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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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金针度与人》（代序）

　　——从《中国名著精华全集》谈怎样读书

　　■你李敖读书读得最多，真是中国第一吗？

　　□最近香港报上说：“李敖很可能是五十岁以下的当代中国人之中，读书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轩荪信上说：“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顿西来，在敝寓住了五天，这五天里上下古今谈了一番，他却特别推崇你老兄，说是‘念书太多，我们不可及’。”……这些话，都非过誉，在读书方面，我读书之多，的确可说中国人无出其右。

　　■当代中国人以外的中国人，就是所谓古代中国人，总有比你读书读得多的吧？

　　□古代中国人读书读得最多的无可考，唐朝诗人杜甫说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古书字大，万卷书并没有多少。清朝陈梦雷说他“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由他编出的《古今图书集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四册）看来，陈梦雷读书之多，该在古人中考第一。陈梦雷是清朝进士，他的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前后用掉了四年半的时间（1701-1706）。全书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这部大书，“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集者，亦只删一二。”它的体大思精，确属空前。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三藩之乱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被靖南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张冠李戴，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这段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诚亲王失势，继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则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送到了东北。这时陈梦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1741），活了八十多岁。由以上杜甫和陈梦雷都读万卷书的标准看，杜甫的读书成绩就不如陈梦雷，因为陈梦雷把他的读书成绩用编了大书作为嘉惠别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披沙拣金的好处

　　■你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陈梦雷这种心愿呢？

　　□还不止此。在12世纪，一个伟大的中国有心人郑樵，在隐居山林、谢绝人事的专事写作里，曾立下“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雄心大愿，但他五十九岁死去，没有完成。如今，八百年过去了，这种雄心大愿，有赖于新时代的有心人和新时代的出版形态来完成了。新时代的有心人要做“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的新尝试。它的形态所决定的方向，必然是划时代的方向。

　　■这个方向的指标，就是《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吗？

　　□就是。它的完成，该归功于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王荣文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有创造性大手笔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创造出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大轰动。四年以后，他写信给我，说：“香港那边，台湾这边，都整理了无数的国学材料，但几乎还没有一个人为现代读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读得下去、读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华的中国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该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这件事，就是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王荣文把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来做，要我来“表现这几十年来海内外研究中国成绩的总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对了。我的确是主持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记得十九年前，我与徐复观对簿公堂，两人一边打官司一边喝咖啡，谈得非常开心。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看古书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来愈混蛋（年轻时小混蛋，年老后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口，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选本，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古书中毕竟还有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可以给我们活用，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一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呢？王荣文看出来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来非李敖不可，于是，工作便这么敲定了：王荣文找对了人，李敖找对了书，徐复观的一个好梦，居然在十九年后，在我无改全盘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读书得间”的重要

　　■我们相信你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选本”，但是，你所说“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又怎么提供呢？古话说“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始末，把“金针”“度”给大家呢？

　　□“读书得间”是在读书时能够读出书中的“窍”、领会出字里行间的学问来。英文中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正是此意。读书要有这种本领，读古书更要有这种本领。硬读古书不行的。许多用功的人，终身“白首穷经”，可是因为方法不得当，结果只变成“有脚书橱”。最后事倍功半还算是好的，因为他们经常徒劳无功。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结果变成老学究，就是一个证明。所谓古书不能不讲求方法的硬读，因为古书中，有许多只是书生理想，并非社会现象，书生在那儿托古改制，你在这边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又有的古书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会事实，古代的社会事实既有距离，现代的你却盲目相信，你又上当了。所以读古书，首先要“辨伪”，辨伪以后，就要区分出来什么书是书生理想、什么书是道德法律、什么书是社会事实。把这些分辨开，再融会贯通、互相印证，才算“读书得间”。“读书得间”以后，从而著述，才算“为往圣继绝学”。否则的话，只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读书得间”是不是就是要把书读活？把死书读活，这种读活，多读书是否会有帮助？

　　□不一定。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多的却也不少，但是愈读愈混蛋的，却愈来愈多，这都是因为读死书的缘故。很多人的基础，根本是“呆子”，后来念了几十年的书，变成了“书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所以读书无法使他们头脑变好，反倒变坏。

　　■这样说来，这种人似乎选错了行？

　　□选错了行。

　　■可是他们也有著作呢，怎么办？

　　□《隋唐嘉话》里有这样一段：“梁常侍徐陵之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今传之江左。陵遂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为了避免这种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们的著作，实在该适度予以水葬才好！

　　一般读书情况

　　■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怎样的？

　　□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老学究村夫子派。他们白首穷经，一辈子读了一些古书，可是他们的方法训练太差了，又无法接触到现代新学问，所以用新知治旧学的一套，他们一窍不通。他们虽然一辈子嗜读古书、勤读古书，但可笑的是，他们却读不懂古书，无法分析古书，也无法综合出结论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们是新一代的学者，不但博览群书，并且会“读书得间”，处处发现古书可疑、古事可疑。他们的典范作品是编辑“古史辨”和“辨伪丛刊”等，对古书的解释，他们的功劳很大，成绩也颇可观。但是疑古派也难免有着两大缺点：第一是疑古过度，往往犯了以书就我的毛病，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却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现代新学问（如天文学、原始社会学）做钥匙，侧面印证古书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杀古书的毛病。他们常说这本古书是假造的、那个古人无其人等等，其实不然。

　　■请举一个例。

　　□以《周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三册）为例：《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末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莾，以利于王莾的改制的。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疑古派以刘歆伪造《周礼》而把《周礼》一笔抹杀，我就不相信刘歆可以伪造出用现代新学问可以印证出来的古代现象。

　　疑古派的穿帮

　　■疑古派的大胆假设，死无对证，总可自成一说吧？

　　□不然，死可有对证呢！以《孙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为例，就可证明了。孙武（前6-前5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子》共有十三篇，后来发生了混乱，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这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因为《孙子》发生了混乱，孙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问题，他的身世，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第二种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内有《孙子》，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书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所以《孙子》确有其人其书，已是铁证，只是古本今本有异文耳！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古书死有对证，竟有趣如此！以这一死有对证的另一当事人孙膑为例，更可再对照一下：孙膑（约前380-约前320）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末年，孙膑的“兵法”就已见不到了。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疑古派这种笑话，在《尉缭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缭（前4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以上所说，无非是说老学究村夫子派固然不会读书。疑古派虽然比老学究村夫子派高明，也难免被死有对证一番。——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说的“死尸能报仇”了。

　　俞樾“土法炼钢”

　　■这样说来，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不怎么高明了？

　　□大体上说，实在不敢恭维。当然有些个人是不乏会读古书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俞樾是清朝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地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六册）。俞樾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俞樾虽然能够“读书得间”，但是，他因为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离的“土法炼钢”的成绩而已。这一教训，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读古书也有瓶颈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下来的书的结构与素材，都有严重的问题。

　　工具书与方法学

　　■结构方面，好像都是挤成一团，头绪很乱、很难读，是不是有工具书就好一点？

　　□工具书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书。像辞典、年表、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索引，以及一些必备的“非书资料”（non - book materials）等。在研究和阅读上，虽然有所谓“个人需要”（individual needs）的不同，但就运用工具书一点上，却没有各行各业的分别。所以工具书在所有书中，应该列为第一优先。选择工具书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你所需要的答案；一个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具书，都不算是好的工具书。尽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却使你头痛。若举一例：《康熙字典》便是，这书实在犯了难找的毛病。（但这种毛病，发生在笨头笨脑的古人身上，犹可说也；发生在现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说了。你看看张其昀监修，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你会惊讶的发现，这部以抄袭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为骨架的书，竟也发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辞典以外，工具书中的“年表”一类，纵贯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给人清楚的头脑和时间的观念。中国旧式的编年一类书，因为采取甲子干支纪日，时序检核，十分麻烦。又以历数屡变，常常需要推算，可谓不科学已极，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具书都不合用。总之，从工具书上去读书，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读书得间”，工具书不够。现代新学问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仪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四册）为例。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礼。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而经典早已在历代中国人的意识里，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并且限于治学方法，也无法深究。从而对古人的观点与真相，简直无法了解，众说纷纭，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由于近代方法学的进步，用这些间架，移做整理古书，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说经也好、解经也罢，种种无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

　　分类与走运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下来的书，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读这些书，还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

　　□对了。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先在图书分类上，你就先思过半矣。中国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入“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这又是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份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轲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部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露无遗。

　　源远流长的大功德

　　■1月25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旧》中记闻一多，也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夏曾佑、陈寅恪、闻一多的觉悟，都是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没问陈寅恪“到底是哪几十种书”。我想，我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精挑细选，我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我化腐朽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

　　1984年1月30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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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谈分尸读书法

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淡江大学老校长居浩然对老作家童轩荪说，李敖“念书太多，我们不可及”；在我快五十岁的时候，香港报刊上说：“李敖很可能是五十岁以下的当代中国人之中，读书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这些话，都非过誉，在读书方面，我读书之多，的确可说中国人无出其右。什么原因呢？一、我有长的读书习惯；二、我有好的读书方法。

我从小喜欢读书，并且天天读书，读课外书。这一习惯随我长大，几十年来，除了当兵时入伍训练头几天和坐牢时疲劳审问头几天无法读书外，天天读书，从不间断。我常自豪说：“一般人读了李敖读过的书的十分之一，就变成书呆子了，因为书读得多，容易变成书呆子，可是李敖不会，因为李敖读书虽多，但是方法却好，永远不会中书毒，永远保持博学、开明与新鲜。”

为什么我如此自豪？因为我深知一般人的读书方法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和传统有关。中国人讲读书，集大成并开先河的是“朱子读书法”，其实“朱子读书法”影响下，读书人变笨了，例如朱子要人读不懂时就读二十遍、三十遍、五十遍，甚至一千遍、一万遍，这不是大笨蛋吗？又要人每次只看一本书，演变成一书不读毕不读它书，这也是大笨蛋。我的方法就高明多了。基本上，我看书只跳看一遍，所谓跳看，是每页的重点让它跳出来给你看，而不是逐字逐句死读，也不是所谓连读，连读方法我看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是骗人的。因为有跳读的本领，所以无所谓一目十行或二十行，行里只要有重点，立刻两目把它楸出，半行也要扣住；如非重点，十行二十行也把它忽略，不浪费时间。同时眼到手到，重点部分立刻用色笔勾出，剪刀剪下或刀片割下（两面都有重点时，一面要影印；或者干脆用同样的两本书切出每面都朝上的单页）这样子随看随动手，再把“分尸”下来的分类处理，这样一来，这本书，就跑不掉了，它永远为你所用，并且拈之即来，不易忘记。一般人用错误的方法读书，读过以后，不但事倍功半，并且那半个功，也渐行渐远，最后只留下模糊印象，虽曰看过，其实白看了，绝大部分都忘光了。在我跳看的过程中，对重点有兴趣，我会随时找来其他有关的许多书同步钻研，名之曰“獭祭法”，眼前摆出一大排书来坐享，这时候，绝不是每次只看一本书了，而是触类旁通，互相印证与补充，这样子折腾下来，书才真正为我所用。禅宗和尚说别人读书读的都字字是字，他读的却字字是禅，这是鬼话；禅是空洞的、玄虚的、自欺欺人的，而我的读书法才是字字落实。

我虽然看书只跳看一遍，但哪本书值得跳看，却挑剔得很。一般书都是满纸废话混话的烂书，除非做“反面教材”用，我是不看的。有人问我不看怎么知道它烂，我说：“一个臭鸡蛋，一闻就知道了，难道要吃完才知道它臭吗？”所以每在别人要我推荐好书的时候，我都推荐李敖的书，并且同一本书要买两本，以备“分尸”之便。李敖是读书最多的、藏书最多的（藏书十万册，中国第一）也是好书写得最多的（书逾百册，字逾两千万）一个读书人，能够锁定李敖之书而“分尸”之，必将终身受用，尚复何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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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类

　　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他是生在官宦之家的小神童，在三十岁前，他“讲考据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他的功力，是非常过人的。三十岁后中进士，“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极负盛名。四十五岁时候，因为亲家做官亏空，要被抄家，他秘密通知亲家准备，事发被谴戍，在新疆住了三年。

　　1773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由皇六子永溶做正总裁，纪昀为头牌总纂官，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编出每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共编了同样的七部。

　　纪昀从四十九岁到六十二岁，十三年间，把他一生学问都贯注在《四库全书》上。其中有八年时间，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研究中国图书的空前绝后名著。为了给这部提要做名部名著精华，在提要没出版前，他先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也是一部名著。

　　纪昀八十二岁死去，留有《阅微草堂笔记》等书。他的一生“目逾万卷，胸有千秋”，所以反倒很少写别的书了。

　　阮元：《研经室集》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他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做官时提倡学术，在浙江完成《经籍纂诂》、在江西完成《十三经注疏》、在两广完成《皇清经解》。

　　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这是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阮元八十六岁时死去，他在提倡学术的影响上，既深且久。在浙江立“诂经精舍”，有教室五十间之多；在广东立“学海堂”，也是有名的学术重镇。

　　《四库全书》在开馆编书抄书的时候，曾由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叫各省于半年内搜罗书籍集中中央，当时光浙江一省，就送上四千五百二十三部书。阮元比纪昀小四十岁。在纪昀死后，他在浙江，又陆续搜集《四库全书》没收的书一百七十五部，写成了《研经室经进书录》（也叫《四库未收书提要》、也叫《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以补《四库全书》的不足。

　　他这部未收书提要，原未分类，后经传以礼于1882年加以重编、补正，成为四库提要后第一名著。

　　英廉等：《禁毁书目》

　　1773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在编《四库全书》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书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狱，都不敢提供。经乾隆皇帝保证“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千方百计，劝诱人民提供藏书。可是一旦提供出来，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边发扬文化，一边摧残文化了。1776年乾隆皇帝下谕：“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1778年又下谕：“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随着就展开一波又一波的禁书运动。估计全毁书目在两千四百五十种以上，抽毁书目在四百种以上。这些书目今天都不全了，但从残余之中，还可看到一片杀气，足令我们猛省。

　　这部《禁毁书目》，就是统治者统一思想迷梦的一部清册，后代的中国人，别忘了祖宗作的孽！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1837-1909），字香涛、香严、孝达、号壶公、无竞居士，河北南皮人。他是清朝进士，任督抚大官三十多年，在两湖最久，曾经创办京汉铁道、萍乡煤矿、汉阳铁厂等，很有成绩。光绪末年，他做到军机大臣。七十三岁死去。

　　张之洞是清末名臣，他感于世变日亟，不能不努力以求突破，他设立学校、提倡实业、鼓吹放小脚，都是他求新求变的一面。他在义和团闹事的时候，甚至违抗清廷杀外国人的乱命，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成立“东南互保”，更表现出他的头脑，要比当时许多封疆大吏高明多了。

　　虽然这样，张之洞仍旧为格局所限，在《劝学篇》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说，成为文化思想上的一种反动主流，流弊直到今天，还没停止。

　　张之洞为告诉初学者“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特由缪荃孙帮忙，写了《书目答问》。这书有刻本颇多。

　　1931年，范希曾把《书目答问》补正（包括补正原书的错误和遗漏），是为南京国学图书馆铅印本，最为实用。

　　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又号石羊生、明瑞，浙江兰溪人。他小时候就喜欢歌诗。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八岁已写了十八部书、一百五十卷。他从十五岁起，到五十二岁死去，除了花部分时间照料亲人、应考科举、小事游历外，都集中于著述。

　　胡应麟在读书风气不高的晚明时代，是朱彝尊所说的“读书种子”。晚明读书风气不高，一方面是“束书不观”高谈“实践”的性理派；一方面是不读汉朝以后的书的复古派，相激相荡之下，学问是不扎实的。胡应麟在这种风气里挺身而出，主张又精又博的学问，是很难得的。他呼吁：“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眇见，曷免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不敢以鸿硕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他写《四部正讹》一书，上承宋濂的《诸子辨》，扩大检讨重要的古书，为古书辨伪，就是功力极深的一部著作。古书辨伪工作早发于刘知几、柳宗元，由胡应麟、姚际恒接了力，最后光辉后照，直到今天，他们的功劳，我们应该长记。

　　姚际恒：《庸言录》

　　姚际恒（1647-1710后），字立方、善夫，号首源，安徽徽州人。他是清朝康熙、雍正时代的一位学者，一位倒霉的学者，他“一生坎壈”，虽然“手著几等于身”，但是他的名字，却若存若亡、半明半显。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没有好评，纪昀说：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羲，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楳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则益悍矣……（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

　　这是很不公道的。姚际恒就在这种“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给挤出局了。直到清末张之洞出来，把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视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他才死后走运，被人肯定起来了。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1741），字省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进士，“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这种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这书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花了四年半（1701-1706），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

　　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乱时，正赶上回家探亲，被靖南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体大思精的名著。

　　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的靠山皇三子失势，继位的是皇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这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活了八十多岁。

　　永瑢等：《四库全书》

　　1773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为了编四库全书，数不清的人付出了血汗的代价，文字狱接二连三，文字麻烦也此起彼落，甚至总纂官之一陆锡熊，为了到东北校书，冻死在关外；总校官陆费墀，为了“书有伪谬”，被下吏夺职，还要死后抄家，赔装订费。——给皇上办事，事岂好办哉？

　　《四库全书》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但因为只有七部，流传不广。所以只见其大，不得其用。中国知识分子用的，还是其他的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的重要，由此可见。从版本上看，《四库全书》并非佳构；但从卷帙上看，它却是天下第一。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473），字彦和，山东莒县人，是梁朝人。他“家贫不婚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晚年并舍身出家，改名慧地。他这部《文心雕龙》，引论古今文体及其作法，又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

　　《文心雕龙》凡五十篇，可以分为三部分：前五篇，属于通论；次二十一篇，属于文体论；末二十四篇，属于修辞学。这部书全出以骈俪文，但用不善说理的骈俪文写出这种作品，真非易事。

　　《文心雕龙》写成以后，大家并没重视。刘勰乃去找《四声谱》的作者沈约，请沈约推荐，可是无法见到。乃等在沈约家门口，装做卖书的，引起沈约的注意。最后终蒙加以揄扬，才变成名著。

　　《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它“体大而虑周”，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摛文必在纬军国”的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也就极为广泛了。一般人把它看成文学的书，是不对的。

　　刘知几：《史通》

　　刘知几（661-721），本名刘子玄。五十岁时，因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讳，所以以字行，江苏铜山人。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十二岁就读完《左传》，十七岁的时候就把历史书读光了。他在自述中回忆道：

　　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者，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以这样一个聪明绝顶、心境孤独的人，终于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国有“史”书很早，可是有“史学”却是后来的事。第一部开山的“史学”专书就是这本《史通》。全书共五十二篇，除《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亡佚外，尚存四十九篇。计关于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编纂法者共十三篇，此外尚有自叙一篇，为全书旨趣所在。

　　《史通》因为大胆批评到有关圣人的传说不可信等主题，一直被封杀，直到宋朝以后，才慢慢抬头。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学诚：《章氏遗书》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据的盛世，但却超出考据圈外，提倡新的史学和方法。

　　中国古代有史官、有史书，但却没有什么史学和方法。最早的史学方法，姑且可说是孔丘的“约其文词，去其繁重，以制义法”。在这些原则下，出来了《左传》跟《史记》。孔丘以后，唐朝的刘知几（《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马光（《通鉴考异》作者）、李心传（《旧闻证误》作者）、清朝的章学诚（《文史通义》作者）、崔述（《考信录》作者）等出来，相继给史学方法加添了枝叶，其中最有成绩的，就是章学诚。

　　《文史通义》出版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分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内容包括易教、书教、诗教、经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书的重点是“六经皆史”说，并指出单纯的编纂和考证不算史学，史学得有个人见解才成。章学诚认为六经不过是些古史史料，并不是“载道之书”，这种见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经以言道”的传统的错误观点，给九十年后的国故整理与疑古风气，提供了理论 基础。

　　章学诚主张“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所以他的见解，“颇乖时人好恶”，直到他死后，才更被人重视。

　　俞樾：《春在堂全书》

　　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地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

　　俞樾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陈汉章。章炳麟后来搞革命，故意写信向他“谢本师”，免得他被牵累。俞樾说：“炳麟，吾徒也。吾爱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报恩欤？”陈汉章后来是北京大学教授。俞樾的学生很多，《清史稿》说“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可见他的拉风情况。

　　章炳麟：《章氏丛书》

　　章炳麟（1868-1936），字枚叔，曾改名章绛，字太炎，以顾炎武又名顾绛也，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学生，国学造诣奇高，后倡革命，以《苏报》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邹容瘐死。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有功革命极大。民国成立后，又被袁世凯软禁，绝食几死，并谓：“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亡矣！”1922年，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5年，创刊《华国》杂志。1934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与李根源、金松岑等组织国学会讲学。1935年另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制言》月刊，提倡读经救国，一时从者甚众。

　　章炳麟的有名学生很多，如黄侃（季刚）、朱希祖（逖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汪东等。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他实在是学界的大龙头。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炳麟的地位的确如此。中国国学与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的萧条里，章炳麟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他死以后，真有许多东西随他“亦亡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是神童，十三岁就考取秀才，十七岁就中了举人。十九岁起拜比他大十六岁的康有为做老师，学于广州万木草堂三年，对中学西学，有进步性的看法。二十二岁到北京，热心文化、政治活动。二十三岁联合各省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论时局、请变法。二十四岁在上海办《时务报》。二十五岁到湖南讲学于时务学堂，做蔡锷等老师。二十六岁戊戌政变失败，逃往日本，几年之间，前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等，把古文体裁解放，文字生动感人，笔杆影响之大，无人可及。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北京万人空巷式的欢迎他。他创办《庸言》杂志，参加进步党，做过总长。1915年冒大险反对袁世凯称帝，参加护国战役。1917年又参加再造共和之役，虽与他老师康有为敌对，在所不惜。1918年后，专心在思想学术上归根，在导向工作方面，成绩极高。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讲学。1929年误于庸医，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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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类

　　李耳：《老子》

　　春秋时候（前570左右），一位“名耳，字聃，姓李氏”的哲人，被称为老子。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的时候，有人向他介绍《老子》，并翻译了几段给他听，他听了大为惊叹，几乎不相信中国古代思想家竟有这样的奇妙言论！

　　《老子》言论的奇妙，有思想史常识的人，都一致同意。但是《老子》一书，行文太古奥，造句太离奇。其中许多高深的哲理，都蕴藏在这种古奥与离奇之内，想要对哲理登堂入室，必得先通过这一关不可，这下子就难倒许多人，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不得其门而入。

　　历来想打破这一关的人很多，有的从文字学入手、有的从训诂学入手、有的从校勘学入手、有的从文法学入手、有的从签注入手、有的从义理入手……各类解老、喻老、说老之书，历朝各代都有。但真能适合现代人读，且用新方法加以阐述者，倒不多见。

　　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中国大陆出土了帛书《老子》两种，提供了极好的帮助。它们证明了过去的许多校勘学、训诂学，都错了，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孔丘：《论语》

　　孔丘（前551-前479），字仲尼，山东曲阜人。他被尊为孔子。

　　《论语》主要是记录孔丘言行的一部书，也附带记录他的弟子的言行。它的成书，不在一时，也不成于一人。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是“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来的；赵翼《陔余丛考》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先秦古书中引孔丘的话，引就引了，但不提《论语》。《论语》两字的出现，是以后的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列举《论语》累积成书的证据，是可信的。

　　《论语》传到西汉时候，已经有三种本子，就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后来前两种失传了，“鲁论语”也残缺了。最早的《论语》本子，已经如此，后代本子的失出失入，当然更不消说了。

