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李敖一下

潘毓刚简介：生在广州、长在台湾、教学在美国，是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世界著名量子化学家；创立了先进的计算弗兰克·康登因子的渐近方法，并最早把李氏群论用在量子化学领域。连续4年担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曾与吴健雄、袁家骝同获海外杰出华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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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刚《我也李敖一下》祖国版序（李敖）

今年我在“暨南”、汕头、厦门三大学演讲，都随身携带一件“行李”——潘毓刚。不是潘毓刚的骨灰，而是活生生的这个人。潘毓刚是世界级的化学家、是我的触媒（catalyst）。他不但一生冒险做李敖之友，并且写了一本《我也李敖一下》，去年在台湾出版。今年出祖国版，他要我写篇序，我义不容辞而不辞、情不可却而不却，就写起来了。不过，我决定把这篇序写成“乱针刺绣”式的随性之作，东一片、西一片，希望片片落下，蔚为壮观。不但壮观，并且俨然以“遗言”形式出现，虽是部分叮咛，却也豹斑永在。潘毓刚和我都生在1935，都已76岁，酒店关门，赖着不走，也赖不了多久。但谁先走谁后走，却大有文章。我今天以“遗言”形式付诸老友，并非说我先他而死，谁活过谁，要看本领呢。

下面就是序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甩在祖国外面的知识分子，很难想像当年如果在祖国里面，是什么样子。这是假设性的问题，硬去假设它未免失真。人生的际遇祸福，变数太多了。虽被甩在祖国东南的小岛上，却也别开生面。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陷在哪里，都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虽然多年的隔世，睽违祖国已久，但是一朝云雨，似曾相识的，也就归燕而来。不过，对祖国一往情深的归燕，却有鹰扬气魄，化为精卫之禽，没完没了。祖国毕竟是你和我的，靠边站没关系，热心盘旋，是挡不住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总有使命感，并且不认为这一使命可以任人代办、不认为有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代为完美行使。因此，人虽然老去，却“未见其止也”。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会是旁观派。

由于几十年的隔世、由于内在外在的淡妆浓抹、中肯或中伤，祖国外面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发生偏差，他们对祖国的看法，有的失于怪异、有的失于风凉、有的失于美国标准、有的失于恨乌及屋，大体来说，完全健康的视野，竟不可多得。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并未迷失或失落，“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能够深刻表现休戚与共却和而不同的态度，用光明磊落的去赞成去反对，从不闪躲、也不匿名。

知识分子有三类：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这种分类当然不是逻辑的，而是修辞的。从逻辑上看，同义反复是可笑的；但从修辞看，同义反复凸显了一种真理，就是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第二类第三类，它只有一类。“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就是不入流的知识分子，就算他会加减乘除、他是硕士博士、他是什么什么家、他得过什么什么奖。

什么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

一、他有好头脑，一个好的大头。

二、他有本领传播好头脑、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头。

三、他没有消极的情绪，不因逆境而怀忧丧志。

四、他“勇于行仁”。

这里特别强调好头脑的重要，因为只有好头脑的人，才会达到“至善”。“至善”是“恰到好处”。有时候，人间会有无奈的局面，要你表态。好头脑的人不但会“恰到好处”，也会幽默的“恰到坏处”，他连反讽都是聪明的。

好头脑的知识分子有境界，但也务实。

苏格拉底（Socrates）说他不是雅典人或希腊人，它是世界公民。苏格拉底的境界是伟大的，但是环境不作美，雅典人、希腊人逼死了他。世界公民是只能说不能做的，即使你的国家放了你，别的国家也不要你，当然你可以到南极去世界公民，但“南极老人星”（Canopus）都不甩你，他比太阳亮1300倍，它要跟太阳比赛。你距离它两百万光年，你算老几？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上不务实的当。

不做世界公民了，但有人说，我不要做中国人了。其实你可以这么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9条、第10条，明定你可以“自愿”变成外国人，可以“自动丧失”或“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可以如君所愿。

问题在你世界公民做不通，又不做中国人，你要做哪国人？哪国要你？

有香港人写书说：《来生不做中国人》，这样说太窝囊了、太没志气了，何必来生呢？有种今生就不做。但问题又来了，你要做哪国人？哪国要你？写《来生不做中国人》的那位作者做到了，因为他讨了个挪威老婆。有外国老婆，十足符合不做中国人的条件，也就是你符合了国籍法中你是“外国人的近亲属”了，于是中国人再见。但是，别忘了，挪威要了你，这本《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作者，远走高飞了，可是替他这本书签名推荐的英雄们个个都不行，因为外国女人不嫁他们，外国人不要他们。外国人说，我们不要你，你算老几。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上不务实的当。

又不能做世界公民、又不能做外国公民，留在中国的，有一种中国人很痛苦，那就是整天唱衰中国的中国人。他们整天看中国不顺眼，又怨又骂又诅咒，唯恐中国不乱。但这类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乱了，对大家全无好处。中国乱了，只要二十六分之一人口的难民出来，5000万难民流亡出来，这世界就乱了套了。5000万难民用和平方法流亡到世界各地，你知道多恐怖吗？也许你说，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同意人类有“避难权”，5000万人不能逃到外国吗？但你可知道，这世界至少30亿人符合这条件，这么多人逃到外国，外国吃不消。所以，《联合国难民公约》就有条件的规定说，寻求避难者，要以实际上“跨进”客居国的“国门”为基准。换句话说，要两脚踩上你要投奔的国家的土地才算。现在，问题来了，1993年间，大量的海地难民逃向美国，美国呢，不但下令海军拦截，并采取最妙最妙的一招，竟向海地政府行贿，请海地政府允许：在海地难民到达美国领土、要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申请避难权之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可以将抓到的难民送回海地！多讽刺啊，花钱买你“不着陆”，要你的政府像“回收垃圾”般的“回收难民”，这一办法，多细腻啊。这就是美国干的事！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会用做不做美国人来解决问题或失其所守。

第一流知识分子“勇于行仁”，要比旧式智仁勇的说法更进一步。智仁勇三达德太各自独立了，“勇于行仁”则不然，它提醒人们，“仁”是要勇气来兑现的，甚至“智”也要。马寅初在人口政策上，违反政治正确，开罪毛泽东，但他强项不屈，“虽千万人，吾往矣！”“虽毛主席，吾往矣！”这是何等大勇！一个附带的耐人寻味的条件，也值得一提，就是长寿。马寅初是长寿大王，他活了101岁。在98那年，他亲眼看到他被平反，“做了20年噩梦”后被平反，这一戏剧性结果，岂不太有趣了吗？相对的，殷海光以49岁之年，得胃癌死去，而他的“敌人”蒋介石，却长寿到89，你的“敌人”比你多活40年，能说长寿这个附带条件不重要吗？

有一个困惑第一流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是“不公道”的问题。以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而论，从共产党抢到中国统治权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基础是“比利时层级”的，又小又弱又不起眼，在世界工业国前面，微不足道。但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变成了世界六大工业国之一，国民收入增加了五倍，从600亿变成3000亿。另一方面，1949年前的中国人，平均只能活35岁，但是1970年中期的中国人，却活到了65。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人在20世纪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平均寿命多活了30年，几乎多活了一倍。近二三十年来又多活了10年，也就是说，中国人平均寿命多活了40年。

查出了上面的一些数字，我们才会猛然醒悟：原来在1949年前，我们中国的底子是那么薄、那么惨，人是那么短命。60年下来，如果我们眼里看的，都是共产党的负面，是不公道的。

英国历史家卡尔（E. H. Carr）在完成他的苏联史专著后，写到：“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革命的巨大成就，或对这种成就沉默不言、视若无睹。”历史家卡尔用“危险”这一字眼，实际上，更准确的字眼是“不公道”。因为“不公道”的心态淹没了我们，我们变得只能看到负面，不能看到正面。看不到共产党在底子薄的局面下走向富国强兵的正面，而加以悉行抹杀，这对共产党是“不公道”的。结果是，由于对共产党“不公道”，也无异对我们自己也“不公道”，我们扼杀了我们神智上的清澈澄明，我们蓦然回首，发现我们自己竟是有失公正的人，我们可以不喜欢共产党、并且历数共产党的罪恶面，但是，因为对共产党的不喜欢而反弹了我们自己对是非的判断能力，使我们变成“不公道”的人，那就因偏执而使自己痛苦了。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绝对使自己避免“不公道”。

第一流知识分子的遭际，除了正面有志未酬外，有时是负面的，负面到被无知的同胞中伤污蔑，甚至骂他是汉奸。19世纪的伟大知识分子郭嵩焘，他是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兼驻法公使，主张学习西方科技、修铁路、开矿产，却遭无知的同胞同乡攻讦，说它是汉奸、烧他房子。但他“勇于行仁”，牺牲了自己的好名誉，促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他死后，严复挽他：“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钧。”郭嵩焘虽然没有像屈原一样，在独醒之后，投河自尽，但他73岁老死之时，的确已经“鞠躬尽瘁，名誉扫地而后已”。直到死后几十年，他的同胞才想起他、肯定他。与郭嵩焘有对比的，是林则徐。历史对林则徐的评价是：

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责，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源）。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则徐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这是他的私函，道光22年9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伟大的郭嵩焘敢于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但是，代价无疑太大了。他的时代是他的同胞保守得不能接受铁路的时代，中国第一条铁路是“吴淞铁路”，就是因为风水原因，在群情愤激下，盖好了又拆掉了的，作为先知者，要遭遇多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啊。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最凄惨的遭遇，莫过于自己生命的牺牲。这一牺牲，尚不是指屈原的沉江、梁济的灭损、王国维的投湖，或是朱湘、老舍的赴水。因为这些死亡，好歹还算操之在我。这里指的牺牲，是指被外力杀害而言。义和团动乱时的许景澄，他出使法、德、意、荷、奥、比、俄七国大臣、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总教习、管学大臣，一代知识分子，却同时碰到暴君与暴民，以致身首异处，命丧法场。在乱世中，第一流知识分子下场的悲惨，许景澄真是第一样板了。

第一流知识分子在乱世里，如果幸而得保首领，最后某种程度的有志得伸，他绝不以此自足，而是更要走向前去。“百尺竿头站脚，千层浪里翻身。”易卜生（Henrik Ibsen）笔下的《人民公敌》斯铎曼医生（Dr. Stockmann），就是样板。易卜生写信给朋友说：

十年以后，社会多数人，大概也达到斯铎曼医生在公民大会时的见解了。但这十年里，斯铎曼自己也前进了；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社会多数人还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刻在前进。我从前每写一个剧本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但他们到达那里时，我早已不再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走了。

第一流知识分子的“党国观念”与世俗不一样。世俗有两类，一类把党与国两个圆大小密合，视为同一；一类把党与国两个圆视为相切、敌对或相斥。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而是把党与国视为同心圆。党是一时的、小的圆；国是永久的、大的圆。对党的失望绝不等于对国的失望。因对党的愤怒而迁怒到“丑陋的中国人”，是根本不成熟的小人之见。在历史长流中，党在国中是过程也好，是流程也罢，是一种必要的善与必要的恶也行，都要用历史的宏观来对待它、引导它走向质变。“惜竹不除当路笋，伐薪教护带巢枝。”这是引导期间无法避免的心境，心境有无奈，但绝不怀忧丧志。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独行其道”中，也以晨星自许，绝不怀忧丧志。

在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至少做几颗晨星。

纵没有多大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

这才是我们的真精神。

上面随手写下的一些“乱针刺绣”，有感而发，言近旨远，已怀抱全开。虽然下笔为52年老友潘毓刚新书写序，但反复重点，都在第一流知识分子一念之间，俗人看来，不免迂阔；但范仲淹看来，却必然以同志相引，范仲淹活到现代，身为国家大臣，想必已是共产党了。同志则吾岂敢，只是不愿见他“白发征夫”，去看“长安朝阳孤城闭”而已。学问太大，纵笔起来，处处伏机，想查禁它，恐怕都为难了。这篇序，写得忽高忽低、玄之又玄，甚至有点语无伦次，其实是有意的。52年老友未必尽识底蕴，他也许偷笑：“一代文豪，李敖老矣！”

2011年，中国共产党行年90之月

在中国台湾草山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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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李敖一下》序（李丹）

我第一次见到潘毓刚教授是在一九八五年，那时我大学毕业刚到汕头大学工作不久。潘教授受当时化学系系主任陆志刚教授之邀访问汕大，并被聘为汕头大学名誉教授。我听了他的报告。说实话，内容我基本上不记得了。若干年后，我只记得曾经听过有一位华裔美国教授在讲座里提到：美国的科学基金鼓励创新，只要有新点子，都可能会得到资助，比如，有人提出要研究加州海岸的海鸥是否有同性恋的现象，看似无聊，但居然也得到资助。

我跟潘教授的第二次会面是二〇〇五年在暨南大学，听闻他受邀在暨大授课，我就专程去邀请他访问汕大，潘教授欣然应允。在闲聊时，他提到加州海岸的海鸥，我才对上了号，原来二十多年前讲这个事情的教授就是潘毓刚。得知潘教授有意像杨振宁一样到中国大学教授基础课，恰逢当时我从英国回来，从剑桥大学的做法得到启示，准备推行理科大类培养模式的改革，我力邀潘教授为理学院的本科生讲授第一门基础课《化学导论》。第二次访问汕大的潘教授，对汕大的教育改革和校园环境都赞不绝口，也接受了我的请求。

二〇〇五年九月，这位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全美华人杰出成就奖”获得者，两届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的量子化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到了汕大开课。他除了讲授本科生的《化学导论》和研究生的《量子化学》外，还多次开设讲座，话题有艰深的化学理论，也有开阔视野的美国高等教育、留学生生活，更有轻松诙谐的名人轶事，最受同学欢迎的当是“我眼中的李敖”。潘教授在汕大授课一学期，离开时执意要将我们给予的报酬留下作为奖学金，我推辞不下，只好答应。当我向潘教授提出，希望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奖学金时，他坚决不肯。我反复解释：如果这样做，学生得到的不只是金钱，更重要的是用一个用著名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称号，这对学生将是莫大的激励，潘教授这才答应下来。从此，汕大设立了“潘毓刚奖学金”，每年有四名同学获奖。

出于对汕头大学改革决心和行动的赞赏，从此以后，潘教授只要回中国，总会到汕大来，每次也都会安排时间给学生开设讲座或者座谈会，跟学生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和对中西社会问题的看法，我和他也就建立了忘年之交。二〇一〇年三月，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与潘教授和潘太太见了面，一起聊汕大的改革发展，聊至诚书院的育人理念，聊中西社会的人间百态。恰好，潘太太的几个朋友也在，他们都是一个由旅美华侨或美籍华人组成的非营利民间组织——滋根基金会的成员，以关注中国的贫困和弱势群体为己任。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提供民间对民间的援助，支持中国贫困农村的发展。这对多年生活在美国的伉俪，一直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关心帮助中国的发展。

二〇一一年四月，应我多次邀请，潘老师带着挚友，台湾狂人作家李敖访问汕大，对话汕大学子。在开场白中，潘教授说他们二人同属猪，戏称李敖先生是尖牙利嘴的野猪，而自况为埋头研究的家猪，可见这两位性格迥异而又声气相通的老人之间，情谊之深厚。

潘教授一直惦记着“潘毓刚奖学金”的后续资金问题。得知原来所捐款项即将用完，他决定将《我也李敖一下》中文简体版交付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收益全数捐给汕大，作为“潘毓刚奖学金”的后续资金。我校出版社为此精神所打动，亦表示全额捐出出版利润，这使本书的出版更有了一份超越的价值和意义。

李敖先生曾说：“如果我有来生，我第一愿意再为李敖，第二也愿为李敖，第三还是愿为李敖，但第四却愿为潘毓刚。”或许，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找到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李敖，为什么终究还是想要做潘毓刚的原因。

李丹辛卯子月于汕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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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李敖一下》前言

——代自序

一九五九年九月，在台湾大学理学院毕业的老潘和文学院毕业的小李都被国民党政权征召，入伍服预备军官役。二人都到高雄凤山国民党的陆军步兵军官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班第八期第九中队受训，因此相识，迄今已五十年。虽一理一文，但亦颇多“英雄所见略同”，有时也有意见相左，所以五十年来，除老潘在美国留学，小李在坐国民党大牢一段时间外，一直保持通信，为纪念五十年的交情，想把五十年来的通讯结集成册。可惜小李坐牢之前，老潘给他的信多因国民党特务抄他家时流失，只有几封小李已在不同的书里发表尚保存下来。后来的通讯亦保存不全。现在将老潘存有影印副本的三十余封和相关资料结集成这本书，让读者一睹科学家与哲学家对事物见解之异同。

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篇——《虽非冤家，却也路窄》，是我为李敖著《预备军官日记》写的序，由此序可知道和李是如何认识的，接着是转载数篇老潘评论与小李有关的文章。

第二部分收集了潘和李从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的《二十年后的第一次通讯》到现在的三十一封信。若干信附有相关文献（资料），则放在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则选刊了若干新闻媒体对潘李采访的纪录。

本书手稿承黄净女士打印校对及提供宝贵意见，又承吕佳真女士策划编排及校对最后清样，谨此致谢。

201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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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话说李敖

虽非冤家，却也路窄

——潘毓刚为李敖著《预备军官日记》写的序

　　李敖冒“通匪”之嫌，要我为《预备军官日记》写个序，通常作者都喜欢找个比自己有名的人写序，而李敖找知名度远不如他的我来写，算是保持他的一点反传统的性格吧！在他日记里有一首祝我寿的歪诗，里面提到不知为何在台大时没认识我，相见恨晚，其实我在台大校园里早已见过这位身穿长袍，阴阳怪气，类似青洪帮的人物，只是我那时不喜欢管闲事，对这种人物不屑去打听他的姓名罢了。虽非冤家，却也路窄，受预备军官训练时竟和他同一区队，他喜欢高谈阔论，哗众取宠，引起我的注意。接触多了觉得他倒见多识广，有时谈吐也不俗，且颇具娱乐性，尤其他的黄色掌故和笑话颇能解除一些军中性饥渴的苦闷，对他渐生好感，而且他反传统的性格顽劣得可爱，所以与他交往就慢慢多了，尤其每次被派公差去观赏劳军晚会时，在下面和他聊聊天，可以不看台上无聊的节目，因此增进了不少性知识。李敖说郑清茂、小猴和我等人常偷看他的日记，那完全是他自抬身价的说法，至少我从没偷看过他的日记，都是别人传给我看的，我相信别人也没主动去偷，而是李敖纵容或挑逗他们去拿来看，以达到他哗众取宠之目的。日记里确有不少精彩记述，但也有许多并不很确实的地方，读者要以严谨的态度来读，才能防止他伪造历史。例如他说我不喜欢洗澡，与小猴同性恋（其实是他自己喜欢吃小猴的豆腐，解他军中无女人玩之苦闷），完全是有意中伤，怕我抢他的女朋友。李敖的女朋友们（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或未来的）请注意听着：本人卫生习惯良好，且无艾滋病，千万别上李敖的当，是以为序。

　　1988年1月15日

　　由阿姆斯特丹至波士顿的TWA航空八一五班次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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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之“最”

李敖说：“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的文章；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讲话；了解我的人，喜欢我这个人。”作为他的一位三十年老友，我经过这三个阶段，深深体会他这句话。今天在介绍李敖的场合里，有二位历史专家也是李敖多年的朋友龚忠武和汪荣祖，他们介绍他在学术上和专业上的成就，我愿从一位非专家的立场，感性地谈谈李敖之“最”。本来李敖说过最有资格吹捧李敖的人就是李敖，因为我们都是欣赏李敖的人，要我们介绍他，难免要吹捧他，虽然做得不如李敖好，但也只好不自量力而为之了。

大家都知道李敖主张“全盘西化”，但他却是最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保有许多传统价值观念的人。例如他欣赏“诛奸谀于既死”的中国传统正义观念，所以蒋介石死后不久，他写了六集《蒋介石研究》，之后还编写了《拆穿蒋介石》和《清算蒋介石》二书，把“诛奸谀于既死”发挥到极致。他也常说“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他赞扬“悲歌慷慨之士”；“唯大英雄本色，是真名士风流”。在政治伦理方面，他欣赏《淮南子》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为政者，无智，无能，无为”；和唐太宗与功臣侯君集的奇情故事等。他常责人“曲学阿世”；“无大臣之风”；“无太学祭酒的才德”。他也力行“行客拜坐客”的中国传统观念，和友人生病时去探病的习俗。在大学时期，他一年四季穿长袍，除表示他的特立独行外，我想多少也表示他里表一致地保有许多中国的传统。许多主张复兴中国固有文化的人，反而没有像李敖那么执著地实践一些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他们更没有像李敖懂得那么多的中国固有文化。例如北京天安门前的大十字架，许多人连名字都叫不出来，我从李敖那里学到这怪物叫华表，而且还知道它是唐虞时代，皇帝鼓励人民提建议的标记。我们常听人说孟姜女寻夫哭长城，许多人都以为孟姜女是姓孟的女人的名字，我从李敖那里才知道，中国传统轻视女人，女人没名字，孟姜是姓孟的女人的意思，后人不知原意，在孟姜的后面再加一个女字，变成了“姓孟的女人女人”，甚至误会“姜女”为女人的名字。“婚”是指新娘的爸爸，“姻”是指新郎的爸爸，而“婚姻”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是新郎新娘的爸爸之间建立关系，知道这婚姻原意的人恐也不多。我们常介绍自己的妻子称内人，其实李敖告诉我们，唐朝时大官家里的家妓叫内人，今天我们向人介绍自己妻子叫“内人”，其实是“妓女”。今天我们把“诽谤”当作贬词，而古时诽谤是“忠谏”的意思。无知乱译《资治通鉴》的柏杨，不知“太岁”、“期”等等的真义，李敖都把它们解释得清清楚楚。另外我假如不是读李敖的文章，也不会知道“且”和“也”还有“X”级的含义。总之，从李敖的言行看来，他并不是字面上的“全盘西化”者，他认为中国许多好的传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与西方文化相通的。不过我认为中国和西方对这些所谓的好的传统强调的程度，有时是不一样的。

李敖是读中国书最多、个人藏书最多的人，与李敖打笔仗的敌人之一徐复观，都承认李敖可能是读中国书最多的一个人，他家四壁都是书，个人藏书可能有十万册。

读书多和藏书多并不稀奇，足以珍贵的是他也是最懂得读书、最善用知识和数据的人。因此他曾自豪地说：“空骂一个人是王八蛋，骂得再漂亮也不够，要有证据证明他是王八蛋，才算本领。”

李敖是白话文写得最好的人，他自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就凭这句话，多少也可看出他白话文的功力。我们随便可举几个例子，例如他说：“国民党的文告，写的时候像便秘大便不通，出来的全是大便。”“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如以法绳之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法官收受红包，司法黄牛是也）。”“民进党把政治问题经济解决（当主席用钱买），经济问题法律解决（如声言贿选而闹到法院），法律问题政治解决（如纠众掳人，胁迫官署重新验票）。”他形容国民党监牢医务室草菅人命，只简洁地用了一句“只换屁股不换针”，怪不得端木恺说李敖“用笔如刀”。

李敖是著作被禁最多的一位作家，迄今为止他有九十六本著作被国民党查禁。

李敖是最重是非，“对是非是绝对不让步的”，因此是非之前，他六亲不认，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为树敌最多的人。

李敖是骨头最硬、最勇敢的人。他自称是文化空中飞人，他说：“李敖满腹经纶，一身傲骨，艺高人胆大，在警察国家中，每月开夺命飞车、做拼命三郎，虎口捋须、太岁头上动土，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出《千秋评论》一册。读者每月花一百元门票，看李敖“文化空中飞人”一次，没摔下来大家喊好，摔下来大家叫活该，这种生涯，非“文化空中飞人”而何？”有人说台湾有李敖存在证明台湾有言论自由，但李敖认为他的言论自由，是以他的生命争取来的。他借屈原的话说：“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他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君子患有所不辟也”的实践者。他为理想已置生死于度外。难怪有人说：“李敖是全台最快乐的人，因为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骂谁，就敢骂谁，毫不顾忌任何人的骂谁。没有老板，没有朋友，一笔在手，六亲不认。”但他的勇气是用于扶弱抑强，为弱者主持公理正义的。

李敖是最真性情的人，他认为做一个伪君子不如做一个真小人。因此他常揭发伪君子的假面具，而得罪许多“正人君子”。

李敖是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因为李敖难以见容于国民党，处处受国民党的封杀，国民党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体对李敖污蔑、抹黑，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例如国民党用冤狱伪证说李敖侵占老友萧孟能的财产，判他坐牢六个月。蒋经国去世后，李敖上诉终于获胜。萧孟能诬告李敖反被判了刑。但是国民党控制下的传媒，对李敖侵占朋友大事渲染，他平反的事，却只字不提，造成人们认为李敖是贪财负义的印象。一批忘恩负义的小人政客，造谣说李敖在牢里陷害别的政治犯以求自保，后来证实是谣言中伤，但传媒只传播谣言，总之，凡对李敖不利的谣言都在广为散播，凡是对李敖有利的事实，却倍加封杀，以达到斗臭李敖、丑化李敖的目的。另一方面，李敖因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所以得罪了许多人，但李敖骂人是“有证据入档，再用生花妙笔，写而击之，王八蛋应声倒矣”。被骂的人无法反驳，但心又不甘，因此只好对李敖做人身攻击，说他是小疯狗、文化太保、文化流氓，因为说这些话的人多是社会上有点名位的伪君子，一般人不读李敖著作，又不明辨是非，只盲目崇拜那些伪君子、假权威，因此把李敖说的真理误以为是疯言，伪君子们也得以解脱，他们辩不过李敖时最好的下台阶就说：“李敖是小疯狗、文化太保，他的话你能信吗？”天下浅薄之人听了伪君子、假权威这句话，不但相信，还广为流传，造成声势。我就曾遇到过说李敖是专门骂人的小疯狗的人、说李敖思想偏激的人、说李敖专制不能容别人不同意见的人，当我问他们看过多少李敖的著作，有些人竟承认一本都没读过，只是听某某权威（其实是假权威）说的。但在万般封杀下，毕竟还是有人读李敖的文章，分判是非，因此四十年来，李敖一个人与国民党一个组织斗，也没有被斗垮。如果李敖没有他“硬里子”做基础，他能有今日？

就此拉杂谈了李敖十个之“最”，其实还不止十个。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九日补写于麻州牛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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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和魏京生

本来把李敖和魏京生相提并论，是对李敖的不敬甚至是侮辱。但他们二位正好是中国两岸的异见分子，一位是在台湾，一位在大陆。把他们比较一下，是很有意义的事。

李敖家学渊源，国学修养深厚，加上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在成长期深受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的熏陶，且曾一度学崇罗素。所以他可以说是学贯中西、才高八斗、著作比“身”还高（注意李敖不是侏儒，身高可能有一米八），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厚的修养和了解的人。他是一位思想家，因为他的思想比当代人先进了五十年（李敖自己说的），而不见容于当权者，所以才被封为异见分子。他是因思想进步出名，而非因异见分子出名。而魏京生在文化革命后才接触到西方思潮，对中国文化本来就没有什么研究，对西方文化也没有深入的了解。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对他来说都是新鲜事物，足以激起年轻人的激情，而变成一位不怕死的摇旗呐喊的行动者，正因如此，李敖不易被人利用，因为他不需靠“异见”出名，他的一百多部有水平有深度的著作，足以使他名满天下。而且他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性利用也洞悉其奸。李敖也不怕死，他有为真理而牺牲的勇气。魏京生凭他几张大字报而名满天下，但大字报里是否都是真知灼见？如果中国照魏京生的意见，一开始就把民主与四个现代化同时进行的话，也许中国已像苏联与东欧，分崩离析，民不聊生了。虽然他对拆散中国的贡献没有成效，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此仍得到举世反华势力的赞赏，以鼓励来者继续努力之效。正因中国大陆在国际政治筹码上比台湾重得多，因此大陆的异见分子被不成比例地“大化”了；李敖身处台湾，而当权者又对西方强权驯服得像条忠实的狗，所以李敖的异见也被过分的“小化”了。李敖对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贡献比魏京生要大千百倍，但克林顿不会见李敖，李敖也不屑见克林顿，就是见了克林顿，李敖也不会像魏京生那样告诉克林顿要小心，不要受中国欺骗。李敖可能会批评美国的人权纪录和霸权主义的行为。所以魏京生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小李永远也得不到西方任何大奖，只能得老潘给他的精神奖。

写于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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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柏杨兼论李敖

这些年来，在各种不同场合中，遇到不少从大陆和台湾来的同胞。每次谈到台湾文坛人物，许多人会说柏杨是台湾反抗国民党最著名的作家，也是很有学问的历史学家。大陆同胞听过李敖的人不多，而台湾同胞中虽然知道有李敖其人的人很多，但许多人都说他是文化界的“小疯狗”、“是文化流氓”。许多大陆同胞读过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一些他入狱前写的杂文，多数人也知道柏杨曾把《资治通鉴》翻译成白话文，但我所问过的人之中，只有一人曾读过部分他的翻译本。我遇到的人，凡读过李敖著作的多数对李敖甚为推崇；而贬低李敖的人，多数从没读过李敖的著作，只是看过报纸、杂志对李敖抹黑的消息。

其实柏杨根本不是反抗国民党的斗士。历史学家汪荣祖说：“柏杨原不是一个战士（鲁迅所谓的战士），他有战士的形象，因为他是有名的政治犯，但他当政治犯是被动式的、绑鸭子上架式的。他一直是想当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他一直是敬仰蒋主任（经国）的（蒋经国去世时，他还写了言短情深的悼文）。”他被抓进去后，还可怜巴巴地在黑狱中，盼望他的“上帝”能够拯救他，最终才知道他的“上帝”原来是“魔鬼”。诚如李敖说的：“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的‘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作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的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平！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

李敖又说：“柏杨是国民党高干。柏杨进《自立晚报》，有一段原因。柏杨去《自立晚报》前，本是国民党救国团的大将，是非常‘得君行道’的显赫人物：在横贯公路完成时，国民党‘层峰’‘巡视’，他曾‘随侍’在侧，为‘横贯公路十二景’题名，他的显赫，由此可见；他的‘文学侍从之臣’地位，也由此可证！

“不料，一次桃色事件害了他。柏杨是当时救国团组长级的高干，家中已有妻小，他在主管夏令营、冬令营之时，竟出现了与文艺营中的女学生艾玫（何明华）相恋的事，自然不利于众口。再加上艾玫的父亲（台中农学院教授）向救国团抗议，于是团方为整肃风纪，便请柏杨下台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漫画。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到十三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不久之后，柏杨就被捕，由国民党的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十二年徒刑。李敖为营救柏杨还尽了很多力。在营救过程中，李敖给孙观汉的一封信里曾说：“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差阳错，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与一般外间传闻正好相反，柏杨根本没反抗过国民党，他除了敢骂一骂国民党的警察外，对国民党的党政权贵都极尽谄媚、歌颂的能事，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和书信均可证明。至于他是不是很有学问的历史学家，读者不妨读一读李明德的《行走在地雷上——评〈柏杨版资治通鉴〉》、孙国栋的书评《一本不了解原著的译作——评〈柏杨版资治通鉴〉》和《再评〈柏杨版资治通鉴〉》与陈启明的《望文生义，错译连篇——柏杨版〈资治通鉴〉选评》。

这些年来因为许多人不明事情真相，受国民党当局对李敖抹黑宣传的影响，人云亦云地把柏杨捧成学者或民主自由人权的斗士，反而把李敖贬成不学无术的文化流氓。我深为李敖不平。

一九九六年写于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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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

