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海秘辛

• 目录
  • 新版《政海秘辛》缘起（李敖）
  • 激荡的一年
  • 李宗仁在流亡中再起反蒋
  • 从非常会议到蒋、汪合作
  • 两广五年割据
  • 抗战前后
  • 从台儿庄大捷到昆仑关之役
  • 雾都岁月
  • 历史的转折
  • 白崇禧的结局与第三势力
  • 李宗仁与蒋介石决裂的经过
  • 程思远四赴京华
  • 翩然归来
  • 一场浩劫开始了
  • 附录：人名简释

　　wjm_tcy注：未找到李敖出版社版本，所以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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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政海秘辛》缘起（李敖）

　　1957年毛泽东写《蝶恋花》一词答李淑一，全文是：“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首词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太太杨开慧和其他殉难同志的。大意说，太太杨开慧被国民党捕去枪毙，她在死后，上了九重天了、上了月亮了。月亮上吴刚伐桂，以桂花酒招待他们。寂寞的嫦娥在万里长空之中，也为他们这些为理想而死的忠魂跳舞。忽然间，消息传来，地球上老虎给伏了（蒋介石给打败了），他们自己虽然牺牲了，但是听到这个好消息，也忍不住要泪洒长空了。

　　毛泽东和蒋介石曾为革命“战友”，在国民党“联俄容共”时，毛泽东加入国民党。有趣的是，他的党阶，且在蒋介石之上，这由孙中山亲笔开的名单上可以证明。当时大家联手打天下，形式上是国共合作，实质上国民党派系亦多，其中广西帮的桂系人物，也是逐鹿英雄之一。桂系的头儿是李宗仁，在北伐中，实际功劳，且在蒋介石之上。不料天下方定，地球上“‘蒋’刚伐桂”开始。自此逐鹿者亦被以鹿相待，同志苦矣！

　　国民党同志之一，最后被蒋介石派人用刀扎死的杨虎城将军，曾有一段感慨之言。他说：我们国民党的人，是斗不过蒋介石的，蒋介石只有共产党斗得过他。历数国民党各路英雄好汉，最后无不被蒋介石斗得鼻青眼肿，可证杨虎城所言不虚。

　　不过，在各路英雄好汉中，桂系的李宗仁却是一个异数。李宗仁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了二十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他在生命晚年，还以两件“武器”发挥了“恨别鸟惊心”的作用：一件是回归大陆，把他的“剩余价值”别有所赠；一件是藏诸名山，把他的《李宗仁回忆录》完成出版。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综看李宗仁的一生，虽然赶不上共产党的伏虎功，但是与虎谋皮不绝，还得雄才自保于青年壮年、落叶归根于老去死去，足见他的高杆。

　　为什么李宗仁这么高杆？因为他知人善任，能够礼遇到诸葛亮式的智多星人才。小他十七岁的程思远博士，就是他的诸葛亮。程思远在1930年22岁时就见知于李宗仁，出任秘书等要职。1939年任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主任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书记、乐群社理事长及桂林欧美同学会会长。1942年起赴重庆，先后任三青团督导室主任、中央干事、社会服务处处长、广西省政府主席驻渝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1947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48年当选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文革”结束后，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1986年起，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我由李敖出版社出版《李宗仁回忆录》后，深知须得程思远先生大作连璧，方更完美。今年3月23日，我托三三带信给思远先生，大意说，不甘蒋介石独霸，挺身与之周旋，终得伏虎于人间，此先生一代之事功也，令人称快；我生也晚，困居台湾四十年，为虎所噬，二度入狱，九死无悔，现在拟出先生之书，惠请同意。4月17日，思远先生回信给我，说“愚在海外，常得拜读大著，时深景佩，今获结交，固三生有幸也。”除授权我处理他的全部著作外，并愿为李敖出版社的版本增补资料。我感于思远先生的信任与好意，特先将《政海秘辛》刊出。并志缘起，以告天下之虎口余生者。

　　1989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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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的一年

　　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国民党内战频仍，天下大乱。李宗仁于犯粤入湘迭遭失败之后，在柳州收拾残余，挣扎待变。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黄绍竑突从桂林发出“马”电，吁请蒋介石、李宗仁“息争求和”。这是李宗仁与黄绍竑分裂的开始。

　　此时，汪精卫派张定璠①入桂，对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说：“黄绍竑之变表明私人结合靠不住了，你们要生存下去，必须成立政治团体，标明奋斗目标。”李、白、张几经商谈，于是决定组织“护党救国青年团”（后改“革命同志会”）。

　　这个秘密团体成立之初，由于必须排除黄绍竑系统的军政人员，发展组织异常审慎。在环境特殊和人才缺乏的条件下，我被吸收进入这个组织，旋被派到李宗仁、白崇禧身边，专管有关组织内部的工作。后来事实证明，我就靠这个组织受到他们重用的。

　　这是我的政治生活的开始，但为要把我的工作环境说明得比较清楚一点，还要说得远一点，那就从北伐以后的局势讲起吧。

　　一 北伐后的局势

　　北伐以后，广西军人的势力从两广、两湖打到山海关，声势最盛，极为世人瞩目。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天津《大公报》以《珠江流域之思想与武力》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

　　但起得快，跌得也快。曾几何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军人势力，即世俗所称的“桂系”，便为国民党当权派蒋介石整垮了。推原其故，固由于蒋处心积虑，削除异己，以图建立其个人独裁的政治局面；而李、白等人当时狂妄自大，一旦骤登高位，骄傲自满，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他们遭此打击，也是咎由自取的。

　　当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党蒋桂冯阎四派打下北京、天津以后，蒋介石便以“祭告国父”孙中山先生为名，于七月六日起召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到小汤山举行裁共善后会议。这个计划是杨永泰向蒋提出的，其主旨是把一、二、三、四集团军“化整为零”。具体措施如下：

　　一、取消集团军总部，成立编遣委员会；

　　二、军队以师为单位，全国留五十至六十个师；

　　三、全国编宪兵二十六万人，归中央掌握；

　　四、兵工计划先从导淮做起（根本否决了白崇禧率桂系第七军去新疆殖边的兵工计划②）。

　　冯、阎、李、白均反对取消集团军名义。冯玉祥说，应保留集团军总司令和总指挥名义，以酬庸作战有功的人员。（李济深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致李宗仁、白崇禧函云：“忆编遣会时，冯焕公议及总司令总指挥名义，谓当略为有功者之地，我辈亦善其说。”）但最后卒屈服于蒋的蛮横专断，原则上通过，实施计划由“国军编遣会议”制订。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李济深抵北平，对蒋、冯、阎、李四总司令裁兵方案表示赞同。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四次大会中提出《政治分会存废案》，当经通过，限本年底前分会一律取消，并规定，以后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表命令，及任免特定地区内之人员。这表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不特不能再任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就是他们所兼任的政治分会主席名义也就随之而撤销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提出了下列的人事任命案，当经通过：

　　一、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

　　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张学良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

　　以后又在十月十八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中作出了下列的决议：

　　任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

　　李宗仁为军事参政院院长；

　　李济深为参谋部部长。

　　十月十九日，蒋又在中央政治会议中作出决议，任阎锡山为行政院内政部部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

　　蒋采取了上述的人事部署，主要是把冯、阎、李等军事头目集中于中央。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杯酒释兵权的再现。

　　十分明显，蒋介石的“削藩”措施，过于激烈，自然激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毛泽东对此说得很清楚。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③

　　后来历史发展，证实了上面的论断。

　　二 编遣会议上的勾心斗角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召集的“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二、三、四集团军均到南京出席。蒋想利用此一机会强留他们在南京供职。

　　在此以前，蒋介石想方设法，要当时驻兵平津的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如果后者真的去了，他就可以把桂系头目一网打尽了。

　　事有凑巧。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四集团军驻在武汉的第十九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偕湖南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及李宗仁的所谓“智囊”王季文从武汉乘火车到北平，白崇禧亲往车站欢迎。胡宗铎在车站对白耳语说：“此行有机密奉告，不能在城内会谈。”

　　十二月十九日，白崇禧偕胡宗铎、何键游西山，谈两湖问题。这时广西军队以两广为后方，中经两湖横贯长江以迄燕蓟。如果两湖出问题，那么白崇禧在平津的地位便非常危险。

　　胡宗铎让何键先说。这位后来享名“变色龙”的何芸樵先生说：“根据报告，蒋从江西运武器弹药到长江装备第二军鲁涤平部④，意在对付武汉。”

　　胡宗铎说：“蒋如对武汉用兵，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白崇禧反复考虑后，提出了下列两点：

　　一、“先发制人”，师出无名，不易得国人的同情；

　　二、武汉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如果对蒋用兵，必须放弃湖北。四集团军驻鄂部队完全集中湖南，紧靠两广后方；如果要打蒋介石，必须采取北伐军打孙传芳的战法，从湖南出江西，循浙赣线向上海进军，把蒋介石的经济金融基地先拿过来，以制他于死地。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电白崇禧：

　　国军编遣会议已于今日在京开幕，盼莅京出席。中央编遣委员会成立后，一切盼兄运筹擘划，离平以后，所遗职务可交李鹤龄兄代理。⑤

　　一月二日，白崇禧电复蒋介石：

　　东代电奉悉。睽违日久，孺慕甚切，深愿乘此编遣会议开幕赴京面聆训示。现在做离平准备，俟布置完竣，即日南下。唯祺新弟丧，感伤过度，以致旧疾复发。医嘱静养。此次编遣会议，有钧座主持，群公赞助，必收奇效，成救国之盛举。承示令禧担任会中部务，仰见不遗在远，铭感无既。窃虑责任重大，尤非病躯所能胜任也。谨先道谢，伏乞垂察。白崇禧叩冬。

　　蒋介石诱捕白崇禧的计划终不能实现。

　　在南京，编遣会议草草通过了一些编遣程序、编遣分区办法和编遣委员会规程，便于一月二十五日闭幕。在会议期间，蒋介石邀冯玉祥去南京汤山洗温泉浴，洗完澡后，蒋对冯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里头了。”⑥蒋对李、白等不满的心情，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了。

　　三 武汉事变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当李宗仁、白崇禧均不在武汉的时候，被胡宗铎一手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竟作出决议：罢免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同时又派夏威、叶琪两部从武汉入湖南，解决鲁部。鲁涤平仓皇出走。时人称为鲁案。这是违法乱纪的行为，胡宗铎不顾政治后果，又不采纳两个月前对他提出的建议，所负责任最大。所以武汉事变以后，胡宗铎再不为李、白起用了。

　　武汉事变以前三日，即二月十七日，白崇禧已因咯血入北京医院休养。及闻武汉出事，于二十二日电南京蒋介石、李宗仁云：“近日咯血，旧疾复发，元气大伤，非得长期静养，难望痊愈，请准予辞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职务，回桂养病，图报党国，俟之异日。谨布下忱，敬候示遵。职白崇禧叩。”

　　武汉政治分会的胡搞非为，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事，因为二届五中全会曾经有过决议：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表命令及任免省政府委员；而编遣会议也曾有过命令，各地军队不能自由调动。武汉无视这些决定，正合他的意图。但蒋对搞垮桂系，早有整个计划，在他的部署尚未完成以前，不想过早暴露他的真正动机，因此授意吴稚晖请蔡元培出来，对武汉事件进行调停。

　　武汉向湖南用兵之际，李宗仁还在梦中。二十一日凌晨，海军署长陈绍宽忽来南京成贤街访李宗仁，说他接到长沙海军电台急电，武汉派兵到长沙解决鲁涤平部，不知是什么原因。李听了大吃一惊，知胡宗铎等闯了巨祸，连忙化装偕侍从副官季雨农潜往下关，连夜乘宁沪三等车去上海，在法租界海格路陈光甫的“融园”住下来。不多几天，李济深从广西到上海，李宗仁接他到“融园”同住。李济深认为李宗仁应对武汉事件引咎自劾。李宗仁遂于三月一日在上海发表谈话，声明拥蒋“促进统一”。

　　不久，蔡元培、吴稚晖到上海访李宗仁，蔡说他受命检查武汉政治分会事件，问李宗仁有什么意见，李宗仁说：“事变发生时，尽管我不在武汉，但也不能推卸责任，因此我应当自请处分。”蔡说这样便有转圜余地。时适李济深在座，吴稚晖因力挽后者共同进行调处。李济深说，如和平解决有望，他当不辞此行。李宗仁深以李任潮（李济深）的安全为虑，一再加以劝阻。吴稚晖信誓旦旦地说：“任潮先生的安全，我敢以人格担保。”三月十日李济深遂偕蔡、吴两人入南京去了。

　　通过蔡元培、李济深一系列的接触和洽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三月十三日通过了下列决议：

　　据蔡元培、李济深等报告：奉命查办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湘省府一案，遵即详查。认为该分会此次举动，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但主席李宗仁因公留京，未及临时制止，曾自请处分在案。查李主席事前并未与闻，所请处分，自可毋庸置议。查当日该分会议此案时，予议者为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委员，应请予处分等情。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予免职，交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看这决议，武汉事件似乎已得到彻底解决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四 变生肘腋，白崇禧全军被夺

　　白崇禧在唐山所统率的李品仙第十二路军，原来是唐生智的旧部。唐部由李宗仁收编，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下野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曾电南京约李宗仁去庐山会商宁汉合作问题。八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在庐山与武汉方面要人会晤，决定先推谭延闿、孙科去南京。及龙潭战役结束，汪精卫也到了南京，交换关于国民党大团结的意见。随而谭延闿、孙科由上海返南京，邀汪精卫、李烈钧、李宗仁、朱培德再赴沪，于右任、程潜亦相继而至。经过一系列个别接洽与集体会谈，决定于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举行一连三天的座谈会，协商全党团结方案。

　　到九月十四日，综合宁、汉、沪三方面国民党中委在上海协商的结果，决定合组“中央特别委员会”。十六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十七日，该会推定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谭延闿、蔡元培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并以程潜、李宗仁、何应钦、朱培德、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叶楚伧为中央秘书长，谢持为中央组织部长。

　　汪精卫由于在党政方面都没有取得绝对领导地位，心里不免怏怏失望，所以会后就去庐山休息，并致电“中央特别委员会”：“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实际上他到庐山后，即派顾孟余去武汉晤唐生智，又派陈公博去广州晤张发奎有所策动。顾到武汉与唐生智接洽结果：武汉即成立“政治分会”，表示不受南京统治。二十一日汪精卫到汉口，二十九日“武汉政治分会”公开声讨“特别委员会”指为“违法篡党”。

　　唐生智造反后，派叶琪到南京，住夏威家中，目的在观察南京动态。此时夏威的第七军和胡宗铎的第十九军从下关渡江过浦口，似乎挥戈北指。可是一到浦镇以后，即来一个大迂回，向浦江、和县西进。等到大军抵达含山，南京国民政府即于十月二十日下令讨唐，程潜为第四路总指挥，分路溯江西上。唐生智驻芜湖的刘兴措手不及，即率部退向长江上游。

　　十一月五日，西征军与唐生智部在黄梅一线大战三天，结果后者失利。唐生智见大势已去，遂于十一月十一日通电下野，由汉口乘日轮前往上海。期前汪精卫已先离汉赴粤。唐部李品仙、何键、刘兴三军均向湖南退却。十二月十九日，南京国民政府派白崇禧去武汉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入湘作战。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白崇禧在汨罗江一线将唐部击溃，二十五日攻克长沙。白且率师向湘西追击。此时李品仙见颓势已成，势难久持，乃派代表向白崇禧求和。结果白电请南京军事委员会批准，改编所部为四个军，即第八军（军长由李品仙兼）、第十二军（军长叶琪）、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仍由李品仙任总指挥。除三十五军外，余由白崇禧率领离开湖南，效命北伐。

　　在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一面下令保定行营主任何成浚停发白部军费，一面派刘文岳找唐生智来南京，授以密令。唐到天津后，即派亲信邓长庚到唐山密晤李品仙，李也派朱武彝、杨绩荪去天津晤唐，彼此约好：“脱离桂系，回湖南去。”这时，唐部在冀东一带，除叶琪部已调回武汉外，还有李品仙第八军和廖磊第三十六军，他们久戍燕蓟，情切南归，所以一经唐生智的号召，就立刻回到旧长官那里去了，只瞒着白崇禧一人。

　　事后，在一九五〇年春，李品仙从台北到香港，笔者问他：“当年唐生智怎样把你们两个军抓过去的？”李鹤龄（即李品仙）说：“这两个军的中下级干部都是唐孟潇（即唐生智）的人。”但又说：“不过，如果当时我的态度较为坚定一点，那么情势发展又不一样。”由于白崇禧所部已被唐生智运动过去，于是蒋介石就决定对桂系采取进一步的断然措施。

　　五 李济深被扣

　　三月十五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从奉化溪口到南京主持。他接到了报告，聆悉唐山、武汉两路的策反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李济深在南京仍被严密监视。根据这些情况，他认为解决桂系已有充分把握，乃一反其过去力持宽和态度，彻底推翻三月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对武汉政治分会的处置办法，于三月二十一日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火药气味十分浓厚的演说。

　　蒋介石说：“有人以为两湖事变系局部问题，余初亦以为然，今乃觉此种认识，殊为错误……地方军人，目我中央，骄恣成习，积而有此种重大违法之举，公然违背中央之决议，破坏国家统一。”“中央对于地方，只有法令，无所谓条件；只有命令，不容调停。”“自湘变发生至今，叶琪等部尚在湘西追击谭部，置中央各守原防之命令于不顾。”“革命险象，至于此极，故必以全力维持中央威信，保障国家统一。”

　　蒋介石的这篇演说，无异是宣布李宗仁的罪状，表明了对武汉用兵的决心。李济深即于是日（二十一日）从暗中监视改为公开监禁，蒋把他送到汤山温泉“休息”去了。

　　当李宗仁在上海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曾派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参谋长雷飚去南京密劝李济深及早设法离开南京，如果他无法同李济深联系，就找李民欣用李任潮名义电致广州总指挥部邓世增参谋长，说明如发生变故，则粤局政治由陈真如（即陈铭枢）、军事由陈伯南（即陈济棠）负责。结果雷也找不到李泽霖（即李民欣），他回到上海同李宗仁商量，径用李济深名义将上面的意见电邓转达，后来事实证明这份电报并不起什么积极作用。

　　原来蒋对粤局早有布置：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蒋就准李济深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职，另任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这是一石两鸟之计：一以削弱李济深在广东的领导地位，一以笼络陈真如以孤立李任潮。李因知蒋的用心，故在交代省府职务后即回到苍梧乡下静养，一直等到接召开编遣会议的通知，才邀其心腹亲信冯祝万、邓世增、李民欣、张文等商量行止大计，后又邀黄绍竑来晤，乃决定去沪。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去就被蒋介石抓起来了。

　　当李济深被囚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各方面人士十分震惊。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召集徐景唐、王应榆等师旅长会议，主张兵谏。但那时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陈铭枢已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全大会。陈铭枢到香港时住英王饭店，因酒店失火，从四楼跳下伤脚，入院就医。陈济棠到上海时，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已在那里等候他，力促他立即返粤坐镇。陈、古是拜把兄弟，在政治上陈济棠一向唯古之命是听。三月三十日，陈济棠和陈策乘兵舰由香港到广州后，即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出联名通电拥蒋，电文中有“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系之指挥驱策；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等语。邓世增等人的兵谏行动，在这种形势下，卒被打消。

　　广东方面虽倡言和平，但对李济深的生命安全，陈济棠等极为惦念。外间传说，李已被蒋介石枪决了。胡汉民等特于四月八日电陈济棠，保证李必不死。原电云：

　　广州陈主席真如转伯南兄暨各军师长均鉴：任潮移居汤山，其安全既有介公亲署之函为之保证，近日反动者复为种种谣诼，希图煽动，其用心可知，须知任潮功不补过，而罪魁祸首，固自有人，政府宽仁，自能待以不死，弟等护之之心，始终当不渝也。胡汉民、戴传贤、孙科、王宠惠、何应钦、古应芬庚。

　　蒋介石在扣留李济深后，对安抚陈济棠一事，胡汉民、古应芬立了首功，以后胡终自食其果。

　　六 蒋介石下令讨伐李宗仁、白崇禧

　　蒋介石以李济深被扣，广东已无后顾之忧，而华北和武汉的策反工作也有绝对把握，因此就于三月二十六日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下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撤职查办。二十七日蒋授意国民党三全大会作出决议：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党籍。同日，蒋介石正式对李宗仁发表讨伐令：

　　查此次武汉政治分会违法僭权，任免官吏，称兵构衅，袭击湖南。政府以和平为怀，力从宽大，除迭令擅自调动之军队，制止行动，撤回原防外，仅对地方负责人员，免职查办。原冀以主义相感化，促首逆诸人之觉悟。乃据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有（二十五日）电称，逆军于本日拂晓向英山前方部队进攻等语。是诸逆等之蓄意谋叛，逆迹昭彰。前据李品仙等号（二十日）电称：白崇禧阴主武汉，蓄意破坏中央威信，强令该军撤退，袭击平津，占领徐海，进逼首都。近又查获李宗仁自沪致广州黄绍竑皓（十九日）电称，醒南参谋长（即雷飙）自京回沪，奉任公面谕，时机迫切，蒋某甘冒不韪，破坏统一，亟顺调动大事，加以讨伐，以申正义。本人一时未能离京，已有手令交李副官长泽霖携回云云，希兄等急速计划动员至盼等语。该逆等竟敢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所有附逆军队，如有执迷不悟，仍行侵犯，仰前方各军，痛加讨伐，以遏乱萌，而彰法纪。此令。

　　实际上蒋在下讨伐令以前，已电令其嫡系部队“中央军”秘密集结：第一军刘峙部集中潜山、太湖；第二军朱绍良部集中英山及其以北地区；第三军朱培德部集中九江、建昌、南昌、高安一带。那时冯玉祥雄踞中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双方都在争取他。最初冯还意存观望，到三月二十七日，他终于表示要站在蒋介石一边。三月二十八日：蒋改订战斗序列，以冯玉祥部主将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进攻武汉；将刘峙、朱绍良两部合编为第二路军，沿江左西攻武汉；在江西各部改为第一路军，西攻武长路，目的在切断武汉的后路。三月二十九日，蒋乘“楚有”兵舰从南京出发，三十日到九江，当晚对武汉下达总攻击令。

　　那时武汉方面的李宗仁部队，依照南京政府制订的编遣计划，已一律改军为师，原第七军改为第十五师，由夏威任师长；原第十九军改为第十六师，由胡宗铎任师长；原第十八军改为十七师，由陶钧任师长；原第十二军改为五十二师，由叶琪任师长。另外还有两个师，那就是程汝怀的第五十五师和张义纯的第五十六师。每师三旅，每旅三个团。从兵力上说，南京实居于压倒的优势。

　　当胡、陶、夏派兵入湘时，曾遭到白崇禧一顿臭骂，但已补救不及。以后白又电令胡、陶、夏立即放弃湖北，全军撤入湖南，紧靠广西后方，以期进退自如。但胡、陶舍不得湖北地盘，卒不接纳，坐失时机。

　　李宗仁在三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前，电告汉口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着委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为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令在黄陂至武穴之线布防待敌。三月二十六日张华辅遵命发表，并以李明瑞为第三路副司令。由于夏威因患扁桃腺炎不能到职，二十七日再令李明瑞以副司令代理司令。第一路守湘东，第二路守武长路，第三路守黄陂、祁家湾一线，第四路守阳罗，第五路守三、四两路中间地带，摆出一副与蒋决战的架势。

　　七 武汉不战而失

　　李宗仁自西征讨唐到武汉以后，他标榜了“鄂人治鄂”的方针，重用胡宗铎、陶钧两人，胡、陶两军依靠禁烟、榷运的收入，他们的官佐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而第七军官兵收入菲薄，生活艰苦，适成鲜明的对比。该军师长李明瑞、李朝芳、尹承纲曾向军长夏威诉苦，要求向胡、陶算账。夏威不以为然，他说：“这笔账不能算，要算也要等到德公（李宗仁）回来再说。”谁知时不我与，内部危机终于爆发了。

　　蒋介石早知第七军将领与胡、陶不和，曾派他的高参周伯甘⑦到武汉向李明瑞策反。李对周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要同表哥俞作柏商量后才能决定。”周回到南京复命，当时参与此项密谋的杨永泰卒通过梁五凤找到俞作柏。俞作柏在北伐兴师时，把他的旅长职务交给李明瑞担任，自己留在后方当南宁军校校长与广西省政府农工厅长。“四一二”事变后离桂去香港隐居。至是到南京见蒋，得到了一笔巨款，就潜往汉口，在武汉第一纱厂董事长李荐廷家中与李明瑞密晤，事乃决定。后来李又邀杨腾辉共同行动。李荐廷一九五〇年在香港对我说：“当时我也参加他们的密谋，当初只以为好玩，谁知道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来呢？”

　　李明瑞奉命代理第三路司令后，即密约已经联络好的团长以上人员到汉口“太平洋饭店”会面，相约一到前线，即采取行动，反对胡、陶。李明瑞那时还没有提出反对李、白的口号，所以没有人提出异议。三月二十八日晚李明瑞率所部五旅沿平汉线赴黄陂、祁家溪一带布防。

　　三月三十日，蒋在九江下总攻击令，只是虚张声势，前线并无接触。四月二日，海军上溯到刘家庙，随同海军前进的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了联系。当晚，李明瑞指挥他的本旅三团，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庞汉祯团以及杨腾辉旅三团在黄陂秘密集结，立即以急行军速度向西北移动，走了一个整夜，次日凌晨即到达平汉线上的花园、孝感一带。起初只张贴一些反对胡、陶的标语，及移驻安陆，就公然张贴布告，反对李、白，拥护中央了。

　　四月三日上午，胡、陶、夏在出发去黄陂途中闻变，惊慌失措，立即下令全部退向荆州、沙市、宜昌，从三日晚起开始退却，到四日晚后卫部队也撤离武汉。叶琪部由武昌南撤，集结武长路，叶知事无可为，遂于五日离去。这样一来，蒋介石遂不费一枪一弹，唾手而得武汉。四月五日，蒋到了汉口，派钱大钧、俞作柏到部队表扬李明瑞、杨腾辉。

　　胡宗铎等到了鄂西，李宗仁、白崇禧原望他们能够率部经由湘西回到广西，但到四月十五日，胡、陶、夏三人竟通过孔庚联系向蒋投降，他们从沙市联名电蒋说：“个人进退实无问题，但使数万久战部属有托，则感赐多矣！”二十一日胡、陶离军出国前，派人送五万元给夏威，说是蒋给他出洋的，夏遂搭英国兵舰径去香港。

　　四月七日蒋起用张发奎为第一路追击司令，派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司令。并令胡、陶、夏等投诚部队在荆沙附近集合，旋即由张、朱等部把他们追围缴械。原第七军二师师长李朝芳不忍广西官兵作无谓的牺牲，五月二十七日，率领他的两团以及尹承纲师的两团在沙市向张发奎献枪投诚，八桂子弟，多为张所收容。北伐后期，李宗仁所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就这样冰消云散了。

　　八 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

　　白崇禧在北宁线上的李品仙、廖磊两军被唐生智夺去后，蒋介石原令唐生智将白崇禧逮捕解往南京究办。白所以能够幸免，完全是得自廖磊对李品仙的仗义力争，恰巧当时从唐山到天津沿线都是由廖磊的第三十六军驻守，所以廖就亲自护送白到天津，于三月二十一日搭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南下香港。

　　不料白崇禧的行踪被南京侦悉了，蒋即密令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俟该轮驶近吴淞口外时，派兵登轮搜查，务将白崇禧抓住。不料蒋这一措置，被熊式辉一个亲信通知上海市长张定璠。张立即经由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处长俞星槎转报那时还在法租界“融园”居住的李宗仁。李听后吓了一跳，立召王季文问计，王说：“许汝为（即许崇智）可能有办法。”

　　王季文受李宗仁之托去访许崇智，告以白崇禧处境危险，盼许设法营救。许慨然自任，即往访日本驻沪总领事，请发一急电给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宇都宫，恳其采取一切可能办法救白出险。许与宇都原是日本士官同学，后者接电即通知天津日清公司派一快轮追上太古公司的轮船，说明原委，将白崇禧接过日轮，径把他送去香港。白是时始知面临险境，也吓得大惊失色。

　　白崇禧到香港后，已知道李济深在南京被扣，陈铭枢、陈济棠还没有回到广州。他同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取到联络后，即到广州晤邓，但看到广东局面已倾向拥蒋，不能有所作为，即匆匆返港，休息了两天，乘行港梧线的“大明”轮返梧州。该轮从三水开行后，黄绍竑的侍从副官忽发现白崇禧也在船上，遂走告黄。黄立即跟着来见。黄、白在危难中会晤，不禁百感交集。黄绍竑先开口道：“天下真有这样凑巧的事，我认为你不会回得这样快的。华北那边的情形怎样？”

　　白崇禧先“唉”了一声，答道：“还有什么好说呢，一切都完了！就是这一次南下途中海上的波涛汹涌，也是够惊险的啊！”接着白就把如何在唐山脱险，如何在海上遇救的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直把黄绍竑听得目瞪口呆。

　　李宗仁从许汝为处知白崇禧已脱险，即令驻沪办事处处长俞星槎去看上海市长张定璠，密商安排离开上海的办法。三月二十五日晚，李宗仁依照张定璠预先定下的计划，带着侍从副官季雨农出了“融园”，乘汽车去中国饭店。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后面有一辆神秘的汽车紧跟着。李宗仁等入了饭店上了楼梯，立即从后面工人专用的楼梯下来，坐上张定璠准备的另一辆汽车，飞驰到黄埔江边一个上海市政府的专用码头，俞星槎已在那里等候，他们匆匆上了汽艇，直开往吴淞口外，搭上邮船向香港去了。

　　李宗仁到香港后并未耽搁，即入广州。那时陈铭枢、陈济棠都未返粤。邓世增领军乐队到广九火车站欢迎。邓世增说：“白崇禧两天前曾经到过广州。”李宗仁提出了一些李济深被扣后邓应当怎样应付粤局的意见，即告别遄返梧州。

　　上海市长张定璠以掩护李、白脱逃，于三月二十八日被蒋介石撤职，另派张群为上海市长。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梧州聚首一堂，回顾这两三个月来的变局，真是感慨万千。他们在梧州逗留不久，即一起回到黄绍竑的家乡容县，召开一个干部会议，参加的有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伍廷飏；第三师师长吕焕炎，以及张任民、吕竞存等，听取李宗仁、白崇禧关于此次事变的经过。当时第十五军第二师师长黄旭初已奉黄绍竑命，从广东韶关北上湖南，目的在支援武汉，师次郴县，而武汉已经失手，遂遵黄绍竑电令由龙虎关开回广西。至此广西再没有一兵一卒在境外。

　　九 李济深劝李宗仁、白崇禧出洋

　　蒋介石到武汉后，忽于四月八日在汉口发出通电，表示愿意下野出洋，以息内争。电文中云：“中正半生戎马，为党驰驱，今后甚愿得卸仔肩，出洋考察，以个人资格，追随本党同志之后，以完成总理未竟之遗志。”蒋正在“六合统一，千军解甲”的乐观时刻，为什么要下台呢？这当然别有用心。

　　果然，不久蒋就电嘱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设法转达李宗仁、白崇禧出国考察。因为李、白已从虎口逃出，后患无穷，不能不另行设法收拾他们。古应芬奉命后，又转托当时被蒋软禁在汤山的李济深转达此意。后者已经失掉人身自由，蒋介石怎么说，他只好怎么办，于是李济深于四月十六日函李、白云：

　　德邻、健生两兄惠鉴：

　　弟于形势严重之顷，束身来都，蒙主席优厚，指示正轨，使不致误蹈旋涡。自移居郊外以来，读古人书，彻悟不少。偶阅报章，虽不见兄有何表示，唯任部属屡抗中央，不加制止，弟甚憾焉。又闻德兄密电，称弟曾发手令与李泽霖，虽经李君通电否认，而弟之不能自由，亦遂加甚。固然我等心迹，未尝不可自原，而骄盈不闻大道，狃于世俗称伐者之所为；则不能为我辈宽也。忆编遣会时，冯焕公议及总司令总指挥名义，谓当略为有功者之地，我辈亦善其说，而不知长者婉而多讽，正以相戏，欲人之自悟其非耳。我辈生平自许救国，而形迹乃至伐勋，汤泉涤我，愧汗无地。所以既自知其负忒，又复何敢高论？万望两兄即日严斥旧部，绝对停止蠢抗，以求末减，自己则早日行赴海外，得知识之加增，亦可有益于社会。季宽（即黄绍竑）兄既为地方朴实贤劳，应当力争我之蹉失，唯中央之命是听，为中央去西顾之忧。切望寄语，不可或忽。总之：我生不辰，出世西粤，亦蒙桂系之讥。广西边陴僻壤，以小器而冒求大受，本已极端可哂。加之省之妄人，若有好誉之心，亦非自求之福。观乎最近之过去，湘有曾左，造成子弟流离之局面；皖有李段，酿成军阀更迭之机评。盖欲虚荣其省，而适以祸其民，此可鉴也。弟不便烦言，万祈俯纳贡陈，无任祈幸！

　　弟　李济深　叩　四月十六日

　　李济深的这封信，是由陈济棠的部下香翰屏带到容县的，由黄绍竑出面见香，提出了四点意见，要他回广州后通过两陈转达南京，这四点是：

　　一、立刻恢复李济深的自由。

　　二、撤销对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的查办案。

　　三、给李宗仁、白崇禧出洋考察名义及旅费。

　　四、广西部队的编遣，由黄绍竑全权处理。

　　香翰屏对黄绍竑表示，上述条件公平合理，不失为息事宁人的一种办法，答应返粤转达。

　　十 黄绍竑、白崇禧冒险攻粤

　　香翰屏离容回广州后，一直渺无消息。黄绍竑以局面澄清有待，特回到离县城几十里的老家去省视他的老母。才住了两日，李、白就有许多电话催他回来。可是回来以后，他们又没有什么事情待商，只好以下围棋来消磨时期。

　　一天，黄绍竑正在同白崇禧对弈，李宗仁在旁观战，译电员送来一份急电，李宗仁拿来一看，知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打给黄绍竑的，电报转达了南京政府的四项指示：

　　一、着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

　　二、广西不准收容从武汉退回的部队。

　　三、广西境内的部队缩编为一师一旅，剩余武器解缴中央。

　　四、黄绍竑将以上三项办妥后，得任为两广编遣区副主任。

　　李宗仁看后不吭不声，递给黄绍竑，后者以棋局正入高潮，就把电报搁在身旁的茶几上，直到一局告终，黄绍竑胜利，才笑逐颜开地打开那份电报。他看后紧皱眉头，连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随将电报交给白崇禧。白看后也不做声，过了一会儿，他才对黄说：“季宽，像这样的条件，还有什么好谈的！”原来黄一直对蒋抱有幻想。

　　李宗仁正在点着一支烟，吸了几口，就吭声说道：“算了吧，准备打仗！”

　　黄绍竑连连点头说：“我们的本钱在前方输光了。后方留下这一点点也没有多大用处，索性来个孤注一掷，拼个痛快！”

　　人们在一种极端愤慨的心情下，往往头脑发热，盲目蛮干。李、黄、白等那时就是这样孤注一掷。

　　五月初，李宗仁等从容县回到梧州，五月李宗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申讨蒋独裁篡党。李就职后即去香港，在罗便臣道九十二号住下，推进对外活动；白崇禧驰往广西各地秘密集结部队，准备立即行动；黄绍竑则遄返南宁，筹措军费。

　　五月七日，南京以何键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企图从湖南、广东同时出兵，夹击广西。针对此种形势，黄绍竑、白崇禧决定对湖南采取守势，用全力进攻广州，欲以军事上的胜利，转移政治上的颓势。在发动攻粤前，任张任民为桂林警备司令，率何次三团防守；并派梧州警备司令龚杰元去广州进行和平试探，以松弛对方的戒备。

　　攻粤部署分为两路：第一路由黄绍竑指挥第十五军第二师黄旭初部、石化龙的独立团以及韦造时的独立营从梧州沿西江向三水攻广州，这一路直到三水都没有战斗，但为粤方海军所阻，无法渡过北江；第二路由白崇禧指挥伍廷飏的第一师、吕焕炎的第三师经怀集、广宁、四会、三水攻广州，五月八日到芦苞对岸的蒋岸墟，粤军沿北江严密戒备，时适雨季，江水暴涨，而船只又全为对方控制，所以直到十八日才能由大塘强渡。十九日白崇禧击败陈济棠的香翰屏旅和张达教导团于芦苞，伍廷飏师的副师长梁朝玑受伤。二十日白崇禧再击败余汉谋旅于大塘。两处粤军都退到白泥防守。黄绍竑的第一路因无法渡江攻三水，也转夹大塘会攻白泥，二十二日白泥会战开始，进展不利，黄旭初受伤，由粤方投诚过来的第十五旅旅长王应榆也被俘。此时，在中原发动反蒋战争的冯玉祥，由于他的主将韩复榘联合石友三叛冯投蒋而失败，冯部全部退入潼关，准备闭关固守。黄绍竑、白崇禧看形势不利，遂决定全军撤经怀集回到梧州。

　　湖南何键见桂军攻粤，后方空虚，就指挥刘建绪、吴尚、周斓各师和陈光中旅向桂北进攻广西。桂林警备司令张任民无法抵御，退向柳州，湘军也步步进逼。白崇禧遂将由粤退梧的部队急调赴柳，编成第一、二、三纵队，以徐启明、覃连芳、雷飚分任纵队司令官，由伍廷飏担任战线指挥官击敌。六月十七日，覃连芳纵队先败陈光中于柳城。十九日，徐启明、雷飚纵队在沙堆与刘建绪、吴尚两部对峙，覃连芳回师夹击，湘军大败北逃。二十四日覃连芳收复桂林，战争告一段落。

　　十一 黄绍竑、白崇禧亡命海外

　　当黄绍竑、白崇禧分率第十五军东下攻粤时，蒋介石已调李明瑞、杨腾辉两师从汉口下船，经由长江运到广东黄埔登陆。时粤军第十三师徐景唐部响应黄绍竑、白崇禧的号召，由石龙沿广九路会攻广州，被李明瑞派兵击溃。及白崇禧集中退梧兵力到柳、桂迎击湘军，梧州空虚，门户洞开。陈济棠的粤军遂联合李明瑞、杨腾辉所部于六月二日溯西江而上进入梧州。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明令发表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

　　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在梧州半月，没有任何行动。后见第十五军余部正忙于追击柳桂方面的湘军，遂率部沿江而上，直达桂平。那时黄绍竑看到广西已无兵可调，势难抵抗，因决心退出省境，避居海外，他电催白崇禧速回南宁会齐，一同出走。白对桂、柳一带部队作了一些安排，迟迟不能成行。黄绍竑等得不耐烦，遂电白道：“一走百了，不走不了，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白崇禧回到南宁同黄绍竑会晤后，决将所部交由吕焕炎、梁朝玑（时已伤愈回到部队）统率，并嘱他们同李明瑞、杨腾辉妥协。黄绍竑原兼广西省政府主席，至是特留民政厅长粟威在南宁向俞作柏办理移交手续，以示清白。六月底，黄绍竑、白崇禧偕前梧州警备司令龚元杰乘轮去龙州入安南（即今越南），走上了当年旧桂系头目陆荣廷失败流亡的旧路。他们回念及此，不禁感慨万千。到香港时，自己两手空空，黄绍竑也只剩二万元，因分半给白。蒋介石看到广西军人集团已经基本消灭，逐于七月三十一日准李济深恢复自由。

　　俞作柏于七月初在南宁就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即以曾如柏为民政厅厅长，雷沛鸿为教育厅厅长，梁五凤为财政厅厅长。如前所述，蒋这一次所以能找到俞作柏，系由杨永泰与梁五凤居中联系，俞饮水思源，故以财政厅厅长来酬谢他。那个对俞策反工作有点关系的李荐廷，也得俞任为广西榷运局局长，李只是挂名，从不抓实际工作。

　　李明瑞就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后，依照南京政府规定的限额，把广西部队编为三师一旅。这就是说，除前方回来的李明瑞、杨腾辉两师照旧保留外，原来在广西的部队，只能编一师一旅。经过这一次改编，各部队长名单如下：

　　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第四十三旅旅长周祖晃、第四十四旅旅长黄权、第四十五旅旅长张之豁。

　　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第一六九旅旅长梁重熙、第一七〇旅旅长谢东山、第一七一旅旅长杨腾辉（兼）。

　　新编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第一旅旅长梁朝玑、第二旅旅长许宗武、第四旅旅长杨义、新编第一独立旅旅长杨志。

　　①张定璠，江西人，北伐时曾任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下野，蒋的结拜兄弟、上海市长黄郛亦随之去职，白遂保荐张定璠任上海市长。一九二九年四月张被蒋介石撤了他的上海市长职务后，即与汪精卫接近。

　　②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新疆发生政变，省长杨增新被杀死，白是回民子弟，因请带桂军去新疆靖乱。

　　③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四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④鲁涤平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⑤李鹤龄即李品仙。

　　⑥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二页。

　　⑦周伯甘即周明，云南人，曾为香港《周末报》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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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在流亡中再起反蒋

　　蒋桂战争，蒋介石只花了三个月时间便把李宗仁打得晕头转向，亡命海外。可是蒋轻动干戈，引起连锁反应，从此国民党军阀战争此兴彼伏，内讧不息。因而给李宗仁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所以有此机会，还是倚靠汪精卫。

　　一 “护党救国”的反蒋战争

　　自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对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位所谓“国民党元老”，总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不是联汪排胡，就是联胡排汪。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刺逝世，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推蒋介石、汪精卫、许崇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善后，调查与缉凶。蒋借口胡汉民为假定嫌疑主谋人，把他抓到黄埔军校关起来，随后又遣送他赴莫斯科学习，这是蒋联汪排胡时期。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中央，推胡汉民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以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对立。一九二八年三月，蒋胡合作，召集国民党三全大会，把汪派排除在外。三月二十日蒋在会上发表“处理湖南事变的意见”，准备动员舆论讨桂的同时，授意三全大会作出决议：警告汪精卫，开除陈公博、甘乃光等党籍。这时蒋联胡排汪，了若指掌。

　　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①后，即去香港通过温乔生与西北军联系。冯玉祥原想把蒋桂战争看成一个大好机会，先作壁上观，然后再收卞庄刺虎之利。但他万万料想不到李明瑞阵前倒戈，以致桂系很快便宣告失败。五月十五日，冯玉祥为了配合黄绍竑、白崇禧进攻广州，便在郑州就任“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次日即从平汉、陇海两线发动反蒋战争。十分不幸，当四月初韩复榘从河南带兵南下讨桂的时候，蒋介石就将韩召到汉口，对他进行了收买。五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下令：冯玉祥背叛祖国，着即褫去本兼各职，严缉拿办。次日，韩复榘即联合石友三叛冯投蒋。冯玉祥也跟着蹈了李宗仁的覆辙。

　　汪精卫看到内战不息，有机可乘，因而在香港建立国民党地下中央（即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号召各地武装力量，反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代，张发奎和唐生智都是以拥汪闻名的。由于有这一段历史关系，所以汪就首先派人同张发奎、唐生智联系，要他们发动反蒋战争。蒋介石早就注意到张发奎在鄂西收容了桂军残部，势力日益膨胀，因令张所统率的第四师，调往陇海路休整，并限于九月二十日前乘轮到达浦口。张发奎估计蒋必在汉口或浦口将其所部包围缴械，时机迫切，不容久待，他与汪精卫取得联络后，即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电告蒋介石，提出下列三项主张：

　　一、取消违法乱纪的国民党三全大会；

　　二、根本铲除党内的腐化、恶化势力；

　　三、敦请革命元勋回国，主持大计。

　　这是张发奎发出反蒋的信号。次日他即率部由宜昌驻地取道湘西回桂，目的在与广西俞作柏、李明瑞会师，一同进取广东，在广州另立政府，拥汪精卫出面，同蒋介石唱对台戏。

　　原来俞作柏也与汪精卫、张发奎有过历史关系：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凌晨，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采取非常行动，目的在诱捕十六日抵粤的黄绍竑②，借以要挟强缴当时驻在西、北江的桂军武装。此一事件即世人所称的“张、黄（琪翔）事变”。次日张发奎即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任命当时在香港的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要他回桂反黄绍竑。后因张、黄失败，俞遂仍回香港隐居。

　　在张发奎部经湘返桂途中，汪精卫特派薛岳去南宁晤俞作柏，请他揭橥倒蒋，与张发奎一同攻粤。俞作柏以他同李明瑞回到广西接管军政才三个月，一切尚未部署就绪，仓促起事，恐给人以可乘之机。考虑再三，踟蹰不敢决。可是汪精卫以张发奎所部师行在途，不容稍有失误，逼俞立即表态。俞不得已乃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并以李明瑞为副总司令。通电反蒋。并声明欢迎张发奎军返桂。

　　二 李宗仁重主广西

　　俞作柏于七月初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后，起用了许多进步人士，并请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去南宁指导工作。对此蒋介石很不放心，一面派吴铁城入桂调查，一面电俞去南京述职，俞不奉命。及俞树起“护党救国”的旗帜，蒋介石于十月二日下令免俞作柏、李明瑞本兼各职，以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八路副总指挥，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分区主任，又通过吕焕炎的穿针引线，把李明瑞的心腹大将原四十四旅旅长黄权收买过去，任为独立第五师师长。这样一来，就完全把李明瑞从桂军中孤立起来了。

　　陈济棠遵蒋介石命令，于十月七日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师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并亲到梧州指挥，目的在给俞、李施加军事压力。杨腾辉、黄权到梧州和陈济棠、吕焕炎会面后，即由吕派梁朝玑、杨义两旅进迫南宁，同时经由黄权转告，允给俞、李十万元下野。十月十三日，俞、李率张云逸的教导总队和俞作豫部离开南宁分赴百色、龙州，俞作柏到龙州后径入越南转往香港。后来这些撤到左右江的部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于十二月十一日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百色起义，以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李明瑞为总指挥。

　　汪精卫在香港接到薛岳的报告，知道广西内变，俞、李离开南宁，心里非常着急，他恐怕桂军吕焕炎堵截张发奎部，因此经过张定璠的联络主动去找当时在香港的黄绍竑商量，请李宗仁重返广西收拾桂局，以免张军受到截击。黄绍竑认为这是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机不可失。于是一面通知在海防的李宗仁、白崇禧，一面立作返桂安排。

　　黄绍竑准备好从香港到广州湾（今湛江）的船票，还故意去看法国“网球四骑士”的表演，让陈济棠方面的头面人物知道他还在香港。黄一从球场出来，向他的夫人蔡凤珍告别，立刻搭上去广州湾的法国轮船。十一月六日，从那里乘汽车经廉江、陆川、玉林③到他的家乡容县。容县县长封镇南知道他回来，立刻来见，经封介绍，驻容桂军旅长封克鲁亦来访，后者表示愿意服从黄的调度。黄遂令封克鲁分电吕焕炎、杨腾辉、梁朝玑、黄权、梁重熙、蒙志、杨义、黄鹤龄、黄韬等桂军将领于十一月八日到宾阳会面一谈。到时彼此久别重逢，感触甚多，有的甚至流下眼泪来。黄绍竑说明来意，望大家团结一致，同张发奎合作，同下广东。由于事前梁朝玑曾派人到香港接洽，所以一谈就拢，无稍异议。

　　事实上在黄绍竑回到广西前，张、桂军已有联系。十月三十一日，张发奎率部经湘西到龙胜县城，吕焕炎即派代表刘剑奇和杨腾辉的代表前来联络。十一月三日，张发奎派吴逸志去桂林、柳州与广西将领接洽，被告知粤军香翰屏部有由梧州向平乐、荔浦移动模样，张即令部队向灵州、长安前进，十二日经榜上、柘田、罗家墟到黄牛寨，十三日休息。是日（十一日）张接到梁重熙从桂林送来黄绍竑的真电，谓“接第二届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命令，任李宗仁为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兼中央命令传达所长，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相与一致讨蒋靖粤”。十五日张发奎到荣城，又接杨腾辉电话，说陈济棠部已由荔浦退蒙山。张决定兼程入粤。十七日张发奎到同安，宣布就“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职。二十一日张部到贺县，黄权派人来联络。二十三日张发奎到沙头，接黄绍竑派人送来专函，约张在石桥会商。

　　十一月二十四日，黄绍竑与张发奎在石桥会晤，黄绍竑说，他同李、白商量结果，认为广西局面转变还未满一月，军队需要整顿，请张军在广西休息一个时期，候桂军准备就绪，再一同会师东下。但张发奎以为吾人对粤应乘其不备，一举东下，占领广州，如果等对方部署完成，必难获胜，张发奎并且暗示，如广西不能协助，他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黄绍竑不忍听其自败，卒同意张的意见，商讨进军部署。

　　三 桂、张（发奎）军攻粤失败

　　张发奎、黄绍竑在石桥经过四小时的会商，决定了以下各事：

　　一、李宗仁以中央传达所长名义，统一指挥第三、第八两路部队作战。

　　二、李宗仁为便于和汪精卫、张发奎联系起见，任用汪派中委陈树人的胞侄陈翰誉为第八路总司令部参谋长。

　　三、张发奎的第三路经怀集、广宁到清远；广西的第八路经德庆、肇庆、四会到清远；定十二月六日两路在清远会合。

　　张发奎的部队一共有四个旅，即：第十旅旅长邓龙光，第十一旅旅长黄镇球，第十二旅旅长吴奇伟，教导旅旅长陈芝馨，兵力共约二万一千人。

　　广西的部队共有六师一旅，以吕焕炎为第一纵队总指挥，杨腾辉为第二纵队总指挥。第一纵队辖许崇武、梁朝玑、杨义三师和封克鲁旅；第二纵队辖梁重熙、黄权、蒙志三师。除吕焕炎率杨义一师留守广西外，余悉东下作战。三、八两路出征兵力大略相等。

　　蒋介石对桂、张联合攻粤早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的部署除陈济棠以第八路总指挥统率余汉谋、蔡廷锴、蒋光鼐、香翰屏、李扬敬各师外，还派朱绍良的第六路谭道源、陈继承、毛炳文三师援粤。另外，蒋又令何键的第四路由湖南进攻广西，并以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负责指挥。

　　三、八两路向广东推进行程如下：

　　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路到冈寨，第八路一纵队集中都城。

　　十二月一日：第三路到四会下黄冈，第八路一纵队到下茅墟，第八路二纵队到肇庆。

　　十二月六日：第三路经清远、高田到上岳，第八路一、二纵队集中清远。

　　两路在进军途中，张发奎与黄绍竑曾于十二月三日在迳口会晤一次。

　　李宗仁于十二月六日在清远下总攻击令，七日晚第三路和第八路第一纵队由横石、第二纵队由洲心墟渡过北江，攻击前进。第三路八日到花县，即以吴奇伟、陈芝馨两旅为右翼，攻花县、两龙墟；邓龙光、黄镇球两旅为左翼攻新田石角。左翼对阵为蒋军朱绍良、毛炳文、陈继承三师。九日邓龙光旅在新田破敌，攻到石角。十日邓旅得陈芝馨旅协助，将石角至象山蒋军完全击溃。本来他们可以乘胜直追，进击广州，惜因右翼方面吃紧，他们追到李溪，即被调回两龙墟赴援。

　　右翼吴奇伟旅，八日晚在莲湖击破谭道源部，即占领花县。九日进攻象山。陈芝馨旅九日下午三时占领象山，吴旅追敌到两龙墟。从十到十一日，战事完全集中在两龙墟，对方为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凭坚固工事作战，十一日午黄镇球旅长受伤，邓龙光旅再增加上去，十二日，蒋军在陆空协同下对张军展开反击。张部团长李汉炯、欧震受伤，黄世途、孟敏失踪，全线损失惨重，又与第八路联络不上，张发奎不得已于十三日下令撤退，十四日集中琶江。

　　李宗仁的第八路系新编部队，士气低落，久攻军田不下，到第三路退却，左侧背受到威胁，也下令后撤。白崇禧特于十三日函张发奎云：“接兄文电，敝军占领芦苞后，决定元晨分由芦苞、白泥渡河，向炭步、新街前进。但主力渡河尚未完毕，迭见贵部军官由花县到军田，谓贵部已向原路退回，故德（指李宗仁）季（指黄绍竑）两公决心暂撤回北江右岸，以便与兄会商后再定计划。敝路正面攻坚三次，毫无效果，甚愧。已令蒙志师开往银盏坳掩撤护贵军。”后来三、八两路都撤经广宁、怀集回到广西。李宗仁原拟以一部扼守梧州，但广西部队还没有退到信都，梧州已被陈济棠部进占，在这种情况下，只好退往平乐整理，十二月二十八日到达。

　　关于此次攻粤失败的原因，张发奎在《四军纪实》一书中评论说：“此次之败，在于轻敌。左翼追到人和墟后，不直下广州，处置失当。两军联络不确实。友军不十分拼命攻击前进。且敌有空军参加作战，以至功败垂成。”黄绍竑在他的《五十回忆》中谈到此次失利的原因时也说：“首为步调不一致。次为广西部队频经变动，战斗力已减。对方有空军参加作战，予我军以极大的威胁。”

　　四 桂南、桂北、桂东南几场混战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李宗仁在平乐整理部队，决定将第三路、第八路的名义撤销，各自恢复从前的队号。改编后的番号如下：

　　第四军军长张发奎

　　第四师师长李汉魂

　　第十二师师长邓龙光

　　第七军军长杨腾辉

　　第五师师长杨腾辉（兼），副师长雷飚

　　第八师师长梁重熙，副师长谢东山

　　第十五军军长黄绍竑（兼）

　　第一师师长梁朝玑

　　第三师师长许崇武

　　教导师师长缺，由副师长梁瀚嵩代理

　　警卫团团长黄瑞华

　　这三个军仍以李宗仁、黄绍竑为总司令、副总司令统率，白崇禧仍任前敌总指挥。

　　此时，粤军分兵向平乐、荔浦进逼，而留守后方的吕焕炎又公开宣布反李拥蒋，在玉林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务。桂、张军前后受敌，情势至为严重。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在平乐举行会议，决定由白崇禧指挥杨腾辉第七军和梁瀚嵩的教导师及黄瑞华警卫团，拒止当面进入平乐、荔浦的敌人；同时由黄绍竑率第四军、第十五军远征桂南解决吕焕炎，以固后方。

　　黄绍竑一月九日由荔浦到柳州，吕焕炎在南宁的守军营长杨俊昌、覃兴即派商抡元来联系，黄告杨、覃应及时发动兵变，解决吕部守军，拿下南宁。随令第十五军于十三日由修仁出发，第四军随后跟进。十九日许崇武师袭占桂平，梁朝玑师袭占贵县，吕焕炎在贵县几乎被俘，逃归玉林固守。而杨俊昌、覃兴于十八日突然反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吕部在南宁的蒋武、张寿两团解决了，并且缴获了一些储存在南宁的装备，黄绍竑即提升杨俊昌、覃兴、岑建英为团长，令他们守住南宁。在宾阳的吕部伍朝栋、韦恒心两团移到黎塘后就向李宗仁投诚。讨吕军事至此告一段落。

　　朱绍良统率的蒋军第六路毛炳文、谭道源、张辉瓒各师于一月下旬进入平乐。当时李宗仁在宾阳，因令梁瀚嵩教导师由荔浦向平乐推进，白崇禧率第七军杨腾辉全部及在宾阳归顺的伍朝栋、韦恒心两团进向荔浦，准备迎击蒋军。

　　梁瀚嵩师于一月二十九日出荔浦进到栗木，击退敌警戒队，次日到龙窝，又败敌一团。及进抵平乐对岸，却被优势的敌军所击退。白崇禧为了诱平乐敌军全部过漓江西岸，仍令梁瀚嵩师再往佯攻。二月一日梁再率部进击，二日蒋军毛炳文师、谭道源师果倾巢出犯，梁瀚嵩以任务完成，退回荔浦。

　　白崇禧以机不可失，二月四日急以第七军军长杨腾辉率其全部（缺一团）为左翼，攻马岭；梁瀚嵩所部及伍、韦两团为右翼，攻栗木；黄瑞华团攻阳朔；又电唐生明部由荣城进扰平乐敌后；白崇禧则亲率第八师第一团等总预备队。五日败敌于马岭、栗木，六日再败敌于龙窝，七日残敌分散数处逃过漓江，退往八步。十日桂军追到八步。敌退信都、开建转往梧州与粤军会合。白崇禧立即电黄绍竑：告以在桂北大胜；粤军余汉谋、香翰屏正沿容仓公路进援玉林，以解吕焕炎之围；请放弃玉林，退守浔贵；候他率第七军来到，再一同破敌。十二日白率第七军到柳州准备南下。

　　不料黄绍竑此时已令第四军远略南路，调不回来。他要放弃玉林，已经时不我与了。等到黄得到粤军沿容仓公路急进的消息，他急调张发奎回师北流，可是那时李汉魂师在高州，邓龙光师在廉江，要十四日才能到达北流。黄迫于形势，改令第四军由高州进入容县杨梅附近，以阻止粤军的前进。但主力未到，敌已迫近，不得已退到北流，以阻止粤军的前进。白崇禧再电黄绍竑，重申不要孤军作战的主张，但黄仍不纳。结果黄令第四军和第十五军与粤军主力余汉谋、香翰屏，蒋光鼐（新加上来的）三师在北流附近进行决战，从十三日到十六日，苦战四昼夜。四军和十五军梁师系从远道归来，兵力疲惫，并且是陆续加上去的，在主客异势，劳逸殊形的不利形势下，终于败北。张桂军退到贵县防守，粤军也不积极追击。

　　白崇禧、张发奎对黄绍竑的指挥不当，曾予以严厉批评。黄事后也检讨说：“北流的战败，关系于我军的气势太大了！事后自然有好些人埋怨我指挥失当。”据我所知，北流之败是黄绍竑在半年后决定退出桂系的原因之一。

　　第四军因北流战役损失重大，所部缩编为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团，以吴奇伟、薛岳、韩汉英分任团长，邓龙光为参谋长。

　　五 李宗仁响应阎、冯，出兵会师中原

　　冯玉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中发动的反蒋战争失败以后，经过李书城的联系，于六月二十一日带同妻女到山西依附阎锡山。不料阎把他软禁在五台县建安村；同时阎又电蒋：请准其偕同冯玉祥出国考察。蒋知阎利用冯来对他施使要挟手段，遂派阎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

　　由于冯玉祥在山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务由宋哲元代理。到九月下旬，冯部将领即力促宋哲元举旗反蒋，宋一面调动军队，暗中准备，一面电告在南京的鹿钟麟和刘郁芬等脱身赴沪。等到十月十日，就以庆祝双十节之名举行大会，誓师讨蒋，并拍出通电，历数蒋介石毁党误国六大罪，这就爆发了一九二九年冬的第二次冯、蒋大战。

　　冯部兵力共十七个军，分为八路，十月十一日即分兵南下，规模和声势都相当大。十月下旬，正当西北军一路推进的时候，唐生智即帮蒋打冯。唐和何键、刘镇华继韩复榘等联名通电响应石友三“主张和平”。在这种形势下，宋哲元不久又被迫退回潼关。

　　自冯玉祥被软禁在山西以后，阎锡山放眼国中，他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先后把第四、第二集团军的李宗仁、冯玉祥打败，而今只剩下他自己的第三集团军，蒋既要削除异己，其势也必将轮到他了。且阎此时为“一方重望”所寄，各方面反蒋的人，都派有代表在太原活动，除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外，还有李宗仁的代表麦焕章、潘宜之、黄建平等。阎如果迟迟不表明态度，也会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地步。

　　局势发展至此，阎锡山为了本身利益打算，也只好反蒋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以礼让为国，在野负责等词，胁迫蒋共同下野。自此以后，蒋阎展开了一系列笔战。二月二十三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黄绍竑、张发奎、白崇禧等四十五人通电，提出关于党统问题，主张：“由一、二、三届执监委员，组织国民党干部会议，成立四届执监会。”次日，汪精卫即在香港通电响应。这就为他们后来在北平召开国民党扩大会议进行了准备。二月二十八日阎锡山到建安村看冯玉祥，商讨与李宗仁联合分由南北出兵会师中原夹击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即日阎迎冯到太原。

　　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决议开除汪精卫党籍，并对阎锡山通过下列的决议：

　　“阎锡山受党国重任，乃于最近联合武人，倡为谬说，违反党纪，摇惑人心，且有调遣军队、破坏交通情事，应即设法制裁。本会特派李石曾、张继、赵戴文切实查明真相，是否仅系言论悖谬，抑更有弄兵谋叛行为？并令赵戴文先行查明，克日呈报。”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亲信，看见报载即电李、张北上，说他本人未使有所“查报”，事实上乃认为大局已无和解之望，而李、张也就瞻顾不前了。

　　三月十日，冯玉祥从太原秘密回到潼关，部署倒蒋军事。十三日冯接到吴稚晖由南京发来的电报，劝他摒弃干戈，以艰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并谓如此做法，将来“成功必不在禹下”云云。冯接电后，立复一电，文曰：

