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蒋经国

• 目录
  • 《论定蒋经国》前言
  • 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李敖）
  • 论定蒋经国（李敖）
  • 蒋经国与故乡（毛炳岳）
  • 蒋经国的本生母——“毛太君”（龙中天）
  • 蒋经国的母亲是怎样死的（汪坚心）
  • 蒋经国在莫斯科（李敖）
  • 我所认识的蒋经国（覃异之）
  • 我所认识的蒋经国（王辅卿）
  • 蒋经国在赣南（胡越一）
  • 蒋经国在赣南二、三事（魏晋）
  • 回忆与蒋经国相处二三事（方暾）
  • 蒋经国为沈鸿烈活动内调（刘梦仙）
  • 日军兵临城下蒋经国飞渝记实（刘浩）
  • 蒋经国与青年军（覃异之）
  • 关于青年军的回忆（黄维）
  • 我任青年军政工督导员的经历（吕振寰）
  • 三青团和青年军政工的合流（李中舒）
  • 蒋经国培养干部的基地（夏明曦）
  • 蒋经国出掌政大风波（天龙）
  • 蒋经国的“三干”与“一俄”（范龙言）
  • 蒋经国的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方庆延）
  • 忆蒋经国在华北的“反贪污运动”（刘瑶章）
  • 蒋经国的小组织“燕廉”的活动（屈凌汉）
  • “二二八”事变后蒋经国没来台湾弹压吗？（李敖）
  • 上海金圆券案之一幕（周一志）
  • 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戴立庵）
  • 比包启黄还包启黄（李敖）
  • 蒋经国的情妇吴惊鸿（郑经）
  • 蒋经国用人“天威难测”（赵达中）
  • 蒋经国的“长恨亭”（孟绝子）
  • 蒋经国是台湾人？（李敖）
  • 略谈蒋经国（陈左弧）
  • 蒋经国人死了，就不骂他吗？（李敖）
  • 一院两堂，圈里圈外（孟绝子）
  • 为蒋经国先生遗族祈祷（李世杰）
  • 蒋经国是信什么宗教的（李世杰）
  • 蒋经国“健康情况非常良好”？（李世杰）
  • 告李登辉等六大员伪造蒋经国遗嘱状（李敖）
  • 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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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定蒋经国》前言（李敖）

　　蒋经国死在1988年1月13日，眼看就是一周年了。他的徒子徒孙们、他的佞幸私昵们、他的旧属同志们，纷纷展开所谓“纪念蒋故总统经国先生逝世周年”活动，活动中项目繁多，只有一项是有长久作用的，就是他们印行大量的书刊，以为谬种流传。例如今天的国民党党方《中央日报》上，就登出中央日报出版部的广告，出版《永远与国人同在——经国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专辑》，说收有“李总统登辉先生等纪念专文十二篇；以及名流、学者、旧属、民间等感人的纪念文粹三十三篇；《蒋总统与我》征文二十一篇”，以为纪念；同时声言，此书在“追思纪念会上，允宜人手一册，宛若握紧经国先生的手，请他牵引我们向前”。肉麻兮兮，令人讨厌。另一方面，今天的国民党军方《青年日报》上，也登出“总政治部”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的广告，出版《经国先生与国军》《对经国先生的沉痛追思》《用血汗凝聚长城的蒋总统经国先生》《蒋总统经国先生追思录》《经国先生的故事》，说：“尊重经国先生毕生之所痛恶、力避歌功颂德，而在于阐扬他‘平凡’、‘平淡’、‘平实’之中所显现的自然的伟大。”肉麻兮兮，也令人讨厌。

　　国民党的肉麻兮兮，大略如此，民进党以下的所谓反对分子，其实也媚骨百出。例如蒋经国死后，康宁祥亲自去鞠躬如仪，1988年1月15日《自立晚报》登：“康宁祥仍永难忘怀经国先生宽阔的政治胸怀，他步入灵堂内，向经国先生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努力致最高敬礼，并代表着在野人士对经国先生的景仰。”当然，在表现媚骨的时候，民进党其他大员是不会后人的，所以，我们在蒋经国死后，看到朱高正的号咷大哭、看到许荣淑的联署致敬、看到费希平的表示悼念、看到周平德的深感悲悼、看到余陈月瑛的大呼：“非常沉痛，那种心情，实不亚于月前我丈夫逝世！”看到民进党紧急中常会的谄媚声明、看到民进党北港服务处和桃园县党部的下半旗（分别由朱高见和邱垂贞主持）。……所有的“媚骨症候群”都登时一一发作，真不知道反对党应有的起码规格何在也！不过，这些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虽然肉麻兮兮，倒不像国民党那样印行书刊，套句词牌的名目，他们只是“感皇恩”、“眼儿媚”而已。

　　我在蒋经国生前，就出版封面标出“蒋经国死了”的“诅咒”之书，以代天讨；如今蒋经国死了，自应有“鞭尸”之作，聊伸我怀。因此我决定在他死后一周年之日，编著《论定蒋经国》这本书，一来打倒国民党的马屁书刊，令其虚生；二来证实民进党的没有志气，令其愧死；三来向全世界显示，在生死线外，中国毕竟有强项不屈之人，在台湾岛上，不畏蒋家王朝，而以个人力量，挺身为人间存正义而留信史。孟夫子说所贵为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今再加一条，就是“生死不能完”——只要人间有邪恶存在，大丈夫就跟它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世之读者幸能从这种角度以看此书，则是知书者矣！

　　1989年1月6日夜12时半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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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李敖）

　　蒋经国今天死了，在国民党传播媒体众口一声的哀号里，我要写一点独具只眼的论定。

　　蒋介石死的时候，国民党哀号是“崩殂”；如今蒋介石的太子死了，国民党又哀号是“崩逝”，这种封建字眼的全部出笼，显然在以帝王相应他们的主子，国民党自称革了九十年的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革到头来，一代民国竟落到蒋氏两代的家天下里，父死子继，一崩再崩，真是民国的大丑闻了。

　　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春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异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

　　写到这里，国民党一定说我目无“中华民国”了、一定对我大施挞伐了，且慢、且慢，还是看看贵总裁的一篇演说吧！贵总裁在1950年3月13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1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

　　看到了吧！照贵总裁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也！

　　事实上，“中华民国”之亡，不亡于1949，早亡于蒋介石篡夺成蒋家王朝之时。所以1949所亡的，无异是蒋家王朝。蒋家王朝定都南京，人被兵临城下前夜，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在黯然环顾南京灵谷寺、鸡鸣寺后，服毒自杀，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5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答他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陈布雷选上这两座古寺而寄情、而流连、而殉死南京，真选得无独有偶了！宋人题灵谷寺，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静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蒋介石连“堕劫灰”的六朝人物都不如了，因为六朝人物至少还在原地亡国，蒋介石呢，连亡国都要亡得开小差呢！

　　梁武帝殉国于南京后，前殉后继，又来了殉国者，就是陈后主。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我细查他的身世，却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583—589），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同时还主张言论自由，宣布“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表示：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肉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绝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陈后主干了四年皇上就开放了，但他的浙江老乡干了四十年才开放，可见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最后，在亡国之日，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还在原地亡国，蒋介石呢，连亡国都要亡得开小差呢！

　　陈后主以外，再看明思宗。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崇祯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宋朝开国起一百三十年间，宰相也不过五十一个！）他老兄实在不会用人。虽然如此，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但是，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他死后，衣襟上写字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但是，浑人虽然浑，但在浑中，却不失他颇知廉耻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介石来， 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至于蒋经国，在做太子时代，既不能有陈后主的太子那种殉国风范，“正色以待”敌人的到来，而要和老子蒋介石一同出奔，他即位后，其德其能，也就可想而知。一年半前，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发表《邓蒋两公百年后——海峡两岸必须面对变局》一文，其中说：

　　在此一大“势”发展之下，小蒋总统之作风，实有足多者。经国出身“高干子弟”，本是上海滩上小花花公子；嗣又留学苏联，列名共党，清算老父。回国后又在乃父亲手训练之下，搞国民党派系政治，弄权攘位，终于父死子继、位登大宝。

　　这一连串的复杂背景，老实说，均不足为经国病。把他和邓小平乃至国共两党的高级派系领袖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同者，他有个精心培植他的“好爸爸”而已。但是刘禅也有个了不起的老子，还加上个诸葛亮，结果还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经国之步步上升，亦自有他自己了不起的一套。

　　依我看来，蒋经国在小手段上固然亲受共产党训练与“乃父亲手训练”，比阿斗高明；但在维持大局与对中国未来看法上，其实还不如阿斗。阿斗“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他能用到诸葛亮，“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这是很不得了的成绩，比蒋太子只用奴才、空言反攻而军旅不兴赦却妄下高明多了。至于阿斗最后成全中国统一，知道“龙虎战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这也比负隅而不知“天命”者高明百倍。且阿斗班底中，还有北地王谌那种戈倍尔（Joseph Goebbels）式“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的殉节之士，蒋经国有吗？一旦台湾风吹草动，丢人现眼可有得好看呢！

　　阿斗在中国统一后，“乐不思蜀”，其实他是河北人，所思不一定在四川，他可以爱四川，但不必刻意做四川人。蒋经国则不然。去年蒋经国与十二个“台籍耆老”谈话，说他个人在台湾住了四十多年，“我已经是台湾人”了。消息传出，立刻被各路马屁砰砰围住，用屁股思考的朝野上下，屁谓蒋总统英明云云，似乎为蒋经国这一台化言论，倍感欣慰焉！

　　二十年前，蒋经国讲《以国家安危为己任》，自道他一生颠沛流离，“自己从小到现在，没有哪个房子住过六年以上”，可是到台湾后，他在一栋房子里，“已经住了十八年”，言外之意，台湾居，实乃安定之至者。上一讲演，是1967年1月30日讲的，二十年下来，蒋经国在台湾岂止一住十八年，根本已是二十八年、三十八年了，比起“自己从小到现在，没有在哪个房子住过六年以上”的流动率，台湾之令人乐也，尚奚疑哉？不过，蒋经国在1976年2月27日的讲演——《我们有中华民族全民的民主与自由》，曾经公然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以“我是台湾人”为奇耻大辱，可是，曾几何时，同一个蒋经国，却公然说他自己是“台湾人”了！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其实一点不怪，蒋氏父子口口声声台湾属于中国，但他们所实行的，却是在台湾搞小朝廷；他们干的，是搞外省人的“台湾独立”，虽然他们绝口不说。“反攻大陆”也、“光复大陆”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都是能说不能做的；“台湾独立”却是能做不能说的，因而他们挂中国统一的狗头，却卖“台湾独立”的羊肉。因为他们明知已无任何希望。这在蒋介石“机密”训词中，早就慨乎言之。1963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印行“机密”的《八全以来总裁对党的重要训词总辑》，收有1959年5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讲的《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其中断言“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这段话是1959年说明的，1959年说“再过十年”，当是1969年。但1969早就过去了，1979也早就过去了，眼看就是1989了，“任何希望都要破灭”，岂不心知肚明？因此在台湾搞小朝廷、搞外省人的“台湾独立”，正是他们的“机密”原案。蒋经国在垂死前夜，承认自己“已经是台湾人”了，正显示了负隅顽抗中国统一的心态。我说他不如阿斗，因为阿斗之罪，不过乐不思蜀；但蒋经国之罪，却在蜀乐不思中原——乐不思大陆（当然思也白思）。由此可见，真正扶不起来的，不是阿斗，而是别有其人也！

　　结论是：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虽同为古今亡国之君、亡国之太子，但高下之分，一看便知。盖棺论定蒋氏父子，这一史家持平之论，也许可供启蒙也。

　　1988年1月13至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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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定蒋经国（李敖）

　　“蒋经国死了”的当天晚上，我写《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给蒋氏父子做历史定位。七天来，看到海内外国民党和国民党同路人众口一声的歌功颂德，真觉得他们既无识又可耻，决定写这篇文章驳斥之。

　　蒋经国从1939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到1949年逃台湾以至于死为止，实际所统治的中国，在赣南，不过两万三千平方公里；在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相差极远。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其他影响，不过一时一地而已，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谈不到什么事功。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比例自然不当。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可谓比拟不伦；许倬云说“经国先生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可谓肉麻已极。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赛过石敬瑭，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其祸害整个中国，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遗害二三百年，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石敬瑭卖国，换得契丹帮他打天下；蒋氏父子卖国，又换得了什么？蒋氏父子固石敬瑭之不若也！《旧五代史》说石敬瑭“其为君也……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但蒋氏父子呢？其为君也，社稷都不能保啊！

　　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有恶已作，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我这种不肯曲学阿世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医学上有所谓“小发作”（Peit Mal）“大发作”（Grand Mal）。“小发作”代表一种癫痫（Epilepsy）的发作，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时间也很短，不过几秒钟；“大发作”则相反，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这种发作，古人不知道是由于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反以为是恶魔附体。法文这字原意，就是大恶魔，即因此而来也。蒋经国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调来“戡建大队”，动员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想要解决经济问题，正是恶魔附体式的招数。这一发作，正是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所说的，在“以警察国家的方法来压制经济定律”（an attempt to repress economic laws by police state methods）。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蒋经国的无知妄作，真是千古笑谈！别以为这种无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旧事，就在十四年前，蒋经国还声言对“限价措施”“本人对此却有成功的绝对信心”呢！就在一年多前，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还呼吁“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物价警察’角色”呢！

　　四十年来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须学问外，天下事皆须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须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说美国至少有两百人若干总统会干得跟他一样好，看台湾经济发展，当知两百老妈子中必有芳草。今归天下之功于一人，溢美蒋经国，窃恐台湾两百老妈子都不服也！

　　至于说蒋经国制造了“政治奇迹”，则更是胡说。事实上，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招，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的马屁精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这不是既无识又可耻吗？由此可见，夏志清所谓的“政府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大道”、余英时所谓的“他已成为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杨力宇所谓的“经国先生……创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郑竹园所谓的“如无经国先生的英明领导，绝难如此辉煌”、张旭成所谓的“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戴国辉所谓的“经国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谓的“蒋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无过于推动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谓的“在促进台湾民主化方面，蒋经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等等，都是乱拍马屁的妖言，知识分子如此信口瞎说，他们的书真不知怎么念的！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在既无识又可耻的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论定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如今把蒋经国四十年对台湾的祸害置而不论，这通吗？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外蒙、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面对海内外这样不明是非、众口一声，我不得不力斥其非、严正抗议。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我们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四十年来对他贵脚的抗争、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马屁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你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真未免太忘本了吧？你们不敢攻击蒋经国，至少可以保持缄默，不说肉麻话吧？难道少说几句就不行吗？独裁者作践你们，要怪独裁者；可是事后你们自我作践，又该怪谁呢？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高干，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从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政出多元、一人领导等特色上，可以看出。金耀基马屁说“经国先生已在民主的转化中，尽了他的责任，发挥了强人的积极功能”，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蒋氏父子的整个作业的“积极功能”，都在违反“民主的转化”，父亲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长”，这叫什么“民主的转化”？父死子继为“主席”、父死子继为“总统”，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蒋介石做“总统”则为总统制、蒋经国做“行政院长”则为内阁制、做“总统”又为总统制，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正因为所有转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这一强人统治的方便，而把制度扭曲。例如蒋介石一无战功，由上等兵一跃而为陆军少将，这算什么制度？蒋经国毫无战功，也没打过仗，由老百姓一跃而为陆军二级上将，这又算什么制度？但蒋氏父子公然星光闪熠，自己不以为异，人亦不敢以为异，原因无他，搞个人崇拜使然耳！鹿桥马屁说蒋经国是“不搞个人崇拜的领袖”、徐一鸣（大陆无知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马屁说蒋经国“不搞个人崇拜”，统统是胡说。蒋经国不但搞个人崇拜，门槛之精，甚至出蒋介石而上之。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蒋经国搞个人崇拜，使民惑其亲。以无党无派自命的台湾人吴三连马屁说蒋经国“仁民爱物，功在国家”；以民进党号召的台湾人朱高正马屁说蒋经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这些肉麻的谀词，究其原始，都和蒋经国的“亲民‘秀’（Show）”不无关系。而这一“亲民‘秀’”，正是蒋经国搞个人崇拜的现身说法。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1978到1981的四年间，就下乡一百九十七次、“与民同乐”一百五十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但是蒋经国却一反其道，他要亲施小惠，并且政由己出。结果呢，一个七层慈云讲寺算不算违建、一片九孔养殖场该不该拆除、一次中秋节应不应弹性放假、一家小琉球发电厂要不要抢救整修，都要领袖说了算，到头来领袖永远是“一生劳瘁”、“力疾从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却闲得要命。

　　汉朝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周勃不清楚，又脸红又流汗，表示惭愧；汉朝皇帝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陈平坦然说不知道，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不必问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并且夷然自得。陈平是国家大臣，大臣怎么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响到办大事的时间与精力。蒋经国生前四度访问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济宫，并且和住持下过两次棋，这是干什么？一座小庙，值得这样探求民隐，才能了解吗？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这样子费事才能得到结论，那可未免太笨了一点。纪录上说蒋经国在开东西横贯公路时候，“亲冒危险，深入荒山，披荆斩棘，餐风露宿去勘察路线”，其实这是一名区区公路局工程师干的事，何劳“大政治家”亲自出马？如果这样为政算是正道，试问一朝“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了，可怎么办？占中国千分之三的台湾，建设起来，蒋经国都要神出鬼没的穷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来了，再躬亲细务而能分身有术者，岂可得乎？

　　何况，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如真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事实上，他在1980年永安煤矿灾变时挨家挨户去致哀慰问，八年后的今日矿工依然悲惨；他在1972年女票据犯代夫坐牢时慈悲为怀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后的异日女囚犹在牢中。多花时间去上山下海做“亲民‘秀’”，何如关起门来多做点亲民事？慰问孤苦不如解决问题，蒋经国的勤政爱民，其去伪善也，又几希？

　　整个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达马屁说“乃是国家一大损失”，我真不知道“国家”“损失”了什么。中共在他死后，发出唁电，虚情假意，可真会作弄人！回想当年中共编《新民主主义字典》，列入历史名人，把当时活生生的蒋经国作古，排名在吴三桂之后，可见今日蒋经国之死，“国家”不过“损失”了一个在南方搞小朝廷的老贼而已。今日唁电，言不由衷也，猫哭耗子哉！

　　1950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为天下笑，1958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如今以垂死之人、作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历史也不会饶恕他的！

　　1962年，蒋经国说：“最近我看到历史上有一位成功的伟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人家赞扬我？这一句话有着深刻的意义，不错，时常被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并不就是你的成功。”——现在，在一片“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声中，蒋经国死而有知，真该知道他做错什么了！

　　1988年1月20日病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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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故乡（毛炳岳）

　　蒋经国的故乡溪口，山川壮丽，风物优美，为奉化县著名的一大古镇。位于“游胜最诸山”的雪窦之麓、剡源九曲溪水出口之处，因以得名。宋元间邓牧《雪窦游志》称溪口市，为自古以来无数显宦名士游踪所至；南宋时抗议金廷、不辱使命的丞相魏杞与“南渡以来诗祖”张良臣墓，俱在溪口山；明理学家王守仁失意时尝来隐居，留有吟咏；蒋姓世居于此，称为望族。今已七十有五的蒋经国在此度过了童年生活以后，长期羁旅异域他乡，归来的次数无多，住的日子也不长。笔者就所知所闻，记述他在故乡的一些往事片断。

　　一 出生和童年

　　蒋经国出生于清宣统庚戌（一九一〇）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那时，他祖母王氏四十七岁，父蒋介石二十四岁，母毛氏二十九岁（属马，比蒋大五岁，有人说她大四岁，不符）。蒋十五岁与二十岁的毛氏结婚，至此已将十年。其间，毛氏曾经有孕，夫妻因故争吵，被踢堕胎。抱孙心切的蒋母王氏，伤痛逾恒；且听信“蒋氏贵子必得原配所出”的巫言，在蒋暑假从日本归来滞留上海时，亲自陪送媳妇前去，为促使儿媳和好共处，痛哭训子，并以死相胁。蒋生性顽梗，但素来事母孝顺，见母为此伤心，就跪以求恕，他的好友如张静江、戴季陶等也来解劝，留毛氏在沪居住。到了再次怀孕，王氏得知赶往，请医诊脉，说是男胎，鉴于前次被踢的教训，携之回乡，所生就是经国。

　　当经国呱呱坠地，王氏毛氏婆媳的喜悦，不言而喻。在此以后，蒋介石奔走国内外，难得归来，毛氏常怀抱襁褓中的经国到岩头娘家居住。她母亲娘家毛鼎和家称殷实，开有南货店，经国从断奶到独立行走的一段时间，曾留在外婆家抚养，店中的一切糕果食品，由他任意取啖。

　　以上情节，是经国的大舅母（续弦）张定根生前（今年八月逝世）据她舅姑、丈夫当面所述。

　　晚清时与毛氏在县城做新女校的同学陈志坚生前（今年一月逝世，年九十一）常乐道她是目睹经国长大的。一九一三年，蒋介石邀她去教新纳的侧室姚冶诚学文化，与蒋家婆媳共同生活，亲若家人。当时蒋家只有数间老屋，姚住蒋母同房后半间，陈与毛氏同房住宿。后又与蒋的大姐瑞春（前母徐氏所出）、胞妹瑞莲等结拜为异姓六姐妹，毛氏老二、陈老五。陈志坚说：“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四岁，朝夕共处，喊我姨娘，非常亲热。他的仪表、性情都像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惟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蒋经国与故居后不远处的摩诃殿，从小结下了不解之缘。摩诃殿是蒋姓奉祀始祖蒋宗霸而建的家庵。后梁时，蒋宗霸由鄞县迁居奉化三岭（距县城东北四、五华里），他信佛，平时口诵摩诃，人称蒋摩诃，与附近岳林寺的布袋和尚（即后来各寺院所塑的弥勒佛）相交三年余，二人先后无病而化。事载《县志》和《蒋氏宗谱》。当年身世俱不幸、亲若母女的王氏毛氏婆媳，常到摩诃殿礼佛诵经，以消磨寂寥岁月。这里和周围的几棵古樟树下，也就成了朝夕不离慈亲的经国小时嬉玩和后来葬母之地。

　　蒋介石自从有了姚冶诚、陈洁如二位如夫人后，与毛氏感情更为疏淡，但对亲生的独子还是钟爱关心的。经国七岁入武山小学（后扩建为武岭学校）启蒙，次年十二月，蒋亲自往托于顾清廉（也是他自己十八岁时业师），到了十一岁，又聘王欧声在家课读，并写信归来训勉：“……在家当听祖母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读书总以烂熟为度。”十二岁时，又送到县城锦溪小学就读，寄住芦荻弄陈志坚家，生活托陈母照料。独子离开膝前，毛氏甚不放心，曾到陈家暂住照顾。据说，此时经国已颇彬彬有礼，每次上学放学，都要说：“外婆、母亲，我去了！”或“我回来了！”他喜吃奉化芋艿头，陈母常蒸些给他佐餐。其后，人们只知道蒋介石把经国带到外面去了，十六岁送往苏联学习。原因和情况不详。据陈志坚说，初去的三四年，时常有信寄家，向母诉离情、报平安。她还替毛氏写过回信，后来就没有信息了。

　　二 苏联回来

　　蒋经国去苏联以后，特别是不通音讯之后，毛氏每于蒋介石回乡时，见面就哭吵讨儿子，蒋无可如何，只有加以宽慰。西安事变后，蒋回乡养伤，由毛氏护理。一天，蒋和悦地对她说：“你这多年来的委屈、痛苦，我都明白。现在你有哪些事要办？需要些什么东西？只管说，我一定替你办到。”毛氏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还我经国！”蒋颔首默思。不久，派邵力子出任驻苏联大使，经过交涉，据云，由于西安事变时蒋已有了国共再次合作的态度等原因，使当年中苏交恶后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去苏已达十三年之久的经国，于一九三七年春带同已有小孩的苏联妻子芬娜安然回国了。到溪口那天，正值经国二十八岁生日。其先，毛氏因经国音讯久绝，不无悲观之想。如今突然得到这一喜报，不免心起猜疑，以为这是蒋动出来的脑筋，物色了一个年貌与经国相似的人，冒充经国归来，作为向她交代和安慰。于是与家中的几位女眷商定和安排，在经国来到时，命人先接到东厢房楼上，然后由瑞春（经国大姑母）等在前、自己在后的鱼贯前去与经国相会，试看分离十三年之久的儿子是否还能认得亲娘，兼以区别真伪。经国看到诸位亲戚进来，站在一旁招呼笑迎和注视，一见走在最后的母亲，就抢步上去，口喊“姆妈”，母子重逢，悲喜交集，相抱痛哭。这时，抱着儿子爱伦的洋媳妇也拜见婆婆，毛氏接过孙子，破涕为笑。此一情景，当时在场的张定根多次谈及。

　　经国归来，是蒋家继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归来后的又一桩大喜事，毛氏兴高采烈，当即决定按家乡习俗，择日为儿媳举办婚事，吩咐制办新郎新娘穿戴的长袍马褂、大红旗袍等等礼服物品，准备酒席宴请族人亲友。举行了拜堂、献茶等仪式，还命新娘扎上“围身布栏”，入厨房炒“谷花胖”，用预先准备的青松毛烧火，铁叉掀锅，浓烟上冒，熏得新娘闭目难忍，亲友在旁拍手欢笑，使来自习俗不同的异国新娘领略了中国人结婚做新娘的滋味。

　　当时，初来中国的苏联新妇，不会讲中国话，就聘了一位姓董的女教师，慈溪人，教她学国语、方言。其先，蒋介石为俄籍媳妇取名为蒋方娘，后来毛氏把“娘”改为“良”。她说：“这一名字，岂不是我们做长辈的都喊她娘了，还是把它去掉女旁吧！”亲友都赞同，经国当然从命。

　　经国少年出国，其父知道他的国学基础浅薄；滞苏多年，思想也难免中“毒”，于是决定让他居家进修一段时间。先后邀请徐道邻、黄寄慈等教他读《四书》、《古文》、《曾文正公家书》等古籍和练习书法。并以文昌阁别墅（蒋介石回乡时所住，在武岭头临溪处）下侧的三间小洋房为他专心攻读的别墅，也曾到雪窦寺去住读。据云，当时其父对他的读书要求甚严，不容懈怠，按时要把作业寄去审阅，直到在赣南工作时，还是如此。曾在经国身边工作的、朝夕与共的表侄毛彭初说：“一次，多天没有写字，到时补足寄往重庆，被其父看出不是逐日完成，来信训斥了一顿。”

　　三 母死奔丧

　　一九三九年农历十一月初二，经国母亲毛氏被日机炸死，接电后于初四日从赣州驱车兼程奔丧归来。这次敌机轰炸溪口，是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别墅为主要目标。蒋家没有逃出的有担任账房的外甥宋涨生、教方良国语的董老师和其他六人炸死，多人受伤，董老师的大腿炸断飞上了邻家的屋顶。敌机去后，逃出在外的人都先后回来，唯独不见毛氏，四出寻找无着。正值县长何扬烈、县党部书记长汪坚心等由县城赶来，发现后门不远处屋弄有炸倒的墙头，微微隆起，就雇了二十民工，点起灯火挖掘，其中果有尸体，正是毛氏。她是从后门逃出，遇炸弹掷下，人伤墙倒压在其内。尸体上身完好，下部大腿裂断、肠外流。经过商量，由武岭学校校务主任张恺的岳父梁祖光（学医）为之整理、包扎、化妆，停放摩诃殿。经国赶到，只告知墙倒压死，隐瞒炸伤惨状。他俯伏母亲尸恸，见面部手足无伤，衣着整齐，也就没有检查细问。时值烽烟遍地，突遭大故，心绪紊乱，入殓后，就将灵柩暂厝摩诃殿，雇了一个姓李的成童每天上香献茶，以待清平举行丧葬大礼。稍后，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经与其父函电商定，由毛懋卿（经国小娘舅）、宋周运（大姑丈）、竺芝珊（小姑丈）等组成治丧委员会，从简丧葬，一时又找不到所谓“风水好”的墓地，经国就决定葬母于摩诃殿前侧，他说：“母亲生前最喜爱这个地方，九泉有知，也必乐意。”“显妣毛太君之墓”的碑字，是到抗日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丁亥）才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敬恒）补写来的。经国自书“以血洗血”四字是当初所写刻石立于其母罹难处，表示报仇雪恨的决心。

　　同年十二月下旬，经国为母死难“满七”（奉化习俗，人死七天为头七，再过七天为二七，到七七为满七，每七都要祭奠），驰归祭奠。为了幽静安全，住宿在镇首武岭公园内的中国旅行社。不料被潜伏在溪口的日谍侦悉，密报特务机关。敌人以为经国必在家乡过年，到正月初二出动大批飞机，以武岭公园为主要目标，再次来狂炸。附近的上街、隔溪的上山村，建筑物破坏之多、居民死伤之惨，为溪口历次被轰炸的最严重一次。但出于敌人预料，经国为了年关在即，有要务待理，已于年前赶回赣州去了。不然，至少也要经受一次惊险。

　　四 抗日胜利到去台前夜

　　一九四一年夏，奉化沦为敌区，蒋经国四年不曾回乡。一九四五年秋，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政府还都南京后，经国才陪其父携同家小回乡。蒋家自毛氏死后，经国受父命当家，邀唐瑞福为账房。沦陷期间，蒋家亲友、账房、工役各自散归，故居被敌伪机关占用。胜利后，经国就派人回来要唐瑞福继续担任账房，邀集原有工役人等清理扫除故居。这次蒋氏父子回乡，饱经日寇侵占灾祸的全镇人民，欢腾若狂，祠堂庙宇、武岭学校大礼堂等演唱京戏越剧多天，行灯会，舞龙灯，蒋家还宴请族人亲友，共庆胜利，甚为热闹。经国是丰镐房接班当家人，安排家事，接待客人，陪父祭扫祖坟，游览名胜，四出探亲。里里外外要管要问，煞是忙碌。

　　此后，经国又数次回乡。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改组政府、选举总统副总统。各地都进行国大代表的选举。经国为其父的国大代表要在奉化选举产生，衔父命专程来乡。当时，奉化有孙鹤皋等三人已先在进行竞选活动。抗日胜利后的奉化县长周灵钧，中央政治学校毕业，曾任蒋经国当赣州专员时的主任秘书，也是他推荐为奉化县长的，为蒋介石当选代表，自然竭尽全力。因知县党部书记长毛翼虎（经国母毛氏族侄，当过中学校长）在各阶层颇有影响，经国就由周灵钧陪同前去访晤商议，支持其父。选举期间，因陈诚先在青田县全票当选，也必须为蒋在奉化争取全票，以维声誉，而孙鹤皋等人却又不肯弃权相让。据悉，选举结果，宣布蒋是全票当选，其实不然。翔实情况，毛翼虎同志已写了回忆文章。

　　还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溪口蒋姓举行宗谱进祠典礼，蒋介石因时局紧张，命经国回乡主持。接着，是一九四九年初，其父为战局与主和力量所迫下野，经国陪同退居家园，约有三四个月。蒋介石大多时间住在雪窦山妙高台别墅和母氏坟庄，以在野之身，仍遥控军国大事，许多党政军要员前来谒见请示，甚为频繁。在此期间，诸如接待来客、宴请族人、祭扫祖坟、探访亲友、游览名胜，都是经国和侍卫长俞济时随从照料，先后游览了宁波天一阁、天童寺、育王寺；祭扫了小盘山摩诃太公坟，到过葛竹外公坟祭奠和探亲；登上了四明山巅重游四窗岩胜境；又到县城巡看、登城北锦屏山（其上有中正图书馆和蒋住过的别墅）巅观望，并往楼隘同宗的祠堂祭奠、金紫庙瞻仰，还亲题“世德清芬”四字的大匾悬于庙堂；最后到沿海一带和金塘岛观察海岸地形，做退离大陆的准备。经国还独自到了岩头外公坟头祭奠和探亲；三月十八日经国四十生辰，在丰镐房设寿筵招待前来庆贺的同事和亲友。蒋介石还亲书“寓理帅气”四字和跋言的横匾，悬于报本堂前，对经国勖勉有加，寄以希望。惟自他们父子回乡以来，时局剧变，和平谈判破裂，长江天堑失防，京沪弃守。到了杭甬告急，蒋氏父子才匆匆而又恋恋不舍地告别祖陵、故居、乡亲，走下陈出海去台湾，今已三十五年了。

　　以上是笔者根据父老亲友往常所谈，凭记忆所及和片断资料，加以整理的。内容细琐，时间、情节难免不无出入，愿知情者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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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本生母——“毛太君”（龙中天）

　　本生母亲

　　蒋经国，是当今的至尊，国家的元首。

　　先总统蒋中正，一生弘扬孝道，且在蒋母王太夫人百龄冥诞之时，纂修《蒋氏慈孝录》以贻子孙；可见，先总统对于“以孝治天下”的道理，是笃信和讲究的。

　　按照孔夫子所定下来的“孝”字标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那么，蒋经国先生的立身行道，成为国家的至尊，开创自己的时代，已绝对地达到了“扬名于后世”的悬格；进一步，自然就是以达到：“以显父母”的目的了。近年来，他所努力表现的“尊显父亲”之作为，彰彰在人耳目。而对于本生母亲的“显扬”，似因特殊的理由，而很少表露！尤以在做了国家元首之后为然。

　　“毛太君”

　　吴稚晖（敬恒）替蒋经国的本生母写墓志铭，曰：《蒋经国母氏毛太君传》，特别强调母氏对“蒋经国君”的重要。他举例说：有了后稷的妈妈姜嫄，才会有后稷；有了文王的妈妈太任，才会有文王；有了武王、周公的妈妈太姒，而后才有武王和周公；……因之，如果没有蒋经国的妈妈“毛太君”，自然也没有蒋经国了。

　　因此，我们认为，母仪足式、懿德孔昭如蒋经国的本生母“毛太君”的事迹和仪型，在今天殊有显扬的价值。因为，照吴稚晖的衍释方式：“有‘毛太君’才有蒋经国啊！”他又举例说母亲教育的重要，所以：有尧帝做爸爸，不能够让尧的儿子丹朱成为圣人；有舜那样的人做爸爸，也不能使舜的儿子商均成为哲人。大禹能够有启那样的好儿子，因为大禹有个好太太，启有一个好妈妈。所以，到今天，鑫山还有一座奉祀启的妈妈的庙宇！

　　日机轰炸而罹难

　　在通篇《蒋经国母氏毛太君传》的文字中，我们不但看出吴稚晖对蒋经国的妈妈肯定之颂赞，也不难在字里行间看出吴稚晖对“毛太君”代叫屈。他说：“蒋公蒙难西安，太君祷神求代（将经国的妈妈，向神佛许愿：求保佑蒋委员长平安，愿意由自己来代替他受难或死亡），后罹机炸之难，适为十二月十二日（按：西安事变发生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毛太君”被日本飞机轰炸而罹难的日期，恰为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蒋家依照“毛太君”的习惯，将忌辰定为阴历，所以许多文书上均写她的罹难日期为十一月二日；那是二十八年阴历和阳历相差四十天的关系，而有这出入）。有若前已获神之请（好像她在许愿的时候，已经得到了神的同意）。——把“毛太君”的懿范仪型，写得跃然纸上。

　　“毛太君”是奉化岩溪乡毛蓉堂先生的女儿，毛老先生有二子二女，合起排行，她是老三。有正名曰：从清，小名曰：“福梅”。在娘家，在夫家，父母、兄姐、婆婆、丈夫，都叫她小名“福梅”，因此，近年有极少数，如凤毛麟角一样，有关她的传记文字，都以为她只有一个名字——毛福梅。现在，我们从吴稚晖所写的“传”知道，她的正式闺讳叫“毛从清”，取“清明在躬，仪矩咸宜”的意思。

　　凭父母之命于归蒋家为妇

　　民国前十一年，时为前清光绪二十七年，她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归溪口蒋家为妇。时，她二十岁（见吴稚晖撰的“传”），丈夫蒋志清却只有十五岁（“蒋志清”是蒋公求学时的学名，据《总统蒋公大事年表》：民国纪元前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一年，十五岁：“与毛夫人结婚”条）。这在那个时代的风俗而言，父母抱孙心切，男丁崇尚早婚，讨一房比自己大四五岁的媳妇，是很普遍而正常的现象。因为，年纪较大的媳妇，既可以侍奉公婆，又可以照顾丈夫，主持中馈也较圆熟也。

　　吴稚晖所撰的文中又说：

　　“太君年二十，适蒋。逮事其姑王太夫人，即蒋公之贤母，为海内所崇敬。太君于昏定晨省，一切子妇应尽之仪，纤屑曲尽，得太夫人欢，尽委以家政。然太君师法太夫人，并不仅以应尽之贤孝自足，而曲窥太夫人之教子，以贤母为自任之重。太君生经国君，童年一本祖遗家教，严格地施之以淑婉。及经国君就外傅，太君觉知：有其父者，必有其子。即以太夫人之待其子者，壹以待经国君。……”

　　“毛太君”对蒋经国的重要

　　由此可见，蒋经国的妈妈“毛太君”，对蒋经国之重要了。至于是怎样“以太夫人之待其子者，壹以待经国君”？吴稚晖又作了如下的描述：

　　“太夫人待蒋公，方其冒险海外乘危国中，虽躬率其妇同祷于神，以祝安全；然绝不阻其行动，惟勋其以报国为先。及经国君又逾北海至绝国，亘十有三年，累历难危，太君虽祷神如故，绝不望其早归。及倭寇之氛作，其乡为寇所仇视，陷重险中，迨经国归自海外，欢迎长至赣，屡不得请太君！以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惨罹机炸之难，临难不苟免，尤可概太君之生平。……”

　　这就是蒋经国的本生母，“毛太君”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三周年纪念之日，被日本轰炸机飞临溪口轰炸，惨罹机炸之难的痛史。在时间上，与过去若干私家凭记忆的记载有出入，而自以吴稚晖所作为正确者也。

　　束装赴俄留学

　　蒋经国是民国十四年十月，束装赴俄留学的（见《总统蒋公大事年表》：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十月“长公子经国赴莫斯科留学孙文大学”条），至民国二十六年四月返国（见“年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四月“长公子经国自苏俄归国，趋承庭训”条），包括他由中国赴俄国，和自俄国回中国的旅途来回时间，合计为时十一年六个月上下。吴稚晖所说的：“经国君又逾北海至绝国，亘十有三年”之说，是写的时候，计算有误。蒋经国先生以后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说，“我在俄国十四年”，也有记忆错误之嫌。蒋经国从俄国回来，带了俄籍夫人费娜（按：经国先生的夫人原名，回到中国以后，始由公公蒋委员长赐名“蒋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又字“芳娘”，民国五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她五十岁生日之时，蒋公颁给题词以祝，文曰：“芳娘贤媳五十生日纪念：‘贤良慈孝’，中正题。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儿子艾伦（蒋孝文的俄文小名，中文的谱名，也是他公公蒋委员长所赐），还乡拜母。十年前，由蒋家的亲戚所写的一篇有关这一幕相当感人的回忆文章，出现在香港的报刊上。可见，蒋经国和他的本生母，亲子之间的天性：

　　母子间的天性

　　“在溪口，这一天，丰镐房里汇集了众亲百眷、熙熙攘攘，热闹盈门。帐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从早到晚，响个不绝，是杭州来的专线报告。溪口街上，更是人来人往，热闹异常。标语横额，张贴满街；工商界的人做好红色纸旗，置办鞭炮，准备迎接公子还乡。

　　电话一个接一个，报告说，汽车从杭州出发了，沿着奉新公路驶来。陪同来的是溪口人毛庆祥。

　　下午二时，人们在‘上山’洋桥那边列队迎候，一辆漂亮的雪佛兰小汽车远远地从西驶来，由远而近，车上坐着蒋经国、方良、艾伦（按：是蒋孝文的俄文小名）和毛庆祥四人。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

　　汽车驶到丰镐房大门口停下，这里，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领一批长辈在门外等候。相见之下，悲喜交集，连忙拥着外甥、外甥媳进入大门，直往内走，毛庆祥本来就是溪口毛家人，驾轻就熟，也陪着小主人循着月洞门径自走进去。这丰镐房本是蒋经国的出生之地，幼时奶娘，嬉戏均于此，自然是熟悉的，但现在反主为客，任人安排，一切都感陌生了。原来当他离家时，老家只几间古旧的木结构楼屋，如今经过一番修缮、扩建，粉壁画柱，面貌大变。这一切，怎么不使这位离家日久的小主人与‘华堂春暖福无边’之感呢？”

　　感人的母子相会

　　以后接着就是母子相会的画面了，写得更加感人：

　　“他们决定让母子相会的地点在吃饭的客厅，为了试试儿子的眼力，她们坐着十来个人，让经国自己来认亲娘。

　　在客厅里，现在坐着的是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女人，这就是：毛氏自己、姚氏冶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结拜姐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大家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等待经国来认娘。

　　人们簇拥着蒋经国、方良和艾伦，走向客堂间来，内外挤满了人，当经国等人一入门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

　　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艾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禁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经众人相劝，才止哭欢笑。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孝母情重，讨娘欢喜

　　第三天，丰镐房里挂灯结彩，宾客盈门，喜上加喜。原来蒋经国孝母情重，为讨娘欢喜，遵循溪口乡俗，补办婚仪。

　　礼堂就是他家的‘报本堂’。他们婚仪，完全老式：新郎蒋经国，身穿长袍黑马褂，头戴呢帽；新娘方良凤冠彩裙，一如戏台上的诰命夫人。‘报本堂’里灯烛辉煌，伏猪伏羊，丝竹大鸣。行礼如仪，一拜天地，二祭祖宗，三拜父母。礼毕，鞭炮齐放，锣鼓喧天，送入洞房。

　　溪口风俗，凡是在外完婚之人，回到家裡均要‘料理礼水’，即置办酒席请同族吃酒。蒋宅不能免俗。这一席酒，足足办了四十五桌。毛氏嘱咐总管宋涨生（表侄）说：‘凡亲朋戚友所送礼仪，一律不收，长辈茶仪（给新娘子压茶盘的红包）受之。’

　　丰镐房一连热闹了五、六天，待众亲百眷散去，这才静下来，进入正常的生活程序。”

　　孝恩隐存心头

　　蒋经国对他本生母“毛太君”亲子的天性之情，是毫无疑问而可资肯定的。可是，因为实际政治的原因，以及后母“蒋夫人”的关系，使得他对生身母亲的孝恩，只能压抑隐存在心头。四十多年未敢公开流露这一做儿子的“春晖寸草心”。甚至连日记之类的私人文件，也因为有了政治的顾虑和后母的关系，而都经过了扒梳整理的手术，把对“毛太君”的孝思之念，予以“出局”。遂使许多反对他的人，资为攻击他“不孝生母”，造做流言的张本。其实，我们在他已整理扒梳过的日记与私人文书之中，以及若干由他人记述的文件里，仍可找出若干他对本生母亲真挚的孝思痕迹。如：他于民国三十四年担任“东北外交特派员”，所留下的沉痛的“五百零四小时”日记，其中十一月二日的日记，就触动了他对生母的哀思，他说：

　　“近日心中有二事，始终不能忘：一为先母罹难（按：“毛太君”的罹难之日，在阳历为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阴历为十一月初二日。此日为阳历的十一月二日，就触发了他的哀思），此为余一生所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未能为母迁葬

　　（按：“毛太君”罹难之时，蒋经国自赣南星夜赶回溪口，料理丧事。原是想遵照母亲的信仰和信，找堪舆家“地理师”一道踏山勘地，觅一牛眠山林，营建永久墓穴。奈以那时抗战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日机空袭时作，蒋经国自己又身为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官守职责所在，也不可能放下职务，专心在家守制营墓。为恐日机空袭，又不敢使用暂厝方式，乃临时听从长辈的决议，就在“毛太君”平时礼佛诵经的摩诃庵之侧，营一临时墓穴，草草先行“暂葬”，立志在抗战胜利以后，另行择地营造永久林墓，再予迁葬。当时为了墓碑的写法，必须避开“蒋夫人”之讳，也曾颇费脑汁，最后，由吴稚晖想出了：“显妣毛太君之墓”，算是解决了问题。蒋经国本人在丰镐房被炸处，另亲书一碑，文曰：“以血洗血”。算是完成了“暂葬”手续。六年过后，抗战胜利了，蒋经国又因国事的需要，必须到东北去担任外交特派员，度他那沉痛的“五百零四小时”，以致为母迁葬的心愿，未能完成。此时他的有感而发，盖有由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此外，所留下的文字中，又有一篇作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在贵州旅途中所作的一篇短文，题曰：《东望章贡合流写给赣南的朋友们》。文中说：

　　“二十年前，当我离乡出国的时候，母亲曾经将其亲手制缝的棉背心，穿在我的身上。后来自己所穿的衣服，都换上了‘洋服’，而这件土布棉背心，虽然比不上‘洋服’的好看和舒适，可是我始终将其当做无价之宝，认为这件背心，不但可以暖我身，而更可以温我心。棉背心是一种‘物质’，但是因为这件棉背心，是慈母亲制，而尤其是穿到了遥远的北国，所以这件衣服的价值，已经不在土布和棉花，而是在人情和精神的了。”

　　似此“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心理流露，我们不难看出：蒋经国的“唯心主义”之心理状态的一般了。“毛太君”罹难之时，蒋经国的哀恸之情，当时没有人留下记载。他也没有把这一段奔丧、治丧的日记发表。到了民国六十八年八月，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就是今日改名为《九十年代》的杂志）发表了当时参与其经过的人曹云灵和曹锺麟的回忆，总算填补了这一段经过的空白。曹云灵是蒋家内亲，她的回忆：

　　大夫人不忍离乡

　　“太夫人平日关心乡人疾苦，深得乡人爱护，他（按：指蒋经国）多次要接太夫人来赣南，太夫人都因舍不得家乡人，而不忍离家。最后一次，蒋氏和夫人偕同孙儿女一起跪在毛太夫人膝前，央求一同来赣。并称：太夫人如不答应，即长跪不起。这样太夫人只得允许来赣，正收拾行装，定期启程。消息传出去了，近亲和乡人纷纷来到蒋府，聚集成群，又跪在蒋府内外，恳求太夫人不要离乡。太夫人感于乡人的深情，终于决定：‘再不离乡’，最后打消了来赣的念头。”

　　曹锺麟，在当时是浙江省政府的秘书，以前且做过奉化县长，当“毛太君”被日机爆炸罹难，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是找他赶到奉化帮同料理丧事的官方代表，他的回忆道：

　　抱起尸体，嚎啕大哭

　　“一九三九年我在浙江省政府任秘书，有一天秘书长李立民突然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是奉化县溪口镇被日本飞机轰炸，经国生母毛夫人在炸后失踪，命我代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昼夜兼程赶赴出事地点，寻找毛夫人踪迹。我奉命后移即搭省府大轿车开往溪口，下车后，即偕民伏在丰镐房附近的断垣残壁中进行挖掘，当夜幕降临，终于发现了毛夫人的遗体。最初发现的是一只胳膊，胳膊上戴有金手镯。有人认出了胳膊戴着手镯的就是毛夫人。果然不久就挖出了毛夫人的遗体。我站到遗体前默哀致敬。当时，经国先生任江西省赣州专员，闻讯后搭小轿车星夜兼程赶到溪口，一进门就抱起尸体，号啕大哭，旁观亲友也失声痛哭起来，我亦难抑悲愤，连连落泪。一时找不到坟地，暂葬老太太生前念经的地方——摩诃殿北隅，竖碑一座，遇难处，蒋亲笔‘以血洗血’，刻石留念。”

　　“三父八母”之说

　　中国民俗俗语有“大丈夫三父八母”的说法。所谓“三父”是：一、生父；二、继父（指过继承祧之父）；三、养父（凡以异姓人为父的，均属之。因此，不论是被收养、卖身，或随寡母再醮到异姓人家为子之人，养父亦父）；至于“八母”，名堂可就多了。然而最根本的，还是《礼记》所说的“父母天地”的本生母；也就是“八母”排行第一的生母。第二曰：嫡母（如果你是父亲元配太太所生的儿子，那么，你的生母也就是嫡母；如果你是父亲继室或侧室所生的孩子，你的嫡母就不是你的生母，而是父亲的大老婆了）；第三曰：继母（即“继父”之对，同宗本支继祧之子，在过继了之后，犹继父之妻为母，实质上是“继母”）；第四曰：养母（收养、契买之子女的异姓之母，实质为“养母”）；第五曰：后母（生母早逝，父娶续弦之妻室，就是“后母”）；第六曰：庶母（父亲的侧室、姨太太）；第七曰：义母（就是“干妈”，也称“假母”）；第八曰：奶母（奶妈）。

　　尽管中国的民俗容计做“大丈夫”的人，可以有那么多妈妈，但是，具血统地位、“德配天地”的，只有本生母。另外则为具“法统”和“道统”地位的嫡母；继母、后母、养母，所具的地位，则掺杂有法律、经济的因素了。庶母和义母，就只能凭感情来厘定其地位，而在感情方面，又往往反不如奶母来得亲密了。

　　吴稚晖谈“毛太君”

　　蒋经国的妈妈，既是他的本生母，又是蒋家“国”字辈的嫡母。地位之尊荣，是无可动摇的。尤其在蒋经国成为当今的至尊、国家的元首之后，本生母的懿德，自是更加需要表扬了。古代的宫廷，庶出的皇子一旦身登大宝，最重要的封典就是尊本生母为太后；不论其本来是先皇的哪一等级妃嫔。最近的例子，就是满清咸丰帝龙驭上宾之后，由懿贵妃的六岁儿子载淳做了同治皇帝，同治帝“开金口，出玉言”第一道“圣旨”就是封他的本生母为“西太后”。其他的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

　　蒋经国的本生母“毛太君”，在吴稚晖的《蒋经国母氏毛太君传》中，还列举了太多理由与美德。由于那是一篇典雅的文言文，写的时候，未加标点。现在，我们把它重加标点，全文附录如下：

　　蒋经国母氏毛太君传

　　吴敬恒并书

　　“人类有教育，母教居其第一。未出生之前，礼家以为宜渥承胎教；施教于人之未出生，其教即由其母。自姜嫄而太姜，而太任；以至于邑姜，二千年之间，贤贤之母六七作！三代以上，史载母德之隆，莫隆于姬周。有姜嫄，斯有后稷；有太姜，斯有王季；有太任，斯有文王；有太姒，斯有武王、周公；有邑姜，斯有成王。故，有父如尧不能圣丹朱，有父如舜不能哲商均。唯圣贤，能敬承于禹之道。启之所以贤禹者，曾三过其门而不入，而门内之母教，则未一日或间；此鑫山所以有启母之祀，嵩山亦立开母之庙也。不惟驭世之大才，由母教而成；区区淑世之大哲，亦壹皆成于母教。圣母颜徵，在曾祷尼山，来生圣子。仲尼少孤，童年即由母氏嬉戏以俎豆！不辜仲尼方逾十龄，颜母辞世。然至年十六，合葬其母于防。即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邹人之子之知礼必在母氏，未殁之前，得之母教，至于能传忠恕之道，之曾子及笃信仲尼之徒，之孟子、曾母、孟母，尤彰彰特叙于卓著母教之列。女史中，则母教讵不最重于人类之教育？贤母，无不以教子著称。能教子以成合器，斯为贤母。斯称妇德之首。蒋之先，出于周公。周公之母太姒，太姒之姑太任，姑妇相继，仁贤皆弼成。令子经国君之尊人，主席

