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谈旧录》1987版

• 目录
  • 梁漱溟和他的《忆往谈旧录》（李敖）
  • 编辑说明
  • 我的自学小史
  •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
  •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 记彭翼仲先生
  • 纪念梁任公先生
  •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 纪念蔡元培先生
  • 回忆李大钊先生
  • 追记广州往事
  • 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 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 蒋百里轶事数则
  • 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
  •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
  • 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
  • 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
  • 回忆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
  •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
  • 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
  • 附录：梁漱溟年谱简编

　　wjm_tcy注：未找到李敖出版社版本，用1987中国文史出版社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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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和他的《忆往谈旧录》（李敖）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于北京。他在19岁就加入了同盟会，并任《民国报》编辑兼记者。23岁发表《究元决疑论》，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看中，邀他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前后七年。36岁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38岁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战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48岁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53岁任民盟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调停国共活动。57岁应邀赴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87岁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1988年死去，活了95岁。

　　梁漱溟的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

　　梁漱溟一直被看做哲学家，其实，此公的头脑并不高明得够做哲学家。梁漱溟26岁就结识了熊十力，并介绍熊十力进北大教书。殷海光告诉我说，熊十力曾击梁漱溟之脑骂：“你这个笨蛋！”我同意熊十力这一棒喝。

　　梁漱溟只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热心奔走国是的人物、一位有骨气的伟大知识分子。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的经历与见闻，倒是最好的、现身说法的活教科书，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这本《忆往谈旧录》，是他死前的一本精彩结集，寓人物于自传之中，读来使人受益匪浅。李敖出版社新版成书之日，我特别为它配图多幅，以快读者。

　　1990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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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本书收集了梁漱溟的回忆文章20余篇，记述了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前后、抗日战争、国共和谈等时期的学术、民主活动以及对一些重要事件、亲朋故旧的回忆、追念。

　　本书所收文章一部分曾在解放前后的报刊书籍上发表过，也有许多文章是第一次同读者见面。由于这些文章是梁漱溟先生在不同时期写就，而且独立成章，因此个别内容难免重复。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梁漱溟先生的经历和重要活动，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编者对此一般依原稿所记予以刊载，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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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学小史

　　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的父亲——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从课外读物说到我的一位父执——自学的根本——五年半的中学——中学时期之自学——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初入社会——激进于社会主义——出世思想与学佛学医——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当年倾慕的几个人物——回到世间来

　　1942年我在桂林时，应《自学》月刊编者之约，撰写《我的自学小史》一稿，未写完。1974年抽暇就原拟纲目简略补写完成。我的一生是一个自学的实例，若将我自幼修学，以至在某些学问上“无师自通”的经过，叙述出来给青年朋友，未始无益，因此现在把它拿出来发表。个别文字作了修改，内容则一仍其旧。

　　学问必须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有受用。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是不中听的。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己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己生命而打成一片的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象“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我愿指出：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又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八十多年来的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近代的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的，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瞭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

　　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距今88年前，我生于北京。那是公元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癸巳），亦就是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史中一个关键，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

　　我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但从祖父离开桂林，父亲和我们一辈便都生长在北京了。母亲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父张家则是云南大理人，从外祖父离开云南，没有回去。祖母又是贵州毕节刘家的。在中国说，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或习俗上都颇有些不同的。因此，由云南省人来看我们，则每当成我们是北方人，而在当地北方人看我们，又以为是来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实兼有南北两种气质，而富于一种中间性。

　　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似亦具一中间性。

　　从社会阶级成分上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人家”或“仕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着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极。父稍长到19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过着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而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不少。40岁方入仕途，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父母生我们兄妹四人。我有一个大哥，两个妹妹。大哥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两妹亦于清朝最末一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我们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

　　象这样一个多方面荟萃交融的家庭，住居生活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困陋之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的。

　　我的父亲

　　促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的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地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练于寒苦生活之中，好象较比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也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是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10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地不放松。

　　还记得9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14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到后面即可叙述到。

　　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

　　我自幼瘠瘦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温。亲长皆觉得此儿怕不会长命的。每患头晕目眩，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七八岁后，虽亦跳跃玩耍，总不如人家活泼勇健。在小学里读书，一次盘杠子，跌下来，用药方才复苏。以后更不敢轻试。在中学时，常常看着同学打球踢球，而不能参加，人家打罢踢罢了，我方敢一个人来试一试，又因为爱用思想，神情颜色皆不象一个少年，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广东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说来，则是嘲笑话了。

　　却不料后来年纪长大，我倒很少生病。30岁以后，愈见坚实，寒暖饥饱，不以为意。素食（不食任何动物）至今达70年，亦没有什么营养不足问题。每闻朋友同济或患遗精，或患痔血，或患胃病，或脚气病，在我一切都没有，若以体质精力相较，反而为朋辈所不及。久别之友，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不相见者，每都说我现在还同以前一个样子，不见改变。因而人多称赞我有修养。其实，我亦不知道我有什么修养，不过平生嗜欲最淡，一切无所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比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些罢了。

　　小时候，我不但瘠弱，并且很呆笨的。约摸6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因裤子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到前面来，打一个结扣，而我不会。一次早起，母亲隔屋喊我，为何还不起床？我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原来天天要妹妹替我打这结扣才行。

　　10岁前后，在小学里的课业成绩，比一些同学较差。虽不是极劣，总是中等以下。到14岁入学，我的智力乃见发达，课业成绩，间有在前三名者，大体说来，我只是平常资质，没有过人之才，在学校时，不算特别勤学，出学校后，亦未用过苦功。只平素心理上，自己总有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

　　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

　　我于6岁开始读书，是经一位孟老师在家里教的。那时课儿童，入手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取其容易上口成诵。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了。我在《三字经》之后，即读《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地球韵言》一书，现在恐已无处可寻得。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作于何人，我亦记不得了。

　　说起来好似一件奇特事，就是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有的。不读四书，而读《地球韵言》，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意思。他是距今85年前，不主张儿童读经的人。这在当时自是一破例的事。为何能如此呢？大约由于父亲平素关心国家大局，而中国当那些年间恰是外侮日逼，父亲心里很激动。因此，他很早倾向维新变法。在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

　　到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就是我开蒙读书这一年，正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皆他所极端赞成，不必读四书，似基于此。只惜当时北京尚无学校可入。而《地球韵言》则是便于儿童上口成诵，四字一句的韵文，其中略说世界大势，就认为很合用了。

　　次年，我7岁，北京有第一个“洋学堂”（当时市井人都如此称呼）出现，父亲便命我入学。这是一位福建陈（镕）先生创办的，名曰“中西小学堂”。现在看来，这名称似乎好笑。大约当时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可惜我从那幼小时便习英文，而到现在亦没学得好。

　　8岁这一年，英文念不成了，这年闹“义和团”——后来被称为“拳匪”——专杀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书之人。我们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当时课本）一齐烧毁。后来因激起欧美日本八国联军入北京，清帝避走陕西，历史上称为“庚子之变”。

　　庚子变后，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9岁，我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十岁，改入“蒙养学堂”，读到11岁。12岁、13岁，又改在家里读书，是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奉天刘（讷）先生教的。13岁下半年到14岁上半年，又进入“江苏小学堂”，这是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的。

　　因此，我在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不得安稳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

　　从课外读物说到我的一位父执

　　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以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的。即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因为我所受学校教育，以上面说的小学及后面说的中学而止，而这些书典都是课程里没有的。同时，我又从来不勉强自己去求学问，作学问家，所以非到引起兴趣和注意，我不去读它的。我之好学，是到真“好”才去“学”的。而对某方面学问之兴趣和注意，总是先借杂志报纸引起来。

　　我的自学，作始于小学时代。奇怪的是，在那样新文化初初开荒时候，已有人为我准备了很好的课外读物。这是一种《启蒙画报》和一种《京话日报》，创办人是我的一位父执，而且是对于我关系深切的一位父执。他的事必须说一说。

　　他是彭翼仲（诒孙）先生，苏州人而长大在北京。祖上状元宰相，为苏州世家巨族。他为人豪侠勇敢，其慷爽尤可爱。论体魄，论精神，俱不似苏州人，却能说苏州话。他是我的谱叔，因他与我父亲结为兄弟之交，而年纪少于我父，他又是我的姻丈，因我大哥是他的女婿，他的长女便是我的长嫂。他又是我的老师，因前说之“蒙养学堂”就是他主办的，我在那里从学于他。

　　从他的脾气为人（豪侠勇敢）和环境机缘（家住江南，邻近上海，得与外面世界相通），就使他必然成为一个爱国志士，维新先锋。距今80年前（1902年），他在当时全国首都——北京创办了第一家报纸。严格讲，他是第二家，1901年先有《顺天时报》出版，但《顺天时报》完完全全为日本人所办，就中国人自办者说，它是第一家。广东人朱淇所办《北京日报》为第二家，当时草创印刷厂，还是请来日本工人作工头的。“蒙养学堂”和报馆印刷厂都在一个大门里，内部亦相通。我们小学生常喜欢去看他们印刷排版。

　　彭公手创报纸，计共三种。我所受益的是《启蒙画报》，影响于北方社会最大的，乃是《京话日报》，使他自身得祸的是《中华报》。

　　《启蒙画报》最先出版。它给10岁上下的儿童阅看的。内容主要是科学常识，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格物致知之省文，当时用为物理、化学之总名称）、算学等各门都有，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再则如《伊索寓言》一类的东西亦有，却少有今所谓“童话”者。全是白话文，全有画（木版雕刻无彩色），而且每每将科学撰成小故事来说明。计出版首尾共有两年之久。我从那里不但得了许多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出版不久，就从日刊改成旬刊（每册约30多页），而别书一小型日报，就是《京话日报》。内容主要是新闻和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是“紧要新闻”，包括国际国内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责社会病痛，或鼓吹一种社会运动，甚有推动力量，能发生很大影响，绝无敷衍篇幅之作。它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而不是给“上流社会”看的。因为是白话，所以我们儿童能看，只不过不如对《启蒙画报》之爱看。

　　当时风气未开，社会一般人都没有看报习惯。虽取价低廉，而一般人家总不乐增此一种开支。两报因此销路都不多。而报馆全部开支却不小。自那年(1902年)春天到年尾，从开办设备到经常费用，彭公家产已赔垫干净，并且负了许多债。年关到来，债主催逼，家中妇女怨谪，彭公忧煎之极，几乎上吊自缢。本来创办之初，我父亲实赞其事，我家财物早已随着赔送在内，此时还只有我父亲援救他。后来从父亲日记和银钱折据的批注中，见当时艰难情形和他们作事动机之纯洁伟大。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这是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事变中亲见全国上下愚昧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召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

　　这事业屡次要倒闭，终经他们坚持下去，最后居然得到亨通。到第三年，报纸便发达起来了。然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一次有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地界）一个外国兵，欺侮中国农民，坐人力车不给钱，车夫索钱，反被打伤。《京话日报》一面在新闻栏详记其事，一面连日著论，表示某国兵营如何要惩戒、要赔偿才行，并且号召所有人力车夫联合起来，事情不了，遇见某国兵就不给车子乘坐。事为某国军官所闻，派人来报馆查询，要那车夫前去质证，车夫胆小不敢去，彭公即亲自送他去。某国军官居然惩戒兵丁而赔偿车夫，此事虽小，而街谈巷议，轰动全城，报纸销数随之陡增。一次是美国禁止华工入境，并对在美华工苛待，《京话日报》就提倡抵制美货运动。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生亦在通衢闹市散放传单，调查美货等等。此事在当时颇为新颖，人心殊见振奋，运动亦扩延数月之久。还有一次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似在这以前，但没有这次运动热烈。最大一次运动是国民捐运动。这是由报纸先著论，引起读者来函讨论，酝酿颇久而后发动的。大意是为庚子赔款4.5亿两分年偿付，为期愈延久，本息累积愈大，迟早总是要国民负担，不如全体国民自动一次拿出来。以全国四亿人口计算，刚好每人出一两银子，就可成功。这与后来民国初建时，南京留守黄克强（兴）先生所倡之“爱国捐”大致相似。此时报纸销路已广，其言论主张已屡得社会拥护。再标出这大题目来，笼罩到每一个人身上，其影响之大真是空前。自车夫小贩、妇女儿童、工商百业，以至文武大臣、皇室亲王，无不响应。后因彭公获罪，此事就消沉下去。然至辛亥革命时，在大清银行（今中国银行之前身）尚存有国民捐90几万银两。计算捐钱的人数，要在几百万以上。

　　报纸的发达，确是可惊。不看报的北京人，几乎变得家家看报，而且发展到四乡了。以后由北方各省各县传播到象奉天、黑龙江（东）、陕西、甘肃（西）那么远。同时亦惊动了清廷。西太后和光绪帝都遣内侍传旨下来，要看这报。其所以这样发达，亦是有缘故的。因这报的主义，不外一是维新，二是爱国，浅近明白，正切合那时需要。社会上有些热心人士，自动帮忙，或多购报纸沿街张贴，或出资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还有被人呼为“醉郭”的一位老者，原以说书卖卜为生。他改行，专门讲报，作义务宣传员。其他类此之事不少。

　　《中华报》最后出版。这是将《启蒙画报》停了，才出的。在版式上不是单张的，而是成册的。内容以论政为主，文体是文言文。这与《京话日报》以“大众”为对象的，当然不同了。似乎当年彭公原无革命意识，而此报由其妹婿杭辛斋先生（名慎修，海宁人）主笔，他却算是革命党人。我当时学力不够看这报，对它没有兴趣，所以现在不大能记得其言论主张如何。

　　到1907年（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报》出版有一年半以上，《京话日报》则届第五年，清政府逮捕彭、杭二公，并封闭报馆。其实彭公被捕，此已是第二次。这次罪名，据巡警部（如今之内务部）上奏清廷，是“妄论朝政，附和匪党”。杭公定罪是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彭公是发配新疆，监禁十年。其内幕真情，是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其北洋营务处（如今之军法处）秘密诛杀党人，《中华报》予以揭出之故。

　　后来革命，民国成立，举行大赦，彭公才得从新疆回来。《京话日报》于是恢复出版。不料袁世凯帝制，彭公不肯附和，又被封闭。袁倒以后，再出版。至民国10年，彭公病故，我因重视它的历史，还接办一个时期。

　　自学的根本

　　在上面叙述了我的父亲，又叙述了我的一位父执。这是意在叙明我幼年之家庭环境和最切近之社会环境。关于这环境方面，以上只是扼要叙述，未能周详。例如我母亲之温厚明通，赞助我父亲和彭公的维新运动，并提倡女学，自己参加北京初创第一间女子学校（名“女学传习所”）担任教员等类事情都未说到。然读者或亦不难想象得之。就从这环境中，给我种下了自学的根本：一片向上心。

　　一面是从父亲和彭公他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另一面是从那维新前进的空气中，自具一种超迈世俗的见识主张，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未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

　　这种心理，可能有其偏弊，至少不免流露一种高傲神情。若从好的一方面来说，这里面固含蓄得一点正大之气和一点刚强之气——我不敢说得多，但至少各有一点点。我自省我终身受用者，似乎在此。

　　特别是自十三四岁开始，由于这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何事，很少需要人督迫。并且有时某些事觉得不合我的意见，虽旁人要我做，我亦不做。固然10岁时爱看《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几乎成瘾，已算是自学；但真的自学，必从这里（向上心）说起。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最要紧的是在生活中有自觉。

　　我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自14岁虽变得好些，亦不怎样聪明。讲学问又全无根底。乃后来亦居然滥厕学者之林，终幸未落于庸劣下愚，倒反受到社会的过奖、过爱。此其故，似不外：一、由于向上心，自知好学，虽没有用过苦功，亦从不偷惰，二、环境好，机缘巧，总让我自主自动地去学，从没有被动地读死书，或死读书。

　　总之，向上心是自学的根本，而所有今日的我，皆由自学得来。古书《中庸》上有“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两句话，恰好借用来这一说我个人的自学经过（原文第二句不指身体而言，第一句意义亦较专深，故只算借用）。

　　五年半的中学

　　我于14岁那一年（1906年）的夏天，考入“顺天中学堂”，（地址在地安门外兵将局）。此虽不是北京最先成立的一间中学，却是与那最先成立的“五城中学堂”为兄弟者。“五城”指北京的城市，“顺天”指顺天府（京北）。福建人陈璧先为五城御史，创“五城中学”，后为顺天府尹，又设“顺天中学”。两个学堂的洋文总教习，同由王邵廉先生（天津人，与伍光建一同留学英国习海军）担任。汉文教习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纾（琴南）为主，我们则以一位跛腿陈先生（忘其名）为主。

　　当时初设学校，学科程度无一定标准。许多小学比今日中学程度还高，而那时的中学与大学，似亦颇难区别。我的同班同学竟有年长我近一倍者——我14岁，他27岁。有好多同学虽与我们年纪小的同班授课，其实可以为我们的老师而有余。他们词赋、古文、四六骈体文都作得很好，进而讲求到“选学”（《昭明文选》）。不过因为求出路（贾生、举人、进士）非经过学堂不可，有的机会凑巧得入大学，有的不巧就入中学了。

　　今日学术界知名之士，如张申府（崧年）、汤用彤（锡予）各位，皆是我的老同学。论年级，他们尚稍后于我；论年龄，则我们三人皆相同。我在我那班上是年龄最小的。

　　当时学堂里读书，大半集中于英、算两门。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这上边。年长诸同学，很感觉费力，但我于此亦曾实行过自学。在我那班上，有四个人彼此很要好。一、廖福申（慰慈，福建人），二、王毓芬（梅庄，北京人），三、姚万里（伯鹏，广东人），四就是我。我们四个都是年纪小的，廖与王稍长一二岁。在廖大哥领导之下，我们曾结合起来自学。

　　这一结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知用功，特来勉励我们。以那少年时代的天真，结合之初，颇具热情。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以后，四个人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议，彼此相称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语，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个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我们每个人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名字是“暴”；而给我的就是“傲”了。真的，这三个字都甚恰当。我是傲不必说了；那王确亦懦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擅长，原是一位粗暴的体育家。最后，他自名为“惰”，这却太谦了。他正是最勤学的一个呢。此大约因其所要求于自己的总感觉不够之故，而从他自谦其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那时每一班有一专任洋文教习，所有这一班的英文、数学、外国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这些位洋文教习，全是天津水师学堂出身，王邵廉先生的门徒。我那一班是一位吕先生（富永）。他们秉承王先生的规矩，教课认真，做事有军人风格。当然课程进行得并不慢。但我们自学的进度，总是超过他所教的。例如英文读本《Carpenter's Reader》（亚洲之一本），先生教到全书的一半时廖已读完全书，我亦能读到三分之二。《纳氏英文文法》，先生教第二册未完，我与廖已研究第三册了。代数、几何、三角各书，经先生开一个头，廖即能自学下去，无待于先生教了。我赶不上他那样快，但有他携带，总亦走在先生教的前边。廖对于习题一个个都作，其所做算草，非常清楚、整齐、悦目。我便不行了，本子上很多涂改，行款不齐，字迹潦草。比他显得乱，而进度亦在他之后。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所及①，然从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相信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

　　同时，廖还注意国文方面之自学。他在一个学期内，将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圈点完毕。因为洋版书（当时对于木版书外之铜印，铅印各书均作此符）字小，而每天都是在晚饭前划出一点时间来做的，天光不足，所以到圈点完毕，眼睛变得近视了。他不晓得照顾身体，是很可惜的。这里我与他不同。我是不注意国文方面的。国文讲义我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我另有我所用的功夫，如后面所述，我很少看中国旧书。但我的国文、作文成绩还不错，偶然亦被取为第一名。我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记得一位70岁的王老师十分恼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后严重地批着“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后来一位范先生偏赏识我，他给我的批语，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19岁那一年（1911年）冬天，我们毕业。前后共经5年半之久。本来没有5年半的中学制度，这是因为中间经过一度学制变更，使我们吃亏，因此，就改名顺天高等学堂。

　　中学时期之自学

　　上面叙述到我在中学之自学，如自学英文、数学等课，但我所谓自学，尚不在此。上节所述，只是当年中学里面一些应付课业的情形，还没有当真说到我的自学。

　　真的自学是由于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人生问题；二、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此两个问题互有关联之处，不能截然分开，但仍以分别言之为方便。从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被人看作是哲学家。从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并至今投身社会运动。今近九十之年，总论过去精力，无非用在这两个问题上面；今后天假以年，当亦不出乎此。而说到我对此两问题如何追求，则在中学时期均已开其端。以下略述当年一些事实。

　　我很早有我的人生思想。约14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扞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豁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于西洋之“乐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尚无所闻。却是不期而然，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象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作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意思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不过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见解而已，他对于哲学并没有兴趣。我则自少年时便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又追究到底何谓苦，何谓乐。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深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钥匙，颇为重要。后来所作《究元决疑论》②中，有论苦乐的一段，尚可见一斑。而这一段话，却完全是十六七岁在中学时撰写的旧稿。在中学里，时时沉溺在思想中，亦时时纪录其思想所得。这类积稿当时甚多，现已无存。

　　然在当时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我对中国问题的热心，似又远过于爱谈人生问题。这亦为当时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为尚之故。

　　当时——光绪末年，宣统初年——正亦有当时的国难。当时的学生界，亦曾激于救国热潮而有自请练“学生军”的事，如九一八后各地学生之所为者。我记得我和同班同学雷国能兄皆以热心这运动被推为代表，请求学堂监督给我们特聘军事教官，并发给枪支，于正课外加练军操。此是一例，其他象这类的事当然很多。

　　为了救国，当然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造。象民主和法治等观念，以及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早在75年前就成为我的政治思想。后来所作《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③其中诠释近代政治的话，还不出中学时那点心得。那时对于政治，自以为是大有心得的。

　　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是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之《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同时他编的《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初时（1907年）之事。稍后（1910年后）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立报》（日报），按期陆续收阅。——这些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财。

　　《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还有很多介绍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

　　《新民丛报》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外（约占十分之二），还有其他人如蒋观云（智由）先生等等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记载等，约占十分之八，亦甚重要。这些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时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1902——1904年）之事，正在我读它时（1907——1909年）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象普通一个中学生。

　　《国风报》上以谈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等文章为多；其他为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亦常谈到。这是因为当时清廷筹备立宪，各省咨议局亦有联合请愿开国会的运动，各省督抚暨驻外使节在政治上亦有许多建议，而梁任公一派人隐然居于指导地位，即以《国风报》为其机关报。我当时对此运动亦颇热心，并且学习了近代国家法制上许多知识。

　　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宪派的容易得到手。然我终究亦得到一些。有《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册，是将梁任公和胡汉民（展堂）、汪精卫等争论中国应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宪的许多文章，搜集起来合印的。我反复读之甚熟。其他有些宣传品主于煽动排满感情的，我不喜读。

　　自学条件，书报资料固然重要，而朋友亦是重要的。在当时，我有两个朋友，必须说一说。

　　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晓峰，河北乐亭县人。他年纪长于我二岁，而班级则次于我。并且他们一班是学法文的，我们则学英文。因此虽为一校同学，朝夕相见，却无往来。郭君颜貌如好女子，见者无不惊其美艳，而气敛神肃，眉宇间若有沉忧；我则平素自以为是，亦复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二年方始交谈。但经一度交谈之后，竟使我思想上发生极大变化。

　　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立功业，论胸襟气概似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理会到。对于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会，并且拒理会之，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的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他意念中却认为“要做大事必须存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罢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的思想，早应当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的思想亦没有。尽管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却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茫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做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我们，号之为“梁贤人，郭圣人”。

　　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那同时还有一位同学陈子方，年纪较我们都大，班级亦在前，与郭君为至好。我亦因郭而亲近之。他的思想见解，精神气魄，在当时亦是高于我的，我亦同受其影响。现在两君都不在人世了④。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⑤。他年纪约长我一二岁，与我同班，却是末后插班进来的。本来陈与郭在中国问题上皆倾向革命，但非甚积极。甄君是1910年从广州、上海来北京的，似先已与革命派有关系。我们彼此同是对时局积极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转而指责民主国，无论为法国式（内阁制），抑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我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这一面是很有效的，一面又破坏不大，免遭国际干涉。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的，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我和甄君时常以此作笔战，亦仿佛梁（任公）汪（精卫）之所为，不过他们在海外是公开的，我们则不敢让人知道。

　　后来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中学毕业期近，而武昌起义。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呆不住。其时北京的和天津的、保定的学生界秘密互有联络，而头绪不一。适清廷释放汪精卫。汪一面倡和议，一面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暗中组织京津同盟会。甄君同我即参加其中，是为北方革命团体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皆书于此一组织。

　　初入社会

　　按常例说，一个青年应当是由“求学”到“就业”，但在近几十年的中国社会，青年却每每是由“求学”而“革命”。我亦是其中之一个。我由学校出来，第一步踏入广大社会，不是就了某一项职业，而是参加革命。

　　清帝不久退位，暗杀暴动一类的事，略可结束。同人等多半在天津办报，为公开之革命宣传。赵铁桥诸君所办者，名曰《民意报》。以甄亮甫为首的我们一般朋友所办的报则名《民国报》。当时经费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张，规模之大为北方首创。总编辑为孙炳文（号浚明，四川叙府人，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死于上海）；我亦充一名编辑，并且还作过外勤记者。今日所用“漱溟”二字，即是当时一笔名，而且出于孙先生所代拟。

　　新闻记者，似乎是社会上一项职业了。但其任务在指导社会，实亦非一个初入社会之青年学生所可胜任。现在想来，我还是觉得不妥的，这或者是我自幼志大言大，推演得来之结果吧。报馆原来馆址设在天津，后又迁北京（顺治门外大街西面）。民国2年春间，中国同盟会改组，中国国民党成立，《民国报》收为党本部之机关报，以汤漪主其事，我们一些朋友便离去了。

　　作新闻记者生活约一年余，连参预革命工作算起来，亦不满两周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在此期间，接触最多者当然在政治方面。前此在中学读书时，便梦想议会政治，逢着资政院开会（宣统二年、三年两度开会），必辗转恳托介绍旁听。现在是新闻记者，持有长期旁听证，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了。此外若同盟会本部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本部，若国务院等处，亦是我踪迹最密的所在。还有共和建设讨论会（民主党之前身）和民主党（进步党之前身）的地方、我亦常去。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许多政治上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却熟悉他。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我对中国问题之认识不少。

　　激进于社会主义

　　民国元年已有所谓“社会党”在中国出现。这是江亢虎（抗战时期南京日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在上海所发起的，同时他亦就自居于党魁地位。那时北京且有其支部之成立，主持人为陈翼龙（后为袁世凯所杀）。江亦为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之一人，与我家夙有来往，我深知其为人底细。他此种举动，完全出于投机心理，虽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附和他，我则不睬。所有他们发表的言论，我都屏斥，不愿入目。我之倾向社会主义，不独与他们无关，而且因为憎恶他们，倒使我对社会主义隔膜了。

　　论当时风气，政治改造是一般人意识中所有，经济改造则一般人意识中所无。仅仅“社会主义”这名词偶然可以见到而已（共产主义一词似尚未见），少有人热心研究它。民国元年（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民生主义之被删除，正为一很好例证。同盟会会章的“宗旨”一条，原为“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国民党党章则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这明明是一个很大变动，旧日同志所不喜，而总理孙中山先生之不愿意，更无待言。然而毕竟改了。而且8月25日成立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之剧场举行）我亦参加。我亲见孙中山总理和黄克强先生都出席，为极长极长之讲演，则终于承认此一修改，又无疑问⑥。这固然见出孙中山总理之虚怀容纳众人意见，而经济问题和社会主义之不为当时人所理会，亦完全看出了。

　　我当时对中国问题认识不足，亦以为只要宪政一上轨道，自不难步欧美日本之后尘，为一近代国家。至于经济平等，世界大同，乃以后之事，现在用不到谈它。所见正与流俗一般无二。不过不久我忽然感触到“财产私有”是人群一大问题。

　　约在元年尾、2年初，我偶然一天从家里旧书堆中，检得《社会主义之神髓》一本书，是日本人幸得秋水（日本最早之社会主义者，死于狱中）所著，而张溥泉（继）先生翻译的，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出版。此书在当时已嫌陈旧，内容亦无深刻理论。它讲到什么“资本家”、“劳动者”的许多话，亦引不起我的兴趣。不过其中有些反对财产私有的话，却印入我心。我即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地反对，好像忍耐不得。

　　我当时对于社会主义所知甚少，却十分热心。其所以热心，便是认定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而不可忍地反对它。是年冬，曾撰成《社会主义粹言》一种（内容分十节，不过万二三千字）自己写于蜡纸，油印数十本赠人。今无存稿。唯在《漱溟三十前文录》中，有“槐坛讲演之一段”一篇，是民国12年春间为曹州中学生所讲，讲到一点从前的思想。

　　那时思想，仅属人生问题一面之一种社会理想，还没有扣合到中国问题上。换言之，那时只有见于人类生活需要社会主义，却还没有见出社会主义在中国问题上，有其特殊需要。

　　出世思想与学佛学医

　　我大约从10岁开始即好用思想。其时深深感受先父思想的影响，若从今日名词言之，可以说在人生哲学上重视实际利害，颇暗合于中国古代墨家思想，或西方近代英国人的功利主义。以先父似未尝读墨子书，更不知有近代英国哲学，故云暗合。

　　大约十六七岁时，从利害之分析追问，而转入何谓苦、何谓乐之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尔倾向印度出世思想了。17岁曾拒绝母亲为我议婚，20岁开始茹素，寻求佛典阅读，怀抱出家为僧之念，直至廿九岁乃始放弃。放弃之由，将于后文言之。

　　1967年秋间曾写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实为此节最好参考之资，兹不烦重加述说。又关于苦乐问题之研索，则早年《究元决疑论》一文内有一段述说，可资参看。

　　我寻求佛典阅读之，盖始于民国初元，而萃力于民国3年前后。于其同时兼读中西医书。佛典及西医书均求之于琉璃厂西门的有正书局。此为上海有正书局分店。据闻在上海主其事者，为狄葆贤，号平子，又号平等阁主，崇信佛法。《佛学丛报》每月一期，似即其主编。金陵刻经处刻出之佛典，以及常州等处印行之佛典，均于此处流通，任人觅购。《佛学丛报》中有李证刚（翊灼）先生文章，当时为我所喜读，但因无人指教，自己于佛法大乘，小乘尚不分辨，于各宗派更属茫然，遇有佛典即行购求，亦不问其能懂与否，曾记得“唯识”、“因明”各典籍最难通晓，暗中摸索，费力甚苦。

　　所以学佛又学医者，虽心慕《金刚经》所云“入城乞食”之古制，自度不能行之于今，拟以医术服务人民取得衣食一切所需也。恰好有正书局代售上海医学书局出版之西医书籍，因并购取读之。据闻此局主事者丁福保氏亦好佛学，曾出版《佛学辞典》等书。丁氏、狄氏既有同好，两局业务遂以相通。其西医各书集由日本翻译过来，有关于药物学、内科学、病理学、诊断学等著作十数种之多。我尽购取，闭户研究。

　　中医古籍则琉璃厂各书店多有之。我所读者，据今日回忆，似以陈修园48种为主，从黄帝《内经》以至张仲景《伤寒》、《金匮》各书均在其中。我初以为中医、西医既同以人身疾病为研究对象，当不难沟通，后乃知其不然。中西双方思路根本不同，在某些末节上虽可互有所取，终不能融合为一。其后既然放弃出家之想，医学遂亦置而不谈。

　　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

　　此节的最好参考资料是我所为《思亲记》一文（见先公遗书卷首）。吾父对我的教育既经叙述在第二节，今此节不外继续前文。其许多事实则具备于《思亲记》所记之中，兹分别概述如下：

　　父亲的信任我，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局，平素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事功，爱读梁任公的《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写日记勉励自己。这既有些象父亲年轻时所为，亦且正和当时父亲的心理相合。每于晚饭后谈论时事，我颇能得父亲的喜欢。又如父亲向来佩服胡林翼慷概有担当，郭嵩焘识见不同于流俗，而我在读到《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时，正好特别重视这两个人。但这都是我十四五岁至十九岁时的事情，后来就不同了。

　　说到父亲对我的放任，正是由于我的思想行动很不合父亲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于我，但不加干涉，让我自己回心转意。我不改变，仍然听我所为，这便是放任了。

　　不合父亲意的思想行动是哪些呢？正如《思亲记》原文说的：“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

　　实则时间上非始自民国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时，我参加革命行动，父亲就明示不同意了，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颇多丑剧，父亲深为不满，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为势所难免，事事为之辩护。虽然父子好谈时事一如既往，而争论剧烈，大伤父心。此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读佛典，志在出家为僧，父亲当然大为不悦。但我购读佛书，从来不加禁阻。我中学毕业后，不愿升学，以至我不结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让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种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一种很好的教育。不过我当时行事亦自委宛，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离开父亲到达西安时方才实行。所惜我终违父意，父在世之时坚不结婚，其后我结婚，则父逝既三年矣。

　　当年倾慕的几个人物

　　吾父放任我之所为，一不加禁，盖相信我是有志向上的人，非趋向下流，听其自己转变为宜。就在此放任之中，我得到机会大走自学之路，没有落于被动地受教育地步。大约从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一阶段，我心目中有几个倾慕钦佩的人物，分述如下：

　　梁任公先生当然是头一个。我在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的《新民丛报》学到很多很多知识，激发了志气，受影响很大。我曾写有纪念先生一文，可参看。文中亦指出了他的缺点。当年钦仰的人物，后来不满意，盖非独于任公先生为然。

　　再就是先舅氏张榕西（耀曾）先生，为我年十四五之时所敬服之人。榕舅极孝于母，俗有“家贫出孝子”之说，确是有理。他母亲是吾父表姐，故尔他于吾父亦称舅父，且奉吾父为师。他在民国初年政治中，不唯在其本党（同盟会，国民党）得到群情推重信服，而且深为异党所爱重。惜他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未能适应社会主义新潮流。

　　再就是章太炎（炳麟）先生的文章，曾经极威我所爱读，且惊服其学问之渊深。我搞的《晚周汉魏文钞》，就是受他文章的影响。那时我正在倾心学佛，亦相信了他的佛学。后来方晓得他于佛法是外行。

　　再就是章行严（士钊）先生在我精神上的影响关系，说起来话很长。我自幼喜看报纸。14岁入中学后，学校阅览室所备京外报纸颇多，我非止看新闻，亦且细看长篇论文。当时北京有一家《帝国日报》，常见有署名“秋桐”的文章，讨论宪政制度，例如国会宜用一院制抑二院制的问题等等。笔者似在欧洲，有时兼写有“欧洲通讯”刊出，均为我所爱读。后来上海《民立报》常见有署名“行严”的论文，提倡讲逻辑。我从笔调上判断其和“秋桐”是一个人的不同笔名。又在梁任公主编的《国风报》（一种期刊，出版于日本东京）上见有署名“民质”的一篇论翻译名词的文章，虽内容与前所见者不相涉，但我又断定必为同一个人。此时始终不知其真姓名为谁。后来访知其真姓名为章士钊，我所判断不同笔名实为一个人者果然不差。清廷退位后，孙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但党（同盟会）内决议定都南京，要袁南下就职。《民立报》原为党的机关报，而章先生主持笔政，却发表其定都北京之主张。党内为之哗然。又因章先生本非同盟会会员，群指目为报社内奸。于是章先生乃不得不退出《民立报》，自己创办一周刊，标名《独立周报》，发抒个人言论。其发刊词表明自己从来独立不倚的性格，又于篇末附有寄杨怀中（昌济）先生长达一二千字的书信。书信内容说他自己虽同孙（中山）黄（克强）一道奔走革命，却不加入同盟会之事实经过（似是因为加入同盟会必誓言忠于孙公，并捺手指印模，而他不肯行之）。当时他所兄事的章太炎、张溥泉两位曾强他参加，至于把他关锁在房间内，如不同意参加，便不放出（按此时他年龄似尚不足20岁），而他终不同意，知此事者不多，怀中先生却知道，可以作证。《独立周报》发刊，我曾订阅，对于行严先生这种性格非常喜欢。彼此精神上实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

　　其后，章先生在日本出版《甲寅》杂志，我于阅读之余，开始与他通讯，曾得答书不少，皆保存之，可惜今天失去。其时正当孙、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图谋帝制，人心苦闷，《甲寅》论著传诵国内，极负盛名。不久章先生参预西南倒袁之役，担任军务院秘书长。袁倒黎继，因军务院撤销问题，先生来北京接洽结束事务，我们始得见面。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时有节概可见，90高龄犹勤著述（我亲见之），自不可及。

　　回到世间来

　　我既从青年时便体认人生唯是苦，觉得佛家出世最合我意，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学佛。不料竟以《究元决疑论》一篇胡说瞎论，引起蔡元培先生注意，受聘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席。这恰值新思潮五四运动发动前夕。当时的新思潮是既倡导西欧近代思潮（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又同时引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我自己虽然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环境气氛却对我这讲东方古哲之学的，无形中有很大压力。就是在这压力下产生出来的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这书内容主要是把西洋、中国、印度不同的三大文化体系，各予以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适当的位置，解决了东西文化问题。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的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我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唯是苦（佛说四谛法：苦、集、灭、道）。一旦发现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而“乐”字却出现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的极大注意。在《论语》书中与“乐”字相对恃的是一个“忧”字。然而说“仁者不忧”，其充满乐观气氛极其明白，是何而为然？经过细心思考反省，就修正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由来，亦就伏下了自己放弃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间来的动念。

　　动念回到世间来，虽说触发于一时，而早有其酝酿在的。这就是被误拉进北京大学讲什么哲学，参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好名好胜之心发乎身体，而身则天然有男女之欲。但我既蓄志出家为僧，不许可婚娶，只有自己抑制遏止其欲念。自己精神上就这样时时在矛盾斗争中，矛盾斗争不会长久相持不决，逢到机会终于触发了放弃一向要出家的决心。

　　机会是在1920年春初，我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作宗教问题讲演后，在家补写其讲词。此原为一轻易事，乃不料下笔总不如意，写不数行，涂改满纸，思路窘涩，头脑紊乱，自己不禁诧讶，掷笔叹息。既静心一时，随手取《明儒学案》翻阅之。其中泰州王心斋一派素所熟悉，此时于《东崖语录》中忽看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的话吗？这不是恰在指斥现时的我吗？顿时头皮冒汗默然自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是暑期应邀在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题，回京写定付印出版，冬10月尾结婚。

　　（本文编者有删节）

　　①廖君后来经清华送出留美，学铁路工程，曾任国内各大铁路工程师。

　　②《究元决疑论》为22岁时所作，刊于《东方杂志》，后又收为《东方文库》之一单行小册。

　　③此文见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出版。

　　④陈故去已多年，知其人者甚少。郭与李大钊（守常）为乡亲，亦甚友好，因而曾在北大图书馆作事。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时，曾一度引为国务院秘书。今故去亦有50年。

　　⑤甄君民国八九年间在广东曾任大元帅府秘书，后出国到美洲，闻曾在旧金山办报。

　　⑥以我个人注意所及，此次改组，内部争执甚大。即在定议之后，犹复有人蓄意破坏。成立大会，似分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开会。沪会即因此哄争而散，北京方面以孙、黄二公亲临，幸得终局。当时争点，一即删去民生主义，而于别一条中列有民生政策，又一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不收女党员。当场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贞等起而质问，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人鼓噪。惟赖孙中山总理临场讲演，以靖秩序。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孙总理话已讲完，左右频请续讲，以致拖延数小时之久，汗流满面。勉强散票选举，比将票收齐，已近天黑。自早晨8时开会，至此盖已一整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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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

　　第一期思想与近代西洋功利主义同符——转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为第二期——再转而归落到中国儒家思想为第三期——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近著《人心与人生》于第七章中曾自述其对人类心理之认识前后转变不同，因亦及其人生思想尝有三期之不同：（一）近代西洋功利主义思想，（二）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三）中国古时的儒家思想，顾未遑道其间转变由来。兹申述其概略如次。

　　第一期思想与近代西洋功利主义同符

　　今以暮年追忆早年之事，其时期段落难于记忆分明，大约10岁以后，20岁以前，可说为第一期。此期主要受先父思想之影响，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亦即以是非善恶隶属于利害得失之下也。认为人生要归于去苦、就乐、趋利、避害而已。是非善恶者，社会之公名，从其取舍标示其所尚与所耻，而离开利害得失又何有取舍耻尚乎？此一哲学思维，与西欧边沁、穆勒诸家为近，原非吾父所有，而出于我的头脑。然父实启导之。

　　愚生于1893年，即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国难于此，既日亟矣；先父忧国之心于此弥切。寻中国所以积弱不振，父谓是文人之所误。“文人”指读书人居于社会领导地位而十九唯务虚文，不讲实学。说话，不说实话（虚夸）；作事，不做实事；循此不改，不亡其国不止。反观西人所以致富强者，岂有他哉，亦唯讲实学，办实事而已。东邻日本蕞尔小国，竟一战而胜我者，亦唯其步趋西洋求实之效耳。凡此“实学”、“实事”之云，胥指其有实用者①。此种实用主义或实利主义，恒随时见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间，而在我绕膝趋庭日夕感染中。此即此期思想形成之由来②。

　　转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为第二期

　　功利主义对于人生是肯定其欲望的。径直可以说，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人生不就是在欲望的满足或不满足中度过乎？然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却与此相反，恰好是完全否定欲望的，亦即根本否定人生的。我如何竟从功利主义一转而抱出世思想呢？

　　我生来有一好用思想的头脑，因而于所谓利害得失者不囫囵吞枣，而必究问其词之内涵果何所指？利害云，得失云，非二事也，异其名，同其实。核求其实，则最后归着当不外苦与乐乎？苦与乐是人生所切实感受者。人之趋利避害亦在去苦就乐耳。利害得失信非必就个体生命而言之，然一家一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利害得失，其最后结果不仍归落在其人的苦乐感受上耶？

　　于是又当究问：何谓苦？何谓乐？我乃发现一真理曰：苦乐不在外境。通俗观念恒以苦乐联系于外境，谓处富贵则乐，处贫贱则苦。因为人类仰赖外在物资而生活，物资之富有或贫乏就决定着生活欲望之易得满足或不易满足，而人当所欲得遂时则乐，所欲不遂时则苦也。——这自然不是没有理由的，却有一种淆乱错误隐伏其间。

　　“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这两句话是很好的概括，即可据为准则以事衡论。欲望出自主观，其或遂或不遂则视乎客观际遇，是故苦乐殊非片面地从主观或片面地从客观所得而言之者。凡指目任何一种外境为苦，或指目任何一种外境为乐，如世俗流行的观念都是欠分析不正确的。苦乐问题与其着重在外境来看，不如着重在吾人主观方面犹为近真——较为接近事实。试申论之如次——

　　欲望通常表见于吾人意识上，而欲望之本则在此身。苦乐之直接感受在此身，却每因通过意识而大有变化：或加强，或减弱，甚或苦乐互相转易。此常识所有而必须提出注意者一。注意及此，便知苦乐不定在外境矣。欲望在人不是呆定的，一欲望过去，一欲就来，层出不穷，逐有增高。此又必注意者二。注意及此便知千金之子所欲不在千金，而别有其所欲；所欲不遂之苦，在彼亦同乎一般人耳。一般贫人岂无其遂心之时；彼富贵人亦自有其苦恼之事；善观其通，则平等，平等。又个性不相同的人其欲望不相同，其感受不相同；欲望感受既随从乎人的个性不一，便往往难于捉摸。此又必注意者三。注意及此，便知从外境而妄臆其人之苦乐，是不免混淆错误的。

　　研究思辨至此，又得一结论曰：人生基本是苦的。试看，人生从一堕地便带来了种种缺乏（缺食、缺衣、缺……），或说带来了一连串待解决的问题；此即欲望之本，而苦亦即在是焉。苦非缺乏不得其满足之谓乎？苦非问题不得其解决之谓乎？很明白，苦是与生俱来的。试再看，人之医生多得其所欲之满足乎？抑不得之时为常耶？显明的是不得之为常也。历来不是有不少自杀的人吗？加以曾怀自杀之念者合计之，为数就更多。凡此非谓其生之不足恋而苦之非所堪乎？勿谓人类文明日进，所缺乏者将进为丰富，许多问题可从科学技术得其解决也。章太炎先生《俱分进化论》最有卓见③，它指出远从原始生物以来其苦乐皆相联并进的。特如高等动物至于人类，其所有之乐愈进，其所有苦亦愈进，事例详明，足以戡破世俗之惑。

　　你莫以为人类所遇到的问题，经人类一天一天去解决，便一天从容似一天也。我告诉你：所谓问题的解决，除掉引入一更高更难的问题外没有他义。其最后便将引到一个无由解决的问题为止。什么无由解决的问题？要生活而不要老死，就是个无由解决的问题④。

　　一切问题原都出自人类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但人们却总向外面去求解决。这实在是最普泛最根本的错误！放眼来看，有谁明见到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余的诸子百家，古今中外一切圣哲，尽你们存心解救生民苦难，而所走的路子却全没有脱出这根本错误之外，都是不足取的。于此我此时一转而趋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思想。我当时初非受了佛家影响而倾慕出世的，乃是自家思想上追寻到此一步，然后觅取佛典来参考学习，渐渐深入其中的⑤。

　　“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那种看法，此时并未改变；只不过由肯定欲望者，一变而判认欲望是迷妄。概叹人生不外是迷妄苦恼的一回事，诚如佛家之所说：起惑造业，受苦。

　　再转而归落到中国儒家思想为第三期

　　大约1911年后，1920年前，都是我志切出家入山之时；虽以老父在，未即出家，而已守佛戒茹素不婚。后来我在清理先父遗笔手泽时（1925年春）所撰“思亲记”一文，有如下几句话：

　　漱溟自元年（指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下略）（原文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

　　我转归儒家思想之晚，即此可证。

　　我于1920年冬放弃出家之念，于1921年冬末结婚，所以第三期思想应从1920年算起。在思想上究竟如何起变化的呢？略说如次——

　　当我幼时开蒙读书，正值吾父痛心国难之时，就教我读《地球韵言》一类的书，俾知晓世界大势，而未曾要我读四书五经。其后入小学，进中学，读一些教科书，终竟置中国古经书未读。古经书在我，只是象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