　　《论语》既然不过是孔丘的语录、孔门师徒的谈话录，所以它的形诸文字，就不可只就字面上拘泥，而该想到谈话当时的情况。当然那种情况我们不能深知，记录也容有错误，所以我们读《论语》、研究《论语》，应该带着闲适的心情去看它的真与伪、它的一致与矛盾，而不该抱着严重的读经态度，去想“道贯”它。

　　列御寇：《列子》

　　列御寇，被称为列子，是春秋后期人，比孔子晚七八十年，比庄子早一百年。他住在郑国，郑国宰相子阳曾送他吃的，他不要，后来子阳为人所杀。他好像是跟当道不合作的。

　　《汉书·艺文志》中有《列子》八篇，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列子》八卷，却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而是魏晋的人伪造的。当然伪造的时候，也会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古代材料，所以它的内容，就是一部“大锅炒”。在它里面，有先秦各家的思想、有秦汉时代的名物，甚至还有一点佛书故事，很是驳杂，但它的主调还是老庄思路。它在“杨朱篇”中所表现出来的杨朱思想，甚至比《孟子》中的“为我”、比《吕氏春秋》中的“贵己”、比《淮南子》中的“全生保真”还激烈，已经超出《庄子》盗跖篇之上，所以《列子》在了解中国思想，尤其是魏晋思想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列子》被归入道家，道教把它统战成自己的经典。唐朝时候，尊称为《冲虚真经》；宋朝时候，又加尊称为《冲虚至德真经》。其实《列子》只是《列子》，它不该是道教的宣传品。

　　庄周：《庄子》

　　庄周（约前369-）被称为庄子。

　　《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中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庄子》哲学的特色是它的“出世主义”。这种出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一派超然物外的状态。

　　在人生哲学方面，《庄子》中的意见是“达观主义”。对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是非、善恶、得失、贫富，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而这种达观的获得，则倚靠超出“形骸之外”的“出世主义”。这种主义，使人虽在人世，却如同不在人世一样，这样放大眼光，可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效果。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这种物我一致的极致，就是《庄子》思想的极致。

　　就文体而言，《庄子》的文字极为优美波谲，是古文中的珍品。

　　荀况：《荀子》

　　荀况（约前315-约前236）被称为荀卿、荀子。

　　荀况是战国晚期的大思想家，他生在赵国，住在齐国与楚国，做的是祭酒和兰陵县（山东峄县）的县太爷，后来终老在那地方，活了八九十岁。

　　荀况有两个有名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一部有名的书——《荀子》。这书共有三十二篇，它最早是汉朝刘向整理出来的，取名《孙卿书》；再由唐朝杨倞重新整理，定名《荀子》。书虽然体大思精，可是一直很倒霉，在孟轲作为孔丘接班人的标准下，和荀况自己的两位不讨人喜欢的接班人的影响下，它一直被冷落。结果只看到思想粗糙的《孟子》一路风光，思想精湛的《荀子》却没取得应有的重视。这对荀况是非常不公平的。

　　两千年后，我们重新检定荀况的地位，发现他真不愧是给先秦百家齐放思想集大成的人。他写《非十二子篇》，从社会贤达陈仲、史鳅，到墨家的墨翟、宋钘，到法家的慎到、田骈，到名家的惠施、邓析，到儒家的子思、孟柯，他都一个个点名批判。此公的气魄，于此可见。至于他在《天论》中的进步见解，那种戡天、参天的气魄，更是空前绝后的。

　　吕不韦：《吕氏春秋》

　　吕不韦（？-前235）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是“阳翟大贾”（阳瞿在河南禹县）。他经商到赵国的邯郸，正巧碰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立刻用生意眼判定这个公子“奇货可居”，便烧他的冷灶。后来这公子继位，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投机成功，当了丞相。庄襄王死后，秦始皇继位，继续请他做丞相，前后掌权十多年，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食客为他编的书，有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万字，内容是把先秦各家的思想综合，变成一套拼盘式的学说系统。先秦各家的思想，本来是各搞各的，经吕不韦这样一统战，就全部变成他的“思想食客”了，他自然得意非凡。他把书挂在城门上，悬赏能够改一字的，赠千金，由此可见他的气派。在哲学派别上吕不韦属于杂家，一部书什么都一网兜收，当然要杂啊！

　　吕不韦自认这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而它“备”的方法，却很有技巧。它经常是用许多寓言、故事、历史来把理论带进场，以反复设喻来引人入胜。《吕氏春秋》实在是一部妙书。

　　刘安：《淮南子》

　　刘安（前179-前122），江苏沛县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邦在打韩王信的时候，经过赵，赵王张敖献上美人，过夜留下“龙种”。一年后，赵王被诬谋反，美人被连累，关在牢里。大概这时候生下私生子刘长，美人转托审食其转告刘邦，刘邦不理，美人自杀。刘邦就把他最小的儿子刘长封做淮南王，当时只有两岁。后来刘邦死了，汉文帝即位，二十二年后，又搞诬人谋反的把戏，抓了刘长，把刘长关在囚车里，刘长自杀。刘长死后十年，他的长子当了淮南王，就是刘安。刘安做淮南王做到五十九岁，汉武帝又搞诬人谋反的把戏，于是刘安又自杀。这三世蒙冤、三代自杀的史实，是中国帝王政治、宫廷黑暗中的一大悲剧。不幸跟帝王之家有生殖器关系的人，遭遇真太不公平了！

　　这种三代自杀的不公平，最后流传到民间，民间就传说刘安不是自杀的，而是得道升天了。不但他升天，他家的鸡狗都升天了。“一人得道，鸡犬同升”的传说，就来源于此。

　　刘安是学问很好的人，“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他和他的门客著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就是《淮南鸿烈》，就是后来的《淮南子》。

　　扬雄：《太玄》

　　扬雄（前53-18），字子云，四川成都人。他“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文笔虽好，口才不行。因为他口吃。

　　扬雄四十岁后，到了京师做官。王莽当政，扬雄“求免于祸”，写过《剧秦美新》的马屁文章。但他虽然决心避祸，祸还是到了家门。在刘歆儿子刘棻的案子里，终于被牵连到。治安人员来抓他的时候，他在天禄阁楼上校书，乃跳楼自杀，差点摔死。后来查出他只不过教刘棻写过字，并未涉案，乃不了了之，而他自己，白白摔得鼻青眼肿一场。

　　扬雄晚年又老又穷，喜欢喝酒。“有好事者，载酒从游学”，传下他的名著《太玄》和《法言》。他七十一岁时死去。

　　扬雄努力的方向，在使儒家与道家合流，使阴阳家靠边站。西汉思想在初期是道家与阴阳家合流，中期是儒家与阴阳家合流，闹出一片谶纬灾异之学，搞得乌烟瘴气。扬雄有鉴于此，乃著书立说，想把主流带入新方向，他的用心，是很难能的；他的努力，是很可怜的。

　　扬雄也是辞赋家，但他晚年鉴于辞赋无用，反对起来了。

　　桓谭：《新论》

　　桓谭（前23？-56），字君山，江苏徐州人。他父亲是汉成帝时候的太乐令，他在音律方面，因此就很内行。他“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熹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除了音乐以外，他又“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

　　在王莽篡汉的时候，“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但是桓谭“独自守，默然无言”。王莽给了他不说话的自由，让他做掌乐大夫。

　　汉光武当政后，桓谭上疏请求改革政治，请求禁止“富商大贾”“中家子弟”放高利贷，请求注意“同罪异论”“刑开二门”的司法黑暗。后来又上疏请求不要迷信谶纬。汉光武是迷信谶纬的，发怒要杀他，他“叩头流血”，才得免死。此后忽忽不乐，不久就死了。

　　桓谭在那种马屁与愚昧的时代里，敢于不讲话，也敢于讲话，的确是位了不得的前进思想家。可惜他的遗著《新论》二十九篇失传了。这篇《形神》是非常难得的一篇劫余，其中讨论“人死如灯灭”的哲理，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范缜。在中国的思想家里，桓谭的确是最优秀的一位。

　　王充：《论衡》

　　王充（27-100），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他是后汉的太学生，家里很穷，买不起书，很多书，都是站在书店里看来的。

　　王充的时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统局面，他能在这一统的局面里，脱颖而出，写出《论衡》来表示异议，实在是很优秀的。

　　王充是中国汉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所称道的“旷世超奇出上虞，论衡精处古今无”。王充的伟大，在于他风格独具，思想不遵传统的绳墨，勇于疑古论今。

　　王充的思想，在《论衡》里完全流传下来。例如在《奇怪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怀疑稷母履大人迹而生，而说：“贵人之气，更稟贱物之精，安能精微？”又在《论死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论死生，则以死者现神，必着殓时之衣；人即有鬼，岂衣服之仍形？他如《书虚篇》中疑孔颜同登泰山、以望阊门之事；《感虚篇》中疑杞梁之妻哭城城崩之伪；《语增篇》中疑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之有问题；《谴告篇》中疑灾异之无关人事；《商虫篇》中明言虫灾之生，乃因人谋不臧；并更明言当时学风的妖妄……这些惊世骇俗的许多卓见，都是《论衡》中的不凡的思想，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王符：《潜夫论》

　　王符（约83-170），字节信，甘肃镇源人。他是姨太太生的，他的家乡“俗鄙庶孽”（有看不起姨太太生的风俗），从小就被人轻视。他“少好学，有志操”，长大后又“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他在不得意中，“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潜夫论》这部书，完整的流传到今天。

　　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他努力提倡“以人为重”的哲学，他说：“凡人吉凶，以人为主……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又说：“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比起那时代的迷信大雾来，这些都是进步的天人思想。

　　王符生当东汉党锢的乱世，对政治的黑暗情形，他有激烈的抨击。他说：“今汉土之广博，而曾无一良臣。”在一个良臣都没有的局面下，“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统治者“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这些大胆的言论，千载之下，还令我们崇敬。

　　仲长统：《昌言》

　　仲长统（179-220），字公理，山东邹县人。“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二十岁后在各地游学，跟他交朋友的，“多异之。”那时袁绍的外甥高干礼贤下士，很拉拢他，他却说：“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不久，高干垮台，大家都说仲长统有眼光。

　　仲长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他自述人生的大愿是：

　　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闲。不受当时之贵，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可见他的抱负和境界。

　　仲长统的著作有《昌言》三十四篇，十多万字，可是大部分失传了。他的思想主要在“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在迷信的大雾中，显然是前卫的。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山西解县人，被称做河东先生。

　　柳宗元二十一岁就中了唐朝进士，被派管理中央图书；五年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又整理中央珍藏（做集贤殿校书郎），所以他博览群书，功力很不错。

　　后来他做了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正要得君行道时，唐顺宗病倒，传位给唐宪宗，他就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在山瘴里一过十年，再转到广西的柳州，过了四年，以四十七岁的年纪，死在柳州。柳州人怀念他，为他立了庙。

　　柳宗元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在政治上垮台，和他赞助太学生的活动，以及“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的立场有关。他在居庙堂之高的时候，曾经禁止宫市和苛捐杂税；他在处江湖之远的时候，曾在柳州解放奴婢，为奴婢订出可以赎身的办法。从他写的《捕蛇者说》等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政治的愤恨。

　　此外，柳宗元的思想也极为开明，他反对迷信。他的游记，又写得简淡隽永，是中国文章中的典范之作。

　　周敦颐：《周子通书》

　　周敦颐（1017-1703），字茂叔，人称濂溪先生，湖南道县人。他的舅父郑向把他带大，郑向是宋朝大官，所以周敦颐也有官做。三十八岁那年，他为了一件冤狱同王逵争执，他说：“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就辞职不干了。

　　三十岁后他继续做官，程珦见到他，觉得他“气貌非常人”，遂叫两个儿子（十五岁的程颢、十四岁的程颐）拜他为师。他晚年退隐林泉，筑室在庐山下的小溪旁，名濂溪书堂。

　　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是《太极图说》。《太极图说》脱胎于宋朝初年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是儒道混合的作品，以道家的内衣，披上儒家的外套。再加上他的主敬理论又是佛家的法门，所以周敦颐的思想，是典型的三教混同思想。朱熹后来为周敦颐辩护，说周敦颐是纯儒家的，这是朱熹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曲解。事实上，宋朝的理学家，都是这种“三不像”的产物。周敦颐在这方面，由于朱熹的刻意加工，成了这种“三不像”的最佳人选。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中把周敦颐放在第一，其“理”在此。

　　张载：《张子全书》

　　张载（1020-1077），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他原籍河南开封，因父亲在四川做官，未能归葬，就在陕西凤翔落籍，成为郿县横渠镇人。

　　张载是宋朝进士，做过县太爷，也做过京官。五十七岁时候，因为在太常礼院与人议礼不合，就辞职了。走回陕西的路上，就发病死了。

　　张载年轻时候，曾经学习军事，有志收复失土。他十八岁那年，去见范仲淹，范仲淹却告诉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显然劝他走“偃武”的路子。他此后走向“修文”，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辈分上，张载是程颢、程颐的表叔，但他却觉得自己对《周易》的研究，赶不上二程，他在讲学之时，公开告诉人们：“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事之。”他这种气度，颇有古印度人士的服善之道。

　　张载在宋儒中，不是最聪明的，但却是最用功的，朱熹说他“苦心力索之功深”。在“苦心力索”之下，他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民胞物与的心怀，比起他在理学上的许多莫名其妙来，值得我们特别欣赏。

　　程颢·程颐：《二程全书》

　　二程是程颢和程颐，河南洛阳人。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宋朝进士，一生小官做了不少。他在政治上是反对王安石的守旧分子，并且“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的，就是他。由于先登巴士反对王安石，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王安石说：“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可见这种道学家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比他小一岁的弟弟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后来被找去做宋哲宗的老师，他要求坐着讲课，“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但是当宋哲宗大了，他被赶走，以六十四岁的年纪，送到四川去编管；宋徽宗时候，甚至查禁他的著作。他只好迁居，并且停止讲学。他对学生说：“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

　　二程在性格上小异，哥哥温和，弟弟严厉；在思想上大同，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歧义。《二程全书》中的语录，大部分都不分是哥哥说的还是弟弟说的。可见大同的情况，已经难解难分。

　　朱熹虽然没见过二程，但他真的是他们的好学生。他把他们发扬光大，成为所谓正统，通吃五百年！

　　胡宏：《知言》

　　胡宏（1102-1161），字仁仲，福建崇安人。他是名儒胡安国的儿子，是程颐学生的学生。胡安国在政治派系上和秦桧接近，因为他“颇重秦桧之大节”。但当秦桧当权的时候，胡安国家的老大胡寅、老二胡宏，都对秦桧表现了不合作主义。胡宏为反对秦桧，不肯做官，不但写措辞严厉的信给秦桧，还“优游衡山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他上书宋高宗，说廷臣“不能对扬天心”“皆为身谋”，以致大家不努力把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接回来。但他不知道：这根本就是宋高宗自己的原案啊！——那两位前任皇帝若回来，宋高宗自己，又怎么做皇帝呢？

　　胡宏在政见上悬格甚高，但在学说上，却比宋朝道学家开通得多。他反对二分法“天理”与“人欲”，也反对二分法“圣人”与“众人”，这种前进思想，难怪要遭到朱熹的大力攻击。朱熹写《胡子知言疑义》，一方面从八大段攻击胡宏，他方面又断章取义，这种作风，正反证了胡宏学说中真的有了道学家讨厌的成分。翻出《朱子大全》一对照，倒真是一件妙事。

　　陆九渊：《象山全集》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自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江西金溪人。他的祖父好佛老，爸爸却是个儒家礼仪的热心推广者。陆九渊三十四岁中进士，在家乡讲学。三十七岁时候，吕祖谦约他和朱熹会于鹅湖寺，大开辩论，“论辨所学多不合。”过了五年，朱熹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他“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的。四十九岁以后，在象山五年，有几千人去拜访。他五十五岁死去。

　　陆九渊在中国思想家中，有罕见的大气魄，他没有专书留下来，有人劝他写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种大气魄，是很难能可贵的。

　　他又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上的圣人，只有孟子和他在精神上是相应的。他把孟子发扬光大，最后成就了“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成一独特影响。

　　陈亮：《龙川文集》

　　陈亮（1143-1194），字同甫，人称龙川先生，浙江永康人。出身农家，“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在宋朝与金人议和，大家都喘口气的时候，他始终是鹰派。他一再上书，要求振作。他认为皇帝“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令他“不胜愤悱”。这种说真话，给他惹来不少的后遗症。

　　陈亮前后下狱三次。第一次被人检举喝醉酒说错话，被捕后，办案人员“笞掠〔陈〕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被宋孝宗知道了，说了一句“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才算免了牢狱之灾。另外两次都是莫名其妙的被牵连。《宋史》说他“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

　　陈亮很看不起“天下之士”，他说他们“熟烂萎靡，诚可厌恶”。他自己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不妨为一世英雄”。陈亮一生，虽然没有事功，但他的际遇之惨、个性之奇，却是古今罕见的。

　　叶适：《水心集》

　　叶适（1150-1223），字正则，人称水心先生，浙江永嘉人。二十九岁中进士，在金人的高压下，他力劝宋朝皇帝收复失土，他说：“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这种鹰派思想，影响了韩侂胄的北上用兵，结果仗打败了，他虽然反对韩侂胄的冒进，但是仍然洗不清，被夺职去官。

　　叶适在政治上是好战的，在思想上也是好战的。陈振孙说他除了“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无得免者”。可见他的议论之多！

　　叶适在思想上最精彩的，是他拆穿了朱熹之流对道统的捏造，他不承认“曾子——子思——孟子”的继承孔子说法，他说：“曾子不在四科之目……舍孔子而宗孟柯，则于本统离矣！”他又攻击朱熹他们都是“出入佛老甚久”的非儒家，例如“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就“非孔氏本旨”，这种议论，真是痛快痛快。

　　刘基：《诚意伯文集》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他是元朝进士，在江西高安做县太爷。他为人正直，惠爱百姓，“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他看不起统治者，他写《卖柑者言》说统治者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他们“民困而不知救……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因此惹得官也做不成了，闲居在家。他五十岁时候，加入朱元璋的革命阵营，朱元璋对他礼贤下士，称他为“老先生”。他对明朝开国的功劳，最像汉朝开国的张良。1370年，明朝封他为“诚意伯”。第二年，他六十一岁了，告老回乡，但是猜忌成性的新统治者又不放过他，使他不能隐居。六十五岁那年，还是不明不白地死了。

　　刘基死后，他的儿子刘璟说他“以生民休戚为忧喜，以大道晦明为荣辱”；《明史》说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很可看出他的心胸和抱负。

　　刘基因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后来变成了传说中的阴阳术数的大箭垛，许多迷信的书，都冒他的名做的。其实正好相反，刘基是一个反对迷信的人。

　　陈献章：《白沙子全集》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人。他年轻时候，搞的是程朱派理学。后来困学知变，“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又“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在三十九岁后进京，明朝的太学祭酒刑让很赏识他，“飏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

　　陈献章的入学法门是“以静为主”，“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明史》说他——

　　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这位“活孟子”，是程朱派理学中“心学”的大将，他在程朱派的理学主流下，独挽狂澜，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使程朱理学的清一色，在明朝打出两个太阳。他的长处在教人独立思想，短处在禅味过重，未免失之太玄了一点。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大家称他阳明先生（阳明是本县一个山的名字）。

　　王守仁一生的历程，自称：“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正德丙寅是1506年，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那时候，他因上书直谏，被廷杖，并谪遣到贵州的龙场驿（在贵阳西北七十里，属修文县），在困境中得到彻悟。这三年的磨炼，使他建立了自己学说的基础。

　　自宋到明，中国的学统全在程朱学派手中，王守仁却上追陆九渊，认为陆学才是儒家的真传，遂形成“陆王哲学”。王守仁的学说叫“心学”，也叫“阳明学”，重点是“心外无理”，“心即理”。王守仁认为朱熹他们心、理二分是错的。他宣称：“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他也反对朱熹先格物穷理的步骤，认为先知而后行，就会终身不行，也就终身不知。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认为“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凡是不行的，“不足谓之知”。这在思想境界上，的确是一大突破。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人称浚川先生，河南仪封人。他“幼有文名”，二十九岁中明朝进士后，开始做官。他一边做官，一边“究心国家典章时政机宜……以正学术”。为了揭发宦官的黑暗弄权，他被人反咬一口，坐了牢，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法。出狱后，降级改叙，继续做官。为了替盗林木的百姓讲话，又被罚俸。他七十一岁死去，死前三年，还因“朋比阿党”的罪名，被赶出朝廷，“斥为民”。

　　《明史》说：“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雒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但是现在我们检查他的遗作，却发现“其说乖僻”中，有很多进步的言论。他对传统的、世俗的一些看法，有他独立的见解。他既反对程、朱、陆、王的理、气、太极、性、知、行等的思想，又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又反对邵雍的象数思想，又反对上行、灾异、鬼神、风水等的迷信思想。他公然说：“五行生克出自异端邪术，古今大惑莫甚于此。”公然说风水是“邪术惑世以愚民……不孝之事莫大于此”。这种革命性的“乖僻”言论，是古今少有的。

　　何心隐：《何心隐集》

　　何心隐（1517-1579），本姓梁，名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永丰人。他三十岁前，走科学的路，后来追随颜钧（山农），走上颜钧“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颜钧是王守仁（阳明）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何心隐就是三传弟子。

　　何心隐办了一所他理想中的学校，格于旧势力，后来解散了。在他四十二岁的时候，由于坏政府抽税，引起民变，官方怪他，把他定了绞罪，后改充军贵州。他的朋友程学颜商请浙江大员胡宗宪调用他，因而出狱。四十三岁随程学颜上北京，得罪了炙手可热的当朝大吏，乃改名何心隐，逃到南方。“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1576年、1577年，官方两次缉捕他，都被他逃脱，但是1579年，他终于在祁门被捕。被捕后，他“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最后在湖广巡抚王之垣面前，坐而不跪，公然说：“公安敢杀我？又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王之垣痛笞他，最后被打死在狱里，年六十三岁。

　　何心隐案是中国旧社会迫害异端的一个显例。何心隐由反对地方官到反对当朝宰相，争取人权与讲学自由，最后竟遭惨死。他的身世与血泪，最令我们钦敬。

　　李贽：《李温陵集》

　　李贽（1527-1602），字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母亲死了，跟着父亲过活。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岁后到河南做小官。四十岁前碰到河南灾荒，两个小女儿都活活饿死了。五十一岁做云南姚安知府，在宦途二十多年后，于五十四岁辞官，“托迹禅林”，把家变成禅院。在湖北麻城等地，开始讲学。因为许多妇女和僧侣听他的议论，遂被戴上“左道惑众”“大坏风化”等帽子，在七十五岁那年，为湖北佬驱逐，并把他家给烧了。他流亡到河北通州，最后还是难逃大劫，给事中张问达劾他非圣无法，明神宗下令把他关到监狱。他七十岁时曾说过：“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六年以后，他终于以七十六岁的年纪，被“不知我者”关在牢里，自杀在牢里，完成了“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的语谶。

　　李贽是16世纪以前中国第一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由而解放，并且他的人格也洒脱高超，有殉道气魄。他从五十六岁到死，二十多年，“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日日如是，关门闭户，著书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这种努力，是殉道者的努力，最令我们敬佩。

　　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堂婶”王氏，王氏是中国的全套旧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孝牌坊，最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设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候，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从此顾炎武自三十三岁到七十岁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最恨一般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又说：“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这种沉痛与气魄，真是古今罕有。

　　顾炎武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每次用两匹马、两匹驴驮着书，到处研究他的实学。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李顒：《二曲全集》