　　蒋公，虽睿智出于天纵，然其自述暨时贤之记载，皆云受母教至渥。经国君母氏毛太君，出自名门，籍奉化岩溪，其父蓉堂公，廉洁与行谊称于乡里。有丈夫子（男子）二；女子（女儿）二，太君其季。自少婉慧淑慎，命名曰：从清。即：清明在躬，仪矩咸宜之谓。盖，奉化山川清美，其俗以志洁行芳为尚。故，父老好以‘清’字名其儿女。即

　　蒋公少亦有‘志清’之名也。太君年二十，适蒋。逮事其姑王太夫人，即

　　蒋公之贤母，为海内所崇敬者。太君于昏定晨省、一切子妇之仪，纤屑曲尽，得太夫人欢，尽委以家政。然，太君师法太夫人，并不仅以应尽之贤孝自足，而曲窥太夫人之教子，并以贤母为自任之重。太君生经国君，童年壹本祖遗家教，严格地施之以淑婉。及经国君就外傅，太君觉知有其父者，必有其子。即以太夫人之待其子者，壹以待经国君。太夫人待

　　蒋公，方其冒险海外乘危国中，虽躬率其妇同祷于神，以祝安全；然，绝不阻其行动，惟勋其报国为先。及经国，又逾北海至绝国，亘十有三年，累历艰危，太君虽祷神如故，绝不望其早归，及倭寇之氛作，其乡为寇所仇视，陷重险中，迨经国君归自海外，欢迎长至赣，屡不得请太君。竟以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惨罹机炸之难！临难不苟免，尤可慨太君之生平！太夫人必含笑相迎于天国。太君继太夫人立母教于范哲！太君如太姒之无愧于太任，洵足光于肇启蒋氏之周公。经国君年方壮，然其小试从政，已能如周公之生以待旦，以施回事。则发扬贤母之教，以承祖德，古今人何尝有不相及者哉！道在，勉之而已。吴敬恒回太君之庸德庸行，有为常人所难能者，至多如曾割臂疗太夫人之疾；居太夫人之丧几至哀毁。

　　蒋公蒙难西安，太君祷神求代，后罹机炸之难，适为十二月十二日，有若前已获神之请。又如：远入山以通雪窦之道，助精修以筑摩诃之殿。不吝于亲友之告贷，特免贫寒子女之学费。自奉极俭，举凡织布、纺纱、炊餐、汲水，无不躬自为之。而复慰劳出征将士之家，属筹运省外之粟，以赈乡人，重不辞劳，皆可书之景幅。今皆不书，因太君自有其至大之母德，所谓自古以下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虽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得禹、皋陶为己忧。禹恃有启母，无所忧，于己而坦然。得启，则启母之母教，可以代尧舜之忧。有母教之巨行，何复覼褛于庸德。经国君欲传太君于不朽，勉为太君欲为天下所得之人，可矣。

　　戊子（按：民国三十七年）九月敬恒并缮，时年八十四。

　　看了这些之后，我们觉得今天不应该再讳言《蒋经国母氏毛太君》的传了。不论对蒋公对蒋经国，或对蒋家的子孙，对“毛太君”这么一位德慧兼具的贤母，都应该表扬而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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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母亲是怎样死的（汪坚心）

　　蒋经国的母亲毛福美奉化岩头村人。她与蒋介石结婚后，仅生蒋经国一人。蒋介石在家乡居住时间很短，外出到上海、湖州、日本、广东各处转，蒋经国十几岁又赴苏联求学，毛氏在家过日子，精神上是单调寂寞的。她信仰佛教，在蒋丰镐房造了一间小佛堂，作为精神上的寄托。现在这佛堂房居还是完整的。

　　毛氏深居简出，不预闻外间事情，也极少露面。我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夏，担任国民党奉化县书记长，常往溪口，总由武岭学校校务主任张恺接待，一般事情由溪口镇镇长蒋国权料理。毛氏过着康宁清静的生活。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宋提出蒋需与发妻毛氏离婚，办理“法律上”的手续。有一次我到奉化地方法院，和院长王皋聊天，谈到蒋介石离婚问题，王院长特意从档案里找出当时蒋送的申请离婚备案书给我看，那是一纸普普通通的文书，蒋中正个人具名，并无签名盖章。

　　毛氏离婚后，一直住在丰镐房里。有时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溪口家乡，毛氏暂时离开，不相见面。

　　蒋经国很孝顺他母亲毛氏，因而在对宋美龄的态度上就成了问题。他开始时对宋很不自然，叫也叫不出口，弄得蒋介石居中为难。后来蒋经国的苏联老婆与儿女对宋亲近起来，叫娘叫奶奶的，慢慢蒋经国也自然而然的亲近了，博得其父和宋的欢心。毛氏深知蒋介石、蒋经国的父子关系搞好，宋是关键，所以就劝蒋经国与宋搞好关系。

　　一九三九年秋，日本飞机轰炸溪口，我闻警报驰赴溪口。临溪而筑的蒋介石新居文昌阁洋式楼房全部炸毁，少数民房遭炸，人无死伤。丰镐房未中弹，但蒋经国的母亲不见，访寻无踪，人们焦急。大家分析，前面大门紧靠沿溪街道，门前一条笔直的马路，目标显露，无处躲身；后面小门连接民房，极可能由此走出。于是大家分头在后门附近寻找。有一条小巷房屋中弹，屋塌墙倒，巷内满堆瓦砾。大家认为这小巷遭炸，可能毛氏刚走到这里，适遇屋塌墙倒，被压在里边，遂动手扒挖瓦砾，果然发现毛氏尸体，状颇惨。大家将毛氏尸体移置蒋家祠堂，急电赣州蒋经国奔丧回家。蒋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嚎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眼泪不干。据蒋泣诉，他本已准备遣人派车迎奉母亲去赣州居住，不料迟了数日，遂致母亲遭难，哀悔终身。

　　蒋为表示对日军暴行的仇恨，在其母被压死的地方，立了“以血还血”四字石碑。我因职责关系协助料理毛氏丧葬事宜，将毛氏灵柩浅葬在丰镐房邻近的武岭学校校园内。墓式简单，没有什么营造。当初系暂厝之意，预备以后移往雪窦山改葬。我与奉化县长俞隙民，以“地方官”关系，特举行公祭仪式，摆上三牲香烛，朗读祭文，行礼如仪。蒋经国由两人挽扶，在旁答礼。（一九八〇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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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莫斯科（李敖）

　　《蒋经国在莫斯科》，1986年11月香港中原出版社出版。著者是彭哲愚、严农，书前有成书经过：

　　1983年春节前夕，我们两人从各自工作的北京和邵阳赶赴长沙，去访问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君虎先生。到长沙那天，正赶上下雪和雨，雨雪霏霏，整个长沙城笼罩在雾霭之中。我们找到徐老的住处，一打听，徐老那几天正在湖南宾馆开省政协常委会。我们又冒雨步行到湖南宾馆。严农的父亲、著名新闻记者、老作家严怪愚是徐老的密友，我们又是远道而来，大概是这些缘故，徐老利用会间的休息时间，立刻接待了我们。

　　“在今天的会上，我们发表了对蒋经国的谈话，对台节目里可能广播。”徐老给我们沏上了家乡的热茶，招呼我们坐下后，就开门见山地跟我们谈起了蒋经国。我们早就知道徐老与邓小平、蒋经国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共读；30年代末期，又与蒋经国在江西共事，与蒋经国过从甚密，是挚友。

　　此后，一连几个晚上，徐老和我们当炉围坐，叙述着他与蒋经国同学和同事的件件往事。激动时，徐老就站起来，他那高大的身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巨大的手臂，随着他那洪亮的声音，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打着各种手势，使我们仿佛身临其境……

　　在徐老的帮助下，我们又访问了当年在莫斯科与蒋经国同学，现任湖南省参事的雷通鼎、赵可夫先生，在北京我们又访问了当年在蒋经国举办的“中华儿童新村”和“虎岗夏令营”生活和学习过的李淑仙、罗人恒。1985年夏，彭哲愚再次回湖南长沙，找到了当年在江西贛县当县长、与蒋经国共事多年的吴剑真先生（现任湖南省政协常委），了解了蒋经国当年在江西赣南的一些情况，搜集了一些有关蒋经国的趣闻轶事。最后，以徐老讲述的为主线，把其他人讲的情况糅合进去，整理成文，定名为《蒋经国在莫斯科》。

　　在这成书经过的末尾，著者彭哲愚、严农特别声明：“书中的基本事实都是可信的。但由于年代久远，讲述者有些细节回忆不起来，可能有纰漏和出入的地方，敬请读者见谅。”

　　最小的同学蒋经国

　　虽然书名是《蒋经国在莫斯科》，内容却包括了两大部分：留学苏联时期和江西工作时期。两部分都是以蒋经国老同学、老朋友徐君虎的讲述为主线。徐君虎初见蒋经国，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其实不是什么大学，只是“一座规模相当大，四面环抱的四层楼房。从楼上朝下看，中间的院子就像个天井，那既是院子，又是篮球场”。他是苏联共产党“为了给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之业”，而办的共产党速成中学而已。学生的来源，“有的通过南方革命政权考选，有的通过北方各省地下共产党、国民党的保送”，蒋经国是国民党的特权分子，当然没经过什么考选，就保送到学校里来了。

　　徐君虎、赵可夫、左权他们到校后不久的一天，正准备睡觉，忽然有人说：“邵力子看我们来了。”邵力子是1925年10月，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代表来莫斯科的。他既是国民党驻中山大学的代表，又是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生。邵力子这人的名字，徐君虎、赵可夫他们早就听说了，但过去没见过面。他来到每个人的床前，和大家一一握手，问：“辛苦了吗？”跟在邵力子身后的还有个小孩，十五六岁，穿着皮夹克，戴着鸭舌帽，个儿不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可粗壮敦实，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徐君虎正要向别人打听：这小孩是谁？那小孩却径自朝徐君虎走了过来，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来，操着宁波口音说：“我叫蒋经国，我们是同学啦！”

　　他就是蒋经国，他就是蒋介石的崽！徐君虎想起，他们从广州出发到上海时，路过汕头，正值蒋介石领学生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驻兵汕头。蒋介石闻说赴苏留学青年路过汕头，还特地接见了他们，勉励了一番。说他们都是将来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才，好好向苏联学习，将来为国家出力。

　　蒋经国是跟邵力子一同来到莫斯科的。同来的还有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叶楚伧的儿子叶南、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在所有中大的同学当中，蒋经国年纪最小，是同学们的小弟弟。由于年纪小，顽皮又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走起路来又蹦又跳，整天无忧无愁，像只快乐的小鸟。又因为他经常穿一件皮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皮肤也晒得黑黑的，像个小童工，大伙儿都跟他开玩笑，管他叫“Paboqnn”（俄语“工人”）。

　　徐君虎很喜欢蒋经国的性格，没过多久，他俩就成了好朋友。

　　和邓小平在一个团小组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秋天正式开学的，第一期学员共有六百多人。徐君虎不仅和蒋经国分在同一个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里。他们的团小组长不是别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邓希贤（邓小平）。

　　蒋经国是到莫斯科后于1925年12月加入共青团的。邓小平比他们都大，经验也远远比他们丰富。1920年12月，邓小平刚十六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他参加了革命斗争，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化名叫邓希贤。1925年邓小平成为中共旅法支部的负责人，遭到法国政府迫害，遂于1926年1月与傅锺、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现在台北，任台北大学教授）从巴黎到柏林，又从柏林来到莫斯科。在学校里，邓小平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锺则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是个书呆子。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是：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这里有一点错误，任卓宣只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没做过部长，因为蒋介石认为他是共产党倒过来的叛徒，并不十分相信他。部长还是给自己人来做。至于说“任卓宣是个书呆子”，也不尽然，据王崇五告诉我，任卓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拉这派打那派的斗争低手呢！

　　莫斯科是很美丽的，尤其积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宫、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宫。徐君虎、左权、赵可夫他们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也爱到学校对门教堂旁边的广场、公园或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在散步的时候，他们也和现在的小青年一样，爱开开玩笑、聊聊天。当左权、徐君虎他们和蒋经国、邓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有一次，蒋经国和徐君虎问邓小平：“你们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希贤告诉他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那么一条。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的啊！

　　蒋经国和邓小平个儿都不高，站队时老站在一起，肩挨着肩。生活和历史就是这样地开玩笑，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想到，五十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蒋经国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蒋经国加入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壁报的编委，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莫斯科中山大学没有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当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青年中，除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外，也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如康泽、邓文仪、谷正纲、谷正鼎等，赵可夫也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邵力子是国民党中央派驻莫斯科大学的代表，徐君虎担任区党部的宣传部长，蒋经国是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负责墙报稿件的收集、编辑和出版工作，他自己也常写稿。他在加入共青团以后，就曾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革命先革心”。他说：“大家站在革命阵线上，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墙报还以“中国革命与我们的任务”为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材料。材料大部分是张闻天给他们的。张闻天当时三十多岁，是同学也是老师。有时，他和学员们一起活动、听课；有时也在苏联教师讲课时担任翻译，他的俄语讲得很好。

　　蒋经国虽然年纪小，但在全校同学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分子。

　　徐君虎和蒋经国性格合得来，又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在一起。

　　蒋经国爱动，一到星期天，出了墙报，不是和徐君虎他们一起去打球，就是拉着徐君虎和冯洪国他们：“老伙，打牙祭去啰！”所谓打牙祭，就是到莫斯科郊外山东人开的小饭馆去吃中国菜。

　　学校除了全部负责学生的吃、住和衣着用品外，每月还发给每人十五个卢布做零花钱。抽烟的男同学大都用来买烟了；爱漂亮的女同学就用来买花布做衣裳。生活困难的，就攒起来寄回国内。蒋经国、徐君虎他们不抽烟，也不需要接济家里，就用来吃中国菜。

　　吃腻了牛奶、面包、牛排和烧土豆，来到中国人自己开的餐馆，一闻那炒菜的香味，口水都差点流出来了。炒几个家乡的风味菜，喝点酒，吃两碗大米饭，别有一番滋味。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了祖国、想起故乡。

　　“来，碰杯！碰杯！”蒋经国的酒瘾蛮大，每回去呷中国菜，他总是兴高采烈，非喝个痛快不罢休。

　　那些开饭馆的山东老板，几乎全都是因黄河泛滥而逃到关外，辗转流浪到俄国来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参加过苏联的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苏联的战争，当过红军，有着一部光荣的历史。蒋经国、徐君虎他们吃完中国菜后，也常请他们讲讲苏联革命斗争的故事，给他们上了课外的一课。

　　写信大骂“介石同志”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是他表演的投石问路。但这路可问出了麻烦：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也波及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这之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主要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之间尚无大的矛盾。中山舰事件后，由于立场不同、看法不同，矛盾亦趋表面化。学校放暑假时，第三囯际远东司来校做形势报告，举了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失败的事情做例子，联系到中国革命。说孙中山先生推行三民主义，不通过武装斗争就想获得政权，这是梦想、是乌托邦。报告以后，学生中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邓文仪、康泽、谷正纲、谷正鼎等人，说这是污蔑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三民主义，挑起了一场辩论，辩论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徐君虎以特别党部宣传部长的身份，谈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是否真正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他是真革命的还是假革命的？人们将拭目以待。”

　　徐君虎的态度和他的这次讲话，导致了他后来在南京的锒铛入狱，这是后话。

　　蒋经国对中山舰事件是什么态度呢？这不仅是蒋的同志和好朋友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全校同学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一天午饭后，徐君虎、蒋经国，还有一个外号叫“纸老虎”的同学（中共党员，回国后在上海编过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一起在休养地的小树林里散步，蒋经国一反活泼、快乐的常态，脸上好像结了一层冰，满面忧愁。

　　“Paboqnn，你老子反起共来了，你怎么办啰？”徐君虎问他，语气中有点儿挖苦。

　　“蒋介石真反共，就连他的命一起革掉！”“纸老虎”更鲁，涨红着脸，挥舞着拳头。

　　蒋经国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徐君虎：“这就是我给他（蒋介石）写的一封信的底稿。”徐君虎打开一看，只见开头称呼：“介石同志（我今天站在同志的立场和你讲话）……”接着，信中严厉而又直率地批评了蒋介石，反共就是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

　　蒋经国以有蒋介石这样的爸爸而感到耻辱

　　到了1927年，情况愈来愈变了：

　　1927年初，北伐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3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成功，建立了上海市政府。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是国内的革命人民欢欣鼓舞，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们也都是欢喜若狂。雷通鼎回忆说，全校七八百人，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学生们打着三角小旗，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庆祝上海收复”。同学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上海拉斯（上海是我们的）！”队伍刚走出校门，聚集在校门外的苏联学生、工人和普通居民也自动参加了我们的游行队伍。到了大街上，也有苏联朋友陆续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他们高呼：“格达尼（俄语“中国”）！”队伍每到一个地方，苏联人见了就热烈鼓掌，和中国学生一起呼口号。他们把中国人民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和中国学生一起，分享着胜利的喜悦。一连十多天，学生们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和激动之中。

　　可是，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4月12日，蒋介石指使白崇禧解除了上海工人的武装，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中国人民震惊了、世界人民震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也震惊了！苏联人对中大留学生的态度也马上从摄氏一百度降到零度。苏联人在街上一见到中国学生，就用手指着他们骂：“国民党坏！”学生们又委屈、又愤怒。变化最大的当然要属蒋经国。前几天庆祝上海收复游行时，他走在队伍前头，蹦蹦跳跳，一边挥舞着手中的三角小旗，一边带头呼口号，非常活跃。“四一二”事变的消息传到中大以后，他老是两手插在兜里，走路低着头，好像他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同学们碰到他，也总要多瞟他两眼。这眼光很复杂，有讽嘲、有讥笑，也有同情和怜悯。

　　全校教职员工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非常气愤，纷纷举行集会，声讨他的罪行。在一次全校性的声讨会上，当大会主席刚刚宣布大会开始，同学们上台发言的时候，只见一个小个子，很利索地跳到了台上，振臂用俄语高呼了三声：“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蒋介石！”大家定睛一看，此人不是别人，就是蒋经国！同学们感动至极，把他举起来，抛到半空中，用手臂接住；再抛，再接……边抛，边呼：“乌拉！”“乌拉！”（俄语“万岁！”“万岁！”）群情激昂、高涨，会场一片沸腾。接着，蒋经国又慷慨陈词：“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由于愤怒，声音好像有些发抖。他用发抖的声音痛骂蒋介石，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第二天，在校刊的墙报和苏联的《消息报》上，又看到了蒋经国发表的书面声明。其中骂道：“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他不仅是中国工人、农民的敌人，而且也是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蒋经国的行动，受到了中国学生，也受到斯大林、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欢迎。蒋经国的突变，一下子成了亿万人瞩目的新闻人物。他只要在街上一露面，认识他的苏联人就把他围起来，称赞他，和他一起用俄语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不认识他的苏联人，见了中山大学的学生就问：“哪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的儿子在哪里？”

　　蒋经国虽然采取了这些行动，但他内心仍然忧郁不乐。他一方面为有蒋介石这样的爸爸而感到耻辱；另一方面，又担心此后回国无望，再也见不到他日夜思念的母亲。

　　蒋经国正式成为共产党员

　　“四一二”事变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大部分送回国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左派分子留了下来。蒋经国由于表现突出，不但留了下来，并且由共青团员正式成为共产党员。然后就被保送到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军事和政治。

　　蒋经国告别了莫斯科，来到列宁格勒。离开了往日的朋友和同学，完全生活在苏联人中间，他有一种身在异邦为异客的感觉。他思念朋友，更思念亲人。

　　列宁格勒的秋天来得早。夕阳的淡淡余晖懒洋洋地照在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权力的象征——冬宫。冬宫在阿尔芙乐号巡洋舰的炮口下，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蒋经国踏着萧萧落叶，迎着瑟瑟秋风，心事重重地踟蹰在涅瓦河畔。他在想家，在想身居溪口的母亲。前年来苏联之前，只回去看望过母亲一眼，母亲疼爱他，不愿他远走，母子相抱痛哭。但是父亲严训：“这一回一定要立志出国深造！”他不敢违抗父命，只好哭别了母亲。可是，这一别，何日才能相见呢？也许，今生无望了……

　　蒋经国正低头走着。忽然，撞在了一个迎面走来的老人身上，把老人撞了个趔趄，他慌忙伸手去扶老人，一下子愣住了：啊！这不正是世界闻名的大文豪高尔基吗？高尔基大高个，背稍有点驼，长着大胡子。大概高尔基也正在构思作品，没有看见低头行走的蒋经国，才与他撞了个满怀。

　　蒋经国对文学虽然不太感兴趣，但也看过高尔基的不朽名著——《母亲》，他也非常崇敬高尔基。

　　高尔基看到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情绪显得不安的中国青年，慈祥地微笑着，安慰他道：“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又亲切的问道：“看来，你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蒋经国有点局促不安，他本来不愿把心中的秘密随便向人吐露。但他究竟是个十七岁的小孩，他觉得自己瞒不过高尔基那双聪智深邃的眼睛，就把老人扶在一旁的石凳上坐下，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身世、经历以及深藏在心底的肺腑之言，向这位老人全部倾吐了出来。一边说，还一边流着眼泪。

　　高尔基像个老爷爷，又像个早已熟悉的老朋友，亲切地抚摸着蒋经国的肩膀，热情地鼓励他振作起来，好好学习。高尔基给蒋经国讲了苏联革命前后的艰苦历程，他预言，中国革命虽然会受到挫折，但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就可以回中国去，为中国人民做出番事业。他们谈了很久，高尔基才起身离去。蒋经国望着高尔基高大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热浪，他决心按照高尔基说的，好好学习，将来一定会有用处。这次不寻常的会见，给蒋经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在赣南任专员时，国民党中央调他到重庆中训班去受训，要他写一份自传，他口述，让徐君虎帮他整理，写出了回忆录《留苏十三年》。在这本书里，他很带有感情地记述了这一次难忘的会见，作为永恒和美好的记忆。大概他也不会忘记，高尔基鼓励他好好学习，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谆谆教导和殷切的期望吧！

　　高尔基（Maxim Gorky）四岁时就死了父亲，他父亲是家具工人，不会玩政治玩到使儿子感到耻辱，他无法对蒋经国感同身受，但他毕竟是文学家，所以对蒋经国也能有所同情，虽然那种同情是“掷诸虚牝”了的。——真正聪明的文学家永远不该相信政治人物，从斯大林到蒋经国，都不例外。苏联的高尔基最后不明不白的死于非命，和斯大林有关，而中国的多少高尔基，在没成为文学家以前，都早被蒋氏父子给不明不白了呢！

　　“江浙同乡会”的冤案

　　蒋经国后来以一个又一个的冤案整人，他少年时候，却也被人整过：

　　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中的中国留学生的待遇比莫斯科中山大学还要高，每个月四五十卢布的零花钱。一天，几个在莫斯科中大的江浙籍同学，给蒋经国写了封信，开玩笑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江浙同乡会，选你当会长，希望你这个会长以后常接济我们点儿钱。”

　　苏联的克格勃组织在苏联的各重要军事、政治和经济部门都派有自己的情报人员，严格控制。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更是如此，和蒋经囯同宿舍的一个苏联红军军官就是克格勃的情报员。蒋经国这人有点儿大大咧咧，中山大学几个江浙籍同学给他写的信他看完后就扔在抽屉里。他不在宿舍的时候，那位克格勃情报员偷偷地看了。克格勃立刻把它交给了莫斯科中大支部局书记王明。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中山大学第一期第一班的学生。这个人有点儿小聪明，俄语学得好，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很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毕业后，留在中山大学。米夫两次来中国，都是王明陪同当翻译。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原中大校长拉狄克是德国人，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同为德国工人运动的三领袖。德国革命失败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了，他流亡到苏联，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成了中国问题专家。中山大学成立后，他出任校长，加入了托派，是著名的托派分子。中山大学开学后，他请托洛茨基来校做过报告，向学生们系统地阐述了托派的观点和纲领。托洛茨基被开除出苏共的领导核心后，拉狄克也被撤职，米夫当了校长。米夫一上台，就任命王明当了支部局书记。王明没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会搞教条主义那一套，打小报告、扣帽子、搞宗派主义，多数党员都对他不满。有一回，王明代表支部局提出一项决议案，上百个党员中，只有二十八人支持，一人弃权，其余全反对，决议案被否决。他怀恨在心，说只有这二十八个半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仗着有米夫撑腰，自己又大权在握，对其他人打击报复，甚至进行陷害。

　　王明得到了克格勃送来的那封信，与李声竹（中山大学副校长，王明的亲信）一起，利用那封信在中大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说蒋经国等人在中大党员中组织“江浙同乡会小集团”，这个集团搞什么第二条路线，是与学校支部局联共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立的。它的头头除蒋经国外，还有俞秀松、董亦湘和周明达等人。并且把不是江浙籍，但与蒋经国关系不错的左权（湖南人）等人也牵扯了进去，说他们是“重要成员”，搞得乌烟瘴气。1927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六大”闭幕以后，新当选的总书记向忠发还去中山大学讲了一次话，大发雷霆，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动组织，头头要枪毙，成员要受处分。证据就是那封开玩笑的信。这在旅俄同学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蒋经国开头还满不在乎，心想：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后来就要关他的禁闭，他就有点儿害怕了。因为王明在中大搞的那一套路线斗争，无情打击，许多同学都是领教过的。有个女同学谈恋爱，王明就开审判会，一连审了三天。当时，蒋经国有口难辩，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急得他直掉眼泪。莫斯科中大的江浙同学和其他同学也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一方面写信安慰蒋经囯，叫他莫着急；一方面纷纷写信给联共中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求派人来校彻底调查核实，弄清真相。共产国际监察委员、联共中央监委会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同学们的要求，联合组成了审查委员会来校调查。雷通鼎回忆说，审查委员会的人一个个找同学们了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否认有这么个“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存在。给蒋经国他们上课的老师也出来作证，说这孩子很老实。调查结果一公布，真相大白，原来是王明等人有意制造假案，进行诬陷。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王明因为瞿秋白没支持他，对瞿极为不满，还拿整过他的黑材料，到共产国际去诬告过。

　　瞿秋白后来被蒋介石枪毙，中国高尔基又少了一个。

　　“烈士家属”

　　蒋经国虽然拼命要做好的共产党员，可是仍难逃政治漩涡的卷入，最后，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农村。

　　1930年，蒋经国从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学校毕业了，他要求回国工作，但被拒绝了。苏联当局对他采取了不相信的态度。王明其时担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全权代表，他对蒋经国依然怨恨在心。他说蒋经国是“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员”，“他爹爹是反革命，他也不是好东西”。建议苏联当局把蒋经国弄到西伯利亚的矿区去“教育”、“改造”。但苏联的领导人没按王明的要求去办，应蒋经国本人的请求，改派他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集体农庄去劳动。

　　石可夫农庄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小村庄一样，有一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它象征着俄罗斯文明的另一面——愚昧和落后。十月革命后，开展了破除迷信的宣传，小教堂才失去了往日的神秘和繁荣——变得冷落和破败。蒋经国初到石可夫农庄，村子里的人因为他是外国人，都不愿理他，不肯借床铺给他睡，他只好睡在教堂的车房里。教堂里又阴暗又潮湿，蒋经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肚子饿得咕咕叫，抱头躺在麦秸堆上。有时坐在窗户下，望着冉冉升起的月亮，流着泪，思念着他的朋友、同志和他那远在祖国的母亲；冬天，他望着茫茫雪野，想起了六年前他们初来莫斯科时，路过西伯利亚大雪原的情景。那时，他们充满了革命激情，是那么天真烂漫。

　　……

　　不过，在哪儿都有好心的人。石可夫农庄有一个老太太沙弗娅，是个烈士家属，儿子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她把蒋经国领回自己的家，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每当蒋经国思念慈母，万分痛苦的时候，沙弗娅就默默地走近他身旁，像慈母般地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想妈妈了吧？” 一边说，一边拿出她珍藏的糖果、奶油，哄小孩似地哄着他吃，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1930年前后，苏联因为自然灾害，经济还相当困难，糖果、奶油等食物都是配给，老百姓不易得到。老太太每得到一点这些东西时，自己总也舍不得动，留给他吃。

　　这一年半的改造生活，真是难熬啊！如果没有苏联那位老妈妈的关心和爱抚，他不可想象，如何能度过那漫长的四百四十多个日日夜夜！

　　他离开石可夫农庄的那天，全农庄的人都来送行。老妈妈沙弗娅和他抱头痛哭，难分难舍。他走了很远，还看见老妈妈站在村口，向他挥动着手中的头巾。

　　石可夫农庄的一年半劳动改造生活，留给蒋经国的既有痛苦和辛酸，也有幸福和怀念。

　　第二年，也就是1933年的夏天，蒋经国特地回石可夫农庄去看望老妈妈，可是老妈妈已经去世两个多月了。蒋经国悲痛万分，买了一束鲜花，恭恭敬敬地放在老人坟前，他趴在坟上放声大哭。从沙弗娅老妈妈的遭遇中，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毛夫人，哭得更为伤心。在一旁的农庄里的庄员们，有的也一块跟着哭了起来。

　　徐君虎说，蒋经国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在赣南时，他只要一谈起石可夫农庄的一年半的劳改生活，一谈起沙弗娅老妈妈，他就禁不住伤心落泪。

　　沙弗娅老妈妈把蒋经国从教堂车房里“领回自己的家”时候，年已六十八岁，她对蒋经国的照料，显然带给他不少温暖的感情。这种感情，对日后蒋经国大量制造冤狱，为自己人民劫余出更多的中国沙弗娅来，自然颇有助力。蒋经国就是蒋经国，他一朝不再落魄，他可来得凶狠，什么“烈士家属”，蒋氏父子专门会制造这些人物啊！

　　1987年8月11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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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经国（覃异之）

　　本文关于蒋经国在赣南部分，主要是根据李以劻先生所提供的亲身见闻及曹云霞女士的赣南回忆录；关于蒋经国和青年军部分，以笔者亲身见闻为主；关于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在上海、南京的情况，以笔者当时直接间接所了解到的为主；关于蒋经国的早年和在苏联的情况，是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写成的。本文中错误和遗漏之处，希望知者予以指正和补充。

　　一 蒋经国的早年经历

　　蒋经国于一九一〇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六岁时入溪口镇武岭学校从塾师顾清廉、王欧声受启蒙教育，读了六年的四书五经。据顾清廉的评价，他“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一年夏，蒋介石把经国接到上海，托塾师王欧东、姑丈竺芝珊监护，王还在课外为经国补习国文。一九二二年，先入万竹小学高年级，后转入浦东中学。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反帝怒潮高涨，蒋经国曾因积极投入这个运动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学籍。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经国征得他父亲的同意，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见《吴稚晖年谱》）。蒋经国到北平才数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便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到广州黄埔探亲（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当时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蒋经国参加这批留苏学生的行列，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蒋经国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秋，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三〇年夏要求回国被拒绝；申请分发红军中工作，又遭到否决。后来苏联把蒋经国的安排交给第三国际中共的代表处理。中共代表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的孙逸仙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辅导员，曾奉命率领学生到外高加索、乌克兰等地参观旅行。回到莫斯科后因重病入院治疗。据《蒋经国在苏联》记载，蒋经国因受家庭出身及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一九三一年二月被派到“狄拿马”电汽工厂做学徒，后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一九三三年一月调到埃尔他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十月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一九三四年与铁路工人的女儿（孤儿）乌拉厂的女工费纳结婚。一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中共负责人召蒋经国到莫斯科，要他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该信发表于《真理报》、《纽约时报》曾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原文收入波多野乾一著《中国共产党党史》）。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一再向苏联提出，要蒋经国回国，终于得到苏方的同意。一九三七年三月，蒋经国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

　　蒋经国回国后即到杭州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俄国媳妇取名“蒋方良”，给孙女取名孝章，孙儿取名孝文。这时张学良以“读书”名义被软禁在奉化溪口镇的雪窦寺，蒋介石让蒋经国与张学良一道在雪窦寺读书，由政学系少壮份子徐道邻为他们的老师。蒋经国谈到这段读书生活时曾说：“张学良专攻《明史》。我读朱子《纲目》、《阳明全书》、《曾文正公家书》。”抗战战争爆发后，他和张学良便结束了这一段读书生活，同机飞到重庆。

　　二 蒋经国在赣南

　　蒋经国到重庆不久，政学系头目、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迎合蒋介石的心意，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任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专为训练一批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总队长。同年五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抚州）温泉，集中训练江西省新征来的壮丁，编成几个新兵团，归他督练，实际上是为野战部队训练补充团。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次独当一面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他首先提出，要连队做到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准打骂士兵，不准剋扣士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活动”，以活跃官兵精神，造成朝气蓬勃的气象。对于军官教育，则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他还遵照他父亲的一贯作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列为军官必读的书。他接近干部，有时也深入连队与官兵一道活动。他把这一段督练新兵的过程，编了一本《温泉练兵实纪》，借以宣传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是向他父亲第一次交的考试答卷。为了替蒋经国制造舆论，蒋介石曾指示一些部队派人到新兵督练处参观。

　　新兵督练处于一九三九年迁到赣州。赣州地方的恶霸势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来不能贯彻执行；这个地区的专员县长，如不与地方恶霸集团勾结，就站不住脚。当时赣州的行政督察专员是康泽系统的复兴社份子刘已达，他自恃有康泽作后台，对地方恶霸不放在眼里，结果在一次出巡中竟遭到恶霸爪牙的围殴，并被软禁，后由蒋经国亲自出面警告恶霸刘甲第，才获释放。刘已达为此引咎辞职，熊式辉便借此机会，派蒋经国接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县长由杨明代理），冀图利用这位“太子”的权威来整顿赣南的混乱局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蒋经国就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压制地方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时蒋经国年方三十，由苏联回来才两年，革命教育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的习气。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常常微服出访，搞一些“亲民”的小动作；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但是，他虽然摆出一副激进的姿态，宣称“要打倒封建势力”，事实上他对封建恶霸势力根本没有触动，也不可能触动。以刘甲第而言，他仍然是赣南的大地主，在赣州城内拥有不少地产，还兼营七、八家商店，照样妻妾婢仆成群，只是不像以往那样耀武扬威，招摇过市罢了。许多所谓公益事业，蒋经国还得请当地刘甲第等有名士绅挂上委员的头衔，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也有他们的座位。逢年过节，蒋经国还亲到那些大绅士家走访，以表现“敬老尊贤”的传统作风。

　　一九四〇年夏，蒋经国在“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的演讲中，曾提出了发展钢铁、机器、电力等重工业，促进农业机械化，兴修水利工程，把各城镇建成现代化的城镇等等一系列的计划，但是对于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苛捐杂税问题，却只字不提。由此可见，所谓“建设新赣南”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除了一些装饰门面的建筑物外，给人留下的只是一些形形色色的标语、口号、宣传画而已。

　　蒋经国上任初期，对抗日战争的态度表现很积极，公开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赣州一度呈现开明进步的气象。如一九三九年江西吉安等地的生活书店都被查封，而赣州的生活书店却照常营业。江西各地禁止《新华日报》发行，而赣州直到一九四〇年初还是公开出售。因此，当时在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曾一度有“蒋经国在赣州搞共产了”的传说。很显然，这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很可能是在他父亲“庭训”指示下，蒋经国终于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开始反共了。特务根据《新华日报》的订户和生活书店的顾客姓名，开出黑名单，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实行秘密大逮捕。蒋经国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处理，也完全是秘密进行，其手段是不一般的。这是蒋经国反共的第一次表态。为了积极反共，他还大力加强地方保甲制度。自蒋经国本人以下，所有专区和县级的主要干部，都兼任保甲指导员。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动，订了种种规约以加强控制。从下面一首民歌可以看出赣南人民的态度：“蒋大专员开了口，赣南百姓齐遵守；黎明集合上早操，立正稍息开步走。每天大事第一桩，总裁像前三叩首。保长传令开会多，天天高唱搞五有。结婚必定集团办，太阳节日（蒋经国把他父亲捧为太阳，把老蒋生日定为太阳节）大喝酒。下地赶墟背家训，叫人急得直发抖。我的天啦蒋专员，哪年哪月你撒手？”

　　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六月，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便迅速上升，七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八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但是三青团头目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三青团组织处长的职权，未征求蒋经国的同意，竟把江西支团部的主要干部都派定了，几乎都是康泽的学生和复兴社份子，使蒋经国成了空头主任。久在苏联受过共产党的组织斗争锻炼的蒋经国，现在又有父亲做后台，当然不接受康泽的控制。他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便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红帮江湖义气的精神揉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肆宣传的“赤珠岭精神”，实际上完全是变相的青红帮集团。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蒋经国用这批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在江西的三青团干部挤走。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开办“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由专员公署科长范魁书负实际责任，先后训练了数百人。一九四三年七月，他在赣州虎岗办了一个青年夏令营，调训中专学生近千人，由他亲自主持，又倡导一个所谓“虎岗精神”。此外他还兼任“中正中学”的校长。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蒋经国被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三青团组训处长，名义上仍兼赣州专员（由杨明代理）。这是蒋介石准备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大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蒋经国这个专员与一般专员不同：他有蒋介石侍从室派出的警卫小组随身保护；财政部盐务署为了照顾蒋经国的财政收入，特为他设置“浙、皖、闽、赣四省盐务督运处”，由他兼任处长，使他除了征收赣南的钨矿附加税外，又从盐税方面得到补助。此外，第四专区的征兵征粮也与其他专区不同，蒋经国可以用征来的壮丁充实专区的“自卫大队”及各县的“自卫队”；可以用征来的粮开办“交易公司”。赣南实际上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日寇入侵赣南，代理专员杨明急电蒋经国请示对策。蒋复电指示说：“应紧急动员群众，誓死保卫新赣南。”他随即回到赣州，召开了一连串紧急会议，并召开群众大会，声称：“决心和赣南父老兄弟姐妹一道，誓死保卫新赣南。”但是实际上只是徒然喊一阵口号，除了做了一些疏散民众的工作之外，并无准备作战的实际行动。正在赣州危急时刻，蒋介石拍来电报，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为由，要蒋经国立即飞回重庆，同时派专机到遂川飞机场等候。蒋经国离开赣州之次日，赣州即告沦陷。

　　三 蒋经国和青年军

　　青年军是蒋家王朝在抗战末期所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早在一九四三年，在规模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以前，为了补充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团、炮兵团等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兵种），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陆续空运到印度去。一九四四年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应付当时的局势，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名流等担任委员，蒋经国也是委员之一。为了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还提出各种优待条件，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等。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先后成立了青年军九个师。蒋介石成立青年军的用意，不仅是为了扩充抗战力量，其更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在政治上与中共争夺青年，因当时许多爱国青年都认为到延安去是“抗日救亡”之道；其次是要把青年军办成一个训练干部的大学校，重建“黄埔精神”，创立新军，为大规模扩军、反共打内战作准备。因此，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实际上多半是陈诚、胡宗南推荐），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级干部担任。团以下干部则由各部队择优保送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所属的干部训练团受短期训练后，选派到各师任用。青年军成立初期的各师师长是：二〇一师戴之奇，二〇二师罗泽闿，二〇三师钟彬，二〇四师覃异之，二〇五师刘安祺，二〇六师杨彬，二〇七师罗友伦，二〇八师黄珍吾，二〇九师温鸣剑。

　　青年军训练总监罗卓英是陈诚的重要助手，副监兼东南分监黄维是陈诚的亲信干部。各师的主要官佐不少是陈系的人，以二〇四师为例：副师长吴啸亚是陈的小同乡；参谋长唐肇谟、参谋处长卢庆善、六一〇团团长胡一、六一一团团长黄绶绅、六一二团团长蓝啸声、山炮营、野炮营、工兵营的营长等，都是十八军（陈的基本部队）系统的人。政工人员则以蒋经国领导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学员为骨干，把大专学校从军的青年集中起来，成立“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蒋经国任班主任，训练为期一个月。第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学，一九四六年一月结业，约一千人。训练班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内，工作干部完全由干校人员兼任。干训班的教育，基本上搬用赣南“江西青干班”那一套。蒋经国常常与青年一道活动，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他往往在寒冷的早晨，光着膀子带青年们跑步。他这种作风，当时曾博得青年人的好感。政工班名义上虽属总监部领导，实际上除经费补给由总监部转发外，一切都是自搞一套。青年军成立政治部时，由蒋经国任中将主任。各师政治部主任，除余纪忠、范魁书（蒋经国的亲信）有实权外，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由他的亲信副主任负责，如二〇四师政治部主任刘炳黎（复兴社分子）是教授，除到各团作政治讲演外，一切具体工作都由副主任洪长铭掌握。各团督导员及师政治部组训科长、总干事等主要干部，均由三青团中央干校研究部学员担任。一般连级政工干部，则由政工班结业学员担任。从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已经初步看出“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布局。有人说青年军是蒋经国登上政治舞台、准备接班的一股政治力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蒋经国在青年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抓以下几点：一、通过康乐活动（文体活动）使政工干部与士兵打成一片（团有俱乐部、连有康乐室）；二、通过小组活动，了解士兵的思想情况；三、逐步在士兵中培养爪牙。具体做法是：从每班士兵中各选出一、二名，组成全团“小组长训练班”，由团督导员亲自负责，在师政治部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回到各连任学习小组长；师政治部从每排士兵中各选出一名或二名，组成师“康乐干部训练班”，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回连协助连训导员搞康乐活动。以上这些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后来大多数成了蒋经国在青年军士兵中的骨干分子。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最初决定把二〇八师、二〇九师合编为三十一军，由黄维任军长，开到杭州集中；二〇四师、二〇五师合编第六军，由刘安祺任军长，开到粤汉路护路；二〇二师、二〇三师合编为第九军，开到沪宁路护路。不久又把第三十一军整编为二〇八师，由吴啸亚任师长；第六军整编为二〇五师，由覃异之任师长；钟彬军整编为二〇二师，由罗泽闿任师长。

　　蒋介石最初并未考虑到第一批青年军很快就复员，因而未作复员的准备。约在一九四六年初，各师都有一部分青年要求复员升学、就业。蒋经国怀疑有共产党分子从中鼓动，乃密令政工干部在各连队组织“防奸小组”；同时为了安定军心，宣布复员前必须进行三个月的预备军官教育，期满后发给预备军官证书。在这三个月期间，一方面加强反共宣传，派一些反共教师到各师巡回讲演，如反共专家叶青曾到二〇四师作过两星期的宣传；一方面集体参加三青团。青年军的师长刘安祺、覃异之，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范魁书等成了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有些师长和政治部主任成了中央监事。有人认为这是蒋经国用青年军来吞并三青团，曾提出过反对意见。至此，蒋经国实际上已控制了三青团。

　　一九四六年秋在庐山召开三青团代表大会时，听说蒋介石曾企图以三青团为骨干去改组国民党，因元老派及CC系反对，结果用“党团合并”来解这个矛盾，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成了党的中央委员，团的中央监事成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蒋经国的亲信郑彦棻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青年军的复员管理工作，实际上是控制复员青年军的工作。“复员管理处”名义上由陈诚任处长，实际上由副处长蒋经国负责。管理处后来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由蒋经国任局长。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正式宣布第一批青年军复员，并规定这一天是“复员节”。蒋经国控制复员青年军的做法是：一、复员前夕，以地区为单位成立“通讯小组”（如武汉通讯小组、郑州通讯小组等等），并创办“曙光报”作为通讯联络的刊物。各小组负责人是复员青年中拥蒋的骨干分子，直接与预干局联系，在各地上学和就业的复员青年军，既受当地三青团组织的领导，又参加当地的通讯小组；二、一九四七年改为“青年军联谊会”；三、每年夏季在各地组织夏令营活动，把各地的复员青年军集中起来，受一次短期训练。

　　第一批青年军大部分复员，其中一部分志愿留营的，由各师根据留营的人数，编成教导团或教导营（二〇五师编成教导团），准备担任第二批青年军的班长或副排长，一律以预备军官待遇，以后根据工作成绩，分批送入中央军校受训。复员的青年军分为“升学”、“就业”两部分。就业的送入新成立的就业训练班，在训练中陆续分配到各机关团体工作。升学部分中，上大专院校的，送入各地成立的补习班或直接进入各院校；上中学的，除介绍到各地中学外，可进入三青团在各地成立的“青年中学”。各校的复员青年军不少人成了破坏学生运动的打手。重庆的青年中学在解放战争中扩充成反共的武装部队。许多复员的青年军后来成了蒋经国“青年戡乱建国大队”的骨干分子，也是他建立自己特务系统的基本力量。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征集第二批知识青年。新整编的二〇五师（我任师长）于一九四七年初分别由万县、贵阳开往粤汉铁路沿线，一面护路，一面招募第二批知识青年。各地方的三青团组织虽大力动员，但志愿从军的知识青年仍不踊跃，到八月才勉强招足。这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要我准备开往台湾接受美械装备。我便和孙立人（已内定为台湾训练司令）以及美国驻华武官苏洛一同飞往台湾察看训练场地。行前，我曾去见蒋经国，他正忙于到上海负责管制经济的工作。从他简短的谈话中，知道这次青年军接受美械装备是费了一番交涉的（因美国最初不同意装备青年军），用孙立人作台湾训练司令，是为了便于与美国打交道。看来蒋介石对孙立人，既讨厌他依靠美国人以自重（他到英国去接受勋章后，未经蒋介石的许可径自访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又不得不利用孙以争取更多的美械装备。

　　二〇五师于八月底开始由粤汉铁路陆续向广州黄埔港集结，运往台湾。因船只少，运输速度很慢，师部及直属部队十月初才到达台南高雄凤山营房，后续部队仍在运输中。正在这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告诉我说，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要调我到东北去担任第八兵团副司令兼五十二军军长，要我准备到东北去。当时东北战局对蒋军不利，熊式辉、杜聿明已相继离开，我当然不愿去做替死鬼，便找蒋经国想办法。他这时正在负责上海的经济管制工作，刚从上海回来，一两天又要回上海去，看来很忙碌。他答应向蒋介石转达我希望免调东北的想法。第二天他给我电话说：“已电陈主任商量，可能免调。”过了两天，蒋介石召见我，仍要我去东北。我又去找蒋经国，他已到上海去了。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召见我，限我在十天内到东北。我又去找蒋经国，他已到上海去了。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召见我，限我在十月十六日以前到沈阳行辕报到，我这才不得不去东北。蒋经国此时名义上虽已不负责青年军的政治工作（政治部已改为新闻处），但是青年军的重要问题，他还是过问的。他的政工干部也常向他汇报青年军的情况，对青年军的重要人事还得征求他的意见。如二〇五师师长的继任人选，孙立人曾保荐唐守治，蒋经国却坚决主张提升副师长刘树勋。又如二〇五师镇压地下共产党员伍瑞云等案，也是请示蒋经国处理的。

　　四 东北外交特派员和上海“打虎”

　　日寇投降后，为了接收东北失地，对苏联的外交成了当时的重要问题。蒋经国曾作为他父亲的私人代表，协助宋子文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并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他回国后担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和熊式辉、张嘉璈同赴长春。为了工作方便，他把原任衡阳市长的赵君迈（与他有密切关系）调任长春市长。这也是一般外交特派员所办不到的。蒋经国虽然精通俄语，也有苏联的朋友和同学，但在蒋介石反共反苏的顽固政策指导下，任何外交能手也不可能争取苏联的支持，何况初上外交战场的蒋经国。他在东北期间，非但无所建树，还受种种奚落，所谓交涉，只不过是一场空话。后来蒋经国谈到这次外交时，他难过得流泪，说：“军事行动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丑。”他也责怪当时在东北负总责的熊式辉没有很好的支持他的工作，责怪熊式辉倚老卖老，有问题不直接和他商量，却向蒋介石报告，“以我父亲来压我”。

　　蒋经国回南京后，郁郁不乐。蒋介石曾打算派他任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因CC系从中作梗，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而没有能实现。蒋经国为此精神上受很大打击，心情更加苦闷。据接近他的人说，他变得喜怒无常，动辄挥拳拍桌，斥责部下，有时借酒浇愁，往往喝得酩酊大醉。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全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总督导，老蒋妄想通过政治工作来挽回日益低落的士气。接着反共战争的形势如江河日下，蒋经国又召集骨干分子及部分复员青年军，创办“戡乱建国训练班”（又名“戡乱建国学会”），成立若干“戡乱建国大队”，派往各省担任组训群众的工作，不过他只起个头，以后就不闻不问了。

　　一九四七年，由于反共战争带来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投机倒把，官吏贪污勒索，成了普遍现象。蒋介石避开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他在孝陵卫对军官训练团讲话时居然说“共产党最怕我们发行金圆券”，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蒋经国在戡乱建国训练班讲话时也说：“共产党，投机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肃清奸商，稳定物价，就能消灭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发表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妄图以行政铁腕解决经济危机。经济管制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二、限期收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圆券（后来延至十月三十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并说：“问题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为了了解蒋经国这段工作情况，下面择录他的“沪滨日记”数则：

　　八月二十日

　　早晨抵申后，即开始研究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上午到中央银行访问俞鸿钧先生，商谈经济管制各事，午后在寓所清理文件。

　　八月二十一日

　　今天上午同崇镛兄谈金融管制问题，中午参加俞总裁所召集的经济会报。上海方面负重要责任的人都出席发言，各人有各自不同的意见。下午会客，并商量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的工作计划。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力干下去。

　　今天是星期日，天下雨，气候甚闷。上午在寓所拟订经济督导的工作计划。

　　八月二十六日

　　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蒋经国在题为“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中，唱出很高的调子，胡乱说什么：“天下没有什么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谁的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在行动上，他采用杀鸡警猴的手段，把泄露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把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六十四名关进监狱。但是，蒋经国这种举动尽管锋芒逼人，却经不起以扬子公司为代表的孔、宋势力的反击。解放后傅作义将军谈及此事时曾说：“当时蒋介石正在北平开会，为了处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所引起的严重影响，临时决定回南京去。”结果蒋经国只得发表一篇“告上海人民书”而草草收兵。

　　蒋经国自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国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以前的重要活动，据笔者所知，略为上述。至于蒋经国去台湾以后三十年来的政治经历，笔者虽陆续从有关资料中有所了解，但究非亲见亲闻，根据文史资料的撰稿要求，在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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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经国（王辅卿）