　　经典各书的古文字，自己识解不易，于其义理多不甚了然；唯《论语》、《孟子》上所说的话却不难通晓。特使思想上有新感受者是在《论语》。全部《论语》通体不见一苦字。相反地，辟头就出现悦乐字样。其后乐之一字随在而见，语气自然，神情和易，偻指难计其数，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寻研味。卒之，纠正了过去对于人生某些错误看法，而逐渐有其正确认识。

　　头脑中研寻曲折过程不可殚述，今言其觉悟所在。我觉悟到欲望之本，信在此身；但吾心则是卓越乎其身而能为身之主宰的。从而吾人非定然要堕陷纠缠在欲望里。何以见得？即于此出世思想而可见。

　　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非即本于身体构造而来者乎？此代表着个体存活和种族蕃衍两大欲求，因为一切生物之通性，莫能有外。但在生物进化途程上，人类远高于一切，其所欲望乃大不简单，几于千变万化不可方物。然直接间接若近若远，何莫非自此身衍出者？唯独置此身欲望于反省批判否定之中的出世思想却明白地超越此身了。此非以我有自觉能反省而不为身所掩盖之心乎？唯人有人生观，而牛马却不能有牛生观、马生观；彼诸动物岂曰无心哉，顾惜其心锢于其身，心只为身用耳。此一分别不同，则缘于脊椎动物头脑逐见发达，至于人类而大脑乃特殊发达，实为其物质基础。儒书云“形色，天性也；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又云“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些说话以今日科学家言，便见其字字都有着落。⑥儒家之学原不外是人类践形尽性之学也。

　　人非定纠缠于欲望，则亦非恒在苦中而已耳；儒家之乐又何自来乎？前说“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者，应知是片面之见，未尽得其真际。苦乐真际视乎生命之流畅与否。一定以尽之：生命流畅自如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说苦乐之视乎其所欲遂不遂也，盖就一般人恒系乎外来刺激之变换以助其生命流畅者言之耳。外在条件长时不变，其乐即转为苦矣；此不难取验于日常生活事变者。人们欲望所以层出不穷，逐有增高者，正为此也。有道之士——得乎生命自然流畅之道者——更不须待外来刺激，固可以无时而不乐。

　　后世如宋儒，每言“寻孔颜乐处”。明儒王心斋更作有“乐学歌”云：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见《明儒学案》中泰州学案一章。）

　　王氏又云：“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其云“有事”者，指此心有所挂碍，即失其流畅也。其云“无事”者，指此心随感而应，过而不留也。此乐是深造自得之乐，与彼有所得于外之乐迥然两回事，恰为生活上两条脉路。

　　前后综合起来，人生盖有三条路向：

　　一、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二、欲望出在众生的迷妄，否定欲望，否定一切众生生活，从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

　　三、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儒家自来严“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者，盖皆所以辨别人禽也。

　　1920年讲于北京大学，次年出版之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以此三条路向或云三种人生态度为其立论之本，谓儒家、佛家之学从人类生活发展变化历史途程上看，实皆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国文化即将在这个最近未来复兴于世界。自己既归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特有取于泰州学派之大众化的学风——与现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其详具见原书，兹不多及。后此我之从事乡村运动即是实践其所言。

　　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往年旧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兹略有补充，题曰：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此一大关键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时，先父未曾教我一读儒书是也。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老社会一般开蒙读书，通是诵读《论语》、《孟子》、《诗经》、《书经》一类古籍，况在世代诗礼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先父之为教，却破例地不如是。先父之意，盖谓童稚之年不晓其间义理，且容后图。于是我读书入手即读上海出版之教科书。信如《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中所说：古经书在我只是象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响，而从我好为观察思索的头脑，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厌世出世一路去了。

　　对于人生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后一生归宿于佛法。盖认定“人生是苦”实为古印度社会的一种风气，是即其所以产生佛法者；而我从少年时思想上便倾心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从来为中国社会文化之正脉的主流的儒家孔门思想理趣，恰恰与此相反。试看往时人人必读的《论语》一书，既以“子曰不以乐乎”开头而且全部《论语》都贯穿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一种谨慎地乐观态度。如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贫而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是等等。此其显示出来的气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后儒者便有“寻孔颜乐处”之倡导了。

　　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乃恍然识得中印西方文化文明之为两大派系，合起来西洋近代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发展着现世幸福的社会风尚，岂不昭昭然其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体系乎。

　　假使我循旧社会常例先读儒书《论语》，早接触得夙来的中国式人生意趣，那么，我将不易觉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会人生文化文明之划然各具其特色异采的。我或将囿于见闻之一偏而从吾所好；或将疏忽漠视此其间的分异焉。此所以早年未读儒书实为我思想演变上一大关键也。

　　1921年我第一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写成于右述思路之上。

　　附注：

　　翻译西文求其信、达、雅非易。盖中文西文之间难得相当适合之词汇也。上篇文内文明文化两词不惜重叠用之，盖以文明译Civilization而以文化译Culture，若从中文简洁以求，固所不宜。

　　①清季北京有私立“求实中学堂”，又有国立的“高等实业学堂”。此高等实业学堂入民国后改称“工业专门学校”，盖其内容正是讲习工矿业各门学术也。此可见当年吾父识见未有大异于时流，独以吾父为人感情真挚，一言一行之不苟乃非一般人所及耳。

　　②先父生平言论行事极近古代墨家一流，亦似与清初之颜（元）李（塨）学派多同其主张。然实激于时势辄有自己的思想，初非有所承受于前人。

　　③《俱分进化论》一文，我于60年前读之深为佩服。今检《章氏丛书》内《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可得。

　　④此义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小字本第105页。原文略云：宇宙不是恒在而是相续；相续即无常矣，而吾人则欲得宇宙（此身生命）于无常之外，于情乃安，此绝途也。

　　⑤我对于苦乐之分析、观察、思索、体验，盖始于十四五岁时。参加辛亥革命后即结念出世，从琉璃厂有正书局觅得佛典及上海出版之《佛学丛报》读之。其时前青厂有一处图书分馆亦藏有佛经，恒往借读。凡此处所述早年出世思想，具见于1914年夏间所撰《究元决疑论》一长文。此文先刊出于商务印书馆之《东方杂志》，后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

　　⑥此处所引古语，均出《孟子》书中。形色指身体说。人类生命托于大脑特殊发达之身体构造而有其种种活动；凡天赋之性能（不断成长发展的）即在是焉。大脑者，人心之所寄，而一切性能则统于人心。人所区别于禽兽者，从其见于形体构造上说是很小的，从其无形可见之心理性能上说，则似乎不大，却又是很大的。说区别不大者，人与禽兽的生活讵非同趋于为生存及传种而活动乎？又说很大者，人心超卓于其身体而为之主，禽兽却不足语此也。然人心之超卓于其身体，只是其性质上之所可能，初非固定如是；在一般人（庶民）的生活上，其流于“心为形役”者乃是常事，曾何以异于其他动物？大约只有少数人（君子）不失此差距耳。真正充分发挥人类身心的伟大可能性（伟大作用），那就是圣人。近著《人心与人生》说此较详，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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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辨李著陶著各书之误

　　临时参议院的党派情况——正式国会开会前后的党派情况——1916年国会恢复时的党派情况——补记

　　这里所说的民国初年，指1911到1917年的一段期间。我是1893年生于北京的，民国初年不过二十岁内外。但我已经有机会亲自见到那时政治上一些事实了。首先这是因为我参加了1911年的革命运动，于清帝退位后随革命同志们创办报纸，曾任外勤记者。再则，我又与当时政治上人物之一的张耀曾先生（镕西）关系甚密，曾一度担任他的秘书。

　　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同志们放下了手枪炸弹，在天津同时有两家报纸出版，是属于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其一名《民意报》，主其事者为赵铁桥（四川人）；又其一名《民国报》，社长为甄亮甫（元熙），总编辑为孙浚明（炳文）。我为《民国报》编辑之一，并从事外勤采访工作。此报不久迁到北京出版，末后由国民党本部派汤漪接收改组，我就离开了。

　　张公是我先母的堂弟，所以我称他为镕舅。然而他的外祖母却又是我先父的亲姑母，所以他又称我先父为表舅（在亲戚关系上是重叠而交错的），并自幼师事先父。1916年倒袁后，他出任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引我为秘书。其时同任秘书者有沈衡山（钧儒）及席、杨二位。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从当时的临时参议院取得一种证件可以随时出入于旁听席，并向秘书厅作采访。又如国务院等机关和各党的党本部亦是常去走动的。而不时晤及张公，亦能知道一些事情。虽云事隔四五十年，有些亦还记忆差不多。近来见到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关于这一期间政情叙述颇有错误和疏漏不明之处。复检看较早些年出版的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其错误疏漏之点如出一辙，乃知陶误盖因袭于李误。偶与郑天挺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亦曾一度为张公任秘书）谈及此情，据他说不只李、陶两书有此误，还有其他书亦如是。我因写此文，借供史家采择。

　　临时参议院的党派情况

　　本文旨在说明民国初年政治上党派情况。党派分立之势，大抵因议会制度而形成的，本文即从临时参议院之时谈起。

　　当1911年革命后，国内政治上十分活跃，大小党团纷见杂出，离合无定，谁也难言之无误。而且在今日详切言之亦无何意义。但今之修史者于其当时情势变化之大端，却非胸中了了，论列明白不可。可惜李著、陶著两书之所短正在此。

　　本来清季在中央已经有了资政院，在各省又有了谘议局，政党便已见萌芽。然而这总不外乎走君主立宪一路的。而当时主张革命，要推翻清廷的，便是与之对立的另一路。1911年革命之获得短期收功，并非一方面之力，此固人所共知。同时更须知道，孙、黄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虽于此居主要地位，而其本身却又是走革命一路的几多团体合组起来的。革命一旦成功，其本身又起分化。所以从全国来说，只见其分合变化，很少见有单一组织慢慢发展扩大的情形。党派的名称说之不尽，分合变化说之不尽，我们只能从大形势上以左翼、右翼和中间来分它。同盟会当然算左翼，旧立宪派为右翼，恒居于左右之间者为中间派。革命之初，同盟会当然得势，临时参议院中党派单位约不下于五个，或者还多，而同盟会终究为第一大党。

　　临时参议院要分前后两阶段，前一段在南京开会，后一段在北京开会，然前后两段并不仅仅是开会地点不同，重要在于其内容组成上有些不同。前一段大致是全国各省区各有代表三人，多为各该省都督或议会（旧谘议局改）所推选派来。等到后一段则改为每一省五个人（蒙藏各区似稍异），并且规定要由议会选出。其人选有连任，有更换，并有大增加，所以其议长就要重新选举。

　　南京临时参议院的议长林森，为同盟会的人，副议长似为陈陶遗，是否同盟会人，我不清楚了。通例在议会中某一政党的许多议员必有它的一个领袖，称为院内总干事，在同盟会当时却非由林森担任，而是张耀曾。张在当时同盟会内部组织上是评议部（对执行部而言）的议长。他明明是同盟会议员的中坚人物，然而李著、陶著却把他列入了统一共和党之中。这一错误非小。因为这以后的事情都将无法说明。——所谓以后之事包含着同盟会之改组成国民党这样的大事。

　　据我记忆所及，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初期，议长还是林森。譬如袁世凯作为临时大总统来向临时参议院宣誓就职的那一幕，我是在场的。当时便是在林森主持下举行此典礼。其后在何时改选议长，我不能明确言其月日，但记得似乎相隔不甚久。譬如李著说统一共和党当时占有二十五议席，同盟会、共和党各四十余席，而我记得在议长选票上，统一共和党只掌握十几张票。左右两方各三十几票。其数字均少于李之所说。可能是李说的数字为其后新组成分子陆续全部到齐之数，而议长之改选较早。

　　所谓统一共和党者，就是那时的中间派。因为其中有些个人如谷钟秀等是同盟会分化出去的，就算他中间偏左吧。右翼一面似有两三个单位（非如李说只是一共和党），较大的是共和党，而较重要的却是共和建设讨论会。因为它有梁启超这样重要人物为后台，有汤化龙、林长民作头目。它是民主党的前身，而民主党又是后来进步党的中心骨干。右翼综合起来虽有三十几票，却止于三十多一点，而同盟会则接近四十票。在议长改选前夕，同盟会自恃为第一大党，并有素常靠近的统一共和党，没有急于作布置，被右翼抢先了一步。右翼主动地早去找统一共和党商量合作，愿以正议长让给这个小党，而他们甘居副席。这样，当然一拍即合。及至同盟会向统一共和党来商洽时，那方面的协议已成立了。选举揭晓果然正议长是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副议长是汤化龙。并且其较次的两个席位：院秘书长（此席由议长决定，不用选举）和全院委员长（由议员公选）亦分别为林长民、谷钟秀所得，全无同盟会的份。只是为不使第一大党的同盟会人难堪，总算把法制委员长一席选了张耀曾。

　　其实张耀曾正是同盟会内定的议长人选，因为林森不想干下去——既不干议长，亦不干议员。至于吴景濂是何许人，这里亦须说明一句。若论品德、才气、学识，他无一可取。十一年后（1923年）他正是在国会中为曹锟包办贿选总统的人，卑劣无耻到了极端，此时则恶迹未著而已。他是奉天（辽宁）人，而在统一共和党的十几票中（譬如说十七票），他们东三省同乡却占十票以上（譬如说十二票）。他身材高大，其头尤大（所以俗称吴大头），年齿亦较长，在十多个东三省议员中便成了领袖。其取得议长的由来不过如此。

　　正式国会开会前后的党派情况

　　临时参议院的重要任务，除了产生临时政府之外，就是制定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即在制定这两部法律之时，各党派为了应付将要到来的大选，都在忙于党务。质言之，就是尽可能并合来以利于竞选。于是后来在国会中就出现了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对峙的局面。本文这一段将主要说一说同盟会之改组成国民党。

　　同盟会原是一个要推翻旧统治而建设新国家的革命党，而不是一般宪政国家的所谓政党。这番改组，若只从其并合四小党①以扩大党势来看便错了。要深刻地来认识它的性质改变了。同盟会本有革命方略之规定，把建设新国家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时期，即是：军法之治或云军政时期，约法之治或云训政时期，宪法之治或云宪政时期。它是要自掌政权到几年，又几年之后，才转化为普通政党的，现在旧统治初被推翻，如何谈到此？然而在当时国内大势，却非放弃这个革命方略不可。首先就为推翻旧统治并非同盟会一方面之力，势不能强各方面听命于一方。而且对于这个革命方略，就在同盟会内部，也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它。

　　同盟会里面的人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孙先生虽自有一套学说和具体主张，却全然不能以此统一其党人的思想意志。大约不同于他的，至少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张继等许多人物都是，乃至汪精卫亦接近于此。他们于革命后，薄政治而不为，宣言不做官、不做议员，相率出洋而去。又一派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换言之，就是倾慕欧美近代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宋教仁即其代表。其实这是当时人的一般思想倾向，大约留学生们莫不如此，同盟会所有的议员们莫不如此。同盟会之改组为普通政党，固迫于党外大势而要以此为其内部基础。

　　然而改组运动大非顺而且易，险些不得成功。

　　以我个人记忆所及，此次改组，内部争执甚大。盖非止放弃了革命方略，还放弃了革命的宗旨目标。同盟会会章的宗旨一条，原为“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而国民党党章则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了。只不过另外在政纲五条之中，列有“注重民生政策”一条。这明明是以社会政策代替社会主义，以改良代替革命。再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却不收女党员。这一变动亦非小，都要算最引起争执风潮的问题所在。不止孙先生很难同意这种改变，许多老同志很难同意这种改变，凡富有革命性的人俱都激烈反对。然而在改组派却认为既要应付当前大选，争取作宪政国家大党而改组，非这样改就不能广结同志（吸收四个小党首先是统一共和党），就不能多得选民，就只有自陷于孤立，让敌党坐大，所以又是坚持断断乎不让步。经孙、黄考虑，勉勉强强定议之后，犹有人蓄意捣乱，破坏其事。改组成立大会分在上海、北京两地同时（1912年8月25日）举行。据闻上海的会就以当场争吵一哄而散。

　　北京开会那天我在场目睹其事。地点是在虎坊桥湖广会馆的大剧场，其最高容纳量亦只有一千多人，非常拥挤。当宣读党章要通过之时，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而质问辱骂，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多人鼓噪。虽有不少维持大局的人尽力劝阻，其势仍岌岌可危。幸得孙、黄二公临场讲话，以靖秩序。黄先到先讲，孙后到后讲。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频请续讲，不要他停，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便趁此时散票选举。比将票收齐，已是日落天黑（没有电灯）。从早八时开始，至此一整天，没有休息用饭。尤其受罪的是正当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孙、黄二公并且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无时不在以手巾拭来拭去。却是幸得终局，便算成功。

　　宋教仁在党内初非有高出于其他人物的资望地位（1911—1912年宋且正遭党内外的打击。见李著），其卒能主持改组，使领袖如孙先生为之曲从，正为其有群众支持。而最具有发言地位的群众，莫如那些代表本党出席议会的议员们。议员甚多，又必得有其中坚有力人物与宋密切合作，方能成其事。这第一就是张耀曾氏。再则，国都既在北京，同盟会的党本部自须设于北京。当唐内阁在职的短短期间尚有些党内要人（宋其一）在此，不久都先后出京他去。然而像这样复杂严重的改组问题却多要在此商洽（对外）解决和进行，那么何人主持呢？这第一又是张耀曾。若如李著、陶著以张氏属之于改组时被吸收的小党人物，而非代表同盟会主持改组的人物，这一切均将无法说明了。

　　国民党成立之后，张氏以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正主任，即见其是实际负责的人。又试举一事亦可见出张氏才具及其在党内外的资望地位。当国会两院合开宪法会议以制宪之时，两大党各有代表该党主张的一部完整宪法草案提供各方面研究。代表进步党的那部草案为梁启超手笔，而代表国民党的即为张氏手笔。世所称“天坛宪法草案”固为宪法会议所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所制作，却是委员会当时曾推定五个人执笔（代表五个方面），五个人中又是公推张氏主稿的。

　　关于民主党、共和党等几多小党合组进步党的事情，我不清楚，这里不叙。但我记得其成立是稍后的，而众议院议长之大争夺战实有以促成之。当全国议员选举揭晓时，参众两院议席均以国民党占过半数。在总名额八百多人中号称五百多人。但其具体数字极难言。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够鲜明确定，各党派既争相拉扯，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机心理。我曾目睹此拉扯及投机之活剧。当时北京有东西两车站，除内务部主管方面为议员到京设有招待所，并派员在车站迎候外，各党亦各有其招待所，各都派人持旗帜在站候接。每见每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彼拉此扯，各以能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为胜利。某人的党籍即以其住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颇有住入甲招待所数日后甚至一二月后忽又移住乙招待所者。其内幕花样甚多，无非金钱酒食拉拢，可不必讲了。

　　对于国民党的声势最动心、最感到不能相容者莫如袁世凯。所谓拉议员，争议长，各党派皆是对国民党而拉而争。各党派之拉与争似乎各为其党，而在背后资助并运用之者都是袁，其所收效果亦都为袁所享有，此外任何人无所得。可惜当时那些聪明人如梁、汤等皆不悟。由于其对方是一，而此方后台又是一，所以就促成了此方合组进步党。然而进步党究竟还只能间接为袁用，不能直接为袁用。于是末后又出了公民党，由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直接出面组织议员。

　　国会开幕，当然要先选出议长来，方谈到其他之事。然而众议院多次开会，几次投票，时间拖至一个月之久还没有议长产生出来。争夺之烈特见于众议院者，一则其权重，又一则其议员年轻，多新出人物。若参议员大半资历老，不易收买其脱党了。必须把国民党议员收买脱党，而后减少其议长选票，增多此方选票。议员声明脱党启事纷纷见于报纸。尤其是当时的《民视报》（其后公民党成立，即为该党御用报）满载于头版，数之近百数。就这样，众议院议长卒为进步党汤化龙（正）、陈国祥（副）所得。只有参议院议长早早选出了国民党的张继、王正廷。

　　如上所说，为了适应中国要走资产阶级的宪政道路而左翼改组出了国民党，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右翼形成了进步党，为了进步党尚不能直接地为袁用，袁部下于是又搞出公民党。当时党派情势变化发展之大端就是如此。但其后又出了新变化。

　　这新变化是什么？当正式国会末期，宪法未成，而袁世凯却取得了正式总统，他便悍然来干涉制宪。制宪原为宪法会议之事，国民党、进步党（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头脑、有心肝的人士正集于天坛，静心致力于此。他们很想本着他们的信念为国家效劳，不能不惊心于野心家的破坏威胁。他们恍然认识到野心家（袁世凯）是真正的敌人，而他们彼此间还是在思想信念上可以合得来的同志。于是以张耀曾、丁世峄（佛言）为首的两大党一部分议员（可以说两方议员的精粹吧）携手合组了民宪党。这已是临到国会被袁解散的前夕了。

　　说到此，我又记起了一段故事，无妨补叙出来，那就是宋教仁曾密访梁启超的事情。当唐内阁去职而宋尚在北京之时，他主要是布置改组，迎接大选，以谋政局之新开展。他不单照顾家里的事，还照顾到各方面。主要的如掌握实力并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是一方面，作为言论思想界的权威并代表右翼政党的梁启超又是一方面。宋都希望把他们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彼此在政治上和平竞赛。他之所以和赵秉钧往来屡作深谈，即是对袁的一方作功夫。同时他又访了梁。梁过去曾阻挠革命，此时为革命派所看不起，亦复自觉脸上无光。宋独向他表示彼此应以两党轮替秉政如英美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若当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由此可见两方人物早有其共同的思想意识，其或离或合只看环境形势。

　　1916年国会恢复时的党派情况

　　民国二年（1913年）国会被袁世凯非法解散，到民国五年袁倒黎继，乃又得恢复开会。然而当年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的局面却没有随之恢复。这是何故？

　　据我所知，当八百多议员被袁强迫解散后，不少头脑较清醒而于国家大局具有责任心的人皆有所后悔。第一后悔不应先选总统——把有关总统一章从整部宪法中抽出来制定，并选出袁的正式总统。更则后悔不该在制宪过程中牵于党派成见，多所争执，耽误时光，以致久久未完成制宪工作，实无以对国人。及至袁倒，酝酿复会，咸有惩前毖后之心。当群集上海，将次入京之时，即互约彼此虚怀同心以制宪，在制宪期间把党务暂时搁起来。一时风气如此，两大党以至其他党的招牌遂不见于北京。不过事实上，于议场外聚合一些熟人商讨问题，总不可免。于是不厌其雷同近似而有“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宪法商榷会”等名称出现。或者随便使用个“丙辰俱乐部”（这一年是丙辰年）、“韬园”“益友社”……为名。甚至不立名堂，只就其聚会之地而说“张寓”。总之一句话，不取组党形式，亦实无意乎组党。其聚合一堆的大抵还是旧日同党的人，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

　　“政学会”是其中稍晚出现的一个，而延续却稍久，本文将于后面个别叙说两句。这里继续说总的形势。

　　大家一心制宪自是好事，但不过初念如此。临到事实上，处在政局中，权势斗争仍居第一位。原非组党的这些集体仍然起着政争工具作用。最后又是政争覆灭了国会。国会再度被解散，宪法还是没有制定出来。其详就非本文所及了，这以后，国家大局日益恶化，军阀势力高于一切，只能从其时政治上人事彼此分合之间见出种种派系，无政党组织可言，过去两党卒不再见。至于北伐时的国民党乃是又回到革命党的路上，与前非一事。

　　应该指出，李著第十二章第二节题为“国会恢复后的党派形势与政潮”，陶著第三册有题为“国会中党派分化和转化的简单轮廓”一段（其中陶因袭于李，只加以简化），其所说几乎全无是处，例如说“进步党领袖提出不党主义”，梁、汤一向迷信政党政治，其一时不党（如上述）则有之，何能有此“不党主义”？且进步党领袖又何能同时使广大国民党议员为之景从？又说梁为宪法研究会，而汤为宪法讨论会，很短时间复合并为一，皆不符于事实。以我见闻所及，宪法讨论会始终以江天铎（粤人，国民党）、孙润宇为代表，曾未闻有所合并。观于李著讥笑梁、汤原是一家人何必分开，疑讶“研究”与“讨论”到底有什么区别等等的说话，正显露其于当时情势变化之由来隔阂无所知，误有所闻而不能辨其误。

　　陶著说，此时“国民党已经名存实亡”，其实颠倒了，应该说它名不存而实尚未亡。此时孙先生所领导的名为中华革命党。在京的议员们分化为几个单位，即如老同盟会人物亦用了丙辰俱乐部一类名称，更无人肩着国民党这招牌。然而正如我在前所说“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彼此言论主张仍多从同，甚至行动上有联系。同时不要忘记自由散漫原是此时的风气，其不尽一致是不足怪的。

　　政学会是当时国民党议员的几个集合体之一，或者还是一个较大的集合体。张耀曾先生被推为政学会的正主席。我此时虽为他任司法部秘书，但在这方面帮助他的是另一秘书沈衡山，我未曾参与其事，因而所知甚少。当时任副主席的为李根源、钮永建、谷钟秀三位。三位先生的年纪均长于张（张生于1885年，此时只三十二岁未满），论资望，张亦并不出于三位之右。其卒被推为正主席者，似为他平素立身端正谨严而对国家大局一片公忠，易得群众信任之故。若以今天所谓“组织者”所谓“领导人”来衡量他，他是不够的。他参加同盟会甚早，却非一个激烈分子，而是民国初年流行口语所谓“稳健派”。其实整个政学会就是一稳健派，颇似有中间偏左那种意味。陶著（第三册102页）说“张谷二人所组政学会已成为背离国民党的另一团体，并且具有反对孙中山的倾向”，全不忠于事实。

　　但后来孙先生领导护法之役，“非常国会”在广州的那些年中有所谓“政学系”者则非我所知了。而且就在张氏怕亦不尽知。因为据我所知，张本人虽支持护法之役，却一直留在上海，未曾一去广州。又据其故后其家人所撰行述一文（张故于1938年7月，有行述一文刊于当时讣告之后，今有存本），他曾在上海宣布解散政学会的。至于末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时代，道路传闻仍有政学系之说，那就更不相干了。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一文的补记

　　此文出于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之先，经由申伯纯副秘书长面呈周总理阅过，又经沈衡老证明我所述事实无差误。但在文章刊出后，我却又弄清楚了其间某些问题或情节而来不及补充或修改。兹特分别补叙于后——

　　（一）后来“政学系”的称号是从杨永泰而来。杨原为当初政学会骨干之一，后来在广东任财政厅长，且曾代理省长。在“非常国会”集会于广州时，议员中如韩玉辰、刘治洲等均属政学会成员，仍有其派系存在。末后杨成为蒋介石亲信的秘书长，与张群、熊式辉相结合，于是杨、张、熊及其一群便被人呼为政学系。特别是因为陈立夫派所妒忌而名声更著，最后杨卒死于陈之手——为陈派刺杀于武汉。

　　（二）宋遯初（教仁）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吸收四个小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后的实际领袖人物。他有心出面组阁当政，非止与赵秉钧亲切交谈，而且有一段时间住在赵家中，接受袁赠的某银行支票簿，可以自己随意填写支取银款。据闻宋离京南旋，曾支用二三百元小款而交还了支票簿。其行动颇有分际，不即不离，其为袁所深忌而必欲杀之者正在此。—袁不杀宋，宋将依国会为后盾以组阁，袁且落于受制而无能为也。

　　①这四个小党是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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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彭翼仲先生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维新和社会改革运动——彭先生的家世、为人、办报的艰难及其特殊作风——补记二则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1902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一、《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1927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1955年新版

　　二、《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

　　三、《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

　　四、《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五、《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得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禨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1942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的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像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缃，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

　　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

　　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开始于1902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开始于1904年阴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同年阴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华报》出版后，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于是把《启蒙画报》停刊了。此后便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两种在发行，直到1906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同时被封为止。

　　说到《启蒙画报》，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这恰同我一样。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它与今天的连环画、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国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话，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父母，父母如何为之解答。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作算术习题，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讲历史，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开初还有一门“蒙正小史”，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儿童们看了很有益。至于名人轶事，则有如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长篇连载。它行文之间，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我觉得好像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最初是日刊一张，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用烺）先生手笔。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没有彩色。北京图书馆现存有此报1902年和1903年的，而缺1904年份的，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

　　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却是《京话日报》。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内容以新闻和演说（相当于社论）为主。新闻分为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爱国维新运动，主要凭借于此报。本文随后将特加叙述，这里且不说。

　　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他曾是《京话日报》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月累积装订成册，都保存起来，只为年代太久，又历经变乱，而今已没有了。其实这在谁家，亦难以保存得下来。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处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还是解放后他为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

　　《中华报》又是别一类型，不同于前者。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详后），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必须要改。但《中华报》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开通官智”。——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①。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以论政为主。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因我那时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但却没有此报存本，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

　　《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而《中华报》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爆发的导火线。有康、梁一党的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经《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出来。据彭先生的自述：

　　保皇党被捕杀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6页）

　　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皆袁系人物。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先在天津为袁编练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级升任侍郎。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当时北京分内城、外城）封报抓人。随后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闭报馆，将主笔人杭辛斋、彭翼仲一同课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十六个字，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中华报》头上的，而另一《京话日报》竟亦凭空连带被封。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的处罪，皆未经任何审讯，就在命令中先予决定了。——部令到厅，厅里发出传票，票上录有部令原文，付给被拘传人阅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转送刑部监狱。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于1907年被解往新疆。到1911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

　　1913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将《京话日报》恢复出版。但没有多久，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南方革命党，报纸言论触犯忌讳，再遭封闭②。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还曾作第三次出版。

　　第三次出版时，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都很讲“生意经”，使得《京话日报》甚感经营费力。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即付托于他，自己退休。吴于1918年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到1921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试来接办。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卒于1922年上半年停刊了③。

　　这三种报纸的始末大致如上，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

　　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

　　彭先生的办报，全由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④。他常常说，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此身早已不存，现存这条白捡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一切无所吝惜，一切无所计较。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

　　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却是先出的《启蒙画报》代表着维新，而稍后出的《京话日报》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却可惜迷信幼稚，无补于国，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启蒙画报》正见出他想引进科学而破除迷信这一要求。在画报中虽亦偶有“时闻”一栏对儿童谈及时事，究竟还未能随时针对当前具体问题向广大社会倡导爱国反帝运动。于是他就再创办了《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开头一篇演说，只平泛地说明出报之意，不足以见其激动着的内心。真正的发刊词却见于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的报上。试摘如次：

　　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样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要把我国的矿山铁路都作为他们的产业。你想想，等到那时候中国人都得听外国人的号令，如同现在埃及人、印度人一般，还有什么人味儿？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然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学义和拳那样举动。……要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当作与自己无关。

　　以上这一小段话，见于一〇八号到一一三号六天报上的一长篇连载演说中。演说的题目是：“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

　　原来在九十五号报上的紧要新闻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段，其中说：

　　德国人经营山东，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其次便是商业。……（胶济）铁道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其用意可想而知。……请大家闭眼想一想德人在山东是怎样举动。

　　德国驻京公使持此报纸到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了交涉。

　　在此事之前，就有一次英国公使行文外务部为《京话日报》的言论提出交涉了。那是因为英属南非洲虐待华工，惨无人道，报纸揭载并极力反对其在京津一带以及附近各地招工，同时还将洋商汉奸在闽粤一带勾结贩卖华工的惨剧编成小说《猪仔记》，加画图连载多日。外务部为英使所迫，札饬五城公所（一种旧警政机关）勒令具甘结以后不再登载。彭先生一面从容应付，一面在报上发表一长篇演说（见于七十三号到七十六号四天的报上），其标题竟是：“本报幸逢知己”。

　　“知己”指英国公使。为什么说他是知己呢？彭先生文中自述他在办不办《京话日报》这问题上原有些犹豫未决，只为这年（1904年）五月间亲见一批华工被送出洋，其状甚惨，深受刺激，才促成了他决心办这个报，末后就结束说：“这是我办《京话日报》的始末根由，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岂非是一位知己吗？”

　　我说它真正的发刊词在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正为此。

　　请试想一个报纸出版不过二三个月，便引起了外强迭向这弱国政府提出交涉，其爱国反帝的精神气魄岂不可见。

　　更妙在彭先生的应付很得法。他对五城公所的勒令具结难以当下反抗，便先口头应承，却马上自己去见英使。英使派员接见。彭先生指出，当初中英订约招工，限定在通商口岸招募，所以你们在此外地方招工我就非反对不可，至于所传虐待各情，倘非事实，请来函本报指明更正。若三日不见来函，仍将接续登下去。其结果是英使竟不再问。而官府——五城公所，倒因报纸之鼓吹，最后亦张出告示来禁止其招募，告示还在一三七号报上登出。

　　及至这次德使来向外务部麻烦时，外务部就有了经验，不再施用压力，而嘱人示意报馆自行了结。彭先生又亲访德使馆，说明本报所载各节，皆从上海某某中外报纸采摘而来，只不过简略地演为白话而已。原报如其更正，本报自必更正。同时就在那篇“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演说文中，坚决表示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原文说：

　　本报出版以来，幸得英、德两公使的提倡。假如是因此封了门，把这《京话日报》永远停止，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京话日报》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怎样个起头，怎样个结果。本报就只出这一百多号，总算没白费工夫，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

　　然而后来竟亦没有事。

　　其后德使又有另一次向外务部麻烦的事情。那是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口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彭先生愤其凶暴，特尾随到德国兵营，就其门岗对一对表，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痛论德兵无礼，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德使这次还算未作过分无理要求，只说要彭先生亲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报上作答复说，自己当时尾随在后面，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查追，惩戒了那个兵。

　　经过这几桩事情，《京话日报》在社会上的信誉和声价顿为之一再增高，销数由五千骤升八千，由八千而超过一万多份⑤。

　　爱国反帝的言论在他报上随处可见，本文无须亦不可能详述。下面大略摘列其新闻或演说的一些标题出来，便可想见其概：

　　忠告日本内田公使（一一二号报）

　　胶济铁路（德国修建）扰民实情（一一九号报）

　　告我国人（一二六号报）

　　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卫兵长官（一三五号报）

　　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一四四号报）

　　外患图说（一五七号报）

　　论国债（一六六号报）

　　法国兵不法二则（一七七号报）

　　醉洋兵（一七八号报）

　　俄国兵照旧逞凶（一八八号报）

　　好霸道的日本人（一九五号报）

　　大呼四万万同胞（一九六号报）

　　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兵官（二五一号报）

　　外国府（使馆或兵营）的势力可怕（一五四号报）

　　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二八二号报）

　　洋老爷（三〇八号报）

　　《京话日报》截至被封为止，共出七五一号，这里不过仅就其一小部分报纸来摘取的。

　　读者结合前述德兵打人之事，再从上列许多标题上一看，不难看出庚子后外国洋兵在中国的骄纵横暴，是当时令人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既然官府怕他们在先，散散漫漫的普通人民还有谁敢抗一抗？况且受欺的大多是劳苦大众，那是更难出头来抗的。唯独彭先生本人的侠勇，配合他的报纸这一文明武器，却让各外使不能不有所忌惮，让中国人民的积愤稍得抒快。《京话日报》和彭翼仲的名声所以传遍京城内外，首先在此。

　　然而要紧的还在于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这却有待于机会，看题目行事；大题目可以大作文章，小题目小作。例如：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被辱激出风潮，陈天华蹈海，遗血书以告国人；杭州惠兴女士热心教育，以身殉学；南昌知县江大令在外国教堂不屈被害，老百姓仇教，又杀了洋人。这些都连续报道其事，号召人们开会演说追悼，以至集资募捐等等，便算小题目小作。其较大的，有如美国禁止（排斥）华工，中国驻美公使与美政府交涉相持经年，不得解决，沿江沿海各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北京方面就全靠《京话日报》来响应，来宣传号召。我还记得连我们这样小学生都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并向各“洋货店”（当时商店招牌即如此）检查劝告。那一次运动颇不算小，延续了亦很久。从其震动朝廷，清帝出了上谕来说，“抵制风潮过激，应加意防范，以维大局”（见三七二号报），就可知道了。

　　在类此反帝运动中以及南昌教案风潮中，爱国的基督教徒往往和外国教会或其教士有许多矛盾发生。《京话日报》不止一次刊出中国人要自立教会的消息，并演说鼓吹自立教会，以摆脱外人势力（见五八四号、五九〇号报），这与今天的“三自运动”，颇有些暗合。

　　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得到了广泛响应的，莫如国民捐运动。

　　其缘故是这样的：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点五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先生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多两。于是一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赔款言明四点五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各项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四二六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五十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监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举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远，均可想象，不烦多说了。

　　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计为期约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这运动就自然停止，随后由银行出来宣布发还捐款⑥。

　　维新和社会改革运动

　　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意所指是很宽的，在一七四号报的演说中曾提出过五个项目：一、多开工厂，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戏曲，激发人心；三、多作对众演说；四、广传白话报，教人人明白大局；五、多设蒙学堂，从小时就教他爱国。大约许多维新和改革事项，他皆认为是开民智，初不止此，而大都类此。

　　本文既将他爱国反帝划分在上面说了，这一段要叙述他所倡导的一些维新改革运动。

　　当我访萧长华老先生，问他对彭先生曾有何印象时，萧老回答大略如下：

　　我本人没有见过彭先生；但我师兄徐宝芳（兰沅之父）却在一次彭先生邀集戏界同人谈话之后，把彭先生对大家谈的话讲给我听，我真是万分赞成和佩服。彭先生要唱戏的朋友们不要自轻自贱，在演戏中负起社会教育责任。要引导人们学好，不要引导人们学坏。第一不要唱“粉戏”——那亦就是今天所说的黄色戏文。记得当年在彭先生提倡下，就禁演了三十多出戏。

　　这里说的某些戏禁演自必有当时地方行政方面之力，不能全归功彭先生。不过戏曲改良确是彭先生所致力的一种运动；所要改革的亦还包含鬼怪迷信和情景凶惨可怕的戏。同时当然更积极提倡有教育意义的新戏。

　　郝寿臣先生曾向我陈说，当年戏剧界一位名角田际云，是能配合彭先生搞这运动的人，应当表扬⑦。郝本人见过彭先生，便是曾在田家一同吃过一次饭。在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田把杭州惠兴女士毁家兴学并以身殉学的一段时事（见前）编成剧本，他自己扮演惠兴女士，就是当时新戏之一。事前向官厅申请，所有演此戏的全部收入都捐助杭州那个女学。有人说北京市上之有“义务夜戏”，即开始于此；但郝先生则说义务夜戏是为了国民捐而开始的。不管哪个说法对，总之不出乎彭先生搞的那些运动开始的。

　　我先父亦是当时力赞这改良戏剧运动的，曾取古书上鲁漆室女忧鲁的故事，编“女子爱国”一剧本，由名角崔灵芝演出多次。其剧本全文就披露在《京话日报》上。

　　新近出版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一章，梅先生自述其初次试演新戏《孽海波澜》的事，有涉及彭先生的一段话：

　　《孽海波澜》是根据北京本地实事新闻编写的。故事是叙说一个开妓院的恶霸叫张傻子，逼良为娼，虐待妓女，让主编《京话日报》的彭翼仲把张傻子的罪恶在报上揭发出来，引起了社会上的公愤；由协巡营帮统杨钦三讯究结果，制裁了张傻子。同时采纳彭翼仲的建议，仿照上海成例设立“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识字，学习手工；最后这班被拐骗的女子由她们的亲属到济良所领回，骨肉得以团聚。

　　此外还有许多话，这里不必全引来，原书俱在，读者不难取阅。这事出在清末（1906年），而把它编戏演出却在民国二年（1913年）。作为一个新戏来说，不能算在彭先生戏曲改良运动之内。但这一事件本身却应该认为是彭先生所倡导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事。

　　当时济良所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是一面靠了报纸鼓吹劝募，一面靠了官府没收的张傻子的财物房产作一点基础。管理上则推举几个绅董负责（彭先生居其一），官府立于监督地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完全改归官办，陆续收容的人很不少。凡明暗娼妓受欺压虐待的，或厌苦这种生涯的，都可自己投所请求收容，无论何人不能再追她回去。有人愿领取某一所女的，得其本人同意，经过一定手续核准，即可领出。这样，确实救了一些人。

　　还有以庙产兴学，亦是彭先生在他报上提倡之一事。南下洼龙泉寺道兴和尚办的孤儿院，即其一例。孤儿院内容办法大致像个小学堂，收容无依无靠的儿童，供给膳宿书籍等一切。开办的一天，彭先生亲去指导并演说。

　　反对旧日的私塾而鼓吹多办学堂，是那时维新运动最主要的事。改用些什么新教材呢？记得最初用的有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有《地球韵言》，有《格致读本》等等。彭先生和先父都认为四书五经不适于给儿童去读；为此，我和彭清杰、清颐弟兄竟一直未曾读经书。对于经书，我只是后来自己看的。

　　我们在彭先生自办的学堂中，是男女同校而且合班的。有不少十几岁的大姐姐和我们一起上班学习。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一种魄力是作不出来的。

　　彭先生虽没有明白提出女权运动来，而其鼓吹男女平等，力倡要兴女学，那是旗帜鲜明的。他反对旧日妇女缠足的陋习，倡导已缠足妇女的放足运动。这些都见于报纸。

　　彭先生提倡白话文早于胡适等十几年。报上演说有“文言不喻俗”一篇，另一篇又曾指出白话文有八大好处。但报上却总还免不了有文言出现，有读者来函请他们自己注意。（就像“文言不喻俗”这题目便非白话。）本来中文不同西文。西文走拼音的路，用笔写与用口说是合一的。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笔写口说难以合一。于是彭先生又写“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一篇答复读者，承认自己旧习未净，要与朋友们共相勉励着改造。

　　官话字母是当时一种有助于文字改革的运动。所谓“官话”，就是大致以北京口音为准的普通话，官话字母即是其拼音的工具。彭先生为了开民智，极力赞助这一运动。

　　他反对在儿童教育中用体罚——打孩子。报上每每见有某处学塾的老师用了体罚、八旗某某学堂用了体罚这一类新闻揭出来，加以指责。

　　当时清廷已有谕旨停止刑讯——就是在审问讼案时不许再用刑逼供。但京内京外各处官衙很多仍然不改，《京话日报》若有所闻，必予以揭出，斥为“抗旨”。

　　当时鸦片烟正流毒社会，贻害甚深，报上总劝人断烟和鼓吹禁烟，其例不胜举。

　　旧日社会还有早婚的陋习，报上演说它的种种害处，力劝人不要早婚（见五二五号报）。

　　对于迷信神佛、烧香还愿、求仙乞药、迷信风水等等，往往随时在新闻报道中切实指出它的害处，惊醒一般人；而作专题演说亦有的。

　　总结一句话：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的那时代，彭先生的言论主张和行动乃处处见出有其进步性，有其人民性，实在难得。

　　彭先生的家世、为人、办报的艰难及其特殊作风

　　当1913年彭先生由新疆回京后，《京话日报》二次出版时，曾有《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出版。书为一友人所编次，内有一部分出于彭先生自己撰述，又汇集了很多有关文件。本文的这一段有些处自不能不资取于此书。但此书论体例既说不上是什么体例，内容亦不见佳。它于彭先生所尽力的那些社会运动既未加叙列，亦未能表出彭先生的为人行事及其报纸作风。关于那些运动，本文既经在前两段扼要叙说了，这一段主要在把彭先生的为人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简略表一表。

　　彭先生名诒孙，号翼仲，原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人，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数百年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任清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领班（相当于首相地位）。1864年，先生即生于其祖父的旧宅中，一直在北京长大起来，说北京话而亦能说苏州话。其熟悉于北京社会，远过于其故乡的苏州。

　　他自是那时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世家子弟，但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际到帝国主义侵凌，我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并直接地给他以刺激时，他不能不动心，不能不用思想，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一度很短的尝试入仕途之后立即放弃⑧，而卒归走上他自己辟创的这条道路。

　　他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时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并无独特的见解和主张。他的妹夫杭辛斋先生可能有革命意识，而他则没有，他始终只是一改良运动者。既然在思想主张上无以异乎当时一般维新人士，而何以他表现得有些突出呢？这就为别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旧社会各种生涯中混来混去，自为身家之谋者多，而他却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似乎不妨说：他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

　　徐兰沅先生就曾给我指出说，彭先生有一种面对旧社会而孤军奋战的精神和他不畏强御的胆量，这是不错的。他在一般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中不见其新鲜，而由于他力行其所知，不顾一切险阻和人们非笑，在广大的顽旧社会中却显得他新鲜别致而不能不落于孤军奋战了。

　　这就要说到他当时办报的艰难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

　　首先说，办报是需要一些资本的，而他并没有什么钱。因他祖父下面有八个儿子（他父亲居第七），到他这孙辈上人更多，分不到什么遗产。而他父亲又幼患耳疾，一生只有个官衔，实际没有做官。他本人是非自谋生计不可的。这资本（据他自述）是将他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一项存款挪用而来⑨。像这样借贷投资于毫无把握的事业，除了彭先生谁肯干？

　　办报之初，是委托他家印刷厂代印，托铁老鹳庙报房代为发行。后来一步一步自办印刷，自办发行，又由办一个报而办两三个报，其投资乃愈投愈多。当时北京铅字排印机尚不多见，技工不易觅。记得彭先生还是请得一日本人叫米田的来担任印刷技工。自办发行，亦是备受旧报房之欺而后迫得自己来经营的。

　　现在我把他自述其艰难的几句原文引录于下：

　　《启蒙画报》开办未半年，赔垫约千金。弟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力支撑，备尝艰苦。售去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度岁。……至甲辰七月创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岁除之夕，避债无台。家有钻石表，先君一生仅留此物。……拟以此为质暂押数百金，向吴幼舲筹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极难。不得已函乞吴君凭空暂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报之准备。倘吴不应，决计一死。盖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纸刀刻字壁间云：“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吴君交原人带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关系与庚子年洋兵之枪弹同一生死关头，而性质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终身不忘之纪念也。（见原书第37页）

　　由于朋友通财之义，彭先生此种困难，我先父自不能置身事外，前后接济款目立有借字折据。彭先生被罪后，先父于折据上批注“同心救国，何意求偿”。事实上仍得到偿还的，那是在彭先生回京后了。然可见当年报馆一直负有债务的。

　　彭先生办报的艰难，非止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阻力更居重要，而且它又影响到经济。首先是社会上不习惯，群呼为“洋报”。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竟有人付过订报费，送去报纸而被其家老人严词拒绝不收（见二六四号报）。报纸取价虽不多，但无论铺户或人家初时总不想增多此一项开支。报纸的经营是要销路多和广告多才行的，而这两者当初皆不可得。陷于经济困难者正在此。然而待风气慢慢转变开通，这种阻力可消，还另有更大的阻力。