　　李顒（1629-1705），字中孚，号二曲，别署“二曲土室病夫”，陕西周至人。他小时候，父亲为明朝殉难，没钱缴学费，老师都不收他。他母亲气起来，说：“无师遂可以不学耶？经书固在，亦何必师！”他不信邪，叫他在家自己念，终于自修成为大学者。

　　他三十六岁，母亲死了，他把母亲和父亲的一颗牙埋在一起，守了三年丧后，四十一岁那年，徒步向河南出发，到襄城四周找他父亲遗骨。当然找不到。但这种精神，感动了襄城的县太爷张允中，县太爷为他父亲立了烈士祠，又在旧战场上盖了一座招魂冢，以安慰他。

　　这时候，已是清朝康熙九年（1670）的冬天了，明朝崇祯皇帝已殉国二十六年了。也就是说，清朝已经统治二十六年了。对这个他所不赞成的政权，李顒始终不肯合作。

　　有一次，大官人特备车马，接他去见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装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床，一起出发，李顒气得不吃饭，相持了六天，最后逼得他要拿刀自杀，大官人才算死心，放弃送他去“召见”。

　　李顒七十六岁时候死去，成功的做到了他的不合作主义。

　　金人瑞：《唱经堂才子书》

　　金人瑞（1607-1661），原名采，字若采，明朝亡后，改名人瑞，法名圣叹，江苏吴县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亲友也少，十岁才念书，又因为体弱多病，所以不能同小朋友们玩，就独自一人，整天读书。

　　金人瑞从小读书得间，常在书本中得到新义。长大后，王应奎说他“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这简直说他的才情，是鬼使神差的了。

　　徐增说：

　　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

　　这样一位“颖敏绝世”的伟人，最后竟因向黑暗政府请愿，以“动摇人心倡乱，殊干国法”罪名，被处死刑。死刑执行前，他游戏人间，从容赴难，他的洒脱旷达，真是魔附神助了。

　　颜元·李塨：《颜李丛书》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父亲是朱家养子，他也生在朱家。十五岁结婚，但为了要学仙，不肯同房。十六岁“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十九岁朱家有讼案，他被捉进牢里，在牢里看书自修。出狱后做农夫、习武艺、学中医、当教书匠，样样都来。由于父亲失踪，在祖母死时他代行父职，不折不扣的行了不近人情的丧礼（朱子家礼），弄出一场大病。这时别人告诉他，说他父亲根本就不是朱家的人，这时他也觉悟到这种丧礼“有违性情”，因此起了反动。后来他离开朱家，回乡归宗，万里寻父。五十七岁时候，南游河南，发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乃对程朱之学更起反动，相信“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不愿做道统中的乡愿”了。

　　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他努力提倡实用主义，他的伟大精神，一如墨子。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他是颜元的学生，也是“颜李学派”的传人。

　　戴震：《戴氏遗书》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做过四库馆的纂修，赐同进士出身。

　　戴震是清朝的大学者，在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绪言》（《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有很多重复，该是后者的初稿）。其他在声韵方面、历算方面、地理方面、经学方面，他都有渊博的论述，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来的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都是这一学风的传人。

　　戴震主张纯粹用客观的方法研究古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从实事求是、从细心做学问求真，他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他认为宋儒的学问是不行的，他们只会“空言说理”“轻凭臆解”“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要渡江有船、登高有梯，没有捷径，还得从实学硬功夫做起。

　　戴震在思想方面，反对不近人情的理学，认为儒者“以理杀人”和酷吏“以法杀人”并无二致。这种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新思想，最值得我们敬佩。

　　焦循：《焦氏丛书》

　　焦循（1763-1820），字里堂，江苏甘泉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后来闭户家居，研究经学、数学、天文学，很有成绩。他在雕菰楼里著书，足不进城者十多年，他的专心，由此可见。

　　焦循的思想中，有一些开明的成分。例如他对性的问题，认为大家都“每以精深言之”，结果说过头了。其实“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又如他对订婚，反对有强制性，因为一般习惯都从幼年订婚，一方有了死亡疾病，他方就要守节或起纠纷，这是不妥的，也是不合古礼的（当然，焦循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有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写《贞女辨下》来“为议贞女者危之”，一方面写《李贞女诗》来歌颂守望门寡的女性）。又如他对异端的态度，主张包容，反对“执己之一端，不能容人”。他说：“人异于己，亦必己异于人，互有是非，则相观而各归于善，是以我之善观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观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俭集序》云：‘攻乎异端，归之正义。’义者，宜也。归之于宜，何异之有！”这都是很开明的态度。

　　严复：《侯官严氏丛刻》

　　严复（1853-1921），字又陵，也字几道，福建福州人。他少年时候，学的是中国老东西。十四岁考入福建马江学堂学海军，二十三岁在英国留学四年，二十七岁做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四十一岁中日甲午战败，他感于中国之弱，根本在思想学术上就不行，于是发愤译介西方思潮，并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为西化与维新打下理论基础。

　　1896年，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影响晚清思潮极大，又译亚当·斯密的《原富》（1898-1900）；约翰·穆勒的《自由论》，后改名《群己权界论》（1899）；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898-1902）；《穆勒名学》（1900-1920）；孟德斯鸠的《法意》（1900-1905）；甄克斯的《社会通诠》（1902）；耶芳斯的《名学浅说》（1908）等。他的翻译，事实上是把原作改写或借题发挥，掺入己见，别具一格。

　　严复后来任编辑局总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称帝，强挽他支持，成了“筹安六君子”，他没有勇于否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严复是中国近代化变局中的先知，但是时代走得比他快，结果他落后了，反倒成为保守派，这真是个人与时代的一幅谑画！

　　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

　　康有为（1858-1927），字更生，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20世纪中国第一思想家。他年轻时受廖平影响，努力研究《公羊传》，以何休注为基础，专求微言大义，进而有所发明，自成一家。

　　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有三：第一，《新学伪经考》（1891），认为刘歆要帮助王莽篡汉，用孔子语气伪造了经书，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这书使人知道旧的学说全不可信。第二，《孔子改制考》（1896），认为经书是孔子假古人的言论而按自己的想法写成的，理想化了古代政治之后，再托古改制。这书使人知道孔子乃是一位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第三，《大同书》（1893），认为社会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演进，以“春秋”的三世说，说明“礼运”的小康即升平世，大同即太平世。目前只是据乱世，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

　　康有为一生参与两次政变，一次是戊戌政变（1898），一次是丁巳复辟（1917），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的晚年，显得落伍而落寞，以办《不忍》杂志和写毛笔字度过。他对书法极有功力，著有《广艺舟双楫》传世。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的父亲是清朝大官，最后做到湖北巡抚。他十三岁跟着父亲到甘肃，二十岁跟着新疆巡抚刘锦棠到新疆，以后十年间，浪迹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见闻很多。

　　谭嗣同二十九岁时候，中国甲午战争打败，他热心救国运动，组学会、养人才、研究新政，非常活跃。三十三岁时候，参与戊戌政变，被西太后非法残杀于北京菜市口，成为“戊戌六君子”中最感人的一位。

　　谭嗣同的思想，从旧学中加进佛学，又从佛学中加进西学，他死前两年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受了他们极大的影响，思想的视野上更宽了。他完成了最主要的著作——《仁学》，对人生的取向，有了融会贯通的结论。这种结论，使他在戊戌政变时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可以逃亡却宁愿坐待，最后从容的“我自横刀向天笑”而去，完成了伟大心灵的一生。

　　《仁学》出版于他死后，因为是禁书，所以刊行于日本。他的遗作，近年在大陆迭有发现，所以对了解他，有了进一步的帮助。

　　墨翟：《墨子》

　　墨翟被尊称为墨子，或说是春秋时候宋人，或说是鲁人。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馔”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

　　公孙龙：《公孙龙子》

　　公孙龙（约前325-约前250），战国后期赵国人（《史记》中有两位公孙龙，一位是孔丘学生，是春秋时人；一位是孔丘六世孙孔穿时代的思想家，是战国时人）。他在公元前284年，曾到燕国游说，劝燕昭王别打仗；后来在赵国平原君家做客二十多年，见过赵惠王、邹衍、孔穿。他是战国时代的雄辩家，辩论比赛的结果，总是“孔穿不应”“子高弗应”，谁也贏不了他。虽然贏不了，可是大家不服，所以《庄子》说：“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尤）也。”

　　公孙龙是中国思想中的彗星。中国思想，最薄弱的是逻辑，在思想方法上，常常气壮而不理直，推理推了半天，结果把理推到一边去了。这时候公孙龙出来，用逻辑方法，把一般的比喻，来了一番使人吃惊的新解，自然就不同凡响了。例如《论语》中谈坚白，（“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但这种坚白观念，到了公孙龙手里，就发展出逻辑的讨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细密，除了《墨子》外，是古人所不及的（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季诺（Zeno）跟公孙龙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件最有趣的事）。公孙龙的出色，也正在这里。

　　颜之推：《颜氏家训》

　　颜之推（531-591后），琅琊（山东临沂）人。他的一生，历经战乱，他在湘东王萧绎幕中服役的时候，为侯景所败，做了俘虏，在囚送途中，几乎死掉。萧绎被拥立成梁元帝时候，叫他管理中央的图书。后来西魏军打江陵，围城二十一天后城破，萧绎认为自己完了，文化完了。乃尽烧图书，蹈火自焚。颜之推又成了俘虏，最后留在北齐做官。北齐被北周所灭时候，他又一次做了“亡国奴”。饱更忧患的经历，使他在老死以前，写下一部望子成龙的名著，就是《颜氏家训》。

　　颜之推很看不起无用的知识分子，他说：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又说：

　　吟啸谈谑，讽永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此公的境界，由此可见一斑。

　　吕坤：《呻吟语》

　　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他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

　　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1616年八十一岁时候，刊行了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有力书籍。

　　《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决定把这部切身修养的著作，公之于世。

　　《呻吟语》全书共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七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

　　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甘坐失举之罪”，保荐他做刑部尚书；在他死后，明熹宗追赠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祀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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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类

　　孟轲：《孟子》

　　孟轲（约前373-约前289），字子舆，在战国中期，生在邹国（山东邹县）。

　　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这又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份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学生而已。

　　孟轲的地位是累积起来的。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轲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

　　《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

　　《孟子》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

　　《孟子》中最精华的思想，乃是它的政治哲学。孟轲主张义利之辨，此利乃指自私自利，不是民生乐利，孟柯从不反对民生乐利，把两种利混为一谈的，不足以知《孟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

　　董仲舒（前176-前104），号桂岩子，河北冀县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以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在这种师生关系中，一个学生害了他。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汉武帝一听，火了，于是把董仲舒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也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的第一罪人。这种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韩愈：《韩昌黎集》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北昌黎（唐朝的昌黎是今天的河北通县）人。他是唐朝进士，官瘾很足，可是时升时降，官运却不怎么样。唐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里有释迦文佛的指骨，特派宫人三十六名去奉迎，满朝大事铺张的时候，韩愈大表反对，并说东汉皇帝信了佛以后都短命。皇帝大怒，把他贬到广东潮州。到潮州后，他上表谢不杀之恩，并歌功颂德一番，所以只待六个月，就放回来了。

　　韩愈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俨然以道统自任。他是公然主张“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他在思想上的心态，是非常明显的。

　　韩愈虽然在思想上不过如此，但在文章上，却卓然成家。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一作文就是“四六体”——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骈体文，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造成“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局面。虽然他的文章，讨厌之处也不少，但比起八代的来，总算是进步了。

　　朱熹：《朱子大全》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人称朱子或朱文公，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一方面在经典整理上施展细功夫，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使他创造了“道统”的局面，而成为继往开来型的大人物。

　　糟糕的是，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而是玄学的、主观的武断。他的许多著作，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道统”之需。例如他不加辨别，就硬说《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说《中庸》是子思所作，等等等等，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但这种胡说，居然以《四书》的形式，挟“道统”以俱下，大大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对孔孟而言、对后代中国人而言，都给弄错了导向。严格说来，这真是一种罪过。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了！

　　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道统”延伸到史学方面，又强调正统说。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总之，此公的头脑，实在有太多的歧途，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

　　僧祐：《弘明集》

　　僧祐（444-518），本姓俞，原是江苏彭城人，后世居建业（江苏江宁）。他从小就喜欢到庙上去，不肯回家，后来终于做了和尚。他跟“一时名匠”法颖做徒弟，研究佛学，“竭思钻求，无懈昏晓”，成了名和尚。他收“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包括王公大人公主贵嫔，风光无比。

　　在南北朝时候，佛教和反佛教之争，变成了热门，佛教遭到儒教和道教的夹击。僧祐站在佛门弟子的立场，编了一部《弘明集》来卫道、来“为法御侮”。在他编这部书的时候，为了对照，也收了反面的论文，于是这种反面的思想，也跟着借光，保存到今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450-515？），字子真，他不信鬼神，写《神灭论》，勇于反对佛教迷信。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亲自写文章骂他，并发动朝野七十多人写文章围剿他，但是范缜不买账，他的论敌也承认“无以折其锋锐”。在这场大辩论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水平和思想方法，所以这部论集，自然有它历史的地位。

　　慧能：《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慧能（638-713），本姓卢，广东新兴人。他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因为听人念《金刚经》，有所领悟，就去找禅宗第五祖弘忍，弘忍先叫他打杂八个月，然后发现他有慧根，就把衣钵传给他。就这样的，他以二十出头的少年，就当了禅宗第六代的祖师爷。

　　慧能是反对繁琐佛经的，他说：“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又说：“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他甚至认为习禅打坐、出家修行，都没必要，他说：“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缚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佛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这些言论，在佛教中，都是革命性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基础都在反对形式，重视精神上的明心见性、精神上的开启与顿悟。

　　佛经本来就是大量抽象名词的排列组合，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含义。慧能以后的禅宗，在冲破这种汗牛充栋上，很革命，但冲到后来，仍是用抽象代抽象，只是简化一点而已。所以，不论是口头禅或野狐禅，其禅则一也。

　　佚名：《太平经》

　　道教是纯粹中国的宗教，它托身在老子，把老子“太上老君”起来，但老子的思想，实在和它扯不上，真正跟它扯上的，是阴阳家和迷信家。这些大家们，从为秦皇汉武求仙长生起，就没老实过。到了后汉，张陵（道陵）先在江西龙虎山隐居，后在四川鸡鸣山修炼，自称得“太上老君”秘传，行符水禁咒之法，得长生不老之术，著道书二十篇，是为道教定形之始。

　　张陵的孙子是张鲁，“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张鲁以外，张修、张角也都是道教的元勋及人物。他们传教的道书，不能详知，但是一部叫《太平经》的，终于慢慢定形了。

　　这部《太平经》，来源说是于吉得到的神书，原来只有两卷，后来你也加我也加，变成了一部一百七十卷的大书，成为道教最早的经典。虽然这部经典，并不为后来道教信徒所重视，但它的历史意义，极有价值。从这部黄巾之乱的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许多思路，看到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众怎样追寻、怎样迷信、怎样提出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所以读读《太平经》，我们倒真可得“道”呢！

　　葛洪：《抱朴子》

　　葛洪（283-363），字稚川，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他生于迷信世家，他的祖宗就仙里仙气的，他自己，又认到了一位仙里仙气的老泰山，又从老婆那边传到了不少“玄业”。葛洪为人，又丑又不善言辞，穿得破破烂烂，但是对信仰很执著、很朴实，大家称他做抱朴之士，他就著书，自号“抱朴子”。

　　葛洪在石冰之乱时，曾有过一段武功。乱后，他“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后来看到天下太乱，“欲避地南土”；又听说交阯产丹， 可供他提炼，就要求去做地方小官。皇帝认为太委屈他了，他说：“非欲为荣， 以有丹耳。”就出发了。

　　葛洪为人“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他自述写《抱朴子》的原因是：“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葛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他在八十一岁时死去，所谓长生，也不过如此。死时虽然“颜色如生”，但毕竟还是死了。葛洪的死，是中国长生理论家的最大幻灭。

　　佚名：《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的书里最怪的一部，自古就被看做一部荒诞不经的书，共十八篇，三万多字，传说是夏禹、伯益作的，其实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而是战国后期定形出来的一部中国各地传说。

　　《山海经》分山经和海经两大类，以河南洛阳为中心，向四方扩展成海内、海外、大荒等经。它的内容包括山川、动物、植物、矿物、药物、巫医、神祇、祭祀、远方异国等等。叙述的方法很细腻，例如说天下名山，夏禹所经历的有五千三百七十座，走的路有六万四千五十六里，这样煞有介事的细腻方法，是一般古书望尘莫及的。

　　《山海经》在《汉书·艺文志》中放在刑法家之首，自汉朝到明朝，都被当做地理类的书，一直到了清朝，才被列入小说类，但是从民俗和神话观点上看，它倒有着极大的价值，显然不是什么小说。明朝胡应麟早就说它是“古今语怪之祖”，它显然不是地理书也不是小说书。《山海经》中一大特色是它的巫术意味，例如佩戴一种鹿蜀怪兽的皮毛，可以多生贵子；佩戴一种狏怪羊的皮角，可以以恶治恶；吃下一种狌狌怪物的肉，可以健步如飞，都是有趣的例子。这都是民俗和神话的史料。

　　佚名：《易经》

　　不论是龟卜或筮卜，卜出来的结果，累积起来，每在新卜之事与所现之兆相同的时候，就可以就累积的结果来援用，不必再重复了。这种卜的方法，比以前方便，所以叫“易”；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叫《周易》。

　　因为《周易》只不过是卜筮手册，所以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原来没有别的。可是，在《周易》本文以外，后来冒出了《易传》，《周易》的本文叫“经”，解释“经”的叫“传”。“传”该是帮忙解释明白的，但是《周易》的“传”却愈帮愈忙，于是问题就多了。

　　《易传》有十篇，又叫《十翼》，就是十篇辅翼文章的意思。从汉朝到唐朝，大家对《十翼》都没有异议，认为是孔子作的。到了宋朝，欧阳修首先怀疑，现在证明非孔子所作，已是定说了。《十翼》包括：一、彖上传（《周易》六十四卦，每卦有“彖辞”，就是断定这卦意思的话，《彖传》就是解释“彖辞”的话），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叫“大象”，是总论一卦之象；这种总论叫做“爻辞”），四、象下传（又叫“小象”，是分论六爻之象，爻是八卦表示的形象），五、系辞上传（系辞是总论“周易”的话），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是专说乾坤二卦的），八、序卦传（解释六十四卦为什么要排成这种次序），九、说卦传（解释八卦的方位、意义〔如乾，健也〕和取象〔如乾为马〕）， 十、杂卦传（解释卦名）。

　　吕才：《阴阳书》

　　吕才（约600-665），博州清平（山东高唐）人。他从小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唐太宗时候，发生了音乐上的疑难，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扯不清楚。唐太宗要大家推荐专家来解决，吕才就被推荐上来。吕才又为唐太宗解决《三局象经》中的疑难，最后升到“太常博士”。

　　唐太宗认为《阴阳书》流传得“谬伪浅恶”“穿凿既甚，拘忌亦多”，就叫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最后新编成五十三篇，加上旧的四十七篇，一共一百篇，“诏颁天下”。这部一百篇的《阴阳书》，全本失传了，只在《旧唐书》中保存了“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三篇（《新唐书》中也保存了，内容有出入）。仅从这三篇里，我们就可看到无神论者吕才，在反对迷信上面的努力。他大胆否定了卜宅吉凶的迷信、否定了命定的迷信、否定了阴阳葬法选日选时选地的迷信。这种前进与开明，求之古人，真是少见！

　　吕才的多才，还不止此，他又作过“方域图”“教飞骑战阵图”“文思博要”“姓氏录”“隋记”；参与“白雪歌词”“本草”。他真是多方面的专家，在中国古人中，他有点像阿基米德。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赵吉士（1628-1706），字天羽，一字恒夫，晚号“寄园主人”，安徽休宁人。他生于明朝崇祯元年，清朝顺治时曾经中过举人。

　　这是一本笔记，书名五个字中，有三个“寄”字，第一个“寄”字是他住处的名字，第二、三个“寄”字同义，第二个是动词，第三个是动名词做目的语用。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所“寄”，譬如日月星辰寄于天、人的五官寄于面，所以他的家叫“寄园”，他的笔记叫《寄园寄所寄》。这部笔记，是他人生如寄的一点成果。

　　笔记是一种鸡零狗碎的札记式文体，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很特殊，有记史的、有记掌故的、有记神怪的，内容十分复杂，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本书也不例外。全书分为“囊底”“镜中”“倚杖”“撚须”“灭烛”“焚尘”“獭祭”“豕渡”“裂眥”“驱睡”“泛叶”“插菊”等十二“寄”，所记有正经的忠、孝、悌、义、正气、廉介，有孔丘所不语的鬼、怪、人妖，有指正“习语”“称谓”错误的文字，以及官场洋相中使人“乐然复笑，笑之中有箴规焉”的幽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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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尚书》

　　《尚书》的意思是上古帝王的书，是中国最古的历史，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帝王的号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文字。大体上说，平时的叫“诰”，战时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叫“谟”。

　　《尚书》是五经之一。它被称为经，始于《荀子-劝学篇》，到了汉朝，才开始以经的面目流行。五经中《尚书》的问题很多，因为它出现了两种版本，闹得乌烟瘴气。

　　第一种版本——秦始皇烧书时，秦博士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就逃难了。汉文帝时候，挖开墙，发现只剩二十九篇，他的学生就用当时的文字（隶书）流传下来，叫做《今文尚书》；第二种版本——汉景帝时候，鲁恭王翻修自己的宫殿，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发现了用晚周民间别体字写的《尚书》，经过孔安国的整理，发现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叫做《古文尚书》。可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困难，大家都不太懂。直到成帝时候，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在皇家图书馆把两种版本校勘，才重新推出，结果因为权位之争，闹出今古文之争。其中掺进王肃做的伪书，冒名顶替一千年之久。直到清朝学者出来，才算理出它的面目。

　　管仲：《管子》

　　管仲（约前719-前645），字夷吾，安徽颍上人。他年轻时候很穷，但是碰到一个知己——鲍叔牙。两人在齐国内乱时，分别在公子纠和小白两个继承人身上押宝，结果管仲押的公子纠失败，管仲被关起来；鲍叔牙押的小白成功，变为齐桓公。鲍叔牙深知管仲有才干，乃请齐桓公放管仲出来，并用之为相。结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大的功业。管仲后来回忆说：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在管仲名下的这部《管子》，包含的思想很杂，有儒、道、名、法、纵横、兵等各家，并包含管仲死后的史实，当然不是管仲所作，该是祖述其说的战国稷下学派所作。朱熹说：“其书恐只是战国时人收拾〔管〕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是可信的。

　　晏婴：《晏子春秋》

　　晏婴（前6世纪），字平仲，莱之夷维人（山东高密人）。他一生跟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因为他有这种美德，所以柳宗元把他列为墨家。柳宗元《辩晏子春秋》说：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

　　照柳宗元说法，人是晏子的，书是墨家的，这种见解是很高明的。虽然晏子在墨子之前，但是《晏子春秋》这部书，写的却是墨家的思想。晏婴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他的言行，开了墨家的先河，他给墨家选中了做尾闾，是可能的。

　　慎到：《慎子》

　　慎到（前4世纪），《史记》在《孟子荀卿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论”。《庄子》说：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徧，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溪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些话特别强调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实上，慎到是出于道家而入于法家的，《荀子》说他“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其实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子》

　　申不害（？-前337），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前351-前337）。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到这点：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六篇”的话，但这些全本都失传了。《战国策》中有申不害为亲戚讨官做的故事，韩昭侯不答应，要他坚守法治原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公孙鞅：《商君书》