　　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而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疾病，如此行为，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冯电从游战笔墨出之，表明了他坚决反蒋的态度，三月十五日，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等五十七人通电就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四月一日，阎锡山通电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同时，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攻向湘鄂；冯玉祥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向河南进攻；阎锡山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河北所部进攻山东。蒋介石对此也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即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由河南退入山东境，防守鲁西之线；以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防守徐州、砀山一带；以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防守平汉线许昌一带；以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担任黄河南岸军事行动；另以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专门对付李宗仁从广西方面而来的进攻。看来蒋与阎、冯、李的兵力部署，其范围之广和规模之大，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更为洋洋大观。

　　六 桂、张军在衡阳大败

　　为了响应中原大战，会师武汉，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特在南宁举行会议，决定作战方略。会上考虑到桂、张军自经攻粤和北流之败，兵力太少，不能前后兼顾，因此，决定放弃广西，倾巢出湘，进取武汉，与阎、冯会师中原。当即由李宗仁电促黄绍竑立即从右江归来，统率后队跟进，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则率第四军、第七军、第十五军先行出动。此次出师，志在必胜，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曾由香港印制“国民银行”钞票几十大箱随军运进，预定一到武汉，即公开发行。此事经取得了冯、阎的同意。

　　李宗仁在出发前，为了迷惑敌人，故意以小部兵力进扰平南。敌果中计。陈济棠、朱绍良立以陆海空主力于五月十一日向桂平大举进攻。桂平守军只一营，支持到十三日才撤退。陈、朱后闻桂、张军主力北上，又以为将袭北江，即将在桂兵力全部调回广东，陈、朱于十六日回到广州坐镇。只留吕焕炎部守备梧州、桂平、玉林一带，并以蒋光鼐为北江前敌总指挥，准备迎击。及桂、张军入湘，意图已明，蒋介石始将朱绍良部三师船运赴武汉，转湘迎击。粤军也由韶关向衡阳挺进。

　　李宗仁从南宁出发到桂林后，首先电黄绍竑率梁瀚嵩的教导第一师和黄旭初的教导第二师克日进抵柳州跟上，以资前后紧密衔接，同时又将四、七、十五三个军分为两路向零陵进发：张发奎率第四军及第十五军之梁朝玑师由桂林出全县；白崇禧率第七军及第十五军之许崇武师经龙虎关到零陵与张发奎会合，再指向衡阳。这时湘军周斓师的团长唐生明，在去年十二月唐生智在河南发动反蒋战争失败后，即自动脱离何键，辗转移动于湘桂边境。五月二十七日唐生明率部前来参加，李宗仁编其为第八军。何键部刘建绪避战后退，桂、张军兵不血刃而下衡阳，六月四日，第十五军击破渌口和株洲之敌，五日入长沙。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各部仓皇北逃，何键则率部退往湘西。六月八日第七军占领岳阳，张发奎也在醴陵击破来赣支援的鲁涤平部，进抵平江。两路前锋指向湖北，占领武汉在指顾间。

　　十分可惜，这一项宏伟进军计划被黄绍竑一手破坏了。依照作战计划，当前锋占领长沙时，黄绍竑所率的后队应当进抵衡阳。但因黄绍竑没有参加南宁召开的军事会议，他完全不了解放弃广西、倾巢北上的积极意义。另外他还私心自用，舍不得放弃广西地盘。他曾对他的亲信总政训处长黄同说：“你们李、白不要广西，留给我好了。”由于有这种心理作祟，所以他率领的梁瀚嵩、黄旭初两师，迟迟其行，贻误军机。当黄绍竑的前锋六月十日进抵零陵时，衡阳已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部占领。这样一来，粤军就把桂军截为两段，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只有挥戈北指，直指武汉；而令黄绍竑在熊飞岭附近，牵制粤军，才是上策。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从而失掉了会师中原的有利机会。

　　黄绍竑看到衡阳被粤军占领，急电李宗仁：以兵力单薄，难将衡阳夺回，请前方部队回师破敌，再一同北进。六月十五日，李、白、张徇黄之请放弃长沙，退往耒阳。新任湖南绥靖督办李品仙最后撤退，原来受他招抚的刘建绪部至是复叛，以至他的座车被袭，李本人颈部受弹伤。事后他对我说：“好险！”

　　黄绍竑知前方部队回师，即率部向常宁前进会合。到秧田墟被粤军阻击受挫，及李宗仁率前方各军到耒阳，粤军始退守衡阳。李宗仁在耒阳举行军事会议，黄绍竑也去参加，大家都以为衡阳工事坚固，不易进取，决定全军渡过湘江北岸休整，以后再伺机图进展。衡阳粤军见桂、张军后撤，即向洪桥急进。李宗仁在洪桥召开会议，作了错误估计，以为应乘敌离城，一举反击夺取衡阳。七月一日下令反攻，李、白、张率第四、七军在左，黄绍竑率十五军及教导一二师在右，进至衡阳五塘附近展开激战。第一日进展尚顺利，但次日左翼部队以溽暑遄征，兵力疲惫，损兵折将，第四军副师长张世德、李汉炯、第七军师长梁重熙阵亡。白崇禧看到此种情况，不得不下令撤退。白通知黄，被通信员失误，黄知道时，左翼已溃逃了一天，右翼部队也急退。此次退却得很凌乱，几乎溃不成军。事后蔡廷锴在追述此事时对李宗仁说：“他们那时从衡阳城出来，只是要守住熊飞岭，并不准备打仗，可是桂军误会了，结果硬拼一场，实出意外。”闻之不禁哑然失笑。

　　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由于黄绍竑贻误戎机，未能完成会师中原的任务。否则蒋冯阎的中原混战，将会是另一结局，也未可知。

　　七 黄绍竑通电主和，桂、滇军角逐桂南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三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从湖南回到桂林。第四军以损失重大，又未能达到会师中原的目的，要求清算黄绍竑失误军机的责任。

　　一晚，风洞山上的迎风楼下，三军将领置酒高会，张友奎、薛岳等打算在酒酣耳热时发难，指控黄绍竑应对湖南战败负责。黄绍竑到时，发现座上各人表情有异，于是一开席就猛饮其酒，边饮边闹，未中席就喝得酩酊大醉，吵到天翻地覆。李宗仁见状，急令身边侍从副官把他扶出。一场危机，终于避免了。

　　黄绍竑感到四、七军袍泽对他深怀不满，而他本人也负疚良深，自是遂萌退志。恰巧那时柳州空虚，黄绍竑就自请率十五军一部回柳坐镇，实际上这是他要脱离桂系所采取的第一步骤。

　　八月初，李宗仁以梁朝玑守桂林，将主力移柳州。在柳州改编全军，仍为第四、七、八、十五等四个军，以张发奎、杨腾辉、颜仁毅、黄旭初分任军长，每军两师，各师两团。黄绍竑以既辞去第十五军军长兼职，又由柳州到桂林休养。八月二十一日，黄绍竑突由桂林发出《马电》，自动辞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并另电蒋介石呼吁：和平息事。李宗仁、白崇禧看了这两个电报十分惊异，忙派总司令部政务处长朱朝森和军法处长张君度去桂林把黄绍竑接来柳州，告以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但不必公开表示决裂，授人以柄。黄那时既不能去香港，就在柳州开辟一个林场，取名“茂森公司”，种植桐油树，借以消磨时日。于是白崇禧继任副总司令，仍兼前敌总指挥，以取代黄绍竑。黄绍竑自动解职，并向蒋提出和平主张，黄这一举措对桂军来说是很不利的。李宗仁为了稳定内部，巩固军心，特采纳汪精卫通过张定璠提出的建议，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定名为“革命同志会”，于九月一日宣告成立。该组织最高领导机关为中央干事会，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中央常务干事，王公度为书记，我为助理。王和我的公开名义均为总司令部秘书。当时由于军事形势紧张，在成立时还没有充分时间来详细研究组织发展计划。

　　原来当桂、张军进军湖南时，蒋介石任命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令出兵入广西。龙以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领卢自兼的九十八师，朱旭的第九十九师和张冲的第一〇一师于六月间分两路入桂；卢、张两师由剥隘入百色，沿右江而下；朱旭师由富州入靖西，沿左江而下。两路于七月十八日进抵南宁近郊，八月七日开始攻城，连攻一周，且有广东方面的蒋空军助战，但因南宁守城司令韦云淞指挥保卫战得力，滇军全无进展，八月十七日，遂撤围退往邕江上游二三十里各村落防守。李宗仁估计滇军必复来围攻，于是派黄旭初于九月十五日赶往南宁坐镇。九月二十日滇军果然再攻南宁，黄旭初连电告急，说城中粮食只能维持到十月十五日左右，形势危迫④。

　　九月二十五日，李宗仁在召开“革命同志会”常务干事会议时检讨了整个局势，由我担任记录。李宗仁在分析华北军事情况时说，中原大战于五月十一日揭幕，第三方面军傅作义部很迅速地渡过黄河，占领了济南。由于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傅部未能前进，后来一经蒋军反攻，即撤回河北原防。中原大战以后进入胶结状态，双方互有胜负，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才结束，历时四个月又十二日。冯、阎两军以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与蒋介石的中央军相持于山东、河南一带。最后是被张学良的一封拥蒋电报打败的。假使我们的第一方面军能够冲到武汉，互相呼应配合，则蒋军首尾难顾，胜负之数，实未可知。

　　李宗仁谈到国民党扩大会议时说，由于国民党各派系意见纷纭，需要时间进行协商，所以扩大会议直到七月十三日才在北平成立，发表宣言。汪精卫于七月二十五日由香港到北平参加。九月一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推定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李宗仁、唐绍仪、张学良、谢持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除张学良外，余均于九月九日宣布就职。

　　李宗仁谈到张学良进军关内时说：张拥有东北实力，举足轻重，蒋和冯阎都致力于争取他，蒋既有大量金钱，并予张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九月十八日，张学良终于最后表态：发出和平通电，即日派东北军人入关，随冯、阎之后，扩大会议被迫执笠（完蛋）。二十二日阎、冯宣告下野。一幕轰轰烈烈的反蒋运动，终以失败而告终。

　　李宗仁在总结中指出：北战场既结束，蒋介石已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广西。现在陈济棠的余汉谋部已由蒙山调到贵县，八月二十五日进占宾阳，切断了我们柳州和南宁的交通；南宁方面滇军又来攻城，守军待援迫切。我们必须击退宾阳、南宁一带的敌人，才有回旋余地。现在我们前面有两大任务：一是打粤军，一是打滇军，孰先孰后，请考虑！

　　张发奎抢先发言，他说，第四军进入广西以来，同粤军三战三败。我们四军将士经过这些挫折，再不能在战场上听到“丢那妈，契弟”的喊战声了。如打滇军，四军仍愿当先锋队。于是决定避开宾阳之敌，绕道上林、武鸣，去解南宁之围。

　　九月二十八日，白崇禧统率张发奎、杨腾辉、李品仙三个纵队从柳州出发。他先派李品仙纵队在宾阳一带牵制粤军，使其不敢越过昆仑关和南宁滇军联合；又以一部分兵力监视武鸣和高峰隘的滇军；而亲率其余部队，在几个得力向导的协助下，通过昆仑关和高峰隘之间的单人小径，轻装偷渡丛山，一出重重险峰，就冲到邕宾公路上的四塘附近。十月十三日凌晨，白开始向南宁方向进攻。事前自己同黄旭初用无线电约好，要黄十二日晚率部突围出城。十三日对敌内外夹攻。滇军几疑城外援军从天而降，苦战竟日，滇军卒败，逃回右江。二十三日白率张发奎、杨腾辉两军追击到平马，又激战五日，滇军才退回云南。

　　在宾阳的粤军余汉谋部，看到滇军败退，也自动撤到贵县。至是邕柳公路复通。李宗仁即将总司令部由柳移邕，南宁恢复了原来省会的地位。

　　八 黄绍竑入京，受蒋介石任命

　　一九三〇年十月，黄绍竑随李宗仁从柳州来到南宁，他向李宗仁、白崇禧表示，他即将去香港。白崇禧对他说，你到香港后，蒋介石必派人来找你，那时你尽可用在野的超然地位，设法和缓蒋介石对广西所施加的军事压力。那时受蒋利用的吕焕炎，已于六月十五日在广州新亚酒店被他的护兵开枪击毙，但是陈济棠部控制着梧州、桂平等几个比较富庶的地区。李宗仁局处南宁一隅，这是在国民党内硕果仅存的反蒋势力，蒋介石如于此时解决李、白，易如反掌，所以白提出了上述的建议。

　　十二月一日，李宗仁、白崇禧在南门外黄绍竑的果园旧寓设宴祝贺黄绍竑的三十七岁生日，同时为他离省饯行，特邀在邕高级干部参加。白崇禧恐怕黄绍竑到香港后即去南京投蒋，故意在祝酒词中提醒他道：“广西人是不会投降蒋介石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环境再坏一些，也是不会投降的。我们为要争取生存，必须奋斗到底，一息尚存，此志不渝。”黄绍竑在答词中说：“我今后的行动准则有两条：第一是不再破坏国家，第二是不再破坏广西。”我当时在座听他这么说，觉得语意含糊，模棱两可。次日，黄绍竑就离开南宁，取道龙州入越转去香港。

　　黄到香港时，蒋介石已派了杨永泰的一个心腹陈适在那里等候他。黄绍竑在去南京之前，关定先入广州看陈济棠，返港后即由陈适陪同乘轮北上，到南京后住安乐酒店。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接见了他，对他脱离李、白，拥护中央大加赞许。一月三十一日，蒋又把陈济棠召到南京，立予接见，告以解决广西问题的方针。二月二日，蒋介石接见陈济棠、黄绍竑，面示要派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返桂办理广西善后事宜，并着陈济棠以军事力量帮助他上台行使职权。陈唯唯应命。二月十日，蒋以国府主席正式发表对黄绍竑的任命。黄回到香港正准备入广西联系，不料岭南政局忽掀起轩然巨波，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当黄绍竑离开南宁以后，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机要室经常截获广东方面发给第七军军长杨腾辉的密电，几经译电人员翻译，才知道这些密电是广东省府主席陈铭枢发来的，内容是要杨腾辉起义，就近解决李、白，南京当给杨以收拾广西局面的任务。李宗仁对此加以分析，认为杨腾辉能够同陈铭枢秘密勾结，一定是在他同李明瑞于去年夏从武汉回师经过广州时建立关系的。这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冯、阎早下野了。在国民党内，只剩半个残破的广西继续进行反蒋。如果杨腾辉再来一次倒戈，那么前途实不堪设想。

　　李、白商量对策后，就由白崇禧带张发奎、杨腾辉两人去龙州、百色检阅四、七两军，并乘此机会发展“革命同志会”组织。一到龙州，白崇禧就把杨腾辉扣留起来，依照“革命同志会”会章，杨腾辉叛变投敌，应把他就地枪决的。可是后来经张发奎一再替他求情，结果是准许他入越去香港了事。杨到香港后，因爱妾跟人逃跑，人财两失，贫病交加，不久就忧郁而终，了结其反复无常的一生。

　　十二月下旬，白崇禧从左右江归来，在“革命同志会”常务干事会上报告处理杨腾辉问题的经过，同时通过了下列决议：

　　一、第一方面军设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并立，军事委员会掌理军政，总司令部则掌理军令。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军委会常委⑤。

　　二、第一方面军设政治委员会，以黄旭初为主任委员，负责处理政务。

　　三、第一方面军设财政委员会，以黄钟岳、陈劲节（第四军的人，此时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为正副主任委员，负责整理财政。

　　在那个时候，最艰苦的一个任务，就是怎样来维持这几个军的补给。因为梧州、玉林、桂平仍在粤军手中，李、白所能控制的是那些比较贫瘠的地区。为了筹措军费，只好采取下列措施：

　　一、努力维持地方治安，使人民有力量完粮纳税。

　　二、在桂林、柳州、庆远、百色、龙州成立财政整理处，负责整理税捐。而所谓税捐，实以收云南、贵州两省鸦片烟过境税以及公开承包开赌收捐为主要收入。

　　关于开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驻桂林的师长，竟向桂林财政整理处长王逊志威胁说，如果桂林的赌场不是由他负责承包的话，他就下令每夜戒严，派兵在各城门检查行人来往，使那些赌场冷冷清清。这位师长的跋扈行为，给李、白知道了，立刻加以处置。久战之后，纪律废弛，盖可想见。

　　①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时期，广西出现三次“护党救国军”的名号：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九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副总司令”，十一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从海外回到广西，在南宁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八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前敌总指挥。

　　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汪精卫、李济深应蒋介石之邀去上海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黄绍竑接李济深电，嘱黄来粤代行他的八路总指挥职务。

　　③编者注：玉林，原名郁林，一九五五年改名为玉林。

　　④一九三〇年十月十日南宁守军已吃光了食米，只剩下一些黑豆。后来因定是日为“黑豆节”。但那时黄旭初已接到白崇禧电报，白就要进军武鸣了。

　　⑤关于成立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拟议是张发奎提出的，目的在争取他与李、白平起平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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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常会议到蒋、汪合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黄绍竑在香港正计划派人入广西活动，为他就任广西善后督办准备条件。有一天早上，他忽然在港九轮渡码头上碰到陈铭枢，后者神色紧张，邀他到香港大酒店密谈。陈铭枢说：“广西局面又变了，陈济棠联合广西李、白，反对蒋介石，原因是蒋扣留了胡汉民。”陈还说他是只身跑出来的，很狼狈。这一变化，使黄绍竑感到：两广将从此形成一个武装割据的局面，要回广西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一 蒋介石扣留胡汉民

　　回顾蒋介石于讨桂、讨阎（锡山）之际，胡汉民乃是蒋的一个主要帮手。胡指使他的心腹古应芬策动陈济棠拥蒋，使广西陷于孤立。及陈济棠关切李济深被扣后的情况，胡又电陈云：“须知任潮功不补过，而罪魁祸首，固自有人。”胡不满李、白，意在言外。以后阎锡山电蒋约以共同出国，“在野负责”。胡又电阎说：“党国有纪纲，个人进退不能自由，今欲挟介公以俱去，窃为不可。况部属要挟，更不足为训也。”像胡汉民这样一个对蒋削除异己有特别贡献的人，蒋为什么要把他软禁，把他当做李济深一样送去汤山（优待）呢？这原来有一个发展过程。

　　一九三〇年秋国民党“扩大会议”在北平成立后，曾于九月八日通过“约法起草委员会组织条例”，并拟定约法内容为：一、规定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二、规定中央政府之权限；三、规定各省政府之权限；四、规定各县地方自治之权限。约法委员会在北平成立不久，张学良即在蒋介石策动下，九月十八日通电派兵入关，声讨阎、冯。扩大会议和约法委员会迁往太原后，制订了共有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的约法草案，其目的在标榜法治精神，以与南京政府相抗衡。

　　尽管“扩大会议”以失败收场了，但它所提出“召集国民会议，通过约法草案”的主张，却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有见及此，特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三日，从开封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建议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召开国民会议颁布宪法的日期。当时在南京主持常会的是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他看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大不以为然，面嘱中央通讯社长萧同兹不要把蒋电原文向外发表。胡汉民说：“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可公开。”过了几天，消息传到开封，蒋听到后很不高兴，以为胡有意使他难堪，就将原文径发上海各报发表。蒋、胡之间的矛盾就从这里突出地表现出来。

　　事后，根据我们在南宁所了解到的情况，蒋、胡两人关于“约法之争”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约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去他那里专谈约法问题。胡汉民到时，张群、戴季陶都已经在座了。张群正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立宪救国论”，胡听了不耐烦，便驳了他。胡汉民说：“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并且我深信是为约法、宪法而奋斗的。实在说一句，当我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还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我在立法院，未尝不可制定一个约法、宪法来，但立出一个约法、宪法来，是不是就算实行了民权主义呢？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就是有了一些，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和宪法。”

　　胡汉民说了这些话，张群没有出声。蒋介石只好说：“只好照胡先生的话去做，不要约法。”这天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胡汉民为什么这样反对约法呢？因为他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凭藉约法当总统，实行名副其实的独裁。而蒋介石则以为胡汉民自己要同他争夺总统的位置，反对约法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二月二十六日，胡汉民接到蒋介石的请柬，邀于二十八日晚到总司令部晚餐。是晚八时三刻，胡汉民的汽车直驶蒋介石的住所，刚到门口，便有十多个武装卫兵围上前来，把他的八名卫士邀到另室去了，胡汉民只好自己拿着呢帽手杖走进客厅。他看见在座的有戴季陶、朱培德、吴稚晖、王宠惠、何应钦、叶楚伧、刘芦隐、陈果夫、陈立夫等等。叶楚伧看见胡汉民，就大声说：“好了，胡先生到了！”

　　跟着，蒋的秘书高凌百出来，接了胡汉民的呢帽手杖，让他到客厅对面的一间屋中，一面嚷，一面说：“来了，请胡先生到那边坐。”

　　胡以为有什么事要商量，便跟他进去。一入室，只见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胡就觉得有点蹊跷。

　　这是一间餐厅，胡随便在餐桌旁一个座位坐下，高凌百、吴思豫在两旁站着，情况很严重。过一会，高凌百拿出一封信来。这信很厚，有十多页，不是蒋介石亲笔函，但蒋在旁边加注，在后面签了他的名字。这信大意是说胡反对政府，反对蒋介石，说无论是党务、政治、经济各方面，胡都处处与蒋为难，并罗列了许多罪状，如说胡勾结许崇智运动军队反蒋，反对约法，破坏行政等等。

　　在每一条款之旁，蒋介石都加上了注解。

　　胡汉民看完信，又气又笑。高凌百收这信时，胡汉民吆喝道：“找介石来，我有话说。”

　　吴思豫嘟哝道：“总司令在开会。请胡先生吃饭。”一面说，一面便传令开饭。

　　“我不想吃饭。”胡汉民正色地说。

　　过一会，邵元冲来了，胡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蒋先生想要胡先生辞去立法院院长。”邵元冲吞吞吐吐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岂只立法院院长，我什么都可以不干。”胡愤然地说，他强要邵去把蒋介石找来。

　　午夜十二时，蒋介石来了。王世和持枪侍立。“你近来有病吗？”胡问蒋。“没有病。”蒋答。

　　“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胡笑笑说，“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你强加给我那些罪名，究竟根据什么？”

　　之后，蒋、胡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舌战。

　　胡汉民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蒋介石止住他道：“胡先生反对我，我只是……胡先生何以反对张汉卿（张学良）！”

　　“反对汉卿什么？”

　　“胡先生不赞成给汉卿做陆海空总司令。”

　　“不错，我的确不赞成。我不赞成，为的是顾惜国家名器。领导政府，不应当自己为郑庄公，把别人当公叔段。你这一套把戏，施之于冯焕章，施之于阎百川（即冯玉祥和阎锡山），又施之于张汉卿，我以为不对。我以行政治军，用不着这种卑鄙手段。”

　　最后胡汉民表示要辞职不干。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我蒋某人断不肯冤枉胡先生。”蒋介石一面说，一面拍着胸口。

　　最后蒋介石只好说：“夜深了，胡先生还是先歇息吧。”说罢便出门去了。王世和也跟了去。

　　这一晚胡汉民被软禁在蒋的总部里，通宵未睡。次日便由吴思豫、邵元冲等率十多名军警把他押送到汤山去了。

　　三月三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举行纪念周时正式宣布扣留胡汉民。他说：“胡汉民同志负党国重任，不应私自越法失言，淆惑人心。今引咎辞职，中央自当念其过去劳绩，虽不忍坐视姑息，亦不忍其毁弃已往历史也。”

　　二 两广组府反蒋

　　蒋介石扣留胡汉民的行动，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他始料所不及。李宗仁仗赖他这一措施，才能从局处南宁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收复桂东富庶地区，进而与陈济棠紧密合作，形成割据局面，以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在胡汉民手下大将、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的策动下，铁道部孙科、南京市长和新任立法院院长林森先后离开南京南下广东，继而隐居天津、上海、港澳，各地原来反蒋的国民党人也陆续到粤，酝酿一个新的政治局面。陈济棠看到时机成熟，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派马晓军、吴锡祺来到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表示释嫌修好。四月二十五日，李、白、张派王公度、吴奇伟偕吴锡祺去广东报聘，洽商两广真诚合作，在广州树起反蒋旗帜。

　　四月三十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列举蒋介石犯了下列的罪行：

　　一是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通电指出：“政学会员，昔虽曾隶党籍，自袁氏窃国，即已叛离。民国七年总理南下护法，杨永泰勾结桂系（陆荣廷），窃取政权，排斥总理以去；今杨氏则时时追随蒋氏之侧，参与密勿矣。其他余孽，夤缘充任要职者比比。”①

　　二是陷害许崇智及其他革命同志。通电说：“许崇智同志献身革命，无有宁息，驰驱闽赣，功业彪炳。蒋氏觇其不备，夺其兵柄，迫令离粤，取而代之，革命粤军，多予消灭。有功者固其所巷，比肩者尤其所畏，故其倾陷同志，先捏造其人之罪状，以眩世人耳目，藉以毁其名誉与人格，而己乃得为一党之领袖，因以求取大欲，经其罗织之案，不可胜纪。”

　　三是扣留胡汉民。通电说：“胡汉民同志以国民会议不应议及约法，与蒋主张不合，被其监视。蒋犹出席纪念周演讲党员自由问题，且公然指胡同志不能出京，其非法捕禁，已为中外人士所共知，而蒋氏犹复扰乱是非，颠倒事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有何职权而得迁怒监禁中央重要人员耶？”

　　通电最后指出：“总之，观蒋氏之罪，至今已暴露无余，同志等夙昔之休容，冀其翻然悔悟，戮力国事者，至今日亦成绝望。循此以往，则总理艰难缔造之事业，人民为革命无数之牺牲，以及我武装同志积年之奋斗，其结果只造成个人之地位，而以阴贼险伪之人，腼然民上，中国数千年固有之道德，总理所力图恢复者，已供其断丧无余，腾笑列邦，见讥后世，天下痛心之事，孰有甚于此者！默察今日中央已为蒋氏所支配，政府被其一系所割据，政治日益腐败，为人民所厌恶，泽如等诚不忍党国与之偕亡，职责所在，更难缄默，古人有言，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用函列其罪端，提出弹劾，以俟公决。唯爱护祖国诸同志，急起图亡。”

　　这通电发出后，首先响应的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和广州各界民众团体。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于五月三日通电附和，并宣布欢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来粤协商团结反蒋大计。继而广东陆海空军将领黄任寰、张瑞贵、陈策、陈庆云、黄光锐等也于五月八日联合发表反对蒋介石的通电。

　　两广既合作反蒋，原驻桂平、梧州一带的陈济棠部于五月中旬即撤退回粤，李宗仁派第四十三师黄鹤龄部东下浔、梧接防。旋王公度来电，谓陈伯南（济棠）表示，恳切希望广西派大员赴穗协商组府大计。五月，李宗仁派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偕冯祝万东下，于五月二十日到广州，商谈建立新的中央及两广军事统一问题。二十五日李宗仁也亲自到粤，行前对我说：“有关‘革命同志会’事务，随时与黄旭初会商决定；有关广州方面情况，统由‘同志会’内部通报。”

　　这一次广州组府反蒋的办法，还是走去年北平“扩大会议”的老路，决定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的名义，凡是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都欢迎来粤参加，借以壮大声势。这样，到五月二十五日，各方反蒋的代表人物：汪精卫、许崇智、唐生智、陈友仁、李宗仁皆陆续来粤，连唐绍仪也来参加了。只是冯玉祥、阎锡山方面没有人到场。据时人猜度，大概是去年北平演出“扩大会议”一幕政治闹剧，胡汉民系站在反对立场，而今“非常会议”的召集，主要是支援胡汉民，冯、阎对胡迄今犹耿耿于怀，故拒绝参加。

　　蒋介石虽知道广州方面有所酝酿，仍决定于五月五日召集国民会议。五月十五日蒋授意“国民会议”电陈济棠，劝陈悬崖勒马。电云：

　　广州陈总指挥伯南并转香师长翰屏、余师长汉谋、李师长扬敬鉴：本会议代表全国国民，集会首都，以定国家长治久安之计，而执事忽有江（五月三日）通电，拾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监委失实之弹章，对于党政措施，肆意攻讦。道路传闻，且谓执事调动军队，似将别有图谋，本会议殊为骇怪。执事身隶党籍，重膺军寄，乃对国家政治任意发言。自来军阀倡乱，动托兵谏之名，卒之不接踵覆亡，自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以迄阎锡山、冯玉祥，往事不远，可为洞鉴。执事于此时张皇诋讥，忘出位之戒，耸天下之听，事之不祥孰过于此。本会议不忍执事之自坠其令誉，而贻祸于国家。由是正式决议，对执事致郑重之警告。唯民意之制裁，实祸福所攸关，幸怀悬崖之危，勿贻噬脐之悔，何去何挥唯执事为国自省。国民会议删。

　　这电当然不起什么作用。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于五月二十五日电致南京，限蒋介石在四十八小时内辞职。过了两天，乃正式召集全体会议，决定另设国民政府。同时推选唐绍仪、汪精卫、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②、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十五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陈友仁兼任外交部长，邓召萌为财政部长，陈融为国民政府秘书长，李郎如为参军长。

　　广州国民政府于五月二十六日宣告成立，委员于五月三十日联名发表就职通电，略云：

　　窃维民国肇造，于今二十年矣。中间内乱频乘，殆无宁岁，究其乱源，厥有二端：其一迷信武力，其二迷信中央集权。二十年来之扰乱，乃由此造成。历历往事，国之慨然！同人等不敏，以为此后施政，必将此二大迷信同时打破。盖以武力求统一，不如以建设求统一，总理所谓以德服人者此也。国民政府当确此本旨，以为施政方针。对于一切事务，除有全国一致之性质外，悉以付之各省以进行建设，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必从宽大，使能从容展布。即使中央与地方之间，或地方与地方之间，偶有争持，亦本诸以建设求统一，不以武力求统一之精神，使此争持不决于军事之胜败，而决于政治成绩之优劣。如是，则内乱不作，分崩离析之祸，无从发生。十年来纷扰之局，其必有待于此，乃能归于宁息。盼我各省市政府，共体斯意，即日与迷信武力与中央集权之个人独裁南京政府，断绝一切关系，而相与参加此新成立之国民政府，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彼个人独裁者，必不战而屈吾人正义之主张。耿耿此心，尚祈鉴察。

　　另外，广州国民政府又发表宣言，否认南京政府。但广州国民政府只统辖广东、广西两省。此外没有任何一个省市，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断绝关系。

　　三 两广军政人事重新调整

　　广州国民政府不设主席，由国府委员互推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孙科、许崇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依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轮流任主席。此外，常委不享有什么特权。但古应芬因与陈济棠系把兄弟，陈事无大小，悉从咨询，所以他权倾一时。汪精卫此次入粤，没有捞到什么好处，郁郁不得志。

　　广州组府以后，决定将两广军政人事，重新予以调整。在军事上，两广的军队一律取消当时的称号，恢复国民革命军的名称，由国府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余汉谋为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为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军长；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

　　在政治方面，由于原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在蒋介石扣留胡汉民后，态度暧昧，被迫离粤，所遣广东省政府主席一职，初由陈济棠兼代，后国府任命林云陔继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自黄绍竑于一九三〇年八月发出“马”电自请辞职后，地方政务由李宗仁总部政务处处理，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李宗仁依“革命同志会”的决定，将总部政务处撤销，改组为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以黄旭初为主任委员，对广西省内直接发号施令。六月九日，广州国府依李宗仁的建议，任命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七月一日黄就职。

　　当广州组府时期，黄绍竑在香港。李宗仁、白崇禧乘到广州开会之便，特去香港窝打老道看他。李、白坚邀他回广西一行，于是相与起程返桂。黄绍竑到南宁后，李宗仁请他在广西省党部大礼堂对广西军政人员讲一次话。他在讲话中多谈经济建设，但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建议。不久，汪精卫、孙科到梧州访问，李宗仁特偕黄赴梧接待，当欢迎会举行时，李也请他讲话，黄讲的又是和平建设那一套，不适合当时的政治气氛。李宗仁因对他说：“你这样注意经济问题，请你留在广西担任经济督办如何？”汪精卫、孙科也赞成。他答应到香港后考虑决定。后来黄以蒋要他做广西善后督办，而两广又要他当经济督办，两面均难以讨好，于是离开香港往菲律宾考察去了。

　　宁粤对峙，广州方面实践其不以武力求统一的主张，并不出兵反蒋，只是唐生智利用唐生明所部第八军在湘南作了一些小规模的活动。蒋介石因五月八日在江西中共中央根据地进行的“围剿”，遭到多次挫败，自顾不遑，也无力对两广下令讨伐。六月十三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集，将对处理广东事变方针提付讨论。结果认为：江西红军势力日益做大，“剿赤”军事损兵折将，形势日非；当此时期，内战不宜再有，宁粤对峙局面，必须设法疏解，以固国本。十四日，全会对粤局通过了这样一个空泛的决议：“对广东组织伪军政府事，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处理。”这就是说，蒋对广东组府采取等着瞧的态度。

　　胡汉民被关在汤山几天之后，血压急剧升高，替他看病的只有邓真德医生一人。后来国府卫生署长刘瑞恒到汤山替胡检验，发现胡的血压竟高到一百九十度以上，不禁大惊失色，坚持给胡打针，但胡阻止了他。那时胡对蒋派来的医生已存着戒心了。三月八日，经王宠惠出面关说，蒋准把胡汉民接回南京双龙巷私宅休养，但行动不能自由，外人也不许随便出入胡宅，这就等于公开地软禁。

　　到了七月，广州“非常会议”一面订期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面扬言出师北伐。蒋介石为了缓和广州方面的反蒋情绪，七月十三日又准许胡汉民迁往香铺营孔祥熙公馆居住，以示胡汉民有较自由活动的余地。

　　四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间的和平酝酿

　　宁粤对峙的冷战局面，一直维持了四五个月。一九三一年秋，忽然霹雳一声，“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此一震惊世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团结对外的呼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虽然下令给张学良不准抵抗，但对于全国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吁，也不能不作表面上的应付。因此蒋一面令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东北事变，吁请主持公道。一面托李石曾、张继、吴铁城于十九日电广州党政要人请取消敌对行动，一致救国。二十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电请粤方共赴国难。二十一日，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电复南京，愿意在适当条件下，“息争御侮”。

　　九月二十四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粤磋商和平。”蔡等到广州后，与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进行多次会谈，呼吁团结御侮，情辞恳切。但粤方坚持，必须蒋介石无条件释放胡汉民，并且把他送到上海去，准其自由行动，然后粤方才允许派出代表，去上海进行和谈。几经往返磋商，蒋才接纳粤方要求。十月十四日上午九时，胡汉民离开南京，乘火车前往上海，结束了他被囚汤山的一幕。十五日胡即从上海电广州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请推代表去沪进行和谈。原电云：

　　广州唐少川先生、汪精卫先生、古香芹先生、萧佛成先生、邓泽如先生、陈伯南先生、李德邻先生、伍梯云先生、李君佩先生鉴：备承爱注，至极铭感，弟已于昨日下午抵沪。现在外患急迫，不弱于甲午，而国内不调整之现象，则为甲午以未有。其所以致此之由，在于过去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人每欲挟党内一部分力量为己有，党即失其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即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弟亦容或为错误中之一人。今日国难严重，正为吾党同志彻底觉悟，力图团结之急要时机。盖非各自觉悟以改正已往之失误，即无以求党内之团结，非党内团结之坚固，更无以集中全国之力量以对外。弟生平对人毫无问题，而对事则错谬必求改善，正义必求推进。良以过去一切，其价值乃所以教我将来。职是之故，目前欲求今后政治上开展之生路，乃不能不对过去种种错谬，持改正之心。今公等在粤，备尝艰苦，不惜牺牲，所持者，亦唯此而已。弟深信吾党同志，能体总理亲爱精诚之旨，斯党可以团结坚固；能体总理天下为公之精神，斯过去一切错误，即可改正，而今后安内攘外之方，亦可确定，甚盼公等推举代表来沪，进行和议，共商大计，无任企盼。汉民叩删。

　　很奇怪的，胡电竟漏写孙科的名字。大概在胡汉民心目中，以为孙科五月下旬离开南京去广州，原来是负有调停使命的，后来可能被广东方面拉下水了。从而认为他之参加粤府，并非出乎本心，故不想跟他谈党事。从这些地方看，那就证明胡气量狭小，乃“帝王师”一类人物也。

　　胡电到后，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于十五日晚举行会议，决定派汪精卫、古应芬、孙科、邓泽如、李文范为代表，偕蔡元培、张继赴上海出席正式和平会议。同时决定了一项腹案，即以蒋介石下野为宁粤合作的前提条件。

　　五 上海和议及广州四全大会的波澜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粤方代表团汪精卫、古应芬、孙科、邓泽如、李文范五人偕来粤协商和平的蔡元培、张继由广州去香港，乘昃臣总统轮北上，黄绍竑、唐生智、张发奎也偕行。黄绍竑从菲律宾返港后感到十分无聊，李宗仁特劝他随代表团去上海看看，而唐、张二人则出自汪精卫的邀请。后来证明，汪约张北上，是有计划的，他把张发奎当做一张王牌，拿来做与蒋介石谈判合作的讲价条件。

　　在粤方代表团北上的次日，即十月十九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开临时会议，决定凡在第二届四中全会以后，因政治原因而被开除党籍者一律予以恢复。这就意味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在蒋桂战争中被开除出党的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以及汪派的陈公博等得以重返党内。南京采取这些措施，目的在表示其有和谈诚意。

　　十月二十一日，粤方代表团一行九十一人抵上海，受到南京方面的热烈欢迎。次日蒋介石从南京飞上海，与粤方代表晤谈，恳邀他们入京，共赴国难。但后者表示，和议只能在上海举行。蒋不得已，于回到南京后在国民党二十五日的中央常会中指定李石曾、蔡元培、陈铭枢、张继、张静江为代表。二十七日，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预备会议，拟订和议日程。二十八日，古应芬病逝广州，粤方大员自是去了一个。原来古应芬到香港后因患牙痛，折返广州疗治。他初想请德国医生柯道治理，柯道主张他入颐养团割治，索手术费三千元。古以柯道敲竹杠，不肯入医院，另请中大附属医院牙科医生拔去一牙。拔牙后忽发高热，一变而为脓毒入血的险症，而告不治。古死以后，陈济棠哭之甚哀。开办勷勤大学以纪念之。广州组府一幕，完全是得自古应芬的调度。古原想请陈铭枢参加，曾辗转托人示意，但铭枢以对蒋有私恩，忽匆匆离去。陈济棠恐势孤，才与广西的李、白携手合作。蒋介石鉴于形格势禁，不敢派兵南下，从此陈济棠偏安岭南多年，被人称为“南天王”。胡汉民之获释，也应归功于古应芬。所以，胡哭古诗有：“拯我于危知甚苦，迹君行事概难能。”

　　宁粤上海和谈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正式开始，经过十天的折中，达成三项协议：

　　一、宁粤双方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各自分别召开，依照比额分配名额（预定粤方执委五人、监委三人）选出新的中央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并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产生新的中央政府。

　　二、国民政府主席，不得以军人充任，由一中全会推选年高德劭的同志承之。

　　三、撤销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国部队。

　　关于蒋介石下野问题，和议没有作出具体决定。南京代表说：“考虑到中央政府一时无人负责，故不应规定蒋在统一政府成立前辞职。”而粤方代表也觉得他们言之成理，并未坚持。

　　上述协议具有这样基本精神：一是国府主席是虚位元首，不负行政实际责任；二是行政院是责任内阁。所以有此规定，目的在不使权力过于集中，以免蒋介石卷土重来。

　　国民党四全大会既决定分别召开，南京的四大于十一月十二日开幕，广州的四大因希望胡汉民、汪精卫回粤出席，迟至十一月十八日揭幕。我以四集团军代表之一参加，并被任为四集团军代表团党组书记。党组设在广州新亚酒店。在开会期间，上海和议代表团推举孙科、李文范回粤向大会报告一切。大会听取报告后，地方实力派代表在大会上提出质询：“为什么和谈代表团没有实现蒋介石下野的条件？”海外代表亦随声附和，声势汹汹，使孙科穷于应付。十一月二十四日孙科退出大会，前往香港休息。以致广州四大陷于停顿。但不久又复会，接纳孙科的提议，接纳上海和谈方案。大会在十二月五日开幕时决议取消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③，改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作为西南最高行政机关。在新选中委中，广西获得执行委员四名，即：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和李任仁。

　　当广州四全大会开会时，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和谈代表团不坚持先下野，是顾全事实，恐怕中央陷于无人负责状态。并且和谈协议二、三两项，蒋的国府主席和陆海空军总司令均将自然消失，不必争持这一形式。但广州四大代表对汪的解释并不满意，而会上又流传这样的内部消息，说汪因为在广州失意，特派顾孟余同陈果夫密洽，酝酿汪、蒋合作。全体代表为之哗然，谴责汪精卫已经出卖了粤方的政治立场。汪派代表在此形势下，纷纷离粤赴沪，十二月四日，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共和厅举行大会，选举中央执监委员。后来，这些中委，也加入统一后的南京中央，汪派自此与两广分裂。

　　六 蒋介石下野后的两广局势

　　胡汉民十一月底从上海回到香港，住半山妙高台，遥控广州局势。南京四全大会十一月二十三日闭幕，大会宣言表示接纳全党团结方案，要求粤方中委入京，共策进行，解决一切善后问题。

　　十二月五日，广州四全大会闭幕，一面宣示接纳上海和议，一面由粤方中委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萧佛成、邓泽如、伍朝枢等发出通电，必须蒋介石宣告下野，解除兵柄，始能合作。蒋介石迫于形势，在十二月十五日通电下野。电文略称：“迩于中央力事团结之际，暂维中枢，强忍待罪，以俟全体同志践约来京，精诚结合，然后引咎自劾，避位让贤。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实践诺言，共赴困难。胡汉民同志等五日通电，且谓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沪。现在国势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唯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另选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云云。

　　蒋介石下野后，即返奉化原籍。这是一九二六年以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粤方中委包括李宗仁在内于是去南京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十二月二十二日，全会开幕，首先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并向中央全会选举年高德劭之同志任之。

　　十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并推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这三人都不担任政府职务。同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行政院各部会首长。一九三二年元旦，新政府首脑宣告就职。宁粤合作似乎实现了。但是胡汉民仍滞留香港，凭借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以与南京对峙。因此，只是表面上双方终止了敌对态势，实际上真正的统一局面迄未形成。

　　七 蒋、汪合作，四军离桂

　　宁粤合流孙科内阁，以李文范为内政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陈绍宽为海军部长，陈铭枢兼交通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罗文干为司法行政部长，陈公博为实业部长，叶公绰为铁道部长，黄汉梁署理财政部长，石青阳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朱培德为参谋本部总长，李济深为训练总监，唐生智为军事参议院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署理财政部长黄汉梁虽是一个银行家，在财经界不是知名人物，在蒋系江浙财阀蓄谋抵制下，对于筹措财政，一筹莫展。孙科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谈话称：“现在政府一个月支出不敷达一千六百万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位新任行政院长没有任满一个月就下台了。算是国民党政府最短命的一个内阁。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蒋介石从奉化去杭州。十六日，蒋介石亲函汪精卫约其去杭会谈。蒋将这封信交给陈铭枢带往上海，陈把它托顾孟余面致。顾孟余就是力促汪蒋合作最积极的一个人。他对汪说：“孙哲生搞不下去了，行政院长非公莫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请当机立断。”十六日下午，汪精卫去杭州。随后蒋、汪在杭州举行一系列会谈，作出了蒋主军、汪主政的决定。孙科得到了这个讯息，于二十一日去杭迎蒋、汪入京。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蒋介石主持中央政治会议推汪精卫为行政院长，罗文干接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顾孟余为铁道部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当晚日军突袭我驻沪守军，强占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这就是有名的“一·二八”之役。二十九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二月六日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治会议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是蒋、汪合作的局面遂告实现。

　　但是，蒋还是要实行独裁的。总结过去的经验：蒋当总司令，权力中心就在总司令部；蒋当国府主席，权力中心就在国民政府；现在蒋当委员长，权力中心也就转移到他的侍从室。以后蒋的侍从室变成了一个太上内阁，凌驾于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之上。“中正侍秘”、“中正侍参”的电令，拥有最高无上的权威。在此形势下，汪只能成为蒋的御用工具。

　　汪蒋合作后，张发奎的第四军乘此离开广西另谋发展。

　　张发奎部于一九二九年来到广西之后，入粤入湘，先后受挫，三次缩编，实力大减。第四军最后一次缩编是在一九三〇年冬击溃滇军之后，将薛岳的第十师并入吴奇伟的第十二师，全师编为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以沈久成、欧震、阚维雍分任团长，唐宇纵为参谋长。张发奎调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职。薛岳调任柳州军校校长，韩汉英为副校长，继续与桂军共度极艰苦的岁月。

　　及蒋扣胡，广州开府，白崇禧、张发奎，应陈济棠的邀请，赴粤与陈济棠会商两广军事统一问题。会谈结果，广西境内各军称为第四集团军（恢复在武汉时的旧称号），张发奎仍任第四军军长，并拨桂军黄鹤龄部编为第十师，改隶第四军。及汪精卫去上海出席和议，邀张发奎同行，李宗仁以汪此举颇不寻常，或为张部另谋出路。白崇禧为预防万一，特调吴奇伟的第十二师驻守百色。张发奎闻讯即于十月二十九日从上海电请李宗仁收回成命。如不奉准，即乞将四军全体遣散。李允其请，事乃终止。

　　及上海和议结束，蒋、汪合作的传说盛行一时。跟着张发奎就于十一月十七日从上海分电广州四全大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请准他率第四军北上援助黑龙江马占山将军抗日，十八日张又电李、白，重申前请（李宗仁、白崇禧当时在广州出席国民党四全大会）。二十二日张再电陈劲节面谒李、白，提出上项要求。李、白明知张是打着抗日的旗号离开广西，但又不便加以阻止。因此，只好空口表扬一番，并提不出什么具体办法。十二月十日，张发奎从上海回到广州，分晤胡汉民、邓泽如、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会商四军北上事，一样没有什么结果。十三日陈劲节留函李、白，即去香港。他在信中说，如果李、白不准四军北上抗日，则他手中所掌握的外汇，即不准备交还④。这表明张发奎在使用其最后一招了。情势发展到此地步，李宗仁明知张军援黑绝不会成为事实，但也不好力阻其行。于是派张定璠从广州去香港同张发奎谈判，提出了下面这两项解决办法：一、准吴奇伟率第十二师援黑；二、陈劲节必须回广西办清交代。十二月中李宗仁去南京出席四届一中全会，过沪时又约张发奎面谈，解决一些有关四军北上的具体问题。

　　十二月二十八日，第四军发出通电，向广西全省党政军民告别。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该军在南宁体育场举行北上援黑誓师大会。由吴奇伟师长主持，由于李、白都不在南宁，特由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叶琪监誓。一月三日起，第四军第十二师分批由南宁出发，取道邕柳公路北上，九日到柳州，十七日由柳首途，二十七日到桂林，二月一日全部集中全县。到了这时，问题来了：第一，作为南京的最高军事机构军事委员会尚未正式成立，汪精卫虽身为行政院长，也无法解决四军北上的军费问题；第二，何键怀疑四军与唐生智有勾结，正在衡阳集结大军准备抗拒，非有南京命令，不准通过。那时蒋介石已去洛阳，十二日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后电张发奎云：“一·二八沪战后，日舰在长江阻止我军行动，四军不如遵陆援沪，较为适宜。”李宗仁也从广州电张云：“吴师集中全县，当地民众对四军抗日义愤，极表钦崇，热烈迎送，素所未有。此时沪战正急，热河危殆，若四军停兵不前，殊艰自解。故无论北上或东进，弟当力为赞助成行。如何请早作决定。”三月六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才由军委会下命令，指定该军经衡阳、醴陵到江西“剿共”，军饷由财政部拨付。三月十日第四军离全县进入湖南，结束了它两年多以来与桂军并肩战斗的历史。

　　张发奎以为促使第四军离开广西，对汪蒋合作起了关键性作用，颇为得意。谁知汪精卫当行政院长后，张到铁道部一号官舍去看他，汪竟避而不见。后来还是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受蒋之命送张出洋费十万元，张于是赴欧考察。汪张破裂，从此开始。

　　当吴奇伟师集结南宁待命时，叶琪找我去商量（当时李宗仁、白崇禧还在广州，我于四全大会闭幕后即赶回南宁）。他说：我们的基本策略，是不愿四军离开广西。可不可以通过“同志会”的组织，对吴师官兵施加影响。我说：吴师有一个分团的组织，它的干部人员都是由张发奎保荐的。我们从不派人到四军中工作，所以而今不能起什么作用。叶听到我的答复后十分失望。

　　①此电也是古应芬起草的，胡汉民一向以政学系为政敌。

　　②蒋尊簋是浙江人，与蔡锷同是日本土宫三期生，章太炎评论他与蒋百里说“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③大会在通过决议时，仍以蒋下野为宁粤合作的前提条件。

　　④陈劲节当时掌握着百余万元港币，原是购买军火的一笔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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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五年割据

　　张发奎的第四军离开广西以后，在南京出现了蒋介石、汪精卫合作的政治局面，在广州则建立了一个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领导中心的半独立机构。汪、胡向来是不合作的，今汪精卫在南京，胡汉民遂倚靠两广实力派的支持，遥与南京对峙。

　　“一·二八”之役，蔡廷锴、蒋光鼐所统率的第十九路军，和张治中所指挥的第五军在上海奋起抗战，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兴奋和期待，在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最新的一页。但是由于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在日军得到大批增援的形势下，上海我军不得不于三月二日后撤。三月三日，粤方中委胡汉民、邓泽如、李宗仁、陈济棠等通电指责南京政府对十九路军的抗战，事前事后均不作有效的支援行动，实有负全国人民喁喁之望。可是南京当局却反唇相讥，说十九路军将领径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太不考虑最高统帅部的整个战略。这样，两广不仅在抗日问题上与南京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并且在军事和财经方面也完全保持割据状态。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分析国内形势，认为蒋介石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武装割据，内外交迫，疲于应付。在此时期，蒋自无对两广用兵的可能。但只要蒋介石一日盘踞南京政府，则无论广东、广西，对他都不敢忽于戒备。为了巩固两广团结，李宗仁需要长期住粤，以加强与胡汉民、陈济棠之间的联系。广西内部则应励精图治，充实力量，准备随时应变。至于李、白对广东陈济棠，也只能与三国时代蜀对吴一样，采取“可与为援而不可图”的方针。

　　一 革命同志会的改组

　　一九三〇年九月初在柳州成立的“革命同志会”，原来是李、白与张发奎联盟的政治组织。张发奎军离开广西后，组织无形解体。但是李宗仁、白崇禧对该组织帮助他们渡过危机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因此在宁粤对立的新格局出现以后，李宗仁立即从广州回到南宁，与白崇禧密商，改组“革命同志会”，使其能真正成为加强广西内部团结的一个核心组织。下面是这个组织改组后的新面貌：

　　一、改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下面简称“同志会”。

　　二、会章的改订，中央组织将干事会议制改为会长负责制，推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为副会长。所有加盟的会员，一律在孙中山遗像前向会长或副会长宣誓效忠。此外在专员区、部队或学校中设置分部。分部领导人员依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由选举产生；基本组织为小组。小组会议每周开会一次。

　　三、“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的政治纲领，主要是下面几条：

　　（一）确认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原则，本会同志为求其实现而共同奋斗。

　　（二）确认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国民革命，而当前革命之中心任务，为争取民族解放。凡有关发展民权，充裕民生的措施，均必须以民族独立斗争之贯彻为先决条件。

　　（三）确认蒋介石为当前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而其他爱国党派为本会的同盟者。

　　（四）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少树敌，以敌攻敌。

　　上述一、二两项，后来还列入《广西建设纲领》中，作为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这个口号的基本认识。

　　由于李宗仁需要往广州加强对外活动，新会员的入会宣誓只好由白崇禧个人负责监誓。这样一来，我同白崇禧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白要我也搬进陆氏花园内同他住在一处，以便于多联系。

　　那时“同志会”会员的取舍标准，不以级职为依据，而以李、白对其本人评价为主要条件。例如：广西省政府是从总司令部政治委员会改组成立的，其中只有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最初民政厅厅长由黄旭初自兼）、教育厅厅长李任仁是“同志会”会员，至于省政府秘书长朱朝森以及他的后任孙仁林、财政厅厅长黄蓟、建设厅厅长黄荣华，则始终没有参加“同志会”。

　　二 建立新民团制度

　　张发奎军离广西后，广西还有三个军，即第七军廖磊，第八军李品仙和第十五军夏威（黄旭初原任第十五军军长，自被任为广西省主席后即由夏威以副军长升任军长）。一九三二年宁粤对峙的格局形成后，李、白认为蒋对两广一时不会用兵，广西无须拥有大量军队，遂决定裁撤第八军，调该军军长李品仙为南宁军官学校校长。回顾一九三〇年冬四军缩编时，李、白曾任薛岳为柳州军官学校校长，韩汉英为副校长，陈芝馨为教育长，及张发奎赴粤，薛岳也辞职去香港担任张军对外联系工作。自是柳州军校无形停办。所以这一次南宁军校的设置，无异从头做起。李品仙当校长不久，又被白崇禧调他去做龙州边防督办，而由白崇禧自兼军校校长。在抗战时期的桂军中、下级干部，几乎完全是白崇禧在三十年代一手培养起来的。

　　当时广西留下两个军，每军两师，每师两团。为了补充现役兵员的不足，李、白遂决定建立新民团制度。当一九三〇年九月，白崇禧率四、七两军由柳州往解南宁之围的时候，为了防范原驻宾阳一带的陈济棠粤军驰援南宁滇军，特令当时教导第一师师长梁瀚嵩回到宾阳原籍，组织民团，在宾贵公路上伏击敌人，使粤军自相惊扰。后来他们果然不敢越过昆仑关以西，与滇军建立联系，从而使白崇禧顺利地完成了南宁解围的任务。有过这么一次经验，使白崇禧感觉到，民团大有可为。遂建议李宗仁：普遍建立民团组织，以增强地方自卫力量。

　　从一九三二年起，广西成立民团总指挥部，以白崇禧为总指挥，梁瀚嵩为副总指挥。划广西全省为十二个区，区设民团指挥官，以行政专员兼任之；县设民团司令，由县长主持其事。凡年达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壮丁，均须加入民团班、排组织，队长由村（街）长兼任，大队长由乡（镇）长兼任，联队长由区长兼任。目的是使政团合一以推行李、白的政令。

　　除此之外，白崇禧还采取了“寓将于学”的政策，在大专院校及高级中学中施行军训，以期大量培养下级军官。对此，白真是雷厉风行，不容阻挠。例如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声望很高，乡人所宗。只因他对推行军训不满，后来便被排挤去职。举此一端，可概其余。

　　三 两广不愿附和福建人民政府

　　一九三三年冬，福建酝酿成立人民政府，事变将起，风声四播，广西李、白与广东陈济棠在对福建问题上暴露了明显的歧见，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愉快的情况。

　　福建人民政府的主角，实际上是陈铭枢。陈因不参加广州非常会议，深得蒋介石的欢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又是在宁粤之间奔走调停最力的一人。其后南京政府接纳上海和谈协议，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迄汪、蒋合作，汪入南京掌行政院，又以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这意味着汪要依靠十九路军作为他的政治资本。陈铭枢的一生政治生活，以此时最为显赫。

　　“一·二八”事变发生，卫戍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迭获胜利。全国人民鉴于蒋介石下令给张学良不准抵抗从而断送东北国土，无不悲愤填膺，群起指责。而十九路军英勇抗日，迭摧强敌，由此英名远播，举世瞩目，陈铭枢的声望也因此而水涨船高。及上海抗战从“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而结束，十九路军对蒋介石极为不满，陈铭枢也因交通部经办招商局变产契约及签订电信合同事受人指责，不安于位，辞职赴沪。蒋曾派石瑛、段锡朋去上海挽陈回来任参谋总长，借以协商安置十九路军的计划，但陈固拒，径出洋考察。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九路军调福建，二十六日蒋光鼐辞十九路军总指挥，以蔡廷锴继任。但该路军对蒋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蒋不得已于十月一日派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赴福建巡视为名，慰劳十九路军，并就闽局人事进行洽商。十一月二十九日，南京政府任蒋光鼐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以为这样安排，十九路军的安置问题已经解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蒋光鼐、蔡廷锴派李章达带着一份《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草案》到广州，征求陈济棠、李宗仁的意见。李章达过香港时，曾将这一约章草案送给胡汉民、李济深看过。后来两广当局将约章略事修改，即由军政负责人签字送回。此盟约全文共十五条，第一条标明它的宗旨，原文是：“本约章依共信互助之原则，共存互勉之决心，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进行全面的合作，以策三省之安全，进而达到抗日、反蒋、实现三民主义的建设为宗旨。”依当时情况看来，这一约章虽不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但福建也没有别辟途径另搞一套的打算。

　　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间，陈铭枢从欧洲回到香港，想推胡汉民出来在广州组织独立政府，由于陈济棠以维持广东现状为满足，胡就不敢答应；后来陈铭枢又同李济深商量，希望通过后者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一道反蒋。李济深随即派他的心腹亲信尹时中到南宁见李、白。李、白认为陈铭枢的做法过左，恐难得到广东方面的支持，而就当前情势看来，粤桂似不能各行其是，最后李宗仁对尹时中说：“有关西南组府的计划，首先还是请李任潮对陈伯南多施加影响，只要广东同意，广西绝无问题。”

　　十月底，李、白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了解到陈铭枢曾在香港李济深的家里（罗便臣道九十二号）与李济深、黄琪翔、章伯钧、徐谦、余心清等举行一系列的会议，会上决定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李、白对此深感焦虑，特于十一月五日电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劝请他们“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给叛党卖国者以口实，而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且十九路军的光荣传统，也将荡然无存，为亲者痛而仇者快，甚盼加以慎重考虑。”同时又分电胡汉民、陈济棠、萧佛成、唐绍仪、邓泽如、邹鲁等建议：“任潮、真如等被迫愤而出此，欲劝息之，不如合粤桂闽在粤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至铤而走险。如何，敬请卓裁电示。”但广东的实力在陈济棠个人身上，他对此不感兴趣，所以去电就没有切实的反应了。

　　李宗仁派胡朝俊去广州打探消息，胡于十一月十八日从广州来电谓：“粤方判断，如闽果独立，桂必坐观成败，故求桂不如求宁。”这一情报果然不错，陈济棠那时已派杨德昭去庐山见蒋介石，得到一千五百万元，作为对闽事作壁上观的交换条件。所以闽变谁都得不到好处，只便宜了一个陈济棠。

　　闽局密锣紧鼓，准备上场，于十一月二十日宣布“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由李济深任主席，陈铭枢、蔡廷锴、陈友仁、许崇清、章伯钧分任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教育各委员会主席，黄琪翔为参谋总长。又以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冯玉祥、方振武、徐谦、黄琪翔任中央委员。十九路军各军改称人民革命军。宣布废除青天白日旗，另以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角星为国旗。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由于事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谅解，所以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邹鲁等就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出了下列的联名通电：

　　福州陈真如、李任潮、蒋憬然、蔡贤初诸兄均鉴：皓电奉悉。诸兄揭橥讨贼，期申正义于天下，至所同情。唯消息传来，兄等号日在闽垣开会，颁布政纲，公然以推翻党治、组织农工政府相号召。初以兄等过去在党之历史，当不至倒行逆施如此。顾报章转载，凿凿可指，此讯果确，是不特授叛党卖国者以口实，且使兄等抗日救国之历史亦荡然无存。十九路军全体将领与弟等久共患难，频年以来，沐主义之熏陶，出生入死，为党奋斗，伟烈丰功，内外共仰，当犹有深明大义，不自陷绝境者。深冀兄等本历来护党救国之精神，幡然改图，多方劝导，以免尽入歧途，使西南团结，益以巩固，救国大业，得以策进。否则援人以隙，必将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以救国者祸国，以爱民者殃民，以讨贼者助贼，度必非兄本意也。弟等为党为国，决当贯彻讨贼主张，共相戮力，唯兄等图之。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不能取得各方的同情，于是使者四出，要求声援。李济深派徐景唐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南宁见李、白，徐表示他自己也不同意福建的做法。李济深的心腹李民欣十二月十一日又到南宁，他也认为福建的步伐走得太快了。

　　与此同时，李、白也主动派人去福建看看，翌年一月二日黄钧达回报：“福建内部复杂，决难持久。”一月十二日戴石浮从上海去福州观察后回到南宁对李宗仁说：“福建方面料蒋不会来攻，所以在军事上毫无准备。蒋（光鼐）、蔡等对改国号、改国旗、计口授田等措施都不感兴趣，这就是他们必致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宗仁电陈济棠，以闽变实由蒋介石所逼成，希望陈同意由两广倡议对蒋声讨。陈于十二月一日复电，说此时采取这行动，无异支持闽局，不敢赞同，即派伯豪兄来面谈一是。后东江绥靖特派员李汉魂衔陈命来到南宁，请李、白无论如何应有一人到粤面商应付办法。李、白则以前曾有建议，联合闽粤桂三省之力量在广州成立抗日政府，而未为粤方所采纳，目前似无赴粤必要。因电复陈济棠：“目前仍为劝闽回头为主，如闽变发展危及广东，当与粤并肩战斗，以保西南的安全。余托伯豪兄面达。”