据报载魏京生会见了克林顿之后，对记者们表示他愿意去台湾访问，也想会见达赖喇嘛。这位被世界传媒捧为民主和人权斗士的魏京生，为什么急着要去见践踏民主和摧残人权的李登辉和达赖喇嘛呢？李登辉自巩固了他的权力地位后，即变得专横跋扈，据报载任何事情都得李登辉点头才行，就连县市长提名也得由李登辉“钦定”。他的修宪更是开民主倒车，因此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已降到三成九，由此可见他只是一位以民主为名、行独裁之实的政客。至于达赖喇嘛，在他统治西藏时，还是沿用西藏奴隶社会吐蕃王朝的“王法”、佛教的“教法”，和元朝和蒙古族法律混合形成的一套政教相结合的成文法典。按照“法典”的精神，三大领主统治农奴是神的意旨，农奴受苦是命中注定，不能反抗，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胄相争”，要“效法前王”，“言语行为，要合于佛法”，农奴只能“语言忠实”、“行为笃厚”、“勿作侵害”、“戒绝恶行”。否则“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逮捕”、“侦探主人要事者逮捕之，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顶撞官长者逮捕之”、“民反者均犯重法”、“凡偷王之财物者，偷一罚百倍；偷寺庙僧侣之财物者，偷一罚八十倍；偷平常人的财物者，偷一罚八倍”。为了保护农奴主的生命财产和不受法律制裁，法典还规定上等人如杀死中、下等人，允许以钱抵命，上等人对中、下等人可施割舌和抽筋等酷刑。总之，当时的西藏法典是维护农奴主阶级权威和利益的。农奴主的刑罚是十分野蛮、残忍的，虽然西藏地方政府也有规定“私人杀人要受处分”、“宗教没有判死刑的权力”等等，也处理过一些小农奴主无故杀人的案件，给受害者的家庭以命价赔偿；有些有油水的命案，官员们总是争着好像是为死者伸冤一样，但一旦得到贿赂，再也无人过问；有的大贵族打死了一个农奴，谁也不敢吭声。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五的三大领主把占西藏人百分之七十的农奴，看作是附着在他们土地上的私有财产，一般二头犏奶牛可换一个奴隶。由此可见，西藏在解放之前，多数藏人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只有政教合一的神权。

一九八七年我到西藏访问时，还看到许多迫害人权的遗痕。我访问过几个过去当奴隶的家庭，他们都认为现在比解放前的生活要好多了。我去访问时，正好拉萨刚发生过暴动，暴民把在拉萨八角街的派出所烧掉了。所以我问他们，既然你们生活改善了，为什么还对政府不满，还要烧派出所？他们说因为警察捉了喇嘛，喇嘛和活佛在他们的信仰中是非常崇高的，因为对宗教的盲目迷信，所以对喇嘛和活佛也是盲目的听从。

过去享有很多特权的神职人员，现在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剥削别人了，自然感到不满，而想通过西藏的独立，恢复他们过去所享有的特权，这当然不为现在的政府允许，政府捉这些煽动暴乱的分子，一般无知民众则认为捉了他们心目中崇拜的活佛，因而对政府反感进而反抗。所以西藏的暴乱不安，并不是因人权受压迫，而是神权想死灰复燃，利用民众对宗教盲目的迷信，想夺回过去享有压迫多数西藏人的神权，可悲的是，众人迷信宗教，而不察以达赖喇嘛十四世为首的一批神棍的阴谋。

一九五九年以前，西藏共有大小寺庙二千七百一十六座（包括清真寺和天主教堂），僧尼十一万四千一百零七人，当时藏族人口约一百一十九万人。僧尼占总人口几乎百分之十。文革时宗教确实受到很大破坏（这是全国性的，并不只有西藏），后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至一九八六年，寺庙有二百三十四座，宗教活动点共九百七十七点，僧尼有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人。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政府为了满足宗教界人士及广大信教群众的信教需求，到目前，西藏已有一千四百二十五座能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寺庙，同时逐渐恢复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传统宗教仪式节。一九八六年，恢复了中断二十年的拉萨传昭，参加传昭的僧俗达二十五万余人次。在此同时，恢复了昌都的传昭，桑寺的“的得”等传统宗教仪式节。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六年，仅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的香客就达六百五十三万九千九百多人次。

除了西藏的自然环境比较艰苦外，对宗教过于迷信是使人口增长不快的原因，十四世达赖喇嘛竟歪曲说是中国政府灭绝藏人的人口政策，美国人很易相信，因为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就是用灭种政策（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也）。但是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九〇年，藏人在消除一些迷信之后，人口已增至二百零九万六千三百人左右。

西藏学校里设有不分民族的藏语班和汉语班。藏族小学生全部使用藏语文教学，在不影响藏语文的前提下，从高年级开始增设汉语文课（据我所知，在内蒙古也有类似的蒙文政策），十四世达赖喇嘛担任西藏地方政府领导时，西藏文盲率为百分之九十八，到一九八七年已降到百分之六十一，而达赖喇嘛竟说中国政府把西藏变成了文盲地区！说消灭了西藏文化，压迫宗教自由。

西方宗教斗争是很激烈的，最先由英国到美国来的移民，就是在英国国内被迫害的清教徒，但他们来到新大陆，建立起自己的教会后，也开始迫害异己，其残忍也不下于欧陆，因此也易相信西藏宗教的迫害，其实在我看来，中国政府这些年来有点开倒车，对宗教太放纵了，这种人民的精神鸦片，如不适当的加以限制，是会毒害人民的。所以西藏根本没有宗教迫害的问题，只有人民过分迷信的问题。其实西藏问题是西方国家用以制衡中国制造出来的问题，是一些有过宗教迫害和灭绝种族传统的政客们，以指责别人来表示清白的“便宜秀”，是失去特权流亡海外者想以片面之词迷惑西方无知人士，助其夺回政权和神权的花招。其实，西藏目前的人权状况要比达赖喇嘛十四统治时好上百倍。而李登辉、达赖喇嘛等之所以能得宠于西方传媒和政客，正因为他们肯出卖良心歪曲事实，甘心充当反华势力的马前卒。魏京生急于想见他们无非是物以类聚，想互相吹捧（是否希望达赖喇嘛支持他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出卖祖国、分裂祖国来得个人名利。本来自身没本事，也不懂民主和人权为何物的人，不说些主人喜欢听的话，歪曲事实，制造点新闻，引来传媒的吹捧，怎能“出人头地”！

一九九七年写于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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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参选”的意义

目前世界各国参选公职的人多为政客，因此为了骗取选票，往往言不由衷，甚至盲目的跟着选民走，美其名曰顺从民意，其实是是非不分、目光浅短，为了当选可以不顾原则，不择手段，表面上是为国家利益和全民幸福“打拼”，事实上是跟着大批盲目冲动的群众同归于尽。而政治家或思想家却不同，因为对事情看得深透长远，不以冲动的情绪来引导行动，不为讨好选民而是非不分地同流合污，而以自家的智慧和远见为选民指引出光明大道，设法说服选民跟着他走向正确的坦途。所以李敖的参选“总统”绝非一些人所说的“搅局”，而是“激浊扬清”，唤醒民众，把台湾的民主政治推向较高层次的先知先觉思想家的行为。尤其李敖素来能言人之不敢言，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通过参选，一定能使一些伪君子原形毕露和窘态必露！例如，其他四位参选人都不敢提出两岸政治谈判和一国两制的主张，而李敖宁可冒失去大批选票的危险，而以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睿智指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光明大道；而其它政客为了选票，不惜把民众带到战乱灭亡之路。何况这些政客为了迎合选民情绪，而强烈暗示赞同两个中国的主张，一旦他们当选之后，迫于形势，可能会比李敖更不顾原则的急于政治谈判，甚至为了保有个人的权利做出牺牲选民幸福的让步。而李敖绝不会做出为个人权利而损害选民的事，因为李敖本来就是对政治很淡泊的人，一定会以选民利益为重。虽然移风易俗非一朝一夕可成的大业，但通过李敖的参选，最少能向选民说明什么是一国两制，哪条是台湾避免战乱灭亡的路。台湾在此混乱的时代，不能再让反复无常的政客混淆视听，更不能任由盲目无知冲动的选民牵着政客的鼻子走，应有先知先觉的李敖带领民众奔向二十一世纪的光明大道。

一九九九年写于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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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和韩寒

近年来由网络上走红的韩寒，自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一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后，更是争议不断，把他与鲁迅相比较的文章已很多。也有人把韩寒走红和当年李敖在台湾崛起的原因相提并论，我谨在这里提出一些李敖和韩寒走红的异同：

一

许多人说李敖和韩寒都是二十多岁时的叛逆青年，在言论不自由的政治环境之下，敢言人之不敢言，以喜怒笑骂的方式讥讽时政，但人们不知道李敖当时所处的环境比现在韩寒的要险恶几倍（连魏京生当时的环境也没韩寒现处的环境宽松。而韩寒的言论均不如李敖(甚至不如魏京生)的大胆）。李敖常说他是以冒生命危险去争取言论自由的，所以当年他每月出一本《千秋评论》和一本《万岁评论》，就像上演“文化空中飞人”。以“勇气”来说，韩寒远不如李敖，甚至连魏京生都不如。而当年李敖办的《文星》杂志，读者多是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大学生和文教界人士，不像韩寒的粉丝，大都是二十五岁以下学识比较差的年轻大众。韩寒之引起《时代杂志》重视，正如当年大风先生评六四民运分子，“他们的一切都因为中国的强大而大化了。”而李敖却说，“我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台湾的微不足道而小化了。”李敖的成名是他有知识的好基础，学贯古今中西，博闻强记。除胡适、殷海光等人外，连他笔战的敌人徐复观等人都赏识李敖知识渊博。不像韩寒不学无术，只靠耍嘴皮，只能做到“言人之不敢言”，但没有思想基础，做不到“言人之不能（不会）言”。

二

韩寒说：“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绝顶的人，因为有些博士其实见识没有多少长进，只学会了怎么把一句人都听得懂的话写得鬼都看不懂。”韩寒又说，“大部分的现代诗人，其实就是把一篇三流散文拆成一句一行写，而所谓比较大师的或者是先锋的，就是把一篇三流散文每句句子的顺序捣乱了，再拆成一句一行写。”他又说，“只要不要脸，谁一天都能写几十首现代诗。”其实他这句话可改为“只要不要脸，谁都可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聪明绝顶的人”。但要拿出证据来，不是信口开河就可以的。韩寒见过几位博士？跟任何博士谈过吗？有多少了解？韩寒懂得现代诗吗？他知道或认识任何一位现代诗的大师或先锋吗？他说那些话有何统计的根据？不能信口开河、以偏概全、耍嘴皮。但李敖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韩寒和李敖都不谦虚、都自大，但李敖说自己白话文好，所用的语词本身就显出他白话文的功力，而韩寒表现自大的方式只是吹牛。

三

韩寒高中没毕业就退学，固然中国教育有许多缺失，但许多基本知识不论是通过自学或传统教育都不能缺少的。文科通过社会或自学比较容易成材，但理工科没有基础训练是很难有成就的。音乐、艺术和小说都可能有天才，数学也偶尔有无师自通的天才，但许多知识是要有功力基础才能建立的。上世纪六〇年代法国美女作家莎岗（成名作《晨愁》）是属天才作家，曾红极一时，但思想哲学基础不够，只是过眼烟云，作品不能流传百世；琼瑶也是高中毕业靠写小说成名的天才作家，但除了写少女爱情小说外，涉及深一点的思想就没有功力，只能成为流行小说，不能列入传世之作；韩寒作品亦属这类，光靠一点小聪明哗众取宠于一时尚可，但“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韩寒语）是一句心虚的空话。

二〇一〇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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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潘毓刚给李敖的三十一封信

二十年后的第一次通信

　　潘毓刚寄李敖

　　李敖：

　　这些年来你的情况我大概都知道。你发表的文章，只要我有机会读到的，我都拜读了。觉得你“顽劣”依旧，实在可“爱”！（不是同性恋的“爱”，是大人对“小顽童”的“爱”。）1973年暑期我曾回台奔父丧，想去监狱探望你，可惜找不到门路。想当年你和我一同去新店监狱看钟毓田，似乎容易得多，你“罪恶滔天”，比起钟毓田的“拳击”连长当然要严重亿倍，他们不让假洋鬼子随便探望亦可理解。因此失去一个见面机会，以后何日能再相见，实不可预卜。因为多年不见，你对我这无名小卒的近况自然不清楚，所以在你发表的文章里，有些有关我的记述实在有损我的“形象”，例如你老说我一星期只洗一次澡，那是在军中，我这位既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养尊处优”不惯洗冷水澡），又没有“全盘西化的男人”（羞于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丝不挂），在没有澡堂与热水的条件之下，只好一切从简。其实我在有条件的情形之下一天曾洗六次澡（都是为了谋生糊口，在外劳碌出汗之后洗的澡，不像你那么好福气，一天性交六次之后洗六次澡）。我现在已满头白发，你还开口闭口叫“小潘”，以后应该改称“老潘”以示“尊敬”。你那本刊有我相片的《千秋评论》请寄一本给我。这封信开始时字写得太大，因此写到后来有纸短意长（非“情”长也）之感，就此打住，希望这封X级的信不会被扣。

　　祝近好！

　　老潘 1985年2月14日于波士顿

　　李敖寄潘毓刚

　　永非老潘的小潘：

　　上月14日你来长途电话后，尚勤又几次自美长途电话，都提到你在美国做穷教授的可怜巴巴的惨相，很高兴在二十多年断绝音讯后，一下子又获得你这么多的“个人资料”。你是国民党登记有案的“亲匪分子”，台湾没有人会同你来往，你的朋友只剩下我一个，好在我认识你远在你成为“亲匪分子”以前，否则断难脱关系。——一如认识陈唐山远在他成为“台独分子”以前（认识你们都在步校预官第九队），否则真不知罪名是“通匪”还是通“台独”，也许全是，再加上通奸，这真是李某人的“三通”了矣！（《千秋评论》第二十七期上，我写过一篇《国民党的三通前科》，证明国民党三通成性。）

　　在《千秋评论》发表《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我们二十年前的“记得当时年纪小”，油然纸上；二十年后看你来信妄想告老，真是目无故人！我自难承认，仍将开口闭口“小潘”到底，以示“顽劣”。你用“顽劣”两字说我，用字至为准确，昨天《自立晚报》透过党外新投机分子林正杰之口，骂我是党外的“恶势力”（说我吓得党外公职人员不敢取消党外两字，因为怕我批斗），其实如不用“恶势力”而用“顽劣分子”，会更有趣味。这么多年来，我的确十足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我是一个“顽劣分子”，一个被国民党永远无法扑杀的“獠”。对李敖，国民党除了杀李敖关李敖，无法解决问题，可是杀了关了，制造出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更多，江南案子的不得解决，愈解决问题愈多，就是一例。

　　我是在这岛上最早判定并且宣称“江南案的真凶是国民党”的勇者和先知（柏杨他们只知趁机作“江南秀”，但绝口不敢说谁杀了他，连猜也不敢猜），国民党查禁了我每一篇文字，最近的一篇是“千秋”三十九期上《国民党怎样指使黑社会暗杀别人？》出书后第二天就查禁，不过过去查禁还酌列篇名，这次则罪状含糊，与其说是为了赶办公文，倒不如说是有难言之隐。昨天见报，国民党中央社终于承认它自己情报局人员涉及杀江南；今天见报，它的国防部已经证实此事，但加上尾巴说：“初步了解此案属个人行为”“只是涉案人之间的个人行为”，并说是中下级官员干的事，这种话，仍旧是欲盖弥彰的伏笔，鬼才相信它。马科斯杀阿基诺，最后以参谋总长顶罪，只不知国民党此番是以何种阶级的官员顶罪耳！——我的“情报”是：竹联邦陈启礼他们跟国民党情报局长汪希苓（绝非中下级官员）会面，是在名导演白景瑞家。白景瑞告诉我，他当时只是介绍大家认识，事后有否进一步接触，他概不知情。国民党在江南身上下毒手，最后惹出这么大麻烦，他们对李敖的杀与关，能不慎乎哉！我在《哀江南》（“千秋”三十八期）中说：“老友江南伏尸去矣，他因我而死、他先我而死、他代我而死。”其意在此。

　　看了你的信，“开始时字写得太大”，临末改小就此打住”，使我想起康熙皇帝在灵隐寺的故事。康熙皇帝到灵隐寺，风雅大发，命备笔墨，欲题灵隐寺三字，不料一下笔，就暴“雨”骤来——把“靈”字上面的“雨”字写得太大了，下不了台。幸亏有某侍从提醒他，干脆写成“云林”两字，以光篇幅，于是“云林”字出而围解矣，现在灵隐寺又叫云林寺，就是这么来的。你小潘二十年不动笔，一动笔就“云林”派，该打该打！你说“就此打住”，此打倒真该是彼打呢！

　　台北这两天真冷，兹抄你们的行话，报告如下：隆冬期间，往往在大陆东岸及中、北太平洋上，由于海水和大气热量交换的关系，形成一个“阻塞”现象。此一“阻塞”现象称之为“阻塞高压”，它犹如一道无形的“墙”，阻止了南下的大陆冷高压（寒流）经过台湾顺利东移，造成了冷空气在台湾上空长时间的驻留。其实国民党在台湾、在中国，它的真正罪孽就是在此，它“阻塞”了别人前进，造成了冷空气在上空长时间驻留。国民党的最可恶之处，不在它自己的作恶，而在它“阻塞”别人为善，它总是裹胁广大中国人民为它殉葬，自己去死还不够，还要拉别人一起死，这是最不可原谅的事，广大中国人民为它误尽青春，又不能免于偕亡，这真是中国的悲剧。你现在远托异国，总算有免于偕亡之苦，但是，你看，你已经“满头白发”了！（你电话中，说看我书背照片，满头黑发，问我是否染发，此乃真正人身攻击。其实我满头黑发，没一根白的，全是原装货。就凭此原装货，才有跟国民党纠缠个没完的本钱，专此奉闻，以炫老友小潘也！）哈哈！

　　李敖 198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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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王要严“炸”你也！

李敖：

谢谢你托张作诚带给我的一包书，可惜你这位贵人多忘，其中只有四本是你以前没送过我的。幸好喜读大作的人还不少，以广为流传李敖思想（或谬论）原则下，把重复的那几本书充分发挥作用。《美中画报》创刊号编得“很菜”〔看你的著作多了，难免学用这个“很菜”（文学大师应可看出这里的双关意义）的形容词〕。尤其他们莫名其妙地把“敖”字旁边多加个人变成“傲”，可能他们认为别人不把你当人看，他们把你当人看，没在旁边加个“犬”以示抬举，想到这点谅你就不会生气了。

《李敖对话录》、《世论新语》、《蒋介石研究第六集》和《暴君·暴民·党》这四本书，我在假期里开了几个夜车都读完了，有几点联想。

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中有“四大无耻”（有许多不同的名单，但四个人中有两个名字在各种名单都出现，你神通广大，让你自己去打听，看看你得到的是哪一种名单）。我想你是否也在台湾选出一个“十大无耻”的名单，例如：苏南成、柏杨、林正杰等，不知意下如何？最近看到一些大陆民运分子跑到台湾去和王惕吾谈民主、自由，有些还去皈依星云法师，真令人恶心。你写过一篇《恶心到大陆去》，为什么不写一篇《恶心到台湾去》？（快三十年前，我为你出过一个“论中国小姐”的题目，今天再给你这个题目。）刘宾雁应余纪忠之邀去台湾的，他们对台湾好奇，找机会到台湾看看，无可厚非，但与王惕吾、余纪忠、马英九、杨国枢这些人混在一起，谈民主自由、中国和台湾的前途，看了令人觉得中国和台湾真没前途！

这次张作诚回来还是没把你的字带回来。看来你有可能欠债欠到阎王殿，阎王对你的失信一定会把你下油锅严“炸”〔本应“严惩”（严蒸），因“蒸”的温度不够高，改为“炸”〕，如我比你先死，必定变为厉鬼，回到台湾继续向你讨债！下次王尚勤回美之便，请托她带一本《冷眼看台湾》、《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以及你庆五十大寿的“下册”（上册你已寄给我了）（在人人都说你“很有钱”的时候，不给你任何补偿；你不胜负荷时，不要做伪君子，只要开口，当奉上书款。如你做伪君子，损失也活该，算是对伪君子的惩罚）。听说你有远游之意，盼早日成行，我拟报以“华人杰出成就奖”以壮行色，不知意下如何？这是第二次“纸短意长”，就此打住。

“潘老”——不是小潘，是老潘老潘老潘

一九九〇年一月六日（这次不是在飞机上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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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十四世是“骗子”领袖，绝不是“精神”领袖

小李：

看到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求是报》“李敖天地”里刊出的《三品顶戴聊自娱，九年冤狱不寻常——潘毓刚教授妙笔写活佛》一文；我现把关于西藏的三篇文章一起寄上给你参考：一九八七年冬我访问西藏回美国后，《美洲华侨日报》在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登了一篇采访我的采访记；我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美洲的《侨报》，发表了我署名的《西藏没有人权和宗教问题，只有神权和迷信问题》一文；和我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用英文写的一篇反驳《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社论的短信。

老潘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

（编按：此信中所提四篇文章皆收在第三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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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伪造历史！

李敖：

《千秋评论》一百期及一〇一期均妥收，冬日周末躲在被窝里读你的大作，不亦快哉！新娘子听你说台湾买书的人不多，她决定今年四月在波士顿举办一个李敖思想宣传大活动，由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办，先放映你在台演讲的录影带，我再向观众做补充介绍（你要我怎样吹捧你，赶快告诉我，否则你可能会后悔莫及），并在同时借M·I·T教室展销你的书，我把你赠我的书都摆出来展览，并预制大批订单，让要买书的人填了订单及支票，寄刘会云处妥否？最好请刘会云给我一份你的书的美金价目表，她收到订单支票后，便可直接把书寄给买书人。你写的有关刘宾雁及民运民阵的文章，我都颇有同感。但我觉得逃出来的许多民运领袖和海外附和者作秀属上选，热情与勇气属下选，而骨气属下下选。像许多革命和运动，有理想、有勇气的都先牺牲了。你的《千秋评论》一〇七期第三十三页有关我的记载与事实有出入（许多史实几经传闻之后都变了样，你这位历史家应更能体会，所以我在你的《预官日记序》警告读者要小心求证）。现更正如下：“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及十九日（日子记得不太清楚，请查证一下）中共抗议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台，曾在四小时内向金门地区发炮九万八百发（据说每平方米中一炮弹，事后我的传令兵在我的碉堡附近捡了许多炮弹皮，几乎可以换一个土手表）。据说我的前任预备排长胆小如鼠，因此中共发炮之初，有二位老副班长，特别跑来排部看我是否被吓坏，躲在十米深的地洞去了，但他们到排部后发现传令兵守着电话，我到分散在山头各处的四个班的四个碉堡去巡视及给一些新兵壮胆了。四十分钟后，我回来，那二位副班长还在排部等着我，看到我来，马上跳到战壕，叫我也站上去看炮战（那时是晚上，像打雷与闪电很是壮观）。我陪他们二位站了十五分钟左右（还看到小金门的油库中弹火光冲天），我便对他们二位说：“你们以为我胆小不敢站在战壕上看炮战？其实这只是匹夫之勇，万一炮弹把你打死，这是不值得的牺牲，以后要看炮战躲在壕沟里看，不要在外面逞英雄，其实是做蠢事。此后，所有老士官再也不敢怀疑我的勇气。”可见你这老朋友知我不深，我怎么会为了显匹夫之勇，做你书中所说的蠢事？请快更正。

在一〇一期你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点信口开河，我不完全同意。倒是你写的“共产党上了两个当”比较有道理。

这是第三次纸短意长。开头字写得太大，只好愈写愈小。

匆祝近好！

潘毓刚一九九二年二月十日于美国麻省牛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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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办个《求非报》！

李敖：

一

四月三十日《求是报》最后一页，你写的《亦是人权》一文中，有一句话“乍看起来，朱启桢（祯）的人权论听来刺眼”，是排字的人误把“耳”为“眼”，还是笔误？当然也有可能是“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名”的李敖独创的绝妙好句，我没有领会。总之我认为这句话是“败笔”。

二

四月十九日《求是报》头版刊登：”《纽约时报》刊出读者投书，指大陆仍监禁数十名宗教犯”，我觉得贵报篇幅有限，实不值得刊登这类消息。首先，美国报纸的许多投书，消息并不正确。何况贩卖鸦片等毒品的犯人都要被关起来，贩卖精神鸦片的教棍们被关起来，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们再看历史上天主教和基督教迫害异教徒的残酷史实，难道迫害人权是他们的“专利”？今日世界各地还有不少教会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异己的事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不亦宜乎？贵报实不值得为他们呼冤。

三

你素来助弱抑强，打抱不平，但在以色列问题上你似乎助暴为虐。固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仇必报是你所欣赏的；但你是学历史的，应知道列强慷他人之慨，让犹太人占了阿拉伯人的土地，而对占领区阿拉伯人的反抗所施予的报复，远超过阿拉伯人所应得的。一九八八年，我访问以色列时，看到以色列“狗仗人势”，占了沙漠的绿洲和水草，把大批阿拉伯人赶到一片黄沙的难民营，这又是哪门子的公道？

四

你反对中医中药的态度，未免过于偏激（也许和我反对宗教的态度有点相似），但医药是人类经验的累积，尽管中医理论有许多缺失，但几千年经验发现哪些药能治哪些病，还是值得重视的。美国许多大药厂派人到世界各地原始部落去探访他们治病的祖传偏方，作为发明新药的基础（当然他们也研究中药有效的良方成分），也是借鉴人类的积累经验，这些年来，大陆中西药结合治病效果颇彰，故中药的疗效不可完全抹杀。

五

你恶名昭彰，得罪你的人都给你骂得没完没了，我批评你时，心里已有准备，必要时，我在美洲办个《求非报》，与你在亚洲的《求是报》东西对峙，专找你的错（非）！

六

前天寄了一篇有关西藏的稿给你，因为匆忙中又没打草稿（我素来吹牛不打草稿的），不甚满意，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有两句话应改为“这种人民的精神鸦片，如不适当加以限制”，“是失去特权流亡海外者”。此外，如还有不通的句子，请一并代为改正。

老潘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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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作三礼

李敖和“小朋友”：

寄来相片十六张妥收，谢谢。胖小子果然是“男孩”，有相片为证！我相信矣！而且从相片看他的“小头”，虽小小年纪，已有“乃父之雄风”，可喜可贺。“老娘子”自得悉你将为人父时，就开始亲手做一件礼品，经数月努力已完工，本想寄去，后来考虑到我今年冬或明夏会去台湾，所以决定还是带去，亲手奉上，免得到时两手空空，又还得买礼物，以一物当二礼（甚至三礼，出生之礼，见面之礼，还可能一周岁之礼），何乐不为。你寄了那么多相片给我，我也回报你两张。一张是与程思远茶叙时照的，另一张是我把你写的一本书《论定蒋经国》送给邓力群时照的，也许还有点历史价值。

匆祝近好！

潘毓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潘注：他戏称我太太是新娘子，我则称“老娘子”，称他太太为“小朋友”（比他小三十一岁）。

附录：李敖来信

毓刚和新娘子：

我三月八日“娶妻”，八月三日“生子”。前者一何迟，后者一何速！

胖小子取名“李戡”。——国民党戡乱停止，我戡乱开始。

古人有以“戡”取名者，像宋朝章戡等。但我戡非彼戡，彼戡非此戡也。

胖子已一百天，学会“人来哭”，有所要挟，看不到人，只哼哼唧唧而已，一看到人，即放声干号。如此，可以保持实力，噪音战奇效非凡，连战奏捷。

敖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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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替罪“野猪”

小李：

寄来相片一迭，妥收，谢谢。可惜只有公猪喂小猪和母猪抱小猪的写真，却无母猪喂小猪的相片，不能一睹“二手抓不到（住？）的都是多余的”真相，真是遗憾。看你晚年得子，其乐无穷的样子，实令老潘羡慕！我跟老娘子说：我可不可以也找个小朋友，添点晚年的乐趣？她说：“你都是跟李敖学坏了！”（你瞧！我本来都是很好的！）每次我讥笑女人，看黄色录影带，她都认为我跟你学的，你成了我的替罪“猛虎”（你绝对不是羔羊！如不是猛虎，最少也是属猪的野猪！）。想到在步校受训认识你这么一位朋友，到了“晚”（？）年，还能在老娘子面前做“替罪野猪”，“不亦快哉！”当年在步校受的苦，真是值得。如一切顺利，今年夏天七八月间可能在台北见面。你的老同学陈易虹是老糊涂了，她只订了《求是报》三个月，一直以为自己订了一年（她不是存心欺骗，确是胡涂！）。还害得我因为没替她早点写信告诉你而内疚，可见我当不了“政客”，政客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内疚的。总之你可以不要理她了！老娘子和我一同问候小宝宝、小朋友和小李。

老潘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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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是何“物”？

小李：

昨天给你发过去的FAX，迄今未见回音，因此我大胆假设你对该文没异议，所以再补寄这封信，作“小心”求证。该文成稿匆促，又不想写太长，所以并不满意，但只要能“拍”你“拍”得高兴，就达到目的了。我最近还准备写一篇《李敖与柏杨》，因许多人（尤其大陆来的）一提到台湾最有名的作家就说是柏杨，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李敖为何“物”（不要生气，是指“何种人物”也）。许多台湾大陆来的人知道李敖的多加个贬辞“文化流氓”，我都要费口舌解释一番。为了一劳永逸，所以打算写此文。你如能提供点数据我就写长一点，否则也像《李和魏》一文，匆匆了事，且“吹牛不打草稿”。吹捧你那么多次，总该得到一点“善意的响应”吧？快把你的新全集寄来，寄到S.C. Pan Box 120534 Boston, MA 02112 U.S.A.。每次对你有所求，都先“利诱”，“利诱”不成时再威逼。

祝你全家好及新年快乐！

老潘一九九六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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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襄义举

小李：

上次你为章孝慈拍卖骨董，我觉得你是在做名利双收的事。这次你为台籍慰安妇拍卖珍藏，不由令我肃然起敬，也佩服你对身外物看得开，懂得（也有能力）为自己的理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我没有什么古董，因我不喜欢古旧的东西（除非艺术构形特别出色的），但我有两件东西在台湾可能还值点钱，愿意捐给你一起卖掉，以表支持你的义举（一张邓小平女儿邓林送我的画，一副启功送我的字，都写有我的名字，谅无大碍。我都私下送给你，由你名义去卖）。你如认为可行，盼告知如何寄过去。

另外，还有不少大陆现代书画家的作品和高干（于右任类型的书法家）写的字，不知有无市场。如有市场亦可捐赠。

专此祝好！

老潘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记：今天刚看到你拍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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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怎么吃到嘴里的小乳房都吸不住！

小李：

本来以为你善意的响应“被邮局”恶意的遗失了，所以在上周末一个偶然机会（逛“反动书店”，波士顿的世界书店），居然看到这反动书店出售你的《快意恩仇录》（只放了二十本在书架，每本三十美元）。我以先睹为快的心情，买了一本，利用周末就读完了，想不到今天（十二月一日，星期二）又收到你用航空邮件补寄的一本，还是很感谢你对朋友的周到。手头多出一本将转送人（我小弟弟是你的忠实读者），广为流传小李思想。唯一不甘的是，给反动书店赚了一点钱。书的第三十页看到你二姐写的“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这句话，我心里马上想：这个小李竟想借他二姐为他翻案，把“小李”重新变成“老李”，直到我看完全段，知道你最早也不过是一九三五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对阴历二月十四子时生的人来说，还是算小李。你今生是当定小李了。看了你二节记述，我想你的做爱技术一定还有待锻炼：

第四六六页：“……我亲她的小乳房……但是，当我要……她表示她要回家，我让她走了。”

第二一九页：“有一天，我和她亲热得被认为太“过度”了，她生气走了。”

吃到嘴里的小乳房还会让她跑掉，亲热得不能令对方无法抗拒反而被认为太过度，这岂不是表明你调情本领不够？你最近身体如何？如果不再拉肚子，也许该加紧修炼你的调情功夫。

此祝近好！

很老的老潘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

（附记：那篇英诗有空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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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他不会去抄你的家！

李敖：

最近谢定裕出版了一本杂文《飞燕集》，我觉得有些值得你参考的地方，所以向他多要了一本，跟他说是要送给你的，今早已空邮寄出。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所有的观点，但他和我许多想法是比较相近的。譬如，我很不欣赏殷海光那种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例如，他不坐公共汽车，怕把人格尊严挤掉等），我想谢也有同感。我比较喜欢的几篇是：《自由分子》、《杂思之四》、《试谈真理》及《读尹县长信》等数篇。

最近我忙于写化学论文。为了跟那些神棍们斗到底，我想如果在我退休之前，能当上美国科学院士，那就无异给学校的神棍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也让他们认识我这位无神论的“共产党人”的厉害（他们一直如此认为，也以迫害无神论的共产党人来迫害我）。暑假转眼又到，怕今年暑假仍看不到你的全集，我有一提议，我叫住在台北的我侄儿潘璞儒到你住处去，把书搬到邮局寄给我。如你同意，我就叫他去搬书（放心，他不会去抄你的家）。

此祝全家好！

老潘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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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的活，但关心你的死