　　更大的社会阻力却与其报纸作风有关。我们来说一说其不平常的作风。

　　这里说作风，主要就《京话日报》而说。本文在前曾说过《京话日报》对于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其作用正从其作风而来。这作风约可分列出下面几点：

　　（一）报上无论是记新闻，是作演说，其笔锋上总带着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有指斥贬抑或称赞表扬。有时甚且是极其重的抑扬。例如它竟有这样字句出现：

　　……丑……更丑！

　　……可哭……更可哭。

　　而且其字体特用了大号铅字印出，格外触目。这是遇到了甘心做洋奴的中国人（翻译或杂役）借着外人势力欺压本国同胞，或其他的令人伤痛之事而出此，自然极不多见，却亦非止一二见。

　　总之，其好恶之心太强，衷怀所感，恒不觉形于笔墨。举此一端，其他可以想知。

　　再则，除了排印时把某几个字突用大号字体之外，有时文字右旁加圈加点，甚且连圈密点，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读者特予注意。这亦是一般报纸所少见，仍不外报纸编辑人感情要求迫切的一种流露。

　　（二）报纸的编者与读者之间，往往结成了许多同志好友，而亦不免有所结怨。报纸使得社会上有许多人支持它、拥护它，而亦使得一些人怨恨它、咒骂它，几乎像是要形成两大壁垒的样子。

　　支持拥护它的人就替它推广和宣传。例如：有的人辟设“阅报室”，买来报纸供众阅览，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边设立“贴报牌”，让行路人随意停立阅看。还有的设立“讲报处”，为的是有好多人不识字，不能看报就可以来听。在前曾提到王子贞的尚友讲报处即其一。而多数是说书的茶馆改设或兼办。还有自号“醉郭”的一老人，原来流动街头说书卖唱，后来专讲《京话日报》。

　　至于那反对它、怨恨它的一面，只举出一事可以概见。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推倒砸毁。初时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修复重设。幸得后来巡防局承认保护，哪知依然不行。据三五八号报所载“五城防局赔补报牌”一条新闻内说，三十处报牌经检查被毁的共达二十五处之多。

　　此外，如一青年热心讲报而被老父知道，不许其讲（见二八七号报）；如有人在路旁广场讲报多日，忽有巡长来干涉不准，并且说出的话很难听（见七一七号报）；如有练勇劈毁报牌并从墙外向报馆内抛砖辱骂⑩（见三五一号报）等等。像这类事情，其不见于报上的当然还多。

　　在出版届满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而那篇纪念演说文末还结束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见七一七号报），足见其时咒骂的人仍然很多。

　　（三）读者来函和投稿特别多，形成了报纸与读者间一种文字往来，精神交流。有时并且从而发生了实际行动。例如前述之国民捐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桩事。

　　试更举一小事为例。彭先生因为每值阳历新年各使馆洋兵放假，出来纵酒闹事，常常打人，特撰“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卫兵长官”一篇演说，向他们致意劝告（见一三五号报）。结果很好，各国洋兵居然受到约束，东城市面为之平安许多。事后就有崇实学堂同人写信给报馆，称颂致谢。过了不久，阴历年来到，便有人投函报馆说，各王公大臣府第的轿夫马夫等人，每值年节亦是容易闹事欺人的(11)，希望为此再撰一篇演说。于是一五八号报上就发表“奉告各王公大臣左右留意”一文，以应读者的请求。

　　读者投稿之多，是由于编者欢迎人们投稿，取了一种奖掖态度。只要其稿命意确有可取，稿中有错别字或文句欠通顺，不能自达其意，必替它润色修改登出（注明其经加修改）。最可注意的，是投稿的各式各色人无不有之(12)，而偏以不能文的居多数，大半是识字可以看懂白话报而不大会写的人，质言之，不是知识分子，不属知识阶层。往往这种粗俗不文的人，易受彭先生的感动而胸中有其要吐的话，就来投稿。似此修饰过的来稿，报上常常见。

　　当然，能文会写的人投稿亦不少，颇有人由于投稿渐熟而经常负责撰稿，变成了报馆内部人一样。那些文字欠通而经修改登出的投稿人，又每每来面见彭先生，认老师(13)。

　　在当时办报既是新鲜事，给报纸投稿更少经验，曾有投稿人询问是否需要付出刊资的。报上答复说，报馆本来应该付给稿费，今无力支付，哪里还有取刊资之说。又于二二九号报上发表彭先生一篇给投稿人公开的信，信中大意有几点：（一）来稿言论皆有功大众，非止帮我们报馆的忙，打算约期聚会订交；（二）请将姓名、住址、籍贯详细开明，不必隐名或写假名；（三）稿件登报后，有什么是非皆归本报一面承担；（四）千万不要讲些夸奖赞扬本报的话，若是再来夸奖，我只好把原稿焚化成灰，用眼泪和成丸子，吞到肚里去。这末一点是因为来稿每每从赞扬报纸、恭维彭先生说起，而他感触到社会上那些反对的怨恨的情绪之高，再登许多恭维自己的话，反更招嫉忌恼怒，于事有损无益。

　　投稿踊跃，难以全登，亦且难于估计哪篇何日登出。但又怕久不给登将使投稿人悬望不安，曾用“来稿题名”的办法，选择一批（十二件）可用的稿件披露了其论题和撰稿人姓名（见三五一号报）。稿多，于此可见。

　　这样，《京话日报》就成了人民的喉舌——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

　　（四）以办报发起和推进社会运动，又还转以社会运动发展报纸；把办报与搞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而相互推进。这是彭先生不自觉地走上去的道路，其报纸后来所有之大发展，全得力于此。

　　再说明白些：社会运动当然是从其社会存在着问题而来的。有些先知先觉把问题看出得早而切求其解决，就提出一条要走的路号召于大众，而报纸恰是作此号召的利器。身在问题中的众人响应了这种号召，便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报纸以运动招徕读者，以读者推进运动。以当时存在的问题而论，一面是封建制度的积弊，一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可能走的路，一条是维新自强，一条是大革命。彭先生从其感性认识到的问题，取了切近易行的前一条道路，是适于北京社会乃至北方社会这土壤来滋长发展的。1902年开创后不到两三年，在北京便声动宫廷，西太后亦要看看这报纸；在北方则东至吉林、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都在传播(14)。到它报纸被封前夕——1906年下半年正是其发展的最高峰，而这一发展亦就戛然而止了。

　　本文至此，要转回来说它这种作风招出来的社会阻力，以致报纸如何被封。

　　彭先生的报纸既然有所主张，有所反对，好恶爱憎，随事揭露无隐，当然引起了社会上拥护他和恼恨他的两面。后一面即其阻力所从来，可无待言。但有两点还待剖说剖说。

　　一点是他的不畏强御，招致了权威方面的恼怒忌恨。譬如当时驻在北京的姜桂题军队（属淮军系）是一般商民们最怕的，而报纸屡次指斥“姜军野蛮习气不改”，甚且说到了姜桂题本人。又如当时制度上以兵力统治北京的是“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可以随时捕人治罪。而报纸竟以“提督衙门的弊病”为演说题作了长篇大论（见七〇六号报）。在此之前，还指责了刑部的积弊。刑部和提督衙门俗号为“南衙门”、“北衙门”，那是极黑暗凶惨可怕的。后来制度渐改，由巡警部直辖内城警厅、外城警厅以统治北京地面，彭先生又去触犯巡警部（详后）。这样积恨已久，如何能逃其毒手。

　　再一点是，彭先生虽只不过倡导维新改良，而在老顽固守旧者却把他混到革命方面去而分不清，问题之落归严重在此。有两个鲜明事例。

　　有一次内外城各阅报社——如前所说的阅报室、讲报处，此时很发达，统称阅报社，约不下四十多个——约期各派代表到“首善阅报社”聚齐，商量为冯、陈、潘、惠四烈士(15)合开一个大追悼会的事。而届期竟未得聚商，因到场的人太少。查其缘由，是许多阅报社有巡警前来探问查询，又像是通知的样子，说据报革命党进了京，订期二月二日起事，而你们怎么要二月三日聚齐呢？所以吓得许多人不敢到场了。

　　再一件事是，有一台湾人任文毅，日本名字叫藤堂调梅，偕其日妇到京，经朋友介绍借住报馆内。巡警部的探访局把他认为是革命党首领孙文而捕去了。任文毅原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一向不愿作日本人。彭先生根据事实为他力争无效，卒由其日妇诉于日本使馆，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而由使馆出面交涉，才得开释。释放的第二天，《京话日报》上登出一行大字：

　　巡警部拿获的孙文已经释放。中国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作了国际交涉。哭！哭！（见七二九号报）

　　虽被捕、营救各事从未见报，除此一行大字外亦不说旁的，而只此一行大字给官府的刺激亦就很够——够他们恼羞成怒的了。

　　所以等到袁世凯的电报一来（见上文），巡警部马上动手。所以彭、杭二人先则同罪，后则异罚。——非借口其他的事加重其罚不解恨。(16)

　　当时不是没有支持彭先生的那一面人来营救，无奈清廷顽固派总把维新和革命连通一气来看待，难于进言。

　　报纸的被封，彭先生的得罪是用不着惋惜的。在“它”和“他”不是都已经尽了那时节的历史任务吗？所可惜的是彭先生还不能深刻地认识社会问题，当他二次办报时候没有他认真要搞的一种社会运动在胸中，从而其报纸亦就缺乏生命力。这样，他的报纸亦就办不下去，而彭先生这个人物亦就止于此了。

　　补记二则

　　当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厅逮捕彭先生时，其内部就有人把这消息送给彭先生。这正是本文一再说过，他是一面遭到一些人忌恨，另一面又获得人们同情的。消息到来，彭先生何以处此呢？据他自记：

　　先一日（1906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友人望桂臣约饮于正阳楼。酒半酣，报馆来人，踉跄奔入，谓：祸将不测，速速藏避，万不可归。余谓辛斋曰：“‘保皇党之结果’发作矣。”盖《中华报》所登保皇党吴道明、范履祥一案标题为“保皇党之结果”也。座中有人献策，嘱急入使馆界暂避，再作计议。辛斋不答。余曰：“平日自命何如？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于是置若罔闻，饱啖痛饮，归报馆坐以待捕。久之寂然。十二日黎明入城至道胜银行清理账目，不谈昨夕事。又至各债户处问明欠款数目，午前即归。静候至申刻。汪士元（警厅佥事）持传票来，面作哀惜之色，嗟叹无词……（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7页）

　　这里见出彭先生的气概、节操和定力，应须补入本文。

　　又彭先生常常说，他原没有积极要求办第三种报纸的，《中华报》之办起来，是有外因凑成。当1904年秋《京话日报》销路扩大，原有印刷力感到紧张，适有广东人朱淇要举办一个大型报纸叫《北京报》(17)，来与彭先生商量增加机器设备和工人，给他代办印刷。既经签订合同，接受他的委托和资金，乃知他是以“德商”申请登记的，似另有背景。这就与彭先生在思想上不大投契，卒于言语闹翻，取消了合同。而机器设备和技工多人却已从天津到达北京，不能退回。于是自己才加办了第三种报纸，并特定名《中华报》。因他久已厌闻北京市面上把他的报纸呼为洋报，所以要如此定名，而一面恰亦有激于朱某之事而出此。彭先生末后不去东交民巷托庇于外人势力，盖早决定于此时了。——此亦应补入本文。

　　①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0页。

　　②袁解散国会时，杭辛斋先生是国民党议员，曾为陆建章的军政执法处捕去，几遭杀害。其事即在《京话日报》二次被封的同时或前后，两件事有无多少关联则不详。

　　③1922年春我曾为接办《京话日报》奔走，访梁任公先生于其天津寓所，承他捐助了二百元。我又先后对李大钊、张难先两位先生谈过，希望得到人力帮助，两位先生亦各曾亲自来过报社。

　　④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3页。

　　⑤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8——40页。

　　⑥民国元年南京留守黄兴倡办爱国捐与此相类似，其运动亦曾发展到北京，但不论从北京看从全国看皆不及国民捐的声势。

　　⑦据郝寿臣先生说，当时戏剧界同人的组织名为“正乐育化会”，会长是谭鑫培，而副会长即田际云。

　　⑧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2页。

　　⑨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7页。

　　⑩清末官府制度复杂而又变更频繁，现在难以记忆。练勇俗呼“看街兵”，似属于五城巡防局，它与五城公所似尚非一事，后来不久皆以改制裁撤。

　　(11)当时王公大臣多乘坐四人大轿以至八人大轿或一种特制的大鞍车，其随从则乘马。轿夫马夫往往横暴欺人。戈著报学史所传瞿鸿禨卫兵抢掠者，实为其马夫横行街道闹事之误，其事见七一五号报，恰在报纸被封前不甚久。

　　(12)当时投函投稿的既有商店老板、伙友、小贩、手工人、家庭妇女、少年学生、蒙师、基督教友等人，而亦有那时较上层的人士。更有当时封建制度下所有而今天之所无，甚且今天所不懂得的许多各色人物，例如“宗室”（清帝室族人）、“世职”（世袭职位者）、“书吏”（各部衙门世传掌档案者，品位低而势力大）、“家臣”（王公府第护卫）、“家人”或“家丁”（府宅杂役）、“侍女”（府宅用婢往往是买来的）以及当兵吃粮饷的。又彭先生一演说中，有“梨园”（伶人）、“勾栏”（妓女）的函稿皆曾登过的话。

　　(13)《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为陈干出资印行。书中有彭撰“弟子陈干事略”一篇，并附有八年前陈对《京话日报》投稿两篇。当年陈正是一个兵丁，是以投稿而认彭先生为师者之一人。

　　(14)西太后曾遣内侍到报馆传谕说每天要看。当时报上刊出了“进呈两宫御览”字样，两宫指太后和皇帝。

　　(15)见五三九号报，陈即陈天华，惠即惠兴女士，冯、潘二烈士待查。

　　(16)关于任文毅的事情和后来加重彭先生刑罚的事情，在《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中记述甚详，并附录一些有关文件，今本文一切从略。

　　(17)《北京报》后来在北京出了很久，从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以至民国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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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梁任公先生

　　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今天为梁任公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尝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昔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同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网罗，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齿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后，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其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因此，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此正任公之特异处。（《思想与时代》，第十三期陈伯庄通讯）这是很对的。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反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符合。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时，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首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的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面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六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有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三、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于先生二十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岁创刊《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十五岁，好像《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约五六百万字以上），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十八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文集》，而原报殆不可得。那其中还有旁人许多文章和新闻时事等记载，约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无多，我读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却同深向往。民国五年曾因范静生（源廉）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先生。但对任公先生则未曾求见。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国九年，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民国十四年我编印先父遗书既成，送他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我写信特指出这段话，请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任公先生回信附后）。

　　十八年春上，我在广州闻任公先生逝世之讯，心中好大难过。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先生著作关于佛教者恒以初稿见示，征问意见），而我未有以报。第一，他奔走国事数十年，所以求中国问题之解决者甚切，而于民族出路何在，还认不清。第二，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我于此两大问题渐渐若有所窥，亟思以一点心得当面请正。岂料先生竟作古人，更无从见面谈心，只有抱恨无穷而已。今为此文，虽时间又过去十多年，还是不胜其追怀与感念！

　　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

　　漱溟宗兄惠鉴：

　　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骄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覆奉谢，不宣万一。启超再拜。10月1日。

　　写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之后

　　1943年1月我在桂林曾写过《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为他两次从政的错误抱憾致惜，今读先生遗文乃知先生晚年固自己知悔而自责焉。

　　民国10年即1921年，任公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讲演(载入《饮冰室合集》内文集第13册)，有如下自己知悔之言：

　　（上略）别人怎样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总抛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势力来改良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共过几回事（似指两次入阁当政）。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作恶。（下略）

　　在此之前，有《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既有悔悟之言载入文集之第12册。其言云：吾尝自谓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相当沉痛。

　　任公先生是有血性的热肠人，其引用庄子内热饮冰的话，以饮冰自号，很恰当。他只能写文章鼓舞人，不能负担政治任务，其供他人利用是决定的。其卒自悔悟是有良心不昧者，以视康有为、杨度辈悍然作恶者，自有可原恕。情感浮动如任公者，亦是学问上不能深入的人。其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方面（此方面特重情感）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有启迪之用。

　　我受先生知遇，终身铭感，右方言论质直，正是不敢有负先生垂爱之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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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我到北大任教的经过——当时有关佛学的其他讲座——哲学系的盛况——蔡校长在北大的一段历史意义不寻常——雄辩会——行知会

　　我到北大任教的经过

　　我到北京大学任教，始于1917年下学期，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大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许季上先生在佛学上的素养远胜于我，又且长于西文。他讲印度哲学，一面取材西籍，一面兼及佛典。我接替他，又得吴检斋先生（承仕）借给我许多日文的印度哲学书籍作参考。其后，我出版的《印度哲学概论》就是这样凑成的。我在北大，随后又开讲一门唯识哲学，自己编写了《唯识述义》三册，次第付印（今已无存）。对于讲唯识，我后来有些不敢自信，建议蔡先生由我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请人来讲。初意打算请吕秋逸先生（澂），未成事实，改请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来到北大，即有《新唯识论》之创作。他却是勇于自信而不信古人的。1920年我提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了一个月的讲演，不在哲学系课程之内。然却由此在哲学系添讲儒家哲学一课。到1924年暑期我自己去山东办学，辞离北大，计在校共有六个整年。

　　当时有关佛学的其他讲座

　　当时我讲的印度哲学既括有佛学在内，又且专开一门唯识哲学。但在爱好哲学从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了几位先生任讲佛学。一位是张尔田先生（孟劬）讲《俱舍论》（代表小乘）；一位是张克诚先生曾讲了《八识规矩颂》《观所缘二论》（代表相宗或称有宗），还有一位邓高镜先生（伯诚）曾讲了《百论》（代表性宗或称空宗）。虽然其时间都不长，似亦不列入哲学系正式课程之内，然而蔡先生之好学却于此可见。其中张克诚先生，原是先在西四牌楼广济寺自愿宣讲，任人来听的。蔡先生和校中一二同事亲往听讲几次，便约请其到校内来讲了。

　　我们从许多处皆可看出蔡先生对学术、对教育、对社会运动有他一股热诚，不愧为应乎其时代需要的革命家，而全然不是一位按照章则规程办事的什么大学校长。所有的史料均足为证明，即如上述一些小事亦复可见。

　　哲学系的盛况

　　蔡先生曾创立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又尝在校自己讲授过美学。他为哲学系先后聘请的教员很多，我不能悉记，即不能备举。我且举一个张竞生。这是从美育、美学而联想起来的，因为张先生曾讲了一年《美的人生观》，并且把它印成了书出版。这自然是他自己的学说。其后，他在校外又出版一种《性史》，似是陆续发行的期刊，其内容猥亵，很遭物议。我虽亦认为给社会的影响不良，然却谅解其人似与下流胡闹者有别。总之，由蔡先生的哲学兴趣，又请了一些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便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学系的学生都多。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①。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实则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我自己的经验，当1923年前若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

　　然而莫以为来听的人，都是钦佩这位主讲的，例如有彭基相、余光伟等同学，他们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讲。据闻他们对旁人说：“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这种态度并不可厚非，这正见出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大家都在为学术，所以学生求学非只为取得资格、取得文凭。记得同学朱谦之曾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蒋梦麟代校长有书面答复张贴出来，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像这样不计较分数和文凭者颇有其人，非只朱一个。同时，我还清楚记得张贴出来的答复上面，竟称他“谦之先生”。这位校长先生又未免太客气了吧！

　　蔡校长在北大的一段历史意义不寻常

　　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直截了当地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都是从五四运动所开出的社会思想新潮流而来的。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可以为证：

　　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以上均见《新民主主义论》）

　　如所周知，这是远从世界历史、近从中国历史当其时机运会到来所起的一大变化，自有许多人聚合参与其间，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人。然人必有主从，事必有先后。论人则蔡先生居首，论事则《新青年》出版在先。许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都出自这许多人的手笔。

　　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始于1915年，经过一年多，1916年蔡先生聘他为文科学长。蔡先生一向主张办大学要以文、理两科为主，所有其他法、商、工、农、医等科都是在这两科学术基础上的发挥应用。故尔，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其任务全在把文、理两科办好。两科比较，文科尤为蔡自己兴趣所在，则其聘陈，非出一时随便可知。据我当时见闻，事情却又凑巧，蔡来京就校长职，居南城官菜园上街。陈适亦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个出版社，《新青年》初由其印行）募集股款来京，住于旅馆中。两位先生虽早相识，然对于文科学长人选，蔡初未有意于陈，旁人力荐，经访谈几次极洽，乃定局。陈是反封建的一位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其为人圭角毕露，其言论锋芒逼人，恰与蔡先生的为人态度不相似而极相反。人人皆知蔡先生长北大，于新旧各派人物兼收并蓄，盛极一时。然其内心倾向坚持在新的一面，我们从其用陈见之，尤于其后一力支持陈氏见之。校外固然把陈当作洪水猛兽来反对，校内亦有不少人对他有反感，因为他往往说话得罪人（例如在会议席上当面给理科学长夏元瑮以难堪之类），而且他细行不检，更予人以口实。然以有蔡先生自己出面对外承担一切，对内包容不疑不摇，故卒能俾陈发挥其作用。

　　胡适到北大，即由陈引来。行严先生与蔡与陈皆相熟至好，很快经邀聘到校，任教逻辑一课兼图书馆主任，但未能久于其事。②李大钊则由章行严力荐而来，并且以所任图书馆主任让李。鲁迅（周树人）则是早先经蔡先生引用于教育部，此时又请其来校兼课的。此外的人物当然还多。还有同学中亦出了不少有力人物，皆与当时运动有关。然人物尽多，其中要以陈、胡、李、周四人起的作用最大，其影响所及不限于校内，抑且不限于北京一地而能风动全国者，则以种种刊物是不胫而走的。这些刊物，《新青年》而外，如《每周评论》《新潮》《努力》等等尚多，然其中要以《新青年》起的作用最大，又不待言。以时间计之，“五四”、“六三”是1919年5月、6月的事，其时《新青年》刊行既满三年有半。正为在事前有这三年多的酝酿发酵而后乃有北京八校的学生行动和上海各地的罢工、罢市那些风潮出现，不是吗？

　　试看，毛主席之从湖南来北京大学旁听各课③，不正是被新思潮吸引而来，不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之前吗？那时非独青年学子多被吸引北来，就是年纪大很多的，亦有不少人其思想有烦闷、生命有活力亦一样抱着为解决问题的心情而北来。例如今天年过九旬的张难先这位老人家，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且将五旬了。据我所知，不一其例，且不多举。

　　核论蔡先生一生，没有什么其他成就，既不以某种学问见长，亦无一桩事功表现。然而他所成就之伟大，却又非寻常可比。这就是：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里，他并非自己冲锋陷阵的。他之所以能成其功，全在他罗致聚合了上述许多人物，倾心倾力维护他们，并从而直接间接培养出了许多青年后起人物。

　　雄辩会

　　雄辩会是当时北大同学间发起成立的一种组织，主要以练习作讲演和彼此辩论为务。据我记忆，起始于1918年春季，参加者以法科同学居多数。我当时担任着印度哲学讲席，而在古印度社会公开辩论哲理之风最盛，其“因明”之学即发端并发展于此。因此同学们曾邀我在他们会上讲过一次话。其会务主要负责人，记得是方豪、雷国能等同学。此会后来发展如何，延续下去有多久，不详。

　　行知会

　　“行知会”抑或为“行知社”，其名称我记不明确。其发起成立似较晚，大约在1922年或1923年了。这是由哲学系同学们所发起，而参加者亦以哲学系同学居多。当时北大同学中间的种种组织非常之多，或注意知识方面，或注意艺术方面，或注意社会问题而有志于社会运动。唯此会则以个人的品德行谊为其注意所在，只要求各人就其所知所信而勉行之，故称“行知会”。参加的同学人数不多，约二三十人。不过教员方面被邀请参加者亦颇有人，我本人即其中之一。据记忆，还有徐炳昶先生（旭生）、屠孝寔先生（正叔）；乃至其时在校任课的德国人卫礼贤先生亦参加。凡会员初次出席与会者，即自己谈其所知所信和过去生活经历，以及今后如何自勉。记得我曾亲听到卫礼贤自谈其早年如何来到中国传教，久而久之，如何如何大大佩服了中国文化和学术，今后回国将以毕生精力从事译述宣传云云（他的中国语文很好）。其时负责会务者，只记得一个同学是河南人，姓杨，而忘其名。事隔十数年后，抗战期间忽遇其人于开封，似改名杨一峰。屠先生故去多年，现在谈及往事只有徐先生尚可为证。

　　①以我所知，广东伍庸伯先生（观淇）、苏北江问渔先生（恒源）在当时皆年近四旬，而天天在北大听课的。伍先生听课达一年之久。江先生在当时是一位农商部主事，他一面任职，一面听课，竟然取得正式毕业资格。

　　②据章行严先生谈，清末革命，他与蔡先生同搞“爱国学社”，与陈同办《国民日报》，多年相熟友好。蔡、陈于1916年接北大事，他恰去日本，经函电邀聘，立即应聘到校。但次年广东护法方面七总裁拥岑春煊为主，发表他为秘书长，事前并未征求他同意。在南北对抗局中，使他不得安于北大，遂尔离去云。

　　③毛主席在长沙师范求学之时，最受知于教师杨怀中先生（昌济），情谊极深。1917年间，杨任北大哲学系教授，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住家地安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毛主席北来，即投住其家，一面经杨介绍为图书馆职员，一面缴费做旁听生听课。正值五四运动之时，毛主席却未在北京。我在当年与杨先生曾彼此互有过从，顾未及结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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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蔡元培先生

　　——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嘱为纪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清室复辟运动，此伏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格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二十八九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年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有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安排的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来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掉换大教室不可。依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国十二年及十三年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人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风气不同，然亦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做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必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寝寝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附记

　　此文写于民国卅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于乱纸堆中发见吾手稿原迹，计廿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任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及1923—1924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记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廿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唯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

　　1984年2月5日识

　　我从民国六年受聘于北京大学，民国十三年辞离北大，计首尾七年，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他科系。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麐则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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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李大钊先生

　　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这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在1919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我们相识稍先于北京大学同事之时，彼时（1916年）守常在北京《晨钟报》（后改名《晨报》）任职。曾记得一次他宴客于南城瑞记饭庄，我和陈仲甫（独秀）在座上初次相遇。陈当时是为亚东图书馆募股来京的。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大校长，蔡、陈早相熟，立即邀陈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同时，我亦受印度哲学讲席之聘，而守常则是以章行严（士钊）先生之荐接任图书馆主任的——此职原由章任之，章离京南去。于是，我们便同聚于北大了。

　　1921年冬月，我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前的事了。因而自述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生他之后不久亦死去。所以他竟没有见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抚养长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1日纪念李大钊一文，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另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一书，说他尚未生而父先死，他生后十六个月母亦故去，与我所闻于守常自述者尚差不远，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婚后不太久，祖父母就故去，只余他和他的赵氏夫人。赵年长于他好几岁——似是他十一二岁，而赵十八九岁。赵夫人甚贤慧，自愿守在家园而促他去永平府中学求学。中学卒业后，他进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又去日本留学。这些是后话，非当时所谈及。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曾有“南陈北李”之称。我记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内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的消息，原来他家大小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遭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幸免于难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和执政于北京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张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他将去见杨，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不知道他的家属儿女有没有受到连累；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

　　当我闻悉守常被害，立即从西郊赶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情况，一面看视他装殓的情况。他家属已回到西城朝阳里旧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随即留下十元钱，退出来，改往下斜街长椿寺——据闻守常遗体停柩在此。我到达寺门时，门外一警察对我说：“你们亲友到来，我有交代，我就走了。”我点首应承，随即入内巡视。只见棺材菲薄不堪，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宅吴弱男夫人。盖我夙知守常曾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士亦陆续而来，共议改行装殓之事。

　　我出寺门，路遇陈博生走来。他是福建人，与守常同主《晨钟报》笔政。其他的人今不尽记忆。

　　守常当年的熟友，眼前现有张申府（崧年）、于树德（永滋）和我几个人。张、于两位原与守常同为中国共产党人，但有始无终。我则根本是个党外人。今天回首思索起来，奇妙的是守常他们各位朋友全不曾介绍我入党——连半点意向亦不见。于此，显然我这个人条件不合。守常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和领袖，终且为党捐躯，而我则根本不在党。那么尽管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此点应当先自己坦白的。

　　提起正当五四运动时代的那些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我十分惭愧没有能像守常那样勇往地和诸同学们在一起，甚且可以说，他是居于领导而我则追随亦不力。因此，许多事就记忆不清，现在亦就说不清楚了。再则，事情过去且将六十年之久，而今脑力衰颓的我，就只能点点滴滴列举其目如次：

　　（一）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发起成立，守常实为骨干。此会在当年十分重要，会员包含了南北许多青年有志之士，其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有些人就是从此会分裂出来的。倾左的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等人，倾右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人。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各自表现不同，而却是具有一定分量的，虽然分量大小轻重不同。

　　我仿佛未曾参加此会为一成员，却曾应邀为此会的田汉和曾琦两成员之间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作过一长篇讲演（讲词大意可见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二）当年守常先生的活动繁忙，有些群众大会开在前门大街，我亦曾去过。有一次在总统府门外的集会，我没有参加，类乎此者，现在记忆不清。

　　（三）记得守常和我两人曾致力于裁兵运动倡导。当时蒋百里（方震）先生且曾写出裁兵计划一书问世。可厌的南北军阀混战既多年不休，在洛阳的吴佩孚颇有势力，恰好守常的同学白坚武正在吴的幕府。守常因白的殷勤介绍，走访洛阳，似乎不止一次。访吴谈一谈是次要的，根本要造成舆论，发动广大社会力量才行。我们曾想联络上海、天津的工商界人士，而就近人手则在眼前的知识阶层。正在要邀请北京八校同人聚谈，不料被胡适、陶孟和等几位抢先召集，且又转变出“好人政府主义”一场戏来。随后果然出现王宠惠、罗文干为首的政府。我们二人只有苦笑！王、罗二位即是参加了胡适那次集会者。

　　（四）1919年秋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学生李超自杀身死开追悼会，守常和我亦偕往参加，在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各位讲话后，守常和我亦各有发言，后来我的发言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内。

　　（五）我与守常既而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息。中国革命博物馆存有一张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我四人在中央公园照的相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五十年以上。五十年来，既有日军入侵，世局动乱剧烈，此照片我手无存，展视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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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广州往事

　　愚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到广州，十八年（1929年）二月离去，首尾约近两年。其间之事，不无可记；但今事隔十数年之久，亦只能追忆大略而已。

　　关于愚到广州之由来，及初到时一段情形，往年于《村治月刊》写《主编本刊之自白》曾述及之。读者试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便得，今不再叙。兹从十七年（1928年）春间，李济深（任潮）、陈铭枢（真如）戡定广东，愚稍参预广东政局说起。

　　一

　　于此，宜先点出愚平素见解主张之与当时政局有关者，此约有下列几点：

　　一、中国今后要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绝对否认一切暴动破坏及任何对内作战之理由。

　　二、必须大局统一稳定，乃能施行建设而得到进步，故国家统一实为第一要件。

　　三、但中国只能有一种广弛的统一局面（尤其彼时为然）：建设之实施在地方，而不在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至如所谓建设，固意在愚所主张之乡村建设，却暂亦不甚计较。唯上列三点，则不能放松。盖事之缓急先后自有别也。

　　愚于中国之前途，既自有其见解及主张，不能苟同于当时之国民党；而当时之广东则完全一国民党秉政之局，愚故不愿滥行参预。十六年（1927年）七月南京发表愚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愚辞不就职者以此。然国家之事，人人有责，我自当因机缘以尽力，断无局外旁观之理。十七年（1928年）之广东，李陈为政；两公既属知交，即一机缘。尤以任潮一向指望国民党统一中国，却自经张黄事变，暨上海会议而后，大为灰心；此时（民国十七年）乃始有味乎愚初抵粤见面时之所言（具见《主编本刊之自白》文中），更是一大机缘。以此，愚故留粤稍参预其事，冀为乡治运动之推行。愚在广州年余，对广东政局总取不即不离之态度，一贯到底未尝变也。

　　二

　　十七年（1928年）春，任潮回粤戡乱，既邀愚自新造细墟出广州，愚为任所陈说者，除乡治道理外，特提出三个问题请其注意：

　　第一，广东对南京国民政府之问题；

　　第二，任潮对真如之问题；

　　第三，任潮对国民党左右派之问题。

　　第一问题，实即李对蒋之问题，或地方对中央之问题。盖当任回粤时，蒋已恢复其中央之地位，而对任之回粤戡乱，不特不为之助，且种种为难。其事实甚多，不烦枚举。此当前一大问题，不可不亟决定应付之态度。第二问题，则以粤局之戡定，实得真如自沪入闽，率其旧部协助之力。今后真如在广东政局中自占一分量，亦不可不知所以善处之也。第三问题，则此次变乱（张黄之变），既出于左派所为，左派关系已绝，却虑右派势力，又来侵入广东。假使不善为应付，其足以贻误粤局，将有甚于左派者。必须此三问题应付得当，而后粤局可安，建设可施，事业有望。非然者，前途必不容乐观也。

　　任潮于问题之提出，颇为首肯。愚因又陈其意见如次：

　　第一，当认定自己之事业在地方，立志为地方尽力，不作他想。却为达此目的，必须维持大局之统一稳定，对蒋（中央）软硬兼施，总求不破裂而又能容自己作事为主。万一相逼太甚，卒不见容，则只有放弃地盘，绝不与之动武。盖一则吾人以大局之统一稳定为重；二则吾人若果负人望，虽一时退让，又何难再出也。

　　第二，当力谋与真如合作。欲合作之有成，第一必须事事开诚相见，不使有一些隔阂；第二必须诸事包容退让，不与之争。万一广东内部不能相安，必授人以隙，徒为他人造饭而已。

　　第三，当知右派腐化可畏，尚不如左派较有革命气息之可取。切勿因自己与左派决裂，而接近右派。必须胸中有主，左右之间无所偏倚，而后可以保持一种自主力量。有自主力量，乃有事业可谈。

　　凡愚所谈，任潮靡不谓然，亦缘任之为人雅与此种态度相近也。后来事实上亦大致循此方针，而卒不能无问题焉，则其间殆有天命矣！

　　三

　　方任潮回粤戡乱之际，蒋既种种与之为难；洎粤局大定，宁粤对立之痕迹日显。张黄之变，原出左派阴谋，意在攫取广东地盘组织中央政府。故与汪偕来者有左派中央委员八人。此八人者既经监察会议议决予以处分，暂停其出席中央会议之职权，而此时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蒋竟使之出席。张黄军人，其举动干犯军纪尤甚，而蒋乃接济之，收容之，使其驻兵浦口。人之为任潮计者，咸主联合其他中委通电指斥，俾蒋无得挟中央会议之最高权力以相钳制。盖此时若予默认，将来欲说话，便已晚也。然任卒隐忍未发一言。党中元老念非抟合宁粤无以竟北伐之功：既见任潮有包容之量，遂专使曾养甫持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手翰抵粤，劝任入京面蒋，以消嫌怨。

　　任潮究竟去南京与否，在广州当时颇成问题。劝其勿去者固多，主张其去者似更有力。一日晚间，愚闻其将成行，特往送之。至其家，则重要干部多人皆来送，而任潮意不欲行。真如约定同行，既先期候于港。而港督金文泰闻讯，则专人持函来省劝阻。交涉员朱兆莘手金函译述之。略谓：省港密迩，祸福相倚；公此去必无幸，为粤计亦为港计，不能无一言之奉（此可见帝国主义者之利于我不统一）。而陈伯南（济棠）、冯祝万等在左右，促行甚力。伯南至跪求之。任则隅坐俯首，默不为答。时晚餐酒肴毕陈，彼此相持，无人入席。愚于此，初无定见；然睹状，知必须速其行。因趋前语任曰：吾非热心劝公去南京者，公所知也。然今日公左右所与共事，乃至共生死之干部，既皆主张必有此行，公不得自私其身矣。此身安危且当付之天命！危，亦安足恤！若其不然，夫岂某氏所能为祸者邪？公其行矣！我愿伴公之行。任闻言似有所动。旋即让客就餐；餐罢起行，愚与之偕。

　　比抵沪，尚有以不必入京为言者，任则不复犹疑。

　　此行结果甚佳。不独蒋李释嫌，真如更持蒋函西行经汉入湘，晤白健生、程颂云解释一切。盖其时白、程与蒋亦不睦也。内部既和，北连阎、冯，分别出师，全国大局由此底定焉。

　　于时蔡先生（元培）在政府，身兼数职，谋北伐最积极。北伐之得以完成，先生实预有力焉。愚既游南京，数谒先生。先生语我，邵元冲人格卑鄙，为任潮秘书长（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多不宜；幸转语任潮更易之。愚问：孰宜？则曰：金湘帆（曾澄）可。其后以金易邵，卒如先生旨，即此次由京返粤事也。

　　四

　　张作霖出关，北伐军入北京，全国统一在望，蒋电粤，约任潮北上共商大局善后。其时，遂有五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会于北京之事。方任潮将北上，愚语以全国事难有好希望，粤事重要，不如勿往。任曰：诚知其未必有望，但此会关系至大，岂可不尽我心？愚曰：善哉！公其勉之矣！

　　先是，蒋以国家统一在望，有一极长电文，分致阎、冯、二李，论裁兵及划分国防军区事，于军政军令之统一，计划甚详；举凡各地军官学校、各地兵工制造、南北海空军等一切，皆收归中央。电末总结：以上计划拟由我等五人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谅必荷诸兄赞同云云。愚当时在任潮处得睹电文，心窃笑之。夫裁兵与军事统一，为国人之所祈求者久矣。顾若干年来卒不易就，今日讵得急迫求之乎？抑今日之不统一，岂不正在诸巨头彼此间邪？问题既不在外，则如何得使公等同心合力以成此业，此当前第一义也。此处大有功夫在，为之领袖者，正宜知所从事。乃蒋氏遽以其主观要求，为片面之拟议，迫各方以同意联署。谓如此，将不得更持异议于后。抑知问题非揭出不得解决，意见非宣白无从消弭。唯彼此开诚相见，仔细磋商，乃庶乎有望。此等手段不见其巧，只见其拙。联署非难也，联署之后，彼此各有怀抱，弥以深刻隐伏，问题解决更难耳！中国之统一，原非易事；而蒋氏尤非其人。愚早有见于此，故语任潮云云。

　　果也，五巨头会于北京者七日，仅相偕一谒孙总理灵而已。对大局问题，曾无一度之切实商讨，匆匆遽去。濒行时，蒋又以南京相会为约。盖在南京，举行中央全会也。会前，对阎、冯、李等又不作任何商量，而遽于会中提出撤销各地政治分会案。政治分会者，中央政治会议分会之简称，于时全国有四：太原政治分会，阎主之；开封政治分会，冯主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主之；广州政治分会，任潮主之。各分会代表中央，主持一切，所辖两省、三省不等。分会之宜存宜废，非此所论；然军事未臻统一，遽先求政治统一，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任潮愤其相逼，不出席会议。诸元老颇寄同情，亦相偕去沪，不出席。李石曾且倡为“分治合作”之说。一时顿成僵局。其后，虽得转圜（决定撤销，而延期三四个月实行），而十八年、十九年接连内战，伏于此矣。

　　五

　　任潮对待真如，大致甚好。粤局初定，即欲以省政付托真如，俾愚劝驾。真如力辞不受。其时岳阳彭君一湖，方得真如倚信。一湖，君子人也。与愚一见如故。又嘱一湖劝之，卒不肯。愚与一湖察真如之情，非虚伪也，因共覆任公，请无复谈省政问题。于是主席不复易人，而真如荐一湖出任秘书长。一湖又邀其友高阳（践四）、钟泰（钟山）诸君来任秘书。任潮悉从之。愚与高、钟友谊，亦始于此焉。

　　大局安定，因谋建设；于政治分会内成立建设委员会，为设计筹划机关。任潮真如又俾愚与一湖主其事（任潮为主任委员，愚代理之）。然一湖在省府，愚在建委会，功力唐捐，均无一毫结果。盖吾侪本是书生，当日于世事多未谙达，有甚于今日也。

　　十七年（1928年）秋，任潮卒以省政畀真如。其间经过，愚颇预闻。方蒋氏提出政治分会问题，政局一度陷于僵持之时，适胡展堂（汉民）自海外返国，抵香港；真如自广州往晤之。旋即陪同入京，共任调停。愚以关心大局①，不久亦到沪。政局既转圜，遂入于蒋、胡合作时期。胡欲留任潮于南京，而使真如主粤，亲函广州陈、冯诸人主张之。诸人悉赞成其议，并以函告真如。一日在沪，真如邀愚为钱塘观潮之游。于游息间，真如微露其事，并疑任潮恋位，未肯同意。愚讶其言之无因，而遽悟粤事由李畀陈之不可再迟。急入京晤任潮言之。任初未犹豫，即日见胡，请其提出于中政会，翌日真如以奉蒋命北上晤白健生，自沪过京渡江。愚以其事告之，且曰：此出任公自动也。

　　然当时广州诸人竟疑愚阻挠于其间。冯祝万，最为任潮亲信；陈伯南，则与真如并肩为任潮部属；黄季宽又与任潮夙厚。诸人者，果何所利于去任潮而易真如，愚实不得而知。顾其一意主张以陈代李，俾李留南京，则信然也。意或皆积极拥护统一者邪？愚平素对于强性统一之不抱大希望，平素劝任潮重视粤事皆诸人所知。此诸人疑愚为阻挠之本因。又在愚入京晤任之前，任适有派副官长李民欣自京返粤之事。李之返也，为传达任潮手谕十事。十事不可具详；但知其一，则嘱由政治分会提出通过真如为广东民政厅厅长，又其一，即嘱以愚所建议之“乡治讲习所”即速开办。诸人方与胡氏协议，以真如为广东主席，而兹乃以长民厅，遂认为任潮一种拒绝之表示。同时，愚所建议之开办乡治讲习所一案，尝遭政治分会之延宕者，兹乃特嘱从速，其必出于愚之要求无疑。两事合观，遂疑前一事为任潮听信愚言之结果。愚遭此误会，初不自知。伍先生（庸伯）以急电促愚返粤，乃始知之。愚具白前事经过，始得释然。

　　六

　　愚之来粤，本为推行乡治运动。然深知个人可以有先见，社会却不能有。一种运动，非至时机成熟，必不能推行。强之，无益也。抵粤之初，知非其时，则忍待之。除为人讲说外（例如在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作乡治十讲），未尝有所进行。逮十七年秋，乃始为开办乡治讲习所之建议。先经建设委员会通过后，送交政治分会请核定实行。其时任潮、真如皆不在广州（正在京、沪），政治分会委员出席者，似为黄季宽、朱家骅、李文范、李禄超、冯祝万等。诸人以愚言论夙不本于党义，虑所作为亦多不合，不肯通过。顾又碍于情面，难予否决。又未悉任潮、真如意向如何。第一度提出，以各自携回研究为词，下次再议。第二度，则议决转请中央政治会议核示。平素许多大问题，皆径自决定，未尝请示中央；今顾慎重如此，其为有意延宕明矣。秘书长金君具以语愚，愚颇谅诸人苦衷。

　　其后，此案提到中政会上，又交行政院内政部核议。内政部覆称可以试办。中政会即据以覆广州分会。广州分会又令饬广东省政府试办。时则十七年初冬，任潮、真如皆在广州，一切原可顺手，不成问题。愚终以怀疑气氛尚在，不愿亟亟。适南京之晓庄师范、河北定县之平教会以及其他各处乡村工作，兴起者既多，愚遂以先赴各处考察为由，不即开办。一面向省府请得旅费，偕同志数辈，离粤北游。

　　北游以旧历过年后成行，时则十八年（1929年）二月初间矣。愚离粤不久，粤局遽变。此后留于北方，不复返，固初所不及料也。

　　七

　　粤局之变，盖由武汉问题引起。然任潮自身应付未善，亦不为无因。十七年初冬，广州政治分会撤销，瞬已届期，省政府亦交替在即；任潮意怏怏不快。其时，方自南京返粤未久，而蒋乃一而再，再而三，来电敦迫入京。任之不愉快益甚。覆电陈述因真如割盲肠炎，省政尚未交替，不能即刻入京外，颇发牢骚，自请归田。此电拍发，于大局于个人均无所取义；徒使蒋了知任心内之不平，益以遭忌取祸而已。

　　愚所为至今歉然者，草此电文时，实一度经过愚手也。任潮左右素无得力之秘书。此一电文，初嘱邓君孟硕（时为总部秘书长，只负名义，不甚问事）起草。任不洽意，自己动笔修改之。愚偶至其家，即出以见示。愚谓为未善，稍从文字上为之修饰整理而还之。于其意义所在及后果如何，未深考虑。臆度此必早经诸干部要人共决定者。而不料任之出此，曾未咨之任何人也。电既发，诸人闻讯皆惊。真如在颐养园病榻前，邀众集议，相顾搓手叹息，以为大祸之来，将不在远。比悉电文出愚手，又无不切齿怨嗟。愚于是，遭第二度之误会焉。

　　恰在此时，有武汉政治分会将湖南主席鲁涤平免职之事；内战卒以发作。盖自上年编遣会议以来，内战之声，喧聒在耳久矣。所未知者，对冯对桂之孰先。桂者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及任潮皆桂人；其势力既掩有两广而及武汉。北伐既成，更远及平津。于时，遂有桂系之目。湖南主席，前为程潜，既已见逐；兹又逐鲁。在人视之，自为桂系打通粤汉，无使有所梗于其间之企图。而不知其内容固无所谓桂系者，更无何等企图可言。唯其如此，乃以虚名而招实祸。煊赫之势，曾不旋踵，即被消灭。

