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编外集

• 目录
  • 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汪子飏）
  • 蒋介石三失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良机（司马后）
  • 戴季陶二三事（黄贻谋）
  • 孙中山先生在天津张园（张挺）
  • 白崇禧在武汉与蒋介石的人事纠纷（鲍志鸿）
  • 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徐恩庆）
  • 徐恩曾是这样当上“国大”代表的（张文）
  • 闻喜选举“国大”代表的黑幕（张纯如）
  • “国民大会”见闻点滴（李韫晖）
  • 有关CC点滴见闻录（黄应昌）
  • 抗战前“中统”在南通的活动（姜颂平）
  • 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所秘密监狱（黄炜）
  • 昙花一现的内政部调查局（刘介鲁）
  • 龙云被逐前后见闻（鲁昌文）
  • 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王根僧）
  • 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黄彤光）
  • 军统局局本部的日常规章制度（赵广庆）
  • 深夜怀友（叶公超）
  • 我看胡适之先生（蒋廷黻）
  • 胡适之（温源宁）
  • 胡适之先生（朱文长）
  • 略谈胡适之（梁漱溟）
  • 适之先生二三事（黎东方）
  • 追忆胡适之先生（蒋复璁）
  • 胡适之先生哀词（毛子水）
  • “但恨不见替人！”（梁实秋）
  •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石原皋）
  • 胡适的藏书和书斋（石原皋）
  • 胡适是什么样的学者？（石原皋）
  • 我所认识的章太炎（陈存仁）
  • 德国的再统一与新世局（汪荣祖）
  • 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叶沛婴）
  • 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任启圣）
  • 民主潮与独裁风（黄回）
  • 从一贯道“起飞”谈起（轩辕辙）
  • 嫖客、雏妓、大陆妹（陆啸钊）
  • 天下安排，匹夫有份（何永佶）
  • 我死，你也别想活！（吕佳真）
  • 论命运（周宪文）
  • 孔子可谈而不可谈（李长之）
  • 高山族族源考略（施联朱）
  • 嘉义市立委选战剖析（张福淙）
  • 民主与民风（陈平景）
  • 从贵州来的退伍军人（陈平景）
  • 由宪政独裁到独裁宪政（林山）
  • 军统大特务马汉三之死（文强）
  • 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
  •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孙铭九）
  • 临潼扣蒋（孙铭九）
  • 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孙铭九）
  • 从选战看台湾（大风）
  • 丑陋的中国人（大风）
  • 美国的人权标准（大风）
  • 白崇禧传——外放华中“剿总”的内幕（程思远）
  • 白崇禧传——蒋介石第三次引退前后（程思远）
  • 白崇禧传——蒋介石下野（程思远）
  • 白崇禧在武汉（程思远）
  • 《鹰犬将军》前言（宋希濂）
  • 鹰犬将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宋希濂）
  • 鹰犬将军——西南的挣扎和溃灭（宋希濂）
  • 一场玩笑·两条人命（劫余）
  • 胡县长（劫余）
  • 寻找女人（劫余）
  • “严父慈母”的新估价（李霁野）
  • 漫谈食睡哲学，希腊悲剧，包公案，性别及其他（李霁野）
  • 学问与事功（居浩然）
  • 科学与民主（居浩然）
  • 恪遵宪法厉行法治（李声庭）
  • 诱人犯罪不合乎正义（李声庭）
  • 翁老板的故事（包正）
  • 尊重宪法亟宜废止违警罚法（李声庭）
  • 论意见表示自由与民主法治（李声庭）
  • 我的回忆——被捕、谅解和团结（张国焘）
  • 我的回忆——为维护北大而奋斗（张国焘）
  • 我的回忆——民国成立以后（张国焘）
  • 我的回忆——在伊尔库次克（张国焘）
  • 如果你偷脚踏车（刘峰松）
  • 《调查局黑牢345天》自序（李世杰）
  • 火烧岛十载风霜（李世杰）
  • 火烧岛十载风霜二（李世杰）
  • 火烧岛十载风霜三（李世杰）
  • 全世界都震动了（龚德柏）
  • 中国偏偏要抢俄国的战争来打（龚德柏）
  • 日人观念为之一变（龚德柏）
  •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龚德柏）
  • 地下分肥记（屠申虹）
  • 荣工处的特权嘴脸（屠申虹）
  • 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孟绝子）
  • 头发政治述奇（孟绝子）
  • 雷震日记介绍及选注（胡虚一）
  • 我的牢狱之灾（胡虚一）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这些都是根据群友提供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制作出的一部分文章。

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汪子飏）

伊拉克强人萨达姆·侯赛因一口吞下科威特，驻重兵于沙特阿拉伯边境。美国总统布什立即调兵遣将，派大军重械驰赴沙特阿拉伯，兴灭国其名，保石油其实。在此过程中，最令美国当局欢喜的是联合国的“一面倒”，包括五强在内的安理会一再通过谴责与制裁伊拉克的决议，甚至通过授权以武力封锁伊拉克，授权给谁？当然主要是山姆大叔。

难怪美国自布什总统，到各派报刊，以至街头百姓，一再提到联合国，赞赏联合国的正义及其齐心协力。美国忽然如此重视联合国，岂不令联合国受宠若惊！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该记得不久以前，美国还是十分讨厌联合国，甚至恨之入骨，要减少或取消资助，并讥之为“第三世界的相骂场所”！里根时代的官员更讽刺性地表示，如果联合国搬离美国，他将至纽约码头，挥手相送！恨不得将联合国赶出美国之情，溢于言表。

美国对联合国又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呢？话说联合国原是美国的产物，想借此维护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以及美国的利益。战后，美国国富兵强，国威甚壮，联合国实际上在美国控制之下，与美国对抗的苏联，只好用否决权来勉强制衡。但后来第三世界的国家日益增多，北京又代替了台北成为安理会永久会员，而美国又偏袒以色列，使美国日渐失控，时常逼得只好用否决权来对付多数，因为由爱转恨。而今则又由恨转爱矣。

此种爱恨的转变，最能表露美国的两面性。一面是幼稚性：像小孩子玩游戏，只喜欢赢，而输不起，输久了，便老羞成怒；另一面是霸权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有人会说，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因联合国终于伸张了正义。其实，联合国过去正义不张，乃因美、苏两个超强，各执一偏。而今苏联霸权垮了，可能连苏联都联不起来了，自顾自不暇，难能再偏袒伊拉克，正义遂张。但是美国的霸权未垮，军事力量仍然是全球一枝独秀，傲视寰宇，她会不会永远站在正义的一面？她能不能把正义永远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她肯不肯抛弃处理国际事务的双重标准？这些都是问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则今后的联合国任然难以伸张正义，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国！

正义应该是普及的、超乎国界的。但迄今为止，美国的正义仍然是有选择性的、具有双重标准的。伊拉克侵占邻国，当然是不对的，应该制裁，但是以色列侵占黎巴嫩，却是另外一回事。伊拉克不自科威特撤兵，美国派大军围堵，发动全世界封锁，但是以色列久占河西不撤，美国除表示不高兴外，既无制裁，又不封锁，而且照样提供每年三百亿美元的援助。此种正义，又如何教阿拉伯人口服心服呢？

现在世界舆论几乎一致谴责伊拉克，布什总统口口声声国际法、口口声声国际行为的规范，好像是义正词严，但是没有多久以前，美国悍然侵占格林纳达、巴拿马，合乎国际法吗？美国将外国的元首捉将回来受审，算是什么国际规范呢？更不要说在尼加拉瓜港口布水雷了。文明国不文明，又怎能教野蛮国文明呢？

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希望不只是因为联合国顺从了美国，而是真正认识到联合国是可以起作用的，是可以伸张正义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今后联合国的成败，真要看看美国是否永远能够站在正义的一边。

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介石三失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良机（司马后）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是战是和尚未定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顺应中国人民的意愿，极力主张和谈。然而，蒋介石却三次失去了和平解决两党之间争端的机会，酿成了逃离大陆的悲剧。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达到“和平”吞并共产党的目的，于一九四五年底派蒋经国前往莫斯科拜见斯大林，请斯大林出面调停与中共的关系。会见中，斯大林探明蒋经国的来意后，严肃而坚定地说：“在苏联帮助中国政府之前，中国和苏联之间必须签订一项中立协定，中国必须组织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否则，一切事情都不能谈……。”回国后，蒋经国把斯大林的建议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拒绝了斯大林建议。

一九四六年出，正在长沙养病的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接到蒋介石签发的任命书，任命他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立即赶往济南。临行前，他来到了重庆，见到了蒋介石。王耀武感到蒋正在拉开战争的序幕，应尽快让他住手。王耀武站了起来，以学生的身份，向蒋吐出了忠言：“校长，以学生之见，与共军一仗凶多吉少，不可过急……。”

“好了，好了。”没等王耀武说完，蒋介石就打断了他的话，“你言重了！”蒋介石站了起来，有些激动地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就会打你……。”

蒋介石越说越激动，“你们不要因和谈放松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你必须立即到济南去。我们必须控制山东半岛。”站在一边的王耀武半晌说不出话来，对校长的一片忠心付诸东流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的“文官长”吴鼎昌向他献出了一计，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家大计。”随即，吴鼎昌向他解释道：“这一计有三利：一占主动；二表诚意；三争时间。可谓上策。”蒋介石听后连连点头叫好，立即让吴鼎昌起草了电报，拍往延安。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人民，于八月二十八日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毛泽东一行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于十月十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毛泽东于十月十一日离开重庆，飞返延安。毛泽东一行还没有走下飞机，蒋介石就撕毁了“纪要”。把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场悲剧拉开了序幕。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戴季陶二三事（黄贻谋）

我是抗战前考试及格人员，抗战初期，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救济考试及格人员办法》，国民政府被改分为直属于考试院的考选委员会任职。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耳闻目睹，得知戴季陶其人其事。

戴季陶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以“天仇”（意谓与满清皇帝不共戴天之仇）笔名，撰写文章，鼓吹推翻满清，颇为时人所称颂。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戴出任考试院院长后，却一反常态，不谈革命，尽情复古，其人之善变，可见一斑。

考试院成立之初，戴亲自审定建筑办公楼及考场蓝图，要求类似孔庙布局；同时下令院内卫士，一律佩剑而不带枪。进入院内者，一似置身于庙堂之中。

考试院下辖考选委员会及铨叙部，铨叙部内各司名称，戴季陶说应当仿古，亲自命名为“甄核”，“考功”等司。前者职司文官官等，官俸之审批，后者职司文官年终考绩。他亲自审定“文官官等官俸表！”“公务员任用法”，牙文官为简任（共八级）、荐任（共十二级），委任（共十六级）。

国民政府拟定文官礼服时，戴季陶引经据点，力争不以中山装为礼服，而以蓝袍黑马褂为礼服，却获得通过。戴极为得意。

考试院每逢集会，如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院内各级官员均须按官等高低为序，自左至右，排列整齐，官等相同者，则以级别高低，定其位置。

上述复古情况，戴季陶称之为“继承中华文化之传统”。

戴季陶自称实行总理（孙中山先生）遗教，“天下为公”，“选贤任能”。抗战前，自一九三一年起，在南京举办高等考试四次，共计录取四百余人；普通考试一次，录取一百余人，另在各少数省份举办过普通考试一次，各录取数十名。抗战期间，自一九三九年起，每年举办高考一次，另办过几次特种考试。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精简机构，大量裁员，被裁人员各发给三个月薪俸，遣散了事。被裁人员多属考试及格人员，他们晋见戴季陶请其代进一言，以免失业。此时，戴季陶闭口不谈“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而以伪善面孔声称“爱莫能助”。

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共计九十九名（发榜时为一百名，因其中有薛铨曾一人同时考中普通行政人员及教育行政人员，实际人数为九十九名），依照《公务员任用法》规定，均应以荐任官任用。岂知录取人员被分到各机关后，多被投闲置散，未予任用。及格人员多系受过高等教育，经过三试（一次初试、一次复试，一次口试）而被录取的。他们大呼受骗之余，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各部会任用人员，“凭一纸八行，欲荐则荐，欲简则简”，而考试及格人员则被“投闲置散”。同时，他们以研究考试制度为名，组织“中国考政学会”，企图以集体力量，争得枝栖。而身为考试院院长之戴季陶袖手旁观，不赞一辞。

由于考试及格人员之申诉，各部会为敷衍起见，不得不以荐任官实缺任用；有的部会如教育部为安置考试及格人员，竟以一个科设置两个科长，将考试及格人员和非考试及格人员同派在一科，均为科长。后因各部会科长职位，多为首长亲信所占据，国民政府因此规定各部会增设荐任科员，专为安置考试及格人员，与科长官等相等，非考试及格人员不得充任。考试及格人员表示不满，又无可奈何！戴季陶说：“总理遗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考试及格人员，不应患得患失，在名义上争论不休！”

考试及格人员分在各机关任职者，或则有职无权，或则从事极为繁重之工作，稍有差错，即遭斥责。如第一届高考及格人员黄问歧分在教育部任科长后，主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工作极为繁重。偶因缮校人员疏忽，出现些微差错，读者投书更正，部长王世杰大发雷霆，归咎主编。戴季陶得知后，则以“考试及格人员应以身作则，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辞，告诫黄问歧。

戴任考试院院长后，自称信奉佛教，研读佛教经典。在公开集会时，有时竟大谈“千脚千手观世音菩萨”。据院内一老年官员说：“院座熟读史书，自知位高身危，‘狡兔死，走狗烹’为其前车之鉴，其信佛亦不过表明心迹。”此语亦为院、部、会中一部分官员所公认。

戴季陶身材中等，五官端正，望之确似一尊佛像。院内有个自称善于相面的老职员说：“院长额宽五指，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大富大贵之相，”戴得知后，极为高兴。其人之迷信，可以想见。

戴季陶前妻病逝后，即未续娶，而与一年轻姑娘同居。此姑娘姓赵，人呼之为“赵小姐”，收了一批女孩子为干女儿，安插在院、部、会内为雇员（临时工）。这批干女儿，虽无官衔，而部、会内大小官员，莫不敬之、畏之。干女儿消息灵通，院长的一言一行，皆能及时传出。

戴季陶对部属一贯采取“恩威并济”的策略，一面高高在上，保持其院长尊严，一面又对部属示以恩惠。例如：抗战期间，戴季陶在中央训练团任教，编印党政建制讲义，有大量图表需人绘制。院、部、会选拔了一批录事（雇员）集中办公，专司其事。一次，这些录事见厨师端出戴吃剩的兔肉，争相抢夺，为戴所知，此后，戴每餐用膳时，必命厨师，将自己吃的美味佳肴，分出一盘，送到录事们的餐桌上；又一次，录事们争夺戴吸过的上等香烟头，为戴瞥见，立即命其随侍人员给雇员们香烟各一支。录事们得到一些恩赐，对戴颇有好感。

考试院及其所属部、会，人多以清水衙门视之，实则为极有油水可捞的机构。如考选委员会，每办一届考试，除有大量报名费收入外，并列有预算，报请国库支付。每届考试筹备开始时，会内员工伙食，即由公费开支。因应试人多，笔试科目多，大量印制试卷、购办文具等均有回扣；以及宴请典试、襄试委员（均系阅卷的官员）的伙食费，无不以少报多。这笔贪污费用，均为委员长陈大齐的连襟王士兴、外甥黄某所经手，完全纳入陈大齐的腰包。一次王士兴酒后失言，抱怨陈大齐心狠，借口个人开支大，将贪污之款，分给王士兴的很少，几乎全部独吞，共计五万余元，全部抢购黄金储存。我与陈大齐矛盾很大，当我离开该会时，曾向戴季陶控诉陈大齐贪污，戴季陶官官相护，竟当面对我说：“口说无凭。”无怪乎，南京解放前夕，戴季陶离宁到穗，自杀身死时，陈大齐如丧考妣，痛哭失声。

戴季陶为显示其身分，曾规定院，部，会内各办公室设置红绿灯各一盏。院长在院时，院内各办公室红灯齐亮；副院长在院时，绿灯齐亮。铨叙部及考选委员会均仿效之。故考选委员会内职工互相之间，均称委员长陈大齐为“红灯”，称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沈士远为“绿灯”。此为国民政府各部会中所罕见，戴季陶说：“这是科学方法。”

戴季陶官邸的墙壁上即悬挂孙中山先生像，又悬挂有佛像，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其寝室则严禁男人入内。一次，戴季陶的公文包遗留在汽车内，司机送至戴的卧室，戴极为不悦，司机立即退出对我说：“院长官邸应设置太监才好。”说罢，大笑而去。

我所见过的国民政府要员中，以戴季陶最善于装腔作势，空话连篇。如戴曾公开说：“以马上得天下则可，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匹夫之责。”听其言、观其行，戴季陶之功过，有待治史者去评说。

胡适于一九四七年秋因公来南京，戴季陶请其在考试院做学术讲演，我于旁听后，到胡寓处（因胡与我有瓜葛之亲）谈及戴之为人，胡适说：“戴传贤（戴季陶之名）已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政客。陈百年（陈大齐字百年）想当政客而不能。蒋先生（指蒋介石）部下，派系林立。这个政权，危机四伏。年轻人还是多读点书好……。”可见，戴季陶在胡适眼中已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人物。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以元老自居，不参与派系之争，而对党内个别人却极为器重，朱家骅即为其中之一。朱自投靠戴季陶后，自立门户，与CC系矛盾日益加深。朱家骅对戴季陶极尽奉承之能事。

戴季陶文质彬彬，重视仪表，讲究礼节，一次，戴瞥见一门岗胡子太长，询其何以不整容？门岗急中生智，肃立答称：“无空闲时间。”戴立即手令每星期六下午为门岗理发时间。门岗皆大欢喜。

戴季陶有一纸折扇，一面录一对联：“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此联我在渝南开中学曾见过）另一面绘一罗汉像，并附录一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戴季陶有鉴于政令不出都门，各省拒不执行考铨法令，于抗战期间在各省设置铨叙处，专司地方官员资历之审批。终以积习难移，铨叙处形同虚设，戴季陶束手无策。

一九四八年三月，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出任总统，改组政府。其后，戴季陶将考试院长一职让位与张伯苓，自称“无官一身轻”。淮海战役结束后，据其随从告诉我：“院长精神有些失常，终日愁眉不展。曾对我们说：‘共产党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失节的。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此其时矣。你们应好自为之，二臣不能当。有史以来，历代皇帝对前朝臣民，大都采取怀柔政策，但共产党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怀柔政策不同。蒋先生大势已去，将来连偏安之局也难保。今天的局面，蒋先生一木难支大厦，外援无望，现在已是众叛亲离。历代帝王，统一天下，失天下的为其后代不肖子孙，蒋先生则不然，自己得的天下，自己失之，人谋之未臧。’”我询其“院长税驾何所？”据答称：“院长行踪，从不透露。”由此可知，戴季陶之自杀，有其思想根源，不是偶然的。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孙中山先生在天津张园（张挺）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将军倒戈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遂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来北京共商国事。孙先生于十一月十三日启程，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再乘海轮于十二月四日抵达天津，住在我家张园的平远楼，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离津赴京，在张园共住了二十七天，在这段时间里，我曾见过孙中山先生数次，实为平生幸事。后来常有人问起孙先生居住张园的缘由和具体情况，说起来也确实有一段曲折经过。

当时的张园坐落在日租界的宫岛街，即今中原公司后面不远的鞍山道六十七号，占地二十一亩，是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园林建筑。前两年，我应电视剧《末代皇帝》剧组的邀请，到天津勘察外景，见那里已成为《天津日报》社社址，现在的日本式的楼房是一九三五年由川岛芳子串通日本人强行购买后重建的，已非原来面目。

孙先生之所以住在我家张园，一是孙先生从日本抵津，系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和日本驻屯军司令承担迎接和安排住宿等事，因此只能住在日本租界。二是张园在天津是规模较大的花园，且有新建的楼房，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是我父亲张彪（曾任清朝湖北提督和陆军第八镇统制，为武职一品大员，武昌起义使他垮台。辛亥革命后到天津过着退隐的生活）对清朝抱有愚忠，对革命党非常反感，所以对孙中山先生的借住是不大情愿的。专程来津迎接孙先生的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与家父虽有交往，但无深交，他一再跟我父亲商量，说了不少好话，甚至说到他的女儿与我的妹妹是同窗学友等等。我父亲则以“退隐之所，不欲接纳政治活跃分子”为理由，予以拒绝。后来曹锟、张怀芝和芳泽分别找我父亲洽商，父亲怕得罪人太多，才勉强应允。但他告诫我们兄弟，不许与“革命头子”有任何接触。

我当时年仅十三岁，由于父亲常以恐怖的口吻称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头子”，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这个“革命头子”一定有一副青面獠牙狰狞可怕的面孔，反倒总想看个究竟。孙先生到津那天，我和哥哥刚放学就背着父亲跑到张园大门口去看迎接孙先生的盛况。当我看到“革命头子”跟普通人一样，身材不高，是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头，微笑着同上百位迎接他的各界人士见面时，大为迷惘不解。以后我和十一哥（现已病故于台湾国民党空校）又背着父亲一块儿到花园去玩，想再看个究竟。很巧，那天恰遇孙先生夫妇在花园散步，发现躲在树篱后面的我和哥哥，笑着招呼我们过去，问我们是不是园主之子，又问我们家庭的一些生活情况。他的态度和蔼可亲，虽有长者尊严，却毫无可惧之威。只是他说话有南方口音，我们不能完全听懂。还有一次在花园遇到孙夫人宋庆龄先生，看她年纪不过三十左右，身穿皮大衣，态度和蔼。她招呼我们过去，闲谈几句话后，她就坐下，让我站在她身旁，叫随从的摄影者给我们拍照，后将照片送给我一张。在短短的二十七天里，我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机会不多，见面时也不过谈点家常。孙先生夫妇让我们到大楼里面去找他们玩，但碍于父亲的禁令，我们终未敢去。不过，几次短暂的见面却给我和哥哥留下极为深刻的美好印象。因为孙先生夫妇的风度，同我们平常见到的清室遗老以及黎元洪、曹锟、陈光远、张怀芝等显贵都截然不同，没有一点儿旧习气，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尽管那时我们对孙先生所提倡的“国民革命”还不理解，但是再不会像父亲那样敌视和中伤孙先生他们了。最近，我九哥从台湾到香港和我见面，在共同忆旧时，还谈及此事，时隔六十余年，而孙中山先生夫妇的音容笑貌仿佛犹在眼前。

由于我父亲始终不肯放弃“一臣不事二君”的传统观念，他做为居停主人，竟没有和孙先生见过一次面。可是当孙中山先生离津五十四天之后，末代皇帝溥仪逃到天津来张园居住时，我父亲就大不一样了。他亲自率人到英租界英商惠罗洋行，花了将近三千元银元购买高级家具、地毯等，将大楼内旧家具全部撤掉，布置一新；他还不辞劳苦地亲率家丁每日打扫庭院。对这样忠实的保皇派，溥仪感念不已，私谥“忠恪”二字。现在回忆起来，该是多么可笑！（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于北京）

（《文史资料选编》第三二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白崇禧在武汉与蒋介石的人事纠纷（鲍志鸿）

一九四七年，解放军二野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威胁武汉，震动南京。白崇禧亲自出马，在九江设指挥所，准备对抗可能继续南进的二野。但二野却不攻武汉，而是趁驻豫西的国民党军不及提防和孤立无援之机加以重创。武汉威胁算是解除，白崇禧认为应归功于己，通过南京政府撤销了以程潜为主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成立了以他为总司令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开始坐镇武汉。

白崇禧决定重整武汉统治机构的班底，以确立桂系的势力。当时的湖北省主席王东原、汉口特别市市长徐会之、武汉警备司令阮齐、武汉补给司令朱鼎卿，均是陈诚旧部或亲近陈诚的。白崇禧保许高阳做补给司令，被郭忏（联勤总司令，管辖全国各补给区）指示朱鼎卿抵制，结果许仅任副司令。许告诉我，他向白崇禧建议保蒋介石的侍从室中将高参陈明仁做警备司令，白崇禧尚未表态。我回家处理家事，准备回南京。忽接陈明仁电，谓如他出任武汉警备司令，则请我当他的参谋长。我即覆信同意。这时保密局长毛人凤到汉视察，告知我，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回南京后，即可发表对陈明仁和我的任命。白崇禧为什么保荐陈明仁呢？原因是先前陈诚在东北战场时，以陈明仁在四平街作战中军纪废弛为由，请蒋介石将陈撤职查办，白向蒋进言对陈撤职而不查办，蒋遂调陈到侍从室。白崇禧预料如保桂系的人为警备司令，蒋介石不会批准，保与他有关系、又是蒋亲信的陈明仁最适当。

一九四八年十月，南京政府发表任命如下：

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副司令孙国铨、王绪镒，参谋长鲍志鸿，参谋处长吴迪吉，稽查处长余克剑，军法处长梁凤，副官处长郭斌，政工处长吴相和，办公厅主任温汰沫。

武汉警备旅长曾京。

第二十九军军长陈明仁（兼），副军长彭锷，参谋长刘云楷，二三四师师长王学臣，三〇七师师长张诚文。

十一月一日，陈明仁等行就职礼，由华中剿总参谋长徐祖贻主持。十多天后，白崇禧率陈明仁和我、华中剿总副参谋长孙国铨与刘芳、华中剿总作战处长戈鸣以及林一枝等，到黄陂县城及横店与灄口，汉阳吴家山、龟山与黑山，武昌洪山与青山，视察防御工事。在青山时，白指定要修建空投场，并令随行人员拟出作战计划。视察结束后，陈明仁召集汉口各区和武汉近郊各县县长、保长在汉口法租界铁路俱乐部开会，指出一定要按规定人数提供强征做工事的所需民夫，并限期完成土方，为坚守武汉要准备十万人的弹药、粮草、马料。虽然陈明仁的发言泄漏了机密，但他对我说会前请示过白崇禧并得到同意的。

武汉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关进了一个师长某。陈明仁告诉我，南京电令该师从武汉开徐州增援，白崇禧不许其开拔，将其师长扣留，交给警司关押。

陈明仁召集了我、余克剑、吴迪吉、吴相和等，要我们注意桂系的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和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的行动，以防他们的明害暗算。我们以“共同作战、互相联系”为名，到徐祖贻、张淦、李本一家中拜访，察看他们的动静。万耀煌（曾接替王东原任湖北省主席，时已被张笃伦取代）、彭善（曾在阮齐以前任过武汉警备司令）、何成浚向我了解了桂系的情况，怕白崇禧对他们下毒手，都慌慌张张地离开了武汉。据说南京政府曾调白崇禧兼徐州剿总司令，令第三兵团开赴徐州与解放军决战，白崇禧称病不受命，蒋介石亲自打长途电话，欲与之商量，白不接电话。

白崇禧病好后，亲自主持交通会议，宣布成立华中剿总运输统制处，指定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该处处长，军运车辆的物资载运由剿总制订计划，交该处执行。此后，我遂为白崇禧抢运华中的军用物资和棉纱、棉布等到广西，做为其反共反人民的资本。原有的运输指挥部不能行使职权，指挥官林逸圣辞职，粤汉铁路的交通指挥权落入桂系之手。

四九年元月，蒋介石下野，回奉化在幕后指挥。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桂系表面上接管了国民党最高军政权力。

和谈代表刘斐到汉，陈明仁原准备大办筵席欢迎，突又改变计划，召厨师到其公馆搞醴陵风味的便筵，招待刘斐（陈、刘系湖南醴陵同乡），由温汰沫、余克剑和我作陪。在闲谈中，我问刘斐徐州作战计划是谁搞的，刘答是蒋介石。我颇不以为然，对刘说，如蒋当时把军队摆在淮河南岸一线布防，就不会失败得那样惨、那样快。

有一天，负责城防工事，平时不到警司办公的武汉警备副司令孙国铨，忽然到警司同我谈形势。我同他谈到国民党对和谈的态度真假及其目的，我说如搞和谈是为了利用时间整军再战，则因全国都希望和平，时间拖久了必然影响和瓦解士气；又说蒋介石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江浙财阀并不垂青桂系，而美国不断地派代表与李宗仁联系，则是要桂系反共，以免其与共产党妥协合作，美国与蒋、桂的关系深浅不同，蒋桂合作都不能抵抗解放军，任何单独一方更难有成效。孙国铨此时同我谈形势，是否出于白崇禧的授意，我不了解。孙国铨在抗战期间任军令部作战厅参谋科长，后当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办公室机要参谋。四八年的某一天，我刚从美国回到南京，孙国铨、林一枝约我到梅园新村白公馆与白崇禧谈话，我谈了美国的动态和自己的考察学习心得后，孙问我是否愿当华中剿总第二处处长，我不愿被桂系利用去排挤当时的处长、军统分子黄藩初，就谢绝了，我见到白崇禧的私人秘书兼家庭教师刘某对此很注意。

一月上旬，陈明仁升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后，找我和温汰沫商谈，要辞去武汉警备司令的兼职，而专心去整训第一兵团。我问陈是向蒋介石、还是白崇禧辞职，若向蒋辞恐难获准，陈说向白辞。陈明仁向白崇禧辞了职后，我挂长途电话告知了毛人凤。第二天一早，陈明仁到警司对我说：“昨晚，林蔚文（国防部次长、蒋介石的亲信）打长途电话责备我为什么不先通知一声，好让他们考虑继任人选，我无言可答。”一月十五日，白崇禧发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原华中剿总）副参谋长刘芳任武汉警备司令。我以第一兵团代理参谋长身分代表陈明仁向刘芳办理警司移交手续，刘要我继任警司参谋长，我婉谢。

春节，陈明仁、徐会之、我和其他有关人员去白崇禧处拜年。白称病不见客，但命副官单独引陈明仁到卧室密谈，说话内容不知。大家高兴而去，败兴而归。在归途中，我暗地向陈明仁询问白的病情，陈说白在装病，以示李宗仁搞的国共和谈与他无关。

白崇禧的矛头下一步指向湖北省主席张笃伦和汉口特别市市长徐会之，用征兵夫不力、使防御工作进展缓慢的罪责，报请南京政府撤其职，保胡宗铎、朱鼎卿、晏勋甫等当省主席、市长。三月，南京政府发表朱鼎卿为湖北省主席，晏勋甫为汉口特别市市长。失去实权的朱鼎卿成了白崇禧的陪衬，许高阳升任武汉补给司令。至此，桂系夺取了武汉统治机构的全部人事大权。（高浩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徐恩庆）

余井塘，江苏兴化人，是国民党CC派的总管家。一九四八年春，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垂危的统治，玩弄“还政于民”的花招，粉墨登场，导演了一出装潢“民主”的门面，举行“国大”代表选举的闹剧。当时南京市教育局长马元放拍后台老板余井塘的马屁，为余在南京市教育会竞选伪国大代表紧张进行活动。我当时是教育局里一名职员，又是教育会理事，因此在这场闹剧中，也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

向车子敬礼，不向人敬礼

一天，马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马是南京市副市长兼教育局长），很客气地对我说：“这次余井塘部长想在市教育会选举产生国大代表。你是余部长的同乡，又是教育会理事，现在是你出力的时候了，干得好，我们不会亏待你的。”随即要我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领一卷关于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宣传材料。我把材料拿回来后，马写了一张便条，要我到会计那里领一笔为数不小的活动经费。同时告诉我：“在竞选活动期间，你乘我的汽车出去跑跑。”要在市教育会竞选国大代表，必须是市教育会的会员，但余当时没有加入南京市教育会。为此，马要我到饮虹园去找张绍揆帮忙解决问题。张是教育会审查会员资格的主要负责人，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当我坐着副市长车子驶出市府大门，门警只认车子不认人，叫了一声敬礼，我不禁为之一笑。

条件是一个中学校长的位置

车子开到了张绍揆的公馆，我们在他家会面了。张绍揆个子高高的，面色清瘦，西装笔挺，皮鞋乌亮，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神气活现。他是国民党还都的接收大员，市参议员，乃一地地道道的小政客。他居住在一幢西式平房里，室内陈设一套红木家具，还摆有一些古董玩品，比较考究。张满面春风地握着我的手说：“梦云兄，是什么风把你刮来的呀？”我开玩笑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来请老兄帮忙嘛！”从前我和张在社会局是老同事，张是督学室视导，我是教育科国民教育股主任。一九四五年底，南京市举行中小学教员甄审，我们都是甄审委员。嗣后，南京市教育会成立，我们都当选为理事，同是会员资格审查委员，张是召集人。我直截了当地对张说：“马局长要我们在教育会帮助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可余部长没有加入教育会，想请你发一张会员登记表给他填写。”张犹豫了一会，叹口气说：“余部长是中央大员，要当上国大代表，是件很容易的事，何必在教育会与我争席位呢？”言下之意，他也想在教育会通过选举当上国大代表。过了一会，张勉强地在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会员登记表交给我，叮嘱我说：“请你向马局长转达，条件是一个中学校长的位置。”

回到副市长办公室，我便如实地向马做了汇报。马冷笑了一下，用拳头捶着办公桌，气呼呼地对我说：“张绍揆是个什么东西，看嘛！以后再说吧！”说完，马就叫秘书把表填好，我在表里审查一栏内盖了章。随后，我又坐副市长的汽车去找荷花塘小学校长沈实秋和青年会中学校长周瑞章，请他们在审查栏内盖了章，再把表送到张绍揆那里。忙碌了一整天，总算顺利地解决了余井塘参加南京市教育会的问题，为他获得竞选资格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我一连几天坐着副市长的汽车，分别到市里规模比较大的中小学，再三嘱咐校长们到选举的那天，带领已取得市教育会会员资格的教职员，前往白下路商会参加选举投票。并告知他们：所欠交的教育会会费，均由竞选事务所代交；投票后，在附近菜馆款待每人一碗面，小笼点心四只，以示慰劳。余井塘竞选事务所设在三中校长室，因为三中校长周行是马元放的嫡系，竞选事务所和投票地点都在白下路，相距很近，来往方便。当时，我们深信一定可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哪知出乎意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要在南京市教育会竞选国大代表。朱是三青团头子，投票选举那天，他动员了教育部的职员和三青团骨干分子，调动了一批大型客车，开到各中小学校做接送工作。投完了票，不仅有面点供给，还有酒菜款待，因此拉去不少的票。这对余竞选国大代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马元放气急败坏地到三中校长室，问我们说：“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形势很不妙，朱家骅动员了三青团和教育部很大的力量参加竞选，其势汹汹。而且人力、物力、财力都比我们强，恐怕我们争不过他们。”马鼓励我们不要泄气，要沉着，要做最后的努力，还要我们到投票的地方去了解情况，观察动向。

无可奈何，不欢而散

我和教育局几个同事去商会观望，看到许多人正在投票，我们就站在投票箱的旁边，劝一些熟人投余井塘的票。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两个特务，用手枪对着我们的胸膛，威胁我们退出投票场地。我厉声说：“你们想干什么？难道打死人不犯法吗？”当时，好心人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劝我们不必和他们争吵。无可奈何，我们憋着一肚子气，退出了投票场地。回到三中向马汇报后，大家面面相觑，不欢而散。

毕竟大人物有办法

第二天，开箱验票统计，朱家骅比余井塘多得几十张票，当选为国大代表。我们在这场竞选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余还是落选了。

但是，没过几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决定余井塘为特邀国大代表。这说明什么呢？它告诉人们，国民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套骗人的把戏罢了！

（南京市政协《史料选辑》第五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徐恩曾是这样当上“国大”代表的（张文）

掌握中统组织达十五年的特务头子徐恩曾，于一九四五年初被蒋介石手令“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中统局长一职派叶秀峰继任。同年二月一日在重庆川师中统局信谊堂举行徐去叶来的交接仪式后，徐确曾消极沉默过一段时间，但其内心并不甘于寂寞，企图伺机再起。

日本投降的那个冬天，徐偕同其妻费侠和子女四、五人回到上海。由当时中统上海特派员季源溥将劫收而来的、坐落在逸园某号洋楼一幢，送给徐家居住。

徐为了趁机发财，首先在外滩麦加利银行租贡一套写字间，挂牌“中国机械农垦公司”。其实既不农垦，亦无机械，只是用这块招牌做幌子，对外联系，买空卖空，搞投机生意，只要有钱可捞，便不择手段，什么“生意”都可以干。据了解，比较大一些的：一为组织什么“打捞公司”，利用网罗一批日籍水鬼，打捞在吴淞口和江阴一些地方在抗战时期沉没的船只，大发横财；二为以某某轮船公司名义投资八亿元（法币〕买得一艘四五千吨的海轮，以上海为中心，无定期亦不固定地航行于天津、基隆、广州等地。当时蒋介石为了把部队和军用物资运往前线，不少商船被封，专做军运。这时徐便运用某些国民党军政要人的私人关系疏通关照，徐的这条轮船得免于被封，继续往返航行，大发其内战财；三为利用中统驻赣专员冯琦的关系，在江西用廉价收购大批木材和毛竹放到南京、上海高价出售，当然这也是一笔发财生意。徐恩曾经过近二年的精心经营，骎骎乎日臻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矣。

一九四六年秋，徐曾邀我到他家作客，并引我到他那间“写字间”参观。其具体经营情况我并不了解，但知道在他的手下帮忙办事的约有二十人，其中一些原是中统特务，如朱景羲、方智等。

迨一九四七年，徐恩曾虽发了财，但绝不甘心被摒于政治权力之外。他深知蒋介石的所谓永不录用的“永”，只不过暂时不用，并不是真正永不录用。这一点徐是有实际的例证和深刻体会的。我曾听徐恩曾说过：“钱大钧不是被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曾扩情不也受过‘永不录用’的处分吗？但是后来又都起用了。”此外还有在西安事变时任西安广播电台台长的王劲（又名王中权，江苏无锡人），播放过张、杨两将军的爱国政治主张，事后蒋介石对王劲亦曾批过“永不录用”，王一时被迫任中学理化教员二年。一九三九年来到重庆，由于徐、王二人有上海交大同学私人关系，便不顾蒋介石什么批示，委派王劲为中统局总工程师，迄一九四七年已升任中统局交通处长，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一九四七年，徐恩曾认为他的“永不录用”已成过去，又可以大搞起来了。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当上“国民大会”代表。

当一九四五年徐恩曾为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时，中统局长、交通部次长、国民党中委等职均被免去。但是徐所任“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一职，却被保留下来（因为该会是民间组织，不大为人所注意），徐便以此做为东山再起的本钱。

当国民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发表，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得代表一名。徐喜出望外，认为是难得的机会，机不可失，便积极活动，企图当上“国大”代表，重登政治舞台，表演一番。

徐为当上“国大”代表积极活动，奔走于宁、沪间，经过“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审查核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有选举权仅一百五十人。此一百五十人中在沪、宁一带的不过二三十人，其余散居各地，徐深知这些人根本不赞成召开“国大”，对于什么选举，置之不理。徐恩曾便以该会会长名义向有关方面联系疏通，从选举事务所领得有选举权的一百五十名中的一百二十枚选举证放在自己的皮包里，以便到时使用。

我原任中统局秘书，一九四七年五月调任中统“外延单位”——国民党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处长。是年八月规定投票选举前两、三天，徐恩曾来南京活动，准备一切。在投票的前一天，徐亲自来找我，要求我邀集二、三十人冒充某某工程师代为到场投票选举。徐之所以找我帮忙，而不找别人，一则以我与他私交甚厚，再则以我属外延单位，究与中统局本部有所不同。徐的这一请托，我当然是完全接受照办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的一天上午，我便率领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工作人员刘国刚、李道生、张丽芬、吴志浩等二十余人，乘坐中统局的大小包车，来到投票地点成贤街中央大学。这时徐已先到，经过一番接洽布置后，徐便将选举证若干张交给我，由我转交给我所率领的所有人员，冒充某某工程师鱼贯进入选举场——中央大学大礼堂的一角，换取选举票，填写后投入票匦。由于票多人少，如是同一个人在投了一票之后，不能不再次、三次以至四次来回的投票，直至全部选票投完为止。我本人便投了四次之多，在来回投票进行中，我感到有些人如吴志浩、张丽芬年纪太轻，不过二十来岁，从外表看根本不像个工程师，唯恐露出马脚，我只叫他们投入一、二次便算了。事后我才明白我的这一顾虑完全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主持这一选举的人从上到下，都与徐恩曾串通一气，所谓投票只不过完成手续形式而已，不管是由谁来投是概不过问的。投票完毕后，徐招待我们这些冒充工程师前来投票的人，到中大附近的某饭馆大嚼一顿而散。

事后据我的了解，真正有选举权的人亲自前来投票的，包括徐在内不超过二十人。

约一个月后，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总所正式公布：徐恩曾当选为电机工程师学会选出的“国大”代表。翌年徐便以“国大”代表身分出席了所谓行宪“国大”。蒋介石当选为“总统”。

国民党立法委员选举的实际情况与“国大”代表基本上相同，徐恩曾之妻费侠当上“立法委员”，完全是由中统特务头子熊东皋一手包办奉送的。

日本投降后，中统局派熊东皋为华中总督导兼鄂汉区区长，同时熊又兼任湖北省营应城石膏公司董事长，一时间熊东皋成了武汉闻人。熊不仅在武汉拥有洋房汽车，而且在南京也置有别墅和小轿车，以备来宁活动时使用。熊为人善摆排场，装模作样。熊仅有一次到应城视察，除率领随从多人外，还携带小型电台一部，以便随时与武汉通报联络，发出指示。事实上并非必要，只不过摆架子、显气派而已。

按照国民党中央规定：汉口特别市可产生“立法委员”若干名（具体数字不详），这一名额便是由汉口各派系之间协商分赃决定的。中统方面分得两名，其中一名由熊东皋自取外，另一名则由熊东皋送给费侠（湖北人，留苏学生、中共叛徒）。熊之所以将这一“立委”席位送给费侠，用熊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报答徐恩曾对他长期培植提拔之恩。

一九四五年冬，费侠与徐恩曾从重庆飞回上海，从未到过武汉，直到汉口选举“立委”的前几天，费侠始来到汉口。第二天由熊东皋安排在汉口市陈其美路新生联谊社（中统开设的歌舞厅）大摆筵席，招待中统鄂汉区、汉口市调统室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费侠在熊东皋伴随下，来到宴会厅。首先由熊介绍费侠与大家见面，并大大地为费吹嘘颂扬一番，接着费侠说了一些请大家帮忙的话。如是从当晚起，这些中统特务全体动员，一连三天三夜赶填选举票，然后一包一包地投入票匦，随即加上封条，表示郑重。接着开匦计票，结果熊东皋、费侠都当上了“立法委员”。

徐恩曾和费侠就是这样虚伪、黑暗地当上了“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的缩影。

（南京市政协《史料选辑》第五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闻喜选举“国大”代表的黑幕（张纯如）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所谓《五五宪法草案》，声称“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根据《宪法草案》规定，讨论和通过宪法，必须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而要召开国民大会，自然首先要选举“代表”。经过再三筹划准备后，始于抗日战争前一年在各地进行选举。关于整个黑幕，我知道的不多，只就我亲自参加过的闻喜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情况，回忆如下：

阎锡山对这一工作，丝毫也不放松，既要选出听他指挥的理想代表，又要在某些地方让步，表示服从“中央”，而暗中又指使他的爪牙出面展开斗争。这样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局面。闻喜在选举代表时自然也不例外。当时山西各县划成若干选举区，归绛州属六县——稷山、河津、闻喜、绛县、垣曲、新绛，和归泽州属五县——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合为一个选举区。按规定应出代表二人，泽州属已由阎指定由省府委员马君图担任，绛州属亦由阎指定由绥署军法处长王怀明担任。关于泽州属的一些斗争情况，不在本文记叙之列，这里不谈。至于绛州属各县的选举，主要是阎派和“中央派”的斗争。闻喜的头号绅士叶晴溪，利用其弟叶镜元在南京“中央政府”做事的关系，也出面竞选，大有“非我莫属”之概。王怀明虽系阎锡山阵营中风云人物之一，但在闻喜，无论如何，还是敌不过叶晴溪的。其他五县，也有类似情况。因此，很可能造成各县选举各县的局面，无法集中到王怀明身上了。这样就必须做一番补救工作。王怀明就从阎锡山那里领了些活动费，先在太原展开活动。首先拉拢各县旅并上层人士，开会吃饭，许愿封官，务使这些人为其奔走效劳，我就是被拉去的对象之一。接着由这些人联名发布“告绛州属各县选民书”，要求选举王怀明为代表，万勿让别人抢走，也不要自相矛盾，以致两败俱伤。再接着就派遣这些人回到本县进行周旋，我当然是回闻喜办这事的理想人物了。

我携带运动费二百元回到闻喜后，始向县长朱守正说明来意，吹嘘了一顿我和王怀明的关系，说王怀明是奉“阎主任”之命来竞选的，朱守正只得唯命是听。下一着就是向叶晴溪说项了，利用叶晴溪与我父的友谊关系，向其陈明利害所在，应当见机而做，留有余地，不要硬走极端。经过再三解释后，叶晴溪权衡利害，被迫表示让步，并反过来愿意为王帮忙，反敌为友。看来此事已有九分把握了。从此我便利用我父亲在闻喜的地位（闻喜中学校长），与叶晴溪协商合作，拉拢与官府息息相通的金源合钱庄经理文有章，大吃大喝，纸烟金丹，尽量供应，并宴请了些有头面的人物为之奔走。到了选举那天，在各区及县城广设茶水站，招待所谓选民，并用酒饭款待办理“选举”的人员。选民们在这些人的操纵把持下，纷纷在选票上所印“王怀明”的名字上用铜笔帽盖上一个黑圈了事，有的干脆由办理选举人员代为加盖，选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只是彼此哈哈一笑完事。这一场导演“选举”的滑稽戏，就此草草结束。全县十数万选民，算是一致把王怀明这位“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出来了。

选举完毕，导演者得胜回朝。各县都是如此。王怀明取得国大代表的头衔，踌躇满志，自不必说。以后到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后，不顾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王怀明得以代表资格，正式出席大会，参与了所谓制宪工作。

经过这一事件，我与王怀明的关系，已由一般师生关系进而成为亲信可靠的上下级关系了，为我以后逐渐爬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而叶晴溪本人，也藉此和阎锡山建立了间接关系，于抗日战争第二年离开闻喜到了秋林后，由王怀明介绍，充任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上校咨议。

（《山西文史资料》第九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国民大会”见闻点滴（李韫晖）

一 我是怎样当上国大代表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到此才告结束。在重庆的国民党竟贪天之功为己有，派大员到南京接收，攫取胜利果实，大发其国难财。而青年、民社两党，也因投靠蒋介石有功，自然不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想跃上政治舞台，一露头角，过过官瘾。据说青年党开始要三个部，几经磋商，蒋介石才答应给经济、农林两部，陈启天任经济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为了解决他们内部的争端，才把两部的旧人员请出去另做安排，把他们党内的人安排在两部，大碗、小碗，每人有份，才算相安无事。民社党张君劢是要钱不要官，倒也省事。

至于所谓青年党的那个领袖曾琦，早在宋哲元与汪精卫执政时，就在北平、南京坐享其成，吃了几天冤枉。汪快垮台时，他就飞去重庆，投靠蒋介石，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后又回到南京。在政治上，他是个骑墙派、投机分子。在他们党内，以他的资格说，是个只能大、不能小、老太爷式的人物。陈、左上台了，确实把他没个安排处，只有把他挤走，劝他以出国考察为名，去向蒋介石要求资助。在面子上，蒋还不能不拉拢他们，遂送了他五千美元，他带着后娶的年轻太太、儿子和秘书刘东岩去到美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爱人樊伯山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因病去世，我带着五个孩子困居南京。听说有几位我认识的朋友回来了，就去求他们给我想办法。好容易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才被派到经济部档案室，管一部分会计卷宗。微薄工资，实不足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何况物价又天天上涨，形势逼人。一天，下班后，去梅园新村老友杨伯安先生家，他也是我的老师，所以很同情我的苦况。当时第一次制宪代表会刚开过，蒋介石要当大总统，因而又急着筹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当时，青年党有二百名额，他们正在拼凑候选人名单。杨向我做了种种分析，就说：我推荐你为国大代表的候选人吧，这样，你可以得些收入，算是我对你生活上的帮助。当时，他写一信，让我去找余家菊，余是办选举事务的负责人（他是一门五代表）。余笑着对我说，快回陕西去活动吧。我不但没有这种条件，而且也实在没有信心。当时给汉中家里写信告知此事。家里回信说，赵葆如（当时是汉中县参议长）、王荫吾（汉中商会会长）等人，都大肆活动，花钱请人投票，咱们实无能为力，你放弃了吧。我的心更冷了，照常上班。谁知过了不久，报上登出陕西妇女团体国大代表，竟然是我的名字。同事们把报纸放在我的面前，我如在梦中，真是天晓得是咋回事。后来还是一个同乡告诉我：当汉中接到要提我为候选人的通知时，赵葆如他们急了，立即给于右任先生去信，要求支持他们，经各方面研究，才把我改到西安去了。

二 选举时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是大会开幕之日。先一天夜里，去大会堂报到，领了一笔旅费及旅馆费、生活费（金圆券），并发给红缎佩条，及金色梅花纪念章一枚。二十九日去中山陵，谒孙中山先生之陵。

大会举行开幕典礼的第一天，倒也十分隆重。台上坐满主席团的人，蒋介石居中坐，胡适之坐在他旁边，我才清楚地看见了这两位知名人物。代表们都对号入座，也真巧，我的一旁是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夫人刘宦，一旁是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这两位女士倒很和蔼，没有架子，并且都穿得很朴素，显得端庄大方，我们谈话因之也就随便了。一天我笑着说，几生修道，得居于二位夫人之间，她俩也笑了。刘宦还在她们的姑太太家设宴，招待陕西的几位女代表。陕西省银行还给陕西省的代表每人送来旅费二千元，这对我算是意外的收入。

大会进行选举大总统时，竞选人蒋介石、居正，谁也知道，居正不过是个陪衬，蒋自然顺利地当选了。副总统候选人是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程潜、莫德惠五人。

在这个期间，竞选的五位都先后设宴招待我们，在酒席宴前，他们的秘书都要当众讲演一番，算是宣传动员，说得十分动人。

蒋介石在励志社设宴招待，可能大家都感到拘束，静悄悄地吃毕就走，同席的人也都不说话，显得冷冰冰的。

宋美龄在官邸宴请各省的女代表，见面后，递上名片，握握手，风度雍容华贵，衣襟香气扑鼻，女代表们也都服饰华丽，金珠辉煌。新疆的女代表送她一顶珠子穿的帽子，她很高兴地戴上，另是一种风度。她分别与各省的代表摄影留念，也和我们西北五省的女代表们照了一张。

解放后，有人问我见过宋美龄吧，我很坦然地说见过，又追问详情，我笑着说了句诗：“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不意“文化革命”时，说我同宋美龄握过手、照过相，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真是哪里说起！

孙科是在他公馆招待我们的，人数不多，看来是有所选择，也可能分批招待。我们的汽车一到，孙氏夫妇已在门口迎接。当时我就想，还不是要我们给他画个圈儿，才这样客气，不然像他们在当时是烜赫一时的大人物，怎会这样降尊就卑，接待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人。

于右任先生请我们时，都是西北几省的同乡。我们陕南的同乡，以及西安的几位女代表，互相介绍认识后，热烈气氛又自不同。

第一次选举结果，于等都落选，最后是孙、李两人竞选，会场的空气就不同了，两方拉关系的人也是活动得非常紧张。青年党已有专人向自己的代表暗示选李，民社党也是在秘密地通知他们的人，看来这两党暗中与李出力，想必非无因也。票数公布出来，李竟多于孙，当选为副总统。拥孙的人当时就吵开了，会场秩序立刻有些乱了，我还害怕他们会打架。蒋介石听到孙科落选，勃然大怒，大骂那些为孙活动的人无能。

李宗仁当选后，广西的人以及为他出力的人简直高兴得发狂了，马上放起鞭炮以示庆贺。郭德洁告诉我，他们的大少爷在美国得了个儿子，李既当选了副总统，又得了孙子，真是双喜临门。我当即向她道贺。

当时为了要为孙科多拉票，真也煞费苦心。一次，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宴会，进门一看，大多数是国民党官员们的夫人，被请的也是清一色的女代表。一位很漂亮的太太向前和我握手，经介绍，才知她是当时审计部次长刘纪文的夫人许淑贞，这是当年上海中西女塾的校花，轰动一时的美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一经交谈，就听出是为孙科活动的，我当然满口答应，谁知孙竟落选。

三 会场见闻

我因家在南京，每天到时开会，会毕回家，除参加宴会外，不与任何人来往，也从未去过舞场、去看戏或看电影。有人问我的先生（指丈夫），我说因事去美国，因之外人对我莫测深浅，认为我能当代表，总是有来头的。在会场也听了些新闻。一天休息时都去楼上吃茶，见一群女代表围着孙科的夫人陈淑英指手划脚地议论纷纷。陈淑英怒容满面，不知在生什么气。经别人告诉我，原来孙科在上海有个情妇，是有名的交际花蓝妮，此次也从上海来看热闹，孙亲自到机场把她接来，坐在楼上，被陈淑英知道了，气得不行。过了些时，又听人说，蓝妮居然把胜利后属于敌产的大批颜料，据为己有，引起人们的议论，但因为有孙科的包庇，竟安然无事，坐发横财。

在开会期间，有些好事之徒，把一个叫唐舜君的女代表选为大会的“皇后”，唐是清室贵族，虽年逾四十，而风姿依然很美，望之如二十许人。她能歌善舞，每天会后都有人请她去舞厅跳舞或听戏，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同时又有些人把报到处的一个女职员选为大会之花，一个广播员选为大会之莺，就这样成天瞎起哄。我认为这简直是污辱女性，而她们也不能自重，让人开心取笑，还自以为吃得开，真是太不象话。

某地有个人当选为代表，又被人顶了，气得抬个棺材在大会堂门口，说要拼命，后经秘书长洪兰友派人劝解才算了事。

有些代表住在旅馆，会后无事，花天酒地，任情作乐；有的竟纳妓陪宿，被警方查获，丑态百出，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当时蒋政府时代的腐朽状况，其还能不垮台？

大会闭幕后，青年党说要办个图书室，让我去请郭德洁女士捐点经费。我明知这是敲竹杠的事，可又不能不去。一天我去福厚岗李宗仁的官邸，郭德洁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她慨赠五百元。闲谈中她对我说起五月二十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的事。

在举行大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的先一天，李宗仁派人去打听蒋介石在这天穿什么衣服，回报说：蒋要穿西式大礼服。李即马上命令秘书处给他预备西式大礼服。谁知第二天一清早，突然接电话，说蒋又要改穿长袍马褂了，可李从来就不穿长袍马褂，时间迫促，赶做也来不及了，没办法只好改穿了一套黄绒军装，到了大会堂，宣誓就职时，蒋长袍马褂站在前面，李穿军装站在后面，这样一比，李好似一名侍从武官，而且仪式一毕，蒋对李理都不理，扬长而去，致使李感到十分尴尬而难受。郭对我说着很生气，我能说什么，只有劝几句，告辞而去。

一九四八年年底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两党进行和谈中，中共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南京一些有办法的人早走了，留下的一些代表，时常在大会堂楼上聚会，谈论当前时局看法，有人还提出去上海请孙夫人宋庆龄出来调停。我个人是迫切希望和谈成功，天下太平，但当时李宗仁还妄想来个第三势力，挽狂澜于将倒，无如大势已去，徒唤奈何。蒋介石见势不佳，已先跑了。李宗仁也不得不在南京已成混乱的状况下，一走了之。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军大军南下，即将近迫长江。南京谣言四起，说共产党设有三十六刑、七十二杀。说国民党中央、立监委、国大代表，名列战犯，均杀无赦。同时又有人说，行政院长孙科说的已放出话来，去到广州的代表，一切由行政院负责，旅费在上海领取。我认识一位湖北女代表吴荫华，她的爱人和我同过几天学，因此我们就比较接近，他们决定先去上海，劝我也去，说留下没好处，而且生活也要成问题。别的我倒不怕，惟这句话倒打动了我的心。四月二十二日我同她家一道去上海，不几天南京解放了。虽说领了几百元，上海实不能住下去，只好去广州。

到广州后，天气热，生活费用高，一家六口挤在一小房内，使我焦灼万状，忧心如焚。吴荫华及陕西几个代表如焦保权等，都决定去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所以我也随大家漂洋过海了。

到了台湾，招待所人已住满，我们无立足之地，与先去的人了解各方情况，万分后悔，不该来此绝境，反复寻思，认为此地实非我安身之处。国民党仇视共产党，自然要恶毒攻击。如果说共产党残暴不仁，何以能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取得最后的胜利。自古以来，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就是真理。于是我断然决定返回大陆。我想共产党即使对我不利，也绝不会伤害我的孩子，为了五个孩子着想，回去是完全正确的。我又乘原船回到广州，一九五〇年回到汉中。三十二年的事实证明，这条路我是走对了。现在，我虽年老，也愿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稍尽棉薄之力，希望在有生之日能与留在台湾的旧友重逢，实所深切盼望。（一九八二年四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有关CC点滴见闻录（黄应昌）

我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十二年间，除在抗战中江苏沦陷期间有一个短时期失业外，都是在CC范围内充当了中下层的工作人员。对于CC的情况，零零碎碎地我倒也知道不少，今拉杂回忆如下。

一 我最初所知道的CC

我是一九二九年秋天从立法院统计处转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财务委员会工作的。这时财委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扩充了，原财委会四个干事都因扩充而爬了上来。其中一个做了财委会的秘书，一个做了华侨捐款保管员兼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财委会虽是由几个财务委员（包括一些元老）轮流主持开会，事实上经常事务部是由秘书请示财委陈果夫进行的。我是由专管华侨捐款赈务的干事万长祐（宝应人，东南大学商科前辈同学，他的妻弟程瑞谦是我同班同学），接受了秘书闻亦有（湖北人，曾在上海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后来做过会计局局长，一九三五年左右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的指示，拉我进了财委会充当审查干事。事后他们还要我向统计学老师金国宝（吴江人，当时任南京财政局长）要了一封介绍信，实际就是保证书。

我到财委会后，不用说与万长祐天天见面，程瑞谦在工商部充当小职员，位置最低，星期天也常常碰到。大家聚在一起时，万长祐总说忙，可是程瑞谦听不下去。背后程瑞谦说万是在替叶秀峰（杨州人，八中校长，陈立夫在北洋大学的同学）做私事，叶秀峰是在搞CC。我问他什么是CC？他说CC就是中央俱乐部，由陈立夫与叶秀峰两个人搞的，老万是替他们做会计。事实上，有时万长祐在上班时迟到，究竟做什么事去了？但他“守口如瓶”。万长祐在高兴时往往大吹特吹，表示自己了不起，可是等你问到他时，就又十问九不答。他一直在财委会工作，到抗战后期才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总处担任稽核，抗战结束后听说在上海联合征信所担任经理。这就是我最初所知道的CC这个名词。

一九三〇年夏天，财委会叫我出差到江苏党部帮助整理各县市党部的预算，我见过一本刊物，上边刊有一篇解释FF的短文，说FF是五兄弟，以李寿庸（听说是盐城人）为头，可惜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当时的省党部，是由中央组织部派了一个贵州人黄宇人（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员）去整顿的，实质当时的CC，在江苏与FF已争夺到胜利后的一个局面。从那时起，我才体会到CC不是一个普通吃吃玩玩的俱乐部，而是“陈家党”的一个核心组织。这个核心起于何时？直接参办集会的是哪些人？集合地点在什么地方？它的演变过程是怎样？这还都是一个谜。我们只能从那些接近二陈的重要人物的活动去察看一二。

二 CC在党务方面最初的一些班底

上边曾提到财委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个干事，那就是王子壮、吴公义、赵棣华、闻亦有。王子壮，山东人，后来升为秘书处秘书，擅长文书，显然是属山东元老派丁惟汾的系统，自不属于CC。吴公义，广东人，后来升为侨务委员会秘书，默默无闻。与陈果夫最亲近的要算财委会华侨捐款保管员赵棣华（住扬州，原藉淮安，金陵大学毕业，留美回国，曾在南京中学教书）与财委会秘书闻亦有。从财委会角度来看，赵棣华、闻亦有终日不离陈果夫左右，应该是CC的中上层人物。照后来发展的许多迹象来看，也可以做这样的判断（不久赵棣华建议把会计科分为会计、出纳两科，出纳科捧出陈果夫保姆的儿子陈顺祥担任科长以讨好陈果夫，把统计处余井塘的关系人陈松龄拉来做了会计科长，赵棣华升为秘书处秘书兼财委会华侨捐款保管员）。

“陈家党”在党务工作上主要的重心是在中央组织部。记得那时蒋介石担任部长，陈果夫是副部长，有时陈果夫名义上正式代理部长，陈立夫做副部长，后来余井塘（兴化人，住扬州，复旦大学毕业，留美回国后与赵棣华同在南京中学教过书，军阀孙传芳反攻龙潭，他待在组织部，所以更被陈果夫看中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做秘书，代理副部长。蒋介石、陈果夫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组织部普通组织科科长是黄宇人（贵州人，抗日期中是贵州省党部主委），军人组织科科长是黄仲翔（四川人，黄埔毕业，抗日期中在成都省党部任主委，一九三三年左右曾在南京办过军队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我以统计处工作人员身分在那个班里教统计学），海外组织科科长余俊贤（我和余俊贤曾搞了一个海外党部函授班，统计函授讲义是由我编的）。总务科科长是李次温（广东人），还有特别党务方面（指铁路、海员等），记不清楚是什么人主持了。听说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有调查科，科长原为陈立夫，后来是叶秀峰，在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调查科扩大为中央调查统计局，这就是全国闻名的特务机构了，局长是徐恩曾（浙江人，留美），秘书朴孟九（松江人，德国留学生）。所有这些或是CC的直系，或是CC拉拢过来的（如黄仲翔本是黄埔系，为了掌握军人党务，CC就非拉拢军人不行了）。此外如吴任沧（广东人，是已故组织部早期重要人物吴倚沧的弟弟）、张渊扬（句容人，党务学校毕业）、叶溯中（浙江人）等人，有时在中央组织部，有时在外省（如吴任沧，整理过安徽党务，指导着青岛党务；张渊扬经常在江苏，叶溯中经常在浙江），更是CC党务方面的几张王牌。除掉中央组织部、中央财务会外，中央组织部还有两个骈枝机构。一个是中央广播电台，由吴保丰主持（交大毕业，留美生）。陈立夫曾自夸过广播电台在龙潭之战中的功劳，主要从电台上讨救兵。陈果夫并时常指示私人秘书编制广播资料。一个是中央统计处，由吴大钧（福建人，留美时与陈立夫同学，统计处主要干部，是余井塘的复旦系，我在一九三一年调到统计处工作）主持，首先编制了二百万党员的登记卡片，接着抓政治上一些书面战绩和造林、筑路、卫生、合作等七项运动的数字。

当然，在中央训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不是没有CC的人物，但这些部门的人物复杂得很，很难看得清楚哪些是CC，哪些不是。可能中央宣传部以及所属的《中央日报》，CC渗透得多些。传说宣传部的秘书方治（安徽人，留日）是CC方面的，一度做过宣传部长的罗家伦与CC也很亲近。

南京市党部是中央党部眼面前的一个党部。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楼桐荪（立法院的委员）两人肯定不是CC。但是CC在这方面安插了哪些人，当时实在糊涂得很。事实上首都南京党内元老太多，元老的关系人更多。听说一九二八年南京党员登记时，曾以难题考考元老吴稚晖，结果惹得吴稚晖光火了。最后一天我去登记时连口试都取消了。

三 政治大学——CC基层人物训练机构

谈到CC的班底，就不能不谈谈解放前的政治大学。它的前身是政治学校，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党务学校。蒋介石培植羽翼本有文武两系，武的是黄埔军校，文的是政治大学。

为什么说政治大学与CC关系密切？政治大学在蒋介石的名义下由校务委员主持，政治大学直属于中央党部，经费由党部划拨，而中央党部最有权力的首先是CC。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列名的元老不少，实质脱离不了CC二陈的管理。自从一九二八年冬天发生政校学生游行请愿事件，违反了纪律，经过“整顿”后，再没有听到什么风波了。有人这样说：这个学校是一个进行奴化教育的学校。我的看法它是CC基层人物训练所。

起初我有两个同学在那里，郭廷以（河南人）教历史，曾广棻（四川人，留日）做军事教官。我们只见过一、二次。郭廷以对政校、中央党部都存在不满的情绪。他曾告诉我，现在外边称中央党部是“中央挡布”。

一九三四年到三五年间，和我打过交道的有政校教授寿勉成（浙江人，抗战后做中央合作金库经理）、教务长吴挹峰、教授梅思平（浙江人，由教授调为江宁实验县长，后当汉奸，抗战后被枪毙）。这些都是那时的所谓红人，也就是CC安插在那里的骨干。

前段提到一时在中央组织部、一时在江苏搞党务的张渊扬，是党务学校毕业的，一九三四年做了江苏如皋县县长，抗日初期转为地下工作者，抗日后期回到政治大学做总务主任。另外一个是周树滋，扬州人，也是党务学校毕业的，抗日前在江苏省农民银行工作，抗日后在交通银行总行任人事科长。这是我所晓得的两个突出的人物。

至于成批的安插要算江宁实验县了。大概是叶楚伧做省政府主席时代起，CC抓住机会，拉拢江苏省政府，设立了委员会，派梅思平做江宁县长，县长以下全部安插了政校学生，一切规章制度，不是江苏省一般规定的限制。表面上江宁县是属于江苏省的，实质上是政治学校的附属机构。等到一九三三年起陈果夫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更是无所不为了。一九三五年因为各方指责浪费，江苏省政府派我带了一个同事郑经绶（浙江人）会同财政厅一个姓童的会计前去查账。我们深切体会到查小不查大的暗示，结果把江苏省农民银行南京分行一个姓孙的经理撤换了，其余还是原封不动，敷衍了事。

其次，是把政校毕业生分派到国民政府各机关与中央党部各单位，先实习几个月，再正式参加工作。我所接触到的是统计班的学生，大约有十人左右，多数派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实习，四个派在中央党部统计处实习。在统计处实习的，后来有一个姓杨的贵州人派在南京市党部，一个姓雷的安徽人派在安徽省党部，其余两个没有实习过就调走了。在统计局实习过的有一位杜品山（绥远人）的，在职不到半年，就请了一个多月假。在考绩时（那时规定工作满一年才能考绩）还闹着增加生活费（党部发的工资称生活费），背后还在寿勉成面前指责我指导无方，以致生活费不能提高。我当时曾气愤得要辞职。这是政校学生倚势凌人的一个开端，也是我服侍不了这班“天子门生”的第一个回合。后来听到，这些统计班的学生，都是不愿意坐统计工作的冷板凳的，那个姓杨的在抗日期中做了贵州毕节师范的校长，杜品山在江苏省南通做过合作社指导员，再到民政厅做了短时期的统计股主任科长，抗日期中在重庆又到中央调查统计局做特务去了。

培植这些学生，绝不是像吹肥皂泡那样一时就能吹得大的。因此早在一九二九年由中央党部考试派出一批留学生。那次考试都是先通过选择，再经考试。可说是无考不取，实在成绩差的也一而再地给予补考。那次留学回来最突出的莫过于徐柏园了（浙江人，东方大学商科毕业，留美）。他先在交通银行工作，曾因京杭国道上被绑票出了名；后以案件牵连垮了台，抗日期中CC又拖了他一把，做了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记得闻亦有和我说过，早知道你没有重大家累，出国之事，只要和陈先生（陈果夫）一说，不就行了吗？这就证实了CC在这批选派留学生中的权力。

四 以党治政，抢夺财经，打进文化事业界

国民党的以党治政是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的形式进行的，中央党部内有一所高楼大厦专供中央政治会议使用。国民党总裁、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委员、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其中许多人是一人兼任数职，因此这一个会议有他，那一个会议也有他，但能够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核心组织的人。最初的一个阶段，胡汉民占了上风，其余如居正、谭延闿、于右任等在自己范围内守分而已；戴传贤假慈悲嘴里念佛经，暗地里大搞地皮生意；宋子文、孔祥熙则抓住财权不放，财政从不公开。

一九三一年春天，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关系破裂。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争夺主计权，具体说就是想把宋子文的财政敞开来。胡汉民在立法院想出了一个超然主计办法，即设立主计处，主计处设立岁计局、会计局、统计局。这个办法是要使宋子文的财政通过事先监督（监察院审计部的监督，那时早已失去作用）。传说的内定主计长是立法院的卫挺生，再顺便把立法院的统计处带过来凑成岁计、会计、统计三局。经过明争暗斗，结果陈其采（二陈的嫡亲叔叔，一个老官僚）做了主计长，杨曲梅（原定的审计部于右任系统里调来的）做了岁计局长，陈其采带来一个姓赵的做了副局长，秦汾做了会计局长（原定的会计局长是以会计师出名的潘序伦，副局长秦汾是宋子文手下的一个官僚，潘序伦根本没有来），赵棣华做了副局长（赵一九三三年到江苏做财政厅长，闻亦有就从审计部审计代替做副局长，后来秦汾走了，闻亦有就一直做会计局长），刘大钧（由立法院统计处处长调来，不久即辞职到上海做统计师了，由吴大钧做局长）为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做副局长（后来吴大钧做局长，另由中央大学教授朱君毅做副局长）。这一段说明了蒋、胡在争夺中，主计处落到了CC手里。这就是CC在财经上夺取地位的开始。

接着在一九三三年，陈果夫抢到了江苏省政府主席的位置，赵棣华做了财政厅长兼任江苏省银行董事长和江苏省农民银行的总经理。吴任沧做了江苏省农民银行的副总经理（后来在抗日战争中，CC与钱新之打了交道，赵棣华做了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吴任沧一度做过交通银行昆明分行经理，又转到中国农民银行任副总经理）。这又是CC在财经上的一个发展。至于高度的发展，还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那时新设立了中央合作金库，寿勉成任经理，陈果夫做了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吴任沧做中央信托局局长。

正中书局是CC陈立夫指使吴大钧搞的（在正中书局用的名字是吴秉常）。经费由中央秘书处拨来。开始设在南京市的门帘桥，并不令人注意。等到一九三四年左右搬到杨公井一带时，扩大了经营党义方面的教科书，并把中央统计处的刊物也放那里兜售。抗日期间，在重庆时把中央统计处的班底转到了正中书局，原属中央宣传部的印刷所也改属正中书局（中央统计处在抗日后期撤销），上海、桂林、昆明、贵阳、重庆、西安、兰州、成都都设了分局。总局内设有秘书处、编辑处、分藏部。吴大钧任总经理，叶溯中任副总经理，还有南维岳（扬州人，复旦毕业，原统计处总干事）、陆殿扬（苏州一带人，原中央大学英文教授）、杨启霖（浙江人，吴任沧沪江大学同学，原中央统计处干事）等人。一九三八年十月起，我在那里担任稽核主任十个月。印刷厂长是王旭东（叶楚伧的关系人）。这时正中书局的主要出版物是教科书。凡是正中书局出版的教科书，通过教育部以及其他各种活动，一定要各地学校采用。到了这个时候，正中书局在中小学校文化事业上成为独霸（大学教课书还没有来得及编印）。

这里，我补叙一个“穷人会”的见闻。

早在一九三一年左右，我在中央统计处担任征集课总干事的时候，有一天我见到吴大钧交给同事孔鲁一分油印材料。我跑去看看，原来是“穷人会”的章程，是一个“标会”的性质，按期集资，依次得会。参与人有吴大钧、余井塘、赵棣华、闻亦有、吴保丰、叶秀峰等。当时我们室内的几个同事说，他们倒自认为是穷人，我们又成了什么人呢？那时党部内拿的是生活费，最高的中央委员也只有三百元，较之政府机关最高的拿月薪八百元（另外还有车马费、办公费等等）相差很远，一般中下层人员间的月薪也是相差很悬殊的。记得吴大钧在中央统计处的生活费是二百六十元，后做了主计处统计局局长，就一跃为月薪六百七十五元了，不到一年的工夫，鼓楼双龙巷的一幢洋房就砌成了。

五 江苏在CC的统治下

陈果夫来江苏担任省政府主席是在一九三三年秋天。我一九三四年八月到省政府秘书处担任统计室主任（一个九级的荐任职）。大概CC在江苏得到了一个安定的局面，所以需要统计数字，以便在数字上虚夸成绩。

因为我患有肺病，从一九三四年春天住到鼓楼二条巷的潜庐，同住的有统计处的张书田（余井塘的关系人）、杨启霖、钮祥麟（浙江人，组织部小职员）、柏肖云（昆山人，组织部打字员，钮祥麟的爱人）、童传亭（浙江人，秘书处电台译电员）、程万里（浙江人，会计科工作），还有一个姓柳的（新江人，秘书处文书科工作），连我一共八个人。大家全是CC下层工作人员，我虽基本上与CC相接近，但看到陈果夫走上了政治舞台当上了省政府主席，谁不想跟着跑呢？但又怕省政府不如党部安定，省政府二、三年人事就有变动。

在顾祝同垮台的时候，想抢江苏省政府主席的，还有方觉慧（湖北人）。据童传亭说，方觉慧曾亲自慨叹地告诉他，做一个省政府的主席要有几百个干部，哪里来的这些人呢？陈果夫自然可以把政治学校学生带去。吴稚晖曾说陈果夫到江苏来，是来拿抚恤金的（陈果夫肺病严重，经常不离痰盂）。

最初CC在江苏省的班底，大致有：程天放（江西人，秘书长，是CC的外围）；辜仁发（山西人，民政厅长，属政学系）；赵棣华（财政厅长，属CC）；沈伯先（浙江人，建筑厅长，陈果夫的妹婿）；周佛海（湖南人，教育厅长，可以直接见到蒋介石，虽不是CC，是CC拉拢的对象）；项致庄（浙江人，保安处长，据说是蒋介石保定军校的同学，也是CC拉拢的对象）；祝平（江阴人，地政局长，为CC的后起人物）。省政府委员中另有王柏龄（扬州人，黄埔教官，北伐时垮台，是CC在江苏的元老）；罗良鉴（曾做过安徽省吴忠信的民政厅长，是蒋介石派来支持陈果夫的）；这个班子，不用说政学系的要人看不顺眼，政学系便插进了辜仁发，占据了权势最大的民政厅，后来辜仁发为重婚的事被轰下了台，大家都说这是程天放轰的，想藉此向陈果夫卖力。

我一九三四年八月来到镇江，正是程天放出国做驻德大使的时候。为了统计工作，我还是不时跑到南京去接洽。这时，陈果夫把程天放提升到大使的地位，表面好像是酬功，实际抑制了程天放想做民政厅长的愿望。CC内部争夺做民政厅长的是叶秀峰和余井塘，结果余井塘得到了，叶秀峰安插在省禁烟委员会。

江苏省政府的这副班子一直保持到抗日时期江南沦陷为止（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据一位江苏通讯社记者孟洪号（泰州人），告诉我说，外面传说省政府有四大金刚，建设厅有四小金刚。四大金刚指许心武（江苏导淮工程处主持人。导淮工程处属于江苏省，同时又直接受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的指导）、叶秀峰、余井塘、赵棣华。四小金刚指建设应的萧松瀛（建设厅的秘书），顾勤楫（建设厅核心气象台主管），还有两个记不得了，其中一个可能是省公路局局长。这是社会上从侧面对江苏省政府的看法。

在这副大班子底下，另有个小班子，这就是政治学校的学生。张渊扬做了如皋县长，周异斌做了民政厅第二科长，彭善承做了保安处科长。这三个是比较高级的。整个江宁实验县，不用说仍是全副政校班子。党部还选送留学回来的赵澍做了淮安县长。此外在省政府各厅处、局的政校学生经常有三四十人，每月或不定期集合到省政府向陈果夫报告工作。

省党部与省政府的关系，在以党治国的幌子下，本来权力应该高于省政府。但是由于省政府当权者都是通过种种活动上了台的声势赫赫的人，就逐渐形成了争权夺利的对立局面。可是陈果夫是“陈家党”的头子，来主持省政后，CC以叶秀峰的冲锋搞垮了FF后，江苏省党部差不多就是CC的天下了。那时江苏省党部的书记是于锡来（金坛人），委员有周绍成（扬州人）、周厚钧（扬州人）、凌绍祖、钮光耀等人。这时叶秀峰在省禁烟委员会，以那些委员组成的省党部真正成了省政府的尾巴，其唯一的作用是替省政府宣传而已。尽管省党部与省政府打成了一片，但省党部内部小派别还是存在的。记得有一次，周厚钧与凌绍祖两个小派别曾相互揭发，发放传单，恼怒了陈果夫。陈果夫叫叶秀峰训斥了周、凌一顿。所以我们每逢看到省党部委员排队上省政府大楼，大家就意识到，这些委员又来受训了。

省和县都设禁烟委员会，禁烟委员会由叶秀峰主持。禁烟工作，就我所知道的主要是烟民登记，每个烟民都要交登记费。这实际上是“敲竹杠”，越到下层“竹杠”敲得越大。当一九三六年春天，我前妻病死，运棺柩回家，我母亲也病情严重，准备了衣棺，而公安局却要抓我父亲，因为他对鸦片是时吃时戒的。我没有办法，又不肯以我的身分去讲人情，只有典当衣服，托人缴了二十元登记费。随后我母亲、父亲相继死去，那些衣服一直没有赎回来。全省究竟有多少烟民？共收多少登记费？这些钱到哪里去了？都不得而知。

六 侍从室第三处

我是一九三九年十月从沦陷区的苏北，绕道上海、香港到重庆正中书局担任稽核主任的。在那里待了十个月，便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三处工作。

侍从室共有三处。第一处下设第一、二、三组，主管侍卫和军事；第二处下设第四、五、六组，管理文书；第三处下设第七、八、九、十组，管理人事。第一、二两处设在重庆，第三处设在南温泉。侍三处又称人事处，第七组称对外调查组，第八组称登记组，第九组称考核组，第十组称分配组。我是在第八组办理统计。

侍三处的主任是陈果夫，副主任是刘咏尧（湖南人，黄埔一期生，那时职务是主持中央军官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罗良鉴（抗战前的江苏省政府委员），秘书罗时实。第七组组长是朴孟九（原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副组长侯鼎昭（湖南人，黄埔毕业）；第八组组长是姜超岳（浙江人，陈立夫的亲信）、何仲萧；第九组组长罗时实兼，副组长梅嶙高（安徽人，东南大学罗时实同班同学）、刘南陔（湖南人，黄埔毕业）；第十组组长孙慕迦（湖南人，黄埔毕业，鄷悌的小舅子），副组长方少云（广东人，原来在CC搞党务工作）。一九四一年听说又增加了第十一组，称通讯组，详细情形，因为我已离开就不知道了。这是CC与黄埔合作的主要名单。据说，刘咏尧、侯鼎昭、刘南陔、孙慕迦都是选的比较温和的人，所以成了CC拉拢的对象。其余原在江苏省的有万尹默、邓翔海、张迺藩、杨国镇、单成仪、余振翰、斯颂熙、王慕尊，另外还有一个姓宗的做会计，原是在江苏省政府秘书处会计室工作的。除万尹默、邓翔海是专员名义外，其余都是处员。四个组的人员大约一百人左右。

侍三处成立在中央训练团第一期训练结束后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央训练团设在重庆，最初的训练是三个月一期，后来渐渐缩短为一个月，团长当然是蒋介石，秘书长是政学系的王世杰，教育长是王东原。侍三处的组长副组长（除了姜超岳、何仲萧外），大都是中央训练团第一期受过训的。我曾听见朱雨峰（阜宁人，中央大学毕业，抗日前顾祝同时期曾在溧水、溧阳一带做过教育局长，因敲竹杠，没有行贿上司，弄得游街示众下了台，后来一直在教育厅工作）说过牢骚话。他是从伦陷区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的。他说中央训练团真是笑话，第一个星期真是屙屎撒尿的时间都被挤掉了，到了第四个星期，也就是末了的一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吃喝喝，有钱的相互联络，搞搞关系，没钱的瞪着眼睛，无事可做。可见中央训练团的教育工作是毫无成绩的。

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人员，来自各方面，包括了蒋介石面前的各个派系的中层人物，每个人先由各单位主管核定指派，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时先填详细出身履历表（好像还有自传），训练由训练团做好总结。这些表格一批一批地由侍三处第七组向中训团搜罗来，通过审阅，其中出身履历表送到第八组登记分类装成各种卡片，并分类统计数字，中训团的总结送到第九组做为考核的初步资料。后来第七组的工作又扩大了，直接到国民政府各机关中去捜罗未曾参加中训团受训人员的表格，其用意可能是进一步了解各单位主管选派的是否确当，同时也在摸索各单位整个人事的根柢。第九组经常的工作是审阅各学员在中训团受训后继续学习的报告和通讯。蒋介石曾叫侍二处印刷了稿子，有《中国六大政治家》、《黑格尔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以蒋介石署名著的《中国之命运》等书，寄交各学员学习。所谓读书报告就是读这些书的报告。至于通讯，实际就是工作报告，在这方面还牵涉了很多单位的工作。那时的“制止异党活动”的规定，也在学员报告工作之内。因此，我们那时私下常议论：第七组是跑腿的；第八组是头钻在卡片箱子里的；第九组的人两只眼睛只是盯在白纸上的黑字，满口的四书五经；而第十组是干的秘密工作，不是大家所能知道的。第八组方面，也只有管理卡片箱的一两个人（吴光韶、宗之洪都是姜超岳的亲信）知道，因为第十组常来第八组调阅卡片。大概是新设立农林部的时候，内定广东的陈济棠做部长，陈果夫深夜里从衡舍（陈果夫在重庆的住所，也是侍三处驻重庆的办事处，有陈果夫的外甥程世杰日夜在那里联系，每凡蒋介石在重庆时，陈果夫都在那里）打来电话要翻第八组的卡片箱，提出农林方面人员名单，这就惊醒了全宿舍的人员。那次究竟提出的是哪些人呢？只有姜超岳、吴光韶两个人翻卡片箱时知道。

CC不断培植政校学生，拉拢各方，丰富羽毛，目的是要和政学系做进一步的争夺权位。CC系的头子们看到王世杰是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中央训练团秘书长、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三个要职集中在一身。政学系的吴鼎昌做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张群做了外交部长，张公权做了交通部长，刘攻芸做了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徐继庄做了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等等，而CC的头子陈立夫只做了一个教育部长，余井塘做了教育部次长，谷正纲做了社会部部长，未免相形见绌，因此不得不拼命钻营。如从侍三处暗中派去的一个政校学生做了四川省政府的人事处长，到侍三处常来联系的有贵州省政府的人事处长董辙等。这不过是我晓得的其中一点而已。

一九四一年，拟定派我到成都出差，因一个河南人争这一差事，结果大家都没有能够成行。又一次罗时实辞掉第九组组长兼职，梅嶙高提升为组长，原定由我填补梅嶙高的副组长缺，结果又被政校学生王慕尊抢去了。适巧我的同班同学田定庵（南通人，那时他是政学系张公权交通部材料司的帮办）和我的同乡李泽民（在第九组与梅嶙高、罗时实都是同班同学，也是不满意侍三处、郁郁不得志的一个人）都劝我到滇缅铁路去工作，所以我毅然离开了侍三处。事后，陈果夫还写了一个条幅给我，我记得他是摘录古书上的几句话：“大道之行也，我知之矣。智者愚之，愚者不及也。”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结束，我由昆明邮汇局章云保（宁波人）介绍到了重庆，再由邹曾侯（江西人）引见刘攻芸。他问我的履历，我老实地告诉他，我曾在侍三处待了两年，然后再到滇缅铁路和邮汇局的。谈话后，邹曾侯责怪我为什么说在侍三处待过，刘攻芸他们最忌讳侍三处。也确实如此，我等候了半个多月，才碰到中信局储蓄处一个姓吴的襄理赶往东北，没有接替的人，才给了我一个襄理的位置。

侍三处撤销后，小职员被东塞西塞，生活极不安定，至于那些上层人物则都直接上前线，夺取金融的大位，如陈果夫做了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新设了中央合作金库，寿勉成做了总经理；赵棣华仍是交通银行的总经理；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头子徐恩曾也到青岛抢夺企业去了。那时的官僚资本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共计七个。管理这七个机构的有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是徐柏园。后来吴任沧又抢到了中央信托局局长。

罗时实本来是程天放的关系人，因为他听话，渐渐地成为陈果夫面前的一个跑腿的。侍三处撤销时，他被派到美国去了。余振翰本来被安插在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后来他悄然地回到家乡，可算最后没有走错道路。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抗战前“中统”在南通的活动（姜颂平）

南通县的中统特务组织，开始于一九三一年初夏，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派该县党部执行委员姚烨兼“肃反专员”，企图贯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蒋介石提出，经蒋同意后，交国民政府颁布的《自首条例》（实际上是陈果夫、陈立夫采纳陈锡根、庄尚智等十人提出的自首政策）。由于当时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内部的派系斗争激烈，肃反工作未见成效。到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后，就全力扩展所属各县的特务组织。他利用职权，安置国民党CC系的高干，担任各行政区的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专署的第二科负责督导所属各县的特务工作，科长职务大都选派转业特务充任（由专职特务取得公开身分做掩护的特务人员），例如当年江苏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即南通地区）郑亦同，就是国民党CC系高干，陈果夫的亲戚。二科科长宋明昕，是转业特务。南通县警察局长傅谦之，警察局督察长先是傅琴，后是卜霄青，也都是转业特务。他们都以公开身分，秘密领导南通地区的特务工作。南通县党部的“肃反专员”形同虚设，以后就取消了。大约一九三二年开始，江苏省特务室在南通成立南通办事处，第一任主任是李仁甫，第二任是童猛。办事处地址在南门外东侧，城南别业西边，对外是秘密的。原中共南通县委书记陈俊（化名王梦祥，绰号老太婆），因出卖中共地下组织和干部很多，江苏省特务室就派他任南通县特务员。由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指定一小间房子做为他的办公室，接待自首分子办理自首手续。晚上，他和李仁甫等一起住在办事处内。

一九三四年八月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结束，成立南通县特务室于国民党南通县党部西院。特务员是言则行，助理特务员有姜颂平、王世民二人，干事和助理干事有高俚、崔朝英、顾金墀、刘拔等人。特务室经费由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和南通县政府分担。言则行任南通县特务员有两年多，后继者是施亚屏，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南通县特务室解体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曾指令江苏省特务室主任周先农，督促所属各县特务室布置地下情报交通网，为沦陷后从事地下活动做准备，并拨款十万元做为各县特务室人员的生活和活动费。是年八、九月间，江苏省政府就随同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江苏省特务室主任周先农将全部特务经费带往后方，置各县特务人员的生活于不顾，引起特务们的愤恨，于是有江苏省特务室的干部范彬、蒋希文（“文”字有时写着“闻”）、郑洪等三人于一九三八年春，联名向当时设在苏北淮阴县的江苏省政府特工指挥处处长吴卫玖（军统成员，系江苏省的外围组织复兴社的骨干，是复兴社头头，当时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亲信爪牙）投靠，中统江苏省各县的特务室包括南通县特务室从而解体。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统局派高级特务徐兆麟携带陈立夫亲笔写给韩德勤、李守维（复兴社头目之一，当时任七十九军军长，驻防苏北两淮泰兴一带）的信，请他们协助恢复苏北各县的特务组织。韩、李口头答应，暗中唆使范彬、蒋希文、郑洪等三人印发《驱逐宗派主义的徐兆麟》小册子。事为当时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屿（CC系高干）知悉，加以阻止，小册子虽未发出，但徐兆麟不得不离开苏北到上海去恢复苏南沦陷区的中统组织。直到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中统局商得韩德勤、李守维同意，派韩、李的小同乡、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军人、中统老特务汤惕非为江苏省特务室主任，汤派另一个中统老特务、扬州人汤同书为中统局江苏省南通区室主任，在如皋东乡马塘一带流动。一九四一年间，汤同书被汪伪镇江特工站逮捕后投靠汉奸张北生，中统南通区室又解体。一九四二年至四五年日寇投降这一阶段，中统局曾派陈叔平任京沪特派员，他在姜颂平掩护下到南通活动三、四次。他利用在苏北流动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电台，将所了解的敌伪和新四军活动情况向中统局汇报。一九四三年夏，中统特务邢汉刚到南通，找姜颂平了解敌伪“清乡”问题和新四军活动情况。一九四四到四五年间，姜铁石从皖北到南京找到姜颂平，在姜掩护下，到过南通二次。邢汉刚、姜铁石都是中统局皖北办事处指派到南通地区了解情况的。

中统局活动的方式和方法：

一 发展组织的方式、方法

中统局发展组织的原则，是从上到下纵线发展、秘密掌握的。其手法是利用陈果夫、陈立夫（以下简称二陈）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的权势，安置在全国各省市县的第一二把手的关系去发展。例如省级特务室派一个特务员到某一县开辟工作时，先由省特务室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备函，介绍给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或县长（当年大多数的县党部负责人和县长是CC分子），挂县党部或县政府的证章，公开活动。先城区而后逐渐拓展到乡区。发展对象，以地富成分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公职人员为主；其次是社会团体的骨干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然后指使这些人去拉拢他们各自的社会关系加以利用。例如某一行政区区长被吸收后，就指使他去拉他所认为有活动能力的乡保甲长。这样就可以形成情报交通网。

中统局的组织结构为：外围——核心——细胞。

所谓核心，是指各级专职特务。细胞，指情报员。中统局以前的特工总部阶段，细胞称义务调查员。中统局改称党员通讯局后仍称情报员。情报员又分高级（或称特情）、一般两种。外围也分两种：一种是新吸收的对象；另一种是由特务组织控制的公开社团的成员。如当年镇江的青年励志社、长江通讯社等等。外围分子如经常有情报资料提供，可提升为细胞。细胞表现良好的，按月发给津贴费，或提升为专职特务，或介绍公开工作，以解决其生活问题。

中统特务头子为使特务分子心甘情愿为“蒋家王朝”“陈家党”卖命，除每月给予较高生活费、吸收为国民党特别党员外，还发给特种身分证和枪照（特务员可自备短枪），以提高其身分。当陈果夫任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时，各县特务员都带有特种身分证和枪照，盖上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关防，携带自卫枪枝，可以通行无阻。必要时还可以调动指挥所在地的驻军和警察，进行搜补活动。中统特务员还负有调查党政军警以及其他公职人员的贪污渎职等使命，因此，这些人对特工人员是有所畏惧的。

二 对待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采用的手段

中统局的中上层成员，绝大部分是中共叛徒。军统局的成员，绝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因此，两局的作风不同。军统局对被捕人员，基本上采用压力，也就是刑讯。中统局则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开始用说服的方法，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着重指出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等等谬论，企图以此动摇被捕人员的革命思想。说服一次不行，再接二连三来几次。如被捕的对象在中共的地位较高，估计他了解的关系较多，为扩大收获（指能多逮捕一批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多次说服无效后，就采取硬的手段——刑讯。刑讯的花样有多种，如坐老虎凳，灌肚肺，猴儿盘桃，长针刺手指、脚趾，甚至用电麻等等。所谓坐老虎凳，就是将被捕人的手脚捆绑起来，坐在凳上，背靠着墙壁，两脚伸直平放在凳上，行刑人用砖垫在被捕人的脚跟下面，一块又一块地加，最多可能加六、七块，还要用双手在被绑人双腿上压。经过大约半小时左右，如仍无收获，就把绑索解掉，由两个特务扶着在院内踱步，边踱边用甜言蜜语诱骗。所谓灌肚肺，就是把被捕人捆绑在凳上，面孔朝上，行刑人用冷水从鼻孔里灌注，甚至用辣椒水灌。所谓猴儿盘桃，就是将被捕人的两个大拇指用麻绳扎紧，然后悬空挂在横梁上，行刑人用棍棒狠狠鞭打臀部。所谓针刺手指、脚趾，就是用一寸左右长的针，刺入被捕人的手指或脚趾，甚至手指、脚趾同时刺。所谓电麻，就是通过电流，使被捕人麻木难受。除刑讯外，还经常采用车轮审讯法，也叫疲劳审讯法。就是由几个特务轮流审讯二十四小时甚至更多时间，不给休息。

有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强的人，经一种或两种酷刑后就动摇了。特务们观察出被捕人有动摇迹象后，就改用诱骗方法。凡意志坚强，在中共地位相当高，虽经多种刑讯仍不变节的人，在军统局就会处以死刑。但中统局则相反，采用狡猾手段。例如被捕人经多次刑讯，身体受了伤，就请医生替他诊治，生活上给予特别照顾；有的还派专人陪同他到风景区游山玩水，甚至不惜用“美人计”加以腐蚀。

蒋介石曾告诫中统、军统特务们说：“对被捕的共党人员，宁可错杀一万，也不能轻放一个。”特务们就照这个原则对付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的。

三 中统南通县特务室的具体活动

一、大办自首分子登记手续，总数达九百人以上。

上面讲过，南通县的中统特务组织创建于一九三一年初夏，由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肃反专员”姚烨负责搞特务活动，未见成效。到一九三二年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成立后，才积极贯彻自首政策。原中共南通县委书记吴占兰（吴敬一）、陈俊先后叛党，出卖了南通县的整个地下党组织，干部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幸存者则潜避外地。国民政府颁布自首条例后，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大肆宣扬自首政策的“威力”，叛徒陈俊更多方活动，诱骗或威逼凡是过去参加过红十四军的战士、赤卫队队员以及农民协会会员等等，都要办理自首手续。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办理自首手续的达八百余名，一九三四年又增加到九百余人。

二、严格管训自首分子，使之成为“蒋家王朝”“陈家党”的忠实鹰犬。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统南通县特务室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训练自首分子，采取严格的手段，“恩威兼施”。凡属自首分子，不管自动自首或被捕后自首的，也不管其本人愿意与否，一律做为情报员看待，受县特务室监督、领导，迫令搞经常性的情报侦察活动。主要对象是中共地下组织和人员。为便于管训起见，采取集体领导，即小组领导方式。由于南通县的自首分子人数多，县特务室的人少不易掌握，就按行政区编成中心小组和小组。凡自首分子人数多的，一个区成立一个中心小组，或邻近两个区成立一个中心小组，下设若干小组。自首分子少的不设中心小组，只设小组，由县特务室指定特务员、或助理特务员、或干事负责领导。凡居住分散，无法编成小组的，也由县特务室指定助理特务员或干事领导。当年南通全县设了九个中心小组：唐闸中心小组，组长顾惠元。四安中心小组，组长陶季鸣。骑石中心小组，组长顾福慧。金沙中心小组，组长凌子衡。余西中心小组，组长曹植夫。益余中心小组，组长许汉民。余东中心小组，组长崔朝贯。平白中心小组，组长姚蝶侬（西医）。三余中心小组，组长顾荫梧。中心小组每月举行会议四次，至少三次。县特务室每次都要派特务员或助理特务员列席指导。设中心小组各区的自首分子小组，每月举行会议三次，至少二次，农忙时一次。每次开会，由中心小组长列席指导。县特务室不定时地派员抽查会议纪录，以凭考核。自首分子人数少，住址分散，无法编成小组的，则由县特务室成员分别掌握领导。

自首分子小组会议内容有：政治讨论（讨论提纲由省特务室根据周佛海所著《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拟定）和工作报告。每月最后一次会议，还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自首分子表现积极的即经常有情报资料提供，小组会议按期到会又能热烈发言的，则提升到县特务室工作或送省特务室受训，成为专职特务。有的介绍公开工作，安置到党、政、军、警等单位，或文教部门与社会团体中，做为“坐标”使用。当年南通县的中统特务室曾介绍了不少自首分子干公开工作，每年都选送若干自首分子到省特务室受训。南通县的中统特务室这样，其他省、县的特务组织也是这样。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对自首分子严加管训，“恩威兼施”，其目的就在于收买中共叛徒们的心灵，使之成为“蒋家王朝”“陈家党”的忠实走卒。

三、陈果夫为维护“自首政策”，在南通干了一桩动人事件。

原南通县余东、益余两区中共党员汤慰宗（余东区汤家苴人。南通东乡中共党组创建人之一）、姜颂平（益余区石子镇人，一九三〇年春参加中共），由于叛徒陈俊（王梦祥）出卖，于一九三三年先后在南通（汤于三三年春）、上海（姜于三三年七月）被捕，经贿赂法官得宣告无罪保释后，旋即被中统南通县特务室逮捕，勒令办理自首手续。汤、姜二人深知南通东乡的地主们对他俩有刻骨仇恨，办完自首手续后就逗留南通城区不敢回家。但中统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主任李仁甫和南通县特务员陈俊，鉴于通东益余、余东两区的自首分子人数众多，不便掌握领导，迫令他们二人返回家乡编组自首分子小组。李、陈向汤、姜拍胸保证返乡后的生命安全，并请南通县长金宗华亲笔写信给余东区区长施毓芬、益余区区长丁子言、余西区区长李则茂，指令他们负责保障这三个区的所有自首分子的生命安全。李、陈携带金县长的信，伴送汤慰宗、姜颂平返东乡。李仁甫和陈俊到达东乡后，将金县长的信交给上举的三个区长，并提出汤姜二人的安全要他们负责保障，三个区长满口答应。可是时隔不多天，汤慰宗的族兄大地主汤大宗，请汤慰宗到他家吃晚饭，竟一去不返。事发后据汤大宗家的佣人透露，汤慰宗在汤大宗家吃完晩饭后，就被汤晋臣等地主亲自捆绑起来，嘴里用棉絮塞得紧紧的，喊不出声，随后送到汤家苴以北几华里荒野之处，仍由汤晋臣动手，将汤慰宗活活打死，将尸身剁成十二块，深深埋在田中。

当时汤慰宗的父亲逝世才一个月，他的长兄汤敬宗于一九三〇年夏，红十四军攻打汤家苴的战役中已光荣牺牲，他的弟弟汤林宗避居上海任教师，家中只有老母、妻子和妹妹汤惠先。她们见汤慰宗当夜未回家，就由慰宗的妹妹到大宗家去探询其兄下落，汤大宗避不见面，大宗的家人也含糊回答。惠先将这些情况向母、嫂汇报后，大家认为汤慰宗有被杀的可能。隔了两天，汤大宗家佣人秘密向汤惠先透露汤慰宗被杀害的经过，惠先就立即奔赴南通找姜颂平研商对策。

在地主们杀害汤慰宗之前，姜颂平就没敢住宿在自己家里，而是寄宿于余西区二甲镇河北岳丈家的。他得到汤慰宗被害的消息后，第二天清晨就从二甲镇乘汽车去南通。地主们了解姜颂平岳丈家的住址，暗中派人监视姜的行动。姜乘汽车去南通，就雇小汽车追赶，仅差五六分钟没被赶上，姜才幸免于难。

汤惠先找到姜颂平后，随即一起去中统局南通办事处汇报汤慰宗被杀害情节。该办事处主任李仁甫，南通县特务员陈俊立即向秘密领导南通县特务工作的南通县警察局长傅谦之、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郑亦同面报，并电江苏省特务室请江苏省主席陈果夫限令南通县长金宗华缉拿凶手汤大宗、汤晋臣等人归案法办，以维持自首政策之威信。

陈果夫据报后，立即电饬南通县长金宗华限期逮捕凶手。可是主要凶手汤大宗、汤晋臣等，避居在汤家苴的坚固碉堡内不予理踩。陈果夫又命令金宗华派县保安团一个大队的兵力，下乡围捕，并指令江苏省特务室主任王剑虹亲自到南通督办。王剑虹到南通后，在姜颂平陪同下，督促南通保安团长刘××（名字想不起来了），率领一个大队士兵，携带迫击炮等重武器，并赴余东汤家苴。这处是东乡著名的大地主汤廉臣、汤大宗等住宅，是他们所组织的地主武装——白龙党的根据地，建筑有很坚固高大的碉堡，四周开了又深又宽的圆沟，还围有铁丝网，少数兵力是无法攻进的。为首的凶手汤大宗、汤晋臣等听说县政府派自卫团下乡捕人，都躲避在碉堡内。刘团长率部到达汤家苴后，将碉堡四周包围，用传声筒通知地主们交出主凶，可是地主们置若罔闻。包围到第三天，刘团长下最后通牒，如再不交出主凶，就用迫击炮轰炸碉堡。在碉堡外的地主们慌了手脚，推出本区行政区区长和地主士绅施毓芬、江稚珊等多人出面斡旋，将主凶汤大宗、汤晋臣等六人交出，押送镇江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法办。并将余东、益余、余西三个行政区长撤职、拘禁，处罚他们对自首政策执行不力，未能保障自首分子的生命安全。这一行动，不仅轰动了江苏全省，而且影响到其他省市。

四 傅谦之曾在南通培训一批基层特务

傅谦之于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期间，任南通县警察局局长二年多。这时期正是国民政府积极执行“自首条例”的时候。傅谦之除秘密领导南通县特务室的工作外，还举办公开的警察人员训练班两期或三期（我在南通时就办了两期，一九三五年春我离开南通后，听说还办了一期），名义上说是为了提高警察的质量，从训练班课程来判断，实际是变相的特务人员训练班。

该训练班由傅谦之自任主任，教员由该局督察长卜霄青、南通县特务室特务员言则行、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第二科长宋明昕等充任。每期学员人数五十至六十名。训练科目除警察业务外，还有情报工作、组训工作、侦行工作等。学员毕业后，除少数派充下级警官外，大多数充实局本身和所属分局，秘密从事特务活动。后来还有少数成为专职特务。

（《南通文史资料选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所秘密监狱（黄炜）

——屋顶花园

一

四〇年代，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全国各地多处设立秘密监狱，贵阳的“屋顶花园”便是其中的一所。

“屋顶花园”坐落在南横街（旧名仓后街）口的斜对门，即现在富水南路九十五、九十七、九十九号。它原是一幢私人住宅，据说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公馆。与当时贵阳的一般住房一样，临街一面有一道朝门，入门后是三间木柱木板平房，从街面看去并不豪华。像这种所谓小公馆，在那时的贵阳是不少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看中了“屋顶花园”外貌平凡，不易引人注目的特点，于一九三九年在这里设立了秘密监狱。多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曾在这里抛洒过热血。

从三间平房向后走，在一排已经破烂了的房屋左侧，有一列二十级的石梯，约一米宽，石梯顶端有一道小门，进入小门向左侧转，便是“屋顶花园”了。这是一个占地约三分的小花园，园内有一间坐西向东的老式平板房，算是“花厅”；还有花台、草亭、古树、假山、石条凳，石板铺成的曲径，把园内分成几块花圃。因为地势较高，站在园内可以看见城南一带居民的屋瓦，所以便叫做“屋顶花园”。

国民党中统贵州调查室，为了掩人耳目，对“屋顶花园”临街的朝门、天井及三间平房未加任何修饰，看去不过是一家独院的居民住宅，只是把两间平房的后半间改为牢房，把原来的窗户用木板、木棍钉死。每间牢房只有一个高、宽不到一尺的窗洞，做为送饭和特务们监视的洞口。中间堂屋则是通往花园的过道。平房的前半间是特务们“办公”的地方，花园的侧面也是牢房，女犯便关押在那里。这些牢房仅能从送饭的窗口透过一点微弱的光线，晚上也不准点灯。被囚禁的人被禁止交谈，特务们就住在牢房的前半间，整天都有人看守和监视。整个“花园”，除了特务们说话和脚步声外，全是静悄悄的，使人感到阴森、恐怖。当时，这个秘密监狱的主任是王伯奇（安徽人），逮捕人和担任看守的特务有邓超龙、何裕等，担任审讯的除王伯奇外，还有朱兴伟等。

二

被逮捕到“屋顶花园”去的人，都要先被捜身，所有的钞票、字据以至裤带都要没收，然后才推进黑暗的牢房。房中没有床，只有几堆稻草丢在潮湿的地上，大家或坐或睡都是在这散发霉味的稻草上，三个人同盖一条那时国民党发给士兵用的薄薄的旧棉被。特务们为防止“犯人”打破木房逃跑，每晚八、九点钟时，就拿一根长棕绳将三个人的双手反背捆紧，人被反背捆住双手后，就只能平仰着睡，三人当中谁要动一下，就牵动着其他的两个人。那条又脏又薄又臭又短的被子，盖着头就盖不着脚。自己的身躯压着自己被捆着的双手，又不能翻动，睡到下半夜，手就被压得麻木疼痛，一直要等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特务才来解绑。我被逮捕进去时，便是和邱在先、宋大辉三人被一根棕绳捆着睡觉的。半个月后，我们的手腕都发肿了；两个多月后手腕便出现两道紫红色的血痕。我们入狱的时候，正是严寒透骨的农历腊月，白天，只有用双脚跳动止冷，晚上和衣而卧，冷得发抖。

在“屋顶花园”的牢房里，每日两餐由特务们随便发给，送多少就吃多少，吃不饱也没有加的；有时连菜也没有，更谈不上吃开水、洗脸了。同时，还禁止接见、通信。记得一天夜晚，黄时烽被逮捕进去，他问特务这是什么地方，好写信回家叫送衣服被条来，特务邓超龙冷笑着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这是‘世界大旅社’，食宿不要钱，你多住几天吧？哼！写信回家？想得开心！”说完就连推带搡地把他推进牢房。

又还记得贵阳沙驼剧社负责人、有名的书画家萧之亮先生被关押在这里的时候，因身体衰弱，禁不住冻馁生病了。他要求找人医病，特务板着面孔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

“屋顶花园”监狱也不兴“放封”，每天除了倒便桶的几分钟外，都关在没有光亮的黑牢里。谁想要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只好把脸凑到那小窗口边去。由于长期得不到洗脸、理发，见不到阳光，加上又是和衣而睡，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脸色都异常苍白，身上虱子成堆。因此我们的身体便急剧地瘦弱下来。

三

特务们经常在深夜进行审讯，花园内的“花厅”便是审讯室。特务头子王伯奇最横蛮，他手中总不离一根黑色的手杖，审讯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快说！”如果回答“是”，他就抡起手杖朝被审讯者身上抽打，像一头发疯的野兽连声吼叫：“你危害民国！”如果答应“不是”，他也是暴跳如雷，照样用手杖抽打说：“你还装！你还不老实！你说不说？”或者冷笑着说：“你搞的这一套，我也搞过，你的事还瞒得过我吗？”凡是经过王伯奇审讯过的人，都知道答应“是”或“不是”都要遭毒打一顿，只有不开口，随他乱吼乱叫，他便无法审讯下去了。特务朱兴伟审讯又是另一套手法，他装得“温文儒雅”，还让被审讯者抽烟喝水，坐下来慢慢谈，甚至还假惺惺地“关怀”一下身体、前途之类。他自称读过“资本论”，懂得辩证法，首先来一套：“只有三民主义才合乎中国国情”的“理论”，再拐弯抹角地谈到他所要审讯的问题。

在软硬兼施都一无所获后，特务们便采取“车轮战术，疲劳轰炸”，有时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审讯一直进行到天亮。他们还采用极为残酷的刑讯，如对宋大辉，他在某天晚上被审讯时拒不回答。特务们便集中起来对付，起初是王伯奇的手杖，后是朱兴伟的“理论”，钟华鸣的“感化”等等。在这些方法都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后，就开始施展丧心病狂的酷刑，先是用大棍打，后用细鞭子抽。宋大辉仍是闭口不言，特务们只得使出最毒的“绝招”。王伯奇下令，由几个特务用绳子将他捆绑，吊在花园的草亭拷打，并把他手脚后翻捆在一起，面部朝地，悬空吊起来，这叫“坐飞机”。宋仍一字不吐。特务们喝叫：“给他加炸弹！”便将花园中的石头加在宋的腰部。宋大辉昏了过去，特务们又将他放下来，用冷水喷面。这样反覆折磨，直至宋口鼻流血才收手。继后他们又残暴地把宋从花园中拖下几十级的石梯，鲜红的血迹印在“屋顶花园”的石梯上。大约下半夜四、五点钟，宋被猛力推进牢房，沉重地倒在我们被捆着双手的身上。第二天，才从昏暗的光线下，看见他全身被拷打的伤痕，有些部位已是血肉模糊。我和邱在先将自己仅有的一件衬衣撕开，给他包扎出血的地方。特务何裕晚上来捆手时还恶狠狠地说：“姓宋的，你硬，看你硬到什么时候，辣椒水等着你哩！”

“屋顶花园”中酷刑拷打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来陶生民告诉我，她们“女犯”的牢房距离花园近，经常在深更半夜听到特务们的咆哮声和被刑讯者的惨叫声。她本人和其他“女犯”也同样遭受过王伯奇的手杖抽打。当时，邱在先作了一首打油诗：“小小窗口一线光，屋顶花园变牢房。草亭拷打政治犯，院中坐有八蛋王。”“八蛋王”意指王伯奇为“忘八蛋”。

四

一九四一年元月的一天，晚间十点钟左右，一辆大卡车押来了两个人。没有进行搜身就被推入了牢房，显然，他们是从其他特务机关转送过来的。第二天我们才知道一个叫郭嘉、一个叫李德富，都操外省口音。被关押到这里后，连续几夜都提到“花厅”去审讯，深夜或天亮才回来。有一天中午，特务邓超龙，从送饭的窗口递进几张十行纸和钢笔，喊郭嘉去接。他站在窗外问郭：“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郭答：“没有什么可说的。”邓又问：“你还是在上面说的那些吗？”（上面，指在“花厅”的审讯室）郭答：“就是那些！”邓超龙阴阳怪气地拖着声音说：“那好嘛！你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给你的纸，你就写遗嘱吧！姓李的也是一样。”说完就走了。

大家听后都木然地坐在草堆上，没有谁说一句话，心情非常沉重。郭嘉站在窗口边，手中紧紧地拿着纸笔，若有所思地望着那昏暗的窗外，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们看见他在纸上奋笔疾书，写完将钢笔掷在地上；把纸上写的拿给李德富看了后，折好装进了口袋。然后坐在草堆上，用低沉的声音对我们说：“看来，我们就要分别了！”大家的眼睛都润湿了，黄时烽还不住的抽泣；萧之亮不停地摇着头，叹息着。

这一天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到下午送饭时，邓超龙又来了，在窗外高声问道：“姓郭的，你的遗嘱写好了没有？”特务们以为用死来威胁，犯人们就会向他们乞求活命。出乎他们意料，郭嘉从草堆上站起来走到窗口，毫不犹豫地从口袋中摸出他们所要的“遗嘱”，掷给邓超龙，声若洪钟地对他说：“拿去，这就是我的遗嘱！”邓超龙边展纸边说：“你真的写了？”看完后，气急败坏地吼叫：“我怕你写了什么，废话！简直是废话！你还怕老子们要你的钱，写明要捐给抗日将士，这就是你最后要说的话吗？”郭嘉坚定地回答：“是的。我被你们捜去的钱，我死后一定要捐给前方抗日将士。”邓超龙软了下来，假笑说：“上面的意思是要你写共产党的事嘛，你何必当真就写遗嘱了呢？”郭说：“没有什么可写的。”说完回了草堆，邓无可奈何地走了。

入夜以后，“屋顶花园”的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特务们来来往往，我们都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不幸。夜已经很深了，奇怪的是特务们今晚还没有来捆手。大约在下半夜三点钟，牢房的大铁锁“当”的一声门开了，刽子手何裕用手电筒朝牢房横扫了一下，喊道：“郭嘉、李德富出来，到上面去。”郭、李二人站了起来，我们也站了起来。在漆黑的牢房中，只听见他们先后说了声：“再见！”就跨出了牢门。何裕重新锁上门。我们只听到郭、李坚定的脚步踏上石级的声音，此后谁也不能入睡。过了一小时左右，突然，我们听见石级上发出杂沓的脚步声，一直响到大门外面，然后是汽车引擎的发动声、喇叭凄厉的叫声，划破了深夜沉寂的长空。虽然没有谁说话，但我们知道此时是国民党反动派将要对革命志士进行残酷杀害的时候，也是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的时候。

几天以后，从特务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们约略听到他们对郭嘉、李德富两位革命志士残酷杀害的情况。但由于隔了一层木板，兼之人多话杂，未能完全听清楚。根据我和黄时烽的回忆，当时特务们谈到，郭嘉和李德富都是广人（是广东还是广西不清楚，因为他们只说是“老广”；郭、李二人的名字，我们也是按字音写的，是否真名，也难确定），是给八路军办事处运书刊到贵阳被查获而被捕的。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始终没有谈出什么。王伯奇等看过郭的“遗嘱”后决定杀害他们。报经中统领导机关批准后，便于深夜用汽车将郭、李二人送往东门外螺丝山附近，由刽子手何裕等开枪杀害后用泥土掩盖。这是我们在“屋顶花园”所知道的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革命志士的一桩血案。不为我们所知的，像郭、李两人这样秘密被杀害的革命志士，不知道还有多少？因为那时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在贵阳所设的像“屋顶花园”这样囚禁、迫害革命人士的秘密监狱，还有和平路九十号、大井坎十八号、新东门八十八号以及后来在岳英路的周先生祠（即现在的岳英小学内）、中山公园内、老东门的文昌阁等多处。

五

关押在“屋顶花园”的人，后来部分送“贵州战时青年服务大队”继续关押；部分释放；另有一部分释放后继续“管训”。当时曾被关押在“屋顶花园”中的，除上文中提到的人外，还有谢凡生、丁文、郭思昭、黄玮、顾文淑、葛发生等。还有一些关押时间较短，不知姓名的。

现在，“屋顶花园”的临街朝门已经拆除，天井已经不见，三间平房也已改样，但后面的石级还在；原来关押“女犯”的牢房虽已改修，可是花园遗址犹存。做为审讯室用的“花厅”，已住了一户人家。那几棵苍劲的老树，几经风雨，却依旧昂然挺立。去年贵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革命文物时，曾对这抛洒过革命志士鲜血的“屋顶花园”，进行了查访、拍照，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镜头。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昙花一现的内政部调查局（刘介鲁）

内政部调查局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演变改组，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宣告成立的。为什么中统局要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呢？这得从头说起。

一 难产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被迫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蒋介石不得不在会上宣布包括取消特务机关在内的四项诺言。一九四六年十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中统局于一九四七年秋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两大特务机关虽然换了招牌，实际上却是“换汤不换药”，其特务活动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而更加疯狂。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又玩弄“还政于民”的把戏，实行所谓“宪政”，以便自己登上“总统”的宝座。在此情况下，中央党员通讯局又不得不再次改组。因为一旦行宪？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该局的经费也就没有了着落，因此打算从党务系统转入行政部门。究竟转入哪一行政部门呢？经局长叶秀峰同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研究，开始拟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模式，在司法院下设立一个调查局，但此拟议遭到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反对，后来几经周折，才取得内政部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决定降格在内政部下设立调查局（如在司法院下设立调查局则为部级，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则低于部级），同时在党内仍保留中央党员通讯局，用来幕后控制转入行政部门的特务机构。

这个改组计划虽然得到内政部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和支持，但在实施中，却发生了障碍。因为在行政部门增设机构，须按立法程序，经立法院讨论通过才能正式成立。但是，在内政部下增设一个调查局的议案一经提出，遭到大多数立法委员的反对，被搁置下来。这主要是由于中统同各方面的矛盾所造成的。立法委员中持反对意见最烈的刘不同，曾在中统局成立之初，任该局的专门委员，后因同徐恩曾的关系紧张而离开中统局，到西北某大学任教授，从此对中统便持反对态度。后来几经周折，由二陈动员中的立法委员，以及陈立夫运用立法院副院长身分施加影响，在再度讨论此案时，才勉强通过。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内政部调查局才在广州宣告成立。这时蒋介石已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张厉生也已下台，改由桂系的李汉魂继任内政部部长。在内政部增设调查局，既经立法会议通过，李汉魂也只好照办，但也有交换条件，即由他委派一个非中统分子张益民来担任调查局的副局长。

外部矛盾虽告解决，而中统内部的矛盾却相当复杂。一是原任中统局局长的叶秀峰自以为是部长级人物，不愿屈就内政部调查局局长。他一面保留中央党员通讯局局长名义，企图以此从幕后控制内政部调查局，一面打算保荐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原任中统局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出任内调局局长，便于日后操纵。二是当时角逐内调局局长位置的计有三人：一是前面提到的王保身，一是曾任中统局主任秘书的王思诚，一是季源溥。王思诚在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即分派到当时的特工总部工作，一九三八年中统局成立后，历任组长（处长）、秘书、主任秘书等职，对业务及人事均极熟悉，深得特务头子徐恩曾的信任。徐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后，主要精力放在交通部，不常到中统局办公，遂将私章交付王思诚，除重大问题向徐恩曾请示决定外，一般问题便由王批示加盖徐的私章后付诸实行。徐恩曾下台，由叶秀峰继长中统局后，王思诚受叶的排挤而离开中统局，在二陈的安排下，转任粮食部督导处处长，他以中统老牌特务的关系想争内调局局长这把交椅。季源溥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曾由中央党部保送赴日本留学，战前任过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后到交通部任劳工科科长，因同徐恩曾关系不好，中统局成立后未回到中统局工作，但中统设在铁路、公路、海员特别党部中的调查统计室主任，大都同季源溥有关系，在中统内部有着潜在的力量。徐恩曾下台后，季源溥又回中统局任第二处（主管党派工作）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上海特派员，一九四七年秋，升任中央党员通讯局副局长，仍兼上海办事处处长。在这三个角逐者中，王保身的资历最浅，资望不够，而且在中统内部的人缘也不好，因他担任督察室主任，专门捜集特务分子的言论行动，向叶秀峰打小报告，致使许多人受到影响。另两个角逐者王思诚和季源溥，可说是势均力敌，但由于王思诚已离开中统几年，又为叶秀峰所反对，而季源溥毕竟是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副局长，再则又被叶秀峰所容，所以季源溥终于坐得内调局局长这把交椅。

季源溥被任命为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后，便同叶秀峰发生了矛盾。叶秀峰原来的如意算盘是自己不屈就内调局长，却仍能在幕后操纵。因而，他在季源溥任局长后，要以王保身出任内调局副局长，想以王保身来牵制季源溥。此时原来的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已下台，新上台的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对调查局也想插一手，推荐桂系分子张益民任副局长，这本来是交换条件，季源溥为应付新的形势，不能不接受。由于内调局的编制很小，上设一个副局长，季源溥当然就要拒绝王保身了，因而引起叶秀峰的强烈不满。

季源溥在政治上是有野心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他就竞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后因徐恩曾被蒋介石撤职，并批“永不录用”以及准竞选中委，其他中统分子的竞选活动也受到影响，所以季源溥没有当上中央委员。这次就任内调局局长后，季雄心勃勃，拟定了一个海外工作计划，呈报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拨发经费十万元，做为海外工作布置费。这笔钱是由中央财务委员会拨发，叶秀峰便以中央财务委员会常委身分想卡季源溥，只发给四万元，扣留其中的大部分，说是交由中央党员通讯局支配。季源溥当然不能听从，因此发生争执，矛盾更趋尖锐。叶秀峰逃到台湾后，中统特务组织了“清算团”，以内调局简任秘书万大鋐为代表，向叶秀峰清算中统历年的财政账目，弄得叶秀峰狼狈不堪。其实这事是由季源溥指使的，是为了报叶秀峰卡季之仇，两个特务头子，为了争权夺利，闹得难解难分。

二 组建

中统局时期，由于是中央部级单位，所以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一九四七年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时，其编制比原中统局要缩小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如何保持中统的原状而又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经陈果夫、陈立夫和叶秀峰密谋，决定中央党员通讯局只保留原中统局的首脑部门和最重要的情报部门（即党派调查处），其余部门运用CC的势力和关系，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由中统高级特务率领一批特务“集体转业”，到其他部门或单位去，实际仍由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控制。这些单位被称为“外延单位”。此时蒋家王朝虽已处于没落时期，二陈还有力量千方百计来维系由他们创设的特务系统。当一九四九年五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成立时，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蒋介石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政府已处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中，内政部新设一个调查局，其编制当然更小。

内政部调查局按规定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均简任）、简任秘书一人、荐任秘书一人，其下设四处四室，地方单位仍在各省、市设立调查处，由原中统局的地方单位改组而成。

中央党员通讯局南逃广州后，原在佛山镇办公，内政部调查局成立后，设办公处于广州抗日中路五十五号和法政路七十七号，原去佛山镇的局本部人员全部迁回广州市内。季源溥就任局长后，虽面临种种困难，如编制小、经费少、人事难于安排，又同叶秀峰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但仍然想大干一番。由于他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在中统有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亲信。内调局成立后，他首先按照新的组织规程，重新配备了局本部和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日趋缩小，编制再度压缩，免不了又来了一次资遣（中统局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曾资遣一批特务人员），这次除了一般自愿资遣的以外，还硬性规定凡夫妇同在中统工作的（这种情况在中统内是为数不少）必须资遣一人。

在组建局本部首脑机构中，以张庆恩任第一处（指导处，主管业务）处长，朱凌云任副处长；第二处（研究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这些人都同季源溥有特殊关系，有的还是他的老班底。各省、市调查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下设三个科：一科管总务，二科管业务，三科负责交通。局本部及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安排好后，又增设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办事处，贵阳办事处由第四处处长陈庆斋负责；重庆办事处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海口办事处由杜衡任主任，王进之任副主任；华北办事处设在绥远，由第一处处长张庆恩负责；台湾办事处由台湾调查处处长郭乾辉负责。同时计划由季源溥本人按照局势变化情况，随带一个袖珍班子，机动地往返于各办事处指挥全局。实际上内调局组成后，季源溥便去台湾，不久经香港飞到重庆，处理重庆办事处及重庆调查处一些问题后，便飞往成都，旋即转回重庆，停留数日便去台湾。不久，大陆宣布解放，季源溥再也不能机动地往返于各办事处之间领导和指挥全局了。

当时的广州人心惶惶，内调局在组建过程中，能做出以上安排和布置，确是费尽了苦心。根据当时大陆即将解放的具体情况，季源溥对于特务活动的重点，着眼于大陆解放以后，他亲自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前往香港，筹办一个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华南据点，在解放后派遣特务秘密潜入大陆，从事捜集情报和破坏活动。朱凌云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特务，曾在中统局本部党派处工作，也担任过中统缅甸情报区的书记，同季源溥的关系很深。抗日战争胜利后，季源溥任上海特派员，朱凌云任秘书。大陆解放时第四处处长兼贵阳办事处主任陈庆斋从昆明逃往香港，在港开设南园酒家，曾从香港汇钱给在重庆改造的内调局事务科科长王斌。显然，这样的汇款不会是私人间的接济，而是企图要王斌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第二，与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广州秘密会商，派黄雨青前往华北某一秘密地点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选派特务进行潜伏活动。这一秘密地点可能是绥远或北平，因为这两处是张庆恩活动的老巢。张庆恩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除一九四〇年短期任过中统重庆实验区副区长外，一直在华北地区工作。他与傅作义将军的关系比较密切，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在北平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时，张在该部任军法处处长，以此公开身分掩护中统在华北的特务活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对起义问题犹豫未决时，张庆恩将此情况密电蒋介石，蒋立派徐永昌飞往北平，企图劝阻傅作义部起义。傅作义将军决定起义后，张以私人关系，向傅要飞机，将中统北平、天津两区的大部分特务人员及在华北地区的一些高级特务空运南京。季源溥企图借重张庆恩在华北的势力及关系，建立华北潜伏据点。

第三，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外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对大陆形成一个情报包围圈。为此，特拟定计划呈报蒋介石，后经蒋介石批准拨发银元十万元做为“海外工作布置费”。当时在广州派遣徐公严去越南建立情报据点。徐公严又名徐凌云，江苏人，曾留学法国，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法语教授，约在一九三九年由陈果夫介绍到中统局任专门委员，一九四〇年成立重庆实验区时，局本部将他派到实验区任考核科科长。徐公严虽挂的是留学生牌子，又具有教授身分，在中统局身居高位（专门委员同处级），但能力薄弱，无所作为，因他是陈果夫介绍来的，碍于陈的面子，不便把他怎样，只好将他派到实验区。一九四二年陈庆斋任实验区区长时，又把他下放到南岸分区去当分区主任。这明明是羞辱他，想使他自动辞职，一个专门委员下放到地方基层单位去当分区主任，在中统局是没有先例的。但此人逆来顺受，反正专门委员的薪津费用不少一文，干基层工作，他也安之若素。中统局几次改组，几次资遣人员，都是碍于陈果夫的面子，才没有动到他头上。这次在广州布置海外工作，据说是他自告奋勇，要求到越南去，得到季源溥的同意，便派他去越南。有人说，徐公严是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趁机弄到几根金条去另谋生路。

此外还对西南各省做了一些布置。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已不多，只有西南各省尚属完整；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又将由广州迁到重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蒋介石在重庆住了八年，大西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了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的老本输光了，又想跑到重庆去，固守大西南，继续与解放军抗衡，以谋复兴。于是调查局也就随着内政部由广州迁到重庆，但是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国民党政府逃到重庆不久，大陆便宣告全部解放。

季源溥对当时的情况还是有所估计的，所以布置了华南、华北的潜伏据点，并且还拟定了开展东南亚工作，企图形成对大陆的情报包围圈。当时他对大西南仍存有幻想，以为至少可以支持一个时期，形成偏安局势，所以对西南各省加强了部署。他除对四川调查处处长先大启、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贵州调查处处长刘苏屏不予更动外，还以其亲信余仲箎从西康调查处处长，在云南还布置了两套班子，以党校毕业的孙秉礼任云南调查处处长，并以李宏泽（又名李拓天，特工总部时期主持过徐、海、蚌区工作，抗战胜利后任过重庆区区长，也是老牌特务）搞一套秘密的班子，做为潜伏据点，以便接应越南、泰国、缅甸方面的潜入活动；在云南设立铁路、公路调查处（包括川滇、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以刁寄萍任处长（刁历在铁路方面工作，是季源溥的老班底）、隆曙明（原川滇、滇越两路调统室主任）为副处长。一九四九年十月还在重庆新成立了一个川康滇边区调查处，以甘青山为处长，计划将处址移往西昌，通过特务分子刘野樵与彝族土司邓德亮的关系，掌握邓的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活动，与解放军对抗。在重庆筹备期间，即派出曹逸均去雷波、马边、屏山等地，企图拉拢川滇边区的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活动。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的重庆办事处，指挥四川、西康、重庆及川康滇边区调查处等单位的活动，陈庆斋负责的贵阳办事处指挥滇黔两省各单位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月间，季源溥还亲自飞到重庆、成都了解情况、指挥工作。

三 垂死挣扎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通令全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撤到重庆，并亲自飞到重庆坐镇。其时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损失殆尽，整个大陆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各机关的首脑分子此时大都利用各种理由和借口逃往台湾，而将一般中下级人员送往重庆应付场面。特务分子更加恐慌，内调局局长季源溥及其亲信都由广州径去台湾，只有少数必不可少的负责人和大部中下级特务由副局长张益民率领乘飞机去往重庆，事前由重庆调查处租定重庆储奇门附近九道门兴华小学做内调局办公之用。

内调局撤逃至重庆后，为配合蒋介石军事上的垂死挣扎，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制定应变计划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向西南进军，进逼重庆，为此，内调局制定了应变计划，并向各地方单位发布。其内容大体是：㈠对文件的处理：除组织名册、机密文件、关防印信应指定专人随身携带外，其余在必要时一律焚毁。㈡所有专职特务每人发给三个月薪津做为安家费，本人随组织转移，原则上与所在地区的党政机关同进退，不得离开所管辖范围。㈢对细胞分子，凡身分没有暴露，可能潜伏而又自愿潜伏的，进行调查登记，以便布置潜伏任务；凡身分已经暴露，在本地区无法立足的，也可以随组织行动。㈣尽可能掌握地方武力加以组织运用，在必要时拉上山去打游击。此外，还秘密指示对已查获的共党分子和嫌疑分子进行一次总清查，为撤逃前的大屠杀做准备。解放前夕内调局和西南各调查处就是根据以上原则进行活动的。

陈立夫与季源溥的活动

一九四九年十月，季源溥、陈立夫先后飞到重庆、成都。

季源溥先到重庆，他是按计划到各个办事处了解情况、指挥工作的。季住在范庄，并在此办公，批阅公文，接见部属。季在重庆主持过内调局的局务会议，决定发布应变计划并通告地方单位。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原任中统重庆区区长）虽有诚意与地方势力合作，但不愿受地方势力操纵，因此为地方势力中的首要分子龚曼华（重庆市党部组织处处长）、陈铁夫（立法委员）等所不满，双方发生了矛盾。龚、陈等趁季源溥来重庆的机会，发起反对王难三，企图以曾代理过中统重庆区区长的我（我是重庆人，与中统重庆地方势力的关系很深）来代替王难三。他们认为我也算是季源溥班底中的人，可以同季源溥说私话，此举一定能得到季的同意。此外，内调局的专门委员齐耀荣也想取王难三而代之，正通过重庆调查处总务科科长张序彝摸王难三及渝调处的底。与季源溥有八拜之交的甘青山也由台湾来到重庆，住在我家（甘和我在中统局时期都任过调统室主任，抗战胜利后同调回中统局本部任专员，一九四七年季源溥将我们从局本部调到上海特派员办事处工作。季到重庆后，几乎每天晚上都由我们陪去跳舞）。此时季源溥已介绍甘青山去经济部任视察，但甘想当渝调处处长，他向我说：“王难三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当个太平官还可以，这乱世的官他当不了。”想要我去向季源溥说。季源溥只知道重庆中统的地方势力反对王难三，还不知道齐耀荣、甘青山也想当渝调处处长。一次宴会后，季要我和甘青山同去心心咖啡馆喝咖啡。坐定之后，季对我说：“龚曼华他们要你去当渝调处处长，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当以团结为重！我的原则是重庆调查处、四川调查处的人事均不予变更。”同时还要我对龚曼华等地方关系进行疏通说服。我当即表示：我同王难三的私交很好，也是支持王难三的。龚曼华曾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没有同意，除愿向各方进行疏通外，并建议季源溥同龚曼华等个别谈话。后来在卢俊卿家餐叙时，决定党、调、参①三方各推三人组成九人小组，来协调重庆地区的工作，并由季源溥指定王难三为组长，渝调处同地方势力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齐耀荣、甘青山获悉季源溥对川、渝两处人事不予变动的原则后，也就不再活动了。

季源溥到重庆后，渝调处处长王难三曾在重庆皇后餐厅举行有近二百人参加的欢迎会，其中有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及处科级人员，有重庆市党部及重庆市参议会中的中统分子，还有渝调处所属基层单位的骨干。在宴会前季源溥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表明抗战期间在重庆住了八年。又曾是重庆市党部委员，重庆可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重庆有深厚的感情；其次说明时局维艰，抗战八年，是靠重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共赴时艰，争取最后胜利等等。

季源溥的演讲好像信心十足，但在同甘青山和我的私下谈话中，却表示对台湾没有信心，说他虽然把家眷都送到台湾去了，但是台湾仍靠常败将军陈诚来防守是靠不住的，“将来只有跳海”，言下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

季源溥在重庆住了没几天，处理了一些问题后，便去成都视察四川调查处工作，指示川调处要设法掌握地方武力，准备打游击，要紧紧依靠王陵基，必要时随四川省政府行动。并在拜访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时，向王提出由内调局介绍一个专员、十个县长，由四川省政府委派，掌握一个专区的地盘，由内调局去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一要求当即得到王陵基的同意。季即电告重庆内调局，除指定推荐专门委员齐耀荣任行政督察专员外，迅速拟具推荐担任县长的人选，送请四川省政府委派。后因四川局势急转直下，这个已得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同意的计划，未能实现。

季源溥在成都停留时间很短便返回重庆。原说还要去贵阳、昆明，但不几天便乘飞机经香港转往台湾。行前没有通知其他人，只有甘青山和我去机场送行，在机场遇到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他是去机场接人的），钱还同季源溥开玩笑说：“你来不久就走了，真跑得快！”季对钱说：“西南的事靠你了，我们的工作请你多加支持。”言毕便匆匆登机而去。

陈立夫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十月同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等同飞重庆的。谷正纲公开露面做过一些活动，陈立夫在重庆就不肯露脸了。渝调处处长王难三去见他，表示要举行盛大欢迎会，陈立夫不同意大规模的欢迎，只允许在较为清静的地方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规模绝不要大。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旨意，选定在江苏同乡会举行，由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菜，参加的人都是内调局处科级以上人员及渝调处骨干，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中及重庆市参议员中的中统分子，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中统分子，人数不下百人，陈立夫发表了演说，他从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历谈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说美国原来的政策是“先欧后亚”，由于中国形势的变化，现在“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他认为美国绝不会放弃中国，并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期内一定要爆发，希望在座的人留在大陆，做好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做复兴党国的中坚。实际上他是在号召与会的特务分子继续为蒋家王朝效忠卖命。

陈立夫没有过问内调局的事，也没有听说还接见过什么高级特务分子，只是秘密给了渝调处王难三美金三百元，指示王选定可靠人员秘密布置一部潜伏电台，以便大陆解放后能与台湾通报。王难三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因私发商电而被撤职的彭衡来负责这部潜伏电台。重庆解放后，彭衡向公安部门自首，交出了这部潜伏电台。

破坏活动

内政部调查局所属西南各调查处，按照内调局发布的应变计划，对已查获的共产党分子和嫌疑分子，进行了清查，各调查处根据所辖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破坏活动。

四川调查处在成都破坏了民革的地下组织，民革川西军事负责人李宗煌等多人被捕，川调处移送特种会报处理，后来李宗煌死于重庆渣滓洞，另外有人被害于成都十二桥。

贵州调查处于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破坏了一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革命人士二十余人，这些人均被杀害。

重庆调查处一九四九年十月在江苏同乡会逮捕了医生高明，诬为重庆“九二火灾”的纵火犯，移送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枪决；又在新都招待所逮捕嫌疑犯、商人武纪申，并抄收其财物；还逮捕了记者钟奇，中学教师杨君璋，中共地下党员朱楷、孙浮生等。钟奇后被害于渣滓洞。渝调处万县分处主任兼会报秘书陈沼汉也在万县逮捕了一些人，送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关押，后该署从万县撤逃至大竹时，全部在押人员悉遭杀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警备司令部为了处理在押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勾结军警宪特机关派员参加突击审讯，渝调处派夏光行、谭慧浓参与审讯工作，所有在押革命人士，大都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渣滓洞惨遭杀害，其中也有由渝调处移送该部关押者。

四 撤逃瓦解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已攻占重庆外围据点，蒋介石虽坐镇重庆，但已无兵可调、无将可遣，重庆危在旦夕，只得慌忙逃离重庆，飞往成都。各中央机关也紧急撤逃成都。内调局更为恐慌，季源溥走后未再到重庆，副局长张益民见形势危急，无法维持残局，竟逃之夭夭，不知去向。第一处处长张庆恩由华北来到重庆，特务们推他主持局务，张见势不妙，借口华北事忙，立即离开重庆。内调局残部乃由第三处副处长袁更、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原系第一处科长）率领逃往成都。内调局逃至成都后，暂在南门三巷子四川省党部内办公，成员则住东城根街蓉康旅馆。当时主要活动一是办理第四次资遣，每人发给黄金二两。当时内调局的专门委员齐耀荣以私人关系拟去新八军李朗星部任副军长，许多特务在领取遣散费后也想随齐去新八军。二是在四川省党部日夜焚烧文件。三是未资遣人员等待中央统一分配撤逃台湾的飞机座位，这些机位名单排定后，先后起飞八批，内调局人员得到的机位是不多的，后因成都形势日益紧张，蒋介石恐空军有变，竟弃国民党军政人员于不顾，中止了空运。那时由阎锡山代理行政院院长收拾残局，在成都组成一个“战斗政府”，内调局未能逃走的人员以及因新八军未能成立而回来的资遣特务，都参加了“战斗政府”，在警卫军中成立了一个通讯总队，后在邛崃、大邑一带被解放军击溃，特务分子做鸟兽散，各奔东西，如第三处副处长袁更只身去投新十二军，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只身潜逃，也有结伴潜逃的，如督察朱瀚、科长冯资易，他们是河北同乡，化装难民，逃到重庆住在小旅馆，经人指认后，被公安部门逮捕归案。

内调局所属西南各调查处的情况是：

贵阳调查处早已逃散，该处处长刘苏屏解放后逃往重庆，被公安机关捕获归案。

云南方面，卢汉在昆明起义时，将云南调查处特务头子查宗藩（原中统局云南调统室主任）、孙秉礼、刁寄萍、隆曙明等逮捕，后交公安机关关押。

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市市长杨森在解放前夕筹组三个“反共保民军”，渝调处运用特务分子何雨霖同第三“反共保民军”军长廖海涛的私人关系，拟议由处长王难三出任该军政工处处长，何雨霖任该军独立团团长，率领重庆调查处全体人员随该军行动，此一拟议已得到廖海涛和杨森的同意，因时间仓卒，该军尚未组成，重庆即告危急，王难三慌忙率领该处大部分成员逃往成都，随即购得黑市机票，只身逃往台湾。临行时将处务交秘书李定华、科长张汉杰负责，李、张二人率该处成员与内调局合流参加“战斗政府”警卫军，后在邛崃、大邑溃散。渝调处副处长吴汝成随川康边区调查处逃往大竹，后只身逃窜川北。

四川调查处处长先大启率该处人员于成都解放时随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行动，王部在川西被击溃后，先大启只身逃窜。

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尚在重庆筹备期间，重庆已面临解放，该处处长甘青山率领该处部分人员随国防部挺进军总指挥部逃往大竹，后经川北抵达成都，乃拟前往西昌组建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因交通被阻未能成行。时我在成都，应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部第三纵队第一总队司令刘西平之邀，去该部任政工处处长兼代参谋长，甘青山遂将川康滇边区调查处人员交我率领去部队。甘青山同另一中统特务分子刘野樵去彭县投奔陈兰亭，后又转往灌县投奔土匪头子袁旭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随着成都的和平解放，内政部调查局及其所属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从此，这个从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开始，以反共起家，危害中国革命、危害中国人民长达二十余年的中统特务系统在大陆彻底瓦解。许多流窜川西的重要骨干及地方单位的大小特务头子，以及隐匿在各省、市的骨干分子，解放后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清查出来逮捕归案。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很多人得到改造。多亏共产党改造政策的英明，我们这些人才得与家人团聚，欢度晚年。

注：作者当时系中统川滇、滇越两路调查统计室主任。

①指中统重庆市党部、重庆调查处和重庆市参议会。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龙云被逐前后见闻（鲁昌文）

一九四五年春末，有一天，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在他司令部的办公室里，单独召见了我（我当时担任情报队队长），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调查云南省主席兼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武装实力，也就是龙云的兵员、武器、装备、驻防情况，特别是龙氏所属部队主管官是谁，部队移动动态等情报，随时随地向他报告，不须像平日一样经过参谋处上报，调查中不能泄密，更不能在调查过程中与对方发生摩擦。

面对这一不寻常的重要任务，我深感责任重大，接连几个夜晚与得力情报人员开会、讨论、研究，并通过各种渠道来侦察调查龙云的情况。

龙云是蒋介石统一西南诸省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蒋久想除之而后快，无奈不得其时。蒋介石对龙云是采取了既拉拢又分化的策略。一方面他给龙云冠以一系列高官美职：云南省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军委会驻滇军官训练团副团长、陆军副总司令；一方面他把龙云倚为柱石的卢汉，委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职，命令他率领其所部（包括龙二公子龙绳武的步兵第二旅）开赴越南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所有驱逐龙云的布置就绪以后，蒋就命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要他除去他统一西南诸省的最后障碍。

当时在昆明，蒋氏“中央”和龙氏“地方”是这样对峙的：

龙云方面有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人称云南宪兵）、昆明警察局、省政府及各厅局署，还有富滇新银行，并发行滇票在全省通用。

蒋介石方面有昆明防守司令部、中央宪兵团。主力部队有机械化装备的邱清泉第五军，辖有三个精锐师和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的直属部队。这些部队分布在昆明四郊的重要据点上，直接控制着整个昆明的局势。

龙云的看家主力已给蒋介石调往越南受降，内部已空虚无力。当时蒋氏“中央”虽一再要杜聿明控制龙云，但又不能与龙氏“地方”有所摩擦，因此得以平安无事地相处了一个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杜聿明在昆明北郊李汉萍的伞兵司令部，召集所部师长以上的将级军官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布置驱逐龙云出云南境内的具体事宜。

会上，杜聿明宣读了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人事调动令：一、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二、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卢汉未到任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当天夜里十二时左右，也就是杜聿明在伞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刻，我在情报队接到昆明防守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科长简洁来的电话，要我做好出发准备。不一会，简洁派车来接我，我随即离开广南会馆。约莫四五分钟，车到司令部，一进门简洁就说杜聿明已去北郊李汉萍处开会（伞兵司令李汉萍曾是杜的参谋处长），杜临离开司令部时曾要简洁和我驾车到市区侦查一下龙云方面的动静，随时用电话向他报告。

登车前，我曾打了一个电话给守候在情报队的张长清分队长，要他除留一两个精干的队员值班以外，率领几名队员去翠湖北路监视龙绳祖的一切行动，非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尽量避免冲突。我俩随即登上一辆有临时特别通行证的小吉普车，离开昆明防守司令部，先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和昆明行营看了一看，只见那里毫无动静，他们正在梦中。我们又把车子开到圆通街龙云公馆，先把车子停放在附近的一个隐蔽角落，然后走下车握紧手枪向龙云门前走去，只见龙公馆的铁门紧闭，悄然无声。平日龙公馆禁卫森严，今夜不知为何无声无息了，他的情报人员也失灵了吗？如真是这样，解决龙云将是很顺利的。

我们转身返回，上车后即向东门驶去，车子进入东门城洞内停了下来，我方的一个排长向我们报告说：他们去接收东门龙云的武装哨所时，对方不肯交出防务，双方发生了冲突，对方从城上摔下手榴弹，炸伤了两三个士兵，现在双方处在僵持状态。我看见城门洞内的地上躺着一个受伤的士兵，我的汽车也在城门洞下面，前进后退都在城楼哨所的火力威胁之下，难以动弹。于是我就叫士兵把吉普车推动调头，准备在武力掩护下按原来行车路线开回去。

我方那个排长派出了八个士兵，携带冲锋枪迅速跑步离开城门洞，面向城楼上对方的士兵选择了有利的地形地物隐蔽起来，并做好射击准备。这时我们的汽车迅速顺着原来的路线往回开，汽车才出城门洞，城楼上对汽车就打了枪，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右腿的下部，简洁把车子驶出对方射击的有效距离后停在路边，用止血药水和纱布给我擦洗包扎后，又急忙驾车准备直接去向杜聿明报告所有侦查情况。

我们车子开到正义路北道时见到了邱清泉，双方互相介绍了所知情况。邱清泉随即派第五军一部把东门上的龙云部队都解决了。

当时北门有龙云宪兵大队的一个排，四十九师派人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去城楼上，要他们缴枪集中，听候处置。对方却一定要看龙云的手令才肯执行，否则绝不缴枪，因此双方发生了小冲突，但很快就给我方解决了。

北郊场营房虽是龙云步二旅的驻地，但当时已为蒋介石的中央训练团所用，龙云虽是副团长，可教育长是杜聿明，龙云没有一个兵驻在那儿，所以，北郊场营房早为昆明防守司令部所控制。

西门、南门的情况比较平静，邱清泉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解决了问题。

随后，简洁和我去北郊伞兵司令部见到杜聿明，报告了出巡经过。杜聿明听说我右腿受了伤，即叫军医处外科医官李濒给我重新换药包扎，并派车送医院治疗养息，还奖赏我一千元法币。这时东方发白，已是清晨四点多钟了。

解决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是在昆明全部解决后的第三天进行的。前一天上午，杜聿明就令人切断了对五华山地区的水电供应，驻守五华山的警卫营一枪未放，就让第五军的战车强行开进了五华山云南省政府。这样，解决龙云武装的军事行动就全部完成了。

十月六日，何应钦衔蒋介石之命，飞抵昆明，当即与龙云商谈其今后出路，以及云南、昆明的善后问题。龙云不得不去就任了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

为了给龙云一个体面的下台词，蒋介石还装模作样地宣布，杜聿明对云南事件处理不当，应立即撤职查办。可是不久，杜聿明却荣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范长琛处理）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王根僧）

一百七十七师是十七路军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时，驻在陕西洛川、三原一带。是年九月三日起，先后以半个师驰往河北会战，以半个师开赴潼关，迄北禹门黄河西岸构筑国防工事。迨十一月间，正当士气高涨誓死抗倭救亡之际，传来杨虎城将军回国的消息，群情欢腾，平添无限力量！当时师长李兴中、政治部主任郭则沈和我们研究对杨将军返国，如何表示全师将士欢迎之忱，嗣郭则沈同志建议由我代表全师官兵，前往香港迎接扬将军。（以下是作者关于杨将军回国被捕经过的日记）

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西安飞抵香港，十七路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维之等亦先后来到。

十一月二十六日

杨将军偕夫人谢葆贞、幼子拯中，由法国马赛乘法船这里波号，于午前九时安抵香港，寓九龙半岛酒店，随杨将军资助回国参加抗日的留学生颇多。

二十七日

午前随杨将军遍游香港各山。午，港绅陈伯旋在其家中招待茶点，曾摄数影。晚，梁霍二君在新纪元酒家邀宴。

二十八日

晚，郑宝照局长邀宴，杨将军命我代去婉致谢意。

二十九日

我向杨将军询及此次回国经过，他说“我们在国外得悉举国一致抗日，寝食不安，曾两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没有答复；乃另电宋子文嘱其转请，始接宋覆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云云。又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瞩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云云。杨将军将以上情况告知我们，我们研究后，认为杨将军只身前去，诸多不便，我既是江西人，自以我陪随前去为宜。

宋子文由沪抵港，黄昏时我随杨将军往访。晚，宋亦迁寓半岛酒店，曾与杨将军长谈。

三十日

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是日午前十一时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十七号起飞，午后二时五十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我按址去找戴笠，借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往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十二月一日

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杨将军说：“我又不是回来做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二日

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军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来安排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午后一时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纬路一号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戴笠安顿我们二人在楼上住，他自己住在楼下。我趁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做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现在想起他这句话，是多么光明磊落呵！）我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手巾、肥皂，洋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三日

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四日

戴笠陪同杨将军乘汽车游万寿宫，我随行。

五日

听说蒋介石即来南昌，晚餐时杨将军询问戴笠，他说不确。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六日

午，戴笠陪同杨将军和我游青云谱烈士墓。

七日

杨将军读报，借悉倭寇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做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苦闷的心情。

八日

与杨将军相对闷坐无聊，我只好说说笑话，以解寂寞。夜间曾谈及若不回国，岂不省却许多烦恼的话。他说：“我是一个军人，且在双十二时我和张先生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今中央和全国一致抗战，我若竟逍遥国外，那么，就失去双十二举动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杨将军忠贞为国之情，溢于言表！

九日

是日敌机轰炸南昌。杨将军慨叹我国空军力量太弱，不知道国防建设的钱用到哪里去了。晚，杨将军对我说：“如果你能恢复自由，必须告知王炳南同志，抗战必胜，要有信心；抗战到底，国家才有前途。”云云。

十日

午后一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避。午后五时四十分，戴笠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嗣我转往汉口，复被软禁至翌年二月二十一日始得离开汉口，返回部队。）

回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我们赶至上海送别杨将军出国，仅五月余，今日之别，前途莫测，不胜悲愤！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

十七路将领认为杨将军无辜被囚，为了安慰他的情绪，照顾他的生活，决定请杨夫人谢葆贞同志前去，同时她也要求前去。因此她率同她的小孩拯中，于今日由西安飞抵汉口。

十七日

由戴笠安排将杨夫人谢葆贞同志和小孩拯中，于晚九时由汉口乘船往江西。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八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黄彤光）

反动的蒋介石王朝特务统治的血腥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一九四二年我还是一个入世未深的青年，也遭到军统特务毒手，于五月间在重庆被逮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中美合作所”内所设的“白公馆”、“渣滓洞”，又转囚于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集中营，历时数载，在这人间魔窟中的种种遭遇，是世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现将我亲身目睹耳闻之事，分述如下：

一 被捕后的“入学”过程

蒋介石特务机关所设的监狱、集中营，都是见不得天日的迫害爱国志士和无辜人民的屠场，所以虽如蛛网密布全国，但都非常隐密，他们一般把这些魔窟美其名为“学校”，将囚在其中的人，称为“修养人”。而所设的“学校”，又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小学”相当于拘留所，“中学”相当于看守所，“大学”相当于监狱。

“小学”——设在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内，面临长江，是一所家庙式的会馆房屋，在大门口挂一木牌，上写：“军事委员会特五团”。团长是特务王兆槐，实际上这是个特务机关迫害人民的秘密拘留所。它的主要部门叫做“行动组”，组长程永铭，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副组长胡天放，还有组员数十人，专门从事绑票、逮捕、用刑、暗杀、活埋等捕杀人民的勾当。这一伙子歹徒，在白天，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其余均外出四处活动，一到天黑，就将从四面八方绑架的人带回来，夜深以后才开始审讯，电灯彻夜通明，拍、喊、打、骂与苦痛呻吟之声不绝达旦。受刑之人，几经昏绝，用冷水喷醒后，再施酷刑。因此，每到夜间，受难者个个心中紧张，一方面是准备自身随时被提审受刑；另一方面，耳闻一群虎狼之徒的疯狂吼叫，与受难者的微弱呻吟，愤恨与同情之感，交织内心，彻夜不眠。所以，这个魔窟在白天是静悄悄的，看不出什么情况，一到夜间，就像是进入阎罗殿，牛头马面、吸血魔鬼就全部出现。

这里分为前后两层院子。前院即会馆的正院，除庙堂与戏台留做开大审用刑之处，其三面走楼，均用木板隔成房间：楼上做办公室，所谓办公室都是刑讯的处所；楼下则监禁着女“修养人”，及在当时社会上有声望被禁后受优待的男“修养人”。与我同时关押的，有个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和由山东绑架来的一个王师长。

前院戏台下面的角上，有一间很小的黑房子，仅容一人转身之处，做为重禁闭或被绑来的案情严重的人第一夜监禁之处。其余的屋子，每房监禁二至六人不等，每人有竹凉板可睡；但因前院有特务进出，不准“修养人”凭窗瞭望，更不能出屋放封走动。每室发小木盆一个，日给水一盆，所有全室的人洗面、洗脚、洗衣，全用这一盆水。被捕之人，因对外隔绝，不能取用自己的衣物，久不换洗，汗酸气味，弥漫全室。在不得已时，脱洗内衣裤，则身穿空心外衣；洗外衣则由水中拧干后当即穿在身上，站立在窗口，藉窗口微风和体温来烘干。

后院原为会馆停放待运的棺柩之处，很小，用木板隔房数间，监禁男“修养人”。因屋窄人多，睡在阴湿的地下，挤得连身都不能翻，大家只有侧卧而眠；如想翻一个身，就得全体都要转动一下。室内放一尿桶，臭味难闻。跳蚤、臭虫，触目皆是，连老鼠也都日夜出动，毫不惧人。如解大便，则由武装警卫押至厕所。既无水洗面，又不能理发，所以被关几天之后，均成胡须满腮、蓬头垢面。“修养人”终日锁在室内，不放封、不散步，互相不准交谈，整天蜷坐在潮湿的地铺上，保持着愤怒的沉默；偶尔有带重脚镣的人到厕所去，铁镣拖在石板上当当作声，才打破这阴惨的沉寂。

这个监禁部门，即所谓“小学”，实际上就是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的一个拘留所。所长是由司法科的一个录事唐祖槐兼任。他除了随同司法科科长毛棣园审讯外，从来不过问“修养人”的生活情况。所拘留的人都是初次绑架或秘密逮捕来等待刑讯的人。

这里的设备，虽非专修的铁窗牢室，但警卫森严，除武装警卫层层设岗值守外，并有便衣行动人员轮流巡视。这里的行动人员，在外搞行动，对内则兼看守职务，所以行动组长又兼看守长，行动员亦即看守员。这些亡命之徒，日夜巡行于窗外，间或突然进屋大事捜查，所以被囚在里面的人，比关在一般的铁窗监牢狱中受到的凌辱更多。

一般情况，在这个刑讯逼供，暗无天日的“小学”中，多半囚禁两三个月后，案情告一段落，即押解到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即所谓“升中学”。

“中学”——当时（抗战时期）是在重庆城郊磁器口到歌乐山的山腰上，是一栋砖砌的楼房，据说此房系四川军阀白师长所修建的别墅，虽被军统局用来监禁人民，仍称之为“白公馆”。当时的所长叫侯子川，山东人。在一九四三年初，看守所由白公馆迁至渣滓洞，这是新建的一个专为监禁“修养人”的看守所，墙外碉堡围绕，武装警卫，每时每刻都是持枪对着院内，里面又有武装和便衣看守，有一个院坝，每天可出屋放封一次，各室轮流放封。男室一排楼房，上下各八间，对面一排平房为女室，男女两室的人，对面可见，但不准谈话，亦不准凭窗探望。

这里被囚的人，基本上是案情确定，监禁半年以上、三年以下的人。如若是三年以上者，则又要送到息烽监狱，即所谓“升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七月息烽监狱撤销，这所“中学”便代替了息烽监狱。

“大学”——即息烽集中营。一提到“大学”这个名称，就令人毛骨悚然，一般人情愿挨一枪一刀结束了生命，也不愿去息烽受那长期的折磨；但反动派却偏偏要用尽一切惨酷办法，把活生生的人慢慢地折磨至死。

在这个处于深山峻谷中人间魔窟里，被囚的人，都被折磨得残废、精神失常、浮肿、夜盲、记忆力衰退，最后不免一死。被送到这个集中营的，都是属于案情严重、判刑三年以上、或无期徒刑的。还有一种，是世界任何法律上所没有的名词，叫做“不定期”的长期监禁。当时被关押的以“不定期”的人为最多，约占半数以上。被关押的人，在“小学”时，大家是以“日”计算自己被囚的时间，在“中学”则以“月”计算，到了“大学”，就得以“年”计算。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年”呢？许许多多的人竟被万恶的反动派长年累月地，剥夺了自由生存的权利，而在解放前夕，还有大批的人遭到集体屠杀！

凡被押送到集中营的人，首先要把随身所有的现款、首饰、手表、钢笔、书信等缴出；再行严密搜身，然后编号，说明此号即为营中通用的姓名，互相呼唤，均喊代号，不准互通真实姓名，更不准互谈案情，违者加重处分；后进营的人，亦不能将外面的情况告诉先进营的人；如有获释之人，亦须搜身检查，穿着的棉衣则须脱下，逐块逐处的摸捏，若发现有信件或地址纸片等藏在其中，当即还押，轻者长期监禁，重者判处死刑。

在集中营里的“修养人”，终日劳动，所吃的饭，水分很大，但又不烂，沙石及稗子极多，因此饭色黑黄，大家讽称之谓“黄金饭”、“蛋炒饭”，有胃病的人吃后终日不得消化。下饭的菜，是白水煮老白菜帮子，每人一瓢。贵州缺盐，盐巴很贵，虽规定每人每天供盐二钱五厘，但为营中贪污去了。这种伙食，终年累月没有改变。集中营均是长期监禁的人，因此人人皆病，浮肿、夜盲、瘫痪、风湿、心悸、肠胃病等极其普遍。营中虽设有医务室，每天有“医官”到各“斋房”诊病，但这些病，并非医药所能治疗，所谓医治是形式而已。

集中营内“修养人”所穿之衣均破烂不堪，因被逮捕后不准对外通讯，也不能取得自己的衣物，只有随身穿的一套衣服。严寒时才发给棉衣。所谓棉衣，就是军统局每年发给军统分子新棉军服时，旧的棉衣缴回，把这些缴回的脏、烂、破、臭的棉衣，由重庆用大卡车拉来发给“修养人”；每人只发一次，被禁好多年，就得穿好多年，穿在身上是捉襟见肘，棉花都成了硬板板，根本不能御寒。

警卫方面，更是层层包围：大围墙外碉堡林立，二道围墙又有武装站岗，各“斋房”还各有一道围墙，门口也站着武装，“斋房”内外，便衣看守和管理员日夜巡逻不停。

特务头子周养浩还无耻地说：“你们这些人，住在大圈圈内的小圈圈里，小圈圈里又有黄金圈（即土墙），黄金圈里黄金屋，又有人保护，有吃有穿，这是世外桃源，还不好啊！”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折磨、损耗着无辜人民的身心；再加上处于丛山深谷之中，与世完全隔绝，置身于人间魔窟之中，常有“长夜漫漫何时旦，不知人间今夕是何年”之感。

我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被送到集中营的。听说在这以前叫做监狱，主任是刽子手何子祯，所有被监禁的人，终日终年地锁在屋子里，留一小窗孔，做为送饭食的口子。连这个小小的窗口，平时也是用黑布挡着，只有送饭时才把黑布拉开一下，不要说出屋放封散步，连向窗口张望一下都不可能。因此，无人不生病，有的病情严重，太阳出来时，可以出屋晒上十分钟太阳，这是所谓照顾病人的特殊待遇。贵州天气时常阴雨，偶在天晴之日，就在院中置一木栊，和动物园中关老虎的栊子差不多，凡有病的人，轮流从屋子里被拉出来关进木栊，站着晒上十分钟。但是，因为人长期被关在阴湿暗室中，忽然接触自然界的空气与太阳，身体疲弱，不堪支持，凡出来晒太阳的人，常会晕倒在栊中。栊小，人倒不下去，只有软摊在栊栅上。黄显声先生曾目睹此情况，他每每谈到此事，气愤填胸，大骂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在我被监禁到集中营的那年，监狱负责人已换为大特务周养浩。周养浩的阴险手段，欺骗着不少的人。黄显声先生曾经告诉我一件事：在一九四四年时，黄先生和周同去玄天洞探看杨虎城将军，在饭后闲谈时，杨将军对黄先生说：“军统局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好人，只有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这是由于周的骗术高，以致使秉性耿直、胸怀磊落的杨将军受其蒙蔽。在一九四九年时，特务密谋杀害杨将军，就是由周养浩到贵阳把他骗来重庆下毒手的，其手法的阴毒，实非一般小特务所可比拟。他接事后，就宣称“改革狱政”、“开明管理”。将“监狱”改称为“新监”，实际上除了加重迫害之外，并增加了经济上的剥削，其手段的阴险毒辣，比何子祯犹有过之。

二 周养浩的生财之道

特务头子周养浩当集中营主任四年，不但杀人无数，任意奸污女“修养人”，而且迫使那些已被折磨得体质衰弱不堪的“修养人”，为其劳动生产，剥削劳动生产价值，供其荒淫无耻的挥霍。

他的办法，是以“改革狱政”为名，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或原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参预讨论制定所谓革新办法，成立生产机构，把一些“修养人”由“斋房”里提出来工作，称为“工作修养人”，发给极少津贴，与监狱的职员同住、同食、同劳动。在一九四四年时，参加这种劳动的人达八十余人，其中所谓“工作修养人”有七十人，职员仅有十余人。这年十二月日寇打到贵州，释放了二三百人，组织机构才适当缩减了。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在“修养人”中有“同志”与“非同志”之分。其所谓“同志”，是指原为军统分子，因违犯军统纪律而关起来的特务分子；所谓“非同志”，是指社会上被绑架来的人。造“修养人”名册时，这两种人是分开造册的。在每年一次的“四一”大会时，只有属于“同志”名册内的人，才有被赦免的机会。赦免对“非同志”是不适用的。

在“工作修养人”中，“非同志”占绝对多数，“同志”占极少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同志”均是军统分子，有打“小报告”（即告密）的权利，可以随时向军统局打“小报告”。“非同志”完全在周养浩控制之下，不怕泄漏他的秘密，所以他认为提用“非同志”为“工作修养人”比较可靠。虽有少数属于“同志”的“工作修养人”，也是经他再三考虑，不致做“小报告”的人。

在财务上，会计室与第四组生产部门的会计股是严格分开的。会计室属军统局会计处，它的职责是要按年度预算逐月向上报核决算。第四组的会计股则掌管大小十三个生产单位的财务，不向上报销，由周养浩自行支配。所以狱中生产就等于周养浩个人自办的企业，尽量剥削“修养人”的劳动生产力，以饱其私囊。其生产营利的门路有如下数种：

一、复活工厂：集中营内设有铅印、石印、雕刻、糕点、缝纫、草鞋、布鞋、卷烟等八个生产单位，统称为“复活工厂”。“修养人”充当生产工人，每人必须参加一种、甚至数种劳动，计件给以为数极少的报酬，名叫“赏与金”。全月所得最高的“赏与金”，在当时仅可买到一斤肉，一般的只能买点肥皂、草纸等日用必需品。复活工厂所获的利润却不少，其中以铅印与卷烟的营利为最大。它所产的“四一牌”香烟畅销贵阳、重庆等地。

二、商业：开设“正谊商店”与“四一合作社”两个商店。“正谊商店”开设于息烽县阳朗坝正街，自建铺面楼房三大间，为全坝之冠。派员由重庆、贵阳等地运来的日用百货、布匹及官价盐巴等，均以高价售给当地农民。“正谊商店”是对外公开营业的，收用当时通用货币。“四一合作社”设于集中营围墙内，除售百货外，兼营糕点、烟、酒、冷菜等食品，营业对象是“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售物不收通用货币，只收“代用券”。

三、煤炭厂：集中营附近曾开一小煤矿，挖煤自用。又设有炭窑数个，每到秋季就派人外出，到处砍伐青杠，烧成杠炭；到严寒时，运至贵阳待价而估。

四、农场：除种蔬菜供食外，并饲养鸡、鸭、猪等数百头、每届年节就用卡车运往贵阳、重庆等城市出售。

五、汽车运输：这是经济来源的最主要、最大的一个部分，直接由周养浩的小舅子郑文松掌管。有一部大卡车是以押送“修养人”为名，向军统局请求拨来的。其他的车，均是以拦截过往的货车，进行非法检查后扣押使用。经常在外日夜进行运输的有四部大卡车，除代运走私货物收高额运费外，多半自运生猪、菜油、粮食等到大都市出售。这些生猪、菜油、粮食的来源，是由周养浩特别指定的警卫人员，到四乡向农民平价收购。愿卖者，就自行送到集中营；不愿卖的，到夜间又派上两三个彪形大汉的警卫，持枪逼购，不卖也得卖。四乡农民，被搜括得一贫如洗；食无粮、灯无油、圈无猪，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六、发行“代用券”：集中营的“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不能持有通用货币，可能是为了防范“修养人”越狱逃走。集中营自行发行“代用券”，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种。凡“修养人”入营，首先要把所带现金全部缴出，换以“代用券”。发给“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都是“代用券”。只有军统分子的自由人才能持有现金。凡“修养人”入营时带的现金，或变卖金银首饰、手表等的现金，以及个别“修养人”由亲友转送来的现金，均必须换成“代用券”在营中使用。现金即全部被套换去做投机生意之用。

特务头子周养浩就是以这些办法，剥削“修养人”和抢劫人民的财富，可说是无本万利。他所付出的，仅仅是“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为数极微。“工作修养人”的津贴，组长级每月二百元，股长级一百元，一般为五十元。当时五十元，约可购到三斤肉。每至发放之期，集中营农场就将病牛和瘦猪杀了卖肉，把钱又都赚回去了。

三 几个“修养人”的遭遇

集中营虽用尽各种威吓、迫害、恐怖等种种手段，和层层严密封锁的办法，防止内情外泄，但总封不住人们的口，更锁不住人们的心。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共同的，相处日久，彼此了解，大家利用劳动的机会悄悄地交谈，互通真实姓名，互说案情，并相约在自由后的共同去向，且愿为难友传递书信，探访亲友。为了避免突击检查，大家都是将难友亲属的姓名、住址等默记心中，或写简单的信件密藏起来，用以互通声气，互相安慰。因此，在我被囚数年中，所听到的情况，颇为不少。

集中营先后被囚的人不下数千，就从“修养人”编号来看，一年之中，总有千人左右。周养浩是一九四二年秋季到集中营接事的，他到后，重新编号，我在一九四三年春天被监禁时编号六〇九号。这就说明在当时实有人数，至少有六百多人，以后还逐月增加。仅贵州这一处的集中营，就不下数千人。

这些人中除大家熟知的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和黄显声、宋绮云等外，还有一些从来不问政治的人，也在反动头子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疯狂叫嚣下，任意罗织关押，甚至杀害。现就我所接触的人中举一些例：