　　抗日战争初期，祖国大片土地相继沦陷于日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到重庆后，何应钦任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我原是何的侍从副官，主要任务，一是安排对何的警卫工作，传达何的一些指示；二是凡晋见何应钦的人员，都事先与我联系，由我引见。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对当时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情况比较清楚，与他们身边的亲近人员，有许多较为密切的联络与交往。如蒋介石的副官蒋孝国、侍卫长王世和，宋美龄的亲信秘书陈韵娴等，都很接近，交往甚多。

　　一九三八年初，蒋经国回国。从他从前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并登报申明同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因此去见蒋介石时遭到拒绝，并不准进官邸。蒋介石还命令戴笠，派人监视蒋经国及其苏联籍老婆的行动。为此，蒋经国曾先后找陈布雷、陈立夫、陈果夫、张群、何应钦等去向蒋介石说情。而蒋介石一听到为蒋经国说话，就发火，致使这些人不敢再言。

　　当时蒋经国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因经济无来源，生活困难，四个多月都是出卖衣物以度日。搞得他本人一套咖啡色的西裝都洗得变成棕白色，鞋袜也破烂，颇为狼狈。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蒋经国又来见何应钦。因他每次来见何都先找我，故与之相识。这次我见着他寒酸模样，又听到他敍述的困难处境，深表同情，送了他二百元钱。他感激地拉着我的手说：“我很感谢你的帮助，请你想办法解除我父子之间的隔阂，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的帮助。”我答应为他想想办法。

　　蒋介石是一个嫉仇心很大的人，尤其是他认为你干了对他的尊严和声誉有损的事，更是非置你于死地不可。蒋经国曾在报上公开谴责过蒋介石，又登报脱离父子关系，使他既难堪又痛恨，故当时无人敢向他劝解。答应蒋经国的请求后，我想要使他父子解除矛盾，只有通过宋美龄。因为宋美龄和蒋介石说话可以随便，即是蒋介石发火，她也可以再言。但宋美龄与蒋经国不睦，是否能帮助他，这就是一个难题。为此，我先找陈韵娴，想请她找宋美龄试探一下，可是遭到陈的拒绝。陈说：“蒋经国的事，一在老先生面前提出，老先生就发火，谁也不敢说下去，夫人对蒋经国印象也不好，不会帮他的忙，这件事你最好不要管。”后经我一再要求，她才答应去向宋美龄说说。陈向宋美龄说：“蒋经国要来问候夫人，夫人是否接见他？”宋美龄说：“你管这些事干什么？蒋经国来找你？”陈说：“是何总长的王副官叫我来向夫人请示的。”宋美龄当时沉默了一会对陈说：“你告诉王副官，叫他（蒋经国）来。”

　　陈韵娴通知我后我即电话通知蒋经国，并派车将他接到我的办公室，将找宋谈话的情况告诉了他。蒋经国听到我的话后，非常高兴。双手拉着我说：“王副官你对我的帮助，比泰山还重，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你是不是今天陪我去一趟？”我说：“抓紧时间，应该马上就去。但是，你在礼貌方面要注意，过去你对夫人不礼貌，今天可不能再这样，为了解除夫人对你的不好印象，取得夫人的欢心，你见夫人时应该喊一声妈，行一个大礼（磕头），你能不能这样办？”蒋经国说：“王副官，我照着你说的办，请你放心。”我即陪同他乘车到宋的住所。陈韵娴安排蒋经国在会客室等候，我则到侍卫长王世和的办公室等候。后来据陈韵娴告诉我，蒋经国见了宋美龄叫了一声妈，磕了一个头，宋叫他起来坐下，问他：“听说你和苏俄女子结婚，苏俄妇女的名字，字很多，记都难得记，我很讨厌，你有孩子吗？看你这狼狈样子，你父亲看见，一定很生气。”宋美龄当即开了一张三千元的支票给蒋经国，叫他购置点衣服，给孩子们也买点衣，准备好来见她，再带他们去见蒋介石。蒋经国出来后对我说：“夫人给了三千块钱，叫购置衣服后再来见她。”我又用车送他回到旅馆——胜利大厦。

　　事后，我听蒋经国说：宋美龄接见蒋经国后，便向蒋介石谈蒋经国事，蒋介石一听到蒋经国的名字就发火说：“你管他干什么？这个不孝的畜牲，不要理他。”宋美龄继续劝说，蒋介石更为发火，拍桌大骂。宋美龄等他发完火后，又说：“孩子不懂事，冒犯尊长，是错误的。但是，今天他认识错误来向你请罪，你就应该宽恕他。孩子过去不懂事，难道做老的也跟着不懂事？……”蒋介石听到这些话后，才不再说了。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初，蒋经国带着孩子来见宋美龄，宋带他父子去见蒋介石，蒋经国喊了一声爸爸，和孩子跪下磕了一个头，就跪在地上没有起来。蒋介石怒火冲天，大骂一顿。宋美龄见着孩子跪久了，就叫他父子起来坐下，直到蒋介石骂够了，感到疲乏住口后，紧张气氛，才开始缓和下来。

　　蒋氏父子和解后，蒋介石打电话给何应钦，叫他安排蒋经国的工作。何应钦当时感到有些棘手，军事委员会无适当职位可安置，其他单位又不适宜。何应钦考虑了很久，才打长途电话给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要他在江西省政府内安排蒋经国的工作。熊式辉答应后，何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表示同意，并叫通知蒋经国马上去江西。蒋经国得到通知后，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赴江西。熊式辉派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处长，不久调任赣南行政专员，尔后又升中将保安副司令。

　　蒋经国在江西任专员和保安副司令这段时间，培养了一批骨干，如王昇等。蒋经国去江西后，还给我随时来信。任保安副司令时，又来信约我去江西聚叙。当时我因工作忙，抽不开身，无暇应邀，回信谢绝了。这期间，蒋介石要蒋经国读了不少四书五经之类的书，他自己历年的言论，也要蒋仔细研究，切实遵行。蒋经国在这些方面自然是唯勤唯谨地按照去做，因此，渐得蒋介石的欢心。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成立青年军，蒋介石调蒋经国任青年军政治部中将主任，并负责成立十个师。蒋经国得此机会，便将他在江西培养的骨干，调到青年军中并大肆提拔。这样，他就在国民党内成为一个有潜在力量的少壮派，为他日后继承蒋介石职位，打下了基础。

　　蒋经国回国之初，曾满口进步词句，在和我交谈中，经常地谈到马克思的一些辞句。在振兴中华，抗御外侮等话题上，也讲了不少大道理。对当时国内形势，亦颇为不满。在向我谈到他在苏联时，曾向蒋介石提出联俄联共以抗日的建议，受到蒋介石严厉斥责的经过时，还愤愤不平。以后由于蒋介石的压力，无人敢援助他，以至受到生活上的困难。等到蒋经国受到蒋介石的薰陶，并出任各种要职以后，他就再也不谈共产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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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赣南（胡越一）

　　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蒋经国在其父蒋介石扶植下，以一名专员的名义在赣南发号施令，乃至名传遐迩。在这十余年中，前六年是由蒋经国亲自统治；自日本投降后，他在重庆另有任用，把专员交给杨明代理，表面上不过问赣南政治，实际上重要事务仍是他 在背后策划指使。后来杨明调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改由蒋的心腹张恺（四川人）接任。所以在解放前，赣州专署人事方面虽有变动，而赣南的整个统治，自始至终，都是“蒋太子”的一统天下，现就个人记忆所及，将有关蒋经国在赣南的政治活动片断，记述如下。

　　一、从“建设新赣南”说起

　　蒋经国初到赣南，便提出了一个“建设新赣南”的口号，高喊建设五大目标：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作。一九四〇年夏，在专员公署的一次扩大行政会议上，他提出了“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方案。号召大家奋斗三年、牺牲三年、吃苦三年；以“吃苦、冒险、创造”的精神建设新赣南。三年过去以后，接着又搬出一个五年计划（一九四四—一九四八）来，旋因日寇竄犯赣南而宣告完结。从形式上看，这些计划也还订得颇为“系统完整”，诸如农林、工商、交通运输、文教、卫生、採矿（钨、锡）都作了具体的计划和安排。甚至每家居民若干年后拥有多少辆土车，能吃到多少斤猪肉，都列入了计划，有人称之为“丰富多样的菜单子”。

　　同时，蒋经国在“经济建设”之外，又提出了所谓“精神建设”计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要“推翻旧的习惯，创造新的生活，彻底改变人民的落后精神面貌”。所谓精神建设的五大目标是“人人要劳动做事，人人要读书识字，人人要健康快乐……”（后两条不记得了）。他还规定赣南人一律要佩带符号；规定人民作息时间表；禁农历一律改为公历；改变旧的婚丧嫁娶仪式，提倡“集团结婚”。又规定废除茶楼、酒馆、旅社服务人员的“茶房”称呼，而改称为工友；禁止呼公务人员为职员而统称公仆。又把中秋节改称官民同乐节。在那一天，曾在赣市“阳明堂”亲自主持“敬老大會”，把一些高龄老人，找来吃喝一顿。因此敬老会在赣南也风行了一个短的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某君根据“朱子格言”代蒋编写了一首“新赣南家训”，他得之如获至宝，迅即下令在民间广泛推行，并强迫一定要达到家喻户晓，大人、小孩每个人都能背诵如流。“家训”开头的几句，我还记得是：“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内外清洁，整齐大方。天天运动，身体健康……”青菜豆腐，最富营养。山珍海味，吃坏肚肠。”他当时还是三十几岁的青年，早年又到苏联呆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特别是他有一张“太子”王牌，可以不怕别人戴上任何色彩的帽子，所以敢于喊出一些“社会革命”口号。因此，曾一度迷惑了一部分失意的知识分子，替他摇旗呐喊。在一个时期，赣南竟成了一个货色齐备的杂货摊子。包括一些画家、歌唱家、作家、教育家等纷纷来投。我也在家庭生活所迫下，随蒋经国干了五年多时间。

　　二、蒋经国用人处事的权钟和部属的派别

　　赣南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苏区。一九三四红军北上转移抗日後，反革命势力复辟，对革命群众施行了残酷报复和血腥统治，但也不断遭到革命群众的英勇反抗。另一方面，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为了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各自购置枪枝，网罗地方势力，形成割据争雄的局面。由于这些地头蛇、土皇帝掌握了地方政治、经济的实权，以致地方政府也奈何他们不得。据说蒋经国的前任专员，就是他们用枪口顶住了胸膛，硬逼下台的。蒋经国毕竟不同于常人，他有“太子”这一块招牌，上任不几天，就把赣州的一个大名鼎鼎的紳士刘甲第（地方团队头目，掌握全城武力）搞下来了。接着便搬出“除暴安良”、“打倒贪污土劣”的口号来；同时藉口清乡，收缴了部分枪枝武器。蒋经国打开了统治赣南的局面后，又在专署内设置所谓“民众问事处”，每逢星期四，他亲自接见，调处一些琐碎问题。表面上是为了“俯察民情”，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手腕，企图笼络民心。记得赣州羊判巷有一家私人经堂，按当时政府律条规定，本应当没收归公，但由于业主钟湛民跑到民众问事处向蒋磕了一个响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没有公布没收，由此可见一斑。

　　蒋经国一贯重视用人的问题，他在多次演讲和言论中，一再提到“干部决定一切”，“谁能用人，谁就成功”，以及“要成就伟大事业，第一要有能干的人，第二要有能干的人，第三还是要有能干的人”，等等。他在培植干部方面，也有具体计划，曾先后开办过为数不少的讲习会、训练班，诸如所谓行政人员讲习会，商人讲习会，保甲长训练班，模范壮丁训练班，公仆训练班，夏令营，冬令营……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更重要的，他还从他父亲蒋介石那里继承了一套所谓“精神感召”的招術衣钵，颇能愚弄一些人为其驱使。部属中有两个县长，一个是南康县长王后安，一个是上犹县长王继春，先后病故在任所，蒋为纪念这两个忠实信徒，一面为其大办丧事，一面为其设立“正气牌坊”，并发表悼念文章，在追悼大会上，蒋还大哭一场。这样，确使一些人为之“感召”。他在考核干部方面，也颇认真。大庾县长廖声涛贪污被他察觉后，立即撤职。但他毕竟年少气盛，常依仗“太子”之势，独断专行，有时还打人、骂人，对个别僚属，当众打耳光。是以畏之如虎、恨之入骨者，也大有人在。

　　蒋经国的部属大体可分为三派：

　　（一）政大派（即政治大学派）。以专署主任秘书周灵均为首，黄密、洪仪、阮愚公、周守璜、李守廉等属之。他们都是南京政治大学的毕业生，主要靠山是陈果夫、陈立夫。因此，二陈对赣南政情了如指掌。蒋经国始终没有跳脱二陈的手心。政大派不仅掌握了赣南政权，后来还夺取新赣南国民 经济建设公司，又掌握了经济权。他们包揽一切，气焰万丈，是赣南小朝廷中的实权派。

　　（二）留俄派。以四省盐务局经理黄中美（也曾一度担任过专署主任秘书）为首，周百皆、高理文、徐季元、尤策等人属之。他们都是留俄学生，大本营是广慈博爱院（四省盐务局当时也在一起办公）。他们在赣南掌握了全部文化教育宣传机器（如正气出版社、正气日报等）和四省盐务局的经济支配权。这些人由于和蒋经国都是留俄同学，彼此思想性格接近，在蒋左右，可以无拘无束，蒋对他们颇为信任。

　　（三）武岭派。以黄奇慈为首，他们都与浙江奉化武岭小学（后改为中学）有些渊源。黄奇慈是蒋经国幼年塾师，得到蒋本人和专署部分同人的尊敬。他和蒋善初（军法官，浙江人）都是蒋的亲信，同时担任蒋的机要秘书。蒋和各方来往重要文电稿件多出自其手。一般江浙同乡如杨明、孙平等以及不属于以上二派的人物多归此派。

　　以上三派，在许多问题上勾心斗角，形同水火。这已成为公开秘密。蒋经国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对派系矛盾也有一套手段，就是使各派实力保持均衡，表面维持团结，然后利用矛盾，独揽大权于一身。

　　三、所谓禁烟、禁赌运动和其他措施

　　蒋经国在统治赣南初期，曾一度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展开禁烟、禁赌运动。令行之初，有些背景较硬的官僚豪绅，置之不理，有些权势机关，甚至持枪放哨，包揽赌场。蒋经国断然采取措施，当时在赣州随时可以听到“某某太太打牌被蒋捉住在公园罚跪示众”、“某某长官的老太爷抽大烟被罚款当街做苦工”等一类新闻。特别蒋经国本人经常“出巡”，破获几件烟、赌案例之后，赣南地区更增添了不少新鲜传闻，其中有两个故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一个是：赣州有一家大绸布商店老板雷庆春，偷吸鸦片烟，被蒋捕获，他的家属四出进行贿赂，托人向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求情，并答应捐献一架飞机赎命，当熊驰电蒋经国开释时，蒋把雷某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电覆熊称：“电到已枪决，无以挽回。”

　　另一个是：赣州利民百货公司，为广东军阀余孽季镇球独资开设，是当地数一、数二之巨富。在蒋开展禁赌之际，他们虽不敢公开抗拒，暗中却聚赌如常。他们有个办法，夜间赌博，把大门紧紧锁起来，稍有动静，即收拾牌局，伪装盘货、算帐，致使查禁人员三番四次扑空而归。蒋闻讯后，立即亲自化装为卖清汤元宵的小贩，深夜至该店叫卖，趁着赌徒开门出来买吃之际，率众一拥而入，卒将赌案破获。

　　这样行之年余，赣南烟、赌之风暂为收敛。加之蒋时常轻装简从到外县一些偏僻农村去跑跑，帮助调处过若干年未能解决的地方家族械斗案件，因而博得了当事人的“感激涕零”。蒋经国似乎真成了刚直耿介的神奇人物了。

　　以下谈谈蒋经国在赣南采取的几项重要措施。

　　（一）开办新赣南交易商店

　　这是蒋经国三年计划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原由蒋之得力助手留俄同学之一徐季元所创办。在成立这个机构前，蒋经国为了实行平抑物价政策，曾专门设立过一个平价委员会，规定商人只能谋取合理利润，不得有非分掠夺，否则按军法惩办。但投机商人还是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人向蒋建议，首先发起组织新赣南交易公司，包括一个总店，两个分店，公卖粮食、食油、食盐、煤油、白糖、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借以抵制投机垄断。政大派眼看肥肉落在留俄派口里，不禁垂涎三尺，千方百计想夺过去。两派相持不下，蒋经国乃在一次会议中借故改组交易公司为国民经济建设公司，改派黄密为经理，洪义为副经理。黄等接手后，扩充业务范围，在赣南各县都设置分公司，一面办理百货购销，一面经营土产运销，操纵了整个赣南经济。这些喽啰们大舞其弊，大饱私囊，结果弄得公司事业摇摇欲坠。直到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公司扯下很大亏空，这个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才寿终正寝；而政大派老爷们却从中大捞了一把油水。

　　（二）设立广慈博爱院

　　这是蒋经国为了纪念他的生母毛氏而创设的。在该院管辖下，曾开办贫儿教养院、儿童教养院、保育院（后改办新中国儿童学校一、二、三校各一所），专门收容教养贫苦失学儿童及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流浪儿童。另又设强民工厂、新人学校各一所，专门搜罗无业游民及“自新”罪犯，授以印刷、水泥、制革技钟。又开设妇女工厂及牙刷、肥皂工厂：前者收容贫苦无业妇女，从事纺织、缝纫、制鞋等项手工业；后者则专为残废军人开设。同时，蒋经国又通令各县普遍扩充救济院，收容鳏寡孤独，建立平民村，把房子廉价租给贫民居住。这项工作雷声大而雨点小，仅在个别地方试办了一下，没有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但蒋经国对广慈博爱院曾予相当重视，除支付一笔专款外，还指派得力助手周百皆为总干事，并由尤策（也是留俄的）襄助。但除新中国儿童学校及牙刷工厂办得有些声色外，其余都不过是徒有虚名的空架子。

　　还有附设于该院的正气出版社和该社派生出来的“正气日报”，这是蒋经国去赣南搞文化工作的集中点。若干文化和没落的知识分子如高理文、王克让等都曾在此干过。他们受蒋指使，编印了大批刊物，替蒋宣传吹嘘，不遗余力。

　　（三）创办虎岗中华儿童新村

　　赣州虎岗儿童新村，原名长岗岭，在赣州东北隅，距城约六、七华里。这里原是与老苏区接近的游击区，抗战初期蒋经国在此创办儿童新村，乃易名虎岗。新村有托儿所、幼儿园、正气小学、正气中学，还曾准备办正气大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特的教育系统。开辦之初，蒋一方面指派徐昌鑄负责小学部分，吴寄萍负责中学部分；同时还动用巨大经费，建立校舍。每幢校舍分别冠以自由、平等、博爱、阳明、中正等名称。此外还有虎啸楼、科学馆、图书馆、天文台、大礼堂以及儿童宾馆等设施，规模相当庞大。所有建筑都是新式结构，竹筋水泥墙，表面很像样子，实际并不经久耐用。

　　新村初开学时，收容了粤、闽、浙等省孤苦无靠儿童千余名，部分贫苦公教人员子女也被吸收入学。儿童入村后，衣、食、住、行全部由新村安排，开始一段时间，生活还好。新村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与一般中、小学校大体相同，只是“政治空气”显得浓厚点。蒋经国采用了陈鹤琴的所谓“活教育”方法，利用小先生教导小学生，注意在儿童脑宇里灌输为国家服务的观点。又提出“到天空去”、“到海洋去”、“到矿山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等等口号，作为学生努力奋斗目标。所有学生，不论年纪大小、班级高低，普遍都要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童子军训练；学生们都经常打着赤膊、赤脚在赣市中心大街列队游行，口唱蒋经国写的一首歌谣：“太阳出来照虎岗，岗上儿童脸发光。齐声作长啸，好像老虎叫。一叫再叫，魔鬼影全消，新的时代来到了。”这首歌传播的范围很广，几乎全赣南各个学校的学生都会唱。蒋经国本人时常对学生演说讲话，鼓励大家努力学习。他在赣州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这里消磨掉的。每逢寒暑假，他还亲自在虎岗搞些冬令营、夏令营之类的活动，利用这个机会，扩大他的影响。

　　赣南若干次重要行政会议以及赣南多次县长会议都在虎岗举行。国民党若干“要员”到赣南来，都在新村作过“训示”、“嘉奖”。一九四五年夏，蒋介石到赣，蒋经国亦陪同巡视了两个多小时。在后一阶段中，新村一面遭到日寇极大的破坏，一面由于蒋经国离开，承办人员大肆作弊，整个事业摇摇欲坠。孩子们缺衣少粮，挨冻受饿，有时还要遭到个别教员的残酷虐待，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传说中有新村儿童啃死人骨头的怪闻。

　　解放前，正气中学有不少高中毕业生投靠蒋经国，被他安插在他的政治圈子里工作。还有一些活泼可爱的小学生，被他安排到台湾当青年军去了。

　　（四）所谓义务劳动

　　一九四二年春我到赣南，时值专署正在筹备成立义务劳动管理机构，蒋经国自兼该处处长，李守廉（东北热河人，CC分子）任副处长，蒋派我为该处视察。后又要我改任第二科科长，我在此工作近半年，从未见蒋来此办过一次公。

　　义务劳动处的主要工作，一是修建赣州飞机场；二是修浚赣江十八滩。在开始发动修赣州飞机场时，专署及所属机关全体工作人员都曾编组分期、分批参加过义务劳动。蒋只是口头上唱唱，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实际劳动。至于疏凿赣江十八滩，本来也是当务之急。大家都知道江中岩石林立，行舟靠滩师指点，否则船只随时都有触礁的危险。修凿十八滩，本为一件利民工作。但蒋经国不过提过一个头，并未认真执行，以致完全落空。义务劳动管理处成立不到半年，后归并到专署，随着机构裁并，义务劳动也就烟消云散了。

　　四 不战而走

　　蒋经国的生母毛氏，是在故乡浙江奉化被日本飞机炸死的，蒋为此去赣州举行过追悼大会。会上蒋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一面将赣州北门新桥命名为“忠孝桥”；一面咬牙切齿，发誓和日寇不共戴天。在赣南一次县长会议上，蒋还亲自主持通过了所谓“保卫大赣南”的决议，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并一再宣称：我们绝不逃亡，假若敌人踏入赣南境内，我们将以破斧沉舟的决心和日寇拼到底！但是，当一九四五年日寇从南昌、吉安引兵南犯之际，大家认为赣州天险，易守难攻，蒋经国至少可以搬兵抵挡一阵。谁知就在日寇迫近赣南的关头，他却偷偷乘专机溜之大吉了。消息传开后，赣州顿时人心慌乱，专署一些要员感到措手不及，仓惶间一把火烧毁赣州东门大桥，各自逃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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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赣南二、三事（魏晋）

　　蒋经国在赣南约有七、八年时间，大约是从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四五年春，即抗日战争的中、后期。他曾经先后担任督练处处长和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务。特别是他在任专员兼赣县县长时，不仅以“太子”身份独揽党、政大权于一身，而且以留学苏联的招牌标榜进步抗日。他所鼓吹的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划和“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书读”的许多口号，曾迷惑过不少大后方人民。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底或一九四〇年初，我回到赣州，经笪移今介绍，在蒋经国所办的抗建通讯社任编辑，旋任“新赣南日报”主笔、新赣南出版社资料室主任等职，直到日寇犯赣南，蒋经国坐飞机飞往重庆，一直都在赣南。现尽我所知，写出蒋经国在赣南的若干史实，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一 蒋经国是怎样当上赣南专员的？

　　蒋经国是怎样来到赣南、又当上专员的呢？据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曾在家乡奉化溪口村住了一个时期。“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不久，应熊式辉之请，蒋介石将这位大儿子交给熊到了江西。熊为了讨好“老头子”，大概于一九三七年冬，发表蒋经国在江西保安司令部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从此，蒋经国开始了他的军政活动。不久，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成立，地址在南昌郊区的梅岭，蒋经国又兼任了军训总队长。政治讲习院是熊训练地方官吏的机构，蒋经国却从这里开始培植他个人势力。当时，国共处于第二次合作时期，新四军在南昌成立了办事处，共产党有不少同志在南昌。也有些同志同蒋经国交往，目的在于团结他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他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拿一、两个老苏区地方，根据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方针，以苏为榜样做个试点，夏征农同志还为他执笔草拟了一个计划交给他，但是没有结果。后来，熊有一次到政治讲习院来做报告，会后，为了表示他也能和学员一样生活，就同蒋经国一起在军训大队吃饭。就在这次，蒋经国向熊式辉提出了“试办”要求，并呈上了计划，熊当时没有给他正式答复，只说了一句，“带回去看看”。

　　蒋经国这时表面上是不排斥共产党的。一九三八年秋为抗日而成立的江西省保安政训处，由于叛徒陈洪时任主任秘书，叛徒龙翔、黄建任少校股长，他们在那里搞所谓“情报站”特务工作。因此，政训处里的进步青年和革命同志，不少都受到这些叛徒的陷害。

　　与此同时，督练处也成立了，蒋经国被任为处长，到赣州集训保安团队。督练处是与保安处、政训处平行的专为训练保安团队的机构，同属于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之下。当时国共虽然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实际上熊训练保安队就是为了镇压革命和进步力量。

　　赣州，是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所在地，由刘己达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蒋经国到赣州集训保安团队，熊式辉当初并没有意思将赣南行政权交给他。熊在这时仍未放弃屠杀老苏区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的政策，刘己达是这个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因此赣南人民早已喊出了“打倒熊式辉！”“打倒刘己达！”的口号。

　　一九三九年南昌被日寇占领后，不少国民党政、军人员逃回赣南，他们过惯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生活，现在丢掉官职，生活断绝了来源，熊对他们又不理不睬，更使他们失望愤慨，特别是一部分黄埔出身的军官更有甚之。有一次黄埔系军人利用某种集会，与刘己达发生冲突，他们企图扩大事态，逼熊离开江西。就在这种情况下，黄埔系军统特务陆杰等拔出手枪，当场要把刘己达“解决掉”。当时蒋经国正在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跳到刘己达面前，紧紧把刘抱住。黄埔军人怕伤害蒋经国而触怒他们的“校长”，就没有敢开枪。刘己达自知在赣南无法再干下去，迫于形势，向熊提出辞呈，同时为报答蒋经国救命之恩，保荐蒋接替他的职务。熊批准了刘的辞呈，继而为了讨好蒋介石，便顺水推舟，任蒋经国为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二 专署的组织和人事的派系

　　蒋经国接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以后，马上把督练处的一套班底都带了过来，不仅阵容相当整齐，而且规模气派也都与当时其它各行政区有所不同。例如在督导专员公署的行政机构和保安司令部的军事机构等编制之外，在蒋经国的专员公署内还有政工大队、出版社、通讯社、动员委员会等组织。

　　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的人事安排大体是：专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萧恢权，萧去职后由刘德藩继任，保一科科长欧阳钦，保二科科长范魁书兼，参谋龚警、林谷村，军法官范魁书。还有职员章亚若（女）等。后来，军法官换了蒋善初。专署兼保安司令部主任秘书为黄中美，专署第一科科长初由徐君虎秘书兼任，后来蒋经国视察各县时，从某县调了杨万昌来。杨原是某县的秘书，和范魁书是朝阳大学同学。范、杨都是跟刘己达到江西来的人。第二科科长由秘书徐季元兼任，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副队长刘导江。新赣南出版社社长由蒋经国兼任，秘书高理文（又名高素明）负责实际工作的责任，编辑有伍云华、费善初。出版社内部有个抗建通讯社的组织，对外是抗建通讯社发稿，编辑有魏晋、费善初，采访记者程懋炽。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蒋经国，秘书为周百皆，工作人员还有余致浚、雷宁、喻诚然、蒋谷中等。

　　当时在蒋经国手下工作的人员，基本上可分为三派：（1）左派：坚持抗日，反对投降。他们当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和在党领导下的爱国进步人士、救亡青年等。这一派主要是政训处、青年服务团以及其它救亡团体来的青年。（2）中间派：他们把“太子”作为“铁饭碗”捧着，投其所好，没有固定的政治目标。这一派主要是随督练处来的和原专署的一部分留用人员。他们在蒋伪装进步时，符合着不反共，愿意抗日；赣州事件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和右派同流合污了。（3）右派：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他们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势力。这一派包括陈宗滢、江海东、范魁书等。

　　蒋经国在赣南，有人说他秘书多，如在他的留俄同学中，就有四大秘书，即黄中美、高素明、徐季元和周百皆。这四个人，当时基本上是进步的。他们同国民党、三青团以及叶青为代表的托派有矛盾。对一些进步活动，则采取支持态度，对当时赣州抗日救亡运动，是起了一定帮助作用的。黄中美是四人中比较稳重的一个，在蒋心目中威信也较高，周百皆表现较好，当时江西省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和宣慰团工作，名义上都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实际上这些组织都是中共地下党开展活动的基地。

　　三 动员委员会

　　蒋经国任专员后，专员公署的附属机构，有一个动员委员会。动员委员会顾名思义应是一个抗日救亡的动员机构。当时，这个机构出版了《动员三日刊》（后改为《动员旬刊》），除报道抗日救亡的活动消息外，也出版过纪念鲁迅、纪念高尔基等特刊。据我所知，这个刊物名义上是动员委员会出版的，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的一种刊物。为了扩大抗日运动的宣传，也发动组织过宣慰团，不仅宣慰当地驻军和抗日家属，也到广东等前线进行过宣慰。并发动各界人士，组织了仇货（即日货）检查委员会中的贪污罪犯。这个罪犯是仇货检查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他利用职权到广东裕兴商店敲诈了六百元，商店不服，但又怕“太子”，乃于付款后付了一笔“塞狗洞”的账，后来此事被查出，该副主任委员便被逮捕起来。犯罪人在审讯中供认不讳。但是，案件正在研究处理时，社会上即传出流言，说犯人是有后台的，区区专员公署奈何他不得，只要上峰电报一到，立即就会开释，云云，不料，这倒促使案件的提早处理：罪犯被判处死刑。据说就在判处的第二天，专区保安司令部接到了国民党某要人的营救电报，但事已过去，无法挽回了。

　　动员委员会也做了一些社会救济工作，如创办施粥厂等，是为了救济流落街头的贫儿办起来的。地点就在赣州市嵯峨小学。但儿童们吃了粥仍流落街头，后来调了一位女教员，每天给他们上几节课。

　　四 政工大队

　　政工大队有二十多名成员，平日不仅排练戏剧，练习歌咏，编制宣传标语图画，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也对地方人民进行调查、访问、宣传和慰问等。政工大队大队长张腾龙，曾任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先”（即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江西某部门的负责人。“民先”在江西出版的机关刊物《青年团结》，从组稿、编印、出版和发行，他都亲自动手；就在宣传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他活动能力强，团结蒋经国很好，常常在晚上，找着蒋一道，和工作人员共同讨论，研究时事，交换工作情况，了解当地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或进行学习。那时蒋经国还让政工大队成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说过：“否则就要落伍，不能跟着抗战建国的形势发展而前进。”不幸，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在杭州抗日救亡工作中患了肺病，于一九四〇年秋冬在赣州病故。死后葬于赣州东门外天竺山。

　　张死后，政工大队长由刘导江接任，政工队就没有以前那样的活力了。

　　五 “书店事件”暴露了蒋经国的庐山真面目

　　在蒋经国接手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后，生活书店曾打算在赣州开设分店，并要余致浚同蒋联系。蒋以当时江西各地进步书店都已停闭，不让“生活书店”在赣州开设分店。后经再三交涉，他同意用余致浚个人名义向专员公署借支法币二千元，把“生活书店”进步书籍半送半卖地留了下来。以后余推荐吴越筹备开办“青年服务社”，吴担任经理，书店就这样办起来了。

　　这个书店表面上为蒋经国所办，实质上是中共地下党的宣传机构。在公开出售书刊之外，还秘密推销延安出版的马列书籍和小册子。当然，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国民党、三青团是不满的。有一天，有三青团江西支部负责人陈宗滢、江海东等（蒋经国当时兼任三青团江西支部主任）曾到书店，要他们停止发售某几种进步书刊，但吴越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停售。理由是蒋专员曾指示过，凡是经过图书审查委员会发有审查证的，都可出售。

　　一九四〇年三月上旬的一个晚上，陈宗滢、江海东会同国民党宪兵，荷枪实弹，把书店包围起来，然后敲开门，把吴越和全体店员加以监视，进行大搜查，当场搜出了吴越的“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证书、证章，以及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还有在赣州秘密印行的中共广东省委刊印的《新华南》杂志等等，他们即以这些作为“罪证”，把吴越等逮捕起来，解送到太和去了。

　　“书店事件”后，接着发生了赣州事件，经蒋经国同意，由国民党省党部特务冯奇出面，大捕共产党人。动员委员会的雷宁就是这次被捕的，余致浚也因此转到桂林去了。

　　总之，经过书店事件和赣州事件之后，蒋经国的真面目便完全暴露了。

　　六 兼任赣县县长以后

　　两次事件发生以后，蒋经国飞到重庆向蒋介石面请过一次。从重庆回来，他老子特派了一个卫士班同他一起回到赣州。从此，他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进出有警卫跟随，夜晚不再同工作人员共同学习和研究了，并公开说，夜间休息不与闻公事。不久，专署的人事也有变更，陈立夫、陈果夫派周员钧和黄密，代替了黄中美和徐季元的工作。蒋经国本人也奉令兼任了赣县县长，为了把第四区专员公署和赣县政府摆在一起，米汁巷的房子当然不够用，于是决定迁移到杨老井女师附小，那里原是旧道尹衙门。

　　赣县县政府的人事布置，大体是：主任秘书由专员公署特务室主任杨明兼任，机要秘书是黄寄慈，并成立了秘书室。民政科长是韦安仁，财政科长是游昆，教育科长是徐恒瀛，建设科长是吴硕昌、军事科长是王升。还有合作指导室、妇女指导处等。

　　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编制仍然照旧；但新成立了新赣南建设委员会，杨万昌任秘书；成立了义务劳动管理局、防空指挥部，政工大队改为“政治指导室”，范魁书担任了政治指导室主任，刘导江调任了赣州城东镇镇长，军法处军法官改由蒋善初担任。

　　七 所谓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

　　蒋经国召开了一次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扩大会议。会上，他提出了所谓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划。记得蒋在开幕词时，主席台上除一般装饰布置外，在讲台桌上，一边放一瓶鲜花，另一边则放着一个地球仪。会议的最后一天，他提出了向他父亲的致敬电文。在电文中，他用独特的肉麻词句来反映他和他父亲的关系，藉以巩固和提高他的地位。

　　蒋经国为了扩大他那个所谓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的宣传，除在《新赣南日报》发表外，并要政治指导室在赣州城墙上制成大幅标语，宣传他三年计划中的“五大目标”。在赣南东门外汽车站附近竖立了一些牌子，在车站门口，就有“欢迎来宾！”和“一路平安，再会！”的牌子。

　　为了配合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五大目标”，他又取用了孙中山“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词句，制出了“公仆”字样的证章，在专员公署的大门内，也立了两块牌子，一进大门就可以看见：一块是“除暴安良”，一块是“挺起胸来”。

　　八 蒋经国“清乡”

　　书店事件和赣州事件以后，蒋经国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暴露，镇压革命人民的行动愈演愈烈。他亲自下乡，在所属的赣县、南康、信丰、大庾、上犹、崇义、寻乌、安远、定南、虔南、龙南等县普遍进行了清乡。国民党原有乡镇保甲一套统治机构。蒋在原有保甲等一套机构以外，又组织了清乡委员会，这是他同地主、恶霸势力相勾结的组织。为了表示对革命人民势不两立，出发前他们还秘密地举行了斩鸡头、喝鸡血仪式。据解放后《赣州日报》揭露，国民党在清溪乡清乡，一个晚上就杀害了中共党员和革命人民三百余人！

　　在信丰县九渡水坝上，发生过一次激烈舌战辩论。当时国、共已宣布实行第二次合作。中共宣传团结抗日，而国民党特务则坚决反对。双方展开辩论，结果国民党特务辩论失败，蒋经国便下令将中共党员全都逮捕了。

　　九 抛弃国土，临阵脱逃

　　一九四五年春，日寇调兵侵犯赣南。蒋经国接到情报以后立即下令疏散，将专员公署及附属机构，一律紧缩编制，疏散到崇山峻岭的安远。“正气日报”在疏散前夕，刊登了蒋的疏散命令，也刊登了蒋保证与赣南人民共存亡的谈话。所以读了这报纸的人都很兴奋，认为蒋经国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这一次一定要临阵抗战了。可是这位有杀母之仇、守土有责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却临阵脱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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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蒋经国相处二三事（方暾）

　　四十年代初我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副军长兼江西省吉泰师管区司令。赣南各县兵役行政方面系属该师管区管辖。适逢蒋经国出任赣南专员。当时虽然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惟我出身黄埔军校三期，当时正是他的“上司”之一。蒋经国对我表现尚很谦逊，口口声声“老大哥”。当时名为“征兵”，实系抓丁。捆绑勒索，贿买顶替，逃亡转徙，举世诟病。赣南亦概莫能外。我记得当时老百姓控诉各县区乡保甲人员借征兵舞弊渎职案件如雪片飞来，累牍盈尺。其中有一诉状中曾借用杜甫诗《石壕吏》中名句“暮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典故写道：“昔日石壕吏捉人，尚获老妇。今日之赣南，虽老妇亦戛戛乎其难矣！”我当时有意识地亲自拣出这份状子，候他来到我司令部时略谈之便请他过目。果然不久，蒋经国来到我部，对状中所陈各节表示愤慨，发出“锐意”改革的议论：“抗战建国，首重兵役；而今兵役要政，实为稗政。重扰吾民，莫过于此……”谈到这儿，他还借用一句名谚表示他的“决心”：“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久蒋经国离开赣南，这类案件自然是以不了了之而存档备查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作战兵员损耗甚巨。其重大原因之一便是壮丁不堪虐待，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伤病和逃亡甚多。以致征不满补，补不胜逃。从中央到地方想出一种“督征”的办法。我在吉泰师管区司令任内，照例系将军政部和江西省军管区配赋的征兵名额，转配到所辖各团管区和专县按人口比例分摊应征兵额。军政部和配属于各军的师管区层层坐催。真是州司临门，急如星火。我当时作为一员师管区司令，自然也常“出巡”，特别也要亲自到各团管区和专区各县去“督征”。因此，我经常去蒋经国所任专员的赣南专署及其所属各县。我本是为兵役事务去的，碰巧却不止一次看到蒋经国正与当时赣南地区法院院长（曾任推事和首席检察官多年）李伦高谈论。李伦高是湖北广济人，我是湖北罗田人，系鄂东小同乡。他乡遇故知，因而过从较密。开始有一次，我看到蒋经国与李伦高因较重大的、典型的民刑诉讼案件在议论着，我未便打断他们的谈话，只有作壁上观。李伦高常举一些“六法全书”、“民刑诉讼判例”，蒋经国则以他自己微服出巡，化装为农夫或搞卜巫星相的“算命先生”，如何下乡私访，如何“关心民瘼”。根据他一己片面的耳闻目见，作为定谳。李伦高是一个非常圆滑世故的官僚，处处逢迎；曲意迎合蒋经国的意旨办案。遇有疑难，常将案情分别签具两种截然不同的拟议，看蒋经国的眉宇神色行事；或先行试探蒋经国的口风，极力投其所好。声声不离“专座”（指蒋经国）如何“爱民如子”、“秦镜高悬”、“明察秋毫”。什么“司法独立”、“独立审判”、“六法全书以及民刑案件诉讼判例”等等一古脑儿丢到九霄云外了。我当时感到暗自好笑。我只是简单地将征兵配额限期交他以后，民刑案件，并非我主管范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通过旁观的事例，便可窥其全貌了。

　　四十年代后期，我曾与蒋经国又邂逅于上海。正值他走马上任为行政院驻上海经济特派员，要捉“金虫”“银虫”，更扬言要打“大老虎”。准备找名噪一时的孔祥熙家族开刀。蒋经国上任确实倒也捕杀了一批金虫、银虫；可惜都是除号称孔氏家族大虫以外的一些小虫，事为乃父得悉。他以我过去在赣共事相当久，无所顾忌地慨叹：“我已受到斥责（指蒋介石的指斥）。要尽忠，便从孔家杀起；如要尽孝，便须放过孔家。”言下欷歔，自称“不能忠孝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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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为沈鸿烈活动内调（刘梦仙）

　　国民党原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蒋经国，与国民党原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鸿烈，当年虽然各处南北一方，但他们之间曾有一段微妙的关系，并且是由我经手承办的。现追述如下。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节节败退，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困处鲁南山区。当时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与沈鸿烈的不合作；摩擦专家秦启荣的所谓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地主土匪武装的“占山为王”“各霸一方”；日本侵略军和汉奸部队的包围扫荡；加以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与地方政权的不断扩大发展；沈鸿烈实际掌握的只有一个不满一千人的教导团，名义上归沈节制的吴化文的新编第四师则是“尾大不掉”，貌合神离。沈鸿烈在“内外交困”“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光杆的主席兼保安司令正真混不下去了，不得不急于谋求“内调”摆脱险境。于是沈鸿烈决定派他自己认为最亲信的我这个山东特工头目到重庆国民党中央，代表他“述职”，公开派我到中央训练团受训，以作掩护。暗中要我活动的主要政治目的是谋求内调。这时鲁苏战区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周复，即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也是“复兴社”总书记之一。因复兴社的组织关系，周复对我十分信任和器重，他对桂永清、康泽、俞济时、萧华之、蒋经国等给我写了介绍信，我把这些信全部拿给沈鸿烈阅览研究，沈对蒋经国最感兴趣。于是决定我的赴渝（重庆）路线是和周复总政治部的科长、周复的同乡、江西临川人邓智康化装到上海，在邓家的振记米糖厂小住，再化装偷渡到宁波转往金华，经上饶到赣州会晤蒋经国后，由韶关坐火车到金城江，再乘汽车经贵州到重庆。我在一个小破皮箱的夹底内带藏一部西门子两瓦半的收发机，一直能和沈鸿烈保持机密联系。

　　一九四〇年夏季（具体月日记不清了，只记得天气很热），到赣州后通过邓智康的同乡同学关系，蒋经国的左右亲信，特别是蒋经国的一个机要秘书的关系（此人姓名已不记得，只记得他是陈诚的什么弟弟或侄子），把沈鸿烈致蒋经国的信件交给蒋经国，蒋经国立即接见了我。我对他的形象的记忆是：个头比我稍高一点，圆长脸，皮肤稍黑留短发，身穿半旧夏季便装，一双草鞋引人注目，会谈不过二十分钟，他起身问我的寓所，我只好辞退。我回到寓所后，邓智康和那位秘书也来到寓所对我说：“专座可能来看你，请不要外出。”晚饭后我正坐在院中一棵大树下摇扇乘凉，突然听到一声带宁波口音的半普通话：“梦仙兄，你北方人很怕热吧！”接着听旁边几个人说：“专员来了。”我赶忙站起来和他握手，他就一屁股坐在我坐的竹床上聊起天来，我把在敌后抗战的情况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一番，他不断表示赞许。他打开话匣子，无非是指责中共中央苏维埃红区在瑞金、广昌等十几个县的残留痕迹，并加以诋毁和表示痛恨。他对山东的抗战形势表示关心，对沈鸿烈的抗战表示赞许，对沈鸿烈的困难处境表示同情。他说：“有一些事情委座是知道的，但鞭长莫及不能及时处理。梦仙兄可简明扼要地向委座陈述，要紧在当时得到委座的决定指示，千万不要多扯拉，主要是听委座的。”我请济时兄找机会引你见委座，但最好把你写的报告交给萧华之兄先向委座签报……”蒋经国的这段话真是倾心吐胆，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第二天蒋经国为我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记得共五个大圆桌，我坐首席，蒋经国陪席。在蒋经国举酒致辞时，知道这五个圆桌坐的是赣州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党政军各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员，我也做了山东抗战形势的演说，并博得蒋经国多次带头鼓掌。我和邓智康三兄弟在赣州住了几天，蒋经国把写给俞济时的信给我，信的内容很简单，大略是：“济时兄请找机会引领梦仙兄代表沈鸿烈主席向委座述职！余由梦仙兄面陈不一。蒋经国×年×月×日。”

　　我到重庆首先谒见沈鸿烈政学系的好友张群，商讨沈鸿烈调离山东到重庆中央任职的问题。张群对此“颇有难色”，但等他看了蒋经国给俞济时的信后，立即“笑逐颜开”，用力拉着我的手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并说：“老弟，你太会办事了！一定能如愿以偿。”后来俞济时一看到我就说：“你就是从山东经江西赣州和经国会晤的刘梦仙兄！前几天他曾有封专函给委座，你可到萧华之兄那里坐坐！”果然萧华之一见到我就说：“经国给委座的信中提到你和他谈的一些问题，明天你见到委座便见分晓。”第二天上午八时，我就到军委侍从室等候。俞济时随即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厅，一会儿俞在办公厅门口向我招手，我进去见到蒋介石，我预备好的话只说了五分之一，蒋介石就站起来说：“都知道了。”我不敢再往下说，就赶忙辞出。蒋介石叫萧华之进去，一会儿萧手拿着公文夹出来，笑容满面地对我说：“沈成章（沈鸿烈的号）调农林部长，山东主席由牟中珩接任。”

　　由此可见蒋经国虽是一个小小的赣州专员，却能支配着国民党的中央政局与地方政局。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当然沈鸿烈的调迁有许多因素，如政学系和他本身的关系等，但蒋经国的帮助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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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兵临城下蒋经国飞渝记实（刘浩）

　　赣州的冬天，历来少有风雪，素以气候温和著称。但是一九四五年春节的前夜，一阵密集的冻雨洒落地面之后，气温骤降，寒意森严。蒋经国的亲信们颇有衣单不胜寒，人去楼空的预感。他们是被点名前来机场，送别蒋经国离赣飞渝的。他们当中有周灵钧、高理文、黄密、杨明、漆高儒、游鲲、刘汉清。王昇当时在外地，没有参加。现在在台湾的“赣南班底”的刘景星也未参加。我当时是作为被点名送行的要员漆高儒的随从，因而有机会参加。

　　只见一架巨型美军运输机，降落在赣州西郊机场跑道的一端，待命返航。这种装有雷达导航设备的军用机，当时还是电子尖端，所以长途夜航，安全可靠。曾几何时表示誓与赣州城共存亡的蒋经国，其去职何匆匆乃尔。原来是蒋介石迭接赣南军事情报，感到当时军情紧张，赣州城危在旦夕，特遣这架飞机飞赣，突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但不是空运枪枝弹药，支援赣州城防；而是专机递送一道“着即携眷随来机飞渝，毋须异议，以策安全”的手谕，限令蒋经国遵行。

　　“我这次离赣实非自愿。”这是蒋经国的临别发言第一句话。亲信们不难揣度蒋氏言中有言，内疚深重。接着他又说：“日本鬼子的泥脚已伸到我们新赣南的近壤，我曾向新赣南父老兄弟作了保证，誓死与赣州城共存亡，坚决保卫新赣南的每一寸土地。早些时候，张治中将军不是前来作说客吗？此事大家都是知道的，他要我去重庆，我因为舍不得离开新赣南，所以去不成。现在敌情如此嚣张，我怎能弃城而去呢？各位也不会支持我去做个逃兵。现在刘多荃将军衔命而出，挺胸承担赣州的防务，我只得暂时和各位告别了，以后还会来探望你们的。”

　　蒋经国的话音刚落，他的俄籍夫人蒋方良便手挽年甫五、六岁的长女，跚跚登机。接着是一个中年的胖保姆，也牵着主母的幼儿，跟踵而上，这两个小孩，都是蒋经国与俄国夫人生的混血儿，修长的睫毛，金黄的头发。以后便是一队身着黄呢军服，头顶钢盔，手持冲锋枪，脚登马靴，胸前还披挂两枚爆破弹的武士，鱼贯登机，看来倒是好威风，好杀气。原来这些美式步兵轻便装备的武士们，便是来自重庆近卫军的一个整排，今天接受“随机护航，安全返防”的军令，来到赣州的。最后，才是蒋经国慢步登机，只见他频频回首，向送行的人群示意。

　　蒋经国一行的座机，腾空盘旋机场上空一周之后，守城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爆破机场跑道，这是他们预先部署的城防第一步。次日又将水东浮桥解缆，彻底火焚。凡是城廓与近郊之间的通道要隘，一律设置障碍，并捣毁桥梁，破坏公路路面。自然下一步的城防措施，应该是加强城防兵备，组织民间联防自卫。可是自从蒋经国离去后，预定的城防措施并未按计划进行。刘多荃将军承担布防任务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那位姓桂的驻军团长的踪影，没有看到原有地方保安团队的“一兵一卒”，没有看到一向维持城市社会秩序的“一宪一督”上街值勤。那时的赣州，已是形成一座不设防的“真空城”。当时城内至少有两万以上居民，未及疏散。

　　几天之后，日本侵略军只来了一个班，就兵不血刃，一枪未发，从西津门漫步进踞了赣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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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青年军（覃异之）

　　青年军是青年远征军的简称，组成于抗日战争后期，在抗战胜利后成了蒋经国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蒋经国是青年军政治干部训练班主任，同时也是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我虽然在青年军成立时，就担任二零四师师长职务，但有许多有关内幕还是不知道的；加以时过境迁，许多亲身经历的事也模糊了。兹就记忆所及，写成这篇史料，错误或遗漏之处，盼知者指正及补充。

　　一 青年军成立经过及编制概况

　　一九四三年冬，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为了补充中国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兵团、装甲兵团等，曾局部号召知识青年参加所谓青年远征军，甚至以“优秀者可保送美国深造”为引诱。许多青年学生就是在“出国”的好奇心引诱之下参加远征军的。大约在一年之内，军政部先后在四川成立三个教导团，在陕西成立一个教导团，即教导一、二、三、四团，负责接收入伍的知识青年。这些青年在教导团受短期训练后，就分批空运到印度去；女青年均未出国，她们入伍一年后都分别就业了。