　　蒋介石自十二月十日以后，已决定对闽用兵，在军事上有所部署，自此不断派飞机猛炸福州、泉州等地。人民政府既无空军，也没有空防设备，因此，福建军民伤亡甚大，地方秩序大乱。时适胡汉民派胡文灿来南宁，鼓动李、白反蒋。李宗仁对胡文灿说：“陈伯南不肯动，我们怎么可以单干？但蒋介石滥炸福建人民，我们应当有所表示！”经过一番酝酿，遂由胡汉民带头，李宗仁、陈济棠联署于十二月三十日发出通电指责蒋介石滥杀无辜的罪行。电云：“连日宁机滥炸，人民焦头烂额，趋避无路。远念闽民，遭此不幸，实深痛恨。数年以来，南京军阀窃党治之名，行独裁之实，降日卖国，衍尤丛积，对外乃投降屈服，对内则面目狰狞。今唯排除异己。又挟其蓝衣党之暴力，为闽民敌，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所望各方备起，制止此项行动，以安民命，而维国本。”后来事实证明，这样一纸电文并不起什么作用。

　　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李济深的亲信张文由福州来电云：“延平已放弃，盼广西发动支援。”李、白接电后，在南门外黄绍竑的果园小屋开了一个小会，约叶琪、黄旭初、王公度和我参加。会商结果，认为限于时间及地理环境，此时无论广西采取什么行动，都不能对闽有助了。乃由李、白于即日（九日）电蔡廷锴，建议他集结军力，固守闽西南若干据点，依靠广东为后方，待机发展。李、白并在电中指陈：“回顾一九三〇年秋吾人被困柳州，三面受敌，内外交困，危机严重，不减闽局当前处境，卒因坚持不屈，终于转败为胜。往事不遥，可资参照。”但蔡贤初由于军心涣散，卒不能实行李、白的建议。到一月中，福建人民政府便以土崩瓦解而告终。一月二十一日，十九路军将领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平等通电拥蒋，蒋军入漳州。二十八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逃抵香港。二月十九日，蔡廷锴亦抵港。

　　四 乐群社的诞生

　　闽变前后，广西对外联系频繁，各方冠盖云集。那时白崇禧已由陆氏花园迁回总部西花厅，同李宗仁住在一处。我因建议李、白：将陆氏花园（即现在共和路广西区政协所在地）加以改建，使它成为一个青年康乐中心，并可接待游客。李、白点头答应了，并要我进行筹备。

　　一天，我与韦永成、谢苍生、曾希颍、陆一远等在一起聊天，谈起这个机构的名称问题。陆一远说：“常言道，独乐乐，何如众乐乐？我们就把它叫做‘乐群社’如何？”大家同声赞成。这样“乐群社”筹备机构就建立起来了，由韦永成任理事长，我任副理事长兼总干事，韦贽唐任副总干事。后者是由韦永成提出的。

　　那时香港一个留法的名摄影家黄学礼随香港“五五旅行团”到广西，他同我来往密切。一天我带他到陆氏花园看看，他说陆氏花园具水木清华之胜，把它建成“乐群社”十分理想。他建议：将两座主楼打通，楼上辟为招待部，分为两个大套间和四个小套间，中间有一个大客厅，楼下为餐厅和咖啡座。后面两旁的楼房也改为旅舍，增设卫生设备。我完全赞同他的设想，跟着改建工程就开始了。

　　不久，我们从香港购进了一些家具、餐具和卫生设备，于是“乐群社”就宣告启幕，对外开放。这里的服务人员是经过训练的，他们彬彬有礼，态度谦恭，令人满意。后来港商冯民德入广西旅游，他认为“乐群社”这种设备很好，应当在广西各主要城市普遍开设，以利观光事业的发展。我向李、白反映，他们两位也很赞同。这样，两三年后，桂林、柳州、梧州等地都设立了“乐群社”，特别是桂林“乐群社”，设备之好，首推第一。抗战期间，桂林一度成为文人荟萃的一座城市。“乐群社”的草地会，为各界人士品茗会友的地方，每当华灯初上，群贤毕集，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惜后来“乐群社”毁于战火，它同“文化城”一样，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

　　五 “同志会”的再改组

　　一九三三年，甘介侯向李宗仁介绍其留美同学邱昌渭来桂，任第四集团军总部秘书长。跟着，潘宜之、刘斐等也先后回到广西。怎样安排这些人的工作，那是白崇禧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一天，白崇禧要我去见他。他说，王公度兼职太多，有的精力有点顾不过来了，例如张定璠介绍了万民一、万仲文、胡讷生、刘士衡、徐梗生、朱午建等来广西做宣传工作，我要王公度设法安排他们，可是过了两三个月，他们还是闲住在中国饭店里。王公度既然兼顾不周，你去劝他自动辞去总政训处长，由潘宜之接任。

　　我对王公度传语时，他显得很紧张，面色大变。我才说完话，他就匆匆走出，说：“我去见副老总！”次日，王对我说：“我已经同副老总讲清楚了，仍由我兼总政训处长。”看来王公度仍想包办，但白崇禧的心目中，他是包而不办。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军校军训处，而对总政训处的工作做得并不出色。在总政训处工作的张岳灵、韦贽唐等都在暗中反对他，韦永成也不满意他，后来韦永成就以考察为名，到希特勒刚上台执政的德国去了。

　　闽变结束后，蒋介石即派蒋鼎文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到广州与陈济棠商议由粤派兵会同蒋军“围剿”江西红军根据地问题，陈有妥协倾向。李宗仁接到张任民、阚宗骅电告，即于三月二十四日从南宁飞广州，劝陈不可有此一举，并表示有在广州久住之意，这样才把陈济棠对南京的态度稳定下来。之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以商谈五省“联剿”为名到广州访问，陈济棠以兹事体大，打长途电话请白崇禧到粤会商。当时李宗仁正住广州东山百子路孖棚岗，尽可随时移尊就教，陈伯南为什么这样舍近而求远呢？白对此深感不解！在陈一再催之下，白崇禧终于六月十八日由邕飞粤。从六月二十一日起，白崇禧与何键、陈济棠、李宗仁会商应付时局方针，但没有任何具体决定。白留粤三个月，直到九月八日才回到南宁，因而引起了一些无稽的语言，说他在广州被扣留了。白谈起陈济棠懦弱无能，对军事部署毫无计划。但白认为粤桂唇齿相依，不能任蒋得粤，如蒋得粤，桂亦难独存。又说胡汉民、陈济棠均希望桂应伺机向西发展，但不可北指中原。桂如西进，陈愿予以支助。

　　后来白崇禧透露，此次广州之行取得唯一的成果，就是商得李宗仁同意，将“同志会”重新改组，扩大会本部内部机构，目的在于把潘宜之、邱昌渭等人通通罗致入会本部，以加强领导力量。在白崇禧的示意下，李任仁提出了一项改组方案。其内容如下：

　　一、名称：“同志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

　　二、会本部组织：在会长李宗仁、副会长白崇禧之下，设秘书部、组织训练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三、以民主集权制为组织原则，以分部为分支机构，以小组为基本组织。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白崇禧以筹备改组工作就绪，特电李宗仁由粤返桂，主持成立大会。十月二十五日，李宗仁由粤抵邕，十一月一日，他在西乡塘兵营礼堂主持一个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的诞生，并勉励在座诸人团结在同志会的革命旗帜下，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而共同奋斗。旋由我当众宣读会章。全场一致赞成。大会至是宣告结束。

　　次日，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同志会”第一次干部会议，宣布会本部干部人员名单：

　　会长：李宗仁

　　副会长：白崇禧

　　秘书部主任：邱昌渭

　　副主任：程思远、徐梗生

　　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王公度

　　副主任：谢苍生、张威遐、李一尘

　　宣传委员会主任：潘宜之

　　副主任：万民一、万仲文、刘士衡、胡讷生

　　政治委员会主任：黄旭初

　　监察委员会主任：叶琪

　　六 程思远的罗马之行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我在香港办理赴欧签证手续，知道李宗仁已于十二月四日从南宁回到广州，遂赴穗同他话别。李嘱我访陈济棠一谈，并为我打电话约定时间。

　　在广东人心目中，陈济棠有“福将”之称。所谓“福将”，其特征第一是逢凶化吉，第二是坐享其成，第三是“无端发达”。总之他是因人成事，夤缘时会，没有什么特殊贡献。

　　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誓师北伐时，陈济棠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手下的第十一师师长。李济深当时抽调该军第十师陈铭枢和第十二师张发奎和叶挺独立团首先入湘参加北伐，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留守广东后方，归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存主任李济深直接节制。四军在北伐中打得挺好，卓奏战功。尤以叶挺独立团赫赫有名，使四军有铁军之称。克服武汉后，张发奎便升第四军军长，陈铭枢升为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升二十四师师长。“四一二”事变后，陈铭枢逃出武汉，投靠蒋介石，张发奎且升任第二方面总指挥来统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蒋、蔡两师，黄琪翔也随而升为第四军军长。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当时第四军分裂为三部分：叶挺的部队参加了起义后回潮汕，后被国民党军打败；第十一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开到福建，仍受陈铭枢指挥；第四军黄琪翔部由张发奎统率回到广州，表示拥护他们的老长官李济深，后者那时已改任第八路总指挥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黄琪翔乘李济深离粤去上海开会之时，发动“广州事变”，目的在诱捕黄绍竑，解决广西在粤部队。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张、黄责无旁贷，因下令讨伐。五日，李济深任陈铭枢为东路总指挥，率其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陈济棠两师会同西路黄绍竑、南路徐景唐合击留守广州的张发奎、黄琪翔。一九二八年一月间，第四军三个师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从广州撤走，沿途有如狼奔豕突，及开到潮阳汤坑，不提防受到陈济棠第十一师的拦腰伏击。张部劳师远征，士气衰颓，结果伤亡惨重，素有勇将之名的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也中弹阵亡。经过这次战役后不久，陈济棠便宣布扩军，升任“新编第四军军长”。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扣留李济深，下令讨伐桂系。事先陈济棠并不知道，他从香港到上海准备入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全大会。轮船一靠码头，他的把兄弟古应芬已带着蒋介石的手令在那里等候他，要他立刻回广州接任李济深的第八路总指挥职务。及蒋介石扣留胡汉民，古应芬回粤策动召开“非常会议”开府广州，陈铭枢以拥蒋脱逃赴港，从此广东便是陈济棠的天下，并且有“南天王”之称。回顾一九二八年初，李宗仁出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时，与蒋、冯、阎平起平坐，而陈济棠那时还不过是一个师长，而今李宗仁不得不纡尊降贵，借重广东以自保。而像胡汉民那样的国民党元老，也要依靠这位“福将”为“护符”。陈固一时之雄也，他顾盼自豪，不在话下。

　　且说我到东山梅花村三十二号去拜访这位“南天王”时，深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穿着长袍，端着一个水烟袋，不仅貌不惊人，就是他说的粤语也吞吞吐吐，拖泥带水。陈济棠那时正在广东全省推行复古运动，所以也对我谈一些有关教民以四维八德的话。由于话不投机，不多一刻我就辞出了。万万料想不到，年多以后我便在罗马碰到他，并且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他同轮回国。所以这一次会晤，对于我在后来深挖“两广事变”的内幕，大有帮助。

　　我在广州的时候，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已由广西进入贵州。李宗仁与陈济棠接触频繁，打算由两广编组联军，乘红军西进之机，抢先进入贵阳，以固西陲。十二月十二日，李宗仁电白崇禧云：“黔局关系重大，决乘追共机会，与粤联军入黔，已与伯南联电五中全会请缨。”①经后来事实证明，李宗仁、陈济棠给国民党五中全会拍发这样“请缨”的电报，是做了一件蠢事，因此蒋介石知道两广的意图，就棋先一着，命令前敌总指挥薛岳，不要跟在红军后面追击，而以拿下贵阳为要图。因此当广西廖磊第七军进抵贵州都匀，粤军第二军张达经由水道到柳州的时候，薛岳已率领吴奇伟部开入贵阳了。薛岳遂由蒋任为贵州绥靖主任。蒋介石先发制人，使两广无可奈何。这是我在抵欧以后才知道的事。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我从香港乘意大利邮船“康德罗素”号赴欧。船抵威尼斯，我的朋友韦永成从柏林来接我，我们顺道到翡冷翠小住，然后再到罗马。在罗马，通过我们第四集团军总部顾问朱佛定的郑重介绍，使馆一等秘书朱英给我以殷切照顾，恍如家人。

　　这年夏天，朱英约我陪他全家到威尼斯附近的玫瑰海口度暑，黄同仇由英来晤。他认为李、白两年前迫他出任梧州市长，是一种降级处分，表示非常不满，故辞职去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他谈起桂系旧事如数家珍，娓娓不倦，临别坚邀我去英一游，当约以明年。此人白崇禧始终不喜欢，除了他与黄绍竑的特殊关系以外，我实在说不出什么理由。

　　次年六月，我先去伦敦看望黄同仇，随同巴黎晤黎蒙、李济欧、徐寿轩等，他们正在建立一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组织“大道社”。随后我到柏林看韦永成，我们两人参加在柏林举行的世界运动会开幕仪式，会上听到了希特勒的讲演。运动会闭幕后，我与韦永成经布拉格到维也纳、布达佩斯一游。在旅途中，我们知道从六月一日开始的“两广事变”已爆发。

　　七 “两广事变”的真相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由陈济棠发动了“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但只搞了一个多月，陈便以事败出洋。八月三十日，陈济棠及其亲信林冀中、区芳浦、黄麟书从香港去意大利，九月十八日到罗马。我当时正与韦永成从维也纳分手归来，便用几天的时间陪他们游览罗马名胜，以后又与他们去那不勒斯一游。下面是陈济棠那时亲口对我叙述的“两广事变”的经过：

　　一九三二年以来，两广一直利用胡汉民的声望，以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相对峙。蒋为要拆两广军阀的台，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时，蒋曾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位来诱胡入南京，但为胡所固拒。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中提出调整中央党政负责人员如下：

　　一、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副主席蒋中正。

　　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副主席蒋中正。

　　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四、五院的院长、副院长：行政院院长蒋中正，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蒋这时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不过仍想以中常会主席的空衔来拉拢胡汉民。②

　　胡早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离港赴欧，在瑞士住了半年，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自欧返国。陈济棠深恐胡汉民被蒋邀去南京，他一接到胡汉民东归的消息，即派他的哥哥陈维周于一月八日去南宁向李、白问计。李宗仁看到南京方面的人事部署，也深以蒋存心拆两广的台为虑。他对陈维周说：我即回广州同伯南从长计议。陈维周一月十三日离邕返粤。李宗仁十七日也到了广州。他一见到陈济棠，即主张两广应表示尊重胡汉民，邀他到广州主持一切。二十二日李宗仁电召王公度赴粤。白崇禧将留胡在粤的三点做法（一、政治上尊重；二、经济上支持；三、生活上照顾），嘱王公度转达李宗仁、陈济棠。

　　胡汉民一月十九日到香港，蒋介石曾派司法院长居正去港迎候。两广对此早有戒心，所以早由西南政务委员会李晓生远赴新加坡迎胡。所以胡在港虽接见居觉生，但表示不去南京。一月二十五日胡从港入广州，陈济棠待以上宾之礼。胡表示将在粤久住。三四月间陈济棠屡向李宗仁表示：蒋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六全大会上通过的《宪法草案》，实际上是非法的，可否以这个题目来进行倒蒋？无论如何，屡请白崇禧来粤一商。但白以此时反蒋无名，迄未应邀。

　　胡汉民素患高血压，五月十二日，他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脑溢血，于下午七时四十分在广州逝世。两广忽失去这样一位中心人物，局面随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五月十三日凌晨，陈济棠接蒋介石电云：“请维周兄来京一谈。”陈维周十四日飞京见到蒋介石。蒋对他说：“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盼将此意向伯南妥为转达！”维周返粤后，兄弟密商竟日，以为粤桂相依为命，蒋如得了广西，广东安能幸免。与其坐以待毙，何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计议既定，遂以此一决策与广西方面商讨。

　　李宗仁五月八日才由广州回南宁，得胡噩耗后，特由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刘斐于十三日飞广州致吊。十八日，白崇禧已知道陈伯南的决心，特派黄旭初即日飞邕面报李宗仁。李遂于二十日赴粤。这时蒋介石派王宠惠等来吊胡丧，乘机向陈济棠提出下列五条件：

　　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取消；

　　二、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

　　三、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以旅费。

　　四、陈济棠的第一集团总司令改为第四路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

　　五、统一币制③。

　　这五条实际上是要陈济棠把广东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陈表示无法接受。

　　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胡汉民之丧乘机解决两广问题的应付方针，讨论多次。李、白主张慎重，邹鲁也反对用兵，但陈济棠却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至是，李、白认为，粤桂不能各行其是，于是与陈济棠共同行动。

　　但是用什么名目反蒋呢？想来想去，认为只能用“抗日”这个旗号才好争取国人的同情。于是决定于六月一日举行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这一重要问题。白崇禧以大计已定，即于五月三十日先回南宁准备发动。六月一日白在党政军扩大纪念周中正式宣布抗日救国。这就是所谓“六一运动”的由来。

　　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在举行联席会议后遂于六月二日发出“冬”电，请南京中央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同时粤桂系部队即向湖南出动，但声言此举纯系对外，绝不进行内战。意在取得各方面的支持，特别要争取湖南先作响应，以壮声势。

　　六月六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李觉飞长沙，敦促何键表态。但何表示，只有桂军到了长沙，湖南才能有所行动。九日，蒋介石派陈诚到长沙，蒋桂两军亦同时进抵衡阳。在这种情况下，何键就不敢动了。十日，白令开抵祁阳大营市的桂军部队停止前进，并宣传“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进出湖南的通路既被截断，势须另辟途径。白崇禧于是派韦云淞十一日飞广州，向李宗仁、陈济棠建议在广州成立抗日政府，期使旗帜鲜明，扩大号召力量。

　　六月十一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电复蒋介石的“佳”电④，重申动员抗日的决心。十二日再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发表对时局主张的通电。十六日，西南和蒋介石的代表在衡阳举行谈判后，即将两广入湘部队撤回粤桂境内。十二日，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发出联名通电，呼吁和平。二十二日，陈济棠最后以粤钞低折，人心摇动，否决了白崇禧提出组织抗日政府的建议，但同意成立军事委员会，陈为委员长，李宗仁副之。着将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二十三日，陈济棠就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二十九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广州、南宁就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总、副司令。这样，六月便在密云不雨的气氛中度过了。

　　蒋介石对日屈辱，引起国人指责，因此对“两广事变”不敢下令讨伐，但这不等于任其自流。到七月初，蒋对广东的分化活动，已有显著的成就。七月四日，粤空军四十八架飞机飞离粤境。五日，陈济棠忙召集空军人员训话，勉以团结一致，共济时艰。六日，叛逃的空军人员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七日，粤机九架飞抵南京。八日，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秘密由大庾去南京见蒋，表示愿受蒋命收拾粤局。同日，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也离开汕头，并于十二日电蒋授权余汉谋办理粤局善后。到了这个时候，陈济棠已面临众叛亲离、四分五裂之境。白崇禧为挽救他的颓势，电李宗仁同意，十日派黄旭初、刘斐由南宁到广州，与陈济棠商讨两天，决定在军事上组第一、第四集团军联军总司令部，并请粤军改取内线作战部署。同时广西银行行长黄蓟与广东财政厅厅长区芳浦商定：粤桂两省钞票，彼此互相收受；桂对粤汇款，粤行尽量收受。十三日黄旭初、刘斐、黄蓟离粤回邕。同日，蒋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构，并由军事委员会下令免陈济棠本兼各职，任余汉谋为广东省绥靖主任；李宗仁、白崇禧分任广西绥靖正副主任。白崇禧见粤局危急，十四日派李品仙飞广州，向陈济棠建议：将可靠部队集结掌握，并以现款和武器装备运存西江，并询其是否需要桂军东下援助？但因十四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职后，次日即率部向韶关、翁源推进。十七日，陈济棠军放弃英德，退集军田，情势转变得太快，广西方面的建议，无一可以实施。十八日，粤空军全部飞赣投奔南京，陈济棠知事不可为，当晚乘英舰“蛾”号去香港。两广与南京对峙五年的局面至此宣告结束。

　　八 蒋、桂终告妥协

　　陈济棠出走后，西南政局的重心就转移到广西方面，下面所述，是李宗仁告诉我的。

　　李宗仁于七月十八日回到梧州。这时广西虽巍然独存，但态势孤立。李、白为谋对蒋缓和，乃分电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抗日主张不变，如中央真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盼将此意转达。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七月二十四日，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定八月一日就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请派员监誓。不料到七月二十五日，南京国民党府特发表“明令”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这种变更七月十三日的人事任命，事后据说是杨永泰向蒋提出的，借此一劳永逸地根本解决广西的局面。

　　这时蒋派大军分由湘黔迫近广西，陈诚⑤又率主力部队集中广州，正沿西江进逼。大有李、白如不奉命，即用军事解决之势。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干部会议，一致认为这是蒋介石不要和平的表示，主张武力抵抗。七月二十六日，李、白电息影梧州的李济深，请其克日来邕面商一切。李济深二十七日偕胡鄂公到南宁，李、白即约翁照垣、刘斐、徐文明、戴石浮、夏威、廖磊、张任民、黄旭初、韦云淞、黎行恕与李济深研究关于抵御蒋介石进攻广西的策略问题。几天后，李济深回梧一行。八月八日，李济深复偕张文到南宁，即连续开会两日，讨论建立政治组织问题。此种动态，蒋一直在注视中。

　　在此期间，陈诚忽派香翰屏，余汉谋派邓世增于八月七日来南宁谈和平，李宗仁以为这只是蒋介石的一种缓兵之计，仍积极部署军事。八月十日，李宗仁、白崇禧派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报聘，目的在了解广西情况。蒋介石于十二日到广州，刘斐于十三日回南宁，说蒋介石接见了他，并谓蒋处境不佳，确有谋和可能。

　　八月十七日，张定璠从上海电李、白云：“蒋召我去粤，托疾不应，万勿再中其诡计。”八月二十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程潜派唐星，陈诚派邓世增，黄绍竑派舒宗鎏三人到南宁重申谋和诚意。李、白因已看到张定璠十七日的电报，对蒋谋和原不抱有任何幻想，二十一日仍为了下面五条交三代表带回广州，以试探蒋介石的反应。这五条是：

　　一、解放救国言论及救国运动；

　　二、撤南下之兵北上抗日；

　　三、从速决定抗日救国计划及实施的时期；

　　四、照调解人所拟第二方案发表新命（主要内容是李宗仁留任广西绥靖主任，黄绍竑仍回任浙江省主席。实际上是撤销七月二十五日的南京国府命令）；

　　五、第一条实现，第二条开始，即宣布就职。

　　当时和战未决，李、白仍积极进行反蒋活动。八月二十二日，南宁各界召开欢迎李济深、蔡廷锴、刘芦隐（蔡、刘都是十七日偕潘宜之经越南到南宁的）及各地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八月二十四日，李宗仁、白崇禧邀李济深、刘芦隐、彭泽湘、李任仁、黄旭初、张文、王公度、杨东莼⑥、胡鄂公、邱昌渭、朱佛定、夏威、夏次叔、刘士衡、何思敬、詹天籁、刘斐、胡讷生等举行会议，商讨成立抗日政府问题。当时拟订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救国委员会”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案，电张学良、刘湘征询意见，俟得到答复后再作决定。实际上这是一种拖的策略，目的在争取时间，以了解蒋介石的真正意图。

　　与此同时，蔡廷锴把他的第十九路军干部人员集中起来，由翁照垣编成一个师参加广西抗日反蒋，在广东南路地区活动。八月二十四日夜间，该师谢鼎新团进入合浦、北海。九月三日，北海人民在翁照垣师的鼓动下，掀起了声势壮烈的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中野被群众殴伤致死。蒋介石深恐中野事件扩大，招致日军的干涉，使他控制不了这种局面，于是加速他对桂力谋妥协的进程。事后想来，翁师闹北海，这无异对蒋所施加的一种压力。

　　八月三十日，居正、程潜、朱培德忽由广州致电李、白，谓即将来邕一行，李、白当即去电欢迎。是日，广西党政军各界正欢宴到南宁的各方代表人物，济济一堂，共百余人，反蒋气氛非常热烈。李济深知居觉生等将来广西谈和，以怀疑的口吻对李宗仁说：“蒋介石言而无信，不要上他的当！”李宗仁道：“如果他能用事实来表示其谋和的诚意，那我们就不好拒绝。”就那时情况看来，最热衷于南宁组府的，没有一个赶得上李任潮。因为李、白在七月初就有过这样一个默契，两广无论成立什么形式的抗日政府，都要由李济深出面领导，甚至国际路线的运用以及组府入选的配备都要由他来单独负责。对此，他哪能无动于衷呢？他不愿意蒋桂妥协实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居正、程潜、朱培德于九月一日由广州飞邕，因天气恶劣，中途折回，二日才安然到达。他们带着蒋介石致李、白的亲笔信，并一致表示渴望和议成功，程潜还说：“如和得成，要我磕八个响头，我都愿意。”李、白和他们做了初步商谈后，三日晚上，召集潘宜之、王公度、刘斐、黄旭初、李任仁在省府合署讨论和战问题，直到午夜，结果以财政难于持久，各方没有积极响应，并且这时团结对外的呼声响彻云霄⑦，在这种情势下，负隅顽抗，终非长策，乃决意接受和议。四日晨续谈，作出了为要促成妥协，白崇禧决定放洋的拟议，当拟订和议方案如下：

　　一、重申解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二、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

　　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

　　四、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

　　五、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

　　六、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

　　七、广西军队确保三个军，军费由中央补助；

　　八、以上各条除第三条保密外，余均电蒋以谈话方式宣示国人。

　　李、白将上面的方案交给三代表，居正等三人于四日下午一时返粤复命，李、白并派刘斐随行。当夜，刘斐来电报告李、白，说已见蒋转达精诚团结之意，反应很好。六日刘斐又以“鱼戍”电报称：“蒋五日在程颂云（程潜）寓所与居、程、朱以及辞修（陈诚）、季宽（黄绍竑）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六日同时发表。”六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绍竑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即电蒋，定九月十六日就新职，请派员监誓。十三日程潜奉派来邕监誓，黄绍竑同来。黄绍竑把“广西绥靖主任”的铜印交给李宗仁，但缺了一角。白崇禧后来对我笑着说：“季宽的侍从把这个印信背来背去，结果他的主子不能上任，他气极之余，把这个铜印猛力摔在乐群社的石阶上，因此缺了一角。后来用银把它补上了。”

　　由于蒋介石九月六日在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了他希望同白崇禧见面的话，张定璠即从上海电白云：“时无齐桓，内无鲍子，难乎为其管仲！东行宜细酌。”白崇禧接电后，就踟蹰不敢决了。一天，白的夫人马佩璋到李宗仁办公室，一入门就嚷道：“唉呀，李老总，这几天我都睡不好！”“那为什么？”李宗仁诧异地问道。“唉呀，老总，你还不知道，蒋光头发表谈话要健生到广州去见他呀！他这一去，凶多吉少，我的心而今七上八下，还能睡得着觉？”李说：“那么，我替他去见老蒋吧！”

　　就这样，李宗仁于十七日偕程潜、黄绍竑、黄旭初、刘斐飞往广州，当晚下榻东山陈维周的“继园”。

　　李宗仁原定十八日去黄埔见蒋。可是是日上午九时，蒋却悄然先到继园来看李宗仁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以来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第一次会晤，标志着七年来的蒋桂对峙局面从此消失。

　　蒋桂妥协，各方代表随之失意而去。对此，李宗仁深表歉意。九月十五日，李济深返梧州；蔡廷锴赴玉林；刘芦隐游桂林，二十七日经越南返香港。他们都深悔有此一行。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函云：“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得息。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蒋对贵方所提党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寿康）携回，敬祈审察。”⑧原来李济深于八月二十七日偕胡鄂公到南宁时，曾与宣古渔（宣侠父）、徐惟烈商讨对蒋策略问题。三十日，李济深返梧州，胡鄂公去香港联系，随由香港派钱寿康带《协定》草案去陕北见毛泽东。由于有这一历史关系，于是促成一九三七年七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访问桂林之举。

　　①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在南京举行。

　　②汪精卫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被刺受伤，十二月一日即辞去行政院院长职。

　　③那时广东使用的货币，是广东省政府银行的毫洋，不用中央银行的法币。

　　④蒋介石于六月九日以“佳”电致陈、李、白，谓：“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的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所属部队，勿因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

　　⑤蒋派陈诚为广州行营主任，主持讨伐军事。

　　⑥杨东莼当时代表救国会从上海来南宁联系。

　　⑦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发表有名的“八一”宣言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⑧《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七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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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我参加了罗马大学的博士考试，被授予政治博士学位。次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星期后，我领取了文凭和证书，朱英先生请我吃饭话别。此后我就离开罗马，去威尼斯、康城度假。

　　在康城碰到了广西留法同乡梁继本、覃泽汉，相约同往巴黎一行。到达后住卢森堡公园附近，常到圣米歇大街杜邦咖啡馆流连。黎蒙对我说：杨虎城已到了巴黎，约我去看他。我正想了解一些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幕，于是相偕去访问这位风云人物。

　　一 杨虎城谈西安事变

　　杨虎城知道我是从广西来的，并且与李宗仁、白崇禧长期共事，因此一见面就十分亲切，不当外人看待。他说：在西安事变中，只有广西的李、白，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表示支持，其余地方军政长官不是首鼠两端，态度暧昧，就是拥护南京政府下令“讨伐”。他对今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联名发出反对南京政府进攻西北，主张对陕宜用和平解决的通电①，表示感谢。

　　杨虎城是本年六月底出国的，他与夫人谢葆真及次子拯中经日赴美，七月三十一日抵纽约，八月四日抵伦敦，十一日到巴黎。我去看他时，“八一三”上海抗战已经爆发了。他说，他已去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蒋不复。他又电询宋子文，宋回电不置可否。杨把宋电给我看，原文如下：“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纷纷来京，共赴国难。兄虽未奉召，弟意宜自动回国。”我说：如果返国，应该取道苏联，经由西北遄回部队。这是一条比较稳当安全的途径。但杨迟疑不答。

　　我问起西安事变，他讲述其经过如下：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都在陕北“剿共”战争中受到了红军沉重的打击。张、杨觉得如再听命于蒋介石，那只有死路一条，因而不得不另谋出路。恰巧在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首先是争取南京以外的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由于中共的争取，也由于广大民众和各级干部的推动，张、杨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红军实行停战，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蒋介石对此早有所闻，只因两广事变爆发，一直腾不出手来。等到九月中蒋桂妥协，结束了两广与南京对峙的局面，蒋介石就立刻集中了三十个师的兵力，摆在平汉线南段和陇海线西段，蒋也亲飞西安，迫张、杨继续“剿共”。蒋当时提出了两个办法，逼他们表明态度：一个办法是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开赴陕北继续“剿共”，而由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另一个办法是：如果张、杨不愿意再打内战，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张、杨知道，这两个办法都是要把他们投入陷阱，再行消灭。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张、杨只有采取“兵谏”行动了。

　　计划已定，张、杨即进行具体部署：一、包围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任务，由东北军负责，同时担任从西安到临潼之间的警戒；二、扣留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大员以及解除西安市区中央宪警特务的武装则由十七路军执行。

　　十二月十一日午夜以后，张学良和他的亲信干部来到杨虎城的新城住所。张对杨说：已派刘多荃、白凤翔指挥他的卫队团孙铭九部执行捉蒋的任务。我们在这里等候好消息的到来。

　　十二月十二日天蒙蒙亮，孙铭九就率领卫队团摸进华清池，一个士兵在行进中踢着一个油罐，锵然作响，惊动了蒋的卫士，由是彼此开枪射击。五分钟后，蒋的卫士全数被歼，连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被打伤足部。

　　蒋介石一听到枪声，没有顾得穿长衫和戴上假牙就往外跑。跑到东边的小门，但开不了。后卒得一个侍从副官的帮助，爬过围墙，跌入一个满地荆棘的深坑里去。他扭伤了腰，还掉了一只鞋。那个侍从副官把他扶起来，背着他向骊山上跑，一直跑到半山腰一块叫虎畔石的后边躲起来。后人在那里起了一个“捉蒋亭”以留纪念。

　　孙铭九冲进了“三间房”蒋的寝室，发现人已不在，他伸手入被窝一摸，感到余温尚在，还见到茶几上一只玻璃杯中仍泡着一副假牙，显然蒋刚刚离开这里。这时派到四处去搜查的人都来报告，说没有发现蒋的形迹，这真是匪夷所思！

　　杨虎城接到报告说没有捉到蒋，他对张学良说：“估计他跑不了，要扩大搜查圈，到山上去找。”孙铭九照办，在骊山麓，发现了钱大钧。搜到虎畔石附近，蒋的侍从秘书萧乃华伸出头来看，被打死了。蒋看到危险，立举起两手大喊：“我在这里。”白凤翔、孙铭九走上前去，见蒋只穿一件睡衣，一只鞋，蜷伏在虎畔石后面，面色苍白，全身哆嗦。白凤翔脱下自己的大衣给蒋披上，并与孙铭九扶他下山，把他塞进汽车，押送到新城大楼住下。

　　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即以“文”电通告全国及国民党政府，提出下列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保实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电文并声明：“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之一线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惩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张、杨把蒋介石抓起来以后，中国的局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国民党亲日派拟乘机下令讨伐张、杨，取蒋而代之，内战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主张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西安事变”。在张、杨的敦促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十六日到达西安，同时红军南下，进抵渭北。

　　当时西安政治形势也是很混乱的，在十七路军中，有一些军官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有的人还大声叫嚷：“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针对这种形势，周恩来进行了循循善诱的说服工作。他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可以释放他。”

　　张、杨赞同了周恩来的意见，并请他同蒋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蒋见周来访，有点不好意思，低下了头。周不念旧怨，严正地对他说：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不抗日无以图存，不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只有加速灭亡。你蒋先生如能认清大势，立即实行抗日，共产党即不咎既往，而张、杨两将军也会放你回去。否则你就会成为千古罪人。经过周恩来的一系列努力，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次日，蒋得到释放。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后，张请杨和他一起送蒋去机场，杨首先反对，但因张的态度很坚决，杨无法只好随张前去。蒋到飞机场后，在上机前还对张、杨说：“仗不打了，今天以前的内战由我负责；以后再有内战，由你们负责。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实行，否则就不配做你们的领袖。”张对蒋说：“只要你同意了我们的主张，我送你回南京去。”跟着用红色铅笔写了一个手令，令杨虎城代行他的职权，随后便登上飞机。飞机四时起飞，五时三十分到达洛阳。周恩来知道张要送蒋回南京，立即赶到机场劝阻，但是飞机已经起飞了。二十六日，张学良陪蒋一到南京，就被蒋扣留了。

　　二 程思远由欧返国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我从威尼斯乘意邮“康德维第”号返国，同行的有陈济棠、陈介生、包华国及其夫人方琼凤等。在意大利陆军大学学习期满的侯筱民，因为要到广西工作，也与我结伴东归。有人对我说，陈济棠答应捐献抗战军费二千万港元，作为他东山再起的代价。果然，后来他把这笔钱交给了孔祥熙，就被任为农林部长，历史上曾经有过卖官鬻爵之说，但直到此时我才得到事实证明。

　　我们的航程原以香港为终点，但是到新加坡时，“康德维第”就贴出通告，说由于中日发生战争，这艘船将不开到香港。我们只好下船到旅馆住下。我到《星洲日报》社去找该报编辑黄征夫，他在年前我去欧洲经过该地时曾请我游埠，随时间的流逝，我怕他或许已不在报馆了。可是不多一刻，就见他飞跑出来，高举着双手来迎接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提议到外面去谈一谈，他随手拿了一份当天的《星洲日报》交给我，就让我上了他的跑车，他一面开车一面对我说：“我在马来半岛的南端柔佛辟了一个橡胶园，请你去参观一下。”他说这三年来他曾去泰国当了一年和尚，又讨了一个老婆，但这一切现在都放弃了。黄征夫真是个怪人，我认识他开始于三十年代初，他那时与黄君度代表香港《大同报》去广西访问，常为李宗仁的座上客。他长袖善舞，似乎无所不能，但不肯安下心来致力于一项事业，所以到后来还是一事无成。

　　车行一时许，转入浓荫深处，黄征夫把车停在一座木屋前对我说：“到了。”一个广东娘姨把大门打开让我们进去，我在喝茶时打开了那份《星洲日报》，赫然入目的是那条“广西发现托派活动，王公度已被判处决”的大字标题新闻。这不禁把我吓到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我看了一下这条新闻，大意是说：前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长王公度，在广西展开托派组织活动，企图破坏抗战后方，已被广西当局逮捕，经过军法会审，判处极刑，已于九月中执行枪决。我指着这条新闻对黄征夫说：“你认识王公度吧？”“当然认识，在南宁和广州我都同他有来往。”“那么你对这条新闻怎么看？”“不是那么简单，我以为王公度是死于广西内部战争。”连黄征夫都这么说，可知是非自在人心，不容混淆。

　　星马接近赤道，常年如夏。中午时分，热得我有点昏昏然，但赖有海风调剂，入夜就凉快一如香港。当晚，黄征夫把我送回新加坡。我和侯筱民改搭英轮去香港。不作久留，即搭省港专轮入广州，改乘粤汉路火车到衡阳，十月七日转乘汽车经祁阳、零陵、全州到广西省会桂林。由于“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李宗仁认为抗日战争迟早终会爆发，所以就决定把广西政治重心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五日从南宁迁到桂林，恢复辛亥革命以前桂林的本来面目。

　　我在北门总站下车，张岳灵、韦贽唐已在那里等着我，寒暄过后，张岳灵轻声对我说：“德公在八桂厅等着你，不要同他谈王公度的问题！”他讲话时面容严肃，看来政治气氛紧张得很。他们带有两部小汽车，我托韦贽唐送侯筱民以及我的行李到乐群社，张岳灵则陪我到八桂厅，但一到他就跟车离开了，这显然是出于事前的安排。

　　李宗仁的刘副官迎上前来接我进去，我发现客厅中除李宗仁外，还有李任仁在座。李宗仁问了一些归途情况，便命令开饭。饭后又闲谈一会，他就从他的写字桌里抽出一份电报给我看。这是白崇禧在八月二十八日从南京发给他的，文曰：“统帅部决将界浦线划为第五战区，并请我公出任司令长官。过去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如何，敬请裁复。”我看后交给李任仁。李宗仁说：关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这个职务，我起初不愿就，并主张由健生以副总参谋长就近兼任，后来经一再电促，始肯接受，现在我已决定于双十节那一天直飞南京转往徐州就职。广西是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我们的根据地，现在我和健生都出去了，广西留给旭初负责。他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光靠他还不行，所以必须延揽人才，集思广益，才能充实力量，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对此希望重毅先生（李任仁）从旁给旭初以大力帮助。他说这话时注视着李任仁，后者频频点头。

　　李宗仁又说：以前我们有个“革命同志会”，现在是举国一致，团结一致，秘密的不要搞了，公开的还可以搞。我们过去“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现在组织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使它具有延揽人才以促进广西建设的性质和作用。这样既光明正大，又使人乐于参加。这个“广西建设研究会”由我任会长，健生和旭初任副会长，重毅先生则以常务委员主持日常事务，陈劭先也要请他来。

　　关于吸收成员问题，李宗仁指出，为了团结抗战，支持抗战，“广西建设研究会”应当多吸收一些进步分子，以壮大我们的声势。回顾“六一运动”时，蒋介石集中了几十个师来包围我们，我们只有十多个团，真是孤军抗敌，形势非常严重。但蒋介石不敢动手，为什么呢？主要是那时广西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各党派都有人来广西，蒋对这一形势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吸取的宝贵历史教训。

　　十月九日，“广西建设研究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仪式的有四十人，李宗仁、黄旭初都参加了大会。李宗仁在致开幕词中特别指出：广西建设研究会是一个学术机关，也是一个实际推动广西建设发展以为全国树立榜样的设计机关，它的范围如此之大，迫切需要面向全国，罗致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以便集思广益，为发展会务而共同奋斗。以后当我和白副会长不在广西的时候，就由黄旭初副会长负责领导，望各位多多给他帮助。李宗仁这一番话，说得非常明显，就是正式确定了黄旭初看守广西老家的法定地位。这是从广西前期的李、黄（绍竑）、白，变为后期李、白、黄的历史转折点。

　　当晚，李宗仁约黄旭初、李任仁到八桂厅，商量“广西建设研究会”内部人事安排，当即派定李任仁、陈劭先、黄同仇为常委。黄旭初兼政治部主任，黄蓟为经济部主任，雷沛鸿为文化部主任。黄同仇后来赴安徽工作，日常事务实际由李任仁、陈劭先两人负责。陈劭先并且为驻会常委。

　　与此同时，李宗仁并派徐梗生为秘书室主任，万民一为编辑室主任，胡讷生为图书室主任。一九三八年秋，武汉、广州先后失守，桂林为西南文化中心所寄，“广西建设研究会”的人事安排，也随之起了很大的变化。

　　十月十日，李宗仁从桂林径飞南京，接洽一切，再赴徐州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行前他接见了侯筱民，嘱其随后到徐州报到。他还要我去南京随白崇禧工作。

　　三 王公度案内幕

　　王公度是广西永福人。一九二〇年在广西法专毕业后，因避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之战寄居上海，通过其永福小同乡韦永成的介绍，与李宗仁的三弟李宗义（李宗义妻是韦姐秀英）认识。宗义和公度均爱好京剧，后者尤擅京胡，有时在客前自拉自唱，意兴甚豪。以此李、王时相过从，来往密切。

　　一九二六年两广统一后，国民党军政要人为适应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多保送子弟赴苏联留学。因此，王公度、李宗义、韦永成等三人也得到李宗仁的资助，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深造。据王新衡说：“我知道他在俄时决不是共产党，他在学校时是最不用功的学生，天天下棋，拉拉胡琴，翻翻中国线装书，有些名士派”②。

　　一九三〇年春，李宗仁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李宗仁从广西倾巢出犯，企图与冯阎会师武汉。那时我在李宗仁的总部当科长，王公度任总部秘书，我有时向李宗仁汇报工作，因此与王公度认识。我看到其人生得中等圆胖身材，配着一个蛋形的脸，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是一个具有军师素质的典型人物。

　　一九三〇年六月后，桂军在湖南受挫，退回广西。李宗仁与白崇禧仍要“苦挣待变”，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以王公度为书记，我为助理书记，这是我与王公度共事之始。这时我们两人对外都是秘书，但做的却是这个组织的秘密工作。

　　一九三二年蒋汪合作，分主军政。李宗仁联合广东军阀陈济棠，以胡汉民为靠山，利用广州“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实行武装割据，后与南京政府对立。李宗仁为了稳定陈济棠的反蒋立场，长期住在广州百子路孖棚岗。广西军政事务全由白崇禧个人主持，并得便宜行事。

　　这时王公度很受白崇禧重用，他一身兼任第四集团军（广西部队恢复武汉时代的旧名号）总政训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处长，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童军训练所教育长。集中组织、政工、青训大权，红极一时，其地位仅次于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成为广西第四号人物。

　　回顾一九三一年二月底蒋介石扣留胡汉民时，陈济棠即在古应芬策动下向广西伸出合作之手，李宗仁先派王公度前往广州报聘，商谈岭南组府反蒋事宜。其后王公度即乘此机会前往香港、上海一行，分别在港、沪设置情报机构，收集南京情报，提供李、白参考。白崇禧下条子给总部经理处按月特支我大笔款项，我收到后即交给王公度；王公度所收集的情报，也是由我转递白崇禧“亲启”。正因为如此，以前是“军统”要角现在是蒋经国心腹的王新衡说：“中央特工人员一直把他当做眼中钉，要去之而后快。”

　　另外王公度延揽了很多留俄同学到南宁军校（校长是白崇禧）工作，其中谢苍生是政训处副处长，李一尘、曾希颖、陆一远、张威遐、区渭文（后三名即托派“我们的话”社骨干分子陆渊、张特、区芳）等则担任政治教官。王公度还把军校第五、第六两期的学生成立同学会，组织通讯社。王公度通过这些组织，要分发到部队的军校毕业生，将其机关及部队内部情况随时向他密报，而他则转给白崇禧。王的这些做法，深得白崇禧的欢心，但广西边防督办李品仙、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均恨王入骨。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白崇禧一次对我说：“王公度主管的单位太多，他的精神兼顾不来。例如张定璠介绍万民一、万仲文、刘士衡、胡讷生、徐梗生、朱午建等六人来广西做宣传工作，我交给王公度任用，他长期不予位置，使他们闲住在中国饭店里，嚷着要回上海去。你去对他说，他今后只能专做军校政治工作，将总政训处长一职让给潘宜之担任。”原来潘宜之已经从伦敦回来了，他是在一九三〇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后去英国的。

　　我把白崇禧上面的话向王公度传达时，只见他面色大变，满头大汗，显然这事对他太突然了，事前没有精神准备。他等我说完，就脱口而出道：“我亲自去见白老总。”跟着匆匆而去。次日，王公度对我说：“我已经对白老总说清楚了，总政训处仍由我负责。”十分清楚，他舍不得丢掉这块肥肉。事后证明，他犯了错误：没有自知之明。

　　一九三四年在我赴欧留学之前，李宗仁从广州回来，将那个秘密组织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实行分工制：以王公度为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潘宜之为宣传委员会主任，邱昌渭为秘书部主任，黄旭初为政治委员会主任。不仅如此，在我到欧洲不久，他终于被迫辞去总政训处长，由潘宜之继任。这表明王公度在李、白前一手包办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陈济棠发动的“两广事变”，陈济棠很快失败了，蒋介石要乘机解决广西问题。李、白不甘示弱，决定抵抗。八月二十四日，在南宁总部召开一个各党派、各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样，主张在广西开府反蒋。③而李、白因参谋总长程潜已于八月二十日衔蒋之命派唐星来南宁谈判，和议尚未绝望，未予积极支持。

　　九月二日，蒋介石派居正、程潜、朱培德为代表到南宁商谈和平，三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王公度、李任仁在广西省政府大楼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会上王公度仍主张团结进步党派，在南宁另创新局，直到深夜，未有结论。四日上午继续讨论。李宗仁说：“六一运动（即“两广事变”）以来，虽与各方面有密切联系，但只有救国会（杨东莼代表）寄予精神上的支持；张学良尽管坚决抗日，但倒蒋未必参加；刘湘则始终不肯一同露面。在上述情况下，广西独立支撑，财政断难持久。如果蒋答应抗日，而又维持广西现状，应以和为上策。”于是拟订了九条和议方案。于九月四日下午一时派刘斐偕居、程、朱三人飞粤见蒋，蒋桂对立就这样妥协了。显而易见，桂蒋妥协是王公度极不惬意其出现的一种局面。

　　一九三七年五月间，周恩来偕张云逸从延安抵西安（见《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大事记》）。七月六日，张云逸偕秘书李实（即罗理实，“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秘书长）到桂林访问李宗仁。张氏此行，是通过刘仲容居中联系，由王公度周密安排的。

　　一九六六年春，罗理实在广州对我提到当年去桂林的经过时说：他与张云逸到香港后，即接到王公度通知，要他们乘港梧轮去梧州，到时由梧州公安局长李一尘接待。李一尘原系王公度的留俄同学，一向在南宁军校当政治教官，并不是做公安局长的材料。十分清楚，他此时在梧任职，纯为适应对外联系的需要。后来张、李两人由李一尘负责派车送去桂林，刘仲容奉派在荔浦汽车总站迎候。

　　李宗仁对张云逸此次访桂，十分重视。据黄旭初一九三七年日记所述，从七月四日起，李宗仁即约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黄同仇、潘宜之举行会谈，商量决策。讨论到深夜，“未得具体结论”。次日继续商议，争论颇为激烈。以王公度、李任仁为一方，认为广西与中共均主张：（一）抗日；（二）民主政治；（三）社会主义。故应加强联系，通力合作，但黄同仇、潘宜之、黄旭初等人则以为广西应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这是政治家应有的态度。倘以学者态度来搞政治，必然失败。④这就证明桂系内部有进步、保守两派之争。其中尤以王公度与潘宜之对抗最烈。

　　徐亮之（徐梗生）在《亮斋随笔》中说：“诸将以李、白右公度，敢怒而不敢言，外客稍稍敢言者，亦唯潘宜之一人而已。”⑤这证明潘宜之常于李宗仁、白崇禧面前说王公度的坏话。事有凑巧，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孔祥熙因访英，由宋继任）到桂林，商谈蒋桂妥协以后，广西银行的桂钞（毫洋票）与中央银行的法币比值问题。潘宜之代表李、白同宋谈判。宋似乎受到指示，对桂系十分慷慨，答应以二比一的比率收回桂钞，即桂钞一元等于法币五角。这就无异帮了广西的大忙，以致潘宜之也不得不感慨涕零地说：“你这样帮忙广西，将来怎样对蒋先生解释呢？”⑥其中有无交换条件，吾人不得而知。但看到后来潘宜之那样热心于搞掉王公度，似乎桂系炮袭王公度案，中了南京政府的反间计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从桂林飞南京，就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原总参谋长程潜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不久王公度也从香港抵京。

　　时黄旭初，夏威在庐山训练团受训，事毕去南京见白崇禧。对此，黄旭初在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健公对余云：思想纠纷问题，嘱回报德公，早日处置。特使王公度随同回桂，免其他适。今日德公约予及鹤灵（李品仙）、煦苍（夏威）讨论此事，经年悬案，现在始获初步决定。”这就说明王公度案的发生，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外因是，王公度的问题，肯定是蒋介石对白崇禧提出的。因为一九四七年，蒋对白也提出了刘仲容的问题。无风不起浪，白断然不是凭灵机一动提出这个问题的。

　　内因是王公度的问题是“经年悬案”。这就意味着在“两广事变”发生时，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现在整整有一年了。

　　八月三十日，王公度被逮捕。黄旭初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年以来，省内思想分歧，史派托派到处活动，在学校中时搞风潮，最近方发觉其组织，今日德公（李宗仁）将王公度、潭裕看管，并电南宁将谢苍生、韦干等扣留讯办”，同时“检查王公度的行李，有《目前工作计划大纲》，赫然王公度欲为首领，企图破坏团体（此处所谓“团体”，不是桂系，而是那个“革命同志会”，因为“团体”是该会的代字）。该文件之字迹，极似何作柏（王公度的秘书）手笔，讯之果然，因即扣留。”

　　协助黄旭初“勘理王案”的徐亮之⑦，在《亮斋随笔》中对本案记述与黄旭初的说法不同。徐文说：“桂往有王公度，谢苍生之狱，其时皆以王谢归‘托派’，欲因抗日酿桂乱，实非也。王谢之死，其远因，‘开罪军人，排摈外客’二语足以尽之。其近因，则坐订所谓《政治纲领》，有‘前方争取地位，后方联络中共’二语故。”

　　徐亮之在海外一度住在我的隔壁，他同我谈到王案时郑重地对我说：“所谓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当王公度处死后，立刻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外要怎样解释呢？就是说要加给他什么罪名呢？对此，李宗仁绕室彷徨，一筹莫展。我因建议道：‘何不给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纳议，遂定案。”这就是说，“托派”一词是徐想出来的。后人以讹传讹，遂使王案发生后历数十年而真相不能大白。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黄旭初在日记中写道：“德邻（李宗仁）召集予及李品仙、廖磊、夏威、潘宜之、邱昌渭、朱佛定讨论党案，决定作根本之肃清。对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确者彻底去之。”

　　对王案“决定作根本之肃清”，这就意味要杀人了。广西大学进步教授所以没有如上文所述受到牵连，徐亮之在《李宗仁轶事》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解释。文章说：“抗战初起，桂有王公度案，处死者并公度凡五人，皆党政高级干部。一时谣诼蜂起，至谓广西大学教授陈望道、邓初民、施存统、马哲民、马宗融等皆公度党，……桂少壮派韦贽唐等更主并案办理，一网打尽之。时余方受命助黄旭初主席勘理王案，力辟其妄。而旭初凝重，未能及时建言。余以迟且变为笑柄，虽宗仁方愠怒甚，亦辄容然不顾言曰：望道等思想左倾，通国皆知；广西既远道延聘于前，岂宜为德不卒于后？夫公度乃由公而贵，亦唯广西子弟重之耳；岂复足为海内名士齿数？而谓望道等乃肯为之党？……愚谓此事，切须慎重，混为一谈，必贻笑柄，或且为广西无人。愿公三思！”后来李宗仁也认为“彻底去之”的办法不妥当，首先对陈望道等温言慰问，然后优礼厚币而遣之。望道等皆大欢喜而去。

　　但广西省政府终于在九月四日作出决议：将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系、社会学系停办。黄旭初说：“因此批教授思想多属左倾，停此两系，则教授可辞也。”⑧

　　九月二日，在李宗仁召集的“讨论党案”会议中已成立王案审判委员会，以李品仙为审判长。“判极刑十三人，李德邻逡巡不忍，逾旬无执行意。”⑨

　　在判处王公度死刑的进程中，潘宜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度任白崇禧的副官陈寿筠回忆说：“党所毕业的同学，有一个何作柏的，原先是军校政训处的处员，后来调总司令部任秘书，但是他真正的工作是跟王公度担任秘书。王被扣时，他也一同被扣，潘宜之提他到潘公馆单独同他谈过两天的话，并把他的太太莫凄迟也接去了，威胁利诱，由何写了一份自白书，然后根据这份自白书来定王的罪状。”

　　陈寿筠还说：所谓在王的行李内搜出他指导干部的工作纲领，也是何这样供的，说王公度在被捕前，住在桂林大饭店的时候，曾经召集了十多个工作干部谈话，指导如何工作，当场决定一个夺取政权的工作纲领，而这个纲领，又是注明王公度口述何作柏笔记的。⑩有了这份文件，李宗仁遂于九月六日在总部省府联合纪念周中“宣布王公度破坏团体，争取政权之阴谋”(11)。

　　但直到这个时候，李宗仁仍没有下定决心杀害王公度。时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率军北上抗日，扬言说：“公度不死即顿兵不前。”(12)李宗仁不得已，乃于九月十四日将王公度、谢苍生、区渭文、韦干(13)、陶保垣(14)、崔真吾(15)枪决。黄旭初也是主张杀王最力的一个人。对此，他扬扬得意地说：“此为本省第二次清党，距第一次清党适为十年。”(16)他把王案与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视齐观，是则王案本质如何，就不难想见了。

　　据说当天早晨，宪兵团长邓光伦亲携酒菜到王公度被扣押的房间，请他喝酒。王说：“李宗仁竟要杀我！”曾向邓要求见总司令（时李宗仁任第五路军总司令），当然不会得到允许，王喝了一碗酒，即被绑至南门外刑场枪决。

　　一九三八年春，武汉为抗战重心所在。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代表，他经常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由军委会政治部长黄琪翔陪同到蛇山下熊廷弼路白崇禧那里商谈作战指导方针。经周公建议，令张云逸指挥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广西的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津浦线南段并肩作战，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紧密配合，牵制北上日军，从而使李宗仁在台儿庄之战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时党内文件称桂军为“友军”。由于周公的恢弘气魄与渊博学识深深地感动了白崇禧，当广西学生军由后方开往第五战区经过武汉时，白崇禧就要我邀请周公向他们讲话。并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由白崇禧向蒋介石详为介绍，经军委会将这篇战略巨著的基本精神：“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通令全军，作为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由王公度案造成的消极因素，经过周公一系列努力，已经把它根本消除了。

　　就在这个时候，白崇禧一再对我说：“王公度案搞得太过火了。”他当初原以为像王公度那样的人，至多关他几个月就算了。谁知竟杀了那么多人，甚至连白崇禧一贯赞赏的谢苍生也杀掉了。他为之惋惜不置。白崇禧于是电饬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和第五路军总参谋长夏威速将王案有关的人一律开释，并调李一尘、张威遐等人到安徽工作，他们后来都受到重用。一九三九年春，我当第五路军政治部主任，曾签请派王心垣当设计委员，立刻得到白崇禧的批准。现在我见了黄旭初的日记，才知道王心垣曾因王案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从此不难理解：尽管王公度案是白崇禧挑起的，但他后来所采取补救措施足以证明，王案的确是一桩错案。陈寿筠回忆可以证明这一点。(17)

　　但，王公度是不是“托派”？这一点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海滨度暑，有一天，刘仲容问李宗仁：“当年德公为什么杀王公度？”对此，李宗仁始终不吭一声。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因为从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六年五月这一段时间，李宗仁长期留粤，广西内部的事，他并不过问。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白崇禧突然同黄旭初提出王公度的问题，他也莫名其妙。后来在王案进程中，黄旭初、潘宜之一定在幕后低斟密酌、罗织罪名，竟使李无法保护王公度的生命，这一切，他怎么能够解释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仲容曾问过有关部门负责人：“王公度是不是托派？”他得到的答复是：“康生说他是托派。”后来刘仲容对我说：“康生说王公度是托派，就是想把周总理的脸抹黑。因为当年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是周总理提出，派我通过王公度去联系李、白的。康生这样无中生有，含血喷人，用心何其毒也！”但那时，康生的问题还没有暴露，不久刘仲容就与世长辞了。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的一个朋友，在太平洋彼岸黄旭初的家属那里看到了黄旭初一九三七年七、八、九三个月的日记，把有关王公度案部分复印下来。这是一件对王案本质最有说服性的文件。七月中旬，徐亮之夫人赵湘琴女士从香港回到广西定居，我又通过南宁《学术论坛》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帮助，从她那里找到了丁中江所写《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一文的影印本。这篇文章内有王公度留俄同学“王新衡的来信”、“黄旭初的复函”以及“陈寿筠回忆”等等，有了这些材料，加以我个人多年调查所得结果，博证总考，认为对王公度案作出结论，以正观听，是时候了。

　　四 白崇禧谈淞沪会战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偕侯筱民到南京，住中央饭店。次日送他到浦口上车去徐州后，我即到中山陵园张学良公馆看白崇禧。这是建筑在山坡上的一座别墅，掩蔽在万绿丛中，景色至为清幽。白初到南京时原住北极阁南面丁文江公馆，后以日机空袭频仍，始迁张宅。当时白拥有汽车十二辆，宋子文就送了他两辆，其中一辆是不碎玻璃的装甲车，这就证明了他的声势煊赫，为人所重。

　　下面是白崇禧对我谈起他入京前后的情况和淞沪会战的经过：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蒋介石以“蒸午”电任命李宗仁为庐山暑期训练团团副（团长由蒋自兼），李未就。但派黄旭初、夏威去庐山受训，他们入团后被派为总队长。七月十四日，宋子文由庐山电白崇禧云：“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但白以蒋对抗战尚未下决心，仍不为所动。七月三十日，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陈诚约晤黄旭初、夏威，传达了蒋介石的话，要他们两人电传白崇禧入京，共商抗日大计。八月二日，蒋介石亲电李、白，邀白入京就副总参谋长。至此，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电复蒋，表示愿意到南京。

　　八月三日，蒋派一架水陆两用机由德籍飞行员驾驶到桂林，四日下午，白由桂林起飞，同行的有潘宜之、刘斐、黄季陆等人。下午三时飞抵南京。接机的有张群、何应钦、程潜、朱培德、张治中、谷正伦等人。当晚，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约见，并设晚餐招待。

　　八月六日，蒋在南京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程潜、朱培德、黄绍竑、张治中均出席。会上蒋将七七芦沟桥事变以来的军事形势以及七月中旬国共双方代表在庐山会谈的经过作一概括的报告，认为平津沦陷，国家命运已到最后关头。根据庐山会议的决定，中央已经承认中共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并将陕北红军正式编为八路军。现在全国团结对外的形势已经形成，亟应奋起抗战，一致御侮。白崇禧建议，为了团结抗战，一新国人耳目，应成立陆海空军大本营，以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对日作战。蒋介石沉吟了一下，即作答复说：当前双方都是不宣而战，不需要另立名目，即以军事委员会指挥作战可也。即日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令他们分途反攻北平、天津。八月九日上午六时，日本海军大尉大山勇夫偕一水兵乘汽车冲入虹桥军用机场，不服机场卫兵制止，发生冲突，大山二人一起遭击毙。日方遂借此集中兵舰，并以陆战队上岸，要求我撤退驻沪保安队，为我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九时十五分，日方集结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万余人向江湾及闸北方面进攻，我军奋勇应战，全国抗战于是开始。是日，蒋介石召集了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黄绍竑被任为第一部长，刘斐为第一部作战组长。

　　沪战初起，我方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率部应援，实行攻势作战，曾一度进展到汇山码头。八月二十二日晚，敌军第三师团藤田进、第十一师团山宗空武及一〇一师团和田直孝之一部于川沙、狮子林、宝山等地同时登陆，向罗店、浏河之线南犯，我继以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所辖的第十九集团军薛岳部、第十五集团军罗卓英部增援。二十四日起开始反攻。上海地狭而近海，敌以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易于发挥武力，我军则无此条件，反攻未能奏功。其后敌增援部队继续增加，其主力于二十九日陷罗店，不久吴淞、宝山亦相继失守。九月十七日，我军全线转移到北站、江湾、庙行、朝王庙、罗家店西南、双草墩之线。这是淞沪会战的第一阶段，在此时期，该战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九月中旬以后，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而以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这表示蒋介石要亲自指挥上海战事。