一、石作圣、李仲达、陈河镇、苏文玉：他们四人是抗战时期，由山东流亡到四川来的青年学生，原在四川省绵阳县国立六中读书。学校名为优待流亡学生，官费读书，实则一天两餐稀饭，不能充饥；在病饿交加的情况下死了很多学生。他们四人为了求生，听说重庆的国立中学对学生的待遇要好些，就将仅有的衣物当卖后，做为途中伙食费用，相伴由绵阳步行到重庆，走到重庆近郊歌乐山上，发现“中美合作所”内洋房林立，很是高兴，认为总算走到重庆了，等找到教育部后即可安排好学校，安心读书了。他们正站在山上瞭望，不意为“中美所”内特务发现，就逮捕送到磁器口童家桥派出所进行审问，首先就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才问几句，时届中午，派出所的人员吃饭后，将残菜剩饭给他们每人一碗吃，他们在绵阳六中时，多时未吃过大白米干饭，一看到这么白的大米饭，实在高兴，匆匆吃完，就悄悄商议，认为在这里还能吃到白米干饭，就说是共产党，能吃上几天干饭也不错。在下午审问时，他们就承认是共产党。因此，接着就叫他们交组织名单，他们又交代不出来，于是个个被酷刑吊打，个个打成残废后，就送到集中营内感化所（即信斋）不定期监禁。集中营结束后，又转到白公馆。在重庆解放前夕，除苏文玉因病重经黄显声找保，外出就医而幸免之外，其余三人均牺牲了①。

二、阎继明、张醒民：阎继明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张醒民是杨将军的勤务兵，在双十二事件后，杨将军被迫出国，他们均留住西安。抗战开始，杨回国被拘禁，他们知道后，愿意与杨将军共患难，并想去照顾他的生活。行前他们购制皮大衣一件，装在小皮箱内，由西安直奔南昌行辕，要求探视杨夫人。他们到南昌后，就被囚禁，皮大衣也没有送到，人也没有见到；以后辗转由湖南益阳到集中营不定期的监禁。在一九四四年的夏天，黄显声到玄天洞看到杨将军时，将此事告杨，又由于阎、张二人一再请求，经周养浩将皮大衣给杨夫人送去。阎、张二人弃家别子，牺牲自己的自由，要求陪伴杨将军，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重庆解放前夕遭特务杀害，特务的残暴于此可见。

三、萧明、夏文秀：一九四四年春天，由重庆送到集中营一批“修养人”。从中我突然看到我的同学萧明，至为惊异。萧明和我是在北平女一中时同班三年，感情很好，想不到在这魔窟重遇。她曾将她们被捕情况悄悄地告诉我。原来萧明在上海读大学，她的义父黄绍竑要替她做媒，将她介绍给国民党第三战区一个集团军司令王敬久。她和她的大学同学夏文秀从上海来到上饶，与王敬久相见后，看到王是个不学无术的军人，很不愿意，就要回湖南原籍去。在临行的前夜，王敬久设宴饯行，特务头子戴笠亦在座，戴对她们说：“蒋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很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萧明曾是北平的名票友，擅长青衣，夏文秀会唱花旦。）不由分说，第二天就用汽车把她们送走，抵重庆后，就关进望龙门两湖会馆；后又关到白公馆。在一天黄昏时，突然派来两乘滑杆，将她们两个人强由白公馆抬到杨家山戴笠住所，住有个把月。因胡蝶到杨家山来了，又将她们送至贵州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直到戴笠死后，她两人才获释放。

四、杨惠敏：就是在上海向坚守四行仓库的抗日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子军，来到重庆后，亦遭逮浦，监禁在重庆石灰市缉查处看守所内很久。她的罪名是偷了胡蝶的行李。但据杨说，当她由上海逃出时，胡蝶确有部分行李托她帮忙带了来，但在出沦陷区前被日寇发觉，全部扣留，连她本人及亲友的行李同遭损失。她到重庆时，适值胡蝶与戴笠姘居，胡即利用戴的魔爪将她监禁，长期不放。此事萧明曾和我谈过。她和夏文秀在杨家山居住时，有一天她们与胡蝶、戴笠四人一桌共进晚餐，在吃饭时，胡蝶娇滴滴地对戴笠说：“我的行李能不能找得回来，就看戴先生肯不肯帮忙呢。”就凭这一句话，杨惠敏就被监禁终身了。

五、王通：他原在东北做裁缝工人，经常有些俄籍的外国人到他店里做衣服，他又会说俄语。因此，就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

六、郑老头：郑老头子是反动头子蒋介石的亲生哥哥。他是在一九四四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来的。初来时只有他一个人，不久又从河南乡间将他的老婆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儿接来同住。集中营对郑老头子一家特别优待，在营内特新建房屋一栋，与大汉奸周佛海家属分住，自办伙食。我当时在会计室工作，每月给郑家的生活津贴，都叫我送去。据郑老婆子告诉我说，郑老头子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当时因河南灾荒，郑家老父死去，无法生活，他们的母亲不能苦守，就带着老三嫁给浙江的一个商人，随到浙江去了。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郑老头子认为老三既已发迹，就应当还姓归宗，不能再姓蒋了；因此，他就由乡下赶进城来找汤恩伯说明情况。汤恩伯即将他送到重庆，他走后好久也没有给家里来信。后来就派人把她们娘儿俩又送来了。她还以为接来过好日子呢，没想到竟把她们关起来了。“老三的人也没有见到，真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生。”这一家三口，在集中营关有一年多，又派人把他们送走了，去处不详。

七、大汉奸周佛海的一家：从周佛海公开当了汉奸以后，军统局的特务就把他的母亲、妹妹、妹夫、岳父、岳母、小姨妹（三岁），从湖南接到集中营来关押。后来新屋建成后，将他们全家搬进新屋，自开伙食，十分优待。特务们对周母都尊称为“周老太太”，她年老多病，都是由重庆、贵阳等地特请中、西医为之诊治；病重时，即送贵阳医院；死后，戴笠特由重庆赶到贵阳，披麻戴孝三叩首，痛哭流涕，充当孝子。这是周佛海的岳母由贵阳参加丧葬后回来，亲自向我说的。由此可见，特务头子戴笠与大汉奸周佛海情同兄弟，反动的蒋介石王朝和亲日派大汉奸政权，也完全是一路货色。

八、黎洁霜、王振华全家：王振华原在重庆某学校教书，其未婚妻黎洁霜在重庆女师学院读书，一九四〇年时，王振华以“托派”罪名被逮捕。黎洁霜在王被捕后，四处打听，欲往探视，被军统特务查觉，将黎也逮捕。她被捕后，想能与王相见，就伪称自己也是托派，并已与王结婚。到一九四六年由贵州集中营转押至重庆白公馆，两人住到一处，生了两个孩子。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解放前夕，其长子三岁，次儿尚在哺乳，刽子手杨进兴将两个大人枪杀后，又将两个幼儿杀死。

四 数不尽的残杀和酷刑

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军统特务，是残杀人民的最凶恶的刽子手，他们真是一群吃人的野兽。他们杀人的方法很多，据我所听到的就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假称释放，中途悄悄杀害。如像对共产党员张露萍等七人，就是以释放为名进行杀害的。事情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季。一天雨后的上午，“义斋”女管理员张家启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开释到重庆报到，并备有专车，马上就送他们走。张露萍从张家启的面色上观察出情况不对，就马上梳头、整容，换上一件浅咖啡色的薄呢连衣裙，从容走出“义斋”，到会计室办理领取自己财务的手续。她取出红宝石戒指，自己戴上，由小皮箱内取出打火机一个拿给我，并说：“这个打火机送给你留做纪念，它对你还有用。”小皮箱关好后，她拒绝带走，她说：“这个皮箱对我是不需要了。”就走出会计室，我和黎洁霜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送出来，当时，我们不知她此去生死如何，心中是十分紧张的。走到院中停放的大卡车旁，她叫黎洁霜把口红拿来，就对我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我接过来替她擦口红，手有些抖，擦不上去。她还很安详地安慰我说：“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话说完，其余六个男的都带着自己的东西出来了，他们上了车就开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出来站在坝子里看着，大家都默无一语，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一去的命运如何。

当天傍晚时分，车子回来了，一群刽子手也都回来了。这个情况，显然不是去重庆，证明他们七个人已被杀害。但当时是严守秘密的，谁也不敢探问或谈论此事。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季清明节日，我们到阳朗公墓时，才看到他们冢边所插木牌上的姓名。这时，刽子手荣为箴才说出那时的情况。荣为箴当时是汽车押运员。刽子手是李巡官带领武装警卫六人，事先分工，各管一人。车开至息烽县附近松林坡仓库马路上，车停下来，伪称要在仓库加油，并进午餐，叫他们七人下车休息。他们下车后，向仓库走去，正在迈步踏上仓库门口石级时，由李巡官首先开枪，其余六个警卫也都随之开枪，对准预先安排好的对象。这七个刽子手各放一枪，都回头走了，荣为箴站在车旁看到，他们七人应声倒下去后，有的还在翻身挣扎，有的在瞪眼观看，荣为箴即赶上前去，拔出枪来，每人身上各补一枪。他说，他看到张露萍死后，齿咬辫梢，满脸气愤痛恨之色。

一种办法是，伪造“空袭警报”。因当时日寇飞机常来轰炸，有空袭警报时，“修养人”就被带出躲避，他们就利用这种机会伪造空袭警报，忽然间打锣鼓、放警报，各斋房的“修养人”，分别由看守员带领到各山坡或坟堆处躲藏，远近皆有。刽子手们就将其谋杀的对象带到稍远的山凹中，出其不意，开枪击毙。因此，每放空袭警报时，个个心中紧张，此去生死莫卜。

再一种办法，叫做“拔草”。即在天晴之日，突然命令“修养人”外出拔草，本来“修养人”长期监禁牢室，能有外出活动活动的机会，是令人高兴的事。被指定去拔草的人，由看守员带到附近山坳处拔草，三三两两分在各处，正当拔草之际，由事先安排好的刽子手突然开枪，击倒预谋杀害的对象。因此，大家一听说要“拔草”，人人心中紧张，不知又有几人死于非命。

他们的杀人手段，使用一两次后，即行改变，使人不能事先测知。被捕的人们，从关押之日起，就时刻被死神威胁着。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绑架逮捕方面也都是采取诈骗手段：如事先探明被捕人的亲友姓名住址，假借亲友约会进行绑架；或以请客为名从事绑架。黄显声将军在汉口被逮捕时，即以战犯陈诚出名的请客帖子邀请赴宴，黄信以为真，前往赴约，就被逮捕的。

对其内部所谓违纪军统分子的逮捕，也采取各种诈骗手法。如在一九四四年时，有一次来了两个人，到集中营后同被关押。此二人均为军统分子，同在昆明工作，两人各接到密令，令其秘密监视对方，解到贵州集中营报到。给甲的密令，是令甲秘密押解乙到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给乙的密令，叫乙秘密监视甲，解到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不准使对方发觉，并各发手枪一枝。此二人各得密令后，就互相暗中监视，兢兢业业，寸步不离，同往贵州；至集中营后，分别拿出密令。及双双缴了枪被关押到监房后，二人才恍然大悟。早知如此，在途中尽可互相说通，相约逃跑了。

使用酷刑，在集中营更是家常便饭。在一九四三年时，男“修养人”李超民（即李任夫）与女“修养人”张露萍（共产党员）相互恋爱，秘密通信，张能诗善文，擅长话剧和球类运动，被囚入集中营时，即为特务周养浩所垂涎，多方设计，意欲染指，曾以个别谈话为名，提张至其办公室图加污辱，张在激愤之下，打了周养浩两记耳光。周被打后，怕丢人，但又不便发作，只得伺机报复。适遇李超民与张露萍秘密通讯之事为其耳闻，即突击搜查李的住室，找到信件甚多，信中并大骂周养浩为“活王八”。他一看之下，老羞成怒，即集合全体“修养人”于大礼堂，外面派武装包围。在大礼堂内当众痛打李超民一百大板。当时正在严冬，李穿的灰布棉裤被打得布破棉絮飞，皮开肉裂，鲜血直流，木板打断三根。李超民被打后，寸步难移，再加重镣，吃盐水饭，关进重禁闭室。

但周养浩对张露萍，仍不心死，假意殷勤，叫她个别谈话，说她年轻，受人欺骗，上了当，这次事件，他是原谅她的；又亲写一条给会计室发二百元特别补助费给她。他这一打一哄的毒辣手段，受到张露萍自始至终的厉声斥骂。

对女“修养人”的蹂躏污辱，更是残忍无耻。如：周大全，是湖北沙市人，十二三岁时，在沙市日籍人办的医院中学护士。不久，抗战发生，院长河北外男被逮捕，在重庆南区公园以国际间谍之罪，公开枪毙。周大全、金光珍、邹世秀等三个女护士，同被逮捕，押至重庆转到集中营后，就把她三人提出在医务室做护士工作。当时周大全仅十六岁，周养浩以洗沙眼为名，每日上午指定周大全到他的办公室给他洗眼睛，他就利用机会奸污了她。以后她恢复了自由，又被周占做小老婆，生过两个孩子。在重庆解放前夕，就将她抛弃了。

军统特务不仅对被关押在监狱的人进行残杀，即在集中营附近的农民，亦常遭其毒手。在一九四四年秋季时，我与陆朵云、邹志英（邹原为戴笠的姘妇）三人住在一室。此屋就在饭厅附近，有一天夜里，我们熟睡以后，被叫喊呻吟之声惊醒，不知在饭厅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住在屋里，夜间虽不锁门，但不准外出。这时听到这种不停的叫喊，不禁心惊。和陆朵云商量后，我就悄消溜出来，伏在饭厅的窗口探视，看到在饭厅大梁上，用粗绳反手吊着一个赤膊的老汉。不一会，便衣看守由厨房里飞奔而来，手举一根烧得通红的铁火条，向老汉背上烙去；老汉痛得惨叫起来。我目睹此状，禁不住失声惊叫，看守听得，即大吼“是什么人！”吓得我赶忙跑回屋中。时在深夜，室中无灯，未被发现。他们自以为是邹志英，不再追究，因为只有她在夜间可以随时东走西走不受干涉。

可是两天之后，即将我们迁到大操场网球场尽头的一间阁楼上去住；入夜后，不准我和陆朵云出阁楼一步。过后，我问黄显声，那个被吊打的老汉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受这样的刑？他告诉我说：这个老汉是附近的农民，因在青黄不接时卖了青苗，现在还不出粮，给绑来逼粮的（黄显声在集中营行动比一般人自由些，因此有些事情他能听到）。

事有凑巧，我们迁住的阁楼靠近第二道围墙，武装警卫队队部就在围墙外面。有一天夜里，我们又被墙外呼吼之声吓醒：只听到众多人同时“啊”、“嗬”的呼啸吶喊。喊声过后，沉静片刻，又喊一阵；就这么反复地停停喊喊，将至天明。我们不能外出，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心惊胆战地等到天明。到第二天集中营里一切照常，看不出什么新情况；我心中不解，就找机会问黄显声。他悄悄地告诉我，他也听到这个声音的。他由一个看守那里打听出来，说是吊打农民逼不出粮来；于是改变办法，设计恐吓：由警卫队一个队附廖雄，面涂黑烟，装成阎罗殿的判官，又将一些队员，化装成无常、牛头、马面、小鬼等两边排立。另一批特务们趁半夜里闯入人家，把熟睡的农民从被中拉起，拖来审问，进行逼粮；众人吶喊助威，吓唬农民；使被审的农民恍惚惊惶不知所措。

以上的种种情况，仅仅是我被囚的数年中亲身经历和听到的一部分，仅能揭露其残酷情形于万一，也仅是全国范围内无数集中营的一部分。由此可知反动统治的黑幕重重，被囚禁迫害的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的人民，真是不计其数，不知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横遭飞祸，寻无踪、觅无迹，尸骨不得收！真是人间活地狱！

（《文史资料选辑》第四〇辑）

①据沈醉说：苏文玉一向靠近军统，在息烽集中营中即担任文书，解放前又被周养浩调出参加工作，所以未被杀害。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军统局局本部的日常规章制度（赵广庆）

工作概况

军统局局本部的组织紧密，纪律严肃，这是任人皆知的事实。但它是严而不酷，紧而不死，对下级职员而论，只要是奉公守法，尽忠职责，基本上是奖惩分明公允、合理。尽管国民党党政军等机关一团糟，在这里却是例外。他们不惟对工作的个人彻底负责，而且对他们的全家都要认真照顾。如当时你的家庭成员，只要属于成年人又愿意就业，无不量材安置，军统有各种班次的各类学校，子弟都可免费入学，实则无法工作的，也有一份平价米供应，足可维持最低生活。因之说基本上人人无后顾之忧。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铁饭碗敢于消极敷衍。上班时间已到，俱如潮水般的涌向办公室，如无特殊原因，迟到十五分钟至半个小时，周督察有权密报，不久就要受到传讯。

办公开始，说闲话吹牛皮的一概没有。以第二处为例：收发、档案股人员，把情报分门别类，送给各主办人员。主办人员拟具处理意见，除存查的以外，在文件扉页上，分别注有拟办、批示、拟稿、判行、缮写、校对、监印、封发、归档等栏目，并注明每一过程经办的时间，用卷宗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紫的为极机密；红的为最速件；黄的为速件；白的为一般件。每种文件经办的时间，都有一定的期限，如超出过多，要追查责任。特别是有时间性的案件，如“即到”、“限一小时覆”、“十万火急”等，若有遗误，要受军法制裁。实际上真正的要案，总收发直接交由秘书室办理后，再发转处、科存案，但这类东西不多。虽属一般的情报，每个办事人员，仍都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可以说是一丝不苟。

当时任处长的比较辛苦，因为小职员在下班前，都要把公文办出去，所以处长必须批示、判行完毕才能回去，不然影响明天的工作吃罪不起。同时文书科、译电室二十四小时都有值班，有时间性的情报运转，不受上下班的限制。小职员如本身当时的工作不多时，可以做点私事，如洗澡、理发、买点零用物品等，只用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写上一张简单的便条，如“洗澡”或“理发”就可以了。因为到达这些福利设施的地方，距离都不甚远，一般半个小时都可以回来，但都必须是实事求是，如果是借机闲玩，或经常外出而又拖延过久，那是坚决不能饶恕的。

每天上班除白天八小时外，晚上还得加班两小时。夜间每个处每天还有一个人轮流值夜班，代为应付重大事件，接听紧急电话，接受频频送来中央通讯社的参考消息和社稿等。但极其重要的军国大事，一般小职员无权处理，都是夜间值班秘书们代庖了。所以虽有夜间值班之名，实际上无多大事情可干。送参考消息的人，也知趣，一般不惊动这些小特务，把东西放下就走了。这里工作没有正规的星期天，大家都是参与轮流休息，夜间值班同样也是轮流担任。

出入门禁

在间谍战斗争激烈的年代里，保密工作在情报单位一直把它列在首位，军统局对此更是十分重视。军统局局本部，坐落在重庆市中二路与枣子岚垭街之间的三角地区内，后门在中二路，上首邻居是粮食部，下首是贵州主席杨森的渝舍。这个门主要是汽车和部分工作人员上下班进出。前门是由观音岩的枣子岚垭下坡，中间左首的一个小岔道内前，进三十米左右，便是罗家湾十九号的局本部了。再下行左首，是枣子岚垭二十九号军统招待所的“漱庐”，有后门直通局本部。局医务所，也设在这里。这一带的前后门，及岔路口哨所，均有哨兵值卫，闲人不能随便涉足。

我由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政训班来这里报到的当天，就发给一张比名片稍大的临时出入证和一个日本造的防毒面具。不久换成布面烫金的蓝色出入证，号码是二二九，内容有姓名、性别、年龄等。栏目简单，如被外人拾得，不仔细看清相片上的钢印，很难知道这是哪个单位颁发的。外出时交给大门口值班室，有专人保管；归来时喊号码取回。在重庆的公开及秘密单位，有接洽公务或参加纪念周及开会的军统特务进出，另持有特种通行证。除此之外，这些小职员们既无证章，又无任何可做身分证明的文件。偶尔遇到盘查，你只说：“我是局本部的。”便可万事大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类特务并无证件，也没有人敢于冒充，所以从来没听过因无证件而引起的纠纷。

一九四三年重庆市举行小规模的人口普查，并颁发国民身分证。所有的军统大小特务每人均领到一份，由原来的黑户黑人，一跃成为中国的合法国民，政治地位总算提高一步，但身分证上所填的姓名全是化名。工作单位栏是军委会，职别栏是职员，其他有性别、出生年月、籍贯等内容。

会客

重庆市枣子岚垭二十九号“漱庐”这幢建筑就是军统局的象征。巧小玲珑的外门，楣上用水泥嵌以五色玻璃制成彩色的横型匾额，上有“漱庐”二字，大概是取“枕流漱石”的含意，以示忍让退居。事实上军统当时杀人放火正在方兴未艾，何有退居忍让之实？这种不伦不类的命名，愈显其包藏祸心、盗名欺世。“漱庐”由外边透过大门向里看，有别致的水泥地坪的庭院，正面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右边是一带厢房。乍看给人以古稚恬静之感，很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情画意。不知内幕的人总认为这是一个儒雅风流将军的官邸。

这里除供会客之用外，还接待外地述职归来的高级特务下榻之所，有时也兼做小型会议场。如果有人会客，卫兵会很有礼貌地请人到里边厢房中去。身穿高级呢料中山装，或笔挺西装的接待员，很客气地登记了来客的身分后，用电话通知被找的人。不管你拜会的是属于军长一级的处长，或团营级的科员，他们都热情而有礼貌，一视同仁。

会客室有高级沙发，有名茶好烟招待；室内外有多种花卉盆景，芳香馥郁，沁人肺腑；墙壁上有妙手丹青，中外巨作。乍一进入，确实给人以清新明快舒适之感。虽如此，戴笠还不满意。有一次他在纪念周大会上，不知为点什么小事，对接待人员大肆批评说：“外边不少的人，已经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杀人放火的红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你们不惟不在这方面做点挽回影响的工作，相反的还制造新的问题。会客室就是战场。我们一定要使所有的来宾，对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军统这个集团，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而又热情满怀的好朋友。”戴笠除忙于杀人放火之外，还用大量物力装潢门面，并以巧言令色蛊惑人心，其工于心计，笼络朋友方面，可谓用心良苦。

通信

特务们对外信息的畅通与否，直接表现出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完整性，及军统对成员的信赖程度。督察室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认为：“如果一个钻入军统心脏的间谍分子，想在这种通信方式中达到某种目的，那将是最愚蠢的人，也将是徒劳的。”因此对成员们的来信，他们十分认真地逐个单位、逐个人，规规矩矩地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他们的办公桌上。如果是挂号信件，还得亲自签名盖章后接收。职员们有时也经过认真观察，都认为确实没有被偷拆检查，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在这方面取得他们所要取得的东西。千把人的局本部，只用一个信箱通信。通信的地址是重庆市二九〇号信箱，也有人写重庆枣子岚垭二十九号或漱庐。至于说用军统局三字做私人通讯地址的，恐怕连想也不敢想。

伙食

局本部伙食一直吃得很好。早晨是扎筷不倒的大米稀饭，每人加发两个小馍，还有油炸花生米、胡豆、豆腐干、榨菜等四个凉菜。因为天天有上夜班的，加上有人被臭虫等滋扰睡眠多感不足，早上贪睡的人多。所以进早餐的人至多只有三分之二或一半，有些桌上甚至空空荡荡无一个人。这些贪睡的懒汉，多在上班前的一瞬间起床，正好赶到上班，叫勤务兵买碗牛肉汤，一块大饼，在办公桌上匆匆就餐，敷衍充饥。

中晚餐食是四菜一汤，都很丰富，其中一个菜必是牛肉。因为每天工作人员都轮休，全桌团圆就餐的很难见到。菜碗大、量多、货真价实、味道可口。说句真话，几个人单纯吃菜，足可大饱肚皮。戴笠在纪念周大会上，经常煞有介事的向总务建议：“我们的同志这样辛苦，如果吃穿没有保证那是不现实的，绝不许可的。”每个月多少工资，扣多少伙食，我从来不知道。因为工资袋上栏目一大串，有这样、那样的津贴补助，再加上通货不断的贬值，各种数目标准时有变更，所以就更无法记忆了。反正什么时候缺钱，写个报告，处长签上字，或多、或少，总不落空，年底超支多少，一笔勾销（当然超支不会太多）。

衣着问题

这个单位名义上是个军事机关，但除特务第五团官兵，常年军服整齐外，其余职员服装，男女老幼五颜六色，不拘一格。一九四二年的冬服供应是灰色丝光卡叽布的，在当时说还很摩登，做成后所收费用，连手工钱都不够。就这样还有很多人弃权不要。

第二年夏，美国赠给中国军队的所谓罗斯福呢，第一批就分配给军统，人均一套。其他衣服供应品，大都是扣留所谓违法走私品，或用硬抢赖购的办法取得的。内部小商店，看着不甚起眼，实际上生活必需品样样俱全，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些东西物美价廉的程度，简直令人吃惊。

督察制度

督察即督促检察之意。在国民党各大点的机关编制中，都有这个机构的设置。它和专员、参事、顾问、咨议参议等一类的职称性质上大同小异。机关中对他们多做为供养户对待，只领高薪不干工作。这些成员的来历大多是不受欢迎的高级官吏或者是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专家学者，大罪没有，只是有点讨人嫌，所以被人遗弃。这些人在走投无路时，就不惜低头向人求告。被求的人念及旧谊，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却之有点不恭；受之又难安其位。因之就等于白送他几个钱，给他挂上这类的名义。实际督察这个官儿，在规定上它是法力无边。凡是这个单位的违法行为，他都有权过问。但在那个年代里，又有几件是合法的？如果你真的胆敢多事。你的饭碗难保到明天。所以只有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但军统的督察，确是不折不扣，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他们可以用督察室的名义，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传讯每个失职的人员，而决定他们命运的臧否。从他们的角度说，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还是不多。可是机构大了，专靠他们监督，毕竟是人手有限，常有鞭长莫及之感，挂一漏万之弊。以致有的负屈含冤，有的逍遥法外。他们有鉴于此，大概于一九四二年左右的年代里，开始创立赫赫有名的周督察制度。“周”即一个星期之意，以科室为单位，每个人轮流担任一个星期的秘密义务督察，监视这个单位，及附带其他单位所有违法的言行，随时密报督察室。凡如迟到、早退，工作中不负责任，造成延误失职，以及泄漏机密，反动言行等，都是督察检举的项目。并且还要尽量做到明察秋毫，不误一末。如果纵容包庇，不负责任，及泄漏周督察的有关情况，经他人检举揭发者，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样一来，人人都有震动，犯罪率及犯罪漏网率显然下降，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专职督察。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深夜怀友（叶公超）

我是十五年回国后在北平才认识胡适之先生的。那时徐志摩住在中街，每星期四中午“新月”的朋友们都到志摩家里去聚餐，适之也常来。志摩常好开玩笑，向适之介绍我说：“这是一位T. S. Eliot的信徒。”我马上就改正志摩：“我不是一个信徒，只是一个Eliot的读者。”适之微笑着说：“佩服，佩服，我听说Eliot的诗只有他自己懂，我还没有测验过自己，据说他是主张用典故的，我是最反对在诗里引经据典的，希望你把他诗里的经典加点注疏，让我们了解了解。”率直与幽默是他最可爱的个性。

他的文学见解与标准和我的根本不甚相同——他知道，我也知道——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动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嘈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的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

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他也答复过，有时占点便宜，多半是吃亏，但是他的文字始终是坦率而纯笃的。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淳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几年大陆上在“清算胡适之”的时候，他收集了许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他说想写一篇总答复。我劝他不必。我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代，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他的白话文学运动、他的考据工作，以及他在介绍西洋思想方面的贡献，将来史家必定有公允的评价。有一点我此时却想提到一下。共匪近十年来，已把整个五四运动变成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第一胜利。事实上胡适之在Cornell大学读书时期中的书信，和他在留美学生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早已把他回国后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都已提出来。陈独秀等后来利用青年的情绪，来做他们的政治工具当然也是事实，不过，随着五四运动而产生的白话文学及历史考证，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之的创导。现在一般中外历史家之所谓“文学复兴运动”者，当然也不能不以胡适之为中心。这运动绝对是含有民族主义的因素的、进步的、革命的，而非马列主义的。关于这段历史，已发表的资料很多，适之日记里想必还有不少未发表的资料。我很希望将来有人对于这个时期来写一部比较公正的历史。

适之是一个有广泛兴趣的人。为提倡一件事或倡导一种学术的动向，他总喜欢挺身而出，并以全力赴之。他是一个最容易起劲的人。因此不免常常要遭遇到人家的批评，但是从未因而退却。几十年来的唯一动机是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而且无时无处不反映着他的爱国热忱。我知道他从没有在外国做寓公的思想或计划。有一天他和我在纽约同席，主人是一位美国知名的学者，席间有一位久居国外而早已不打算回国的教授，适之在席上用中国话对那位教授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位教授也不会听他的话。不过适之那副诚恳表情和沉重的语调，我至今还记得。

他的朋友们都晓得他是最乐于助人的一个人。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没有不帮助朋友的。往往为了帮助朋友反累了自己。记得他第一次在美国得了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期间，忽然一定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愿，因为看了他的日记，他发现他在病前曾答应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替他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吧）。近十几年来，他屡次想继续写完他的哲学史都未能达成他的心愿，其中固有别的因素，但主要的也就是因为太热心替人家或公家做事。

适之是天性乐观的人，容易被人家的新计划新观念打动，也容易满腔的热忱顿时就消沉下去。但是他不会因而改变他的乐观态度，希望是他的动力。因此，他的康健也受到这种“动”的性情的影响。这也正是他可爱可敬的地方。我常说文明的人类可分为笑与不笑的两种，适之无疑的是属于常笑的。我很少见过他长期的发愁，笑的曙光总是从一片乌云里再透射过来，使希望又变成他生命的泉源，恢复他那青年的精神。丁在君先生死了，他很难过。我去看他，他呆坐在那里。我问他：“究竟怎样死的？”他马上把当时所获得的几种消息来分析，好像做一篇考证一样，客观的研究了半天。最后，他很冷静幽默的说：“在君一定会说，你又在做考据了。”说完，不觉自己微笑起来。昨晚听见他过去的消息，我也难过了一阵，此刻却并无哀痛的情绪，更并不想写什么哀悼的文字，也写不出来。

适之逝世不及二十四小时，自由中国已感觉缺少了一个不该离开的人。我相信这种感觉必然会加深，而同此感觉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五夜，石牌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看胡适之先生（蒋廷黻）

由我来写胡适之先生，颇感难于下笔。他是一位多方面的天才，我虽然和他相识四十年，也只能看到他的生活和事业的一鳞半爪，我现在只是试述我对他的一点回忆而已。

我在一九二三年自美留学归国不久，第一次遇到适之先生，但和他接近还是一九三一年东北事变以后的事情。当时，他在国立北京大学教书，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一些朋友常和他见面讨论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危机，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决定创办一个讨论政治的周刊，胡先生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总编辑，丁文江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我协同胡先生处理社论的工作。我们每周举行一次编辑委员的餐会，大约有十个人参加。

胡先生编《独立评论》的时候，坚持不得有不署名的社论，他要求每一位编辑委员，无论写什么都要署名。他认为不署名是不对的，因为不会有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想法是完全相似的，假如意见相同，也只是在一般的趋向，不是在每一个观点，或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一个杂志只有说明什么人对每一期发表的主要评论负责任，才算是对读者忠实。

《独立评论》问世，正当国人尤其是学生以狂热的爱国心要求对日抗战的时候，胡先生爱国并不后人。他认为在现代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爱国的，但他认为爱国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专利，只靠爱国主义不能救国。战争是一件大事，他要求《独立评论》的读者考虑代替战争的其他解决办法。他不是一个不顾一切委曲求和的人，但他觉得朝野的领袖们如果没有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就不算尽到了他们对国家的责任。在这方面，他的意见得到丁文江先生和我的有力支持，但周刊社的其他同仁，并不像我们这样强烈地支持他。

他在办《独立评论》的工作中，明白地表现了他的两点坚强的特性，就是他对于个人自由与责任的热爱，以及他用理性的态度去接触一切问题。

《独立评论》出版以前，在文字表现工具方面，文言白话之争已经过去了，而且赞成白话的得到了胜利，科学与玄学之争也过去了，这些争论已经不再是争论，但《独立评论》在教育文化方面却谈得很多，并且包容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奇怪的是胡先生自己从来不大谈经济问题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他当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认为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是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相冲突的，对于这种思想，他只有鄙视。他认为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人道的。真是没有哪一种思想体系，比共产主义距离胡先生的思想更远的了。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胡先生对于现代人的理性主义和人道精神估计得太高，而对于人欲的因素估计得太低。

这是很自然的，当一九五六年共产党在搞“百花齐放”的时期，共党政权下的批评者都直接间接地以胡适的思想为背景。这也难怪一旦共产党结束这个运动，就要发动大陆上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来清算胡适思想了。所有的哲学家、历史家、文学批评家，都被要求来围剿胡适，一本跟着一本的专书印出来批评胡适的文学、哲学、史学的著作。没有一件事情能像共产党对他的斗争这样，确切证明他在思想上的重要地位。

他反对国民党吗？不，他不反对国民党。他希望国民党成功。但他反对国民党的某一些政策和作法。在这方面，我可以谈一点内情。当他自驻美大使卸任，以一个平民身分留居在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批评过政府或政府的领袖们。他对我说：“假如我要批评我们自己国家的政治，应该在台北批评，不是在纽约。”

当政府邀请他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的朋友中的一些反政府的人劝他不要接受。他们说，假如他愿意接受，也应该留在美国，只担任名义上的职务。胡先生认为这种劝告是懦性的、不负责的。他对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感觉兴趣，感觉很高的兴趣。他觉得他可以做出一点成绩，他准备在中央研究院献出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去发展中国的知识。他不认为他的职务带有政治性。他觉得文化不能控制一国的政治，但他同样深信一个社会的文化状态，在久远的基础上可以左右政治。他虽然做中央研究院院长，但除非少数特殊的情形，他并不想影响政治。他随时都准备并且愿意把他曾经思考过的意见，提供给政府中的领袖们，但他从不喜做背后的中伤或派系的批评。

胡先生是否应该试组一个政党参与实际政治，的确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他曾经一再慎重地考虑过。经过考虑以后，他决定不这样做。有一个时期我渴望他领导中国具有现代头脑的人组成一个政党。我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最多只能担任反对党的角色，因为：他不可能使他的党成为自由中国的多数党。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做一个负责的反对党的艺术和实际经验。有具备不同程度的优点和缺点的好的和坏的政府，也有具备不同程度的优点和缺点的好的和坏的反对党。假如一个国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反对党，大概也就不会产生一个好的政府。两者对于一个民主政府的成功都是必要的因素。

那些对胡先生没有组党感觉遗憾的朋友们，应该试着研究一个反对党的责任和技术。

对于胡先生有关中国文化问题的立场，误会很多。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抗议胡先生低估了中国旧文化的价值。他也许是这样的。他了解中国文化的伟大，但他也知道它的缺点。对于中国文化，他既不是一个偶像破坏者，也不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他要求用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凡是虚伪的不好的东西，应该公开地丢掉。自称中国的古代圣贤是完美的、是万应灵药，他认为是没有用的。并且，他相信假如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则现代和后代的人更可以欣赏这个文化，经过现代化的评鉴之后，中国文化才更可以保存它的伟大的地位。

在思想方面，胡先生常说这一代可以享受两件宝贵的财产，是前代的中国人所没有的，那就是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关于现代科学，我不愿意多谈，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人反对它。但是我愿意谈一点关于西方文化的问题。胡先生了解中西文化的不同，一如了解其相似点。他对两者都有明确的体会，他所以明白表示他赞美西方文化的繁复与丰富，第一是因为他的确相信这种文化，第二是因为中国文化可以从学习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变得更丰富。的确是如此，如果中国文化不能吸收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的若干因素，中国就等于故意自己杜塞进入思想的新境界的可能。保守主义者忠于中国的过去，胡先生则忠于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他要求现代和后代的中国人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他希望中国人达到新的崇高成就，而不是自满于古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因此，他的思想是启示我们以新的更大的努力，去发展一个比过去更辉煌的中国文化。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之（温源宁）

适之绰号“胡大哥”并非偶然。梁漱溟多骨，胡适之多肉；梁漱溟庄严，胡适之豪迈；梁漱溟应入儒林，胡适之应入文苑。学者也好，文苑也好，但适之是绝不能做隐士的。一人性格，大概难于分类，也大可不必分类。我想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约略可以尽之。也许加了三分学究气，减了三分才子气，适之的应酬可以少一点，学术著作可以丰富一点，但如此便少了一团蔼然可亲之气，而不成其为胡大哥了。这却何苦来！这一股才子气，又被他六分的学究气压下，所以若称之为“风流才子”也不甚适用，因为他的立身行世，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然而适之对女子，又不是像漱溟、雨生那样一副面孔。在女子前很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克逊所谓“绅士”的范围。用这种体贴温柔于同辈及少辈，“胡大哥”之名便成了。

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书。

今年似是四十四吧，气色虽然不甚红润，不像养尊处优的老爷，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痩马相，只有一点青白气色，这大概是他焚膏继晷灯下用功之遗迹。衣服虽不讲究，也不故表名士气。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倾心，天平是那么高，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嘴唇丰满而常带着幽默的踪影。他的悟力极敏，你说上句他已懂到下句了。笑声不是像岂明的低微，是呵呵式的。

适之所以不能成为诗人就是这个缘故。在他呵呵笑的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在那眼光中，我们看出理智的光辉，那兀突不定的嘴唇，也老是闪过机智者会心的微笑。这样是不合作诗的。所以他的散文，也是清顺明畅，像一泓水一般，晶澈可爱，却很多波澜曲折，阐理则有余，抒情则不足。人还是规矩人，所以文也老实，布风说过“文如其人”，正是此意。因此他的思想，也是近厚重稳健，非近于犀利急进，他的观点是演化的（evolutionary，即所谓历史癖）、非革命的（not revolutionary）。在此种地方，最可看出他盎格罗撒克逊的素养。丁在君、胡适之都是这一派思想的好代表，于是“高等华人”的徽号便落在他的身上。在普罗作家，甚至在一切急进派作家眼光中，这种绅士气是极讨厌。但是，适之的态度，是极诚恳极负责的。这从他的刊物名称“努力”可以看出来的。他这种态度，使他常傻头傻脑作文章，见要人，向一般急进派所认为根本无望的官僚军阀做劝告，不免太不脱化。然而在这好人极少的中国中，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不甘自弃的好人，而发生爱惜甚至景仰之意。

适之写的英文，似比他的中文漂亮。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之先生（朱文长）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他有着宽阔的前额，这表现着他宽阔的心胸。一副阔边眼镜，一副常笑的面容，使我们感到他常是很愉快的。他似乎没有悲观或消极这两种情绪存在，即使在最可虑的时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号前后的某一晚上，我从他家搭他的汽车回校，他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也许明天，五色旗就要挂出来，‘华北国’就要宣布了！”这话闪电似地打击着我，我呆了，千万道的忧思袭上心来，感到：“大祸终于来了！”车中的沉默更增加了我心上的压力。到了北池子北头，车停了，我下车来，他笑着说：“不要着急！——你怎么没穿外套呢？在北平得穿一件外套，不然，很容易伤风的。”果然，车外寒风吹得我一噤，可是那语调的轻快，却将我心中的寒冷减少了。

　　他家那时在米粮库。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这是个很阔的大红门，里面一个很不小的栽满花木的院子，北头一座相当大的红色洋楼，这房屋的东家，大概过去很有点势力，所以平台的石栏和小径的瓦砌，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旧物。

　　在这楼房的西翼，连着一片一层的洋房，有很大的三间。那是适之先生的书房，里面满满的都是书，据我看到西安现在的几个公家图书馆藏书，没有一个及到这一半的。他的书桌放在向南的那屋里，极大的一张，但上面纸张，书籍，文具，堆积像小山一样，真到他写东西的时候，只好将这些小山堆略推开，当中挤出一方尺左右的空隙放纸。可是这乱山丛中自有它的条理，不论什么东西，在适之先生自己要找时，绝对一找就着。这书房的最大忌讳是有个多事的人去替他整理书桌。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适得其反，将条理系统都给破坏了。幸亏适之夫人是一位旧式女子，也不在乎这书桌的乱不乱。本来嘛，这三间书房自成单位，将通大楼的门一关，这就是适之先生的世界了。

　　向例，他起的是不很早的，通常在七八点钟。吃了早点就去北大上课或办公，午饭常有人请。下午仍旧办公，或到校外办事。晚饭更少在家吃，而且通常应酬完回家总在十一点钟，这才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在这全家入睡，夜深人静时。在两点钟以前睡觉是很少有的。遇到《独立评论》要发稿时，那就更说不准了，也许四点睡，也许五点睡，甚至有时六点睡。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文章末尾所记的日期时刻看出来。不过他给《大公报》写的星期论文却是例外，因为要赶下午五点多钟那班车送天津，所以总是星期六下午闭门谢客写的，他写文章却并不快（这到底还是学者的作风，下笔慎重得很），常常到了快开车时，看着表，叫小二（他的听差，一个壮小伙子）骑车飞赶送到前门邮局去，有时甚至用汽车送。所以，虽然他很好写评论政治的文章，但当有一时期《申报》请他去作主笔时，他终于拒绝了，因为他文章写不快，这是和新闻记者条件不相合的。

　　他有一个本子，叫做“每天一首诗”，一页一首，各朝各代的都有。每天他抄一首进去，是限定要背出来的。这大概是写中国文学史的预备功夫吧。他也写日记，有时记得很长，有时记得很短。书桌抽斗里有一大盒大大小小各样各色的图章，其中刻得最多的是：“只开风气不为师”。据说是提倡古文，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他合摄了一张像，还题了一首白话诗赠他，大意是恭维他为白话文大师，并说自己写白话诗“算我老章投降了！”于是他答了一首七绝，其中一句就是：“只开风气不为师”。

　　到了礼拜日的上午，是他公开接见客人的时候，在他那会客室里常坐满一二十人，各种各色的人都有，有未识一面的、有很熟的、有老学究、也有共产党青年。各种不同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延长到三四个钟头。他自己称这个叫“做礼拜”。常常许多不知名的青年这样认识了他，他也藉此和天下英雄“以谈会友”。

　　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传记研究是研究院课程，而且要缴几万字的论文，选修的较少。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他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不相合，有一次他愤然的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是很客观的，当某一位同学告诉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他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个合乎真理。”

　　在课堂上也常谈论时局问题，但都是言之有物的。将该说的说了，就马上开讲正课，绝不像有些教员借谈时局而躲懒敷衍钟点。在那种动荡的时间和地方，加以他的地位，绝对不谈政治是不对的，所以他恳切的谈。在他堂上有日本派来的留学生听课，所以他的措词当然是不失体的。

　　二十二年长城战役后，他曾为三十五军（傅作义部）抗日阵亡将士写了一篇白话文的碑记和墓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篇白话墓志铭，由钱玄同先生写了，刻成碑，立在大青山的烈士公墓上。二十四年夏他受傅将军邀去绥远旅行，那时正是中日“亲善睦邻”的时候，这碑奉军委会北平分会之命封掉了。他们看着这被封的碑，“大家纳闷，都有些伤心！”（二十四年夏他曾作一文评述河北事件，以此为题）于是写了一首诗，说天有阴晴，时有否泰，最后两句是：

　　“有朝祖国抬头日，来写青山第二碑！”

　　终于在他的驻美大使任内，日本走上了自杀的攻美之路。祖国在抬头了，我们欢迎适之先生回来写第二块碑记！

三十二年二月九日晨一时七分于西京五岳庙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略谈胡适之（梁漱溟）

　　一九一七年，我与胡适前后相差两个月到北京大学。那年胡适二十六岁，我二十五岁，他长我一岁。当时他正是才华最盛的时候。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倡议用语体文，这是开创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是开放的，不受任何拘束，一般都称赞他执行的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这个人态度好，能够广罗人才，我就是被他“兼容并包”的一个人。我进北大讲的是冷门，没有人讲，我讲的是印度哲学。印度是东方古老文明之国，佛教在印度是后起的一个教派，但它在印度的消失也很早。中国有名的玄奘法师虽然赶上，但已是接近尾声。佛教传到中国来，玄奘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他一生艰苦卓绝。我很喜欢钻研佛教，也算是玄奘这一派。

　 刚才我讲了，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下卷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胡适喜欢谈墨子，梁启超同样也喜欢谈。墨子很了不起，他的书有《经上》《经下》，墨子书保存有古代科学内容，许多是自然科学。人们开始不懂，后来才慢慢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墨子的书传下来却是放在道藏中。《韩非子》的《显学篇》讲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后来大都失传了。儒家传下来的只是《荀子》和《孟子》。

　　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五四时期，北大出现陈独秀、李大钊，还有顾孟余等人，他们都讲社会主义学说，有好几派，有人讲英国的基尔特主义，有人讲法国的工团主义。学生中的思想也有很多派，有很多出名人物，如傅斯年、许德珩等等。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他是旁听生。傅斯年创办的刊物是《新潮》，还有个刊物是《国故》。“国故派”里就有名教授黄侃。北大还有“三沈”（沈兼士、沈尹默、沈士远），“二马”（马叙伦、马裕藻），“二周”（周树人、周作人）等等。当时人才济济，因为蔡先生爱才，奖励后进。我现在已是九十四岁，离那时很远了，但是对当时经常讲的那几个字——兼容并包，至今记忆犹新。（本文由曹月堂、丁介辉笔录整理，并由梁漱溟先生阅过。）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适之先生二三事（黎东方）

适之先生在北平，住在米粮库。每一个星期天，他一定在家，而且任何客人均可以不经守门的老仆传片，直入书房（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就门禁很严，除非是至亲好友，休想通过门口老仆的那一关）。他把星期天贡献给社会，来者不拒。比起孔夫子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可谓更进一步。其余的日子，他关起门来研究学问，心不二用。

文章，他每天都写，然而写得不多，只有五百字左右。他告诉我：“每天写，成为习惯，便不觉得吃力。写得太多，就写不好。”最近，一个月以前，我到福州路思亮兄的住宅去看他。我谈到他的字，称赞他的字秀雅，似乎是痩金体的加肥、加力。他说：“我一生吃亏，只会用毛笔写正楷，不会写草字，而且反对写草字。草字叫人家看不懂，叫人家浪费时间去猜，又常常猜错，对不起人家。我写正楷，最受检字工人欢迎。”

他健谈、善笑。有时候，他也会生气；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人”。然而，别人一气，可以气上几天，甚至气一辈子。他气了不到半分钟，话锋便转到愉快的题目。

他是一个真诚而纯挚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极民主而“平民化”的大师。“人之有善，若己有之”这八个字，他当之无愧。他见到肯用功的后生小子，完全看做平辈一样，一本正经地如切如磋，虚心讨论。讨论之余，他又主动地设法帮助这些后生小子。

每次，我和他谈话，都毫无局促之感。我知道，对他说错了一两句并不要紧。他也骂错我两次，我竟然学会了他的宽宏大量，笑而不辩。其实，我何尝不气。第一次，在纽约，他要出去和张平群先生到成衣店制西装，我在电话里说：“榜德（Bond）最好。”他在电话里骂了起来：“你糊涂了！榜德在伦敦，不在纽约。”我气得发抖，颇想写封信告诉他：“现在（一九四九年）纽约也有了一家榜德，离开时报广场不远，一边站了一个塑胶的巨人，身高三四层楼，其中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过了一天，我到他的阿帕儿特门特（apartment）喝茶，本想老实不客气地请他和我到时报广场走一趟，瞻仰瞻仰那两个塑胶巨人。然而，他的嘻嘻哈哈又陶醉了我。第二次，在台北，王晶心女士即拟有西班牙之行，我自告奋勇向王晶心女士表示，愿意带她去见见梅部长，或许可以想想办法。适之先生又骂了起来：“梅部长有什么办法。东方兄，你轻诺寡信。嗨嗨！”这一骂，骂得我十分难以为情。我气，然而不敢答辩。

事后，我自我检讨了一番，觉得生平的确有过若干次轻诺寡信之事。奇怪的是：这些事适之先生并不知道。不知道，而突然斩钉截铁，下了如此不留情的断语，可能是适之先生有过人的知人之明，也可能是他老人家一时情急，怕我给他的好朋友梅部长增加麻烦，便重重地压我一下。对于适之先生，我的的确确失信了一次。这是我毕生的遗憾。在民国二十年的冬天，我和他谈起巴黎复兴书店所出版的一套法文名著《人类进化史》，他很高兴，选了其中的十册，叫我翻译；并且说：“译完了这十册，把其余的九十册都译了，更好。”那时候，他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吩咐委员会的职员，在每一个月的一号，派人把二百五十元（袁大头）送到我的家，做为预付的稿费。到了每一册的稿子完成之时，再按每千字二十元的数目结算。当时二十元袁大头，等于现在的新台币三百五十元至四百元。这样，我工作了一年，译完“从氏族到帝国”与“希腊城邦”二册。其后，我参加了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活动，而不见容于在平的军政当局，只得买舟南下，去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因此之故，第三册“罗马政治机制”译了一半，便住了手。更不幸的是：“从氏族到帝国”与“希腊城邦”两本稿子，由编译委员会交去商务印书馆以后，在八一三的前后“失踪”。

大前天（适之先生逝世的前一天〉，我去南港。中研院图书馆的蓝主任带我参观该馆珍本的预展。顺便，我指了馆中的几十册《人类进化史》给蓝主任看。我说：“我真对不起胡先生。倘若我一直不做别的事，而专心翻译这一套书。从民国二十年到今天，已经有了整整三十个年头，虽不能译完一百册，也至少译了三四十册。不比干任何别的，更有意义么？”蓝主任说：“对啊！何不跟胡先生谈谈，旧事重提？黄部长也很注重翻译世界名著的工作呢。这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也谈到这件工作。”我说：“现在呢，我已经‘细说’了清朝。有人劝我，把其他的朝代也细说一番。”

我之所以去南港，正是为了送一部《细说清朝》给适之先生，请他指正。王志维先生告诉过我，说适之先生已经预约了《细说清朝》。我听到这消息，很感动。适之先生在病中，仍在注意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情形，而加以鼓励。我到了福州路，向适之先生说：“我应该赠送您一部，不敢劳您破费预约。”适之先生说：“你送我一部，更好。我留下你签名送我的，把预约的那一部转送中央研究院。”他又说：“我忘了你的年龄。你是民国人罢？”我说：“也老了，是清朝的人呢，光绪三十三年生。”他说：“你还年轻。我羡慕你。你可以随意工作，还可以工作很多年。我是想做工，而医生不许我做。”说时，他长叹了好几次。

他送我出了房门。我辞别了他。唉！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追忆胡适之先生（蒋复璁）

胡先生逝世了，真如天上巨星的陨落，一刹那间使天地变色，我真不知如何来叙述我的哀悼，前年他的七十初度，送了一副寿联：“墨家救国，儒家修身，硕德耆年仁者寿；汉学考经，宋学论道，金声玉振圣之和。”我明知他不喜欢对子而送的，因为我感觉到，这是我对他一个正确的看法，我只能用这个工具，来表达我这个四十年前最平凡的学生对他的崇敬，好像这篇文章一样，用笨拙的文字来表达我拉拉杂杂的追忆。

胡先生是于民国六年到北大文科哲学门教书，我也于这一年的秋季考入北大文预科，当时只晓得文科有一位年轻教授，从美国留学归来而国学很好，很受同学们欢迎。不久即读到他的《墨子哲学》，他的新诗以及其他的文章，引起了我向往之心，所以民国八年升入本科，就进哲学系，因为当时的哲学系最热闹，而重要的原因，为的可以听胡先生的课，我想，这是同学进哲学系的共同意见。

我在哲学系听过胡先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近世哲学及论理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册未出，但是两汉及魏晋的一部分，已经发过铅印讲义四十余页。因为他想在佛学方面用一番功夫，所以没有发下去，不过他自己恐怕已有成稿了，恐因谦虚而没有发表，其实他的《陶弘景的真诰考》、《四十二章经考》、《楞伽宗考》、《神会和尚遗集序》、《坛经考》、《菩提达摩考》，都是中古哲学史的资料。据我所知，他在不久前尚在日本搜集到神会和尚几种资料，对于神会和尚，可以说是最完备了；上一年他购买《大藏经》，最近他还向香港购买《续藏》，这几十年中他始终还在努力要完成这部稿子。西洋哲学史发过上古期油印讲义，好像他以后没有在这方面发展。近世哲学是从宋讲起，也为完成中国哲学史而作的，发表的稿子，如李觏学案及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都是这个著作的一部分。论理学是用杜威的“思维术”来讲，这堂课排在下午一至三，共两小时，在北大第一院红楼的第五层，课室最低，时间又在午睡时间，所以他说，这门功课讲不完，也最费力，因为除教书外，还须给你们说点笑话，来醒醒午睡。他写文章，与他讲话一样，条理清晰，讲解明畅，得深入浅出之妙，尤其是风趣。上年他对我说，他的讲演是有训练的，所以他的声浪、姿势都有讲究，总之他无论何事，都用心研究，全力以赴，绝不马虎。

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他从上海赶到北平，去探望梁任公先生的病，哪知梁先生已经病故一小时了。第二天他至广慧寺送殓，他掉泪哭了，第二天在《晨报》发表谈话，认为他的哲学史是受梁先生的《先秦哲学思想大势》一文影响而作的，无论他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与梁先生并不相同，但是他不没人之长，并且对稍微年长者的尊重，都是值得我们效法。他与梁先生的订交，是在民六与民七之间，梁先生在读到《墨子哲学》后，与他通信，后来在胡先生赴天津南开学校讲演而见面的。

民国二十年，在“九一八”之后，柏林普鲁士科学院因法国学院举了罗振玉氏为通讯员，所以德国汉学教授福郎克博士（Dr. Otto Franke）也想举一中国学者，来做普鲁士科学院的通讯员，这也是国际学术界一种最大的荣誉。福氏要我举人，我初推章太炎先生，福氏认为西洋人对他毫无认识，于是我请福氏就所知举示，他就推胡先生。因为福氏读了他的许多著作，非常敬服，他认为中国人中最了解西洋文化者，现世纪的中国学者应当是认识现世纪的历史文化进步的学者，并不是抱残守阙、泥古不化的学究，也不是妄称沟通中西文化的先生。在事成之后，福氏写信与我，说明此事的经过，其动机则在“九一八”之后，表示“中国虽无武力，而有文化”，胡先生在西洋学者目光中，他是代表着中国文化。后来福氏与胡先生在瑞士开国际历史学会会议中见面，相叙甚欢，见于福氏的回忆录。所以胡先生得到世界各国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四十余处，包括有英国的牛津大学，并不是偶然的。

几年前我在宴会上与一人讲某一人对我们两人的旧事，他就向我说：“慰堂，你们为什么这样不宽容人啊？”当时我真感到惭愧。胡先生论学，则明辨是非，毫不假借；至对人则一切宽容，无论别人如何待他，他一律宽容，绝不计较。他虽不信宗教，但是他的慈仁爱德，实不可及。我想，凡是与他相识，没有不感染到的。许多人说他打孔家店，其实打孔家店的是吴虞，并不是他，不过他亦不辩；而他的行为道德，无一不合于孔家店的，他也绝不以此自夸。《论语》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他只行而不言，这就是他的伟大，我真无法来形容的了。

上年有阿根廷大学哲学教授Quiles博士在日本研究禅宗，住了三月，到台北访问，我陪他去看胡先生，同去的还有几位天主教研究哲学的神父，胡先生费了一小时，说明了禅宗的历史与思想，这位教授大为高兴，出来对我说：“在日本住了三月，不如此一小时的得益。”所以胡先生在世多活一日，对国家有一日的好处。总统说，现在中国的教育家是国家之宝，则胡先生实是宝中之宝。我想，没有一人不能不承认的，所以他的逝世，这是国家民族不可补偿的损失。然而胡先生太辛苦了，他没有一刻的休息，除了处理事务及会客之外，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许多人劝他休息，这次他真休息了！今年我去拜年，对他说：“先生，您今年气色真好，这次出院，不再生病了。”他真不病而逝世了。咳！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之先生哀词（毛子水）

胡先生的在中央研究院欢迎院士会中去世，是中外有识人士所同声叹惜的。若在这里写述个人的哀悼，似不十分适宜。但他的去世，非特使我感觉到世间少了一个大哲人，亦使我感觉到我自己已经把一个学做人的好机会，随随便便的错过了，所以我只好先说我自己的私感。

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我认识胡先生，已有四十多年了；我知道胡先生非特是“经师”，亦是“人师”，已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大半的时间，我是常有机会亲听到胡先生的话言、亲见到胡先生的行事的。这可以说“近其人”了。而我并不是没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志向的。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胡先生伟大的地方，我并没有痛下决心去学，所以更讲不到学得怎样了。他的忠恕、他的诚实、他的谦虚、他的正直、他的慷慨、他的温和、他的见义勇为、他的舍己从人，都是人生德行最上等的模范，都是我所以为值得终身学习的。但总因为我因循成性，不肯强勉去学，所以虽然有“近其人”的机会，却没有学好一样。别的不用说，就拿“诚实”一件事来讲，我自审做到的很少。若把胡先生平日的言行来做标准，我竟可以说是一个惯于说谎话的人了、惯于作伪的人了。想起来实在有“无地自容”的心情。这个痛苦，是言语所难表达的！

虽然强勉学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够得近这样一个“人师”，而不立志强勉去学，实在可以说是世间一大愚人！

在胡先生去世的晚上，有好几位新闻记者问我：“胡先生一生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我的回答大概都是这样：“胡先生一生努力，要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现代世界上一个第一等的文明国家。这便是胡先生对我们国家最大的贡献。”他对教育上种种的主张、他对学术上种种的提倡、他对政治上种种的希望，都是因为要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第一等的文明国家的缘故。

要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第一等的国家，必须提高我们的文化。因为这个缘故，胡先生对于一切合理的改革都极端赞成。但无论在政治上或风俗上的改革，他只赞成用和平的方法，而不赞成用激烈的方法。就是他所主张争取的民主和自由，他亦只赞成用和平的方法去争取，而不赞成用武力去争取。如果说他主张用武力，那他的武力便是言论的自由。这个言论的自由，他亦想只用合理的言论争得。“其争也君子！”（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他虽然主张以政治的表现打倒共产主义，我却没有听他说过反对用武力反攻大陆的话。）

胡先生大概以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把每个人都看做好人。他的和易的性情，亦是从这个原因出来的。我想，我们如不努力使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一个头等的国家、如不努力提高我们的文化，便辜负胡先生的意思了，便有点对不起胡先生了。

近来社会中有一种奇异的现象，就是有一班人，揭橥“中国文化”的招牌以骂詈胡先生。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在我生平所认识的人士里面，言行不苟，合于我国古来圣贤法度的，为数很少；而胡先生可以说是在这些少数人士中的头几个里。实在，凡中外古今圣贤伟大的地方，胡先生没有不努力则效、不努力实行。他所以为中外有识人士所同钦，非特因为他的学识，尤因为他的品行。无论我们把“文化”当做“修养”或“文明”讲，胡先生的言行，可以说是人类最高文化的表现。我不敢说以“拥护中国文化”而骂詈胡先生的人，尽是不光明正大的小人；但我可以说，他们多半是没有好的“中国文化”的人。信口妄言，是他们的长处；无知妄作，是他们的长处。温恭敬慎的态度、知仁忠和的德操，他们大概从没有想到。这样的人，还配骂詈胡先生么！我常观察文化高的人民，对于国中的贤哲，多致特别的崇敬。以胡先生的道德学问乃竟无端受国人的骂詈：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么？

胡先生有“努力”的人生观，没有“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人生观，所以他一生都是忙于治学和治事。他的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中去世，亦是努力的人生观所招致的。他努力自己做学问、他努力帮助别人做学问、他努力想使国内学术达到世界的标准，这些都是他去世的原因。他有心脏病；他看到济济学人聚于一堂，他听到他的朋友们关于学术的议论，他高兴了，高兴得使心脏病突发。我猜想，他临终的几刻钟或几分钟，乃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子，永远记到我们国家曾有这样一个要从研究学术以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的哲人！

总之，如要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一个第一等的文明国家，如要我们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化，胡先生一生所指示我们的途径是最平稳、最正直的途径。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但恨不见替人！”（梁实秋）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疾革时，宋之问等前去探病，杜审言说：“甚为造物小儿相苦。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胡适之先生作《白话文学史》写到杜甫的身世时，也提到杜审言这一段故事，认为他是一个有风趣的人。他的这两句话固然颇有风趣，其实也是十分矜诞，因为就我们所能读到的杜审言的诗作而言，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把宋之问等久压在下。不过“但恨不见替人”这一句话，不管出自谁口，确是很耐人寻味的。昨夜晚，初闻胡先生逝世噩耗，友朋相顾愕然，有人问我有何感想，我未假思索地说：“死者已矣，但恨不见替人！”胡先生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相反的，他是一个最肯鼓励后进的人；他乐观，他相信处处都慢慢地在进步。他本人不会有“恨不见替人”之感，倒是我们客观地看，他空出来的这个位子短期不易有人能填补上去。

胡先生的位置之所以不易找到替人，是因为那位置的性质不简单。第一是他的学问。胡先生曾经屡次谦虚地说，自己不知专攻的是哪一门学问，勉强地说可以算是研究历史的。实则他接触的范围极广，对中国的文化与西洋的文化都有真知灼见。现在学问趋向于专门，讲究一个部门的深入，像以往所谓学究天人的大儒，于学无所不通，已不可复求之于今日。苟能学贯中西，于思想学术盘根错节之处提纲挈要见其大者，即属难能可贵。第二是他的道德。胡先生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地位太高了，一般人不易认识他在道德方面之可敬可爱。胡先生数十年来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固已尽人皆知，但这只是一副对联的上联，下联是“认真的做事，严肃地做人”。凡是曾列胡先生门墙或曾同窗共事者，多多少少都能举出若干具体事实，证明胡先生为人处世确实做到“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的地步。以学问道德涵濡群生，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生死无常，事至可悲，但是学问道德永垂不朽，则又有何憾？我们于哀悼震撼之余，应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胡先生所毕生倡导的民主自由的精神，科学怀疑的态度，现在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一方向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贡献？如果胡先生所倡导的精神态度，能够继续努力加以推进，则胡先生虽死犹生。千千万万的人，都可说是胡先生的替人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石原皋）

　　一、胡适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那时，各大学都长期欠薪，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胡适的经济也不宽裕。后来，胡适出版的著作日多，销路一好，收入就多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他到国外去了一次，在国外住了十个月，讲了些学，挣了些钱。钟鼓寺的住宅，实在太狭小，不能不另找新居。恰巧，林长民的住宅出让。林当时任郭松龄的秘书长，郭是奉军的革新派，他造老派张作霖的反，被张作霖打败，全军覆没，郭和林都被打死。林已死，他的住宅只好出让。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张大元帅进据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北京城。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而路四十九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没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再在北大任教。那时，胡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像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六百元，还可以兼课兼薪，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房租也便宜一些了。因此，胡适找到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这座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大了，更好了，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胡适可以接待好友了。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

　　抗战军兴，胡适只身赴美，家眷在沪，后来江冬秀又回老家居住。抗战胜利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据说，这所房子，黎大总统元洪曾住过。我不知道该宅的情况，想必一定更宏大了。所以我说，胡适在北京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

　　二、胡适爱吃徽州锅。胡适大力提倡全盘西化，他的饮食是否西化呢？不！他不但没有西化，而且徽州化。他在家中，不喝咖啡，更不喝可可，只喝绿茶；喝茶也不讲究，一般的龙井。他年轻时在上海，喜欢喝酒，有一次喝得大醉，几乎醉死。在北京时，他平常不喝酒，遇到请客稍喝数杯。喝的是北京的二锅头，没有茅台，更没有外国的白兰地和威士忌。至于吃哩，没有牛奶，也没有奶油。伙食是家常便饭，一般化，尤其是家乡化。

　　他的孩年是在家乡度过的，十几岁才到上海，所以他喜欢吃家乡的饭菜。徽州山多地少，人口众多，主食为米、面、玉米等。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徽州人的祖先，多数是在北方，历代战乱频繁时，逃难迁来的。加之人多田少，不能完全靠吃米食，所以徽州人惯于米、面、杂食。吃些米食，也吃些面食，并且还吃些玉米。歙县南乡，几乎以玉米为主食了。

　　徽州的饮水含矿物质较多，是一种硬水，须要多吃一些动物脂肪，肠胃才舒适些。徽州菜的特点是荤油重、味咸，适合于当地环境。胡适十年在外，口味虽有改变，但幼年的习性还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他一生最爱吃徽州锅。所谓徽州锅，并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们绩溪县岭北乡的居民最常见的食物。凡是遇着节日、请客、婚姻喜庆，一般都是吃锅。它的做法是：炊具是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丰富的“锅”有七层：最底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是笋衣，或用萝卜，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视季节而易；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猪肉只切八至十块，成长方形；再上一层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果，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即用温火烧，好吃与否，专靠火候的功夫，经常将锅中的原汁汤浇淋数次，大约要三四小时，才烧得出味道来。猪肉烧得象东坡肉一样，入口即化。食时逐层吃，逐层拨开。胡适每到南京、上海，同乡请他吃饭时，他指定要吃徽州锅。幼年的爱好已经形成，虽到老不易改变，何况人的思想，一旦形成，直到僵化，若想改变，实在是戛戛乎难哉！

　　胡适的饮食都是乡土化，可是他吸纸烟是洋化了。他吸的纸烟都是舶来品，如听装的白锡包，听装的大炮台等。烟瘾不大，要吸好的纸烟。每日只吃三餐饭，不吃零食，也不常吃水果。总之，他的生活除吸的纸烟外，其余的都是一般化。

　　三、前面说的是住、食，现在谈谈胡适的穿着。胡适欢喜穿中服。茅盾说，他在上海初见胡适时是夏天，胡适穿的是纺绸褂裤，纺绸长衫，足上穿的丝袜，皮鞋，完全是一付上海流行的打扮，他说的情形，确是如此。胡适在国内不爱穿西装，中山装更不用谈。出国时才穿西装。衣服的料子都是一般的棉布、丝绸、呢绒、皮毛等。他没有一件珍贵的衣服，例如貂皮一类。

　　他为什么喜欢穿中服？因为中服舒适方便。穿西装，夏天则觉热，冬天则觉冷，春秋二季则紧绷在身上，起坐行动都不舒服。他这般讲实用，也是习惯吧。

　　胡适夏天戴巴拿马草帽，其他季节则戴呢帽。除天热外，他外出时都围一条毛线围领巾，以防感冒。江冬秀也没有很值钱的衣服，至于儿子的衣服，则更是一般了。睡的床也是普通的双人床；被褥、被单、毯子等也是普通的。总之，他的穿着，说不上朴素，也说不上华丽，只是穿得整齐干净，保持他的学者派头。

　　四、胡适何时有自备汽车？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帝王建都之地，紫禁城雄峙中央，皇城围之，再外为内城，最外为外城，规模宏伟，整齐划一，为世界各国古都之首。可是那时，晴天则灰尘飞扬，雨天则泥水载道；大风起兮，黄沙遮天盖地，冬天到了，冰雪满街，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当时公共交通工具只有电车。一路有轨电车是从天桥到西直门，另一路有轨电车是从东四到天桥，仅此二路而已。虽有出租汽车，少而价高，唯一代步工具只有人力车。胡适住在钟鼓寺和陟山门时是自备人力车，雇人拉。自从搬到米粮库四号住后，房子大了，客人也多了，主要是经济比较富裕了，他就丢了那陈旧的人力车，购买了汽车。除了他坐外，还有朋友坐，江冬秀有时也坐，至于小儿们，则不准坐。他认为这不是为了节省几个汽油钱，而是教育小孩，不要养成“幼年享福”、“从小摆阔”的坏习惯。

　　五、胡适有什么文娱生活爱好吗？他曾说过，他在上海读书时是爱玩的。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我接触他时，没有看见他打扑克，打麻将是偶一为之。我们知道，二十、三十年代，我国没有收音机，电视机还没有问世，那时，只有留声机，他家有一部，唱片只有百代公司的京剧和粤剧等，这是为他的小孩子买的。他的小三（思杜）少时跟着唱片哼，也学会唱几段京剧。

　　胡适不会唱歌，也不会唱戏，但戏还是要看的，无论京戏、昆曲、话剧等等，他都看的。他不是戏迷，也不捧什么艺人。一九一八年，他还写了一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今天看起来，这篇文章可议的地方很多，但从历史上来看，尚有史料的价值。

　　胡适在上海大舞台看过戏，觉得那时做戏的人还是赵如泉、沈韵秋等那些老艺人，没有一个新出的角色。那时，他也在上海游过先施乐园和大世界，看到男女杂坐，不分贫富老少，短衣的人尤多，他说那里真是平民的娱乐场。到北京后，他也到同乐园看过韩世昌的《游园惊梦》，陶显庭的《山门》，侯益隆的《闯帐》。但他特别赞赏的是京剧名坤角孟小冬的演出。我到北京时，演京剧的谭老板早已不在人间，更谈不到程长庚大老板了。可是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三杰鼎立，其他老艺人健在者还多，京戏虽非鼎盛之际，却也盛极一时。余叔岩不常演出，但杨、梅二人唱对台，北京的戏迷，大过其戏瘾。我不懂戏，但我看戏，以看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程砚秋为多，至于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马连良等人的戏，只偶尔一看。那些坤角的戏，我是不看的。有一晚，胡适看了孟小冬的《击鼓骂曹》，回家后，赞不绝口。他说，孟小冬的身段、扮相、嗓音、做功，毫无女子气，真是好极了。叫我去看。我看了孟小冬的戏，果然不错。我从此改变了对坤角的偏见，也去看新艳秋、雪艳琴、章遏云的戏了。老白玉霜的评戏，轰动京华，我原来是不看的，后来也看了。

　　那时，北京最漂亮的电影院仅有真光电影院，院址在东长安街，主要是放映外国影片，胡适去看的，偶尔也看一看中国的影片。

　　北京没有专门演话剧的场所，也没有演话剧的团体。只有当年唐槐秋和他的女儿唐若菁主演的《茶花女》话剧，轰动一时，胡适去看过，未加评论。他对刘宝权的大鼓，倒也十分称赞。

　　胡适的朋友，能书善画的友人很多，可是他不爱收藏字、画、碑帖，更不喜欢收藏古玩。他对于文娱只是一般的欣赏，并没有特别的爱好。然则他有什么爱好吗？有！他的爱好是在书——收藏书籍。这一点，下节再叙。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的藏书和书斋（石原皋）

一、胡适的藏书。研究学问的人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多，约有四十书架（大书架），以线装书为主，外文书比较少些。他的藏书中，少数是他的父亲铁花公留下来的。他的父亲有些藏书，一般的图书为多，好的较少。他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曾三次回老家，第一次是探望老母，第二次是结婚，第三次是奔母丧。他把老家好的图书都带到北京，一般的还是留在老家，留下的书经过十年内乱，荡然无存，虽可惜而又不很可惜。这话怎讲？因为没有善本啊！

哪些书带到北京，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了，因为没有特别的钤记，无法识别。我认为，有两部书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比较可以肯定：一部是《汪士铎文集》，一部是《鹤肪诗词》。为什么这样说呢？听我道来。汪士铎是江苏江宁人，清道光举人，名重一时，曾任绩溪县训导。我外祖父的祖父，在南京做生意，富有资财，重金礼聘汪士铎到宅坦村教他的孙儿胡宝铎、胡宗铎、胡宣铎（昭甫公，我的外祖父）三人的书。据我的外祖父说，汪对于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很有研究，尤其对于徽州的地理，更了如指掌。后来，胡林翼、曾国藩聘汪为幕僚，襄赞戎机。我想曾国藩以祁门为抵抗太平军的大营，说不定还是由于汪士铎的出谋献策。

胡适的父亲与宝铎公、宣铎公交谊最深，藏有《汪士铎文集》，是意料中的事情。《鹤舫诗词》一卷是我族的先辈石芝（号眉生）所著。他是嘉庆、道光间的廪生，著有诗词，富于人民性，名不出于乡里，但乡里中的文人学士藏有他的诗词者颇不乏人。胡适在《新青年》上登载过他的诗词数首，就是从这些诗词中选出的。这本书是他的父亲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可信。

胡适的图书，大多数是在北京收购的。

北京琉璃厂有许多古籍书店，他们常常搞些古籍，待高价再行卖出，这些书贾对于哪一家有书要卖出，哪一个人想买进，打听得一清二楚。他们都知道胡适收藏旧籍，他们就代他收集，送上门让他选购，选中即留下，不一定马上付钱，何时付钱都可以，书贾识趣不来催。有些朋友也帮他买书。如他有一部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年）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就是友人帮他买的。

胡适的藏书，善本不多。胡成之对我说：“他有一部《金瓶梅》是珍本，非常珍视，不轻易给人家看。”我没有看见过这部书。报载胡适有一部《红楼梦》甲戌本，寄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便是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这部残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胡适出了高价把这本书买来。他把这部书存藏在哥伦比亚大学母校，足见他的重视了。

抗战前，胡适的藏书没有登记，没有编目，也没有钤记。大多数的图书在书架上，少数的放置书橱中。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亲自放置，记得清楚，随时随手可以拿出。在北京，胡适四次搬家，第一次搬到钟鼓寺，第二次搬到陟山门，第三次搬到米粮库，第四次搬到东厂胡同。第二次和第三次搬家，他的图书都是我和他的从弟胡成之二人整理搬运的。我们事先将书架的书和它们的位置都记住，装在一木箱内，每个箱，编了号码，搬到新居后，依次打开，照原样放置。一九三七年日寇进逼，北京危险，他的藏书打包装箱，运到天津，保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他在美国时，担忧他的四十架图书，恐怕要丢失了。幸而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得好，没有遭受损失。抗战胜利，他到北京，这些图书也跟着搬到东厂胡同一号了。后来，他的图书是否登记，是否编目，是否盖有图章，我不得而知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他仓惶南飞，他的图书丝毫未动，北京和平解放后，这些图书遂全部归公了。

二、胡适的书斋。我现在谈的是胡适住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微一移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上面的灰尘拂去。他在书房中看书、写作时，我们都不进去打扰他。江冬秀爱打牌，打牌场所也远离书房，使打牌的声音传不到书房那里。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须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胡适认为，没有保存的价值和无关重要的书信，看过后随手丢掉。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就是他自己保存，临行匆促，没有带走，留在北京家中的一些书信。那时，我们到他的书房去，从来不打开书桌的抽屉，也不翻阅桌上的书籍。但凡是没有收存起来，阅后丢在桌上的书信，可以随便阅看的，我看过杨杏佛、刘半农等给他的一些信件。胡适自印有稿纸，直行，每行二十字，分格，对折，署“胡适稿纸”四字。他写作时用毛笔，直写，字体不潦草，很少涂改，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实际上他没有功夫重抄，又不愿找人重抄，偶或找他的从弟胡成之和章希吕重抄一些。这是他的硬功夫。他的字虽有书卷气，却无功力。我没有见他练字，碑帖也很少。遇着有人找他写字，他也挥毫。他不用特别好的笔、墨，更不谈有什么名砚了。

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少数的朋友，直接可以到书房中和他谈天，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厅中会见。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

胡适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往来书信，除在亲友手中已遭散失外，基本上是保存下来了。我现在要谈的是他的稿件问题。胡适写了许多稿子，有的是写好而没有发表，有的是在写中而没有完成，如《中国哲学史》等。这些稿件，未知是否保存在东厂胡同一号家中（现该宅为近代史研究所所址），如未在国内，一定是他带到国外去了。他最珍视自己的稿子和他父亲的手稿。据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致胡近仁的信中说：“先人自作年谱记至四十岁止，其后有日记二十万字，尚未校好。其中甚多可贵的材料。诗只有一册，文集尚未编定，约有十卷。先人全稿已抄有副本。未及校勘校点。连年忙碌，无力了此心愿，甚愧。”（此信现保存在胡近仁的孙儿手中）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他的父亲“全部遗稿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稟、书启、日记六种，约八十万字”。这些手稿，早已带出去了。所以唐德刚说：“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记录两种》（一九五一年印行）……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据此，铁花公的手稿，大部分尚未印行。未知这些珍贵的手稿是珍藏在祖望手中，还是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中。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是什么样的学者？（石原皋）

六十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震撼全国，震撼全世界，直到今天仍闪耀着它的灿烂光辉，对现实还有重大意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魁首，胡适也可算亚军。这是历史事实。但当时胡适有个“圣人”的称号，一是他的信徒吹捧他，一是反对的人讥讽他。他的信徒把他吹上了九天，誉之为“圣人”，胡适被捧得昏天黑地，闹得他也好像真是“圣人”了。胡适究竟如何？且容我慢慢道来。

一、胡适叫局吃花酒：胡适早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混迹于“风月场中”，早就叫局吃花酒了。后来他又说：“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可是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他又忘记了誓言。北京出过一些名妓，如赛金花、小凤仙是也。那时，北京前门外八大胡同，是南国金粉、北地胭脂居住的地方，尤以韩家潭、百顺胡同二处，入夜灯红酒绿，曲栏深院，骚人墨客，趋之若骛。胡适常同一批安徽老乡去逛八大胡同，乌烟瘴气，哪有一点“圣人”样！但是在旧社会，像胡适这样的人，什么文人风流，逢场作戏，对于他的所谓“圣人”形象，能有多大影响呢？！

二、胡适谈恋爱：胡适也谈恋爱，这场恋爱正也说明这位“圣人”的某些本色，且看看这以喜剧始而悲剧终的故事吧。胡适的三嫂，有一同父异母的妹妹，小名娟，学名曹诚英，字珮声，比胡适的年龄约小十岁。她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年），很有才华。一九二三年夏，胡适到杭州疗养，住在烟霞洞。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边，两人相逢，人非木石，岂能无情？已是恨不相逢未嫁娶之时了。天长地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东风就是正式结婚。于是女的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很顺利地把离婚手续办好了。在这种情况下，男的怎么办？这对于胡适是个难题。他深知他的妻子江冬秀不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女子，也不是软弱可欺的妇女。江冬秀为此事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把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胡适怎么办？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名与爱两者不可得兼，舍名求爱呢？还是舍爱求名呢？他的恋爱，只有至亲好友知道，流传不广。如果事情一闹大，即全国皆知，那末，他的“圣人”的称号就完结了。这不是我乱说，有他的日记为证。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着：“梦旦邀我到消闲别墅吃饭，饭时大谈，谈及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约，是一种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原因。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看！最后几句话，正是他得着名的便宜啊！这样一来，曹珮声身受的打击可不轻，于是她在情场失意之下，发愤读书，杭州女师毕业后，进中大农学院，去美国康乃尔大学，专攻棉花的育种遗传。回国后，任安徽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复旦大学农学院等学校的教授。抗战时期，她在四川任教，与年轻的曾某认识，情意相投，决定结婚。事不凑巧，曾某的亲戚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江冬秀相遇，问及曹佩声，她对曹珮声的醋意未消，如像竹筒倒豆子，一粒不留，将曹的往事全盘倒出。曹、曾二人已订婚，在婚期前夕，曾忽接其亲戚来信，得悉情况，遂突然变卦，取消婚约。曹珮声再遭重大打击，一场好梦又成空，乃忿上峨嵋山，拟入空门，她的哥哥曹诚克亲上峨嵋，劝他的妹妹下山。从此，曹即意志消沉，万念俱灰。在“文革”期间，沈阳农学院不能居住，被迫回到绩溪山城，蜗居一室，举目无亲，孤单多病，忧闷而终，安葬于其老家的村头。三年前，我到她的墓前凭吊，回忆故人，不胜伤感！

胡、曹谈恋爱时，常凭鱼雁传情，我记得胡适有一首长诗，内中“百仞宫墙，关不住少年一片心”的诗句，就是为曹而作的。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作了一首《有感》的诗。诗云：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我认为这首诗也是为曹而作的。胡与曹是亲戚，书信往来，这是常情。在他未到杭州西湖疗养一年前，就不免有情了，因而有此作。

曹珮声的嫂子（曹诚克之妻）把胡适寄曹的书信，搜集起来，装在一铁盒里，托乡友周其衡保存。前年我到上海遇着周，询问书信还在不在。他说，早在抗战时散失，只字无存了。不留痕迹在人间，也好。

三、朋友之妻不可欺：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胡适有一则日记。文曰：

㈠小他（郑来）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理论的影响。此事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作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㈡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心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肃的生活，如读书作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上面所记，确是胡适内心的话、老实的话。他有沉溺的弱点，为了求名，他又有克制的功夫。他成了名，人也俊秀，青年女子慕名求爱的人，是有的，求爱的书信，积于案头，他置之不理。还有一位妇女，是胡适的老朋友教授的妻子，不知为什么，害了单相思，热烈地追求胡，胡千方百计地躲避她，据说后来她得了精神病。“朋友之妻不可欺”，胡适也因此而有所谓“圣人”之名啦！

四、胡适是封、资混合体的学者：胡适生于官僚的家庭，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学于资本主义的美国。在他的头脑中，既有封建主义的王国，又有资本主义的灵魂，成了一个封、资的混合体的学者。这是环境的关系，一点也不奇怪的。单从上述三件事来看，吃花酒没有影响其名；不敢离婚，是为了保名；克制自己，也是为了求名。再看他提倡丧礼的改革，而他本人却身穿麻衣，腰束白带，足蹬草鞋，还有封建的意识。关于他有封建意识的事件，举不胜举。我只提出他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一段文章。他说：“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不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耳鼻者，吾亦喜欢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孔、王、张三人都有他们的历史价值，不能抹杀，然而他们都是封建人物的代表啊！所以我说，胡适是封、资的混合体的学者。另外，我说胡适是一个爱国学者，这里且举几件事情来谈一谈。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也跟着这个调调儿唱，是很错误的。这就引起日本和汉奸的注意，以为有机可趁，遂想法利用他。自《何梅协定》签订，冀东的汉奸政权成立后，日本人和汉奸到胡家拜望的人很多，这时他对于他们尽量不接见，对少数的日本知名人士和国内重要人物（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他还是接见的，但谈话很谨慎。

一九三五年，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派我到德国进修，未动身之前，胡适对我说，现在蒋介石拉拢我，我写封信给程天放（当时驻德大使），你带去。并说，何应钦找他谈，把日本的钢铁年产量、武器、弹药和我国的钢铁年产量、武器、弹药等详细地谈了，认为要努力准备才能打。我说，日本人能让我们准备吗？何时才能准备好？空谈准备，土地一天一天地被吞食完了。他说，日本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到底。

再看一九三六年以后，他的往来书信中，也唱过低调，也谈过“和平”，也主张以守代战，但还没有赞成屈服投降。

他认为国民党的“外交部中太缺乏能当欧美外交的人才”。“我们必须抓住苏、英、美三国，万不可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后来打起来了。他担任驻美大使，还想为国家尽点力。他能尽什么力呢？在他做大使期间，正是美国孤立派得势，还卖军火给日本。他行万里路，做百次演说，直接诉诸美国人民，获得很大的效果。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查理毕尔在他著的《罗斯福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说，罗氏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的上了中国大使胡适的当，才引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的。这种过誉，不免太甚，但他确是尽了救国的一点责任。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日的《参考消息》登载港报专稿——《第二个春天——读台报有感》中说，台湾《中国时报》在报导台湾当前流行的以胡适《希望》一诗作词的歌曲《兰花草》中透露：“由于‘兰花草’一流行，许多模仿‘兰花草’的歌也纷纷出笼。比方‘我从东北来，带着乌拉草’，‘我从台中来，带着绿豆糕’……。”《兰花草》的内容：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台湾同胞多模仿它，变成思家乡、念故土的歌曲。

谁都知道，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初到美国，后到台湾，为旧的势力效劳！这些都是事实、这些都是错误。然而他没有投降日本，晚年生活在台湾、死在台湾、葬在台湾。台湾是祖国的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迟早有一天，台湾的骨肉同胞终归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从前，有一个南蛮王赵佗，接着汉帝一封信，他遂主动地取消称号。这是怎么缘故？主要的原因，他是炎黄子孙啊！次之，因为汉朝兴盛，汉帝保护他的祖先的坟墓，动之以诚信啊！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实现四化，诚心诚意地关心人民的生活，使人民富裕起来，过着幸福的生活。可以相信，为了祖国的富强，炎黄子孙会言归于好，台湾会早日回归祖国的。因为台湾同胞的“根”在祖国，台湾同胞的祖先在祖国；祖国是台湾同胞的母亲，哪一个儿女不爱母亲呢？哪一个同胞不爱祖国呢？何况爱国是不分先后的，爱国是不分迟早的，我们还能“咎既往”、“算旧帐”吗？因此，对胡适来说，早已由他的行动做出了结论了。

有人说，胡适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买办文人”，能够称为学者吗？我认为，胡适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国际上也承认他是学者的。康有为热中复辟、王国维忠于清室，他们不也算是一个学者吗？既然他们是学者，胡适又怎会例外？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所认识的章太炎（陈存仁）

余杭章炳麟（太炎）先生，积学雄文，世称国学大师。氏对于中国医学亦研究颇精，尝撰医学论文四十余篇。生平虽不为人治病，然能自拟医方，说理断病，自有独特之见解。每以谈论中国药物及著述医学文稿，做为嗜好之一种。余捜集章氏生前有关医药之著述，约九万余言。章氏昔年寓沪，初在南阳桥，后迁至同孚路华顺里对面之一陋巷中，余于民国二十三年间，时往请教。

汤夫人建议讲学传经

章氏生前与恽铁樵先生友善，铁老早年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主任，中年治医学甚精湛，著有《伤寒论辑义按》等书，达数十万言，门生子弟遍天下。犹忆铁老逝世后，章氏曾挽以联云：

“千金方不是奇书，更赴沧溟求启秘；

五石散竟成末疾，尚怜甲乙未编经。”

章氏生前与西医界往还甚多，西医余云岫先生早年从游于章氏，且执弟子礼。其他西医友好对之，皆极恭谨。某年名西医江逢治因患夹阴伤寒而卒，章氏挽之以联，含有风趣调笑性质，其联云：

“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

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章氏晚年处境困厄，膏火之资，赖于卖文，惟赋性所秉，雅好评隲，故卖文来源，日见其窄。笔耕墨耨，殊难疗贫也。乃由汤氏夫人建议，不若讲学传经，广收门人，则束修所入，不愁饔餐不继。遂创“章氏国学讲习会”于苏州，从游者甚众。当赁新宅于苏州侍其巷时，余亦列名门下，每专程谒候。

论中国医药识见卓绝

一次余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乞章氏为序，药典有五彩图谱，氏指示搜考方法甚详。某次余至苏州，车中拥挤，臂部受伤，缠帛而进，氏适临窗挥毫，见状谓余曰：“其三折肱之谓乎？”索纸濡笔，大书“三折肱”三字以赠。是日逸兴大发，余乃陪氏至苏州观前街雪怀照相室摄一影，继又偕赴酒家买醉。出入街坊，氏素所不喜，晚年尤不喜摄影，而是日则欣然扶杖而行，并同至玄妙观一游，见“肝气菩萨”则大笑。至民国二十五年氏邃赴修文之召，灵前所悬遗像，即为当时在雪怀所摄之影，生死间事，注有定数。

先生早岁居日本，加入同盟会献身革命以外，仍好学无倦，对外国医学、文学、哲学均有研究，博闻强记，识见卓绝，故对中西医道之异同得失，造诣甚深，每发一议，不同凡响。尝谓余曰：“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为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更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纳，离疾病实况愈远，学说愈说愈空；是皆中国医学之劫难也！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又有理学家发明体温计、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更有电学机械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旨哉章氏之言乎！深印余脑，虽历时已二十余年，未敢忘也。

章氏论学，印证古今学说之异同，均有合理根据，不合理者直斥之，绝不苟同。兹谨摘录氏生前对于医学方面撰述原文数节如次，当为春秋广大读者所乐闻：

谨摘录章氏几段原文

甲、论心脏衰弱：少阴病之证状，四肢厥冷，汗出如雨，脉微欲绝，即是西医所谓心脏衰弱症候。故用附子炮姜做为回阳之用，回阳两字即强心作用，近时医家知者渐多。

章氏对此症有言曰：“少阴病为心脏虚弱之候，自昔误以为肾病，虽识大如柯韵伯，精诣如尤在泾，亦不能正！”平反古说，言简约而确凿，真卓见也。

乙、论回归热：西医所谓回归热，系发热五日，退热五日，周而复始。中医不知另立一症，在古时犹可说也，今西医已验出是螺旋菌为患，中医遇此或认为伤寒，或认为温病，迄无识别。如北平文学家刘大白之死，西医界及文化界一致痛责中医不科学，其实伤寒论早有条文指出。

据章氏指称：“厥阴伤寒，有厥五日，热亦五日者；有热四日，厥三日，复热四日者；有厥四日，热三日，复厥五日者；有热六日，厥九日，复热三日者。今人以其少见，亦置不论，不知病非稀有。……今世所谓回归热者，即厥阴热证也。”

丙、论猩红热：章氏论猩红热，指出即系“阳毒”，但不常引用后世名称，其实即“丹痧”是也，烂喉者名为烂喉丹痧。

章氏论此症有言曰：“今世有猩红热者，即阳毒至剧者也。西医以为病在肠不在肺，余验一切斑疹，日哺必潮热，以潮热为阳明候，此为乎阳明大肠病无疑。……夫猩红热之作也，咽喉必烂，肿起于咽及廉泉，以邻近蔓延及喉，斑疹隐瘀于肌肉，而后外达肤表，斯知专以阳明为主，夫肺固其末已。……《金匮要略》以升麻鳖甲汤治阳毒，今人试之无效。……猩红热者，本于伏气，治宜内消，切不可外散，独活人所用化斑汤，以白虎加人参萎蕤，为得其要。以其不欬，知非肺病也。……世有用牛黄真珠者，住往得愈，其方得之笔工。……盖烂喉痧起初，寒热无汗，咽喉腐烂，中医谓感受时气不正之邪，蕴于肺胃之经，先宜发表，轻则荆防败毒散，重则麻杏石甘汤，往往一汗之后，不必治其喉，而喉肿烂自衰，有汗则生，无汗则死。”

丁、论神经衰弱：神经衰弱为近世最多之精神病，中医论者甚鲜，章氏指出此即金匮中所称之百合病是也。

据章氏著论曰：“今世所谓精神病者，自颠狂以外，则百合也。”

戊、论古今分量：章氏饱学卓识，所撰《古今权衡考》一文，载拙编《中国药学大辞典》末章，指出古时一两绝非今时一两，引用古书及实物合算，所言极确，全文极长，今引述数语如次：

“夫权衡待于考证，完物则古今不殊。……古方用杏仁，多者用七十枚，约今九钱弱。……大青龙汤麻黄，只今二钱一分弱，分三服，不及七分。……大承气汤大黄四两，只今一钱四分弱，分再服亦不及七分。不以完物比校，坯病推征，而以单文孤证妄变古之权量，杏仁四十粒约量五钱，七十粒则八钱七分五厘，分三服，则一服三钱稍弱也。”

章氏指出古今分量之折合，引用无数古籍，考证详细而明，自属古今学者所不逮，故今日经方家用药以两计，实属顽固而不事考据，以古两而做今两，成为刻舟求剑之千古笑谈而已！

当年霍乱用药大论战

章氏生前居杭州甚久，民国十二年出席杭州中医学校演讲。民国十三年常以医稿揭载杭州《三三医报》。来沪后向与上海中医界同人无往还，自“霍乱用药”之大论战起，始与上海中医界同人接触，自后担任中国医学院院长，今将氏“霍乱用药论战”之经过，叙其概要，以当近世医林之佳话云尔：

民国十六年，上海疫症流行，伤寒、霍乱及一切夏季疾病大盛，医生业务，骤增数倍。名医丁甘仁先生忽染湿温症仙逝。时霍乱更盛，民间死亡载道，社会震惊。章氏有感于此，撰文揭载于上海“申”“新”各报。其原文大致如下：

“今岁霍乱盛行，时医丁甘仁亦染疫死，或讥中西医师，彼此相妒，虽病甚，耻求救于异道者，至于就死不悔，是固医家之症结，然非所论于霍乱一病也。霍乱甚者，厥利交作，渐至脉脱，在此土则以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在西土则以樟脑针、盐水针救之，四逆汤一方，并以生附子为君，强其心脏；以干姜为臣，止其吐利；二者相合，治自得道。樟脑针亦强心之术，与此同意，若夫以水淡血，以盐收拾脉管，则所谓以咸养脉者也（以咸养脉，见《周官疡医》）。二者之治，初不甚殊。……中医遇此，果早用四逆汤，自不待以盐水注射，以迁延不进，须臾口噤胃反，药不可下，非盐水注射，即无以济之。……”

查《内经》已有霍乱之论，凡挥霍撩乱呕吐泄泻均称霍乱。自张仲景著“霍乱篇”于伤寒论，亦是如此。唐千金宋外台俱有霍乱之方，均将暴吐暴泻肠胃炎，混称霍乱，真霍乱则称暑疫。金元明诸家又创霍乱之歧说，分干霍乱、湿霍乱，所说愈滋混乱。及清之中叶，王孟英又创热霍乱、寒霍乱。依照余之观察，寒霍乱即是暑疫，即是虎列拉，验之有霍乱菌；另一种热霍乱为发痧呕吐泄泻，仅系严重的肠胃炎，西医称为急性肠胃炎，验之无霍乱菌，此其重大区别也。故我国古时之论霍乱，本非专指虎列拉之真性霍乱而言。热霍乱者，即西医所谓急性肠胃炎，乃用黄连等药，健胃以退炎也。寒霍乱者即西医所谓真性霍乱，所以应用附子等药，强心以救急也。惟因均有暴吐暴泻之证，历来混称为霍乱，不加识别。时至今日，公共卫生发达，霍乱两字专指虎疫，大都会中报告流行病统计表及中医签署死亡证书（按上海中医早已实行），凡提及霍乱两字，均是真性霍乱之法定名辞，假霍乱或热霍乱均不成立，通常呕吐泄泻，绝不能混称为“霍乱”，必须检验病菌，证实有霍乱菌后方能填写“霍乱”两字。而章氏所论，早已符合科学，真知卓见，确切不移，至堪钦服！

患鼻渊症如玉柱长垂

章氏鼻部隆然，双管呼吸，永感微塞，难得短时间之通畅。谈话声，因鼻塞而发为粗俗嗡嗡之鼻音，鼻孔中之两行清涕，汩汩而出，有时如玉柱之长垂，色现微黄，随拭随流。据氏自谓为患鼻渊症，且疑为有脑漏焉。尝取中药辛夷为末而嗅之，藉资医治，余见之谓碧云散方用芙蓉叶研末，较诸辛夷末更有效。数日后，余往谒候，氏谓余所言之芙蓉叶末，确较辛夷末舒适而有效。时适杭州虎跑寺僧人某来索书，氏即展纸濡墨，挥笔书辛夷芙蓉可治鼻渊症之语，所撰文句，别饶风趣。或有人劝氏割治之，氏以为不然，因割治愈后，仍易复发也。

氏之鼻渊症，其病源起于民国三年遭受袁世凯幽羁之时，因被寒风所侵，初患重伤风，不予疗治，积久而成此痼症。

氏向不问世俗事，即日常事务，亦昧然无知，每日侍其左右者，为一男仆。仆不识字，案头整迭书本，时有错误，往往惹起氏之愤怒，但又不忍撤职使去。惟曰：“笨拙如是，何以可觅取噉饭地？”是氏之仁厚过人，亦非常人及也。氏每餐用膳，桌上菜肴惟就近处者食之，其余纵有珍味，箸亦无及。所食不过为蒸蛋、花生浆、乳腐，以及蔬菜而已。食毕即手执一卷。积久不出门，出门如无引导者，亦不识归途。衣朴素，无洁癖，习性行为，大相类似。说者谓氏有宋代王荆公之风。两大学者，相距千年，可谓先后同揆矣！常吸金鼠牌香烟，日尽六七十支，闲吸水烟，吸后烟蒂，任意吐弃，故书室中地板满布焦痕，仿佛麻脸之麻痕也。

死后要葬刘伯温墓侧

氏嫉恶如雠，人有不善，辄面加诃斥，不为少留余地。晚年于所不喜，则不相见，或见亦不数语，嘿尔顾他，不复做灌夫之谩骂矣。曾与人书，有云：“少年气，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盖氏趋重平实，前后志趣迥然不侔，是亦涵养功力，日见深邃之征。从心不踰，庶几近人。或谓汤氏夫人从旁婉劝，亦与有力焉。夫人名国梨，为当时之有名才女，婚后琴瑟敦笃。氏浸沉于学，不视旁骛，故阃内外诸事，悉由汤夫人经纪之。王夷甫“口不言钱”，先生亦犹是也。

氏逝世后，其家人厝殡灵榇于居室中，不谋入土营葬，盖氏生前托杜志远君代谋葬地，书谓：“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墓而已。”故欲营葬于青田遂其宿愿，遂迁延未决。迨中日风云，日趋紧张，战争既起，大江南北，铁蹄纵横，其家人均至内地避寇患，濒行之前，即掘地室中，为氏窀穸之安焉。敌伪盘踞时代，余特赴苏州，恭视氏之庐墓，墓前杂草丛生，陈设萧然，而所悬遗影亦失，留一老人守墓，朝夕厮守，未曾离去。恭吊久久，临风于悒。前岁八月，遇氏之长公子章导（孟匡）于筵席间，仪表英伟，言辞隽朗，可谓哲人有后矣。

（《春秋》第四十期）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德国的再统一与新世局（汪荣祖）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中东危机虽未稍解，德国正式统一仍是举世的头条新闻。一个国家的统一与再生是历史性时刻，当然是令人瞩目的大消息。

统一前夕，柏林上空烟火灿烂，群情欢欣，却掩盖不住德国走向统一之路身不由己以及委曲求全的心情。与一百多年前俾斯麦趁普法战争大胜余威而统一德国的声势，固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要说希特勒那种欲将天下郡县之的雄风壮志了。

事实上，一年前连德国人自己都梦想不到很快会统一。统一来得如此快，完全是被动的，只因苏联的老戈逼于经济危机，共产帝国频于崩溃，无暇顾及东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水银泻地，东德人潮西流，围墙倒塌，导致共产东德从华沙集团脱颖而出，转投北约集团去也。西德总理柯尔（Helmut Kohl）于投怀送抱的东德，当然是伸开双手欢迎，却大有不暇应接之感。

激情之后，立刻发现代价甚高。把东德的经济统一过来，每年至少需要一千亿马克，大约是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如持续数年，足以耗尽外汇存底。同时为了让苏联军队自东德撤退，慨付安家费一百八十亿马克。幸而西德有钱，为了统一的顺利，不惜多花些银子。

有钱固然好办事，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由钱化解。四十年来，西德在美、英、法盟国占领之下，学乖乖牌，十分顺服；学民主，也有模有样。但一旦要统一，重申主权，两德加起来，人口八千万，俨然欧洲超强，四周的邻邦不免哇哇乱叫，就是连包括苏联在内的战时盟邦，心里也有点那个。是以大个子柯尔又必须打躬作揖，处处保证，口头保证之不足，并另立字据以资存信，德国不会索回故土，不再侵略，也不建核武，总算战战兢兢稍息群疑。

德国保证不再成为军事大国，但势必成为经济大国，一旦东德的经济被提将上来，则雄厚的西德财富何止翻上一番。一国的国力有两翼——财力与兵力，所谓富国强兵，国富而后能强兵，兵强而后能保国之富。现在德国只谋财、不增兵，外国军队撤退之后，则又如何保障其日富之国？有一个办法，也就是英、美、法所坚持的，即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在北约军盟之内。表面上以北约兵力为德国防，骨子里同时防德做军事扩张。但北约之成立为了对付苏俄的共产帝国，共产帝国既溃，则北约何异是无的之矢？迟早会解体，或名存实亡。到那一天，德国势必“强兵”不可！

另一个办法，也是欧洲人一直追求的理想办法，即是以德国之统一为全欧统一的先阶。多少年来，西欧的整合似乎是一帆风顺，共同市场运作得很好，并谈到货币的统一。哪知德国统一一成定局，欧洲整合反见疑滞。原因无他，当东西对立时，西欧自成一体，同仇敌忾，一旦对峙消逝，旧日的民族矛盾、历史性的恩怨，如死灰复燃，一体感无形解体。

四十五年来，在西欧同体之下，法国人与德国人似已成为亲密的朋友，近年还组成了一支五万人的法德联军。柏林围墙倒塌时，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法国人赞成德国统一，但是现在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了。更令人感到警惕的是，九月间法国的米特朗与柯尔在墨尼黑高峰会谈时，出言颇不投机，令人感到法国对德国统一已生二心。德法若不能和睦相处，旧恨必将激荡新仇，今后的新世局殊难乐观。

新世局因冷战结束而展开，但新秩序的建立非若初料之容易。美国人欣喜冷战胜利，却不知胜得很惨，那天文数字的国债，有一大部分由于军备竞赛。俄国人固然搞得山穷水尽，只好缩手；但美国人也搞得债台高筑，两袖清风。

富甲天下的美国搞到两袖清风的田地，哪有余力来领导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呢？当年可以来一个马歇尔计划，如今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当年越战费用，全数包下，而今出兵中东，只好到处伸手矣。谁会跟没钱的老美走呢？新世局的发展断非华盛顿所能掌握与控制。

从长程看，西德将东德的经济扶将起来之后，实力大增之余，来一个“东进政策”，与俄国合搞什么“经济共荣圈”，岂是西方诸国所乐见？但是不乐见，又奈何？最近柯尔与戈巴乔夫杯酒言欢，眉来眼去，已招西方许多人物议，但物议又如何？

从短程看，西德必将在东德投下大量资本，无暇兼顾外国，自在意料之中；中东海湾危机，美国要向西德分摊军费，德国人老大不愿意，溢于言表，已可见端倪。至于负债累累的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借不到如意的马克，更是意料中事。德国统一的羽翼未丰，日耳曼的子民也许不得不低头认账，但既丰之后又将如何呢？

德国的统一将牵动世界权力与秩序的组合，是迟早的事、是可以断言的事。不能断言、也难预测的是什么样的秩序？什么样的组合？

一九九〇年十月九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叶沛婴）

今年农历五月初九日，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先生的百岁诞辰。百年劲松，一代人瑞。到时，满门桃李，全国知交，齐为马老称觞上寿，并选刊先生著作及祝寿文章，永志纪念，诚属稀世盛举。

马老任教南京中央大学时，我是经济系的学生，忝列门墙，亲承教诲。他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我又在他领导下担任教职，深领教益。现在回忆马老在重大时的一些事迹，藉申平生仰慕之忱，并祝吾师健康长寿！

马老于一九三九年春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任重大商学院院长。他为办好商学院，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人才而宵旰勤劳。他家住重大教员院，每天上午到院办公，并亲自讲课。全院有关教学、行政乃至向国外订购图书等事，他都一一躬亲处理。

马老到商学院不久，即倡议组织教师聚餐会，每月一次。目的在了解教学情况，团结教师，共同搞好教学工作。会上大家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这种融洽的聚餐会举行过好几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马老对全院教职员工，相见以诚，相待以礼。记得每年春节，他总一早就到员工宿舍一家家去贺年，慰问他们一年来的辛劳。

马老接近学生，喜欢听取他们的各种意见。对学生意见较大的教师，要亲自去听课。因此，教师们对备课、讲课都很认真，也不敢随便请假缺课，从而在商学院建立了比较好的学风。他时常邀请著名学者来院讲学，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就曾两次来校讲授决算表等会计问题。潘先生课后来不及回城，马老招待他住在教员宿舍，亲自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备极周到。

马老非常爱护学生。他不仅能叫出全院学生的名字，对他们的学习、思想、生活也很了解。有些战区学生患了病，他就介绍医院让他们去住院治病。

一九四〇年夏，日本侵略军的飞机昼夜轰炸重庆（当时唤做“疲劳轰炸”）。学期终了时，学生要求免去大考。教务长、训导长表示同意，理、工两学院都决定免考，惟马老不同意。训导长王克仁说：“教育部已经同意免考，商学院何必例外？”最后，校长叶元龙做出决定：商学院是否考试，由马院长决定；其他两院可予免考。后来，商学院利用一早一晚，坚持举行了期终考试。因为马老对学生的要求高、考核严，所以商学院的学习空气比较浓厚，基础知识也学得比较扎实。

马老勤奋好学，处处以身作则，为全院师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重庆那时天天遭炸，空袭时，我们都躲入防空洞，马老却常站在洞口，手不释卷，利用那一线亮光，认真阅读。某年暑假，我寄住在他歌乐山寓所有一个多月，每每见他翻阅中外资料，撰写文章，直到深夜。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使我深为感动。

重大商学院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以及许多政治性的活动。都是在马老支持下进行的。如邀请校外民主人士讲演，反对训导长压制民主，要求增加战区学生贷金等等。那时，马老的思想已倾向进步，来往的多是知名的民主人士如沈钧儒、郭沫若等。他的思想很自然地影响了学生。在全校，商学院学生的思想，突出地显得进步。不过，相对地，反动势力也比较猖獗，所以，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马老当时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问题。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政治黑暗，抗日战事节节败退，而孔祥熙、宋子文等四大家族，却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置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循至滥发钞票，形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财政经济，危机四伏。马老目睹时艰，痛心疾首，自感义不容辞，便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并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马老不畏权贵，敢言敢怒，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启发了青年学生的斗志，更鼓舞了前后方军民的爱国热情。这种正义的呼声使反动统治集团胆战心惊，坐卧不宁。

一九四〇年初秋，蒋介石侍从室通知重大校长叶元龙去见蒋。一见面，蒋就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又说：“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命叶元龙下星期四陪马寅初去见他。

叶校长回到学校，告诉了我，要我转达马老。我确有难色，但又不便违背叶的嘱托。当日，我就上歌乐山见马老，告知此事。马老听了很气忿，没有立即作答。天色已晚，我就住在马家，但心情沉重。翌晨，马老对我说：“叶元龙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要我去，除非宪兵来请。”我下山返校，将马老的话回复叶元龙。我又说：“马先生意志坚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勉强。”叶沉吟不语。我又说：“你去见蒋时，就说马先生有病如何？”叶摇摇头，说：“马先生明明在上课，我怎么能说他有病呢？”叶元龙深知马老为人，从来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不能再劝。

下一个星期四，叶元龙一个人再去见蒋，小心地应付了几句。蒋介石亦知用高压手段无效。最后对叶说：“我要同马寅初谈谈，你叫他以后再来看我。”

威胁不成，改施利诱。过了一些日子，中央银行会计处长金国宝来找叶元龙，说奉孔祥熙之命，敦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要叶陪同前去。叶深知马老刚正不阿、不屈不淫的性格，忙道：“你万万不可以给马先生说这个话。”可是金还是去了，果然扫兴而归。

不久，马老又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做了一次公开讲演。他不仅骂了孔宋贪污，发国难财；还骂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蒋介石老羞成怒，用法西斯手段，托辞派马寅初到第三战区考察经济，命宪兵团长胡某把他逮捕了。马老被迫离开重大后，被监禁在江西上饶和贵州息烽达二十一个月之久。

事件发生以后，叶元龙决定：商学院院长名义不动，在马院长离校期间（实质是被监禁，而名义还是派去考察经济），由他本人兼代院长职务。为了照顾马家经济，马老薪金仍由会计室按月照付。那时，我经常去看马师母，并告：“府上的事，我当负责照料，有事可以找我。”

一九四一年三月，商学院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以庆祝马老六十寿辰为名，掀起了著名的“祝寿运动”，登报通知他的亲朋故旧和学生，谋求扩大影响，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营救马老恢复自由。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见报大惊，打电话找叶元龙去。一见面，就说：“这样做，置委员长于何地？”严词责令叶回校制止。但是由于学生的坚持，祝寿大会如期举行。

三月三十日，学生提前举行祝寿大会。这一天，从重庆城里到沙坪坝重大来祝寿的人很不少，有沈钧儒、邹韬奋、《新华日报》社潘梓年、重庆各报社记者以及马老的知交和学生。寿堂设在理学院二楼大教室。正面高悬红底金字大寿幛：“明师永寿”。四壁满挂各方致送的寿联寿幛。其中有两副极为珍贵的对联：一副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书赠的“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出自董老手笔。另一副是《新华日报》社的“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寿烛高烧，花篮芬芳，一本精致的纪念册里是手抄的马老三篇论文和纪念文章。来宾和学生都佩着特制的红寿字纪念章。祝寿会开始，由商学院学生赵国恩报告筹备与受阻的经过。来宾张西曼致祝词。他说：“今天的祝寿会上不见寿公，使我们无限感慨！”又说：“马先生敢言敢怒，值得我们学习。”最后以茶代酒，遥祝马先生健康长寿。筹委会又倡议醵资兴修“寅初亭”，当场受到各方的响应。此亭于数月后，在重大校园梅岭建成。

马老被捕后，校长叶元龙就一再呈请辞职，于一九四一年暑假批准，由梁颖文继任。消息公布后，学生群起反对。梁于接事后一星期即被学生轰走。蒋介石得报大怒，下令解散重大。梁颖文带领宪兵于夜间包围校园，逮捕了骨干学生三十二名，学校经费奉命停发，暑期留校学生（多数由战区流亡来渝，无家可归）一律于二小时内撤离，校舍由宪兵接管巡逻。当时，学生仓皇出走，偌大学府只见一片混乱凄凉。但是，反抗的怒火却正在人们的心底熊熊燃烧，预兆着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两个月后，重大复校，撤换了梁颖文，由张洪沅继任校长，刘大钧接任商学院院长。许多进步学生不准注册上课，被无形开除；有些人则记大过后方准注册。

一九四二年八月，蒋政府迫于中国共产党、爱国民主人士和重大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老释放回渝，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一九四四年，马老终于能返回重大商学院上课。他利用讲堂，照旧抨击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具见马老的斗争精神。

回想四十年前，我们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庆祝了马老的六十寿辰，发扬了马老临危不惧、刚正不阿的气节；也显示了重大学生和民主人士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从而伸张了正义，使马老能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教育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今年，我们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庆祝马老的百岁寿辰。马老的高风亮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当年所遭受的迫害和诬陷，已经彻底平反；他平生的各种正确主张，如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经济综合平衡等，也已经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已次第见诸实施，这是特别值得庆贺的。我忝列门墙，又追陪共事有年，得两次躬逢祝寿大会，衷心欣慰，实难言宣。谨写此文，再次恭祝马老健康长寿。（徐修梅整理）

（《文史资料选辑》第七三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任启圣）

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后，章太炎先生见日本步步进逼，蒋介石不愿抗战，拟赴华北游说张学良、吴佩孚诸人奋起抗日。乃于一九三四年携同孙中山时代，曾任大本营之军务部长龚振鹏到北京。时吴佩孚新由四川来京，亟图再起，但手无实力，一切尚须张学良支援。一日先生在吴佩孚宅中正高谈抗日，适前教育总长东北人刘哲在座，吴问刘奉军入关人数，刘答二十余万。吴曰，曹操下江南号称八十万，周瑜以五万破敌，今日奉军尚多，何以不敢抗战？刘大怒曰，此是《三国演义》所说之事，与今日时代不同，拂衣而去。先生见事无可为，遂返沪不谈国事，决心讲学。旋应苏州国学会之邀到苏讲演，听众逾千。先生喜曰，吴人慕吾名，故听众踊跃，又以其师俞曲园曾居苏，乃在苏州城内侍其巷购房一所为讲学用。先生夙婴鼻疾，曾在协和医院割治无效，蒋介石闻之赠予现金三万元，先生不受。居正、张继等人乃改用中央党部名义赠之，谓先生为同盟会创始人，与后来改组之国民党有关，此为敬老计，非蒋氏一人之私，左右亦劝先生以此项赠金移做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鲁迅谓先生晚年接收馈赠，或即指此。先生以经费有着，原屋湫隘，不堪讲学之用，乃在苏州城中心锦帆路另建新楹，计楼房两幢，讲堂数间，又在外租赁宿舍一处，供外埠学生住宿。原拟每人每季收学费二十四元，至此则完全无须收费，已缴者照数退还。此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办之缘起也。

一九三五年暑假开始，共招学生七十二人，籍隶十四省。江浙人居多，北方人甚少，计甘肃一人，山西三人，山东四人，辽宁一人，河北籍者仅余及陈兆年两人。先生自任主讲，每星期担任四小时，每次二小时。尚有助教多人，以前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朱希祖担任《史记》，前东北大学主任教授马宗乡担任《庄子》，孙世扬担任《诗经》，诸祖耿担任《文选》，黄蕙兰（黄侃前妻）担任《易经》。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其余则零星点缀而已。先生首讲《左传》，次讲《尚书》，最后拟讲《说文》，尚未开讲即已去世。犹记先生讲《尚书》时，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发现错误始进行驳辨，一字之微常辨析数小时而不倦，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先生不编讲义，不带参考书，惟凭口诵手写，不但《说文》、《尔雅》背诵全文，即对《汉书》颜师古注，亦如数家珍。有人说，国学家第一本领即是书塾，此皆幼年刻苦用功死读强记至老不忘一字，故能左右逢源，一隅三反，非今之一知半解者所能望其项背也。先生讲《尚书》毕，做总结时说：《尚书》自马、郑至孙渊如，讲通者不过十之四五；高邮王氏精于训诂，且不拘今古文，自出心裁，讲通者又有十分之一；仲容可取者只有三十条；曲园先生《群经评议》中亦有可取者，连余所得一百七八十条，又搞通二成，共得八成。其余二成，本人亦不通，有待来者。仲容与曲园意味不同，然皆敬服高邮王氏，王氏于训诂中兼校勘，仲容兼有校勘，而曲园无之，且常改古人之语，此是少年气盛，处处想胜古人，然亦不见得能胜也。清儒注《尚书》者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三家。江有思想少收罗，于今古文不大分辨，其说混杂；孙多收罗少思想，采今古文，其说不一贯；王作《尚书》后案，一以郑康成本为主，所不同者，概行驳斥，其说墨守，虽较江为可信，究非治经之道也。

余生也晩，亲见洛阳出土之三体石经“无逸”、“君奭”两篇之残片内有“又做有”，“恭做龚”，“威做畏”等字，皆可因此而校他篇，故余创获独多。余解经与高邮同其旨趣，间或过之。并非古人读书不多，智慧不够，盖当时坊间所能供应之材料只有此数。余藉地下出土之力始考证如许。若能继续出土、继续研究，或有全部讲通之一日。昔人谓《尚书》系孔子删定，篇篇可法、句句可信，余不以为然。孟子以《尚书》有夸大处，取二三策可已矣。武王伐纣杀人三亿，十万为亿，尚为三十万，杀人实不为少。《尚书》大传亦引此事，“不爱人者及其胥余”一语，正见其夸大也。又谓“贤”字当是“坚”字之误，有财者未必贤，贤者不能从“贝”也；“来”字象形似麦，而“麦”不能从“夕”也。诸如此类者甚多。不铺张、不虚伪、不取孤证，言必有征，斯乃朴学家实事求是之精神。

先生继江声、王鸣盛、王念孙、孙星衍、俞曲园说证之后，集其大成，巍然独立者也。先生讲书或谈话，凡列举人名皆有分寸可寻，而毁誉则包含其间。如汉儒郑玄，则称郑康成；王念孙，则称王高邮；至其师俞樾，则称曲园先生，不冠姓。对康南海则直称其名曰康有为，并不信口骂人。早年从事革命，推翻专制，不得不峻刻风厉，取快一时。及讲学，则一趋于平正，固儒家之态度也。

先生晚年颇留意明史，在临殁前数日尚读《明史》不缀。以明前为蒙古、后为满清，其史取材不纯，语多忌讳。尝拟另行撰述，并嘱其门人朱希祖注意。朱在各大学主讲历史多年，搜集明末清初材料甚富，为一代权威。惟其在学会讲《史记》时，颇不受同学欢迎。为考证司马迁之死日，费时数月，直至先生病殁，尚未举出。同学尝戏语曰，朱师此来（每月来苏二次）司马公或尚未死。《史记》一书有多少题材可以发挥阐述，而于司马之死日则纠缠不休，琐碎支离不得一当。记其挽先生联云：“一代大儒尊绛帐；千秋大业比青田”，语极庄重，然与朱浩联语相比似又逊一筹矣。浩，苏州人，学问渊博，颇得先生器识，因藐视诸助教，甚少听课。及先生殁，浩亦挽以联，上联为：“赐尔来何迟也”，下联为：“禹吾无闲然矣”。运用自然恰合身分。余以同学关系，曾交谈数次，其人面目俊秀，言吐风雅，惟恃才傲物，旁若无人，盖亦狂狷之流。朱联以青田比先生亦有所本，盖先生前颇以刘伯温自况。民初被袁世凯拘禁于北京龙泉寺时，日书死字，并愿死后埋骨于刘墓之旁。经人疏通刘氏后人，颇表同意。迨先生病殁，国民党明令国葬。章夫人以伯温原籍青田县，交通不便，拟安葬杭州，与湖山不朽。次年淞沪战起，乃将遗棺权厝于锦帆路本寓后菜园。解放后经浙江人民公葬于西湖，与章夫人原议甚合，然非先生本志也。

一九三五年冬，天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到苏为其父碑文事面谢先生，并问先生中国能亡否？先生答曰，若以单纯中国历史来看，国民党政府所造亡国条件俱备，但今非昔比，尚须看国际形势如何。倘亡国之后，愿吾子孙世世勿受其禄。此语涉及国民党，当时报界皆未敢刊出。先生在苏出语亦颇谨慎，在讲堂中绝不牵涉政治一字，同学至私室请教之，亦皆一笑置之。如询同盟会事，亦只云孙中山聪明敢干而已。其他则一概不谈。

一九三六年旧历四月，章夫人为其生母在苏州郊外穹窿山某寺祝嘏，同门师生全体前往，寺中备有素餐。临行前，章夫人语同学，诸君按日上课，用功过于劳累，趁此初夏季节，入山游览，大可开拓胸襟，若谓上寿则吾不敢。是日乘专轮前往，与余并肩而坐者为龚君振鹏、朱师希祖，舟中叙先生逸事甚多。及夜晚返城，忽报先生病笃。章夫人尚留山中，闻报亦赶至。李根源先生时居苏州，常与先生往还。一日忽传集同学分班至先生病榻前举香站立，口诵阿弥陀佛，以四人为一班，每班站二小时。至余值班时，约在某日下午四、五点钟。先生已入昏迷状态，痰声如锯，次日即逝去，享寿六十有七。先生精于医，其门徒孙世扬亦精医术，而皆不能治，或诊鼻痈毒菌侵入脏腑所致。当备金丝楠棺一具，价一千元，即日入殓。章夫人就灵前语同学，大师虽去世（学会中人皆称先生为大师），学会则照旧办理，继续完成大师遗志，愿诸生在灵前签名。同学以新丧，又受章夫人之感动，皆签名，然亦有签后襆被归家者。而学会直办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开始时为止。

学会规定学员修业二年，由各省市文化机关团体保送，并指定作论文一篇，经审查合格后发给听讲证即可报到入学。时余在山东工作，慕先生名，乃托由山东教育厅保送到苏州。但到苏州后困难甚多。第一，先生讲话完全余杭土音，且素患鼻疾，鼻息不通，读字又用古音，听课时几若木鸡呆立。华北诸生皆具同感。迨相处日久，查对同学笔记，渐亦明了；第二，宿舍拥挤，入夜灯火通明，读书声大作，且有高谈阔论者，几至不能睡眠。一日三餐皆系米饭，迨包饭人送到，饭菜皆凉，又不合北人口味。余遂邀集华北同学十一人，另在护龙街租楼上下四间，请厨师一人专做面食，早点由个人自备，综计每人每月房饭费约八九元。当时同学江浙人居多，体质柔弱，北籍者亦以马宗乡及余身体较好。马君练长拳，余习太极拳，每早携华北籍之同学到王废基五三公园练拳，傍晚再至公园茗饮。星期假日联袂出游虎邱、云隐、留园、拙政园、沧浪亭、寒山寺等处，足迹踏遍苏州全市。回思前尘犹有余恋，而流光易逝，两鬓生霜，同门师友凋零殆尽，即最亲爱之甘肃李恭、河南曹君依仁亦皆鸿飞冥冥。诸同学年龄不一，程度亦不齐，最长者五十四岁，为辽宁人马宗乡；最小者十七八岁。其中有教授、有教员，有大学或高中师范生，亦有慕名而来归者，大皆好学深思之士。而先生每谓得俊才甚少，孔门三千而得名者不过七十有二，才难之叹，古昔皆同，正不必为同学讳也。

先生精声韵文字训诂之学，而尤重《说文》。同学相习成风，皆争购《说文》四五种：为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王筠之《说文句读》，桂馥之《说文义证》，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皆在所必读。以同学七十人计，每人四五种至少应购二三百部，在护龙一街俯拾即得。自民国肇建以来，《说文》已成僻书，翻版甚少，即商务、中华亦并于四部之内，朱、桂两家尤不多见。北京琉璃厂素有文化街之称，若骤购《说文》四五种、大小数百部，恐亦捉襟见肘。而苏州书肆应付裕如，苏州向日出版书之多而且集中，绝非他处可以比肩。先生卜居吴下，或亦着眼于此也。

学会虽由先生出名主办，而操持内幕者实为其夫人汤国梨。余初至苏州照例先谒师母（同学皆呼章夫人为师母），夫人谓凡来会求学者，皆属同道，我竭诚欢迎，否则虽中央大员来，恕不招待。其口气颇大，亦甚得体，又笑谓大师只是教授，并不管会事，余系会长兼庶务，诸生有事可来找余商量，不必麻烦大师，而大师亦不善于管事也。诸生一切琐事以及起居医药皆由章夫人，体贴周到，无微不至。夫人善诗词，著有《影观诗集》，曾充上海务本、爱国诸校教员。民二太炎先生登报征婚，经蔡元培等之介绍，始与先生结婚。尝谓余之学问皆系自修，并非得自章氏，虽系夫妇而谈学问机会甚少。在苏州时，先生与夫人各居一楼，除两餐时会面外，其余时间皆在读书，尚不如同学听课方便。去岁闻李老根源谈，章夫人仍住苏州锦帆路旧宅，三年前曾来京一次，精神尚佳，年龄已在八十以外。其长子习土木工程，不能传其业；次子章奇留学国外。（一九六二年四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四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民主潮与独裁风（黄回）

——谈加拿大政坛几件大事

一 民主的胜利

今年九月六日加拿大最大最富庶的安大略省举行省选，结果出人意料之外，新民主党以压倒性的赢得了大多数席位，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次新民主党在安省获得组阁权。原本执政的自由党，本应还有三年的执政期，但省长见民意调查，其党正占大多数支持的上峰，而明后年面临的政治风浪不少，恐不上算，故大大提早省选。如获选连任，则三年可换来五年的稳坐江山，可是并没有提出令选民信服的充足理由，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一败涂地，省长本人的议会席位都被扫地出门。这种败绩实足为投机政客诫。

上次选举自由党在一百三十席位中占了九十五，而这次竟跌至只有三十六；上次仅获得十九席的新民主党，这次则暴升到七十四席。当一个半月前，宣布举行省选时，据民意调查执政的自由党获五成的支持，新民主党只得三成，而掌权联邦大失民心的进步保守党，只获两成支持。随着竞选活动的展开和选期的逼近，自由党的声望逐渐下落，而新民主党则稳步上升。直到选前三天，新民主党竟超过自由党一大截，获选民百分之三十九的支持，而自由党跌至百分之三十三。党魁急不择言，见选民担心加税，故宣布如再获选连任，将减少整整一个百分比的税，（好大的恩惠！）又说如新民主党获胜，你们的子女将挨饿。这些失言，影响民心的向背。一般选民无定见，受竞选活动表演的影响至大。这正说明了选民对政党缺乏一贯的认识，不知客观衡量政党多年来的表现而予以总评，多半受一时表演的激动。一般说来，此间选民知识水准不算低，但仍缺乏一贯客观的判断力，易受煽惑，足见民主制度之难行。

新民主党在竞选之初，万万没想到能脱颖而出。在投票之日，也未料到能获大胜，这种现象极其突然。现在事后分析看来，进步保守党之功不可灭。执政联邦政府的进步保守党，推行的政策大大伤害了中下阶层收入者。尤其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定，未蒙其利却大受其害，美资工厂纷纷回迁美国，造成大量失业。重税、高利率的政策，使得经济直滑下坡。缩减社会福利、教育基金，直接伤害中下阶层等等不得人心之政。加上几年来省内自由党政绩平平，又屡失诺言，竞选活动时党魁更失言。故使得选民连居间比较温和、多半受中产阶级支持的自由党也不再信任了，干脆走向另一端，支持社会主义的新民主党，以求保障，这才是新民主党大胜的主要原因。

新民主党的胜利，惊醒了资本家的美梦，个个采取观望的态度。党魁李博（Bob Rae）——新任省长怕吓跑了投资者，大力安抚工商界，表示他们愿意而且必须和各界人士合作，新政也不是能够一夜之间急促推行的。他主要的政策包括征收赚钱公司起码的公司税，百万元以上的遗产课收遗产税，对房地产投机买卖者征重税，管制房屋公寓租金的上涨，对农民和小企业者低利率贷款，提高最低工资，改良退休金制度，男女同工同酬，消除妇女、残废者、土著和少数民族在就业方面所遭受的歧视等。一言以蔽之，新民主党的新政，目标在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持起码的社会公道，发挥人道精神，让贫弱者在经济艰难期仍能保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共度难关。这样的社会主义难道是毒蛇猛兽？这样的社会主义难道是空想？这样真正以大多数中下阶层的“民”为“主”的社会主义，难道不才是真正的“民主”？

这位新省长说得好：“他因东欧国家争取民主成功而高兴，但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明证，也不以为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受摒弃的事实。”这次安省新民主党的大胜，正好说明了中下阶层的觉醒，说明了他们对极端资本主义政策之厌恶。而凡还有一线良知存在的资本家，亦不应因民主的社会主义登台而大打退堂鼓。

民主的根基和根本目标是自由、平等与博爱。一切所谓民主的制度及政策的制定，都应以此三者为基本原则。换言之，民主政制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藉以体现此三者的手段和工具而已。而唯有以此三者为根本原则为进行方向，人民才有逐渐达到真正当家作主的可能，“民主”才不致沦为空洞的名词。凡朝反方向前进的政制，都可说是反民主的逆流。一个主张人民有充分言论和行动自由，一切以民意为依归，民选出来之民主的社会主义党，不但一点也不可怕，反而还提供了体现“民主”的最大可能。世界上多少西方国家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党执政，或社会主义者在政坛上有很大的反对党势力，但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走向贫穷的道路，反而还国泰民安。最显著的是瑞典、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它们明显的特征是不但最大多数人的自由受到保障，而且平等与博爱的精神得到更高度的发扬。这岂是目前英、美、加由保守的资本主义党执政，可能望其项背者？

美国《华尔街日报》见新民主党在安省大胜竟云：“难道安省的选民愚蠢到连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这一回事都不知道？”这显然是低水准反共反昏了头的记者，不分青红皂白故做惊人之语。明明在欧洲死亡的是共产主义，好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都还健在得很呢。美、加这种缺乏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恰恰需要一点社会主义的药方，才能减少拿贫弱当掠夺钱财的祭品之病态“文明”。人人都只有一条命，只能活一次、过一个人生，口口声声以“人”为“本”，重申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绝无任何理由让这部分人为那部分人的利益做祭品。无意造成的，应力谋补救；何况不少是由有意的政策造成的，该当何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加一直名列世界最富有的十国榜内，何能容忍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挨饿？何能推托缺财源来解决问题？显然是分配应用的制度有问题。这次安省民主的社会主义党当选执政，欲把财源供奉的方向调整，减少锦上添花、多做雪里送炭，以大多数中下层人民为主要着眼点，故这岂止是社会主义在北美的振兴？简直就是民主的胜利。

二 独裁的横行

甲 议坛风浪

加拿大从一九八四年由进步保守党执政以来，以减低政府财政赤字为主要施政目标。用减少社会福利、教育基金和改税制加税为手段，但并未积极创造就业机会，故造成贫富差距加大，民怨不绝。最近更由保守党占大多数的众议院强行通过了货物与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但必须交由参议院审核通过才能实行。参议院由反对此税案的自由党员占多数，届时势难通过。故总理穆隆尼临阵磨枪，在开会前两、三周内，连续任命了十五位赞成此税案的保守党员进入参议院，补足参议院的缺。可是仍然比自由党员少了六名，仍无把握获得通过。故他在开会前两、三天更临时抱佛脚，史无前例地援用百年前即一八六七年订的，从来没有任何总理引用过的英国北美法（又称宪法法案）内的条款——危急事件有必要时，可额外增加八名参议员之规定，火急电请英女皇批准后，特别外加任命了八名保守党参议员，造成五十四位保守党员对五十二名自由党员的优势，务求货物与服务税一定通过。

但从加拿大自订新宪法后，此北美法案仍否有效还成问题，况且此次能否被视为“危急事件”亦是问题，此为其一；按宪法规定，每省的参议员人数不得多于众议员，穆隆尼总理却枉顾宪法，在纽布朗士省内指派多了一名参议员，使该省参议员人数多于众议员，此其二；按一贯往例，货物和服务税由省府征收，联邦政府有否征收权仍是法律上的疑点，此其三。目前加拿大最大最富的几个省分，安大略、卑诗、哥伦比亚及亚尔伯塔的省长，均强烈反对此税制，而卑诗及亚尔伯塔已就此中情况择其一二，上诉法庭控诉联邦政府违宪，等候聆听审议中。但目前安省十名自由党员和一位律师上诉地方法庭，法官竟判总理的任命未违宪，足见法律条文的诠释大有出入的余地，难保法官一定公正，因此他们表示将再上诉。

此税制的要义乃将原先加在货物销售者及服务者——即公司、工厂等身上的十三点五税率取消，改成百分之七而征收到消费者的头上来，其涵盖极广，几乎动辄得“税”。不分贫富，税率相同，故对中下层收入者打击极大，至为不公。本来近年来政府行高利率制，逼使经济更衰退。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一再声称进入衰退期，劝执政党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如对消费者再加重税，则将更进一步促进经济萧条。但总理及财政部长不以为然，不认为是进入衰退期，而说是经过过去几年的高峰，现在暂时的平和停滞现象而已，这是再度兴旺的前奏。俨然一副我有权在手，我的学问就一定比你们大的嘴脸。这税制不但两个在野反对党强烈反对，而且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政府到各省举行的听证会，所得到的回应是百分之八十多的人民反对的怒吼。或许说政府对人民加税，自然人民没有会赞成的。但话也未必能如此说。新民主党要在安省实行新政，那些政策措施，花费浩大，人人知晓政府最可能加税，但选民还是选了他们。由此说明人民不一定怕加税，问题出在税加在何种人身上？公平不公平？拿到的税收主要用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近几年来全国民意测验，穆隆尼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声望一直屈居第三，敬陪末座。最近一次更再打破加拿大有史以来最不受人民欢迎的纪录——只得选民百分之十五的支持，但穆隆尼仍然露出一副我大权在握，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是“民”我是“主”，你不懂治国，你也不懂什么对你好，你怎奈我何的嘴脸！霸气十足，藐视民意，一意孤行！这不是“独裁横行”还能是什么？

参议院里的自由党员因处于劣势，但却确知绝大多数人杯葛抵制议会的进行。在刚恢复开会不久时，自由党员全体退席的情况下，议长可能受了总理面授机宜，反对党全缺席且完全未经讨论，竟敢宣布进行投票，完全违反传统和民主规则，在自由党大为震怒下，才未能得逞。因参议院的议员均由历届总理任命非民选，故穆隆尼总理指责：非民选的参议员阻止民选的众议员之决议案为“反民主的行为”。但问题出在民选的众议员做出大反民意的决议，而非民选的议员反而维护民意之伸张，这该当何说？民主的根本要义难道不在“民意”，而在形式上的代表制上？对于民意代表的反民意行为，人民一旦选了他，就无权无能阻止他？如果说自由党参议员的行为是“反民主”，那也不过是“反民主的程序或形式”而已，但保守党反的却是民主之所以为“民主”的实质之“民意”。反民意而行的行为无他，“独裁”而已！如今此案仍在僵持中，自由党宣称将继续拖延至圣诞休会绝不让过。如果真的拖到闭幕仍不能表决，则明年无法开始实施矣。

乙 土地尘滚

居住在法裔魁北克省的印第安人，七月间因土地问题与当地政府起争执，而到处设路障抗议。该省警察与印第安人首度冲突，乱枪里一名警员中枪死亡，事情愈闹愈大，无法平息纷争，故商请联邦政府派兵支持。结果派了大批军队和坦克来拆除路障，并用军队、军车和坦克来围困印第安护土战士，局他们于一隅，欲围剿逼降。据新闻报导，军队曾限制食物运入围困区，结果国际人权组织介入才解限。又曾干涉检查新闻记者的采访，截断所有对外通话线，只留一条热线。这些都可能是违宪的行为。

被困的印第安人顽抗，不肯自动缴械出来投降，全国各地印第安人纷纷响应，引起国际普遍注意。南非民权运动领袖诺贝尔奖得主杜图和美国黑人民权领袖杰克逊均曾先后往访。杰克逊到访时，军队竟不准他入内和印第安人直接交谈。对峙了两个多月，发生了不少冲突，双方伤损不少。幸好军队自我克制，更幸好印第安人最后能保持理智，故未酿成进一步的命案。他们可能见已引起国际普遍关注，政府亦答应还其土地，和平谈判解决。印第安战士终于放下武器走了出来，暂时缓和了这场大风波。目前隆隆的坦克车声虽已远去，但辗过印第安人保留地掀起的滚滚尘埃却未落定。问题还有待解决，危机有再爆发的可能。这种用坦克军队来对付自己的国民，用暴力要挟恐吓来逼人民就范的手法，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大概就不算是“独裁专制”的手段了，而是适合西方国情，典型的“民主”方式矣！

丙 湖水干枯

三年前，总理穆隆尼鉴于杜鲁道当政时协议颁布的宪法，未能博得法裔魁北克省的同意，其省长一直未签字，联邦未能达成全体和谐合作，故乃召集各省省长于风光明媚的米茨湖畔，共同商议，草成了修正宪法的米茨湖协议案（Meech Lake Accord），并约定三年期限，至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前，各省长代表签署，则正式通过成为法案。

该协议对魁北克省让步，承认其为“独特的社会”，并且加大了各省地方的权限，表面上看来，似为全国都同意了，国家真正合作统一了，实质上则更趋于分裂各自为政矣！尤其对妇女、土著、少数民族、新移民等的权利和保障无明确的肯定。三年期间变化颇大，若干省议会改选，省长易人，保守党失势。其中纽布朗士威克、缅尼吐巴和纽芬兰三省均表异议，要求再行修改，否则碍难同意。但联邦总理却一直按着不表，不从早计议，一直拖到截止日期即将来临的前两、三个礼拜（又是临阵磨枪），才逐一约见各省省长，分别单独关起门来密谈，不让新闻界参与聆听，谈些什么也不向全国人民表白。结果反对的三省答应他，再让其省议会重新表决。纽布朗士省终于通过了，缅尼吐巴省则因印第安议员坚决反对，无法投票而相持不下。眼前即将到期，联邦乃暗示或可给予延期表决。至于反对最烈的纽芬兰省则全不知情。总理对外大加压力，一再表示如此协议案不通过，则魁北克省将独立，国家将分裂衰退，这是存亡之秋，国人必须醒悟。对这两省更大加压力，造成此两省为破坏团结者的形象。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缅省印第安议员坚持到底不首肯；而这边则惹火了纽芬兰省长，本来早有决议不赞成米茨湖协议的，并不一定需要重新再行表决，故干脆宣布不再投票了。结果到了六月二十三日，在米茨湖中培养茁长出来的协议幼苗，果然因湖水“枯干”而夭折矣！

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人民均反对此协议案，尤其全国妇女协会，印第安人及少数民族更坚决反对。这种在截止日期到来前，急忙召集省长关门密议，正如一般人形容他利用高压锅来煮熟一锅食物。这无非是反民主专制封闭的手段。置人民如身外物，更完全是扼杀民主的独裁作风。米茨湖水“干枯”协议夭折，毕竟是好事。因为这协议给予法裔魁北克省特殊地位，造成省间不平等。例如其以保存法裔文化为借口，对移民有独特的选择标准，乃可能造成种族歧视的现象。印第安土著社区才更是特殊的社会，却得不到承认。妇女、少数民族的权益没有明确保障，更可能造成不平等。这些都是开历史倒车、反民主精神而行的坏主义。到目前为止，米茨湖协议已夭折四个月了。湖水枯干，全国却风平浪静。魁北克省并未见闹独立的动乱，只是少数几位联邦议员退出原党，改加入魁北克独立联盟而已。但这次联邦政府掀起的独裁之风，令人心有余悸。这样屡刮独裁风不知何所止的保守党，万万不能再选它！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从一贯道“起飞”谈起（轩辕辙）

——另一场鸦片战争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台北一家大报“记者陈素玲”的“台北报导”说：

“多年来始终‘不便’公开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的一贯道，在七十六（一九八七）年取得合法地位后，昨天终于得以公开、盛大场面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纪念创教始祖‘师尊天然古佛’、‘师母中华圣母’传道六十周年，来自海内外三千多名信徒首次共聚一堂，缅怀师尊师母传道、授业、解惑之恩。

“一贯道在合法化以前，外界传说纷纭，致信徒已往各项聚会活动大都只能私下进行，即使在每年纪念创教始祖师尊师母传道周年的重要日子，也只能采各分区自行举办纪念活动的方式。直至七十六年一贯道受政府认可后，信徒才又积极对外展开宣扬教义活动。

“今年适逢师尊师母传道六十周年，总会决定首度以合法宗教之名，公开举行纪念大会，除邀请海外二十一区信徒共襄盛举外，也正式邀请政府官员及民意代表列席，并公开宣扬教义。”

四十多年以来，号称信徒一百六十万的一贯道，公然为它的“师尊”和“师母”举行这么盛大的活动，在台湾尚属空前；借用经济学名词，如果说此举是“一贯道起飞”，也许一点也不过甚其辞。

四天之后，另一家大报报导：

“仅小学学历的五十岁男子苏黄振井，涉嫌私设神坛，以‘一贯道’名义诱骗数十名女子加入其‘第一家庭’，遂行杂交乱伦诈财勾当，案经调查局高雄县调查站六日查获，发现有母女共事一男，诱骗幼女婚配等情事，并有十余名私生婴儿，调查局现正扩大侦办中。

“调查局表示，苏黄振井利用神怪之说，诱骗无知女子之财色，目前已有十二名被害女性或家属前往高雄县调查站指认，据查尚有数十名受害女子，苏黄振井亦坦承有诈财骗色情事，但他否认有生子之事。

“调查局调查，自七十（一九八一）年起，苏黄振井即假借‘一贯道”名义，在高雄县大社乡嘉诚村水哮巷二十三之一号，设立‘华一金堂’，并于大社乡中山路设一女子美容院，以‘天命之师，身带天命’自称，是皇帝转世，信奉‘明明上帝’、‘玄玄上人’、‘天然古佛’、‘天然圣祖”等神明，要求信徒称其为‘老师’，强调‘现今七贤九祖已一起沦入地狱，人须做善事才能使自己的祖先避免沦入地狱’，并称可超拔七贤九祖，信徒若加入神坛，就必须加入其‘第一家庭’，信徒除奉献金钱外，二十三岁以上之女子，更必须与他本人结为夫妇（有实无名，二十三岁以下之女信徒，则由‘老师’为其配对，女信徒不得异议，另外，已婚之信徒加入前须先与元配离婚。”

苏黄振井的丑闻，不早不晚，偏偏在一贯道“起飞”之际爆出，无疑是大杀风景之事，害得一贯道“正宗”人士，像同在高雄县的“华山圣堂”坛主林宗兴，不得不赶紧“要求一贯道总会出面澄清”，并“激动地说，苏黄振井如果真是一贯道的道亲，则所有一贯道亲都不会饶恕他”。

从新闻报导中透露的术语看来，苏黄振井似乎正是一贯道的“道亲”。该道人士之所以不敢直截了当否认他是一贯道徒，道理也许多就在这里。

其实，苏黄振井是不是一贯道的“道亲”，根本无关恒旨。一贯道既然为“师尊天然古佛”和“师母中华圣母”举行盛大的“传道六十周年”大会，对于德行与张天然“半斤七两”的苏黄振井，又何必曲意排斥！复次，一贯道人士将德行恶劣的张天然捧到天上，而且将提拔张天然的路中一及其他前辈冷落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又算是哪门子的道理！

“天然古佛”和“中华圣母”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一贯道人士尽人皆知，只是他们既然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乃不得不帮他们文饰。不过，张天然的德行有如“秃子头上的虱子”，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张天然自称“天作之合”，固然不足以开脱他遗弃元配与子女，而公然与孙慧明姘合之事实；后来他的徒子徒孙为他发明“名义上的夫妻”之说，除了显示“辞穷”的窘态之外，也丝毫没有帮助。

张天然的恶行劣迹罄竹难书。他跟孙慧明“修道”修到床上去了，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尽管如此，这桩丑行的后患并未局限于张天然的家庭之内。因为张天然“至高无上”，上行自然下效；苏黄振井的事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如果真有什么事可以令人惊怪，恐怕只有一件，就是：苏黄振井不够狠毒！从昝道徒的记述中，可见一斑：

“一贯道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九日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北平鼓楼大街蒋家胡同五十号，开办了一次‘顺天大会’，被迫受训的男女道徒有二百多人，由大道首张天然亲自主持，张五福、宫彭玲、刘新泉、齐慧贞等道首负责具体工作，并勾结旧军阀唐天喜、潘仲瀛给办理外交联络等事。当时参加顺天大会的道徒，在这一个月‘开班训练’期间不准出院子；每天烧香、磕头，由道首宣讲‘一贯道义’……等……东西，同时并进行了酒、色、财的考验。考酒时，由天才机手刘新泉‘藉窍’装充‘八爷茂田’，又名‘大师兄’，女天才机手齐大姑娘‘藉窍’装关公。他们把一盆水掺上酒，说这是‘仙丹妙药，吃了长生不老’，叫每个道徒都得喝。有一个姓冯的道徒闻到有酒味，不喝；当时被刘新泉用藤鞭毒打，众道徒给跪下求饶也不答应。最后刘新泉尿了碗尿，说这是‘琼浆玉液’，逼冯喝了才算完。

“到了考财时，刘新泉‘藉窍’声称和一个十八岁的女道徒金小姐有‘仙缘’，当天在‘顺天会’结为夫妇，说这是‘天作之合’，并叫众道徒‘祝贺献礼’。因一般道徒随身携带的钱不多，他们便事先在院内设立专用银号，可以开条借钱，会后再还；献礼钱从数十银元到数百银元不等，道徒李德禄一个人就献礼两千块银元。他们从道徒出钱多少上，看你是否尽力献礼，这就叫‘考财’。只这一次，他们就从这二百多道徒身上，诈骗了二万多块银元。

“刘新泉和金小姐结婚后，昼夜在一个单间内赤身合卧，男女道徒每天早起还得要去到他床前‘问安’。当时有女道徒李德仲和葛太太实在看不象话，坚决要求出会，退道不修啦。道首们见事不好，怕被揭穿内幕，便坚决不准出会。随后他们用‘还冤愆’的办法，在地窖内设立假阴曹，道首们有的装阎王、有的装判官、有的装小鬼，半夜里由‘小鬼’拉来道徒，叫说出自己都有那些罪过，借口道徒有‘冤愆’便用大扁担打一顿，这叫‘还偿冤愆’；怕打的拿钱赎也行，老道徒齐建渊为赎‘冤愆’，就花了银元五百五十块。轮到李德仲和葛太太时，道首们为了灭口，藉词说她们‘冤愆’太重，给活活打死。因是‘仙佛’惩罚，便也没有人敢问；又加上都立了‘守口如瓶’、‘不准泄漏顺天会内任何情况’的洪誓大愿，出会后都不敢传说，事后弄了两口棺材，偷偷运出埋葬了事。”

一贯道人士也许仍有话说，可以辩称：这是大陆上半个世纪以前的一贯道；他们四十年来并未杀害“台湾李德仲”和“台湾葛太太”呀！也许不“错”。不过，李、葛之事不是一贯道的常态。一贯道最“锐”不可当的绝技是以“渡大仙”诈财；他们“缅怀师尊尊母传道、授业、解惑之恩”，正是“渡大仙”之绝技。“渡大仙”是一贯道的常态。尽管一贯道将它所知道的所有宗教一网兜收于它自己名下，实际上它对外教所知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因为它的主脑人物根本没有能力综合消化本来就互有冲突的“所有宗教”教义，实际上他们也志不在此。虽然他们并非个个都像自称“路中一转世”的王寿，或自称济公转世的张天然那么恶劣，但是，他们都是张天然和孙慧明的徒众，都用“三天”、“三世末劫”惑众，用“渡大仙”诈财。一家报纸说它“说穿了完全没有道理，开沙‘渡大仙’都是些敛财骗人把戏”；昝道徒说“一贯道办的是‘道’，供的是‘佛’，要的是钱”，都是一语中的。

佛教及其他宗教“超渡七灵”，通常都是限于当事人的亲属；亲属人数有限，需索也就不会没有限制。“渡大仙”不同，跟你毫不相干的人，像张飞、猪八戒、史可法、叶天士……，甚至无名无姓的“唐朝的将军”，都可以成为“道亲”花钱“超拔”的对象；而且“大仙”身价高，因而需索也高。河北一贯道徒霍永胜当年“渡了一个‘华陀大仙’，花了四条黄金”；塘沽一贯道点传师齐国瑞、徐恭才、季同文等，诡称帮助“玄蝉大仙”和“蛇龙大帝”“渡”上“理天”，期能“躲过‘三期末劫’”，“结果骗到道徒献出的黄金五十五两五钱”：在台湾，以“宝光组”的王寿为例，他以从苏秀兰那里学得的“渡大仙”骗术，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七七年间，至少骗得新台币三千万元；替王寿扮演“地才”的邱添财说，他“亲眼看到一个小女工，为了‘渡大仙’，不仅将多年的积蓄耗用殆尽，同时还举债，一共在王寿那里‘渡’了六次（‘大仙’），每次三万元，共花去（一九七七年以前的）十八万元”。

台大哲学系的杨惠南教授，为了充实他教授的宗教课程，曾亲自“下海”，加入一贯道；接受它愚弄无知道徒所“传”的“三宝”——包括“合同印”、“五字真言”（“呒！大佛！弥勒”）和“点玄关”三个故弄玄虚的把戏，也发过“虚心保守（‘三宝’之密），实心忏悔。如有虚心伪意，退缩不前，欺师灭祖，藐视前人，不遵佛规，泄漏天机，匿道不显，不量而为者，愿受天谴，五雷轰身”之重誓。他说，一贯道是“最愚昧”、“最迷信”、“最落伍”的宗教——如果它也算“宗教”的话。不过，限于篇幅，一贯道的细节在这里无法备述。

苏黄振井的丑闻于九月五日爆出之后，还不到一个星期，彰化的省立员林农工职也不甘“落后”，传出“老师传‘道’，三学生‘信道闭关’”的消息——另一与一贯道有关的丑闻。同时，高雄县长余陈月瑛下令成立专案机构，要彻查苏黄振井丑案；高雄的《民众日报》也发表社论，质问：“为什么外界对现已属于合法宗教的一贯道仍有所怀疑？”主张“改革匡正宗教的迷信误导”。

余陈县长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不必怀疑，只要从问题的特性一看，即问可知：她一定无能为力。国府大力查禁了将近四十年的一贯“邪道”，尚不能动它一根毫毛，早已成为台湾的第一大“宗教”，环境使然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然。”“上”官喜欢怪、力、乱、神久矣，怎能怪无知“下”民对最讲怪、力、乱、神的一贯道趋之若鹜！

马克思的话尽管并非普遍真理，但是，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却确有几分道理——即使不像鸦片，至少也像香烟、啤酒或咖啡。一贯道不同。一贯道简直就像吗啡、快克或安非他命，中毒者非常严重——不仅使生活于“劫”、“渡”和“理天”的幻梦中，而且心甘情愿地双手奉献给骗死人不偿命的神棍道首。

要“匡正宗教迷信”，空言“改革”是不够的。这是一场比鸦片战争更鸦片的鸦片战争。在“上”官们从内心深处接受科学——科学心态而非科技成品——之前，吾人实在看不出战胜的任何希望！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四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嫖客、雏妓、大陆妹（陆啸钊）

——人口贩卖与逼良为娼

日本人好色，台湾的男人，沿袭了日本的遗风，也变得非常好色，淫荡成习，也就蔚然成风了。

四十年前，公共食堂林立，其实这就是所谓酒家，诸如白玉楼、黑美人都风极一时，今天极具盛名的某百货董事长就是当时执壶卖笑的酒女；在军中则有供应军妓的军中乐园，如今也有商业巨子靠此发迹起家。

其他则如北投的硫磺浴，中山北路应美军需求的酒吧，以及以企业方式经营的艳窟，何妈妈旗下的干女儿，都是盛极一时的风光。

由于当时扫黄行动，风厉电行；色情行业，曾经销声匿迹。可是事隔未久，不仅死灰复燃，反而变本加厉了。除了原有的色情行业外，又增加了咖啡馆公然挑人、理发院变成了按摩院、视听中心和各种宾馆更提供了各种方便的场地。

为了应付这些色情场所的需求，除了一部分的公开登报征求的，另外就是姐妹淘辗转介绍的，而大部分的货源，就是那些贫困人家的女子，为了二三十万新台币，就此葬送了一生的幸福。

接着由于经济繁荣，国民经济收入改变，穷苦人家不再用得到卖女儿了，货源因此也就断绝了。

人口贩子就把阵地转移到山地村去。

我到花莲、台东，很喜欢到原住民村落去走一趟。村子里冷冷清清的，原先的草寮、平房，木屋业已盖成一幢幢洋房。整道街景变了，静悄悄地看不见什么人影。这些洋房的主人，都是有女孩子在高雄台北“工作”的。为了那一幢幢洋楼，很多女孩子，憧憬着美好的梦，走向都市，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够衣锦荣归的回乡。很多山地村的父母，都是太无知了，他们穷，他们不知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孩子大了，这是他们唯一翻本的本钱，男的送去讨海，女孩子即使不到十四岁，也透过人口贩子，卖掉换钱。驱使着那些未成年的“幼齿”，走向火坑，遭人蹂躏，这是命，这也就是山地人循环不断的梦。

现在，村里十四岁以上的女孩全不见了，喝着米酒、叨着香烟的老人，却无法想象他们在另外一块地方吶喊、彷徨、呻吟、哭泣，承受着人世最大的屈辱。有的一天接客二三十次，已经变成不折不扣的泄欲工具。可是老人们却还梦想着，自己的女儿衣锦还乡，也能像别人一样，盖起那荣宗耀祖的华厦。

村子里的那些男孩子一脸迷茫，女孩子都走了，只留下一个个孤单的他。一个个类似这样的所谓原住民的村落，就这样渐渐没落消失了。人口贩子没有了“货源”，也就不再在这个村落出现了。

都市色情市场，还是有这样的需要。这里的男人似乎没有了女人，就像没有了命。台北、高雄这两个地方的花样特别多，人口贩子还得到处去寻求“货源”。“台湾钱、淹脚目”，自然有其吸引人的地方，东南亚地区的女子，就像一股浪潮般地涌了进来。像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来台淘金卖淫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来自这些地方的赚钱查某，她们都是以观光名义入境。多者半年，少者三月，一等赚饱了钱，就拍拍屁股走了；甚至一走也就不再回台了。人口贩子，色情掮客，并不容易掌握“货源”，于是只有“寻寻觅觅”到处另求发展了。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高喊“拯救大陆同胞”这个口号，已经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不同发展的过程中，台湾是愈来愈富，大陆却像四十年前一样的贫困。探亲开放以后，两岸的接触愈来愈多了，台湾的繁荣，在有心无意的传布渲染下，台湾已经变成大陆人民心向往之的天堂，于是，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到台湾来看看。

“拯救大陆同胞”，虽然不知如何着手，台湾人却贪图厚利，真正把大陆女同胞，诱进台湾来了。前一回中共报导有两个台湾人引诱大陆女青年，而被拘捕，我们还不以为意，以为这是无中生有的消息。外传高雄有大陆妹，很多人还以为这是胡说八道，海防这么严，一定是匪谍造的谣言。这一次华西街被查获九名大陆女子强迫卖淫，身心饱受戕害，人证物证俱在，我们才知道大陆已成为另一个贩卖人口的货源集中地。我们所谓的“拯救大陆同胞”，原来是这样的拯救法子。

从这四十年来，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事情一再发生，可是我们却一再指责，这是教育问题，这是社会风气败坏，这是国民道德低落，似乎大家都避开了有关官员的责任。

一个个“理发院”招牌的设立，难道说有关单位，会不知其中干的什么勾当；应召站的妓女，难道说有关单位，会不知是些什么来路。定时孝敬，红包打点，使得许多官员就此张眼闭眼，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更胆大妄为了。难怪这次华西街大陆女被迫良为娼案件的搜查，要避开管区派出所的参与，才能一举成擒。事后传说有不少警察涉嫌，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事情的一再发生，老实说这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事啦！光是华西街一地，从山胞雏妓，到大陆少女被逼卖淫，这些事早已司空见惯，并不稀罕。有心人的游行，舆论的呼吁，虽然时有所闻。可是，这些纸上谈兵的对策和方案，真能禁得起那些残暴、无耻、灭绝人性犯罪的考验吗？

我们知道社会风气败坏、国民道德低落、全在价值观念的偏差和认定。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者，不能率身以正，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今天，社会风气败坏，国民道德低落，那只是一个果，遭致这个果发生的因，就是根本没有人来负责，没有人来承担这份责任，这是政治伦理的低落，也是政治纪律的废弛。

首先，我们要认清的，既有雏妓，必有嫖客，据内政部警政署，自民国七十六年三月一日实施正风方案以来，共查获八百四十名雏妓，这八百四十名雏妓，一天接客二十次，一天就有一万六千八百人触犯奸淫幼女罪，对这些丧心病狂的嫖客，有关单位，有否负起责任，严加惩罚，绳之以法。

同时自正风方案实施以来，警方共查获七百八十二人涉及人口贩卖的人犯，这些人犯究竟受到怎么样的制裁？今天如果有关单位对这些人犯不加追踪严处，并提出具体方法防治，那么警方的取缔，只有提供了一些数字，“正风”也者，也就成了官样文章。

目前法务部于刑法修正案中，拟增列条文对于意图使妇女卖淫而强卖、和卖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与现行窃盗罪最高刑处相同，盗物与卖人逼良为娼，具相同反社会价值，如何能有效遏制人口贩卖呢？

最后，对海防之松懈，我们尤其惊讶，如今不但大陆妹私运来台，甚至连海洛英、枪枝也走私进来，这是治安方面一个极大的缺口，设或警备力量不够，为何不增加预算，切实防范？

凡此种种，这四十年来，逼良为娼，人口贩卖问题依然。而“扫黄”、“正风”也未见实效，很多人说这是教育文化未能扎根落实，功利主义却普及人心，伦理道德已沦丧殆尽，司法审判又淹禁不决所改。我们承认这些话都有道理，可是相同的犯罪事实，多年来始终未能根绝，为政者是否已尽匡正救济之责，是否有承认错误，改正缺失的勇气呢？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天下安排，匹夫有份（何永佶）

——宪法平议之一

本来预备为《大公报》撰述《宪法平议》数篇，但看了近来的许多事象，就觉得心灰意冷，自问：“有什么用？”写，你尽管写，人家还是干人家的。国民大会开会在迩，中国能否成为统一的民主中国，就看这会开得怎么样，而这会开得怎么样，端在所提出之宪法草案如何。经友人数度之迫促，又不得不重拾旧线。

现在关于宪法问题之各种争论，可以说都源于对于“法”之观念不同。我们之所谓“法”，是一种上面控制和束缚下面之一种东西，其字古从“廌”、从“去”、从“水”，即以兽之角触去犯法之人，而务求其水之平之谓也。职是之故，我们之所谓“法”，十之八九是刑法，是如何始能打老百姓屁股，砍老百姓脑袋之一种规定。西洋之所谓“法”，是一种大家照着办事之规章，公家的事要怎样办理才能办得好之一种规定。由于这两种观念之不同，遂发生对于《宪法》不同之见解。这个不同可于中国古有“干宪”之一词，与西洋所谓Unconstitutional（违宪）之分别见之：“干宪”是犯了大法，须处以“大辟”“凌迟”之罪的；“违宪”（在美国及其他联邦国家）不过是某种法令不合宪法之规定，而经法院宣布其无效而已。

今日国人一提到《宪法》，就想到一张白纸上涂着无数的黑字，与其他白纸黑字无大分别。惟现代国家所谓《宪法》，其所以异于其他法律者，正在其不是一张涂满黑字的白纸，而是使一大堆人成一有机体的生命原力之安排，有之则此人群成一有机体，无之则只是“一盘散沙”。照这个说法，不只是一个国家须有宪法，甚至一牛一马亦不能不有一《宪法》（Constitution，即其内部生命原力之安排），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有之则成能动能叫之有机体，无之则只是几件骨头几块肥肉之集合而已。一牛一马之所以能成一机体而不只是骨头肉块的集合，端在其身体内各部分均能参加全体之活动，全体离不了部分，部分亦离不开全体，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假如此机体内有些部分不克参加全体之活动，则其对于此机体为无用之多余，无用之多余不是要脱离个体（如脱去之皮），即会变成其里面之毒素（如盲肠）。如此说法，我们始能懂得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民权”“民主”，因为唯有使“民”成“主”，使“民”有“权”——使人人有参加政治生活之机会——然后国内始无盲肠；无盲肠，然后国家始能康健。“民主”者，只是尽量使国内没有盲肠、没有无用的多余之意。假如一个国家内的政治安排，使得只是互相牵引的少数一批人能居高位握大权，大多数人不但不能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且无看得见的机会、无客观的途径去参加，则这大多数的人将变成国之盲肠，迟早会影响于全体之健康。与其因为其做了盲肠而遂必须割之杀之，何如先就不使其成盲肠，而使之成为国家不可少之部分，占全体之或大或小之一份儿？能够使国家成为这样的便是民主的宪法。所以一国之宪法，与其说它是一张涂满黑字的白纸，毋宁说它是能使国内人民对于国家，实在有而且觉得有一份的一种政治安排；与其说它是一法律问题，毋宁说它是一政治问题。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未尝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权”，亦未尝说过“天下安排，匹夫有份”。选举的真正意义是使张三李四觉得这国家他也有一份，中山先生所以推翻满清，提倡民权，其用意亦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近人好称道美国，羡慕其民主，见其总统巍巍在上，遂以为美国之富强，“总统制”为之也。又见其总统之外，有国会；国会之外，又有大理院，“鼎足而三”，犹以为未足，加二而成五焉，且以为美国既以鼎足而三而致富强，我而鼎足而五，不尤愈乎？不知美国政制殊非鼎足而三，掌有最高行政权之总统，可以由掌有最高立法权之国会弹劾而令其去职，然总统不能去国会之职，亦不能去任何议员之职。国会自行集会，自行散会，不受总统之支配，当其讨论议案，不受总统到场“指示”。总统虽可否决其议决案，然只要有议员三分之二赞成维持原案，总统亦无如之何，势须公布之成为法律，最后胜利仍属国会。在美国宪法上，只见其国会可予总统以种种限制（如批准条约、任用官吏等等），然除上述国会最后可以克服之否决权外，不见总统能予国会以任何限制。美国之司法机关亦非与总统国会成鼎足之势。大理院之法官由总统经上议院同意而任命，其用以维持生活之薪水由国会定之，做得不好，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之程序来弹劾法官而使之去职。大理院内之各级法院纯随国会之意旨而定，国会要它们而给以经费，则存立；不要它们则可随时通过一议案，而废止之，掌有最高司法权之大理院亦无如之何也。大理院唯一可以与国会抬杠者，只是宣告国会所通过某项法案“违宪”（下级法院自无此权，惟其此举，只是不奉行不依着该法案而惩办被告而已，初未尝谓该法案不成法律，大理院在没有收到关于该法案之诉讼前，初无权说那法案怎样，国会犹可以避实就虚，修改字眼，再通过与前案差不多的一道法案，然后大理院亦不能不遵办也。综观美国宪法全部，只见国会可以去总统及大法官之职，而不见总统及大法官可以去国会议员之职；国会予总统及法官之限制重重，然总统及法官所能给予国会之限制，最终最后并没有什么，而谓美国政制为三权鼎立，因而我们也要五权鼎立，吾诚不知其何所据而言也。又谓美国总统之权大于英国之内阁总理（实际上正相反），因而赞成我国亦采用“总统制”，吾亦不知其何所据而言也。

美国政制非权力“鼎足而三”也明甚。英国更非如此，此点不必在此赘述，只须引英国宪法史上之一佳话，便足以证明，曰：“英国国会只有一事不能做而已，即是变男人为女人，变女人为男人是也。”英国巴立门承受了英王无限制之权力，在十八世纪时以抽税等等法案压迫美国十三州之人士，革命随之而起。成功后，美国宪法起草人即是革命党人，咸感议会无限制之权力之可畏，初不减于一个人无限制权力之可畏性。故设有世人好称道之“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这些原只是范围住立法权，其意只是使其不能什么都可以干而已，不是在其可以干的事项中，天天与立法机关抬杠扯腿之意。在其可以干的事项中，立法权仍是至高无上、仍是完整不裂，行政与司法机关且须奉命惟谨而遵行之。其宪法上之貌似三权鼎立而实非鼎立之种种规定，只可以视之为限制国会之权力，不能视之为分裂国会之权力，盖一个国家之完整全靠其立法权之完整（所谓“政令统一”），立法权分裂之国家即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数个国家。

美国政制既不若世人所想像的“三权鼎立”，然则其精义何在？曰：在其国会之构造。美国十三州原是十三个独立自治区域，地方有大有小，人口有寡有多，要化十三为一时，势必须使十三个州之每个州都有参加中心政治生活，都在中央政权中占有应得之一份，然后各州始肯来。但什么才是应得之份呢？什么才是应得之代表数目呢？若云不管州之大小，一律予以同等的代表数目，如现在的国际组织然，则小州众多，势必得势，而大州不肯来。若云以人口多寡为准，则大州人口必众，所得之代表必多，凌驾乎小州之上，则小州不肯来。为欲使大小州都肯来，所以在上议院内给予每州，无论大小，以同数目的代表（两个），故小州高兴而肯来了；在下议院以人口多寡为准，大州较众的人口可以多得其照人口标准应得之代表数额，于是大州也高兴而肯来了。全国各部分都有平等参加中央发号施令之机构（立法机关之国会）的机会，美国便成了一各部分都有份，休戚攸关之有机体。

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法权分裂，因而国家分裂，然战前南方既得同样的代表权，战后亦不丧失其同样的代表权，南方初未尝因战败而沦为殖民地，在中央政权中亦未尝丧失其发言权。盖美国人深知欲国家之不分裂，只有使各部分有通过选举，而得之平等参加中心政治生活的机会之一法。中国从前亦有一法，惟不是选举而是科举，地方之参加科举，犹如美国之各州参加选举。从前中国中央政府要惩罚地方时，则停止其地之应试权，如拳匪乱后停止山东应试，可为明证。

今日中央政权既非通过客观标准之科举，亦非通过客观标准之选举而获得其普遍代表性，则以后将以何法拉拢地方？从前西方之罗马帝国就因缺乏、一种制度，可以使其极东之叙利亚与极西之不列颠利亚，都对于帝国之中心罗马同样感觉兴趣而致崩溃。今日之英国帝国亦无一种制度，可以使极东之印度与极西之加拿大，都对于帝国之中心伦敦同样感觉兴趣，英帝国之中心既无别术可以拉拢外围，则唯一方法只有放松，畀予其自治领以濒于独立之自治。然其为此也，只是对于肤色相同者始然，对于肤色不同者（如印度）则现正苦无术以拉拢。我国之中心如要拉拢外围，将来亦需要一种牢定之客观标准制度，以代替其现在之主观的互相牵引，此则有待于宪法之安排。政协会议之协议，本来是中心拉拢外围之一很好机会，现在仍未完全丧失，只要国民大会肯抓住它不使放过。否则外围各党派之肯来与否诚属问题，半边中国仍只是半边中国。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死，你也别想活！（吕佳真）