　　公孙鞅（？-前338），是卫庶公子，故叫卫鞅；又被秦封于商，也叫商鞅。他年轻时候，就有“奇才”，后来见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 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虽然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但这一事迹，在中国，却是罕见的纪录。

　　《商君书》是后人辑录公孙鞅的言行，而做出来的一部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

　　韩非：《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时代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写了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流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见古人。秦始皇的行政头子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的，韩非到了秦国。但在秦国，韩非君是得了，道却被别人行了——最后李斯用了韩非的理论，却把韩非给害死了。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

　　韩非的书是中国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国思想中“礼”“法”之争中法的立场。对统治者说来，法治比礼治更来得深切著明、来得实际。虽然在正统上，法家思想因为反对儒家思想而饱受评议，但对统治者说来，“外儒内法”却是他们所优为之的。结果呢？中国的统治者，最会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变成了最虚伪的二重人格的恶棍。

　　韩非原来被尊称韩子，宋朝以后，因为尊称儒家的韩愈，就把韩愈称为韩子，把韩非称为韩“非”子，这种尊称抢夺战，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帅下，一些非儒家的人与书尚能知名、尚能幸存，得力于中国人虽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条件下，非儒方面的人与书，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贾谊：《贾长沙集》

　　贾谊（前201-前168），河南洛阳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属文出名，那时天下初定，在这样人才很难得，就被河南太守请去做门客，进而推荐他给汉文帝。汉文帝任他做博士，当时贾谊只有二十二岁，是最年轻的。

　　贾谊虽然少年得志，但得到一个限度，就不得了。这个限度就是有为与无为之争。贾谊主张政治改革，要改历法、易服制、更官名、兴礼乐，他说：“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但是，“俗吏”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汉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岁时候，终于被外放到长沙。一年后，汉文帝找他回来，“不问苍生问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读书。后来小太子骑马摔死了，贾谊伤感异常，三十三岁那年，也短命死了。

　　贾谊的政论和辞赋，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有双重的地位。

　　贾谊的身世，构成了一个象征，那就是中国政治中，“青年才俊”的发展，有它一定的瓶颈。中国政治以老人政治为本位，年轻人想夺棒子，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

　　崔寔：《政论》

　　崔寔（？-约170），字子真，河北涿县人。“少沉静，好典籍。”他出生在书香之家。祖父崔骃是班固级的大学者；父亲崔瑗是马融级的大学者。崔寔是父亲死后，“隐居墓侧”，不肯做官。他是一个清高的人。

　　东汉桓帝时候，要选“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后来他“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写了一部《政论》，很有名。仲长统主张这部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可见对他的推崇。

　　崔寔对政治的批评，是很敏锐的。他批评西汉文帝除肉刑是所谓德政之说，有这样露骨的话：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

　　这是何等敏锐！何等气魄！

　　荀悦：《申鉴》

　　荀悦（148-209），字仲豫，河南许昌人。《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汉灵帝时候，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候，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荀彧，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

　　荀悦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是主张“统法”，他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他这里提出“罚妄行，则恶不惩”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在政论以外，荀悦还是一位历史家。汉献帝认为班固的《汉书》失之“文繁难省”，乃令荀悦另作《汉纪》三十卷，“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汉纪》是编年体的史书，花了三年完成（刘知几说花了五六年，说错了）。

　　王安石：《王临川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从小随父亲宦游各地，见闻不少，颇知民间疾苦。二十二岁中进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绝做高官，声名动朝野。宋仁宗时候，他曾上万言书，未被重用；宋神宗时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从四十九岁起，当国八年，励行改革，由于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反对和客观条件限制，新法有成有败。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说：“如君实（司马光字）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国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旧，是他不敢领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旧式知识人来，思想细密得多。对他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可见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时代的。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正是公论。

　　郑思肖：《心史》

　　郑思肖（1206-1283），又名所南，字忆翁，自称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他是宋朝的太学上舍生，应过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时候，他上书救国，没有结果。宋朝亡后，他变成一个激烈的隐士，不结婚，用不断的言行，表示他对故国的怀念。“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他不论坐卧，都面不向北方，因为北方已经沦陷了；他画兰花，都不画土，因为“地为番人夺去”了。

　　郑思肖七十八岁死去，临死前请他朋友唐东屿写一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原因是自认不能死国，为不忠；不能有后，为不孝。他死后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发现了一部密封的书，原来是他写的。据陈宗之《承天寺藏书井碑阴记》说：

　　崇祯戊寅岁，吴中久旱，城中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眢井，铁函重柜，锢以垩灰。启之，则宋郑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书大宋铁函经五字，内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字。……楮墨犹新，古香触手，当有神护。

　　这就是《心史》的来源。清朝阎若璩说《心史》是姚士粦作的伪书，自属可信。只是郑思肖真人复生，他所作所为，也必然如此了。

　　邓牧：《伯牙琴》

　　邓牧（1207-1306），字牧心，浙江钱塘人。出身书香之家，“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少年时候，他很喜欢《庄子》《列子》等书，青年以后，“视名利薄之”，乃“徧游方外，历览名山”。常常“杜门危坐”，并且每天只吃一顿饭。

　　宋朝亡了以后，邓牧隐居在浙江大涤山的洞霄宫，“遥荡于无何有之乡”。著有《洞霄诗集》和《洞霄图志》，还写了一册论文，就是《伯牙琴》。

　　邓牧虽然隐居在道教的寺观里，但他的思想，却是“三教外人”，是混同了孔教、佛教、道教后的新艺综合体，并且有他独特的卓越成分。

　　邓牧在统治者专制下反对暴政，他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后世为君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而所以自为乃不过如秦，何哉？……彼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

　　这种大胆的革命性言论，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太难能可贵的了 ！

　　黄宗羲：《梨洲遗著汇刊》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害死。十九岁的他，进京讼冤，他找到刑求他父亲的特务们，亲自动手报仇，或刺伤、或刺死。

　　黄宗羲是明朝大儒刘宗周（蕺山）的学生，刘宗周在明朝亡后，以六八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黄宗羲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十多年，最后失败，在四十七岁以后，专心著作讲学，到八十六岁死去，前后近四十年之久，成绩极为丰富，举凡天文、地理、乐律、历算、政治、史学、诗文，种种方面他都有著作，并且很精彩。

　　黄宗羲一生最精彩的思想表现，是他的政论。他在五十三岁时候发表《明夷待访录》，严厉抨击君主专政，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忠于一君一姓，而要忠于天下与万民。这种言论，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的遗著，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杭州群学社的石印本二册，书名《黄梨洲遗著》，收有十种；在清宣统二年（1910），又有上海时中书局铅印聚珍版本二十册，书名《梨洲遗著汇刊》，收有十九种，是比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潜书》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清史稿》说他：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克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山西长子县）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叶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唐甄的《潜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林则徐：《信及录》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进士，在湖广任总督时，向道光皇帝上陈鸦片问题，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1838），做上钦差大臣，查禁鸦片，最后发生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1840-1842），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一谈中国近代史，大家都从鸦片战争讲起，也就因为它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先声，一个转折的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梦方觉，自感“天朝”声威，不足以慑夷狄的“船坚炮利”，而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晓以大义”并无效果。因而激动了民族自觉，开始委曲求全，接受西方文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筹办洋务，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戊戌变法，都是这一自觉的显例。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迟速，极为深远。

　　林则徐在战败后做了替罪羊，谪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这位先知的远见，和他从防英国到防俄国的一段过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1792-1841），更名巩祚，字瑗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岁时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后来对金石、官制、目录、地理等学，功夫很深。他在道光年间中了进士，官做到礼部主事。他的文章出众，学问渊博，《清史稿》说他“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算是相当的前进，清末康、梁一辈的维新之士以及革命先进，大都受了他的影响。

　　龚自珍的诗文很奔放，与当时那批拘泥于模仿的桐城派，决然不同，因此饱受当时腐儒和卫道之士的攻击。他们骂他是“野狐禅”，即使是比较开明一点的人，也把他当做怪人看。但是好终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的诗文就大大流行起来了。

　　龚自珍五十岁时死去，死得不明不白，传说他跟亲王奕绘的小老婆顾春私通，因而被刺。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龚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等书。

　　郑观应：《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1-1923），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1862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间，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1892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孙武：《孙子》

　　孙武（前6-前5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脚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孙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18世纪就被翻译到欧洲去。20世纪的美国将军，也把它当做世界五大兵学名著之一。

　　孙膑：《孙膑兵法》

　　孙膑（约前380-约前320）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末年，孙膑的“兵法”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末了。

　　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4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370-前335）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简》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八种。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和令人怵目惊心的记录。例如百姓的狗跑进禁苑追捕猎物，这种狗要打死；在专设警戒区打死的，要整只缴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贪污”，只缴上狗皮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对商人、开旅馆的、赘婿等人，派去当兵，竟嘱咐司令官不必可怜这种人，犒赏战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吃肉，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就好了……这些记录，都是研究古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好资料。

　　长孙无忌：《唐律疏义》

　　长孙无忌（？-6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他跟唐太宗年轻就认识，后来帮唐太宗打天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图列其中。唐太宗死后，他因守正不阿，被诬谋反，被逼自杀。十五年后（674），才得平反。

　　《唐律疏义》是唐高宗永徽四年（653），由长孙无忌进呈的，时间是唐太宗死后四年。实际上，它的内容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与律令同时颁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前后颁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长孙无忌进呈的是“律疏”，“律疏”变成“疏义”是以后的事。所以，把《唐律疏义》看成是唐高宗时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年后的唐玄宗开元注释书，就大错特错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国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国法系独自成为一系。这一法系，在清朝末年以前，都独立存在着。在这种存在里，《唐律疏义》一部书，一直是它的经典。它不但影响了后代中国的法律观念，并且影响了远东各国。它的体大思精，值得我们回味。

　　汪辉祖：《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1730-1791），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七岁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介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平得力，在“吃紧为人”四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佚名：《秋审小看》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1883）到十八年（1892）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记录。包括浙江的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金华、兰溪、缙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宕、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鄞县、长兴、义乌、金华；安徽的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璧、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泗州、亳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19.1、宽14.3厘米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佚名：《周礼》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末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四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礼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1009-1059），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耶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1739）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一百多天后赦回。绝域生还，乃自号 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1793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1857-1928），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1880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1885）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1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说，设榷酟（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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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类

　　许慎：《说文》

　　许慎（30-124），字叔重，河南郾城人。他是汉朝的古文学家，以博通经籍闻名，大家推服他，称他做“五经无双”。许慎在公元100年左右，完成了一部书——《说文》。这书本是打笔仗的书，是用来驳斥今文学家解经的说法的，不料书中对中国文字的整理，显出了它的另一层意义。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偏旁编排的字典了。

　　《说文》全书分三十卷，五百四十部，共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它决定了两千年中文字典的形式，同时在文字学、语义学等方面，又有着最具影响力的功劳。许慎写这部书的重点，在说明为什么一个字要那样写，他要找出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就这样的，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根，从而解决进入古典的许多问题。

　　《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的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定出来。其中以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学人功劳最大。丁福保汇集历代注家于各字之下，成《说文解字诂林》一书，最方便实用。

　　陈彭年等：《大宋重修广韵》

　　文字学在中国古代叫“小学”，因为读经书要先识字，所以叫“小学”。“小学”分两大类：一类是字义，一类是字用（字和辞的连缀用法）。字义中有一个附庸，就是“音韵”。在传统中，“小学”是“经学”的附庸，“音韵学”是“小学”的附庸。中国字典有三类编法，从意义上分类的，有《尔雅》《方言》《释名》；从字形上分类的，有《说文》《玉篇》；从读音上分类的，有《切韵》《集韵》《广韵》。

　　《广韵》原为隋朝陆法言所著，宋朝陈彭年、丘雍等花了五年工夫重修的，全名叫《大宋重修广韵》，它是世界上最早也最完整的一部“声音的书”。

　　《广韵》共五卷，分二百零六部，收入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个字。它把每个字都先说明意义，再注上声音，然后把许多同音字，排成一组，放在后面。它收的字，超过《说文》《字林》《玉篇》等书，所以它是宋朝以来的最通用的一部字典（后来的《康熙字典》收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字更多了）。

　　《广韵》的另一价值在它保存了魏晋以来的许多古音，在对中文溯源寻根上，很有帮助。

　　马建忠：《马氏文通》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他年轻时候，愤外患日深，乃专究西学，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提出有关洋务运动的种种意见，很得李鸿章的赏识。此后在洋务上、在朝鲜事件上，他都有很大的功劳。

　　《清史稿》记马建忠说：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

　　这就是中国第一部文法书的由来。

　　马建忠另有《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记录他救国的言论和为国家辛勤的日记。他在五十六岁时，为李鸿章连夜翻译俄国七千字的来电，突然热症死去。而他的哥哥马相伯（《马氏文通》的合著者），却活了一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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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类

　　佚名：《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书（但李约瑟说它比《九章算术》晚两百年）。书名“周”字指“天边的一周”；“髀”字指“表竿”。据李约瑟考证：

　　因为《周髀算经》课文中有涉及吕不韦的地方，故有人断言，其著作年代不能早于公元前3世纪。但这种关于吕不韦的引用文句，也有被前汉著作家加入的可能，真相如何，尚难确定。反之，在另一方面，这书的著作，也不能后于它的首先注释人赵君卿时代。赵君卿生存年代，虽不能确知，但一般均认为系后汉末年（可能系3世纪时）前后的人。

　　这书的内容，第一章第一节就有周公与商高（商朝的旧贵族）的对话，讨论到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就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定理。第二节就有表竿、圆、正方形的使用、高与距离的测量。第二章以后讨论日影与测量等，包括太阳岁动的计算、使用水准为日影获得水平面的方法、一年二十四节气各气日影的长度表、由观测日出日落以决定子午线的方法、各恒星的南中、二十八宿、十九年周期，以及其他天文学上的一些论题。

　　《周髀算经》除了这些外，它在迷信盛行的时代里，居然能摆脱迷信的污染，只谈天地不谈玄，这真是它的伟大了。

　　张衡：《张河间集》

　　张衡（3-78），字平子，河南南阳人。《后汉书》说他：

　　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传会，十年乃成。

　　这是文学家的张衡。又说：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这是科学家的张衡。

　　张衡又创造了自动车、指南车、自飞木鸟等等，对科学的理论与实际，都有建树。当然格于时代，张衡的科学理论，掺入不少玄学的成分，这是不足为病的事，若悬今之格，以求全古人，古人就都完蛋了。

　　沈括：《梦溪笔谈》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浙江杭州人。他三十二岁中进士，三十六岁后在昭文馆编校书籍、考订礼仪，四十二岁掌管天文历法，四十三岁考察农田水利，四十五岁从事军事外交，五十八岁迁居京口梦溪，写《梦溪笔谈》《忘怀录》《茶论》等书，六十五岁死去、

　　沈括是中国有史以来稀有的通才，他对文学、语言、艺术、天文、历法、数学、科技、生物、史学、考古等等，都有独到的研究，他的渊博与细腻，可说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他一生中，著作很多，可惜大半都失传了。但是，《梦溪笔谈》的有幸流传下来，却多少可使我们知道他晚年见解的片段。沈括晚年隐居，“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所与谈者，笔砚而已。”所以就名之曰“笔谈”了。《梦溪笔谈》一共二十六卷，另有《补笔谈》两卷、《续笔谈》一卷，总计六百零九条。他的渊博精到，从这些条目中，可见一斑。

　　沈括在政治上支持王安石，因而遭到老顽固们的攻击。他晚年隐居，专心著述，也是别有怀抱的。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吴其濬（约1795前-约1848后），字瀹斋，河南固始人。他是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一甲一名的进士。清宣宗道光年间，先后督湖北、江西学政。《清史稿》说他在道光二十年（1840）——

　　偕侍郎麟魁赴湖北按事，总督周天爵嫉恶严，用候补知县楚镛充督署谳员，制非刑逼供，囚多死，为言官论劾，大冶知县孔广义列状讦之，讯鞫皆实，复得楚镛榷盐税贪酷，及天爵子光岳援引外委韩云邦为巡捕事，天爵论褫职戍伊犁，革光岳举人，镛荷校，期满发乌鲁木齐充苦役，巡抚伍长华以下降黜有差。命其濬署湖广总督，寻授湖南巡抚。

　　后来他又参与剿平“逆匪钟人杰”等祸乱，又调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后又调福建、山西，“时称其清勤”。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退休。

　　《植物名实图考》是他退休两年后（1848）出版的，它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后，以植物学的专科取舍，编成的一部名著。全书共收植物一千七百一十四种，记载每一种的形色、性味、用途和产地，“为本草特开生面”，“而思以愈民之瘼”。吴其濬一生做官，宦迹半天下，却有如此成就，他真是有心人了。

　　佚名：《相马经》

　　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失传已久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相马经》在帛书上共七十七行、五千二百字，其中错字与残缺有五百字（有二百字可以查补，有三百字无法处理），因为这部古书缺少相当的今本可以查对，所以一些内容，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了。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已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

　　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吴大澂：《古玉图考》

　　吴大澂（1835-1902），本名大淳，为了避清穆宗（同治）的讳，改名叫大澂。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又别号白云山樵，别号愙斋，别号白云病叟。而他的斋名，那就更啰嗦了，他一共有二十九个斋名，其中最短的一个叫“郑龛”，最长的一个叫“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他这一套，充分代表了中国旧文人那些毛病与习气。他是江苏吴县人。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说吴大澂是“清客材也……浮躁嗜进”（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闿运《湘绮楼日记》里说“其人书痴，非吾意中人”（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里说“怖其河汉无极”（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都说明了他是一个好吹大牛的大 名士。

　　他本是一个翰林，训诂辞章是拿手，金石篆籀是专家，可是实在不能带兵，结果落得统治者对他“着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为了他在朝鲜一役吃了败仗，还“居心狡诈，言大而夸，遇事粉饰，声名恶劣”（《东华续录》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谕）。《新民丛报》（二十三《文苑》）有一首《渡辽将军歌》，是黄遵宪写的，颇挖苦吴大澂和他的嗜古癖。

　　吴大澂六十八岁死去。死前闹穷，以售书画、古铜器维生，著有《古玉图考》《古籀补》《权衡度量考》《恒轩古金录》《愙斋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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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类

　　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郋园，又号丽廔主人，因为是麻子，外号“叶麻”、“叶麻子”，湖南湘潭人。他二十八岁就中了进士，三十岁后就“乞归故里，奉亲读书”。他的学问极好，经学、律法、小学、碑版、摹印、占卜、星命等等，都很在行。他写的《书林清话》，是中国目录学上的精品。他的藏书丰富，书架上贴“老婆不借书不借”条子，书中夹有春宫画，用来防火；他说火神是女性，看了春宫画会不好意思，所以就不会来烧书了。

　　叶德辉在性格上，有点反革命。在戊戌变法时候，他编了《翼教丛编》反对新政，新党正要找他算账，忽然政变失败，他逃过一劫；在辛亥革命时候，他被捕，要被杀，经章炳麟去电力保，他又逃过一劫；在国共合作时候，一切无法无天，他因为挺身批评长沙农民协会，被拉到教育会坪公审。他一点也不怕死，大骂不绝。于是在劫难逃，被公审以后，斩首示众。就以六十四岁的年纪，为信仰殉道了。

　　《双梅景暗丛书》别名《双梅暗阁丛书》，是叶德辉编著中的精品。

　　佚名：《五十二病方》

　　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它们没有作者、没有时代，自然不是成于一人一时之手，而是多年累积下来的医学文献。

　　这种医学文献中，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

　　至于医方方面，就千奇百怪，有许多迷信的成分，非常有趣。

　　佚名：《内经》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中国传统上关于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后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巫彭”与“巫咸”。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么改来改去，不论是什么“华佗再世”“岐伯复生”，统统属于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

　　中国的“医生”，既然如此；中国的医书，也就在迷信的大雾里翻来覆去。从汉朝以来，中国医书一直在阴阳五行的前提下演化着。这部托名黄帝著作的《内经》，就是最早的一部。它虽然有反对“信巫不信医”的倾向，但这一倾向，毕竟有它的限度。从《内经》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多少和医学毫不相干的成分，都纠缠在医学的名目里！在这样的纠缠下，中国永远不会有科学的医学。只有先具备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不为《内经》式的传统所误。

　　李诫：《营造法式》

　　李诫（1035-1110），字明仲，河南郑县人。他“博学多艺能，家藏书数万卷，其手钞者数千卷”，“性孝友，乐善赴义，喜周人之急”。著有《营造法式》《续山海经》《续同姓名录》《琵琶录》《马经》《六博经》《古篆说文》等。

　　《营造法式》是李诫奉皇帝之命写的，他“考究群书，并与人匠讲说分明类例，以元符三年（北宋哲宗最后一年，1100）成书奏上”。这书包括三十四卷，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大成。从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北宋晚年官式建筑的全部细节。这些细节都是其来有自的，那就是上承汉唐以来的中国建筑传统。

　　中国建筑到了宋朝是一个大转折，因为宋朝以后，除了元朝建筑的喇嘛塔外，就直达明清了。对建筑法式，明朝没有编修定本，清朝在17世纪编修《工程做法》七十四卷，是继宋朝以后的大跟进。大体说来，以因袭者多。事实上，唐朝的结构性比清朝高明，清朝只能以装饰性取胜，并不完全在进步。

　　看了《营造法式》，我们对中国建筑的前后脉络，可有不少心得。

　　宋应星：《天工开物》

　　宋应星（1587-约1661），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他是明末举人，做过安徽的县太爷。著有《天工开物》《画音归正》《杂色文原耗》《巵言》等书。《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五十岁的作品，那时是1637年（明思宗崇祯十年），距离明朝之亡，只有六年了。宋应星在乱世里，不肯怀忧丧志，沉潜实学，努力不懈，他的志事，是令人起敬的。

　　《天工开物》是总结中国人农业、工业生产技术的专书，内容包括农业机械、农作栽培和病虫害、纺织工业、造纸技术、食品化学、水利工程、陶瓷工艺、金属冶炼、兵器工业、造船工业、采矿技术等等。把自古以来，到明朝末年的中国传统科技，做了系统的总整理。这一总整理，是中国科技的一部最好的纪录、最好的百科大全，是最难得的。

　　《天工开物》的伟大，尚不止此。它是对中国传统不务实学空谈心性习惯的一个挑战。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只会搞八股教条，从这种僵化刻板的八股教条造出来的书生，是误尽苍生的废物。1977年，大陆发现了宋应星的《野议》《谈天》《论气》《思怜》四种著作，他的怀抱，在《天工开物》以外，更得到新的证明。

　　贾思勰：《齐民要术》

　　贾思勰（6世纪），山东益都人，曾在北魏末期做过山东的地方官。

　　《齐民要术》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农业书，也是世界最早的一部农业书，它成于6世纪的30年代。贾思勰写它的时候，先搜集民瑶农谚、访问老农老圃，做好实际的准备，然后再印证古书。他印证的古书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书今天大都失传了，但靠着贾思勰的印证，许多一鳞半爪，却得以保存到今天。

　　《齐民要术》共分十卷、九十二篇，内有正文和自注。正文有七万字，自注有四万字。内容包括农艺、园艺、森林、畜牧、渔业、农产品制造各方面的每个细节。细节细到讨论土壤的特质，观察入微。他举山西并州为例：并州没有大蒜，也没有芜菁，从外省移来种子，种下去，大蒜愈种愈小，芜菁愈种愈大，这都是观察入微的例子。