　　一九四四年九、十月间，日寇大举向湘桂两省进犯。衡阳沦陷之后，蒋管区人心更加动荡不安，各方面对蒋政权的腐败无能，更为不满。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要求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以挽救危局的呼声，日益迫切。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乃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以主席兼行政院长的名义，在参政会作报告，提出三点主张：一、军令必须统一；二、改善士兵生活；三、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这是蒋介石正式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的开始。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至十四日，蒋介石召集中央有关部会负责人、各省市政府负责人、各级国民党部三青团部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等一百五十余人，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会场最显著的标语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蒋介石在讲话中提出：“军事第一、军人第一”的法西斯口号，号召十八岁至三十五岁曾受过中等教育以上、身体健康的青年入伍；并装模作样地当场指定他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报名从军。当时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三青团副书记胡庶华及国民党中央委员马超俊等，虽然都大大超过服兵役的年龄，也像煞有介事地当场报名从军，以响应蒋介石的号召。会上讨论了知识青年从军的方案，大概有以下三点：一、规定服兵役的年限为两年；二、照顾从军青年的家属，使无后顾之忧，对于机关干部从军，可保留原薪，以维持家庭生活；三、青年军的各级领导干部，由部队、机关、学校中选优秀的干部调任。同时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推动知识青年从军的工作。委员人选由蒋介石指定，名单如下：

　　张伯苓、莫德惠、蒋梦麟、顾毓琇、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周钟岳、谷正纲、吴铁城、张治中、陈果夫、徐永昌、俞飞鹏、罗卓英、张定璠、徐思平、梁寒操、段锡朋、黄季陆、康泽、袁守谦、李维果、郑彦棻等。

　　常务委员：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张治中、白崇禧、陈立夫、张定璠、康泽、徐思平等。

　　各省市各大学，也分别成立类似的指导委员会，具体工作则由三青团的各级组织负责。中央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负责。

　　蒋介石曾表示，他要以创办黄埔军校的精神来创办青年军，并打算亲自兼任军长。有人劝他：作为国家元首兼任军长，很不方便，因为军长要处理很多具体工作，他才作罢。后来决定成立青年军训练总监部，负责组织训练青年军的工作，以原军事委员会东南干训团教育长罗卓英担任总监；并决定召集十万青年，分两期入伍，第一期五万人，于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三月底入伍，原计划成立十个师，后来只成立八个师。

　　由于蒋军节节溃败，日寇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陷贵州独山，重庆震动。蒋管区的青年鉴于国家危机日益严重，退无可退，逃无处逃，报名从军的人骤然踊跃。一九四四年底，从军青年已达十万左右。其中除了青年学生之外，还有县长（二零四师有一位湖北天门县县长入伍）、科长、秘书之类，也有地痞流氓通过种种关系，冒充知识青年入伍的。因此，青年军的份子非常复杂。在入伍途中及入营前后，到处捣乱。如上饭馆吃饭不付钱、看戏不买票、理发洗澡不给钱等。入伍后自由散漫之风特别严重。后来社会人士把青年军与伪国大代表、军官总队（各部队编遣下来的失业军官组成），并称为三害，人人见而远之。

　　青年军的各级干部原规定由各部队择优保送，为了抬高青年军的身价，还规定降一级任用，如普通部队的军长调任青年军的师长、师长调任青年军的团长。这些规定并没有完全做到。此外还有一部分干部是由陆军大学十八期学员中选任的。所有青年军的干部，都要经过一个月的集中训练，才能分配到各师工作。

　　后来，由桂林撤到重庆的军委会东南干训团改为军委会干训团，驻地在重庆大坪，专负责训练青年军的干部。团长照例由蒋介石兼任，罗卓英以训练总监名义兼任教育长。另外成立一个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于复兴关，由蒋经国充班主任，胡轨充副主任。经常在班做具体工作的是胡轨和主任秘书俞季虞。受训的学员主要是从青年军中的大学生，及蒋经国由江西带来的干部。这个训练班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罗卓英对政工干部根本不能过问。

　　军委会干训团的组织有步兵总队（约二十余个中队）、工兵总队、通讯兵总队、将官班邓。训练副监彭位仁兼任将官班主任，各部队保送干训团的学员并不完全被派到青年军，罗卓英认为不好的则送回原部队。也有些师长不愿降级当团长（仍保留将级军官），在受训后仍请求回原部队去。

　　干训团采取美国的所谓轮带式训练方法：除将官班外，以队为单位分批结业（即随到随收，随收随训），每周有一个队结业。政工干训班也是一个月一期，有几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政治训练内容，除了读“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之类外，就是聘请所谓名流学者作专题讲演。蒋经国把这个班作为他在青年军培养干部和发展组织的基地。

　　一九四四年底，青年军先后成立了八个师：即二零一师（师长戴之奇）驻壁山，二零二师（师长罗泽恺）驻綦江，二零三师（师长钟彬）驻沪县，二零四师（师长覃异之）驻万县，二零五师（师长刘安祺）驻贵阳、二零六师（师长杨彬，后为萧劲）驻汉中，二零七师（师长方先觉，后为罗友伦）驻昆明，二零八师（师长黄珍吾，后为吴啸亚）驻福建。

　　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在二零一师任副营长，一些国民党要人的儿子也都在这个师入伍。这些公子哥儿给部队带来不少麻烦，后来有些逃回家，有些通过讲人情提前退伍，闹了不少笑话。

　　师的编制是按照美械轻装备师组成的。每师步兵三团，炮兵两营，工兵、辎重兵各一营，搜索连、特务连、卫生队、军乐队、无线电队、军医院等各一。每团步兵三营，迫击炮、战防炮各一连，特务排、卫生队各一。实际上大炮始终未领到，临时以迫击炮代替，战防炮以战防枪代替。其他如工兵、辎重、通讯等的装备也多不完全。

　　二 内部矛盾及蒋经国的作法

　　陈诚要通过罗卓英来掌握青年军，而蒋经国要把青年军作为政治资本，在这里就潜伏着蒋陈间的矛盾。后来在部队中，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间的种种矛盾，都直接间接与蒋陈间的潜伏矛盾分不开。双方干部的矛盾，最初表现在彼此争取教育时间，及争夺部队管理权的问题上；后来发展到互相打击彼此的威信，作为争夺青年的手段。如部队长强调部队纪律时，政治干部却大谈民主自由。下级干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如二零四师通讯营有一位连长，在士兵换了夏季服装之后，把棉衣暂时收存在自己家里，以便保管；而连的政工干事却认为连长企图盗卖棉衣，与营督导员商量后，竟鼓动士兵去搜连长的家。全营军事干部认为这不仅是侮辱带兵干部，而且是聚众闹事，破坏军队纪律。双方对立，各向自己的上级请示，因为各师的政治部是独立的，与师部是平行机关。后来官司打到罗卓英与蒋经国那里，始决定判处该干事三个月徒刑，并将该营督导员撤职，问题才算解决。

　　双方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对青年军的要求不同：军事干部从练兵打仗的角度来要求青年军，而政治干部却千方百计拉拢青年，从中发展组织，以便退伍时作为政治活动的资本。蒋经国在政工干部训练班的作法，就是这样：一、注意接近学员：常和学员一道游戏、吃饭。举行夜间紧急集合演习时，于寒冷的冬夜，亲自带着学员跑步，并带头把衣服脱光，表示刻苦耐劳的精神。在学习的最后一周，他玩弄一次业务大演习的花样，要同学们自己选出班主任、副主任、秘书主任等各级工作人员，执行班内各项业务，以便观察学员的工作能力。他的这一套作法引起学员很大兴趣，当时也迷惑了一部分青年。二、搞秘密组织，在训练班中培养骨干份子，作为建立秘密组织的核心。如二零四师第二团督导员赖钟声与政治部副主任洪剑鸣，就是二零四师秘密组织的核心人物。三、蒋经国在表面上好像尊重三青团中央的人事分配，实际上除了各师政治部主任多半由复兴社份子充任外，副主任以下的各级干部蒋却抓得很紧。如二零四师政治部主任刘炳黎是复兴社份子，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是副主任洪剑鸣。

　　各师政治部本着蒋经国争取青年的方针，进行各种活动。如二零四师政治部办了一个“文娱训练班”，以培养连队的文娱骨干为名，从中发展秘密组织。凡是不愿跟他们走的，就扣以“共党嫌疑”的帽子。在青年军成立时，一些有正义感的青年曾表示不同意“忠党爱国”的口号，他们说：“我们来从军是为了爱国，不是为了忠党，因为我们不是国民党党员，没有忠党的义务。”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跟他们走。

　　罗卓英本着陈诚的意旨，在青年军中尽可能地安排陈诚的人，主要是把陈的基本队伍十八军系统的干部安插到青年军中。从表面上看，师长一级并不完全是十八军系统的人；可是，副师长以下的干部，尤其团营级干部，罗卓英是不放松的。以我所在的二零四师来说，副师长吴啸亚是陈诚的小同乡，参谋长唐肇谟是十八军调来的；三个团长有两个是十八军出身的，炮兵营长、工兵营长等，也都是十八军系统的人。这样，有形无形地就造成十八军干部与非十八军干部之间的矛盾。罗卓英在选择团营干部时，如果不是十八军出身的，挑选特别严格，选出后先调到总监部工作一个短时期，表示和他建立了关系，然后才派到各师去。

　　罗卓英特别喜欢用广东大埔的同乡，如二零四师第三团团长是大埔人（罗的亲戚），又是十八军系统出身的，因有双重关系，所以这人平时特别骄横，可是能力却很平庸，他的这个团军纪很差。当时二零四师的部队大多数驻在万县、梁山公路两旁的村镇，梁山有美国空军基地，万梁公路上往来的汽车很多，常常发生拦路强迫停车的事件。有一次第二团团长（不是十八军系统出身的）由梁山回万县途中，竟被第三团士兵因拦车不遂，开枪打死，造成轰动全军的大事件。由于罗卓英的庇护，第三团团长竟未受到任何处分。

　　此外，二零四师的士兵，绝大部分是湖北、河南两省的青年，因此又发生湖北人与河南人的矛盾。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名，双方组织同乡会。蒋经国的政工干部，乘机利用这个组织作为他们与带兵干部争取青年的工具。同乡会的矛盾尖锐地表现在选举出席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庐山召开的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上。原来规定每师三个代表名额，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后来请上级增加为五名：河南、湖北各占一名，政工干部一名，师长与政治部主任则为指定的代表，这样才解决了这场纠纷。

　　三 蒋经国通过青年军以控制三青团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蒋经国由师政治部主任副洪剑鸣转给我一封信，大意是希望我能出席九月中旬在庐山召开的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我对洪说：“我不是三青团员，怎么能出席代表大会？”洪说：“这次青年军的代表，多数原来都不是三青团员。因为青年军这次是以团体名义参加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中应占一定比例的名额。我们出席的代表，临时发一个团证号码就行了。”我到庐山后，首先去见蒋经国，他和韦永成（蒋介石的侄女婿）住在一起。蒋经国对我谈话的大意如下：“青年军集中了全国的许多优秀青年，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三青团团员，并且应该在三青团的组织中起积极作用。这次代表大会对三青团的改组有重大意义，我们青年军的代表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参加这次会议。”后来韦永成私下告诉我：“有人建议把三青团改组成一个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代替暮气沉沉的国民党。这和孙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道理一样。老先生（蒋介石）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听说，国民党的元老们及CC系等坚决反对，结果以“党团合并”来代替改组的方案。这是后话。

　　会议期间，我常在蒋经国处见到郑彦棻，听说蒋在大会中的意见常常是通过郑来表达的。在酝酿下一届三青团中央干事和监事的阶段，各派系争夺得很激烈。我一向做带兵工作，对于这一类会议从未参加过，感到既陌生也没有兴趣。每天晚上和少数青年军的朋友们在我所住的云天旅馆，举行小型跳舞会。在进行选举的前夕，我便提前飞南京处理私事去了。后来在中央干事的名单中，居然也有我的名字。这次青年军的师长中，被选为中央干事的有两名，即我和刘安祺；被选为监事的也有两名，即罗泽恺和罗友伦，其他我记不清了。

　　总之，通过这次大会，蒋经国在三青团中央领导机构的力量增加了。我认为这是蒋介石准备把党政军权逐步移交给蒋经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今天蒋经国在台湾的一些重要干部，有不少是从青年军中培养起来的，如江国栋、江海东等；也有一些将领是在青年军时期和他建立了关系的，如刘安祺、罗友伦、郑果（预备干部局少将处长）等。

　　四 蒋经国利用复员青年军在各大学中建立特务组织

　　日寇投降后，要求退伍复员的呼声波动了整个青年军。蒋介石为了安定军心，并为今后继续诱骗知识青年入伍，乃利用“预备干部”作招牌，规定青年军复员后可取得预备干部的资格，并有种种优待（关于升学就业等）。根据这一理由，目前在营的青年必须受半年的预备干部教育，才能取得预备干部的证书。在所谓预备干部教育期间，三青团中央及蒋经国的政工班派了一些反动的理论家到各师巡回讲演，作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当时派到二零四师的是臭名昭彰的革命叛徒叶青。

　　这期间，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斗争。蒋经国深怕毛主席的伟大行动对青年军发生影响，曾亲自写信给各师师长及政治部主任，要各师加紧对共产党及毛主席作诬蔑的宣传，并在部队中成立所谓防奸组织，以监视官兵的言论行动。同时命令他的政工干部调查登记高中以上的从军青年，准备复员后建立“通讯”的组织。后来这些学生成了各大学的反动骨干。二零四师复员学生在武汉大学及武昌文华大学的就有好几百人，在河南大学的也不少。蒋经国曾要我到武汉及开封去看他们。我只到武汉大学去了一次，曾在武大礼堂对武汉各学校的复员青年军讲了一次话。记得当时在武汉大学负责领导他们的一位浙江籍教授（忘其名）。此人曾对我说：“如果把青年军组成一个政党的话，将是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这句话使我心中跃跃欲试。我始终没有机会去开封。

　　后来蒋经国在上海做经济特派员时，随他一道工作的亲信干部江海东曾对我说：“蒋主任这次在上海所以能搞得这样轰轰烈烈，主要是依靠各大学的复员青年军积极参加工作，证明我们复员青年军的作用确实很大。”以后在破坏“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这批复员青年军绝大部分成了蒋经国在各学校的打手。蒋经国的特务组织基础，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五 预备干部局是蒋经国掌握青年军的工具

　　为了办理青年军的复员工作，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主要是帮助青年军解决复员、升学、就业等问题。对于大学毕业的青年，可以优待参加留美考试，或优先就业；其余则分别升学或参加就业训练。

　　记得当时为了把复员的青年分配到各大学读书的问题，曾发生许多争执。因为青年军升学是优待的，程度一般比较差，加以各学校当局对青年军的印象不好，怕增加麻烦，他们的想法是“青年军少来为妙”。因此，常常为了名额问题，讨价还价。教育部为了这个问题往返和双方商量，如果不是用政治的压力，青年军的升学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此外，在贵阳和重庆各成立一所青年中学，选择复员青年中品行“优良”、体格健康、年龄较轻的入校受训。这是蒋经国“培养”青年的重要机构，校长由他最亲信的人担任，如重庆青中的校长就是洪剑鸣。又在万县和汉中各成立青年职业学校一所，给复员青年受短期就业的训练。

　　为了培养下一期青年军的班长，要各师选留一部分志愿作职业军人的青年，给以中、上士的待遇，把他们组成一个军士教导营，并对这些青年宣传：“只要你们好好干下去，就有机会逐步升为军官，并可保送到中央军校受训。”后来预备干部局又在嘉兴成立一个训练班，由各师军士营选送优秀的青年去受训，准备作将来的下级干部（这个班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起义了）。

　　在办理复员工作快告一段落时，总部及政工班先后撤销，由国防部成立预备干部局来处理青年军的问题，局长由蒋经国担任。从此，蒋经国就掌握了复员青年军的全部领导权。

　　一九四五年二月，蒋介石曾决定召集第二期知识青年入伍，名额为十五万人，由六月份起入伍。实际上到一九四六年初，各师还没有接收到第二期入伍的青年。在部队整编中，二零四师与二零五师合并整编为二零五师，由我担任师长。一九四六年底调到粤汉路沿线驻防，准备开往台湾。这时为了补充兵员，由我派干部分别到广东、广西两省招收青年。结果应征的多是小学程度，甚至有不少文盲，可见青年军的招牌越来越臭了。后来不得不接收一部分师管区送来的补充兵。部队于一九四七年七月陆续开往台湾。我到台不久，即离开青年军。这个部队后来改为三十一军，调到北平参加反人民的内战，结果和青年军其他各师一样，在内战中被解放军消灭了。三十一军留在台湾的军士营及其他后方部队，成了孙立人建立新军的基干。孙下台后，听说蒋经国派郑果担任这个部队的军长，可以说这是蒋经国唯一的嫡系部队。

　　对“蒋经国与青年军”的补正：青年军当初成立的不是八个师，实际上成立了九个师。第二零九师师部最初设在福建上杭，师长为温鸣剑。后来二零九师与二零八师一起，经福州转浙江，合编为三十一军，军长为黄维。（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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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军的回忆（黄维）

　　蒋介石于一九四四年秋冬间发动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从军，即所谓“知识青年从军”，一九四五年编练成立青年军九个师又两个团。这些青年兵于一九四六年秋全部复员之后，由九个师缩编为七个师，重新招募社会上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入伍训练。这七个师除一个师调赴台湾之外，其余六师均先后投入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有的被解放军歼灭，有的撤逃到台湾。把关于青年军这一段史实记述下来，可能尚有参考的意义。

　　一、号召知识青年从军

　　一九四四年秋，日军进行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侵占湘桂铁路沿线，直抵贵州独山；衡阳、全州、桂林、柳州、宜山、河池、南丹等大小城市和广大地区相继沦陷，蒋军如土崩瓦解，纷纷溃退，重庆人心惶惶。蒋介石故示镇静，作出“抗战到底”的姿态，于秋冬间开始发动大学、中学学生从军。他亲自发表文告和开动其全部宣传机器，用“投笔从戎”、“抗战救国”、“准备最后大反攻，用青年军做最后大反攻的主力部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等口号，以资号召。一时风起云涌，仅一年之间，在种种困难条件下，征集了将近十万知识青年入伍，编成九个师又两个团的青年军。从军知识青年以大学、中学在校学生为主，也有一部分失学失业的学生参加；还有个别大学教授和一些中小学校教员、“党团”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各级行政、业务机关的公务员从军（这些人后来多被吸收为政工人员和其他军用文职人员），此外还有一部分女知识青年从军，每师几十人不等。

　　这种搜罗兵源的办法，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蒋介石为什么要挖空心思费这一番大力呢？首先是在兵败之时，用这一手来表示其决不投降，借以迷惑全国人民，镇定大后方的人心。其次是因为蒋军在日军的进攻下，兵员的损失和消耗极大，亟需得到补充。当时由于反动统治和兵役机关的腐败以及尽打败仗，人民群众不愿应征送死；而另一方面兵役机关和保甲乱抓壮丁，绳牵索绑，虐待多端，新兵在征集过程中或死或逃，情况严重，因果相循，不但兵源枯竭，而且民怨沸腾。蒋介石曾于一九四四年夏枪决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程泽润，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当时征兵困难的情况。再次是因为蒋管区有觉悟的人日益背弃蒋介石，倾向共产党，特别是知识青年，纷纷潜赴延安和解放区参加抗战和革命。蒋介石认为知识青年的向背对其统治影响很大，曾采取种种明的或暗的措施，破坏青年对共产党的信仰，并阻挠其投奔延安和解放区。把广大知识青年吸引到军营中来，以军营为知识青年的囚笼，进而欺骗和毒害这些知识青年，将其变为反共反人民的爪牙，这被蒋介石看作是争取青年的最好方法。

　　二、青年军的征集编练机构

　　一九四四年秋冬起至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为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团有关部门联合组成征集委员会，专负部署和领导征集工作之责（据说系由三青团负责主要责任，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康泽实际主持征集工作）。各省、市、专区和县也如法炮制，组成各级地方征集委员会。各地征集到的知识青年，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集合，由当地的征集委员会编队，派人率领送到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或者师部），拨交青年军各师接收入伍。为吸引知识青年从军，在征集过程中除了给以荣誉鼓励外，还由地方筹款给以零用钱、慰劳品和食宿招待等。具体办法各地不尽相同，但都有类似的一套。

　　一九四四年秋冬之交，蒋介石令由桂林撤退到重庆的“军事委员会督训处”①改组为“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简称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以军令部次长兼军委会督训处处长罗卓英改任青年军编练总监，以军委会督训处副处长黄维改任青年军编练副监（随后又陆续加任彭位仁、霍揆彰为编练副监），以张言传为编练总监部参谋长。总监部设参谋处（处长韦镇福）、军务处（处长王逸曙）、军械处（处长熊江）、军需处（处长叶以新）、总务处（处长黄体植）、军医处、军法处，分司各项有关业务。此外设有政治部，以蒋经国为主任，总揽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又因当时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沿线地区沦陷，上述交通线为日军侵占，西南大后方与东南地区的地面交通被截断，东南地区处于被隔绝状态，为了征集苏、浙、皖、闽、赣、湘、粤各省的知识青年，特在江西横峰县属之莲荷成立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东南分部，以黄维兼任主任，并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督导。东南分部的组织大体上有如总监部，具体而微。

　　三、青年军干部的训练和干部的来源

　　（一）军委会干部训练团及其东南分团：原在桂林的军事委员会东南干部训练团（蒋介石兼任团长，军令部次长罗卓英兼任该团教育长，负责实际责任）系为所谓美式训练轮训东南地区作战部队的干部而成立的。这个训练团在美军的合作下建立起来，其训练用的武器器材由美方供应，派阿姆斯上校等全套教官人员负责教学训练；我方的干部则以队职或助教人员参加教学训练。由于战事逼近桂林，该团和上述军委会督训处同时撤退到重庆之后，奉命改名“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仍由罗卓英任教育长，以黄维、彭善为副教育长，任务则专为训练青年军的中下级干部，一般称它做青年军干部训练团。此后，美方不再合作，其原在东南干部训练团的美方人员全部退出②，而完全由我们自己的干部负担教学训练。调训的部队和员额，系由军委会分配，训练的时间为六周（或八周）。入团以队为单位，实行轮带式训练，在规定的时间内，把预定的课目训练完了，即予毕业。训练内容主要是武器使用训练、战斗训练、战术训练和划一制式动作，并讨论对知识青年如何编组、如何管理训练等。更重要的是，要在这短期训练中对每个学员是否符合青年军干部的标准进行考核，以确定其毕业后或者分配青年军编用，或者遣回原部队服务。至东南地区青年军所需要的干部，决定成立东南分团，就地训练选用，并指定由第三战区（为主）、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作战部队调训。不过当时为了节约人员和经费，把“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东南分部”和“军委会干部训练团东南分团”合并为一套机构，即在“东南分部”的组织中添加了必需的训练人员，故实际上不存在“军委会干部训练团东南分团”的独立组织，只是在对战区和部队调训干部时，用“军委会干部训练团东南分团”名义，因为如此才能用团长蒋介石和教育长罗卓英的名义对外打交道。又为同一原因，以黄维为重庆的军委会干部训练团副教育长兼江西的军委会干部训练团东南分团主任。

　　编练青年军，首先要解决的是干部问题。特别因为士兵是征集来的大学、中学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担任训练的干部必须是军事学术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较高，并且必须有作战经验，否则就难以领导知识青年。这大量的干部从何而来呢？蒋介石决定向所有的作战部队调集干部到上述训练团受训，训练期满后，按考核标准决定去留。关于调训的资格、级别、员额都要求很严，由蒋介石严令遵办，因此调训干部的各军师以及青年军本身编用干部，都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困难。但当时青年军是异军突起，蒋介石特别重视，广大干部都以为青年军将有特别好的前途，多方活动参加进来，所以调训和选用干部还算是顺利的。不过以上的办法还只是解决了营以下的干部来源，至于团以上的干部选用，则又是另一套了。

　　（二）青年军干部研究班：编练青年军筹备之初，蒋介石指示要精选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要经他亲自核定，这表明了要由他亲自控制青年军的大头目。当时凡有资格保举高级干部者，都纷纷向蒋保举人员或者向罗卓英介绍，希望把同自己有关系的人推荐到青年军来。更有很多人多方活动，要求参加青年军，以期得到较好的发展机会。蒋、罗为了应付这种情形，乃成立“青年军干部研究班”，将已由蒋介石核定受训者，一律送该班受训。该班第一期由青年军编练副监黄维兼主任。这一期尚未毕业，黄被派赴江西，改由编练副监彭位仁兼任。副主任则始终为金典戎。参加该班受训的除个别人为上校级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将级人员。“研究班”用共同讨论的方式，主要讨论关于青年军的统御、经理、人事、卫生的建设和编组、管理训练问题。此外，还邀请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团的负责人就有关抗战形势和军政军令业务做专题报告或专题演讲；还聘请陆军大学的教官指导战术研究（在这里受训的几乎都是陆大出身的，而安排给战术研究的时间又很少，不过点缀而已）。该班各期毕业的人员，合于青年军编用的均由罗卓英报请蒋介石召见，蒋亲自核定后派青年军任用。因此青年军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除特殊原因者外，基本上都经过青年军干部研究班受训。

　　（三）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和东南分班：青年军用参加抗日战争的幌子，争取入伍的知识青年，驱使他们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所以对于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就被认为至关重要，政工干部的选用首被重视。又因为蒋经国要独树一帜，想通过青年军政工组织以掌握青年军，于是一切都另起炉灶，摒弃蒋军原有的政工干部，自己训练一批人来充任青年军的各级政工干部。为此他在重庆成立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自兼该班主任，并拉邓文仪兼任副主任，以他的追随者为骨干，吸收三青团成员中之大学学生参加该班受训，毕业后分发青年军各师任各级政工干部。又在江西成立东南分班，专门训练东南地区青年军所需要的政工干部。东南分班以刘汉清为主任，詹纯鉴为副主任（刘、詹都是蒋经国的基本干部，随即分任在东南编成之青年军第二〇九、第二〇八师的政治部主任），以赣南行政专员公署和所辖各县调集来的干部为骨干（蒋经国任赣南行政专员多年，把赣南专区变成一个独立王国，虽然离任已久，但由他的代理人继任专员，仍然一直受他的控制）。以上重庆和江西的政工干部训练都是短期的，大约是六周时间。其训练内容主要是灌输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鼓吹法西斯和反共反人民，并对青年军政治工作的具体做法进行研讨。

　　四、青年军各师的编练

　　由于筹备成立这样的部队，需要先行分批训练干部，而从军知识青年也是陆续征集、集中编队和长途开赴指定地点入营的，这些都需要时间，因而青年军各师的成立，也就先后不一了（东南地区者又更迟些）。但大体说来，由一九四四年秋末蒋介石发表文告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开始，至是年底所进行的宣传、筹备、征集，训练干部，修整营房和备办被服、装具、给养等工作，可以说是编练青年军的筹备时期（东南地区则是一九四五年初才开始筹备的），而一九四五年年初至年八月日本投降为止，是青年军各师新兵入伍，陆续编成和新兵训练的时期。第二〇一师首先编成，其他八个师也先后编组完成③，计二〇一师在四川璧山，师长为戴之奇；第二〇二师在四川綦江，师长为罗泽闿；第二〇三师在四川泸州，师长为钟彬；第二〇四师在四川万县，师长为覃异之；第二〇五师在贵州扎佐，师长为刘安棋；第二〇六师在陕西汉中，师长为方先觉；第二〇七师在云南昆明，师长为罗又伦；第二〇八师在江西黎川，师长为黄珍吾；第二〇九师在福建上杭，师长为温鸣剑。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东南分部直属两个团在江西瑞金（这两个团是为编组二一〇师的）。

　　以上师的编制，除师司令部和政治部外，下辖步兵三团、炮兵两营、工兵一营、通信一营、辎重一营、警卫连和卫生队。每步兵团本部下辖步兵三营、迫击炮连、通讯连、警卫排和卫生队。全团官兵约二千五百人。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战车防御枪一排。每连三排，每排三个步兵班和60小迫击炮班。青年军的训练系所谓美式训练，以团为单位，设置各种训练场来进行。每团有相当人数的教官（部队长以外并另有教官），以担负学术科教育训练。其训练的分工颇细致，但每个科目实施训练的动作并不复杂，受训士兵依次轮流，通过各训练场接受训练。

　　当时因为军事机构极端腐败，以致部队的被服装具和给养都极恶劣，穿不暖，吃不饱，营养不良，使人视士兵生活为畏途。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蒋介石特别规定青年军大体上仿照驻印军的标准，实行实物供给制度。举凡一切给与，均规定合理的定量，按照定量以实物供给，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保证官兵一定的生活水平。这当然是蒋介石对从军知识青年的一种吸引手段。主食方面，可以保证吃饱；副食除了有足够的油盐调味品和蔬菜外，每人每天供给肉类二两。有的知识青年本来抱着抗日报国的志愿入伍，又受到较好待遇，所以基本上无逃兵，且训练的成绩较好。这些情况较之一般部队大有不同。

　　青年军第二〇七师的编成与其他各师情况又有所不同。一九四四年十月间在西安征集的青年军六七千人，到处闹事，砸戏院，抢饭馆，占旅馆，社会秩序难以维持。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杜聿明（当时是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指示在昆明成立青年军第二〇七师，任方先觉为师长，在方未到任前由杜推荐一位副师长，并选拔所有干部，限一周内筹备就绪，接收由西安空运来的青年军。杜请委李修业为副师长，选任了团、营、连长及其他干部，及时筹备完成，接收了陕西及云南两省的青年军。该师编练过程中与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没有什么关系。一九四五年一月间，青年军训练总监部分派到二〇七师中级干部若干人，杜聿明以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都没有重用，引起编练总监部的不满。日本投降之后，二〇七师被杜聿明带到东北去劫收，参加抢夺人民胜利果实的内战。这与其他青年军各师一直集中训练，日本投降后未担任任何军事任务，随即全部复员退伍是不相同的。

　　五、实施预备军官训练和复员

　　日本投降，无异于宣告从军知识青年已不存在抗战任务，应该使他们迅速复员、复学或就业，从事战后的和平建设工作。这不仅在营知识青年及其家庭有此强烈要求，蒋介石也必须履行其诺言，满足知识青年兵及其家庭的愿望。可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罗卓英被调任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赶赴广东接收，撤销了青年军编练总监部。这时青年军（除二〇七师）的八个师，分编为三个军，由钟彬、刘安祺、黄维分任军长，各师也由原来的训练基地调赴新驻地。如青年军第三十一军黄维部（辖第二〇八师和第二〇九师）奉命开赴台湾，该军由江西黎川和福建上杭开抵福州集中后，待船运台湾，在该处候船达一两月之久，又改调浙江余杭和绍兴地区实施预备军官训练。

　　既要准备复员，为什么还要实施预备军官训练？为什么又迟至一九四六年秋才复员？不难看出，当时蒋介石已经决心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未尝不想把这将近十万在营的知识青年军作为打内战的本钱，其所以撤销青年军编练总监部而把各师编组成为三个军，而青年军第三十一军最初是要开赴台湾旋又改变为到浙江训练，都是与上述考虑有联系的。然而蒋介石畏于日本投降后的在营知识青年兵不愿作内战炮灰而要求马上复员、复学、就业的普遍情绪和要求，不得不求其次而把这几个师放在蒋管区后方，做镇守地方之用，以便腾出其他部队去抢夺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了进一步维系已上钩的从军知识青年在复员离营以后，仍然跟着蒋介石走，成为其爪牙，蒋介石乃施展另一套控制的办法，即对知识青年兵实施“预备军官”训练，训练完成后授以“少尉预备军官”的军衔，成为在乡预备军官。为此在新改组成立的国防部特成立“预备干部管理局”，以蒋经国为局长，来掌握上述的复员退伍的预备军官。日本投降之后，青年军各师（除二〇七师外）曾经调整驻地位置，以实施士兵和军官的训练，二〇一至二〇六师仍在川黔地区，而二〇八师和二〇九师则在浙江地区，直到一九四六年秋，才全部复员退伍。

　　这批将近十万受过军事训练的并且取得“少尉预备军官”资格的知识青年，一旦复员离营，是仍跟蒋介石走，或者受共产党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这当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是前者而是后者，那么就不仅前功尽弃，而且无异于是替共产党培养干部，成为不小的“祸患”。正因为如此，才煞费苦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把复员的知识青年由青年军的控制转移于其他形式的控制，使他们听其摆布。蒋介石扬言：知识青年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投笔从戎，抗战救国，其功不可没，应负责帮助他们复学就业。讲到蒋介石对从军知识青年的关怀，确曾煞有介事。如青年军第三十一军于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间刚开到杭州、绍兴、余杭时，蒋介石因事由南京经上海、杭州去奉化，马上就要这个军在杭州集中，亲自校阅，对官兵讲话，表示对知识青年兵如何关怀，并说决定施以军官的训练，使他们成为预备军官和文武全才的建国人材。他把自己和青年兵的关系说成犹如家长和子弟一般，一定对大家的前途负责，要他们共同努力实现“三民主义”。这一篇话当时确使好些天真的知识青年兵有所感动。他们于秋天复员时，有千余人经过南京转赴各地，抵达南京后，曾集合赴国民党政府向蒋介石致敬，而蒋介石也欣然向这一群徒手便服、列队在政府门前马路上的知识青年慰问，从队头到队尾，对每个人看了一遍，还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以示勉励，无非是复学就业之后要继续为“国家”效力等。

　　知识青年兵的复员，在青年军政治部主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副处长蒋经国（军政部长陈诚兼处长）的筹划和蒋介石的决定下做了以下一系列的安排并付诸实施：

　　（一）授给“少尉预备军官”证书。

　　（二）建立通讯组织（由各师政治部负责建立地区通讯组织和通讯小组，由政治部在复员知识青年中指定负责人）：这表面上只是互相联系的普通组织，实质上是蒋经国用以影响和控制复员知识青年的罗网。随着“预备干部管理局”的建立，这个通讯组织也就更切实地掌握于蒋经国之手了。

　　（三）由行政院及有关部门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优先安排知识青年兵复员后的升学、复学、复职或就业。随后的事实表明，他们的升学、复学和复职基本上得到兑现，但就业仅得到一定程度的兑现。

　　（四）设大学补习班：复员知识青年兵因在营日久，原来的课程大多荒疏，为了帮助他们升学复学，设立若干所（四所？）大学补习班，补习主要课程。不过补习的时间很短，仅仅是他们复员至大学秋季入学考试这一段时间。参加大学补习班与否由各人自愿。设在杭州的第四大学补习班，专为容纳青年军第三十一军的复员青年兵，有学生千余人。

　　（五）设青年中学：知识青年兵除一部分系大学生外，大约百分之八十原系中学生，其中有的复员后准备升入大学，有的准备参加工作。对于迫切要求完成中学学业者，设立了九所青年中学（每师一所，如设在浙江嘉兴、绍兴的青年中学，分别容纳第二〇八师和第二〇九师的复员青年兵，各有学生一千几百人），有高中、初中各年级班次，学生在校的生活和学习需要概由公费解决，以至高中毕业。

　　（六）设新闻训练班：由国防部新闻局（蒋军政治工作系统的最高领导机关，后改名政工局）在四川和浙江设了几所（每军一所？）新闻训练班，考选大学毕业肄业或高中毕业而志愿参加军队政治工作的复员知识青年兵入班受训，培养其为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几个月毕业后分发蒋军任初级政工干部。在杭州专为第三十一军开办的一班约有学员千人左右。

　　（七）设职业训练班：在四川和浙江设有几所（每军一所？）职业训练班，对于志愿受职业训练的复员青年兵实施短期的专业训练，毕业后安置就业。该班分电信、邮务、交通等班组。在杭州的一班专为容纳第三十一军的复员青年兵，学生将近千人，另有一二百人学农业，委托信江农业专科学校代训。

　　（八）各师留用一部分青年兵：各师为准备重新招募社会知识青年受训，需要班长，每师都大约选留了五六百名志愿做职业军人的青年兵留营任班长，并曾宣布说，服务一定时期之后，将被送入中央军校学习成为正规军官。

　　对从军知识青年的以上安排，曾使一些青年受到迷惑；另一方面也引起一般军队官兵的不满，说：“我们打仗拼命不过如此，青年军不打仗却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蒋介石对此置之不顾，足见蒋介石为了骗取知识青年跟他走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是不惜代价的。事实上有些知识青年复员以后，成了拥护蒋介石的反动的社会力量，起了维护反动统治的作用，在各大学的有些复员知识青年兵甚至成为破坏学生运动的特务和打手。分散在乡的复员青年兵，其中一部分于一九四八年春开始陆续参加到各陆军训练处所属的军官训练班④受训，毕业后分发各部队任初级军官。又另有一部分复员知识青年兵后来被动员参加“人民服务总队”，派在各战场从事镇压人民和监视蒋军部队的特务活动。上述复员青年兵留在青年军各师服务的，和受过军官训练成为初级干部的，以及参加“人民服务总队”的分子，除被消灭者外，最后都随残部到了台湾，这几部分人数总计可能达六七万人。因为蒋经国把他们当做资本而多方培养，后来都成了台湾蒋军的中下层骨干力量，有的还成了高级干部。

　　六、重新招募知识青年入伍充当炮灰，最后被歼灭或撤逃台湾

　　青年军的知识青年兵于一九四六年秋复员完毕，即裁撤三个青年军军部，并把九个师缩并为七个师（撤销二〇一师和二〇九师的番号，保留二〇二师至二〇八师的番号），但各师则扩充为二旅四团，师直部队基本如旧。这样，师数虽然减少了两个，但其所辖的步兵团只减了一个——由原来总共二十九个团缩为二十八个团。调整后各师直隶国防部，并仍指定负担“预备军官”的训练，仍沿用青年军的名义和原来的给与待遇。各师干部这次有很大变动，增设了十四个旅长、副旅长，团长以下各级干部则经过一番调整。各师师长为：二〇二师师长罗泽闿，二〇三师师长潘华国，二〇四师与二〇五师后合并为二〇五师，师长覃异之，二〇六师师长萧劲，二〇七师师长罗又伦，二〇八师师长吴啸亚（以后各师师长变动频繁，不一一述及）。各师机构或在原驻地，或开赴指定的新驻地，重新招募知识青年入伍训练。

　　各师招募各地失学失业知识青年入伍训练，同时任各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的防务（如重庆、成都、上海、青岛、北平城市地区和粤汉、沪宁铁路沿线）。一九四七年夏完成初步训练，这时蒋军在各战场不断被解放军歼灭，蒋介石被迫打算使用青年军各师。当时曾由参谋总长陈诚派国防部联勤副总司令黄维率领由国防部有关单位的业务人员组成的校阅组，代表参谋总长赴青年军各师校阅（二〇七师已在东北参加内战除外），检查其训练和装备。校阅后发现各师均训练不足，缺乏武器弹药装备，更缺乏作战的思想准备。大约是由一九四七年冬季开始至一九四九年蒋军在大陆基本上全部覆灭的期间，除第二〇五师早在一九四七年调赴台湾可能未参加作战⑤，第二〇七师在一九四六年调赴东北参加内战（该师于一九四八年扩充为第六军，以罗又伦升任军长），于一九四八年冬辽沈战役全部被歼，其余各师亦均先后参加内战，受到解放军的重创。其中二〇六师于一九四七年冬受重创，再于一九四八年春在洛阳被全歼，师长邱行湘被活捉；其他四个师（第二〇八师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扩充成八十七军，师长段沄升军长）最后都撤逃去台湾。

　　青年军的干部后来在台湾曾任要职者，有台湾第九军（？）军长王永树（青年军第二〇八师编成时的团长），有某军政治部主任顾蓉君（青年军第二〇九师编成时的团长），有海军军官学校校长郭发鳌（青年军第二〇九师编成时的团长），有某军军长朱致一（青年军第二〇八师扩充成第八十七军时第九十五师师长），有宪兵司令黄珍吾（青年军第二〇八师编成时师长），有军官学校校长罗又伦（青年军第二〇七师编成时师长），有兵团司令和金门防守司令刘安祺（青年军第二〇五师编成时师长）等。

　　七、侧面情况的介绍

　　（一）蒋介石紧紧控制青年军的人事而各方面则争抢青年军的位置。

　　青年军开始编练之初，蒋介石指示要精选干部，并规定关于青年军团长以上干部要由他亲自核定。为了提高青年军干部的素质，他曾指示凡是选到青年军任用的干部要降级降职，说是要把所谓“资深优秀”的将领调到青年军任师长。在上述原则下，他选任第十八军副军长戴之奇为二〇一师师长，胡宗南第一战区参谋长罗泽闿为二〇二师师长，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为二〇三师师长，第五十二军副军长覃异之为二〇四师师长，第五十七军军长刘安祺为二〇五师师长，前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为二〇六师师长，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处长黄珍吾为二〇八师师长，顾祝同第三战区参谋长温鸣剑为二〇九师师长。又罗又伦任二〇七师师长已如前述⑥。此外青年军各师的副师长、参谋长、团长一般也是陆军大学出身的。师长、副师长、军师参谋长，或相当于这些职级的人员以及各师的团长，绝大多数都是少将级人员。资深者降职，资浅者降级降职，这样使得青年军的干部很多是超级的，如上校副团长、中校营长、少校连长和多数中尉排长。

　　由于青年军是蒋介石所重视和大锣大鼓搞起来的，因此蒋军的要员多想向青年军抓一把，他们竞相向蒋介石保举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争抢是很剧烈的。由上述九个师长来看，据我了解，除了方先觉和黄珍吾是由蒋介石直接决定，覃异之是蒋介石手令委派的之外，其他七人都是经过有力的后台保举，再由蒋介石亲自核定的。至于已保举到蒋介石那里而没有中选的人更不少了。在争抢青年军人事的过程中，罗卓英也向蒋介石提出过意见，并把与陈诚和自己有关的人尽可能安排了进去。

　　（二）蒋介石把青年军交给蒋经国以为其发展的资本。

　　开始编练青年军时，蒋介石借口要加强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决定以蒋经国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的政治部主任。本来按照当时的体制，这个政治部主任一方面应受青年军编练总监的直接领导，同时又受军委会政治部的领导。但是蒋经国却把其政治部变成一个独立王国，使得上述两个上级不好过问，也都不去干预他。凡是政治部及各师政工组织系统的人事、经费和活动，都由蒋经国随意支配。在青年军各级政工组织中，蒋经国完全排除了原有的军队政工人员，另起炉灶，自己训练所需要的政工干部。青年军所开展的全部政治工作，便是造成一种以蒋经国为实际领袖和“良好依靠”的印象。政工人员还替蒋经国与军事干部拉关系，使他们多走“太子路线”，以直接与蒋经国拉上关系为窍门，借此遮风拒浪，投机取巧，升官发财。蒋经国更是多方与军事干部特别是高级军事干部接近，甚至酒食过从，借以发展其在军队中的实力。这种情形因日本投降，罗卓英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撤销，而更为明显和日益发展。

　　日本投降之后，为了能够继续掌握复员离营的知识青年，于是成立青年军复员管理处，以蒋经国为副处长，实际专负青年军复员的筹划和实施之责。后国防部增设“预备干部管理局”，以蒋经国为局长，主管青年军各师预备军官训练的业务和在乡“预备军官”（即上述已复员的知识青年）的管理。这样一来，蒋经国便可以坐在国防部发号施令，把青年军各师更紧密地直接抓在手里。其所以要裁撤青年军三个军部，就是为了减少军长们的碍手碍脚而直接抓各师。

　　（三）种种丑闻。

　　由于青年军的物质待遇比一般蒋军部队好，因而一般部队的官兵对青年军常怀嫉妒，他们攻击青年军是不打仗和不能打仗的大少爷，对于青年军中发生的问题幸灾乐祸。一时曾在某些部队间流传青年军士兵不服管教打死团长等谣言。第二〇六师师长方先觉曾任第十军军长，一九四四年守衡阳时被日寇大军围攻，所部被歼，城陷时方先觉被俘，拘囚了一个时期后才脱逃回到重庆，被任为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师长。该师青年兵对他时有讥嘲、轻视，说做过俘虏的人不配带青年军等等，方先觉自感羞惭，不安于师长职守，不久被调任某军军长。蒋军其他部队常常有人以方先觉来嘲笑青年军。又如一九四五年第二〇四师某团在四川万县担任飞机场的警卫，该团团长黄绶申（系少将团长，曾任军参谋长、副师长等职）夜间因事乘卡车进入飞机场，在飞机场守卫的青年兵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人，命其停车检查，但来车置之不顾，直向青年兵驰来，该青年兵惶急间，即对车开枪射击，意在使之停下，不料竟将黄绶申击毙，于是开枪的青年兵被拘押侦查。这个青年兵以自己打死了团长，悔惧交并，竟自杀身死。此事曾传遍一时，可是传说往往失实，致成为种种谬妄之谈。又如一九四七年第二〇五师由粤汉路调到台湾，师长覃异之调赴东北任五十二军军长，由该师副师长刘树勋升任师长，后来该师福利委员会勾结私商大规模营商、走私、贪污，被蒋介石发觉查究，将福利委员会负责人、该师参谋长彭奇超扣押审讯，判处死刑，刘树勋畏罪，设计骗领该师一个月经费计台币五十六万元潜逃香港。据说此案牵连很广，刘树勋要求彭奇超不要把有关的人都拖下水，只要彭奇超把罪责承担下来，必然设法营救。结果彭奇超做了替罪羊⑦，而其他的人则安然无事。实则彭奇超不过贪污到手一部汽车及其他不足道的赃物，其他贪污更多的人反而漏网。可见青年军高级干部之堕落贪污，并不逊于蒋军部队的其他分子。以上所述，不过是重大而具有典型性的事件，其他丑闻还多，不过非我尽知，在这里也不必更多介绍了。

　　（一九六〇年初稿，一九八三年略作修改）

　　①军委会督训处，负责训练准备用美械装备的各军。美方曾派顾问林赛准将参加工作。该处成立不久，因日军在湘桂发动攻势，业务并未展开。

　　②罗卓英后来曾对我谈及，美方认为把国家的精华知识青年集中编组成军去对日作战是不合理的，是浪费人材，所以不参加对青年军的训练，也反对用美械装备青年军。但罗卓英当时对这一情况秘而不宣。

　　③第二一〇师仅编成两个团，因日本投降而停止编组，这两个团分别拨归第二〇八师、第二〇九师，该两师照原编制各增加一个团。

　　④一九四八年春初，为补充部队下级干部的伤亡，在北平、沈阳、西安、徐州、武汉、曲江、南京等地成立陆军训练处，该处设有军官训练班，由各作战部队选送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和优秀班长入学，并容纳复员知识青年兵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短期训练，然后给予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籍。

　　⑤第二〇四师和第二〇五师后来编为第三十一军，军长廖慷，军部和第二〇五师（师长邓文僖）驻北平。第二〇五师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第二〇四师（师长蓝啸声）驻青岛，一部分后在上海浦东被歼灭，另一部分在崇明岛的撤逃台湾。——覃异之注

　　⑥罗又伦任二〇七师师长的经过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间，蒋介石到昆明视察二〇七师，官兵对方先觉有许多不满，主要认为方为守衡阳降将，不配当青年军的师长；蒋介石问方师里的情况，也是答非所问。蒋决定调换方先觉。蒋说：二〇七师陕西学生多，要选一个陕籍将领当师长，问杜高吉人（当时任二〇〇师师长）如何？杜说高练兵打仗行，带学生非其所长。蒋接着说张灵甫（张是第七十四军副军长兼师长，由王耀武、俞济时推荐的）很适当。杜说张灵甫才智不及罗又伦，似乎罗较为适当。蒋介石自言自语说张灵甫很好，张灵甫很好，但未做具体的决定。杜聿明以罗又伦与罗卓英同族同乡关系（都是广东人），要罗又伦见罗卓英疏通。以后通过罗卓英向蒋介石推荐，蒋才决定调方先觉为二〇六师师长，任命罗又伦为二〇七师师长。——杜聿明注

　　⑦据后来了解，该案是惨杀该师地下共产党员伍瑞云的阴谋，彭奇超不但未被枪决，而且担任了某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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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任青年军政工督导员的经历（吕振寰）

　　（一）

　　一九四四年，我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管制民营企业的机构）专员，住在重庆市内。这年九月，日军攻占桂林，进兵独山，重庆的国民党上层首先恐慌动摇起来。传说国民党政府要迁都新疆。市上物价随着传闻暴涨，各种生活必需品都被奸商囤积起来，有行无市。我到住在山洞的国民党元老居正家中，探询政府是否真要逃往新疆，姆妈（居正之妻）说确系事实，飞机输送的计划已经在编排中。我听后首先想到，飞机运送不会轮到我这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的专员，继而又想到，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流亡异乡，仍不能逃脱国破家亡的命运，现在即使能逃往新疆，也是继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决心不再逃亡了。这样，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国民党特别党部召开知识青年签名从军的大会上，我就登台签名，决定从军。这种决定，只是为解脱个人苦闷的一种行为。

　　我签名从军后，重庆《大公报》在第一版上以大字标题报道了“经济部专员吕振寰从军”的消息。这时不仅经济部的人员认为我签名从军是精神病态下的行为，又因事先并未和妻子商量，她也抱怨我丢下她，说她带着孩子，无亲无友，在重庆市上无法生活。我考虑到她的现实生活问题，也觉得自己此举过于冲动，缺乏周到的考虑。可是我签名从军的消息已经传出，业已追悔不及了。

　　国民党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本来是因为日军进攻独山，重庆空虚，无兵可守，为了欺骗宣传，安定人心，以号召从军来转移市民的视线，掩盖其和日帝国主义作战的失败，并打算利用知识青年，组成十万名青年军，日寇如果攻入四川，就裹胁这十万名青年军掩护逃走。因此各地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都竭力鼓动，并对签名从军的人，给予奖励金、安家费，许以各种优待条件，如在职人员从军期间保留原职，在校学生将来复员保证优先升学或安置工作等。我当时也领到一笔奖励金和安家费，经济部还预支给我三个月薪俸，并在郊外的职员家属宿舍中拨给我妻子一栋附有炉灶的房子（我们原租住嘉陵江边棚屋，条件极差）。

　　签名后某日，我和妻子在重庆市上闲逛，偶然遇见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她曾在西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军官教育队语文班担任过英文教官，当时我在该班任日文教官，因而相识。这次相遇后，我写给她一封信，投寄张治中私邸，信中要求她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给我保荐一个军职——有了军职，到了青年军中就可以不当兵。她不久就回信说，已向张治中谈过了，叫我到军委会政治部去找一个皮部附，当面洽谈。我往该部找到了皮部附，他把国民党所属各部队政治部编制册子查了一番，又问了我的履历、职级等，当时就指出几处尚缺上校政治部主任的部队单位，叫我自选，允许派我任师级的上校政治部主任。可是我当时只打算弄到一个军职，可以借口到了青年军中不当兵，并不想到国民党其他部队去担任政治部主任，所以当时就推说：“我还要见一见张治中部长以后再决定。”