中外各种推理小说中，常见的一种破案方式，是被害者临死前，写下些字母、符号，以暗示凶手是谁，然后聪明的侦探便根据这些蛛丝马迹，逮捕到凶手。

其实这点雕虫小技，若和战国时代的苏秦大外交家相较量，那可就小巫见大巫了。

《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逃到齐国，齐宣王聘他当客卿。这种礼遇，自不免要惹起一些当朝大夫们的眼红，这些大夫们争宠失败，就想除掉苏秦，于是派刺客暗杀他。这刺客一杀即中要害，但苏秦一口气在，没有当场毙命。刺客以为目的已达到，不必久留，便尽快离开现场，因此府中卫士也没人追着凶手。齐王派人搜查，没有结果。苏秦断气前对齐王说：“我快死了，您把我分尸，并且宣传说是：‘苏秦为燕国来做地下工作的，想灭我齐国，所以处死。’这样一来，那刺客一定会出现邀功，您就可以手到擒来了。”齐王照着苏秦的话去办，果然引出刺客。

在古代那种重视全尸的观念里，苏秦情愿肢解自己来做诱饵，这种“我死，你也别想活”的心态，是何等强烈！不过，苏秦倘若遇到吴起大将军，也得必恭必敬地称一声大哥，因为吴起的手段，已高到“我死，‘你们’也别想活”的境界了。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吴起投奔楚国，楚悼王对他也是礼遇备加，吴起竭尽所能，辅佐楚王，绩效斐然。楚国的王公大臣们同样眼红，都想杀之而后快。可是碍于当朝君王之面，不敢轻举妄动。等悼王一死，这些大臣便连手攻杀吴起，吴起孤掌难鸣，眼见大势无法挽回，便跑到悼王的停尸间，伏在悼王尸体上，那些奉命来杀吴起的人，以箭射吴起，乱箭之下，殃及已死的悼王，他也挨了数箭。楚悼王的儿子一登基，马上查办这件事，于是这伤及先王的七十余家皆被满门抄斩。这下子陪死的更不胜枚举了。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那是没办法的人的作法；有办法的人，可是即刻报仇，绝不嫌早的呀！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十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论命运（周宪文）

——“科学算命”

命运的解释

要论命运，先得说明什么叫做命运？又命与运有何不同？兹先说命，再来说运。

本文之所谓命，亦即算命先生所说的命。根据普通辞书的解释，谓：“凡穷通得丧，有若或使之，非人力所能为者，皆曰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均是。盖所谓“莫之致而至”、所谓“节遇”，都是“非人力所能为”，“而又若或使之”的。简单的说，命就是遭遇。一人自生至死，其所遭遇的，有对于自己有害的，有对于自己有利的，有利的遭遇，是一人之幸；有害的遭遇，是一人之不幸。一人之幸与不幸，就一时说，是一人之运，就一生说，是一人之命（参看冯友兰著《新理学》）。这就是说，运是一时的，命是一生的。易词而言，亦可说：“流年为运，终身为命。”所以，一人要是所遭遇的幸，多于或大于不幸，我们说他的运好。反之，要是一时所遭遇的不幸，多于或大于幸，我们说他的命坏。又如一生所遭遇的幸，多于或大于不幸，我们说他的命好。一生所遭遇的不幸，多于或大于幸，我们说他的命坏。

这样说来运就是命，命就是运。两者的不同，只在时间的长短而已。不过，通俗的说法，与此两样，需要注意。即在通俗，大有认为运是“偶然的”，命是“必然的”的意思，所谓“某人运道碰得好”。“运道”既是“碰得”的，那自然是偶然的。又所谓某人“命里注定”的，那自然是必然的。这两者的性质，看起来完全不同，其实这一说法，是表面的。这就因为不论命与运，都是一种遭遇。这种遭遇，就长时期看来，尤其是在所谓“盖棺定论”的时候，一生种种，均已固定，所以说是“命里注定”的，甚而至于把遭遇这一意义都冲淡了。运就不然，因为运是就短时期说的，这中间就有许多的变化。那就特别显出“运道”似乎是“碰得”的，似乎是偶然的。这好比天气，自夏至冬，由热而寒，是一定的。这犹人一生的命。同是天气，由夏至冬，每日寒热，变化莫测。这犹人一时的运。其实，这一变化，也是一定的。由热而寒，为其著者。不过，我们在当时（即在短时期内），似乎那是“碰到”的、似乎那是“偶然”的。总而言之，运与命，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下文所论，有时只就命说，有时只就运言，为求节省篇幅，不再相提并论。

命运的本质

以上主要是说命运的意义。

接着就要申论命运的本质。这可分为四点。

第一：这是未知的，诸如上述，命运只是一种遭遇。由这遭遇两字，也可知道这是属于未知的。换句话说，已知的事，一定发生，那就不成为遭遇。比方说，我有十年的定期储蓄，明年到期，可以收入十万元，这不能算我的运好。因为这是已知的，不是未知的。这将一定发生，这不算是遭遇。假定我今年打中航空奖券的头奖，收入十万元，这才算是我的运好。因为这是未知的，因亦可以说是遭遇。再如我今天出门，约定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这一会见，也不能说我运好，因为这是已知的约定，不是未知的遭遇。假定这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是在无意中遇见的，这才可算我的运好。因为这才是未知的，这才是遭遇。

第二：这是未来的。谓命运是未知的，这很容易懂得。谓命运是未来的，那就相当费解。比方说，我去年中了航空奖券的头奖，或昨天碰到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这些都是过去的，但都是我的运。由此看来，命运也就可以是过去的。其实不然。一般所谓某人去年运好，某人昨天运坏，严格说来，这是说某人去年对于未来的遭遇是好的，某人昨天对于未来的遭遇是坏的。并不径指去年或昨天的事情而言。这因命运既是未知的，那就一定是未来的（反过来，未来的，不一定是未知的。诸如定期储蓄的年期，以及夏之于冬，都是未来的，都是已知的）。换言之，凡是过去的，都是已知的，所以这就不能算为命运。就如我在去年中了航空奖券，这件事情虽是过去的，但就中奖这一点来说，那在当时，还是属于未来的。即在当时，还是属于未知的（亦即此知是属于未来的），所以算是运。

一言以蔽之，如说一个人过去命运的好坏，这一过去，是就说的时候而言的。如就命运的本身来说，这一定是属于未来的，而且是未知的。一个瞎子，替人算命，他也讲过去，但他只说你几岁结婚，几岁丧父，绝不说你几岁走路，几岁穿衣，这就因为结婚丧父，就结婚丧父以前来说，都是未来的，亦都是未知的。至于走路穿衣，就走路穿衣以前来说，纵属未来，亦属已知，因就不能算是命。

命运的本质，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两点可说的，那就是必然的与无因的。兹分论之。

第三是必然的。由上所述，命运既是未知的，又是未来的，则其实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那就值得注意。假定说是偶然的，则照个人的解释——即谓“流年为运，终身为命”，认为命运是一样的——那就既没有命，也没有运，即无所谓命运（如照通俗的说法，即谓运是碰得的，命是注定的，那就可以说有运没有命）。反而观之，假定说是必然的，则照个人的解释，那就有命，而且有运，即命运都是有的（如照通俗的说法，那就可以说有命，没有运）。正因如此，所以凡是相信命运的人，他一定认为命运是必然的，即所谓“注定”的。世有“定命论”之说，根据即在于此。现在试举一例。比方说某甲今年中了航空奖券的头奖，这在表面看来，是偶然的（此即认运是偶然的）。可是我们站在命运的立场来说，必须认为这是必然的。那就因为某甲今年交了发财运，才中航空奖券。交运是因，中奖是果，不是因为他中了奖，才说他交了运。盖如如此说法，那就中奖变成了原因，交运变成了结果。命运既依存于遭遇，那就根本否认了命运的存在。此外，社会上还有一种所谓“运由行转”的说法（即谓一个人多行好事，可使坏运变成好运；多行坏事，可使好运变成坏运），这也是否认了命运是必然的。其实，这一说法，不是算命先生的“江湖术语”，那就是有心之士的“劝善之词”，都不足以语命运的。算命先生算命，他只是将那“未来的”，“未知的”、“必然的”事，告诉人家而已。他与人家所不同的，也就是他比人家高明的，只是人家未知的，他已先知，如此而已。

第四：这是无因的。一个人的遭遇，不论是好是坏，严格说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假定这原因是说得出来的，那就不能叫做命运。命运是无因的，也可说命运就是因。命运好，遭遇好；命运坏，遭遇坏。比方说，一个人生了病，这当然是有生病的原因。明白知道这一原因的人，他绝不会为这次生病是因运坏，反过来说，只有不明白这一原因的人，才会认为这次生病是因运坏。更进一步，也有明白这一原因的人，认为这次生病是因运坏的，那就因他未曾明白他为什么要在这一时候得这病因，因亦说明命运是无因的。惟其如此，所以知识愈差的人，他愈容易相信命运。知识愈高的人，他愈不相信命运。这就因为前者不大明白其所遭遇的原因，后者比较明白其所遭遇的原因。再如上述的“中奖”，如果因为舞弊而才中奖的，这因知道了舞弊是中奖的原因，所以中奖就不成为好运。必须说不出别的原因，只因运好而才中奖，则此中奖，才是运好的表示。在这意义上，故说命运是无因的。

综上所说，可知命运的本质，一是未知的，二是未来的，三是必然的，四是无因的。

命运的有无

以上是说，命运的意义与命运的本质。在某种角度看来，都还是研讨命运的准备工作。现在开始讲到命运的中心问题。那就是命运的有无。申而言之，即在宇宙间，到底有无既属“未来”、“未知”，且又“无因”，但属“必然”的事？要是有的话，那就是命运是有的。否则，那就无所谓命运。

于此，试看列子的《力命篇》。

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物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于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这是力与命的对话。从这对话里，可知力是失败的，命是存在的。命的存在，且有各种的事实。但及问其所以，则命又连用两句“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以做遁辞。由此可知，所谓命者，就是“岂能识之”的东西。明白点说，人的遭遇，凡是不能识其所以然的，无以名之，名之为运。这不是我的曲解，请再以列子为证。“杨布问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寿夭父子也，贵贱父子也，名誉父子也，爱憎父子也，吾惑之。杨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尝识之，将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自去自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这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命是“不知所以然而然”，命是“孰能知其故”。

我们知道：列子的力命论，是认为人是有命的，但其所谓命，竟是“不知所以然而然”，竟是“孰能知其故”，这与其说：人是有命的，不如说人是没有命的。只因人的许多遭遇，我们不知道它的缘故，无以名之，名之为命，如此而已。如此说来，“岂有命哉？”

上引列子之言，反证命运之无，或嫌稍欠真切，再以今事为例。

冯友兰先生著《新理学》，于论命运时谓：“人生如打牌，而不如下棋，于下棋时，对方于一时所有之可能底举动，我均可先知。但于打牌时，则我手中将来何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测底，所以对于下棋之输赢，无幸不幸，而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不幸。善打牌者，其力所能做者，是将已来之牌，妥为利用。但对于未来之牌，则亦可靠其牌运。”那就是说，打牌有运，下棋无运。这照冯先生的说法，是因“于下棋时，对方于一时所有之可能底举动，我均可先知”，“所以对于下棋之输赢无幸不幸”，上句是说下棋的输赢，虽是“未来的”，但是“已知的”（即非未知的）。下句是说，下棋的输赢，虽是必然的，但是有因的（即非无因的）。因此就不能有棋运（今人下棋输了，说棋运不好，这是遮羞的遁辞）。至于打牌呢？情形就与下棋不同。所谓“于打牌时，我手中将来何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测底”。这就是说，这是未来的，又是未知的。又谓：“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不幸，善打牌者，其所能做者，是将已来之牌，妥为利用，但对于未来之牌，则只可靠其牌运。”这就是说，这是“无因的”，又是“必然的”（运好就赢，运坏就输）。因此，就有牌运。

如此说来，命运似乎是的确有的。打过牌的人，还可举出许多的证据来。“某人牌打得真好，可是四圈不和一副”“某牌我开手就听张，终被后听张的上家，拦了和。”这“非战之罪”，实在因为牌运不好，而比较深思的人，还可说出比较近似的原因。他说某人牌风之坏（风就是运，然其经过比运尤速，其速如风，故称），完全由于上副打错了一张牌。这人就不大相信有所谓牌运的。然则，上圈打错了一张牌，为什么会一直影响到现在呢？这就无法说明，因就名之为风，称之为运。所以，此人也终不能不信是有所谓牌运的。由此可知，命运云云，实实在在，只是我们说不出它的因果关系，而于无可奈何时，所用的一个代名词。如果我们相信世界上绝不会有无因之果，那就可以相信，世界上绝不会有所谓命运的。即以上述所谓打牌为例，这也许因为心理上的关系，只因我们现在说不出来，就说它是风，是运。亦因如此，科学愈加进步，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愈加明显，则命运也就愈加失其存在的余地。

最后的结语

由前可知，所谓命运，那只是说不出因果关系时候的一个代名词。至于列子《力命篇》所举诸般之命，其实都不是命。如谓：“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这哪里是什么命？这因智才与寿命，根本没有必然的关系。再如：“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那也与命无关，这因德行与穷远，也不是有必然的关系的。要说这些都是命，那简直是“无上的误解”。讲句笑话，彭祖之智，虽不出尧舜之上，但比尧舜懂得卫生，故寿八百。颜渊之才，虽不出众人之下，但饮食比人粗心，故寿四八。仲尼之德，虽不出诸侯之下，因为不善“钻营”，故困于陈蔡。殷纣之行，虽不出三仁之上，因为善于“操纵”，故居君位。一一均有原因，绝非无因之命。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科学的精神。“命运”云云，这是“强不知为知之”，是不合科学的精神的。不但不合科学的精神，且足妨碍科学的发展，这因大家如果都把“未知的”因果关系，一概委之于命运，那就无须乎“研究”。亦因如此，所以相信命运的人，一定是安于现状的，甚而至于还是苟安之徒。反而言之，也只有不相信命运的人，才会遇事必求其致此之因。虽然有些因，乃非目前的人力所能知的，但唯有求知，一切才有进步。凡所不知，概委之命，尽归之运，则真理就永远不会发现。正因命运是“不科学的”，所以信仰科学的人，就不相信命运。或谓命运既是不科学的，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科学家相信命运呢？这一答复，极其显浅，那不是这些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不够，就是他们“别有用意”。这所谓“别有用意”，不是故意用以安慰人（这好像人们对着一位明知无法挽救的病者，说赖上苍的保护，这病是会好的），就是有意用来欺骗人（这好像财主对穷人说：你的挨饿，是命运不好，乖乖听话，修修下世）。至于冯友兰先生所说：“知命可免去无谓底烦恼，所以《易·系辞》说，乐天知命故不忧。”这话在人情上是可以说的；在理论上是不足取的，因为大家都是乐天知命，个人即使可以不忧，社会就不会进步，许多没有知道的因果关系，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这是要不得的。

我常说各种学说思想的存在，都有各色社会经济做背景。命运的“理论化”，它的背景就不外于农业生产。盖在农业生产之下，人受自然的支配，有许多自然的变化，不是当时的人所能知道的。辛辛苦苦种下的稻子，一场大风，就可化为“乌有”。大风之果，人既不能预知，那就只好说是命运了。农业生产，在我中国，垂数千年，所以星相卜巫，在我中国，也就特别发达。至于现代的工业生产，情形就不相同（此处为了篇幅的关系，不想说明理由）。亦因如此，现代的英美人，不像我们中国人这样相信命运，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里也可知那不是命运注定的）。在这意义上为要“不忧”，而求“乐天”、“知命”，这还是不足为训的（此段说明，不甚透彻，拟另文以论之）。

（《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五号，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孔子可谈而不可谈（李长之）

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和宝库，孔子是应当谈的；有人说孔子曾屡被统治阶级利用，已经和封建势力有着不解缘，如果谈孔子，就会为反动势力张目，孔子是不可谈的。

我认为可谈而不可谈，单看如何谈，在什么时候谈。

假若纯心是利用孔子，那不必说，是最可憎恶的。为了憎恶这班口是心非，用大道理来遮掩自己的丑恶的人，索性连孔子的大道理也鄙薄起来，这也是人情之常吧。正始时代的名士薄周孔，我们是可以原谅并同情的。就是在近些年，有些头号的贪官污吏，也在提倡尊孔创办什么刊物之类，叫人见了也恶心。真正尊爱孔子的人，因此而不愿谈孔子，何尝不对？佛头着粪，固无损于佛，然而有洁癖的人，也只好连佛头也不踩了！

退一步，虽然不是利用孔子，而是真正爱孔子，但为了爱孔子，就和假装爱孔子的人合了流，也就是和恶势力妥协，而且投降了，这也仍然叫人寒心！大凡恶势力，既称为势力，就有一些凭借，或物质上的优裕之处。那些真正爱孔子的人，为要推行孔子的道理，为要散布对孔子的敬意，觉得恶势力虽恶，可是现在为我们利用了，利用它的凭借和物质上的优裕，做些好事，又有何妨？殊不知这一算盘，打得再错也没有！恶势力是有腐蚀性的、是有传染极快的毒素的，起初是利用它，最后却是为它裹胁，于是恶势力如虎添翼，什么孔子不孔子，不过增加恶势力为恶之具而已，那些爱孔子的人，也成了恶势力的俘虏，而不知不觉是在那里帮凶了！极而言之，程朱也不免是这一流。洁身自好之士为消极抵抗，索性不谈也对。

孔子之不可谈如此！

可是我认为孔子也可以谈，那就是在恶势力快要解体的时候，这是它已快失掉了作恶的本领，业已没有假装道德仁义的兴趣，而明眼人也不会轻易为所裹胁，当然可以谈。可以谈，但如果谈的方式有问题，就仍然会使恶势力死灰复燃，那就仍然危险。

所以恐怕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之下，可以少些毛病！一是把孔子还归一个长期的封建时代，凡是那些助长封建势力的说词，一律用历史的钉子把它钉牢，不必让它和现代生活有何关涉；二是把孔子人格之带有永久性的价值的地方洗练出来，洗练包括批判；三是用发展的眼光，看看孔子为后来恶势力所利用处，都是经过如何的路数，免得我们再陷前辙。假如这三样做到，而又恰是在恶势力解体，人们又不再怀念恶势力之时，孔子可以谈！

现在呢？现在在可谈不可谈之间。（三十七年十月四日晨）

（天津《大公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高山族族源考略（施联朱）

高山族约四十万人，是台湾省最早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台湾本岛的山区和东部纵谷平原及兰屿上。高山族内部由于居地和语言的不同，有一些不同的称呼，主要有泰雅、赛夏、布农、曹、排湾、阿美、雅美、卑南、鲁凯、平埔等。

关于高山族的民族来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一）土著居民说，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说：“高山之番，实为原始”，认为高山族是台湾最早的居民。（二）南来说，主要根据高山族（平埔人）的体质、语言、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许多与马来人相似的特点，因而认为他们来自菲律宾、婆罗洲诸群岛的马来人。持此说者多为西方历史、语言学者如泰勒（G. Tayler）、因波特赫特（Imbault-Huart）、黎斯（L. Riess）等。（三）西来说，又称大陆说，主要根据考古发掘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绳纹陶、网纹陶、黑陶、彩陶等原始文化都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的原始文化同属于一个类型，因而主张台湾高山族来自大陆古越人的一支。持此说者有林惠祥、凌纯声等。一九八〇年第十二期《历史教学》，刊载《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辞条“高山族”说：“高山族是百越的一支”，“应是从祖国大陆迁移过去的”，实际上也是持西来说的。

以上各种说法，都失之于片面。根据几年来考古学的发现和文献资料记载及高山族民间传说，证明高山族的民族来源多源论，主要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古越人的一支。但台湾地处东南海上，在漫长的岁月里，有少数来自东北琉球群岛和南方菲律宾、婆罗洲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诸群岛的居民，与早先迁来的古越人相互融合，逐渐发展形成为今天的高山族。我认为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于事实。

甲 关于台湾高山族主要来自大陆古越人的一支，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证。

一、古越人迁居台湾的年代

越人何时迁居台湾？史无记载，一些学者的推论，皆因论据不足，一直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如翦伯赞在《台湾番族考》中说：“不在宋元之际，而是在遥远的太古时代”。连横《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中说：“以今石器考之，远在五千年前，高山之番，实为原始”。《台湾丛谈》亦说：“中国行政正式经略台湾始于东吴。而汉夷民间往还更早于此，至于越人的移殖台湾则在远古”。我认为从春秋末年至汉代，闽、粤、浙三省沿海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动荡骚乱，当地越人为了寻找个安身乐业之所，被迫迁居台湾、澎湖诸岛屿的一定不少。

春秋末年，越常与吴相战，至公元前四九二年为吴王夫差战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至公元前四七三年攻灭吴国。战国时，越国国力衰弱，约于公元前三三四年为楚所灭。“于越……至六代王无疆，当显王之世为楚所灭”①。

楚威王灭越后，“越以此散，诸族子争位，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就是说，楚灭越后，越人流散江南各地，有的甚至渡海避居台湾、澎湖。正如连横氏所提出的“或曰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③。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于公元前二一四年在古越人主要居住的福建、浙江部分地区置闽中郡④。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〇年）南巡至会稽，欲隔绝越人与海外的关系，乃移越人于内地，迁罪人实海边之地，实行海禁政策，以备外越。《越绝书》卷八说：“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障，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

公元前一三八年（建元三年）闽越攻东瓯（又称“瓯越”）。东瓯向汉朝告急，汉武帝遣大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兵退。⑤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徙其众四万余人于江淮之间。⑥

公元前一一〇年（元封元年），汉灭闽越，“徙其人于江淮间，尽虚其地”。⑦事实上不管是自动要求迁徙或是被迫迁徙，都不可能做到“悉徙”、“尽虚其地”，只不过在沿海平原交通便利之地的越人迁徙而已，必然有一部分的越人藏匿于山林之中，在大兵压境过后，他们又逐渐地出来，正如《太平寰宇记》所载的：“后有遗人往往渐出”和“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⑧

必须指出的，在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动荡之际，越人除部分迁徙于江淮之间和隐匿于山林之中外，有无可能一部分越人渡海迁居包括台湾、澎湖在内的诸岛屿呢？我认为完全有可能的。

首先，越人为习水民族。《淮南子·说山训》说：“越人习水便（使）舟，而不知射”。“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⑨《越绝书》卷八说：“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又说：“勾践伐吴，霸关东、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桴意小筏，即小船。《论语》谓：“乘桴浮于海”。考越人当时通用的船只种类繁多，叫名不一，有“舲”、“幹舟”、“须虑”、“楼船”、“戈船”、“铜舡”等⑩越王还建立一支数量可观的水军。公元前一一二年（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汉朝，自请愿出水军八千人从征。(11）“习于水斗，便于用舟”，(12）还是越军的优点。可见，早在春秋时，越人不仅习水性，善造舟，而且滨海而居，早已从事航海了，而且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

其次，公元前一三五年闽越击南越时，汉武帝发兵往救，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与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疆，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纵杀王”(13）这里所谓“不胜即亡入海”，无疑是指东渡避居包括台湾、澎湖在内的诸岛屿而言。

根据以上史实，可以断言，越人在上述各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发生多次民族大迁徙中，由于他们习水性，善驶舟，会造船，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他们飘洋过海避居台湾、澎湖的条件是具备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二、高山族与古越人的密切渊源关系

文献记载古越人有自己的特殊的生活文化，有本民族的语言。而今天的高山族却保留着许多有关古越人的传说、遗俗等；从而证明其渊源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从文献记载的传说来看，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中提到台湾高山族有关春秋越国的传说：“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14）宋《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临海》中也提到“夷州四面是溪，顶有越王钓石在焉”。这个传说正是高山族与古代越人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有力佐证，古代越人不仅移殖夷州（台湾），也有可能夷州在当时本来就是越王直接统治之地。从沈莹把台湾高山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记载在《临海水土志》内以及《太平寰宇记》把有关夷州越王传说收录在台州（临海县）条下，都可以得到证实：当时的夷州可能是属于临海郡辖区之内，而这些地区正是古越人居住区之一，所以有关越王的古迹传说在台湾广泛流传。考东越亡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孙权黄龙二年（公元二三〇年）征夷州，距东越灭亡的时间仅三百余年，去古未远，所以夷州居民对越王事迹仍记忆犹新。

从语言来看，高山族语言与古越语都属于复音的粘着语，不同于汉语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而是一字多音的黏着语。如古越语称“爱”为“怜职”，“广大”为“羞绎纷母”，“船”为“须虑”，“热”为“煦锻”等。(15）

从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来考察，高山族人民保留有不少古代越族的遗俗。如：古代越人有所谓“断发文身”、拜蛇为祖、巢居、喜食虫蛇蚌蛤等习惯在高山族历史上也不乏记载，有的还保留到今天。

越人断发文身之俗，在高山族中也很普遍。《临海水土志》就说夷州人“皆髡发穿耳”。后垄、竹堑诸社“发在周围者悉除之，中临圆顶，剪而下垂，状若头陀”。(16）淡水岸里、内山、双寮、宛里诸社“无男女悉翦发覆额，作头陀状”。(17）至于黥面文身的习俗就更普遍了，“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18）“男女……手足则刺纹为华美”。(19）傀儡社高山族头目（正副土官）“至娶妻后，即于肩背胸膛手臂两腋，以针刺花，用黑烟文之。正土官刺人形，副土官公廨祗刺墨花而已，女土官肩臂手掌亦刺墨花，以为尊卑之别”。水沙连所属北港的高山族，“女将嫁时，两颐用针刺如网巾纹，名刺嘴箍，不刺，则男不娶”。(20）清代采硫官吏郁永河曾目睹高山族“既尽文身，复尽文面”。(21）“御车番儿，皆遍体雕青，背为鸟翼盘旋。自肩至脐斜锐为网罟缨络，两臂各为人首形”。(22）御车番人的“胸背雕青为豹文”。(23）甚至近代有的高山族妇女还作“乌鸦嘴纹饰者”。(24）迄今高山族仍以黥面为男女成年时装饰，男刺纹前额、下颐之正中及胸部，女子则刺前额中央或两额、下嘴唇皮、下腿前面，或仅刺颐(25）。

古代越人对龙蛇之类的水族，有特殊的信念，属于原始氏族图腾崇拜，因此，古越人以文身像龙蛇著称。而高山族中的鲁凯人、排湾人均认为百步蛇为其图腾的始祖，便崇拜蛇，在许多建筑物传统的服饰以及用器上大多雕绣蛇纹图案，这种雕饰被认为是地位与权威的象征。(26）同时把杀害蛇的行为视为一种禁忌。有的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蛇为始祖的神话传说。据一九五七年的调查材料，居住在嘉义深山的达邦和特富野二村的曹人，流传着“蛇为始祖”的神话传说。相传有一天，一男性的蛇变着人形，去参加曹族的战祭（战祭名叫Mahi，为纪念以往的战绩，并为祈神祝福保佑将来战争之胜利），战祭庆典后还举行舞会，到了晚上，男蛇却追求一个女子，女子看见蛇长得很美，遂和他结婚了。Tawunuana氏族就是蛇的后代。(27）

越人巢居，高山族亦有楼居。《临海水土志》载，与台湾高山族先民在居处、饮食、衣服、被饰相似的安家之民（按即闽越人）“悉依深山，架立居舍于栈格上，似楼状”。清代，诸罗、凤山等地的高山族“巢居穴处，血饮毛茹”。(28）今天阿里山曹人的公廨和仓房，多架屋于椿上，似楼居。(29）

越人善食虫蛇蚌蛤之类，高山族也有类似的嗜好。荷兰人记云：在萧垄，高山族妇女把捕获的鱼，在同鳞和内脏一起用盐腌渍，在壶中稍经贮藏后，就连鳞一起吃下，带有小虫和蛆虫的，他们认为非常鲜美”。(30）

其它如高山族的墨齿、短须、跣足等习俗都与古越人相似。

必须指出，高山族保有断发文身、黑齿、短须、住“干栏”屋、以蛇为图腾等文化生活特点，也都与从菲律宾等群岛的马来人相同或相似。有些学者却认为马来人亦源自古越人，大约在新石器时期，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人，除有一支（或好几支）直接渡海到台湾，与矮黑人相融合，形成泰雅、赛夏、布农、曹等高山族的祖先外，还有一支经中印半岛而至南洋群岛，最后经菲律宾群岛而移入台湾，形成为阿美、卑南、雅美和平埔人的祖先。(31）如果上述情况属实的话，那么，无论从大陆直接渡海到台湾的居民或从菲律宾飘来台湾的马来人都与古代越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就足以说明台湾高山族主要来自大陆的古越人，古越人是构成高山族的主要部分。

三、从生活习俗看高山族和壮侗语族的各族同源于古越人

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为壮侗语族的壮、布依、侗、傣、水、黎、仫佬、毛难等族与古越人有着渊源相承的关系。台湾高山族与分布在祖国大陆南方各省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历史上的“僚人”以及今天壮侗语族的各族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习俗，这也是大部分高山族与壮侗语族的各族同源于古越人的一个有力佐证。兹简述如下：

婚姻，壮侗语族的一些民族女子十五、六岁，父母即构竹楼使她独处，青年男子夜吹口琴，到来邀约，合意即可成婚。海南岛黎村过去都有一个至几个“寮房”，黎语称“布隆闺”，女儿长大了便到那里居住，凡是不同血缘集团的男子，都可到“布隆闺”寻找情人，吹萧唱歌，倾诉爱慕，这体现了黎族未婚青年男女社交自由。高山族也有类似的婚俗，高山族男女婚姻名叫“牵手”，许多地方，女子十五、六岁，父母就为她建造一间小屋，使她独居，社中“麻达”（男青年）每于夜间吹着口琴来挑逗她，她若合意便与他相会，逾月方告母，行聘结为夫妻。(32）明陈第《东番记》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娶则视女子可室者，遣人遗玛瑙珠双，女子不受则已，受则夜造其家，不呼门，弹口琴挑之。……女闻纳宿，未明径去，不见父母，自是宵来晨去必以星，累岁月不改，迨产子女，始往婿家迎婿，如亲迎，婿始见女父母，遂家其家，养女父母终身，其本父母不得子也”。北路诸罗各社高山族“男女未婚嫁，另起小屋，曰笼仔，曰公廨，女住笼仔男住公廨”。“惟未嫁者另居一舍，曰‘猫邻’”。(33）

凿齿，广西壮族（俚人）“女既嫁便缺去前一齿”。(34）高山族早就有凿齿之俗。三国时沈莹《临海水土志》说，夷州（台湾）土著居民“女子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35）“男子穿耳，女子断齿，以为饰也”。(36）北部高山族男女十二岁至婚前拔除门牙二至四颗。泰雅、布农、曹等都有拔去左右门齿或侧门齿一枚，也有拔去侧前齿和犬齿的。(37）

猎头，《魏书·僚传》说，僚人“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38）部分高山族过去也有猎头习俗。《临海水土志》说：“战得头，着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此俗一直保存至近代始革除。

丧葬，闽、浙、赣三省交界的武夷山是古越人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地多崖葬（又称悬棺葬）遗迹，人死即将棺柩安置在悬崖绝壁的自然洞穴或人工凿成的洞穴。这种葬式代表古越族的文化特质。这种崖葬习俗，在兰屿雅美人中至今尚存。(39）

口琴，大陆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流行吹口琴。张庆长《黎歧纪闻》说，黎族青年男女恋爱男弹嘴琴，女弄鼻箫，交唱黎歌，情意投合的即订偶配。高山族“麻达”也擅长吹口琴（口簧）、嘴琴和鼻箫求偶，其型制都与黎族相似。

贯耳和墨齿的风俗，在海南岛黎族中尤为普遍。高山族尤喜大耳，他们以线穿耳，用贝壳螺钱和竹圈塞于耳孔，齿用生刍染黑。双寮、大甲、宛里等社高山族妇女“穴耳为五孔，以海螺文贝嵌入为饰”。(40）

女劳男逸，越俗，妻子生子三日便澡身于溪河，操劳家务如常，丈夫则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岭外代答》中记载广西壮族“城郭圩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光绪年间撰修的《宁明州志》下卷中记述：“妇女多勤苦而少游冶。……家家自纺织麻缕，自涅染布匹，以为衣裳。尤苦者，则负贩以营食。甚有男子游手赌博，而健妇独力持家，其夫赖以存活者”。高山族也是“女子健作，女常劳，男常逸”。(41）“男子嫌恶一切工作，……妇女便倾其全力于田野，担任最繁重的工作”。(42）“凡耕作皆妇人，夫反在家待哺”。(43）“番妇耕获樵汲，功多于男”。(44）

木臼，《岭表录异》生动地描述壮族古代春堂舞起源的情况：“广南有舂堂，以浑木刳为槽，一槽两边约十杵，男女间立，以舂稻粮。敲瞌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45）高山族也会用大木作臼。直木作成杵子，男女每日舂打带穗的谷稻，一面舂打，一面唱歌，杵韵悠扬，歌声嘹亮，节拍整齐，十分动听。日月潭的杵乐尤为著名。

此外，高山族喜嚼槟榔、嗜好吃酢、戏弄彩球、穿桶裙、以藤条束腹部、拔毛去须等习惯，都与祖国大陆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壮侗语族的一些民族很相似。

据上所述，台湾高山族的风俗习惯与大陆南方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壮侗语族的各族绝大部分相同或接近。徐松石将《台湾府志》中所列高山族的特殊风俗习惯一百条，与马来人的特殊风俗习惯相比较，其中相同的占百分之十八，而与大陆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古越人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壮侗语族的各族比较相同或接近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46）这也是台湾高山族的祖先大部分来自祖国大陆上古越人的最好印证。

乙、关于高山族族源多源论的论证

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都证明高山族除主要来源于祖国大陆的古越人外，还源自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等的居民，以及融合不少从大陆迁去的金人和汉人。兹分述如下：

宋末，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而迁居台湾的。清人郁永河说：“南宋时，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为飓风飘至，各择所居，耕凿自赡，远者或不相往来，数世之后，忘其所自，而语则未尝改”。(47）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中反映了台湾高山族“种类各异，有土产者，有自海舶飘来，及宋时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聚众以居，男女分配，故番语处处不同”。(48）

值得注意的，从大陆迁去的还有不少汉族人民，其中一部分深入高山族聚居地区，由于长期与高山族生产、生活在一起，不少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通婚，学会高山族的语言，接受高山族的风俗习惯，而逐渐融合为高山族。据说卑南社高山族土目文结的祖先，就是早时汉人从大陆避难而来的，逐渐“踞地为长，……”。(49）彰化县南社、猫儿干二社高山族，据说就是福建兴化府汉人渡海娶高山族妇女为妻，“今其子孙婚配，皆由其父母主婚，不与别番同”。(50）“猫儿干社番，有说兴化话者，想系兴化人入社所传”。(51）“嘉庆末，有粤人黄祈安者孑身来台，至斗换坪，……从番俗，改名斗乃，娶番女为妇，生二子，……”。(52）咸丰年间，泉州人郑勒先至彰化埔里社与高山族互市，“从番俗，改姓名”。(53）由上可见，高山族中不但有众多的从大陆迁来的古越人，而且还有金人、汉人融合进去的，这也是高山族族源多源论的一个有力说明。

由于台湾地处东南海上，高山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融合进来少数来自琉球群岛和菲律宾、婆罗洲及密克罗尼西亚诸岛的居民。从历史文献资料，可以找到许多关于马来人迁入台湾的记载。如“唐贞观间，马来群岛洪水，不获安处，各架竹筏避难，漫泊而至台湾，当是时欢斯氏遭隋军之后，国破民残，势穷蹙，马人乃居于海澨，以殖其种，是为外族侵入台湾之始”。南宋时，“当是时马人之在台湾者，族强势大，遂攘土番而分据南北焉”。(54）故台湾高山族的语言，“出玛来西岛者六之一，出吕宋岛者十之一，迆北十七村多似斐利宾岛之语，说者谓台湾番民自南洋某岛迁来，其言近似”。(55）因波特赫特在《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中对台湾高山族（平埔人）与马来人的体质、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台湾岛人的方言——不论是平埔番或生番所说的方言——都和马来语有着惊人的类似。对这些民族的共同来源毫无置疑的类似”。“在台湾岛的一切方言中，我们可以说东海岸的埤南的方言是包含马来语单语最多的方言，其次是平埔番的方言，而最少的是岛的中央部分完全野蛮的部落说的方言”。可见“台湾土人的方言和马来西亚的方言之间有着完全的姻亲关系”，“而在马来人和台湾岛土人面目的显著轮廓的比较上，也似乎给这种语言的姻亲关系找到了它的结论”，“我们可以推测生番是在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最先登陆于台湾岛的，而平埔番或至少那些现在被人用这名称所指的部落，则在一个和我们比较相近时代，远落其后地来到台湾”。(56）

台湾高山族的语言中，很多词汇与菲律宾人相同。如高山族称独木舟为“艋舺”（汉文译音“蟒甲”），据说就是菲律宾“达各洛”族的语言“Banca”。(57）近人宋家泰也指出：“有谓其系来自南方诸岛如菲律宾群岛及马来群岛者，亦有称其中一部分则来自加罗林群岛者，……据谓阿米（即阿美人）族与菲律宾群岛上之Negrito有渊源关系，此系就其所用烟管及吸烟习惯而言者，但亦有称其体质及风俗与加罗林岛上居民相似，且有文化遗迹可资佐证。再有称其系来自马来半岛者”。“培旺族（按即排湾人）……，其来源有称系来自菲岛者，亦有称系来自马来半岛者”。(58）黄叔璥《番俗六考》中说：“新港、萧垄、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后迁于此”。(59）分布在嘉义与台南之间的“平埔”人也是由小琉球渡海入台的。宜兰与苏沃、台北与淡水之间的平埔人相传是从火烧岛移来的。由大港湖溪至奇密社的阿美人中有个古老的部落名叫“那玛雅珊”，相传就是因来自火烧岛而得名，他们称火烧岛为“那玛雅珊”。南面马兰社的阿美人称火烧岛为“撒那雅赛”，台东八社之卑南人亦皆以火烧岛称为“撒那散”，他们传说多数皆来自火烧岛的。(60）兰屿上的雅美人自称是从菲律宾北部某小岛迁来的。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台湾东海岸诸遗址出土的红陶器与某种玻璃制手镯，以及阿美人、毕玛人的倒钩矛，都可能来自菲律宾，特别是台湾东海岸掘得金制品，明显地表示着受菲律宾金文化的影响。兰屿出土的厚型打制石斧、椭圆圆筒石斧、扁平圆筒石斧、扁平偏锋石斧、屋顶形石斧、有角块状石环和瓮棺等，以及现在雅美人尚制造着罐形陶器、圈足浅钵等陶器，多无纹或有划纹、圈纹，绝不见有绳纹、网纹和刷纹的。显然“红头屿（按即兰屿）文化中，菲律宾初期铁器时代文化占优位。现在所用的陶器可能就是当时的文化所残留者，……想亦是由菲岛所传入者，其中当有可早到石器时代”。(61）菲律宾铁器文化层分布于台湾东南海岸及南部，据菲律宾大学教授贝叶推定，此文化传入台湾当在公元六百年至八百年之间。(62）日本学者移川子之藏、浅井惠伦、鹿野忠雄等认为雅美人是来自菲律宾群岛的，“红头屿（即今兰屿）的金文化也是自菲律宾群岛北进的”。据调查，雅美人与菲律宾北端的若干岛屿——巴丹岛等早有来往“每逢捕鱼季节，在海上时有接触，言语上大部分可通。(63）据此，可以想见这一部分的高山族先民在他们从菲律宾群岛迁来台湾之前，曾经在这些小岛停留过一段时间，而且是利用这些小岛屿为暂时住脚之所，逐渐地移入台湾的。

据说当马来人未入台湾之前，这里已散布有小黑人（Negritos），他们可能由菲律宾漂流到台湾的。(64）有人认为最早进入台湾的大概属于尼格利佗种（Negritos）的矮黑人，曾广泛分布于各处山地。(65）他们身躯矮小，肤色暗黑，毛发卷缩，用弓矢，善游泳，行巫术，有疤痕纹身之俗，是由尼革利佗人聚居的中心地——菲律宾群岛漂来的。(66）公元十八世纪，清初台湾深山中还发现一种被称为“鸡距番”的矮黑人。高山族中除雅美人外，不仅流传着消灭黑矮人的故事，而且有些还保留在习俗崇拜中，只不过是名号不同而已。如布农人传说中的小黑人叫“萨都索”（Sadoso），他们身材矮小、动作敏捷、气力巨大，后来被布农人消灭掉。(67）泰雅人传说中的小黑人叫“辛古兹”（Singutsu）、“辛辛”（Sing Sing）、“齐苦伊”（Tsikuitsikui）；曹人传说中称小黑人为“萨由兹”（Sajutjutsu）；排湾人传说中的小黑人称“古鲁尔”（Ngurur）。(68）在赛夏人中，称小黑人为ta'ai，每年在十一月中举行一次矮灵祭（pastai ai），传说他们过去曾消灭过小黑矮人，怕矮人灵魂不散，加祸于他们，故祭祀之，以求丰收平安。小黑矮人在人种学上属于尼格罗种（Negroid）的尼格利佗（Negritto），今天还散布在非洲大陆及南洋群岛，过去在祖国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似乎也有这种人。(69）

古琉球人移入台湾也比较早。季麟光在《蓉洲文稿》中说：“台湾番人，考其源，则琉球之余种，……”他们初居台湾岛西北部，至六世纪末，大部分被消灭，一部分逃入山中。《隋书·流求传》中载欢斯氏部落，有夷邪久人所用布甲，酋长的权威较大，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属于古琉球人。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南部时所发现的“郎峤”（Lonkiau）人，(70）其人身材较小，皮肤美丽，态度文雅，状貌、衣饰、生活习惯都与琉球人相似。妇女出门时要张伞遮太阳，男子戴帽或笠，妇女分娩后要火烤一周。虽盛夏也不例外，人死后先行埋葬，周岁后发墓拾骨，并贮于野外小舍中。十九世纪中叶，史因和和泰勒在台湾南部所见到的为数多的知本（Tipuns）族“躯干比百宛族较小，容貌较温柔，多数肥满浑厚，不像邻近他族那样的尖削露角”。(71）少数的郎峤人和知本人的住地均与排湾人相毗邻，早已融合于排湾人，其固有的特殊风俗习惯已消失，保留下来的只部落酋长及其家族在手部刺有青、红色纹饰，成为今排湾人的特征之一。(72）

此外，根据目前高山族内部存在不同的语言，族称和丰富的有关民族来源的民间传说等情况，也都是高山族族源多源论的有力佐证。高山族这一族称系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祖国大陆人民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泛称，并非高山族的自称。高山族内部有阿美、泰雅、赛夏、曹、排湾、布农、雅美、鲁凯、卑南、平埔等不同的称呼，仅平埔人内部实际上就有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如台湾中部有“洪安雅”（Hoanya）、“西拉雅”（Siraya）、“发式朗”（Favor-long）、“拔埔拉”（Papora）、“巴则海”（Pazeh）、“道卡斯”（Taokas）、“阿里贡”（Arikan）；北部有“凯达格兰”（Ketagalan）；东部有“噶玛兰”（Kavalan）等。不同称呼的高山族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大体上可分为“泰雅”、“曹”、“排湾”三种语群，主要差别在于词汇。不同称呼的高山族有着丰富的有关民族来源的民间传说、神话和故事。不外有土著居民说和外来说，外来说中尤以来自祖国大陆为主要的。不同称呼的高山族，都有着自己的聚居地域，彼此泾渭分明，互不混杂。据此，足以说明高山族来源是多方面的。

综上所述，可见台湾高山族的来源不是一个来源，应该是多种来源的，似乎更接近于事实。其中从大陆迁去的古越人，时间较早，人数较多，次数不少，是构成台湾高山族的主要民族成份。

他们与后来来自各个不同时期和琉球、菲律宾诸群岛等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经济文化发生了密切交流，互相影响融合，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早已劳动、生息在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民族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①《太平寰宇记》卷96，《越州》。

②《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

③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

④师古曰：闽中郡即今之泉州、建安（按即今福建北部）是也。《太平寰宇记》卷98，“台州”条，台州即临海郡也，包括在“秦属闽中郡”。

⑤《汉书》卷6，帝纪六。

⑥《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⑦《太平寰宇记》卷100，《福州》。

⑧《太平寰宇记》卷99，《处州》；卷100，《福州》。

⑨《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篇》。

⑩参见《淮南子·明术训》，《淮南子·俶真训》，《越绝书》卷3、卷4、卷8及唐虞世南辑、明陈禹谟校：《北堂书钞》卷137“舟部”等。

(11）《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12）《淮南子·齐俗训》。

(13）《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14）沈莹：《临海水土志》，原书已佚，引文见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80，《东夷》。

(15）杨雄：《方言》卷2、卷7。

(16）陈梦林：《诸罗县志》卷8，《番俗考》。

(17）郁永河：《裨海纪游》。

(18）《陏书》卷81，《列传》46，《流求》。

(19）张燮，《东西洋考》卷5，《东番考》。

(20）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4、15，《番社风俗》。

(21）郁永河：《番境补遗》。

(22）(23）郁永河：《裨海纪游》。

(24）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第29页，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3号，1930年。

(25）参阅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载《远东民族史研究》第3册，1959年，香港。

(26）陈永兴编著：《山地服务在雾台》，1978年，台北。

(27）杜而未：《台湾邹族的几个神话》载《大陆杂志》第20卷，第10期，1960年，台北。

(28）郁永河：《禆海纪游》。

(29）台湾史迹研究会：《台湾丛谈》第125页。

(30）Dagh-Register, Batavia, 1624-1629. bl。23，村上直次郎，译本上卷，第29—30页。

(31）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油印本）第2章。

(32）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4，《番社风俗》。

(33）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5、卷6。

(34）《太平寰宇记》卷116。

(35）《太平御览》卷368。

(36）陈第：《东番记》。

(37）徐子为、潘公昭：《今日的台湾》第100页。

(38）《魏书》卷101，《僚传》。

(39）台海史迹研究会：《台湾丛谈》第125页。

(40）郁永河：《禆海纪游》。

(41）陈第：《东番记》。

(42）C.E.S：《被忽视的台湾》。

(43）（康熙）《台湾府志》卷7，《土番风俗》。

(44）陈梦林：《诸罗县志》卷8，《番俗考》。

(45）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46）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

(47）郁永河：《裨海纪游》。

(48）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9，《丛谈》。乾隆《福建通志》卷167，《丛谈》，引沈文开《文开杂记》。

(49）连横：《台湾通史》卷31，《台东拓殖列传》。

(50）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5，《番社风俗》2。

(51）周玺:《彰化县志》卷11。

(52）连横：《台湾通史》卷15，《抚垦志》。

(53）连横：《台湾通史》卷32，《列传》4。

(54）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

(55）龚柴：《台湾小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56）因波特赫特：《台湾之历史与地志》（Lite Formosa, Historire et DescriPtion）1885年。

(57）（日）币原坦著、曹甲乙译：《宜兰民族考》，载《文献专刊》第5卷，第1、2期，1954年6月27日。

(58）宋家泰：《台湾地理》第137—139页。

(59）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卷5，《番俗六考》。

(60）（日）币原坦著、曹甲乙译：《宜兰民族考》。

(61）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译：《台湾先史时代的文化层》，载《文献专刊》第3卷，第3、4期，1952年。

(62）台湾史迹研究汇编：《台湾丛谈》第5页。

(63）陈汉光：《雅美族的金银文化》，载《文献专刊》第5卷，第1、2期，1954年6月27日。

(64）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载《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65）(66）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油印本）

(67）《新高郡蕃地观高驻在所笹尾宗晴氏调查》，载昭和六年七月，《南方土俗》1卷2号。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第2章。

(68）（日）铃木作太郎，《台湾の藩族研究》第2章，129—132页。

(69）陈国强：《高山族来源的探讨》，载《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

(70）海牙档案馆收藏《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sche Zending Utrecht》，1887年第8卷。

(71）Swinhoe and Tayler:《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

(72）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第2章，第2节。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嘉义市立委选战剖析（张福淙）

这一次嘉义市立委补选，国民党提名了标榜零缺点、新形象的最佳人选，不料在我凌厉的文宣攻击下，一再揭发其美国籍、工业团体会员、侨外资规避税负，保安二路有特权……等问题，搞得灰头土脸，形象大损，一度情况危急，要不是后来国民党撤换文宣人员，采取“不还口，不对阵”的战略冷却选情，加上少数野心政客“自己不敢参选，却害怕别人选上”的卑鄙心态作祟，而煽动“选零号投废票罢选”来搅局，则鹿死谁手犹未可知。从号称一级强棒，又有国民党动员组织庞大人力、物力、花费无数金钱助选，庄国钦却只得了三万六千多票，一点都不可怕，如果党外人士不因丧失信心而弃权，这一仗我可说是赢定了。因此我对民进党派来游说我罢选的郑宝清、许木元表示，若能得到民进党的支持，团结党外力量，我有七成胜算，一点都不夸张，即使民进党不支持，但只要不扯我后腿，我自信仍有五成胜算。无奈少数政客太过高估国民党对手，未战先怯，故意弄得表件不全来逃避选战，又害怕党外人士选上了自己面子不好看，于是先则放出谣言，诬指我是国民党叫出来选的，并贬抑我曾为其服务处常委的身分为台北市人均可担任的后援会义工，我发言辩责澄清，马上又给我戴上批评民进党的帽子，挑拨我与民进党的感情，最后仍不惜以民进党的全部声望，资源做赌注，邀了前后任三位主席发动投废票罢选，联手打压尤清、许荣淑等人为我卷起的声势。碰到如此政客，乃时运不济，夫复何言？我对这些政客口诛笔伐，是要他们现出原形，以免危害民进党，又何来“从头到尾炮轰民进党频繁”之有？再者，我拒绝选前入党的支持条件，正足以显示我的风骨凛然，绝非墙头草。

少数政客煽动“选零号、盖三人做废票罢选”，并不是煽动不去投票，而是去选零号投废票，结果耗费民进党庞大人力、资源，却只得了三千多张废票，扣除正常情况之废票，颜锦福的得票数约为一千票左右，可谓是最大的输家；但因彼一再为国民党造势，宣称“大势已定，要让国民党少赢一点”，使绝大多数党外人士中计，丧失获胜信心，而弃权不去投票，致投票率低到只有两成八。如果有人自认不去投的票都是他的，未免太一厢情愿，自往脸上贴金了。

尤清县长昨日传真要我“停止攻击、人和为贵”；但今日眼见有人在混淆视听攻讦我，忍不住又手痒，真愧对好友。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民主与民风（陈平景）

——朴正熙政权灭亡后的韩国

大学校园所见所闻

从汉城市中心的青年会旅舍，搭一三四路公共汽车前往座落在东大门区的庆熙大学，共费时约三十分钟。庆大建筑在一座小丘的半腰，校门前，有两排大学城式的小商店。医学院的巨大建筑群，耸立在校门口。沿着小丘的斜坡往上走去，就是庆大优美出色的校园了。我正想探问一下大路，却见路边有一大堆学生围着取阅报纸。我也依次免费领到了一份，一看，是一份《大学周报》，四开张版面，用韩文写的，字里行间只有少数的汉字，在第一版横排印着醒目的“校训”两字，其下是三排大字，曰：“学园的民主化，思想的民主化，生活的民主化”。这校训是用汉文写的，教我看了除了惊喜之外，还有无限感慨。把“民主”列为校训，这是何等的眼光。

在校园中，有数不尽的大型建筑，其中图书馆建筑的新颖与壮丽，堪与世界上任何一流大学媲美。图书馆的左后方是一座五层楼的巨大大理石洋式大楼，这就是庆大行政大楼兼大学研究所所在地。在大理石的正门中央，横挂着一个长方形的扁额，写道：“学问与良心的自由”。这是何等气象，这是何等精神。严格说来，一座大学除了学问与良心的自由之外，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笔者在汉城看过六所大学，可是庆大的气象，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在自然博物馆前的草地上，学生们三三两两在晒太阳，我找到一位英语系四年级的学生聊天，他的身边有一位音乐系三年级的女学生，她自我介绍说自己主修钢琴。这位英语不太流利的学生与我的对话如下：

“你对朴政权以后韩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前途有何看法？”

“我是乐观的，因为我相信民主是潮流。朴正熙将军如果不是突然不幸被杀害，他也逃不过学生的革命，他终究要失败的。你知道，十月釜山学生暴动，本来汉城在二十九日要来一次最大型的学生运动，不料他二十六号就完了。目前韩国走向民主化进程非常顺利，唯一的障碍是以前朴氏的那批军人。不过，事情还是乐观的，因为此地驻有美军，而美国是坚持韩国民主化的。”

“金载奎前部长杀了大统领，被判死刑，你对此看法如何？”

对于这一个问题，两个年轻的学生互相用韩语讨论了约有十分钟之久，才回答说：

“牺牲了一个人，流了一个人的血，来避免革命的大流血，金先生（指金部长）的做法错了吗？但他可能难免一死，实在惋惜。”

“你对南北和谈的看法如何？”

“我们不喜欢共产党，汉城过去有两次沦陷的经验，人人谈到共产党就不喜欢。我看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社会，要实现统一，实际上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也许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解决这问题，所以我不认为有何结果”。

“明春大总统选举，你心目中想选给谁？”

“我选金大中，因为……”

正在此时，那位学音乐的女学生抢着说：“我选金泳三，因为他才是真正把新民党组织起来对抗民主共和党的。”

我趁机问道：

“你们看，大概哪一个人比较接近胜利？”

“现在大家都在想，不是金大中就是金泳三，不过有些人也想金钟泌。”

“是哪些人呢？”

“你不知道吗？朴正熙自己是农家出身的小学老师，后来进了日本人在满洲办的军官学校，当军人，他自己是不爱钱的，但是，在他周围的人，许许多多变成大富翁了。以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李厚洛就是其中之一：金钟泌本身也拥有一个几万亩、很大很大的农场。有钱的人是希望金钟泌当选的。”

这时那位女学生插嘴说：

“我们看结果就知道，明年这时已经真象大白了。”

举国致力改订宪法

经过朴政权十八年的独裁统治之后，韩国当前最重大的课题是如何走向民主宪政，而走向民主宪政，则必先重订宪法，废除一九七二年朴政权颁布的维新宪法。

去年十二月六日，崔圭夏大总统就任时说过：“改订宪法，实施选举，把政权交给选出来的新政府。”并自称是“防止危机的过渡政权。”

改订宪法既然是韩国朝野上下倾全力以赴的中心课题。政府方面非常审慎，决定兼容并包全国各界的意见，目前准备在春末完成新宪法的草案，之后，从五月到七月，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举行批评讨论宪法草案的公听会，经过充分讨论，充分修正之后，今秋举行全民投票，以人民全体的意向，来决定宪法的取舍。

目前崔总统聘请了专家学者以及法界人士，设置了宪法改正审议委员会。汉城连日以来，各报纷纷竞载各党各派人士、学者、政论家、社会团体的专文，提供新宪法的各种不同意见。此外，国会也设有宪法特别委员会，即将由首都开始，到全国各地召开宪法公听会。执政的民主共和党，在野的新民党也各自设有宪法改订委员会，随时听取、反映党员的意见。从政府、国会到街头巷尾，从首都到穷乡僻壤，都在议论这一部新宪法。他们要真正做到集思广益与百家争鸣。

到目前为止，执政党与在野党对新宪法草案的见解大同而小异，例如，一致主张总统由人民直接投票选举，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因鉴于现行维新宪法对任期一项定为六年，且连选不受任何限制（意即连任多次均可），在野党为防止后患，除了主张任期应定为四年及连选得连任一次之外，更主张明文规定：“本条文不得更改。”

从一九四八年南韩建国以来，宪法曾经七度更改，此次重订宪法一事，全国上下几乎一致要求其尽善而又尽美。而两大政党对于改宪草案表现出的一致性，考其原因，乃是因为朴政权长期执政所产生的弊端，普遍引起了人民的反省，咸盼此次新宪法能够适当抑制总统权利的过度集中，在和平安定之中，把政权转移。

新宪法的蓝本，根据汉城新闻界的消息说，它将以一九六二年公布的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依据，补充、充实使它尽善尽美。这蓝本因在朴正熙当选总统以前完成，其内容包括：“一、总统制，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一次。二、国会一院制，议员任期为四年。三、国会议员不得兼任总统，首相，阁员。四、议员候选人采政党提名制。这部宪法，拥有崇高的地位，普遍深受学界的尊敬。其主要起草人是当年高丽大学校长，新民党党魁，韩国宪法学最高权威俞镇午博士。今日韩国在野的中心人物金大中对此一宪法有颇高评价，但他亦指出：“对于无党派人士的候选权明文禁止，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据了解，新宪法将包括人权的保证与环境权之不可侵犯等等适合于时代的条文。

韩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优美的文化传统，其民风质朴而强悍，山川壮丽。外患频仍，产生这一民族强烈的爱国家爱民族的志节。在日本人占据的三十八年之间，韩国志士仁人当年抗日的历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这次改订宪法的全民总动员，更证明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热烈期待这一个饱经忧患的国家能在民主宪政之下，走向富强康乐的坦途。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汉城）

（补记）南韩朴正熙政权灭亡以后，汉城有过昙花一现的“春天”。做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我真是欢欣鼓舞，来到这二次世界大战后，饱经战乱，饱经独裁暴政，如今显现一丝黎明之光的国土，和他们共同呼吸珍贵的自由空气。这是我那时留下的珍贵的记录。

但是和许多乐观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我的梦、理想，不久幻灭了，一只铁手再度抱住韩国人民的膀子，自由和民主又是如此遥远，我的心也因而如此忧戚，如此暗淡。而我重新读到这篇旧作，发现它是我这一生的心灵深处，最凝固、坚强和渴望的写照。我出生在七七的战火中，成长在国民党的铁蹄之下，四十几年的生命，无论是当年在殷门立雪，或是近十六年的海外漂泊，我心深处，除了自由、民主、真理、友爱之外，我别无追求。无论道路多么遥远，世态何等炎凉，我要用我一生的生命做证，我坚强地，永不妥协地，奋斗和追求。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夜客日本以此祝敖之四十九岁生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从贵州来的退伍军人（陈平景）

上月因公出差，到羊城广州，住东方宾馆。

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由美国转欧洲回到先人日夜思慕的故土，从乾隆年间起累世累代思慕的华夏祖国，就是首先踏足羊城。榕树和祖父在台湾家乡手植于大门口的一模一样，融和在童年的笑声里，梦里，甚至于血液里，原来也是来自故乡广东。榕树把游子的心，呼唤得如此近，如此近，我知道了，我终于回家了。那就是一九七三年，祖国行，整整一个月，震撼心灵的祖国行啊！之后七四、七九、八一、八三年，先后到了许多地方，看到长城，也看到黄河、长江，但那榕树，一想起她，看到了她，我才真正回到了心中的家。

东方宾馆门口向左转，流花公园附近的榕树，这里吸引了我每一天工余的黄昏。树干要两人才能合抱。百年老树了，竟有几百棵之多，窃喜当年没有遭劫去大炼钢，留此绿荫，抚慰游子。

那天大约是下午六点，暮色苍茫，我已游罢要回宾馆，突然有人在背后轻轻说：

“到火车站去，往前走吗？”

我回首一看，两个出门的，提着小行李的年轻人。

“哦！火车站，我不知道。”我停下来，答罢后说：“我不是本地人，……你们问别人吧！”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并排走了一程，默默地。在十字路口，遇到了一个散步的老人，我开口问路了。

“前面向左转，一直走到车站，半个小时吧！”

老人用的是广州话，我听懂了，这两个年轻人却“有听没有懂”，我奇怪了。

“你们哪里人？不会说广东话吗？”

“啊！……我们……啊……不是广东人……不会广东话……。”

不会广东话要在广州问路，我有点替这两个人担心了。何况，天有点冷，暮色深了。我终于停下。

“你们二位是赶路上哪里去的？火车几点开？”

“火车明天上午九点开，我们要到火车站。”

这下我看清这两个年轻人了：疲累、慌张、不安的神情。我担心之外，也好奇。

“你们不知道火车站的方向，人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你们二位是外地来的吧！”

“我们，我们是从火车站被人骗到这里来的。一下火车，他们用车骗我们三个人，说给介绍旅馆，一个人八毛钱，上了车，载我们走了一程，叫下车，他要去旅馆办交涉，三个人两块四，他拿走了，人不见了。我们只好走回车站去。”他们一面望着另外一个人，竟是个女的，挂个行李在胸前，站在一丈多以外望着我们。

“你们口音，是哪里人？上哪里去？”

“我们是贵州乡下人，出来几天了，要到外面找工作去。”这时那女的走近我们，有点难为情地抱住胸前的行李，小心翼翼地解开一角，一个同行的年轻一点的男的立刻靠过去，掀开行李的一角，往里看着，用很浓重的，可能就是贵州的话说：“醒了吧！”“饿着啰！”

我心一恸，也本能地靠过去，一看，竟是一个小小的婴儿，睁着小小的眼睛，因为太小了，我竟误以为是行李挂在那个女的胸前。“唉哦！饿着啰！”我听到这话。

“你们还带着一个小婴儿？他几个月？多大了？没吃东西吗？”

“女娃儿两个月了。”男的回答。

“两个月？你们带着两个月大的小孩子在外面跑？”我快要动气骂人了。看着这小女孩的脸，使我想到自己的女儿出生时的样子——在纽约八十六街附近，德国人的医院。但我却骂不出来。“她喝牛奶吗？”

“她吃她的奶，……跑了三天，她都有点病了……。”

我终于明白了。我想，我能做点什么？尽点什么力？他们的车子明天上午九时才开，现在到车站不是太早吗？我终于决定为这个疲累的小母亲和饿肚子的小女孩做点什么。

“外面风大，天冷，我就住在前面，你们跟我来吧！到我住的地方热热身子，我给小孩子找点吃的。快来，快来。”他们来不及辞谢，已被我带到东方宾馆新楼的入口。

东方宾馆分新旧楼，用走廊连接起来，中间一个大庭院、喷水、回廊、假山、阁楼，加上花木扶疏，够得上气象万千、金碧辉煌了。我住旧楼，由新楼入口，到庭院，穿过回廊，来到旧楼地下的电梯，这四位客人一路过来，已被东方宾馆豪华的气势给吓坏了：这电梯是什么？他们硬是不肯进来。好不容易让他们看到别的宾客出入上下，终于才把他们带到六楼我的房间去。

我的房间有两张单人床、一套沙发、梳妆台、写字台、电视、冰箱和卫生间兼浴室。客人来了，我先给他们橘子水、苹果、一些饼干和小蛋糕。那小婴儿才从她母亲的怀中解下来，躺在她母亲的怀里吃起奶来。我忙出忙进，找食物去，到楼下小卖部跑了几趟，给他们买了些吃的、喝的。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那两个年轻人安祥地抽着烟，小孩也静静躺着吃奶，房间却充满一股冲人的尿骚臭。我想，他们出门已三天了。

我们终于开始谈起来，我先自我介绍，来这里的工作等等。他们慢慢对我这陌生人讲述自己的事情了。

原来，这两个年轻人一个二十八岁，另一个二十七，是贵州铜仁乡下山区的人，干了六年解放军。参军时在昆明，因是小同乡，成了好朋友。退伍回乡，并没有分配工作，却因人民公社解体而每人分到一亩地，又干起农民来。二十八岁的青年已婚，也有一个孩子，他有一个堂兄在深圳工作，因而获悉那里容易找到零工，便和这二十七岁的青年，携同了二十岁的妻子，两个月的女儿，准备找零工去。他们这次由乡下到铜仁，搭汽车到长沙，由长沙换车到广州，准备住一天，再去深圳。在长沙因为换错车，山区人，一辈子没出几次门，错搭了快车，三个人被罚款三十六元。任凭他们怎么求情，列车长不肯开恩，他们为此，想在广州找最便宜的旅店，不料又被人骗了。因为他们不懂广州话，又一口贵州音，问路也没人理，不料却碰到一个由美国来的“华侨”。

铜仁乡下山区的农民生活如何呢？

据他们所说，一亩地一年生产五百斤谷子，合二百五十公斤。要交税二十五斤。辗成白米，只够一个人一年的粮食。他们一家三口，连粮食都不够，环境条件差，没有任何副业可干，生活十分艰难，只有以米换杂粮凑合过日子或吃稀饭。现在实在混不下去了，农闲期想往外面谋生，混得好，继续下去，一亩地由妻子去种，混不好就只有回去，但是，这次由乡下出来，是向亲友借的路费，无论如何，路费要找到才能回去。

我问他们，既然每年只收二百五十公斤谷子，辗成白米才只有一百六十公斤多，为什么还要交税二十五斤谷子？交给谁？谁去收这个税？

他们说，人民公社不在了，可是干部可还在啊。他们那里，还有八个干部，就是共产党员，他们吃的喝的，要每月由国家给，其实也就是我们来负担啊！

我又问，你们当了六年解放军，退伍都没分配工作，是什么道理？

他们说，不但干了六年解放军，而且还参加了惩罚越南战争。现在退伍分配工作，在农村，是要负了伤才分配，更重要的，我们也不是党员。

话讲到这里，我想到小婴儿已经离家三天，三天都没洗过澡了，我就提议他们给小孩子洗个澡。这使他们大为惊异。他们说，他们那里的人，小孩子出生那天洗个澡，一年之内不能再洗，一直要到一周岁才能再洗。我问他们，那医生、保健人员不会告诉他们说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迷信吗？他们反问我，什么医生？保健人员？这在贵州乡下山区，从来都没听见过，你先生不知道吗？我再问，那么你们的孩子出生，有没有做过预防注射，这类保健工作呢？他们说，这是自古以来也没有过的。因此，他们都相信小孩出生，一年之内不得洗澡的。

我把浴盆放得满满的一盆温水，请那母亲和父亲进去替那小婴儿洗澡，最先听到浴室传来她的小小的哭泣声，但只有四、五声。洗完以后，我整好一张床，让她躺着穿上衣服，我看见那小女孩张着小手挥舞着，一边打着甜蜜的哈欠，一会儿就睡过去了。受到这情景的启示，我建议他们三个大人分别去洗一个澡。那二个男的无论如何不肯，却劝那个女的去洗了。二十岁的小母亲由我教她怎么使用浴室，静悄悄的让我们三个男人继续在外面谈话。这两个人问了我一些外国的生活情形，还有我的房间的价格。并且要求我把住址给他们，我也要了他们的地址。小母亲洗过澡出来以后，我进浴室，发现她不但把自己用过的水全都放掉，并且还把浴缸擦拭得一尘不染。多么勤劳、聪明、善良的同胞啊！我差点掉下了一眶的热泪。

夜深时，我用车子把他们送到火车站，那里有一大堆人。在和他们分手之前，我分别在他们不注意时，放进几十块钱到他们褪色的上装口袋去，也放进满满一袋的关怀和祝福。

（一九八四年四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由宪政独裁到独裁宪政（林山）

——论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体制

自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九日由当时的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公布了“台湾省戒严令”后，至今已过了整整三十五年。这就表示：目前居住在台湾的三十五岁以下的大多数人口，除非他是外来的移民，否则他必然在国民党政府的戒严措施下出生、成长。乃至成家立业，并继续生育下一代“戒严令下的产儿”。这种超级长期戒严的现象，是任何一个够格的民主国家的国民所无法想象的。然而，正因为被国民党政府戒严久了，“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许多人民早已“兴之化矣”。因此国民党的中国人权协会才能洋洋自得地宣称：“台湾有半数人民不知有戒严存在”。而这才是比三十五年的长期戒严更为可怕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还可以利用人民的无知而继续没完没了地戒严下去。为了不使我们的下一代仍然必须在戒严令下生育他们的下一代，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台湾地区宣布戒严三十五周年的今天，从头检讨一下戒严制度的本质和国民党政府戒严的神话。

宪政独裁

“戒严权”，是国家紧急权的一种。在我国宪法上，另一种紧急权就是“紧急命令权”。而这两种权，都是只在情况紧急（所以称之为“紧急权”），事非得已（所以又称为“必要性之法”或“不得已之法”，即law of necessity）之时，乃得运用。

不过，“在必要性之前不知法律”（necessity knows no law），国家紧急权先天就具有破坏法律约束的倾向。可是，如果因此就任由当政者去便宜行事，而不对紧急权加上任何限制的话，那等于鼓励统治者滥用紧急权以遂行独裁。于是，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一方面承认为和平时期而设的法治主义政府，并无因应重大危机之功能的事实，因而接受国家紧急权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对紧急权发动的条件、期间及程序等预先在宪法或法律中加以规定，以期能或多或少发挥防止滥用紧急权的功能。而这种以立宪主义为前提而制度化了的紧急权，就被辨之为“宪政的独裁”（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以有别于非民主国家的独裁统治。

于是，如果以立宪主义为国家紧急权的存立基础，那么这种“宪政的独裁”就必定具有以下四个法理上的、本质上的限制。

一、目的的限制：紧急权的目的是在“终止危机，恢复常态”（to end the crisis and restore normal times），而不是“假危机，改常态”；是基于“维持现行立宪秩序”的不得已，而不是“改变现存宪政体制”的需要。因此紧急权的目的是消极的“除弊”，而不是积极的“兴利”。

二、期间的限制：既然紧急权的运用其本身并非常态，而只是要恢复常态，因此它必然是临时性或暂时性的措施。反之，如果将紧急权的实施无限制地永久化，就等于在事实上改变了立宪体制，而形成不伦不类的“紧急权体制”。

三、必要程度的限制：紧急权之所以被称为“不得已之法”，是因为发生了非常的紧急事态，已不能以平常的宪政程序来处理，因此才“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除非是“为了克服特定的危机而有绝对必要性”（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conquest of the particular crisis），否则绝不可发动紧急权，而只能以一般的程序处理。至于紧急权一经发动，其运用亦须合乎此一限制。

四、程序的限制：发动与运用紧急权的程序，也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此一限制的目的，在贯彻责任政治的宪政原则，不使发动与运用紧急权的机关得以规避其应负的法律与政治责任。否则，若无法问责，则前三项限制俱成空谈。

如果以这四个条件来衡量我国宪法及戒严法上的规定，则可说我国的戒严制度（而非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戒严体制”）还算令人满意。

戒严权

相对于应付天然灾害、疠疫等非人为的危机与财政经济上的危机之“紧急命令权”，“戒严”是用来处理军事危机的。在和平的时期或战事未波及的区域，政府及法院固可依平常程序而运作，人民亦可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全部自由权利。但是，这样的社会、政治状况是与战场条件或战争需要不符的。因此，当有战事发生时，不论是对外的军事冲突，或国内的武装内战，为了求取战场上的胜利，以尽速终止战事，都必须视军事上的需要而付予军事指挥官借掌民政或司法并限制人民的某些自由权利的额外权力。此一权力，就是“戒严权”。所以说：戒严，是一种基于军事必要（military necessary）而实施的军事独裁（military dictatorship）。

现行戒严法即明定：只有当“战事或叛乱发生”之时，于“作战时攻守之地域”（即“接战地域”）或“受战争影响应警戒之地区”（即“警戒地域”），才能宣告实施不同程度的军事接管，及限制人民的某些自由权利（戒严法第一、二、五、六至九、十一各条）。而一旦“戒严之情况终止，应即宣告解严，自解严之日起，一律回复原状。”（戒严法第十二条）“原状”者，“常态”也。可见戒严的目的是回复到没有军事冲突的常态，以使民政及司法机关继续正常运作，而不是要使大家对军事接管和自由权利的限制“习以为常”，以建立长期性的“戒严体制”。

由于我国戒严制度对戒严权的目的有如此明确地规定，自然会将戒严限制为临时性的措施。这一点可由有关军事接管司法的审判效力之规定而明白看出来。

本来依据宪法第九条规定：“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但在戒严地区则依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为了“避免紧急为难，维持社会秩序”，而得以法律限制之。于是乃有戒严法第八条之规定，使军事机关对于戒严地区内关于刑法上内乱、外患、妨害秩序、公赎、毁弃损坏等十项罪行（其中第五、六、七、十等项之罪只限于接战地域），和其他特别刑法（如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之罪，均“得自行审判”。甚至如在接战地域内并无法院或与其管辖之法院、交通断绝时，“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军事机关审判之”（第九条）。不过，宪法第二十三条只容许对“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审判”之权利加以“限制”，而不得“剥夺”。因此，戒严法第十条明文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之判决，均得于解严之翌日起，依法上诉。”换言之，军事机关在戒严时期审判非现役军人之犯罪，只是紧急权宜措施，仅有拘束为该判决的军事机关之“拘束力”，而非确定判决（因尚可上诉），故无“确定力”，因此也无“执行力”，而必须等解严后仍放弃上诉或上诉普通法院经判决确定后才能执行。由此，一方面可见人民“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审判”的权利并未因宣告戒严而被彻底“剥夺”（因军事机关只能羁押被告或宣告假执行，以待解严后上诉普通法院，而不能径行执行本身之判决），同时也意味着戒严必定只是短期的措施（因为法律关系不容长期的不确定）。

至于“必要程度的限制”，我们由戒严法中以极清楚明白的词句划分“警戒地域”和“接战地域”，并分别规定其不同的军事接管程度，以及该法第十一条在规定对人民之自由权利的限制时，一共用了五次“必要时”，一次“时机之必要”，及一次“不得已时”，已可体会到戒严法坚持“必要程度的限制”之立法精神。

最后，对于“程序的限制”，我国戒严制度也是严守责任政治的宪政原则。综合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及戒严法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可知任何戒严令都必须经过行政院会议通过，立法院通过或追认，然后宣告。而立法院认为必要时，还可决议移请总统解严，行政院并不能就立法院移请解严之决议行使复议权。可见我国的戒严制度仍贯彻宪法逾所定内阁制的精神，使行政机关仍须向议会负其发动与运用戒严权之责任。

国民党开始动手脚

综上所述，可见依照我国宪法和戒严法所规定的戒严制度，仍是够格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宪政独裁”的。不过，任何的良法美意，在不知法治主义（the rule of law）为何物的国民党手上，必然地会扭曲、变质，乃致与当初立法设制的精神背道而驰。戒严制度也不例外。

距今三十六年前的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宪法”开始施行。从法理上言，自此才有“宪政独裁”之可能。但是，国民党本来就没有信守宪法的诚意与决心，行宪伊始，就开始动手脚。

首先，由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行宪后未满四个月，就师法希特勒用以造成个人独裁的“宪法破弃”（Verfassungsdurchbrechung）方式，依修宪程序，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八日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第一、二两款之规定如下：

一、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

二、前项紧急处分，立法院得依宪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程序变更或废止之。

由是，戒严制度的“程序的限制”被破坏了：依据临时条款第一款，宣告戒严不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通过或追认了；而依第二款规定，甚至当立法院决议移请解严时，行政院还可行使复议权，如此则即使过半数的立委主张解严，如果不能争取到三分之二的绝大多数支持，则行政院仍可继续戒严。这么一来，等于整个戒严权的发动、运用、解除都已不必向立法院负责了。“宪政独裁”开始不“宪政”了。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沈阳沦陷，东北全失。次月十日，蒋中正总统便依据临时条款而发布了“全国戒严令”，不过此一“全国”，并不包括外蒙古（已于民国三十四年由国民政府承认其独立）、新疆、西康、青海、西藏及台湾。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平津、徐蚌会战结束，蒋中正总统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暂行隐退，而李宗仁代总统一上台，就在二十四宣布解除“全国戒严令”。

此时，蒋中正已逐渐安排好台湾省的党、政、军重要人事，中央银行的大部分金银亦于二月十日运抵台湾、厦门。于是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二十三日南京失守，太原、杭州、武汉、九江相继沦陷，五月十九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便公布了一个“台湾省戒严令”，宣布：“本部为确保本省治安秩序，特自五月二十日零时起宣告全省戒严。”但是，这个戒严令的效力有两个问题：

杀气腾腾的规定

一、令中并未说明其法律依据。但其依据不外乎二者：一为临时条款之“紧急处分权”，二为宪法及戒严法之“戒严权”。可是依据前者而宣告戒严，必须由李宗仁代总统宣布，此令显然并非如此。至于依据后者而宣告戒严，则又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而当时的中央政府正在大陆上跟中共军队捉迷藏，因此此一戒严令亦从未经立法院过目。所以，仅从程序上而言，便不能认为有效。

二、就内容而言，此令一方面并未宣布戒严地域究竟是警戒地域或接战地域，因而无从确定其戒严之效果。另一方面，此令第四款竟然超越了戒严法，悍然规定：

“四、戒严时期意图扰乱治安，有左列行为之一者，依法处死刑：㈠造谣惑众者。㈡聚众暴动者。㈢扰乱金融者。㈣抢劫或抢夺财物者。㈤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㈥鼓动学潮，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㈦破坏交通、通信或盗窃交通、通信器材者。㈧妨害公众之用水及电气、煤气事业者㈨如放火、决水发生公共危害者。㈩未受允准，持有枪弹或爆裂物者。”

此一杀气腾腾的规定，完全罔顾戒严权云“行政性质的紧急行动”（emergency action of an executive nature），而不能创设或变更法律的这一原则，并且内容几乎尽属含混不清的概念，此亦不合“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基本原理。有趣的是：此一“依法”应该无效的规定，竟亦自称是“依法处死刑”，真不知其所“依”何“法”？难道是“朕即法律”之“法”？

其后，于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蒋中正在广州（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组织“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重新掌握军政全权。十月十二日，中央政府又迁重庆，而于十一月二日又由行政院第九十四次会议依据戒严法议决又通过“全国戒严令”，但未及颁布，中央政府便又重庆搬到成都（十一月二十九日），不久李宗仁代总统“胃疾复发，赴美就医”（十二月五日），接着成都亦失陷（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政府不远千里而来，迁到台北。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立法院第五会期在台召开，三月十四日的第六次会议通过对这个从未经总统公布的“全国戒严令”予以追认。

这个“全国戒严令”的毛病和前述“台湾省戒严令”一样，程序不完备，因为它从未依法颁布过，所以也无从生效。可是“将全国包括海南岛、台湾一并划作接战地域”，却是这个戒严令的杰作。

于此，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上述三个戒严令，一个不包括台湾，而且已宣布解除，另两个程序不完备（其中一个的内容还违法），也非有效，那么究竟这三十五年来的戒严究竟是怎么来的？

戒严令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们且看看国民党政府自己的解释：依据国防部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廉庶字第〇一三号令：“三十八年五月台湾省戒严令，系依戒严法第三条规定之程序，并经呈报在案（按：但未经立法院“追认在案”）。三十九年一月颁行（按：自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李宗仁代总统赴美，直到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蒋中正总统复行视事，中华民国有将近三个月没有人执行总统职务，不知此一“颁行”是何人所为？）之全国戒严令，将台湾省划为接战地域，并经立法院追认在案，则台湾省之戒严，自应溯及于三十八年五月颁行戒严令之时，其所颁之戒严令，自不因全国戒严令之颁行而失气。”瞧见了吧！左一个“自应”，右一个“自不因”，多么的理不直而气壮！原来国民党政府的戒严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法定程序”何足道哉！

因此，就“程序的限制”而言，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一开始就是不及格的，也一开始就是没有“宪政”、只有“独裁”的。

再就“期间的限制”而言，起先或许国民党政府并未打算要戒严三十五年以上的，可是三年五载之后（这在够格的民主国家已经是骇人听闻的长期戒严了），国民党已不愿轻易放弃已享用到的权力了。但是，如果仍依照戒严法第十条的规定，则凡非现役军人接受军事审判，其判决将永远无法执行（除非宣布解严后上诉确定），于是其戒严权终必有“美中不足”之憾。为了使长期戒严体制化，自然不能容许此种“临时性”的规定作梗。于是，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戒严实施了七年之后，民国四十五年十月一日军事审判法开始施行，国民党政府便在“军事审判法施行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军事审判法施行前，非现役军人依旧法判决之案件，合于戒严法第十条之规定者，从其规定。”反面解释，就是说：从军事审判法施行之后，依新法而于戒严地域受军事审判的非现役军人，不能再“于解严之翌日起，依法上诉”，因此其所受判决即具有确定力而能够执行。经由此一违宪的法律，从此变态成为常态，非常成为正常，国民党政府的戒严权体制便逐渐成形了。

令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其次，我们谈到“必要程度的限制”。“权力的本质就是扩张”，在缺乏反对党派的制衡与监督之下，国民党政府自然会将其已发动的紧急权运用到极致，而令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这在前述论“程序和期间的限制”之破坏时已可见其一二。基于同样的心态，国民党政府也并未遵守“必要程度的限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接战地域”的划定。

今日的国民党学者张剑寒，在二十多年前即曾在其硕士论文《戒严法之研究》中写了一段公道话：“所谓‘接战地域’，依戒严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立法解释，即‘指作战时攻守之地域’，而台湾之宣告接战地域之戒严，平心而论，与规定不符，盖‘作战时攻守’，须为当前之事实。过去武力交绥，彼此攻防，或未来有攻守之可能，皆非当前之事实，不能宣告为接战地域。金门马祖常相炮战，当为接战地域。而台湾本岛数年来安全如常，虽有警戒之必要，但无攻守之事实，按理不能宣告为接战地域，只可为警戒地域。况戒严达十数年之久而不能解，划为接战地域更不相宜。”

于今二十年过去了，金门马祖久矣不闻炮声，张剑寒也早已由“宪政独裁”论转变为“独裁宪政”论，只有国民党政府的处惊不变也如故，台湾之划为接战地域之戒严也如故。

早已是独裁宪政了

然而，如仅仅废弃了国家紧急权的程序、期间和必要程度的限制，但只要戒严权一日被认为是“紧急”权，则国民党政府终必无法将戒严措施“正常化”，以巩固其戒严体制。于是，近几年来，我们不断地听到国民党的宣传刻意地将台湾的“进步繁荣”和无休无止的长期戒严连在一起，企图将紧急权的消极目的（除弊）转为积极（兴利），以摆脱紧急权的“目的的限制”。如果国民党的此一努力获得成功，则“紧急权”的“紧急”二字将会和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真理”、“仁爱”、“和平”等词一样，获得与其字面完全相反的新意义，而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体制也将达到登峰造极之境。

三十五年来，国民党政府逐一破坏了国家紧急权的四个限制条件，配合以层出不穷的单行法令（如《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及其《施行细则》等等），早已建立了不向任何机构负责的戒严体制，完成了日本宪法学者小林直树所指称的“慢性政变”的过程。

在这样的戒严体制下，原有的“宪政独裁”早已脱离了宪政的节制，然而国民党政府仍在口口声声“实施宪政”。对这种国民党式的宪政，实在无以名之，只能称为“独裁宪政”（dictatorial constitutionalism）。

由法制上的“宪政独裁”，到实际上的“独裁宪政”，国民党终于建立了孙中山所说的“万能政府”，可是，孙中山所憧憬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理想，却越离越远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军统大特务马汉三之死（文强）

马汉三与我的公私交谊

提起马汉三其人，远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在日汪统治区做“地下活动”时就知道。最先与我谈及马的种种的，是戴笠手下被视为“北方四大干将”之一的陈恭澍（另外三大干将是王天木、刘艺舟、乔家才，这四人都是黄埔出身。）一九四〇年间，我由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调为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驻上海，专对日汪进行策反活动。几乎与此同时，陈恭澍自平津区调为上海特区区长。他与我是平起平坐，都直属军统局局本部，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在平常的言谈话语中，陈将马汉三列为“北方四大干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包括陈自己在内，那就应该是“五大干将”。他在谈到马汉三其人时，向我提出一个疑问：“戴老板一贯重视黄埔同学，对杂牌部队出身或其他政治党派分化出来的分子，哪怕就是共产党的叛徒，也只是利用一时，到了无可利用时，便弃之如敝屣。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与戴老板又是联姻拜把的关系；刘艺舟、乔家才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又是复兴社的骨干，算得上是军统的元老，把他们做为干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唯独对马汉三这样一个杂牌小卒，五官眸子不正，两眼斜视，其心也当不正，不知有何可取？竟一入军统之门，便被老板视为奇货，不知为何？”陈又说：“我在平津地区负责多年，对马敬而远之，不敢得罪。”很明显能听出话中有话。由于他与我同是黄埔第四期同学，才会发泄出这样一通牢骚话。虽然陈与我多次闲谈过，但我对马仍无印象，也全不知其来历，只是把陈提出的疑问记在心上。

一九四二年，军统局调我为该局华北办事处处长，这是该局在北方设立的最庞大的外勤单位。与此同时，该局内部另设有名为华北实验区的内勤机构，区长便是马汉三。我任华北办事处处长一年多，又改调到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任副主任，戴笠挂名为主任，实际责任由我负。在该班一年，由于华北办事处改组扩大为北方区，仍调回我为区长，管辖的范围包括晋、陕、豫、冀、察五个省区和平津两市。马汉三主持的实验区，若要打开局面，做出“成绩”，当然得依靠我所负责的外勤单位，这样才能说得上内外配合，有戏可唱。马与我的公谊私交，此时算是开始建立。就像是由戴笠一手双缰驾驭的两匹马儿，我与马汉三平起平坐，互相配合，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奉命结束了华北实验区，改调为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我同时奉命将北方区结束，改调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这样，我们又关内外相配合达两年之久。也不知是出自怎样的一种心情，我与马之间始终互相存有戒心，见面客客气气，却也没有伤过和气。有一次马向我开玩笑说：“龙生龙，风生风，黄马褂加身，与老板同是天之骄子也。”我报之一笑而罢。不料当晚马前来向我表示歉意，谓失言之过，要求“海涵”，无论如何不要在老板面前提及。我安慰他，我保证不会语人，请好自检点。马闻我言，表示感激。其投鼠忌器之心，昭然若揭。我身边的秘书陈绎如，是马最信赖的亲外甥，随我参与机要四年，似乎未曾感到有任何对我不利的事情发生，相反，只见其忠心耿耿，埋头伏案，日夜操劳，从无怨言。因此，我与马之间戒心是有的，但互相在背后捣鬼却没有。后来，在马遭到杀身之祸的关头，我未敢及时提醒他，也许是过于明哲保身。但我没有同遭杀身之祸，应该是不幸中的大幸。

马对我的戒心从何而来？可能是由于我与戴笠是黄埔同学，关系又过于接近的缘故吧。记得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前夕，戴笠第一次到平津视察，曾急电调我来平，说有要事相商。此事戴告知了马，并让他到飞机场去迎接我。当我到达西苑机场时，来迎接我的人中并不见有马，使我颇不愉快。有一天，我特意问了我的秘书陈绎如（陈是马汉三的亲外甥），陈坦然无隐地说：“不知为什么，我舅父听说老板急电调您来平并嘱他到机场迎接后，顿时惶恐起来。他交代我立刻到机场迎接您，还说他马上也赶来机场。可是我立候到您下机驱车进城，还不见他的影子。归来了解，他是忙着与张家铨、刘玉珠等去商量什么事，赶到机场已经迟了，他只好胡说座车抛了锚。好在老板没有追问此事……。”陈对我说的话还是老实的。回想起来，在我就任北方区区长前一年多，有一次在西安，徐宗尧在和我谈话时，偶然提到陈绎如的名字，他认为陈忠实可靠，有才华，可惜因犯案被押于重庆，无人敢出面保释，因为案情牵涉到他的舅父马汉三。我当时将此事记在了袖珍本子上。一年后到渝述职，忽然记起这位被禁的青年，便向戴笠当面提名保释。陈出狱后，我派他为我身边的助理秘书。一年多后到东北，又提升他为负责秘书。我自问待他是胜过亲信的。我对陈固信而不疑，陈对我亦忠心不二。闻其吐露真言，我对马从此又加重了戒心。

另外一件事，几乎使我与马之间发生难解的误会。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前戴笠急电调我来平的那次，当我抵达之日，戴因急事去天津，并将转青岛上海一行，他与我要谈的话都未及谈就走了，不免使我纳闷不解。他到天津后写给我一封亲笔信。信是由马汉三亲自送给我的。我没料到信里有话，便大大方方的当着马拆开。这封信上主要是说他去天津处理紧急要事，没和我打招呼就走了，很抱歉。并说此行尚须去青岛、上海，准一月内返回。嘱我在平多多考虑华北、东北问题，并说：“估计苏军不撤离，东北行辕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一时进不了沈阳”，“借重吾兄熟悉华北情况，将付托以坐镇平津兼领东北之重责”等语。读完此信，我想既是马亲自送来的，肯定被他拆阅过，他之所以亲自送来，无非是对我察言观色，试看我如何表态。来者必无善意，不如将原信给他一阅，也许能解除他的重重顾虑。马接过信轻轻一瞄，很不自然地退还了我。我很坦然地说：“看来信，老板对阁下可能将有更大的任务托付。请放心，我对东北这样棘手的任务都一筹莫展，又怎能兼顾华北？东北迟早必当进入；坐镇平津，本局没有第二个人能接替阁下。我敢以人格担保，绝不会争长论短，有碍阁下的前程……。”马闻言一阵苦笑，紧握我手无言而别。尔后又听陈绎如反映说：“舅父送信归来，心神不安。我去看他，多次叮嘱我说：‘文先生在平尚有一个月停留，可多陪他去游览名胜古迹，多多聊天。如果对我有何褒贬，立即告我。我对文先生很敬重。’……”我认为陈说的都是老实话，但我自问对马无所争，无论马如何不放心我，我都应该泰然处之。总的说来，我与马勾心斗角、互有戒心的状况，一直到我调离东北并转为正规军人的时候，才算了结。

马汉三青云直上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后，戴笠、胡宗南在西安为蒋纬国筹备婚礼。蒋纬国与西安大华纱厂经理石凤翔的女儿结婚。戴与我同住在西安玄枫桥甲十四号。一天深夜，戴与我谈论起胡宗南身边的高级干部来。在他的眼里，胡宗南用人庸才多、雄才少，但其取一个“忠”字，亦不失为大将用人之道。他又自夸说，他用人贵在一个“实”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等。还说：“我与宗南的用人，都是从校长跟前学来的。”（本文中的“校长”，都是指蒋介石。）我便将三年前陈恭澍提出“马汉三为何受宠”的问题，不假思索地向戴说了出来。戴在鼻孔里嗡了几声，将我端详了一下，然后问我的看法如何？这是我没料到的一种令人尴尬的回答。我深深感到从这个惯于耍心计的阴谋家嘴里，是难得套出一个可否的。我只好开门见山地表态说，平日对马没有深交，并不知其为人如何。但对恭澍所提的问题是同情的。戴又逼问说，老兄是不是认为我用人不当呢？我赶忙又说，并无此意，只是不知道重用马的原因何在，希望能与他在相处中精诚合作。大概是“精诚合作”四个字，说得对了他的胃口，才使他打开了话匣子，唯恐不详地向我掏出了他的老底。记忆中他大概是这样说的：“马汉三嘛，我是把他当‘字典’来‘查’，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当一面的又没有几个。北方自古即为外患边乱之源，今日则尤有过之。马出身于西北军冯玉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冯部下的中、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由学兵队提拔起来的。冯本人是老粗出身，好容易学了一点应用的文化，也就懂得没有文化不行。所以他重用学兵队出身的，更胜过老一辈的五虎将（西北军中传闻的五虎将，据说是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宋哲元——笔者注）。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马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的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进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未为冯所发觉。他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所发觉。这是得力于‘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以北方人制北方汉奸。马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外蒙古在苏联嗾使下宣布独立时，为了权宜之计，不得不举行谈判。我向校长建议，如要谈判，最好由本局派知情能员前往。最初我心目中的能员就是马汉三，后来考虑到有可能暴露其身分，不如站在幕后。结果经校长批准，派简朴前往（简朴是复兴社骨干，军统大特务，时任中央航空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在谈判中，连苏联方面的间谍头头，一听简朴了如指掌地掌握了外蒙内情，也莫不感到诧异。”

戴笠一口气倒出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老底后，我才感到“当字典查”几个字里，竟包括了如此令人折服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马汉三得宠，并非偶然。下面一例，亦可见他的神通广大。八一五日本宣告投降后的一天，马汉三即偕其得力助手刘玉珠自重庆飞到西安，急欲径飞北平，经过我向胡宗南言说，得到支援，才搭乘美军运输机飞平，说来是冒险降落在北平，成为军统人员中最先抵达北平出头露面的第一人。事隔不到一周，马不但出入于华北汉奸群中，而且与德王、李守信、汪时璟等蒙汉巨奸联络上了。马亲派周济护卫德王等三人，乘专机抵达西安。经我引见胡宗南后，转乘专车送宝鸡，然后再派专机送重庆，向蒋介石报到。

最后，戴笠杀气腾腾、令人胆寒地说：“马汉三眸子不正，其心不正，又沾染‘倒戈将军’的门风（‘倒戈将军’是当时蒋介石等对冯玉祥先生讽刺之语），谁不知晓！他既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老兄与恭澍实在过虑了……”他在鼻孔里不断地嗡了几声，将马脸连摇了几下。我感到这不是他的鼻窦炎发作，而是他的特有信号，他在思考，是话到嘴边留半句，还是把话都说出来？但他终于按捺不住，便提高嗓门说：“刀柄握在我手，如见其所行有异，斩杀便可由我。黄埔同学尚须呈报校长批准，像马某之流，则可先斩后奏，不奏亦可。这是校长面谕，兄不可为外人道。”听了这番话，我想起“伴君如伴虎”这句老话，也不免有些胆寒。马后来遭受杀身之祸，可谓投入特务罗网，即种下了必死的前因。

马汉三之死的前因后果

日本宣告投降后，蒋介石为了给打内战铺平道路，亲自出马视察平津，试图收拾人心，为反共目的服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具有国民党元老盛名的张继，一度以国民政府“宣抚特使”身分，飞临平津“宣慰”，以配合蒋的谋略。张继大旌北行，自无可称誉之处，但是他在怀仁堂痛骂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这幕恶作剧，登诸报端，却实在大快人心。当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由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及平津各界头面人物都在场，直骂得李宗仁、孙连仲、熊斌、张廷谔及其以下的接收大员，面面相觑，抬不起头来。时人以为张继敢言时弊，十分难得。我当年正在北平，闻张继之言，感慨万端！这时，马汉三是戴笠向蒋介石保荐明令发表的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大权在握，唯戴笠之命是从。当年所有华北巨奸如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齐燮元、汪时璟、唐仰杜、苏体仁等等，早已列入马的袖珍手册。蒙古王公中之德王及其干将李守信等注入另一手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马在如此权势之下，岂只“五子登科”，简直是作恶多端，为所欲为。我虽不知马接收的珠宝财物究有多少，但从一些迹象，亦可测知一二。例如，日本投降后，戴笠两次到平津视察，都是满载而归。珠宝字画珍品，均由马汉三亲自装箱送往弓弦胡同十四号（戴笠在平的住地）。戴以为我对骨董、字画有所研究，亲自于深夜打电话要我到他的住地去一趟。我走入他的卧室，一眼瞥见木箱十余个，都古色古香的，看来是珍藏已久之物。戴急问我对古玩鉴赏如何？我答曰，根本外行。戴闻后，一笑而罢，因而也就没有开箱让我一饱眼福。后来得闻雇来珍宝商，经过鉴定后，才装入机仓起飞南运。这是戴第二次到平的事。也就是这次，他南飞途中触山毙命，十多箱宝物自然也就随之葬入火海。但据我所知，他第一次到平视察，由马汉三“进贡”运走一批珍宝，戴死后不知落入谁人之手。马汉三接收的财物中，的确另有一批次品，皆在戴笠督促下造册，经宋子文过目后，由戴笠亲呈蒋介石。蒋批：“缴存国库。”冠冕堂皇的批语，似应可信无疑，但据我了解，戴笠的“呈献”，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把戏，实际负责没收逆产者，是戴笠派出的特务、军法官毛惕园，他有贴封条和开启封条的特权；“缴存国库”，国库的保管员司，也是军统特务，只不过挂上中央银行业务员和仓库保管员的名义，以掩人耳目。据我了解，平津的国库保管者，是马汉三的亲信秘书刘玉珠，这是马亲自指定的，马不容许第二人染指。另外，上海的逆产国库保管员，则是戴笠培植出来的女亲信蒋志云。此两例足可证明蒋介石的批语为如何了。后来马汉三被判处死刑的第一条罪状，即是擅改蒋介石的批示，以多报少，胆大妄为，中饱私囊。此之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因此，对马加以死罪，实在是对国民党的“维护法纪，整肃官箴”的莫大讽刺。

马汉三吞下了戴笠投下的钓饵，利令智昏，竟指使刘玉珠自请退职，公然在前门外开金店，以“超五子登科”接收来的横财宝物为资本，做起发大财的黄粱美梦。马、刘二人愈想愈甜，殊不知杀身之祸就要到来。

马汉三靠当“字典”起家，好容易爬到执华北特务牛耳的高峰，一时得意忘形，锋头出尽。不期“靠山”机坠人亡。死耗传到，有如晴天霹雳，眼看军统局的大权，必将落入二老板郑介民的手中，马岂能不为之计？恰逢郑以军调部三人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的身分驻平。马平日以戴笠为唯一靠山，与郑不接近，戴既死，马便用对戴的那套拥郑，并使出他地头蛇的本领，以讨郑的欢心。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偕朱镜心（郑的亲信秘书王业鸿的妻子）借口旅游来平，实际则是向马分润劫收油水，互相利用，各有所图。柯来平两月，马几乎成了柯的随身“太监”，出入于骨董商店、瑞蚨祥绸缎庄等，凡能看得上眼的，由她挑选，由马付款。当然两人心里都明白。柯进一步敲竹杠说：“郑先生一生‘清廉俭朴’，在京居官到了中将，尚无一所住宅，比之戴老板，大有天壤之别。”马会意，答应在南京为之建一座别墅，请自行聘请营造工程师绘出蓝图，所需费用由马包干支付。未久，这座别墅即出现于南京莫干山路。柯还叮嘱马，未可使其夫得闻建筑经费之来源。故弄玄虚，可笑已极。

马深知走裙带关系的后门，不愁无大官可做，郑妻既贪得无厌，对马就会有求必应，因此马提出，趁北平特别市政府改组、原市长熊斌下台、新市长何思源上台调整班底之机，要郑介民出面向“老头子”保荐他为市府民政局长；马并振振有词地说，大选在即，他当民政局长对“老头子”登上大总统宝座，定可有所帮助。郑妻牵着其夫鼻子走，果然由郑出面，保举马当上了民政局长。本来马并不屑于局长一职，他所觊觎的是特别市长。马在得意忘形时曾语人曰：“冯焕章先生以司书出身之何其鞏为北平特别市长，我同是文书出身，又是中央任命的少将，论资历，略胜何一筹，只要时来运转，特别市长一职，迟早必当取得。”官迷若此，岂知死期已近。

马一登局长之位，即在郑介民面前大显“身手”。时值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表面是调停国共停战和谈，骨子里却是助蒋大打内战。美国主子的阴谋，马心领神会，于是便向郑介民建议，发动“北平市民”包围军调部，向马歇尔“请愿”，诋毁中国共产党，破坏和谈，发动内战。他利用民政局长的权力，在各区雇佣流氓打手，会同反共狂徒，在北平闹得乌烟瘴气，无耻地导演了一出反共反人民的丑剧。为此郑介民呈报蒋介石传令嘉奖，马则受宠若惊，对郑妻感恩图报，念念不忘。

就在马得意忘形的时候，他却在毛人凤面前做了一件蠢事。一九四七年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四一”大会（军统局成立纪念）开幕前夕，我率领东北各站长，在北平会同马汉三等到南京出席大会。毛人凤以副局长身分，居住在“雍园”。我邀马汉三等人一道去看毛，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唯独马提了个皮包。马一见毛便挤眉弄眼，拉着毛上楼密谈，将我们冷在客厅里，使得同去的头头大为不快。我因此向同行者解释，有机密事上楼汇报是正常的，不必介意。我的语音未落，毛已抢步下楼，与我们热情地问长道短，马则没精打采地坐在一旁，似有满腹心事。事隔半年多，一次与毛闲谈，才知道那次在南京“雍园”马汉三拉毛上楼，是为了献给毛一小袋珍珠。马满以为他贿赂郑妻，大造别墅及其他幕后的政治交易，做得很机密，哪知道毛早就一清二楚，对比之下，毛当然大为不悦。他说马目中无人，以人工蚌珠来侮辱他，当时为给马留面子，没有退还，以后则寄交中国航空公司驻平分公司经理王云荪退还给马。毛说得切齿作声，对马已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马自作聪明，弄巧成拙。

不知内幕的人都以为，在郑介民与毛人凤两派特务头子的争权夺利中，郑是较清高的，是不屑于与毛一争的，甚至还有人认为郑是正人君子，以做正规军人为荣，对军统特务宝座并不恋栈；也有人痛骂郑的老婆坏透顶了，败坏了郑的名声。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隔靴搔痒，不真知底蕴。两派权利之争，纵然反映在郑妻柯淑芬与毛妻向友新两人间的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斗争上，但这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的问题是：郑、毛继承戴笠衣钵，在蒋介石面前争宠，谁也不肯放松一步。两人都深知有了军统便等于有了命根子，失去了军统则难得重用，冷在一边，那就连臭狗屎也不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须从“鹅毛扇”说起。

所谓“鹅毛扇”，即指黄天迈。黄天迈，河北省人，当年四十三岁，外表敦实有礼，气概不凡，有点近视，戴一副黑框眼镜，按戴笠在暗中所说的，是“气宇轩昂，一表人才”。黄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是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泾波，与黄勾结甚紧。黄与美国情报机关O.S.S也早有关系。日本投降后，黄随戴笠飞到北平，不久即被任命为军统局天津站第二站站长，这是一项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的勾当，只不过是藉“中美合作交流情报”做掩盖罢了。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在外交界混到了蒋介石政府驻法大使管辖下的巴黎总领事的职位。他的妻子系四川人（忘其姓名），与黄是燕大同系同学，为驻法大使馆的高级职员，夫妻相配合，在巴黎外交界甚为活跃。黄上爬心切，原来所营谋的途径为外交官，对军统并未染指。

我与黄一度颇为接近，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据其自白，再加上我了解的情况，得知他由外交界跳到军统特务集团，是有一段经过的。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巴黎任总领事时，适逢著名的杨杰将军以驻苏大使兼驻法大使，一度居住巴黎。黄在杨面前大献殷勤，为时不久，杨对他颇为信赖，视为臂助。黄利用外交人员之特权，在巴黎经营黑市，套购外币，一出一进，获利甚丰。后来事败，黄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黄便将所干的坏事，全推之于杨杰将军，甚至说是奉命办理，如要追究责任，首先当由授命人承担。蒋介石得到密报，同时又收到法国政府的驱逐照会，也就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杰及黄天迈押解回国，交战时军法局依法审理。杨未久被保释出狱，黄则判刑监禁。这么一来，黄在外交界声名狼藉，出狱无期，前途茫茫，几至寻死自杀。当时的军法局长徐业道，系戴笠培植并向蒋介石力保提拔起来的最高军法行政官（徐业道多年充任军统司法科长、处长等职），徐为了讨好其主子戴笠，便夸黄为难得“人才”，如能保释留用，必能感恩图报做出贡献。戴曾因此亲到监狱视察，然后才敢向蒋介石保释请求留用。这一段为外人所不知的情节，是黄毫无隐瞒地告诉我的，我亦询问过徐业道，证明黄之所言属实。

黄一入军统之门，自诩为鸡群鹤立，对毛人凤、潘其武这两个执掌机要的出头人物，不以为然。戴一开始就破例派黄为甲室秘书；未久又予黄以海外区长头衔；举办中美合作所期间，特许其参加该所机要。机要是毛、潘二人分工合作、得宠于戴的禁地；毛是军统副主任秘书，除戴笠外，对郑介民也不买账；潘是中美合作所秘书，颐指气使，囊括一切，不免令黄嫉视难安。戴对黄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信任并欲提高其地位的意思，例如每次与梅乐斯会谈或外出巡视，戴宁可不带参谋长李崇诗，也得带着黄，而黄和戴形影不离，对戴亦步亦趋。中美合作所停办后，戴在上海及到平津视察，黄紧跟其后，连戴与宋子文相见时，也从不避黄。由此可见，“摇鹅毛扇者”有其自恃的条件，并非全是狂妄不自量的问题。

曾几何时，当黄被戴留平为郑介民之佐、与美特联系诸任务加重时，晴空霹雳，戴笠在南京附近坠机焚毙。黄得知此讯，如丧考妣，痛哭之余，不免深感靠山已失，又想到毛、潘两个红得发紫的“秀才”（黄与我谈话中，把毛人凤、潘其武讽刺为“秀才”，以为自身资历远远超过这两人，不屑与其同僚）必不能容他立足于门墙，而他本人又岂能“屈就”。

黄明知郑、毛间争宠争权的斗争，必因戴之死而无可避免地爆发，他认为郑是黄埔二期学生，十三太保之一，在军统中的威望仅次于戴，做为衣钵相传的接班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毛绝非对手；黄甚至以为“老头子”也绝不会重毛而轻郑。于是黄选择了郑介民为靠山。与其说他为人谋，不如说是为己谋，将毛打下台去，他至少可取得主任秘书一职。于是“摇鹅毛扇的”自避幕后，由马汉三出面，暗中喊出了“拥郑倒毛”的口号。马汉三利令智昏，官瘾正旺，经“鹅毛扇”一摇，便坠入其彀中。此时黄天迈已取得郑介民身边的要职——军调部国民党方面代表办公室少将主任，便认为随郑走入军统内廷已水到渠成，主任秘书非我莫属了。黄指使马起草了“建国力行社”章程，以为有了这一组织，便有了团结北方黄埔学生及各特训班出身的特务头头结成强有力阵线的条件。与此同时，又指使马在军统局内部抓住一批骨干，如赵斌成、李葆初等，做为内应，待机发难驱逐毛人凤。马在平津紧锣密鼓，确也拉拢了一批军统元老和头头，例如以乔家才为“力行社”副社长，杨蔚、杨清植、白世维、娄兆元、吴景中、严家诰等为社委委员。头头中还有吴毅安、聂士庆、张鸿惠、李希纯、吴立诗、吴安之、孔觉民等。在平津的头头，除了倪超凡、陈仙洲、白莲丞等被认为与我关系深而未敢拉拢外，还有一个王蒲臣，王是江山人，属于毛人凤亲信，马对他更是不敢沾边。概括说来，倒毛的北方派，是以马汉三（“建国力行社”社长）为盟首，以平津为中心，影响所及，包括晋、陕、豫、鲁、冀、察六省及平津两市在内。黄的“鹅毛扇”由北平一直摇到南京，而且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主任秘书宝座，他把毛人凤视为路人；潘其武被挤出军统大门，到警察总署刑事实验室暂待一时。正在郑轻敌不防，黄也得意忘形的时候，郑被毛明稟暗告了一下子，毛甚至无中生有，“老头子”不能不听。于是马汉三成了倒郑的枪靶子，数案俱发，诸如前文所述。郑被贬，明升暗撤，不死者几希。黄见势不妙，乃自请离职，远走台湾，逃之夭夭。马、刘二人不但做了替死鬼，而且从根本上说来，他们遭受杀身之祸，可以说是黄一手导演的。我之未卷入漩涡，是因为深感黄为人伪善。他把戴笠身边的毛人凤、潘其武两人，视为不共戴天的雠仇，而且在平试探性地拉拢我参与拥郑倒毛，幸好我没有入其彀中，现在回想起来，不寒而栗。

毛人凤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对戴笠奉蒋命干的那些见不得天日的阴谋罪恶，几乎无一不知，而郑却不知或知之甚少，加上毛与蒋同为浙江籍，蒋的元配毛氏与毛人凤同族宗亲，蒋权衡利害得失，保车不如保卒，只好对郑明升暗撤。这点唐纵看得最清楚，因此自告退出倒毛的斗争。由于广东派的郑介民败北，吓退了湖南派的唐纵，江山派的毛人凤则大获全胜，可见“老头子”安排的棋子，谁也改变不了。唐纵虽未争得特权、坐上军统交椅，却比郑之明升暗撤略强，既得到戴笠生前安排好的内政部全国警察总署一把抓，又抓到了国防部保安局局长之职，与毛可以分庭抗礼。郑则只好自叹不如。

黄天迈远逃台湾，几经钻营，以官商出面，就任台糖公司协理，保住了首级。马汉三却执迷不悟，犹在平津陈仓暗渡，企图攀桂系李宗仁做后台，不听毛人凤传达的“老头子”的旨意，将投孙科的选票，拉向桂系一边，捧李当副总统。马还公然到南京为李捧场。毛人凤口蜜腹剑，表面应付；一旦证据抓到手，马之生死，全以“老头子”的喜怒决之。

总观马汉三之死，死于改批蒋手谕，死于独树一帜，死于捧李宗仁，死于拥郑倒毛。凡此四因，互为因果，黄天迈“鹅毛扇”一挥，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人凤奸猾毒辣，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一字不提“拥郑倒毛”之罪，也一字不提黄天迈煽风点火之谋，将自己打扮得忠心耿耿，纯属自欺欺人。他迫得郑倒黄逃，杀马、刘于市，判乔家才无期徒刑，对娄兆元、吴景中、严家诰等大特务，稍后也都借故逮捕下狱。其中告密投毛者，免罪不问，个别的升官。例如告密投毛者杨清植升为北平市警察局长，王蒲臣南调加升为少将，孔觉民升代北平站长。对杨蔚、张家铨、吴安之、白世维、赵斌成、李希纯、吴立诗、许先登、吴毅安、聂士庆等一批站长以上的大特务，均“宽大”不问罪；另外潜伏于保密局内部的一批上中层特务，树倒猢狲散，已经六神无主，经过毛假惺惺的讲话，各安原职。赵斌成等则带头痛哭流涕，表示忏悔并反戈一击，因而受到表扬。毛受庇荫于蒋之保护伞下，作威作福，令人齿冷。

一九四八年九月，马汉三、刘玉珠被枪毙没有几天，我因公过南京时，亲到保密局军法处晤军法处长李希晨，询及对马案审理经过，他对我详告种种，且将此案全部案卷摊开给我看，因此，我较详细地了解内部情况。离开军法处又去见过毛人凤及副局长徐志道等人。这时保密局上上下下，几乎无人不谈马案。毛人凤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藉马案大做文章，杀鸡吓猴似地向我历数马汉三、乔家才不忠不实之罪，一字不提夺权倒郑杀马之谋，也许他认为对我以不涉及黄埔学生为宜，他既已提到乔家才，又感到失言，因此有意向我做过一些不必要的解释，说未判乔死罪而判无期徒刑，是因为“老头子”垂念黄埔师生之情，不能不有所作态等等。毛与戴笠衣钵相传，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马汉三之死的前因后果，略如上述。所述仅就荦荦大者言之，已为人所共知或见诸报刊者，恕不赘述。

（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二一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

——李仙洲乐天知命·马励武牢骚满腹

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年以上的军官，没有不知道国军的“山东三李”，这就是三个黄埔第一期毕业、都是官拜中将的三个同乡同学同姓的高级指挥官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

现在硕果仅存的李仙洲，执笔时就快到他九十大寿，亲友们正在准备为他耄耋之年而好好庆贺一番。

饭后“三德”变“三得”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时，只在戴笠请他吃饭时见过一面。在我的印象中，他很有武二郎的气派。因为山东人忌讳别人称呼大哥，即使是老大，也得称为二哥，原因是武松的哥哥武老大，太不够英雄，而他的弟弟老二却是英雄盖世，所以一般人对山东朋友，都是以叫二哥为尊敬，那次戴笠除称他为“学长”外，也是称他为“二哥”。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我不仅曾经和这位“山东大汉”（这是“同学”们背地里对他的称呼）同在一个小组一年多，而且是和他一道于一九六〇年冬同是第二批特赦的，所以我有义务介绍他一下，也算是对他九十大寿的一份礼物，我相信他乐于受这“秀才人情”。

一九五九年，北京战犯改造所重新编组时，我和李仙洲同编在由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任组长的那个小组。第一天，由我分配菜饭时，李仙洲便提醒我，他是有名的大肚皮；我也不甘示弱回答他，我的饭量也不小。两人相互一笑之后，他很风趣地告诉我他有“三德”。我急忙问他哪“三德”？他把摆在桌上的饭菜一指：“吃完饭再告诉你。”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是吃米饭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人有土豆烧牛肉，就一切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称这道菜是“赫鲁晓夫”）当然，战犯能在北方吃到南方的米饭已算是一种特殊享受。尽管那种米饭是米质中较差的粃米，但南方人吃起来还是比馒头和窝窝头（玉米面做的）要有味得多。如果吃惯了暹罗米和西贡米的人去吃那种米，就会感到难于下咽了。可能米饭较粗糙，或是我分给他那一份菜，土豆特别多，他那餐和我只吃个平手。我三碗，他也三碗。当时分菜，只要牛肉都是一样十来小块，土豆多少就没有人去计较了。我特意多给他半勺土豆。我刚把饭吃完，便急忙问他有哪“三德”？他一看还有两三个人还没有吃完饭，仍不肯说。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他才笑嘻嘻地说：我是有“三得”，而不是三从四德的德。这就是吃得、拉得、睡得。大家在吃饭时，我这拉得就太不卫生了，因此一定要在吃完饭后才说。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接着，他又补充说明：光是吃得拉不得，那是件苦事。吃得多，拉得痛快，又睡得香甜，才是三全其美。

当时，我还有点不服气。他这“三得”我也有。等到以后吃面食时，我才佩服他比我强；他一次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吃面条面片等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气吃完。肉包子就更不用说，可以超过我四分之一，一次轻松愉快地吃下十一二个。

如果没有坐过牢，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些人的食量会这么大。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坐牢除了三顿饭便没有零食可以吃。每天不到开饭便已感到有点饥肠辘辘，何况还得搞一些体力劳动。后来去农场劳动锻炼时，我更经常感到肚子在饥饿时会发出叫声。原来，“饥腹雷鸣”并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零下四十度小便变冰棒

我和李仙洲还有另一个相同的爱好，就是都爱在起床后用冷水洗澡。但一到冬天，他就不做全身冷水浴，而是改用冷水擦身；我不管多冷，冬夏一样要用冷水洗个痛快。当然，在南方人看来，冲冲凉，这有什么值得提；可是在北方，冬天在摄氏零下十来度的气候，即使房内生了火炉或有暖气，要全身脱光跳到冷水盆里，没有长时间的锻炼，准得发高烧。北京战犯改造所在冬天，早晚也供应每人半脸盆热水洗脸洗脚，冷水却不限制，随便可以用。

李仙洲是一个非常好胜逞强的人，有次一位同学笑他，冬天不敢和我一样洗冷水澡而只擦澡时，他非常不服气地引出了一段平时不愿意说的事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一九四七年春间，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整编二十六师（相当于军）师长马励武等被俘后，被送往佳木斯囚禁。那里的冬天，经常冷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他还能在室内坚持擦冷水澡，连看守他们的解放军，都看成少见的怪事。这无非是想证实他的耐寒能力比我更强。我如果在那种低的气温下，连擦冷水可能都不敢了。

当时我并不想和他比什么怕不怕冷，而是对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下的生活究竟怎样能熬得过来，倒很感兴趣。一有空，我就要他讲在那里的情况，他很得意地向我夸口，即使在那种严寒的气候，他还被人称赞过他的劳动表现最好呢！

我笑他是不是学陶侃一样，在室内把床铺桌椅搬来搬去这种劳动。回答是出我意外的，原来在那种气温下，居然是每天要到室外去劳动一两次。我便放低声音悄悄问他：怎么用这种手段来折磨犯人？他放声大笑起来说：按照你的想法凡在佳木斯的人，一到冬天，就只能在家里围炉取暖，连大门都不出去了。

他们当时每天要做的事，主要是打扫大门口的积雪。有时雪下得连门也开不了，如果不每天或经常打扫，就会被雪封住；风一吹，雪化为冰，就休想出来。大门口的路上也得打扫，这是不可少的工作。还有一件事也得每天要做，是破坚冰取水，井口被冰封了，要取水，先得破冰，才能从井内把水提上来。如果提出井口的水不马上倒在桶里运回来，很快就会变成冰桶。他告诉我，他小时读书，看到“坚冰在须”，认为是形容天冷而已，但在佳木斯便不是形容，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嘴巴、鼻孔吹出的热气聚积到胡须上，马上就变成了冰球和小冰柱一样沾住了。

他还告诉过我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他刚到佳木斯，有人吓唬他，冬天千万不能在室外解小便，一不当心，冷风一吹，解出的小便会变成一根冰柱顶住尿道口，如不赶快用根棍子一边解小便，一边敲打冰柱，尿就不能继续流出来。他有点怀疑，但也不敢大意，有一天他拿着一根木棍去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室外解小便，并没有出现尿变成冰柱，只是流下之后，很快就集在一起成了一个尿堆。一阵冷风吹来，他那出尿的东西差点成了棒冰，从那以后再不敢去试了。

陆军将领为何要骂海军

一提起他们在佳木斯的事，马上有人补充说，李仙洲每次扫雪、提水，都受到表扬。相反，马励武总是挨批。这位马老兄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一九四七年一月间，他统率的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都是装备最精良的全部机械化部队，他与新四军在峄县作战时，自恃有最新装备，根本不把只有老式步枪的对手放在眼里，结果吃了不少亏。后来，他把坦克车开到峄县城墙去，等到要反攻时，坦克车开不下来，最后一败涂地。许多人都笑他这样指挥机械化部队，连常识都没有，所以他憋了一肚子的气。被俘后，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连轻微劳动都不愿干，所以经常挨批。一批，心里更不痛快。

有人告诉我，马励武发牢骚骂街，连国民党的海军、国共和谈代表都骂。他这个打败仗被俘的陆军将领为什么要骂海军呢？

说来也很有趣，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马励武和李仙洲等在山东被俘的高级将领，解放军决定要送他们去哈尔滨。当时从陆路去，不但交通困难，而且这么长途解送容易出问题，便决定从水上送去，押送他们的一位姓王的解放军负责人，原来是在商震部队中工作，与韩浚同过事，所以派他押送，比一般人方便。他们从山东乘坐一条渔船出发后，在海上正遇上国民党的海军巡逻舰队，这些押送的解放军官兵，都认为这一下非出大问题不可，不料军舰的探照灯射到这条渔船后，只隔水盘问了一番，看到船上挂满了捕鱼工具，便没有派人到船上检查就放过了。

据说当时马励武等知道有国民党的海军在盘问，虽然他们被安置在船舱底层，不能爬出来，但嘴巴却没有被堵塞；只要军舰上派人上来捜查，就可以大喊大叫，肯定会发现这十多名被俘的将领。可是，只相隔几丈远，对方盘问一下就放渔船走了，使他们没有呼救求援的机会。那位押送他们的解放军军官在到达哈尔滨时，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对他们说：只要军舰上派人来捜查，那就不再是我押送你们来哈尔滨，而是你们押送我们去台湾了。

事情过了好久，马励武对这次海军失职的事，仍在痛骂。有人曾和他开玩笑地说：海军不捜查载有自己人的渔船，这和陆军指挥官把坦克车开到城墙上去作战，同样是犯了严重的错误。马励武的脸平日本来就有点红，这一气之下，就变得更红了。

马励武骂和谈代表，不提出交换俘虏，是忘记了这些为党国尽忠职守的将领。并说这些代表谈不拢而不回南京去，却忙于接自己的妻室儿女到北京，实在不像话！李仙洲对这件事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劝马励武不要再骂这些和谈代表，他说刚开始打内战，马法五被俘，国民党能拿新四军军长叶挺来交换。现在被俘这么多军长和军长以上的高级指挥官，能拿什么被俘的解放军将领来对等交换？和谈代表不回去，而忙于接妻室儿女，这也是人之常情。你在峄县时，战事那么激烈，你还把最爱的小儿子硬留在身边不肯送走，不是一样的心情吗？

后来，马励武的态度也慢慢有些转变。我从重庆到北京战犯管理所过第一个春节时，他还高高兴兴在晚会上唱了秦腔《柜中缘》和《火焰驹》等家乡戏。关于马励武可谈的事还有不少，等以后有机会再谈；现在言归正传，继续谈李仙洲吧！

“俺这山东人学不会！”

李仙洲被俘后，很少发牢骚，说怪话。

他有他的见解，认为自己打败仗当俘虏，是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也认为是“天亡我也”！大有楚霸王的味道，不承认自己不行，而把最后惨败，完全归于天意，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他觉得天这么安排了他最后当俘虏的命运，就安心当俘虏吧！他懂得，按照国际公法，不能随便杀害战场上的俘虏，何况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更不会轻易杀掉；只要安分守己，便可以避免麻烦，也省掉吃眼前亏。所以要他做什么，他都很积极，不论是扫地、打水、挑拾东西，都争着去干。可有一件事，出人意外，他从不肯去电台广播，向国民党的军队搞劝降等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做为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由新华通讯社发交解放区各报刊登在第一版。所有管理国民党战俘的单位，都奉命要战俘们进行座谈、讨论，李仙洲这些高级将领在座谈时，新华社还特派记者去采访和旁听。当时他和韩浚等已从佳木斯送回哈尔滨解放军官第五团学习，许多人都对这一篇“新年献词”大谈自己的感想，他却一言不发。管理人员劝他学学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堂弟），不但肯去电台广播，而且每次座谈都抢先发言。他的回答则很出人意外：“俺这山东人学不会！”

是真的学不会吗？非也！原来他有自己一套看法。等管理人员和记者一走，他的话就来了。他说：身为高级指挥官，没能完成党国的重托，打败仗成了俘虏，又有什么脸去劝自己过去的长官、同事和部下投降呢？

当然，经过长一点时间，他的这些观点也有所改变，我和他同组学习时，他也发言，也肯写墙报，但总是很简单扼要，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甘居中流”和“随大流”！不过这一表现拿“改恶从善”这一尺度来衡量，也可以得九十分左右，所以他和我这个“表现尚好”而不是很好的“同学”，都在第二批特赦时得到特赦。

战俘之中“关公”特多

我从懂点事开始，就喜欢打听不大为人所知道的事情，特别是有些人不愿说的事，我总要想方设法弄个一清二楚。这可能对我今天写东西有不少帮助，同时，也注定我过去要搞特务工作的原因吧！

在战犯管理所，有位姓刘的管理干部，他在领着我们挑饭组去厨房挑饭菜及开水时，常有意无意地和我们聊聊天，有时还开开玩笑，他常说我们这些人当中，不少是三国时代的人物，而且关公（关羽——关云长）特别多。开始我不理解他这两句话的意思，久了，我才弄明白，因为我们当中不少人是单名，如汤尧、张淦、孙渡、孙楚、文强、黄淑、韩浚、黄维、沈醉……等。这与《三国演义》中许多人都是单名一样。说关公多，则因为这些人闲聊天时，都爱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那些得意事。当然，也可能还有个含义，即讽指“身在曹营心在汉”。

过去，我虽未带兵打仗，对什么黄埔建军、消灭陈炯明、攻打惠州以及北伐时汀泗桥之役、龙潭大战，抗战时的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湘西会战……等，却听得烂熟。但一提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就如同关公“走麦城”一样，认为是丑事而不愿谈。而我偏偏爱打听，某某人是怎样全军覆没而被活捉的；某某人怎样在突围时遭到生擒。李仙洲同样不愿谈他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经过。

我在和李仙洲同组的一年多时间中，一有空，我就问他被俘的事，经过多次吞吞吐吐的谈话，终于弄清楚这一经过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间，国民党准备对山东临沂地区的解放军，分两路夹击，出动的兵力要超过解放军一倍左右。李仙洲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身分，指挥约三个军的兵力，由济南出发，进驻新泰、莱芜。等大军到达莱芜时，解放军早已撤出城去，他十分高兴，马上打电报向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告捷，说他已攻占莱芜，敌人闻风而逃。

当时，他统率的十二军霍守义部、七十三军韩浚部和整编四十六师韩錬成部，武器都很精良。解放军采取避实就虚战略，不和他打硬仗，而是伺机进攻，各个击破。直到二月下旬，才把七十三军所辖七十七师包围在博山、莱芜间的河庄地区，加以全歼，师长田君健亦被击毙。这时，李仙洲才慌张起来，赶忙调整部署，准备趁机围歼解放军，这一场激烈的大战详情，这里就不叙述。

最后最紧张的一幕，是李部被迫经过吐丝口这一极为险要的狭隘地区，准备退回莱芜县城时，被解放军利用两侧高地层层包围，李急忙请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空军前来解围，王和李不但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而且是山东同乡，私交极深，所以王叔铭除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协同作战不断空投弹药、食品外，还亲自飞临上空与李仙洲用无线电通话，随时把解放军的情况告诉他，并且不停地指挥空军对包围的解放军进行轰炸、扫射；但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最后彻底失败的局势。这位身经百战的国民党中的常胜将军，到此时，也只有选择突围逃走的一条路了。

李仙洲一直没有忘记，那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他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率领一部分卫队，准备向北面冲出去。三点左右，他的左腿下部挨了一枪，仍咬紧牙根，指挥附近一些残兵败将，拼命向北逃走。在混乱中，韩浚与他失去联系，卫士们扶着他走到距吐丝口镇约三、四华里时，因伤口流血过多，摔倒在山沟里。黄昏时，被解放军捜索队俘虏后，才给他包裹伤口。莱芜战役到此宣告结束。

谈到这里，李仙洲往往仰天长叹一声：这次本来是准备将北来的解放军全部歼灭，结果适得其反，是国民党七个师近十万人全部被歼。高级军官中除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錬成生死不明，新编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只身逃回济南，而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活捉。因此，他长时间认为这是“天意”。

李仙洲得到特赦后，本来准备留他在北京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一起，他却提出愿意回山东老家，与儿孙们一同生活，按照他的说法是：北京的汽水都没有济南的泉水沁人心脾。当然，山东大葱卷大饼，也比火腿夹面包更有风味。这样，他就回家乡去欢度晚年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孙铭九）

　　派高福源回苏区联系

　　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1935年10月下旬，他率所部在陕北甘泉以南的榆林桥镇被红军打垮，高福源被俘。他在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抗日爱国思想有很大提高，主动请求放他回东北军去做劝说张学良的工作。中共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对他说：如劝说有效，张有诚意，红军可派正式代表与张谈判。高遂于1936年1月初在红军的安排下，回到甘泉。

　　当时，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在洛川。驻甘泉的是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师参谋长张文清，是高在沈阳东北讲武堂的同学。通过这个关系，由张文清派了高的另一个同学佟道（佟铁肩）一同去了洛川。先由佟道持张文清与军参谋长赵镇藩的信取得联系，然后与军长王以哲会面，说明了来意。这时，也正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打共产党感到无出路，感到东北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因而叫王以哲在前线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之时。因此，张学良接到王的密电后，就于次日亲飞洛川与高会面。

　　高把李克农给张学良的信交给张后，便向张报告了自己被俘后的感受和建议，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张的愿望。张接受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遂于1月16日重派高福源持函返回红区，约请中共代表来洛川晤谈。

　　在洛川与李克农会晤

　　高福源返抵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张学良。2月中旬，双方电台叫通，取得联系。同月21日李率随员四人，由高陪同去洛川。出发前，中共中央将行期电告了张学良。李克农一行于2月25日到达洛川，先由赵镇藩接待，同时电告张学良。张指示王、赵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停止前线敌对行动方面的具体问题，根本问题则待张亲自来商谈。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王、赵把李等人安排在一深院里，外人概不得入内。

　　张学良于3月3日由南京飞回西安，3月4日，即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在此之前，由六十七军王、赵二人与李等先达成了停止前线敌对行动的口头协定，约定俟双方批准后，于3月5日同时秘密下达。

　　这个口头协定的内容大概有：

　　一、双方同意一致抗日。相约双方毗邻区（包括陕、甘边区和其他有接触等防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

　　二、红军同意恢复东北军六十七军在甘泉、鄜县、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通商活动。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在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采购。红军为便利友军，准许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运送粮柴进城出售。

　　四、恢复双方地区的通商。红军可经洛川、鄜县办货，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为掩蔽耳目计，红军穿便衣活动。

　　五、红军同意被围在甘达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换防，不加阻挠。

　　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的会晤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王以哲和赵镇藩参加了会谈。事后听说这次会谈经过情况很好。对尔后张学良联共抗日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张学良在这次会晤时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二、敌强我弱，如何抗日？能否取胜？

　　三、红军既要抗日，为何不由宁夏向察、绥接近前线，此路既与外蒙国际路线相近又是阻力较小的地方，反而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遭阎锡山的阻挠呢？

　　四、双方如何设法与苏联联系，以取得国际的援助？

　　李对张所提的问题除第三项未作过多的回答之外，对其他各项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最后，双方达成了全面停战的秘密协定，并解决了当时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其主要内容有：

　　一、红军撤离自西安到肤施（延安）公路两侧五里以外，保障该公路的交通安全。

　　二、东北军给红军一部分枪支、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品等。

　　三、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张学良表示同意。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张有不同的看法。张提请由中共再派出全权代表与张面谈一次。地点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决定。张希望最好能亲自一晤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先生。

　　四、请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随时商议解决抗日的问题。

　　五、双方各派出国代表，分道争取国际援助。张负责派代表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商洽假道问题。

　　这次会晤商谈于3月5日结束。6日，中共中央给李复电后，7日，李等即离开洛川，东渡黄河去山西前线。

　　我在事后与张学良的接触中，略知一些片断情况。张对这次会谈是十分满意的，对取得的成果是兴奋的，据张当时对赵镇藩说：“老赵，我是趸销，不是零售啊！”从此以后，张学良联共抗日更加积极了。

　　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

　　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城内一个天主教堂附近的小院落中，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会见。随张去延安的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我，当时我是张的随从参谋。我们都穿便装。另外一位是刘鼎。

　　周恩来当时是从离延安东北约二十里的川口来的。随他来的有李克农。

　　会晤于4月9日晚上进行。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张学良、王以哲。我在门口守卫。

　　4月9日那天，我们的飞机从洛川起飞，张学良和刘鼎坐在驾驶舱里，王以哲和我坐在客舱里。下午，飞机在延河边上新整修的简陋机场上降落。下机后，我们就去那个小院子等待中共代表的到来。我在门口等候到傍晚，才迎着五位客人鱼贯进入院中。其中有一位长着大胡子，目光炯炯，事后知道，这位就是周恩来。开始会谈后，我在院中守卫。

　　这次会谈的内容，在以后张学良历次谈话中，知道一些大概情况。

　　会谈开始，先是张学良诚实坦率地谈了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他说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的路；一条是法西斯独裁的路。最近认识到以前拥护蒋介石搞独裁、走法西斯的路不通，抗日无期，内心很是苦闷，请周先生指教该怎么办。

　　周先生看到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和坦率的，因此在谈话中就诚恳而明确地指出：要真正想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真正强大的抗日力量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法西斯个人独裁，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德国与意大利都是法西斯国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一鼻孔出气。真正要抗日，就不能搞法西斯、搞独裁、效法德、意。

　　张学良在听了周先生的恳切诚挚而耐心的说明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说，今后当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了。接着张便问：我们如联合抗日，该如何对待蒋介石呢？

　　周先生说：共产党的方针是反蒋抗日，这是因为蒋介石还在顽固地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张学良提出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我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之心的，其错误在于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安内攘外”政策扭转过来。不然，既要抗日，又要反蒋，困难势必增多。因为，目前蒋掌握全国军政财大权，如果我们在前面抗日，他在后面打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正愁抗日力量还不够多，怎么可以抛开他呢？因此，我认为应该联蒋抗日，不得已时，也要作到逼迫他抗日，而不叫他扯我们的后腿。

　　周先生对张学良所提联蒋或逼蒋抗日的意见，表示是有道理的，但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提请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之后再作决定。

　　周先生明确而切实的回答，给张学良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说，听了周先生的谈话，使我长期悬在心上的大石头落地了，使我很久存在思想中的苦闷得到了解决。他愉快轻松地对周先生说：“今后我们内外夹攻，你们在外边用军事攻，我在内里尽力逼劝，一定能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张学良向周先生说出了肺腑之言，诚恳求教。周先生则以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亲切而平易近人的语言，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对张学良进行了开导和启发，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心，最后达成了一致协议，张学良从此进一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时分才结束，在晨曦中，周先生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刘鼎随周先生去苏区，张学良、王以哲和我乘飞机回洛川。

　　在这次会谈中，张又提出请红军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及时解决一些问题。

　　刘鼎同志在西安

　　张学良为了谋求与红军沟通关系，曾于1935年12月间，从南京到上海面托李杜寻找中共的线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就把刘鼎介绍给李杜。张学良得知后，就派赵毅去上海接刘来西安，时在1936年3月中旬，即洛川会谈刚结束不久。

　　刘鼎初到西安时，就住在金家巷张的公馆，我与刘常见面。他当时的公开身分是东北义勇军代表。据刘对我说：张学良初见他时，就提出你们为什么骂我投降卖国和不抵抗呢？刘回答说：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日寇进犯，你不抵抗，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数日之内，东北国土全部丧失，全国人民自不能不骂你。共产党是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当然不能例外。东北军一直受蒋介石指挥“剿共”，前在鄂豫皖，后在西北，“剿共”都很积极，使红军遭受不少损失。最近东北军在同红军打仗时受了一些损失，能怨我们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虽有百万大军，对红军也无可奈何。他逼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想用“一箭双雕”的办法，消灭东北军。正是由于红军厉害，所以蒋才施这条毒计！我看，为张将军自己计，东北军今天最好的对策是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不抵抗的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这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和全国人民最企望于张将军的。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刘的这些话，据我对张学良的观察，是从内心深处打动了他的。因此，张待刘以上宾，随时见面谈话，两人相处甚为融洽。记得张在谈话中曾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的化名吧？张学良以后把高福源沟通红军关系的事告诉了刘鼎。因此，以后张到延安就带了刘鼎同去。

　　后来，根据张学良与周副主席会晤时达成的协议中有请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的内容，中共中央就派刘鼎为代表，仍住在张的公馆。当刘为中共代表由苏区回到洛川时，张请刘谈谈中共中央的意见，刘说：特来听张副司令的意见和要求，当负责转报陕北党中央。张又请刘谈些张要知道的问题，刘以个人的看法，谈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红军的制度和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游击战等等问题。

　　刘鼎为巩固和增强东北军的抗日力量，对张学良提出过很多意见和建议。如，建议在东北军中灌输以抗日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成立军官训练团，招收青年学生入伍以培养抗日骨干等。使张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决心。张在东北军中建立“抗日同志会”和在卫队营中成立“抗日学生队”，都是在刘鼎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措施对于培养和加强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曲军官训练团

　　张学良为了实现联合抗日，于1936年6月底在西安南边的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在成立前，张向蒋介石报请批准，说是要模仿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培养“剿共”的骨干。实际上，则是为了在西北“剿总”所属各部队中，特别是在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

　　训练团团长是蒋介石，张自代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成立后，共办了四期，每期约一个月左右。第一期先成立干部连，王以哲任连长，成员从各级军官中择优调来的。以后各期中的队长、班长、组长等，就由他们担任，都是师、团、营级的干部，第一期干部连参加的成员，共约一百二十人，分十二个班，一个月结业后，多数留在训练团作干部。

　　王曲军官训练团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改由黄显声担任。黄是积极主张联共抗日的，对训练团的工作很负责任，张学良很信任他。由刘澜波推荐经张学良批准，黄参加了“抗日同志会”。

　　军官训练团的课目有：政治、国际时事、军事锻炼和游击战等。有时张学良还亲自讲话。每日听课之后，即开小组会讨论，将讨论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作各部队改革的参考。

　　刘澜波从西安搞来了留声机，课余时间，就用这个留声机给学员们放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有时他还教大家唱《码头工人》、《打砖》和《扬子江暴风雨》等歌曲。这些进步的文艺活动，对于提高学员的抗日救国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

　　训练团学员住的是土窑洞，宽约一丈五尺，长约五丈。每班住一个窑洞，学习和生活都在里边。窑洞里有挖好的土桌和土凳，学员吃饭就坐在这些土凳上，张学良和大家一样。

　　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张学良派卫队营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在1936年8月29日的深夜直至第二天早晨五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抗日运动积极分子宋黎等，在西北饭店被蒋系中统特务逮捕。我闻讯后即派参谋秘书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又名关沛苍）探询情况，也被特务逮捕了。因此，我将此事报告了张学良，请求张对蒋系特务随便逮捕我方人员蛮横行为和凶恶气焰，给以打击，借此维护我们的安全和尊严。我说，蒋系中统特务不请示副司令而私自绑架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卫队营就可以去省党部，将被绑架的工作人员抢回。张学良对于搜查国民党陕西党部一事，极为慎重，考虑再三，最后说：要调查清楚，是否确实，不可弄错了。

　　宋黎很勇敢机警，他被蒋系特务绑架带走时，在大街上遇到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于是他就一面同特务撕打，一面大声叫喊：“土匪绑票，救人呀！”这样，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就将宋黎和特务们一起押至宪兵营，经过查问，弄清了真相。申伯纯就报告张学良，张立即派人把宋黎接了回来。张问明情况后，确知关时润已被特务抓进省党部，而且很快要解送南京审问。张听后大怒，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找来，厉声问他：“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监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的人为什么竟敢这样藐视我，擅自抓走我的部下呢？即使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先知道呢？抓我机关里的人，不向我报告，是何用心？”邵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查明后马上报告。邵走后，张即指示我准备带领卫队营，搜查省党部，抢出被绑的关时润等人。接着邵力子来报告说：“省党部系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四名共产党员，事先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张对邵说：“什么共产党员，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张即命令我带领卫队营，突然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开大门，入内搜查，找到了关时润和被捕多时的刘澜波，并将中统特务头子姓李的队长逮捕起来，押到卫队营。

　　这一夜，张学良觉都没有睡，我随时将搜查情况向他报告。当被绑架的人抢救出来后，张对我说：“明天要给陈立夫打个电话说一下。”以后是张直接给蒋介石打了电报，向蒋报告并请处分。蒋即回电说：张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这一场严重冲突事件，就这样敷敷衍衍地结束了。

　　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发展到严重对立的表现。蒋系中统特务敢于不通过张学良而逮捕东北军干部，这是张所不能容忍的事。但搜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反对蒋介石，又是蒋所不能容忍的事。然而双方都隐忍着，张自请处分，蒋说应毋庸议，都有内在的心事。张仍然积极准备进行联共抗日工作，蒋则由于两广事件尚待处理，不能马上来西北镇压抗日运动，一时还不能用全副力量来解决东北军的问题。就这样，对此严重事件不了了之。

　　成立抗日学生队

　　“抗日学生队”（通称学兵队），是在延安会谈后，为了培养新的抗日干部，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卫队营中成立的。我是在搜查省党部后调任卫队营营长的。学生队的筹备和招生工作于9月开始，9月底正式成立。学生队共有队员四百多人，分为三个队。队员大部分是从北平招来的，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秘密介绍来抗日的积极分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很多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也有一小部分是共产党员。据南汉宸对我说：是由他在北平负责招集起来，张学良指示在北平东北军机构，派火车皮把学生运到西安的。

　　后来，从卫队营选派了一部分班长和士兵参加学生队，负责担任初级军事训练工作。

　　卫队营营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学生队队部也设在这里。

　　学生队的训练内容以政治时事为主，军事术科为辅。当时的课程内容，都是由刘鼎负责拟出来，交由负责干部关时润去执行，分组讨论。刘鼎是实际领导学生队的负责人。开学时，我致的欢迎词讲稿，就是刘鼎起草的。记得，万毅也讲了话。

　　学生队开始由我兼队长，随后请康鸿泰任队长，下设三个分队，由张哲、朱云飞、刘元铮任分队长，关时润为指导员。以后主要由康鸿泰负责，直到西安事变。

　　由于蒋系特务常常暗中绑架进步青年，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大家都自学遵守纪律，不下城楼，不个别上街，每星期日洗澡，都是集体出去。因此，没有被蒋特偷绑去一个学生。

　　西安事变前，学生队每结业一期，所有队员便都被分派到东北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和下级干部，对以后的联共抗日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在王曲军官团讲话

　　自搜查国民党省党部后，西安和西北方面的联共抗日与“剿共”不抗日的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蒋介石为镇压西北方面的抗日运动，于1936年10月22日，亲由南京飞来西安。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陪他游逛了两天华山之后，就宣布他要继续大举“剿共”的计划。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说明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体官兵的意见，也是全国人民的意见。杨也向蒋表示十七路军部队的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优虑。蒋对张、杨的意见，根本不听，仍然强调他的“剿共”决心。并说，他要亲自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着张、杨于10月26日做好准备。

　　27日这天，张、杨站在台下，蒋说了一通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滥调之后，接着就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的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等言论。最后气愤地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予以制裁等等。

　　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对蒋的这个讲话，都很气愤。黄显声说：一定要叫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安定一下大家的情绪，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

　　苗的讲话中有这样几句：“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的正确；‘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要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叫他躺着抬出去！”

　　苗的讲话，被蒋特分子报告了晏道刚，晏要求张学良把苗交出来，张为缓和紧张形势，说要惩办苗，后又以畏罪逃跑之名，将苗送到北平。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蒋以后痛恨黄显声，此事亦是原因之一。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临潼扣蒋（孙铭九）

　　西安事变时，我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奉命扣蒋介石。现就记忆所及，对有关史实写下来，供参考，请指正。

　　蒋介石来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了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在这之前，蒋曾在10月22日由南京飞西安，他在逛了两天华山后，就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张、杨均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10月26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在华清池同张的争论，更为激烈。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七人，蒋拒不答应。张说：“你这十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叨唠。”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是为了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安问题，即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进行“剿共”，否则即调离陕、甘逐步消灭之。所以，这时的西安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张学良暗中准备扣蒋

　　蒋介石是非常顽固的，但张学良仍想劝他改变政策。12月6日前后，张还抱着劝蒋回头的愿望，向他恳切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由此张和蒋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这时又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①，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必须破釜沉舟。

　　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请示张学良派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张同意，我即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二十人跟随游行队伍。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张学良说的都是真心潜藏已久的话，记得在金家巷公馆吃饭时，他曾对吕正操和我以及秦诚至等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学生们听到张学良的话，都很感动，觉得满意。天色已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烈的寒风中，经领队的布置，有的立即回城，有的当夜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卫学生的那二十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这二十名士兵后来参加了扣蒋的战斗。

　　9日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张一直深夜才愤愤而归，烦闷地对我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10日上午，我又要求到华清池察看一下周围的形势，又叫王协一连长亲自率领沈连峰排士兵三十人到十里铺去，会合王振东排长，加强力量，再向前进到灞桥，夜间不要撤回来，其用意是尽量缩短与华清池的距离。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妥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并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急。”根据张的指示，我即派商亚东（同昌）副营长率领张连长等约一连人再去灞桥，与王协一连长等会合，日落前到达宿营地。

　　下午六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九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车去灞桥待命，以供卫队营行动使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结果是，张负责临潼扣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和城内警戒。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着，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就要发生。

　　11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介石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许。

　　“兵谏”前的最后动员

　　晚八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十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会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澄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

　　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在宣布“兵谏”计划时，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后，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澄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开元寺白凤翔家，白迎我坐下后说，找刘桂五共同商量。我因张未对我说有刘桂五，即说：“我们俩商量决定后，由你转告他吧。”于是我们约定后半夜两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碰头，由白乘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灞桥与卫队营队伍会合，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钟。

　　蒋介石被扣经过

　　12月12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将军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当时卫队营大约有一百多人，两辆载重车共可乘五十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三十人左右，住在院外禹王庙附近的宪兵估计有四十人（以后知道有七十人）左右。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抢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对白说：“好！我先领卫队营进去。”遂命王协一连长随我带人先乘汽车迅速冲进华清池，其余的由商亚东副营长率领随后跟进。具体的布置是：1.王连长带领三十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蒋委员长的安全，请其避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出华清池，架到车上。3.由商亚东、张连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挡。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和喊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四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因为拉我，也被打伤了，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

　　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可糟糕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我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心焦，不愿多说话，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我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儿，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车中对话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②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

　　我据理反驳。

　　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

　　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车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

　　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被扣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首次见面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直回东城门楼上卫队营营部，向卫队营的学生队简要地介绍了临潼扣蒋的情况。

　　蒋介石迁居

　　12月13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

　　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

　　次日（12月14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当日（14日），端纳飞到西安，他是宋美龄请他来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就拍了电报给宋，说：“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宋接电后请端纳于13日由南京起飞，因气候不好，在洛阳停留一天，14日才抵西安。端纳与张学良见面后，张告知一切经过情况，郑重声明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够联共抗日，不打内战，还是拥护他的。并请端纳告知蒋，是为了他的安全，才请其搬到金家附近新房去住的。

　　蒋一见到端纳非常高兴，又从他口中证实张学良要他移居的真意，就同意适居，于是随同端纳一起搬到了高桂滋公馆。

　　①1936年12月初，王化一由武昌打电报给张学良，说：何成濬秘密告知，他在洛阳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请副司令有所准备，等等（大意）。“华密”电报是张与王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密码本的称呼。

　　②唐君尧系东北军一〇五师的旅长。我后来知道他是张学良派来协同扣蒋的。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孙铭九）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救国宁愿以牺牲自己的精神，亲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回到南京。据张的侍卫副官刘海山事后对我说，蒋一到洛阳立即改变了态度而装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对张监视，露出扣张的企图。一到南京，蒋介石就立刻背信弃义大耍各种手段，先是伪造“对张杨的训话”，继之令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写出书面请罪书，随后又以军法审判的形式，判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最后又施以虚伪的特赦，特赦后面又加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样就实现了无限期监禁张学良将军的目的。此后，西安方面对蒋介石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愤慨，特别是在东北军内部对蒋介石的痛恨更是达到极点。

　　释放陈诚等人的争论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后，12月26日王以哲等首先令我撤除对陈诚的监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立即放回陈诚等人的原因，因为张学良还未回来，我内心实不愿意这样做。张在临走前曾说，他三天以内回来，推迟两天放他们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还听应德田说，他在开会时曾与王以哲力争，并极力反对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就放走陈诚等人。他又说，万一有个变化，这些人在我们手里，也较为有利。我又听说，杨虎城主任也不同意立即放走陈诚等人回南京。当时我和应德田的意见是一致的。王以哲在开会后对应德田说：“副司令把委员长都送走了，还怕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还不放陈诚他们呢？何况这又是副司令来的电报。”应说：“副司令还有两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再放也不迟。”我当时同意应德田的意见。

　　一、因为电报不能保证是真意；二、即使是张的真意，过三天再放也未尝不可。

　　虽然当时监视陈诚等的责任由我担负，但王以哲和刘多荃以及谭海等都有直接命令指挥卫队营的权力。实际上刘多荃已直接按王以哲的意旨，命令卫队营于文俊连长撤除对陈诚等的监视了。并已命令先放出有病的晏道刚回家去住。于连长报告我时我不同意，但又不能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无权加以阻止。我听说杨主任也不同意，即打电话请问杨。杨说他不同意，但随后杨又直接来电话对我说：“各将领都在此开会，他们主张立即放走陈等人，我现在也同意了。”以后杨又叫何镜华来找我去新城大楼见他。我到新城后，在另一间房中见杨虎城，同时我看到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在大客厅里开会。杨对我说：“孙团长！你要听命令。各将领正在此开会，都同意释放陈诚等中央大员回南京。”我说：“副司令说三天之内就回来，等副司令回来再放也不为迟，何必这样着急呢？副司令临走前告诉我说，有事找杨主任，我对杨主任同对张副司令一样，有事申诉意见，我是服从命令的。”杨说：“我已同意了。”我对杨说话时何镜华亦在场。

　　以后王以哲告刘多荃按他们的意旨直接命令卫队营撤除了监视。当时我实际上已无法不服从他们的命令行事了。

　　到26日晚间，王以哲等仍主张要放回陈诚等人，并下令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27日早晨就把陈诚等人放回南京去了。

　　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

　　12月29日阎宝航同志飞到西安，带来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信，信上提出要求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蒋中央的命令等。阎宝航同志传达了张学良的话，他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指蒋中央）不让我回去，那边（指西安方面）能答应吗？”阎宝航同志在刘多荃家中吃饭时又对刘多荃和周恩来同志说：“要争取汉公（指张学良）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等等。”我对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事，与前次放陈诚等回南京一样是不同意的。我知道应德田虽然参加了会并予力争，亦无效果。

　　1937年元旦，西安举行阅兵时，鲍文樾由南京飞回西安，说张学良已完全失去自由。

　　1月4日，张学良已被蒋介石明令“严加管束”。西安方面已确知张是不可能回来了，5日发出歌电，通电全国。以后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负责人共同协商，才确定了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遏止蒋军的军事威胁，争取和平解决事变，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这一正确方针。从5日到12日，三方面已作了必要的军事部署。

　　潼关谈判

　　这时谈判的焦点，是要求蒋介石实行诺言，先撤兵出潼关放张学良回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法进行。因此，决定先派代表去南京进行交涉。

　　1937年1月9日，何应钦等派吴瀚涛和王化一来西安，是为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的命令。当时携有蒋和张分别致杨虎城的信。向西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杨虎城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对张学良回西安和蒋介石在西安亲口承担的诺言，却只字未提。蒋不但没有先下命令把蒋军撤出潼关，反而大量集结军队西进。企图用武力压迫的办法使西安方面屈服。同时命令西安方面与顾祝同直接商谈，不再与自己接触了。

　　接着洛阳顾祝同和陈诚等派祝绍周乘军用飞机来西安，他是奉命进行试探，实际就是压迫接受命令。具体提出两个方案，其内容大意是：

　　甲、东北军（包括甘肃于学忠部）退到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上；十七路军转至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退驻原陕北防地。

　　蒋军进驻西安，并在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

　　乙、东北军（包括于学忠部）调驻安徽淮河流域一带，十七路军驻甘肃；红军仍退返原陕北驻地，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祝绍周到西安时是1月11日，也正是王化一由西安返南京之时。

　　当时问题的焦点，主要是要求先放张学良回西安，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

　　1月15日，决定派东北军的鲍文樾，十七路军李志刚，共同飞南京，唯一的任务是向蒋要求放张学良回来。

　　鲍文樾、李志刚于1月17日到奉化见蒋。蒋声色俱厉地说，西安方面在军事上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否则是不能许可的。必须在甲乙两案中择一执行。并说他早已忘却共产党和张学良不杀他的好意。蒋对张学良回西安的问题，硬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蒋说：“张汉卿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就不要强迫他回去了。”等等的假话。因此要求张学良回西安的事，一直无结果。

　　这次鲍文樾见张学良时，张对鲍说：“只要你们能坚持团结，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

　　1月23日晚，蒋介石召见李志刚，对李说：“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中央的命令。杨虎城等快派人到潼关与顾祝同直接商谈，解决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又说：“杨虎城不服从命令，我就派兵进攻西安。”

　　1月25日鲍李返回西安报告此行经过，杨召集东北军西北军各军开会，决定派代表与潼关顾祝同谈判事。

　　1月26日派李志刚和谢珂去潼关。

　　双方开始谈判，谢珂态度强硬，他代表西安方面的主要意见是：在张学良不回西安以前，蒋军不能大批开入潼关。顾的条件是：立即撤除华阴县的防线，蒋军进驻西安，别的问题以后再说。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无结果。

　　自鲍文樾于1937年元旦由南京返回西安传达张学良被押情况后，到1月25日又回到西安报告蒋提出西安必须服从他的命令时止，这一期间，在东北军中已有两种意见显露出来：一是主张首先争取张学良回西安；另一是主张不坚持要张学良回来，先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撤兵退出西安。

　　应德田与周副主席会谈

　　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以应德田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大部分人（即所谓东北军少壮派）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每每争持不下。应德田等认为要实现张学良回西安，必须取得红军代表的同意与支持。因此，应德田商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晤谈。在谈话中，应详细地陈述必须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此次谈话是在1月27日晚间，由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等代表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未参加）。据应德田事后对我说：当时除周副主席外，还有叶剑英、秦邦宪、刘鼎等同志参加。又据何镜华回忆说：那次谈话，只有四个人，即周恩来、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

　　直到解放后，我与应德田见面时，他谈到他当时谈话内容如下：

　　一、东北军这个团体是以张学良为唯一中心的，张不回来，这个团体就失去中心，无人领导，必致瓦解。

　　二、“三位一体”的团结、联共抗日的主张，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实现。张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是很难维持的。联共抗日的主张也不能实现。

　　三、张在南京已被特赦，自无长留南京的必要，因此必须要求张回来，张不回来决不撤兵。只要张回来一次，一切听张的命令办理。蒋军如再进逼，必须坚决抵抗，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打起来对蒋并不有利。只要我们抱定坚决的态度，仗是打不起来的，只有造成一个坚决对抗的形势，张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若再退让，不但张没有回来的希望，东北军的团体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均难保持。东北军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杨虎城将军与十七路军也是赞成的。

　　四、要求红军支持我们的主张，如果由于蒋军进逼而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我们打垮蒋军的进攻。

　　应德田的这些意见和理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1月2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将军等，去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开会（这是我事后听说的）。事后应德田又对我说：“当时红军代表团说：只是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对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对不会对不起两位朋友（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并且叶剑英将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参谋人员已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对这些情况，我以前一直不清楚。

　　渭南会议

　　1月29日，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为了说服东北军的少壮派，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召集了东北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四十多人在渭南开军事会议。会议是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军长主持的。会议经过大致如下：首先由董英斌参谋长致词，他说：“王以哲军长因病不能出席，派我代表他来主持会议。”何柱国接着发言说：“现在必须先接受蒋中央的撤退命令，必须接受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这样做可以争取放张回来。不然，蒋军兵力强大，我们打了败仗，张副司令更不可能回来了。东北军团体的前途也就危险了。因此必先接受撤兵，退出西安，和平解决。”

　　最后他还说：“这是我的主张，也代表王以哲军长的意思。”

　　何柱国讲话以后，应德田立刻起来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接受潼关顾祝同的条件，他讲话大意是：“东北军内部和‘三位一体’的局势都迫切需要副司令回来一趟，否则，一切问题无法解决，副司令回来以后，一切由他决定，以后再走也可以，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一趟，是不是就会打起仗来呢？是不是会引起大的内战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蒋介石是虚张声势，得寸进尺，真打他是不敢的。首先是打仗他没有理由。现在他的威信还未恢复，内部不稳定，加上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都是跃跃欲试，想乘机反蒋。蒋如真要打仗，就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责备，他就会垮台。所以蒋介石是不敢真打的，现在他只是摆了个打仗的架势。我们愈软，他就愈凶。我们一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打仗的可能性，我们也要作打的准备。况且要求副司令回来，我看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坚持。鲍主任由南京回来，转达了副司令的口信说：‘只要你们能坚持，能团结，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副司令要我们坚持，难道我们不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就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团昨天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

　　应德田讲话完了以后，会场紧张。缪澄流接着站起来激愤地说：“不放回副司令不能接受撤退命令。”经过一阵纷纷议论以后，全体军官在激愤的情绪中，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

　　董英斌主持会议，当即作了如下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当场，到会人全体军官四十余人，都在决议上签了名，以承郑重。当时何柱国自己也在决议案上签了字。

　　这次出席渭南会议的有四十余人。其中有东北军元老、有高级将领和文职人员，也有带兵的中级以上军官，如马占山、鲍文樾、刘伟、高崇民、卢广绩、何柱国、董文斌、缪澄流、刘多荃、霍守义、常恩多、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李铁醒、赵壁（炮兵營长）、应德田、孙铭九和何镜华等等。

　　东北军内部纷争

　　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学良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于学忠来到西安

　　1月30日，于学忠由兰州飞到西安。何镜华等去飞机场迎接，并将渭南会议的两议向于陈述，请于坚持决议，并立即贯彻执行。王以哲当时因病在家。于到西安后即去王以哲家中看他。趁此机会，应德田告诉孙铭九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因此，当于学忠到王以哲家中后，就在王家中开会。到会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多人。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董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泣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杜边哭边说致使屋里气氛非常紧张。所有的人都等着听听于学忠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王以哲不发言，何柱国在旁催促王以哲快说话，王又推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吧。”这时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王以哲，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谁也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最后，于学忠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这个会就这样无结果而散。这是1月30日白天的事。

　　“三位一体”高级会议

　　形势发展是紧迫的，形势的发展需要东北军全体一致和“三位一体”的团结一致，才能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召开“三位一体”的高级会议，这是形势的要求。于是，在1月30日晚间，由杨虎城将军召集在王以哲家中开会。会议有三方面的五位代表参加，他们是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在场旁听的有：应德田、何镜华、张政枋和杜维纲等。应德田未告知我，我未参加旁听。事后知道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如下：

　　开会时，何柱国首先发言说：我今天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大家谁也不发言。相持很久，杨才开口请周恩来代表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的，还是请你们先讲。”于是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又推你，足足拖延了三十多分钟无人发言。这次会议虽是由杨虎城召集的，但当时事态表明是以东北军为主。在此僵持情况下，杨虎城说：“副司令临行前留有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请你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于学忠这才说：“我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一定要求副司令回来，张不回来坚持不撤退，有的主张按照顾祝同的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撤退，撤退后，再要求副司令回来。东北军内部意见极不一致，我的军队又在兰州，我看还是请鼎芳（王以哲号）兄谈谈吧。”后王以哲说：“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快定。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不要这样犹豫不决了……僵持是有危险的。”这时，于学忠就说：“我看根据鼎芳的意见，和就和了吧！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也来不及。”杨虎城又要王以哲作最后的决定。王说：“我同意孝侯兄的意见。和就和了吧。”杨又问何柱国。何也说：“我同意孝侯和鼎芳的意见。”至此，他们对渭南会议的决议，却一字未提。杨虎城说：“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回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杨又问周先生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主张坚持不撤退，为了张先生，最后不惜一战。张先生在东北军中是很重要的，这种意见我们也考虑了。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主张一致，我们也可牺牲我们原来的意见。你们现在两方都是一致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当然赞同。但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应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会议就这样作了最后的决定。

　　散会后，张政枋当场问于学忠：“你说和就和了吧。以后怎么办呢？”于学忠说：“以后再谈以后的，开会研究。”

　　王以哲、何柱国下令撤兵

　　1月31日上午，于学忠在新城大楼主持向东北军军官传达最高级会议撤兵的决定。到会人很多，有东北军官张政枋、洪钫、郑玉琢、杜维纲、刘启文和刘佩苇等，他们都痛哭流涕，不愿意撤退。郑玉琢特别说到他家中困难情形和没有张副司令就无法维持东北军的家属生活问题，坚持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于学忠此时亦无法对答，只好说以后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这次何柱国未参加会议。

　　据何镜华说是何柱国起草撤退命令的。本来平时参谋团的命令稿件，多由何镜华负责草拟。但这次何柱国未让何镜华知道，而叫另一参谋刘本厚草拟，刘一切按何柱国的意图写成后，立即整理抄清“划行”。何镜华看到这些情况，经和应德田研究，因为时机紧迫，都想找到个办法，以使撤退命令不能下达，正在此紧急时刻，何镜华突然来转告我说：何军长叫我去听命令。我只得服从命令去见何柱国，他叫我把特务团和先锋队按命令撤退到指定的驻地，并限期撤出西安。接着何柱国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讲什么意见就退出。我心中早已知道这是试我是否接受命令，我虽然满怀激愤，但又不能不听他的命令。这时东北军的中级干部群情激愤。如卢广绩、陈先舟等见面即痛哭流涕，悲愤的心情，已经难以抑止。这些事实已预示着突然事件即将爆发。

　　二二事件

　　2月1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像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2月2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一一五师师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郑玉琢（参谋处处长）、孙东圆、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我与应德田住同院）。参加的人很多。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

　　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当时应德田和大家商议后，又提出铲除王以哲的意见来。要我派卫队营去干。我仍不能下决心。应德田又说：“我要为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我听了应德田说写一篇宣言的话以后，才下决心并表示同意了。开始我说应推刘启文师长派人去干，因为他的军阶比我高。但大家要我派卫队营去干。孙东圆说：“派二十个人跑步去，来个左转弯就进去了。”我就提议派卫队营于文俊连长带队去，大家同意。随即派人找于文俊来，当场有许多人给他提出建议，告诉于连长率领卫队营卫士要跑步到王以哲家中去，随后又派人跟着去看，随时回来报告情况。同时决定派卫队营营副商同昌，带人到何柱国家中打死何柱国。于是就分别出发了。

　　当于文俊连长出发后不久，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已被打死了。”孙东圆说：“没有错！这次王算完了。”但何柱国方面却久无消息。会上大家正议论中，不久回报说何柱国不在家中。何柱国在1月31日后，他已察觉到他处在极危险的环境之中，所以他2月1日夜间就未回家去住，而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处。当商同昌领人到何柱国家中时，找不到他，何镜华说何柱国在新城大楼。大家决定由何镜华负责进去从旁协助（因何镜华常在新城，与何柱国见面方便，在何柱国不防备时，容易下手），王协一连长就可以带人进去把何柱国拉出枪毙。但等候许久仍无消息。据何镜华说：“当王以哲被打死后，何柱国就在新城大楼不出来，请杨虎城保护。”所以当王连长领人到新城，被杨虎城阻止而不能得手，时间很久，亦无消息。应德田叫我亲自去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遂亲自到新城去见何镜华，何镜华对我说：“何柱国在杨虎城房中不出来，不得机会，等有机会再进行。”我看也不能公开闯进去硬干，就与何镜华商议，叫王协一连长听何镜华的指挥行事，我即悄悄退出来，回到金家巷，以后终不得手。因此，何柱国得以幸免。

　　当2月2日上午，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搞何柱国时，有人提出说：“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孙聚魁连长（孙在东北干过义勇军，是卢广绩介绍给我的）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会上就派他去了。他一去，见宋学礼带着手枪，孙聚魁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据孙回来报告说：“因宋也拿枪要动手，不得不先打死他。”这件事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处死蒋斌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副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因此，这次正在开会时，王协一连长前来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就派王协一连长前去执行。

　　打死徐方的事，事前我是不知道的。据文英奇报告督察处查出徐与晏道刚等有勾结，而泄漏了军事计划，所以把他打死。

　　我在周副主席面前承认错误

　　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苗剑秋急忙跑来告诉我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我一听此话更急了，我说：“这怎么办呢？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我问他周先生在哪里，苗剑秋说：“周先生来了，在副司令公馆。”我马上同苗剑秋一同到张公馆，在楼上看到周副主席。他说：“这是怎么办的呢？”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我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周副主席两手张开招呼我说：“快起来！起来。”我站起来时，他问：“这是谁搞的？”我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周副主席没再继续说什么，即同苗剑秋走开了。

　　刘多荃派兵进攻西安

　　二二事件发生后，代参谋处处长邓玉琢起草了一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坚持不撤退的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杨虎城当即签了字。于学忠不敢签字，他怕刘多荃、缪澄流等不听指挥。有人说于学忠当时亦签了字，一面准备印发命令，一面准备给渭南前线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和缪澄流打电话联系，可是刘多荃和缪澄流均不接电话，所以电话打了一夜没有打通。事后才知道是由于刘多荃已决定军队向西进击，并已派出一〇五师第一旅第一团张治邦团长负责，开向临潼，准备对西安进攻。事后李铁醒向我说，当时是刘师长直接命令，部队由刘师长直接指挥，不准听高福源旅长的指挥。因高福源新接旅长，尚未掌握住部队。高是2日晚才回旅部的，到旅部后，即用电话向刘多荃报告，刘叫高即刻到师部去。高发觉对自己不利，乃挟参谋长黎荫荣一同逃出旅部而回西安。以后刘多荃命今葛晏春在西安诱杀了高福源。同时刘又派高鹏云给潼关方面樊崧甫打电话说：“我们马上就要撤退到渭河以北的高陵去，迟了恐发生变故。”这是最近崧甫在上海对我说的。刘多荃命令军队连夜撤出前线，渡过渭河，开往高陵，说是为了避免蒋军突袭遭到损失才迅速撤退。

　　前线局势到此，已给蒋军桂永清部进攻西安敞开了大门，西安方面的防线已完全被破坏，大势已不可挽回。因此，于学忠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和、张政枋等前往渭南和高陵，想作劝说刘多荃和缪澄流坚持团结的工作，也未能实现，他们都白去了一趟。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离开西安

　　2月3日清晨，经周副主席、杨虎城和南汉宸同志等商议，为了保持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内部再发生火拼，自相残杀，能把和平谈判继续下去，决定告知孙铭九离开军队，离开西安。并找苗剑秋把这一决定转告我，再由董英斌参谋长派何镜华来找我去谈话。我知道局势很严重，听说刘多荃派军队要打回西安来替王以哲报仇。

　　原来应德田原想拥推于学忠出来执行渭南决议，但估计错误了，刘多荃和缪澄流等不听他的话。

　　董英斌参谋长按周副主席和杨虎城的决定，命令我一定、要脱离部队离开西安，我才同意出走苏区。当我去见董时，他对我说：“孙团长，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我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当时特务团和先锋队的人并不同意我离开西安，更不愿我离开部队。有人说，离开西安就可以了，何必离开部队呢？当时我意识到如我去对先锋队讲话说明，很可能就走不开的，一定要出乱子。所以我立刻答应了董英斌参谋长的要求。