　　《齐民要术》的白话意思，就是民生重要方法。贾思勰以“君子所以仁育天下”之心，做了这部“王政之实”的大事，使我们深刻感到：在虚浮的中国著作里，毕竟还有有心人在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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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

　　顾恺之：《画评》

　　顾恺之（348-409），字长素，江苏无锡人。《晋书》说他：“博学有才气，尝为‘筝賦’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这表示他是很坦率的，他不做无谓的谦虚。

　　顾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他“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家问他为什么吃法这么怪，他说这样吃，可以“渐入佳境”。

　　顾恺之是大画家，《晋书》把他写得神龙活现：

　　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晴）。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尝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于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遂密去针而愈。

　　顾恺之“体中痴黠各半”，所以天真可爱，有时很精明、有时是个小迷糊。传说中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他向谢瞻“月下长咏”，谢瞻跟他保持距离，坐在远处称赞。顾恺之长咏之下，忘我也忘人，谢瞻困了，偷着找人替他坐在老地方称赞，顾恺之不觉有异。其痴一至于此！

　　唐寅：《唐伯虎全集》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他的名号繁多，如子畏、六如、桃花庵、鲁国唐生、逃禅仙史、江南第一风流子等。他同时又是世俗中附会的“三笑点秋香”的主角，在名号繁多以外，更增加了他的传奇性。他是江苏吴县人。

　　唐寅年轻时候，乡试考了第一名，座主梁储很赏识他，转介绍给程敏政。但他运气太差，程敏政被劾，连累到他，他跟着坐了牢。后来“谪为吏，耻不就，居家益放浪”。宁王宸濠造反前，仰慕他的文名，“以厚币聘之”。又一次运气太差来了，他发现宸濠又是一个早晚会使他坐牢的祸首，于是他“佯狂使酒，露其丑秽”，使宸濠吃他不消，最后放他走路。他的晚年，都沉醉在诗酒书画之中，颓然自放，讽世以死。

　　唐寅是乱世中的大才子，洒脱而有真性情，他在《伯虎自赞》中说：“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如今，几个百年过去了，唐寅的身世与哀遇重新被我们认定——不分你我。

　　嵇康：《嵇中散集》

　　嵇康（223-263），字叔夜，谯国铚（安徽宿州）人。他的祖先，本是会稽上虞（浙江会稽）人，因为避仇，来到铚，铚有嵇山，就改姓嵇了。

　　嵇康从小就死了父亲，他很聪明，读书不要人教，就可以有成绩。他是一个美男子，人们以“龙章凤姿”称赞他。他最后跟皇亲国戚发生生殖器关系，变成曹操孙子曹林的女婿，做了中散大夫。

　　嵇康生当魏晋之际，是典型的乱世。在司马家政治集团坐大后，他决心以不合作主义，下乡隐居。他的朋友山涛，是个热衷名利的政治帮闲分子，自己卖身投靠之不足，还拉嵇康下水。嵇康气起来了，写信跟山涛绝交，在信里也攻击了政治的黑暗。

　　为了力行他的不合作主义，嵇康以打铁谋生。一天在树下打铁，贵公子钟会来看他，他傲然不理，最后还出言讽刺。司马昭当政后，钟会说他坏话。司马昭从嵇康好友吕安的身上，发起冤狱，罗织到嵇康，诬以叛乱，判他死刑。太学生三千人联名上书，为他请命，无效。最后以四十之年，弹琴就义，从容一死。他的声音，遂成广陵散矣！

　　晏天章：《元元棋经》

　　围棋就是弈、棊、碁。它的起源相当早。孔丘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的话；孟轲也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的话。《左传》疏中有“棋者所执之子，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它的起源已不可考。张华《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丹朱善棋”的话，全不可信。有一点可以断定的是：围棋是中国文化的产品，象棋是印度文化的产品。这一个大不同，往往被人忽略了。

　　关于棋术的书，历史上颇有不少。《隋书-经籍志》就有《碁势》五种、《碁图势》一种、《碁九品序录》一种、《碁后九品序》一种、《围碁品》一种、《碁品序》一种、《碁法》一种、《弹碁谱》一种。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棋书，都收在四部分类中子部的兵类，并没把它们看成游艺的书。“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这些棋书，都是正经书呢！

　　这本宋朝人晏天章的《元元棋经》，就是这样一部书，它和《孙子兵法》一样，也分十三篇，“有与兵法合者，亦附于中”。它写作的志趣，也就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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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

　　司马相如：《司马文园集》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7），字长卿，原名犬子，后来他因佩服蔺相如，改名相如，四川成都人。

　　司马相如年轻时候，喜欢读书击剑。他在梁孝王那里做食客，写了《子虚赋》，流传到皇宫里，汉武帝看到了，很欣赏，感慨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后来得知是同时，便召见他。他为游猎写赋，得汉武帝欢心，就红起来了。

　　司马相如落魄时候，勾引到卓王孙的女儿——十七岁的小寡妇卓文君，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私奔。卓王孙杯葛小夫妻，小夫妻就在附近卖酒，“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是家有八百多佣人的大户，丢不起这个人，遂屈服，“分文君僮百人，钱百万”。于是小夫妻阔起来了。他后来变心，最后得糖尿病死去，死前一直是御用文人。

　　赋本是“被之管弦”的“诗”和“合于乐舞”的《楚辞》以后的一种新文体，它是“不歌而诵”的，但是堆砌词句、徧寻奇字、穷搜典故，最后弄得“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全是空架子。司马相如的赋，就是此中翘楚。在中国文章史上，他有所创例，也是一个罪魁。

　　蔡邕：《蔡中郎集》

　　蔡邕（131-192），字伯喈，河南杞县人。他是汉末的大孝子，他的家族也是中国家族的模范——“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

　　蔡邕对辞章、数术、天文、音乐、文字都很在行，尤其在订正古书与文字上，他的功绩更是可观，是中国第一碑铭圣手。

　　蔡邕四十六岁时候被权臣构陷下狱，死里逃生，“与家属髡钳徒朔方”，全家流放边区做罪犯，第二年赦回。不久又被构陷，说他在流放时有怨言。他“乃亡命江海”，跑到江苏避难，一连十二年。

　　董卓掌权后，很欣赏他，强迫他再回中央，他想“自慝”于山东，没有成功。王允杀董卓后，蔡邕叹了口气，王允认为这口气叹得思想有问题，把他下狱，要杀他。他请求用刺脸砍脚来换得一命，以便完成《汉史》，王允不肯，遂被杀，年六十一岁。

　　蔡邕一生三次逃离政治的漩涡，最后仍死在漩涡里，可见这是何等不公平。更不公平的是：后来的野史戏曲中，竟把这忠孝仁爱的蔡邕，“满村争说”成无情绝义、见利背信的小人，这更是不公平了。

　　孔融：《孔北海集》

　　孔融（153-208），字文举，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第二十世孙子，他“幼有异才”，十岁时就登门见李膺，口才惊四座，李膺夸他“高明必为伟器”。

　　孔融十六岁就坐了牢，为的是通缉犯张俭到孔家来避难，孔融替哥哥孔褒做主，收留了张俭。事发后，孔融说他该负责；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他该负责；他们母亲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闹得“一门争死”（一家人个个争着要去死），侠义感人。后来皇帝决定由孔褒负责，孔融就出了狱。

　　孔融是勇敢的人。他做青州刺史，被袁谭围攻，自春至夏，守城的只剩下几百人了，危在旦夕，但是他“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陷之夜，他妻子被俘，他得以逃出。

　　孔融反对恢复肉刑，反对曹丕私纳袁绍儿媳妇，反对曹操禁酒……演变得跟曹操不合。小人郗虑从中搞鬼，最后由路粹罗织孔融罪名，说他“招合徒众，欲规不轨”，说他“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于是孔融又第二次入狱。最后全家被杀，全无完卵，年五十六岁。

　　孔融的遭遇，是乱世中一个真人的悲剧。

　　陆机：《陆士衡集》

　　陆机（261-303），字士衡，因做过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上海松江人。陆机的祖父是陆逊，父亲是陆抗，他是三国时吴国世家之子。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吴国被灭，他闭门读书，一连十年。最后写了《辩亡论》两篇，作为对故国兴亡的一番检讨。

　　陆机后来在晋朝做官，不幸卷入晋室内争，一度下狱论死，遇赦生还。晋惠帝时候，晋室又内争，陆机带兵战败，为人所构陷，成都王颖误认他图谋倒戈，派人去抓他，他说：“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又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被杀。他的弟弟陆云、陆耽，和儿子陆蔚、陆夏，同时被害。死时只四十三岁。因为这是一场冤狱，他“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李白诗说“陆机雄才岂自保”，正是指此。

　　陆机是多种文体的作者，现在《陆士衡集》有诗三卷、赋四卷、杂著一卷、文两卷。张华对陆机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由此可看出他“天才秀逸，辞藻宏丽”的一面。

　　陆机的《文赋》最能代表他的文学论，也可看出那个时代的文艺水平。

　　陶潜：《陶渊明集》

　　陶潜（372-427），字渊明、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死后谥号靖节先生。他是东晋的政治家陶侃的曾孙，做过彭泽县县长，因为对督察的官架子讨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束带见之”，就辞职不干了。他的不合作主义，很早就表现出来了。

　　陶潜生值东晋末年的乱世，看到现实政治的黑暗，决心弃官归隐。他的时代的文风是清谈的、雕饰的，但他却是清淡的、自然的。他宁愿过穷困的日子，可是却自适其适，穿着破鞋子，在山里云游，与现实政治概不合作。

　　陶潜的唯一过分了的嗜好是他喜欢喝酒，并写了太多的和酒有关的诗。在他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醪字三次、酣字三次、酌字三次、醇字一次。他的儿子都是笨蛋，没有一个能“臣得其酒”式的继承他的一切。他在六十三岁时死去，死前写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表示对生前死后的声名都不在乎。这种旷达，在他拟挽歌辞里也如出一辙：“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江淹：《江文通集》

　　江淹（444-505），字文通，河南兰考人。他十三岁就做了孤儿，家里很穷，“常采薪以养母”。长大后在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做官，但并不得志，二十三岁时候，且因郭彦文案受牵累被诬拿了黑钱，因而下狱。经他在狱中上书宋建平王刘景素，有以自明，才被放出来。

　　江淹后在齐朝做了大官，又到梁朝做了大官，在历事三朝，择木而栖。六十二岁死的时候，梁武帝为他素服举哀。他生逢乱世，得在营扰中保持创作，写出《恨赋》《别赋》等作品，表现出对时代的抗议，也算很不容易了。

　　江淹作品的大缺点，是个性不强。他写《杂诗三十首》，模仿汉魏以来三十家的诗体，两千七百字，品藻渊流，可以乱真，足见他功力深厚，但是个性不强，只是高级学样而已。

　　江淹五十四岁时候，传说一夜梦到一个“美丈夫”，自称郭璞，对他说：“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江淹就把五色笔还出来了，自此“江郎才尽”，就没有好作品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骆宾王：《骆宾王文集》

　　骆宾王（约640-约684），浙江义乌人。他年轻时就会写文章，尤其精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候，“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

　　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参加了，代徐敬业主持宣传与军中书檄，最有名的《讨武曌檄》，就出于他的手笔。传说武则天刚看到这篇骂她的妙文时候，满不在乎，并且还嘻嘻哈哈的，但是读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睁着眼睛说：“谁写的？”左右告诉她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埋怨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么把这样的人才给丢了！）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新唐书》说“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说“伏诛”，显然是被杀了。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五律一首，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绝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这位女皇帝的度量，真不简单了 ！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人。两岁时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改嫁姓朱的，长大之后，知道了身世，便哭着告别了母亲，不肯再姓朱了，恢复姓范。

　　范仲淹到戚同文的书院里读书，穷得每天煮一锅粥，粥冷冻后，就切开三块，每餐一块，在穷苦中力学不辍。二十六岁后，他中了进士，便把母亲接回来奉养，显然有归于范家的意味。

　　范仲淹带兵防御西夏时候，就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时谚，可见他威望之隆。后来做到宰相，主持“庆历变法”，遭到守旧派和保持既得利益的权贵的反对，没有成功。

　　范仲淹做秀才时候，就说他的志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风范，影响了当代和后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

　　范仲淹爱护人才，救济贫困。他把做官的薪水，大都用来资助穷困的读书人；又筹设“义庄”，供养族中的贫户。他这种“仁人之心”，得力于他的师长戚同文的影响很大。戚同文一生不蓄私财，舍己为人，范仲淹也是如此。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四十岁就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吉安人。他从小死了父亲，家里很穷，买不起纸笔，他母亲用芦草茎画在地上教他，苦学而成。二十四岁中进士，在地方和中央做官、浮沉，编过《崇文总目》《新唐书》等学术著作。

　　欧阳修为人刚正，排佛老，主节义，但晚年趋于保守。王安石变法时候，他因反对而归隐，第二年就死了，活了六十六岁。

　　欧阳修在文章上，开宋朝的先河。他上承韩愈，主张文章要有“明道”“致用”的功能，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他笔下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举凡散文、骈文、史传、诗词，都有很高超的成就，影响到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和后代的文风。他又敢于运用中文、扩大中文，他写《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一个“也”字，其气魄可想！文章刻石后，他要把“泉洌而酒香”改成“泉香而酒洌”，要重新刻过才罢休，其认真可想！

　　欧阳修还做过大使，出使契丹，契丹破格派四位贵臣陪他，以示对他的敬重。

　　苏轼：《东坡七集》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苏轼二十一岁时候，到京中考试，他的文采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中了进士，分别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做官。后来因为写诗，被人以讪谤朝廷告发，给关进监狱。幸亏他的朋友范缜上书救他，宋神宗本来对他印象也好，就死里逃生，在狱四个月零十二天后，被派到湖北黄州，限制居住，不准离开。

　　宋神宗死后，他重回中央，做翰林学士兼侍读，起草八百道诏令，为宋哲宗讲书，大大走红。后来又被人诬告，又说他写诗讪谤，乃去杭州做官，再回中央，最后下放到广东的惠州和琼州（海南岛）。直到宋徽宗即位，才被调回。六十六岁死在江苏常州（因为他阴历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所以实际只活了六十四岁）。

　　苏轼是中国杰出的文学家，不论诗、词、散文，他都有超人的表现。词在他手里，完成了独立的文体，不再是乐曲歌词的附丽，并且内容解放豪放，自成大家。

　　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准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入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了。

　　文天祥：《文山先生集》

　　文天祥（1236-1282），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吉安人。他二十一岁中进士，并且得了第一名。二十四岁上书请求改革政治，没有结果。因小人贾似道当道，一度免职在家。后来又做官，做到丞相，但那十足是亡国丞相，因为宋朝已经亡国在即了。但文天祥不灰心，他说：“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用医药之理。”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文天祥一度被俘，逃掉后再来；又被俘，蒙古人千方百计盼他投降，答应他高官厚爵、鼓动他亲朋敦劝，但他执意不肯。他在北京牢里，被关了三年多，以正气为歌，始终不屈。最后蒙古人成全他，在鼓乐声中，把他杀在柴市，年四十七岁（实际是四十六岁）。

　　文天祥临刑时候，留下衣带赞，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真是千秋凛然。他死后，他的敌人忽必烈说他是“真男子”！元朝进士许有壬《文丞相传序》说：“收宋三百年养士之功者，公一人耳！”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慷慨赴义于先，从容就死于后，没人比文天祥表现得更伟大了。

　　宋濂：《宋文宪集》

　　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

　　宋濂是苦学成功的一位学者。他家里很穷，只好向别人借书来抄，手指头都冻坏了；又跑去求学，拖着破鞋，走到深山大谷，脚趾头都冻坏了。

　　元朝顺帝请他做翰林院编修，他不肯干，隐居在龙门山，埋头写书。十多年后，明朝太祖聘他做江南儒学提举，并做太子老师，《明史》说：“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此外宋濂又负责修《元史》。最后做到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替皇上写诏书），六十八岁时候退休。

　　不料退而不休。明太祖兴大狱，在整肃胡惟庸的事件里，扯进宋濂的长孙宋慎。于是全家被放逐到四川，走到半路，宋濂就病死了。

　　明朝武宗时候，追谥文宪，所以他的遗著，就叫《宋文宪集》。

　　宋濂是明朝初年第一大文豪，同时又是制定明朝礼乐制度的人。他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最后兔死狗烹的下场，还是免不掉的。

　　归有光：《震川文集》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是明朝最会作文章的。曾讲学在嘉定的安亭江上，人称震川先生。他是江苏昆山人。

　　在科举的时代里，归有光一直考运不佳。他中举人时已三十五岁，但再考进士，就怎么也考不上，一直拖拖拉拉二十五年，才当了六十岁的老进士。

　　中了进士，他去做长兴知县。但他是“用古教化为治”的，审判官司，只训话，不判刑。——“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遣去，不具狱。”（张廷玉《明史-文苑传》）上头说这样怎么成？要他照法律判，他不听，结果被拉下马，改做顺德通判，专管马政。明朝从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进士管马的，所以他倒霉倒得拉上马了。

　　到了六十五岁，他被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提拔，去编《世宗实录》，做了一年，就死了。

　　归有光是一个漂亮多情的人，他的散文写父子、写夫妇、写朋友、写生离死别，都很动人。明朝从李梦阳、何景明提倡摹仿秦汉古文后，大家都学得歪七扭八，变成了伪古文体，归有光的文章却没这种毛病。

　　袁宏道：《袁中郎集》

　　袁宏道（1568-1610），湖北公安人。《明史》说他“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顺天教授，历国子助教、礼部主事，谢病归。久之，起故官。寻以清望擢吏部验封主事，改文选。寻移考功员外郎，立岁终考察群吏法……遂为定制。迁稽勋郎中，后谢病归，数月卒。”

　　中国近代文坛上有三个“幽灵”虽死犹生，他们的作品常常传诵人口，并且常常被赋予新的意义。他们的名字是——袁宏道、龚定盦和苏曼殊。龚定盦的精神是反抗与奔放，苏曼殊的精神是感伤与超脱，袁宏道的精神则是静观世相，发为清新隽永的幽默文学，直触性灵深处。

　　袁宏道的伟大与不朽就在这里，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风华绝代的一个。他最有个性，他痛恨“依凭古人之式样，取润圣贤之余沫”的腐儒，所以他谦冲又骄傲的写道：“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这是何等决绝、何等气派！

　　袁宏道的哥哥宗道、弟弟中道，都有才气，时称三袁。他们都反对当时摹仿秦汉的伪古文，而提倡清新的文体。这种文体，被称为公安体。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他是一个遗腹子，八岁就能作文章，十三岁就组织征书社。十六岁时候，明思宗殉国，明朝完了。十七岁到十九岁，他连年逃难。后来从事选文、卖文、家教维生。三十八岁时候，他避不应试，被革去秀才。后来他的排满思想日渐浓厚，以行医和编书做主要工作。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夷夏之防的立论，愈来愈明确，他打着朱熹的旗号，宣传民族思想。他在南京开设书坊，出售自己编刻的书籍。五十二岁时候，清朝政府征聘天下隐士，他只好剃光头发穿上僧衣，力持不合作主义。再过三年，他就死了。

　　在他死后四十七年，发生了一场大文字狱。湖南人曾静以叛乱被捕，供词中提到他受了吕留良评选时文的影响，于是清廷追究死人，把吕留良“戮尸枭示”，家属杀的杀、发作奴隶的发作奴隶，他的学生也一样待遇。这一场大文字狱闹了七个省，前后将近四十年，死人无算。当然吕留良的书也被毁被禁，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是凤毛麟角了。

　　刘献廷：《广阳杂记》

　　刘献廷（1648-1695），字继庄，别号广阳子，北京人。他生于清初，在乱世中，全力研究学术、考察山川、访问遗老志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

　　刘献廷在史地与音韵方面，功力尤深。《清史稿》说他：

　　其学主经世，自象纬、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岐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溪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余，实用则未也。”

　　后来他到了湖南，正欲结合同志，著书立说，竟突然死去，年仅四十八岁。

　　刘献廷除了博学外，思想明通与气象开阔，也是清朝少见的。他死后，王源写《刘处士墓表》，说：“生死无关于天下，不足为天下士；既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检查刘献廷的一生，正是如此。

　　郑燮：《郑板桥集》

　　郑燮（1691-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十七岁中秀才，三十岁前落拓扬州，卖画度日，“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四十岁中举人，四十四岁中进士。

　　郑燮三十岁前，有一个儿子，可是在“天荒食粥竟为常，惭对吾儿泪数行”的穷困下，营养不足儿子死了。他中进士后，做了山东潍县的“七品官耳”，为了救济难民，得罪了上司，丢了差使。他在潍县作《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诗，表达民间疾苦，都很动人。潍县人感念他，为他立了生祠（明朝的生祠多是为魏忠贤等坏蛋立的，清朝的生祠就不同了）。

　　丢官以后，郑燮住在扬州，继续卖画，“一缣一楮，海内争藏之”。他自订润例，幽默地说：

　　大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赠，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他为人的洒脱风趣，可见一斑。

　　全祖望：《鲒埼亭集》

　　全祖望（1705-1775），字谢山，一字绍衣，自署鲒埼亭长，浙江鄞县人。他是清朝进士，因为性格刚方，所以不容于时。他这种刚方的性格，早在十四岁时就显露出来了。他十四岁去瞻仰乡贤名宦祠，看到有张杰的牌位，张杰是出卖张苍水的无耻将军，全祖望一怒就把牌位给抓下来，用锤子敲碎，丢到池子里。

　　全祖望终身为表扬明末志士的节烈而努力，所谓“于残明碧血，刻意表章”。用这一表章，寄托人间的正义，他访求到张苍水遗像，为顾炎武等写神道表，更服膺黄宗羲，续成黄宗羲的《宋元学案》。

　　刘光汉写《全祖望传》，说：

　　祖望虽以博学闻，然观书具卓识，尝谓国家刑赏，非君主所得私，三代而后，人君日骄，奉“洪范”作威作福二语为圣书，而圣王兢业之心绝。又谓史臣不立节烈传，所当立传者何人！复以匡时要务，在于讲学，世道陵夷，格言不立，甚于洪水猛兽之灾，咸为近儒所未发。

　　可以看出全祖望的精神。

　　全祖望的著作有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汉书地理志稽疑》《经史问答》《句容土音》《丙辰公车征土小录》及《鲒埼亭文集》等。他临死前已病得不能阅读，还请人代读，以便定稿。他的精神，由此可见。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浙江杭州人。他二十四岁中进士，做了几处知县，成绩不错。三十八岁就辞官养母，在江宁小仓山下筑随园，世称随园先生。随园四边没有墙，任人参观，“任人来看四时花”，与人同乐。六十五岁以后，开始独游名山大川，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他都一一玩过。他在八十二岁死去，一生享尽文名、长寿和山水，无人能及。

　　袁枚为人，纯真性灵，放诞风流。恽敬说：“子才以巧丽宏诞之词动天下，贵游及豪富少年，乐其无检，靡然从之；其时老师宿儒与为往复，而才辨悬绝，皆为所摧败，不能出气者且数十年。”可见他气焰之高、风光之盛！他是文坛大龙头，自不消说。

　　因为是大龙头，他未免有相互标榜、揄扬失当之处，但他的率真，也就情见乎辞。他为亡友沈凤司扫墓，三十年如一日；别人送钱给他，请他美言，他也从不隐讳。他又喜欢收女弟子，写“红妆也爱鲁灵光”等诗，毫不在乎礼教的规定。他的人生观是“既爱诗书又好花”，他不做公卿，也不做仙佛，只做一个性情中的真人而已。