　　我接着又到处打听，结果在经济部国民党特别党部听说，从军签名也不过是欺骗一般知识青年的，各机关的中高级干部响应运动签了名，就算是捧了场，哪里还会真的去当兵呢？只要活动一番，就会另有安置。接着我又打听到，响应青年从军运动的各军事干部，可以调到新成立的青年军训练总监部军官训练班受训，文职干部可以调到总监部的政工人员训练班受训，经过短期训练，就都派到青年军中任干部。不过想要被选调去受训，还须找到私人关系介绍保荐。这种选调手续，按经济部的职员从军，是由重庆市国民党市党部经手办理。当时我就想到了国民党元老居正。虽然居正只不过有个国民党元老的空招牌，可是他向重庆市党部说几句话，还是有分量的。

　　于是我就前往重庆市外山洞的居家。但是看样子居家对于我签名从军并不赞许，表示冷淡，因此我就不好在姆妈面前提出要求介绍我到重庆市党部，保荐我去受训的话题。但我虽未当面提出，却借了住在居家，可以任意走动之便，乘居正本人不在，溜进他的书房，拿了居正的两张名片，又在名片上加盖了摆在桌上的居正的私章，藏在身边带回家中，自己写上：“特介绍吕振寰同志前来，希予照拂，此致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直。”就是这样，我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保荐，被选调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政治部政工人员干部训练班受训了。

　　（二）

　　青年军训练总监是罗卓英，训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蒋经国亲自担任政工人员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主持该班的训练工作。教育处长为胡轨，训导处长为俞季虞，政治总教官为邓文仪，高级教官为张一清，总务处长为樊奎书。这些主要人员中，俞季虞原为西安军校第七分校主任办公厅的上校秘书，与我相识。张一清是原康泽任主任的中央军校特训班的训导处处长，我在该班担任留日学生训练工作时，曾经见过他。

　　青年军政干班设在重庆的复兴关，邻近蒋经国任教育长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在干部学校里，我又遇到了旧友陈元。陈元是福建人，清华大学学生，这时正由干部学校大学部毕业，经蒋经国亲自选拔，担任了蒋的随从秘书。我与陈元谈话后，进一步了解到青年军政工人员干部训练班的内幕情况。原来蒋经国想要组成一支能由他个人支配的特务部队，故参加政干班受训的人员，三青团干部学校毕业学生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三青团的党团员干部，和三青团保荐的一般机关、学校的干部，各约为受训人数的三分之一。我是属于政府机关的职员，由国民党党部保荐，因而被选调的。该班第一期受训人员共约二百余人。训练期间预定为一个月，毕业后拟派到青年军各师政治部担任中下级政工骨干。至于各师政治部主任，则先由蒋经国在三青团中央团部选调副处长一级的高级干部充任，再配以有党团籍的报名从军的大学教授为点缀。这些人不参加受训，而给以少将级担任班内各队的政治指导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政干班正式开始训练了。训练期间是军事管理，由蒋经国约来陈立夫、张道藩、邓文仪、李惟果等国民党权贵上课讲话。托派叶青也被约来上课，对马列主义进行了一番诋毁污蔑。总之仍是污蔑共产主义，灌输反动思想的老一套办法，与我在抗战初期曾经经历过的由康泽主持的留日学生特训班的训练方法大体相同。

　　蒋经国每日晨昏都集合训练班全体人员讲话。他大骂国民党干部腐化，呼喊改变当前民族垂危的局面。他一再说是要“革命”，可是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革命的对象是谁。三青团中央干校毕业来受训的学生宣传说：“蒋经国在苏联留学多年，是有办法的！”可是究竟有什么办法，谁也不了解和说不清楚，只是在不久后大家看到了蒋经国如下表现：

　　授枪式和夜间紧急集合——到班编队后，蒋经国就亲自主持了授枪式。他在授枪式会上说：发给武器是为了要“革命”，要以革命手段用武器扫清当前乌烟瘴气的局面。他鼓动说：“有志青年到下层去！做大事不做大官！”不久以后又在深夜里紧急集合，他在没有灯光的广场讲台上说：“四周是黑暗的，革命者必须要随时警惕！”但是究竟是谁造成了“当前乌烟瘴气的局面”，是什么原因使“四周黑暗”，他却从来不作说明。他所谓“做大事不做大官”，也就是要受训人员人人到青年军的下层去，掌握住学兵让他们听从支配罢了！

　　爬“好汉坡”和一支莫名其妙的歌曲——在训练期间，蒋经国选了一个寒冷的早晨，锻炼身体，要大家奔上复兴关的高坡。他自己光着上身，争先跑在前头，跑完了说：“跑在先头的就是好汉！”所以这个坡就叫作“好汉坡”。他又曾在晚间集合时，亲口传授了一支歌曲，歌词是：“奇怪奇怪真奇怪！一个老虎两脑袋！”这支歌曲后来由受训的人员传授给青年军的士兵，成了青年军中的流行歌曲。

　　蒋经国常向受训的人员说：“谁都可以找我谈话，从不拒绝！”他又常常当了大家的面，到各处去拣拾学员抛在地上的橘子皮放进垃圾桶里。通过以上这些，使人认为蒋经国的作风确实与众不同，确实“有办法”。进而使人幻想，今后以蒋经国为首团结了十万知识青年军，对国民党从内部雷厉风行地“革命”一番，卧薪尝胆，自强不息，也许可以挽救垂危的民族前途，由此决心为蒋经国尽忠效命。我在当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后来到了青年军中，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才看出蒋经国决不能也决不敢革他老子蒋介石的命，他的种种讲话都是表面文章，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一个月的训练即将结束，毕业前夕，蒋经国找我个别谈话。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从名簿上看了我的简历，首先问我：“你当过装甲兵团修造工厂厂长么？”我说当过。他又问我：“你认识居伯强么？”（居伯强是居正的长子，曾任装甲兵团修造厂厂长，我当时任副厂长。）我说：“我认识居伯强，我们是朋友。”他接着说：“居伯强是个好人，他很能刻苦。”事后我知道：居正的次子居浩然，为了追悼他死去的哥哥居伯强，编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也有我写的一篇追悼文字，蒋经国看到了。这次谈话后，我就由蒋经国圈定为青年军的团级政治督导员，官阶为中校，以表示“做大事不做大官”。

　　按训练总监部决定，第一期青年军先编七个师，故共选定了二十一名团督导员。其中有：三青团中央干校大学部毕业的易劲秋、李焕，蒋经国在江西任专员时的干部江振东，来自“中统”的周文化、刘汇川，北大毕业曾留法的冉由，南开中学的训导主任赵尊光等。这些人都是在政工班毕业以前由蒋经国亲自圈定的。蒋经国希望这些团一级的政治督导员能成为青年军的核心领导者，希望通过这些人掌握支配十万名青年军。在举行毕业典礼前，蒋经国搬来了蒋介石，集合了这二十一名督导员一起座谈。蒋介石按名册呼名，一一问及年龄、简历，然后蒋氏父子与大家一起照像。我们得此“殊荣”，心情都异常激动。

　　（三）

　　一九四五年一月第二〇三师在四川泸州编成，师长钟彬，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副主任樊中天。余为江苏常州人，当年三十多岁，曾留学英国，回国后在西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政治部任秘书，曾主编该校的杂志《力行月刊》，并负责校内的复兴社的组织工作，一九四一年前后由胡宗南保送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受训，后留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团部某处副处长。樊中天为河北省人，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党棍。政治部分三个科，第一科主办部队的政训工作，第二科主办宣传及社会活动，第三科管总务、会计等事项。

　　全师共编三个团，此外是师直属连。各团设督导员办公室，由政治部直接指挥。室以下分两股，各设股长一名，股员二人。第一股办团内政训工作，第二股办文书事务工作。以外有团俱乐部，设少校级总干事一名，上、中尉助理干事各一名。各连设连指导员一名，助理干事一名。这样的人事编制是蒋经国拟订的，与国民党一般部队政治部编制不同。我被指派为二〇三师六〇七团督导员，赵尊光为六〇八团督导员，易劲秋为六〇九团督导员。

　　第六〇七团驻在泸州的小市，团部率第一营各连驻在小市的一所学校内。团长林鼐宾，浙江人，系黄埔及陆大毕业，据说曾任某军的团长及第五军的参谋长等职，是一个身躯高大、嘴上缺唇的汉子。我到该团后，他嘱托给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为了防止学兵逃亡，要把全体学兵因从军而领到的奖励金，全部设法收缴，以免他们逃跑时作路费之用。

　　我接受了他嘱托的工作任务之后，为了免于赤裸裸的收缴引起学兵的不满和反抗，就先在全团宣传节约，号召储蓄，再由连长、连指导员半强制性地将学兵身上的钱，悉数收缴到团督导员办公室，临时成立一个“储蓄部”，准学兵每月支取零用一次。就这样把全团学兵从军所得到的一点奖励金，全部收缴管制起来了。

　　为了控制学兵身边的钱，又通知泸州邮局和银行，规定凡学兵家中汇来的款项，都必须加盖督导员室印鉴后方可支付。所有挂号信都先交督导员室，由我指定一个四川籍的文书上士登记。不久这个上士把许多学兵家中寄来的汇票，私自加盖督导员室条戳取出后拐款潜逃了。许多学兵受了损失，我也未加理睬，更未给以任何赔偿。

　　除了完成了这项搜腰包的任务以外，更主要的还是按照师政治部的指令计划，向全团学兵进行政训教育，配合训练展开文娱活动。所有政治课、小组讨论、个别谈话、体育活动等诸种方式，都用来灌输忠于领袖的奴隶思想，污蔑共产主义，并借此随时了解和掌握官兵的思想，防止“异党活动”及学兵逃亡。

　　第二〇三师政治部，除直接指挥各团督导员的政训工作外，还在泸州展开了社会宣传活动。首先是派了科员及政工队员，到师司令部直辖的炮兵连、搜索连、工兵连、辎重连、通讯连等单位，兼任连指导员。直辖连中有些是由四川各大学从军的学兵编成的，便组织他们编写壁报，排练歌舞。有些学兵后来编成一个军人舞，先在泸州市上演出，以后又到重庆上演。蒋经国对此特别满意。他之认为二〇三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是青年军中最精干的政工干部，就与这些活动有关。政治部为了消耗掉学兵们身边的钱，还在泸州开设消费合作社，设了理发馆、浴室、饮食部，大作其生意。这样既可以赚钱，又取得为官兵服务之名，而把学兵的钱消耗光了，更可以免得学兵开小差时作为路费。

　　六〇七团团部及所率第一营所住的泸州小市的一所学校，学校后门住有一家贫民，家中老婆婆经常来取送学兵们给她缝补浆洗的衣物，有时她的一位年约十五六岁的幼女也来取送。哪知却被团长林鼐宾看上了。某日夜，林派了他随身的勤务兵将这幼女拖架到团部外他的住宅去，把这幼女强行奸污了。事后老婆婆常到后门哭诉，因为学兵对她母女都很熟悉，所以成群地围着老婆婆听她哭诉，这样林鼐宾的兽行不久传遍全团，官兵纷纷议论。

　　我得知此事之后，一面命连内指导员制止官兵议论，一面报告师政治部，请求对团长林鼐宾有所处分，以便维持军纪，挽回不良影响。但是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却迟迟不予答复。

　　不久余纪忠调我到政治部，担任连政工干事训练班的队长。这是由师司令部直属连选拔三青团的学兵二十余名，打算予以短期训练后，派往各团的连内担任助理干事，协助连指导员进行工作的。

　　林鼐宾于我离团以后，就把被他强奸的少女全家，逐离泸州，又制造起军官与指导员间的摩擦，并报告师长钟彬说：团督导员吕振寰制造谣言，鼓动是非，官兵不满；说我诬他强奸幼女，要求政治部不要叫我回团。钟彬向余纪忠提出，余纪忠竟责备我在团内未注意人事关系上的“协调”。我当时对此十分气愤，就争吵说：“蒋教育长（蒋经国）口口声声叫我们‘革命’，而青年军的团长强奸幼女，我政工人员视若无睹，这样的‘革命工作’，我不干了！”余纪忠无奈，才亲自赴重庆，面见蒋经国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余纪忠由重庆请示归来，首先在他私人家中约我吃饭，饭后又约我到泸州近郊散步，散步中对我说：“我在蒋教育长面前把你到泸州以来的工作成绩再三称赞，并有书面报告送给蒋教育长，把我对你的看法总括地写在上面，就是‘稍加琢磨，堪赴大任’。”又说：“你就是脾气不好，不善于处同人。”又说：“我们要体谅蒋先生（指蒋经国）处境上的困难！林团长的事，你要顾全大局。”我问余，蒋对我如何处理。余纪忠说：“已经决定调你到二〇二师，仍任督导员。这是不得已的处置，你可暂时前往，希望不久的将来你我再共大事。”这时我才觉悟到，我在受训中希望蒋经国能够整顿国民党内部、挽救当前危机的想法，实在太幼稚了！蒋经国对蒋介石嫡系的黄埔、陆大出身的军官，是不敢丝毫得罪的，这怎能谈得到“改革”呢？这时我才了解到，按照蒋经国的意旨，青年军中政工人员所应取的态度，只是服服贴贴地为军官们的反动兽行作掩护宣传而已。

　　后来我又曾向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政治部直接写报告请长假，但回批是：“请假一节应毋庸议，仍调该员为二〇二师六〇六团中校团督导员……”

　　（四）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来到青年军第二〇二师，该师司令部及政治部驻綦江县，但六〇六团独驻江津。第二〇二师师长为罗泽闿，政治部主任为杨伯森；杨是重庆某大学教授签名从军的。

　　第六〇六团团长张止戈是四川洪帮大爷，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是一个屠户型的大胖子。他带着他的三姨太太住在江津郊外的第六〇六团团部附近。张止戈的三姨太太却是能书善画，对于到六〇六团视察的人员，张止戈都命她画些山水花鸟之类的中国画相赠；对其中主要人物还加赠一笔现金。张止戈就赖此弄到这个六〇六团的少将团长。第一营营长姓刘，黄埔十期毕业。第二营营长姓袁，是黄埔一期中将军长袁朴的侄子，原做政工，以后入了高教班，改任为带兵军官。第三营营长王化通，黄埔十期毕业，热河省朝阳县人，是我族中姑姑吕佩璋的丈夫。团督导员室的第一股股长包行一，三青团中央干校专修部毕业，是蒋经国的亲信弟子。各连指导员也多是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专修部毕业的。

　　我一到六〇六团，团长张止戈马上集合了官兵，进行了布达介绍，又召集来三个营长，大排酒宴，对我欢迎。我根据在二〇三师六〇七团的经验教训，也增加了戒心，改变了态度。我学了蒋经国的态度，特别对团营长表示谦虚有礼，表示今后全团政工人员在我领导下，一定保证接受军事干部的指导和领导，尽力合作。前任团督导员也是三青团中央干校大学部毕业的，因与张止戈争领导闹翻了刚走掉，张止戈正为此恐怕得罪了蒋经国而焦急不安，我一来就有这样表示，张止戈十分欢喜。他马上命同我有亲属关系的第三营营长王化通在团部附近为我布置“公馆”，派出专人，发了大笔路费，迎接我的妻子来江津。

　　此后张止戈除了常同我在团部同行同止，每日在一起大吃大喝，从不叫我花分文外，又暗示王化通由第三营拨给我两个杂役兵的空额，每月把两个兵的食粮、副食和饷金送到我家，说是给我津贴家用。当时青年军的粮饷待遇比国民党一般部队要优厚得多，例如副食发实物，每日早餐每名士兵发花生米二两。两个兵四两花生米，加上我本人的，此外在团督导员办公室也有两个杂役兵空额，因此我一人就领得五人份的待遇，光花生米一项就每日十两，积多了，我就在家中天天油炸花生，炒花生，煮花生，就这样我和家属一起每月也吃不尽。其他粮米蔬菜肉类也都吃不完。当时我的收入，除了月领原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专员的薪俸以外，还有中校督导员的薪饷，又加上四个士兵空缺的粮饷，生活上较之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富裕。所以我常想：“不谈什么革命了，有吃有喝混下去再说罢！”此后也就把过去打算辞职不干的念头打消了。我又把全团的政训工作，一律推给第一股股长包行一，就连师政治部发来的指示公文，除了包行一送给我必须看的而外，我也一律不看不管。整日里，由王化通将另外两个营长约来，在我家中打扑克，叉麻将，赌够了就杀鸡烹鸭，大吃大喝。有时也约了张止戈一道吃喝。就是这样，我在六〇六团的人事关系上，真是“协调”得如同亲属家人一般了。

　　正当我除了吃喝就是赌博，终日晨昏颠倒、头晕脑涨，对团内任何事情不闻不问之际，团长张止戈忽然向我说：“根据调查，团内发现了共产党阴谋鼓动破坏！”我初听来虽很惊愕，但为了怕多事，就说：“既已发现了，总算是好了，团长看着处理罢！怎么办都好，我是一切服从团长命令，决无异议。”可是张止戈却说：“这案子牵连着第三连指导员王某，非你亲自出面办理不可！”他这么说了以后，我才不得不 到团内去清查一个究竟。

　　原来张止戈率六〇六团单独驻到江津郊外，借口缺少营舍，一面报请修建，一面奴役刚刚编入该团的从军学生，大兴土木。营地是霸占当地人民的耕地，建筑材料是无偿强征民间的竹木。由采伐、运输到工程修造，奴役学兵劳动半年之久，张止戈报领到大笔工料费，全部贪污了。所以不仅民怨沸腾，全团学兵也恨之入骨。他又为了显示他的成绩，令各营在营内成立消费合作社，设有贩卖部、小吃部，长年不放假，不令学兵外出，只有购买合作社的昂贵的日用品和食品，这样各营都可以赚取学兵的奖励金。为了点缀所谓文娱活动，他把当地民间的一个川戏班子拉到团内，把戏班的行头夺来做抵押品，规定艺人除了每周必须在团内演出外，每逢该地场期还要出去演戏，收入不给艺人分文，全作团内酒宴之用，每名艺人仅按士兵待遇，发给一份粮饷。至于团内所谓政训工作，也都由张止戈主持一切。他又在团部成立了一个报社，石印一份三日刊，实际每期印出只是为了向上报成绩，很少发给学兵阅读。该报社由第三连指导员王某任编辑，经费由团内经费支付，在报社里派有他个人的亲信，实行特务监视，一切都按他的指示办理。军事训练出操演习，也分别照了像片，为了报成绩之用。又强迫士兵苦练木马和单双杠，为了表演给来团视察人员观赏。又借口办好伙食，提出要各连比赛，每周张止戈率团部人员到连内“会餐”，少则十余人，多则二十余人，大鱼大肉加菜，都由士兵伙食项内开支。全团各连都有团长的亲信班长或副班长，专门监视学兵，经常直接向团长打小报告，实行特务统治。就是连指导员也不能找士兵个别谈话，如果找了，就会被认为鼓动叛乱，因此各连的政工人员，也都对张止戈深怀不满。

　　张止戈发现的所谓共产党鼓动破坏案，是根据他的亲信特务的密报，说是团部报社编辑第三连指导员王某常常表示对团长不满，于是张止戈亲到该指导员在第三连的办公室去搜查，当即查出一张油印的传单，其中列举了张止戈奴役虐待学兵，强征民间木料竹子等贪污事实；并有该指导员与外界来往信件若干封，其中有关于组织某学社的谈话。张止戈根据以上传单、信件及其他密报，说是以该连指导员王某为首，第三连有共产党员士兵十余人，阴谋计划暴动，要我出面即刻将王某逮捕，加以共产党在国民党部队内部鼓动兵变的罪名。当时我想，传单所举事实是全团官兵所共悉的，王某与外间组织学社也不能肯定就是共产党，尤其王某是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专修部毕业的，是由蒋经国亲自训练了多年的弟子，如无确证就逮捕法办，将来不好交待。但是又想到我在二〇三师六〇七团时，团长强奸幼女尚将团督导员调职，现在连指导员竟指控团长贪污，处理原则自然是必须牺牲连指导员。可是这个指导员是蒋经国的弟子，我只有在处理过程中，对双方都加以敷衍才行。这样计议已定，我乃将王某叫到督导员办公室，责备他不该油印传单，又用了过去余纪忠对我使用过的办法，开导王某要识大体顾大局。谈话后就令他暂且搬到督导员室我自己的房里住下，房外加派一名武装岗兵，算作监禁。张止戈则将第三连牵连在内的十余名士兵全部逮捕，送入禁闭室禁闭。

　　张止戈与我商量，叫我和他一起亲自审问这些学兵，并问我事实真相未弄清以前是否可以用刑。我说要用了刑将来如没有结果传说出去不好，他才决定改用威吓的办法。为了造成恐怖的气氛，张止戈在团部附近的民间选了一间孤立的茅棚，里面挂了一些杀猪刀子，布置了桌椅，摆成“公堂”。他选了深夜时分，棚内点了油灯，将禁闭室里的学兵加上手铐脚镣，叫到茅棚里来。张止戈和我对他们施以威吓说，如不招认是共产党图谋暴动，就拉出去活埋！吓得个个学兵脸色惨白，全身战栗。就这样挨个审讯威吓，连续了一个星期，可是一点共产党图谋暴动的口供也没有弄出来。

　　最后我又与连指导员王某谈话，才知道，传单是他叫指导员室的文书上士油印的，打算附在报告上，向训练总监部政治部控告张止戈，信内所谈的学社，是早年湖北同乡以居正为背景的一个小组织，已经解散几年了。但是我为了要维持政工人员与团长张止戈的人事“协调”，最后我仍决定以“人地不宜”为理由，将王某送往师政治部，改派工作。后来二〇三师政治部将王某送往训练总监部政治部，由蒋经国决定令其回到三青团中央干校学习。牵连的学兵禁闭了一个多月，因没有任何口供，张止戈只好交回连内，令人监视行动。这一次所谓共产党鼓动破坏案，才暂告结束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投降。我此时也从醉生梦死的除了吃喝就是赌博的生活中清醒了一些，想到“七七”事变以来，自己漂流异乡，到处鬼混，当前青年军中如此腐化，长此以往何时是个下场。加之，自从所谓共产党鼓动破坏案了结，连指导员王某回到三青团中央干校以后，就同六〇六团里干校出身的政工干部们，把我和张止戈终日吃喝赌博等情况，不断向蒋经国报告，我想蒋对我也决不会有什么好印象，这样的日子恐怕也维持不久，与其将来招到惩处，还莫如早日“急流勇退”。于是我就到重庆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要求仍回本处工作，又写了报告要求复员复职。不久，我的要求由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政治部批准。可是当我回到江津，向团长张止戈说明以后，张却坚不同意，他一面令三营营长王化通守护着我，不准搬家去重庆；一面派团附带了一名连长及十余名学兵作为六〇六团官兵代表，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政治部面见蒋经国，要求“收回成命”，挽留我继续留团工作。蒋经国准许了这个要求，以公文通知了经济部，说我仍有继续服役的必要，不能复员。这样我暂时不能脱离该团。可是据我的经验，深知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结合，完全是暂时的利害关系。我同张止戈的结合，只不过张止戈因为我一向不问团内事务，并甘心供他利用，从不揭发他的阴私，他在团内可以任意胡为而已；如一旦情况变化，彼此利害冲突，他会马上把我赶出该团的。所以我虽暂时未能离团，但仍未放弃我设法脱离的计划。

　　一九四五年十月，通过国共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我庆幸地认为今后国内恢复了和平环境，自己也要另谋一个“安身立命”的出路。我更加焦急地要脱离该团，不断借故由江津到重庆活动，参加了在重庆的热河省同乡会，认识了在重庆的一些热河省同乡。

　　十一月，国防部召集全国国民党部队政工会议，规定一般部队为师级政治部主任以上人员参加，青年军为团督导员以上人员参加。我决心乘机脱离六〇六团，又正逢妻子怀孕临产，便借口妻子到重庆入医院，趁我去参加会议，将全家搬回重庆。政工会议结束，我决心赴东北，才通知团长张止戈不再回团了。从此结束了我在青年军中的一段经历。

　　（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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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团和青年军政工的合流（李中舒）

　　一九四四年年底，我在兰州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合作事业管理处任科长时，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青年从军运动。我是三青团团员，一九四三年在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农业经济科充教授时，兼任过该校三青团分团部常务监察，同三青团有较深的关系，因而被三青团甘肃支团（负责发动青年从军运动）挑选为青年军政工人员，送到重庆“青年军政工班”受训。以后我在青年军中，先后充政治部视导、“政工指导委员会”委员和第二〇八师主任政治教官等职，直到一九四七年底才离开青年军。兹将回忆起来的情况写述如下。

　　一、青年从军运动发动前后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惟恐青年进入延安，参加抗日，对陕甘宁边区周围严密封锁，对爱国青年残酷迫害。同时通过三青团等组织，以抗日的招牌，欺骗大后方和沦陷区的青年，进入它的军事学校（如西安国民党军校七分校）或训练机构（如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接受训练，培养军队的下级干部或特务人员。三青团等组织把这一诱骗青年的勾当，称之为“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工作”。

　　国民党除了办军校和训练班招收青年外，也想大量诱骗青年扩充兵力，只以顾虑知识青年不愿到它的部队当兵，未敢遽然以招兵方式吸引青年入伍，仍然靠抽拉壮丁来补充兵源。一九四四年三月起，日寇先进攻河南，继而进攻湖南，十二月，攻占了贵州独山。在短短八个月中，国民党兵力损失了五六十万人，丧失了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个，抛掉了居民六千万人。此时蒋介石认为招引青年入伍的机会到了，乃通过国民党三青团和政府机关，发动青年从军，大肆宣传，说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严重，爱国青年应投笔从戎，执干戈以卫社稷”，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以十万为指标，号召知识青年从军。

　　先是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参谋长徐思平在省内学校发动学生从军，一时有少数青年报名参加，徐思平乃给蒋介石上书，吹嘘发动学生从军行之有效，可以普遍推动云云。一九四四年冬，中国驻印远征军在重庆等地招收学生，编成了汽车部队两个团，叫做“青年远征军”。年底，国民党普遍发动知识青年从军后，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胡庶华亲到湖南发动，有不少青年报名。在湖北则以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邵华宣传鼓动最为积极。其他各省市国民党、三青团负责人也为此事大卖力气。同时，三青团又发动它的骨干分子报名从军，带头示范。国民党政府颁有《优待参加青年从军人员办法》，规定机关职员从军者留职，学生从军者保留学籍等。又针对知识青年不愿到普通部队里当兵的心理，强调青年军和普通部队生活待遇不同，而与军事学校、干部训练班相当，将来出路好，等等。在这样的宣传鼓动之下，蒋管区的大城市中，“青年从军”一时风起云涌。在兰州，更出现了有的“从军”青年，买东西、吃饭、看戏不给钱，蛮不讲理，捣乱打架的事情，市民对之非常憎恨。

　　从军青年形形色色，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国民党团团特务，流氓暴徒，在社会上闹事的主要是这些人。但也有因受国民党的“抗日”宣传而参加的。我之所以从军，则是由于反动思想支配，怀有个人企图，不是被骗，而是为了骗人，主动带头参加来起影响作用的。从军以前的三年中，我在兰州宣传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五五宪草》，这次从军，是为了进一步对领袖表示忠诚，企图借以得到他的赏识，达到往上爬的目的。我充当了这一运动的急先锋之后，兰州的《西北日报》和《民国日报》披露出来，散布影响。这时我在报上见有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地质学教授郁士元从军的消息，我和郁士元一九三一年同在北平筹办过国民党的基层党部，共过事，这次参军，都是为了响应“号召”，起带头作用，彼此思想上共鸣，行动上如出一辙。

　　当时，在教育界服务而从军的，还有东北大学教授吴希庸、中央政治学校训导长徐治明、朝阳大学训导长周启才、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国文教员王持华等人。

　　二、青年军的政工

　　蒋军的政工，很长时期以来，有以贺衷寒为首的政工系统。建立青年军时，蒋介石为了使蒋经国另立一个新的政工系统，没有调用老牌政工人员，而以当时充当三青团中央干校教官长的蒋经国，为青年军政工班主任，主持政工训练。并规定青年军的政工人员，非经过青年军政工班受训或担任本班训练工作者，不能担任。而受训人员，又必须从从军的人员中挑选。

　　(一)我是怎样参加青年军政工训练工作的？

　　在兰州从军，被挑选为政工人员的，除我以外还有施应霆（国民党西北训练团职员）、刘志读（三青团骨干，西北师范学院学生）和三青团甘肃支团部的下级机构中的几个骨干分子。我们乘飞机到达重庆之后，首先在三青团中央团部接受了组织处长康泽的点名，并听了书记长胡庶华在从军者被选为政工人员的聚餐会上的讲话。胡鼓励我们：“努力加餐！努力工作！”这时，我进一步意识到：这次是负有三青团的使命从军的，在青年军工作，是三青团团务工作的继续，一定要以办三青团团务的精神，来做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务期不辱使命。

　　我听说青年军政工班的主任是蒋经国，觉得能够和“太子”接近，在政治上不失为一条新的途径。入班前，我们从兰州来的政工人员，去到浮图关（后改复兴关）三青团中央干校见蒋经国。那天蒋经国穿的是褪了色的灰粗布棉大衣，说话显得平易近人。

　　我为了在三青团政工班搞到一个工作位置，施用钻营伎俩，请托我在北平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的同学、三青团中央团部编审室副主任许大川，写信向三青团中央干校训导处长兼青年军政工班训导组长胡轨介绍，胡轨取得蒋经国同意，派我为青年军政工班第二期中队训导员，我感到非常满意。

　　青年军政工班的训导机构，每中队有一个训导员，下面有三个训导干事。我中队的训导干事是施应霆、陶煦（办过三青团的团务）和周启才。他们三人对于做这种训导工作全是熟手，劲头十足，诸如小组会议、壁报、体育等活动，都力求做得合乎班本部的要求，以邀得蒋经国的赏识。

　　我注意小组会议所做的思想灌输和思想考核，挑选出思想表现突出的学员，在考核表上列为“优秀”，以备结束时核派工作的参考。我又亲自指导学员编写壁报，并教学员画一“云龙图”，以装饰报头，象征学员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精神。学员中也有人写了一篇《我们的训导员》，把我吹捧了一番。

　　班本部的政治总教官是特务头子邓文仪。教务组长王政、训导组长胡轨、事务组长范魁书是三青团中央干校教务、训导、事务方面的负责人。其他职员，也多由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职员调兼。我同他们竭力拉拢，搞好人事关系。

　　(二)我在青年军政工班所见到的蒋经国

　　青年军政工班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也就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所在的地方。一九四〇年七月，我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九期受训时，曾经来过这里。这次重来，对环境布置没有感到有什么大的不同，比较醒目的是山坡上多了“青年军是革命的武装学校”之类的标语。无论哪一个国民党办的训练班，训练的中心都是吹捧蒋介石，青年军政工班当然也不例外。但蒋经国并不用张口闭口“拥护领袖”的那一套做法，而是尽量为祸国殃民的国民党统治者进行辩解，为他们开脱罪责。他有一次对青年军政工班的学员讲话，说：“中国好比一辆破旧的汽车，司机多好，也保不定要抛锚。”

　　办青年军政工班第二期的时候，蒋经国到江西去了一趟，在班的时间不如第一期的时候多，没有演出“爬好汉坡”和在学员队前唱《两只老虎》歌那一套，而只是做了一次夜间紧急集合。那一天晚饭后，政工班大队长黎天铎暗地告诉我：“今天晚上，睡觉不要脱衣服，要做紧急集合。”深夜中集合号响，受训的人集合在礼堂后的操场上，蒋经国鼓着嗓子作了一通“精神讲话”，闹得人们精神紧张，迷迷糊糊，究竟是假定的什么紧急情况，到底也没有弄明白。

　　训练将结束时，蒋经国来到操场看学员打篮球，有一个学员发现了蒋经国在场边站着，便鼓足了劲猛跑猛打，被蒋经国看中了，记下了他的名字，以后派了军阶比较高的工作（应派连级而派了营级）。

　　蒋经国在班里有两件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是他在学员队上吃饭，发觉菜里有煤油气味，立刻告诉队上负责人，要他改善伙食。又一次是中队长方震亚要把一个不听指挥的学员关禁闭，蒋经国知道后大不以为然，结果便没有关。

　　在青年军政工班第二期短短的几个星期中，我也从侧面听到有人暗地谈论蒋经国既狭隘又专横，小圈子划得很窄小，凡事他说了算，不听别人的意见。我听了这样的议论和一些传说的事情，对蒋经国有了一个印象，觉得他常常凭喜怒用事，令人难以捉摸。我当时虽然为了得到往上爬的阶梯，甘心愿意为蒋经国充当心腹，但又觉得这个人不好共事，时刻存有戒心，深怕被他一脚踢开。

　　(三)青年军政工的特点

　　一九四五年春，青年军政治部成立，蒋经国任主任。按隶属关系，青年军政治部隶于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事实上，青年军政治部和青年军各师政治部的人事，全由蒋经国一手独揽。蒋经国核派的师政治部主任，初期有二〇一师徐恒瀛，二〇二师杨柏森，二〇三师余纪忠，二〇四师霍建勋，二〇五师钟焕臻，二〇六师薛纯德，二〇七师葛建时，二〇八师詹纯鉴，另外还有后来的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孙德中。原来在蒋军中师级的政治部主任，以军校或军校政训班出身者居多，青年军的师政治部主任，除钟焕臻系军校出身，参加青年军政工班训练工作，被派为师政治部主任外，其他多系文职人员出身。

　　青年军政工人事方面，蒋经国最重视团级的督导员（蒋军一般部队称指导员），首先派那些三青团中央干校学生从军又在青年军政工班受过训的人担任，其次才派其他青年军政工班毕业的人担任。他对青年军的团督导员畀以特殊的地位，和一般军队的团指导员不同，而和一般部队的师政治部主任的地位略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重庆浮图关由白崇禧主持举行的全国政工会议，就有青年军的团督导员参加（没有一般部队的团指导员）。这个会议，通过了成立“党政军联席会报”的决策性的议案。

　　青年军政工人员佩带的符号也有它的特点，不同于一般部队按将、校、尉分别佩带红黄蓝三色符号，而一律佩带黑边符号。其用意所在，据说是因为政工人员也跟士兵一样，都是从军的，都带黑边符号，免得以官阶刺激士兵，引起不满。

　　蒋经国很想在青年军中建立三青团的组织，但因为碍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提出，所以迟迟未即设立。而实际上，青年军师政治部主任以下的政工人员，或者原在三青团的机构工作，或与三青团有极密切的关系，他们是以办三青团团务的精神，来办青年军的政工，虽不具三青团之名，而有三青团之实。他们的中心工作，就是在青年军中，极力吹捧蒋介石父子，诋毁马列主义，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四)以干校为中心扩张势力

　　随着青年军政工班和青年军政治部的成立，蒋经国一派的势力扩大了。原来所谓的“蒋经国派”，主要有三部分，即：1.蒋经国的留苏同学、托派分子；2.所谓“赣南系”；3.三青团干校系。现在又增加了青年军政工班中的教职员和学生。“蒋经国派”没有采取象军统、中统那样的组织形式，而只用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这样的封建社团形式，来进行联系活动。为了把青年团政工班的一部分教职员纳入三青团中央干校校友会，蒋经国规定凡青年军政工班职员，可视为三青团中央干校职员。这个三青团中央干校校友会，在国内各大城市可设校友分会。后在北平成立校友分会，我以青年军政工班职员亦即三青团中央干校职员，参加了分会工作。这个分会设在北平梯子胡同一号，和青年军复员通讯处在一起，总负责人是青年军二〇八师新闻处处长范魁书。

　　青年军政治部成立后，我充政治部视导。我在视察青年军各师政工时，也留心政工人事，因所采取的是以三青团中央干校分子为中心的政策，师里的主要政工位置，几乎全为三青团中央干校分子所占据，非三青团干校毕业而仅为青年军政工班毕业者，则相差一筹。起初充青年军师政治部主任者，有三青团中央干校的职员而没有毕业学生，后来三青团中央干校的毕业生也有充任师新闻处处长（政治部主任改称）的（如青年军二〇六师新闻处处长赖钟声）。这一群刚从干校出来的人，往上爬得很快，青年军刚成立时充当师政治部主任的人，逐渐为干校出身的人所代替。蒋经国扩充他的势力，亲信党羽遍及蒋管区各省市，并不局限于青年军政工方面。他把他的派系中人安插为各省政府的委员、厅长、处长、县长，支持他们搞党务团务、参议会等活动，到处抓位置，抢地盘，因此也常和CC派分子发生摩擦。

　　三、蒋经国和邓文仪

　　邓文仪在青年军政工班充政治总教官时，他的家眷就住在三青团中央干校的一所职员宿舍内，同蒋经国的关系很近。政工班中有人传说邓文仪在第三战区任政治部主任时，因与顾祝同闹摩擦，回到重庆，政治上一时不得意，才同蒋经国拉留苏同学的关系，以老牌政工特务头子的身份，来帮蒋经国建立青年军的政工，借以在政治上来一个转圜，求得蒋介石对他再度重用。一九四五年，邓文仪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这年年底，青年军政治部结束，蒋经国到东北任外交特派员，邓文仪任青年军政工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接管青年军各师的政工，而实际上不管是人事或工作方面，仍与蒋经国任政治部主任时一样，没有任何变动。邓文仪在青年军政工指导委员会，只是指挥其部下编印了几种青年军政治教程，做了些编辑和视察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部，邓文仪任该部新闻局局长（后改称政工局），蒋经国任该部预备干部局局长，又兼政工总督导，有督导全国部队政工的权力。这两个局——新闻局和预备干部局都管青年军的政工，形成了双重管理。蒋经国对青年军各师政工的人事权，掌握得很紧，各师的政工人员都须由他核派，不得他的同意，邓文仪派了人，也不能到差。青年军的政工人事，一直维持着以三青团中央干校分子为中心的局面。蒋邓二人，各划有小圈子，有时为争权夺利发生摩擦，占上风的总在蒋经国的一方。

　　四、刘安祺对蒋氏父子的吹捧

　　蒋经国除了造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青年军政工系统以外，在青年军师长当中，也有同蒋经国特别接近，后来成了蒋经国派系中人的，曾先后任青年军二〇五师师长和第六军军长的刘安祺，就是一个典型。刘安祺自命是蒋介石的最忠实的学生。一九四五年秋他任青年军二〇五师师长时，有一天在贵州修文该师师部前广场上对官兵讲话，在露天讲台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了一个“一”字，大谈什么“天下乌乎定？定于一。”翻来覆去地胡诌了二三十分钟，其实不外是要绝对服从“一个领袖”的意思。

　　刘安祺又以荒诞绝伦的编造，来为蒋经国吹捧，制造偶像。一九四六年秋，刘安祺兼国防部新闻局綦江新闻班主任，中秋晚上在该班办公楼前广场上看月亮，我也在场（我那时兼该班主任指导员），听他胡说八道，讲“蒋经国在赣南为女鬼伸冤”的故事。他说：女鬼生前是一个女仆，被财主打死……她向蒋主任告状的时候，声音很细，刚刚听得出来，呜咽着诉说她屈死的冤情……。刘安祺为了颂扬蒋经国在赣南几年的“政绩”，竟凭空捏造了一个类似《包公案》中的青天大老爷，真是何等的荒唐！不过当时我在一旁，还听得津津有味哩！

　　五、青年军二〇八师罪行种种

　　我曾以青年军政治部视导的身份，到青年军第二〇五师督促推行干部训练，特别是政治训练。第一期青年军准备复员的时候，我以青年军政工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视察青年军二〇四师，宣传国民党中央对青年军复员的士兵负责安置复学就业，以图安定军心。我又曾兼国防部新闻局綦江新闻班主任指导员，督促各队加强政治训练和特工技术训练，力图把受训学员制造成为特务爪牙。

　　青年军第一期于一九四六年夏复员后，接着又召集第二期。第一期时，表面上还打着抗日招牌，反共还采取半隐蔽的形式。到了第二期，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反共反人民就肆无忌惮了，在第一期没敢公然做的坏事，这时公然地做起来了。如在第一期，反动派没敢在青年军中发展三青团的组织，到了第二期，便公开地在青年军中，登记三青团的团员（驻北平的二〇八师，在一九四六年烈士兵填入三青团的表格），特务训练更加狂热起来。蒋经国在一九四六年夏带同托派分子叶青，到北平举办夏令营，吸收了一批日伪时期高等学校的学生，充当政工特务。一九四七年夏，他又派预备干部局副局长贾亦斌到北平主持办理夏令营，企图将北平各校的三青团团员和该校的复员青年军揉合一起，在校内破坏学生运动。青年军二〇八师在北平举办了“冀鲁绥靖区乡镇干部训练班”和“新闻班北平分班”，制造出大批的“人民服务队”成员，编成了四十一个人民服务小队，分布在华北蒋军各师旅，做密报、逮捕、迫害革命人员的罪恶勾当。一九四八年秋后，青年军二〇八师由北平开到唐山一带后，又举办“戡建班”，就地训练特务爪牙，企图在冀东破坏解放区革命政权。蒋经国有时到青年军各师视察，有一次（大约在一九四六年冬）他视察驻长辛店二老庄的青年军二〇八师吴渊明团，看见该团“中正室”挂着鲁迅先生的像片，立命摘下。青年军二〇八师在一九四七年春，疯狂地镇压北平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在一九四八年北平“七五事件”中，

　　青年军二〇八师是屠杀东北青年的主凶。

　　我在一九四七年底离开青年军二〇八师以前，充任该师主任政治教官，对士兵灌输反动思想毒素，使他们仇恨人民，反抗革命。一九四七年夏，我充青年军夏令营训导组长，把同一学校的三青团团员和复员青年军混合编成若干小组，使他们在讨论问题中，统一观点，融洽感情，回校后在破坏学运中步调一致。一九四七年冬，我又在“北平新闻班”中兼教务组长，邀请特务头子张家铨、陈楚之、张荫梧等，讲授《情报技术》、《共产党地下工作》和《民众组训》等课程，使受训学员掌握反动伎俩。一九四七年底，我离开青年军，在华北“剿总”政工处充上校专员，直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后我在共产党和政府耐心教育下，才走上了新生的光明大道。

　　（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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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培养干部的基地（夏明曦）

　　——中央干部学校侧记

　　蒋经国去台湾，有一套从大陆带去的完整的干部班底，这套班底，早在四十年代开始，从溪口到赣州、到重庆，由小到大，由点到面，逐渐形成。其中主要包括溪口武岭派、赣州派和干校派三方面。而以赣州派力量最雄厚。因此，更得到小蒋的信任和依赖，在今天的台湾政治圈子里起着更大的作用。笔者当年曾置身干校，现凭记忆所及，漫记如下：

　　一

　　“中央干校”的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创立于一九四四年。校址设在重庆两路口上去复兴关（浮图关）原“中央训练团”的旧址。校长由蒋中正兼任。教育长是蒋经国。这是蒋介石为其儿子培养个人干部的一个重要基地。因此，蒋特派黄埔四期生胡轨当他的助手。

　　胡轨，江西人，年龄稍大于经国数岁，瘦个子，中等身材，架着一副白金丝边眼镜。为人方正，处事严谨。

　　后期由于蒋经国兼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又担任三青团第二处长，忙于对外活动，干校的具体工作，悉归胡轨处理。

　　干校的学习体制分研究部与专修科。研究部的招生对象是各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均经过考试录取入学。学习内容：研究部专攻政法、经济；专修科设地方行政、自治、童体、企业管理等，学习期限两年，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工作。经干校分配的学生，表面上虽在中央和地方机关服务，实际是给蒋充耳目，为蒋私人效劳。

　　学校的行政编制分设三处：即教务处、训育处和总务处。处下设股组，分别进行工作。

　　一九四五年秋，我由青年军政治部调入干校出版社工作，当时的人事配备是：教务处长王政；训育处长胡轨，副处长张一清、张国维；总务处长施季言（四六年由徐季元继任）。另设秘书室，由陈诚介绍的谢然之当主任秘书（谢于胜利后赴美留学）；下面设秘书两人：一是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的国文教员黄寄慈，一是任赣县县政府秘书的游鲲。两人皆由赣州随之同来。

　　教务处长王政，原是中央大学教务长，留美，在教育界较有地位。干校的教授大多聘自中大、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教授来兼任。如训育处副处长张一清，原来就是从中央政校调来，留学法国。总务处长施季言，留美，由东吴大学调任。

　　干校的中、下级干部来源：一是蒋经国自赣州和溪口武岭学校带来；二是由青年军政治部调任；三是选用干校第一期毕业生。此外，还邀聘他的留苏同学多人来担任干校的教职，当上层骨干。

　　在以上三个处长中，总务处长施季言，与蒋家的渊源最深，关系更密切。故在这里做一下详尽的叙述：

　　施季言，江苏海门人，基督教徒，早年留美，因而与宋美龄手下“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相熟。施因是基督教徒，回国后任苏州东吴大学总务长。本人精于园艺布置，宋美龄介绍他入复兴关中央训练团设计经营园林，颇得蒋宠信，后中央干校在原址创立，遂委任为总务处长。施季言搞总务，有一套海门人的班底，凡军需、供应财务，悉委之海门老乡，自己专负责督管环境美化事务。我们常常看见他在烈日之下，一手撑布伞、一手拿手杖，在指手划脚，指挥校工剪裁花木和铺设草坪。

　　在施季言的精心谋划和管理下，使这一块五、六里见方的校园修饰得十分完美，花木葱郁、环境幽雅。因而博得蒋氏父子及宋美龄的欢心。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即派他到溪口任武岭学校校务长，兼管丰镐房的家务。武岭学校是蒋介石秉母命而办的私人学校，校长由蒋介石自兼。自办起后，校务主任先后由张明镐（奉化人，留日学生）、王家骧（江苏人，留美，宋美龄的同学）、邓士萍（留美，抗日后追随黄仁霖，组织“孟姜女”剧团访美演出）、张恺（留日，后任赣县县长、赣州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等人担任过。抗战前的武岭学校校务主任，专负责学校行政业务。丰镐房的家务，由蒋的姐夫宋周运和他的儿子宋涨生照管；战后宋周运病故，宋涨生被日机炸死，蒋经国由重庆来到溪口，遂将自己故宅的内外家务，悉委施季言兼管。施利用蒋家关系，藉“武岭”牌子，向上海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领取很多联合国救济给中国人民的物资，从中私饱。武岭学校光为办领救济物资事，特地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可见当时领到物资之多。

　　训育处副处长张一清，是全校年龄最大的一人，瘦个子，善于写文，由中政校调来。另一副处长张国维，是个实力派。张国维个子矮小、结实，文质彬彬，又兼任着干校出版社社长。

　　出版社聘请教授吴恩裕当总编辑。吴在中大、政校和干校三校授课，颇具名气。虽说是出版社，实际只出版“正气月刊”一种，别无他书刊行，徒具形式。月刊的总编辑是吴恩裕，主编为湖南人周酉村，由青年军政治部转来，此人四七年任南京“中央日报”主笔，解放后不知去向。经理向长鸿（四川万县人），是干校一期生，四七年在南京郊区任青年军二〇四师新闻处长，解放前夕随部队去台湾。我担任编辑。另一编辑文端人，湖南人，也是干校一期生。一九四五年末干校与政校合并为国立政治大学，文被调去政大工作。一九四九年“政大”迁台湾，文跟之同去。

　　“正气月刊”文稿大多由张国维、吴恩裕两人组写，先由吴恩裕审编，最后由张国维定稿，只出刊两期，即“寿终正寝”。原因是：干校撤销、人员分散。

　　干校出版社撤销后，原青年军政治部的一批高干、留苏同学，如高理文（正气日报社长）、朱惠之（青年军新战士出版社总经理）、以及李白江（青年报总经理）、洪长铭（青年军政治部少将人事组长）等，秉承小蒋的意图，挪出青年军政治部节余经费一千万元，去上海创立文化基地，如办印刷厂、出版“正气日报”、开设书店、发行刊物等等。当时已派出朱惠之飞上海筹备，其时，蒋经国发表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他看到东北的幅员广阔，物资丰富，立即发了一个电报与重庆他的“总部”，说：我们的事业基地在东北，而不在上海，叫朱惠之停止在沪活动，返回重庆待命。文质彬彬的朱惠之，从此安居在上海，再也没有为他的同学“效犬马之劳”了。

　　前面已经说过，蒋经国的私人秘书黄寄慈，原是奉化溪口武岭学校的一名国文教员，本人精通古文和书法，善长金石。小蒋有十余颗私章均为黄亲刻，由他保管，并代掌管蒋私人文书。同时，黄又经常陪伴经国之母毛福梅、姑母蒋瑞春等人打小牌，是“丰镐房”里的牌友，因而甚得蒋氏母子的器重。蒋经国任赣州专员时，即带黄往任秘书。到重庆，亦跟之入渝，任干校秘书；四六年蒋回南京又同来，撤离大陆前夕，奔去台湾。消息传来，现已退休，侨居美国渥太华市。人事秘书游鲲，江西人，原任赣县助理秘书，后随蒋至渝任干校秘书，代蒋处理干部的福利事务。诸凡在蒋身边的高级干部中，有生活困难，或过年过节时，报蒋批准，致送“红包”，以安干部为蒋效劳之心。后游为解放军俘获，闻说已死。

　　二

　　蒋经国在创立干校之初，确也费过一番苦心，他非常讲究环境布置，制造气氛。一入校门，就有一些诱惑力极大的大幅标语口号，张挂其上，诸如“双手万能”、“劳动创造世界”等等，十分触目。不论是寒冬雪天，当起床号吹过，紧接着是吹集合号，早操开始，身任教育长的蒋经国，赤着上身，亲自带领各处、组人员及全校千余师生去操场上绕圈跑步。一年以后，时过境迁，也就“虎头蛇尾”、无声无息了。

　　星期一早上，照例做“总理纪念周”，由学校邀请著名人士如李惟果等与蒋经国交往好的人来讲话，也有蒋经国自己的“训话”，他那带有沙声的浙江官腔，声音嘹亮，听来好像感情丰富，其实皆是欺人之谈，只是有一次，他倒讲了真话。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毛主席到重庆来和谈，蒋介石为谈话方便，把他接到长江对岸黄山官邸去住了一、二天。蒋经国去见过毛主席，回来后，他在纪念周上对我们说：“共产党人真有毅力，表现在生活细节上，毛泽东每天要抽一厅烟（即五十支装），烟瘾这么大，但鉴于我父亲不喜吸烟，故在谈话期间，竟把烟戒掉不抽。由此，我们对他们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

　　三

　　中央干部学校的供给待遇，在国民党战时机关、学校中，是得天独厚，可说是非常优厚的，既享受行政机关的薪给标准，又有军队的实物供给待遇。学生入学，全部公费，还领取一个士兵的给养，虽然在战时物价高涨声中，一般公教人员都极清苦，难于应付生活，但在这里，尚无生活困难之忧！致能令学员安心学习，教师安心执教。

　　复兴关面临长江之滨，树木繁多，风景秀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在此修建一排三层洋楼，供盟军总部之用。故人们均以“美军大楼”称之。一九四五年美军撤离，大楼遂归干校所用。时青年军政治部尚未撤销，亦在同一周围圈办公。两个机构，一个领导，人事不清，公私不分，只有在中国封建家长式的政治制度下才会出现此种怪现象。