小李：

很久没有给你打电话了。昨（一月二十六日）今（一月二十七日）两天连着给你打了三次电话，都是你儿子接的，只好给你发个FAX。我一月十二日给你寄的书（谢定裕著：《飞燕集》）和信谅均妥收。关于叫潘濮儒到你家去搬书的事，还希望你给我一个回复。也许我现在就给你潘璞儒的电话（台北2-3151-7550），你认为方便的时间，就可打个电话叫他去搬书。以后你有什么要送给我的“重”的礼物，如搬不动（例如黄金）都可叫他代劳。你也不用害怕全集寄给我以后，我就不再理你，也不管你死活，再也不打电话给你了。我可不管你的活，但我还是关心你死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你打个电话请“安”（或“不安”）。

匆此问全家好！

老潘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晚（美国时间）一月二十七日早八时四十二分（台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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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当“闲云仙鹤”了！

李敖：

上月二十一日，璞儒从波士顿回台北时，曾托他带上一封信和一件小礼物给你，谅已妥收。谢谢你的《李敖大全集》，但大致看了一遍，发现这“大”全集并不“太”全，我想找你给“美国最高级公务员”林敏璋教授的信（骂李远哲的），却没找到。这几个月来特别忙，因为我在我的科学事业上做最后一次“战斗”。明年九月如当不上美国科学院士，我准备退休当“仙鹤闲人”。届时一定会到台湾拜访你，但请千万放心，绝不会“拖累”你！我退休后，只要仍能走得动，打算“周游列国”度此余生。

匆祝全家安好！

老潘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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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着你落选后再“打”！

李敖：

得悉你参选总统后，曾写一篇《李敖参选的意义》表示祝贺（用e-mail发到你的电子信箱，看到没有？）。一直都没有再给你打电话，因为你已成为总统候选人，有个三长两短，传媒一定会报导，不用我担心，你会给“陈文成掉”。台湾大地震后，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不通，后来想到，如果震灾伤到你这位总统候选人，一定也会报导。因此没再继续打，还是留到你落选后再“打”吧！那时你可能已门庭冷落，只有老朋友还会安慰你，“打”你屁股，责备你不争气，竞选不上总统。最近看了一篇胡因梦的文章（《世界周刊》转载的），说你第一次吻她，把她的嘴唇都吻伤了，真有其事？

祝全家安好！

老潘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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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盲目崇拜权威

李敖：

在计算机网络上看到你批李远哲：“李远哲虽是化学上的专家（注：其实化学领域也很广，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量子化学等方面，他也算不了专家），但在政治上的判断，可能是个低能儿。”我深有同感。几年前，前中国科学院外事局长（后因在非洲车祸丧生）告诉我，李远哲曾写信劝中国中央领导人，公开声明永不用武力对付台湾，如此可为台湾老百姓省下许多购买武器的钱。他问我看法如何。我当时说，台湾向欧美购买先进武器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台湾当局难道不知道买来那些先进武器也防守不了台湾，目的是想制造中国与欧美强国之间的矛盾，并以购买武器的经济利益来拖住欧美强国的大腿罢了。

另外，六四之后，李远哲写信给江泽民提出几个很严厉的问题（告诉我此事的人不肯具体说是什么问题），要江泽民圆满回答，否则永不再回中国大陆。稍有政治判断力的人，绝不会下此类“最后通牒”给自己下不了台。结果江泽民根本不给李远哲回信。而不到一年，厦门大学颁陈嘉庚奖的纪念会，李远哲也顾不了永不回大陆的誓言，就跑到厦门去凑热闹了。

至于外面传闻，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化学奖提名里没有李远哲，只有他哈佛的导师赫巴契（Dudley R. herschbach）和多伦多大学的波兰义（John C. Polanyi）二人，后经纽约州立大学的Wang Jui Hsim（七〇年代就当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在耶鲁任教，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协助，才补上去的（这传闻我无法证实，但流传很广）。

一般人最易犯的毛病，是以为一方面的杰出人才也是其它方面的专家，盲目崇拜权威。

老潘二〇〇〇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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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伪君子！

李敖：

下面这件事，我不记得有无叫你提到过：

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详细年月记不清楚，好像是一九八〇年夏天，因李远哲七〇年代末及八〇年代初都曾回中国访问），李远哲应中国科学院之邀，到中科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帮助他们建立分子束的研究实验室。在北京停留时，中科院安排李远哲会见当时主管科技的方毅副总理。当时陪他去会见方毅的工作人员事后告诉我，李远哲与方毅谈话时，每提到台湾的官，都要加一个“伪”字，例如“伪教育部长”、“伪中央研究院长”等，言谈非常拘谨。工作人员对我说，其实根本没有这种必要，共产党根本不会在乎这些小节。因此，使我联想到李远哲在台湾会见蒋经国、李登辉之流时，是不是每提到大陆官员，也都在前面多加个“匪”字，例如“匪副总理”……这是当时陪李远哲会见方毅的人亲口跟我说的，我想不会错。你能否找到当时陪李远哲会见蒋经国的人，则可证实另一半的情形。

我看你在电子报上称李远哲是你老同学，的确，他是和你我同一届从台大毕业的（一九五九年），而且我们都六十多岁了，称“老同学”还说得过去；但你把那恶心人、当年“四大公子”之一的陈履安称为“好朋友”，未免太肉麻了罢！是否你从政以后已染上政客的恶习，到处乱拉关系？幸好你说过“我李敖既没有群众又没有朋友”。否则我宁愿做你的仇人，也不愿与陈履安之流为伍也！

老潘二〇〇〇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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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趋炎附势

李敖：

选战即将结束，我计划在你成为败军之将之后，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访台两周。一来看看你失败后的窘态，二来避免趋炎附势之嫌。若你得了奖之后才去，可能见你都见不到，还落得恶名。智者不为也！我访台日期确定后，会直接向中央研究院订招待所房间，不敢劳你驾〔他们也不一定再卖（买）你帐！〕。你批李远哲也有思想教育的意义。某一行的权威并不是其它行行都是权威。一般人的毛病，以为得诺贝尔奖的人什么都懂，你就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化学领域也还是白痴！

老潘二〇〇〇年三月七日

（附记：我另邮了一个小礼物给你作为落选后的安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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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李登辉题“戒急用忍”挂在军中乐园

李敖：

我想最好你根据我提供的资料，以你口气重写，并不是我怕得罪谁，而是讲求效果。如果你直接将我信刊出，他可说我与他同行（最少“大行”化学是相同的），因妒忌他的成就而向他抹黑。虽然事实非如此，但群众还是糊涂的，很容易被这种说法混淆了真理，收不到公信力效果。不过如果你竞选总统太忙要偷懒，直接把我抛出去，我也能同意。总之，请圣意裁决！

老潘二〇〇〇年三月九日

（附记：我突然想到叫李登辉写“戒急用忍”挂到每个军中乐园门口，效果一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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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出一本非科学家也看得懂的书

李敖：

我很羡慕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的谢定裕教授，他除了在数学方面发表过许多学术论文，还自己出资刊印了四本一般读者（非科学家或数学家）都能看懂的书：《飞燕集》、《湖山之间》、《美国、美国》、《思索中国》。因此他经常以此四本书做“秀才人情”，真是一举多得，既可做人情，又可宣扬自己的思想，洗别人的脑。尤其我年纪愈来愈大，也就愈老年人“敝帚自珍”的偏执狂，因此想把二十几年来，在海外写的种类杂乱的一些文章集成一集，自费出版。谢定裕说他的四本书是在香港由镜报出版社印行，他自出出版成本费，发行后卖出的钱再与书店分成。他的《美国、美国》及《思索中国》还赚回了出版费。因此，想请你在台湾，找家不讨厌的出版社代我出版发行，我可付出版成本（不要太贵，太贵的话，不如拿到香港镜报去出版）。条件与谢出版的条件类似，还请你为我写个序。现将我手头收集到发表过的文章先寄上让你过目（还有漏掉的再补寄）。我知道你很忙，但还是铁着心肠来求助于你，盼能斟酌情形办理。我六月二十日去欧洲，会与你保持联系，八月底到香港，在香港四个月，一定有时间去台湾拜访你。

老潘二〇〇〇年六月六日

（附记：记得有部电影叫《六月六日断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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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吹捧我！

李敖：

你说得对，书在香港出比台湾出好。我也一时糊涂。当初我考虑不在大陆出的原因，其实正与不在台湾出的理由相似，香港出可发行到两岸甚至世界华人圈，正如你说的“世界性”，所以采纳你的建议在香港出（其实在大陆出版不但不用自己出钱，还可以拿稿费，我弟弟的《逆流集》就是我介绍他在大陆出的）。不过序你还是要写。几十年的“老”朋友，关键时刻你不能偷懒，就是“动嘴不动手”也要“动”。我今天去德国，准备在飞机上把我的自序写好寄给你（我在飞机和火车上似乎特别有灵感写这类文章）。你看了我的自序就比较容易替我写序了。我还没有你吹捧自己的本领，所以还是找你来替我吹捧吧！

行装还没整理好，就此“打”住。到欧洲及香港再与你联系，尤其到了香港，如你不给我写序，我随时都可飞到台湾找你麻烦，你说恐怖不恐怖。你又没当上李总统，不能禁止我入境（哈哈！）。

匆祝好！

老潘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日早上七时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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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秋风的人要来了！

李敖：

谢谢你“同意”我去台湾两天（三晚），并请我吃两顿晚饭，在晚餐上谈谈，不占用你其它时间。我将于八月二十一日早从波士顿出发，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抵香港，如在香港能转上国泰六时十五分飞机，则晚上八时到台北，否则下一班机要十点十分到台北。你只要告诉我为我订的什么旅馆，我会直接到旅馆报到，第二天再用电话与你联系，请回电或传真给我，确认一下。

老潘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二日

昨天发了这传真给你后，知令堂大人于上月去世。打电话给你有人接，说你第二天晚回家，我再打没人接，现再将我的序二及目录寄上。

老潘八月十三日晚（美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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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揍”你！

李敖：

昨天听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整天都不高兴，看来如果你不写反共反华的作品，是没有希望拿这个政治和意识形态很强的奖了。

你留下汪荣祖、龚忠武和我三个还会讲你好话的“活口”，在许多场合还是有点作用的。上周日这里的校长请吃饭，在座有不少“建校元老”多来自台湾，不少人都在骂你，我是唯一帮你说话的人。后来（过了几天）又遇到丁邦兴（预官九队队友，现任这里文学院院长），他对你倒没什么“劣评”，但竟相信外间传闻：你侵占萧孟能财产和对王尚勤无情无义。经我开导了一个多小时后，始表示过去对你的误解。总之，香港人文学界都被一批混蛋把持，所以金兆基、余光中、余英时之流在这里名声很大，张浩也是这里的大教授。要不是你“钱能通神”，通了我这个“神”，那可能没有为你讲话的人了。你还敢得罪我！你能否答应让我直接写信给陈恒洲，代你寄些你的近作给我。这里我跑了四间大书店，只卖《李敖自传》及《恩仇录》，其它书都买不到。你那本《李远哲真面目》我只有一本，已传遍本校，签名预约要看的人一大串，将来把名单寄给你留念。

老潘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三日

〔附记：你认识齐锡身吗？他说要揍你呢！他是本校建校元老之一（东海外文系毕业，预官九期第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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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潘也不是老实的好人！

李敖：

曾寄数函谅均妥收，本校（香港科大）日前竟授许倬云名誉博士学位；可见人文学科毫无客观学术水平，完全意识形态斗争。此点也可看出本校文科诸正人君子的反动。两个月前，你嘱陈恒洲先生寄给我的《李远哲真面目》和《陈水扁真面目》，在这里广被传阅（因我在港九地区找过四间书店，都不经销你这两本书，只有两间书店有你的《回忆录》及《快意恩仇》二书出售），多少也收到替你散布“毒素”与“反动势力斗争”的效果。最近，科学院一位退休的高干（他一直是“李迷”，曾从我这里拿过不少你的著作），听到你的《李远哲真面目》出版的消息，托我替他找一本，我想把现在科大广为传阅的那本（没你签名的）先寄给他，希望你能将给我珍藏的签名本尽快寄来（你一个月前就答应寄给我，到现在还没收到，是否又把我地址掉了？）。记住，你如对我失信，我明年也可以对你失信，让小李领教一下老潘也不是老实的好人，而是你托谢定裕带来口信的坏蛋！

我地址：香港九龙清水湾，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潘毓刚收。

老潘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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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的宗教

小李：

读了你的《上山·上山·爱》一书，觉得你学佛教，以色传佛的方法不错。像你在书中批评“法轮功”和“西藏的宗教”，我都颇有同感，故曾特别推荐给侨报论坛版刊出，广为流传李敖思想，但你千万不要告他们侵犯版权，因为是我鼓励他们转载的。正好我也写了几篇有关批评宗教的文章，可惜我没有“黄色小说”的“盒子”装进去，只好随函附上。有机会时，请代我广为传播老潘思想，以做回报也。

附我的文章：

A.教皇信上帝吗？

B.宗教信仰自由

C.秋日随笔

D.妖僧乱政

老潘二〇〇四年二月十四日

（编按：ABCD四篇皆收入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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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伪君子

小李：

报上看到李远哲在七月三十一日发表声明，称“美日一些学术机构，都要用岛内两倍以上的薪水聘请他前去任教，但他‘均不考虑’。”显然这位伪君子又用一贯伎俩骗岛内无知人民。固然在国外七十岁以上的诺贝尔得奖人还是有人会聘请做短期讲学，短则一二周，长则最多一年，但绝对不会长期聘去任教。你在立法院审议预算时，你可问问他，日本第一位拿化学诺贝尔奖的福井谦（K. Fukui）（一九八一年得奖，在化学界学术成就比李远哲最少高出几倍），当年不到七十岁为什么就退休了？当今世界上哪一位退休后的诺贝尔奖得主可以不受年龄限制，长期以高薪任特聘研究员的？〔包括他在哈佛的导师赫巴契（D. Herschbach）与他同一年拿诺贝尔奖，也拿不到台湾中央特聘研究员的待遇。〕口口声声为人类造福，为社会服务，却每月拿五十万台币薪水，还自吹成做了很大牺牲，真是典型伪君子！

祝好！

老潘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记：有一位二〇〇四年正式退休，后到各地任教，把全部薪水捐给贫困学生的波士顿学院荣休教授Prof. Emer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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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败类榜

李敖：

原以为你九月初会到北京，在北京可和你见个面，但我在北京等到九月十日仍无你的消息，而汕头大学开学在即，所以在北大化学学院做完一个学术报告后就南下了；但仍有一件事放不下心，现告诉你如下：你在“凤凰台”曾多次藐视（“挑战”）台独分子，说他们态度是“玩假的”，我知你的本意，但这只能讥笑台独分子贪生怕死，没有为自己的理想牺牲的勇气，但大多数听众会误以为台独不可怕，他们玩假的，而放松警惕。其实台独利用“和平统一政策”搞“渐进式台独”，先对岛内人洗脑，妖魔化中国及中国人，会令岛上的人以做中国人为耻。上世纪五〇年代同情和赞成台独的人不到百分之二十，现已达到百分之六十三·五。他们想挑起美中、美日之间战争而坐收渔人之利。如不警惕，想出些“反制”方法，是很不利统一的。记得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共方有定期公布国民党人战犯名单的作法，你可建议“凤凰台”也定时公布“民族败类榜”，每三个月或每个月公布一次台独分子发表过的“荒谬言论”的人，按荒谬程度做一排名榜。

例如，李登辉说钓鱼岛是日本人的，日本不应再向中国道歉等，可被列为民族败类榜第一名；陈水扁的两岸一边一国，大陆统战伎俩的言论可榜列第二；吕秀莲在马关条约一百年订立纪念日，带台湾代表团去日本感恩之举可名列第三；杜正胜可名列第四……过一段时间，看他们的言行再调整排名次序，要读者也参与投票，如此一定可增加“收视率”。

北师大本来也要我劝你去北师大演讲，但你这老顽固，自以为永远正确是劝不动的，所以我已告诉北师大你不可能去，但北大建胡适铜像的事，我还是劝你捐胡适贫困学生纪念奖学金。我现在汕头大学教学也是为贫困学生“打工”，唤起政府对穷人“念书难和看病难”的重视。经济发展了，反而令穷人念书、看病更困难，是令人遗憾的事。

祝访大陆顺利！

老潘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七日于汕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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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骂那批混蛋

李敖：

在享用“最后的午餐”时，因为过分专心品尝一百美金的“老虎斑”美味，忘了向你反映下列几个意见：

一

台湾退休“总统”待遇过于优厚，你可在“立院”提案减少点百姓的负担，反正你我今生今世都当不了台湾“总统”，不损我们个人利益。

二

在风凰台骂骂香港学界的人文科学方面，总是喜欢请许多美国走狗和反共大将做短期讲学或公开演讲，妖言惑众；却很少请与这些人意见不同的学者公开演讲，有失学术自由风气；还自以为是自由民主推行者，真是可耻，例如，余英时（专门迎合美国“主流意识”的走狗）、夏志清、陈之藩、张浩、高行健、龙应台等一批混蛋。

三

台湾中央研究院与大陆科学院、德国科学院、法国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之比较，因我手头没有详确数据，不便信口开河。我回美国后，如你需要，我再整理一份数据给你。希望你好好修理一下李远哲和杜正胜、陈唐山这些混蛋。

来到香港才知道你在台湾请吃的“此斑”非“彼斑”。原来香港最名贵的是“老鼠斑”，每条八千港币，是“老虎斑”的十倍价格。我在香港被人请吃过，所以台湾你请的“最后午餐”不算，等我下次回台湾补好牙齿，你再补请。希望你暂时不要先我而去，最少活到七十一岁，可娶十七岁娇妻，还可请我吃“最后午餐”。我到广州暨南大学后再联系。

老潘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香港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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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挡人财路

李敖：

我来到广州暨南大学已一周余了。除周六、周日外，每天上午都上课（隔周星期二下午也有课），所以你在凤凰台的节目，我每天下午都看（只有隔周二下午有课时看不到）。想当年（八〇年代）我回北京参加教育改革讨论会，当时极力呼吁中国最少先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然后推展到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二十年过去了，经济也发展了，但贫困地区的小孩受教育的机会没增加，国民受教育机会不平等，怎样能让“穷人翻身”？当年我们参与教育改革的人的意见，写在教育改革决议文件上，也没起到任何作用。现在自己已届退休之年（这也是以垂老之年，还能尽一点力），只好以“凤凰救火”之姿，将在大学里讲学所得的薪水全数捐作“扶贫助学金”，聊尽点心意。淑江则每年都捐微薄的部分退休金给“希望工程”有关的基金会，聊作自欺欺人之良心“自慰”罢了。

你说如做“挡人财路”之事，就可能有杀身之祸，你在台湾军购案的表现非常令我赞赏，但又令我为你担心，因你挡了台湾和美国许多人的财路。台湾的人可能不敢杀你，但美国人你千万要小心提防。CIA杀别国元首像杀条狗，你要多注意！

我通讯处：广州市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转，邮编510632。

家里电话：20-8522-0093

老潘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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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连狗都不如！

李敖：

昨（三月二十一日）看你在凤凰台骂美国人骂得“很爽”；不久前，你又“挡人财路”反对台湾军购，怕你招来杀身之祸。美国的统治者杀看不顺眼的外国元首就像杀一条狗那么轻率，你连狗都不如的小李，把你宰了是轻而易举之事。故一时情急，给你打了几个电话要你特别小心注意，可惜没接通电话。后来想想狡猾如狐的你，谅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一定有所警觉，故不再拨电话。但今天看到你捐钱要为胡适在北大立像，很不赞成，我想你我都是反对形式的人，我向来对所有立像都有反感。首先是破坏了自然景观，其次是有强迫别人（或子孙）去怀念被立像人之嫌。如此人真的伟大，不论立不立像，将万世永存人心中，如几万年下来，美国历史上重要人物都立像，将来地球上就会像草山公墓那么丑陋。我有一次在英国伦敦（加拿大也有个伦敦城），看到一座气势昂然的铜像，有一只鸟飞到头上拉一堆鸟粪，引起我好奇，过去一看，原来是纪念威灵顿将军的（好像是打败法国拿破仑的英国将军，我也懒得深究）。我当时就笑着对我两个女儿说：“爸爸死后，千万不要为爸爸立铜像，我怕吃鸟粪！”你为什么也那么俗气，要为死人立铜像？把钱拿来设立纪念胡适帮助贫困学生的就学奖学金，恐怕比立胡适铜像的纪念意义更大、更实际。我知道你向来自大自傲，自以为永远正确，但忍不住还要劝你一下，别搞遗害后世子孙的形式东西吧！

老潘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日于广州旅次

（附记：请告知电传（FAX)号，以后有事可发FAX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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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篇好文章让你学习

小李：

由“内部”消息知道你冒用“小朋友”之名，把你的一篇文章交××大学国文老师批阅，结果只得了七十八分，真丢尽“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的脸，我在台湾大学念三年级时发表过四篇重要的好文章《科学是什么？》（刊在《自由中国》×年×月×日）《海森堡的成就》（曾发表在《大学生活》杂志，已流失），《评殷海光著怎样辨别是非》（发表在《大学生活》×年×月×日）和《纪念爱因斯坦逝世三周年介绍爱因斯坦的一生成就》（译作，发表在《中央日报》×年×月×日《学人》周刊整版），现在把第一和第三篇寄给你学习，另外再加上本文后所列的数篇，你好好研读，看看日后有无长进。

此祝好！

老潘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三日

附：

A.教我如何爱台湾？

B.什么是科学

C.如此“勤政爱民”

D.谁造成的僵局

E.西式民主不是万灵丹

F.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

G.台湾是世界民主成功故事？

H.只喊和平统一祖国有用吗？

I.评殷海光著“怎样辨别是非”

J.快除致命“肿瘤”！

（编按：以上各篇已收入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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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女不教谁之过？

小李：

这封信如果你认为可加到已编好的《潘毓刚教授给李敖大师的三十封信》一书中，那么书名就要改为“……的三十一封信”了。你在凤凰台的节目刚播完，正巧网络新闻和平面媒体也在最近报导了你的长女李文的一则消息。因此我在大陆和海外一些朋友都叫我有机会的话，劝劝你不要“自毀形象”！本来许多人都认为你有傲骨却无傲气，有正义感，是同情弱者的侠义人士，但你女儿的表现盛气凌人，从她出版的那本书（书名我忘了，王尚勤曾寄来借我看）开始，我就不大以为然。不过“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女是自己的好”，所以我当时没跟你说什么。而你在凤凰电视上，据说你连赞你的女儿李文博士、李文教授，给人觉得你有自卑感，自己没拿到硕士，就以为博士有什么了不起，像老潘有权授人博士学位的博士导师，根本没把博士或教授头衔放在眼里。难怪有人看了你的节目，说李敖为什么变得那么俗气肉麻和那么酸！尤其你女儿整天炫耀她爸爸是李敖。她用钱那么大方（其实不是她自己赚的），为了要买专卖店名牌衣服，专程坐飞机从北京到纽约去买，她有博士学位又是教授，像她那样水平的博士教授，只有贬低这头衔。据说她在《锵锵三人行》的节目里，表现也毫无水平，只靠爸爸是李敖才上节目，岂不把你的形象都弄坏了？据说你吹捧我的那集电视节目同时吹捧李文，那你岂不是在骂我，不是吹捧我？想到这点，不得不写信向你抗议。

老潘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录：用签名书换折扣未果李敖长女投诉网店

【侨报讯】台湾名嘴李敖长女李文在大陆购物网站——淘宝网上与店主讨价还价，希望以自己签名的书相赠来换取折扣，遭到店主反对。一番唇枪舌剑后，店主决定不做这单生意，李文则向淘宝进行投诉。淘宝网以卖家“服务态度不好”为由，给予网店“黄牌警告”。

《北京青年报》十七日报导，两天前，买家“dr lee wen”在网上看中一件四百八十元（人民币，下同）的连衣裙，在沟通了衣服尺寸后，因为有些偏大，买家想到买来后得改胸围要花钱，于是，提出“送本自己签名书籍换一百五十元折扣”。

北京卖家王女士从买家迅速发过来百余字的自我简介中，得知对方是位名人，“我是李文博士，美籍华裔，英语教授、作家、礼仪专家、演讲人、嘉宾主持人、维权者、监督人、名媛和城市不文明现象批评者、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长女……”

王女士表示对买家身分并不感兴趣，并告诉对方应该“识货”。李文当即愤怒，称“我来自纽约，我当然识货”。

“那您去纽约消费吧，李敖的长女。”王女士表示，感觉对方在拿头衔压自己，实在受不了她的行为方式。“我要投诉你！”李文回复。最终，买家虽然拍下衣服，但店主选择关闭交易。

不久，王女士就接到了淘宝负责人建议她向买家道歉的电话，王女士表示拒绝道歉。随后，淘宝两次在店铺首页给予卖家“黄牌警告”，理由是觉得卖家“服务态度不好”，处理方式不恰当。

通过李文的淘宝交易纪录可以看出，她七月以来成交一百七十四笔交易，其中有四次给了卖家差评。李文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投诉卖家，一来自己已拍下衣服，是对方“成交不卖”；二来对方用“你的母语是英文，你X回你的国家去，少在我们中国的领土占便宜”等话来侮辱她的人格；三是她之前有拿送签名书换过折扣的先例。（《侨报》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B3版）

补记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给李敖的信，发出后快三周如石沉大海，我打电话到台湾给李敖，他在电话上发了一顿牢骚，说了一番似是而非的歪理，姑且记下他大意如下：小文小时，李敖被国民党关在牢里，小文从小跟着祖母生活，到处颠沛流离，为人父的李敖，不能好好教养她，从小在美国不良环境影响下，已养成许多坏习惯；他们父女一起相处时，女儿人格已定型，无法更改，只好挑她若干优点（我同意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些优点），做正面鼓励。所以李文能在中学毕业辍学之后，重回学校，念完学士学位，再念硕士，最后取得博士学位，都靠李敖的支持和鼓励。所以李敖认为既然无力改变她的缺点，不如挑她优点鼓励她发挥。当然仗势压人、恃强欺弱、美帝心态，实非李敖所赞赏。

最近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www.magzine（summer 2009）看到Kurt Kleiner教授一篇文章“Why Smart People Do Stupid Things”，介绍二〇〇九年初，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Stanovich教授写的一本书“What Intelligence Test Miss: The Psychology of Rational Thought”，提出IQ、EQ，还有RQ（Rationality Quotient）。IQ很高的聪明人（像李敖）会做一些蠢事，正因他的RQ出了问题。用老百姓的语言说是温情主义而失去了客观的理性。

老潘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六日补记于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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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我也李敖一下

速溶英雄

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产生了不少“速溶英雄（英雌）”（Instant Hero/heroine），其产生的主要原因诚如大风先生所说，“风云际会正好当了中美两强政争中的一个码子，所以一夜成名”。他们的一切，“都因为中国的强大而大化了”。八九年六四前后，緬甸军队屠杀了上千群众，埃及政府军向不满政府的学生开枪杀伤五十余名学生，都没有制造出一个速溶“英雄”或人权“斗士”。甚至这两件事都鲜为人知。李敖在台湾为民主、自由、人权奋斗三十多年，两次坐牢前后共六年，著作等身，为人权和真理奋斗愈挫愈勇，也不见世上有任何人权团体对他表扬，甚至对他的贡献认知的都没有，而实施类似黑暗世纪神权统治、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度的统治者达赖喇嘛十四，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并到处受人权团体的欢迎，天下荒唐的事真莫过于此！这些都证明李敖所言，“我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台湾的微不足道而小化了”。正因为中国已是有核子武器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那里发生的事件都为世人目光焦点所在，而一些投机政客和浅见之士藉此为自己“作秀”，于是“速溶英雄”大批出笼，与无耻政客和肤浅之士一一亮相。

记得前年吾尔开希到波士顿不久，得到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邀请，到肯尼迪家族的海边大本营作客之后，有一天，有位在美国住了四十多年的美籍华人打电话告诉我：“吾尔开希事后洋洋得意地说：‘你们这些美籍华人在美国混了几十年，都混不到参议员的一顿饭，而我一来就为参议员的座上宾’。”（大意如此。）他不知道美国许多政客都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大学考试作弊被开除，玩弄女性闹出人命案，以钱势消灾的无聊政客又懂得多少民主、自由和人权。自己本身在道德上名声狼藉的人，特别喜欢利用机会为自己制造正义的形象，让别人以为站在天使旁边的也就是天使，所以首先得把旁边站的捧成英雄或天使，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英雄或天使，那可不必深究了。还有一些速溶英雄访问台湾后沾沾自喜地对人说，“我们在台湾很受重视，出外都有警车为我们开道！”还有许多速溶英雄（雌）们与国民党法西斯的余孽和一批新的洋奴买办们在一起，大谈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充分表现了“英雄本色”，真是令人恶心！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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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民主你们不懂，搞革命你们不敢

顷阅十月二十八日《世界日报》报导，“大陆来美的民运人士，在美国地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第九次联合会上热烈发言，不少民运人士主张推翻中共政权，强调以武力打倒中共达成统一”。该报还说：“三民主义中国大同盟已成为中国统一的主流，而三民主义也渐被来自中国大陆的精英所认同接受，他们一致承认台湾经验也就是实践三民主义的成果，因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已开始以口号落实到实际的层面……”其实李敖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精研“三民主义”和“国父遗教”，出狱后在他的《孙中山研究》、《国民党研究》、《蒋介石研究》等著作里，早已指出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闭门造车的制度，充满矛盾，在现实上多数行不通，而且几十年来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根本没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行得通的部分反而早被大陆的共产党实行了，连香港的反共“杂人”（办报纸的称为“报人”，办杂志的大概可以称为“杂人”吧！）李怡，有一次我路过香港时，他都对我说：“中共为什么要怕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其实中国在大陆实行三民主义远比台湾实行的多”（大意如此），像我们在台湾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熟读“三民主义”的人都很容易看出，国民党实行的根本不是“三民主义”，而一些根本没有读过“三民主义”且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的大陆民运“精英”，竟口出狂言，说什么“强调以武力打倒中共达成统一”，换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绿”卡和大批供他们挥霍的“绿”钞票，而“食髓知味”且“得寸进尺”，竟想别人牺牲生命以换取他们统治中国的权力！这些“不学有求”的“精英”们要不是愚蠢得无知，就是违背良心，跟着豢养他们的洋奴买办发出狺狺的梦呓！不久前刘宾雁访问台湾后发表感想说：台湾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台湾的高科技，他举例说台湾做出世界最好的网球拍，台湾执世界造船业的牛耳。他不想想为什么台湾连潜水艇都造不出要向荷兰和德国买，而大陆的氢弹、人造卫星、洲际飞弹、核子潜艇，对刘宾雁来说似乎都不是高科技，这和大陆民运“精英”说，大陆要学台湾实行三民主义同样无知得可笑！他们恐怕都不知道孙中山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写到这里，不由得令我想起台湾“立法委员”张鸿学批评朱高正的一句话：“讲民主，你没风度，搞革命你不敢”，我想把这句话修改一下送给一些民运“精英”们：“讲民主，你们不懂，在国内搞革命你们不敢，你们只能在国外向洋大人献上一身媚骨，勾结法西斯余孽的卖国汉奸和残酷迫害西藏人民的农奴主达赖喇嘛十四世，恬不知耻地喊争民主和人权，实际是干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勾当，以求换得一块栖身之所和分得资本家的一点残羹。”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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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彭会”

在西式民主制度下想要竞争一个公职，首先要有钱。有些国家登记为公职候选人的登记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公职候选人第一要务是筹款。有了钱才能打知名度，搞宣传和“包装”自己，以赢得选民好感。尤其是许多选民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国家，更需要靠传媒来争取他们的好感。美国号称西方最民主的国家，但选民对政治的关心和深入了解的程度，远远不如许多西欧国家。尤其是美国大学生对国际政治和本国政情的了解程度，无法与我在西欧国家担任访问教授时所接触过的大学生相比。最近调查公布，美国大学一年级学生关心政治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六，就是个好例证。因此美国政坛上，不学“有术”的政客特别多。只要“有术”去愚惑（或愚弄）选民，就可争取到不少选票。因为多数选民对政治没有深入研究及了解，很容易听信表面宣传，而决定他们的意向。候选人除了用金钱打知名度和“包装”自己外，也尽量制造新闻，挤入传媒的焦点，以获得免费宣传。所以过去美国总统要竞选连任时，往往故意安排适当时间去苏联、中国或欧洲访问。对于没有坐在总统位子上的优势的政客们，便只好利用其它能利用的机会。因此许多世界新闻焦点人物，纵使是魔鬼，只要政治上能利用上的，都想与他们拉上点关系，更何况是传媒已吹捧得火红的“民主先锋”或“人权斗士”，政客们不问真相如何（因为反正选民们也不会去追究这些媒体焦点人物的底细），都争相使出花招，或会见，或宴请，或授奖，以便挤进新闻焦点，为自己增加点政治资本。让选民误以为站在“天使”旁边的政客，纵使不是“天使”，也是个好人。其实一些传媒因意识形态或政治目的而吹捧出来的“天使”，也可能是个“恶魔”。但选民不察，所以美国政客们才那么乐意去做这种便宜的“政治秀”。此外，过气的失意政客，更不甘寂寞要争取出锋头的机会，所以才演出彭定康会见魏京生的丑剧。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魏京生吹捧彭定康是香港人和中国人的恩人，也是世界上难得具远见的政治家，真令人寒毛肃立，血压上升。英国首相说没时间会见魏京生，魏还酸溜溜地说：“要是江泽民来访他（英首相），就会有时间了。”我想魏京生也许是被别有用心的传媒捧昏了头，头脑发热到语无伦次了。魏京生的民主修养和人权意识最多只达西欧中学生的水平，他对中国及世界经济的认识可能连高中生水平都没有。除了要利用传媒焦点的政客外，哪位真正的政治家会浪费时间去听魏京生的“真知灼见”？他称彭定康是具远见的政治家，也不怕被英国人笑他无知？他说东南亚经济危机是因政治不民主，难道魏京生不知道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都是行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吗？