　　我回到金家巷后，刘鼎同志按周副主席的指示来到我的家中。他转告我说：周副主席为了我的安全，派他亲自送我到陕北苏区去。我立刻答应了。

　　我们是2月5日夜间到达陕北云阳镇的。

　　在我决定离开西安之前，应德田曾不同意我走的。我当时是坚决要走。苗剑秋亦来到我的家中，我们脱下军服穿上便衣，就一同走了。

　　王以哲死后，刘多荃派军队向西安进攻的同时，又命令葛晏春团长枪毙了高福源旅长。以后又派人搜捕于文俊连长，给王以哲祭灵，为王报仇。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从选战看台湾（大风）

进入白热化的台湾选战，又打、又杀、又骂、又叫，从小岛上看，真是性命交关煞是热闹；但放眼全局从海外看台湾，这场要死要活的民主闹剧，说好听点不过是咖啡杯里的风波出不了大场面，说粗俗点就好像鸡啄虫蚁，不管是虫死或鸡肥，到头来下场一样。

由于台湾搞了三十多年的选举，始终跳不出蒋家父子所设定的那个局部性与欺骗性的框框，所以出现不了翻江倒海的气势，而只能是无关痛痒的咖啡杯风波。再说，即使台湾选举突破了咖啡杯的局限；也就说民进党竟然经由选举掌握了“国会”，搞到了“总统”，取得“天下”，变成一只老母鸡，把国民党这只蝗虫啄食了，又能怎样？真能出头天吗？敢把台湾独立吗？能摆脱美国的影响和北京的威慑吗？面对国际大气候，小岛上的跳叫，终是鸡虫小事，无论是国民党小虫横行；或民进党金鸡独立，跳来叫去，最终还逃不了被烹而食之的下场。

许信良、陈婉真居然能在美国一混近十年，而不受美国居留法规的限制。为了处理许、陈两个长期被国民党明令通缉的要犯，国民党居然派出现任外长的蒋经国私生子赴美请示处理办法，一群小丑跳梁的美帝傀儡；既谈不上“出头天”或“台湾独立”，更何来“庄敬自强”和“操之在我”。说穿了，无论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罢，其受庇于美国的暧昧关系，正如章孝严先生之于蒋经国。李登辉先生派章孝严私仔去叩谒他们的美国主子，大大表现出李先生的用人艺术！

其实，为了台湾事务，国民党又何必舍近取远就教于美国？真正主宰台湾的就在海峡彼岸北京。君不见布什特使尼克松负荆请罪的狼狈相：老邓责以“不要背后插刀”，小李干脆来个耳提面命，叫她“洗心革面”。美国要向北京请教的，又岂止台湾问题而已！台湾朝野不找能够作主的大老板，而找不能办事的二把手，其智商之不高盖可以论定矣！难怪有人把国民党称作“二百五”（指二百五十万个党员），把民进党戏称之曰“三八”（三万八千个党员）。这样的二百五和三八，又怎能给台湾人予“更好的明天”呢？

国民党更笨的是，搞所谓“弹性外交”。搞来搞去，搞了三个美国小傀儡，实惠未得反而先泄了美、台勾结的底。正如国民党警告民进党的话：“搞台独，北京就要动真的啦！”国民党若然再“弹”下去，必将弹出大祸来。到时候美国除了隔岸观火喊两声“人权”外，绝不会再来个仁川登陆。尼克松已经有言在先：“对中国而言，主权重于人权。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重于一切；中国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超级强国。”做为美国拖油瓶的台湾，这是性命攸关的警告，实不可掉之以轻心。从四十年来中共对国民党明尊华夏而暗搞“国独’的容忍来看，台湾是只能搞而不能说的。民进党未搞而先喊，其“三八”可知。蒋介石父子，一个日本士兵学校结业，一个国中二年级肄业，虽然学问有限，但由于和中共长期斗争，从失败中记取教训，所以懂得了只搞不叫的奥妙。承继二蒋衣钵的二李（李登辉、李焕），虽是美国留学，尚不如两蒋的行伍出身，居然把“弹性外交”叫个不停。其智慧如此！也难怪要把癞痢瑞元和麻子小蒋奉为神明，而不停的去慈湖下跪朝拜了。面对如此不成材的二李，正民进党千载难逢“出头天”的大好良机也！只要民进党能善体中共旨意，闭上鸟嘴，暗里大搞，哪怕全身变成台独的碧绿，但头上一定要戴顶鲜红的帽子，在五星红旗下，尽管搞比资本主义更资本的台湾特区，不但中共会全力支持，而美国也必定乐观其成。民进党如能以此为政纲，必能争取民心，打败国民党，保障台湾居民的幸福与安全，为党、为民带来更好的明天。

不过，遍观全岛，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或其他各党各派，所有台面上的“人物”，不是受蒋家提拔的余孽，或被二蒋斗败的可怜虫；便是效法蒋家搞封建世袭的父子班小毛贼；有目共睹也无须例举姓名了。从这群人中，选出未来的台湾领导人——说“总统”也好，名之为“巨头”也好，都不孚众望，都是对享有经济发达及教育遍及的台湾人民的侮辱。唯一能替台湾全民争光的，仔细想来，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文起十八代之衰的、集八大家于一身的、不靠父兄之余荫的、以一人之力彻底斗垮蒋家父子和国民党的、中国国宝级的独行侠李敖先生。

自蒋麻死后，王朝和特务恐怖随之而逝。台湾目前的局面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在此情势下，台湾两千万人民，即使扣去“二百五”国民党，和“三八”民进党，尚有一千七百万群众，应能免于恐惧、去除私心、发扬智慧、认清大是大非，英勇而明智的迈开大步、走上街头，争取彻底的民主自由。第一步，要实现台湾的政治领导人由全民普选；第二步，选出李敖先生当你们的头头。

选李敖当头头，台湾的选举才有看头、台湾的文明才能落实、台湾的选举才能称得上公平公正公开、台湾才有前途、台湾人民才有更好的明天。总结是：李敖一身系台湾全民之荣辱与安危！人曰：“台湾目前是李家的天下。”但愿是李敖而不是李登辉！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纽约市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丑陋的中国人（大风）

——谈柏杨和柏杨的演讲

顷读《台湾与世界》月刊第十七期，内刊柏杨先生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所发表的一篇演讲，演讲很长，涉及面也很广，不过千言万语总结起来，还是他叫了一、二十年的一句老话——打破酱缸。

柏杨对中国人的指责我大多同意，尤其以脏、乱、吵，来形容中国人的丑陋，和“一个人一条龙，三条龙一只猪”，来点破中国人的不团结，更是一针见血的妙喻。从这个角度评判，柏杨可算得研究中国问题的病理学家。

当然，破坏的目的在于建设。酱缸打破啦，中国人的丑陋面目揭开啦，如何建立新的文化、描出美的脸谱，这才是柏杨先生评丑陋中国人的目的，正是基于此一观点，我要谈谈柏杨先生和他的演讲。

在台湾，柏杨以写政评性的杂文成名，因国民党加之于他的迫害而声誉登峰造极。这说明广大读者欣赏柏杨的道德勇气，更胜过他的酱缸杂文，也就是说反蒋的政治立场远比文笔才华重要，出狱后的柏老，继婚变之后，又写出风格全异的向国民党表态的“金三角”歌德文章，大力赞扬受国民党支持在泰国北韩卖鸦片烟的黑毒犯，于是柏杨自国民党处获得了真正的彻底的自由，这种自由最具体的显现便是出境来美。自然，柏老为自由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在人们心目中，他已不再是一个英勇的斗士，他的书籍市场一落千丈，对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我们本不应要求过苛，何况柏杨先生还是出身青年救国团的老党棍，像这种油条似的油子，本非烈士型的人物。只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向国民党投降了的柏杨，还要跑到美国来“打酱缸”，口口声声的喊“改造中国人”，不但有些不伦不类，也太目中无人矣！

在台湾，李敖柏杨从前是并称的。想到陷身水火犹自反蒋到底的李敖，便不由人不为柏老叹息：人间何止是贫富与美丑的差距，而品格的差距岂不更大！可见十亿中国人中并非全是丑陋的！消息传来，英勇的李敖近又发出豪语说：“最坏的共产党是叛党的共产党，他保留了共产党的缺点，而丧失了共产党的理想；最坏的国民党是不叛党的国民党，他坚持邪恶至死不悟。”听了这句话，不知做为老战友的柏杨先生将会做何感想？

柏杨在演讲中沉痛指出“民主到了中国，变成了你民我主”，又说“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直着脖子喊万岁，还能怪他骑到你头上”。看来这似乎是对海峡两岸一杆打的指责，不过接着往下看，柏老又紧跟了一句：“连美女跟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这一来，把指责便落实到海峡的一边了。当然以柏老和救国团蒋主任的老关系而言，柏杨总不能说不知道蒋经国先生有一张麻子脸吧？照柏杨所说，写文章会有神来之笔，讲话也会说溜了嘴。历尽折磨，腿骨也被国民党修理断的柏老，对蒋家潜存的仇恨，在无意之间还难免会冒出来的。这种潜意识的直觉反映大概与中国人的丑陋与否关系不大。

柏老感叹“自孔丘后四千年无思想家，所有识字人都在批注孔学，无独立创见”。然而这些年来柏杨先生埋首资治通鉴的注译工作，这又是一种什么反射行为呢？这总不能解做“打酱缸”和“改造中国人”吧？柏文又说：“我同北京来的作家协会党书记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满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满会争吵的柏老是怎样被党书记一棍子打闷的？未见柏老泄天机。是害怕国民党控以“为匪宣传”之罪，再捉来修理呢？还是党书记果有真知灼见叫人信服，而柏老只好私下里把它淹没了，我个人对那位党书记像一闷棍一样的一番话，觉得很有兴趣，希望柏老把它公诸于世。

柏先生文中在政见上最具体的一句话是：“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这好像是说给他的老长官蒋麻子听的。大意应是：“中共强大算个屁，国民党给人民幸福才是伟大。”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国民党有没有给台湾人民幸福？最好暂不辩论。因为看法不同，辩论起来恐怕又会使柏杨“气得讲不出话来”，正如中共说“卖淫是痛苦、是剥削、是不道德”，而国民党认为“娼妓是快乐、是发展观光、是与民同乐的商务”。在道德观念不同的现状下，是非问题既不可能和平统一，也非三民主义所能一统，所以最好免谈。应争论的乃是强大与幸福的关系；是强大重要还是幸福重要？是先求强大还是先求幸福？没有强大是否可能也有幸福？从历史看，尤其近百年的历史，对中国人而言强大肯定重于幸福，而且不强大必然没有幸福，日本军阀侵略下的中国人民，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包括国民党控制下台湾的娼妓满街、盗匪遍地，岂不都是活生生的例证。其实对聪明老道的柏杨先生而言，又何必谈这么多大道理。强大与幸福孰重，从柏杨的切身体念中，不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吗？柏杨被捉来修理、打断腿、灌凉水、丧失幸福，正因为国民党强大、有特务、有枪杆，柏杨弱小所以痛苦，蒋经国强大所以幸福，这种浅显道理，正如柏老常说的“打一块钱赌”，我相信柏老是一定知道的，明明知道，而要吞吞吐吐，拐弯抹角做此违心之论，不但有失厚道，更是自己往酱缸里钻，岂不成了个丑陋的中国糟老头！

中国人最丑恶的不只是脏、乱、吵，而是缺乏勇气丧失志节，李敖说：“最坏的国民党是不叛党的国民党。”我要把它修正为：“最坏的国民党是叛了以后又回头的国民党。”不知柏杨先生以为然否？

我对柏杨先生及其演讲的意见尚多，倘柏老能抽出时间，本人愿当面领教。自然请吃油大的钱由在下付。

（美国《美丽岛》，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美国的人权标准（大风）

天堂地狱分别在钱

有人认为美国是民主、自由、安定、富足和公平的天堂；也有人认为美国是败坏、堕落、黑暗、恐怖、人吃人的地狱。两种看法都对、也都不对，一切因人而异。对有钱有势的统治阶层而言，美国是天堂；对痛苦无告处处受歧视与剥削的可怜虫而言，美国正是地狱。所以，美国是天堂，也是地狱；而天堂地狱的决定是金钱。凡是长期居美或对美国具有较多了解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和认识。

许多不曾到过美国而对美具有幻想的人，尤其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甚多把美国过于美化的中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生活好、赚钱容易，甚至把美国当做遍地黄金的天堂，那就过于天真了！

美国的民主与自由都是钱买来的：没有钱，就搞不成竞选，就捞不到选票；没有钱，就享受不到很多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没有钱不但气不壮，讲出来的话没人听，而且根本没有地方让你讲话。登广告要钱、印传单要钱、找个人来听你讲话，目前行市是：律师一个小时七十五元，心理医生一个小时一百元，保母最便宜，也要一个小时四元九角五。美国的自由颇符合台湾流行的政治术语，“有所变，有所不变”，变化的原动力是钱。譬如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七十年代初，美国发生一件非常轰动的集体打劫银行案，参加做案者四男一女，据录像设备显示，那个女的手拿冲锋枪指挥抢劫，结果四个男的全部判刑坐牢，唯独那位女士逍遥法外而不了了之。女匪何人也？乃全美报阀之女。其父为其聘请最好的律师从事辩护；据说，其所持的理由之一便是：她爸爸的钱比银行里的还多，她怎么会去抢银行？这就是美国式的自由逻辑。

美国人开口闭口喜欢大谈人权，好像除了美国之外，任何国家都不懂人权、都不讲人权、都缺少人权。人权最基本要件就是公平，这包括法律地位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以及经济地位和就业机会的公平等等。而事实上，美国在这些方面，恰恰是最缺少、最不公平！

阶级之间壁垒分明

表面看，美国社会并无明显的阶级之分，美国法律也定有明文禁止地域、宗教及人种等各种歧视。但稍做观察分析，便不难发现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譬如，坐办公室的白领阶级几乎全是白人；而打粗工的蓝领阶级则是清一色的黑人或波多黎各人，即使偶有少数白人也是工头领班。不但如此，各行各业也有特定的人种，据说，从总统、而国会议员、内阁阁员、州长、市长到警察，多半是英裔爱尔兰人所把持；经济文化由犹太人操纵；科学理工属日耳曼德国后裔；流氓黑手党则是意大利种；中国人除少数较有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外，大多数华裔移民还是搞餐馆、洗衣店等传统的老行业。即使拿到博士硕士的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就业也不容易，纽约许多开“的士”的司机和餐馆里的酒保领位员，就有不少是具有博士硕士的华人；而具有同等学位的白人，则几乎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实况。

美国种族歧视由来已久，远者如白人对印地安人的丑化与迫害，近者如黑人与白人的对立冲突，以及美国少数民族，尤其亚裔居民所受的种种不平待遇。亚裔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上，不但遭受白人的歧视，还要忍受黑人的暴力欺侮，在法律和政治面前所享的保障和权利，也显然大有区别。如最近发生的华裔公民陈果仁，被两个白人用棒球棍击毙案，美国法院公然从轻以罚钱两千美金定案，使杀人凶手等于不受惩处。此案如发生于白人之间，甚至被害人是黑人的话，凶手绝不会如此被从轻发落。又如三年前华裔美国公民刘宜良（江南）被台湾当局派人刺杀，与此同时，一个美国白人公民在地中海船上被恐怖分子杀害，两案性质基本相同，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大不一样。后者，被美国当局运回华盛顿，由美国总统亲自主持，予以国葬。里根总统并在葬礼中，大叫人权及严词斥责国际恐怖分子；后者，美国官方闭口不谈，对台湾当局没有一句指责，好像刘君根本与美国不相干。这无异是以法律和政治，来助长种族歧视的不正之风。所以人们戏称，美国公民有四等：一等白人、二等黑人、三等西语后裔、四等亚洲移民，而以龙的传人自诩的中国人不幸就是第四等。听来好似开玩笑，而身在其中者心知肚明。说是对美国人权的讽刺，应不为过。

法律准则因人而异

种族歧视不但存在于不同肤色的人种之间，也存在于白种人的内部，如以白人自居的犹太人，尽管在经济文化上水平甚高，但仍受到非犹太裔的白人的轻蔑。在社交场合上，常会见到一个白人向另一个眨眨眼，悄悄的说一声：“那个家伙是个犹太（He is a Jew.）。则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法律有所谓大陆系与海洋系之分：前者重法律条文，后者重法庭判例。美国司法属于海洋系，所以重视判例。最近，纽约布朗克斯区法庭判决：同居人享有与结婚配偶同等的不动产权。亦即在法律上而言，同居双方所同居的房屋为同居双方所共有。这个首创的判决正引起很多争论，因为同居行为的认定、同居时间的设限、同居人身分的确定、同居处所的范围等，都是很难肯定的问题，在这方面法官个人的判断，因人而异，伸缩性很大。而此例一定，势将引起很多纠纷，导致不良后果。从这个判例所受到的重视，不禁使亚裔公民对陈果仁案的判例不寒而傈。陈案确定，亚裔公民的性命只值两千美金！也就是说，按照陈果仁案的判例，今后任何人只要肯拿出两千美金，便可以用球棍或其他任何工具或武器，结束一个亚裔公民的生命。这种美国式的人权和人权标准，又怎能不叫人伤心？这样的美国司法又怎能不叫人恐惧？

所谓民主自由、所谓公平正义，至少对美国的少数民族而言，还需要争取、还需要奋斗，还有段艰难而遥远的路要走！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白崇禧传——外放华中“剿总”的内幕（程思远）

一 白崇禧不愿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正当蒋介石在军事上对白崇禧有所借重的关键时期，李宗仁忽然决定竞选副总统。这事使白崇禧大吃一惊，因为无论李宗仁竞选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白崇禧和蒋介石的关系。因此白氏联络黄绍竑函电交驰，对李宗仁实行劝止。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可以知新。回忆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蒋介石反攻徐州失败，而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又要东征讨蒋。那时，冯玉祥虎视中原，自愿出来调处宁汉关系。那时，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三人，手握南京方面兵权，劝蒋氏接受冯玉祥的调停。蒋介石因此愤而下野，事后自承他之退职系受李、白的威逼所致。

　 蒋介石自吃过这一次亏，对李、白的“一箭之仇”，亟图报复。一九二八年，他坐上了“国府”主席的宝座以后，即定下了“联胡倒桂”的大计，这在上面已经说过，这里且不赘述。而今只说抗战以后，白崇禧应蒋氏之邀，到南京任参谋总长而国防部长，而李宗仁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在中央，一在地方，分而治之，目的在不使他们形成威胁态势，以免重演一九二七年八月所发生的事件。

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处心积虑十分清楚，为要保持蒋介石目前对他信任之专，自不愿受到别的政治因素所干扰。而李宗仁所以竞选副总统，恰巧是外因超越内因而起作用，若幸而成功，则白崇禧的地位，必将受到影响，自不待言。这就是白崇禧不愿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的原因。

　　二 李宗仁参选是美国中途换马的体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特使魏德迈在南京蒋介石官邸发表了《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即受命去华北视察，目的在于物色蒋介石以后的接棒人，任务异常重大。

司徒雷登到了北平以后，与他以前主持校务的燕京大学以及清华、北京大学师生接触频繁，要他们对当前国是提出意见，集思广益，无孔不入。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司徒雷登从南京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一项报告，他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关于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①司徒雷登的意图十分明显，他简直要李宗仁来接替蒋介石了。

十月中，李宗仁就把他的一个亲信程思远从南京召到北平，告以明春在一届国大中竞选副总统的雄图大计。几天以后，程思远从北平回到南京，他的皮包里带有李宗仁分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亲笔信；李宗仁在致蒋氏函中申述他的竞选意愿，但可否仍听蒋介石的裁决；李宗仁另外函托吴忠信在蒋氏面前善为说辞，以促其成。

此外，李宗仁还有一封火漆密封的致司徒雷登函，李氏叫程思远亲自交给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司徒把傅泾波从小养大，视如己子，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十分清楚，李宗仁的竞选出自司徒雷登的怂恿和支持。

　　白崇禧从程思远口中得悉李宗仁的计划，不禁吓了一跳，他说：“这事冒的风险太大，如果不幸而失败，则将何以善后？！”白崇禧与在上海息影的黄绍竑取得联络后，即与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建议李宗仁最好竞选五院中的监察院长，如李氏有意于此，他即交代广西选李宗仁为监察委员，以便进而竞选院长。但李宗仁不听，仍嘱程思远积极进行竞选准备工作如故。

白崇禧原来曾提出主张，打仗时期不宜行宪。看来，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召集的前夕，作为国民党后台的华盛顿当局，曾命司徒雷登对当前军事形势作一估计。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院说：“南京政府在东北地区只占百分之一，在黄河以北也不超出百分之十或十五。在长江以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国民党军处境困难。

　　“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迄今这种领导迟迟未能出现。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做出决定，但他却囿于成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此时而有此一打算，这就是司徒雷登推动李宗仁出来竞选的政治背景，证以后来他在孙科组阁时所提的意见，益信而有征也。

三 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求竞选副总统，一直保持沉默。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蒋氏召见孙科，说党将提出他为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要孙科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蒋氏并授意CC头子陈立夫，要他在国大党员代表中组织党团，为孙科助选。

白崇禧得讯，对程思远作出了下面的估计。他说：“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又是现任国府副主席，李德公不是他的敌手。其次蒋介石为总统当然候选人，他的副手应当是一个文人较为适宜。德公也是军人，其条件当不如孙哲生那样优越。再次，孙哲生是广东人，当然得到粤籍国大代表的充分支持。而两广分裂，则削弱了德公的基本票。”说到这里，白崇禧慨然曰：“我们只好力尽人事罢了。”言外之意，即毫无把握。

三月下旬，李宗仁从北平来到南京，住进国防部设在大方巷二十一号的招待所。李宗仁对竞选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在费用上早有了着落，即由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分担。这一点不劳白崇禧费心，但他必须对李宗仁竞选给以精神上的支持。实际上，白崇禧的大悲巷雍园一号公馆，即等于李宗仁的竞选总部，凡是重要会商都在那里举行。

蒋介石一心一意支持孙科竞选，他坚持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必须由党提名，借此来杯葛李宗仁。不料此时在国民党阵营内出来竞选副总统的除李宗仁外，还有于右任、程潜。于是，李宗仁就与于、程两氏成立攻守同盟，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提名，而应由国大代表连署提出。于右任、程潜跟孙中山革命，是国民党的元老。情势发展至此，蒋介石只好收回成命，取消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的办法，这是蒋介石的威信第一次在国大中受到的致命打击。

蒋介石对此形势，十分恼火。他在四月四日于丁家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上愤然地说，他自己不当总统候选人，并建议首任总统由一个党外人来担任。蒋氏还说，这位党外候选人必须具有下列条件：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上有声誉者；三、曾对国家有贡献者。当时人们以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候选人就是胡适之。

临时全体会议对蒋介石不任总统，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最后，会议作出决议，授权中央常务委员会去考虑。四月五日下午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由张群、陈布雷、陈立夫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作出了这样的决议：“确认国家现势需要总裁的领导，本届国大仍推总裁做总统候选人。唯国民大会应制定特别条款，授权总统得在特定时期执行紧急处置的权力。”一句话，蒋介石要把责任内阁制变成总统制。这就是四月十八日国大十二次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四 李宗仁在国大打败了蒋介石

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孙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潜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得四百九十三票。由于他们均未获当选的法定票数，依选举法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于次日进行第二次选举。

二十三日下午，蒋介石蓦地召见贺衷寒（1900—1972，国民党著名特务，国军政训系统负责人。1950年，贺衷寒出任国民党交通部长，为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和日后经济起飞打下了相当良好的基础。）、袁守谦，要他们帮助程潜竞选，并下条子拨给一笔巨款作竞选费。蒋氏的意图并非协助程潜，而是想利用程潜同李宗仁来一场鹬蚌相争，而使孙科坐享渔人之利。

二十四日，第二次选举结果：李宗仁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六百一十六票。李宗仁虽得票较多，仍不够法定的多数。依法应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二十四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他们把程潜的票全部改投孙科，贺、袁虽面有难色，还是照办了。但程潜认为蒋氏公然干预他的竞选活动，愤激填膺，当晚即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与程潜订有“攻守同盟”协定，程潜既放弃，李宗仁难道无动于衷吗？

　　二十四晚，即午夜二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程思远、李品仙、黄旭初、邱昌渭、韦永成在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公馆里进行着紧急的磋商，熟筹因应之道。大家考虑到中央系统特务曾在当天下午派汽车散发传单，说是李宗仁一旦竞选胜利，将来会采取“逼宫”之举。危词耸听，居心叵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竞选下去呢？于是做出决定：李宗仁也紧跟程潜之后，声明放弃竞选。

　　这样一来，使国民大会陷于停顿状态。因为孙科没有对手，就不好唱独角戏了。

蒋介石对此局势，一筹莫展。四月二十七日，召见白崇禧，恳切希望白氏运用他的影响力，说服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还说了这样的话：“现在知道德邻最有希望，我决定全力支持他。”白崇禧信以为真，回来如实反映给李宗仁，李宗仁反问道：“他的话靠得住吗？”白崇禧说：“老蒋信誓旦旦，自应予以信任。”实际上， 蒋介石在当晚仍尽其全力来支持孙科。这一夜，黄埔路官邸灯火辉煌。各省市实力派人物奉召晋谒，此去彼来，络绎不绝。蒋氏为了维护他的威信，决计同李宗仁在政坛上进行一次战略决战。

但是李宗仁自放弃竞选以后，已使其自身的地位得到加强，并且由于蒋介石要求李宗仁重新参加竞选，至少在形势上使李氏生色不少。这时，李宗仁已成为反对独裁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象征人物，所有二十年来不满意蒋介石处事作风的人，都站到李宗仁这一边来，愿意为其竞选而效劳。例如外面的民社、青年两党，党内的政学、黄埔两系，均成为支持李宗仁的基本力量。此一演变，实非蒋介石所能逆睹。

　　四月二十九日的最后一次投票，依法是孙、李以获比较多票数者当选。短兵相接，形势紧张，即使是一票之差，也决定双方的胜负。由于是孙科、李宗仁两个人的决选，它将显示出蒋介石个人威信的消长，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密切注视。

　　这一天中午，人们麕集在播音器前，静听国民大会会场的点票广播。喇叭管口播出了女报票员银铃似的声音：“李宗仁、孙科、孙科、李宗仁……”吸引着听众们的注意力，几忘人世间还有别的存在了，这真是动人的一幕。

点票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前者以微弱的多数打败了孙科，当选第一届副总统。李宗仁这一胜利，是蒋介石上台二十年来第一次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决选结果。在战场上，蒋介石为共产党所战败；在国大，他又为李宗仁所打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蒋介石决定给李宗仁一点颜色看。五月二十日是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的日子，事前李宗仁通过侍从室知道蒋氏将穿西装大礼服出席就职大典，于是也制作了一套。谁知这是蒋氏故意愚弄李宗仁的。到了该日，他临时改穿长袍马褂，李宗仁没有这些装备，只有穿着军礼服出场，这样，李宗仁站在蒋介石身旁宣誓，好似卫士侍候长官一样，十分寒酸。李氏感到受了无比的屈辱。蒋介石以这种方式报仇，足见心胸竟然如此之狭隘也！他读了那长篇浩帙的曾文正全集，到了此时竟忘得一干二净了。

　　五 蒋介石决定将白崇禧外放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决定将白崇禧外放。五月二十五日，当翁文灏组织行政院时，蒋介石下了条子：以何应钦为国防部长，调白崇禧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美国佬对此十分敏感，司徒雷登打报告给马歇尔说：“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大副总统）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有效的合作。”

　　蒋介石在一次召见白崇禧时，向他布达了这一决定。白崇禧听后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有接受委员长的任命。但个人以为：华中‘剿总’的成立，应以保卫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为它的基本任务。而为达此目的，必须确立‘守江必先守淮’的战略方针。总结九江指挥所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中原大军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分割使用。建议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俾能紧靠南京，在徐蚌间江淮山岳地带，运用攻势防御，坚持长期作战……”

　　蒋介石不待白崇禧说完，就插话说：“我打算华中设两个战区：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还另设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两战区可以并肩作战，守望相助。”

　　白崇禧一听到此，心中不禁火起，刘峙在北伐编组东路军时，不过是第一军的一个师长，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打过胜仗，而今居然同他并驾齐驱了。并且目前解放军已把中原战场与华东战场打成一片，国民党如果把华中分成两区，势难整齐步骤，集中力量，以实行他所提“守江必守淮”的方针。白崇禧于是对蒋介石说：“中原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此一问题关系重大，容后考虑一下再说。”

　　白崇禧把同蒋介石的谈话向李宗仁详谈后，就于六月六日溜到上海去了。几个月前，敌伪产业管理局长何浩若通过程思远居中联系，以半卖半送的方式把虹口区一幢敌伪住宅售给白崇禧，而今他才有机会住到那里去，借此从长考虑他的出处。

过了几天，蒋介石派吴忠信赴沪挽留白崇禧，当然没有结果。后来由于张群的建议，蒋氏才想到要用黄绍竑去作说客。一天中午，黄绍竑接到交际科通知，要他到黄埔路便餐一叙。自李宗仁竞选获胜以来，久矣黄绍竑没有受到这样的宠召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绍竑到时，在座的除主人蒋介石夫妇外，还有张群、吴忠信、蒋经国。吃过中饭后，到小客厅坐下，蒋介石对黄绍竑说：“季宽，请你去上海一趟，劝劝白健生快到武汉去就华中‘剿总’的职务。这是党国存亡攸关的事，希望他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黄绍竑问：“总统派人去劝过了吗？”蒋介石注视着吴忠信答道：“礼卿先生去劝过了，他完全不听，你同健生交谊很深，他一定听你的话。”黄绍竑今年年初在香港见过李济深，他自己对整个政局另有打算，于是就满口答应下来了。

蒋介石最后说：“你最好今天下午搭经国的专机去上海。”这样当天下午四时，黄绍竑就到达上海，他一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一〇五号公馆，即打电话给白崇禧：“健生，我到上海了，要同你见面。”

　　“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吗？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谈！”白崇禧断然地回答。

　　“我当然是那个人派来的。但，你听我说，我另有想法，你还是快来吧！”

　　移时，白崇禧来到黄绍竑公馆。两人坐定后，黄绍竑将来意说明，然后问道：“你这几年在南京做官，过得怎样？”

　　“有陈小鬼（指陈诚）从中捣蛋，我这个国防部长还能做出什么名堂来？！”白崇禧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的，历史教训不难复按。”言下还有愤然之意。

黄绍竑哑然失笑道：“事到如今，你还对蒋家王朝寄予厚望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

　　白崇禧茫然不明所以。

　　黄绍竑对当前军事形势作了一个概括的分析，他说：“这场同共产党打的战争打不下去了，蒋介石这样指挥作战，势非把手上的本钱全部赔光不止！”

　　黄绍竑不急于把他的底牌亮出来，停了一下，他才说：“你这几年在南京，无论官做得多大，不过是笼中鸟罢了。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飏高飞吗？”

　　白崇禧听得很入神。黄绍竑继续说：“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出去把它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在外面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而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吗？”

　　黄绍竑这一席话，简直把白崇禧说得心悦诚服。后者说：“你的话很对，我立刻回南京，去武汉就职，你先去报告老蒋。”

　　六、华中“剿总”成立，白崇禧建议不受重视

白崇禧在六月中从上海回到南京，那时何应钦已就任国防部长，顾祝同继陈诚任参谋总长。白崇禧对何应钦说，考虑到华中部队大部分是中央军，拟请任杜聿明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以利指挥节制。但过了不久，蒋介石竟发表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蒋氏对白崇禧疑忌，不给他以任何便利，于此已可想见。

　　白崇禧想在华中有所作为，通过程思远去征求何浩若做他的秘书长。何氏对程思远说：“蒋先生是不会同意我去跟健生先生的。我倒有另一想法，白先生远离南京，蒋先生必不放心，现在袁企止（袁守谦）闲着没事，白先生不如带他去当秘书长，有一个黄埔学生在华中‘剿总’自然较好一点。”白崇禧采纳了这一意见。但袁守谦到武汉后，白崇禧仅派他任“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

　　白崇禧在赴任前，见了蒋介石一次，他对蒋氏说：“李副总统在京无事可做，我看他至少在两事可为总统分劳：第一，他可以到各省市巡视，宣示政府德意，探求民隐，反映舆情，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二，他可以定期与各界人士举行座谈，征求他们对于国是的意见，以供政府参考。如蒙总统认为可行，即请召见李副总统当面指示。”蒋氏唯唯，但始终没有实行。盖因李宗仁在竞选时，正以改革政治号召天下，蒋介石怎么可能允许他去接近群众呢？白崇禧此时而有此一建议，足见他对蒋、李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到汉口就职，原任程潜的武汉绥靖主任，调为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白崇禧到武汉，引起指挥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刘伯承极为重视。那时，蒋介石正把张治中的西北行辕改为西北绥靖公署。刘伯承考虑到白崇禧集团的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的弱点，如在老河口、襄樊地区开辟战场，不仅可以切断华中白崇禧集团与西北张治中集团的联系，同时可以进而开辟汉水两岸地区，为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奠定基础。于是在白崇禧到任以前，就于六月十三日下达老樊战区的作战命令，使白崇禧措手不及。

　　当时老河口、襄樊地区为第十五绥区司令康泽所驻守，副司令是郭勋祺。康泽为蓝衣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处长。一九四五年春，蒋介石为了积极培养蒋经国，特派康泽赴美学习，而以蒋经国继任其职。一九四七年，康氏由美返国，对白崇禧说：“国民党之兴也，用人唯贤；及其衰也，则用人唯亲！”白氏亦与有同感。

当时，康泽指挥的部队有第一〇四旅全部、第一六三旅及第一六四旅各一个团、化学臼炮连、教导队。康泽以第一六三旅之四七八团驻老河口，旅部率四八八团守谷城；第一六四旅率两个旅担任樊城的防务。康泽的司令部和第一〇四旅全部及其他直属部队驻守襄阳城内。刘伯承见康部兵力分散，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先歼灭老河口、谷城的敌人，然后沿江东下，包围襄阳、樊城。

　　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也是一个古战场，三国时孙坚跨江击刘表、关羽水淹七军等战役，就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的。襄阳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则群山耸立，为其天然屏障，所以易守难攻。历来兵家认为，欲守襄阳必先守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白崇禧给康泽的作战指导方针，是要康泽集中兵力固守南面的真武山，居高临下，以利持久作战。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刘伯承集中兵力攻击西关，大军逼近城垣。康泽竟遵照蒋介石发于七月十三日的“亲启侍参”电令：“放弃南山，固守城垣。”这就注定了康泽最后走上覆灭的命运。七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各部从东南角攻城，突破后会攻城内杨家祠十五绥区司令部，生俘康泽及他的副司令郭勋祺。

　　襄阳的失守证明了蒋介石越级指挥的错误。也证明了以“官邸作战会报”那一套指挥方式的无能。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国防部召开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检讨这几个月来军事失利的原因。白崇禧应邀在南京参加，他因七月下旬到确山视察阵地时，由于雨后路滑摔了一跤，引起他的左脚旧伤复发，到南京时是一步一拐的。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的除白崇禧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1896—1976，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共内战时期，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60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杜聿明、宋希濂、黄维（1904—1989，中将。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解放战争时，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李默庵、孙立人（1900—1990，陆军二级上将。抗日名将、军事家，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黄百韬（1900—1948，张宗昌被蒋介石消灭后，投靠蒋介石，从此对蒋介石死心塌地。1948年淮海战役中自杀身亡。）等。蒋介石在开幕致辞时，把数月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无一言提及，这就不能不引起白崇禧的反感。

　　白崇禧在长篇发言中指出：“时至今日，我们应有勇气承认在戡乱战争中遭到一连串的失利，而不能自欺欺人，讳败为胜。此数月来，吾军受到重大挫折的有宜川战役，胡宗南的刘戡（1906—1947，参加第四次“围剿”红军，由于右眼被流弹射中，致有“独眼龙将军”之称。1948年，在陕北瓦子街一役中，见大势已去，以左轮手枪自杀。）所部五个师全部被歼。其次是豫东战役中，区寿年兵团的六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共九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战役的失败，还是比较小的。回顾战后剿共军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从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吾人必须虚心检讨自己的缺点，自上而下，彻底改正，戡乱前途，庶其有豸！”

　　白崇禧跟着在会上提出了下列的建议：

　　一、后方比较完整的各省应确立“总体战”的领导体制，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不设绥靖区，使后方各省的壮丁、粮食确实掌握在政府手中，保证足食足兵，支持长期作战。

　　二、国军应改变战略战术思想，即重视“面”的攻守，而不要重视“点”、“线”的得失。“面”能予控制，则兵员、粮食即可源源得到补充。崇禧曾于抗战时期在陆军大学中有过《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的讲演，此在国共战争中亦可应用。

　　三、在南京、武汉、西安、北平、沈阳五个战略重点，集中着十个能战的师于各该空军基地，适应军事的需要，随时空运到正在进行战略决战的战场。这样，就可以加强国军的机动性，十个师可以当做三十个师使用。

　　四、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特性，是以火力压倒火力，速度制胜速度。本来国军陆空火力，已可压倒共军，但因装备过重，转移迟滞，不能在速度方面与共军竞争。共军一夜行军至少一百至一百二十里，而国军则每日只行六十至七十里罢了。为了补救此一缺点，建议增编十个骑兵师，作为快速部队，以期制胜共军的行军速度。

　　五、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越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六、应提高官兵待遇，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士饱马腾充实战力。

　　白崇禧上述的建议，被采纳的不多，蒋介石仍越级指挥如故。这一情况，连司徒雷登和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将军也注意到了。

　　司徒雷登在六月二十四日报告马歇尔国务卿说：“蒋委员长曾经同意，让国防部长何应钦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但其后蒋介石又食言，仍通过“无能的”参谋总长（指顾祝同）发出一切指示，亲自指挥。对此，司徒雷登指出：“看来蒋委员长选拔将领有一偏向，就是‘用人唯亲’而不是‘任贤选能’；看人只看其是否可靠，而不视其品质及能力。由于他的自私企图和偏狭成见，从而全不理睬各方提出的适当的军事意见，也未能充分利用各方所给予的军事上的援助，这就是今天军事形势陷于每况愈下的原因。”

　　到八月二十日，司徒雷登又向国务院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前军事指挥上出现的问题，向蒋委员长提出了意见，即要蒋氏不要亲自指挥军队，而由巴大维将军协助国防部长指挥作战，但蒋氏完全置之不理。巴大维将军目前遭到的困难，完全是因为中国统帅不采纳他的建议所致。”

　　至此，美方已把国民党在军事上失利的责任，完全推给蒋介石个人承担了。

① 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白崇禧传——蒋介石第三次引退前后（程思远）

一 蒋介石在下野前的布置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司徒雷登曾往访蒋介石，表面上是探询蒋介石对于中共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的意见，实际上，是想了解蒋介石有无定下他的下野日期。但蒋氏对于个人进退问题讳莫如深，不肯表示，这使司徒雷登非常失望。

十五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在晚上去傅厚岗密访李宗仁，告以蒋介石尚待决定是否下野，李宗仁应速做准备，前往汉口与白崇禧会合，俾造成一种态势，逼蒋早日下台。美使馆已查悉蒋介石对李宗仁有暗杀布置，因此司徒雷登大使已把他的四引擎座机从上海调到南京，一旦时机成熟，将使李安全离开南京。十八日，李宗仁派程思远飞汉口，把这一讯息告诉白崇禧，白氏说：“张轸与刘伯承有联系，促我们武汉尽快有所行动，时机迫切，不容稍缓，恐怕我们不能等候德公来到了。”那时白崇禧左右有李品仙、夏威、李任仁、刘斐、邱昌渭、韦永成、张任民、刘士毅等。此外，白崇禧还在汉口黄陂街永利银行楼上招待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地方高级干部周天贤、冠永吉、刘先云等十多人，他们都对白崇禧提出的“谋和备战”主张，给予强力的支持。

十九日，蒋介石了解到武汉风云有点不对。同日下午四时，即约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陈立夫等谈话。蒋介石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过了半晌，没人搭腔。于是，蒋氏就一个一个地问。

吴铁城在被问到时，他回答说：“这问题关系重大，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蒋介石愤然地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十分明显又把这笔账记在白崇禧名分上。

最后，蒋介石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方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么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张治中推请邵力子起草，邵谦辞。蒋介石后来找陶希圣、陈方起草。

十九日，蒋介石令行政院发表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1902—1991，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48年晋升中将军衔。1949年底去台湾，后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参议。）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此外，蒋介石又以总统明令，委任薛岳继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朱绍良兼福州绥靖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这是蒋介石在下野前重施其惯常进行的人事调动，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把南京置于汤恩伯管辖之下。李宗仁形格势禁，即使他上台主和，又能够有什么作为呢？

二十日晚上，白崇禧在汉口三元里官邸召开会议。会上，白氏提出了李任仁起草的和平通电，准备明天见报，因为张轸催得太紧，不能再拖延了。正议论间，张治中打长途电话给白崇禧，说蒋介石决定明天下野，南京报纸已为此出了号外。俄顷，李宗仁也打电话来证实其事。白崇禧于是把议题集中在李宗仁上台以后的应有做法上。当晚决定了下面这件事：一、程思远和邱昌渭于二十一日飞返南京，助理一切；二、李宗仁在蒋介石离开以后，应继任总统，而不是代理总统职务；三、建议以张治中为行政院长，以利于和谈的开展；四、起用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军队；五、国民党应改组，清除保守势力，使与李济深领导的“民革”合流。

二 下野文告出了问题

一月二十一日，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把蒋介石、李宗仁两人的文告送来给李宗仁过目。李宗仁看了一遍，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签名交给吴忠信带回去。

下午二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行茶会，与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话别，蒋氏印发了他的下野文告在会上传阅。CC中常委潘公展、田昆山先后发言，他们指出蒋介石任总统是国民大会选出来的，他辞职也要由国大批准。在此以前下野则不能生效，因而主张把有关他下野的一句删去。蒋氏对此意见也点头同意，但孰料这样就出事了。

下午四时许，程思远、邱昌渭从汉口飞抵南京大校场机场，刚巧碰到李宗仁，他那时正来为蒋介石送行，遂同车入城到傅厚岗官邸。才坐定，白崇禧的长途电话来了。白氏盛气地对程思远说，他从广播里听到蒋介石要下野，唯文中没有一句关于他下野的话。这样，德公上台的地位便很不明确，他怎么能够负责下去呢？

白崇禧的电话刚放下，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他说，蒋介石的文告在今日下午举行的官邸茶会中，经过两个CC要求修改，最后决定把有关蒋介石下野的一段删掉了。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不下野，李先生怎能上台？大使对此深表关切，希望可予补救。

经过白崇禧、司徒雷登提醒，李宗仁才感到问题严重。程思远建议请张治中、吴忠信来商。一会儿，张文白、吴礼卿两人来到了。李宗仁把白健生、司徒雷登的意见转述一番，并愿听取他们两位的高见。

张治中说：“蒋、李两先生的文告，今天上午已经签过字，照理不能修改。所以在下午茶会中删去的话是不合法的。”

说到这里，张文白笑脸看着吴忠信说：“礼老，你是秘书长，可否请你把原有字句加上，以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

吴忠信听了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蓦地变色厉声对张治中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统交给我的文件，我无权修改。如果你们把难题强加于人，那我这个秘书长就不再干下去啰！”

吴忠信说完也不告辞，就拿着帽子匆匆而去，李宗仁、张治中面面相觑，不吭一声。

晚饭后，孙科来傅厚岗，向李宗仁提出例行的辞职。李氏以白崇禧虽建议由张治中组阁，但张氏力辞，所以李宗仁对孙科表示慰留。李宗仁随问孙科：“蒋先生的文告下午经过修改，应该如何补救？”

孙科说：“这是有关宪法解释问题，应请亮畴先生前来一谈。”亮畴即司法院长王宠惠，他是国民党的法界权威，提出《戡乱时期紧急条款》就是他的主意。

不多一刻，王宠惠来了。他说：“蒋先生这一文告，应当有‘引退’字样，但因为李先生的上台，尚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能认以‘代总统’名义行使职权。”王宠惠片言解决了问题，李宗仁邀他同去拜望张群，说明来意，张岳军遂摇长途电话到杭州找蒋说话，蒋倒很干脆，同意照原文补发。

李宗仁回到官邸以后，由程思远用电话告知中央社，说明理由，将蒋氏文告加入“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等句，重新播发，时为二十一日晚上九时。

程思远将重发文告一事用电话告知白崇禧，但白氏对李宗仁文告中所说：“宗仁依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一语，仍不满意，认为这个“代”字，意味着蒋介石的政治幽灵仍统治着南京政府。李宗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看来前途多艰，不能掉以轻心。

三 向美国人承认李宗仁的基本弱点

李宗仁上台以后，遭到左右两方面所施加的压力，首先他为企求和平，指示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1902—1987，抗日战争时期，任广东绥靖公署党政处处长。后任“国大”制宪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等。1949年初被国民党政府指派为国共和谈的五位代表之一，未去参加。旋迁居香港。1958年去台湾。）为和谈代表，等候中共方面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一月二十三日，中共的反应来了，新华社广播了一项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它尚在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彭昭贤为CC中委）；四、战犯必须惩治，连李宗仁也不能免。中共不承认南京政府的地位，那李宗仁代表什么呢？中共这一态度，削弱了李宗仁谋和的号召力量。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为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诚意，饬孙科的行政院办理七件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七项“祥和措施”，其中包括：一、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释放政治犯；三、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及撤销特种刑事法庭等。关于释放政治犯，最重要的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李宗仁能不能办到这一点，这是检验李氏掌握南京政府实际权力的温度表。

李宗仁对释放张、杨，虽竭尽全力，却迄无所成。事实证明，李氏只享有“代总统”的虚名，他毕竟缺乏指挥整个政府的统一权力。二十年来，蒋介石把党、政、军、财和特务大权一把抓在手里，他没有培植任何人分掌这些权力。李宗仁是地方实力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赖有白崇禧运筹帷幄，同蒋介石斗了二十年，迄今硕果仅存，已属十分侥幸，但若与蒋介石互争雄长，则终感力有未逮。

在军事上，尽管一月上旬于徐淮战败，杜聿明集团全军覆灭，但直到此时，蒋介石直属的中央军，人数仍然远远超过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蒋氏还拥有一支五十艘舰只的海军舰队，以及八个大队的空军。蒋介石在回到家乡溪口以后，还通过参谋总长顾祝同，收听军事报告，指挥部队调动，调整各级人事。

在财经上，蒋介石依靠去年八月十九日颁行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向全国人民和工商界敲骨吸髓似的，搜刮到金银外汇四亿七千多万美元的财富。此时，这笔金钱都完全集中在上海中央银行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手里。不久，蒋介石又命令汤恩伯负责将这些财富运去台湾。其中，只留二千万元给汤恩伯，而李宗仁则一钱不名。

华府当局对此情况，看得一清二楚。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第十三章作了这样的分析：“我就职的那天，（蒋）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运往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李宗仁上台以后，有一事考虑未周，那就是李氏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赞成以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收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事关系重大，李宗仁没有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蒋介石下野以后，国民党要员已经星散了。但是李宗仁没有将此事征求行政院长孙科同意，这就引起了府、院之争①。又经溪口方面从中挑拨，于是孙阁大员就从一月二十八日起纷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到二月上旬，孙科违李宗仁之意，把行政院迁往广州。李宗仁枯守南京孤城，从此南方政府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月二十三日，美大使司徒雷登向艾奇逊国务卿提出了下列报告，反映李宗仁所遭遇的困难，其中也提到白崇禧的看法，报告说：

在李宗仁与以孙科为首的广东派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李是处于一个基本上脆弱的地位，因为他没有控制大部分军队，缺乏财政来源，而且没有取得蒋委员长和CC政客控制下的国民党官僚机构大部分人的忠顺支持。白崇禧总部向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要求美国援助时坦白承认了，甚至还相当夸大了这一基本弱点。

四 美方对何应钦不存好感

二月十二日，白崇禧派刘斐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议说：一国三公，四分五裂，不利于李宗仁的领导形象，兹主张缓和溪口，争取广州合作。李氏因韪其言，当即分别采取措施。

二月十四日，李宗仁派程思远专机去上海迎何应钦入京；张治中不久重新从兰州返宁；翁文灏答应继吴忠信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留沪立委联名电责孙科背弃代总统的罪行；监察院决定南京复会以支持李宗仁。所有这一切，大大加强了李宗仁的政治地位。

在各方面施加的压力下，孙科卒率他的行政院于三月初从广州返抵南京，孙科初愿局部改组内阁，意图恋栈。但孙科包庇他的如夫人蓝妮向中央信托局索回德国染料一案，事属违法乱纪。监察院准备对此提出弹劾，孙科看到势头不对，自动提出辞职，李宗仁于是接受白崇禧的推荐，提出何应钦继孙科任行政院长。

白崇禧因为在北伐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与何应钦合作得很好，所以一直对何氏寄予希望。时人对新阁人选也有好评，一个国民党中常委曾向何应钦致贺词说：“希望你与李、白团结奋斗，重演‘龙潭战役’的盛绩。”意指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首次下野后，孙传芳以全力从龙潭渡过长江偷袭南京，卒赖李、何、白三人忠诚合作，始能转危为安。

但美方对何应钦为人，却没有什么好感。三月十五日，司徒雷登对天津总领事转送天津总商会提出的备忘录，指出：“他们（指天津总商会）感到蒋委员长表面上的引退，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并没有起多少影响，特别是鉴于何应钦被选为新的行政院长一事，尤其如此。何应钦是把中国弄到目前这样可怜的地步的典型人物，他们相信，在此关头，对一个已经完蛋的政府作进一步的援助，将是没有用处的。他们觉得目前的局势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暂时我们应该采取旁观的政策。”这无异表明，到了此时，司徒雷登的态度已有根本的变化，他不对李宗仁政府抱有任何幻想了。

五 大局已定，主张蒋、李“摊牌”

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定于四月一日乘专机飞北平。李宗仁特于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在南京总统府子超楼举行茶会，为代表团话别，参加的为国民党在京中央常务委员，席上听了张治中溪口之行的报告。白崇禧、张群、阎锡山等亦参加了茶会。

张治中于三月二十九日到溪口见蒋介石，此行是他自动提出的。张氏以为：一、蒋介石虽下野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得协议，也没有用，所以事先必须征求蒋氏的意见。二、蒋介石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和谈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1895—1975，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兼文教组副组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团结委员等职。）都是国民党员，只有章士钊一个是党外人士，照理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所以李宗仁力促其行。

张治中说：二十九日，他到了溪口就同蒋介石单独谈。是日下午，蒋氏又和他及吴忠信三人，从蒋氏下榻的蒋母墓庐沿山径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介石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张治中听了高兴地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次日，张氏把和谈“腹案”给他看，然而蒋介石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报告后，白崇禧第一个发言，他说：希望代表团坚持和谈“腹案”中，所提“和谈开始之前，双方就地停战”的方针，先签订停战协定，然后再商谈和平条款。这就十分清楚，“就地停战”是白崇禧主和以来，梦寐以求其实现的目的。在当前人民解放军居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代表团能够达成此一任务吗？不能不令人怀疑！

和谈代表团北上以后，四月四日晚上，程思远接到负责代表团交通工作的刘仲华（中共党员，长期在李宗仁身边当参议）来长途电话，要派一架专机明日到北平去接人。李宗仁原以为是代表团有人回来，谁知程思远去接机时，接到的却是李济深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和一位山东人刘子衡，据说后者与参谋总长顾祝同有密切关系。三月间，秘密北上的刘仲容也同机南下，因这几位避见新闻记者，故被宁、沪报纸称为“神秘客”，他们由刘仲容带去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下榻。晚上，就同李宗仁、白崇禧会晤。

李济深托朱蕴山带来一封亲笔信，函内略云此次和谈关系国家命运，李宗仁如因环境困难，一时不能签订和议，请把印信带在身边，随时都可补签。如此则将来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李宗仁将可出任政府副主席，健生所统率之部队，亦可得适当之照顾。这是和议开始前李济深先送来的一条讯息，目的在纾解李、白对大局发展的疑虑。白崇禧对李任潮来函所云丝毫不感兴趣。他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国共能不能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他私下问刘仲容：“我们可以接受中共的政治渡江；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不要渡江？”

“周恩来先生同我谈过，和议成立，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刘仲容说。

白崇禧断然地说：“如果中共坚持要渡江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谈呢！”

李宗仁、白崇禧对和谈不抱什么希望，在见到朱蕴山、刘仲容后已经有所决定了。

四月六日，李宗仁走访司徒雷登，要求他转达美国政府，垫请白银一批，以应南京政府紧急开支，并将美援最后一批的军火改运到广州港口卸货，以资装备广东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司徒雷登说：“尽管我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我知道台湾现存有三亿美元（按：实际是四亿多美元）的黄金、外汇，基隆仓库也满满地存有二万余吨的军火，政府似应予以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证明过去个人专制独裁的阴影，仍支配着中国的前途。最近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这种方式领导之下，欲谋对中共作有效的抵抗，是绝对办不到的。”言下之意，司徒雷登对李宗仁也准备撒手不管了。

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一切的情况下，白崇禧主张同蒋介石“摊牌”，即设法使蒋氏不愿放弃权力，就让他出来负责；蒋氏如不愿出面负责，就应当权力交给李宗仁。两者必居其一，不可拖泥带水。

四月十日，李宗仁请阎锡山、居正带一封亲笔函送往溪口给蒋介石，表示此种态度。函中强调指出：如蒋介石“再不采取适当步骤以终止此种混乱形势，则宗仁唯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蒋氏旋派张群来传话，说于十七日要李宗仁、白崇禧去杭州笕桥与蒋介石会晤，李、白因等候黄绍竑南来，不能依期成行，后来就有四月二十二日的杭州会谈。

六 蒋介石始终难舍权力

四月十六日，黄绍竑偕屈武携国共双方代表团拟订的和谈协议《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李宗仁、白崇禧看了，认为和议与“腹案”精神距离很大，同时规定签字最后限期为四月二十日，深有“哀的美敦书”的味道，决定交何应钦派专机送去给蒋介石。蒋氏一看，果然对张治中大骂不止。

四月十八日，白崇禧访司徒雷登时说：“代总统鉴于最近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即《国内和平协定》），和平已不可能，将向蒋委员长提出建议：要么由蒋先生复职；要么蒋先生离开中国，把一切权力和国家资金交给李宗仁支配。李代总统企图采取此一步骤，以结束由于蒋委员长在幕后操纵把持所造成的混乱局势。”

十七及十八日两晚，李宗仁邀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在傅厚岗举行会议。会上集中由白崇禧、黄绍竑两人发言，黄氏力言蒋介石有一个台湾可苟延残喘，吾人只有由德公签订和约才可谋自存之道。白崇禧说：“中共同意华中部队退到两广，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部队的整编只是时间迟早罢了。好像我们吃鸡一样，首先吃最好的部分，其后鸡头、鸡脚也要通通吃光……”次晚继续讨论，白崇禧仍不肯让步，他还责备没有坚持“腹案”精神，是最大的失职。卒无结果而散。

十九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决定以李宗仁、何应钦名义发出“亥号”电给北平和谈代表团，申述“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将上述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二十日，黄绍竑在李宗仁官邸吃午饭，饭后他同张治中通了一次长途电话。张治中告诉他：“今夜零时，中共中央将下《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表明和谈已经破裂。”黄绍竑随向李宗仁说：“今日下午二时，我将乘吴铁城的专机去广州，晚上转乘火车去香港。”从此以后，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北京，他们才重新会晤。

四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约李宗仁在杭州会晤，并邀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参加，李宗仁仅偕程思远随往。专机一到杭州笕桥机场，蒋经国即邀程思远同俞济时，以及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原任省主席陈仪因策动汤恩伯起义被扣）去西湖楼外楼午餐，饭后又沿湖滨马路浏览西湖景色，蒋经国途中似有怏怏惜别之意。

蒋经国送程思远回到笕桥航校时，见白崇禧匆匆从校内出来，他拉着程思远到他的军用专机旁，轻声地说：“天气不好，我要起飞了，否则今天赶不回武汉；你要提醒德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同蒋先生‘摊牌’。这意味着蒋先生不走开，德公就辞职，借此来对蒋先生施加压力。”

只是在整个杭州会谈中，都是蒋介石个人在自导自演。蒋氏要发表一篇联合宣言，表示反共到底。李宗仁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介石说：“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蒋介石又提出：要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要由李宗仁担任副主席。李宗仁警惕着这是蒋介石在新形势下，从幕后重新走出前台的重要标志。但又不便公然反对，只好说：“我因和平而任代总统，也为和平失败而退职。”蒋介石说：“无论和战，都由你负责，我将予以积极支持。”

当晚，李宗仁仍回到南京，对于白崇禧提出同蒋介石“摊牌”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意图。

四月二十三日，李宗仁由南京飞返桂林；蒋介石也于二十五日离开他的家乡溪口，乘“太康”舰前往上海，二十七日，蒋介石从上海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发表文告称：“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司徒雷登对于蒋介石上述声明，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五月一日，他报告国务院说：“并无任何迹象，足以说明他真正有意放弃他的权力。李宗仁和白崇禧日益苦恼。这一斗争恐将继续损伤政府的抵抗力。”

①“府”指总统府，“院”指行政院。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白崇禧传——蒋介石下野（程思远）

一 蒋介石到徐州晤李宗仁、白崇禧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蒋介石偕冯玉祥的代表李鸣钟由南京到徐州，李宗仁、白崇禧前往迎候。蒋介石说，此行是专为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做准备，会议将研议北伐与讨武汉用兵问题。

次日，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会晤，概述他与冯玉祥联系的经过。蒋介石说，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从苏联返国途中，宣布率国民军正式加入国民党。不久，便在五原誓师，经包头、甘肃入陕西。十一月，从刘镇华（1883—1952，民国后投靠袁世凯，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1925年因兵败投奔阎锡山，旋归附吴佩孚，任讨贼军陕甘总司令。1927年投向冯玉祥。中原大战后，归附蒋介石，先后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等职。1936年精神失常。1949年与家人一起逃往台湾。）手中解了西安之围。“四一二”清党后，武汉政府于四月十七日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原来指望他与武汉合作，挥戈东指，由陇海线直入徐州，从而转向津浦线，进逼南京，使与唐生智自长江下游直趋秣陵，两面夹攻，则宁沪不难于指顾间占领。但冯氏以大局为重，对武汉方面的争取并不领情，拒不就职。据我个人看来，冯玉祥对宁汉对立采取静观态度。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冯玉祥在西安就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职，即分兵六路前进。五月二十日，前锋已出潼关，刘镇华部多被其吸收。五月二十七日，冯军攻入洛阳，俘获奉军二万余人。六月一日，冯军与从武汉北上的唐生智军在郑州会师。

蒋介石还说：六月十日，冯玉祥发起召集郑州会议，武汉方面出席的有：汪精卫、孙科、唐生智、于右任、顾孟余、徐谦、谭延闿、张发奎、王法勤（1869—1941，1912年任同盟会北方支部副支部长。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追随孙中山参与“倒袁”。曾任国民党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11月与陈公博、王乐平等在上海组织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拥汪精卫为领袖。1941在成都病逝。）等。会期两天，并作出如下决议：一、唐生智、张发奎两军全部由河南开回武汉，安定武汉后方；二、河南的军事由西北军负责。十三日，汪精卫、谭延闿等回到武汉，即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此时，孔祥熙已负有使命到郑州，请冯玉祥到徐州与南京方面军政要人面晤。冯氏欣然答应，特派李鸣钟为代表前来报聘，估计冯氏此来，将揭示一项明确的政治主张。

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偕李宗仁、白崇禧到徐州西面的陇海路黄口车站，欢迎冯玉祥的到来。冯氏有意开蒋介石的玩笑：当冯玉祥的专列进站时，军乐大作，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举手行礼，但花车停定后，并不见有人走下来。蒋氏令他的侍卫长去探询究竟，冯玉祥的随员伸手向后面一指。蒋介石与李、白走到最后一节铁皮车，才见一个彪形大汉穿着士兵制服站在门口，同他们招手致意。原来这位穿着灰布衫的巨人便是冯总司令。白崇禧注意到蒋介石上前向冯氏举手敬礼后又与冯氏热烈握手，表示欢迎之意，但脸上多少流露着尴尬的神情。

从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徐州会议正式举行。除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外，南京方面参加的还有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等八名中委，会议在冯玉祥下榻的花园饭店举行。会上，冯玉祥说：“北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说过，蒋介石是南方的赤化头子，我冯玉祥是北方的赤化头子。那么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开会。我们哪里赤呢？我们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族的赤子，决不像张、吴的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白崇禧听来，冯玉祥这些话语意双关，也扎实地刺了蒋介石一下。冯玉祥说完了话，吴稚晖站起来说：“今天是紫气东来。”此话倒把蒋氏的严肃表情和缓了下来。

徐州会议结束。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把一份拟好的电稿交给冯玉祥看。后来，两人都签了名，蒋、冯联名通电声明：“中正、玉祥与所部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经受艰苦牺牲均所不顾，必须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冯玉祥同日又单独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等武汉要人，谓：“综合郑州会议时各同志所提之意见，大家均不满意武汉方面共产党人之行动。并同意促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为南京同志一致欢迎，请汪、谭诸公速决大计；并请孟潇兄（唐生智）允将所部北上郑州，协力北伐。”冯氏将电稿交蒋与李、白看过，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已偏向南京方面。

徐州会议后，蒋介石放弃了他与李宗仁、白崇禧制订的“暂守徐州、停止北进、回师镇压长江中部”的计划，决定与冯玉祥共同北伐。蒋介石在回南京前，分配给白崇禧、李宗仁的任务如下：

一、白崇禧指挥第一、第二两路军（因何应钦已回南京）由赣榆、郯城两线北进，攻略鲁东各地后，再与第三路会攻泰安，并分兵袭胶东铁路；

二、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在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的马祥斌，王金韬、王普各部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刘镇华、郑大章两部联合进攻济宁；

三、冯玉祥的中路军在京汉路正面作战，以孙良诚指挥之。

上面的联合作战方针，也是徐州会议所做出的决定。

白崇禧、李宗仁指挥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开始总攻击，限两星期内打下济南。然后抽兵南调，镇压长江中部。

白崇禧指挥东路由赣榆、郯城分道北上，赣榆之线以降军白宝山、冯绍闵等部为前驱，占日照，攻诸城，直逼胶济铁路。到七月三日，因孙传芳敌军周荫人部的陈以燊等三师二旅，在胶济路宣布受冯玉祥收编，加入革命军，白崇禧遂命这一路停止前进。

由郯城北进的第二路军，于六月二十三日以第二纵队向临沂。守城之敌为方永昌的基干队一师和王冠军第一一四旅。二十四日，以第一纵队对莒县和沂水；第三纵队对费县和蒙阴，切断敌军的补给线，而由第二纵队专任攻临沂城，但打了两天，毫无进展，遂退回郯城候令。

李宗仁指挥的第三路军经过四天苦斗后，六月二十七日，攻克峄县和临城。就在这个时候，李宗仁接到蒋介石急电，以武汉方面东征，着李宗仁率第七军用铁路运输返南京转到芜湖布防，所遗第三路总指挥职，由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代理。李宗仁奉命后，第七军于七月三日开始由临城南下。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一、第二路军亦被促南归。

二 促成蒋介石下野的外因和内因

蒋介石于六月二十六日向武汉方面发一通牒，并令王普、夏斗寅两军溯江上驶，这并非他个人神经过敏，而实因武汉方面出师东征，进军矛头直指南京。

原来唐生智自河南回师武汉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即依照在郑州会议中与冯玉祥成立的协议，压迫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1885—1929，1908年加入同盟会，后转为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1月回国，2月在上海积劳成疾，因病逝世。）辞去农民部长与工人部长。六月二十八日，唐生智的李品仙部队占领武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悉被缴械。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举行“分共”会议，这表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完全分裂。

武汉政府在排共的同时，进行讨蒋的军事行动。以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沿江左，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沿江右，挥戈东指，双管齐下。李宗仁部攻克临城时，张发奎部已下达九江，唐生智则东抵黄梅。蒋介石见事急，遂调李宗仁的第七军回师芜湖，以巩固南京后方。

不料李宗仁军南撤，张宗昌敌军即开始反攻。滕县、临城、韩庄、台儿庄先后失守。蒋介石从南京电白崇禧云：“如不克复临城，则徐州失守，希将进攻临沂军力，移来支援第三路军。”白崇禧于七月七日晚撤临沂诱敌出城，而派第四十四军和第十七师援津浦路，七月十一日到达，即与第十、第四十、第三十三各军合克韩庄。十二日，第十军攻复临城，第四十军连续收复台儿庄、峄县、枣庄。白崇禧以为津浦路方面平安无事了，再出兵围攻临沂，不料这座城墙高而且厚，终于师老无功。七月二十一日，得蒋介石电，解围南下，临城二十日失守。七月二十五日，敌逼徐州，蒋介石率贺耀祖军赴前线督师，想在徐州打一胜仗，以后再来和缓武汉方面。这个时候，主力部队开拔净尽，留在前方作战的第十军王天培部，作战不力。终于在蒋介石的眼皮下失掉了徐州这一战略要地。八月六日，蒋介石抱着懊丧沉重的心情从津浦前线回到南京，转眼间孙传芳、张宗昌联镳并进，江北尽非我有。

八月七日，蒋介石在南京总司令部（即后来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举行两天的秘密会议，检讨当前的军事形势及和战问题。回顾十天来正是多事之秋，军政情况瞬息万变，令人应接不暇，总结起来，有下面这几桩大事：

针对武汉东征，冯玉祥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电，建议宁汉双方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开封举行会议，消除双方意见，解决党内纠纷。当时冯氏显然以调人自居，事实上他的军事最大，在宁汉之间，颇有坐山观虎斗的味道。据传他曾提出汪、蒋同时告退之说，此一传闻，对白崇禧和李宗仁起了影响作用。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以二十四师叶挺为前锋，先占领九江、湖口，掩护大军集中。待各军集中完毕，张发奎令叶挺率蔡廷锴师及贺龙部占领南昌。七月二十八日夜，汪精卫从武汉到九江，与张发奎、黄琪翔在庐山开军事会议。决定仍打算分两路由皖南、浙南向南京攻击前进。但到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从此第二方面军分裂为三部分：叶挺、贺龙两部组成的起义军由江西经闽南转入潮汕；黄琪翔的第四军由赣州、韶关开回广州；蔡廷锴师则去福建跟他的老长官陈铭枢去了。这一路对南京的威胁遂告消除。

但是唐生智所部仍从鄂东向安徽挺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占领了安庆，刘兴（1887—1963，国民党一级上将、爱国和平起义将领。1950年参加民革，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1963年因病在长沙去逝。）的第三十六军沿江东下，有向芜湖进驻模样。李宗仁为避免冲突，将第七军转移到当涂。看来唐生智的东进是南京当前的主要危险。

李宗仁在会上介绍了上面情况，他认为南京目前两面受敌，必须接纳冯焕章的调停，和缓武汉方面，俾能集中兵力来对付长江北岸的敌人。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意见，沉思有顷，只说：“唔，唔，这个……这个……”最后从他的嘴里非常困难地吐出这两句话：“如果你们一定要和的话，那我就必须走开！”

白崇禧跟着说：“总司令能离开一下也好，等到我们渡过目前难关后，再请总司令回来行使职权。”蒋介石听了勃然变色，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崇禧是他一手提拔的人，居然在困难时刻要他下野，是可忍，孰不可忍！

蒋介石把眼睛盯着何应钦，后者把头低下来，不吭一声。十分明显，何应钦这几个月来同白崇禧合作得很好，现在他们联合起来对其个人施加压力了。蒋至此蓦地站起，说：“好！好！就这样吧！”会议不欢而散。

次日，即八月八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拿着一纸电稿来给蒋介石看，这是答复冯玉祥于七月二十六日来电所提的调停建议，表示：“对武汉以前之容共，完全谅解。对今后党政，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以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而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进行为宜；对军事主张李济深坐镇南中，唐生智肃清上游，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直捣幽燕。”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主张此电由蒋介石领衔发出，但蒋氏竟签名在他们之后，事后他倒打一耙，居然说：“在此电中，蒋总统名列第四，而由李宗仁领衔，是则南京此时权力的消长可以想见。”①

八月十一日，冯玉祥电复李宗仁、胡汉民等，谓在国民党执监会议开会前，可否举行一预备会？如蒙同意，建议以安庆为开会地点。十二日李宗仁等复冯玉祥十一日电，赞成安庆会议之举。请冯决定会期并届时莅会。蒋介石也签名此电，但即日离京去上海，实行下野。行前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枪决，说是他应对徐州失守负责。同时发表了下野通电，申明：一、他反共的经过；二、希望宁汉合作；三、并力北伐，彻底清党。

蒋介石到上海后，寓上海市长，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家中，对军事、政治作了一些部署，随即遄返溪口老家，稍停即东渡日本去了。

胡汉民、吴稚晖对蒋介石此次下野，认为冯玉祥应负主要责任，所以他们到上海后，曾给冯玉祥一电，声明取消安庆之行，各为故里之游。并对冯说：“一柱擎天，唯有公焉！”语意冷嘲热讽，其对冯不满殊甚。

蒋介石却不是这样，他指责李宗仁、白崇禧对他施加压力，所以不得不下野，《蒋传》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

其时，广西将领咸认与汉口言和，始能解南京被包围之险。由于蒋总统被视为和议之障碍，他的旧日同志遂不免对他施压力。在此环境之中，蒋总统雅不愿保持其权位。于是在八月十二日，他辞去总司令之职，带同卫士二百人，前往上海。②

三 掌沪军政大权，指挥龙潭战役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城内只剩下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烈钧两人，暂时维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现状。八月十五日，开了一次军委、党务联席会议，程潜也应邀入京参加，由李烈钧主持，程潜、李宗仁先后发言，决定促成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合作，统一党权，并请武汉各同志来京。

八月十七日，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略谓在蒋总司令未回任前，所有军政、军令统由本会负责处理，各部队仍隶本会统一指挥。同日何、李、白电武汉汪精卫、谭延闿，请制止唐生智军继续东下。十九日谭电复，促一意渡江作战，东下各军并无他图。但李宗仁仍不放心，耿耿于怀。

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白崇禧为淞沪卫戍司令，白即日在上海就职，并以他的参谋长张定璠接替黄郛为上海市长。白崇禧为了寻求上海财界人士的支持，于十八日下午在上海交涉署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开茶话会，到周凤歧、郭泰祺（1889—1952，早年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曾三次代表中国出席国联会议。1940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中国首席代表。后病死于美国。）、虞洽卿（1867—1945，先后创办宁绍、鸿安及三北轮船公司。辛亥革命曾捐助军饷。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1927年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贯支持蒋的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与日方合作，于1941年赴渝。卒于重庆。）等百余人。白崇禧在会上报告了当前军事政治形势。谓目前局面稳定，请上海商界帮助解决财政困难。虞洽卿说：只要政府采取有利于商界发展的措施，则财政问题不难解决。最后要求宁汉妥协，共同对敌。

八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到九江，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等举行庐山会议，李请汪等到南京共商团结办法，汪推谭延闿、孙科先行。二十四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和孙科乘“决川”舰返南京，到大胜关江面，适孙传芳敌军从江北渡江南犯，有的敌兵攀登“决川”舰。谭延闿素称“神枪手”，把左右警卫的驳壳枪抢过来，即向敌军扫射，宛如秋风扫落叶那样，刹那间把附舰敌人肃清了。恰巧陈调元的部队乘专轮上驶，协力把渡江的孙军击退。当晚李宗仁到南京，把谭延闿、孙科安顿好以后，立刻去斗鸡闸找何应钦，将庐山会议情况告诉后者，并且说：“孙传芳在左翼方面可能系佯攻，我们应当注意右翼方面的防御，因为当时第一军都驻在宁沪线上，而第七军则在南京近郊。”

果然不出李宗仁所料，八月二十五日拂晓，长江晨雾弥漫，孙传芳的主力大军就在大河口、划子口渡江，占领乌龙山炮台，青龙山、黄龙山及南京城郊尧化门外的龙潭车站，这样就切断沪宁路的交通，使第一军不能首尾相顾。那时何应钦还在南京城内，势不能指挥龙潭以东的所属部队，第一、第七两军仓皇应战，处境危殆。

真是巧得很，蒋介石下野后，南京军费支绌，白崇禧在上海向商界筹得了六十万元，于八月二十五日乘沪宁路火车去南京，到无锡时接到报告，说是孙传芳军乘夜破坏铁路，在前面开行的快车倾覆了。白崇禧为了确保安全，开一铁甲车做前导。到奔牛镇，这铁甲车也翻了。白知事态严重，回无锡车站打电话给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1897—1960，抗日爱国将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解放战争时，因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而被蒋介石撤职，软禁在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说：“孙传芳已占领了龙潭，敌军现正由金山焦山乘船渡江，刻正堵截中。”因此，卫立煌要求白崇禧迅速调兵援助。

白崇禧于是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把可能集中的通讯器材凑合起来建成一个交通网，就近指挥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三师以及第十四军；沿沪宁路从东面进攻。同时，白崇禧打电话给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要他派舰队守渡江口。杨氏派“通济”舰到镇江候命，白崇禧当令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带一排宪兵上该舰开到龙潭附近江面作战。

“通济”舰开炮轰击渡江孙军，其他各舰也协同炮击，时英舰沿江上驶，它本来是要协助孙传芳军的，不意它忽被远来的炮弹击中，它以为是革命军已经占领龙潭车站上面的顶峰了。于是开炮猛轰黄龙山，欲助孙军一臂之力。时适第七军仰攻黄龙山，久未得手，乘势一拥而上，遂夺回黄龙山炮台。这真是得自天助，非人力所能及也。

白崇禧在镇江指挥，见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因碰车受伤，他还是同何竞武（1895—1961，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官长，中将。1948年去台湾。何竞武和著名诗人徐志摩是同在浙江海宁硖石长大的同窗好友，过从甚密。何竞武的女儿何灵琰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干女儿。）到前方指挥作战。之后，白崇禧去夏蜀山，压阵督战。见第五十八独立团从前线退下来，白崇禧找到了该团团长桂永清（1900—1954，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1949年赴台湾，1952年4月转任“总统府”参军长。），告以夏蜀山地势重要，要他回去坚守阵地，桂氏当遵命照办。以后桂永清当参谋总长，还对白崇禧谈起此事，认为这是值得回忆的一桩事。

龙潭战役进展到八月三十一日，经过六日的激烈战斗，孙传芳军因受海军的拦截炮击，而黄龙山、乌龙山炮台亦先后被我第一、第七两军克复，后路断绝，卒归失败。是日下午，白崇禧率刘峙、卫立煌两师占领龙潭士敏土厂，白氏就在那里遇到何应钦，在危难之后见到战友，感到特别亲切。

九月一日，白崇禧的淞沪卫戍总司令部发表最后捷报称，孙军以全力于数日内渡过六师、二混成旅，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七两军，联合海军作战，缴得枪支四万余杆，毙敌二万余人，俘获者三万余人，余多溺毙或逃窜，孙传芳之武力几全部覆灭。

龙潭之役，其意义极为重大：第一，表明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军中失了一个统帅，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平起平坐，谁也不能指挥谁，但他们以大局为重，开诚相见，团结战斗，这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一件事。第二，第一军是蒋介石自己训练出来的嫡系子弟兵，在蒋氏下野后，它的战斗力并未减退，且受白崇禧指挥，与第七军并肩战斗，极为难得。

龙潭战役后，谭延闿仆仆风尘于南京上海之间，为促进宁汉合作而致力，他设宴招待龙潭战役有功将领，特书一联赠白崇禧云：

指挥能事回天地

学语小儿知姓名

四 汪、蒋连手，反对李、白

龙潭战役后，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李宗仁、白崇禧努力撮合下，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公馆举行了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谈话会，预定会期三天，主旨在商讨全党团结问题。当日白崇禧从南京乘舰去芜湖，专程邀请唐生智去上海参加上面所说的谈话会，唐氏拒不应邀，并且强占了南京方面所拥有的“决川”、“浚蜀”两舰，即日遄返安庆，使白崇禧十分难堪。以后白赞成西征讨唐，实以此为契机。

九月十一日，第一次谈话会商量统一党务办法时，孙科提出了最好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李宗仁说：“特别委员会的产生，恐怕党内今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攻击。”邹鲁于是问汪精卫：“如果有人反对特委会，我们如何对付？”汪氏说：“现在特别环境之下，可少顾法律，促成事实。特别委员会之产生，亦有前例可据，廖仲恺遇难时，亦组特委会以行使中央职权，有三月之久。现既在特殊环境之下，特委会之产生，当然无可疑义。”③可是后来由于汪精卫在南京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他拿不到实权，就与蒋介石携手合作，团结一致来反对特别委员会了。

政治只讲利害，不谈什么道义，在上海谈话会中，南京方面代表人物同西山会议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指责汪精卫在武汉容忍共产党人的过激行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此汪精卫不得不在十二日的谈话会上，公开承认“对共产党人防制过迟”，自劾下野。陈公博看到汪派在三方会谈中不会得到什么好处，遂对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持反对态度。他说：“不召集四中全会就变更党的组织，不合党章规定。”顾孟余也附和他的主张。

九月十三日上海谈话会结束，宁汉沪三方协商的结果，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依据上海协议，九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宣告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联席会议对汪精卫自请处分，决定毋庸置议，并劝请蒋介石速出视事，共济时艰。

九月十七日，中央特别委员会二次会议，推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程潜、李宗仁、杨树庄等十四人为主席团。此外，并以叶楚伧（1887—1946，著名的南社诗人，国民党官僚，政治活动家。1929年后，曾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6年在上海病逝。）为中央特别委员会秘书长，谢持（1876—1939，国民党官僚。拥护孙中山，“西山会议派”领头人，持立场。曾反对蒋介石，后又拥蒋，他制造了分裂，又为全国统一抗战奔走。1939年4月在成都病逝。）为组织部长。汪精卫预测他在南京新产生的中央党政机构，不能取得领导地位，并未来南京参加联席会议，而去溪口与蒋密谈。九月十六日，他从上海电致中央特别委员会：“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随即去武汉有所策动。

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溪口谈些什么呢？后来据陈公博在《苦笑集》中揭露，原来蒋介石以为南京政府在广西实力派控制下，他自然不能返京复职，只好退而求其次，回到广东根据地去。但广东不是李济深在那里吗，因此蒋介石要通过汪精卫策动张发奎发动“驱李之役”赶走李济深，以便蒋卷土重来。蒋介石对汪精卫说：“我如果回到广东，可以再办黄埔军校，从头做起。”汪、蒋自此开始合作，陈公博衔命赴粤，与张发奎部署一切。

九月二十一日，唐生智偕汪精卫、顾孟余回到武汉，即发出通电，指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统辖湘、皖、鄂三省，与南京当局对立。同时，受蒋介石控制的江苏、浙江两省党部，也发表否认特别委员会的宣传文字，蒋、汪合作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他们反对特委会，不过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想根本摧毁李宗仁、白崇禧支持的南京局面。

北伐前夕，白崇禧、陈铭枢受广州国民政府的密命，去长沙游说唐生智参加革命阵营，那时他才加入国民党，迄今党龄不满两年，现居然树起“护党”的旗帜，指责由多数同盟会老党人李烈钧、谭延闿、程潜等共同发起的特别委员会为“篡党”，其无自知之明，狂妄自大，深深引起国民党元老的愤慨。后来西征讨唐，得到谭延闿、程潜充分支持，自非偶然。

为了研议讨唐军事，谭延闿曾在他的石板桥公馆邀程潜、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进行密商，然后又同何应钦一起讨论，大家均无异议。当时分配任务如下：一路何应钦、二路白崇禧担任北伐；三路李宗仁、四路程潜担任西征。十月十五日起，在沪宁路的第一军刘峙、第九军顾祝同（1893—1987，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先后参与东征、北伐、军阀混战、“围剿”红军。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奉蒋介石密令，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军中圣人”。1950年3月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开拔北上；担任最前线的贺耀祖、夏斗寅各军从下关渡江到浦口，与明光的孙传芳对峙。

与此同时，第三路的夏威第七军，胡宗铎第十九军也跟着渡江，看来是参加北伐的，这些部队一过浦镇，即转而向西进入安徽，径趋含山、巢县。唐生智当时曾派叶琪住在夏威家中做客，意欲侦查南京动态。但因李、白对西征军事保密得十分周到，唐生智竟毫不察觉，也不做什么准备，到十月十九日，程潜所属的第六军在皖南与唐生智的部队发生冲突。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依军事委员会议决，下令讨伐唐生智，并任程潜继任第四路总指挥，率江左军，李宗仁率江右军，溯江西上，直捣武汉。此时驻芜湖的刘兴的三十六军，始发现侧背两面受敌，不战而退向安庆。

唐生智于十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南京特别委员会者，政客官僚之集合体，而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也，政客官僚而可以谋国，则革命为多事，违法篡党而可以不讨，则本党为无人。”唐依然以“护党”自任。十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追认国民政府讨伐唐生智案，并通电讨唐，谓唐生智“视党部为传舍，以主义为玩物”。公布任命李宗仁、程潜、朱培德为三、四、五路总指挥，分三路西进。

白崇禧在宁、沪为讨唐居中调度，由陈绍宽（1889—1969，前国民党陆军、海军一级上将。1932年升海军部上将部长并为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1949年蒋介石派朱绍良请陈绍宽赴台湾“共襄国是”，陈誓死相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因患胃癌病逝。）率海军西上控制长江上游水面，何键两军不战而撤出安庆。汪精卫看到大势不好，于十月二十五日，由汉口乘日轮抵上海，即转往广州企图打开另一政治局面。蒋介石此时曾派黄郛、蒋百里去汉口晤唐生智，告诉唐氏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退到湖南去，保存实力，徐图再举。因此唐生智一直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准备集中全力在黄梅、广济一线，给西征军以各个击破的打击。

十一月初，李宗仁率第三路军攻击前进，在广济附近，遭到强烈抵抗，但唐军旋即溃败。十一月八日，李宗仁再破敌于蕲春。九日，到兰溪附近，与刘兴的第三十六军苦战一昼夜，后者卒被击退。这是西征中的第一次恶战。自此以后，长江南岸的四、五两路也节节推进，未遇到强烈抵抗。由于海军配合作战，进展极为顺利。

十一月十一日，唐生智看到大势已去，在武汉召集李品仙、何键、刘兴举行会议，决定：一、个人下野；二、所部交李品仙率领；三、全军退回湖南，相机行事。会后，唐生智即日乘日本兵舰东下出国，行前以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与程潜秘密勾结，着警卫拉他到浴室勒死。

十一月十六日，李宗仁所属的第七军、第十九军进入汉口。李宗仁随以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这是李宗仁控制两湖的起点。

五 白崇禧赴武汉执行征湘任务

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何应钦于九月二十六日将其所率领的第一军扩编为三个军，以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钱大钧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何本人专任第一路总指挥，率第一、第九两军沿津浦线北上，收复蚌埠、徐州。

白崇禧于十月初，逮捕了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罪名是“不听调遣，贻误戎机”。所部改编为独立第一师。十月十四日，白崇禧成立第十三军，作为他的基本部队，自任军长，以熊式辉（1893—1974，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役崭露头角，北伐时期屡立奇功，军衔至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的军政高参。1949年不满蒋介石一柄两操、以夷制夷的伎俩，与其分道扬镳，自此退出政坛，与世隔绝，直到1974年病逝于台中。）为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定璠、李明扬任第二、三师师长。第一师由新编第一师改称，二、三两师由王天培的第十军编成。

白崇禧为什么逮捕赖世璜？赖生平好色，随东征军收复上海后，过着花天酒地的颓废生活，得了花柳病，住院治疗。八月二十五日，龙潭战役爆发，白崇禧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指挥沪宁线上的第一军和第十四军从东面反攻龙潭，令赖世璜全军驰援。可是赖世璜方在上海住院，军部由参谋长刘士毅代行，赖世璜派人带话给刘士毅，派三个团到前线候命。白崇禧不禁赫然震怒，下令把赖世璜逮捕，第十四军全部解散改编。白崇禧那时年轻气盛，盖可想见。

蒋介石带张群去日本考察时，留下朱绍良在宁、沪策动军队拥蒋，朱氏先后找到贺耀祖和赖世璜，并对后者说：“只要你拥蒋，总司令复职后不但把你释放，并且恢复第十四军，照旧由你担任军长。”赖听后大喜过望，把这一秘密对刘士毅说过，刘士毅是赖世璜的江西老乡，这时已通过张定璠向白崇禧效忠。于是白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蒋介石由日本返沪后，得到汪精卫的支持，复职有了把握。白崇禧怕蒋介石释放赖世璜，于是在十一月下旬把后者枪决了。赖曾是李烈钧的旧部，而李氏又是热心支持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国民党元老之一，赖被捕后，李烈钧曾走访李宗仁营救，以为罪不至死，今赖被杀，为之闷闷不乐者数日。从此一事件看来，白崇禧心底实不愿蒋介石复职，彰彰明甚。

且说蒋介石于十一月十日从日本返抵上海后，立刻打电报给广州汪精卫，请他即到上海，商谈党务，并谓：“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欲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这正是汪精卫心里要说的话。蒋、汪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反对特别委员会这一点上利害完全一致了。汪精卫接蒋介石电报后，就与陈公博、张发奎以及方由汉口到粤的顾孟余会商，决定由汪氏出面邀李济深一同赴沪与蒋介石会晤，借此骗李离开广东，以实行蒋、汪两方早已制订的“驱李”政策。

李济深不知是计，贸然答应。并依汪精卫的建议，电黄绍竑来粤代理广州政治分会和军分会主席职务。黄绍竑于十一月十一日由南宁出发，十五日午到达广州，即往“葵园”和汪、李话别，随乘“南强”号小轮到汪李所乘的兵舰送行。十六日，军分会开会以不足人数流会。到了深夜，忽得冯祝万（李济深的亲信）密告，说今夜第四军调兵遣将，会有异动，嘱走避。黄离寓不久，而枪声四起，是即所谓“广州事变”。黄当走避香港。

十一月十八日，李济深、汪精卫到上海，白崇禧乘专轮到舰上迎接，他把李济深拉到一边，告以“广州事变”概况。白崇禧说，现在只知道十七日凌晨，李任公、黄绍竑住宅，第八路总指挥部被包围，黄琪翔派兵攻占虎门要塞、石井兵工厂，并包围黄埔军校。张发奎、陈公博控制的广州政治分会于十八日发出通电通缉黄绍竑，黄氏此时则已安全抵达香港。李济深至此恍然大悟。原来汪精卫骗他离开广东，这是一项政治阴谋。人心险恶，一至于此，不胜感慨！

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谭延闿、汪精卫、李济深在上海进行第一次会晤，汪精卫将在粤中央委员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陈树人（1884—1948，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为“二高一陈”，同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1905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国民党第三十九次中委会宣布开除其党籍。1948年因胃出血抢救无效去逝。）、王法勤、王乐平（1884—1930，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2年1月，去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9年11月，上海国民党改组派被查禁。1930年2月18日，蒋介石派特务袭击改组派总部，其中弹身亡。）、潘云超等十二人关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四大问题的提案，提出征求意见。李济深则提出紧急动议，以叛将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于十一月十七日公然在广州称兵作乱，请一致主持正义，以挽救党国之危机。而汪精卫则答辩称，张黄行动系反对特别委员会，与共产党无关。时局发展至此，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因粤变多对汪精卫不满。汪、蒋仍酝酿在上海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以期早日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

白崇禧和李济深交换意见之结果，认为粤局动荡，不仅影响李任公的领导地位，并且关系武汉第三路军的安全。因为张发奎和黄琪翔如在广东站得住脚，必与湖南的唐生智的旧部结合。李济深建议白崇禧赶去武汉与李宗仁会商，第三路军最好尽速入湘，完成西征任务，解除后顾之忧。白崇禧亦以为然，当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乘舰离沪，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与李宗仁商讨应付“广州事变”办法。

白崇禧动身的次日，即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发生了一件不利于特别委员会的事件：是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汪、蒋两派利用这个时机，制造事端，而嫁祸于特别委员会。当大会后群众游行到“复成桥”地段时，忽与军警冲突，死伤学生多人。事后CC控制的各民众团体，一口咬定，“一一二二”事件是特别委员会的邹鲁、谢持、居正、覃振（1885—1947，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立会，被推为评议员。“二次革命”时，策动讨袁，败后亡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发动湖南独立。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抗日战争爆发，积极主张抗日，胜利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死后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等人主使的，从而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呼声又洋洋盈耳了。

十二月四日，白崇禧在汉口接上海市长张定璠电告：“三日，在上海法界蒋宅举行四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对特别委员会的存废，及处置广东事变方针均有激辩，但没有结论。对南京‘一一二二’惨案，在听取蔡元培报告后，即做出决定，将南京民众认为有重大关系的居正、谢持等十人，先行停职监视。”白崇禧阅电后，对李宗仁说：“蒋先生还没有复职，特别委员会已经完结了。”

①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一卷，第一〇七页。

②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一卷，第一〇七页。

③邹鲁《澄庐文集》第三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白崇禧在武汉（程思远）

白崇禧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曾两任总参谋长，并且是国民党首任国防部长。人们曾称誉白崇禧为“小诸葛”，意指其足智多谋，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党中央曾派刘仲容同志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一九四五年秋毛主席到重庆商谈和平时，曾于九月十六日在上清寺“桂园”接见白崇禧。一九五六年夏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到北京观光时，周总理提到白是党争取三个国民党上层人物之一，但最后他没有回到人民方面来。白崇禧在其迂回曲折的一生中，曾三次在武汉挂帅；第一次指挥桂军征湘，收编唐生智军参加改组北京、天津；第二次代理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指挥保卫武汉战事；第三次是出任华中“剿总”，采取非常手段迫蒋介石下野。这三次他在武汉的历程都很有戏剧意味，我现在把它写出来，也有些“风流云散话前朝”的味道。

第一次到武汉指挥西征军（一九二七—一九二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从上海乘舰到武汉晤李宗仁，会商时局。之后李宗仁即匆匆去南京，把武汉军事交白崇禧负责。十二月十九日，李宗仁在南京活动的结果，以谭延闿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下了一道命令：

“派白崇禧赴武汉慰劳西征军，并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准备在必要时进兵广东讨伐张发奎。”

这样，白崇禧就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辞去淞沪卫戍司令兼职，而在武汉留下来了。先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他曾随蒋介石到湖南，商攻武昌城计划，不久即赴江西督师。回顾这一年来的变化，他深感到时局发展得太快了，令人应接不暇，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一九二七年一月末，蒋介石在南昌总部东花厅把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找去，拿一份刘峙发来的战报给他说：“第一军在浙赣线上作战不利，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指挥不当，我们两人必须有一个到前线指挥，才能给孙传芳以致命的打击，你以为如何？”

白崇禧知道蒋用的是激将法，实际要他去，而表示不强加于人，使他没有选择余地。于是白崇禧答道，你是统帅，怎好去指挥局部战事，还是我去吧！于是蒋发表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授以进占杭州、上海的全权。

白崇禧要求以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璠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做他的政治部主任。蒋都予以批准。张是江西人，潘宜之是湖北人，两人都是白在保定军校三期时的同学，这半年来在总部合作共事，处得很好，相信必能胜任愉快。

北伐来鄂 转攻浙江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白崇禧自衢州攻击前进，他自率第一军第一师（薛岳）、第二师（刘峙）、第二十一师（严重），由衢江北岸指向兰溪、严州；戴岳指挥的第二军各师为左翼军，指向开化、遂安；以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为右翼军，沿衢江南岸向金华攻击。

至二月六日，各部都已到达指定地点。白崇禧在前进中虏获孙传芳的作战计划，知孙主力即由富阳进攻桐庐，桐庐北面分水河，东枕富春江，形势极为险要，关系全局得失，二月十三日，白崇禧用船运送第一军第二师到桐庐增援李明扬的先遣部队，第一军其余各师向桐庐以西地区，第二军各师向分水开进。第二军在桐庐与敌接触，战斗激烈，相持不下。

白崇禧最喜欢运用迂回包围的战术，二月十五日他亲率第一师（薛岳）、第二十一师（严重）从左翼向新登做大胆的迂回追击，并令刘峙坚守桐庐。十六日午前十时，第二十一师已占新登县城，白崇禧于午后一时始到。接刘峙电告，桐庐军已于十五夜向富阳撤退。白即令薛严两师指向富阳追击，孙传芳的卫队旅撤退不及，旅长武铭被俘。二月十九日白崇禧率第一军进驻杭州，这是说桐庐一战孙军战败后，一路已无任何强烈抵抗了。

工人起义 进驻上海

孙传芳在桐庐战败后，自愿把上海的防务让给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接管。二月二十四日直鲁联军毕庶澄部进驻上海。

毕庶澄到上海后，曾派代表向白崇禧接洽投降条件。但迟迟不做最后决定，白疑是缓兵之计。三月十八日，蒋转来苏联军事顾问的一份电报，说上海工人正准备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如白部迟迟不入上海，工人即将受到重大牺牲。白接电即决定三月十九日攻松江。松江、黄浦南岸为周荫人残部驻守，一被攻即向上海退却，周凤岐的二十六军跟踪追击，出得胜桥，占明星桥，在那里，与正面作战的第一军第二师夹击坚守铁桥的毕庶澄军，二十二日克松江城，将毕部四混成旅全部解决。第二师进到昆山，再解决一混成旅。

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探悉毕庶澄部在上海的沪宁铁路北站（按：这是调度车辆的总站）存有军械最多，所以武装起义一经发动，即向北站毕军进攻，目的在夺取这些武器。

北站毕军发现情况危急，即向吴淞调来救兵。上海工人早将铁轨破坏，所以由吴淞开来的兵车中途倾倒，毕军误会北站已被革命军占领，这些救兵下车后即开炮向北站轰击，而北站的毕军又以为革命军来打北站，这样就演成毕军对打二十个小时的局面。工人纠察队趁势进攻，支持到二十二日中午，适白崇禧带第一军第一师到龙华，听到这些情况，从南面赶到北站，一个冲锋，毕军便崩溃投降，毕庶澄一人逃往租界。实际上白崇禧是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兵不血刃而占领上海的。

广西军人 助蒋清党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从南昌经安庆、南京乘舰到上海，住交涉署。他对白崇禧说：三中全会后，武汉中央完全为共产党所劫持，非清党即不能北伐。他二十五日过安庆时，已邀李德邻（宗仁）尽快来沪；当他离南昌时并已电李任潮（济深）、黄季宽一同前来上海，上海即将举行“清党”会议，问白：“对清党有什么意见？”

白崇禧说：第一军第一师中许多中级干部思想左倾，未必赞同“清党”，请调走第一师，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在上海，只受有第二师和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就足以维持治安了。蒋亦以为然。

到三月三十一日，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先后到上海，均住在龙华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蒋介石来晤，坚持“清党”，并说一些必要文件已经准备好了。李、白、黄均以李任潮的意见为意见，而任潮亦无异说，这样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就向共产党动起手来。

白崇禧在行动之先，探悉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是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内，因请上海帮会头黄金荣、杜月笙帮忙，要他们借来工会的特别符号，然后白组成一支突击队，于四月十二日拂晓，装成工人混入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与外面包围的部队里应外合，一下子突破了上海工会的核心机构，将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总书记侯绍裘交给以杨虎、陈群为首的“清党委员会”，杨、陈把他们杀害了。人们对上海的恐怖说成“狼虎成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只有广西军人站在蒋介石一边，参与其事；其余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张发奎、六军程潜、八军唐生智都支持武汉中央政府，继续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从此宁汉分裂。

武汉分共 上海和议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同时又令唐生智、张发奎的军沿江东下，以南京为其攻击目标。蒋介石为预防万一，令其在山东境内作战的李宗仁军移防芜湖，由是徐州、蚌埠复入张宗昌、孙传芳手中。此时南京两面受敌，形势危险。

那时雄视中原的冯玉祥，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从七月二十六日起开始电致宁汉两方，主张召开封（后又改安庆）会议，解决党内纠纷。蒋介石以失掉徐蚌，不欲以低姿态出席和议，迟不答复，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则认为应接受冯玉祥的调解，与武汉方面妥协。八月八日，由李宗仁领衔电冯及武汉方面要人，表示宁汉唯有清党之先后，而无个人之恩怨，主张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蒋虽被迫联署该电，但名列第四，八月十二日，蒋终于离宁赴沪，通电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来了。九月十一日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上海伍朝枢处一连举行三天的谈话会，商讨党内团结问题，最后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十一日白崇禧曾从南京去芜湖，邀请唐生智赴上海参加和会，唐不但拒其所请，反将属于南京方面的“决川”、“楚有”两舰劫持而去，高傲之态，使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九月十七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推选党政负责人，以谭延闿为国民党政府主席，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汪兆铭、于右任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程潜、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白崇禧等七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汪精卫看到他自己争不到什么地位，就从上海电谭延闿说：“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随即派顾孟余、陈公博分赴广州、武汉，有所策动。在武汉则引起南京西征，在广州则引起李济深、张发奎之间的战争。

南京西征 唐氏下野

在顾孟余的策动下，唐生智于九月二十九日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以与南京对立。同时发出通电，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唐生智在北伐誓师才加入国民党，党龄不及两年，竟指责曾参加同盟会帮助孙中山革命的谭延闿、程潜等人共同发起的特别委员会为“违法篡党”，而其自身则以“护党”自居，狂妄自大，实属可哂，后来南京下令讨唐，主张最坚决的还是唐的湖南同乡谭、程等人，李、白不过附议而已。

十月十七日南京扬言北伐，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和李宗仁的第三路军同时从扬州、下关等处渡江，那时唐生智派叶琪来南京观风色，住第七军长夏威家中，他居然相信广西部军都从津浦铁路线北上了，在安徽的唐生智部队全不采取任何戒备措施。第七军、第十九军到浦镇后立即向西前进，经由和县向含山出发，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驻芜湖的刘兴三十六军，始发现所部在桂军和程潜的第四路军的包围之中，立刻不战而退往安庆。

唐生智准备集中全部兵力在罗田、黄梅、广济、田家镇、武穴等地设防固守。李宗仁于是调第三十七军（陈调元）、第四十军（叶开鑫）为总预备队，而以胡宗铎的第十九军为右翼，李宗仁自率夏威第七军居中央，陈调元的炮兵队也调到中央归第七军指挥。唐的三十五军何键部首先在桐城被第十九军击溃，退到广济时已毫无斗志；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在田家镇凭险固守，经三日的激战，也被第四十四军打败。何、刘两部均向武汉撤退，唐生智知事不可为，乃于十一月十一日通电下野，乘日轮前往上海。

张黄事变 李白担心

武汉被李宗仁占领，局势一转就转到广东方面，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分裂为三部分：叶挺、贺龙的起义军经赣东、闽南转入潮汕；蔡廷锴部开去福建跟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张发奎则指挥黄琪翔第四军经赣州、韶关开回广州，留守广东后方的李济深认为张发奎回师广州是对他的威胁，特送张发奎一笔巨款要他出洋考察。陈公博到香港时知道张也在港，就告诉他说，现在汪、蒋合作，蒋回不了南京，他要同我们团结一致来驱逐李济深，以便蒋重来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张发奎听到陈公博这么一说，深合己意，遂与陈公博联翩返粤，陈、张一到广州，就威迫李济深成立广州“政治分会”，并设立军分会以代替李济深的第八路的总指挥部，另外发出通电，指责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声势咄咄，李济深无如之何！

十一月十日蒋介石从日本返抵上海，立刻打电话给汪精卫，要他到上海共商党务。汪精卫与张发奎、陈公博密商，特设下一套计划，其内容包括：一、由汪邀李济深一同去上海，以遂调虎离山之计；二、促李济深邀黄绍竑来广州代行两会主席的职务，黄一到就把他抓起来，以黄为人质，以谋解决驻在北江和西江的广西部队。

十一月十三日黄绍竑接李济深电，说北上赴沪在即，要黄到广州代为主持政治分会及军分会工作。黄绍纮十五日到广州，曾去江干为汪精卫、李济深送行，十六日深夜，李济深的亲信冯祝万来访，说第四军部队今夜调动频繁，恐有异动，最好立刻走避。黄则离开私邸，就听到枪声四起，有的地方还开着机关枪。是即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的“广州事变”，又称“张黄事变”。

白崇禧一接到黄绍竑从香港发出的关于粤变的电报，认为局势严重，因为广东是北伐的后方，如果粤局不稳，广西就被孤立起来。他就为此到武汉来与李宗仁研究对策的。

广州起义 李张打仗

在白崇禧在武汉代李宗仁指挥第三军的时候，广东局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十一月十七日的事变，李济深在上海同汪精卫反脸了。李令在福建的陈铭枢回师广东靖难，协同东江的陈济棠向广州进逼，又电黄绍竑从西面、徐景唐从南面合围广州，张发奎、黄琪翔迫于形势，将第四军调出四郊布防，此时省垣空虚，为广州工人制造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广州起义。尽管张发奎回师把起义平定了，但人们都认为如果没有十一月十七日的“张黄事变”，那么就没有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起义”。

蒋介石因为有汪蒋合作的关系，对张发奎始终采取包庇袒护的方针。蒋十二月十三日电张发奎回师靖乱，戴罪立功；同时又分电黄绍竑、陈铭枢及在粤各将领为张发奎解释。蒋把上面的电稿送给李济深看，目的是使李任潮看在他的面上，对张发奎不为已甚，留有余地。

李济深于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八时亲笔覆蒋一函，表示非用兵不可。李函说：“济深前以妇人之仁，致醸巨变，今日为军纪党纪与国法计，对于无法无天的张逆，除临之以兵外，别无他策也。”

十二月十四日，在李宗仁、谭延闿等人密谋策动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处理粤变方针”，令李济深指挥海军，陈铭枢任左路，白崇禧率西征军任右路，进兵征讨，务必解决张、黄所部。有了这样一个方针，李济深出师有名，而白崇禧从武汉率西征军进入湖南，也有所依据了。

汪精卫为了摆脱他自己因粤变而造成的困境，十二月十日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中，主动提议请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白崇禧争取在蒋复职以前，尽先入湘，造成既成事实。以免夜长梦多，变生不测。下面是第二期西征军事的进展情况。

挥师入湘 李（品仙）部受编

一九二八年到来了。白崇禧在这一年中以武汉为基点，完成征湘和完成打下北京、天津的任务。使他早年在军事上的“功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白崇禧在武汉制订征湘计划。那时唐生智在湖南的旧部：由李品仙指挥的何键、刘兴、廖磊等部约三十三个团，驻在湘鄂边境的岳州、湘东一带；由叶琪指挥的门炳岳、何宣、周斓、陈炳章等部十七个团，驻常德一带，后者有寻求中间立场的模样。湘军主力位于平江附近，一部沿汨罗江南岸配置；左翼依附洞庭湖布防。

征湘军以白崇禧指挥的第三路和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组成。白崇禧与程潜商定两路军的作战任务如下：第三路军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以第四路军沿武长铁路两侧前进。限一月十九日到达汨罗江北岸，预定一月二十日拂晓一齐渡江。

一月十五日，白崇禧从蒲圻进驻楼司，探悉湘军在汨罗江南岸的吕览渡、新市、长乐街一带均构筑阵地，守军为三十六军。十六日又知道平江附近为李品仙的第八军主力及熊震、何宜两独立师。是日第四路的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占领岳州。十九日，第三路的第十九军胡宗铎，占领平江，湘军全部退往南岸，白崇禧于午后赶到平江。二十一日拂晓，第七军夏威和第十九军渡江攻击，将第八军及熊、何两军击溃，向金井和浏阳大道退却。

正当白崇禧在平江方面取得进展之际。右翼武长路方面的情况忽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一月二十一日湘军叶开鑫军新编第一旅突将麻塘附近的铁路破坏，第六军新编的贺对廷师也同时叛变，将第六军第十七师和第十八两师击散。程潜总指挥在变生肘腋的时刻，一面派兵往剿叛军，一面电白崇禧：请将平江湘军击溃后，仍由原路退保蒲圻，徐图挽救。

白崇禧接到程潜总指挥电，考虑片刻，以为平江南岸之湘军已被击溃，只能前进，不可后退，以免牵一发而动全局。当即电覆程潜总指挥：“请竭力镇压叛军，已令第十八军在铁路上的两团以及第十三军在岳州警戒的两团概师颂公指挥。同时又电第十八军军长固守武汉，为公后盾。”一月二十三日，第七、第十九两军向金井、浏阳猛攻，湘军全线崩溃。李品仙既败，刘兴、廖磊因叶开鑫叛变而渡过江北的部队，因后路已被七军切断，亦随之而失败。叶开鑫部倒戈不成，也跟湘军逃窜。

这一仗，白崇禧谈到时非常得意，他说：“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胜败往往决定于一瞬息之间、一念之间。德国名将鲁登道夫说过：‘为将之道，决心而已。’西征的胜利，实决心以致之。”第七军、第十九军一月二十四日追击到永安市、沙市街，二十五日进到长沙。

李品仙的部军自长沙退出时，纷纷向湘西逃去。此时蒋介石已复职，曾有电给白崇禧：要他尽速西征，以便准备参加北伐。白崇禧一面做了一些追击部署，一面派张震欧参议为代表，带亲笔函由宝庆至淑浦找到李品仙，说：你们不要跑了，还是言归于好，共同开创另一番事业吧！李品仙、廖磊、叶琪都是白崇禧的广西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叶琪是旧友，其他也一见如故，彼此原无任何芥蒂。他们发现白崇禧来意恳切，于是欣然接受改编。这些部队后来改编为三个军：李品仙长第八军，叶琪长第十二军，廖磊长第三十六军。这三个军将由白崇禧带到湖北，参加北伐，另第三十五军何键留在湖南。

第二次北伐 向北平进军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从上海入南京，九日发表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十八日又自任为北伐全军总司令。二月九日，蒋以视察为名，驰赴徐州，检阅部队。十三日蒋电国民政府说：“已商得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的同意，取消第一路名义，改为第一集团军，中正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以何应钦为第一集团军的参谋长。这样，何的兵权被夺了。

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四月八日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李、白的任命，较冯、阎迟了一个多月，这表明蒋最初不愿意给李、白以这样的高位，后来看到李、白拥有两湖，还收编了唐生智的部队，如虎添翼，必须分而治之；只有令白崇禧率兵协同攻打北京、天津，才能设计逐步收拾他们。以报去年八月迫他下野的一箭之仇。

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开始动员，以攻打北京、天津为其作战目标，蒋自兼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北上，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前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向张作霖军分攻合击，至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初未下达明确任务。

第一集团军五月初进抵济南，受到驻济日军的阻挠袭击，交涉员蔡公时被害，于是发生了名震一时的“五三”惨案。看来中央军沿津浦线北上京津的机会没有了。五月十八日蒋约晤冯玉祥于郑州，请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北攻京津，冯要求第四集团军联镳并进。蒋即致电白崇禧请即兼程来郑州会商北伐事宜。

五月二十日，白崇禧应邀从武汉到郑州见蒋及冯玉祥，商讨进军京津的作战计划。决定第二集团军任京汉铁路东面作战，攻高阳；第三集团军任京汉铁路以西，攻保定侧背；第四集团军任铁路正面攻保定。计划既定，白即统率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北上。

时冯玉祥欲在会战前集中兵力，特撤回博野及安国部队，张学良指挥的奉军趁机由东关、任邱袭定县，第三集团军面临的形势极为不妙，白崇禧急令叶琪驰援定县、新乐，这样才使阎军转危为安。事后白崇禧至石家庄晤阎，见阎锡山穿一袭棉袄、棉鞋，留一撇小胡子，显得非常衰老，他是五台人，说一口方言很难懂，声音又很小。白崇禧告阎：“我的部队将陆续运到。”阎非常高兴，对白崇禧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说：“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是不会着急的。”言下对冯焕章有不愉之意。

不久，第一列车运来了第四集团军先头部队门炳岳的一师人，在正定下车，不料奉军戢翼翘的骑兵军已迁回到正定后方，门部一下车便与戢部发生激战。后来奉军侦察机发现白崇禧的援军有百余列车。这样张作霖于五月三十日零时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退出北京，从而发生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的一幕。

六月一日，蒋在石家庄召集会议，决定把接受津京的任务交给阎锡山，从而引起冯玉祥的不快。阎锡山以白崇禧在危急救他一把，特约定白相与于六月十一日一起进入北京。天津《大公报》在六月十四日发表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白崇禧看到这样的吹捧，感到非常得意。

裁兵会上 与蒋相左

蒋桂冯阎四派打下北京天津以后，立即发生激烈的争吵，蒋桂且酿成战争，推本追源，实从蒋介石的“裁兵”“编遣”政策激发起来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蒋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到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祭告大典，意示总理生前念念不忘，今已大功告成，可以告慰于总理在天之灵了。天津《大公报》当天以“今日碧云寺之祭告大典”为题发表社评，以崇敬孙中山的词藻来吹捧“蒋冯阎李白”诸公。白崇禧那时只有三十三岁，他的名字便与蒋冯阎等视齐观了，功高震主，必遭疑忌，他以后的遭遇，说明这是一条“真理”。

且说蒋所以举行这次“祭告大典”，主要是藉此机会在北京小汤山召集裁兵善后会议。从七月八日至十二日的会议中，采取座谈方式，首先由蒋提出裁兵的设想，他说，全国现有八十四个军，约三百师，兵额共有二百二十万人，每月军费至少需六千万元。他希望留国防军五十至六十个师，另编宪兵二十六万人直辖中央，将来每个集团军以保留十个师兵力为准。蒋说后听各人发表意见。

白崇禧听到蒋介石的裁兵方案不禁大吃一惊，认为这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再演。但蒋急于求成，必酿巨祸。白崇禧的全部发言反对裁兵，而以实边计划来代替它，并提出他自率桂兵十万人到新疆，为天下倡。冯玉祥看到蒋以师为部队单位，也不赞成，他主张保留总司令、总指挥名义，以资酬北伐有功将领。七月十四日蒋召李济深到北京，缓冲冯阎李白。七月二十五日，蒋离北京南下，留李济深在北京继续就裁兵问题与冯阎李白交换意见，实欲李济深说服白崇禧采纳他的裁兵方案。

八月三十日，蒋从南京电白崇禧进兵滦河，肃清关内直鲁军。白在出发前写了一个动议，请李在将来的编遣会议提出。下面是白所提的动议要点：

北伐结束，建设开始，裁兵善后，实为要图，但若处置不当，则纠纷立起。盖闻“裁兵不难裁将难”，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历史教训，足资殷鉴。

今建议分全国为若干军区，由中央直接指挥，军饷由中央发放，军是战略单位，每军辖三个师，是则中央既不失监督之权，而各军区亦乐在中央指挥之下从事发展边区。

上述动议不重裁兵而重实边，此与孙总理之兵工政策精神，实无二致。边疆地区富有宝藏，只因交通不便未有开发，如成立军区让各部队从事开发工作，既可减轻国家财政之负担，又可安置北伐之有功将领，是一举而数善也。

后来蒋在二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撤销各集团军总司令部，并调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显见蒋仍要按照他的预定计划，召集全国编遣会议，实行他的裁兵方案，这就预示天下大乱，前途难测。

密示胡宗铎 不在武汉御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武汉卫戍司令、湖北清乡督办兼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和驻防湖南的第三十五军长何键以及李宗仁的智囊王秀文到北京，汇报了蒋介石企图分化和进攻武汉的各种尝试。

胡宗铎说，蒋曾派人到武汉向他本人和陶钧进行分化。他没有看到这个人，后来杨钧把他赶跑了。现在据何芸樵来告，说蒋从江西运武器装备补充湖南鲁涤平部，疑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何键亦向白证实蒋有此一举，用心诡谲。

白崇禧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做出决定说，武汉四面受敌，非对蒋用兵之地。要胡宗铎把握时期，放弃湖北，胡、陶及夏威所部完全撤到湖南紧靠两广后方，如将来对蒋用兵，也必须沿前年攻杭沪的旧路，向浙赣路东进，如此进攻退守，方能运用自如。白并瞩王秀文将此意面告李宗仁。

胡宗铎受白崇禧的提拔，一向骄蹇，自以为是，第一他舍不得放弃湖北地盘，第二他又有一套先发制人的糊涂想法。二月二十二日在李、白都不在武汉的情况下，竟由武汉政治分会做出决议，撤鲁涤平湖南主席职，又派夏威、叶琪所部入湘解决鲁部，这就授人以柄，给蒋以讨伐桂系的可趁之机。

白崇禧早应该离开北平（此时北京已改名北平）。回到武汉坐镇，他如果当时在武汉（李宗仁已经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去了），那就不会有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政府的一幕，而局势发展自是另一个样子。所以武汉局面的瓦解，白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笔者曾经问过白崇禧，滦河会战结束，他为什么通电班师而不回武汉？他说：因为蒋后来又有电给他，要他解决热河事件（按：汤玉麟占热河，蒋要白用解决直鲁军的办法来对付汤玉麟）耽误了时间，后来他又拒蒋之邀，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在此情况下，他更不便回到武汉来。

后来局势发展，完全出乎白崇禧的意料之外：蒋派唐生智到天津，运动李品仙所部，在“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煽动下，李部完全回到唐生智的掌握中；武汉方面的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将领受了蒋的收买，不战而退，胡、陶、夏所部仓皇后撤，全无斗志。这样声势浩大的第四集团军，就为蒋不费一枪一弹而全部瓦解；更惨的是，蒋诱使李济深调停武汉政治分会事件，一到南京就把他逮捕送往汤山“休养”，促使广东拥蒋。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此之谓欤？

第二次到武汉指挥抗日战争（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由于南京已失守，武汉为抗战重心所寄。一月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改组，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以何应钦为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仍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徐永昌为军令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这对于加强国共合作，坚持长期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建议法办韩复榘

南京失守以后，津浦线北段的日军便由青城、济阳间渡过黄河，陷延安镇、归仁镇。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未战而走。十二月二十七日济南沦陷，三十一日泰安亦告不守，韩集结所部向鲁西，有进入河南的企图。军委会有命令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韩重入泰安，并以泰山为根据地，展开游击战牵制和打击敌人。韩置之不理，仍将公私辎重物品由津浦、陇海路转入平汉路上的漯河地带。

李宗仁把军委会关于“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的命令转给韩复榘，劝他仍回泰安，不可擅入第一战区防地，韩答复李宗仁说：“南京不守，何有泰安？”又说：“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李宗仁把它转给白崇禧交蒋介石。蒋召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举行会议。白说：韩屡次抗命，未战即走，如不依法究办，则将何以鼓励人心士气。于是会上决定了拿办韩复榘的计划。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是副长官，当然不好不参加，他浩浩荡荡地带着一营卫队来到徐州。会议第二天，李宗仁宣布：蒋总司令将在开封召开会议，要我们在十日前前往，韩见出席人员名单，有他的心腹大将孙桐萱、曹福林，不疑有他，亦坦然偕李宗仁坐上专车一同前往开封。

开封会议在南关大楼举行，出席会议有白崇禧、程潜、刘峙和第一、第五战区军长以上指挥官。一月十二日，会议正式启幕，由蒋介石主持，蒋大骂一些高级将领不听统帅部命令，擅自退却，非严加究办，不足以肃军纪而激士气！韩听后知这些话有针对性，正待发作。忽然空袭警报汽笛大鸣，表示敌机就要到了。坐在韩复榘身边的刘峙对韩说：市区危险，我停有一列专车在车站，不如我们坐上专车开到外面去。韩也觉得有理，这样，他就被骗坐上火车，带到武汉去了。一月二十四日韩复榘在武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所部交孙桐萱统率，由是士气复振。孙部自一月中起向济宁、汶口反攻，形成与敌相持之局。

联系新四军加入津浦南段作战

南京陷敌后，日军分三路渡江北犯，一路由瓜州攻陷扬州，一路由浦口沿津浦线攻陷滁县，一路由和县攻巢县。此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依照军事委员制定的作战指导方略，采取引心退却、诱敌北上的方针，其目的是使敌军不至于沿江西上进攻武汉，使我军赢得较长的时间，布置江防，完成持久战的部署。

李宗仁为了执行上述方针，以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守蚌埠，而以李品仙集团第三十一军运动于定远一带山谷河沼之间，采取攻势防御；同时又通过白崇禧与中共中央在武汉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的联系；使张云逸指挥在江北的新四军部队，与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紧密配合，适用游击战和运动战作战，以牵制和袭击敌军。因此尽管日军第十三师团曾一度攻陷津浦线南段的定远、怀远，至一月三十日蚌埠亦相继不守，日军渡过淮河北岸进攻，但因新四军第四支队与第三十一军以及后来加上的第七军并肩作战，配合得好，使敌腹背受敌，后方遭到威胁，它不得不后撤，退而增援淮南战场，双方在三四月间在津浦线南段形成相持之局。这就是台儿庄大战北动而南不动的根本原因。

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

津浦线南段日军，不能渡淮北上攻取徐州，乃改由北段发动，其目的仍为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战场。

三月上旬，敌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由莒县、蒙阴进击临沂，企图迂回台儿庄。李宗仁令第三军团庞炳勋固守，并调张自忠的第二十七军团驰援。庞、张两军团里应外合，与板垣师团血战五昼夜，击溃了板垣师团的一个旅。从三月十二日至三月下旬，敌我反复追逐于沂水、临沂之间，敌不能逾越临沂半步，形成胶着态势。

敌见从左翼迂回不成，乃以矶谷廉介的第七师团从西面沿台枣支线挺进，欲以迅雷之势打下台儿庄，做为进攻徐州的据点。初矶谷于三月十五日从界河攻滕县，川军一二三师凭城固守，李宗仁令从河南开来的汤恩伯第二十兵团驰援川军，汤部未到而滕县于十七日沦陷，该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殉国。三月十八日，峰县继陷。矶谷遂以濑谷旅团从峰县直下台儿庄，台儿庄保卫战自是开始。

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日矶谷师团集结于台儿庄周围，当时守台儿庄的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李宗仁原令汤军团埋伏于台儿庄东山地区，等待日军集结台儿庄时即与孙连仲部里应外合，一鼓而歼灭之。可是汤恩伯存有私心杂念，他仅以一部袭扰临枣支线，而将主力置于枣庄以北抱独姑山附近，打算在日军与孙军相持不下始行出击，这就使孙连仲孤军抗敌，面临不利情势。

蒋介石偕白崇禧于三月二十四日从武汉飞徐州视察，听到李宗仁关于汤恩伯不听命令的报告，非常不满，严令汤恩伯即将全部使用于台儿庄，不得有误军机。当日蒋仍飞返武汉，留下白崇禧协同李宗仁指挥作战。三月二十六日，汤恩伯遵令南下将台儿庄之敌包围。至三月三十一日，台儿庄敌军遂在我重重包围之中。

此时在临沂方面的敌第五师团，发现矶谷师团面临险境，乃以一小部与庞、张两军团苦战，而将主力星夜运到爰曲，欲附汤军之背，以解矶谷之危。汤以关麟征军迎击该敌，时适周喿的第七十五军从河南调到，遂与关军协同作战，歼灭该敌。仍回师围攻台儿庄的敌人。情势发展至此，矶谷师团遂无逃脱被歼的命运。

到四月六日晚间，敌第十师团大部与第五师团一部被歼，残敌突围到枣庄、峰县一带，台儿庄遂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指挥长江北线的武汉保卫战

武汉居长江中游，乃汉水汇入长江之处，又是京汉、粤汉两路的交叉点，在军事上形势极为重要。日军自五月二十日占领徐州以后，而以进攻武汉为其作战目标，根据我军事委员会估计，敌人进攻武汉的方略，将以主力沿江西上，分行合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面经商城、罗山、信阳威胁汉口以北地区；再以一部占领九江，向阳新、大冶进出，攻击武昌的侧背，企图包围武汉，消灭我野战军的主力。

军事委员会划分长江以北保卫大武汉的作战，归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指挥，长江南岸则新设立第九战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任司令长官。以第三兵团（李品仙）、第四兵团（孙连仲）为基干，共计二十三个军，担长江北岸的作战；以第一兵团（薛岳）、第二兵团（李汉魂）为基干，共计二十七个军担任长江南岸的作战。使用这么多的兵力来保卫武汉，这是抗战以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役。

敌在进攻武汉所用的兵力，约为陆军十个师团，海军一万吨以下的兵船（万吨以上不能驶入武汉）一百艘，并配有陆战队，空军至少四百架。我海军在马当、湖口、田家镇等沿江要塞安放漂雷、定雷，阻止敌舰西进。我空军（方自德国购到飞机百余架）集结于汉口、南昌机场，不分昼夜轰炸敌人沿江机场。

指挥长江北岸以保卫大武汉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一九一八年护法之役当连长时，他的牙床为流弹所伤，碎牙迄未取出，也没有经过彻底治疗。这一次在徐州指挥作战，宵旰辛劳，以致诱发他的牙床肿痛。一九三八年六月间由商城回到武汉，入南湖疗养院准备施用手术割治。从检查到治疗以迄拔去牙根，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得不向蒋介石请假。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蒋介石召见白崇禧，以日军正在西指武汉，前线一时不能没有指挥官。特令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长江北岸的指挥作战。白奉命后，于七月十七日驰赴商城，在城北的岳家祠堂设立指挥所，执行代司令长官的职务。

白一直在军委会参加作战会报（不是汇报），所以对日敌动态了如指掌。敌第二军自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旬由陇海路南移，先后攻陷汤阳、凤台、寿县、正阳关向合肥集中，随以第六师团向安庆进攻；同时长江下游敌舰掩护台湾旅团沿江向安庆前进。第五战区以杨森的第二十集团军守安庆，杨与敌抵抗后退守潜山，随舟退太湖附近拒敌。战区司令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由霍山太湖切敌之后，敌被迫向潜山方面退却。战区并以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置于太湖附近，策应杨森、徐源泉部。至此战事重点移到长江南岸。潜山、太湖方面的战况异常沉寂。

七月十八日，白崇禧在商城指挥所以个别命令指挥各军采取下列的初步行动：

一、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地区作持久战，得于紧迫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军会合。

二、廖磊集团（第二十一集团军）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并与徐源泉保持联系。

三、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由鄂东的宋埠向豫南的商城转进。

四、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在原地整训。

七月十九日，白崇禧在商城指挥所召集幕僚会议，确定第五战区应在大别山和南北两麓三个地区隘口阻敌窜入，或诱敌至对我有利的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长江北岸。

七月二十日起，白崇禧视察孙连仲部。

七月二十八日，白崇禧为便于与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取得密切的联系，把他设在商城指挥所移到鄂东的宋埠。宋埠对大别山方面的指挥也较为方便。

战斗部署 分三军团

白崇禧于八月七日在浠水召开军事会议，军长以上指挥官均参加，拟定本战区作战事宜。随即根据军事会议的决定，于八月十六日向各部队发出下列的作战命令：

一 作战区分左、中、右三军团（军队区分）：

右翼军归李品仙指挥，下辖三一军（韦云淞）、四八军（廖磊）、八四军（覃连芳）、八六军（何知重）、二六军（萧之楚）、八七军（刘膺古）、五五军（曹福林）。

中央军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八四军（张义纯）、十军（徐源泉）、豫皖边区的游击部队及安徽地方团队（内定廖磊接李宗仁兼任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并以大别山立煌为省府所在地）。

左翼军由孙连仲指挥，下辖三十军（池峰城）、四二军（冯安邦）、五一军（于学忠）、六八军（刘汝明）、七一军（宋希濂）、七七军（冯治安）

二 作战任务：

　　（1）右翼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人逐次侧击，预期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杂之地区。

　　（2）中央军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

　　（3）左翼逐渐诱敌西进，并集结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本战区直辖部队计有刘膺古军（欠一师）与一八三师，控制在浠水、宋埠附近，归司令长官直接指挥。

三 后勤设施：

　　（1）在商城、浠水分设机踏车，各部与长官以电讯联络。

　　（2）右翼军团以长江为运粮主要补给线，沿江公路为补给线。

　　（3）左翼军团以汉口、信阳间之铁路，以及豫南之公路为主要线，商城至汉口线为补给线。

　　（4）中央军团之补给，以及游击队之粮饷以麻城为基地，再由基地运往大别山区。

三军用命 节节狙击

八月十八日黄梅之孔垅镇被敌攻陷，白崇禧发出下面攻击命令：

　　（1）曹福林、刘膺古两军归右翼军团指挥，该军团除攻击孔垅之敌人，并以有力之部队向潜山、太湖进攻。

　　（2）宋希濂部归左翼兵团指挥，孙连仲部极力阻止敌人西进，并集结兵力击退当前之敌至河口镇、叶家集之线以东。

　　（3）中央兵团除警戒大别山东侧之隘口，集结有力之部队于左右协助进攻。

　　（4）自八月二十六日起各兵团以小部反击当前之敌，全面总攻击另以命令指示。

　　八月二十七日各部开始局部反击，潜山、太湖相继克复。该地区之敌人转移阵地，沿江之日军亦放弃陆路之联络线，以长江之小池口等处为基地。另据报：敌三千由合肥、六安前进，并有大部队跟上。军事委员会以江南战事日紧，令调曹福林重回江南。二十九日六安失守，于学忠部退至杨家店、独山镇。三十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潜山、太湖得而复失，敌进至黄梅，旋杨柳、独山不守。宋希濂部赶至叶家集布防，不久，白又接到右翼方面英山、苦竹山相继陷落的消息。

　　九月一日，军事委员会指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务必固守广济，左翼兵团集有力之部队破西进之敌人，并调冯治安部归左翼指挥，一三八师至立煌归廖磊指挥。

白崇禧九月二日到商城视察。九月三日白在商城指挥所（所设城北岳家祠堂）召集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开会，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的北面地区，并在叶家集结集兵力阻敌前进并机动打击之。此时大雨滂沱，江淮水位急升，敌人冒雨攻击叶家集迄未停止。

自九月五日以来敌猛攻广济正面，九月六日廖磊、张义纯两军向黄梅侧击敌军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不料守广济的何知重军不待命令即于六晚撤退，敌遂占领广济。因战事吃紧，曹福林部从九月六日起停止南调，由五战区令其向漕河推进。九月六日午后，敌军向曹部攻击，左翼兵团以池峰城三十军的一旅守固始，敌攻遍城郊，未半日而失守。九月八日广济战况激烈，白崇禧以萧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之后方，敌受迫而退，我军正面所受的压力始为之减轻。

左翼兵团以大别山的富金山为据点与敌激战，杀敌五六千，敌势为之顿挫。左翼准备趁敌受挫之际，全线反攻，不幸富金山失守，宋希濂退至商城、潢川，与张自忠成犄角之势。孙连仲指挥的战场遂告沉寂。

失田家镇 武汉撤退

九月九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白崇禧以第二六、四八、八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策应田家镇守军，并肩作战。九月十五日，军事委员会调整部署，将田家镇要塞从第九战区划入第五战区。我军在田家镇与敌激战旬余，颇有斩获，因敌以陆、海、空配合攻击，我军终于九月十九日不支失守，逐次抵抗后退蕲春、浠水。十月二十四日，敌突破我黄陂阵地，我军主力向京汉路以西地退，一部留大别山打游击，由廖磊指挥。

左翼方面我七十一军宋希濂部于固始、商城一带凭险与敌血战两周，于九月十六日放弃商城。九月十九日敌陷潢川，越罗山西进，五战区以胡宗南的第一军布置于信阳以东阻敌，敌复以第三师团增援，我军放弃信阳，以第三十一军守武胜关阻敌南进。第一军向信阳以北转移。十月下旬第三师团推向应山威胁我第五战区的后路。此时白崇禧已将指挥权交还李宗仁，李盱衡战局，认为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我预期的目的已达到，特呈准军事委员会将五战区长官部向鄂西北转移。军事委员会下令于十月二十五日放弃武汉。

南撤途中听周恩来谈抗日统一战线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夜，蒋介石派白崇禧在撤离前夕，离汉口去钟祥晤李宗仁有所洽商。之后白崇禧由鄂西经沙市、常德去长沙，二十四日夜，白崇禧所乘德制吉普车，在十里铺附近，突然机件失灵，白下车静候司机修理。

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在南移途中经过这里，他见到白崇禧，就下车来对他说：“健生兄，我们接到确切情报，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这里不远，你还是与我同车一道到长沙吧。”白以盛情难却，就与周氏同车南下。

一路上周氏向白崇禧介绍他青年时代参加革命的经过，以及参加红军长征、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程。白发现周氏不仅学识渊博，并且肝胆照人，从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种永不遗忘的印象。回顾在武汉时，白周已有接触，例如毛泽东《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后，就是周氏把这战略巨著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介绍的。白对此深为感动，特本此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征得周恩来同意，向蒋介石转述，经蒋准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做为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

第三次到武汉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五月）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他的总部设三元里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物里，有一小门通到他的私邸，以前就是日军华中统帅的公馆。白崇禧到汉口来担任华中“剿总”，有一段迂回曲折的过程。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白崇禧外调到武汉

1948年4月，李宗仁在国民党片面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中，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竞选对手孙科，当选了国民党“行宪”的第一任副总统。这一来可惹祸了。

蒋介石统治中国20年来，集中党政军特之大成，从来是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他。像李宗仁这样故违其意，无视他的领导权威，并且在抗衡中把他打败了。蒋认为他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孙科的失败使他感到无限的屈辱。因为他一贯视为万应灵丹的“银弹”也不灵了。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整套的报复计划就开始付于实施。

最明显的报复计划，第一桩是把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宝座上拉下来，派何应钦继白为国防部长，而将白调为华中“剿总”总司令。蒋鉴于1927年8月上旬，李、白在南方曾伙同何应钦迫他下野，时日虽已消逝，历史可能重演。因此对李、白必须分而治之，不能令他们共事一处。抗战后李、白各处一方，就是此种手法的体现。

白崇禧知道蒋的用心，也表示欣然遵命。但提出一系列的反建议，以此为他去就的先决条件。

未出先提条件 “守江必守淮”

白崇禧曾于1947年11月10日受到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的接见。蒋介石说：“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的中共中原大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了，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健生，你在抗战时曾指挥过长江北岸军事，现在请你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指挥中原大军，保卫南京这个政治中心。”这是国防部成立一年多来，蒋第一次授他以指挥部队的权力，这正是他一向梦寐以求其实现的愿望。过了几天，白崇禧的指挥所便在九江成立，以后又搬到了武汉。

白崇禧总结了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守江必守淮”，这是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作战方针。为使这一方针易于贯彻，白崇禧提出了下列的建议：

一、中原只能设一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

二、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

三、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大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

但蒋介石说：“徐州还须成立另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所以华中剿总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而总部应设在汉口。”

白以为中原军如此分割使用，后来必肇严重后果。6月6日白崇禧在南京大悲巷雍园一号同李宗仁、程思远吃了一顿午饭，便溜到上海去了。他方从何浩若那里买了一幢位于虹口的敌伪产业，表示非等到蒋介石接纳他的条件，他就决不会回到南京。

黄绍竑赴沪 折服白崇禧

白崇禧避去上海后，蒋先派吴忠信作说客，去上海劝白就华中“剿总”职。白不答应，使吴忠信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过了几天，黄绍竑忽然到上海，从他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105号公馆打电话给白崇禧说：

“健生，我来了，要同你谈谈。”

“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吗？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了！”

“我当然是那个人派来的，但我所谈的却对你极为有利。”

“那么，我立刻到你那里来！”

不多一刻，白崇禧便坐在黄绍竑的客厅里了。

“你究竟贩卖些什么货色？”白崇禧迫不及待地问黄绍竑。

“我问你，你这两年在南京的生活过得怎样？”黄绍竑反问白崇禧道。

“有那个小鬼（意指陈诚）在旁边捣鬼，我哪干得出什么名堂？”

“仗打得这个样子，你还幻想为蒋家朝廷建功立业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按：白崇禧被称为“小诸葛”，而诸葛孔明原名亮，故黄绍竑以此来讽刺他。）

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你听我说，”黄绍竑继续说。“你两年来在南京不过是一只笼中鸟罢了。现在老蒋放你出去，不是有一个自由天地在等着你吗？再说，现在德邻是副总统，蒋一下台就是他的天下，你在外面不是更有机会制造新的形势吗？”

黄绍竑这一席话，把白崇禧说得心悦诚服，茅塞大开。后者把他左掌猛擦着自己的额头，意味着要把黄绍竑的话加以消化，还要细加探讨。

“你先回去报告老蒋，说我这两天就要回来。”白崇禧提出了最后的结论，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白崇禧在赴武汉前，还对蒋介石提出两项建议。白说：“德公在南京做副总统，实际上无事可干。我以为总裁可以派他办两件事：一是要他定期约见各方面政界人士，听取关于政治改革意见；一是要他到全国各地去视察，宣扬中央德意。”蒋介石尽管说：“是的，是的。”但他正害怕李宗仁竞选时提出那一套有关“民主改革”的怪论，哪里会接纳白崇禧的建议哩！

白崇禧要我去找何浩若做他的“剿总”秘书长，这表明他要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但何正担任敌伪产业管理局长，这是一个“肥缺”，他哪里肯答应。他反劝我回去告诉白，最好带一个黄埔学生去武汉，目的在使蒋放心。何浩若说：“如果健公亦以为然，最好是带袁企止（即袁守谦）去。他自助程颂公竞选被骗后，闭门谢客。他一定会答应的。”后来袁守谦果然跟白去武汉，但并没有当上“剿总”秘书长，而是“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在武汉不得意，不在话下。

白崇禧在武汉所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兵团、宋希濂兵团、张轸兵团、张淦兵团。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七军、第四十六军和第四十八军才是他的基本力量。这个时候，国民党除白崇禧这个集团外，还有东北卫立煌集团、平津傅作义集团、西北胡宗南集团、徐州杜聿明集团（原是刘峙）。但这些集团都是在解放大军包围中，前有强敌，后无退路，态势孤立，补给困难，只有白崇禧上有李宗仁在南京做副总统，下有两广做他的后方（广东省主席是宋子文，白示意黄要做好宋子文的联络工作），驰骋自如，大有用武之地，非其他集团所能比拟。

指挥徐州军事 始允后拒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此一战役证明，人民解放军已有攻坚的能力，因而立即发动辽沈战役，而以首先打下锦州封闭关内瓶口为作战目标。锦州打下后，卫立煌集团就如瓮中之鳖，等候收拾了。

国防部长何应钦一听到锦州失陷，就认为如何策划中原军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立即召集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刘斐、萧毅肃，第二厅长郭汝瑰举行会议，决定采取白崇禧前所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并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据此建议，何应钦特派郭汝瑰厅长于10月23日飞往北平向蒋介石报告，行前顾祝同对郭说：“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仍应分区负责。”可是蒋听了郭汝瑰的汇报，却指示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郭返京后，何应钦即与白崇禧通长途电话，白一口应承，国防部当即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一作战指示。这是10月24日的事。

10月30日，辽沈战役以廖耀湘兵团全部覆灭而告终。蒋介石满怀忧郁地由北平飞返南京。同时白崇禧应召从汉口飞抵南京，参加是日下午5时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白崇禧还是答应统一指挥中原各军。可是，到了次日上午10时举行第二次会议时，白崇禧变卦了。他一口推翻以前所作的承诺，认为徐州“剿总”把兵力像“一”字形地平摆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部署已经不可能了。白崇禧的转变使蒋介石感到这可能是李宗仁在影响他，于是蒋把沈醉找来，布下一套暗杀李宗仁的计划。

11月6日，在以邓小平为前委书记的中原、华东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当黄百韬兵团于11月22日在徐州东面全部被俘以后，蒋令白崇禧调黄维兵团的22万人马兼程驰援，目的在接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南归。由此就可知道，杜聿明集团过于突出，后面没有作纵深配备，这是多么错误的部署。白崇禧后来所以没有答应指挥中原军事，这是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十分不幸，黄维兵团在东进途中破围于双堆集，杜聿明在突围途中破围于永城地区，蒋令这些军队“死守待援”。白崇禧认为这是错误的作战指导，讥为“螳螂战术”。因为螳螂一被蚂蚁困住就寸步难移，那只有等死而已。

拒绝调兵 蒋白交恶

当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的时候，蒋召集宋希濂去南京，有所指示。宋返抵汉口去见白崇禧，说蒋也要他的部队东调，驰援黄维。白借此机会，批评蒋的作战指导方针。反对宋部调皖。白崇禧说，蒋作战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而是将兵力平均摆在点线上，兵力愈分则愈弱，战线越拉就越长，坐使共军有机可乘，攻其弱点。及部队被围，又令“死守待援”，这就使共军易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这样逐渐补加上去，对战局毫无裨益，而自身反不免于被歼的命运。

白崇禧不特反对宋希濂离开华中，并且对宋施加影响，认为当前军心涣散，士气衰颓，我应争取喘息时间，以资整顿训练，徐图补救。白希望黄埔学生应对蒋运用一切可能渠道，提出建议，主张恢复国共和谈。宋把白这些意见转告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守谦，袁推想白用心叵测，嘱宋尽快离开汉口。宋恐怕白派人跟踪，取道长沙、常德回到鄂西防地。实际上白那时正试图团结黄埔学生，不会采取任何不当手段。

后来蒋要把华中的第二十军东调，白崇禧坚决拒绝。后经顾祝同出来转弯，白始勉强答应。等到蒋再调用第二军时，白崇禧就以辞职为要挟。到了这个时候，蒋白关系濒于破裂边缘了。

两电主和 迫蒋发表文告

正如司徒雷登所说，蒋介石在1948年下半年，亲自导演了一系列的希腊式悲剧。

8月18日，蒋亲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主持中央常会，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次日（星期日）公布施行，以发行一种金元券来收兑全国金银外币。此一措施随着军事失利而惨遭失败，它迫使行政院长翁文灏引咎辞职。

还有甚的是：蒋干预美国内政，派陈立夫赴美，支持纽约州长杜威出来竞选总统。他以为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将对蒋援助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结果11月大选揭晓，还是在职总统杜鲁门当选。这使蒋处于绝境。

11月28日，蒋派宋美龄飞美，向马歇尔、杜鲁门提出一套包括派高级军官来华指挥反共战争和年助10亿美元的3年计划。杜鲁门政府在考虑后答复说：“现在局势恶化的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以外，任何大量的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至此蒋开始考虑下野。

12月5日，蒋召见吴忠信，说要他继吴鼎昌当总统秘书长。吴谦辞。蒋于是说出里因，蒋以为当前内外交困，他要引退，李德邻要出来当家，吴的任务是扶李上轿，等李嫁过门再定去留。吴把这消息告诉李宗仁，后者又转告白崇禧。

12月17日，蒋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访问李宗仁，告以蒋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我把这消息通过电话通知白崇禧，白高兴得不得了。从此成日有几次打长途电话给我，打听有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他打电话用代号，说是汉口王先生，又讲着只有我能够听懂的桂林式广东话，意在提防窃听。事实上我们的电话均在特务监视之中。

白崇禧在电话中建议：李宗仁上台应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上半段，即：总统因事辞职时，由副总统“继任”，而不是用下半段的“代理”。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12月24日，蒋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对下野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表示。白崇禧迫不及待，于是日发出了“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给蒋介石，要求“趁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到12月30日，白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议，谓“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以为白对他施加压力，不能不对和谈问题表态。12月31日晚，蒋召集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40多人到黄埔路“便餐一叙”，笔者也应邀参加。吃饭时空气非常沉闷。蒋在饭后说：最近外面对和谈提出了许多主张，我以为应对此有所表示。现有一篇文告，请岳军当众宣读，希望大家表示意见。席上谷正纲反对发表此一文告，认为不能以下野来求和，说到沉痛时竟号啕大哭，ＣＣ分子亦从而附和之。蒋介石不耐，摔了一只茶杯愤然地说：“我所以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党内的某一派系。”言外之意，是白崇禧迫他下野的。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的元旦文告照原文发表了。蒋在文告中说：“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人的公意是从。”

蒋派张群赴汉 提出警告

在白崇禧两电主和的时候，长沙绥靖主任程潜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也电蒋主和。河南、湖北两省参议会也发出通电，予以响应。河南省议长刘积学在致蒋电中还有这样的表示：“敬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蒋接电勃然大怒，以为刘积学敢于如此嚣张，完全是白崇禧在幕后策动，他不能默尔而息。

1月9日，蒋派张群飞汉晤白，白特通过笔者的联系，邀黄绍竑搭8日夜车来京与张同机飞汉。张群到汉口对白崇禧转达蒋介石的两点意见：

一、如果我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什么把握？

二、我如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诚然，即使蒋介石下野，白能否与对方和谈，也在不可知之数。白崇禧为了开创和谈局面，特以8万港币的代价从陈纳德民航队那里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去广州，即晚转往香港找李济深，意欲请李出来主持和局。

黄绍竑于1月13日到香港，黄琪翔告诉他，李任潮已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于去年12月圣诞节前夕北上。黄绍竑扑了一个空，十分丧气。后经黄琪翔的联系，找到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告以白崇禧迫切求和之意，黄绍竑旋被告知：如白愿和，希派刘仲容经京汉路到石家庄一谈。

刘仲容是湖南人，在台儿庄大战时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派在五战区李宗仁处工作。1939年起开始为白崇禧服务。1947年初，蒋曾对白崇禧说：你家里的刘仲容，是一个共产党，白说：我只派他管家里事，他绝不过问军政事务。那时蒋白关系还好，以后蒋也不再说此事了。

白崇禧直到3月才派刘仲容北上。这是因为蒋介石下野后，白放弃局部和平的试探，而要由李宗仁出来搞全面和平了。

蒋介石对黄绍竑香港之行极为重视。蒋经国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 白提组新阁

1月18日，李宗仁派笔者去汉口晤白崇禧，告以司徒雷登已把他的座机从上海调回南京，准备在必要时送李宗仁来汉口，到时李、白应在汉口有所策动，迫蒋下野。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显然已收回在两周前决定下野的诺言；如蒋再不引退，只能施之以压力。

等到1月20日晚，白崇禧对笔者说，他不能再等了。因为张轸与刘伯承将军有联系，张今日来告，对方促从速行动。他已拟一件电稿，正交李重毅先生在后面整理文字。准备明日发表。今晚要找一些人来谈谈。8时后，李品仙、张任民、刘斐、韦永成、刘士毅、邱昌渭与笔者在白崇禧的私邸里会齐，白又把张翼三与刘伯承将军有所联系的事再说一遍，并谓时不宜迟，明日吾人必须有行动表现，否则无以解除张翼三的精神包袱。

正讨论间，南京忽来长途电话给白崇禧，那是张治中打来的。张告诉白：蒋介石决定明日下野，南京报纸已为此发出号外。过了一会儿，李宗仁也打长途电话来，报告同样信息。至此，白崇禧舒了一口气，好似得到精神大解放一样，说：“现在好了，蒋介石明日下野，我们别再为明日行动的事操心了。但我们还要研究，看看德公上台应当有什么作法。”

这一夜，白崇禧提出三条意见，要笔者和邱昌渭次日带回南京交给李宗仁。这三条是：

一、李宗仁必须是继任而不是代理总统，否则无法掌握政府权力。

二、行政院长孙科应准其辞职，另以张治中组阁。张与中共领导人有旧，只有他可以推动和谈。

三、要邀请何应钦回南京来，授以指挥陆海空军的权力。

白幻想1927年蒋下野后，李、白、何团结战斗取得龙潭战役胜利的精神可能再现于今日。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

要求重播文告 明确“引退”一词

1月21日下午4时，笔者和邱昌渭从汉口飞抵南京光华门外大机场时，遇到李宗仁，他正来为蒋介石送行，但来迟了，不及与蒋话别。原来蒋的侍从人员故意说蒋在明故宫机场起飞，李也和其他党政大员一样，统统被骗了。

当笔者与李宗仁同车开抵傅厚岗公馆，白崇禧长途电话来了，初与笔者讲话，其后又与李宗仁讲话。白说：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在广播里听到了，通篇内容没有提到他的下野。这样是不行的，必须修改重发。白崇禧的意见，还没有引起李宗仁的重视。其后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这才使李宗仁焦急起来。

李宗仁邀张治中陪同吴忠信来晤。张治中说：这篇文告今早由吴礼老拿来给德公签字，已经草成定稿。可是在今日下午2时举行中常委茶会中，潘公展、田昆山要求修改，并且改得面目全非，这是不对的。可否请礼老以秘书长的地位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重新播发。吴忠信听到这里，就大发脾气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裁的文告已经播发，我再不能更动只字，你这样强人所难，我这秘书长干不下去了！”说完他拿着帽子就走了。李宗仁、张治中不料吴礼卿有这一手，当下十分惶惑，不在话下。

当晚，孙科来傅厚岗向李宗仁辞行政院长职时，李宗仁因为曾经征求过张治中组阁，张表示不干，故李对孙挽留。李对文告事对孙提起，孙科说：“何不把法学权威王亮畴（即王宠惠）先生请来谈。”王宠惠对李宗仁说：“蒋先生此次下野当然作辞职论，但他未经国民大会批准，所以李先生只能作代总统。”李偕王宠惠同去访张群，请张用长途电话同当晚还在杭州笕桥逗留的蒋介石商量，蒋居然答应加入“决定身先引退”这一段原已有的文字。这样，蒋的下野文告在1月21日晚9时重新播发。因白崇禧的一句话提到的纠葛于是得到解决了。

府院对立 国民党内部分裂

李宗仁当代总统后，于1月27日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以毛主席1月14日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有关原则决定，李事先未经提请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也未交号称“责任内阁”的行政院长连署。这一来，孙科发火了，不同李宗仁商量悍然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于是李宗仁在南京，蒋介石在溪口，孙科在广州，各自为政。国民党内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白崇禧看到这样一个局面，一面派刘仲容北上；一面派刘斐于3月12日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议，认为国民党内分崩离析，不利于李宗仁的领导地位，主张李向溪口、广州妥协，以谋内部团结一致，共赴艰巨。李纳其议，派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去粤迎孙科内阁返京，孙不答应。3月20日李应李汉魂之请，自乘“中美”号专机飞广州移樽就教，敦促孙科返京。李此举得到广东实力派张发奎、薛岳、陈济棠的支持，孙科就范了，答应带行政院迁回南京。

到2月下旬，李宗仁由于得到上海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的支持；何应钦、张治中应邀入京；“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自北平归来，表示“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四先生还在谈话中指出：“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如此，李宗仁在南京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了。

3月7日孙科回到南京，适值立法院在南京复会。孙擅自离开南京的行动，不为立法院所谅解，准备向孙提出严厉“质询”。孙看到前景不妙，于3月7日晚向李宗仁提出辞职，继任人选，由白崇禧提出由何应钦继任。（此时白已由武汉来到南京长住）何应钦自2月中来到南京小住以后，又到杭州西湖去了。3月11日，白崇禧偕张治中、吴忠信飞杭，邀何应钦出山，后经商请溪口蒋介石的同意，何才勉强应命。当时一些短视的政界人士，以为、李、白、何重新团结的局面，可能再一次在南京出现。但这种形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往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4月5日，李济深突派朱蕴山、李民欣带来致李、白的亲笔信，刘仲容偕来。因他们不肯与新闻记者见面，被上海报纸指为“神秘客”。他们三人都住在大悲巷雍园1号白崇禧公馆旁的简易活动房屋内。李任潮在亲笔函和由朱蕴山带来的口信都如此表示：如果李宗仁愿签和平协议，将来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腹案。这就是说，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白崇禧在接见刘仲容时，问中共领导人对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作出什么决定？刘仲容说：周恩来副主席曾经指出：“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白崇禧断然地说：“如果中共坚持渡江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谈呢？”因此李宗仁不签和平协议，周不等到4月16日黄绍竑、屈武带和平协定返京报告，早已有所决定了。

对待《国内和平协定》 白黄分歧

4月16日黄绍竑、屈武带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回到南京。白崇禧一看那个“前言”，就表示不能接受。

李宗仁为推卸不签和平协议的责任，派飞机送《协定》到溪口交蒋介石过目。黄绍竑闻悉此事，很不高兴，就搬到鼓楼医院养病去了。

4月17日晚，李宗仁把广西、安徽两地的桂籍高级将领找来，听取白崇禧与黄绍竑对和平协议的辩论。黄绍竑为争取“自存”之道，主张接受，而白崇禧则坚决反对。

黄绍竑说：如德公签署《国内和平协定》，第一、德公在将来将被任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二、健生的部队暂时可驻在武汉，将来可开到两广去，两广在两年内不推行土改。有这些优惠的条件，为什么不签呢？

白崇禧说：你们代表团北上时，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腹案”，结果签了这样的条款，令人气愤！所谓两广两年内不土改，那正如我们吃鸡一样，首先食好吃部分，以后连鸡头鸡脚也吃下去了。会未终席而白已先走，黄绍竑愕然。

18日晚在傅厚岗开会一次，也没有什么结果，李宗仁只好将《协定》交给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去讨论。20日李宗仁、何应钦根据和谈指导委员会起草的电稿电张治中，要求展延签字日期，以便就若干问题再行讨论。20日中午，黄绍竑在李宗仁私邸与张治中打了长途电话，获悉人民解放军将于当晚渡江，黄知和局绝望，就乘搭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从那里转去香港。黄绍竑从此与李、白分道扬镳，各奔前途。

杭州会谈 主张与蒋“摊牌”

4月22日，蒋介石在杭州笕桥航校约李宗仁会晤，即后来所谓“杭州会谈”。

白崇禧最初听到张群带来的口信，说蒋要举行这次会谈，他也在被邀之列。白以激愤的语气对笔者说：“我是不会去的，主要是要与老蒋‘摊牌’。”

白崇禧所谓“摊牌”是指蒋在1月21日下野以后，仍在溪口指挥军队；下令运走上海所存金银外汇；使李宗仁虽然拥有“代总统”的虚名，而无掌握南京政府的权力。白崇禧原计划要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将长江下游的中央部队展延防区至湖口地区，以利于同他的华中部队紧密衔接，汤不理踩，白就要何应钦将汤恩伯撤职，而何畏蒋如虎，不敢照办。白崇禧认为，今日李宗仁居于无所作为的地位，实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把持有以致之，今日和谈已经破裂，所处情势异常恶劣，蒋介石与李宗仁两人只能有一人当家作主。如果蒋不肯放手，李宗仁就让他复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权责不分，蒙混过去了。

22日吃中饭以后，白崇禧对笔者说：我要赶回汉口，再晚天气变坏就不能起飞了。你要提醒德公，一定要与老蒋“摊牌”，不可再错过这个机会，否则后悔无及。

会谈开始，蒋拿出一纸文告对李宗仁说：这是一张我们两人的联合宣言，你代表政府，我代表党签署，表示共同奋斗，与共产党战斗到底。

李宗仁说：3个月来的和谈酝酿已成泡影，我对将来战局毫无把握，惟有请总裁重来领导，勉维大局。白崇禧所谓的“摊牌”，李宗仁竟用这样温和的语气说出来。蒋介石不等他说完，就插话说：“和平是你负责，战争也由你负责。”

蒋介石说：为加强今后党政合作，我建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我当主席，你当副主席。今后中枢决定方针政策，先提交中央非常委员会审议，然后再交付政府实施。李宗仁意识到这是蒋强加给他的一副锁链。但当时不便反对，留给以后再说。

这次会谈唯一的结果是任何应钦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顾祝同的参谋总长向何应钦负责。这是李宗仁提出来的，为的是针对蒋介石指挥军事的一项抗议。

由汉返桂 促李宗仁赴粤

李宗仁4月23日不去广州而返桂林，主要仍想师孙中山先生当年在桂林组大元帅府故事，领导西南，促成和局。如能实现，当有重大政治意义。

4月28日下午，李宗仁派笔者乘李品仙从汉口乘回来军机去汉口，接白崇禧返桂商上述重大问题。

29日，白崇禧偕笔者乘汉口第四路空军司令罗机派出Ｃ47号机返桂林，一到衡阳就知道桂林下雨，能见度很低，我们的飞机在桂林上空盘旋了很久，不能降陆，飞去柳州，也是一样。最后接纳机师的建议，改飞广州，及抵天河机场降落，已是万家灯火时了。当晚白崇禧住在东山农林上路六横路、他的内弟马仲孚家里，我则寄寓邻居、前中国银行桂林分行襄理丁世祺家。丁是抗战时期我当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时认识的。

白崇禧一到广州，何应钦和ＣＣ派主战分子谷正鼎、洪兰友、赖琏等就把他包围起来。何应钦说：“德公以代总统的地位，不依杭州会谈协议前来广州负责，却跑回桂林家乡去了，这算是什么作法？”ＣＣ分子则以全力吹捧白崇禧，誉为中兴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大有“我公不出，如苍生何？”之感。

通过何应钦、白崇禧两人的低斟密酌，国民党中央常会作出决议，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去桂迎李宗仁来粤主持中枢政务。5月2日居、阎、李三人与白崇禧同机飞桂，经过一系列商谈，结果写了一份《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李宗仁在这文件中要求蒋介石将运去台湾的金银外汇、武器弹药通通交回广州中央政府，并请蒋介石“出国考察，争取外援”。5月3日居、阎、李等三人带《谈话记录》回广州，5月4日由何应钦备函派机送到上海交蒋介石。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求他出国，十分恼火，特在复何应钦的信中表示了下面的态度：

“若谓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①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要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外交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碍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这封信最后说：“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故中正惟有遁世远行，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又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携带蒋的答复赴桂林，并迎李宗仁赴粤。实际上蒋对李宗仁提出的问题，都没有作出具体答复，满纸都是官样文章，莫可究诘其实际。但白崇禧看后说：蒋虽然表示“遁世远行”，但并非不想出山。白以为如李宗仁赴粤主持，则蒋势难立即复职。结果李宗仁就在陈济堂、白崇禧敦促之下，于5月8日从桂林飞粤。回顾李宗仁本来邀白崇禧返桂商量在桂林组府大计，而其结果反被白崇禧促到广州负责。李一到广州即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中，不能自拔，最后李不得不出走美国，而白则被蒋骗到台湾。此皆取决于当时瞬息一念之间，其后果固非白氏所能逆者见也。1965年7月李宗仁从海外回祖国时，周总理对他说：“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旨哉言乎！

①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吴忠信（礼卿）偕张治中去溪口，代表李宗仁劝蒋出国，实际系司徒雷登在幕后策动。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鹰犬将军》前言（宋希濂）

　　我是湖南湘乡人，生于公元1907年。先世多为文人，曾祖父蟾桂公曾随左宗棠去到西北，在甘肃省任过县知事、知府等职。祖父公卿和父亲宪文均饱读经书，但未踏入仕途，只在故乡耕读自娱。我父亲为地方兴办学校及各种公益事业，与人排难解纷，极为乡里所推重。我年幼时，父亲教我背诵古文诗词和阅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尚深印脑海。我的母亲姓彭，闺名玉贞，秉性慈祥，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生子女六人，都是躬亲抚养教育。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仅是一个小康之家，约有二十亩地，雇有一名长工，还够不上称为富农。我母亲恤老怜贫，常尽其所有帮助他人，这种德行，乡亲们无不感激赞叹，我后来于役军旅，尽管我掌生杀大权，但从未枉杀一人，这都是受我慈母教诲的影响。我母亲由于抚养一大群子女，操理家务，备极辛劳，不到五十岁就病故了。

　　我上有三兄，除三哥尚在外，均已先后物故，下有一妹，尚健在，现住长沙。

　　1930年冬我任团长时，经友人之介，得识冷兰琴女士。她当时是一位相当有名的钢琴家，执教于中央大学音乐系及金陵女子学院，我们于1933年春结婚，生有子女五人。时值抗战军兴，余率部浴血备战，无暇顾家，悉由吾妻负责，千里奔波，辛劳备尝。她患有先天性的高血压症，不幸于1949年6月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她不仅仪态万方，而且磊落大方，不同凡俗，其言其行，对我的帮助和启发颇大，结婚十六年，情感深厚，她的早逝，是使我十分伤感的。子女五人，于1951年起，各自在不同的情况下，由台湾、香港到了美国，现散住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丹佛等地，都已成家立业，第三代共有十人，第四代已有两人，真是四世同堂。我于1961年在北京与易吟先女士结婚，迄今二十四年。1980年我们经中央批准，来美探亲，原定一年回国，由于子女们的坚留，负责我们的生活费用，并为我们申请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此我们现在定居于纽约。

　　196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这五年多时间里，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主要就是写稿和审稿。我就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地写了二十八万多字的材料，但从未想到要出书。去年文史会同仁认为我所经历的时代，正处在我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我所写述的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劝我将所写资料编整印发，我考虑再三，如客观上认为我所写的资料可供史学研究者参考，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同意了。

　　历史就是历史，周恩来总理曾一再强调说“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为所谓长者、尊者避讳。在八年抗战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伤二百多万人，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个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事实也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并未树立打到底的坚强决心，致使军队遭受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1980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伸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于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宋希濂 1985年6月于北京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鹰犬将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宋希濂）

1932年1月日本人在上海多次挑衅，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方媚日，命令上海市政府取消抗日救国会，并令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撤退。1月28日晚11时，日军突然向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袭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当时我任陆军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下辖第五二一、第五二二两团，驻在南京的小营、马标一带。全旅官兵深感形势严重，非奋起抗战将无以图存，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寄以深切的同情，一致要求立即开赴上海参战。我代表全旅官兵，于1月30日下午3时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强烈愿望。何应钦听了后，不仅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反而板着面孔对我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这是不行的。”我和他争论多次，都遭到他严词拒绝，不得要领。

我乃返回旅部，于是晚7时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干部开会。我将何应钦不答应本旅开往上海参加抗战的情形传达后，大家情绪异常愤激，发言者甚多，有的声泪俱下地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大门来了，友军已奋起抵抗，我们反而袖手旁观，难道要叫我们当亡国奴吗？”最后决议由旅长率营长以上干部向何应钦再度请愿，务要达到目的。

当晚11时，我率干部三十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何应钦住宅，向何再次请求开往上海参战。他没有想到半夜里突来这样多的人，感到十分尴尬。一开始大家还是很有礼貌地向他陈述官兵的抗日要求，请他准许本旅开往上海支援十九路军作战，但何应钦仍然拒绝，态度顽固，说什么“日本现在是世界上头等强国，工业发达，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不能造，一切要从外国买来；国家没有真正的统一，各地方军阀口头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自为政，又有共产党到处捣乱，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形势，怎能同日本人打呢？……”何应钦说了一大套亡国谬论，大家听得不耐烦了，就向他质问，态度很激昂。记得有一位营长王作霖（陕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说得最为剀切动人。他说：“我是部长的学生，也跟部长当过参谋，我听过您多次的讲话，您总是勉励大家说，当军人的要保卫国家，爱国爱民，才算是克尽了军人的天职。但是九一八事变丧失了整个东北，我们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都骂国民政府丧权辱国，骂我们军人无耻，现在日本人打到大门口来了，我们还不起来抵抗，这同部长平日对我们教导的话，是多么不相称呢？难道作为我们的老师（何应钦任过黄埔军校的总教官、教育长等职），作为我们的长官，竟要我们甘心当亡国奴吗？我们是决不愿意当亡国奴的！”这些话说得何应钦哑口无言。随后大家纷纷发言，一致表示抗战的决心。僵持到深夜1点多钟，何应钦看到大家情绪激昂，言之有理，知道单纯用高压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他站起来，以和婉的态度和语调对我们说：“现在南京空虚，明天一大早你们就开到幕府山、狮子山、下关一带，对江面严密警戒。我即调第二五九旅从徐州开回来，等第二五九旅到达后，视情况的发展，如有必要，再派你们这个旅开往上海参战。”大家认为多少有了指望，不便再闹下去，遂即退出返部。次晨，我们致电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及全体官兵，向他们致以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表示全旅官兵抗战的决心，誓以全力支援。此外，我们将由我领衔和全旅干部（共约三百人）签名的一封请愿书，派人送交当时的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同时我又派员到京沪铁路局接洽，要求他们准备车辆随时运送本旅去沪参战。

军人报国在今朝

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坐失广大国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责骂。数以万计的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蒋介石使用空言搪塞和高压手段，都不能阻遏全国人民蓬勃发展的爱国运动。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是意见纷歧，矛盾重重，最突出的表现于宁粤间的分裂。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被迫于1931年12月宣告下野。随后国民党政府改组，选林森为主席，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但孙内阁对各项重大政策及经费的筹措，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及至沪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号召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并决定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于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于2月2日前后到了洛阳，又于2月6日回到浦口举行会议。

这时上海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中央并无派兵增援的动向。许多社会人士及国民党内反对派纷起责难，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孤军作战，按兵不救。蒋介石是善于看风色行事的。当沪战爆发时，蒋介石以下野之身曾发出一个给全国陆海空军官兵的通电，号召大家奋起抗战，并说他愿与诸将士誓共生死。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重要关头，酌派一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所以当张治中于2月初在浦口见蒋报告各方舆情，并表示愿意去沪参加作战时，他立即同意了。张治中那时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蒋介石关照何应钦，即调动驻在京沪、沪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这两个师原为警卫军第一、第二师）合编为第五军，并任命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任第八十七师师长，率领所部开沪参战。我这一旅奉命首先出发。当我在南京尧化门外集合全旅官兵宣布这一消息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有的甚至把军帽抛到空中去，蹦跳，鼓掌，欢笑……形成了一个很动人的场面。我当时以“军人报国在今朝”为题，对全旅官兵作了一次情绪激昂的讲话。

我部于2月9、10两日开到南翔后，即往见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参谋长报告部队到达情况，并请求赋予任务。蒋、蔡等表示嘉慰，嘱暂在南翔集结待命。11日，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亦率该师的一部来到南翔。当时上海有一种传说，说中央有意使十九路军孤军作战，任听牺牲。因此，在俞济时提议之下，我们几个人出名通电全国，表示共同御侮的决心。通电由俞济时领衔，列名者为八十八师副师长李延年，旅长杨步飞、钱伦体，八十七师旅长宋希濂。电文大意如下：济时等忝列戎行，救国具有决心，……值此国家存亡关头，爰本中央团结御侮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开抵上海，听命于蒋总指挥。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等语。

2月11日（或12日），我旅奉蒋光鼐总指挥命令，接防蕴藻浜北岸阵地由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于12日（或13日）晚接防完毕。蕴藻浜是一条自西向东（稍偏北）的河流，河幅不宽，但水深泥多，不能徒涉。当时对岸只有日军少数警戒部队，本旅接防后，积极增修工事，并派出少数搜索部队渡过河去，施行威力侦察，与日军警戒部队常有小接触，在殷家行附近的日军炮兵，常不断向我射击。我的旅部驻在由刘家行至吴淞镇的公路的南面一个小村庄里。15日，我曾去吴淞会晤守备吴淞要塞地区的要塞司令谭启秀和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大家热烈地谈论着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意义，一致认为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情势下，一定可以打败侵略者。18日，张治中军长率军部及八十七师师部人员、直属部队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八十七师的二五九旅等，先后抵达刘家行附近。他根据蒋总指挥的命令，用左翼军指挥官的名义（右翼军指挥官为蔡廷锴），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旨如下：

一、奉总指挥蒋2月16日午后12时命令（附军队区分）如另纸印发。

二、本左翼军应占领江湾北端亘庙行镇东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桥之线，主力控置于大场镇北、杨行镇南及刘家行之间，迎击由江湾北方地区来犯之敌，乘机出击，向殷行镇附近压迫敌人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以一部在罗店、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机策应吴淞。

三、本左翼军兵力部署如左：

（1）第八十八师（缺一团）应占领由江湾镇北端至周巷无名河南岸之线，右与十九路军、左与本军八十七师确取联系，惟主力须控置于大场镇以北地区。

（2）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应占领由无名河北岸经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右与八十八师、左与吴淞要塞地区部队确取连络。第二五九旅应派兵一营归二六一旅宋旅长指挥，其主力为师预备队，应控置于杨家行至刘家行大道上之火烧尝董陆宅附近。

（3）吴淞要塞地区队之任务，如总指挥蒋命令所规定。

（4）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军预备队，集结于刘家行北之太平桥、张家桥附近。

四、各师须于明（18）日下午3时以前分别与我十九路军接替防务，并完成一切之战斗准备。

五、关于通信联络、补给、卫生事宜，悉遵总指挥蒋命令办理。

根据这个命令，本旅归还了第五军的建制，所担负的作战任务，没有变更。

庙行激战——强渡蕴藻浜

“一二八”战争爆发前，日军驻沪部队为海军陆战队，约有四五千人，加上日本侨民所组成的武装约有三、四千人，共有八、九千人，统归盐泽海军少将指挥。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中国军队一击即溃，所以悍然发动进攻。不料遭到十九路军的坚强抵抗，在闸北江湾一带，激战十余日，日军伤亡枕藉，屡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日本帝国主义为挽回它们的所谓“大日本皇军”的声誉起见，乃派其驻金泽的第九师团、驻久留米的一个混成旅团及飞机数十架和相当数量的海军舰队，陆续开抵上海，统归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指挥。植田到沪后，策定了一个“中央突破”的计划，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企图于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席卷，将第五军主力歼灭于杨家行、吴淞地区。

