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你的脑，掐他脖子

• 目录
  • 《洗你的脑，掐他脖子》自序
  • 洗你的脑，掐他脖子
  • “出卖台湾，买回大陆！”
  • 快意恩仇的李敖传奇
  • 笑骂中见真章
  • 民国定义和总统定义
  • 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
  • 台大人的失败
  •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
  • 《台湾之子》一开始就是谎话
  •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李敖简介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洗你的脑，掐他脖子》自序

　　《洗你的脑，掐他脖子》者，衰世之书也。台湾之世甚衰，两蒋衰之于前，李登辉衰之于后，积衰之渐，以成今日。政治上丑类尸位乱来，我乃志士仁人，虽讨厌政治，但以不甘被丑类摆布，只好挺身而出，对他们脖子有以掐之而；匹夫匹妇愚夫愚妇市井小民大学学生一干人等，却又浑浑噩噩，我又只好对他们大脑有以洗之。本书之作，意在斯乎？古之圣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今日所为，盖圣人行，凡夫俗子未尽知也。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叹，我今毫无所叹，但笑知我者聪明人、罪我者笨蛋而已。书成之日特写自序，以志原委，兼作破题，“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不空不虚，李敖其圣之时者乎？

2000年1月17夜深，在中国台湾写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洗你的脑，掐他脖子

李敖难道要从政吗？

一、你李敖竟参加了台湾所谓总统选举，做了总统候选人来，你一直说你是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难道你要从政吗？

当年胡适做了驻美大使、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些职务，别人做起来就是从政，但胡适做起来，以他的身分、地位和声望，没人会以为那是从政，大家都知道胡适那种境界的人绝不是政治人物，用从政眼光看高人，是浅人的错误。第一流的禅门人物说：“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没人把高僧鸠摩罗什或佛印和尚或济公活佛看做花和尚，把李敖看成政治人物，你别傻了。

思想是本，政治是末

二、你说你不搞政治，但你做总统候选人，至少形式上不是在做“政治活动”吗？

对我李敖这种境界的人，我不是做“政治活动”，我做的道道地地是“思想活动”，是趁着这次所谓总统选举的“政治活动”，驾轻就熟，因势利导，把人们导入“思想活动”而已。孙中山说：“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我改写这句话：“政治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思想是主，政治是从；思想是本，政治是末，一搞清主从关系，就知道李敖是不会舍本逐末的，以为我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太笨了。

台湾“超级政治挂帅”

三、你既以“思想活动”为职志，何必参加所谓总统选举，被人误会成“政治活动”呢？

这和台湾地区的“超级政治挂帅”情况有关。大陆文化大革命时特别强调“政治挂帅”，一切政治至上，台湾这边，曾加以奚落，其实台湾的“政治挂帅”比大陆还过分得多，不但“政治挂帅”，简直是“超级政治挂帅”，天天大大小小的政治选举，闹得举岛若狂，现在又来个特大号的所谓总统选举，更是变本加厉了。究其原因，和这个岛上几百年来在政治上被打压有关。早在三百年前，清朝政府中人，就曾认为台湾是“一块荒壤，无用之地”、是“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因为台湾只占中国三百一十分之一，又地处边陲，实在不算什么，因此在施琅呈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后，清朝政府决定纳台湾入中国版图时，台湾的建置，也不过一府三县耳！一府三县，还是小焉者也，因为中国本土上，大于台湾整个面积的县，比比皆是，换句话说，在台湾主政称王者，其权势再显赫、其官衔再动听、其作风再称孤道寡，究其实际，也不过一县太爷耳！在清朝以后，日本人统治台湾半个世纪，所有当官的，都以日本人为主。荐任以上，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委任以下，才分出一些给台湾人。在五十年间，台湾只有一名简任官，根据昭和十九年台湾总督府的调查资料，当官的，简任二十一人，台湾人只分到一名；荐任2174人，台湾人仅占1%；委任29905人，台湾人仅占20%。这些数字就人口比例来看，台湾人任荐任官者，每256539人中才有1人，占一百万分之四；任委任官者，每937人中才有1人，占千分之一。由此可见，日本人在官位上至为吝啬，纵大汉奸辜显荣，日本人对他礼遇有加，亦未获大官可做。由于“做官能源”不得释出，更使台湾人积累出“不辞小官”的洋相。一旦国民党来，携大量泥沙官位俱下时，台湾人自然就抢破头了。头破之时，尚得意洋洋做官态，其可笑也，自不消说。国民党大官小官那副德性，我们所见已多矣；民进党新贵的跟进，可笑更在国民党之上。康宁祥为人题匾，落款竟是“立法委员康宁祥”；张俊雄父死登报，标题竟是“立法委员张俊雄”，种种失态，唯恐天下不知其为大员也，其丑态可想！今日台湾已变成政治狂，从“政治挂帅”到“超级政治挂帅”，正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才趁火打劫，利用所谓政治过热的局面，搞起“思想活动”来了。