　　二李、黄、白，以乡土之谊，彼此昵近则有之；初无组织之形成。抑且较密切之联系，亦复缺乏。其一举一动，往往互不相谋。湖南之事，第一次逐程，广州方面事前不知也。二次逐鲁，广州方面事前又不知也。武汉政治分会令免鲁职，李德邻方在上海，收得胡宗铎等电报，即据以转粤，征询意见。彼自己，亦诿称事前不知。意或胡等一面举动，一面报告；虽承意希旨而动，却未先请示耳。广州要人集议，知大局之严重无以复加，除电覆沪李，请其向中央引咎自请处分，并劝撤销免鲁命令外，决定任潮、季宽、真如、伯南、祝万等全赴南京，以示两广之无他。此其所以挽回危机者，不可谓不至。顾无如蒋之蓄意已久，战志早决，何也。

　　八

　　十八年二月初间，愚以北游面任潮辞行。任曰：我亦摒当即行矣，行且在上海相会耳。愚抵沪，晤蔡先生。先生喜曰：汝来甚好，且毋北去，留此共同斡旋大局。盖其时中央决议，派蔡先生与李德邻两人，负查办武汉事件使命也。愚尽举所知以告先生。指出问题在南京，不在武汉，更不在两广。愚又断言，纵使南京进击武汉，两广亦不会出兵。愚所稔任潮、真如而已，不久到沪，自能助先生斡旋大局，无取某为居间。此外则武汉、南京，又非某所能尽力。故愚未多停留，即辞先生北上。

　　其后，广州方面果倾家而出，唯留一参谋长邓世增而已。任潮先抵沪，余人继之。独真如过港忽逢火灾，折其足，竟不得来。任潮入京面蒋被拘，邓等自粤发电抗争，将以武力为后盾。电内列真如名。真如通电否认，有国家养兵不为一人一系而用之语。陈、李友情于是为不终。（此非责其不从邓用武，第谓其不当出以如是态度。）盖愚及一湖既不在，又有宵小从而煽惑之也。蒋对任潮左右部属早作离间分化功夫。（愚离粤前，曾见蒋亲笔信致真如、伯南、祝万三人，有以政治付真如，以军事付伯南，以财政付祝万各语。）比拘任潮，功夫益勤。伯南在京，真如在港，首为其对象。二陈既为蒋用，粤局乃变。后此，两广之间，战祸连年矣。

　　在广州，曾无一人不拥护中央，以求统一。此其事实，真如皆身预其间，可为之证明者；而真如不为。桂系之为诬，桂之不成系，知之最审，孰逾真如？此又可为之申白者；而真如不为。蒋氏翦除异己，对内用兵之非正义，此在真如亦不难发其覆，诛其奸者；而真如不为。顾从夫悠悠之口，日一系云，一系云；愚于是不能无憾焉矣！由是与真如不见面、不通书问者累年（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后乃见面）。

　　九

　　附记闽事

　　追记广州之事已竟。复念二十二年（1933年）李陈尝以闽事咨访于我，则亦附此记之。

　　二十二年福建建立人民政府之役，愚友徐名鸿实为内中主要角色之一。愚则未尝参预，抑且尝劝止其事而未得也。在北伐前，愚既遣青年朋友（沿旧习，应曰门人，顾愚素少用此等字样）王平叔（维彻）、黄艮庸（庆）并名鸿三人，南来谒任潮、真如；遂皆追从二公于役军中（武汉时，名鸿为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任潮爱重艮庸，真如雅厚平叔。名鸿则蔡贤初（廷锴）始有欲杀之心，后乃甚相得。二十一二年间，名鸿从蔡在漳泉，与当地人士傅柏翠等，推行一种土地政策（亦兼为一种农民运动），于社会问题有所解决，一时大得民心。因自信为保守的国民党、激进的共产党之间一条新路。此盖闽事发动背景之一。其后，死于闽事者亦唯独名鸿一人。他日当另为文记之。兹未能详。

　　二十二年暑假，艮庸自港来信，谓承二公命，将北来访愚。愚时适有上海汉口之行，因嘱其相会于沪。晤面后，备悉其事，即语艮庸：愚仍坚决反对内战。谓非去某氏不能抗敌救国，理或可信；但必须在武力以外觅取途径。速覆二公慎其事（据当时所闻，将先图粤）。愚至迟双十节前后到港，更当面谈。未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事稍有变动（更替院长），愚届时不得践言而南，既而闽事发作，欲进言已无从矣。比闻艮庸从任潮于闽，怒其背愚宗旨，飞函严令离闽北来，否则后此勿相见。艮庸得书，闽局已危，欲行则嫌于临难苟免；卒伴任潮一同出闽。后一年（二十四年一月），愚视真如于港，视任潮于其乡，致朋友关切之情而已，于往事不复置论。不忍论也。况有自觉歉然者乎！（事前未尽力劝止。）

　　此次之事，种种错误，不一而足。而错误最大者，莫过于不站在党的立场以反对某氏，顾必自叛其党。真所谓聚九州铁不能铸此一大错者也。

　　此次之事，任潮自系为真如所误。顾其所以为人所误者，亦自有故；则汤山被禁两年，一念不平，未能消杀得下也。愚素重任潮，以为大器，必可远到：今知其度量未宏，前途有限矣。

　　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八步临江中学

　　①胡氏到香港前，曾从海外有一极长电文致国内各方面，大谈其五权宪法，谓全国今既统一，当奉行总理遗志。愚先于任潮处见之，深觉其一味逞书生虚见，对于大局前途之艰难全无认识，而满纸骄盈自得之色实属可鄙。然素闻任潮少时尝一度受业于胡，彼此有师生之谊；真如亦一向盲目崇拜胡氏。当时局方陷于僵持，而报载蒋忽飞奉化不出，愚深恐李、陈拥胡以代蒋，于大局实无好处，因赶赴京、沪阻其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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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往者，愚凡三度游太原。民国十年（1921年）岁杪，讫十一年初，应阎（锡山）、赵（戴文）邀聘作讲演，住太原约一个月；初度也。十八年（1929年）春，由广州北上游历，考察山西村政（有《北游所见纪略》一文），盘桓亦约一月；二度也。是年秋季，复有太原之行；是为三度。今记第三度游太原事。

　　是时，盖正在蒋解决桂系之后，对冯阎作战之前，冯既离去军队，息居晋祠（去太原六十里），由阎向蒋力任调停之时也。各方代表云集太原，议论纷呶，多所酝酿；而汪（精卫）、陈（公博）则尚未北来。愚时居北平，方草《中国民族之前途》一稿（即后来之《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阎氏特嘱友人王鸿一先生邀愚入晋一谈。

　　先是，愚在广州（十七年），阎氏既以顾问聘书见寄，并嘱鸿一致书道意。鸿一与愚为至交。其人粗豪任侠，虽文采不足，文理不密，固一世之豪杰，卓然有志圣贤之学者。（有《悼王鸿一先生》一文，以上各文并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出版。）尝以世俗靡然于欧化（指欧美资本主义化）、俄化（指苏联共产主义化）为不平，纠集同志，草拟建国方案，深信吾华立国自有其道。愚素留意乎中国文化，立言不同于俗，鸿一故引为同调，雅相契重。据其此次来书，则谓阎、赵深感中国必须别求出路，誓愿尽力村治建国运动，亟盼愚北来，共商一切。当时愚未之应。

　　然阎、赵实各有长处，值得钦佩。赵公热诚有肝胆，感受其乡贤徐松龛先生（继畲）学风，颇宗陆、王。惜天资非高明一路，然固一可交之朋友也。阎氏为人未易品评，民十年，愚来太原，尝参预其所谓“进山会议”者，谈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游心于远，椒思入深。每周定期集会，勤勤不倦。其天资特出，则无疑也。粤局既变，愚留于北方，即受其聘。此时见召，遂行。

　　一

　　此行确期，不复省忆，但记似于太原度中秋。阎、冯、蒋彼此间之种种交涉，当时虽有所闻，今已不能言之。但记阎初求避免战争，卒知其不可得，转而谋改造政局。其改造理想，初意盖有如鸿一所云“别求出路”者。别求出路：意指中国不当追从于欧美或苏联。其时值革命高潮没落，青年苦闷彷徨，而国民党内则值改选第三届中央委员，当局多以圈定出之，群不承认，发生党统问题。党外，则各方久受排斥者（如国家主义派等）无不乘机思动。一时颇有以民治代党治之呼声。而老辈革命家章太炎（在南方）、周震鳞、黄一欧等（在北方）唱之尤力。十三年改组以来之国民党，步趋于苏联者也。及其既衰，国人观念乃复返于西欧之旧，一如清末民初之所为者。抑何不知悟之甚也！愚著《中国民族之前途》书中，弁首《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章，曾为核论。阎氏从鸿一备闻之，故欲以具体规划征询于愚。其后汪等北来，阎所以语汪者殆亦在此。汪在北京，特发表《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一文以和之，是其征也①。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此则有所未达也。真制度皆从事实逐渐形成，非悬想可得。愚信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一切制度，三十年后当可眉目粗具，五十年而体制大定。然非所语于今日也。今日者，吾人正于旧制度崩溃新制度未成之过渡期间。假愚闭户构思，悬揣以成文章，纵或得之，亦非今兹所适用。故愚对阎氏之问，首以不作空文章覆之。②

　　一纸文章，不可为制度也；倏兴倏废，不可为制度也。真制度皆相当稳定，而非必著在文书。虽不必著见文书，顾乃为人所承认而生效。此岂可得之民族文化根本崩溃，外来文化杂然并陈之今日邪？今日非只制度不良之为患也。今日所大患，在法制屡更而均归无效。《大公报》尝痛论“法律制度在今日都无可凭，唯凭枪杆”是已③。处兹际也，仁人志士唯运以至诚恻怛之心，尽力之所及，冀求消弭祸难于万一而已。他无可言也。故愚覆阎氏，深奖其避免内战之用心，而益勉励之。愚请其委曲小心，不易不移，终竟斯志。

　　至于法制问题，则且去其太甚，可矣。不宜猛骤更张之。例如以一党为治，此模仿外国而模仿不成者，吾侪久所不取。然不尊一党，则必尊民意。民意诚美名也，顾此枪杆势力弥天盖地之世，安得民意而尊之乎？其时太原颇有人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者（唐生智派来代表即其一）。欲解除党治，殆必行此一着。愚极不赞同。政争主角，南北诸巨头耳；于吾民几若无与。选举代议之事，国人素所未习；而诸巨头则各霸一方。谁信其能从容以行自由投票邪？假有国民代表来自山西，有不被人指目为代表阎某者乎？其来自浙江，则代表蒋也；来自吉黑辽宁，则代表张也……如是名为国民代表，而实不外诸巨头之所遣。自欺，欺人，彼此相欺。民国以来乱无已时，由此道也。何解决时局问题之有！今后欲睹清明，不在虚慕民主，而必在国人肯说老实话始，愚故劝阎氏，以沉痛之言，揭穿时局真相，一切党治民主之名，均无所用之。直自承与过去军阀局面并无本质不同，唯视诸巨头自己是否甘心作军阀？如不甘心，宜自警觉，而互尽规箴，更求国人为之监督。在绝对避免内战，力求相安之局面中，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设民主政治。——所谓中国的民主制度当于此出现。

　　揆之当时情势，党治亦未易骤废。然此甚不洽国情而适为专横者作凭借之制度，不可不有以缓弱其势。愚主张对于当时所谓党统问题，作如下之解决：

　　一、新产生之第三届中央委员，尊重舆论不予承认。

　　二、第一届、第二届中委，早失时效，且彼时容共，现在清党，情势绝然不合，自亦不能再予承认。

　　三、假令总理尚在，一切自有所秉承；今既不可得，唯有公请党中先进，追随总理最久者吴、蔡、张、胡等诸元老，出而领导一切，重新建立中央。

　　盖如是，则党统之统不啻打破。而以诸公受中国文化陶养较多，识见较老成，必鲜少年躁妄之失。且皆为人公正，借以制蒋氏之偏私专横。蔡先生尝言：党外无党，则党内不能无派。此论甚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既事实所不可得；则与其党内有派，盖不如党外有党。国民党应自今后承认异党之存在。盖国民党在政治上之领导地位，于大局本有利而无害；所不可存者，其独据之统治地位耳。凡此改革，表面上不为大更张，而内里精神倾向已移。愚命曰：“虚党制。”

　　在虚党制之外，愚更有所谓虚中央制者。以今日国际竞争之剧烈言之，以经济建设将必趋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言之，今后皆应有统一强大之中央政权。然两千年传统之中国政治，大抵以消极为得计，过强之中央非所素习，且疆域广大而交通未便，亦难于集权。吾人固无安于旧习之理，而转变太骤，亦非历史所许。民国以来，统一鲜能久者，半由当局见不及此。为国家计，若并统一而不得，固毋宁以宽大处之矣。窃意中央之于地方，（一）宜以领导地位自处；（二）以联络中心自处；（三）以监督地位自处。今世建国不能无方针，如孙先生所云三民主义者，大端可谓不谬。中央领导云者，谓谋此方针之统于一也。试以经济建设为例。召集会议，统盘规划，方针自寓于其中。设施之事，则委于地方自为之。国际经济竞争今世最烈。此非一地方所能应付也。又在统盘规划内，必有全国联贯一体者，或各地方须配合调剂者。凡此对外对内胥仰赖乎中央。联络中心云者，谓此也。其云监督地位者，则指二事。如前言揭穿时局真相之后，更指明强邻谋我之亟。诸元老宜邀诸巨头为盟订约，列举数事，申其儆戒。有不如约者，则与国人共弃之。除彼此互为监督外，中央特超然在上，秉公监督，不稍予姑容。此第一事也。内战果以是杜绝，则中国自登建设之途程。建设既规划于会议，而分别进行于地方，乃由中央课督其功，检考其绩。此第二事也。此监督任务最重要。然此不属法律之事，而为政治的。故不宜归诸监察院职掌。仍依恃诸元老之德望，以号召国人；资借全国人心之支持，以发挥其监督力量，措大局于盘石。愚意当于中央设元老院或枢密院等机关，俾诸元老居之；初无一定职守，而隐然关系甚重。譬如英王之于英国政治、日皇及西园寺等元老重臣之于日本政治，各有其无用之妙用。此所拟议之中央制，盖亦有其虚而不虚者。

　　二

　　愚在太原未多留。与阎两三晤；一视冯于晋祠而已。所有愚之意见，如上述者，与鸿一谈最多。与阎面谈外，并于离太原时留一书达之。返北平后，从报纸得悉阎与南京电文往复中，曾提出有设立枢机院之议，似本于愚之主张而来。第其内容又自不同。愚原主张诸巨头分负地方责任，而以诸元老居中央，监临于上。阎电则请蒋与冯、阎等皆解除实际责任，同入枢机院也（阎与南京蒋、胡往复电文计今尚可检考，此只记其大意如此）。

　　其后，愚离北平，居辉县河南村治学院，与外间消息颇隔。鸿一既鲜书信，愚亦不复过问。蒋、阎、冯之间，最后仍出于一战。从报纸所见，阎、冯对蒋之最后通牒，似为一漾（？）电。电文内容，专就党内第三届中央委员问题说话，主张付党员总投票公决。电末具名，阎、冯而外，胪列将领五十余人。著名土匪刘桂堂亦在其间。内战又作，固使我痛心失望，更有种种令人不解者。阎既求免内战而蒋实相逼，则何不宣布其间情节曲折，俾明战争责任之在蒋，而必取自己向蒋宣战之姿态？阎非忠实党徒，而蒋之罪状可数者甚多，何必专从党员立场，争一党内问题？在诸巨头各霸一方之情势下，公众意见无从取征；国民议会为自欺欺人之举，党员总投票抑又何殊邪？凡愚在太原所痛论而切戒者，一一蹈之而不辞，亦可怪矣！愚为之愤慨累日，即函辞顾问，并谢却其每月致送之厚币。

　　鸿一即于此时在太原得病，转至北平就医，不久故去。度其精神上必有难堪者邪。方病时不乐谈话，愚因亦不获悉此中真情。推想或系阎引汪以倒蒋，一切不免从汪、陈支配耳。然愚实未料其荒谬遽至此也。由十九年之中原大战，而国内元气大伤，而引张学良入关，而有“九一八”日寇之窃发，而有东北四省之断送，冀察之变局……如是种种巨祸奇灾相寻而至。蒋罪不可逭，阎亦当分任其咎。以彼天资优越而陷此大戾，则不学之过也。惜哉！

　　上述广州、太原各事，间及愚当时对大局种种意见，与后此主张未必悉合。半为适应时势则然；而由今视之，盖亦未成熟之思想也。述此，为民国政治存一史料，且以见愚过去思想行动之一斑。

　　三十四年（1945年）元月31日记于临江中学（广西贺县八步镇）

　　附录：会晤阎百川先生④

　　我于留滞西安的几天，以电报与阎先生约好，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陕办事处派车送我去看他。他驻在宜川黄河边上的秋林镇，隔岸便是山西的吉县。车经三原，先晤赵戴文、贾景德二先生于李家花园。赵公为熟人，亦为多年以来于大局有关系之人，见面领教甚多。

　　从洛川到宜川，要盘过黄龙山，据说为杨虎城发祥地。可注意者，土地肥沃而久荒无人烟。车行草中，草高可隐车。雉鸡成群，飞起可以蔽天。今已辟为垦区。从宜川到秋林，汽车不能通，换马前进。古语：千里不运粮，现在不然。大宗粮草均走此路运济山西。兵站总监周玳驻洛川，调度一切。

　　秋林居山谷中，尚不到河岸。虽名其曰镇，大约原来只剩有几家人家。但现在则驻有军政人员几千人。大多数都是凿山为窑洞，如延安一样。建筑物只有大讲堂一座，可容二千人。我到达时，阎公正召集会议，所有各高级将领如孙楚、杨爱源、王靖国等均在。而且省政府各厅长、委员亦都在，并有中下级军官受训者一千五百余人。毛泽东先生数曾为我言：“战争改变一切”，信然。

　　阎公为十几年前相识，但自民十九以后未见面。此番相见，精神气色身体皆大胜于前，足使我吃惊。军中辛苦万分，又数度危险，而乃如此，岂不可异。细加理会，完全由于他兴趣好，而兴趣所以好则由对于前途乐观，对于抗战具有极大信心。我在他那里盘桓三天（旧正月一日到，四日走）。他每天早五时起床，传见高级军官，分别谈话，然后用膳。膳后即登讲座，为受训军官讲话极多。中午小睡，睡后即开会议，办公事。和我谈话，都在午后或晚上。天天骑一小驴，在山谷中跑上跑下，真是兴会淋漓的样子。

　　他的左右已经换了一班新人。他后来有一套自创的思想学说，此时似更新有进益。他有四句要言，或提作口号，或揭为标语，再三叮咛告之部下。四句是：建立中心思想；发展集体企图；健全组织责任心；要过自我批评互相检讨错误的严格小组生活。这似乎将共产党的精华，都能融会贯通了。所谓集体企图，是说不要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他自己亦不作他的打算。所谓组织责任心，是说要认识组织关系，对于团体负其责任，不对个人。他除了承认共产党有其中心思想外，其余的似都嫌其中心思想未能建立。但他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要建造“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他不相信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从哲学到社会问题，所有经济政治之一切，他都有主张发表。

　　在阎先生领导下，原有两个大团体组织：一个名为“主张公道团”，是红军进攻山西时，寓有防共意义的组织。一个名为“牺牲救国大同盟”，是双十二事件前后所酝酿，以抗敌为意义的组织。两个组织不易并立，后来合并而为“牺公联合工作委员会”，实际以牺盟为主。牺盟的势力普遍全省，而又贯彻上下。第一，一切民众组织运动（大致与八路相同）皆在其手；第二，一切军队政训工作在其手；第三，区长、县长、行政专员一串地方行政系统在其手。后来我过陵川、晋城时，看见牺盟开某届代表大会的文件，其口气盖以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自居。同时有一种新兴的武力，名为“青年决死队”，是牺盟所发动培植，成为山西军队的新派。

　　不过此所说者，现在大半已为陈迹。政治上的牺盟派和反牺盟派，军事上的新军和旧军，其势力消长，冲突分裂，变化已多。阎先生在山西的势力，似降至第二位了。我承认阎先生在抗战中尽了他最大力量，并且很少有人能赶上他的本领。他常能把握几个正确的认识点而致力。例如在行政上，他提出“强民政治”一词，要强化人民力量；又提出“说服行政”一词，要事事取得人民谅解承认。他真看清楚，这是抗敌之本，非涂饰耳目。又如军队须要改造，提高其政治意识；要加强民众运动，组训一百万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有“自己负责，不容人不负责”政治力量的民众；都是很对的。但大体上都没十分成功。只有他用过的心思，这是后来人再用心时，所必要的参考。

　　①汪精卫此文在十九年扩大会议前，愚当时曾于《村治月刊》引用之，试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一一四页可得。原文指出第一种模型心理即清末革命派之于十八世纪自由主义之制度，如法国美国者。第二种模型心理则民国十五六年最盛，不是法美式而是苏联式了。言之未尝不明白，顾未自承两度革命运动领导者同在此模型心理中，而第诿归于青年无识。盖不只自讳其失，并为孙总理留颜面也。

　　②二十三年立法院公布宪法草案时，愚有《我们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一文，犹是此意，可资参照。原文见天津《大公报》，收入《乡村建设论文集》。

　　③见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社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一八〇页曾引用之。

　　④1939年初，著者自重庆出发，往山东敌后考察，途经西安时，利用滞留西安时的间隙，而有宜川秋林镇之行，走访阎锡山。时在1939年2月17日至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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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我的家庭，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我是怎样去搞乡村建设的呢？怎么起了这么个念头呢？这要从我的中学时代说起。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很关心国事。那时候，中国很落后，经常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我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政治必须改造，救国也必须从政治入手。根据当时的知识，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的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工人和劳动人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大的人民有权与闻政治。因此我认为英国式的宪政是最理想的政治。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很粗浅的想法，但是在当时，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认识，可以说是要求改造中国政治者的共同认识。举例来说，清末中国许多人要求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开国会，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袁世凯称帝后，全国要求宪政，这些都是学习英国。还有，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国民党的党章，也是参照英国式宪政政党的。

　　当时，我还有一种认识，或叫觉悟，就是认为英国宪政成功、有效，是靠英国人民争取来的。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自己不要求、不争取，是不能实现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一纸公文，没有用。当时，中国的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写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事。选举时，让他们走几十里地去投票，他们不去，没有时间，把选举权送给他们，他们还不要。我看到这一点，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组织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搞起来。总之，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

　　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去搞乡村工作，以这样一个主观愿望为指导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的。这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时候的事。

　　搞乡村工作的理想、志愿确定后，我总想找一个地方试试看。首先我选择了广东。我生长在北京，工作以后，又在北京大学教书，怎么选择广东实践我的理想呢？因为我看广东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我的朋友、孙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掌握政权。他希望我去，我也想去，我就从北京去了广东。

　　我在广东时，没有用乡村建设这个词儿，用的是乡治，这是从中国古书上借用的一个名词。我想在广东收一批学生，办乡治讲习所，把我的乡治主张和办法讲给他们听。后来，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没有实现，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的机关，我以《乡治十讲》为题，作了十次讲演，讲了乡治的意义和办法。

　　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是干什么的呢？广东这个地方，地方绅士很有力量，他们建立了武装力量，叫民团。名曰保护地方，防止土匪，实为保护自己。广州与香港相近，商业发达，商界的势力很强，也组织有武装力量，叫商团。1924年，国共合作，广东的革命空气很浓厚。共产党在农村搞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的革命的武装，叫农团。李济深领导搞“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就是想要训练一批人，毕业后到各县地方当武装训练员，把民团、商团、农团搞在一起，避免左派和右派武装力量的冲突。我讲课时，听讲的训练员有千数人。

　　可是，不久政局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有不少的军事政治巨头，蒋介石是一个巨头，李济深是一个巨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也都是巨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儿，占据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巨头，其余的都成了地方巨头，要听蒋介石的。蒋介石若是可以信任人，本来是可以团结住这些人的。但是，蒋介石不是这样，他排除异己，要把这些巨头一一铲除掉。这样就先后爆发了蒋介石同桂系、同晋系阎锡山和西北军系冯玉祥等的战争。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势力，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共囚禁了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于是，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

　　1929年正月，我离开广州北上，沿途考察了各地的农村情况，写了一篇论文《北游所见纪略》，后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是年春天，我回到北京。这时，北方有一批朋友，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也在搞乡村工作，但不叫乡治，叫村治，在北京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村治月刊》是王鸿一先生创办的。王鸿一，山东人，曾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很有名望。他与阎锡山、冯玉祥等都是朋友，给他们提建议，是他们的座上客，但是他不当官，不做他们的部下。《村治月刊》在北京出版，钱主要是由阎锡山捐助的。那时，阎锡山在山西省搞村政运动，省政府设有村政处。村政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禁吸毒品，即禁抽大烟；二是禁妇女缠足。1929年我从广东回北京途中，曾至上海昆山、、南京晓庄、河北定县和山西考察当地农村工作。

　　河南村治学院是王鸿一先生向当时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建议，得到冯玉祥的赞助搞起来的，创办人大部分是河南人，经济上主要是靠河南地方上的力量。村治学院的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耀祖（字仲华）和王怡柯，都是河南人。为什么一批河南人倡导和支持村治呢？河南省地处中原，自古以来是主要战场，战争给河南造成严重的破坏，人民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战争中，败兵逃兵四散，很多人落草为匪，更多的变卖枪支，所以河南土匪多，乡间散失的枪支多，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为了自卫农村建立了一种武装组织，叫红枪会。它是凭借宗教迷信把人团聚在一起的，常常被人利用。红枪会的领袖大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掌握了红枪会后更有势力。红枪会被有钱有势的人利用，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建立红枪会本来是好事，但是也有很大的流弊。所以，地方上的一些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就想改变这种局面，教育农民，破除迷信，不被利用。基于这种动机，他们办村治学院。

　　由于我搞的乡治，与他们搞的村治差不多，他们欢迎我参加，请我接办《村治月刊》，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学院的具体工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时，河南村治学院正在筹建，我便把筹建工作抓起来。首先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阐明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宗旨。这篇文章收入我的文集中。我还起草了村治学院的章程等。1929年底，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四百人左右。正在搞的时候，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继续办下去，学生学习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1930年10月学院也就结束了。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在山东，在这里搞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结束。

　　我们在河南办村治学院时，河南的当权者是冯玉祥。他的部下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省主席只是一个名义，因为事事都要听冯玉祥的，省政府的事冯玉祥又派薛笃弼主持。韩复榘虽然不掌省政府的实权，但他也关心村治学院的事，并同我们相熟悉。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有二十多万军队，占据着山东、河南以及整个西北地区。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压迫下，放弃了山东、河南，向西北撤退。部队撤入陕西潼关以后，冯玉祥在陕西省华阴县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在会上反对他的西撤计划，冯很生气，怒斥韩复榘并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时，韩复榘在政治上已经是省主席，在军事上是几万人的总指挥，冯玉祥对他的态度，使他很受不了。韩复榘回到部队以后，便带他的嫡系部队一万多人，出潼关向东开去，脱离了冯玉祥。这正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矛盾即将爆发之际。蒋介石看见冯玉祥内部分化，很是高兴。1930年9月，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中原大战爆发后，河南村治学院匆匆结束。院长彭禹廷回到本乡河南镇平县，我回到北京。副院长梁仲华到济南，向韩复榘报告河南村治学院的结束情况，因为如前所说，河南村治学院是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时办的。韩复榘对梁仲华讲，欢迎你们大家都来山东，在山东继续河南的事业。梁仲华到北京找我，说韩复榘欢迎我们大家都去山东。当时，河南村治学院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人员还没有散伙，大家便聚集山东。这是1931年1月。

　　我们在山东的做法与在河南的做法略有不同。在山东不叫乡治，也不叫村治，叫乡村建设。这个名称是我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办法概要》这篇文章中第一次用的。为什么叫乡村建设？因为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

　　我们的机关叫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是梁仲华，副院长是孙廉泉，名则让。我担任研究部主任。不久，梁仲华、孙廉泉二位另有任务，相继调任分院院长和济宁专区专员等职，负责鲁西分院工作，由我接任院长。

　　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附属农场。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研究部是高级研究机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它招收的对象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或者虽未取得大学文凭，但学识有相当根底者。这些人都作为研究生，学习一年，每期招收四五十人。

　　二、乡村服务训练部

　　训练部的任务是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员。招收的学员都是有相当中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毕业后，要去乡村工作，年龄一般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收的人数比研究部多一些，每期约三百人。

　　三、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实施我们的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研究院管，县长由我们提名，省政府照提名任命。县政府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完全由研究院根据需要决定。那时，各县县政府都设有四个局：民政局、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我们改组了县政府，废去四个局，改为设置五个科。全县划分为十个区，县城内一个区，县城外九个区。

　　邹平县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较好，是我们搞实验理想的地方。它交通方便，在胶济铁路沿线，县城离周村火车站只有三十多里地。县不大，人口不多，当时有十七万多人。

　　实验区确定之后，我们对全县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对人口作了普查。县政府设立了户籍室，掌握全县的户籍情况。各区政府都和县政府装有直通电话，我们要求各区政府及时报告本区人口变动情况。全县的户籍情况，户籍室都有档案。有两种人，作为特殊人口，另立卡片：一种是有文化知识的人，即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一种是乡村中的坏人和不务正业的人，像流氓、盗窃分子、赌徒、好吃懒做的人等等，以便对他们的使用与管理。

　　我们在县城办了卫生院，设有病床。医院的大夫，均聘请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的实验工作，是从发展生产入手的。邹平县是产棉区，我们首先帮助农民改良棉种，同时，还推广优良麦种和畜禽良种，植树造林，疏通河道，努力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当地的棉花都是运到青岛纱厂去纺纱的。我们以孙家镇为点收购棉花，经初加工运往青岛。我们还计划在邹平建设纱厂，就地加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没有来得及办。这是推广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方面的建设。

　　我们还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合作社，即搞团体组织。合作社是从信用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这样发展的。组织合作社的工作，是由罗子为负责。他带几个助手在乡村奔走，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当时，乡村中建立了不少的合作社。为了支持发展生产合作社，县里设立金融流通处，兼县金库。什么人都可以存款，但是借款必须是集体，也就是合作社才能借，不借给个人，以资助集体引进和使用新式科学技术发展生产。

　　我们的实验区，开始在邹平，后来菏泽县也划为我们的实验区。

　　我们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先设有出版股，后改为乡村书店。乡村书店在“七七”事变后，迁到了武汉，后又迁至重庆，在重庆还办了一个时期。

　　与我们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同时，全国有不少的人也在搞乡村工作，影响较大的除我们之外，还有三个点：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无锡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上三个机构均有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验区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

　　设在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办的时间比我们早。它是由晏阳初先生主持的。晏先生是四川省北部人，小川北。这个地方是比较苦的。晏先生自幼在当地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由于他天资聪明，教会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又由美国转到欧洲。他到欧洲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法国男子大部上前线作战，国内劳力不足，工厂缺乏工人，资本家便到中国来招收华工。这些华工全部是在青岛集中，乘船到法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没有文化，不识字，远离家乡，往家写信也写不了，很是苦恼。晏阳初在法国看到这种情况，很是同情。于是创办平民教育会，在华工中搞识字运动，教华工识字。很多人识字以后，可以往家写信了。晏阳初的这种作法，深受华工的欢迎。他自欧洲回国以后，还继续搞识字运动。人们告诉他，最需要识字的是农村的农民。于是，他便选定河北省定县为他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实验区。他的经费主要是从美国的慈善机关募捐来的，来的比较方便，也很充足。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但是，晏阳初也遇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去美国募捐，美国的捐款人对他说，你只许站在国民党一方，不许站在共产党一方。他从美国回到国内时，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黄炎培在上海对他说，蒋介石不行了，共产党将取得全国政权，你不要跟国民党跑，劝他留在大陆。他说，不行，我的捐款人都要我只能站在国民党方面。结果，他没有听劝告，随国民党逃到台湾。他在台湾的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搞了一段，后来转到菲律宾，继续搞乡村工作。晏先生今年八十八岁，仍健在。

　　设在江苏省无锡市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后改称江苏教育学院，创办人是俞庆棠女士。俞先生是美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民众教育。民众教育又称成人教育或叫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的对象是广大民众，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也不是少年。成年人，不论工人、农民、店员、职员等等，都有职业，从事社会生产，不能像小孩那样进学校读书，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学习，进学校也只能进夜校。中国的民众主要在农村，在中国搞民众教育，主要的对象是农民。教育的目的在于推动农业发展，改造农村，也就是发展乡村建设事业。俞庆棠先生从美国回国以后，在江苏省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后来取消民众二字，叫江苏教育学院。俞庆棠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以后，由高阳先生接任。高先生任院长多年，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江苏省后，学院撤到广西省继续办。

　　黄炎培当时在搞职业教育运动，团体叫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社本来在城市办职业教育学校，后来他们的工作逐渐发展到农村，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搞了建设农村的实验区。

　　以上是几个重点，那个时期全国搞乡村工作，作乡村建设的人很多，形成一种社会运动。

　　俞庆棠先生在办江苏省民众教育学院之后，发起组织一个团体，叫社会教育社。这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的人自愿结合起来的组织，相当于现在的一种专业的研究学会。由于当时许多有志改造农村的人在搞乡村工作；全国各省、市政府都办有民众教育馆，也有一批人，所以参加社会教育社的人相当多。社会教育社大约于1933年正式成立。大家推选出三个主要负责人为常务理事，有俞庆棠、赵步霞，我也是一个。

　　社会教育社成立后，曾召开过几次年会。每次开会都登报，欢迎各界人士参加，是会员的可以参加，不是会员的也可以参加。

　　此外，我们还举办过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这三次会是在邹平、定县、无锡先后举行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12月22日，韩复榘对日本的侵略不作抵抗，退出济南，接着退出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事业被迫结束。我们从山东退到武汉，又退到四川。在四川，我没有再搞乡村建设，除参加政治活动外，办了一所中学，目的是使我的朋友在四川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许九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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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1930年，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设在武汉，蒋介石这时也常在武汉。他住武汉时，改组了湖北省政府，用朱经农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是美国留学生，学教育的，当时任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齐鲁大学校长，校址在济南。朱经农从武汉回济南交卸齐鲁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嘱咐说：“你回到济南时，请对梁漱溟说，让他来武汉同我见面。”朱经农返回济南以后，把蒋介石的意思转达给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去武汉见他。这件事是蒋介石与我之间的第一次交涉。

　　后来，终于在南京与蒋介石见了面，这是1932年的事，是石瑛拉我去见的。石瑛，湖北人，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之后去英国留学，学化学，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我和他在北京大学是同事。他年龄比我大十多岁。这一年我有事去南京，石瑛正担任南京市市长。石瑛对我讲，蒋委员长想见你，请你去武汉，你没有去，这次你既然来南京，不可以不见，我陪你去见他。石瑛安排好以后，用汽车接我同去见蒋介石。地点是南京蒋介石官邸。见面的房间很讲究，桌椅、沙发、地毯、装饰品都很考究。蒋介石没有怎么同我谈乡村建设。那时，津浦铁路沿线正闹水灾，他问了一些水灾的情况。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怎么说他虚伪呢？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了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的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作记录。谈话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告辞了。我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记得的就是这么多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自南京迁到了武汉。蒋介石住在武昌的湖北省政府。一天早晨，我去见蒋，我对他讲，韩复榘在山东不抵抗，为了保存实力，没有怎么打，就撤出了山东省。我说完以后，蒋介石没有多说话，只是说，这事我知道。这一天蒋介石没有戴假牙，一副疲劳的样子，面容很难看。

　　南京政府由武汉迁到重庆以后，我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公开场合，同蒋介石见过多次面。我和少数人同蒋介石见面的次数不多。我记得清楚的，印象较深的有一次。情况是这样的：我和王卓然、王家祯，可能还有别人，一同去见蒋介石。王卓然、王家祯二位都是东北人，是张学良系统的。那次去找蒋介石有什么事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王卓然、王家祯两人谈到重庆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像投机倒把、黑市、走私等等，而且谈到这类事与政府官员都有关系。蒋介石很生气，表示很不愿意听，对他们两位辞色之间很不好，说了你们很让我失望这样一些话。我见气氛很紧张，就站起来，对王卓然、王家祯说，我们来的久了，委员长很累了，我们告辞吧！第二天，王云五碰到我，对我说，幸亏昨天你一句话解围了，要不委员长还要骂下去。

　　驻重庆时期，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在我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与我从香港办报回重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我去香港之前，蒋介石看我是一个中间派，不是国民党，也不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跟我套近乎，拉拢我，见面称我“漱溟兄”。1940年12月，民盟秘密组成后，我去香港办《光明报》，把民盟成立的事公开出来。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退到桂林待了三年。从桂林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变了，不称我“漱溟兄”，改称“梁先生”。从我同蒋介石的接触中，我觉得蒋介石神气、态度，都不自然，都很做作。

　　我这里谈一件别人的经历。陈铭枢与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对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在南京时，一个夏天的晚上，夜相当深了，蒋介石派人派车把陈铭枢接去，在院子里乘凉谈话。蒋介石对陈铭枢说：“我们很好，我们结盟。”所谓结盟就是拜把兄弟。陈铭枢当下没有接受，他对蒋介石说：“惶恐得很，我只可做委员长的部下、学生，怎么可以这样高攀。”蒋介石类似这种拉拢人的手腕很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孙科，代表有邵力子、张群等。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国内第三者是民盟，我是民盟的秘书长，民盟方面主要由我出面。当时的交涉，我都参加了。国际上的第三者是美国，主要的代表是马歇尔元帅。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协助马歇尔，一切活动都由他们两人出面。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精通中文，与中国关系很深，中国朋友很多，是一个中国通，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他从美国回来，在上海与周恩来长谈，谈得很好。正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马歇尔打电报给美国政府请求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由司徒雷登协助他搞两党和谈。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的请求撤回对魏德迈的任命，委任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留在南京帮助马歇尔。这以后，美国方面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接触，都是由马歇尔、司徒雷登两个人出面，给周恩来的电报两个人签名，去庐山找蒋介石也是两人同往。

　　我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说了话不算数，不顾一切地欺压人、刁难人。参加两党和谈的人，可以说没有人不受他的欺压。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我们这些两党之外的人士，如民盟以及一切在野人士；乃至美国代表马歇尔元帅，都受他的欺压、刁难。

　　国共两党和谈中，什么问题都是协商一致才能通过、实施。国民党里事事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什么事他不点头都办不成。因此，两党和谈中一切协议只有蒋介石点头后才能通过，否则达不成一致的协议，解决不了问题。这样，事事都要找蒋介石，各方面都要找他，美国代表找他，中共方面代表找他，民盟代表找他，国民党里听他支使的人也找他。但蒋介石躲，老躲，都躲，政治上非找他不可的人他都躲，找他，他不见。在南京不好躲，容易围上他，他就上庐山。他长期住在庐山，是天气真热非上庐山凉快不可吗？不是，蒋介石就是要躲避找他的人。一般都说马歇尔七次上庐山，据我所知马歇尔是九上庐山找蒋介石。我记得马歇尔第一次上庐山时，上海的《新民晚报》主笔赵超构曾发表消息，说马歇尔上庐山是请蒋介石下山回南京。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马歇尔请不下蒋介石来。请不下来，马歇尔为了解决事情，就只有上庐山。蒋介石老不下来，马歇尔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找他，先后上去九次。蒋介石不顾旁人为难，不顾马歇尔奔走劳累，把别人的痛苦不当回事，完全不体贴人，只考虑他自己。

　　有一次，我去见马歇尔元帅，我的英语不行，有一位朋友帮助我，这就是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他的英语很好。当时，在马歇尔那儿的蒋介石的代表是俞大维（当时任交通部部长，以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那天，我去时俞大维也在座。马歇尔对我们说，两党之间互相猜忌，互不放心，互不相信，这是我们中间人最大的痛苦，最不好办的事。怎样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向着相互谅解、相互信任的方向前进，这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这种相互相信要在事实上去做。我同俞部长商量好了一些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就增加一些彼此的相信。可是蒋介石不干，不点头，在俞大维参与时说好的事，去报告蒋介石，说某个问题应当解决、签字。蒋介石说，不！再说底下的，谈好的事先搁在这儿。实际上就是悬起来了，不签字。这些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大大小小的问题很多，一言难尽。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元帅，后来从中国回去担任国务卿，在国内和国际上地位都很尊贵。在中国当中间人时，觉得很难当，吃了蒋介石的很多苦头，受了他从未受过的苦。马歇尔对蒋介石很恼火，他回国担任国务卿后，发表了白皮书，从这个白皮书中，可以看出马歇尔恨死蒋介石了。

　　比马歇尔吃苦还多的是周恩来。蒋介石倚仗美国支持，有美国当后盾，兵多武装好，有恃无恐，看不起中共，欺压中共。他总是逼着中共方面让步，总是说中共方面要在某个问题上让步，让了步下面好说。中共方面让了步，蒋介石又说，下面另一个问题还要让步，才能往下谈。中共方面又让了步，蒋介石又说还有那个问题必须让步。他说了不算数，总是一步步逼着中共方面让步。蒋介石逼中共让步的情况，我在解放前写的《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中，详细举例说明了，可以参考。中共方面为了实现和平，作了许多让步，蒋介石是得寸进尺，没个完。国共两党和谈有两次处于决裂的边缘。一次是安东问题，中共方面占领着安东，蒋介石派军队进攻安东。中共方面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将影响两党和谈。蒋介石根本不听警告，强占了安东。第二次是张家口问题，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发动进攻，中共方面再次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警告国民党，不许进攻张家口，若攻占张家口，国共两党和谈将决裂。蒋介石还是攻占了张家口。

　　此时，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思南路。两党对话通过书面进行。中共方面的信件，由周恩来签名。这些信件不直接交给国民党方面，而交给马歇尔，由马歇尔转给国民党。国民党方面给中共方面的信函，也不是直接交给中共方面，而是由马歇尔转达。所以，马歇尔很吃苦头，收到中共方面的文件，转达的话，要自己转给蒋介石，或亲自对蒋介石说；蒋介石的答复也要他告诉中共方面。马歇尔向中共方面转达蒋介石的话，很多是同共产党常驻在南京的董必武、王炳南谈的，然后由他们二人带话给周恩来。因为当时马歇尔住在南京，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歇尔与董必武、王炳南面谈的话，是当着我面说的。

　　因为张家口问题，国共两党和谈濒于决裂。我们这些第三者，还有上海工商界，都去找周恩来，劝他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走和谈的道路，不要打内战。周恩来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下去，并一再声明中共方面绝不愿意打内战。这时，蒋介石也派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吴铁城等到上海欢迎周恩来回南京，也欢迎我们这些第三者，张君劢、黄炎培和我，还有别的人。于是大家一同回南京。孙科在飞机场迎接我们。他说：“委员长在等大家，请诸位不要回家，先去委员长官邸。”我们坐车到蒋介石的住处，他果然在等待。蒋介石满面笑容同大家握手，表示欢迎。握完手，蒋介石就走了，说他要去台湾。真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把周恩来接回南京进行谈判，自己却走了，可见蒋介石一点诚意都没有，完全是耍弄人。因为在谈判中，中共方面周恩来一切问题可以作主，国民党方面孙科作不了主，只有蒋介石点头才行，蒋介石一走，谈判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谈也等于白谈。蒋介石这种耍弄人的做法实在可恨。

　　内战打起来以后，有人问我：“两党决裂症结何在？”我说：“无可指。”为什么说无可指呢？因为双方没有一个固定的争执点，转移不定，蒋介石老逼着中共让步，没完没了。蒋介石的发言人为此也弄得十分狼狈。蒋介石说了话，他的发言人跟着对外发言，蒋介石变了，他也跟着变，一个事儿变来变去地说，他的发言人也被搞得很被动。例如，蒋介石上峨眉山前说，共产党军队让出长春，下面的谈判就好办了。中共方面把部队撤出了，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蒋介石的话完全不算话。蒋介石毫无信义，刚说的话可以不算数，使你没有办法。有人问我，国共两党最后决裂，不谈了，打起来了，争执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苏北淮阴县的地方政权问题。这个县是中共方面占领着，建立了共产党、国民党、地方民主人士三个方面参加的联合政权。蒋介石国民党提出，共军必须从这个县撤出，由国军进驻。周恩来表示，我们可以撤出，但是这个联合政权要保持，不能改变。周恩来说了最后的话：“我是淮阴这个地方出生的人，我要在这一点上让步，我无面目见地方父老。”蒋介石也不让，中共方面忍无可忍，谈判终于决裂。李宗仁代总统以后，重庆《大公报》的王文彬让我写文章，谈内战的责任在谁。我写了《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指出挑起内战的责任在蒋介石。此文见于重庆《大公报》和上海《大公报》。

　　宪政问题的几起几落，也充分说明蒋介石耍弄人，毫无信义。

　　宪政问题不从远处说起，只从抗战以来说，就经过许多的曲折。抗战前，本来决定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各种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代表选举法都已公布；代表也已经进行选举；宪法草案也备妥。这时，“七七”事变发生，宪政问题也就放下了。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等。并成立“宪政期成会”，以求其克期成功。会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设立“选举总事务所”筹备一切，宪政运动一时达于高潮。

　　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呢？本来抗战两年，从来没有人提出宪政问题。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也没有其他党派的人士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在会上提出的要求有：“加强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案”、“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请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等。大家提出这些问题要求讨论时，蒋介石忽然抛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当时，最实际的问题是国民党不给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在野人士和人民大众以言论行动自由，抗日救国都遭到镇压。大家要求国民党给人民以言论行动自由。当时，并没有要求宪政，因为实行宪政要有宪法，搞宪法要起草，要通过，不是说办就可以办的事。国民党蒋介石提出宪政问题实际上是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讨论各党各派在会上提出的迫切要求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只开一个召开国民大会的支票，人民要求的权利什么也不给。这完全是蒋介石玩弄的一种手段。

　　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上，根本没有讨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问题，只是“宪政期成会”向大会提交了“五五宪草修正案”，会议即告结束。9月间，蒋介石以筹备不及为由，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举行。宪政运动陷入低潮。

　　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开会，由主席团提出“促进民法案”，提案第一项便是宪政俟抗战终了再谈，抗战期内不谈，并撤消“选举总事务所”。这就充分说明，国民党蒋介石根本没有召开国民大会的诚意，他们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纯粹是一种应付手段。

　　1943年9月间，蒋介石国民党又制造召开国民大会的舆论。国民党中央决议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以各党各派代表为会员；要求各地研究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宪政运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规模声势比以前更大。