最后奉劝魏京生，以后不要开口闭口以代表中国人的口气发言，我们中国人不像你那么没骨气，昧着良心去歌颂一位欺侮中国人一百多年的国家的殖民地统治者。

一九九七年写于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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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有生存权吗？

一九九七年七、八月两个月合刊的《天下华人》杂志，刊载夏星写的《董建华导演文姬归汉，李柱铭演出逼上梁山》一文中，报导：“今年二月李柱铭应邀到达挪威奧斯陆诺贝尔研究院发表演讲，在回答听众对关于中国官方的生存权优先发展权的评论时，就尖锐地说，生存权不是人特有的权利，连狗都有吃饱的权利，中国理论把人等同于狗，实在是侮辱中国人民！”我想在世界任何国家，只要不是兵荒马乱的地方，如果有人在街头或荒野发现死尸，多数会报案，政府也会侦查死者身分和死因。但如果发现一条狗陈尸荒野或街头，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理会吧？另外，在香港甚至欧美大城市街头，也不难看到人在垃圾堆里找食物果腹，狗也在那些地方“行使”它们的“生存权”！我们从报上看到欧美大城市里，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狗猫宠物，主人不喜欢了，就把它们赶出家门，让其自生自灭，或被城市动物管理人员捕杀。从这三个例子就很容易看出，中国政府所说的人的生存权与狗的生存权，其内涵是有天地之别的。难道李柱铭认为人和狗在垃圾堆找食物和露宿街头是同样的在享有生存权吗？中国政府所争取的是人人有温饱，有居住地方，有人格尊严的生存权，绝对不是李柱铭所说的“连狗都有吃饱的权利”那种生存权。何况现实世界上，不但到处都有吃不饱而饿死的狗，甚至连欧美发达国家都还有许多吃不饱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更不用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平时都不是人人吃得饱，一有天灾人祸更是饿殍遍地，难道人的生存权不应优先争取。何况耶稣经（不应叫“圣经”，只有对信教的教徒才算是他们的“圣经”）里说过，世上一切动物植物都是上帝为人而造，给人类享用的，所以耶稣教不戒杀生，许多国家狗是可任人宰杀来当香肉享用的，虽然许多喜欢吃牛肉的人士会骂吃狗肉的人野蛮不人道，但也有许多不吃牛肉的人骂吃牛肉的人野蛮残忍！总之狗也好牛也好，都是任人宰割没生存权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狗，那是丧心病狂的资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只要能卖力讨好主子，他们是有“生存权”的，而且主子欢心时，他们还活得顶美的呢！怪不得“他们”才会认为生存权不是人特有的！

一九九八年写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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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博士？

报载香港中文大学董事会通过颁荣誉博士学位予高行健。其实高行健获二〇〇〇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曾令世界文坛人士（尤其华人文坛）感到错愕不解，且认为这个奖政治意味大于文学水平。本来这诺贝尔基于政治考虑还是文学成就已颇为争议，而中大校长竟说：“中大不是擦鞋大学，正确就会做，不会因为北京喜欢的就做，不喜欢便不做。”他又强调：“中大并非政治机构，荣誉博士学位的颁授名单，只是纯粹从学术角度出发。”

这番说词岂非自曝“玄机”？原来中大颁发高行健名誉博士以表示中大不是“擦鞋大学”，更正确的说，中大想擦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鞋，以表示中大不擦大陆的鞋，也不擦中国人的鞋甚至文学界的鞋。这种崇洋媚外、趋炎附势，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只会盲目崇拜西方权威的心态表露无遗。

其实世界上很多大学授荣誉博士学位，都是基于学术水平的“政治行为”。有时甚至基于“政治事功”，把荣誉博士授予在政坛上活跃成功的校友，以世俗社会的成就当作学术成就一般，张冠李戴。最新近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耶鲁大学授予布什以及多伦多大学授予加拿大华裔总督伍冰枝的荣誉博士学位。

现在高行健已获西方的诺贝尔奖，在中大审委们看来，其“学术水平”当无庸置疑。把“政治考虑”放在这四平八稳的“西方已评定的水平”上，岂不更讨欧美的欢心？有些香港人“凡中必反”以显示“独立性”；但在另一方面，又“逢洋必赞”则当何说？当然，还是“独立性”——独立自处于中国也！这种心态，与李柱铭赞扬教皇封一百余名反华教士为“圣”如出一辙。这是一体的两面，以便更明确地向西方表白心迹之所向乎？难怪李光耀批评许多香港人做殖民地顺民做久了，还不知道如何做自己国家的主人。

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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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还不如真恶

最近报载，世界贫穷落后国家欠富有国家三千六百亿美元的债。这些贫穷国家每天就要付六千万美元的利息，世界银行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全世界有十二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有二十八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二美元。

贫穷国家与富有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过去四十年间扩大了一倍，世界上二十个最富有国家人民的平均收入，是二十个最贫穷国家的三十七倍，香港富有人口的收入也为贫穷人口的二十三倍之多，因此导致贫穷家庭的小孩多数营养不良，而且许多贫穷家庭的小孩未成年就要出来打工，帮助家计，但最近香港有一批“正人君子”、“人权斗士”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帜，抗议麦当劳快餐连锁店雇用童工，在电视机前看到一些吃得肥头胖耳的“人权斗士”，口沫横飞地指责麦当劳雇用童工的不当，终于迫使麦当劳答应不再雇用童工，但他们有没有想到，这一来使贫穷家庭的生计更为困难，这些人权斗士们为什么不敢向富有国家要求减少对贫穷国家的压榨？他们知不知道在“很注重人权”的美国，有许多州，法律规定像快餐店、超级市场的一些并不很重的活，只要家长写个同意书，都准许十五六岁的小孩去干，而香港法律没有这一类规定，当香港的人权斗士们保护了童工不被雇用，却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这些人权斗士们敢向有黑社会背景的工厂抗议压迫童工干重活吗？敢对跨国大公司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抗议他们对贫穷国家的压榨吗？他们只敢对很注重公关形象的连锁快餐店施压，自我陶醉地认为做了维护人权的“大业”，却使许多贫穷家庭的生存权更受到威胁。

二〇〇一年十月七日于香港清水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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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没有人权和宗教问题，只有神权和迷信问题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从成都到北京的飞机上，坐在一位从西藏拉萨到北京去公干的汉人法官旁边，在整个航程中，从他那里核对了许多我过去听到有关西藏的知识，譬如塔葬、天葬、火葬、土葬和水葬的分别；一女同时嫁数夫如何安排才相安无事；对杀生的禁忌，走路的禁忌，爬山顶的禁忌，探病人的禁忌，扔骨头在火中的禁忌，凶日和凶年的禁忌，不能问西藏人的父亲是谁等等，都曾略有所闻，但西藏人对死刑的法律观念，倒是第一次听到。

这位法官说，藏人最不能接受汉人“杀人偿命的法律观念”。不论情节如何重大、如何恶劣的杀人犯，他们都不赞成判死刑，这是他们杀生的禁忌，他们认为人已被杀死了，如果将杀人犯判死刑，又将多杀一个生，多犯一次禁忌，不如让杀人犯向死者家属赔一笔钱，既不需多杀生，而且还“实惠”！因此西藏《法典》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等级高的偿命费高，等级低的偿命费低。《十三法典》还规定，上等人杀下等人“偿命费给以一草绳”。下等人触犯了上等人就要处以各种刑罚。《法典》甚至规定：“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笞之。”

一九一九年，江孜一个牧民，叫次旺当真，他从江孜跑到拉萨告状，控告江孜宗本无理抢占他的八头牛和八十只羊。他想嘎厦一定会主持公道，但是他得到的是罚款和挨一百五十皮鞭，其罪名是反抗长官。

西藏解放前的法典，一直沿用西藏奴隶社会吐蕃王朝的“王法”，佛教的“教法”以及元朝的法律和蒙古族的法律，以后逐步形成一套政、教相结合的成文法典。

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的法律和很多不成文的法律。农奴主对农奴判罪，除农奴制的法典外，农奴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总之，西藏的法典是维护农奴制度和农奴主阶级权威和利益的。按照《法典》的精神，三大领主统治农奴是神的意旨，农奴受苦是命中注定，不能反抗。《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冑相争”，要“效法前王”，“语言行为，要合于佛法”，农奴只能“语言忠实”，“行为笃厚”，“勿作侵害”，“戒绝恶行”，否则“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侦探主人要事者逮捕之，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顶撞官长者逮捕之”，“民反者均犯重法”，“凡偷王之财物者，偷一罚百倍；偷寺僧侣之财物者，偷一罚八十倍；偷平常人的财物者，偷一罚八倍”。为了保证农奴主的生命财产和不受法律制裁，法典还规定上等人如杀死中、下等人，允许以钱抵命，上等人对中、下等人可施割舌和抽筋等酷刑。

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之前，执行这恶法的司法机关有原西藏地方政府设在拉萨的专门司法机关叫“协尔邦列空”（可称为“地方法院”），成立于一七一〇年，设有协尔爷（法官）二人，均为俗官，秘书一人，捕快、打手六人，受理一般诉讼案件。

“郎子厦”（拉萨市政府）、“言列空”（拉萨专署），这两个机构负责辖区的案件。同时原地方政府所属的各基巧公署、各宗、谷政府、各个庄园的领主、部落头人、“报保”等头人，都可以办理诉讼案件。

大的寺院也设有法官，叫作“协敖”，审理僧人中的案件；僧人犯法首先由寺院审理。各级政府不得干预。寺院判决的案件，与政府判决的有一样效力。西藏的诉讼没有一定的程序，遇到一些可以勒索的肥案，如贵族、富商等人的犯法或者他们之间的诉讼，打官司的人钱多，摄政、噶伦也会亲自过问，当他们得到一部分贿赂后，便推给下级去办案。下一级官员捞到一些油水，又照例往下转，有些案子只要犯人还有油水没有榨干就休想结案。有些贿赂多的，真正罪犯可以宣告无罪。有些官员专门在原告的控告词上和被告的辩解词上找碴挑剔，如说原告某点有误，应罚款多少；某事无理，应罚款多少。被告某事违法要受罚，某事违理应罚款。被告要罚，原告也要罚；钱多的有理，钱少的无理。如果双方送钱相当，法官则调和案情，照顾双方面子，如果一方再不服，则请“神”断案，不了了之。

西藏三大领主的刑具和刑罚是十分残酷的，除了有挖眼、割鼻、割舌、割耳、截手、剁脚、抽脚筋外，还有以下几种酷刑：

一、捞油锅。《法典》规定：“凡欲判事的真伪是非，有凭宣誓之法。凡宣誓者，法官以铁锅熬油，置黑白石各一枚于油锅中，让其以手入油锅内取石，取得白石者即胜，取得黑石者即败，取石之手不受炙伤者，即认为真实无过。”

二、骑铜马。就是让“犯人”骑在用铜做的马上，铜马肚里烧牛马粪，由八个人抬着去游八角街，铜马烧热后，活活把人烤死，然后扔到拉萨河里（据说“骑铜马”只是在很早以前用过，一九一一年后没有用过）。

三、把人装在牛皮口袋里，只留头部在外，在皮口袋上拴上石头，投入河里，顺水漂流，让人慢慢死去。

四、戴石帽。这种石帽小的有二十多公斤，大的有五六十公斤，戴在人的头上，不少人被压死。

五、用树上的刺巴和荨麻进行毒打，刺巴打人连血带肉一并拉起，荨麻打人使人全身红肿。

六、站笼。这是只能容一人的四方形牢笼，约一·六七米高，上边是木枷，夹在人的脖子上，整日站着逐渐折磨致死。

七、戴木枷。木枷长八十厘米，宽七十厘米，戴在人的脖子上，不能取下，有的是戴终身枷。

八、脚镣。有木制和铁制的两种，木制的有二十五厘米见方，分成两半，中间制成腿粗细的孔，人的脚伸到里面后加锁，人不能站立。

九、脖上挂石环。

十、钉木板。把人的四肢用大铁钉或铁环钉在木板上，使人动弹不得，有的人被钉死。

十一、撑肘棒。用一木棒把受刑者双手撑住，使之不能弯曲。

十二、烟熏。把人关在不通空气的房子或土洞里，用烟熏死，用烟熏死的人称为是触犯佛法的鬼怪。

十三、在“犯人”胸口上压石头。

十四、把“犯人”关进不见天日的土牢或深洞里（由于这些地方阴暗、潮湿，常常有蝎子爬进爬出，后人就误称为“蝎子洞”）。

十五、“皮包手”。就是把人的手心放上盐巴，用湿牛皮包起来，牛皮愈干愈紧，结果五指舒展不开，双手变成残废。

十六、割去生殖器。

十七、割去“犯人”屁股上的肉或大腿上的肉。

十八、手指上钉竹签。

十九、棍棒毒打等等。

农奴主的刑罚是十分野蛮、残忍的，虽然西藏地方政府也有规定“私人杀人要受处分”、“宗教没有判死刑的权力”等等，也处理过一些小农奴主无故杀人的案件，给受害者的家庭以命价赔偿；有些有油水的人命案，官员们总是争着好像是为死者伸冤一样，但一旦得到贿赂，再也无人过问；有的大贵族打死了一个农奴，谁也不敢吭声。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五的三大领主把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奴，看作是附着在他们土地上的私有财产，一般二头犏奶牛可换一个奴隶。由此可见，西藏在解放之前，多数藏人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只有政教合一的神权。

一九八七年，我到西藏访问时还看到许多迫害人权的遗痕。我访问过几个过去当奴隶的家庭，他们都认为现在比解放前的生活要好多了。我去访问时，正好拉萨刚发生过暴动，暴民把在拉萨八角街的派出所烧掉了。所以我问他们，既然你们生活改善了，为什么还对政府不满，还要烧派出所？他们说因为警察捉了喇嘛，喇嘛和活佛在他们信仰中是非常崇高的，因为对宗教的盲目迷信，所以对喇嘛和活佛也是盲目的听从。

过去享有很多特权的神职人员，现在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剥削别人了，自然感到不满，而想通过西藏的独立，恢复他们过去所享有的特权，这当然不为现在的政府允许，政府捉这些煽动暴乱的分子，一般无知民众则认为捉了他们心目中崇拜的活佛，因而对政府反感而反抗。所以西藏的暴乱不安，并不是因人权受压迫，而是神权想死灰复燃，利用民众对宗教盲目的迷信，想夺回过去享有压迫多数西藏人的神权，可悲的是众人迷信宗教，而不察以达赖喇嘛十四世为首的一批神棍的阴谋。

一九五九年以前，西藏共有大小寺庙二千七百一十六座（包括清真寺和天主教堂），僧尼十一万四千一百零七人，当时藏族人口约一百一十九万人。僧尼占总人口几乎百分之十。文革时宗教确实受到很大破坏（这是全国性的，并不只有西藏），后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至一九八六年寺庙有二百三十四座，宗教活动点共九百七十七点，僧尼有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人。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政府为了满足宗教界人士及广大信教群众的信教需求，到目前，西藏已有一千四百二十五座能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寺庙，同时逐渐恢复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传统宗教仪式节。一九八六年恢复了中断二十年的拉萨传昭，参加传昭的僧俗达二十五万余人次。在此同时，恢复了昌都的传昭，桑寺的“的得”等传统宗教仪式节；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六年，仅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的香客，就达六百五十三万九千九百多人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我访问拉萨时，因为暴乱事件发生不久，烧掉的派出所还没重建，去大昭寺进香的人据说不如过去多。有些偏远牧区的藏民一生有到拉萨来朝一次圣的愿望，有些人倾家荡产，变卖一切，然后一家跋涉长途来到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朝拜，我就遇到不少这类的朝圣者。西藏的人均收入远比广东和福建的低，我在广东寺庙看到善男信女捐给庙里的钱多是几毛钱或一元票面的人民币（在一九八六年前），而在西藏看到庙里香炉上放有信徒捐献的五元和十元大钞！寺庙主要进出口都悬挂有大幅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彩色相片（据说是国外回来的朝圣藏胞捐赠的），大昭寺大门口的石板水泥地都被信徒跪拜得凹痕累累。广场上坐地化缘的人不少。

据说在暴乱前，许多西方青年学生也学西藏人在大昭寺前广场一坐，把帽子朝天一放，学着化缘，一天居然能乞讨九十多元至一百多元的人民币（当地化缘者一天只得三十多元，也许西藏人也认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施舍特别多），在西藏用不完，还带到中国内地做旅游补助费。远来的朝圣客，钱花光后，就一路化缘（乞讨）回到牧区，重振家业。据说不少藏人把政府发的济贫金也捐献到庙里，想换个美好的来生。所以藏民乐于施舍，连野狗都受惠。拉萨野狗成群，没人去杀它们，而且总有人喂它们，因此繁衍不绝。中国政府怕狗满为患，万一有狂犬病不可收拾，曾鼓励人杀一条狗领二元奖金，但受到民众强烈反对，后来只好给野狗吃避孕药。

藏人的最大禁忌是杀生，一般人就是捉到臭虫、虱子也不肯弄死，而是扔掉，任其自由爬行。也反对洒农药杀虫。但是西藏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对一般人的刑罚又是那么残酷。而且他们都吃牛羊肉，在拉萨八角街一带到处可见牛羊肉摊子，而且到藏民家作客，他们也以生肉干（没煮熟，生肉晒干，也许西藏高原紫外线强，有杀菌作用）及奶茶敬客（我只喝奶茶，还没勇气吃生牛肉干）。但他们不亲手去宰杀牛羊，而对宰杀牛羊给他们吃的屠夫们特别轻视。这是充满虚伪矛盾的一种迷信。

除了西藏的自然环境比较艰苦外，这种宗教迷信是使人口增长不快的原因，十四世达赖喇嘛竟歪曲说是中国政府灭绝藏人的人口政策，美国人很易相信，因为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就是用灭种政策（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也），但是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九〇年，藏人在消除一些迷信之后，人口已增至二百零九万六千三百人左右。

西方宗教斗争是很激烈的，最先由英国到美国来的移民，就是在英国国内被迫害的清教徒，但他们来到新大陆，建立起自己的教会后，也开始迫害异己，其残忍也不下于欧陆，因此也易相信西藏宗教的迫害。其实在我看来，中国政府这些年来有点开倒车，对宗教太放纵了，这种人民的精神鸦片，如不适当地加以限制，是会毒害人民的。所以西藏根本没有宗教迫害的问题，只有人民过分迷信的问题。其实西藏问题是西方国家用以制衡中国制造出来的问题，是一些有过宗教迫害和灭绝种族传统的政客们，以指责别人来表示清白的“便宜秀”，是失去特权流亡海外者想以片面之词迷惑西方无知人士，助其夺回政权和神权的花招，十四世达赖喇嘛被授以诺贝尔和平奖，被尊为人权斗士，正证明这世界道德的堕落，正义的沦亡！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清晨零时十五分于麻州牛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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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波士顿环球报》社论的信

March 29, 1991

In his latest gesture to the regime in Beijing, President Bush seems to be saying that some invaders of their neighbor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For decades ago, China did to Tibet what Saddam Hussein tried to do to Kuwait. More than a million Tibetans have perished as a consequence of China's genocidal occupation of their country.

To undo Iraq's annexation of Kuwait, Bush forged a coalition of 30 countries and waged the most intensive bombing campaign history has ever known. His response to China's brutal efforts to exterminate the culture, religion and nationhood of Tibet has been a timorous acquiescence to Beijing1s line - that it will not tolerate 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Bush gave the masterminds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a flagrant proof of his docility when he thwarted an address that the Dalai Lama was to have given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April 16. To preclude an event that would have peeved the heirs of Mao Tse-tung, the administration sponsored an appearance on the same date by Violeta Chamorro, the Nicaraguan president whose election Bush originally celebrated as a victory over the Red menace in Central America.

Fortunately, as compensation for the joint-session addres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abotaged, the Dalai Lama will be able to speak for his people's survival at a special ceremony in the Capitol rotunda on April 18.

The legislators who arranged his ceremony are to be commended. However modestly, they are defending the principle that Saddam's theft of Kuwait is no less intolerable than the Soviet occupation of the Baltic nationsr Indonesia's annexation of East Timor, or China's colonization of Tibet. A new world order, if it is to be truly just, can be founded only on this principle.

Less admirable is the inconstancy of 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in Congress. Having originally supported a joint session for the Dalai Lama, Democrats fearful of defying a popular resident on an issue of foreign policy reneged on their word. Their fear of Bush may be less blatant than his subservience to the rulers in Beijing, but it is shameful nonetheless.

The imperious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regime was on display in nearly identical letters its consulate in New York sent on March 20 to the presidents of Cornell University an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eeking to prevent appearances by the Dalai Lama this week at those colleges, the deputy consul general wro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olutely opposes his visits to other countries in whatever capacity and under whatever reason to deliver reports distorting Tibet's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r advocating ‘Tibetan independence’. It also opposes any country that takes advantage of the ‘Tibet issue’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The letter concluded with the “hope that you would kindly use your influence to handle this matter properly.”

The presidents of Cornell and MIT resisted this attempt to interfer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ir universitie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been no less resistant to Chinese 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his country.

Letters to the Editor

A symbo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wardness

May 1st, 1991

I found myself both amused and appalled on reading the March 29 Globe editorial “Another kowtow to Beijing”. The writer is either illiterate in history or is purposely distorting the facts by comparing Tibet with Kuwait, East Timor and the Baltic nations. The Dalai Lama used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power vacuum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between the Kuomingtang and Communist parties to claim TibetT s independence.

It is natural tha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rule all the territories which belonged to China for hundreds of years. A visit to Tibet with an open mind would sh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exterminated the culture and religion of Tibet. Beijing has only abolished slavery and limited the power of the Dalai Lama, who ruled over a theocratic system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Dark Ages. It is ironic that many Westerners, including the Nobel Prize Committee, support this symbo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wardness while simultaneously claiming to be advocates of human rights.

YUH KANG PAN New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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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自由”竞争

“公平地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国家里喊得很响亮的一个口号。美国是号称最大的“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且看在这国家里的人民，经二百年的“公平地自由竞争”下结果如何？根据杜霍夫（G. William Domhoff）所著的《谁统治美国》（Who Rules America？）一书，美国今日的富翁几乎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世袭”的。有钱人的子弟一代一代地接管父兄的财富和事业，一开始就比别人的资本雄厚，然后以大资本去“压”小资本。而小资本家及中产阶级者再去“吃”穷人。有钱人的子弟生活无忧无虑，可以专心接受良好教育。穷人子弟纵使才智过人，也往往因终日为谋生而忙碌或烦恼，即使有幸不会被经济环境迫得中途辍学，但学业成绩也大受影响。等到毕业以后，“上流社会”的子弟有父兄的社会关系可提携（例如肯尼迪世家），有世袭的资产可做创业的老本（例如洛克菲勒世家）。穷人子弟只有靠赤手空拳，到处乱闯乱碰，闯得鼻青眼肿。偶尔在几百万的穷光蛋中，有一二位幸运儿终于“闯”成了百万富翁，加入了“上流社会”。于是一些西方人士便拿他们做例子，大事宣扬说：“你看，‘公平地自由竞争’的社会多好，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富翁！所以你们穷人只要规规矩矩地努力工作，耐心地慢慢向上爬，终有出头的一天。”是的，每人都“可能”成为富翁，可惜这“可能”性对于穷人来说是太小了。所以二百年来，美国的富翁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算是“奋斗”起家的“新贵”。而这些“新贵”中，恐怕由中产阶级“提升”的占人多数；真正由穷人变成的可能比凤毛麟角还少。多数的穷人还是一代一代的“世袭”当“下等人”，慢慢地继续在“地上”爬。

美国贫民区里的学校经费少，教学设备差，师资也差，学生程度也就低落。一些有钱人遂指责他们自甘堕落，或竟说他们天生才智不如人，是该做“下等人”的“材料”。在台湾，柏杨先生隔壁的穷孩子因为没钱上儿童乐园，就注定考不上初中，也就注定一生做“下等人”（见柏杨著《圣人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平”竞争！这也是一些人所歌颂的“真平等”——盖天生众人，生而就有大“财”、中“财”、小“财”和无“财”的分别啊！如硬要把他们的分别“拉”平，那就是“假平等”了。所以有“财”的人应该永远做“上等人”，没有“财”的人便该安分守己做“下等人”。美国的富翁也就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他们制定一些有利于他们的法律（例如所得税法）和制度，来限制别人和他们竞争（例如约翰逊在德州的电视事业和尼克松好友在佛罗里达州的银行事业）。所谓“自由竞争”也不见得很“自由”。那么“公平地自由竞争”的口号，只剩下纯粹的“竞争”了。不过，诚如一些“正人君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所以在森林里看到的是血淋淋的弱肉强食或同类相残的竞争，在“文明”社会里是吃人不见血，而且还讲求“仁义道德”的“公平”地“自由”竞争。人类到底不愧为“万物之灵”！

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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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人”的良知

在我们学校的教职员餐厅里，每人只要付九角九分美金，便可任由你“享用”一个午餐。餐厅虽没有供应什么“山珍海味”，但“热盘”（hot dishes）、“冷切”（cold cut）、咖啡、牛奶，和各式冷饮、色拉、奶油、面包、各式鲜果、饭前的“开胃汤”和饭后的甜食等等，都一应俱全。交钱之后，你便有权利在里面大吃大喝，甚至于“大浪费”。这算是学校对教职员的一种福利。因此到这里来吃午餐的人，面对这种“特权”各抱不同的“享受”态度。抱“探险家”态度的顾客，往往充满好奇心，各式各样的食物都拿一点，每样都尝一口，觉得好吃的便吃掉，不合口味的便弃置一旁。抱“恶狼吞象”态度的顾客，往往是自不量力的“野心家”，拿的食物和饮料分量都比别人多一至二倍，最后吃不完，剩下大盘大杯的食物和饮料在餐桌上。还有一种顾客是抱着深怕吃亏的生意人态度，付了九毛九，深怕捞不够“老本”，因此拿的东西多，吃的也多，但最后剩的也多。因为抱上述三种态度的顾客太多了，所以每次午餐后，餐厅积存的“垃圾”可真不少。但又有谁想到，这些“垃圾”对许多在饥饿死亡边缘挣扎的人来说，是有生以来都未享用过的佳肴呢！

最近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会议，终算起了一点小作用，最少让这群生活在象牙塔里的“高级知识分子”知道，这世界还有人在挨饿。因此美国各地都在发动“绝食一天”或“绝食一餐”的活动，让大家来体会一下饥饿的痛苦而增加对饥民的同情心。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在餐厅门口设置了一个宣传站，散发一些宣传资料给上餐厅午餐的人，并请大家捐款救灾和签名响应“绝食运动”。到了预定绝食的那一天中午，餐厅里果然“门可罗雀”，可见大家都还很有“良心”。但是第二天餐厅又恢复平日“门庭若市”的常态。有些昨天绝食的人似乎都“面有得色”，有一、二位沉不住气的，深怕别人不知道他昨天绝食，还特地告诉别人。午餐后，我特别注意观察那位告诉别人他昨天绝食的顾客的桌面，堆积的“剩余物资”最少足够喂饱一位七、八岁的小孩。整个餐厅桌面上所余留的“垃圾”与往日一样多，说不定还更多一点。因为有些人觉得他昨天的“牺牲”，已换得了“内心的平静”，“良心”上有了交代，所以更可安心“享受”这种“浪费的特权”了。

我一位朋友的儿子，现在美国一所高中读书。椐他说，在他们学生餐厅浪费的情形更惊人，有些学生甚至拿食物来玩，互丢苹果打“苹果战”，或故意把食物“涂”得满桌。有人看不惯出来干涉，他便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付了钱的！”（I paid for it！）我在美国电视上也看过有人花八九千美元，买了一部林肯牌汽车，后来因为毛病百出，他很不满意，一气之下，把车子开到卖车行前当众捣毀。我与一些美国“高级知识分子”提起这件事，他们还认为那车主花钱买了那部车，他有权做任何处理！是的，在这社会里只要是属于你的东西，则不论你怎样“暴殄天物”，别人都无权干涉，而且许多人还认为这不算是一种道德的缺陷。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有办法赚那么多钱来浪费，真是能干且了不起！只有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竞争”下的“胜利者”，才有这种特权来处理“战利品”。他们是不会想到如何妥善利用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来确保人类未来前途幸福和世界和平的。怪不得在能源危机声中，美国汽油工业还想尽办法鼓励消费者多用汽油，以利他们竞销汽油获得暴利的“大业”。这也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认为有竞争才有进步的“好处”！怪不得还有许多人以美国只占世界百分之六的人口，却消耗掉世界百分之三十多的能源、“制造”世界百分之四十多的“垃圾”、吃掉世界百分之三十多的粮食而自豪。

在上述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中成长的人，能够自动绝食一天，虽然不见得真的体会了饥民痛苦之万一，也许只能帮助他们清清过分油腻的肠胃，但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有人还提议，如果美国人少吃百分之十的肉，可喂饱七千万饥民，如不浪费食物，可省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消耗量。想想有几个人愿意那样做？有几个人愿意为别人而自动放弃他已获得的东西和享受？因为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教他如何努力进取、巧取豪夺之后，便可尽情享受他“应得”的“报酬”。所以，许多人的良知最多也就止于换得一种自欺欺人的“内心平静”。饥荒还是照样蔓延，“文明人”还是继续享用他的“战利品”。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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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穷愈见鬼

一九六六年，我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工作，家住靠近海边的小区，每天最少要花一小时开车上下班，当时有位从波兰来的访问教授因只来工作半年，没有买车，就在学校附近比较贫穷的小区租一个公寓。有一个周末他到我家来作客，我们一同去超级市场采购，他大惑不解地问我，他公寓附近的超级市场卖的东西，为什么质量不如我这小区同属一个公司的超级市场，而且价钱反而比我们这小区卖得贵？当时我也不知道原因。后来有一次我们在教职员餐厅午餐，正好遇到一位社会学系的教授与我们同桌，我们就以这问题向他请教。他说：“贫民区的市场因治安差，失窃率也高，因此保险费高，就把这超高的保险费转嫁到顾客身上去了，而且贫民区的人，很多都没汽车，他们只能在附近市场买菜，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因此在贫民区的市场把物价稍微提高一点，商品质量降低一点，还是卖得出去，而这额外的利润算是他们‘风险投资的额外报酬’。因此一些生活必需品在贫民小区比富有小区卖得还贵。”而且我那位波兰朋友在那里住了半年，光天化日之下就被抢过两次，一共损失了一百多美元。据报上发表的统计，贫民小区的人遭受抢劫和谋杀的犯罪受害率也偏高，这真应验了我们客家人的一句俗谚：“愈穷愈见鬼！”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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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据统计，美国大公司总裁级人物的年薪，是其公司工人平均年薪的七十至八十倍，在德国和日本则约二十五倍。公司经济困难时的紧急措施往往是裁员和减薪，但公司的大老板们一般不会被裁，而且不但不减薪，反而加薪；怪不得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景气时，一般耐用性用品（如汽车、冰箱、电视等）滞销，但奢侈品和名牌汽车销售则不受影响。

这几年美国许多银行倒闭，但在关闭的银行老板和经理级人物都是领取高薪的，倒闭后，欠下的一屁股债要政府负责，而政府财政有困难时，加税和发行奖券是其中两种很普通的方法，富人和穷人都不欢迎加税，但穷人特别热衷买奖券做发财梦，政府以扩大发行奖券而筹到一些急需的经费，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于麻州牛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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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信上帝吗？