　　汪中：《江都汪氏丛书》

　　汪中（1743-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七岁时死了父亲，家中很穷，夜里没有被盖，“借薪而卧”。又没钱上学，乃由母亲教他读书。后来到书店做伙计，得到方便，遍读群书，最后苦学成名，尤以骈文为清朝第一人。

　　汪中对清朝早期的大儒，佩服顾炎武、阎若璩、梅文鼎、胡渭、惠栋、戴东原，他歌颂他们。至于和他同期的，他谁也不看在眼里，几乎一一点名批判，恃才傲物，被视为狂人。

　　汪中在扬州安定书院时，书院山长沈祖志夸自己的诗多好多好，在满座附和之际，汪中说你为人师表，不以经世之学启迪后进，只会以写诗自命，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何况诗又写得不好！

　　汪中自述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可见他志趣的不凡。

　　汪中“性情伉直，不信释老阴阳神怪之说，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学，朱子之外，有举其名者，必痛诋之……且言世多淫祀，尤为惑人心、害政事，见人邀福祠祷者，辄骂不休”。他破除迷信的火气，竟一至于此！

　　俞正燮：《癸巳类稿》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史稿》说他：

　　性强记，经目不忘。年二十余，北走兖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中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士相谓曰：“理初入彀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

　　又说：“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他的学问，就在这种好记忆的硬功夫下，“博古通今，世罕其匹”起来。

　　戴醇士《习苦斋笔记》有一条记俞正燮六十岁后的可爱：

　　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俞正燮除了博古通今外，思想也极开明，他主张人权女权，“颇好为妇人出脱”。他说：“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又说：“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这种前进的言论，在礼教下的中国，真是大胆极了！

　　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别号献臣，晚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二十九岁中进士，后来历任中央、地方官。五十八岁时，做出使英国、法国大臣。他是深知世界大势的人，但在愚昧守旧的时代里，他竟被无识的士大夫骂为媚外。《清史稿》说：

　　英人马加理入滇边遇害，嵩焘疏劾岑毓英，意在朝廷自罢其职，借钳外人口也。而一时士论大哗，谓嵩焘媚外。嵩焘言既不用，英使威妥玛出都，邦交几裂。嵩焘又欲以身任之，上言：“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因条列四事以进。

　　后来他格于小人刘锡泽的事事捣乱，乃辞官回国。但是——

　　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朝鲜乱作，法越衅开，皆有所论列。逮马江败（1894），恭亲王奕訢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焘独忧之。尝言：“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托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洎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莫斯为甚！”是疏传于外，时议咸斥之。及庚子（1900）祸作，其言始大验，而嵩焘已于十七年（九年以前）卒矣。

　　这样一位不畏人言的先知，他的遗作，自是我们最好的营养。

　　佚名：《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那时候的诗，事实上是歌谣。歌谣分随口唱的“徒歌”，和随着乐器唱的“乐歌”。当时的音乐家叫乐工，他们搜集这些“徒歌”和“乐歌”，编成唱本，有三百多篇，就叫《诗》或《诗三百》。后来乐谱散失了，只剩下歌词了。

　　到了孔子时候，他把诗给道德化了，用来作为教条。例如《卫风-硕人》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明明是写漂亮女人的，但孔子却硬扯在画画上面，还引而申之，硬扯在修养上面。孔子主张“思无邪”，这样一规范，歌谣的本来面目就被曲解了。

　　自从孔子给这些歌谣定下规范后，后来的人就更变本加厉了。汉朝以后，把它用“经”给供奉住，就叫《诗经》了。从此说诗的，就提出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来发挥，本来面目就更远了。

　　至于说孔子删订这部书的事，也是不确实的。因为孔子八岁的时候，吴季札就到鲁国来听乐工给他歌诗了。那时的分类名目，都已经定形了，自然不是孔子所能删订的了。

　　屈平等：《楚辞》

　　屈平（前343-约前290）字原，湖北秭归人。他是楚国人。关于他的身世，疑点很多，但他最后忧国怀君，投水而死，却成了中国人的共识。每年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相传就是他投水的日子，大家用龙舟竞渡来救他，用粽子来祭他，都表示对这位死难人物的怀念。

　　司马迁曾去屈平自杀的地方，垂泪想他，为他写下了《屈原列传》，是中国最动人的一篇传记。

　　屈平的作品，据王逸的《楚辞章句》，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是《楚辞》的精华。《楚辞》是《诗经》以来的一种新诗体，是汉朝刘向把屈平、宋玉等作品编集后定名的。

　　一般说屈平的作品以怨君为主题，并不尽然。细看以后，可以发现他的主题其实是一种出世主义、一种以楚巫为基调的神仙思想。这种主题本身就含有多情善感的凄凉意味，这是他自杀的人生理论。没有这种人生理论，他自然可以“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了，自然也就不必以一死来明志了。

　　佚名：《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最古的五言诗。它是《诗经》《楚辞》以外最突出的古诗，是奠定六朝以后五古的基础。它是源出自汉朝文人的仿“乐府”，题材虽是民间的，手法却是文人的。这十九首诗，自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

　　《古诗十九首》反映了乱世中的许多层面，许多感怀、伤时、思归、别怨，都是它的基调。这一基础的表现虽然是征人思远、弃妇含愁、达人知命、游子怀乡，但它的共鸣，却是社会的丧乱。因此，《古诗十九首》的时代意义大于个人意义，从它言近旨远的轻怨薄怒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今无殊、异代同调的悲痛。

　　汉朝的乐府机关，主要在搜集民间诗歌，用来配乐。配出来的，就是“乐府”，没配的，就是“古诗”。所以“乐府”和“古诗”，只是有无配乐的分别。《古诗十九首》当年也有它的音乐性，朱乾《乐府正义》就说明“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后代人面对这一问题，有时简直难以划分，其实也无须划分。《古诗十九首》自然是古代诗乐的精华。萧统《昭明文选》把它收入，当时就是从众多古诗乐府中精选的，它们的优美动人，早就被有识之士看到了。

　　曹操：《曹操集》

　　曹操（155-220），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他出身于官宦之家，“少机警，有权术，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这表示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性情中的流氓。他从流氓混迹而成英雄人物，自是他过人之处。

　　当汉朝黄巾之乱的时候，曹操加入讨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四十岁以后，他把汉献帝迎接到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击败吕布、袁绍、袁术等敌手，成为中国北方的强人。

　　汉朝末年，在未央宫里王孙残的时代，政权早就风雨飘摇了，它的命脉能够延续三十年，实在是曹操之力。曹操这种英雄，在安定中原几平海内之余，忍不住自己说：“设使国家无有孤（假若国家没有我），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复查历史，当时若没有这种人，哪里是三国鼎立，早已是三十国鼎立了。所以这种自许，不是吹牛，而是有自知之明的持平之论。

　　曹操的抱负是“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词章”。他在文学上，也是有成就的作者，现存的二十多首乐府歌辞，苍凉悲壮，气概万千，都是他的杰作。

　　蔡琰：《悲愤诗》

　　蔡琰（约177-？）字文姬，又字昭姬，河南杞县人。她是蔡邕的第二个女儿，“博学有才辨，又妙于音律。”在才具上，很像她父亲。

　　蔡琰嫁给卫仲道，没有小孩，丈夫死后，就回娘家守寡。天下大乱，她被胡骑抢走，流落南匈奴十二年，做匈奴左贤王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当政，曹操怜念老朋友蔡邕惨死，又没有子嗣，女儿也流落异域，乃遣使者用金币把蔡琰赎回，嫁给董祀。

　　后来董祀做官犯法，判了死罪，蔡琰亲自向曹操求情。当时满朝公卿在座，曹操说：“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蔡琰进来后，“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曹操同意开脱董祀，并送蔡琰“头巾履袜”，顺便问她家藏的蔡邕书稿还在不在，蔡琰说都散失了，她还背出一些。曹操想根据蔡琰的背诵，派十个人去记录下来，蔡琰说：“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书）草（书）唯命。”就这样的，蔡琰自行默写，保留了许多文献。

　　蔡琰感伤乱离，写悲愤诗五百四十字等，是中国苦难文学中最动人的。

　　曹植：《曹子建集》

　　曹植（192-232），字子建。因为最后封陈王（河南淮阳），又谥号思，所以被称陈思王，安徽亳州人。

　　曹植是曹操的姨太太生的，姨太太在他五岁时扶正。他是个神童，“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他的文章写得出色，甚至曹操都怀疑“汝倩人邪”（你是请别人代写的吧）？对他极为宠爱。后来因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无节”，对他就冷落了。

　　在曹植二十九岁的时候，曹操死了。他的哥哥曹丕即位，对他的防范也就加深了。他的侯爵，也因酒爵而一再更动，常因醉后对监视他的人无礼，而被打小报告。他处境穷困，“寄地空名而无其实……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于匹夫，皆思为匹夫而不能得”，以至“连遇瘠土，衣食不继”！

　　曹植活了四十一岁。死前四年里，曾多次上疏，写《求自试表》《求通亲表》，希望参与政事、准许和亲人来往，但都没有下文。最后在潦倒中“形容枯悴，忧心如醉”死去，结束了与统治者有生殖器关系的一生。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诗句，虽然有名，却不像是曹植作的。

　　阮籍：《阮籍集》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他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他自己是“竹林七贤”。

　　阮籍“本有济世志”，因为“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人人自危之下，阮籍就“不与世争，遂酣饮以为常”。他显然对“路人皆知”的司马家政治集团不满，因此他以整天喝酒来实行不合作主义。司马家求婚于阮家，阮籍一连大醉六十天，醉掉一切。

　　因为阮籍有名气，司马家逼他做官，他宁愿不做大官而做小官，因为“步兵尉营人”会做好酒，他就去做了“步兵校尉”。司马家的人也一再想罗织他入罪，但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使人抓不到他小辫，因此得保首领以殁，活了五十四岁。

　　阮籍的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是《离骚》以后的绝作。诗中写他的抱负、境界，和“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隐痛，婉曲感人。他又写散文《大人先生传》，主张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更看出他的境界。

　　谢灵运：《谢康乐集》

　　谢灵运（385-433），河南太康人。他的祖父是谢安的侄子谢玄，谢玄是东晋名将，是淝水之战的英雄。但他的父亲谢瑍，却是个笨蛋。谢灵运父亲虽是笨蛋，他自己却是神童，所以谢玄感慨说：“我乃生换，瑍哪得生灵运！”

　　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又“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可见在文章上和时装上，他都是顶尖儿的人物。这样一个公子哥儿，就得到一个外号，叫“谢康乐”。

　　谢灵运在政治上不得意，便寄情山水，他可说是中国第一山水诗家，也是中国第一大游山家。他游山，用特制的鞋，又带着大队童仆伺候，气派无比，甚至被误会是“山贼”。他又“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又“游娱宴集，以夜续书”。在行为上的横恣，一再使统治者头痛。终于在四十九岁那年，以叛乱罪名，死于法场。

　　谢灵运的绝命诗是：“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中有情，情在言外，非常动人。

　　鲍照：《鲍参军集》

　　鲍照（约414-466），字明远，江苏涟江人。他出身寒门，种田起家，虽然力争上游，但是，在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阶级，是森严的，所以在政治上，他没有戏唱。在宋文帝时代，他做到中书舍人的官，宋文帝刘义隆是喜欢舞文弄墨的，“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深怕自己的文采被皇帝嫉妒，所以故意写些“鄙言累句”，以示退步，借自污以苟全性命。人们“咸谓〔鲍〕照才尽，实不然也”。

　　虽然这样，鲍照还是在劫难逃。他最后出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宋明帝即位，晋安王刘子勋造反，刘子顼起兵响应。结果兵败，鲍照被乱军所杀，年约五十多岁。

　　5世纪刘宋一代，号称是文学盛世，盛世中最有成就的作者就是鲍照。鲍照二十岁时写的《行路难》十八首，就是空前的佳作。受了时代的矮化，鲍照是不能人尽其才的，钟嵘《诗品》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正是指此。

　　鲍照作品中，有一部分写民间的疾苦、战乱的残酷、离乱的悲情，一股苍茫之气，最为动人。

　　谢朓：《谢宣城集》

　　谢朓（464-499），字玄晖，河南太康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南北朝的官吏，他的母亲是宋武帝刘骏的女儿长城公主，所以他不但是贵族，也是皇族。他是谢灵运的堂侄，被称做“小谢”。李白诗中“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就是指他。又因他做过宣城太守，遂被称做“谢宣城”。

　　谢朓从小喜欢读书，并有声名。十九岁起历任官职，并和萧衍、沈约、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合称“竟陵八友”。

　　谢朓一生遭遇着不少是非。刘明帝萧鸾死后，他的儿子东昏侯萧宝卷即位，荒唐无道，别人拉谢朓搞政变，他不肯，结果被反咬一口，反被诬告叛乱，下狱论死，死时三十六岁。

　　谢朓做过一件大义灭亲的事，就是检举他的丈人浔阳郡公王敬则谋反，王敬则因此被宋明帝杀掉。此事为谢朓太太所不谅解，老是想为父亲报仇，找丈夫算账，也要大义灭亲，谢朓只好避而不见。他临刑前，为他的大义灭亲而有惭德悔意，他说：“天道其不可昧乎？吾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王勃：《王子安集》

　　王勃（649-676），字子安，山西河津人。他的祖父是“文中子”王通。他是中国第一神童，六岁就会写文章，九岁读颜师古《汉书》注，认为错处颇多，就写了《指瑕》十卷批评它。十四岁时候，就被唐高宗得知，封他做“朝散郎”的官，再被沛王聘为王府修撰。

　　王勃在王府中看贵族们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的游戏文章，被唐高宗看到了，认为“据此是构煽之渐”，认为他挑拨皇亲国戚，就把他赶到四川去，他的父亲也因为教子无方，贬为交趾令。不料却因此种下王勃的死因。他渡海去看父亲，掉在水里，竟“惊悸而死”，年二十八岁。

　　王勃遭遇过一次牢狱之灾。一个官奴叫曹达的，犯了罪，躲在王勃家里，王勃一开始把他窝藏下来，后来怕惹出麻烦，就偷着把曹达杀了。不久事发，他以私自杀人的罪，也要处死。正好碰到大赦，才得死里逃生。

　　《唐诗纪事》说王勃写文章：“先墨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书之，初不加点，时谓腹稿。”这也是一奇迹。

　　陈子昂：《陈伯玉集》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四川射洪人。他是富家子弟，年轻时任侠使气，不务正业。十八岁时候，谢绝门客，发愤向学，几年之间，就成绩惊人。他写了《感遇诗》三十八首，被行家惊为“此子必为海内文宗”！

　　陈子昂二十四岁中进士，一再上书，得到武则天的重视。因有知遇之感，三十岁时候，他写《大周受命颂表》《大周受命颂四章》，对武则天歌功颂德，后来升到右拾遗。

　　陈子昂三十四岁时候，因逆党案被构陷，入狱一年，出狱后仍任右拾遗官。后来两度从军，出入边塞。三十八岁因父亲老了，辞官回乡。射洪县令段简打陈家主意，“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陈家送了二十万红包，还是不行，最后死在监狱里，年四十二岁。陈子昂的死，骨子里是武三思假手地方官的政治迫害，是黑暗政治上的一场冤狱。

　　陈子昂的作品，主张上追汉魏风骨、贬抑齐梁浮艳，所以，“起八代之衰”的第一人，实在是他，不是韩愈。韩愈自己也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就是指此。

　　王维：《王右丞集》

　　王维（701-761），字摩诘，山西永济人。他生的时候，佛教已极盛行，他深受影响，例如他的名与字连在一起，就是“维摩诘”，正好是释迦牟尼时代大居士维摩诘的名字。

　　王维“九岁知属辞”，是神童。二十一岁中进士。他少年得志，但在中年以后，出了一件事，在安史之乱时，他曾被俘，虽然装病，但仍受到安禄山的礼遇，软禁在庙里，做了“伪官”。那时他五十四岁，写《凝碧池诗》表示悲愤。乱平后，在制裁陷贼官吏的时候，他凭这首诗，获得减刑，最后还官拜尚书右丞（内阁书记长）。虽然这样，在精神上，他仍然以“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为憾，一直难以释怀。

　　晚年的王维，寄情禅悦与山水，他买下宋之问的别墅，整天焚香、饭僧、弹琴、赋诗。他的妻子早逝，他一连过了三十年的单身生活。六十一岁时候，在写了几封诀别信后，从容死去，他被称为“诗佛”。

　　王维除了写诗外，也常作画，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以写自然最出色，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田园诗人。

　　李白：《李太白集》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省秦安县）。出身富商之家，五岁移居四川。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是个“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的神童。二十六岁离家远游，五湖四海，见闻颇多。四十二岁后，见到唐玄宗，得到“翰林供奉”（起草文书）的差使，以写诗得到赏识。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跟错了永王璘，五十七岁那年，以涉嫌叛乱，判死刑。经过朋友奔走，改为流放边区，中途遇赦。后来想从军报国，因病未能如愿，“天夺壮士心”，于六十二岁死去。

　　李白的一生，大体和唐玄宗时代同期，从他一生中第一首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到最后一首《临路歌》，写诗写了四十年。李白的诗，气魄博大、感情充沛、天才横溢。杜甫称赞说“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然是说得玄了，不过诗写得前无古人，的确不假。

　　李白的诗中，有许多“一醉累月轻王侯”的反抗，他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可见在他的内心深处，是要冲决网罗的。他写“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等诗，代中国人民发出他们的苦难之声、风雨之声，也都是这一反抗的延续。

　　杜甫：《杜少陵集》

　　杜甫（712-770），字子美，因住地被称为少陵、杜陵，因官职被称为拾遗、工部，河南巩县人。他出身唐朝官宦之家，七岁就能写诗。二十岁离家云游，三十五岁到京城做小官，四十四岁碰到安史之乱，饥饿中饱尝流离之苦，吃过草根树皮。晚年带着家小，投靠亲戚，定居在四川成都。五十八岁死去，传说饿死在破庙里。

　　杜甫年轻时候，“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想要得君行道。结果流离失道，遂用他那如有神的笔触，写尽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杜甫四十岁后作《兵车行》写统治者的穷兵；《丽人行》写统治者的骄奢；《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他活活饿死的小儿子；《北征》写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前出塞》《后出塞》《二叹》（夏日叹、夏夜叹）写政治的腐化、人民的痛苦，都是千古绝作。

　　杜甫的遗诗现存一千四百五十六首。论者以他的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真是不虚。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原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下邽，变成了陕西渭南人。

　　白居易出身贫贱，“少年时家适在贫贱中”。但十六岁时就以写诗出名，二十九岁中进士，在地方和朝中做官。四十四岁被贬一次，又在地方和朝中做官，做到七十二岁，才得退休。

　　白居易认为诗不是“嘲风雪、弄花草”的，诗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他曾编《讽谕集》，收诗一百七十二首，批评时政，他要求统治者“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结果诗一发表，“权豪贵近者相目色变，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是唐朝创作最丰富的诗人，写诗三千首。他限定诗要能“老妪能解”（老太太都能听得懂），他的诗，当时流传各地，很受欢迎，有的妓女甚至以会背《长恨歌》而增加身价。他“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见到有题他诗的、背他诗的各阶层人士。白居易的受人欢迎，由此可见。

　　李贺：《李长吉歌诗》

　　李贺（790-816），字长吉，河南昌谷（河南宜阳）人。他是没落王孙出身，是个神童，七岁就因能写作而“名动京师”，韩愈、皇甫湜等名家不相信，到他家去测验，果然名不虚传。

　　李贺写作的情况是：

　　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

　　可见他是从动态的事件中找灵感的。

　　李贺的父亲叫李晋肃，因为“晋肃”两字和“进士”两字声音很近，李贺为了避讳，就不得考进士了。韩愈特别写了一篇《讳辨》来为他说话，但他终于绝缘于名场。后来在家乡隐居，二十七岁时死去。临死前删定所作诗二百三十三首，流传至今。

　　李白被称为诗的仙才，李贺被称为诗的鬼才。他的作品，险怪神秘，造境瑰奇，在中国诗史中，自成特殊的地位。

　　杜牧：《樊川诗集》

　　杜牧（803-853），字牧之，陕西西安人。他是杜预、杜佑的后人，“一门朱紫，世代公卿”。

　　杜牧生当“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乱世，二十六岁中进士，然后做官，直到五十一岁死去。由于他以“直道事人”做座右铭，在官场上，并不得意，所以，他的许多立功的抱负，也就以立言行之了。

　　杜牧曾注曹操所定《孙武》十三篇,这是他在军事方面的著作；曾写《罪言》，这是他在政治方面的著作。他的一生诗文，多在他死前自己烧掉，损失十之七八。现存的作品，就是焚后的劫遗。

　　杜牧诗中的特色之一是：他对统治者阶级的豪奢误国，颇有讽刺的记录，像他写“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等诗，写“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诗，都能以极高的技巧，写出人间的万象。

　　杜牧诗中的另一特色是他对女人的态度，他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贏得青楼薄幸名”的记录，也有“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惜芳姿”的感怀，这是他的浪漫的一面。

　　李商隐：《李义山诗集》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河南沁阳人。他出生在没落的贵族之家，幼年丧父，生活很苦。十七岁时候，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做了幕僚。二十五岁中进士。但是因他讨了令狐家政敌王家的女儿做老婆，为令狐家所不谅，被打入败部。他在党争夹缝中，左右不逢源、里外不是人，最后潦倒而死，年四十七岁。

　　李商隐的诗，一开始是学别人，有的学汉魏、有的学齐梁、有的学杜甫、有的学韩愈。他做诗时把参考书摊成一大堆，像水獭吃鱼陈列如祭品一般，叫“獭祭鱼”。后来他写得精了，就自成一家。李商隐的诗的特色是用典含蓄，寄托深远，每个字都有神秘兮兮的来历。他的诗，许多都和女人有关：他写恋情、写妓女、写尼姑、写宫娥，都是绝作。有人说“商隐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是不对的。在李商隐的诗中，有很多忧国忧民之作。如他写宦官的作恶、写藩镇的跋扈、写“存者背面啼”的农民、写“夜猎随田窦”的贵族，都是显例。

　　韦庄：《浣花集》

　　韦庄（855-920），字端己，京兆杜陵（陕西西安）人。他生在唐末，出身穷困，养成他爱惜物力的习惯，以致要“数米而炊，称薪而爨”。他的八岁儿子死了，他的太太给穿上“时服”，韦庄却把衣服从死尸上脱下来，裹上草席，下葬后草席也收回来。他是爱儿子的，一想起来就“呜咽不自胜”，但他穷怕了，以致以小气出名。

　　韦庄去长安应考，赶上黄巢之乱，身陷重围，他把苦难流离情形，写成一千六百字的《秦妇吟》，足与《孔雀东南飞》媲美。

　　韦庄四十四岁中进士，唐昭宗派他奉使入蜀，被地方统治者王建留住，霸占了他心爱的女人。韦庄写词怀念她，她辗转得知，乃绝食而死。

　　韦庄虽因帮助王建开国（五代的前蜀），做了大官，但是身经丧乱，目极兴衰，以致忧谗畏讥，他遗命在他文集里，不要收进《秦妇吟》，从此《秦妇吟》就失传了。直到一千年后，在敦煌石室中，被伯希和发现抄本，才得重现于世。所以韦庄的遗集里，自应补入这篇杰作。

　　李清照：《漱玉集》

　　李清照（1084-1155后），自号易安居士，山东历城（济南市）人。书香世家，她十八岁嫁给赵明诚，夫妻两人，对文学、金石、书画，都志同道合，一起研究。她是宋朝最有名的女作家，有文采、有学问，但是因为是女人，又才气太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名家都被她批评过），所以被当时许多人嫉忌，硬给她造谣，说她在丈夫赵明诚死后改嫁张汝舟了；改嫁后又所遇非人，告到官里去，又判决离婚了。