　　为什么蒋介石这次亲自出马任会长，大肆宣传召开国民大会呢？原来是国内自1942年以来，民盟领导人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表示抗议，在抗战形势下，全国人民也要求民主政治，以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在国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成英美与中国并肩作战的局面。中国内部的不协调，国民党蒋介石政治的不民主，影响军事，英美对此也表示不满。对民主之呼求、不民主之责难，由国内波及国外，在国内国外夹攻下，蒋介石才又提出宪政问题，并大造声势，欺骗国内外群众，安定英美。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似乎抗战结束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期限，不能满足，必须尽量提早召开。

　　在蒋介石、国民党心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几十万军队。蒋介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两条路：军事的路和政治的路。军事解决的办法，虽未断念，但是走不通，形势也始终不允许；因此，他想走政治的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急忙召开国民大会，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按英美宪法，政党不得拥有武力。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中也按英美宪法。作出这种规定，中国共产党参加制宪和将来的宪政，就要按宪法交出军队。如果中共拒绝交出军队，即是阻挠宪政，以这个罪名强加给中共，以此向中共进攻。这样也会合英美的意，取得英美的支持，可借国际舆论攻击中共。所以，1945年5月，蒋介石匆匆忙忙宣布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完全是想借国民大会来向共产党进攻，妄图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得到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并不是真正要实现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权利。

　　抗战以来，宪政问题忽高忽低，几起几落，变更之由来，完全是蒋介石采取的策略，作为一种手段玩弄着，充分表明蒋介石是毫无信义的。

　　（许九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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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七七事变前对抗日有所准备——战事初起时表示准备应战——企图避免作战保存实力——被动应战同时急切求退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所谓“山东问题”，几乎成为一个谜。“山东问题”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当时掌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榘。要了解“山东问题”，必先了解韩复榘。我当时在山东搞乡村工作，为推动抗日自卫，曾参加许多有关活动，因此在此期间与韩的接触频繁。现就我接触中所知的韩在七七事变前后有关抗日态度的种种事实，分说如后。

　　七七事变前对抗日有所准备

　　——1935、1936年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5年10月10日在无锡召开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我曾出席。散会后，我于10月17日经南京略作停留时，听到华北局势恶化，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极力鼓吹“华北明朗化”，企图搞“五省（冀、鲁、晋、绥、察）三市（平、津、青岛）自治”的消息，即赶回山东。为了决定我们在山东乡村工作的进退，亟须探明韩复榘对抗日的态度，我与乡建同人梁仲华、孙廉泉两先生，或相偕或分头，自1935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之间，先后与韩谈话多次。内容不能详叙，只能大要言之如下：

　　一、拒绝敌人胁迫。日本有意在华北利用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三人当他们的傀儡，搞“五省三市自治”，隐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分离。当时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参谋名花谷者几度乘飞机到济南，胁迫韩同赴平津开会，韩始终拒绝未去。后来何应钦北来，搞了一个“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

　　二、同意采取防卫办法。经我们同韩作多次长谈之后，他同意执行一个“三年计划”（1936—1938）。此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工作，将在三年内分期分区在全省推行。所说两项工作：（一）地方行政改革——为准备应付敌人（日本）入侵，改组县以下行政组织，将区公所改为乡农学校；乡农学校为政教合一的单位，它一方面行使原区公所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训练农村青壮年，以备自卫。乡农学校校长要由我们乡村工作者训练后任用。改善县政府组织，财政预算公开。考虑以县为单位抗击敌人入侵，力量单薄，将全省一百零几个县划分为七个专区，每专区十至七个县；专区设行政专员公署，为省政府下统辖机关；专员兼保安司令。省武装部队，战时可与敌人周旋。（二）民众自卫训练——全省逐步开展训练壮丁，计划分三年完成。初级训练在乡农学校；各乡农学校均配有军事教官一名；教官由韩的部队中挑选青年下级军官，经我们培训后充任之；教官辅助校长对农民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向受训者讲明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抗敌以保卫家乡。高一级的训练集中在专区。

　　这个“三年计划”制定后，一切均按步骤进行。1936年上半年即开始执行。先划定了济宁、菏泽、临沂三个专区。专员一般由乡村工作人员中选任。如济宁专区由梁仲华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进入1937年，又划了几个专区。抗日战争初期英勇牺牲的老英雄范筑先就是其中一个专区的专员。他的秘书主任赵某（名字已记忆不起，与范同时牺牲）和秘书张孟龙（潜）均为我们推荐的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废除区公所改设乡农学校的县至抗战前夕已有七十多个（全省当时共一百零几个县）。这个“三年计划”的贯彻是以孙廉泉和刘书香（第三路军总部参谋长）两人为主，梁仲华也参与，我很少过问。

　　此外，还在济宁设了一个全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为“三年计划”培养乡农学校校长及教员，集中训练全省八个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这是个规模不小的训练计划，归我们负责。梁仲华任训练处处长，聘请杨开道（燕京大学教授）为教务长，我也不时来此讲课。

　　当时还曾打算设立省地方行政讲习所，训练县长、科长等行政干部。韩复榘要让梁仲华主持，后因各厅反对，梁也坚辞不就，此事即未办成。

　　战事初起时表示准备应战

　　——1937年7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5月我去四川，后经武汉于7月2日七七事变前五天到达北平。那时北平谣言极多，形势更为紧张。我在北平即未再多停，于4日到济南，5日回到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起。又因南京政府为大局问题邀集各界知名人士约四百人，分批（每批约四十人）去庐山开谈话会，共商国家大计，我与梁仲华均在被邀之列，在邹平只停留三天，就折回济南，准备转赴庐山。过济南，我找韩复榘，说韩不在。我就找韩的秘书长张绍堂，张与韩通了电话。韩要张绍堂和刘书香以韩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信，要我顺便带去庐山。信内大致是说韩部下将领有在庐山受训的，要求蒋尽快让他们回来，以做好应战的准备。再就是向蒋提出补充防空武器（高射炮等）的要求。张在电话上还转告韩：方才收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来电，说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妥协，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等等。韩听后在电话上笑了，并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想借机调动力量；仗定规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会罢休。

　　7月10日我离开济南去南京，准备转赴庐山。可是由于卢沟桥战火已起，华北局势愈加紧张，庐山的谈话会不再开下去，我即于23日由南京返回济南。韩要我带给蒋的信，我在南京就交给了行政院的蒋廷黻，由他转交。在回济南的火车上遇见一些韩的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他们说是奉命将眷属送回原籍安徽后又返回山东的。推计韩下此命令，当不过7月半。韩对应战有所准备，似也由此可见。

　　7月30日韩复榘离开济南应蒋介石之召去南京，在去之前又嘱省府各厅公务员速送眷属回乡，并曾对我笑着说：“赶紧回邹平挖地洞吧。”自此济南局势第一次显得紧张，市内民众纷纷送家属回乡，车站行李山积，至8月2、3日达到高潮，好像战火即将燃烧到济南。

　　企图避免作战保存实力

　　——1937年8、9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8月2日下午四时韩由南京回到济南省政府，同日我直接去找韩，交际处副官说：“主席（韩当时为山东省主席）刚进门你就来了，你的消息真灵通。”副官随后又说：“你不能即刻见到韩主席，因为他在和日本领事等三人谈话，他们是应主席约请来见面的。”当时任翻译的朱经古事后告诉我，这三个日本人之中，有一个名有野的，是日本驻济南的领事，另外两个是日本武官和日本居留民（侨民）会会长。谈话的内容是韩向日本人说明以下三点：一是外间传说中央任命我（指韩）为抗日右翼总指挥，非事实；二是外间所传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我指挥军事，亦不确；三是日侨回国与否，听日本人自便；凡未离济日侨，照旧保护。在此应指出的是，半月前韩曾促日侨回国，可见此时韩对抗日态度显然一变，对抗战殊不积极准备，因此也极力不愿刺激敌人。又例如，此时各省按南京国民政府指示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而山东此组织独按韩的意见改称为“省防后援会”。再如“七七”事变初起时，山东日本侨民许多都将房屋门窗封闭加锁，回国去了。周村公安局局长自行将当地日侨房产打开，加以利用。此事为韩知道后大怒，把该局长召来严加训斥，并予撤职，可见其唯恐对日侨利益保护不周。但敌人曾两次用飞机投书诱降，韩则不曾接受。

　　后来我见到韩时问到他去南京的情况，韩说，他在去南京之前，于7月28、29日一连两个电报，要求蒋各路同时出击，蒋回电说，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待30日到南京面向蒋请示机宜，蒋还是不谈什么。他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待临走时蒋向我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韩末后说：“我哪里明白他的意思呢？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的。我看蒋介石并无抗日决心。”

　　也正是韩由南京回济南的当天（8月2日），下命令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要商店照常开门营业。这样，我又决定再去京沪一行，以便明了当时大局真相。

　　被动应战同时急切求退

　　——1937年10、11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9月底，平津战事不断南移，已到达山东德州一带。冯玉祥正在此线负责督导宋哲元部作战。冯曾调韩的军队去接应，韩以他的防区在鲁东胶济线一带而不在津浦线为理由，竟拒绝冯的命令。后来南京给韩发来电报，韩再也无法推脱。

　　10月2、3日，韩于是将部队全部由胶济线高密等地调津浦线，并亲去指挥，曾一度攻入德州，但反被日军包围，几乎被俘。自此以后，山东境内津浦线的防务即由韩负责，但韩复榘并无意在山东久留，与敌人周旋，而是急切求退，保留实力。

　　韩对抗日态度这一变化，似与当时以下情势有一定关系：

　　一、如前所说，8月初韩去南京见蒋介石，蒋本人对日本在卢沟桥点起战火之后，是战是和正犹豫不决，又不与韩讲明，使韩颇感不得要领，反而使其心存幻想，以为中日冲突或可不致演变为全面开战。

　　二、日本人不时向韩透露日方不愿扩大战争，对此韩可能将信将疑。这是说，日本人在韩的身上下工夫，可能起了一定作用。

　　三、国际上此时不愿见中日战争扩大，主张调停中日冲突的呼声甚高，也使韩以为战事说不定不久即可结束。

　　四、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南京根据作战部署，划分若干战区，分配防务，10月份以前，韩的防务为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津浦线本身和青岛市都不在其防区之内，战火在此时不曾烧到韩的身上。

　　五、日本人暗地里说，绝不打山东，更不在青岛登陆。公开宣称也是如此，为了使人相信此话，日本人散布以下说法：胶济线有许多日本侨民的财产，如在此作战，将损害日本自身利益。事实上是日本人想以政治手段解决山东，争取韩作他们的傀儡，故极力避免在山东用兵。

　　由于前三点，使韩估计中日冲突有可能不演变为全面开战，山东自然因此也可以免于战火；由于第四点，更使韩产生山东可无战事的幻想；由于最后一点，韩在一个时期负有防卫任务的地区恰是敌人不用兵的鲁东，使韩得以在空隙中苟安于一时，无须表明其态度是战是和。8、9两月山东抗日工作的混沌局面，即由韩复榘的此种取巧心理所造成。进入10月后，乃至津浦线战火向南蔓延到山东德州，同时又委他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是李宗仁），有在此作战的任务，乃不得不应战，然而韩实际上是急切求退。韩求退之意似与以下三点有关：

　　一、当时津浦线敌我双方兵力均不多，彼此似均无意在此决战。就我方兵力而言，除韩由鲁东调来的部队之外，更无其他兵力；因韩部西调而空出的胶东防地，也无其他部队接防。

　　二、韩早抱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看法。8月22日我陪同军事家蒋百里先生至山东视察防务时，韩即向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韩对抗日前途大势此种看法，可能影响其行动。

　　三、韩自知自己部队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不过如此，不堪一击，如与日军认真决战，即会完全输掉，而且山东这块他经营多年的地盘也保不住了，与其如此，不如力求保全自己的部队。

　　韩急切想退走，却事与愿违，欲行不得。原因在于此时韩找不到任何将其部队撤离山东的口实。当时日军在津浦线虽不断向南推进，却并不渡河（黄河）南侵，也不在胶东沿海或青岛登陆。敌人不来攻，怎好不战而走。可是此时平汉线的敌人已到安阳、大名一带，有截断韩由鲁西南西撤之路的危险，所以韩着急起来，就把重要的辎重及财物运往归德、郾城、周家口一带。

　　10月7日，一度传闻韩有令，命所属公务人员南撤。

　　10月9日，黄任之（炎培）、江问渔两先生由上海至济南，是专为了解山东民众动员工作而来的，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即由邹平赶赴济南，与他们会晤。他们说：上海市已展开动员民众工作，战火同样烧到山东，而山东却未做此工作。他们对此种情况既表示关心，又很愿意加以推动。随后我即将山东动员民众工作的有关情况与问题向他们作了介绍。我主要说了三点：

　　一、韩对抗日态度暧昧，不让人讲抗敌，不让他人做动员民众工作，所以这项工作至今进行不起来。不过进入10月，战火开始蔓延入山东境内，韩被动应战以来，愿意有限度地开展一些动员工作了。但在此之前动员民众工作的延误，不能不归咎于韩。

　　二、但目前韩对此工作又从不热心变为不放心，极不愿人插手，尤不愿蒋插手。中央要各路军设政训处，准备派黄埔系的人来韩的部队负责政训处，做动员民众工作。韩先下手为强，即派余心清担任第三路军政训处长。

　　三、目前做民众动员工作的有几个系统的，隶属不一，互不相谋，而且彼此牵扯，纠纷不断，工作因此开展困难。除了上面说的军队系统的政训处，还有一个系统是省党部的“抗敌后援会”（即原来按韩的意图称为“省防后援会”，此时因形势改变，故更名），也做民众动员工作。山东省教育厅有民众教育馆，也建立了做此项工作的“战时工作团”。我们做乡村工作的也愿意在此尽力，也可算是一个系统，虽然不曾参加进去闹纠纷，但苦于无法用力。黄、江二位听了我这番话以后，勉励我排除困难，将此项工作开展起来。我深为他们的话所感动，又见战事已逼近济南，需要动员民众更为迫切，现在应是此项工作转机到来之时，于是决心振奋精神，再次努力开展工作。

　　10月10日，省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宴请黄、江两位，有何思源、余心清、李文斋和我作陪。大家谈话甚多，从午饭一直谈到晚饭，许多积存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这是因为黄、江两位远道而来，鼓励策勉之故。那天议论结果有两点：一是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各有关方面都派人参加，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当场推选出五人为常务委员：余心清、何思源、李文斋、张绍堂和我，并推我任主任委员，我也表示同意。二是加强政训处，推荐王近信（子愚，教育厅秘书主任）为政训处副处长，皮松云为科长，协助余心清开展工作。当晚我们带着这些意见一齐去见韩，说明应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工作；军事方面自然由韩作主，而配合作战的民众动员工作由我们大家负责推动。韩听过以后，很高兴，说完全同意。

　　次日（10月11日）晨，我再去见韩，提出三点：一、请放手让大家去做民众动员工作，只有放手，大家才好开展工作。二、即刻整饬军纪。现在军队到处抓壮丁，随意收缴民众自卫枪支以及许多糟害百姓的事；军民关系不好，很难配合作战。我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韩部队军纪之坏。三、说明大家要团结抗日，不可互相猜忌，更不可互相倾轧；对挑拨离间的话不可听。韩听过以后，对第一点当然无话可说，对于第二点，关于他部队军纪不好的事，他多次辩解，说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有意攻击。对于第三点，他认为如果有人挑拨离间，可置之不理。在他整个谈话中流露出对于民众动员工作和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事并不热心，这使我冷静了下来。

　　12日晚，按原定计划，“民众动员委员会”准备成立，并将在成立会上正式推举我为主任委员。但在临开会之前，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在电话中劝我说：主任委员你最好不要当，还是让李文斋去干好了。他用意何在，我也弄不清楚，但他们对此事原来不大热心，现在却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了。原来以为转机将出现，从此大家可互相配合，将已经延误了的工作开展起来，此时我又预感事情不好办，才知只不过是徒兴奋一场而已。

　　10月13日，日军攻下平原，进逼禹城，离济南已不远。当日深夜省府紧急会议，决定将省府迁宁阳县。

　　10月14日晨，我得知省府将迁走的消息后，即去见韩，表示不赞成。韩解释说，战事已逼近济南，一些公务员作战时不但无大用处，而且会成为累赘，所以先迁走。我提出无用人员可给资遣散，省府则仍以不移为好。当日中午许德珩、程希孟由北平南下，途经济南访我，谈及当时山东战局，也以为省府不迁宁阳为好，并劝我午后再去见韩，但仍然说不通。我见山东局势已无可为，就于夜间赶回邹平，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结束事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1931年，至此已有七年，七年工作付诸东流。

　　10月16日，我最末一次离开邹平去济南。20日因南京来电又催我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我经济宁略作停留即转南京。在南京前后逗留将近一个月（其间去安徽巢县一次），目睹南京政府撤退景象。11月21日我由巢县再返回南京时，南京已成一座空城，政府人员几已全部撤走，只留有守卫部队。

　　11月22日，在撤守的前夕我离开南京。当时已找不到汽车，我是借用甘乃光的车去下关车站。车站一片混乱，已无车票可买。设法过江后，浦口车站更乱，随处是抛弃的行李，真是堆积如山，像一座座小楼房。人们只顾逃命，已顾不及行李了。车厢里挤满了人固不用说，车厢顶上，甚至车厢下也有人设法攀附着什么，想让列车将自己带走。我们无法上车，找到一位铁路工人，被他引到调车场，上了尚未编组的空车，等候挂钩开行，才又回到山东的。

　　11月24日，天明时我回到济南，借住在何思源座落在小车门外的住宅里。当日中午就同何思源去千佛山看韩复榘。我们乘轿上山后，见韩正在住房前来回徘徊。见我们来了，韩便对着我说你看我还没有走吧！这显然是针对着四十多天前我的疑虑而说。实际上此时韩想退出山东更加急切。

　　26日，梁仲华、王绍常、何思源、余心清和我，聚会于何思源家，对如何收拾人心、挽回山东危局，特别是对韩的部队乱抓壮丁、收缴民间自卫枪支，共商对策。由于乡农学校负有训练壮丁的任务，平素壮丁集合训练在此，枪支也很现成，于是每每整批被韩部队带走。有时更使用欺骗手法，最初只说集中训练，几日以后，忽然一道命令，几十人即全部带走，而事前乡农学校向乡民所作“绝不带走”的保证，全无法兑现，自己也落于欺骗民众的地位。最后共同拟出向韩提的建议有下列几条：

　　一、亟应切实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才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为此应做到：

　　（一）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区分开来。国民兵役（即各县现有之国民兵、义勇壮丁队）其目的专为补充部队，地方自卫组织的任务是专为保护地方，搜查汉奸、流窜盗匪及敌人别动队，并负有战时交通运输，以及经济节制之责。凡加入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者，不加入自卫组织；凡已加入自卫组织者，得暂免补充兵役。

　　（二）征集壮丁和补充兵役，应有计划有系统进行。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征用。

　　（三）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遇有前方（黄河以北）退来的民众武装，应予优待保护，不得没收枪支及有搜索事情，并随时向上呈报，指示收容办法。

　　（四）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行军驻防需用民房及民伕者，应向地方行政机关或乡区负责人员接洽办理，不得自行占用及拉伕。

　　二、本省划分三个地带，进行工作：

　　（一）黄河北岸各县地方政治军事工作，除省主席（指韩）直接指挥之各部分（刘书香、张绍堂、范某）外，其余均责成黄河北岸游击总司令负责处理。工作重点即在黄河以北敌占区，并推王绍常为游击司令，在此地区与敌人相周旋。

　　（二）第一、二、三各行政专区（济宁、菏泽、临沂），亟应加紧政训工作（即民众动员工作），参照政训处颁发的民众组织大纲，及第一专区各县自卫组织进行计划大纲办理之。

　　（三）历城、泰安等二十六县地方，应设特区政训处，拟请民政厅李树春厅长为正处长，何思源、余心清为副处长，调用民教政训各厅处人员负责进行工作。

　　当时还商定与韩谈话分两次进行，提出以上建议。27日梁仲华先与韩谈，只粗陈大意，无结果。

　　28日李宗仁到济南视察（李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韩为副司令长官，故来视察）。29日我携带上述建议去千佛山找韩细谈，计自午前十时谈至午后三时。韩对我们的建议不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只是再三强调他本人不能胜任，不能作头子，不如宋哲元能够服众，而部下也无能力强的干部等等。其实这是托词，因韩此时只想急切退走，自然无意发动民众，也不会顾惜地方，而一心想如何在退走时将壮丁带走，将枪支、财款携去，以扩充自己实力。这是我与韩最后一次谈话。恰好在这天李宗仁来电报要我去徐州，我即于30日经兖州到济宁看视后于12月3日到徐州。

　　在徐州停留两天。李宗仁对我说，他11月28日在济南视察时，韩当面部署其部队撤往周家口、偃城一带，对他毫不回避。我也将韩无意作战，而一心西撤，以保存自己的种种事实详细地告知李宗仁，请李制止其西撤。

　　12月5日我离徐州，9日到武汉，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已迁至武汉。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上，我曾就韩复榘不积极作战，急切退走之事作报告一次。12月21日在湖北省府官邸见蒋介石，我也将韩的问题告诉了蒋。蒋听后笑答：我全已知道。

　　1938年元月中、上旬我访问延安后不久，即听说蒋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韩到开封，将其逮捕，押往武汉，在作军法审判一次以后，将其处决。据刘熙众（山东省公路局局长，韩的亲信）说，韩被囚禁在武汉某楼房内。一日有人传令：蒋委员长召见，韩便更换好整齐的军装前去，待其下楼时为人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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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轶事数则

　　蒋百里先生名方震，浙江人（似是海宁县人）。我初次与他相识在1920年，即民国9年。那时我住在北京崇文门外，有一天，忽有四位客人乘小汽车登门造访，当时小汽车在北京还很少见。原来是梁任公偕蒋百里、林宰平及任公长公子思成来访。这是彼此交游之始。我那年28岁，因曾著有《究元决疑论》一文，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发表，对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有所评议，而推尊佛家。事后看来，未免杂七杂八，胡说乱道，但在当时却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因此文我被蔡元培先生聘去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此次任公一行是来谈佛学问题的，这也是我和蒋百里先生相识的开始。蒋百里与梁任公关系较深，但我不知其详。

　　蒋百里先生聪明绝顶，清末中举，去日本留学，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请：“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国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间不长。有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作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当众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蒋对此日女发生感情，向之求婚，日女说家有父母，且彼此为异国人，不敢自主，须由父母决定。蒋伤愈后真的赴日本女家求婚，遂与日女结婚，他们生育了女公子几人，无子，其中一位嫁给钱学森，蒋百里的日本夫人即住在此女儿家中，直到去世。

　　蒋百里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我不清楚。听人说蒋介石也很器重蒋百里，想重用他，但蒋百里与蒋介石合不来。至于蒋百里和冯玉祥的关系，据我所知，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冯任陆军检阅使、军长兼师长，所属五个旅驻南苑。这一年旧历正月，冯请我去给他的干部讲话，在南苑住了三天，讲了五次话。我亲见冯编印分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小本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内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等语录，而“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其中。可见冯玉祥对蒋百里是崇敬的。

　　七七事变前我在山东办乡村建设研究院，1935年旧历八月二十日，蒋百里忽由青岛专程到邹平造访，那一天适值内人病危去世，我未能亲自接待他，致使他徒劳往返。8个月后我去上海看他，并致歉意。我记得他住在上海国富门路20号。当时已是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夕，我们谈论大局问题。他说他所以特地专程到邹平访问我，是关心我的工作，并有所指教。

　　他素来熟悉日本事情而且各方情报又很灵通，那次即对我说，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中国人虽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都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他断言华北纵然有失，为时甚暂；就连失去的东北，将来收回亦不成问题。从国际看，英美等列强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可援助中国抵抗；从国内看，中国目前还不统一，国势很弱，日本短时期内占领一大片领土也是可能的，但不足为忧。

　　严重的外患一来，就会促成全国团结，合力抵御外侮，中国地大人多，只要在广大地区组织地方武装、发动游击战争，就能牵制敌人很大兵力。日本必先占领华北、华东，如在山东、山西两省广泛组织民间武装，凭借山地活动，相机出击袭扰“强龙难压地头蛇”，定会给日本造成很大困难，无法全力西进。他认为我在山东做乡村工作很有意义，可以组织领导广大乡村民众，建立地方武装，抵抗日本侵略。所以特来邹平参观访问。他给了我很大鼓励。

　　他原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谈得最多的自是将来的战争问题，他说他的观察有这么几点：

　　一、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

　　二、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确，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当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起来。

　　三、中国人在种族上素无狭隘之见，却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不稍放松。诚如古话“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

　　他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总归“人”的条件和“物”的条件。“物”的条件有武器、地势、经济资源等，人的条件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合作、士卒的士气等。二者皆重要，但以“人”为主、为先。一次战役中，将帅才能关系最显，但战争规模大了，年月拖久了，则多数士卒关系更大。他预料中日战争可能是场面最大、年月最久的，战士群众的关系将居第一位。士卒长短优劣，例如体力、年龄、文化程度、技术精熟与否等等都有可论，但究不如其心理（精神）的因素要紧。大概以战士对于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认识而从内心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前面所说的三点，均系指出中国人在哪些作战上才亲切、有力。作战不止一次，敌人的优点可在一次、二次、三次表现，但总不能永远表现下去，我们的优点则一次不现，可二次，二次不行再三次……总不能永远不表现出来。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胜于最后。

　　蒋百里还说，在他看来，全国形势中山东半岛十分重要，有许多要点，可惜我现在多半记不清了。其中有一点大约是：中国人假如控制了山东、山西的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则中原非敌人所能得……。又说袁世凯时代一个美国将军乌德来中国考察，袁派他陪伴乌德去青岛。乌德盛赞山东地方重要、地方好。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他（蒋百里）曾向袁陈说利害，认为必须保全山东……。他又从文化历史上指出山东的价值与意义，说山东人的体质和民气都是好的等等。他询问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我大略告知。他于赞许之中，对我备加鼓励，并再三向我讲明军队抗敌全靠人民力量，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力量将取验于山东。

　　百里先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平素谈话就容易兴奋，而这一天更见兴致和精神。他的见识和热情使我既受启发又受感动。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我适由四川经北京回山东，因对南京政府是否决心抗战看不明确，特地去上海、南京一行，尤其要访蒋百里先生。我同他在上海一见面，百里先生就力催我速回山东，要山东当局把有用物资——兵工厂、民用工业机器设备赶紧西迁。他并说上海金融各界均在政府促动下开始迁移了。听他谈话，他对抗战前途充满了信心，总是说：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同他（日本）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见的，除非你是个“短命鬼”。

　　他这番议论听到的人很多，没有直接听到的人亦间接听到，几乎是传诵一时。然而不料想其后百里先生本人却竟未及亲见最后胜利而先逝，真是可惜得很！

　　蒋百里在抗战期间去世。我参加过在重庆为他举行的追悼会。邵力子在追悼会上说，曾亲闻蒋百里先生说：日本靠吸收中国文化立国，发动侵华战争是愚蠢糊涂之举，必然失败。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只是暂时的现象。可惜蒋百里先生竟没有亲眼看到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

　　附记：原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李荫春所写《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

　　一稿中说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扣押了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中的蒋系军政大员蒋鼎文、陈诚等十余人及其家属随员等，蒋百里时由欧洲考察回国，到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也住在招待所中被扣押。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到招待所去看这些被扣的大员，向他们说明事变宗旨并征求他们在八项主张通电上签名，这些大员们虽表示同情张学良的爱国抗日要求，但都对“兵谏”有意见，只有蒋百里对张杨的正义勇敢行动表示赞许并自告奋勇去劝说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又，抗战期间李荫春在重庆任军委会少将参议，常到冯玉祥家中问候，有一次与冯谈起西安事变时，冯说当时他在南京处境困难，不能公开支持张学良，但他极力反对何应钦轰炸西安，曾警告何应钦不许把洛阳祝寿大家捐献的飞机用来轰炸西安，冯说：“我怎能让何应钦派飞机去炸死张杨和蒋百里、陈调元这些人呢？”其中特别提到蒋百里，也可证明冯对蒋百里是有好感的。

　　（万永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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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前几日，我正在上海访问蒋百里先生。我与他长谈多次，内容是有关抗日大局问题。蒋先生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但只要绝不与他妥协，最后中国终归会胜利。他还指出，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我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的计划，工作有基础，因此劝我速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经他热心督促，我在上海只停留三天，即于11日乘车离沪。车开行前，雷国能（四川人，顺天中学同班同学，留美习法律）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与我相见。我与蔡原不相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我，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来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低声耳语，告我以敌我双方紧张形势，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后，久久不能入寐。

　　夜车开行不久，旅客们正在熟睡时，忽然铃声大作，通知所有旅客即刻下车，此时火车已停在无锡车站。站上人马声喧闹不已，灯光照耀，站台上满是军队和武器。据说是征用此列车，火速运送孙元良师去上海。于是乘客纷纷下车，我也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Tayler，在我国搞工合运动），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这时自然传说甚多，众说纷纭，而我心里则认为上海已经开火了。

　　当天幸好搭上其他西去列车，继续起行。但因我已认定上海战火已起之故，列车过南京即未按原计划下车，而径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的事。8月12日车经山东兖州，转车到达济宁。当我正步入济宁专员公署（当时乡建工作同人梁仲华任专员）时，由里面走出一工作人员，手持张群发来的电报向我说，政府电促我去南京，而不知我在何处，他们正准备转电上海找我。我未休息，又乘原车折回兖州，等候南下火车去南京。14日清晨抵南京，会晤张群、熊天翼（式辉）诸位，一方面得知了“八一三”上海开火情形，一方面被告知国民党政府将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并给我聘函一件，聘我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函件以“密启者”开头，最后为蒋介石、汪精卫署名。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原对全面抗战持观望态度，但事态不断发展，中日全面开战的形势已逐渐形成，而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气氛急剧高涨，各地方的武装如川军、滇军、桂系部队等，纷纷表示愿意服从调遣，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在此种形势下，成立了“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感到除需要集中全国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抗击日军外，还需要依靠全国广大社会各方面和各党派人士的支持，于是又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从名称上看二者有联系，实际上两个组织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议事内容自然也各异。前者讨论军事问题，后者着重讨论动员各方力量以及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和同情等问题。

　　记得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是在8月17日，即上海战事爆发后第四天夜间举行的，地点在中山陵园内一座木结构的临时建筑物中。这为的是避免日机轰炸和不引人注目（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这次会议到会的有教育界的张伯苓、胡适之、傅斯年，共产党的周恩来，青年党的李璜，军事家蒋百里等，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和刚从苏州监狱释放出来的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尚未赶到，因为聘书15日才送出。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人数，虽然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二十五六人，但几乎全是在野的，国民党外的和国民党的老辈人物素不当政的，如马君武、徐谦诸先生。当时国共合作，因此邀请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只是他始终未到会，由周恩来代表他。

　　参议会总人数本不多，又有缺席的，经常开会时最多也不过二十人，可以算是一个小型会议。例如蒋百里、胡适之在会议开始不久，即奉命出国，毛泽东留延安始终未来，周恩来后来也很少到会，沈钧儒、黄炎培常往来上海，晏阳初和我也是往来不定，张耀曾（有书面建议）、颜惠庆两位更是从未到南京出席会议。但正因为人少，开会时谈话亲切、从容、不拘形式。也因为人少，召开会议较易，最多时一周开四次会。

　　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也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也没有见过。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标准是什么。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参议会主席是蒋介石，他很少到会；汪精卫是代主席，经常主持会议的是汪。汪精卫答复说，参议员人选重在在野党派、社会贤达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以选任。对于所谓参议，汪说了三点：—一是政府认为时局无比严重，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聆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是政府为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要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是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应付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关于向政府的建议，军事、外交等方面自也不少，但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四件事：一要调整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大家认为国民党政府五院各部会太庞大，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不合战时需要。二要发动群众。三要成立民议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要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国民党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还联名提出以上几点。另外，如推荐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建议蒋百里去德国，孙科去苏联，以争取国际援助等意见，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并被采纳实行的。

　　关于政府向大家通报情况，当时也确曾将一些军事、外交等情报告诉大家，使大家于大局情势有所了解。例如当时很多人殷切希望苏联帮忙，而且甚相信它会帮忙，乃至期待它出兵或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当时曾请苏联驻中国大使回国一行，似闻此人回国被斯大林扣留）。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大家以为国民党政府争取苏联的帮助不够，对此，主持会议者作出了解释。

　　如上所述，参议会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大家总不满意这一机构，而要求成立正式的民意机构。当时提出成立正式民意机构的方案，据说有七件之多。会议代主席汪精卫向出席者说，国民党内对这一问题颇感踌躇。他说了三点困难：一是确定人数有困难。人数少了不像民意机构（参议会的参加者就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人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在不切合眼前战时紧急状态的需要，而且没有较安全又足够大的地方开会（在第一次会议后，会议即在铁道部地下室举行。当时大本营也在地下室办公）。二是代表产生有困难。他说正式民意机构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件大事。户口不清，选民人数难计算，地广人多，交通不便，现今又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选举。而况从来的选举，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都从来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现在仓促中更怕办不好。或者因战争的影响，根本办不成。最后他说，确定这一民意机构的职权有困难。因为自从“七七”卢沟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介石。如果建立正式民意机构，必应有最后决定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其为一民意机构，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以上是在南京的话。后来南京失守前，参议会也随政府迁往武汉。

　　最后，说说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活动。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访问了一次延安，随后又去徐州住了约一个月。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听会议代主席介绍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在会议中所尽力的，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8月17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8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大公报》中发表的《怎样应付当前大战》一文中所说的。那些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傅斯年起来阻止，不要我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

　　8月19日，我又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南京缺席很久。10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个具体方案，是经参议会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当时国民政府的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明，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及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各自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

　　三、工作团或称服务团由知识分子青年们组织起来，请得当地行政机关审核许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处的。

　　四、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之。

　　此案若从负责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如当时的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来看，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事，不能随便付给这个工作团去做；即使是宣传的事、指导改良的事亦都不愿让他们添麻烦、乱手脚；在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亦断断无法工作。又如农业改良等，亦断非平素无设备研究可以行的。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

　　我认为凡事不作则已，要作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必须将它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使他没得躲闪，心思力气都用出来，事情才办得好。这样，就必须建立全国总动员的系统机构，而改造现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听了我的话的人，多挢舌不下，觉得岂不牵动太大？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适晏阳初先生也为此事被邀到南京，我们二人即相约去面见蒋介石，陈述所见。那天恰好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也有事约见蒋介石，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我们差不多。于是我们四个人就一同来陈说，又指摘当时动员工作的甚多缺点。蒋介石似表示接受，就指定我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在旁的张岳军（群）先生协助进行。

　　此后我们四人曾数度集议，又一度偕访当时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当时政府又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我们一面就动员说话，对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意见。一面就乡村工作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当时政府择行其一。那时节，上海我军已退出大场，黄先生急欲回沪一视；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嘱我一人起草，待我起草出来的时候，则我军已撤出上海，国民党政府正忙于西迁，草案虽经委托张岳军先生转呈，在那种情况下，却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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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

　　同盟之前身——同盟之发起——同盟之定议——《光明报》之筹备——中间忽生波折——问题之回溯——问题之解决——问题之牵掣未已——卒成轶憾——附记在香港一段政治斗争生活之大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卅年（1941年）“双十节”揭晓于香港，余负经手之责，而深有遗憾于其事，因记其经过曲折于次：

　　同盟之前身

　　同盟之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此会发起于民国廿八年（1939年）10月间，订有信约十二条，曾邀当局谅许成立。余于《我努力的是什么》（发表于香港《光明报》）中记其事，今不再详。同人因感于其组织松散，且未能强调吾人衷心之要求，乃更组成同盟。同盟实即由同志会改组而来也。

　　同盟之发起

　　同盟之发起，在民国廿九年（1940年）12月24日。是晨重庆报纸揭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人选名单，即于名额一再扩充，而上届在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顾屏除不少，殊失人望。余与黄任之、左舜生两公不期而相会于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家。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议。四人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多所决定。次日（25日）黄公又约来冷御秋、江问渔二公同谈。余出先一日谈话记录，供众阅，众认为无误，并决定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不久舜生去蓉，君劢回滇，余亦返乡间（璧山县来凤驿），相约于来春2月再聚于重庆，赓续进行之。

　　同盟之定议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中旬，同人先后到渝。以参政会将于3月1日开会，故各方朋友来者颇多，正好商议。其时适在皖南新四军事件之后，有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问题，同人奔走两方，力求勿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我努力的是什么》记其事甚详）。会后仍在奔走，直至3月底乃告停顿。其间聚议频频，而同盟之会商进行，即夹于其中。

　　同盟事经多次会商而后，主张纲领及组织章则均确定，并推定执行委员十三人。内常务委员五人，计为黄、左、张、章（伯钧）及余。主席一人，由常委互推黄公担任。总书记一人，互推左公担任。其余任务各有推定，余则被推赴港办报。

　　方同盟正在会商进行时，同人甚秘其事，而竟为当局所发觉。3月21日，蒋公在餐席上当众责问于张岳军（群）。张立时以电话询君劢，君劢否认之。次日又访君劢于家，君劢适外出。张语君劢介弟公权，谓已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迭次聚议之地点在特园某号。黄公与余等共商应付，乃答以迭次聚议无非为奔走中共不出席之事，实秉最高领袖意旨而行；所谓组织，即是前之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十二条，即同志会之信约，均曾邀领袖之谅许者。至于宣言，则同人屡承领袖督责“你们要出来说公道话”，故有此拟议。盖同盟宣言初推余起草；余写成后，黄公主张先发一由个人签名之时局宣言，即就余稿涂改，措辞略变，适将同盟一层隐去也。经解释后，当局即未再追问。

　　《光明报》之筹备

　　往日统一建国同志会虽以国共外之第三方自居，而在重庆实不容吾人以真正第三者面目出现，故同盟势不能不于海外建其言论机关。余之被推赴港以此。顾余虽愿以言论自效，素日谨守，殊乏肆应之才，又不善西文。同盟内定主持报事者实为罗君隆基。君劢先生时亦有赴港协助之说。而黄公方任劝募战时公债委员会秘书长，有各处巡视督导之责，行动最便利，则毅然自任赴港照料一切。

　　5月初间黄公抵港，余于20日自桂林飞往相会，不意黄公恰于此日飞返重庆，正好相左。余久候罗、张诸君不至，遂会同曾慕韩（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甘介侯（桂系）诸君着手筹备。其后（8月初）奉内地通知，决议以余任报社社长。

　　当时计算参政会应于9月中旬开会，同盟必须在会前发表，报纸至迟要在9月1日出版，不意忽生波折。

　　中间忽生波折

　　海外同人以时期迫促，无日不盼黄公之来。7月26日忽有李政君飞港，受黄公之托自渝带来密函并抄件。盖黄公于7月初自渝抵滇，君劢亦自大理来会，所有昆明同人迭有聚议。抄件即黄公返渝后就议决事项摘示其要点也。其中可注意者：

　　（一）对于原来纲领十二条，保留四条，先发表八条。所保留者皆揭出吾人衷心要求之条文（如反对国库负担国民党党费，反对特务机关等），且于发表诸条文字亦有删改（如第二条删去“结束党治”四字）。要之，力避刺激国民党。

　　（二）对于将次开会之参政会，除海外同人可不出席外，在内地者均出席。

　　（三）对外间为黄公及江问渔君守秘密，否认其参加组织。

　　嗣于8月3日又收得罗君隆基自昆明托人带来密件，内计开谈话会（非正式会）商决之事二十余项，视渝件加详。

　　8月12日余约同人集会，报告渝、滇来件，无不愕然。一致认为纲领不能分别发表，而删去有力条文，尤所反对；同盟一切主张，应认定“发表于会（参政会）前，商洽（与当局商洽）于会外”之原则，不必预作出席或不出席之决定。至于为黄公守秘密一层，既奉指示，自当遵办，但事实上早已尽人皆知，掩盖不得，徒资笑柄而已。同时报告，余个人已分函内地同人坚决反对。今问题涉及根本，在根本问题解决前，报社筹备暂停进行。众议佥同。曾、徐诸公并各函内地表示意见。

　　问题之回溯

　　此一变动盖有由来，是须回溯过去之事。

　　方3月间在重庆频频聚商进行同盟之事，曾发生两度争执。其一度在纲领问题。纲领十二条在黄公主席之下通过众议，其间文句修改，皆主席亲笔于草案上涂乙批写。以他人或不易辨识，即推黄公手自誊清，于下次会再提出宣读。下次会仍由黄公主席，以手自写订之条文宣读并传观，于是决议非有新加入分子提出有力意见，即不再修改。并约期某日（似为3月17日）同人全体齐集，在缮正之纲领后各自亲笔签名，以示决定。乃临时黄公忽通知君劢改期，并函余主张改约少数人细谈。及改期聚会，黄公即提出纲领十二条分别先后发表之说。如某某等条（指各有力条文）宜暂付保留。江问渔君又起而解释之，谓如此等条文发表，不啻与当局决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一面，许多事业必发生障碍，“我们不能使学生失学，工人失业”，云云。余谓：“既谓如此，何不早言？几经讨论修改，未闻异议，乃至亲自写订宣读，考虑应周，都无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岂事理所许？”李君幼椿谓：“江先生所言盖指吾人所背负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独职教社为然。欲顾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运动；欲作政治运动，即不能顾全包袱。”最后黄公承认并非对十二条文忽生异议，乃顾虑发表之时机不得其当。众人则承认，非至适当时机不发表。于是在此谅解下而发表延缓矣。

　　又一度是在组织章则问题上。章则规定，凡同盟对内对外有所发表，必经常务委员会多数取决，而以主席及出席委员署名行之。黄公提议加一项：委员有不同意者得不署名（即以其余委员列名发表）。余反对之，谓在一组织内应服从多数，若许单独立异，将无团体行动之可言。黄公谓不如是，则多数或且压制少数。争执甚久，卒从黄公之说。盖众人之意，今为初步联合，尚非单一团体，强之无益也。

　　问题之解决

　　其后昆明来信，证明此一变动果出于黄公所为。欲求问题解决，非得与内地同人面谈不可，而尤切盼于黄公之来。

　　8月18日晚黄公到港，19、20两日连在九龙塘学校与余单独洽谈。黄表示其环境实不容其出名参加同盟，而留他在外，于同盟于大局，未始无用。于是决定黄公不列名。既不列名，故于纲领内容发表时机等问题一切听由同人决定，彼亦不固执己见。对于在港同人，除慕韩一人外，均不愿会面，一切托余转达。

　　21日黄公约慕韩会晤，余亦在座。黄面许同盟揭晓后，当亲写一文在《国讯》发表，以示赞助。盖黄公此来，题在募债，而实筹备其职教社之香港分社并自建其言论机关，所谓《国讯》海外版也。（后来《光明报》出版不久，《国讯》亦出版，黄有《我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如其言。）

　　黄公既不固执，则一切问题唯待与内地同人商定。适有君劢之友卢广声君即在21日晚将自港飞渝，并转赴昆明、大理，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并写一长信托其带去。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商洽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

　　（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双十节”）。

　　（二）请速定纲领——十条草案系汇集桂、港新加入分子之意见就原十二条增改而成，以供内地同人参考；无论如何决定，一经指示，即照发表，不再往返。

　　（三）请速写定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亦即遵照，不再往返。

　　28日余约同人集议，报告一切。徐、周诸君于纲领微有意见（后详），当又托人带往内地，请一并核定。对于《光明报》则决议积极筹备，准于“九一八”出版。

　　问题之牵掣未已

　　9月22日同人集会，渝、滇各有函到，对于《十大纲领》完全同意，一字不改；宣言则嘱海外草订，内地事后予以追认；并同意于“双十节”发表。此时大体应无何问题，乃不意问题之牵掣未已：一为发表时之列名问题，一为纲领之修改问题。

　　同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对时局主张纲领，自应由负责人署名，而主席黄公不列名已经决定，似应另推主席。但黄公初未自己辞职，又已离港（去菲律宾），无从商量。有人提议用各党派单位之名，而不用人名，但职教社同样不肯列名，有不待征问而知者。曾慕韩即据此理由，谓渝函正有发表可不列人名之意。余认为无负责人名，不成事体，主张改推君劢为主席。即至少以主席张、总书记左两人之名发表。曾不同意。余飞函内地争之。

　　10月3日黄公返港，余以此问题告之。黄即电渝请改推君劢主席。而渝复主席非大会不能改选，固执其不列名之说。实则主席由常委五人互推，载在章则，余同黄公既合推君劢，渝方赞同即可成立，不解何为固拒？63时已10月8日，内地既顺从曾说，海外同人如徐公等虽以余说为然，但恐再事犹豫，则“双十节”便不能发表，贻误事机。故鲜有人极力支持余说，而颇有人劝余让步者。余请先换社长而后发表，解除我个人责任。众亦不许。余又建议以曾、梁二人或余一人为同盟驻港代表之名发表。众谓港政府不许任何政治团体公然活动，往时胡展堂、李德邻曾遭干涉，可鉴；今日虽国民党亦不得公然建立支部。余于万分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服从众议，执行不列名之发表。

　　余草十大纲领，内地本同意一字不改。但其中第四条“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切实执行”，海外徐、周诸君力持异议，曾补送内地参酌，其主张系删去此条，而于第二条“结束党治”下，增“仍委托国民党执政”字样。内地复函希望不改，若必欲改，即请海外斟酌决定。于是慕韩附和徐、周，必欲修改，并提议“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以代原文。幸甘君表示不同意。众议纷纭，余默默无言，但谓一切修改，以字面上之修改为限，不能变更原意。最后乃以“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定议。

　　卒成缺憾

　　宣言起草余及同人咸推慕韩，而慕韩以先决问题未决，拒不动笔。所谓先决问题者，指宣言是否列具人名。时余犹未承认不具名之事，盖以是迫余也。日期逼近，余不得已连夜草成宣言，经同人通过，“双十节”得如期发表。

　　发表时，国际各大通讯社记者多以未具负责人名，不肯接受拍电①。一般舆论，亦以不具名致疑，未得引起有力同情。而执政党方面即借口于此肆其攻击，并以有意变更政权不啻第五纵队相诬。使发表方式如余所拟以张、左具名，各方观感当必不同。又使纲领如余原稿发表，有“拥护国民党执政”之明文，则对方情绪不致如许恶，“有意变更政权”之诬言尤无从说出。诋诬既不得其隙，彼此气势一申一诎之间又必有异于今日也，惜乎未能。