　　九月中旬以后，日军增援的部队有第六、第九、第一一六师团，战车有两百余辆，飞机两百多架，与我军在刘行、施相公庙、浏河之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至九月三十日，我七七师（师长王东原）正面的万桥严宅，及五七师（师长阮肇昌）之陆桥等处先后被敌突破，我军乃退守蕴藻滨两岸。随后敌人又突破第一军（胡宗南）及八八师（孙元良）之防地，进占大场南翔。

　　白崇禧这时向蒋介石建议，以为淞沪会战应当适可而止，因为淞沪夹在黄浦江和长江中间，港湾河道，纵横交错，且敌军赖有日租界作后方，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威力，反视我军则因为水陆交通工具缺乏，部队集中需要时间，在上海地区进行阵地战，必将长期陷于被动。李宗仁也来电给蒋，说上海地区地形既不利，而装备也相形见绌。如何退到有利地带，诱敌深入，以达到消耗战之目的。蒋初答应考虑，但后来又翻然变计说，九月二十八日，国际联盟大会已通过了“谴责日本在华暴行案”，现在准备邀开“九国公约”会议，我如在沪持久作战，将会引起国际的干涉。后来事实证明，这是蒋一相情愿的想法。

　　由于蒋介石的坚持，乃自十月七日起，以廖磊的第四十八军为第一路军，由黄港北、侯宅、谈家头附近，攻击蕴藻滨南岸之敌，这是广西部队自北上以来首次加入沪战；同时以叶肇的第六十六军为第二路军，由赵家宅向东攻击；其他部队各编成一至三个突击队，分向当面之敌攻击，以协助各路军的推进。十月十九日攻击开始，适逢敌主力向我进攻，遂演成大规模的遭遇战，我军以装备悬殊，伤亡甚大，乃于二十三日开始退却，二十六日大场陷落。上海方面守军以侧背受敌威胁，自此退守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之线。十月三十日，敌又借优势空军及强烈炮火的掩护，在周家宅姚家宅两处强渡苏州河，但我军英勇抵抗，战事仍呈现胶着状态。

　　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以沪战旷日持久，取胜不易，乃于十一月五日命柳川平助中将率领第六及第八两师团在杭州湾北岸全公亭、金山卫等处登陆，适因我吴克仁部集结未毕，致被各个击破，九日淞江陷敌。是时我军淞沪阵地所受侧背的威胁更加严重，蒋遂于当日下令各军进行全面的撤退，历时两月又二十六日的淞沪会战，至此宣告结束。

　　五 蒋介石为什么要守南京

　　淞沪沦陷后，日军乘胜西犯，水陆并进，防守南京问题，就提到议程上来了。

　　十一月中的一天晚上，白崇禧对我说：上海作战，我们一共使用了十八个军，其中有朱绍良的第九集团军，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的第十五集团军，我们可能集中的部队通通用在淞沪战场了。现在这些部队已经残破不全，需要休整，而目前又没有后续部队可供调度，因此防守南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应当吸取沪战教训，放弃守点守线的战法，改采积极防御的方针。白令我准备一份材料，以便在必要时提出建议将南京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我很快就把这份材料给了他。

　　蒋介石于十一月十七日在他的陵园官邸召集会议，商讨防守南京的问题。参加的有何应钦、白崇禧、训练总监唐生智、第一部副部长王俊、作战组组长刘斐等。会议程序完全出乎白崇禧意料之外，蒋介石一开始就说：南京为我们的首都，总理陵墓所在地，必须防守。他问座上各人：“谁愿负起防守南京的责任？”唐生智看到没有一个人搭腔，就起立发言，慷慨激昂地说：“抗战以来，我们中下级干部在战场上牺牲的很多，但还没有一个高级将领为国捐躯，我愿意防守南京，誓与首都共存亡。”蒋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何应钦说：“孟潇兄担负这个责任很适当。”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次日蒋介石手令发表，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于十一月二十日宣布就职。

　　事后，白崇禧对我说，唐孟潇脱离部队已将近十年了，他又没有什么基本部队可以依靠，凭什么来守南京呢？白又说，尽管蒋嘉奖唐的壮志，但参加会议的人多为他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如宋希濂的第七十八军第三十六师，王敬久的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七十二军第八十八师，徐源泉的第十军第四十一师和四十八师，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和五十八师，叶肇的第六十六军第一五九师和一六〇师，以及邓龙光的第八十三军第一五四师和一五六师，这些部队，总兵力为十一万余人。但是他们多是刚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有的部队伤亡过半，少的也在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在撤退时，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用久战疲惫的兵力来保卫南京，这就是大家为唐生智担心的主要原因。根据白的估计，南京不会久守，但蒋一定要守，一定有别的原因。他要我到第六部向贺衷寒、康泽两人了解情况。我与贺、康原非旧识。但复兴社驻柏林总头目陈介生此次和我同乘意邮“康德维第”由欧东旋，他是康泽的心腹。经过陈的介绍，我与贺君山、康兆民颇多往还，可是也没有得到什么线索。倒是我从罗马方面得到一些可靠信息，就是蒋所以坚持防守南京，是误信蒋百里从柏林发出的电报，以为德使陶德曼的调停活动，可能促使日军不会进攻南京。但后来事实证明，蒋的估计错了。此事极其复杂，容在后面详述。

　　十一月九日，我淞沪的中路军（朱绍良指挥的第九、第二十一两集团军）接到撤退命令后，开始向青浦、白鹤港之线转移阵地。因当时联络困难，撤退秩序极为混乱，该线遂于十一月十一日不守，以致左翼的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不得不与中路军向吴福线（平望、福山）撤退。当时因敌机威胁，撤退秩序更为混乱，因此吴福线也没有抵抗多久，就向澄锡线（江阴、无锡）转进。十一月二十五日，敌陷无锡，我京沪线各军从二十六日起，一部沿京沪线转往南京，大部向浙皖赣边境撤退。江阴要塞二十七日沦陷。

　　在沪杭线方面，敌第六师团和近卫师的一部自占浙江枫泾沪后，其主力即沿铁道南下。我右翼的刘建绪第十集团军，于十一月九日占领了乍平嘉的既设阵地。因正面过广，兵力单薄，致嘉善于十四日不守，嘉兴于十九日陷敌。敌第六师团于十三日占领了平望后，即与嘉兴的敌军会合，沿太湖南侧地区前进，二十日窜据南浔。蒋介石为了巩固嘉兴的防务，急电告白崇禧令新到前线的广西第七军（军长周祖晃）先头部队占领升山市至大钱镇之线，又以四川刘湘所部的五个师集结于广德、泗安、安吉之间，以为策应。十一月二十四日，南浔之敌突破升山市，二十六日陷吴兴，随后敌即以一部向泗安、广德、芜湖西犯，主力由朗溪会攻南京。

　　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蒋介石叫白崇禧协助唐侦察南京城内外的地形和防卫部署。时为十一月下旬，南京城内白雪纷飞，唐带着他的参谋长周斓和白崇禧同坐汽车到城外汤山、栖霞、乌龙炮台、秣陵关等处视察阵地，次日继续巡视蒋山、雨花台、天堡城等处。在雨天的视察中，白崇禧发现唐生智的体质羸弱不堪，身着重装还打着寒战，他在平地还可以下车看看，一到爬高坡，他就托白崇禧带周斓代为侦察。白崇禧看到唐生智这个样子，回来对我说，蒋以唐防守南京，实无知人之明。

　　十二月四日，敌以主力攻陷京沪路，另以一部沿沪杭路前进。当晚，秣陵关告失，这就意味着南京保卫战开始了。十二月五日，敌以主力进攻淳化镇，一部犯汤山，激战至八日，汤山不守，龙潭、淳化镇也相继失陷，敌跟踪攻我腹廓阵地，我各部队曾经浴血奋战，但以伤亡过大，雨花台遂于十二日不守。在此，统帅部乃下令放弃了南京，我守城部队突围者外，余均壮烈牺牲。南京实际上只守了八天。守城部队，一共凑足了十五个师，还有炮兵宪兵数团，军粮弹药可供守城三月之用，这些物资尽归敌人所有。

　　敌人占领南京后，纵火劫掠奸淫，我人民群众惨遭蹂躏，被残杀致死的不下三十万人。这是近代史上前所未见的暴行，亦即日本军阀在中国欠下的一笔血债。

　　敌既得京沪，即指向杭州。十二月十六日以后，分由沪京、沪杭两路进逼。另以一路由广德经孝本，以主力向富阳，一部向桐庐，以断我钱塘江的北路。十九日晚上，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到杭州(18)与天目山的广西第三十一军军长韦云淞通电话，要他们固守天目山。二十四日敌陷杭州、富阳。廖磊的四十八军一七二师师长张淦，一七四师师长徐启明当日由分水到桐庐，黄即商请廖令该两师在原地布防。一七二师团长李本一奉命守嘉兴，后转守德清，撤退时于二十四日黄昏经过富阳，被敌截击，乃由东沙洲渡过钱塘江南岸，战死和淹死的很多，几乎全团覆灭。

　　一九三八年元旦，白崇禧代表蒋介石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到金华，召集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以及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举行会议，会商浙江前线军事部署，决定钱塘江南岸由刘建绪部负责，北部由廖磊部负责。至此，前方才告安定。白在钱塘江北岸视察了一周，就经皖南转到徐州去了。

　　六 德使陶德曼的调停活动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抗战到底的决心，一是寄希望于德国的调停活动，一是寄希望于“九国公约”。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蒋派蒋百里去意、德两国，促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蒋在外交上推行的德意路线，由来已久。一九三二年四月，在蒋酝酿组织“复兴社”的时候，即派孔祥熙以考察实业为名赴欧一行，孔此行受命特别留意德、意两国。孔在罗马见过墨索里尼，自是从意大利聘空军顾问，购进飞机并派笕桥航校毕业生到意大利学习。一九三五年夏，蒋派蒋百里去意大利视察，墨索里尼给他以盛大欢迎，并邀他参观军事演习。次年蒋接纳孔祥熙的建议，聘意大利前财政部长史丹法尼为顾问，由薛光前陪史氏到南京见蒋。这是蒋试图通过意大利以缓和中日关系的重大部署。

　　这一次蒋百里以蒋介石特使的名义带着秘书薛光前去意大利，到罗马后住史丹法尼的家里，可是墨索里尼却避而不见，与上次的隆重礼遇大不相同。蒋百里通过他的学生驻意大使刘文岛去向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外长齐亚诺打听，才了解到这位黑衣宰相所以对蒋冷淡，完全是因为国际联盟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曾给予经济制裁，中国投了赞成票，所以墨索里尼很不高兴。蒋百里对此辩护说，中国如果对意侵阿一举无所表示，那也无异承认日本占领东北为合法。后来经过齐亚诺的疏通，蒋百里终在十月二十五日去威尼西亚宫见墨索里尼，蒋百里送墨一部《四部丛书》。蒋百里从墨口中知道意将参加德日防共协定。齐亚诺并向蒋百里暗示：斡旋中日关系的中心在柏林。

　　蒋百里立即离罗马去柏林，住稚隆特饭店，通过驻德大使程天放的联系，他见到了德外长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的空军统帅戈林。戈林说：“中日两国都是德国的朋友，中日战争使德国左右为难，所以德国愿意把握时机做中日两国间的调停人。”刚巧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参谋本部也有电报给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要他去试探一下德国人是否愿意出面调停。在蒋百里的推动下，十一月三日，里宾特洛甫分电驻南京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说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同日，狄克逊把日本广田外相交给他的停战条款通知柏林。柏林很快就指示陶德曼把这些条款转达给蒋介石。蒋百里以任务顺利达成，于十一月五日回到罗马，电蒋介石复命。

　　十一月五日，陶德曼把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说，目前没有必要去考虑日本的建议。因为从十一月三日起，“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开会。这一会议可能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侵阿比西尼亚一样的惩戒行动，例如经济制裁。所以中国宁可等一等再说。可是“九国公约”会议在十一月十五日闭幕时，只发表了一个空洞的谴责日本宣言，蒋的幻想破灭了。并且祸不单行，由于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淞沪全线撤退。到十一月底，日军已推进到南京周围。陶德曼认为调停时机已经成熟了，又向蒋重申前议。

　　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在面临日寇大军压境的南京召集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唐生智举行会议，讨论日本的和平建议。除蒋本人外，其余都是第一次听到大约在一个月前已经提出的这些条件。它的内容是：内蒙古实行自治；华北将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但是要从东北边界直到平津线以南的地区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它的反日政策，并开始和日本共同反共等等。从这些条件看来，出席者认为并非十分苛刻，因为它们既没有提到赔款和在华北的自治政权，也没有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所以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可以考虑。白崇禧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徐永昌和顾祝同认为，日本的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而当蒋问到唐生智的时候，唐表示同意其他人的意见。最后，蒋介石总结大家的意见，认为德国的调停不应加以拒绝。当日傍晚，蒋会见了陶德曼，表示愿意和日本对话。由于陶德曼的保证，蒋希望一旦中国和日本都同意开始谈判，希特勒就会要求交战双方实行停战。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本侵略集团的强硬派抬头了。十二月十四日，日本成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同日，日首相近卫文麿公开声明：“国民政府已经不成其为一个政府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近卫另一个更强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发表了。日外相广田立即通知德国大使，日本政府感谢德国的斡旋，但是现在已无此必要了。陶德曼的调停活动，于是以失败而告终。在此以前，蒋对日无时不抱着妥协的幻想。由于调停失败，始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电召驻日大使许世英离日返国。

　　七 蒋介石处决韩复榘

　　南京沦陷以后，日军次一步骤，就是企图从南北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战场。而我则以离心退却，诱敌北上，使敌不能继续向武汉进攻，俾我能获得充裕的时间，完成持久战的部署，因此，第五战区的地位就显得更为突出。

　　在津浦线即将进行大战的前夕，山东韩复榘态度模棱，毫无战意。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当山西吃紧时，军委会一面派第一部部长黄绍竑去太原，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作战；一面令韩复榘向德州、沧州出击，以相牵制，而韩抗不从命，未战先退。至是白崇禧乃向蒋介石建议，以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和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都是冯玉祥一手训练的部队，不如在黄河以北，把河北、山东北部包括在内开辟一个新战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俾收指挥灵活之效。蒋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冯玉祥自九月十七日起解除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而由蒋自兼，冯则北上就新职去了。(19)

　　不料新的命令发表以后，韩复榘即有电到南京给蒋，反对冯玉祥指挥他的部队，韩宁愿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这样一来，军事委员会就任命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到徐州就职以后，曾去济南访问韩复榘，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加强其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临行还对第三集团军政训处中将处长余心清殷殷嘱托，请对韩多多鼓励和启发。十二月中旬南京沦陷以后，二十三日日军便开始以一部由青城、济阳间渡河，陷延安镇、归仁镇，韩复榘未战而走。二十七日济南失守，敌由博山、莱芜迂袭泰安，三十一日该县继陷。韩部退出泰安后，集结所部在鲁西单县、城武、曹县一带。军委会有令给李宗仁与韩复榘，令韩重入泰安，并以泰山为根据地，指挥地方团队打游击战。韩接命令后，仍将公私辎重物品由津浦、陇海路转平汉路停于漯河，这显然违反了军委会关于“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的命令。至是李宗仁严电劝其重入泰安，且不可违反军委会命令擅入第一战区防地。韩非独不理，竟复电云：“南京失守，何有于泰安？”又云：“全面抗战，何分彼此？”言下之意，以为他入平汉线第一战区防地乃理所当然之举。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韩又放弃大汶口，五日退出济宁，以致津浦路北段大门洞开，敌军长驱直下。李宗仁见其执迷不悟，特将韩屡次抗命、未战先走的情况电告军委会。蒋介石接电后在汉口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举行会议，大家认为若让韩自由进退而不加以制裁，则民心士气必将受到严重影响，一致主张严办。随即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

　　一月七日，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电韩偕同第三集团军军、师长前来参加。韩经上次晤谈后，对李印象不错，当时也不知道李宗仁已向蒋告了他的状，因此接电后便带着一营卫队和总参议蒋伯诚、参谋处长张钺等从曹县乘钢甲车到徐州。会议开到第二天，李宗仁就宣布：蒋委员长从汉口发来密电，要第一、第五两战区军、师长于十日前到开封，参加一项重要会议。李宗仁心知这一会议系为处置韩复榘而召开的。韩也疑虑丛生，恐怕去了对己不利。但后来看到，参加会议的名单有他的心腹大将孙彤萱和曹福林，以为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大概不会出什么问题。并且李宗仁也从旁加以鼓励，于是韩就毅然参加了。

　　开封会议在南关袁家大楼的一间大厅里举行，入场时警卫人员就被邀到另一楼房休息。参加会议的有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及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刘峙、韩复榘等八九十人。蒋介石在会上讲话。他讲完后，宣布休息。蒋嘱刘峙邀韩到后面休息室谈话。方坐定，忽然空袭警报大鸣，刘对韩说：“我有一列专车在车站，我们可开往郊外暂避。”刘、韩同到车站，方上火车，紧急警报遽发，列车立即开动往西直驶，久而不停。这时韩发现刘已不在，惊问何往？同行者乃出示以“免职查办”的命令。韩只好俯首就擒。后以失地误国经军法判处死刑，于一月二十四日在汉口执行。

　　韩被逮后，蒋即在会上宣布，说韩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已下令予以查办。所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着以孙桐萱升代。处理韩复榘后，士气复振。李宗仁乃下令孙桐萱部自十二日起向济宁、大汶口反攻，予敌以重创，同时正面向邹县出击。这样，在津浦线北段，遂成相持之局。

　　在津浦线南面，李宗仁为防堵南京的日军北上，急将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由浙江经皖南调回，在明光、定远、合肥山谷湖沼地区设防；并调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南下蚌埠，以加强津浦路南段的兵力。北上之敌，分兵三路进犯：一路由瓜州攻陷扬州，进抵仙女庙；一路由浦口沿津浦线攻陷滁县，北进至池河；一路由和县攻巢县。经我军节节抵抗，予敌以相当的损失。至一月十八日，敌突破明光，三十日，池河镇被陷，定远、怀远、蚌埠亦相继不守。敌进至淮河，李宗仁调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增援于学忠，另以新到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第七军及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向定远一带集结，协同新四军张云逸部运用游击战，侧击敌人。敌第十三师团之主力侧背受敌，退而增援淮南战场。这样阵线遂成胶着状态，相持到三月中旬。

　　①南京政府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扣留张学良，并调大军向陕，时人有在十五日总攻的传说，杨、于特于一月五日通电表示抵抗，李、白、刘支持杨、于，反对南京用兵。

　　②丁中江：《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

　　③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④黄旭初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日记。

　　⑤徐亮之：《亮斋随笔》第五十四页，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⑥黄旭初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日记。

　　⑦徐亮之即徐梗生，那时是“革命同志会”秘书部副主任。

　　⑧黄旭初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日记。

　　⑨徐亮之：《亮斋随笔》第五十四页，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⑩丁中江《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

　　(11)黄旭初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日记。

　　(12)徐亮之：《亮斋随笔》。

　　(13)韦干是桂林师专毕业生，在南宁军校当中尉指导员。

　　(14)陶保垣是桂林师专毕业生，被杀时是中学教员。师专是杨东莼当校长，学生思想进步。

　　(15)崔真吾是南宁高中教员，与王公度并无密切关系。

　　(16)黄旭初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日记。

　　(17)丁中江：《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

　　(18)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政府令改组苏、浙两省政府，以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黄绍竑为浙江省主席。

　　(19)第六战区建立不久又撤销，冯调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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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儿庄大捷到昆仑关之役

　　一 军事委员会的改组

　　一九三八年，抗战进入第二年。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进行改组，取消第一至第六部，改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何应钦以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直到此时，白崇禧才依照军委会的编制，成立他的副参谋总长办公室，以王鸿韶为主任，我任秘书，这是我从欧洲返国后第一次担任的职务。

　　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论资排辈，周恩来先生应当是革命军政治部工作的创始人，当一九二四年五月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时，他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而陈诚那时不过是一个炮兵队长。今为了团结抗战，坚持抗战，周公以中共军委副主席的地位屈就政治部副部长，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了他顾大局，识大体，一心为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从不计较个人的资历和名位，这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浩瀚胸怀，这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的体现。

　　周公是对广西部队讲话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广西学生军从桂林出发，经过武汉，准备开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白崇禧特嘱我邀请周公对这批学生军讲话，使我有机会认识这位伟大人物。周公有着气宇不凡的风度，和蔼可亲而又令人尊敬的仪容，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人感到它具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感人的力量。周公那天的讲话是鼓励这些青年们利用一切机会，采用一切办法，动员人民投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当时听众对周公饱满的革命热忱，坚强的战斗意志和热情洋溢的讲话，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是令人毕生难忘的一个场面。

　　三月初旬，日军在津浦线北段大举增兵，由少壮军人派的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领，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协助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白崇禧行前，特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参谋长到其熊廷弼路寓所，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周公对白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从而取得台儿庄大捷。

　　二 台儿庄大捷

　　在台儿庄大战的前夕，日军为谋指挥统一，曾企图将华中方面军与上海派遣军合组为华中派遣军，沿津浦线北上，其目的是与津浦路南下日军，以及与胶济路西进的日军会合，从三面会攻徐州。但在津浦线南段，敌军因受到我廖磊集团军、李品仙集团军和新四军张云逸支队的牵制，不能北上参加台儿庄战役，而在淮河流域形成对峙之势。这是日军北动南不动的根本原因。

　　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自攻下泰安以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乃檄调川军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孙震指挥，至徐州转向临城、滕县，拒敌南下。

　　初川军孙震的第四十一军和陈鼎勋第四十五军原在山西同蒲路上作战，一上火线就遭到日军快速部队击溃，阎锡山速电要求将该两军撤离第二战区。军事委员会应阎要求，令孙震率该两军到河南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但程也不愿收容，白崇禧乃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拨归第五战区。李宗仁在该部开到韩庄、临城整补后，多次亲往慰劳劝勉。川军以在一、二战区，到处遭人白眼，今看到李宗仁视如亲人，不禁感激涕零，士气为之大振。

　　三月十四日，日军第十师团进至界河，十五日进攻滕县。我守城的部队即为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凭城固守，李宗仁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驰援。汤的主力第八十一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十七日敌配合猛烈炮火攻陷滕县，王铭章师长壮烈殉国，所部牺牲殆尽。三月十八日，敌第十师团攻陷峄县，王仲廉部第二十三团团长阵亡，双方损失重大。

　　与此同时，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由莒县蒙阴进出临沂，企图迂回台儿庄，经李宗仁令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和张自忠的第二十七军团两部，在临沂迎头痛击。临沂城墙高大而坚固，北伐时白崇禧曾在这里率部进攻张宗昌的鲁军方永昌，亲眼看到野炮也不能打穿城壁。庞军初凭城拒敌，李宗仁怕他势孤不能胜任，乃令第五十九军张自忠由滕县增援临沂。三月十二日，张部开抵临沂北郊。李宗仁考虑到，庞、张两人都是军团长，资历相当，为了加强协调，特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诒随张自忠到临沂，以李长官名义指挥该两军作战。张部到临沂不久即与庞炳勋部内外夹攻，血战五昼夜，击溃板垣师团之一旅，敌死伤过半。三月十七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两部紧追不舍，沿途斩获不少。三月二十三日，敌配合援军开始反攻，我军仍退守临沂与敌对峙。

　　敌军以左翼迂回不成，乃以攻陷峄县的濑谷旅团沿台枣支线挺进，欲以迅雷之势，攻占台儿庄，作为进攻徐州的据点。台儿庄是徐州东北三十公里的一个要冲，临城到赵墩的铁路支线由此经过，人口约一万，面临运河，后有丘陵，已建有战壕和炮兵阵地。

　　当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所部三个师担任台儿庄的防御，他以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守市区。峄县及枣庄北方置有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王仲廉、关麟征两军。本来李宗仁令汤恩伯控制其主力埋伏在台儿庄东北战区，等待日军来攻台儿庄时，即协同孙连仲部里应外合，予以围歼。但汤恩伯抗不从命，他仅派一部袭扰临枣铁路线，而将主力置于枣庄东站以北抱犊崮山麓，欲待日军与孙连仲军相持不下，两败俱伤时，始行出击，这就造成孙连仲部孤军御敌的不利情势。

　　三月二十四日起，日军矶谷师团主力开始集结于台儿庄周围，敌人借野炮七十余门、战车五十辆，以及空军的支援，向孙连仲部猛烈围攻，曾一度攻入台儿庄。我守军池峰城师抱与台儿庄共存亡的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台儿庄虽被敌占去四分之三，守军岿然未动，死力支撑。当孙连仲部吸引矶谷师团于台儿庄之际，汤恩伯集团所徘徊于峄枣之间。三月二十六日，汤始遵军委会的命令，放弃峄枣的计划，将其主力向台儿庄北侧之敌猛攻。到三月三十一日，台儿庄之敌，遂完全陷入我包围圈内。

　　这个时候，在临沂方面的板垣师团和敌一〇五师所编的沂州支队，再攻临沂，经我庞炳勋、张自忠两军浴血力战，未能得逞。敌看到台儿庄正面危急，乃放弃攻击临沂的计划，将沂州支队星夜转运到爱曲，攻我汤军团的侧背，企图解矶谷之危。汤军团以关麟征部迎击该敌，时适周磊第七十五军所部两师由河南开到，遂与关部协同作战，一鼓击破沂州支队，仍回师围攻台儿庄的敌人。

　　四月六日晚间，台儿庄之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敌第十师团大部及第五师团一部被歼，残敌万余人向北溃退，我军跟踪追击，获敌战车、重炮及装备甚多。敌退至向城、税郭、枣庄、峄县、九里山一带，负隅固守待援。徐州会战第二个回合至是告一段落。

　　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遍国内外，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国内各地都举行盛大的祝捷集会。但是李宗仁功高震主，也引起了某一部分人的担心。如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举办宣传周，第二天便印出了名作家老舍写的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它的内容是歌颂台儿庄大捷的。这一小册子分发到陈诚手里，他立刻向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提出抗议：

　　“这个小册子不妥当，不能替任何的将领做个人宣传。”于是便当场把全部印刷品扣留起来。

　　这一件事，促使第三厅的一位科长徐寿轩撂开纱帽走人了。这是台儿庄大捷的一个小插曲。

　　台儿庄胜利之后，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如当时的《大公报》就在一篇社论中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主张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的方针应该改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在讲演中，毛泽东一方面驳斥了当时国民党内汪精卫一派的“亡国论”，另一方面又驳斥了台儿庄大捷后言论界出现的“速胜论”，而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意见，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台儿庄的胜利，固由于李宗仁指挥若定，白崇禧赞勷有方，以及各军将士之能听命，但日本人也犯了许多错误。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协调一下。”从此可以了解，台儿庄大捷，得来很不容易。

　　三 武昌东湖李宗仁和周恩来会晤

　　日军对台儿庄之败是不甘心的。自四月二十六日以后，敌人抽集晋绥苏皖之兵，于津浦南北两段，总计兵力在三十万以上，利用快速部队，分兵六路，以徐州为中心，作外线的进击。我也不甘示弱，除第五战区原有兵力外，还从平汉线方面调来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和拱卫武汉的卢汉的第六十军等，投入这险恶的古战场。

　　当时蒋介石坚持，为扩大台儿庄胜利的战果，应在徐州进行决战。李宗仁却不同意，他说：“我们趁敌人趾高气扬，暴露轻敌的弱点时，予以迎头痛击，稍挫其锋，是完全必要的；但想在此四面受敌的平坦地带，和日军进行战略决战，则有违背长期消耗战的既定方针。”但因为蒋意甚坚决，李宗仁只好妥为布置，去迎接这场惊险艰苦的战斗。

　　在津浦线南段，敌分三路进犯：一部进犯合肥，牵制我在该方面的兵力；以其第九师团及井关机械化部队，沿涡河出蒙城；同时阜宁、淮阴方面，亦有敌第三、第一〇一、第一一六师团之各一部活动。五月九日，敌陷蒙城，十二日又陷永城，直趋黄口车站，并以一部进犯徐州。与此同时，蚌埠附近之敌第一〇二、一〇七、一一九师团各一部也进逼宿县。

　　在津浦县北段，济南方面之敌第一一一师团，亦向南进犯。五月十一、十四两日郓城、荷泽相继失守。敌又以第十六师团一部，由南阳镇西渡南阳湖，攻我鲁西军侧背；敌第一一四师团，又于十四日陷我金乡鱼台。我徐州附近大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在李宗仁的周密计划下，自五月十三日起，作有步骤的西移。

　　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徐州前清道台衙门，五月十六日已为敌军七公分野炮击中数发，黄昏后只好逃往城外陈家花园。十七日长官部又被敌炮袭击，当日作出计划，令各部按照次序掩护，逐次突出重围。十八日黄昏，李宗仁率长官部官兵七百余人撤出徐州，乘火车南下抵双沟集，因路轨被敌便衣队破坏，改徒步南行。到离宿县约十里处，忽遇敌骑兵突袭，对战半小时，乃绕向铁路东侧前进，再绕过敌军警戒线，昼伏夜行，乃得突围而出。当李宗仁卫队与敌骑兵对战时，长官部秘书夏次叔失踪，想为流弹所中，因时值深夜，不易察觉，次早检查人员，始发现他不在队伍，但已补救不及。刘汝明部队最后撤出。十九日放弃徐州。

　　白崇禧于三月二十四日陪同蒋介石飞徐州视察，蒋即日飞返武汉，留白崇禧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事。当白在台儿庄时，曾到孙连仲的总部指挥所视察，孙正与池峰城师长通电话，池报告他的三团部队全已用上，请求增援，其声甚哀。孙说，你应该率领直属部队参战。白见孙指挥作战严肃认真，毫不宽解，回徐州长官部后即电话蒋介石速饬汤恩伯从峄枣驰援。蒋当即同意照办。幸汤部来得及时，包围迅速，乃取得台儿庄的大捷。徐州放弃后，白崇禧与李宗仁一同突围，于五月二十九日回到武昌。

　　白一回到武汉，即开始处理政治问题。他对我说，蒋介石在四月初国民党临全大会闭幕后，曾邀晤李重毅（即李任仁）先生，挽他在中央工作，但李重毅先生力辞。现将旧事重提，希望从广西选拔一些人到中央去，以示全党团结。现我已把你和韦永成介绍给蒋，听候接见。

　　不久，我和韦永成在白崇禧的安排下，到武昌湖北省府内的“官邸”去见蒋介石。接见时侍从室秘书李惟果、萧自诚在座。蒋先问我对意、德两国考察所得观感。我说，法西斯有一共同性，即对内厉行集权，对外大事扩张。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早在西班牙内战中合伙支援佛朗哥，现又与日本当局签了所谓“反共公约”，随着形势的推移，他们还会进一步地勾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侵略行动。蒋对我的话似乎很感兴趣，连说：“嘿！嘿！是的，是的。”至于韦永成说些什么，我就记不起了。六月，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名单发表，我被指定为组织处副处长，该处处长为胡宗南，代处长康泽。康请我吃过几次饭，在座的还有谭平山和张国焘，欲就三青团章则规制征询意见。该团于七月九日正式成立。曾随李宗仁于一九三七年十月离桂去南京的黄季陆，则被指定为宣传处处长。回顾蒋在武汉珞珈山国民党临全大会中提议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后，又于四月二十九日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发表告全体党员书，申明党内不得有派别小组织。当时揣测蒋的意图，似欲冶CC派和“复兴社”于一炉。但后来CC发现，所有三青团的地方组织，都是由康泽派“复兴社”骨干把持，从而CC仍如过去一样，自成系统，与黄埔系对立。我之被指定参加该团，只是起着一种装点门面的作用，但白崇禧另有打算，他要通过我参加三青团起着一种排拒“复兴社”进入广西的作用。

　　七月六日，李宗仁由潢川回到武昌，入东湖疗养院治疗牙疾。原来李宗仁于一九一六年在林虎手下当排长，从肇庆东下讨伐龙济光，他的牙床为流弹所伤，碎牙迄未取出，以后因戎马倥偬，未作彻底治疗。这一次在徐州指挥作战，宵旰辛劳，从而诱致牙床肿痛。白崇禧劝他入东湖疗养院检查，一经割治，宿疾霍然而愈。时适周恩来也住在东湖。由于一九三七年张云逸曾访问过桂林，一九三八年张部又在津浦路南段作战，所以周公特在寓所设便宴招待李氏，谈谈加强团结抗战问题。此次会晤，周公商得李宗仁同意，在五战区成立一个抗敌工作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派李范一当政治部主任，李相符当副主任，在河南信阳一带展开活动。自是以后，由于周公执行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使五战区内抗日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

　　那时武汉热得可怕，东湖唯一避暑胜地，既可泛舟乘凉，又可下水游泳，在这有名的火炉之地，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当时李济深为避开烦扰，黄绍竑则方由浙江前线回来，以检查身体为名，都一齐住进疗养院，与李宗仁隔室为邻，白崇禧凑热闹，有时也来住住玩玩。我也经常到这里，与余心清、刘仲容游泳。一天，陈诚来看李宗仁，他半开玩笑地说：“我来赶你们出院，你们几个广西佬住在一起，外面发生很多闲话，听起来有点刺耳。”陈诚的话，固非凭空捏造，李、白曾接到香港电报，有人制造谣言，说他们害了政治病。实际上，由于蒋介石坚决要李宗仁解散在河南潢川所办的第五战区青年军团，李宗仁心中恼火，情绪低落。

　　四 武汉保卫战

　　敌人由于在徐州会战未能达到歼灭我军的目的，乃变更战略，改沿长江沿岸的狭长地带，向我武汉进攻。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日军以陆海空军联合犯我安庆，并进占潜山、太湖。六月二十二日敌开始进犯马当。到二十六日，又以陆军迂回，并施放毒气，马当遂陷。七月二日，续犯湖口，激战到五日，敌陷湖口。七月二十三日，敌登陆九江，武汉会战于是揭幕。

　　军事委员会为适应战事需要，扩大第五战区辖区，从苏北、皖南、皖中、皖北到豫北、豫东，仍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以第三、第四兵团（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为基干，担任长江北岸的作战，共计二十三个军。另设第九战区，任陈诚为司令长官，统辖鄱阳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地区，以第一、第二兵团（兵团总司令薛岳、李汉魂）为基干，共计二十七个军，担任长江南岸的作战。

　　时李宗仁牙疾初痊，体力尚未完全恢复，而江北军事，不能无人指挥，蒋介石乃于七月十六日召见白崇禧，要他以副参谋总长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白崇禧于七月十七日在商城城北的岳家祠堂设置指挥所，次日即命令各部分别采取下列行动：

　　一、令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地区作持久战，并戮力阻敌西进，在情况紧迫时即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军会合。

　　二、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负责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勿使敌人窜入，并与徐源泉部保持联系，于必要时收容徐部。

　　三、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由鄂东的宋埠与豫南的商城转进。

　　四、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就原地速加整训。

　　七月二十日，白崇禧开始视察右翼孙连仲部。二十八日，白崇禧为谋易于与江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取得更密切的联系，特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移到鄂东的宋埠。宋埠是大别山的中心，指挥也较为方便，此时白接到敌情报告如下：

　　李品仙自阴山报告：九江、湖口于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失守后，太湖、潜山受敌攻击甚急，敌图由长江南北岸进攻武汉。

　　廖磊七月二十七日报告：合肥失守，徐源泉部退守纳城、霍山地区。

　　八月四日，第二十六军萧之楚部由江南调到江北归第五战区指挥；同时第八十六军何知重、第八十七军刘膺古部向黄冈、靳水、浠水调动。

　　八月七日，白崇禧到浠水召集军事会议，制定本战区作战方针。八月十六日发出了下面的作战命令：

　　右翼军归李品仙指挥，下辖三十一军（韦云淞）、四十八军（廖磊兼）、八十四军（覃连芳）、八十六军（何知重）、二十六军（萧之楚）、八十七军（刘膺古）与五十五军（曹福林）。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的敌人逐次北攻，预期将他们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杂的地区。

　　中央区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八十四军（张义纯）、第十军（徐源泉）、豫皖边区的游击部队与安徽省地方团队。廖磊并接替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为了预定廖磊留守大别山，故将游击部队与地方团队归其指挥。中央军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狙击敌人。

　　左翼军由孙连仲指挥，下辖三十军（池峰城）、四十二军（冯安邦）、五十一军（于学忠）、五十九军（张自忠）、六十八军（刘汝明）、七十一军（宋希濂）与七十七军（冯治安）。左翼逐渐诱敌西进，并结集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

　　八月二十七日，各部开始局部反击，潜山、太湖相继克复，该地区的敌人转移阵地，沿江敌军也放弃陆路的联系线，以长江的小池口为基地。与此同时，敌军三千人由合肥向六安前进，后有大部队相随。二十九日，六安失守，于学忠部退到杨柳店、独山镇。三十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潜山、太湖得而复失。敌进至黄梅，旋杨柳、独山不守。宋希濂部赶到叶家集布防，不久右翼的英山失守。

　　九月一日，白崇禧令右翼兵团固守广济，左翼兵团集有力部队破西进敌人，并调冯治安部归左翼指挥，白崇禧直接控制的一三八师莫德宏拨归廖磊集团军。

　　九月三日，白崇禧到商城指挥所召集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举行会议，商定采取下列策略：固守立煌、林家集的侧面地区，并于叶家集聚结兵力阻挡敌人的进犯并机动打击之。

　　九月五日，敌由黄梅猛攻广济正面。六日，廖磊、张义纯两军向黄梅侧击敌的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不意守广济的何知重军，不待命令，擅自撤退，敌遂于九月七日占领广济。八日，白崇禧以萧之楚、韦云淞两部来击敌的后方，敌受迫退却，当日韦云淞克复广济，大有斩获。

　　左翼兵团集结兵力在叶家集布防待援，以大别山中的富金山为据点与敌激战，杀敌五六千，使敌的攻势为之顿挫。孙连仲原拟乘敌受挫之际，全面出击，不幸富金山失守，宋希濂退至商城、潢川与张自忠成犄角之势。

　　九月九日，右翼的敌人增兵反攻，广济得而复失。敌陷广济后，会合武穴之敌，攻击田家镇要塞。九月十五日，军委会调整部署，将田家镇要塞由第九战区划入第五战区。白崇禧即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等军向敌侧背反击，策应田家镇要塞作战，激战旬余，颇有斩获。二十四日，敌攻陷南岸富池口要塞后，乃以该处高地安放炮位，轰击田家镇，并续以海陆空军联合猛攻，平均每日发炮六百余发，空投重磅炸弹千余枚，我要塞炮全毁。二十九日，田家镇失陷，敌死亡近万。十月初，敌舰驶入田家镇以西，于蕲春、兰溪、巴河、黄冈、阳逻等处登陆，策应由广济西进之敌。十月十五日，该敌进入黄陂，威胁我武汉侧背。

　　大别山麓之敌第十六师团于九月十九日攻陷潢川，越罗山西进。我以第一军胡宗南部布置于信阳以东之地予敌以迎头痛击。敌复以第三师团增援，进犯信阳。十月十二日，我军放弃信阳，退守桐柏山。敌乃驱兵南下，企图入武胜以西，截断我襄花公路。此时武汉保卫战将近五个月，消耗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于十月二十五日放弃武汉。当会战末期，李宗仁已由武汉回到第五战区司令部负责指挥，白崇禧解除代长官职务，仍回到武汉照旧供职。

　　五 桂林文化城的气象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夜，蒋介石派白崇禧离汉口（副参谋总长办公室已从九月起迁至汉口）乘汽车到鄂北钟祥晤李宗仁，对五战区军事部署有所洽商。之后，白即由鄂西经沙市、常德打算去长沙。白崇禧当时所乘的系一辆德国造的吉普车，二十四日夜，车到十里铺附近，机件突发生故障，白乃下车等候司机修理。不久，周恩来副主席乘汽车随后赶至，他一见是白崇禧，即下车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们这里不远，你还是同我一道去长沙吧！”白遂应邀同车南下。

　　周恩来先生是做统战工作的能手，他从来不错过任何机会来加强与扩大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沿途周公对白谈起他早年在南开读书以及留日、留法的经过，后来又谈到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在谈吐中，白崇禧发现周公不仅学识渊博见解高超，并且胸怀坦白，热诚照人，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周公对白崇禧说：武汉失守以后，应该在敌后广泛武装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区。白崇禧深以为然，因此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南岳会议中提出建议：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召集各省军官施以运用游击战术的训练，以八路军叶剑英参谋长为教育长。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沦陷区设分会，其任务为发动民众对敌全面抗战，消灭伪组织，阻止敌人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后来这一机构，由蒋自任主任委员，以李济深为副主任委员。

　　南岳会议后，蒋介石对白崇禧说：决定设置桂林行营，以白崇禧兼任主任，指挥长江以南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蒋几乎把半个中国交给白了，信任之专，一时无两。白崇禧于十一月三十日由南岳回到桂林部署一切。十二月一日，蒋介石自南岳经衡阳乘火车到桂林，住藩署八桂厅。三日，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调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文为桂林行营参谋长。

　　白崇禧初拟任杨东莼为桂林行营秘书长，并以李任仁为行营政治部主任。对此，十二月三日白问过蒋介石，蒋对李任仁的任命表示同意，而对杨则否决。蒋说：“凡是反党（反国民党）反中央的人，希望你不要用他们。”言外之意，极为明显。大约蒋知道杨是一位进步人士，特意给白以一个明白无误的警告。不久，军委会政治部张厉生由南岳来桂，他也劝李任仁就行营政治部主任职。但李与白崇禧相处日久，深知后者性情多变，卒不就。

　　周恩来在从武汉南撤去长沙途中，已对白崇禧说过，中共中央为适应武汉失守以后的形势需要，将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已派李克农担任主任，白允予协助。桂林行营成立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在桂林桂北路二〇六号开始工作。白崇禧立即面嘱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该处负责人员的安全予以多方保护，以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发展成为党的统战工作的前沿指挥所。

　　当武汉会战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日军安藤安吉的第五师团从青岛、久纳城一的十八师团从上海、三宅俊雄的一〇四师团从大连乘船南下，行踪极为秘密，后突于十月十二日在广东大亚湾的澳头附近三个地点同时登陆。登陆时未遇到我军抵抗，登陆后在平山集结，即分三路直趋广州，十月二十一日广州遂告沦陷。这就是说，广州较武汉先放弃。

　　随着广州、武汉的失守，桂林顿成为大西南的文化中心，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范长江创办的国际新闻社以及《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等进步文化机构，相继在桂林设立或复刊。不少书店也搬迁到桂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光明书店、科学书店、开明书店，出版社有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文献出版社等，有的书店还把外地出版的书籍拿到这里发行。这一切，大大地促进了西南革命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白崇禧要李任仁延揽一些进步人士充实“广西建设研究会”。白崇禧说：“蒋介石原以为日本人不会进攻武汉，因为日本人要讲和，事实证明，蒋介石错了。现在日本人虽然打下了武汉，但蒋求和之心不死，如果他要和，就要牺牲我们，所以必须提防，多与反蒋和反对谈和的人紧密联系，‘广西建设研究会’是一个便于同进步人士往来的适当机构。”一句话，白就是打算借进步人士支撑广西的局面。

　　在白崇禧的支持下，“广西建设研究会”集中和团结了全国很多有名的专家、学者，其中有千家驹、胡愈之、张铁生、沈志远、张志让、陈翰笙、李四光、李达、欧阳予倩、陶孟和、白鹏飞、杨东莼、陈此生、夏衍、金仲华、范长江、林砺儒、宋云彬、傅彬然、张锡昌、秦柳方、杨承芳、邵荃麟、吴华梓、姜君辰、莫乃群等等。其中千家驹当了经济部主任，胡愈之当了文化部副主任。很明显，白崇禧要聘请这些进步人士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就是借此与各党派建立联系，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声势。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此日为军训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日，白崇禧特在桂林行营大礼堂举行纪念仪式，请周恩来莅临讲话。之后，白令广西选拔干部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并要广西干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杨东莼虽然没有做桂林行营秘书长，但当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实际上是代理校长。杨聘请了一些进步人士到该校担任各班指导员及参与校部工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周钢呜、秦柳方、刘季平等。该校培养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离桂飞渝以前在桂林藩署八桂厅接见我，要我留在广西筹备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后白崇禧又派我当第五路军总政训处长。一九三九年三月，军委会取消了第五路军的番号，于是五路军总部改为广西绥靖主任公署，由李宗仁、白崇禧任正副主任，我也随之变成广西绥署政治部主任。在三青团广西支团部，我派周可傅、陈大文分任组训、宣传组组长。周可傅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创办南宁乐群社时，他已经在我手下工作了，其后赴日留学。他给我介绍侯甸到绥署政治部当科长。二十年后，即一九五九年，我应邀从海外回到祖国参加十周年的庆祝仪式，在广州解放北路“广东迎宾馆”见到侯甸，他那时已经是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兼交际处长。他对我说，一九三九年从延安回到桂林，见了李克农，李说关于他的工作问题，要通过周可傅介绍给程思远。这样看来，周可傅也是一个地下中共党员，直接受李克农的领导。他不幸于解放前夕搞地方武装起义时牺牲。

　　广西绥署政治部有一个“国防艺术社”，由我兼任社长，李文钊任副社长，实际上由李主持社务。该社设总务、戏剧、音乐、美术、电影、宣传等几个部门，宣传部的主任是熊综，副主任是陈迩冬，熊离桂后，由陈迩冬升任主任。戏剧部主任是白克。在国防艺术社中，戏剧部所起的作用较大，影响最为广泛。先后担任导演的有：章泯、欧阳予倩、洪深、马彦祥、焦菊隐等等。一九三九年，以国防艺术社为主，召开过一个“文艺工作者联欢晚会”，当时在桂林的文化人都参加了。在晚会上宣告“中华文艺家抗敌协会广西分会筹委会”的成立。

　　我是桂林乐群社的理事长，乐群社主楼三层是接待部。周恩来在一九三八年冬第一次到桂林时，也曾住过乐群社，他就是在那里接见陈迩冬的。主楼左侧有中西餐厅，右侧是一小礼堂，原来专演话剧，后改为放映西片的场所。特别是晚上的“草地会”，是桂林文化人会友品茗的好去处。此外，我又是“欧美同学会”会长，由马君武博士次公子马卫之筹备的舞会，是我们同学会的一项主要活动。

　　一九三九年冬，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的国民参政会，在中共和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压力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准备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藉以蒙混过关。当时“广西建设研究会”的进步人士认为有必要在要求民主宪政、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共同目标下，组织社会力量，在广西掀起一个促进宪政的运动，促使蒋介石实践他的诺言。不久，就在桂林乐群社举行“广西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章程。这个宣言是胡愈之起草的，在提出讨论之前，先由李任仁看过，经白崇禧修改同意，然后定稿。大会通过后，由“广西建设研究会”全文发表，《广西日报》摘登，并通过胡愈之的关系，由金仲华交香港《星岛日报》发表，在海外起了很大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六 桂南会战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以脑溢血病逝世于大别山前金家寨红军根据地。经李宗仁保荐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令其到大别山任职，所遗副司令长官报请以黄琪翔接充。第五战区长官部移驻襄阳老河口。

　　与此同时，在第五战区作战已久的第三十一军韦云淞所部，调回广西整补，在广西的夏威第八军团改为第十六集团军，夏威任总司令，蔡廷锴、韦云淞为副总司令。辖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和何宣的第四十六军，总司令部设在贵县南山。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上旬，日军在广东四邑蠢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特令夏威派第三十一军东下向西江应援。该军先头部队刚进抵桂平，而日军登陆钦州港的警报已到，于是又奉命火速回师，向南宁方向移动。黎行恕的第一七〇师先赶到邕，阚维雍的第一三一师和魏镇的第一八八师随后跟上。

　　原来敌欲彻底切断我国大西南的对外交通，乃乘希特勒席卷东西欧的关键时刻，于十一月十六日凌晨三时南支舰队司令官高须四郎中将指挥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借海空军掩护，在企沙龙门钦州湾强行登陆，因而爆发了桂南会战。

　　当时守备桂南（即邕江以南）的部队只有夏威集团的第四十六军何宣所部。何以黄固的新编第十九师守钦县和防城，冯璜（在陆军大学受训，由副师长何次三代）的一七五师守合浦，军司令部和苏祖馨的第一三五师驻南宁。在邕钦路上，只有一个师的兵力，部队是新编的，训练的日子既短，作战经验更谈不上，而且驻地分散，集中不易。这样，当敌人从海湾向内陆前进时，他们断难作有效的抵抗。果然，十八日，敌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全部登陆完毕后，即会合于大塘墟。十九日，冲破我新编十九师在小董的防线，分向邕、龙方向急进，其主力于二十三日晚直逼邕江南岸。江水并不很深，江面也不很宽，所以在敌军渡江和攻城两个阶段，都不会有很激烈的战斗。到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后五时，南宁这座名城，便轻易地落到敌人手里了。

　　日军在钦州湾登陆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他于十一月十九日飞返桂林后，立刻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下面几件事：第十六集团军各师多是新兵，训练时间既短，装备又劣，守南宁不易，我既无铁路运输，又没有空运，集中兵力至少需要三个星期以上，所以对敌决战，要在十二月上旬才能开始；白要在迁江设立指挥所，要我筹组战地工作督导团和前方成立军民合作站；所有广西政工人员，统统上前线去，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协同我军作战。

　　白崇禧在迁江设指挥所时，已接到南宁沦陷的消息，当令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在邕钦铁路东、新十九师在邕钦西侧袭击敌军，并破坏交通。二十六日，我第一三五、第一七〇师在高峰坳、第一八八师和杜聿明第五军第二〇〇师的两营在昆仑关占领阵地。是时白崇禧已用长途电话征得蒋介石同意，使用在全州的杜聿明机械化部队，但因公路运输能力有限，最初运到的只有二〇〇师的一部。到了十一月二十九日，敌以小部队来攻昆仑关，被我击败。十二月一日，我军前进到八塘，同日，我敌后部队克服小董，但敌也攻占我高峰坳。十二月四日，敌又攻占我昆仑关，这是大会战前的小接触。

　　十二月七日，我决定反攻，并以杜聿明的第五军为攻昆仑关的主力。十二月八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从韶关到迁江。十二月十二日起我军开始作进攻的部署。十二月十六日，蒋介石派李济深、陈诚由重庆飞抵桂林，即日转柳州协助白崇禧指挥作战；是日傍晚，他们三人到第五军前线指挥所视察，对部队部署都很满意；预定十七日攻击开始。

　　我军攻击部署如下：

　　西路军总指挥夏威，指挥第一纵队（指挥官周祖晃）、第二纵队（指挥官韦云淞）。第一纵队配合战车攻击高峰坳之敌，向四塘、五塘进击，协同北路军包围歼灭昆仑关附近之敌，而后向南宁西北方面之敌攻击；第二纵队向苏墟附近集结，袭击大塘、吴村、南宁一带之敌，并确占吴村、亭子墟等处，阻止敌之北上。

　　北路军总指挥徐庭瑶，以杜聿明第五军为主力，包围攻击昆仑关之敌，以傅仲芳第九十九军九十九师从那河、鹿头、伶俐墟附近向七塘附近前进，侧打昆仑关之敌。

　　东路总指挥蔡廷锴，以陆屋、灵山为根据地，配合民众武力，担任邕钦路交通线的破坏任务，以阻止敌人增援。

　　另以第六十六军陈骥所部向古辣、甘棠方向进击，并以第九十九军主力为战略预备队，位置于宾阳古辣附近，待机使用。

　　为便于指挥昆仑关正面攻击，白崇禧于十九日将指挥所移设宾阳白岩村。

　　敌人也了解到昆仑关的重要，因以一个旅团任邕宾路方面的防守。在昆仑关以北的仙女山、老毛岭、四四一、六五三、六〇〇、罗塘南等高地，以及立别岭、枯桃岭、同兴堡、界首等地，都筑有堡垒，周围有数重铁丝网，构成无异铜墙铁壁的防线，并附有机械化部队和炮兵协同防守。

　　北路军主力攻击部队以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担任正面攻击；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绕出敌后的六塘、五塘，以断绝南宁与昆仑关的交通；戴安澜的第二〇〇师由东面绕过昆仑关，以形成前后夹攻之势。另外组成两个支队，从事奇袭；一个由团长熊笑三率领，另一个由第二〇〇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领。

　　十二月十七日，第五军主力向昆仑关攻击，第二十二师由邕宾公路以西向五塘、六塘进击，以牵制敌四十二联队的主力，第五军的补充团两团由邕宾路以东向七塘、八塘间进击，九十九师由伶俐墟向七塘进击。十八日，光复仙女山、老毛岭、枯桃岭等处，但因忽略于占领地的工事构筑，当晚敌军反攻，又告失陷。十九日，新二十二师到达古逢春虎山，第五军补充团及九十九师进占山心，九十二师二十日占七塘，但均屡得屡失。死守昆仑关之敌，初为二十一联队，后又把第四十二联队增加上来，在拉锯战中，死亡至重，其旅团长中村正雄乃率部强行经由公路正面向昆仑关增援，被我炮轰，死于九塘、昆仑关之间，敌军从此后援不继了。

　　我为加强正面攻击力量，缩小包围歼灭残敌计，乃令六十六军于二十八日加入昆仑关东正面的攻击，以新二十二师及第五军的两个补充团加强对昆仑关西北的攻击，利用优势炮火，逐次扫荡。三十日，我一九五师和第五军各有进展，三十一日除夕，遂克复昆仑关，终结了这一场恶斗。此役歼敌一个联队，我第五军杜聿明部牺牲也很大，后来在昆仑关山上建立一座“第五军抗战阵亡将士墓”，以资凭吊。

　　我西路军第一纵队十二月十八日攻克高峰坳、香沪岭。二十日克新墟。二十一日敌由高峰坳东侧山道偷入，我侧背被威胁，乃退至葛墟。第二纵队十七日由扶南县南渡左江后，一三一师于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思乐县境袭击退邕敌军，颇有斩获；一八八师向苏墟、郎墟进袭邕钦路西侧。

　　东路军也对邕钦路东侧攻袭。

　　日军虽在昆仑关惨败，但我并未达到收复南宁的目的。敌为确保南宁挽回颓势，重新集结军力，向我反扑。敌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由广州亲率近卫第一旅团和第十八师团、二十八师团各一部共三万人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钦县登陆，二十五日到达南宁后，即分由邕宾路及邕江下游进犯。

　　我军在一月间也作了新的部署。白崇禧一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在迁江召集军政联席会议。二十七日，李济深、陈诚、张治中由桂林到迁江。此时，敌军又在发动攻势。我即分兵三路应敌：中路军以徐庭瑶指挥第二、三十六、九十九各军确保昆仑关要地，右翼军以甘丽初军长率其第六军向三庄岭北敌军攻击；左翼军以叶肇指挥第六十六军向甘棠攻击敌军；另以邓龙光指挥第六十四军和一七五师由江口、南乡北渡邕江，协同左翼军攻击由永淳北上敌军。

　　一月二十七日，敌向我转移攻势：以第十八师团、台湾旅团从南宁向邕宾路北进，企图吸引我军于八塘、昆仑关附近；与此同时，另以二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由邕江南岸挺进，经蒲庙、刘墟，于二十七日突破我邕江南岸的警戒线，二十八日夜，进占永淳，三十一日陷甘棠墟，二月一日陷宾阳。昆仑关以南的敌人也从里面打出，想把我军一网打尽，但敌人并未成功，我军随即由敌包抄网撤出，未受打击。只有在邕宾路上的部队稍受损失，第二军第九师师长郑作民阵亡。不久，敌已先后从宾阳、上林、武鸣各县尽撤回邕，连昆仑关、高峰坳都放弃，只是固守南宁近郊，邕宾路守到四塘。安藤仍率来援各部由钦州上船回广州。二月十二日，敌在广州广播称：“膺惩目的已达，自行由宾阳、上林、武鸣撤退。”语极轻蔑。

　　七 白崇禧被降级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从重庆飞抵桂林，当晚乘火车去柳州，亲自主持桂南会战的检讨会。参加检讨会的除白崇禧、张发奎、李济深、陈诚外，还有商震、薛岳、余汉谋、李汉魂等人。首先由各部队长报告作战经过，到总结发言时，陈诚带头批评白崇禧指挥失当，说他没有在宾阳、甘棠一带配置足够的兵力，以致为敌所乘，采用大迂回的包抄战法，使我昆仑关正面守军陷于不利的地位。白崇禧只承认对作战部队督率不力。二十五日检讨会结束，蒋发表奖惩名单如下：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不力降级。

　　政治部长陈诚指导无方降级。

　　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留交军法会审。

　　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撤职查办。

　　第三十六军军长姚纯撤职查办。

　　第六十六军军长陈骥撤职查办。

　　第九十九军军长傅仲芳撤职查办。

　　第三十六军参谋长郭肃撤职查办。

　　第四十九师师长李精一撤职查办。

　　第三〇三师师长宋士台撤职查办。

　　第九师师长郑作民已阵亡免究，该师番号取消，改称无名师。

　　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记功一次。

　　第四十六军军长何宣记功一次。

　　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之记功一次。

　　蒋介石于二十六日由柳州回桂林，即飞返渝。

　　这一次在柳州召开的检讨会，尽管有很多人受到处分，但它的矛头还是指向白崇禧。四月二十日蒋召白崇禧去重庆，告以决定撤销桂林行营。白崇禧回到重庆仍任职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蒋所以采取此一措施，目的在防止广西与进步力量接近。白失去了桂林行营的地位，乃改变其政治立场。

　　五月三十一日桂林行营办理结束，改设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将指挥权拨归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接管。六月一日桂林办公厅成立，但李济深直到九月四日才由重庆飞桂到职，在此以前，由副主任林蔚代行。李济深在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任职三年零三个月。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五日，我去柳州参加第四战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陈诚、李济深都讲了话。之后，集中讨论桂南战区内的党务、政训、政治、军事的协作问题。当时日军在桂南方面久未蠢动，所以会场上出现了一片祥和的气氛。会后，陈诚约我去谈话，要我专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但我以不能离开桂林为辞却之。陈意似不悦。

　　自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法国战败投降希特勒后，无力顾及越南，日本遂乘机对法施加压力。六月二十九日，日派军官三十名、外交官十名为“物资输送停止监视委员”，在河内设管理部数处，实行监视禁止战略物资经由越南进入中国。不久，法派新人任越南总督，日遂要求驻兵越北，旋令第五师团由邕派队进占龙州、凭祥、镇南关，以兵临越境，法人终于屈服。九月二十三日，日军由镇南关进入越南。日军既驻越北，已达到其切断我对外通路的目的，南宁的占领失去了意义，于是就决定退出桂南。十月二十八日晚，敌方广播：“日军准备退出南宁。”龙州的日军也在二十八日晨向凭祥撤退。当我六十四军于三十日凌晨进入南宁时，已无敌人踪影了。

　　我于十一月一日偕同白崇禧秘书兼绥署政治部设计委员黄启汉、科长侯甸专车南行，目的在看看南宁劫后情况，并结束军民合作站工作。因邕宾路尚未修复，我们到芦墟后便下车步行，第一日到八塘，次日抵目的地。战后南宁，市面萧条，满目凄凉。南宁乐群社已成废墟，我们不得不在小乐园医院寄宿。旬日后我们始返桂林。

　　白崇禧到渝供职以后，蒋介石即通过何应钦对他施加压力，迫其积极反共，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进行准备，从而有何白“皓电”（十月十九日）的发出。此后，白经常有长电给黄旭初，要广西逐步改变立场。黄接电后即电话绥署正副参谋长徐启明、张任民和我到他那里传阅。平静的桂林忽然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以后，白崇禧忽于三月底电我赴渝一行。我于四月一日由桂飞抵重庆。白崇禧告诉我，是康泽要他打电报的。我到浮屠关去找康泽，才知道“三青团”要在重庆成立一个“青年教导团”，实际就是关押进步青年的集中营，康泽要我来当团主任，我当场就一口拒绝了。但康泽仍要我勉为其难。

　　四月三日，我找到来渝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的李任仁，分析康泽要我主持“教导团”的工作，动机并不简单。实际是一项政治阴谋，当局目的在暴露广西人的反共面貌。李重毅亦以为然，他主张我仍返桂工作，由他去向白崇禧说明。四月五日，白崇禧去都匀对孙立人的部队讲话，约我同车南行，我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一个陷阱。

　　八日，军事委员会有命令给广西绥靖公署，取消绥署政治部，并限于年底前办理结束。看来有人在幕后活动，非把我调离广西不可。这一政训机构，从一九三〇年春成立的“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部”政训处时算起，中经“第四集团军”、“第五路军”两次改名，负责人先后有黄同仇、王公度、潘宜之、韦永成等人，最后在我手上结束，它走了一段很长的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宗仁在赴渝出席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后乘飞机飞回桂林，这是他自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离桂以来第一次回到家乡。十二月三十一日，“广西建设研究会”举行年终大会，李宗仁以会长名义到会与进步人士晤叙一堂，这是该会四年来唯一的一次盛事。自皖南事变以后，部分进步人士已经流亡到香港去了。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香港的所有文化人又全都回到桂林来了。当时李济深为一方物望所寄，并且当了“广西建设研究会”名誉会长，所以桂林仍保持着“文化城”的盛誉。

　　李宗仁因其母刘太夫人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逝世，办理丧事耽搁，一直住到三月六日，才离桂经渝返老河口防次。在此期间，他寓居桂林东镇路五号。二月十九日，他约广西党、军、政干部多人到广西省府大楼谈话，首先是征询意见。我说，广西过去徒负虚名，其实虽副。年前在桂南会战中，我们的弱点全部暴露出来了。今后我们的领导者应当更加谦恭虚怀，接纳忠言，以谋改进工作，提高行政效率，以期无负国人的期望。我的话是不点名地批评了黄旭初，李宗仁当能意会得到。其后李宗仁讲了下面几点：