在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教了三十多年书，多少掌握一点天主教会的“规则”。一些职卑位微的神职人员里，倒有不少心地善良、恪守教义、扶贫助弱、虔诚为“上帝”服务的人。例如最近去世的特里萨修女就是一个典范。但职位愈高、权力愈大的神父们，愈是表面温文有礼，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为人处事多偏执专横，居心险恶，他们之间权力斗争激烈的程度，实不亚于任何世俗的权力斗争，许多教条和规定，仔细追究起来，多少都与维持他们的宗教帝国大业精心设计有关。例如天主教坚决反对节育和堕胎，美其名是不违反“上帝”的旨意。实际这是制造世界苦难和贫困最好的方法。愈是贫穷无知的人，愈害怕违反上帝旨意，明知肚里怀的是生理或心理有缺陷的胎儿，也要生下来，家庭已无能力负担子女生活，穷得没有别的娱乐了，还不准他们采取避孕措施，使得愈贫困的家庭子女愈多，苦难愈深。人在受不了苦难折磨时，就以信仰宗教作为寄托，所以贫穷无知的地方信教的人特别多，也特别虔诚，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易得的一种解脱——抽精神鸦片也！如此说来，就不愁没有人信教，不但教徒可世代绵延不绝，而且这些教徒还特别信服“上帝”。一些有钱有势、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徒们，反而不事事遵守教义，他们孕照样避，婚照样离，有权势的教徒离婚，还能得到势利眼的教会支持，他们再婚时，教会就帮忙，把他们前面的婚姻宣告作废（annulment）。肯尼迪叔侄就是深受其惠的人。当然为了维持宗教帝业，教会也得给广大受苦受难的人一点“帮助”，让许多信徒能抓到一根救命稻草，这些工作就由一批善良的虔诚的职卑位微的神职人员去做，职位高的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之余，大搞权力斗争。历史上教廷里的钩心斗角，屡见不鲜。红衣主教以信徒捐款购豪宅藏娇，也时有所闻。一些比较无权无势的神棍们，只好狎弄或鸡奸神坛小童了。据报载意大利许多天主教会办的贫民医院，一塌糊涂，而为有钱人办的医院设备齐全，医术高明的医生成群，但收费高昂，穷人只能去贫民医院得点“心理自（不是‘治’）疗”。因此，我心里常想：教皇一定不信上帝，如他真的信上帝一定当不了教皇。同样道理，我想达赖喇嘛也不信佛教，因为佛教徒是不能说谎的，但如果不说谎，达赖喇嘛能有今日的“风光”吗？

一九九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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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自由

一九七四至七五年间，我客居德国，寓所正好与天主教堂为邻。每逢周六和周日，清晨六时，教堂的钟就开始“狂”敲（急促、频繁和响亮的程度给人的感觉是“发狂地敲”，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对宗教的“虔诚”或“狂热”）。这钟声把你“叫”醒后，还可持续约两小时才停止。它是如此理直气壮地替“上帝”催促你快上教堂做早弥撒。德国人讲究居住环境的清静，所以许多德国房东规定晚上十时以后不能洗澡，中午两小时的午休时间不准喧闹，但却不敢规定早上几点钟前不能发出噪音！谁敢与“上帝”作对去干涉“宗教信仰自由”？

八〇年代中以后，我每年到德国短期访问，周末教堂的钟声似乎收敛了些，早上八点多甚至九点才开始敲，算列入已发达国家行列。但一九八七年我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访问时，旅馆附近的回教寺，清晨四点就用扩音器播出诵经的洪亮“福”音，这些教徒们的确是充分享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了，但对于许多不信教的人，连安心睡觉的“基本人权”都被剥夺了。

这几年来，美国许多宗教狂热者，为了他们的信仰，反对任何情况下的堕胎——纵使是强奸、乱伦或怀有身心残障的胎儿，都不准做人工流产。一定要“顺从”神的意旨把小孩生下来。为了达到他们“信仰的自由”，竟谋杀堕胎医生和工作人员，甚至不惜误杀无辜而炸毀堕胎诊所！此外世界各地还有许多打着宗教信仰自由旗号的组织，用各种极端的手段，制造邪说，胁迫（或以洗脑方式）民众信某些特别教派，利用迷信，装神弄鬼，致人死伤或聚众淫乱，诈骗钱财，而纵容这些活动的国家，反得到一些所谓人权团体的赞扬，去年德国政府因禁止某一教派，竟受到美国政府指责，认为德国迫害宗教自由！再如法轮功，也是打着宗教信仰的自由，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害，甚至祸国殃民的例子。

再从历史上来看，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配合，向中国贩卖鸦片（例如当时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英国传教士马里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一些基督教及天主教传教士甚至声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而力促西方强权用武力迫清政府开放沿海口岸。这与早年回教教士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剑的传教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还参与及策画起草对中国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一八五六年中美和中法“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中法“北京条约”。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可任意在各省租买田爪地，建造教堂，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后盾，深入中国内地建教堂、设教区、霸占田产、欺压官民，甚至还肆意将“治外法权”延伸至中国信徒，干涉司法，制造大批洋奴卖国贼。并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一些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为非作歹、“伤风败俗”（与当时保守民俗不合），激起民愤，引发中国民众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与纠纷，史称“教案”。从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〇年，中国各地发生“教案”四百余起。西方国家借口“教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强迫赔款，捕杀无辜，甚至以此为口实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仅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西方列强就强迫清政府处死中国民众二十人，流放二十五人。而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时，西方传教士对列强侵略中国杀害中国人民，也做了不少“贡献”。

一九五九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后，在西藏做出的一些社会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度，西方反而说中国政府消灭西藏文化。而当年西方传教士用列强的势力，强迫中国人民去信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不同的洋教，却是“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如果宗教是维护正义善良的话，为什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罗马教廷率先公开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派驻“宗座代表”，采取实际上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难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传教士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慢慢地饿死，再以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年代，西方政府还是不断利用传教士，到“铁幕”里从事间谍活动。现任的教皇与里根政府和波兰团结工会勾结，推翻波兰共产政权，已是人尽皆知的事，难怪教皇最近访问古巴后，还洋洋得意的说，他访问波兰一年后，波兰政权就变色了，言下之意，他访问古巴一年之后，也可能有“奇迹”出现。中国解放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会，摆脱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一切还是遵守耶稣经的教义，只因教会实行“自治”（不受罗马教皇管，不是罗马教皇任命）、“自养”和“自传”政策，却得不到罗马教皇承认。恪守教义重要还是臣服罗马教皇重要？这个世界总是有许多野心家，利用“宗教信仰自由”之名，和民众迷信的盲目崇拜，以维持自己在宗教上的“霸业”。达赖喇嘛十四世如此，教皇保禄五世亦是。教徒们该清醒清醒了，否则世界永无宁日，人类没有前途。

一九九四年写于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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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随笔

“信”教的“好处”很多，在台湾，许多小孩都知道去做礼拜有拿到漂亮卡片的好处，青年学生都知道上教堂有交到异性朋友、炫耀时装、学洋文和申请到留学奖金的好处，一些成年人则知道在教堂可领到奶粉罐头的好处。不过这些都是对“道行”不高的“信”徒的好处，而且我们对他们的“信”也不必太认真，因为那只是为达某种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正如我们不必对向以继承中华文化传统自居的蒋介石之信奉“洋”教感到大惊小怪，因为他之皈依基督，只不过是想捡个“安内”（不会被自己老婆指为“异教徒”也）、“攘外”（可博得“友邦”人士同情而获得更多美援，用以打击敌人，排除异己也）的好处罢了。

至于死后能进天堂的好处，和有困难或灾难时祈祷能获上帝帮助的好处，只有“道行”比较高且信仰比较虔诚的人才能领会或受用。不过虔诚信徒又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姑且称之为“听天由命”类，这类的信徒多数现实生活不很如意，信了上帝或神佛以后，希望“诚”能感动上天，帮助他们改善现状。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的人，能有一线“希望”，虽然不很实在，但比完全没有希望好些。而且每当不如意或受苦难时，他们会想到这是神的安排，神要他们现在受罪，将来才会给他们好处，死后才让他们上天堂，来生才有好日子过，那么对于苦难也就比较能忍受，承受起来也可减少一点痛苦，同时想到这是命运的安排，也就不积极去反抗而听天由命了。这类信徒是一些统治者最“喜欢”的顺民，而且这些人也是受神之害最深而不自觉、反以为受神之惠的可怜虫。他们最能恪守“教义”，严遵教皇旨谕，至死不悟，甚至“神恩”广泽到他们的下一代。

第二类是“有恃无恐”型的教徒。他们以为信了神佛便可得神的宠爱，神永远站在自己一边，平时与自己本身利害没什么大关系的事，往往假惺惺地，似乎很热心助人，对人表现得仁慈宽大，且满口仁义道德，大慈大悲，似乎颇有济世救人的大志。但是一旦遇到与自己利益有冲突时，则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什么卑鄙无耻手段都敢用，以为自己信神必得神助，了不起事后向神忏悔一下或吃素念佛，便以为可洗脱一切罪恶，然后又继续作恶，继续忏悔吃素，到后来坏事做多了，还自以为是“替天行道”。这类教徒对一切宗教上表面遵守得特别周到，拉别人信教也拉得特别起劲，认为不信教的人都不道德，所以多拉一位信徒还可向“神”邀功，给他多一点好处，对教会的活动也特别热心，但总不忘随时讨到点好处（例如活跃分子可有优先权送子女进教会办的特殊学校，在美国参加教会活动用的汽油费可报减免所得税等）。他们信教目的多为现实作恶行为找个“精神上的凭借”，为死后进“天堂”铺路，为终生幸福积“德”。想到这么多好处，所以他们不得不信得特别虔诚，但是这种虔诚不是对一些教人为善的教义信仰，因为那有碍于他们现世利益的争取，实在不易办到。为了补偿内疚，因此特别对宗教的一些表面仪式下工夫，所以这类教徒也可被称为伪君子型。他们之所以敢作恶横行，实因“有恃无惧”也。

第三类是靠神吃饭的神棍。神棍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有真虔诚的也有假虔诚的，但他们多数都有一共同点，就是随时提醒别人信教的好处，广招信徒，以确保自己的饭碗和事业。令人觉得信教是为了许许多多的好处，不是为了信仰某一真理。记得我在台北念初二时，有一天经过中山南路教堂门口，有位“洋”教士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请进教堂来做礼拜，有福气，可上天堂”，我回答他说：“假如一件事情我认为该做的，如我去做了会进地狱我还是会去做；假如我认为不该做的事，如去做了就有福气，可进天堂，我还是不会去做。”他不知听懂没有，只望着我傻笑，我也从此成了没有福气的人，永远得不到信教的许多“好处”。

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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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僧乱政

天主教香港区主教陈日君，是向来以“宗教领袖”身分对香港回归后的政治指手画脚的政治假洋和尚。他最近在接受电台访问时说：“……教会相信人权是上帝给予的，政治即是人权，教会须依照福音精神维护人权。”

首先，既然人权是上帝给予的，为什么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需要抛头颅洒热血向天主教会争人权？难道身为区主教的陈某竟不知天主教压迫人权，扼杀真理，在历史上有“亮丽的成绩”？早在中古世纪就有政教合一的黑暗统治，还杀害无数对天主教邪说持反对意见的仁人志士，连现代天文学的开山师祖波兰的哥白尼，因提倡地球绕日而转的学说，也惨遭杀害。天主教扼杀真理、忽视人权的事例不胜枚举，时至今日，还有大主教以教会所得慈善捐款，购豪宅金屋藏娇；小神棍们（无权无势的神父、修女）则狎弄（性侵犯）儿童，或在某些天主教会办的学校里，虐待学童，教会还想尽办法为这些丑事遮掩。把女性视作二等公民，不予享有平等的人权（此点可参阅现代宗教学者达雷（Mary Dalay）的许多著作，均有详细评述），反对避孕，制造世界人口和贫穷问题，也反对“人道堕胎”，使先天残障婴儿和被强奸的妇女所怀的婴儿都被迫生下来，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因为社会愈贫困，寻求“精神鸦片”或“救命稻草”的人就愈多，因此宗教信徒的来源就可不断。此外，天主教会还反对离婚，但对有权势的家族（例如肯尼迪家族）的离婚，则一再为他们开脱。如此邪恶、伪善，和法轮功不相上下的组织，竟还有脸谈人权！

最近香港已拟通过“校本条例”。这条例已经过两年广泛讨论及咨询，通过后可促进学校建立有多方参与、具透明度和负责且民主的管制架构。校董会须就学校的日常运行向办学团体负责。这是非常合理的现代办学原则。连我曾任教快四十年的天主教耶稣会办的大学，都已朝这个办学原则走。而陈日君竟“疯狂”地反对这条例，甚至威胁说要控告香港政府。前不久，他才煽动香港人民参加“民主大游行”，现在他又反对民主办学的“校本条例”。我要奉告这位向来出言不逊的妖僧，现在已不是中古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黑箱作业”、专制独裁的天主教传统作风应改一改了。不要以为香港仍是被帝国主义者压迫的殖民地，能让你这位假洋和尚作威作福，发号施令。最好闭上你的大嘴巴，不然就快滚出香港去。陈日君如果懂得什么是“人权”和“民主”的话，他应首先去反对黑暗且专制的天主教会！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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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如何爱台湾？

一九四七年夏天，震惊中国的“二二八事变”刚过不久，我小学五年级还没念完（期终考前），就和家人随着奉蒋介石命令来台安抚台湾民众的台籍亲戚到了台湾。抵台不久，便进入台籍学生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台北日新国民小学插班就读。因为那时大陆小学生多留“西装头”，且刚到台湾不懂闽南语，只会说广东的客语，在同学中被视为“异类”，因此每天上下学途中，都会遭到同学们的辱骂、丢石头，甚至挨拳打脚踢。这就是“二二八事变”后，他们从大人那里学到的“打阿山”（打外省人）。为了免受精神威胁和皮肉之苦，我剃了光头，也很快在台籍亲戚家中学会了闽南话（他家中有两位讲闽南话的秘书），还从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母亲那儿学会了几句日语，不到半年，我就变成了“正港”台湾小孩（据说二二八事件时，检验“正港”台湾人的标准，是除了通晓闽南语或客语外，一定还要通日语，以区别从福建来台的闽南人和从广东来台的客家人）。

从小学、中学、大学至留学，我的好朋友多数是台籍，而且娶的老婆也是“正港”台湾人。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省籍矛盾”，我从他们口中知道台湾光复之初，台湾人的欢欣喜悦；但在码头迎接“国军”时，看到“国军”像“乞丐部队”（当时“国军”精锐部队都留在大陆“剿匪”打内战，派来台的只是散兵游勇），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多数把当时大陆国民党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作风带到台湾，为了抢夺百姓财产，往往妄加汉奸罪名给台胞，不少善良百姓因此入狱，财产被没收。我来台的头二年住在台籍亲戚家中，因他是当时蒋介石派来的安抚台胞的大员，每日都看到不少前来伸冤求助的民众，而日据时代又大肆施行“去中国和皇民化”的教育，告诉台胞中国大陆人如何贪赃枉法，种种卑劣性格，与国民党一批接收人员作风对照之下，更使台胞“印象深刻”，后来国民党为了“反共抗俄”，大肆宣传“共匪”的“可怕”，使台胞得到的印象是国民党人都够可怕了，而国民党几十年的宣传教育说得共产党人更为可怕。许多没有辨别是非、善恶能力的民众，完全凭情绪把国民党、共产党与“外省人”画上等号，因反国民党而反所有外省人；其实我从中学到大学期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联合本省人（台籍）和外省人共同来反国民党，因为我已认识到当时国民党对人民的压迫，属于阶级的成分大于省籍的成分。我服完兵役出国前，我那位台籍亲戚长辈（他当时已贵为国民党权力中心的十三位中常委中仅有的二位台籍中常委之一）特别约我长谈，劝我要学他的榜样。早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大习矿冶并在研究院毕业，回到广州，只在大学教了几年书，就投入抗日工作，为继承其父遗志，他荒废了矿冶专业，为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为台人造福而努力（因此他父亲丘逢甲特别为他取名“念台”——念念不忘台湾之意）。他劝我在美国学成之后回台投入政治，改变台湾面貌，造福台湾人民，因为他是长辈，我当时没顶撞他，保持对长辈的表面礼貌，只含糊应付过去，其实当时我心想，如果要我放弃所学专长去搞政治，我为何不去造福全中国人民，这也是造福台湾人民，且使台湾人民的幸福更有保障；不过我也深知自己不是“玩”政治的材料，我的亲戚虽贵为国民党中常委，但我认为他也不是玩政治的人才。所以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我想既然改变不了台湾白色恐怖、特务横行、公理正义不彰的现状，我不可能去爱这种社会，还不如留在美国，爱我的专业，所以就在美国当了快四十年的教授，在感念台湾这块土地曾哺育我十五年，在成长过程与台湾人民也有深厚感情，虽然没有“飞蛾扑火”救台湾之壮志，但也有“凤凰救火”的爱心，因此在海外反蒋，参与民主、社会改造运动，甚至对当时反蒋的“台独”也曾间接的适当支持，对美丽岛受难者也曾援助。

因觉得台湾社会可能经五十年日本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四十年的独裁统治，对真理的辨别，缺少理性的判断和科学的态度，把近百年受统治者压迫的压抑化为悲情和冲动的情绪；为了促进台湾社会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在一九七〇年，由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林孝信（台籍）联络一批关心台湾、爱台湾的本省和外省籍人士，共同在美国创办了《科学月刊》杂志，在美国大家出钱出力，义务写稿、编排，在台湾发行，我曾担任该杂志的自然科学部总编辑，林孝信任总联络人，本省籍的有刘源俊（物理编辑，现任东吴大学校长）、赖昭正（化学编辑，曾回台在清华大学任教数年）、张昭鼎（化学编辑，曾任中研院原子和分子物理研究所筹备主任）等人，外省籍的有王亢沛（物理编辑，曾任东海大学校长）、茅声涛（工程科学部编辑，曾回台任台大工学院长数年）、沈君山（天文学和书评编辑，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兆汉（电机编辑，现任台湾交大校长）和香港来的留美学人吴家玮（物理编辑，曾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及香港科技大学校长），这许多来自海峡两岸三地的年轻学人，不分省籍，共同为改进台湾社会精神面貌而努力，希望通过推广科学精神，能改变久被奴化、独裁和悲情扭曲的台湾社会。开始三四年，《科月》曾风行台湾一时，到一九七四年，我因被认为“亲匪”分子，而且那年正好我要到德国当一年的客座教授，为了不影响《科月》在台湾的发展，我藉此机会辞去总编辑之职，而由在麻州剑桥主持一家化学研究公司的袁尚贤博士接任总编辑。我还偶尔为杂志写稿以示支持，直到我后来被列入黑名单，成为台湾不欢迎的人物，我才与《科月》完全脱离关系。当时如果我想继续“爱”台湾，可能只有“害”了《科月》，也“害”了台湾。

我们在七〇年代一直参加波士顿台湾同乡会的活动，到了一九七七、七八年，同乡会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省籍矛盾也愈来愈明显，几乎再也没有外省籍的“台胞”参加同乡会的交谊活动。当时我太太（她是台湾云林县北港的“正港”台湾人）想要化解“本省”与“外省”之间的矛盾，出来竞选波士顿区的台湾同乡会干事，马上引来一些心胸狭窄的台湾同乡排挤、抵制，认为她是受我指使，出来为“统派”控制台湾同乡会的。此事之后，我再也不去“爱”台湾，不管台湾的“闲事”了。我把更多精力用来帮助台湾和大陆的留学生，及与一批朋友创办了帮助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刊物《科技导报》，我任海外总联络人兼编辑，顾问编委有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李远哲、田长霖、吴家玮等教授。《科技导报》后来迁回北京，由中国科协接办，我改任顾问编委。其实当时我认识不少海外台独“元老”，他们言谈中为了宣泄心中情绪，竟说“台独”成功后，要把台湾的外省人都赶下海，我就笑他们这样讲虽然很“爽”，但徒为你们台独建国增加更大阻力，因为把他们都赶下海，让他们觉得“没有退路，只有勇敢向前”反抗台独，徒增了几百万的死敌。近年来台湾人表面上当家作主了，所以比较讲究策略，至少口头上不再说要赶外省人下海了。

我被列入黑名单后，有一段相当长时间不能回台湾。一九七三年我回台奔父丧后，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台湾解严后我再申请回台，当时台湾驻波士顿办事处说他们无权批准我入境，要向台湾“外交部”请示。一周之后得到通知，他们勉强准我单次入境，在台停留十四天（按：持美国护照者一般都可得到五年内多次入境，每次在台停留三个月的签证）。因为十多年没回去，出了海关，用普通话询问一位机场工作人员如何搭公共汽车去台北，该工作人员竟用台语反问我：“你不会说我们的话吗？”我吃一惊后，因急于赶往台北，无心与之争辩，立即改用闽南话才得到“善意”响应，但当时我心想难道客语就不是“我们的话”吗？当时我已多少感到从“大中沙文主义”的气氛开始变为“大闽南沙文主义”的趋势。这次我在台湾只停留了十天，到台湾大学、东海大学、东吴大学和成功大学各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后来在一九九〇、九三及二〇〇〇年虽曾短期数度访问台湾，每次都匆匆在学术机关和台湾的几所大学里做学术报告便离开，对解严后的台湾社会没有深刻的感受。到二〇〇二及二〇〇三年，我分别到淡江大学和国立东华大学担任一学期的访问教授。在台湾前后居住了快一年，对“新台湾”才有较深认识。

在“老蒋”时期，民间流传着一句话“老蒋爱权甚于爱国，爱子甚于爱民”（据说是前台湾“省长”吴国桢的名言），当时维持独裁统治的骨干就是横行的特务，对不听话的人民和异见分子，便将其戴上“红帽子”来任意迫害。但当年批评蒋介石那句话似乎可以稍改一下，用在陈水扁身上，我认为“阿扁爱权甚于爱台湾，爱子女（及婿）甚于爱民”，而维持其政权的骨干，就是他以类似希特勒的法西斯手段，挑起的族群仇恨，和被煽动的一批本土和民粹为本的暴民。对不顺从的人或异议分子便加以“不爱台湾”的罪名群起攻之，美其名曰民主（希特勒以暴民帮助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也自称顺应民意的民主），其实这种法西斯式统治比纯独裁统治还要可怕，其咄咄迫人的恐怖气氛几乎无处不在，因为横行的特务毕竟还没有暴民那么多，分布密度也没有那么广。红帽子满天飞的时期，还不至于以“红帽子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例如宗才怡任“经济部长”时，“立委”问她和前几任“经济部长”有何不同？她竟答“我比他们爱台湾”。怎样算是爱台湾？爱台湾的标准又是什么？没人追问！只是用作威吓异己的口号。在二〇〇三年春非典流行时期，台籍医疗界的李鸣亮因以民间名义，筹办了一个与大陆专家共同研讨疫情的讨论会，后来参加了世卫组织的疫情讨论会，便被“政府”和暴民联合歪曲事实，大家围剿，甚至差点被暴民围殴而不得脱身。但是“驸马爷”赵建铭因在非典疫情严重期间，长期休假，被媒体揭发后他出来辩解，竟口口声声称“中国肺炎”，一位专业医生用政治化的名词取代专业名词，对大众媒体做如此不科学的谈话，只因他丑化了中国，反而得到不少暴民赞扬他“爱台湾”；李鸣亮做了对疫情有帮助的研讨会，反被指为“卖台”！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去大陆考察后回台，称台湾基础科学研究不如大陆，被暴民骂为“卖台”；而前台湾的“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说“国旗”和“国歌”不代表“国家”，这种不顾事实的言论反被誉为“爱台”。台商在大陆每年为台湾赚二到三百亿美元外汇，被吕秀莲等人骂为贪婪、卖台；而台湾“政府”把台湾人民血汗钱向支持民进党的资本家大量输送（如高铁工程），竟被誉为“爱台”。我在台湾，有一次听一位“政府”的研究院某“研究室主任”谈奈米科技的学术报告，他声称大陆现在（二〇〇二年的报告）仍是一片空白云云，我当时问他知不知道大陆早在一九八四年就已开始注重奈米科技方面的研究，而目前（二〇〇二年）发表有关奈米研究论文数量已占世界第三位。他和台下一些听众以颇不以为然且带责怪（“我不爱台湾？”）的语气和神色相报，令我觉得这不是一场学术演讲，而是矮化中国的一场政治宣传。

总之，在台前后一年，令我觉得目前的“绿色恐怖”比四十多年前的“白色恐怖”还可怕，整个社会没是非没正义，早年办的《科学月刊》没有发生一点影响。一切以“爱台”“卖台”的口号为准，由一批被煽动得疯狂的暴民主导，政客们便从中获取一时的选票，本来政治家应理性地引导民众，为全民利益和子孙万代幸福而奋斗；而不是为了一时的政权去顺从不理性的暴民，甚至煽动及误导民众去仇视中国，妖魔化中国，对抗某一族群。台湾纵使独立成功，与所仇恨的十二亿人敌国为邻会安全吗？假如大陆也像台湾一样，教育十二亿人来仇视台湾，会是台湾子孙万世之福吗？当年的民主运动竟得到暴民民主，社会改革竟弄到贫富差距拉大，民调显示有百分之五十六·五的人觉得经济压力沉重。看到这些现象，不由得令人要问：“教我如何爱台湾？”

二〇〇四年二月十日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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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什么？

虽然，近年来提倡科学研究的呼声响彻云外；但是，许多事实却充分反映出我们这社会里对科学认识的缺乏。由某大报大事渲染某青年发现“以太”存在的怪事和某大报于元旦特刊以巨大篇幅刊载某副教授“能子论”的谬说等事件看来，更可知纵使在一般知识分子中能够明了科学是什么的人也不多。而能够认识科学研究的重要和研究精神的人则可能更少。在这种情形下，只凭一点外来刺激而发生的狂热是无法提高我们的科学水准的；甚至，还可能因误解科学研究而闹出更多的笑话。作者有鉴于此，特为文简述的意义如下……

一、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

一提到“科学”人们往往就联想到原子弹、火箭、喷射机……且认为这些便是科学。这是最普遍的但也是最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些都不是科学的本身，只是科学应用方面的一部分成果。Montaigne说：“科学是伟大的装饰品，同时也是很有用的工具。”这是常为科学家们所乐于引用的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说明了科学包含二面：一面是有用且实用的知识本体和得到这种知识本体的方法，这便是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或技术学（technolgy）；另一面纯系灵智上的研究（intellectual atudy），是与绘画、雕刻或文学相类似，其目的只是在满足心智的需求而不是以实用为前提的，这便是纯粹科学（pure science）或基本科学（fundamental science），所以纯粹科学只是人类无厉害观念的好奇心产物。

一些研究纯粹科学的人有时认为坚持实用价值的应用科学者是心灵低贱的唯物主义者，对于所有较高超生活问题都是愚昧无知的。然而，应用科学者却常常讥讽纯粹科学者是只会专研学理而不实际的梦想家，对于世界实际的需求是茫然无知的。其实这些都是偏见。事实上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并非如此对立且不相容。相反的，二者之间有着互依互存、互用互生的密切关系。诚然，很少人会反对灵智上的兴趣是比物质上的兴趣高超且脱俗的说法，因为灵智上的志趣正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我们免于冷冻和饥饿的欲求。今日，大多数人都同意科学有纯粹和实用二面，而这二面各有各的价值，且事实上这两面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的个体——科学。

纯科学的研究既然是纯灵智的研究，那么它研究的目的当然是在求知，即在了解物质世界的一切，揭发自然界的奥秘，至于研究所得的结果有无实用上的价值都是在所不计的。但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是不是就如一些浅见的人所认为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工作呢？显然，不是如此。我们若以现实的厉害观点来判断任何东西的价值往往会发生极大的缪误的。因为纯科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和利益都比较间接且比较不容易被人体会出来。对等性定律的推翻我们除了知道这件事实外，对我们日常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喷射客机的建造成功却能于相隔数千里之遥的地方朝发夕至，因此浅见的人便认为到底还是应用科学者的功绩伟大。但是，倘无科学、物理、化学等纯粹科学的知识作基础，喷射客机根本不可能建造成功。尚无原子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原子弹更无产生，今日机械和电器的世界何尝不应归功于力学和电学上的研究？物理和化学的研究对于技术应用所促成的发展真是不胜枚举。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所有近代工业的伟大成就都是起源于无功利心、不以实用为前提、纯以求知为目的的纯粹研究。而且，许多纯粹科学研究的发现，当时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但经过若干年代却显出它无比的价值。例如三百多年前Galileo观测到的太阳黑子现象，但是似乎毫无重要性，但时至今日，我们已发现这些黑子不但对无线电波有影响，甚至对气温、降水量、飓风发生的频繁率和农业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纯粹科学研究愈彻底，则应用愈广，同时也唯有彻底了解纯粹科学的成果，才能谈到发展应用。因此纯粹科学的研究也叫做“基本科学”的研究。退一步来说，纯粹科学从使无上述的各种价值，但为求知欲的满足何尝不是如文艺欣赏一类的精神生活上的享受？宇宙中大至银河的缓动，小至电子的疾旋，在在都充满了阴人的神秘性。由此我们可知纯粹科学研究实有崇高的地位。对于经济薄弱、科学落后的国家，纯粹科学的研究非但不是不切实际，浪费财力人力的工作，而是唯一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和发展实用科学的不二法门。除非我们永远甘落人后，等着模仿别人已经算是陈旧才公布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应用，否则便应积极展开基本科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急功好利往往会适得其反的。

由上面看来，是否应用科学的价值远不如纯粹科学呢？这也不然，应用科学对于我们日常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但除此之外，应用科学还能提供纯粹科学研究的题材，促成纯粹科学研究的进步。所以Louis De Broglie（法籍诺贝尔物理奖得奖人）说：“假如纯粹科学不断续贡献研究的成果，那么工业的进步将收到相当的阻碍，甚至于停顿；但纯粹科学与实际应用保持密切合作，亦可从中得到同样大的利益。”

二、科学研究的精神

科学研究的精神可以说全都表现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上，因为科学是最讲求方法的系统学问。但本人不拟详细讨论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只就科学方法的基本精神提出来讨论。多数人都知道精确（accuracy）为科学特性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差不多”是科学特性之一。许多人误认为“差不多”是不科学的，但科学研究上血多地方都用“差不多”的观念。用“差不多”只要用得得法仍不啻是科学的。这种“差不多”的方法用科学的术语来说便是所谓“近似法”（Approximation）。我们几乎可以说量子理论是奠基于近似法上，微积分是奠基于“差不多”的观念上。至于应用科学如工程方面的计算都是只算到某一“差不多”的地步。但是科学上的“差不多”并不是随便可以用的，应用“差不多”的观念是有一定条件和一定限度的。科学上讲求精确也同样有一定条件和限度。Werner Heisenberg（德籍诺贝尔物理奖得奖人）的“测不准原理”（Principle of Uncertainty）便告诉了我们，在原子宇宙中所有的时间均是测不准的，因为原子中的行为具有测不准的因素，所以如果奢望借更精密工具的发明以来求进一步的探索小宇宙，那是件徒然的事。而且我们因受了感官上的限制，许多科学上的量度我们都无法分毫不爽地量度出来的。例如在某个工程上我们作某一量度时，凭官感能力的估计只能量到某单位的小数点后二位数，假如我们在量度的记录上写一个小数点后数十位的数目，那无异是画蛇添足，自找麻烦，同时也失去了精确的意义。所以科学上说讲求的精确，并不是吹毛求疵的精确，也不是画蛇添足毫无意义的精确，而是有意义的精确或相对的精确，也就是精确的近似或近似的精确。

其次，我们要认识科学的研究绝不是一蹴可成的，任何一项科学上伟大的成就都有其基础和背景。许多人以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只凭苹果落地所启示的灵感，这种想法是很不正确的，假如没有Kepler的行星绕日运行定律以为牛顿思考的凭借和牛顿本人在基本科学上的修养，就是苹果掉下来打中了他的头，也不可能发现万有引力。牛顿在古典力学上的伟大贡献一部分也要归功于Galileo，Descartes等人的努力。所以科学上的研究绝非急功好利、好高骛远之徒所能从事的。要想研究工作有进展，有成就，唯有打好学问基础，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步步地前进。不能投机亦不能存侥幸的心理。某副教授发表能子论，某青年宣称发现以太的存在，某学生扬言在新公园试射“天蒂火箭”……这些都是误解了科学或因急功好利之心而发生的轻率举动，但报纸上还大肆渲染，因而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很大的。因此我希望以后报纸要慎重处理科学新闻，最好也能学欧美各大报设立科学记者或科学编辑，才不致把许多不正确的科学观念轻易地灌输给读者。

科学的研究是很重视新见解的，但新见解一定要有严密的推理作为凭借，而不是信口开河。而且科学的研究也不应迷信于权威，只要你有充分理由和证据，任何权威的学说都可以推翻。反过来说，即使是最伟大的权威人物，若非依科学方法而发表的武断臆说亦不必信服。爱因斯坦说：“我从不相信不证自明的真理”，这也就是说，任何没有充分理由和证据的学说都不足轻信。而且没有经过自己大脑慎密的思索也不要轻信任何权威之言。美国前化学会会长Hildebrand说：“科学的进步很少达到绝对的真理，而只是一步步地接近真理。”由此可知科学上的研究无所谓权威性，而且也无止境，要保持学术的唯有不断地研究，否则便会落伍。

最后，我们要认识科学研究工作是极重视合作的。纵使是一位天才，如只凭其个人的见解从事科学研究，其成就必然有限。科学的史实便可充分证明科学研究中合作的重要。所以“原子能和平用途之父”Niel Bohr（丹麦籍诺贝尔物理奖得奖人）说：“科学的成就是人类共同的贡献，且系岁月将人们的努力联络起立解释的知识基础。”

三、科学家应具的条件

本世纪来科学的突飞猛进是众所周知的事。这种进步固然大大改善了我们若干物质生活的条件，但却也带来人类极大的毀灭危机。因为科学应用得当即可造富人类，应用不当则可毀灭人类。而得当与不得当之间的选择大部取决于科学家的良知。所以健全的人格修养、仁慈的心胸和明敏的是非感都是科学家所不能缺少的。诚如Niel Bohr所说：“我们每增加一分知识好能力无异是更增大我们一分责任”。如何将原子能应用于和平用途上？如何消除原子时代的人类毀灭危机？这些都是应该深思的问题。有些科学家甚至致力于将科学方法应用到道德上，而提倡以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来改进世界人类的关系。例如L. Pauling（美籍诺贝尔化学奖得奖人）所撰的道德科学一书便已于今年问世。由此可见有许多科学家对人类的命运有极大的责任感，而我们说需要的科学家也正是这一类有良知有人性的科学家。

人文科学上的知识也是科学家们所不能缺少的。诚如爱因斯坦所说：“一个人仅学习一门技术是不够的，由于这种技术，他可以变成一部有用的机器，却不能养成一个和谐地发展的个性。让学生们在价值上获得深切的了解和活泼的感情，这才是主要的。他必须培养一种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一个和谐地发展的人。他必须学习了解人类的动机、幻想和痛苦，俾与他的同伴和他的社会建立一种适切的关系。”

任何人都有错误的时候，所以科学家应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坚持成见足以阻碍科学研究的进步，同时也违反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且承认错误并不见得表示自己的愚笨，相反地，显出自己对真理认识的睿智。但是科学家也应有坚持真理的毅力，不为威迫利诱而轻易改变信心。Copernicus不因宗教的迫害而改变地动说的精神是值得科学家们效法的。

科学的研究需要创造性和特出的心裁，而这些是与科学家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所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勤苦工作的热诚和淡薄于名利的个性。如此才能安于位，且才能脚踏实地持久研究工作。

作为一位科学家还须要极丰富的想像力，因为许多科学上的研究是非常抽象的。而且由于我们受感官能力的限制，往往曲解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本性。我们要想正确地描述客观物质世界，必须靠我们的想像力来弥补感官上的偏差。科学上许多伟大的发明都是想像力的恩赐。

科学家应具的条件出上述各项外，尚有讲求彻底和精确的个性、集中意志、清晰表现意见、敏锐的观察、分析的能力和健康的身体等等，因限于篇幅，故不拟一一赘述。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晨一时三十分

参考文献

1.Louis De Broglie: Physics and Microphysics.