　　同盟发动，预其事者未始不出以真诚。顾衷气不充沛，形于外者便不光昌，而一段真诚亦遂淹没无从见于世。及今思之，宁以不发表为佳。当时心有所蔽（指为同盟求发表之念积久而不可遏），见不及此；既经手发表，故不胜遗憾！

　　卅一年（1942）5月4日记

　　卅一年5月愚借地避暑于兴安中学（在桂林之北），闲中记此，罗子为随侍，属其抄写。十之九皆子为笔迹，唯增改字句及收尾乃出愚手耳。

　　附记在香港一段政治斗争生活之大略

　　我在一生中精神上感受烦恼痛苦莫过于此一时期之香港生活者。国民党方面先则派刘维炽（立法院副院长）自渝飞港，密求港政府勿许《光明报》出版。顾因《光明报》办好立案及交押金等手续在先，且聘有律师顾问，自无法接受其请托，但允为报纸出版后加以压制摧残。《光明报》出版，民主同盟揭开，孙科又继来港，对于民盟组织则以全国抗日中的“第五纵队”相诬。恰以民盟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之发表，不写明组织负责人及地址，态度实欠光明正大，我衷怀愤恨难言。港政府素来钳制报纸言论，必先一日送交检查后乃许刊出，否则处罚。在我筹备期间，友人即劝我向该管人员送礼行贿。我不愿行贿，亲访其人（姓刘，约50多岁，闻与汪精卫为亲戚，穿旧式衣装），送些礼品，致请托之意。乃从我所为创刊词开始，以至我写的长篇连载《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往往无理检扣许多字句，甚至删去几行或一段，以致文气不通畅，意义不明白。我走访问之，其人竟直言不讳：“此系上级特嘱，不得不然，象你那样文章若在其他报纸如香港《大公报》发表，原可通过的。……”

　　最可恨者，更在民盟内部成员之间。青年党首曾琦（慕韩）行踪诡密，往来敌占区上海、北平间，其时到港，参与《光明报》之筹备，多方与我为难。民盟组织成立宣言公开发表于报端，竟无负责之人具名，固由黄之逃避责任，而不具名之议实发之于曾。与我争持，蛮不讲理，而以势相迫，旁人委曲调解，卒陷我于无可奈何之中。此一事也。再一事，则对于我草拟纲领原文“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一条，既经内地同人核准者，彼又提议以“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改换之。有盲目左倾者竟加附和，虽未通过众议，而原文卒被改动，致招来“第五纵队”之诬蔑。其尤为恶劣之一事：我任用萨空了为报社经理，绰有才能，社内事务早已就绪，曾忽荐其党徒陆荣光为副经理。报社经费难筹，不能增用不必要之人员，我拒不接受。某日彼同陆邀我茶楼谈判，要挟不已，最后竟说出：“你如是固拒，便非盟友，我要以敌人来对待。”曾貌似文雅，如老书生，乃凶顽至此，可叹！

　　再则，民社党旧名“国家社会党”，有《国家社会报》在港出版，内容陈腐，销数甚少。社长徐傅霖（粤人，旧国会议员）难于支持，将去南洋新加坡等处向华侨募捐。我初未之知，恰同时有同此计划之决定。既备办衣装（夏日白色西装），购得高级船票（港币二百数十元），启行之日方知彼此竟是同舟，却不能“共济”。徐怒色相向，谓我有意破坏其事，绝对不许彼此同行；假如我定然要去，只有决裂，彼将拂然下船，止其行。盖彼党为民盟六单位（青年党、民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之一，我代表民盟为《光明报》募捐，一切乐捐者必将舍彼就我，其势甚明也。既再三譬说不通，我念其年老——我时未及五旬而彼且近七旬，——不忍挫败其事，唯有自甘损失，大量相让而已。不料非久香港及南洋各埠为日寇攻陷，徐被困南洋不得出者三年，我却从香港很快脱险返国也。得失祸福之不可预计如此，人其念之哉！

　　末后再说到我同蒋方的斗争。过去蒋方知乡建运动是社会上独立自发的一种运动，想要拉拢之意甚殷。1938年同意我访问延安，1939年赞助我巡视华北华东游击区域，1940年我继邹韬奋之后来港未加阻断，皆其证也。比及知我组成民盟，来港办报，隐然相抗之后，蒋本人乃动怒。（蒋之怒我，白崇禧对广西大学校长高践四（阳）言之，陈立夫对其秘书张北海言之）。9月间参政会将开会，旅港之参政员八九人将同机飞渝出席。王云五、成舍我两人秉承国民党意旨特来相邀，我谢不赴会。继则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一向住九龙之半岛饭店）自渝到港，传蒋意盼我返渝一谈。李来函有云，“介公之于先生，亦犹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且谓当由吴铁城在港之弟某某为我备飞机票。我又辞谢之。最后又由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此时居港）两度出面邀我饮茶于大酒店高楼，劝我去渝晤蒋。杜表示他愿陪我同去同回，意即决不扣留我在重庆，他可担保，且申言之曰：“我们（青帮）素以信义著于天下的。”言外之意，我可放心前去。又称赞我的言论，与其发表于报端，不如当面言之于蒋。我终谢之，答言：我的言论主张不外是民盟大家共同的主张，民盟总部现在重庆，有张、左诸人为代表，固无须乎我去重庆；且我受委托驻港，自应留此。彼虽两度邀谈，我终不为动。

　　兹记即截止于此。其后不久香港沦入日寇之手，赖范长江、陈此生结伴同行，返归内地，我便留止桂林矣。

　　①当时十大纲领及同盟成立宣言系经陈友仁、陈翰笙二君亲自译成英文，即由二君担保此事之属实，而后各外国记者乃拍出电报，引起世界各国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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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

　　现在谈一谈我在1946年奔走国内和平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说明蒋介石如何断送国民党，这一段是很重要的；而对新中国来说，这一段经过已不重要了。今天清理我自己大半生的事情，这一段却也值得说一说。这一段事情经过很曲折，恐怕没有人再来回顾它。我把它说出，留下来，可供史料参考。

　　先要说明我的态度。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奔走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在抗战胜利后就奔走国共两党的进一步合作，实现和平建国的要求。我于1938年1月5日从西安到延安，就开始为此而奔走。从1938年初起至1946年尾（退出和谈）止，前后整满九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工夫写它。现在事过境迁，许多事情都已忘记，就更难于写它了。

　　现在只把1946年最重要的事情，大略谈一下。其他的事情，如把我所写的零散的文章逗拢起来，也可略得梗概，不一一去叙述了。

　　我在香港《光明报》上曾发表过的《我努力的是什么》，把我前半段奔走团结抗日的情形，像在延安与毛主席的谈话，为新四军事件而奔走等等，就都写进去了。

　　《我努力的是什么》这篇文字，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时候，给香港当局检查，东挖去一段，西挖去一段，不少空白。这使我气得不得了，曾向香港当局再三交涉，据检查人说，这是应国民党的要求而搞的。这样一来，许多东西就寻查不到了。如新四军事件爆发后，共产党曾提出十二条，现在就查不出来。

　　我为什么在抗战时期要奔走国内团结呢？这是由于三次刺激引起的。

　　头一个刺激是1937年8月17日我出席南京国防参议会，汪精卫代蒋主持，在那次会上我大谈动员民众配合军事的必要性。我根据我所写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的意思批评了当时国民党的教育制度。我强调指出：一般国家的教育重在教育青少年，而社会改造时期应重在教育成人大众，而对成人则应在社会之中进行教育。我的话说得远了一点，我还没有说完，傅斯年就站起制止我。傅斯年说：现在上海正在激战，我们要紧的是讨论外交与军事，你说这些不相干的话干什么。但汪精卫还要我继续说下去，我才勉强把话讲完。后来，沈钧儒（国防参议员之一）在会上也有一个动员民众的提案，我赞成他的意思，却不同意他的方案，因而我就提出我自己的动员民众的方案。我是一贯注意动员民众的工作的，中国大多数民众是在农村，所以中国的动员民众工作就是农村工作，只有把农村大众动员起来，才能配合作战。这个方案写成后，除在国防参议会上提出外，我还同黄炎培、江问渔和晏阳初去见蒋介石面谈。蒋听了很高兴，告诉我们：即以你们四人为中心来作。但我没有搞成，因为陈立夫（大本营第六部由陈立夫主管民众动员工作）百般阻挠，根本不让国民党外的人作，怕党外人抓民众。陈立夫这些人认为动员民众工作只有他们国民党人来作，只有他们这一派人来作，旁人是绝对不能插手的。他们防我们，更防共产党。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刺激，第一次碰到钉子。我这才觉悟到党派问题不解决，动员民众工作是无法进行的，因而要动员民众，必须先解决党派问题。

　　第二个刺激是退到四川后，我想为抗战尽力，简直是无事可作。当时兵役问题最严重，一面是抗日军队没有好兵，另一面是乱拉壮丁，民间不堪其苦。所以我决定在四川兵役问题上作一些工夫。那时张群是成都行营主任，王缵绪是四川省主席，我跟他们二人谈兵役问题亟应设法解决，又跟张表方先生也谈过这一问题。他们三位都很赞成我的意思，于是就一同往成都，商定组织四川全省总动员委员会，由各方面配合来作，我不直接负责，只在里边帮忙。哪里晓得，在第一次会上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张云伏（四川省府法制室主任，黄埔系蓝衣社的人，资格地位并不高）就在会上公然说：党外人不能插手动员工作，你们不要作。那个傲慢骄横态度，简直不可一世。我无意与他争，争也争不了，只好放手不作。

　　我在后方既无可为力，所以才到游击区走一趟（事在1939年）。

　　第三个刺激是到了山东、河北等游击区，接触到许多事实及同沈鸿烈见面谈话（沈负山东省主席名义），我才知道国共两党在游击区的关系逐渐恶化，开始互相火并。我看到形势严重，觉得国内不团结就无法外御强敌，所以才离开游击区，又回到大后方四川，想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以利抗战。我回到成都，曾见蒋介石，还见到黄炎培、李璜和晏阳初等人，我把游击区的情形谈给他们听。我对黄、李诸公说：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影响抗敌前途甚大；两党之外，大家如果零零散散，就没有力量说话，没有力量进行调节团结。只有各小党派先团结起来构成一个力量，才能牵制国共两党，不许他们打内战，而要团结合作，一致抗敌。他们几个人一致赞成我的倡议，就共同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是在成都谈好发起，在重庆才组织成功的。（此会即民盟的前身。）

　　我前后受了这三个刺激，我越受刺激，就越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努力促成团结抗敌的局面。

　　现在再讲在抗战胜利后我奔走国内和平的情形。

　　我最初以为胜利后，抗敌的事情完了，对外问题即告一结束，而国内呢？胜利之后不久，毛主席就到重庆，国共两党谈合作，谈和平建设。我那时还住在广西贺县八步，不了解真情实况，满以为政治上可不需要我，我可以干我自己的事了，乃竟不然。

　　我从来都是抓住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从大局上看在此时此地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别人没有作而只有我能作的事来作。假如作的人很多，不一定需要我，我就不来作。1945年8月在八步听见抗战胜利的消息，其后又听见两巨头会晤的消息，我就认为大局有了眉目，决定不参加现实政治了。我在广西住了好几年，始终配合李任潮、李任仁几位搞现实政治活动，搞反蒋抗日活动，希望改造国内政局，加强抗战工作。胜利后，这件事似可告一段落。当我要离开八步的时候，我就写信给两位李先生，向他们告别，说我要搞文化研究工作，不再搞现实政治的活动了。这样，我就从八步经梧州而到广州，在广州才知道国事不容乐观。我于1945年11月到重庆，正赶上国民党接收东北遇到困难的时候。蒋介石派熊式辉和张嘉璈前往东北办理接收，但国民党军队不论从旅大或从营口总是不能登陆，原因是苏联人认为国民党反苏，不甘心把东北交给国民党。11月15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张嘉璈从东北撤退，不接收了。熊式辉奉命走了，苏联觉得不好意思，不好对国际上作交代，所以把张嘉璈留下，才协议国民党由美方空运军队接收东北。当时，东北问题很复杂，很严重。东北这地方，国际上都很重视。苏联收拾了日本关东军，赶走了日本人，一向就重视东北的。美国也重视东北，帮助蒋介石进行调停。所以当时的东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为西班牙第二，爆发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的可能。我不能坐视不理，无法抽身而退，所以又卷入现实政治里。当时，民盟积极地搞起来，大家不让我走。大家说：如果爆发了内战，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这样，我就参加了旧政协。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看待；其实，我跟他们是不同的。章、罗他们在政治上有欲望，而我没有。我在政治上一进一退之间，是非常之有我自己的斟酌的。

　　关于旧政协，谈起来就很复杂。从停战会议到政治协商，停战在前，协商在后。战是怎样打起来的？是日本投降国共两党争着“受降”。国内许多地方已由共产党给解放了，受降接收了，而国民党却不予承认。国共两方争着受降接收，就在各处打起来了。后来由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停战，就由马歇尔代表美国居间，组成停战会议。在停战会议上，许多条件难得协议，战不能停，政治上也就无从协商起。所以1946年1月10日那天，停战协定在早晨签字，上午十点钟方开成了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停战会议取得协议后才有的。现在为便于说明起见，把停战会议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列一表如下：

　　停战会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小组/长春分部——执行小组

　　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政府组织小组/施政纲领小组/军事整编小组（整军会议）/国民大会小组/宪法草案小组（宪草审议会）}

　　先讲停战会议。停战会议产生了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共方叶剑英、国方郑介民和美方代表饶伯森（后译罗伯逊）组成，按照停战协定的条款遇有争端进行调处。执行部之下又设执行小组，也由三方面组成，奔走各地，具体执行停战协定，保证实现停战。至于长春分部是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长春的分部，是当初所没有而后加的。全国和平破裂，主要漏洞在此。当初的停战范围并没有把东北地区包含在内。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苏联红军打垮了伪满军队和日本关东军，国共双方还没有在东北打起来，抗日民主联军也还没有和国民党军打起来。这是一面。另一面是各方面各有各的打算。国民党认为：苏联出兵东北是国际决定的，苏联得把东北整个交给我，不愿意把东北包括在两党停战范围之内；如把东北也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岂不是让共产党在东北也有了份。苏联和中共也有自己的安排打算，延安派高岗、林彪等人带领大批徒手士兵经过内蒙前往东北接收关东军的全部家当而武装起来，发展很快。美国对于东北也有其意图，未尝不想插足其间。这样，三方各有打算，就都同意停战不包括东北在内。问题就隐伏于此。不久，共产党以“民主联军”的名义（东北地方军队如李杜等都在内，是不能与八路军混同的）在东北发展得很快。1946年3月间，张嘉璈告诉我：东北百分之九十都是共产党的了；而中共王若飞告诉我，东北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我们共产党的了。1946年2月间，马歇尔曾向国共双方提议把东北也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共方首先表示赞成，而蒋介石竟不予置答。后来发展的结果，眼看共产党有囊括整个东北之势，蒋介石这才同意在东北停战。这样，就于1946年6月间设立了长春分部。由停战会议产生的军调部的构成与职权大体如此。

　　现在再讲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主要是由各党派协商如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如何实行宪政。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原是国民党的主张。胜利之后，为了结束内战，解决党派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实行宪政，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局。实行宪政必须做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始可结束内战，奠定统一和平。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之下分设五个小组：一、宪草；二、国民大会；三、政府组织；四、施政纲领；五、军事。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既在实行宪政，那就必须先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而国民大会之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包办，须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就须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这样就设立了政府组织小组，协商政府改组事宜。政府改组后，宪政实施前，这一段时间如何施政，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所以又设立了施政纲领小组。此外，由停战会议而产生的停战执行小组，只管调处停战，而两党军队如何变成国家的军队，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如何裁军整军，还需要协商解决，所以又设立了军事小组。政治协商会议五个小组的来历大略如此。还有，在此五个小组之外，还设了一个综合小组。综合小组的协议，等于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大会的决定，所以在综合小组会上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讨论商决的。

　　政治协商会议原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青年党由于国民党的分化而脱离民盟，便于国民党从中操纵）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五方面的代表所组成，代表人数不等，但议案以五方面同意为通过，非取决于多数，五方各有一票权。因此，五个小组亦由五方各派代表二人组成。唯有宪草小组只确定了十二条原则，交由宪草审议会据以修改“五五”宪草，起草整个宪法，各方参加人数要多一些，还有十个专门委员参加工作。军事小组也是只谈原则，至于整军裁军则由小组交由整军会议把原则付诸实施。军事小组协商整军原则时，美方不参加；而整军会议谈判军队如何整编时，则请美方参加，协助进行。

　　上述各种会议所取得的协议计有：停战会议所取得的《停战协定》（1946年1月10日早晨签字），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五项问题的决议，简称《政治协定》（1月31日大会通过），整军会议根据军事小组所协议的原则，由马歇尔居间所取得的《整军协定》（2月25日签字），还有《东北停战协定》（3月27日签定）。所有这四个重要文件，此刻我手中一个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就不大能够详细无遗地来讲它。

　　不过当时发生争执的一些问题和使和平破裂的许多事情，我还约略记得一些，还是可以讲一下的。

　　政协五项决议就有四项出了问题，停战也从而出了问题。首先发生争执的是宪草问题，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症结则是停战问题。内战停不下来，一直打下去，一切协议完全等于白费了。现在先讲宪草问题，然后再讲停战协定的破坏，其他几项也会顺便讲到的。

　　宪草怎样成了问题呢？

　　就在1月31日政协闭幕那天，宪草问题即已暴露出来了。政协于1月10日开会后，就五项问题分五个小组展开讨论，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各项问题都讨论出了眉目，差不多就都可取得协议了。于是，周恩来于1月27日飞回延安请示，取得共产党领导上的许可后，于30日飞回重庆。这样就于31日上午八时召开综合小组会议，清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商决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如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问题就是在那天才解决的。综合小组会议从上午八时一直开到下午二时，才对各项问题取得最后协议。那时的民主同盟总部是在重庆国府路三百号，政协会场就在三百号之东的国民政府礼堂，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就在三百号之西，相距都不远。政协综合小组下午二时散会，国民党中央就于三时起开会一直开到六时，好多国民党人如谷正纲、张道藩等在会上吵啊，吵啊，顿足嚎叫，大哭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草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他们对五项协议都表示不满，对于宪草尤其不满。蒋介石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蒋才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盖蒋视政协如无物），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蒋流露出宪草有修改挽回余地，伏下了祸根。1月31日晚七时才开政协闭幕会，蒋亲自主持，把五项协议逐条宣读，夹叙夹议，大加称赞；唯独对于宪草加以保留。蒋说：“宪草只是党派协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须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这样，五项决议就算全体通过。八时散会，接着举行宴会，夜十时才完。我满以为政协至此，总算大功告成了。

　　想不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宪草首先出了问题。为什么宪草出了问题呢？要想明白这一点，首先需要明白这个宪草原则产生的思想背景与社会背景。关于宪政当时有三种形式或蓝本：一、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宪政，二、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国民党当然还要标榜孙先生的五权宪法，早已有了一个“五五”宪草作为蓝本；而民盟大多数人（像民社党、青年党等等）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多半趋向英美式宪政；共产党以及在思想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和农工党章伯钧本来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他们都知道在当时要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周恩来对马歇尔就曾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这样一来，三种蓝本只剩下两个，如何折中于五权宪法与英美式宪法便是问题所在了。张君劢的把戏就应运而生。张君劢根据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学说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所以他主张应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就把妨碍英宪政民主的东西去掉。此外，张君劢主张监察院作为英国式的上议院，把立法院作为英式的下议院，而把行政院作为英式的内阁；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可以有不信任投票，推翻内阁，另组新阁；行政院如有自信，也可以拒绝立法院的不信任而把它解散，实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一方有不信任内阁之权，一方有解散议会之权。张君劢就这样用偷梁换柱的巧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法宪政之实。但这样一个宪法是最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只能摆在最高地位，只能作总统而不能作行政院长，没有实权了。就是降格作行政院长吧，也随时有倒阁的危险，很不稳呀！这样的宪法对执政党最为不利而有利于在野党。所以张君劢这种设计，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佩服之至，如获至宝。还有，宪草原则十二条还规定各省得制定省宪，更是不利于国民党而利于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这时已经控制了好些省区，能够制定省宪，在政治上岂不更有做法。这种宪草原则在野各方面既完全同意，而尤其难得的是，“五五”宪草主持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竟放弃他父亲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劢的设计（孙科蓄意自己来任行政院长），国民党其余代表亦无人反对。宪草小组会不过开会四次，这篇巧妙文章便得庆成功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对于这件事不热心，我根本不去参加宪草小组，我认为不论五权宪法或英美式宪政在中国统统行不通，统统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在野各方面正在兴高采烈，庆祝成功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2月4日，我被邀请在沧白堂报告政协成功的经过，夜间灯光朦胧中，特务就从后面乱飞石头子打人，不过情况还不算严重。2月10日在校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先在主席台上，我刚上台，没有几分钟，就开打了，大打特打。李公朴、施复亮和郭沫若都挨了打；李最重，还流了血。我被逼下台，才碰到周恩来。那天国民党特务散发的传单主要是反对宪草。3月1日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又是大哭大闹，争吵不休，对孙科和邵力子诟骂不已。我们听到就很感诧异，私下问雷震：宪草原则在小组会上国民党完全同意，为什么又不承认呢？雷震说：“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主席汇报，唯有孙科懒得面蒋报告（国民党方面出席政协的代表以孙科居首，孙怀鬼胎，不敢面蒋），只把宪草小组会议记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记录，已经晚了，来不及挽回了。”君劢的设计，国民党认为万万要不得，因为国民党人认为用这样的宪草原则去制定宪法，无异使他们的蒋总裁成了空偶像（孙科自己想组阁，便出卖了蒋介石），党徒不愿意，蒋本人更不甘心，其势非出问题不可。

　　现在插叙一段题外的话，就是叙述一下我在当时所抱的态度和我的行动。

　　话得从1月26日说起。

　　1月26日政协会议还在进行中，不过五个小组所协商的问题都已有了眉目，差不多都可以取得协议，和平交易可以成交了。27日周恩来要飞延安报告，取得党中央同意后，回来即可签字。26日晚上，周恩来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来看我们，他表示政协取得协议，马上就改组政府，大家得一同努力。张君劢、张东荪和我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表示不参加政府。他们二人只是口头说说，我则早有成竹，给毛主席写好一封信，托他带去延安。给主席信内大意是说明我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后愿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要离开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请予谅解。周恩来30日从延安回来，带来毛主席的复信，对我离开现实政治的意思表示不同意；并说：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同时，周恩来也说：“你的信，我当时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周恩来说话很硬，简直不容商量。但我心中有底，我非如此不可。于是，我就写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在政协闭幕那天宴会上交给周恩来、张岳军和张东荪诸位阅看，末后交给胡政之在翌日（2月1日）《大公报》上发表，我在这篇东西里简略地说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而致力于文化思想工作的用心。但30日周恩来对我说了那样硬性的话，我生怕引起他们的误会，所以又写了《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一文发表于2月7日重庆《大公报》上，主要想解答毛主席所说的话。我历叙自己过去由于致力行动而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说出我自己的见解主张，比如今天要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宪政，我就有不同的见解，但为要与大家行动上一致，就不能发抒自己的见解。然而我不能老闷在心里不说，今后离现实政治远一些，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如参加政府就又不方便说话了。我当时唯恐毛主席和中共朋友们不谅解，所以决定飞延安，好当面讲清楚。我于3月10日从重庆飞北平，12日从北平飞延安。——以上夹叙自己态度。

　　上边曾说到国民党人对政协宪草协议极力反对，大骂孙科、邵力子，使孙、邵二人大受其窘，他们就向中共和民盟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要求。在3月15日的宪草审议会上，周恩来表示让步。16日中央社所发布的消息语气过重，有失实的地方，延安看见这个电报，大吃一惊。毛主席找我询问究竟，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即因我来延安，不在重庆。按道理讲，宪草审议会是受政协大会委托起草宪法条文，无权修改宪草十二原则。毛主席电询，周复电也说不大清楚，就电促周速回延安一行。3月20日晚上重庆又开宪草审议会，周提出把上次的三点让步弄明确清楚，让中央社再发正式消息。21日晨，周恩来飞回延安，那天我正在延安下乡参观农业合作，在农民家吃饭时，来人要我回延安，一同谈这件事情。当时同座的有八九个人，由周报告宪草让步的经过及其原因。

　　现在根据周恩来和张君劢二人先后所说的话来讲明有关宪草让步的情形。

　　关于宪草问题，国民党内部一直闹得很凶，责成孙科收回宪草协议。这使孙科很觉为难，很感痛苦，自己表示同意了的，岂可随便推翻，所以孙科自己很难开口说话，而拉邵力子作陪。宪草审议会有十个专门委员，原议由各方公推，后来国民党背信，单独聘请了十个专门委员，很不合理。各方因为这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没有去争，承认下来。这时，国民党就让这十个专门委员出面说话，说了一些反对宪草十二原则的理论口实。本来，民盟曾对周恩来表示：宪草审议会只能根据宪草原则起草宪法条文，根本无权讨论原则问题，最好堵住国民党，不让它开口，以免横生枝节。周恩来认为还是让他们说，等他们说完再表明无权讨论的态度也行。这样，专门委员纷纷起来发言，孙科、邵力子也表示出痛苦万分。休息十分钟，周把张君劢拉到一边商量。君劢说：不能让步，要及早堵住才好。周恩来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圜，不能因此而牵动大局。当时主要是国共两党之争，张君劢也就活动了。周把让步之点告诉张，张也说，好吧。当时让步共有三点：第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其组织与权力再行商定；第二，同意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和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解散权。但行政院仍须对立法院负责，至于行政院对立法院如何负责和立法院对行政院如何监督，具体办法再行商定；第三，省宪可以改为省自治法（但非“省自治法规”，20日召开的宪草审议会上才弄清楚，21日中央社再发消息更正）。具体内容再行研究。21日上午周恩来向党内大家报告的，主要就是这三点。当时没有加以讨论，只是毛主席一个人说：“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毛主席对周恩来未加批评。窥毛主席的意思，要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这种修改是不行的。其后，我在25日搭送周的飞机离延安回重庆。接着就再开宪草审议会，主要还是根据上述让步的三点原则，搞出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具体方案。先谈国民大会问题，居然搞出一个大家同意的方案；接着谈立法院与行政院的关系问题，总是谈不拢，只有暂时搁下；着手谈省自治法问题，也谈出一个一致同意的方案。回头又谈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蒋介石要行政院对总统负责，而当时大家都要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搞了好些方案，蒋都不同意，所以这个问题谈来谈去始终没有获得结果。后来，东北战事爆发，大家也就无心再谈它了。

　　宪草问题就谈到这里，底下再谈停战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在，停战的破坏是从东北开始的。所以要谈停战问题需先谈东北问题。

　　东北问题现在我不能确切地加以说明，许多事情都已记不清楚了。我当时是从莫德惠和张嘉璈二人口中获悉一些东北情况的。莫德惠跟我很熟，他是社会贤达之一，又担任过东北宣慰使，代表国民党中央到东北进行宣慰，是最早回到东北的一个人。莫对我谈到东北种种情况，如日本投降时大行破坏，苏军行动不佳，民主联军的大发展……他说：“苏联总是说国民党是反苏的，苏联人总是以反苏眼光看国民党，给国民党种种不痛快，国民党对苏联也就不好起来。”莫德惠谈到东北就要掉眼泪，而且说：话很难说，总要求大家前往东北实地看看。他曾提出建议组织一个考察团去东北看看，除民盟甚表赞同外，国方共方谁也不理睬。我们在政协会上要求讨论东北问题，国共两党也不予理睬。张嘉璈跟我谈过东北情况，蒋介石派熊式辉（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张嘉璈（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接收东北，但国民党的军队不论从旅大或营口都不能上岸，1945年11月蒋下令熊等撤退，表示不接收东北了。苏联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觉得不好意思，留下张嘉璈商谈，乃获得空运国民党军队的协议。3月25日，张嘉璈在重庆请我吃饭，想向我了解延安情况。他也把东北情形告诉我，详情现在不记得。大意是说共方民主联军发展得很快，东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中共手里，关东军的枪械由苏军从日军缴获后都转交八路军使用。所以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就冲突起来了。张嘉璈谈话大致如此。我在前边已经提到：1月25日，马歇尔就曾提议把东北地区也划入停战范围之内，由军调部调处停战，共方立表同意，而蒋不予答复，这样共方正好发展。到3月共方已有很大发展，蒋着急了，才同意停战，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后才停战。而共方只承认前三点，后二点坚不接受。蒋介石很不满意。但马歇尔此时却认为停战、政协和整军都取得协议，事情差不多了，急于要回华盛顿报告一切，遂于3月11日把调停之事交托齐兰将军代理而径自回美。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要赴新疆，即将成行。共方代表周恩来看到这种种情况，也就于3月21日飞回延安休息。这样一来，谈判就停顿了。蒋介石看到局面如再拖下去将要不得了，一面嘱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专机接周回重庆。27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蒋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而尽管签字，却只想用来约束共产党，他自己当初就不甘心遵守的。恰好在3月下旬，苏军也从东北撤退回国。苏军留驻东北，蒋介石还有所顾忌，苏军一撤走，蒋就肆无忌惮，于4月初展开激烈的战事，蒋破坏东北停战协定而向共方进攻。东北战事越打越凶，民主同盟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遂于4月10日假座特园邀请周恩来和陈诚两方多人吃饭（主人方面列名有我，我却飞往昆明去了），由民盟同人居间要求停战，共军可以从一些大城市退出。共方还没表示意见，陈诚就表示不能接受。

　　现在再插进来讲一下我自己的行动。

　　政协闭幕后，我一连发表二文，决定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工作。我那时总想成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想找地点找人才。2月间，我就跑成都一趟，找叶石荪和李源澄来一同搞。3月间曾飞北平，4月间又飞昆明，都是抱着这个意思而去的。我赴昆明是想把文化研究机构摆在昆明，还想找龙志舟（云）拿钱办学。这时，我一心搞我自己的事情，有关大局的事情差不多等于不过问了。所以4月10日特园之宴，我虽是出名主人之一，却不在座，在那天早晨飞昆明了。什么时候我终于又返回头来奔走国共和谈呢？是在4月18日。我4月18日从昆明飞回重庆，那天中共军攻占长春，恰好马歇尔也在那天回到重庆。4月18日中共军攻占长春是时局一大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天。马歇尔走后，时局发展到大打特打，是他意想不到的事。马歇尔回到重庆，虽曾约周面谈，问周许多问题，周的答复简略含糊，使他不明真相。马歇尔于4月22日派人来找民盟，请民盟帮助出任调停，说他有点无所措其手足的样子。民盟既不能推卸此责，盟内朋友就纷纷劝我参加奔走和平，内战不停，文化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就无法进行。我迫于事实的需要，也就只好跟在大家后面来奔走和谈了。马歇尔之所以要民盟出来，是想让民盟了解共方的打算，摸摸周恩来的底，看中共对东北究竟是要什么，以便他着手调停，解决问题，同时也要民盟参加，在中间作证人。从22日起，民盟应马歇尔的邀请，参加了东北问题的商谈。民盟既然参加进去，我也就不得脱身，不得不再来奔走和平。盟内朋友责备我此刻不能置身事外，要把事情搞完再走不迟。同时，我对于民盟职务还有义不容辞的一段苦衷，现在可以谈谈。民盟当初有五个常委：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和我；我们推选黄炎培为民盟主席，黄也首肯。但后来黄竟变了卦，很不像话。黄那时担任募集战时公债委员会秘书长之责，常来往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我在香港办《光明报》，要把民盟这一组织公开出来，黄正到香港，应当由他出名负责，他却推避不干，怕得罪蒋、孔。他既要辞职，却不向内地表示；我提醒他，他才声明辞去民盟主席。我举荐张君劢作主席，而左舜生不甘心相让，不赞成君劢，后来民盟主席才落到张表方身上。当时，民盟总书记由左舜生担任。一直到1945年12月，左舜生辞职不干了，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曾琦回来，青年党内部闹家务事，曾琦上了蒋介石的钩，要青年党退出民盟，青年党内部狠骂左舜生，所以左不能再在民盟干下去了。到了旧政协，青年党正式从民盟分出去是曾琦搞的，曾琦之坏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青年党的政协出席代表五人就没有左舜生和李璜。左舜生既辞去民盟总书记，恰值国社党的张东荪到重庆，大家都推东荪担任民盟总书记，我11月回到重庆，也赞成此议。但张东荪为人很油滑，怕费力气，也不肯干。我请他干，说：“我无条件帮助你。”张东荪说：“我只负名义，实际工作你来。”我说：“好吧。”所以旧政协开会时期，民盟秘书长就由东荪担任。政协闭幕后，2月上旬张东荪要回北平，无法留他，他就辞去秘书长而去。民盟实际工作无人管，大家推我作，首先跟我谈的是黄任之、章伯钧、张表方和张君劢等人。只有罗隆基没有跟我谈（他自己想当此任）。当时，周新民（中共党员）担任民盟副秘书长，他劝我出任秘书长，态度最恳切，话说得最切实。但我一直不肯，一心想搞自己的事情。我既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两篇谈退出现实政治的文章，又给毛主席写信表明此意，我态度之坚决，他们实无法勉强我，也就算了。我那时住在重庆特园，张表方也住在那里，鲜特生是主人。有一天吃完午饭，鲜特老进我房间里说：“你没有看见张表老唉声叹气的神情吗？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现在政府要还都南京，民盟也得迁移去。但民盟秘书长无人肯干，他这位主席简直毫无办法。张东荪2月14日走了，已经二个月之久没有秘书长，表老真是一筹莫展。大家公推你干，你坚决不干，一切都落空了。政府还都后，5月就要在南京开会，你一定不干，岂不是要张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进来的，你要他的老命对吗？同时，民盟要搞国共两党的和谈，也无人负责主持进行，这又是关系大局的事了。”鲜特老这样一说，我自己再不能推辞，只好同意干民盟秘书长这一职务，但言明只干三个月，再多了就不干。张表老说：“只要你干就行。”这样，我就接受了民盟秘书长的责任，又投身于两党和谈了。5月初，肯定下来，于5月8日就离开重庆而飞上海，过了几天才转到南京，设民盟总部于蓝家庄。张表老不出川，一切由我作主。

　　现在再转回去说民盟奔走东北问题之事及其后的发展情形。

　　4月18日中共军进入长春，蒋介石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如不自行退出，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为时局关键的唯一问题。蒋介石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民盟这时从各方面搞清楚了问题症结所在，就搞了一个解决长春问题的调停方案，方案内容主要是请中共军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去，由莫德惠主持接收长春，国共双方都不占长春而由警察维持市内秩序。民盟先让邵力子看这方案，邵说：“这方案差不多了吧。”周恩来表示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刻答复，但似可望同意。4月29日晚八时由张君劢、罗隆基出面携这一方案向马歇尔提出，请他转达蒋介石。这时，马歇尔和蒋介石同住重庆市郊山洞（地名），张、罗系由美方派车送往山洞面见马歇尔。马对这一方案虽认为不无意义，但未允立即转达。马歇尔说：“政府即将还都，蒋主席即将离渝，一切到南京再谈吧。”这个方案本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可惜提出得晚了一点。根据各方面的事实推测印证，马歇尔、蒋介石之间对长春问题取得默契。据说，蒋介石曾对马歇尔说：“共产党的气焰太盛了，非打下它的气焰不能搞成和谈。你让我打它十天，打一下才能往下谈。”蒋请马不要阻拦他用兵，而马歇尔站在美国立场也想压迫共产党一下，马就默认蒋介石打了。这是马失败之开端。马默认之后，就不再转达民盟的方案。马歇尔实在不应当默认蒋介石对共产党用兵的倡议。在此以前，马歇尔摆出一副很严正的面孔，蒋介石很尊重马，周恩来对马的印象也并不坏。从此以后，马歇尔有失严正中立的立场，蒋介石看透了马歇尔，从此就再也不听马歇尔的话了。后来马歇尔很吃蒋介石的苦头。中共军攻占长春，当时张表老就表示不满意，所以提出要中共军撤出长春的方案。想不到时间上晚了一点，在马、蒋之间已有默契之后，这方案就成马后炮了。

　　4月30日，马歇尔飞往南京，蒋介石飞往西安。5月3日，周恩来飞往南京。5月8日，我们民盟也飞往上海了。从此以后，和谈就在京沪一带进行。

　　蒋介石这个人是一个完全没有信用的人。当中共军入长春后，蒋说共军非让出长春不可；当中共军退出长春后，蒋又提出“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说是非此不可；等到这个问题解决后，又另来一个“非此不可”……问题层出不穷，谈判老是没有休止，几乎到了一个人的面子他都不要的地步。蒋介石只要三分像人，事情决不至于毫无成就而终于破裂。他硬是赤裸裸地毫不讲理，他如果像个“人”的话，事情何至于此呢？如果问：国共双方老谈不拢，症结在什么地方？我就这样答：症结吗，是转移无定的，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彼，问题层出不穷，令我无法确指。1949年元旦，蒋介石呼吁和平时，我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揭出两点：第一，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头一点是明责任，后一点是求和平。这是后来的话，且不多说。现在还是话归本题。上面一再提到：最初的争点是宪草问题，接着是长春问题，这不是我一人之言，在当时的各报纸上就可查出来。4月尾5月初，蒋介石的“非此不可”是长春问题，5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行辕集合军政人员讲话就表示过这个意思。当日行辕发言人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就提到时局关键在长春——在中共是否退出长春为转移。据发言人说：马歇尔离重庆前夕曾对中共提出中共军应从长春撤退，交中央军接防，再谈其他问题，记者注明发言人所谈足以代表蒋意。这条新闻，各报都登过，5月2日上海《大公报》发布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谈判僵持的关键在长春》。这可以证明蒋介石那时的“非此不可”是要中共军撤出长春了。5月3日晚周恩来在南京接见记者，声明中共对东北问题之态度。周首先强调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其次，周亦承认长春为问题僵持之关键，但否认马歇尔曾提议中共交出长春，当然谈不到我们退出长春。周要求在无条件停战后，再行协商一切问题。无条件停战的话，是在旧政协之前，1945年12月由黄任之提出的。周恩来接受黄任之的意思，说这句话很对，一切问题须在停战实现后再谈。从此，无条件停战的话，周恩来始终坚持，从未改口，足证中共有谋和诚意。马歇尔提议把东北也包在停战范围之内，周恩来马上表示同意，而蒋介石却不同意。好了，“你不同意停战，我就尽量发展，其错不在我”。这是中共的态度。中共拿下长春，我和张表方都不表示同情。我们说：中共既然诚心谋和，就不必打，不必再发展。周恩来就说：“蒋介石不愿停战，我们就得打，就得发展。我们没有错呵！”“无条件停战”，中共终于未改口。长春原由伪满军队占领，伪满投降国民党后就改编为国军，中共军是打败了伪军而进了长春的。当时，中共实不愿打而愿和，可是蒋介石执意不肯和而要打，而且事实上也在大打特打。此时我们觉得，老是打下去怎样得了？大家商量是否可把在山洞向马歇尔提出的方案再行提出，也不知是否有用。我们商量结果决定提出，于是就从上海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毛主席请他们接受这个方案。电报是5月17日拍发的，19日就接到毛主席表示同意的复电。我们重提这个方案在时间上是晚了，恰就在19日那天中共军向后撤了。蒋介石用美国武器所装备起来的军队向中共军发动猛攻，林彪苦守四平街三十二天，支持不下去，就于19日撤退。林彪撤退很巧很妙，敌人一点也不知道就撤退了。这时，中共军如果从四平街退到公主岭或长春附近还好一些，想不到一退就是三百里，公主岭和长春都放弃了。20日南京得到胜利消息，蒋介石很高兴，于23日带宋美龄、白崇禧离南京径飞沈阳。是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时局发展至此，我们所发的电报就很不合时宜，情形很糟糕。蒋介石讥讽我们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其实，前方战事情况，不单我们不得而知，就连周恩来也并不知道。周跟前方将领一向不直接通讯，必要时才由延安转告周。所以我们第三方面当时的处境颇为困难。22日蒋赴东北，临行，马歇尔要求他下停战令。他说：“等我到东北看看再说。”所以蒋到东北后于25日专机送给马歇尔一封宋美龄的信件。宋美龄的英文原信译文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委员长要我写信告你：在我们昨天到此地时，我们听说政府军于该日清晨进入长春。但此事实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对迅予停战以恢复和平及统一的愿望。他觉得下列各点可作为与中共谅解的公平而持久的基础，而如果你同意于它，即请依你认为适当之方法进行。我也正写信给宋院长，如果你有什么信件要经过他送给我们，或你有什么问题要和他们讨论，即请你自由地去这样办好了。

　　一、停战协定应依其精神文字绝对实行（1月10日的协定）。

　　二、复员及整军应照计划实施（2月25日协定）。

　　三、交通之恢复应予实施（2月5日协定）。

　　四、程序的方式：

　　甲、中共应不妨碍或阻止中央政府依照中苏条约接受东北的主权。

　　乙、中共应不干涉及妨害中央政府为恢复通车而在全国各地所进行的修路工作。只有这样，中共才能表现其有诚意履行诺言。

　　丙、在实行上项三协议中（即停战，军队整编，恢复交通），调处执行部及美方军官对执行及解释国共代表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有决定权。

　　未悉中共是否对上述各节同意，未悉美方代表是否愿意保障中共的诚意。如果能达成协议的话，委员长希望在几天内可得回音，以期恢复和平。

　　蒋宋美龄 5月24日

　　再启者：蒋委员长请我特别强调交通能于一定的时间内恢复之头等重要性，此时间可由执行部决定之。

　　马歇尔把这件原信转交周恩来，周答复马时先表示同意赞成，末后才点出两点不懂的意思：一是关于接收东北主权问题，二是关于美方决定权问题。现在将周恩来5月26日致马歇尔回信照抄于下：

　　承你将蒋夫人致阁下5月24日一信见示，无任铭感。

　　在政府军队进入长春之后，政府如能依照1月来所宣布者，只要长春问题解决，便可立即停战，重行协商，则现在正属其时。现蒋委员长既表示其对迅予停战以恢复和平之愿望，我们自十分欢迎。为达此愿望，我提议，北平执行部应立即派遣执行分部至长春，主持停止冲突的任务，想能获得阁下及政府方面之同意。

　　蒋委员长提到的三个协定（停战、恢复交通及复员整军），即一、二、三三点，原则上，我们完全同意应该付予实施，不应再事迁延。同时，我认为还应加上一个协定，即3月27日三人会议通过的给东北执行小组的指令，也应同样予以实施。

　　在蒋夫人信中，关于程序方式的第四点，因为涉及具体问题，而且范围甚广，我无法马上获得延安的指示，故只能在我所能回答的范围内提出我的意见：

　　甲、关于接收东北主权问题，在目前不明其所指，如所指为接收苏军驻地的主权，则苏军早已撤离东北，而政府早已实行接收手续；如所指为军队驻地问题，则应由三人会议在讨论东北复员与整军时规定之；如所指为东北行政问题，则我提议改组东北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为民主的东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解决之。

　　乙、关于修路与通车问题，我同意依照恢复交通协定，立即加紧进行修路工作，同时，我愿与交通部俞大维部长立即磋商关于通车、行政管理及恢复一切交通之具体办法，并交三人会议通过之。

　　丙、关于美方军官具有决定权力的问题，我们愿根据阁下前所提议之在各执行小组内，美方代表握有关于调查程序之决定权力一项，继续努力。

　　上述各节，我已尽我目前所能做到的能力，答复阁下。倘阁下仍愿有所指教，不胜欢迎之至。

　　周恩来谨启

　　周的复信，马当即交给国民党。这时，马歇尔天天盼望蒋介石回南京，才好下令停战，继续和谈。不单马盼，我们也盼，全国人也盼蒋回南京；蒋就是迟迟其行，再三电催也不回来。一直到6月3日蒋才到北平，5日才回到南京。马就要求蒋宣布停战，因为停下战来才好谈嘛。大家也是这样要求，要求长期停战，要求无条件停战，可是蒋介石却不如此，他悭吝之至，只给休战十天的日子，谈宋美龄所提出的那个文件中的各种要求，谈妥了就停战，谈不妥他还要打。马歇尔要求无限期停战，一再要求，蒋才多给五天，算是休战十五天，6月6日宣布从6月7日起休战。周恩来7日飞延安请示今后方针（那时，我们在上海，周在南京，我们与周没有接头。周在那时忙一件我们插不上手的事情，就是李先念部队在湖北宣化店一带被蒋军包围，周跟马歇尔交涉设法救出李军，以免完全消灭，这是5月间的事）。第三方面公推莫德惠（社会贤达）、李璜（青年党）和我（民盟）去访马歇尔。马见我们来很高兴，希望第三方面帮助他，督促国共两党谋和。他要求我们国内的第三方面与国外的第三方面采取同样的方针，一同行动。马歇尔那天谈话很多，交通部长俞大维也在座。他先谈恢复交通问题：修复铁路，撤除碉堡，撤去铁路沿线的两方驻军。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好谈，我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谈过了。俞大维当时也表示同意马的作法，认为可以这样办。马还说：“关于恢复交通问题，三十六小时内，周恩来从延安回京即可签字。只要一签字，我就执行。现在国共双方互不相信相谅，事情很难办；我们最好从具体工作中来建立他们双方的互相信任与谅解，从实践中走通和解之路。”马歇尔当时很乐观，他满以为三十六小时内可以签字，殊不知三百六十天蒋介石也没签字！周恩来从延安回京在这文件签字后，交给蒋介石，蒋置之高阁，不予签字，说要谈妥其他问题（复员整军及军队驻地和美方决定权等等），才一总签字。马歇尔也没有办法，只有谈吧。但谈得很费事，不易谈拢。看看十五天就要满期，各方各面以至于马歇尔将军都说不能再打，蒋不得已才允休战延期八天，至6月30日为止。这时应该指出：蒋介石转移无定的“非此不可”而成为问题的焦点，此时就是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了。这是上面所举的宋美龄致马歇尔信内提出的，其意义和范围都不清楚，蒋介石有时称为美方仲裁权，有时称为美方决定权。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为什么美方有最后决定权呢？难道美方是太上皇吗？如果我们接受了，苏联该当如何看我们呢？”中共方面认为这太不像话，坚决不予承认。而蒋介石呢，认为“这是我提出的”，“非此不可”。这时，争点转移了。原来的争点是长春问题，现在长春既到蒋手，他就耍起无赖，转移目标了。这时，蒋介石的心理跟大家心理不一样，我们现在看看当时的舆论吧。