　　一、对于形势的认识：自去年六月苏德战争和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国抗战已经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在一起了。形势的发展，对内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加强，即使有时出现某些不团结的因素，但对大局无碍；对外我与全世界反侵略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从而提高了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我们广西政府是国民政府阵营里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作小团体谋自存的错误打算。在国民党内部，本来互相排挤成风，即中央系统的嫡系分子也是这样，不要以为他们有意对我们广西歧视。在此情势下，吾人消极退缩，固不可能；而想起来革国民党中央的命，也为情势所不许；现在只剩下第三条路，那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做好工作，如此而已。

　　三、对广西自我的认识：现在广西党、政、军各方面都出现委靡不振现象，应时时保持警惕，重新树立好的风气。上司应多下乡，就地解决下面的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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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都岁月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在李宗仁召集的广西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针对桂南会战中广西政局表现得非常不好的情况，狠狠地批评广西地方当局一顿。黄旭初虽然容忍下来，但他对我不高兴。刚巧在这个时候，黄同仇从重庆返抵桂林，他将辞去广西省政府驻渝代表，前往安徽工作，他离渝前见到新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张治中，张托他向我致意，希望我去重庆一谈。因此，我于二月二十五日从桂林飞渝，不料自此一去，就在雾都待下来了。

　　一 程思远任职重庆

　　我到重庆以后，住在枣子岚包华国的家里，还没有去看张治中，不料先见到蒋介石。

　　一天，我要到上清寺去看第五战区驻渝办事处处长杨忆祖，刚从国府路转入上清寺，就看到侍从室秘书萧自诚从中四路漫步走来。他问我：“几时到的？”我答大前天。他又问：“要不要去见委员长？”我说：“还没有这个打算。”他说：“还是去看他吧，我给你安排时间。”

　　这样，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下午三时，我便按照侍从室交际科通知，去上清寺中四路一〇四号官邸见蒋介石。蒋走进客厅时后面跟着李惟果和萧自诚。蒋看到我似乎显得很高兴，他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来得正好，现在我们编组远征军进入缅甸，协助英军作战，已由罗卓英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我要派你当远征军政治部主任。”

　　我不经考虑就答复说：“我不认识罗卓英，这个工作我恐怕难以胜任。”

　　“这个，这个，你干得了，我要张部长给你安排一切。”他不让我有考虑余地，于是我只好走出来。

　　过了两天，张治中要我去看他，他给我看蒋给他的一张“手令”（实际上是红铅笔写的一张条子，由侍从室编号转给他）：

　　“派程思远为远征军政治部主任 中正。”

　　张治中接着对我说：“罗卓英对你挡驾，远征军去不成了。我在电话中答复了委员长，后来他又给我一张手令。”同时递给我另一张条子：

　　“改派程思远为中央团部常务干事，并约其参加官邸党政会报 中正。”

　　张治中又说：“照我看来，常务干事对你不恰当，你还年轻嘛，应当干一些实际工作。现在我以书记长兼着督导室主任，我要向团长报告，让这个督导室主任给你来当。你照样参加官邸党政会报。室主任较处长地位高一些，刘建群那样老资格，还不过是编审室主任。如果你同意，我就这样签上去了。”

　　我说：“文白先生，我从来不挑选工作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自此以后，我就开始参加蒋介石的官邸党政会报。这个所谓党政会报，参加的有：张群、陈立夫、朱家骅、张治中、王世杰、吴铁城、蒋廷黻、陈布雷、张厉生、何浩若、黄少谷、倪文亚、袁守谦、郑彦芬等等。举行时由蒋亲自主持，通常总是一两周召集一次，有时蒋令各部门简略报告工作，有时只是问：“各方面有什么特别情况？”有一次，戴笠来了，我看到他剑眉突眼，脸色黝黑，一副杀人王的面相，但只有这一次，以后他就不再来了。

　　四月初一次党政会报上，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从香港回到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很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建议，对于这些自海外归来的文化人，应设法收容在一个组织中，使他们就当前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随时研讨，提出献议。他们既有机会发挥所见，自可与政府和衷共济，彼此相安。中央常会对此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请总裁指示。蒋沉吟一下，然后断然说：“这些人如果在桂林随便说话，可使他们到重庆来。”但没有人吭声，蒋就宣布散会。

　　过了两天，蒋介石忽然召见我。我到后同李惟果谈了一会儿，蒋就同陈布雷走进来，蒋说：

　　“我要你去桂林一趟，代表中央邀请桂林文化界人士到重庆来。”

　　“可是我同桂林文化界人士并没有什么来往，他们都是由李重毅先生招呼的。”我说时面有难色。

　　“你的任务很简单，只要把我的这封信交给李重毅先生就行了。”蒋说时从陈布雷手里拿一封信交给我。看来他早有了准备。

　　这封信是陈布雷的笔迹，但后面有蒋的签名。内容只是说：“中央对在桂林文化界人士，深表关怀，深盼他们来渝安居，到时自予以适当照顾。希代致拳拳之意。”云云。

　　我到桂林以后，把蒋函交给了李任仁先生。此行没有任何结果。

　　五月十一日，CC分子许伯闵又以延揽桂林文化界人士为名到了桂林。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由李济深、黄旭初出面邀请桂林文化界人士六十余人到乐群社举行集会，席上李、黄介绍刘伯闵与文化界人士见面。刘即席发言，代表国民党中央宣达慰问之意，并希望他们到重庆去工作。可是也没有引起热烈的响应。

　　八月初，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由湖南经桂林返渝，在党政会报中对蒋介石说：七月二十九日，得到黄旭初的安排，他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与桂林文化界人士五十多人举行茶会，彼此开诚相见，谈得很好，就他个人理解，桂林文化界人士的言论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自此之后，据我所知，就再没有人在公开场合提起这个问题了。

　　二 对蒋经国的回顾

　　一九四三年二月，“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蒋经国电重庆中央团部，说该支团在三月初举行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请派员前来监选。张治中批给我办理。于是我决定亲往赣州一行。

　　我过曲江时，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女士对我说，她自己要陪我到赣州去。这位李夫人长袖善舞，活动力很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甚至对我戏呼她为“菊老”，可见其享誉之盛。她有此盛意，我自不便固辞，这样我们便乘小汽车出发，当天便到达了。蒋经国想不到我顺路邀来这位不速之客，款待至为周到。

　　原来在桂林师专教书的高理文，现在当了蒋经国的机要秘书。去年（一九四二年）一月我陪同韦永成夫妇访问赣州时，就整天同他混在一起，这一次旧地重游，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我们谈来谈去，总离不开两个主题：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在赣州的一些做法，下面是我在赣州所了解的关于蒋经国的情况。

　　一九〇九年农历三月十八日，蒋经国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丰镐房，他的母亲毛福清女士，自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后，即以茹素念佛度其余年，不幸于日机袭赣时被炸毙命。这一悲剧的阴影，永远笼罩在他们父子之间。

　　蒋经国从六岁起在溪口念了五年的私塾，一九二二年到上海，进万竹小学，在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的监护下，学习“中文读书写字之法”。据蒋经国自述：“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①看来蒋介石精心计划要把蒋经国训练成一个曾纪泽第二；但曾纪泽究竟比曾国藩气度开朗、手法灵活一些，而蒋经国后来的所作所为，则不及曾纪泽远矣！

　　一九二五年，在国共合作的高潮推动下，国民党大员纷纷送他们的子女去苏联留学。蒋介石也不例外。是年十月十九日，蒋经国由广州搭俄轮去海参崴转搭火车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进入列宁格勒的托卡玛红军军事政治学校。一九三〇年十月，入狄拿大电气工厂当一名学徒。其后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重型机械厂做技术工人。在那里，他认识了一名女工Faina，随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与她结婚，此妇取了一个中国的名字，叫蒋方良。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蒋经国结束了十四年的留苏生活，带着俄国老婆和儿子蒋孝文回到祖国，那时他已经是二十八岁。一九三七年的夏天，蒋经国带着妻儿从溪口雪窦寺到相量冈避暑。相量冈离雪窦寺有二十多里路，冈上有一所五间的平顶洋房，自成一组院落。在那里，有他的旧友高理文伴着他。这位高先生，个子却很矮，湖北人，说话很尖很急。在三十年代初期，王公度罗致他到广西工作，有人怀疑他是“托派”，王公度死后，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

　　抗战爆发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办了一个战时工作训练团，任蒋经国为该团训导处副处长，后来熊将该团交还中央，改成军委会战干三团，才调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一九三八年，熊又将蒋经国调到赣州，任为江西全省新兵督练处长。据说熊有一种想法，希望蒋经国运用苏联的办法，训练江西全省新兵。是年二月，蒋方良生了一个女儿，蒋经国依照他父亲的电示：“命名为孝章。”一九三九年五月，熊又任蒋经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后者所拟的《新赣南提纲草案》，提出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的口号。表面看来，很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但他做了四年的行政督察专员，竟没有什么成就。

　　帮助蒋经国起家的是“三青团”。一九三九年春，“三青团”中央团部仰承他父亲的意旨，任蒋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处主任。蒋经国奉命后，从战干三团选调了学员四十多人，由黄埔四期生胡轨带到赣州。学员中有王升、李焕、江国栋等人，蒋经国在虎冈（后改名复兴冈）办了一个“青干班”，再给他们以短期的训练，后来这些人就成了他的赣南帮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 从三青团一大到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浮屠关中央训练团礼堂召开，会后成立中央干事会以代替过去的临时干事会。蒋介石为加强党团联系，特派陈立夫、张厉生、谷正纲、朱家骅为常务干事。并借此以冲淡“三青团”是黄埔系一手把持的局面。

　　“三青团”中央团部各处人事也重新进行了调整：我从督导室主任改为服务处处长；秘书处处长原为CC派的项定荣，现改由张治中的亲信刘孟纯接充；组织处处长康泽照旧不动；宣传处处长由洪瑞钊改为郑彦芬；训练处处长调浙江支团干事长倪文亚担任；工管处处长为黄宇人；女青年处处长为宋美龄的心腹助手张霭真。

　　蒋介石为了加强“三青团”的政治地位，故意把他的“官邸党政会报”移到两浮支路通惠中学“三青团”中央团部举行。即使他采取了这样一项措施，但实际上仍无助于消除CC派与黄埔系的尖锐对立。

　　由于在“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有一部分地方代表指责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贪污无能，特别指出太平洋战爆发时，香港紧急撤退，孔的老婆宋霭龄包了专机，连洋狗、马桶都带上，但却置一些爱国人士的安危于不顾。人言啧啧，舆论哗然。这样一个行政首脑，不孚众望，如不罢免，怎么可以振奋人心，争取抗战胜利！当时大会曾作出决议，将此问题交由中央干事会处理。

　　因此在大会闭幕不久，“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邀了部分属于黄埔系的常务干事和中央团部处长级干部到北温泉数帆楼住了几天，对时局和团务交换意见。在漫谈中，张治中鼓励众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时主要发言，还是集中批评蒋介石的领导作风问题。

　　有人说，蒋囿于成见，自以为是，不愿听逆耳之言。部属对他有所陈述，事前总要揣摩他的想法，然后投其所好，承欢固宠。真理泯灭，正义消沉。善于取巧的政学系，如张群、熊式辉、吴铁城等人对他提出建议，也要准备甲乙两案，而不敢坚持正确意见。从而阿谀奉承，蔚然成风。政风败坏，悉以此为始基。

　　有人说，蒋对待部下，惯以私恩私惠示人，而不是使他们奉公守法。如他第一天批准枪决一个失职将领，第二天又私自开恩释放；一个干部向他要钱，首先挨骂，其后又得到几万元以至十万元的特支款。这种做法，目的在使部属对他个人感恩戴德，而不知有国家民族，以致法纪荡然，人心离散。

　　有人说，蒋在组织上设立不必要的机构，徒有形式，毫无实效。如国民党以党领政，既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三九年又成立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的领导，这样一来任何机构都不能起其应有的作用。以此类推，不胜枚举。

　　关于孔祥熙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孔既无才德，又缺威望，徒以裙带关系，当了行政首长，应联名上书向蒋建议，免孔氏行政院长一职，以肃政风，而振人心。可是签呈上去以后，似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大家以为蒋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了。直到八月一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才给蒋以重新调整人事的机会。

　　回顾林森所以当上国府主席，那只是夤缘时会，因人成事。“九一八”事件以后，国内掀起了“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呼声。后经一系列的接触，宁、粤双方的代表在上海进行和谈。当时粤方代表为防蒋再起独裁，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特别坚持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由中央全会选举“年高德劭”者任之。林森在国民党内，一贯没有政治野心，“年高德劭”，真是当之无愧，于是就被选为国府主席。他当了十二年有职无权的元首，曾自嘲为“监印官”。事实上的确如此。

　　由于林森之死，蒋介石特于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五届第十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我们中央团部各处处长接到“中央秘书处”通知，得列席此次全会，会上，首先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掌握全国一切军政大权，随后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孔祥熙为行政院副院长。

　　此次全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国民党法无定规，权从人转。蒋介石不当国府主席，那个职位就是虚位元首，蒋一当国府主席，立刻就负政治上实际责任。这样还算得什么“法治”呢？

　　在此次全会上，蒋介石宣布要和共产党谈判，“采取政治解决方针”。原来依靠中国人民抗战的声誉，蒋出席了开罗会议。在开罗会议上，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达成了下面的协议：“双方同意关于增强国内团结的初步协定，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期与延安方面握手。”②

　　四 国民党军队在平汉南线、湘桂线一溃千里

　　抗战进入一九四四年，是国民党当局最不好过的一年。

　　这一年，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于四月间开始对平汉线南段发动攻势，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等主力四十万人，不战而溃，郑州、洛阳等三十八县市相继沦陷。这样，日军以打通平汉路南段为目标的中原会战，到一九四四年五月上旬已经基本结束。

　　五月二十七日，日寇又在湘北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时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黄绍竑、黄旭初都来渝出席。一天，白崇禧约我和他们两人到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他的家里商讨时局。大家关心桑梓，缜密研议，认为敌人为了支援南太平洋军事行动，必然要打通粤汉路，桂林、柳州也可能成为他们的进攻目标，广西必须预谋应付。白崇禧劝黄旭初早日返桂。因此六月四日，黄旭初便由重庆飞返桂林。

　　六月七日，黄旭初电白崇禧云：

　　“桂林市面人心浮动。由于中原会战我军不战而溃，对于此次湘北会战也不敢过于乐观。省府召集有关机关会商两次，决定：如敌情紧急，省府必须迁移时，应以百色为宜。”

　　六月十五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柳州召集广西党政军负责人开会，决定桂林、柳州都应及早疏散。当时长官部所得的情报，敌在湘江右岸有六个半师团，湘江左岸也有两个师团。六月十六日，白崇禧打电话给黄旭初，主张桂林及早疏散。

　　六月十八日，长沙失守了。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要他飞返桂林，指挥第四、第九两个战区。白总结他当桂林行营主任时的历史经验，认识到第四战区张发奎可与他合作无间，但第九战区薛岳却非他所能调度，因表示辞谢，但愿负奔走传达最高统帅意旨的任务。

　　六月二十二日，白崇禧从重庆飞返桂林。二十三日，指定人员研究发动民众协助军事的办法。二十四日，白与张发奎召集广西党政军负责人讨论备战事宜。二十五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派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防守司令。但当时广西部队只有两个军的兵力，即：贺维珍第三十一军，辖阚维雍第一三一师，颜僧武第一三五师，海兢强第一八八师；黎行恕第四十六军，辖罗活第十九师，许高阳第一七〇师，甘成城第一七五师。白、张决定，以第三十一军守桂林，第四十六军守柳州。这样分散兵力使用，所谓防守桂林，只能是象征性的了。因此六月二十六日敌军占领衡阳机场以后，桂林就开始疏散。

　　当时桂林疏散的方向，要么南下漓江，要么西向柳州。漓江民船很小，船只也不多；至于去柳州却有火车和公路可通，并且到柳州以后还可以转乘黔桂路火车前往贵阳、重庆或昆明。由于有这种方便，于是疏散的人群便像百川汇海一般涌向火车站。万头攒动，黑漆一团，争先恐后，蜂拥向前，秩序混乱极了。

　　白崇禧离渝飞桂以前，我曾向他建议，为使桂林疏散工作顺利进行，应在桂林成立一个水陆交通总指挥部，统一管理车船运输和安排机关、市民疏散事宜。但白不采纳。

　　广西情报是不灵通的，省政府的行动也是举棋不定的。七月三日，黄旭初已令省府委员孙仁林率领第一批省府工作人员从桂林乘火车撤退到宜山。七月七日，广西绥署忽得情报，说在湖南境内日军已开始后撤。因此，已经撤到宜山的省府人员，又在七月九日晚乘火车返桂林。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七月十四日，白崇禧由桂林去湖南前线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他的意图是要薛岳在将来衡阳万一失守时，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应部署在湘桂铁路两侧，以利于随时侧击敌军，切断敌人的交通，使其不敢深入我西南后方。但薛岳坚持把他的部队撤往湘东一带，即粤汉铁路以东地区，以利于就地给养。七月十七日，白崇禧以劝薛任务失败，怀着郁抑的心情回到桂林。他还告诉广西军政人员一个不好的消息：敌军仅调走了第三十四师团，其余的都在湖南境内，且正以重炮、野炮猛攻衡阳，于是桂林又紧张起来了。

　　在此时期，蒋介石在重庆也很不好过。八月十二日，我忽然接到国府总务局交际科通知，要我于当天下午三时到“林园”官邸一叙。我以为又要举行官邸党政会报，商量什么军团大事。等我到达以后，发现到来的党政军大员很多，是一个前所罕见的盛会。移时那个身材高大的总务局长陈希曾邀我们入座。在“T”字形长方桌上，设有茶点招待。我们方坐定，蒋介石夫妇入来了。蒋介石点头对我们招呼，嗫嚅着说：“好！好！”宋美龄板着面孔，好似刚才同人吵过架似的。下面是蒋在茶会中的发言（大意）：

　　各位同志：

　　最近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我瞒着蒋夫人，同一位所谓陈女士在这里秘密同居。

　　实际上并没有这一桩事，那完全是国内敌人对我个人的造谣污蔑，目的在破坏我们国民党的威信，使抗战受到不利的影响。如果我们听信这种谣言，那就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须知我与蒋夫人是神圣的结合，革命的伴侣，十七年来，我们为着革命大业，为着北伐与抗战，并肩战斗，艰苦备尝，屡经险阻，矢志不移。我们的亲密合作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久而弥笃，天日可表。

　　当前局面非常严重，今年是抗战最险恶的一年，我与蒋夫人临危不惧，必将淬砺奋起，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努力奋斗，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听了这一席话，深觉莫名其妙！即使蒋同陈女士有这种暧昧关系，用得着在这种场合公开坦白吗？看来举行此次集会，是出于宋美龄的要求，因为第二天她就赴美求援去了。

　　五 湘桂大撤退

　　在湘桂大撤退中，国民党发动了一个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我原来以为：国民党当局看到这半年来国民党部队从中原会战到湘桂战役每战必败，要在军队中注入一些新血液，以增强其战斗力，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运动同蒋经国有什么关系。

　　一天，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有关发动知识青年从军的座谈会，我注意到有蒋经国在座。我即席发言说，这一次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它实际上与当年的黄埔建军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黄埔建军以后，我们即取得东征和北伐的胜利。这一次发动知识青年运动，如果我们做得很好，也可以保证抗战建国的成功。我建议：对此运动应当有一个宣传纲领，并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

　　当天晚上，蒋经国到菜园坝广西省政府驻渝代表办事处来看我。他说：“你今天的话说得很好，总裁要你写一个关于发动青年从军的计划。”次日，我就把计划写好交给蒋经国。过了两天，蒋经国又对我说：“总裁要你回广西去，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我暗忖道，广西目前正在兵荒马乱，学校都疏散了，我到哪里去发动青年从军呢？但我不便畏难而退，所以只能说：“一定去，等我准备好就走。”

　　正当我整装待发的时候，白崇禧于十月三十日从柳州飞返重庆，我去看他时注意到他心情沉重，这意味着广西局势的急剧恶化。下面是他所说的湘桂情况：

　　敌军围衡阳后，其右翼在湘乡，左翼在安仁。我第六十二、七十九两军往解衡阳之围，未能达成任务，守城部队第十军方先觉部坚持到八月八日，衡阳终于沦陷。此次湘战失利，一是战略上的错误，零碎使用兵力，为敌各个击破；一是战术上的错误，最高统帅直接从重庆以电报、电话指挥师、团长作战，使各上级指挥机构陷于瘫痪。

　　敌陷衡阳后不到一个月，即于九月初开始向湘桂路进攻。九月三日，白崇禧商准蒋介石，以第九十三军推进全州固守，同时向蒋建议：以杨森兵团由湖南九战区取道零陵入广西，准备参加桂柳决战，以李玉堂兵团进入湘桂路沿线，侧击敌人，掩护全州侧翼。可是杨、李两兵团，后来均未能如期进入指定地点，显然此项部署，未能得到蒋介石的坚决支持。九月十三日晚，白崇禧召集张发奎、夏威、韦云淞、贺维珍、黎行恕等在他的桂林公馆举行会议，决定变更桂柳的兵力部署：以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及第四十六军的一七〇师（师长许高阳）、山炮一营、重炮一连，集结桂林；第四十六军的一七五师、新十九师及第三十一军的一八八师则集结柳州附近，机动使用。当晚第九十三军放弃全县，撤退时焚弃子弹一百五十万发和粮米一大批，由此该军军长陈牧农被捕正法，改以甘丽初担任军长。

　　白崇禧在广西调兵遣将无所作为，但作了几项临时措施以期增强战区的作战力量：

　　一、将广西绥署四个独立团组成第一、第二纵队，编入第四战区战斗序列，由张发奎指挥。

　　二、请四战区长官部加委各行政专员为民团指挥官，武装人民，就地对付敌人。

　　三、令各县组织民团自卫队，维持地方治安，并相机阻碍敌人。

　　作了这些决定以后，白崇禧赴平乐、柳州、南宁各地视察，指示各县长如何组织地方武力。他于九月二十五日去宜山召集党政军联席会议。当时他看到黄旭初患十二指肠病甚重，特强邀黄去柳州同机返渝，转往成都就医。

　　白崇禧认为，广西境内有十个军，只有一个军是未经使用过的。如果我们要确保桂林、柳州，必须做到下面两点：一、必须七、九两战区在粤北湘南不断加强对敌侧背的压力，使其不敢贸然深入广西境内；二、必须加派生力军入桂。

　　白崇禧原定在抵渝的次日去看蒋介石，但因十月三十一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八岁生日，前往“林园”避寿，拒不见客。十一月一日才能见蒋。白当晚对我说，蒋因美、英决定“先欧后亚”的作战方针，对其所处的危境坐视不救，深感愤懑。所以白对他提出关于挽救桂局的上述两项建议，没有立即采取坚决措施。

　　蒋介石此次派我回桂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我明知大敌当前，桂、柳危急，此行必无结果，但又不能不去。十一月三日，我从重庆飞抵柳州，刚刚碰到湘桂撤退进入高潮的时刻。那时桂林敌临城下，危在旦夕，柳州正在进行紧急疏散。我在柳州乐群社见到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以及韦贽唐夫妇。韦夫人黄士耀，在桂、柳撤退前夕，顿感前路茫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同韦贽唐在一起，以后她就去渝转往海外，结果不知所终。

　　我在柳州市区走了一转，发现街边空地上尽摆着一些“地摊”，原来桂林疏散的人潮涌到柳州以后，有的一时走不了，而行李又带得太多，于是就把一些旧衣服和工具摆卖换钱，以利于轻装参加长途逃难的行列。火车站停着许多列满载难民的列车，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而开车还没有确定的时刻，人们包围着铁路员工，大吵大闹。看到此种情况，不禁使人泛起世纪末日的感触。

　　张任民邀我乘他的小汽车去宜山。同住在宜山县政府里。在那里，我看到陈良佐和孙仁林以及其他省府委员、厅长。陈良佐是我的宾阳小同乡，现在他是新任的民政厅长（接替朱朝森）兼行代省政府主席职务。他对我说，省府现借住宜山路工纪念学校，将迁往百色办公，估计形势发展，桂、柳失陷以后，邕梧也将不守，这样敌人曾把广西割为四块，加以占领。为适应此一发展，在黄旭初离宜山飞渝前已派省府委员梁朝玑为省府第一行署主任，驻桂东南；尹承纲为第二行署主任，驻桂北，以便在辖境割裂的情况下代行省府职权。

　　孙仁林谈起此次桂林疏散情况混乱，主要是车船不足，管理欠周。有些交通机关如船舶管理所都乘机勒索，发国难财。黄旭初身为省府主席，六月二十五日，他的夫人宋绿蕉和儿子黄永良、儿媳党树珍等以及女儿黄华同一家由桂林疏散赴柳，向火车站交涉多次，才定得列车上两个房间。那时车站乱哄哄的，火车开离月台很远的地方，才让他们上车，为是怕在车站等车疏散的人们一哄而上。九月十四日，广西省府最后一批撤退人员上了火车两日，还不能开行，直到第三天，才能驶离桂林。省府专车尚且如此，一个普通市民遭到的困难就更不难想象了。

　　几天以后，省府派车送我到都匀，我从那里去榕江，对疏散到那里的广西大学学生作了一次关于发动知识青年从军的讲话，并同西大校长李运华商量进行步骤。但西大员生自撤离桂林良丰以后，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万山环抱的异乡，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还有谁鼓得起热情来投笔从戎呢？

　　我于十二月初回到重庆时，桂柳失守将近一月了。后宜山、金城江、河池、南丹先后沦陷。十二月三日，日寇前锋从广西境内进陷独山。蒋急令何应钦、张治中、汤恩伯在贵阳成立指挥所，由一、八两战区抽调五个军，集结在贵阳、马场坪、都匀等地区，以确保贵阳，巩固陪都门户。必要时准备“放弃贵阳，固守乌江”。幸而敌军并未北进，他才松了一口气。蒋对桂林弃守，很不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工事坚强，粮弹充足，所有通信与武器，皆尽用于此。而未经一日战斗，即崩溃，可痛之至。”③

　　蒋所谓“未经一日战斗”，未免言过其实。据我后来了解，桂柳会战经过如下：

　　十一月一日，湘桂路正面敌军第五八师团毛利末广所部进击兴安附近；同时敌第三师团（山本三男）与第十三师团（赤鹿理）并陷龙虎关；西江方面之敌第一〇四、第二十二师团与怀集敌第十九独立旅团会合以后，进迫平南、丹竹，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桂林、柳州。

　　此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乃令玉林区指挥官罗活，率广西绥靖公署的第一、第二纵队，及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五师（颜僧武）第六十四军第一五五师（张显岐）于平南、桂平附近，竭力阻止西进之敌，以第九十三军于恭城大榕江阻击湘桂路正面之敌，集结杨森兵团及第四十六军于平乐、荔浦、阳朔间地区，目的在阻止龙虎关深入之敌而击破之。

　　可是正当各兵团作新部署之际，天雨连绵，山洪暴发，我地面部队行动深感困难，盟机也无法活动予以协助，以致在修仁、荔浦方面的杨森所部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城），受敌牵制攻击，无法脱离；这样，夏威、杨森两集团就不能紧密配合，并肩作战，而被敌各个击破。十一月十日，桂林守军，因被敌重炮轰击，阵地全毁，死亡枕藉，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殉职，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恒、军部参谋长吕旃蒙，均壮烈牺牲。至是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第一七〇师师长许高阳及炮兵师长王作宾等乃奉令突围。

　　西江方面的邓龙光集团，正撤到柳江红水河布防之时，敌亦紧蹑而至，且一部在柳州东及象县附近，渡河成功。十一月十一日，柳州被敌突入，我第二十六军丁治磐部损失重大，旋告不守。

　　桂林、柳州未能久守，归咎于国民党统帅部未能集中兵力，发挥优势；而由七、九两战区调用的部队，如杨森兵团、李玉堂兵团以及邓龙光兵团，均经连月苦战，兵力不及原编制四分之一；且因交通不便，行动迟缓，未能在桂、柳外围地区进击敌人，致使敌乘隙深入。由于没有后备兵力，更谈不上进行积极防御了。

　　六 六全大会波澜

　　一九四五年一月，蒋经国辞掉了赣州专员，他的“主要职务全在于渝”。④那时他是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青年军政部主任，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主任，一身数职，忙得他分不开身来。

　　不久，蒋忽令“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康泽赴美考察。我们最初闻此消息都莫名其妙，后来知道蒋经国来接任康泽的职务，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为了安排传子，煞费苦心，两年来积极部署，不遗余力，康泽的出国，只不过是为了给蒋经国让开前进的道路而已。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美军登陆吕宋，消息传来，人心振奋。二月，美国为谋早日解决远东战争，答应以美械装备国民党在西南的三十八个步兵师；并准备在装备完毕后，以中国陆军配合美国海军在西南沿海地区展开攻势。三月，何应钦在昆明就中国陆军总司令职，所属有四个方面军，以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分任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司令官，并规定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如下：以滇越铁路属第一方面军；桂西、桂南、粤西地区属第二方面军；黔桂铁道沿线属第三方面军；湘西属第四方面军。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由第四战区于四月一日在百色改组成立。原第十六集团军、三十五集团军两个番号撤销。夏威、邓龙光改任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官。第三十一、三十七两军也撤销，只保留以韩练成为军长的第四十六军，以黄涛为军长的第六十三军和以张驰为军长的第六十四军。为纪念第三十一军守桂林殉职的阚维雍师长，军委会特保留第一三一师番号，隶属于第六十四军。第二方面军和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均准备在适当时期对在桂敌军进行反攻。

　　为了迎接此一新的形势，国民党定五月初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广西出席代表九人，其名单为：雷殷、陈克文、阳叔葆、程思远、阳永芳（女）、周可法、雷沛鸿、黄昆山、尹治。还有军队代表夏威，“三青团”广西支团代表韦贽唐。黄旭初方于二月中治好肠病回到广西百色，接电又于五月一日经由昆明飞渝。李宗仁也出席此次“六大”，他住在李子坝八号白崇禧公馆。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五月五日在浮屠关中央干部学校礼堂开幕。当日一贯对蒋小骂大帮忙的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评说，国民党有下面三大缺点：一、政治不修明；二、未认真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三、精神倾向倒退复古，因而未能领导全国迈步前进。

　　此次大会，首先是听取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政治报告，代理参谋总长程潜的军事报告，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以及“中共问题”报告等。依照议事日程，出席代表可在听取各项报告后进行讨论。

　　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在听取军事报告后提出质询说：“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正视听，明是非，否则就无以激动士气、振奋人心。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去年八月八日衡阳沦陷时，曾发出了‘来生再见’的电报，意味着他要与衡阳共存亡，语气至为明显。军事委员会对此曾经明令嘉奖，并准备举行追悼会，以彰忠烈。但后来他忽然被俘了，不久又在重庆出现，据说他负有一种特殊使命。人言凿凿，谣诼纷兴，究竟真相如何，深望统帅部报告人有以解释。”王提出质询的方式是对的，而语气也是平和的，像这样一个问题，由军事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出来答复就行了。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蒋介石次日到大会讲话，竟对王昆仑臭骂一顿，激动至于拍案。人们都认为他失态，不是一个领导人应有的气度。

　　在讨论边疆提案时，中央委员麦斯武德说，新疆在盛世才的残酷统治下，人民被杀害者几万人，流离失所的二十多万人，中央应当对他追究责任。时有人高呼“开除盛世才出席大会的资格！”又有人提议：把盛世才交付惩戒。次日（五月十七日）蒋在大会纪念周讲话时说：“盛世才来重庆，是我叫他来的，他的一切都由我负责。”又说：“盛同志（盛世才）带来了五万两黄金给中央，试问民国以来，有这样好的人吗？”这就是蒋对人评价的标准：给他献金便是“好人”。

　　在大会上，陈立夫、程天放、徐恩曾等五十九个CC分子仰承蒋的意旨，提议总裁应改为终身制，因为：“每开代表大会一次，即须选举总裁一次，殊非尊重领袖之道。”此案一提出来，邹鲁首先反对，他说，总裁终身制，“即等于君主专制”。结果没有通过，尽管大会仍选蒋连任总裁。

　　大会对中共问题，决定继续谋求政治解决之方针。可是蒋介石却于五月十八日在会上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大会最后一幕是选举中央委员。为了预防CC在选举中委中操纵把持，白崇禧、张治中、陈诚、朱家骅、吴铁城、熊式辉成立了一个“六人小组”，表示互相支持，反对CC垄断，并曾指定我和袁守谦、王启江为联络员。

　　当六全大会开会之初，蒋介石曾召集陈果夫、陈诚、吴铁城、陈庆云、张治中等五人举行会商，研讨六届中委选举办法，初步决定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共为二百五十人，候选人由国民党总裁、中央常会及出席代表分别介绍。此项选举办法提请大会通过后，五人小组先将五届中委（不足二百人）及各方面排介的人选列成一张共有二百七十四人的名单，超出了预定名额二十四人。而且有CC中委二十人未曾列入，因此陈果夫签呈蒋介石，说这些中委追随“领袖”多年，忠贞不渝，虽无殊力，却多劳绩。若在此抗战胜利即将来临之时，予以淘汰，则他们情何以堪，陈果夫要求蒋准将这二十位中委一并列入六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以示体恤之意。蒋介石批可。张群、吴铁城闻讯，也急起直追，向蒋提出了一些政学系骨干分子为候选人。陈果夫得知其事，又追加了一批，这样六届中委名单在三数日间就超出三百人以上，而且涨势未已，与日俱增。

　　后来CC又玩弄一套手法，他们联合五届中委和代表三百人上书蒋介石，自称他们一向服从“领袖”，关于六届中委的选举，愿意将他们的选举权奉献给蒋。“三青团”的代表们知道了这一情况，也联名上书给蒋，表示异议，认为选举权不能私自授受。不料蒋更进一步，决定变更选举办法，这就是只能在他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圈选，不得另选名单以外的人。这样一来，六届中委即无异由蒋一手指派，所谓选举，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法罢了。

　　五月十九日下午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并提出选举办法如下：

　　一、中委名额增为四百八十人。

　　二、总裁介绍候选人五百名。

　　三、代表选举时，在候选人名单中叉去二十人。计算选票时，被叉最多之二十人作落选论；其余四百八十人均为当选。

　　这一以叉去代替选举的奇怪办法一经宣读，许多代表相顾失色。蒋介石说，已有三百名代表把选举权给他支配，所以这个办法不容反对。语毕，径付表决，他喊道：“赞成本案者请起立！”坐在前排的都应声起立，坐在后排的则零零落落地继之，蒋不令人清点人数，即宣布：“大多数赞成通过。”

　　接着便分发选票（是一张印有五百人的名单），有的代表将候选人名单的前二十名叉去（第一名就是蒋介石）；有的叉去最后的二十人；有的打一个大“×”表示要把全体候选人都一律叉去。开票以后，究竟被叉最多的二十个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因为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六届中委名单经过蒋亲自审定调整，已非庐山真面目了。

　　新增中委人数，实际上是CC和陈诚平分。白崇禧对我说，“六人小组”提高了陈诚向CC讨价还价的地位。自经此次大会，他对陈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至于“三青团”中央团部各处处长，包括我在内，都沾了蒋经国的光，通通当了中委。

　　蒋介石在“六全”大会的表现，失尽人心，党内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有人在背后批评他：“中正不正，总裁独裁。”一时传遍了整个会场。五月二十一日，蒋宴请出席大会的六百名代表，到场均不到三分之一，气得蒋跳起来说：“要查清不到者名单，予以相当处罚。”

　　五月二十八日，举行六届一中全会，准蒋介石、孔祥熙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另选宋子文、翁文灏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即闭幕。

　　七 李济深的动态

　　五月三十一日晚，我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在参加蒋介石宴请全体中委的宴会后相偕到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白崇禧公馆，谈了李济深的问题。原因是蒋介石在宴会举行前，曾向黄旭初问及李济深的情况，并要黄设法把他接出来。所以李、白要黄旭初把年来李济深的动态作一次总的汇报。

　　李济深是广西军人的领袖人物，自北伐军兴到打下北京，他一直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蒋决定讨伐桂系，李济深被囚汤山；一九三三年冬，李济深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从而蒋、李敌对达八年之久。抗日战争爆发后，团结对外的呼声响彻云霄，李济深也翩然入都，共赴国难，但却被冷藏起来。直到一九三九年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始受任为副主任委员。在桂南会战中，他被派来协助白崇禧指挥作战。一九四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桂林行营撤销，六月一日起改设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这是一个没有指挥权的办事机构，但他无疑是桂林最高的军事长官。因此，桂林的一些庆典、纪念大会，以及每月每次的党政谈话会，都要请他出来主持。

　　黄旭初曾在陆军大学第四期肄业，当时李济深是陆大的教官，所以他与黄有师生之谊。在办公厅成立后的三年间，李、黄关系一直很好。一九四〇年十月九日，广西建设研究会举行四周年纪念大会，由于黄旭初的动议，李济深被推为该会名誉会长，这就给他与桂林进步文化界人士有一个经常接触的机会。在皖南事变以后，桂林城文人荟萃，仍保持着文化城的盛誉，是与李济深的政治态度紧密相连的。

　　一九四三年底，蒋介石决定撤销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调李济深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但他不愿就，仍留居桂林。一九四四年二月，曾出席南岳军事会议，之后去柳州和中渡参观水利、农场和矿业。六月，桂林疏散，他才回到苍梧原籍。十一月，梧州沦陷后，戎墟也驻有日军，距离李济深的家乡廖纯村只有四十里，梧州区行政督察专员欧仰羲考虑到李可能遭到敌人的胁迫，劝他前往百色，与广西省府在一起，但未为他所接纳。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派彭泽湘去苍梧接李济深去重庆，但李却在彭的策划下带着彭泽湘、李民欣、尹时中、舒宗鎏、黎民任（李的外甥）、李少轩（李的哥哥）、李沛金（李的公子）、李维源（梅县诗人）、李伟群（李的族侄）等十二人，作一次桂南、粤南的远游。沿途接待，事前都作了部署：到岑溪住黄炳桐家，容县住黄绍琦家，北流住孔繁琨家，玉林住谢信洲家……李济深所到之处，都在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说，对国民党军政措施，予以严厉批评。

　　一九四五年一月，李济深从玉林电李宗仁、白崇禧和在四川养病的黄旭初，首对广西政治设施有所评论，次提出两项建议：一、尊重民权，促进人民自治；二、建立人民武装，提倡人民自卫。主张都是非常正大的，这就证明广西多年来鼓吹所谓“三自”、“三寓”，实际上并未贯彻实施。

　　李济深又主张组织粤桂边区人民政府，原定在玉林召集桂南各县人士共商进行，后因广西省政府第一行署主任梁朝玑不同意而作罢论。后来改由岑溪、容县、博白、北流、陆川、兴业等七县士绅陈树勋、封祝初、吕一夔等十七人联名电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转蒋介石：“在粤桂南部区域，请仍照战地党政委员会先例，设一机构，以李济深主持。”蒋终不批准。

　　二月，李济深由玉林、茂名到罗定。那时税警团吴营在罗定叛变，抗不归队。蔡廷锴、李扬敬正苦无法使吴营离开罗定为虑，因将吴营介绍给李济深，李带该营回苍梧的广平墟驻扎，强令县府发粮给养。李在广平墟的欢迎会上致辞时，突然轰然一声，一枚手榴弹爆炸，登时秩序大乱，幸李镇静如常，不致酿成伤亡事件。后来查悉，此一爆炸案实非针对李济深，不过是因为李氏族人借势凌人，侵夺地方权益，有人心怀不服，借此提出警告而已。

　　李济深上述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二月中，黄旭初在病愈离渝返桂前去见蒋介石，蒋对黄说：“回广西后设法把任潮接出来，以免人们制造他的谣言。”黄回到百色后，即将蒋意转达。四月二十三日，彭泽湘由苍梧来百色，准备从那里返重庆，他带来李济深给黄旭初的一封信，说是“现交通不便，未能即行赴渝”云云。

　　这一次招待中委的宴会上，蒋介石旧事重提，对黄旭初说：“任潮不会加入共产党，但他容易被人利用，你回去劝他，不要受人包围，随意批评政府。”李宗仁、白崇禧知道了这些情况，了解到蒋对任潮很不放心，要黄旭初在将来交通情况许可时去看他，告以广西不打算标榜什么政治主张，只想实行六全大会有关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日寇从梧州退走。黄旭初随于九月十九日由梧州专员欧仰羲陪同从梧州乘电船到戎墟，从那里改坐竹轿到廖纯村。那时李济深在家里养病，他患了恶性虐疾，治愈后尚未复原。黄后来从梧州电白崇禧称：“任公表示，国民大会开时，当即入京。”不久，李到梧小住，即从那里前往香港，都是由欧仰羲负责照料的。

　　在此时期，蒋介石对广西人很敏感，除李济深外，还有王季文。王原名乃昌，桂林人。李宗仁说：“王季文和蒋也很熟稔，前中山先生定桂时（一九二二年），季文曾受中山委任为桂林清乡督办，和蒋颇有往还。”⑤

　　桂林沦陷后王季文被人向日军推荐，由他来组织伪广西省府，王逼得自桂林走避百寿。后来他辗转于一九四五年五月间到重庆，即往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访李宗仁。他说：“桂林沦陷后，不仅地方糜烂，即政风也很坏。例如：阳朔自卫队长吴良弼与桂林区民团副指挥官蒋铁民勾结，合伙赶走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黄瑞华。之后叶振文又联合吴良弼去攻击蒋铁民和临桂县长唐坤。结果叶得临桂县印，吴得桂林区民团指挥官印，时人称这两幕闹剧为‘双抢印’。”

　　王季文在见李以后，不久就在重庆失踪了。李宗仁怀疑系被蒋介石扣留，托白崇禧去问。果然蒋对白说：“王季文是从台湾回来的，我怕他在外面乱说话，关照戴雨农把他关起来了。”不久，王患痢，得不到适当的治疗，瘐死狱中。

　　八 收复广西

　　抗战时期，就国民党战区来说，广西是沦陷最迟，收复最早的一省。自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全县黄沙河陷敌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敌军从梧州撤退，日寇第二次进占广西达十一个月。在全省九十九县中，被敌蹂躏的达七十五县。下面是我在战后回桂视察团务所了解的广西收复情况。

　　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原来计划到一九四五年秋才开始对敌反攻，但后来了解到：在广西左江方面的绥禄、扶南、思乐、上金各县日军已于二月中旬撤往越南，似有逐步收缩的迹象。于是变更计划，令第二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由五月初起即开始对在广西的敌军进攻。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奉命后，在五月初派出两个突击营，布置在邕龙路的两侧，其任务是切断南宁与越南敌军的交通。五月中旬，令张驰第六十四军一部潜渡左江到南宁侧后活动；主力推进至南宁近郊，伺机进攻南宁；与此同时，又令韩练成的第四十六军推进至都安、上林、宾阳附近，对邕宾路的敌军据点进行游击式的攻击，到五月二十五日，南宁敌军不堪我军压迫，逐渐放弃城郊据点，显示动摇迹象。五月二十六日，我四十六军主力遂于拂晓向南宁市区突击，经过一天的战斗，敌第五十八师团的五十二旅团向邕柳路退走，一部逃向龙州方向，我军即克复南宁。二十七日又收复宾阳，邕龙路方面的第六十四军于七月三日克复龙州、凭祥，五日进占镇南关，西线遂无战事。

　　我第四十六军奉命向柳州追击前进。甘成城的第一七五师到都安后，即令卢玉衡的五二五团向那马、夏越的五二四团向隆山出击。敌到隆山击溃夏团后即急走，卢团向旧思恩截击已不及。至是，第一七五师以卢玉衡任前锋，追击退柳之敌。及追到迁江，与敌军隔岸对峙多日。后卢团在迁江上游渡河，于六月十四日秘密绕出里高的百子坳设伏，以截击由宜山撤退的敌军，由于地形特殊和得到当地人民的协助，在三日间歼敌千余，敌遗尸满谷，卢团仅有士兵一名受伤。时第一七五师五二三团由迁江经来宾沿铁路向柳州进发，敌据百朋顽抗。甘成城师长令卢玉衡团由里高往助，敌溃向三门江渡河逃往桂林。卢团和五二三团遂进向柳州，此时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已经先期到达。

　　第三方面军是沿黔桂路东下的，当时盘踞黔桂路之敌为第十三师团的一部，汤恩伯以陈金城第二十九军当先，以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在后。五月二十日，第二十九军克河池，二十三日，克德胜，向宜山攻击。宜山敌军得柳州增援，反复争夺。六月十四日，我始击溃敌军，克复宜山。二十九日，第七十一军第一六九师进占柳州。

　　柳州既复，第三方面军主力仍照原定计划向桂林追击。中路第二十九军的曹玉珩第一六九师七月九日克雒容，九日克中渡，十七日克黄冕，敌退永福凭险固守。我以第二十九军的赵琳预十一师攻永福正面，而以第一六九师迂回敌左侧背，战至二十五日才克服永福。右路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与地方团队协力克荔浦后，七月十九日，攻马岭墟，敌顽抗，我以主力迂回白沙，二十四日，我攻占白沙，并克阳朔，遂直迫桂林近郊。左路第七十一军第一三三师七月九日攻占百寿，反复争夺，直至二十三日始攻占百寿，敌退桂林，这时中左右三路军都直迫桂林城下。

　　与此同时，第三方面军以叶庭芳的第九十四军在右由龙胜向义宁，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在左向兴安、全县间攻击前进。七月二十六日，右翼克复义宁，七月十九日，左翼攻占湘桂铁路的界首及其北侧的王旗岭，截断了桂林敌人的退路，敌由全县、兴安向我反扑，但终不得逞。七月二十七日，桂林近郊的我军排除敌人最后的抵抗进入桂林，残敌第五十八师团主力和第十三师团一部由桂林东北逃经灌阳进入湖南。我军八月二日克复灵川，五日克恭城，六日克灌阳，十日克全县，至此桂北之敌完全肃清。

　　当南宁之敌败退时，贵县、桂平、平南一带敌人即撤回梧州。桂林克复后，汤恩伯派石觉的十三军由桂向梧进攻，到达大漓江口时，日本已宣布投降，但守梧敌军仍然不动。八月十五日，石部由梧州警察局长卢英龙为向导，攻击梧州。敌由白云山向我军炮击，我阵亡官兵九人，相持到次晨，敌才下船向粤撤退，梧州收复。八月十六日，广西全省遂无敌踪。

　　张发奎在敌军撤退后即由百色到南宁，借住小乐园，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也于六月二十一日迁邕。这时第二方面军新加三个军，即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张发奎派邓龙光副司令官率第六十四、四十六各军经玉林赴高雷琼崖，新一军、第五十四军也经玉林去梧州，准备东下广州，办理受降事宜。

　　广西邕梧柳桂四大城市，受毁最惨的是桂林，原来五万七千多家房屋只剩下完整的四百七十余家，广西省政府的建筑物全毁，桂林乐群社大厦已成废墟，真是河山依旧，景物全非。黄旭初回到桂林，只好借用文昌门外开元寺西侧中山纪念学校高中部作为广西省政府临时办公处所。其次为柳州，敌临走时放火焚烧两日，全市只存下可住的房屋约三百家左右。黄旭初对我说，他于七月二十四日偕张任民、孙仁林、黄嵘芬、谢落生乘美国军机飞抵柳州上空时，俯瞰全城，只见一片瓦砾，令人触目伤心，南宁的机关和学校悉被焚毁，住宅和商店的门窗全部失去了。梧州由西门口到苍梧邮局一带的房屋，在日军将到前，被盟军飞机轰炸，完全焚毁。桂北各县受战祸也很惨重。陈良佐去全州一带视察回来对我说：“从桂林到全州一百五十公里的长途上，只见到十多头牛。”

　　广西在沦陷期间，桂东北的贺县八步，是唯一的世外桃源。日寇入桂后，恭城、富川、钟山、平乐、荔浦、修仁、蒙山、昭平、信都、怀集各县无不受到敌蹄践踏，独贺县安然无事。

　　八步为贺县的一个市镇，是广西锡、钨的产地，又是广西当时名流避难的地方，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由香港经桂林来到这里，因八步的广东同乡很多，有人照顾。梁漱溟住芳林临江中学，正为发展“民盟”而努力，但人们认为他不是政治活动家，如果他专心学术研究则其成就会更大。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陈劭先也住在这里，因此他们也招呼一部分进步文化人士在八步定居下来。

　　在桂林疏散时，文化界人士多数迁往昭平，后因日寇于一九四五年五月自蒙山攻昭平，有的人就转去八步。敌退走后，昭平又恢复旧貌，《广西日报》继续在那里出版。后黄旭初电陈邵先将《广西日报》昭平版迁往桂林。

　　①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七十七页，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发行。

　　②伊利奥特·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刊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纽约《展望》半月刊。

　　③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三十七页。

　　④蒋介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致蒋经国电。

　　⑤《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一章三八四页，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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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折

　　经过八年抗战胜利以后，国家应当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时代。当时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我以第四届国民党参政员身份参加参政会欢迎毛泽东的茶会，听到毛泽东即席致辞说：“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杜绝内争，在国家一定方针之下，以建设现代化新中国。”毛泽东的这些话，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博得全场参政员的热烈掌声。

　　国共双方代表，经过四十天的谈判，于十月十日签订会谈纪要。双方协议必须“坚持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可是国民党当局违反时代潮流，不顾国情民意，轻动干戈，再启战祸，终于招致自我的毁灭。

　　一 战后受降措施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闭幕后，白崇禧要我陪同桂籍参政员林虎、黄钟岳、雷沛鸿、马晓军等去青城山、峨眉山一游，沿途由重庆广西银行总经理罗豫禄照料一切。八月七日，我们正游罢青城山从灌县回到成都，住在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家里，忽闻街上人声鼎沸，爆竹喧天，黄季陆从外面匆匆走进来对我们说：“听到广播，日本投降了。”

　　我们感到形势发展得太快，于是取消峨眉山之游，兼程回到重庆。白崇禧要我们到李子坝八号，询以对战后局势的看法。白并以郑重的语气说，自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共产党八路军延安总部一连发布了七道进军命令，他随即向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提出延期接受日军投降的建议。

　　白崇禧说，国军（国民党部队）现在局促在西南一隅，而河汉江淮地区则在共军控制之下，由于时空限制，我军调动接收华北自非易事。为挽救此种不利形势，唯一的做法就是推迟接受日军投降的期限，使我赢得充裕的时间，调军北上，候收复工作完成后，再行受降。

　　但后来事实证明，白崇禧的建议，并不为蒋介石所接纳。八月十八日，蒋便派何应钦负责中国战区全部敌军投降事宜。九月九日，何应钦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后，即以第一号命令面授日军统帅冈村宁次。转饬日军向指定的地区集中，向国民党统帅部指定的受降官投降。

　　当时日本在华兵力，陆海空军官兵总计有一百二十七万人。国民党当局划分全国（包括台湾）为十六个受降区，分别派定受降主官，并划分接收地区。在名单中，独没有坚持敌后抗战八年的朱德总司令。

　　依照国民党当局的命令，日军华北、华东、华中三个方面军以及散布在各地的十个军团、三十六个师团、四十六个独立旅团、二十个独立警备队或支队、六个特种兵队，从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开始，便分别向指定的地点集中，听候解除武装。此种缴械工作到十月上旬已告基本完成。

　　二 整编军队和改组军事机构

　　一九四五年底，我被派参加桂、粤、湘、沪、宁视察团。到南京时，适白崇禧和何应钦都在那里。一日，白、何相约去龙潭、栖霞打猎，特邀我同行，并借此凭吊当年同孙传芳打仗的龙潭战场。我们乘一列专车去，早出晚归，整整盘桓了一天。斯时白、何都受陈诚的排挤，同病相怜，因此来往密切，无话不谈。下面所述，是白崇禧分析他们两人与陈诚之间的矛盾。

　　何应钦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出任陆军总司令后，所遗军政部长一职，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日派陈诚接任。日本投降以后，陈诚向蒋建议，召开整军会议，实施部队整编。当蒋介石把这个问题同白崇禧商量时，白期期以为不可。他说，国民党在北伐以后，原可以和平建国，但因召开了一个编遣会议，终于招致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连年内战。现在国共谈判正在进行，和平尚未实现，总不能一面打仗，一面裁兵，深望对此慎加考虑。但蒋悍然不顾，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召开一个所谓“复员整军会议”，准备对全部军队开始整编。次年二月十六日，蒋介石又亲自到南京，主持第二次“复员整军会议”，决定第一期“复员”官佐十五万人，士兵一百万人，并将五十八个军整编为师。编余官佐，由各省选择适当地点，设立军官总队，予以收训。三月整编开始时，各军官总队收容的官佐已达十六万人以上，其数字仍在日益增长之中。后来“军官总队”成为捣乱国民党江山的“四大寇”①之一。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面内战爆发时，蒋又颁布总动员令，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由于这个主意是陈诚向蒋提出的，所以白对陈深表不满。

　　另外，受降工作完成后，蒋即打算派何应钦出任驻联合国首席军事代表。这是一个有名无权的职位，原不必派何应钦这样的人来担任，但蒋之出此，也是陈诚的主意。因为那时蒋要改组军事机构，取消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内定以白崇禧为第一任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陈认为要掌握“中央军”系统的部队，必先排除何应钦，而何一旦出国，白崇禧就益感孤立。因此白就对蒋说，如要同共产党打仗，即应以何应钦的陆军总部指挥作战，所以何不能出国。如果在此时期，改组军事机构，必因新旧交替，使幕僚工作受到不利的影响。但蒋还是不听，遣何应钦赴美，并着手改组国民党统帅部。据白估计，在整整半年内，参谋业务陷于停顿状态。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蒋终于以国府主席名义公布：“为树立现代军制，所有原设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之军政部着即裁撤，改于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六月一日，蒋特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白崇禧当了国防部长，其职位实等于虚设，因为依据国防部组织纲要，国防部长的职掌，只是“审定参谋总长所提关于国防需要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之计划”。他本身不能决定任何问题，而陈诚所任参谋总长，则集大权于一身，直接秉承国府主席的命令以统率陆海空军，不受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的节制。这样白崇禧就被高高挂起，甚至作战会报也不得参加。

　　三 二中全会中的派系斗争

　　一九四六年二月底，我从南京回到重庆，出席三月一日在军委会礼堂举行的国民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这一次全会，最主要的是听取孙科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经过的报告、张群关于商定停止军事冲突经过的报告以及张治中关于视察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实情的报告。这些报告，均交付审查委员会审查，从而给CC对政学系进行全面攻击的机会。

　　CC对政学系的公开攻击，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开始的国共会谈而起的。自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三电毛泽东赴渝商谈和平。这些电稿是由国府文官长吴鼎昌衔蒋之命起草，经蒋核可后径交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拍发的，所以身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也不知道，从而CC首脑陈果夫、陈立夫也就未能与闻。陈布雷在过去，他总把自己经办的事密告两陈。这一次国共和谈，由于陈布雷未及时提供情况，CC也被蒙在鼓里。参加此项机密的只有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等几个政学系首要而已。

　　政学系在组织上虽不成为一个严整的体系，但它在蒋介石的身边能量很大。并且张群是蒋的拜把兄弟，专任党派联系工作。青年党头子左舜生在《记陈布雷》一文中说：“在抗战期间，凡所以融洽党派以统一全国意志者，余几无一事不与布雷、岳军（即张群）协商。”于此可知张群的重要性。在抗战后期，政学系首脑盘踞要津，如吴鼎昌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熊式辉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吴铁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世杰任外交部长（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宋子文辞去外交部长兼职，以王世杰续任）。这些人都集结在张群（当时他公开的名义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身边，为蒋出谋献计。

　　三青团书记长兼侍从室主任张治中曾在一次“桂园”聚餐会上对我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内定他做东北行营主任，他以王世杰刚从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归来，就把这一消息向王透露，希望在接收东北时取得他的帮助。可是到了八月三十一日，蒋突发布命令，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而又在十日以后，改派张治中前往新疆处理伊宁事变。据张判断，一定是王世杰和张群密商以后，从中使用手法，借此夺取东北大权，张治中中了他们的计了。举此一例，就可以理解政学系在蒋身边所起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的代表人选，是张群向蒋提出，由蒋以总裁名义指派，他们不是向国民党中央负责，而是向蒋个人负责；国民党对政协商谈的五个方案所采取的决策，也是张群直接向蒋请示，不使他人与闻。正因为这样，政协乃能避开CC的干扰，通过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协议。

　　在三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中，当各组审议政治协商会议的报告时，CC就乘机向政学系展开猛烈的抨击。他们说，在本党内，有些官僚政客（这是CC给政学系所用的代名词）在各种正式会议中，绝少公开表示意见；他们只是利用与总裁接近的关系，提出各种建议，然后挟总裁的手令以压人。例如此次政治协商，本党中央并未作出任何决策，本党八个代表，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某些代表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借此维持其既得的权位。此种“走私”勾当，再不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了。

　　没有多久，一个由余井塘、梁寒操（他虽不是CC，而甘心为CC所利用）所发起的国民党革新运动，就在全会中积极展开了，他们主张对党务、政治、军事各项报告均须进行严格的检讨和批评，以恢复党的民主制度。由于有CC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运动发展得很快。各小组均以此为话题。

　　黄埔系对CC发起的革新运动，最初深具戒心。一天，张治中邀一些中委到“桂园”吃午饭，参加的有贺衷寒、萧赞育、倪文亚、郑彦芬、黄宇人、郑介民、陈良、刘建群等人，我也在座。有人提出革新运动问题，郑介民说：“革新运动是CC发起的，青年团的同志如果去参加，那就无异受他们所利用。”但黄宇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党内革新，也是青年团所主张的，不应对此袖手旁观。后来由于贺衷寒、刘健群也赞同参加，遂再无异议。

　　革新运动所主张恢复党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想对蒋介石行使领导权的方式施加限制，使政学系无法再作“走私”的活动，他们要求修改党章，加入下列条文：（一）一切党政大计应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决议；总裁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为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席上行使，不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以手令或面谕的方式变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二）总裁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俟议案通过充分讨论并付表决后如认为必要才能行使最后决定权；不能在议案尚未表决前，先作决定，妨碍自由讨论。

　　此外，CC还主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中央各部会正副首长，由总裁提名经常会通过任命。CC以为，CC中委总占着绝对优势，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掌握中央人事、决策大权，政学系无可奈何了。

　　当CC决计将上项限制列入中央常务委员会组织条例时，恐怕会引起蒋介石的误会，曾推余井塘、梁寒操、黄宇人等去上清寺一〇四号官邸见蒋，报告革新运动的主张。蒋登时面露不豫之色，对他们说：“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余井塘等碰了一鼻子灰，怏怏而返。后来革新运动卒无疾而终。CC与政学系的裂痕从此开始。

　　二中全会于三月十六日选出中委一百五十人为国大代表，代表国民党出席国民大会，桂籍中委当选的为：白崇禧、李宗仁、邓家彦、甘乃光、李济深、程思远六人。李济深也出席了二中全会。

　　二中全会于十七日闭幕。在发表的宣言中，以“如期召集国民大会”、“贯彻政治协商会议”、“贯彻军队国家化”等作为全党党员努力的目标。这一天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当宣言草案宣读后，多数委员照例鼓掌，表示赞成，但黄宇人要求发言，说这篇宣言没有革命性，要求重写。当经决定推陈布雷等五人修改，修改后径呈蒋核定发表。这么一来，就出事了。原来这篇宣言是陈布雷起草的，黄宇人说它没有革命性，陈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散会以后，就在会场大哭起来，戴季陶在旁劝解，他还是哭个不停。这一场面，后来给蒋看见了。大会闭幕后第三天，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联合纪念周，蒋在会上大骂黄宇人，说：“黄宇人到处骂官僚，主张革新，我看他就是一个大官僚。”反反复复足足骂了半个小时。这是他借骂黄宇人来发泄其对革新运动的愤慨心情。这算是二中全会中一个有趣的插曲。

　　四 从三青团庐山二全大会到党团合并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庐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准时到牯岭出席。这一次大会是蒋经国负责筹备的。蒋介石在大会开幕时说，青年团不应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前途。大家都认为蒋要青年团组成一个党，与国民党同时并存，因此关于团的性质，就成为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

　　远在庐山会议举行之前，两党轮流执政之说已经传遍南京了。这个建议，首先是何浩若提出的。何知马歇尔对蒋介石失望，也知道蒋对CC控制国民党不满意，乃鼓吹把“三青团”组成新党，藉以造成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他主张蒋介石可以一人兼国民党总裁和新党领袖，而让新党交由蒋经国全权领导，这一建议深合蒋的心意，于是他就在大会开幕时提出来了。

　　CC对此早有所闻，十分焦虑，因为新党一出现，两陈独霸国民党大权就失坠了。陈立夫特嘱杨兴勤密电黄宇人要他火速从北平到庐山参加二全大会，反对组新党。黄宇人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曾在陈果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事，所以能够周旋于CC和黄埔系之间，被人称为“两栖动物”。陈立夫深知黄是一名“大炮”，他一在庐山出面，必能扭转乾坤，后来果然是这样。