2.Niel Bohr: Atomic Physics and Human Knowledge.

3.Norman Campbell: What is Science ？

4.Joel H. Hldebrand: Principles of Chemistry.

5.Werner Heisenberg: Physics and Philosophy.

6.Michael Sveda: What is Science all About?

7.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al and Einstein(陈之藩译：《宇宙与爱因斯坦》）

8.E. Bright Wilson, Jr. : An Introdu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9.Ira Remsen: What is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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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辨别是非

著者：殷海光

出版者：文星书店

出版日期：一九五九年一月

价格及页数：六元，七九页

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当我们为某一件事而争论时，究竟谁是谁非，若只凭情绪上的判断是得不出真理来的。如何将无益的争论变成有益的辩论或讨论，使得真理愈辩愈明，那就不能不讲求方法和诉诸理性。我在一偶然的机会，发现了我打算在此介绍的这本教人怎样判别是非的小册子，当天晚上就一口气读完了一遍，并且经过睡前一段不算短的回忆，第二天早晨起来又再读了一遍，觉得在今日盗印和影印“事业”很发达的环境里，这本小册子有如大海中发现的一粒珍珠那么弥足珍贵。虽然在内容的分量上这本书还称不上大著作，但追求真理的主要方法它已极正确地指示出来，而且对科学的意义它也曲尽说明了。这种使众人有一机会来体验思考的方法是件极重要的事情。因为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将智识限制为一小组人的专利是会窒息了群众的思考活动，而导致精神贫困的。”

本书中著者首先指出“真”的重要，他说：“我们人的天性大致总是追求良好的生活，良好的生活是真善美的生活。我们要求真善美的生活实现，必须拿“真”来作底子，固然有了真，不必就会有善和美，但是没有真，善和美根本无从谈起。至少真可以帮助善和美之实现。所以真理是良好的生活之必要条件。”随之，著者指陈真理很不易得到，但又很容易丧失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有容易触犯而又容易被人利用的若干短处——在传统逻辑中所谓的谬误（Fallacies）。著者一共列举了诉诸群众，诉诸权威，诉诸暴力，诉诸怜惜，诉诸人身攻击，以自我为中心，和过分简单等七种谬误。他说明了诉诸多数这一办法可行或不可行须视问题的性质而定，凡无关知识上真假对错之判断，而只有人众的意向或利害的问题，就可以甚至必须诉诸多数。凡有关知识上真假对错之判断而无关人众的意向或利害的问题，就不可诉诸多数。数量不能决定真理。诉诸权威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谬误的，他说：“从知识的传授和学术的建构方面着想，权威可以说是一必要之恶（A Necessary Evil）……如果对于权威的引用超过必需的限度以外，如果尊重权威超过尊重新的发现，如果只以权威为根据不以经验事实为根据，如果为保持权威而行使权威而不是为维护学术成就而行使权威，那末权威之与行使，足以阻碍学术的进步。”

著者将暴力的出现与运用分成直接的、间接的、未建构化的、建构化了的数种，从而说明在许多情形之下，文明建构成为原始野性的面纱，此点于暴力尤然。建立在暴力之上的论证都是插在枪口的花朵，花朵吹落了枪口就露在大家眼前，他劝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不能拿真理为巨棒服务。诉诸怜惜是在进行辩论时或提出主张时，不列举相干的论证而只透过怜惜之情，以使人接受我们的结论或主张。他说：“……其实，抱着祖宗的灵牌何能解决后人的困难？过去的事物是否等于现在的成就？”确实一语道破了破落子孙不敢面对现实、拿过去的尊荣来武装自己心理的弊病。与人辩论时作人身攻击确系抹煞真理的举动，不问人身只问是非确能减少无谓的纷争。

以自我为中心的论断是幼稚得站不住的。他说“在一适当范围内，自我肯定本系生物存在之所必须，但是过了适当的范围，自我肯定又与自我恋（Narcissism）的种种形式结合便成了一种病症。生活在这种病症里的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在自我封锁的观念世界里，把自己优化得不同凡响，而卑视属于他人的一切。这种想法常穿上哲学的法衣。”最后著者说明一般的通病是人过分喜好简单而又急切的心情，有了这通病就很容易被导向特殊的目标，于是口号标语、主义、教条、理想……大量应市。他说：“心灵成熟的人知道真理是辛勤的产品，激动群众心理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理。真理不一定能惊世骇俗。要能获致真理和解决问题，只有切实用脑用手从事研究科学。”

本书第二章里，著者说明了什么不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有些人士特别是传统主义者，认为科学不能确立人的事务之基础，有些人说科学不过全然起于实用的需要，有些人说科学是建立于没有经过批评的预先假设之上，有人说科学的定理定律不尽合于事实，有人说，科学只能对付可度量的事物，有人说科学从不能够“说明”经验现象，有人说科学与宗教不相容，有人说科学对于现代化文明的种种罪恶和失调应负责任，有人说科学的知识对于真理是中立的。有人说，科学方法在说明推行、并理解找到现象时固然极其成功；可是在研究有用时则成功极少，而科学研究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更是无成功的事实。有人说科学不能决定价值。以上种种误解在本书中均一一提出辩证。并提出科学共同具有的特征是互为主观的可验证性，有足够的印证程度，有组织，有广含性。著者说：“除了上面陈示的以外，科学的一种重要特点就是有怀疑的态度。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怀疑就没有经验科学，怀疑乃科学之母，对于自然须要怀疑；对于社会的建构尤然。……对于眼前的事物和建构固然可以怀疑，对于远古的传统也可以怀疑，对于平凡人的言行固然要怀疑，对于似乎并不平凡的人之言行也须怀疑。因为正如波柏教授（Prof Karl R. Poppor）所说‘伟大的人物可能制造伟大的错误。’……”不过著者说：“平凡人的言行影响虽小，伟大人物的言行影响较大。所以对于伟大人物的言行之怀疑应大于对平凡人物言行之怀疑。普遍地说，对于人的言行之怀疑程度必须与其伟大程度成正比。”我认为这句话似乎尚有商榷余地的。既然我们怀疑必须彻底，那么我们对平凡人物与伟大人物的怀疑也一定要同样做到尽可能彻底的程度，如果我们对伟大人物的怀疑做到了可能的彻底的极限，而对平凡人物的怀疑则未到此极限，岂不是就不彻底了吗？虽然伟大人物犯的错误可能比平凡人物犯的大，但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必因为他对某方面的知识和事物懂得比较多；贡献比较大，在这方面他错误的盖然性一定比较平凡人物的错误的盖然性小。所以我们对平凡人物与伟大人物的怀疑并无须有程度上的分别，都应以做到能力可能彻底的极限为原则。

第三章是科学与语言。著者在这里举出构作字底界说之重要技术。说明外范的界说，解析的界说，规定的界说和性质的界说之意义。并举出立定界说的形式条件及语意条件（只限于用自然语意表出的界说而需遵守的几个不可少的条件）：一个界说必须表出被界定端之约定的意含。界说不可循环。

第四章是讨论科学与假设，例举我们在立假设时应顾到的标准，一个假设必须可以证实或否证，假设必须与大家已经接受的知识一致，假设必须尽可能地简单，假设必须可行推论，假设必须一致。

第五章讨论比拟，他说：“……比拟而得到的结论如果是真的，只是概然地为真，概然地为真的语句有概然地为真的程度差别……但是无论高到什么程度即令从未失败过，也不是必然的。”他又说“……在事理的了解上，我们不可能藉助于比拟。但是，同时，我们为了效率之保证，又不能不控制比拟，尤其不能不检查比较的结论。”最后他还提出运用比拟的工作守则，遵循这些守则可望把错误的机遇减少。

第六章说明三种形式方式，不过著者在充足而又必要的条件项下举的例子说：“如果H2O化合则成水，如果H2O不化合则不成水，那末H2O化合成为水之充足而又必要的条件……”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H2O根本就是化合物，应该说：“如果H2与O化合则成水；如果H2与O不化合则不成水……。”

第七章谈到帮助我们发现事物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穆勒方法即同一法、别异法、同异联用法、归余法、共变法。他说：“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之密切，到了现代几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但是一般人所知道的科学与人的关系只限于器用方面，而不及于思想方面，这种了解既不完备又易发生危险的结果。”许多正统主义者把人间的罪恶和纷乱归咎于科学。他们说科学盲目发展，不受道德或宗教之领导，以致成了罪恶之工具，这种谴责随着世乱的增加，持之者似乎一天多似一天。著者对这种谴责是否正确的辨正，可能是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著者对科学方法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亦剖析得很清楚，在此不拟摘引以免破坏了原书完整性和逻辑一贯性，所以还是请读者自己细心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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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勤政爱民”

近年来台湾的报纸，把蒋经国描绘成“活菩萨”兼“包青天”。蒋经国到各地“出巡”的“实况”（？），新闻记者都不厌其详地大事渲染。蒋经国真的是那么“勤政爱民”吗？

我们且看去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日报》航空版第二版的一段报导：”……蒋院长，他每天清晨经过中山桥，看到一位老人拉着一辆满载蔬菜的三轮车，他的儿子则在后面推。当时，他心里想，这样一个小贩，半夜就起床，先去买菜，然后洗菜，最后才能拿去卖，到底一天能赚多少钱？经过打听，人家告诉他，卖菜一天不过赚一百多元，生意不好时，还赚不到一百元。蒋院长说，一百块钱在很多人看来，只不过够喝一杯咖啡，这就是他们不知道赚钱的辛苦。他希望大家要知道，钱是辛勤劳动的成果，花钱的时候，不能忘了生产者的辛苦。”

这位蒋活菩萨确实有“菩萨心肠”，居然知道菜贩父子两人半夜起床去买菜、洗菜、然后卖菜，一天有时还赚不到别人喝一杯咖啡的钱。对小贩来说，“钱”确如蒋“院长”说的“是辛勤劳动的成果”。而他们那么辛勤工作还赚不到别人喝一杯咖啡的钱，那他们生活的悲惨，实在可想而知了。蒋“院长”知道这种非常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不但不设法改正，只是猫哭老鼠式的希望大家要知道，钱是辛勤劳动的成果，花钱的时候，不能忘了生产者的辛苦。那些被剥削的劳动者，不用说也知道赚钱不易，求个温饱都不可得，哪里还有“花钱的时候”！对于那些花一百元喝一杯咖啡的贪官、奸商、洋奴、买办来说，以钱赚钱，以势赚钱，赚起来一点也不辛苦。劝他们花钱时不能忘了生产者的辛苦，就能解决劳苦大众的生活问题吗？我看蒋“院长”所爱的“民”，只是那些喝得起一百元一杯咖啡的“民”。他劝他们不要把钱乱花，他们该想到蒋“院长”的“德”意是要他们存起来，将来逃到海外做寓公时，才有本钱！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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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造成的僵局？

假如你看到一则新闻：“二名持枪的强盗抢银行，劫持了二十八位银行职员和顾客作为人质，然后向执法者提出要求，要执法者首先声明永不用武力解救人质，才愿与执法者开始谈判其它条件……”你可能觉得这二位强盗的要求真荒唐！

其实对国民党来说并不荒唐，因为他们正用类似的逻辑要求中共首先放弃武力攻台，如不放弃就表示没诚意，不顾一千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们不自己想想，自己已丢了大陆，又丢了“合法”的政权，以亡命之徒的身分逃到台湾，劫持了一千多万人质，不主动归属中央政府，又没能力“去光复大陆解救同胞”，反而要中共放弃使用武力才谈判，因此只要中共有丝毫不能满足国民党的条件，国民党就可拒绝统一，继续统治台湾十年甚至百年，反正中共已声明绝不放弃使用武力，所以谈不拢也没关系！

在无别的好方法之下，执法者出动突击解放人质，致使人质中有伤亡，难道我们反而要怪执法者或说执法者没权力使用武力？难道我们要让国民党一直拖下去，拖到台湾真的名副其实地独立，或眼看着被帝国主义者将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我们为什么不怪台湾拒绝谈判危害一千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造成国家主权被侵的危机？为什么不想想当初是谁造成这“劫持人质”的僵局？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一日于麻州牛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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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民主不是万灵丹

顷阅报载曾宪梓先生批判香港民主派三人（李柱铭、司徒华和张文光）不爱国。司徒华反驳说支持民主才爱国。另外一些人也随声附和去批评曾先生的看法。但据我所知，李柱铭一九九七年二月在挪威奥斯陆诺贝尔研究院公开说，中国官方主张的生存权不是人特有的权利，连狗都有吃饱的权利，所以生存权不是人权（当时我曾在《侨报》论坛版写一短文《狗有生存权吗？》反驳他），后来他又对罗马天主教皇封了一百多位过去做帝国主义帮凶欺压中国人民的传教士为圣（参考我在《侨报》论坛版发表过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文），李柱铭竟沾沾自喜地说，这相当于中国有一百多人得了诺贝尔奖！这类伤害中国人民的言论，可藉民主自由之名任意传播惑众。阿富汗、伊拉克、海地等许多很不得民心的政权，改挂民主改革之名而推翻后，人民是否生活得更幸福？就以台湾的民主改革来说，竟“深化”成法西斯的暴民民主和黑金政治。不顾社会现实、民族文化背景，一味崇洋媚外地把西式民主依样画葫芦，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狗，就是画成了虎，英、美的民主还是有许多缺点，不值得一一照搬来用。李柱铭之流在英国殖民时期，敢发改革“爱国”言论争取自由民主吗？当资本帝国主义走狗被养得肥肠胖耳，肚饱不知肚饿人，怪不得会认为生存权不是人权。不能生存（没有生存权）还能谈民主、自由其它的人权吗？

若国都被“民主改革”亡掉了，还有国可爱吗？在殖民时期如反对“国家安全法”还可理解，因为殖民地人民是没有国家的。这些做惯了殖民地的顺民的人，真的还不知怎样做自己国家的主人，很易被野心家煽动，成为一群不理性的暴民，去行法西斯式的暴民民主。香港如此，台湾亦然，真是可悲！我觉得曾先生骂他们骂得真对！

盲目的追求民主，最后会弄得国破家亡，民不聊生。新加坡人就比香港人和台湾人聪明。

二〇〇四年三月九日写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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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世界民主成功的故事？

顷阅报载，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卿凯利于四月二十一日，在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台湾是亚洲甚至全世界的民主成功的故事。”其实美国政府也不是不知道台湾是以民主为名行法西斯统治为实的一个政权，执政党靠煽动族群仇恨、官商纠结、利益输送、黑金绑桩、愚弄民众而得到的政权，一切为选举考虑，对外以大批人民血汗钱高价购买没有什么军事意义的武器以讨好列强；对内则以经济手段迫害新闻自由（例如迫中天电视台停播李敖和陈文茜的节目），以“自己开的法院”选择性办案，逼害异己，歧视大陆新娘，践踏人权，弄得岛内经济衰退，民调竟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民认为生活难活下去，这与当年希特勒煽动德国人仇恨犹太人而夺得政权的作法无异。为什么美国竟如此“欣赏”和“称赞”“它”呢？因为“它”是美国在远东饲养的一条驯服“土狗”（以色列则是美国在中东饲养的一条凶猛、狼心狗肺的“狼狗”！），事事听从美国主子，有时甚至拍马屁拍得过分，连主子都不敢领情。例如，伊拉克战争与台湾利害上无任何纠葛，台湾马上附和美国，叫萨达姆滚蛋，还要在自身经济极困难的情形下，认捐战争费用，但主子不接受。岛内竟有分裂主义者发起台湾归属美国，作为美国第五十一州运动的所谓“第五十一州俱乐部”。

陈水扁二〇〇〇年发表就职演说后，竟沾沾自得恬不知耻地对媒体宣称，他的就职演说美国政府很满意（他却不在意台湾选民满不满意），令人看了真不知他是美国指派的“台湾总督”，还是“暴民”选出来的“暴君”！从蒋介石集团到台“毒”分子，都口口声声称台湾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自贱到甘愿做钳制中国的一个棋子，而充当挡飞弹的“堡垒”，自称是别人前哨的航空母舰，怪不得飞弹要瞄准你！这就是台湾所谓的台湾人的“尊严”？倒是要看看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能否支撑七天以上而不沉。勇敢的“台毒”勇士们，到时也许早就逃到国外，而置无辜的平民百姓于不顾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德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推广“民主”所扶持起来的政权，都不是那么听话。智利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阿连德因社会主义色彩太浓，美国把他暗杀了，换上一位听话的独裁者；越南的吴廷琰、南韩的李承晚都是不听话而给美国干掉了的。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美国“推广民主”的意图。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化”遭到当地人民的不断反抗，弄得美国焦头烂额，哪像有“尊严”的台湾，美国要它出钱（买过时武器）就出钱，出力就出力，一切唯美国之令是从，这么驯服的一条土狗。阿扁这次也像布什四年前那样在疑云重重中“当选”的，学美国的“民主”真是亦步亦趋，确是美国“推广民主”成功的典范。但真正有志气有骨气的人民，会任美国摆布去当美国推广“民主”的典范吗？

本稿结束时，又听到台湾新闻报导，陈水扁命邱义仁带阿扁“连任”就职时将要发表的演讲稿，给“美国爸爸”过目认可，如此的“总统”还谈什么“台湾尊严”！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一日写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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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喊和平统一祖国有用吗？

这些年来，“和平统一祖国”的口号喊得相当响亮，相应的“善意”行为也释出不少。可是台独分子们的台独路却愈行愈远。他们往往向台独目标走几步，就回头来看大陆的飞弹几眼。要不是数百枚飞弹和解放军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他们早就飞奔到台独的目的地宣布独立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大陆撤飞弹，口头上是为人民幸福要和平，暗地里与美日反华势力勾结，帮助美日抑制中国的崛起，极力营造台独的有利环境，甚至想挑起美日与中国的战争，以收渔人之利。

你不搞独立何来战争？你不做帝国主义者压制中国崛起的马前卒又何惧飞弹瞄准？台独分子用心险恶，还要迷惑世界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们，宣扬大陆“打压”台湾、穷兵黩武，想并吞台湾。世界上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力维护本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而收复固有国家领土，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和责任。把飞弹瞄准在自己领土之内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像美国，把飞弹对准全世界不听它摆布的国家，台独分子不但不敢说美国“打压”别人，还要歌颂它维护世界和平，推广民主自由！目前世界上有十三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国家，境内都有争取独立的少数民族，横霸如美英的强国不是在“打压”波多黎各、北爱尔兰吗？连自由、民主、和平且中立形象甚佳的瑞士，百多年来都不允许（“打压”？）其主权辖下，人口一万多的Grisons地区独立。中国不允许台湾依附外国反华势力来独立，何来“打压”与“并吞”？大陆每次封杀台独想藉加入国际组织宣扬“主权独立”的举动，台独分子就欺骗岛内民众说：“中共不顾台湾人民福祉，打压台湾生存空间”。其实大陆赞成在世卫组织给予台湾所有作为会员的好处，只是不给具有主权独立意味的名义，台湾却不接受，可见台独分子要的是宣扬主权独立的机会，而不是为台湾人民福祉着想！

本来在“和平统一”的政策和气氛下，两岸若能极力促进交流和了解，逐渐消除日本人五十年殖民教育、皇民化教育和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平整合，共建和谐美好家园，是对两岸人民都有好处的作法，战争毕竟是对平民百姓伤害最大的，能避免应尽量避免，但台独分子却利用和平统一的政策，积极部署台独行动，利用这和平环境去推动台独。“去中国化”、妖魔化中国，挑拨省籍矛盾，窜改历史，一切为台独目的服务，教育下一代以做中国人为耻。另一方面，一切以台独意识判断是非。对大陆释出的善意如送大熊猫、农产品零关税、开放大陆游客到台观光以拯救台湾经济，等等，凡对台湾人民有实际好处的，台独分子怕民众对中共有好感而不支持台独，因此多加阻挠，并歪曲为大陆没有诚意的对台“统战”，叫民众不要接受。唯有不干涉台独分子在国际上“宣示主权”搞独立，才算是诚恳的“善意”。天下竟有那么荒谬的逻辑！

拿台湾人民的生命福祉做人质搞独立，根本不在乎把台湾经济搞坏，让许多对大陆比较有好感的本土台商，和内战时期到台湾的一批外省人，因台湾经济环境恶化或社会族群矛盾激化，而到大陆经商或移居大陆，正好达到台独早年称要把外省人赶下海的阴谋。台商每年在大陆为台湾赚三四百亿美元，反而整天被台独分子骂“卖台”，目的是想把对大陆较友好或亲大陆的“台胞”都逼去大陆，让台湾有清一色的台独分子和台独同情者，使台湾更易推动“独立建国”。以时间换取独立的条件，对外要建立台日联防及台美联防，向美国买大量高价武器，利用经济上的利益和美日两国要抑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结合起来，拖住美国的大腿。同时也可为“台独行动”打“强心针”，让台独的幻想永不破灭。等到他们自认时机成熟时，一定宣布独立，不惜借外力与大陆一战。所以“台独念头”一日不灭，永远是中国亡国灭种的隐忧，是一颗“定时炸弹”。为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不受威胁，长痛不如短痛，尽快以任何方式（不限于和平手段）统一祖国，以除后患。

为了不让台独分子走得太快太远，也要随时警惕，不要让台独分子有机会利用和平统一的政策，大力推动仇华和反华行动，和教育下一代台湾人不但不承认是中国人，而且还要仇恨大陆人。要乘台独势力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战止战，给极端台独分子有力的打击，他们每向分离道路走一步，就要给予坚定的沉重打击，不要再给予李登辉之流笑大陆是纸老虎，只会放“空包弹”。有行动做后盾的“威慑”力量才能阻止战争，才能根除台独的幻想。大家也不要对国民党寄予太多的希望，国民党政权利用“一个中国”口号，大搞“蒋独”四十多年，迷惑了一代人，就是国民党再当权（可能性很小），还是可能会纠结外国势力以拒统一。总之，国家统一拖得愈久，国土分裂的机会就愈大，中华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大家团结起来，用所有力量和方式尽早达成统一，台独加速部署独立，我们更应加速对其打击。

写于广州

——《美国侨报》论坛版二〇〇五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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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

政治家会为民众长远的利益幸福着想，引导民众走向子孙万代幸福光明的大道！政客则只会为个人的一时权和利，利用民众的情绪，甚至无视民众的情绪可能引起的恶果，而加以煽动和利用，还美其名曰“顺应民情”、“实行民主”，以夺得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煽动对犹太人仇恨的情绪，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导致德国的战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的十多年，对民众挑起妖魔化大陆人和煽动仇恨大陆人的情绪，都不遗余力，教育上窜改历史，“去中国化”，语言上“本土化”成了闽南语化，对不会讲闽南语的人极为歧视（尤其是在南台湾），以示对国民党当年推行“国语”、禁止在小学里讲台语的报复（客家人和原住民都受连累遭殃）。采访十分“本土”的职棒消息的体育记者说，不讲闽南语就无法跟球员“博感情”，有时记者插句国语就会使现场空气凝结。“夹子乐团”的主场小应（应蔚民）在搞乐团之前，他本是医疗器材工程师，跑遍台湾医院的诊所，发现不会说“台语”在各县市有不同的待遇，愈往南愈吃不开，不会说闽南语在台湾竟被责问：“难道你不是台湾人？”连问路都得不到“善意响应”。凡有伪劣商品都大事宣扬是“大陆货”（实际上多少是大陆货，只有天知道），有犯罪事件，只要大陆人沾上一点关系，就大事传播是大陆人干的，“大陆”新娘的“人权”根本得不到陈水扁自吹为“人权立国”的“台湾法律”保障，有时还不如“印度尼西亚新娘”、“越南新娘”等所享的人权多，而不见台湾的“人权团体”出来为她们说句公道话！在许多场合对大陆的事物表示一点好感，有时甚至为大陆讲句无关紧要的公道话，就要被斥为“卖台”，凡是与台湾理念稍有相左的人都是“不爱台湾”！

我最近前后在台讲学一年，因我通闽南语和客语，深深体会到这咄咄逼人的气氛。同是政客居多的泛蓝阵营，为了争取“选票”，也不敢讲一句公道话，只好处处随“台独起舞”，整个社会全无是非可言，偏激的暴民掌握着“爱台”和“卖台”的解释权，处处迫害不同己见者，更无视阿扁执政下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衰退；就是选后五十万人上广场抗议，也是泛绿和泛蓝政客的“操作”。怪不得李敖早就说阿扁是小希特勒。德国媳妇、前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竟还在报纸上“为台湾民主辩护”，她知道五十万人在广场上行为理性温和的原因吗？他们对民主真相的要求得到善意的响应吗？龙应台连这种肤浅的蓝绿政客操纵民众的攻防战都看不出来，还在歌颂“台湾的民主”之余，竟还随暴民起舞、妖魔化大陆称：“使我被陈水扁成功的‘绑架’的是，中国集权政体对台湾民主的威胁。”我想这位“德国人”所理解的民主，仍停留在德国希特勒时期的法西斯暴民民主！她到过中国大陆吗？了解中国大陆现状又有多少？也许因为她现身居香港，也要向香港的一些暴民献点“忠诚”？数年前，我在香港讲学期间，曾以广州话和普通话与香港居民广泛交谈，据我了解，香港有一批大陆解放时逃亡香港的国民党人士，往往因反共而盲目反华，另一批崇洋媚外的殖民地顺民和洋奴买办，对外国人有自卑感，对大陆人有优越感，过去看不起大陆人贫穷，现在不少大陆人比他们富有了，只好自以为懂民主，比大陆人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而自傲，且凡中必反。因此李柱铭之流的帝国主义走卒和国民党人士，便利用这批人的情绪加以煽动，不惜破坏香港的稳定，做英、美帝国主义者牵制中国的马前卒，大搞政争和发动暴民游行抗议运动，美其名曰民主争人权自由，其实他们所心仪的“民主偶像”美国，有人说在“反恐政治”统治之下，也愈来愈像希特勒式的“民主”国家，连我熟知的德国（我曾前后在该国讲学共约四年），上自部长下至平民百姓，都说布什是希特勒第二，他们的理由是布什也利用美国民众长期以来的优越感，在九一一受到挫折后，自尊自大心理受到损伤，而心存仇恨及报复，便煽动民众狂热的“爱国心”，以反恐为名，对内大行侵犯人权的政策，对外则一意孤行，不守国际法，随意攻打他国，变换他国政权，美其名亦系“推行民主”。为被迫害者“争自由”，以救世主自居，但“被解放者”并不领情，全世界反美情绪高张。美国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都是政客们利用民众的情绪，推动暴民民主，在美国不赞成“反恐”侵犯民权的就“不爱国”，在台湾不“仇中”的就“不爱台湾”，在香港不“反中”的就“不爱香港”，他们想以暴民民主运动取得权力，而置经济民生于不顾，竟还说“生存权不是人权”（李柱铭语）。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

写到这里，又令我想起李敖的一首诗：“上帝所造皆鼠子，抬头我欲笑天公，冷眼白看世间相，默然无语傲群生”。最后我也附带奉劝龙应台，作为一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妄加评论，以讨好权势为虎作伥的！

写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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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除致命“肿瘤”！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尽其所能维护其国家主权和安全。小如自由、民主、和平且中立形象甚佳的瑞士，一百多年来都不允许（“打压？”）其主权辖下，人口一万多的Grisons地区独立；大如穷凶极恶的美国，往往以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做出许多“防卫过当”，“以攻为守”，违反国际公法的横霸事情。例如打压波多黎各独立，并吞夏威夷岛，染指万里之遥的关岛基地；在冷战时期，美国围绕苏联布下一圈又一圈的飞弹基地，而苏联只在古巴布置一个飞弹基地，便遭美国施以“核战”威胁，要其撤除。为了维护美国利益，美国可出尔反尔，随意“指定”哪些是“邪恶国家”，例如早年联合伊拉克牵制伊朗，萨达姆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可供给他化学武器对付伊朗，但一夕之间，萨达姆又被描绘成盖世魔王，竟在无充分证据，只“认为”他对美国安全有威胁，便可先发制人，把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推翻（而且这还不是美国头一回做这类违反国际法的事！），把伊拉克打得稀烂，杀伤大批伊拉克平民，还美其名曰“为伊拉克人民除害”，帮助他们建立“自由民主”政府！过去被美国描绘为比萨达姆还要凶恶的“疯狗”利比亚的卡达菲，因态度稍微改变，与美国合作，一夕之间，他的恶名都被萨达姆取代，美国更以此来彰显布什“反恐”的成果！以色列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竟在别人国境内建筑围墙，举世哗然，而独美国认为以色列有此权利。像这种罔顾公平、正义的原则，到处以双重标准行事，如何能建立和平、正义且公平的国际社会秩序！