　　5月20日南京得到四平街胜利的消息，21日《中央日报》社评（可说是代表国民党的意见吧）就有这样的话：“今后要东北局势化险为夷，唯一希望寄于共产党之自动从长春、哈尔滨撤退。”25日上海《大公报》社评说：“长春既经国军收复，内战应告一段落。我们希望就此告一段落，从新开启和平商谈之门。”连蒋介石自己在以前口口声声说：“只要长春问题解决就可不打了。”那么，长春问题既然解决，可以不打了吧。然而蒋介石不然，长春问题上的“非此不可”不算了，蒋介石的“非此不可”又转移到美方决定权上，逼迫共产党非让步不可。如中央社南京6月5日电：彭学沛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说：“接受此种仲裁权才算是共方诚意的最好表示。”从此开始强调这个问题。过了十天的样子，6月16日上海《大公报》在分析了时局之后也说：“综观以上所述，除美方仲裁权外，似乎一切都可商量，并无不能调和之分歧。”从这二例就可证明当时的争点转移到所谓美方决定权上。6月14日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徐永昌催问马歇尔跟周恩来商谈美方仲裁权问题的情形；16日徐永昌代表政府送给周恩来一个备忘录，最后催促中共接受这个仲裁权，声言非此不可。第三方面莫德惠、李璜和黄任之访周恩来相劝，大家一致说：“所谓美方决定权只是名义上不大好听，实际上没有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你最好让步，以谋和平。”周恩来实是诚意谋和，就表示愿意接受大家劝告，可以让步。这个问题很细致，现在说不上来了。总之，是分在四个地方上让步，合起来相当于承认美方决定权。中共在名义上不接受，在事实上是让步了。

　　在美方决定权问题上，中共既然让步，蒋介石可以满足了吧，我们都认为这行了吧，没有问题了吧。然而蒋介石又变了，又来了一个“非此不可”的问题。那就是苏北共军撤退后的地方政权问题，争点又转移到这一问题上。要明白这一问题的由来，得先谈一下整军问题。

　　整军问题是政协军事小组所谈的问题，就是图谋如何实现军队的国家化。政协五个小组，别的小组我都不参加，我只参加军事小组。这是因为我最热心于军队国家化，即使军队脱开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我认为非如此就无法根绝内战。早在新四军事件时期，我就曾跟国共双方谈过这个问题。重庆政协军事小组的成员，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民盟是我和张东荪，青年党是曾琦和陈启天，社会贤达是谁就不记得了。在军事小组会上，我要求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有军人党员。我费了很大力量来讲明所以这样作的必要性，1月21日的小组会上居然把这一点通过了。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先生就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拍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想不到第二天，1月22日竟推翻了。21日通过的时候，是因为中共代表只有陆定一在场，而陆并未坚持反对。那天政府释放廖承志，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接他，所以周临时未在场。第二天，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陆定一这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邵力子对我说：“你看怎么样？还是我说得对吧。”周、邵一唱一和，我看无法坚持，也就只好听凭他们的，结果我的话就被推翻了。后来，在军事小组会上通过两个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所谓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中不得有党团组织，军人只许有党籍，但不许在军队中有党组织，也不许军人在驻地有党派活动。这就算军党分离了。所谓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只能进行训练，既不负地方防务，也不得就地补给而由中央另行统一筹划。军队跟当地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叫做军政分离。至于军队的整编也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先整编，然后统编。在整编时，国共两军分别进行，国军整编成九十个师，共军整编十八个师，全国共编为一百零八个师。第二步就实行统编，把国共两军混合起来，一师三旅，一旅三团，在师、旅、团之中，国共两军掺和在一起，逐渐归一不分。不过在数量上国共两军还有分别，国军缩编为五十个师，共军缩编为十个师，全国共编为六十个师，以期作到军队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而抵于国家化。依照这个办法，开头整编时，各师分别整编，国共显然可分，而根据军政分离这一原则，军队驻地就无大关系，因为军队不论驻扎任何地方，只是进行训练，绝不能过问政治。但蒋介石别有用心，却不如此理解，而把军队摆在哪儿，认为很有关系。共产党的军队要驻在什么地方，蒋介石常常盘问，很重视这个问题。从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处处敌视共产党了。

　　现在可以转回来讲苏北地方政权问题。

　　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1946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淮阴），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往跑。”整编后，共方要在苏北驻三个师，蒋介石不同意，共方让步，只驻一个师。一个师只能驻扎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苏北大部分地区，中共军都要撤走。撤走后的苏北地方政权怎么办呢？共方认为，中共军可以撤走，毫无问题，但各县警察、保安队和行政人员不能撤走，可以根据政协施政纲领，实行地方自治，通过改选来组成民主政府。蒋介石不同意这样做，要求苏北共方警察、保安队及行政人员完全撤走，由国民党接收。周恩来也拒绝这样做，认为这是不合政协军政分离的原则，不合“华中、华北解放区政权问题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来解决”的原则，而主张靠改选和靠大家商量来解决，不能由蒋介石马上拿过去。这个问题本来并不算大，但争点落到这里而又成为蒋介石的“非此不可”了。我们第三方面眼看6月30日即将到来，休战即将期满，谈不成功就要开打，都感到焦急。大家就于6月29日分头到处奔走。莫德惠、李璜和我三人访周恩来，周对我们说：现在所争是苏北共军撤离后之地方政权问题，国方定要接收，我们认为不能由国方接收，而可以依照政协原则选举改组。我们说：这个问题不大，为了取得协议，还是让步的好。周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我们三人知周意志坚决，不能再劝，劝也无用，就退出而想找政府代表商量。但政府代表适都在蒋邸开会，讨论签字与否。我们只能从电话上与政府代表王世杰通话，告诉我们与周谈话的经过，我们并向他建议：把没有取得协议之点，例如苏北政权问题暂行保留外，其余已取得协议请先签字，以便明日实行停战。我们说：“还是签字的好，不然，岂不是又要打起来吗？”这时，还有一个秘密，是美方透露出来的消息，这就是杜鲁门打给马歇尔一个电报，要中国和谈不应再延缓而应赶快达成协议才好。据说这个电报措辞很严厉，和谈不得再拖延。马歇尔把这份电报交给王世杰看，王说：“杜鲁门电报内容不能往外传，传出去岂不落个美国太干涉中国内政的名声，这太不好了。这电报当然要交给蒋委员长看，但千万不要往外传。”这是外部的压力。还有，在29日蒋邸会议上，王世杰就曾再三请求签字，而蒋坚决不肯。他既不签字，也不宣布破裂。他于7月1日发表一文告，文颇不短，但从头到尾，不知所谓，既不说停战，也不说打，大意表示问题还没有了。这是他摆给国际和国内各方面看的东西。二十几天以来，马歇尔焦劳疲苦（马的柯艾副官就指给我们说：“你看马帅多瘦，多憔悴啊！”），人所共见。对于一些未了问题，蒋表示不再麻烦马歇尔。7月2日蒋与周恩来见面，蒋一开口就说：“好了，你们占的地盘已经很多了，苏北要让出来，现在还有这么四个问题（苏北问题在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交给你们五个人（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和陈诚）去商谈，不必再麻烦马帅了。”蒋并宣称：这些问题（其实是很琐碎的问题）商谈好了，即可全部签字。王世杰曾对我说：“七七”可以签字了。邵力子对我说：假如“七七”签不了，7月12日总可以签字了。其后，五人商谈多次，问题一毫也没有解决。到7月12日，这四个问题原封交还蒋介石。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他自己于14日上了庐山，那时天气并不热，上山非为避暑，实为避人。他一上庐山，他的部下都知道要大打了。所以李公朴（于11日）和闻一多（于15日）二人就先后遭他部下的毒手而被刺身死。这就是蒋介石决心破裂，决心大打的表示。这是为了什么？争点不过是一个苏北政权问题。蒋介石转移无定的“非此不可”，在满足了美方最后决定权这一要求之后，就落到这个地方政权问题上。这可从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的谈话和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可以得到证明。

　　1946年7月1日上海《大公报》登载：中共代表团发言人6月30日晚八时发表谈话：“长期停战，全面停战，原为吾人一贯之主张。不幸未获政府当局同意，致形成目前突兀不定之局面。在延期休战的八天中，关于完全停止东北冲突，恢复交通及解决执行部与小组中某些争议问题，均已获得一致协议。而整军方案之修正条款，经马歇尔将军不倦的努力，第三方面的热心奔走与中共方面最大的让步，本可完成初步协议；唯因政府方面坚持无理要求，超出整军范围，并破坏政协及整军原则，致协议未成。”

　　这里所说政府方面坚持无理要求，超出整军范围，并破坏政协及整军原则，就是指政府坚持要中共让出苏北地方政权而由国民党接收。

　　再者，蒋介石所掀起的内战进行将近一月之后，8月11日上海《大公报》登载美国新闻处10日下午发表的马司联合声明如次：

　　马歇尔将军与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讨各种可能之方法，使终止中国目前日益滋蔓之冲突，并着手开始发展一真正民主式政府之初步步骤。盖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显然为全中国人民一致之愿望。就经济局势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溃，亦须立谋政局之解决。现战争范围日益扩大，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虞。政府与共产党双方领袖均愿终止战争，但有若干立待解决之问题迄难获致协议。双方对于此等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而俾发布一全国各地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决之问题中，有系关于军队之重新部署。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部署以后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之前，此等已经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究竟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部署问题更难解决。

　　这里最后一句话所指，亦即为中共军撤走后的苏北地方政权问题。

　　7月以后的大打特打，所争执的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这问题就全局来看，本来很小很小，而竟成为争执之点，真不合理。蒋介石的心真狠，他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理取闹，别人拿他真没有办法。马歇尔干瞪着眼瞧，无事可作。我们国内第三方面也是干着急，毫无办法。蒋介石本人躲上庐山，避不见人。马歇尔这时深受蒋之苦。蒋介石躲开他，他不能不去找蒋。蒋14日上庐山，18日马也上庐山找蒋，当时盛传马上庐山要接蒋回京，《新民晚报》就这样报道过。但马始终没有把蒋接回来。马前前后后曾九上庐山，飞来飞去，上山下山，不可谓不辛苦。还有一件事，大概在五六月间，美国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魏已做好大使礼服，准备就任，帮助马歇尔斡旋中国大局，在魏德迈还未到任，司徒雷登为了燕京大学的事情而有京沪之行，曾与周恩来见面，谈得很好。马歇尔知道此事后，就请求美国政府改任司徒为驻华大使；因为马认为司徒是一个文人，不像魏德迈武人的硬性，而且司徒又与周恩来谈得来。司徒奉命后，走马上任，14日夜车进京，15日到达，连蒋的面也见不上了。司徒雷登此时也无所施其伎，其后虽几次偕同马歇尔上庐山访蒋，向蒋进言，蒋竟丝毫不为之动，马、司二人也落到毫无办法的窘境。凡此都可说明马所受之苦，证明蒋介石之毫无心肝，毫无道理；也可看出最初美、蒋并不一致。马歇尔信仰宗教很虔诚，不失为一好人。但马歇尔很不对的是默许蒋介石在东北打十天，失掉了公正的态度，损害了第三者的严肃立场，实在是最糟糕了。中共后来认为美、蒋一致，也不为无因。假使马歇尔态度始终严正，蒋必得听马之话。蒋以前是怕马的，但从马默许蒋打十天之后，蒋看透了马，就肆无忌惮，不把马放在目中了。所以弄得马自己在中国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失败而去。马歇尔回美以后，历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等要职，始终不帮助蒋，还发表白皮书，大骂蒋。马歇尔回国后硬是不帮助蒋，军火和借款都不给蒋。后来，蒋介石失败之后，许多美国人都埋怨马歇尔，认为马不帮助蒋，所以共产党把蒋介石打败。

　　底下再谈一谈我那时的行动与态度。上边已经提到，蒋一上庐山，国民党特务统统知道要破裂了，11日他们就知道了，所以就刺杀了李公朴；接着15日又刺杀闻一多。这时，我有一对蒋帮特务的声明，指出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当时报纸曾予刊出。由于李、闻案件，我由沪到南京办理善后。最初，民盟要派罗隆基去昆明查办，后来透出消息说罗不能去，去就得死在昆明，最后确定我和周新民一同去昆明查办此事。我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才把事情搞清楚。李、闻被刺后，许多教授们都大惊失色，跑到美国领事馆躲避。潘光旦和费孝通出来后又跑到苏州，不敢问政治。楚图南和冯素陶等也都躲起来。我和周新民还到美国领事馆与美领事见面，了解情况。我们慰问了闻立鹤和李夫人，还调查出凶手是谁。当时蒋特派代表国民党的是顾祝同，专程由南京飞昆明。云南主席则是卢汉，警备司令是霍揆彰。凶手就是霍的部下汤时亮，霍揆彰这个人坏透了。8月22日，我们结束了昆明的事情，离昆明飞回上海。27日，民盟在张君劢家（范园）开会，大家都到会（沈衡山似未到），一面由我报告李、闻案调查情形，一面聚餐欢迎昆明盟友楚图南等人。我即席声明要辞去民盟秘书长的职务，结束我的工作。我说，当初我只答允干三个月，现在六个月也有了，事情无可为，所以请践前言，准我辞职。张君劢马上就说：“假如说有一个人可称为民盟之父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梁先生。我看梁先生一走，民盟就散了。”当时，青年党已经退出民盟，民社党也大有人要求退出民盟，所以张才说此话的。8月28日，我由上海到南京，29日周恩来来蓝家庄看我，表示慰问之意（因当时有许多人是料我不会去昆明的）。周大概谈了和谈进行的情形，当时是“大开打”，和谈大有无从谈起之势。周叹惜第三方面无可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都焦急得很，总想一同尽力，挽回危局。周还告诉我：司徒说蒋介石已答允开五人会，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二人，司徒居间，商谈政府改组问题。周说：“在这大打的时候，谈政府改组，真不切题。蒋不过是为了敷衍司徒的面子。虽明知五人会毫无用处，但我也不能不敷衍司徒，所以我就同意了。”周又谈到他向司徒提出的要求，就是听说抗日时期美国留在中国及靠近中国各地的军火及一切军用物资要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蒋介石，这样做是不行的，他告诉司徒绝不应该这样做：“你们要把这些军火卖给蒋介石，无异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这件事千万不能行。”看司徒的表情，这件事似乎可以延缓下来。但周恩来对这件事很不放心，8月31日由京飞沪，在机场上看见美国吉伦将军。吉伦跟周打招呼，并说：“我给你介绍一位美国朋友，从华盛顿来办理出售军火及军用物资的手续，现在已签字，正要回国。”周恩来听到吉伦的话，目瞪口呆，气极了。从此，周恩来决定不参加五人会了。当周恩来把这些话告诉我的时候，才矫正了我以前认为美方公正和马歇尔很好的错误看法，我才确知美国是在偏袒蒋介石，美国出卖军火给蒋，岂非助纣为虐？

　　周既决定不参加五人会，司徒访周相劝，周说明不参加五人会的理由。9月20日，周恩来在看过马歇尔和司徒后，又来看我，告诉我马歇尔和司徒又上庐山了；同时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中文英文各一纸，内容相同，英文还经马歇尔改动数字。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与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谈话记录，周有意地记录下来拿给马、司过目，以求证实。谈话内容大略如下：一、现在中国有内战，且在发展中；二、内战应急予调停；三、周问：五人会议是要讨论政治问题，讨论好之后，是否即能停战？马答：不能。然你可在讨论好后，提议停战。周问：你能担保政府一定承认停战吗？马答：不能，我可批评他。周问，五人会议解决后，蒋政府是不是仍提他的五项要求？马、司答：可能。周说：那么，先开三人会议让他提出来再说。马、司又提议三人会五人会同时开好了，周未拒绝。那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上庐山就是要向蒋介石提出同时开三人会和五人会的要求，要蒋同意。然而当时蒋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延下去了。

　　这里所提到的五项要求，是蒋介石于8月11日向中共提出的。马歇尔和司徒8月11日的联合声明认为双方争执之点只是苏北政权问题。哪里晓得什么人也不能认识蒋介石，11日的要求又增高了，蒋介石为人就是这样，要价逐步增高。他的五项要求是：（一）中共须自苏北皖北撤退；（二）热河境内中共应撤出朝阳；（三）中共应从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6月7日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所攻占各地亦须退出；（五）10月10日以前东北中共应向兴安省撤退，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齐齐哈尔、延吉、哈尔滨均在其内。由此大家可以看出这五项要求远远超出苏北地方政权的要求，他是永没有个完的。这时国内各方各面拿他没有办法，两个外国人（马、司）也拿他没有办法。

　　从9月21日至27日都在讨论五人会、三人会是否同时开的问题，而始终没有结果。这时周恩来留在上海，要求停战，等待和谈，屡派王炳南等向马、司致意。司徒和马歇尔就极力要求蒋介石答允同时召开三人会和五人会，至9月底，蒋才答允。马歇尔高兴之余，正要发请帖通知周恩来开会，不料又出了岔子。这时，中共军节节失利，张家口甚为危急，周恩来于9月29日从上海送给马歇尔一个紧急备忘录，请转蒋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如不停止，中共即认为从此全面破裂，不再和谈，一切责任由国方负之。马转蒋后，蒋大怒，于10月2日发表两点声明：第一关于国府委员问题，提出中共可占八名，民盟可占四名，在无党无派名额中中共可推荐一名，共十三名；第二关于整军问题，须规定中共十八师驻地，并照规定期限开入驻地。蒋并表示中共能同意上述二点，赶紧商量好，并付诸实行，他即可以宣布停战。

　　这里，关涉到国民政府改组问题，可以就便谈一下这个问题。

　　重庆政协所谈的五个问题，宪法和军事两个问题，我们都已谈过；还有三个问题的内容没有讲，其中施政纲领没有出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政府改组和国民大会这两个问题，现在就此两项分别讲一下。

　　现在先谈国民大会问题。

　　前边已经讲过，宪法草案是由各方面共同起草的，而正式通过则是将来国民大会的事。所以国民大会是制宪会议，是通过宪法的机构。“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已办过一次国大选举，许多省份都已办完，只有少数省份（如湖北和山东等省）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完。全国选举未办完，而抗日战争爆发，就停止选举了。重庆政协开会时，在野各党派认为那次选举事隔多年，不能算数，而且为一方面所包办，应重行举办公开大选。蒋介石执意不肯，曾对已经选出的国大代表说：“绝对不能取消你们；要取消你们，先取消我好了。”蒋既然如此坚持，在野各方面虽认为蒋没有道理，但为了大局，只有委曲求全，表示让步，追认已选出的代表有效，选举未完的省份办理补选，另外再加上各方面提出的代表（如国民党的中委和在野各党派提出的代表），拼凑成一个国民大会。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办法。大家磋商的要点是增加的代表人数。在野各党派希望由政协大会起草的宪法草案，能在国民大会通过。可是，国民党说宪法草案用不着由政协大会起草，就由宪草审议会（各党派都有人）起草好了，不必拘泥形式。国民党这个意思，大家也承认了。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宪草的通过，不致有太多的修改。这就需要规定国民大会有四分之三的人数才能通过每条宪法；假定中共和民盟所提出的代表人数能占四分之一以上，那就可以保证宪草原案的通过，不致有重大的修改，更不致有推翻原案的风险。中国民主同盟为了促成国内的和平，保持政协的原则和担保宪草原案的通过，也愿意同中共保持一致，在国民大会中形成四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人数。国民大会的关键性问题在此。

　　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所在，是宪政筹备阶段就要由各方面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来进行，而不能由国民党一手包办。这也就是说：国民大会的召开，宪法的通过，是各方面共同的事情，而不是一党的事情。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得先改组了。过去，虽设有所谓国民政府委员会，但从来不开会，徒拥虚名，当时起作用的只是行政院而已。过渡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方案，是我提出的而大家都同意的，大致是原有的五院不动，把国民政府委员会作为一个重要决策机关，仍交由行政院执行。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四十人，五院院长是当然的委员，再由国民党提名十五个委员，国民党共有二十个委员。其余二十个委员归各党派，包括社会贤达。这二十席各党派怎样分配，政协开会时，没有说清楚，只说“另定之”。当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各党派协商来决定。这就给蒋介石留下个空子，用来讨价还价，提出中共、民盟占国府委员十三名的话。我在当时曾公开发表谈话来批评此事，见于各报纸。那时，国民党老骂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说民盟要配合中共在国民政府委员会里取得否决权，并举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为例，说否决权要不得。我曾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1946年9月6日和10月4日），说明民盟的态度。我们认为两党操有武力是造成中国内战的根源。现在应根据政协原则，把武力交给国家，国内和平才能得到保障。但今天要共产党交出武力，必须有共产党生存活动的轨道，并予以保证才行。这个轨道就是宪政。必须有共产党承认接受的宪法，并保证其实施兑现，共产党才肯交出武力。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彼此交换。民盟所以要与中共配合行动，就是要保证宪法的实施。在事实上，是民盟要拉着中共走这条路，并非民盟跟着中共而是中共跟着民盟走。国民大会中彼此配合，就可保证宪法的不至于大翻案；试问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否决权也是为此，为了保证施政纲领不至于轻予变更，也需要民盟配合中共占国府委员三分之一以上的办法。这至少要有十四名委员才行，十三名是起不了保证作用的。更不好的是不应该把社会贤达分开到两方面，在国内两党对抗的局面下，一定要有中间缓和的力量，才能取得和平。青年党跟随国民党，民盟跟随共产党，已经不好，现在再把社会贤达也分属两边，那就更不好。而且亦就完全没有尊重无党无派社会贤达的独立意志，等于是对他们的侮辱了（请参看《梁漱溟近年言论集》第74—77页）。

　　现在话归本题。蒋介石10月2日对中共所提出的两点，交马歇尔转周恩来，马一看就不满意，马上打电话要见蒋，想把这两点声明退给蒋。蒋亦明知之，便推辞不见。马3日和4日一再要求见面，蒋还是不见。马只有把这两点于4日交给中共代表团转上海周恩来了。5日，蒋知道他提出的两点要求已转周，才与马见面；马要求停战，蒋不答允。6日，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同见蒋要求停战。马歇尔告诉我（叶笃义担任我的翻译）说：他6日见蒋，早六时去，下午二时才告辞，中间也没有吃饭。“这是我有生以来六十几年从来没有用过的大力气，才使蒋答允停战十日，商谈他所提出的那两点的。”马歇尔曾用致司徒雷登的备忘录的方式提出如下建议：

　　司徒博士：

　　兹将我二人今晨与蒋委员长商定之办法简述于后，请你通知王炳南，谓我等曾向蒋委员长建议在下列条件下对张垣攻势休战十天：

　　一、休战目的在实行10月2日蒋委员长致我的备忘录中所提二项建议。

　　二、休战期间，军调部派执行小组在一切危险地点，依照下列组成及办法，执行监督任务：

　　A、在中共军防线内之执行小组没有政府代表，在政府军防线内的小组没有中共代表。

　　B、美方代表有权决定小组地点与派遣时间，并报告实际上可认为系破坏休战之任何行动。

　　C、两军间派驻之执行小组有政府与共党两方代表。

　　三、由我与你二人宣布休战，政府与中共两方均不作宣布。

　　马歇尔10月6日

　　那时马歇尔太忙乱，在上述备忘录中有“休战目的在实行10月2日蒋委员长致我的备忘录中所提二项建议”的话，这里“实行”一语在英文是“carry out”；而马歇尔对外发表的公报，又是“discuss”，系“讨论”的意思。周恩来收柯艾上校转来的蒋的10月2日的备忘录，已经很生气，认为蒋的两条很不合理，完全要不得。现在周看到马致司徒的这份备忘录有十天内实行蒋所提出的二项建议的话，就更加愤怒了。当周收到蒋2日备忘录时，已派王炳南口头通知司徒大使，中共不能接受蒋的二项要求，现在马要在十天内实行，周认为马是帮助蒋介石压服中共，而且马对外发表的文件用discuss（商量讨论），而对周则用carry out（实行），表里不一，岂不是让中共处在一种尴尬地位，得不到社会舆论的谅解吗！而且此时周恩来得到怀来和保定一带国军大大失利受挫的情报，认为马提出十天休战是为蒋作缓兵之计，站在蒋介石一边来压迫中共。10月9日周恩来于上海致马歇尔一个备忘录，内容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阁下令柯艾上校转来的蒋主席10月2日的备忘录，业经在上海收悉。

　　蒋主席的备忘录，不仅拒绝答复我9月30日备忘录所要求的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反而进一步向中共提出违反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的两项要求。故我未立即作复，而只由王炳南先生将我的意见口头通知司徒大使，以期待阁下与司徒大使将继续为中国的和平而进行公正的努力。

　　如王炳南先生曾经通知司徒大使的，我们所以不能接受蒋主席的两项要求，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一、依照既定协议中的原则，中共及民盟必须在国府委员四十名中获得十四名，即三分之一强的票数，才足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变更，而政府所提议的十三名不能给以这种保证，且将无党派一席算入中共民盟，亦与政协决议不合。

　　二、国大名单仅能提交改组后的政府，且必须在宪法草案业经政协修正为提交国大的唯一草案及国大代表名额业经最后商定之后，此乃政协决议的程序。蒋主席要求立即以国大名单交给一党政府，显与政协决议相违。

　　三、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应规定在整军时双方军队的驻地，而不应只规定中共军驻地，让政府军得保持随意调动，随时威胁与随便进攻中共部队及解放区居民之自由。

　　不意我方期待竟至落空，7日接读阁下6日致司徒大使的备忘录，得悉蒋主席仅在实行他的上述两项要求之下，才同意对张家口的进攻暂缓十日。这显然是迫我屈服的哀的美顿书，使我不能不坚决拒绝这一提议。

　　现在，除已由董必武、王炳南二先生口头转达我方意见外，我愿向阁下更作如下之申述，并请转达蒋介石主席：

　　一、在9月30日的备忘录中，我业已声明政府军对张家口的进攻，即系表示其不惜全面破裂的决心。故现在只有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进攻部队撤至原防，才足表示政府愿意重开谈判，避免破裂。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政府方面负其全责。

　　二、为表示最大的诚意和让步，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我方愿意参加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俾同时讨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两项问题。关于此两项问题，中共有如下的提议：

　　（一）关于停战问题者（由三人会议讨论之）：

　　甲、双方军队在关内应恢复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应恢复6月7日的位置。

　　乙、在整编中双方军队的驻地均应规定。

　　丙、政府方面违约调动的军队，应退回原驻地，以便复员。

　　（二）关于实施政协决议者（由政协综合小组或非正式五人小组讨论之）：

　　甲、在国府委员会中，中共及民盟应合占十四名，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所修改；至此十四名名额之分配，由中共与民盟双方协商定之。

　　乙、行政院应与国府委员会同时协商改组。

　　丙、依照政协决议之原则及其规定之程序，由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正宪法草案，作为提交国大之唯一宪法草案，各党派并须保证该草案之通过。

　　丁、国大之最后召开日期及国大代表增加名额之分配，应由政协综合小组协商决定之。

　　戌、在政府按照本项一、二两条改组后，各党派应根据前条商定之名额，将国大代表名单提交政府。

　　己、地方政权问题，应依照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暂维现状，以待政府改组后实施地方自治。

　　庚、为保证蒋主席1月10日在政协会议上关于人民自由权利之四项诺言的确切实施，须首先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彻底查办本年1月以来各地发生之惨案，惩办凶手，取消特务组织，并恢复本年1月以来所封闭与停止的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及人民团体。

　　辛、根据政协的军事决议实行军民分治，并切实复员。

　　上列两项提议，悉本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及政协五项决议，实为解决当前时局危机之最可靠的办法。如政府当局尚有诚意履行此等协议，应无不赞成之理。否则，空言政治解决，实施政协决议，实际为武力解决，推翻政协决议，不惜以内战独裁造成全国分裂之局，中共方面将坚决反对到底。

　　专此，并致

　　敬意！

　　周恩来谨启

　　8日晚上董必武和王炳南二人到蓝家庄来看我，对我说到他们二人会见马歇尔，口头上通知不能接受休战十日来实行蒋二项要求的话。他们说马歇尔听了很着急很生气，气得双手发抖，顿足大怒。马大吼地说：“我不晓得你们要干什么？我好容易为你们要求到十天的休战好来进行和谈，而你们竟然加以拒绝！我不晓得你们要干什么？”马歇尔当时浑身发抖，面色大变，云云。我当时对董老说：我早已看到周恩来住在上海很不方便，极易引起误会。我想赴上海请周回南京，董表示很赞成。那几天，我每日都见到司徒雷登，司徒也很赞成我赴沪接周回京，并表示要派傅泾波陪我飞沪接周。这是8日晚上的事。第二天，9日早上，我到司徒那里，说赴沪之事，他们态度就不那么积极，说到午后再定。午后我又去，他们告诉我说，马帅自己一人飞沪见周，已经回到南京了。他们说：今天（9日）早上马帅自己开小汽车在马路上打转，心里想事情，徘徊犹豫一阵，就把汽车开到飞机场搭平素不肯坐的小飞机飞沪，降落到上海军用飞机场上，派人把周请来见面。这是司徒告诉我的情形。马到沪访周一事，事后周恩来也告诉了我。本来我想在9日下午赴沪，却没有走成，曾跟王世杰见一次面。第二天是“双十节”，我才独自离京赴沪，11日见到周，周把他与马见面的情形告诉我。周说：“马帅见我，我就质问他，在同一句话里，为什么你给司徒转我的备忘录中所用的字是to carry out（实行），而你对外发表的公报却用的是to discuss（讨论）呢？马答复我说：‘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一样的。’我说：‘任何一个懂英文的人，谁能说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呢？’我大吵，马也大吵；我生气，马也生气。彼此感情伤到家了。马说：‘你们不信任我，我就马上回国。’我说：‘我批评的是你的措辞，不是批评你的整个工作。’我听到马帅要回国的话，感到严重，才把话说得和缓一些。后来，我们二人虽都平静下来，却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论。马歇尔只好郁郁回京。”——这件事情的曲折细节恐怕别人是不知道的。

　　在这以前，我心中有一个打算（曾告诉过王世杰，新闻记者浦熙修也知道）：由于我看当时共产党要求最切的是停战和国民党要求最切的是各党派都来参加国民大会这一形势，所以我想提出如下的主张：国民党宣布停战，共产党提出国大名单，这样就可以关闭和平破裂之门。因为所谓国民大会并不是民选的大会而等于各党派综合性的大会，如果有些党派不来参加，大会是开不成功的。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会期应由改组后的政府决定，国民党却横行霸道，片面决定“五五”召开，后来（10月11日）又决定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召开。当时共产党曾用书面否认，认为不合政协决议；我也曾对邵力子提出抗议，认为这种片面决定是不合法的。10月11日距离11月12日只有一个月光景，会期逼近，还有国民党代表的名单、在野各党派名单都没有提出，所以大会眼看无法召开。国民党迫切希望如期召开，迫切希望各方面大家都来，否则就是国民党的一大失败。这时，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假如大会如期开成，岂不是在政治上的又一大胜利。我看准了国共两党的迫切要求，就提出我的主张。我与王世杰谈，王认为很有意思；我与周恩来谈，周认为太险，所以没正式提出。11日我在上海奔走，各方面都还有入京之意。我11日夜车由上海回南京，12日早晨到达南京。没晓得就在11日这一天的下午，局面完全变了，我的想法完全用不上了。我一下火车，就在车站看报纸，知道国民党军队进了张家口。盖中共军虽在怀来打胜仗，却没有防住傅作义军队从后面来袭。南京收到这胜利的电报，高兴万分，跟着就下了国民大会的召集令（以前只是宣布会期，尚未下召集令）。我知道一切完了，绝望了。我回到蓝家庄未出门，没有去美大使馆。在晚饭时，美大使馆打电话问我回来没有。我答说：已经回来，不想去大使馆了。大使馆说马歇尔和董必武都在大使馆，希望我去，我就去了。当时美大使馆正举行对北平军调部美方军官饶伯森（后来称罗伯逊）的授勋礼，马歇尔及国共代表都参加，是中国人对饶伯森奔忙好几个月的一种谢意的表示。但我走入时，他们已散会。我只见到司徒，我告诉他说：“现在的事仿佛是挽救一个垂危的病人，以前或许有一线希望，现在已经断气，实在毫无办法。”他们都还不相信我的话似的，都表示还要我想办法转圜。13日吴铁城请吃饭，对各党派表示好意，应付场面，我也去了，但表示和谈已绝望。13、14、15这几天，司徒再三邀我谈话，希望我出来奔走。我开头说没有办法，后来我提出两个原则：第一，从10月9日马歇尔与周恩来闹僵后，美方已失去调人作用，现在只有由国内第三方面来出面奔走，希望美方和国方了解；第二，国内第三方面从中为力，美方还要顺着我们用力的方向一同用力；对政府方面由美方出面接头，对中共方面由我们负责接头。国内国外的第三方面一齐用力，事情或者还有希望。司徒表示完全同意。这时，国内第三方面举足轻重，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也是他政治上的大失败。我当时想抓住这一点来用力转圜国内局面。

　　这时，还有一段插曲。孙科10月初在上海派一个立法委员江苏人孙某先去访问张君劢于上海张家，说明孙科的内心密意，大意是孙科在国民党内部颇受排斥，感到孤立，现在与第三方面是站在同一立场，利于政协之成功，不愿政协之失败。政协如果失败，只有利于蒋介石一人，谁也没有地位，孙愿与第三方面一同用力，内外呼应，使政协成功。于是10月8日张君劢在范园请孙科吃饭，二人见面情形甚好。9日，第三方面九个人在交通银行谈一次，交换意见。10日孙科又设宴请大家，他谈得很好。商定三个步骤，先由孙科回京，再请第三方面回京，最后请周恩来回京。这是我到上海所了解的情况。后来局面既然大变，我认为第三方面和周恩来等人不会来京了。这时，国民党在军事方面既取得胜利，就图谋在政治上也取得胜利。它希望各方面都能来参加国民大会，特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人赴沪敦请大家到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请之下，且闻孙科作内应之讯，只有耐心勉强作最后一次的和谈。这样，大家于10月21日相偕入京。孙科、王世杰等人到飞机场欢迎，我也同去迎接。大家稍休息一下，一同去见蒋介石。蒋跟大家握手寒暄，表示欢迎，并说：“我等你们很久了，你们赶快商谈吧。政府方面由孙科作代表。我原定前两天去台湾，为了等你们，今天才能走。”说完他就走了。大家都不明白，你蒋介石把大家请了来，为什么你反而走开呢？平素什么事也得由你蒋介石决定，孙科怎么能代表你呢？大家心里很纳闷，但也不便问蒋。那天十二点钟，孙科在国际联谊社设宴欢迎大家，孙先致欢迎辞，我也即席说了一段话。我说：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毋宁是撤回延安之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了。分析失败原因，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借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应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它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它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它。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自此以后，果然调停的责任改由第三方面担负起来。这时，第三方面很有举足轻重之势，很可以作一下。我首先把无党无派的胡政之、青年党的李璜和民盟的张君劢抓住，团结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就可以形成很大的和平力量。他们三位先生经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我们还找司徒大使和马特使，要他们随时配合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我们的做法也很高兴。马歇尔说：我从前所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的力量。现在好了。他还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至于具体的步骤和做法是我们第三方面完全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先由第三方面到梅园新村听取共方的意见、要求和具体条件，然后到孙科家听取国方的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都弄明白后，第三方面就在交通银行楼上聚会，讨论出一个折衷解决的办法，作为第三方面的意见。然后向国共双方提出，听取他们各自的反响。于是，第三方面根据国共双方的反响，再开会讨论，务期得出一个十分稳妥的折中解决办法，俾最后提出时，两方都能接受。这必须尽量作到公平合理，而要作到公平合理，第一，必须不背信义，所有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必须统统算数才行。第二，涉及国共双方实际利害问题，必须衡情酌理，作到公平无偏。因按照原来的规定，国共双方驻军的位置，关内以1月13日为准，东北以6月7日为准。可是到了10月已经打得一塌糊涂，如再要他们各回原地，就有困难。如要国民党退出张家口，就很难做到。这时，只有采取衡情酌理、互相让步的办法来解决了。第三方面当时的立场就是如此，假如不讲信义，不公平，不合理，就不成其为第三方面了。

　　现在可以谈一谈各方面所提出的具体条件。

　　蒋介石于1946年10月16日夜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

　　……由司徒博士为中心之非正式五人会议应即召开，以协议改组国民政府。由马歇尔将军所主持之三人小组会议亦同时召开。此两会议均在下列谅解之下进行之：

　　一、依照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恢复交通办法，立即恢复交通（按此即6月7日休战经马、周、俞协议成功而蒋不即批准签字实施者）。

　　二、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各执行小组及北平之执行部内双方不能同意之争执，依照本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办法处理之（按此即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经共方分作四点先后让步而协议者）。

　　三、今年6月间所拟定之东北军队驻地（按此似为国方所拟定而并未取得协议之地点），应即定期实施。

　　四、华北华中之共军与国军暂住现地（按此指大打后国军新发展之形势，与停战时之位置不合），以待三人小组协议商决国军与共军之驻地分配及整军统编缩编诸事宜而达成全国军队统一之目的。

　　五、五人小组所成立之协议应即交由政协综合小组获得其协议（按此因五人小组原非正式的，必须补行政协的正式手续）。

　　六、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之（按此因苏北地方已被国军占领，不再成问题了）。

　　七、宪草审议委员会应即召开，商定宪法草案，送由政府提交国民大会作为讨论之基础。

　　八、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令停止军事冲突。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之名单。

　　蒋介石这个声明发表后，延安方面于18日发表两点声明：

　　第一，政府须承认恢复本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之原则。

　　第二，政府须承认政协所有协议，为一切政治商谈之原则。

　　这里所说的第一点，是得按停战及整军协定办理，所有国民党侵占的解放区都得退出来。按不背信义一原则来说，这原是对的，话应该这样说，用来否认国方在停战后的一切军事发展。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多不合政协原则，所以共方就提出一切要以政协为准这一点。而在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是这样），不肯退出它所攻占的地方，更多不合停战协定，所以共方就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这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都不算数，而另行按照前面所说到的那两个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的解决。这两个原则，具体地说，就是这样：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这原是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的八点里，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云云，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1月13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的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1月13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6月7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所以第一条即是折中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括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所以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都是根据后一原则而来的；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的。这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妥当，经过很多次商谈才得出来。在我们向国共双方提出时，听双方反响虽都表示不满意，也不过各自强调他们的要求而已，原无更好的办法能使双方都表满意。这三条办法的唯一缺点，是对某些争执没有作出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而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其间驻军地点尤为双方所力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和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黄先生过去也到过东北各地，对东北情况也很知道。就在我们三个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罪过得很，这些地点各在哪里，当时我都未搞清楚）三个地方可以作为东北共军的驻地。我们都自以为这办法对于国共双方心理要求，都已照顾到了。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的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有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的政权，以求全线行政的统一。只带警察而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我们满以为这种安排是出于一种大公至正的心怀呢！当把我们三个人的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都认为要得。这样，就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之中。谁晓得失败就失败在这里。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在制成这一折中方案之后，分别找国共两方代表，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的要求，说出许多批评指摘和反对拒绝的话来。尤其在他们所争执的地方，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的事情，然后我们第三方面再把方案重行订正一过，再拿出来，就比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在方案订正后，再一度征求两方意见，我们自己据以再研究订正，然后作出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那么，这个方案的妥当性就更高，更不易失败了。然而我们竟没有这样慎重将事，匆匆忙忙制定方案，匆匆忙忙送出去，轻于一掷，只有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的样子。第二是除我一人而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家住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都难在南京久停。28日这一天，张君劢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也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因该党在沪开会，也非马上走不可。胡政之更先一日去沪。第三是28日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王葆真对我们说：政府内定要打下去，东北局面远不能满足蒋的要求，国大决定开会，制宪行宪合并进行，10月初旬在沪与民盟、中共有所勾结的孙科已被蒋收买，要作副总统。当时，各省国大代表纷纷到京，看见国共双方不能取得协议，归咎于第三方面帮助共产党，马叙伦等多人就挨了打。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拿下安东，我们早有政府和谈是一骗局之感。等到我们听了王葆真的话，大家的心里更是动摇了。我们信以为真，谁也不耐烦再找国共两方代表征询意见，好歹就是它了，行不行就是它了。我处在这种环境里，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我当时也跟着众人走，不曾有何异议，即使有异议，也无人理踩，谁也不听话了。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歇尔，政府一份推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去，中共一份推莫德惠、李璜和我三入送去。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恩来，把文件交他，并声明这是最后的折中方案，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说了两句，周脸色骤变，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周态度愤激，泪落声嘶。他用力摔门而出，取出一份电报（这是报告党中央说明25日黄任之与周相约，今后中共、民盟如有新的打算要互相通知关照）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在事先关照？”我想起前约，自觉理短，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周流眼泪，莫德惠也跟着流泪。我那时真是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幸而李璜说：“不要紧，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还愁着第三方面全体同人签过名的文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李璜说，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上车把黄炎培、章伯钧和罗隆基三位找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忙奔向孙科家，看见车马盈门，许多人喧喧嚷嚷往外走，政府人士已经对方案开会商讨过了。莫德惠赶着走进去，看见孙科、王世杰和陈诚还在那里，陈诚正拿根手杖在一张大地图上指划。陈诚一见莫德惠便说：“你们把这样好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了，你们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我不能接受。”莫德惠赶紧说：“你们认为不行吗？还是可以商量的。”黄炎培看见原文件还放在桌上，便拿下来交给罗隆基说：“好！既然不恰当，我们再去商量。”原件就这样取了回来。送给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阅，也取了回来。各件都请周过目，声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也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不已。因为青年党已经偏附政府，如果他执意不肯收回原件，弄成僵局，那我们这些第三方面的同人才真难处呢！

　　周恩来对这个折中方案究竟不满意什么，我始终也没有问过他，他当时也没有说清楚。事后回味周当时断断续续所说的话，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既然规定了关外的驻地，关内驻地也应规定下来；再则既然规定了共军驻地，国军驻地也应该一同规定下来，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要知道不规定国军驻地，它就可以随便调动，威胁共方；还有关内关外是互相牵连的，关外规定驻地，关内就再无法交换了。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受共方二十个县，于共方大不利。这是因为国方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的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比较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有料想到。

　　这样，事情算是没有闹大，但是事情也就完了，第三方面调人的作用完全失掉了。蒋介石27日由台湾飞回上海，28日由上海回南京，29日约第三方面人士谈话。那天上午九时，莫德惠、缪云台、黄炎培等人去见蒋，蒋对他们说：“你们的折中方案已经拟好送出，因为共产党不答应，你们又收回去了？这样也好，不然我也不能接受。”

　　经过这一次曲折，我知道我自己的不行，就下了决心走开。起初大家还不让我走，后来，在我的坚持下，大家就都同意我走开了。

　　现在再说一段话。前边说到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人士在21日由沪到京，蒋介石接见大家后就赴台湾。当时大家都很纳闷，都问：大家来，蒋为什么走了？到25日国方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介石所以要走开，完全是为了躲避大家质问他，“你请来大家进行和谈，为什么又要打安东？”当25日我们把蒋军拿下安东的消息告诉周恩来的时候，周正喝茶，把茶杯一摔，说：“从此以后，再不谈了，我们要回延安了。蒋介石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是不怕压的，共产党是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如果怕压，当初就没有这回事了。”

　　这就是我参加1946年和谈的大概情形。

　　（李渊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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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长子，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我和他很熟悉，多次见面，他还请我在他家吃过饭。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和谈时，我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同孙科接触很多。

　　国共两党谈判中，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代表有张群、邵力子等，军事方面的代表是张治中先生。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以周恩来为首，还有陆定一、王若飞、李维汉等同志。民盟方面的代表共九个人，有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张君劢，还有我等。大家推我为秘书长，实际上我是民盟的首席代表。当时，各方派出的代表人数有多有少，但是不论各方代表多少，只有一个表决权。

　　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但是他在谈判中有私心，他不是站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上进行谈判，而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他有什么私心呢？说起来是一个很可笑的私心，这就是他想夺国民党的大权，出卖蒋介石。怎么一个夺法呢？在制定宪法草案时，他想搞成一个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法规定，英王是国家元首，但是是无权的；首相是政府首脑，掌握实权。英国宪法还规定，立法权在众议院，内阁由众议院产生，内阁是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内阁阁员不放弃众议院议员的身份。众议院对内阁不信任，可以推翻内阁；内阁可以解散众议院，诉之于民意，举行大选。孙科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要完全套英国宪法，想把蒋介石摆在英王的地位——无权的地位，他当首相，掌握实权。

　　完全照搬英国宪法，不是孙科的发明，是张君劢的发明。张君劢设计的方案，表面上是孙中山先生的五院制，设立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实际上内容不同了，把立法院搞成英国的众议院、行政院，形成英国式内阁。总统相当英国女王，行政院长相当英国首相。

　　张君劢这个套英国宪法的策划，得到孙科的支持。孙科私下安排，他将来是行政院长，当英国式的首相或日本式的首相，把蒋介石推尊为大总统，实际上是英王。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这种宪政符合西方式政治，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完全同意，因为中共方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一党制。参加政协的绝大多数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都认为就像欧美这个样子吧，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行，行不通，也要不得。民盟方面，不仅民盟方面，参加和谈的所有人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认识。为什么说行不通，要不得呢？欧美式的宪政，是多党制，至少两党，互相承认，互相竞争，你上我下，我上你下，不是一党独霸的政治局面。我认为这不合中国的需要，绝对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太落后，特别是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方面，大大落后于欧美，急切需要的是搞物质建设，搞经济建设，搞生产，加快速度，急起直追欧美。物质方面的这个不足，不补上不行，否则中国始终是一个软弱的国家。这个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执行一个长期连续不变的方针政策。像英美那样，你上我下，我上你下，倒来倒去，政策变来变去，在中国不行。那种做法是没有眼光的，可以说是不懂事的。这些话当时在两党和谈时没有说，因为大家都不会听得进去。后来，我去延安说了。