　　九月六日，在第五次大会中，专门讨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问题，要求发言的达九十多人。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绝大多数的发言是主张把青年团改为一个政党。整个上午，可说都是一片组党之声。凡是发言人提到组党，就引起热烈的鼓掌。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国民党已经腐败到不堪救药，不足以肩负实现三民主义的重任；青年团必须组成新党，乃能复兴中国的革命。会上也有一二人如谷正纲和任卓宜，认为组党事关重大，必须慎重考虑，但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下午继续开会，蒋偕宋美龄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到后半场，黄宇人发言了。他说国民党曾有过光荣的历史，今日的腐败无能，总裁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央党政大员，都是总裁任命的，他们直接向总裁负责，不受舆论和民意机关的监督，可见总裁所负的责任最大。如果青年团要组成一个实行三民主义的党，必须另选出一位领袖，才能在新环境中发挥其领导才能，否则，我们的团长以一身而兼任两个党的领袖，当新党攻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时，他将何以自处？经黄这么一说，全场为之默然。

　　之后，蒋介石当即将上下午发言加以总结。他说，他从无把青年团组成政党的打算，是人们误解了他的意向。随即表示：今后党、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应截然分开，原是青年团干部已经在党的六届代表大会中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今后应不再选入青年团中央机构。团员在五年内不要做官，而应专心致力于社会服务工作。

　　接着，大会通过中央干事监察选举办法，明白规定：在国民党已有兼职者，必须声明辞去兼职，否则不能做候选人。我当即去函大会秘书长倪文亚，说自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愿意放弃候选人资格。九月十一日，在第十二次大会中选举中央干事和监察，直到午夜开票工作尚未完毕。次日上午，蒋介石亲到大会宣布选举结果，令人诧异的是：我还是当选为中央干事，广西人当选为干事的还有韦贽唐、覃异之。当选为监察的有黄朴心。

　　九月十三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干事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的名单，我赫然名列其中，此外还有：蒋经国、黄少谷、郑彦芬、倪文亚、袁守寒、柳克述、何浩若、刘健群、张其昀、贺衷寒等。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至于原任中央常务干事的陈立夫、段锡朋、梁寒操、谷正纲等都没有声明放弃，但已经“榜上无名”了。

　　在庐山上，蒋主张党团分开。可是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蒋突在国民党中央常会，提出“党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统一组织案”，随将该案于九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实施。依据该案的规定，我这个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就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实际上蒋所以提出该案，目的在于把蒋经国选入国民党的中央，为其传子政策铺平道路。

　　五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我突接北平行辕（先是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电，要我立即赴平一谈。十六日，我从上海飞平，行辕参议刘仲华在西郊机场迎候，接我到北京饭店住下。当晚我在中南海居仁堂同李宗仁吃饭。经过长谈之后，我才知道他要在明春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中竞选副总统，要我在南京为他部署一切。我因此同他充分交换了意见。

　　我说：“根据去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副总统是没有什么权力的，比美国副总统还不如。因为美国副总统还可以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并且是参议院的当然议长；至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在个人独裁体制下，是决不能参与国家大计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公对此感到兴趣？”

　　李宗仁说：“我并不想拥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只是想借此摆脱北平行辕主任这个职务。照我看来，东北和华北军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不趁早走开，我不知道将来如何得了，不是准备做俘虏，还有什么好的下场？！”

　　我说：“如果竞选不成功，那怎么办？”

　　李宗仁说：“那只好解甲归田，不可能有别的打算。”听来他的语气很重，有不惜孤注一掷的意味。我看他下了这样大的决心，就不好再劝阻了。

　　五天后，我飞返上海转回南京，带着李宗仁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两封亲笔信，李在函中表达其准备竞选副总统之意，但又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何还听蒋的裁决。另有一封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文信。红火漆密封，李嘱我交给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所有这些函件我都照交无误，并与吴忠信保持紧密接触。

　　后来我才知道李宗仁所以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原来在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期间，马歇尔实际上是帮蒋的，唯望国民党政府能采一种必要的改革措施，以期得人民的支持与信任。马歇尔回美担任国务卿之后，司徒雷登继续向蒋表示同一意向，希望南京政府全面改革，以防止自身力量的分散，而对美援予以有效的运用。但因国民党当局囿于保守思想、封建意识、自私企图、偏狭成见，对于上述建议迄未有接纳和实行的表示。

　　当国共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人民解放军已转守为攻，打进国民党统治区去了。南京政府面临一个非常黯淡的前景。马歇尔屈服于“院外援华集团”头子周以德的压力，派魏德迈来中国进行一个月的调查。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茶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麻木不仁”，“中国的复兴，唯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一个国民党大员听到魏德迈辱骂他们的领袖，登时号啕大哭起来。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为了调查清华、燕京及北大的学生的思想状况，还特地到北平去作了一次“旅行”。回到南京后，司徒雷登于九月八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特别报告。在报告内，他认为“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②，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③。这意味到了这个时候，司徒雷登已把他的注意力从蒋介石转移到李宗仁了。

　　这就是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的政治背景。可是白崇禧对此一无所知。白听说李宗仁要竞选，吓了一跳，对我说：“我们德公一向沉默持重，凡事不为天下先。这一次竟这样当仁不让，全力以赴，我完全料想不到。”白崇禧与黄绍竑商量后，即同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劝他竞选监察院长；如李同意，即先在广西选他做监察委员，然后再作一次部署。但李不允，仍要我进行竞选活动。十二月中旬，李再电我偕同安徽银行行长张岳灵飞平，就筹措竞选经费进行磋商。回到上海时，先把上海竞选机构建立起来，请皖籍银行家奚伦负责，并请一些著名银行家如沈熙瑞、陈隽人等参与其事。

　　李宗仁往往把政治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例如他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托北平市长何思源带给我一封亲笔信说：“何市长星槎兄对弟竞选极为热心，拟乘至京参加粮食会议之便，决心策动季陶、果夫、立夫、骝先诸先生设法支援，此举颇为重要。王处长（即王捷三，行辕政务处长）亦奉命参加此会议，且素与季陶、骝先两先生友谊亦深，必能尽词代达鄙忱。”他在函中提到的这些人，如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一向唯蒋之命是听，哪能帮他什么忙呢？后来陈立夫且帮到对面去了。

　　六 国民大会的风暴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当局不顾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片面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从而招致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返延安。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召集的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又使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派系斗争日益激化，此一发展，实非蒋介石所能逆料。

　　四月四日上午九时，我去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出席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说，他不愿意出任总统候选人，并主张首届总统应由国民党提出一位在学术上有地位的党外人士为候选人。当时会上很多人都认为他所提的人选就是胡适，还盛传他已派王世杰去征得胡的同意。蒋讲话后，便离开了会场。

　　上午大会由孙科主持，会上戴季陶、居正等都主张仍应推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只有黄埔系少数人主张应当尊重蒋的意见。最后决议推定陈布雷向蒋报告，仍推请他为总统候选人。

　　下午继续开会，陈布雷说，总裁仍不赞同他为总统候选人。于是临时全会采纳张群的建议，此一问题交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后，再行决定。是日我在会上，黄绍竑在会外分别进行活动，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蒋介石要提名孙科为副总统候选人，借此抵制李宗仁。而此时要竞选副总统的国民党人除李宗仁外，还有于右任、程潜两人，因此我们就联合多数中委，反对提名。

　　四月五日上午九时，我出席中央常会。会上贺衷寒、袁守谦和其他与“三青团”有关系的常委，都主张接受蒋的意见。张道藩、谷正纲和其他与CC有关系的常委则一致拥护蒋做总统，争辩得异常激烈。孙科当主席，当他准备提出表决时，张群忽站起来说：“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总统候选人的。”听到张群这么一说，常会于是决议：推张群、陈布雷、陈立夫三人中午去黄埔路官邸向总裁征询意见。下午继续讨论。

　　下午三时，常会继续开会。陈布雷说，我们三人已经问过总裁，如果我们能够如张岳军先生在上午会上所说的那样，在常会上提出一套补救办法，则总裁仍愿出任总统候选人。于是有人问道：“有什么补救办法？不妨公开提出来！”

　　王宠惠这时站起来了，他说：“补救办法，有是有的。我们可以避开宪法条文的规定，在国民大会中通过一项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为紧急处分的权力。这等于我们有了一座大房子，还要一间小房子，宪法是大房子，临时条款是小房子，两间房子互相为用。”有人大声嚷道：“但是这间小房子的作用超过大房子！”登时全场哗然大笑起来。

　　真如做戏一样，陈布雷从衣袋里取出一条决议文，他宣读道：“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战乱时间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战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这就是国民党国大通过的“临时条款”的来历。

　　四月六日，临全会议开会，由张群提出常会对本届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的研究报告。他说，常会建议本党总裁为本届总统候选人，但党不提名。至于副总统候选人，本党同志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全会即宣布闭幕。

　　四月十九日，国民大会在第十三次大会选举蒋介石为“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同日国民大会公告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为：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溥霖。上述诸人，只有孙科得到蒋介石的全力支持，蒋并令陈立夫在国民党籍代表中组织党团，助孙竞选。此一措施，在党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应。

　　在过去，蒋介石凡是作出此类指示，总是召集CC、黄埔系的骨干分子到官邸耳提面命，要他们为达成此一任务而共同努力。可是这一次支持孙科竞选，蒋只令陈立夫独负其责；也许是陈立夫向蒋要求承担的。这样一来就发生问题了。

　　原来自一九四七年党团合并以后，所有各省、市、县团部主委，都派定党方人员（CC分子）担任，而副主委则由“三青团”支、分团长挂名。在CC操纵把持之下，副职几乎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这一次国民大会各县、市青年团干部出任国大代表云集南京，充分交换意见，他们多以为如果孙科当选副总统，则陈立夫必将更得蒋的信任，而CC对他们的排挤就会与日俱增，为了拆陈立夫的台，他们就转而支持李宗仁竞选。此外，他们还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以为李宗仁当选，可能刺激蒋对自己的领导作风有所改变。换句话说，他们还是对蒋寄予期待的。在黄埔系中，只有贺衷寒对此不以为然，加以劝阻，但他只是一个挂名的中央常务委员，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因而也就无可奈何了。

　　黄绍竑是李宗仁竞选组织的参谋团主任，由他出面同国民党另外的两位候选人于右任、程潜成立了攻守同盟。相约无论谁在初选中得票较少，都要以所拥有的票支持得票较多的人。这一招后来对李宗仁竞选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大会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七五四票，孙科得五五九票，程潜得五二二票，于右任不足五〇〇票，莫德惠、徐溥霖各得二〇〇余票，李宗仁独占鳌头，但不足法定当选票数（超过全额半数的一五二三票）。依选举法规定，将得票较多的前三名进行第二次投票。主席团在散会时宣布，次日举行第二轮选举。

　　大会散会后，广东国大代表团由张发奎、薛岳率领前往捣毁龚德柏所办的《救国日报》，把该报的排字房和门面砸烂了。原来二十三日各代表入场时，座面上都有一份《救国日报》，大家一看第一版头栏赫然刊着孙科与蓝妮的丑闻。蓝妮原是孙科的如夫人，抗战初期，与孙科住在重庆两浮支路旁的“园庐”，后来潜往上海、南京敌后城市，同陈公博、周佛海往来密切。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染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又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说蓝妮是孙院长（立法院）的如夫人，要吴看在孙院长的面上，将颜料发还她。不知怎样，这些材料落到龚德柏手中，而今发表出来，登时哄动了整个会场。广东代表气愤之余，就马上把《救国日报》捣毁了。事后李宗仁过意不去，把四根金条托我交给刘士毅，要他转交龚德柏，借以弥补《救国日报》的损失。

　　当日下午，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而嘱他们为程潜助选，并拨给活动费一百亿元。蒋说，他现在已明确知道孙哲生不是李德邻的对手，只有为程颂云助选，才可以胜过李德邻。贺、袁与程潜原无深切关系，只以大家同是湖南同乡，又因有蒋的嘱托，于是欣然从命，积极进行。

　　二十四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进行第二次投票，李宗仁得一一六三票，孙科得九四五票，程潜得六一六票。李宗仁虽得票数较多，仍未足法定的多数。依法应进行第三次选举。大会定二十五日续开。可是二十四日下午出事了。

　　当天下午三时，蒋介石分别召见程潜、贺衷寒、袁守谦。劝程退出竞选，蒋满口答应起用他的助选人，并补偿他的竞选费。对贺衷寒、袁守谦则要他们把所有为程潜争得的票全部改投孙科。贺、袁只好唯唯从命，他们出来后大发牢骚，说蒋不把他们当人。当晚程潜突然发表声明，放弃竞选，以示对蒋抗议。

　　与此同时，有人分乘汽车在大街上散发传单，说什么一旦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必将实行“逼宫”，夺取政权。李宗仁看到自身所受压力过于沉重，于二十四日晚上在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召开会议，决定放弃竞选。二十五日在报上发表声明说：“选举有某种压力存在，国大代表不能自由投票。”把责任推到国民党当局身上。

　　孙科看到程、李退出，自己再没有竞选的对手了，为形势所迫，也声明：“为肃清外间流言，消除误会”，同样放弃竞选。这样一来，就使国民大会陷于瘫痪状态，二十五日的大会宣告停开。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派人劝请各候选人取消退出竞选，俟在会外协商取得结果后再开国民大会。二十六日，国大主席团分访各候选人进行调停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二十七日，蒋突召见白崇禧，要白力促李宗仁重新参加竞选，并说他将全力予以支持。在白崇禧的敦促下，李宗仁卒允重新参加竞选，于是国大得以重开。

　　二十八日，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的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一一五六票，孙科得一〇四〇票，程潜得五一五票。各人所得票数，仍不足法定的多数，依法应将得票较多的李宗仁、孙科两位候选人，再由大会决选。这是李、孙的最后决战，依照选举法规定，以比较多数当选，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决定双方的胜负。因此，当晚黄埔路官邸就显得特别紧张，最高当局召见部属，发出指示，通宵未睡。

　　可是李宗仁自退出竞选以后，已使其竞选地位大为加强，并且蒋自己出面要求李宗仁重新参加竞选，在形势上给予李氏生色不少。所有二十年来不满蒋介石政治作风的人通通站到李宗仁这一边来了。所以四月二十八日第四次决选投票时，李宗仁以一四三八票这样微弱的多数打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第一届副总统。

　　七 白崇禧的外调

　　蒋介石鉴于李宗仁、白崇禧曾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协迫他一度下野，所以抗战以后，他一直对李、白采取隔离政策：十一年来，白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任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而国防部长；李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而北平行营主任（后改行辕主任）。蒋以为如此布置，李、白就不能联合一致，对他造成威胁的势态。

　　而今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依照蒋的一贯做法，白崇禧就不能继续做他的国防部长了。五月二十日，蒋介石、李宗仁就总统、副总统职。当天下午，即召集立法委员在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蒋有意以张群为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后因CC用假投票方式选出何应钦组阁，致使张群负气赴沪。二十四日，蒋才临时拉出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并以何应钦继白崇禧为国防部长。而要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

　　白崇禧并不要抓住国防部不放，因为他当了近两年的国防部长，从未参加过蒋介石官邸的作战会报，以此啧有烦言，曾对我大发牢骚。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的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区，威胁长江下游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后，蒋介石才匆匆忙忙于十一月十日召见白崇禧，要他成立“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予以全权调动华中部队的责任。而今蒋要他主持华中“剿总”，白也并非不可，但他提出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守江必守淮”，这是战略原则。因此，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他的总部应当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说，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白以为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失败无疑，卒不受命，于六月六日躲到上海去了。

　　蒋首先派吴忠信去沪挽留白崇禧，白不应。后蒋又派黄绍竑去，黄一到上海，就打电话给白崇禧。白说：“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但我的来意你还没有全部知道。”黄绍竑意味深长地说。于是他们约好在霞飞路一一〇五号黄绍竑家里见面。

　　黄绍竑一等到白崇禧坐定，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吗？现在蒋把笼门打开将你放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下台，让李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经黄这么一说，白心窍为之大开，立即束装就道。

　　白崇禧回到南京，要我去劝何浩若屈就他的华中“剿总”秘书长。但何反要我对白建议，要袁守谦去担任这一职务。何说，白去汉口，要求蒋派一个黄埔学生在他身边，这样蒋就坦然不疑了。白又要我去征求袁守谦的意见，袁自程潜助选事受到刺激，已经闭门谢客两个月。至此，他一口答允。然而白后来只要他当“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毫无实权。

　　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职务。李宗仁则孤零零地住傅厚岗官邸，过着无所作为的政治生涯。

　　自一九四八年夏到十月底，司徒雷登亲眼看到蒋介石处境日益恶化，曾不断向美国国务院探询：对华政策应否改变。下面是他给马歇尔的几个报告④：

　　五月二十六日，司徒雷登报告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获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继续个人统治，此种个人统治的结束，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

　　六月十四日，司徒雷登报告说：“蒋委员长曾保证同意我的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经由无能之参谋总长（指顾祝同），而亲自指挥作战。”

　　八月二十日，司徒雷登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十月十六日，司徒雷登报告说：“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迄今仍拥护彼者，不过其最接近之同志及若干军官而已。中国政府，尤其委员长，现在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彼辈之人，日见增多。此时如非大规模之武装干涉，不信我方任何力量，足以避免再度军事惨败，并因而可能造成联合政府之结果。”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锦州、长春先后易手，国民党军在东北会战（即辽沈战役）中已难免于全部被歼的命运。于是在十月二十三日那天，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提出下列几项建议：

　　一、倘国民政府由于屡次之军事失败，被迫迁至中国的其他地区，美国是否对之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

　　二、是否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与李宗仁，或其他较有希望组成一非共产之共和政府与较能有效与共党作战之政治领袖？

　　三、是否赞同委员长退休，让位与其他与国军及非共产政党相处甚好，又能使内战停止之领袖？

　　四、若取后一步骤，美国是否将承认与支持由于军事结束，为求中国统一而与共党合作而成立之联合政府？

　　五、美国对此种政府，是否予以事实上之承认，同时暂停任何经济合作总署或其他的支持？

　　在司徒雷登的这些意见中，不言而喻，着重在找出一个像李宗仁这样的人，以谋求休战，避免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最后毁灭。

　　与此同时，国防部长何应钦派第三厅长郭汝瑰从南京飞北平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批准中原部队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实行五个月前白所提出的“守江必先守淮”计划。蒋当准如所请。白也表示同意。国防部即于十月二十三日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项命令。

　　十月三十日，沈阳危急，蒋自北平飞回南京，白崇禧也应召由汉飞宁。当晚，白参加何应钦召集的军事会议，还一如既往，同意统一指挥中原各军。可是等到他去傅厚岗同李宗仁交换意见以后，立刻翻然变计。次日上午十时何应钦再度召开会议时，白一口推翻他过去所作的承诺，不愿统一指挥中原军事了。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勃然大怒。于是定下了一个暗杀李宗仁的计划。他面嘱保密局长毛人凤电召云南站长沈醉兼程到京，沈到后由蒋亲自接见，面授机宜。他说：“这项工作关系到党国安危，绝对不能泄漏。”并要沈从速布置好，等他一有命令，立即行动。以后，沈醉就在李宗仁的傅厚岗住宅周围，光华门外机场附近以及铁路、京杭公路的重要据点，均作了相应的布置。毛人凤并且派了两部高速小汽车交给沈醉的“特别行动组”听候调遣。

　　过了一个月，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十一月初美国进行大选。蒋介石把赌注押在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州长杜威这一边。原因是杜威曾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过援华六项主张的声明，所以蒋特派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赴美进行支助杜威竞选的活动。不料此次美国总统选举揭晓，是现在总统杜鲁门当选。蒋听到大选结果，十分不安，即于十一月九日写信给杜鲁门，表示祝贺，并望美国发表一个政策宣言，以支持他的“奋斗目标”。

　　由于蒋没有从杜鲁门的十一月十二日复信中得到满意的答复，十二月一日，宋美龄又衔命飞美求援。三日，她访马歇尔国务卿于莱尔脱德医院。十日，又访晤美总统杜鲁门，先后提出了“援华”三项计划，其中包括加派一个高级军官为顾问，并提供大量军、经援助。杜鲁门答复说：“巴大维将军对现时情况甚为熟悉，彼之意见，可随时供给委员长。”又说：“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⑤至此，蒋已看得十分清楚，美援已无希望，只好退居幕后，让李宗仁出来过渡，使他赢得喘息时间，以利他日卷土重来。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吴忠信为总统秘书长。在此两周以前，蒋已征求吴的意见，说他决心“引退”，要吴负责给李宗仁“抬轿”。李得此消息以后，即要我用长途电话告诉白崇禧。以后白每天都有几次长途电话给我打听南京政治行情。

　　吴忠信对李宗仁说，蒋决定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下野。后来证明，蒋也对司徒雷登作了同样保证。可是我除了将张群、吴忠信、张治中三人一度来傅厚岗传达蒋的引退意向以外，不能再向白提供进一步的消息。这样，白就不耐烦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白就发出“亥敬”电请张治中、张群转蒋，要求与共产党谈和。同日，湖南绥靖主任程潜也通电主和，并请蒋下野。在语气上，程电较白电严厉得多。但蒋以为白乘杜聿明集团在徐州外围被围，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受挫之际，即以实力为后盾，迫他早日下台，误会甚深。蒋后来对张治中说：他“平生不向任何压力低头”。经白这么一逼，他就故意推迟下野期限了。

　　十二月三十日，白又以“亥全”电致蒋，重申前电主张。蒋不得已，于一九四八年除夕邀李宗仁副总统、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到黄埔路官邸餐叙，饭后提出《求和声明》，征求意见。他在《声明》中说：“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听。”席上，我亲眼看到也听到谷正纲、张道藩发言反对蒋下野求和，谷甚至号啕大哭，如丧考妣。对此，蒋介石大骂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⑥他所谓“某一派系”即指“桂系”，其对李、白之痛恨，可以想见。

　　司徒雷登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对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实际上已“收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与由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福利的任何政策”⑦。这就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证明蒋改变了他的原定计划。

　　八 李宗仁上台后的和谈及其失败

　　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下野，他发表文告说：“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其职权。”

　　蒋选择这一天引退，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职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逊继马歇尔就任美国的第五十二个国务卿的就职日。对于蒋去李来的一幕，艾奇逊作了这样的分析：“我就职的那天，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尔摩沙（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大陆的军事装备改运福尔摩沙。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⑧

　　李宗仁上台，于二十二日视事以后，即电邀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二十三日，又派邵力子去上海与宋庆龄、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联络。二十四日，他又令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一、把全国“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二十六日，行政院会议照办。只留下了一条，不同意取消戒严令。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求以他一月十四日所提出的“八条件”为基础，“愿即开始谈判”。由于此事没有同孙科商量过，行政院即于二十九日开始从南京撤到上海，旋于二月迁往广州办公。从此南京国民党政府，就变成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局面：一是蒋介石引退后，在其家乡溪口设置电台，直接指挥军队，继续发号施令，俨然形成一个太上政府；二是在广州的行政院直接受命于溪口，并促立法院在广州复会，以加强其与南京对立的地位。这样，正如毛泽东所说：“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⑨

　　李宗仁自一月二十一日登台后所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例如释放政治犯，当以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为李宗仁最关切的事。为了释放杨虎城，李宗仁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了命令，给重庆军政长官张群打了电报；为了释放张学良，我还做了李宗仁的代表去台北同陈诚商量。结果都因为囚禁张、杨是保密局主管，它只听命于蒋介石，非地方当局所能过问。举此一端，可概其余。

　　李宗仁于二月八日亲去上海商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四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北上，呼吁和平。他们于二月十四日飞抵北平，并于二十二日飞往石家庄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谈得很好。事实证明，李宗仁力邀章士钊北行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章士钊函李宗仁：“士钊等初次抵平，中共领袖于公之能否胜此，尤难释然。经余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之力量，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而有余。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乃启。”这个代表团于二月二十七日由北平南归，在南京机场发表谈话说：“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云云。

　　孙科内阁屈服于李宗仁二月二十日南巡广州所施加的压力，终于三月初回到南京。孙本人深知背弃李宗仁之举，不为立法监察两院所共谅，乃于三月八日辞职。三月十日，李宗仁决定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十二日，立法院投票同意。当时人们对何应钦组阁报有很大的希望。这因为：第一，何是蒋介石的人，可能获得蒋的支持；第二，何与李、白有过悠久的共事历史，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下野，孙传芳即倾全力渡江反扑南京，经李、何、白通力合作，卒在龙潭将孙军完全击溃。人们希望李、何、白团结奋斗，重振当年龙潭胜利的声威。可是时代不同了，人是要变的。实践证明，何应钦内阁卒未能对李宗仁所处的窘境给予任何有力的支助。

　　何应钦就行政院长后，竟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奇闻。那时李宗仁已请立法院修改行政院组织法，裁撤水利、地政、卫生、社会、农林等部，只留下八个部和两个委员会，藉示精简。但依然找不到人来当部长，这表明局势艰难，无人愿跳火坑了。三月十九日下午五时，李宗仁邀我同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乘“追云”号专机飞沪，想拉一些人入阁。结果不虚此行，贾景德、刘攻芸、杭立武等三人愿意入京，共负时艰。三月二十三日，何阁名单发表：行政院长何应钦、副院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国防部长徐永昌⑩、财政部长刘攻芸、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经济部长孙越崎、司法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外交部长傅秉常（未到职）、秘书长黄少谷。

　　三月二十六日，新华社通过广播通知南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后又加聂荣臻），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并定四月一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和平代表团名单也发表了。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前曾以秘书名义随“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的张丰胄、潘伯鹰等人，亦被指派为秘书随团前往。

　　南京政府对如何进行和谈，曾经由何应钦召集各和谈代表举行了四次会议，就中共所提八条件作基础，加以研究，拟定了国民党方面可能让步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这个腹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制订“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进行商谈。总的说来，所谓“就地停战”，就是保住长江以南，形成一个隔江对峙的局面。

　　张治中以行将北上，特向李宗仁建议，再去溪口一趟，同蒋介石谈谈。回顾三月三日，张治中曾约吴忠信去过溪口，主要是劝蒋出国，结果碰了钉子。这一次则因上海、广州等地顽固分子的气焰十分嚣张，张认为溪口之行，对那些人可能起一种镇压作用。三月二十九日，张到了溪口，三十日，由溪口回到南京，次日上午向立法院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了全场不断的掌声。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李宗仁匆促嘱我邀五院院长、国民党留京中央常务委员到总统府子超楼茶叙，听取张治中溪口之行的报告，并商量有关和谈问题。张治中在会上说：“代总统以和谈代表团即将北上，特派我去溪口请示本党总裁。在两天中我同总裁谈了两次，他一再表示，他已下野，和谈由代总统和何院长主持，他不便参加什么意见。”张又说：“上海方面少数顽固分子，对我制造种种谣言，横加诬蔑，令人愤慨！”张群笑着对他说：“今年是忍耐年，大家都需要忍辱负重。”阎锡山、白崇禧先后发言，强烈要求首先签订停战协定。最后李宗仁建议：在南京成立“中央和谈指导委员会”，并以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为委员。由何应钦携名单去广州请国民党中央常会批准。

　　当晚八时许，何应钦打电话给我，说他打算邀我和王启江、范予遂、倪文亚、李世军等五常委一同去广州出席常会，以期有利于批准“和委会”的名单。但后来我同他们商量时，卒无人愿与偕行。因为他们知道广州受CC控制，少数人去不起什么作用。

　　张治中所率领的和谈代表团于四月一日下午三时乘“天王”号专机飞抵北平，住六国饭店。当天晚上，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设宴招待。

　　四月四日晚上我接到刘仲华（他是负责代表团交通工作的，李宗仁要我同他联系）从北平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要派一架专机明日飞平。次日下午我到明故宫机场迎候北平来的客人，李宗仁初以为是和谈代表团派专人回来报告，喜不自胜。可是我发现机门打开时，第一个下来的是朱蕴山，其次是李民欣、刘仲容，还有一个陌生人，经刘仲容介绍，才知道他是刘子衡，与顾祝同有旧。我把他们接到白崇禧公馆。由于他们避见新闻记者，被宁、沪各报称之为“神秘客”。

　　朱蕴山带来了李济深一个极为重要的口讯，就是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印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签署和谈协议都可以，将来他就可以凭此做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李默然不作表示。

　　四月六日，白崇禧从汉口飞抵南京，问刘仲容：“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刘仲容说：“中共方面态度坚决，认为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白崇禧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还要谈什么？”

　　四月七日，李宗仁约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等谈话并晚餐，由我和邱昌渭作陪。饭后谈到战犯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此一问题还有商量余地。当由李宗仁去电毛泽东，提出：“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次日接到毛泽东复电：“贵方既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当晚，张治中打来长途电话，说毛泽东今日单独接见他谈话要点，毛泽东还提到希望李代总统和各院长来北平参加和议签字仪式。

　　四月九日晚十时许，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和我在傅厚岗官邸会商时局。白崇禧说，目前最大的危机是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德公没有掌握政府的权力。而今蒋、李必须摊牌：如果蒋不出国，德公就应该急流勇退，让蒋重新出来当家做主。当时大家都承认和谈成功的机会不多。

　　四月十日，李宗仁嘱我替他给蒋介石写一封信，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争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居觉生两先生代为面达。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专机飞宁波带给蒋氏，因天气恶劣，飞行一小时后又折回，定明日再去。

　　十一日，李宗仁派机送朱蕴山、刘仲容等北返，同去的还有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十三日，居正从溪口返南京，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看了德公十日给他的信，迄未表示明确态度。

　　十四日晚上，我在珠江路七二八号童冠贤家吃饭后，即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是时白崇禧、夏威、黄旭初（当日方应李宗仁电邀抵南京）都在那里。即开始对当前局势交换意见，自朱蕴山、刘仲容等南来后，李、白对和局已不抱有任何奢望了。白崇禧在谈话中，指责李宗仁在上台后没有立刻换掉孙科，以致白白浪费了三个月的宝贵时间。其后白又批评何应钦，说他为人懦弱，没有魄力。德公叫他撤换顾祝同、汤恩伯，把台湾存金和武器装备运回大陆，他都不敢做。且反唇相讥地说：“你们不怕同蒋介石闹翻，我却不能这样办！”何敬之真像一个童养媳，他在老蒋这个恶家婆面前，时刻心惊胆战，吓得发抖。白崇禧说了这些，主要是向黄旭初、夏威介绍情况。

　　深夜，机要室送来了一封张治中发给李宗仁的电报，汇报十三日下午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和议的情况。并说代表团已就和议草案提出修正意见。如何容后续报。李看完后交给白崇禧。白说，条件可以商量，只是“过江”不能接受。如果要打的话，蒋必须走开，否则军队无法调动，军费不能拨用，必然失败。李宗仁终席无一言。

　　十六日上午十时，黄绍竑、屈武携带十五日晚第二次和议决定的“国内和平协定”飞返南京，下午四时在李宗仁官邸开了一个报告会，参加的仅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黄绍竑将和会经过和协定内容作了简单说明，大家看了文件，不吭一声。只何应钦说，这个文件等我带回研究以后再说，事实上何派人把它送到溪口去了。

　　十七日晚上，李宗仁约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韦永成、邱昌渭和我在傅厚岗会谈，听取黄绍竑的报告。黄开门见山地说：德公签署和议有下列的好处：一、德公可当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二、广西子弟兵可以保存下来；三、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黄力言广西与蒋决裂是必要的，因为蒋还可以依靠台湾苟延残喘，而我们则没有这种条件，事到如今，应谋自全之道。但白崇禧听不下去，与黄绍竑激烈交锋。结果不欢而散。

　　十八日晚，继续在傅厚岗会谈。李宗仁提出应将和议协定交由“和谈指导委员会”讨论。这就是说，他个人不愿负拒签和议的政治责任，把球踢到对方的阵营里（国民党保守派）去。

　　十九日上午九时，“和谈指导委员会”开会，由李宗仁主持，黄绍竑介绍情况。决定由李宗仁、何应钦电北平代表团重申“成立临时停战协定，俾和议得以顺利进行”（这就是二十日发出的“卯号”电）。七时，李宗仁派机送他的夫人郭德洁和黄旭初以及余妻石泓、韦永成夫人蒋华秀等返桂林。这意味南京不可久居了。

　　下午五时，白崇禧对我说：“我们去找几个人谈谈。”我们先到东门街二十七号看甘家馨，后到普陀路十一号之一看黄宇人，均不遇。后来在西康路二十七号同刘健群谈了半个小时。白崇禧所以要我伴他看这些人，目的在表达对他们在南京支持和谈的谢意。二十日，黄绍竑飞粤转港。当晚，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李宗仁要我伴他乘“追云”号专机去杭州，参加蒋介石所倡议的“杭州会谈”。到笕桥下机后蒋经国邀我和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岩以及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到“楼外楼”吃饭。待蒋经国送我回笕桥时，见白崇禧匆匆离去。他轻声对我说：“要提醒德公，利用此时同蒋摊牌。”又说：“我要立刻离开，否则就不能在天黑前飞到汉口。”

　　当日傍晚，我们原机飞返南京。白崇禧坚要李宗仁在杭州同蒋“摊牌”的建议终于没有做到。因为在会谈中，都是蒋在自导自演，没有李宗仁插话的机会。

　　九 李宗仁出亡美国

　　李宗仁于四月二十三日离开南京飞抵桂林以后，派我去汉口晤白崇禧。我对白谈到杭州会谈没有结果，现在广西在李重毅先生的推动下，大家都愿意重开和谈，并且准备了一个意见书，由黄旭初交给德公。四月二十九日，我同白乘军机飞返桂林，因天气恶劣，不能降陆。听驾驶员劝告，改飞广州。

　　时国民党政府已迁都广州，何应钦力促白崇禧劝李宗仁莅粤主持政务。后来由国民党中央常会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同我们于五月二日飞桂迎李。五月四日，居、阎、李等返粤复命，带来两份李宗仁的“谈话记录”，提出了六项要求，其中主要的是：要蒋把人事权、指挥权交出来，并将存台外汇及武器装备交给广州政府使用，并请蒋出国争取外援。何应钦派机送一份“谈话记录”给在上海的蒋介石。蒋看后大发脾气，他函何应钦云：“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指为牵制政府。故中正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央常会改推阎锡山、朱家骅携蒋致何函来桂林迎李。白对李宗仁说：“蒋在函中提到‘遁世远引’，其实他无时不想出山。”在白的敦促下，五月八日，李宗仁终于偕同阎锡山等分乘“追云”、“自强”两机飞粤，我没有同行。一个热心支持李宗仁和平运动的立法委员于振瀛在叠彩峰前韦永成家里慨然地对我说：“德公有风度而无做法！”意示李没有在桂林组府重弹和调，大为失策。

　　五月下旬，去广州参加财粮会议的黄旭初返桂后对我说，何应钦因财政没有办法，已呈请辞职。五月三十一日，李宗仁电黄旭初要我即日飞穗，黄旭初在杉湖马君武公馆同我话别。他说：“此次德公去广州，事前太没有布置，连广州警备司令也不派人担任，这是很大的疏忽。不久广州就要陷入过去南京那样的局面。”我飞抵广州时，立法院对李宗仁提名居正为行政院长的投票已经揭晓，只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六月一日，李被迫改提阎锡山组阁。他的领导权威大大削弱了。

　　此时广东军人实力派如余汉谋、薛岳等强烈要求以白崇禧入阎阁主管国防，张发奎则掌侨务，两者均未得到蒋的首肯。人们以为李宗仁对蒋未免过于示弱。六月十三日，刘斐秘密到广州。对李、白作了最后一次的劝告。刘辞出后，李对白说：“怎么样？你手中有枪杆子嘛！”意指白可以审时度势，自由行动，但白仍不作任何表示。十四日仍返香港。他此行可说毫无效果。

　　自李宗仁上台以来，我就没有出席过国民党的中央常会，因为李作过这样表示，他尊重法统，而不愿受党的控制。但六月二十日和二十四日在广东绥署召开的两次常会，李就要我去出席，目的在听取粤籍常委对于固守广东的意见。在会上，我注意到吴铁城、马超俊等对蒋不守广东的做法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吴后来到台湾不受重用，终至忧郁而死，与此不无关系。

　　七月十三日，郑彦芬邀我和邱昌渭到百子路东平里十一号他的家里吃午饭，我们到时发现蒋经国赫然在座。蒋经国说：“总裁即到广州，所以我先来布置一番。”他还提到李代总统要谈什么问题，最好直接向他的父亲提出，不要经由中间人传话。

　　十四日上午八时许，蒋经国到爱群饭店来看我，说他住在梅花村三十二号。十时半，我到那里回访，只见何应钦从里面匆匆走出来，他一见我就说：“总裁已经到了，现在到迎宾馆看德公去了。”

　　是的，蒋介石确实到了，当晚越秀山下绥署大楼就举行了一个欢迎他的盛大宴会。跟着蒋就在梅花村三十二号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宣布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他自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洪兰友和我分任正副秘书长。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成立，是蒋从幕后走上前台的重要标志。随后他就以这个主席名义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到四川调动军队，发号施令。我看到广州这个流亡政府的日子不会太长，随即辞去副秘书长一职，去香港住下。

　　八月四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政府采取袖手静观政策。一时组织“第三势力”的呼声，甚嚣尘土。颇负时望的顾孟余忽于八月十五日应李宗仁之邀，从香港来到广州，往沙面陈伯庄家，就组织第三势力问题，与美使馆顾问何义均、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反复交换意见，并将可能采取的方案提供李宗仁考虑，结果李宗仁主张：由顾孟余出面领导，而由他从旁予以支持，并指定我负责居中联系。这样，我就往返香港、广州之间，为这个所谓“第三势力”筹措经费布置人事。

　　“什么是第三势力？”我因为搞不清楚，这样问过李宗仁。他说：“事情是这样的：一次，美使馆公使衔代办路易士·克拉克由何义均陪同来迎宾馆访他，谈到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在欧洲原以马歇尔计划为核心，在亚洲则以援助蒋介石为支柱，前者是成功的，而后者却失败了。因为蒋介石政府贪污无能，究竟扶不起来。说到这里，克拉克喟然叹曰：‘中国只有共产党的势力和蒋介石的势力，却没有一个介乎两大势立之间的第三势力，难道地大人多的中国没有主张自由民主的中间分子吗？’克拉克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大有赞助第三势力的味道。以后经过童冠贤、何义均、顾孟余一系列的接触，就为这个运动积极推动起来了。”

　　八月是李宗仁最不好过的一个月，程潜、陈明仁领导的长沙起义刚刚发生，两个星期以后，香港《大公报》上又发表了黄绍竑、龙云、罗翼群、刘斐、李任仁、李觉、李默庵、潘裕昆、覃异之、金绍先、杨玉清等四十四人签署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人心向背，已经昭然若揭了。但李宗仁既然不接纳刘斐六月十三日的最后忠告，除军事上依靠白崇禧，政治上依靠顾孟余以外，一时还不能作出别的抉择。

　　自立法院一度由潘朝英发起倒童（冠贤）运动以后，童冠贤、黄宇人都挈眷避居澳门。八月二十一日，我到香港与顾孟余会齐，一同乘民生公司的“虎门”轮去澳门，住里维埃拉饭店。此行是受李宗仁的嘱托，邀黄宇人陪同童冠贤返穗，商量建立“第三势力”问题。经过两天会晤，黄宇人终允重新同童冠贤合作。据黄宇人透露，黄绍竑等四十四人联合宣言发表之前，曾派李荐廷、朱惠清两人去澳门邀他参加连署，但他婉词拒绝了。

　　八月二十五日，我回到广州，在“迎宾馆”看到白崇禧。他是昨天从衡阳到广州的，目的是会晤蒋介石，但蒋在广州只待了一天，已经于昨天上午飞往重庆。白崇禧说，他在军事上准备了甲、乙两案，甲案是他所率领的部队全部由湘入粤，保卫广州。乙案是所部由湘调回广西。他个人着重采用甲案，德公也以为然。但为做到这一点，他势非兼任国防部长不可，否则不能下命令调动军队。后来甲案不为蒋所接纳，白部终入广西。十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李宗仁先一天飞经桂林转重庆。至此，国民党的西南局面已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十二月二日，我应李宗仁的电邀，从香港飞抵重庆。原来白崇禧已先期到渝，原因是蒋要复职，白主张妥协。三日，李宗仁飞昆明，由白崇禧在渝与吴忠信谈判蒋、李妥协方案。条件是蒋复职，李出国，白主西南军政。后来蒋答复，表示愿复职，但李不能出国，于是白的调停活动失败。九日，我偕李汉魂从重庆飞昆明，向李宗仁面报有关此事接触经过。这就促使李宗仁立即下定赴美就医的决定。

　　十一月十一日，李汉魂飞返重庆，我陪同李宗仁乘“天雄”号专机飞返桂林，十四日由桂飞往南宁。李宗仁以西南残局绝无任何希望，决计赴美就医。十九日，我先飞港为李宗仁出国部署一切。二十日上午，李宗仁从南宁飞抵香港，在九龙塘张岳灵寓所吃了一顿午餐后，即入太和医院养病。从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蒋介石派了两批特使到香港挽留李宗仁，均无结果。十二月五日，李终于由港飞美人纽约长老会医院割治胃溃疡。

　　李宗仁飞离祖国大陆，从美国官方人士观察，意味着他已离开政治舞台了。下面是艾奇逊的看法：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代总统李宗仁引退，蒋介石逐步重新控制了国民党政府。十二月八日把首都迁往福尔摩沙（台湾）岛。这样，国民党政府和它的货币储备在流亡中又结合在一起了。”(11)

　　①“四大寇”是：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军官总队。

　　②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上卷第一一四页，香港求精出版社出版。

　　③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④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⑤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⑥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三卷五二九页。

　　⑦美国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⑧《艾奇逊回忆录》第十三章一八六页。

　　⑨毛泽东：《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三一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⑩一九四九年三月何应钦组阁，国防部长是徐永昌。四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在杭州会谈，蒋、李决定以行政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

　　(11)《艾奇逊回忆录》第二十五章二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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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的结局与第三势力

　　一 “华中剿总”白崇禧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李宗仁从香港启德机场乘专机飞美就医时，曾悄悄地对我说，我有两封信，留在刘副官那里，你去取来看看。后来我看到这两封信：一是李宗仁给我的，一是给白崇禧的。原来李宗仁要我到海口晤白，把后面那一封信交给他。

　　李宗仁给白崇禧的信写得简单明了。就是要白“集中部队，脱离接触，尽速将主力集中海南，静候形势发展”。李并在信末申明：他一俟胃病手术告愈，即当力疾归来，共商一是。推测当时李宗仁的意向，只要白崇禧还掌握实力，他是准备归来的。

　　当时从香港到海口，还没有班机航线，我特商请华中“剿总”经济委员会主任唐纪与德辅道中国旅行社接洽，包了一架小型飞机，于十二月十五日飞抵海口。到时径去天主教堂见白崇禧。刚巧李品仙、夏威、黄旭初都在那里。晤谈之际，感慨万千。原来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在粤桂边境几乎全部被中共南下大军歼灭，白手中的政治资本已丢光了。据白崇禧、黄旭初口述，其经过是这样的：

　　十一月五日，白崇禧在他的桂林榕湖路公馆召开军事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军事行动上两个方案：

　　甲案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

　　乙案是向西行动，转移至黔滇边境，进入云南。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华中长官公署（华中“剿总”改称）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参谋长徐祖诒、副参谋长赖光大、第一兵团司令黄杰、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第十兵团司令徐启明、第十一兵团司令鲁道源等。会上对甲、乙两案，权衡利弊，究竟向南还是向西，议论纷纭，莫衷一是。黄杰和李品仙主张采用乙案；其余如夏威、张淦、徐启明、赖光大等人，都持相反的意见，力主向南行动。白最后裁决用甲案。

　　后来由于蒋介石于十一月十六日召黄杰去重庆指示机宜，打乱了白崇禧的南进计划。以致张淦的第三兵团、徐启明的第十兵团、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都因尚未到达钦州，即被解放军合击包围，各个击破，以致全部覆灭。

　　原来黄杰于十一月十六日中午从桂林飞抵重庆白市驿机场后，即由保密局长毛人凤偕往林园见蒋介石。蒋要黄杰所部第一兵团驰援黔东。黄杰奉命，即电白崇禧云：“总裁令职部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有力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这样分顾黔桂，将会顾此失彼。但白崇禧迫于形势，只好兼筹并顾。

　　当时白崇禧的部署是这样的：以黄杰的第一兵团一部分驰援黔东，策应刘嘉树的第十七兵团作战；以张淦的第三兵团南下，指向陆川、廉江、遂溪；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也跟着向信宜、茂名前进，均以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连击为目标；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方面逐渐转移向武宣、桂平、贵县，并以第五十六军防守柳北三江县；黄杰兵团部担任桂、柳的掩护。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解放军中路开始进攻桂北，在小溶江击破了黄杰兵团的第七十一军。白崇禧即日将其指挥所从桂林移驻柳州。二十二日桂林解放。十一月二十四日，从贵州进入三江的解放军前锋进抵柳州的沙塘。白崇禧又从柳州奔南宁。二十五日柳州、梧州同日解放。黄杰兵团的第十四军第六十二师，未及退出，全部被歼。那时刘嘉树兵团也已撤退到南丹，白电令刘部固守南丹、河池，以掩护柳州部队的撤退。刘不遵行，西逃东兰；白再令其扼守红水河，但刘部王一华军未及渡江已被解放军击溃，其一〇〇军经东兰沿河田公路南奔，最后只有一部分人窜入越南。

　　第十一兵团鲁道源的先头部队第二二六、二六五两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晚由桥头铺、金洞墟向南撤往信宜城，被解放军击溃，兵团副司令胡若愚被击毙，余部退经容县、北流、玉林、兴业西奔，解放军尾追不舍，三十日赶过兴业。

　　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没有遵照白崇禧的命令，争分夺秒地兼程赶往雷州半岛，竟在途中毫无必要地留驻玉林三日。而在向雷州撤退时又没有使用久经训练的第七军或四十八军，而以新成立的第二十六军为先头部队。该军韦介伯师到廉江碰到游击队袭击干扰，即畏缩不前，张淦不得不亲往督率，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得通过。但因鲁道源败退的影响，左翼受到威胁，迫得放弃原定南撤雷州的计划，转而向西行动，但时机已经晚了。十一月三十日，张淦到博白，十二月一日凌晨，解放军从玉林来袭，张本人被俘。第七、第四、第一二六各军失去了统一指挥，终不能支，第七、第四十八军军长李本一、张文鸿后亦被俘，残部由第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率领向西退走。

　　第十兵团司令徐启明率部从贵县、灵山，向钦县、防城撤退，由黄杰兵团掩护。黄杰兵团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将指挥所从柳州移驻迁江。十二月一日迁江解放，十二月二日黄杰又转移八塘，下令第十四军成军长守昆仑关。十二月三日，黄杰兵团指挥所移二塘。八时四十分，黄杰与白崇禧接通电话，报告所部即向南宁移动。十时白崇禧乘专机逃海南岛。

　　十二月四日，白崇禧即接到张淦兵团情况不明的消息，立刻派李品仙于当日由南宁飞海口转去防城指挥所，准备船只，等待徐启明兵团到达，即运往海南岛。三日白崇禧飞抵海口时，李品仙仍未成行。随后黄旭初也另机抵琼。

　　十二月四日，白崇禧请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召集粤、桂将领会谈，决定集中可能动用的船只，以便将到达钦、防的部队尽量运到海南岛。当晚白崇禧即乘军舰去龙门港亲自指挥，临行时白崇禧面嘱黄旭初设法去越南，为逃入越南的部队打开一条出路。次日黄通过立法委员雷殷介约法国驻龙州领事田友仁来洽谈，黄托后者设法请领赴越沪照，后来迄未得到法方答复。

　　十二月五日，夏威和黄旭初接到消息，知南宁于是日中午解放；徐启明兵团的第四十六军在那隆、第一二五军在武利遇到解放军阻击，损失惨重。后来在继续西撤中，又在大寺、上思一带，被解放军截为几段，第一二五军军长陈凯荣、第四十六军三三〇师师长秦国祥均被俘。徐启明与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率残部向西退走。

　　十二月七日下午四时，白崇禧在龙门港与退到思乐的黄杰通电话，黄请白派飞机至新墟以西、吴树墟以东侦察第七十一军行动。但因连日北海地区阴雨连绵，飞机不能出动。后来才知道第七十一军在上思以东地区被解放军截击，全军覆灭，军长熊新民被俘。

　　十二月八日，白崇禧电明江黄杰并转徐启明云：“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以策安全。”

　　十二月九日晚，白崇禧乘舰返抵海口。他向李品仙、夏威、黄旭初谈道：解放军分两路向钦县追击：一路由灵山、合浦向西；一路由南宁向南，使我军极为狼狈，由南宁向钦州逃走的军眷多已被俘，部队能上船的很少。

　　十二月十日，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和前上海市长陈良从台北飞抵海口。罗奇是黄埔军校二期学生，广西容县人。他是蒋介石的专使，带来蒋给白的一封信，蒋要白即去台北，共商大局。罗奇还说，蒋要白去台当行政院长。与此同时，陈良又带来一些金砖，说是清发华中部队的军费。实际上白崇禧所统率的军队已经损失殆尽了，蒋为什么还这样对他卑辞厚礼呢？其动机如何，有识之士都看得一清二楚。

　　十二月十一日，陈济棠设宴为罗奇洗尘，邀白崇禧、李品仙、夏威、余汉谋、薛岳、黄旭初参加。白崇禧即席报告这一次撤退失败的经过。并说黄杰、徐启明两兵团将入越。罗奇说，他在台北起飞时，已接到云南省主席卢汉投靠中共的消息。这样，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继续留在云南已不起什么作用，事实上也必须撤入缅甸或越南。

　　白崇禧考虑到罗奇、陈良此来目的，主要是要他到台北去劝进。因为蒋老早就要复职，现在李宗仁在美国养病，他更振振有词了。白为了探明蒋是否请他组阁，打算派李品仙去台摸清底细。同时为使李宗仁思想上有所准备，十二月十五日，白崇禧联同李品仙、夏威、黄旭初电李宗仁云：

　　蒋曾劝禧往晤，意在劝进。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李宗仁电白崇禧云：“请蒋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依据。”李宗仁所以不肯妥协，是因为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十一月十六日，李宗仁要我去坚尼地道邀顾孟余到香港太和医院谈话。当时“自由民主大同盟”的成员和张发奎都反对李宗仁出国；如果出国必须有所交代。唯作为“大同盟”主席的顾孟余不仅不反对李宗仁出国，而且主张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去美。他说：“美国一贯重视法统观念，如果德公不是元首的话，则将丧失对外接触的有利条件。唯德公此次去美，最好对记者谈话时不必提美援问题，因为蒋介石是靠美援生存的，这已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感。人们一听到美援就头痛。”顾孟余的话，向来受到李宗仁的重视。以后他就坚持“法统”这一观点来抵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白崇禧也不例外。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与黄旭初同机从海口回到香港。黄旭初之所以来港，是想向法国驻华大使馆香港办事处办罗嘉凯申请去越签证。我临行前对白崇禧说：“去台湾必须慎重考虑。这一次入台与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去南京，情况根本两样：抗战爆发时，蒋介石要广西编组几个军北上参战，所以健公一入京就任副参谋总长职务；而今你手上的本钱已经剩下无几了，他还要你出来组阁吗？如果蒋果有此心，为什么九月间一再反对你出来当国防部长？为什么十一月初你提出的蒋、李妥协方案他不接受？”①白听后沉吟不语。十二月二十四日，李品仙偕参谋长徐祖诒从海口飞台北，李品仙见蒋后，函电交驰，说蒋请白组阁出于至诚。白在李品仙、罗奇、陈良等人的包围下，终于在十二月三十日专机飞台。他一进去就再不能出来了。以后他就变成了蒋介石的电钮，凡是李宗仁在美国发出对蒋不利的言论，蒋只需把这电钮一按，他就作出永不失误的反应。等到李宗仁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白就于次年十二月二日无疾而终。因为蒋再不需要他了。

　　二 第三势力穷途末路

　　我和黄旭初从海口回香港后，经常与张发奎在香港蓝塘道张的家里交换意见，稍后张提议邀青年党的李璜参加。张发奎对组织第三势力非常热心，原因是广州岭南大学校长Dr.Henry（香雅阁）于解职过港返美时，曾对张发奎说，蒋介石已不中用，要张组织“第三势力”。张曾一度想参加顾孟余为首的“自由民主大同盟”以童冠贤、黄宇人反对吸收军人而作罢。而今经过香雅阁的鼓动，他又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了。

　　在会谈中，张发奎聆悉桂军已全部被歼，而李宗仁在美长期住下去也非良策。他主张李自动辞去“代总统”，以在野之身份推动第三势力运动。那时在香港所得到关于美蒋关系的情况是这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奇逊主持的美国务院曾召集一个关于对华政策的会议，研讨是否要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会议由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主持。参加会议的中国问题专家三十五人，相约严守秘密。会谈分两组举行，其中由拉铁摩尔②召集的一组，主张美国放弃台湾，承认新中国。而由史塔生③召集的一组则提出相反的意见。后来司徒雷登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由国务院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负责草拟美国临时对华政策。可是这一小组在十月一日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已无任何希望，建议把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并要蒋介石将台湾省政府主席一职从陈诚手上交给吴国桢继任。司徒雷登把有关人事部分的决定通过郑介民④转告蒋介石。蒋当于十二月十五日改组台湾省政府，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分发秘密的备忘录给五十二个驻外代表，通知他们要为台湾落入新中国手中做思想准备。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鲁门更进一步地发表声明：“美国不采取足以涉入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在这种情况的启示下，黄旭初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从香港电李宗仁：

　　此间同志以桂军及广西丧失后，纵有美援，倘蒋不出国，公回台湾，仍难展布。新政治号召重于残余武力。公辞职组党，方为远图，乞详审裁之。

　　李宗仁十六日复黄旭初电云：“组党尚非其时。”于是香港的第三势力运动，遂以顾孟余、张发奎两人为中心，分途发展。两人都希望取得美国的支持，后来由于张发奎有香雅阁在背后做靠山，顾遂与张合作，号称“张顾联盟”。

　　美国人热心于支持中国第三势力，固不是此时始，溯本追源，由来已久。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杜鲁门特使马歇尔以调处失败离华返美时曾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把调处失败的责任推给国、共“双方之极端分子”，而认为“此项情势之挽救，唯有使政府中与小党派中之自由分子居于领导者的地位”⑤，才有可能。他的这种观点被美国无任所大使杰塞普接过去，就变成了积极发展第三势力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夏，美国使馆驻广州代办克拉克通过使馆顾问何义均怂恿李宗仁组织“第三势力”，当然是有所秉承的，这就是以顾孟余为首的“自由民主大同盟”产生的由来。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杰塞普从台北飞抵香港，指示驻港美国总领事馆有关负责人员，设法支持海外“第三势力”组织，于是逃到海外的军政人员和知识分子，纷纷举行座谈，酝酿组织，蔚然成风。

　　“自由民主大同盟”原是从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内民主自由社脱胎变形而成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民主自由社串联了华北大同盟。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派和与桂系有关的一些立委，推选童冠贤为立法部长，一举成功。李宗仁在南京任代总统时，民主自由派是支持和谈反对CC破坏的可靠支柱。后来由于李宗仁拒绝和议协定，在上海有五十五名立法委员发表声明起义⑥，民主自由社势力削弱，以致五月末李宗仁提居正组阁时，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李宗仁引为奇耻大辱。立法院第二次会期闭会后，由于克拉克的鼓动和何义均的居中拉拢，童冠贤又积极起来了。他们主张把民主自由社改为自由民主同盟，请顾孟余出来领导。当时在知识分子队伍中，顾孟余颇负虚名。张国焘在香港对我说，顾孟余是李大钊一九二五年初向孙中山荐贤名单中的第一名。当时汪精卫在孙中山身边担任秘书工作，所以顾受到汪精卫的青睐。顾孟余一九二五年是北京大学教务长，一九二六年去广东当上国民党宣传部长。当汪精卫一九二九年秋在香港跑马地组织国民党地下中央反蒋时，顾是汪的主要策士，陈公博还不能望其项背。至一九三二年在汪、蒋合作，顾孟余做了有实权的铁道部长，而陈公博只任徒有虚名的实业部长。抗战初期，汪精卫变节投日，在南京组织伪府，顾未随去，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颇为知识分子所推崇。那时童冠贤是中央大学教务长，何义均则在中央大学任教，所以今日童、何热心捧顾，固非偶然。

　　一九四九年八月，顾孟余来到广州，住沙面陈伯庄家中，同李宗仁长谈三日，顾卒答应出来领导自由同盟，张发奎也愿意予以支持，并建议把这一组织加一个大字，这样就变成了“自由民主大同盟”。九月初在广州秘密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顾孟余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贤等为干事。并推童冠贤为书记，程思远为副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何义均为政治组长（未到职），陈克文为财务组长。李宗仁援助港币二十万元，作为开办费；李还支给顾孟余港币三万元。一年以后又补助他美金六千元；此外，干事、组长每人港币五千元。这些钱都在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于离职时拨给李宗仁的一笔专款项内开支的。刘因此不能去台湾“归队”，其后到新加坡经营金融事业去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从广州移到香港，在九龙福佬村道租了一层楼作办事处，在里面住的有跟顾孟余多年的谷锡五和童冠贤的秘书刘汉文。这时这个组织吸收了一些新人，其中有：前清华大学教授张纯明、前东北大学校长黄如今、原属CC小组织革新俱乐部立法委员王孟邻、邵镜人以及前北平市教育局长王季高等。该盟干事会每周开会一次，每次顾孟余都亲来主持。经干事会决定，办一机关刊物，顾定名为《大道》，向香港政府办理登记手续时，由涂公遂在香港洛克道租了一层楼做办事处。顾孟余自告奋勇，当了这个刊物的总编。张纯明、黄如今等都给《大道》写文章，可是《大道》只出了两期，就再无下文了。原来朝鲜战争发生，形势大变，顾孟余想静观一时，看看形势的发展。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李璜向张发奎提出，日本人想拨出一个军港作为自由港，让香港工商界前去投资，并可以在那里进行政治活动。张以为不妨派人去看看，乃推黄旭初偕同青年党的赵毓松前往。临行，黄病了，又改推我替他赴日。我在日本待了一个多月，查实并无此事。那时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麦克阿瑟的管制下，哪里有活动的余地。一九五一年一月，我从东京回到香港，适值农历春节，我去张发奎家拜年，顺便报告此行的经过。张发奎说，现在有了新的发展。香雅阁介绍一个叫做哈德曼的美国人来到香港，张同他见了一面，由李微尘担任翻译。哈德曼说，他此行的任务完全是为帮助建立第三势力。并说美国人准备在菲律宾的海军基地中拨出一个小岛给做基地，那里有房屋设备可供使用。张以为此事关系重大，希望我约顾孟余同他谈谈。

　　一九五一年农历正月初七（原约初六，张发奎后来记起那天是人日，所以改次日），我陪同顾孟余到张发奎家里谈话，到时李微尘已在座，这是张、顾到香港后的第一次会晤。张发奎把香雅阁去年过港时的谈话和哈德曼此来的任务从头说了一遍，顾倾听时极为注意似乎抱着期待鸿鹄将至的心情。张随后问顾：香雅阁当时约我谈话时，许崇智也在座。下一次可不可以约许老总来谈谈。顾说：“许不能保守秘密。”以后张顾会晤，我就不参加了。从此，顾孟余避与大同盟同人见面，《大道》杂志无疾而终，“自由民主大同盟”名存实亡。

　　不久，甘家馨、涂公遂主张另办一个期刊，我和黄宇人都赞成，定名为《独立论坛》。向香港政府登记所需的保证金四千元，由我负担一千元，四川立委李永懋也出一千元，其余两千元由黄宇人、甘家馨找其他几个朋友凑集。《独立论坛》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发刊。由甘家馨、涂公遂担任编辑。参加第一次编辑会议的还有一些二十多岁的青年陈濯生、胡越、许冠山等人。陈濯生在中央大学肄业时即已加入“三青团”，他们总想另搞一个组织，后来居然成立了“友联研究所”，专门搜集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提供有关方面参考。据美国《亚洲研究学术评论》一九四七至一九七五年第四卷第一至二期合刊所发表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香港材料来源》一文透露：“友联研究所是香港藏有研究当代中国最完整的研究材料的研究所，它是香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最老和最大的研究组织之一。它拥有五十名工作人员，从事广泛搜集资料和研究工作……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大学和研究中心已经从友联研究所获得它所收藏的所有缩微胶卷的复制品，约达二千五百盘之多。”可以说，“友联研究所”是香港一九五一年“第三势力”运动发展时期唯一留下的产物。其他都荡然无存了。

　　李宗仁在广州的时候，以代总统名义发给青年党、民社党各三万元，作为疏散经费。民社党中央把钱平均分完了；青年党却把这笔款办《自由阵线》，在香港复刊。该刊初由左舜生主持，后交由谢澄平接手。在杰塞普到香港后，谢澄平从香港美总领事馆得到了资助，因而建立“自由出版社”，并出刊《中声晚报》。远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我就与谢澄平（他当时是农林部次长，左舜生当部长）密切往来，由于他的帮忙，青年党的票全部投给李宗仁。这时他主张举行一个定期座谈会，几经交换意见，决定参加者的名单如下：