　　另一个硬给她造谣的原因是政治的，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里说：“岂有就木之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如汉文姬故事？意必当时嫉〔哲宗〕元祐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后〔人〕：而文叔之女（她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多才，尤适供谣琢之喙，致使世家帷薄，百世而下，蒙垢抱诬，可慨也已！”就正道破了这一点。

　　李清照这件事，牵涉到的已经不止一个历史真相的问题，它还牵涉到一个道义的和观念的问题：一个女人，再嫁也好，守寡也罢，都是她个人的私事，别人没有用泛道德的字眼乱骂的权利，更不可造谣。再嫁并没有什么不得了，可是没再嫁却硬说她再嫁，这就太不对了。但是，在不合理的社会风气下，竟有无聊男子如此造谣，并且一传再传，这就真太可恶了。

　　陆游：《陆放翁全集》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仕宦之家，北宋亡国时候，他才两岁。

　　陆游十二岁时候，就会做诗文。二十九岁应考，因为列名丞相秦桧的孙子之前，为当局所忌，一直吃不开。宋孝宗即位后，才开始赐进士出身，在官场或起或伏。后来派去修国史，直到八十岁才退下来，八十五岁去世。

　　陆游是最有名的忧国诗人，可是一辈子的际遇，只限于“以口击贼”而已。他口中“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只是“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境界，他是不能进一步施展的。

　　对政治，陆游用诗来讥评不已，他说：

　　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

　　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

　　可见他内心的愤恨。直到八十四岁时候，他还写下“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的诗句，总认为一息尚存，虽然老去，还是不能坐视。他最后的绝笔是嘱咐儿子，在国土重光时，别忘了家祭告诉他，这种老人情怀总是诗的精神，真是一路到底了。

　　辛弃疾：《稼轩词》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人。他的父亲辛文郁，大概去世得很早，他的祖父辛赞，在金人到来、宋室南渡的时候，因为家中人口众多，不能脱身，就做了“遗民”。辛弃疾出生在沦陷区里，也做了“遗民”。那时候，北方已经沦陷十多年了。

　　在辛弃疾长大以后，他的祖父要他准备地下活动，两次到燕京去观察形势，还没成功，祖父就死了。辛弃疾二十一岁，起义抗金，不久转到南方，看到朝廷腐败，不肯抗战，很是悲愤。但他并不灰心，仍旧做救国工作。可是四十年间，他的生命，大部分都不为时用，用也不得尽其才，最后“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竟以爱国词人终老田园，死时六十八岁。辛弃疾留下的词有六百首。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在所有论断中，这几句话最能写出辛弃疾。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署东海黄公，广东梅县人。他是清朝举人，何如璋做首任驻日本公使，请他去做参赞，由于他博学多才，很得日本朝野景仰。他是有心人，中年苦学日文，然后写下一部大书——《日本国志》，提醒中国人注意日本。可是大家不注意，直到五年以后甲午之战失败，大家才注意到这位先知。梁启超说如果中国朝野早就注意这部书，甲午之战也许可以避免了。

　　黄遵宪后来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再任湖南按察使。戊戌政变后，传说他窝藏康梁，以致家里被搜。自是杜门不出，专事著作，一直到死。

　　黄遵宪去过英、美、日本、南洋，思路新奇，眼界开阔。他能以各种新词汇、新体裁为诗，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主张：“各人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主张：“吾今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所思之人、所发之思，不先不后，而我在焉。前望古人，后望来者，无得与吾争之者，而我顾其情，舍人从我，何其无志也！……则今宪所为，皆宪之诗也！”这种气魄，实际是一种大丈夫行径，最值得我们景仰。

　　朱彝尊：《明诗综》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浙江秀水人。他天资极高，“书经目不遗”。年轻时四处云游，“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后来被选修《明史》，清圣祖康熙皇帝题匾“研经博物”送他，文名极大。他的著作有《曝书亭集》《经义考》《日下旧闻》《欧阳子五代史注》《赢洲道古录》《明诗综》等。

　　《明诗综》中附有诗话，散见各卷。姚柳依特别摘出来，成为《静志居诗话》，也就是《竹垞诗话》。

　　诗话在中国古书中，是特有的一种体裁，从《唐音癸签》《唐诗纪事》等以来，历朝不断。吴景旭有《历代诗话》内容最多，但是不精。朱彝尊这部诗话，虽然只限明代，但是写得最精，自是诗话中的范本。

　　这书对明朝自开国的太祖到亡国的庄烈帝二百六十八年间的人物及创作，都有各别的详细记载。全书分为帝王、宗潢、宫掖、荣章、臣士、闺门、中涓、释子、羽士、女冠、尼、教坊、外臣、土司、属国、旡名子、杂流、神鬼、谣谚等十九部，内容相当的充实。

　　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王国维（1876-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的祖籍是河南开封，远祖王稟，在北宋亡国前守山西太原，城陷死节。王稟的孙子随宋高宗南渡，就变成浙江人。

　　王国维从小是读古书的，到了十八岁，才知道古书以外，还有西方的新学问。二十二岁起学外国文，二十五岁留学日本。三十六岁以前，他的治学主力在西洋哲学（他是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到中国来的人）和中国词曲（他的名著是《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他提升了中国平民文学的地位）。此后主力转向古史与古文字学。

　　王国维二十三岁时候，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首先把这些三四千年前支离破碎的骨头片，和中国古代历史结合起来，做出完美而惊人解释的，就是王国维。因此，王国维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是空前的。他在思想上、文学上、史学上、古文字学上、古器物学上、古地理学上，都有开山之功，史外求史，发前人所未发，“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中国学者中，像他那样有博大精深成绩的，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了。

　　徐渭：《徐文长逸稿》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别署天池山人、田水月，浙江绍兴人。他只是明朝的秀才，但是他文思敏捷，以才气被浙江巡抚胡宗宪赏识。《明史》说：

　　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藉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

　　徐文长用锥子扎自己耳朵，是四十五岁的事。第二年就杀了老婆，此后一直在狱。四十八岁母亲死了，他出来办好丧事，再回去坐牢，五十三岁才出狱。袁宏道《徐文长传》说他：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这样一人物，竟“数奇不已”（命运总是不好），一辈子坏命，真太令人同情了。

　　薛福成：《庸盦全集》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江苏无锡人。他从二十七岁起，就追随曾国藩，很得信任。五十一岁起，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清史稿》说他：

　　任使事数年，恒惓惓于保商，疏请除旧禁，广招徕。其争设南洋各岛领事官，尤持正义，英人终亦从之。又以英、法教案牵涉既广，条列治本治标机宜甚悉。其将归也，复撮举见闻上疏以陈，大恉谓宜厉人才、整戎备、浚利源、重使职；为弃短集长之策……归，至上海病卒，优诏赐恤。卒后半载，而中、英订附款，致将福成收回各地割弃泰半，论者惜之。

　　可见薛福成在晚清外交上的努力。

　　《清史稿》又说他“好为古文辞，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他的著作，有《庸盦文编》四卷、《庸盦文续编》二卷、《庸盦文外编》四卷、《庸盦海外文编》四卷、《筹洋刍议》一卷、《浙东筹防录》四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出使日记》六卷、《出使日记续刻》十卷、《庸盦笔记》六卷。这些著作，对晚清朝野的内幕、对中外早期交涉的实情，记录最多，也最珍贵，自然是研究近代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最好史料。

　　关汉卿等：《元人杂剧选》

　　中国古代只有歌舞，歌舞中有戏的，开始于唐朝的参军戏。参军戏只有主角一人、配角一人，扮演滑稽问答。到了宋朝，进化为杂剧。到了元朝，再进化为复杂的杂剧。虽然复杂，但充满生气与成长，其中以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大家最有代表性。

　　关汉卿的名作，结构与题材最好的是《窦娥冤》，是根据《汉书》《搜神记》的故事，写出的一个孝妇的大悲剧。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欧洲有了译本。他写的《救风尘》，写妓女争取自由的技巧，虚虚实实，生动无比。此外，他的《玉镜台》和《切绘旦》，又富有喜剧性。在技巧上，多能在最后掌握高潮，这是他高段的地方。白朴的招牌名作是《秋夜梧桐雨》，写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又有《墙头马上》，写公子佳人的情史。马致远的名作有道教的故事背景，像《黄粱梦》《岳阳楼》《任风子》都是，他的《汉宫秋》写昭君出塞，也很拉风。郑光祖是“名香天下，声振闺阁”的名家，他的《倩女离魂》《梅香》，也都是动人的戏剧。

　　汤显祖：《汤显祖集》

　　汤显祖（1550-1617），字义仍，号若士、海若，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是明朝进士，在中央做官，因为上疏抨击朝政，被贬到广东，后来到浙江做县太爷。四十八岁后，辞官隐居，专事写作。他写有《临川四梦》，就是《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开创了明代传奇的黄金时代。

　　中国文学从古代起，就分为两大干流：一是民间的，一是文人的，这两者来源不同。例如上古的民间文学是“风”，文人文学则是“雅”和“颂”；又如中古的民间文学是汉魏六朝唐的乐府；文人文学则是汉魏六朝唐的诗赋；再如近古的民间文学是宋词元曲，文人文学则是呆板的诗文。这两大干流，分野都很明白。但是，分野尽管分野，常常经过若干时间，两者又有合流的倾向。例如汉魏的民间文学——乐府，到六朝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拟古乐府，于是乐府便发生合流的现象；又如元朝的民间文学——曲，到明清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作传奇，于是曲便发生合流的现象。汤显祖的作品，是这种合流中最成功的，值得我们特别欣赏。

　　孔尚任：《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子。他年轻时候，在石门山中读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清朝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负责讲解《论语》等书和文庙车服礼器，得到国子监博士头衔。后来他出差在外，结识了冒辟疆等“遗民”，使他对明末清初的遗文逸史感慨颇多，就以之为主题，完成了《桃花扇》。

　　《桃花扇》共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全剧以明朝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一个政权，一旦“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的写作，达十年以上，1699年问世，次年孔尚任就丟官了。

　　施耐庵：《水浒传》

　　施耐庵（约1296-约1370），他的身世已不可考，只知道是元朝赐进士出身，在浙江杭州做过官，因为和上司不合，就弃官回家，专门著书了。

　　《水浒传》相沿是施耐庵作的，事实上，它是以宋江三十六人的真人真事为基础，长时间累积起来的。早在南宋时候，就有了《花和尚》《武行者》《青面碧》等话本。到了宋末元初，水浒故事就逐渐扩大，施耐庵把这些扩大的材料，做了总整理（又说罗贯中也整理过），最后成为一大名著。

　　《水浒传》写一百零八个侠盗，他们大都是官逼民反出身，也有路见不平出身，这些人性格突出、作风明快，给人印象深刻、令人同情，是一百零八个罗宾汉的中国版。

　　《水浒传》是最好的抗议文学，它的基调是被压迫的人要反抗不合理的统治，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最后由英雄好汉替天行道。它显然是一部阳刚的正义之作。

　　《水浒传》是从个人的或小股的反抗开始，然后合流成山头聚义。结构不凡，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

　　罗贯中：《三国演义》

　　罗本（约1330-约1400），字贯中，以字行，号湖海山人，山东东平人。他是明朝第一小说家，写过五种小说。传说他是施耐庵的学生，所以《水浒传》的完成，他也有份。

　　《三国演义》在承前方面，它汇合了中国民间的三国故事，加以集大成。中国民间流传三国故事，远自唐朝就有纪录，李商隐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话，直到元朝，《斩吕布》《哭周瑜》等杂剧，一直层出不穷。这些故事，经这部奇书草船借箭，终于一统了所有流传，成为定本。在启后方面，《三国演义》的文学性，造成改变历史的离奇效果。《三国演义》有许多许多与事实不合的地方，例如诸葛亮并没烧新野、借东风或演空城计；关羽并没诛文丑、杀蔡阳、过五关斩六将；刘备并没一开始就重用孔明；孔明并没三气周瑜；庞统并没献连环计、也没死于落凤坡；曹操并没追关羽；张飞并没战马超；黄盖并没用苦肉计；黄忠并没死于征吴；陆逊并没因八阵图受困……

　　《三国演义》虽与历史不全符合，但在思想上、信仰上、教育上、文字上，却在中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光一位关老爷，就把一切通吃，这书的作用，由此大开。

　　吴承恩：《西游记》

　　吴承恩（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为人“性敏而多慧……复善谐谑”。做过明朝小官，“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

　　《西游记》相沿是吴承恩做的，事实上，它是以玄奘取经的真人真事为基础，长时间累积起来的。早在南宋时候，就有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朝时候，就有了《西游记平话》《唐三藏西天取经》等作品，吴承恩把这些材料作为底本，在他生命的晚年，完成了这部中国第一神怪小说。

　　《西游记》以四个鬼使神差的人兽为主角，写他们在千劫百难中追求目标，有幽默、有讽刺、有热情、有反抗，它在描写人的伪善与可爱方面，是千古奇书。

　　《西游记》中的最大特色是写孙悟空的言行，孙悟空最后被封为“斗战胜佛”，他的言行，的确代表了积极人生的一面。他机灵而机警、好动而好斗、心地善良、出口幽默，为了理想，他被下狱、被念金箍咒、被战友误会成“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但他最后还是忠心而识大体，帮助了别人，完成了自己。他真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拟人化的猴子！

　　余邵鱼：《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是明朝余邵鱼原作、冯梦龙改订的一部八十万字巨著，包括了中国早期的重要史实与典故，我们习惯上用的什么“管鲍之交”、什么“弦高犒师”、什么“退避三舍”、什么“食指大动”、什么“大义灭亲”、什么“奇货可居”、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等，都可在这部一百零八回的名著里，找到来龙和去脉。

　　《东周列国志》使所有秦朝以前的古人古事都一一亮相：褒姒的笑、管仲的智、齐桓的信、曹沫的无赖、晏蛾儿的愚忠、介子推的清高、晏子的识大体、伍子胥的鞭尸、苏秦的合纵、蔺相如的完璧归赵……都包罗无遗。他们的存亡觉梦，都可以胜数；看了这些存亡觉梦，我们可以上会古人，然后引古证今，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东周列国志》虽然因为太迁就历史性，以致文学性不高，但它把头绪纷乱的历史做了清晰的处理，可读性极高。此书在基本观念上有许多可称道的，比如它反对愚忠，认为为昏君而死“不得为忠臣之大节”，就是它的高明处。

　　吴敬梓：《儒林外史》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也字文木，安徽全椒人。他生于书香世家，“科第累世弗绝”，自己也是秀才。到他成年后，他“性耽挥霍”，“闲逸自恣”，能花钱也能助人，把已经中衰的家产，全给折腾光了。他的行为，竟使“乡里传为子弟戒”！

　　三十三岁后，他搬到南京，在冬天时候，无酒无食，也没御寒的衣服，他就绕着城堞走几十里，夜夜如是，谓之“暖足”。四十岁后，他把一生所见的世态与万象，写成了《儒林外史》。五十四岁时候，客死扬州。他生前喜欢杜牧“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他真的以身成谶，这样死了。

　　《儒林外史》是以知识分子为基线的伟大小说，它用悲悯的笔法写社会黑暗，骂而不愠、讽而不虐、悲伤中有趣味、轻快里有哀愁，是千古奇书。

　　《儒林外史》写考试制度的流弊，写它的害人；又写旧礼教的罪恶，写它的杀人；它又写侠客、写盐商、写家奴、写妓女，一一用活的语言平铺直叙，都真切自然。虽然这书的结构，并不高明。

　　曹霑：《红楼梦》

　　曹霑（约1719-1763），字雪芹，也字芹圃，号梦阮。他是满洲旗人，属正白旗汉军。三代祖孙四人，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南京）织造官，这官管皇家采买的职务，是很肥的。康熙皇帝下江南，有五次都住他家。后来祖父因亏空被追赔，家道中落，到了曹霑成年以后，已经是“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了。那时曹霑住在北京西郊，已经是贫民阶级了。

　　曹霑一生亲历人世的兴亡衰谢，抚今追昔，“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写了长篇小说《红楼梦》。这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作品，写了八十回，并没写完，他就死了。后来高鹗续作四十回，就成了今天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红楼梦》写豪门望族的浮沉与兴衰、写旧社会下个人的矛盾挣扎、写叛逆性格的悲剧、写礼教功名的无聊，都生动细致，无与伦比，是中国第一血泪之作。

　　《红楼梦》攻击道学与八股，说：“还提什么念书？我最讨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这种攻击，真是情见乎辞了！

　　刘鹗：《老残游记》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年时候“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在医卜星算方面，成绩都不错。他卖烟草、开书店、做医生，经历很多，不是书呆子。

　　1888年，他三十二岁时候，黄河在河南决堤。他跑去见河督吴大澂，志愿投效，并提出计划。吴大澂很赏识，请他去做，他就亲自在污泥里督工，“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很得工人的爱戴。后来他写了《治河七说》《黄河变迁图考》《勾股天元草》《弧角三术》等实用的书；又写了《铁云藏龟》《铁云藏印》《铁云藏陶》《铁云泥封》等学艺的书。

　　刘鹗的进步与救世思想，使他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请开山西的矿，一件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这两件好事，却因为环境的黑暗伪善，使他一方面背了“汉奸”之名，一方面得了充军之罪——他被流放到新疆，五十三岁那年中风，死在风中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编者）。

　　《老残游记》是刘鹗戳破黑暗与伪善的伟大小说，是他四十八岁到五十一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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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类

　　左丘明：《左传》

　　《春秋》三传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它是一部编年史，最早因为被指为未得孔子《春秋》的真传，地位不如《公羊传》和《谷梁传》。但在历史价值上，《左传》记录了春秋时代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以及天道、鬼神、灾异、卜筮各方面的情况，倒很能使我们知道古人是什么样子。

　　晋朝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笔好，“富”是内容好，“巫”却是鬼神祸福之事，所占比例太多。

　　《左传》在东汉末年，愈来愈走红了，它压倒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变成了重要的史书。但它因涉嫌未得孔子《春秋》的真传，一直被部分人士否定。到了清末，康有为甚至认为它是汉朝刘歆假造的。《左传》的作者，历来传说是左丘明，左丘明是“鲁君子”，又说是孔子的学生。

　　《左传》的特色是把几个国家平均叙述，而不以一个为中心。虽是编年体，但对事件本末的照应，首尾兼顾，它的可读性，比起“断烂朝报”的《春秋》来，就高得太多了！

　　公羊高：《公羊传》

　　古代朝廷的大事，多在春天秋天举行，举行的经过，记下来，就叫《春秋》，所以《春秋》是实录，也是历史。这种《春秋》，只流传下来一部，就是《鲁春秋》。于是《春秋》变成专名，说《春秋》，就是指《鲁春秋》。

　　传说《春秋》是孔子写的，是不对的，《春秋》实际是鲁国史官的作品。这书包括了公元前8世纪到5世纪内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历史虽用鲁国纪元，记的却是各国的事。它的用意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写史实，一个是写教训。因为原文太简略，所以便有解释原文的书出现，其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公羊传》和《谷梁传》着重在书法方面。书法就是发挥“笔则笔，削则削”的褒贬力量，笔是写出来，削是不写出来，写和不写都有大道理，这种大道理，就是春秋大义。

　　“公羊”“谷梁”是家派的名字，后来变为《公羊传》《谷梁传》。《公羊传》在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微言是意义精微的话，大义是堂堂正正的道理）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种发挥，未免失之穿凿附会，但研究中国人的大道理，却很有用。公羊久成绝学，到了清朝，才复活于世。

　　《公羊传》旧题是公羊高写的，又说是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等写的。

　　佚名：《春秋事语》

　　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段帛长七十四厘米、宽二十三厘米的文字，上有九十七行的写本，内有十六章，没有书名。专家根据内容，定名为《春秋事语》。另有专家怀疑这书是《汉书·艺文志》提到的《铎氏微》，也有认为是《公孙固》。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可以证明汉朝初年《公孙固》这部书还很流行，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是汉朝第三个皇帝（文帝）时代的墓，出土的帛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名字且不避讳，可见这些帛书抄写的年代必然早于汉朝，它们的文献价值，是空前的。

　　由于《春秋事语》是用来陪葬的，它必然是当时的一部名著。

　　《春秋事语》中记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没记到的事（如子赣见太宰嚭），有的记载较详（如鲁文公卒事），后面的议论也不相同（如闵子辛的评论），它是一部新《左传》，自无疑义。

　　佚名：《国语》

　　《国语》主要是记载春秋时代的国别史，因为以国为别、以记言为主，所以叫《国语》。

　　关于《国语》和《左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两书都是左丘明做的，左丘明给《春秋》做传，成了《左传》，剩下的材料，成了《国语》，所以《国语》也叫《春秋外传》。王充《论衡》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另一种说法是：《春秋》的传只有《公羊传》和《谷梁传》，根本就没有《左传》这部书，有的只是《国语》。司马迁《史记》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是指此。西汉末年刘歆为了抵制《公羊》，乃把《国语》割裂，成为《左氏传》和《国语》两部书，《左氏传》就变成《左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此说最力）。

　　但是，实际的结论似乎是：《国语》和《左传》不是同一个作者。《国语》在内容上，和《左传》不同、重复或矛盾的地方不少，有的与《春秋》也无关。语法结构上，也有不同之处。说他们语出一人，是不太妥的。

　　刘向：《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策士、说客提供策略的结集，记录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和西周、东周、宋、卫、中山等十二国的史事，以国为单位，共收三十三篇，前后包括了两百四十五年的历史。这就是说，它包括的，不止一般所谓战国时代一百八十一年的历史（战国起算方法，照《史记》是公元前475，照《资治通鉴》是公元前403，有七十多年的误差。从宽来算，战国早期也就是春秋晚期）。

　　《战国策》的作者非一人，作成也非一时一地，汉朝刘向校勘宫中藏书，将皇室保存的各种文书加以订正，命名为《战国策》。后来刘向的本子也残缺了，宋朝曾巩曾加以增补，而成为今日的祖本。

　　1973年冬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相当《战国策》的帛书二十七篇，这一发现，给这部书平添了许多身价与兴趣，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帛书中能跟今本《战国策》对得上的，有十一篇，约占二十七篇中的五分之二，它们埋藏在地下两千一百五十年，再重见天日，在发潜寻幽上面，可有极大的帮助（中共的部分学者，像唐兰等，怀疑帛书不是《战国策》而是《苏子》，我看是不能成立的）。

　　司马迁：《史记》

　　司马迁（前145-约前78），字子长，陕西韩城人。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正史的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大家。他父亲是汉朝的史官，他继承了这一行业。在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事件。汉武帝问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说了真话，替李陵开脱，因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判死刑。当时死刑可以用两种方法代替：一种是拿钱来赎，一种是割生殖器。司马迁没有钱，为了完成他父亲和他自己著作《史记》的宏愿，就忍受割生殖器的处罚。三年以后，他被赦出狱，仍旧被汉武帝用做秘书（中书令），隐忍苟活，终于在五十五岁那年，完成了《史记》。

　　《史记》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现在传下来的，有一点残缺。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他不但随处写出了历史，也随处写出了正义。

　　古代的史家被“倡优畜之”，但却不乏直笔；后代的史家不乏被礼遇，但是直笔却在哪儿？——历史变了？还是时代变了？关心世道的人，请叹息而看此书。

　　班固：《汉书》

　　班固（32-92），字孟坚，陕西咸阳人。从小聪明好学，十六岁进太学。他的父亲班彪是名学者，著《史记后传》，没完就死了。班固继承父志，并私撰《汉书》。五年以后，被人告发，下狱。他的弟弟班超为他奔走，被放出来，还封了兰台令史的官，负责修国史，续作《汉书》，努力了二十年。后来跟大将军窦宪征匈奴胜利，在燕然山勒石记功，由他撰文记盛。不久窦宪以谋反被杀，班固被牵连，二度下狱，终于以六十之年，死在牢里。