中国不论是用瑞士的“标准”还是美国的“标准”，早都可以名正言顺对台湾动武，实行武力统一台湾。尤其自李登辉执政以来，台湾极力推行“去中国化”，还修改历史，妖魔化中国，制造族群矛盾，培养仇恨中国人的情绪，自称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例如去年在非典疫情期间世卫组织开会，台湾的“立法院”电视播出吴仪的画面时，林重谟领头往电视屏幕上的吴仪砸东西（可能是废报纸），接着一片怒骂声，说大陆“打压”台湾，以此制造“敌忾同仇”的气氛！台湾的“政府”一再声称大陆是“敌区”（国民党时则称大陆是“匪区”）。如不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等到台湾下一代都被教育成仇恨大陆人的成人时，要统一台湾更棘手。何况目前台湾宁愿与中国的世仇日本眉来眼去，甚至声称愿以钓鱼台主权交换与日本更上一层的关系。另外，美国说台湾欲以飞弹炸长江三峡工程作为“决战境外”的策略，这种以民生建设工程为攻击目标的行为，已符合美国自订的“恐怖分子”定义。

中国应考虑先发制人摧毀“恐怖分子”，以救长江三峡两岸数亿无辜人民的生命。极端台独分子既然都不认大陆同胞为同胞，还和他们谈什么骨肉亲情，台湾已成为长在中国背上的“毒瘤”，随时可发作使中国丧命，为了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更应教育大陆人民不应掉以轻心，背上这毒瘤不早日除去，将永无宁日。布什以侵略别人推行“美国利益第一的民族主义”，但中国为了生存和自卫，也不能不提倡民族主义，在这个没有公平正义的国际社会里，提倡民族主义以自卫还是有必要的。

二〇〇四年写于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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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潘毓刚受访记

高原一片云霁风和·西陲渐晏

——华协总会主席潘毓刚教授谈访问西藏观感

【本报讯】全美华人协会总会潘毓刚教授于西藏最近一次的暴乱事件发生后不久，前往西藏访问，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广州回到美国后，日前对记者发表了访问西藏的观感：他觉得西藏目前非常平静。在拉萨街头除正在修建在暴乱时被烧毀的警察派出所外，看不到任何暴乱后遗留的迹象。

军警较内地城市稀少

八角街上的自由市场人潮汹涌，却难得看到几个军人或警察。连指挥交通和维持秩序的警察都显得比他到过的任何中国城市少，他问街上的行人何故很少看到交通警察？行人说拉萨车辆事故少，向来警察不多。无论市内和市郊也看不到驻有重军的迹象，看不到几辆军车和结队的军人，连零星穿军服的军人似乎都比中国其它城市少。

八角街的地摊上许多小贩在卖达赖喇嘛的相片，潘教授大惑不解地问当地官员，为何允许卖达赖喇嘛的相片，地方官员说：人们如果把达赖喇嘛当作宗教领袖来崇拜，我们完全不禁止，如果人们把他当作领导独立运动的政治领袖来崇拜，我们就不允许。例如，达赖喇嘛以西藏独立运动的旗子（即雪山狮子旗）做背景的相片，是不允许公开出售的。潘教授说在布达拉宫、大昭寺等主要寺庙神坛上，都摆有各式各样达赖十四世的相片，据说是国外游客和从国外回来探亲的藏胞送的。寺庙里的喇嘛都把这些相片（不少是彩色放大巨幅相片）挂起来，政府也没干涉。

到处悬挂达赖喇嘛相片

潘教授去了不少商店，也访问了几个藏民家庭，都看到他们在醒目地方挂有达赖十四的相片。潘教授问了许多民众，他们都说他们相信达赖喇嘛能为他们得到美好的来世，希望他回来做他们的宗教领袖，把他当神供奉。但现世生活中，这几年来，共产党的好政策使他们生活改善了很多。拉萨市区新楼林立，中国各地支持西藏的四十三项工程普遍获得赞扬。所以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现世靠共产党，来世靠我佛。”

潘教授说：正因为一般民众信教信得过于虔诚且近乎狂热，这种盲目的迷信也是使西藏进步缓慢的原因。达赖受到西藏人民爱戴，完全出自这种盲目的宗教狂热，而不是他西藏独立的政治主张。其实在解放前，百分之九十的西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农奴生活，当时的达赖十四世也属压迫人民的三大领主之一，只是利用民众宗教狂热和迷信，麻醉受苦受难的多数人，大力宣扬一个人今世受苦是因前世作孽，如循规蹈矩安于现实的苦难，甘心被压榨剥削，就有美好的来世。而达赖就是散播“天命神权思想”、“宿命论”、“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思想的凶手。虽然共产党把农奴解放了，但农奴们还是认为只有信奉达赖才能有好的来世，他们怕来世变成畜生，许多宗教狂热分子甚至把来世看得比今世还重要。

藏胞执迷宗教着重来世

潘教授也认为中共对藏民的宗教迷信过分容忍，反而阻碍了西藏的进步。对藏民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固然要尊重，但潘教授也认为中共过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了，好的固然要尊重，但坏的也尊重，会造成西藏永远落后。例如佛教徒禁忌杀生，一般人就是捉到臭虫，也不肯弄死，而是扔掉，任其自由爬行，反对用农药杀虫，因此农作物产量受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吃牛、羊肉，他们不亲手宰杀，由屠夫去杀，他们都非常卑视屠夫。这种伪善、矛盾的风俗习惯实在不应尊重。拉萨街头野犬成群，也是中共过分尊重不良民俗的结果。

汉人稀少谣言止于智者

外传，大量汉人移民西藏之说，潘教授也认为是无稽之谈，藏民和汉人颇易分辨，潘教授在拉萨街头漫步得到的印象是汉人比例奇低，其它小城市郊区更不用说。何况世界上历来移民都出自人们自愿的才能成功，多数汉人不适应高原气候，多不愿长住西藏，迫不得已被政府派去那里工作的，也不愿久留，一退休纷纷迁回故乡，落叶归根毕竟是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何况西藏气候对许多汉人来说都不适应，自难造成大量移民之势。

《美洲华侨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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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师、亦友、亦兄长（刘娟）

——三访潘毓刚散记

镁光灯闪着，全美华人协会一九九四年杰出贡献奖颁奖大会在波士顿隆重举行，当获奖者袁家骝、吴健雄与潘毓刚站在一起合影时，会长李秀兰大声喊着：“潘夫人，一起来合个影。”连着招呼了几遍，潘毓刚夫人才从最后边无人看到的角落，迂回绕过几张桌子，来到前面，腼腆地站在潘教授身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情景。

诙谐、豪放、脱口南腔的潘毓刚出生广东省梅县。抗战胜利后，随父母在广州念小学。一九四七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后，在台湾主持重要政务的姨父，邀他父亲赴台协助。于是，当年念完小学五年级，潘毓刚随全家迁移台湾。

不知为何，从小深受传统教育的潘毓刚，却是传统教育体制的反叛者。台湾举行第一次联合高考，语文题目是“论联合招生”，他却在文中痛斥八股招生制。他上了台湾大学，不愿听课，只干自己喜欢的事，成了学校有名的怪才。也许正是这股怪劲，吸引了台大气象专业最好的学生王淑江。

“你知道她喜欢我什么？是我的大男人主义。哈……”潘毓刚风趣地笑着说：“我会花言巧语，专骗傻大姐。”

王淑江却回忆说：“当年喜欢他什么，早都忘了。”不过她忘不了这位怪才经常是随手扯张纸，给她写出“情书”一封，有时竟用报纸的空白边写信。

潘毓刚在耶鲁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后随导师到了密执安州立大学，在那完成了博士学位，后来又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自从和化学结下缘，他一头钻进化学分子间，一发不可收拾。

七〇年代，他把解决数学、核物理问题的方法用到化学上，“李群”的光芒照亮了量子化学领域。于是，他以六年半提升教授的速度，保持波士顿学院晋升的纪录，要知道，一般人拿到正教授头衔，需要熬十二个年头。

近些年，他领导的小组，在研究化学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上，得出了最好的计算方法。这又使他名扬海外，半年内做了十九场报告，无数大学请他讲学，荷兰的理查德德大学、德国的纽伦堡大学、波恩大学……

“知识属于全人类！”他的成功为炎黄子孙扬眉吐气。联邦德国授予他高级科学家特别奖，他同时兼了大陆三十一所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戏称自己是“离去秋波”，快退休了。但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像他这样每个汗毛孔都渗透着精力的人，如何停下他奔驰的战车。在那间堆满书籍的办公室，他还谈到华协的工作。

许多科学界的名人，已没有时间再顾及人世间的凡人小事了。可是潘毓刚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到为在美华人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上。他连任两届全美华人协会会长，加上以前任秘书长和副会长，共八年时间。当年，全美华协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又在维护华人权益方面拼力。

“遇到事，中国人要团结，要敢于站出来讲话，要让人们知道，咱们不好欺负的！”爱之深，责之切，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深恶痛绝。读过潘教授的杂文，《二十年后与李敖的通讯》、《西风东渐话柏杨》……不能不佩服他的投笔如刀，文笔老辣。他说：“从我当华协秘书长时，我就从不坐在显眼的位置上，中国人爱讲名次排座次吗，谁爱坐谁去坐，我觉得很无聊！”这我才明白为什么潘夫人在丈夫受奖时却躲在人后了。

仲夏，在那座在绿叶中的小楼房里，我第三次见到他们，当时大陆来的画家马清雄正在他家。画家告诉我，八八年来美国时，举目无亲，在潘教授家住了约一年的光景。潘夫人轻声解释道：“那时，中国来的少，有时同学来了，没有朋友接应，一时也找不到房子，反正我们这儿是个家，不住也是空着。”来过多少人，潘毓刚夫妇也记不清了。翻开他家的名册，发现许多熟悉的名字，既有卢嘉锡、严济慈、周培源等科学家，也有杨沫、萧干等文学家，有五岁小朋友的名字，更多的是在这里待过、落脚的同学。这里不愧是留学生的“家”。

不少同学告诉我，潘教授一家很节俭，但对人却很大方。我恨自己笔拙，写不出潘毓刚的为师、为人，不过转身看到他家客厅挂着的一首诗，却道尽大名家李敖对潘毓刚的评价：

放眼论才俊，首推潘毓刚。

每送雪中炭，专管瓦上霜。

为人及时雨，做梦陌上桑。

打仗不要命，洗澡不脱光。

台湾识老李，美洲通匪帮。

爱国吟北调，救民吐南腔。

好吃窝边草，结婚选同窗。

讨个好太太，名叫王淑江。

——《中国导报》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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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刚：每个人都要有挑战权威的勇气

温新红·佳山·夏泉·卢健民

资深教授上基础课

《大学周刊》：您现在暨南大学上几门课？

潘毓刚：两个本科班和一个研究生班的课，都是基础课。国际学院有两门基础课，需要精通英语和化学两方面，我来教最合适。还上一门研究生的课是量子化学，我自认为教量子化学基础课是很有特色的，因为在学习这一学科时，我的老师都是名家，有的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像海森堡、迪拉克等名师，所以教研究生和本科生这门基础课，我有很多心得，而且有特色。

《大学周刊》：您为什么会来上基础课，而不是带博士的科研？

潘毓刚：我是暨南大学的名誉教授，但没有上过课，就想藉这个机会也来提倡一个观念：资深教授上基础课。这有两个意义，一是资深教授经验比较多，基础课很重要，他会教得更好；二是资深教授的科研都有一定的基础，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教学，给年轻教授多点时间去搞科研。

后面这点是站在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家的角度，这种安排会更好。因为带研究生的课，人少又和研究结合比较多，连课都不用备，而年轻的教授既要搞科研又要准备基础课，对年轻教授的成长不利。所以大家认为年轻的教授带研究生可以和科研更接近。我很赞成这样，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在北面，我就到南方。

《大学周刊》：美国大学也是这种安排吗？

潘毓刚：二十世纪六〇年代以前，美国的资深教授不教基础课，让年轻的教授上。大概是越战时期，就有学生抗议说，我们交的学费，资深教授拿得最多，你们不但不教我们，而且连面也见不上。

美国的大学就反思，认为资深教授应该去教基础课。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规定，正教授要轮流去教基础课，教三年休息三年。哈佛大学李远哲的老师，也是诺贝尔奖得主，退休前教一年级本科生的课。我在美国也教基础课。

我是一个反抗传统教育的人

《大学周刊》：您是世界著名的量子化学家，能不能谈谈您的经历？

潘毓刚：很多人问我的成功之道，我说一我不算什么成功，二我是一个坏榜样。我是一个很叛逆的人，读初三前我成绩一直都第一，有一天我突然有了个想法，认为应该废除考试制度，于是就拒绝考试。我当时的老师非常好，他不认为我是故意捣蛋，并劝我，社会上会有很多让人不满的事情，但如果现在拒绝考试不能升学，退学后只能放牛了，不但不能改变现实，自己的前途还毀了。他告诉我说要对现实妥协，等到将来你有更大的成就，可以改变你不满意的制度。

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继续读书，不过我的想法全变了，不再追求考试的成绩，花大量时间阅读我自己喜欢的书。自然而然我的成绩下降了，保证及格就行，就这样子一直读到大学。

《大学周刊》：一直到大学都是这样吗？

潘毓刚：是的。读大学时成绩都不好，有的课要补考。大学四年，我只有微积分课从不逃课，因为那个老师太好了，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周洪经。

不好好上课和考试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我在家里学的东西比在课堂里学得多。比如我读英文版化学，一边看一边翻译，读完了也翻译好了，到大一暑假时，这本书就出版了，后来这本书成了东南亚地区教授化学的教材或者参考书，这本来也是一本一九五六年全世界最流行的教材，作者是化学界的爱因斯坦，叫鲍林，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有祺的老师。凭这本书的版税，大学四年的学费都有了。我是很反抗传统教育的。

《大学周刊》：那您如何能申请到美国的大学？

潘毓刚：美国的升学制度非常灵活。我不但申请到美国大学，而且六所大学都给我奖学金。读高一时，我就出版了一本书，说起来还和空调有关。那时候台湾条件也很差，家里一般没有空调，夏天很热，我发现美国大使馆办的美国新闻处图书馆里有空调，于是常常到那里去读书，有很多现代的非常好的科普书。我一边读，一边就根据其中几本的内容编译了一木科普书，先是投到报纸上连载，之后出了单行本。

读大学时，我又出版了三本书，发表了近两百篇有关科学的文章，我把这些寄到美国的大学，告诉他们，我的大学成绩不能代表我真正的才能。果然六所大学都不看我的大学成绩，就接受了我的申请。事实上，我是同届毕业生中最早拿到博士学位、最早当上终身教授的人。

学生要挑战权威

《大学周刊》：国外大学在鼓励学生创新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制度？

潘毓刚：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学会给有各种能力的人制造机会，不是让所有学生走独木桥。举个例子，二十世纪三〇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化学系的学生，有一半的功课不及格，学校打算开除他，一些了解这位学生的教授就联名向学校建议，说这位学生是一个天才，不能开除。因为他只喜欢读他喜欢的东西，如果按一般的学生来考虑他，反倒是毀了他。学校很宽容，把他不及格的课当成不用他修的课，所以这位学生后来能拿硕士和博士，他三十九岁就拿了诺贝尔奖。假如当年开除了他，不是让他去放牛了吗？

《大学周刊》：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作法？

潘毓刚：以哈佛为例子，学校每年保留百分之八的名额专门给那些成绩不好、但在高中有特殊表现的学生。只要学生在申请时能证明他做过的事就行，比如说，高中曾驾独木舟横渡太平洋，校方会认为这个人有毅力有勇气；有的学生在高中时举办了一个万人的摇滚乐大会，并赚了钱，说明这个人有组织能力。

美国的大学会将很多因素考虑进去，不光是学习成绩。据哈佛内部人透露，哈佛成立三百年以来，后来很多有成就的，包括成为美国总统的和大资本家的，多是这百分之八的学生，这很有趣。这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学而优则仕不同。

所以制度的灵活性，对培养人才是很重要的。

《大学周刊》：您这次回来教课，感觉现在学生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潘毓刚：其实我很早就在国内讲过课，是二十世纪八〇年代，教过低年级，也有三四年级，还有研究生、年轻教师，都是两三个月。那时教的学生都不喜欢问问题，你教什么，他就抄什么，也没有讨论。现在的学生比较活跃，会问问题，要健全一些。不过现在学生不像过去那么用功，基础就差一点。

国外的学生好的特好，差的特差，国内大学生是一层层考上来的，程度相对整齐，国外大学是申请上的，而且不仅凭入学考试一项成绩。

《大学周刊》：您似乎对学生提问这一点特别提倡？

潘毓刚：有一个小插曲。我读大学一年级学化学，说原子核里有质子，质子都是带正电的，本来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为什么原子核不会爆炸呢？就问了老师这个问题，可他答不出反而训斥我一顿。

我自己曾被压制了思想的发展，所以我特别鼓励学生提问。我在这儿订下一个规定，上课时只要找到我板书的错字，并提出来的学生就加一分，还有在课堂上提问，我答不出来的，就加五分，不过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问题。错字就有，有时候演算推导时会出错，已有八位学生提出来了，给他们每个人都加分。

我不但鼓励他们提问，而且要给学生挑战老师的机会，提了我回答不了就加更多的分。

我自己就是特别爱挑战权威，我初中读了《电子的本质》，看到有不对的地方，就写信告诉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台湾知名学者陈之藩。

《大学周刊》：老师的鼓励是非常重要的。

潘毓刚：老师很重要，我每次看到不断地抄笔记的学生就问他，为什么抄，有没有想过？

很多教授的讲义十几年都不变，上课学生就抄板书，考试一字不漏。我对学生说，考试中的思考题和问答题，如果按书上一字不差写下来的得不了满分，只有消化了，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的，才能得满分，因为考的不是记忆力，而是理解力、创造力。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写了很多书和书评，得出一点，没有一本书没有错误的，所以看的时候要存怀疑的态度，最好能挑出错误，这是创新和本事。

《大学周刊》：您对现在学生追求热门专业有什么看法？

潘毓刚：现在学生重实用也无可厚非，毕竟生存第一。以我自己为例，从小我对哲学就很感兴趣，本来是想学哲学，家里人不让，说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等到你自己有一个谋生的技能，哲学可以自学。我觉得是对的，等我站得住脚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生存是最重要的，没有生存，如何发展？学生喜欢找赚钱多的专业也是正常。

另外一点，每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升时期都有这样的问题。上世纪六〇年代，美国的大学很喜欢招台湾的研究生，因为基础比较好。现在美国大学更喜欢大陆的学生，台湾的学生不用功基础不好，很浮躁，他们还在读书的时候，看到有高薪水的工作就会放弃学业，商业化的社会比较现实。

不像过去的学生对学科真的很有兴趣，对学习很执着。当然国家应该鼓励对理论学科有兴趣的学生。

院士与诺贝尔奖

《大学周刊》：您在很多场合表示，国人不要太在意诺贝尔奖，有什么内在原因？

潘毓刚：的确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不必在意的原因有二，一是诺贝尔奖每年每种奖只给一至三人，全世界和他同样贡献的至少有三十个；二是为了得奖而努力，之后又什么都不做了，这对整个科学推进没有什么作用。我认识一位哥伦比亚的教授，原先他每天工作到很晚，一周七天都如此，获奖后就再也不进办公室了。

一个人对科研有兴趣，变成了习惯，获不获奖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会继续努力。如果一个人的目标就是获奖，那他想尽办法获奖后，就会什么都不做。现在中国的院士也有同样的现象。

《大学周刊》：您的意思是有些人当上院士后不再做科研？

潘毓刚：这和国内的制度有关，只要一当上院士，就给他很多很好的待遇，有的人从此不再做科研都可以，这对国家科学发展非常不利。我看过一个统计，中国创新技术的对外依靠力是百分之五十·三，美国日本只是百分之五；关键设备，中国的依靠性是百分之六十，欧美这些国家都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没有新产品、新技术，不会有未来的发展和持续性，表面上看经济不错，但长远发展是不够的。

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我认识的一个院士，他的研究生想做一个新课题，结果这位院士不让他做，因为他看不懂。有些人最初的目的就是要这个名，得了名利后就不肯放手。而有些人成了权威之后，自己不再做什么科研，只是到处做报告、讲话，这样影响不好。

学术界如果不公平，不知道要埋没多少人才。

《大学周刊》：美国评院士是怎么一个状况？

潘毓刚：美国的院士评选透明度更大一些。就我自己来说，被提了两次但都没有评上。今年是第三次，我就不想争了。美国相对公平，需要十位同行的院士联名推荐，并要写明推荐的原因，如被推荐人做出了哪些贡献，再到全体该专业院士中去讨论并投票，过半数就可以成为院士。

这个提名推荐没有谁会去主动找人拉票，反而是推荐人主动的。但也有就是只有认识才会推荐，所以哈佛的院士特别多。也因此没有人会认为当上了就绝对好，没当上就绝对不好，不像大陆和台湾那样，当上与否似乎科研水平相差很大。美国院士更没有中国的院士有那么好的待遇，获得诺贝尔奖也一样，不是成名后就能吃一辈子的。

《大学周刊》：这次您回来教课，把所有的工资都捐给贫困生了？

潘毓刚：我很为交不起学费而读不了书的学生可惜，我家人也支持我这么做。我自己从没有遇到过经济困难，我想应该给贫困的学生更多的机会。

上世纪八〇年代，我曾作为海外十几位专家之一，邀请到国内探讨教育改革，我看到国内基础教育太差，我曾提出休假一年，到甘肃等西部最穷的县里小学去教一年。结果他们不同意，说我应该帮助提高大学水平。其实我不是说我真为基础做到什么，目的是提倡。相对大学，基础教育重视得不够，还有一些人上不了学，也找不到老师，小学毕业教小学。当时我们提议最穷的地方搞九年义务教育，富有的地方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并订到法律里面去，作为考察地方政府一项内容。因为，假如不提倡基础教育，永远是很穷很差。

——《科学时报大学周刊》二〇〇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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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论才俊，首推潘毓刚（余惠芬）

奇才怪才

潘毓刚祖籍广东梅县，一九三六年在广州出生，一九四七年迁居台湾。一九六一年，他在台大毕业并服完预备军官役后，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密执安州立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他仅用了许多人需花费时间的三分之一，完成了从助教到终身职正教授的奋斗过程，创了美国三千多所大学排名第三十九位的波士顿学院化学系晋升正教授最快的纪录。

潘教授在量子化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被列入《美国科学家名人录》、《世界教育家名人录》，并荣获前联邦德国高级科学家特别奖，被德国波恩大学、史图佳大学、马克司甫朗克研究院等著名高校和机构聘为客座教授。潘教授还曾连续四年担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荣获全美华人杰出贡献奖。

令许多人感到惊叹不已的是，这位世界量子化学泰斗从小最感兴趣的竟是哲学，升大学时，按照父母的期望报考了理工科，取得了气象学学士学位，到美国之后，才攻读化学博士。而他的老朋友李敖却认为：“如果小潘当年在大学攻读人文科学，他的成绩可能更大，也许已为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文方面诺贝尔奖的人。”

潘毓刚读书不仅有天赋，而且颇有些超凡之举。他勤于思考，善于探索，勇于发表不同见解，敢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因此在大学时获“怪才”雅号。

他从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读高一时，由于想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看书，偶然发现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图书馆有非常好的科普书，不久，他就在读书的基础上编译出版了一本科普读物。

上大一时，他觉得有些课程自学效果更好，便决定自学“化学界的爱因斯坦”——鲍林所著的英文版的《化学》，并边读边翻译，大一暑假时，和友人合译的《化学》中文版就问世了，而且成了港、台及东南亚地区非常畅销的化学教科书，版税足够他支付大学四年的学费。在此后的大学读书期间，他又出版了两本书，发表了近两百篇和科学有关的文章。至今他已发表学术论文两百多篇，专业书评六十多篇，出版科学著作四部，并曾应邀赴三十多个国家讲学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在生活中，这位科学家也有与众不同之处。据说，当年在台大与女友王淑江谈恋爱期间，他经常是随手扯张纸就写出“情书”一封，有时竟用报纸的空白处写信。也许正是这股“怪劲”，使他最终赢得了台大气象系最优秀女生的芳心，成为他走向成功之路的忠实伴侣。

巨子赤子

被称为“科学巨子”的潘毓刚教授，成名后最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为祖籍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经常说：“我虽身居美国，但一直以身上流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为荣。”

他将满腔爱国热情倾注在赴美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身上，并不遗余力地争取在美华人的地位权益，促进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活动。一九七七年以来，他多次辞谢其它国家高薪厚酬的聘请，每年义务回中国大陆讲学，先后被国内三十二所高校和科研单位聘为名誉教授。他还作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聘请的十位顶级科学家之一，连续十多年，担任对我国改革开放影响巨大的《科学导报》的顾问编委兼海外的总联络人。一九八四年，他应邀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国庆观礼，和其他三十九位著名海外科学家一起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他频繁往返于大洋两岸，为祖籍国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为科技进步、发展奔波操劳，为故乡的基础教育出资出力……他的爱国情、报国志，还体现在他那运笔如刀的文章里。凡是读过《潘毓刚文集》的人，都不难从那一篇篇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民族利益，世界和平的议论文中，那一篇篇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台独”、反分裂的讨伐檄文中，那一篇篇批评部分国人劣根性的投书及建议中，强烈地感受到一颗炙热的赤子之心，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自暨南大学于一九八六年聘请潘先生为名誉教授后，这是他第二次回暨大服务。实际上，去年他曾因太太查出患了癌症，中断了在德国原本为期一年的讲学，回到美国照顾太太。而当太太病情稳定后，他立刻写信给暨大校长，主动提出要为暨大服务一学期。由于暨大国际学院全英语教学的特色，需要既精通专业又胜任英语教学的人才，潘教授认为这一工作对他十分合适，除了分别为学院大一本科生和化学系研究生教授三门化学基础课外，潘教授还多次应团委和学生会的邀请，举办有关“科学与社会”等专题讲座。曾经师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迪拉克等名师的潘教授，虽已六十九岁，不仅智力过人，学识超群，而且思维敏捷，记忆力极强。他上课从不看教案，演讲从不需讲稿，却总能引人入胜，博得掌声不断。

潘教授在不同场合表示，自愿到暨大教一个学期的化学基础课，其目的有三：一是提倡资深教授上基础课；二是减轻青年教师的教学任务，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去进行科研；三是将所得工资全部捐助贫困学生，让穷人子弟或弱势群体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

良师益友

成就的光环并未改变潘毓刚教授平易近人、朴实谦逊的质量。使暨大国际学院师生肃然起敬的，不仅是先生的学识和智慧，他的人品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潘教授对学生充满爱心，既教书又育人。他一贯提倡年轻人要敢于挑战权威。在课堂上，他总是鼓励学生们提问题，如果能提出比较有深度的、教师回答不出的问题，就可获加分。他告诉笔者，本学期虽没有学生提出过他回答不了的问题，但已有八位同学因指出他在演算推导时出现的板书错误而获加分。我曾听过潘教授的一堂课，十分认同学生们的反映：“听潘教授的课是一种享受。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如何学习乃至怎样做人。”

许多大科学家似乎已无暇或不屑顾及凡人小事，可潘教授却不然。在我院工作期间，他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关心学院的发展；像朋友一样和同事们聊天，和同学们谈心；遇有其它方面的各类邀请，他总是事先“请假”；和他约定会面时间，他会提前几分钟到达……

他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教”几个问题。原来是他的乡亲们想邀请他在和某些领导见面时，转达一些有关家乡发展的建议。而他一方面觉得有义务帮助乡亲们，另一方面又恐让领导为难，加之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了几点个人的看法，并强调仅供参考。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建议取得较好的效果，表示感谢。

还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动。当潘教授将他的文集送给我后，我就将几本发表有我文章的《源流》杂志回赠先生。不料潘先生大加赞赏，而且将其中一篇复印后寄给远在美国的太太，使我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前几天，我收到潘教授从美国发来的快递，打开一看，是他给我院和我校所有相关人员的表示感谢的卡片，以及我院两位秘书向他索要其签名的文集，细微之处见精神，潘教授的品格、气度，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我想引用李敖先生的诗作为结尾：

放眼论才俊，首推潘毓刚。

每送雪中炭，专管瓦上霜。

为人及时雨，做梦陌上桑。

打仗不要命，洗澡不脱光。

台湾识老李，美洲通匪帮。

爱国吟北调，救民吐南腔。

好吃窝边草，结婚选同窗。

讨个好太太，名叫王淑江。

——《源流》二〇〇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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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李敖（刘燕蕾）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四日晚，世界著名的量子化学泰斗、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汕头大学名誉教授潘毓刚，在科学报告厅为汕大师生做了题为“我眼中的李敖”的讲座。不久前的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为李敖的好朋友，潘教授应邀开设讲座，从一个科学家的视角，剖析他眼中的李敖。

潘教授用诙谐的语言，讲述了与李敖四十多年的朋友之情，讲述了李敖一些鲜为人知的趣事，和李敖在认识上的误区。科学报告厅座无虚席，许多同学只能站在过道，整个讲座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潘教授的精彩演讲赢得了在场每一位同学的阵阵掌声。

潘教授的讲座从讲述认识李敖开始，以轻松、风趣的谈话吸引着在场的每个人。在潘教授眼里：首先，李敖懂得的中国文化比谁都多。读大学时，潘教授与李敖同校，从此，李敖这位在学校言行出位的“长袍怪物”，潘教授对他从不屑认识，到结下不解之缘，用潘教授的话说：“我和李敖，不是冤家却路窄，成了挚友。”“幸好我们不是同行，我是学理他学文，要不我们会打架的”。其次，李敖是个生财有道的人。李敖写了一百多本书，其中有九十六本被国民党查封，在版权和稿费上李敖是挣不到钱，有时候甚至倒贴。他的很多书只能靠加上黄色封面与黄色书刊一起售卖，李敖自己也调侃说：“禁书要与黄色书刊一起卖，这样才有很多人看到我的书”。讲到这，全场一片轰笑。李敖从不追究版权问题，他说这样阅读他的书的人才会多。李敖赚钱的三个方法是：状告他人、买卖古董、炒股。第三，李敖的白话文很精彩。李敖自认“前后一千年，我是白话文第一人”。潘教授阅读了他的许多作品，觉得李敖的白话文的确很精彩。

除了谈到有关李敖的一些趣事，潘教授也向同学们指出李敖认识的一些误区。例如，李敖认为“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潘教授认为，不出门知道的天下事，都是经过别人加工得来的间接经验，里面包含说话人的理解与偏见，所以无法全面地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李敖不相信中医，潘教授觉得，中国有几千年的医药历史，许多医药是从动物本能得到启发发展起来的，中药配方是经过几千年人们的经验、研究累积的结晶，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去认识中医；李敖不会用计算机，还认为计算机没有人脑好使，他说自己是“末代人脑”，潘教授却戏称他是“末代猪脑”；在北大的演讲中，李敖声称捐三十多万元人民币塑立胡适铜像。潘教授认为，花这么多钱搞个铜像不值得，这么做太流于表面，太形式主义。倒不如设个胡适奖学金奖励贫困学生来得更实在，也一样达到宣传胡适的目的。

虽然潘教授讲的是李敖的故事，但在言语中，我们能深深体会到潘教授的风趣、健谈。早在一九八四年，潘毓刚教授就被聘为汕头大学的名誉教授，二〇〇五年五月，潘教授再访汕大，当了解到理学院正在筹划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并将于九月起实施“理科大类培养”新模式时，便致信理学院院长李丹教授，表示愿意到汕大执教一个学期，并要求讲授本科生的基础课程，得到了汕头大学和李嘉诚基金会的热烈欢迎。潘教授目前正在为理学院一年级本科生讲授《化学导论》课程。

潘老先生完全以一个好朋友的身分去评论李敖，让在场的每个人了解李敖，也了解了潘教授。

——汕头大学《明理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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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刚：叫我“泰斗”是对我不尊（任重·永固·晓莺）

打开互联网，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潘毓刚”三个字，都会出现几十万条搜索目录，在所有中文目录里，几乎在这位久负盛名的华裔科学家名字之前，都会看到“量子化学泰斗”的定语。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了用这个崇高的称谓来表达对潘毓刚先生的尊敬，表达对他的学术成就、学术贡献的肯定。

然而，潘毓刚先生在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却表达了这样的期望：希望从《特区青年报》开始，媒体不要再给他冠上这样一个“不恰当的光荣称号”。

叫我“泰斗”是对我不尊重

潘毓刚先生是美国著名大学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享誉世界的化学家、全美华人协会总会前主席。十多年来，七十高龄的潘毓刚教授一直担任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很大、在美国出版的《科技导报》的顾问编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都曾任此职），为中国提供了许多世界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最新信息。由于潘毓刚在全球科学界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他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潘毓刚从一九七三年起便成为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是同届毕业生中最快拿到化学博士、最早当上化学教授的人。他仅用六年时间便由助理教授升任终身正教授，创下了美国波士顿学院的纪录。除在美国任教，他还兼任德国著名的史图佳大学、波恩大学和马克司甫朗克研究院客座教授。由于他在量子化学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一九七八年他获得联邦德国高级科学家特别奖，一九九四年又获得全美华人杰出成就奖，当年获此殊荣者，只有他和著名的物理学家袁家骝和吴健雄三人。