“思想”问题，“政治”解决

四、你利用“政治活动”想趁机搞“思想活动”，有没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不妥？

不但没有不妥，并且还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气概呢。《大圣欢喜供养法》等佛经中说，大圣自在天和乌摩女为夫妇，生了三千子女，其中一千五百个是做恶事的、一千五百个是做善事的。做善事的是“观音之化身”，跟那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配成兄弟夫妇，以性交方法，来软化恶行。《维摩诘所说经》中又说：“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这一佛门理论，最为有趣。这种理论主张观音化为风情万种的美女，吸引好色之徒，以引你性欲为手段，以导你信佛为目的。——为了使你进入我的信仰，不惜以“美人计”对付你，从“小头”入手，达到“大头”皈依。这一“‘大头’问题，‘小头’解决”的妙举，不是最有趣的吗？我这回参选所谓总统，只是“思想”问题，“政治”解决罢了。

我才不要做政治家

5、照你所说，你参加了台湾所谓总统选举，你仍是思想家，根本不是政治家？

谁要做什么政治家，我才不要做什么政治家。吴浊流《无花果》里说：“三百年间殖民地的被榨取立场上的结果，患上政治渴望症了。于是把政治家当做非常伟大，并且不管张三李四，都焦急着想当个政治家。”这就是今天台湾岛上的众生相，只是他们至多只做到政客而已，这个岛上并没有像样的政治家。

李登辉是“假民主先生”

六、一般中外人士多肯定李登辉推动民主政治的功劳，外国杂志甚至以“民主先生”标榜他，他也不算像样的政治家吗？

李登辉不但不是像样的政治家，根本是不像样的政客。李登辉先天上是蒋家精挑细选的接班人，他根本不是带人民走上真正民主政治的人选，不幸的是：我们苦蒋家和国民党统治久矣！一旦李登辉接班，就以为“真正出头天”了，其实不然。“真正出头天”的，是蒋家余孽，一如袁世凯死后，“真正出头天”的，是北洋军阀一样。虽军阀也有打着“打倒军阀”旗号的国民党蒋介石等，但其为军阀也则一。——我们因恨蒋家、恨国民党而误以为李登辉是好人，都是错误的幻觉！至于说李登辉有助于民主政治、被誉为“民主先生”，也是虚言，民主政治要有两大基本面，一个是法治、一个是言论自由。在台湾，法治已毁，言论自由也被折杀，这由“李敖是言论自由的标竿”一点上即可看出，连标竿人物都不能在媒体上得到像样的公正对待(如四台无线电视封杀李敖等)，其他公正言论可想而知矣！所以，李登辉绝不是“民主先生”，只是“假民主先生”而已。

台湾人的幸福何来？

七、李登辉说过去是“台湾人的悲哀”，现在是“台湾人的幸福”，是真的吗？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说：“已故的司马辽太郞先生生前访问我时，我曾经提到‘台湾人的悲哀’。我想让司马辽太郞先生了解的是，生为台湾人，却有一种对台湾无能为力的悲哀。回顾台湾历史，台湾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治理自己的家园，而我个人也曾经历过身为台湾人，却不能为自己同胞做些什么的痛苦。”……如今，李登辉身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十二年了，他厚脸皮的说：“但是，今天，不论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或台湾的角度来看，都已经可以感觉到台湾的幸福，甚至是生为台湾人的幸福。”对照起李登辉十二年来搞得天怒人怨的局面，我们发现他“为自己同胞做些什么”的胡作非为，才真是“台湾人的悲哀”——台湾人有这种领导者，真“逊毙”了，又幸福何来？