日军自2月20日拂晓，开始向我进攻，先以飞机十余架更番轮流向我八十八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猛施轰炸，同时以重炮野炮向庙行一带阵地集中射击，另以一部分炮火向本旅阵地纪家桥、曹家桥一带轰击。敌步兵在飞机及炮火掩护下，向庙行镇附近阵地冲锋数次，均被我击退。

21日晨，敌又以炮火向八十八师阵地集中猛轰，尤以庙行镇以南阵地工事被毁颇多，继之敌步兵以主力向我严家宅、庙行镇之线，猛烈攻击。我官兵掩处战壕内，沉着应战，等敌步兵接近，以机枪扫射和使用手榴弹迎头痛击。敌军进攻数次，均未得逞。同时在21日午前1时许，敌步兵数百，借炮兵掩护，企图强渡蕴藻浜。本旅官兵，早已严阵以待，当发现敌军这种企图后，立即以炽盛火力向敌射击。双方激战约两小时，敌知我有备，未再进犯。本日我师二五九旅之五一七团小炮连击落敌军八四六号战斗机一架，驾驶员田中大尉当场殒命。

至22日，敌更倾巢来犯，先以重野炮五六十门向庙行镇一带阵地轰击，连续四五个小时，火力之猛，前所未有，许多工事，多被摧毁。上午9时左右，敌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重点指向庙行镇以南的大小麦家宅一带。守备该处的八十八师五二七团，伤亡甚大，第三营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阵地被日军突破了一段，形势很紧张。张治中军长当命八十七师的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率部向庙行以南地区增援，同时张军长亲率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前往八十八师指挥所策应。另由蒋总指挥命第十九路军的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率兵两团由竹园墩出击。

在22日午后1时左右，张军长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庙行方面激战甚烈，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向这一地区猛攻，企图突破我阵地，情况十分紧张，想要我旅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增援，问我意见如何？我答：“如果情势需要，自当遵命照派。但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至快要四、五个钟头才能赶到，白昼行军，更易被敌机扰乱，也不无影响。这样恐怕缓不济急，可否以本旅主力立即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借以减少正面的压力？”我这一建议，张军长毫无犹豫地同意了，并问渡河有无困难，我说我们会设法克服的。张军长最后说：“好，就这样办吧！”我接受任务后，感到十分兴奋，立以电话召五二一团团长刘安祺、五二二团团长沈发藻来旅部，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我向他们说明庙行方面的战斗情况及张军长赋予本旅的作战任务，命两团各留一营守备阵地，主力立即在各团的正面渡河。渡河成功后，五二一团在右，首先夺取齐家宅，然后向北孙宅、西港方向攻击；五二二团在左，先攻占陆家桥，然后向南孙宅、顾家桥宅一带攻击。我问刘、沈两团长有无困难，他们以异常兴奋的情绪满怀信心地说：“有办法。”随即他们就回去部署了。

还不到下午3点，当我带着旅司令部的一部分人员走向蕴藻浜河边去的时候，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但很快就终止了，我想大概是最先渡过河去的部队和日军的警戒哨兵发生了战斗。从旅部驻地走到河边，约半个钟头就够了，当我走到河边一看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哪里来的这许多五花八门的渡河工具呢？除几只小木船外，有竹筏子，有用门板扎成的平板船，还有大木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打听之下，才知道两团的队伍，除留有一部分在北岸阵地戒备外，全都渡过河，迅速驱逐或消灭了敌军的哨兵，向前攻击去了，我真没有想到这样快的速度！当我登上一个小木船准备过河的时候，突然西面阵地工事里跑来五二一团的一个连长（忘其姓名），一面向我举手敬礼，一面大声说：“报告旅长，请准许我们这一连也过河去打日本鬼子。”我说：“那怎么行！北岸阵地的戒备还是要紧的。”他说：“旅长，我们在南京一再请求要来上海抗日，总算达到了目的，来了十多天，却没有机会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了！现在有了机会，却不让我们去，全连士兵简直难过得不得了，纷纷向我质询责难，弄得我也很难应付他们。”这个连长的这一番话，使我恍然理解了有这许多形形色色的渡河工具和部队，这样快就跨过了蕴藻浜的原因。是的，“大家都憋不住气了！”我在船上望着那位满面红光、意气风发、带着恳求的目光而又显得有些失望的表情的青年军官，我感觉到当一个军人真正认识到为何而战的真理时，他就会不知道什么叫做困难危险了！

我到了南岸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侧约三十步地方躺着一具敌军的尸体，走近一看，这家伙显然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我站在蕴藻浜河堤上，用望远镜观察情况，正面的齐家宅和左前方的一个村庄，已经看不见有我军的部队，只有少数的担架正在向后运送伤兵。我们走到齐家宅去，在那里设立指挥所，叫通讯部队向两个团指挥所架设电话。这时得到两个团长先后送来的战斗要报，得知五二一团已攻占北孙宅，正向西港攻击中；五二二团已攻占陆家桥及附近的另一个村庄，正向南孙宅及顾家桥宅攻击中。两团都有相当缴获，以迫击炮弹、机枪弹药及各种罐头食品为多。五二二团并缴获迫击炮一门。两团击毙的敌人共有四五十人，我方亦共伤亡了八九十人。这是下午4时左右的战况。

我部随即继续向前猛攻。五二一团于下午5时攻占了西港，击毙敌大队长一名，毙俘敌军二十余人。五二二团亦同时攻下南孙宅，颇有所获。我旅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外，敌军的指挥部根本没有预想到我军会强渡蕴藻浜来攻击它的侧背。本旅攻势的迅速猛烈，使向庙行镇进攻的日军感到严重的威胁。而我左翼部队的绕袭，更使在殷行镇附近的敌军炮兵阵地感到威胁。敌军指挥部为应付这一意外的严重局势，乃从进攻部队中迅速调出约两个大队的兵力来阻遏我旅的进攻，其炮兵的一部亦向我猛烈射击。22日将近黄昏的时候，战斗异常激烈，双方进行了肉搏战，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受伤的官兵，被刺刀刺伤者颇多，我亲见一班长的左腿和左臂均被刺入一寸多，可想见战斗的惨烈。由于官兵战斗意志旺盛，英勇杀敌，经过两三小时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军的几次反扑。我当命各团在已占领之线上构筑阵地，彻夜警戒。

向庙行镇及以南地区进攻的敌军，在正面遭受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坚决抵抗，同时其左右两侧受到六十一师出击部队及本旅的猛烈攻击，伤亡枕藉，损失甚大。敌军在三面夹击之下，不能不停止进攻，植田谦吉的中央突破计划，至此完全落空了。第五军的两个师，这一天几乎全部加入了战斗，一日之间，伤亡官兵达一千余人，这一天战斗的激烈，实为自1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所未有。

抢占浏河

敌人受到这次挫败，自不甘心，日军统帅部随即派其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来沪担任最高指挥官，并加派其第十四师团的全部及第十一师团的大部开来上海增援，至此，日军总数达到十万人以上。敌人知道如仍继续从正面进攻，必须付出重大代价，且未必得逞，因此白川义则采取在我左侧背浏河附近登陆的计划。沿江七丫口、杨林口、浏河新镇及小川沙一带，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仅有左翼军指挥官所辖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一个营，会同少数冯庸义勇军担任守备。稍为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守备这一线的重要性，因为如敌军以有力的一部在此登陆绕攻我侧背，就会使我军全线瓦解。但当时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总兵力不过六七万人，自闸北、江湾、庙行经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几无日不在战斗之中，各部队都有相当大的伤亡，纵然控制了一些预备队，为防备敌军的正面攻击，也只能适当地控制于阵地的稍后地方，不能过早地使用于远在二、三十公里外的浏河、杨林口一带，所以该方面的守备兵力十分单薄。

3月1日拂晓，敌军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进行全面攻击，同时，敌舰多艘携带大量民船和马达船，施放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薄弱的六滨口、杨林口、七丫口登陆，并以海军舰队上的大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轰击，飞机数十架从吴淞要塞起沿江轰炸各要口，严密监视我军的行动。敌登陆后，即连续占领浮桥等地，向浏河西端约五公里的茜泾营猛扑。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抵御，伤亡殆尽。本旅主力自2月22日跨过蕴藻浜向南攻击敌军侧背，缓和庙行方面友军所遭受的压力，完成任务以后，于24日奉左翼军指挥官的命令，仍撤回北岸守备原阵地，只留一小部在南岸监视敌军的活动。至29日，又奉张指挥官命令，将本旅所担任的防务交八十七师独立第一团（附教导总队第三营）接替，并命本旅集结于庙行镇左后方之唐乔田湾附近，为左翼军总预备队。是晚，本旅又奉命担任构筑第二线阵地。

3月1日上午，我率各团营长正在侦察地形，经始工事线的时候，突然旅部的一个参谋快步跑来报告，说张军长叫我立即到刘家行军司令部去，并要部队整装待命。我于上午10时左右到了军司令部，张军长告知浏河方面的情况，并当面交给我一道笔记命令，要旨于下：

一、敌有一部由七丫口（在杨林口西北约三千公尺）登陆，似有扰我侧背之企图。我四十七师的一个团，正由黄渡向太仓方面前进中。

二、本军为使敌在立足未稳之前，在浏河以西地区，将其歼灭之。

三、着宋旅长希濂率所部两团由现在地经刘家行、罗店向浏河前进；惟因汽车不敷，只可以一部乘车，其余徒步用疏散队形向浏河前进。

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之一营，应固守浏河，以一部在茜泾营严密警戒，俟宋旅长到达后，即归该旅长指挥。

命令的其他部分从略。

我接奉这个任务后，理解到形势紧迫，必需尽可能使部队迅速到达浏河，尤其要有一部分尽快抢占茜泾营，拒止或迟滞敌军前进，否则敌军必然先我占领浏河，对整个战局将会发生严重的不利影响。部队官兵听说本旅负有紧急的战斗任务，大家都异常兴奋，认为又可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仗了。队伍很快就到公路集结完毕了。我把情况和本旅任务对刘、沈两团长交代后，即命五二一团的第一营由顾家宅汽车站用汽车运输，只有十一辆车，很勉强地装载一个营。

大约是上午11时左右，我仅带参谋、卫士各一人，随同五二一团第一营营长唐德乘车出发，面嘱刘、沈两团长率部用强行军向浏河前进，并适当地用疏散队形行进，万一受敌机扫射和轰炸时，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我和先头营快要到达浏河（大约相距约两公里的地方）的时候，被在天空盘旋的敌机四架发现了，我立命停车，指示队伍迅即向公路两边疏散隐蔽。果然一刹那间，敌机便俯冲下来，疯狂地在汽车周围投掷轻磅炸弹，并用机枪扫射，而且竟然在离地面只有一百多公尺的低空肆无忌惮地飞来飞去。原来隐伏在地面上的官兵，看到敌机如此猖狂，十分愤怒，有些士兵便不顾暴露目标的危险，站起来以一个人托着轻机枪的两个脚架，另一个人便对着敌机瞄准射击。一个连这样做了，其他的连跟着仿效起来，一时便构成了对空射击的火网。我看见一架敌机冒着烟，一扭一拐地向东方飞去，很可能这架敌机是被打伤了，其余敌机也都不敢再低飞了。敌机的扰乱，耽误了我们的行动约二十分钟。待其走后，检查汽车，有八辆被炸毁不能行驶了，只有三辆还勉强可用。我乃命这三辆车开回去接运后续部队，我们步行去浏河，很快就到了，这时大约是十二点半钟左右。

浏河街市店门紧闭，阒无一人，只见有三四个手缠“义勇军”臂章的青年，神色有些紧张。探询之下，始知他们就是属于冯庸义勇军的，共有一百余人，奉蒋总指挥命令在浏河一带担任对江面敌舰的监视，冯庸本人到上海去了，现这方面发生了战争，他们不知怎样行动才好。我当告诉他们，我军大部队即可陆续到来，此间可能发生一场激战，要他们立即离开浏河转到后方去。这些青年大半是东北籍，激于爱国热情，不畏艰苦来参加战地工作，是值得表扬的。

我到浏河后，立即搜集情况，得知敌军自今晨以来，已有数千人在七丫口、杨林口一带登陆，尚有大批敌军正在继续登陆，判断当在万人以上。首批登陆之敌，在占领浮桥镇（浮桥镇位于七丫口附近，在茜泾营以西约七、八公里）后，已向东急进。我认为茜泾营为浏河屏障，位置扼要，必须先行占领，才能掩护后续部队展开，乃立命唐营长率该营迅速向茜泾营搜索前进。哪知才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而敌已先我到达，于是与敌展开了白刃战，杀声震天，战斗愈演愈烈。敌后续部队不断赶到加入战斗，而我方到下午3时后，五二一团刘安祺团长才率第二营到达浏河。这时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低空飞行，掷弹如雨，敌舰的重炮亦连续轰击，浏河的房舍多被炸毁，部队亦颇有伤亡。至4时许，茜泾营的敌军向我左翼迂回绕攻。原在右翼方面的教导总队第一营伤亡甚大。在茜泾营附近苦战的五二一团第一营，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紧迫状态，战死者甚多，伤者亦无法运下来。而该营官兵仍然沉着应战，视死如归，营长唐德左臂受了伤，不仅继续指挥作战，且亲自投掷手榴弹与敌肉搏。这种英勇杀敌的精神，在我国抗日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到了5点多钟，天色已昏，我五二一团第三营才赶到，我当命已到达的部队迅速沿浏河南岸积极布防，并命唐营仍暂在原地抵抗，俟浏河防务布置就绪后，即逐步后撤，归还建制。我五二二团全部是徒步行军，加以沿途受敌机扰乱，到晚10时尚未到达浏河。

第一次淞沪抗战结束

3月1日这一天，除浏河方面的战况已如上述外，而在江湾、庙行一带的正面阵地，亦均被优势之敌压迫，敌飞机大炮不断猛炸，我阵地工事，多被摧毁，敌步兵向我军反复冲锋，我官兵奋勇迎战，伤亡甚大。延到午后，正面阵地有数处被敌突破，各师旅控制之预备队皆已使用，而从后方调来增援的部队，据闻因路程遥远和运输困难，决非几天内所能赶到。淞沪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蒋光鼐盱衡全局，为与敌作长期抵抗起见，决定当晚转移阵地，命右翼军撤至黄渡、方泰镇之线，左翼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是晚10点30分左右，我接到张指挥官派专人送来的笔记命令，命本旅及军校教导总队经由浏河、陆渡桥向太仓集结，应警戒西竹桥、横沥桥、太仓城、西湖川塘之线，右翼须与二五九旅（孙旅）联系。奉命后我即派人通知尚在途中的五二二团立即向太仓转进，我亦率五二一团及教导总队于当夜开往太仓，均于3月2日上午集结完毕，并以一部留置于陆渡桥一带，对浏河之敌严密戒备。下午奉张指挥官命令，本旅及教导总队担任右自陈家宅（西竹桥西南一千五百米达河岸）联系孙旅左翼，经太仓城、铁港滨河左至西湖川塘之线，构筑阵地。并指示各部队应尽可能地依河川为外壕，先于各要点构成据点式工事，然后依时间逐次增强之。奉命后，本旅不顾一切疲劳，又立即积极从事阵地的构筑。

3月3日上午，浏河方面之敌数千人附轻炮十余门，向守备娄塘镇一带阵地（在本旅太仓阵地的右翼约八、九公里处）的我二五九旅五一七团猛攻。该团正面过大，阵地被敌截成数段，两翼被敌包围，该团官兵奋勇抵抗，死战不退，因而伤亡甚大，营长朱耀华壮烈殉国，下级干部及士兵战死者甚多。张指挥官得报后，即命在嘉定的八十八师及在太仓的本旅派兵前往支援，正行动间，突又奉急令中止。旋接张指挥官3月3日晚7时的笔记命令，大意谓奉蒋总指挥3月3日午后2时的电报指示，略谓：“敌企图截断嘉定、太仓之线，阻我归路，各军应留一部散据各要点，即第五军分占钱门塘、太仓之线，十九路军由吴淞江北岸亘安亭望仙桥之线，节节抵抗，拒止敌之西进，即于本晚开始，第五军主力撤至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之线，第十九路军主力撤至周巷沿青阳港西岸至陆家桥之线，构筑强固工事固守之。本军遵令以主力于本晚撤至石牌、白茆、新市之线，以一部在钱门塘镇、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本军的撤退。八十七师宋旅应以有力的一部固守太仓，拒止敌人，掩护本军之撤退，其主力应俟孙元良旅通过太仓后经直塘镇向白茆、新市占领阵地，对敌警戒，该旅固守太仓之一部，如敌不来犯，不得放弃，如受敌压迫，不能固守时，准予相机撤退，归还建制。”

本旅根据这个命令，主力转到白茆、新市之线占领阵地。到5月5日，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至此，“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鹰犬将军——西南的挣扎和溃灭（宋希濂）

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蒋介石、陈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力量，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大举进犯。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止的两年中，在人民解放军的痛击下，国民党军被歼灭了二百六十多万人。在整个华北、东北地区，仅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孤点。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则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急于星火，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为了求生存，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英勇斗争。在这两条战线上，革命势力汹涌澎湃，弄得反动派手忙脚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全面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企图做垂死的挣扎，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历时七天。

会议的地点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礼堂。

会议的参加者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以及军长余锦源等二十余人，加上国防部一些主要负责的厅长署长等，共一百二十余人。

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充满了沮丧的神气，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把两年来在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许多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他感慨地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会议的头两天以大部分时间，就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的失败，进行了检讨，尤着重于西北战场的宜川战役（此役胡宗南部刘戡所指挥的五个师，有三万余人被消灭），和中原战场的豫东战役（区寿年兵团六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共九万余人被消灭）。大家因为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对于他指挥上的错误，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就算了；集中地批判了邱清泉（时任兵团司令）的骄横跋扈，对区寿年兵团被围时坐视不救的行为。同时，还演了一幕滑稽戏，说是黄百韬救援区寿年兵团行动很积极，救出了区兵团的一个师，作战有功，由蒋介石亲自授给他一枚所谓国民政府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

会议的第三天，由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做军事形势的报告，这是会议期间最紧张的一幕，也是蒋介石何应钦间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何应钦报告的头一段，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大肆诬蔑，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共；第二段就悬挂的许多军事地图，说明各个战场的双方态势；第三段也是最动人心弦的一段，他赤裸裸地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计：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共三百余万人；步枪一百万枝、轻重机枪共约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共一万五千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的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数字我记不清楚了。他报告的最后一段，只是几句抽象的话，因为他提不出挽救危局的任何方案。

何应钦的报告刚一结束，大家就议论开了，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有的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十年都解决不了它，现在共产党已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仗怎样打下去？”有的说：“陈辞修太可厌，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胡说什么三个月五个月解决共军主力，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他应负完全责任。”也有的说：“中国的存亡（应该说是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和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绝不会坐视不救，美国一定会大力来帮助我们的。”议论纷纷，……总的说来，充满了悲观疑虑的情绪，真是连一点欢乐的影子也没有了。

何应钦为什么要把这些数字公开报告出来呢？他是具有两种用意的。第一，两年来对人民解放军作战失败得这样惨重，表明他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军队指挥权和军政大权，这两年来都是由陈诚掌握着。第二，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和陈诚迫使何应钦交出军政部长，其后又派他到纽约，去充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既无实权，又无事做，何应钦是极不甘心的。他做这样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和陈诚的泄愤和报复。

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那时任装甲兵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司令是徐庭瑶），蒋介石特地叫他参加这次会议。同时蒋介石又派他的两个侍从秘书轮流到会，记录每个人发言的内容并视察会场的情况。这一天何应钦的报告和一般情绪的反映，他们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据曹圣芬（即上述两个侍从秘书之一，湖南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以后对我说：“当我们共同把会场情形和何部长报告内容向总统报告时，先生（指蒋介石）气得满脸红涨，连胡子都翘起来了，两手撑着在室内走了许久。”第二天也就是会议的第四天，蒋介石穿着军服，挂着他自己发给他自己的一枚最高勋章，和美国杜鲁门总统赠给他的一枚勋章，气汹汹地走上了讲台，把脸孔绷得紧紧的，把凶恶的目光向会场一扫，随即开始发言了。他说：“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的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局，……。”很显然，蒋介石这一番话，是针对何应钦说的。但这位何部长坐在主席台上若无其事地倾听着，没有任何激动和不安的表情。蒋介石继续说：“对共产党的问题除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我听了他这一段话，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似的，是怎样的一个哲学问题呢？以我这个仅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向来把哲学当做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蒋介石打了败仗，为什么扯到哲学上面去了呢？蒋介石在发言中既没有说出他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共产党人的哲学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对付的方法，更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最后，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的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他还讲了一段大汉奸和封建皇帝的奴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扫平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历史，勉励大家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难，挽救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即是要大家为挽救四大家族的国家去奋斗）。

会议的第五、第六两天，多为参加会议的人发言。那些人说了话，内容如何，我记不清楚了。但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申诉本指挥单位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求增加部队，要求新成立部队的番号，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总之一句话：全是困难、危险、叫苦。

我也在会上讲了约二十分钟的话，除了简要地报告新疆的情况外，我提出了三个问题：㈠我今年由新疆两次来南京，路过兰州、西安、武汉等地，会见过不少的军官，他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很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励士气呢？㈡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㈢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饥瘦、精神委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鬵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致果呢？总统说，现政府还有基金九亿美元之多，我建议：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费一律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三元，将校尉级的薪金也改发现洋，自每人每月五元起至三十元不等，最多者不得超过三十元，藉以维持官兵们的生活。我的发言尤以我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许多人的同情，孙立人、黄百韬、李树正等在发言中都支持我的意见。

会议的第七天也是最后的一天，由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方案，原文记不清，大意是这样的：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这几个兵团应位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这个方案获得了全场一致的同意。这个方案也就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做垂死挣扎的方案，但很快地被伟大的毛主席军事思想彻底粉碎了。

闭会后的第二天下午七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励志社宴请参加会议的人，蒋介石又讲了一些打气的话，并散发了一篇题目叫《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印刷品，他叫大家带些回去对官兵讲解。这篇东西的内容仍然是什么“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等等的陈词滥调，想以此来迷惑人心，鼓励士气。实际上，蒋介石早已众叛亲离，陷于全民包围、空前孤立的境地，他的一切阴谋和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

会议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叫我和杜聿明、黄维去见他，他对杜聿明说：“现在派你去徐州‘剿总’当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共军是不敢轻举渡江的。”对我说：“你不必回新疆去了，现在调你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要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对黄维说：“派你到平汉路的信阳一带编组一个兵团，主要是防止共军进犯武汉。”他对我们把任务交代后，还说了一套他那早已被证明无用的战略战术。杜聿明曾提出他不兼兵团司令，由邱清泉担任，蒋介石当时没有同意。我对于新的任命，没有多大兴趣，于八月十日偕眷带着小孩到上海、杭州一带去旅行，在车上遇着范汉杰（他那时任东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夫妇，他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我们于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回到南京。当天下午五时蒋介石把我和范汉杰、黄维三人找去，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走？我们不敢说不想干，只说还有些问题正在和国防部接洽，尚未获得解决。蒋介石带着很严厉的态度说：“不行！你们可派一个人留此办理。”他随即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于明天派飞机把我们送走。我对于蒋介石那种家天下的作风，本来早已心怀不满，在一九四八年也已看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重重，临近总崩溃的前夕。由于自己没有决心跳出火坑，又不知追求真理，投靠人民，仍然走着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我的“清剿”计划

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总司令白崇禧），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是月下旬，我由南京到汉口，向总司令部了解华中方面的一些情况，并洽办一些事务后，于九月中旬到了沙市，组设第十四兵团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新成立的）。当时国防部及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先后命令拨归我指挥的有下列各部队：

㈠原驻在南阳附近的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所指挥的第二军（军长陈克非，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三个师）、第十五军（军长刘平，辖第六十四、第一六九、第二四三三个师）及三个纵队（番号为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这三个纵队是由南阳地方团队编成的，共约一万余人）。华中“剿总”命令王凌云率上述各部队，于十月间撤离南阳向襄樊地区转移，归入我的指挥。

㈡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辖第一三三、第一三四两个师）。这个军当时在襄阳、宜城一带。

㈢第二十八军（军长原为李勃，后为刘秉义，辖第五十四、第八十两个师）。这个军所属的第八十师于十月初开抵当阳，第五十四师的一个团开抵荆门，军部及直属部队和五十四师的主力为大水所阻，尚滞留在天门附近。随后这个军的军部及直属部队在天门，被解放军歼灭了大部分，副军长顾心衡被俘。

㈣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这个军原归胡宗南指挥，驻在陕西宝鸡一带，国防部于九月间令该军取道陕南开老河口地区，归入第十四兵团序列，但胡宗南坚持不放，这个军始终没有过来。

㈤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辖第九十四、第一九四、第一九九三个师）。这个军原驻川北的万源、城口一带，国防部令该军经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南漳向荆门宜城间地区集结，归入我的指挥，预计到十二月初才能集结完毕。

㈥湖南省保安第一旅（旅长张际泰）。这个旅驻在沙市附近地区，以后我向国防部建议，改为陆军第二九八师。

当时在汉江以西地区，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只有江汉军区所领导的黄德魁部约二、三千人，以远安、荆门、南漳三县间地区的东巩为根据地，在其周围地带进行游击。他们经常以突袭和伏击的方法，消灭国民党军的小股部队，破坏公路，截击车辆，以及发展组织，号召贫雇农起来进行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虽只是一股小小的力量，但其影响日益扩大，声势日益浩大；弄得鄂西北地区经常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远安县政府人员不敢住在县城办公，当阳县城常是一夕数惊，沙宜亦时常告警。十月间我到当阳视察第八十师时，顺便找当阳县长和国民党当阳县党部的书记长谈话，我问他们当阳县内有多少“土八路”在活动，他们答约有四、五百人。我问那位书记长，当阳县有多少国民党员，他答有二千多人。我当时对他们说：“这个县的人口为二十多万人，国民党员就有两千多人，还有地方保安团队的力量，为什么还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对付几百名‘土八路’呢？几乎经常要我们派一个师或至少两个团来驻防，大大减少了我们可以机动使用的兵力。”他们都哑口无言。是年十二月间我到南京，有一天何应钦邀吃午饭，在座的有陈立夫、黄季陆、黄少谷等，我曾把在当阳所见的情形对陈立夫说了，陈立夫当时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觉得很难为情似的。其实国民党组织的涣散，到处都是一样，岂仅当阳一地而已。可见国民党虽号称几百万党员，而实际上是徒具形式，毫无组织力量的。

国防部赋予我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解放军进入四川和在鄂西地区渡江。基于这个任务，我感到必须于一定时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活动的共军力量，使鄂西北地区成为一个安定区，充分利用四川、鄂西的丰富资源和人力，培养实力，这样东进可支持武汉，北进可规复中原。这是我当时昧于时势、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个主导思想支配下，我策定了一个“清剿”黄德魁部的计划，大要如下：

㈠为防止共军窜扰四川及在鄂西地区渡过长江，我军务于最短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的共军势力，使鄂西北地带成为一个完整的安定区。

㈡以第二十军主力和第二十八军的一部扼守襄阳、宜城、倒口、利河口、塘港、石牌镇、沙洋之线，防止桐柏山区和江汉军区的共军窜入鄂西。

㈢第二十八军之八十师以当阳、远安为基点，逐步向北推进；第五十四师的蔡时彦团（这个团已开抵荆门）以荆门为基点，逐步向西北推进；第七十九军的先头部队（一个团或两个团）以南漳为基点，逐步向南推进；务期会同一举歼灭盘据在东巩的黄德魁部主力。

㈣由第二十军派一部负责肃清冷水铺（在荆门东北地区）附近的小股共军，由远安、当阳两县的保安团队负责，肃清各该县境内的小股共军。

㈤为配合军事行动，积极加强补给和通讯业务，并维护沙市、襄阳间，沙洋、当阳间之公路安全。

㈥命令江陵、荆门、当阳、远安、宜城、南漳、襄阳七县积极组训民众，协助运输，加强地方基层组织。

㈦将兵团司令部于十月间移驻荆门，督促这个计划的积极实施。

这个计划策定后，我将兵团司令部于十月中旬移到荆门。那时由王凌云率领由南阳南下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新野、邓县附近。由方靖率领的七十九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房县附近。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在荆门接到蒋介石自北平发来的一个电报，叫我到徐州去担任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二十五日又接到国防部发表正式调职的命令，当天晚上刘峙（徐州“剿总”总司令）来电表示欢迎，他的办公室主任郭一予等，亦以同学关系来电欢迎并促到任。我对于这个任命，感到十分彷徨。当时我对于华东解放军的情形不了解，自然是踌躇的一个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我所最担心的是考虑到指挥上的困难。徐州“剿总”所辖的部队主要为邱清泉、孙元良、黄百韬、李弥四个兵团。李弥是我的旧部，人颇浑厚，黄百韬也较为踏实，我估计这两个兵团在指挥上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孙元良为人虚伪狡诈，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我是深知道他的；邱清泉骄横跋扈，狂妄自大，向来目空一切，听说在豫东战役，他连蒋介石的亲笔命令都拒不执行。孙、邱这两个人是很难对付的。而邱清泉兵团又是淮海战区中的骨干，这样，怎能指挥得得心应手呢？同时，七月间我在南京开会时，有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雷渊澄（一九四六年在新疆我就和他认识）曾来我家访谈，他告诉我，他在徐蚌一带住了半年，最近才回来。我问他那边情形怎样，他说：“前途很不乐观，军事上我军完全处于被动，对于共军行动，几乎是个瞎子，而共军对于我们，则了如指掌。尤其糟糕的是，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军队纪律太坏，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他还对我举过好些事例。我回想起他的话，也成为我踌躇的另一个因素。

综合上述这些原因，我和几位高级幕僚几度研讨，并经过一天的思考后，觉得与其遗误于将来，不如慎之于事先，因此决定辞受新命。以“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做种种规画和积极部署，以及自己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理由，于二十六日电蒋介石及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收回成命，并婉覆刘峙及郭一予等。蒋介石于二十七日又自北平发来一个限一小时到的电报，记得内容大意如下：“某电悉。吾弟到鄂西后的种种规画，颇为妥善，深洽余意。惟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巨，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这是一个严厉的命令，再也不能说辞不受命的话了。我乃于二十八日覆蒋介石一电，大意如下：“某电奉悉。将此间事务稍加料理后，即赴京转徐。唯有一事不能不事先为钧座呈明者，徐州方面以邱清泉兵团为骨干，邱为人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与友军不能和衷协调，如万一将来再发生类似豫东战役的情事，以致贻误戎机，则所关甚大，谁负其咎？……”电文发出后，我将诸事料理后，于十月三十一日率一部分人员由荆门到沙市，候船东下，即在当天晚上接到蒋介石自南京发来一电，原文大意如下：“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仍供原职，希按原拟计划，积极实施为盼。”第二天国防部也来电正式收回成命。

徐州被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华东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南下，在新安镇、碾庄地区，截住了西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摆好了聚歼的阵势。中原野战军的一部，斩断了蒋军交通中枢津浦的徐（州）蚌（埠）段，控制了徐蚌间的广大地区，另一部向陇海路砀山地区实施钳击，割裂了商邱刘汝明绥靖区和砀山邱清泉兵团之间的联系。南线徐蚌间的解放军部队，又由南向北，直逼徐州，迫使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南面迎拒解放军，不敢东援黄百韬。至此，徐州外围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诚如蒋介石自己所预料到的，为中国四大家族的“党国”的存亡所系的淮海战役的序幕揭开了。

徐州被围，蒋介石和国防部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迅即命令当时集结在平汉线上确山、驻马店一带的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火速东援。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的毛主席战略思想指导下，已在淝河与浍河之间的地区，布置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等待黄维兵团钻进这个口袋。

东进的黄维兵团，在解放军的严密监视下，于十一月十九日进到南平集附近，遭到解放军的坚决狙击，伤亡颇大。黄维以其主力强渡浍河，企图击破解放军的狙击，迅援徐州，但是他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华东解放军全部歼灭，给黄维心理上以极大的震动和恐惧；同时，他们渡过浍河后，发现解放军的大纵深阵地，知道已钻进了口袋，乃于二十三日下午命其主力向浍河南岸退缩，企图退到固镇去和李延年兵团靠拢。解放军趁其混乱之际，猛力合围，将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长二十华里、南北宽十五华里的地区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这时的蒋介石，真是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直蹦乱跳。他的本钱快要输光了，已无可调之兵了。当时除在平津地区由傅作义指挥的部队约六十万人，实际上也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完整而又较有战斗力的军，仅仅只有几个新兵编练司令部新成立的一些部队，和残破得很严重正在整补的几个师，这是完全不能参与战斗的。所剩下的，就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胡宗南所属的几个军，和我所指挥的几个军而已。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所属的第一军到徐州，经空军总司令部研讨后，认为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同时胡宗南亦表示，不愿把他唯一独存的骨干部队调走，因而作罢。就这样，国防部于十一月下旬的一天（确切日期记不清楚），一连以几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调我所指挥的第二十、第二十八两个军，立即开武汉集结，待船东下。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是四川人，他的部队属于四川军阀杨森的体系，干部和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他们接到东调的命令后，情绪很颓丧，杨干才对我说：“我们队伍开到鄂西后，大家很高兴，因为靠四川近，现在又要东调，官兵们都不愿去。”我除了安慰和勉励他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王凌云所指挥的第二、第十五两军及三个纵队，已大部分到达老河口、襄樊一带，方靖的七十九军主力到达了宜城、南漳、保康一带。我命令第二军继续南下，开到荆门、十里铺、江陵间地区集结。

大约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或二十八日，蒋介石发来一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叫我和王凌云立即到南京去；另由武汉方面转来的电话，也是同样的指示。我即以电话通知尚在襄阳的王凌云，要他到荆门来一同走。在下午四时左右王凌云到来了，我们同乘车于当晚到了沙市；等到第二天下午才搭上一艘小的轮船东下，于三十日下午二时左右到了汉口。三时我和王凌云往见白崇禧，我向白汇报了鄂西北方面的全般情况，王凌云汇报了他所率部队南移的经过和到达的位置，还谈了一些关于全国的军事形势及徐蚌方面的紧张情形；并商定次日（十二月一日）上午由总部通知空军第四路司令部派飞机送我们去南京。

当我们辞出时，白崇禧说还有事要和我谈谈，叫我留下。王凌云走后，白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原先是在会客室谈话），他亲自把门拴上，然后和我同坐在一条长沙发椅上。他开始问我：“你看目前的形势怎样？”我答：“很紧张，很危险。”白说：“是的，情势确是很危险。东北几十万大军全部消灭了，而且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美械装备。共产党得了这样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们有的是人，很快就可组成很多的部队。东北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可大力支援军事。不仅这样，他们后面还有俄国人的帮助。林彪大军一进关，局势就更不好办了。”我插进一句问他：“总司令看林彪大军是马上就会进关？还是要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有一个休整时期再进关呢？”白说：“我看很快就会进关来夺取平津，因为林彪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早已在锦州一带集结了。”

紧跟着白就把话题转到主要方面来了，他说：“徐州方面，黄百韬兵团已在新安镇、碾庄地区全部被消灭了，徐州被围，黄维兵团亦已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正打得很激烈。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东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就仅剩下一个张淦兵团和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而已。而这些队伍，除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属张淦兵团）较有战斗力外，其余多半是临时编成，新兵很多，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加空虚。共军陈毅、刘伯承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一百万以上，他们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力量。把你的队伍调去，恐怕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

我就问：“依总司令之意，应该怎样办？”白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面前，以很兴奋而又带有几分自信的语气说：“我们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保不住，亦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则事情还大有可为。”这样，就把他的企图完全暴露出来了。我听了他的话，低沉地思索了一下，觉得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滚蛋不可。蒋走后由李宗仁起而代之，这正是四月间伪副总统竞选时，桂系使用了种种手段和大量金钱要李宗仁当选的目的。我心想，那时成了你桂系的天下，哪里还有我宋希濂的地位呢？

于是，我也站起来，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对他说：“‘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今时局艰危，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或尚可撑持一个时期，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样，在长江以南编练的第二线部队也可陆续使用。记得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在重庆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时，总司令在会上曾说，如不迅速遏止共军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就会形成南北朝的局面。现东北已全部被共军占领，平津亦岌岌可危。如目前在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消灭，恐欲求成为南北朝的局面亦不可得了。还是请总司令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至于从我个人的情绪来说，我希望不要离开鄂西，尤其不愿意把我的部队分割使用，但目前总以救大局为主。”

白听了我的话以后，狠狠地望了我一眼，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吧，明天你先到南京去，多了解一些徐州和黄维兵团方面的情况。如形势已无法挽救，去亦无补于大局，最好向总统及顾总长请求免调。”

第二天（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我和王凌云坐着空军派定的一架专机飞往南京，十二时左右在南京光华门外的飞机场降落，真没想到蒋介石已派了总统府的军务局长俞济时在机场候迎，因为以往无论是到南京或重庆以及其他地方去见蒋介石，是从来没有受到过官方的接待的。我们同乘着一辆汽车直赴蒋介石官邸，刚进入会客室，蒋介石就从楼上走下来了，并且和我及王凌云握了手；这也是生平以来第一次，蒋介石对像我们这样的部属和学生是从来不握手的。

坐下后，蒋介石就问王凌云部队到达的位置及部队的实力情况，王凌云如实报告。接着我将鄂西北地区的概要情况，和第二十、第二十八两军的开拔情形，及七十九军到达位置报告后，蒋介石就说：“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来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严重。现在徐蚌地区间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们的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巩固首都和长江以南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望你们淬砺奋发，鼓舞士气，务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关于部队的调运办法及补给等问题，蒋指示说：“等一会我告诉顾总长（顾祝同），今天下午开个会，叫有关的单位负责人都来参加，商讨办法，最要紧的就是愈快愈好。”从他的态度和言论上，充分可以看出他焦灼不安的情绪。

在飞机场时我就对俞济时说过，我有重要事，要和校长单独谈。这时，蒋介石就叫王凌云先走，叫我留下。送走了王凌云后，蒋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下后我就将在汉口见白崇禧的情形和谈话内容，向他报告。蒋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对于每一段话，每一细节，以及白崇祷当时的表情，都问得很详细。我汇报完了后，蒋说：“好，我知道了，你答复他的话，说得很得体。”

十二月一日下午三时，国防部召开一个会，参加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林蔚、萧毅肃，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及和作战运输补给有关的厅长、署长、处长等，加上我和王凌云共十余人，由顾祝同主持，商讨将第十四兵团全部东调的问题。首先讨论的是将第二军和第十五军由老河口空运南京后，再车运蚌埠集结的问题，这是顾祝同亲自提出，说是总统指示要这样办的。空军总部方面主管运输的一位署长，就能调用的运输机数目、每架运输机的载重量和能装运的人数，往返一次所需要的油料数量，以及每天最大限度能往返的数次等，做了详细的说明。老河口机场没有一点存油，如要飞机携带往返油料，则装运量就要大大减少。最后的结论是空运这样多的部队，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接着研讨轮船运送的办法，即是这些部队由老河口、襄樊地区步行到沙市集中，由沙市乘船到汉口，再由汉口换轮运到浦口再转运蚌埠（长江冬季水浅，汉口到宜昌，只能航行较小的轮船，所以要换船）。联勤总部运输署署长（记得是赵桂森，但不能确定）说，现在集中最大限度的运输力量，将第二十八军及第二十军运到浦口，最快也要到十二月十二日才能完成任务；如再运三个军（包括在最后的七十九军），就得要到年底或来年一月初才能运送完毕。由于这样运送的缓慢，会上有人主张部队以急行军的姿态向蒙城前进，但计算行程，最快要二十天，同时在中途可能不断地遭到解放军的狙击，就会更耽搁时间，这个意见被否决了。又有人主张部队以步行和船运两种办法，尽速向武汉集中，并以一部分由火车运输，即是经粤汉路、浙赣路、沪杭路、沪宁路运到南京，再由津浦路转运蚌埠。这个意见，暂时保留，俟部队集中汉口后看情况再定。关于部队调运的办法，会议的结果主要是依靠船运，责成主管运输的机关，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会上还讨论了有关补给及其他的一些次要问题。这次会议从三时开到七时才结束。

晩上八时半，蒋介石叫我和王凌云去见，对王凌云说：“明天一早派飞机送你到老河口，你要督促部队迅即开沙市集结待运。”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南京，和顾总长、俞局长经常保持联系。”

白崇禧图谋倒蒋

当一九四七年六月，刘伯承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威胁武汉和长江中游安全的时候，蒋介石政府感到万分惊恐，急忙调集了三十多个师，指派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设立指挥所于九江，来对付这个新的严重的局势。

白崇禧由一个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来直接掌握兵权，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他的野心很大，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一个战区的指挥权。他在九江指挥所时，一再向蒋介石建议，将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徐州绥署（主任先为薛岳，后为顾祝同兼）两个机构统一指挥。蒋介石恐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没有答应他。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伪国大进行丑态百出的剧烈竞选，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桂系军阀如虎添翼。白崇禧利用当时风雨飘摇的局势，以指挥便利为理由，将其指挥所移驻武汉。这样就形成了两个高级指挥机关——程潜的武汉行营和白崇禧的国防部指挥所，而指挥权则掌握在白崇禧的手里，实际上就是逼走程潜和硬要武汉地盘。蒋介石对此毫无办法，最后只有将武汉行营撤销，调程潜为湘赣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迫于形势下这一着棋，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程潜，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程潜在湖南的地位来牵制白崇禧。

白崇禧取得武汉地盘后，日益图谋倒蒋，使李宗仁得取而代之。他在军事上除张淦兵团（共有四个军）为桂系的基干部队外，多方拉拢河南的张轸（张轸那时任河南省主席兼信阳绥靖区司令官，有一个军和一些保安团队），鲁道源的云南部队（鲁道源那时任五十八军军长）及陈明仁等（陈明仁那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陈自在东北四平街战役后被撤职，对蒋介石、陈诚心怀不满）。在政治上则尽力拉拢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参议员。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早就存有使蒋介石集团与共产党打起来，打得双方筋疲力竭，两败俱伤，他们就可从中取利的企图。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同白崇禧有过几次的谈话和听过他几次公开的演说，他都是痛骂共产党，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的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的办法。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削弱蒋介石的力量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消灭，白崇禧是绝不肯放弃这个机会的。他知道蒋介石仅存的本钱，只剩下以第一军为基干的胡宗南集团，以第五军为基干的邱清泉兵团，以第十八军为基干的黄维兵团，加上其他一些没有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他希望看到这些部队的溃灭，更不愿将他已经掌握在手的部队调去解围，因为这是同他的企图相违背的。

第二十八军首先从鄂西开抵汉口，白崇禧就表示不让调走，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着历史渊源，便勉强同意调走。跟着第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等一类的话，并命令运输司令部，非有他的命令，不许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报电话催促，白都拒不执行，形成僵局。经顾祝同派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并经许的老师徐祖诒（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二十军调走。

现在轮到第二军了，第二军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等三个师，还有炮兵团、输送团等，全军有四万人；全系美械装备，部队历史悠久，战斗力颇强，为蒋介石集团骨干部队之一。这个军于十二月八日后陆续到达沙市集结，待轮开汉。其先头部队的第九师，则已于九、十两日先后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突派其亲信干部率其警卫团的武装部队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部的电报，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绷绷地顶回去，任何好话疏解，都毫无效果。东线的战况是那样紧张，真是盼望救兵如救火一样，而武汉方面却是多方留难。这把蒋介石急坏了，便亲自拿起电话机同白崇禧通话。一开头双方态度还较好，蒋对白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愈来愈坏，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将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掼，用他那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白崇禧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部队不许开汉，同时并命已经到了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的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对我说：“这样吧，你还是回到沙市去，把鄂西、湘西地区好好经营一番，藉以屏障四川。可在那边新成立一些部队，你去找顾总长、林次长商谈一下。”

白崇禧力阻第十四兵团部队东调，多方留难，最后不惜采取同蒋介石决裂的态度，是有其深远的目的的。主要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迫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当然，他希望多掌握一些部队做为政治资本的意图也是有的。

我这次到南京，自十二月一日到十二日，在这十二天当中，同蒋介石见面有七、八次。我十分留心地观察他的态度，他经常是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充满悲观失望的一副可怜相的面孔。过去那种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得意扬扬的神气，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十二月八日那天晚上的聚会，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黄维兵团的副司令官胡琏于八日上午，从双堆集乘一架小飞机来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战场的情况，说的都是坏消息，而没有一点足以使人鼓舞的事情。蒋介石除了空言的慰勉而外，拿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危局，因为这时由徐州南下的杜聿明集团已被围困于陈官庄附近，从其他方面也已无可调之兵了。蒋介石于当天晚上六时半约我和胡琏去吃晚饭，在座的还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及蒋经国。饭后就在那相当宽敞的会客室里放映了一部“文天祥”电影片。放完后，蒋介石站起来向我们点点头，便低头沉思，缓步地走上楼去了。我们待在一起三个多钟头，蒋介石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很似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情景。当时，我被这幕悲剧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地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呀！”

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率残部直逃到西昌去，被解放军追上，围困于大渡河畔走投无路时，曾有过举枪自杀的意图，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正是这部“文天祥”影片的影响。

迫蒋下野

我于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南京飞到汉口，住在跑马场附近的一所楼房里。大约是十七日或十八日的早晨八时左右，我正在吃早饭的时候，一个副官慌忙地跑来对我说“总司令来了”（即白崇禧），我跑去迎接，他已经进到会客室了。他问了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后，便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谈谈。”我便和他同乘一辆车到了他家里。

他引我到他楼上的一间书房里，室内除一张办公桌、一把圈椅和三张沙发外，墙上还挂满许多军用地图。坐下后，他吩咐侍从人员下楼去，并不要让人进来，然后他就对我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三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白说完后认真地注视我的态度，并问我的意见怎样。当时使我处在一个很为难的境地。我本来是一个不会抽烟的人，这时燃起一支烟使劲地吸着；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答复他说：“总司令对战局所做的分析和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同共产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是被打垮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当然很好，我也很赞成。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本应遵办，但我考虑到：㈠我们和蒋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在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㈡我们是他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太好；㈢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说：“军纪问题、道义问题都是应该考虑的，但目前以顾全大局为主。如能用和谈的办法使我们获得喘息的机会，不至于被中共完全消灭，得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并积极培养新的力量，则事尚可为。这样做，正所以爱护蒋先生，不要过分地从小节上考虑问题。”

我说：“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白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作用不大。”随后白就蒋介石的任用非人，指挥错误，以及政治上经济上搞得一团糟等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乎整整地说了两个钟头。最后仍回到主题上来，继续鼓励我，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胁迫性的意味，要我照他的意思去做。我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时已十二点，我向他告辞。

离开白的寓所后，我没有回家去吃午饭，便径到袁守谦那里去（袁守谦那时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其驻在武汉侦察白崇禧的动态的），把白对我谈话的详细情形告诉他，由他负责向蒋报告。同时我们研商后，决定我当天下午就离开武汉回鄂西去，防备白采取激烈行动，并由袁负责向白解释。就这样，我于当晚悄悄地离开了汉口，取道长沙、常德，回到沙市。

事情的发展，如大家所共知的：没有几天，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相继发出电文促蒋下野，不久白崇禧亲自出面逼蒋去职。蒋介石在其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并在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夹攻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通电宣告“引退”，并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职权。

溪口见蒋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和白崇禧同机由汉口飞到南京。大约是在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约我到他的公馆去，我刚跨进他的会客室，关麟征也跟着到来了。顾祝同对我们两人说：“你们到溪口去见见总裁，我已打电话给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要他派飞机送你们去。”（究竟当时是蒋介石有电话给顾祝同叫我们去，还是顾祝同自己的意思要我们去见，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我和关麟征于是日正午搭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到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这个学校这时已经大部分搬空了，满地都是遗落的器材书报等。我们费了不少的工夫，才找到了学校的教育长胡伟克。这个一向性情活泼、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这次见面，一点兴奋的情绪都没有。他劈头就说：“你们两位老大哥今天到这里来，既没有东西给你们看，也没有东西给你们吃，真是抱歉万分！学校奉命迁移台湾，已经大部搬完了。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秋天曾被迫由这里转移到西南去，当时人人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但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次搬家则完全不同了，大家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谁也不相信会有打回来的一天的。”他叫炊事兵弄了一些蛋炒饭给我们吃。约在下午三时，我们换乘一架小型的运输机，不到一小时，就飞抵奉化机场。俞济时来迎接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行驶约半小时就到了溪口，把我们安顿在武岭小学楼上的一间房子里。五时许蒋经国来邀我们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小溪缓步而行，谈话很少。由于心情的沉重，也无心观赏风景。当晚在蒋经国家里吃饭，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问题，多半是三年来失败的原因，而对前途怎样办，得不出任何的结论。

第二天早晨七时，俞济时来说蒋约我们上山去吃早点并谈话。于是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沿公路上驶约一公里多后下来，在松林中循着一条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约一千多步便到了蒋介石的住宅，是修建在丛树中的一栋小平屋。我们在会客室坐下不到五分钟，蒋介石进来了，和我们点首寒暄后，便带我们到屋后去走走，出门后不到两百步，便是蒋介石母亲的坟墓，我和关麟征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礼，蒋介石回礼并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后山一带散步眺望了一番，随即回来吃早饭。饭后，我们分别向蒋汇报了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及南京方面的一些重要情况。关麟征并谈到李宗仁征求他担任参谋总长职务的问题，向蒋请示。随后蒋介石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兹记述其要点如下：

㈠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工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趁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征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㈡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毁谤诬蔑。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上述两段话，是蒋介石这次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他以相当激动的态度和语调，反复地阐述这些意思，足足地讲了半个钟头，我也记不得那许多了。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帝国主义给他的援助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①，一定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分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蒋介石讲完他原来准备要对我们说的一大篇话以后，稍微停息了一下，喝了几口白开水，接着对关麟征说：“我离南京前，曾和敬之（何应钦）、墨三（顾祝同）谈过，叫你担任陆军总司令，何以尚未发表？李宗仁要你当参谋总长，这是他们企图分化我们的一种阴谋，你不宜担任。你以任陆军总司令为适宜。”蒋介石随即对我说：“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说完后站起来打开会客室的门，叫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卫去找俞济时来。没有几分钟俞济时就进来了，蒋介石嘱咐他编几本专用密本，交我带去交给在湖南的几位军长。我和关麟征随即向蒋告辞，偕俞济时一道下山，约等了半个钟头，俞济时把三本密码本交我带给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第一百军军长蒋当翊，并要我对他们说今后可常和总裁直接联系。

上述这些情形，都是蒋介石形式上下野，幕后操纵一切的实际例证。

我们乘一架专机于正午在奉化机场起飞，下午一点多钟到了上海。商得飞行员的同意，决定在上海停留一夜，住在金门酒店。晚间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来看我们。他原在军政部任军需署署长，和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善饮酒，会讲笑话，任何一次聚会，有他在场，是不会寂寞的。但这次一见面就唉声叹气地说：“完了完了，我们已被共产党打垮，人心已经完全丧失，国民党的气数快要告终了！”

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我们回到了南京，一同去见顾祝同，向他汇报到溪口见蒋经过。谈到关于关麟征任陆军总司令问题时，顾祝同说：“这件事，因行政院于二月初即迁往广州，还没有来得及提请通过。不料行政院搬到广州后，孙院长未和国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过决议，发表了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既已造成了这个局面，目前不便马上变更，只有暂缓一个时候再说。”因此，关麟征之任陆军总司令，延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才实现。在当时，陆军总司令一职，并无实权，尚且如此勾心斗角，可见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和矛盾重重了。

和谈前夕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晚七时，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我也被邀参加了。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当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十二人。会议讨论了下列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做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十万，在目前情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做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嘱国防部照办（其后陶峙岳依据张治中的意旨，一再拒到京、穗开会，形式上接受国防部要驻新部队东调的命令，以要求大量开拔费为借口而拖延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尤以甘肃全省的解放，新疆部队遂于九月间起义投向人民）。

第三、十个美械师的分配。一九四八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多方面拼命做垂死的挣扎。他于是年十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十个师的美械装备（这是郑介民于十二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二、三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四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有两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急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谓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藉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白这番话是对顾祝同说的，实际是指蒋介石、何应钦等。）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四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愈说愈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何应钦看见情形不对，连忙劝他们两人不要争吵，说此事待他仔细研究一下，再请示李代总统决定。一场激烈的争吵，算是平息了。以后听说分给了桂系两个师的美械装备。

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从这个为时仅两小时的会议里，可以看出李宗仁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丑态。

我于和谈代表团飞北平后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这次在南京共住了十一天，也是待在国民党政府都城的最后一次。在这十一天中，凡所接触过的人，除张治中对和谈还抱有几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悲惨的绝望哀鸣。例如二十年来为蒋介石所最亲信的参谋次长林蔚，向来是一个说话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谈到前途的展望时，他摇头叹息地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二十多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了，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就是叫我们投降，有什么和谈可言？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把手枪随时佩带在身，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又如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时期，我就和他在一个团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这次一见面就说：“老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三年工夫，就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真是像做梦一样。”他站在空军总部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修盖起来的，有的尚未完工，现在得让共产党来住了！”言下不胜欷歔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数以千计的小洋楼是各式各样的，真是争奇斗妍，美轮美奂，除一部分属于外国使馆的外，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要人们的住宅，而这时，已是十室九空了。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区，在这一带的许多大旅馆上等餐馆酒楼茶楼，过去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是顾客稀少，门庭冷落，一到傍晚，许多商店即已歇业，街上行人，屈指可数。我看了这一副凄凉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念起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那首词来。我想，现在该是七代了！

我和胡宗南策划的退却计划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我从驻地宜昌到了南京，那时正是国民党政府派定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准备前去北平的时候。我和张先生见过三、四次，谈过好些问题，最后一次，是三月三十日晚上九时左右，我问张先生：“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战争是无法再进行下去了，您看我今后应该怎样办？请您指示指示。”文白先生说：“这次去北京，希望和谈能成功。我到那里后会有信给你，你等着我的消息好了。”但以后我再没有得到张先生的任何指示（一九五六年张先生曾告诉我，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有一封长信给我，但我没有收到）。这年七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攻宜昌、沙市，我将所部主力转移至巴东、野三关、五峰、渔洋关、慈利、大庸至沅陵之线，主要任务是屏障川东门户。这时国防部并发表我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当时我所指挥的部队，计有：陈克非的第二军，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等三个师；刘平的第十五军，辖第六十四、第一六九、第二四三等三个师；方靖的第七十九军，辖第九十八、第一九四、第一九九等三个师；陈希平的第一一八军，辖第五十四、第二九八等两个师；张绍勋的第一二二军，辖第一六七、第三四五等两个师；顾葆裕的第一二四军，辖第六十、第二二三等两个师。以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二二等三个军编为第十四兵团，归兵团司令官钟彬指挥。其后，又以第二、第一二四等两个军编为第二十兵团，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兼任兵团司令官。同时我还收编了湘西地方恶霸等所掌握的地方武装力量，计有田载龙的新编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编第二师，陈子贤的新编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编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编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编独立第一旅等。其后又收编了辰溪的张玉琳匪部，畀以新编第一军的名义。当时总兵力号称十七、八万人，实有力量约十四万人左右。这些部队，除第二军历史悠久，装备完善，兵员较足，是一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外，其余大都是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以地方团队或师管区的新兵团编成的，装备既不好，训练也差，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至于收编的地方武力，更是乌合之众，纪律极坏。我深深地知道，以这样脆弱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政治上的散漫和腐败，是无法和解放军抗衡的。不能坐待歼灭，必须寻找出路。出路何在呢？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率部在湖南起义。头一天，陈明仁曾给我一个电报，劝我共同起义。我当时由于头脑里存在着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认为如投向共军，恐绝无容身之余地，加上对情况完全不了解，因而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和他采取一致行动，仅覆了他一个“事关甚大，正慎重研究中”的电报，实际就是拒绝起义。程潜、陈明仁等起义后约四、五天，白崇禧在衡阳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说：“陈明仁率一部投向共军后，已被全部缴械，程潜、陈明仁均已被扣留，押送武汉去了。”我当时信以为真，还庆幸自己不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做得对。我所属的一位补给司令罗文山曾对我说：“仗是没有力量再打下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左转。”我问他怎样左转法？他说：“秘密派人和解放军接洽。”我说：“我们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杀过他们不少的人，他们的报复心是很强的，而且手段很残酷可怕；投向共军，能容许我们生存下去吗？听说陈明仁投共军后，部队已全部缴械，陈明仁亦已被扣。很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罗文山问我今后打算怎么办？我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过去共军采取的战法。今天我们力量弱了，不能和他们决战，也可以采取这种战法。最要紧的，就是要避免陷于被包围的状态。最近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如能把这十多万人拖到滇西去，背靠缅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至于被消灭就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能保存力量，以待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则前途仍是大有可为的。”我继续说：“我们曾在滇西驻过好几年，对那边的地形、民情、物产等都是相当熟习的。最好以保山、腾冲、龙陵等县为根据地，凭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以阻共军的进攻。万不得已时，亦可退到缅甸的密支那、八莫、腊戍等地去。缅甸没有多大军事力量，他们是阻挡不住我们的。”我并问罗文山对我这个想法有什么意见，罗文山说：“这个方案很好，就恐怕国防部不同意。”我说：“那个以后再想办法。”这是我当时所考虑到的出路。

八月初我把我的司令部由巴东移到恩施，八月九日我由恩施乘飞机到了重庆，当晚会见张群（他那时是西南军政长官），并在那里晚饭。十日拜访了钱大钧、杨森等人，这天晚上我和在汉中的胡宗南通电话，约定翌日去看他。十一日下午一时，我到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于下午三时左右到了汉中。胡宗南亲自到飞机场迎接我，随即一同乘车到了他的住所。在六时半吃晚饭以前，我和胡宗南、李文、李铁军、罗列等人只是随便谈谈，没有涉及具体问题。

自八时起，我和胡宗南单独会谈（有时罗列也来参加），一直继续到深夜两点多钟，足足谈了六个多钟头，在头一个多钟头里，我们谈的是国民党政府二十多年的统治：在政治上没有做出一点成绩，贪污成风，腐败无能，弄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经济上没有一点建设成就，而且弄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党务上更是一团糟，国民党员号称几百万，毫无组织力量；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中上级军官大多腐化堕落，士气消沉，指挥紊乱。认为上述种种，是三年来失败到这般地步的重要因素。接着我们提出了下列几个问题来讨论：

㈠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于短期内爆发？

㈡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㈢就目前形势，我们能否保有西南、华南、台湾等地？

㈣如果解放军向西南进攻，我们能不能和他们进行决战？如果不能决战的话，应该怎样办？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短期内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英、法等国损失惨重，绝非短期内所能恢复，这些国家当然不愿打仗。美国损失较少，但美国人民是不要战争的。美国政府要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非积极在舆论上动员，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不能轻举妄动的。美国一贯的作法，就是它出钱出枪，利用别人打，等到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它就出来拣便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现在如果再有大规模的战争，必然主要就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西欧许多国家都没有力量打，这些国家的人民，更是厌恶战争，渴望和平。西欧没有国家打头阵，美国要想组成五、六百万大军送到欧洲去同苏联打，是绝不会干的，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势下，短期内绝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从未和共军接触过。在解放战争期间，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我在新疆工作，亦未参加。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及解放军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谈不出什么意见。胡宗南认为有这种可能，他的理由是：㈠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团结，如张国焘等从延安偷跑出来，就是一个实例；㈡过去共产党内部整风，斗争很激烈，许多人受不了，常从陕北逃跑出来；㈢共产党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发展了许多游击根据地，各个地区都是各自为政，现在这些力量壮大了，必然想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互相摩擦，互争雄长，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他的话，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当时估计解放军正规部队约有四百万人左右，再加上地方兵团及民兵等组织，可能达到一千万人。认为中共拥有这样大的力量，必然很快就要向各地进军来统一全国。而当时国民党军队仅存一百多万人，散布在新疆、甘肃、陕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鄂西、广东、广西以至台湾等广大区域内，无论就军队数量和战斗力来说，都无法在任何地区进行决战，因而在整个大陆上——不论是华南或西南，恐都将保守不住。但认为台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地，则可保持下去，或至少可以保存一个时期。因为解放军要进攻这些地点，必须有相当的海空军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成长，至快也要三、五年。我们知道解放军当时是还没有海空军的。

关于第四个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谈的重点，讨论得较细致，花的时间也最多。

当时的西南地区，除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外，还包括鄂西、鄂西北及陕南地带。在这个区域内的部队，统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计有：在陕南、川北一带归胡宗南（名义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指挥的，有李文（第五兵团）、裴昌会（第七兵团）、李振（第十八兵团）等兵团，辖第一军（军长陈鞠旅）、第三军（军长盛文）、第十六军（军长冯龙）、第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第二十七军（军长黄祖勋）、第六十四军（军长胡长清）、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第七十六军（军长许良玉）、第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第九十八军（军长刘劲持），还有一个军的番号及军长姓名记不清楚（胡宗南当时告诉我，他共有十二个军。但听说以后又增编了几个军，内容不详）；归川东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指挥的有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辖四十一、四十七两个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由孙元良兼任，第四十七军军长原为杨希域，后为严翊。归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指挥的有何绍周的第十九兵团，辖四十九、八十九两个军。第四十九军军长原系何绍周自兼，后为王伯勋，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归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指挥的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及由云南保安团队编成的新编第十三军（军长余建勋）、新编第十四军（军长龙泽汇）。归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上已开列，此地不重述。另外还有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接指挥的罗广文兵团（第十五兵团），辖一〇八、一一〇两个军，一〇八军军长由罗广文兼任，一一〇军军长向敏思。其后又由郭汝瑰组成的第二十一兵团，辖第四十四、第七十二两个军，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兼。还有属于西康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元瑄），属于邓锡侯的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属于杨森新编成的第二十军（原有的二十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时全部消灭）。其余还有归长官公署直辖的几个独立师。加上四个省的保安队，总兵力约为九十万人左右。这些队伍，大部分都是新编成的，装备不全，尤其缺乏训练，战力脆弱。而散布在西南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当时除公路外，没有一条铁路，要想集结兵力在某个地区来进行决战，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进行决战，我们当时是充分讨论过和估计到的。在这约九十万人当中，我和胡宗南拥有的兵力，超过半数，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南的两张王牌。我们既然认识到解放军不久就会向西南进军，也认定了自己没有力量进行决战和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当然也不愿坐待消灭，必须寻找求生存的出路。不用说，我们当时谁也不会谈起向中共投诚的问题的。因而会谈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避免被解放军包围，以保存实力的问题上。当时我们经过相当多的时间商定了下列方案：

为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必须设法避免使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做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俟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应立即以主力转移至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移至滇南的车里、佛海（即现在的西双版纳）一带。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退到滇、缅、泰边境。为顾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军的决心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根据这个决策，商定由胡部设法抽调约一个军的兵力开驻川南的乐山、峨眉、新津等县，准备进入西康；由宋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开驻泸州，为将来主力经由盐津、昭通、会泽等地开往滇西做好准备。为使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应先解决刘文辉以控制西康，并以西昌做为第一个根据地。

这个方案，决定俟蒋介石于八月下旬来重庆时向他当面陈述。

这次会谈商定后不久，胡宗南便以训练新兵为名，开了两个师到川南的乐山、峨眉一带；我指派了第七十九军的新兵总队约四千多人开驻泸州训练，并暗示各军的后方留守可设在泸州。

应该坦率地说，我们这次商定的计划，主要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在滇西住过三年多，对于滇缅边区的情形较为熟习。当我向胡宗南说明这个方案的概要后，胡宗南曾从座位上跳起来拍着我的肩膀，兴奋地说：“老宋，这个计划好极了！好极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乘飞机到了重庆，所有在西南方面军事、政治、党务的主要负责人，均陆续来到了重庆。大约是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和八月三十一日的晚上，我和胡宗南相约到重庆山洞陵园去见蒋介石，向他委婉陈述我们在汉中商定的方案。但蒋介石坚不同意，他认为：㈠两广恐难保持，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㈡如果在大陆上完全放弃了，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㈢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以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必须努力保持这一地区，成为复兴的根据地；㈣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反共的态度是一致的，现在只要他们不在后面捣乱，应设法团结他们以安其心。

我们曾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解放军不久就会向西南进攻，如不避免决战，有被包围以致歼灭的危险，积极设法保存实力，实为上策等意见，向蒋反复陈说。蒋不仅坚不同意，而且最后面有愠色，这样，我们就无法再说下去了。因而这个计划也就搁置起来了。

两月之后，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解放军开始向西南大进军。在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指导下，采取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由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杨勇兵团，以迅速果敢的行动，于十一月间解放贵州后，即西出毕节、泸州、宜宾、乐山，有力的一部并进抵川康边境的金口河、富林等地，完全截断了国民党军队退往西昌、滇西的去路，将胡宗南的全部以及由川东溃退的部队，彻底地聚歼于成都附近的盆地内，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批武装力量。

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情况极其紧张之际，胡宗南曾由新津空运了数千人占据了西昌。那时解放军尚来不及向西昌进军，因而胡宗南凭借这几千人的力量又在西昌待了两个月。听说他在西昌时终日绕室彷徨，有时大笑，有时痛哭，常捶胸顿足，骂蒋介石为“老糊涂”。

蒋介石在重庆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鄂西的宜昌、沙市及湖南的长沙、常德等地相继解放，白崇禧率桂系部队退据衡阳、邵阳一带。西安、宝鸡等地，亦于六、七月间解放，胡宗南率部退据秦岭及其以南地区。这时的西南，除川、康、滇、黔四省外，还应包括陕南及鄂西、湘西的一部分。在这个地区内，残存的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地方保安团队在内，共计约九十万人。军事指挥的首脑部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设在重庆，长官为张群。下辖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汉中，主任为胡宗南；川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万县，主任为孙震；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恩施，主任为宋希濂；贵州绥靖公署，设在贵阳，主任为谷正伦；云南绥靖公署，设在昆明，主任为卢汉；西昌警备司令部，设在西昌，司令为贺国光；此外还有直属的罗广文第十五兵团等单位。这些部队除两三个军（例如第一军、第二军）装备较好，兵员较足，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以外，其余都是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九年上半年，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的残部以及一些新兵和地方团队拼凑编成的，没有什么战斗力。

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迷梦，于八月二十四日由广州飞抵重庆。他一下飞机，便发表谈话称：“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蒋介石过去每到一地，当地的党政军机关，总要强令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其次是一些御用的团体）持旗列队前往欢迎。但是，自从他揭下假面具，发动大规模内战以后，由于西南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连这点强制力也失去了。当蒋介石那天带着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等由广州飞抵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国民党市党部和重庆市政府，再无法强制青年学生出来欢迎，连平日御用的一些所谓“群众团体”也动员不了，最后只得由重庆的一些帮会的袍哥大爷如石孝先（石青阳的儿子）、田得胜、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去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这批社会的渣滓，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的。自上清寺经两路口、七星岗、五四路到林森路，没有欢迎的标语，只有用白布写的什么“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欢迎蒋总裁来西南主持军政大计”等几个大字，欢迎的团体署名为“汉流”，在长达约四、五公里的马路上，稀稀落落地悬挂着。二十五日我由恩施飞到重庆时，看到这幅凄凉的情景，感到难过，觉得“太不像话了”，却不知从人心的向背得到启发，这也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多么顽固！

蒋介石到重庆后，即电召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员到重庆来见他，并于八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上午九时，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蒋介石、张群外，有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王陵基、谷正伦、钱大钧、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蒋经国、俞济时、邱渊（西南区补给司令）、程开椿（胡宗南部的补给司令）、刘宗宽（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兼第三处处长）、徐远举（第二处处长）、孙伯先（第三处副处长）、沈策（胡宗南的副参谋长）等人。

首由徐远举报告解放军在西北、华南各地的进展情况，同时强调西南地区的安定。继由孙伯先就西南长官公署所辖各部队布防情况，和一些在后方整补的部队的情形，做了概要的说明。第三个发言的是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他十分浮夸地说胡宗南部守备秦岭地区有充分把握，并说必要时可向关中进击，收复西安；同时提出了胡部策应兰州出击陇南的军事计划。最后由蒋介石讲话，一开头他想安定大家的心理，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是怎样的“稳定”，是怎样的“好转”，他却没有说出具体内容，只说：“过去有些人投降共产党，现在这些人都知道上了当，觉醒过来了，今后不会再有叛变投降的事了。”接着蒋介石就强调西南地区的重要性，大意和他飞到重庆后发表的谈话内容差不多。最后，蒋介石说：“有陆海空军的国家是不会被灭亡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百多万陆军，有相当强大的海空军，绝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望大家同心同德，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以争取胜利。”蒋介石讲话后，到十一时三十分会就散了，总共不到三个小时，既无议案，也无讨论。其实，在当时日暮穷途的局面下，这种会议，不能不只是形式的，也可以说是多余的。

蒋介石多年来对于部下，一贯是制造矛盾和运用矛盾，实行双线以至多线政策进行控驭。除了他自己的势力所不能控制的地区外，凡他所委派的方面负责人，军队自师长以上，行政自厅长以上，他总是要实行他的这一套政策，以防止某些人形成一种实力，尾大不掉，危及他的统治。这种实际的事例是很多的，他对于张群这样一个将近四十年的密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也并不例外。张群这次来到四川后，因为所有在西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均与他毫无渊源，所以他很希望能兼任四川省主席，并不甘于做一个空头的西南军政长官。我于八月九日到渝见他时，他就曾对我表示说：“蒋先生调王方舟（王陵基号方舟）回四川来当主席，一年多了，王方舟个性倔强，态度生硬，四川人多称之为‘王灵官’，他和各方面都搞得不好，你和宗南的部队的补给，主要靠四川，王方舟能不能担起这个任务来满足前方的需要，我很担心。”由此可以看出张群早有撤换王陵基，由他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之意。蒋介石到渝后，刘文辉、邓锡侯和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等人，正式向蒋要求撤换王陵基，并拥护张群主川，但被蒋介石坚决拒绝。同时，我还听说张群曾向蒋介石建议调换重庆市长杨森，并提出以曾扩情继任，但也未获得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坚决维护王陵基、杨森呢？显然是想利用这些派系之间的矛盾，来控制张群、控制四川各派系的军阀。

八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下午，罗广文（时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官）邀约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刘伯龙、郭汝瑰、陈春霖、向敏思、沈策、赵秀昆等十余人，到他的重庆办事处座谈并叙餐。大家交换了一些关于时局的意见，胡宗南主张由大家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获得一致的赞同，当即推郭汝瑰、赵秀昆（赵为罗广文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两人起草信稿，经过讨论修改补充后就通过了。这封信约有七、八百字，原文我记不得，只记得大意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与“中央”保卫华南、西南及台湾等地区的决策；第二段特别强调西南地区的有利地势，人力物力的丰富，巩固并充分利用这个地区的优越条件，使之成为反共复兴的基地；第三段请求蒋介石留驻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军事政治党务，使西南地区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奋斗图强，“国家前途，实深利赖”，等语。信缮正后，大家签了名，推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五人于第二天下午四时，前往山洞陵园见蒋当面递交。

蒋介石看完了这封信，首先对我们发了一大套议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几百万党员，特别是许多负责干部之“不能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接着便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由我亲自主持指导，如果局势稳定，将来大家也可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撑持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就一定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以争取最后胜利。”蒋说完后，我们几个人也相继说了一些意见，主要的意思仍然是说明请蒋留住四川的重要性。最后，蒋介石只表示说：“以后我可常来四川，希望你们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各军师团长。”约一个多钟头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下面我想谈谈我和蒋介石几次谈话的情况。

我于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半，由恩施乘飞机到了重庆，十一时即到山洞陵园去见蒋介石。蒋在他所住的一栋小平屋的走廊上接见了我。我向他报告我所指挥的部队自宜昌、沙市撤退后的情况，并说明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军队粮食补给困难，致使前线部队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影响士气。蒋嘱我找钱大钧商讨解决办法，随即问我：“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叛变，你事先知道否？”我答：“不知道。”又补充说：“当事情发生后，我立即查问电台和陈明仁兵团的电台是否尚可联络，电台答复说还可以，我就即刻发致陈明仁一电探询真相。第二天得陈明仁覆电，申述他脱离中央，投向共军的原因，并希望我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我覆电拒绝。以后就再没有联络过了。”蒋连声说：“好！好！”谈到这里，谷正纲进来了，蒋介石因为有事，叫我再约时间面谈。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蒋介石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要我把我所指挥的几个军的军长师长姓名、籍贯、军校期别及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向他汇报。我逐一地做了答复，并把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指挥能力，也概要地加以说明。蒋介石听了，脸孔上显露着相当满意的表情。接着他说：“我们和共党是势不两立，共产党得势，我们这些人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你要告诉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人人抱定为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蒋介石这番话，充分透露出他在临近末日之际，那种垂死挣扎的绝望心情。

蒋介石这次召集好些将领到重庆来，除开过一次毫无内容的会议和个别接见询问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好些人都很感到失望，例如罗广文就曾对我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的消息、新的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会也开过了，见也见过了，钱大钧通知大家说：“奉总裁指示，各将领没有事的就可回去了。”我于九月二日飞返恩施的前一天，到山洞去向蒋介石辞别时，他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对他这套话真有听厌了之感。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于川东军事失利后，便产生了和蒋介石及国防部断绝联系，想率残部退到滇缅边区去的行动，后面我将详细叙述。

美国参议员的诺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我在解放军着着进逼之下，退到川东武隆县境的江口镇时，大约是在二十一日晚（日期记不确切），曾挂电话和在重庆山洞的蒋介石侍从秘书曹圣芬通话（曹与我的三哥在中央政治学校同学，又同是湖南人，我和他的交情很好），向他询问情况，并问在目前这样严重局势下：“总裁（指蒋介石）如何决策？”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昨天来到重庆见总裁，是由夏武官（夏为浙江人，留学美国，是蒋介石的侍从空军武官）当翻译的。诺兰向总裁表示，希望国军能在大陆上支持六个月，当由美国出兵支援。诺兰并表示，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国共产党，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仗的。”曹圣芬又说：“现在希望前线能顶得住，刻正调胡宗南的部队来重庆，如果能守住重庆几个月，就会有办法了。”

当时蒋介石的确相信诺兰的话，幻想死守西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

自解放大军向西南进军后，据守在陕南、川北的胡宗南恐被包围歼灭，力主将部队退往西昌、云南一带，万不得已时，退往滇缅边境，但蒋介石坚不同意。当川东局势紧张时，蒋急令调胡的骨干部队第一军来重庆，并征集了四百辆汽车去广元接运。胡宗南极不愿意，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勿调，并故意延缓部队行动。蒋介石很恼怒，亲自挂电话与胡宗南通话，在电话中彼此竟至争吵起来。结果第一军只调了两个团运到重庆，在市区耀武扬威地游行一番，想藉以安定人心。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顾祝同等逃到成都后，胡力主迅速退往西昌，蒋则要他死守成都。争议未决，而解放军已由贵阳出毕节，相继解放泸州、宜宾，并进至乐山、蒲江、邛崃等地，截断了胡宗南军向南逃窜的去路，结果胡部三十多万人几乎全部被歼灭于成都附近地区，仅有数千人逃到了西昌（大部分是空运去的）。胡宗南乘飞机逃到海南岛后，蒋介石又严令他回到西昌，要他在西昌死守三个月。

不难看出，蒋介石之所以要胡宗南守重庆、守成都、守西昌，诺兰对他所做的“诺言”，显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异想天开的“反攻”

我于九月二日下午飞回恩施后，九月中旬某日（确切的日期我记不清楚了），顾祝同偕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第二厅副厅长（忘其姓名）及后勤方面的人员等，飞到恩施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参加者除顾祝同及同来的几个国防部高级人员外，有我和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及本部参谋长、副参谋长，第二、第三、第四处处长，补给司令等。首由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就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报告国民党军及解放军的位置（国防部第二厅对于解放军的行动，并无正确的情报来源，只是根据无线电测向台来判断解放军各军的位置）。继由许朗轩发言，说共军兵力相当分散，是我军反攻的良好时机，国防部决定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岛屿的汤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陇海路西段进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这是赋与我的反攻任务。最后顾祝同发言，说明这次反攻对政治和军队士气有重大影响，希望各部队长切实执行国防部的计划。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反攻的力量呢？所以我在会议上一言未发。我部的一些幕僚人员提出了关于派空军配合作战及补给等问题，并未获得具体解决办法。会议历时两个多小时结束。

午饭后，我请顾祝同到我的卧室里休息，顺便问他广州方面的情形。顾说白崇禧、薛岳等和他捣乱捣得厉害，对于军队部署等问题，牵制掣肘，事情很难顺手；解放军主力现在江西，似有越过大庾岭进攻广州的企图，形势殊难乐观，只希望西南方面能多撑持一个时期。约在午后四点多钟，顾祝同等一行离开恩施飞往重庆去了。

顾祝同走后，我立即召集部下开会，一致认为部队在宜沙一带被解放军击破，退到鄂西一带山地，尚立足未稳，加以有些队伍残破不堪，收容整顿也需要一个时期；而补给又是这样困难，实不具备进行反攻的条件。经反复研讨，决定令饬第十四兵团所属之第十五军，派一个团的兵力，向慈利做试探性的攻击，第一二二军派若干小部队渡过澧水，从事袭击扰乱；令饬第二十兵团（兵团司令为陈克非）派出约两个团的兵力，从巴东、野三关地区向当面的解放军做试探性的攻击；其余各部队应积极整顿补充，并构筑工事。以后这些担任行动的部队，由于受到解放军有力的回击，未获得任何成果，而渡过澧水窜扰的小部队，多半被解放军所消灭了。

至于汤恩伯、胡宗南两部所谓反攻的情况是：福建方面，解放军已肃清福建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党军，迫近在福建大陆上最后一个据点厦门，汤恩伯本人逃到台湾去了，其残部逃窜到沿海岛屿。胡宗南派了一部分队伍偷袭宝鸡，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解放军趁机突破了秦岭防线，打开了通向汉中的门户，迫使胡宗南的部队不断向川北地区龟缩。

据顾祝同告诉我，这次反攻方案，是白崇禧提出来的，而且他主张最力。当时白崇禧退据在湘南的衡阳、宝庆一带，拥有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四十六军、第五十六军、第一二六军共五个军的桂系部队，其中第七军是桂系军阀北伐时期的老底子，第四十八军则为一九三二年编成，曾由白崇禧亲任军长。这两个军的军官百分之九十是广西人，兵员亦以广西人为多，战斗力较强，白崇禧并利用封建关系维持其绝对的统治，是桂系军阀部队的两张王牌。除上述五个军外，还有黄杰的第一兵团所属的第十四军及七十一军。八月间解放军四野部队曾有一小部进抵湘乡县属之永丰镇附近，已渐接近宝庆。白崇禧调集数倍的兵力，向这部分解放军攻击，解放军自动撤退。白乃大肆宣传，说什么“永丰大捷”，极力夸耀桂系军阀部队的战斗能力，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打不过他的广西部队，因此在那样微妙的形势下，大唱其反攻的论调。但是这位自命不凡、专好玩弄权术的军阀，他的所请反攻尚未有具体行动之前，解放军就以神速勇猛的行动，向盘据在衡（衡阳）宝（宝庆）地区的桂系部队进行扫荡，在数百里的疾追中，经四昼夜的激战，将桂系的所谓王牌部队——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主力，聚歼于衡阳西南的山区。白崇禧经此沉重打击，吓得惊魂落魄，自己乘飞机逃到海南岛，叫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率桂系部队及黄杰所部第一兵团、刘嘉树所部的十七兵团和余汉谋部的残余部队，东出粤桂边境，企图打通雷州半岛的出路，以实现他的所谓“确保左右江，屏蔽昆明，支援海南，以争取外援”的方案。但在解放军的英勇堵击和风驰电掣、连续不停的猛追下，所有桂系部队及黄杰、刘嘉树等部，一举被聚歼于粤桂边区的国境线上，除黄杰兵团的残部约一万人窜入越南，刘嘉树兵团约五千人逃往云南外，几无一漏网。

当时残存在西南的国民党军，大多残破不堪，或者由一些地方团队和新兵临时编成，加上一些地方军阀的部队，都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而且散布在北起秦岭、南至昆明的广阔地区里，是不可能在任何地点打一次像样子的仗的。人民解放军无论向哪一点进攻，都可迅速击破，是毫无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国民党军逃窜到西藏或国外去。当时胡宗南部三十多万人驻在陕南、川北一带，孙震、宋希濂两部共约二十万人驻在鄂西、川东一带，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以保卫四川为核心的。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首先以二野的杨勇兵团，击破国民党军在湘西芷江地区的微弱抵抗后，迅即进入贵州，于十一月中旬解放贵州省会贵阳，除以一部扫荡贵州境内残敌外，主力西出毕节进入川南，相继解放泸州、宜宾、乐山、自贡等地，并进出于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一带，截断国民党军入西康逃路。与此同时，又以二野的陈赓兵团自广西沿着桂越、滇越边境进军，直抵滇缅边境的芒市、龙陵、腾冲等地，形成更大的一层包围圈。由贺龙元帅指挥的周士第兵团，由刘伯承元帅指挥的二野的陈锡联兵团及四野的一部，也同时分别在陕南、川东击破胡宗南、宋希濂、孙震等部。在川境内的国民党军，最后猬集于成都盆地，被解放军层层包围，全部歼灭。有少数残余逃到西昌、滇西一带，最后亦被彻底消灭得干干净净。

荆门战役之前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九月中旬我到沙市成立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十月间将兵团司令部推进至荆门。到十一月初，因淮海战役的序幕战揭开，蒋介石将我所指挥的二十军、二十八军东调，情势急变，我的兵团司令部于十一月底又开回沙市。一九四九年二月解放军攻占荆门，有一部数千人有自当阳进攻宜昌的模样，原驻宜昌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惊惶失措，立即率其公署人员乘船撤往巴东及三斗坪等地。我闻此消息，即命第二军及第十五军分两路自沙市西北地区向当阳前进，我自己亦乘军舰到了宜昌。局势稳定后，我派员到三斗坪请孙震回来，但孙不肯来，并乘船上驶，撤往万县。国防部乃于三月间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划湘西鄂西地区归我负责。于是，我乃将司令部移驻宜昌，并将十四兵团司令官一职交由钟彬接替，仍归我指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所载，张治中先生《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断》一文中说：“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即孙震），自己移驻到宜昌去，便说是奉了他（指蒋介石）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愤慨地告诉萧毅肃，由萧传了出来……。”孙震当时离开宜昌的经过事实，确是如此。孙震那时最感苦恼的是，名为绥靖主任，实际上却是一个无兵司令，我的兵团在他的绥靖区内活动，但国防部并未叫我归他指挥，这样，当我到宜昌后，他自然不愿回来了。此事是当时的军事形势造成的，并不是我有意识地要逼走他的，蒋介石也没有给过我电报。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解放军向宜沙进军，并已在沙市下游渡过长江，我乃下令放弃宜沙，向巴东、五峰、石门、慈利、大庸之线转移；八月初司令部移到鄂西的恩施。八月中旬，国防部发表我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直到十二月底解放时为止。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在沙市组成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后，国防部及华中“剿总”先后命令拨归我指挥的部队计有：陈克非的第二军，刘平的第十五军，杨干才的第二十军，刘秉哲的第二十八军，李振的第六十五军，方靖的第七十九军，张际泰的湖南保安第一旅。到十一月，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调往淮海战场，第六十五军原驻陕西宝鸡一带，由于胡宗南坚持不放，始终没有过来。这样，就只剩下三个军及一个旅了，而第十五军全系由南阳地方团队组成的，装备和训练都很差。我为了扩张势力，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间，先后向国防部建议编组了两个军（每军两师，共四个师），即：以原湖南省保安第一旅改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二九八师，仍以张际泰任师长；以鄂西师管区的两个新兵团为基干扩编成为一个师，番号为五十四师，派董惠任师长；以上述两个师编为一个军，由原任湖北省保安副司令陈希平担任军长，番号为一一八军，驻恩施、建始一带。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防部授权给我成立一个师，番号为二一七师，派谢淑周任师长，在湖南省军管区接收一批新兵，并自行募集一些编成；原驻南阳第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自南阳南撤时，带来南阳附近地方武装褚怀理等三个纵队共八九千人，纪律极坏，在松滋一带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派部队将这三个纵队解散，调换大批干部，改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三四五师，派黄鼎勋为师长。有了这两个师后，我又向国防部建议编为一个军，番号为一二二军，由张绍勋担任军长，驻在湖南的石门、慈利一带整训。原驻在宜昌的六十师，本是归川鄂边区绥署孙震指挥的，但该师师长易瑾是我多年的部属，所以和我常有联系。另外还有一个师，番号为二二三师，师长为陈瑞鼎，驻在秭归以北一带担任警戒。白崇禧那时和我的矛盾日益尖锐，他想抓住这两个师来牵制我，乃向国防部建议将这两个师编成一个军，并保荐他总部的副参谋长赵援为军长，番号为一二四军。三月间我到宜昌后，国防部命令这个军归我指挥。至此，归我指挥的部队，就有第二、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一八、第一二二、第一二四共六个军的番号了。钟彬原在广州任第四编练司令，国防部发表他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后，他于四月间来到宜昌，我将十五军、七十九军、一二二军编为第十四兵团，并指定该兵团司令部驻在宜都。及到八月间部队自宜沙一带转移到巴东、野三关、五峰、石门、大庸之线后，九月初我又得国防部同意，将第二军和一二四军组成为一个兵团，以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兼任兵团司令官，番号为第二十兵团。另外我又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大力收编湘西地方武力。此种地方武力大都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平日作威作福，欺压人民。这些恶霸势力知道共产党一来，将无他们存在的余地，因此深感危惧，纷纷派人或亲自来到宜昌和我接洽，要求给予名义，并酌量补充弹药，主食由地方筹给，副食请中央补助。我知道这些人不可靠，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我想利用这些力量，使他们在解放军向我进攻时，能起一些扰乱和牵制的作用。于是我答应收编，条件只有一个：凡受收编的，必须开到我所指定的地点集合，经我派人点验人数武器后，才能发给副食费，并酌量补充弹药。大体商定后，经我先后收编的，计有：田载龙的新编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编第二师，陈子贤的新编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编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编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编独立第一旅。其后又给辰溪张玉琳匪部以暂编第二军的名义。并于六月初召集他们及湘西的一部分县长到常德开会，会商他们的驻地、补给及整编等问题，我在会上号召他们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共军的进攻，不要再自相残杀，否则将同归于尽。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要积极扩编部队，扩张势力呢？除了认为要对付解放军的进攻，必须有力量这个主导思想外，还有一种思想也占相当重要地位，所以我想附带谈谈。自北伐至抗日战争的初期，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人事上的升迁调补，基本上还是相当平衡的，即是说，除了极其个别的外，所有升调起来的人，一般都是基于他的战功和在部队有相当时期的作战和带兵经验。及到抗日战争中期，这种平衡就打破了。蒋介石师心自用，他害怕这些日益扩展起来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力雄厚后会对他不忠诚，于是他就开始把兵权寄托在他认为对他是绝无贰心的几个浙江人身上，这就是陈诚和胡宗南，其次是汤恩伯。不到几年工夫，陈诚以第十八军的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为基干，发展到几十个师，胡宗南以第一军的第一、第七十八两个师为基干，发展到几十个师，汤恩伯以第四、第八十九两个师为基干，也有相当扩充。同时，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种论调，说是只有作战经验而没有很好的战术修养的指挥官，是不能对付日本军队的，这样，凡属是到过所谓陆军大学镀过金的人就很吃香，晋升很快。这些人有的原只是上尉或少校级，在陆大经过三年的书本知识的学习，一毕业出来，就一跃而为少将的，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不平和怨愤一天一天地增长。一九四三年关麟征在昆明和陈诚大吵大闹，气得陈胃疾突发，吐出一脸盆鲜血，形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之间的斗争的高潮。这件事主要就是因为人事迁调问题而闹起来的。由于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大权在握，他们的部队的干部升迁很快，而其他部队的干部升调的机会较少或较缓，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意志和士气。尤以一九四六年陈诚以国防部参谋总长的身分，几乎掌握着军队的全权，他藉整编为名，尽量排除异己，这对于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部意志涣散，士气低沉，是有重要关系的。

我对于蒋介石宠信浙江人把持一切（包括军事、政治、党务、财经、特务等）的作风，也早怀不满，因此想抓住这个机会，造成自己的势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到南京，曾对林蔚（参谋次长）、毛景彪（第一厅厅长，主管人事，两人都是浙江人，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郑重表示说：“要想使军队发挥力量，内部的团结和意志的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个团长或师长，他自以为另有靠山，在军队里对上级不服从或阳奉阴违，这怎能把仗打好呢？我希望国防部今后对人事不要控制得太严。我们所保举的人，都是总统的学生，都是在军队里出生入死干过多年的人，希望对他们寄予信任。”经过这次交涉，加以在那样危难的关头，他们想要控制也就控制不了了。因此，我所扩充的部队的军师团长，几乎全是我所保荐，这些人大多和我共事过多年，我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我，在指挥上就比较便利些。

我和白崇禧的矛盾

淮海战役开始后，白崇禧曾一度劝诱我和他一致倒蒋，因为我没有答应，他对我自然感到十分恼火的。他对于我的重回鄂西，极感不快，多方设法打击我，最突出的表现在下列三个问题上：

第一，当三月间我指挥第二、第十五两军向宜昌前进时，他闻之极为震怒，立即亲自打电话给我，询问我为什么派兵去宜昌。我说：“根据宜昌六十师师长易瑾的电报，当阳共军有六、七千人正向宜昌前进，孙震已率其公署人员退往三斗坪、巴东等地，并下令要他破坏宜昌电灯厂，商民环请不要破坏。他问我应如何应付，我已覆电叫他沉着固守，立即派兵来援，电灯厂不要破坏。宜昌是川东的门户，是鄂西部队粮弹补给的基地，宜昌若失，对本兵团影响甚大，所以我派兵前往支援。”白崇禧说：“襄阳、荆门一带，尚无共军大部队集结情形，依情况判断，当阳的共军只不过是一些土八路，顶多两三千人，不会有六、七千人，六十师一个师在宜昌，足够应付，你不必派兵前往。”我说：“我希望总司令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万一宜昌竟为共军所占，一方面迅速渡江截断我兵团的退路，一方面使四川运来的粮被阻断，这样，问题是很严重的。”白说：“一切我负责任，你照我的指示，不必派兵前往。”我说：“我们研究一下。”这次通话，是那天下午六时左右（日期我记不确切），我深知白崇禧要阻止我去宜昌的企图，经过再度思考后，决定不听他那一套，命令部队分两路星夜向宜昌前进，同时叫第二军第九师留下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团，随我同行。这天晚上，一直到深夜二时，白崇禧亲自打三次电话，我都不接，叫副参谋长罗开甲和他周旋。白问我到哪里去了，罗开甲告诉他，说我已随部队出发。白听了暴跳如雷，大声对罗开甲说：“我叫宋司令官不要派兵去宜昌，为什么不听话呢？”罗低声下气地向他解释，他仍然很生气，叫罗开甲派汽车去追我，并命令部队开回来，罗唯唯。其实这晚我并没有走。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叫第九师那个团登上一艘兵舰和另一只火轮，装载完毕后，我和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坐上兵舰上驶。路过枝江，我们上岸去看王凌云②。不料他竟误以为我们是去抓他的，听说我们来，便从司令部后门溜走了，一直溜到重庆。我们到处找不着，只得怅然上船西行，于当日傍晚到达宜昌。

六十师官兵闻我们到来，十分兴奋，隔了两天，由沙市和十里铺分别向宜昌进军的部队，大部分抵达宜昌外围。原来在当阳的解放军，兵力并不大，闻我军向当阳、宜昌前进，他们便撤往远安去了。我到宜昌后，即派人往三斗坪欢迎孙震回来，他不肯来，我便将经过详细情形电报国防部，不久，国防部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并指定司令部驻宜昌，另命孙震的司令部改设在万县。

白崇禧极力阻止我的部队开往宜昌，是有他的打算的。自一月二十一日蒋去李代后，桂系的主要企图，是希望至少能保有两广及西南地盘，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来和共产党抗衡。桂系早就派了代表到四川、云南等地积极活动，拉拢地方军阀势力。而白崇禧迫不及待地向国防部提出以六十师、二二三师合编为一个军，并要他的心腹赵援担任军长，即为他整个阴谋的一着棋。因赵为四川人，活动能力颇强，白要赵到宜昌来，原想要他负责拉拢孙震及四川的一些小军阀，同时扼住宜昌这个咽喉，以阻止我的兵团背靠四川，脱离他的控制。当赵援任一二四军军长的命令刚一发表，我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专人送交宜昌六十师师长易瑾，嘱他小心应付，尤其要能确实掌握部队，不要予赵援以可趁之隙。因易瑾跟随我近二十年，我认为是可以信赖的。

第二，白崇禧没有能够阻止我去宜昌，不用说，他心里是很怀恨的，绝不会就此干休。自我移驻宜昌后不到半个月，他就派来一个人数颇多（二十余人）的情报组到宜昌来，专捜集我部情况并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都被我发觉，加以制止。到五月间，白崇禧更为凶狠的一着又拿出来了。他接连来命令电调我所指挥的第二军开到长沙去。我所指挥的部队，虽有六个军的番号，但第二军实为这个集团的骨干，因该军系美械装备，兵员较充足，历史较悠久，战斗力颇强，其余各军多系新兵编成，或残破不堪（如七十九军）。白此举是对我实行釜底抽薪的办法，可谓恶毒已极。当第二军先头部队开始向长沙方面行进时，我邀驻在枝江的第十五军军长刘平（刘原在第二军，与陈克非共事多年，两人感情素洽）乘一只小兵舰赶到湖南津市，我们三人在津市商会主席金某家商谈了很久，谈话主要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我说：“去冬白崇禧力阻华中部队东调增援徐蚌，目的就是希望中央部队在徐蚌地区被共军消灭，然后逼迫校长去职，由桂系出来掌握大权，他们的第一步目的是达到了。他们本想和共产党讲和，做到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由于共方的条件，他们不愿接受，结果是共军渡江，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陷落，他们的第二步目的没有达到。今后桂系的主要打算，是想保有两广及西南地区，来和共军抗衡。在这个目标上，我们和他们是一致的。但桂系既然取得领导权，他们对于以军校同学为基干的部队，必然会要采取分化、削弱、打击等方法，我们现正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是黄帝的子孙，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是校长可信托的将领。现在国家存亡，百姓祸福，我们都有责任。处在现在这样一种局势，是一种非常时期的局势。在这种时期，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处常，一是应变。”

陈克非问：“怎样叫处常，怎样算是应变，我还不大明白。”

我说：“如果是应变的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既然了解了白崇禧的阴谋，是分化我们、削弱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有所警惕。白崇禧把第二军调走，是想削弱我这方面的力量，藉此来打解我，这个企图是很明显的。但依我看，对第二军也是不利的，共军如再南进，白崇禧一定缩回他的老巢广西去，那时他必然要第二军同去，将来受他完全控制宰割，岂不是毫无代价地枉做牺牲品吗？至于说到处常的话，那就只好是唯命是从，照命令行事罢了。”

陈克非进一步问我：“司令官对现在这种局势，是主张采取哪一种态度呢？”

我说：“事情很明白，我这次邀同滌青兄（指刘平）特地赶来津市和你会晤，就是希望我们共同研商后，对白崇禧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一句话，第二军不开去，看他又能对我们怎样？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应变。”

陈克非说：“我现在懂得您所说处常、应变的意思了。我决定两种态度兼而有之。对司令官和对总统是处常，对其他决取应变，但是要请司令官对上负责，不然我的应变就会变不成，甚至会使自己的脑袋搬家。我立刻下命令叫部队停止下来，不向长沙进发，做为跟随司令官应变的兑现。但要求绥靖司令部补发给我一道不出发的命令。我相信自己能对司令官负责，同时也请司令官要为我负责。”

本已出发的第二军部队在中途停止了，白崇禧得知这个消息，简直气得发疯了。他多次打电话到宜昌找我讲话，而我又不在，于是他向国防部大吵大闹，说我无法无天，不听指挥，要求撤办我。参谋总长顾祝同知道把第二军从我那里调走是不合理的，但在桂系的胁迫下，弄得毫无办法。当我由津市回到宜昌时，看到他接连打来的几个电报，要求我容忍，暂时做出些牺牲，让第二军开到长沙去，否则难以应付这个局面，词极恳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听从顾的意旨，便命第二军继续向长沙开去。当第二军先头部队到达宁乡，主力到达常德附近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防部根据空军的侦察报告：“襄樊一带发现有共军大部队集结情形，并在襄河做渡江演习，判断似有南下攻略宜、沙，渡过长江的积极企图。”因此，国防部立即命第二军开回宜昌，仍归我指挥。这时，白崇禧也不再说什么了。

第三，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白崇禧派其心腹赵援任第一二四军军长的阴谋，事情的发展，果如我所预料。赵援到任后，他知道六十师师长易瑾和我的历史关系，不易入手，便积极拉拢二二三师师长陈瑞鼎，并进行挑拨离间，说什么“宋希濂将来一定要把二二三师吃掉的”等一类的话。陈瑞鼎属于陈诚派系，部队经验不够，统驭能力较差，所部纪律不好，宜昌、秭归一带老百姓很不满，我曾批评过他，因此他可能受了赵援中伤的影响。六月中旬，解放军解放宜昌、沙市后，主力向常德方面去了，只有一小部向西追击。那时我的司令部先退到巴东，随后移驻恩施。约在八月上旬，赵援事先没有任何报告，竟乘一艘中型轮船并装载其直属部队千余人，企图通过巴东上驶，同时他指示二二三师自秭归沿长江北岸，逐步后退至川鄂边境。我得知此消息后，立派高级参谋张振武前往巴东阻止。赵援不愿接受劝告，仍企图上驶，当命驻巴东部队截留该轮，并将赵援扣押解送到恩施。二二三师接受了劝告，停止向西后撤。我乃命该师渡江到巴东附近集结，随将详细情形向国防部报告，并建议将赵援撤职，保举顾葆裕接充一二四军军长，将陈瑞鼎调为副军长，以陈振仙继任师长，均经国防部同意。赵援解到恩施后，我曾亲自审问他。他一见我，就跪在地下，要求饶命，并一再声称他上了白崇禧的当。他说白赋予他的秘密任务，就是拉拢孙震，分化宋希濂集团，好些计划都没有能实现。这次是想偷越巴东，退到川东去，与孙震合作，由白崇禧支持他另成立新的队伍云云。在赵援被押期间，白崇禧亲自从衡阳打电话给我，为赵援讲情，希望我从轻发落。在我的司令部里有几位高级幕僚，主张杀赵援以报复白崇禧，我没有同意这种意见，很快就将赵援开释了。

自从宜沙地区撤退后，我将部队（有部分在宜沙职役中被歼灭）转移到巴东、野三关、五峰、慈利、大庸之线，背靠四川，白崇禧对我部已难以控制。到八月初国防部下令变更指挥系统，将我所指挥的部队统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这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将近一年的时间，和白崇禧的矛盾斗争，至此基本上告一段落。

最高决策委员会

我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曾到汉中会晤胡宗南，对全盘形势进行了反复的分析研究，一致认定必须避免和解放军决战；在解放军尚未向西南大举进军前，将胡、宋两部主力分期分批撤往滇缅边境，藉以保存实力，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此项计划为蒋介石所坚决拒绝。九月中旬，我在恩施、巴东等地先后和十四兵团司令钟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及一部分高级幕僚商谈今后出路问题，认为不能和解放军决战的看法是一致的。大多对前途充满着悲观的语调，尤以陈克非更直率地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三十年完蛋了，我看以我们校长为首的黄埔系统也是快三十年了，看来也是快完蛋了。三十年一个轮回，这是天命，也是气数。”（这种迷信思想，在反动派的大批人物中是相当浓厚的。）

九月下旬，所谓“黄埔非常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当年春蒋介石指定袁守谦等人组织起来的）派徐会之、阮齐两人来恩施传达这个会的宗旨，潘佑强亦同时前来。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我在中学时的老师熊梦飞，及川东酉阳区专员庹贡廷等人也都来到恩施，和上述诸人及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委员朱怀冰、民政厅长彭旷高等，做了几次座谈。大家意见逐渐趋向于利用川、鄂、湘、黔四省边区的有利地势，尽可能地避免和解放军决战，采取解放军惯用的游击战法，并与运动战相结合，以期能保存实力，并相机打击解放军。因此，约在九月底，遂产生了一个所谓“川鄂湘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并推选宋希濂、朱鼎卿、钟彬、陈克非、朱怀冰、彭旷高、张炯、庹贡廷、潘佑强等人为委员；在第一次会议中，又推定了宋希濂为主任委员、朱鼎卿为副主任委员，潘佑强为书记，内设军事、政治、财经、文教、总务五个组。划定湖南境内的慈利、石门、大庸、桑植、龙山、永顺、保靖、永绥、凤凰九个县，湖北境内的来凤、咸丰、宣恩、恩施、建始、利川、巴东、五峰、长阳十个县，四川境内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武隆、南川六个县，贵州境内的正安、婺川、思南、印江、铜仁、后坪、沿河七个县，共计三十二县，为边区所辖地区。随后又继续开过两次会，商定了各组负责人及各组委员，其中除有司令部一部分人员参加外，大多为自武汉逃出的湖北省参议员和国大代表，也有少数来自长沙的。贵州省方面，我原希望欧百川参加“最高决策委员会”，他是贵州苗族人，曾进过陆军大学，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师长、副军长等职，我很想通过他来利用苗族人。他正在秀山养病，我曾一再去电邀请他来恩施，但他因病未来。

“最高决策委员会”开过几次会，确定了一些重要方针后，就由各组草拟计划，并分组讨论。在十月上旬和中旬，大家像煞有介事地工作得很紧张，讨论得很热烈，好像只有这个地区还有一点生气，还在想从绝望中找条出路。其实，这只是垂死的挣扎、绝望的挣扎而已。

及到十月下旬，解放军开始向西南进军，防守大庸的一二二军迅被歼灭，巴东亦同时告警，所谓国大代表、参议员以及湖北省府的委员们，吓得惊魂落魄，急急如丧家之狗，拼命地向西逃往利川、万县、重庆等地。就这样，所谓“川鄂湘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夭折了。我想在这个地区从事游击战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荆门、宜沙战役

荆门位于江陵北面约八十公里，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东西两面是山，地势利于防守，为自古以来用兵所必争的要地。过去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队，曾构筑不少工事，有的做得相当坚固，我视察过全部阵地，认为有一个师兵力防守，屯备足够的粮弹，是很可固守一个时期的。荆门原系由二十八军的一部驻防，该军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调后，即交由七十九军驻守。七十九军大部分干部属于陈诚的第十八军系统，系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四川泸州一带接收新兵组成的，一九四八年秋这个军开到川北的城口、万源一带，以后又开到安康，随后奉令越过大巴山脉进出于沙（沙市）襄（襄阳）公路，归入我的指挥。这个军辖九十八、一九四、一九九共三个师，每师有六、七千人，装备相当齐全，士兵虽多系新兵，但干部大多数有过实战经验。在我所指挥的部队中，除第二军外，这个军是一个力量较好的部队。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来沙市见我，我曾和他谈到全盘形势，认为今后我们的作战方针，可能是以防守长江为主，目前解放军主力在徐州、蚌埠一带，华中方面只有一些“土八路”，无进攻的力量，七十九军应暂驻荆门附近，待命行动，但军的炮兵营可先开到南岸的公安。他回去后，炮兵营很快就开来沙市过江了，但他可能把今后的意图随便泄漏了，到二月三日解放军江汉军区的部队数千人突袭荆门，东端要地文峰塔被解放军占领。方靖张皇失措，即下令叫各部队向南突围，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不赞成，认为这样突围，部队必然散乱，有被消灭的危险，主张固守，并亲率一团反攻文峰塔。解放军因人数不多，当即退出。但方靖仍然坚持撤出荆门，命各部队分路向西南突围，解放军早已在若干要点埋伏着。就这样，这个军除一九九师的主力系由兴山经水路，运输到松滋一带集结没有参加外，军的主力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战斗，就被解放军俘虏了五千多人，包括军长方靖在内。

当三日傍晚战斗刚起之时，方靖曾以急电向我报告并请示，我立即覆电，嘱固守待援，但覆电没有能发出，可能是因方靖已命撤出荆门的缘故，电台叫不通了。我于三日深夜乘车到十里铺，命第二军第九师连夜出发，往援荆门。四日上午我到团林铺二九八师师部（团林铺距荆门三十多华里），得知荆门已被解放军占领，方靖下落不明，七十九军部队，有数百人一群的，有数十人一群的，大多沿沙襄公路两侧向南去。随后我找到了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了解经过情况后，即命他代理军长职务，负责收容整顿部队。并命二九八师在第九师的掩护下，撤出团林铺、杨家集一带。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过长江，相继解放南京、上海等地，盘据在武汉的白崇禧自知不能久待下去，遂于四月间开始布置江防，命自岳阳城陵矶起至宜昌之南津关止一线的江防部队，统归我负责指挥。我乃于常德设立指挥所，派副司令官周磐负责主持，除我原所指挥的部队担任自宜昌至郝穴附近的江防外，并由陈明仁的第一兵团担任自郝穴（不含）至城陵矶一段。陈明仁兵团当时有新编成的三个军，约使用了半数兵力担任江防，其余的驻在长沙、湘潭、浏阳一带整补。到五月中旬白崇禧移驻长沙后，我就解除了指挥陈明仁兵团的任务。五月初旬我在宜昌和军长以上的指挥官商定的作战方针是：以主力防守长江南岸，竭力阻止解放军渡江；并以有力部队守备北岸的宜昌、沙市两大据点，非万不得已时绝不轻予放弃。如解放军在下游渡过长江，我右翼感受包围的威胁时，即由钟彬指挥第十四兵团逐步后撤，撤至渔洋关、石门、慈利、大庸之线。以第二军和第一二四军担任自秭归至宜都附近的江防（自宜都以下至郝穴附近，归十四兵团负责）。当时我所指挥的部队的补给，主要来自重庆，若无川粮的运济，这样多的人，吃饭是成大问题的。宜昌为长江上游的咽喉，如宜昌过早被解放军攻占，将使部队补给发生严重困难，所以宜昌形势重于沙市。加以宜昌市的东北一带都是高地，形成一条弧形的防卫线，远在抗日战争期间，即在这条线上构筑了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防守宜昌的队伍又加以增修，某些重要地带还设置了有刺铁丝网等障碍物，是一个利于防守的坚固阵地。因此，第二军和一二四军的部队，当时大部分是驻在长江北岸的。

及到五月下旬，白崇禧突命第二军开往长沙，宜昌防务顿形薄弱，使我深感苦恼。随后第二军又奉命开回宜昌。那时川粮并不能源源接济，离秋收期又尚差两个月，军粮供应极度紧张，根据湖北宜昌专员公署的报告，谓在当阳城附近存有积谷十多万石，远安亦有相当存粮。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缓和补给的困难起见，我乃命重又开回来的第二军在古老背附近渡江，主力部队进驻鸦雀岭一带（在宜昌外围），并派相当兵力进占当阳，同时命六十师以一个团据守宜昌东北一线阵地，主力部队会同湖北保安第四旅进占远安。这些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兵站机关在这些地方抢运粮食，并捜集荆门及襄樊方面解放军的情况。这是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间的事，也即解放军方面所提到的“宋希濂梦想策动华中局部反攻”的实际情形。

七月初，我去常德主持湘西地方土豪所掌握的武力的受编会议，白崇禧亦由长沙赶来参加。正当我们大声疾呼，号召湘西地方势力团结起来对抗解放军的进攻时，解放军集结于江汉地区的强大兵团开始自襄阳南下，冒着炎暑及大雨，克服前进途中的种种困难，迅猛地进抵当阳、远安地区，并有一部猛插到宜昌、当阳间，宜昌、远安间，企图截断我在远安、当阳地区部队的退路。前线指挥官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乃急命各部队分路向宜昌的既设阵地撤退，在撤退中，有一部分被解放军所歼灭。解放军紧跟着向宜昌进攻，战斗于十三日起在宜昌东北地区打得颇为激烈。

我在常德获知宜昌告紧的消息后，立即驱车到津市换乘小火轮，十五日晨到达枝江，已有一兵舰在候接，乃改乘兵舰上驶。这时北岸的古老背一带，已均为解放军占领，兵舰上驶，曾遭到他们的猛烈射击，有迫击炮弹百多发，都落在舰的周围，轻重机关枪的射击，密如骤雨。舰上士兵有两人负伤，没有装甲的一些船舱被打了许多窟窿，我立于一块厚达六、七公分的钢板后面，虽子弹打得钢板噼噼作响，因不能穿透，所以颇安全。舰上的平射炮及机关枪亦以猛烈火力向岸上回击。事后我常想起，如果当时没有兵舰来接，我乘小火轮回宜昌，必然在中途被解放军所截俘；如果当时在古老背的解放军有平射炮的话，那艘兵舰可能就被击毁了。我于十五日正午回到宜昌，副参谋长罗开甲立即向我汇报了各方面的战况：

一、向我宜昌东北既设阵地攻击的共军，因我军抵抗较为顽强，战况已比较缓和。

二、据守在南津关（在宜昌上游六、七华里）以北高地的六十师，自昨（十四日）下午起，受到相当强大的共军猛烈攻击，该师奋勇抵抗，双方伤亡颇重，共军不断增兵向左翼迂回包围，若干山头均已被共军占领，现仅剩靠江边少数据点，继续抵抗中，如再失守，南津关被共军占领时，船舶则无法上驶。

三、自今（十五日）晨拂晓，共军已在古老背附近渡江成功，在该处防守的第十五军部队，因兵力单薄，抵抗渐趋不支，如此处共军继续渡江扩大战果，势将绕到宜昌南岸，严重地威胁我宜昌部队的退路。

四、另一路强有力的共军，于十三日开始向江陵（即荆州，离沙市十余华里）、沙市进攻，很快就截断了荆、沙之间的联络，据守在该地的第十五军两个团，除被歼灭的外，残部于十三日深夜撤回南岸。共军分数处在沙市至郝穴间渡江，正向公安以西以难挺进，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已命原驻在石门、澧县的一二二军向大庸转进，命第十五军向石门、慈利以西地区转进，命七十九军及二九八师向渔洋关、五峰一带转进。十四兵团司令部已离开宜都，前往长阳，今后可能转往宣恩附近。

五、本司令部非必要人员及公文行李等，已于今晨乘轮上驶，到三斗坪待命。

我听取上述情况后，即偕罗开甲前往第二军指挥所会晤陈克非，又相偕到东关外一六四师阵地和北面高地第七十六师阵地，观察了全盘战况。这时相当平静，只有稀疏的枪声，但在北面高地上，清晰地听到南津关北端一带山地枪声稠密。很显然，解放军是暂时缓和正面的攻击，先从两翼猛扑，堵住我军退路，然后一举歼灭。我们回到司令部研究了全盘形势后，决定退出宜昌，第二军主力逐步向巴东、野三关之线转移，以一部位置于三斗坪及曹家畈以西一带山地，扼险防守，阻滞解放军的行动。第一二四军之六十师，可沿长江北岸逐步向西后撤，与在秭归的二二三师靠拢。该军将来视情况再决定是否撤到南岸。本部非必要人员及后勤机构，立即撤往巴东，指挥所暂撤到三斗坪。

我将各项处理完毕后，即偕指挥所人员并挈子女登上长江上游舰队的永绥舰（这个舰队以七艘小兵舰组成，我当时乘的是否是永绥舰，记不清楚了），七艘兵舰，鱼贯上驶，舰与舰之间相距甚近，因当时南津关以北一带高地，已大部分被解放军攻占，其火力已能控制江面，舰队通过南津关时可能将是一场严重的战斗。舰长为照顾我的安全，将我安置在南面的一间房舱里。果如预料，当前面两舰驶近南津关关口附近时，在山上的解放军开始以炽盛的火力向舰队射击，舰队亦以猛烈的火力回击。这时长江正值涨大水时期，南津关附近，水势尤为凶猛，汹涌的波涛与激烈的战斗，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场面，在舰上的人，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地听候着命运的摆布。经过半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安全通过了南津关，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我在三斗坪住了五天，主要是以电台和各军师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等到陈克非来到三斗坪向我汇报了宜昌撤退情形及第二军各师到达位置后，我就转往巴东。在巴东待了约十天，于八月初将司令部移驻恩施。

这次宜沙战役，历时七天（自七月十一日开始作战时起，至十六日宜昌解放时为止），由于解放军指战员的无比英勇，以及宜沙地区人民的渴望解放，我的“巩固江防，确保宜昌、沙市为江北根据地”的妄想，像肥皂泡沫一样迅速地破灭了。在作战及撤退中，第二军、第十五军、第七十九军、第一二四军，都各损失了一部分兵力，总数约为七千人左右。

宜沙转进后的部署

宜沙撤退转进到巴东、野三关、渔洋关、石门、慈利以西一带山地至大庸之线后，指挥系统变更了。八月初，国防部命令我所指挥的队伍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依托鄂西、湘西一带的山地，背靠四川，形势似乎较前有利了。但我深知这样一些残破不堪的部队，是不能与解放军抗衡的。“绝不能与共军决战，如若决战，一定全部消灭”，这个思想在我脑筋里已是根深柢固的了。把部队拖走，走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去，进行彻底整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是在宜沙转进后一个相当时期内我的主导思想。自到汉中与胡宗南会商，将胡、宋两部主力撤往滇缅边区的计划不为蒋介石所采纳后，我又想在川鄂湘黔边区打游击，这在前面已叙述过了。但是，究竟应该在哪一线打？怎样打法？我和司令部的高级幕僚讨论过多次，都没有得出结论，从而也就不能拟出具体的作战方针。有一次，曾经研讨到一个方案，主张将主力部队撤到乌江以西，缩短防线，节约兵力，从四川方面得到补给也较为便利。大家亦多赞同此案，但考虑到如我军主力部队后撤，解放军必接踵而至；过早地放弃湘西、鄂西大片地方，必然使整个后方震动，必然为国防部所不能同意。这样，只得就现有态势，部署兵力，采取了单纯防御性的作战方针。当时兵力的部署大致如下：

一、以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辖第二、第一二四两个军，共五个师）守备巴东至野三关之线，由该兵团抽出两个师兵力位置于建始附近整补，并做为机动部队；

二、以钟彬的第十四兵团（辖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二二等三个军，共八个师）守备五峰至大庸之线，并从七十九、十五两军中各抽出一个师，位置于鹤峰、来风一带整补，并做为机动部队。

三、以一一八军做为总预备队，其二九八师应位置于黔江附近整补，其第五十四师应位置于恩施附近训练。

四、鉴于兵力不敷分配，沅陵方面不派正规部队驻守，交由收编的地方武力负责。至九月间把原收编的五个师统编为暂编第一军，派陈子贤为军长；同时根据派在沅陵一带联系地方土著势力的本部高级参谋董仲箎等人的报告，说辰溪张玉琳匪部实力较强，愿意受编，乃又发表张玉琳为暂编第二军军长，目的在于充分利用这些地方土霸势力，以阻滞解放军的行动。

五、责令保靖、永绥等地方政府，负责破坏川湘公路，以阻碍解放军的运输补给。

一二二军辖二一七、三四五两个师，二一七师仅三千余人，三四五师系南阳地方团队改编的，人数虽有七、八千人，但内部复杂，纪律很坏，所以这个军没有多大战斗力。当十月上旬我们根据捜集得来的情报及国防部的通知，得悉解放军在常德一带集结兵力，似有先攻取大庸、沅陵等地的企图，为大举进军西南准备条件。我当即电知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严密注意。到十五日张急电报告，解放军已渡过澧水，进到九溪附近，似有绕攻军的左侧背模样；十五日晚，十六日晨，又连续来电报告，说解放军已迫近大庸，战况激烈。我立即覆电，命率部向永顺方面转移。到十六日晚得张绍勋最后一电，说解放军已攻入城内，往永顺退路已被截断，情势万分危险等语。结果，在大庸的一二二军，除在战争发生前两天，由副军长丁树中率干部士兵共一千余人，已离开大庸，取道永顺、来凤，拟前往四川接领新兵外，其余全部被歼灭，军长张绍勋、师长谢淑周，黄鼎勋均被俘。

丁树中率干部士兵到达来凤后，我立即发表他代理一二二军军长，并将原由第九师副师长高超从第二军抽调的干部士兵六百余人（原准备新成立一个师）改为三四五师，以高超任师长。又将由湖南逃出来的一个保安团约有一千二百余人，统拨交该军。这样，二二一军又有了残部约三千人。

自十月十六日解放军攻占大庸后，紧接着就解放了永顺。我的司令部在恩施，已感受到右侧的威胁，当立即命第二军的第九师、第七十六师开咸丰附近集结。这两个师刚刚向南行进，左翼的巴东方面又告警。十月下旬（大约二十八、二十九日），我决定将司令部第一步移到彭水，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移往南川，同时以电话召在巴东方面负责的一二四军（一二四军部队于八、九月间先后由秭归振至巴东一带）军长顾葆裕来恩施，当面指示他采取逐步抵抗的办法，切实掌握部队，沿公路向黔江附近转移，并尽量破坏桥梁，以迟滞解放军的行动。

我在恩施将各事处理完毕后，于十一月五日（或六日），偕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陈曾请假去重庆，于是日乘飞机回来，他的司令部已开往咸丰），乘车前往咸丰，深夜始到。这一晚彻夜未眠，集中精力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研究如何应付局势。这时所得知的重要情况如下：

一、由永顺西进的共军先头部队已于三日占领招头寨（相传太平天国时的石达开曾率大军驻此数日，然后进入四川）。

二、有共军一部由大庸向桑植前进。

三、第十五军主力已由慈利西南地区撤退到来凤以北地区，有一个师已到了来凤。

四、第七十九军当面共军不多，由于该军原在五峰附近，过于突出，钟司令官已命该军主力撤到鹤峰附近。

五、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已移驻来凤。

六、原在野三关的一六四师已通过恩施，向咸丰行进，归还第二军建制。

七、第一一八军的二九八师在黔江附近，其五十四师已由恩施移到来凤龙山一带。

八、巴东方面共军力量逐渐增多，以勇猛和从两侧包围的作战方法，不断突破六十师、二二三师交替择要扼守的防线，已迫近恩施附近，顾军长在恩施附近指挥，据其电话报告，恩施大桥已加破坏。

七日晨，我和陈克非、罗开甲（司令部副参谋长）等人冒着大雨，乘车前往来凤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处开会。大家认为招头寨的解放军如果直取黔江，则所有部队均将被围于咸丰以东地区，对我军的威胁极大。当经商定以第二军主力及五十四师先向招头寨的解放军采取攻击行动，以阻止其西出黔江。正以电话向各部队下达命令之际，忽接黔江紧急电话，谓秀山已于当日（七日）拂晓被解放军占领。这一消息等于晴天霹雳，因为解放军到秀山后，西向可经龚滩直取彭水、江口，北向可经酉阳到黔江，形成更大的包围圈，我军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

处此十分严重关头，大家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我曾问钟彬、陈克非：“现在情况这样紧张，你们的意见如何？”钟彬叹了一口气说：“还有什么办法，打光算了！”陈克非说：“一切听主任的决定，最好是赶快想办法不要陷在共军的包围圈里。”经商量后，决定对招头寨的解放军停止进攻，命第二军立即沿公路开彭水，在乌江以西布防，并由该军派有力部队取快捷方式兼程前往龚滩，万不可被解放军先我占领龚滩；派本部直属工兵营会同第二军工兵营，迅速往彭水搭浮桥，以利部队渡乌江；命十四兵团指挥第十五、第七十九两军立即从现地出发，到郁山镇（在彭水北面约四、五十公里）附近集结待命；一一八军立即沿公路后撤，至江口集结待命；一二四军应以一部选择有利地势，极力抗阻共军南进，主力迅即走小道径往彭水以西地区集结待命。至于一二二军残部，我早已饬先开往南川整顿。

“与共军争要点、争时间，迅速后撤到乌江以西地区去，脱离共军的包围”，成为来凤会议商定的唯一方针。至于到乌江以西后能不能顶得住？能顶多少时间？今后打算怎么办？谁也没有谈。可能是谁也不愿意谈，也可能是谁也没有时间去设想这些问题。

我从来凤回到咸丰又住了一天，咸丰县政府一个人也没有了，城内老百姓也很少，什么东西都买不到，真是无限感慨。对解放军作战，不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连地方政府都不能合作，这种仗怎么能打！回想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那个时期，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群众对军队的热烈欢迎、积极支持的情形，和今天对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虽然有这种感想，但没有理解到当年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人民的、革命的战争，而现在所从事的则是非正义的、反人民的、反革命的战争这个最关重要的实质问题。

我于十一月九日由咸丰到了黔江，在这里住了四天，每天目睹第二军及第十五军的大部分向西开去，在黔江附近的二九八师也还比较完整，心里感到一种安慰，觉得自己手里还有相当力量。但是对于七十九军、一二四军部队，由于距离较远，能否脱离解放军包围圈，却使我很为担心。电台和他们有几天联系不上，心里更是着急。正当疑虑盼望之际，更为严重的情况紧接着到来了。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我在指挥所和钟彬、罗开甲商讨第十四兵团今后任务时，忽然东门外唐岩河对岸枪声大作，来得太突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人来报告，说解放军到了河边，正在设法过河，过河后到黔江仅五、六华里。我立命准备行动，并命二九八师除留一小部戒备外，立即沿公路西开。未几，五十四师师长董惠十分狼狈的来见我，说该师昨晚行军走了一夜，到快天亮到达河边时，由于渡船少（唐岩河河幅不宽，但不能徒涉，原搭有便桥，已倒坍），后续部队因太疲困，倒在地下睡觉，不料解放军追击部队突然掩至，该师大部分被消灭了。我听了，真是又急又恼，责备了董惠几句，叫他率残部速开到彭水去再说。接着我和钟彬共乘一辆吉普车及指挥所人员乘两辆卡车出发，走了约三十公里到了梅子关。

我们下车观察，认为该处地形险要，为使大部队在乌江渡河不受解放军的突然袭击，决定命二九八师在梅子关占领阵地，竭力阻碍解放军的西进，使第二军、第十五军在乌江一线有布置防御的时间。当留钟彬在梅子关等待二九八师师长傅碧人到来时，当面给予指示。

我率指挥所人员于傍晚到达郁山镇，当晚电台与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取得了联系，但该军因鹤峰一带连日大雨，许多小河涨水，影响行军，主力尚未通过咸丰、宣恩间公路，我深为该军危惧。当电告各方情况，嘱将部队以团为单位，从解放军包围圈中找空隙突围。一二四军迄无消息。

十三日上午，我在郁山镇西边沿着郁河走了一段，观察该地形势，认为郁河西面一带高地可以设防，当给予十四兵团一纸命令，由该兵团所有部队（其实这时只有十五军两个多师了）在这带布防，竭力抵抗解放军西进，右与第二军联系。约在正午，我抵达彭水。到十五日晨，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带着十分狼狈和异常困乏的神情，来到指挥所。乍一见面，我很高兴，以为他把一二四军部队都带出来了。问明情况后，始悉该军大部分在宣恩、咸丰间地区被解放军节节截断，分区包围而被歼灭了，顾葆裕仅率军直属部队及二二三师残部共约两千人逃出来。十七日晚又得知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仅率军直属部队数百人及一九四师的一部，逃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他本人逃往长江边过江去了。

至此，我所指挥的六个军，一二二军在大庸消灭了，七十九、一二四两个军在宣恩、咸丰间地区消灭了，一一八军的五十四师在黔江以东消灭了，十五军的一六九师也在咸丰附近消灭了一部分；仅存者为第二军及十五军的大部分和一一八军的二九八师而已。而二九八师在梅子关阵地被解放军猛冲猛打，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亦被消灭了大部，该师无力支持，师长傅碧人乃率残部两千余人逃往长江边，在涪陵下游渡江，以后一直退到成都，和陈克非等联名通电起义。

彭水被焚经过

彭水位于乌江东岸，四面皆山，为川东货物集散地，亦为交通要道。县城没有城垣，仅有一条自南至北长约三华里的街道，紧靠河边。居民约有四、五千人，多为小商贩及船工。平日经常有民船数十艘往来于龚滩、涪陵之间，彭水为船舶必停之地。有轮渡可载运川湘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经常有二、三只小木船可渡，虽水流湍急，但河幅仅百多公尺。论理，有这许多可供利用的运输工具，几万人渡江应无困难，而事实竟完全出乎我的意想之外。

当十三日我抵达彭水时，得悉江面没有一艘民船，仅有一只专拖运汽车的小汽轮，还有一只小木船。询问何以如此，始知早几天到此的后勤机构及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已将几十艘民船全部征发，载运行李、物资等开往下游去了。这真使我气坏了、急坏了！工兵营于十四日到彭水后，曾经用过各种方法，但既没有船，水流又急，架设浮桥的企图完全无法实现，而从东面退下来的部队不断涌至，整个彭水全是队伍，老百姓逃避一空，秩序异常混乱。我乃严命除第二军外，任何部队——包括本部直属的警卫团、工兵营、通讯营等，概不准在彭水渡江。即第二军的第九师亦命到上游四十华里处的万足渡江。虽然疏散了一大批，而第二军的直属部队及七十六、一六四两个师，仍有两万人左右要在彭水渡江。自十三日起昼夜不停地渡运，到十六日正午止，在东岸待运者，包括担任警戒的一个团，尚有八、九千人。我的指挥所设在彭水东面一个小山坡的古庙里，每天目睹渡江这样困难的情形，心中焦灼万状。

十六日下午四时左右，忽然市街的北头起火，我立派侍从参谋黄海云前往调查原因，这时火势不大，并要他找附近的部队长迅速设法扑灭。过了约半小时，黄海云回来报告，说是七十六师某团有一排士兵驻在那个店里，这个店是卖杂货的，存有爆竹颇多，士兵烤火不慎，致使爆竹燃烧，因而烧起来了，他已找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连长迅速救火。但火势不仅没有扑灭和减弱，而且有蔓延之势。

正在这时，东北面一带高地突然枪声大作，间有迫击炮声，留在东岸担任警戒的七十六师某团长（忘其姓名），以电话报告，谓从保家楼（在彭水东二十多华里）方面有解放军千余人，沿着公路及两侧向彭水前进，已与前哨接触，他要求我马上过江去。我乃命指挥所人员收拾行李，随即率他们步行前往渡口。这时天色已是黄昏，走到门口，看到火势渐猛，西北风也刮得愈来愈大，火势逐渐向南延烧，心中十分着急。适第二军辎重兵团张团长就在隔壁，立即找他来，要他率所部全力救火，并告诉他可在街中心拆毁一部分房子，免得再向南延烧，他答应遵命立刻去做。我和张团长说话时，彭水电报局局长潘某（忘其名，江苏宜兴人）来找我，我很惊讶，问他为何还没有走。他说：“电报局还有十多人在工作，”并问我，“载波机要不要搬过江去？”我说：“如果不大笨重，我可派人帮你搬过去，现在情况紧张，你可和我一道过江去。”他先答应了，后来觉得自己不应丢了局里职工不管，又回去了。

我大约是在七时左右过江的，过江后，即住在河边的公路站里，八时左右，看彭水火势稍杀，心里感到一种宽慰，但是到了十点多钟又烧起来了，风助火势，愈烧愈猛。这时由于战况的紧张，在对岸的官兵，人人以抢渡为急，谁也不愿去救火了，一直延烧到十七日上午四点多钟，才不再看见火势的红光，还有四、五处在冒着烟，到八时左右才全告熄灭。

十七日上午十时，陈克非、罗文山（补给司令）、方暾（新任一一八军军长，原任军长陈希平辞职飞往台湾去了）等来见我，我们谈论了一些情况，我叫方暾率残部退到武隆去再说。随即我偕陈克非、罗开甲、罗文山同步行到河边，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观看部队继续在狼狈的渡河。我指着彭水感慨地对他们说：“彭水烧成这个样子，彭水老百姓将会如何地痛恨我们、咒骂我们！我昨晚一夜未睡，心情实在沉重得很，内心里感到无比的羞愧！自黄埔以来，在军队中二十多年，从未像这次指挥的部队，纪律败坏到这个地步。我们当年在广东的口号和国民革命军的信条，是‘爱国家、爱百姓’，而今天却弄到这样危害百姓，将何以自解！”

我说这番话，一方面由于内心的忏悔，责备自己，同时也是对陈克非说的，因为彭水的被焚，是第二军部队干出来的。但陈克非三年来在山东、河南等地坚决执行蒋介石的“三光”政策，对于这类事，似乎是司空见惯，听了我的话，他丝毫无动于衷，反而满不在乎地说：“战争就是最残酷的事情。”然后他又叹息地说：“国民党的气数已尽，这也是改朝换代中的一劫。”罗开甲说：“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大火。像彭水这样的事，恐怕也是很难以避免的。”罗文山不大同意他们的话，说：“像彭水这样的事情，只要部队长管理得严一点，是可以避免的。”

彭水约有八、九百栋房子，被焚达十分之八，自南至北相毗连的一条街几乎是全烧光了，剩下的只是在东南方山坡上一些不相连属的房子。

同蒋经国的会晤

蒋介石于十一月十四日由台湾飞到重庆，十七日派蒋经国带秘书、副官各一人，由宪兵六名护卫，分乘吉普车二辆来前方看我。我事前接到通知时正在彭水西岸，当与在南川的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通话，请其转告蒋经国，约在江口会面（江口属武隆县境，介于南川、彭水之间，为川东一个中等的市镇，我的司令部已于十四日移驻该处），并邀陈克非同去。

我们大约是下午五时左右到江口的，蒋经国已先到约半小时，没有多久，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也来了。相见寒暄后，蒋经国取出蒋介石写给我和钟彬、陈克非、龚传文、刘平、顾葆裕六人的信，每人一封。这六封信，有的是蒋介石亲笔写的，有由秘书写好蒋介石签名的。给我的一封，共五页，是蒋介石亲自用墨笔写的，字体写得颇大，每页只有六、七十个字，全文我记不得，内容大意如下：

首先他说明他于一月间引退求和的“苦心”，但共产党拒绝和平，竟要我们完全投降，这样将使“党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吾辈亦将死无葬身之所”。为了救党救国，他不能不起来和大家一道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其次，他特别强调所谓最近在金门的胜利，说：“毙伤俘虏了共军万余人。”以此来证明解放军是可以击败的。最后，他勉励我与诸将士同心协力，坚苦奋斗，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巩固川东战线，“给予共军以迎头痛击……”。

我们谈了一些战况，蒋经国向陈克非、顾葆裕询问部队情形后，吃完晚饭，已是将近七点，陈克非、顾葆裕相继辞去。大约在八时半左右，我和蒋经国单独会谈，一直谈到深夜一点多钟。第二天（十八日）早晨八点吃过早饭后，蒋经国带着我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和前方战况及部队现况表一份，起程回重庆去了。

兹将我和蒋经国谈话的主要内容记述如下：

一开始，蒋经国问我指挥上是否有困难，各军师长是否有不服从命令的事情。我说这种情况倒是没有，但大家多已丧失信心，战斗意志是不坚强的。接着我分析了在川东战场上失败的四个重要原因：

一、共军实力雄厚，总兵力远较我们优势，尤以共军指战员们战斗意志旺盛，不怕任何困难，作战时猛打猛冲，并经常从一些崎岖小径抄袭我军侧背，弄得许多部队总是被节节截断，分区包围，最后被消灭。

二、我所指挥的六个军，除第二军较有战斗力外，大多残破不堪，或者是新编成的，战力脆弱，尤以自我军主力部队在东北、平津、徐蚌一带被歼灭后，许多干部对和共军作战，完全没有信心。

三、鄂西山地，粮食产量有限，就地征发，到了罗掘俱穷的境地，主要是依靠由重庆方面运补，但由于路程远，运输力不够，常常使得前线官兵吃不饱。

四、鄂西川东一带崇山峻岭，经常多雨，现在已经相当寒冷，入夜尤甚。但各部队所领到的棉军服，尚仅达到半数，连我司令部的警卫团都是如此。你在江口街上，就可看到还有许多士兵身着单衣服的。吃不饱、穿不暖，当然严重地影响士气，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打不赢。

蒋经国对于我的相当愤激的态度和斩钉截铁的语气，感到有些惊愕。彼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谈论了国际形势，谈论了党务、政治。蒋经国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二十年来，国民党既没有领导政治，也没有领导军队，只有彻底改造国民党，使每一个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都能真正为党的主义而奋斗的时候，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最后，我问：“贵州已被共军占领，可能一路进取昆明，一路出毕节，进攻泸州，而川东情势又是这样紧迫，总裁对这样严重的局势，究竟打算怎样应付？”蒋经国对我的问题，做不出任何具体的答复，只说：“现在打算把宗南的第一军调过来，希望这方面能撑持一个时期。”我说：“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

蒋经国之来，不仅没有使我们产生新的希望，而且更使我们感到失望，觉得蒋介石在这紧要关头到重庆来，拿不出挽救危机的新的有效办法，作风仍是老一套，不过是叫我们拼死抵抗，坐以待毙而已！

最后的挣扎

我们在乌江西岸的布防，是右自龚滩起，至彭水西岸为止，由第二军担任；乌江自彭水起折向西北流，由第十五军在郁山镇、保家楼以西一带高地占领阵地，与第二军相联系，但郁河多处可以徒涉，不能成为障碍。十一日向彭水前进的解放军，遭到七十六师在东岸警戒部队的抵抗，稍有战斗后，即于十七日解放了彭水。但解放军并未在彭水正面做渡江进攻的准备，而是从两翼攻击我们的侧背。沿川湘公路到达秀山后的解放军，以有力部队迅速排除了一切困难，先于第二军抢占了龚滩要地，先头部队即由龚滩向文武堂（在彭水、江口之间）前进，在万足渡江的第二军第九师，本负有到龚滩占领阵地的任务，不料渡江后得知解放军已到龚滩，该师决定改在黄草坝附近占领阵地，阻止解放军迂回到彭水正面部队的后方。第九师到达黄草坝附近时，即与解放军先头部队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当时第九师的兵力和所占的地势，都较解放军那个先头团占优势，因而使那个团受到相当的损失，获得暂时的、局部的小胜利。当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向重庆国防部报告时，他们便大肆宣传竟发表公报称为“川东大捷”。蒋介石且夸耀为“这是黄埔教导团的精神”（第九师前身为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一、二团）。这真是不知羞耻的弥天大谎！我派驻在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以电话向我报告重庆报纸所载的消息时，我听了真是啼笑皆非！

解放军得悉先头部队遭受优势的敌人的压迫，便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很快就分几处渡过了乌江，向第九师施行反包围。我和陈克非得悉这一消息时，命彭水西岸部队向江口转进，同时命第九师且战且退，结果是第九师在文武堂附近被解放军歼灭了一部，以后一直逃窜到川滇黔边境，在二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号召下，才投靠了人民。

沿着川湘公路西进的解放军，于十一月十五日到达郁山镇、保家楼一带，于十七日开始向郁河以西高地占领阵地的第十五军进攻。在解放军猛打猛冲下，该军抵抗不住，节节向后撤退。到二十日正午，我在江口突闻西北方面有密集的机枪声和迫击炮声，立即派人侦察，始知十五军部队已被迫退到了江口西边，约三十华里的中官渡，有些溃兵正在从北面渡过江来。这样，解放军已严重地威胁我们的侧背，如渡过江来截断川湘公路，则我们将全被包围歼灭。我乃命在东面的第二军，立即开始向白马山方面转移。白马山位于南川的东北方向，地势很高，川湘公路曲曲折折地在这山上绕行，形势是相当险要的；越过白马山，即进入南川、綦江一带盆地，也就无险可守了。

我率指挥所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离开江口，车过武隆时，据传闻当天早晨，在武隆下游约二十多华里处的羊角碛附近，对岸有解放军叫喊“我们是八路军，快把船放过来”之说，此消息虽尚未证实，但十分值得注意。约在下午二时左右，我们抵达白马山山顶，适我所乘的吉普车轮胎炸了一个，又无备胎，我下车察看地势，司机在修理车胎。不到半小时，陈克非和刘平同乘一吉普车来了。陈克非看见我的车轮坏了，即把他车上的预备胎交我使用。我把在武隆所听到的消息告诉他，认为不管有无其事，都值得严密注意，因为如果解放军在羊角碛过了江，走到白马山上截断川湘公路（羊角碛即在白马山北面山麓），居高临下控制了要点，则我们所有从东面撤下来的队伍都通不过来，情势是可虑的。我紧接着问陈克非能不能抽出一两个连迅速前往羊角碛附近防守，他说办不到。我说：“既然办不到，你军部直属部队的先头部队看来快到了（从山顶可以看得清楚），可叫他们先在北面山腰占领警戒阵地，以防万一。”陈克非答应了。

我于是晚九时左右抵白马场，会见了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他告诉我，第十五军的二四三师被解放军击破后，损失甚大，师长段国杰还掌握着一部分兵力，退往白涛镇方面去了（白涛镇在涪陵南约三十多公里）。第十五军的六十四师大约还剩下一千多人，由师长邱健掌握着，可能已由中官渡附近渡过江来了。他继续对我说，他手里还掌握着七十九军残部一千多人，兵团直属部队一千多人，准备明天一大早开往白涛镇附近布防，做最后一次的挣扎。他叹息地说：“明知是死路一条，但事到如此，又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晚我是同意钟彬去白涛的，因为我想第二军主力撤到白马山一带布防后，左翼即可与白涛方面联系，这是我部最后一道防线。这样，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蒋介石和国防部也就无可责难了。这夜我住在白马场南面的一栋民房里，搜集各方情况，彻夜未眠。

二十二日晨五时得到消息，白涛镇已于昨晚被解放军占领。我立即派人往找钟彬，叫他停止去白涛，但钟彬却已于半小时前乘民船两艘顺江而下，到是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他就在白涛镇被解放军俘虏了，其残部亦于第二天被歼灭。至此，在左翼的第十四兵团，已是等于完全消灭了。

传闻并不是谣言，二十一日下午果有解放军的一部，在羊角碛上游附近的一个渡口渡过江来，迅猛地登上了白马山顶，控制了交通要口。沿川湘公路向西撤的第二军部队，只有军直属部队的一小部分约一千余人通过了白马山，大部分在白马山以东地区被解放军俘虏了。后续的第九师残部（第九师在文武堂附近歼灭了大半）、第七十六师主力、第一六四师残部、第六十四师残部，闻白马山退路被截断，乃急急找僻静小道向南逃窜。他们一直逃窜到了川滇黔边区，于一九五〇年春在人民解放军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投靠了人民。至此，陈克非的二十兵团，也就基本上完蛋了！

南川密商出路

解放军占领白马山后，以一部向白马场前进。二十三日上午九时我获得解放军离白马场只有六、七华里的报告，当命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导总队，在白马场附近占领阵地，准备迎击，同时命令其他零星队伍一律开往南川待命，并密示教导总队于我们离开四个小时后，即开始撤退，不要与解放军胶着，以致不能脱离。

二十三日正午我离开白马场，将近黄昏时到达南川，清查力量，认为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计有：司令部直属部队——警卫团、通讯营、工兵营共约二千余人；一二二军丁树中残部约三千人；一二四军顾葆裕残部约一千八百余人；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总队教导总队共约三千人，总数约有一万人。

晚饭后我召集一二二军军长丁树中、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军政干部学校代理教育长孔方，本部副参谋长罗开甲、办公室主任陈定等在一个小楼上密商出路。退到重庆去听候国防部处置吗？不仅会受尽那些人的揶揄，同时见蒋介石、顾祝同时说什么好呢？这样做，觉得实在犯不着。事情很明显，西南快保不住了，整个大陆都站不住脚了，蒋介石毫无办法，我们也不可能到台湾去，今后他也管不了我们了，那又何必再去受气呢！向解放军接洽投诚吗？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了解得太少，大家都怀着十分疑惧的心理，恐怕此路走不通。大家倒知道过去被俘的军官包括高级将领在内，并没有被杀掉，只是从一些归俘中谣传许多人都在做苦工，感到这样的生活太可怕，丁树中（原名丁昌，做过宪兵三团副团长及宪兵司令部的警务处长，杀害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罗开甲尤力持反对。我当时也想到我和张治中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关系，他去北平前曾一再对我说，要我等他的消息，他会有信给我的，但他一直没有信来，还听说他在北平行动都不自由（事后才知道这也是谣传），无疑，这条路是不能走的。率残部到成都附近去靠拢胡宗南藉谋共存吗？觉得这样将是寄人篱下，俯仰由人，亦非善策。

“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这就是当时我们一致的结论，唯一的结论。选定的目标是：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选定的路线是尽量避免走大市镇，以减少目标，选择一些偏道绕到峨眉以西地区后，沿着乐西（乐山至西昌）公路到西昌；在西昌休整一两天，即继续走向滇西去。至于沿途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阻碍和困难，以及到达滇西后打算怎么办，我们都没有估计和讨论。会议商定分做三个纵队行进，即由我和顾葆裕、丁树中各率一部，部队到达位置，规定每晚用无线电向我报告。同时规定自行动之日起，禁止无线电台和国防部及其他电台联系。

会议做了上述原则的决定后，我于二十四日晨派副参谋长罗开甲乘车往棊江，对已于前天到了那里的司令部职员讲话，说明今后的艰苦，有家室顾虑的，身体不适于长途行军的，以及不愿再往西行的，一律发薪三个月。这样，当场遣散了二百余人，使我的司令部大大地简化了。同一天早晨，我派办公室主任陈定乘车前往重庆，去找办事处长冷培元，要他们两人负责将存放在重庆的黄金三千多两（这笔款是国防部拨发交本部补给司令部，代购十一月份军粮用的），于二十五日上午送来碁江。

大渡河畔被俘

我的指挥所仅有的两辆吉普车都派出去了，二十四日晨我着草鞋随同大家步行前往棊江。走离南川没有多远，路遇陈克非、刘平，他们问我到哪里去，我不便对他们明言我的企图。尤其是陈克非，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小同乡，而且有如下一段经过，使我对他早存戒心：当八月初程潜、陈明仁等起义时，陈明仁曾有电约我和他取一致行动，我虽拒绝了，但我并没有把此事向蒋介石报告过，以致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八月上旬，蒋介石派其内侄毛景彪（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到重庆调查情况，毛一到重庆，就和在巴东的陈克非通电话，询问鄂西战场的整个情形，并对陈克非说：“老先生指示，要你随时把情况直接用电报报告。”陈克非答：“今后一定遵照办理。”他们这次通话，被我司令部检查邮电的情报人员记录下来送给我看，我心中大为不快，觉得蒋介石对自己不信任，他在嫡系部队中还仍然以亲属和浙江人为最可靠，实在太自私了。这件事成为我对蒋介石在思想上的一个疙瘩，从此我决心和蒋介石断绝关系。

因为有上述这段经过，所以当陈克非问我向何处去时，我便假说打算去涪陵一带找钟彬。陈克非、刘平都劝我不要去，我便反问他们去哪里，他们说想去看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司令官，他的队伍刚由贵州境内开来南川一带），交换一下意见。我说：“我们军事上失败到了这个地步，见了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不想和你们同去看他。”彼此也就不再说什么，各走各的路了。正午罗开甲由綦江回来，向我汇报遣散司令部人员情形后，我率指挥所人员于当日黄昏时到了棊江附近的三溪镇。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冷培元带着三千多两黄金从重庆来到三溪。我拨给他一百多两黄金，嘱他送点钱给本部副主任沈静，遣散办事处人员，剩下的做为他今后生活费用；同时我写了一封十分伤感的信，托他带交我的妹妹（那时我的妹妹、妹夫均由湖南来到了重庆），嘱他们俟解放军进入重庆，局势平静后回湖南去。

二十六日上午七时，我们开始离开公路西行，我亲自带领的一个纵队是本部直属部队及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共四千余人。出发前，我集合干部讲话，简单地说明此行的目的，要求大家不要气馁，沿途严禁骚扰老百姓，凡有妄取一针一线者，就地枪决。并编组两个纠察队，指派军政干校教导处长王旸及司令部高级参谋柳峻田分别负责。在路过白沙附近时，有警卫团一排长上树摘食桔柑，纠察队开枪射击，击中该排长的右腿，显然是做得太鲁莽了。我叫他们采取劝告等方式，以后比较好些。

我所率领的这个纵队的行进路线是：碁江—李市坝—白沙—朱家沱—万定场—石洞镇—怀德镇—赵化镇—观音镇—高店场。每日行程约七十华里，一路尚称顺利。到石洞镇时（石洞在泸州北面四十华里），得悉解放军已进入重庆，大军正沿成渝公路西进，听说内江一带车辆拥塞，秩序很乱；由毕节北进的解放军快要到泸州，泸州已呈混乱状态。当将情形电告顾葆裕、丁树中，嘱他们迅速向宜宾以西地区集结。

到达高店场附近后，本想过江入宜宾再向西去，但在宜宾的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派参谋来通知我，说奉成都顾总长电话，可许宋希濂带少数人入宜宾，部队不准进城云云。这样，我当然不愿去宜宾。我们不得不绕过宜宾北岸一带高地，多走了一天半的路程，才于十二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到达宜宾西边四十华里的牛喜场对岸。这时在牛喜场有一千多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拥有少数枪枝，封锁江面，不让我们通过。他们都自命为刀枪不入的人，气势汹汹，我派人前往交涉，不仅没有获得他们的谅许，而且把派去的人杀害了一个，迫使我们非用武力对付不可。我乃派高超部（这时一二二军丁树中亦到达那里）及警卫团在上下游两处渡江，围攻牛喜场。不用说，他们的抵抗力量是很微弱的，经过一次扫荡，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逃到南山里去了，我们也没有追击。

下午三时我们渡江到了牛喜场，打算在这里休息一天，因现洋甚少，以金子购买东西找不开，很不方便，预定于翌晨派人去宜宾以黄金换批现洋。当天傍晚，我的参谋长彭劢自宜宾来看我，他因身体不好，带着本部和干校的一些人及行李等，系由重庆乘轮船先到宜宾的。我问他宜宾的情况如何，他说：“郭汝瑰部固守宜宾，恐怕没有这个力量，但郭部的师团长多和我是同学，我到宜宾后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已在雷波、屏山等地屯积粮弹，如共军向宜宾进攻，他们就准备把队伍拖入大小凉山打游击，依此情况推断，郭汝瑰部大致不会向共军投诚。”我听了感到高兴，认为解放军必先解决郭汝瑰部，才会派兵来追击我，到那时我已走得很远了，这样，西行途中就会比较安全顺利。彭劢对我说明他由于心脏不太好，不适于爬高山及长途行军，不能随我西行，表示十分歉疚。我安慰了他一番，瞩他即在宜宾好好养病，并送了他金子二十两。当晚，彭劢就回宜宾去了。

由于多日行军和这一天的紧张生活，感到相当疲乏，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就寝，睡得很熟。不料到深夜，突然有人猛力推醒我，我惊醒了，睁开睡意很浓的眼睛一看，原来是警卫团副团长宋展翔（他是我的堂弟）。我问他深夜来此有何事，他说：“我有一个在军校第二分校十五期的同学，也是同乡，一向和我很要好，他现在郭汝瑰部某师某团当副团长，他那个团奉郭汝瑰之命开来牛喜场监视我们，半夜里由宜宾秘密出发，可能不怀好意，他恐宋先生（指我）遭人暗算，特故意请求同尖兵排在前面走，利用机会乘马快跑来通知我们。”我当问那个副团长（忘其姓名）现在那里，他说：“他已急急赶回去了，计算时间，明早六、七点钟可到这里。”我一看手表，已是三点多钟。

我当时猜想，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很可能是奉蒋介石（听说蒋介石那时还在成都）的密令，想趁我的不备来解决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立即起床，通知各部队马上做饭吃，大约在天色微明前，我们便全部离开了牛喜场，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泞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足足走了八个钟头，才走完四十华里。

到达高家场，顾葆裕、丁树中两部均已于先一天到了这里。当晚我们商定了第二次的行进路线为：高家场—清水溪—黄丹—慈竹坪—沙坪—金口河—富林—冕宁—西昌，并决定顾葆裕先一天出发，其余队伍在高家场附近休息一天。我当时估计，解放军尚未到宜宾，纵然快到了，解决郭汝瑰部也得花两三天时间，其他解放军大部正在向成都附近前进围歼胡宗南部。没有解放军的追击，沿途虽然不免有些困难，例如道路崎岖、粮食补给的缺乏等问题，总是可以设法解决的。

但事情却和我所设想的相反。十二月八日下午三点多钟，副参谋长罗开甲带着紧张惊惶的神色跑来对我说：“某参谋刚才在长途电话线上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宜宾郭汝瑰部叛变，已派人前往欢迎共军，共军即可到宜宾。”

我听了这个报告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解放军到宜宾后，必然很快就会知道我在高家场，必然会派队伍来追击，而且他们行动迅猛，经常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一天行军一百五六十里，在他们不算一回事，这样很快就会追上我们，一经被追上，就很难脱离了。我告诉罗开甲，通知各部队仍按预定计划于明日出发，同时要少校以上的干部于明晨七时集合开一个会。

第二天，是一个寒雨的早晨，天气非常阴沉，我带着忧郁的心情来到一个古庙里，对集合在那里约有一百名的将校级人员讲话，大意是这样的：“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我们剩下的力量已是很有限了！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对大家说，是十分艰苦，甚至是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不愿在共产党统治下过残酷可怕的生活，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是愈过愈苦的，走的是崎岖难行的小道，吃的有时可能很粗糙，甚至不够吃，如果情况紧张的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多里。……你们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意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当酌发遣散费……。”

我讲话约一个小时，说得悲凉慷慨，在场的人，多有泣下者。我说完后，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慎重考虑一下，结果，司令部及军政干部学校共有二、三十人领了遣散费走了。我决定把队伍分做几路走，以免太长，耽误行军，并发给各单位一些金子，有一百两的，有五十两的。

川南多山，且值寒冬季节，经常多雨，道路不好走，行军进度颇受影响。我们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才到了犍为县属的清水溪。这是岷江上游一个相当繁华的市镇，我派人找商会以黄金换银元，他们答应想办法，但只限于少数，最多只能换三十两，而且规定每两只换银洋四十元，我也同意了。不料这件事情尚未办好，忽然原驻在那里的四川队伍刘树成部（刘湘嫡系）约一个营，仓皇地离开清水溪，开向沐川去，同时商会的负责人及地方行政人员都纷纷逃避，街上商店突然乱纷纷地关上门板。询问之下，始知是解放军离清水溪只有四、五华里了。

这个消息，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正在吃饭，我立即从座位站起来，说了一声：“来得好快！”随即率部队自清水溪向南行，大约走了五、六华里，在一个小山坡上便听到清水溪市街上的机枪声和步枪声，大约是解放军扫荡少数的地方团队。

我们走了二十华里，到了一个小村庄，已是天黑了。大家都觉得行军一天疲乏了，主张在此宿营。我说：“绝对不行！如果今晚不走，不到明天早晨，便都会被共军所俘虏。”命各单位立即做饭吃，晚上九点多钟，开始夜行军。

到十五日上午八时，先头部队到了铁炉场（那里有一个煤矿公司）。忽然后卫部队枪声大作，继之迫击炮弹也连续地射击过来，这是解放军追击来了。我即传令前卫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同时命警卫团的一个营在南面山头占领阵地，阻滞解放军的行进。

我们于下午一时到黄丹，与昨晚到了此地的顾葆裕部及干校教导总队会合，我命顾率所部立即先行，教导总队在黄丹东北高地布防，掩护警卫团撤下来，我率干校学生随顾部之后行进。翻过了几个高山，晚上九时左右，到达大渡河边的一个小市镇铜街场宿营。当警卫团回来时，始知该团的第二营，已被解放军追击部队在铁炉场以北地区包围解决了。到深夜，一二二军的高超部也来到了，始知丁树中所率的二千多人，被另一路解放军追上包围歼灭了，丁树中下落不明，高超部因走在前头，没有被解放军截获。

自綦江出发，落伍沿途逃散，加上被解放军解决的，达四千人左右，十六日晨到达大渡河边的，实仅五千余人了。除顾葆裕部已先行外，在我身边还稍有战斗力的，为高超部和教导总队。我们沿着大渡河南岸西行，命这两部轮流做后卫。十六日上午十时左右，解放军又追上了我们。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右有大江，左有高山），解放军追击部队无法超越我们，只能与后卫部队保持接触，我们昼夜不停的走，解放军昼夜不停的追，迫得我们没有喘息的余地。每天都有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担任后卫的部队，常是一个连或一个排的被歼灭，力量愈来愈少了。道路是这样的难走，司令部原有几十匹骡马，至此有的饿死了，有的堕入悬崖救不出来，行李大部分丢光了。我们只得依靠两条腿，在黑夜中摸索前进。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乏，走，快走，为了一个目的——逃命！

当十八日正午，解放军追我们追得很紧，后卫部队又在进行着抵抗，枪声响彻大渡河谷时，警卫排的名叫万朝生的一个战士（有高小文化程度），忽然在行列中自言自语地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我听后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想到楚霸王的乌江自刎，想到石达开在大渡河的结局，联系着自己的目前处境，看来是很难摆脱覆灭的命运了。

经过整整三天三夜极度紧张的战斗行军，我于十八日深夜，也是十九日上午二点多钟，抵达了川康边境的峨边县——沙坪。我感到心力交瘁，疲困万分。顾葆裕已于六个小时前到了这里。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补给司令罗文山，他所属有一千多人，还有几十辆卡车，路过成都时，顾祝同委以第八纵队司令的名义，率部并带着几十辆卡车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了峨眉县南边的龙池、新场一带。通过无线电的联系，我告诉他可于十八日晚到沙坪，他便派了上校站长宋湘陵来沙坪候接我。在这危难万分之际，加添了这支力量，使我又产生了希望。但事情总是朝着我所设想的相反方向发展，解放军第十八军的第四十七师这时到了峨眉县，他们的任务本是防止胡宗南部向西昌逃窜，得知龙池、新场一带有反动武装，还有车辆，便立即派了一个团追击，这个团于十九日拂晓到了新场，罗文山率部投诚，而我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

十九日天甫微明，顾葆裕便率所部沿南岸西行向金口河去了，我由于太疲乏，睡了一觉，到早晨七点多才起来，吃过早饭后，便命本部及干校一律渡河，然后会同罗文山部沿乐西公路走。到十点多钟，约渡过了一千人，我也渡河到了北岸山脚下。突然山上枪声大作，机关枪的火力对着南岸待渡的队伍扫射，那边队伍便乱纷纷地向南面一带山地逃窜。已经过了河的，一部分向西走，走不到三百步，便被解放军堵住了。我率警卫排向东走，走不到一华里，也被解放军堵住了。在山上的解放军，又分几路冲下来了。这样，大家就毫无抵抗地解除了武装。

我在这走投无路之际，觉得当俘虏是多么可耻，抽出手枪准备自杀，正举手时，被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抓住。很快解放军就过来了，我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但不到半个小时，十天来一直紧紧追击我的解放军某部，来到了南岸东南一带高地，因两岸的解放军事先没有联系，他们便向北岸射击，弹如雨下。我趁解放军无暇看管时，又带了几个人跑到一个庙里的楼上躲藏起来。

两岸的解放军通过号音的联络，知道都是自己部队，误会消释了，北岸的解放军随即进行捜查，我们又被捜出来了。我平时着与士兵同样的草黄色棉军服，当解放军干部询问我的姓名身分时，我答我叫“周伯瑞”，是司令部的一个军需。他们信以为真，在河边沙滩上，解放军团政委向大家说明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后，要大家指出谁是宋希濂，也没有人吭声。就这样，十九日晚在北岸的一些民房里，大家默默地坐在地下过了一夜。不用说，这一夜，我精神上所感受的痛苦，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

二十日晨七时左右，解放军命我们在沙滩集合，准备把我们这一千多人押送到蛾眉县去。我想这在路上可能还有逃脱的机会，便暗暗地叫几个亲信靠着我一道走。不料正在这个重要关头，突然王尚述过河来了。

王尚述是苏北人，据他说，他原在解放军，是个相当于营教导员地位的干部，于一九四八年冬在湖南衡阳打入我所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在校进行秘密活动。一九四九年八月他在恩施被发觉，通过审讯后，供出他投入军政干校的目的及种种活动情形。本部第二处和干校的一些重要干部，均主张将他枪毙，我没有同意，亲自找他谈了一次，随即派他在校本部办公室工作。我军转进时，他一直一路跟着走，可能由于走得太累，他掉队了，所以十九日他没有过河来。这天早晨他过河来后，看见我坐在被俘的行列里，立即走向解放军指挥员所住的屋子里去，很快就来了一位许教导员找我去。我懂得了这是为什么，当他一开口问我是谁时，我毫无犹豫地说：“我是宋希濂。”

一九四九年，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死了父亲，死了妻子，打了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说这一年我还只有四十二岁，但头发已脱落了不少，两鬓也开始花白了。由于几乎一切事情都不如意，感到心力交瘁，意态索然，觉得应该是自己生命的终结了，活下去还有什么意味！

不，一九四九年，应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应该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我跟随蒋介石多年，干了不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对我的宽宥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

①当时曾参加那次扩大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他不愿担任总统的意见后就退席了。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蒋登台的是CC派的潘公展、萧诤等人。刘公武发言主张接受总裁不任总统的提议，并剖析其利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遭到CC派喽啰们气势汹汹的吓骂。戴季陶以元老身分登台发言，他几乎是以教训的口吻，斥责主张“总裁不担任总统为宜”这一派人的意见。他力言就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这样，拥蒋登台派在会上占了绝对的优势。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推张群、吴铁城等五人向蒋劝驾，结果是蒋欣然接受，袍笏登场了。可见蒋介石当时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话，只是一种姿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后，老羞成怒，转过来责怪当时劝驾的人。闻戴季陶于是年二月在广州服毒自杀，与此事有关，确否尚待查证。

②王凌云是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他率部由南阳撤后归我指挥，到江陵、沙市时，我和他商定将能作战的部队第二、第十五两军留在江北，不能担任战斗的部队，移驻江南，由他负责整训。他满口同意，其实他思想上认为我剥夺了他的指挥权，满腹猜疑和不满。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一场玩笑·两条人命（劫余）

——冤狱录之二十

过去军队里有句俗话“军需官当了三年，不用审问就可以拖出去枪毙！”这当然是愤恨、怨怼军需们贪渎、喝兵血的偏激之词。但凡事不能一概而论，资深军需官韩诚生就从来不曾贪过污、舞过弊。

韩诚生，浙江人。国民党军需学校毕业，是科班出身的军需官，他为人耿直，守正不阿。干了二十多年的军需，没取过一毛钱非分之财。办事一板一眼，按法令规章来，也因此便堵塞了各级主官的财路，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但部队长也不能随便免他的职，遂把他调来调去，最后调到陆军供应司令部任中校财务官管编制预算。

韩诚生不仅和部队常搞不好，跟军中保防人员也合不来。原因是他对国民党的一切宣传均持怀疑态度。蒋氏父子以“骗”治天下，视“谎言说三遍就变成真理”的纳粹格言为金科玉律。认为凡是人都容易受骗，百姓好骗，大陆来台文盲占多数的老兵更好骗。故而制造了一套又一套的谎言、谣言和呓语。年以继月、夜以继日、周而复始、不厌其烦的骗、骗、骗。骗的目的自然是要百姓忠驯的出力输财，要士兵无条件的卖命效死，俾维持其家族统治。

骗术无论多高明，一经解析便会揭穿。韩诚生整日和数字表报为伍，养成了精于分析的习惯。所以他对国民党的宣传均嗤之以鼻。比如宣传上说“蒋总统是世界人类的救星”，韩诚生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保护，蒋总统早做了“李承晚第二”，自己连自己都救不了，哪里还能救得了世界人类？宣传上说“反攻必胜，建国必成”，韩说《中美协防条约》签订时，台湾已承诺“反攻大陆不使用武力”，哪还有反攻这回事？其他如段澐通匪案，雷震窝藏匪谍案，孙立人叛变案，事事全与共匪有关，韩诚生也认为恐怕不像报上写的那么单纯，而别具内情。最令韩起反感的宣传，是把“共匪”说得无时无处不在，保防人员则通天彻地无所不能。如市面上辅币不够，说是共匪扰乱金融；八德乡血案，说是共匪破坏社会秩序。韩说共匪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台湾还有什么搞头？反之，如台湾的保防工作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潜伏匪谍已经赶尽杀绝，又何必整天的搞“莒光周”“莒光日”，在大街小巷贴“公共场所莫谈国事”的标语？当然韩诚生的这些论调只是和朋友同事聊天时私下谈谈，并不敢公开发表。尽管如此，话还是传到了保防人员的耳朵里了。保防人员便警告他少发牢骚。

这一警告，激起了韩诚生的反弹。他准备开保防人员一个大玩笑。谁知玩笑一开不要紧，竟送掉了一条老命！

韩诚生趁值夜之便，于无人时起草了一份文件。他自称人民解放军台湾先遣队司令，在文件中谓：解放军先遣队已隐密而安全的渗入台湾，后继部队将陆续登陆，台湾解放在即。希望台湾各有关机关全体员工，做好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并保管好一应公私财物，以利接收。如有破坏公共财产情事，严惩不贷！文告是钢板刻好油印的。印好后即分别投邮函寄与各县市政府、乡镇公所、农、渔会及合作社等机关。

原来韩诚生的太太为了贴补家用，在台北和平东路开了一间杂货店，兼营邮政代办所。故韩诚生对邮政业务甚为熟悉。他投递文件时，分别投于不同地址的邮筒内，以分散邮检人员的注意力。投完，他等着看热闹。

热闹是免不了的，不过全在暗中进行，韩诚生一点也看不见。各机关接到该文告后，不禁骇然！紧张的交予安全室处理。由于台湾各特务机构领导系统不同，看到该文件的特务各自向自己的上级反应，最后连国防部长蒋经国也知道了。小蒋赫然震怒，严令限期破案。

特务们会商研究的结果，认为该文件从不同的地点投邮，显然是了解邮务的人干的。于是着手清查各邮局。台北有位邮务士，由于曾经在土城生教所感训过，特务们觉得他嫌疑重大，抓起拷问。该邮务士熬刑不过，当场死亡。特务便将尸体拖至蔽巷，让汽车辗一下，说是车祸致死。

但事情并没了结，有人认为可能是无聊汉子的恶作剧，不值得重视。别人反驳道：“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调查了半年多仍线索毫无，半点进展也没有。然而差可告慰的是海峡对案并无集结兵力的迹象，台湾也没发现一名解放军。虽然如此，案子仍待侦破。

最后根据案子跟邮政有关的假定，特务想出个办法：由邮局出资大登广告，举办一次“邮政常识有奖问答”；题目简易而奖金优厚。这招果然有效，韩诚生上当了，阅报后欣然参加了该项问答。特务们从堆积如山答案中，逐一核对笔迹，韩诚生终于现了形。

宪兵队拘捕了他，韩诚生非常“合作”，坦承是他干的。问他用意何在？韩说只是开个玩笑而已。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动员了庞大的人力，耗费了巨额的经费，南奔北跑忙了一年有余，决心要侦破的“匪谍”大案，到头了却是场玩笑，荒谬，太荒谬了。但事实确偏偏如此。

经过清查，过滤韩的人事背景及交游情况，觉得攀扯、罗织不出什名堂，即将他移送法办。军事检查官很快的以《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的罪名予以起诉。当韩诚生接到起诉书，得知罪名是唯一死刑时，始知闯了大祸。幸好他平日人缘不错，同事们获悉事实真相后，都尽力挽救。主官也认为韩是位专业知识丰富、工作勤勉认真的好部属，也答应帮忙。大家知道韩近来因头痛常跑医务所，便要求医官出具一张“精神分裂”的诊断证明，做为申请减刑的依据，医官以兹事体大，不敢作主。最后仅勉强的在诊断书上加添了“疑有精神分裂症”字样。

案子以“无期徒刑”定谳。韩诚生也被移送到台东泰源感训监狱执行。事情至此应算终了，是又不然！

某日，蒋经国心血来潮，忽然问起这件案子来。手下将侦破暨判决情形据实禀报。小蒋不悦的道：“这种人怎么可以还让他活着？”这句话宛如一道催命符，将韩诚生送往枉死城！

台湾号称“自由中国”，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把一名判决定谳的无期徒刑囚犯，随便拖出去毙了，总不太“法治”，好歹得完成“法定程序”。这难不倒刽子手们。他们竟行指令韩诚生的主官，依《军事审判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提出“再审”之诉。该主官不敢抗拒，状子立即递送国防部军法局。军法局收到状子，跟着就判决发回更审，“效率”奇佳。