　　四

　　中央干校的大礼堂，原为中央训练团所造：堂前是检阅台，台前一片操场，师生每日晨操就在此举行。台后为讲台，左右两侧是化妆室和休息室。礼堂内无座位，因为每次做纪念周，参加的人都是排队站着听讲。但也备有坐椅，那是举行文艺晚会时让大家坐着看的，只是临时安放而已。

　　蒋介石喜观京剧。战时的重庆，无讲究剧院，加之敌机来袭，警报频繁，所以，每当招待外宾或节日晚会，蒋总在此举行。记得一九四五年八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曾在这里接连举办了三个晚会。晚会的节目是由厉家班京剧团演出京剧。记得第一天晚上招待美国大使赫尔利；第二天晚上招待英国大使许阁森；第三天晚上招待苏联大使罗申，并邀请了毛主席。这次晚会，总招待是卜道明，副总招待就是蒋经国。在招待毛主席晚会的那晚六时半以后，我们看见一辆簇新的轿车从西面大道上驶来，在干校大礼堂门口停下，车门开处，跳下两个魁梧的人物：着西服的是苏联大使罗申，穿蓝制服的便是毛主席。蒋介石即从舞台左侧休息室里出外迎接，亲自陪同客人进场。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坐在最后一排，只见毛主席坐在蒋介石与罗申大使中间。左右前后陪同观剧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就有：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张群、陈立夫、朱家骅、王世杰、张治中、翁文灏、吴国桢、李俊龙等。那晚，周恩来与宋美龄则未出席。厉家班演出的剧目是：“穆桂英挂帅”。上演前，蒋介石上台致了欢迎词，毛主席致谢词。九时许，舞台休息，毛主席与罗申大使离座告辞，蒋介石亲自送他们上车，又返回座位继续观剧。

　　以上是干校大礼堂的点滴概况，它给中国近代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特记之，以留鸿爪。

　　五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报纸的号外送到复兴关，中央干校的全体师生，欢欣若狂，纷纷做胜利还都的准备。谁知隔不了几个月，消息传出：教育部决定把设立在重庆南温泉的国民党办的“中央政治学校”与设立在复兴关三青团办的“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组成立“国立政治大学”，迁返南京。教育部任命段锡朋为校长。这一消息发布后，

　　在原干校内部，人心不定，猜测纷纭：谁去？谁不去？而身为教育长的蒋经国，则受命任东北外交特派员。我就在这个变迁的阶段中离开干校，到另一个工作岗位上去了。

　　这里要补充一下：“中央干部学校”虽然并掉了，但它的一帮人马，仍在继续活动，这就是胜利还都以后，国民党为对复员、复学的原青年军战士进行管理领导，在南京国防部下面设立了“预备干部局”，任命蒋经国为局长，贾亦斌为副局长，企图继续利用青年军学生，为他们制造内战储备力量。与此同时，蒋经国效他父亲当年在南京设立黄埔同学会来巩固自己势力的样式，在南京新街口××巷，购置一栋洋房，设立“干校校友会”。主其事者是蒋的留苏同学、前赣州专员公署秘书、后施季言任校总务处长的徐季元。校友会设总干事，由徐担任。下设总务、调查、登记各组，均有专人负责，办理档案、联络、卡片登记事宜。校友会并设有招待所、食堂，凡失业校友，凭证件均可来此住宿，不须缴费，必要时，还可领取生活费。四七年，蒋经国从东北失败回南京，虽然活动频繁，但常自己驾驶吉普车，到校友会与大家座谈共餐。

　　蒋经国纵然野心很大，然那时他的羽毛未丰，CC 和政学系，还不买他的账，因此，干校毕业的学生，出路狭窄。小蒋除控制青年军几个师的政工人员和重庆、长春、杭州、嘉兴等几个青年中学的教职员工外，为安排学生的出路，还得亲自出马，向几个“父执”辈打招呼。一九四八年，国民党为力挽经济狂澜，派他到上海，出任行政院驻上海经济督导员，干校学生始露头角，如研究部的学生王昇，任经济戡建大队长；王治平、陈志競两人分别任闸北和杨浦区区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派了研究部学生陈正予等人插入到“申报馆”工作。至于徐季元本人，曾一度谋画杭州市长，藉此照应自己在杭州里西湖白堤一号的住家。终因敌不过CC周象贤来头大。因此，只好把徐季元这张牌抽回来。

　　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国府西街三十三号与“朝报”总编辑谢鸣雄合办“大夏晚报”印刷厂，承接干校校友会编写的一本“校友通讯录”业务，厚达百余页，原来蒋经国把青年军的政工人员都编入到“通讯录”里，认做校友。由此，可见他对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早已有了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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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出掌政大风波（天龙）

　　政治大学前身是中央政治学校，校长由蒋介石自兼，蒋日理万机，当无暇顾及校务，实权落在教育长身上。

　　胜利后蒋经国系的中央干校与政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预定由蒋经国出任国立政大的教育长，蒋介石自兼校长，这不仅继续保持“父子家校”的传统，而且还吃掉了中央政校，削弱了CC的势力。这又是一举两得的如意算盘。所以，在重庆决定并校之初，蒋经国在干校的高层会议上表示：“将来在政大，我们将要进一步地发扬我们干校的‘革命传统’，实现我们理想的目标。”于是干校上下，一个个都像是心中有数，将来在南京新成立的国立政大，教育长准是蒋经国，这等于干校复员还都，换上一块更大的新招牌。

　　蒋经国派他的亲信、留俄同学、教育长办公室主任俞季虞，和赣南旧部、秘书游鲲，担任会商并校的代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先到南京，他们住在南京励志社蒋经国的私人办公处。蒋在励志社开了一套房子，有办公室、宿舍和会议室，那里便成为“太子系”进驻南京的指挥所。同时，那里又是中央干校的代表临时办事处。因为，中央干校的校本部还在重庆。这一来，就暴露了干校的一个先天的弱点，它的历史太短，与首都无缘，它的人员来到南京就没有落脚的基点。

　　相反的，中央政校却大不相同了，它在南京明瓦廊有战前的校舍。早在国府代表到南京受降，CC系就布置中央政校的人员，到南京接收了，随即修葺政校校舍，一九四五年冬，政校的师生就开始陆续东下复员。一九四六年，“五·五”复员令下，政校就在南京宣布复校上课了。这样一来，政府的规模，恢复了旧观，并在一九四六年秋季始业，又招收了一批新生，政校在学的学生有一千数百人，教职员约三百多人。政校彼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复员之后，恢复原有的规模，这是一所完整的学校。

　　干校则显然是相形见绌了，干校在南京什么底子也没有。当着胜利之初，政校陆续进行复原的时候，干校还在做迁校北平的幻梦。一九四六年初，并校的决定宣布后，干校只得在重庆着手办理结束。专修部第一期，在一九四六年夏，正好修业两年期满，毕业分发。研究部第二期修业已满一年，也草草毕业。最差劲的一着，是一九四六年夏没有招收新生。原定大学部于一九四六年开办招生，因学校动向不定而作罢。专修部第二期，本来一九四五年夏预定招生，但因忙于续办“青年军政工班”二、三期而耽搁了。一九四六年夏，因并校已定，专修部也不继续招生了。一九四六年春，为了适应青年军复员的措施，让青年军中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官兵，有深造的机会，中央干校决定在青年军各师招收研究部学生，预定在一九四六年秋季始业，开办研究部第三期。在青年军各师招生的结果，由于程度参差，勉强录取的只有五十多人，又没有再向外公开招生。这样一来，干校在重庆结束，学生就全部毕业离校了。未入学者，仅有新招的研究部第三期学生五十多人，因而，干校是空无一名在校学生。同政校会商并校，两校相对，简直不成比例。因此，干校谈判的代表游鲲当时给笔者写信说：到南京和对方接触后，他们人多势众，这不是合并，而成了政校吞并了干校，蒋教育长也察觉了这种态势，正在谋求挽救。

　　如何挽救呢？这就是随后在会商人员任用上，争取优势地位。

　　CC系又通过教育部，不待重庆干校结束，抢先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公布“国立政治大学”正式成立，校址仍设在政校的旧址，政校名义上结束，实际等于维持原来的规模，换上新的招牌。

　　第一步会商安置双方的人员，业务上的“三长”，干校争得一席“训导长”，原干校训导处长张一清，转到国立政大任训导长。教务长和总务长，都由原来政校的二长留任。

　　次为教授，干校的专任教授，本来就不多，知名之士更少，政大续聘干校教授未及十人，其中只有叶青、钱清廉（原干校教育处长）、黄建中、张含清几位，比较有些份量。职员大多数都是政校原班人马。

　　干校招收的研究部第三期学生五十多人，一九四六年春到政大注册入学，政大给予这寥寥数十人的所谓“研究部”，保持干校原来的教学体制，由张一清兼任该部主任，由原干校教授严鸿瑶（干校研究部第二期训导）任训导。表面上显得尊重干校体制，实际上在政大保留干校这么一个小摊摊，更显得干校特殊难堪。

　　最后，重要的关键性的一步，则是由最高当局国府主席兼政大校长蒋介石决定政大教育长的人选。

　　一九四七年三月，几经酝酿，侍从室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旨，让教育部签呈举荐蒋经国担任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并由国府主席蒋中正正式签布任命。

　　“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这个消息一经报上公布，虽不算是新闻，也颇引起人们注意。

　　“太子系”的人马，欢迎这个喜讯，兴奋地准备跟随蒋教育长，到国立政大去履新。彼时蒋经国已接任三青团中央部第二处（组训）处长，又兼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以后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简称“预干局”）处长。这两处的某些亲信，都等候即将到来的新的调整。于是蒋经国俨然又摆开了新的架势——“集团、军、校三长于一身”。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太子系接收东北失败，转到南京，声势赫赫，似乎另有可为。

　　岂料事出意外，当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某某号令，国民政府蒋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

　　“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珠炮式发出了震耳的口号——

　　“反对父子教育长！”

　　“反对父子家校！”

　　“蒋经国滚开吧！”

　　……

　　与此同时，学生纷纷拥向布告，在布告上狠狠画个“×”，有的在布告旁写字。

　　训导人员急忙赶到现场，劝导学生散去。据在场目击情况的严鸿瑶事后告诉笔者，他一得到发表蒋教育长的任命，就聚集研究部第三期的学生，准备到布告栏前，热烈鼓掌，以示欢迎。殊不料大群的学生拥到，群情愤慨激昂，吓得严鸿瑶缩在一角，不敢声张。训导长张一清也来到现场，无可奈何，只是连声招呼：“同学们，冷静一点！”“冷静吧！”“别乱叫！”

　　学生的行动，似乎早有预谋，他们一不做，二不休。有人为首倡议，随即在当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一、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对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二、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三、在校内外展开抗议运动。

　　散会后，顷刻间，校门口就挂上巨幅标语——

　　“政大学生一致坚决反对任命蒋经国为本校教育长。”

　　校园内更贴满了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标语，有的措词，对蒋极尽讥讽侮辱之能事。笔者彼时在南京中央团部任职，曾随同中央团部第五处调查组长倪志操，去到政大，作了现场的观察，那种强烈的、有组织的反蒋气氛，使人可以明显地看出，决不是某些学生的一时冲动。看到布告栏的“校长蒋中正”，都被涂污得字迹不辨，如此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向蒋氏父子开火，显然是有人幕后支撑。

　　政大的反蒋风潮，反映到蒋介石，他老人家大为震怒，凭借他对派系倾轧的经验，立即断定这是二陈从中捣鬼。马上召陈立夫到侍从室训斥一顿，限他即刻去政大告诫学生，必须克日复课，并遵从政府命令，热烈欢迎蒋教育长莅校就任。

　　陈立夫苦着脸，为自己辩白，说他对政大风潮，事前毫无预闻。并且强调：“这可能有异党分子藉故掀起学潮，从中捣乱。”陈立夫这句话，触动了蒋介石对“异党”的敏感。蒋随即着重指示：“要立刻调查，凡是带头闹事，有异党嫌疑的学生，一个也不要放过。要‘会同戴雨农（即军统）火速采取行动’。”又再次限令陈立夫第一步做到“复课、迎蒋”。“不得违误。”

　　陈立夫于是去到政校，先召集主要教职员作了简短的谈话，随即召集全校学生训话。他一方面强调中央政校长期以来，学生尊师重道、忠党爱国的良好校风；一方面对这次风潮，表示遗憾和痛心。向学生诉说了他受到校长训斥的委屈，要求学生体念他的苦衷，体念当局的用心，一切服从中央的决定，克日复课，免误学业，并维护国立政大的校誉。陈立夫善于词令，话中有话。会后他布置政大区党部清除校园内所有的反蒋标语，并制就一幅迎蒋的横幅标语，张挂在大礼堂前面，文曰：“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

　　当晚陈立夫又到侍从室向蒋介石复命，陈述他已经说服学生，政大业已挂出欢迎蒋教育长的大幅标语。同时，陈立夫又反映一个“重要情况”，据调查所得，这次政大反蒋风潮，有“青年军”复员学生从中带头鼓动。陈立夫的这番话，含意是证明蒋经国确是不得人心，连蒋经国自己培训过的青年军，并且又经蒋保送上大学，现在却反过来倒蒋。

　　蒋介石听了以后，肯定这是“异党”潜伏分子，从中捣乱，一定是彻查。由于这一“线索”，便引来了蒋经国下令“预干局”在复员青年军中，实行了一次大整肃，逮捕了一批人。

　　政校的“反蒋”风潮，使蒋经国受到又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他有几天都闷气不见客。随后他召集中央干校校友会人员到励志社开会，表示他决不担任国立政大教育长，已经向教育部送出了辞呈。他要求校友会人员，今后注重加强干校校友的联络和团结，把研究部第三期也列为中央干校校友。

　　蒋经国说：“我们干校各部班的学生，包括原‘青干班’学生，一共有几千人，大家团结起来，是一支很大的力量。”

　　这样一来，蒋经国出任国立政大教育长的算盘，又被打破了，中央干校并校另图发展的远景规划，也宣告报废。太子系的这一挫败，是非同小可的。它使得蒋经国的声誉，更为下降。由此，蒋经国对于CC系的仇恨，更重重地加码了，这就预伏着太子系和CC系的你死我活的长期斗争。随后，国立政大的教育长，折衷地另派殷锡朋充任，实际仍由CC系控制。蒋经国出长政大的风波算是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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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三干”与“一俄”（范龙言）

　　三干之一，为蒋经国担任江西赣南行政督察专员时的干部；随同到台湾的人数不多，而且到台的赣南干部，多是当时地位很低的地方基层人员，或到上海打过“老虎”，但面临一个全国性的“总政治部”局面，这些赣南干部在民国三十九、四十年左右，根本都派不上用场。拿王升来说，在赣南时期，是一名赣南县的联保主任（台湾的里长，大陆称保长，五个保，也就是五个里，由一个联保主任担任联系工作，称联保主任。）以后加入在江西的中央政治干部学校、战地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受训六七个月，结业之后，而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区的首县——赣州县中一个区的干事；虽然打老虎有他的份，到台以后，也把此时的“战干团”学员在铨叙时可“视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叙阶，经过这么一“叙”之后，王升在民国四十一年时任政工干校上校训育主任，竟“叙降”为中校官阶了。

　　“三干”的第二干，就是“战干团”，因为在赣南时蒋经国兼任中央政治干部学校战干团的教育长，战干团的学生乃成为他的第一批学生，自然也是第一批嫡系干部。所以，三干的第一“干”和第二“干”，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之两面。在初到台时想把他们推上庙堂自必不成事体，还得假以时日，经过培养之后方可成器。因之，四十一年开办政工干校（当时不称“政治作战干部学校”），不但蒋经国希望之所寄、全心全力培养的“第三干”干部，同时第一第二两“干”，也安置在干校中养望待时。

　　而“三干”的第三“干”，是在蒋经国的“小儿科时代”（即“太子时代”），第一期干校学生要到民国四十四年才毕业，出来之后授阶少尉，大部分军中的高级政工人员，仍不得不沿用由大陆赴台的各门各派老政工来担任。这些复兴岗干校刚毕业出来的嫡系干部，官阶既只少尉，人数也居劣势，在军中“伦理”、阶级森严的制度下，初期可说丝毫起不了作用。

　　“一俄”则指蒋经国留学俄国孙逸仙大学时的同学而言。这些人大部分在留俄时受过俄国的格别乌（特务）训练，在学识能力上干练多才，确有足多者。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严灵峰，曾做过福州市长，三十八年蒋经国一家来台前且一度寄住福州严家，真是有托妻寄子的交情。而严灵峰到台之后，绝意仕途，仅愿以私人身份，为蒋经国处理文墨笔札之类的工作，蒋经国若干著作，大部分是由严灵峰整理而后出版，其著者，则民国四十五年蒋介石七秩大寿，蒋经国著的《我的父亲》，整理和编辑的工作，即属严灵峰。严灵峰的笔下不凡，不但可从这些著作中窥出大概；而在“诽韩论战”时，他所作的若干文章之铿锵有声，则更可看出他的学问根底和功力了。然而“一俄”（自然不止一个严灵峰，像立委王新衡，也是知交。）对蒋经国困顿时代，也发生不了什么正面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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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方庆延）

　　蒋介石靠黄埔军校起家，知道的人很多；但蒋经国靠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够取得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权接乃父之班，爬上总统宝座？当然，老头子蒋介石的意志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更全面的答案，我觉得应该加上：“以中央干部学校为核心的有严密组织的干部体系，是他个人‘成功’的要素。”王升、李焕、楚崧秋等党、政、军实权人物，就是蒋经国干部体系中的嫡系。

　　一 蒋经国嫡系的形成

　　蒋经国回国后第一任官职是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总队长，以后熊式辉又让他兼新兵督练处处长；一九三九年六月，熊又提升他为赣州行政督察员兼保安司令。从此，他在赣南搞了一番“赣南新政”，熊极力为之吹捧，一时“蒋青天”和“青年政治家”传遍中外。

　　正当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时，蒋经国不甘心偏居于赣南一隅，乃父蒋介石又暗有打算，因此，就命他来到陪都重庆。蒋介石是精通权变的，他给儿子安排了一个既不为人瞩目，又能使之逐步势力雄厚，以便为将来夺权创造条件的位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为了显示这所学校在国民党政治生活里的特殊地位，蒋介石亲自兼任了校长的职务。

　　自此，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以蒋经国为首的姊妹学校，暗中向CC派展开了挑战。这种挑战虽是无声的，却是有力的。它预示着，国民党内“新太子派”终于产生并逐渐壮大起来。直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感到儿子羽毛已丰，为了缓和国民党内派系之间的矛盾，遂将两校合并成为“国立政治大学”。

　　一九四四年日军侵占独山，重庆朝野震惊。国民党乘机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名义是抗击敌寇，拯救民族危亡，实际上是想乘机扩张力量，以便将来对付共产党。此乃一箭双雕的策略。蒋氏父子当然不肯错失这一发展自己势力的良机。蒋介石旋命蒋经国担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兼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班主任，在重庆浮图关（后改名复兴关）训练青年军政工骨干。从此，蒋经国长期掌握青年军领导权，以此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是，一个以“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为核心，包括原赣南旧部，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和原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的蒋经国嫡系的干部体系便形成了，其基层是九个师的现役青年军和近十万人的复员青年军。

　　蒋经国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其嫡系力量，还成立了“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和“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两个常设机构，总会设于南京，各省、市均设支、分会。其负责人皆由“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生担任。总会备有基金，以确保其计划的执行。

　　二 强化组织，竭力支撑摇摇欲坠之国民党政府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所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陷入了土崩瓦解的境地：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战场完全处于劣势；江淮之间战势风云莫测；更严重的是蒋之部属开始众叛亲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焦虑不安，经常发怒骂人。他既担心湖南的程潜、云南的龙云，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又忧虑其嫡系部队军心不稳，起义投诚。想来想去，感到只有儿子蒋经国是最可靠的。蒋经国也深感其父临危授命之重，加之他也久怀“大志”，于是决以孤臣孽子之独木，来支撑摇摇欲坠之大厦。

　　蒋经国当时虽然只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中将副局长，表面只是替“老头子”当当副官，但他并未放松把自己的嫡系发动起来，乘机控制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发展个人派系势力。但是，要把组织松弛的力量，变为有力的行动集体并听命于他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来从事组织、训练、控制和指挥。为此，他勾画了一个严密的组织蓝图。四月中旬，他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二楼二号自己的住所（励志社是官方高级招待所，蒋经国在南京时经常住在这里），几次召集“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生江国栋、王升、肖涛英，策划成立秘密组织“铁血救国会”（代号社会问题座谈会）及其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代号为青年问题座谈会），作为组织领导机构。

　　三 铁血救国会的成立

　　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江国栋（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第二处上校副处长）到所属第四科办公室找我，悄悄地说：“教育长（指蒋经国）约你晚上七点钟到励志中学高二教室开会，他有话讲。”特别叮咛：“准时到，绝对保密！”我按时到了黄埔励志中学。那是个星期六，又是黄昏时刻，校园特别冷寂，不见一个人。不一会，校园里有人影移动，走近了才看出是肖涛英，原来他是专门负责接待的。他低声对我说：“就在后面高二教室，到的人不少了。”我心里很纳闷，为什么今天这么神秘？再向前走，每个路口都有人指路。我走进高二教室时，电灯早亮了，多数座位都坐满了人，大家都静悄悄的，仿佛是小学生正等候老师，江国栋拿着一叠文件站在门口，见到我轻声说：“坐下吧，教育长就到了。”

　　我坐定之后举目观望，只见胡轨（原中央干部学校副教育长，当时任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中将总队长）离我不远，我们彼此善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贾亦斌走了进来。他当时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是蒋经国在国防部的副手。这时我暗自诧异，贾不是嫡系，怎么也来了呢？不久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口音，“教育长马上就到。”原来，励志中学和励志社各有大门，内部却是相通的。蒋经国从住所励志社二楼二号下楼，走便门不用两分钟就来到会场。蒋进来时，所有与会的人都站起来鼓掌欢迎，他脸上现出兴奋而满意的表情。他走上讲台以后，脸上突然阴沉下来，用沙哑而低沉的腔调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一直最信任、最有才干、最忠诚于校长的伟大事业的骨干。值此革命大业面临存亡绝续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这正是考验每个人的灵魂与良知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成为疾风劲草，中流砥柱，要永远忠于三民主义，忠于校长。要做孤臣孽子，坚决执行校长的反共政策，不成功便成仁，至死不渝此心。……当前，国民党内部腐化，而共产党恶化，都不能成功，我们主张‘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也反对国民党的腐化，两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接着，他提出，要完成这个伟大革命使命，就必须发展“第三种势力”。随即提出成立一个秘密核心领导组织“铁血救国会”，代号“社会问题座谈会”，作为反共的领导组织。

　　在所谓征询意见之后，马上举行入会宣誓。监誓人是蒋经国。我们各人领了一张油印的“誓词”，蒋便举起右手，带领我们念“誓词”。内容是：

　　余以至诚，忠于三民主义革命事业，坚决拥护校长的反共救国政策，服从组织，服从命令，保守机密，如有泄露违反，甘受最严厉之惩处……永矢不渝，此誓。

　　宣誓后，蒋经国离开会场。我们当场填写“入会登记表”，交回誓词，才纷纷离开。我同江国栋、王升、肖涛英、许功锐等人是最后走的。

　　那天还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我们几个人在清点“铁血救国会入会申请书”和“誓词”时，发现“誓词”少了一张。这就是说，其中必有人违犯纪律将“誓词”带走了。在这个秘密组织初成立时就出现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都瞪大眼睛，把空荡荡的教室找遍了也未发现。最后大家分析有嫌疑的人，但由于“誓词”只是借给宣誓人念一遍，并未填写姓名，所以很难断定是谁拿走的，只能提出怀疑。王升断定是贾亦斌，要去追赶搜查，江国栋和我们都不赞成，认为这样做后果不好，想来想去只得作罢。

　　然而，这个小插曲却像一块铅一样地压在蒋经国的心头，而且越来越重。从此他对贾亦斌一直采取明亲暗疏的办法，所有“铁血救国会”的活动，都有意避开他。同时，王升和江国栋等还开始对贾进行暗中监视。事隔三十多年以后，不知贾亦斌是否有所察觉？

　　四 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成立

　　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代号“青年问题座谈会”，是蒋经国嫡系中的秘密领导核心，是他的智囊团。此后，一直担负蒋经国“新太子系”的最高参谋、决策和指挥任务。就在铁血救国会成立后的第三天（星期一）上午十时，蒋经国在住所励志社二楼二号匆忙地成立了中正学社。用王升的话说，就叫“希特勒的智囊团”，这是蒋经国听来感到很悦耳的名字。“中正学社章程”，是以“铁血救国会章程”为蓝本，略加增减而成。“誓词”、“入社申请表”变动都不大，只是在决定人选方面，动了不少脑筋，而且有所争论，最后只得由蒋经国本人定夺。争论的问题，一是名额，二是分配，三是哪些人参加。

　　关于名额问题，蒋经国的意见是：中正学社的性质既是秘密核心领导组织，就必须精悍有力，人数也不宜多；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代表性，决定名额为二十一人，名额分配要全面与重点相结合。蒋所控制的各个部分都有人参加，但重点在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生。最后决定：研究部第一期（以下简称“研一期”）十一名，研究部第二期（以下简称“研二期”）两名，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两名，赣南旧部两名（以下简称“赣南派”），其他蒋经国的同学、亲戚等亲信两名，加上蒋经国本人共二十一名。中央干部学校专科（有毕业生五六百人，以下简称“专修科”）和中央干部学校东北人员训练班（以下简称“东北班”，毕业生有二百人）均没有人参加。

　　根据“中正学社章程”规定：中正学社内成立五人领导小组，作为常设机构以总揽一切事务，指挥“社员”行动。五人领导小组对社长蒋经国负责。其组成人员由蒋经国任命，名单如下：

　　书记：俞季虞，蒋经国少将主任秘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

　　副书记：方庆延，蒋经国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二期学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中校代科长。

　　组织干事：江国栋，蒋经国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上校副处长。

　　训练干事：王升，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戡乱建国总队第六大队少将大队长。

　　宣传干事：戴明震，蒋经国赣南旧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上校科长。

　　依照中正学社章程，五人领导小组并无副书记，只设助理干事一人。蒋经国于组成之初决定取消助理干事，改设副书记。当时我年纪最轻，王升暗中很不服气，但也无法改变蒋的决定。

　　五人小组自成立之后，每周二、五晚间在南京中山路陆家里德润庐中央干部学校校友总会（即蒋经国的办公室）开碰头会。每次都由俞季虞任主席，我做记录。会后，由我向蒋汇报并对成员下达指示。中正学社图记和蒋的代号“白云”，私章由我保管使用。

　　五人领导小组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外至国家大事各地情况，内至蒋经国嫡系一切事宜。记得当时讨论过蒋提出的“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理论问题”，蒋的去处问题（是任江西省主席还是任上海市市长）等。同时对蒋经国嫡系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和复员青年军联谊会所属成员，进行政治忠诚审查，履行复员青年军联谊会各省支会各大分会的会员入学宣誓。

　　等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在上海策划“限价”，蒋经国时任京沪区金融检查副督导员，这个五人领导小组又移到上海福熙路富成路五十二号（即我和江国栋、王升的住处），帮助蒋策划上海限价。淮海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业已取得全国决定性胜利，蒋介石被迫逃台，蒋经国以“侍奉父亲”为名，也仓皇亡命海岛。中正学社社员由于形势突变，只得在各地各自为战，但还没有放弃它在蒋嫡系内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五人小组虽不能聚于一所，但仍各自与蒋经国联系，千方百计维护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权。

　　那时，我由于追求名利，在歧途上曾做过一些危害人民的事情。铁的事实迫使我逐渐认识到人民革命力量不可抗拒。不久，张治中先生起义于北京，对我进行了许多启发教育，我默察大局，始有悔悟，断然拒绝了蒋经国给我的“随机赴台”（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黄山亲笔信）的命令。

　　附记：

　　（一）“铁血救国会”，成立时入会有四五十人，均先由蒋经国内定，然后临时通知入会宣誓。这些人第一他熟悉，第二是他的亲信，都担任着比较重要的工作，活动能量较大。以后又发展二批、三批，重点是各大学复员青年军学生（共约二百人）。国民党利用这个力量在大学中打击进步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组织。

　　铁血救国会的组织，总会设书记一人，蒋任命李焕担任，组织干事肖涛英，训练干事李书田，宣传干事许功锐。

　　依照会章，会员要编代号。新会员入会由会员两人以上介绍，总会同意，报中正学社批准后始能通知本人，履行入会手续。

　　（二）中正学社成员共二十一人。

　　社长：蒋经国

　　书记：俞季虞

　　副书记：方庆延

　　组织干事：江国栋

　　训练干事：王升

　　宣传干事：戴明镇（蒋赣南旧部，预干局上校科长）

　　社员：

　　肖昌乐，蒋之赣南旧部，预干局上校科长。

　　周振武，蒋之亲戚，预干局上校科长。

　　肖涛英，研一期毕业，校友总会组长。

　　向长鸿，研一期毕业，孙立人军少将军政工处长。

　　陈志兢，研一期毕业，青年军联谊会上海支会负责人，上海市参议员。

　　陈富源，研一期毕业，青年军联谊会广州支会负责人。

　　龙得志，研一期毕业，青年军联谊会南昌支会负责人。

　　李焕，研一期毕业，中央青年部副处长。

　　龚××，研一期毕业，青年军联谊会新疆支会负责人。

　　徐贵庠，研一期毕业，校友总会成员。

　　许功锐，研一期毕业，预干局科长。

　　王志尊，研一期毕业，“戡乱建国总队”第六大队上校副大队长。

　　刘星权，研二期毕业，预干局秘书科少校主任科员。

　　许正儒，青年军政工班毕业，青年军联谊总会中校干事。

　　雍万里，青年军政工组毕业，青年军联谊总会中校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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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蒋经国在华北的“反贪污运动”（刘瑶章）

　　蒋经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已经在蒋介石的扶植下，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日本投降以后，他的具体的组织工作，更是步步加紧。所谓“反贪污运动”，就是他的组织工作的一部分。

　　我从1947年就参加了蒋经国的所谓“反贪污运动”。可惜，当时经过的详细情形，今天已经有许多记不清了。我只能通过回忆，把这个反动组织的缘起、性质、参加的人和做过的事写出来，备供参考。

　　我参加“反贪污运动”是经过郑彦棻的介绍。郑在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副秘书长。

　　大约在1947年前半年，我已经担任河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时候，郑彦棻随蒋介石来到北平，他向我第一次提起“反贪污运动”。他说：“蒋经国发起的这个运动，政治意义非常重大，在平、津、河北方面，希望陈雪屏（那时是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石志仁（那时是平津区铁路局局长）和你负责推动。”实际上这三个人是以陈为主，因为陈同郑以至蒋的关系远比石和我对蒋、郑的关系深得多。接着，郑给了我们一个文件。文件很简单，约莫十来条，文字已经记不清了，要点大概如下：（1）这个组织对外绝对保守秘密，横的方面不发生任何关系。（2）吸收什么人参加这个组织要特别慎重，当前发展的对象主要是党、政、教各方面比较负责的人，为了便于扩大影响。（3）要经常同蒋经国（通过郑彦棻）通信联系，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通信的代名规定为“燕廉”。

　　我听了郑的谈话，看了文件，非常高兴，立刻表示愿意参加这个组织。我当时想：（1）贪污腐化是蒋政权的一个致命伤。为了维持蒋政权，首先要根绝贪污。反贪污确是一个响亮口号。（2）这个运动既然是蒋经国发起的，参加当然不会有问题，而且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和蒋经国发生关系，以后向上爬就方便得多了。（3）通过这个运动，还可联络一帮在政治上有地位有力量的人物，相互标榜，大有利于个人的政治活动。在我争夺河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过程中，张厉生、段锡朋都很帮忙，可是陈立夫从中作梗。参加了这个运动以后，我觉得议长的地位就稳固得多了。

　　这个运动，始终没有大搞起来，实际上也不可能大搞起来。只是在1947年后半年到1948年前半年这一阶段，比较有点活动。

　　关于发展组织方面，陈雪屏、石志仁和我先后介绍20多个人参加，其中有郑天挺（北大历史系教授兼教务长）、张怀（辅仁大学教育系教授兼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张重一（辅大教授兼教务长）、董洗凡（辅大教授，以后在唐山华新纺织公司任职）、王翼臣（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平津区接收特派员）、赵昂青（平津区铁路局秘书主任）、杨格（平津区铁路局秘书主任）、杨以周（天津中纺公司经理，以后兼天津市参议会议长）、陆涤寰（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孙振邦（河北省民政厅长）、贺翊新（河北省教育厅长）、屈凌汉（河北省社会处处长）、王捷三（北平行辕政务处处长）、耿幼麟（华北补给区司令）、朱芳春（河北省北平高中校长）等。

　　这些人一般比较忙，不但没有定期的集会，不定期的会谈次数也并不多。会谈时，多半采取聚餐的方式。会谈的内容很广泛，不过主要是交换关于平津河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意见。会谈比较有结果的，摘要函报郑彦棻转蒋经国。有关贪污的问题，也曾经谈过一些，可是总苦于一时找不到真凭实据。要进行调查，又感到困难重重，而且谁也不愿意出头得罪人，顾虑很多。例如，像李宗仁、孙连仲一类大贪污案件，研究来，研究去，都没有下文。因此，大家越来越泄气。以后经过商量，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提出三个问题：（1）既然要“反贪污”，为什么不从上而下的反起？为什么不先把南京的特大贪污案件办几个？不然的话，自然免不了“上梁不正下梁歪”。（2）一般公教人员的薪金收入远远赶不上物价的飞涨，以致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那么，公私不分，假公济私一类小贪污案件就跟着发生了。为什么不先从根本上把一般公教人员的生活稳定在一定的水平，再来“反贪污”？（3）“反贪污”还是个消极的口号，为什么不提出一个积极的口号来，更便于号召呢？这封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答复。

　　蒋经国到北平来，多半住在东黄城根九号（解放前是蒋军空军司令部的房子，解放后是民革总部）。他每次来时，我多半找他谈一谈。可是一谈到比较具体的问题，他便默不作答，或者答复不得要领。郑彦棻来时，大家多半是边聚餐，边会谈。郑对于问题的答复，也是很抽象，最后总是说带回去和蒋经国去研究。有一次，郑让我们把对于华北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来。我们商量以后，大约提出以下几点意见：（1）华北地区共产党的力量，眼看着一天比一天膨胀，南京应特别重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加强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希望蒋介石能到北平来“坐镇”，或者常到北平来“巡视”。（2）当前“剿共”的力量还很不够，希望大量增加队伍，并大力组织“民众自卫”武装。（3）华北经济已是民穷财尽，要求加强“南粮北运”，加强工商贷款，特别是多调拨些“美援”物资。这些问题，在我为了所谓“自卫捐”问题去南京“请愿”时，还同蒋经国、郑彦棻面谈过。

　　我曾经以河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身份，参加过“华北军纪吏治督察团”（监察使李嗣璁任团长，北平行辕副主任关奇伟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任副团长，另外有北平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谷钟秀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议长时子周及我参加）。大家原希望我在这里面出出风头，我也这样想过。但是，碰到具体问题，不是不敢办，就是办不动。这也是由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来决定的。例如，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定把京西中英煤矿发还汉奸周奉璋一案和北平行辕把赃物发还刘乃沂的家属一案，虽然吵嚷了一阵，并写信给蒋经国，还到行政院力争，都毫无结果。

　　大约在1947年末或1948年初，蒋经国电召陈雪屏去南京，做了国民党青年部部长。以后，他两次回到北平：一次是代表蒋介石试探胡适愿不愿作副总统；一次是带着“清查匪共间谍”的密令来迫害一些进步的教授和学生，起了蒋家忠实走狗的作用。在1948年后半年，我由于傅作义的推荐和蒋经国、郑彦棻的促成，做了北平市市长，把“戡乱”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北平解放的前夕，我还写信给正在台湾的蒋经国，托他照顾我那逃往台湾的妻女。贺翊新离开了河北省教育厅以后，凭借了蒋经国、张厉生各方面的力量，继我为河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所谓“反贪污运动”的具体表现，如此而已！

　　蒋经国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反贪污运动”呢？我当时为什么高兴地参加呢？问题很清楚，共同的目的是：妄想借一个虚伪的口号来欺骗人民，来延缓反动政权的崩溃。蒋经国不是为了真正的“反贪污”，我和其他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也不是为了真正的“反贪污”。从反动阶级的本质来说，真正的“反贪污”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反贪污运动”究竟是蒋经国御用的核心组织，还是外围组织，是全国性的组织，还是地区性的组织，我当时就没有弄清，今天当然也作不出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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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小组织“燕廉”的活动（屈凌汉）

　　“燕廉”是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的一个反动组织，是一个在内部以反贪污为招牌，人数不多，联系松弛，为期仅有半年的秘密组织。

　　抗战胜利后，由于刘瑶章的介绍，我于1945年10月回到北平，担任河北省社会处处长。刘当时充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在反动政权里是我的靠山。

　　1947年2月，刘瑶章在电话里告诉我：蒋经国、郑彦棻随蒋介石到北平来了，他们打算发动一个反贪污的组织，我如同意加入，他就负责介绍。我告诉他：“这个组织的意图我不了解，你认为可以加入，我就加入。”随后又跑去问了这个组织的底细。刘说，蒋介石近来感觉到国民党上层原有的力量已经腐朽不可靠，想在各省市吸收一些新进力量，作为今后推动政令的骨干。这个反贪污组织，可能是蒋要刷新政治的开端。又说，蒋经国对他谈这个问题时，具体指出：要把平津各地的大贪污案，特别是有关接收的重大贪污问题，应从速揭发几件。材料由蒋经国、郑彦棻二人直接送蒋介石核批处理，不经过一般行政手续，不会被地方当权人物获得任何消息。他还说，在平、津、唐（山）、保（定）各地要进行这项工作，就需要联合几位清廉自持的人组成核心，打几只老虎，把新风气树立起来。我听了这些话以后，表示愿意加入。当时认为反贪污是整顿国民党内部和收揽人心的必要措施，吸收新进力量就是国民党的老朽派逐渐让位于少壮派，根本目的仍然是加强国民党战胜共产党的力量。我又认为加入这个组织，卖些力气，可以引起蒋的亲信对个人的重视，更是个人往上爬的好机会，因而表示了乐意加入。随后，刘又把他要联系的人提出几位来，交换了意见。

　　从2月到7月，开会共约六七次，都是由刘瑶章直接召集的。参加的人，除了刘和我以外，前三几次有石志仁（天津铁路局长）、孙振邦（河北省民政厅长）、贺翊新（河北省教育厅长）；后几次又增加了陈雪屏（北大训导长）、耿幼麟（北平补给区司令）、王翼臣（经济部特派员）、郑天挺（北大教务长）、张怀（辅仁大学教授），可能还有遗忘或记错的。郑彦棻也参加过两次座谈。开会地点，经常是在北平八面槽铁道部招待所，有一次在饭馆里且吃且谈。

　　开会采取座谈形式，没有签到，没有记录，没有填写过加入什么社团的表格，没有研究过任何书面的文件，参加的人也没有什么名义，只是由刘瑶章主持一切。每次开会，都是当天或前一天口头通知，有时这个来，那个不来。开会时，大家任意漫谈，刘有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几句，作为整理汇报的资料。给蒋介石写报告，要有个名义，不便用公开的姓名，既可避免呈递人走漏消息，又可区别于本人担任的原有职务。于是，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大家为这个反贪污组织想代号，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因为北平古为燕地，即定名为“燕廉”，代表平津河北区成立了新组织，相约不得外传。

　　在前三次的座谈会上，大家顾名思义，着重地谈了一些检举贪污的问题。国民党贪污成风，由来已久，大多数军政人员都会利用反动职权，在抗战时期发国难财，在日本投降后发胜利财。1945年秋季的平津一带，到处是劫收人员横行一时，“五子登科”（抢金子、占房子、要车子、下馆子、住窑子）成为风气。若对这类人物进行检举，面太宽，人太多，举不胜举。严格说来，也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之势。因此，检举贪污便集中注意所谓接收大员身上。保定、石家庄、天津、唐山的负责接收人，都是孙连仲（蒋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派去的，孙本人一定会从这些人的手里得到不少好处。孙的武装汽车，不断从上述各地把金银布匹等贵重物资，连同军用物资一齐运到北平来，我们也有所耳闻。在北平他直接收罗的古董珠宝，更是我们亲自看到过的。但是，我们不敢检举他。他是我们的上司，掌握情况又不具体，更重要的是他有枪杆子，受到蒋介石的信任，投鼠不能不忌器。

　　蒋介石在1946年1月间先和中共签订了停战协定，随即宣布了政协决议。从现象上看，形势好像有些缓和，实际上这都是蒋介石为争取时间、积极备战而放出的烟幕。当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如果检举孙连仲，就会影响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这种轻举妄动，不但得不到蒋的重视，反而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商讨结果，只好把孙放在一边，退而求其次，把目标转移到各重要地区直接负责接收的首要人物头上。

　　这号人物，当时最使人注意的是：保定的池凤城（警备司令），石家庄的高挺秀（专员），唐山的刘培初（专员）。他们都是日本投降后第一批去到指定地区接收的。据说，日本军人在中国侵占了几年，对于国民党军政界的作风深有体会，在投降后编造移交财产目录时，都有两套账簿，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秘密的。以日军在河北省经营的供销合作社为例，在公开的账目上，房屋、设备和物资的类别、数量，一般都是细致、确实，可以照册点收的；至于贵重物资能够搬运藏匿的，就登在秘密的账目上，据说这些是送给接收负责人的礼物。办接收事务的人，不论勒索与否，都能从中分得很多的财物。虽然日本人是这样安排的，但是国民党的劫收人员犹以为未足，不待清点，把公开账簿上的财物也抢走了很多。社会处是主管这部分业务的行政单位，我们从第一批接收人手里得到了几份公开账目，经过盘点，诸如汽车、机器、布匹、服装，以及有些电扇、沙发、写字台、保险柜等，早已被分散搬运不知去向了。这就是开始接收后大约三个多月的情况。我们在谈了一些类似问题后，就分别收集资料，送由刘瑶章加以整理，用“燕廉”的名义上报。这个上报文件，刘曾作过简略说明，没有宣读原稿。

　　4月间开会时，一直没有接到蒋介石对上述报告的批示，都认为他正忙于调运部队，准备内战，没有时间管这些小事。从此，大家对于检举贪污的兴趣低落了，座谈的重心就转移到漫谈时事上。郑彦棻和陈雪屏等提供了不少关于军事方面的消息，如美军助蒋运送军队、三人小组的具体活动和国民党军队在某些地方取得了“胜利”等。又有人谈到解放区斗争地主如何残酷，逼使他们狼狈逃出，变成了国民党必须予以救济的“难民”。刘瑶章依据所谈情况，提出了今后我们应该如何配合军事进攻开展工作的意见。参加者的共同认识是：国民党有成百万式装备的军队，又接收了大批的日伪军和武器，打共产党一定可以操胜算；配合进行的办法是，利用三人小组扩展国民党的力量，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制造根据，使美国人更易于袒护国民党；抗战八年，人心厌战，要广泛进行宣传，说共产党破坏了停战协定，违背了政协决议，以颠倒是非，欺骗民众。这个共同认识，随后就变成了各有关单位一致的行动方向，至少是在扩大宣传、制造舆论上起了一些作用。

　　燕廉的活动，从表现看是检举贪污，但是实质是实行反共。活动的范围扩大了，组织上也必须有相应的改变。刘瑶章提出省级单位可以在科长级发展几个人，条件是洁身自好，忠实可靠。就社会处说，我曾和秘书赵瑞生、科长张占魁谈过注意本单位和其他机关贪污人员的情况，随时反映，共同为河北省政创造新局面。这一级的人不参加燕廉的座谈会，会上的共同意见，我只概略地转告他们。燕廉从此就变成了一个形式松弛的反动组织，成为有关单位进行反共活动的参谋部，1947年后便不再以燕廉名义活动了。

　　反共活动，一般以宣传为主，各单位均尽力而为，例不胜举。实际进行破坏的，我仅记得国民党省党部和社会处在这一期间的几件事。依照国民党的规定，各省市社会处（局）长，均须兼任省（市）党部委员。我既有这个兼职，即应出席省党部的会议，所以对于它的内部情况也能略知梗概。现就和燕社座谈会有关的破坏活动，举例如下。

　　约在5月间，省党部在研究破坏三人小组进行工作的办法时，主要着眼点在于打击共产党的威信，给共产党员的活动制造麻烦，给美国人制造偏袒国民党的一切借口，同时还要侦察和共产党员有联系的人物。省党部委员宋实君在会上说：我们早已注意三人小组共产党员的行动，凡是和他们有来往的人，市上（指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已经派人盯梢，便衣、小贩、三轮在东单和王府井附近（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周围）很多，随时报告情况，我们不必操心。以后就由吴延环（省党部书记长）谈组织“难民”向三人小组请愿的办法，会上表示同意，即交吴负责进行。吴即派出喽啰，找来几个能说会道的逃亡地主，教给他们怎样诉苦，怎样哭喊，说是由于共产党的扫地出门，使他们家破人亡，要求三人小组保护他们回家，安置他们生活。到了预定请愿日期，由省、市党部分别召集逃亡地主，又从近郊拉上一些贫苦农民和市民，在东单广场集合，凡是参加的人都发给一顿饭钱。中午集合后，吴即指定头目带队到军事调处执行部去请愿。第一批请愿的吵嚷完毕后，第二批再进去。第一批从另一条胡同折回来又续在后面，换几个叫喊的人在前头，这就形成了所谓第三批。整整吵闹半天，各自回家完事。事后，吴延环说：这次请愿，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慰问，向共产党方面要求还土地、还房屋、还财产，赔偿一切损失，没有使共产党方面有充分讲话的机会。他们一开口，大家就乱喊起来，总算大大地给他们扫了面子。

　　此后不久，省党部委员范秉之和于华封等还在天津组织了一次抢劫运往解放区的一批救济物资。当他们知道天津救济分署同意三人小组决定拨给河北省南部（解放区）一批粮食、衣服、药物等消息以后，就商定纠集一些逃亡地主和贫苦市民在货物装船后进行抢劫的计划。事先他们联系好天津市党部和警察局、宪兵队，也安置好准备动手的所谓难民，告诉他们上船请愿，讲话的讲话，搬东西的搬东西，抢多抢少概归自己，出了事情由主使人负责。等到这批救济物资装船的一天，各方面都已准备妥当，装运人离开现场以后，船上只有少数人看守。这时就有自称是难民代表的上船请愿，这个讲，那个搬，看守人追住这个，跑了那个，在街头隐藏的人也就一拥而上，任意搬取，一时秩序大乱。押船人告诉了当地主管的军警，各自派出了一些警察、宪兵出面维持，只见河边撒了不少面粉，街上还有掉下来的罐头。他们为了表示负责，逮捕了几个没有逃掉的即指作为首抢劫的人。不几天，把逮捕的几个人都放走了，抢去的东西没有追回来，说这都是穷人干的。三人小组过问这件事，也没起作用。

　　省党部有个调查统计室，由韩达主持。这是一个专搞特务工作并秘密审讯进步人士的罪恶机构。一般情况有时在会上报告，如逮捕过向解放区贩运货物的形迹可疑的人，往往在利诱或刑讯以后，就提出条件来加以释放，目的是使他们为中统收集资料，比较显明的政治问题，从不在会上报告。

　　社会处在进行福利救济、民众组训和创立合作社等经常工作时，同样也依据燕廉座谈会的精神，随时进行反共宣传与反共行动。在救济“难民”时，硬说他们苦难的根源，在于共产党破坏停战协定，到处掀起战火，以致城乡生产萎缩，交通困难，商业凋敝，使人人不能安居乐业。发放救济品时，还指出这主要是美国送来的物资，企图使中国人民感激美帝国主义，仇视共产党。在1947年上半年，有些县市分别组织过为数不满十人的所谓难民还乡团，办法是由党部负责组训，由社会处供应物资和用费，由当地驻军担任护送。这样办过四五次，但这些人是否还了乡，还乡以后起到什么作用，我从来也没听说过。筹办合作社、组织民众团体，在这一时期，尚在准备阶段，和燕廉还联系不起来。

　　以上情况，说明从1947年5月到7月，各有关单位都在燕廉的政治阴谋下，分别进行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虽说燕廉没有联系其他特务机关，没有直接力量，没有直接参加活动。

　　1947年7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并大规模地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时候，刘瑶章再没有召开过座谈会，燕廉遂告瓦解。

　　政协宁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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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变后蒋经国没来台湾弹压吗？（李敖）

　　蒋经国死后，朝野上下海内海外一片马屁声，令人恶心之至。马屁之中，有私人的、有官方的，不管是哪一种，看来都是童话中“国王的新衣”的招数，全体都为谄媚当道，睁眼说瞎话。问题只是这种瞎话，并非童话中的童子所能拆穿，要拆穿他，需要高人才行。现在就举一例，以见高人功夫。

　　马屁声中的一个特大号马屁是说蒋经国功在台湾、对台湾的老百姓一片恩德，此一恩德，自从他来到台湾后就开始了。而蒋经国来台湾的时间，是1949年随政府撤退到台湾之时。这一说法，不但见之于蒋经国著作，并且见之于他死后台湾电视的三台联播——由马屁精“新闻局长”邵玉铭主持的联播，其他大小媒体，当然也众口一声，一律跟进。

　　事实上，蒋经国第一次到台湾的时间，不是1949年而是1947年。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第十八天（3月17日），是跟着白崇禧一道来的。这一事实，都登在1947年3月19日《新生报》第一版上。白崇禧是当时国防部长，因为属于桂系，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所以有蒋经国这种类似宦竖的人物，夹在十四人中，以为监军。飞机于上午9点40分在南京起飞，中午到达台北松山机场。

　　当时蒋经国来台的表面理由是“宣慰视察”，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第二处处长名义“视导团务”，“使台湾青年之思想坚定、观念正确”，这些理由，都登在1947年3月20日的《新生报》第二版上。先从表面理由看，“使台湾青年之思想坚定、观念正确”，在当时兵荒马乱、喘息未定之时，谈何容易！所以，这种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大业，实在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还是意在白公也！

　　蒋经国在台湾只住了两天，3月19日上午8点半，就坐专机先返回南京，内幕原因不详。他走后，虽说蒋介石的指示是“参加事变人员除共党分子煽惑暴动者外，一律免究”、是“与事变有关之人民，除共党分子煽惑暴动、图谋不轨者，决予惩办外，其余一律从宽免究”，但是，把人民扣上“共党分子”的红帽而予以“究”一下，又有何难？所以，实际的情况乃是宣慰其外、弹压其中，蒋处长的阴功，实不可没也！