宣传理念，揭发黑暗

八、新党主席李庆华大手笔，请出你出任总统候选人，你们有成功的可能吗？

中国古代圣人说：“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圣人境界的功德，谁以一时的成败来论呢？何况，我们本来的共同目标就是宣传理念，揭发黑暗，在这一目标下，有谁比李敖做得更好呢？

在庄淇铭等写的《台湾总统》一书中，对一九九六年的所谓总统选举时的新党立场，描述如下：

而在新党方面，由于未具有总统候选人的正式提名办法，因此在面对陈履安退党参选的高涨气势下，只能在仓皇之中由其全国委员会李庆华、陈癸淼、赵少康……等七人小组以寡头会商的方式紧急推选王建煊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随后在“林陈配”不成、“林张配”胎死腹中、“林郝配”于焉成形的过程中，王建煊忽而以整合者自居、忽而自甘委身“林王配”，最后落到讥为“王不见王”的地步，不仅声势大挫，新党的支持者更因不知道该“弃陈”或是“拥林”而搅得不知所措。

上面的描述，在2000年的所谓总统选举前，又历史重演了，宋楚瑜的声势，远超过“林陈配”“林张配”“林郝配”或“林王配”的总和，“新党的支持者”的“不知所措”，更形严重，何况又有连战的声势，吸引新党中的拥连派，一旦串连成形，新党自国民党出走的所有理由，则全部崩盘，全没立场了。有鉴于这一困境，由李庆华推出李敖做新党总统候选人，可谓用心良苦、用意深远。

李庆华的心意是，新党不推出总统候选人，这个党必定因没有声音而分崩离析，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在传达理念、揭发黑暗、发出声音，而就发出声音观点看，又有谁能比李敖呢？

李庆华眼中的李敖

九、李庆华对你的肯定，有几方面？

据新党网站，李庆华对李敖的肯定，“是基于以下因素”：

（一）李敖先生学问渊博，具宏观视野，辩才无碍，具绝佳战斗力。

（二）李敖先生长期推动台湾的民主化，反对威权政治，甚至为此长期服刑，是国际知名的政治异议人士与民主斗士。

（三）李敖先生无畏于恶势力威胁利诱，屡屡揭发各类弊案与政治、社会不公、不义之事，为受害者打抱不平。

（四）李敖先生长期关怀弱势团体，并付诸实际行动。如捐出个人珍藏之艺术品义卖，救助慰安妇。

（五）李敖先生坚持反黑金、反台独、两岸和平、政治民主理念，这也是新党的基本立场。

（六）李敖先生向来是新党的热情支持者。

新党岂可拥连

十、对新党中有些大佬倾向拥连战，你有何看法？

我的老朋友、好朋友新党大佬郁慕明、赵少康诸公，日前作态，公然表示拥连。起因是新党中一直有一股拥连运作，当然是连战手下关中的缘故。郁、赵诸公都是关中手下的大将，他们在国民党中扶摇而上时，得力于关中提携甚多，这种老关系，如今在所谓总统选举时发了酵，发酵原因一来是旧情难却，另一方面也是机会难得，郁、赵诸公已不是公职人员，投闲置散已久，压了连战，一旦中压胜，一展长才的机会亦多，所以拥连也、贬宋也，自是常情。只是当年他们脱离国民党而组织新党时，所持理由如国民党腐败等等黑金等等，至今未改，在未改情况下投入连营，又与投入国民党何异？又何以自解于天下？顾炎武不肯仕清，说人人可出独炎武不可出，立身大节，宜如是者。为什么，新党大佬拥连即拥国民党，拥国民党即自打嘴巴，与其今日拥国民党，又何必当初退出呢？

1928年，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坦然说：

余于开国前后诸大事，闻其谋与其役者颇众，虽不敢谓有功，自视亦庶几无疚；独民国二年，以宋教仁之死，同志发愤与中央政府抗，余亦颇与焉。稽之大法，盖不可以为至当矣。顾其时清故恭亲王潜谋复辟，因缘张勋，与南方人士相闻，同志不深观其利病，欲因势就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与宗社党同污，所谓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犹可以自慊者也。综观开国以来十余年中，赞帝制，背民国，延外患，参贿选，及诸背义卖友之事，革命党之不肖者皆优为之，独复辟事不与，则事前训练之功犹不可没，此余所愿举以告天下者也。