在台湾所谓“叛乱犯”，不经由当事人或家属，而由当事人的主官代提“再审”之诉的，这是破例的一遭，也是空前绝后的一遭。

当宪兵到泰源监狱去押解韩诚生到台北候审时，韩不胜惶恐，因为申请再审的状子，连副本也没抄给他。倒是监狱官操着八股的腔调安慰他道：“总统是仁慈的，政府是宽大的，这回你一定会减刑。”

更审的结果，刑是“减”了，由无期“减”为死刑！

“二条一”的罪名是“意图非法颠覆政府已着手实行”。韩诚生既无颠覆政府之意图，更谈不上着手实行。何以蒋氏父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从一则小故事中可了解其心态：慈禧太后晚年，有次找了个太监陪她下棋，中盘，太监忽然得意的道：“老佛爷，奴才要杀死你这匹马。”慈禧立即变脸，叫人把那名太监拖下去活活打死。原来慈禧年迈忌讳“死”字。蒋氏父子自败退台湾，忌讳与共党有关的任何事物，故共党曰匪党、解放军曰匪军、大陆曰匪区。莽莽神州，遍地皆匪。今韩诚生公然而有意的犯忌讳，冒充解放军吓唬人，所以伟大的“国民革命军之父”就要“仁慈”一下，给他个“痛快”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胡县长（劫余）

——冤狱录之二十二

他不厌其烦地逢人吹嘘，一再宣扬自己曾干过好几任县长，是有社会地位的长者，但听的人依旧轻蔑鄙视他如故。为什么呢？原来此公言谈粗俗，举止不文，学识浅陋，品行低劣，一点也不像牧民百里的县太爷。不过也有人认为国民党的官儿，像他这副德行的所在多有，他当过县长未必是假。此公姓胡名献球，江西南昌人。自称北大毕业，在台湾有位官拜陆军中将、任职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弟弟胡献群，靠山很硬。

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时，他并没追随政府逃来台湾，而是在家乡观望风色。并曾远赴北京投奔位老同学，“民主同盟”的要人许德珩，希望谋取一官半职，惜乎事与愿违。这才下定决心南走香港，由其弟担保入台，参加“反共抗俄”的行列。

到台湾后当不上县长，却轻易的谋得了个中学教员的位置。原因是他有位得力的朋友，此君来头不小，乃三民主义专家，政工系统首脑王昇大将的捉刀人，政工干校教授马璧是也。这位马教授，晚年回归大陆，在北京宣称：三民主义的理想，在大陆已经实现。研究三民主义，横跨两岸，结论如斯，不亦妙乎！胡献球先生在中学里教什么呢？教英文，不懂文法；教历史，搞不清朝代；教地理，不知道古巴在哪一洲。他自命为“诗人”，但所作的诗，既不合仄也不押韵，连“打油”的味道都没有，教国文也难。然他拿着马大教授的八行书，校长不敢不买账，只好请他教三民主义、公民。

胡先生天性好斗，走到哪斗到哪。颇有国民党“内斗内行”的流风余韵。而且妄自尊大，目无余子。同事中，年长的，他骂人家老朽昏庸；年少的，他骂人家年幼无知；当过官的是贪官污吏；没当过官的是乡野村夫。反正只有他胡献球才是饱学之士，教育界的精英。

不安分教书而整天骂人，自然和同事们处不好。纠纷迭起，冲突时生。校长看不过去，数落、斥责他一顿。胡献球一怒之下，竟检举校长参预地方派系，办学无方，有亏职守。

须知台湾的中学校长并不好当。一须有良好的党政背景和职业专长，二须和地方政府、议会、派系相处融洽。三须和特务机关挂勾。胡献球爱拼不一定会赢，一脚踏上铁板，校长反击了，一状告到调查局，说他有“匪谍”嫌疑。

调查局立即“请”他到案说明，胡献球傲慢地不肯就范，坚称自己是具有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忠党爱国，没什么好交代的。接着大刑伺候了。

胡献球忍受痛苦的能力很强。拳头、耳光、皮鞭，纷如雨下，打得他遍体鳞伤，血透衣衫，他硬是坚不改口。最后当他被绑在柱子上，一只大狼犬前爪搭上他的双肩，利齿咬住他的脖子时，他崩溃屈服了。答应“合作”，也就是愿意遵照调查局的意思写自白书。

在自白书中他招承，奉许德珩之命来台发展“民盟”组织，相机策动其弟胡献群“起义”。

就凭这份自白书，他被移送至台北青岛东路三号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军事检察官以“二条一”的罪名起诉了他。结果被“减”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在军法处和泰源监狱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胡献球斗志不改。他指骂狱中难友，这个是“奸匪”，那个是“叛逆”，全是国家民族的败类。他自己呢，板荡识忠贞，虽际遇如此，忠党爱国之心绝不动摇，责奸骂叛，乃国民党党员应尽的天职，换句话说，骂人有理。

俗云“神鬼怕恶人”，胡献球作恶除了一张尖酸刻薄的利口外，并无其他凭借。盖其时他已年逾花甲，动口尚可，动手则准吃亏也。故他一开骂，别人就揍他。是以他在哪间押房，哪间押房就打架。监方处理打架斗殴的手段很简单，“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不论原被告，也不管是非曲直，一律钉上脚镣调房。胡献球打遍押房少胜仗，倒创下了调房钉镣的新纪录。他不仅耐得打且愈挫愈奋，继续争斗不休。可把监方给搞烦了，于是送他一顶帽子——“惯于搞监狱斗争的老匪干”。

这顶帽子一戴，十二年刑期届满，不是开释，而是送到绿岛受训。绿岛职训总队特地留了栋营房，专门管训刑满的政治犯。那里是惨无人道的地狱中的地狱。其管理人员如陈恒生、方庆三、蔡长命等，全是毫无人性的冷血动物。这里白天做十小时以上的笨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得上两小时的政治课和唱一小时的军歌，胡献球年纪衰迈，体力不如人，劳动绩效难达官订标准，然蔡长命等人说得好：“这不是养老院，我们也不是恤老怜弱的大善人。”达不到标准，就得接受处罚，故而胡献球挨打、罚跪成了家常便饭，且经常伤痕累累地带着沉重的脚镣上工。如此残忍的虐待行年七十的衰翁，恐怕只有行“仁”政的蒋氏政权才做得出来。胡献球不敢对虐待他的人表示反抗，反把怨气泄向难友。他责骂难友是天生的奴才，故意卖力干活出他的丑。天晓得，每天砍多少柴，挑多少石头，修多长的路，官方早已订下标准，“当皮鞭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唯有屈服之一途”，除非你是被虐狂，否则谁敢磨洋工，自讨苦吃？

胡献球忍无可忍，苦极思斗。他向官方及难友同时出击；他偷偷地趁夜晚熟睡时，把难友们的毛巾、肥皂、鞋子统统丢进厕所；同时又把军官办公室窗外几株遮荫的芭蕉树全给砍了。结果又换来一顿毒打。

受训是变相的无期徒刑。只要官方认为你“恶性”未改，你就别想离开绿岛！权柄之大，超过军法处。胡献球言行如斯，焉能让官方满意。所以在绿岛待了三年多，仍获释难期。似乎命中注定要坐穿牢底，永坠炼狱。

所幸卡特仁兄的人权外交救了他。台湾当局为了应付国际舆论，终于不得不着手清理为数不少刑满找不到保，或刑满仍在受训的政治犯。最后决定把这批人统统送交花莲“仁爱之家”收容。胡献球县长沾了卡特的光，这才重见天日，脱离苦海。

老实说，胡献球老先生的言行举止可疵议之处甚多，但他绝不是民主同盟的盟员，更不可能来台发展组织。他挟怨检举校长固属不实，充其量亦不过诬告而已。硬给他戴上叛乱的大帽子，可谓既酷且虐。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寻找女人（劫余）

信不信由你，大陆上共党报刊正在公开寻找女人！

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于九月底十月初在北京举行。大陆囊括金牌一百八十三面，占金牌总数的五分之三，其中半数以上是女选手的杰作。那些捧牌献花的女服务员更是婀娜多姿，娇艳如花。又“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镜头随便一扫，各族美女尤填街盈巷。实际情况是大陆女性美且健，却有人还要寻找女人，非盲即诬。宁非咄咄怪事？

见怪不怪，其实他们要找的并不是“撑住半边天”的“女同志”，而是具有“女人味”的“淑女”、“闺秀”型的女人。

那么淑女闺秀和女同志的差别在哪里呢？简单地回答除了生理构造相同外，可谓品味悬殊。传统的淑女闺秀具有婉约、温存、恭顺、勤谨、体贴、慈爱、娴静、端雅等女性特有的美德。然而这些美德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律被贬之为“旧”、毁之谓“毒草”，必须“破”而除之。这一破一除不要紧，女性品味涤荡殆尽，从此，淑女闺秀在大陆上便寥若晨星，踪影难觅了。

破旧立新，共党所“立”的女同志品味又是如何呢？花容月貌应犹在，只是品行改。她们变婉约为好胜，变恭顺为争强，温存、勤谨、体贴、慈爱、娴静、端雅被泼辣、剽悍、饶舌、疏懒、粗放、胡搅蛮缠所替代。有女若此，自然夺金牌如拾草芥，可是男士们遭殃了。

大陆各级机关女同志人数众多。从商店到办公室，女同志们人手毛线一团，边编织边闲磕牙，对顾客或洽公的百姓爱理不理。这还算好的，有些女同志干脆签个到即打道回府处理家务，抱孩子去也。她们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主义理想为“少尽所能多取所需”；甚至不尽所能，侵取他人之所需。换句话说，就是“吃粮不办事”。反正嘛，“社会主义养懒人”。

吃粮不办事倒也罢了，她们“勇于拼搏”，凡事必争。争待遇、争福利、争奖金、争房子、争特权、……一旦所争未遂，中式传统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西式洋化的举牌抗议纠众示威诸般手段全部出笼。故各级主管（大陆上称之谓领导）一听说新分发的员工又是女同志，莫不头大如斗，叫苦不已。

如果有机会到大陆家庭做客，将会发现女同志们大方悠闲地陪客人喝茶聊天磕瓜子，男士们则掌厨做菜忙得不亦乐乎。一家之主沦为一家之“煮”不算，还得忍受“气管炎”（妻管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共党把女性调教成这副德性，致受足活罪，无乃咎由自取？或曰：大陆男士们未免太姑息、纵容、退让而缺乏英雄气概，有辱干纲。这也未必，毛泽东够英雄了吧？破蒋介石八百万大军如摧朽拉枯，顶联合国数十万部队于三十八线，珍宝岛勇挫苏联，喜马拉雅山大败印度，右反美左反苏，固一世之雄，然面对骄纵跋扈，胡作非为，搞得举国骚然，天怒人怨的枕边人江青，同样“有看法没办法”。老毛如此，遑论他人！

女权膨胀若斯，大陆上应该是“信知生男恶，不如生女好”或“不重生男重生女”了。是又不然，自从实行“一胎”政策以来，女同志们莫不千方百计，想尽办法，钻漏洞、走后门，贿赂户籍警，甚至甘冒罚款、开革的危险，希望生个壮丁。这种崇女偏要生男的固执，令人猜不透。大概是共党的“对立矛盾统一律”作怪吧。

如今，大陆男士跌过知痛，尝够了女同志的苦头，重走回头路，来寻找他们一度想破想除的淑女闺秀型具有女人味的女人，但“破”易“立”难，女性美德之树立非朝夕可办，须潜移默化，慢慢培养，看来要想寻到“她”，尚须待以时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严父慈母”的新估价（李霁野）

自治会请我向诸位同学说几句话，大概是因为我好说话，饶舌，所以在全校罢课，各位先生都闭口的时候，还要我现一回丑，不然就是因为我好说话，在大家没有好功课可听，需要一点余兴的时候，我总不会扫大家兴，板起脸来，说一声“议决罢讲”。再不然，就是因为我爱说好话，曾经祝诸位“花好月圆”，而且招待过两次新女婿了。因为我说话好，我知道是绝不会的，所以置之不论。若是为了其他三个原因，我可以说都是错误的。第一我不好说话。我在北碚一年，有人说没有听过我一连说三句话，是真的。好说话也不尽然，我在这里的口碑，诸位大体知道：坏脾气，不好说话的。说好话吗？也未必。今晚我所要说的便是坏话多。

诸位看这一点小事，你们就闹得错误百出——我是按一个人犯一个错，以一乘百计算的——所以关于其他的事，我奉劝还是多思考一番的好，不要觉得太有把握。什么样算是小器，算是褊狭呢？人云亦云，凭了不过半打的成见过生活，便是小器，便是褊狭。甚么算是大方，算是宽容呢？持开明的态度，求了解不同的观点，时时将自己的意见加一番新估价，开一点新天地，便是大方，便是宽容。专门教育家的高见怎样，我不大知道，就我素人的眼光看，教育的功用应该就是养成这样的态度。

英国的一位思想家说德国哲人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思想，是投入十九世纪思想界的一颗炸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尼采要将一切旧价值重新估一番价。思想像衣服一样，会旧会破，会不合时，所以有时需要改做，有时需要弃置，受大学教育，将来又要负教育责任的人，不能只做估衣商，时常要去去布店，动动剪刀的。

讲起衣服的比喻，我觉得“严父慈母”的观点，真是一件古老的旧衣，开头就裁得不成样，现在实在有改做的必要了。这件衣服，我们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中都曾穿过的，诸位可以自问一下，现在是否还在穿着。不多天前，一位母亲被六、七岁的孩子无理性的纠缠不休，我适逢从旁边过，她笑一笑说：“严父慈母，不好做……”我只好唯唯诺诺，加快脚步，我心里可是怪难过的，因为她有做好母亲的材料。诸位只要不闭着眼，这样的母亲是随处可以看到的。这是我想起说这个题目的最近原因。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心里存在，恐怕总有三十年了。我曾经看过不少被“严父”或“慈母”牺牲的孩子。因为“严父”的观念作祟，有些家庭简直冷如冰窖，试问在没有温情的环境中，孩子怎能生长好？所谓“慈母”，却又一反父亲的态度，而且因为是一种大家推崇的反动，势必过火到有害的地步。于是孩子在这一冷一热中，仿佛害着恶性疟疾一样，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会说这样的儿童是幸福。

本来父母之道千头万绪，我是不配谈的。我不过就所知道、所想到的一点，讲给诸位做参考。我说“严父慈母”的观念，是开头就裁得不成样的衣服，我可以引一段书，表明这并不是新异得了不得的思想，非以“过激目之不可”。俞正燮在他的《癸巳存稿》卷四中，有一则“严父母义”，这样说：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学》云：‘为人父，止于慈。’《礼运》云：‘父慈子孝人之义也。父子笃，家之肥也。’《左传》晏子云：‘父慈子孝，礼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礼之善物也。’……《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又云：‘以养父母日严。’又云：‘祭则致其严。’皆谓子严其父母也。《表记》云：‘母亲而不尊，父严而不亲。’此汉儒失言，于母则违严君父母及养父母日严之训，于父则违慈孝之谊，由误以古言严父为父自严恶，不知古人言严，皆谓敬之，《易》与《孝经》皆然。……”

这段文章我觉得说得很好。从这我们可以看出，“严父”原是敬父的意思，并不要父亲做铁面的包公，或无情的阎罗王。父亲也是要和颜悦色，有情有理，才可以得到儿女真心的爱。“父慈子孝”原是很自然的。

中国关于父子的观念，有两个大错误：其一是父亲要有威严，所以处处要儿女畏如神明。其实用畏惧做基础，连权威也只是维持一点表面，爱是很难存在的。第二要儿女尽孝道。这简直是放债讨债，哪里谈得到什么天伦之乐，当做应尽的义务，孝是没有许多人实行的；就是实行的少数人，也往往不真不深，敷衍敷衍面子，建立在人情上的父子之爱，却就不同了。这种爱的关系是人生的一大幸福。

我说在错误的严父观念中没有真孝，至少很少有真孝，诸位中也许有人以为我的说法偏激、错误。其实这话再平庸不过了。我是向无高见的人，只用常识的眼光来看世事。今天早晨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教育视察员从某地回来，发表谈话说，一切平静，并无学潮。这不是和“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吗？二十几年前，我的一位体育先生告诉我说，若是觉得身体的某一部分存在，便是某一部分有了问题了，在健康的情况下觉不到存在，我一直觉得这话很有道理。道学家宣传孝道越厉害，每有一点荒谬的孝行，例如割股；无害的孝行，例如怀橘，便大加宣扬，便是证明孝行是何等珍奇，何等少。很流行的二十四孝图，诸位大概是都看过的，卧冰求鲤，饱喂蚊虫，不知诸位怎样，我可办不到。这热心的宣传，我以为就是“并无学潮”式的谈话，表明要提倡的孝行，已经有了问题。自然的慈孝关系，像健康的身体一样，是不觉的，根据了我所指出的那两种错误观念，可就建不起这样关系来。诸位想想，怀个把橘子老人家吃，还要被宣扬一番，人情岂不就淡薄得可以了吗？可是在父必严、子必孝的家庭中，这已经可以传为美谈了。

所以说父亲应当严厉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恭维“严父”。这样的父亲得不到子女的爱，他们的关系往往像路人一样隔膜。这是彼此剥夺整个幸福。子女从家庭中所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学校所能给予的还要重要，在这方面，做父亲的则应该担当一部分的工作。没有亲切和睦的关系，这种影响不会深入，所以就教育的意义说，严父已经将这种资格失掉了。

现在这种情形幸而好多了。若是诸位有怀橘的孝行，学校便发给一个奖状，大家一定要吃惊发笑。和情理的增加成正比，孝的标准也提高了。在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中，严父的数目减少，不过有不少又变成了“慈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来了。

我们就放下老太爷不提，再来谈谈“慈母”。对于子女，母亲还要更重要，所以我的话也略多一点。我说我们应当将一向“慈母”的观念重新估价，不是主张像对待“严”一样，将“慈”也取消。绝不是。我以为慈爱对于孩子不仅好，而且是绝对的必要。我是要将慈母的观念弄清楚，并就现在的科学研究所给我们的指示，略说一说怎样的人才配得到我们的崇敬，才能做新时代的慈母。母亲的责任是重大的、神圣的，不能苟且从事。所以我们第一要将错误的观念铲除了。

一向所谓慈，十分之九是超出了合理的爱，对儿童姑息的意思。爱是好的，姑息却是绝对的恶。惯坏的孩子还不如早死了父母的孩子幸福。我不是愿意说过火的话，因为受了过分姑息的孩子，在人的关系上很难适应，在任何环境中不仅自己不快乐，也往往将不幸加到别人身上。这样的孩子容易神经过敏，觉得人情冷淡，世俗刻薄，不如意的例子特别多。性情软的，处处觉得受人气，性情强的，处处给气别人受。一个朋友说我下不了地狱，可也上不了天国，要是人间充满了姑息坏了的孩子，教我怎样办呢？所以我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现在我再来用点具体的事说明我的意思，以前多半因为人觉得婴儿期没有什么教育的重要，所以对它忽略。婴儿既然不懂甚么理性，一切只好随着他。小猫似的闭着眼，哭起来是怪有点可怜的，女子的心肠又慈悲，再加上没有正确的知识，开始就走上姑息的路，几乎是无可避免。现在我们知道，婴儿期是最重要的，教育从降生的第一天便开始。婴儿期的教育便可以决定他的一生。在许多事情上，第一步都是最关重要。教育婴儿的第一步，是建立良好的习惯。

最初要养成的习惯是规律的食与睡。按时哺乳已经是现代育婴学第一个基本通则，可是在中国，不遵行的有百分之九十九。不仅对于婴儿柔嫩的肠胃有必要，对于养成其他习惯也是必备的基础。母亲是否要犯姑息的错误，这也是最好的试金石，抵抗号哭着要奶吃的婴儿，一个母亲需要很大的勇气。不过，天下的慈母们最好记住：往往在她们认为无关重要的行为上，她们便播下了不幸的种子。再说奶质好，有了专门大夫指定的食物，健康的孩子在睡眠中也微笑，世间若有比花更美的东西，便是这样的微笑。哭的时候自然也有，若不是因为身体的苦痛，对于他只有好处；哭是肺部的运动，稍大也运动他的腿和胳膊，在他的生长上很有必要。较大孩子的夜哭，若不是由于习惯坏，自然应当请教医生。

婴儿吃过便睡，渐大，醒的时候渐多，用摇篮和催眠歌原是中外同样的，现在这种办法已经被人家排弃了，不过我们大多数人还在用；这是不正当的办法。从最初起，就应当使睡眠成为当然的事，不需要任何的帮助，这个习惯的养成看来很简单，其实也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勇气。若是有一日姑息，唱一个小歌，第二日也许就要有摇床，等三回也许要开灯看着你唱和摇，以致睡眠成了顶麻烦苦恼的事情。我就知道有好些个孩子，非父母轮流抱着在屋里走不肯睡觉，使大人小孩的健康都受损。母亲不累死就算是幸事，这样的婴儿要求的注意越来越多，终于成了家庭的霸主，事事非听他不可。光只给父母添点麻烦倒也罢了，不过害处绝不止此。这样的孩子最容易自私，不体贴别人，要在以后的生活上克服这种性格上的弱点，他不知道要吃多少苦，何况克服不了的时候很多。

这点点道理自然很简单，可是受过很好教育的母亲也常常以为没有什么必要。她们只知道孩子在一天有些时候特别不乖，脾气好点的拼命伺候他，想尽种种的方法仍然无效，有时不免伤心流泪，以为孩子天生来的不好，脾气差点的，口头唠唠叨叨，讲些孩子全不理会的道理，不听话的习惯就慢慢养成了，脾气坏的就动手打，因此毁灭了儿童的自尊心，亲切的关系破坏，母亲能够教育子女的力量便这样断送了。原因很简单：孩子不是因为不能按时有“食物”，饿了，便是因为不能按时睡觉，累了。近代的研究指明，问题的儿童多半是因为营养不足或不当的缘故，睡眠和食物有分不开的关系，也是健康的要素。因为小慈悲或懒惰或无知，对于孩子这两方面姑息的，都是最大的残酷。自私，不听从合理的指导，没有自尊心，都是性格上很大的弱点。这些弱点都是老牌的“慈母”送给她们孩子的恩物。

还有养成姑息习惯的时候，便是孩子生了病。其实，食眠的习惯比健康时对于他还要重要。除了医生指定的改变之外，原有的规律，应当更严格的遵守。在这时表示过分的爱和因爱而起的焦虑是常见的现象，最好极力加以约束，不要一时摸摸头，一时摸摸手，一会吻吻，一会抱抱，影响他的静睡。集中一切使他健康恢复，不要在病中养成他过于自怜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于他的身心都不好。

和病有关的就是伤。跌倒流血在孩子原是常有的事。若是发生了，安安静静的敷点必要的药，重要的找医生，不要慌慌乱乱，小题大作，对于意外的应付，在孩子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不要将懦怯和畏惧在这时候向他心里灌注，自然应当避免的危险，是要替他或教他避免的。

对于自己的孩子们有偏爱，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大概是很难避免的。往往有很明达的父母偏爱最长或最幼的孩子，将他惯坏，引起兄弟姐妹间的不和。我们那里的土话称最小的孩子为“老憨”，成问题的儿童特别多，和独生子女一样，那原因也不外乎姑息。和别人的孩子相处，因姑息而偏袒自己的孩子，已经普遍到几乎被人认为美德，情人的眼里既然出西施，母亲的眼里自然也出天使。不过，做母亲的人最好记住：天使堕落为魔鬼是以前有过的事，以后也还会有，全要看母亲对他们持个怎样的态度。受姑息过的孩子，在其他孩子中不是破坏团体，欺负弱小的孩子，便是跑着回去找妈妈哭喊告状，是最没有出息的。他们的母亲往往也最多是非，爱明争和暗斗。教不好孩子的。

小孩子是需要伴侣的，他们自有他们的正义，也有应付的方法，用不着大人操心的。不多时前两个母亲为孩子大起口角，一家关起门来不让一家孩子进，这家的母亲就滔滔不休，大给自己的孩子仗义。有仗义的母亲的孩子动不动就是哭，我想是未必幸福的。我若是母亲，我宁愿他多挨别的孩子几次打，学着少哭，以至于不哭。

在偏爱一个孩子的母亲，和对别的孩子偏袒自己孩子的母亲，一定自以为慈吧。其实，她们最残酷，因为她们使孩子成为嫉妒愤恨的对象，孩子从姑息的爱所得的，远不如他失去的多。不能和同辈适应的孩子以后在生活上所会遇到的困难和失败，我们是可以预料到的。世间不和谐的现象之普遍，我想这也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罢。

因为同伴是重要的，使孩子得到同伴的环境，所以也非注意不可。孟母三迁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好例子，做母亲的应当学习。曾有一个时期，因为遗传过分被重视，很有人以为天性可以决定一切；现在我们承认环境占着同样的重要。将儿童放在良好的环境中，使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使他们从同辈学习团体生活所必具备的美德，比姑息偏爱，惟恐他们吃亏，处处加以保护，不知要好多少。同辈叫一声“不和你玩了”，是一种有力的、有益的制裁，许多母亲竟不知利用，在孩子哭着回来的时候，却安慰他，说别的孩子这不好，那不好。这样培养不成他们的是非观念，往往以非为是。这样护自己孩子的短，只足以使他们迁怒别人，变成令人厌恶的性格。

说到迁怒，有一样常见的错误，我也顺便提到。假如孩子碰了桌子，跌了一跤，做母亲的往往打打桌子，跺地，口里念念有词，说：你不好，打你，你不好，跺你。这样的母亲真慈得可以了。可是她没有想到，她慈得过分，孩子在应有的慈善性上便不免要有欠缺，习惯过深，这样的孩子往往容易为幻想损害，对他人施用残酷。

我以上总说做母亲的往往“慈”得过火，其实还是太客气的说法，因为对于ladies，我一向总是客气的。现在我要不客气一下了。有一句悲愤语，诸位大概都是听过多次的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借你的名义行事！”我现在要模仿这句话说：“慈母，慈母，多少罪恶假借你的名义行事！”

自然主义的文学家以暴露社会的罪恶为天职，很遭有些人的非议。福罗乙得（Freud）派的心理分析学家认为父母子女的爱中，性的成分很多，也颇为引起了世人的惊骇和责难。不过，用愚昧蒙蔽罪恶，更不是正当的态度。我们应当有正视罪恶的勇气，进一步扫除这罪恶。福罗乙得的极端主张固然有不健全的地方，但他确是看到了一部分真理，已经是多数的心理学家所公认的了。我再就这个观点，说一说所谓慈，有时很危害儿童的身心。

第一是哺乳。有个生物学家说，哺乳的本身是一种麻烦的工作，母性固然可以促使母亲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还不够，所以天公使这种工作附带发生一种愉快，性的愉快。这样的说法是有科学根据的，对于母性的纯洁和神圣毫无损伤。这样的态度我希望诸位牢牢记住，在道学气息弥漫的中国，尤其是必要。哺乳期应当是八个月，最长一年。这在明达的母亲，原是不应成问题的；可是竟成问题，就因为姑息的缘故。这姑息中还有未必意识到的动机，说孩子太苦呀，等等，往往只是借口。现在我们知道吸吮乳头是和性的愉快有关系的，过期的吸吮乳头所以容易促成儿童性的早熟，对他心理的发展有害处。过了哺乳期的母乳，对于孩子也毫无营养价值。

第二是黏持（mother fixation），在有些极端的情形中竟成为占有。做母亲的应当记住，小孩有他们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生活，母亲的责任是要教养他们慢慢独立起来，不应使他们总成为自己的附属物。从减少不必要的过分照料起，如教他们自己穿袜鞋，扣衣扣，洗脸刷牙，到能离开母亲，自己生活。说起来怪简单的，可是许多母亲先拿孩子做玩物，姑息着，总当他永远是孩子，觉得长大就没有趣味了。日子久了，这样的孩子就成了废物。诸位要睁开眼睛看看，会发现这样的大孩子惊人得多。这样姑息的爱着孩子的母亲，无形间就慢慢发生了占有心，嫉妒也就随着来了。婆媳的往往有仇，原因大半在这里。

我们那里有两句谚语：“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是以孝的名义责骂成婚的儿子忘恩的。其实明达的母亲应当知道，儿子爱媳妇胜过爱母亲，才是近情近理呢。罗素说，慷慨有时是变形的自私。过度慷慨的母爱，往往是遮掩起来的自私，我们不要受蒙蔽，盲目崇拜。

我说感情成为极端，酿成很大的不幸，并不是凭空说话。事实是很有的。有一对夫妻感情很好的，丈夫是独生子，很为母亲所宠爱，但妻子却为她所不容，终于离了婚。丈夫后来发了神经病。我想诸位也许知道这样的例子，不过有别样的解释，别样的看法。

我的话说得已经够多了，其实意思是很简单很平庸的，我只是说明严父的观念是一种错误，父亲同子女保持和爱的关系，才可以在教育子女上发生良好的影响，彼此享受人生的一大幸福。母亲在教育子女上更占重要，一向的慈多半是姑息，对于孩子身心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害处，是应当铲除的。这样姑息的母亲，不配得到“慈母”的荣耀。现代的慈母，要有丰富的生理学、心理学、医学、食物等的常识。她要有耐心，有勇气，以合情合理的态度，应付解决儿童的问题，她的爱是深的，但不仅是生物本有的爱，却是经过了科学的洗礼，有适当的知识和技术加以辅助。她不期望子女尽孝报恩，但是她所能得到的子女的爱，是传统的孝子、孝女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在子女成人时，觉得完成了一件崇高的工作，这便是她所希望的最高的报酬了。这是新时代所需要的慈母，她才配得到我们最高的崇敬。

开头我说到一个人讲尼采的思想是一颗炸弹，在这个手榴弹横飞的时代，听起来恐怕是怪有点怕人的。所以我要特别声明，我的话只是纸弹，用别人扔下的废纸捏成的，丝毫没有爆炸性。就是尼采也不尽扔炸弹的，所以我引他的一句话，结束我这篇乱糟糟的讲演：

“人必须在内心里还有浑噩，才可以产出一颗跳舞的星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漫谈食睡哲学，希腊悲剧，包公案，性别及其他（李霁野）

前些天我很荣幸，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典礼，行礼前吃了很好的饭。不幸我的习惯很不好，平常吃了粗茶淡饭之后，也非午睡不可，盛餐之后，更觉得有一睡的必要了。自然不能那么方便。天下少有极端的事，不幸中也可以有幸。有几篇很长的好讲演，我因为洗耳恭听，自然很安静，于是难免打了几个盹。这完全是吃得太好的关系，吃后总引起睡来，真是可叹。不过不会熟睡的，所以想起食睡哲学来了。想到希腊悲剧，也多少和正文有关，至于“包公案”等等，却是晚间回来休息时，自己的一点余兴了。

我热心午睡，说起来恐怕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了，所以我还有资格说几句话。我说热心，也并不极端，大体以一小时为限。法国文艺复兴初期，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很好读书，有一天紧靠他书房跟前的厨房失了火，管家连忙跑来告诉他走开，因为火势是很凶的，他说，找太太去，我不管家事！接着还是看他的书。我也热心不到这样地步。不过，已经有了二十多年历史，以后我还预备活三、五十年，也不想改，大概也就勉强可以了罢。

莫看说来容易，这点小事也是费了一番艰苦才做到的。我以前是很崇拜孔夫子的。《论语》都“包过本”。所谓包本，对诸位或者还要加一句解释：一书读完，将全书一次背诵。用私塾的术语说，叫包本。诸位大概记得：“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既然包过本，很难忘掉的，那时我还年轻，“不可雕也”是不乐意的。我想，怎么好呢？

幸而想出了一点道理，不然恐怕未必还能在这里说话。我想孔夫子是曲阜人，是我们常说的山东大汉，身体一定是很结实的，他活了七十三岁，可以证明我的推想对。何况他又坐了马车，周游列国，总在阳光和空气里面呢。我自己怎么样？不是大汉，没有问题。一个大夫曾经警告我说，你不能病。我问他：病了怎样呢？他微微笑了笑。那意思诸位大概也明白。三十多年来，我总没有给他机会使他的预言实现，所以我们胜负未决；不过，结实我是不敢夸口的。至于坐马车到处跑，我觉得也倒很有趣，不过未必能讨到饭吃，所以我也办不到。因此我决定，就是在这一点点的小事上，孔夫子也使我望尘莫及，我若拼命追赶，只好送命完事。他根据了他的体力和生活所定的标准，对于我不适合，我只好违背至圣先师的教训，睡午觉。

说起来我真是不配教你们。一坏百坏，从此算无可收拾了。第一，我失去了对于权威的信心了。唉，真是一个苦恼！远不如引经据典，孔夫子怎么说，孟夫子怎么说。或者学贯中西，西哲某怎么说，洋大人怎么说，这样活下去舒服。第二，我失去了一手拿剑、一手拿经的勇气了。现在渐渐老起来，也不想对训导处贡献意见，将诸位分成睡午觉和不睡午觉的两派，非将其一开除不可了。地球在宇宙间虽然小得可笑，容纳两样人的地方是还有的。所以不午睡的人也不必听李夫子，请随便散步或写情书去，只是不要扰乱别人就是了。

食的问题，是这样想起来的。一个朋友近些天显得发了胖，许多人纷纷请教，是怎样胖起来的呢？吃怎样的营养品呢？可见现在胖起来，不，不痩下去，就很不容易，所以大家都想发现一点秘诀。这位朋友大概是不愿宣布，只说，吃没有什么吃胖的。我不懂逻辑，意思大概是说没有吃什么就胖了。这是怪有点玄的，是不是？

我就想一想。不一会我就将这个秘诀发现了。我要有什么秘诀，绝对不保留，不像他们对原子弹似的。例如前些时，我有一个学生写信来说，情人生疏了，怪苦恼。我立刻就将爱的秘诀传授了。比诗人威廉勃莱克（William Blake）的高明。不过，他是男孩子，所以在诸位不适用。而且一经宣布，天下恐怕纠纷更多，不如保留的好，请诸位原谅。

且说发胖的秘诀。我想这位朋友是吃哲学吃胖的。诸位笑我荒谬，呀呀，请先等一等，再下断语。我所谓哲学，是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等等的一种看法。看法宽大的，心就不狭小，精神也容易健康愉快，身体也容易胖些。所以我要将我的意思换了话说，“心广体肥”，诸位一定会说，这有什么了不得，谁不知道，可是有许多事，表面看来都像我的秘诀一样荒谬，其实也未必尽然。最好想想再下断语，不然人家说二五，你因为听不惯，便说可笑，非坚持一十不可，那倒真有点可笑了。

说到吃哲学发胖，我要附带声明一句，我不是纯粹的唯心派，奉劝诸位吃空气过活。英国的约翰生（Samuel Johnson）是文坛一时之雄，虽然他没有第一流的著作。波司威尔（Boswell）在为他作的传记中，记述许多有趣的轶事。约翰生向他说，你要想常有朋友来破除寂寞，最好总预备些好茶点。他的话恐怕是很有点经验的。所谓after dinner mood酒余饭后的心情，比饿着肚子愉快，有这种心情，诸事比较容易解决。我恐怕也难免这种心情，虽然我绝不欢喜赴宴会。所以诸位将来成立了小家庭，自己显显本领做点好菜，我是有请必到。不过，我很反对极端和功利。中国人对于酒余饭后的心理，研究得太透彻，事事从这里求解决。这样的菜饭吃了也许长满脸横肉，也许因为过费心机，吃得骨瘦如柴，我奉劝诸位不要学着吃。太胖太瘦，都是不好看的。

在中国还有筵席，是用人的肉和血做成的。用礼教的名义做的，已经有先辈指明过，我现在所说的是另外一种。前年我从北平出来，在洛阳住了一时，正值豫灾惨重的时期。有一两次我沾光被小阔人请吃饭，讲究得很。一回有一个不识趣的人在杯觥交错的时候说，这一席是三个孩子的身价。当时卖孩子的很多，二百元一个，父母子女依依不舍的情形，到处都是。“吃人的筵席”，我觉得我就是陪同吃人的。报纸多次登载放赈，放赈，放赈，有一天果然兑了现，报纸都大登“灾民受惠不浅”。每一个灾民得大洋三元，在当时可以买一个半烧饼。这样的筵席有时也不易辨别，但我一觉得有人味的嫌疑时，莫说午睡，吃后往往连晚上也睡不了。我自笑我的胃口太不好了。

我的话扯得太远了，我原是只想说说笑话的。但是脱不了教书匠的习气，仿佛曾劝诸位不要将表面上荒谬的事情，一下就断定是荒谬，反过来说，堂皇的场面，不要一见就目眩，拜倒在地。

“Not all that gilsters is gold.”

“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

诗人的话，大体是没有错误的。

提到诗人，我常听人说，他们有inspiration，灵感。我在恭听讲演时，倒也有了点灵感，先也还有点诗意，因为想到希腊的悲剧，以后却越想离诗越远。其实，我哪里懂什么希腊悲剧，哪里配谈希腊悲剧呢？这只是自贴广告，说穿了不值一笑。不过骗人失信是要不得的，我总得略点一下题。多数希腊的悲剧，都取材于通行的神话和传说，所以观众对于故事的演变和结果，事先是知情的。剧中的人物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往往无意说出的话预兆着将来，对于观众满有意义。所以剧中人物所了解的是表面的意义，观众所了解的是话中的隐含的意义。这就是所谓dramatic irony，希腊悲剧不常用的。

我所以想到希腊悲剧的原因很简单：台上人所讲的是表面的意义，台下人所想的是隐含的意义，构成一种很好的dramatic irony，自然有两点不同：第一，讲演的人对于他话中的irony，是自己心会的，希腊悲剧的人物却真正毫不理会。第二，听讲演的听众拿讲演人的表面意义和他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做对照，欣赏dramatic irony，观剧的人们却拿演剧人的话和他将来的生活做对照，欣赏dramatic irony，剧中人不知道自己的将来，所以说出预兆的话，听众为他担心时，他并不害怕得脸色苍白。讲演的人未必知道听众心会的隐含意义，所以也并不面红耳赤。所以看戏是怪有趣的。

我来举一两个例子。曾犯贪污行为的人在台上大讲其廉洁，知道他过去和现在行为的听众，无异看希腊的悲剧，所以，那口是心非的讲演，也是值得恭听的，我曾听过一个国立大学校长大谈尊师，不惜反复训诲学生，尊师，尊师，还是尊师，可是他为捧官僚，替他留下学校的住宅，教授却可以没有房子住。当时我因为还没有悟出这个道理，颇有点愤慨，现在想起来是怪可笑的。

上面我说到约翰生，仿佛他只欢喜吃好茶点似的，诸位要这样想，是错误了。此老心直口快，他认为小人的，他可以直呼不讳。可惜世间，特别在中国这样的人太少，所以有许多堂皇的场面，不能被揭开，露出下面的卑污丑恶来。

要论堂皇的场面，当然以官场为最多，可惜我是乡下人，见识少，没有什么可谈的。报上看来，耳朵听来，都不能算是直接的报导，所谓first hand information，所以“官场现形记”我无法为诸位述说。我现在动不动讲到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诸位都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的事情，自己想起来怪好笑。不过以现时说总是少谈的好，我又大概没有机会再和诸位谈话了，就请原谅我再说一次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

三十多年前，我很爱读“包公案”。他有时听人告冤状，连鬼都帮他忙，我真佩服他是了不得的清官。当时自然也毫不奇怪冤状何以那么多，也不奇怪他为什么不遇到坏鬼捣他的乱。以后也偶然听到县官出访，乡间的老百姓有时在轿前叩头喊冤，县大老爷替他伸冤报仇，做过一两次之后，往往到处都可以为他竖起德政碑。我那时想，用“包公案”做参考，做这样一位县大老爷也不坏。以后稍大一点，渐渐觉得要时常出访，也是太辛苦的生活，而且一生中间，也怕访不出许多有趣的案子来，官瘾就渐渐淡下去了。上中学后，听到什么“法治”之类的异端邪说，我的清官梦便烟消云散了。上中学的时代，对于一切还是看得容易，所以我想，我的梦一完，包公的时代也就过去了。哪知道不然的。二十多年前，在北洋军阀的时代，我有一个同乡，国民党党员，被捕下了狱。据说是罪当处死刑的，不过只被打了几个死去活来，等北洋军阀倒台被释放，审讯他的人依然走鸿运，继续做他的官，在筵席上他将审讯这位同乡的故事，当为美谈传说。他说，第一次要判决他死刑时，仿佛有一阵阴风吹过，他一惊，心想莫非有冤吗？没有判。第二次，阴风吹得他头疼，自然判刑也是延缓了的。第三次他决心非判不可了，阴风吹得自然更厉害。他一想，有冤无疑，决心先不判，等着托梦了。我的这位同乡因此活了命。以后在他手里送命的人还很多，因为时代终于改变，阴风大概是不再吹的了。

我想这位老爷一定也爱读“包公案”。

以后我也经历过更多惊险的场面，不过，不过，——我们不如就以不过了之罢。何况这种场面又是不如堂皇的场面愉快，我们且离开官场，到别的方面找找去。

普通的堂皇场面，总捧出一面道德、正义、或公理的牌子。这样的牌子往往要骇倒人的，势力大得很。诸位稍稍留心，原是随时随地可以看到的，用不着我说。不过近在眼前，天天可以看到的东西，我们往往忽略过，看不到。例如，我几乎每天到校外去散步，可是一棵金黄叶子的白果树，一丛火红的秋叶，我经过朋友的指点才注意。还有我有一只用过几年的表，一个同事突然考问我，表面是罗马数字，还是阿拉伯数字。我想了想，结果还是答错了的。所以我还是给诸位举几个例。有一个学校的教授，用道德的牌子，反对一位女生的恋爱，自以为堂堂的公理，当然在他的掌握中无疑。他也许想找求发谗言的材料，竟偷看人家的私信，看其中有怎样的阴私。用这样卑劣手段支持的公理，在性别上是有问题的。自然，我所指的还不止这一类。最近《大公报》记载——我并无特别通信员报告，只看报纸的记事——四川大学发生了一点风波。有些学生发现别些学生的阴谋，捜出文件之类来了。阴谋是要不得的，公理显然在发觉的学生这一面。不过，发现阴谋，捜求文件的事，由学生来执行，我的见识少，在民主的国家，似乎还没有前例。我不免疑心，自然是不对的，这里的公理，性别恐怕也有问题。

我说公理的性别有问题，有些同学大概疑心我说胡话。学过法文的同学，也许以为是有关法文主词的阴性或阳性。要解释，又要回到二十年以前去，真是没有法子。下不为例。

约在二十年前，一个女学校发生风潮，有了对立的两派。有些名流学者为一派学生说话，口口声声说是拥护公理。有一位先辈，是专爱在堂皇的假面上捣窟窿的，说他们的公理不过是婆理。吃过一餐好饭之后，总要想些愉快的思想，才合卫生之道，所以我回来就想戏，想“包公案”，想这怪有意思的话。

我总不愿谈目前，不过，我想到那怪有意思的话，想到性别，却也另有一点近因。那天参加典礼前曾到镇上去，从“白沙简报”上看到璧山同性结婚的新闻，照例是要捧出道德的牌子骂几句的。我曾经同诸位略谈过这问题，在这里不想再说什么话。我只提到还没有完全忘记的，一点生物学的常识。动物在降生后的初期，性别是可以用人工改变决定的。将雄性的有些内分泌注射到雌性的身上去，雌的就渐变为雄的。使雄的有些内分泌停止，它就渐变为雌性。但是将雌性特有的内分泌注射到雄的身上去，却丝毫不发生作用。

从我对公理所说的话联想，诸位也许以为我是怪悲观的。其实不然。何以见得呢？我刚刚说过的这点生物学的常识，看起来很微细，却就使我怀着很大的希望。用阉割，使天下完全成为清一色的婆理，自然很有可能，但大体说起来，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用公理进攻婆理，婆理是要被消灭的。拿婆理和公理纠缠，不会发生什么效力。

我说是漫谈，总算还没有欺骗诸位，我谈的实在是漫无头绪。诸位老是听不清楚也难怪的。我近来觉得仿佛有点精神失常，说话往往毫无伦次。因此我总避免在外边散步，也不坐船，怕迷迷糊糊的落到水里去。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果然落到水里，诸位可认定了是我精神失常，万不可相信有水鬼。我们办的是最新式的教育，不准相信有水鬼的。

我的记性不甚好，仿佛记得开头讲到了吃饭。没有什么关系。我喜欢吃，我是还记得的。所以最后我有一点小小的请求：水里的生虾活鱼恐怕没有什么好吃，请诸位记住偶然给我扔下几个粽子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wjm_tcy注：真不知李大师把此人的这篇文章收入《千秋评论》的目的何在？全文废话连篇，用语狗屁不通。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学问与事功（居浩然）

目前在被称为文化沼泽的台湾，最缺乏一种学术上的度量衡，这就是“学格”（scholarship）。“学格”是一种治学的标准或规格，包括接受与贡献两方面。在接受方面，这就是基本训练（basic traiming），譬如学一个新术语，先必须弄清楚过去的学者对于这术语的用法。在贡献方面，则包罗更广。一个受过训练的学者，可以在既经到达的学术成就线（frontier）之上，提出他的贡献，通常用论文（paper）方式发表。我们撇开语文的修养不谈，专就论文的内容而言，用以衡量其是否具有学格的，乃是一串听起来似乎是道德方面的名词。第一是诚实，尤其对自己诚实，自欺欺人，是学术界的不良分子。第二是认真，这包括审慎（prudent）和明辨（discreet），这就是规矩，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除此以外，凡一般人格修养方面所应遵守的德吕，在治学方面，几乎都用得上，不过这里的对象是“学”，而不是“人”。

上面所说的学格，对于任何学问都适用，但因为scholarship一名词原从西洋传来，其适用的典型方式自属西洋的学术。假定大学教育目的在研究学问，那么四年的基本训练就在养成学生的学格。过去有人以为大学四年在传习治学方法的，现在看来，并不如此。习得治学方法无须四年时间，唯有学格的培养才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又不在所选功课的多少或所习功课的内容，而在具有学格的老师朝夕熏陶。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可以不上课，但必须在导师的书房里受烟熏，这样熏出来的就是学格。过去还有人以为大学教育在从事专门研究的，这在今天也说不上。分系设科，乃职业训练的遗迹。研究学问是异途同归，任何一系都可以养成学格的。至于专门研究，已属研究院或高等研究院的范围。现在有所谓博士以上的研究（post-doctoral research），更充分证明大学四年只是基本训练，所训练的就是学格。

没有受过基本训练的天才，也可能才华超人，发为文章，道人所未道。但就学格而言，毕竟逊色。因此这一类天才的作品，很难原封不动地纳入既有学术成就的仓库。有些近乎艺术品的论文，只能说是有助于正统学者的灵感，大部分则必须经过正统学者加工重制以后，才能在学术市场上流通。其间的差别在可靠性（reliability），而可靠性的背后就是学格。换句话说，有学格者可靠，无学格者不可靠。这譬如同一句话，出自张三口中有分量，出自李四口中就没有分量。在这二十世纪科学发达的时代，禁得起时间考验的学者，其分量在学格，不在才华。

学格用在西洋学术上是一种典型方式，用在其他学问上则没有这样明显，但基本上也都能适用，譬如与西洋学术距离较远的中国的大学问（Great Learning），乃是“学，问、思、辨、行”的简称，也就是包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阶段或过程的“一”件事。这种大学问，偏重人格修养，因此即知即行，不但要能知，而且要能行，做学问就是做人，做人也就是做学问。然则做中国大学问有没有学格呢？当然“有”！基本训练在洒扫应对，这是启蒙以前就开始的。启蒙以后，先要识字，其次读音，这些都是“小学”的基础。进一步就要讲求“诚”“敬”的功夫，再就是“礼”——纪律，克己复礼是做人的根本，也就是做学问的根本。前面说过人格修养方面所应遵守的德目，都能用来治学，这里所治之学就是人格修养，全心全力把自己“做”成人。对象既然是“人”，一切德目当然更能百分之百地适用。因此中国的大学问基本上完全适用学格的规定，也何以说中国的“人格”之学，其治学精神无异于其他学问（治学方法则大异其趣），然而实际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做人本来是为己之学，各人为自己做一分是一分。而三代以下，道德沦丧，有圣人之徒出来教学生做人，这就在“人格”之学以外，产生了一种“人格学”。换句话说，原来“做人”就是“做学问”，圣人之徒添造了一种“做人的学问”，起先口头相传，后来竟然笔之于书（大概是子张开的端，他因为怕记不住，写在衣带上，以后大家都效法了）。而且诸子百家，各有各的说法，这种“做人的学问”世就愈来愈复杂。一直到汉武帝独尊儒家，这才确立了正统的“做人的学问”或“人格学”。从此中国大学问包括了分不清楚底两部分：做“人”与做“做人的学问”。贤良方正孝廉是前者的理想，五经博士是后者所能到达的最高标准。做人要遵守人格修养方面的德目，已经在上一节说明，做“做人的学问”也有一定的规格，这在汉代称为家法，清代的汉学家则着重功力，功力与家法都是学格方面的条目。

汉儒讲识字，魏晋六朝研究读音，只从《隋书》经籍志中就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学者在“做人的学问”或“人格学”方面的成就。到了宋代，受印度传来底佛教的影响，掀起一大浪潮。宋儒认为中国大学问的根本在“做”人，不在“做”做人的学问。于是提出一些显然带有佛教商标的口号，诸如：“直指本心”，“明心见性”。这种口号用在人格修养本身，原属见道之言。但若由此引伸，以为做“做人的学问”也可以运用同一方法，那就大成问题了。做人的对象是人，从一个原始材料——动物——琢磨成一个“人”，主要在启发人性或赋予人性。做“做人的学问”的对象是书本上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死的，既无人性可启发，也不能起死回生，所以人格修养上的结论，不能移用在这一方面。譬如宋儒最喜欢标榜的境界，乃是“一旦豁然贯通，则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在做“人”确实如此，因为做“人”原在勉强自己去合乎社会的整合标准，这个整合标准起先多半在暗中摸索，一旦领会了，则所有枝节都迎刃而解。但同一方法若应用在“做人的学问”方面，就成为王阳明的“格”竹。格了三天三夜以后，不但未能豁然贯通，而且格出一场病来。

大学上的八条目原本都不离人伦日用的范围。其中“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六项，很清楚是人格修养的功夫，唯有最后关键“致知在格物”一句话，不但使王阳明生病，就是在清末民初，也误以格致学的译名代表西洋近代科学。甚至在今天，香港大学校训中还以“格物”代表科学，与代表人格修养的“明德”相对。其实这里“格”字既不能做分析解，也不能做分类解。《书经》上祖巳训王有一句“惟先格王正厥事”，“格”字宋儒解做“正”字，因此全句意思是先“正”王心再“正”所做的事（祭祀等等）。下文有“格其非心”，也就是“正”其非心的意思。另外《论语》上有一句：“有耻且格”，“格”字更只能做“正”字解（格字在五经里也可解做“至”或“来”，但不能用在此处）。至于“物”字，朱熹解得很对：“物犹事也”。通常所谓“不诚无物”，最足以说明这一点。“不诚无物”绝不是说不诚心就没有外物，而是说若是做事没有诚意，就等于没有这件事。譬如过年祭祖，在祖宗灵位前上供叩头，若是不诚心，则上供叩头与不上供叩头相同，也就是说不上有祭祀这件事。用“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来解释“致知在格物”，译成现代语应该是“要知道社会整合标准在把事情做对”，而不是“求知在分析外物”。明白了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大学问方能深切体会。

宋儒撇开了做人的学问讲做人，不失为中国大学问的正统。但做人是为己之学，各人做各人的。生命完结，大学问也完结，至多剩下一些做人的纪录（不是大学问），供后人做大学问的参考而已。这在行有余力的天纵之才，总觉得心有未洽。其次，所谓“良知”或“良心”，实际上只是某一社会的整合标准，这一社会的统治者或既得利益阶级只要稍有头脑，就可以在暗中操纵，使得有良心的学人都成为奴才。譬如在“良心”里面加上“忠君”的成分，就没有人能分辨出这是超社会性底德目，抑只是统治者的圈套。社会整合标准的政治性，因满清入土中国而充分暴露，于是清初的遗老开始怀疑宋明理学的根本价值，转而向汉唐，甚至先秦去追究古代的整合标准。这一转变在王船山先生遗书中最为明显，但后来满清统治者的控制力量日益加强，一再大兴文字狱，并用种种手段牢笼奴才型的学究，有意于学问之士既不能对于价值问题或整合标准追根究柢，就只有在“小学”方面大作其文章，以至于“饾饤琐碎，玩物丧志”了。

汉儒讲训诂、宋儒讲义理，在根本上都以中国的大学问为依归。到了清儒讲考据，标榜汉学，其实只是汉学之末。有清一代的考据校勘，乃是政府高压下的产物，在治学精神上与中国的大学问愈来愈远，但在治学方法上却与西洋近代科学方法有貌似之处。不过西洋近代科学以自然现象为主，清代的汉学家则以故纸堆为对象。到了清末，增添了甲骨文的材料，由文字而实物，与西洋近代考古学更加接近。清末的最后一位正统学者可以说是王国维先生，至于考据《红楼梦》作者的钻牛角尖人士，虽然懂得一点西洋科学方法的皮毛，却与中国的大学问全不相干。中国的大学问在做人，可以用学格衡量其治学精神，但用不上科学方法。至于做人的学问则是书本上做人的知识，用科学方法研究可以事半功倍。清代汉学家做了一辈子的考据工作，懂得科学方法的民国人很容易在三五年内超越之。清儒大半靠博闻强记，因此难免记忆错误。民国人则用卡片分门别类登记，发表论文时用脚注（footnote）及引得（index），不惟在方法上进步，在学格上也更上一层楼。

因为中国的大学问在人格修养，而人格修养有其社会性（超社会性底道德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中国的大学问与事功分不开。孔夫子在家里“为政”，并不是自己替自己解嘲，而是合乎他当时地位的治学方法。就从孔夫子一辈子不得志的例子，也说明了中国大学问与事功之间的矛盾。做人的目标在做好人，但好人在事功方面往往失败。像宋襄公那样打仗还要守规矩，岂不是自讨苦吃？现实社会中要求“兵不厌诈”，当面说谎乃是家常便饭。若是处处诚实认真，能苟全性命已属不易，哪还说得上事功？为适应环境，有时就不得不从权。但若是应对之际从权多于从经，经权的界限也就很难划分，何况从权根本上是违反学格的呢?

孔夫子十有五就志于学，三十岁确立决心，四十岁更不疑惑自己所立的“志”，这是中国大学问方面的成就。在事功方面则并不如此顺利，五十岁以后虽稍有表现，但不久就弃官出国，到处碰钉，天命如何，这时候应该能知道。六十岁声入心通，无所违逆。七十岁人生开始，理智上与社会整合标准完全吻合一致，情感上也全部结构化，这就成为有情有义的机械人，想做什么都不会违反整合标准了。中国的大学问至此登峰造极，但政治地位只剩下一名空头国策顾问，死后得到鲁哀公说一句“天不遗一老”而已。

也因为事功方面无所施展，孔夫子除了自身成为中国大学问的完美榜样以外，还广收学生，传授“做人的学问”。这种学问与大学问如形影相随，成为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就是所谓“内圣外王”。然而人人皆可以为圣贤，却很少读书人有机会称王。唯一的可能性在于将皇太子教成圣人，那么一旦登基，也许会有一线希望既圣且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乃是中国正统学者根据这一想法，所编的标准本太子教科书，至于效果如何，将近九百年的中国历史足资查考（司马光上《资治通鉴》于一〇八四年）。这件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应该能觉醒民国以来新儒家的迷梦。他们以为汉学已到尽头，现在要复兴的是宋学，于是借尸还魂，在“道德主体”“文化精神”上大作其文章，再加上康德黑格尔的纯理批判和绝对理念，矛盾对立之余，来一个奥伏赫变，变出一套空洞而不着边际的理论，究其实不说也罢。讲科学方法考据校勘的新汉学，还可以用学格衡量，用中译西化名词讲理气性命的新宋学，则无所谓学格，全凭才气耍文字把戏。

西洋的学术发展成近代科学后，与人格修养完全分离。后者归之于宗教，由上帝处理，科学的实验室里则无善恶可言。这样一来，事功方面和学术方面都突飞猛进。从事于事功的无所顾忌，成则为王。从事于学术的不问死活，动植矿物，一例全收。学地质学的不怕破坏风水，发射太空船的更不在乎命中文曲星。在西洋近代科学方法的处理下，样样都是研究的题材（subject material）。清代的汉学本是汉代训诂之学、现代西洋的汉学乃是中国学（Sinology），把中国的国粹国渣一塌刮子冶于一炉。这门有系统底科学目前在外国还很幼稚，但很快就会赶上我们这些土生土长底中国人。有朝一日，黑发黑睛的黄帝子孙想研究中国学，恐怕非游学外国不可。这也许可说是“礼失而求诸野”，从那些蛮貊之邦中，去找回我们的传统文化。

西洋既然是学术与事功分途，研究科学的大学教授就可以躲在实验室里不问世事。讲事功的政客商人则可能出身微贱，毫无学问。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科学知识有助于事功，但也有不能相容之处，这由于衡量事功与学问的标准不同。做学问在学格，讲事功则难免以成败论英雄，而事功的成败百分之七十靠命运，百分之三十靠才能；这又不是道德上的人格修养，而是牺牲原则、随机应变的才能。据勃那德柏罗赫自传记载：富兰克林第兰诺罗斯福总统曾经对他表示：“做领袖的不能离开群众太远，时刻要迁就群众。”迁就群众就要牺牲原则，甚至运用权术，当众说谎。美国总统中比较具有学者气质的是伍特劳威尔逊，但威尔逊总统之不得人缘，已成史迹。反之，罗斯福总统广结善缘，也就难免运用权术，柏罗赫自传中对于这一点有不避忌讳底记述。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从美国绕道欧洲回到上海，他的想法与当时中国社会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一般群众听他演讲，有如听西洋传教士用中国方言说教，就是高级干部也听不懂他说些什么。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决计退让，将首席公仆的地位给袁世凯，自己回到上海做中华民国的主人，这件事确实大出高级干部意料之外。回到上海后，孙中山先生鼓励年轻的干部出国继续求学，年长的则留在国内共同建设，也就是与他自己长时期相处，缩短领袖与干部间的距离。这番苦心，以后的实际发展是孙中山先生不断地迁就群众，一直到发表知难行易的学说，要大家做不知不觉的实行家。为学本如逆水行舟，事功方面过于迁就现实，学问方面就开始脱节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愈来愈复杂的必然后果，也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分工现象。原始时代，或许有过“内圣外王”的酋长，就像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被说成尧舜禅让，而唐尧虞舜大概都是“内圣外王”的酋长。

事功靠命运，不可强求。学问靠自己，无论顺境逆境都可以有成就，照说民国以来应该人才辈出。然而对应如此众多的人口，够格的学者实在少得可怜。通常的解释是时局不安，战乱频仍；加上生活困苦，所以不能安心读书或从事研究。这一解释可以用上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也为同样时局所造成的有利影响所抵消。所谓有利影响，就是在一种不安定底时代，思想特别能获得解放。过去的传统再也不能束缚新生的一代，而新的整合标准又尚未形成，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若是学校中能提供良好的基本训练，够格的学者自必能大量产生。然而事实与此相反，那末一定另有原因，这就要求之于民国以来的教育制度了。清末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废科举，设学校，很显明地是以学校继承科举。因此民国五十年来所办的学校，与西洋学校始终貌似实异。中国的近代教育制度既不是为传习学问，也不是为职业训练，而是为一级一级地升学。在清末初办新式学校的时候，还曾特别说明大学毕业相当于进士及第。这说明了学生入学在求得其社会地位的提升，譬如考生应科举为了功名，四书五经只是敲门砖罢了。

学生入学既然在求改进其社会地位，因此只要有一丝一毫机会，总是尽可能往上爬，一直爬到不能再高为止。这在小学升中学，或者还需要家长们的督促，中学升大学，已经是自觉地努力，家长们则从旁督促援助。在这往上爬的过程中，各个义无反顾，一切功课为了考试，一切考试为了升级，升级以后就把已习得的功课置诸脑后。再忙新的功课，准备新的考试，到大学毕业，功德圆满，一切忘光。进入社会以后，为就业或应酬，大学中所习得的功课也许用上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八则还给老师，留待传授给下一届新生用来应付考试。

教育制度做为社会地位升降的阶梯，是废科举时候的设计，但其他社会条件并不能与之配合，因此大学毕业不能像进士及第一样，取得高官厚禄。这一来青年学生盲目爬梯的结果，是一无所得，一张大学文凭到头来只是个空名义，既不能取得具体底社会地位，也不能换回相当于十余年投资的经济收入。原来社会地位较高的子弟，大学毕业后也许有一点保持原有地位的作用，原来社会地位低下的青年，则转为低薪水阶级，外表上社会地位稍有提高，骨子里还不如靠劳力收入的父兄（他们就是辛苦储蓄供应子弟升学的家长）。上述的情形当然有少数例外，但典型方式确实如此。每年暑假新式教育制造出来的学士，大部分成为未经尝试已受挫折的可怜虫，假使他不甘受骗，就可能铤而走险；假使他委曲求全，也必怨天尤人。总之，他们确实是受了骗，但新式教育制度的原设计人并不负责，当时是被迫废科举设学校的。应该负责的是盲目继承这种制度的官僚政治。

过去在大陆上学潮起伏，已充分暴露新式教育制度与实际社会生活的脱节。但官僚政治只会头痛医头或脚痛医脚，开除一批学生，撤换几个校长，充其量解散一两所学校（接着又添设若干所学校），却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去诊断治疗。有时病情特别紧急，更不惜在学校内运用政治手段，如职业学生之类以资解救。这样一来，学生们连思想上的探险也有顾虑，学格方面没有得到训练，反而少年老成，先学会了明哲保身之道。抗战胜利以后，这种升学主义的教育制度，原封不动地搬来了台湾；病情依然，只是多了一副偏方。这一副偏方过去在大陆也已经服用，但没有被认为是万应灵丹。现在则非正式地成为中国教育制度的最高阶段，这就是出国留学。在大学毕业之上再加留学一级，使得已到顶点的大学毕业生，又有了继续上爬的机会。为了出国，先必安分守己；因此忙于留学考试及出国手续，更大量消耗剩余精力。保留一口气，只为走上飞机，绝不敢惹是生非。就是出不去的，也不会埋怨这社会阶梯不合理，而只怪自己不争气，没有能力爬到顶点，进入天堂。从此国内大学成为留学预备学校，“留学”变成“学留”，台湾也就成为名副其实底“文化沼泽”。

（民国五十年三月《文星》七卷五期）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科学与民主（居浩然）

一九五九年九月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设有一个小组，专门讨论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问题。当时讨论的纪录于去年（一九六一）年底出版。我是参加讨论的发言人之一，所以也收到一本。在这本纪录中，可以看到近代科学的世界性。就国籍言，列入纪录的发言人共十八人中间，美国最多，有六位，包括哈佛大学的派深思教授（Talcott Parsons）；此外，瑞士二人，中国、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荷兰、德国、罗马尼亚、挪威、捷克各一人。苏联和波兰的首席代表都曾参加，但没有发言。我在这里先举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例，用以说明近代科学没有国界。关起门来称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有全世界公认底标准。这不但包括所有民主国家，也包括所有共产主义国家。

在世界社会学大会中讨论人类知识问题的时候，双方见解尽可不同。所用“行话”、所用“行规”，则无二致。因为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根本上只是一系列的符号。这些符号如何用法，同行之间必须一致，然后才有讨论的可能。否则不成其为科学，至少不是近代科学家所能了解底科学。从这个出发点去看胡秋原先生的文章，则只能说是“不知所云”，不仅二万七千言“不知所云”，就是二百七十万字也是“不知所云”。

胡秋原先生可能有很好的意见（opinion），但意见不是科学知识。譬如“复古”与“西化”两派，都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言之成理，想走第三条路却不可能。胡秋原先生也许认为“复古”已非其时，“西化”又非所愿，于是想从中国本位思想上吸收西洋科学之长，以创造一种新理论。这种愿望极合乎民族主义的要求，然而只是愿望。纯从文字的搬弄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儒家道统是“正”，西洋近代科学是“反”，新的思想或新的理论，是由“正”经过“反”而得来的“合”，也就是融会贯通中西思想以后，所产生的高一级底“综合”。凡懂得一点辩证逻辑的左倾人士都会讲这一套，义和团思想分子还可以引证《易经》和《道德经》的文字，来标榜中国“古已有之”，就是二十几年前的反对全盘西化论者，也大半采取这种说法。那时候有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比胡秋原先生今天的长篇大论高明得多，然而其“不科学”之处则没有什么分别。现在来说，这些都成为过去了。

西洋近代科学乃是不能讲折衷主义（eclecticism）的一种思潮，想打点折扣只有自讨苦吃。最显著的例子乃是日本，这个东邻小国以模仿著名，起先模仿中国，维新以后模仿德国和英国，二次大战时想在西化之中，保留一点根基于华化的大和精神，结果吃了两颗原子弹，乖乖地无条件投降。二次大战后乃一面倒地美国化，老一辈的中国留日学生现在若是再去东瀛三岛，就会发现面目全非了。不但日本如此，就是共产主义国家，尽管不讲民主，对于科学却不敢打折扣。苏联科学家所假设的氢原子，与英美科学家所假设的氢原子一模一样。他们可没有那样傻，说氢的原子量在苏联要加上零点零零零零九，以表示苏联本位，或者说门德雷夫的周期表归俄国专利，英美帝国主义的科学家不许用。过去在史太林时代，还将科学视同机密，现在则大量放宽，除非与看家本领有关，一般科学情报，与民主国家的科学界无限制地交换。

于此有一点必须说明的，乃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清末民初的中国、读书人对于生光化电早就口服心服，只是提起社会科学，尤其是胡秋原先生也提到的“社会学”来，则总觉得中国应该另有一套。我在清华大学从化学系转到社会学系的时候，也存有这种心理，后来到定县和邹平去参观，还没有放弃从土生土长的农民中，找出“中国社会学”（Chinese sociology）线索的念头。等到确实习会了社会学的“行话”和“行规”，才完全肯定没有什么“中国社会学”，只有社会学在中国（Sociology in China），如同化学、物理学在中国一样。更重要的是：否定“中国社会学”的存在，并不否定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不抹杀中国社会思想与西洋社会思想之间的差异。这两者确有不同之处，惟其不同，中国社会一直到被迫开关的时候，始终没有科学。

怀德海（A. N. Whitehead）在《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举例而言，当我们懂得更多的中国艺术、中国文学和中国的人生哲学之后，我们更加羡慕这一文明所已达到的高度。几千年来，中国有精明饱学之士（译者注：原文士字为多数），耐心地终生从事研究工作。以时间和人口论，中国可说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量的文明所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每个中国人求知的能力，或从事科学研究的内在潜力。然而中国的科学（译者注：应做科学在中国）几乎可说没有，并且没有理由相信，若是让中国自行发展的话，在科学方面可能产生进步。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印度。”（一九五三年剑桥版第七页）这一段话已成为定论，任何翻案文章都没有覆按的价值。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前科学底技术（pre-scientific technology）或前科学底有系统知识（pre-scientific systematic knowledge）但比起西洋科学及由科学所产生的工艺技术来，简直微不足道。而抱残守缺只有妨碍进步，承认一无所有乃能迎头赶上。

科学只有全盘接受，民主则不然，究竟什么是民主就大有讨论余地。若是民主指人民所享受的自由而言，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老百姓所享受的自由，远比近代西洋社会中的公民为多。若是民主指没有世袭的君主，则英国到今天还不能说是民主国家。实际上英国的君主一无权力，连本身的行动都不能自主。譬如国会通过英国女皇访问非洲，女皇明知此行危险，甚至可能吃炸弹，仍非去不可。麦克米伦首相向国会报告说：女皇很勇敢地接受了内阁的决定，明天就启程。议员们鸦雀无声，足以反映内心的想法。若是真正是女皇自己的决定前往赴汤蹈火，国会大厦中早已欢呼若狂了。再看没有世袭君主的美国，英国人称美国总统为民选的皇帝，其权力之大，不在苏联独裁者之下，只是任期有一定，到期非下台不可。

科学是认知的问题，譬如一杯清水，只要尽量去掉杂质，最后得到清水。民主则属感情的问题，譬如欣赏抽象派的图画，各有所好，顶多只能做到同行公议。凡自称为抽象派画家的有志一同都说好，那就算好的抽象画。若是有个杀风景的外行人指出：那幅公认为最好的抽象画，乃是动物园里的猩猩所画，有志一同只有自认错误，或认为那只猩猩有“超人”的天才。因此什么是民主，民主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像科学那样肯定。五四运动时代还以为民主与科学是相连的，有了民主就有科学，有了科学也就有民主。现在则百分之百证明这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科学可以在不民主的国家内照样发达，唯有西方英美式的民主在不科学的社会中，是否能发展则属疑问。换句话说，在科学与民主、不科学与不民主、科学与不民主、不科学与民主四种结合中，惟最后一种有困难，但因为民主的定义是变量，所以不能说不可能，也就是说民主与科学之间并无必然底“正”或“反”的关系。

既然如此，在讨论民主问题之先，必须设立一个定义，并自行坚持这个定义。就政治的民主言，民主的社会是人人自己做主人的社会。因此若是一个社会经全民投票决定采取什么主义，就实行什么主义，哪怕是共产主义。这也表示民主社会中的信心，认定人民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不会选择共产主义。反证铁幕内的国家自身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心，所以不敢举行公正无私的全民投票，也就是不民主。苏联指使东德在东西柏林之间筑墙，十足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不民主。在没有筑墙以前，每星期平均有五千人以足代手投票，走向民主社会。筑墙以后，投这张票成为生与死的搏斗，西德当局为投奔自由者家属的安全起见，也不再公布人数，但据说一个月中仍有一千人左右。

从政治的民主进一步讲民主的生活方式，则基础建筑在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之上。在个体主义的社会中，未经授权，夫不能代表妻，父母不能代表已成年的子女。各人有独立人格，各人发展各人的个性。在人我之间则有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律，这套规律一方面限制个性，一方面也帮助发展个性。民主的社会偏重后者，但也不忽略前者。这有如在群己之间，划一条界线。界线一边是个人的私生活，悉听自便。界线的另一边是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这就要求“克己复礼”？但所谓“礼”并非千年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的进展不断改变的，只要多数同意，尽可修改宪法。

民主社会中的规律有如象棋的规则，全由参加棋局者决定。马走日字象走田字是通行的规则，但也可以改为全走直线。我们家的象棋就只用半个棋盘，所有棋子全走直线，比通行的象棋似乎更有兴趣。假定有人指斥这种规则不对，那指斥的人自身就不民主，这一浅显的事例，可以说明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不民主底现象。譬如有人说我的文章无学术性，乃是见仁见智的话，各人尽可有各人的说法。但若说浪费读者的时间，那就是不民主底说法了。一个人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其他读者。而就自己来说，你不读这篇文章就是了，没有人勉强你非读不可。有如《宾汉》的电影，你认为不值得一看，不看就是。在一个辩论会中，假使一个听众站起来说，你们这种辩论全是浪费时间，这位听众一定给大家赶出会场，因为你认为浪费时间，你不参加就是。

这种不民主底想法，看来无关紧要，却是造成种种错误的渊源。由浪费读者时间，进一步假定编者刊出这篇文章另有苦衷，为种种压力非刊不可，这就离开事实愈来愈远。在我写给《文星》社长的信上，不只一次强调编者有不发表任何文章的权利。而且编者决定刊出某篇文字，他不一定同意这篇文字的见解。我在《文星》刊出的每篇文章，都是用的真姓名，也就是“文责自负”。这是民主社会中人人自己负自己责任的主要精神，隐藏在群众背后的作风，从出发点上就犯了错误。我记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左倾分子最惯于使用这种手段。明明存心操纵，却口口声声说是代表大众。就像台湾有些报纸记者以小市民阶级的代表自居那样。而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代表一千人或一万人，你也仍不能干涉别人写文章的权利。我完全赞成《文星》编者刊出有相反意见的读者来书，但说不上浪费读者的时间，因为任何人都有不读的权利。

我确实希望这一事例能引起对于民主问题的热烈辩论。因为有些青年习惯于承受重大压力，对于搬弄文字似是而非的教条八股，则认为有学术性，对于平铺直叙能看得懂底文章，反而不能领会其深一层的意义。我们现在撇开政治的民主不谈，在学术思想上实在大有发展科学与民主的余地。我一再打击义和团思想分子，就因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直在妨碍全盘西化的发展。等到扫清了不科学反民主的义和团余孽，才可以敞开头脑，接受西洋近代科学与英美式的民主思想。五四运动的路线始终是正确的，只是往前走得不够。文星的发行人社长和编辑先生们虚怀若谷，确想在不合牌理的情形下，为学术思想及生活艺术有所尽力，就只有从这个路线继续前进。路旁有奇花异草，小心有毒；斜刺里杀出来鬼怪精灵，不必害怕。光天化日下乃是阳关大道，一日为“科学”“民主”，“科学”“民主”就在眼前。

（民国五十一年二月《文星》九卷二期）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恪遵宪法厉行法治（李声庭）

是民主国家必有一部宪法，而有了宪法那个国家不一定民主；因为白纸上写黑字的东西，如果不为人所严格遵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国如其他民主国家一样也有一部宪法，而这部宪法是经过无数人与若干年的流血与奋斗而得来的。经过艰难困苦而得来的东西如果不加以尊重，那末前人的牺牲与今人的努力都算是白费，而后人也无以寄予希望了。中国自从有了宪法之后到今日整整十二年，也可以说我们行宪了十二年。大体上言，我们不能说人民或政府没有尊重宪法，事实上有时也向这条康庄大道迈进。可是从严格的法律立场而言，我们应当努力而且必须努力的地方实在太多。美国立国至今近一百八十年，实行宪政也已一百六十余年，到今天为止，一部成文宪法完完全全发挥了它为全国最高法律的任务。虽然其间免不了有人想用“非常时期”、“紧急”等口实企图破坏法统，可是美国人民始终一致要求不能以权宜之计而破坏万世之基。因此一部美国宪法在今日几乎成了所有民主法治国家的范本。美国宪法的特点：如政府的权力有限，立法机关对限制人民的自由与权利无立法权，保证人身自由与公平审判等，为全世界人士所称道固不必说，其中最值得我们效法，而且也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即厉行法治（英国人异口同声称赞美国人的也是这点）。

美国人法治的观念，不是说由立法机关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交给司法机关去治人民而已。首先要问：这种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不是与全国最高的法律——宪法有所冲突。解释法律是不是与宪法相冲突时，司法机关往往提出两个标准：公平与合理。法律由立法机关按立法程序而制定，再由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而执行，一般的言人民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这是世俗的所谓法治。不过美国人进一步要问：这种法律是不是与人民之间所订立的契约（不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宪法的文字与精神相冲突？如果有冲突时，即使这种法律是经过立法机关按照宪法上的程序制定的、而又经总统依宪法上的规定公布施行的，也不能在司法机关执行。因为宪法既是全国最高的法律，则在其下的其他法律，绝不能与之在文字上或精神上相违反；否则宪法便失掉了为全国最高法律的崇高意义了。美国人的法治观念是以宪法做准绳，即凡事合乎宪法的政府的一切举措便叫法治；否则美国人便不承认这是法治。说得浅显一点，便是张三或李四与美国政府平等的立于法庭之前，互相辩论宪法上的问题，这便是法治。即是说，人民对政府的行为，可以因其非法而向法院控告。法院则不因为一造是无钱无势的人民，而另一造是有枪有权的政府，拿“司法配合行政”为口号处处偏袒政府，庇护官吏。果如此，美国人认为这种法治是希特勒式或共产党式的法治。因为在法西斯的德国与意大利以及共产党式的苏联，也有一套法律来治人民。人民只有被治的份儿，不管官吏专断也好，政府横行也好，既以“法”来治你，你便得服贴。你不但不能向法律挑衅，也不能表示对政府不满；否则，“破坏政府威信”，“侮辱元首”等罪名又加之于你头上来了。

在共产党式或希特勒式的民主制度之下（希特勒从来没有否认他行民主，共产国家甚至说他们比美国更民主，因为美国是资本家的民主，而苏联则是“人民”的民主），君几曾见张三或李四可以与政府平等的立在法庭之前，辩论宪法上的问题？在这种国家之内，宪法只有当权的人可以解释，而且他的解释是最后的。哪有人民置喙的余地？不错，他们也承认宪法是全国最高的法律；但他们自己解释说：我所拿来治你的法律一点不违宪。人民要说它违宪，不是别有用心，便是思想有问题。在今日一个人而别有用心或思想有问题岂不该死？所以苏联也有一部一九三六年宪法，希特勒上台后并未废止威玛宪法。于他们有利时便拿宪法出来做挡箭牌；于他们不利时便索性不提宪法或由他们单方面解释宪法。退一步言，即使承认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宪法绝不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而是人民彼此间的契约，政府并非宪法的当事人），人民与政府发生争执时，怎么可以由单方解释契约呢？这点凡略懂法律的人都明白，可惜昧于势利或慑于威力而不敢说。美国人说：人民既与政府发生了争执；政府说人民犯法，人民说法律违宪（违宪的法律无效，政府不能拿这种无效的法律来治人民）。如果只许政府单方面解释法律是否违宪，便违背了公平的原则。政府既拿法律来治人民而又不容许人民向法律挑衅，便违背了合理的精神。因此美国人行法治是以公平与合理为基础，一切荣耀归于宪法。无论政府的举措或人民的行为，彼此以宪法为最高准则。政府是由宪法产生出来的，它受宪法的统治。它既不能在宪法之外也不能在宪法之上。如果人民提出宪法上的问题来讨论、来争辩，便指为“破坏政府威信”，指为“侮辱元首”；然则政府便在宪法之外，元首也在宪法之上了。美国人绝不承认这种谬论。真正民主法治国家的人民也不承认这种谬论。只有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才是民主国家的法治。此外便是极权国家的法治。

极权国家的政府也是拿法治人民的，它与民主国家的区别在：民主国家以宪法为张本，宪法上所载的一字一句十足兑现。极权国家则不然，宪法是政府的统治工具，有利时拿来做招牌，不利时将它打入冷宫，还口口声声的高叫法治。如果法治的意义是如此，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实在应该早倒台了。然而幸运的是：凡自命是民主的国家，至少不敢说要学苏维埃式的法治，或否认美国式的法治。因此我们可以说：凡仿美国式以宪法为治的法治，我们叫它为民主国家，凡学苏联式的只拿法律来治而藐视宪法的，我们叫它极权国家。极权国家的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只有当奴隶的资格，一开口便得罪当道，有性命之危险。作者所见的法治如此，因之提出“恪遵宪法厉行法治”八个字以就教于国人。

（《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诱人犯罪不合乎正义（李声庭）

在英美两国，司法与正义是同一个字，即Justice，也就是说：凡司法机关所做的一切，是合乎正义的。如果有一件事不合乎正义，司法机关便不能做。尤其是处罚犯罪，犯罪本来是对社会的一种挑衅，即破坏社会上现有的秩序与安宁；也可以说是对正义施以打击。因此使犯罪的人受到惩罚，便是司法的功用，也就合乎正义。

不过有时候犯罪并不全是犯罪人有意要犯罪（即没有要犯罪的动机），而是由于外界的引诱。这里所谓引诱，不是指贫苦人或贪财人见了钱的引诱而去偷窃与抢夺；而是对本无犯罪意思的人，用一种设陷阱的方法去引诱人犯罪。是方法上的引诱，而不是目标上的引诱。人本来就有做坏事的倾向与可能（所谓做坏事，在行为人本身并不一定认为是件坏事，如饿极了偷点食物），但如果第三人利用人类这一弱点，唯恐别人不去犯罪或犯罪不遂，而给予种种方便与工具促成他犯罪，这种情形便叫诱人犯罪。

行为人本无犯罪的意思，由于外界的引诱，给予他以方便与帮助，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然后又拿司法的名义惩治他，这样的司法便不合乎正义，司法如果不合乎正义，这种司法是要不得的，也可以说不叫司法。理由是：这样一来便表现不公平。英美人对什么事都提出公平两字来做标准，不公平已经成了英美人对一切社会现象评判其不当的基础。因此司法一定要求公平；不公平的司法便不合乎正义。在英美两国，凡由政府人员（尤其是警察）诱人犯罪时，不能处罚那个被引诱犯罪的人。因为事实上他并没有犯罪，只能说技术上他犯了罪，所以不能处罚他。如果处罚他，便违反了正义，也就违背了司法的原始目的。司法的任务在主持正义。现在却诱人去犯罪，等他犯了罪又来处罚他，是牺牲正义。正义是基础于公平。只有公平的才合乎正义，然后司法才能达到它的应有的目的。是故英美的司法的目的在维护正义，而达到司法的目的的手段则是公平的。

早在一八一一年，英国便发生一个案子。当局发现有人帮助战犯逃亡，但官方想逮捕那帮助脱逃的人而未果。于是便在战犯中另找一人，要他与脱逃的人联络。然后叫他自己搭乘帮助脱逃的人的车子出监视地带。到达某地时，为预伏人员所逮捕。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帮助脱逃的人不为罪。理由是：战犯并未脱逃，他不过在官方指示之下，乘别人的车子到指定的地方而已。脱逃的人并不构成脱逃罪，则被告无帮助之可言。本案被告之犯罪，应以战犯有脱逃的意思为前提，才构成帮助（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称放纵逃脱或便利逃脱）。

另一案是刑警参加犯罪进行，其目的在获取犯罪证据，而不在使犯罪完成，因此刑警不算共犯。他的行为不能转嫁于他人。刑警把锁打开，并开门让犯窃盗的人无阻挡的入内行窃，刑警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成立犯罪，刑警的动机无非在想得到别人犯罪的证据。既然他的行为不成立破门罪，那么他破锁开门的行为便不应转嫁于他人，即开门的行为与别人无关。犯窃盗罪的人利用这个开门的机会，进入他人住宅窃盗，不成立破门窃盗罪，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破门，缺乏破门窃盗罪的重要因素。这是诱人犯罪而法院认为罪名不成立的又一例。

不过如果被告本来有一犯罪，或犯罪行为正在进行中，官方只是给予便利与机会使之完成犯罪，则不算诱人犯罪，刑警假装酒醉，被告从其偷钱，然后加以逮捕，这种情形不算诱人犯罪。如果被告本无意犯罪，官方特设种种陷阱使其投入，如税务人员故意叫商人造假账，然后又打发另一税务员查出他造了假账，而控他漏税罪。这种情形无疑的构成诱人犯罪，被告应无罪。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在一案中说得好：法律并不是认为诱人犯罪为可恶，而是不能纵容官吏略诱无犯罪意思的人走上犯罪之路。

在美国，这一类的案子更多了。

禁酒官假装旅客去被告家买酒。第一次被告说没有酒。两人商谈之下，发现彼此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一师服役，于是便大谈两人在服役期间的往事。第二次禁酒官又说要买酒，被告又说没有。第三次禁酒官对被告恳求，说他实在口渴，请被告帮忙。然后被告才离家去取了半加仑酒卖给禁酒官。被告以前并没有卖过酒，因此最高法院认为这是属于诱人犯罪，被告应不为罪。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说被告有罪便违反了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我国法律称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另一案子的情形是这样的：警察局长搜索被告的住宅而没有搜索票，他发现大量的私酒并加以扣押，然后想以被告藏私酒的罪名控告他。但检察官则认为这种搜索是非法的，主张把所扣押之物退还被告了事。警察局长遵命把这批酒送到被告家中。可是他不久又取得一张搜索票，再去被告家中搜索时，酒仍存在被告住宅内，于是他又把酒扣押。地方法院判决被告有罪，上诉法院则撤销其判决。其所持理由有二：㈠地方法院应撤销搜索票，因搜索票所根据的陈述（即警察报告某处有私酒要去搜索），不构成合法搜索的条件。㈡警察局长把酒退还后，再去搜索被告的住宅为一种诱人犯罪，被告的罪名应不成立。

那末诱人犯罪应当如何定界限呢？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是否犯罪的动机起源于被告的内心，还是起源于诱人犯罪的人的内心为断。如果是起源于犯罪的人的内心，那末别人供给方便与机会时，并不构成诱人犯罪。最重要的是犯罪的人必须参与构成犯罪的各种行为。如果他不如此，他便应无罪。起先警官没有搜索票非法扣押酒类，被告如要把酒取回去时，一定得有某种行为。然而本案被告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如果说他们两人共同行为，那末警官也应被控为私藏酒类的共同正犯。警官当然没有存心要帮助被告私藏酒类，他不过想取得证据以便控诉，而酒正是他所要的证据，他把这证据又置于被告的管领之下。显然警官的行为构成了诱人犯罪，因此被告应不为罪。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一九五八年判决一案：被告被控以贩毒罪，被告辩称：他无意贩毒，而是联邦调查局官员诱他犯罪。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应不为罪。

原来被告与联邦刑警第一次在医生处相逢，两人都是为诊治毒害。从此两人常在医生处或药房相遇，开始只点头为礼，后便互相讨论如何戒毒的事。渐渐的刑警便问被告哪里可以买到毒品，并要求被告替他买，说他的病治疗无效。但第一次被告不理，经几次要求之后，被告答应替他买。被告以后便几次替刑警取得毒品，同时自己也用。最后由刑警队看见被告交毒品与那刑警而逮捕他。

本案被告显然为刑警所引诱而犯罪，刑警作证时说：他相信被告正在治疗其毒病，因此他想劝被告替他找一些毒品的来源。几次交涉的结果，被告对刑警同情。刑警不仅引诱被告取得毒品，而且又引诱他再事吸毒。最后为了他自己职务上的成功，又报告上级派人来抓。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说刑警不是他们所派来的，对他的行为不负责任。刑警为政府所雇用的线民，而且最近已经引诱另两人犯罪。被告的行为恰好是线民引诱的结果。主管人员作证时，甚至说：他不管线民如何与被告接触。政府绝不能一方面利用线民诱人民犯罪，一方面又说这线民与他们无关。除了过去被告曾经犯过贩毒罪之外，政府的指控全无根据；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曾参与贩毒。被告被捕后，他的住宅被搜索时，并没有发现毒品。此外被告虽替刑警买毒品，但他并未谋利。政府辩称：被告起初犹豫，即显示被告对犯罪的自然警觉。但这一点也不能补救证据上的缺失。政府又举证谓被告在过去曾两次为贩毒而定罪，足以证明被告一旦有机会时，仍有意而且愿意贩毒。但法院说：一九四二年被告以非法贩毒，以及一九四六年以非法持有毒品而定罪，一隔九年，一隔五年的事，并不足以证明被告于刑警向他要求时，即有贩毒之意图。我们还得注意这时正是被告医治毒病的时候。

本案正好说明一件以诱人犯罪为阻却违法的例子，明白了法律之所以不承认这种情形为犯罪，正在消灭一项恶习。政府的线民引诱正在避免毒品的人，不但再从事非法贩毒，而且还重染上吸毒的恶习。等到时机成熟了，便报告政府某人吸毒又贩毒；这时政府居然接受这种线民的设陷阱，而不查考线民如何与被告接头的。这样足见政府无非想利用无辜小民的一些弱点而诱骗他，使本来无意犯罪的人重蹈法网。我们执行法律并不需要采取这种不公平的方式，政府在本案不能说被告的犯罪行为，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志表现，而不是政府人员的引诱。而被告却可说这纯粹是由于政府人员的引诱，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图。进一步说，引诱人犯罪既然是一个法律问题，那末被引诱的人是否应构成犯罪，自然应由法院决定。

法院对于被引诱犯罪的被告宣判无罪，不但因为他的行为不在刑法条文处罚之范围内，而且因为即使他确已犯罪，然而政府用以使他犯罪的方法不足为训。犯罪应当处罚是不容怀疑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有的证据都可利用。但政府不能因此便培养或者出钱买别人犯罪，以此等手段而去获取犯罪证据。在这种情形之下放过一个犯罪的人事小，而政府胡作妄为，陷老百姓于不义的事大。司法的任务如果在伸张正义的话，这类案子法院不能不特别注意。

法院是一个刑事司法的机构，有义务去面对那些以非法手段或违反合理的公道、正义标准的执法方式。法院拒绝核准政府这一类不合正义的作风，正是法院在执行法律时，所应当具备而为开明社会所要求的公平准则。公正而光明的司法行政，才能使得大家对之发生信心，而这也就是法治所要求的最低标准。法院为了维持自己的光荣与公道，不得不保护他自己的功能，及其纯洁无瑕的作风，而不致为政府的紊乱刑事政策所牵累。凡违反正义、公道原则以引诱不经意的人犯罪，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应由法院依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那就是说被引诱的人应无罪才对。

可是官员如果只供给机会与便利，而由行为人自己完成犯罪行为时，则不构成所谓诱人犯罪。诱人犯罪，只在犯罪人一切的行为是执法的人所创造与导演的结果。如何决定某种行为是诱人犯罪，一定得在引诱不经意的不辜与有意图犯罪的人之间，划一明确的界线。

其次，诱人犯罪，应以行为人为政府官吏或为政府所雇用的人引诱去犯罪才算。在一般的共同正犯，由一人实施，他人受引诱而参加犯罪是常有的事，这种引诱不算这里所指的诱人犯罪，参加的人仍然有罪。教唆犯也如此。被教唆的人起初并无犯意，但经教唆之后也有了犯意，然后依照教唆的人的指示去犯罪时，也不构成这里的诱人犯罪，被教唆犯罪的人仍然有罪。诱人犯罪之所以不罚，是因为这种情形不合乎正义原则，违背了人类处事应秉公平之道的缘故。人类对付野兽可以设陷阱诱它来吃钩饵，然后把它捉了杀之。但人类不能对人类自相残杀如此。尤其是执法的官吏，如果他想陷害人，只要一举手之劳，便可使人受他的诱骗上钩。所以司法对于这类的案件，便只好提出正义与公道来做辩解，或者如美国一法院的意见，认为是违背了公共政策，行为人的行为应不为罪，这是英美两国法院对诱人犯罪所持的一贯态度，值得我们这里的司法人员参考与借镜。

（《征信新闻报》《学航周刊》第二期，五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翁老板的故事（包正）

民营的营造业者，在为公营营造业者扒粪的时候，指出公营业者，在取得了“特权议价”的工程以后，实际上，并不是自己在做，而是以层层转包的方式，再转包给民营业者的。因此，假如严格的说起来，公营业者的行为，应该算是“二房东”，取得了可以垄断议价的特权，然后，再把肥水洒在他们喜欢洒的田上。

翁□□先生，民国廿四年五月五日生，属猪，成功大学毕业，去过哈佛大学当过交换教授，自称是哈佛博士。目前，他除了仍然不舍得放掉成功大学土木研究所教授的“学人头衔”以外，真正的身份，是两家营造厂的老板。这两家营造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专做公家工程。”所谓“专做公家工程”，换句话说，就要靠建立“公家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从翁老板的个案上，举一反三地真正地了解到，中华、荣工两家公营营造业，得到了公家工程的垄断议价特权以后，到底“照顾”、“安置”了什么样的人？

翁老板在当成功大学土木研究所，以及交通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想出了一个“公务人员在职进修”的企划，不但使很多公务员当了他的学生，亦用变相的方式，为很多官员们弄到了学位。于是，翁老板和公家单位的桥梁搭成，畅通无阻。

在最实质的人际管道上，翁老板有两个得力的靠山：立法委员沈□□；中华工程公司陈副总经理。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翁老板做人是相当周到的，每至逢年过节，中华工程公司上至大亨，下至小弟、小妹，都有相当的报效。对立法院的沈□□委员，就更不必说，沈委员是立法院预算小组的，对翁老板的护航过关，是绝对帮得上忙的。

翁老板所得到过的公家工程，只要随便举几个实例，就可见一斑了。

一、十大建设中，金山核能厂全部的混凝土供应。

二、嘉义境内全部下水道工程。

三、新店土地银行训练中心工程。

四、台北市瑞安街立法院宾馆，以及八德路立法院招待所。

五、台大医学院。

因此，我们可以了解，翁老板对中华工程沈委员之巴结送礼，是能够交换到好处的。我们也可以真正了解到，为什么“公家工程”一旦成了“公家业者”的特权禁脔之后，就绝不可能再交给民营业者公开竞标的真正原因了。

类似翁老板的这种依附了特权的尾巴分得肥水的朋友还很多，五月十八日，轰动一时的丰原高中礼堂倒塌案宣判，中国时报有这么一篇报导：

利令智昏贻祸大矣

丰中礼堂倒塌，偷工减料是旁因

官员泯灭良知，竞导致施工不良

（本报记者阴谷清特稿）丰中大礼堂为什么发生倒塌惨剧，虽然是施工不良，加以偷工减料有以致之，而所以有这一情况的出现，实由于有关人员利令智昏，泯灭良知，说来令人痛心！

有关被告十四人，昨天由检察官依法起诉，公正的法律将给予他们应得的制裁、在倒塌惨剧中，不幸丧生，伤亡的当事人与家长，有以告慰，但社会大众更寄予关心的则是，如何记取这一教训，防堵类似悲剧的发生，才是最重要的。面对不肖官员、商人，希望这是一面镜子，以为警惕！

省立丰原高中于六十二年间，决定兴建专科教室及礼堂后，原本是改进教学，造福学子的一大德政，可惜，校方有关人员，心态不健康，误以为有了滚进财源的大好机会，一开始即与商人同流合污。

在工程将近完工阶段，即发现包商施材不符规格，亦有偷工减料情形，不但不予制止，反认为是招财进宝机会，他们的腰包填满了，工程却千疮百孔，以致使用未及一年，即严重漏水，不堪使用。

又有屋顶加盖工程的计划兴建。

教厅专员潘祖武负责各级学校实勘与补助款业务，大权在握，他与搭档王宇被一流式公司负责人买通，只要有学校改建教堂等工程请求补助，他即利用对方不敢不买账，向有关学校推介一流式公司承包，彼此利用，各取所需，固然皆大欢喜，工程粗制滥造，也就在所不免了。

丰中大礼堂屋顶工程设计错误，又施用材料品质不合，大礼堂的情况，也是一样，自然灾劫跑不掉了，倒霉的是死亡的廿六名学生与八十多名伤者，这一惨剧，带给当事人、家属、社会的伤痛，重大无比，永远不能抹去，被告等午夜梦回，岂能不引以为咎！

我们从这些“专做公家工程”的实例，再来把行政院和荣工处严孝章的声明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在冠冕堂皇的理由底下，到底又有些什么样真正的花样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尊重宪法亟宜废止违警罚法（李声庭）

现代民主国家的成文宪法其中的每一个字，都具有崇高的意义，每一个字都要十足兑现，而且每一个字都要从严解释；否则宪法便失去了至高无上之法，或法中之法，或基本大法的原始意义。

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是保障人民的身体自由的。原文说：“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从字面上看，我国宪法的精神是百分之百的在保障人民的身体自由。不但是保障而已，而且是“应”予保障，应予保障便是课政府以责任与义务。如果人民身体的自由不能得到保障，或虽被保障而不周密，便发生责任问题，法律上的责任是违宪，而政治上的责任便是政府改组或负责人辞职。

我们试一拿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与第十条到第十四条的文字比较，更可得一明确的印象。宪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有居住及迁移之自由。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从这些条文来看，只规定人民有哪些自由。至于政府的责任，只消极的不去侵犯或剥夺这些自由，但却不负责任加以保障。人民有些什么自由的意思是说，政府不能使人民无自由，即从有变无便不可以。这是一项禁止的规定，禁止的规定是消极的，即只消极的负不侵犯或剥夺的责任。在人民方面言，固然有积极的自由权，但在政府方面则只限于消极的不作为，所谓不作为即不去加以侵犯或剥夺而已。可是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则不同，是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应予保障”。应予保障四字在这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一、人民不但有身体自由，这种自由与宪法第十条到第十四条的各种自由一样，政府不得加以侵犯或剥夺。第二、人民的身体自由有比其他自由更重要的地方。不但政府不得加以侵犯或剥夺，而且政府有保障的责任与义务。第三、政府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责任与义务，是宪法所加的，这从应字的意义可以看出。“应”的意思是必须，即不但课政府以消极的责任与义务不得侵犯或剥夺人民的身体自由；而且政府有积极的保障的责任与义务。我国刑法总则编第十五条规定：对于一定结果之发生，法律上有防止之义务，能防止而不防止者与因积极行为发生结果者同。宪法第八条规定人民之身体自由应予保障。按刑法的解释便是说：对于侵犯或剥夺人民身体自由，政府有宪法上之义务预先防止，能防止而不防止是说在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对这种事能够防止，可是却纵任其发生而不加以防止，那末政府的责任便因与积极行为发生结果者相同。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分故意与过失，凡消极的不加防止便发生法律上的后果责任问题。否则宪法第八条加上“应予保障”四字便全无意义。

上面所说及的“人民之身体自由应予保障”只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如何实现呢？宪法第八条接着便规定：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

第一、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一点，作者得郑重指出：现代民主国家的成文宪法没有授权警察机关以逮捕、拘禁犯罪嫌疑人的。警察机关本身只有在奉法院的合法命令之下逮捕、拘禁犯罪嫌疑人。中华民国宪法授警察机关以逮捕、拘禁权，不知是仿哪一个民主先进国家的立法例？当日制宪的国民大会不知对此有无适当的解释？不要以为民主法治先进国家警察机关，在事实上执行逮捕、拘禁，便误认为警察机关也有逮浦、拘禁权。因此轻轻的在宪法第八条，把警察机关的职权提高到与司法机关一样，这是很不合现代民主国家的惯例的。逮捕、拘禁权是一回事，执行逮捕、拘禁是另一回事。这些观念如果不弄清楚，难怪随便的把逮捕、拘禁权授予警察机关。我们平常所指的警察国家便属于这一类。在这类国家警察有逮捕、拘禁与审问、处罚权。作者不敢说中华民国是警察国家，但宪法第八条授警察机关以逮捕、拘禁权是使作者非常惊奇的，而且也是作者所不甚了解的。

第二、非经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这一项进一步排斥了司法机关（司法机关的范围比法院大，司法机关包括检察官，而法院不包括检察官）和警察机关。前一项规定司法（包括法院）和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有逮捕、拘禁权。这一项缩小了范围，即只有司法机关中的法院依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有审问、处罚权。法院以外之司法机关与警察机关均无审问、处罚权。宪法条文简单明确，凡稍识文字的便明了其意义。这一项的规定是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优良传统。换句话说，便是非由法院并依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人民生命、自由、财产的大原则。可是目前的问题是：中华民国一方面有宪法第八条的明文规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另一方面却有所谓违警罚法存在，你能说不自相矛盾吗？

我国的所谓违警罚法，据作者揣想是抄日本的什么法（也许就叫违警罚法）而来。大家知道以前日本的一切法律是抄德国而来的。可是作者曾与从德奥两国留学法律的朋友谈及，都说德国自威玛宪法颁布以后，便没有所谓违宪罚法，以前有没有则不得而知。至于日本呢，确有所谓违警罚法一类的东西存在。不过一九四七年的新宪法颁布之后，这一类不合现代民主观念的东西完全废止了。反观我国宪法颁布在日本新宪法之前，原来抄袭日本的那套不合时代的东西却仍然存在，实在令人气短！

宪法第八条明文规定，排斥警察机关的审问、处罚权，想制宪时国民大会便已体会到，这种不合时代与不民主的法律于宪法实施后即应废止。所以规定只有法院依法定程序才有审问、处罚权，其他任何机关都无审问、处罚权。可是事实上我们行宪了十多年，却一直有违警罚法存在，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按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第一项规定：自宪法公布之日起，现行法令之与宪法相抵触者，国民政府应迅速分别予以修改或废止。并应于依照本宪法所产生之国民大会集会以前完成此项工作。宪法实施已十余年，大家却已把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忘了，所以违警罚法和其他许多与宪法相抵触的现行法令，都没有“迅速”分别予以修改或废止，违宪的违警罚法便在这种不准备而实施宪法的情形下，到今日仍存在。

有些人自告奋勇的出来辩称：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有违警罚法。那末可否请指出哪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在今天仍有违警罚法？单说大陆法系国家是不能回答问题的，至少应举两三个例子才行。而且这与大陆法系国家或英美法系国家不相干。我们现在是讨论宪法上的问题，宪法学上无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分。说这种话的人可见其全然不懂宪法学，说话离了题。

又有些人辩称：违警法是一种行政罚不属刑事范围。大陆法系国家是准许行政机关有权处罚行政犯的。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请大家注意一点：违警罚法违宪，是违警罚法违背了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的文字与精神。如果换一个名词便说不与宪法相抵触的话，那是玩弄文字魔术。不能说在刑法叫罚金其对象便是钱，在违警罚法叫罚锾其对象便不是钱。进一步说，法院处罚金便须依法定程序，警察机关处罚锾便不须依法定程序（法定程序包括公开审判、证据规则、上诉等）。而且遍查中华民国宪法一百七十五条，没有一字一句提及有关所谓行政罚的地方。只有第七十七条关于司法院的职权有：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的规定。那末行政罚在不在行政诉讼的范围内呢？如果在内，那是司法机关的职权。如果不在内，那末又属于哪一类呢？宪法明文规定只有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三类，那末何以又还有所谓行政罚诉讼呢？不能只行政罚而不经诉讼吧？不经诉讼程序而处罚，是哪个民主法治国家的作风？再说行政罚应当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了，中华民国宪法第五章行政关于行政院的职权从第五十三条到第六十一条，找不出一字一句明示或暗示行政机关有行政罚权，那末所谓“行政罚”的法理根据，又是哪里来的呢？真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必须在宪法上找到根据。凡在宪法上找不到根据的行为便是违宪。违宪在民主法治国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然而我们却等闲视之。难怪我们民主不起来，同时也法治不起来。因之我们只好称人家民主先进国家，而自居为后退国家！

现行违警罚法授警察机关以自由裁量与专断权，对人民的身体自由与财产权，发生严重的威胁作用。因为根据违警罚法，警察机关可以拘留人民至十四日之久，罚款（违警罚法称罚锾）至一百圆（新台币三百元）之多。违警罚法采实时裁决，不容被害人有申辩之机会。无上诉权（只能提起诉愿——诉愿在官官相护的大前提之下，是不发生多少效果的），与法治国家的所谓法定程序原则不符。退一步言，即令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没有排斥警察机关有审问、处罚权的明文规定，我们为了行民主、倡法治，也应该废除这种自由裁量与专断的作风。何况宪法明文规定警察机关无审问、处罚权。现在一方面有宪法第八条，另一方面却有违警罚法，然则我们到底是民主国家？还是警察国家？

因一点小事便任意拘禁人民至十四天之久，与宪法第八条“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的精神相符合吗？警务处长郭永也承认“拘留关系人身自由”（见台北市九月二日各报省警务处长通令全省警察人员）。事实上岂只“关系”人身自由而已。拘留是剥夺人身自由，民主国家的原则是：非由法院并依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人民生命、自由、财产。人身自由只有在犯罪经法院依法定程序判决确定后，方可加以剥夺。可见得郭处长也有民主观念，也不赞成这种不经法定程序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郭永又承认：罚锾系财产罚。财产罚即剥夺人民的财产权。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五条明文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宪法规定财产权“应”予保障，那末怎么可以不经法定程序而剥夺人民的财产权呢？

总之，违警罚法一无是处，不但违宪，而且不合现代民主国家的原则。为了尊重宪法与诚意实行民主政治，我们亟宜将违警罚法废止。以宣示我们无意向警察国家这条路上走去。至于轻微案件于违警罚法废止后，或就刑事诉讼法第七章简易程序加以扩大，或另设简易法庭处理，详细意见作者将另为文讨论。

（《政经》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后记：违警罚法违背了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的文字与精神，为不容否认之事实。立法院十七年来居然无意加以废止，可见其尸位素餐，只知拿老百姓的血汗钱而不做事。立法院本身尚且忽视宪法，那末行政机关蔑视宪法以及少数人企图毁弃宪法，当然更不足怪的了。看起来这部宪法好像是李声庭一个人做成的，所以拼死力的加以维护，而且还遇到了小人，被其暗中击了一棒。小人们今日虽得志，但我维护宪法的精神，却是至死也不会稍打折扣的。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论意见表示自由与民主法治（李声庭）

人民的意见表示自由在我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为：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其实讲学包括于言论之内，著作包括于出版之内，故只讲出版与言论自由便已包括其他两项在内，而且单有讲学自由而无学术自由时，讲学自由的范围便太侧狭；单有著作自由而无出版自由时，著作自由没有意义。因为出版商受出版法的限制不能自由出版某些著作，何况著作的目的全在出版，以便大众能够读到。所以出版自由有了之后，著作自由自然包括在内，不必另行列举。

这里人民有某些自由的“有”，应当解释为完全的“有”或全部的“有”。而不是不完全的“有”或部分的“有”，更不能是限制的“有”。因此宪法虽没有明文规定，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有”自由；但从成文宪法的特性而言，人民自由权利之列举，即明示限制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即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自由，侵犯人民的自由权，便是使人民不“有”自由或“有”不完全的自由。此外，我国宪法只用一个“有”字说明人民的自由是原始的，即是说人民本来就“有”这些自由，这些自由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宪法所产生的，也不是政府所赋予的。否则为什么单单用一个“有”字，而不说宪法赋予人民某些自由或政府赋予某些自由呢？可见我国宪法在原则上，是承认人民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而且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加以侵犯。如果在某种情形之下，必须以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时，第一要以宪法第二十三条所列举的要件为大前提。我国宪法第二十三条明文规定：以上各条所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道德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从这一条的文义来看，原则上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只有在例外情形之下如：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或为避免紧急危难、或为维持社会治安、或为增进公共秩序四大项目之一时，始可制定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且即使有这些情形存在，如果无“必要”时，也不得制定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有无必要，行政机关有举证之责，立法机关有审核之权。即行政机关于提出法案时，必须充分证明上述四种情形之一存在，并证明或为防止、或为避免、或为维持、或为增进，而有制定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必要时，立法机关然后加以审查是不是上述四种情形之一存在。即令上述四种情形之一确存在，还得再审查是不是有制定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之必要。如无必要，便不应制定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律，否则立法机关便违宪。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律制定之后，司法机关还得审核这些法律有无违背宪法精神之处。只有禁得起司法程序考验的法律，才有资格称为法律，否则只带上法律的假面具，不够资格称得上法律的，这种法律是无效的。这样，成文宪法才具有真实的价值。否则，一方面宪法明文承认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另一方面立法机关又可随时制定各种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结果便变成人民“无”自由权利了。成文宪法之所以列举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利，其原始目的就在限制立法权，如果这一点不了解，谈宪法与自由便都落了空。人民既可“有”自由，也可“无”自由，有无之间出入甚大。站在人民的立场而言，这一点绝不能放松。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这一项禁止的规定，即禁止国会假借任何理由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而且这一禁止的规定是绝对的，即不附任何条件的。也就是说国会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无权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因此在美国既没有言论法，也没有出版法，如果有的话，单就其名称而言便已违宪，更不必审核其内容了。

那末什么是言论与出版自由呢？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说用口说的叫言论，用印刷表示的叫出版，那末电影、无线电广播、电视放映、留声机唱片、雕刻、音乐、图画、摄影等等，算不算言论与出版呢？如果不算，那末这些东西与言论及出版有什么分别呢？为什么言论与出版可以自由，而这些东西又不能自由呢？同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同是人类意见的表现，何以有些可以自由有些又不自由呢？可见得与其列举人民有那些自由（无论中国宪法的列举为言论、讲学、著作、出版四项，或美国宪法的列举为言论与出版两项）的挂一漏万，不如用意见表示自由一个总名辞可以包罗万象，同时也免除了解释的问题。拿美国宪法作例：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近五十年来科学发达的结果，无线电广播、电影片上演、电视放映、留声机唱片等的制造与应用很普遍，如果国会制定法律对这些东西加以限制，是不是与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精神相违背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到约七年前才解释：电影片放映是人民所享有的出版自由之一，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之。由类推解释的结果，无线电广播、留声机唱片、电视放映，以及雕刻、图画、音乐等都归入这一类。实际上不管是用口讲、用笔写、用印刷印、或由电台广播、或用照片显示，这些都不过是工具。藉由这些工具，人类的意见才能表示出来使人了解。如果不拿这些表示人类意见的工具做人民自由的分类，而以人类表示意见的本身，来概括人民在思想方面的自由，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因为工具是无穷尽的。三五十年之后，安知没有其他新的发明品做传达人类意见的工具出现？所以与其拿工具来代表人民的意见表示，不如拿意见表示本身来说为具体而切实。意见表示自由所包括的问题，既复杂而又严重。所谓复杂是指人类文明进步，生活日益复杂，表示意见的工具愈来愈多。所谓严重是指当政的总不愿听不悦耳、不愿见不悦目的东西。权力在手里总免不了要滥用。人民一旦表示不满，便滥用权力加以压制，无论古今中外，有权力的人没有不滥用权力的。拿英国的历史来看，以前是国王一个人揽权，十三世纪开始贵族与国王争权。三四百年中彼此争夺的结果是国王失败，代之而起的是贵族——即国会。到十六七世纪国会的权大了，于是也滥用起来。首先制定出版检查登记法，不准人民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大诗人弥尔顿曾写文章向国会抗议过。光荣革命之后这套箝制人民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法律才废止，英国人从此二百六十余年没有所谓出版法，英国人现在算是享受完全的言论与出版自由。不久美国独立革命成功，于制定宪法时，深怕以前英国的出版检查登记制度，在新大陆死灰复燃，结果在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这一百七十年来美国没有出版法，因为国会无权制定这样的法律。因此从美国人的立场而言：听见那一个自命为民主的国家而有出版法，出版物出版之前而要登记，而核准登记与否之权又操之于行政机关一二人之手，全凭专断与偏见做准与否之决定，是无法加以理解的。所以事先登记或审核无论如何是违宪的，同时也不合民主国家的先例。纯从理论上而言，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中，是可以制定法律对出版物加以事先检查的。但在第一及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只劝告人民自动的检查出版物，并没有利用战时各种措施，对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加以限制，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假借所谓非常时期来压迫人民，这便是美国式的民主之可贵。

一般的说，一国的政府对人民意见表示，如果有侵犯公众的利益或他人的自由时，根据管制的立法权是可以对行为人加以处罚的。但绝不能限制其发表的自由，而且这些管制法律的本身第一要合理，第二要公平。即使加以处罚时，也只有法院依法定程序方能实行，行政机关是绝无这种权力的。依分权学说的理论：人民生命、自由、财产之被剥夺，必须经由司法程序方可。如果行政机关也来执行对人民生命、自由、财产有影响的法律，便是违反了分权的理论，是越权、是违宪。

一、意见表示诽谤他人的名誉时，司法上有救济的方法。各国民法对这种事有损害赔偿的规定；刑法对这种事有处罚的规定。民法上的损害赔偿，是指这意见表示出来对私人有害；刑法上的处罚，是指这种意见表示出来对公众的福利有害。无论是损害赔偿或刑事处罚一定得经司法程序，如不经司法程序的处罚是违宪的（我国宪法第八条有“非由法院并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之规定，可见只有法院才有权审问、处罚人民；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审问、处罚人民）。而且即使处罚人民还得依法定程序，即是说不能专断的或有偏见的乱处罚人民。英国早在十四世纪便有所谓诽谤法，而且很严厉。美国虽也有诽谤法，但大体上甚宽，而且这种法律都是规定不告不理。如无人告诉，法院是不去无事生非的。

二、意见表示含有淫秽与亵渎时，淫秽是指描述不洁、下流等有伤风化与道德等，亵渎是指对神灵或信仰的藐视或谩骂等。这些大体上应以时间与地域做标准，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禁止袒胸露背，但不禁止医生登广告治肾亏隐疾。如果美国人了解中文的话，看了我们的报纸上每天的医药广告会大吃一惊的，一定认为中国已文明到二十一世纪时代，因为这些广告文字，按美国人的观念是认为淫秽的。

三、意见表示足以煽动犯罪，凡以意见表示煽动别人犯罪的，法律可以加以制裁。不过这种法律一定须十分明确，不能有含混、晦涩的地方。因为法律对犯罪的规定首先应界限分明。否则人民不知道什么行为犯罪，什么行为不犯罪，同时执法的人也可上下其手的故意入人于罪。

四、蔑视法庭以前也认为是对意见表示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在美国经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七年一连三个案子，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凡对法院的程序及法官的行为有所评论时，法院不能以蔑视法庭罪处罚，英美的普通法是承认法院有权，对凡批评或指摘法院的诉讼程序或法官的行为时，可以处罚以蔑视法庭罪。最高法院认为这样的作法，侵犯人民享有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障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因此这十余年来美国的报纸对法院及法官所做的批评与适当的指摘，是完全不受蔑视法庭罪的处罚。

五、意见表示倡导叛乱。美国从开国起于一七九八年便制定有叛乱法，凡以言论煽动他人参加以非法方法反对政府与官吏时，治以叛乱罪，在第一次及第二次大战期间，国会也制定一些法规惩罚叛乱罪，尤其是以言论倡导以武力或暴动颠覆政府。一九四〇年美国国会制定史密斯法案规定，凡明知以言论倡导以武力或暴动颠覆现政府的，认为是叛乱罪。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史密斯法案并无侵犯人民享有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之处，因此并不违宪。

至于意见表示自由应用于电影片检查一事，美国近十年来，经联邦最高法院几次判决可以看出，凡对电影片事先加以检查，认为是侵犯了人民享有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障出版自由，各州的电影检查法为违宪而无效。可是在一九一五年时，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电影不过如戏剧、杂耍一样，是一种娱乐而不是人民的意见表示，因此认为不应受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定的保护。到一九五二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纽约州的电影检查法违宪时，才承认电影片是人民意见表示很显著的一种工具，足以影响公众态度，并且对政府、社会各方面贡献改革与促进的意见。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公众舆论，其重要性并不因为它含有娱乐的成分在内而减低，且为报纸以外民众交换意见与知识最普遍的媒介，应受宪法的保护。无线电广播与电视放映则因波长有限，联邦已成立一交通委员会对波长加以管制，但绝无权管制广播或放映的节目与内容。不过如果节目中有诲淫诲盗的例子出现，交通委员会可以吊销其执照，或执照期满（三年一期）之后不再发给。但对政治上的意见与社会上的主张则不能干涉。因为依照美国的民主制度，人民对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有完全的讨论自由。

前面说过，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是指保障不受政府侵犯的意思，即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意见表示自由。立法机关既无权制定这种法律，行政机关虽欲加以侵犯，也无法律上的根据。所以说成文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原始目的，在限制立法权。立法权受限制，人民才有自由之可言。否则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狼狈为奸，今天制定一法律，明天制定一法律；今天限制人民某些自由，明天又限制人民另一些自由，试想人民尚有什么自由之可享？行政机关于是根据这些法律，今天干涉人民吃饭，明天限制人民走路，后天不准人民搬家访友。这样一来还成什么民主？而宪法之所以为宪法的重大意义完全丧失了。这与专制时代皇帝的话便是圣旨，全国人民一体凛遵无违有什么分别？

人民的自由受到政府的侵犯时，因为有宪法的保障可以排除这种侵犯，如果受到私人的侵犯时，宪法便无能为力的了。因为宪法只保障人民不受政府的侵犯，这时政府便运用其管制权所制定的民法刑法及其他法规，对侵犯他人自由的私人加以制裁。而且这种制裁还得经司法程序，只有司法机关才有权处理，其他任何机关都没有权去处理。这便是所谓法治。法治的意义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凡违反法律的人，不论贫富、不分贵贱，一律受治于一种法，同时受治于一个法院。不能因某人是官，便另有一套法律或另设一个法院，如果这样便是官主国，与民主国相去不知多远，法治一名词便变成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帝王专制时代尚且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说说而已，事实上并不如此），在号称民主政治制度之下，而有官吏犯法不与庶民同罪，已经比专制时代还不如，更说不上什么民主了！

（《政大侨生》第十二、十三期合刊）

后记：所谓“讲学自由”，宪法虽有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全不存在。作者就因为在大学讲学，批评了法律违宪、指摘了某些措施，而受到小人的攻击。高等教育尚不容许有讲学自由，难怪我们落伍，为外人讥为文化沙漠，但主持教育的人则恬不为怪，仍旧好官我自为之。今日除一二教会大学讲学自由外，不管国立省立均把教授当公务员看待。谁要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便被或明或暗的滥施攻击，作者便是受害人之一。最可笑的是加你一顶“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压得你透不过气来。（五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的回忆——被捕、谅解和团结（张国焘）

　　几天后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吃过晚饭，穿着一身短衫裤，活象个小店员般悠闲地踱到陈先生住处。已往每到他家，我都从后门出入，不须经过甚么通报，就直接走进去；那晚我敲开后门，一个陌生的大汉问我找谁，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就立在门外说：“找陈太太。”那大汉问：“你找她有甚么事？”我说：“我来收裁缝工钱。”他打量我一番之后继续问：“你为甚么不会说上海话？”我借用了一个我所知道的裁缝铺，告诉他我的铺子开在甚么地方，老板的姓名和招牌名称，因为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那大汉认为我真是裁缝，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我判断陈先生家里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观察身后没有暗探跟踪，就忙去通知同志们，嘱咐他们不可到陈先生家里去。再经过一番探听，才知道陈先生夫妇和到他家里去的几个客人，都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被法国巡捕房捉去了。

第二天上午，陈独秀先生夫妇、李达、周佛海、包惠僧等七人，都从法捕房获释出来。不少客人到陈先生家里去慰问，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其他的客人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同志的时候，陈先生就对我们说：“幸好此次没有搜出甚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得不小。我们决不可因此气馁，更要勇往直前的干！不过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们已被逼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并表示周佛海快要回到日本去，他将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召集中央的正式会议，商讨一切。正当我们谈得高兴的时候，张太雷也来了，转达马林恳切慰问的意思，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先生很和气的回答：“我一两天再约他会谈。”这样，以前一切的争执，似乎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了。

包惠僧邀我一道离开陈家，我们并肩在马路上走着，他很兴奋的对我说：“陈先生真伟大，你还不知道昨晚经过的详细情形呢！”还说到从陈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狱中所表现的情形看来，可以预测将来我们党的前途是无限量的，大家只有热情的交流，并无误会存在。他劝告我不必再提起已往争执的事，一心一意积极做下去好了。我们边走边谈，并在我的住所共进午餐，一直谈得非常起劲。

　　根据包惠僧所说的情形，那天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四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批警探，把守住陈家的前后门，声势汹汹，将陈家所有的人监视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交谈；同时四处搜查，检去了一大包书籍和信件；凡是到陈家的人来一个就逮捕一个，因此他们七个人都先后被捕了。陈先生曾向警探厉声抗议：“你们是来抓我的，为甚么连我的客人也连带的抓去呢？”警探们不由分说，在六时左右就把他们一齐押解到捕房里去，除陈太太被关在女看守所外，他们六个人都被监禁在一个单独的看守所里。陈先生在监房里向他们说，从搜去的信件内可以证明他是在搞共产党，因此预料他将要被监禁一个时期，他嘱咐他们不可说出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这样，他虽一时不能出狱，其余的人可以先行获释，继续积极工作，在陈先生坚持他这种主张之下，他们商定如何应付警探的讯问，大家通宵都没有睡。

在监房里，他们很关心还会有甚么同志继续被捕，尤其是陈先生更为关切。每逢有犯人送到这排监房的时候，陈先生必起立张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里去的，所以尤为记挂，他不只一次的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这样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后来看见没有另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点。

陈先生还像念遗嘱似的指出：“看来，国焘等似乎未被捕。他虽有些地方顾虑不周，但他是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他有主张有办法，说得到做得到，这是很难得的。这次他的主张大致都是对的；他与我之间毫无芥蒂，只因相处甚密，说话不拘形迹，现在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并要求他们出去之后，应和我和谐地分工合作，共策进行。如果大家都赞成的话，可以由我代理书记的职务，那末，他纵然在监狱里住上几年，也就安心了。当时他们听了陈先生这段话，极为感动，纷纷表示他们一向很敬爱我，愿意推我领头，要陈先生放心，并表示将比以前干得还要起劲。

幸好这次法捕房还算是马虎，而章程名单之类的东西又没有搜着，所搜去的信件等，并不足以构成罪证，而且又都是与法租界无关的；所以捕房认为证据不足，不加深究，经一度讯问后，就把他们开释了。这是法租界捕房继续搜查李汉俊家之后，对我们的第二次威胁。

包惠僧说的这些话，使我感动，并受到很大的鼓励。包是自出席大会以来羁留在上海的湖北代表，向我说，董必武、陈潭秋于大会闭幕后就回到武汉去了，他也应当赶紧回去一同进行工作，并将这里的好消息告诉湖北的同志们。我也曾鼓励他一番。

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周佛海受了这次被捕的刺激，也许杨小姐对他也不无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从此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了。陈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却表现得特别积极，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其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正式通过后，因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执也告解决，而且大体都是接纳我的原提议，惟一修正之点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给或工资，统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由原规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减低到以二十五元为最高额。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作了一篇大文章。我们认为原则上共产党人应无报酬的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原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为最高额，显系当时低级生活水准的需要；但我们仍主张减低到二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做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做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告。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起来，行证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

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我上面已经说过，一九二○年，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一九二一年八月间，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我们从报上看见了这个消息，立即参加进去一试身手。为了支持这一罢工，我们立即决定以李启汉的办公地点为临时办事处。

在我和李启汉的领导下，这次罢工维持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而宣告胜利结束。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牛刀初试，大家都为其成功而十分兴奋。

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上海一所新租赁的单独房子门口挂上了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

我在上海做工运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又被推为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代表。那时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中共首次参加国际会议，须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陈独秀先生在中共中央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须照顾全局无法抽身，因此这项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关于全国各地团体选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负责处理。

①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我的回忆——为维护北大而奋斗（张国焘）

北京政府虽然为势所迫接纳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仍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所以五四运动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们压迫的对象。这使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不得不继续做反抗的活动。

六月初，京、津、宁、杭各地学生会代表齐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学生后，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规模广大的罢市、罢工、罢课风潮的时候。各代表会同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盛举。

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我和其他几位代表则在大会开幕之后才赶到。我到达上海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借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四个是出席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我在大会是没表决权的，被选担任总务方面的工作。

我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处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也未正式就职。我所注意的是考察各地学生运动的实况。我发觉上海及各地学生会讲演方面的工作，赶不上我们在北京所做的。“到民间去”的风气很不普遍。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们以惊奇的眼光笑着问我：“你这位社会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吗？”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的精神才好！”我这样做了几天，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后用力的一推，几乎使我跌倒。当我依然停在那里表示不服的时候，他竟做出要逮捕我的姿态。我为了不愿引起纠纷，以免防碍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进行，当时没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将这件不愉快的事宣扬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次尝到外国租界势力给予我的侮辱，使我确认反日之外，还要反对租界。

七月初，陈独秀先生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重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等先后被捕。我们旋即从北京收到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计划摧残北大的行动，并想到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时将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决定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号召同学们坚决反抗，绝不使这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受到损伤。我遵命立即起程赶回去贯彻这一个新任务。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有些争执。上海和南方各地有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支持广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数北方地区的代表，虽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对北京政府在各地压迫学生，但仍不愿将这种态度公开表示出来。他们顾虑这样做会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予北京政府进一步摧残教育的口实。可是，当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孙中山先生莅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会的主席，于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度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夜以继日，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几个座位，早被同学们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极为卖力，使主控的检察官在庭上穷于应付。我和其他在那里旁听的同学们，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便一致怒目相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的时候，就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师说出一段极有分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长在庭内外这样舆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这十一位同学由我们大队同学拥护着他们回校，沿途欢呼，到校后并举行欢迎大会。场面之热烈，真是使人难忘。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对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的感谢，声称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北大。

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过去，北大随着就要开学了。政府发表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他不敢到校就职。北大学生和教职员一致认为蔡校长没有复职，我们的护校运动就仍未完成。因而同学们推举我再度南下，去浙江做为迎接蔡校长返校复职的代表。

我到达上海后，还留在上海的段锡朋同学等告诉我，他们已会见了蔡校长，他表示此时绝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鳞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的回忆——民国成立以后（张国焘）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宣告诞生了。这件废除数千年专制政体、创建共和的大业，曾使举国有志之士欢欣若狂，认为是国脉民运的一大转机。可是这中华民国自呱呱堕地的日子起，一直在苦难中挣扎着。

中国换了一块招牌，究竟也有些改革。讨厌的辫子是公然剪掉了；专制的礼仪，大部分废除了；言论比较自由了；县知事在名义上已不再是父母官而改称为人民公仆。

辛亥革命虽没有引起重大的破坏，但社会不安、人民疾苦，都没有实质的改善。北京政府除借债度日外，还辟新税、增税率来从事罗掘。各省又多各自为政，任意发行纸币，就地筹款。因此，民间所遭受的是形形色色的钞票的贬值，过去苛政未除而税捐反更加重，这些切身的痛苦，开始冲淡了初期的美丽憧憬。

一九一二年三四月间，我又回到萍乡县立中学校（这时萍乡小学已改称为萍乡县立中学校，并改由所谓新派人物主持）继续我的学业，那时萍乡县的都督衙门已经裁撤；县治仍归江西省都督管辖。城里秩序是恢复了，但还充满革命的特殊气氛。不少满清的遗老遗少们，都摇身一变而成为满口新名词的时髦人物。

不久革命伟人黄兴光临我们的县城。他认为丙午萍浏之役与他本人有密切关系，因此趁着回到湖南家乡之便，特地来凭吊这个首先发难的革命圣地。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曾开会欢迎他，县城里许多时髦人物都挤来参加，要一睹这位革命伟人的风采和亲聆他的革命谠论。他仪表堂堂，缺了两个手指，那是他从事革命的光荣标志。但他的那篇演词，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这也许是他的湖南腔不容易听懂吧！

一般说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局势暂时安定了。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在北京开始集会，陆续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都经北京政府于八月十日公布；这些算是中华民国奠基的工作。一般革命人物多以为破坏业已告终，建设正在开始，应该转而注重于国会的选举运动。这种情势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的是：师生们对于国家前途多抱乐观，开始安静下来度教学生活。只有一次我的同学们捣毁了县城里最大的一所庙宇——城隍庙，可算得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最大的一次“革命行动”。这件事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感，学校主持人也觉得在民国成立以后，不应该继续做这类破坏的事，纷纷劝诫学生，不可再行如此。

袁世凯一直是抑制国民党的。到了国会选举揭晓以后，可以由国民党操纵的国会，因此成为他的眼中钉；宋教仁更是他的最大政敌。于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就发生了宋教仁在上海北站被刺身死的事件。这件事发生之后，袁世凯和他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主使谋杀的种种迹象，喧腾中外，革命派更为之大哗。

宋案是国民党与袁世凯公开破裂的起点。袁世凯原是满脑子的帝王思想，与近代民主政治是格格不相入的。不过他那时还不敢为所欲为，有时还采取一些粉饰门面的手段。到了宋案发生以后，就进而执行公开打击国民党的强硬政策。始则不经国会同意，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并即部署军事，撤换赣皖粤三省国民党人的都督。孙中山先生乃奋起号召抵抗，因而发生了第一次讨袁战争的赣宁之役。这年七月十二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首先发难，安徽、江苏、广东、湖南和福建等省相继响应；但旋即先后为袁的武力所敉平。在袁世凯权势炙手可热的形势中，我们县城和学校里一些假冒革命的时髦人物，多转而向袁世凯歌功颂德；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和一部分教员，却因此更不齿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尤其我们同学在革命前后参加军队的，这时多是李烈钧的部属。他们在湖口之战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下落不明；这件事曾使我和许多同学感到深深的怀念和同情。

萍乡原是革命势力有基础的地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也从没有停止过。我虽没有参加国民党，也不知道他们的内幕详情；但确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当时有一位年龄较长姓陈的同学，混名叫“陈矮子”，在国民党反袁的斗争中担任秘密交通的任务。他住在城内陈家祠堂里，有两间自用的房间，常利用来接待秘密来往的革命党人。因为我和他的见解相同，他也以密友相待，所以这一切都不瞒我；并且常要我帮助他做些送往迎来以及搬运违禁物品的任务。这些事在当时穿着学生制服去做，似乎危险要少些。这样，我开始学着做革命的实际工作。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

萍乡中学校的学风，在动乱的局势中并不算好；学生们胡闹顽皮赌博等事，常常发生。一九一四年二月间阴历新年，几个小学生作新年赌博游戏被发觉而将受到严重惩罚，我挺身出来辩护，与舍监发生争执。那位颜舍监认为我言语嚣张，侮辱师长，要开除我的学籍。有些师友们劝我向校长表示悔过，以期减轻处罚，我拒绝了，决定到省城我所向往的一所较好的中学去、这样，我就离开了萍乡中学，抵达南昌，插入了心远中学继续学习。

心远中学是熊育锡先生所创办的。这个学校在初创的时候，以培植少数熊家的子弟为主。后来负箕者众，成为江西省城一间颇负盛名的中学校。它的特点是注重科学和英文，奖励学生投考清华或其他新式大学，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等等。熊先生貌似猴子，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与严复先生相友善。

我这个初由萍乡中学转来的学生，最初是忙着补习英文和科学的课程，受了学校风气的影响，兴趣偏向于科学的课程，准备将来投考大学工科。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就是我当时所用心读过的第一本翻译书籍。从这时候开始，我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

这年七月间欧洲大战爆发，学校里宁静的学习生活也被搅乱了。日本于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宣战，九月二日出兵。在我国山东登陆，十月六日占领济南车站，不顾我外交部的抗议，迳行管理原系德资经营的胶济铁路，十一月七日又占领了原系德国租借地的青岛。这些事曾引起同学们的愤慨，认为是日本别具野心，乘机侵犯中国的权益。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秘密面递二十一条的书面要求。全国各地报纸每天都用大字揭露这一新闻，认为这是日本乘着列强无力东顾的机会，企图灭亡中国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学校里从校长到全体同学，都为这件新闻大大激动起来，一致认为二十一条关系中国生死存亡，非奋起抗争不可。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这年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竟向我国提出哀的美敦书，限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以前对日本要求作满意的答复。北京政府不得已如期屈服了。这件事举国一致认为是莫大的国耻。我和许多同学都十分悲愤，那时还没有学生团体的组织，但大家结伴到街上去，按照报上的记载向市民宣传反日，抵制日货。我开始注意中国的近代史和印度、朝鲜等国亡国经历的记载，常与师友们纵谈当前救国大业，有时想借助于基督精神，有时又想从注重体育入手，一心一意想寻求出一个救国的大道理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袁世凯公开背叛民国，帝制自为。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宣告成立，通电各省，主张君主立宪。十月八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由所谓国民代表在各该省分别投票，决定“国体问题”。十月二十八日起各省就排演起来，伪造了“一九九三票完全赞成君宪”的结果。

那时各省纷纷组织“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排演一些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的把戏。在签名劝进的闹剧中，有的为权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有的趋炎附势，甘心附逆。我们的校长熊育锡先生独不顾危险，拒绝签名劝进，真是难能可贵。我和一般同学们看到这些丑剧，都为之齿冷；对于熊校长的义不帝袁，大家一致颂扬，往往竖起大拇指说：“熊猴子毕竟要得！”

当袁世凯兴高采烈的筹备登基大典，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预定于二月九日君临天下的时候，各省反袁的革命行动也就纷纷爆发了。各种打击纷至沓来，他终于在当年的六月五日抱恨而去世。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军事独裁者的下场。中国的局势似乎又是绝处逢生有些转机了。我们一般同学们，又都怀抱着国家前途和个人学业或能步入佳境的期待。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的回忆——在伊尔库次克（张国焘）

伊尔库次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在这里设立远东局，又称伊尔库次克局；这个局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在调查远东的各种情状，联络远东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并扩展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当时伊尔库次克以东，还是由远东共和国统治着的不安定的地方；这里才是苏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真正的工作中心。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后改称“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以择定在这里举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我们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后，方才知道远东局的一些内情。它在这里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屋中办公。由施玛斯基兼任主任，那时施玛斯基等于是西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一九〇五年以前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苏俄驻伊朗的大使。他在伊尔库次克局任内的主任秘书，便是我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会见过的那位威金斯基。远东局下分中国部、蒙古部、日本部及朝鲜部等。中国部的主任是麻马伊夫，他懂得一点中国话，后来曾到中国担任加伦将军所主持的军事顾问团顾问。除各部外，另设有一个情报局。情报局工作最忙，有几十个人经常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务则比较清闲，只有寥寥二三个人办公而已。施玛斯基不仅主持西伯利亚全局，即远东共和国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导。他因为职务太多，忙不过来；所以远东局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负责。但远东局的实际工作当时并没有开展，只是搜集远东各地的各种资料，开始做着研究工作。

我们这些代表住在远东局事前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这住所外表虽不很讲究，但内部的设备尚称齐全，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并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两次取暖。此外尚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晚餐减少一汤，总算可以吃饱，较之一般俄国人民的饥饿生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房间经常由几位女工来收拾打扫，有一个替我们在壁炉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时代的贵族。他温雅的举止和生火时的不熟练动作，看来可怜亦复可笑。他在生火时常向我们讨烟头吸，如果那位代表给他几支香烟或一块面包，他便千恩万谢的说个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经熟识，这次和我见面后，很关心的问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学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鲜代表大约十人，由设在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内阁总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长吕运亨两人率领。爪哇代表一人，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书记，由马林在上海向荷属东印度物色而来。菲律宾、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地并无代表。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位。

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许多出色人物。张秋白是安徽一位后起之秀的国民党员，这次由孙中山先生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来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黄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参加共产党北京小组的五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丽魂女士是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代表，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东省各团体的代表是前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王乐平，他曾在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民党员。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湖南劳工会的代表是王光辉。以后成为黄埔要人的贺衷寒，这次以武汉新闻记者的资格参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余则是各地学生联合会与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等。

我们这些代表本着各人所代表的团体与个人的主张自由活动。但为了料理代表们的共同事务，大家决议组织成为一个代表团。我被推举为代表团主席。

当时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便是俄国的粮荒。俄国粮食的配给制度，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给两磅黑面包；工厂与铁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共产党员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有家眷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半月可领取麦子十五磅，马铃薯十五磅，有时有少许糖和茶叶；可是那些麦子和马铃薯多数都有点腐烂。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饿。机关工作人员早上起来只能喝些开水去办公，在办公室中实在饿得无法支持时，才从那一磅面包中抽出一片来充饥。其余的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做午餐，一部分做晚餐。在饥饿压迫下，每个俄国人似乎已没有了别的念头，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他们托人情、玩手段，唯一的希望，是配粮人员能配给他们一些没有腐烂的麦子和马铃薯；或者黑面包，不要有泥草臭味而所含的面粉成分高些。可是，这种希望经常很难实现，即使能实现，也只能得到一个半饱。除非有钱，可以用高价在黑市中买些面包；但要赚钱又谈何容易？例如远东局中国部主任麻马伊夫，因为他能说些中国话，我便常到他家去谈天。他夫妇为人都很和气，但从不以食物招待客人，因为他们所得到的粮食也是不够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还要兼任一家剧院的跳舞演员，每晚得到大把的纸币，偷偷的去黑市买点面包带回家来，这样，第二天的两餐，才可以勉强吃饱。

我看见这些情形，也曾和威金斯基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二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要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各级政府都以全部力量应付这一问题，不断的派人到四乡去捜集粮食。可是，从农民手上征集粮食，非派军队去强迫不可；征集到了，还要由军队押送，即使有军队押送，经过灾民区时也常被灾民劫去，有些地方并将运粮的马也捉去杀来吃。各种惨事怪事，不知发生多少。西伯利亚一带的粮食情形还不算十分坏，严重灾区更是不堪言状了。接着他又解释，好在他们政府的配给制度做得不错，士兵和工人可以吃得饱。共产党员领的粮食特别少，这是以身作则的意思。从列宁本人起，都是每天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因此大家没有话说。如果处理得不好，真是要闹出大乱子来的。

那位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在我到达伊尔库次克约两星期后，才抽出时间约我到他家去吃饭，在座的除了他俩夫妇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据威金斯基说，是要和我谈些中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忙了，连威金斯基都很难见到他，远东局积下的许多事务也要趁这个机会商谈，所以他和我简单谈了一会，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绝的商谈他们的公务。我这个不懂俄语的客人只好静坐一旁。他这所住宅，是一座很精致的花园小洋房，内外保卫森严，房子里的陈设非常精美，有很讲究的丝罗窗帘，和上海大资本家的家庭差不多。这顿晚餐不仅有质地很好的黑面包，而且有点白面包。虽然是一汤一菜，可是内容丰富，味道很好。牛奶、点心、水果，应有尽有。这是我踏入苏俄境内第一次享受到的盛馔。

饭后，我和威金斯基在寒夜的雪地上，步行回招待所。他似乎发现我神情中有些惊异，就向我解释：施玛斯基为了郑重招待外宾，所以特别的准备了这顿丰美的晚餐，虽然没有和客人长谈，可是他是很热情的。我说：“你说得太客气了，我们是同志关系，不能算是甚么外宾。”他恐怕我心里还有不满意，接着又表示：革命不能讲平等主义。十月革命初期，平等主义的观念非常盛行，一般革命者对于负责的同志住好一点的房子，吃得好一点，都表示反对；甚至将火车的头二等车厢打毁，要大家一律坐三等；可是车厢打毁一辆便少了一辆，这不是平等主义反损害了革命吗？身负重责的施玛斯基为了工作进行顺利起见，是应该生活过得好一点才对。我也不客气的对这位混得很熟的威金斯基说：“你说列宁也只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和大家一同刻苦，何以施玛斯基要比列宁的享受好得那么多呢？可见在任何情形之下，权势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对你们的人，说你们专无产阶级的政。”威金斯基听了这段话，伸手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既接触了这许多新的事情，内心当然滋生了无限感慨，而在言谈的表现上自不免坦率流露。但我对于苏俄的一切情况，却是怀着十分的善意，而从好的方面去了解。伊尔库次克市在西伯利亚不算是一个小城市，可是它那么冷清清静悄悄，满街铺满了厚雪，行人足迹稀少，像乡村一样荒凉。街上的店铺都关门闭户，自然更没有甚么人交易。屋顶凸出的烟囱不见冒烟，似乎屋内空无人居。除了车站和工厂附近有些工人在活动外，其他地方都是寒街冷巷，简直不闻人声，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才有一群群穿着油腻褴褛大衣的工作人员，匆忙来去，过了这两度热闹之后，全城又恢复沉寂。

那时，伊尔库次克周围还是很不安静，充满了革命和内战时代的色彩。我所到过的公务人员住宅里，看见房里都挂着长短枪枝和子弹袋。他们经常将这些枪枝擦得雪亮，到了夜晚还装上子弹，放在床头或枕下，和衣而睡，真的过着“枕戈待旦”的生活。军事演习更是经常举行，所有持有枪枝或被派有职务的人员，无论昼夜，一闻警报，就得飞奔到邻近的街头集合，分别受当地驻军的指挥，举行各种演习。据他们说这里南方就是外蒙古的边境，城市四周都潜伏有残匪。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平时很忙，只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办公处的大厅中举行一次晚会。晚会的布置相当单调，除了一架钢琴外没有其他的乐器，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那时的收音机只在大街上装置几个大喇叭，做为传达命令和播送要人讲演之用。那些参加晚会的俄国人，男的只是脱去那身褴褛的工作服，而换上一套比较清洁的常服，女的不过头上多扎一块花布而已。最精采的节目是集体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余则有一些人独唱等，最后跳交际舞，大家狂欢一番。俄国的革命歌曲，音调高亢，激昂壮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高加索舞也带有尚武的精神。

我们这些远东代表对晚会很有兴趣，常去参加。在晚会中，日本代表是比较出色的，他们集体或个别演唱许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角，以博掌声。朝鲜代表也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有我们中国代表毫无表现，既没有跳舞的习惯，又不会集体唱歌。但是，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们热烈的一再催促中国代表表演的呼声掌声中，我们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万分。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国民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那时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俄国人，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因而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戏”，竖立许多木桩，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桩的多少决胜负。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当时俄国一般卫生状况很不好，医药设备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涤，往往发生臭味。在伊尔库次克只有一间公共浴室，各机关工作人员要排队登记，轮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当地住了约两个月，只轮到一次。

伊尔库次克的工会在工人区创设了一个“工人文化宫”。开幕的那一天，特邀我们全体代表去参加。远东局好不容易的借到两辆卡车，将各代表与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密密的装了两车，送到那里。“工人文化宫”是工人区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筑，其中有各种的设备，可以供工人阅览书报、下棋、饮茶、听音乐、跳舞、演戏、唱歌等等；按照当时的物质条件，确是费了一番大力量。可是书报很少，各种设备也非常简陋，尤其是在这样高大的一所建筑物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风的设备，因为人多，在极度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炭气，挟杂着俄国式的臭味，令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从工人们毡靴和皮靴上带进来的雪泥，在室内化成了水浆，到处一片泥泞，仿佛到了菜市场。代表们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觉得有点不舒适，但当时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们准备回去时，先用电话催远东局将原来答应接我们回去的卡车派来，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点钟，还是毫无消息。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国人提出的办法走回去。每人先将西装裤脚扎起来纳在皮靴的短统内，领口扣紧并用围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盖着眉毛。约十个人一群，紧紧的互相挽着，从雪地上向前迈进。那时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剑的寒风带着雪片，一阵阵怒吼着朝我们袭击。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没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挽紧，一不小心跌下去，可能很难再爬起来。我们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约莫走了一个多钟头，居然走了四五公里，回到住所。于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大家在门廊边先将双手用力互搓，接连的跳跃几遍，将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将鼻孔中吊出来的冰凌去掉，将脸孔、鼻梁、耳朵等处都轻轻的用手摩擦；经过这一番的手续后，再走进卧室去。幸好，大家的面目依然，没有冻坏。

当时，苏俄对于“星期六工作日”的办法，是鼓吹得非常热烈的。各机关工作人员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些额外工作。代表们本来是可以免去的，但为了响应他们的号召，也很热忱的去参加。尤其是中国代表们不愿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赛过日本代表或一般俄国人。头两次，我们被派到森林中去搬运木材。那些短节的大木，每节约一百磅重，由一个人抬；长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两个人抬不可。从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要把这些木材搬运到大路旁边，有些集中搬到河边的码头上，又没有任何工具，所以我们只做了两次，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我曾背着一节大木送往码头，经过冰凝的圆木桥时一下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伤了几处。俄国人看出了我们硬着头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后几次便不要我们搬运木材，将我们分批派到车站附近去担任扫除积雪的轻松工作。

我们住久了，生活过得很腻。听说这里要举行苏维埃大会，大家赶着去参观。在一个大剧院里，到了八百多个苏维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这些代表多是四乡来的，穿得破破烂烂；大会主席似乎是个农村工人，一样穿得很破烂。我们到达时，主席正在演说。我问陪我们同去的威金斯基：“他演说得很不错，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说：“是的，这位工人在不久前还不大识字哩！”我说：“何以进步得这样快呢？”他说：“当然要有人指导。这位工人便是施玛斯基所指导的。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施玛斯基的指导。”从他这句话中，我对于当时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当时苏俄的各项工作，确是由许多工人农人在出头负责。不过，这些工人农人的背后，都是由共产党员在一一指导着的。

在伊尔库次克将近两个月，大会的会期仍未确定。我们不懂俄国话，和俄国人往来很少。平时除了准备向大会提供一篇报告外，便无所事事。我准备的一篇报告写得很长，内容着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我从井田制度写起，自周秦历朝以至现代，写了一百多页还未写完。那里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人将它翻成俄文，明知写好以后，也等于白费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却藉此消磨了这段枯寂的时间。其他代表的报告写得短，无聊时间自然更多了，只好到处去跑，或找俄国人混混，或与当地的华侨漫谈。

伊尔库次克的华侨散居各处，有少数在机关中当公务员，也有参加军队的，多数则在当地做生意、做工或开洗衣铺。他们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

华侨对苏俄政府的不满，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上。俄国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苏俄政府在内战中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来支持战争，组织贫农团，派遣军队到农村中去，类似打劫式的将粮食完全没收。这样的做法当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穷财尽。等到内战完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克伦斯坦暴动之后，苏俄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因此在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反映到伊尔库次克时，一般人民都表示极不信任。新经济政策虽然准许商人做买卖，但商店仍旧家家关门，连理发店也没有恢复。农民虽在农业税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还是不肯多种粮食。他们对于政府的纸币尤其不信任，人民之间几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们中有人曾问华侨：“俄国人为甚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呢？”所得到的答复大致是：“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还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甚么呢？”至于说到苏俄政府中的人员许多贪污腐败的情形，那还是次要的事。

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哪一个方向发展呢？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么分别呢？第四个问题是：中国与俄国的国情相差这样远，是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镜呢？这些问题，一时无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事的确使代表们的心里受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有人归过于我，说我不善于向别人解释，其实连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如果你偷脚踏车（刘峰松）

十几年前还在学校教书时，我告诉过学生一个故事：

在非洲一个新兴国家，人民生活既悠闲又幸福，因为上帝给他们的资源太丰富了：只要在浅水一捞，就有鱼虾吃；在海滩一弯腰，就有椰子捡，椰子是他们国家的主要输出品。因为生活实在太好了，家中又装不下现代化的种种“奢侈品”，除非必要，否则是不工作的。他们每家都有整套的沙发，可是，他们宁愿坐在地板上，保持他们传统的习俗。无论在城市、在乡村，马路上到处有进口的脚踏车，不装锁，谁用，谁就骑走；不用，就随便往路边停放。车子是谁的？谁也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看到车子坏了、少了、不够方便，大家就到海边多捡几个椰子。啊！这样的国家太奇妙了。

在台湾，也有同样主题的妙事，只是内容不同。

最近报纸说，板桥有一位老师，“偷”了停放骑楼下的脚踏车去办事，“失”主掉了车子，很火大，放下工作，就四处去找了，结果，那么巧，在板桥车站前，把“小偷”给人“脏”俱获了。窃盗是公诉罪，不能私了，这位“小偷”老师，粉笔生涯完了；个人尊严，前途都完了。此事正为“杏坛蒙羞录”添一新章。

名师出高足，我们来看看学生。

少年法庭常有中、小学生上门，他们也是“偷”脚踏车，有的“偷”一部，有的“偷”好几部，有的好几个“偷”一部，有的好几个“偷”好几部，状况各有不同。为甚么“偷”呢？第一、因为好玩嘛！骑一骑就丢，又不据为己有。第二、因为我们家的脚踏车掉了嘛！找一部来抵充。第三、零用钱不够嘛！“偷”了卖给收破烂的，换几个钱花花。在校园内，小朋友做错了事，打打手心就算了；但在校园外，你做错了事被抓到，台湾的“法律”，保证跟你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情形，请看现行法律的“流程表”：

一、失主抓你往派出所送。警察伯伯先制作侦讯笔录，也可能想办法通知你老子。通知到了，你老子额头冒汗，快速冲进派出所，但依“法”，不能领回去自行管教；依“法”，警察无权放人，不能保释。不通知你老子来也可以，这样，那一天晚上，你老子找，你娘等，找不到你，等不到你，再急忙赶到派出所报案求救，哇！你小子原来“迷失”在此！有时不在同一派出所报案求救，这个派出所还把你列入失踪人口，准备张贴“寻人启事”呢！

二、再往分局刑事组送。派出所作好笔录，就移送分局。案情是这样简单，是那“一推”，把车子推走、骑走而已，没甚么好查，分局不必另作笔录，但还是要查填“前科表”，看你以前有没有记录，要进一步制作“移送书”，初步研判你犯甚么罪，触犯第几条，最后由分局长具名，以符体制。你老子虽跟到了分局，还是保不了你，他也许找一个议员、一个代表、一个高级警官来关说，仍然不放人；也许，你老子就是议员、就是代表、就是高级警官，还是不放。为甚么有时候放呢？那是“特权”，不足为训。案子如不单纯，你小子常偷，或露了口风，说还“偷”钱甚么的，“扩大侦查”起来，这档事就麻烦了，揍你几拳还算便宜了你；这样，不必依宪法规定，案发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法院，而是先关了你再说，这叫做“违警拘留”。等一切都弄清楚了，你都“抖”出来了，完成种种“例行公事”，他们给你上“手铐”，派警车押你到法院。看你年纪小，逃不掉，“手铐”也可以不加，但那样仁慈的刑警太少了。

三、押你往法院送。成人犯罪先送地检处，但小孩犯罪归少年法庭管，少年法庭有“先议权”，所以小孩犯罪就直接往法院送了。不管白天、夜晚，法院都有值班的法官，你一到，法官就问案，另有个书记官记录。你要第三次被问到：“你有没有偷脚踏车？”这值班法官权可大了，准不准暂时放你回家，就全看他。他一点头，你老子办个手续，就可以带你走；他一摇头，一声“收押”，你就住进“少年观护所”了。如果法官要放你，你老子却找不到你，或不知道法院在哪儿，或不知道怎样办这些事，他也无法放人，你也只好先住进“少年观护所”再说。如半夜里被送法院，你这个“偷”脚踏车的，就只得在法院的“拘留所”委曲委曲了。

四、观护人去你家进行调查。值班法官只是迎接你进入司法程序而已，实际上，你的案子要由少年法庭分案后，再给真正承办的法官。这时的法官一方面定“期日”，准备开庭，一方面请少年法庭的观护人作“审理前调查”，如果你被押进“少年观护所”，就由那边作调查。通常小朋友“偷”车不会送“少年观护所”，因此，大约在案发后一个礼拜到十天，观护人就上门了。观护人到你家干甚么呢？就是更详细的了解一下——你为甚么“偷”车子，动机、目的是甚么？你老子怎样管教你的？家里有钱、没钱？是不是穷得发慌才做小偷？观护人也可能到学校去问你老师，查你的品性和成绩。这样，使你在家里、在邻居、在学校，面子都罩不住！谁叫你要“偷”脚踏车呢？

五、法官开庭审问。观护人调查你的一切状况后，作了一份报告给法官，然后法官传你，传你老子。你这天要向学校请假，你老子也要向公司请假。在森严的法庭上，法官坐在你的面前，他旁边有个书记官，前面有个通译，你旁边站着冷冰冰面孔的法警，背后有你老子，还有其他来旁听的人，这一切布置，都是为你小子布置的！在法庭上，你心惊肉跳，两腿发软，你老子也一样。然后，法官还是问你：“你有没有偷脚踏车？”这已经是第五次有大人物在问你老问题了。

六、法官传你听宣判。辩论终结——其实，有甚么好辩论的，就是“一推”，把车子推走、骑走嘛！隔一个星期后就宣判了。这一天，最紧张，不知法官怎样判的。“唉！”你会叹一口气，垂下头来，在心里祈祷，请上帝帮个忙，要法官来个“从轻发落”。说来也真惨，自从“东窗事发”后，你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无心上学了，每天等这一天，等这个判决。自然，你和你老子又老老实实地站在法官面前，听他判决。这一天，你们又都请假了。

七、开始执行惩罚。本来，这鸡毛蒜皮的小事，法官老爷可以裁定“不付审理”“不付管训处分”，使你根除一切后患，但他就是不喜欢这几招，因为，你既然“偷”了车，“罪”证明确，他就一定要秉“公”办理，避免“误会”。那你小子可能受到甚么惩罚呢？大概有两种，一种叫“徒刑”，送你到少年监狱尝尝铁窗滋味，如果你是一偷再偷的累犯，或好几个人一起偷的“加重窃盗犯”，关你几个月不算冤枉。另一种叫“管训处分”，它又分为训诫、保护管束和感化教育三种。训诫是由法官约你来，当面训一顿，叫你以后“改过自新”，不可再“偷”脚踏车了，而事情也就了了。保护管束是由观护人来“保护”你，“管束”你，以三年为期，看你敢不敢再“偷”，再“偷”就送辅育院感化去。感化教育就是送去辅育院感化，其实，就是关起来，不能回家，也是以三年为期。通常小朋友“偷”车子，都会受到第一种或第二种管训处分。如果是保护管束的话，那是叫人烦透了，你每个月要到法院报到一次或两次，而观护人更是烦透了，常常要到你家去，看你有没有再“偷”脚踏车！

上面七道法律“流程”，就是“过七关”，整得叫你这个“偷”脚踏车的小孩大冒金星！

你“偷”了一辆脚踏车，也许，车子是又旧又破的，但不管它新旧，你这个“行为”的结果，到底麻烦了多少人呢？再请看下表：

主办人员：派出所警察、分局刑警各一个，值日法官、承办法官各一个，纪录书记官二人，观护人一个，辅导员一个，至少共八个。（按：行为严重的话，检察官也会管这档子事。）协办或督办人员：派出所主管、刑事组长、分局长、庭长、刑事组查报人员、法院录事、押送刑警和法警，也至少共八个。

至于动用了多少物力呢？警车至少出动两次，如果收押，囚车至少出动三至五次，其他纸张、文具、拘留所、法庭设备等等都应算在内。

这些人力、物力都花国库的钱，也就是花“纳税人”的血汗钱，究竟一共花多少钱？实在不好算，但可以确定的，失主丢了一部几百元，顶多一、两千元的脚踏车，但国库却要花可以买好几部摩托车的经费！而花这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只不过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一再确认，反复确认，看你偷了脚踏车没有？

第二、如果你确实偷了，想用万全的办法，叫你不敢再偷。

解决第一个问题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解决第二个问题要花六个月到三年的时间。

请注意：站在“法律”面前的，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再请注意：如果不移送“法”办，而由“老师”来办，只要一席话，和打几个手心便告解决了，一毛钱都不必花。

然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小孩子也不例外，它——法律——就是这么麻烦！这么要命！

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宣布“约法三章”；以色列先知摩西出埃及后，宣布“十戒”，而到了今天，我们有“六法全书”，有法律“万万条”了。圣经说：“……没有法律，人就不在法律的标准下被惩罚。”（罗马书五—13）又说：“法律制作后，过犯增多。”（罗马书五—20）这样，法律增加、法律严密，又有甚么益处呢?