　　班固死后，《汉书》遗稿经汉和帝叫班固妹妹班昭（曹大家）续成，书中八表成于班昭之手，在天文志上，马续也帮了忙。

　　《汉书》是记刘邦到王莽之间二百三十九年的事。分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表、十志，共有一百篇、八十多万字，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因为它的成就，跟《史记》辉映，所以古书中，常常见到“史、汉”、“班、马”、“迁、固”等合称。

　　在文采上，《汉书》虽不如《史记》，但在详赡上，《汉书》却比《史记》严密。《汉书》的完成，前后经过班家两代三人的努力，总计有三四十年以上。

　　陈寿：《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四川南充人。他是《三国志》的作者，《三国志》是二十五史中最简洁的一部。《晋书》中记陈寿：

　　仕蜀为观阁令史……及蜀平……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病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一般人读四史，因为后汉在三国之前，总以为范晔的《后汉书》也在陈寿的《三国志》之前，这是错的。事实上，范晔在陈寿死了一百年后才出生，范晔写《后汉书》，其中外夷传还是取材于陈寿的著作。故上接司马迁、班固的第一史学家，自是陈寿。

　　《三国志》的优点是行文雅洁、斟酌功深。它虽以魏为正统，但仍三国并列，并无尊卑之分，并没像《晋书》那样，另以“载记”降级处理；它的缺点是有了回护之处，这也许是格于现状的苦衷吧！

　　司马光：《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山西夏县人。

　　司马光二十岁时候，就中了宋朝的进士，后来一直做官。宋哲宗时做到宰相，可是只做了八个月，就累死了，活了六十八岁。

　　司马光在思想上比较保守，王安石变法时候，他是带头反对的人，坚决不担任朝廷中重要职位，转任地方官。此后十五年间，他绝口不谈政治，专心著书。

　　《资治通鉴》是宋神宗定的名字，是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工夫，参考了正史以外三百二十二种历史书，完成的一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史。由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助编，内容精审，文字细致，司马光说他“毕生精力，尽萃于此”，可见他精神的一贯。大功告成以后，司马光说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虽然如此，这部两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还是中国的名著。

　　司马光为人坦白真诚，他说他一生没做过不可告人的事。他上朝以前，执着上朝的手板，凝神端坐，毕恭毕敬，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想到国家大事，怎么可以不恭敬呢？

　　郑樵：《通志》

　　郑樵（1104-1162），字渔仲，福建莆田人。

　　郑樵十六岁时候，死了父亲。他决定谢绝人事与科举，专心在山中苦读。他对知识界的流弊，是很轻视的，他说：

　　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采。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

　　因此，他所从事的方向，是“实学”的方向。在这种方向里，他订下庞大而周密的写作计划，想继《史记》之后，完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大书。他以三十年闭户读书的基础，最后写出了两百卷的《通志》。

　　《通志》共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就是一般的历史与传纪，共一百四十八卷；第二部分是“二十略”，就是分类记述典章、制度、文化等的沿革演变，起自上古，下到唐朝，共五十二卷。“二十略”是郑樵一生功力所在，其中六书略、七音略、谥略、乐略、校雠略、金石略、昆虫草木略等，尤其是他创造的精华，他的伟大，尽于是矣。

　　王夫之：《船山遗书》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湖南衡阳人。他是明朝的举人，在清兵入关后，自己做了明朝的遗民，决计退隐，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棲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傜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清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清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但他们为时代和知识所限，除掉经籍的考证与训诂一途外，绝少能把历代思想发扬光大。在发扬光大方面，王夫之最为博大精深，但却及身而绝，没有传人。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

　　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

　　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赵翼：《廿二史札记》

　　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个神童，三岁时候，就能每天认识几十个字。三十四岁中进士，后来在广西、福建做官，机警而有谋略。晚年主讲安定书院，八十八岁去世。

　　赵翼在史学上面，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书，能用归纳法治史，读书得间，极有见地，在中国史学著作上，是划时代的名著。

　　赵翼在文学方面，诗写得极好，袁枚说他的诗“忽奇忽正、忽庄忽俳”，蒋士铨说他的诗“奇恣雄丽，不可迫视”。他对自己的诗也很自负，在有人说“君诗虽不能及杜子美，却已胜过杨诚斋”的时候，赵翼傲然答道：“吾自为赵诗，安知唐、宋！”

　　赵翼有论诗绝句说：“满眼天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他的气派，于此可见。

　　崔述：《崔东壁遗书》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河北大名人。他是清朝举人，五十七岁做福建罗源等县太爷，六十三岁北归。这段官场生涯，由于他反对“武弁多借海寇邀功，诬商船为盗”，特为被诬者做了几十人的平反，因此被坏人反咬一口，说他“擅释巨盗”。最后巡抚汪志伊查明他被诬赖，得以免议。

　　崔述一生最大的功劳，在于他能把历来的许多神话推翻，把许多不可信的事件一一点破，他把许多荒唐的古史给剪掉了。《清史稿》说他：

　　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于经者著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

　　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于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

　　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

　　刘义庆：《世说新语》

　　刘义庆（403-444），江苏铜山人。他是六朝时候宋的皇族，从小就被宋武帝刘裕看重。十四岁跟着刘裕北伐；刘裕称帝后，封为临川王。后来做文帝亲信，做过大官。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可见为人的一斑。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唐朝改为今名。它的成书，可能和《吕氏春秋》一样，是门客的集体创作，内容包括五六百条精彩的小故事，由六百有头有脸的人组成。全书共分三十六篇。卷首四篇，包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儒家原有的分类；卷中、卷下共三十二篇，是刘义庆新的分类。卷中包括：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九篇。卷下包括：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狂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侈汰、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二十三篇。

　　《世说新语》写尽了魏晋人物的音容笑貌，每个故事落墨不多，或优美、或洒脱、或惊心、或动魄，都是很有味道的。中国古书多犯头巾气的毛病，《世说新语》却像是脱帽后的闲谈，别有风味与情调。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1865-1936），字渔川，浙江吴兴人。十九岁中秀才，跟郭嵩焘学古文义法。后来做了曾国藩儿子曾纪泽的女婿。

　　这本《庚子西狩丛谈》是关于庚子拳乱的原始材料，现在已经有了英译本，由美国耶鲁大学刊行，此外并有德、日等文的译本。

　　安徽人吴闿生在《庚子西狩丛谈》的序里说：

　　庚子之役，国家以乱民肇衅，外国连衡而入京师，两宫微服出狩。行二百，至榆林堡。怀来县知县吴永具衣冠恭迓于道旁。于是帝后始得进饘粥、备供帐。当是时，吴公之名闻天下，既而太后嘉其行谊，命开缺以知府随扈督办行在粮台，日夕召见，骎骎且大用，众以封圻台辅目公矣！而公伉直自将，不肯骫骳随俗，以故枢要多不悦公，遂以道员外放，然太后终契其贤。遇两司缺出，未尝不忆及公；每入都召对，未尝不移晷也。既而两宫相继殂谢，国祚亦潜移，谈者偶及往事，殆如隔世矣！

　　正因为庚子前尘是一段“殆如隔世”的往史，吴永这部回忆录，才更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意义，留心近代史实的人，将会更加证实这种意义。

　　容闳：《西学东渐记》

　　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人，清朝道光八年生于澳门西南四英里的彼多罗岛（Pedro-Island）之南屏镇，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清朝主持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受了他的影响。“政府宜先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在容闳去美留学后二十五年（1872），派了第一批学生三十人，是为公费留学之始。唐绍仪、梁敦彦、詹天佑等，都是这一批的人才。

　　这本书是容闳的自传，原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文译者是徐凤石和恽铁樵。

　　容闳在这本书里，从道光八年（1828）他出生那一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游台湾和日本总督儿玉见面为止，详细写出了七十三年间，西方文化是怎样随着列强的坚甲利兵，进入了保守的中国，也写出了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这本书前半部是照作者本人从幼年到长成的年龄阶段分的。后半部是按照各别发生的问题事件分的。从这种二分里，交汇出西学东渐的一幅最珍贵的图画。

　　郦道元：《水经注》

　　郦道元（约472-527），字善长，河北涿鹿人。他的父亲郦范，是北魏的公侯。郦道元出道以后，也开始做官。他做官“素有严猛之称”，“为政严酷，吏人畏之。”从山蛮到权贵，都很怕他。后来王徽排挤他，把他调到关右，想假手悍将萧宝夤（齐明帝第六子）杀他。果然萧宝夤派人围郦道元于阴盘驿亭，把他和他弟弟，连同两个儿子都杀了。郦道元临死之前，“瞋目叱贼，厉声而死。”被害时约五十五岁。

　　郦道元死后，萧宝夤谎报是为贼所害，并为他办丧事。乱世人权，如此而已。（杀他的萧宝夤也是狠人，他杀了郦道元后，就造了反，被捕后临刑前“夷然自持，了不忧惧”，他的妻儿在他面前哭，他“色貌不改”！）

　　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著《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写《七聘》和一些文字。

　　《水经注》是郦道元为古代地理书《水经》作的注。他参考古书四百三十种，并根据实地调查的资料，为一千二百多条河，写了三十多万字文笔优美的注。他说：“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天人合一，此之谓也！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6世纪），河北遵化人。在北魏时候任抚军府司马、北齐时候任期城郡太守。他写《洛阳伽蓝记》约在6世纪的548年。

　　“伽蓝”就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就是佛寺的意思。北魏孝文帝由山西平城（大同）迁都河南洛阳时，佛教在中国如日中天。他的儿子宣武帝是佛教迷，在位十六年，造龙门石窟、营缮寺庙，远近承风，大家无不事佛。上行下效，弄出一千多个庙来。后来尔朱荣、高欢两次作乱，“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杨衒之从这些盛衰中，写人世兴亡，乃成此一代名著。

　　《洛阳伽蓝记》文笔优美，杨衒之说：

　　至武定五年，岁次丁卯（547），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

　　在这种苍凉的故国之悲下，他在书里，写出宫闱、写出政事、写出腐败统治者的贪淫豪奢、写出寺庙中不会诵经的假和尚，笔触所及，都哀伤人世，寓意深远，令人跟着也为之苍茫、为之感慨了。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24-1680），字复初、景范，人称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他的父亲顾柔谦，在明朝亡后，立志退隐。《清史稿》记他跟儿子顾祖禹的对话说：

　　柔谦乃曰：“汝能终身穷饿，不思富贵乎？”祖禹跪应曰：“能。”柔谦曰：“汝能以身为人机上肉，不思报复乎？”祖禹复应曰：“能。”柔谦喜曰：“吾与汝偕隐耳！”

　　抱着乱世退隐的心情，顾祖禹花了十九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名著——《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说：

　　柔谦精于史学，尝谓：“《明一统志》于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为袭谬，皆为驳正。详于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

　　《读史方舆纪要》一书，集历代舆地的大成，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地理学名著。书中对形势险要，行军用兵之道，尤其详尽，所以又是国防地理的专书，是有志安内攘外者不可不读的大书。全部共分十八部分，除第一部分“历代州域形势”、第十七部分“川渎”、第十八部分“分野”外，其他都是按地区的分论。

　　魏源：《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二十八岁中举人后，去做小官；五十岁中进士，六年后太平军起事，他因为迟误驿报，被革职。后来恢复原官，六十三岁死去。

　　魏源的著作面很广，在史地方面，有《海国图志》《圣武记》《元史新编》等，在古籍注解方面，有《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大学发微》《孝经集传》《曾子章句》《董子春秋发微》《孙子集注》《老子本义》等。他的杂文，都收在《古微堂集》（文集·诗集）里。

　　在魏源的著作里，影响最大的是《海国图志》。鸦片战争中战败后七年，魏源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稿，增补成为一百卷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以制夷”的理论，呼吁变法图强。日本人首先受了这部书的影响，促进了维新。中国人反倒慢吞吞的，但总算从这部书里，了解了不少世界大势。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的洋务运动，都是顺着这一思路下来的。

　　魏源是清朝中衰时代，首先能觉悟的知识分子。他和龚定盦一样，都在这种觉悟下，走向经世致用的方向。他比龚定盦小两岁，但多活了十六年，所以实际的成绩就更好了。

　　范成大：《石湖大全集》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江苏吴县人。他是宋朝进士。做官时，很有见识，论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人力，今尽以虚文耗之”。皇帝很赞许他。后来派他使金，他义正辞严，一度惹得金朝满朝文武大怒，甚至金太子都要杀他，但他不怕，“致书北庭，几于见杀，幸不辱命”，“竟得全节而归”。

　　《宋史》说：“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上尝命陈俊卿择文士掌内制，俊卿以成大及张震对。自号石湖，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志》行于世。”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说：“成大有《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别集》二十九卷，今皆未见。”《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明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自然是他的全集的应有名目，可惜失传了，所以连纪昀都看不到了。

　　范成大的诗、词、梅谱、菊谱都有单行本问世。他的《吴船录》《吴郡志》《桂海虞衡志》也都各有专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收有《石湖纪行三录》，是一种好版本。《吴船录》是范成大在1177年（宋孝宗淳熙四年）五个月的游记，写他自四川到浙江的见闻，内容颇为详赡，是游记中的上品。

　　徐宏祖：《徐霞客游记》

　　徐宏祖（1586-1641），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他少年时候，就“特好奇书，喜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这种神游名山大川的抱负，早就藏在心中了。

　　徐宏祖19岁时候，父亲死了。办完丧事，他“愈复厌弃尘俗，欲问奇于名山大川”。他的母亲赞成他出去跑跑，他就出发了。他二十二岁到四十岁间的跑法，和四十三岁后不一样。四十岁前母亲在世，他多少要受“不远游，游必有方”的约束。母亲既死，他就大游特游起来，从此不计程也不计年，大过他“万里遐征”的瘾了。

　　丁文江《徐霞客游记序》中说：

　　当明之末，学者病世儒之陋，舍章句而求实学，故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辈，奋然兴起，各自成家，遂开有清朴学之门。然霞客先生，生于顾、黄、王诸公之前，而其工作之忠勤，求知之真挚，殆有过之无不及焉，然则先生者，其为朴学之真祖欤？

　　徐宏祖在乱世中足遍天下以知苍生，独往孤行，死而后已，这样脚踏实地的人，值得我们怀念他。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1668-1749），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进士。四十三岁时候，发生了文字狱，他被牵连。《清史稿》说：

　　五十年（1711），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1713），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峄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六十一年（1722），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此后他在朝里做官，后来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乾隆时——

　　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桐城派”的文章，游记每被人忽视，我特别提出来，作为样板。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

　　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

　　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公元前841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出来的记录，从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从何处说起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古书有多少呢？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古书太难了解了。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看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太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闿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 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骈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 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作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19、20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老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入“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入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诧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太多太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太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鐘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良《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三、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毋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计较“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①。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偶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

　　帛书也出现了

　　又如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能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蛰、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又如同时出土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已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搜寻亡佚

　　另一个现代的观点是被埋没的古书的广为流传。中国历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早已无法细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还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化而言，自属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实在应该把这些被埋没了的古书，尽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绝②。过去有心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出版“丛书”。

　　“丛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这部书成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距离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来，从事文化出版的人，辑印丛书的种类很多，但是专辑近著搜寻亡佚的，除了光绪年间潘祖荫的《功顺堂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实不多见。尤其赵之谦的丛书中，收有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一卷，更可看出辑刊者的历史眼光。

　　宋朝以来，因为受印刷技术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还是如此。陈三立的《黄山谷集》、端方的《东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贵，且产生窜易首尾节略翻刻的缺点，给了人们不良的印象。现在印刷术进步了，并且超过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水准，所以现在为被埋没了的古书，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寻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责无旁贷了。

　　现代分类

　　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例不对的悬殊里。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重视的给它地位③。这种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意义④。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古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解决难读的问题

　　除了现代分类外，如何解决读得懂古书的问题⑤，也是现代的观点中不能忽视的事。中国古今语文上的变化，差距很大，《尚书》中的文告，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难的文言了；《论语》中的对话，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书的文字语言，对现代的中国人说来，有时比外国文还恐怖。这一现象，早在半世纪前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梁启超在1925年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就指出：

　　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难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至于难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披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它，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外的还多着哩。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读古书的能力更不如前，时间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处理古书给现代的中国人，必须兼顾到现代人的读书能力，精挑细选之后，必要的解题、注释、翻译，也该尽量齐备。⑥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

　　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有关古书的重点、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心得和认识，王荣文和我，经过多次的交换意见和反复讨论，决定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成功后第四年的今天，推出一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⑦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构想，部分接近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的《哈佛丛书》（The Harvard Classics）。《哈佛丛书》长五英尺，又名，《五呎丛书》（Five Foot Shelf of Books），是用五英尺长度的精装书，把西方古典名著，收入精华。由于中国古书太多，在性质上也与西方互异，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在编选方面，自然独有它的特色。我们决定按照现代图书分类，精选出两百种古书⑧，每种“加工”以后，也以五英尺的长度⑨，精装起来⑩，配上图片(11)，贡献给现代的读者。我们用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把中国古书做一次彻底的、划时代的处理，用现代的观点、现代的印刷术、现代的出版企划，把它们带到现代的中国人面前。

　　我们希望，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使现代的中国人，能够多少知道作为中国人应有的条件是什么、多少知道祖宗们的遗产是什么，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可以入宝山而不空手、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对我们并非高不可攀。

　　我们相信，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把现代人看古书的问题，得到满意的一次解决。有了这部大书，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你可以纵横左右，把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

　　作为一个“旧学遂密”“新知深沉”的中国人，我想逢今之世、处此之岛，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这一件大事了；也没有人比王荣文更适合推动这一出版计划了。我们高兴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部大书，相信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会和我们一样高兴。

　　1983年4月18日在台湾写

　　〔后记〕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内容，林明德（辅仁大学中文系教授）、詹宏志、李传理（远流的两位干将）提供我不少的好意见，我要特别谢谢他们（1983年6月18日，李敖补记）。

　　①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特色，我举一个例。我收进了顾炎武的《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在这个全集性总名下，我选的是《日知录》，但我用的《日知录》版本，却是1932年张继搜集得到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其中有《胡服》等文字，这是一般《日知录》所没有的。所以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用的版本，是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这类特色，是很不容易的。为了达到这些好效果，有的版本，我甚至商请所有者特别同意我使用，桂冠图书公司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几种书，就是赖阿胜特别同意的。我要谢谢他。

　　②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就收有李敖珍藏的绝世稿本《秋审小看》，这是它第一次与世人见面。

　　③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表扬被压扁的异类思想，特别注重中国古书中的多样性、独创性与个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狱的、杀头的比例也颇大，这是一个必要的义举——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明，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至于纯属个人的一些感情泛滥的集部书，我有意缩小它们的比例。

　　④把难以分类的古书，纳入现代分类，是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一大特色。为了使中国人对中国书有鸟瞰式的了解，所以在总类方面特别加强（我为加强中国人对图书分类的认识，特别以《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作为分类的总代表，当然在体积上，“长虫吞不了象”，是不能收入的）；又因为中国人读书，缺乏方法上的讲究，所以在方法学方面，特别着力。

　　⑤俞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能读古书的人，他在《古书疑义举例》里，却描写了古书是多么难读。他说：“夫自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如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竹简而缣素、而纸，其为变也屡矣。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如闻人言筍可食，归而煎其箦也！嗟夫，此古书疑义所以日滋也欤？”

　　⑥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以实用的解题、注释、翻译为原则，酌量收入。现代人每以注释为读古书的要件，其实注释不一定全对读者有益。像《论语》《孟子》，读了朱熹的注释，反会堕入宋儒理学的魔障，这说明了注释不当，反倒有害。

　　⑦书名《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谓名著，除了一般的意义外，也包括特定的意义：凡是推定可成为名著的，也酌量选入。这是因为古书中，有的的确被埋没了、被不合理的埋没了。清朝李慈铭说得好：“网罗散逸，孴拾丛残，几于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而其事遂为天壤间学术之所系，前哲之心力，其一二存者得以不坠。”为了使“一二存者得以不坠”，所以用的名著标准，比较有弹性。还有，在名著的去取上，我有大刀阔斧的气魄，去取之间，不受传统的名著的认定方式。例如我选深的书，所以浅的《三字经》等名著不选；我选原本的书，所以选本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名著不选；我选精审的书（如《呻吟语》），所以粗劣的《菜根谭》等名著不选。有的书，在去取上，也有割爱的，例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我终于嫌它缺乏独立见解，还是不选了。总之，这些去取之间的苦心与调济，只有全面的、非常的专家才能识货、才能惊叹。一般对中国古书似知非知的人，难免会有点议论，我是不重视的。至于古书真伪问题，我虽然选入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姚际恒《庸言录》中辨伪的文献来提醒大家注意，但对一些可疑的书，能够取其内容而不取其时代，把它们看成“反正是古代中国人写的”，倒也圆通自在。因此我选《晏子春秋》、选《列子》等等，都有反对因噎废食的意思。

　　⑧古书入选标准，以1912年为下限（偶有例外，也是记事在1912年前的，像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是）；以一人一书为原则（所以只能说是割爱，不能说是遗漏。此外，也有两人“共家”的书出现，如程颢程颐的《二程全书》；也有以辑佚刊印者挂名的一堆书出现，如叶德辉的《双梅景暗丛书》。所以，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作者不止二百人，书也不止二百种）；作者不明确的，从俗标注（当然过分荒谬的，如黄帝作《内经》等，也只好以佚名处理）；作者有时不明确，也是古书的一大特色。古人没有著作权观念，不但没有，还喜欢把自己的作品，射在别人头上，这种作者叫“箭垛式作者”。“箭垛式作者”有时以一个人代表一个学派（像管仲之于《管子》）、有时以一个人代表集体创作（像施耐庵之于《水浒传》）都不可拘泥就是；作者明确的，书名尽量采用作者死后的总集名目（像收入章炳麟的《国故论衡》，但目录上却用《章氏丛书》等是）；但是生前有总集性质的书名，虽然包罗不全，我也尽量把以后的出版品来个总归户，归到这个书名下（像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等是。）

　　⑨因为要在五英尺长的书里收入两百种古书的精华，所以有的能全书收入、有的只能收入部分，古书这么多，有的自难免有遗珠之憾。但是不论怎么收，都以“精华”为准。一个人的作品或一部书的内容，如果涉及的项目多元的时候，尽量就多元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作为分类依据，但是虽然分类从严，但是选入却从宽，因为古书的性质本来就很含混，若从严选入，必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⑩古书的处理，由于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在规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时代要求，线装薄面也罢、绸函丝订也好，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艺，都不应该再予以考虑。在国际标准的图书馆中，甚至平装书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们怎么能再抱残守缺，开时代倒车？所以无须采用旧式装订的方式，自无疑义。

　　(11)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中，我配上图片，并且把每张图片加上活泼的说明，很受欢迎。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也同样处理。图片中有的得来之不易，非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就很难看出来。以配图中徐渭（文长）《青天歌卷》的首尾为例，《青天歌卷》在1966年江苏吴县东角直地方曹澄墓中出土。纸本，纵31.6厘米，长2036厘米，共七十四行。卷首有“许实善印”、“硻硻子”收藏章。卷后盖有“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章。这种十多年前才从坟里挖出来的文献，都被我用到了，这种“绝活”，总该令人绝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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