这段沉痛的话，在一片阴霾中透露一点光芒，总结他的意思是：我们革命党，虽然多年来做了太多太多王八蛋的事，但独有一件事绝对不做，就是回头勾结满清政府的旧势力，这是万万干不得的，所谓“独复辟事不与”也。愿新党大老郁、赵诸公细味章太炎之言，幸勿自误也。

新党不会泡沫化

十一、选举过后，新党会不会泡沫化？

我先告诉你一个故事，再回头看这个问题。

以色列有一位大人物，名叫比金(Begin)，他一生的部分大事，我列表于下：

1913年，出生。

1917年，英国发布巴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

1928年，参加锡安主义青年运动，被归类为好战急进派。

1931年，进大学学法律。

1939-1945年，希特勒在欧洲设立集中营，六百万以上的犹太人遭杀害。

1940-1941年，被关进苏联监狱。

1942年，参加波兰军队，抵达巴勒斯坦。

1943-1946年，领导地下组织。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

1948-1949年，以色列独立战争。

1949年，进入国会，担任自由党党魁。

1967-1970年，首次入阁担任部长职。

1977，出任总理。

由上表可知，比金虽为以色列开国元勋之一，但因担任情报、暗杀等地下组织工作，形象上吃了亏，所以在开国二十八年以后，才变成国家领导人。一个小党，熬了二十八年才有出头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志士仁人在，小党不会变成泡沫，关键在素来内斗内行的新党斗到最后，能不能有比金式的人物存活而已。

教育是长线

十二、你认为今天的问题最关键的在哪里？

从长线看，在教育。当年王照(小航)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有为）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可见在戊戌变法人物中，有人把教育看做最重要的部分，但教育收效最慢，因为是做长线，往往费力不讨好。但有人却以讨好的方式想不费力达成目标，像李远哲，他主持什么“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花了几年几千万，做出来的，却是书呆子们的“断烂朝报”，极少有可行性。至于连战又为选票推出十二年国教计划，也是不知今夕何夕了。美国那边都要丢掉的政策了，这边还捡，非胡闹而何？

今天教育的四大困境

十三、今天教育的困境卡在哪里？

今天教育的困境，主要卡在四方面：（一）空谈，（二）小格局，（三）失根忘本，（四）无趣。

（一）教育不能空谈。谈教育理论、做教育计划、展示教育政策都不是很难的事，因为政治人物或教育人物都擅长此道，过去国民党教育部长黄季陆印出一巨册教育计划，计划一做做到中华民国一百年；现在李远哲花了人民税捐几千万，做出教育计划至少可印出十巨册。各路政治人物和所谓现任总统和所谓总统候选人也都擅长此道，大谈教育政见，我的看法是，基本方向错误了，基本方法错误了，他们的一切，多是空谈，但教育不能空谈。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Leibnitz)说“自然最怕虚空”，其实教育也是如此，一流入空谈，就完了。

（二）教育不能小格局。李登辉有一句口号，谈到三个境界，就是“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世界”，这三个境界，第一境界“立足”是两脚的问题，第二、第三境界“胸怀”和“放眼”是两眼的问题。“立足”是现实的问题，“胸怀”和“放眼”是视野的问题。李登辉对他这句口号，执政十一年来，却反其道而行，他干的事，却是使台湾人的“胸怀”和“放眼”都向“立足”方向看齐，也就是把“胸怀大陆”和“放眼世界”都向“立足台湾”看齐，结果第二、第三境界的发展惨不忍睹，第一境界倒是欣欣向台，最后台湾的发展是“关门做皇帝式”的、“本土至上的”、内聚式的，而不是有“胸怀”、能“放眼”的外散式的，格局愈来愈小，只能“闭门放大”而不能“开门扩大”，小格局表现在教育上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然使下一代又瓜又豆，也小格局或更小格局了，教育出来的是一批批没有“胸怀”不能“放眼”小器八拉的下一代，这当然是教育的失败。今天大家眼里只有台湾，对外面的大陆和外面的世界看法偏差，兴趣有限，就是小格局教育的必然结果。