　　被国民党迫害的伟大文人马寅初喜欢浇自己的凉水；被国民党迫害的另一伟大文人李敖却喜欢浇别人凉水，这篇文章，浇了马屁精们的凉水，不亦快哉！

　　1988年3月5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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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圆券案之一幕（周一志）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蒋介石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大刮民财。为了不让金圆券贬值，稳定早已失去的民心，特任蒋经国为上海金融特派员。在两三个月中，上海的投机市场对蒋经国大有谈虎色变之势。币制改革之初，蒋经国似乎雷厉风行，以“打大老虎”为号召，抓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粮食大王詹文浒，枪决王春哲，一时把上海的空气搞得异常紧张。识内情者则认为，用这种办法绝不会长久致效。

　　在蒋经国打大老虎时，某一天突然在某银行仓库发现一笔惊人数额的非法大囤积案件，背景涉及孔家二小姐的裕华银行，宋美龄也是案中的大股东。事情发生后，适值蒋介石本人不在南京，正在外地部署军事。宋美龄立即乘专机抵沪，面命蒋经国为之疏通，把案子打消。蒋经国不肯，二人发生吵闹。宋美龄最后对小蒋说：此案必须由你父亲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蒋经国只得允诺。这时，有人曾建议小蒋，应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把案情公之于报端，并交法院审理，如果这样做，后来蒋介石亲到上海，虽想打消此案也就难了。小蒋犹疑不决，不敢贸然从事。据说，宋美龄在离开南京时，已在十万火急的密电中告诉蒋介石，上海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她已前往上海处理，以免事态扩大，嘱蒋接电后第二天即来。蒋接电后，不知发生什么大事，只得乘专机赴沪。蒋到机场，宋美龄一个人首先登机，先向蒋介石说了一番话，然后由警备司令宣铁吾、市长吴国祯及蒋经国等随同蒋氏夫妇到达上海蒋宅，大家在客厅坐下后，宋美龄抢先说道：“总统长途南来，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谈。”文、武官员只得告退，连蒋经国想同蒋介石谈一谈，也没有办到。经过宋美龄一夜的“攻势”，次晨蒋经国进入蒋介石卧室，大约半小时出来，即显出垂头丧气的表情。接着蒋介石出来接见文、武大臣，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诺诺而退。这次胜利属于宋美龄。蒋经国经过这件事的打击，仰天长叹道：“我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小蒋因此辞职，上海人从此看不起他，金圆券更一跌再跌，市场出现抢购货物高潮。结果搞得死了人买棺材也得由棺材店派伙计去“验明正身”，以免有人囤积棺材。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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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戴立庵）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傍晚的时候，我接到中央银行抄送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给俞鸿钧（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的一个电报，大意说：请他邀约上海金融界的人于明日到南京行政院开会。所邀的人有宋汉章、钱新之、赵棣华、李馥荪、徐寄庼、王志莘、傅汝霖、杜月笙、徐国懋、沈日新等十余人，我亦在被邀之列。我当时打电话问中央银行是什么事情，俞鸿钧不在行，不得要领。

　　当晚回家路经南京路西藏路，看到那里有一座电动新闻牌，说明天起改革币制，要发行金圆券了。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我想行政院邀我们可能就是谈这件事情。第二天到了南京行政院，主持会议的是当时的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政务次长徐柏园，记录是财政部钱币司帮办薛臻龄。

　　会议开始，由翁文灏说明发行金圆券的原委，希望大家拥护，出席的人表示拥护，没有异议，也谈了一些金融界困难情况。我当时没有发言，在会议将近结束的时候，徐柏园指名要我讲话，说我在财政部主管金融多年，现在又是联合银行总经理，有这样两重身份，问我对于这次改革币制意见如何。我于是起立发言，大意是：在抗战末期到胜利以后，建议改革币制的很多，当时财政部内部亦有此项主张，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条件不够，不能轻于尝试。现在当局勇气百倍，决定实行，我们当然希望它成功。不过从已公布的各项办法粗粗看过一遍，觉得有三点矛盾冲突之处：首先，办法内规定各种物品不得超过八月十九日的价格，同时对公用交通事业的收费又可调整价格，电力和运输的支出与物价成本有关，都是构成物价的因素，如果同意它调整价格，又怎能限制其他物品不加价呢？其次，限期收兑黄金、白银和外国币券来充实准备，办法很好，但是大批新券出笼，骤然增加庞大的购买力，对市场压力很大，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第三点已记不起）这些问题，当局谅亦看到，一定会统筹兼顾，我所说的可能是过虑云云。

　　我说完，大家默不作声，不久会议即散。在我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薛臻龄跑过来轻轻向我说：“你的话太直率了，他们听了会不高兴的。”我说：“‘驷不及舌’，既说了又有什么办法呢？”随后，上海来的一般人去到励志社见蒋介石，蒋亦希望大家拥护新币制。大家照例颂扬一番，我没有发言，一场会见就此结束。会后，我到财政部会见当时的常务次长李傥（倜君）。李对我说：“你是财政部的老人，希望对于新币制竭力拥护。”我没有多讲，就作别回上海。

　　不久，盛传蒋经国担任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并已来沪筹备（名义上，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是俞鸿钧，蒋经国是副督导员，但实际上俞鸿钧绝不过问，完全由蒋经国一手包办）。八月底，中南银行胡惠春（胡笔江的儿子，这时是中南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叫人告诉我：听说蒋经国这回来沪，对我将有不利，要我注意。我当时颇为惊异，但亦没有十分注意。

　　这时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上海区三个管制机构的组织规则和委员人选都已公布：一是物资调节委员会，委员刘攻芸、李立侠、程远帆、束云章、杨绰庵、江杓、沈熙瑞、沈镇南；张兹闿、张希为、王岚僧；二是检查委员会，委员蒋经国、俞叔平、宣铁吾、周力行、林崇墉、张勇年、张毓泉、王云南；三是物价审议委员会，委员吴国桢、吴开先、潘公展、方治、李立侠、徐寄庼、吴蕴初、水祥云。同时马路上有大群所谓“经济戡乱大队”游行叫嚣，造成紧张局势。

　　九月八日下午出版的特务宣铁吾所办的《大众夜报》，用头条新闻大字标题，说我联合上海商业银行逃避大量金银外汇，还编造了许多诬蔑我的事项，对我大肆攻击。我当时很冲动地拿起报纸，就奔向中央银行找蒋经国。正值蒋在开会，我看到了俞鸿钧和徐柏园。徐柏园是专为各银行陈报外汇资产而来上海的。俞鸿钧劝我不必见蒋，暗示见了蒋对我未必有利。当天夜晚，《申报》的记者来访问，我将《大众夜报》对我的攻击加以驳诘，我的谈话第二天《申报》登出。

　　这事对我不啻是晴天霹雳，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于为什么要加我这样大的罪名感到困惑；但从俞鸿钧的语气看来，胡惠春要我注意的话是不无因由的。以后几天，《大众夜报》每天都有攻击和诬蔑我的新闻。这时中央银行通知各商业银行限期陈报持有外汇资产数额。当时上海银钱庄都有明暗两套账簿，黄金外汇都在暗账收付，明账中看不到，这是我参加金融业后才知道的。

　　联合银行甫于八月一日改组成立，我到行不久，联合银行的外汇资产，除出善后债券列于明账外，其余的外币证券、外币存款、库存黄金都是暗账，我从未见过，亦未问过，因此我问当时的联合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如何陈报。钱新之把联合银行总管理处几位高级职员和上海分行经副理邀在一起，当众对我说：“我们和盘托出，决不牵累你。”又说：“你们把表准备好，我明天和戴总经理一同亲自送往中央银行。”

　　这时报载九月六日那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恶狠狠地说：“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存于中央银行，并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会拟集合上海所有各行庄，凑集美金一千万元，卖给中央银行，便算塞责了事。可知上海银行界领袖对国家、对政府和人民之祸福利害，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毫没改变。在‘共匪’这样猖獗、人民这样痛苦、尤其是前方官兵这样流血牺牲的时候，政府为要加强‘戡乱建国’的力量，决心实行这一个重大的改革，其成败利钝，实有关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若辈拥有巨量金银外汇的，尤其是几家大银行，这样自私自利，藐视法令，罔知大义，真令人痛心。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接实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彼等既不爱国家，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于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届时如其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账，不据实陈报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这些胡说，完全是流氓讹诈的口吻，可谓无耻之极。那时蒋介石只要想加害某人，就加以破坏“戡乱建国”的罪名，他们就可以生杀予夺，为所欲为，这回也如法炮制。

　　同时，蒋介石又亲自打电话给俞鸿钧，要他立即查封浙江第一银行。因为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馥荪是当时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蒋介石认为凑集美金一千万元卖给中央银行的主意是他出的，因此就把浙江第一银行首先开刀，借以恐吓其他银行。俞鸿钧对于这个“命令”，因为上海环境关系，不敢执行。李馥荪又托了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已故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的女婿李叔明向蒋说情，才得无事。钱新之知道这事的严重性，不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所以有“和盘托出”的话。在这样淫威镇压之下，上海各商业银行在九月十日左右，都将所存的黄金、白银、外币及其他外汇资产列表报告中央银行。

　　九月十日，我忽然接到一封信，由蒋经国具名，约我于九月十一日上午到梵皇渡路乐义饭店某号一叙。我当时打电话问钱新之，他说：他也有的，不过他今晚要去南京，已复信改期再谈。我感到这是“霸王请客”，吉少凶多，但又不能不去，因此十一日的早晨到了乐义饭店。

　　约定谈话的房间，是个套间，我先坐在外间，只听到里间讲话声音很大，似有争执模样，看到桌上会客的名单约有十余人，周作民也在内，已会过了。不久里面走出来的人是李馥荪，面红耳赤，神色颓唐，和我点点头就离去。这时里面邀我进去，只见蒋经国站在那里，房间内朝窗摆了两张沙发，中间隔着一张茶几，旁边一张沙发有人坐在那里。蒋经国招呼我坐下，因我在南京曾和他同过一次席，所以还认得。起先寒暄几句，后来渐入正文。蒋问我：“近几天的报纸你看到吗？”我说：“已看到，正要请督导员彻查。”至于联合银行的黄金外汇，已经开单于昨天和钱新之先生一同面送中央银行俞总裁和财政部徐次长了。”蒋重复《大众夜报》攻击我的事，要我承认，我说：“这是无稽之谈。”蒋不以为然。我说：“《大众夜报》说我私人财产达二亿美元以上，这种连常识都没有的话，你也会相信吗？况且这事可以调查的。”蒋仍纠缠不已，而且做出很严厉的样子。我说：“那么，请你把具体事实和证据拿出来，让我也可甘服。”蒋思索一会说：“要拿，到法庭上再拿，我正在考虑送你到法庭还是到特种刑庭。”我说：“听你的便。”谈话就在这样情况下结束。在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蒋又说：“希望你考虑考虑，下次再谈。”我一面说“没有什么考虑”，一面就走出了套间。

　　在我们谈话中间，蒋经国曾几次站起来在房间内来往走动，似乎在想什么心事。后来有人对我说：同一天早上蒋经国和周作民会见的时候，蒋一再追问周作民有多少外汇，周说有五千元美金，蒋大为愤怒，一再说要打电话给警察局把周作民拘留下来，并站起来做出要打电话的姿态。我想他在房间里往来走动，可能也想以同样的方法恐吓我，不过没有做出罢了。

　　在乐义饭店谈话后几天，《大众夜报》又以头条新闻大号字说蒋经国传询我云云，并且在四川路汉口路附近即联合银行门口张起跨过马路的大横幅指名攻击我。我感觉到问题严重，但我每天仍照常到行。小报上又说：戴某有恃无恐，镇静如常。这时抢购物品风潮已开始，物价亦有波动，尽管《大众夜报》和一些小报对我还不断攻击，蒋经国在我离开乐义饭店时虽说下次再谈，我也时刻准备着，但在那一段时间内没有再找我。

　　到了九月二十四日早晨，联合银行来了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官员”，名片上刻着“刑警督察长程义宽”，说要会我。我见了他，他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切结”，要我签名盖章，并且要正当行号做保人。原“切结”上并不说明原因，只是说，“某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离沪”。我问来人：“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要这样处理？”他说：“对不起，我是奉命办理。”在这样情况下，我如不照办，立刻就会遭到难堪，但仓卒间找谁作保呢？想起太平洋保险公司设在联合银行楼上，我问来人，找太平洋保险公司作保如何？他同意了。我即打电话给该公司的协理浦心雅请他下来一下，我把原委说明，他同意作保，随即办好手续。我看程义宽手上还拿住同样的纸头一卷，问我：“周作民住在哪里？”我说：“可以问金城银行。”周作民自乐义饭店出来后，很受震动，即避居虹桥疗养院，事后知道程义宽并没有和周作民见面，周的“切结”由金城银行的有关机关诚孚公司作保。从九月二十四日起，《大众夜报》和一些小报间或还在攻击，蒋经国对我再没有其他的动作，直到金圆券崩溃，蒋经国离沪后，那张“切结”由俞鸿钧交还我。可惜当时我就把它扯碎了，否则倒是一个沉痛的纪念。

　　不久，钱新之对我谈起：在南京会见蒋介石，谈到了上海的事，蒋说：“小孩子胡闹。”这一幕丑剧，蒋介石是唯一的主持人，现在却说“胡闹”，推得干干净净，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蒋氏父子用了这样穷凶极恶的手段，对于帮助他起家的伙伴——南北金融资本家，想反过来一棍子打死，而且李馥荪这时还是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不稍留余地，可谓咎由自取。在上海一地，蒋介石掠夺了黄金一百十四万六千余两，美钞三千四百五十二万余元，港币一千一百万元，银元三百六十九万余元，银子九十六万余两（截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底数目）。但是各银行的外币存款和外币证券搜括数目和他们的企图相差很远。原因是各银行的外汇资产虽经申报，除了因行庄增资结售一部分外汇和少数需要头寸的银行将所持外汇结与中央银行外，其余银行仅仅办到申报手续为止，所有外汇资产仍在自己的户头上面，没有转账过户，而且金圆券崩溃太快，没有时间让他们进行勒逼。它所掠夺到的，多数是人民所有的黄金、美钞、港币、银元。据说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的老婆对人说：“经国是我抱大的，现在连我的棺材本，都被他抢去了。”吴忠信的老婆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的遭受祸害更可想而知了。

　　金圆券是蒋介石掠夺人民财富的恶毒的手段，开始就用杀害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他首先枪毙了与孙科有关的林王公司的王春哲，然后对当时金融界几个头面人物施行种种威胁，意思就是说，“你们究竟要命还是要钱”。蒋介石在南京纪念周上的威吓和蒋经国在上海乐义饭店形同强盗绑票的迫胁，父子串双簧，目的就在黄金、美钞，问题是很显明的。在当时我想，像李馥荪、周作民这些人在金融界素负“盛名”，把他们做个榜样来威吓人还有作用，像我这样的人，也值得做榜样吗？后来事实逐渐明了，这里面的原因是很为复杂的。首先，我虽然在金融界不久，但金融界熟知我的名字，把我做个榜样，可以威吓金融界其他的人。第二，我在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就在南京行政院指出它的弱点，这是他们最忌讳和最痛恨的。因此在我回上海不久，蒋介石的侍从室就有电报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叫它注意我的行动。第三，由于钱币司管理金融的关系，经常和特务有利益冲突，从重庆到南京我一直是特务“欲得而甘心”的对象。在重庆时特务头子郑介民曾向俞鸿钧说，“你们的钱币司长戴铭礼假借儿子十岁做寿为名，要各银行送礼。”俞鸿钧转而问我，我说：“我今年没有十岁的儿子，但今年我母亲七十岁却是个好题目，我没有利用，何必去用儿子的名义呢？”另一桩事是在胜利后不久我还在重庆的时候，有一个姓白的人，携带申请北洋保商银行复业的公文并附有军统局的证件，证明在平津沦陷期间北洋保商银行曾为军统局做了很多掩护工作，以此作为复业的理由，请财政部批准复业。这个姓白的是军统局派在华北的特务头子。我说，北洋保商银行是王克敏的事业，是大家都晓得的，王克敏是汉奸，如果他办的银行可复业，何以见谅于社会，这事不好办。姓白的说，他“对抗战有功”。我说：“你们的证件既不便向外面公布，老百姓怎能知道呢？”姓白的天天来催，后来财政部把这个案件向行政院请示，行政院搁置不复。

　　在那特务横行的时代，有办不通的事，在他们说来是极为失“面子”的，而且也堵塞了他们发财的机会。因此姓白的极为愤怒，在外扬言要收拾我。蒋经国的督导员办公处原是特务的大本营，这次是他们收拾我的机会了。另外，我和蒋经国还有一段不愉快的经过：胜利后，在上海的某商业银行（这家银行随后即倒闭，行名已记不起）查账报告中，有十六个户头没有姓名，都用某某记，数目既大，进出又很频繁，投机倒把的情况很为显明，这银行是当时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暗中经营的。徐继庄说：这十五六个户头，是蒋经国弟兄所开的。我很气愤地说：“我不管这些，蒋经国就可以不守法，为所欲为吗？”

　　这些鬼打架的事情，不值得一谈，但是综合起来看，蛛丝马迹很显然的。因为有这些关系，我就成为他们的对象，和李馥荪、周作民同样充作牺牲品，实现他们的恐怖政策。由于各银行已办理“陈报”，他们目的已达到，所以没有进一步加以迫害。《大众夜报》在对我大肆攻击的时候也说过：政府目前对此案尚无有所行动的表示，一切恐将视今日上海各行庄依限办理缴存金银外汇之结果如何以为断。由此说明蒋氏父子串演这幕丑剧，目的在掠夺黄金外汇，作为他们的逃跑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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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包启黄还包启黄（李敖）

　　包启黄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长”，由于把犯人财产霸占、老婆逼奸，还要处死犯人，心既狠、手又辣、屌又拔出不认人，被犯人老婆告了御状，他的主子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只好枪毙他了事。

　　1965年7月12日，蒋经国在“国防部”本部7月份第一次周会讲《存亡在于虚实，成败在于是非》，谈到包启黄的事，他说：

　　军法和军纪，是维系军队的两大重要因素，如果军队没有军法和军纪，这个军队就无法维系，军法执行得当，可促进部队团结，增加部队战力，如果执行不得法或有错误，反而足以败坏军队名誉，破坏军队团结，刚才听了汪局长的业务报告，可以了解六年以来，军法复判局自汪局长、军法局自范局长到任以来，无论在制度上或行政上、执法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想到当年有一段时期，军法最受人指责的，就是所谓包启黄的这一个阶段，包启黄担任军法工作的时间相当长，在他确定的罪行以外一定还有未被发现的罪行，当决定将包启黄处死刑的时候，还有很多高级人员替他讲话求情，记得当时有人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样？当我将全部资料看过之后，我只说了两句话“包启黄不杀，就没有人可杀了”。

　　刚刚我又想到，我到国防会议之后，至少有六个重大军法案件，发现有可疑之处，经追查结果，全属冤枉，后来把这六个案子整个翻了案，我想除这六个案子外，可能还有许多类似冤枉案件，没有发现，这是我心里最感不安的一件事，我个人没有学过法律，也不懂法律上的理论，到部以后，有时候汪局长和范局长来同我谈军法问题，我总是提醒他们，留心不要有冤枉的事情，他们两位也告诉我，不会有冤枉事情发生，我对他们两位均很信任，但是我觉得冤狱并不是我们故意造成的，自是办理不慎的结果。它对于人的生命财产关系太大，所以军法虽已上轨道，军法人员承办案件，仍需要特别小心谨慎。

　　汪局长刚才讲，做官的不要糊涂，这一句话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有许多军法案件都经过我批阅，当然希望我不糊涂，但是糊涂与否有很多客观因素存在，至少我希望大家不要使我糊涂，这一点最要紧，假使上下糊涂，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处理军法案件，一定要有严正的态度，不管是大小案件，都要认真处理。

　　在包启黄“担任军法工作”的“相当长”时间里，蒋经国自承“至少有六个重大军法案件，发现有可疑之处，经追查结果，全属冤枉”，其他不够重大的，还不知有多少，由此可见，国民党戒严时期以军法判人，判得实在太草率了，继任的“担任军法工作”的汪道渊、范魁书等人说此后“不会有冤枉事情发生”，这是不可靠的，因为国民党大员中谁是包启黄，大家全不知道，无法发现，纵使包启黄自己，若非他心狠手辣拔屌不认人，而能心狠手辣屌认人一下，军法大权岂不照样操在他的手中吗？

　　包启黄出军法丑的事件，告诉了我们，靠人防弊是不够的，要防弊，还得靠制度。

　　戒严时期用军法判人，本就是一种易生毛病的制度，因为这种时期的军法判决，必然草率。为了防弊，在订定“戒严法”时，第10条就明文规定解严后人民可以无条件上诉到司法机关，以免冤抑。但是，这回蒋经国却站出来，下令手下喽啰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第9条，剥夺了“宪法”第16条的人民诉讼权！蒋经国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深知军法的黑暗绝不止于“包启黄的这一个阶段”，若真的依法给人民上诉，则出军法丑的事件，将千万多于“国民党包公（启黄）”时代者，所以，蒋经国收拾起“做官的不要糊涂”的官箴，“不管是大小案件”，都不要“认真处理”了 ！

　　包启黄作恶，是人的作恶，还有解严后上诉管道可循解决；但是蒋经国作恶，是制度的作恶，把靠制度防弊的管道给堵住，解严后上诉机会都给掐死了。

　　比较起来，包启黄的毛病出在“大头”（脑袋）懂法律而“小头”（屌）不懂，蒋经国则是两头都不懂，故率法食人，蒋经国比包启黄还包启黄，此可断言者也！

　　1987年8月19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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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情妇吴惊鸿（郑经）

　　楔子

　　他只要哼哼哈哈，新生报至少奉上一个副总经理请他做。这真是，用高射炮打蚊子！

　　民国四十一年间的某一天，有一个名唤周路影的男子，手持一张蒋经国的名片，到当时新生报报社找社长谢然之要工作。

　　谢然之看了蒋经国的名片，大吃一惊。因为小蒋向来不写名片，也不写八行书。但是周路影拿的这张名片后面，赫然写着仿佛蒋经国的笔迹：“挚友周路影”。

　　当下谢然之不敢怠慢，赶紧请周路影坐下，奉上茶水，客客气气地和他寒暄起来。

　　谢问周读什么学校？周答英士大学；谢问周以前在哪里工作，周答在汪精卫政府做过科员……等等。

　　最后谢然之终于装作有意无意地问到他最关心的问题：“不知道周先生和经国先生是什么关系？很深的关系吗？”

　　周路影居然也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和蒋先生昨天才在吴小姐家见过一面。”

　　谢然之心下明白，也就不再多问，他对周说明天就来上班，到会计室做科员。结果周路影在新生报会计室做科员，一做就是二、三十年才退休。

　　事后新生报副社长赵君豪曾说道：“这周路影实在是呆子一个，他如果不说出和经国先生的关系，也不说出那张名片是吴小姐替他求的，只要一路哼哼哈哈爱理不理，新生报至少奉上一个副总经理请他做！”赵君豪说：“这真是啊，用高射炮打蚊子！”

　　这个力能“通天”的吴小姐，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中影公司”的大牌电影明星吴惊鸿。一个是平剧花旦顾正秋，一个是电影明星吴惊鸿，当时人称两大“政治花柳科”，法力无边，有呼风唤雨之势。周路影事件只不过是漫天风雨中的一个小小的涟漪罢了。

　　源起

　　吴惊鸿以政治花柳科的金字招牌，以电影结纳权贵，用权贵通吃电影，享尽荣华富贵。

　　吴惊鸿，福州人，本名周明东，出身金星电影公司训练班，同期训练班的同学还有欧阳莎菲。吴惊鸿在大陆时期主演过《古屋魔影》、《荒园艳迹》等电影，只能算是二、三流的演员。来台以后，却是少数几个曾当过女主角的演员，另一个曾任女主角的演员就是卢碧云，其时已嫁做军人妇，此后星路平平，不曾大红大紫，只有吴惊鸿，衬着政治花柳科的金字招牌，以电影结纳权贵，用权贵通吃电影，享尽荣华富贵，羡煞人间父母：“但愿生女不生男”。

　　就像蒋孝武任中广公司总经理一样，蒋经国壮年时代，也曾在影剧圈轧上一脚，担任中影公司的前身“农教电影公司”的董事长。

　　农教公司原本是陈果夫在南京紫金山创办的，该公司在民国三十七年间向美国订购了一大批器材，到了三十八年尚未交货时，眼见南京就要完蛋了，赶紧通知美国把该批器材运往台湾。民国三十九年、四十年间，蒋经国和陈果夫兄弟在台湾展开大斗法，斗得陈氏兄弟弃甲曳兵，片甲不留，最后连农教公司也落入小蒋手里，小蒋并且自任起董事长来了（后来蒋经国把农教公司和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接收自日本人的台影公司合并，就是今天的中影公司）。

　　蒋经国当农教公司的董事长，吴惊鸿是农教公司的女明星，这就是蒋吴交情的起源，当时居中穿针引线的，就是陶大伟的爸爸，时任职农教公司的陶一珊。

　　有一次，吴惊鸿在台片厂赶拍《烽火丽人》，片场里灯光也打好了，试戏也试好了，一切都就绪了，就等导演胡杰喊一声开麦拉就要开拍，结果陶一珊突然从台北片厂赶过来，对导演说：“吴小姐的妈妈要看她，戏别拍了。”胡杰只好喊一声收工，大家眼看着陶一珊把吴惊鸿护送回台北。

　　“你当我电影里的女主角，我做你香闺中的男主角”，蒋经国和吴惊鸿之间的不掩人耳目，老一辈的影剧圈人士都知道。

　　通天

　　翁明昌后来成了嘉新、万企、力霸集团的头头，可说是拜吴惊鸿这四百万元之赐。

　　吴惊鸿的神通广大，还有一件事可以明证。民国四十一年间，当时翁明昌还只是一家小工厂的老板，吴惊鸿放了三十万元在翁明昌那里生利息。有一天，外头盛传翁明昌就要倒了，吴惊鸿立刻找了翁明昌来问个究竟。翁明昌说倒是不一定倒，但周转确是有点问题，现在正向台湾银行申请四百万元的贷款，如果款项贷下来，吴小姐这边千万不必担心……云云。

　　话没说完，忽然小蒋光临“吴宅”，吴惊鸿随即代翁明昌请求帮忙。蒋经国当下就一通电话挂到台银总经理瞿荆洲那里，四百万元贷款马上就下来了。翁明昌后来成了嘉新集团、万华企业集团、力霸集团的头头，可说是拜这四百万元之赐，吴惊鸿的魅力也就可见一斑了。

　　民国四十二年中，吴惊鸿怀孕了。怀的是谁的胎，当事人不说，旁人当然难以揣测。四十二年年底，吴惊鸿嫁给一个西药商周森。吴周婚事到底是谁的主意，事属床头私语，旁人自是无从得悉。吴惊鸿婚后四、五个月，产下一女，名唤周芝明。虽然权威人士指证历历周芝明就是“龙种”，但“龙种”长大后，虽然没有吴惊鸿的美艳娇媚，却也看不出一丝蒋经国的影子。周芝明长大后也回台湾来重踏妈妈的明星之路；也幸好周芝明长得不像蒋经国，否则以那副尊容，金汉凌波导演《新红楼梦》时，又如何找她来演林黛玉呢？

　　民国五十三年，接班权力斗争日炽时，吴惊鸿全家移民美国。吴惊鸿为何此时全家赴美？政坛人士表示，这是蒋经国解决后顾之忧的法子，也有人认为这是蒋经国避免政敌攻击的手段。到底真相如何，就只能等后代史家替世人分解了。但小蒋在吴惊鸿婚后，和吴时有往来，以及小蒋对吴始终一往情深的事，在吴惊鸿的亲朋好友之中，倒是公开的秘密。

　　礼物

　　蒋经国搞特权赠旧欢，吴惊鸿隔洋日夜收钱，众屠夫抬棺又能如何？

　　民国五十八年，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访问美国，路过洛杉矶时，还前往周宅探望吴惊鸿。那时周森在洛杉矶投资电动屠宰场，邀请小蒋前往参观电动杀猪。蒋经国看了大感兴趣，当下就决定把台湾北部六县市的电动杀猪权送给吴惊鸿，也算是他送给周芝明的礼物——周芝明下辈子只要在美国跷脚，就可靠台湾的猪吃饭了。

　　蒋经国回台后没多久，独占台湾北部六县市电动屠宰特权的公司——民联公司就在桃园芦竹成立了，董事长是吴惊鸿，总经理是吴惊鸿之弟周明坚。民联公司成立的并发症是台湾北部几千个杀猪屠夫的失业问题。失业的屠夫抬着棺材到民联公司抗议，小蒋立刻调派曾任刑警队长的李葆初前往担任民联公司副总经理以为镇压。当时民智未开，特权横行，抬棺材的屠夫两三下就被摆平了。有道是：蒋经国搞特权赠旧欢，周明坚稳坐桃园杀猪，吴惊鸿隔洋日夜收钱，众屠夫抬棺又能如何。

　　众看官别笑抬棺屠夫无能，四十年来，台湾人任人宰割，任人摆布，任人戏弄的命运，其实又和他们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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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用人“天威难测”（赵达中）

　　用“天威难测”来形容蒋经国的用人牌理，可谓一针见血。早在六〇年代末期，蒋经国开始接掌政治权力以来，他所采取的用人哲学，常有出人意外的安排，令人难以捉摸。显示出他和他的父亲蒋介石，有不同之处。蒋介石在发布重要人事命令之前，往往经过与党国元老磋商，观察各方反映之后，再行公布。然而，蒋经国对于敏感政治职位的安排，一向是在极隐密的作业下进行；一旦发表，造成朝野震惊的效果，益增主其事者的权威性。

　　蒋经国的用人方式，令人有难以预测之感，所以有人幽默地说：“没有牌理，就是经国先生的牌理。”这句话倒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然而，当我们深入研究蒋经国在用人方面的布局，在玄妙中隐然露出规则性的安排，所以也不能说是没有牌理，而应视为高深的政治权术的运用。

　　早在政府迁台之后，蒋经国政治势力尚处于相对劣势时，他就已经开始培养其政治基础，所谓“政战系统”、“救国团系统”、“辅导会系统”都可视为他培植人才的场所。

　　由于早年俄国留学的历练，加上返国后并不如意的政治生涯，使蒋经国深刻体会到政治权力的险恶。蒋经国深知中国官场的险恶、勾心斗角、党同伐异、敌友不分、利害交错。特别是身为蒋介石的长子，若不是以冷静、甚至冷酷的态度来观赏周遭人士，很容易被趋炎附势的小人所蒙蔽，所以宁可用“伴君如伴虎”的策略，一方面维持领袖的威仪，取得部属的敬畏，另一方面也可防止“瞒上欺下”的小人当道。

　　从过去的事实显示，蒋经国非常照顾部属，从早年赣南的同胞、上海“打老虎”的战友、“三青团”干部，一直到台湾各单位的同事，他都会拔擢其中有才德之士，甚至对他们的家属，都予以关怀，显示他是性情中的人物。

　　蒋经国对于用人，的确有他特别的“模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的学人指出：蒋经国用人是以“不可预测性”去因应“不可控制”的情势。换言之，他不喜欢别人猜测他的政治安排，而以诡秘的人事调整，造成“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的情势，自然使领导者成为部属所仰望终身之所系，也可防止部属个人“组党结派”。

　　事实上，这“不可预测性”只不过是针对特定的个人而言，并不是针对整个政治权力的结构组合。若是就后者来观察，蒋经国的用人，其实还是有相当可靠的轨迹可循。一言以蔽之，他还是以政治权力的基本原理，主控政治情势。以下就这些基本原理，略举几点说明蒋经国的用人哲学。

　　蒋经国用人哲学中，最重要的是“权力平衡”原则。这是任何熟悉政治艺术的领袖所善用的法则，即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次级权力团体互相牵制，而领导者站在权力天平之外，只要稍施权力的砝码，即可产生旋转乾坤的效果。

　　蒋经国的制衡艺术最早表现在救国团系统与政战系统的对立。这分别由他的两位爱将李焕、王昇所领导的功能团体，是蒋经国在继承蒋介石遗业的权力基础，但他并不特别倚重哪一个团体，甚至鼓励他们平行竞争。这一方面有利政治团体的活力，另一方面领导者在轻重缓急之间，持决定性的“砝码”，使部属不敢放纵权力。

　　蒋经国对于权力的收放之间，始终采取果决的决策。犹忆当年李焕一人兼党政三大要职：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组工会主委、救国团主任；然而，在“中坜事件”之后，能完全解除李焕职务。近者，一九八三年春，王昇的“刘少康办公室”权倾一时，影响所及，党政军权都受到节制，岂知在王昇访美之后，权力地位瞬间瓦解，朝野震动。

　　其次，对政治人才，有其独到的看法，他非常欣赏“无欲”的人才，所谓“无欲”就是没有权力欲，而“没有权力欲”最好在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不汲汲营营争逐权力；一是不搞“自己班底”。违反这两个原则，迟早会丧失权力。

　　以政坛“长青树”黄少谷为例，他对权力看得很淡，也从不推荐什么人去担任哪个职务，所以蒋经国特别借重他。再举甄拔副总统的人选为例，蒋经国在台籍菁英中考虑再三，拔擢了没有派系、又不善揽权的李登辉。相对的谢东闵、林洋港都有自己的“班底”，结果是全军覆没。孙运璇、俞国华无“班底”，都是在意料之外，甄拔为阁揆。

　　中国古代即有“功高震主”的名箴，在蒋经国的用人哲学中，也是对名实兼具的实权人物，不长期重用。任何人物在政坛中一旦“养成气候”，往往就是他采取“削藩”的时候。李焕如此，王昇如此，一九八四年马纪壮的突然调职，又何尝不是如此！

　　有人说蒋经国用人不太“制度化”，事实上，他相当尊重已制度化的军方系统、情治系统等，其人事之升升降动，都循常轨运作。例如国防部长、参谋总长、三军总司令等都有任期，且循序升升，调查局长阮成章调职，由副局长翁文维升任，都有一定轨迹，并不特别。

　　惟对于法律或规范并不制度化的系统，蒋经国用人倒是很难预测。特别这预测若是针对个人，则很难判断得准确。但蒋经国用人的观念，是每一个相关的团体，都可分配到定额，而且有相当稳定的模式。从这角度来说，又有他的政治逻辑，又并不是完全“不可预测性”。

　　以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常会组成的结构而言，无论是老中青的年龄安排、省籍安排、党政军、民意系统的安排等等，都有稳定的配置。例如：技术官僚仍是主流，省籍菁英数量持续稳定的增加，民意机关各有代表、军事菁英合理安排等等，在在证明蒋经国是花了心血去安排，而不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所以说，蒋经国并不是用人没有章法，而是不重视特定的个人。在他的观念中，任何团体中都有才俊之士，没有什么“不可或缺”的菁英，若是有人恃宠而骄，或是恃权自傲，下场都不太好。

　　很多人都认为蒋经国在用人方面，很忌讳舆论的猜测，往往先行曝光的人选，就“见光死”，的确，从领导权威而言，愈是秘密，愈能显示权威的魅力。但是“见光死”的观点并不必然，因为一九八四年组阁正在酝酿之际，联合报就已先行公布名单，结果大致是相符，倒是来自高层人士的透露，蒋经国在安排名单时，相当善变。政坛皆知“朝秦暮楚”，当年他决定工会主任人选时，早晨还是秦孝仪，晚上就变成楚崧秋；还有在上次孙内阁小幅改组时，中午时的消息是连战被安排为台北市长，到了晚上却变成交通部长。

　　关于重大人事调整，外界都以为蒋经国事先一定召见过当事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但这也是没有通则可寻。一个真实的事例：有一次任命政大某名教授担任内政部次长，当事人根本事先没有什么消息，甚至来自高层的暗示都没有，在公布的前一天晚上，还和几位教授在“摸八圈”到天明，回到家裏抱枕大睡；因为他是单身汉，电话又切了，待正式发表时，连自己都不知道，弄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由于蒋经国有他自己的牌理，所以在用人方面，他虽会征询一些大老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主见，若是心意已定，往往会运用权威去贯彻。例如上次副总统人选，在二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党内高层人士根本不知道究竟谁是幸运者，当蒋经国以李登辉为候选人的看法，征询一二大佬，但他们都表示保留态度，建议主席再斟酌，蒋经国不置可否。待第二天下午，提名副总统人选时，蒋经国亲自主持会议，在与会人士屏息静待他的决定时，蒋经国以十分权威而稳重的语调说：“我提名李登辉同志，你们认为如何？”全场在愕然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于是问题解决了，大家也没话说了。

　　正因为这种特殊的牌理，所以许多汲汲营营于仕途的人，经常会面临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有人比喻说，这好像已经买好车票，眼看着一班班满载乘客的车子过站不停，非常沮挫，又不甘心，仍痴痴的等。放眼台湾政坛学界中，此等人士多如过江之鲫，又可怜又好笑。

　　“赵孟能贵之，亦能贱之”用于蒋经国时代，最能贴切的说明他的用人政策；一切的权力来源，事实上是他所主控的。无论你的出身是学富五车的博士、或是能力超群的技术官僚，抑或群众拥护的民选菁英，一旦进入高层权力核心，立刻发现只不过是蒋经国所布的棋盘中的棋子，他要你扮演将士相、或是车马炮，完全是在他深谋远虑的布局下，进行兵棋操演。从整体观之，这是团队合作，但对于那些有个性的菁英，那真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叹！一个人在官场上得宠时，“六宫粉黛无颜色”，失意时，“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然而，“权力的滋味”又有几个人能完全摆脱呢？有人说做了高官，就好像吃了鸦片，会上瘾的。因为走到哪，都有人奉迎作揖，前呼后拥，久而久之，就“忘了你是谁”。一旦失去权力，才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祂，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圣经）。

　　所以，多少人经历了仕途冷暖的洗礼后，才感触地说：“做官看运气，下台要有勇气。”一旦成为“迁客骚人”，蓦然回首，才体会到“官场生涯原是梦”。

　　蒋经国自己看透权力的意义，他大半生在权力倾轧的环境下成长，在尔诈我虞的斗争中历练，所以他自己已豁达权力的引诱。但他却擅长使用权力，来从事“权威性的价值分配”，透过“名”、“利”的作用，就使百官引颈以待、戮力以赴。

　　由于权力的变幻莫测，优点是令任何持有权力的人不致有非分之想，谁也不敢专权揽权，然而，其弊在于官场充满五日京兆的心态，若任何职务都不一定能长久，则长程计划的施政考虑就变成不重要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油然而生，自非国家之福。

　　由于蒋经国的个性是不向逆境低头，有坚强的意志，所以任何外界的批评及压力，不仅不会改变他的立场，反而使他更为坚定。所以，敌对者全力抨击的官员，不惟不会失职，反而更巩固他的位置。当然，这并不是说蒋经国不重视舆论的反映，而是他不会在外界的压力下，立刻改变立场。待风头过去后，他仍会把这风评不佳的官员摒除。相反的，对于“誉满天下”的官员，蒋经国也不会立刻予以重任，而会多方考验，试其能力，再予以提拔的。

　　有人以为蒋经国既然不喜欢揽权之士，若表现低姿态是否有希望被重用呢？那也不然。蒋经国喜用“讲真话”的才俊，他厌恶官场上的虚伪，反而喜欢坦率真诚的人，例如：魏景蒙在生前，一直是蒋经国的挚友，原因无他，坦诚无心机而已。

　　蒋经国用人，固然考虑才德兼具，但在道德方面，他并不斤斤计较部属的私德，只要不贪污枉法，至于“寡人有疾”，他倒很开明。政坛要人中，不少有“红粉知己”，似乎对他们的仕途并无大碍。

　　倒是“金钱”的方面，蒋经国是很在意的。传闻中，一次圈选陆军总司令时，蒋经国对属意人选逐家访问，对于第一人选的家庭布置豪华，至为不满；到第二人选的家中，见到其夫人手编毛衣，家居简单，回去后立刻提名。

　　对于贪污问题，蒋经国先生是深恶痛绝，许多高层人士突然倒台，不少是因为在金钱上“不明不白”，报告上去后，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据传，当年司法行政部长王任远的突然去职，某教育厅长英年退隐，都是犯了“蒋先生的大忌”。

　　蒋经国效法他的父亲，在生活方面十分俭朴，不喜奢华。他一方面身体力行，同时提拔脚踏实地的部属。例如孙运璇当年担任经济部长，座车仍是裕隆旧车，也不染上打高尔夫球的贵族气息，深获蒋经国的欣赏；重用俞国华担任阁揆，也是看上他俭以养廉的个性。从这角度来看，蒋经国用人还是有他的标准的。

　　蒋经国的人情味，表现在年长的一辈身上，对于他父亲时代的党国大老，他仍然执后辈之礼，所以中央常会中，如：黄少谷、谷正纲、袁守谦等大老，虽已耄耋仍保有中常委席次，张群、何应钦，虽年已近百，仍然受到尊重，显示他尊老敬贤的风范。

　　大陆时代CC派领导人物陈立夫，过去多方排挤蒋经国，但他却不计旧嫌，仍予“资政”一职。再举一例，众所周知，迁台早期陈诚和蒋经国曾经在权力方面有所冲突，但在陈诚逝世后，蒋经国十分看重其公子陈履安，不次拔擢，不仅没有因过去的不愉快而有所记恨，反而加倍回报。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蒋经国的胸襟。

　　总而言之，“天威难测”虽可形容蒋经国的用人牌理，但“天威”并不是无理智的权力贯彻，“难测”也不是不可测的政治运作。事实上，在蒋经国先生的权力核心中，虽充满了权力的威仪，但若存“无欲则刚”的心境，去看政治权位的得失，必然另有一番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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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长恨亭”（孟绝子）

　　不愿反攻金国的南宋皇帝赵构，特别喜欢风波亭。

　　叫反攻大陆而不敢反攻的蒋介石，也特别喜欢亭子。

　　赵构喜欢风波亭，是因为他铲除岳飞的地点是风波亭。他害死岳飞，真正的原因是岳飞愿意反攻，能够反攻，而且还正在反攻节节胜利进行中。如果岳飞反攻完全成功，收复了全部失地，并进而向全国的本土进攻，金国会害怕亡国，就会向岳飞请求停战讲和。岳飞的先决条件一定会是要金国立即送回掳去的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赵佶赵桓一旦回来，如果赵构不敢或者无法制造一个意外火灾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把赵佶赵桓害死掉，他势必要把皇帝宝座还给他们。放弃皇帝宝座，是他绝对不愿做的事。因此他下定决心，急把岳飞从前线召回，设法害死掉。

　　蒋介石喜欢亭子，也是跟他要继续保住他已经紧紧抓在手里的宝座有关。

　　四年前，有位朋友自海外来访。他说他到大陆去旅行了一趟，参观了不少地方，也到“西安事变”时抓蒋介石的华清池附近看过，在华清池后面山上一个山洞旁看到一个亭子，叫“捉蒋亭”。他说那是蒋介石逃出大陆后，一些原国民党官员实在恨蒋介石，就造了那个亭子。

　　去年是“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在十二月十二日前夕，中共把“捉蒋亭”改名为“兵谏亭”。

　　去年（一九八六）十月三、四、五日，美国伊利诺大学在美国伊利诺州香槟城，举办“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教书的朋友汪荣祖也参加了。他提出的论文，题目是“最久的监禁”，副题是“为什么蒋介石不能释放张学良？”

　　最近他把论文底稿寄了一份给我。看完后，我才明白，原来“捉蒋亭”不是蒋介石逃离大陆以后有人造的，而是“西安事变”过去不久，蒋介石关起张学良迫走杨虎城以后，授意他那些“善体领袖心意”的部下在他被抓的山洞旁造个亭子，用意有二，表面上是把他被抓时丢掉的面子捡回来一点，实际上是要改变风水，把他被抓被辱等倒霉的风水镇压住，让他可以继续抓权，万事如意。蒋介石喜欢向部下讲文天祥的故事，讲正气歌的事，他的部下把亭子造好就取名为“正气亭”。那些部下造完亭子，又在亭子旁边的岩壁上刻了一些大字：

　　民族复兴纪念石

　　光争日月

　　天地正气

　　正气浩然

　　一石巍然

　　与天同寿

　　……

　　这些字中的“石”，语义双关，是指洞旁的岩石，更是指蒋介“石”。

　　中共打败蒋介石，占领“正气亭”那一地区后，把亭名改为“捉蒋亭”。

　　蒋介石逃到台湾，爱亭之心甚往日。用意不再是为面子，全是为风水。据说桃园的“慈湖”那个地点是他 在台湾最早得到的“龙穴”，是桃园一些“善体领袖风水心意”的政客发现后告诉他的。据说恰好“慈湖”一带的景象又有点像他后父的家乡“溪口”，于是“慈湖”就成了他常去住住游游的地方，和他死后的厝所。

　　他造亭子的地点，多半是他自己勘定的，报纸上常说他到各地去探求民隐，那是他在看风水。看到风水好的穴地，他就在穴上站一下，做眺望风景状。他离开以后，他那些“善体领袖风水心意”的部下立刻用公款在他站过的地点造个“介寿亭”。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所有他看到的穴地，都用“介寿亭”占住。完成这一步，他就比较安心了，认为别人既然占不到穴地，就无法起来造反，即使造反，也不会成功，也就无法威胁到他权力宝座的安全了。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介石死了。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美国民主党的卡特当选为总统，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日宣誓就职。之后与台湾蒋家有关的情况是：

　　卡特宣誓就职不到三个月，由民主党众议员布拉德马斯和共和党参议员史维克尔所率领的国会代表团于四月中旬动身访问大陆。代表团中有一位年轻人，二十七岁，既非参议员，也非众议员，他名叫契普卡特，是卡特总统的儿子。十六日那天代表团与李先念会谈时，契普“曾经转达他父亲希望继续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心意”，并接受中共领导人致卡特总统的私函，答应带回美国面交卡特总统。

　　四十天后，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上说，美国国务卿范锡在三月底从莫斯科谈判失败回到美国后，国家安全会议已下令为“总统检讨备忘录第二十四号”收集资料。这项备忘录，就是“重新检讨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指令。到了这种地步，国民党（蒋经国）急了，急派高雄市市长王玉云飞到美国，五月七日抵达卡特总统的故乡“平原镇”，代表高雄市跟平原镇缔结为姐妹。这个姐姐高雄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这个妹妹平原镇的人口只有六百八十三人。王玉云还用五万美元在平原镇造一个“高雄公园”献给小妹妹。

　　也许是蒋经国当时太急了，只派王玉云去拍马屁造个公园，而没有按着他父亲蒋介石的办法去在平原镇的穴地上造个亭子，没有占住风水，结果卡特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宣布美国与台湾蒋家政权断交、废约，并自台湾撤军。

　　一九八〇年美国大选时，蒋经国不敢大意了，急忙暗中送了数千万美元给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作为助选费。果然有点效用，里根马上发表谈话，说当选后，一定恢复与台湾蒋家政权的官方关系。蒋经国大乐，但好景不长。中共震怒，立刻大骂里根。里根大慌，马上开始否认要与台湾蒋家政权恢复官方关系的事，并派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布什专程到中国大陆亲自向中共当局解释里根的失误。

　　这样一来，蒋经国又急了。里根当选总统后，蒋经国左思右想，认为还是用他父亲蒋介石的造亭战术比较能事半功倍，保住残余的一点非官方关系。他本想在加州里根私人的农场里选穴地造个亭子，但这太显明是献给里根个人的贡品，会引起美国朝野的耻笑与嘲笑，最后只好改为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内的穴地上盖亭子。但旧金山当局的态度是，在金门公园里造个亭子，可以，不过不准随便选地点造，要造，就造在那个没人去的角落里，不造拉倒。

　　蒋经国只好把亭子造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的角落里。里根宣誓就职后第八十五天，亭子造好了，蒋经国特派台北市长李登辉到旧金山金门公园与旧金山市长黛安娜·费斯坦主持献亭剪彩仪式。那个亭子的名字叫“金门亭”。

　　一位懂得内情的国民籍朋友告诉我，可能是因为未能在旧金山金门公园内自由选好穴地造亭，也可能是因为未能把亭子取名为“介寿亭”或“经寿亭”，所以亭子虽然造了也献了，但美国与台湾方面的关系却在萎缩下去，美国与大陆的关系却在节节上升。我问美国与台湾蒋家政权的非官方关系到底目前已经萎缩到了什么程度。他说就如同那个“金门亭”的破败情况一样，没有人游，只有鸟住，鸟拉屎。

　　一位常常云游四方的朋友最近经过美国旧金山时，特地到金门公园找到了金门亭，并为它照了一张相片。从相片中不难看出，这个亭子，平日根本没有人去理会，维护任由它风吹雨打，檐有落，瓦有破，周围还围上了铁织网，网上有牌，牌上有字，曰：

　　危险：离远点！（Danger: Keep Off!）

　　一九八七、十一、三十、上午，在何应钦移灵仪式的阵阵噪音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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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是台湾人？（李敖）

　　最近，蒋经国与十二个“台籍耆老”谈话，说他个人在台湾住了四十多年，“我已经是台湾人”了。消息传出，立刻被各路马屁砰砰围住，用屁股思考的朝野上下，屁谓蒋总统英明云云，似乎为蒋经国这一台化言论，倍感欣慰焉！不过，我却有唱反调的看法。

　　二十年前，蒋经国讲《以国家安危为己任》，自道他一生颠沛流离，“自己从小到现在，没有哪个房子住过六年以上”，可是到台湾后，他在一栋房子里，“已经住了十八年”，言外之意，台湾居，实乃安定之至者。上一讲演，是1967年1月30日讲的，二十年下来，蒋经国在台湾岂止一住十八年，根本已是二十八年、三十八年了，比起“自己从小到现在，没有在哪个房子住过六年以上”的流动率，台湾之令人乐不思蜀也，尚奚疑哉？

　　不过，说蒋家小朝廷大倌人蒋经国乐不思蜀，却要说得仔细，否则他必不服气。因为他在1976年2月27日的讲演——《我们有中华民族全民的民主与自由》，明明这样“昭示”过：

　　今天竟然有人说：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这个若不是他自己不认识历史、地理、文化，就是他受了共匪宣传的欺骗，或者就是他没有顾及到我们今天革命的形势和复国的前途。所以说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这在历史上是错误的、在地理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血缘上是错误的，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错误的，没有一点是对的！我们只有以台湾一千六百万的中国人，一心一德的来为国家的复兴而努力奋斗，我们台湾才有前途、才会安全。大陆上七八亿的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他们心目中，也唯有台湾一千六百万自由同胞的存在，大陆才有光复的希望。有人说：台湾是台湾，甚至有人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有一个人到国外去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是什么？当然我们是有双重国籍的规定，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入了其他的国籍，总是不光荣的。今天我们一千六百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一条永远走不通的死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子孙，中华民国的国民，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要确定这一原则。

