”，其实他们自己，正是这种“无知或不成熟”的现身说法者。

　　四十年来，国民党有最好机会走上大路，但它错过了，最后变成今天的非驴非马；民进党呢，四年来有最好的机会走上大路，但它也错过了，并且分裂成两个迷失的派系，自造鸡骨头，在做蜗角之争。——台湾人真是外省人的好学生，因为它全套学到了外省人的阴谋与愚蠢。——国民党日薄西山之时，民进党还打不倒它，除了无能、除了愚而好自用，还有什么呢？

　　199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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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挨揍挨得太没意义了

　　5月1日，民进党又有了动作，据《自立晚报》登：民进党主席黄信介今天上午11时20分，在记者会后率该党立委、国代组成之“宪改列车”出发时，在立法院外中山南路上遭警方阻挡，随后双方发生严重拉扯冲突，民进党主席及多位公职人员遭保一警察挥棒殴打，“宪改列车”随即往总统府方向行走，并在遭阻挡后静坐抗议，直至12时左右方结束对峙。民进党“宪改列车”上午在立法院群贤楼集合，但宣传车辆被警方阻挡无法开至立院门口，黄信介于是率领立委、国代、党工干部数十人要行走至该党之北市党部，不料警方此时却站出到中山南路，举牌警告不得游行，民进党公职人员抗议不成，双方随即发生严重拉扯，立委洪奇昌、国代张贵木数度冲闯不成挨警方挥棒殴逐，混乱中黄信介腹部也遭警棍殴打，黄信介并记下向他挥棍的警察臂章为0443号。警方阻挡不了民进党队伍，数度将之推往快车道，这当中立委魏耀乾也挨揍，11点半左右，队伍推推扯扯行进到介寿路中山南路口，黄信介等人不满被阻挡，于是就地静坐抗议，镇暴警察也加派人手，双方于介寿路形成对峙僵持。至11时50分左右，下起大雨，警方与民进党主席黄信介、立委郑余镇等人协调，同意让民进党所准备的“宪改列车”游览车开到现场接走他们，民进党才结束抗争。12点5分，“宪改列车”开向首站桃园云。

　　我奇怪，民进党为什么不想想《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第8条。第8条是：“室外集会、游行，应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但下列各款情形不在此限：一、依法令规定举行者。二、学术、艺文、旅游、体育竞赛或其他性质相类之活动。三、宗教、民俗、婚、丧、喜、庆活动。”

　　根据第8条，民进党若标明他们从事的是“宪改教育学术讨论列车”，国民党警察岂不就失掉取缔的依据了？民进党既不读书、又不知法律、又不懂权谋，未免挨揍得太没意义了。

　　199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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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梦破

　　3月1日清早，一群愁眉苦脸的人，在宜兰集合，要上车到台北请愿了。

　　这些愁眉苦脸的人，上午7时15分就集合了，分乘两辆四十五人座游览车，在县长游锡堃及议长罗国雄的领队下，由县议会开拔。途中还在礁溪乡及头城镇等地接应拟一道前往的部分民代。估计此一请愿团人数约在七十至八十人之间，成员包括国代叶英杰、杨吉雄、省议员刘守成、卢逸峰及县长、议长、县议员、十二乡镇市长正、副主席等。

　　他们的目的干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台北到宜兰的高速公路早日开工。宜兰是台湾落后的地区，这条公路对他们的繁荣太重要太重要了。何况，这条公路辟建的消息，近两年来，已使宜兰县身价提升了不少，过去一甲农地二百万至三百万元无人问津，如今一甲地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元，舍不得卖的大有人在。因为此一“利多”消息，使四十五万宜兰县民认为，未来的繁荣将不是梦。

　　过去一年来宜兰县政府，由于此一“利多”条件，争取了不少重要建设，如台湾东北部民俗技艺园区的设立、乌石渔港的辟建、宜江大学及广达商专的设校等等。同时仍有许多重大建设及大学院校的设校、迁校，更有不少财团已暗中大笔买地，准备大捞一笔。

　　为什么这条高速公路，在进度上，需要靠请愿来催了呢？因为出了问题、因为国民党行政院长郝大将发了脾气。郝大将认为，宜兰地区既然一味排拒六轻等工业设施，那么高速公路建了也是浪费，因此不如暂停。

　　这下子宜兰人慌了手脚，他们开始指摘陈定南、游锡堃这类几年来一直作“环保秀”的人士，认为这种人害了宜兰，使宜兰陷于穷乡僻壤。宜兰人大声疾呼，不能因为少数人反对工业，就让宜兰全县四十五万人跟着受害。

　　陈定南他们当然不服气，他们的说法是：“宜兰虽反六轻，但并不反工业。”不过，这种诡论，若郝大将援同样逻辑，照样可说：“政府虽反政客，但并不反宜兰。”那又如何是好？

　　无论如何，由于“环保秀”的人士几年来作秀作得爽，气走王永庆、激怒郝柏村，如今可要付出爽的代价了。——要想爽，就得穷；要想清洁，就得落后；要想环境保护，就得布衣破裤，这是人间利害相对的起码常识。要想不成为穷乡僻壤，就得接受工业设施，连风光明媚的德国莱茵区都不例外，何况丑陋的宜兰？

　　宜兰民进党县太爷游锡堃说要把宜兰麻雀变成凤凰，但是不付代价，麻雀又从何变成凤凰？这样下去，只恐怕变凤凰的，只是别人，宜兰还是麻雀而已。

　　宜兰人埋怨陈定南他们，固然看出小市民的反复无常，但陈定南他们也该面对这一责难。19世纪英国首相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是近代保守党的开山大师，他有个一生争的死对头，就是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格莱斯顿三任英国首相，一辈子气虎虎的瞪着迪斯累里，迪斯累里死的时候，他丧都不吊，为了迪斯累里常常开他的玩笑。有一次，迪斯累里倒阁成功，却不肯授命组阁，被人大加责备，因为这是不可以的。——你拆了别人的台，你就必须承担别人走后的后果。如今宜兰山转路不转，又要继续穷下去了，苏澳镇长林祺山激动得唉声叹气：“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庆祝，先是苏澳镇就为这条路办了五六次庆祝活动，现在真不知道要如何善后！”如何善后，容易得很，去找陈定南他们算账，罢免他们。不再选他们，以为不识大体徒知作秀的政客戒！始作俑者，其落选乎？对民进党政客，就该给他们一个教训。

　　1991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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