（三）教育不能失根忘本。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教科书，在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上，都会特别落墨，绝不能把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渗进教科书中，但李登辉领导下的所谓教育改革，却打出“认识台湾”的旗号，大做使下一代失根忘本的事。例如在他们《认识台湾》的教科书中，故意剪断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台湾与中国连锁的记载，举凡《三国志》的“吴志”、三国时期沈莹的《临海水土志》、《隋书》的“东夷传”、元代汪大渊的《岛夷略志》等有关台湾的记载，都按下不表，三国时代吴国、隋代、元代派兵来台的有关台湾的记载，都略过不提，这是什么教科书呢？又如把“日据时期”改为“日治时期”后，完全删除旧有教科书中“罗福星，曾加入同盟会，参加广州三二九之役，身受重伤；民国初年，他返回台湾，发展组织，图谋大举，光复台湾”的史实，把这一时期台湾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关系悉数删除，这是什么教科书呢？又完全删除旧有教科书中引证甲午割台后台湾耆绅林献堂所说的：“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政治受差别，经济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莫过于愚民教育”等话，反倒加入许多亲日文字，并对“日据时期”日本人强征台籍慰安妇与台籍日本兵的暴行，只字不提，这是什么教科书呢？关于这一部分，被新党的立法委员李庆华等质问的时候，李登辉领导下的教育部答复竟是：“须考量慰安妇后代、仍在世的台籍兵自尊心”！多少慰安妇已命丧日本军营了，已性病满身不能生育了，她们又何来“后代”的“自尊心”以供李登辉以下诸公的体恤啊？在全部教科书中如今已完全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字样了，这样子失根忘本的教育，我们能不警觉吗？

（四）教育不能无趣。1975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就提出《教育专业伦理守则》(Code of Ethics of the Education Profession)，其中以近乎冗赘的文字，反覆提醒不得无故限制学生独立追求学问的行动。广义的说，反过来说，施教本身，一旦对学生独立追求学问的可能予以限制时，这种教育，就出了问题。而在根本上，任何无趣的教育，都是限制学生独立追求的基因。今天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教科书内容的无趣，启发不出来独立追求的果实，填鸭式考试更是扼杀的杀手，因此造成教育的失败。补救之道，必须先推开不切实际的教育部式、李远哲式的教改计划，锁定“教育不能无趣”的重点，予以重点着力。一个例子值得我们深思：台湾出了一位天文学的天才陈培堃，他从小到大，就是要发展独立追求学问的行动，他摆脱了正统的教育与学校，自己依照个人兴趣，走向天文学的研究。他连续三年得到李国鼎科技基金会通俗科学写作奖，写了十多本有关天文学的读物，并与日本《天文指南杂志》(Tenmon Guide)、美国《天空与望远镜杂志》(Sky & Telescope)合作，“让美丽的天际银河和凡间尘世的俗人能更亲近！”陈培堃这个成功例子，充分显示了发展个人兴趣的重要，也反讽了学校教育的无能。陈培堃的书，包括《PK天文游记》、《和星星做朋友——小飞侠星座专辑》、《星空下的彼得潘》等等，试想教科书如果这样陈培堃式的趣味化起来，学生的求知兴趣，还愁培养不起来吗？那些汗牛充栋的教育部式、李远哲式的教改计划，岂不多是隔靴搔痒吗？

教科书出了大问题

十四、前面你提到教育不能失根忘本，日本的教科书还提过慰安妇的事呢，台湾反倒不提了，岂不奇怪？

目前《中国时报》登出驻日特派员刘黎儿的专电说：

受日本近年来批判“自虐史观”的右倾思潮的影响，两家大教科书出版社已向文部省申请将历史教科书中“从军慰安妇”一词改为“慰安妇”，以及删除强制征召等的“强制”字眼，因此从明年度开始，几乎所有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均将不再有“从军慰安妇”字眼。据《东京新闻》今天报导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东京书籍”（占有率41%）及第三位的“教育出版”（占有率18%）均向文部省提出申请，两家出版社均拒绝说明出版的理由，但突然加以订正的原因，是文化界右倾人士发起运动要求日本各级学校不要采用“自虐史观”的教科书。

日本系从九七年起中学社会教科书里一齐出现“从军慰安妇”名词，这是因为八二年文部省的检定基准中订有要求考虑与中国、韩国之间历史事件的“近邻各国条项”；但是这两年，批判教科书有关第二次大战之记述的“自由主义史观”集团等人，主张日本的教科书是“自虐式的”及“慰安妇是商业行为而非强制征召”等，发起运动要求各地方政府不要采用“自虐式”教科书，影响所及，才有这次的修正。