　　罗梦册（曾任国民参政员和中央大学教授，此时出版一本书名《福利宣言》，主张建立福利国家）

　　张国焘

　　程思远

　　董时进（在重庆时曾发起组织中国农民党）

　　伍藻池（旅美华侨、民社党人）

　　黄如今（前东北大学校长，颇受顾孟余重视）

　　座谈会举行几次后，大家都认为应该邀请更多的人参加，共同建立一个组织。关于组织名称，经过讨论。最后大家都同意谢澄平所提的“民主中国”。并认为应从办理教育着手。

　　就在此时，忽传顾孟余与那位从美国来的哈德曼见面后，建立了张发奎、顾孟余、伍宪子三人最高领导体制。伍宪子与李大明是美西华侨组织的民宪党领袖，李大明就是李微尘的胞兄，十分明显，伍宪子是李微尘一手推荐的。实际上伍宪子只是敬陪末座，参加决策的只是张发奎与顾孟余。不久，顾孟余忽到福佬村道的办事处找《大道》杂志社的同人开会，说是因病在家里静养了一个时期，没有同大家见面，请大家谅解。又说，现在有一个外来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再做一番努力。过了几天，张、顾约集多人在张发奎家里开会。张发奎主张立即建立组织，他说：“外国朋友来找我，我不能立即约请你们各位一齐来会他们，更不能要他们去分访你们这么多的朋友，没有组织，如何应付？”黄宇人是一个有名的大炮筒子，他立即提出异议说：“为了与外国朋友保持联系，就请你们原来推出的三位先生（即张发奎、顾孟余、伍宪子）暂时负责好了；如果组织过于匆促，将来也不会太久的。”顾孟余看到情况不对，马上转圜说：“目前我们只能初步交换意见，俟有关朋友到齐或联络好后，再开始筹备组织。”不久，张、顾决定办一周刊，取名《中国之声》，以张国焘为社长，这样就把张国焘拉过去了。“民主中国”座谈会只好停止举行。

　　参加张发奎家里开会的那些人，接到通知，准备去菲律宾。每人填了两张表，贴上照片送去。人们都以期待的心情等候着，可是久久杳无消息，原来给伍宪子台北之行把这个“出洋”计划彻底破坏了。台湾当局知道顾、张联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做后台，不好公开出面破坏，便从收买伍宪子入手。伍宪子在重金引诱下，秘密去了台湾，事前曾相约双方严守秘密，但台湾当局敦促他参加一个庆祝双十的纪念大会，并故意介绍给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见面。随后台湾当局就向美方提出抗议，说华府正在支持台湾，另外又支持张、顾在香港搞“第三势力”来破坏台湾。美国当局不得已把那个哈德曼调回去，加以申斥。几个月后，这位好汉又回到香港，对张、顾发牢骚说：“你们说没有钱不好办事，但有了钱又闹纠纷！”言下不胜感慨。从此，所谓在海外建立基地的宏伟计划就被束之高阁了。但他们也搞了一些名堂，如出版《中国之声》；秘密派胡跟去冲绳受训；津贴陈濯生开办“友联研究所”等等。张、顾对台湾收买伍宪子之举，深恶痛绝，在《中国之声》发表一篇文章，骂蒋介石是一个毒瘤，应该割去。这篇文章是顾孟余、张国焘、李微尘先一晚会商决定，然后由李微尘执笔的。

　　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终于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正式开张。同日，台湾国民党召开七全大会、“战盟”选择这一天露面，意味着同台湾唱对台戏。该盟以顾孟余、张发奎、张君劢、童冠贤、张国焘、李微尘、宣铁吾等七人为中央委员；以甘家馨为秘书组长、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黄如今、何正卓、邵镜人、王孟邻等也分配在各组工作。这些人都是年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人马。李微尘要甘家馨将所有属于《独立论坛》的东西和登记费，都交给“战盟”，甘家馨为了取得李的好感，只好照办。

　　不久，甘家馨、涂公遂、何正卓、王孟邻、邵镜人等五人都被“战盟”开除，就是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来接收。张国焘被排后，在美国亚洲基金会的支持下，依靠江西同乡许鹏飞、涂公遂帮助收集资料，写他的回忆录，所得的稿费是美金六万元。有一次他与我在浅水湾酒店饮午茶，他心有所感地说：“思远，过去我们搞政治都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以后不再搞了。但是，我们的孩子，都应该使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那时，张国焘有一个儿子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我以为他真是彻底悔悟了。谁知不久，他就把他儿子从广州召到香港。在我回到祖国不久，又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年前在一间养老院内被活活地冻死，终结其反复无常的一生。

　　在“战盟”公开不到三个月，顾孟余蓦地失踪了。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十六两日的《东京新闻》发表了顾孟余与日本新闻界耆宿阿部真之助的谈话。当阿部问到“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时，顾孟余说：“我们发起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已有三年，为要慎重，故未发表，直到最近，始出宣言。暂时以张君劢、张发奎两先生及鄙人三人之名出面，宗旨则在反共反独裁。”⑦意思是两面作战。顾孟余离开香港，不是出于自愿的。张发奎原来向顾发了保票，说是香港政府会买他的面子，不会给顾麻烦。可是一天，香港政府的政治部请顾孟余去谈话，问他是否在香港搞政治活动。顾说：“没有。”又问他是否常去张发奎家开会。顾答：“不认识他。”由于很多人都知道顾、张有了二十多年的关系，政治部的那个英国人，当然也有所闻。他以为顾孟余有意欺骗他，很生气，即向顾说：“倘若你再在香港搞政治活动，我们就把你驱逐出境。”谈话的态度，很不客气。在这种情况下，顾只好灰溜溜地带着老伴逃到日本去了。

　　顾孟余到日本后，再经过一个时期，“战盟”又决定增加中委四人，由盟员分组投票选举。此时台湾方面在香港的特工人员已经渗入，选举结果，当选的，不是台湾的特务，便是与他们有关的人。顾孟余很希望黄如今当选，亦爱莫能助。他认识到不能再干下去了，只好从东京写信给张发奎，声明退出。那几个当选者找张发奎，张虽然没有明白表示退出，但借口“顾先生退出，我也没有办法”，即停止经济供应，远在美国的张君劢亦无可奈何。《中国之声》只得停刊。于是“战盟”即无形解体了。“战盟”结束以后，那些靠美国人支持的出版社、刊物和报纸都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先后“执笠”（广州方言“完蛋”的意思）。原在美总领事馆工作的何义均，他在一九五三年共和党政府上台以后，辞职去美。行前他对我说：“战盟”的失败，固有其内在原因，主要还是由于美国改变政策。外因比内因重要。

　　①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白崇禧通过吴忠信提出蒋李妥协方案：蒋复职；李出国；白任行政院长。此提案终不为蒋接受。

　　②拉铁摩尔为美国“太平洋学会”负责人。

　　③史塔生为共和党的一个州长，其地位与杜威同。

　　④郑介民于一九四六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代表，此时任参谋次长。

　　⑤《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六九八至七〇一页，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⑥国民党立法委员范予遂、李世军、于振瀛、武和轩等五十五人在上海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

　　⑦《中国之声》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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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与蒋介石决裂的经过

　　一 另谋出处，李宗仁赴美治病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幼子李志圣，及前内政部长李汉魂飞美。一到纽约，即入长老会医院割治胃溃疡宿疾。临行嘱我带他的亲笔信专机飞海口晤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面达衷曲。他原来指望白氏能将所部军力完整地带到海南集中，这样他手中还握有政治资本，自可在一两个月内归来与白氏共谋进止。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白部在桂南全部被歼了。情势如此剧变，他不得不盱衡全局，另谋出处。

　　十二月十日，云南、四川两省军政当局宣布起义，当日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上机飞返台北。两日以后，掌握军需的前上海市长陈良被派到海口晤白崇禧，补发白崇禧部军费；同时陆军副总司令罗奇亦衔命来敦促白去台，共商善后大计。白崇禧揣测蒋的意图，系要他担任“劝进”的角色。十二月十五日，白崇禧从海口电李宗仁云：

　　蒋曾劝禧往晤，意在劝进。仙不日赴台谒蒋①，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问题。

　　时当李宗仁有一种成见，认为蒋已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下野，复职是非法的，因于十二月十七日复白崇禧电，提出下列意见：

　　甲、请总裁考虑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依据，理由是：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第四十九条，故用代总统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长代理，三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复职。

　　乙、总裁派俞大维来美，要求动用经援余款九千万美元，甘介侯已函杜鲁门、艾奇逊，请将该款用于海南、台湾两地，因该款明年二月不用即作废，故不反对。

　　十二月二十六日，白崇禧再由海口电李宗仁曰：

　　鹤龄、燕谋②电：在台与各方谈话结论，蒋复职事，与德公今后做法有关：甲、德公病愈不返而辞代总统，则介公复职。乙、病愈即返国，愿效林子超③，介公或不复职；病愈不辞又不返，对德公最为不利。

　　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从海口飞往台北。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六日他又与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秘书长邱昌渭联名电李宗仁，对其个人进退有所建议；最后并提出：如需继续在美休养，深恐久旷职务，应请致电中央，自请解除代总统职务。

　　李宗仁接电后，嘱总统府第二局长黄雪邨于一月十八日电复白崇禧，再次强调蒋复职违法。并谓：“美不援台，实由杜（鲁门）艾（奇逊）对介公之成见，对德公则无此种情形。邨因奉派返港，容面陈。”

　　不久，黄雪邨从纽约回到香港，随赴台湾向白崇禧、李品仙等转达李宗仁在美国了解到美蒋关系的情况。

　　二 美国国务院召开对华政策会议

　　一九四六年起，李宗仁曾任北平行营主任。当时任美国驻北平总领事的是埃德蒙·克拉布，后者能讲流利的国语，通过行营外事处长石耿和甘介侯的联系，克拉布与李宗仁接触频繁。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克拉布回到国务院当中国科科长。及李宗仁抵美就医，他经常从华盛顿到纽约向李氏汇报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情况，所以李宗仁对美蒋关系的发展了若指掌。

　　李宗仁从可靠的渠道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艾奇逊主持的美国国务院曾召集一个关于对华政策的会议，由担任主编《中美关系白皮书》的菲利普·杰塞普（无任所大使）主持。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三十五人，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加以讨论。会议分两组进行，其中由对华政策协会的罗申格与拉铁摩尔召集的一组、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小组则提出异议，因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所以讨论结果提请国务卿艾奇逊决定。

　　艾奇逊将此问题征求方由南京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的意见。后者在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奉命在岗位上留守，采取一切可能的途径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因为华府决策人明确知道，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左右，有一些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从而认定司徒雷登是一个与中共中央打交道的适当的人选。司徒雷登因负有特殊使命所以当李宗仁政府通知各国大使迁到广州设馆，连苏联驻华大使都照办了，只有司徒雷登待在南京不动，当时李宗仁莫名其妙，现在经人提醒，才恍然大悟。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提出了“一面倒”的主张，华府才大绝所望，令司徒雷登束装归国。司徒氏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愉快的回忆，思想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对艾奇逊建议，目前似难建立一个长远的对华政策，但对台应另作打算，台湾应树立一个可以接受美援的对象，此人以前上海市长吴国桢最为适宜。对于这个建议，艾奇逊认为可行。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郑介民应司徒雷登之邀来到华盛顿。司徒雷登对郑说：“美国将不再支持蒋介石；台湾作为一个地区实体看待。现在台湾有政府主席陈诚，是蒋先生的亲信心腹，必须易以吴国桢，才能取得美国政府的财经援助。此事不便通过文电传达，所以特请你来这里一行。”郑介民返台后，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蒋慑于华府的沉重压力，召见吴国桢，说要派他当台湾省府秘书长，今后陈诚只挂省府主席虚衔，省府人事、行政，均由吴一手主持，但吴不愿屈就，此事僵持颇久，直到十二月十五日，蒋才发表吴国桢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吴矛盾从此开始，后来郑死得不明不白亦与此有关。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美国务院向各驻外使节发出一个秘密的通报，告诉他们应为台湾可能被北京政府接管做准备。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一个文告，声明：“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取得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想利用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将不采取任何可能介入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美国政府也不对台湾军队给予军援与军事顾问。”

　　李宗仁掌握了上述情况，他认为美国对台政策还没有明朗化，他就不必急于放弃代总统的职位。他的这种想法也不为留在香港的故旧所赞同。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我与黄旭初、顾孟余、张发奎在香港蓝塘道张发奎公馆就李宗仁进退问题进行了一次会商，事后由黄旭初将大家意见打电报给李宗仁：

　　此间以桂军及广西丧失后，纵有美援，倘蒋不出，公回台湾仍难展布，新政治号召重于残余武力，公辞职组党，方为远图，乞详审裁之。

　　当时海外组织“第三势力”之说甚盛，但李宗仁对此无动于衷，他于一月十六日复电云：“组党尚非其时。”说穿了，他有一种守株待兔的想法。

　　三 李宗仁介入国共争斗的夹缝中

　　杜鲁门政府对蒋采取“撒手”政策，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共和党参议员麦加锡、勃里奇、诺兰、惠里等对此反唇相讥，于九月四日联名发表了《对华白皮书备忘录》，认为国民党在反共战争中失败，美援不足也是原因之一，意在为蒋辩解。这表明共和党仍在支持蒋介石，也表明一九四八年蒋助杜威竞选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国加州参议员诺兰访问台湾，与蒋介石长谈两次。根据后来毛邦初交给李宗仁关于驻美使馆参赞陈之迈从驻美空军购料处电台发给台北的电报证明，诺兰行前曾向大使馆说出许多美国务院制定远东政策的机密情报。此次诺兰访台，蒋视如至宝，面托诺兰在国会中与周以德众议员紧密合作，向民主党政府施加压力。蒋加紧扩大对共和党的游说活动，实开始于此时。诺兰一贯主张“帮蒋”，有“来自台湾的参议员”的称呼。

　　白崇禧与香港张发奎、顾孟余劝请李宗仁自动解除代总统职务的呼吁是对的，但李氏受甘介侯的怂恿，拒不接纳。甘介侯以为：美不援蒋是既定决策，只要李宗仁住在美国，当有进退自如的妙用。李氏偏听偏信，以致后来情势变化，自身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复职以后，白崇禧派李品仙从台北来到香港，带来一封公开指责甘介侯的电稿，说甘介侯在李宗仁身边，发言轻率，犯了许多错误。如一九四九年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有人建议，国共和谈应当首先取得苏联的赞助。不料甘介侯往晤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后，竟将此项秘密向司徒雷登和盘托出，后者误会李宗仁运用苏联压美，对国务院发出了一项对李非常不利的报告，凡此事例，不胜枚举。今日李处境艰困，实甘介侯个人有以促成，白崇禧希望我与黄旭初、夏威均在此电签名，然后发往美国。白的用意是非常清楚的，他想把李宗仁最近的动态完全归咎于甘介侯，然后他在蒋介石那里为李宗仁疏解，使蒋李关系留有余地。但此一做法，不为我们所赞同。因为我们那样干了，就等于我们背叛李宗仁了。

　　世事真难逆料，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韩战爆发了。以此为一转折点，美国远东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放弃他的中立政策，下令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遏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这样，局处台湾束手无策的国民党政权得救了。情势的发展，对李宗仁极为不利。

　　韩战局势发展至一九五〇年十月中，美国驻韩统帅麦克阿瑟要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北犯。美总统杜鲁门怕激怒中国，特邀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晤，后者向杜鲁门提出保证，以为即使他向鸭绿江进军，中国也不会出兵干预。可是事态发展大出这位元帅逆料，他不理会中国方面的警告，挥戈北指。到十一月五日，中国突然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动员大军参战，一部分突破对方防线，使美军损兵折将，为美国战史上所仅见。麦克阿瑟为挽回颓势，他甚至主张使用台湾国民党军来反攻大陆。曾函美共和党众院领袖马丁提出此项主张，杜鲁门觉得麦克阿瑟走得太远了，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毅然下令，解除这位元帅的一切职务，派李奇威继任。以此为转折点，诱发了一场异常激烈的两党斗争，连李宗仁也卷进去了。

　　由于韩战发生，美军失利，于是美国共和党乘机提出“谁丢失中国”的问题。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有一个较好的生活方式，再加上精美的烹调，地球上罕见的名胜古迹，中国人的勤劳、勇敢、谦恭、爽快的美德，这一切都使美国人对中国比其他亚洲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现在丢失中国了，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局面更难应付，意味着迫切需要调整他们国家的战略关系。追源究始，民主党政府应负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韩战爆发前，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攻击便开始了。威斯康辛州参议员麦卡锡利用了约瑟夫他·艾尔索普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丢失了中国》的文章，强调指出国务院制定的对华政策有阴谋性质。韩战爆发后，麦卡锡进而抛出了更大更新的指控，矛头指向艾奇逊、马歇尔。美参议院领袖罗伯特·塔夫脱及其军师参议员勃里奇急于整民主党人，鼓励麦卡锡“如果一个案子搞不成，放了它另去搞一个”。随后塔夫脱、勃里奇便起了打李宗仁的主意。

　　首先塔夫脱、勃里奇对李宗仁的外交顾问甘介侯威迫利诱，其后勃里奇又邀请李宗仁去迈阿密游览，乘间由塔夫脱出面劝说李氏参加他们整民主党的阴谋活动，否则他们将抛出李宗仁暗中整蒋介石的材料提到参院外交委员会指控。李宗仁明知自己没有整过蒋介石，共和党人手中掌握的材料，只是李宗仁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在桂林通过美驻广州代办克拉克转交杜鲁门的一封信。李在函中说：马歇尔将军在调处工作失败以后，仍对国民党政府给以援助。可惜“此项援助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艾奇逊为了解脱自己，在递呈《对华政策白皮书》的信中引用了李宗仁上面的话，于是共和党人便以李宗仁站在民主党一边，参加反蒋了。李宗仁对塔夫脱的恐吓无动于衷，最后花了几千美元委托一个律师去周旋，才告无事。

　　这个时候，民主党深知台湾当局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活动，而苦于证据。刚巧国民党驻美空军购料处负责人毛邦初来看李宗仁，交出了一批机密文件，并揭露了在李宗仁代总统时，蒋介石的某些紧急处置。原来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一面下令上海库存的黄金外汇四亿多元运往台湾，一面急电在美国的存款用私人名义化整为零，分存入外国银行，以免万一国共和谈成功，为将来的“联合政府”所征用。仅在毛邦初那里，就有一千万美元，蒋电将此款分存美国、瑞士银行，毛照办了。及蒋复职，蒋又令毛将这一笔钱电汇台北。毛至此公然抗命。李宗仁说，“此款是在他代总统任内提出分存的，本人应有审查之权。”并要毛邦初“保存档案，藉资审察”。可是毛邦初交来一些机密文件不久，却转到民主党国会议员手里去了。

　　一九五一年六月，民主党俄勒冈州参议员摩尔斯向参议院提出一项建议，说台湾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旨在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特提出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事陈之迈从毛邦初空军购料处电台发往台湾总统府给周宏涛的亲译电稿以资证明。这些电报有的说，周以德将去台访问蒋夫人，提出太平洋学会负责人拉铁摩尔如何与民主党政府勾结，合谋出卖国民党；有的说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塔夫脱在演讲时公开主张，由于中国的丰富资源在大陆，美国唯有助蒋反攻，方能奠定亚洲和平局面。对此，摩尔斯要求参议院进行调查。

　　尽管台方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由其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与驻美大使馆参事陈之迈联名在美发表谈话，否认台湾在美国有所谓“游说组织”。但台湾当局与共和党政客的勾搭，已成为公开秘密。美参议院终于作出决议：推定参议员麦克马洪与众议员卡斯顿会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此举使台湾当局大失面子。

　　蒋介石以李宗仁袒护毛邦初，十分恼火。交由监察院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炮制“弹劾李宗仁违法失职案”。并在一九五四年召集一九四八年选出的国民代表举行二次大会（以后改为终身职）选举总统、副总统。李宗仁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函蒋介石：以宪法规定国大代表任期六年，用临定条款来延长代表任期是非法的。蒋对李函毫不理睬，且于三月十日由国大二次会议六次大会中罢免了李宗仁副总统的职位。从此以后，蒋李关系再没有转圜弥缝的可能了。

　　①仙即李品仙，华中军政副长官。

　　②鹤龄即李品仙，燕谋即前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

　　③林子超即林森，意指林做国府主席有职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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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远四赴京华

　　一 李宗仁主张恢复国共和谈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国提出了一项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他以为中国内战不宜再起，台湾问题只能经由政治途径解决。他主张恢复国共和谈，在谈判中找出一项统一祖国的安排。他坚决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的任何主张。

　　李宗仁在建议中对蒋寄予期望，他说：“蒋先生比我年长四岁，今年七十七岁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回顾百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能像我一样客观地展望一下我们可爱祖国的前程，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李宗仁的建议在海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如香港《自由阵线》集团过去一贯支持李宗仁，现在不仅同他划分界线，并且在《中声报》上公开声讨，说他放弃反共立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至于在美国同李氏合作的民宪党李大明和吴尚鹰等，则仍一如既往，相与保持友好关系。

　　李宗仁之所以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是鉴于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蒋关系仍然紧张，美仍暗中支持吴国桢、孙立人以代替蒋氏父子。吴国桢为此险遭暗杀，吴体念到自身处境危险，故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辞去台湾省主席职，随以开展国民外交为名，偕夫人黄卓群到美国。吴一贯得到《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的支持。他不见容于蒋氏父子，共和党自由派深感愤慨，曾一度策动李宗仁在台湾内部搞颠覆活动，经李表示拒绝，从此李深知台湾问题复杂，认为只有通过和谈才可以解决。

　　李宗仁的建议在海外虽得不到大力的支持，但他有此主张，却引起了海外左派报纸的注意。从此我在九龙的海边住所开始有左派报馆记者上门访问。例如一九五五年孙立人事件发生后，我就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谈话说：“这是美蒋矛盾深化的体现。”

　　二 群贤云集紫光阁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午后，一位过去当过我的部下现在左派报馆工作的广西同乡陪着一位总编来看我，手上还带来一份刊着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客人希望我对这一篇重要文献提出意见。

　　由于多年离开政治生活，思想麻痹，嗅觉不灵，我草草地看了这篇报告一遍，根本提不出什么意见。客人们闲谈了一会儿，便带着失望的心情告别了。

　　两个月后，那是四月二十三日，前面所提到那两位客人再次登门，坐定以后，那位总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的电话：李任潮先生希望你到北京去谈谈，如果程先生同意，来去保证秘密，也不办手续……”

　　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了，我说：“请允许我考虑一天如何？”

　　次日，我们依约在九龙太子道一间咖啡馆会面。我答应到北京，相约不带行李，由那位总编派一个人陪我于当晚乘船往澳门，从那里去广州，拱北关将有专车迎候。

　　四月二十九日，我从广州乘火车至北京。是日，黄绍竑在全国政协开会。散会时，周恩来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北京。”但李济深先生根本不知道。这就可了解，根本不是出自他的邀请。

　　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后，连续几天受到李济深、蔡廷锴、黄绍竑的宴请。五月六日晚，我在张治中先生家里吃饭，他是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处长时的中央团部书记长，彼此共事多年。此外，他又是李宗仁代总统时的和谈代表团团长，所以对我特别照顾。临行时，他说：“明天下午三时，政协礼堂三楼有一个酒会。通常周总理是不参加的，但是明天他要去那里同你会面。”

　　五月七日下午三时，刘仲容陪我到政协礼堂，他对我说：“周总理曾问过我：‘程思远怎样？你三言两语答复我。’我说：‘当年在白崇禧那里，我们有明确分工，他做右派工作，我做左派工作，但他并不妨碍我。’”

　　在酒会上，张治中要我同他在一起，移时周恩来进来了，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周先生一面扬起左手打招呼，一面径直地走向我们面前。张文白正准备介绍，周公已同我握手，说：“程先生，欢迎你回来，我们三八年在武汉见过面。”

　　是的，我与周公在武汉见过面。那是一九三八年初，我在副参谋总长办公室当秘书。一天，白崇禧要我去请周公对驻在蛇山玉冰堂的广西学生军讲话，这是仅有的一次。而今事隔十八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表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

　　他问我：“到不到东北去看看？那里只办了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和化学工业。”

　　“下次再去吧，这一回我不准备待得太久。”我记起此次没有带来替换衣服，所以这样说。

　　“如果你看一些东西，到海外后就有更多的讲话资料。”他注视着我，但立刻改口说，“至少你要看看北京吧！”

　　周恩来对站在周围的刘斐、余心清、屈武、刘仲容、刘仲华等人用锐利的眼光一扫，说：“你们陪思远浏览北京景色，并稍尽地主之谊。”又同我握手告别说：“我们改天还要谈谈。”

　　五月十一日晨，我接到通知，说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请我吃饭。上午十一时，我依照预先的安排，由中南海西北门入去，到右面一间平房拜望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参谋总长李克农，他在抗战时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而我当时是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兼三民主义广西支团书记。在我主持的工作部门中，没有引起任何国共之间的摩擦，所以他很知道我的为人。深信我此次来京，他是起了影响作用的。

　　中午在李克农陪同下走进紫光阁，周恩来首先迎上前来同我握手。在那里，一些过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赫然在座，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还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群贤毕集，真一时之盛。

　　周恩来首先讲话。他说：“这一次程思远先生到北京，是建国以来我们同国民党人第三次会晤。第一次是叶帅（叶剑英）在广州与张公权接谈，我们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希望他回到祖国来，结果他到澳洲后，一去不返了。第二次是我接见龙绳武，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后来他去香港，却溜到台湾去了。这一次程先生到北京，我们很想借此机会深入地谈谈。现在首先吃饭再说。”

　　周恩来在宴会上，高度评价了李宗仁先生的对台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赞成李先生主张台湾非军事化。周公说：“台湾重新归还祖国以后，还需要国民党的军队保卫嘛。”他对白崇禧批评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政治上急功近利，没有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信。因此被骗到台湾去了。”

　　饭后，周恩来开始有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形势，对台政策方针以及对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期待。他已经当了七年的国务院（最早是政务院）总理并兼外交部长，对当前国际关系，了若指掌，所以说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特别是他态度诚恳，和易近人。从我个人看来，他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杰出的政治家。

　　周恩来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第一，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第二，我们国家主权是独立的，领土是完整的。不仅如此，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中，曾对大连、旅顺与中东南满铁路给苏联予以一定的特权，这一切，我们以后都纠正过来了，这是人所共知的。

　　周恩来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可以经由中美两国讨论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

　　周恩来谈到国共关系时说：“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那就是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尽管这些年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起来，团结对外。”

　　周恩来说：“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我们都本着‘爱国一家’的方针，欢迎他们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可以回到大陆探亲访友，参观旅行，或者派人来大陆考察，只要在事先说明，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并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最后周恩来点名要我邀请李宗仁、黄旭初、夏威、张任民等回来看看。

　　从我个人理解，周恩来上面的话，是对海外国民党又来一次广泛的号召，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次日黄绍竑约我到新侨饭店饮茶。他说：“你此来得到周总理这样的重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个人亦有同感。

　　后来情况反映到李宗仁那里，却引起他的严厉批评。他在复我的信中说：“此行关系重大，事前竟不相谋，如此轻率从事，实属令人不解。”以后几经解释，他还耿耿于怀。

　　三 程思远转达“四可”原则

　　一九五六年，无疑是大陆自解放以后最好的年头之一。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如疾风骤雨的政治风暴以后，开始向海外招手，中共对民主党派也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中共“八大”中且确认阶级斗争已非主要矛盾，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一年。

　　可是曾几何时，风云突变，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搞得太过火，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言论（如龙云先生批评苏联）作为右派言论，把一些党外知名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且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片面化，绝对化。从此“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党外人士不敢讲话了。我对劝请李宗仁回国一事只好暂时不提。

　　一九五八年末，我的女儿林黛（原名月如，林黛是她英文名Linda的译名）凭《金莲花》《貂蝉》两片得到最佳女主角奖以后，去了纽约哥林比亚读书，课余之暇，经常到李宗仁先生家里做客。那时李宗仁已从Riverdale搬到Englewood Cliffs，那里是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从哈曼顿开车约四十分钟便到，李那时只与夫人郭德洁住在一起，他看到林黛到来，一种念旧之情油然而兴，自是我们又恢复紧密通讯，商讨天下大势。

　　李宗仁在一封信中提起，他藏有许多书画，不忍其将流落异邦，拟献给祖国以寄故园之思。与此同时，他又托一个广西同乡，带信给李济深先生（后来知道经由《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转），明示他有叶落归根之想。

　　一九五九年秋，我从海外回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还来不及去看李济深，他已于十月六日因患脑瘤去世了。我到东北参观后，于十月二十四日蒙周恩来接见，时仅张治中、邵力子在座。周说，估计李宗仁先生回国定居的时机尚未成熟；至于他给国家献文物，是爱国主义的体现，政府可以接受。次日周公还邀我陪他乘坐他的专列火车去参观密云水库，同行的有廖承志、罗青长和日本客人松时谦三等。这一天完全不谈政治，显得非常轻松。

　　一九六〇年，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回到香港，我告诉她：李德公送给国家的一些历代名画，经有关部门鉴定，有的是赝品，但政府体念德公爱国的热诚，要派我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并送给他一笔旅费，以壮行色。当我交给郭这笔钱时，因数目很大，带在路上看来十分危险，于是由我妻开车送我和郭德洁到中国银行前门，我下车后，她们就到后门去等候。我领了钱往后门上车，交给郭德洁，然后送她回去。我们与郭德洁总是采取这种方式会晤，而从来不到酒楼饭店，以免被人跟踪。

　　郭德洁居留香港一个月，我们相与约定了一种比较完全的通信方法。即使我们同李宗仁来往的电信被检查，也不至于泄密，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〇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年轻英俊的肯尼迪以微弱的多数选票战胜了尼克逊，成为白宫的主人。一度与民主党有历史关系的李宗仁，认为这是华府当局改变对华政策的适当时机。

　　刚巧在这个时候，于纽约大学执教的张歆海教授经龙绳文的介绍，来给李宗仁划筹献策，完全代替了甘介侯的地位。张歆海从清华大学到哈佛大学深造，据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对我说，张歆海是留美学生中英文造诣最好的三个人之一。肯尼迪是哈佛出身，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邦迪做过哈佛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张歆海是前后期同学。由于有了这些历史条件，再加上人们对麦卡锡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抱有强烈反感，所以他也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希望。

　　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肯尼迪就职以后，李宗仁在张歆海的帮助下，李宗仁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对他就任美国总统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希望在他下车伊始对中美关系有所改弦更张。李宗仁在函中表示：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它既不切实际，又不合于美国利益。如不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则美国的亚洲政策，势将窒碍难行。

　　肯尼迪在复李宗仁的信中表示感谢，唯谓对华政策关系重大，容当缜密考虑。李宗仁将来去信寄给我，要我派人送交周恩来，我照办了。后来张歆海到香港，承认给肯氏的函件是他执笔的。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恩来要我到北京一行。他对我说：“李德邻先生对肯尼迪所抱的期望太高了。目前展示在肯尼迪面前的问题太多了，权衡轻重，对华政策的修订还不会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周公要我寄语李宗仁，不要对美国过早地抱有幻想。他重申：要我到欧洲去同李宗仁谈谈。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李宗仁在米兰出版的《欧洲人报》发表了一篇谈话，全篇内容贯穿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当该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向李宗仁问道：“西藏和邻近地区（意指印度）不久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宗仁说（由张歆海任翻译）：

　　“西藏一贯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所谓‘特殊的’国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去年冬天中印边境发生的事情。中国地图向来总是把边界划得比所谓麦克马洪防线（中国从来不承认这个所谓麦克马洪防线）更靠南边一点。直到一九五一年为止，所有世界地图都把该地区划为中国领土。甚至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的地图也表明中国是正确的。如果该地区是中国的，则中国自可在那里行使主权，而不是侵略。”

　　“现在让我们来谈蒋介石吧。”

　　“我不能谈论蒋，说他的坏话是绝对不礼貌的。”

　　“那么就说点好话吧。”

　　“关于蒋，我只能引用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们都是失败者。”

　　“许多年来，蒋一直在领导台湾政府，但他的常识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不会总结经验教训，每年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光复大陆’，这完全是绝不可能的一桩事。”

　　“蒋对我没有像我对他那样的友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打扰他，我一直没有开口，而蒋则想些可怕的事情。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能抹杀事实呢？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以后经过反复商量，李宗仁同意在一九六三年冬去瑞士同我会晤。我得此确讯，即于十一月中到北京向周恩来请示。我到京的次日，周公即约我到紫光阁吃晚饭，在座的仅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饭后周公托陈毅陪我在国务院礼堂看电影。到时，见陈毅夫人张茜已在座，她穿着军服，显得很年轻。当晚看的是两部纪录片，一部是反映当时华北大雨成灾军民奋力救灾的情况；一部是黄山的风景介绍。陈毅先生为人风趣，又健谈。他对黄山的奇峰异松，解说得非常深入细致，谈来头头是道，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这次到北京，已不像上次那样住北京饭店，而是住在东总布胡同临时设置的一个招待所，这表明保密得十分可以。十一月十七日深夜，我在酣睡中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看手表正指着零晨三时二十分。打开房门一看，赫然是罗青长副主任，他说：“快穿衣服，总理在中南海等你。”

　　那时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开会，周恩来日理万机，宵旰勤劳，只有在深夜才能抽出时间来接见我。这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生活紧张忙碌，在当代政治家中有谁能同他媲美呢？郭德洁后来誉他为“铁人总理”，十分中肯。

　　周恩来要我带“四可”“四不可”的原则去欧洲同李宗仁商量。由于不便笔记，我口诵多次才能把它背下来。这“四可”原则是：

　　一、李德邻可以回国看看，以后仍回到美国；

　　二、李先生返美以后，仍可以随时回来，祖国永远向他开着大门。

　　三、李先生可以离美住欧洲一个时期，以后再回来看看。

　　四、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

　　至于“四不可”现在事过境迁，不必再提它了。

　　李宗仁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便从纽约飞抵瑞士苏黎世，住Savoy Hotel，受到他的一位亲戚K先生的接待，我因为签证延误，迟一星期赶到。正因为这样，才能躲过联邦调查局特务的发现和追踪，及今想来，还引为大幸。

　　原来李宗仁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四日从Englewood Cliffe七十七号出来到新泽西州的纽华克移民局，由该局副局长维斯活出来接待。李宗仁对他说：“我想在年底前到欧洲去旅游一次。”两周以后，该局便把签证手续办好，看来一切顺利。

　　郭德洁有一个侄女郭琼芳住在旧金山，她的一个邻居是联邦调查局特务。据他对郭琼芳说，李宗仁于十二月中飞苏黎世时，联邦调查局曾派两个特务，当然没有恶意，只想知道他这一次赴欧有无进行什么政治活动。但这两个特务在Savoy Hotel住了几天，只见李宗仁同K先生往来，此外没有任何接触。此后，他们便到日内瓦去了，因而对李宗仁不疑有他。

　　我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苏黎世晤李宗仁，彼此久别重逢，看到世界大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感慨万千。李宗仁那时已经七十三岁，人到古稀之年，久居异国，总有落叶归根之想。所以他对“四可”原则，还是着重回国定居。对于政治，他已经不很热衷了。但认为国家只能保持长治久安，前途就是很光明的。至于郭德洁是否会同他一起归来，他还不能肯定。我说：“两个人回来，比一个人回来对外观感好一些，否则夫妻在最后分道扬镳，对外怎样解释呢？”他亦以我的意见为然。

　　十二月二十四日，李宗仁回到纽约，他对来到机场迎候的亲友说：“好险，几乎赶不上回来过圣诞节。”

　　我也同时回到香港，参加二十四日晚上在九龙美丽华酒店举行的餐舞会。由于我长期以来在香港《正午报》写《政海谈秘》专栏，每日一篇，从不间断，所以我有时离开香港几天，日常同我饮下午茶的朋友们也不知道。当然有一半还是归功于我妻石泓，她给我掩护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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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然归来

　　一九六四年，中国大陆内外形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上，经过三年调整，安然度过了一度出现的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欣欣向荣。在政治上，中法建交，赫鲁晓夫在中苏对峙中下台，而中国又爆炸了一枚原子弹。这一切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从各个方面显示出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此种形势的发展，李宗仁自然看得一清二楚，从而加强了他回归祖国的决心。

　　一 李宗仁对华府发出呼吁

　　一九六四年二月，中法建交的消息传到美国，李宗仁深感兴奋，遂于二月十二日在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吁请美国政府效法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政府，认清当前形势，适应时代潮流，采取果断措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关系。

　　李宗仁此一态度，不能不引起台北方面的警惕。身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委的白崇禧，在沉重的压力下，于三月十八日致电李宗仁，其中有云：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我公竟公然支持中共，劝说美国学步法国，改变对华政策。我公既不能共赴国难，反为中共张目，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翻然悔悟，以全晚节。

　　白崇禧此电刊在海外华文报纸，广为流传。当时曾任孙科内阁地政部长的台山耆宿吴尚鹰，在旧金山李大明所办的《世界日报》写《每日专栏》，特就此事发表评论，认为李、白私谊系笃，此时处境不同，立场各异。白氏身居台北，安有不说话的自由？他对李德邻发出许多违衷之言，其情固可哀，但其心则可理解。这些话也表达了李宗仁的心境。

　　白崇禧不仅如此，还示意在香港过着寓公生活的黄旭初（前广西省政府主席）、夏威（前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联名写信给李宗仁，对后者施加影响，但李宗仁不为所动，仍积极布置离美返国。

　　有一次，李宗仁由张歆海陪同，去听英国作家菲利克斯·格林对西藏问题的报告。李因知格林经常去北京，会后特拉他入休息室一谈。李宗仁说：“格林先生，你不久将有北京之行，可否请你转告周总理，同意我早日返国定居。”此时，李颇有迫不及待之感。

　　及格林先生从访华回到纽约，他对李宗仁说：“你的话我已经转达给周总理了。总理听时态度很严肃认真，但一句话也没说。”李氏听后爽然若失，莫测高深。后来张歆海过港时对我说：“像李德邻这样的人，北京为什么不请他回去呢？”“时机还未成熟吧。”我答道。

　　二 回国途中，李宗仁险遭毒手

　　一九六五年五月，我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转告李宗仁回国之心甚切，可否予以考虑？得复允可。六月十三日我接Jerson（李氏幼子志圣）电话，谓李已赴欧。当由我妻石泓于十四日入广州用电话向北京请示。次日，石泓返港，说周恩来要我到北京一行。

　　六月十八日，我飞抵北京时，被接到中央统战部礼堂，在那里见到了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以及平杰三、冯铉、童小鹏。周荣鑫说，周恩来已于今晨飞往非洲访问，临行将有关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安排事宜，由我们代为转告。还说，我一到苏黎世即有专人前来联系，我将从他那里得到应有的协助。次日，我即离京南返。

　　瑞士号称民主国家，但对我此行签证却故意留难。驻港瑞士领事对我说，他看到我前年去瑞士的签证，只住了几天便回来，事属可疑，待他们考虑几天再说。故意挑剔，给我火了。后来我改办去罗马旅游，苏黎世只是过境签证。再加上瑞航从生意上着想，事情终于办妥。

　　六月二十八日，我飞抵苏黎世，看到郭德洁也已跟踪赶到瑞士。事情看来十分明显，她将同李宗仁一起返国。原来在李宗仁离美后，郭德洁即着手把他们在Englewood Cliffe的房屋以低价卖给一位纽约律师。移交时，她对邻居贝克夫人说：“我个人打扫这房子，太辛苦了，我将搬到市区去。”说完，一声“拜拜”，她便赶往机场去了。这说明郭德洁这个人很不简单。

　　李宗仁与吴尚鹰有约，本相与同机返国，但我们等候多日，却不见吴氏来到，后来始知出事。原来李宗仁离美前交给吴尚鹰一张二千美元支票，作为赴欧旅费。吴是背着他的同居伍女士打算只身归国的。次日，伍替他检查衣袋，发现了这张支票，查问起来，吴只好坦然承认，从此伍对吴形影不离，吴休想行动自由了。其后卒不果行。

　　除了吴尚鹰以外，李宗仁还想候他的幼子李志圣同行。为了安全，有关方面计划邀我们去洛桑小住几天。正束装待发，忽通知我们必须在七月十三日离开苏黎世，并关照当航机在日内瓦、贝鲁特加油时，不要下机。于是赶快订购瑞航十三日下午二时开往香港的机票，我们当然不会坐飞全程，而是约好在中途下机。

　　事情来得那么紧凑，据李宗仁的亲戚K先生后来对我们说，他送我们上机回到城里，发现台湾方面从日内瓦派来两位彪形大汉正在等候着他，其中一位是他认识的，手里扬着白崇禧的亲笔信，口口声声要交给李宗仁本人。K先生对他说：“李先生夫妇到罗马去了。”“那么我们在这里等他。”从此这两位“英雄”轮流监视着K先生，如影随形。一直等到二十日中午，他们从新闻广播里听到李宗仁夫妇已回到北京的消息，才灰溜溜地离去。

　　为什么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在魔爪还没有伸到以前就离开苏黎世呢？

　　在瑞士，有这么一个监听小组，在我们到苏黎世以后，就开始截留破译台方发往日内瓦的电讯。从此得知，台方将在七月十日后有人带着白崇禧的函件前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必须立即离开，否则来不及了。后来证明我们走得非常合时。

　　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许，我们飞抵卡拉奇，大使馆的官员上机来接我们。走下舷梯时，发现下面停着一辆救护车，丁大使在车上坐候。后来丁先生向我解释：他接到信息说，有人企图在李宗仁先生下机时向他下手。为了预防万一，所以他借口有一位害着重病的好友从欧洲来到，向有关部门借了一辆救护车来接机，这是一项比较妥当的安全措施。我们到达大使馆时，天已蒙蒙亮了。

　　我们刚在大使馆吃完早餐，有人拿文件给丁大使，他看后扬声说：“李先生的消息在香港见报了。”跟着他念着电文“今（十四）日香港《快报》在第一版头条发表了以‘李宗仁将返大陆’为题的独家新闻，霎时哄动了香港”。其实也震动着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媒介都向台方官员证实这件事，但后者根据他们的片面判断，矢口否认。下面引两条专电为证：

　　（美联社日内瓦十五日电）香港报纸推测中国前代总统李宗仁可能前往北京，此间台湾官员表示怀疑。他们说，他们已风闻香港报章的消息，谓李已由美赴瑞士，他们未有表示李氏目前的下落。台湾的外交家称：“过去数年间香港及台北报章均发表同样消息表示李氏可能参加中共（原文如此），他以前绝不如是，我不知现时李要这样子去。对于中共他当然很有用的。”

　　（纽约十六日合众社电）中华民国人士昨日否认外传前副总统李宗仁在美国长住后将返中国大陆的消息。

　　他们说，李氏已出卖他在纽约的房屋并前往瑞士苏黎世市。同行的李夫人，曾由乳癌而动手术，将在瑞士休养，他们又说，李氏有一内弟在苏黎世。

　　该方面人士强调称，李氏打算于他的太太痊愈后，返回纽约。

　　三 李宗仁回归受到热烈欢迎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七日傍晚，我们从卡拉奇上机，经达卡飞返祖国。丁大使亦有随行，他后来对我说，有人意图破坏这架波音七〇七飞机，所以把它放入机库中保存三日。这表明了安全工作做得十分细致。

　　十八日，凌晨天蒙蒙亮，东方晨曦稀微，我从机上俯瞰，发现下面都是崇山峻岭，绵延不绝。十分明显，这是粤桂边区。一到平原，广州已出现在眼前。这时候，李宗仁显得很激动，他已经久违祖国十六年了。

　　飞机降落在白云机场，我们受到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广东代省长林李明等的热烈欢迎。在贵宾室里，宾主共用粤式早点，有及第粥、叉烧包、虾饺、蛋挞等。边吃边谈，气氛热烈。林李明轻声对我说：“这是一出杰作。”

　　九时许，我们继续起飞。十一时到达上海，想不到周恩来、陈毅会在那里欢迎我们。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民主党派负责人刘靖基、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等也到机场迎候。罗青长对我说，“总理关心李德邻先生的安全，通宵未睡，直到接获飞机进入云南省境的讯息，他才上床休息。”

　　我们被接到锦江饭店后楼下榻。这里正在安装空调设备，准备把它改成高级宾馆。当晚，陈丕显第一书记在锦江对面的文化俱乐部（即前法国总会）设宴欢迎我们，周恩来及陈毅也有出席。陈毅说：国民革命军一九二六年誓师北伐时共有八个军，现在在国内的有四个军长，即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所以李德邻先生从海外回到祖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次日，即七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先生。在座的仅我本人和罗青长、刘述周和姚仲康。

　　周恩来说：“我们很为李先生的安全担心。台湾方面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消息都是不准确的。过去他们自夸信息灵通，现在事实证明落后了。”

　　周恩来从国际形势谈到台湾问题，他说：“一九五五年东南亚外长会议期间，英外长艾登到香港，给我来了一个电报，希望在深圳和我会面。艾登想斡旋台湾问题，他的具体意见是：把金门马祖以及沿海岛屿归还我们；我们可以提出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但台湾维持现状，维持到十年以后的若干年再说。

　　“我们答复艾登说：‘欢迎你来看看，但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插手。’一九五五年四月，我在万隆亚非会议曾发表声明：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后通过英国与美国达成了大使级谈判协议。

　　“如果中国拿原则做交易，就可以达成这样的协议：金马及沿海岛屿归还中国，中国保持对台湾的主权要求，维持台湾现状若干年。但我们不拿原则做交易，不能这样做。一九六一年陈诚访美，美国让陈看了中美会谈记录，陈反而很受感动。知道我们不拿原则做交易。”

　　周公说到这里，重申“四可”精神，他说：“李先生说，回来不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你的问题，还有你太太，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去年我曾向罗隆基、章伯钧宣布，你们现在想出去，我们欢送，在外边住不惯，还可以回来。”

　　七月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我陪同李宗仁先生夫妇去拜访在上海小住的叶剑英。在北伐时，叶先生在第四军当过参谋长。说来他们还是老战友，在平定湘鄂和进军江西之后，曾经并肩作战。

　　四 李宗仁在机场发表《声明》

　　七月二十日上午九时许，我们和周恩来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来到上海机场。周恩来的专机先起飞二十分钟，他临别时对李宗仁说：“我先到首都机场部署一切，在那里欢迎你们。”

　　七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许，李宗仁乘坐的专机由上海飞抵北京机场。陪同李宗仁飞京的除我以外还有罗青长、刘述周、姚仲康和王午成。

　　李宗仁走出机舱，一看到眼前热烈的欢迎人群，他激动地停在门口，他脱下帽子，面现笑容，频频招手，表示谢意。然后他和他的夫人郭德洁，以及我本人走下飞机。

　　李宗仁下机后，赶忙向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走过来。周恩来向他伸出手说：“欢迎你回来！”李宗仁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连连称谢。彭真、贺龙、罗瑞卿也和他握了手。

　　在机场上欢迎李宗仁归来的还有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陈叔通、徐冰和夫人张晓梅、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叶剑英、傅作义、蔡廷锴以及三军首长王新亭、王宏坤、王秉璋。

　　当黄绍竑出现时，李宗仁不禁喊了一声：“季宽”，就跟他抱在一起。黄绍竑是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当代总统时派到北京来进行和谈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事隔十多年，今天两人在北京见了面，李宗仁拥着黄绍竑，大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慨。当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和谈代表团其他成员：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卢郁文、李俊龙、刘仲华、屈武，也都到机场欢迎李宗仁。

　　有人介绍李宗仁和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认识，溥仪对他说：“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来！”李宗仁连连点头。周恩来对李宗仁说：“溥仪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了，不像吧？”溥仪跟着说：“我五十九岁了。在今天我感到越活越年轻。”李宗仁随经溥仪的介绍，和他的夫人李淑贤握手。

　　李宗仁和余心清见了面。在一九三八年台儿庄大战后李宗仁回到武汉，入东湖疗养院治疗牙疾，当时余心清也住东湖，与李宗仁过从甚密。一九四八年余心清在孙连仲军中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逮捕，后李宗仁上台主政，始设法把他释放。看今朝，忆昔日，大家都不禁感慨系之。李宗仁还与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前国民党将领见面。

　　在挂着“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的机场大厅里，在毛泽东半身塑像的面前，李宗仁宣读了他的声明，我把声明的中文、英文稿，分发给中外记者。

　　李宗仁在声明中指出：“十六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李宗仁在声明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对外，为最后完成国家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我们被接到北京饭店暂住，当天中午，李四光、徐冰、周荣鑫来北京饭店与李宗仁夫妇同吃午餐。罗青长对我说，报界登载有关消息时，把我称为先生，这是周公决定的。我心中一想，或许其中寓有深意，非我所能理解。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宴欢迎李宗仁伉俪，气氛极为热烈。黄绍竑对我说，周公在人民大会堂以盛宴招待个人，他从未见过。所以，对如此宴请李氏，觉得意义颇不平常。

　　五 毛泽东给程思远起别字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毛泽东接见李宗仁伉俪和我本人，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休息室，这真是一次不平凡的接见。

　　毛泽东在同李宗仁夫妇握手时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跟着毛泽东紧紧地同我握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我听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竟说出这样分量过重的话，使我茫然不知所对。

　　当时在座的有人大副委员长彭真、郭沫若和他的夫人于立群、章士钊、徐冰和刘仲容等人。

　　寒暄过后，毛泽东忽然看着李宗仁说：

　　“嘿，德邻先生，你上当了！”李宗仁为之一怔。“蒋介石骂我们做‘匪’，你这一次回来不是误上贼船了吗？”毛泽东说后哈哈大笑，在座的人跟着也笑起来，李宗仁不料毛有此一手，瞠目不知所对。

　　我脱口而出道：“主席，我们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毛泽东注视了我一下，有赞许之意。

　　“是的，渡登彼岸了。”彭真接口说。

　　李宗仁说：“在海外看到祖国日趋强大，深感高兴。”

　　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够强大，我们至少要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望着我说：“我们游泳去吧！”我更衣出来，看到游泳池四周站着许多游泳健儿。原来这是出自事前的安排。跟着下水的还有彭真和刘仲容。

　　我游到毛泽东身边，他对着我说：“你游得很好嘛！”我注意到毛擅长的是侧泳和仰泳，而且都能够持久，这就是他能够横渡长江的诀窍。

　　随后他上岸晒太阳去了。我正准备换衣，一个侍卫忽然走到更衣室来说：“毛主席请您去。”我走到毛的面前，他指着一张藤椅，要我坐下。

　　毛泽东问起我的学历，并要我再到海外去。由于后来政治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我从来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我在谈话中说道：“主席，你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得真好。”

　　他听后笑说：“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我又茫然不知所对。

　　“靠总结经验。”毛说，“譬如我们解放军打仗，一个战役以后，总来一次总结，克服缺点，发扬优点，继续乘胜前进，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由于统战部办公室主任李金德也走上前来坐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不再作有系统的谈话了。

　　以后我们乘车到丰泽园去，这是毛泽东的住所，他在那里设宴招待我们。

　　饭前，我们又在客厅里谈了一息，周围都摆着线装书，有的甚至摆到窗台上。他看着章士钊说：“行严先生，我没有书看了，从你那里搬一些来吧。”他指的当然是线装书。

　　不久，江青也到客厅来了。次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以毛夫人来称呼她。而江青第一次以毛夫人公开见报，是以此为起点。

　　毛泽东对李宗仁说：“现在称三军，但过去是六军。”跟着他念了一段诗篇来证明这一论点，可是他念漏了一句。沉吟久之，江青立即补上去。由此可知，她经常注意毛看了哪些东西，从这一方面来揣摩毛的心理状况。用心之深，由来久矣。

　　江青在宴会上故意发牢骚，她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我不参与政治，但在戏剧艺术方面颇有贡献，我导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将由上海调来北京给你看看。”过又一忽，江青又说：“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主席，要求派我工作。你看他怎样答复呢？他说：你把毛主席招呼好了，这就是最好的工作。”说完她眉毛一扬，显出一丝冷笑，其不满现状之情，完全暴露无遗。

　　徐冰看到宴会拖得很久，咬着我的耳朵说：“不早了，告辞吧！”我立即对李宗仁示意，毛泽东看着我说：“急什么，少壮派！”

　　这一次接见延续四个小时之久，最令我永不忘记的是下面一件事：

　　毛泽东在喝茶时问起我：

　　“你为什么叫程思远？”

　　“一个人总要从长远观点想问题。”

　　他点头认可。

　　“你有别字吗？”

　　“没有。”

　　“我给你取个别字。”毛泽东想了一会说，“中国古代有位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字，叫近之，意思是你靠近我们了。”

　　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替你取一个别字，那还得了。次日统战部在宴请我们的时候，郭沫若就以“近之先生”来招呼我了。

　　六 建国以来，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中国大陆，自解放以来的十六年中，召开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是李宗仁提出要求，那次是得到周恩来充分支持和协助下举行的，可以说，这是对外开放的先声。

　　一九六五年八月中，我们到了北戴河避暑胜地休息。在北京，李宗仁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董必武、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宴请；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的茶会接待，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贺龙、罗瑞卿、傅作义先后举行宴会欢迎，酬应几无虚日。而今到了北戴河，可以松弛一下了。但人大委员长朱德和夫人康克清正在这里避暑，他们两位又在八月二十日下午在西海滩中央军委礼堂宴请我们。充分体现了以礼相待的诚意。

　　八月二十六日，李宗仁夫妇在我和刘仲容、中央统战部负责人金域、姚仲康的陪同下去东北参观。此行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热情招待和妥善安排，在生活居处参观各方面都感到十分适意，尽管党中央有指示，但是宋任穷先生的特殊关照却起了决定作用。

　　在辽宁，我们看了鞍山钢铁工业；在黑龙江，我们看了大庆油田；在长春，我们看到了正在发展中的航空工业。后两项当时是没有对外公开过的，因此我们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九月二十二日，我们结束了东北之行，从长春乘火车回到北京，李宗仁总结他此行的观感，认为祖国的突飞猛进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已远远超出了他在美国时的想象。

　　李宗仁从东北返京后，感到有义务向海内外发表他返回后的感受和印象。于是便有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的举行。

　　中外记者招待会是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在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的，共有三百多名中外记者出席了招待会，他们来自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李宗仁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比了新旧中国的变化，对比了新中国同美国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畅谈了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他劝告台湾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大势所趋，相率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作出贡献。

　　当晚，李宗仁在政协礼堂楼下大厅（包括各会议室）举行冷餐会，招待应邀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共五百多人，由郭德洁和我夫妇俩出席作陪。

　　出席冷餐会的中共中央机关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有：廖承志、刘宁一、徐冰、平杰三、罗青长、姚溱、金城、张彦、龚澎、崔月犁、李金德、姚仲康、毕季龙。

　　出席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蔡廷锴、王昆仑、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卢汉、朱蕴山、刘文辉、刘仲容、刘仲华、卢郁文、陈此生、陈其瑗、陈劭先、侯镜如、翁文灏、梅龚彬、郑洞国、覃异之、韩权华、胡愈之、刘清扬、沈兹九、冯友兰、罗叔章、杨东莼、黄琪翔、张奚若、舒舍予、荣毅仁、胡子婴、庄希泉、李铁铮、王枫、郭秀仪，以及李明扬、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溥杰和他的夫人嵯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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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浩劫开始了

　　一 两广之行与郭德洁病逝

　　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从北京飞广州访问，同行者有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刘仲容和我本人。

　　广东代省长林李明，广州市市长曾生、副市长罗培元到白云机场欢迎，把我们接到广东迎宾馆二号楼住下。林李明说：这是接待外国元首下榻的地方，但对德邻先生只收房费一元，表示优待。从此可见，一切都是象征性地收费。

　　李宗仁要到海南岛去看看。林李明说，这个问题要由陶铸决定，但他到外地去了。我们先去从化温泉宾馆住了几天。然后去江门和新会，还看了东江之水济香港的伟大工程。一九六六年春节前夕的广东，生机蓬勃，港澳同胞回乡度岁者，肩摩顶接，络绎不绝。

　　一月十九日，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来广东迎宾馆看望李宗仁，并设宴招待李氏伉俪，参加的还有林李明和曾生。李宗仁说，这十天来，看了珠江三角洲的城乡建设，发现农村生活富裕，港澳同胞回乡度岁的逐年增多。人们说，广东农业上去了，绿化也很有成绩，这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一件事。陶铸说，李先生旧地重游，应多看一看，并欢迎他去海南岛参观。

　　一月二十日，是农历腊月除夕，陈郁省长在迎宾馆四号楼楼下大厅设狗肉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参加的有冯伯驹、曾生。散席后去观赏广州迎春花市。就我所知，这是度过三年困难以后首次恢复春节花市的壮观，也是政治经济形势日趋美好的标志。

　　一月二十一日，是农历正月初一，陶铸和赵紫阳请我们去体育馆看体操表演。之后，我们去了广州东山向陶铸和他的夫人曾志拜年。那时寒潮南来，陶铸家里竟不生火，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如此简单朴素，使人有肃然起敬之感。

　　二月九日，李宗仁结束广州近郊的参观后，林李明在泮溪酒家内进楼上宴客厅为李宗仁夫妇饯行。林李明说，海南岛因越战关系对外是不开放的。这一次请李先生去看看，充分体现了以礼相待的精神。

　　平杰三因事返京，改由广东统战部秘书长罗理实陪我们去海南岛。罗理实原名李实，一九三七年七月初，曾陪同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去桂林访问，与李宗仁进行过会谈。可惜，这是最后一次与罗理实同游，及“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竟不幸地被迫害致死。

　　海南岛也是中国一个宝岛，解放以后，开始建筑三条贯通南北的公路。从二月十一日起，我们沿着川字形的公路漫游了一千多公里。那时祖国东北地区正是天寒地冻，万里冰封，而我们还在三亚湾下海游泳，可见中国地域面积的广大。海南岛自然条件优越，现在热带植物已经遍植全岛，工业和交通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二月十八日，我们从海口飞抵湛江。平杰三从北京回来，即在这里与我们会合。前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现在是此地驻军首长，他亦热烈地欢迎我们的到来。雷州半岛在过去是所谓“下四府”的地方，意指钦廉雷琼经济落后，与“上四府”的广州、番禺等地不可等视齐观。可是现在形势不同了，茂名发现了油页岩，可提炼石油；海口对岸也适宜种植热带植物，真是前途无量。

　　二月二十八日，我们乘专机从湛江飞南宁，受到广西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广西是我们的家乡，李宗仁与旧朋友、旧同事李任仁、陈良佐、张光晔、尹承纲、莫树杰、黄启汉等会晤，谈谈别后情况，大家互有隔世之感。南宁与以前完全不同了，邕江上建了一座钢骨大桥，镇宁炮台下辟了一所树池辉映的人民公园，过去的飞机场，现在已成为游人胜地的南湖。江山依旧，而市区规模已焕然一新了。

　　此次两广之行，郭德洁始终与俱。到了三月八日，她的乳癌宿疾日趋恶化，所以李宗仁就留她在南宁明园饭店，我们继续去柳州桂林参观。周总理关照有关方面把位于桂林文明路的李宗仁私邸修好，并重新设置家具。可是李因郭德洁因病不能回来，顿兴发思苦的幽情，所以宁愿在榕湖宾馆一号楼下榻。

　　三月十七日，我们还在桂林参观，傍晚接到南宁电话，说郭德洁的乳癌转为肝昏迷，这是一个病理上的名词，意指她的乳癌细胞把胆囊破坏了，以至面色蜡黄，进入昏迷状态。她将不久于人世，我们立刻从桂林赶回。十九日，以专机把她送返北京，一到首都机场由 　　救护车送她入北京医院抢救。这只是力尽人事而已。

　　说起郭德洁的乳癌病况，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郭抵美后，经常托我的好友李济欧医学博士注射荷尔蒙针药。李曾忠告她说，这种药对保持青春有一定作用，但用久了会冒致癌的风险。但郭不听，到六十年代初期她果然感到右乳有硬块的存在，舍命保青春，后悔为时已晚。

　　郭德洁起初是讳疾忌医，以后又失时误事。一九六三年春，她入院诊治，医生主张把她右乳切除。原先已办好住院及手术手续，但她想来想去，割去一乳，岂不破相？在施手术的前夕，她竟偷偷地从医院溜掉了。如果她不是这样，也许不致早死。

　　一九六五年初，郭德洁发现情况不对，再度入院，这一次割治以后，发现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多只有八个月好活了。她返国以后，经过北京医院及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采取中西医分治合疗的方法，至少延长了她六个月的生命，直至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零时三十分在北京医院逝世。

　　周恩来、彭真和夫人张洁青参加了郭德洁的遗体告别仪式。这表明她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二 听刘少奇传达“文革”情况

　　郭德洁逝世后，周恩来示意统战部，他以为李宗仁晚年丧偶，可能触景伤情，不如邀一些老友陪他去江浙一游。借此转移环境，休养身心。于是李宗仁便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偕黄绍竑、黄琪翔、郭秀仪、刘斐、陈此生和我乘火车去南京，统战部负责人宋堃和尹冰彦同行，到时受到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彭冲的盛情接待，邀我们到中山门外原蒋介石公馆住下。这是大屋顶宫殿式的三层楼建筑物，后面有石栏环绕的平台。蒋在南京时总是在黄埔路官邸办公会客，到了周末才陪宋美龄到此休息。