改革开放之初，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国科学院于一九八〇年聘请首批海外华人及国内各学科顶级科学家十人，为中科院名誉教授，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参谋顾问。他们是物理方面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化学方面的潘毓刚、李远哲；数学方面的陈省身、林家翘及生物学等方面的吴瑞、牛满江。从一九七七年起，潘毓刚先生每年都到中国来讲学。二〇〇一年他在波士顿学院化学系带完最后一名博士生，就宣布不再带博士生，而选择回中国讲学了。他少小离乡，念念不忘故土的一山一水，总想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了能多些时间回来讲学，他经常辞去欧洲一些国家的高薪聘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量有关潘毓刚先生的报导，都不约而同以“量子化学泰斗”来称呼他，记者来访时，也以这样的称呼来表达敬意，但潘先生却显得不怎么高兴，他对记者说，希望从本报开始，不要这样叫他了。他说：“这不是谦虚，而是一个科学家一生追求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叫我‘泰斗’其实是对我不尊重！”

潘毓刚先生向记者深情地回忆起他学习成长过程中，得到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和迪拉克的教诲，他说，迪拉克和海森堡老师才是“泰斗”，因为他们创立了这个学科，“在我的词典里，只有学科创始人才能对‘泰斗’这个荣誉当之无愧。而我只是有幸成为‘泰斗’的学生，并在这个领域中的‘量子化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做出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潘先生对记者说，中文的词汇里还有一个词叫“捧杀”，令人怵目惊心！不恰当的赞誉可能令一些人自以为是，忘乎所以，飘飘然，但对于一个坚守科学精神、崇尚实事求是的人而言，却就是“捧杀”！“作为科学家，我一直要求自己也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勇于质疑，并不认为谦虚就是一种美德，但每次我看到自己名字前面‘泰斗’这个词，都感到不舒服。你可以说我是在这个领域取得较大成就、做出较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但你把‘泰斗’强加给我，其实是对我的不尊重，令我感到尴尬。”

在采访之初，著名科学家潘毓刚先生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高风亮节。

将爱心关怀倾注中国大学生

从今年九月起，潘毓刚先生来到汕头大学，亲自在汕大理学院教大一本科生的“化学导论”，还教研究生的“量子化学”课。课程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把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四本教材整合后，作为讲义发给学生。研究生的课几乎全刻在他的脑子里，因为这些内容与他每日做的科研联系紧密。但他告诉记者：“在美国都讲了几十年，闭眼都可以讲。可是我一点也不敢马虎。教材是经过多番精选而成，为了让学生真正听懂，往往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讲解，保证他们弄明白为止，所以还是要花点时间的。”潘毓刚告诉记者，在整合本科生的教材时他发现有些内容出现错误，为此，他常常要“花点时间给教科书挑错”。这位七十高龄的老科学家，一周至少要在讲台上站八小时，另外还在办公室为学生提供五小时的答疑时间。

记者在潘先生的办公室门口，看到贴在门口的一张纸条，是他亲自写的，上面写明了三个时间段提供给学生的“答疑时间”，还注明：“如上述时间不能前来，可来电预约其它适合时间。”并提供了他的宿舍电话号码。一个七十高龄的老人，一位誉满全球的老科学家，对待大学本科生的基础教育是如此认真、如此执着、如此一丝不苟！

汕头大学理学院院长李丹教授告诉记者，不仅在汕大，就是在全国的其它高校，教授课余还提供这么长时间为学生答疑的情况，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确实不多见。

记者前来采访时，刚好碰上潘先生当天上午有两节课，为研究生上“量子化学”，记者在教室的后排旁听，虽然对具体内容并没能都弄懂，但能够感觉到潘先生力求教会学生“把书读活”的努力。记者后来了解到，这两节课主要讲的是教材中一个很难记住的表，大多数学生对这个表的学习都是“硬背”，潘先生则运用数学的坐标、以推理的方法，在上课时，把这个表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地演示了一遍。当一些同学惊叹这个表原来这么容易记住时，他告诉同学们，做学问只要能做到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大多数知识其实不必死记硬背。

作为外行，记者在观察潘先生上课时都感到津津有味——这位只带粉笔不带教科书上课的老师，边讲课边把他的推理写满整块黑板，如一位大画家潇洒泼墨、行云流水，讲台下不时可闻学子们茅塞顿开的轻轻赞叹……

同学们告诉记者，潘先生上课还有另一些新意：他复印给学生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教材，同时他又告诉学生，没有一本教科书完全无差错。他鼓励学生在这些教材中找错，并给予奖励，而学生如果能够发现他上课时出现的错误并提出质疑，则会获得最高的加分奖赏。

潘先生对记者说：“我要同学们知道，敢于质疑教授的学生，才具备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大人物，你始终应该坚持的一点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像这样的“传道授业”，怎能不令人受益终生？

在到国内各大学“支教”的同时，潘先生做的另一件事令人十分感动，那就是“为贫困学生打工”！不管在汕头大学、暨南大学，还是其它高校，潘先生都把这些学校付给他的酬金全部捐献给了贫困大学生。潘先生告诉记者：“在我的求学生涯中，非常幸运没有出现经济困难，但回想起来，从我念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有过一些很聪明、成绩很好的同学，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而不能继续升学，如果这些同学有机会一直升学的话，说不定成就比我还大。”因此，潘先生就把对于中国的支持变成了“为贫困学生打工”！

或许今后不会再有许多“泰斗”的称呼去引起潘先生的不快，但我们都知道，在许多人的心里，会长久地珍藏着他的名字和故事。

——《特区青年报》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二十八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无欲而刚，有志乃伤（张铃·张素闻）

李敖曾说：“如果我有来生，我第一愿意为李敖，第二也愿为李敖，第三还是愿为李敖，但第四却愿为潘毓刚。”

潘毓刚生于一九三六年，他祖籍广东梅县，祖父潘祥初是有名的华侨富商，与爱国保台志士丘逢甲是亲家。父亲潘枢润上世纪四〇年代初曾任梅县南口安仁中学校长。母亲梁莅庄是晚清驻日、德、比三国外交官梁诗五（黄遵宪太舅）之女，曾留学日本。名门之后，自身资质一流，教育得法，成绩显赫：在梅州读小学至四年级，一九四七年全家从广州迁往台湾；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一九七四年任波士顿学院教授；连续四年担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首届主席为杨振宁），曾与吴健雄、袁家骝同获海外杰出华人奖；我国中科院聘请的首批十名顶级科学家之一、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他仅用六年时间便由助理教授升任终身正教授，创了美国三千多所大学排名第三十四位的波士顿学院化学系升正教授最快的纪录。创立了先进的计算夫兰克·康登因子的渐近方法和最早把李氏群论用在量子化学；国民党长年禁止返台的“亲共分子”……

身为我国第一批邀请回国的十位科学家之一，潘毓刚不仅毫无架子，还极慈和，甚至曾主动给前来拍摄的人提包。他给大学讲座，从来不落座，直身站在讲台上，洋洋洒洒侃侃而谈。潘毓刚教授为自然科学与教育事业献身之外，还写得一手好文字，李敖曾褒奖潘毓刚：“如果当年在大学攻读人文科学，他的成就可能更大，也许已为中国人中第一位得人文方面的诺贝尔奖的人”。数十年来，他在中国大陆支持高等教育，不计报酬，将收入全部纳入贫困学生的助学基金。

难得的是，他身患癌症的夫人王淑江也非常支持他的事业。上世纪八〇年代中国科学院邀请潘教授回国，潘太太一看各部长都排好了招待的日程，于是第二天一个人悄悄去内蒙古游玩，生怕增加人家一分一毫的负担。潘毓刚在《教皇相信上帝吗？》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甘苦与共的王淑江。

以下是对潘毓刚教授的专访——

记者：您觉得大学精神应该是什么样的？科研与大学教育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潘毓刚：大学应培养有创造性，独立思考，理性认识问题（包括专业和社会问题）的人才，能推动社会的和谐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科研和大学教育有“相长”的作用，科研有提高教学水平的作用，因科研能使教师接触科学发展前沿，让知识不会老化，而教学中与年轻学子的接触，可促进科研的动力和活跃科研思维，但在强调教学与科研结合时，应考虑大学本身的任务。如：科研型的大学（有博士、硕士授权点）应多强调科研；只有硕士授权点，大学则百分之二十五注重科研，百分之七十五注重教学；只有本科生的大学则应百分之九十强凋教学，教师去短期讲习班、培训班更新知识，接触科研前沿，以提高教学水平。

记者：您是出生在大陆成长在台北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科学家，现在看起来，您觉得大陆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以及台北的教育，各有什么特点？

潘毓刚：大陆和台湾的教育像以前的汽车生产线，生产出一批一批有一定基础的人才，但不容易培养出出类拔萃的英才，美国教育有特殊才能的人比较有发展的空间，能培养出比较多杰出人才，但一般大学毕业生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有好有坏，不合格的不少。

记者：您在大陆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也有几十年了，您觉得这几十年来，大陆的高等教育有哪些进展？当然，在您眼里，还存在着哪些问题？

潘毓刚：这几十年来，大陆的高等教育在“量”的方面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质”的方面没有进展。

记者：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大陆的高等教育有哪些差异？师资待遇的差别？教学要求的差别？学生资质的差别？

潘毓刚：美国的高等教育每所大学有相当的独立性，不受官僚体制的重重约束，以教授治校，各校各自为政。同时，学校的行政人员是为教学与科研的教授们服务的。中国的高校在竞相设本科大学、硕士点、博士点的虚荣心下，造成师资不合格，教学要求也良莠不齐。中国大学生因是经历层层考试选上来的，学生资质比较整齐（有一定水平），但埋没了不少特殊人才，美国学生水平良莠不齐，但有才能的学生比较容易得到发挥，而成为杰出人才。

记者：美国大学的科研与中国大学的科研有什么差异？

潘毓刚：美国不同类型的大学对科研重视程度有很大差别。科研型的大学（有本科、硕士、博士）：有些百分百以科研成就为晋升依据，但多数都最少以百分之七十科研成就为晋升依据，教学能力只考虑了百分之三十左右。只有本科与硕士授权点的大学：科研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教学占百分之七十至五十。本科大学：科研零至百分之十，教学百分之九十至一百。

记者：您小时候就想过要当科学家吗？后来去学化学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吗？您觉得，从您个人的成长经验来看，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以及学校教育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比较好呢？

潘毓刚：最小的时候，我想当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中学以后想当哲学家，哲学家对事情追根问柢的性格自然走到当科学家的路上。从前，西方都把物理数学等列入哲学范围，可理解历史根源，今天会把许多科学博士通称为哲学博士（Ph. D）。小学与初中的教育以及家庭与社会教育都要多注重国民道德修养，高中以上的学校教育注重专业训练和科学的理性思维训练。

记者：仅用六年时间，您就从助理教授升为终身教授，您觉得您自己的努力在哪里？其中多少是天赋，多少是勤奋等后天的因素？个人奋斗与成功之间的关系，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您的奋斗具体有些什么样的细节？

潘毓刚：一个人成功主要有三个因素：努力、毅力和机会。天赋的成分不多，我看过许多天赋高而一事无成的人。毅力最重要，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成功之本，要为自己准备好发展事业的基本修养，机会来时抓着不放，用毅力去实现理想。

记者：您是一九七七年开始给国内大学做教授的吗？是什么样的动机，使您马不停蹄地在国内做三十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呢？

潘毓刚：我想传播我的教育理念、我的教育方法，还有我自以为对自己专业有独特见解的知识。动机很简单：与人为善，使这世界变得美好些，尤其喜欢到偏远或贫困地区做些传送新知识新见解的工作。所以，我乐意接受担任内蒙古大学、山西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贵州大学和嘉应学院等校的名誉教授。

记者：在给这三十多所大学做名誉教授的时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中国东部的大学与西部的大学有哪些差别？南边的大学与北边的大学又有什么距离？

潘毓刚：这三十多所大学得到的资源支持很不一致，被重视的程度也很不一样，感到政府喜做锦上添花的事，而不愿做雪中送炭的事，大城市的大学经费和人才比较充足，过去北方比较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南方比较重经济发展，现在已没有什么差别，都在追求虚名功利。

记者：听说，从一九七七年以来，您将您的教学报酬全部给了贫困学生？当时是怎么想到要这么做的？您觉得社会人士应该如何支持教育，才能令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更出色？

潘毓刚：早期中国很穷，我只要国内单位解决我基本食宿交通费用（国际旅费多数我自理），不支领任何工资，近几年，中国高校将我的报酬则全部捐作贫困生奖助金。我觉得人民应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有能力的人不应因家贫而不能上学，这是政府应解决的问题！办教育不是办产业，政府有责任培养全国有用之才，不只是去培养有钱人。

记者：您用“极左”两个字概括您太太？比如说她在哪些方面“极左”？原则性很强吗？完全支持您的安排吗？

潘毓刚：我太太是很为别人设想大公无私的人，原则性很强，素来“公”“私”分明，不想占国家一分一毫的便宜，却愿尽一己之力为别人服务，看不惯官员花人民的钱高规格宴请她或送名贵礼物给她！在一般人也许认为她不通人情世故，但也有人说她“极左”，其实她是公正清廉为别人着想的人。

记者：李敖曾说来世愿做潘毓刚，您对他这个话怎么看？您赏识他吗？你们的这种感情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你们性格的共同之处多吗？您觉得敬佩与李敖的友谊背后是什么？中国心？谈谈您的中国心？

潘毓刚：李敖和我都喜欢开玩笑，有时说的话，只是好玩，并没有什么特别含义。我们都是很富正义感且敢直言不讳的人（当然我不如他做得那么彻底，但也没他那么偏激）。这点共同的性格使我们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我们也都希望中国人不再“挨打”和“挨饿”，中国富强起来，人民生活快乐。

记者：一九八〇年，您被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点名回中科院时的经历是如何的？您是中科院聘请的首批十名顶级科学家之一，您当时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而这几十年的时光，您是怎样评价自己的？

潘毓刚：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中科院请的首批十名科学家之一，是事后别人告诉我的，我认为担任名誉教授是很普通的事，没什么了不起，只觉得有名誉就有责任，光挂名不做点实事，就会变得不“名誉”了。这几十年的时光，我最少还为中国科技教育出了一点微薄之力。

记者：您四年担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又曾荣获全美华人杰出成就奖。当您在这一位置，获得这些荣誉的时候，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潘毓刚：用我的名望和地位能更有效帮助弱势团体和弱势人群。为人类社会争取更多的公平与正义。

记者：作为科学家，您的文笔很好，做科学家是为了什么？做文人又是为了什么？

潘毓刚：作为一位健全完整的人，除专业修养之外，也应有人文方面的修养，诚如爱因斯坦所说：一位对科技专业训练有素的人，如果对人文方面的知识一无所知，只能算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狼狗（大意如此）。

记者：作为一个人，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科学家，您觉得最重要的又是什么？

潘毓刚：作为一个人和一位科学家，都应有理性判断是非、追求真理的能力，对人类及其居住环境都应有强烈责任感，应尽力去维护其健全和发展。

记者：您是一九三六年出生的，今天去看您这七十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

潘毓刚：“壮志未酬，将身先死”！对世上所有不公平不符合正义的事，多数无能为力去改善，将死不瞑目，遗憾万年！

——《中国青年》半月刊第四期，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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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之力为中国储备人才（黄蓉芳·饶贞）

——专访世界著名量子化学家潘毓刚

人物传奇

潘毓刚，生在广州、长在台湾、教学在美国。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世界著名量子化学家；创立了先进的计算夫兰克·康登因子的渐近方法，并最早把李氏群论用在量子化学领域。连续四年担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首届主席为杨振宁），曾与吴健雄、袁家骝同获海外杰出华人奖；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亲点、中科院聘请的首批十名顶级科学家之一；中国向海外派出留学生的积极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家因接待过上千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而被誉为“留学生之家”。

从上世纪七〇年代末至今，国内三十余所高校和教研单位先后聘他为名誉教授。他经常义务教授本科课程，且将全部所得捐给贫困学生。

“三十年前，我们向中央极力推荐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时，最主要的建议就是，不要担心留学生不回来，要有人才储备意识；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储备人才的初衷已经达到了。”日前，见证了中国开放留学政策三十年来的变迁的潘毓刚，在他位于普林斯顿的家中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专访。潘毓刚感慨地说，现在的中国留学生相比三十年前，无论是语言表达能力，还是解决问题和维护权益的能力，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初衷：要有人才储备意识

在上世纪八〇年代初，身为全美华人协会副主席的潘毓刚，组织了一场中国留学生政策讨论会。

记者：当年那场中国留学生政策讨论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潘毓刚：主要是向中央力荐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其中最主要的建议是不要怕人才流失，允许来去自由，要有人才储备意识。中国应该要有一种气派，就是先让美国帮我们储备几年人才。这些留学生即使没有回去，但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很多经验，等过几年中国发展起来，他们自然会回国发展，为国家服务。就算没有回去的，比如我们这一批老的（留学生），在美国的事业已经有一定基础，对国家又有很深的感情，国家需要我们时，我们随时都会回去帮忙。

我们的另一个建议是，反对派高中毕业生出来留学。当时，我们看到很多台湾来的小留学生，来到这里，变成小流氓的多，成功的少。这些小留学生，首先年龄太小，还没有自立，人格也还没有定型，并且太小离开家庭，缺乏家庭温暖，来了之后，极端自由，不念书，老是参加PARTY，逃学、吸毒等坏习惯全都染上了。再说，那时中国还很穷，如果派小留学生出来，不仅不能成材，还浪费了国家的外汇。相反，大学毕业以后来的留学生，不仅成熟了，而且大都可以拿奖学金。

记者：派出留学生，对中国的发展还有哪些影响呢？

潘毓刚：这些留学生回去后，把科学的新发展以及一些新学科带了回去。比如我研究的量子化学，以前国内只有吉林大学的校长在研究。但他只是搞图论，因为没有计算机。而现在出来留学的人才多了，国内搞量子化学的花样也就多了。其它领域，尤其生化科学领域，同样如此。

“留学生之家”：曾接待过上千名同胞

在潘毓刚的家里，我们见到了两本厚厚的“访客签名簿”。从上世纪七〇年代末到现在，这两本“签名簿”上密密麻麻地签了几千个来访客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从政界到学界，再到文艺界，无所不有。其中大部分是潘毓刚和他的太太接待过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杨沫、萧干、李燕杰、姜昆、葛剑雄……都曾是潘家的座上宾。

记者：您的家被誉为“留学生之家”，曾接待过上千名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潘毓刚：当时我们的房子是单门独户的，比较宽敞，最多的时候，曾接待过一个二十三人的留学生团。那些刚来的留学生，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都会先住在我们家，有的甚至会住上一两个月。我太太除了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还开着车带他们找房子，找工作，甚至还教他们开车。因此，至今她还和许多留学生保持着联系。

记者：他们在学校遇到困难，主要是向您求助？

潘毓刚：在上世纪八〇年代初，我经常给来美的留学生做经济担保。最多的时候，我给五个人做担保。结果美国驻中国的总领事说：“潘教授，你哪有钱来担保五个人？”言下之意是，你不要再保了！于是，我就让我在美国的两个哥哥来担保。

另外，当中国留学生在学校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跟教授发生矛盾时，他们也会来找我。有一个从北大毕业的女生，来美后，因为失恋，精神受到打击，结果有一门课不及格。按一般的规定，一科不及格，如果两年后平均成绩及格，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时的系主任却要开除她。

我马上向在华盛顿一个大学做教授的二哥求助，他问校长要了一个奖学金名额。她过去后念得很好，还拿了博士学位。现在在美国海军研究所工作，专门审查教授研究经费的，当年开除她的系主任的研究经费也要接受她的审查。

三十年变迁：如今留学生更会维权

杨振宁曾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很成功，丘成桐却认为一塌糊涂。而潘毓刚则说，他们各说对一半。“因为中国的大学生，的确像一个大学生。就像工厂里打造的零件，是达到了一定的要求才出厂的。”他说，在美国，乖孩子不一定是好孩子。相反，活泼、调皮的孩子更有创造力。

记者：早期留学生受到的文化冲击会不会也比较大？

潘毓刚：首先在礼仪上，经常会闹一些笑话。因此，一九八四年，我还受邀特地在北京外语学院做过一场西洋礼节的讲座，当时还录了影。此后，凡出国人员都要组织起来培训一周，并看我的录像。内容包括：上下楼梯不应走在女士的后面；喝汤时，勺子应该从里往外舀；喝咖啡时不要用勺子舀着喝；牛排，要切一块吃一块……早期来美国的留学生，最容易犯的错是进老师房间不敲门，有的学生即使老师的门是关着的，他也闯进去。

记者：三十年前后的留学生有些什么不同呢？

潘毓刚：早期留学生来美国后，可能与外面断绝来往太久了，加上英语不够好，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总喜欢找华裔教授。事实却是，很多华裔教授喜欢讨好美国学生，反而专门欺负中国学生。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学生听话，不敢反对老师。的确，很多中国学生受了欺负后，也不敢抗争。所幸，现在的中国学生解决问题和维护权益的能力，都已大大提高。

——《广州日报》二〇〇六年留学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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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早餐的廉洁教育（周永固）

4月15日，网上出现的一张近万元的餐饮发票将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引发了公众对于慈善机构的质疑和对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

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几天，记者在汕头市也赴了一个“饭局”，却深感那一顿饭成了一节震撼心灵的廉洁教育课。

请记者吃饭的是76岁高龄的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潘毓刚教授。

4月上旬，潘毓刚先生陪同老朋友李敖先生分别访问暨南大学、汕头大学和厦门大学。4月9日，他再度回到汕头大学。当天晚上，记者接到他的电话：“周先生，明天早上你早一点来，我们一起吃饭好吗？”

从2005年起，潘先生多次来到汕头大学，记者也多次采访他，并因此成为忘年之交。

4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汕头大学，在外国专家公寓一层的小餐厅与潘毓刚教授共进早餐。

潘先生向服务员要了两份中餐。

服务员把套餐端上来：一碗白粥、一根切成几段的油条、一小盘肉丝炒米粉、一碟橄榄菜、半个咸蛋。

就在服务员转身离开之际，潘先生叫住了她，对她说：“我的这一份可以记在学校的账上，周先生的这一份我付现金。”

记者赶紧说：“潘先生，我们学现在的年轻人，AA制吧。”

潘先生回答：“我请你吃饭，怎能让你付款？”

服务员见状对潘先生说：“先生是我们的客座教授，您的客人也是学校的客人，就一起记在学校的账上吧。”

潘毓刚先生一听连说不行，他说：“我是学校请来的，个人吃饭可以记在学校的账上，但我请客人吃饭怎能让学校付款呢？我怎么可以占便宜让学校吃亏呢？做人要公私分明。”

那一刻，潘先生显得很“固执”，“固执”得令人感动！

令记者倍受感动的是，潘毓刚先生在斤斤计较“不能让学校吃亏”的同时，对汕头大学乃至祖国的教育事业的奉献却一直慷慨大方。

潘毓刚先生是美国著名大学波士顿化学系终身教授、享誉世界的化学家、全美华人协会总会前主席。

打开互联网，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潘毓刚”三个字，都会出现大量搜索目录，在所有中文目录里，几乎在这位久负盛名的华裔科学家名字之前都会看到“量子化学泰斗”的定语。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用这个崇高的称谓来表达对潘毓刚先生的尊敬，表达对他的学术成就、学术贡献的肯定。

潘毓刚教授长期担任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很大、在美国出版的《科技导报》的顾问编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都曾任此职），为中国提供了许多世界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最新信息。由于潘毓刚在全球科学界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他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亲切接见。

改革开放之初，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国科学院于1980年聘请首批海外华人及国内各学科顶级科学界10人为中科院名誉教授，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参谋顾问。他们是数学家陈省身、林家翘，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化学家潘毓刚、李远哲，生物学家吴瑞、牛满江。

从1977年起，潘毓刚先生每年都到中国来讲学。2001年他在波士顿学院化学系带完最后一名博士生，就宣布不再带博士生，而选择回中国讲学了。他少小离乡，念念不忘故土的一山一水，总想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了能多些时间回来讲学，他经常辞去欧洲一些国家的高薪聘请。

2005年9月份起，潘毓刚先生来到汕头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亲自在汕大理学院教大一本科生的《化学导论》和研究生的《量子化学》课。

在到国内各大学“支教”的同时，潘先生做的另一件事令人十分感动，那就是“为优秀学子和贫困学生打工”！

汕头大学副校长李丹教授曾经十分感动地告诉记者：“潘教授在汕大授课一学期，离开时执意要将学校给予的报酬留下作为奖学金，我推辞不下，只好答应，但跟潘教授提出要求，要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奖学金，他坚决不答应。后来我解释，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生得到的不只是金钱，更是一份由著名科学家命名的荣誉，这对学生将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潘教授这才答应下来，从此，理学院设立了‘潘毓刚奖学金’，每年有四名同学获奖。”

记者在多年的追踪采访中了解到，不管在汕头大学、暨南大学还是其他高校，潘先生都把这些学校付给他的酬金全部捐献，一部分奖励优秀学生，大部分给了贫困大学生。

潘先生曾经告诉记者：“在我的求学生涯中，非常幸运没有出现经济困难，但回想起来，从我念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有过一些很聪明、成绩很好的同学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而不能继续升学，如果这些同学有机会一直升学的话，说不定成就比我还大。”

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奉献无数，却坚决而“固执”地认为自己少付一份餐费就会令学校吃亏！

最后，潘毓刚先生为请记者吃这顿饭支付了25元现金。

此情此景令记者忽然顿悟：所谓“廉洁”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人要公私分明。”

告别潘先生以后，记者怀着感动把这件事讲给妻子和孩子听，也讲给报社里的同事和一些朋友听，当看到挂在网上的那张巨额餐票时，记者决定把这段亲身经历告诉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告诉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慈善工作者”们，希望这顿别具意义的早餐对他们有所启迪。

原载《汕头特区青年报》二〇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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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刚教授之为人

美国波士顿学院中国留学生与访问学者

我们几位就是就读和工作于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的中国大陆学生与访问学者。现任全美华人协会主席潘毓刚教授就任教于我们这个系。他的一片爱国之心，爱护中国学生之情早就闻名于国内及在美的中国学生。我们每天同他在一起，其中有的是他的助教，有的是他的研究生，每位还是他家的常客。我们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他和他夫人王淑江女士倾注在我们身上那股满腔无私的爱国热情，以及谦虚朴实、平易近人的优秀品质。

我们中好几位刚来美国时都曾在潘教授家临时住过。波士顿房租贵，刚从国内来的学生找房很困难。潘教授就把新生接回他家提供免费食宿。潘太太还抽空亲自为新生找住房。这已几乎成了他家的传统与义务。其中几位学生甚至在他家呆上近一个月才找到合适的住房而搬出。在潘教授家住宿期间，我们看到他夫妇俩为我们奔忙感到实在过意不去，有时就想帮忙做点简单家务活作为报答，但这种机会都不易找到。潘教授夫妇为我们帮忙，从不要人作任何报答。

从潘教授家搬出后，我们每年至少还有一两次机会再到他家欢度节日。对于我们来说，这就如回家一般。他家那熟悉的台阶门亭，他夫妇那热情真诚的笑容，还有他俩亲手准备的丰盛菜肴，早把我们节日来临前的思乡之情散到九宵云外，如同真正欢聚在自己的家里。来客大都和我们一样是附近学校的中国学生与访问学者。每位新来的客人都在他家的签名簿上留下姓名电话。一本厚厚的签名簿已快填满。上面签名的除了一部分是从国内短期来访的各级领导、大学教授及他在美的一些朋友，至少一半以上是我们这样的留学生。

潘教授平时这样热情关怀我们，爱护我们，当我们遇到生活或学习上的挫折时，他更是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全力以赴地为我们摆脱困境。我们系近四年中已有四位中国学生因先后中断资助而不得不离开学校，甚至面临只能立即回国的局面。他们中有的是语言与生活不适应而影响学习成绩，有的则是因为得罪了系里的教授而遭到报复。在他们面临如此重大困难之际，潘教授都毫不犹豫地尽全力提供帮助以挽救局面。这些同学都在潘教授的亲自帮助下一一转校成功并得到资助。这些同学现在已在纽约、华盛顿及波士顿等地继续顺利地开展学习，有的已取得优异成绩。比如最近一例，有位去年秋季转校来的同学，刚入学不到两个月就受冤被突然开除出校。当时潘教授与那位同学还不曾相识，但他得知此事后立刻奋力给予帮助。在他的努力下，那位同学在事发后不到两个月就被别的大学录取并取得到经济资助。受到他这样帮助的不仅仅是我们系的中国学生，还有更多外系外校的中国学生。有位来波士顿学习的内蒙古学生因失恋而引起严重精神病，潘教授夫妇亲自为他送医院找医生，并从精神上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料与帮助，直到那位同学因不能继续学习而回国为止。潘教授这样无私无畏的助人行为，不仅深深地触动了那些被帮助转学的同学，促使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发奋刻苦地学习，同时强烈地感动了我们每位在他身边工作学习的中国同学。

有关潘教授事迹的报导已有不少，他的“中国留学生之家”在我们来到美国前就已闻名。然而我们在他身边所感到的则远不止这些，上述所列也只是些散例。若要真正体会我们所感受到的，只有你真正同潘教授在一起。亲身体验过他与你交谈时所散发的豪爽与真诚，或到他家作客，亲眼看到过他夫人递过来她亲手制做的蛋糕时所流露的朴实与热情。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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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刚教授就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蔡德诚）

本刊编委兼美方总联络人潘毓刚教授，最近在美国亚特兰大全美华人协会年会上正式就任协会主席，任期两年。在此之前，潘教授历任此协会的秘书长、第一副主席等职，共历时八年。全美华人协会是美籍华人的全国性组织，共有14个分会，会员多为科技、教育界人士。协会主要宗旨是争取并维护在美华人的一切合法权利和地位，并团结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共同促进两国间文化、经济、社会关系，增进双方了解。全美华协在促成美中建交、关系正常化方面，曾起了重要作用。杨振宁是华协第一任主席，现为名誉主席。潘先生是国际知名的量子化学教授，曾创立了先进的计算弗兰克·康登因子的渐近方法。曾多次赴欧讲学和回国讲学，荣获联邦德国高级科学家特别奖，先后被国内二十几所大学、院校聘请为名誉教授。

潘先生也是非常知名的中国留美学生、学者之友。自1977年以来他与他夫人先后已接待、安顿过我国留美和赴美访问的学生、学者及各界专家、知名人士达1000多人。他的家被誉为“留学生之家”。

同时，潘先生也是《科技导报》最积极、最热忱的支持者之一。《科技导报》能有今天的影响和作用，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我们在此谨向潘先生诚挚祝贺，并盼此次出任对中美文化科技交流，当有更大裨益。

另讯，本刊另外两位编委吴京生和梁恩佐，在此次年会上也分别当选为第一副主席和秘书长。本刊编委张才也被聘任为全国执行委员。

原载《科技导报》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二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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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后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汕头大学成立初期聘请我任该校名誉教授，在建校初期提一些建议，一九八六年我曾到汕大访问一周，并做了几个报告。二〇〇五年春季，我在暨南大学国际学院执教一学期的期间，汕大党委书记谢练高先生托广东科技教育学院的张立法先生邀我再度访问汕大，在访问期间，做了一个报告并与汕大理学院院长李丹教授（现任汕大副校长）谈汕大正进行的教学改革，谈得很投机，因此决定于二〇〇六年到汕大任教一学期，将收入所得在汕大理学院设立“潘毓刚奖学金”，每年有四位学生受益（见本书汕头特区青年报记者周永固先生《一顿早餐的廉洁教育》一文）奖学金的基金明年即将用完，有人建议我为这基金“充值”再到汕大教学一学期，将所得工资再用作基金，但我考虑到现今年轻人找工作困难，不应占了年青人的职位（当初我答应任教一学期旨在提倡资深教授任教基础课，并将工资资助优秀贫困学生），现已提倡过了，且自己年纪也大了，不宜再占年青人的位置，应让出来，所以改变一种奖学金“充值”方法，将我去年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我也李敖一下》简体字本的版权捐给汕大，该书简体字版的所有收益全部捐给汕大用作奖学金。我第一本散文集《教皇信上帝吗？》曾由李敖为我写了序，结果他写的序广被中文媒体引用，效果甚佳，因此这本散文集也想请他写个序，看看这些年来他吹捧别人的功夫是否有所长进，读者们可将前后两个“序”作一比较。

潘毓刚二〇一一年五月二日于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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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李敖全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