目前台湾监狱已人满为患，报上说，要采取古人的“微罪不举”办法了，真是好消息一条。报上还说，邓丽君女士持用假护照入境，获“不起诉处分”，就是第一个“微罪不举”的例子！那么小孩子“偷”车这种豆子大的事，以后就可以不必“小题大做”“劳师动众”了吗？我想，不太乐观，因为小孩子能像邓女士一样，拥有那么多国防部和新闻局给的“爱国奖状”呢？如果有人要免受“法律”迫害，我想他最好还是“移民到非洲去”吧？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调查局黑牢345天》自序（李世杰）

希特勒枪毙洛姆的前两天，还和他同桌吃饭。

斯大林处决卡夫塔拉底兹之前，多次请他吃饭，每次都亲自拿汤给他。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向塞狄契敬酒，为两人间的“兄弟之情”干杯，过了几天，塞狄契被捕下狱。

毛泽东在逮捕刘少奇的前一天，温情慰语地敦劝他“保重身体”。

蒋经国在逮捕李世杰前九天，代表他父亲蒋介石邀宴有功人员，他与李世杰同席进餐，亲自拿了白切鸡、红烧鱼翅给李世杰，并向他频频敬酒。

李世杰接着惨罹二十年牢狱之灾！

因此而有了《调查局黑牢345天》这部书，以及另一本《军法看守所九年》。还有一本《火烧岛十载风霜》，正连载中。

如今，《调查局黑牢345天》要辑印专集了，我似乎应该写一篇序。

写这部书时，心情是悲苦的，现在要写这篇序，下笔时，心里依然倍感悲痛。

一九三九年，我误入歧途，入了国民党，又做了“中统局”的义务调工。一九五一年更误上贼船，进了调查局做情报分析的工作。我的“狱龄”是二十年，被捕时，国民党“党龄”二十七年。但当蒋经国批准让沈之岳将我系狱时，他钦定我那一年的共产党龄却是三十年。无论是拿我的“国龄”（遵照功令，应该说是“匪龄”）或“共龄”来加上狱龄，我的匪资之深都达半世纪之长，比起资深立法委、监察委、国大代诸员诸表，资深多了！

二十年时间是漫长而惨苦的，其中尤以开头的三百四十五天更属惨绝人寰。若说往后的十九年是度日如年，则在调查局黑牢里的每“一日”，实在比那十九年中的任何“一年”，都是过的更漫长、更痛楚、更残酷、更加令人震怖战栗的地狱生活！

斯大林的监狱所制造的，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的监狱所捏塑的，是“右派”、“反革命”。蒋经国的监狱所溶铸的，是“匪谍”、“叛乱犯”。

蒋介石把特务大权交给蒋经国，蒋经国把“国内”特务大权的大部分，授予沈之岳。一九六四年，沈之岳窜升调查局长，从而国民党“肃谍”的勋业大盛，“匪谍”产量，年以数百计。一九六六年，沈之岳在调查局的人事布置停妥了，立刻展开对国民党内的血腥大整肃，仅是“国特牌”的匪谍，就不下千人之众。而我，李世杰，本书作者，不幸则成为沈之岳对国特大整肃的第一人，他向我开第一刀！

我在调查局，枉然做了十五年拖袖案头的情报分析工作，却始终缺乏“侦防”意识，一点没有办案经验！直至在调查局黑狱中忍死熬活地度过了一年，才深刻体验到什么样手段叫做侦办匪谍。

一切莫须有罪名的滔天大谎，一切栽赃诽谤和荒谬绝伦的构陷，一切罗织捏塑拼凑的罪状，完全倚靠讯问者疯狂残忍的暴行与无耻诈骗的编造。进入那座黑狱的人，因为忍受不了凶恶野蛮的酷烈毒打，无不供承了调查员代拟的情节而披上匪名！从来没有人能以“非匪谍”身分活着出狱的。

当蒋经国批准逮捕一个人时，全台澎金马军民人等，都有义务要相信并且咒骂：“那家伙是匪谍！”为了证明这匪谍死有余辜，罪无可逭，以及所伪造证据的确凿性，沈之岳大疯狗所嗾使的那一小撮小疯狗，最擅长的就是用肉体惨刑剥夺被捕者的自尊心与判断力，以取得荒诞不经的自白。而自白，在国民党军法暴吏看来，是被容许做为屠杀一个人之唯一证据的。当然，沈之岳也可以找个与被告从不认识的人来栽赃诬噬，以完成国民党“反共肃谍”的千秋盛业。

这本书，就是我在调查局黑牢中身受迫害惨况的纪实。

今年一月，崔小萍为她的“狱中记”举行发表会，我寄了几篇与她有关的剪报给她。在她回复我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道：

只有狱中人，才真体味出其中冤苦。有书评人认为狱中人因想到日后会被他人看阅，在记载事实方面，皆有“自圆其说”的心情。又一漫画载：“入狱是政策，出狱记才会畅销。”——我们受难人，听闻这种言论，不会气死吗？但是，大难未死，只有一笑置之！最好请他们这班人去坐牢一试滋味也！

我没有看过那篇“书评”，也没有看到那幅漫画。我敢断定，作此评、作此画的人，如非智能麻木，孤陋寡闻，那就八成是国民党的文宣干部，或是特务化身。坐牢经验让我发现，办案特务和军法酷吏，唯一懂得的便是将白作黑、指鹿为马。这班没有灵魂的冷血动物，失势时可以认贼作父，得势时当然也可以认父作贼！崔小萍女士固然不必气“死”，但其实也不可一笑置之。她应该挺身出来，揭破这类书评家、漫画家的嘴脸！

这部书的出版，是不是也会被认为我一九六六年的入狱，是为求今天这部书畅销的“政策”？不管那个漫画作者是不是别有所指，由于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逼得我不能不说几句话。

国民党兴趣最浓烈的有二：一是拿它所不喜欢的人当做叛乱犯侦办；二是凡经它变造出来的叛乱犯，最好是用二条一（唯一死刑）的法条惩治。今譬如那个漫画作者想写一本狱中记，并希冀它畅销，就拟订入狱政策，决心到监狱里去叛乱十几二十年。那当然是“高瞻远瞩”得很了。可是，万一他也跟许多命凶运恶的人一样，不幸尸横狴犴，血溅刑场，试问他怎有狱中之记，又何来畅销之书？沈嫄璋被谋杀于调查局侦讯室，蒋海溶暴毙于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更多的人被押解到暗坑刑场去枪决，他们的入狱是政策吗？

用这种漫画去表达奴才效忠的心态，看来刻毒如蛇蝎，其实是愚蠢似猪猡。而这类奴才正是国民党所喜欢的。

常常有人问：既然不是共产党、匪谍、叛乱犯，为什么要承认呢？刑求，不会咬牙忍受吗？

苏联特务霍赫洛夫早就提供答案了，他说：

在被捕的人中，我认识一个苏铎卜华夫将军，他是一个出名的硬汉子，绝不会对任何人屈服的。我曾问过那个情报员：“你怎么能断定他一定会招供？”那个情报员答复说：“我们自有办法逼别人招供，硬汉子我们看过多了。”是年十一月，我听说他们都已被苦打成招，全部枪决了！（见国防部总政战部编印：赫鲁晓夫秘密演说全文）

但愿一切“自圆其说”论者和“入狱是政策”论者，读了这段话，无须亲自入狱去尝试，就会醒悟。我不忍看到连他们这样“忠贞爱国”之辈，也陷身于奇冤异惨的大祸中。愈是忠贞，愈有被整肃的危险，对同志，必须比对敌人更残酷！这是国民党的政治伦理，也是国民党内斗内行之铁的定律！

我并不以为国民党看了我的著作，会忧伤痛悔，彻悟改过。这个党所死抱住不放的死不认错主义，注定它终必灭亡，我对它早已不存任何希望。我只希望：今世学者，后世史家，能够从我（以及许多同样从冤狱里历经九死一生惨毒迫害的难友）的血泪记述中，对国民党灭绝人性、戕害人权的血腥罪行，做个公正的裁判。这部书，不过是为历史多留下一点点真实的见证而已。

这部书撰写时，蒋经国还在苟延残喘。辑印专集时，他虽已死亡，却是阴魂未散。他所宠纵以滥捕狂杀、镇压立威的刽子手沈之岳，依然是国民党总统李登辉的国策顾问。“国策”而竟“顾”于摧残人权的蟊贼而“问”之，政治迫害会绝迹吗？死不认错主义会消失吗？任何革新有希望吗？这样的党还有救吗？

四十年来，台湾真是“被刑之徒，比肩而立”。为何如此？“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汉·路温舒语）

这部书，正是为声讨这班“世之大贼”而写的！

这也就是我这一篇序写得分外沉痛的原因。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李世杰序于碧潭之畔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火烧岛十载风霜（李世杰）

第一章 火烧岛月光明媚么？

第十四节 我们是杀人放火的凶徒？讲话、不讲话都得挨揍！

火烧岛有三座监狱，最闻名于世的，当然是国防部政治犯感训监狱。其次是警备总部的职训总队，专门囚禁并管训流氓。第三是司法监狱。在国际上，职训总队也许并不驰名遐迩，但在台湾，它的知名度，毋宁是比政治犯监狱更高的，因为：第一，至少很多人知悉它被通称为职训总队；纵然不知道它的全称，仍无碍其“职训总队”之简称也。政治犯监狱则不然，一般人不但不知其全称为何，更未闻它被简称为“国防监狱”者也。就是我们，也是到了火烧岛几乎半年以后，才从“福利社”采购货物装运的纸箱上发现的这“国防监狱”的怪名称。监狱而曰国防，实在值得吟味。第二，一九六八年夏，我在台北市六张犁卧龙街看守所时，室友刘楚材买了一本《词汇》，里面有“绿岛”一条，注解居然是：“关流氓的地方。”可见那本辞书的编辑很“通晓”，他认定在火烧岛，被关的全是流氓，不但没有政治犯，没有司法方面的刑事犯，甚至也没有老百姓。这恐怕是全世界辞书中解释“绿岛”最“独到”的一部辞书了，从而可知“管训流氓”实为火烧岛最大“特色”。怎不令我十分佩服那本《词汇》的编辑呢？

我不曾考证或研究过政治犯感训监狱在火烧岛成立的年月，根据囚禁近三十年的老难友们说，当一九五一年，他们原被囚禁于台北县新店暗坑（安坑）军人监狱，那年起解到火烧岛之初，这里不叫感训监狱，却叫做什么“新生训导处”。大约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这“新生训导处”忽然搬到台东泰源，好像就在那时候改为“监狱”名称的。一九六九年，泰源监狱发生暴动，过后，政治犯们又起解到火烧岛来了。

若依这个说法，三座监狱设立的时间，似乎相去不久。但是，这座政治犯洗脑监狱，如果从它正式改用监狱名称、并迁回岛上算起，则实在是“资浅”监牢，不像“万年国会”那么“资深”。不过，话又得说回来，里面不少囚徒，比起万年立委监委国代们，资格深浅也是相差无几的。

“新生训导处”时代，政治犯们所受的感训，其实就是劳改。资深难友们说起当年初到火烧岛的情况，娓娓道来，活像一个退伍老兵喜谈自己的战场经验一样，津津乐道，甚至掀开他的胳臂、胸前、腹部和大腿上的伤痕以示人。他们的心情，有如战场上受过重创的英雄。他们的叙述，也极动人。

一九五一年春入狱的彰化人王永富说：

“我们还没有到达火烧岛之前，这孤岛上的居民，一家家都受到岛上官兵的警告，说是：‘过几天，要送一批犯人来。这些犯人，都是杀人放火的凶徒，都是抢劫掳掠的强盗。他们来了以后，你们老百姓绝对不要跟他们说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连点头打招呼也不可以。否则，将来你们人被杀了、房子被烧了、财物被抢了，是活该！’这些官兵，由村里长带路，挨家挨户，发出这么严重而恐怖的警讯，害得家家恐惧、人人战栗！”

听了这一席话，我觉得十分滑稽，“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政治犯真的是如此这般的凶神恶煞吗？我又有点疑惑：政治犯终日囚禁在深牢里，不见天日，不见人踪，从何知道岛上居民受了这样的警告呢？我就问王永富道：

“你怎么知道官兵们如此逐户宣传的呢？”

“后来，老百姓亲自告诉我们的呀！”王永富道。

“老百姓告诉你们的”？我更不解了，“老百姓可以到监狱里来”？

“不！”王永富说：“是我们到外头去，时间久了，听这里居民说的。”

这就更奇怪了，政治犯可以到监狱外边去？我又问道：“难友可以到监狱外边去？”

“是的。”王永富道。

原来，那时候，难友们每天要外出三次，从事重劳动的工作。第一次是天刚破晓、晨光微露的时候，工作一个多钟头。第二次是回到监狱早饭后，再外出工作，到中午回监进餐。第三次是午饭后略事休息，然后出门继续工作。除了一部分被指定经常负责养猪养鸡的难友，不必如此进进出出以外，其余的人，每天就是这三次的劳动。所做的工作，是：挑米，把从台东船运火烧岛的补给米，一袋袋挑回来。那实在是非常沉重的担子。初期，挑的人，大家不习惯，肩膀都压痛压肿了，也还得继续挑。此外，像挖山上和海边的石头、砂土，一担担挑回来，也和挑米一样的苦不堪言。这些砂石挑回来干什么用呢？唉！说来伤心，挑回来砌围墙、建监狱，囚禁自己。不但是扛石头、挑砂土，就是建造监狱，也用难友当泥水匠。当然还有别的工作，像上山砍柴割草，挑回监狱中当燃料，也是苦差事。平日没有当过樵子，一旦拿起镰刀，往往手被割破，或被荆棘蒺藜刺伤，血流如注。有的难友，甚至手指被镰刀误砍到见骨，请医官敷药包扎了，还得继续工作。这些重劳动工作，是风雨不停的，监方还规定每人每天的工作量，例如挑砂石，每人限挑几担，每担多少。割草，每人每天限割几担，多少重，都有规定。最可怜的是一些年纪比较大、或体质比较文弱、或有病的难友，他们工作达不到规定分量，就得挨骂、挨打或受其他处罚。不过，当了政治犯，对这类难友，大都有一种不忍之心，既然没有权力替他们请求宽减，体力较强的人，就只好加倍努力，提早赶着做完了自己的分额，然后替这些体力不足的难友补足了“缺额”。譬如割草，多割一些当做别人的，让他挑回去缴帐。在那种环境下，除了这个办法，还能怎样帮助他们呢？终不成天天看他挨揍挨到死？所以，那一段日子，实在是非常惨苦的。

这不等于实施“劳动改造”吗？我悲叹地自思：大陆上，“反革命分子”要劳改；在台湾，“叛乱犯”也要劳改！我们的国家，受统治者所痛恨的人，是何等的悲惨啊！

我拿王永富这些话向好几位“资深”难友查证，所得答案，完全一样。那位海军下士出身的刘天照说：“一天外出劳动三次，黄昏散工回到监狱，让大家洗了澡、吃晚饭，稍微休息一会儿，就得排队、点名、唱歌——当然是唱那些忠党爱国的歌曲，九点睡觉。”刘天照说：“在监狱中，不准带表，又没有时钟，一天到晚，最苦是不知时刻。只有规定九点睡觉，这时间是绝对不会错的。”

就因为天天三次外出从事重劳动的苦工，自然而然就碰见当地的居民，有渔父、有农夫，也有小商人。最初，居民都敬这些“杀人放火”的“恶客”而远之。可是，渐渐地，时日久了，觉得这班“杀人放火”的徒隶，倒也不像杀人放火的凶徒，不止是见面打招呼非常客气、非常讲礼貌，说话也跟他们岛民无甚分别。当然，火烧岛上的人，从来没有被这些远道来客“杀”了的；也没有谁被“掳掠”了去当肉票勒赎的事。他们的屋子、猪舍，没有半栋被“放火”焚烧过；更没听过有谁的财货被这班“强盗”抢劫的。有时候，遇到牢头狱卒不在旁边，这些“强盗”还常常无条件的帮助岛民们顺手做点小事的。于是，火烧岛人开始怀疑起来，才向难友们吐露说：当初如何每户每人受欺骗、受警告。如今才知道你们不像杀人放火的土匪，不像抢劫掳掠的强盗。“新生训导处”对当地居民“训导”的秘密，才被揭了开来！

我忍不住要笑出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几位资深难友注视。他们问我：看什么？为什么这么下死劲盯住他们？我说：“我要仔细端详一下，你们究竟像不像杀人放火的土匪，像不像抢劫掳掠的强盗呀！”

“假使我们真是凶徒、土匪或真是共产党，那我到这里来受罪，也甘心！”一位台湾省籍难友李振山道：“他们说我是台共分子，我就说过：蔡孝乾是台共总头目，他被捕后自新，做官了，请问他的台共总名册里有我的名字没有？二十多年来，我们真的惨苦无处诉！已经跌入第二十层地狱。如今幸而升上第十九层，比凶徒强盗的罪更重了。现在只有忍辱含诟，求得不再惨遭酷刑毒打，别让自己再掉进第二十或二十一层去就好了！”他的声音带凄苍之调。

工作繁重，体力的消耗当然是很大的。精神上，又是全天候地在威吓叱喝、辱骂毒殴的恐惧底下，那日子，实在不啻上刀山、下油锅。这也罢了。由于体力消耗过甚，一部分经济情况较好的难友，难免想打打牙祭，就趁到海边挖石头、挑泥沙之便，向渔民买几条鱼，托请当伙头军的难友，代为烹调，自己加加菜。谁知道，第一次就被“训导”了一顿，牢头、狱卒都出声追究了！他们喝问：

“为什么你们这一桌多了一盘鱼？鱼从哪里来的？”

“报告长官！”全桌的人一律站起肃立，其中一个行举手礼，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是我们向渔民买来的鱼，让厨房替我们烧的。”

“不行！”牢头们厉声责斥道：“以后不准再这样子！你看，大家都是一样的伙食，只有你们一桌加菜，这样会影响大家情绪的！以后不准再来！”

“是！”全桌的人恭恭敬敬地回答，犹兀自肃立着不敢坐下，直等到那个牢头怒火稍熄，带点悻悻然的声调，说：“好罢！你们吃饭！”才算解除了紧急状态。人人心中暗自庆幸：只受了叱责，没有人挨骂或挨揍，总算今天运气好。

他们也想：牢头狱卒们说的，倒也有理。我们这一桌的人加菜，其他各桌的人，难免把我们看成特殊人物，情绪上要受影响。好，以后再加菜，有钱出钱，多买几条鱼，大伙儿努力加餐，有鱼大家吃，人人平等，也是好事。

于是，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每桌都多了一道红烧鱼，难友们看到红烧鱼端上桌来，人人眼睛闪亮，口水欲滴，正想大快朵颐一番，不料一个小牢头走了过来，各桌巡视一遍，越看，脸色越是下沉。终于，他又大声喝问了：

“喂！怎么，每桌都多出一道菜？”

“报告长官！”一位难友肃立着，敬谨行礼回答道：“我们自己买的鱼。因为上次长官说，单独一桌加菜，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我们觉得有理，所以就……。”

“就怎么样？就由你请客了？你很有钱，是不是？”那个牢头，职级虽小，火气却大，他满脸溅珠地喝问。

“报告长官，不敢！我们……大家合起来买的。”那位难友不敢承认请客，不敢承认自己“很有钱”，他撒谎了，竟说是大家合买的鱼。但这并不能平息小牢头的冲天之怒，他狠狠地瞪了那位难友一眼，然后，用很粗厉的声音，严重警告的口吻，大声宣布：

“不行！这样不行！私自加菜，不行！绝对不行！今天我不处罚你们，下次绝对不准再犯！——不准私自加菜！给你什么伙食，就吃什么伙食！怎么样，你们到这里来，还想享受！”他顿了一顿，又大喝一声：“以后不准这样子，你们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众难友齐声回答。他们暗中都觉欣幸，没有脏言秽语的臭骂，没有鞭笞棍打；那道红烧鱼，也没有被强迫倒入馊水桶去饲猪。

“没有人敢说话？”我疑惑地问：“譬如说，好言解释，请求啊！”

“您李先生敢？”刘天照一脸苦笑地反诘我。

“嗨！到了这种地方，还有你说话的余地吗？”蒋海溶在一旁说：“猜也猜得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说话是上上之计，是安全保身之道。”

果然不错，在政治犯监狱里，牢头、狱卒们随便一话，都比圣旨更有权威。就好像酒席上豁拳行令，令官放个屁，也只有诚惶诚恐，钦此钦遵。谁敢多嘴，马上罚酒三大觥！

但是，不说话，整天把嘴巴合得紧紧的，也不见得就有绝对保身之功效。刘天照就说：“当年（一九五〇年代），监狱里情景的确是很可怕的。我们不论跟哪个小班长说话，都得立正、敬礼、喊‘报告’，等他问‘什么事？’才能开口讲话。那官僚架子，比烂了的死狗尸体还要臭！他妈的，什么‘新生训导处’，简直是‘畜牲咬人处’！他们存心侮辱我们的人格，一分一秒也没忘记的。有一个班长，其实不是班长，因为他不是士官，只是一等兵调来当空头班长的，那家伙顶会作威作福。有的难友对他讲话，只喊‘报告’，没有立正举手，他就扳起脸孔问道：‘报告什么？有没有礼貌呀？懂不懂礼貌呀？报告就是这么喊一声便算数的吗？’难友就得马上立正，敬个举手礼，还得肃立着跟他讲话。他妈的，我那时候心里实在不服气：他不过是个小兵，俺还是下士调到海军士官受训的哩！如果不是倒霉坐冤狱，快毕业前几天，俺部队里已经留了一个上士缺要给俺了。他一等兵算是老几，也值得俺向他立正敬礼喊报告！所以我常常讲，冤牢不是人坐的，人家想怎样欺侮你、凌辱你，你连半点人格尊严都无法保住，只有忍气吞声，把窝囊命认了算了。”

“不止是这样子噢，有时候，你闭口不说话、低头不看人，也会挨揍的！”一位也是坐了二十五年牢的难友李金木，在一旁恨恨地说。

“那怎么会呢？”我委实不敢相信。

“怎么不会？”刘天照说：“有一位难友，早晨‘放封’时，总是低头不语，独自一个人绕场漫步。有一天，一个班长站在旁边盯着他很久，等到快‘收封’了，突然走过去，朝他脸上就是一拳！那个难友停下来问道：‘你为什么打我？’班长怎么说呢？他妈的，班长居然说：‘我看你每一次放封，总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不跟别人讲话。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打什么鬼主意，你这种东西，少来这一套！我打你，是给你一个警告！你别以为你的鬼主意能帮你走出这个大门！”

“真的这样子不讲理？”我骇异地问道：“那他们的官长也不管？”

“谁来管？管什么？”李振山说：“从‘新生训导处’，到后来的‘国防监狱’，一贯的政策，就是打骂政策、侮辱政策，狱卒们打骂，牢头们也打骂。谁来命令小禁子不准打骂政治犯呢？难道他班长执行上面的决策，监狱长会下令禁止？”

“还有呢？”刘天照道：“不讲话要挨打，讲话，也要挨揍的。有两位难友，在‘放封’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讲笑话。也不知是讲什么笑话，一位难友就大声笑起来。没想到他正乐不可支的时候，一个班长走过来，‘拍’地一声，就是一记耳光，掴得那难友满脸金条，火星直冒。那个难友问他：‘为什么打人？’你说那个王八蛋班长怎么回答呀！他妈的，他说：‘你到这里来坐牢，还不反省检讨改过，还这么高兴地大声笑闹，可见你一点儿也没有悔改的意思。我打你，就是要你悔改，要你回房去反省反省！’李老先生您想一想：不讲话，说他心里在打鬼主意，要挨拳头。讲话，讲笑话，笑笑，说他没有悔改的意思，要挨巴掌。他妈的，这种牢是人坐的吗？管理监狱的那些家伙是‘人’吗？”

我相当程度的怀疑刘天照说的这两段奇闻的真实性，可是，问了至少十位二十多年囚龄的难友，偏偏证明刘天照没有说谎。我们这些到火烧岛“太迟”了的朋友，听了这些话，无不惊心叹息！这些难友何辜，纵使他们真的做了共产党，国民党的法律又认定做共产党是犯罪行为，那他们被你国民党判了刑、坐了牢，也就够了，为什么要如此折磨人呢？这些监狱的官兵，又从什么地方学会了那一套讲话也打、不讲话也打的感训方法呢？说是这样一拳一黑团，一掌一掴血，就会“感训”得政治犯不“想鬼主意”，就会“感训”得政治犯去反省、悔改。难道国防部那一班熟读“国父遗教”、“领袖训词”的官儿们，真的认为这是叫政治犯诚心“悔改”的有效办法吗？他们所铸造在人们心底里的仇恨，实在是越打就刻得越深，怒火更是越掴越焚烧得炽烈的。这样的手段，实在比强盗更野蛮、更凶悍，还能感训人吗？

我想起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时，认识一个名叫郝鸿飞的难友，是一位略曾念过一点书而脾气急躁易怒的退役军人，他满脑子“忠党爱国”，却因为爱发牢骚，变成了叛乱犯。这个郝鸿飞很“守分”，也很认命，而且承认发牢骚骂蒋经国是“犯罪行为”而无怨。有一次，两个班长口出秽言骂他郝鸿飞，他就恶言回报，骂道：“妈的X！老子犯了国家的法，又没有犯你的法。你凭什么欺侮老子，辱骂老子！别以为老子不敢反抗，你敢动手，老子跟你拼了，看你怎么样！”我听了这话，实在为国民党悲哀！像郝鸿飞，还承认骂蒋经国是“犯国家的法”，（读者先生，他果然是犯了国家的法吗？）实在不能不称许他为“忠党爱国”的模范了。他纵然一肚皮牢骚乱发，以至于骂了蒋经国，就算是叛乱犯了吗？就使认定他真的“犯了国家的法”，也的确没有犯那些牢头狱卒禁子的法，甚至没有犯它警总和国防部的法，凭什么牢头狱卒禁子们可以从嘴巴里吐出“妈的屄”，来侮辱他郝鸿飞呢？

如今，听得火烧岛上早期政治犯所遭遇的，是如此悲惨的虐待，我不禁想起郝鸿飞的话：他们就算犯了国家的法，也没有犯他们牢头禁子的法，凭什么牢头禁子的“公权力”这么大，不讲话的政治犯，打！讲话的政治犯，也打！近年来，统治者莫不埋怨“公权力”不能伸张。其实，在火烧岛，不但是十分伸张，还十分扩张的哩！

我痛恨地对难友们说：“我在警总军法处时，有一个名叫王伟珍的难友，他被调查局办案人员吊在屋梁上，痛苦不堪，愿意屈认诬服，就告诉办案人员道：‘我有一段为匪活动的事实，请你放我下来，我写给你。’谁知那个办案狱吏竟回答道：‘老子今天专要打人，不问案情。’现在，听得火烧岛上这种打人的‘理由’，足见毒打政治犯，不是什么‘新生训导处’的特殊作风，也不是调查局第三处的个别情况，而是国民党通盘研究后的决策，是无可救药的！”

“是呀！假使不是这一回减刑以后，国防部同意不再采用打骂教育，您李老先生怕不亲眼瞧见这许多莫名其妙的奇事哩！”刘天照说：“妈的，我们是老娘怀胎十个月生的，他们牢头狱卒却是怀胎十二个月养出来的！（注）要不，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权力来打人做耍！”刘天照愤恨地吐了一口口水，站起来走了，因为远处有个狱卒在喊叫他。

（注）俗谓牛马怀胎十二个月，所以，怀胎十二个月养出来的，是畜牲，不是人。刘天照，亦骂人之能手也。

第十五节 考试，是为你们官兵！洗脑，是用钢铁熔浆！

来到火烧岛几天了，渐渐知道一些监狱的人事情况。这座洗脑监狱有三个是佩着“三粒梅仔”（上校）的头儿，一号牢头（监狱长）由宪兵派充，据说是一九六九年，监狱还在台东泰源时发生了暴动，因而国防部下了命令，政治犯监狱第一牢头必须由宪兵军官充任，以便随时指挥防止人犯暴动，实施“镇压反革命”。这个第一号牢头名字虽然极力严守秘密，却被难友们探知其名字为黄守中。

二号牢头（副监狱长），就是我们抵达那一天喊“松绑”、发囚犯学号给众人的那个矮子。这个职位规定由国防部军法局派充，代表那个专以违法枉法毁法为能事的军法局。这个副监狱长，不但身材矮小，形容也猥琐，老难友们背后都笑他“望之不似人君少了一个字”（意谓少了“君”字也），也都说，这个家伙性格最为阴险、狡狯、奸猾，而且心计恶毒，往往命令下属虐待难友，自己则装着笑脸扮演好人。他也的确诡诈多端，我们初到时的三个大牢头，唯独他的姓名保密最到家，连最有机会探得他们姓名的厨房外役们，都无法摸出他的底牌。

第三号牢头是连官兵也畏惧并厌恶的政战室主任，顾名思义，这官儿的来头是国防部总政战部。而那时候在蒋经国身边红得炙手可热的王昇，正是他的顶头上司。当时那个政战室主任，是一个看来年纪已逾六旬的老儿，一副暮气沉沉的脸面。他似乎跟徐元麟是老相识，在我们初到火烧岛的那几天，他好多次邀同徐元麟到各监房来探求“囚”隐。可能因为国防部及警总有密令给他，加以徐元麟的“推荐”，那老儿对蒋海溶和我，特别“关心”，每入监房区，总要到我们的牢房来“致敬”一番。他也显然知道蒋海溶、李世杰是两个“国民党匪帮的匪谍”，并不是共产党派来的“匪谍”，虽然不敢在言词上流露什么，但在态度上，总很想摆出一点“关切”的样子。

除了三个大号牢头形成三头马车式的管理之外，在这三个上校之下，政战室是权力独大的单位，它管辖着大厨房、小厨房、福利社、医务所、菜圃（兼牧猪）、缝衣部、贝壳部等小单位，还包括派遣政战班长到台东负责采购的业务。另有一项很重要的，政治犯家里寄来的零用钱，用它监狱的名义存到邮局去，也是政战室的职掌。怪不得官兵们都说：政战室是一个“肥单位”。

政战室之可怕，并不在于它有以上的“肥”职务，而是在于：它主管全监中小牢头狱卒禁子和政治犯的思想教育。政治犯要分等级，或按时上课，或写读书心得，以及人人都得每周撰写“自生自灭录”，固是政战室的洗脑工作。就是它监狱里的中级牢头以下，也要人人写心得，把脑细胞经常洗、刷、刮，以防生锈，滋生了“共产主义思想毒素”的。

有一位政战官告诉我道：“不论军事机关或部队，凡是上级派来管人事、管思想、管考绩的官儿，都为官兵们所憎厌。至于管枪械的、管物资、管补给的，则无不普受欢迎；因为他们到单位上来视察，都是着眼于枪械是否要修理、要报废、要汰旧换新，抑是物资补给上有哪些问题待上级代为解决。至于管人家的思想、考绩升迁，那无不是心存挑剔而已。万一得罪他们，轻则考绩低分、升迁无望；重则被怀疑到“思想有问题”，这干系可就太严重了，小焉者可贬降、察看；大焉者，照样可以杀头。

大约就因为如此，政战室虽然也管着官兵伙食及福利等等，被管了思想的官兵，依然对政战单位的人怀着仇视的心理。

政战室设有保防官、政战官（正式官名好像叫做训导员），还有一个仅次于主任职务的，众皆称他为“总教官”。不过，这好像不是编制上的职称。

政战室以外，监狱还设两个科：第一科主管总务，科长徐元麟因为是从景美一起前来的，他的名姓自然无法保密。第二科主管戒护，是个宪兵中校，他姓甚名谁，可就事关军国机密，被保藏得密不透风了。

医务所，在编制上，是不隶属于政战室的，尤其是它那主任医官，由“隔壁”指挥部八八三一医务所主任挂名兼差，当然不肯受监狱政战室的节制。再说，医疗业务，卫生兵出身的医官固是外行，政战室却更是外行之外行，它当然也没有管的本领。只是对那驻监医官及管理病监的狱卒，管管他们的事务性工作而已。

总务科工作不必说了，谁都猜想得到。至于戒护科，它的层次虽然低于政战室，却也有自己的天地。在监狱内部，每区一名的监狱官、班长，都是戒护科长的直属部队。此外，监狱还配备着一个警卫连，阿兵哥们虽然不准走进监狱大围墙之内，但监狱围墙外四周的山腰间，建了十个左右坚固的碉堡，整天二十四小时，都有警卫连的卫兵在看守着。他们使用光度强烈的探照灯，随心所欲地朝任何一间牢房照射，自晨到晚，自晚到晨，用来监视政治犯的一举一动。警卫连的营房就在监狱大门外右侧，班长们喊叫碉堡里的阿兵哥，就叫道：“喂，卫兵！”足见班长在高墙内虽是最低级的货色，出了那堵危墙，还有人比他们阶级更矮的哩！

但并不是所有这些荷枪实弹的阿兵哥及狱中班长，都属戒护科的部属。为什么？因为政战室在各班长中，布建了很多“政战班长”，对阿兵哥们，也根据思想的考核，秘密吸收了不少“政战战士”，这些政战班长和战士所“作战”的敌人，自然不仅限于政治犯，也兼及他们班长士兵们。所以，严格说起来，戒护科长的权力，也像一般部队长一样，被政战单位削掉了一角！

官兵中，跟难友们来往关系最频繁的，除了监狱官、副监狱官（也是政战人物）及班长外，就是保防官和政战官了。政战官主管每星期来往家信的初检，以及“自生自灭录”的审阅；保防官则扼着家信寄不寄、发不发的咽喉。保防官有一个校级（中校或少校），难友们称之为“大保”：还有一个上尉，称为“小保”。小保比大保表面上更威风，因为他跟难友直接接触的机会特别多。只有在难友面前，便有得他们神气的。

我们这一批政治犯初抵火烧岛的时候，一些被编入初级班、高级班（须得上课）的难友，每星期就有五个上午要到那一间“中正堂”去上课。而被编为“进修班”的人，没有上下课听“立正、敬礼”的麻烦，可是每月要撰写一篇读书心得（一九七八年秋又改为两篇），也是一件讨厌事。不必上课还有一个坏处，就是没有机会看看每一张大小牢头们的嘴脸，除非是他们跑到监房区来。因为那时候的上课，所谓教官，无非是一、二、三号牢头，以及保防官、政战官什么的。上课有钟点费，“肥水不落外人田”，连监狱长、副监狱长及政战主任都热心教学，看在服务精神上，固可钦矣；看在算盘打得精密的本事上，尤足佩也！

问题是，在这里接受洗脑的政治犯，该上课的，表面理由是说，不会写读书心得。而其实，有很多是不肯写心得，宁肯去听听那班所谓教官们大放其低水平的厥词，也求个每天多两三小时的室外活动。因而有好几位早年大专毕业的高年难友，都把学历填为“小学肄（毕）业”：有一位老兄伪装得更像，他故意填写“小学‘肆’业”，表示确系半文盲，写不出心得来，只能听听。

上课，本来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的，根据什么程度、什么标准编班，没曾听说过。只知道，初级高级，虽然都是那几册国防部编的课本，要不，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的“三民主义之……”等等大部头。当然，国父思想、领袖训词、反共抗俄什么的之类，是改造政治犯头脑的蛋白质和多种维他命，不能缺少一项。但，究竟是采用深浅两种不同课本的。可是，当一九七五年七月减刑放走了一批人以后，上课的“生”数锐减，所谓初级高级，名存实亡，大伙儿都坐在同一个地方听课，什么也没区别。

听课的人，每月要考试，每三个月连同“进修班”的人择其高分者颁奖一次。考试时，当然也有人监考，可是，“考生”们都把书本翻开来，公然找答案，原文照抄；甚至翻书翻不到了，就请高明指点，然后恭录无讹。他们当着那个什么官的面前，旁若无人地作弊，监考者也睁着半只眼，闭着一只半，不予干涉、不给处分。

“上课班”（这是我给起的名目）有能写心得而不肯写的人，“进修班”也有根本不会写心得而必须写的难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个“进修”法呢？大凡被调充外役、日常工作繁重的难友，监方为了“爱惜”这份人力，就把他编在“进修班”。至于他的“进修”法，当时入狱已经二十五年的刘天照说得最清楚，他说：“过去，我（刘）是第一区的外役领班，那时候坐牢的人很多，每房都挤了十人或更多，事情忙，外役七八人，天天都忙得团团转的。政战官（世杰按：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满脸横肉的王政战官）就叫我写报告，请求编到‘进修班’来。我说：我不会写读书心得。政战官说：‘写心得有什么不会的，别人会抄书，你刘天照不会抄？’经他这一开导，我就统统明白了。从此，我不去上课；晚上有空，就把心得抄了一两篇。现在半年的题目都印出来了，我得空就抄，希望这个月（一月份）把今年的心得统统抄好，以后就甭操心了！”

像这类“刘天照模式”的读书心得，在火烧岛所在多有，这还不算奇怪。更奇怪的是：同样是抄书，“抄心得”，不但刘天照常常得奖，其余的文抄公也有人获得颁奖，但大多数的“抄人”却“长年总在孙山外”。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每一个“班”名额有限，只选三名；又得留一两名给服务成绩优良的外役。你不当外役，或当了而成绩不被认定为优良，自然没有得奖的希望了。可怜的政治犯外役，每个月只领得二十元台币的“劳作金”（一九七五年我初到火烧岛时获知：第一区六位外役的劳作金总额是一百二十元），恐怕是全世界最落后地区的廉价劳力，都比不上如此之贱的了。他们许多是二三十年无外来接济的社会弃婴，监狱不从“洗脑奖金”中拨些钱购买香皂牙膏之类的“奖品”给他们，他们实在活不下去！

写心得的有奖品，上课的当然也有。上课的人，有“月考”、“季考”，题目大都是几题是非题，几题选择题，外加一至四个问答题。考试时，是非题和选择题都好办，不懂，问问难友中之懂者，或是×○（可不是XO白兰地洋酒，请勿误会），或是1、2、3，一听就懂。只有问答题，得翻书；翻不到，也得求高明指点：在哪本书哪一页。然后，大段大段照抄不误。

监考狱吏不计较考生作弊，并不是存有什么好心肠，不忍取缔处罚。当然也不是怕得罪考生，他们才是什么都不怕哩！那么，为何如此宽宏大度，任由“问先生”和“抄先生”满礼堂里奔走活动，而不加干涉？此中道理，说来深奥；但一经挑破，也就让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了！

这里且引一场考试实况为例。

有一个新到差的“小保”，头一遭受指派到“中正堂”监考。当考卷发了一半时，就发现领到的难友忙着翻书、查答案。这个“主考官”立刻下令：

“不要看书！把书收起来！”

他话犹未了，又发现有人公然询问“同学”：“喂！这一题是×还是○？……”他想“震怒”一下来镇压，脸色刚刚变青，尚未反红，又听见应考人在争论：“不对！是这一段，民生主义就是……。”

主考官这时候觉悟到：积重难返。他不准备“震怒”了，却用诧异的声调问道：“怎么样？你们考试都是这样子的吗？”

“是呀！保防官。”众考生一齐回答：“二十多年来，都是这么考试的呀！”

“这像什么考试呢？”小保转怒为笑，用好奇、疑惑、不解的语气问。

“保防官，你不懂。我们是在替你们官兵接受考试呀！考得好不好，成绩是你们的，跟我们坐牢的人没有关系。所以历来监方都让我们这样考试的。”

新上任的小保听不懂，为什么考试成绩好坏，跟政治犯无关，跟他们牢头狱卒却关系重大呢？

有位老难友就分析给小保听，说是：

“保防官，我告诉你：我们考得好不好，实在对自己毫无影响，对你们，却牵扯到考绩、升官的前途问题，你不可以不重视的。因为：我们心得写得再好，考试争得一百分，也是枉然。判无期的，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想释放，还是遥遥无期。判十五年的，就是每次考试都得到满分，也不能少坐一天牢，十五年还是十五年。这就是说，考得再好，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如果考零分、缴白卷，也不过是十五年，反正不会多关一天。所以，我们根本不在意考得几分。

“至于说，我们是为你们官兵来考试，这道理你听听就明白了。国家设了这一座监狱，每年花费那么多的金钱，用了你们这么多的军官和士官，还要加上一个警卫连的兵力，目的是什么？不过是想利用你们监狱的人，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我们考试时抄书，人人考得高分了，报到国防部去，你们这些政战人员，就是感训有功，考绩年年甲等，少尉升中尉，中尉升……。说不定上头还发奖金给你们的，还可调个好差事——肥缺！你说对不对？

“话又得说回来：假使你不准我们在考试时看书或者问别人，那结果是，九成的人都考个大鸭蛋，人人挂零。这成绩一期一期呈报到国防部去了，国防部一定责怪你们感训不力、教导无方，当教官的人一定很窝囊，没有把书教好。你们政战主任、保防官、政战官，一定是怠忽职务，没有负责尽职，不能够把我们的思想改造好。我们的头脑还是共产的或台独的。这岂不是你们都要撤职查办了吗？因为你们没有达成感化政治犯的任务。

“你说，这不证明我们是为你们官兵考试的吗？

“假使你保防官不准我们考试作弊，那也行！请你现在就正式宣布一下，我们马上照外边一般规则做考卷。但是，大家考不好，甭到国防部，明天成绩送给监狱长和主任看，你小保如果被叫去刮胡子，可别怪我们啊！”

这一席话，直说得那个小保目瞪口呆，语塞舌结，傻了半晌，才用勉强装出来的笑容，松弛了那股紧张的气氛。他缓步地走开，让考试继续作弊下去。

有时细思起来，也觉得真滑稽。国民党开办大监狱，拿那一套党八股当做“感训”政治犯的教材，已经可笑至极；偏又用了那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当什么“教官”，又碰上这班“成绩无用论”的政治犯，天下事顶窝嚢的事，大约亦不过此了罢。

我们初到火烧岛那一个月，牢头们出的题目是：“如何实践总统蒋公遗志”。这对小区区在下李世杰，这个“国民党匪帮忠贞匪谍”，可真是好题目。我没有“骂题”，却“忠心耿耿”地写了一篇。开头说我一九五一年写了文章获得蒋介石召见，因而进入调查局工作的往事，进而单刀直入，写道：“初未料这篇文章竟害我于十五年后，做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进入冤狱，以至于今。”又写道：“我在调查局幽禁一载，在警总羁押九年，在此十载悠悠岁月之中，未读过一篇训词，未看过一张报纸。”更写道：要实践遗志，“务必人人矢誓：不做虚伪事情，不办虚假案件，……不以虚妄的作法骗取国家的金钱、阶级、勋名、禄位，以陷害无辜。”结论更写道：“凡是违反或破坏国法中任何一条以逞其私欲者，都是国家的蟊贼！凡属违法毁法之人，即为反法治、反民主的叛徒，政府当与全国同胞共弃之！”（当时为了害怕心得也被窜改栽赃，我都留有底稿的。）

老难友们看了这一篇“反动文字”，没有歌功颂德，却讲什么冤狱、毁法，缴了上去必定会挨骂，甚至关进“镇静室”去。镇静室，是四面全无窗户而房门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深锁紧闭的黑房，大约一坪半大，室内只有十五烛光的电灯一盏，万一关了进去，说不定还得戴上脚镣，情况将是万分恐怖的。因此，有人为我担心，有人劝我另写。但是，我文中是藉“总统蒋公”说的“守法、守分、守信、守时、守密……”的“遗训”，而加以引申，是真正的心得，料他监方也不敢过分曲解的。我还是把这第一篇心得送出去了。结果是：我写给火烧岛政治犯洗脑监狱的第一篇洗脑成果，并没有受到处罚。当然，也不可能得奖。

我之所以要写出这段故事，是要让读者知道：火烧岛，就是这样令难友们胆战心惊的监狱。洗脑，不是用“水”洗的，而是用“火”炮制的。监狱看了难友的心得不中意，就可以把他当做暴动的凶犯，而囚禁到“镇静室”去“镇静”几天。我陷身黑狱二十年，幸而未曾去“镇静”过，亦奇遇也。

洗脑的令人难堪之处，还有一点，那就是每月的题目，总是些什么“力行认识哲学”、“心物合一论与辩证唯物论之比较研究”、“三民主义的建国目的与大同理想”、“总统蒋公的教育思想”、“从教育学看国父思想”、“民生主义的教育思想”、“民族主义的教育思想”、“民权主义的教育思想”……。政战牢头们自己思想僵化了，他们只能出这么些题目，难友们却写得实在烦腻死了。有人私下悲叹道：“这哪是在感训，也根本不是用水洗脑，简直是用高热之下的钢铁溶浆在洗脑。再这样洗下去，脑细胞都死光了哩！”

第十六节 特务变匪谍，师爷当海盗！陈伯达之弟？毛泽东之兄？

洪范是“惠安案”（又称“军统案”）中，资格最老的政治犯，这不但因为他是既惠安、又军统，而且在惠安籍政治犯中，他年龄最大（似乎是一九〇五年出生的），在“军统犯”中，他是戴笠“特警班”一期生。若论在军统系里的辈分，他实在是沈之岳大官人的老前辈。可是，天地倒转、乾坤翻覆，后生小子抓了前辈师兄当“匪谍”办，洪范说到这一点，就不禁长叹一声地骂了一句：“他娘的！”

在火烧岛碰到这些老相识，都有着一种悲愤中的喜乐，在喜乐中也仍忘不了无限悲愤。

我在火烧岛遇到的“惠安案”难友，只有四位：洪范、郑祖仁是地道的既惠安又军统老特务，是“惠安案”里被沈之岳的炮火直接“命中”的靶子，因为他们是军统人物，原在预定整肃名单中的。

另外两位是仅惠安而非军统的，他们是：庄师爷庄青萍，和曾任国军营长的王革非。

这四位乡亲，郑祖仁系囚在第四区，咫尺天涯，“相见为难别不难”，我们很少机会谈话。其余三位，都羁押在第一区，朝夕相晤，谈天说地的机会有的是，对他们的冤情，也就知道得多一点。——郑祖仁的冤情，我是出狱后才从他本人的叙述，以及他的所有诉讼文件里获知全貌的。

若论在火烧岛这四位“惠安案”难友，我认识最早的可以说是洪范；不过，在狱中相见以前，我们没有深切的交往。其次，是王革非。庄郑二人，则是分别在景美军法看守所及火烧岛才互相“识荆”的。

我认识洪范，是一九四〇年执教于福建省立龙岩师范的时候，当时他是化名姓龚的邮电检查员，我们在邮局里面碰头多次，就认识了。一九四九年，我“追随领袖”来到台湾，认识了时任台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龚先生”，他向我“自首”说：他其实不姓龚，而是姓洪，我才知道原来九年前那个“龚的”就是洪范。洪范很喜欢述说他在特警班一期的往事，他年龄虽然长我十来岁，但他好些老长官、老同事，如当年军统局闽南总站站长陈达元，该站行动组长张静山，漳州邮电检查所长康庄（殷才）等，都是在福建时就跟我相识的好友。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洪范跟蒋海溶同囚一室，他的答辩状、上诉状，都出于这位一九三八年司法状元之手。因此，看到蒋海溶和我大驾光临火烧岛，洪范显得很高兴，时常找我们聊闲天。他爱讲笑话骂人，蒋海溶不擅长这一套，我可就堪与之一“战”，常常用些谑而不虐的戏语，“攻击”得他满面笑容地落荒而逃。

有一天，洪范又夸口他当分局长时候的风光，说：台北是台湾的第一，他所执掌的分局是台北的第一，可以说，他是台湾警察界“第一的第一”（这话他在当分局长时，就对我和几位朋友说过了的）。我笑着说：“你不是从第二分局调到第一分局的吗？第二分局管区包括宝斗里、番薯市等名闻遐迩的风化区。依我看来，那‘第二’比‘第一’还强多了哩！你到第一分局，应该是降级，不是调升呀！”他苦笑着，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在一旁静听的王革非道：“杰老您这就外行了！第一分局包括延平、建成两区在内，也有江山楼等等好多处，一样是艳窟集中的好地方，不见得就输给宝斗里。您杰老是只闻其名，未临其地，‘但识万华宝斗里，不知延平江山楼。’第一分局辖区，也是很有钱的地区呀！”

“那你洪分局长是两任都发财了！”我笑着说。

“哪里，哪里！”洪范急急分辩说：“我怎么发财呀，我什么也没有……。”

“你还骗我哩！”我笑着再进逼一句：“人家都说，要做警察，就要到风化区去，既经济，又实惠。经济是：玩女人不花钱，老鸨母巴结唯恐不及，怎敢要你的钱？实惠是：那些高张艳帜的老板娘，不但逢年过节，就是初一十五，也必定厚礼照送，有礼物、有现金，礼物是大盒的，红包是大包的。你是分局长，她们敢怠慢了你？难道生意不想做了？”

“你杰老真是乱讲！”洪范笑得很不自然。

“何况，你又姓洪。”我忍着笑再逗他一句：“姓洪的警官会不爱钱吗？”

“为什么姓洪就爱钱？”洪范十分不服地反问。

“我看过一本小说，有一个江湖大盗，自吟自唱道：‘老爷生来本姓洪，不爱交游只爱铜。’你姓洪，会不爱铜，我才不信！”

众人都大笑了，洪范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一天，谈到“惠安案”，我说：“龚的呀！（我有时仍称他为‘龚的’）你是戴笠的老学生、老部下，又是特警班的老学长，为什么你们军统里的共产党这么多呢？连你也是！”

“还不是‘你们调查局’混账，乱抓乱打的，谁又是真正共产党呀？”

我又笑起来了，道：“‘我们调查局”才不乱抓乱打哩，都是‘你们军统局’的沈之岳、翁文维、李式联那一班好货干的！——你怪不怪沈之岳？他把特警班的人都当做共产党抓起来办了。特警班变成共产党员养成所，戴笠也变成共产党头子了，你还骂‘我们调查局’，真不公平！”

“嗨！别说了，杰老！”洪范这下子变得正正经经了，他叹了一口气道：“沈之岳是‘我们戴先生’送给他一个特警班一期的假学历，要不，他还没有资格当公务员的哩！我洪范的特警班一期却是正牌的，如假包换的。他沈之岳的特警班一期是假的，出门不认货的。至于翁文维，他妈的，他是特警班四期，在我们军统里面，不过是一个小把戏，没想到沈之岳跟他狼狈为奸，用他当什么王八蛋科长。沈之岳重用的，都是我们军统局一些糟粕、渣滓、污烂货！就是你说的那个李式联，还不是军统败类！老实说，军统的名声都被这班可恶的东西弄臭了！——全世界也没人相信，军统局会训练出几百个共产党潜伏了几十年，再让他沈之岳侦办立功的。假使是正货，还等待到他沈之岳来办？戴笠、郑介民、毛人凤……早不都逮起来杀光了！真是，他娘的！”

“你在军统里面，算是资深老特务了，调查局抓到你，照理讲，应该客气一点才对，该不会对你骂粗话动拳脚的罢！”我也认真跟他谈起来了。

“哪里的话！”洪范说：“还不是照样：拍桌吼叫、指面怒骂、威胁侮辱、恶言恐吓！”

“你没有挨揍？”我问。

“没有。”洪范说。

“那就是优待了嘛！”我说：“军统案好多人都被揍得很惨哩！”

“什么优待？”洪范愤愤地说：“他娘的！那些问案的流氓，一开口就说：‘洪范啊！我们知道你是老共！你今天落网了，赶快承认了帐，免得受苦。’我一否认，他们就拍案怒骂，连十八代祖宗都被他们毁骂污辱了。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鬼——他娘的，他当我洪范的孙子也还差不多哩，居然对我说：‘洪老先生，我老实告诉你：我们局长做事是很果决的，他交给我们办的案子，都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你看，被我们请进来的人，哪一个可以不认罪就放出去呢？局长给我们绝对的权力，犯人不认，准许我们采取各种办法，直到他认罪为止。谁要跟我们耍监狱斗争，准是死路一条！一定要等我们采用强硬手段才认罪，送到警备总部就一定枪毙的。要是挺硬到底，耐打耐揍，坚不承认，那就不要怪我们狠！我告诉你，那时你只好被抬着走出这个大门！你在军统局做过事，是行家，你知道，释放一个犯人无罪出去，对党国的损失有多大？你现在不认，迟早也要认的！皮肉之苦，实在不好受，我们也不是没有辣椒水和老虎凳。我是好意劝你，为的是要救你，不是要害你，你好好想一想！’你想想看，我被捕的时候，已经快七十岁了，真的再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或者是痛打一顿，岂不是真的要被抬着走出调查监狱的大门了吗？没办法呀，我不情愿死在里头，只好明讲：我洪范不会‘想’，请他们告诉我，该认什么，我就认什么，自白书也请他们写给我抄。——这么一来，我当然不至于挨揍了。哪里是什么优待！”

“他母的！”王革非在一旁插嘴道：“我就是不吃他们这一套，被熬了十四个白天晚上，不让我睡觉，还打得要死的！你们看，我王革非瘦得一身只剩几把老骨头，怎么禁得起那样子的凶横毒打呢？到了最后，他们不但用缝衣针插入我的指甲，还用……他母的，那一班婊子生的办案人员，我干他娘的，还用香烟烧灼我的……我的……生殖器！”说罢，王革非双眼冒出了仇恨的光芒！

“你王革非对他办案人员也不怀好意，一直想干他的娘，肏他的母，他们办案人员当然要用火烧坏你的鸡巴了！要不，一旦你真的去肏他娘，干他母，那他们不是要称你老子了吗？”一位难友的打趣话，引来了一阵哄笑，也化解了一阵令人沉痛的气氛。

“还有，”王革非又说：“干他母的那个莆田人翁文维，不知是什么东西，有一天下午，外边正下着大雨，他拿着一把雨伞跑进侦讯室，一踏进门，就满脸横肉地厉声喝道：

‘王革非，你再不认，我就枪毙你！’

“干他娘的！想起老子当年做营长，从惠安到金门，一直跟共产党交战的时候，那小子不知道还算老几呢？现在，干他娘的，他翁文维就那么凶横！我后来才知道，一切毒刑拷打迫供，都是翁文维这个他母的底主意，是他叫那些小喽啰动手的！这种东西，他母的，叫他真正上前线去跟共产党打仗，恐怕他早就跪下去投降了；只有对我们这种被关在监狱中的人，手无寸铁，他弄起他娘的权力来，倒是满英雄的样子。真的，干他……。”

“好了，好了，别只管满口‘他母、他娘’的了，当心翁文维又要拿香烟烧你的屌了！”一位台湾省籍的难友，听了王革非满口“干”呀，“肏”呀的，显然感觉骂得太频繁了，就这样“警告”他。

在一阵哄笑中，庄青萍说话了：

“是的，你革非骂的话太多了，实在不好听。——不过，也难怪你；人在太过不情愿的时候，就禁不住要骂几声出出气。特别是像这样，把人家一块白布染成黑漆漆的颜色，谁能甘心？老实说，我每谈到调查局这种非法逼供的罪行，也忍不住要干他几句话！”

庄青萍，字载之，惠安小岞人，是一位三家村老学究型的人物，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做得一手好诗，平仄妥洽，对仗工整，严守格律，分毫不苟。他当过台中市政府机要秘书，就是凭着这一套本领，替市长写起八行笺，做做贺词挽联，满出色的。因此，人人叫他“庄师爷”。

庄师爷故乡小岞，是惠安县属一个小岛，岛上也像县里土地一般，没有水田，只有旱地。居民种种番薯、花生一类的作物，不足裹腹，除极少数出外经商致富者以外，只有三种人，都是“向大海求生存”的。哪三种人呢？第一是华侨。渡海到南洋去——南洋，就是现在通称的东南亚，乡下人叫它做“番平”。番者，表示那是番邦，不是我中华上国；平者，只取其音，未取其义。闽南语谓“边”为“平”，如右边叫做“右平”、东边叫做“东平”。番平者，“番邦那一边”是也。所以，闽南人又称华侨为番客，意思是说，这个人是到番邦作客的。当然，番客也具有“有钱”的含义，所以，闽南俗语说：“番客，番客，没一千，也八百！”（五十年前，谁有一千八百银元，就算是小富翁了。）可是，庄师爷不是番客。

第二种是渔民，到海上去讨生活。闽南话叫做“讨海人”。讨海人当然也有高下等级，高级者，自己拥有一艘或大或小的木造渔船，可以在近海之处撒网捕鱼。低级的，赤着脚，卷起裤管，背着一个小小竹篓子，踩着深到大腿的海泥，在海上捡些螺蛳、螃蟹、蛤蜊、蛏、蚶之类度日，也算是“讨海人”之一类。庄师爷也不是讨海人。

第三种向海上发展的人，却就不太好听了——是海盗。几个人驾着一条船，张起帆来，到海上去，遇着小型木造商船，就追上去，拦截住，把货物钱财抢了，人和船则放他归去。这种的无本营生，事实上也不止小岞人才干的。早年宦吏贪墨，军阀横征暴敛，福建沿海县份的海盗，跟陆地上的土匪，同其“茂盛”。抢劫过后，政府也无从破案。因此，这也是小岞一小部分居民的“出路”。而这种“职业”，也不一定要“专任”，偶尔“兼营”，也无不可。譬如：今天大伙儿下海去捕鱼，明天临时改变主意，便去“发财”一番。所以，是民是盗，有时也很难分得清楚。再说，盗亦有道，海盗是不抢劫“自己人”的。因此，你当海盗，我做良民，彼此邻居，依然互相往还，我不认为你做海盗不可交，你也不认为我是良民会去向官家检举告密，大家总是相安无事的。

庄师爷不是海盗，他从小就进入私塾，读得一肚子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所以也写得一笔好字）。少年时，偶尔也跟着大人到海上去捕鱼，但不是专业。从小到大，耳濡目染，自然听到不少关于在海上杀人越货的故事。但他终究是个文绉绉的“之乎也者”型学究，可怜，他哪里知道真的干起海盗营生来，是怎么一回事！更可怜的是，他哪里知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尤其可怜的是，他哪里知道要冒充共产党（自诬）又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沈之岳调查局抓人抓得兴起，终于也抓了庄师爷，而且，一切依古法炮制：谩骂、侮蔑、羞辱、恐吓、威胁、折磨，要他庄师爷杜撰一篇“参加共产党”的自白。当庄青萍听了洪范、王革非的诉说之后，他终于也说话了。

“人，遇到禽兽，怎么准你讲道理呢？”庄师爷说：“那些问案的小子，愚蠢无知，品性又卑鄙下流，一味用野蛮暴行，强迫我要承认为共产党，还要我写出‘为匪活动’的事实。——我几时加入共产党呀？我哪有什么活动好写给他呀？可是，在几天几夜的煎熬以后，我“爱困”得要死，他们还是逼迫不休、辱骂不停，骂的尽都是一些不入耳的肮脏话！我发起狂来，就问他们道：‘你们这样强迫我招认没有犯过的罪，到底是为什么？是为奖金吗？这种伤天害理的奖金，你们领了，也不会有好报应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没想到他们听了，依然是无动于衷，只是冷冷地笑着答道：‘你少给我们说教，我们不吃你这一套的！我们只要你认了，其余的一概不管！’你想，天下哪有这样办案的呢？真的，这样的办案人员，他不断子绝孙，我也不信！”

“那你也是没有挨揍了？”王革非问。

“唉！怎么没有？”庄师爷恨恨地说：“挨揍倒还是小事，后来，他们拿来一大瓶的辣椒水，摆在桌子上，公然恐吓道，我如果再不认，就要灌我辣椒水。有一个矮个子，满嘴黄牙、满脸横纹、面带菜色，像是快要死了的人；声音倒是又粗厉又凶恶的。他坐在一旁，两脚跷在桌子上，大喝道：‘姓庄的，我告诉你，不要等到我们真的动手来灌，你识相，早早认了！如果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你还不认，我就请你尝尝辣椒水的滋味！我明白告诉你，这里面，不但是辣椒，还加了烟丝的！你放明白点！别人会从你的嘴巴灌，老子可就不！我一定灌你的鼻孔，灌你的肛门，看你好受不好受！——好罢，现在，回房去，好好想一想，明天早晨回我的话！去！’那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过了，我满心惊惶忧虑，尽管疲劳讯问了四五昼夜，仍旧是睡不着觉。在榻榻米上，辗转反侧，只想着：天亮时，怎么度过这场劫难。想呀想呀的，突然，牢房铁门又开了，我又被叫了出去。那时候，还只是五点出头。”

“那，你就认了吗？还是喝了辣椒烟丝汤？”我问。

“认了嘛！”庄师爷说：“我相信，那个矮猪敢说，也敢做出来。有三个小狱吏，拿着那瓶辣……辣椒水，还有几条橡皮管，指给我看，还劝我：早点认了，否则，过了六点，那个矮子一来，就要动手施灌了。我想：这时候不认，灌了，还得认。算了罢，认了，如果死了，也好，总比灌那毒物好受些！我就坦白告诉那三个小东西道：‘我认了，我认了！只是，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不晓得怎么认法，请你们告诉我，我照写就是了。’他们告诉我：‘你只要写出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由谁介绍加入共产党，就行了。’就这样，我想了半天，才捏了个假名字，说是那个人介绍的。所以，我幸而没有被灌那个……那个……你杰老说的辣椒烟丝汤！”

“那你为什么被判得那么重呢，十二年？”

“为匪活动呀！”庄师爷说：“后来，他们又说，一定要写出怎样为匪活动，才算坦白，才不会判死刑。我又不懂得什么叫为匪活动，经过一两个礼拜的挣扎，才想起，照故乡的环境来杜撰罢。于是，我就捏编道：‘我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就去做海盗，把抢来的钱献给共产党做经费。’这样，才算过关了。”

“那算你运气好，他们没有勒迫你诬认来台湾还为匪活动，要不，准是死罪一条！”我说。

“他娘的！”王革非又骂了：“人家说，把秀才问成土匪。没想到调查局还把师爷问成海盗的！”

“我编完了连篇鬼话，搁下笔的时候，才悲伤地落下眼泪。当时，我对那些畜牲说：‘好了，我现在完成你们的心愿，你们可以拿我的自白去请领奖金了！’那几只畜牲，包括那矮矮猪，并不生气，也不反驳，却是笑嘻嘻地把自白书拿去了。”庄师爷说。

“他们目的就是要你承认；目的达到了，奖金也就笃定到手了。你再怎么挖苦他们，也没关系。”洪范说。

“真正没有被肉体刑罚的，我们惠安案大概就是四个人。”王革非说：“洪范老，青萍老，还有陈伯雄和陈光熹。陈伯雄是因为中风过一次，陈光熹是心脏病很严重，都是不堪轻轻一碰的。他们一听见不认就要打，打了还得认，就害怕。他们干脆就认了！”

陈伯雄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了很久，这时候才苦笑着说：“我，只要他们用手指一弹，就没命了，不认又怎么办？不过，有一点，我却是宁死也不认的。”

“什么事，你不认？”大家争着问。

“调查局的人要我承认，是陈伯达的兄弟。他妈的，陈伯达是岭头乡人，我是涂寨乡，相去六十华里，怎么会是兄弟？就是兄弟，他做共产党红朝高官，我穷到在台湾当一个里干事，他跟我又有什么屁关系？宋庆龄在大陆做中央人民政府名誉主席，她亲妹妹宋美龄在台湾当‘皇后’，沈之岳为什么不去抓宋美龄呢？他妈的，人一倒霉，就倒霉到起个名字也犯罪！其实，我这个名字，还是到特警班受训时才用的，我从前原叫做陈春辉，他陈伯达又没有名叫‘陈春达’或‘陈伯辉’的！”

听的人都微微叹息一声，相顾无言。我对庄师爷说：“宋朝词人毛滂，字泽民。幸而他不生于今日的台湾，否则，沈之岳调查局必定说他是毛泽东的老弟，也要枪毙的哩！”

庄师爷道：“话虽是这样说，你杰老如果抄毛滂的词，可千万不要写毛泽民作。否则，监狱的政战官，一定要说你是抄‘毛匪泽民’的词，是为匪宣传哩！”

大家都轰然一笑！我赶紧把手中一本词集合起来，因为里面确实有几首毛泽民的词，编辑者不写毛滂，也实在有重大“匪嫌”的！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火烧岛十载风霜二（李世杰）

第二章 法庭·监狱，内有恶犬

第三节欲中烟酒风光好，老夫烧掉半边胡

有一天，早饭方罢，忽然，值班班长吹起哨子，大喊：“集合！”众人不知出了什么事，立刻走出房内，在走廊上排起队来。“似非善类”的监狱官谢鸿跑过来，照样报数，向右转，然后叫道：“上楼！凳子带着。”

资深难友们经验丰富，就低声说：“安全检查了，——捜房。”但是，已经来不及准备了，房间里有许多“违禁品”，没掩藏好，这一下可得报销了。

一区集中到楼上，听说四区的人被赶到“中正堂”看管着了。大家交头接耳，互诉自己香烟放在什么地方，水果酒摆在哪里，有一把小刀藏于何处，几支缝衣针塞在某件东西之中……，今天，这些宝贝统统遭殃了。监狱官谢鸿近前来，说：“现在，每房叫一个回去。”我们这一房，由于蒋海溶是“民选室长”，是我们几个人戏呼而“当选”的，并非钦点或官派（那时已没有室长之设），陈石奇、萧振文和我就公推蒋“室长”前往，陈翼演自然是拥护的。因之，蒋海溶旋即下楼。

大搜房的工作由政战室负责，目的不但要捜政治犯的东西，也要“搜”监狱官的尽职程度。老班长们说：“妈的，你们（政治犯）房里搜出什么违禁品，政战室就向监狱长打小报告，说是我们管理太松懈了，才会有这么多违禁品流进监房来！也不想想，难道你们一出了房门，回来就要捜身，就要连‘卵葩’也捏一捏？政战室会打官腔，他们布置的政战班长，又是吃些什么长大的，总不能说监房里有了违禁品，就是我们班长和监狱官的错。他们政战班长就没责任，老是我们倒霉，挨官腔！”

大约就为这个原因，捜查房间的时候，我们政治犯的感受是“深为可惜”，好多“战略物资”就要“秦琼秦叔宝”了（闽南语，“秦琼”与“尽罄”同音，乡下人看了小说，就用“秦琼秦叔宝”表示“纯统拿出来了”之意）。但他监狱官谢鸿的感受，却就不同，他惶急地楼上楼下，走个不停。据说，政战官带同政战班长捜查房间时，监狱官跟囚犯一样，是不准进入监房区的。谢鸿活像恐怕第一区会被捜出定时炸弹或武士刀一般，莫怪他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似地，不遑宁处。倒是有一两个老班长，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站在一旁吸烟。

历时两个多钟头的搜房行动结束了，谢鸿叫大家回房，还要“报数”一次。一个老班长正好站在我身旁，微微笑道：“好了，台风过去了，你该没事罢！”

大家回到房间，一看，却是苦也！真十足像台风横扫过境的景象，几包香烟、一罐葡萄酒、一包大头针、一包回形针、一支小刀子，全军覆没，尽成政战室的战利品了。床位被搞得“被翻红浪”，书籍被翻得凌乱狼藉。我叹息道：“只差居民没有迁居到安全地带去逃避水患，真的跟台风过境没甚两样。”陈石奇说：“怎么没有？刚才上楼，就是撤退到高地去逃避水灾呀！”萧振文也损失不小，他苦笑道：“灾情这么惨重，别人遇到台风危害，每户还可以领得一点救济物资，我们向谁领去呢？”

一言提醒了我，我晓得他所急需的救济物资是什么，我自己也正需要哩！于是，我用手一招，老萧走了过来，帮我把满满一塑胶桶的水抬开。呶！这不是“救济物资”吗？

我拿起一个原本压在水桶底下的塑胶袋，一打开，亮给老萧和陈石奇看。啊！果然是救济物资！

原来，塑胶袋里不但有包烟丝，还有两颗火石、一小片玻璃。

我笑着自己封官道：“今天，我且权充本房的社会局长罢！”

“不，这样的德政，”陈石奇笑嘻嘻地说：“应该说，李先生是社会部长。”

我就俨然是社会部长一般，先拿起一颗火石，装配好了。然后，拿张很薄的打字纸来，裁成细纸条，包着烟丝，卷起“老鼠尾巴”来，我们三人人手一支，精神也就随着口中吹出的气一同腾云驾雾了。

陈石奇新发现我装配火石“发射器”的迅捷，很感新奇，殊不知我在这方面的“科技”早有“突破”的成就。我把用完的原子笔末端盖子取掉，火石就紧紧塞在里面小小塑胶管里，再把笔管末端及火石稍稍磨光，就是一支“火箭”了。

看到我们三人抽着老鼠尾巴，蒋海溶才想起来，说：“对了，刚才，那个刘政战官进来，随便翻了一下就走了，只拿了几个老鼠尾巴。后来有个保防官又带了两个班长进来，才大捜特搜的。”又说：“刘政战官刚走，谢鸿就利用那空档时间走过来，问我：‘你们被拿到什么东西没有？’我说：‘拿去几个老鼠尾巴。’谢鸿似乎很安心的说：‘那没什么。’没想到后来保防官捜去了那么多，恐怕谢鸿要挨官腔了。”

我笑道：“活该！我们倒不紧张，让他紧张一阵，才过瘾哩！”

陈石奇好像立法委员提出质询一样，对我说：“你这社会部长，怎么又变得一点恻隐之心也没有了，还说让他去紧张一场也好呢！万一害得他谢鸿丢官或降职，那贵部长又于心何忍呀？”

我大笑道：“本部长行使职权的范围，只限这第六房的区域。出此房门，莫说他谢鸿降职丢官，就使他被判成叛乱犯，也不属本部长的职权范围了。”

蒋海溶问道：“假使他也关到六房来呢？”

“那本部长一视同仁，救济物资照发，绝不歧视自私！”我答。

陈石奇又说：“假使谢鸿也被判成叛乱犯关到我们六房来，那就恭喜蒋室长，你统治下的人口‘激增’了百分之二十！”

陈翼演只是含笑不语，他不是瘾君子，蒋“室长”和他都没有享受到救济物资。

虽然有了救济物资，但“居安思危”，总得想法补货，以备不虞。可是，消息传来，厨房被捜查得更是“庐舍为墟”，只差没被放“火烧”掉，确实搜括得精光了。这时，只好向菜圃外役发出将伯之呼，请资深难友范月樵帮忙想办法。范月樵从来不曾与我同区或同房住过，但我们凭着一张张纸条，互通款曲，为时已久。他也是“无”字号政治犯（无期徒刑），一位颇知诗文的老先生，入狱已经快三十年了。一位和他同“等级”的难友说，范月樵这个人最冤枉了，当年国民党要抓的是另一个在司法界工作的范月樵，因为那人溜出境了，就把他这个范月樵拿来抵账。可惜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跟他谈过话（我住一区时，他在四区；及至后来我搬到四区了，他又搬到一区去），无法直接向他查证。虽然如此，范月樵实在是我在火烧岛政治犯洗脑监狱中，从未交谈片言而交情很深的唯一难友。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范月樵获得假释出狱，几天后，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一首吟咏搭乘飞机感想的白话诗，意境很好，我曾告知难友们，争诵一时。大家认为这是非常讽刺的事，党报而在戒严时公然刊登“叛乱犯”的作品！

范月樵在菜圃工作，每天往返于“放封”场及厨房、礼堂周围一带，抓“白蟑螂”（香烟蒂的别称）机会最多。当天晚上，就有别的难友替他捎过来交货了。

事情的凑巧，有时候是奇妙得无法解释的。就在大搜房的第二天，监狱有一项需要动用水泥工的小工程，只要几小时就可以做好的。不知道是为了保密防谍，还是为了节省开支，牢头们不到外头去雇用水泥匠，却向隔壁指挥部借调几位职训队员来做，工作的地点距离大小厨房及厕所很近。有一位职训队员，趁着监视的狱卒走开的空隙，问一位难友道：“你有没有强力胶？给我一支。”那位难友以为他是工作上的需要，就拿了一支新向“福利社”购买的强力胶给他。谁知这位职训队难友，立刻掏出两包香烟为谢，并且是丢下来就跑。啊！他跑到厕所里去了。

可怜这位职训队弟兄，他也不管那强力胶罐子外标明着含有芥子油，是有毒的东西，他在厕所里，把整瓶强力胶都挤出来，吸得个七颠八倒，若飘若仙的，才跑出来，就在天旋地转中做他的小工。——职训总队人才济济，木工、泥水工……样样都有。这位难友，也真亏他！

原来，职训队因为队员中有人染患了吸食强力胶的嗜好，里面福利社就禁止售买强力胶。政治犯洗脑监狱从来没有人吸食那东西，福利社也就照卖不误，事实上，政治犯在生活中确实常常，需要它。那位难友，原意实在是要“借给”强力胶，不料竟换来价位数倍的两包长寿烟，他自己又是戒烟主义者，因而这两包香烟也就辗转落到我手中了。

起初我是大喜过望，及至听说这两包香烟的来龙去脉之后，我实在生出一种难以说出的感触！我那位难友，无意中做了供应“毒品”的人，他也为那位角头兄弟难过，因为，我们实在同情职训队员在狱中的惨苦生活，他们所承受的，是比我们更不人道的待遇，但是，我们也实在不忍他们染有这种戕害自己身心而又改不掉的嗜好。

这件事，也透露出一点线索，让人研究。大概在职训总队里，香烟来源比较宽阔，强力胶则禁得更严，取得匪易，因而，在那边，一支小牙膏样大的强力胶，黑市价格必是与两包香烟等值。政治犯洗脑监狱这一边，强力胶是正式而公开贩卖的货品，每支售价不过十来块钱台币。香烟则是“违禁”物，全靠地下交易，黑市价格漫无标准。那位角头兄弟也太老实，他预藏两包香烟以俟机换取一支强力胶，恐怕是照他们职训队的行情来计算的。供需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这真是一项活教材。

说到吸烟，我有一项很滑稽的经验。狱中吸烟，火种是决定因素，因为没人会把烟丝像嚼槟榔一样放在嘴里的。火柴是极稀罕的，也不耐久用，只有打火机用的火石，善用者，每颗可以使用一两个月，既经济耐久，又好收藏。只要在墙壁上用口水沾上一小簇棉花，口里先把香烟或老鼠尾巴衔好，拿起玻璃片在火石上轻轻一削，火花喷出，棉花燃烧了，迅速地把口中香烟就火一吸，你就是小神仙了。大家操作久了，手法无不十分熟练。

有一次，也许是用的棉花太多了一点，不小心，我嘴上的八字胡须，有一边被烧掉了几乎半公分，这下子可真有得瞧了，两撇胡须，一长一短，假使牢头狱卒们问起“为什么”，我该拿什么话来回答呢？难友们发现了的，都串门子到我房中来取笑，我也只好以笑相迎。好在牢头狱卒没有注意到，好不容易挨到两星期一次的修面那一天，才拜托理发外役替我把两边胡须修剪平了，一场胡须危机，才算度过。

火石的来源，有时也是很困难的，碰到有烟无火的时候，“思火石而沉吟，望香烟而兴叹”最是难熬。于是，我开始研究，用什么方法解决火种的问题。

有一天，正值大厨房加菜，有一道红烧大肥肉。肥肉是菜圃外役养了猪，由监方指定懂得屠宰的难友宰了，然后，上肉卖给小厨房，中肉下肉再硬性指定大厨房买下来。买下大肥肉，就得打发出去，总不能堆积的。因而，明知大多数人不敢吃肥肉，不敢吃高热量的动物脂肪，大厨房也只好把它煮成一道菜，好“销”出去。至于众人吃不吃，也顾不得了。而结果，总是便宜了外役饲养的猪只，也便宜了监狱的官兵。

我这时灵机一动，就想试验一种取火的方法。先取来一个蛋壳，把一块猪油装进去，然后用卫生纸搓成一条灯芯，植于猪油之中，只露出一点点。把这蛋壳设法摆得稳定了，藏在几只塑胶水桶的中央，点上火，窗口门口看不见，因为安放的地方是死角。火光如豆，光线黯淡，夜间也照射不到外边去。这样，整天有火伺候，不愁香烟点不着。

但是，很快就发现，这办法不但不好，还有危险。不好是苍蝇、蚂蚁都要前去分一杯羹，它们根本不懂得要减肥。危险则是，夜里蟑螂也要爬上去享享口福，万一被蜂螂把蛋壳弄翻了，监狱的房子烧掉了倒不打紧，包括我在内的众难友，可不是也有葬身火窟的危险吗？

放弃了用猪油点灯的想法，我打起煤油的主意来。火烧岛监狱的大小厨房，都以煤油为燃料。因为晚饭开得太早，各区外役也在一间贮藏室里，用煤油炉烧开水，以供难友夜间冲牛奶、冲方便面等等消夜之用。因此，监房区的贮藏室，当然也有煤油存焉！

我先设计，弄个宽口的酱瓜玻璃罐子，盛了煤油，盖子当中钉个洞，翻过来放在瓶口上，用胶纸把它们黏在一起固定住了。盖子上那个小洞，就是装灯芯用的。不过，这回不能用卫生纸，拿件棉织的汗衫，抽出几条线搓一搓，就是很好的灯芯了。

用这办法，我维持七八个月，不愁吸烟而无火。及至有一个班长偷偷来相告：“这几天，房间的东西，整理一下。”他叫外役逐房细声通知，大家都晓得又要搜房了，我才把这盏“长明灯”丢到垃圾桶里去。

监狱里，香烟的故事很多，实在说来，跟香烟素无缘分的人，当然不会去想吸它。入狱前就有烟瘾的人，在那长年孤寂无聊、心情烦躁的生活中，香烟的确可以消解一点郁闷之气！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政治犯都是坐的比莫须有更莫须有的冤牢，他们都有一股冲天的怨气，也就生出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即使在凶恶蛮横的监狱管理下，为了明哲保身，很少人愿意跟他牢头狱卒们正面冲突（因为在这座监狱里，完全不是讲理的世界）。可是，大家的反抗意识也就更加强烈。因而，你禁烟，我偏要抽！你禁酒，我偏要喝！你禁止这样，我偏要这样，你禁止那般，我就偏要那般！总之，就是三个字：

不服从！

不服从，可不是莽夫型的直接冲撞，也不能像王继祖难友那样，面对面就“干”牢头的娘，“肏”狱卒的奶奶，因为你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想吃眼前亏。至于用抽烟、喝酒来表示不服它监狱的规定，了不起香烟捜掉、酒也拿掉，再想办法，还会来的，算不得什么冤沉海底。因此，这两项国民党在台湾列为专卖的宝物，也就使爱好者更加趋之若骛了！

关于酒，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时，只知道用生葡萄及李子，都可以酿造，也都试验成功了。后来，监方禁止售卖李子，也不准家属购送，我只剩下一项葡萄酿酒法。

到了火烧岛，吸取了先进经验，才知道葡萄干也可以制酒。这实在比爱迪生发明电灯更重要。我申请代购两个容量五公升的宽口塑胶罐，试验起来，非常成功，口馋的话，两个星期就可以浮它一大白！假使等待一个月满了再“出炉”，那就芳烈得很了。

但是五公斤一大罐，也有缺点，遇到被“破获”时，血本无归，白瞪着眼喊奈何。最初，监狱搜到酒类，没收以后，还把罐子归还的，后来就索性连罐子也“吞”下去了。

有一天，中央日报一个副刊上（不是“中央副刊”），有一篇《水果酒的制法》。这篇“煽惑犯罪”的大作，幸运地未被政战室剪掉，许多政治犯把它看得比“领袖训词”更有兴趣，都剪下来存着，接受该文的“感训”，而且也实践、学习、试验。文章里面介绍的，有十几种水果都可以用简易的方法制成佳酿，包括木瓜、橘子、香蕉等。五柳先生的信徒们，无不见猎心喜，跃跃欲试。于是，登记水果之日，橘子、香蕉的销路大增，福利社的砂糖，生意也特别好。现在想起来，我在火烧岛看了十年的中央日报，只有这篇文章有价值。

好久以后，有一次，又是牢房大捜查，这一回，我损失堪称奇重，有八千CC刚刚酿造一个月的葡萄酒，全部被“破获”。事后，“有酒食”者纷纷谈论自己被搜去多少，及至听说我有八千CC美酒“落网”，众人无不惋叹，都说我拿了“金牌”了。不料，第二天，三区的黄坤能满面苦笑地说道：“我被搜去了一万六千CC，全部是葡萄制造的。”我嘻嘻地说：“甘拜下风！甘拜下风！‘金牌’让给你，我拿银牌。”

这时，我深感长此以往，损失不赀，终非长策。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每一次都会有班长叫外役来“通风报信”的。

我终于想出一项办法，不过，做起来，十分费力。

我在火烧岛长期订阅监方限定的两份报纸，每份看过后都整齐地靠墙壁迭着，久而久之，已经迭得三、四尺高的两堆了。我的妙计，就尽在其中矣！

第一步得设法弄来一把大一点、而且锋利一点的刀，这在监狱里比取得州际弹导飞弹更困难，然而我借到了。第二步是，把报纸一小叠一小叠拿下来，拿一把竹尺压紧它，然后操刀割纸，把报纸的“心”挖了出来，叫它“坦白交心”，只留着边沿宽二寸不到的框框。一小叠一小叠地全部裁好了，再整齐地靠墙壁叠上去，上面盖着一尺高的完整报纸，这就是我的酒窖了。

“建造”这个酒窖，实在吃力非凡，我足足花了三天时间，才告“落成”。虽然备极辛苦，但的确有“长治久安”之效用，一罐五公斤的佳酿，隐藏在酒窖里，安全无恙，任凭他牢头狱卒、戒护政战，前来捜查，怎么样也不会对那两大叠报纸生起疑心的。

所以，自从我的酒窖“落成”以后，我酿造私酒，从来没有再“失风”过一次。

事实上，到后来，也有一部分小牢头和狱卒对于监狱酒禁烟禁，觉得不必太认真的。当我尚未想到要“建造”酒窖以前，有一次，捜房的戏又上演了，那位刘德裕政战官首先带了一个班长进入我的房间，把棉被、衣服略为翻了几下，就喊叫班长说：“好了，都看过了。”他检查其他房间后走了出来，看见另一个政战班长又要来搜查我的房间（这个政战班长是出名的大坏蛋），刘德裕就拦住他道：“不用了，这一房我都检查过了。”

另有一次，一个名叫“阿宗仔”的和另一个班长来捜房，翻到我的一罐五公升葡萄酒，他笑了一笑，拿在一边，细声说：“等下子再拿走。”当他转到盥洗处一角去捜查时，我先拿件床单把那罐酒盖住，然后走近去轻声说：“阿宗仔，那罐东西别拿走好不好？没什么关系嘛！”他笑而不答。后来又有一个不是士官的小禁子（他居然也叫做班长）走进来帮阿宗仔搜，这家伙是惯爱对政治犯作威作福的，曾经在一号牢头面前被我训斥过一次，怀恨在心，想来找碴子报复。他翻这翻那的，正要伸手翻那条床单时，阿宗仔忽然喊住他，说：“那边我已经看过了，不用再翻。你过来看看这几只水桶。”就这样调“鼠”离山，把他叫开。捜查完毕后，他低头笑笑而去，也不回头向我表示德色。而事实上，那几只水桶，他已经先看过没有“违禁品”了，才叫那个“非士官”的冒牌班长去搜查的。

搜查房间为什么要掀起水桶盖来看呢？原来，最初有人把酒装在空水桶里，盖上桶盖，再在上面放一脸盆水，以为掩护。蒙混过关的人倒也不少。可是，这座政治犯洗脑监狱，偏就有去告密检举的人，以致天机泄漏，水桶再也不具掩护作用，拿它藏酒的人，碰到捜房时，十次就有九次被搜到，再加一次。

所以，我之秘密酒窖，以及前面说的用猪油、用煤油点“长明灯”两件富有创意的伟大发明，始终不敢“教唆”别人去干，更不敢收徒传艺，好几位交情很深的难友，私酒常常被整罐整罐地捜走，我都深表同情与惋惜；但是，仍不敢将这项发明告诉他们。倒不是怀疑这几位难友会去告密，而是生怕他们口风不密，有意无意泄漏给他人，再由他人去向监方检举邀功，那我的心血就完全白费，以后也甭想再“安心制酒安心喝”了！

自从监狱准许政治犯可自费请大厨房加菜后，凡遇有刑期剩下不到三年，要送到板桥“仁教所”去，行前总有几位素日交情较深的朋友，向大厨房订几道菜，在自己房中为他们饯行。饯别宴而无酒，就不够“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气氛。有了佳酿，虽无“吴姬压酒劝客尝”，却也真的“欲行不行各尽觞”了。（所引为李白诗句）

第四节 医官打犯人-厨房总辞，老子买地区-想钻地道

监狱里，那个隔着一层铁幕看病的老头少尉医官调走了，其后换来的两三个，也都是一望而知其为卫生兵出身的，年纪也都是五十几近六十了，不过，军阶却是中尉或上尉。这几任医官有的不到一年，有的只有半年不到，就又调走了。虽然同样是不合格的权宜性医官，态度却不像那个矮子老头少尉那么坏。

矮子老少尉一走，难友们就开始谈论他，我才知道，火烧岛所谓医官，年纪最老的就是那个矮老头少尉，态度最恶劣的也是那个矮老头少尉。那个批评“铜像”狱卒的老班长也说：“我在这里看得多了，有些医官，对病人的态度确实太不应该了，他们忘记自己的本分是什么，对你们总是傲慢无礼，甚至怒喝责斥。只要是我当场看见了，我就不客气的指责他。像这个刚调走的医官，他那样蛮不讲理我就看不惯！有一次，一个病人隔着铁门诉说发烧了，要医官开门替他量量体温，给他退烧的药。你说他怎么样呢，他说：‘我看你没有发烧的样子，量体温干什么！拿退烧的药干什么！’那个病人坚称确实是发烧了，一再请他开开铁门，那医官就拍起桌子来说：‘好，我给你量量看，如果没有发热，我报告监狱长，给你带镣！’及至开了铁门，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半，他才没话说。我从头看到尾，实在非常不满，就对他说：‘你来看病，应该记得，你是看病人，不是来看犯人，看病不可以用这种态度的。你说假使他没发烧，你就要给他带镣；老实讲，就是监狱长听了你的话叫我给他钉脚镣，我也不会听的，我一定把事实向上面报告。——天下哪有把病人带镣的道理，你看，他不是真的发烧了吗！’我这番话，后来也在‘荣团会’报告了。”

我把初到火烧岛看病的经验说给王班长听，当我说到矮老头少尉问我：“你量血压做什么呢？你知道血压多少做什么呢？”以及有一个班长向我大喝：“谁能够保证你血压不高呢？”这些话时，王班长说：“没办法！他们都忘记了自己是谁！”

不过，说句公道话，除了那个矮老头少尉以外，以后的医官，不论是卫生兵出身的，是真正有医生资格的（国防医学院正科毕业），抑是医学院出来的预备军官，我所看到的，也只有一两个态度特别恶劣，其余的大多还能守住医生的本分，“你坐你的牢，我看我的病”，医术高明不高明，是另一回事，他们至少不敢把政治犯公然当做“仇敌”或“奴隶”来对待。

只有一次仅有的例外，有一个年纪只三十来岁的驻监医官，开头一来就予人一种丑恶的印象：别的医官到监房区看病，依监方“规定”，姓名要严守秘密，他们都把胸前名牌取下；只有这个医官，用一片白色胶布把名牌贴了，极不象样。这无异是正面说：“我的姓名是不让你们政治犯知道的。”我就非常厌恶，对几位难友说：“这家伙心术不正，他一定对我们政治犯怀有极深的成见，名牌不收起来，却公然用胶布遮住让我们看见！”大家都笑我“神经过敏”，认为他不过是懒惰罢了。没想到那家伙只来了三天，就被监狱长下令卷铺盖了！为什么呢？

原来，那座病监，经常有几位临时性病患的难友搬过去暂住，病好了就搬回监房区，还有几位是长期住在那里的，其中有些是慢性病患者，还有几位是大厨房外役像陈水泉、李国民等。这两人都是一九五一年“麻豆案”被判无期徒刑的难友，其中，李国民因为坐牢太久，不堪刺激，精神状况有点失常，在大厨房有事忙着时，他都做得很好，一空闲下来，他就喃喃自语，像是跟谁在争长论短一样，自问、自答、自谈、又自反驳，有时一连三四个钟头，兀自哓哓不休。可是，他总是慢声细说，从来没有高叫吵嚷、扰人安宁的嘈杂声，也没有粗暴凶横的言语或举动。

那个用胶布遮名牌的医官，在病监那间办公室上班了三个下午（除了每周两次，上午要到监房区看病外，其余上午都要到指挥部医务所去），听见李国民在病房后面空院子里自言自语地发牢骚，他竟怒气冲天，冲了出去，大喝一声道：

“你在胡扯些什么！”

说罢，就是一记掌力沉重的耳光。李国民并没有反抗，（他怎敢反抗呢？）但也不屈服，他摸着热辣辣的面颊，照样喃喃地说：“你怎么可以打人！我没有犯法，又没有跟你说什么话，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那个医官居然骂道：

“打人！妈的，像你们这些东西，打死你们几个也不算什么！”

这时候，看管病房的班长跑过来了，他自知那个医官横蛮无理，也很不满，一面安抚李国民，叫他“到厨房去罢，要不，到房间休息罢！”一面，马上跑到戒护科长那边去报告。正当他指控“医官打了受刑人”时，大厨房众外役听到李国民无端受辱，一时群情愤激，马上对看管厨房的班长表示：“请监狱长严办那个医官，否则，大小厨房外役全体总辞！”

刚巧那时有一部分难友在“中正堂”上课，休息时，医官打人事件传到教室内外（“中正堂”与大小厨房及医务所相近），听说那个疯狂医官扬言“打死你们几个也不算什么”的混账话，恼怒了一位正义感很强烈而又冲劲极大的庄信男难友，庄信男立刻奔向医务所去，手指着那个医官喝问道：

“你打我们政治犯吗？”

医官晓得来者不善，这个硕壮结实的庄信男，不像那老迈瘦弱的李国民。医官不敢承认，惊慌地连声答道：“没有！没有！是误会！误会！”

庄信男又喝道：“你说打死我们几个也不算什么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说。”

庄信男是学拳击的，那时候如果让他动起手来，准是极精采的好戏一场。可惜那个狂妄医官不敢承认，而监管上课的班长走过来了，他们也不敢责备庄信男擅自走开的话，只是好言地劝说道：“好了，好了，上课罢，时间到了。”

不到一小时，消息传到监房区：监狱长下令，那个狂妄无知的医官滚蛋了！他真的把铺盖卷了，搬回指挥部去。

众难友都说：“监狱长这下就对了，那家伙应该立刻叫他滚的！”我却认为：假使不是大小厨房的外役胁迫着要总辞，一号大牢头是不是会如此断然处置，实在是很难说的。

政治犯生命及健康之毫无保障，并不只是医官的素质和品德的问题。由于听说有病的难友要到指挥部医务所看病，须戴手铐，我初到火烧岛的头两年，就绝对避免向监方要求到“隔壁”去求医。有一天，看见四五位难友已经写过报告申请，一号大牢头也批准他们到指挥部医务所了，当那个“老中堂”副监狱官通知他们集合前往时，这些都是病情较重的患者（有一位发高烧，另有一位因为罹患过中风症，走路一拐一拐的），每个人都要戴上手铐，每个人都有一名狱卒押着，而他“老中堂”是“总领队”。这还不够，当“老中堂”发现其中有三人穿着监狱发给的黑色胶鞋时，突然大叫：“不行！不行！”要他们换了拖鞋再走。读者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狱卒牢头害怕难友借机逃跑，穿拖鞋就跑不快呀！

有一位难友，胃出血已经很多次，脸上金黄带黑，一点血色也没有。他请求送台东军医院治疗，拖了半年还无下文。有一天，忽又大量出血，已经不能走路了，监狱要送他到“隔壁”去诊察，却不肯用担架，也不肯用汽车送他，而由两名狱卒左右搀扶着走，另外一名徒手跟着押送。这还不够，当这位重病难友被两名狱卒换出监房区时，手铐立刻先给扣上了。

这样的“仁政”，恐怕是天上无、地下少的，只有在这个天天喊叫四维八德、天天喊叫忠孝仁爱……的政府底下的政治犯监狱，才出现这样人比畜牲不如的怪事。

有一位难友，患了牙病，牙齿剧烈疼痛，不能饮食，也不能成眠。他写了一件紧急报告，请求到指挥部医务所诊治（指挥部医务所有一套顶简陋的牙科设备），报告递上去四天了，狱卒们说：“监狱长还没有批下来。”他痛得日夜唉哼，同囚房的难友，夜里因他的呻吟而不能入睡，白天因他难过得没吃饭也不安心。恰巧那第五天上午，他的家人从台湾前来探监了，在保防官、监察官及班长严密监视下，这位难友唉哼连连地说：“牙疼已经五天，写报告请求到指挥部医务所看病，监狱长还没批准。唉，痛死了！”这时候，在一旁监视着的保防官，赶紧插嘴说：

“嘿！这何必到‘隔壁’去看呢！这里面医务所就有一种药丸，叫做绿四环素，是最好消炎药。你叫医官开几颗给你不就好了吗！”

这就是火烧岛监狱！这就是政治犯患重病时的处遇！这就是国民党最爱宣传的“同胞爱”了！

说到这班保防官、监察官，他们那“忠党爱狱”的精神，若令蒋经国知道了，定必提升他们去当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就是前面说的同一个保防官，在一位难友的母亲面前，趁着她儿子还没有走进会客室时，为这位老太太洗脑。他对她说：“我们这里面，猪是监狱自己饲养的，差不多天天杀猪，猪肉多得大家都不想吃了，——伙食很好！你儿子在这里的生活，你不必担心。”及至被探监的难友出来了，母子一见面，做母亲的就问那被判无期徒刑的儿子道：“今是有影也无影（闽南语：‘究竟是不是真的’）？刚才这位先生说，这里面差不多天天杀猪，猪肉多得你们都不爱吃了！”这位难友听了，恼怒万分，他是平日最为那劣品质的伙食而烦恼的人，如今听得这样的谣言，分外反感，立刻正色问道：“保防官，这话是你说的？你说话可要负责任！以后，只要有一天猪肉不够我吃的，我可不可以问你要！”那个保防官被质问得满面通红，楞在一边傻笑，既不敢答应，也不敢否认，偏也不敢承认，只是哑口无言。

一般说来，火烧岛的政治犯，以及监狱里属于“戒护”系统的官兵对那班保防官、监察官厌恶的程度，都较之对政战官为尤甚，除了那个王横肉是例外。王横肉走了以后，相继而来的几任政战官（已经改称为辅导长），只有一个姓王的，轻佻浮夸，不负责任，连班长们也公开批判他；不过，这个姓王的，也不像王横肉那样凶横而惹得人人厌恨。其余的几个，包括那位刘德裕（他是监狱内部改制后第一任辅导长），都是跟难友比较相处得好，从来不曾以粗暴的言语行动对待政治犯的。人，一旦在火烧岛当了政治犯，起码的希望就是监狱官吏们尊重我们的人格，纵使只是表面文章，也比动以叱斥叫骂相对好得多。可是，那班保防官、监察官，有些不但态度恶劣，对政治犯事事刁难，而且见识谫陋无知，令人鄙视而犹不自知。

有一次，我做了几首七言律诗，附在家信里，想给孩子们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料一个刚到任的保防官，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对难友们的家信七挑八剔，这也不准写，那也不准谈，不是“内容不妥”，就是“有违规定”（违了什么规定都不注明），就退回了。我那几首诗，他批了“诗词不是家信，退。”刘德裕政战官看了，觉得没有道理，就叫我另写一个信封，贴足邮票，混在已通过的众难友家信中，拿到邮局投邮。不料，这一投，竟投出了问题，也暴露了一项秘密。

原来，火烧岛政治犯洗脑监狱，跟邮局有一项勾结，它们约定，政治犯的家信，信封上要有保防官盖过的一个暗号，才表示是经过检查通过的，才准寄发。没有那个暗号，邮局便将原信退还监狱，“邮政政治化”，一至于此，而刘德裕竟也不知道。结果，我那封诗退到监狱来了，保防官就问刘德裕，刘只好说：“作作诗，是一种感慨嘛，内容又没有不当言论，何必禁止寄出呢！而且，以前都准许寄出的。”但是，诗仍是寄不出去，刘德裕退还给我，并说明原委，我才知道。

本来，这种事，在监狱看来是异常严重的，“替犯人偷寄书信”，小则可以撤职，大则足以坐牢。幸好那个保防官是刘德裕的学弟，他只把这项秘密透露给刘德裕知道，把原封退还了，没有向上级告密。换个像王翘嘴那么一副德行的人当保防官，事情不知道要如何结局哩！有一回，我申请购买几张台湾地图，包括全省的，几个县市的。报告递上去了，一个多月杳无消息，就再写张报告催问。第二天，那个最不得人缘的王辅导长跑到房门口来，告诉我说：

“李先生，保防官叫我问你，你申请买那几张地图做什么用！”

我实在是怒不可遏，忿然地厉声答道：“我要从这火烧岛挖掘一条地道，直通基隆，再接着开凿一条海底隧道，经过檀香山穿到阿拉斯加，通过白令海峡，到苏联，然后坐火车到中国大陆去呀！怎么样，不可以？你妈的，打什么官腔！老子来到这里，地图也买过两三次了，为什么这一回要说明用途？这监狱里，好多人买了地图，买了中国大陆的地图，买了你们说的‘匪区’的地图，没听说你们放过屁，今天专来找老子麻烦！混账王八蛋！你回去告诉那个姓马的保防官，老子不吃他这一套！要准买，就买；不准，叫他批下来，瞧瞧看！”

王辅导长显得无奈地说：“那就等“个别辅导’的时候，跟保防官说说罢！”所谓“个别辅导”，就是监方认为必要时叫到楼上去个别谈话，有时一年也没碰到一次，他简直把我当傻瓜了。我更愤怒地喝道：“个别辅导？妈的他姓马的有资格‘辅导’我！你叫他先撒泡尿照照自己那一副嘴脸再说！你告诉他，他不准我买台湾地图，却准别人买‘匪区’地图，老子看他才真有‘匪谍嫌疑’哩！你告诉他，批下‘不准’罢！看老子敢不敢检举他‘匪嫌’！妈的，老子得罪他什么？挖了他姓马的祖坟？他这样找老子的麻烦！”

实在说，我那时一听了他的话，怒气冲天，的确是错把一肚子气都朝王辅导长发泄了，只见他苦笑着说：“实在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来传话而已，是保防官要我来问的。”一面说，一面无奈地回去了。

当我大发雷霆之时，因为是在盛怒之下，话语急，声音大，气得声嘶力竭，各房都听见了。王辅导长一走开，隔壁的颜明圣就跑过来劝我道：“李先生，以后，尽管找问题跟他们闹，但是，不要真正动气，伤了自己的身体。今天，你这样教训他，是很痛快的！特别是这些家伙最爱给难友戴红帽子，你骂他准别人买‘匪区’地图，骂他有‘匪谍嫌疑’，这段话实在十分精采！也十分有意义！”

我立刻写了一张很长的报告，强烈抗议那个姓马的保防官所问的话，并且把他准许别人购买“匪区”地图的罪状，狠狠地攻击一番，然后，要他答复：为什么别人申请买“匪区”地图，不需要说明用途；我要买台湾地图，却需要说明！他保防官是不是把台湾当做“匪区”了？

我把这份报告多复写了一份，另由戒护系统转给一号牢头。第二天，姓马的保防官手持原报告走来了。

这个姓马的，花莲县人，刚到火烧岛时，是中尉“副分队长”，原就是政战学校训练出来的特务，不久就调为小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请我到班长值班的地方，用一种哀求的声调说：“李先生，我只叫辅导长向你了解一下，你怎么就写了这许多了！”

我像前一天对王辅导长说的那样怒斥他，先问他：“你做什么保防官！我问你在这里坐牢也有大牌小牌是不是？申购图书也有双重标准是不是？”然后“重申”我要买地图据以开凿海底隧道到苏联再转“匪区”的“阴谋”，叫他报告到国防部去领奖金！最后，我忿怒地对他说：“我买地图，当然有我的用处，也可以告诉任何人的！可是，今天，我就不告诉你！你假使批不准，就得说出理由来，否则，我有办法对付你！不信，你等着瞧！”

“你何必这样子呢？”姓马的说：“我准你购买就是了。”

我说：“你非准不可！你根本没有理由不准！我还想问你哩！你把我这报告积压了一个多月，到我催促了，才叫辅导长找麻烦，究竟是什么意思！别人的报告，你积压这么久过没有？”

“那是，那是，”姓马的吞吞吐吐地说：“那是我把报告放在抽屉里，第二天就回去休假，回来便忘记了找出来处理。——现在，我答应让你买，你就不要再多问了，好不好？”

“你答应让我买？我买地图要你‘答应’？我申请只是手续问题，你让我买，只是你的本分，不是人情，你懂了没有？”我还是忿怒地驳斥他，我说：“你休假，就可以把公事积压得忘记了，侵害了我的权益！我告诉你，官僚架子放小一点，咱姓李的官儿做得比你大多了，尚且要来坐黑牢；你不要以为干这保防官，就可以作威作福一辈子！”

“好了，好了！别再谈了，我这就回去办这件事，好不好？”姓马的像是求饶的声口，站在监房区铁门内“旁听”的难友有好几位，当我“饶”了他姓马的，而让他走了以后，“旁听”的难友都说：“很痛快！很痛快！教训得很痛快！”有一位难友特别喜欢我那句“扣红帽子”的话，指他马保防官准许别人购买“匪区”地图，却不准我买“反共基地台湾”的地图，有“匪谍嫌疑”，这位难友说：“李先生，你这段话最精采！这班家伙，老是以扣人家红帽子为得意，今天被你倒扣一顶在他头上，他居然不敢反驳那不是‘匪区’地图，不敢辩称那是‘中国’地图，足见他心里头真的有鬼迷着，所以，他好像怕你李先生真的检举他是‘匪谍’一样，一开头声口就是软的。你真是击中他的要害了！”

另一位难友道：“这个马保防官虽然窝囊、饭桶、没水平，倒也懂得李先生不会真的想开凿一条海底隧道通到苏联去，供做越狱逃亡之用，看来还有一些些地理常识的哩！这也就难为他了！”

“其实，他何尝不知道中国地图不能说是什么‘匪区’地图，只因为双‘反共’教育冲昏了脑袋，不敢明白说出来罢了。”那一位连称“很痛快”的难友说道：“照我看来，他只是因为休假把你李先生的报告忘记了处理，才找个借口叫辅导长来问你‘买地图做什么用’，以为诿责口实的，不料被你用什么‘匪区地图’一骂，骂得他脑袋更昏了，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我想：这些话，也不无道理。不过，火烧岛的牢头狱卒们，因为休假太多，把骨头都休得发锈了，往往因为休假而把难友的报告积压而不自知，一定要等到递送报告的人催问起来才想起，也实在是国民党官僚腐败的典型作风。

大约因为火烧岛是台湾的外岛，调到这个小岛上当牢头狱卒的人，每个月就有一个星期的休假，加上回到台湾本岛的来往路程，就是九天。假使回到台东时，碰上台风或是狂风巨浪的天候，在台东等待天气好，就等于额外的休假日，只要从台东打通电话向火烧岛报告一声，就“合法”了。因此，牢头狱卒们的休假时间特别多，远为服役金门、马祖的军人所不及。而且，在这个遍布三座大监狱的小孤岛上，对付的是手无寸铁的牢笼中的政治犯，不像金门、马祖，时时刻刻要提防对岸的炮火轰击、时时刻刻要戒备对岸的水鬼（蛙人）偷袭，即英雄，又稳当。而晋级升官，又比在金马前线戍守的官兵机会多、速度快，少尉占中尉缺、中校占上校缺，火烧岛是终南快捷方式。有这样的“好环境”，怎不令牢头狱卒们更加骄横，也更加怠惰呢！怪不得难友陈石奇、王革非都说，这班最会欺凌政治犯的军人，自以为这样恣作威福对待政治犯便是“反共”的窝囊货，一旦开拔到前线去打仗，恐怕一看共产党的军队便膝盖软了下来！

小狱卒们休假，还只是“纯休假”，很少附带什么任务的；三个大牢头可就不同了。难友们都知道，中小号牢头和狱卒禁子们也不讳言，监狱长、副监狱长、政战室主任，每逢休假，回到台北，都要顺道到国防部（军法局、总政战部）去“述职”、去听训一番，因而顺便也就报了“出差旅费”。台湾谚语曰：“一兼两顾，摸蝲仔兼洗裤。”（蝲仔，生在水中的一种小蚶类，乡下人多穿着短裤走到深及腰部的水中，用手在水底下摸而拾之。）大牢头们之休假兼出差，亦犹然也！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火烧岛十载风霜三（李世杰）

第二章 法庭·监狱·内有恶犬

第二十一节 高忠坚是牧师？一只政治小蝙蝠

因为听说有一位高牧师与邓子仲、倪文举等同住第十四房，我与蔡秀章聊了一阵子之后，又跑到第十四房去，高声问道：

“哪一位是高牧师？”

一个年约四旬的人应声而起，自我介绍：他叫高忠坚，台南市人，父亲是基督长老教会牧师，自己是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在一所浸信会礼拜堂任职，协助另一位资深牧师做传教工作。

高忠坚自称是因为“台独”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的。他被送到火烧岛之前，台独的“势力！”已在这座监狱里显得非常“膨胀”。为什么呢？

因为王幸男比高忠坚这一批早了半年到火烧岛来。

如所周知，王幸男是寄了炸弹邮包给几个国民党大吏，导致当年的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左手炸断了的当事人。据他说，一共寄了三个邮包，黄杰一个，被起了疑心送去检查，未出事。另一个寄给李焕，一名秘书拆开时脸部受伤云云。

记得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电视晚间新闻有一条很简单的消息，播报小姐说：“台湾省主席谢东闵，今天因为在家里拆邮包，左手受伤，已经送到医院就医。”（大意）

我立刻对蒋海溶、陈石奇、萧振文、陈翼演几位室友说：“谢东闵一定收到爆炸物邮包了，一定炸掉手臂了。”（后来才知道，仅止炸断左手腕部而已）陈石奇问：“你李先生怎么知道？”我说：“拆邮包，怎么会伤到手？不是被炸了是为什么呢？如果是拆个普通邮包，拿小刀割绳子不慎割破手指头，那可不能算是一条新闻，不值得电视台大惊小怪来播报呀！”

陈石奇道：“电视台也没有大惊小怪呀！它只平平淡淡地报导了几句。倒是你李先生大惊小怪。”

我说：“唉哟！石奇呀！你是真糊涂还是装傻瓜？只有这么轻描淡写几句话，才显得电视台是大惊小怪呀！你想一想，如果只是手上破了一块皮，莫说他是谢东闵，就是蒋经国，也不值得把消息上电视呀！”

陈石奇、萧振文都半信半疑，对我这位“诸葛亮”不表示十分欣赏；连蒋海溶也笑我“多疑”。陈翼演是向来无意见的，我这项情报研判，就显得很不吃香。

及至第二天（十月十日）的报纸送到监狱里，送到牢房中了，我摊开一看，除了连篇累牍的“双十节”新闻及八股类的纪念文章之外，新闻版上还夹着一条极不起眼的消息，说是：谢东闵住院，行政院蒋院长特往探视。

我就指着报纸对蒋、二陈、萧四位说：“呶！你们看看！如果不是被炸伤了，蒋经国干嘛还要到医院里去探视谢东闵？”

看他们的脸上表情，还有“三分相信，七分怀疑”的样子，我就说：“你们还不相信我的判断？迟早，中央日报和青年战士报，定将证明我这回料事绝不见得在诸葛亮之下。”

陈石奇挖苦地笑道：“看来李先生还抵得三个臭皮匠的哩！”

在众人笑得前仰后合之中，我忍住笑道：“其实，三个臭皮匠，到头来还是三个臭皮匠，根本抵不得半个诸葛亮。我这个诸葛亮，怎么只抵得三个臭皮匠呢？——石奇呀，你真缺德！好，不必争辩了，等着后续的消息，我一定胜利的。”

我已经忘记过了几天，果然，我们所能够订阅的党报及军报，不但证明谢东闵左手被炸弹邮包所炸断；而且，寄邮包的人名叫王幸男，也在由香港飞日本的过境飞机上于降落桃园时，被逮捕送到警备总部保安处侦办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火烧岛政治犯感训监狱突然来了一位新客人，当汽车驶进监狱大门，停在“放封”场上时，众难友爬上窗子一看（汽车驶进监狱之前，大铁门要敞开，声音很大，难友们都想看看，是送补给品，还是送水果……等，所以都要爬上窗子朝外看的）；哦！是新客人，只有一位，而且是手铐脚镣全套装备齐全的。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往时新客人入狱，总是一批，每人也只是戴副手铐，顶多加条绳子在胳臂上，由捕快们牵着走，手脚一齐加带械具的，实未前见。不过，看过，也就算了，并没有人进一步去深思。

新客人下车好一阵子之后，矮子谢鸿突然到我们第六号囚房来，他跟陈石奇“商量”，要石奇搬到第十二房去。陈石奇哪有不同意之理。可是，还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又过了一会儿，谢鸿和两位狱卒送着新客人搬进第六房来，矮子监狱官就指定他睡在陈石奇让出来的铺位（后来，我们终于弄明白了，原来那个位置，才能让牢头狱卒们从“偷窥窗”处朝里面看个清楚，如果住在原来空着的墙壁下，则近于死角，不好监控）。

来客是位高瘦个子，三十许人，留着很长的头发，脸色有点苍白。他坐定后，我就走近前，用国语问他：

“请问贵姓？”

“我姓王。”

“王先生。”我又问：“什么大名？”

“我叫幸男。”

我惊奇地以闽南语大叫起来：“你就是王幸男！”于是，为他逐一介绍同室难友相识。

对于王幸男，自从他在机场被捕后，报纸上逐日有他的名字出现，他已成为新闻人物。尤其党报军报都说，王幸男在保安处羁押期间，曾以灼热的开水灌烫喉咙，意图自杀，后经送医开刀治疗，另由喉部用条管子助其呼吸及灌食。因此，对他，大家都有一种同情的心理。

第六房外的世界，已经周知：王幸男来到狱中了，住在第六房。因为，外役们奉令送例行的囚衣等给他，一发现他的姓名，就忙着逐房走报，主要是“成大共产党”案的吴荣元，报得更勤谨，不一会儿，一、二四各区，都传遍了。

近午饭的时刻，牢房照例一房一房地开门，送饭菜。一些台独案的难友，就纷纷送了些狱中应用的东西，如塑胶菜盆、塑胶罐子……等等，拿到六房门外，丢进送东西的小洞洞，并高叫一声：“王幸男，这个送给你！”说罢，就走了（那时候，三餐进食时，牢房门还是关着，不像后来，吃饭时间房门全开的，私送东西如果给牢头禁子们发现，是会斥责咤骂阻止的）。

于是，王幸男，便成为火烧岛监狱中“台独”案难友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高忠坚之来到火烧岛，较王幸男迟了半年，他当然知道，王幸男与他同属“台独”案子。两人又都是台南市人，王幸男的父亲王孟冬，且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长老，与高都算是教友。高忠坚的父亲早年在台南，又是牧师。因此，最初，高忠坚跟王幸男，往还非常密切，两人常常聚谈。

但是，不到半个月，情况就有了改变，不但王高两人显得疏远冷淡，几至绝交景况。而且流言很多，都是批评高忠坚的。这些批评，且全都出于台籍难友之口。

首先是，台籍难友中有人传说：“高忠坚不是牧师，只是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所礼拜堂当一位牧师的助手。”这是在狱中无法查证的疑问，但台独案的“元老”之一钟谦顺（与黄纪男同案），首先提出此说。钟谦顺自称他父亲早年是传教师，说起“钟传道”，台湾早期教会很多人都认识的。他不仅“揭发”高忠坚不是牧师，还引据高忠坚在狱中的言行，以实其说。

不错，高忠坚在火烧岛监狱中，言谈、行动、举止，的确不像个牧师，根本也不像个稍具虔诚信仰的信徒。譬如，难友们问他：“你入狱前认不认识王幸男？”那时候王幸男虽是台独案难友们所“推崇”的人物，却同时也是监狱当局特意“点油做记号”的人犯，高忠坚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认识，入狱之前，并不认识王幸男。”大家听了，也不以为意。不料，过了几天，高忠坚突然对几位台独案难友说：

“王幸男，从小就不守规矩。他念初中的时候，邀了几个学生伴，偷抓了学校邻近居民饲养的鸡，宰了烹食，被失主告到学校里去。王幸男因此被开除了。”

这句话，对他高忠坚本人的杀伤力，实在比对王幸男强大得多！第一，它暴露出：这个自称牧师的高忠坚，是个撒谎的人；他既自云不认识王幸男于先，又挖掘王幸男初中时代的偷鸡行为于后（不论有无此一事实），证明高忠坚不承认入狱前与王幸男相识，是谎骗之词。基督教的诫命，自旧约摩西时代起，就列说谎为一大禁戒，哪有做牧师的人可以随便撒谎的道理。第二，他高忠坚明显地违犯了耶稣的教训：“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二节）第三，把一个人初中时代的行为，当做他一辈子失德败行的污点而宣扬，无异国民党特务清算“一个人十二岁参加共产党儿童团，到四十岁仍是叛乱犯”，那种心态及行径都是恶性的、卑劣的。这也跟国民党的大法官那种参加共产党或儿童团便永远在继续状态中的解释，都一样是失掉人性、理性的悖谬心态之反映。第四，他说他忠于“台独”，却不忘与王幸男划清界限，的确与其他“台独”案难友有别。

更糟糕的是，高忠坚这个牧师，一方面要挖出王幸男的“歹底”，一面又想沾点王幸男“台独英雄人物”的“光”。尽管，他所指称王幸男初中时代如何如何的事，听的人都不愿意播弄是非去转述。可是，高忠坚还批评王幸男的父亲王孟冬说：“王幸男的父亲，脾气好坏哟！他做教会的长老，常常把一些牧师骂得很凶，逼得一些牧师都辞职不干了。”

诸如此类的闲话，使人觉得这个高忠坚，不但不像个牧师，也不像正常有修养的人。做牧师的人，是要牧养耶稣的羊群，要在生活言谈行为上做信徒模范的。而他高忠坚，逢人批评各难友所认识的王幸男之不足，还要论断各难友所不认识的王幸男底父亲。而在火烧岛监狱里，难友中有好多位是基督徒；由于高忠坚的行为表现，很多非基督徒的难友，无不纷纷前来“声讨”我们这些信徒。他们质问道：“你们基督教有什么好处？请看！连做牧师的，也是这样的人！”我只好答道：“我们基督徒也有不做牧师，并且不是这样的人哩。”每一次，当我听了这种诘责，不禁叹道：“主耶稣啊，你又被人钉了一次十字架了！”

高忠坚并不只是对王幸男一人一家如此评事论非的“揭发劣迹”，在政治犯群里，他对于搬弄唇舌，制造是非，挑拨得各难友误会滋生，吵架争辩之事辄起，显然也具有很浓厚的兴趣。这才在火烧岛洗脑监狱中，流传了这项疑问：

“高忠坚真的是牧师吗？”

很多人这样互相探问，很自然，谁也不能够提供确切的答案。

高忠坚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他与其他因台独案入狱的难友不同的是：既要叫冤枉，又逢人怪怨道：他父亲早年朋友，当今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曾函请蒋经国释放高忠坚（但没人相信这句话）。其实，因“台独”案入狱的难友，只要是真的。莫不自认“从事台独无罪”；只说不服，不说冤枉。就是真正做过共党活动的难友亦然。例如一九六八年被处决了的朱传周，生前并不为自己被捕及被判死刑而喊冤，因为他自认：“我朱传周才是真正共产党，你蒋海溶、萧振文都是假的。”又如“成大共产党”案的吴荣元，当一位难友在狱卒面前指着他说：“真冤枉！年纪这么轻，就来坐牢！”时，小吴反而冷笑道：“有什么冤枉的？该进来，就进来，这就是了！”只有那些在政治犯中人数占最高比率的大陆省籍难友，纯粹由一面青天白日被特务军法匪徒涂抹为镰刀斧头、五星，他们才刻骨刺心、咬牙切齿，彻底痛恨国民党政权铸造血腥冤狱的罪行，且至死不屈地声言自己是冤屈的。再如原本不是国民党人的名作家柏杨及李敖，前者在笔楚下自诬为“民盟”及“共产党”，后者甚至被雕塑为“台湾独立联盟”驻台专员。国民党抓了他们，判了他们的罪。这两位名作家，口里虽不喊叫“冤枉”，心里实因受枉受诬而死也不服的。那个“一身都是反骨”的李敖，出狱后更是着力挖蒋家父子的烂根。我曾暗想：假使李敖真的在“台独联盟”干过一天活动，或是柏杨真的曾在“民盟”、“共产党”里做过半天盟员党员，那也就不算百分之百冤枉他们，出狱后也许不至于写了那么多为国民党所“深恶痛绝”的文字了！

高忠坚与众不同，他一面跟其他“台独”案难友认同志、攀关系，一面又大骂国民党出卖了他（高）。他坚称自己是为国民党出力的人，他立了功劳，然后，国民党收之下狱（他的说法，跟后来美丽岛案洪志良自称咬了黄信介，立了大功，再被调查局抓起来的故事，外形有点相同，但洪志良所说的有具体内容，高忠坚立什么功，无人知道）。

但是，“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箴言第十章第九节）。

有一天，高忠坚忽然拿一份他自己草就的稿子，跑到十二房来，央请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在监狱里，不但以地下律师为“常业”（可怜！实在是并无酬报的常业），也常兼地下代书，或是地下国文老师（替人改文）。高忠坚牧师要我替他修改什么稿子，在未知其内容以前，我便先给答应了。于是，他把稿子交给我；我展开一看，哦！是寄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的信。开头写着：

“宝树兄：”

信里大意是说，他高忠坚这一回（指被捕前）出国，事前曾经和台南市宪兵调查组、市警局外事室的高级人员（可惜姓名我都忘了）都有联系，并承那些官员指示工作任务与具体作法。到了台北，又与国民党中央第三组（海外工作会）某某人建立关系，多次秘密商谈，得到他交付任务再赴日本、美国的。他途经日本，转往美国，跟在日、美的台湾省籍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返台北后，他高忠坚都曾把在日本、美国的工作成果，就是一些从事“台独”活动的人士名单及一些资料，向海工会某某人提出详细的报告，回到台南后，报告也分别送给宪调组及市警局外事室。信稿中又说，他高忠坚替国民党和政府立了大功，不料回到台南三天，就给抓了起来，而且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实在冤枉云云。

高忠坚信稿中最重要的，是举出数十位旅居日本及美国的台湾省籍人士名单，说是这些人，谁是“亲匪分子”、“附匪分子”，谁是“台独分子”，他高忠坚都了如指掌，而且有路线可以做他们的工作，搜集他们的情报。他希望张宝树秘书长能够设法让他出狱，他一定“尽力而为”，为“党国”全心全力工作，信末还附了一个姓名地址，是台北市罗斯福路几段几号什么礼拜堂的某某某牧师（似乎还是他高忠坚的亲戚），说是：如果张宝树认为有必要，可先和这位某某某牧师联络云云。

看了这信稿，我第一个感到无从下笔修改的，是开头的称呼：“宝树兄”。我不晓得高忠坚跟张宝树是不是老相识、老交情，熟识到可以如此称兄道弟的（他信末署名也写“弟高志坚”）。

第二个感到下笔为难的是，我开始有点怀疑：照这信稿内容看起来，高忠坚是确实具有国民党特务机关线民的身分，而且一搭就是三条线（海工会，宪调组，南市警局外事室）。这在国民党情报机关统一运用线民的原则上，是犯禁忌的。难道他搜集到的情报，就分送三个单位让它们各自转报到国家安全局去自相碰撞？

第三个问题，则让我不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固然经常不断地爆发内部夺权斗争、自相杀戮的丑剧；但它只限于有权可夺、有资格堪以争夺的人物（如我李世杰及蒋海溶、范子文等），或跟这些权力斗争失败者（受难者）有深厚渊源的人（如姚勇来，沈嫄璋、路世坤、“李世杰的余孽”余振邦之类），才够资格去尝尝遭受整肃的滋味。像高忠坚这类的线民，既无“杀之以灭口”或“囚之以隔离”的重要性，他不过像一般单纯被运用的普通线民一样，级数不入流，无“权”可夺、无“力”可争，国民党也未答允他丰厚的报赏条件而须翻悔不认账，那他为什么会一立功返台就被逮捕下狱呢？

我拿第一个问题问高忠坚：“你跟张宝树很熟识吗？”答：“不认识。”“见过面吗？”“没有。”“通信过吗？”“没有。”“那你为什么称他‘宝树兄’，倒好像是交情很深的老朋友一样。”

“我，我不懂呀！”高忠坚尴尬地笑着回答。

我实在不愿意为高忠坚修改那封信，我已看出他是一只政治上的小蝙蝠，但也不愿把他的秘密泄漏给第三人，因为不希望他高忠坚遭受众难友群起鸣鼓而攻之（尤其是“台独”案的难友的反应），甚至发生其他事端。就藉口说：不明了全部案情，单看信稿，无法改得好（高的国文程度也的确十分糟糕）。不料高忠坚一听此言，立刻把他的起诉书、答辩状及判决书都送来了。我一看，才知道，他果然一面想搞台独活动，另一面又要为国民党立功。从他的诉讼文件里获知：高忠坚早就经由台南市宪调组一个组员，市警局一个外事警官，以及海工会一位干事的介绍，秘密建立了与各该单位的工作关系；赴美之前，那三个单位也的确邀他谈话，请他吃饭，交付任务，要他搜集在美国某一派台独组织的情报，包括其人事资料及活动情形。高返台后，也的确先在台北把一份资料交给海工会，另两份于回台南时分别交给宪兵调查组及市警察局外事室。不过，他又把那些文件留了一部分在家中，并且暗中分发给几个朋友。

从他的答辩状里也看出：高忠坚回到台南后，一方面用粉笔在公共汽车站牌上画了一个“日月”形的台独标记（当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他的“国旗”就是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起诉书指控他画了八十多处，而他辩称“实在只画了四十几处”。

我不能了解高忠坚的情报任务是什么。假使他是奉命渗入“台独”组织替国民党当内间，就不应该于返台后又私藏“台独”文件（这在戒严时期便是大罪一条），更不应该散发给友人看。特别是在公共汽车车牌上画“台独”标记，而且画到秘密泄漏，被特务侦知系其所为。则他的特务技巧，堪称极其拙劣。而且，假使他是真正为国民党派去渗透“台独”，那他的一切“台独”活动，就应该事先取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批准，而且应该做在“台独”人士眼睛看得到的地方。然而，他竟偷偷摸摸地去画公共车牌，“台独”人士不知道，特务倒先侦查到了。这是为的什么呢？

如果高忠坚是替“台独”工作而渗透国民党特务机关，他就不该把关键性的台独人士名单送给国民党。只能送些半真半假而又不太重要的情报去塞责了事。但他也没有这样做。

揣测他的心态，高忠坚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想：既赶“台独”的时髦，让“台独”人士引为同志；又以“效忠”当道做掩护，藉提供海外“台独”组织人事资料及动态情报给国特机关，谋取个人安全与奖赏。因为，根据他的两头作法来判断，既不像忠于“台独”而对国民党玩弄诈术，也不像忠于国民党而对“台独”施行反间。可是，做间谍而如此两头耍诈，对高忠坚来说，实在是极其愚蠢的冒险，一旦败露下来，国民党可能把他当叛乱犯抓起来法办、判处重刑。“台独”人士也可能把他看成“抓耙仔”（线民、奸细）。假使他要弄的另一方不是“台独”，而是早年的共产党，则其不被秘密“制裁”掉者几希！

高忠坚给张宝树的信，火烧岛监狱不准他寄发，因为他是企图借此出狱。一个政战室的小牢头，把信退回时，甚至骂他：“你这是什么屁信！”（这就是国民党牢头狱卒们对囚犯说话的声口，不足为怪。）而消息终于泄漏了出来，说是：“高忠坚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被退回了！”所有狱中的“台独”案人士，虽然不知道那信里头写些什么话，却就疑惧交作、猜忌丛生，不太相信高忠坚对台独是“忠坚”的了。

但高忠坚并不死心，他大约不好意思再请我帮忙，却又去请蒋海溶替他修改一件信稿，想写信给国民党的军中大红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昇。也是恳求王昇让他高忠坚出狱去立功。那时（一九七七）蒋海溶尚在火烧岛，而且仍在第六房与王幸男同囚一室。高忠坚失算了，蒋替他修改信件，王幸男“近水楼台先得月”，事情就完全给暴露出来。证据是高忠坚的手稿，岂不确凿！

实在说来，王幸男那时刚为“台独”案子被捕，在警总保安处吃了很大苦头，心中正在怨怒尖端，兼以性情急躁，心胸又不是很开阔的人。当他发现高忠坚给王昇“上书”的稿子时，立刻有了很强烈的反应，他联络狱中所有“台独”案的难友，对高忠坚施以“断绝来往”的制裁，包括不跟高某交谈片言只语，搞得高忠坚处境非常的狼狈。

高忠坚与“台独”案的杨金海，以及另一位因竞选立法委员而入狱的颜明圣（高雄市人），案情似乎有些互相牵涉，而他与颜、杨二人，关系则非常恶劣。颜明圣倒不曾对我说起高忠坚太多的是非，杨金海则直指他高忠坚未入狱前便“形迹可疑”。杨说：高忠坚与颜明圣是小学时代在台南的同学，离校后并未有往还。那一年（似乎是一九七五年），颜明圣竞选立法委员，高忠坚突然跑到颜的竞选办事处认老同学，并毛遂自荐要为颜助选。没多少天，颜明圣被捕，家中被搜到了高忠坚由美国带回的“台独”文件；接着，高忠坚也跟着下狱了。

高忠坚之所以被人目为不像个牧师，不但因为他是国民党和台独两边的小蝙蝠，也因为他喜欢说人之短，道己之长。首先遭殃的是与他同囚一室的邓子仲、倪文举及那位庄师爷。当高忠坚来到火烧岛的第二天，就逢人“揭发”耻笑他们三位，都没有大学毕业的资格。至于他的另一室友，那个一无可取的大骗子苏志诚，本就是个该受鄙视耻笑的货色，高忠坚反而不置一词，实在是件怪事（苏志诚“事略”见后）。最不该的是与他高忠坚同属“台独”案的难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高忠坚嘴里的“坏人”，包括颜明圣、杨金海（这两人实在可说是他高忠坚的间接同案难友，只差不同在一份起诉书内而已），以及黄纪男，钟谦顺这些“台独”元老级人物，无一幸免。因而，当王幸男尚未发觉高忠坚上书王昇上将表示效忠之前，颜明圣、杨金海就与高忠坚形同仇敌，绝不交谈了。

高忠坚最不应该的是，当后来蒋海溶被阮成章调查局借提到台北景美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加以谋害之后，他上书张宝树、王昇的秘密，只剩下我李世杰一人最清楚知道其内容。其后，我搬到第四区，高忠坚改囚第二区，我与他之间不但从无龃龉，可以说，我还是有德于他的，纵不说是恩是惠，我至少是徇其所恳而为他修改“上张宝树书”的。不料，他为了表示“清白”，为了表示他与“国特”划清界限，竟然到处对人宣传说：“李世杰是调查局的人，一定是替监牢打小报告的，所以我就不跟他来往。”不料他这话引起了一位台东县籍难友黄宗礼的不满，黄宗礼是余登发案内的难友，也是为调查局线民吴泰安所咬噬而株连入狱的，平日与我交谈很多，相知也很深，这位黄宗礼老弟，秉性耿直，线条粗糙，他就质问他高忠坚道：“李世杰是不是得罪你什么事了？为何你这样攻击他。譬如我，我在他李先生面前，常常谈话‘干’它国民党，‘干’它蒋家的人，我就从来没有被他李先生打过小报告。——假使被他打过这类小报告，那些政战室的人还不找我去算账吗？特别是我骂蒋经国是猪仔子，监狱是最痛恨这种话的。然而，直到现在，不但我自己，也没有别人发现被他李先生打了小报告，难道他报告过你什么事了？”高忠坚因此语塞。

当黄宗礼把他跟高忠坚这段对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并不因为恼怒就揭发他“上书张宝树”的秘密以泄忿，只是笑笑地谢谢黄宗礼，我说：“宗礼啊！你听听，他高忠坚这副德性，像个牧师吗？像个政治犯吗？像个人吗？”

今天，我敢在此公开声明：高忠坚“上书张宝树”，说他甘愿继续为国民党立功，以提供在日本及美国的“附匪”及“台独”分子名单，这项秘密，我是在写到这一节时，才首次把它揭露出来的，在监狱里，我连这种话都懒得说！

第二十二节 王幸男、英雄人物？苏志诚、谎言几吨！

王幸男可以说是一个极端台独主义者，他的逻辑是：国民党来自外省，所以，国民党就是外省人，外省人就是国民党；台湾是被“你们外省人搞得一塌糊涂的”。为了他这样说，有一天，萧振文跟他变了脸，当面斥责他这话侮辱了所有外省人，而且他也显然昧于有比台湾人更多的外省人在这座黑监狱里的事实。

当王幸男刚进了第六房，午饭之前，牢房的门还紧锁着，对我和蒋海溶、陈翼演等尚无异样。不料，午饭后，牢房的门开了，他走出房外一趟，立刻中了毒。首先是“成大共产党”案的吴荣元，及“台独”案的黄坤能等，告诉他：“你第六房那个蒋海溶和李世杰，是调查局的处长副处长，是专门打小报告的人，你得当心。”因而，他一回房，就从脸上看出他态度有变。对于这种诬蔑，我在警总军法看守所九年，只有两个人如此造我的谣，一是那个两条腿两只胳臂及身前背后满满纹身刺着深蓝色龙虎的下级流氓兼无赖简龙飞，另一是那个与简龙飞同样冒充台湾大学法律系一九五四年毕业底姓刘的，他们广为宣传说：那时带着死刑犯脚镣的李世杰，是军法处“磐石计划”的组织成员，是负有镇压人犯暴动重大使命的勇将。那个姓刘的而且判定我李世杰是“两头吃”的匪谍兼国谍，也就是说，他姓刘的“确知”我是既“吃”国民党，又“吃”共产党的蝙蝠，俨然他刘“法学士”是在国民党及共产党两头通管特务，因而断然对人宣布我犯了“两头吃”罪行一般。他判我李世杰的罪名，比调查局及警备总部判的重得多了。可惜的是，这个台湾大学“法学士”智商，实在比那个简“法学士”龙飞更糟糕，因为，他的情报来源就来自他的简“学长”，却缺乏能力判断这项情报的真假，而竟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其“同系同届学兄”简龙飞的洗脑，对我这个“磐石计划”成员的身分，深信不疑，而且更加广为传播。可惜的是，简龙飞还有一个信徒（刘“法学士”），而姓刘的则连半个信徒也没有。

我抵达火烧岛的第二天，刘天照难友就告诉我，吴荣元看见我和蒋海溶来到了，雀跃地对外役伙伴说：“有两个调查局的人也送来了，好了，这下子让我来整他！”我一笑置之，老实说，心里倒也想看看他用什么方法来“整”蒋海溶与我。但是，后来倒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整”人的表现。如今，王幸男——一个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来到了，吴荣元果然向他宣传起我与蒋是“专门打小报告的人”了。

蒋海溶与我李世杰，是有“贼底”的人，有特务的“前科”，这一点我们从不否认。事实上不但用不着否认，也否认不了。例如有一个国防部情报局宪兵中尉情报官程志飞者，他入狱后，矢口否认是情报局特务，结果还不是暴露出“贼底”来的（程志飞的故事，后面将另有记述）！然而，说是当年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干情报，终于干到进入叛乱监狱中来当匪谍、来接受两度死刑判决及以无期徒刑定谳的人，还会在黑牢里替一个上校监狱长或一个下士班长做情报，那恐怕只有用脚底皮思想的人，才能得出如此“必然”的结论。

对于这种谣言，我向来是不去“辟”它的，我深知愈“辟”愈“谣”，愈描愈黑，不如让它去“止于智者”之为愈。对王幸男，我（与蒋海溶）仍然若无其事地和他和平共处，当牢房的门紧闭，而王有什么问题须得立刻了解，不能等待开门后再去询问别人时，他找我或蒋海溶，我们也都诚意地告诉他。那时，他常常苦于没有书好看，由于他自称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我就拿了一本高曼夫人编著的《荒漠甘泉》教会译中文本借给他（不是蒋介石命令王家棫译的那一本）。王幸男不但看了，还在“自省自勉录”上写了我借这本书给他阅读后的感想。不料他这一写，竟引来了那位政战官刘德裕，他跑来告诉我：“介绍王幸男看《荒漠甘泉》很好。”他大概以为我借给王幸男的，是王家棫的译本，而那译本曾是蒋介石通令国军官兵都要阅读的。这岂不变成我在替它国民党洗王幸男的脑袋吗？我心里叫苦道：“上帝啊！我可没有这个意思！（王家棫译的《荒漠甘泉》并非不好，但因其中插有蒋介石几篇以反共为主题的讲道词，政治色彩太浓烈，入狱后的我就厌恶它了。）

偏偏是，刘德裕对我说了这句话，“李世杰打小报告”的“学说”，好像就得到更进一步证实一般。当时，信奉此一“学说”的，实仅限于少数几位“台独”案的难友，即使是黄纪男、钟谦顺、洪维和、林见中、陈深景等等“台独”前辈及晚辈，都不相信此说。至于因共产党案子而入狱已二三十年的老难友（绝大多数是台湾省籍人士），不但没人相信这项谣言，他们从未因我与蒋海溶曾是老国特，曾是他们的“敌人”，就在狱中歧视仇视我们。最显著的如像王如山、王德胜、王为清、李国民、李振山、陈水泉、谢秋霖、徐文赞、王金辉……等台籍难友，都是一九五〇或五一年入狱的，他们对我和蒋海溶（以及其他外省籍难友）不但没有猜疑敌对的心态，也没有省籍的畛域之见。其中，王如山、王德胜、王为清三位与我同区囚禁时间最久，交情且很深厚。王如山跟我而且是互相说笑话占便宜取笑的朋友。即使是“成大共产党”案，除了蔡俊军，吴荣元两人以外，从景美到火烧岛，我先后与邓伯宸、沈宁怡、吴锦江、钟俊隆、林守一、张星戈等相处，也未见任何人对我这老国特存有“戒心”的。事实上，也无人发现有谁被我或蒋海溶“打小报告”的。此所以当高忠坚以怨报德，造我谣言的时候，黄宗礼不禁愤然反诘得他高“牧师”哑口无言的原因也。

火烧岛政治犯中，有人想法也很可怕，例如陈石奇，人人皆知他是调查局第四处处长范子文夫妇的替死鬼，却因为他先是范的朋友，就认定他也是国特，也是“专打小报告”的人。

王幸男并没有像王如山以至于黄宗礼等难友的智慧，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的。

当时，第三房的罗庸老兄，由于同是国民党三四十年党龄的“匪谍”，他与蒋海溶与我就比较常常聚谈，因而也被列为监狱的小特务。罗是中央军校出身，在湖北以保安旅参谋主任兼县长身分，迭经与中共军队血战过，在狱中又常常夸称当年驰骋疆场的英勇事，藉以反衬国民党将他逮捕入狱，再拷问成共产党的“德政”，不料这些话也成为他是“打小报告的人”的证据了。事实上，火烧岛政治犯中，的确有人以打小报告见长的，但都不是我们这班老国特。譬如：我初到火烧岛不久，听钟谦顺说：“监狱犯人，也有什么‘红台独’，‘白台独’（注）之分，不知是谁去报告了，政战主任上课时竟然拿出来谈论。”是谁去报告的呢？“红台独”难友们指证历历，诉说他们都受“白台独”排斥了。听了实亦令人心惊。换言之，狱中的确有人以为打小报告效忠狱卒会有好处，但我们这批老国特，至少不会愚蠢到此地步的！

罗庸老兄是位心直口快的人，说话口没遮拦，是事实。党王幸男解送到火烧岛后没几天，他罗老兄在第三房，就对同室难友说：“王幸男幸而是在今天，要是早几年，干下这个案子，早就被枪决了！”这当然不是咒骂王幸男本人，而是说，国民党的“惩治叛乱”，也早晚时价不同的。稍早几年，不用炸弹、暴力、没有实际行动的“叛乱犯”，单凭几句牢骚话（偶语），或是几张传单，就被枪毙夺命的，比比皆是。甚至什么“乱”也未“叛”便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更是不知凡几！（他罗庸老兄，以及蒋海溶与我在下李世杰，便都当过带脚镣的“死刑犯”）。王幸男的案子，假使不是碰上“卡特时代”，且又闹得中外舆论热腾腾地争相报导，则他既已落入国民党之手，岂能幸免？

不过，罗庸老兄这句话，就王幸男听来，自然是刺耳而又扎心；而与罗庸同室的杨金海，自亦当然会去告诉王幸男的。谁知，王幸男竟把这笔账很技巧地记在蒋海溶和我李世杰头上，他分别请蒋和我劝告罗庸，莫再讲这类伤害他（王）的话，还说：“现在，我（王）脾气好得多了，要是从前，就……”

我婉却了这项请托，我不愿意充当这项传话人，让他王幸男确认李、罗、蒋“果然是一伙的”。我说：“不，我不去说。倒好像我有权干涉他讲话似的。”

王幸男问道：“你和蒋先生（海溶）及罗庸，不是有事情都互相商量的吗？”

我立刻沉下脸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常常交谈，是事实；但并不谈这种是是非非的话。有什么事，值得我们三人事事商量而行的？有了你这句话，我更不能替你去说！”

蒋海溶倒是答应王幸男了，但他只婉转告诉罗庸：“在牢房里面讲话，要防备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被人转述出去，发生误会。”并未提及王幸男的名字和他的言语。倒是我，我先对罗庸说，王幸男托我来说什么话，我推却掉了，因为不愿被他认定我们是到监狱中“合伙打小报告”的人！然后，我婉告罗庸：“有关谈论王幸男的事，虽无恶意，也容易引起误会。何况你房中还有其他台独案的人，难免不传出去。”罗庸才把蒋海溶的话复述给我听。

亦即因此，我到九月间，就商得十二房陈石奇、梁楚铿同意，要矮子谢鸿让我搬过去。我这一着，是为图个耳根清净；也是想让他王幸男明白：假使我李世杰真的像他所听信的，是那种以“替监狱牢头禁子当线民的职志”的没出息低级特务，我就应该硬着头皮留在第六房，才方便于搜集他王幸男的“小报告材料”。我不晓得他王幸男是不是懂得如此想呢？

对于王幸男初到火烧岛时所表现的焦躁、猜忌、易怒，而且动辄喜欢对难友用武动粗的行为或恐吓，我也有我的看法。猜忌、多疑，不肯用点思想判断问题，虽是他的个性，而他囚禁在保安处时所受的处遇，以及他到火烧岛以后所受的蛊惑，也都不无关系。王幸男说：“我（王）搭乘的是由香港直飞日本的国泰班机，没想到要在桃园机场过境降落。当飞机停妥时，航空公司的人员上来说：

“这飞机要检查一下，请旅客到过境室稍等。”我心里就有一点不安的预感。等到我一下飞机的梯子，立刻被几个便衣汉子紧紧抓住，挟持着奔向一部汽车，很快地就开走了。到了保安处，我被带了械具讯问，有一天，试用滚烫的开水猛灌喉咙，想藉此自杀，没料到自杀不成，倒烫成了重伤，不能饮食。他们把我送到三军总医院去救治。你看，我喉咙开刀的疤痕还在这里。

“在三军总医院那段时间，他们把我的衣服全部脱光，两手两脚都用镣铐扣在病床的四角，然后用一条白被单遮盖着身子。饮食都由开刀处以橡皮管输灌，大小便则全靠护士帮忙。这段时间，我过得十分痛苦。……”

就是那一段医疗期中的景况，造成他王幸男更偏激的反抗意识，和更狭隘的偏见，加上被目为“英雄人物”所产生的傲慢。他说：“保安处显然不只怕我脱逃，也怕有人攻入病房把我劫走。所以，病房四周戒备森严还不算，人在重伤中，还要那样裸裎加带械具，实在不止令人痛苦，他令人心中滋生恨意与恶感。”

王幸男似乎很感谢三军总医院一位受指定特别照顾他的护士小姐，他不但记住她的芳名，还在移送警总军法处以后，求得监方准许，写了一封信向她致谢；而且得到那位护士小姐一封充满了温馨感性的回信（那当然是经过警总保安处及军法官指导润饰过的作品，不过，依然流露出那位小姐的护士本色）。在火烧岛，王幸男还把那封信拿给我看的。

王幸男刚到火烧岛的头一两年，也委实有些地方足以引人物议的。这大约因为他被捕后那一段苦难遭遇，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火烧岛各“台独”案难友把他捧成“英雄人物”，他也多少有些飘飘然地以“英雄”自视而思有以“立威”。加以身材高瘦，又自称学过拳击；因而他跟难友偶有很小的龃龉，甚至并无口角而只是受挑拨者中伤的误会，他不藉讲理以弄清楚事实的真相，却往往想恃靠膂力，拳头以决定是非。我搬到第十三房之前，他跟蒋海溶、萧振文几次为些芝麻绿豆小事，争得面红耳赤（他与萧振文，就因为面责“台湾都是被‘你们外省人’搞得一塌糊涂”这句话而变脸，跟蒋海溶则只为争看电视节目而恶声相向），但尚无动武的意思。对我，则由于他公然正面表示我与蒋及罗庸“什么事都互相商量”，俨然说我们是一个小组织似地，被我当面反驳后，我就请求搬迁，所以，在第六房，我从未为其他事跟他口头计较的。他被陈南兴追着“讨战”那一次，我心中还暗赞王幸男有忍让的胸怀（他那天的确不想打架的，详第一章第十一节）。不料，当蒋海溶被阮成章调查局借提到台北警总之后，记得是第三天（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事情就出来了。

跟蔡秀章等同一批，第六房来了一个名叫侯德富的，大陆省籍，他跟一个名叫张杰的扒手朋友，因债务纠纷而反目，彼此告到警察派出所去，不知怎的，一告，两人都变成叛乱犯，解送军法判刑了（张杰在台中以扒手为常业，是连判决书也记载的）。这个侯德富，也的确在生活小杰上有许多令人忍受不了的地方，例如吃饭的中途，他咳嗽要吐谈了，就拿起菜肴已经吃光的空菜盆当痰盂，弄得全房的人都恶心放下碗筷，而他姓侯的犹振振有词地自辩。他很多小动作，都类此令人厌恶，也是事实。他自称不是共产党，是来坐冤牢的。但他一进入第六房，连姓名都没问过，就对蒋海溶说：“老先生，您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坐牢，可见您一定是老共产党。那，我们以后一切都听您的喽！”这话无异说蒋海溶入狱是罪有应得，国民党没有冤枉他。因此，侯德富的话，直把蒋海溶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半晌都答不出话来。

蒋海溶离开火烧岛那一天清早，侯德富就借着争论大厨房账目而大吵一场（大厨房每月初要把前一月的收支列账，请各难友过目签名，并提出改善伙食意见。不过，那只是奉行故事，已经没太多的意义了）。不到一个钟头，蒋海溶搬了，走上他死亡的幽谷。

再过三天，清晨“放封”时，侯德富睡着不外出，王幸男是轮值守在监房接水的人，却“放封”去了。本来，碰到这种事，一般难友总是代替轮值的人把水接了，也就没事。但侯德富不这样做，他直睡到“收封”了，犹躺在铺位上，却出声责怪王幸男不负轮值之责，让全房整个上午没水用。假使语气温和一点，也许没事，可能他侯德富也像平时，说话容易刺人耳朵，王幸男一怒，竟然从铺位上扭着侯胸膛的衣服猛力拉起来，立刻赏他两记强猛的拳头，直打得侯德富血流满面，倒于地下——这件事，旁观者都说：侯德富固然是个惹人厌的货色，王幸男也有双重不是；不尽轮值之责，又恃强动粗。有人私下叹息道：倘使当时蒋海溶尚在火烧岛，尚在六房，这件“血案”定是可避免的。

然而，矮子监狱官谢鸿赶来了，立刻叫外役把侯德富抬到医务所去。那个半年多前想邀王幸男打架而又落荒而逃的“反共义士”陈南兴，这时正是扬眉吐气之秋了，他站在六房门外，当着谢鸿面前，议论不休：“唉哟！这里一堆血！唉哟，那一滩血好多啊！”活现出兵法上“贵乎乘时，时不可失也”的气概。

王幸男终被钉了一副脚镣，并且搬到三区去禁闭。他显然耐不下那份独囚的寂寞，就在三区大吼大叫起来。

不凑巧的是，当天上午，王幸男的弟弟远从台北飞到火烧岛探监，牢头们就先接见了他，告诉他：“你哥哥王幸男怎样打人，打得头破血流，所以用械具钉起来了。”又请做弟弟的劝告哥哥，改变那种暴躁的性情。

我们不知王幸男兄弟晤面谈些什么，只晓得他回监房时，从他弟弟送来的水果中，取出几个梨子托班长送给侯德富，以示歉意（足见他也后悔出手动粗的）。但是，侯德富拒绝了。

一九七九年，我迁到十二房已经一年多了，有几次，我牙周病发作，同室杨金海就替我做轮值的工作（贮水，擦拭地板等）。又有几次，杨金海胃出血的病发作（他胃部严重出血时，还得带着手铐步行到火烧岛指挥部医务所去就医）我当然为他做轮值的工作。这原是同室难友不容推辞的义务，连芝麻绿豆大的问题都没有的。不料，有一个情报局低级特务程志飞到我们十二房来聊天，看到了，就跑去告诉台籍难友陈明忠，说我这样做，是要“气死王幸男”（王程那时同住第九号牢房），陈明忠就急急转告王幸男了。于是，王竟带了几位“台独”难友（黄坤能、温连章等）到十二房来兴师问罪，而且摆出“讨战”的架式。当然，如果动起手来，以年龄及健康情况而论，何须劳师动众，半个人就足以击败我这老头子了。这件事搞得杨金海跟陈明忠差一点在“放封”时打起架来，因为杨被王等斥责为“替调查局擦地板”（在火烧岛，这一型的言论也不止“台独”案的人，例如奉化人马名山。蒋介石四十年之侍卫官也，他每日虽不得不擦拭地板，但每月洗涤窗户，他就不肯动手，理由是：“不替国民党洗窗户”）。

我确知王幸男等中毒已深，总认为我李世杰在监狱里，是负有与“台独”人士为敌的使命一般。我也深知人类理智失落的时候，任何辩解都是废话。

我正式告诉监方：我不住在第一监房区，我要求搬到第四区去！我严重警告把这问题搁下不理的大牢头赵文光：“如果你不让我搬迁，一旦我出了事，受了伤或致命，你监狱长要负完全的责任！”我也利用孩子们到火烧岛探监的机会，把这情况泄漏了出去！以逼迫赵文光不敢不思考他忽视政治犯安全的后果。

若论王幸男这个“台独”难友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平情而论。当他对某一个人并无偏见的时候，他有时也满肯帮助人的。譬如我所说的那个一无可取的大骗子苏志诚，就获得王幸男从危急中救了起来。

苏志诚，福建海澄人，他与高志坚等同一批解到火烧岛，听说我是闽南人，就跑来找我搭讪。我问他：“海澄人，姓苏。那海澄一个苏向仁，你可认识？”他先不回答，反问：“您老怎么认识苏向仁的？”我说：“我当厦门《中央日报》总编辑时，苏向仁是经理呀！”苏志诚就说：“苏向仁是我的亲叔叔。”后来，发现他许多话都是滔天谎言，我虽不戳破他，却连他是苏向仁的侄子这话也不敢相信了。

苏志诚令人厌恶的，首先是谎言比大都市的垃圾还多出几十吨。他对自己案情及判罪几年，都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却编说是国民党派他到越南总统阮文绍处，当暗杀越共领袖人物的狙击手。（阮文绍政权真的连狙击手也要向台湾借用吗？）其次，他编说一九四九年冬在台湾，陈诚向军中调了他苏志诚等几个人，充当张群的临时卫士，护卫张群赴重庆，转昆明，想说服卢汉而被扣留，赖他苏志诚一把手枪制服了卢汉，逼迫卢氏把张群送上飞机云云。当时我就暗笑：张群追随蒋介石一辈子，连几名卫士也要陈诚临时从军中抽调几个素无渊源的阿兵哥充数吗？陈诚干到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权倾台海，自己竟然没个亲信的人抽调，而要把张群那么重量级要人的生命，交付在几个跟张群跟陈诚都毫无关系的阿兵哥吗？万一这些卫士中有人变成刺客，他陈诚怎么对蒋介石挑起这责任呢？

苏志诚更荒唐的神话，是编造他受张群派遣，率领几个人到厦门刺探共产党的机密，返回金门时和金防部卫兵发生火并，死伤多人，他们被扣押后，由张群电令金防部把苏志诚等一干人，送回台湾后释放。（张群是直接派遣小特务进入共区的人吗？苏志诚是张群心目中的适当人选吗？金防部大门外是这样容许几个特务开枪喋血而无事的处所吗？）

但最令难友们厌恶的是：苏志诚说，他（苏）有两个孪生儿子都大学毕业了，一个在开工厂，一个却不学好，当流氓。又说，他的女婿在台东一家戏院当经理。可是，问他：“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哪所大学毕业的？开设什么工厂？女婿何名？在台东哪家戏院当经理？”他又一句也答不出来，只顾左右而言他。而事实上，他从来不曾接到一封家信，更不曾收到一个邮包或一文钱款项。——当他尚未做此谎言之前，有几位难友还偶尔送他一点现金（点券）或一些日用品的（我是送得最频繁的一人，因为他自称是苏向仁的侄子，等于是我的晚辈，我当时还相信苏志诚其说的）。及至他这些牛皮吹得久了，就几乎断绝了一切来自难友的接济。

最后，苏志诚只好央托我替他写一封信给一位名叫周应声的人。周早年是厦门市政府民政科长，是市长黄天爵的亲信。黄于一九四八年到南京，任职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直到国民党逃到台湾还续任的。周来台后就到侨委会当秘书，专门委员。黄周都是我从一九四二年在永安，就十分熟识的老友。苏志诚说：黄天爵当厦门市长时，他（苏）是黄的卫士（护兵）。这可就胡说，终黄天爵市长任内，他的护兵就是一个姓黄的（名已忘），不论是我到市长公馆，或黄天爵到我家，到其他地方吃饭，穿着军装佩着驳壳枪的，时时紧跟着市长，就只有那个姓黄的。而且，依苏志诚的说法，一九四八年黄天爵卸任市长时，他（苏）不过十七八岁，当什么护兵呢？可是，当我这样指出时，苏志诚仍矢口坚称他是黄天爵的护兵，我明知其谬，也不说了。

苏志诚要我替他写封信给周应声，请周向“老长官黄天爵先生”代诉苦情，寄点钱到火烧岛来。我笑着说：“信，我替你写了；但是，我先断言，周应声绝不会置理的。因为他比我更清楚，黄天爵当市长时的护兵不是你！”信也寄出去了，果然像石沉大海一样，毫无回响。

苏志诚每星期两次都登记请医官看病，每次都说是头痛。那个不像医官的医官，从阿司匹灵到各种止痛药都开遍了，都药石罔效（但从不曾替他测计过血压）。有一天，他和包括王幸男的一批难友，自愿地到礼堂附近做公差，清除杂草，冲洗水沟。苏志诚一不小心，滑了一跤，四脚朝天倒地了，就爬不起来（原来，他中风了）！这时，四周的人面面相睹，动也不动，只有王幸男，他立刻扶起苏志诚，把那七十几公斤的汉子扛在背上，扛到医务所去。类似的好事，王幸男有气力、也肯热心助人，这是不应该给抹杀掉的。

但是，苏志诚自此变成半身不遂，监方也曾一度把他送到台东那座八二三医院去，不到三个月，医院说他“只是”轻微中风，不需住院，就下令逐客；监狱把他押返火烧岛，囚在病房里。他每天拄着一根像拐杖那么粗细的树枝，衣服褴褛破旧，真像拿着打狗棒的叫化子一样，拐着瘫痪者歪斜半边的步伐，一蹶一蹶地、踉跄蹒跚地，在“放封”场的一角，独自踽踽而行。状甚可怜，但没有一位难友愿意在物质上再给帮忙。我看了不忍，才托厨房伙委捎了些“点券”过去，他也托那伙委带来一句“万分感激”的话，为什么大家都不理他了呢？因为他在病房里，还对病友们时时夸耀有个当工厂老板的儿子，以及一个做戏院经理的女婿。

在未罹患中风之前，苏志诚也是一个喜欢以好勇狠斗威吓难友的角色。不过，由于他自承他的亲叔父苏向仁是我的低层次同事，又听我谈到他们海澄县CC系（中统）及三青团系（军统）的人物，如数家珍一般，都是我极其熟稔的友人或怨敌；加以我曾多次赠他财物，他对我虽也不改其胡吹瞎夸的老毛病，却是凡遇到他想跟别人比武斗狠时，只要我喝责一句，他便不敢哼气。有一次，他要看病，因为登记证末尾多了一个名字，苏志诚登记在前，就被视同未登记。负责递送病历给医官的外役刘天照好心地对医官说：“这个苏志诚没有登记，请医官先替他看。”苏志诚误听为“请医官不要给他看”，当场吵了起来。过后又扬言要找刘天照打架。我听了，当面严斥他的不是，他才道歉息事。

就是这样一个苏志诚，他在第十四房。而十四房的难友（庄青萍、邓子仲、倪文举）都被高忠坚“牧师”攻击得体无完肤，只有苏志诚，高忠坚从来没有一言半语伤害及他。我起初觉得很纳闷，后来一想，恍然明白：

大约因为苏志诚是特别不讲道理而讲打斗之人的缘故。

（注）：“红台独”指“台共”；“白台独”指不属共党的“台独”，是这两类政治犯难友自己起的“对等”名称。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全世界都震动了（龚德柏）

——中日战争史第三十二章欧洲战局述略

一 德军攻苏失败

根据德国的宣传，如能将国境集结的一百数十师苏军击破以后，即如入无人之境，苏俄问题可能在三个月内解决。

德军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如潮水般涌进苏境，但是遭遇了强烈抵抗，尤其后方的游击战，使德国的军事行动受了重大的挫折，未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

在对苏作战上，德国军人与希特勒间发生战略上的歧见，总司令布劳赫齐主张调隆特许铁特进攻乌克兰的部队，协助中央保库部队，击灭莫斯科附近的苏俄总预备队，再破灭其野战军。可是希特勒因政治上的观点，却坚持进攻乌克兰，遂把布劳赫齐免职，自己掌握指挥大权，哈尔达将军仍任参谋总长。一九四一年雨季甚长，乌克兰的攻击无进展。

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冬天，是数十年所仅见的严寒，而对冬天未有充分准备的德军，遭遇到空前的苦难，受了惨重的打击，经过冬季作战训练的俄军，对德军反攻及后防游击战，使其牺牲很大。一九四一年对苏战争之停顿，显示着德军在东部战线的失败，遂招致战败的运命。

对苏战争遭受失败后，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大力劝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希望日军也对苏俄采取军事行动，并且说这是除去苏俄在东亚方面威胁的好时机，日军阀至此对德军力量之信仰似有动摇，但是日军阀因为南进为既定的方针，除北方派外，大部分对德国之引诱都表示冷淡，所以日本于一九四一年末反而进攻珍珠港。德国希望日军攻击新加坡，否则就攻击苏俄；进攻美国是德国最不赞成的。

一九四二年是德国对苏战争决定胜败的一年，也是轴心国存亡的一年。

德国参谋本部在哈尔达将军战略下，并未改变对苏作战的计划。他们拟先击破敌人的野战军，政治的目的自然可以达成。所以一九四二年，德军倾全力冲向莫斯科，切断苏俄南北交通，再进攻苏俄的主力。军人认为依照该计划进行以后，再扫荡其他各地，也不会有困难。

军人的见解以为作战的目标是破坏敌人的野战军，这是毛奇将军的兵法；然而相反的，希特勒的见解是：今日的统帅，不是单纯在军事方面，而政治经济上也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关于对苏作战，他完全在政治上的观点，认为大军南侵进攻高加索，将石油地带控制在手，可以断绝英美由波斯湾对苏的援助，使德国的势力伸展到中央亚细亚，再与印度洋方面的日军遥遥相对，取得联系。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后，仍与陆军一再电令在柏林的野村武官，敦劝希特勒调德军进攻高加索。于一九四〇年西欧战争得到自信的希特勒，这次又推翻了参谋总部的计划，固执己见将哈尔达免职，强制下令进攻乌克兰。

德国除义军外，还调用罗马尼亚及西班牙之军队，侵入乌克兰，从敖得萨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再逼进高加索。在一九四二年战争并未分胜败，一九四二年末，德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战，企图遮断苏俄的南北战场，战况激烈，但终未成功。德国当时肩负着两面作战，而国内动员力逐渐减低，随着占领地区的扩大和拥有最大动员力的苏俄相比，在数量上更属于劣势。

这时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北方地区，集中兵力开始大规模反攻。首先完成对意大利军及罗马尼亚军的正面突破作战，遂将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包围歼灭，再将乌克兰地区的德军切成数段，致陷于混乱。

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正式发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正式停止抵抗，德军遭受莫大损失后，不得不开始总退却。

一九四三年初期，东西两地的轴心国战势都已恶化到不能恢复的程度。

在西部战场曾获最大成功的希特勒战术，但在东部战场竟完全失败了，究其原因是由于敌人的素质不同，他排斥了军人的意见，过于注重政治考虑的高加索战，遂变成对俄战败的导因。

自从军人强硬的反对，两次都被希特勒拒绝，结果对俄战争都遭失败以后，军人对党部及希特勒的反感逐渐加深。原来德国陆军传统上对俄帝抱好感的人甚多，斯大林格勒的失败遂造成东部军队崩溃的动机，军队首脑已经不属于希特勒和纳粹，反而成了反抗希特勒和纳粹的人，对希特勒的反抗计划或暗杀阴谋层出不穷，甚而愿意向俄军投降。在东部战线上，无论将军或士兵对战争都表示厌恶。

东部战线上精神的崩溃，立刻传播到西部战线，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英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军队的统制力在西部也完全丧失了。

二 英美苏第二战场之争

多数国家的战争决定胜败的主要关键，在友方国家是否能团结作战的统一指挥，因为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力量都要依靠彼此合作、互相信赖，罗斯福与丘吉尔两人的指导合作，是第二次大战决定胜败的基本要素。在他们指导下，集中英美两国物质及精神的全部力量挽救危机，共同获取胜利，确是贤明的措施。相反的，轴心国自始在精神上及政治上就未团结在一起，物质力更毫无把握，在相隔很远的分散战场上各自应战，这是战败的最大原因。独裁者的战争在指导上就有错误。

英美两国从开战到一九四二年末两年半期间，他们不断遭遇到危机，尤以一九四〇年法国战败后为最。换句话说，第二次大战的前半，根据一定的计划实行突击，在这一段时期内，轴心国较占优势，英美两国在危急时坚忍克复困难，等到完全准备以后，才积极的采取攻势。

德苏开战后，英国立刻参加与苏俄同盟的关系，完全包围德国的作战，珍珠港的进攻，使美国得以正式参加战争，双方很明显的划分为敌友两个阵营。第二次大战在大西洋及太平洋、欧洲及东亚两地激烈的展开，当然美国费苦心的是，怎样力谋与苏俄的协力关系。

为援助苏俄巩固包围德国的战线，丘吉尔与艾登两人所做的努力最大。六月二十二日，德苏开战后，罗斯福也立刻声明对苏援助的方针。七月十二日，英苏间的互助条约及单独下讲和的协议也签定了。针对美德军压倒的攻势，苏军竟能反攻，英美及各友邦都预测，利用苏俄陆军攻破德军是战争的捷径，各国相继争着与俄恢复国交或新成立友好关系，缔结通商协议；而过去各国的共产党都指摘战争是帝国主义间的事，加以反抗。自德苏开战以来，他们都完全改变过去的态度，成了共同战争的急先锋，同时各国内部的左派，也都一致支持加强势力，美国共产党从内部也鼓励政府，政府也完全利用这种空军而作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英美首脑部已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协商欧亚两面作战的政策，更成立了包括有苏俄的二十六国反轴心同盟，对苏俄的关系，美国所负任务较为重要。十二月二十八日，英外相艾登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商决对德作战。于是美英加等国对苏俄的物资援助协定，相继签署；嗣后经波斯湾、穆尔曼斯克及海参崴各地输往苏俄的美国武器及军资物品数量颇大，如此更加强了苏俄的战力，而英美苏三国的联盟也日渐巩固。

德苏战争开始时，德国的强大陆军继续东进，对英美战争方面而言是占着有利的地位，但当时苏俄形势相当紧急。一九四二年五月，英美与苏俄之间在作战上发生一重大问题，这就是以直接攻击德国为目的的所谓“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本来苏俄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与英美两国是极端不同的国家，在德苏开战前，与英美并无特殊的联系，对德国始终采取自私的独自立场。由于德国的进攻，苏俄才与英美站在共同的立场。当然这种与英美关系，也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有别，苏俄的目标无论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都在想把全世界变为苏俄的附庸。为之，这个目的对共产祖国苏俄的防卫是必须的，当然他的战胜更为重要，所以他们最高度的利用英美力量是不足为奇的事。以赤化全世界为目标的苏俄，偶然因对德战争的关系，竟与世界民主化的英美发生了直的接触，以后双方的谈判在外交史上也是空前的。

一九四一年对苏战争，德国虽然并不胜利，但到一九四二年，德军重整阵容，如浪涛般侵入乌克兰，更迫近高加索。在北非方面，隆美尔军援意大利，攻到了尼罗河。在东方的日本，一九四二年前半进展甚速，表面上德义日的轴心共同作战即将成功。一九四一年后半和一九四二年前半，是英美联合阵线遭遇到一九四〇年以来最大的危机，苏俄政府于一九四一年迁移库比辙夫。

苏俄政府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急派莫洛托夫往华盛顿提出作战上重要的要求，要求英美为之牵制德国，在苏俄战线的四十师大军必须在法国北部登陆，如果在本年（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前，不能开辟第二战场，苏军也许不能再作战。在英美各国的共产党也一齐开始积极宣传，主张即刻开辟第二战场。

罗斯福答应了莫洛托夫的要求，希望他归途在伦敦再与英国政府协商，罗斯福并将该答覆的内容及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的经过予以公布，当时罗斯福感到如能将苏俄拉住，对于胜败极为重要，所以对苏俄的评价很高，至于对莫洛托夫的要求虽有充分时间与英国政府商洽，也就毫不踌躇的含糊答应了。

莫洛托夫到英伦时备受欢迎，也得到各种援助的口头答应。关于第二战场开辟的时机，英国只表示尽可能迅速实行，但并未给任何决定性的诺言，因为在法国北部实行大规模的登陆战是英国生死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必须做完全的准备。丘吉尔对罗斯福给莫洛托夫肯定的答复颇感惶惑，他们希望美国一俟准备完成，即将军队做有效的使用，开始正面进攻德国。故在作战方面，英国和美国的立场不同，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是如此。

罗斯福既与莫洛托夫约定，所以美国的作战计划已经决定了。这计划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前，由法国北部向德国开始大规模进攻，一决雌雄。因此须与英国研商具体的方策，于是罗斯福派参谋总长马绍尔洛军军令部长金氏为代表，和总统私人代表贺浦金斯等赴英。

在伦敦的英美最高统帅会议席上，两国代表意见相当冲突，不过这次的会议较任何一次的会议都重要。

英国方面以丘吉尔为首，对于在本年中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坚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法国北部是德国防御最坚强的地区，若果没充分的准备即行登陆，万一失败，也许可能影响整个战局的成败，所以英国主张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冒险，必须展期到绝对有把握时再实行。英国更坚决主张英美的武力先行集中地中海方面，可立刻击破轴心中最软弱的意大利。然苏俄的立场与此完全相反，他且希望尽可能减少本国的损失。

美国也主张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符苏俄的要求，立刻东西相呼应进攻轴心国的核心德国，直捣希特勒的根据地，一决胜败；并且表示像地中海作战等，英帝国的战争可以展期实行，设使英国绝对反对的话，那么美国只有将主力调往太平洋方面与日本战斗。这次讨论英美军事专家双方展开相当激烈的争辩，而且也未有如此对立过。在这次的辩论中包括种种重要的问题，例如：第一，欧战是与太平洋战争同时并行呢？或欧战第一的问题？第二，直接先攻敌人的主力德国呢？还是先攻最脆弱的意大利，使它先离开战线呢？而英国所坚持的作战主张是：欧战第一应先在地中海展开主力战，击破意大利，其次再包围德国，日本作战须延缓到最后实行。

美国因为对苏的关系，不能反对欧洲第一主义，罗斯福曾发挥最大的政治力量，由华盛顿电令美国代表团顾全大局，可照英国的意见实行，同时罗氏并命令作战部门，于本年内美军与德军之间必须直接接触，于是英美首脑部决定采取共同的北非登陆战，在英国训练的艾森豪部下的美军，大部分输送非洲，与由美国调来的派遣军会合，进攻突尼斯，时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英伦的英美会议压倒了太平洋派的主张，采取了欧洲第一主义的决定，对于开辟第二战场决定展期，因此英美与苏俄的关系忽转恶化，斯大林竟公开骂丘吉尔。

四 意大利投降

美军集中非洲的计划颇有进展，其主力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登陆法领摩洛哥，依照罗斯福的命令，本年在北非与德国直接作战。

最初大规模出现在战场上的新锐美军部队和英军，共同追击北非的德军，攻入突尼斯，完成了北非扫荡战，罗斯福与丘吉尔立刻召集两国军事专家，在卡萨布兰加（一九四二年一月）召开第四次英美首脑部会议，确认欧战第一主义，协商地中海方面的作战计划，英美的作战改取攻势。

一九四三年五月，英美首脑又在华盛顿召开第五次会议，继续讨论北非作战终了后对义作战计划。这时在东欧的德苏战场，苏军已开始大规模反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早已于二月初停止抵抗，苏军在乌克兰地方也展开进击战；而在太平洋方面，日本已由瓜达康纳尔撤退，轴心国的战势在东西两面都转入败境。

意大利本土作战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开始，首先实行在西西里岛登陆，又开始在义大利本岛作战，吉拉齐尼的陆军被英军击破。一九四三年前半期，英美空军将意大利各城市陆续轰炸，意大利的民心已经脱离墨索里尼政府，王室、政治家及军人也先后背叛墨索里尼，结果前参谋总长巴多格里奥将军将墨氏监禁，解散法西斯党，拥护王室，成立新政府（一九四三年七月），即进行与英美讲和，派人到西班牙与英人接洽。一九四三年八月，巴多格里奥义政府遂决定无条件投降，于九月三日正式签署投降协定，随即参加英美阵线，向德国、日本宣战（九月九日）。

九月十二日，墨索里尼曾被希特勒派遣的空军，从监禁他的深山中救出来，主持在北部意大利的法西斯共和政府，但是随德军的败退，他也跟着没落，后被共产党乱军惨杀（一九四五年四月）。墨索里尼爱婿过去曾活跃一时的齐亚诺外交部长，因为参加颠覆墨索里尼的阴谋，被墨索里尼处以死刑。像他这样的人竟成了反抗墨索里尼的急先锋，这确是败战时常有的悲剧，如墨索里尼者真可称为“众叛亲离”了。

英美进行在北非及意大利作战期间，苏俄曾不断向英美恫吓，要求开辟第二战场，而美国军事首脑及政府当局为使苏俄继续作战，必须另采适当的对策，最后决定暂时适用租借法案，迅速向俄供给各种军用物资，这样苏俄除了开辟第二战场的有望外，已经完全达到。一九四二年八月，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哈里曼两人，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尽力设法解除与苏俄间不愉快的分歧，因为英美认为战胜日德必须借重苏俄的力量，所以对苏俄的要求也给予最大限度的允诺，可是苏俄通过罗斯福的代表贺浦金斯及哈里曼两人，窥破英美这种态度，又提出很多更苛刻的大规模要求。此外，苏俄因对德已占优势，更动员美国内部同情苏俄的人及世界各地的共产组织，间接呼吁以便达成这目的。

英美战争的态势，自意大利投降后好转，也因这样才挽救与苏俄间的分歧，丘吉尔领导的英国稳健作战陆续收效，把握住轴心国的弱点，先将意大利击败，而达第一个目的，地中海又化为英国的内海，大英帝国的联络线也被确保，从此英美联合全部兵力集中欧洲大陆，再开始进攻德国。

五 魁北克会议

地中海战争结束后，下一步骤是直接进攻德国，因此才考虑到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也可以满足苏俄的要求。为协商英美苏对德共同作战，英美预定一九四三年夏季在魁北克召开会议，并将此事通知苏俄，但苏俄拒绝参加会议（八月二十日），所以魁北克会议以罗邱两人为主，英美首脑部均参加。

魁北克会议时才正式获致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并指定一九四四年夏季进行。对莫洛托夫约定的第二战场迟了两年，英美才完成准备，丘吉尔认为击败德国的最后时机到来了。

关于对德决战，英美间的意见并未完全一致，丘吉尔置重点于地中海及巴尔干方面，而美国却考虑与苏俄的关系，积极的想在法国北部实现第二战场。丘吉尔重视地中海战争的理由，不但是尽可能使英军牺牲减少，收最大的效果，而且想控制巴尔干做为战后对抗苏俄的棋子，这是根据英国传统的政策，无论在任何场合，英国与殖民地间要相互联系，必须保持安全与便利，这个英国式的作战，与美国以世界政策为基础的作战，当然是依照不同的计划而进行，最后英美达成的妥协点是一面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实现最大的目标；另一方面使巴尔干的作战获得更大的效果。

英国的帝国政策因此与美国的世界政策相配合，从丘吉尔的保守主义，发展到艾德礼的自由主义，战后英帝国政策仍是在美世界政策的轮廓之内，才获得很大的成功。从开辟第二战场，英美意见的协调，可证实一切；领导英国获得胜利的丘吉尔，自然的又与罗斯福所希望美国领导世界的计划相配合。

在魁北克会议中，英美决定调派主力进攻德国，这和过去欧洲第一主义的作战并无差异。这次会议除去讨论战后处理轴心各国问题外，双方首脑又交换关于战后国际机构的意见。总之，魁北克会议在战胜的前提下，协商今后作战及政策的全部问题。

开辟第二战场之决定，应当立即通知苏俄，其他各种问题，美国也早想派人赴俄沟通意见，于是询问苏俄政府可否派赫尔赴莫斯科传达魁北克会议的结果，苏俄表示欢迎，因此英美苏三国间的危机才告解除。当时德苏战场方面，苏军已占决定性的优势，开始第二次的夏季大攻势，波兰共产党解放委员会及自由德国委员会都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也依照美国的要求而解散，苏俄开始积极准备处理战胜收获。北非的戴高乐政府，首先被英美承认为合法的自由法国政府。

赫尔国务卿及艾登外相连袂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底访问莫斯科，立即与莫洛托夫举行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虽然将开辟第二战场处理德国及设立欧洲咨询委员会问题提出讨论，但赫尔最努力完成的，就是成为现在联合国母体的中美英苏四国签署，有关战后国际机构的协约（四国莫斯科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为实现战后美国的世界政策，除英美合作外，苏俄的协力也是不可缺的条件，同时中国已是亚洲的代表者，必须列为大国之一。赫尔在莫斯科时，关于这些问题曾征得斯大林同意，他并力劝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三人有直接谈判的必要，结果，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也获得了默契，然而斯大林对第二战场开辟问题，却表示非常冷淡。

赫尔在莫斯科完成任务，返抵华盛顿，接受国会上下两院空前大欢迎，他并做详细的报告。美国当时一般人，无论第二战场开辟的迟早，他们知道苏俄应允协助似感安心，听此报告后，更为感谢和满意。赫尔的访苏使英美与苏俄的关系已告恢复，决定以英美苏的力量，树立包围德国的共同作战。

六 开罗会议

当时美国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作战，大西洋方面是与英国共同在欧洲大陆作战，但在太平洋是对日本本土的正面作战，却以美国为主力，至于究竟应以欧战为主呢？或以对日战为主呢？关于这问题，美国统帅部首脑间最初也有歧见，美国一般舆论是主张先解决对日战争，但罗斯福却始终支持欧战第一主义派的意见，可是这并不是说将对日战争拖延下去，仅是把战争重点放在欧洲，在此方针之下，仍尽最大的努力继续对日战争而已。

珍珠港被袭后，美国经过一段重建的准备时期，于一九四二年十月，曾在华盛顿召开有关各国的太平洋军事会议。

从此很明显的，美国开始反攻了。在太平洋虽陆续获胜，然而日本陆军在中国占领地区仍拥有强大的兵力，要迫使日本陆军屈服，仍是遥遥无期。所以当时都推测对日的决战，必须展期在击败德国之后才能实行，而且估计需要数年才能完功。因此在此期间内，必须鼓励援助中国，可能的话，将苏俄拉入对日战争，与联合国各国密切联系，有更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中国当时的情况，全国一致抵抗日本，而且背后又有英美各国支持，中国不致停止战争；但为了激励国民政府、安抚中国民心，确有将英美对太平洋战争的态度，明白的公告世界的必要，这不但是对中国，同样的对英美澳各国在共同作战上，也应该如此做。

魁北克会议时已获得基本谅解的英美两国做为展开决定性攻击势的棋子，它们也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罗斯福与丘吉尔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前往开罗，准备在该处与中国蒋主席开会，决定中美英间有关对日作战的最高方针，蒋主席偕同军事首脑人员参加该会议。

开罗会议后，十二月三日中英美三国公布宣言如左：

一、“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的敌人，此项压力已在增长之中。”

二、“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扩充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目标相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以后由于苏俄参加波茨坦宣言，也追认加入开罗宣言。罗斯福、丘吉尔与蒋主席会谈后，离开开罗，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开会。

七 德黑兰会议

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贺浦金斯，于德苏开战后一个月，到莫斯科以后，哈里曼也在同年九月二十六日抵达，根据租借法案无代价的输送十亿美元以上的援助物资给苏俄。贺浦金斯与哈里曼两人都是主张无条件援苏者，而参谋总长马绍尔也是想利用苏俄的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斯福从开罗到德黑兰，应斯大林之邀请，前往苏俄大使馆，即与斯大林、丘吉尔开始会议，罗斯福的态度是为赢得对日德的战争，必须借重苏俄的力量，所以他用尽各种手段，努力使苏俄在战后也能协助美国的世界政策，因此罗斯福对斯大林所提出的要求，都全部无代价的予以允诺，以期获得斯大林的好感，使他不但在战时可以协力，即在战后也能配合美国的世界政策。

这些措施也正中斯大林的下怀，更合他赤化世界的目的。在战时及战后在采取的政策，对罗斯福所提出的大西洋宪章，斯大林表示同意。对于战争一般目的、拥护民主主义事，然后也表示赞成。为达成该目的，在战时或战后国际协助的各种问题都表示反对，罗斯福遂误认苏俄是“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在德黑兰会议后所发表的声明中，也使用这种名词。其实美苏的世界政策根本观念是不同的，无论所谓“和平”、所谓“民主主义”，双方的解释有天渊之别，但是由于罗斯福无国际知识，竟无条件表示了这种态度，致使政府各部门及民间机构，甚而派驻中国或南美的美国人也都信以为真。