　　南京曾经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李宗仁今重临江南故都，一些往事不禁泛起脑海：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被迫下台，他同何应钦、白崇禧紧密合作，打退了孙传芳的突袭，取得龙潭战役的胜利，使南京转危为安，建立了宁汉沪三方合作的特别委员会。但这个局面转瞬即逝，到了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复职，形势就为之一变。最值得他感慨的是一九四九年一月蒋宣告下野，他出任代总统，以和谈号召天下，然而他以后屈于阻力，没有接纳和平协议。所以他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发表的声明中，对此引为歉疚，这一切，俱往矣！他企望国共重新和谈，实现祖国统一，要看将来“形势比人强”，这是周总理对他说过有关台湾问题的话，但愿如此吧。

　　经过十六年的建设，南京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这里有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洋洋大观，不胜枚举。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墩已在滚滚急流中矗立起来，从中山陵遥望雨花台，满目青翠，迄无涯际，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色。中山大道的两旁的梧桐树枝叶交织，构成一个绿色长廊。行人从这里走过，不会看到烈日，南京成为江南三个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果然名不虚传。

　　五月下旬，我们经无锡到上海，住锦江饭店，受到曹荻秋市长的接待。上海在旧社会，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到了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它支援全国经济建设，显示出无比的威力。最令人惊异的是解放前上海娼妓之多，全国第一，解放后经过教育改业，娼妓已经绝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六月一日，我们在上海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①的社论，它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局面。当然，我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对于形势的认识总是要逐步深化的。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出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一个重要据点”。

　　李宗仁感到政治气候有点异样，特在锦江饭店邀集同行举行一次座谈会，谈谈报上所称“文化大革命”问题，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以陈此生的政治水平，他只能说共产党在解放前搞的是“政治革命”，后来土改及工商业社会改造是“经济革命”，现在进行的是意识形态改造的“文化革命”。从此可以理解，大家都对此茫然无知。我问一位中共党内的负责人，“三家村”是指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从这时候开始，黄绍竑、黄琪翔的面部表情都有点不很自在，因为他们对国内政治运动都富有经验，对报纸上出现的报导和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感到一场灾难又将到来了。

　　六月十日，我们方到杭州，便被招回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返京后，无所事事。直到六月二十八日，李宗仁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才被邀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听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讲话中介绍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经过。

　　刘少奇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从一篇文章引起的。他说：“去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了各报的不同反应。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对彭真、康生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海瑞罢官》历史剧是历史学家、北京副市长吴晗的著作，彭真要把这个问题局限在学术上。

　　“自一九六四年以来，彭真就是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的组长，其任务是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这个小组的成员是陆定一、康生、周扬和吴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五人小组根据彭真的意见，拟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二月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当经通过。二月八日由彭真、陆定一等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重申：《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彭真后来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论的汇报的批语》，经政治局在京的常委传阅同意，于二月十二日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此一文件的基本精神，主张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这样，《海瑞罢官》问题就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主席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批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还说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主席有关的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陈伯达支持了上述的批判，还作了进一步的揭发。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指挥文化革命。

　　“《五一六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没有被识破，有些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样，‘文化大革命’便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引线而蓬勃壮发地开展起来了。”

　　刘少奇在介绍上述情况时，他推许彭真有见解、有能力，在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副总书记，他帮助邓小平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只因他对批判吴晗持消极态度，所以才犯了错误。我注意到刘少奇在说这些话时，康生忙坐到他的身旁来，并飞快地做记录。

　　当刘少奇传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时候，运动还逗留在北京各大学的校园里。形势正在发展，所以他说得很简单。但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还是组织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了一次，我同李宗仁参加的一组，只记得有阿沛·阿旺晋美和他的夫人。我在座谈会说：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我个人看来，主要是防微杜渐，遏患未萌，以巩固党的纯洁和促进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会后，我同李宗仁去探访朱蕴山，朱当时是民革中央的组织部长，熟悉个中情况。李宗仁问他：“‘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也莫名其妙。一位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对我说：“这场运动是‘四清运动’的发展，目的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外人士不受影响。”但后来运动逐步深入，证明了情况并非如此。

　　三 红卫兵展开激烈行动

　　一九六六年七月，北京的政治气候，宛如“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在各大学里开展大字报的批判活动，起初还没有扩展到社会上来，所以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视。

　　有一天，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对我说：“德邻先生晚年丧偶，身边照顾无人，替他找一个伴侣如何？”

　　“那只好由组织介绍。”我说。

　　“那是私人的事情，只好自己物色。”

　　消息传出去，向李宗仁毛遂自荐的大有人在，有的还寄相片来，附信说：“你从海外归来，国人无不景仰，我自愿前来服侍你，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体现。”

　　有一位抗战时在新闻界工作的朋友，他给我一封信，说有一位医院护士，自愿在李先生身边担任体检和医药服务。我把这位护士的相片转给李宗仁，他一看就合意，我与刘仲容商量，他说，作为一个特别护士，只要具有一定条件，不受年龄限制。可是，几天以后，这位护士自动提出，要同李正式结合，否则就离去。李居然同意，事后始告诉我们。七月三十日，李宗仁在西总布胡同五号寓所请了一桌客，参加的有黄绍竑、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余心清、刘仲容和我，宣布和这位女士正式同居。李在此时作此决定，不能认为盛德之累，否则一月以后他到三〇一医院去受特别保护的那些日子，有谁来陪伴他呢？

　　八月一日，我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和他的女伴去北戴河避暑，下榻中海滩十九号及附近的一幢楼房。今年北戴河显得特别冷落，在这里只有张治中一家住在隔壁，另外再无其他熟人来此度假。与去年情景恍如隔世，严峻政治气候的一股冷风，也吹到北戴河海滨来了。

　　由于我们到了北戴河，完全不知道自八月一日到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集，直到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为标题全文刊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②），以及八月十四日在报上看到会议公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以后的报道中，我们知道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名次排列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十分明显，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将自七大以来就立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

　　八月十八日，我们在北戴河从收音机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③的现场广播，广播员说：今天七时许，从各地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一千五百名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一同检阅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的进行队伍。会场上不时响起了“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闹声。

　　庆祝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自此“四个伟大”同时并称，极个人崇拜之能事。

　　在会上，林彪煽动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从八月十九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随即神奇快速地遍及全国。

　　八月二十四日，我们在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的喊声中回到北京。这时“左”的思潮正直冲人们的脑海，一个主管李宗仁身边的服务班子的科长呼天顿地地说：“我们回来迟了十天，等于落后了二十年。”意思是指他们已经落后于形势了。

　　八月二十五日，黄绍竑来访李宗仁，概括地追述了北京这几天所出现的动乱情况。他说，北京几间中学的红卫兵涌向街头，占领了“全聚德”，砸烂了“荣宝斋”。前天，红卫兵开始斗了一些著作家，老舍不堪折磨，投下太平湖自尽。京剧老演员马连良被抄了家，其收藏的名贵古玩被砸得稀烂。这一切，不过刚刚才开始。黄绍竑走时，我送他出去，看到他心情郁抑，不禁问道：“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安全？”他说：“我担心的是德公！”但过不了多少天，黄绍竑已被红卫兵揪斗致死。

　　四 李宗仁被送到三〇一医院保护起来

　　八月二十七日，张治中请我和李宗仁到广东酒家参加一次晚宴。出席的主要客人是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陶铸；周恩来、万里也应邀参加。周恩来看到李宗仁气色很好，与去年回国时大不相同，遂说：“德邻先生，你的身体好得多了。”“回国以后，心情愉快，因此身体就好起来了。”张治中到过东四十一条看过我，他对周说：“思远住的四合院很不错。”我说：“这都是总理的关照。”

　　广东酒家是广东省委向中央的献礼，厨子和服务员都由广东调来。所用菜色材料系按日用冻藏车厢从铁路运来，以盐焗鸡、脆皮鸡闻名于时。后来只因江青讲了一句话：“广东酒家搞特务活动。”这样，一个享有盛名的餐馆便关门大吉了。由此可见江青讲话的权威性多大。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九月，红卫兵对党外人士包括宋庆龄在内开展了范围广泛的“冲击”，幸亏周恩来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央统战部为了预防万一，遂委派了一位负责人到李宗仁家里，对李宗仁和我说：“红卫兵到时，请他们进来谈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是八月三十日由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其中就列有李宗仁的名字。

　　尽管这样，李宗仁还是被送到一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给保护起来。

　　一天早上，一位穿军装的人走进我的家里，带来了李宗仁亲笔写的一张条子，他写道：“昨天晚上，管理局高局长来访，要我立即坐他的车子到一处住下，因临走匆忙，剃须刀和一些物品都未带来。请你到我住处将这些东西检齐，并从书架上抽几本《文史资料选辑》一并交来人为盼。”至此，我才知道他受到保护了。当然，住在李宗仁那里的服务人员包括他的司机在内都不知道他的去处。

　　直到九月三十日晚上，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刚要散席，李宗仁忽走到我的跟前来，他悄声说：“你把我找得好费时呀！我住在三〇一医院，你不要对别人说。”“你怎样来的？”我诧异地问道，“是高局长接我来的，现在还要等候他送我回去。”

　　十月中旬，红卫兵串联别地去了，北京总算出现了一个短暂时间的平静。李宗仁又回到西总布胡同五号寓所。他对我说，十月一日晚上，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毛泽东把他找去，对他说，尽管搞了“文化大革命”，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李宗仁认为，毛所以有此表示，不过是要他安心罢了。

　　后来我们去看邵力子夫妇，开门人去，发现墙上贴有红卫兵批评邵力子的大字报。邵力子非常感慨地对我们说：统一战线有两条，一在国内，一在国际。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把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完全给破坏了！说到此处，这位爱国老人潸然泪下。

　　接着我们去看张治中，发现他家中的古董陈设都没有了。我问是不是红卫兵拿走了？他说不是，但红卫兵认为现在“破四旧”，不应摆设这些东西。虽然，邵力子和张治中都是保护名单上的人物，仍不免红卫兵的光临。但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五号以及我的住所，确实没有红卫兵来过，这算是奇迹了。

　　李宗仁是不甘寂寞的人，不久，他又想请客吃饭。章士钊知道此事，忙来函制止，章函有云：“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不宜置酒会，务请斟酌。”见此，李遂作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李宗仁、黄绍竑、黄琪翔、余心清这几家轮流做东，吃了这家又到另一家。他们有的都是名厨，而彼此也都是吃客，大家相处得像火一样热，而今此种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一时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大街小巷。这样，“文化大革命”便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第一目标而向全世界展示出来了。

　　当“文化大革命”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说：“天下大乱造成天下大治，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言下之意，这场斗争只几个月到一年便结束了，以后每过几年就来一次，作为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体现。但因这场革命的主动权一入林彪手中，那就非毛所能控制了。

　　李宗仁虽是军人出身，但其生活体验丰富，看问题还是相当深刻的。一九六五年八月，当李宗仁去北戴河的时候，他在专列上看了林彪为“八一”建军节写的一篇题为《人民战争万岁》的纪念文章。在文章中，林彪鼓吹世界各国革命应采取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动人民战争，从农村包围城市以争取革命胜利。李宗仁当时对我说，世界形势变了，人民战争不是万应灵药。九月，李宗仁回到北京，一晚，周恩来为招待中外记者，约李宗仁到紫光阁一谈，李曾向周提及林彪这篇文章。周恩来说：“林彪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运动越深入，林彪和江青的勾结就越紧密。李宗仁对此慨然叹曰：“一位是接班人，一位是第一夫人。两个人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我们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干作急。”事实上，“干作急”的又岂止他一个人呢？！

　　五 老成凋谢，李宗仁等相继辞世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开始，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席卷神州。这期间，一些老朋友和我们熟识的领导人，有的遭到了不幸，有的亦远离人世了。

　　最先辞世的是黄绍竑。黄琪翔于九月二日去西总布胡同看李宗仁，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到东四十一条胡同来看我，报告黄绍竑的死讯。

　　九月一日下午，有几个“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冲入黄琪翔的家里，对黄盛气地说：“黄绍竑今天上午自杀了，你是不是也要自杀？！”

　　黄琪翔说：“我意志非常坚强，无论受到任何凌辱，永远不会自杀。”但过了几天黄就被隔离了。究竟关在哪里，我和他的夫人都不知道。

　　其次是余心清，他爱收藏字画和种植玫瑰，这些都是“破四旧”的对象。余受冲击后曾一度自尽，幸获救回。回家后，他便留书给周恩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接着，就用白兰地灌服速可眠，遂长眠不醒。

　　我接到消息说，刘斐和陈此生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经周恩来获悉后派人搭救始免。类此事件，不胜枚举。萨空了后来对我说，知识分子不受冲击的，除我以外，几无一人，这总是奇迹吧。

　　有一次，章士钊找我去，说他事前知道了红卫兵要来抄家，就把他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悬在大厅上。可还是不济事，红卫兵入屋后，即把他的书房乱翻一番，随后更对他说：“章先生，为什么你收藏的书是线装书，而一本毛主席的著作也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周恩来。不久，国务院机关管理局便立刻派一个副局长来，把这些红卫兵半劝半拉地送走了，并建议他用红纸写一副对联：“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分贴大门两旁，果然，从此平安无事。

　　章士钊说，他已把他的汽车送回机关事务管理局了，意思即也要我照办。我回家后便打电话给管理局，建议把我的汽车调回管理局去。过了几天，他们才答应照办，还留下两句话，如果要车，请打电话。直到一九七二年初，汽车才重新由司机开回我的家里来。

　　中共中央统战部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就瘫痪了，随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受到军管，局长高登榜亦要靠边站了。但过年过节，国管局杨书荣、胡振英二人总到我家来，问生活上有无问题。因我从海外带回来一笔钱，生活费用还能自给，所以从不向国家伸手。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后，张治中先生的女儿张素我和女婿周嘉彬来看我，问李德邻先生是不是如去年那样，到广东从化温泉避寒？意思是说，如果李宗仁去，张治中也去。我说，还是在北京，在北京有中央保护，况且从化温泉也很不安全，大字报说红卫兵曾到那里去揪人哩。

　　这段时间，张治中常到李宗仁那里聊天，对于当前局势，彼此只好摇头浩叹。原来这两家住得很近，张住新开路，现在他把前门关闭，改走后门，就同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住宅遥遥相对。当李宗仁回国时，张治中看到政府接待李氏过于隆重，认为可能刺激台湾当局，心中抱有抵触情绪，就在李宗仁进入国门之前，携眷溜到北戴河去了。即使是朱德夫妇在北戴河中央军委礼堂宴请李宗仁伉俪，他也拒绝参加。及张治中由北戴河归来，周恩来曾强令他宴请李宗仁一次。现在李张会晤频繁，看来彼此前嫌尽释了。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这段日子，李宗仁所度过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平静生活。在这两年里，邵力子和陈劭先相继因病逝世了。老成凋谢，势所必然。一九六八年八月，李宗仁经体检证实患了十二指肠癌，即被送入北京医院施行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因他久患肺气肿，心脏发现有衰竭迹象。延至九月底，李便离开医院回家休息。

　　建国十七周年的前夕，李宗仁参加了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十月一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当日下午即以体力不支从坐椅上向前扑倒，得再度送院疗养。关于此事，周恩来曾经对我说：“当时发给李先生的两张请柬，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相，但这一决定没有贯彻下去，以致出事。”言下颇有责备国务院军代表丁江之意。

　　李宗仁住院期间，曾延中医国手周朴考前来会诊。他诊断后对我说，德邻先生体弱，需要大补才行，但怕他虚不受补，在药剂处方中姑用党参来试看疗效。周恩来所料果然不错，即使用了党参，他也未能受用，这证明李已病入膏肓，康复希望甚微。

　　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李宗仁自知不起，于是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一月二十五日，李又得一场肺炎，他在回国后曾害过几次肺炎，过去总是用青霉素把他治好的。但这一次不灵了，虽已改用他药，仍未奏效。延至一月三十一日凌晨三十分，李宗仁终于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那时不举行追悼会）于二月一日下午三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也来参加仪式，他入休息室对我们说：“康生同志答应也来参加，我们等他半小时吧。”由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大家很少见面，所以周公同每一个人握手时总会顺便讲几句话。他首先同张治中、章士钊打招呼，当轮到刘仲容时，不禁诧异地说：“你怎么胖成这个样？”

　　“总理，我坐班房呀！”

　　原来刘仲容任外语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被该院革命群众“专政”了。专政原来是个名词，现在通通作动词用，红卫兵惯用这两个字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说，现在我给你专政，意思就是把你关起来。刘仲容每天被指定于上午八时向该院革命群众报到。他一到就被关起来，直到晚八时才被释放回家。他真多谢周恩来点名邀他来参加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以后他所受的待遇也比较好一点了。

　　李宗仁逝世以后，周恩来连召见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也感困难。后经一番调查，才知道罗已被调到总参谋部当副部长去了。林彪、江青一伙颐指气使，独断专行，心目中完全没有周恩来的存在，于此已可概见。事实上，自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文革”把反击“二月逆流”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后，国务院已经瘫痪了。后来毛泽东对江青说：“反周，人民必反。”因此，反周活动才未能进一步发展。

　　我们等了一会儿，康生终未出现，周恩来才命开始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康生对周心怀叵测，这时亦已为人察觉了。

　　逾两月，张治中也寿终正寝。这一代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人，至此已寥寥无几了，盖新陈代谢，乃事物发展的规律也。

　　①编者注：这篇社论系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授意、修改及审订，内容大致是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目的是要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斗争。

　　②按《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帮助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通过这项决定，正式确认了“文革”的“左”倾指导方针。

　　③这里系指毛泽东对到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的首次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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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人名简释

　　姓氏笔画为序

　　于右任（1879—1964）

　　陕西省三原县人，原名伯循，字诱人，晚清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因鼓吹反袁被通缉，一度亡命日本。归国后参与组织陕西靖国军，任总司令。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曾任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26年参加五原誓师，1928年任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后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1949年随蒋介石集团离开大陆。晚年不满台湾独裁统治，怀念大陆故土。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北。

　　于学忠（1890—1964）

　　山东蓬莱人，字孝侯，行伍出身。曾任吴佩孚部炮兵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1927年转入奉系，先后任镇威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军军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平津卫戍司令等职。西安事变时竭力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三集团军司令、苏鲁战区总司令，后任重庆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建国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病逝北京。

　　马占山（1885—1950）

　　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省怀德县（今属吉林），自幼家境贫寒。1911年，投靠清军统领吴俊升。后随吴赴黑龙江省，先后任东北陆军骑兵第五旅长、步兵第二旅旅长、黑龙江省剿匪司令、骑兵总指挥、黑河警备司令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在泰来江桥等地抗击日寇，声震全国。次年2月一度降日，4月又宣布反正，与日伪军作战，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政策。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1949年1月，与傅作义、邓宝珊决定响应共产党和平号召，宣布起义。1950年11月29日，因肺癌在京逝世。

　　马君武（1881—1940）

　　广西桂林人，原名道凝，字厚山。1901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秘书长兼广西支部长。1906年回国后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任教务长。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后被举为参议员。1917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1921年任大总统府秘书长。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广西大学校长。著有《马君武诗稿》等。

　　区寿年（1902—1957）

　　广东罗定人，字介眉。早年在粤军中当兵，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31年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驻防淞沪、南翔等地。1932年1月28日，率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1933年在福州参与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1934年流亡欧洲各国。1936年回国后，任国民党政府第七十八师师长、第二十六师师长、第一七六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七六师师长、四十八军军长、第二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兵团司令。1948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0年获释。后任广州市政协常委。

　　王正廷（1882—1961）

　　浙江奉化人，字儒堂。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05年留学日本。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去美国，留学耶鲁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辛亥革命后，历任湖北都督府外交院主任、工商部代总长、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1919年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1927年后，任陇海铁路总办、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兼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6年出任驻美国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上海市参议员、菲律宾交通银行董事长、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1949年初去香港。1961年5月在香港病逝。

　　王昆仑（1902—1985）

　　江苏无锡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五四运动时期参加爱国宣传和示威游行活动。后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到广东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民主运动和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与王炳南、屈武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进行抗日民主活动。1943年与谭平山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曾任立法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1948年赴美考察，1949年1月回国进入解放区。后出席了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副市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副主席、代主席、主席。

　　王宠惠（1881—1958）

　　原籍广东东莞，出生于香港，字亮畴。189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1年后，先后赴日本、欧洲和美国留学，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取得英国律师资格。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各省代表会议副议长，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法律编纂会会长、大理院院长。1921年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1922年9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1923年被国际联盟选为常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部长、司法院院长。1931年再赴海牙任国际法庭正法官。1937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曾出席开罗会议和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1946年再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参与国民党宪法的制订工作。1958年在台北病故。

　　王耀武（1905—1963）

　　山东泰安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路军补充第一旅旅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五十一师师长、第七十四军军长、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毛人凤（1898—1957）

　　浙江江山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曾在江山中学任教，后在县政府和专员公署任秘书。1935年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股长。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本部主任秘书。1945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局长。后去台湾。1955年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1957年病死于台北。

　　方振武（1885—1941）

　　安徽寿县人，字叔平。辛亥革命时曾参加进攻南京的战役。1924年任张宗昌部师长。1926年率部队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后改隶蒋介石指挥，曾任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济南卫戍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1929年，因反蒋被扣，1931年获释。1933年，与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东北地区抗击日军侵略。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桂林参加抗战工作，后在蒋介石胁迫下出走香港。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时，在逃途中遇害。

　　孔祥熙（1880—1967）

　　山西太谷人，字庸之。早年曾经营钱庄，1901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府阎锡山顾问。1924年赴粤，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旋赴南京，历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1948年赴美要求贷款，即定居美国。1967年在纽约病死。

　　邓泽如（1869—1934）

　　广东新会人，原名文恩，字秋远。早年赴南洋，经营工商业。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主持同盟会南洋支部为同盟会承担筹款任务。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英、荷属各埠筹款委员会委员长。1920年应孙中山号召回国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内务部矿务局局长、大元帅府大本营建设部部长、两广盐运使、国民党广东支部支部长。1923年被委任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1月与林直勉等上书弹劾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后又分别与张继、吴稚晖等对共产党提出弹劾案，为国民党右派首要人物之一。1931年，因胡汉民被扣事件与古应芬等国民党四监委对蒋介石提出弹劾。后历任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广东治河委员会会长。

　　邓锡侯（1888—1964）

　　四川营山人，字晋康。1909年入南京陆军中学堂。1910年辍学，投入川军刘存厚部下。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曾任旅长、师长、四川省联军总司令、四川省省长、四川清乡督办。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第四集团军和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川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南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起义。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水利部部长、四川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石友三（1891—1940）

　　吉林长春人，字汉章。早年投北洋陆军，后在冯玉祥部任连长、营长、国民军第八混成旅旅长、第六师师长、援陕第五路军总指挥。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1年曾与粤桂军阀联合反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一八一师师长、第六十九军军长、第十军团军团长。1938年12月，任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哈尔省政府主席。1940年，因准备投降日本侵略军被其部下高树勋处决。

　　石青阳（1879—1935）

　　四川南里人，名蕴光。早年留学日本。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曾策划在重庆起义。1917年任护法军川北招讨使。1918年任川、滇、黔靖国联军援陕第一路军总司令。1920年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议。1922年奉命入川，先后任四川讨贼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川东边防总司令、讨贼军第三军军长。1929年任滇、康垦殖特派员。1932年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曾在国民党第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龙云（1884—1962）

　　云南昭通人，字志舟。彝族。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曾在唐继尧部任军长。1927年发动倒唐政变。次年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并逐步控制了云南。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1945年10月被蒋介石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等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48年12月逃离南京到香港，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0年1月到北京，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史迪威（1883—1946）

　　美国佛罗里达州人。全名约瑟夫·W·史迪威。190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作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随员到中国，后又在山西美国设立的红十字会筑路工程队任职。1926年后，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兵团营长、参谋长。193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抗日前线视察并向美国政府提出援华建议。1941年任美国第三军团司令。1942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总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同时负责监督美国对华《租借法案》的实行。曾派部下考察延安和部分抗日敌后根据地，并向蒋介石建议装备八路军、新四军。因同蒋介石发生矛盾，1944年10月被美国政府召回。后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第十集团军司令等职。

　　叶挺（1896—1946）

　　广东惠阳人，字希夷，保安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1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警卫团营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去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长。北伐军进入武昌后，任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去国外。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当局扣押，身陷囹圄。在狱中坚贞不屈，曾写下著名的《囚歌》。1946年3月获释。随即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叶楚伧（1886—1946）

　　江苏吴县人，原名字源，字卓书。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6年曾与邵力子合办《民国日报》，任总编辑。1926年到广州任国民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任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代理部长、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江苏省政府建设厅长、中央宣传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政府代理文官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苏浙皖三省、京沪两市宣慰使。

　　卢汉（1896—1974）

　　云南昭通人，原名邦汉，字永衡。彝族。1914年毕业于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后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第三团团长、第七旅旅长、第九十八师师长。1929年后，任云南省财政厅厅长、广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第六十军军长，曾在龙云部任师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12月在昆明率部起义。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卢郁文（1900—1969）

　　河北昌黎人。早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又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后，曾任河北训政学院教务主任、民国学院和河北商学院教授、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和粮食部参事、河南粮政局局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疆财政厅厅长、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1949年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来北平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白崇禧（1893—1966）

　　广西桂林人，字健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23年任广西讨逆军参谋长。1924年任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和桂军第二军参谋长，成为新桂系军阀的首领之一。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后，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十三军军长。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失败，被迫逃亡国外。后回国与李宗仁等长期盘踞广西。1931年国民党宁、沪、粤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桂林行营主任、军训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战略委员会主任、华中军政长官。1950年所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后败退台湾，任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后在台湾病死。

　　冯铉（1915—1986）

　　江苏武进人。1933年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从事国际共运联络工作。1946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处长。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部长、旅大区党委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驻天津办事处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外文出版局局长。中国共产党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冯玉祥（1882—1948）

　　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行伍出身。曾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当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在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5月，在西安就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后，举兵反蒋，先后爆发了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1933年5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后在蒋介石和日军联合进攻下失败。1935年，到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旋被蒋撤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出国考察水利，1948年9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中，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

　　冯白驹（1903—1973）

　　广东琼山人，别名继周，又名布文。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区农民协会主任、中共琼山县委书记、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琼崖总司令部第六路军党代表，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琼崖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海南区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海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浙江省副省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老舍（1899—1966）

　　北京人。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191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先后任北京第十七小学校长、京师学务局北郊劝学所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语文教师。1924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1930年回国后历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武汉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曾率战地慰问团赴西北慰劳抗敌将士。1946年3月赴美讲学。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作品的通俗、精炼，表现了很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和造诣，被誉为“语言大师”。1953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著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

　　冯治安（1894—1955）

　　河北故城县人，字仰之。十五岁投军，在冯玉祥部先后任事务长、文书、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中原大战后，任张学良部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七七”事变时，曾代理二十九军军长，率部与日军作战。抗日战争期间任七十七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司令。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三绥靖区司令长官。1948年随蒋军败退台湾，曾任“战略顾问”。1955年病死。

　　伍廷芳（1842—1922）

　　广东新会人，字文爵，号秩庸。生于新加坡。早年毕业于香港圣保罗书院。1874年自费赴英国，入林肯法律学院。毕业后回香港担任律师。1882年入李鸿章幕府。1896年曾两次出任清政府驻外公使，并任修订法律大臣、公办商务大臣等。武昌起义后，赞成共和，与陈其美、张謇等组织共和统一会。后任南方民军议和全权代表，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司法总长。后退居上海。1916年出任段祺瑞政府外交总长。1917年5月任代总理，协助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同年9月到广州，任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部长。1918年5月，任军政府总裁兼外长和财长。后随孙中山去上海。1920年冬随孙中山到广州，任广东军政府外长兼财长。当孙中山前往桂林指挥北伐时，曾代行总统职务。1922年4月，又兼任广东省省长。不久在广州病逝。

　　伍朝枢（1887—1934）

　　广东新会人，字梯云。早年曾赴美、英留学。1912年回国，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长。1918年任广州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兼总务厅厅长。1919年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1923年任广东大元帅府外交部长。1924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部长、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司法委员会主席兼广州市政委员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驻美国公使。曾于1929年和1931年两次以中国首席全权代表身份出席国际联盟大会。1931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琼崖特区长官、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1934年1月在香港病逝。

　　朱绍良（1890—1963）

　　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字一民。1910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回国，先后参加武昌起义和反对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1916年回国，在黔军任团长、师参谋长、重庆警备司令。北伐战争时任第四军十师参谋长。1928年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务局局长、江西绥靖主任，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绥靖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新疆省代主席、重庆绥靖主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总统府”军事顾问。

　　朱家骅（1892—1963）

　　浙江吴兴人，字骝先，又字湘麟。早年留学德国，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去广州，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委员、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浙江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他曾是国民党“CC”集团头目之一，后分化出来独成一派。1949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不久去台湾。

　　朱培德（1888—1937）

　　云南盐兴人，字益之。早年入滇军。参加过护国战争，曾任滇军司令。后入广东，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所部改为孙中山大本营警卫部队，历任广州革命政府陆军部代理部长、警备司令、大本营副官。1925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占领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调到南京，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军训总监等职。

　　朱蕴山（1887—1981）

　　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7年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随即参加南昌起义。曾加入共产党，后脱党。1930年后，先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抗战爆发后，曾在云南等地联络中国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抗战。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1947年，与何香凝、李济深等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主席。

　　汤恩伯（1898—1959）

　　浙江金华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1944年日军进攻河南时，率部大溃退。后被调至西南，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南京卫戍总司令、第一绥靖区司令官。1949年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在淞沪地区负隅顽抗，所部被解放军歼灭后逃往台湾。后死于日本。

　　江庸（1878—1960）

　　原籍福建长汀，生于四川壁山，字翊云，号澹翁。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回国，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教习、京师法律学堂监督。武昌起义后，随唐绍仪赴上海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谈判。1912年后，任大理院推事、高等审判厅厅长、司法总长、日本学生总监督、法律编查馆总裁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1923年曹锟上台后，辞去所任职务，在北京设立律师事务所，并创办《法律评论》周刊。后历任国立法政大学校长、朝阳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建国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

　　许崇智（1886—1965）

　　广东番禺人，字汝为。1899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后赴日本入士官学校。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曾任福建武备学堂总教习、新军第十镇协统。武昌起义后，在福建举兵响应，先后任师长、福建北伐军总司令。二次革命时被推举为福建讨袁（世凯）军总司令。失败后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长、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1915年回国参加反袁斗争，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长。1918年后，任第二支队司令、军长、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建国粤军总司令。1925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41年底日本侵略香港被俘。不久获释去澳门。建国后，居住香港，曾被蒋介石聘为国民党“总统府”资政。

　　刘峙（1892—1971）

　　江西吉安人，字经扶。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曾在粤军任连长、少校参谋。1924年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1925年任教导团营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1927年后，任第一军军长、汉口编练区主任、第一军团总指挥。1930年率部随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任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开封绥靖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兵督练公署主任、宜昌四省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任徐州“剿总”总司令，所部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消灭后逃往香港。后死于台湾。

　　刘斐（1898—1983）

　　湖南醴陵人。早年就学于广西南宁讲武学堂和西江讲武学堂。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大革命失败后，去日本陆军大学留学。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军令部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处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

　　刘湘（1889—1938）

　　四川大邑人，字甫澄。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曾任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第二军军长、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1923年后，被北洋政府任为四川善后督办、川滇边督办、川康军务督办兼署督办四川军务事宜。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剿总”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出川抗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后病死于汉口。

　　刘文辉（1895—1976）

　　四川大邑人，字自乾。早年为四川军阀陈洪范的部属。后改隶于刘湘。先后任师长、成都卫戍总司令。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后历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省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西康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12月10日在四川省彭县率部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刘仲容（1913—1980）

　　湖南益阳人。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的参议。1936年西安事变中，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团结抗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并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解放战争时期，曾为国共和谈奔走，贡献了力量。建国后，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刘述周（1911—1985）

　　江西靖江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上海郊区和苏、皖交界地带组织抗日游击队。后被中共党组织派遣担任国民党石友三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历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协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刘镇华（1883—1952）

　　河南巩县人，字雪亚。早年入保定法政专门学堂学习。曾任河南省法政专门学堂庶务长。辛亥革命时，以河南省视学身份奔走豫西一带，参加反清活动。1912年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1918年任陕西省省长。1922年任陕西省督军兼省长。1925年被吴佩孚任命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1927年任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司令。后归属蒋介石，任第十一路军总指挥。1930年任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1932年调任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安徽省主席、豫皖鄂边“剿总”总司令。1936年后精神失常。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去台湾。后死于台湾。

　　刘郁芬（1886—1943）

　　河北省清苑县人，字兰江。保定北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毕业。曾任冯玉祥部模范连教官、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5年后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后，任南京政府上将总参议。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汪精卫伪政权总参谋长。1943年病死北京。

　　孙科（1891—1973）

　　广东省香山县人，字哲生。早年留学美国。辛亥革命后，随父孙中山回国参加临时政府工作。后又赴美就学。1917年归国，先后任非常国会及外交部秘书、广州市市长、国民政府委员。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广东省建设厅长、代理省长。1927年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建设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职。1949年3月辞职赴美国、法国。1964年到台湾，翌年任蒋介石总统府高级咨议。1966年任考试院院长。1973年病死台北。

　　孙传芳（1885—1935）

　　山东历城人，字馨远。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921年，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第二师师长。1923年，任福建军务督办。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后，驱逐了皖系卢永祥，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兼闽浙巡阅使。1925年，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6年，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同年冬，其主力部队在江西南昌、九江被北伐军打垮，后投奔奉系军阀张作霖，任安国军第一军军团长。1927年8月，率部渡江反扑，在南京龙潭被国民党军打败。1935年在天津被刺死。

　　孙良诚（1892—1950）

　　河北静海县人，原名良臣，字少云。1921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先后任团长、旅长。1925年升任师长。1926年参加五原誓师，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任山东省主席。1933年任骑兵挺进总指挥。抗日战争期间任鲁西行署主任、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后投敌，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部队暂编第二十五师师长、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第一〇七军军长。于1948年11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后脱逃，潜居上海。上海解放后被捕，旋病死。

　　孙桐萱（1895—1978）

　　河北省交河县人，字荫亭。1917年考入第十六混成旅模范连，后升任冯玉祥部第四十三团八连连长。1926年任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翌年任第三路军第十五师师长，后换任第二十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部队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退役。1978年在北京病逝。

　　杜聿明（1905—1981）

　　陕西米脂人，字光亭。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杨东莼（1900—1979）

　　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去日本。后脱离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任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教授、香港达德学院代理院长、香港《大公报》顾问。建国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馆馆长、广西大学校长、武汉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永泰（1880—1936）

　　广东茂名人，字畅卿。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毕业。1913年为国会议员，并加入国民党。1917年参加广东护法国会。曾任广东省军政府财政厅长、广东省省长等职。北伐战争期间，任总司令部参议。与黄郛、张群等形成新政学系。1935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6年被暗杀。

　　杨虎城（1893—1949）

　　陕西蒲城人。原名忠祥，又称杨虎。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参加陕西护国军。1917年任陕西靖国军第五路军司令。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9年任国民党军队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12月，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7年6月，被蒋介石逼迫离开军队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11月回国，随即被蒋介石长期监禁。1949年9月在重庆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李书城（1881—1965）

　　湖北潜江人。字晓圆。1899年中秀才。1902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处军事组组长兼陆军部顾问官、南京留守政府总参谋长。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随黄兴赴美。1916年回国后，任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北伐战争爆发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任冯、阎讨蒋军顾问。1935年出任湖北省通志馆馆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农业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李四光（1889—1971）

　　湖北黄冈人，字仲揆。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预科，学采矿。1920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一直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以及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李克农（1898—1962）

　　安徽巢县人。五四时期开始参加进步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中央担任保卫工作。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成员兼秘书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李明瑞（1896—1931）

　　广西北流人，原名瑾瑞，号裕生。1918年入韶关滇军讲武堂。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广西绥靖司令。1930年参加领导龙州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第八军总指挥、河西部队总指挥、红七军军长。1931年4月率红七军进入中央根据地，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1931年10月，在江西于都被“左”倾冒险主义者错杀。

　　李宗仁（1891—1969）

　　广西桂林人，字德邻。1908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6年在护国军第六军（桂军）任排长。护法战争时，随粤桂联军入湘作战，任营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后回广西，任护党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1937年8月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后，任国民党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辕主任。1948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同年底去美国。1965年7月回归祖国，1969年1月31日在北京逝世。

　　李济深（1884—1959）

　　广西苍梧人，字任潮。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代理师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留守广州。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政策。1947年因反蒋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48年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李烈钧（1882—1946）

　　江西武宁人，原名烈训，字协和，号侠黄。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毕业后赴日留学，先后入东京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江西都督。1913年7月宣布江西独立，在湖口起兵讨袁，任江西讨袁总司令。1915年参加护国运动，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1917年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1924年被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历任国民党政府江西省主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时，任审判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转居昆明，1946年2月20日病故于重庆。

　　李章达（1890—1959）

　　广东东莞人，字南溟。同盟会会员。参加了武昌起义和讨袁运动。曾任孙中山警卫团团长，大元帅府参军。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廖仲恺办理党务。1933年参加由李济深等人组织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中央委员兼政治保安局局长。抗日战争时，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组织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从事抗日救国运动。抗战开始后，任第四战区军法执行总监。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

　　吴晗（1909—1969）

　　浙江义乌人，字辰伯，原名春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加入民主同盟。建国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青联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奇伟（1890—1953）

　　广东大埔人，字晴云，号梧生。早年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在陈炯明部任排长、连长和营副。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六团中校参谋长、第三十四团团长。后任国民党政府第十二师师长、第四师师长。1931年任第四军军长。1938年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司令。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2月在香港通电起义。建国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吴鼎昌（1884—1950）

　　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华阳，字达诠。1903年留学日本，1910年毕业回国。曾先后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大清银行沣西分行监督、袁世凯政府工商业部临时工商会议副议长、工商部顾问、造币总厂总裁。1916年后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盐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次长。1926年与张季鸾等接办《大公报》，任社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为新政学系首领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和贵州省保安司令。1948年任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到香港。

　　吴稚晖（1866—1953）

　　江苏武进人，原名脁，后改敬恒。1902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与章炳麟等参加《苏报》工作。1905年在法国参加同盟会，出版《新世纪》报，鼓吹无政府主义。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53年死于台湾。

　　邱清泉（1902—1949）

　　浙江永嘉人，字雨庵。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排长。1934年7月，被派往德国留学，专攻军事。1937年5月毕业回国，在南京教导队任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二〇〇师副师长、第五军第二十二师师长、第五军副军长。1948年，任徐州《剿总》第二兵团副司令、司令。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击毙。

　　邹鲁（1885—1954）

　　广东大埔人，字海滨。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24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兼青年部部长。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1926年3月，参加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7年，组织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被任命为特别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1949年到台湾。1954年2月13日病死。

　　何键（1887—1956）

　　湖南醴陵人，字云樵。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湘军骑兵团团长、第九旅旅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师长、三十五军军长。1927年5月21日，策动马日事变，后历任国民党政府第四集团军江左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湖南省政府清乡会办、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四路军总指挥，多次参加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长江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军委会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到台湾，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何成浚（1882—1961）

　　湖北随县人，字雪竹。1904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部副官长。二次革命时，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失败后随黄兴流亡日本。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高等顾问、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国民政府参军长、第三军团总指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1949年往香港，两年后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1961年死于台北。

　　何应钦（1890—1987）

　　贵州兴义人，字敬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16年返国，历任黔军第四团团长、贵州讲武学校校长、第五混成旅旅长、黄埔军校总教官，后升任师长、军长。1930年，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抗日战争期间，代理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签署了“何梅协定”。后任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部长等职。败退台湾后，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及中日文经协会会长。

　　何思敬（1896—1968）

　　浙江余姚人。早年留学日本。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执教，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研究员、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1946年随毛泽东赴重庆，任中共代表团法律顾问。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专门委员，政法学会常务理事。

　　何香凝（1878—1972）

　　广东南海人。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1924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妇女部部长。1927年后，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进行反蒋活动。1947年与李济深等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务。著有《何香凝诗画集》。1972年9月1日在北京病逝。

　　余心清（1898—1966）

　　安徽合肥人。17岁时，考入金陵神学院。1922年夏，入冯玉祥部任随军牧师。曾任冯创办的军官子弟学校校长、开封训政学院院长、铭义中学校长等职。1933年，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务处长兼察省民政厅长，后代表冯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工作。1939年，到重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1947年曾因参加策反孙连仲被捕。建国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人大常委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央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身死。

　　余汉谋（1900—）

　　祖籍广东高要，生于广东省肇庆，字幄奇。保定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历任排、连、营长、国民革命军团、师、军长。1932年，率部围剿中央苏区红军，任闽赣湘粤第六绥靖区纵队指挥官。后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及衢州绥靖主任。1949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宋子文（1894—1971）

　　原籍广东文昌，生于上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1917年回国后在汉冶萍公司任职。1924年，任广东革命政府商务厅长。次年廖仲恺被刺后，继任财政厅长兼财政部长。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外交部部长、驻美特使、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等职务。1949年去法国，后长期住在美国。

　　宋哲元（1885—1940）

　　山东乐陵人，字明轩。曾在冯玉祥部下任师长、总指挥、热河都统。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先后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曾率部在长城抗击日军的进攻。1935年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委员长。1937年“七七”事变中，所部曾奋起抗战，后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在四川绵阳病死。

　　汪精卫（1883—1944）

　　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名兆铭，字季新。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拥袁窃国。袁世凯失败后，投奔孙中山。1925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底，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1944年死于日本。

　　邵力子（1881—1967）

　　浙江绍兴人，原名凤寿，字仲辉。前清举人，同盟会会员。早年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加入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次年退出共产党。1927年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甘肃、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驻苏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曾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1967年病逝北京。

　　邵元冲（1890—1936）

　　浙江绍兴人，字翼如。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民国》杂志编辑。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1924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考试院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1936年12月，应蒋介石电召入陕。西安事变发生时，被士兵开枪击伤，不久死去。

　　陆荣廷（1859—1928）

　　广西武鸣人，字干卿。游民出身。1907年镇压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911年升为广西提督。辛亥革命时，攫取广西都督职位，继被袁世凯收买，反对孙中山起兵讨袁。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乘机攻占广东，成为桂系军阀首领。1917年，参加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护法军政府，勾结政学系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1920年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次年被粤军逐出广西。1923年，受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回广西活动，翌年又被驱逐。1928年在苏州病死。

　　陈诚（1898—1965）

　　浙江青田人，字辞修。保定军校炮兵科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区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团长、师长、南京警备司令、十八军军长，预备兵团总指挥。1935年，任军委会陆军整理处主任及峨眉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军政部常务次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东北行营主任。1948年去台湾，先后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1965年死在台湾。

　　陈友仁（1875—1944）

　　原籍广东顺德，出身于美洲牙买加岛华侨家庭。早年在伦敦作律师，1912年回国，任北京英文《京报》总编辑。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后在北京创办英文《民报》。1926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32年，一度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因主张抗战，被迫去职。次年参与福建事变，失败后赴法。1937年后闲居香港。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被拘捕，强迫移居上海。1944年病逝。

　　陈公博（1890—1946）

　　广东南海人。1921年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曾出席中共一大。1923年被中共开除党籍。1925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民众训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叛国。1940年后，任伪立法院院长、上海市长兼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汪精卫死后，继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提解回国。1946年在南京被枪决。

　　陈布雷（1890—1948）

　　浙江慈溪人，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1911年由杭州浙江高等学校毕业后，任《天铎日报》记者，1912年后曾在宁波、绍兴等地中学任教，继任《商报》、《时事新报》主笔。1927年后，先后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为蒋介石草拟了大量文电。1948年11月在南京自杀。

　　陈光甫（1881—1976）

　　江苏镇江人，名德辉。早年留学美国。1914年任中国银行顾问。次年创办上海银行，任总经理。1927年初，任江苏兼上海财经委员会主任，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常务董事、经委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上海银行公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参议员。1949年去香港，五年后到台湾，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管理处。1965年，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明仁（1903—1974）

　　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1928年后，任国民党军团长、师长、军长、东北第五绥靖区司令、第七兵团司令、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与程潜在长沙率部起义，后编入人民解放军，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叔通（1876—1966）

　　浙江杭州人，名敬第。清末翰林。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参加反袁护法斗争。1927年后，长期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陈果夫（1892—1951）

　　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1911年参加同盟会。早年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农业银行理事长、中央财政委员会主席，并与其弟陈立夫主持中央俱乐部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1949年败退台湾。

　　陈绍宽（1888—1969）

　　福建闽侯人，字厚甫。1907年毕业于福州马尾水师学堂。1916年任中国驻英国武官。1919年，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海军代表。1925年提升为海军中将，任第二舰队司令。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期间，任海军总司令、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陈济棠（1890—1954）

　　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字伯南。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在粤军中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一师师长。1928年，任粤军第四军军长。1931年，与桂系联合通电反蒋，任广州国民党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司令。宁粤合流后，任围剿红军中央苏区的副司令、南路军总司令。1936年，广东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任总司令。193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农村部长、两广及台湾宣慰使，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1950年退败台湾。1954年病死。

　　陈铭枢（1889—1965）

　　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字真如。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9年，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930年，所部改编为十九路军。九一八事变后，任京沪卫戍司令，后曾代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1933年11月，曾组织社会民主党（1936年改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神州国光社。抗战胜利后，参加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张冲（1899—1980）

　　云南泸西人。彝族。曾在滇军任旅长、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六十军副军长兼一八四师师长。1938年，参加台儿庄会战，升任新三军军长。1942年任云南部队第二路军指挥官。1946年去延安。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国后，历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云南省副省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继（1882—1947）

　　河北沧县人，原名溥，字溥泉。1899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本部司法部判事、《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辛亥革命后，任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部长。1908年赴法国，办《新世纪》杂志。1913年4月，被选为国民党参议院议长。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华北办事处主任。晚年曾主持国民党党史和民国史的编纂工作，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1947年12月15日病死于南京，编有《张溥泉先生全集》及《外编》。

　　张群（1889—）

　　字岳军，四川华阳人。早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毕业于日陆军士官学校。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军政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长、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上海特别市长、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成都行辕主任，并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1947年，担任行政院院长。1949年败退台湾，曾任国民党政府秘书长。

　　张澜（1872—1955）

　　四川南充人，字表方。1903年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前参加立宪派。1911年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民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抗日战争期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继续担任主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著有《说仁说义》等。

　　张云逸（1892—1974）

　　广东文昌人，原名运镒，又名胜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七军军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粤赣军区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员、副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建国后，历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张发奎（1895—1980）

　　广东省始兴县人，字向华。1923年任粤军独立团团长时，曾参加平定陈炯明叛乱。1925年升任独立旅长。北伐战争时期，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混合师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部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49年辞去国民党政府委任的职务，长期居住香港，1980年病逝。

　　张自忠（1890—1940）

　　山东临清人，字荩忱。1916年起，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27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天津市市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度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曾参加台儿庄战役。后任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40年5月在湖北宜城十里长山与日军激战时牺牲。

　　张学良（1901—）

　　辽宁海城人，张作霖之子。张作霖被炸死后，执掌军政大权，世称“少帅”。九一八事变时，曾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后力主抗战，和杨虎城一起在西安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促进全国联合抗日。事变后，被蒋介石骗至南京，身陷囹圄。现幽居台湾。

　　张作霖（1875—1928）

　　辽宁海城人，字雨亭。1906年任巡防营前路统领。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两年后升任东三省巡阅使。1926年任安国军总司令，6月自称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退回东北，在所乘火车经过皇姑屯（今属沈阳）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

　　张国焘（1897—1979）

　　江西萍乡人，又名特立、凯音。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和《劳动周刊》编辑主任，先后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三年后回国，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1935年，任红军政委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川、康地区退却，并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1938年逃往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寓居香港，后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11月病死。

　　张知本（1881—1976）

　　湖北江陵人，字怀九。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湖北军政府司法部部长、第一届国会参议员。1917年随孙中山南下护法。1924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法政大学校长、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兼宪法草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法院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苏、浙、皖敌伪产业接收清查团团长。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同年到台湾。后在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总统府”资政。

　　张治中（1890—1969）

　　安徽巢县人，原名本尧，字文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曾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1945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同年9月，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张宗昌（1881—1932）

　　山东掖县人，字效坤。早年在陈其美部下当团长，1913年投靠直系军阀冯国璋，后又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曾任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和第二军副军长。1924年入据山东，任军务督办。次年组成直鲁联军，任副司令，后任总司令。1928年5月，在蒋介石、冯玉祥联合进攻下退出山东。同年9月所部在河北滦东地区被消灭。1932年在济南被刺死。

　　张奚若（1889—1973）

　　陕西朝邑人，字熙若。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校教授。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张静江（1877—1950）

　　浙江吴江人，字人杰。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1913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次年当选中央监察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27年后，任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府全国建设委员会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因四肢瘫痪逐渐脱离政治活动。1938年去欧洲治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去美国。1950年9月在纽约病逝。

　　范长江（1909—1970）

　　四川内江人，名希天。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当《大公报》记者。1939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新四军苏皖鲁边区新闻学校校长、华中新华社社长、《新华日报》社社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新闻通讯社总编辑。建国后，历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等职务。

　　范汉杰（1895—1976）

　　广东大埔人。黄埔军校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党第一军副军长、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主任、第二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陆军总部副总司令、山东第一兵团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官。1948年10月，在锦州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60年11月被特赦释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林森（1867—1943）

　　福建闽侯人，字子超，号长仁。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后，任广州大元帅府外交部长、国会非常会议议长、福建省省长、广州大本营建设部长兼治河督办。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院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2年起任国民政府主席。1943年5月在重庆因车祸致伤，后死于重庆。

　　林李明（1910—1979）

　　广东文昌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上海闸北地区委组织部长、书记，琼崖特委组织部长、书记，海南区委副书记兼琼崖纵队政治部主任、滇桂黔边区党委书记兼边区纵队政委。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西南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代省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十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

　　罗隆基（1898—1965）

　　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学美国。1931年与张君劢等组织再生社，次年将该社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光华、南开、西南联大教授，《新月》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周佛海（1897—1948）

　　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三年后脱离共产党。1926年，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开始后随汪精卫投降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后在全国舆论压力下被捕，死在狱中。

　　庞炳勋（1879—1963）

　　河北新河人，字更陈。曾任国民党陆军师长、军长、军团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军团军团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1943年5月投降日寇，被委任为伪军委会委员、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晋冀鲁豫剿总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介石任为新编第一路先遣军总司令。1949年败退台湾。

　　居正（1876—1951）

　　湖北广济人，原名之骏，字觉生，号梅川。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加入共进会。同年任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报》编辑。1908年在缅甸主办《光华日报》，并在仰光建立同盟会支部。武昌起义后，任内政部次长。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主编党刊《民国杂志》。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北京任国民会议参议员。1919年10月，任国民党总务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一度在上海闲居。1931年出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后任院长。1949年11月到台湾。

　　胡汉民（1879—1936）

　　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原名衍鸿，字展堂。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任书记部书记、《民报》编辑。1909年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部长。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同年4月任广东都督。1914年7月任中华革命党政治部长。1917年9月任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孙中山北上后，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1927年，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立法院院长。1935年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后在广州病死。

　　胡宗南（1899—1962）

　　浙江孝丰（今安吉）人，字寿山。黄埔军校毕业，先后任师长、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率第一军参加淞沪战役。1938年后，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败退台湾。

　　胡愈之（1896—1986）

　　浙江上虞人。1919年创建上海世界语协会，次年与郑振铎、沈雁冰等组织文学研究会。九一八事变后，主编《东方杂志》，宣传抗日。1933年，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938年5月，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代主席等职务。

　　俞作豫（1900—1930）

　　广西北流人。北伐时，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1927年加入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任中共北流县委书记，后利用其兄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关系，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1930年2月，率部在广西左江龙州举行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及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18日，因叛徒出卖被捕，9月6日在广州黄花岗英勇就义。

　　段锡朋（1896—1948）

　　江西永新人，字书怡。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推为全国学联主席，翌年出国留学。1925年秋回国后，在武昌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后任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后，任蒋介石南昌行营党务指导处处长、教育部次长、中央大学代理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

　　贺衷寒（1900—1972）

　　湖南岳州（今岳阳）人，字君山。1924年入黄埔军校，次年创立孙文主义学会，任会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1931年，任国民党军队政治宣传处处长，创办《扫荡报》，后任南京政训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三青团临时常务委员会书记。抗战期间，曾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社会部劳工局局长、政务次长。到台湾后任交通部部长、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长。1972年死在台湾。

　　钱大钧（1893—？）

　　江苏无锡人，字慕尹。辛亥革命后赴日留学。黄埔军校成立前后，历任代理主任教官、参谋处主任、军校第二教导团团长、第三教导团指挥官。曾代理过黄埔军校校长职务。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师师长、广州地区卫戍司令。北伐战争后，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南昌行营主任、保定行营主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厅主任兼卫队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航空委员会主任、陆军部政务次长兼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市长、淞沪警备司令、西南战区副司令。1950年去台湾。

　　翁文灏（1889—1971）

　　浙江鄞县人，字咏霓。清末留学比利时，获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清华大学代理校长。1936年后，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同年11月辞职。1949年兼任总统府秘书长。后赴欧洲游学考察。1951年8月从法国回国。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徐冰（1903—1972）

　　河北南宫人，原名邢西萍。1924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在延安任《解放周刊》编辑、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组长、重庆局委员。1946年后，历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顾问、中共潍坊市委书记、济南市副市长、北平市副市长。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部长，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徐谦（1871—1940）

　　安徽歙县人，字季龙，教名乔治，晚年自署黄山樵客。清代进士。辛亥革命后发起组织国民共进会。后与同盟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岭南大学文学系主任、北京俄文法政学校校长及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1933年参加李济深在福建组织的人民政府，任最高法院院长。1940年在香港病逝。

　　徐永昌（？—1959）

　　山西崞县人，字次辰。1916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后历任直军团长、国民联军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第三军代理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1931年后，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保定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1946年后，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部长。1949年去台湾。后任台湾“总统府”资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病死于台北。

　　高崇民（1891—1971）

　　辽宁开原人，名恩浚，字健国。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工作。1941年到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唐生智（1889—1970）

　　湖南东安人，字孟潇。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湖南省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1930年组织护党救国军，任总司令。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军委会第一厅主任。1937年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在湖南闲居。建国后，历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唐绍仪（1860—1938）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少川，一作绍怡。1900年后，历任清政府天津海关道、外务部侍郎、署邮传部尚书、铁路总公司督办、奉天巡抚、赴美专使。辛亥革命时，作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1912年8月被任命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同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后为七总裁之一。1919年任护法军政府代表，与北洋政府代表朱启钤在上海议和。后任汪精卫、孙科的广州政府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山县县长。1938年在上海被刺身死。

　　黄炎培（1878—1965）

　　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字任之。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议员。1917年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

　　黄绍竑（1895—1966）

　　广西容县人，字季宽。保定军校毕业。曾任讨陆（荣廷）军总指挥、广西省政府主席兼任桂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内务部部长、浙江省和湖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7年任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同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黄琪翔（1898—1970）

　　广东梅县人，字御行。保定军校毕业。北伐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长、师长、军长。1930年，与邓演达等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青年远征军副司令长官。1947年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70年12月10日在京病逝。

　　盛世才（1895—1970）

　　辽宁开原人，字晋庸。1917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30年去新疆，任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处处长。1933年4月任边防督办，后自任督办兼主席。1941年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1943年加入国民党，后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西北干训团主任、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军校分校主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新疆外事特派员、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部长。1949年败退台湾。

　　章士钊（1882—1973）

　　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编。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兼教育总长。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做律师。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后留北平。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73年在香港因病逝世。

　　章伯钧（1895—1969）

　　安徽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先后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1926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次年脱离共产党，与邓演达等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员，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商震（1886—1978）

　　河北保定人，祖籍浙江绍兴，字启予。保定军校毕业。清末投入新军任统领，驻守山东烟台。后长期在晋军阎锡山部任职。1926年出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旋任三十二军军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先后任河北、河南省政府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派驻日本任军事代表团团长。后在日本经商。1978年病逝于东京。

　　康泽（1904—1967）

　　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兼宣传处处长，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组织处代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底，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7月，在湖北襄樊为人民解放军俘虏。1963年4月被特赦释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

　　阎锡山（1883—1960）

　　山西五台人，字百川。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1927年，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与冯玉祥等出兵反蒋，失败后逃往大连。1932年任太原绥靖主任。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1949年3月逃出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后败退台湾，任国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

　　韩练成（1908—1984）

　　宁夏固原人。1925年从军，曾在冯玉祥部参加北伐战争。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1948年投奔解放区。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韩复榘（1890—1938）

　　河北霸县人，字向方，行伍出身。原为冯玉祥部将领，1929年后，历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一军团总指挥、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1月，在开封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后在汉口处决。

　　蒋百里（1882—1938）

　　浙江海宁人，名方震，又字澹宁。早年曾留学日本，后赴德国学习军事。1911年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翌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7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1925年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35年任国民党军委会高等顾问。七七事变后出国宣传中国抗日，争取外援。1938年5月回国，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同年11月，在广西宜山病逝。

　　蒋光鼐（1887—1967）

　　广东东莞人，字憬然。保定军校毕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师长，后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1933年11月，参与发动福建事变，失败后出走香港。抗战胜利后，出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蒋廷黻（1895—1965）

　　湖南邵阳人。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开大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一度出任驻苏大使。1945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1965年10月在纽约病逝。

　　蒋鼎文（1895—1974）

　　浙江诸暨人，字铭三。浙江讲武学堂毕业，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副官。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教官，后任国民党军队团长、师长、军长、军团指挥、驻闽绥靖公署主任。抗战期间，历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政府主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弃官经商。1949年到台湾，曾任东南区点编委员会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74年1月2日病死台湾。

　　傅作义（1895—1974）

　　山西临猗人，字宜生。保定军校毕业。1930年参加阎、冯反蒋战争，任津浦线总指挥。1931年后任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绥远省、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初，率部起义。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1974年4月19日病逝于北京。

　　鹿钟麟（1884—1966）

　　河北省定县人，字瑞伯。清末投军清新军，为学兵。1913年入第十六混成旅，先后任营长、军法官、炮兵营长、团长。1922年任冯玉祥部第八混成旅旅长，后升任师长兼北京卫戍总司令。1924年参加北京政变，指挥驱逐清废帝出宫。1926年，五原誓师时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政府兵役部部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建国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人大代表。1966年在天津病逝。

　　溥仪（1906—1967）

　　姓爱新觉罗，即宣统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位，暂居宫禁。1917年张勋率兵进京，赶走黎元洪，妄图复辟清室，后失败。1924年废除皇帝称号，被冯玉祥派兵赶出皇宫。1925年3月移居天津。1931年底潜往东北，为伪满洲傀儡“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国皇帝”。日本战败投降后，于1945年8月17日被苏军俘获，1950年8月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12月4日被特赦释放。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在北京因病逝世。

　　程潜（1882—1968）

　　湖南醴陵人，字颂云。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历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护国军司令、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非常大总统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九江卫戍司令、江右军总指挥、武汉国民政府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武汉行辕主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率部起义。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68年病逝于北京。

　　鲁涤平（1889—1935）

　　湖南宁乡人，字咏庵。1924年，任湘军第二师师长。1928年，任国民党第二军军长、第十八师师长和湖南省政府主席。1929年，任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后改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4年，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翌年在南京病死。

　　谢持（1876—1939）

　　四川富顺人，字慧生，又字愚守。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起，任国民党党部部长、内政部次长、大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后，先后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务。1939年4月在成都病逝。

　　蔡廷锴（1892—1968）

　　广东罗定人，字贤初。保定军校毕业。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师长，曾参加北伐。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副总指挥。1933年，参与发动福建事变。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6年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谭延闿（1880—1930）

　　湖南茶陵人，字组庵，号无畏。光绪进士。1909年，被推为湖南咨议局议长。1911年，参与发起成立宪友会。辛亥革命时，杀死湖南都督焦达峰，夺得都督职位。后任省长兼督军。1922年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内政部部长、秘书长。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

　　廖仲恺（1877—1925）

　　广东惠阳人，原名恩煦。1905年参加同盟会，任总部会计长。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财政厅厅长。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任财政部副部长。1921年在广州任财政部次长、省财政厅厅长。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担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军需总监、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廖耀湘（1909—1968）

　　湖南邵阳人，号建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30年赴法国留学。1936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军队少校连长、中校主任参谋、少将师参谋长。1941年任副师长时，赴缅甸作战，后升任第六军军长。1948年10月，任辽西兵团司令，在黑山地区兵败被俘。1961年被特赦释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4年被推为全国政协委员。

　　颜惠庆（1877—1950）

　　上海人，字骏人。早年毕业于同文馆，后留学美国。1921年后，历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外交总长、内务总长。1926年曾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驻苏大使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戴笠（1896—1946）

　　浙江江山人，字雨农。黄埔军校毕业。曾任蒋介石侍从副官，后任复兴社所属特务处处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6年3月，从北平飞往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毙命。

　　戴安澜（1904—1942）

　　安徽无为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军校少校区队长、团长。抗战爆发后，任第七十三旅旅长、第八十九师副师长、第二〇〇师师长。1942年3月，率部参加中国远征军，5月26日在缅甸北部茅邦地区与日军作战牺牲。

　　戴季陶（1890—1949）

　　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名传贤，字选堂，号天仇。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任《天铎报》主编。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次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长，后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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