　　国民党代表团中，邵力子先生为人厚道，张群是蒋介石的人。孙科是首席代表，邵力子、张群当时没办法，拗不过孙科。他们就把协议送给蒋介石，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想让蒋介石看了不同意，加以反对。但是，那时蒋介石目空一切，根本看不起政协，没把政协放在眼里，政协通过的协议，他根本不看。蒋介石不看，不阻止，正合孙科的意。孙科就按他的办法进行。

　　政协就要闭幕了，蒋介石才看文件，一看不对了，就把邵力子找去。国民党里的亲蒋派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说我们党完了，被孙科出卖了。蒋介石安抚说：“我自有道理！”孙科这个人糊涂，蒋介石哪里会受他的骗。

　　孙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蒋介石一出面，下面的人一闹，他没法儿了，就拉着邵力子去见周恩来。他哀求说，通过的协议要改，不改不得了。周恩来对张君劢说：“看来要改！”因为当时是政治协商，一切协议都要各方一致同意才算通过，有一方不同意便行不通。张君劢说：“国共两党为主，我们没有什么，你看着办。”后来，把宪法草案十二条大大地修改了。修改的地方有：

　　一、取消立法院不信任投票可以推倒行政院的条文。

　　二、把各省得制定省宪的规定，改为各省得制定自治法规。中共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各省得制定省宪，这是中共方面的意见。因为当时中共方面认为，中共要夺取全国政权不容易，但是可以夺得几个省。省可以制宪，中共就可以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制定在自己夺取的省的省宪中。

　　三、修改了关于国民大会的一些规定。张君劢原来的办法是，通过公民投票的办法，公民行使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四权，不必召开有形的国民大会。他这个办法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人民有四权，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行使四权。修改后规定，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产生国家行政人员。

　　还有一些地方也作了改动，记不清了。

　　1946年1月31日，政协闭幕了。闭幕那天，蒋介石出席了，五项协议正式签字。闭幕以后，蒋介石还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代表。

　　在政协闭幕以前，周恩来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来看望我们。他对我们说：“看现在的情况，买卖可以成交了。”意思是说，同国民党的协议可以达成了。我们表示，主要是国共两大党，国共两党认为可以成交，就可没有问题了。

　　当时，周恩来准备离重庆回延安汇报。从延安返重庆后，参加闭幕式，在协议上签字。这天，我交给周恩来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我让他把信带给毛泽东。周没有看信，把信装进大衣口袋里。我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看样子政治协商完成了，取得了协议。会议成功了，要组织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筹备下，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建设国家。我说，我不参加联合政府，我要站在政府之外，发表我的言论。我认为，根据协议搞的宪法草案在中国行不通。我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同意，都听不进去，所以我表示，要到延安去，同中共领导人面谈，阐述我的见解。

　　就在这年的3月间，我到延安去了。我对毛泽东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方案，组织政府，制定宪法等这一套，顶多一年，再多两年，甚至三年，最终是行不通的，非另走路不可。我对毛泽东说，不要只是我们两个人谈，请你邀请中共方面十个要人一起来谈。第二天，毛泽东请来了十个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都参加了。我向大家谈了我的看法，我说，政协的结论，按外国宪法一套在中国行不通，不合中国的需要。我也谈了前面说过的，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要不得的道理。大家都认真地听，没有人插话。毛泽东听得也很认真，不过他不是老坐着，经常是一边走一边听。任弼时听出我说的意思，他说：“你是说蒋介石下台或蒋介石死以后吗？”我点点头。当时，蒋介石兵多装备好，掌握着全国政权，又有美国支持，谁也没有料到蒋介石那么快就会被赶出大陆。在那时看，蒋介石不死，不倒，最多是南北朝的局面，不可能出现旁的局面。

　　再说孙科，孙科在政协时搞了一个小阴谋，想当中国的首相，没有当成。还都以后，即首都由重庆迁回南京以后，孙科当了立法院院长。孙科经常住在上海。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委员，名叫孙书元，江苏人，也住在上海。我们民盟的许多人也常住上海。孙科派孙书元去见张君劢，孙书元对张君劢说：“孙先生让我对你们讲，他同你们实在是一个立场。”所谓一个立场，就是说都不满意蒋介石的政治独裁，可以里应外合，他（孙科）在里面，我们在外面，一块抵制蒋介石。这时，民主党派方面有不少人相信孙科里应外合的话。

　　不久，我们得到一个消息，给我们透露这个消息的是王葆真，王是河北保定人，后来活了九十八岁，是老国民党党员。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相信孙科，他已被蒋介石收买了，蒋介石把副总统许给了孙科，孙科不需要你们了。我们一了解，果然是这样，蒋介石推选孙科当副总统。后来，只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孙科没有当成副总统，当了一个短时期的行政院院长。

　　（许九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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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

　　李闻案发生的背景——要求共同调查——赴昆明调查——如此“公审”——阻挠与封锁——报告调查结果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教授在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又被特务杀害身死。李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副主席。闻也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云南省支部常委暨宣传部主任。民盟中央这两位重要成员接连死于政治谋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很大震动，对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击。

　　李闻案发生的背景

　　李闻两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发生在1946年7月间不是偶然的。这一年1月底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签字墨迹未干，国民党先要修改已共同通过的宪法草案，随后又在东北停战问题、美方最后决定权等问题上，要求中共方面作出让步。6月30日东北停战期限已满，谈判濒临破裂边缘，7月初国民党要求接管苏北政权，遭中共拒绝，于是蒋介石对在此之前所达成的三个协议也拒不签字，并于7月1日发布可战可和的文告，7月12日更下令开火大打。国内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国民党特务系统不会不清楚，也不会不有所动作，于是他们就对要求民主、要求团结、反对内战的民盟下毒手了。而他们下毒手的地点选在昆明，又与当时云南的特殊情况有关。本来蒋介石借抗战之机，对与他分庭抗礼的许多地方势力，先后一一剪除，唯独云南有些特殊，八年抗战期间省政一直掌握在龙云手中，因此在云南蒋介石的势力的渗透始终受到一定抵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活动也受到一些约束。再加上在反蒋这一点上，龙云与民主力量是一致的，因而西南联大等校师生的民主活动最为活跃，民盟的组织发展也较快，可是抗战胜利后两个月，1945年10月蒋介石借留在云南最后一部滇军开赴越南受降的时机，攫取了云南省政大权，将龙云“请”到南京去担任军事参议院议长，改由李宗黄为省主席，从此云南完全置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早已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的昆明民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就难逃他们魔掌了。

　　要求共同调查

　　暗杀事件发生时，我驻南京民盟总部，担任民盟秘书长，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国共和谈最紧的时候。李公朴被害的消息于12日传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许多负责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个人身份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公朴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正凶没捕到，好象无法证实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统治。”不料四天之后，闻一多又被杀害。18日我又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它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又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象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宣读完这个书面谈话之后，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的卑鄙凶狠的行径的愤恨，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7月20日，民盟参加重庆政协的代表七人（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和我）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交国民党参加政协的代表转蒋介石。抗议书揭露和抗议国民党政府“不准许人民有其合法的政治自由”，“不负责保障一切政党公开合法存在”等，并提出处理昆明惨案的六项要求。除了要撤惩昆明当地“治安长官”，抚恤死者家属，保护进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的潘光旦、费孝通、楚图南等民盟成员和民主人士的安全，还要求国民党派人与民盟所委派的人赴昆明共同调查李闻被谋杀案的真相。

　　赴昆明调查

　　国民党作贼心虚，自始至终不肯同意派人与民盟共同进行调查。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助工作”。民盟本打算派罗隆基去，后来传言说罗不能去，去将死在昆明。后来决定由我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一同去调查此案。

　　8月3日我们二人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6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记得他们当中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顾的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等。此外参加“查办”此案的还有已在昆明的云南主席卢汉、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

　　我们到昆明后立即约见他们，但他们故意拖延，屡次推拖，改动会见日期，使我们无法及时开展工作，至8月9日才见到他们。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因为李闻案是一政治性谋杀案，普通法庭是审理不了的。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审理的情况下，我们又要求不要急于定案。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我们，有冷欣和张镇等作陪。此时顾祝同告我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我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

　　如此“公审”

　　增加冯素陶“观审”得不到同意，只有我与周新民二人去参加15日的“公审”。“公审”时到的只有被邀的不过二十余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记者只二人，且均为国民党中央社的。《大公报》派来昆明的记者申请参加，也无理地被拒绝。“公审”时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杀闻一多的两名凶犯，名汤时亮和李文山，据说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两名中下级军官。真正的凶手是不是他们？谁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将闻一多被杀时受伤的他的儿子闻立鹤用担架送来法庭，以便辨认凶手和作证。但直到“公审”收场后，参谋长冷欣才要张寿贤秘书转告我们说，军法处去医院，院方出具证明，认为闻立鹤“伤势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作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他，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

　　“观审”毕，我即致函顾祝同，说明我们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始终不曾给我们。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饭罢入另室谈话，我问：15日“公审”一天，好象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对我说：我也还作不得主。

　　阻挠与封锁

　　来“查办”的官员在上面对我们采取冷淡的态度，有的更以“强硬”态度对待我们，例如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其恶劣的神态和谈话，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同时，国民党在下面又采取种种办法，阻挠我们调查，对我们进行封锁。

　　本来早在李闻案发生之前国民党特务即散布谣言，制造打击民主力量的借口，空气已十分紧张。张贴在街头的反动刊物和壁报说，民主党派要与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暴动”，夺取被国民党由龙云手中收去的政权，说“李闻加入了共产党”，“闻一多组织了暗杀团”，种种胡言乱语。在这种情况下，6月底民盟组织不得不多次举行招待会，说明我们的主旨是“和平建国，民主团结”，说明民盟为非暴力革命团体，从来反对暗杀暴动。

　　待7月11日和15日李闻两位被暗杀后，昆明的空气更加紧张。潘光旦、楚图南、费孝通等各位不得不住进美国驻昆明领事馆。象这样人人自危的状况，当然使我们不便或无法与许多调查对象接触。我们到昆明后，即住在商务酒店，店里此时早已先住进了许多“客人”，我们的出访，或有人来访，一举一动，当然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一天我在酒店中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孙福熙君。孙是著名作家孙伏园（福元）的兄弟。孙福熙曾为中国旅行社编辑过旅行杂志，而这家商务酒店正是由中国旅行社经营的，因此他也住在酒店内。彼此早相识，见面怎能不打招呼？两人互致问候，寒喧几句，也就分手了。谁知竟被特务注意。据孙事后对我说，在我们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问他：你与梁某人是什么关系？你向他说了些什么？孙万没有料到在大厅广众之中，这样一般的交往，也要受到如此盘查，赶忙解释说：梁某人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书，他是先生，我是学生，只是师生关系，彼此多年不见，这是偶然相遇云云。我还记得，当时缪云台先生正在昆明，他是重庆政协会议的社会贤达代表，我本想借此机会彼此见见面。这本是与调查无关的活动，但也未能实现，后来缪云台先生派了某纱厂经理来见我，说“有事”不能来。象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

　　报告调查结果

　　李闻案的调查在国民党的阻挠下再也不能进行下去，而“公审”是否继续进行又无期，22日我们即由昆明飞返南京了。

　　8月25日我在上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我说：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一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它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象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在这报告中，我还作了三个预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为闻案推不脱，才说是警备司令部军官干的，但是出于“一时气愤”，李案不好再说是特务出于同样原因干的。二、闻案不会再审了，也不会正式宣判。三、两个凶手在执行死刑时，定有两个替死鬼。

　　此案的了结与这些估计大体不差。

　　后来我们将调查经过与所得写成《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印发各界，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要求取消特务机关。有关调查的种种情况，可以找此书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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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

　　马歇尔之失败——第三方面负起调停责任——我的失败

　　过去和谈之卒于无成，我自觉亦负有一份责任，那便是指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28日之事。三十六年《再生杂志》张君劢先生文中曾以此责怪中共不要和平；而最近香港中共之报纸则又以此说我出卖朋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早曾答应储安平先生在其“观察丛书”中写一本《八年努力无功录》，把我前后努力于国内团结和平之失败经过叙出。第以无暇执笔，迟迟未就。现在仍然不空，只能将这末后一幕先记出。

　　为要说明这末后一幕，便不能不稍稍追叙其以前之事。为要说出我的失败，先要说出马歇尔的失败。因为当初居间最有力之调人，原是代表国际之马特使，而非国内之所谓第三方面。末后第三方面之居然见重于人，盖一则国大将要开会，两方面皆要争取第三方面；二则美方见恶于中共太深，马歇尔失去了调人作用，而转移到第三方面。三十五年10月间的形势，第三方面真负担着责任，而后在我乃有此负疚之可言。凡此背景必先说明白才行。

　　一、马歇尔之失败

　　于是就要说到马歇尔。按美方之见恶于中共，乃后来之事（美方悍然助国反共亦后来之事）。马使之来华，原为当时国人所同欢迎，固不须说。特别是在三十四年12月到三十五年3月初旬那一段，马歇尔、周恩来之间，为了磋商如何停战，磋商整军方案，朝夕接触，彼此感情关系非常好。周之倾服于马，我直接听到，马之倾服于周，我亦间接听到。马之在周眼中开始变得不大好，是从其4月中旬第二度来华以后。我之与马稍有接触，却在6月以后；那恰是他们变得不大好之时。在我们的接触中，发现马氏对中国和平之要求极其诚挚，颇受其感动。所以我曾向周劝说，不止一次。虽则后来我亦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而马使之所为似不能不决定于其国家立场；乃至我承认马本人亦许犯有严重之过错。但马与蒋截然两事。外间都以为马与蒋合起来压迫中共者，殊不尽然。蒋最初对马很听话，后来则马深为蒋之所苦。周与马，或说共方与美方，感情关系愈来愈坏，到“双十节”前一日达于最高，其间盖多误会之处。

　　马使极想完成其和平使命，而蒋则一意压迫中共，过分刁难，使和平不得成功。其间不一致之事例极多。例如5月中旬政府军打下四平街，收复长春，马要求停战，蒋即不听。6月7日以后国共谈判，马使居其间，曾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说好，把恢复交通之协议先签字先实施，借从事实上增进其两方相互间之信用，俾使第二个问题易得协议。得到了协议，马上就实施，则第三个问题之协议，必更容易。这是马使想要把不相信不相谅之两方，渐渐变得相信相谅之一种办法，甚具苦心。而蒋偏偏不准行，非所有问题都协议了，不准签字。到6月30日再度休战期满，虽未全部协议，亦差不多，马使亟求签字，而蒋卒不肯签字。7月14日蒋飞庐山，实为开打。马极不愿其行，而未能劝止。18日马一上庐山，京中曾传马使上山将接蒋主席还京，见当日《新民晚报》，即此种消息之一点透露。其后凡九上庐山，不为不辛苦。前所说马深为蒋所苦者，此特其易见之一斑，华盛顿原预备以魏德迈为驻华大使，而马使则举荐司徒雷登以易之。盖因6月间司徒到京与马谈得甚好，与周亦谈得颇洽。所以马特引司徒为助，好帮忙他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却不料司徒自北平飞南京就职之前一日，蒋已飞去庐山，专打不谈，久久不归。竟使司徒大使一点都无从施展。这又是马之苦心，为蒋所破坏之一端。像这样看来，马不算很不好，而七七纪念日，延安一篇宣言，却破口大骂美方。——当然马亦包括在内。我总以为太过。

　　最使周生气，而我亦因之对美方甚抱不平的一件事，是国方正在打共方，美方不能阻止还则罢了，竟于此时把大批军事剩余物资出卖（与赠送差不多）给国民党政府。这是8月底之事。8月间我为李、闻案大部分耽搁在昆明，没有在南京。28日回京，次日周来看我。向我谈他已同意司徒所提议之“五人会”，同时却抗议美方不得以剩余物资卖给政府。他说看情形，可望延缓。乃不料隔一天，9月1日周飞上海，在降落机场上遇着齐兰将军给他出卖物资来签字的代表送行，说是已经签了字。周之到上海，原为不放心此事而来，没料想已经来迟。当时目瞪口呆，真是非常生气。其后他不愿开司徒提议之“五人会”，与此不无关系。本来此时打得正凶，要紧是停战；而“五人会”却只谈政治问题，不涉及军事。共方一向主张无条件停战，而蒋则必要中共接受他的五个条件才停战。所以周问司徒与马：“五人会”之政治问题谈好了，是否五条件即可不提？司徒与马皆答，怕蒋还是要提。周即说“五人会”明明是无用，不如开“三人会”——三人会是军事性的，是早有而久不开的。此时共方要开“三人会”，不要开“五人会”；国方则只说开“五人会”，不说开“三人会”。马帅乃折中两会同时开。共方同意了，蒋无词拒绝，却迟迟不说哪天开。周在上海屡派王炳南致意马、司，说他等候开会；马、司亦一再敦促蒋。等到蒋答应开会了，马、司正准备发通知。通知未发出，而蒋又变卦。这是因9月下旬国军大举进攻张家口，周于月杪从上海送紧急备忘录请马使转政府停止进攻。否则即认为和平全面破裂，一切责任应由国方负之。10月1日蒋收阅备忘录大怒，随于2日发表两点声明，一关系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一关系驻军地点问题。必要共方同意解决了，乃可停止进攻。嘱马使速转给周。马收到后，立即通电话于蒋，要去见他。盖其意仍愿邀周入京开会，而不愿以此转周，拟原件退回蒋。蒋亦预知其意，特避不见面。2日未得见，3日未得见，4日仍未得见。当然马不便稽留此文件，只有转周了。5日蒋、马才见面。马要求停攻张家口，蒋不允。6日清晨马、司二人偕见蒋，再力争停攻张家口，陈诚等亦同在座。自晨至午，相持不决。据马本人事后向我说，那是他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费力气之大争执。过午乃出蒋邸，只得了停攻十天之结果。十天内要把那两点商量好，才可真停战不打。马、司出来，赶紧办文送上海通知周。7日周收阅，亦大怒起来。即刻复文拒绝，并说马阴助国方，无意和平。8日马收阅复文，又惊讶，又气恼。据当日与马会见之董必武、王炳南两位晚间来看我叙说之情形，马真是气得不得了，两手颤抖，顿足大吼不已。次日（9日）一早，他自己便跑去上海寻周见面。

　　原来周在上海已略闻蒋二日提出之两点，马拟予退回而未果之事。所以他只嘱王炳南见马，口头表示共方不能同意那两点，未用书面正式声明。但周所要之无条件停战，马在蒋方，却根本无法替他做到。替他向蒋索讨十天休战，已费了大气力。在马以为十天内，不难将那两点谈妥，自然就可永久停战；虽不足满周之意，究竟亦算寻得一点办法。然周却不是如此想。周意：那两点根本不能谈的，你却限我十天谈妥它？岂非助蒋压逼我？同时，周恰又收得前方战报，共方在怀来地方大挫进攻张家口之国军。休战十日便予国军一喘息机会，而大不利于共方。他认为十天休战必蒋之自愿，初不知为马、司力争而得。所以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马得覆，亦出他意料之外：怎么我出力替你讨来十天休战，你还不要？我好意帮你忙，怎么倒说我帮助他？——彼此互不谅解，各自大怒不止。

　　误会尚不止此。8日马得周覆后，即同司徒有一联合声明发表。其中叙说到休战十天，在十天内要谈（to discuss）那两点。但前一日（7日）周所收得之文件内，在此处却是to carry out字样，而非to discuss。周看了声明之文字与给他的原文不符，正在生气。他认为马对他用较硬性的字，不该向外发表却换了较松活的字。似是有意显示周之拒绝不近情。所以9日一早，马使独自一人秘密飞沪寻周见面。本是来质问周。而一见面，周却迎头先质问马：为何向外声明用字不同？马说：to carry out就是to discuss并无不同。周说，你去问问任何通英文的人，谁可以承认这两个字义之相同？两人各怀气愤，大吵不已，情绪极坏。末后马说：我早对你说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你可明说，我马上就回国。今天从你的谈话中，我已经证知你们是不相信我了。周闻言，感觉到情形严重，乃云：我今天只是论你的文件，并不是论你的全部工作。临分手时，语言上虽归于缓和，感情上却伤透了。马帅当日下午悒悒返京，外间鲜有知其事者。

　　我何以能知道这些呢？因周氏滞沪久不回南京，京沪文件一往一返，首尾辄须三天工夫。不独耗时费事，且隔阂误会，大局前途可危。我屡次商请董必武先生促周回来。最后我愿自己赴沪劝驾。7日以此意告知司徒大使。司徒极赞成，并愿派傅泾波陪我去，派飞机送我去。8日晚，董、王二位以马使得周覆气急颤抖之事告我，我说这都是京沪两地分隔的不好，我决于明日赴沪迎周。董亦十分赞成。9日一早我访司徒，约傅同行。他们却推说午后起程。午后马由沪返京，他们才以马访周之事告我。我表示我还是要去。他们不预备再派傅同往。却盼我能劝周及第三方面同人来京。如其能来，必立派傅率飞机迎接。次日“双十节”我一人乘火车赴沪，晤周，周以其事告我也。

　　二、第三方面负起调停责任

　　上面我叙述这些，以见马帅司徒到此时无法再负调人之任；亦以见许多事败坏于粗心与多疑之中。整个大局之恶化，乃是许多小事积成，愈来愈变得恶化了；非自始即然也。

　　以下再说国大开会问题。

　　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为政治协商五大事项之一，名为国民大会，实则仍不外一党派间之会。盖因国民党坚持其战前选举之有效，所以国大代表名额由各党派协商瓜分，并不取决于民选。既不尊重选民意志，则各党派义当互相尊重。依照协议，召开原是由各党共同召开，即由改组后之联合政府召开之，非任何一党所能独自办理。乃国民党不顾协议，一再独自决定开会日期而布告之。11月12日之会期，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期。在国民党自愿其发号施令之有效，深盼各方如期参加。在各方则因会期究非大问题；大问题且争不胜争，小问题可牵就亦即牵就。除中共有书面抗议外，民盟只口头抗议，其余无人说话。临到“双十节”，转瞬即将开会，各方俱未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不参加之可能均有。在国方，生怕大家不来。大家不来，则他在政治上即是大失败，对内对外都将站不住。在共方则生怕各方去参加，把他落下，形成其政治上之孤立，亦是一大失败。由于这种情势，国共以外之第三方面乃举足轻重，而为两方所亟欲争取。

　　于是调人之任，不期而由国际之马歇尔转移到国内之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方面包含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社会贤达是散的，青年党太小，主要当然是民盟。而民盟秘书长适由我任之。我看到此形势之转移，即起而迎接此责任。

　　先是我因见国方之亟欲共方同意参加国大，共方则亟欲国方同意立即停战。曾拟在“双十”国庆日，把停战令与国大召集令，同时颁布。先关闭不和之门，其余争执随后协商解决，周以其事太险，不表同意。而局面变化太快，事实上亦已来不及。“双十”后一日，我在上海只商妥第三方面同人陪周还京，由我通知美方派机迎接。岂料这天下午国军便攻入张家口。并且国方一高兴，同时宣布了国大如期召开。我从上海搭夜车回京，还一点不晓得。天明下车看报，局面全变。知事无可为，即不去通知美方。晚饭时，美大使馆电话来问我回京否，我答早晨即已回来。问：何不来谈？我答：今无可谈。又强邀不已；且云马歇尔、董必武皆在相候（按：是日为饶伯森回国，行赠勋礼，故马、董皆在）。饭后去美使馆，我告司徒说，以前好比一病人临危，尚可勉为施救；今则已经断气，谁还有办法？他们皆不甚相信。

　　次日（13）司徒又专诚约谈，向我讨寻办法。如是者频有接触。我始而皆以无办法答之。后来我提出两原则：

　　一、美方已失调人作用；今后调人只可由国内第三方面担任。此点在美方及国方均应了解。

　　二、第三方面虽出头，而美方仍须配合尽力。我们彼此保持联络，随时洽商，共同进行，遇事要对国方说话者，即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者，即由民盟去说。

　　司徒、马帅对此完全同意。只是尚待有具体办法及机会以求实现此原则。

　　此时国方军事上全胜之余，不想旁的，只想政治上得各方来参加国大，参加政府，以凑成其统一。所以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再三奔走上海，劝请周恩来及第三方面共同入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迫之下，只有耐心勉为最后之一谈。遂有10月21日大家相偕入京之事。

　　就在大家来京这天，而蒋主席却走开了。——他去台湾游览。由孙科宴请全体同人（政府八代表在内），表示欢迎。我在席间起立发言，大意如下：

　　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勿宁是撤回延安之一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分析失败原因，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借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要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他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他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他。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载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自此以后，果然调人之任改由第三方面担当。第三方面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其办法便是第三方面先到梅园新村共方代表所在地，向共方询取其对当前之意见及具体条件。询问明白之后，再约期与政府代表在孙科家聚会，听取国方之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皆弄明白，而后第三方面借交通银行楼上自己开会讨论。讨论出一折中解决之道，作为第三方面之意见，再到梅园向共方提出商量，听取共方反响如何。共方之意既得，再到孙科家会晤政府代表，以第三方面意见告之，而听取反响。如是两方反响收集后，又在交通银行自己开会讨论。务期有更稳妥之一折中解决，俾最后提出时，两方皆能接受。如其竟有一方固执不肯接受者，那势将为国人所共弃。第三方面就以参加国大或不参加国大对付之。

　　此时最要紧者，自是第三方面之团结一致。所以我特就第三方面所包含之三方（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各寻取一要角，设法让张君劢、李璜、胡政之三位拉紧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亦就差不多。三位先生经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再就是与马使取得配合，要他随时同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此亦极高兴。他说：我从前所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力量。现在好了。他并且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

　　三、我的失败

　　我从二十八年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三十年改组民主同盟以来，一心要把国共以外者联结为一力量，以推动国共合作建国。到得此时算是机会最好。乃不料竟然失败在我自己手里，辜负了自家多年心愿。我说负疚，是对国家大局负疚，是对自己负疚，却并非单对不起任何一方朋友。

　　怎样失败的呢？

　　正在我们奔走两方，进行和谈之际，25日忽传国军在东北攻下共方之安东。本来你攻下他的张家口，共方已经不肯和谈。好不容易，劝请得来谈了，你又攻下他的安东；试问这是何意？大家这才明白，蒋飞台湾，正是避人向其质问。记得当日晚间，我同黄炎培先生及其他几位民盟朋友在梅园，以此讯息告周。周颜色立变，即不肯再谈。经我们再三苦劝。黄先生并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绝不骤然单独行动。周先生始首肯。和谈乃幸未中断。

　　这里要一叙两方之具体条件。在国方，即是16日政府声明之八点（参看当时报纸，此不全录）。而共方则于18日声明两点以对之。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等），颇有不合于政协之处。故共方即提出一切要依政协为准之一点。再则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为然），凡所攻占不肯退出来，更多不合停战协定之处。故共方即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之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之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均不作算。而另取两种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之解决：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自己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则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此原为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之八点中，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如何如何，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1月13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之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1月13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6月7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故第一条即是折中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现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括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均根据后一原则而来；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

　　第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在第三方面向两方提出时，听两方之反响虽皆不满意，亦不过各自强调其要求而已。原无更好办法能使两方皆满意者。唯一缺点是有某些争执未予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其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而其间驻军地点尤为两方之所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及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

　　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就在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可以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个地方为东北共军驻地。自以为于国共两方心理要求，皆曾照顾到。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之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之政权，以求全线行政之统一。只带警察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如此，又自以为是大公至正之心了。把我们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均认为要得。于是即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中，谁晓得失败即失败在此！

　　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制成此折中方案之后，把国共两方代表邀集一处，征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立场，有许多批评指责，反对拒绝的话。尤其在他们彼此争辩中，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之点，听后，请两方退席，我们第三方再自己开会把方案重加订正一过。然后拿出来，必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方案经订正后，再一度邀集两方讨论如前，再请两方退席，我们自己再研究订正。然后乃作成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此方案之妥当性更高，更不致失败。然而我们竟未能如此。我们匆匆忙忙制造方案，马上送出；轻于一掷，那只有失败了！

　　我们何以不能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之势。第二，是除我一人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住家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南京皆难久停。28日这一天，张君劢先生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先生亦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为了该党在沪开会，亦非走不可。胡政之先生更先一日已去沪。第三，是这天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忽得一消息说，政府对共党决取断然处置；国大制宪行宪合并举行；10月初旬在沪颇与民盟中共洽谈之某院长（孙科），已内定出任副总统。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下安东，同人早有政府和谈是骗局之感。至此消息传来，大家心里更动摇了。我处在这种环境中，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大家都说今天这方案定稿后，即为最后定案，各人签名之后，即行送出，接受不接受，随他们；我们不管了。我亦不曾有何异议。——大约即有异议，亦无人理睬。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特使。政府一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位送去。中共一份则推莫德惠、李璜及我三人送去。我奉命而行，对于方案究竟是否妥当，送出的后果如何，似皆未考虑。

　　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中方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人签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亦取回。各件均请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富于剧情之一幕，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都看见了。

　　无疑的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共方，却甚显明。究竟那折中方案有何严重错误，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为周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事后再见面，亦未追问其所以然。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三点，不算是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军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二十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想到。

　　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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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

　　三十四年8月胜利后，国共两大党领袖会于陪都，开始共谋和平统一。三十五年1月10日早晨国共两方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居间协助之下，签了停战协定。同时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亦即开幕。到31日政协闭幕，对于五大项政治问题都有了协议。这算是政治协定。国共两方又根据政协中整军问题（五大项之一）所有协议之原则，由马歇尔协助，于2月25日签了整军协定。有此三大协定，国内和平统一原可马上实现，没有问题。想不到会有近三年绝惨之战祸，究竟这责任在谁？我们不必作主观之判断，只须把客观事实叙明，就行了。双方破裂，自必有其争点。争点在哪里？是谁提出？是谁让步？事实俱在，文献俱在，当时见证人物亦都健在，不难查对质证。我将来可能写为一本书，但现在则只举其荦荦大端如次：

　　最先争点是宪法问题，提出是国方，让步是共方。事实是这样的：宪草为政协五大项之一，共计决定十二要点。由政协大会交付一个委员会——宪草审议会——根据此十二要点去起草条文。但此十二要点，在1月31日开幕那天大会上，虽在蒋主席提付表决时，是全体起立通过的，却使国民党内部聚讼纷纭，情绪激昂。2月10日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被打散，就为此。当时打人方面所散发红纸传单，即于庆祝语气中独对宪法问题表示不满。3月初间国民党所开之中央全会，为此问题大闹特闹，党外人虽不在场，却是党内党外尽人皆知。出席政协之国方代表，不堪党内诟责之苦，乃再三向民盟中共恳商修改。3月15日夜晚宪草委员会在国民政府开会，争持甚久。周恩来迫不得已，商取张君劢同意，对国方要求三大点，都予让步，国方代表乃欢天喜地而去。这三点就是：（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二）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投票权；（三）各省制订省宪改为省自治法。论理，大会之所决议，虽大会亦不得变更之，何况大会所付托之一小委员会，岂有权变更大会决议？这种让步实为过分之让步。

　　继此之争点，即为长春问题。1月10日之停战协定，国共美三方都同意把东北除外。但至1月25日马歇尔即感觉有派停战执行小组于东北之必要，而向国共两方提议。共方有书面答复赞成，国方则无复。于是即在不受停战限制之下，而共方大为发展。一二个月后当局看见东北快完，感到焦灼，乃同意马使提议。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才停战。共方只承认其前三点；后两点，坚不接受。马歇尔此时急于回国，不能等候，即于3月11日交托齐兰将军代表而去。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赴新疆，声言要走。共方代表周恩来遂于21日飞返延安，谈判停顿。当局看见再拖下去不得了，一面嘱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其一上校25日亲赴延安接周回渝。27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当局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此尽管签字，而实行就出问题了。4月初间东北战事越打越凶，10日民盟出面调停，陈诚不表接受，18日中共攻下长春，刺激更大。当局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否则，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为唯一之问题。长春问题不解决，只有打，没有话说。恰在18日那天，马歇尔返华抵渝。为亟求遏止战祸，22日马使邀请民盟协助调停工作。29日民盟建议共军退出长春，而中央亦不进军，只派行政人员接收。周恩来方面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刻答复，但似乎可望同意。是晚八时由张君劢、罗隆基以此议向马歇尔提出，请其转达当局者。这时马使与蒋主席都在山洞，张、罗系由美方派车送往山洞面见。马使对此似乎并非觉得无意义，然却未允转达（此处为时局一大关键）。他说政府即将还都，蒋主席即将离渝，一切到南京再谈吧。次日蒋到西安。5月1日主席西安行辕发言人对新闻记者都是强调长春问题为唯一问题，有当时报纸可查考。5月17日民盟同人自上海发电给双方面再度提出上项建议。延安复电同意。可惜此时林彪在四平街已守到三十几天，不能再支持。一撤兵，便连公主岭长春一齐全撤退。国方只看作溃退而已。所以长春问题，究竟算共方让步，或不算共方让步，事实上不清楚。然而问题是应该解决了吧？竟不然！

　　继此之争点，为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提出是国方，让步是共方。5月20日东北胜讯传至南京。次日蒋主席偕宋美龄及幕僚等飞东北。临行前，马使要求下停战令。蒋说我到那里看了，再给你信。25日有专机送来宋美龄写致马使信一件，内中提出四个问题，必要谈判清楚，方停战。美方最后决定权即其问题之一。6月5日蒋由北平返京，经马使要求停战十五天，由马使居间进行国共谈判。7日下令，22日届满，又延长八天，到6月30日。读者试翻看6月份各报纸，便可看见当时无不强调美方最后决定权是唯一问题，这问题一解决，其他都没有什么了。共方对此，最初坚决拒绝。经民盟苦劝，周恩来又再三请示延安，计先后分作四点，逐一让步解决。似乎更没有问题了吧？又不然！

　　最后争点是苏北政权问题，提出是国方，共方没让步。谈判至6月29日，大致都有协议了，第二天便休战期满，若不能于当晚完全协议签字，就要开打。所以国内之第三方面（民盟、社会贤达、青年党），由我与莫德惠、李璜三人代表，奔走促劝协议。晚八时，晤见周恩来。周即说现在所争是苏北共军撤离后之地方政权问题。国方定要接收地方政权，共方则认为不能由国方接收，而可以依照政协原则选举改组。周向我们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我们三人知周甚坚决，欲访政府代表商量。但政府代表此时都到蒋邸开会，讨论签字不签字问题。我们只能从电话上与政府代表通话。我们第三方面建议：把未有协议之点，例如苏北政权问题，暂行保留除外，而其余则请签字，以便明天实行停战。据闻当时政府代表亦有人主张签字者（王世杰即其一），而蒋不肯。只发表一篇文告，既不说停战，亦不说打（读者试检当时报纸一看便知）。大意表示问题还没有了。二十几天以来马使焦劳疲苦，人所共见。对此未了问题，当局表示不再麻烦他。7月2日召见周恩来，指定周、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五人，交给他们四个问题（苏北问题在内）去商谈。宣称：商谈解决了，即全部签字。五人商谈多次，亦毫无解决。7月12日把四问题又交还给主席。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自己则于14日飞庐山。此时天气并不热，上山非为避暑，实为避人。从此打下去，打到11月开国民大会，方又休战。如此大战，为了什么？要点不过苏北政权问题。读者不信，试检看报纸8月14日马歇尔特使、司徒大使的一篇联合声明，就完全可以证明我的话。

　　一般人每每问我，国共谈不拢症结何在？我说，症结吗？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外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指。而且我如说出苏北政权这样小的问题可以引起大战，世人亦难相信。然而确是如此。从7月半到11月半共军节节失利，而以失掉张家口达最高峰。当9月29日周恩来自上海送备忘录至南京，请马使转政府，不要攻张家口，攻张家口即为全面破裂不再谈和。政府却偏于“双十节”后一日攻下张家口。周自不肯再谈。经第三方面苦劝，又经政府派代表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三人赴上海邀请至再。乃于10月21日由第三方面许多朋友陪同入京，作最后之一谈。不料蒋氏于当日接待大家，寒暄几句之后，径飞台湾游览，多日不归。平素和谈大小问题，无不取决于他。除他之外，谁能作主？当此最后一谈之际，他偏要走开，试问是何居心？25日消息传来，国军攻下共方之安东（东北重要据点），才明白这与7月14日上庐山同一道理。周恩来闻讯怒极，自又不肯和谈。经我与黄炎培先生两人苦口力劝，居然又忍耐下去。但我们心中明白，实在是最后之最后了。

　　局面演变至此，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28日第三方面的折中方案提出，周恩来不肯接受，只好撤回。此最后一谈之失败，实失败在我手里，深感负疚无穷（其间经过曲折，须待另文再详）。几天之内，我便离开南京。而在我走之后不久，大局亦就破裂了。

　　综观前后，过去（7月半至11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11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我心中虽万分不愿他打，但口里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阻止他打。当北平军调部撤销，共方委员叶剑英他们要撤退时，叶先生对许多人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打，要打到国民党好战分子不再好战为止。请大家朋友放心，我们必不超过这分际。超过这分际便是共产党的错误，便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这几句话，足以代表当时中共的处境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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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梁漱溟年谱简编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于北京。翌年中日甲午之战。

　　1898年（5岁）：开始读书。是年光绪变法维新。

　　1899年（6岁）：入兼习英文之“中西小学堂”。

　　1900年（7岁）：因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辍学。

　　1901年（8岁）：庚子变后，维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于是又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学习。

　　1902年（9岁）：改入彭翼仲先生主办之“蒙养学堂”，学习至次年。

　　1904年（11岁）：由亲友各家合请一家庭教师，在家中不习四书五经，而读小学课本。

　　1905年（12岁）：入“江苏小学堂”学习。

　　1906年（13岁）：考入“顺天中学堂”，学习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科。

　　1910年（17岁）：因同学甄元熙介绍，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11年（18岁）：中学（时改称“顺天高等学堂”，程度同大学预科）毕业。读张继译日人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有感而作《社会主义粹言》，自己油印数十份。

　　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19岁）：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在支部主办之天津《民国报》（社长甄元熙，总编孙炳文）任编辑及外勤记者。

　　1916年（23岁）：袁世凯“帝制”失败，恢复民国法统。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部秘书。

　　有感于名记者黄远生之死，而作《究元决疑论》，发挥佛家出世思想。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后，以此求教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因而被邀往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24岁）：正式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课，至1924年止，前后七年。是年游湘，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因而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自费印发千册散发，呼吁制止南北军阀内战。

　　1919年（26岁）：开始与熊十力先生相交往。《印度哲学概论》出版。

　　1920年（27岁）：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

　　在北大添讲佛家唯识学。《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

　　梁启超、蒋方震诸先生由林志钧（宰平）先生引导来访谈。

　　1921年（28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

　　介绍熊十力先生到北京大学讲授佛家唯识学。

　　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29岁）：与李大钊先生倡议裁兵；蒋方震先生草出“裁兵计划”。

　　在蔡元培先生家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并签名。

　　1923年（30岁）：陈铭枢先生北来相访。

　　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学工作，赴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并筹办曲阜大学。

　　1925年（32岁）：因时局变化回北京，与熊十力先生住什刹海东煤厂私人讲学。

　　是年为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气高涨。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三位来信，以革命大义相责勉，促速南下，而此时对中国大局之出路正处于疑闷中。

　　1927年（34岁）：应李济深等三位之邀赴广州。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为广东省政府委员，辞未就职。

　　1928年（35岁）：在广州，认为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入手，因而作《乡治十讲》；筹办乡治讲习所。

　　1929年（36岁）：离广州，至上海昆山、南京晓庄、河北定县及山西乡村考察乡村工作。后因广州政局变化，不再南返。经王鸿一先生介绍，与筹办河南村治学院之梁仲华、彭翼连等相识，并受聘为该院教务长。同时接办北京《村治》月刊。

　　1930年（37岁）：因蒋阎冯中原大战，村治学院开办未满周年即结束。

　　1931年（38岁）：梁仲华等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联系，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仲华任院长。内设训练部和研究部，任研究部主任。邹平县划为乡建实验区。

　　1932年（39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村治论文集）》出版。仍兼任《村治》月刊主编。

　　1933年（40岁）：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县召开，作《山东乡建院工作报告》。报告中说：“顾今日中国之乱，系由近百年来，遭遇另一种不同文化……所引发其自身传统文化之一大激变。夙昔社会之组织构造，节节崩溃，……此时而言求治，非从根底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适用之一种组织构造不可。……所谓村治或乡村建设者，意在新组织构造必从乡村建其根基。”①又划菏泽县为实验区。

　　1934年（41岁）：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河北定县召开。

　　增划山东济宁专区等十四县为实验区。

　　《乡村建设论文集》出版。

　　1935年（42岁）：与梁仲华、孙廉泉等，推动山东省政府拟定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1936—1938年），以应付日本入侵，实行自卫做准备。

　　是年日人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华北局势紧张。

　　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无锡召开。

　　1936年（43岁）：赴日本考察农村工作。

　　应邀赴广州讲学，途经上海访蒋方震先生。蒋先生谈日本大举入侵将不在远，而我方之应付策略应植基山东山西之农村。

　　1937年（44岁）：七七事变，日本入侵我国。

　　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参加会议。自认为这是参与上层政治活动的开端。

　　因战火延及山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院七年（1931—1937年）之后结束，部分人员撤往河南。

　　《乡村建设理论》与《朝话》出版。

　　1938年（45岁）：1月初，为全国团结抗战，自武汉赴延安，访问毛泽东主席。国防会议参议会改组，扩大为国民参政会，被选为参政员。自此任参政员至该会结束时（1947年）止。

　　在四川创办南充民众教育馆。

　　1939年（46岁）：2月，自重庆，经西安、洛阳，去游击区巡视，历经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前后八个月。亲见国共摩擦，深惧内战爆发，妨碍抗敌。返回大后方成都、重庆，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同样严重。于是与国共及第三方面分别商讨如何避免内战，并与第三方面人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47岁）：年底，皖南事变前夕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共四人商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盖认为第三方面任务重大，非加强组织不可。

　　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48岁）：1月发生皖南事变。因不能坐视国内分裂之发展，与民盟同人奔走于国共双方。为摆脱国民党政府之钳制压迫，被派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自任社长。在报上发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及民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敌，报纸停刊。

　　1942年（49岁）：年初自香港脱险，至桂林。

　　着手撰写《中国文化要义》。写出《我的自学小史》前十一节发表。

　　为蔡元培先生逝世二周年发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

　　年末，张云川自重庆带来周恩来先生密信，劝往苏北或其邻近地区建立乡建或民盟据点。因感在苏北缺乏自己开展工作的基础，辞拒未去。

　　1943年（50岁）：写《答政府见召书》，寄邵力子。信中说：“……其在大后方，则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之于笔口。”“如漱溟者正同处此境地，而身受其苦之一人。”信中最后说：“政府诚有取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备。”因此，“实施宪政，非所愿闻；践行民主，宁待筹备”。②拒赴重庆。

　　1944年（51岁）：发表《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

　　《漱溟最近文录》出版。

　　8月，日军进犯桂林，避难于贺县八步。同陈此生兄“过着自己烧饭的生活”。此时曾为“策划两广湖南三省交接处展开战时民众动员工作和树立对内政治革新旗帜，号召改造全国政局而奔走”，“尽算是苦心孤诣，卒于一事无成”。③

　　1945年（52岁）：日本战败投降。以为“敌国外患既然没有，内部问题亦可望解决”，因此“用不着我再为现实政治努力”。“我要回到文化工作岗位。及至行抵广州，乃悉国内形势未容乐观”。④

　　为参加重庆政协，年底由粤飞渝。

　　《梁漱溟教育论文集》出版。

　　1946年（53岁）：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重庆政协会议，会后以为“今幸内战停止，协商告成，中国有步入坦途之望”，“但时局旋即恶化，没有容我抽出身来，更且把我拖入”。4月接任民盟秘书长，“从5月初到10月底，整6个月，除一度去昆明调查李闻案外，都在京沪间为和谈尽力，但当我看清楚无可为力的时候，我就拔脚走开了”。⑤于是辞去秘书长，远去重庆北碚，闭户著书，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1947年（54岁）：在《观察》杂志发表《树立信用，力求合作》。文中说：“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我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除掉这远大理想，便没有我。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⑥

　　1948年（55岁：）年末，写成《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⑦，备发表。文中指出：“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⑧

　　于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

　　1949年（56岁）：《中国文化要义》出版。书中“自序”说：“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现在《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指《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编者注）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⑨

　　《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出版。

　　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解放军将渡江。

　　发表《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敬告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

　　写信致“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转诸同人”和“中共中央毛周诸公”，“勉励诸先生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声明自己决定三年之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对民盟则许我离盟；对中共则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关于脱离民盟原因说：“我知道我此时言论主张在盟内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于组织而不得自由发言，我不甘心；使组织因我而受到破坏，尤非道义所许……”⑩

　　1950年（57岁）：由重庆北碚来北京。

　　3月12日：应毛主席邀请晚饭谈话，“主席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政府，我答自己愿在政府外效力。我希望设一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主席当时未置可否”，而以去参观新老解放区相劝。于是赴山东、河南、平原及东北六省参观，历时近半年。

　　1951年（58岁）：任全国政协委员。

　　自请赴四川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改。

　　1952年（59岁）：写出《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回顾多年从事社会活动的经过，并试作检讨。

　　1955年（62岁）：再次撰写《人心与人生》自序。

　　1965年（72岁）：在早年所作《悼王鸿一先生》一文后批注：“此文写于1930年，其时吾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语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过。”

　　1966年（73岁）：《人心与人生》写出前七章，因“突遇文化大革命运动，以自己所储备之资料及参考书尽失而辍笔”。

　　“抄家”未逾月，“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撰写《儒佛异同论》”。

　　1974年（81岁）：《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改写完毕。文中说：“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随后写出《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

　　1975年（82岁）：7月初《人心与人生》撰写完毕。在此书后记中说：“书虽告成，自己实不满意。”又说：“竟尔勇于尝试论述”“自己不能胜任的学术上根本性大问题——人心与人生”，是因为“第一，年方十六七之时对人生不胜其怀疑烦闷，倾慕出世，寻究佛法。由此而逐渐于人生有其通达认识，不囿于世俗之见，转而能为之说明一切”，“第二，……当今人类前途正需要一种展望之际……”(11)

　　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文。

　　1980年（87岁）：被推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1984年（91岁）：《人心与人生》一书出版。

　　1988年（95岁）：6月23日病逝于北京。

　　①《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1933年）。

　　②《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③《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④《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⑤《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⑥《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⑦同上。

　　⑧同上。

　　⑨《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

　　⑩《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11)《人心与人生》（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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