德黑兰会议时，苏俄的领袖们对于未来战争的发展，似乎已经获得结论，症结已不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而是如何使德国屈服后有关战后最高阶段的问题，也就是结束战争的问题。苏俄所追求的并不是甚么理想，而是具体的利益，它所想的是如何将共产势力在各地区扩展，也就是在东欧巴尔干及中央亚细亚与远东所面临的势力范围问题。一九四二年五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希望英国同意苏俄在东欧与巴尔干的势力范围，但艾登外相考虑到美国的意图，并未承诺，反而建议缔结英苏同盟条约，苏俄的目的永远是猎获具体的权益，所以斯大林表面上赞成罗斯福所怀抱的世界政策理想，实际上他想努力利用这个而达到自己的目标，爱好和平的两大国领袖思想外表是一致，而实在是水火不兼容的。

在德黑兰会议中，关于对德作战有关的军事及政治方面最重要问题，也曾加以讨论。

八 雅尔塔会议

一九四四年是英美苏联合阵线在战争中最顺利的一年，相反的却是轴心国最忧郁的一年。苏俄在东部战场从南中北三方面，如洪水般的同时涌入德境，当时斯大林宣称：“已有把握把猛兽堵在岩穴之内了。”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军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更以破竹之势越过莱因，侵入德国西部，德国的各种VI秘密武器并未发挥扭转战局的效果。与法国北部战场相呼应，英法军从地中海方面又在法国南部登陆。德军隆德许铁特将军的反攻也未生效，已经丧失了最后胜利的信心；关于统帅问题，希特勒与军人间又发生歧见和摩擦，因此基础尚未坚固的纳粹德国，内部开始动摇，军人中背叛希特勒的人陆续出现，谋刺希特勒的大案公然发生，而使世界震动，于此知德国末日之到来了。

兹将一九四四年初期以来，欧战及其有关的重要事项列举如左：

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七日：列宁格勒解围

四月十日：俄军收复敖得萨

六月五日：德军自罗马撤退

六月六日：英美军登陆诺曼底

六月十五日：美国攻击塞班岛

九月十二—十六日：罗邱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九月十六日：俄军侵入索非亚

十月一日：联军登陆希腊

十月十二日：俄军收复里加

十月九—十八日：丘吉尔艾登斯大林举行莫斯科会议

十月二十日：美军登陆雷伊泰岛

十月二十三日：英美承认戴高乐政府

十一月三日：英美军结束比利时作战

十一月二十日：英美军攻入亚尔萨斯

十二月十六日：德军对英美军开始反攻

一九四五年

一月十七日：俄军占领布达佩斯

二月四—十一日：雅尔塔会议

三月五日：美军攻入科伦

三月二十一日：日本公布硫磺岛陷落

四月二十三日：俄军攻到柏林

四月二十五日：召开旧金山会议，美俄两军在易北河畔多尔高地方会师

罗斯福与丘吉尔各带军政最高幕僚多人为研讨处理有关战争结束的事，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到达俄领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受到斯大林的欢迎，英美两国经过长期间的商洽后，为了迁就不愿出国的斯大林，才在雅尔塔举行这次会议。

在会议时，斯大林的大部分要求都被罗斯福接受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在战后的联合国中也各获得一票的权利，波兰及巴尔干各国问题，原则上也都获致协议。本来英国对波兰及巴尔干各国在欧战开始时，关于领土及独立已经予以保障，因此对这些国家化为俄有，表示不满，以后雅尔塔协议虽然英美与苏俄的解释不同，但在伦敦以波兰农民党为干部的流亡政府，最后仍不得不向苏俄的主张屈膝，于是苏俄将东欧及巴尔干全部控制在自己武力之下，并在各地很顺利的成立了赤色政权。

对德国的作战，苏俄承认以进至易北河为止，赔偿问题也达到初步的谅解。

在雅尔塔会议席上，斯大林同意派莫洛托夫出席旧金山会议，商讨有关联合国组织的未了问题，罗斯福更表示欢迎苏俄参加或协力战后的国际政治。在他的印象中，美国指导的世界政策，在战后定能很顺利的实现，他很高兴地离开雅尔塔。在会时，关于联合国理事会中大国的否决权及纷争，双方的投票权成立妥协。关于后者投票权的问题，苏方表示让步，但对大国的否决权却郑重的坚持。

英美的联系虽战争中仍积极为战后的政策而准备，关于维持国际和平的机构，除政治部门外，更有国际、经济、文化、食粮及劳工等各部门，例如有关货币的不列颠岛德会议（一九四四年七月），及战后保障安全机构，有关敦巴顿橡树会议（同年八月）是其中主要的，其他各种国际会议也在筹备，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旧金山召开会议的宗旨，也就是希望在结束战争以前，由战胜国将这些国际机构达成协议。因此美国为了得到苏俄的全力支持，不惜在雅尔塔会议时，百般的努力，想利用联合国做为战后世界政策的基础。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后已筋疲力竭，几乎成了半病人状态，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旧金山会议之前，忽然死去，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地位，让给了副总统杜鲁门。

罗斯福死后，欧战结束，才从白宫发表关于东亚的英美苏之雅尔塔密约，全世界都震动了。

根据这秘密协定，苏俄恢复日俄战争以前，旧俄罗斯帝国在东北（所谓满洲）之权利，例如旅顺港仍复为苏俄所租用之海军基地，大连港应辟为自由港，苏俄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俄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并将外蒙古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英美需要承认。关于日本方面，英美两国保证将南库页岛及其毗连之千岛归还苏俄。这一文件依照斯大林的请求，除斯大林外并由罗斯福、丘吉尔签名，做为苏俄参加对日作战之代价，英美给苏俄在东亚大陆北部以特权，终于遗祸世界。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中国偏偏要抢俄国的战争来打（龚德柏）

——中日战争史第二十章张鼓峰与诺门罕事件

张鼓峰系靠近朝鲜满洲及俄领沿海省图们江北方间岛地域之山峰，该峰俯瞰由罗津至晖春之铁路线，东方可窥海参崴，远望则为朴塞得湾，东面有一小湖名曰长湖。

自日本占据东北后，对俄积极备战；俄亦不示弱，亦以备战应之。一九三八年夏，俄国在张鼓峰顶上驻兵并筑工事，日本以其据有非常战略价值，主张该峰系在满洲境内，由外交交涉要俄国交予日本，俄人不肯，故日军阀进行武力攻占。据朝鲜军（日人）当局观测：日本若以大军前往攻取，俄国不会以战争来对抗。但日力不够，不能得手。故由陆相板垣与闲院参谋总长要求日皇裁可出兵，日皇知其来意，使侍从武官长告诉他们，若为张鼓峰事件而求见，则可不必，因绝对不会许可也。

经过一小时以上之往返，二人终于得面见日皇，谓张鼓峰系重要战略地点，要求许可出兵攻占，日皇问：外相海相曾同意么？板垣答已获赞成，但日皇知外相海相不赞成，乃以兴奋态度说：“陆军的作法实在可恶，满洲事变之柳条沟、这次事变之卢沟桥，做尽卑劣之事，实实可恶，此次断不可又如此。”并向陆相云：“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亦不可动。”语气非常坚强，致陆相无地自容（《原田文书》七卷五一页）。

因日皇绝对不许可出兵，故日军以现有兵力不能攻占该峰，遂以外交交涉，双方就现地停战。结局：日军撤退，而张鼓峰遂确定为俄领了。

为这件交涉，驻俄日本大使重光葵在莫斯科大丢其脸，俄外长利瓦伊诺夫简直不理会他，对他非常傲慢。在卢沟桥事变前数日，关于乾岳子岛事件，俄国领土被占，船被击沉。但俄国对日唯命是从，把乾岳子岛让予日本。只隔一年而前后判若两人，何以会如此呢？因为乾岳子岛事件时，日本尚未与中国开战，俄国若对日强硬，恐日本大打起来，于俄政策不合，张鼓峰事件时日本正在进攻武汉，无法全力对俄，故俄国傲慢起来了。于此又证明中国对日作战，实实于俄太有利了！

在张鼓峰事件之后约一年间，日俄之间又演习一次大战，即诺门罕事件便是。

日本在满蒙国境方面，关东军第六军驻守在海拉尔以南诺门罕地方，有哈勒欣河为战略要地，日军认哈勒欣河是满蒙国境，而外蒙则主张国境在其东方很远之地，双方争执不下，日军遂以武力占据哈勒欣河，外蒙军以武力阻止，双方遂开战。俄国以机械化部队参加战斗，日本第六军四万人约死伤三万五六千，几近于全灭。

日军何以有如此结果，因为日军大炮没有俄国大炮射得远，即俄炮可以打中日军，而日炮则不能打中俄军。这与上海中日战争相同，一方只打人，一方只挨打，日本这次之地位与中国在上海之地位相同，故其近于全灭程度亦相同。事后日政府发表日军死伤一万八千人，俄人亦信其为真。著者即亲自听俄外交官谈过，其实还要加一倍，双方交换俘虏，俄人只二名，日人则为一〇九名，其程度又相差如何，打到后来日军阀还想增兵再打，但为日皇阻止，而欧洲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如堕五里雾中，遂派员向俄正式领受停战协议，双方停战，而诺门罕地方遂确定为外蒙领土了（《原田文书》八卷八九页）。

这一次试战于世界前途非常重要，因为日军经过这次“试战”，自知不是俄国的敌手，所以一百八十度转变，由绝对反俄而转为与俄订中立条约，向南方侵略，日本南进固然由于中国在上海全面作战，使日海军渐向南进，而决定的因素则为诺门罕之惨败，使日本由侮俄而变为畏俄。假使中国不在上海全面作战，使日本与德国照预定计划向俄开战。战争不能中途停止，德胜而俄败固无疑问，但日军被俄打得七零八落，虽因德国之胜而胜，亦属事实上之惨败，但中国偏偏要抢俄国的战争来打，还有什么可说呢！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日人观念为之一变（龚德柏）

——中日战争史第十五章日军再进攻

一 台儿庄第一次得胜

日本本来没有在黄河以南作战的意思，所以根本没有预拟的作战计划。但中国在上海以大部队猛攻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本要把他们完全歼灭。但日军死守据点，有其长处，中国虽主力攻击，他们死守不退。我们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颇受损失，战争非常激烈。因此，日海相米内在阁议席上坚决要求陆军出兵上海，但参谋本部则坚决反对。后来阁议决定出兵，但日陆军到上海尚迟延不登陆，至八月二十三日，即开战十日后始登陆。这可证日陆军并不热心在上海作战，所以南京失陷后，他们期待中国接受其条件而讲和，停止进攻。本来他们连攻徐州以通津浦路的意思都没有，但中国不理日本之讲和提议，日本又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以期待有人推倒蒋委员长，出而与日本讲和。但经过一个多月，仍无反响。他们到这时又决定进攻，以求军事上再压迫中国就范。

日本这样踌躇不进约三个月，这在中国实在太重要了！因为中国第二批作战军虽在上海剧战时，已开始征集而从事训练。但在南京失陷后，这批军队不能作战，观南京战争之结果，即可明了。若日本这时继续进攻，我们是无法有效抵抗的。因日本踌躇了约三个月，给我们训练新兵以绝好的机会。这于其后徐州之战、武汉之战，有非常重大的帮助。

日军第二期作战，其第一目标是徐州。这时候中国在徐州附近驻有大军，日本若能占领徐州，驱逐其附近军队，津浦路全线可由日军利用。既可以便利将来之军事行动，而杭州湾以北至渤海湾之海岸线，都被日军控制了。

日军攻徐州，当然须由南北两面夹击，在二月间，日军在淮河南岸已开始局部军事行动。驻守这一带的，有未曾参加上海南京剧战的于学忠部。该军系吴佩孚的旧部，后来投归东北军，为相当有力部队，又未受过重大损失，在我方可称生力军。由该军与广西部队抵抗一阵，日军未得便宜。后来于学忠部调开，由张自忠代之。张自忠系冯玉祥旧部，学生出身，在冯部中比较有知识。他在宋哲元部下混事，曾做过天津市长。北平被占前，曾代宋哲元守北平，以应付日军。因为那时候上海战争尚未开始，一般人还认为日军之占领平津一带，是局部行动。所以宋哲元逃出北平时，留张自忠代理，要他敷衍日军，保留北平。但日军必须占据北平，不容张自忠存在。所以数日后，看清局势，他也逃出北平。但因此被人目为汉奸，心中惭愧，曾到南京向蒋委员长请罪。蒋不但不加罪，反使之成立一军，参加抗日战争。他感激涕零，誓战死以报国而雪耻。他的军队成立只四五个月，就参加战斗。因为他誓死报国，所以所向有功。他守淮河线不久，又奉调北上，但淮河南岸的日军，则暂时未有进展（因兵力不多）。

在徐州以北，二十六年底，因韩复榘要保全实力，不肯抵抗，节节自动南退。日军则不战而达鲁南。而青岛方面，青岛市长沈鸿烈对日非常坚决，但只有少数海军陆战队与少数民军，无法抵抗日军之进攻，乃率部向西南沂蒙山区撤退，希望在这些地带打游击，日军恐那样坚决抗日的沈鸿烈，若有游击根据地，于日军大有不利，所以日军跟踪追击，以期消灭其少数兵力。三月中旬，日军板垣师团打到临沂。张自忠部同庞炳勋部把板垣打败，大概使板垣死伤千余人。这是中国军能使日军退却而稍收战果的第一次。

在津浦路正面，日本矶谷（十四）师团于三月底进到韩庄。以一旅兵力，沿台枣铁路支线，疾趋台儿庄，欲占据之，以为进攻徐州之根据地。我孙连仲部池峰城师则坚守该庄，不使日军得逞，于是发生剧战。孙连仲亦系冯玉祥旧部，曾在平汉路北段北平西南作战，又在正太路作战。但损失不甚重大，经数月之补充训练，又成为有力部队。而池峰城将军尤为门将，虽遇强敌以炮火坦克猛攻，绝不动摇。于是日军增援猛攻，把池峰城师重重包围。而我军亦大举向台儿庄增援，又将日军包围。这时如池师稍微软弱，台儿庄失守，则战争仍归日本胜利。但池师虽伤亡重大，仍屹立如山，台儿庄虽失去四分之三，池师仍坚守不退。所以外围我军汤恩伯、王仲廉、关麟征各部（这些军都曾受过重大损失，新兵居多），能将矶谷师团完全包围。板垣师团本在向临沂再进攻，以报前此之被击退。但矶谷师团形势严重，故板垣师团迅速来援，攻我汤军团侧背，企解矶谷师团之围。我汤军团以关军与周喦军，协同向板垣师团攻击，将板垣击退，仍回师围攻台儿庄之敌。激战十日，至四月六日，矶谷师团溃围出走，战争归我完全胜利。据《原田文书》所记，日军死伤四五千人，被俘数百人，大炮坦克损失甚多。但事实上《原田文书》所述，尚系日方过少之报告，其死伤数当更大。而我军之死伤，则较日军或尤多。但战争是我全胜了，虽损失亦不能顾及。这是中国数十年来对日军之第一次大胜仗，值得大书特书。

这次大胜利的结果，使日军对我由轻视而转为敬畏，日人观念为之一变。尤其使日军痛苦者，即他们要夺取徐州，不能不把对俄的兵力，使用于徐州战场。他们这时起，才知道中国真是他们的强敌了（原田文书）。

二 徐州失陷

台儿庄大捷虽给日军阀一大教训，但日军阀绝不因这次失败，而放弃战争。惟其失败，愈须继续作战。除由各战场增调大批援军外，并使用预备对俄作战的两个师团，以包围徐州。五月上旬，敌兵力已调齐，先由淮河线发动攻势，以一部牵制我军，以两个师团之兵力，附有机械化部队，循涡河出蒙城。五月九日陷蒙城，十二日陷永城，直趋归德，企图切断陇海路。该路为我唯一的输送线，该路被切断，我不总退却，只有全灭。此外由津浦路东西两面南下；由运河东面北上之敌军，都接近徐州，徐州已成四面包围之形势，愈非退却不可。所以我军由十四日起，开始向西撤退。西面有敌之大军，虎视眈眈，我军有被捕捉之大危险。但因系对日作战，人民无不自动为军队侦察敌情，我军得以避免与敌遭遇。而天佑中国，适这几日天大风雾，敌机无法飞行，即飞行亦不能看见我军行动，既不能轰炸，又不能告知其陆军前来抄袭捕捉。所以我军只有极少数损失，全军退回包围圈。十九日徐州陷落。这与汉高祖在徐州被项羽歼灭其全军，适遇风雾，高祖得以逃出重围，能再行与项羽决战，完全相同。

徐州既失，该方面之战争，即可告一段落。但我军仍与日军在徐州以西、开封以东一带做十余日之周旋。六月五日，开封始被攻陷。我军向平汉路以西退却，日军直趋郑州，若日军占据郑州，由此南下，进攻武汉，武汉至多只能支持两个月，于我打击甚大。且敌可以打通平汉路，平汉津浦两路全被敌占用，于以后战局亦大不利。所以蒋委员长决策，下令商震军在花园口，将黄河南岸堤掘毁，使黄河水由此南流，以淹敌军。最初水流甚缓，敌军已达郑州东郊，郑州在望，而黄河水大至，敌始仓皇东退。有一部分敌军，被水淹没，未得退出。黄河由此改道（胜利后仍回复原河道）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流，为日军一大阻碍。从此沿黄河相持，日军要攻武汉，须改由长江西上，使武汉失陷，至少迟延三个月。所以掘黄河以阻日军之决策，是明智的。

三 进攻武汉之战

日军在徐州得手，向平汉路进攻，被阻于黄河后，对于是否进攻武汉曾略做踌躇。后来决定继续作战，以攻占武汉为止，即不再进攻。六月十二日，又开攻行动。

芜湖、南京失陷后，安庆至芜湖间已无我军防守，所以日军对武汉的进攻，是由安庆开始。

安庆到武汉约八百华里，即二百六、七十英里。南北两岸，不是山地，就是湖沼。不若上海到南京，毫无险阻，可以长驱直入。中国军队不论任何部队，都曾与日军作过战，都有若干老兵，对日敌忾心非常强烈。新兵受其感化，亦抱有敌无我决心。并且有山地湖沼可资利用，又另有轻兵器，便于运动。不若上海战争，死守阵地，只有挨打者，完全不同。所以在这四个半月战争中，我军虽远不及上海战争之精锐，但予敌军之损失，则远在上海战争之上。而我方之损失，则远不及上海战争之多。假使以我在上海损失之精兵与日军在这些地带作战，或者日军不能胜利。即令胜利，损失亦必非常重大；而所用兵力，亦必数倍或十倍于上海。由此证明：中国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实为五千年中外历史中最为失策之举。中华民族即再经过数千年，亦当不能原谅此事。

日军对武汉系由三路进兵，先由安庆开始，循长江北岸，向上游攻击。十余日后，始在南岸进攻马当。由此南北两岸，循江前进。至八月下旬，开始循淮河进攻之战。至十月二十日以后，三路均接近武汉，而武汉遂不能守了。

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日陆军由海军护送，在安庆下游登陆。下午海军炮击安庆，晚间即占领安庆。而守军即退至望江太湖之线，后来更向上游退却。

马当山地我筑有坚固工事，为阻敌西进之据点。江面用船加石，沉入江底，阻敌海军上驶，应该可以一战。但日军六月二十四日进攻马当，守江防者，为海军闽人鲍逸民首先逃走。二十六日马当失守，江防亦被其突破。武汉第一重门户被打破了。

七月三日，日军在湖江登陆，五日占据之。二十三日晨，又在沽塘附近登陆，二十五日，敌炮击九江，旋即登陆，二十六日即占据之，于是敌取得由南岸向武汉进攻之根据地。

敌登陆九江后，与我军在南浔铁路北段发生剧战。为争一据点，常反复争夺数次，这里的战争，打到十月底武汉失守后，我军始退至修水南岸，与敌对峙。这三个多月拉锯战，消耗敌兵力不少，我方当然也有重大伤亡。

敌在南岸九江登陆之同时，对北岸小池口亦予炮击。二十六日占小池口，同时，陆路之敌亦由潜山经太湖，向宿松进攻，八月二日占据之。三日黄梅亦失陷。到这里，遇到我坚强抵抗，对峙至八月下旬。入九月后，敌又进攻。经数日激战，六日晚我退至广济西北高地。九日广济陷敌。

九月上旬，敌以猛烈炮火，轰击龙坪、武穴，拟进攻田家镇要塞。十六日武穴失陷，二十八日半壁山失陷，田家镇要塞核心已被钻入。二十九日田家镇要塞失陷。从此敌舰可以自由出入，我已失却门户，武汉已不能保了。

循淮水向豫南进攻，系于八月底开始。敌在这方面，比较顺利。一时霍山、六安相继失陷。九月六日固始陷敌，十九日潢川失陷，二十一日罗山失陷，十月十二日信阳失陷。至此，该线战争已近尾声。

十月中旬，长江南岸之敌对南浔路我军取守势，以主力陷阳新、大冶后，并在咸宁切断粤汉路。另一路沿大冶、鄂城与沿江部队会合，直攻武昌。长江敌舰向武汉急进，陆战队复在团风、阳逻登陆，突破黄陂阵地，进攻汉口。信阳之敌，向应山前进。武汉已四面被围，不能不放弃了。十月二十五日我全部撤出，敌人二十七日进驻武汉。

四 放火烧长沙

日军占据武汉后，已决定不再进攻，免愈深入愈陷入中国泥淖，不能自拔。但为巩固武汉，不能不占外围据点。于十一月十日占通城，十一日登陆城陵矶，十二日占岳阳。因此，湖南发生放火烧长沙之事。这是武汉会战的一个余波。

中国一般人都认为：南京失陷后，日军趁势进占武汉，是日本最大的错误。这次武汉失陷，认为不会一误再误，必然趁势进占长沙。因为武汉失陷，广州亦失陷，若日军趁势进占长沙，可以打通粤汉路，在军事上是有重大利益的。所以武汉未失陷前，就有人主张：应该把长沙烧毁，免资敌人。据当时长沙市长席楚霖谈称：有次省府会议（长沙市长参加）散会后，财政厅长尹任先，与各委员闲谈，即做此放火烧长沙的主张。主席张治中闻之，即予以申饬。谓我们讨论烧老百姓的房子成何体统！但申饬是一件事，而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徐权，系张治中的亲信，他即准备烧长沙的计划。警察局长文重孚是赞成的，亦做准备。十一月十三日，日军由岳阳进占“新墙河”。是晚长沙误传：日军已进到“新河”。“新墙河”距岳阳六十里，到长沙还距二百余里；“新河”距长沙不到十里。他们以为日军既到“新河”，须即刻放火，否则即不能烧。所以他们糊里糊涂下令放火。火起后，张治中尚在长沙，还同席楚霖通电话，不知起火原因，后来才逃出长沙。席楚霖判断：张治中事前不知道。

这次是有计划的放火，长沙只有十分之一房屋未烧掉。这还是负责指挥放火之该区警察局长，因酒醉未能执行命令所致，否则全烧掉了。

烧过了，敌人不来，方知是误会，长沙人当然大不满意。蒋委员长也亲自去看，当然要敷衍人民。把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三人枪毙，以平民愤；张治中则免职。其实鄷悌是完全冤枉，因为他当时正恋某女，一切事都不知道。火起时，他正与某女行乐，几乎被烧死。但审问他时，他上了张治中的当，一切承认，免张因而获罪，反可得张治中的欢心。他没料到，自己会被枪毙。但到临刑时，他大呼冤枉，已不能挽回了。

五 广州失陷

日本向广东进攻，考虑已久。因广州由海路通外洋，上海失陷后，中国作战物资都由广州进口。由粤汉路再运输至各战场。敌欲减弱我作战力量，非占广东不可。但又恐战局扩大，兵力分散，故始终踌躇。其后向武汉进攻，其目的在迫我屈服。但广州仍在我手，绝无屈服之理。故占武汉必须同时占广州，方有迫我屈服之可能。所以在武汉将陷之前，敌向广州进攻。他们知道：我在广州很少兵力防守，不须多用兵，所以才断然进攻。十月十二日，敌在大亚湾之澳头港及其以东地区强行登陆，我兵力单薄，无法抵抗。淡水、惠阳、博罗、增城相继失陷，敌直趋广州，并以一部由平山、横历、平陵、派潭趋从化。一部由淡水切断广九路，趋石龙等地。并攻击宝安，直拊虎门要塞之背。广州于十月二十一日失陷。敌自十月二十二日，又由大角头附近登陆，向虎门要塞进攻，该要塞于二十三日失陷。其后敌以占区太广，兵力不足，乃放弃从化、惠阳、博罗、宝安等地，将大亚湾方面之联络线放弃，改以广州湾为交通线，并将兵力集中于广州附近固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龚德柏）

——中日战争史第三十章中国参加世界大战

一 对德意日宣战

因新旧大陆距离的远隔，时间计算亦遂不同。珍珠港事变美国为十二月七日，中国则为八日，是日上午四时，蒋委员长接董显光电话，日军已于今晨一时轰炸珍珠港；不一时又接香港、菲律宾被炸之报。蒋委员长即由黄山回至重庆市，参加中央常会，决定方针，召集各国大公使谈话，宣布中国对轴心国宣战之决心；又召集各国武官，明告其我国军队已准备对香港、越南、缅甸各国友军一致行动，限期增援香港。是年七月初，以德意承认汪伪组织，我国即宣布与德意绝交。今日本进攻英美，我对日与德意则同时宣战。

十一月九日下午七时，我国对日本与德意同时宣战之文告正式宣布，原文如左：

一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日本于接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悟，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英美诸友邦挑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议，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主席林森。

二 国民政府对德意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文

自去年九月，德意志，意大利与日本订立三国同盟以来，同恶共济，显已成一侵略集团。德意两国始则承认伪满，继复承认南京伪组织，中国政府业经正式宣布，与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最近德意与日本竟扩大其侵略行动，破坏全太平洋之和平，此实为国际正义之蟊贼，人类和平之公敌。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碍难再予容忍。兹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状态。所有一切条约、协议，合同有涉及中德及中意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主席林森。

蒋委员长于复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电后有曰：“本日发表宣战文告，此种大事必须从远者大者着想。此次世界大战必有一整个之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美英三国军事代表会议在重庆正式成立，美国军事总代表为勃兰达，英代表为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第一次会议自当日下午四时至深夜三时方毕。

二 第三次长沙会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攻香港，我国派精锐军队向香港进发，预备救援香港。敌为牵制我此项行动，乃慌慌张张发动对长沙之进攻。十二月二十四日，分八路渡新墙河南犯，我照例退守。二十六七日，敌军渡汨罗江，三十一日窜抵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对长沙围攻。一月一日向长沙城猛扑，我第十军李玉堂部守城部队士气盛旺，沉着应战。同时湘江西岸岳麓山炮兵亦能适时以火力支援，鏖战四日，长沙屹立不动。我第四军由援香港途中赶回，与其他有力部队予敌重大打击，敌乃于四日晚向东北突围而逃，敌损失重大，这是台儿庄以后的大胜仗，至十五日，敌始返回原驻地，恢复会战前态势。

这时候英美军都大败特败，独我苦战七年后而有此大捷，实获得敌友之赞佩。中央社纽约五日专电：“中国长沙大捷使此间人士欢欣鼓舞，引为自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以来，同盟国在远东之大胜。各报皆以显著地位刊载重庆消息，美国人民在马尼拉失陷后之沮丧情绪，亦为之一振。”同日伦敦路透社电：“英国军政权威人士于中国长沙之捷，极表欢欣满意。报纸以显著地位刊载日军四师团已被完全击溃，伤亡达两万之众。长沙大捷之消息，适在蒋委员长接受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际，更为各方所注意。”

三 蒋委员长任中国战区统帅

三十一年元旦，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宣言，表示对轴心国联合作战。一月四日，盟国推举蒋委员长为二十六国联军在中国战区（包括越南与泰国）之最高统帅，中国于此乃列为四强之一，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国抗战在求与盟军协调牵制敌主力于我战场，并打击敌大陆交通线之企图，并打通我滇缅路国际交通线，奠立反攻之基础。三十一年四月，我军曾深入缅甸境内，协助英缅军作战，东瓜一役使敌入缅后未有之巨创。仁安羌一役，英缅军经我竭力抢救脱险，而戴安澜师长参加缅甸保卫战，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开中国近代史上立功异域光荣之一页。这一年是盟国最黯淡时期，日本席卷南洋群岛、占领缅甸、威胁印度；而德国则逼近窝瓦河与苏伊士运河。当日德意轴心国家声势赫赫，盟国则局势危殆。但事实后来证明，德日两方并未依照统一的战略而进行，所以轴心国家徒有其名而已。

四 美英对我贷款与军事合作

珍珠港事变以前，美国对我已有财政上之援助。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美国与中国签订稳定货币协定。三十年四月一日，订立第二次协定，并成立“平准基金委员会”，其目的均在协助中国稳定通货之努力。此外，美国复由其进出口银行，对我国予以信用贷款，前后四次，共计一亿二千万美元，大部分系以中国特产如桐油、锡、钨、锑矿售与美国做抵，此项贷款至三十八年几已完全偿还。

太平洋大战发生后，美国罗斯福总统因我之请求，要求国会对中国再予财政援助。三十一年一月三十日，他致国会书中规定：对华贷款数额为五亿美元。此项决议迅获国会通过，二月七日经罗总统签署。我国利用此项贷款一部分做购买黄金在市场抛售，做为扼止通货膨胀之措施，并做为发行美金公债之准备金。我国政府对此次贷款之运用，完全自己做主，美国政府原曾企图在协议中规定一项关于使用贷款须经彼此商议之条款，但由于我方之反对，此点未经刊入。

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在民国三十年初的租借法案里规定：装备及训练大批中国军队。美国政府随即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包含现代作战各方面的专家，来指示中国当局运用此项计划所供给之物资。这个顾问团于是年十一月间到达中国，其经费由租借款项内开支，可是这些用于中国的装备，仅有极少数达到原定目的，只有美国对中国空军的援助，则较为成功。三十年之初，美国政府批准一项计划准许美国战斗机由美国志愿飞行员驾驶，并由美国地面工作人员供应，为中国对日作战服务。美国志愿空军即飞虎队，在陈纳德将军指挥之下，于是年八月一日，由蒋委员长发布命令，正式组成为中国武装部队单位之一，在美国志愿空军存在期间，曾予中国西南部以有效之空防，并屡予在缅甸之中国军队以有力之协助。三十一年七月间，美国志愿空军解散后，该队人员旋即并入中缅战区业已组成之美国空军第十大队。因鉴于其任务日见重要，美国在华空军于三十二年三月十日，以美国空军第十四大队正式活动，该大队控制着未被占领之中国领空，从事于扩大对日战斗，并负着保护对华空运路线终点基地之重要任务。该空军之活动在整个战争中，对支持中国空军地位与士气，颇著功效。

在供给中国战斗机及驾驶人员以外，美国政府正采取步骤，实施一项强大而装备完善之中国空军计划。三十年五月，克莱吉将军率领美国空军代表团，奉派前来中国考察实地情况。该空军代表团之报告建议应展开训练飞行员及机械人员之计划，因鉴于在中国建立航空训练基地所遭遇之困难，旋乃展开一项利用租借款项，在美国训练中国飞行员之计划以补充上项建议。三十年十月，第一批五十名学生到达美国，在阿里桑纳州之雷鸟机场，学习美国空军驾驶员之标准训练课程；美国军部并在印度训练中国航空人员。此项计划在对日作战方面，有极重要之效果。三十二年十一月，中国空军之中美混大队宣告成立，此一大队由中美飞行员及地面工作小组联合组成，具有战斗及轰炸机，形成强大中国空军之核心。嗣于中国人员获得经验后，美国人员逐渐撤回。

美国政府又应中国之请求，派遣史迪威将军前来中国。史迪威将军除统率在中印缅战场上之美国军队，及一部分中国军队以外，同时并为蒋委员长所建议之联合参谋总部之参谋长。按盟国参谋总部，系由中英美荷四国军官代表组成者，然英荷两国并未指派人员参与。史迪威将军与我参谋总长何应钦同时服役，充任委员长两位参谋总长之一。在史迪威主持之下，于印度实行一项装备及训练中国地面部队之扩大计划，印度之训练基地曾利用租借物资，以是新式美国武器，来装备大量的中国地面部队。后来在三十二年的缅北军战役中，曾经表现国军的作战效率。此项计划并且造就了若干训练中国部队在中国本部山地作战之干部。

民国三十年三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后，五月六日罗斯福总统宣布：根据租借法案，保卫中国对保卫美国极为重要。随即开始与中国签订一项租借协定，其目的特别着重改善滇缅公路之运输，此乃运输物资达到中国之唯一动脉。第一批租借物资包括滇缅公路所用之卡车零件、汽油、滑油，以及拓展公路之物资。是年六月，曾派遣一批交通专家来华勘察滇缅公路，并做增加该路运输量之建议。三十年起，滇缅公路每月物资运输量为四千吨，至同年十一月间，已增加至每月一万五千吨。

当滇缅公路之效用提高之际，租借方案同时进行开辟对华运输之第二条路线，预定以一千五百万美元之租借款项，拨交中国，用以建筑缅甸至中国之铁路（此路北段在民国二十七年间即已开工）。俾经由缅甸海口、仰光运往中国之物资，数量得以大量增加。但由于日本在缅甸军事之胜利，此项计划未克实施。

三十一年初，缅甸陷落之对中国物资供应唯一有效方法，只有空运一途。对华空运路线之发展，于民国三十二年尤为有效。例如是年十月，空运到华之物资约一三、四五〇吨，即两倍于三十一年全年的物资，此后每月吨数继续增加。当时空运到中国的物资，系为供应在华作战的美空军之用。

至英国方面，珍珠港事变后，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向英国报界发表声明，谓：中国乃首先抵抗侵略之国家，且将与英美友邦继续合作抗战，英美现已实际成为中国之盟友。日本暴行终于被A、B、C、D（美英中荷）四国所完全击溃。

三十一年二月，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同时宣布，愿贷予中国政府以五千万磅以内之借款，以供中国作战之用。二月二十五日，来华考察之英国，经济代表团返国团长倪米亚爵士对英国贷款一事谈称：英美两国之巨额新贷款，将使中国财政步入一新的稳定阶段，此项贷款自为中英美合作之征信，贷款之为用不仅保证华币之对外价值，且对于中国国内需要亦大有裨益。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英对日做军事合作之大致计划，即已由魏菲尔将军与蒋委员长在重庆商定；细则则由中国统帅部及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拟议。当时日军在东南亚军事上之气焰，极为猖獗，新加坡、巴达维亚及缅甸的仰光相继沦陷。中国当时抽调精锐部队赴援缅甸，先后有东瓜，仁安羌之役，而仁安羌一役救出英军一师，使日军大受挫折。自从缅甸全境为日军控制以后，英国在印境汀江开辟中央航空站，在兰伽成立中国驻印军训练营，在旁遮普成立驻印军学校，使中印间之交通不致中断，中国之军力得以加强。

五 蒋委员长访问印度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蒋委员长有访问印度之计划，其主要目的为劝英国允许印度自治，同时劝印度参加反侵略阵线，在大战中贡献人力物力。三十一年一月间，曾托罗斯福总统向丘吉尔首相转达此意。英政府表示欢迎，并希望于离印时，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劝其全面合作。

三十一年二月四日，蒋委员长偕同王宠惠、张道藩等多人由重庆起飞，次日到加尔各答，九月下午抵新德里。除英国官方应酬外，主要目的是要访甘地。委员长主张应按照中国礼节，先到甘地家乡访问甘地，但英国视甘地为英国一臣民，以中国第一有权势的蒋委员长先去访问他，未免抬高甘地的身价，于英国将来对付甘地统治印度，均有妨碍。故由总督婉言阻止，谓可以叫甘地来新德里与委员长谈话。委员长执意不听，总督乃电丘吉尔，由丘吉尔来电阻止，终未成行，乃改在加尔各答与甘地会晤。英方叫甘地到加尔各答友人家中住着，由委员长去访问他，见面后先道彼此向往之切，继谈其革命奋斗之经过，约一小时，随在其寓中休息用餐，午后三时再谈。甘地大意归结于对我抗战表示同情，亦不妨碍英之助华，但其对于中英共同奋斗，为两国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一点，竟置而不答。至此甘地乃就其纺机，而自纺棉花。委员长对此虽感意外，然亦无可如何。盖甘地为印度之志士，求恢复祖国之机会数十年而不可得。今因日本侵印，印度有获得复国之希望，今乃劝他放弃此数十年求之而不可得之机会，共同对付日本，甘地视为不入耳之言，故以纺棉花以表示其不愿再听耳。

惟甘地虽如此决绝，而印度第二号志士尼赫鲁则与委员长做数次之长谈，得发挥其来印访问之伟大抱负。二十一日于离印度前，应英人之请，发表告印度人民书。该书既未受印度人民之热烈欢迎，又招英国人之不快，恐非委员长始料所及。

更有一事使中英国交大受其影响，即委员长要直接致电英首相丘吉尔，要求英国许可印度自治。王世杰以其学者知识谓为不妥，恐招英人反噬。委员长说我们是革命外交，一定要发此电。果然电报发去，所得丘吉尔覆电：“大英帝国内政向来不许任何人干涉。”由此以后，英国事事与中国捣乱，致使罗斯福总统亦有爱莫能助之苦；而委员长当然亦不满意。其后《中国之命运》一书，对英国痛加攻击，更使英国不快。大陆撤退后，英国首先承认共党伪政权，二十余国追随英国之后，亦承认共党政权。美国本已决定承认，但共党得意忘形，大行排美，故使美国由友好转为仇恨，而不承认其伪政权。此种重大结果，未尝不是由要求英国许印度自治而来。所以蒋委员长之访印，实成为中国之负担，革命外交之效果，有如此者。

六 缅甸战役

敌军进占新加坡军港后，为彻底打击英军，并遮断我国际路线起见，以大军侵入缅甸，攻占莫尔门，强渡萨尔温江（即怒江下流）西犯。其战略分东西两路，西路由伊洛瓦底江东岸进犯普罗美；东路沿仰光至曼德勒铁路线，北犯同古。我军应英军之请，以驻滇之第五军、第六军及六十六军等部，进入缅境，协助英军作战。我军赴缅参战之原因，一则以缅甸为我国唯一通海要口；二则以缅甸为我国与英美联系唯一要路，不可令其失陷；而使我与英美隔绝，重陷于孤立，至于当时作战部署，我军系担任仰光过曼德勒铁路线；美军担任伊洛瓦底江方面，此系中英双方议定者。

三月八日，敌攻陷仰光后，陆续由海道增兵，积极准备北犯，企图侵占同古。此际我入缅部队虽兼程赶进，但以交通工具缺乏，致运输迟缓。我先头部队之二〇〇师戴安澜部始于七日到达同古，一面作战，一面掩护后续主力部队之集结。

三月二十五日，敌迫近同古，当与我军开始激烈战斗，敌除以飞机狂炸、战车纵横扫射外，复使用毒气，我军坚守不退，奋勇抵抗，血战四昼夜，敌我伤亡均重。至二十九日晨，我乃向北退却。同古之役，我军抵抗甚烈，军誉无损而实力仍能保存。

同古既失，西路敌军亦于四月一日攻占普罗美继续北进。十六日窜至缅甸油中心区之仁安羌，该地英缅军一师被敌包围，我军本协同作战之精神，即以一部驰往救援，激战两昼夜，击退顽敌，解除盟军之围。二十日我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之刘团，在仁安羌救出英缅军七千余人，辎重车百余辆。

二十八日由同古北进之敌开始猛攻腊戍并以飞机十余架，战车、装甲车三十余辆助战，我军奋勇迎击，战至二十九日午后，双方伤亡甚重，我向缅甸边界畹町撤退。五月三日敌侵陷畹町，五日窜至怒江西岸保山惠通桥，与我军隔江相持。战事至此，极为严重。敌人目的在占领我国境畹町与垒允机场，以断绝我八莫、密支那至畹町之公路。虽敌军兵力不大，未能深入滇境，但滇缅边境我存积八万吨之货物，完全损失，且滇西之如做久踞之计，更足为我西南防务之威胁。

此时，我由曼德勒转进之部队则向密支那片马撤退。五月九日敌占领八莫、密支那，二十三日缅北我军与敌发生激战，戴安澜师长负伤，于二十六日在孟密特北殉国。以后我军一部分经腾冲、维新西向怒江东岸撤退。时当雨季，山险路滑，人马通行至为困难，其他部队辗转经过密支那西北的深山密林，向印度东部雷多撤退，于八月三日始达雷多。沿途给养不继，官兵饥饿，备极苦楚，死亡亦多。

此次缅甸战役，英国态度骄矜自私而毫不准备，专以退避是谋，致缅甸人民对英国政府与军队已失信仰。我军出国作战，对敌、对友、对当地民心诸多困难，美国史迪威将军以客卿指挥，受英方宣传感情用事，无责任、无胆识，其人浇薄横逆，亦为致败之因。

缅甸战役我军未能先期入缅，集中力量以制敌于机先，然缅甸未划入中国战区，我军入缅究不能不尊重英方意见，故不免于欲行又止。殆敌攻陷仰光之后，英军主力移于铁路以西，铁路正面我军仓卒应战，而集中于战场之时机过晚，无法发挥全力。自始至终，战况均呈被动之态势，虽官兵奋勇用命，卒难挽救危局。以后我军为撤退期中，在无道路、无人烟之地长途行军，脱离敌人绝无降敌者，其忠勇实堪钦佩。

五十日，丘吉尔演说对战局独推重俄国兼带美国，而对我国只字未提。缅甸初败，我军牺牲重大，且仍在缅境被困，未脱险境，而邱氏竟未提我军援缅之贡献，于情于理深为不合。蒋委员长日曰：“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之态度对我国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因无论矣。而美国史迪威对我在缅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独自径避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今而后知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言，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幸而今日我中国尚有巨大土地与军队，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完全牺牲耳。”

七 浙赣战役

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美国杜立德上校的陆军轰炸机轰炸东京，是为对日本第一次报复。十六架轰炸机装上航空母舰黄蜂号，准备在距日五百海里范围内起飞，投弹之后，这些飞机再远飞一千一百英里，在中国大陆上降落。四月十八日，黄蜂号在离开日本六百五十海里的海面，被两艘巡逻艇所发现，于是飞机须立刻起飞。它们都在东京投下了炸弹，但是因为天气恶劣，飞行员进入中国后，不是须做强迫降落，便是须跳伞降落。八十位飞行员六十四人回至美国。此次空袭虽少战略价值，但是对振作士气有莫大的影响。

自从美机袭击日本本土，敌国民心恐慌，社会骚动，敌首感浙赣空军基地之威胁，乃竭力抽调兵力约十余万之众，发动浙东攻势，并由赣东策应。

浙东之敌总计约五个师团，由五月十五日分别由奉化、上虞、绍兴、萧山、富阳诸方面，同时西犯，主力沿浙赣线前进。十六日陷嵊县，继陷诸曁、义乌。二十二日陷永康，直迫金华。在富春江西岸之敌此时亦进占建德，攻寿昌，进追汤溪，企图围击金华、衢州。二十九日金华、兰溪失陷，敌即续攻龙游，于陷衢州后，继续西进。

赣东之敌约三万余，为策应浙东之作战，于五月下旬以主力沿浙赣路向东进犯，分兵南窜，先后攻陷临川、崇仁、宜黄、南城、金溪等地。其主力则于六月二日占领进贤，继沿浙赣路向东进犯，六月十四日浙东之敌陷广丰，攻上饶，自赣东东进之敌于十六日陷贵溪，至此东西对进之敌会合，浙赣全线尽陷敌手。

在这种情形下，我亦以主力与敌处处硬碰，战斗月余，双方均有重大死伤。敌以破坏浙东机场之目的已达，至八月初，除金华、兰溪、武义外，其余各地均经我收复。

八 不平等条约之撤销

中国与各国间之不平等条约，始于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其后各国援例，都或多或少获得在华特权。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觉醒，一致主张撤销此等条约，但以国力关系，迄未得结果。一九二二年之华盛顿九国公约虽规定门户开放、领土完整之原则，但对于不平等条约中重要项目，如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撤退外国驻军，或否决、或迁延，都不能获得确实的解决。

民国十六年四月，国民政府南京建都之时，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与各国订不平等条约，已无存在之理由。国民政府当与各国另订新约。至十七年七月，美国首先与我订约，承认我关税自主，是为取消不平等条约之起点。到了是年年底，与我签订关税自主条约的，已有十多国。后来日本也签订该项条约，中国关税始得完全自主。

十九年十月，英国根据民国十华盛顿会议鲁案条约，把威海卫租借地归还我国；二十五年一月，收回庐山牯岭的英租界，完全由我国管理。

抗战既起，列国对我国民族精神的认识，日益加深。当初他们以为抗战在短期内必告结束，英美等的注意力只集中于他们在华利益，如何可以不受日本的摧残？如何保持其东亚的地区，于中国抗战结束之后？等到欧战爆发，英美等国更认识中国抗战之重要。因之中国的抗战，不独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同时亦是世界反侵略战争在亚洲方面的中坚，已为事实所证明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英国于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同时通知我国民政府，废除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系的特权，并依平等互惠的原则，改订新约。历数月之商讨，中美、中英新约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正式签字。

新约订立的经过情形如下：三十一年十月九日下午，美国国务卿韦尔斯与英外相艾登，分别通知我驻美大使及驻英代办：英美两国政府决定迅速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并表示将于最近期内，向中国政府提出草约，以备中国政府之考虑等语。嗣至十月二十四日，我外交部复接驻美大使馆来电，报告美方所提中美条约草案。十月三十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亦向外交部递送中英条约草案。外交部当即分别向英美提出修正案，继续谈判。约稿商定后，经由中美英三方决定同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签字，这两新约并于同年五月二十日交换批准书后生效。这是抗日战争所发生的直接效果。

综计这两约所撤废的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一）领事裁判权：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

　　（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三）租界：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四）特别法庭：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撤销。

　　（六）军舰行驶之特权：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影响中国主权之其他问题：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此次平等新约之订立，亦有其遗憾之处，就是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点。英国认为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有互相依恃的连带关系，故不肯交还租借地。当初我国坚持收回九龙之主张，否则宁不订新约，复经再四考虑，以新约对我之利益甚大，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败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不利，故决定退让。在中英新约签字之日，我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声明我国有保留收回九龙之权，故九龙问题今后仍可随时提出。

九 美国取消排华法案

美国限制我国移民之法律，即所谓排华法案，为美国政府与我订立平等新约后，中美邦交上遗留之唯一阴影。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美国众议院议员肯尼迪首向众议院提议，取消对华移民法案，准许华人入境，并畀予入籍之权利。

自肯尼迪发动此项提议后，美国舆论一致赞成，并促国会迅速予以通过，一时蔚成一种运动。

国会方面继肯尼迪提案之后，复有麦纽逊所提之修正案，主张撤废华人移民律，予华人以一定之移民额及归化权案，并公开征询意见，审查研究，颇费时日。至九月底，又有参议员安德卢在参议院提出同一性质之议案，主张废除限制华人移民律，俾享受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位之利益，并主张中国应获得正常移民额及平等之入籍权。至是该法案之废除，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迨十月十一日，罗斯福表示：无条件赞同撤废限制华人移民律，允居留美国之华人成为美国公民一项法案。他致国会之咨文中称：“为了争取胜利与建立安定和平起见，余认为撤废此一法案诚极重要。吾人可藉撤废限制华人移民律之方案，改正历史上之错误，并使歪曲事实之宣传为之缄口。”

总统咨文提出后，全美舆论为之兴奋，一致拥护，咸著论抨击此陈旧之法律，吁请国会迅予撤废，卒于十月二十日通过众院（即麦纽逊法案）。十一月二十六日通过参议院排华法案取消后，美国规定每年华侨移民人数为一〇五人，能在法律上准许中国人有归化为美国公民的资格（移民人数计算标准为一九二〇年度居美华侨七万人乘十万万，再以该年美国人口总数一万万除之，得一〇五人）。以人口比例言之，此数固微不足道，但其改正一历史上之错误，意义至为重大。

罗斯福总统对该案即行签署完成立法手续，成为正式法案。总统于签署时并声明：“今日余签署废除限制华人移民法案时，特别感觉兴奋。余信中国人民必乐闻此一消息，盖此举足以代表美国之感情与敬意。盟国间各种不幸之障碍，业已除去，今后远东方面之作战努力，当能更形加紧，并对于共同目标有更大之谅解。”

排华法案之取消，亦抗战收获之一。

一〇 战时公路

在开战前，政府曾全力建筑公路，预谋战时交通之便利，前已述及。民国二十六年，全国已成公路共计约十万公里；抗战期间有破坏，修复及新筑者，至三十年止实有公路八万五千公里。抗战期中内地筑路工期短促，物力艰难，而公路工程师对于越岭线沿溪线之选择，葫芦形曲线之采用，土方数量及坍方之减少，以及桥位之取舍等，皆于极困难条件下，尚能维持经济坡度之标准。此外，如排水工程、涵洞设置、桥梁建筑、路面试验等，亦特有进步。

公路工程标准较铁道为低，所需材料比较简单，因之筑路工程亦较易；然工期更短、经费更绌，其艰难亦有甚于铁道者。兹就赶工抢修及改善诸点，略述于左：

一、赶工，在抗战初起，交通需要急迫，公路但求其通再期其畅，因之无路不赶工。如滇缅公路全长九五九公里，其中下关（大理附近）至畹町（滇缅边境）五四七公里，沿路峡谷幽深，人力物力极度缺乏，竟能发动民工十五万人，于七个月内全部筑通；又如乐西公路，自四川乐山至西康西昌，长四七九公里，地势崎岖，河流湍急，器材补给不易，亦能发动民工十四万人，于十七个月内赶通；更如公印公路，一为雷多公路，自印度雷多起贯通缅甸北部，与滇缅公路衔接，总长三八六公里，沿途悬崖峭壁，异常险峻，又经森林地区，山深树密，杳无人类，于三十三年全线筑通，其艰难为任何公路所不及。

二、公路因军事关系，破坏与抢修之频繁，远甚铁路，尤以在空袭下维持工程为不易，至因雨季坍方或渡口被炸，其抢修成绩亦堪称道。

三、改善。公路中有已经通车而不合工程准则者，随时加以改善；亦有原来标准须逐渐提高者，其步骤如下：设置渡口或架设桥梁以谋初期之贯通；加铺路面以便雨天行车；改善路线以减少行车危险；改铺高级路面以期畅通。战时西南西北各公路干线，经数年之改善，坡度多在百分之十二以下，弯度多合规定，路面宽度在六公尺以上，均铺有碎石路面，桥梁大部为永久式或半永久式载重七公吨半以上。

战时川黔滇三省建筑工路桥梁独多，滇缅路之昌淦桥为中孔一二三公尺之悬索桥，打破全国悬索桥长度之纪录；又如川黔路之乌江桥，为三孔连续钢桁桥中孔长五六公尺；川滇西路大渡河吊桥长一一一公尺，均有足称者。

又我国交通工具之缺乏，运输力量之不足，为一不可讳言之事实。战时为补救此项缺点，计曾恢复旧时驿站成规，在各省组织驿运处，规划驿运路线，筹集运夫，驮马、胶车、手车、船舶等工具，与汽车运输密取联络，藉以补充机械运输力量之不足。

因有这些公路勉强负交通之责，人员与物资运输虽感艰难，但终能获得战争之胜利，其功实有不可掩没者。

一一 战时航空

除公路外，航空在抗战中功效尤伟，亦须一述：

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于十九年八月，乃交通部与美国飞运公司（后为泛美公司）合资经营，以贯通国内主要空运干线为主。欧亚航空公司成立于二十年二月，乃交通部与德商汉沙航空公司合资经营，以贯通欧亚二洲国际空运干线为主。中航最初经营的航线，为沪汉线上海至汉口，全程八三〇公里；欧亚于二十一年新辟京兰线，长一、五〇〇公里。上午七时由京起飞，经过洛阳、西安，于当日下午六时抵兰州，于是京兰旅行自二十天缩短为十二小时，行旅称便。

抗战爆发后，中国航空公司：上海-海州-青岛-天津-北平线；欧亚航空公司：北平-归绥-宁夏线，以及北平-太原-郑州-汉口线，不久相继停航。八一三后，中国航空公司：上海-温州-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广州线，及上海-南京-汉口线；欧亚航空公司：上海-南京-郑州-西安线，又复先后停航。两公司当时即依预定计划，分别迁至汉口及西安。

及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重庆。其时欧亚航空公司：汉口-长沙-广州-香港线，与中国航空公司：重庆-桂林-广州-香港线，敌人以为便利我后方各省对外之交通，迭以空军袭击。当武汉战役紧张时期，两公司为适合战事需要，于最后数日临时尽调各线飞机，飞行于重庆汉口与桂林汉口之间疏运。政府人员撤离武汉日夜飞运直至敌人进入武汉，其最后一架飞机尚在该处起飞西运，此种战时员工之服务精神诚堪敬佩。

其后汉广沦陷，中国航空公司：汉口-沙市-宜昌-万县-重庆线，及汉口-长沙线；欧亚航空公司：汉口-长沙-广州-香港线，及汉口-西安线，均已无法通航。而抗战中心移至重庆，因以重庆为中心，筹划一航空网；复以其时中俄关系尚称密切，故由交通部与苏俄中央民用航空总管理局订立合约，合资组织中俄航空公司，设于迪化，专营自新疆哈密经迪化、伊犁，以至俄境阿拉木图一线。空运业务于二十八年十二月正式成立开航。惟欧亚航空公司则于三十年八月中德绝交后，改由交通部接收，改为国营。

武汉会战以后，后方水陆交通日益困阻，因公乘飞机者渐多，交通部特督饬航空公司对飞机运量，视旅客乘机之缓急为支配，并使飞机日夜飞行，以增运能。虽机数未增加，而运量较前为大。当时我国海岸悉被封锁，急要物资已逐渐自香港飞航内运。迨敌军侵占越南，滇越公路无法利用，英国又一度封锁滇缅公路，故外来物资惟赖空运入境。交通部为适应此种紧急情势，特令中国欧亚两公司于广东南雄与香港之间，开设短程航班，专运物资进出，收效甚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欧亚两公司所营桂林至香港、南雄至香港各线，即行停航；同时仰光机场受敌空袭，中国航空公司所营：重庆-昆明-腊戍-仰光一线，旋亦陷于停顿。加以当日军空袭香港时，两公司停于该地机场巨型飞机多架被炸全毁，欧亚航空公司损失尤为重大。三十二年三月，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将该公司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先后拨给公司大小军用机数架，加以修理使用。

抗战后期，中国航空公司之主要任务，为受政府委托办理中印空军，开设自昆明、宜宾及泸县至印度汀江之三条航路，专任政府物资内外运输，所用飞机，系美国在租借法案下拨借各式运输机，性能均甚优良。初数量甚少，至三十四年该项飞机至多，共达五十架。政府所需外来物资，得以勉为供应，对支持抗战贡献甚巨。中航担任中印空中运输，由印度输入大量军用品，由昆明输出钨砂、猪鬃及生丝，运量最高时输入物资月达二千四百吨，代替了滇缅路的任务，给国际航空界留下一段飞越驼峰的佳话。驼峰航路者，即为印度阿萨密与云南高原间五百英里之空路，途中飞越横断山脉万余尺之高峰，为二次大战中最艰巨之补给工作。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地下分肥记（屠申虹）

由于行政院以为只有公营的营造业者可以信赖，所以决定要把台北市的地下铁路工程，完全用议价的方式，交给公营的营造业者承建。

政院所说的公营营造业，只有两家，第一家是属于经济部的“中华工程公司”，第二家是属于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荣民工程处”。

行政院特别指出，荣工处和中华工裎公司，不论在技术、人员、机具各方面，都优于民营的营造业者。同时，最近还参加了新加坡地下铁工程的竞标，资格经过确认，换句话说，民营公司没有这种条件，当然亦就不够资格和公营事业竞争了。

行政院所说的这一席话，在我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这一席话，可以够得上“财大气粗”四个字的评语，公营事业，用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民脂民膏，又岂是辛苦经营，涓涓滴滴的民营事业可以相比？公营事业还有一个民营事业绝对没有的优点，行政院忘了强调，我不妨在此补充说明：“公营事业万一出了纰漏，可以用国库的钞票来补漏；而民营事业，除了老板跳海、股东上吊，还有什么办法呢？”

行政院这个决定宣布了以后，马上引起了激烈的反应，经过了一些批评以后，行政院又作了第二度的说明：

“台北市区铁路地下化工程由中华工程公司和荣工处承建，系基于工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为达成品质、时程、成本、配合、安全五大工程目标，所以不得不作此决定！”

第二度的说明，激起了民营公司以及一些学者专家的“公粪”。

大陆工程公司的老板殷之浩认为：

“行政院提出的这种理由，完全是在‘唬外行’，对社会根本无法交待，而事实上，国内工程主办机关对所谓公营营造业的印象，是经常延误工期、层层转包、价格特高、品质不佳，最近台北市议会所公布的工程迟延排行榜，荣工处排名第一。”

“至于行政院所说的荣工处和中华工程公司参加新加坡地下铁的竞标，荣工处联合了两家国内的工程顾问公司投标，提出的施工经验，竟然是台北市卫生下水道，与地下铁所需要的工程技术层次，相差得天远地北，结果在新加坡得到的第一百〇三标，是和‘地下’完全无关的明挖工程，而中华工程公司的竞标情况，则比荣工处还要没面子！”

互助营造厂的老板林清波也很感慨的表示：

“为什么国内只有中华工程公司和荣工处去新加坡的地下铁工程竞标，实在是因为其它营造业根本连挖台北下水道的业绩都拿不出来，当然是不够资格去参加了。”

林清波说：

“许多人误以为国内营造业发达，实际上国内的技术只是最基本的盖房子，民营业者想在国内争取些许大型的土木工程，来增加技术的层次，但是根本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今天民营的营造业已经不希望和公营公司抢国内的肥肉，也愿意到海外去讨生活，但是想到国外去竞争，必须先要有技术、有实绩，今天想要争取的，只是在国内的学习机会而已，但是，今天政府为了保护公营公司而连这种学习的机会都不肯分些给民营事业，民营事业永无生机！”

新亚建设公司老板邹祖焜对行政院决定用议价的方式让中华、荣工两公司承包工程，认为不但是违背国家的经济政策，亦是违反世界潮流。

他弄不懂，为什么只要牵涉到民营公司可以参与的工程，就必然会用招标的方式来杀价，而一旦交给了中华和荣工，则就采取议价，而中华和荣工所开的价格，却又往往会比普通价格高上好多成。

经济学家王作荣的说法简洁而一针见血，他说：“即使议价交给公营营造业的效果有多好、多稳当，但是特权独占所造成社会腐化的严重弊端，远超过可能的好处！”

由于行政院的决定，激起了“公粪”，民营业者大掏粪坑的结果，让我们完全了解了所谓“公家重大工程”的重重内幕，用最简单的归纳，可以分列为下面的几个情况：

一、公家的工程，都是比较大的工裎，亦就是营造业者心目中的“肥肉”。

二、公家工程，是公营公司独占的“肥肉”。

三、凡是公营公司承包的工程，造价都比正常的高。

四、公营公司所承包的工程，并不完全是自己在做，而最后又用“层层转包”的方式，分出去给别人做，换句话说，公营公司是“二房东生意”。

五、行政院所谓的公营公司比较可靠，事实上却不一定，相反的台北市议会公布的“延误工程之名单”中，荣工处排名榜首。

六、行政院所谓的公营公司是有承建地下铁工程的“资格”，事实上亦不见得，荣工处只能在新加坡为人家做“明挖”（就是在地面挖土）的工程。

立法委员吴勇雄在立法院预算审查会上，提出了一篇书面资料，更详细地提出了“公家工程营建成本的漫无标准，有些造价，甚至于高出民间数倍以上，可见公家工程之所以会成为营造业心中的肥肉”，实在是不无道理的。

吴勇雄提出了一份七十四年度行政院各机关兴建办公室及房舍，不但营建成本高低不一，漫无标准，甚至于比一般民间的建筑成本，高出数倍以上。

七十四年度行政院各机关建筑经费超过八十亿元，其中各项建筑是否有必要兴建？或者是否应直接购置民间滞销的房屋代用？都值得检讨，而更怪异的，根据预算资料，愈是上级机关所建筑的房舍，单价成本愈高。

根据市场调查，目前国内的建筑成本，加上合理利润，物价预期上涨因素，最合理的成本应该是：

每坪造价

三楼以下：一万八千元。

四—五楼；二万一千元。

六—十楼：三万一千元。

十一—十二楼：三万八千元。

但是，在行政院各机关所编列的预算是：

每坪造价

三楼：三万元。

四—五楼：四万五千元。

六—七楼：七万八千元。

十一—十二楼：五万一千元。

二十楼：十一万元。

在相比之下：公家建设工程的成本比起标准成本要高二—三倍之多，到底是由于公家工程特别考究，需要雕龙画凤？还是由于花的是公帑，反正用了也不心痛，就实在让人怀疑了。

公家工程，再加上让公营公司议价。结果，就是必然的成本高得吓人：七十四年国史馆要兴建八层档案大楼，假如由民营公司估价，每坪造价是三万五千元，但是由于和荣工处议价，于是每坪预算是七万七千元。

从这一份资料中，让我们小民可以看到几个现象：

一、我们的政府机关，对盖房子很有兴趣，看起来是并不打算“三民主义反攻大陆”，而是打算在台湾永远的“安家落户”了。

二、公家工程的成本，是正常成本的二—三倍，亦因此可以了解我们小民缴粮纳税的钱，到底用到哪儿去了？

三、承包公家工程，是一门特殊行业，除了公营公司以外，别人无法分享。（一般低价位的“招标”工程，才轮得到外面人。）

地下铁工程，是公家的重大工程，行政院既然已经表明了态度，要交给中华和荣工两家做，民营公司当然亦就分不到好处了，而且在民国七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已经正式的破土开工，生米已成熟饭，也已没什么可以再研究了，但是面对两百亿民脂民膏的大工程，再仔细的探讨一下目前这种打马虎眼的工程企划，却又实在不由得不叫人为之捏一把冷汗。

一直到目前为止，台北市地下铁工程所尚未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还有很多，但是“公家”单位和“公家公司”稍一合计，就来了个“挖了再说”，小市民无以名之，只能以“胆大妄为”四个字的评语来感叹了。

综观地下铁工程，目前还有很多疑点没有定案：

一、设计这项工程的德国国铁顾问公司和英国顾问工程公司还没有提出完整的分期发展方案，例如目前在台北市中心只有四公里的地下段，将来是否向两端延伸，所谓“两股轨道供西部干线，两股轨道供捷运”是否专指目前的四公里，再如目前南港至树林共有八十个平交道，地下化工程消除了十七个，尚有六十三个平交道如何改善，成为符合“捷运”的标准，都还没有方案。

二、由于在设计工程的时候，并无精确的估计，因此很多工程预算，都是漫无标准，民国七十二年，财政部曾把这份预算请台大土木研究所的两位教授作检讨，发现很多工程单位，都是以五百万、一千万为单位，其中有一项语焉不详的零星工程，列算为四亿元，因此，对外宣称的总价是一百七十七亿，连同周边工程一共二百五十八亿，实在搞不清楚是高估还是低估？过去北回铁路的工程预算，曾经有过从二十八亿追加超支到七十四亿的“前科”，根据这种先例，台北市地下铁的二百六十亿预算，弄到后来，到底要如何追加才够，实在是一笔糊涂帐。

三、在“台北地下铁”工程款来源中，有些是需要用原来地上所留下的“铁路新生地”出售方式来支付的，但是台北市政府和交通部对如何规划这些土地，一直还讨论不出结果。

四、更滑稽的是，台北地下铁已经开工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连车站的设计还没有作成结论。而且铁路地下化工程，大众捷运系统（MRT）和台北市政府计划的“中运量捷运系统”，三个计划各自为政，不是变得相互排斥，就是变得架构重叠，反正都是属于盲目投资，浪费纳税人血汗钱的玩意。

作了这么一个了解以后，更可以让我们知道，所谓的“公家工程”为什么会引起公民营营造业这么大的兴趣了，原来它是大而化之的，是漫无预算标准的，甚至于是可以打马虎眼的。……

亦正因为“公家工程”有这么多好处，因此行政院在“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心态下，断然决定让中华、荣工两家分包，其居心何在也就可想而知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荣工处的特权嘴脸（屠申虹）

就在民营的营造业者，为了公家工程，都被中华工程公司和荣工处特权垄占，而发出了不平之鸣以后，荣工处的处长严孝章，也发表了他的看法，看完了他的意见，会让人兴起“理不直而气壮”的感觉。

这位处长大人所发表的主题是：“公民营事业立足点不同”，因此，自由竞争应该有限制！

联合报的记者卓亚雄和这位处长有如下的一段问答：

问：公营营造业是营造界的巨人，但是几乎所有公共工程，都是以议价特权获得，究竟公营业者有没有公开竞标的能力？

严：荣工处自从民国五十六年曾文水库工程起，累积的人员、机具、资金及管理经验，不但在国内规模最大，就是在国际市场上也不落人后，荣工处的公开竞标能力，是肯定的。

问：既然如此，荣工处何不放弃议价，参加竞标？

严：荣工处在国内市场不参加竞标，是因为与民营业者的立足点不同，民营业者是纯粹商业组织，标工程的目的是营利，而荣工处不同，除了商业目的，更有安置荣民的政策性社会福利任务，这个任务是经常性任务，不管有没有工程，都要负担这个支出，因此，政府把工程交给荣工处也是合理的，如果说，今天荣工处没有这些政策性任务，荣工处愿意公开竞标。

严处长的这一个说法，假如从字面上看来，好像亦不无道理，但是假如我们仔细地推敲一下，实在有点奇怪：我们不妨再深入地问一下：

一、安置荣民，是政府的责任，在国库预算中，应该编列有相当的经费，我们弄不懂，为什么安置荣民会变成了荣工处的重责大任？

二、今天我们所说的“荣民”，指的是从大陆随政府来台后退伍的老兵，除了少部分被安置在各地的“荣民之家”过着老人院似的日子外，绝大多数是在过着“自求多福”的日子，（亦因此，才会产生出像李师科之类的例子，）我们假如认真的查一查今天的“荣工处”，到底又安置了多少真正的荣民？就可以发现，严处长把自己的“责任”，实在描述得太夸张了。

三、我们再进一步来探讨一下，严孝章所谓的荣工处安置荣民，是安置他们做工人呢？还是安置他们“白拿钱”？假如是安置了做工人，那么，荣民是靠自己的劳力生活，说不上什么“德政”，荣工处根本亦没有理由以此为特权，就可以用特权议价的方式来垄断公家工程。我了解，在很多民营的营造业中，亦用了很多退除役官兵在工作，为什么他们又得不到“和政府工程议价”的“特权”？

我们弄清楚了这些夸大其词的“假藉”以后，不妨再继续听听严孝章的说法：

问：荣工处计算工程价格时，这些政策任务负担，占成本的比例有多少？

严：零！荣工处是藉工程管理及施工效率获致收益来安置荣民，计算工程价格时，并不考虑这些负担。

问：既然计算成本时，并没有考虑这些特殊任务，何以过去的工程纪录显示，荣工处的价格，总是比公开发包高出三、四成？

严：荣工处的价格，比民营业高的说法，要看从哪个标准来看，公开发包时，大家恶性杀价，得标价格绝对亏本，荣工处的价钱是比这些恶性价格高，但是，工程品质，工期等都该列入考虑，投资公共工程，低价钱发包造成品质低劣，不能如期完工，划得来吗？

严大处长的这一番话，又让我们产生好几个疑问：

一、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严孝章说，投标得来的生意，一定会亏本，为什么还会有人做？

二、严孝章批评别人都会延误工期、品质不佳，但是为什么在台北市议会的考核上，却把荣工处列为专门延误工期的冠军？

三、我们即使承认，荣工处负有必须照顾安置荣工的重责大任，所以必须要有特权议价的“立足点”，但是中华工程公司到底又要安置照顾些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他们也有这份特权？

特权的本身就是一种“以权服人”的成果，所谓歪理十八条，最后即使理不直，也必然仍旧吋以“气壮山河”，改编的伊索寓言就可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只狼，抓到了一只小羊，本来大可以一口把它吃掉，但是为了想让小羊被吃得心服，所以就特别编造了吃他的理由，说，

“你去年为什么踩垮了我的窝？”

小羊说：

“去年？去年我还没出生呢。”

狼想了一想，说：

“昨天你偷了我养的鸡！”

小羊可怜兮兮地说：

“我偷鸡又有什么用？我一直到现在还在吃我妈的奶。”

旁观者的脸上，都流露出了同情小羊的神情，狼先生亦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了，只好大叫一声：“用不着再听你什么鬼理由了，反正我是狼，你是羊！我可以吃你，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附录）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中国时报：

造福荣民，责无旁贷

转包工程有损声誉，无怪议员强烈抵命

因为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农业开发处与台北市政府议价承包焚化炉整地工程，台北市议员最近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了“如何照顾荣民”的正面性问题。其中可发现几乎没有议员反对照顾荣民，只是手段有异而已。

整地工程案爆发后，多数议员所反对的除了批评该项工程议价方式之不当外，最重要的是，议员都以这项工程将被转包为假设前提，既然工程转包出来，自然不能增加荣民的工作机会，遑论照顾荣民；如果没有转包工程的传闻，议员对此案的抵制，当不致如此强烈。

另有部份议员的“照顾荣民”论点更是绝妙，他们说，为了小小的整地工程如今已逼得环保局避讳不敢将工程费高达七亿元的福德坑垃圾掩埋场，交由辅导会议价承包，这是“因小失大”，不是造福荣民。

此外，在议员之间仍有持“公平竞争”的论点，他们认为以辅导会现有的人力、组织、财力，大可与民间业者公开竞标，绝不逊色，如此一来，一则可提高辅导会的声誉，二则可以祛除“荣民完全依赖社会福利”的错误形象。

多数的议员认为，整地工程虽然是伤害了议员之间的和气，但如果能藉此案引起社会正面的、实际讨论如何造福荣民，倒也是意外的荣民之福。

荣工处工程常有转包情况

议员怀疑照顾荣民成空谈

（台北讯）将内湖焚化炉整地工程直接议价交给农发处承包，是否即表示照顾了荣民？市议员郑娟娥、谢长廷十八日因为观点不同展开一场辩论，谢长廷尤其坚持在目前荣工处工程时有“二包”、“三包”等转包的情况下，更不可能真正造福荣民。

郑娟娥议员昨日于议会警政卫生小组很激动地表示，她是退辅会的一员，为照顾劳苦功高荣民的生活，向政府多争取工程，本来就是她应有的本份。

郑娟娥又说，依照退除役官兵辅导条例规定，农发处可以有权议价，所以她能够坦承自己有向环保局关说过，她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没有做错任何事。她也认为不论是市长或是环保局局长批准该项工程议价，站在法的立场，都是没有错的。

郑娟娥强调说，如果大家不相信她讲的话，可以请治安机关调查，假如发现她有任何不对，她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但她也要求议员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因为扯入私人利害关系，而把该作的工程牺牲掉。

谢长廷议员则表示，在未有证据前，他从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位议员涉及内湖焚化炉整地案。不过他对于径与退辅会工程单位议价，就能照顾荣民的说法表示不同意。

谢长廷指出，大多数退伍军人并不像郑议员如此幸运，有些生活实在很辛苦，在目前荣工处工程时有“二包”、“三包”的转包情况下，因此他认为以“保护退伍军人”名义来支持议价，实际上只是一句美妙的空话。

他又表示，退辅会是目前国内最有组织的压力团体，而民间企业则无此力量，因此站在议员的立场，站在辅导民间企业的观点，他都坚持环保局与农发处的议价实属不当。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孟绝子）

五月三号中国时报在社论中终于吐露出“中共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前以空前未有的二十一响礼炮欢迎”里根。

其实，“美国之音”在四月二十六号晚上六点钟就开始报导“美国总统里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面的广场上享受了二十一响礼炮的隆重欢迎”。

“美国之音”并且强调，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第一次放二十一响礼炮欢迎外国元首。

里根生性好胜心强，早年又从事影剧生涯，目前虽然当了总统，然而个人爱好面子的程度并不亚于台湾的国民党。所以站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广场上享受二十一响礼炮时，其“龙心大悦”的程度，是不难想象的。

从新闻相片上看，里根在表面上的确是被二十一响礼炮放得心花怒放。但表面底下，他的内心里又怀有一点“嘀咕”，因为在这二十一响礼炮之前，在里根从华盛顿起程之前，中国大陆曾经放了一个“非礼炮”，它表面上不针对任何人，但在时间上看，它正是针对美国里根总统而放的。这个“非礼炮”就是在四月八号那天把一颗同步通讯卫星送到三万六千公里上空跟地球同步转动。

这颗卫星的功能是和平用途方面的，然而那具送它上去的巨大火箭就不是一个会在和平花园里安份守己的东西，这家伙如果不“上进”而“横行”起来，就是洲际飞弹。

美国芝加哥大学名史学家邹谠曾经在一九六三年写的一部书中指出，美国第一次不敢小觑中共是从一九五〇年十月底开始的。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号中共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当美国总统的人心里开始“嘀咕”了。

一九六八年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

“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成功发射一枚带有核子弹头的导弹之后，美国朝野非常震动。即使中共当时所发射的核子弹头导弹射程不远，但这事意味着在不久将来，中共将会制成装有核子弹头的洲际飞弹，横越太平洋，击中洛杉矶或纽约。提起中共的飞弹，美国人不能不带着懊悔的心情，想起曾经是美国培植出来，返回中国大陆，主持中共飞弹工作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博士。”

一九七〇年春天，中共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时，美国人更想到钱学森了，懊悔的心情也更深了。美国人出版了一本谈论钱学森的书，就是起源于这种懊悔的心情。懊悔的心情加深之外，“嘀咕”的程度也随之增加了。

大战后的美国总统当中，在外交智慧和眼光方面，尼克松数第一。一九七〇年大陆一次大典上，在天安门受礼台上，美国名记者斯诺（Edgar Snow）站在周恩来身边。镜头传到美国白宫，尼克松一看，当下顿悟到个中“政治禅机”。之后在他暗中授意下，美国的乒乓球队搭起了吊桥，让基辛格过桥到了北京。

大陆如果没有原子弹和弹道飞弹，尼克松不会到大陆去签订上海公报，卡特不会跟大陆建交，里根不会在两年前签订“八一七公报”，上个月也不会到北京城去跟赵紫阳等人喝茅台酒。所以，名义上是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等人邀请尼克松福特里根去访问大陆，其实“赶鸭子上架”的是大陆的原子弹和飞弹在美国人心里造成的“嘀咕”，这一“嘀咕”，使几任美国总统才愿意接受邀请去访问新朋友，不再访问“旧朋友”。

美国人的生意算盘打得很精，不愿意冒亏本的风险。自从大陆有了核子力量以后，美国不去结交，只不过是少一个朋友，没有什么，然而不去结交的结果而使之成为一个敌人，这就太可怕了，所以决定去结交。

大陆上的弹道飞弹是谁弄出来的呢？是两个姓钱的搞出来的，负责搞原子弹核弹弹头的是钱三强，负责搞运载火箭的是钱学森。

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儿子。

钱学森是蒋百里的女婿，金庸的表姐夫。

钱学森是杭州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四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一九三五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航空机械工程和航空空气动力学。一九三六年得硕士学位后，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九三九年得博士学位。

在航空工程方面，加州理工学院地位极高，该院的封卡门先生（Dr. Theodore von Karman）是当时全世界航空学方面的权威，在空气动力学上的造诣举世无双。就是由于这点，钱学森才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他先是天才教授封卡门的学生，之后慢慢成为科学兄弟，“凡是封卡门教授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每一创见和革命性的发现，都几乎同钱学森分不开。”后来钱学森还进而修正了封卡门的某些公式，成了世界上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权威和弹性力学专家，对喷气火箭推进机有极高深的造诣。

一九四三年，钱学森加入美国军事科学研究的行列，表现卓越，大战结束，他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派赴德国调查火箭设备的科学考察团领队。美国国防部和空军部称赞他成绩优异，颁发他“国家服务优等勋章”。空军部又颁赠他奖状，说明“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期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担任高级顾问时成绩卓绝。”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赠给钱学森一张特别证书，说他“在参加国防研究会科学研究发展局所计划的工作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了成功的贡献。”

当时，人们已经把钱学森列为美国十大尖端科学家之一。一九四六年，在他荣誉的巅峰时，他的“硕士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礼聘他回去任教。他在美国多年，并没有忘记故国家园，一九四七年暑假他回到中国，在上海跟蒋英小姐结婚，也想在中国定居下来。有人推荐他当母校交通大学的校长，教育部官僚部长朱家骅不答应。这位白痴部长不答应的理由是嫌钱学森“不德高望重”。于是，在那年的九月二十六号，钱学森带了新婚夫人歌唱家蒋英又离开中国。

这位在国民党大官僚朱家骅心目中“不德高望重”的钱学森重到美国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都争着聘他去工作。两个著名学府都设有古根罕基金支持的喷射推进中心。他决定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射推进中心特级教授后，该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个喷射推进中心联合拨五十万美元作为他七年研究的基金。

就在他正准备踏进一个未知的世界——超音速时代的时候，一个未能预知的迫害以超音速的速度套到他头上。

一九四九年九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独占原子弾的局面。

一九四九年十月，国民党大败而逃，共产党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陆。十一月，美国的Alger Hiss在受审时承认在国务院工作时是共产党间谍。

一九五〇年一月，英国宣布英国高级科学家Klaus Fuchs博士曾经把英国一些原子科学秘密交给苏联。

美国参议院中最投机的参议员是精神病政客麦卡锡。他嗅到美国有一点恐共的味道，就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向共和党妇女轮子俱乐部演讲时宣称他手头有一份两百零五名在国务院工作的共产党份子名单。在他故意推波助浪下，一时恐共之风渐渐弥漫全国。后来他虽然在全院一致的痛责下结束了政治生涯，但是当时他的投机胡闹和愚蠢已经造成伤害。伤害最先降到“非白人”身上。

一九五〇年六月，钱学森接到通知，他的安全证被吊销了，从此不准再接触跟美国国防科学有关的知识和工作。对钱学森来说，这是极端严重的打击与侮辱。愤慨与痛心之余，他决定离开白人的国家，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他向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订了全家到香港的飞机。在离开美国的前几天，他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去看几个朋友，其中一位是金波尔（Dan Kimball）。金氏是民主党人，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时任海军部次长。他也认为投机政客麦卡锡所弄起的狂潮是一种愚蠢的行动。他很同情钱学森的遭遇，准备以他的影响力帮忙恢复钱学森的清白。可是一听钱学森要回到与美国为敌的中国大陆去，这位自由主义者就显出了原形，原来这位自由主义者只喜欢美国喜欢的人有自由，不喜欢美国不喜欢的人有自由，因此他认为钱学森的自由是对美国一大威胁。钱氏一走出他办公室，他马上通知美国司法部不能让钱氏自由离境。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三号半夜，钱学森所搭从华盛顿起飞的班机飞抵洛杉矶时，他一走出机门，一个美国特务走过去递给他一纸通知，禁止他离开美国。九月六号下午快到五点的时候，两个特务带着手枪和手铐把他从家中逮走。十一月十五号，法官Roy Waddell和检察官Albert Del Guercio在洛杉矶开始审问钱学森，一九五一年二月再审，隔了两个月又审。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号宣判：

“钱学森身为侨民，被发现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之一，应予驱逐出境。”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E.C. Watson博士一直不相信钱学森是共产党党员，知道他是遭受诬害的冤屈。他后来回忆道：“这事一点证据也没有，可是他们还是不断地追究他……大家都为他抱怨。”

加州理工学院外籍学生委员会主席Horace N. Gilbert也回忆道：“钱学森一点也没有不忠于美国的表现。……美国以警察国家的方法对付他，对他的伤害相当大，使他觉得在美国不受欢迎是意料中的事。”

美国的司法部门判决他“驱逐出境”，美国的行政部门又不准他离境，把他软禁在家中，冷冻他的科学知识，使他落伍的差距加大。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八月五号，美国移民局才通知他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三号不准他离境的禁令已经取消了，他可以离开美国了。

据说，美国突然准许他离境，乃是中共与美国“第三类外交接触”的结果。自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美国与中共在日内瓦开始“大使级谈判”，美国要求中共把留在中国大陆的美国外交人员、教授、商人和打下来的空军飞行员送还美国，中共的一个交换条件是指名要原来在国民党官僚部长朱家骅心目中“不德高望重”的四十二岁科学家钱学森。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号，钱氏夫妇带着六岁的儿子钱永刚和四岁的女儿钱永真，在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的陪伴保护和监视下，从洛杉矶搭“克里夫兰总统号”客轮离开美国，十月十三号，自香港九龙坐火车到深圳，下车后走过罗湖桥，跨进中国大陆。一个欢迎代表团正在边界上等待他。团长是“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

台湾也有一个姓钱的科学家，叫钱思亮。他是美国依利诺大学毕业的博士。他是台湾的化学权威。在钱学森走过罗湖桥跨进大陆那一刻的前五年年底，钱思亮就当上台湾大学校长了。然而，在钱三强埋头努力搞原子弹核子弹的期间，在钱学森埋头努力搞运载火箭期间，“不德高望重”的钱思亮却埋头努力研究马屁精和新台币，结果害得国民党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刻刻苦苦哀求美国当局答应让它买武器，买好武器，多买好武器。国民党自己不会造好武器，因为国民党只会造坏敌人，造出一个个“不德高望重”的坏敌人打垮它。“德高望重”的结果，就是如此，就是如此。

一九八四、四月二十六。

后记：

十二年前，在金庸先生所办的旧明报月刊中看到有关钱学森的文章，就想评论一下有关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现在才算暂时完成这点心愿。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头发政治述奇（孟绝子）

大清帝国打垮了大明帝国后，马上下令推行的不是满汉平等，不是耕者有其田，不是实现《礼运大同篇》中的理想，不是……都不是，而是实施“千分之四的戒严法”，要全国汉人男生把头顶四周百分之八十地带剃成不毛之地，只留下中央一点点，编成一条小辫子。

违令者砍头。

最初，清朝的“中常会”也许是真地只是要满汉一样发式，也许是真地单纯讨厌男生多发，也许是认为男生不应该常常为梳理头上众多的三千烦恼丝而心有旁骛。演变到后来，清廷就把男生“留发”看成破坏政府威信尊严和抗拒政府公权力的行为。

最初，汉人男生不愿剃头也许是出于向来的习惯，也许是为了一时的意气，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反感，不管怎样，后来就演变成事关民族大义、民族气节、和民族传统精神等大问题了。

双方的心理和看法发展到这步田地，一切理性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清廷认为男生留发就是涉嫌叛乱，于是就派警备总部的特务兵用刀去砍留发的头。男生则用大义、气节和传统精神奋起抵抗。民族大义、民族气节、和民族传统精神在文人的嘴巴上吹起牛来的时候是大中至正和至大至刚，一旦真碰上清廷特务兵的大刀，就无影无踪了。清兵砍掉一些汉人男生的带发脑袋后，剩下来男生绝大部份两剃相权取其轻，走“安和乐利”路线，剃掉头发，留住脑袋，一小部份则干脆把头发全剃光，去当和尚。

满清到中国来当家，是经过两道奋斗手续，第一道是占领中国的土地，第二道是占领汉人男生的头顶，抓住男生的小辫子。

清廷对汉人男生是实施“戒严发”，对汉人女人的头发则采取自由开放政策，不睬不理，长短鬈髻，悉听自便。

然而清廷没有兴趣做的事，清廷灭亡后兴起的北洋军阀却很有兴趣做。清廷重男轻女，只剃男生的头发。北洋军阀则重女轻男，专管女生的青丝，看到女生把头发剪成清汤挂面型，一旦心血来潮，轻则抓关打骂，重则砍头枪毙。

国民党的官员皆博学多才，皆精修诸子百家之学而成“浑家”，讲究兼容并包，兼容大清帝国的观点，并包北洋军阀的眼光，融会贯通后，专门坐在中学男生女生的头顶上吹毛求疵，耀武扬武，数十年如一日，有恒得紧。“反攻大陆”无望，没有关系；“光复大陆”绝望，没有关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没有希望，也没有关系。国民党的心态是，“只要老子在位掌权当政一天，老子就要管你们一天头发，你们敢怎么样？”

演变到这个地步，同当年大清帝国一样，中学生“留发”在国民党的小心眼中已经成为破坏政府威信尊严和抗拒政府公权力的象征行为了。

大清帝国只管管男生的头发，“投入台湾怀抱”之前和之后的国民党则男生女生的头发全都要管。有人说，如果国民党把管学生头发所花费的眼光、心情、劳力和时间转用到正经事上去，也许大陆会丢至少不会丢得那样快，不会丢得那样稀里哗啦的。又有人说，如果国民党逃到台湾来以后马上放下屠刀，不再管学生的头发，不让学生心中冒火牛生气怀恨在心，他们在美国得到硕士博士后早已全部回到台湾，早已帮忙国民党造出飞机大炮坦克车飞弹和潜艇，早已协助完成了反攻大陆，国民党现在早已不再在台湾为党外问题大伤脑筋，而是早已回到大陆去安和乐利了，或在北京吃烤鸭，或在南京吃板鸭，哪里还会像今天这样在台湾一面干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面眺望着北京烤鸭和南京板鸭流口水呢？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雷震日记介绍及选注（胡虚一）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

虚一按：雷先生在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所写的最后一天日记，是十二月八日。他中断记日记半年多后，才又开始写其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的第一天日记，日期已是六月廿六日了。他在这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里，只写了十八天的日记，虽比一年只记五天的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多记了十三天，但还是偏低的，难怪我和他谈起日记之事时，他也说“自己的日记，写得太少了，遗漏太多，不会是胡（适）先生说的写传记的好材料”。这一年的十七天日记，我都全部影印保存了。它们是六月廿六日到同月三十日。七月三日到同月十一日。七月十五日到同月十六日。八月一日。十二月卅日到同月卅一日。而这十八天的日记，上半年只有五天，下半年也只有十三天。以雷那时在有“中国战时国会”之称的国民参政会，当副秘书长兼议事组主任，更事之多，阅历之广，他一年只记五天和十八天的日记，真如他自己说的：“遗漏太多”了。现在连这很少的“五天”和“十八天”的雷震日记，都有被其家人保管不周，甚有失落之虞的可能，因此，我藏的雷震日记影本，就益有为他流传后世的必要了。下面便是这十八天的日记。

六月廿六日，端节后一日

重庆久雨，廿四日始放晴。昨日端节，依然热闹，下午情形尤甚。一般店铺均关门，大过其节也。

日日作日记殊不易，余时作时辍①。今后应努力继续作日记，但无价值之记事，大可不记。

今晨报载，敌寇逼衡阳，且放毒气弹，美国联络官已制有照片②。长沙甫于十六日失守③，衡阳又告危急。敌人来势凶猛，自不必说，而我军战斗力之衰弱，益为明显。国家预算，军费超过百分之七十，而士兵则吃不饭（虚一按：饭当为炮之误笔），穿不暖，上级官则吃空额，饱私囊，奚能冀士兵出死力以拼命？此次抗战最苦者，为士兵，其次为公教人员与下级军官。军队中之中上级馆长，则生活优裕，纵不贪污，亦食衣丰富。不虚报一缺额，恐无一个军队如是也④。

（虚一注言）

①“日日作日记殊不易，余时作时辍”二语，当可视为“雷震日记”常常中断的最好诠释。

②《刘编民国志》的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廿三日（比雷日记日期早三天）日志，有一条记曰：“日宼沿湘江窜抵衡阳近郊。”同月廿五日（早雷日记之日一天）日志，有一条记曰：“日寇增援围攻衡阳。”同月廿九日（比雷日记之日晚六天），有一条记曰：“衡阳会战，日寇使用芥子毒气攻城。”

③雷在日记中说：“长沙甫于十六日失守。”但我查阅《刘编民国志》的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日志，记有“长沙沦陷”一条。雷记与刘志，稍有出入，只差一天。

④雷日记中记述“军队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上级官则吃空额，饱私囊”，以及又道“此次最苦者，为士兵，其次为公教人员与下级军官”等言，皆说的是最老实话也。

六月廿七日，天晴

昨日热甚，晚起风转凉，八时半即赴床矣。蒋主席昨在国府纪念周报告华莱士此行①，全为中苏关系。自本年正月，新疆为哥萨克问题与外蒙纠葛一事，苏联所取态度②，及苏日渔业问题之解决③，使日本知悉苏联不致构衅，遂由东北撤兵至华中华南，以造日寇此次之侵犯两点观之，苏联对中国之不好，苏趋表明化。最（虚一按：最为至之笔误）少苏联无意义援助中国。余尝言，中国开国以来之问题，为对日问题。今后数十年间，为对俄问题。日寇无一日不欲并吞中国，而中国政府当局及民间志士，无一日不考虑如何委屈求全以应付之。至七七事变，已至忍无可忍之最后关头，而战事爆发矣。今后日本当不成问题，最少在数十年间不足为患。盖我们已决定战争结束后，必须使日本没有武装。至我国与俄国，接壤达五千里以上。苏联自几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经过此次抗战，已变成为工业化的强国。而我国产业，本已落后，经过此次抗战之破坏，复兴尚需相当时期，遑论从头建设。弱国与强国之间，最不易处。今后对苏问题，如政府当局稍一不慎，随时可以发生纷争。据云史太林之为人，则有仇必报，观新疆问题，即可想象其余矣。故我国朝野上下，今后要把对苏问题，视为我国之存亡兴废问题，要从积极处着手，一变国民对苏观念，要全国上下对苏讲亲善。因我国一般国民，无论朝野，因共产党问题之累，而迁怒于苏联，故对苏感情并不好，大部分亦不甚了解苏联。今后必须一返（反）过去，方可以与苏联保持和平与友谊关系。华莱士副总统在其著《美国在太平洋的任务》（Our Job in the Pacific, By Herny Wallace）一书云：“中苏两国在亚洲大陆，相辅为用，相当益彰……。中苏两国，若有冲突，就会上了伺机而动的卷土重来的日本的当。况且中苏两国的袤长的国界，使相互信任，成为一种必要。”他并引用胡适之博士下面一段的话：

“我诚恳希望有这么一天会来到。那时中国和苏联可以并肩作战，不仅与共同的敌人作战，而且向今以后，在延长几达五千英里的共同国境线上和平相处。中苏两国，应该拟制一种和平，互不侵犯，相互援助，以及普遍安全的永久方案，多少和最近的英苏同盟条约相似。加拿大和美国间三千英里国境线的历史实例，是中国和苏联为我们的相互利益所应仿效的。为了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这占了大陆四分之三的两个大国家之间，应该有这样的相互谅解。苏联人民宁愿抑制自己，不来干涉中国内政，这里表现了他的友好态度。”④

我们今日要感谢华莱士先生此行的盛意，要牢记华胡两先生的佳言而均该积极，使这两个国家和平相处，然后中国方谈得上工业化与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了。不然，天天只顾到对外问题，而就不能安心于对内建设了。

（虚一注言）

①华莱士是美国副总统。关于华莱士的来华访问，《刘编民国志》的民国三十三年六、七月的大事日志内，有颇多记载：其一是十八日：“美副总统华莱士由西伯利亚飞抵廸化。”其二是二十日：“美副总统华莱士偕随员范宣德，拉铁摩尔，哈查得等飞抵重庆。”其三是廿一日：“蒋主席接见华莱士，作首次谈话。”其四是廿二日：“蒋主席再度与华莱士谈话（关于中苏关系，及中共问题）。”其五是廿三日：“美副总统华莱士接见中外记者，谓与蒋主席晤谈三次，希望中国成一康乐之国。”其六是廿四日：“华莱士离重庆（蒋主席与华莱士自廿二日起至本日止，共谈晤五次。）飞昆明。临行发表书面谈话，谓：‘中美两国决心尽力互助，积极进行对日作战。’”其七是廿七日：“美副总统华莱士由昆明飞抵成都。”其八是卅日：“美副总统华莱士经昆明、桂林、成都，飞抵兰州。”其九是七月二日：“美副总统华莱士离华返美。”由上引录各条记载，华莱士及其随员一行，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飞抵新疆廸化，到七月二日离华飞美，访华期间，共有半月。雷先生告我：华莱士在重庆时，也和其他党派人士晤谈，自然包括了共产党的周恩来等人，还访问了“中国战时国会”的国民参政会。华莱士到昆明时，并特抽时到西南联大参观。

②关于雷日记所记“自本年正月，新疆为哈萨克斯坦问题与外蒙纠葛一事，苏联所取态度”之事，我查阅《刘编民国志》书上，亦有记载：其一是民国卅三年三月二日日志：“苏俄飞机及外蒙军协助新疆哈萨克斯坦叛变头目乌思满，攻击新疆阿山之青河、乌河。”其二是同年同月三日日志：“苏俄飞机又自外蒙古方面侵入新疆领空侦察。”其三是同年同月十日日志：“俄机轰炸阿山我军。”其四是同年同月十三日日志：“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对苏俄飞机侵犯我新疆之不法行为，提出抗议，并请调查与防止。”其五是同年同月二十日日志：“苏俄飞机自二日起迄本日止，连日自外蒙古侵入新疆承化、奇台一带上空，向我剿匪（虚一按：此匪指新疆哈萨克叛徒）部队轰炸与扫射。同时，中共在陕北秘密集中部队，准备利用时机，实行其袭击兰州或西安之阴谋。”其六是同年同月卅一日日志：“苏俄大使潘友新向我外交部提出无理声明称：‘新疆军队追缉哈萨克斯坦人民，有侵入外蒙领土之情事，苏俄政府根据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与蒙古所订之互助条约，不得不予外蒙以一切援助及支持。’”（虚一按：我政府外交部——部长为张群——对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苏俄与蒙古所订互助条约，曾于同年四月七日，向苏联表示严重抗议。但两日后，苏俄复我扰议，谓“俄蒙条约未违背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五月三十一日之中俄协定”云云。而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之“中俄协定”，则系由北京政府所派代表顾维钧，和俄方代表加拉罕正式签字。中俄国交，乃得恢复。凡上虚一按语，均根据《刘编民国志》一书所载。）

③雷日记中言及“苏日渔业问题之解决”云云，我查《刘编民国志》上，亦有记述。该志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日志，首条记载云：“苏俄与日寇签订协议，规定北库页岛日本油矿煤矿租借权，移交苏俄；并将‘苏日渔业协议’再延长五年。”

④雷已忘记华莱士书中引用胡适这段话的出处。我推想这段话，大概是胡任驻美大使时，在美作的一次演讲吧？但雷又说；胡先生这段话中对苏联的看法和态度，到了后来他和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虚一按：周和雷早在1928年的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是王世杰——同事时，便是好友了），讨论国际问题时，大大地改变了。这时胡根据若干发生的事实，已认定苏联是个侵略国家，中国不能与之和平共处了。雷先生并告诉我，说胡先生写给周鲠生讨论国际问题提及“苏联是个侵略国家，不可能与中国和平共处”的那封信，曾被收辑在以《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本小册子里。这本小册子，是由“自由中国”社作发行的丛书之一。

六月廿八日，天晴

敌人进犯衡阳，已在城郊激战，传谓机场已失。下午开财委会。据李倜君处接到胡迈①于十六日自耒阳②来函，仍抱乐观，并谓敌人之企图在长沙。省府是否迁桂阳，现在尚言之过早，可见其乐观之程度，与军事长官判断之错误。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此之不知彼，焉能奚其战胜。近年军事人员之窳败与贪污，百倍于文官，军事如不调整，反攻之困难必多。今日军事人员多忽略本身工作，如军队训练等等，而致力于本身以外之工作，如经济建设，植树修路等等。汤恩伯在河南之失败者在此。而河南民众抨击其失败，谓由于营商致富，贪污要钱等等者非也。部下或有要钱者，如恩伯则绝对廉洁，其今日之生活，仍如学生时代之学生，生活朴素，毫无一点嗜好③。

（虚一注言）

①雷先生告我，胡迈是湖南人。那时是湖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

②耒阳县，在湘南粤汉铁路线上。为湖南省的战时省会。省政府等机关，均疏迁在此。

③雷震和汤恩伯，两人是浙江同乡，又都是日本留学生。只是雷学文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汤习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雷比汤早到日本留学数年，留学时间，亦比汤久也。雷汤自留学日本相识订交，私交甚厚，数十年未减。雷先生告汤在河南时，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而五战区司令长官，则为桂系首领的李宗仁。因雷对汤知交甚深，故其对汤个人之操守廉洁，一向极力辩护。雷和我谈日记到记汤事时，亦向我多所说明。

六月廿九日，天雨

重庆惟近在夏初以后，雨水太多。下月中旬以后，正需要雨水之时，恐天将作旱。依过去之观察，在四川一省，每年雨量，恒有成数。川东地多雨，川北必旱。又同一地方，而在某一季节雨多，则次一季节必少雨。河南及湖南失陷后，影响于食米甚大。今年如何艰苦渡过？实有赖于全体上下之咬定牙根！行百里者半九十，今日正是到了这个地步。

谷锡五兄又辞职①。本会近来人事失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此下去，到大会时期，问题更多，不胜可虑。

华莱士先生系一农业专家，任罗斯福总统任内农业部长八年。他对于工业与农业相依相存之关系，说得更明白。中国人现在高唱工业化，实际上中国今后亦非走上这条路不可，故华莱士先生给我们的几句名言，我们格外要记清楚：

在亚洲的农业情况之下，需要有四五家农人方能供应他们本身和一个城市家庭的食物。这恰恰是我们在一百五十年前，美洲所达到的阶段。在今天的美国，一个农家生活的食物，除供应他全家外，还可以供应四五个在城市居住的家庭。这样一来，美国的农民便解放出许多人力去参加工业，运输，和其他服务，并且有购买力来购买一些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农业效率的货品。美国今天所以能有这样庞大惊人的力量，就是因为美国农民有如此高度的效率。同样的，如果亚洲的工业化，可以提高一般人的生活，他也必须靠农业效率的增加，使他们有充分的购买力来支持东亚人民翘首企业的工业化。战争对于太平洋区域中各地人民的危险作用，就是可能使他们以为工业化容易实现，而不知道有效的工业化，如何依赖于农业的改进。

工业常常集中在城市方面。那里有大量的低贱劳工。有了贱价的劳动成本，于是可以生产制造品销行国外；同时从农村购买食物来供应城市的劳动人口，周围的农产区完全享受不到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利益。不但如此，农民即使有能力从城市方面大量购买一些制造品（往往是采取信用借款方式）。结果也是吸尽农业区域的资本，更进一步使民众趋于贫困。这种农业区域，处于原始的生产状态之下，自然要成为社会不安和革命的产床。遭受这样剥夺的人民，会变成抱有政权和征服欲望的独裁者的现成工具，而这种情势，又会促成侵略和战争，不仅在太平洋区域以内，而且在全世界爆发。

为了和平，以及东亚人民一般幸福的有秩序的提高，把工业化的基础，建立在不仅农民效率，而且土地效率的全般增进之上，是特别重要的事。……”②

（虚一注言）

①雷先生告我：谷锡五是老北大毕业生，但不知是否为王世杰任教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不能确定。谷当时是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的秘书，专办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交办的重要公务案牍之事。雷又告：谷在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大陆赤沉之时，以衰病之身，陷落大陆，后逃香港，由他相助，始来台湾。谷后来病死在台湾。

②雷先生在日记中引录华莱士的这段名言，并未注明出处。我整理读及于此，再向他探询出处时，年老的他，也只摇摇头，说不出来了。我揣想，这段话可能是华莱士来华访问期间，所作演讲中的一段话，或者是雷引录自华莱士著作《美国在太平洋的任务》书中的一段言论。关于华莱士此书，前面雷的六月二十七日日记中，已提到，并也有引录书中的话。

六月卅日，天雨

今日天又雨，胸部闭塞。重庆天气之恶劣，甚使人受不住。本会谷锡五兄又辞秘书职，经力子先生①一度挽留后再上辞呈。今日力子先生又批明“仍退回”。闻文书组职员因同情锡五之态度而普求□去。此事恐又弄僵，故函顾粲②劝阻，不悉能否生效？晚间应李甬言先生宴，有五位外国人，内有花旗银行代表阿君，来华已三十余年，中国话说得很好，又喜食中国饮食及喝绍（脱一兴字）酒，而酒量亦甚宏。

华莱士副总统在成都张主席宴会上③一再说：“在现代情况下，农业的改进，必须和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又云：“一百年以前，美国要五家农户，才能生产得出一个城市家庭所需要的食物。现在只要一家农户就可以供给四个城市人家的食物；换句话说，今天美国农民的效率，比他们曾祖父大了二十倍，这一种农业效率的长足进步，是美国具有伟大工业效率的一个基本条件。关于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关系，照一般说来，目前的关系和一百年以前的情形，很相近似。不用说，中国现在进步起来，一定比美国在一百年前开始进步的时候，要快得多了。因为中国可以得到我们的经验，以及其他国家像苏联的便利。”

晚十时半过江，十一时许到家。（待续）

（虚一注言）

①力子先生即邵力子。雷先生告邵力子于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元月里，请辞驻苏大使奉准返国，回重庆后不久，即继王世杰出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其所遣驻苏大使职务，则由傅秉常接任。

②雷先生告我，顾粲是国民参政会议事组的同事。时雷以副秘书长兼议事组主任。

③关于华莱士访华的行程，可参阅前面六月廿七日日记的“虚一注言”之①。华莱士在成都张主席宴会之张主席，即张群。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我的牢狱之灾（胡虚一）

五、侦讯的笔录、结案的自白

四月十二日到十六日，一连四天，保安处指派承办我“涉嫌叛乱”的“法官”尤元章上校，都来到我住的第三号侦讯房间，正式开始向我展开侦讯案情的工作。这四天里，每天都是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尤上校白天上班的八小时办公时间，可说全部都耗用在侦讯我“涉嫌叛乱”的案子上了。这四天的头两天里，侦讯重点，着重在尤上校和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详谈所谓“涉嫌叛乱”案情的真实内容，亦郎因我知闻而又败在被我识破的一件所谓“除三害”的意图行刺政府首长（当时总统蒋中正，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和业已掌握军队政工，情治宪警特工等实力大权于一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因为三人，故谋刺计划，被策划之始作佣者，称之代号为“除三害”）的荒谬密谋。尤上校和我，两人就此一图谋行刺两蒋一陈之所谓“除三害”计划之如何开其端，其后发展过程，以及被我得闻并识破，终使其功败垂成的种种经过情形，先作广泛而深入的详谈。（自然我们也会在详谈的事实中，为了两人对某一点的看法不同，所持论点相异，致生辩论；而我更为尤上校在早侦讯鱼饵李君时，先听估了李要栽诬殷海光和我的片面供述，又不得不为殷海光和我自己之被李君栽诬，和尤上校发生了相当激烈的辨诬争论。）然后再就经过两人详谈争辩过的此一“企图行刺密谋”之事实内容，采“尤法官问，我叛乱嫌犯答”的对谈方式，由尤笔记后，再经我过目，签字按手印后，便成了所谓“案情侦讯笔录”。而在尤作“他问、我答”式的“侦讯笔录”之际，为了“某处不应这么记”，“某事不可这么记”，“我这样讲的为何没有记”，“我那么说的，你记得不对”等问题，乃至“字句之斟酌”，两人还有不少争执。自然，我们在对这些笔记和字句斟酌上所发生之争执，无论如何，我是争不过尤上校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是保安处派来侦讯我“涉嫌叛乱”的“法官”，而我是被保安处以“涉嫌叛乱”捉来接受他侦讯的“阶下囚”。因此，我认为不应记的，他还是记了。他要记的，我再激烈反对也无用，他照记不误。我讲的他没有记，我再坚持要他补入，他不补入，亦奈何他不得。他记得不对，我坚决要他改错，他不改正，我又能拿他如何。最后他记完了，强邀我在最后一张十行纸上签名按手印，在他连劝带逼，连声“事到于今，务请胡先生与我们合作，不合作也不行呀”的坚持强邀下，我感到有种“不签名按手印，可能无法罢休”之势，于是便“签名按手印，与之合作”算了。至此，我方领悟到古书上所记李斯害其同学韩非下狱后，所言“死囚不得上书”云云的话，是个什么滋味了。而孔子告诉其弟子之言：“苛政猛于虎”，当更是很富有人生阅历的经验谈了。

四天中的后面两日，便是“法官”尤上校，要我就前两日，他和我详谈的，并由“他问、我答”，再由他笔记的那件据作我“涉嫌叛乱”的“意图行刺”之“密谋”事儿，由他在旁指导，由我执笔为文，再写出一个“自白”来。这便是我这个被收押在保安处的“叛乱嫌犯”，在“法官”要求下，向他们所写的什么“自由意志”的“自白书”了。我在这两天内，埋首茶几，用“法官”供给的十行纸和墨水钢笔（我的钢笔，于初来之夜办收押手续时，被亲办收押我手续的池队长收去保管），苦写我“涉嫌叛乱”的“自白书”，一张一张地写下去，直到先经尤上校过目，认为所写不需再改易稿，方算定稿。故我的这份记述据作我“涉嫌叛乱”的“行刺密谋”事实之“自白书”，现已记不清写了多少张十行纸。自然我所写的，一改再改方符“法官”心意而得其认可的“自白书”，“法官”更不会让我私留底稿下来的。现在我只能记得，我这份写了改，改了再写，一而再，再而三，方算定稿的“自白书”，共写掉了两个白天，大半个晚上，可谓写得相当艰苦。古人有言：“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有在台北市西宁南路的保安处，当过“叛乱嫌犯”，写过所谓“自白书”的人，自会不如我更能体味这句古人之言的深切了。等我在最后修改的“自白书”的最后一张十行纸上，签上我的姓名，按上我的指印，交给始终在旁亲加指导的“法官”尤上校收去，他对我“涉嫌叛乱”的侦讯工作，才算是完全结束。此即我目前向看守所所长周少校请教时蒙他相告的所谓“结案”。

现在，我就二十年前，以“叛乱嫌犯”之身，在被押在警总保安处侦讯房间接受侦讯之际，与其“法官”尤元章上校所作案情对谈，及由尤所作笔录，与夫尤上校命我，且在一旁监督指导，我方能写得出来的所谓“自白书”，分别举要，忆记如次：

甲、对谈及其笔录部份

下面便是保安处之所谓“法官”尤元章上校，和我两人，在该处留质室的第三号侦讯房内，就视为我“涉嫌叛乱”的所谓“除三害”行刺密谋，所作对谈的记要。这些“对谈记要”，自也都由尤笔记下来，便成了我这个“叛乱嫌犯”，接受其侦讯时之所谓“口供笔录”矣。

尤：“你何时认识殷海光的？两人交往清形如何？请说详细点。”

胡：“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我以流亡学生，随军来台后，即投笔从戎了。那年十一月创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在我服务的陆军第九十九军工作单位，都可看到，而且还是由上级机关如台湾防卫司令部的政治部赠阅的，但份数不多，只有军司令部的高级官长，方可阅到。本人初入军营，虽是‘从戎’了，但未真‘投笔’，还只替军务甚忙的长官，做些文牍笔墨工作，兼当长官孩子的家庭教师①，故我有缘也能看到只有高级长官方获赠阅到的《自由中国》。那时我就读到殷海光发表在该刊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了。次年元月间，我奉召到凤山陆军储备军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期间，班里的阅览室，《自由中国》杂志，是公开陈列，供学员阅读的，我们受训的学员，还以为胡适雷震等人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是政府给他们经费，替政府宣传民主反共，鼓舞民心士气的半官方刊物。而我受训的那一中队，绝大多数的学员，皆为投笔从戎不到一年的大陆流亡学生，收操下课之余，不像别队的人，多爱上福利社，而是多到班本部的阅览室去看书报杂志，自又以争读文字较有深度的《自由中国》的人为最多，我便是其中之一个。可见《自由中国》上的文章，当时在我们这批被人视为“孙立人将军麾下新军基干”②心目中的分量。尤其有位来台的捷克反共学者乔治教授，曾由当时陆训部副司令贾幼慧中将，陪来我们训练班，对我们全体学员演讲的全部演讲词，也都全文刊在我们争读的《自由中国》上。所以我们那时，便认为《自由中国》上的文章，算是第一流的反共文章了。而殷海光的文章，几乎每期《自由中国》都有，而我自然也每篇都看。所以我还未认识殷海光以前，我对他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民主反共文章，就早有深刻印象了！”

尤：“来，请抽支烟。就这样地讲。讲得很好。”

胡：“民国四十一年秋，我由驻防彰化的陆军野战部队，奉调到台北的陆军总部做幕僚业务工作。那时陆总的图书室内，《自由中国》杂志，也是公开陈列供官兵阅读的。我自然也读《自由中国》，也读殷海光发表在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特别是其精辟的书评文章。我自奉调陆总服务之年，到民国四十四年七月底奉准脱离军职之前一年，我为了准备参加高考，曾商得我的主管上司之同意，及一位爱护我的长官③的批准，许可我在不耽误要公之下，每周可往台大文法学院，去旁听一些我欲求知的课程。我旁听了殷福生先生的逻辑课快一年，竟还不知教逻辑的殷福生，便是我常在《自由中国》上读到的一位文章作者殷海光。直到我离开军中，教书以后，第一次认识殷海光时，方知殷海光便是我早因听过其逻辑课而认得的殷福生。”

尤：“讲得有味。我们休息一会再谈。”

胡：“好的。”

休息约十来分钟，对谈又再开始。

尤：“胡先生刚才已讲到知道殷海光和殷福生是一个人了。”

胡：“我和殷海光由相识到相交，那是我利用教书余暇，开始向《自由中国》投稿发表之后。而我教书，由台湾东部而南部，再转到北部以后，由于在《自由中国》，和香港的《祖国》、《自由人》等刊物，发表拙文渐多，而发表出来的拙文，也颇受殷海光的看重和赏识。于是我们便由‘以文会友’，而进入交往渐多，私下很谈得来的好朋友了。但也正因教书余暇，多写了点忤逆当道，惹人讨厌的所谓‘反调’和‘谬论’，这个时候，我也和殷一样，渐变成当道讨厌，特别是被一般人所害怕的所谓‘特务’注意的‘问题人物’了。两年多前，‘雷震叛乱’案发生之后，我因为《自由中国》社办结束，而和门可罗雀之雷家殷家，乃至南港的胡适先生处，走动颇勤，故益加成为所谓‘特务’暗中跟踪窥探的可疑对象。而自‘雷案’发生，《自由中国》停办后的殷海光，早成为人所不敢接近的‘危险人物’，精神被人封锁，长期遭受困顿。这时候，只有我仍常去其家如恒，他有什么事，我也不避他来找我。两人真的成为患难相扶持的莫逆之交了。我想，我和殷海光以后的交往，特别是‘雷案’发生，《自由中国》停刊以后，直到我被你们捉来，这两年多期间内的密切交往情形，贵处或早已有了相当的了解。上面说的，便是我和殷海光两人相识相交及交往的情形。说得应很详细了，未知贵官满意否？”

尤：“满意，满意。不过殷海光和你都是教书人，一为有名的大学教授，一为资深且亦到大专兼课的中学老师，你们两人又是怎么会认识那个失业且已沦为黑道混混的退役军人李英涛的？”

胡：“我之认识无业退役军人李英涛，是由于殷海光的介绍，自认识到现在，还未一年。自殷要他来看我起，到同年暑假，我将其骂走不再来止，我只和此人见过三次面。每次谈话，最多个把小时而已。而殷海光之认识他，又早我快一年。他们相识，无人介绍。是殷海光有次应其一位在南港肥料六厂图书室做事的学生之邀请，前往作学术演讲时，正在该厂作工之李君，过去因爱读殷在《自由中国》上的文章，兹闻殷来公开演讲，乃慕殷之大名，前去听完演讲后，由他向殷自我介绍，并向殷表示仰慕之深，殷才认识他的。这是殷海光告诉我的。后来，殷要李来见我，我问他如何认识殷海光时，他说的和殷告我的，大致差不多。惟李说‘那次认识后，他要请殷在南港租宅吃便饭，被殷谢绝’云云的话，殷告我时，没有提到。”

尤：“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常到殷海光家向殷请教，以及也到过你学校宿舍找你的那个李英涛，已在今年的元月里，被我们捉来了。他来之后，和我们很合作，已把他和殷海光相识交往，以及后来认识你，三人共商谋刺总统副总统及蒋经国的所谓‘除三害’密谋事件，完全写在他的‘自白书’内。他的‘自白书’，写得厚如一本小册子。而且他还很坦诚地向我们表示：他愿承担此一行刺密谋事件的一切后果责任，但他也须将曾和殷海光与你密商过的此谋事实，向我们交代说清楚不可。”

好一个“他也须将曾和殷海光与你密商过的此谋事实，向我们交代说清楚不可”！我听到这里，才猛觉到我曾提醒殷海光说过“此人想是来钓你这条大鱼的鱼饵，你得千万小心，不要被他钓上了”的这番话，于今看来，倒是真的被我料中了！我对殷海光这位大哲学教授，颇有“你真好糊涂”之感。这时，我对尤的问话，就已提高警觉，预备随时采取作必要之辩诬。

胡：“那位李君被你们捉来之后，也是由贵‘法官’负责对他侦讯？他向你们交代说清楚曾和殷海光与我密商谋刺事实的那本厚如小册子的‘自白书’，可否请你出示，让我先细加拜读一下？”

尤：“是，我也负责对他的侦讯。正因他和你都是由我负责侦讯的同案对象，所以他向我们详细交代此一密谋事实的“自白书’，基于我负责侦讯此事的工作立场，我不能拿给你看。我想以胡先生读书之渊博，学问之高深，当会明白我们侦办嫌案的工作人员，‘严防串供’的重要！”

胡：“我想请你出示李君的‘自白书’，让我拜读一下，只是请求，不是强求。能否出示，全由你了。我也只想把我知道的此一密谋事实，向你们作个实事求是的交代。因为在殷要他来找我的头一次谈话中，即已发现此人谈话不实在。我怕他在向你们交代事实的‘自白书’内，说得不实在，使你们受骗，误信他交代的话为真，更使殷海光和我，受他不实谎言之诬，那就很不好了。这是我请求你出示李君‘自白书’一读的原故。贵‘法官’是否再对我的请求考虑一下？我有什么必要要和他‘串供’呢？”

尤：“李君向我们交代的‘自白书’，是虚是实，有没有欺骗我们，我们自会细作辨别，只要你告诉我们关于此一密谋的真实情事，殷海光和你是否受到他的诬害，我们也能对比地辨明出来。所以务请胡先生能尊重我负责侦办此事的工作职责与立场，最好不要定要先看李写给我们的‘自白书’。”

胡：“我没有一定要看的意思，你不必感到为难的样子。我想请问李君的一事总可以吧？请你告诉我，李君也是你们据人密报，以他‘涉嫌叛乱’，才被你们捉来的吗？”

尤：“李君之被捕，确如你所问的情形。”

胡：“我想，那位向你们密报检举的人，即使我欲作探问，你也会基于‘为检举人保密’的义务，不肯告诉我的。但照李君被捕后向你们交代说清密谋事实的情形看来，我想殷海光一定是被他交代得最多而且又最重要的人，自然也是该被你们‘请’来这儿接受贵‘法官’侦讯的重要‘叛乱嫌犯’了。我被李君交代进案内来，不如殷海光重要，尚且被你们以‘涉嫌叛乱’捉来了，那么殷海光岂能有‘免于被你们以涉嫌叛乱捉来’之理。因此我敢请贵‘法官’明白相告：殷海光是否也和我同时被你们一起捉来了？因为他是有名的台大教授，也许你们把他安置在一个比我住的侦讯房更好的地方，和我们隔开，以便你们对我们各别侦讯时，避免‘我们串供’呀！”

我的这番话，说得尤上校听时两眼直向我眨眼皮。然后他向我作“人格保证”：“殷海光教授，绝对没有如你想像的那样，被我们捉来。他于今仍如平常一样，平安无事地住在他家里，每天去台大授课。”尤并请我相信他向我所作“人格保证”的答复，不要再为殷海光会被捉来，有所担心和疑虑。惟当时我对这位“法官”向我所作“殷海光未被捉，仍安然在家”的所谓“人格保证”，还是信疑参半。他“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而已。

胡：“殷海光既未被你们捉来，那我现在这里，就这所谓‘除三害’的行刺密谋事，接受你们的侦讯时，更是一人要当两人用了。如果那钓殷海光鱼的李君，在此欲将此图谋行刺之事的过失，栽诬于殷和我两人的头上，那么，我不仅要为自己辩诬，且更要为殷海光辩诬。”

尤：“我看胡先生还是只说你自己被涉及于这件行刺密谋内来的部份。至于李与殷海光两人交往在你之先快一年的接触关系，以及两人如何密谈此一行刺密谋的情形，你不一定完全知道得十分清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就无代殷海光作解说辩诬的必要了。”

胡：“我不以为然。若李和殷海光的交往和密谈行刺之事，殷不私下告诉我，我如何能够得闻此事。又若殷不要李来我学校宿舍找我谈，我又如何能够被李诬牵到这件所谓‘除三害’的行刺密谋内来，而被你们当成‘叛乱嫌犯’捉进来呢？更因此一所谓‘除三害’的行刺密谋，于殷告我不久，即迅被我识破为只是一个设圈套谋害殷海光的阴谋，故我对之，可说知之至详。如果殷海光本人被你们因此事捉来了，则凡李对他的栽诬，自由他本人去辩诬，我只辩李给我的栽诬。可是殷海光既未被你们捉来在此，则李某为推委罪责，对他的栽诬，我站在是他多年好友的立场，就更有为他辩诬的道义。老实地告诉你，去年这个时候，殷海光之把李与他密谈谋刺之事，私下告我者，即他于李告知企图行刺之事时，业已感到李某其人之言行，荒唐可虑，要找我共商对付之策也。”

尤：“胡先生这么说，颇难令我相信。殷海光既已感到李某其人之言行，荒唐可虑，他为何还要李去你住处找你谈呢？”

胡：“我必须要向你说明这一点：在殷要李来找我谈之前，他已把要李来找我的意思，早告诉了我，而且拜托我帮他观察一下李某其人之言行。因李告他是中校退役军官，当过部队营长。而殷也知我在教书以前，曾在军中做过带兵幕僚的事，军中的生活经验，比他丰富得多。李自然不知殷要他来代找我谈，正是殷要借重我也做过军人的经验，帮殷来对付他的一个对策。李某钓殷海光的鱼之失败，实由于我的军人见识阅历高于他，方能使我识破他钓鱼的阴谋之故。”

尤上校听到这里，曾垂头沉思良久，方再和我继续对谈下去。

尤：“据李英涛向我说，他最初之所以有萌行刺总统等的所谓‘除三害’之念，是在认识殷海光之后，在他们两人时相交谈中，受了殷作暗示的影响。”

胡：“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殷海光也未对我说过。照李某如此向你们交代，他是在和殷海光谈话中，受了殷的暗示，方萌谋刺总统等所谓‘除三害’之念。你有没有详细问他：殷海光在和他谈话中，是怎样对他作暗示的？”

尤：“李说殷海光在几次谈话中，都对他说：‘于今的台湾，是被他们蒋氏父子，利用特务的横行统治着，致弄成我们遭受痛苦迫害，你失业，生活潦倒到这般光景。岂是我们这般无用的书生，写几篇文章，可以劝醒他们迷途知返的？我们的文章，写得已够多了，但有何用，反把雷震老先生等人写进蒋氏父子的监牢里去了。所以今日要挽救国家，不是文人写几篇文章，就可奏效的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一是学勇敢的韩国人，来个不怕流血的苦铁打（Coup d'e-tat）一是张良的博浪椎。’”

胡：“照李向你们这样的交代，岂不等于是殷海光在煽动李去干政变造反和行刺的事。这不仅是向他作暗示了。请问尤上校，李是民国五十年夏天，才仰慕殷海光文名，自我介绍，认识殷的。到民国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先生突然病逝以后，殷海光突然以李之所谓‘除三害’图谋行刺总统等三人事，告闻于我之际，李殷相识，还不到一年。而且在这不到一年之中，以我知殷海光家居的生活习惯，他不会接纳像李这样的无业退役军人，时去串他家门子，耽误他读书做事的宝贵时间的。这样，李去殷家和殷时相交谈的机会不多，他们虽已相识，但无论如何，说不上是无所不谈的知己深交。像这等煽动人去干苦铁打政变造反，和学张良博浪椎谋刺秦始皇的事，可说是玩命的，性命攸关的大事。殷海光就是至愚的书呆子，他也毕竟还是位执教大学多年的哲学教授；就是他对蒋家父子的特务统治再痛恨不满，他也不致愚蠢到竟煽动一个才仅认识，面谈没有多少次的无业退役军人李英涛，去干那种玩命的造反的苦铁打政变，和谋刺总统等三人的事。尤上校，你是位上校军官，当熟悉军情，现役军人，在今日台湾，尚难搞得成所谓苦铁打政变，何况这位业已解甲，做工失业之后，沦为黑道混混的退役军人李君，他有什么能耐，可以去干流血的苦铁打政变？所以李君向你们说的那一套话，就情理讲，是不可信的。至少我个人是不相信的。”

尤：“胡先生，你可以不相信李英涛说的，但你不能因你不信，就硬否定殷海光没有对李作过这样的暗示。而且这也不干你的事。”

胡：“尤上校，你既侦讯案事，则对一个人就关系其利害甚大之事，所作的供述，似也该从其是否合乎人情常理，去作一番考量和判断，总不能任由他怎么说，你就怎么信。若其说的，无损别人，那也罢了；若是损及别人，如李某说他之萌生谋刺总统等人之念，是由于得之殷海光的暗示，而听着又不作情理上的慎思熟虑，即加轻信，那对于被损害者的危险，真是太大了。”

尤：“照胡先生的意思，那“除三害’的行刺总统等密谋，全是那李某一个人的狂妄意图，似与殷无关了。”

胡：“事实正是如此。即是要说此一行刺密谋，与殷有关，那也是李某将其此种意图，到殷家向殷私下吐露，期望能得‘殷教授指导’以后的事。但那与李说他之初萌此事之念系受殷之暗示影响，便不可相提并论了。而且我还可告诉你，就在李将其个人意图行刺总统等三人之所谓‘除三害’密谋，向殷私下吐露，期望能得殷的指导后，不到一个月，殷便全部告诉我了，而且殷还把李送到他家，请他看的一份‘他为何要为国家除三害的理由及决心’的文书手稿，和附在此手稿内的好大一张李的全身照片，拿给我看。那份李要‘为国家除三害’的理由书，是李亲笔手稿，殷是李将之送来以后，才知李有此行刺意图的。而附在书稿内的那张李君全身大照片，背后还有李亲笔题写的一首五言绝句诗。前两句已不记得，这后两句则是所谓‘生平所最慕，荆轲与子房’。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很不对。而且照殷告诉我的，说李是退役军官，在军中即受到不少政工人员的迫害，终而气愤得提早退役。退役后在南港的公家肥料六厂做工不久，就因常看以前出版的《自由中国》等批评政府的刊物，受到厂内安全人员的注目，终被迫其去职，失业之后，生活十分困苦。他生活既因失业十分困苦，哪还有多钱，照这么大的全身照片，并在照片后面，题写诗句，送给殷教授留念。而且他在照片中所穿的新式西装，皮鞋也很高级，比殷和我等有份公家的固定薪水工作的老师，还要讲究。所以我拿着李君送给殷看的‘为国除害’书，及背面题写诗句的李君大照片，看了又看之后，便提醒殷要对此人，严加提防，以免此人是特务机关派来钓他的鱼的。说实在的，殷海光自告我李君意图之事时，由于我对他的提醒，使他对李君以前常来其家之种种谈话，开始感到疑虑不安起来。只以李君为失业退役军人，一时不便示以决裂，怕其卤莽滋事。而殷又以我颇有些军中做事的经验，便和我商谋对付李君之道。我以朋友家居生活，突然受到如此无谓的外人搅扰，而朋友又谋商对付之道于我，自愿帮此小忙；同时我也想看看这位李君的庐山真面目，更想看看他究竟还要对殷海光耍些什么花样出来。这便是殷海光要李到我学校宿舍来看我的真实原因。”

尤上校听了我颇长的述告，又垂头作思考状，并不断翻弄其卷宗内之资料。然后又再和我对谈下去。

尤：“据李英涛说，殷海光于收阅其相赠照片和其‘为国除害’文后、曾以‘自古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的古人话，来赞誉他。李认为殷如此赞誉他，便是殷赞同他的‘除三害’。”

胡：“是否如此，我不得知。依我看来，即是有过这种赞誉，大概也是殷借古人语，对送题诗照片和‘为国除害’书给他的李君的一种敷衍。因为李送上门来请教殷海光的‘为国除三害’书文内，表露了他要行刺的心志；那张大全身照片后面，又题写有所谓‘生平所最慕，荆轲与子房’的诗句；而李是河北人，又正是所谓‘燕赵之人’。故殷海光看了他的‘为国除害’书，和题诗大照片之后，顺口敷衍他一句古人文章内的话：‘自古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也是有此可能的。若李认此敷衍之赞誉，便是殷赞同他去干其‘为国除三害’之事，那恐怕只是李君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而且赞誉一个人，和赞同一件事，是不同层次的两码事。譬如有人赞誉杨贵妃有‘天生丽质，倾国倾城’之美，是一回事；又有人骂杨贵妃是‘险些断送李唐江山给安禄山’的女妖祸水，则又是一回事。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两回事，务请贵‘法官’明镜高悬，分辨清楚，不可将之混为一谈。”

尤：“不过，我认为殷海光是位有名的大学哲学教授，他于看了李送来向他请教的所谓‘为国除三害’文字和题诗大照片之后，不仅未立即当面斥其荒唐，反以古人说的‘自古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去赞誉他。这种赞誉，虽非一定赞同李去胡干‘为国除三害’之事，但对李君来说，至少也会发生一种鼓舞作用。胡先生以为我的看法如何？”

胡：“那是你的高见，我没有意见。不过，作为一个有名的大学哲学教授之殷海光，会不会去鼓舞一个刚相识不久，毫无深交，自动上门求教的‘燕赵之人’，去干那种‘为国除三害’，行刺蒋总统等的荒唐之事？我总盼望贵‘法官’，对此问题，能作一个很合乎情理的成熟判断。因此我伏请贵‘法官’三思。”

尤听了我“伏请他三思”之后，再又低下头去，不断地翻阅其卷宗内之资料文件去了。一会之后，我们又继续对谈。

尤：“殷海光将李送他看的‘为国除三害’文字，及题诗大照片，拿给你看，并和你商谋对付李君对策，大约在什么时候？”

胡：“大约是在民国五十一年二月下旬，胡适先生突然病逝之后不久。”

尤：“殷海光要李去你学校宿舍找你，让你好为他观察一下李是个怎样的人物，李第一次到你学校宿舍见到你，又是什么时候？”

胡：“大约在同年四月初学校放了春假以后不久。”

尤：“李说殷海光要他去见你，是要他和你谈谈‘为国除三害’的事的。而且他头次到你学校宿舍见到你时，他和你就谈到‘为国除三害’的事了。他还说，你为了谈话安全起见，谈话时，还开大了收音机的广播，以为谈话的掩护，又把蒋总统、陈诚，和蒋经国三人，依次编为‘一号’、‘二号’，和‘三号’，以避免谈话中，一再提到他们三人的名字，有所不便。情形是这样吗？”

胡：“我已告诉过你，殷海光虽由我的提醒，对李某其人之言行，已具戒心；但他仍以李是个失业退役军人，怕立即示以决裂，李会恼羞成怒，鲁莽滋事。因此已知李‘除三害’意图的殷海光，要李来看我时，自只能敷衍李说，要李来见我谈谈他的‘除三害’事，如何能把自己和我商谋对付他的话，向他讲呢？李第一次来我处时是晚上，我正在读书。他来时坐定，即向我侃侃而谈其所谓‘为国除三害’之事。当时，我宿舍住室的左右前后邻室的同事都在。我深恐这位不速之客，这样毫无顾忌地大谈其‘欲除三害’事，以及谈话中，不断地提到蒋总统、陈诚、蒋经国三人的名字，被邻室同事听到，甚不妥妙，所以我才一面打开收音机，以广播声响来混乱其对我的谈话，一面请他谈话提到蒋总统、陈诚、蒋经国三人姓名时，分别以‘一号、二号、三号’代之。这是我为了应付他在我宿舍房内高声大谈其‘欲除三害’之事，又不断提到二蒋一陈姓名时的一种不得已之措施。”

尤：“这么说来，李英涛第一次到你这里来，就和你谈过他的‘除三害’之事了。”

胡：“因李不知殷海光要他来我处，是殷请我对他这个退役军人，作番亲自观察的，他还真以为是殷要他来和我谈其图谋行刺之事的，所以他第一次来了之后，向我作了一番他个人的自我介绍后，即大谈其为何要干‘除三害’之事。”

尤：“李这次向你大谈为何要干‘除三害’之事，谈的详细内容如何？而你向他表示什么意见没有？”

胡：“他谈的内容，大致与他送给殷海光看的东西差不多。我因受殷之托，要亲自观察一下这个胆子好大、要企图谋刺蒋总统、陈诚，和蒋经国的退役军人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我尽量让他多讲我听。我向他表示的，除了要他谈话时，不要直提蒋总统陈诚和蒋经国三人的名字，改以一号二号三号代表他们三人外，我还向他所说改换名字之事，表示了异议。他这次来我处谈其‘除三害’时，我向他表示的意见，就此两点。而他向我所说轻易改变名字之事，是引发我识破他来钓殷海光鱼阴谋诡计的开端。”

尤：“李对你说他改变名字之事，情形怎样？”

胡：“李对我个人自我介绍时，说他在军中，及刚退役之初，本名英韬。只因曾受人迫害，被送往火烧岛去过。火烧岛出来之人，对人印象不好，因此他就想改个名字，以便好谋工作。适好他有位昔日军中朋友，退役后曾在黑社会混得还不错的把兄弟穆万森，认识一位过去干过特务，于今也混成黑道老大的朋友，有办法能替他到区公所和管理户籍的警察单位，办好这件事。所以他就把国民身份证和户口名簿，都交给这位黑道老大，那人果然有牛皮，不到几天之后，便把他国民身份证上和户口名簿上的李英韬，改成了李英涛。我听他说请朋友替他很轻易地便把户籍上和国民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改换了，真是说得有点离了谱，便向他略为表示了一点异议。我对他说：‘我们都在台湾住了多年，对到区公所户籍单位，申办户籍更正之事，最感手续多而又难办，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一般说来，我们对国民身份证上和户籍上记载的错误，要想申请改正，还得要凭原始证件才行。何况你还要申请改个名字，没有原始证件，能办通吗？就是你那位过去干过特务的朋友，替你去办，恐怕也得要看一看证件吧？’然后李又向我大为吹嘘了一番什么‘特务要办的事，没有办不通的’之特务朋友的能耐和灵光。我听了之后，心中暗想，我对殷海光托我当面观察‘李君如何人也’之事，经此一谈，大概可向殷有所交代了，故我于李首次来谈之后，便去殷家，向拜托我的殷海光复命时，即对殷说出我对李某其人的观察看法是：‘殷先生，我看李君极可能是个专来钓你这条大鱼的鱼饵。他的幕后策划，很可能是特务背景。他若有事再来向你教授请教，你可得特别当心才好’。”

尤：“胡先生有没有探问他，替他改换名字的那个曾干过特工的黑道老大，是叫什么名字？”

胡：“没有。因为我对其请人申办改换名字之事，已有异议的表示，如再进一步探问为其申办改名之朋友的姓名，可能会加深他对我探问的疑虑，所以不问。李现被押在此处看守所，你最好去直接问他，那替他申办改名的黑道老大是谁？”

尤：“李请人申办改名之事，对他和殷海光与你所谈过的‘除三害’谋刺之事，无甚关系，那人是谁，查明与否，亦无关系。”

胡：“上校认李请人申办改名之事，与李和我们所谈‘除三害’谋刺之案，无甚关系；可是我却由于他请人申办改名之事，引发了我对他‘除三害’是要套害殷海光阴谋之识破，关系可大得很呢！”

尤上校又无话可说，低头翻查卷宗资料文件了。

尤：“李英涛说，他有次星期日上午去看你，适碰着有几位男女青年，在你房内和你谈话。学生见了他来久坐不走，以为他找老师有事，便都告辞。其中有位身挂照相机的青年，提议大家在宿舍前面梯级上，和你合拍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他们全体和你合影的，还是由那青年先调整好照相机的距离和光度后，再请李代为按钮拍照的。有这回事吗？”

胡：“有这回事，那是我以前教过的几位男女学生，有的业已大学毕业做事，有的还在大学读书，他们先和我约好在那个星期日上午，来我处看我，然后我和他们一起去逛基隆的山头公园，并请他们同去品尝有名的刁家牛肉汤食点。不料我的学生们来了一会，正谈着话时，穿得西装毕挺，皮鞋光亮的李君也来了。因他不知趣，来了就是坐着不走，我又不好意思请他走。致使我的学生以为他这位客人是来有事找老师的，便提议在宿舍门前梯级上，分别地和全体地，与我合拍了几张相，并改约他日再同游基隆公园后，都告辞走了。光由这件事看来，他这个自诩‘飘洋过海，世面见过很多’的退伍军人，其处世的通达，似乎还赶不上我的那几位年轻学生。”

尤：“李这次来你处，又和你谈了些什么呢？”

胡：“他这次来我处，谈话都是我问他的话多。我从他回答的谈话中，又发现他说谎吹牛，很不诚实。他向殷海光和我所谈之所谓‘除三害’行刺意图事，所以终败在我的手里者，主要是他以及他背后策划钓鱼的人，不料会半途遇到我这个‘拦路虎’的第三者，而且他们又对我这个半途拦路的第三者，过去也做过军人的经历背景，竟毫无所知故。所以李这次来，我便采取主动来向他作各种探问，终使他曾向殷海光说过的吹牛谎言，很多被我戳破。譬如我向他问说：‘殷教授告诉我，说李先生曾在军中做过营长，退役时，已官至陆军中校。不知你做营长时，是在哪个部队？”李一闻此问，神态顿形紧张，七扯八拉地支吾过去，我见神情说话如此，也就不再多所逼问。而且以我服务军中和各级军官同事接触之多的体认，一个在陆军部队做到中校营长职位的中级军官，一个带领过大数百名官兵的人，不论其待人处事，和谈吐风范，都该有些深度修养了。何至于会浅薄得如李君那样幼稚轻薄，才认识一个陌生的殷海光教授不久，便向他吐露如此性命攸关的所谓‘除三害’谋刺蒋总统等的意图呢？尤上校，你相信我们部队里，会有像李英涛那样幼稚浅薄的中校营长吗？”

尤听到此处，不禁好笑起来。然后他再听我讲下去。

胡：“再说他头次来，向我自我介绍，说他是第二次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据我所知，这批大中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做青年军，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快到民国三十七年了。民国三十七年才投笔从戎当青年军的人，总不能一投军就当上军官吧！要能当上军官，都应在其来到台湾，在凤山陆军基地，受过一点军官训练之后。若以来台后即顺利当上准尉军官起，升级再快，无论如何，到李退役之时，也当不到中校，更无法当到中校营长。而部队中的一般步兵营长，官阶只是少校，中校营长，多属特种兵科的独立营长，更非无适合条件的中级军官，可以随便当上的。所以李去殷家，对殷海光说他当过中校营长，殷因无此军职人事经验，便信以为真了。可是李又对我这样说时，我因做过陆军总部的人事参谋，使认为他在乱吹牛皮。所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李君之所以在我这个‘真人’面前大说假话，主要是他来找我之前，没有搞清楚我胡某过去也穿过‘二尺五’的历史背景故。”

尤：“这样说来，殷海光若不遇到你，还不知要被李英涛的吹牛假话，骗到什么境地！”

胡：“就在这一次，我又识破李说的一个吹牛谎言，这个吹牛谎言，自也把对军情陌生的殷海光教授，给骗上了。”

尤：“李这个吹牛谎言，又是怎么回事？”

胡：“李这次来，将对殷吹过的这个牛，也对我照吹不误。他说这几年里，他每月至少要到台中市去探望孙立人将军一次。我假装惊讶地问他凭甚么特殊关系，可以每月探望孙将军一次？因为据闻非孙将军的至亲好友，不仅见不着孙将军，而且孙将军也不愿意接见。而李却告我，说他曾做过孙将军的卫士排排长，和孙有过非常亲近的特殊关系。这个特殊关系，又为那些表面是照料孙将军，暗底里实为监视孙将军的‘特务’所知悉，所以他才每月能顺利看到孙将军。我听他说做过孙将军的卫士排排长，我这个做过陆军总部人事参谋的人，自又要考验他一下了。我先问他担任此职时，是‘孙当司令官时期，还是孙当总司令时期’？他似乎感到有些不妙，答话有点结结巴巴了，说是‘孙当总司令时期’。这时，我就想对他的吹牛，稍作一点点破，便再对他说：‘李先生既做过孙将军的卫士排长，算是孙的贴身左右亲信人物了，那对和孙将军平日最常接近的幕僚人员，应该都认识的吧？’李感到有点不自在了，便说：‘胡教授④，时间久了，也许都记不起来了。胡教授也认识一些孙将军的幕僚吗？都是哪几位？说出来，看我还记得不？’我笑说，我认识的这几位，也都是和孙最接近的亲信幕僚，他这位卫士排长应该深刻难忘的。于是我便开出几位名单来问他：‘陈良埙和温哈熊是孙的什么人？龚至黄、钟自淦、李权、王筠，都是最接近孙的幕僚，他们又都是干什么的？你都认得吗？’这一问，使他的牛皮破产，狼狈不堪起来。我见他窘相毕露，为了不使他太感难堪，便故意将话题转到他那位沦为黑道人物的把兄弟穆万森，近因杀死歌女判处死刑，已被枪决的事上来。李一听我把话题转到穆万森身上来，他刚才的那副狼狈难堪窘态，立刻消失，又和我大谈起穆万森来。他先告我他和穆相识之八拜之交后，便对穆之近被处决事，大发感慨，说什么‘穆真糊涂，竟为一个烂货歌女依铭，而被处死枪毙，太不值得了’。又说什么‘真可惜了穆那一身了不得的国术武功’。再说什么‘穆也进过大学，可谓文武全才”。更说什么‘穆为人豪迈，是位最讲江湖义气的好汉侠士’。我听到他说这些，很感不满，乃驳斥他：‘穆万森于八德乡灭门血案，被判无罪开释后，并没有什么江湖朋友，愿意接纳他。他在走投无路，无处安身之时，幸有这位歌女依铭，尚念昔日相处的一段风尘情缘，接纳了他这个流浪汉，两人又在一起同居，由这位歌女卖唱赚钱来养活他。故这位歌女，对穆而言，可谓是‘雪中送炭’的红粉知己了。自然做歌女这一行的，难免会多一些男女关系，而她和穆也只是同居关系。穆竟不知体谅，反吃起干醋，而竟在该女和人跳舞时，跑去一怒将一个赚钱供养他生活的同居情侣杀死。像这样忘恩负义的无情暴徒，还配称得上是很讲义气的江湖好汉吗？真太丢江湖好汉的脸了！’李君见我批评了他的穆老大，不配称是很讲义气的江湖好汉，好像有些不服气，竟引述平剧戏里‘乌龙院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来为怒杀歌女依铭的穆万森辩解。我更驳斥其非：‘那宋江在郓城县是有头有脸的大爷，他花了大把银子，把落荒他乡的阎婆惜母女救出了苦海。不久阎婆惜虽做了他的姘妇，但他又花了巨银，买下乌龙院，来养活他们。如果那私下偷野汉的阎婆惜，偷的汉子，不是宋江的徒儿张文远；又如果阎婆惜私通张文远的事被宋发觉后，那婆惜不拿着宋失落她处的一封私通梁山的来信，逼宋写了休书后，还要送官报案，宋江怎么会去杀她呢？就戏里乌龙院的故事看，宋江杀死那忘恩负义的阎婆惜，可说是硬被那偷汉的婆娘逼出来的。而你那位穆老大，出狱之后，无处存身，由唱歌赚钱的歌女依铭，念及昔日风尘旧情，接纳他，养活他，并和他同居一起。她并非穆的妻子，和他只是同居朋友的关系，穆并无干涉她私人生活及社交的权利，她亦无定要和穆同居并养活他的义务。他们的同居关系，自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穆凭什么听到依铭在基隆某舞厅，和别的男人跳舞，就怒不可遏，跑去那舞厅，当众杀她十几刀，把她杀死呢？这样一个将有恩义于自己的女人杀死的杀人犯，还配称是很讲义气的江湖好汉吗？我这儿不欢迎这种忘恩负义的狗屁江湖好汉！’这时李又感到难堪起来。最后我颇不客气地请他离去，并直言告他，在他之前来看我的几位学生，原要约我同去基隆有事的，但因他来后不走，只得告辞离去。我这等于是向他下逐客令，他只得颇感狼狈的走了。”

尤：“李向你吹牛，被你戳穿，被你赶走后，他有没有再来找过你？”

胡：“还来过，但我都不在，没遇着，只在我房门缝，留张‘李英涛拜候胡教授’的字条。大概来了几次未遇着，所以他见到殷海光，还说‘胡先生的胆子小，怕和他谈除三害的事，都和他谈些别的不相干的事’。还说‘头次谈到除三害事，胡先生连三人的名字都不敢提，要以一号二号三号来代替’。更说‘几次去胡先生那儿，都见房门锁了不在家，胡先生是不是怕谈我的事，有意避着我’？殷海光听了，暗觉好笑。因李头次来后，我即把我对李的观察印象，回复了殷，并要他担心此人可能是有心图谋他的人，派来向他钓鱼的。这次李被我赶走后，我更将戳破李之吹牛，和为穆万森杀死歌女事所起的争论，都去告诉了殷海光，又要他特别提高警觉，最好遇李再到扣门来访时，即闭门不纳，或者请其太太，严词绝其再来。但殷还是以李为无业退役军人，即时决裂，怕其齿莽滋事，有所顾虑。”

尤：“李英涛被你赶出门后，去告殷海光，说你胆子小，怕谈他的‘除三害’，有意避着他。胡先生此时，是不是真如他说的那个样呢？”

胡：“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他有什么好怕的，我要避着他？他常到人家去作不速之客，吵扰人家殷海光；殷以他是位受人迫害失去工作的无业退役军人，生活困苦，他又自称过去爱读殷的文章，殷才开门纳客接待他。谁知他竟就他要干‘为国除三害’的事，登门向殷求教起来了。殷和我商谋对付之道，殷请我对此人作番考察，看是好人还是歹徒。他来我处两次，我已戳破他的吹牛谎言，提醒殷要小心，最好闭门不纳，严词断其再来。则殷托我之事，已经办妥，就算了了，我还和他谈什么呢？再说这人每去殷家和两次来到我处，都是不速之客。殷在台大授课的时数少，在家时候多，所以他去殷家，都会遇到殷。而我在基市一中和兼课的世界新专的授课时间多，每个星期，除了星期日，差不多每天都在授课。星期日也有些私事待办，要来找我的朋友和学生，如不先约好，就可能吃上我的闭门羹。即以李君最后被我赶走的这一次来的星期日而言，若不是我留在宿舍住所，等候先约好来看我的几位学生，李来说不定还是遇不着。请贵‘法官’想想：即以李常去殷家作不速之客，和两次来我处的情形看，则他告闻殷海光要干的‘除三害’行刺之谋，自是李个人的意图。殷海光如何会有时间去找他这个并不熟识的退役军人，来到自己家里，商谈乃至教唆他去干这等亡命之徒的凶事，引祸上身呢？殷海光再是书呆子，也不会呆到这等地步吧！”

尤：“照胡先生说，殷海光对常去其家谈‘除害行刺’之事的李君，由于你的观察和戳破其吹牛谎言，业已感到疑虑和警觉；可是那李英涛却说，殷海光一直在鼓励他去干这件事。殷并说在他决心要干时，要派其学生来支援他。”

胡：“尤上校，我看这也只是李君自己想出来的说法，殷海光会说这种话来鼓励他吗？我觉得这个人这样自编自唱，自己荒乎其唐，不怕人笑骂不要紧，为何要把一个台大教授殷海光，也说成和他一样的幼稚荒谬可笑呢？我是完全不信的。”

尤：“我觉得胡先生看事太主观。对自己不信的事，就说没有，不是太主观了吗？”

胡：“我太主观了。那末上校客观的看法，便是信那李君说‘殷鼓励他干，并要派学生来支援他干’的话，为确实的事了。我要告诉贵上校一件事实，自‘雷案’发生，‘自由中国’关门以来，殷海光的学生，已没有几个人敢上他家看老师去了。即以前很敬重殷老师的学生，也都尽量少去，甚至殷有时托我去找他某位我亦认得的高足，到他家来办点买书代找资料的事，那学生都借故推托，不愿去。殷对其学生不敢去其家的情形，自亦清楚和能谅解。试想学生不敢去其家的情形，已是如此，那殷海光还会如李君说的，‘要派其学生去支援李干行刺除害之事’吗？不要说李某如此说是幼稚得可笑，即有人相信李这么说，也是幼稚的。”

尤上校像是被我重击了一下似的。对话停了一下。

尤：“胡先生是笑我幼稚了！”

胡：“不敢。我只向贵‘法官’说明一个我知的事实，使你不为李的谎言所骗。”

尤：“殷海光既未鼓励李去干行刺之事，更不可能对李说要学生去支援他干行刺的话，那李又为何去告诉殷海光，说他已向军中要好同事，借到手枪，决心要干了，且更带去拟好‘行刺完成决心自裁’的公告国人遗书手稿，恳求殷海光为他斧正呢？”

胡：“贵‘法官’此问，问得太好了。李自第二次来我处被我颇不客气赶走，后又来几次，都未遇到后，隔了很久没有再来。但他仍到殷家走动，并在殷海光面前说我胆小，怕谈他要干的事，并避见他。殷都告诉我后，我一笑置之。以为此人言行幼稚轻浮，牛皮谎言被我戳破，不会再胡来，也就事成过去算了。不料就在去年暑假快要结束之前，某日早晨，我在宿舍接到殷海光发自昨午的一封限时专送快信，信文内容，只有‘我有事要来和你一谈，请接信后，即到七堵火车站等我’的寥寥数语⑤。我接阅快信，即到七堵小火车站。不久殷到，我们便沿我学校侧边通校后小山路径，两人步行到吴国桢父亲的山麓墓园，详谈殷要和我相谈之事。这时我们所谈的事，就是李去殷家，告殷已向军中友人借到手枪，决心要干，及李请他斧正其所拟‘行刺完成，决自裁’的公告国人‘遗书’稿。殷并将李留放在他家的‘遗书’稿带来给我看，商谈如何对付。殷非常细心，还带了一副他在家做工时常戴的线手套来，拿‘遗书’时，都戴上手套，以免留下指纹在它的上面，他也要我戴上手套去翻阅它。我当时还笑他，要是早像戴手套看‘遗书’这样细心，何致会让这个莫明来历的无业退役军人，常闯家门。当我翻阅李拟‘遗书’到宣布所谓‘三害’之老蒋、陈诚，和小蒋的“祸国罪状”一项时，发现这一项目，他全空着，未写一字。我便诧异问殷：‘李为何写到这儿全留着空？是不是他留空下来，想请你殷教授，代他替要除之所谓三害，编织罪状，填写进去呢？殷听了哈哈大笑说：“李的意思，当然是这样呀！’其中又有一项李的要求，是‘要老蒋等三人，立即释放张学良，孙立人，和雷震三人’。但在此三人的名下，亦各留有很多空白处，也是留请殷教授代他想想三人对国家功劳事迹，填写进去。由李送请殷帮忙他补充其‘遗书’内容的情况看，可知殷这时已很明白这个‘遗书’，完全是有人利用李君作钓鱼饵，要来钓他咬鱼饵好上钩的了。殷问我‘怎么办？’我答之曰：‘你忠厚的作法，是等李某再来取回‘遗书’时，你一言不发地将原件退回给他。他见了殷教授在上面，未照其请求，帮忙写上一个字，就原件退给他，心里自会有数，就不敢再上你家，来向你讨教他的除三害了。另外一个警告性的做法，是李来索取其遗书，不予退还，对他明讲，请他送给你作写作资料用，并警告他不可再来你家胡言乱语，谈除三害的事，打扰你读书的工作。自然你也向他表示宽恕其受人利用的无知无识。’殷认为两法，都可考虑。但他后来兼采两法，各采用其中的一部份，即原件返还，又警告了李，故使感到恼羞成怒的李，在他家当场发生了言语冲突，李竟一反向来尊敬殷教授的常态，对其极为敬仰的殷教授，出言不逊起来，然后怒气冲冲地，出门走了。以后李就未再去殷家。又殷那次来和我在吴国桢父亲墓园商谈对付李君事时，也谈到李告他借到手枪，急于要干之事。我见殷海光怕李借枪出事，忧形于色，当时便以我在军中野战部队担任配备有军用手枪职务的经验，对殷表示我的看法，认为李不可能从其军中同事处，借到军用手枪⑥，以安抚殷，去其忧心。我告诉殷我这个看法的理由。因为军中的军人，只有编列在攻防战斗序列中连长级以上之各级带兵军官，以及负有作战策划业务之各种参谋军官，或负有特殊警戒勤务的军官（如我在一野战部队，曾任兼领一排卫士，负责军司令部高级长官安全警卫及传令任务之首席侍从军官时，我在编制装备上，规定我应配有美国四五军用手枪一双，子弹若干发），才配备有军用手枪及其配额子弹。凡在战斗序列中获有配备军用手枪之军官姓名，级职，任务区分，手枪口径及其型类，以及配额子弹，部队补给之军械单位，都备专册，详细登记在案。武器是参加战斗序列军官的第二生命，枪不离人的。并严格规定，配备之武器，只限于作战时用。故任何一位列入军队战斗序列，规定配备有军用手枪的军官，都负有保管、维护、及使用其枪弹之严格军令责任，岂可将其持有之军用手枪，随便借给朋友使用的。万一借给朋友出了事，那还得了吗？而且担任战防任务的部队，为了提高随时应战的警觉，除了作定期的武器装备检查外，还有不定期的临时抽查。如果在作武器装备检查时，一个配备有军用手枪的军官，不能佩带手枪，列队接受检查，则检查的长官问他的枪在哪儿？他如何回答？能说丢了吗？更能说借给朋友吗？在战斗序列中配备有军用手枪的军官，居然丢掉了枪，那还得了！其严重性，可以受到军法审判的。至于还把军用手枪私借朋友去用，那更是不堪思议之事，其后果之严重，恐更过之于其把手枪丢掉。所以我告诉殷海光，说李告他向军中朋友借到手枪，可能是李要以此骗他为其补充‘遗书’好上钓的。劝殷不要理李这些骗人的话好了。殷经我这番‘李不可能借到军用手枪’的解说后，忧心方告释然。于是我请殷到基隆一家饭馆吃了午饭，再陪他回台北，并送其回家。”

尤上校听到我这番详述“殷海光于李告他借到军用手枪，急于要干，并送请他修改补充其‘遗书’后，急来找我会商如何对付”的事实后，又抽烟沉思良久，方又向我问话。

尤：“以后，殷海光就把李英涛送来请他修改补充的‘遗书’稿，原件退还给李了？”

胡：“对。我已告诉过你，殷海光对我建议的两个处理‘遗书’稿的方法，各采行一部份，即既李的“遗书’手稿，原件退还给李，又对李作了不可再来其家的警告。李见殷在其‘遗书’手稿上，一个字也没有写，且见殷戴着手套，拿其‘遗书’手稿还给他，又受到了殷严词的警告，致恼羞成怒地，当时即在殷家，便对殷出言不逊，和殷发生了言语冲突，而且很气愤地走了。从此，李就未再到殷家来作不速之客了。”

尤：“殷将‘遗书’手稿退还给李，又警告李不可再来，他们两人发生不快冲突后，李有没有再来找过你？”

胡：“大约在我学校快要秋季开学上课前几天，他又在晚上来我学校宿舍，恰好遇着我在。他这次来，是存心找我为难的。先是在我面前大骂殷海光未帮他修改‘遗书’手稿，不着一字地退还给他；又骂殷不该对他能借到军用手枪之事不相信。他责怪殷没有一点胆识担当，如何能合作共图‘为国除害’的大事，算个什么大学教授。继又埋怨我不该泄他们的气，以致破坏了他和殷共图‘为国除害’的计划。而他怒言什么‘殷海光要我来找你谈，他真是瞎了眼，害我找错了人’的这几句话，引发了我的火气，便立刻对他毫不客气地痛斥其非，言辞义正地数说他如此受人利用甘充鱼饵来套钓殷海光之不是！‘殷海光和你何冤何仇，你要这样去陷害他？’接着我又指斥其对殷和我所言军中任职等事，皆属吹牛扯谎，欺骗人家。更坦率告知他，是我要殷海光不相信他能从军中借到军用手枪的。最后，我告诉他，我曾在孙立人将军任陆军训练司令及陆军总司令时期，于凤山受毕军官训练后，先在陆军野战部队，做过带兵的中上尉级军官，后又在陆军总部做过三年多的上尉人事参谋，快要升少校之前夕，方脱离军职的。说时，我并对他出示孙总司令题名赠送给我的留念照片。这时的李某，脸色变得苍白，不发一言地，便起身告辞，我也不送。而我的几位同宿舍邻室同事，听到我房内有人高声谈话似争吵，曾出至我房窗口来探视。李走后，同事向我探问：‘你怎么和你的客人吵起来了？怎么回事呢？’我答：‘没有什么，只是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他在我这儿发无谓的牢骚，我说了他一顿而已。’这次以后，李就未再来我学校宿舍找过我了。”

尤上校听到这里，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再和我继续谈话。

尤：“照胡先生这样说来，你算是把往李某圈套内钻的殷海光，拉出来了，你真是救住了他。不然，殷会被李骗得愈陷愈深，那就危险了。万一那李某真的干起所谓‘除三害’来，不管成与不成，殷海光和你，都难脱关系，连我们这些负责警备治安的人，也会要吃不消，兜着走了。”

胡：“你也不能把殷海光看得那样书呆子。其实他在李送其题诗大照片等文稿给他时，他就已经具有戒心了。不然，殷何必将此事对我讲，找我共商对付李某之道，又要李去找我，好让我看看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尤又沉默一阵，再问我。

尤：“我觉得殷海光于收到李某送请其修改补充之‘遗书’手稿，并听李告悉业已借到军用手枪，决心要干之后，若能即时将李‘遗书’稿，送交政府治安机关处理，则不论李过去对他所作的一切，是否为钓鱼谋害他的圈套，殷都可以置身事外，免除一切与李有关之嫌疑。而胡先生为殷海光好友，倘于殷海光告闻李之‘为国除三害’意图后，亦能力劝殷向政府治安机关，检举报案，则殷固可避免涉及与李事有关之嫌疑，即胡先生亦可不致受到李事池鱼之殃的连累。这应是殷海光最大的失着，也足胡先生最大的疏忽。”

我对尤上校的这一近乎侦讯终结之说法，也提出了我为殷海光及自己的辩解。

胡：“贵‘法官’刚才说的这个意思，自李不再到殷家和我住处来做不速之客以后，殷海光和我也曾仔细考虑过这件事，两人并且还作过详尽的商讨。可是终于还是事情过去算了，没有向政府治安机关报备。什么道理呢？一是殷认为李之所为，既出自幕后特工人员利用李作鱼饵，来谋陷害他的圈套诡计，于今他们的圈套诡计，已被我们识破失败，业已知难而退。所谓‘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还向治安机关报案，可谓多此一举，无此必要了。二是殷海光这个人，确实很不愿意和那些治安特务机关打交道。三是我认为李搞那一套，是受人利用来图谋套害殷海光的，本与我无干。而我既已助殷识破李欲害他的阴谋，击败其钓鱼圈套诡计，则此事更成过去。殷不愿向政府治安机关报案，以省麻烦，我又何苦自找麻烦，多此一事。如我多事独向治安机关检举李事，李反诬到殷海光和我的头上来，岂不连殷也被检举在内了。站在殷我朋友的道义立场上，我也不能这样做的。四是我们认为李某的害人阴谋诡计，经此失败打击之后，他扪心自省，应会受到其良心责备，而对前非，当会有所悔悟。此外，李毕竟是个目前陷于失业，生活困苦的退役军人，殷海光和我，还是对他，都存有同情和怜悯之意。我的这几点解释，或可邀贵‘法官’之相信。”

以上便是二十年前，我被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的办案人员，当作“叛乱嫌犯”，捉去关在其保安大队二中队的看守所之后，接受负责侦办我“涉嫌叛乱”案的保安处“法官”尤元章上校侦讯时，他就我由殷海光所告一名失业退役军人李英涛意图谋刺当时蒋介石、陈诚、和蒋经国的所谓“除三害”事，和我所作详细对谈的重点记要。自然这些重点记要的对谈，也都由侦讯我的“法官”尤上校，记入他作的所谓“侦讯笔录”中，而成了我这名“叛乱嫌犯”接受他侦讯的所谓“口供笔录”。

乙、关于我写“自白书”部份

关于我在结束“法官”和我所作侦讯谈话之后，又在“法官”强求之下，撰写所谓“自白书”的艰苦情形，前面业已有所提及。由于撰写“自白书”之艰苦，故耗费了两个白天加大半个晚上。首先是“法官”尤上校要我撰写这种“自承罪过”的所谓“自白书”，为我拒绝，两人有所辩论。我拒绝的理由，是认为尤上校以保安处办案人员的身份，已向我这名被押在此的“叛乱嫌犯”，既作了详尽的“侦讯笔录”，就已够了，何苦还要勉强我写什么“认罪式”的“自白书”。我向尤辩述：“我在殷告闻的这件李英涛意图谋刺事中，我助殷识破人家设圈套陷害他的阴谋诡计，我还有罪吗？”所以我不愿写这种“认罪式”的“自白书”。但尤上校非要我写不可的理由，是他认为接受侦讯的在押“嫌犯”，必须要写“自白书”，也是其侦办案子中，和侦讯谈话同等重要的一个项目。若接受侦讯的在押“嫌犯”，不写“自白书”，则他的侦讯工作，就不能算是结束，而侦办的案子，也就无法“结案”了。“法官”和我，两人在这个“要写不要写自白书”的层面上，就耗费了很多时间的争辩。但争到后来，尤上校抬出他们所谓“你不合作写自白书，我们就无法结案”的办案工作规定，我还是不得不对他，作了让步。因我想到，我们老僵持在这个争执上，终非了局；而实际的情势，我不写这份“自白书”，也是不行的了。

其次，是我写的“自白书”，由于内容上不合“法官”之意，而一改再改至数易其稿，以致耗费的时间最多，因而和“法官”发生的争论也最多。“自白”的内容，为何不合“法官”之意呢？主要是我不愿在“自白书”之内，多作“认罪”之笔，且更为殷海光和我自己，多所“辩诬”之词。尤上校则以为这样的写法不可以，坚持我的“自白”，应尽量符合他在对我侦讯中所提问的事。所谓“殷海光的事，你不要管。你就是要有所辩解，也只能为你自己，写你自己方面的，不必涉及到殷海光。无论如何，殷要李找你，而李也确和你谈过所谓‘除三害’的事，你总不能不承认”云云，便是这位对我尚称客气的“法官”所坚持的。此外，“自白书”内，还有若干字句上的出入增损的问题，两人也颇费了些唇舌之争。譬如我写“殷要李来找我谈，实在是殷托我对李作一观察”。但尤认为我只写“殷要李来找我谈”的事实就够了，而“实在是殷托我对李作一观察”，似为一种“为殷和自己有所开脱”的遁词，无须写入。于是争论许久，又为我写“李在殷家和我处所告其曾任军职以及其与孙立人将军亲密关系，为我识破皆属谎言”云云的字句，尤亦认为“都与案事无关，应予删除”，等等都是。

总之，我在“法官”强求“应写自白书”时，和“法官”尤上校所起的争执，要比两人在作侦讯对谈笔录时所作之争辩为多。虽然是争辩常起，但一个在押的“叛乱嫌犯”，无论如何，是争不过保安处负责侦办我“叛乱嫌案”的承办“法官”的。我命运上，既注定要做“输家”，则我能写出我自由意志的“自白书”来吗？自然是写得一改再改，数易其稿，直到我的“自白”内容，能得到“法官”勉强的满意时候，才算定草脱稿，可以腾清交卷了。

我写好的“自白书”，交由“法官”尤上校拿去，我受侦讯的“叛乱嫌案”，到此就告“功德圆满”，算“结案”了。

在我接受侦讯和写“自白书”的四天里，“法官”尤上校和我，可说都完全在专谈“叛乱嫌案”的事，没有说过一句与案事毫不相干的话。两人只于“结案”之后，才说了几句案外的闲话。我说的闲话，是向尤上校建议道：

“我想来想去，总觉得你们用李英涛本要套害殷海光的所谓‘除三害’谋刺事，作题目来把殷海光和我办成‘叛乱犯’，下狱治罪，似乎有损国家和政府的体面，太不妥当，也很不高明。我看还是换个别的题目来办我们如何？反正我已被你们捉进来了，又跑不掉。”

尤上校笑了笑，回答我：

“笑话！这样重大的案子，岂可随便乱改题目的！胡先生真是把我们侦办案子，看成儿戏了！”

然后，尤向我说的闲话是：

“这儿保安大队所属的官兵，因为多数教育程度低，故过去一直叫我们保安处的工作同人为‘法官’，他们叫惯了口，至今改不过来，所以胡先生来此，他们也要你如此叫我们。胡先生当然明白我们不是‘法官’，所以我请你以后别开我玩笑，再叫我‘法官’。”

我也笑了笑，回答他：

“原来‘法官’是开玩笑的！这不真成了笑话吗？”

于是，我们总算又在相对微笑中，变得轻松起来了。（待续）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写完此节

①我初到台湾投笔从戎，参加的部队长官，是陆军第九十九军军长兼台湾东部防守区司令邹鹏奇将军。他的两个大男孩邹靖平邹靖蓉，都刚由大陆来台，转学花莲省立中学后，都因功课荒误赶班不上，军长特请我每天抽空，为靖平靖蓉补习英文和数学等功课。

②我们这些被孙立人将军到各整编部队，亲自点名，被其选调到凤山接受严格训练的年轻军官，当时传说是孙将军为即将成立之“新军”，预训带兵的基干。而我们受训时，也有音乐教官来教我们唱“新军歌”和“保卫大台湾”。同时我们受训的营区各队宿舍，都高悬有“新军六戒”的信条。（现在记不全“六戒”了，“戒嫖”、“戒赌”、“戒贪”，都在“六戒”之中，不成问题。）

③当时的陆军总部参谋长赵家骧中将。赵将军因批阅公事时，颇看重我主稿的公文文字，及为长官所拟答的公务函稿。他又在召询公事时，询知我在大陆念过大学，是随军来台方投笔从戎的流亡学生，于是便蒙其抬爱，常找我帮他做些私人文字的工作。（赵本人的侍从参谋张子谷少校，笔下不行，对他无所帮助，而且又在碧潭游泳中溺毙。）赵将军本人的武韬文才，在国军中，是很有名的，为中国陆军“四大参谋”之一。

④李因殷海光告诉他，说我现在也在大专学校教授英文了。所以李初见我时，也很客气地叫我“胡教授”。其实我那时只是世界新专的兼任讲师。

⑤当我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深夜被捕时，我所保存的朋友来信，内中包括有“自由中国”杂志社朋友如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黄中、聂华苓等先生的来信，悉被保安处派来捉我的人，搜走了。到我被送去军法处时，保安处发还我部份的搜走文件中，“自由中国”杂志社的朋友信件，都没有被发还，想都被他们办案的“法官”，留着存案参考，通通没收了。我手中保存不到十封殷海光的信笺，就这样地通通失落了。

⑥后来李英涛和我一起在军法处的军事法庭，接受军事审判。有次两人一起出席“辩论庭”，我听到李在庭上向审判长所作之口头申辩，对“他告殷海光说已向军中同事借到军用手枪”一事，辩称是“骗殷海光和胡学古的”。后来警备总部给我们判刑的判决书上，也把李这样的辩言记入了。由此可见当时我为安抚殷海光，对“李告借到手枪决心要干”之忧虑，而作“李不可能从其军中同事处借到军用手枪”的判断，是很正确的。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