　　在这一“昭示”里，蒋经国曾公然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以“我是台湾人”为奇耻大辱，可是，曾几何时，同一个蒋经国，却公然说他自己是“台湾人”了！这不是咄咄怪事吗？当然，各路马屁会说此“台湾人”非彼“台湾人”，“有一个人”所说的“我是台湾人”与蒋经国所说的“我已经是台湾人”含义有别，但是，不管怎么巧辩，中文的语法与定义总不会随着你们的高兴转，蒋经国在此时此地提出他“已经是台湾人”，显然给人一种感觉与导向，这还用说吗？

　　1978年5月28日，蒋经国《答〈读者文摘〉编辑大卫·瑞德问》，大卫·瑞德问他选谢东闵做“副总统”，“是否会有更多台湾省籍的人担任要职”？蒋经国答说：

　　我提名谢东闵先生竞选副总统时，从没去想他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事实上，在台湾的都是中国人，诚如谢先生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有些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晚一点而已。

　　好个“从没去想他的籍贯”！试问天下谁相信啊？如今，只知道谢东闵是中国人的蒋经国，居然自己也“已经是台湾人”啦！——政治人物的翻云覆雨，不亦令人好笑哉？

　　1987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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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蒋经国（陈左弧）

　　蒋经国先生继承父业，主持台政，（事实上在他父亲逝世之前，他已是举足轻重，实权在握，幕前幕后的主宰人物了。）大权独揽，炙手可热。至于功过是非，究竟如何，虽已盖棺，尚难论定。我现在仅就我个人的几项观感，略作评述：

　　（一）蒋经国先生死后，不少人把台湾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他一人，实是与事理不符的过誉之辞。请问：即令台湾真有何成就，凭他一人之力能完成这一切“成就”吗？全台其他所有军民同胞，难道都是死人，都是酒囊饭袋垃圾桶，毫没出力吗？

　　（二）蒋经国先生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制独裁者，根本没有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气质。他的做法和他的父亲的做法，衣钵相传，毫无二致，最多只是换汤不换药。他父亲表面比较严肃；他在技巧上稍有不同，表面上比较随和，其实骨子里完全一样，只知权力，不知有他。近年来一则自知健康不佳，来日无多，难免不无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企望；再则由于情势所迫，因而在某些方面心不甘情不愿地很技巧地作了一些细微的融通而已，根本谈不上建功立极，为国家奠定民主法治的坚强不拔的根基。

　　（三）台湾的经济成就，乃是世界情势演变、时代趋势发展必然的结果，又怎可归功于他一人？请放眼世界，在这科技昌明的时代，哪个国家没有经济成就？只是稍有高低之分而已。即以亚洲而言，就有所谓四条小龙，岂仅台湾而已哉？共产中国以地区人口作比，其成就虽似较台为低，但也有它的进步之处。日本为世界经济大国，非台湾所能望其项背，又应归功于谁？吉田茂乎？池田勇人乎？岸信介乎？福田赳夫乎？中曾根康弘乎？还是日皇裕仁？“孤掌难鸣”、“众擎易举”，台湾的经济成就，是台湾全体同胞胼手胝足和若干财经专家学者绞尽脑汁的共同收获，岂可“罪恶实在万民，荣誉归于‘领袖’”地把经济成就一股脑儿归功于蒋经国先生一人之力乎？

　　（四）蒋经国先生“上山下海”、“到处打拱作揖”、“吃路边摊”，有人以为勤政爱民；有人以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作秀。有人认为他这种做法并无必要，只要国家民主法治，有规律，有制度，政治上轨道，分官设职，各司其事，即可把国家治好，又何需国家元首经常带着一大批人，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地到处奔走呢？而且这种游山玩水式的做法，也只有在台湾这种弹丸之地的小国度才能办得到；若在大陆那种“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泱泱大国，你能上山下海、勤政爱民、到处喝茶拉手吃路边摊吗？那恐怕成年四季在总统府都找不到总统的踪影了。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开倒车，学黄老之术，鸣琴垂拱，无为而治。相反的，我认为在今天这个科学时代，正应该用科学方法来办事，不必刻意施展古时那些“微服私访、勤求民隐”的招式以博取个人的私誉。美国的里根并没有到处跑，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也并没有到处跑，他们的治绩并不比台湾差吧？

　　（五）有人生病没钱医，写封信给蒋经国先生，蒋经国先生马上回封信安慰他，并令荣总马上收容治疗。有人有个孤儿没法抚养，写封信向蒋经国先生求救，蒋经国先生马上回封信同情他，并马上指令某孤儿院收容养育。有些人送几只茄子辣椒香蕉西瓜给蒋经国先生以表敬意，蒋经国先生马上邀请他们莅临总统府，茶会招待，促膝闲谈，摄影留念，结为“民国友”。于是乎，“蒋总统勤政爱民，与人民打成一片”的颂赞，报纸狂登，电视狂播，美名远扬，不胫而走，天下皆知矣。但是，有人认为这些做法，都是沽名钓誉的“样板戏”（毛泽东太太江青的绝活）。我是一个七十一岁的老兵，数年前向辅委会请为荣民而不可得，接受朋友的鼓励，亲函蒋经国先生呼吁。我的问题难道不比上述诸例更重要？更有意义？更应认真处理？但结果连一封信都没有回我！朋友们说：因为你是大陆人，又是已经毫无利用价值的老兵，你的问题又是真正需要剑及履及实际解决的棘手问题，（其实，假若他真愿意替我解决困难，在台湾来说，他是“万能”的，他是“万有”的，又何“棘手”之有？）无名可沽，无誉可钓，无秀可作，也没有什么样板戏好演的，他何必费心费力回信给你呢？置之不理可也。

　　（六）人们都只说蒋经国先生对台湾有“伟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您知道吗？台湾的情治特务组织，（在台湾，这是政治权力的基石，有意争取政权的英雄们，千万不可忽略它唷！）一直由他亲自主持，四十年来，这个组织，您知道囚禁过多少人？屠杀过多少人？折磨过多少人？制造过多少冤狱？制造过多少人间悲剧？造成多少神经病患？造成多少枉死鬼！（恐怕连蒋经国先生自己都数不清，究竟多少，恐怕只有上帝知道！）对于这类惨事，您，或许跟我坐牢以前的情形一样，懵懵懂懂，天真得一无所知；对于其中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的痛苦，您，未曾身历其境，当然更是想像不到。甚至，我现在说这些话，您或许还不欲置信哩。或许，您更认为：为了维护台湾的安全，这些关关杀杀是必要的。如果您真有这种想法，恕我说句老实话：您不是不明事理，就是中毒太深。须知：即令为了维护台湾的安全，也无需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呀！

　　蒋经国先生所做的这些罪孽，与他的“伟大贡献”，两相权衡，功过是非，孰重孰轻，我们现在不必讨论，留待后人去作定评吧。

　　（七）英国的皇帝死了，大都埋在教堂或古堡的一角；美国的总统或功臣名将死了，或埋在他故乡自家的墓庐里，或埋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里。人生在世，日食三餐，夜眠八尺。死后三餐免了，牛眠吉地八尺左右也就够了。蒋氏父子统治台湾，凡是山水佳胜之处，差不多都有官邸行馆。（众所周知的有台北市、士林、阳明山、脚板山、慈湖、大溪、梨山、日月潭、澄清湖、西子湾等处。）这些地方，生前据为私产居住游憩，死后据为私产长眠。（美国总统除了居住在白宫外，休闲之地，好像只有一个什么叫做戴维营的地方。英国首相住来住去，好像就只有一处唐宁街十号。——恕我孤陋寡闻，只知道这些，不知其他；而且，还不知道说错了没有。而且，他们去职了，这些产业必须立即归还国家，交给下任新官住用。不像咱们伟大大方的中国，可以让他们永远据为私有，传之子孙。）而各地官邸和墓地的维护以及守护人员的薪俸待遇，每年开支，又是何等庞大的一个数字！民脂民膏，涓滴得来不易，如此铺张，未免太浪费了吧！而且，如果每个总统翘了，都要占用这么一大片土地，我们中国恐将要成为一个“总统墓国”了。其结果将是总统葬身有所，生民立锥无地了！

　　最后我要说几句道歉的话：蒋经国先生刚走，正当全国部分官民泣血稽颡如丧考妣（？）的时候，我偏来写出这篇拙文，毋乃太煞风景，太不合时宜了。不过，我要诚挚地请您深思：真理不是经由选举产生的，真理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您的悲伤是私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蒋氏父子当权主政数十年，多少人因君而富，多少人因君而贵，自然有如齐景公的高子国子，自然要如丧考妣、哀伤逾恒了。）我的说法是真理、是公义。您是个人的私爱小爱，我是对国家民族以及苦难同胞的公爱大爱。您为蒋经国先生之死而悲戚而哀伤，是小我的人情；我为黑暗专制时代的结束、国家民族新生的开始而庆幸而满怀希望，是大公无私的理智。我再一次地请您宽宏大量，冷静客观，谅解我的感受，认同我的看法想法，置公理于私感之上，置国家民族于任何个人之上。明天的天空会更清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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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人死了，就不骂他吗？（李敖）

　　潘毓刚告诉我，他在海外，碰到看过我批评蒋经国文章的人，反应有三类：第一类是中共的留学生，他们因为对中共不满，转而误信蒋经国是仁君，因而不赞同李敖文章；第二类是责备李敖不忠厚，说为什么蒋经国死了还要骂他？第三类是赞同李敖文章的。

　　第一类我不奇怪，因为中共留学生本在几十年的教条里长大，思考训练有问题，水平与眼界也有问题；第二类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毛病，不是几十年的教条里长大的，而是中了千百年教条的毒。这种教条，是“人死了，只能讲他的好话”，是“人死了，一切就都算了、被饶恕了”，是“人死了，你可以不讲话，但不可以讲他坏话”。……事实上，这种教条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谓人死了，就该被饶恕，这种理论，最细腻的建构，源出“代死者祷告”（Prayer for the Departed）。“代死者祷告”之风，不见于《旧约》，也不见于各《福音书》，而起于4世纪，到16世纪益发明显。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指出这种祷告的首要目的，就在求赦死者生前所犯的罪，希望经由赦罪，使死者得益。事实上，这种心态，本来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基督教受“异教”影响的，所以基督教中有人反对，理由是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死后可因祷告而蒙赦，则他生前更要肆意而为了。尽管如此，不论基督教也好，“异教”也罢，“代死者祷告”之风，一千六百年来，早已相沿成习。正因为这一祷告的目的在宽恕死者，以求免罪（Absolution），当然只讲死者好话，不讲死者坏话，就成为必要的假动作了。假动作做成习惯以后，就形成一股条件反应（conditioned response）式的伪善，只要人一死，就来上一大堆谀词，“万世流芳”也、“蒙主宠召”也……除了给人死者是“ 一代完人”的印象外，其他什么真相都看不到了。

　　由此可见第一类的错误，其病在“陋”，在于中共留学生没有见识；第二类的错误，其病在“伪”，在于伪君子们徒具假慈悲。其病在“陋”的，可原谅；但其病在“伪”的，却可耻了。

　　中国传统的正义信念是：“诛奸谀于既死。”这种信念，表示不因一个奸谀人物的死，就放过他，这种明大是大非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反过来说，不肯“诛奸谀于既死”、反而从而马屁之的人，则是十足伪君子，是我们看不起的。

　　198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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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两堂，圈里圈外（孟绝子）

　　蒋经国死后，遗体是放在荣民总医院的怀远堂里。

　　怀远堂其实就是医院办的殡仪馆，平日对外开放，任何人登记付了钱，都可以在那里为死去的亲友举行丧礼。我大致的印象，怀远堂生意最兴旺的日子，一天举行四次丧礼。

　　怀远堂本身是个长近五十公尺宽约二十公尺的建筑，前面约四十公尺长部分是大厅，后面部分是冷藏病人在医院里病故后遗体的太平间和太平间办公室。太平间侧门口，平常每天都聚集了各个丧葬社的业务员在等死人，抢生意。有时候他们会为抢生意而吵架。也有过打架的记录。他们等生意时也抽香烟，香烟头就随手丢在旁边的斜坡过道上。我每天每次走过那条过道时，都有意无意地看看地上的烟头，心里想，不知道会从什么时候起，那里才会不再有人乱丢烟头。

　　怀远堂前面是个小广场，广场左面也是个长方形大厅，大小同怀远堂差不多。何应钦死后葬前，遗体一直是放在那里。他死的日期是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移灵安葬的日期是十二月一日。他遗体放在那里的四十天当中，大厅的大门在白天是开着的，以便人们进去追悼。有时候我一天六次经过那里，除了看到门口两个站岗的宪兵外，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进去行礼。到了十二月一日上午要移灵到三军大学去公祭时，怀远堂前面一下热闹起来，何应钦一下子又伟大起来，先到的是便衣特务、宪兵、警察和三军仪仗队，接着是冠盖云集，然后是车水马龙，在“魂断蓝桥”乐曲声中扬长而去。

　　“何应钦停灵”大厅的后面，是荣民总医院焚烧垃圾的焚化炉和垃圾场。平常每天清晨五点左右，垃圾车的隆隆声就把我吵醒了，过了八点钟，我和左右邻居就开始关上面朝焚化炉方面的窗子，因为焚化炉焚烧塑胶类的垃圾所散发出来的烟味，实在难闻。自从蒋经国的遗体放在怀远堂那天起，隆隆声的垃圾车不再进到怀远堂旁的垃圾场，焚化炉也停止焚烧垃圾。这个现象使我不免想到，像这样“死后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如果轮流每个月病死一个，如果遗体又都在怀远堂停放一个月，我们这一带的居民就有福了，清晨不会被垃圾车的隆隆声吵醒，八点以后也不会再闻到从窗缝钻进来的火烧塑胶垃圾味。

　　怀远堂小广场前十公尺，是荣民总医院的八号门，也是后门，门外是一条不到三十公尺长的小巷道，小巷道以九十度角衔接石牌路二段的三一五巷。十三日夜开始，这个衔接处有两个宪兵站岗，封锁小巷道，八号门关闭，里面还有武装宪兵守门。怀远堂太平间通往医院的道路上，有五道由宪兵、警察、便衣特务组成的关卡。怀远堂正门口，站着两排仪仗队。怀远堂四围，还包围着一层宪兵和便衣特务。怀远堂斜对面的医生眷属宿舍楼顶上，头两天由武装宪兵站岗，这几天我从我书桌前的窗子望去，宪兵不见了，改由便衣特务站岗。今天下雨，楼顶上的特务打伞站岗。这两天天冷风大，我看到特务经常偷懒，不站在楼顶上，而到楼顶下面去休息一下，避避风雨。

　　怀远堂和周围，完全处于戒严备战状态。

　　电视和报纸说每天有许多人到灵堂去行礼致哀，去跪拜，去痛哭，一半是真话，一半是假话。从十三日深夜起，能通过戒严线而进入怀远堂行礼致哀的人，全是国民党党政军大号官员。有些老百姓真心诚意想进到怀远堂里去跪拜，在太平间外五道警戒线的第一道线上就被挡住了，只好跪在地上遥向怀远堂跪拜哭祭。有些一边痛哭喊叫一边跪着硬向怀远堂膝行的人，宪兵警察干脆就用架的方式拖离现场。

　　第一道警戒线前面，每天都站了不少老百姓。他们不是在遥致哀悼，都是在看热闹。

　　也许是国民党有关人员认为老百姓跪在第一道警戒线外跪拜哭叫有碍观瞻，过了两天就把荣民总医院新建大楼的大厅也布置成蒋经国灵堂，让没有资格进怀远堂的人去祭拜。真正在荣民总医院里实施“一院两堂”后，太平间旁第一道警戒线上的压力是纾解了，怀远堂外这五道警戒线的景观又突然显得太冷清了。今天下午三点多我经过时，连看热闹的人都没有了。在这同时，怀远堂里面也冷清起来了。因为国民党党政军大官就是那几个，头两天争先恐后赶热闹，该去的都去过了。像李登辉那样头一天去两次，之后又每天去一次的大官，究竟不多。既然大官不够多，又不愿让老百姓进去，为了不让怀远堂冷场，国民党有关人士只好暗中下令党政军机关，每天派人轮流组团到怀远堂去捧捧场，同时也通令其它各机关学校团体，也可以提出申请，得到准许后再组团集体去怀远堂行个礼。

　　到今天为止，到怀远堂行礼致哀次数最多的人，是李登辉。一比之下，蒋经国的亲属就显得太不够踊跃了。

　　蒋经国病故时，他的亲属当中，在台北的有妻子蒋方良，儿子蒋孝勇，后母宋美龄，名义上的弟弟蒋纬国……等。电视上每次李登辉在怀远堂里向蒋经国灵位行礼时，蒋孝勇都在旁边跪着答礼。别的人行礼致哀时蒋孝勇有没有跪着答礼，电视没有报道过。蒋方良到怀远堂去过两次，都是向丈夫蒋经国行礼致哀，不是向对蒋经国行礼致哀的人行答礼。

　　电视上没有宋美龄到怀远堂的镜头，也没有蒋纬国夫妇和儿子去的镜头。蒋介石在世时，故意不把蒋纬国升为上将，特地把这个升上将的人情留给蒋经国去做。果然不错，蒋介石死后不久蒋经国就升蒋纬国为上将，再提拔他为联勤总司令、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就这一点，即使不是亲兄弟，蒋纬国也是应该去怀远堂走走的。听说蒋经国也是故意不自己把蒋纬国升为一级上将，也是特地把这个升一级上将的权力人情留给宋美龄利用李登辉去做。

　　蒋孝武从新加坡回来后到怀远堂去跪拜过一次，又陪母亲去过一次，电视上还有他和弟弟蒋孝勇跪着向李登辉答礼的镜头。之后，还没有再去跪拜或答礼的镜头出现过。蒋孝武的妻子儿女到怀远堂去过两次。蒋孝勇的妻子或子女都没有在怀远堂出现的镜头。

　　蒋孝勇的姐姐蒋孝章从美国回来奔丧。报纸没有提到她丈夫的行踪。她丈夫是前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儿子。

　　报纸报道了蒋经国大儿媳徐乃锦和长孙女蒋友梅奔丧的消息，听说蒋友梅的丈夫是林金生的儿子。林金生就是靠这条线当上了考试院副院长的。如果属实，根据这条线的关系，林金生就是蒋经国的儿子辈。电视和报纸都没有林金生到怀远堂去跪拜的报道。蒋经国的儿子中，品学唯一及格的章孝严和章孝慈，也没有在怀远堂出现过的镜头。不知道是否深夜悄悄去祭拜过。

　　有朋友问我，国民党当局为什么不把蒋经国的遗体在十三日就直接放在国父纪念馆，或中正纪念堂、或忠烈祠？我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据我猜想，不放在国父纪念馆，可能是国民党当局认为该馆曾经多次遭到党外人民占领，党气已经不纯；不放在中正纪念馆，可能是国民党当局认为如果放在那里让老百姓瞻仰，老百姓去一次就可以一举两得，同时瞻仰了两个人，太便宜了老百姓，同时也认为一堂两蒋灵，家天下味道太过明显了。至于要放在忠烈祠，而为什么不在十三日就直接放在那里，我猜想是有两个原因，两个原因都需要时间。一是忠烈祠内老百姓进去的路线上需要安装特种仪器，以便侦测老百姓身上是否有爆炸物。一是蒋经国的遗体需要脸部整容。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经国在中山堂露面时的面孔，太臃肿、太痴呆。如果他真像报上所说是七孔大量出血而死的，那么，他死时面部的样子，一定又是很痛苦。臃肿、痴呆、痛苦，都与“英明而伟大”不符。因此必须让整形外科医生为他动手术整容，把他的脸整得不臃肿、不痴呆、不痛苦，而显出“英明而伟大的蒋经国”应有的安和而不乐利，慈祥而不软弱，坚定而不独裁，神情恰到好处，就像风雨中的宁静。

　　一九八八、一、十九、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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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蒋经国先生遗族祈祷（李世杰）

　　——也为政治冤狱受难人的家属祈祷

　　危国之祸，不及其家

　　蒋经国先生终于抛掉他的总统职位，撤下他的强人统治的权杖，走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公报，特于一月十七日的一八七二期，加出增刊，表示哀悼，并吁请会友为蒋氏的遗族祈祷，为这个国家的前途祈祷。

　　中国人的固有道德之一，是“危国之祸，不及其家。”王充《论衡·定贤篇》曰：“大贤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举。乱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国之祸，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祸而死其患乎？”蒋先生早年当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批准下属逮捕多少“非叛乱犯”去做“叛乱犯”定罪，固然是罹难者们（特别是死于冤狱者）的大不幸，却幸而未造成“危国之祸”。清秦松龄《于忠肃公（谦）墓》诗云：“宗庙有灵存社稷，英宗无意杀先生。”经国先生虽非“无意”，中华民国倒是“有灵”；我们又何忍将责难“及于其家”？况《礼记》曰：“里有殡，不巷歌！”我们是有人性、有同情心的人，又安得不为蒋经国先生的遗族祈祷哉！

　　我看到报纸上一些照片，蒋孝勇到机场迎接孝武，兄弟相对而泣下，（与曹丕曹植兄弟之相对泣下者有异。）孝章自美返国，见到孝武孝章两个弟弟而伤心落泪。方知他们蒋家那么高的权贵门第，原来也跟普通平民家庭一样，会因骨肉至亲之死亡而悲恸哀哭的。权位有大小，生命无贵贱，门阀有高低，自由则无轻重之分，应亦跟亲情一般，为人人所具有的。

　　过去四十年间，蒋经国先生权倾一国，其间，政治冤狱中的死难者和幽囚者，当他们的噩耗传出后，他们的子女，恐怕比今日之孝章、孝武、孝勇姐弟更加悲痛断肠而哀哭，死的固然是天人永隔，幽明殊路，比今日之蒋家姐弟更为哀痛，以其蒙冤负屈，衔怅终生，末由平反也！幸而一命尚存者，在饱经圜墙狴犴凶灾惨祸之余，回到家里，有人只能到父母坟前去临哭尽哀，有人拿着妻子遗照而悲恸悼亡。至亲近戚，密友良朋，更是“廿年三字冤沉海，一别千秋恨怎平！”了。此情此景，其忧伤惨恻、摧肝割肠的悲苦，尤非蒋家子女所能体会其万一者也！蒋经国先生地下有知，其亦在梦中感动他的子女为那许多冤狱罹难者的“国民党忠贞同志”之家属祈祷乎！

　　为受叛乱的人平反·让他死得安心

　　邵玉铭“说明总统发病逝世经过”后，朝野政党和地方政府、民间社团首长，纷纷表示要遵行蒋经国遗嘱。蒋先生遗嘱，除强调“反共复国决策”外，“并望始终一贯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建设。”呜呼，其言也善矣！

　　可是，蒋先生还有这一个遗嘱以后的另一个“遗嘱”，至今没有人提到。那是他留下“王家骅敬谨记述”的遗嘱之后第六天，一月十一日司法节，他向司法界提出的书面贺词。据十二日的报纸所载，他在这贺词中有一段说：

　　民主与法治密不可分，无法治即无民主。当此政府以坚定不移的决心积极开展各项民主宪政建设之际，有赖于司法功能之发挥者，日见加重。全国同胞期望于司法之公平公正者，尤为殷切。至希全体司法同仁凛然于本身所负使命之重大，人人以革新司法为己任，时时以提高裁判品质为要务，至公至正，不偏不倚，赢得人民信心，建立法治宏规。国家前途，实深利赖！

　　这至少可说是他留给司法界的遗嘱，也是他此生的最后一段公开言论。

　　司法革新的问题，论者多矣！国民党一贯以“无法治即无民主”来强调“法治”的重要，但似乎没人提到“无民主即无法治”的问题。国民党并不是百分之百没有法治的精神，但“法治民主化”却是渺不可期的东西！四十年戒严的积弊，军法审判的特质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法治”只有倚赖特权，才得实现些须。像我所说的某些“叛乱罪”被告，须能获得四星上将顾祝同向蒋经国求情，才能获得“伸半个冤，平半个反”，就是一例。没有特权人物讲公道话，只有冤沉海底！“法治”，要有特权阶级为之出头主持公道的人，才能享受“半个”，否则，所谓法治，只是被军法暴吏假借法律来“整治”，来“修理”。什么公正公平，至公至正，都是废话！“法治”不能让人人公平共享，连少数有凭藉的人，顶多也只能享受半个，这早已是“无法治”了。法治不能做到民主化，不能让人人享受真正不冤不屈的裁判，此殆国民党所以不敢说“无民主即无法治”之故乎！

　　蒋经国死前半年，宣告台湾地区解严，国内外颇多肯定他这项作为的。可惜国民党控制的立法院，强行通过所谓“国安法”，把戒严时期横遭军法枉判者的上诉权，剥夺得一干二净，以致解严云云，徒受为德不卒之讥。

　　国民党党政要员，如果真正要实践蒋经国的遗嘱，要革新司法，要“始终一贯推行民主宪政建设”，要“以革新司法”来“赢得人民信心”，就得有勇气洗心革面，在立法、司法两方面，真正改革到让军法审判下的政治冤狱受害人获得平反，让蒋经国先生当年所批准加以逮捕、判刑、处决的人，昭雪冤抑。倘若不此之图，一味想利用立法和司法权力，作为过去军法乱判人民叛乱的马桶盖，恐懼“真实”之被发见，则一切关于革新司法的漂亮话，终不过是丑陋的谎言，一点也无助于平息政治冤狱被害人和他们的家属之怨恨！一点也无助于减轻蒋经国生前纵容军特贱贼人权的愆尤罪责！一点也无助于让他在九泉之下死得安心！

　　我们要为蒋经国总统的遗族祈祷。（报纸说：蒋经国在邵玉铭“说明发病逝世的经过”以后，他的俄国太太蒋方良又因心脏痼疾及哀恸逾恒而住进荣民总医院休养了。所以，更要为她一家祈祷。）也要因蒋经国身后的赎罪而为那些誓言实践其遗嘱的高官大吏祈祷啊！

　　1988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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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是信什么宗教的（李世杰）

　　政府发言人新闻局长邵玉铭，于一月十三日夜里，对新闻记者“说明总统病发逝世的经过”之后，报纸和电视，连日来报道许多的蒋经国生前“行谊”和“丰功伟绩”，其中有一家报纸说：——蒋总统经国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

　　这是我第一次从大众传播媒体得到的信息：“蒋经国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

　　我不相信这句话，并不是我像耶稣的门徒多马（Thomas）那样多疑。十多年前，我的确看过一本蒋经国著的书（可惜书名忘记了。）里面有一段蒋经国勉励宗教界领袖的话，大意是说：

　　我虽然什么宗教也不信，但是对于任何宗教的神职人员，总是存着一份尊敬的心。可惜一时找不到那本书，无法引录原文。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蒋经国是尊敬任何宗教之传道人的，但他自己并不信奉任何宗教。他和基督教的“关系”，我所知道的仅有两点：（一）蒋介石老先生生前的官邸礼拜，小先生有时也奉命参加。（二）蒋老先生曾经命令小先生抄录高曼夫人编的《荒漠甘泉》，这本书原是基督徒灵修日课的书。这两件事，前者是听官邸的人说的，后者也是在小先生的著作看到的。

　　如此而已！

　　一九七五年，蒋介石老总统逝世后，七六或七七年，我从电视上看到，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有一次到北港天后宫（妈祖庙），献了一方“风调雨顺”的匾额，并鞠躬上香致敬。后来，林洋港当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有一次，国民党《中央日报》说：蒋总统经国先生特地寄了一千元，吩咐林洋港替他送给妈祖庙为香火钱。当时，有人说：“孔子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先生病逝尚未三年，他是信仰基督教的，小先生怎样就公然拜起菩萨来了呢？”

　　那时候，我怀疑他已经放弃了什么宗教也不信的态度而去信奉妈祖娘娘去了。

　　前三四天，电视出现了预定要主持蒋经国追思礼拜的周联华牧师，这位十三年前主持老先生追思礼拜的浸信会牧师，也是大家知道的官邸牧师，说了一句令我惊讶的话。他告诉电视观众道：——

　　蒋总统经国先生，是在重庆领受洗礼的。

　　在重庆受洗，那该是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前的事了！也就是说，蒋经国四十多年前就已经是正式的“基督徒”了。

　　这话使我十分迷惘！

　　既然是领受过洗礼的人，为什么他会说“我什么宗教都不信”这样的话呢？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2─33节

　　领受过洗礼，而且被人称为“虔诚的基督徒”，怎会说他任何宗教都不信呢？这不等于是不认耶稣基督了吗？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3─5节

　　这是摩西所传上帝十诫中的第一、二两诫。

　　拜偶像，是基督教的一大禁忌。领受过洗礼，而且被人称为“虔诚的基督徒”，怎么可以到妈祖庙献匾上香呢？拜偶像，就是承认在耶和华以外，还有别的上帝，就违犯了十诫中之头两诫了。献了“风调雨顺”的匾额，就是信仰妈祖的“法力”而不信上帝的权能。鞠躬、上香、致敬，就是事奉妈祖。这在十诫中是不许可的。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是“虔诚”，怎会做这种事呢？

　　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么？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

　　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2节

　　我将如何找寻答案呢？蒋故总统经国先生，是在重庆领受洗礼的吗？是什么宗教都不信的吗？是妈祖娘娘的信徒吗？抑或果是“虔诚的基督徒”呢？

　　我觉得很迷惘！蒋先生呀！你究竟信什么宗教？

　　一九八八年一月廿八夜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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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健康情况非常良好”？（李世杰）

　　——伤哉邵玉铭·谎言遽拆穿！

　　〔中央社台北七日电〕政府发言人、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邵玉铭，今天表示：蒋总统经国先生的健康情况非常良好。

　　他说，蒋总统并不因坐轮椅而影响其主政、决策的能力。

　　邵玉铭上午在行政院新闻局举行的七十七年新春记者交谈会上，作了以上表示。

　　他告诉与会的四十多位中外记者们说：“我并非医生，但在蒋总统主持有关的开会场合中，发觉蒋总统的指示明确，思虑敏捷。我个人认为：总统的健康情况非常良好。”

　　就在邵玉铭“作了以上表示”的前两天，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健康情况非常良好”的蒋总统经国先生，立下遗嘱。当他邵玉铭“作了以上表示”后的第六天，邵玉铭又以政府发言人身分，对众记者说明那位“健康情况非常良好”的“总统发病逝世的经过”。

　　闽南有一句谚语，骂人爱说谎话，叫做“瞒官骗鬼”，意思是说，官是清明的，鬼是灵精的，尚且要瞒之骗之。国民党的官员却是：“做官骗人”。凡事机密，凡事掩藏，凡事隐蔽，凡事瞒骗。他们把这行径叫做“保密防谍”！

　　邵玉铭是政府发言人，他不会不知道蒋经国已经在一月五日预立遗嘱。尤其是这几年来，中外记者常常就蒋经国的健康问题，提出询问。决策核心，自必让他新闻局长随时知道“总统健康情况”是“非常良好”或“非常不好”。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人士共同关心的大事，且又不是什么军国机密。新闻局理应随时发布真实消息，政府岂可隐秘事实，不但不让人民知道，甚至公然瞒骗、说谎！

　　国民党最恨恶它的敌人“崇洋、惧洋、媚洋。”但在很多事实上，证明国民党才是真正奴性十足的崇洋、惧洋、媚洋！即以蒋经国的病情而论，每次都是被洋记者问得紧了，才不得不“透露”一点无关痛痒的情况；它向来不主动向国人报告蒋经国病状的，大约是以为发布蒋经国病危的真相，就会被“匪谍”制造谣言，以至于“动摇人心”，进而“动摇国本”！

　　然而，人无金石寿，秦皇汉武遍寻不死之灵药，犹不能免于一命呜呼。邵玉铭式的欺骗，并不能延长蒋经国的寿命，更不能安定民心。反之，像去年十月二日，因为市面讹传蒋经国已经死亡，导致股票行情之跌落，甚于千丈瀑布之猛泻，一时谣言如像黄昏的乌鸦群，满天飞舞，市场秩序为之大乱，投资人还涌上街头，涌到行政院、立法院大请其愿！

　　邵玉铭是以“政府发言人”的身份说话，是对“四十多位中外记者”说话。他是公然欺骗国人，公然欺骗中外人士。不单是邵玉铭在欺骗，也是国民党政府在欺骗！

　　事实上，当元旦那一天，在中枢庆祝开国纪念和元旦集会上，“健康情况非常良好”的蒋经国，只能有气无力地说了六个短句的话，一共四十四字。电视播映时，观众无不联想到“尸居余气”这一成语，没人相信他还能够“指示明确、思虑敏捷”的！五天后，他预立遗嘱，当然是自知“为天年所限”的日子已经太迫近了。在此众目睽睽之下，邵玉铭“作了以上表示”，不无明目张胆的“伪造文书”的嫌疑。因为报纸杂志电视台及广播电台，是社会的公器；而且，新闻局长正式以政府发言人身分所作的声明，理应登载于新闻局的官方文书中。这样说来，邵玉铭岂不是“公务员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登载于其职务上所掌之公文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刑法第二百十三条。）

　　我并不是强人所难，要他邵玉铭去咒诅蒋经国总统“病情严重、恶化、危殆。”假使他这样说，纵使不是咒诅，而是事实，那也不但要先掼了纱帽，还得想法保住脑袋瓜子。这是“党纪”，而国民党的党纪也就等于国法！为了表示“忠党爱国”，邵玉铭当然得遵从“不准说实话”的党纪和国策。譬如政治犯被逮捕了，讲实话，辩称自己没有叛乱，便是罪。（当然，说假话，诬服叛乱，还是罪！）新闻局长的特权是：讲实话，有罪也；撒个滔天大谎，却就有功。所以，曾为政治犯的人，必定深叹“新闻局长的确不可不做”也！

　　不过，邵玉铭这一回运气实在倒霉，他撒的谎言，“有效期”太短促；在蒋经国立了遗嘱后两天，他还硬着头皮说“总统健康情况‘非常’良好”。这“非常”两个字，实在用得非常之糟糕！因为蒋经国还来不及奖赏他邵玉铭的“忠党爱国”言论，邵玉铭已经在“说明总统发病逝世的经过”了。邵局长那个装谎话的盒子，看来也要跟蒋经国的遗骸一起加盖党旗国旗了！想到这里，可真要为这位政府发言人感到狼狈与尴尬！

　　李敖说：“撒谎的人，要有好的记忆力。”他的意思大概是：不要后语忘了前言，自掴耳光。我倒想：撒谎的人，还得有好运气，不要很迅速地便被事实打歪嘴巴。邵玉铭“作了以上表示”，并不表示他记忆力坏，忘记了两天前蒋经国立遗嘱的事。他被人觉察出是个说话不诚实的骗子，不过是运气乖舛而已。他该懊悔没有祷告祈求上帝，让蒋经国多活几年吧！伤哉邵玉铭！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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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李登辉等六大员伪造蒋经国遗嘱状（李敖）

　　本案被告身份，都是国民党政府大员，一共六名：

　　一、李登辉——“总统”。

　　二、俞国华——“行政院院长”。

　　三、倪文亚——“立法院院长”。

　　四、林洋港——“司法院院长”。

　　五、孔德成——“考试院院长”。

　　六、黄尊秋——“监察院院长”。

　　这六名被告，涉嫌共同伪造文书，足以生损害于蒋经国及公众，特此报请侦办。

　　据本年1月14日《中央日报》刊载，蒋经国已于本年1月13日下午3时55分死亡。但蒋经国早在本年1月5日，由案外人王家骅代笔，做成遗嘱，并经被告等在遗嘱上签名为见证人，有图片为证。

　　唯按本年1月19日《联合报》刊载被告之一林洋港谈话，事涉蹊跷。《联合报》报导说：

　　林院长说，到了下午4时20分，官邸的武官突然打电话来，要他赶快到官邸去，说话时语调十分悲伤。当时他就有不祥的感觉，立即赶到官邸。武官见到他，就悲伤的说：“总统大去了。”他听了宛如晴天霹雳。

　　林院长即到会客室，李副总统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及蒋纬国将军当时都已经到了。不久，五院院长都已经到齐。将近6点钟，五院院长在蒋故总统的遗嘱上签名。然后即到总统卧房瞻仰遗容。

　　同日《民生报》也报导说：

　　不料，到了13日下午4点多，林洋港即接到来自官邸的电话，要他即刻赶到官邸。一到官邸，武官悲伤地告诉他：“总统大去了。”

　　将近6点，赶到官邸的五院院长在总统的遗嘱上签了名，并到总统的卧房瞻仰遗容。

　　可见被告等在蒋经国遗嘱上签名见证时，先得悉蒋经国已经死亡。但蒋经国遗嘱上，日期明明是本年1月5日，可见王家骅于本年1月5日为蒋经国代笔做成上开遗嘱时，被告等显然均未在场，从而该项遗嘱之意旨是否为蒋经国之真意，即有可疑。

　　“民法”第1194条明文规定：

　　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

　　查上开遗嘱，被告等虽均为见证人，竟无一人为代笔人，且系于蒋经国死亡后，始在遗嘱上签名为见证人，显然无从笔记遗嘱意旨、宣读、讲解，经蒋经国认可，以致蒋经国未与全体见证人同行签名，在在均已违背强制规定，依“民法”第73条，上开代笔遗嘱，“不依法定方式”，与法不合，不生效力。

　　查被告等明知王家骅于本年1月5日为蒋经国代笔做成上开遗嘱时，均未在场，依上揭法条规定，该项代笔遗嘱，显然无效，竟于本年1月13日下午6时前，签名为见证人，共同伪造上开遗嘱，足以生损害于蒋经国及公众。核其行为，显已触犯“刑法”第28条及第210条共同伪造私文书之罪嫌，爰依“刑事诉讼法”第240条规定，提出告发。请将被告一干人等，一律提起公诉。

　　查蒋经国老子蒋介石当年死时，遗嘱签名即启人疑窦。据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1975年4月5日

　　〔下午〕8时半忽接医师电话速赴士林，到达时，知父亲心脏跳动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此病发于睡眠中，经数小时之急救无效，竟与世长辞。母亲与儿随侍在侧，悲哀跪哭，昏迷不醒。是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子夜，党政军负责同志皆来瞻仰父亲遗容。父亲面容安详，如在熟睡。余在父亲3月29日所立遗嘱上以行政院长身份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

　　再据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总统蒋公哀思录》中，记录当时“司法院院长”田炯锦回忆：

　　到了6日凌晨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

　　足见在遗嘱上见证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还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性，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蒋介石的遗嘱上列日期是3月29日，是死前七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按“民法”“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党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这未免太目中无人、欺侮苍生了吧？如今事隔十二年，国民党老毛病又犯了，同样蒋经国的遗嘱上列日期是1月5日，是死前八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按“民法”“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也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党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这也未免太目中无人、欺侮苍生了吧？

　　由此看来，除非蒋氏父子生前忌讳立遗嘱、死后遗嘱都是伪造的，否则无以解释这些疑团。因为依法代笔遗嘱原为中国特有的制度，为适合中国国情而设，基于公证人制度既未能普遍实施，而中国又多文盲，乃特设这一制度，以求简便易行。但蒋氏父子并非文盲，公证人制度在台湾又普遍实施，他们的遗嘱为何不按规矩好好去立，而要侜张为幻，一至于此？除了伪造的原因外，难道专为耍大牌，才这样胡来吗？

　　不过，不论遗嘱是真是伪，见证人的见证都是依法不合的。其中尤其可恶的是：竟有“司法院院长”从中扶同为恶、伪造文书，其目无法纪，真可腾笑中外矣！

　　此致

　　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

　　李敖 198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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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李敖）

　　苏荣泉先生是出版界的有心人，他鉴于江南遗著《蒋经国传》始终没有像样的定本，特别向江南夫人崔蓉芝女士建议，请她授权，出版由李敖写序的新版。蓉芝女士立刻同意了这一建议，十七天前，她写信给苏荣泉先生，其中说：

　　同信寄上委托书原件，与授权李敖的声明。

　　李敖先生是江南生前很欣赏的人，也一直说：“如果由李敖来写蒋家传记，是最适当的人选！”《蒋传》能由李先生加序，当是再好没有。

　　同一天，蓉芝女士又写信给我，其中也说：

　　阁下笔触锋利，横扫千军，情义兼顾，举世闻名。江南在世之日，时时为阁下之胆魄钦佩不已。然而虎穴之中，蛇鼠潜伏，万望切实戒备，用慰亲友。

　　看了蓉芝女士这些话，我很感动，也很感谢。记得崔音颉《〈蒋经国传〉·万古流芳》一文中，记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归来！

　　我初识江南在二十五年前，那时我独居台北市金门街，常到附近段宏俊家免费“搭伙”，江南当时也常来就食。以后我们偶尔通信、见面。江南长住美国后，我身陷大牢，音讯遂绝。多年以后我复出，江南在海外一再为我仗义执言，使我心存感念。有一次，他写了一封化名的信给我，建议我驳斥迷信的世风，可见他兴趣之广，固不以政治为限也。

　　蓉芝女士给我的信中说：

　　江南自被刺以来，匆匆竟已三年有半。虽然凶案之最高主使者至今犹逍遥法外，杀人动机早已昭然若揭。江南遭忌之最直接原因，陈启礼等人已供，厥为其所著之《蒋经国传》及计划中拟撰之《吴国桢回忆录》，殆无疑义。

　　文人之笔而能令昏君乱臣贼子惧，自古即然。江南横死而能迫使台湾走出家族政治之统治，彻底打破中国政治传统之陋习，则江南之死确是重如泰山。其在天之灵，当能含笑宽慰矣。

　　江南之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泰山级的，就是它用鲜血证明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并且逼使它重新塑造假面具。蓉芝女士在《他的血，没有白流——纪念江南》里，有这样的论定：

　　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江南案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他那支笔惹祸。

　　独裁统治者的一个最有效且不费力的武器就是“秘密”。公开统治者的秘密，就等于把统治者的武装解除了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不肯开放报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以往在台湾“蒋家”的事绝不能谈的原因。权力核心秘密的公开，是走向民主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过程。

　　由于职业的训练与江南对政治敏锐的观察力及兴趣，江南毕生绝大部分著作的重点，正是集中在公开中国近代及当代独裁统治者的秘密上。

　　他写《蒋经国传》《王昇沉浮录》《龙云传》，以及计划中还未动笔的《吴国桢传》等，都是围绕着国民党的权力统治的中心。从江南写《蒋传》到他遇害之后《蒋传》在海外、在台湾大量地流传，因此，也打破了蒋家的禁忌，台湾的党外以及一般百姓们都敢自由地谈论蒋家了，使台湾的总统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成为公众人物。

　　江南案的发生对台湾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为江南案是国府第一次有证据被抓到，动用情治人员勾结黑社会到外国的土地来残杀异己，从而引起海外与台湾岛内以及囯际友人们的密切注意。由于它产生的震荡太大，台湾驻美代表钱复曾说过：“我们多年努力所积存下来的本钱，被国民党大大把它花掉了。外交上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

　　江南案也同时引起大家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关注；国民党为了要重建台湾在国际间所标榜的开明、自由、民主的形象，他们必须容忍、改变、放宽言论自由尺度，使这两年来国民党权力结构大大地改变了。9月28日台湾党外人士宣布组党，接着国民党宣布将解除戒严法，开放党禁，是最近最新的发展。

　　江南案的发生，同时也为文人的言论自由提出了更多的保障。国民党为了它在国际间的形象以及人民的觉悟，使它不致再轻易地做出类似的事情，所以文人的言论自由也获得一定的改善。

　　正因为江南之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国民党当局就不得不施展种种手段，以减轻压力。手段中最明显的有两类，一类是尽量降低真凶的层次，用“一清专案”首先抓竹联帮龙头陈启礼，以防泄密，并在审判秀中把真凶定位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以下的层次；一类是尽量降低江南的层次，用《九十年代》李怡做可耻帮凶，假借海外中性刊物，公布所谓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报局线民一级的层次。这两类手段都太卑鄙了。他们以为：把凶手人身关起，则审判凶手就是可以不再曝光的安全措施了；把被害人名誉破坏，则暗杀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了，其实天下哪有这种一手遮天的便宜事！他们里应外合，千方百计证明江南是国民党的情报员。但，是了又怎样？揭了这个底，除了证明他们连自己人都杀、证明他们更残忍以外，还能证明些什么？结果呢，一切总是欲盖弥彰，整个的演变，愈发证实他们既无识又无耻而已！

　　蓉芝女士在《他的血，没有白流——纪念江南》中感慨说：

　　……随着案情的发展，虽然绝大部分的凶手都已落网定罪，这件案子的真正“主谋”仍然逍遥法外，纵然大家都清楚是谁或是哪些人。另外，让我最痛心的是有关江南的人格，一再地被各方面的当事人当做既成的牺牲品来侮辱来抹黑。有人说：“江南被国府谋杀了两次，一次是国府及竹联帮剥夺了他的生命，一次是国府利用一般国人强烈的泛道德观，透过大众传播媒体对江南的灵魂进行谋杀。”江南的生命在三枪声中结束；而江南的灵魂谋杀却在长期的进行中。

　　这次竹联帮大审，又再次谣传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论。诸如国民党及部分竹联帮人所说，江南过去是受“国民党栽培”、“不知感恩图报”、“忘恩负义”，做了对不起党国的行为，所以才必须受囯民党的制裁！这个国民党制造的理由，真是荒唐得可以，也可恨至极！

　　说江南受国民党的栽培，到底是根据什么呢？因为他1949年十七岁那年，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还是因为他在无依无靠的情形下，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后来他进了政工干校，成了经国先生的学生？干校的学生只不过是普通军人的身份，领的不过是比一个二等兵好不了多少的待遇。对于台湾军人的处境以及所受的待遇，大家也许读过许多文章，不需要我再来强调。他们的困境，国民党以前那样以扭曲人性的方式对待军人及军校学生，就是他们所谓的栽培吗？何况江南是毕业前，自己开除了自己，受不了他们的栽培而逃开的。在《蒋传》自序里，他交代得非常清楚。他说：“干校没开除我，我开除了干校。”因为那时他已看出反攻大陆的无望，他清楚地知道，以他天不怕地不怕疾恶如仇的个性，以及强烈自由主义的倾向，留在军中是绝无前途的。

　　若说“栽培”是指江南以《台湾日报》驻美特派员的身份来美国，就更无稽了。但是这却给一般人一个好像很合逻辑的联想，马上使人想到间谍小说中的“特派员”，而且《台湾日报》发行人是夏晓华先生，夏先生在大陆时，的确曾在情报局做过管人事方面的事情，这使得人们很自然地把江南想成了国民党所栽培的“情报员”了。其实这是极不相干的事。

　　正声广播公司也好、《台湾日报》也好，他只是一个记者，讨份仅够糊口的生活。1960年代，江南闭门苦修英语三年，为来美奠定语言的基础。1965年香港及东南亚之行的优良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及锋利的笔锋。1966年他以为时机成熟，向夏晓华提出来美求学要求，以驻美特派员名义申请护照签证，当他典当了一切买完了飞机票，身上只剩下几百块美金了。1967年4月他到了华盛顿，第二天打开Yellow Page找到了一份教中文的工作，我同年8月也来到美国，加入了教书的行列。他白 天教书，晚上到American Univ.念书，像所有6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一样，我们辛勤工作，努力学习适应美囯。

　　1972年他修完博士课程，希望找份教职。他发了几百封求职信，失望之余，决定改行。在十多位朋友的帮助下，集资从商，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专心地投下所有的智力、精力。一切的努力辛劳总算没有白费，我们站住了。江南健谈、热情，再加上他知识的广泛，他很受顾客的喜爱。但他并没有因为从商而放弃或放松他自己的兴趣。读报、看书、写作仍然是他生活上的主体，他曾无数次的说，他很满意如此的生活，因为他能有完全的“自主”的自由。

　　我所以要如此琐碎地跟大家谈我们的私事，是想要大家了解真实的江南。江南本着他爱国、爱民的赤诚，他关切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祖国，期望着中国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他毫无顾忌地写出对时政、对人的批评，难道这就算是卖国吗？国民党的Mentality是“国民党等于国家”。我们在台湾长大，从台湾出来，都是台湾土地与人民栽培出来的人，但是我们并不是国民党栽培的。反对、批评国民党也并不是反对政府，更谈不上“卖国”。

　　其实想想我们为什么要流浪海外呢？还不是为了争取自由与生存的权利吗？

　　蓉芝女士这些话，说得是很凄楚、很动人的。江南一生的奋斗与成长，是一篇“钻破亦在我”的史诗。陆放翁的诗说：“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江南生于乱离之世、长于干校之园，但他却不甘“作茧自缠裹”：而力争上游，最后终能“流浪海外”，过他“决定改行”的自由生活，这一历程，岂不正是“钻破亦在我”的写照吗？谢滢滢《江南之死》中说江南

　　后来改行做东方礼品生意，移居旧金山，在当地的旅游胜地渔人码头，开两家礼品店，主要售卖瓷像，夫妇两人合力经营。

　　江南虽然经营生意，但仍关心政治，近年来治史甚勤，美国一些中文报章和杂志，都见到他的文章。江南曾对人说，台湾作家李敖能大胆批评，破口骂人，是在于其经济独立，不受人左右。所以江南在湾区开礼品店，远离中国人的是非圈子。刘太太说，他的丈夫平时在店里，一有空就写文章，从不放弃任何机会。

　　江南感于能有“经济独立”才能“不受人左右”、才能“大胆批评”，并且毅然在1972年以后，行有余力则以“作”文，这是他“流浪海外”后的新境界。在身在海外、业隶自由的双重保障下，江南奋笔为文，可是好景不长，仍旧难逃一死，江南“一有空就写文章，从不放弃任何机会”；国民党也一有事就放黑枪，从不放弃任何机会。最后，江南文海伏尸、我们隔洋惊变，这样一位奋发有为的朋友，就这样凄然无语的离去了。

　　江南的离去，只是他生命的休止，他的作品却因此更能发扬光大、更应发扬光大。作品中《蒋经国传》，自是此中之尤。蒋家王朝打天下、守天下、失天下的都是蒋介石，他的太子蒋经国只是一名配角和唱压轴戏的，按比例说来，本不太值得一写。且由于此人一生藏在阴影里，事事机密，要写也极不容易写。但是江南还是写了，并且写得很传神，这是很不简单的成绩。如今《蒋经国传》新版付印前夜，我特就江南其人其书，有以肯定，江南其人，是以血的代价，成全其书的，此真“字字看来皆是血”矣！读者幸识之。

　　1988年4月23日夜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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