看了上面的专电，我觉得日本鬼子这样干，岂不正学台北吗？台北的李登辉亲日政权，岂不正在台湾的教科书中这样干吗？李登辉叫他卵翼下的学者如杜正胜之流，在教科书中做全面的媚日活动，置慰安妇事件于不问，岂不正开日本鬼子在教科书上“修正”的先河吗？台湾事事学日本，终有机会让日本学了一次，只可惜是“自虐式的”一次，自己的女性同胞被日本鬼子蹂躏而不敢提，反倒美化日本鬼子，此非“自虐”而何？李登辉之流真贱种啊！

“丑化”、“小化”与“激化”

十五、在长线的教育问题之外，你认为最迫切的问题在哪里？

当然是大陆问题、两岸问题。对大陆，台湾普遍的看法其实不算看法，而是成见，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成见。成见的型模有二：第一、是“丑化”，总说共产党是坏的，不能改好的；第二、是“小化”，总说共产党是不可怕的，可以把它打败的。这两个成见，在几十年反共教育下繁荣滋长，即使在蒋介石蒙主宠召后，至今犹阴魂不散。再加上李登辉之流承其余绪，大力加工，又把与共产党关系“激化”，流风所至，甚至《自由时报》还做出“台湾人当然不是中国人，中国还是我们的敌国”之论，如此相激相荡，岂不可虑！今天台湾显然对两岸关系做了错估，错估以后，又没人敢讲真话，一讲真话，就被戴上“不爱台湾”、“中共代言人”等大帽子，所以，情况愈来愈恶化。幸亏有李敖站出来，大声疾呼，振聋发聩，总算真话出了头。毕竟各路人马都寒李敖、怕李敖，所以只有李敖敢说而不致被围剿了，别人谁都不行。过去胡适在世时，有一句戏谑性的话是：“自由中国只有胡适先生有言论自由。”今天这句话好像只有李敖继承而无愧了。

“一国两制”说从头

十六、你对两岸问题的解决基调是“一国两制”，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有不同吗？

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书中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意见，采取合理的政策与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在统一大业上，“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进一步阐明这一政策，率直指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等。1983年6月26日中央顾委会主任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实现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方针，被确定为中国坚定不移的国策。我仔细研究后，深信“一国两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过渡，甚至是双方的“谋略”，最后还是一国一制的，只是那种一制，未必是共产主义制度了，所以台湾、香港未必是失败的一方。试看邓小平说的：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这个“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现在已被江泽民、朱镕基定位为“国家副领导人”了，这还不“以大事小”吗？

再看邓小平说的：

（一）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二）我们也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而且条件可以更宽一些，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个方案就是谁也不吃掉谁，双方都不吃亏，对台湾当局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

对在“一国两制”下五十年不变，邓小平也说出：

（一）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

（二）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三）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香港、澳门、台湾的制度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香港、澳门、台湾在整个国家经济上的比重更小了，这就更没有变的必要。

（四）我们讲五十年实际上是一种形象的语言，实际上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本身已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国民收入达到四千美元，香港即使超过一万美元，那也接近了。因此，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也不变，是不需要变，不是信口开河。

综合说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二十年前提出的未来式陈述，而我在二十年后提出来，已不算太未来式了，这是最大的不同，并且在基于“一国两制”的谈判上，我认为老大哥大陆更应开放，使台湾这小兄弟得到更多的保障与利益，这是我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另一不同。

你不知道的“一国两制”

十七、“一国两制”的种种，从各种角度简明扼要的说明一下如何？

关于“一国两制”，我请我的朋友刘国基先生代我以问答体写下简明扼要的说明，全文分“台湾定位”、“台湾与联合国”、“一国两制”三部分，内容如下：

　　1、台湾定位

　　问：李登辉说他见了江泽民时，要问他：“所谓台湾，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也以这个问题开问。

　　答：（一）根据李登辉就任总统的《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版），台湾省是中国的“固有疆域”。

（二）根据李登辉主导的1992年修宪版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其附属岛屿（当然还包括南中国海的一些）被界定为中国的“台湾地区”。

　　问：那中共的立场呢？

　　答：（一）根据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活动”。

（二）根据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法》，台湾是中国领海内列举的附属岛屿。

　　问：美国的立场呢？

　　答：（一）根据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中文版本(美国国务院审订过)：“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根据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上海发表的“新三不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主权国家才够参加的国际组织。

　　问：可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为什么还继续保护台湾的安全，这不构成干涉中国内政问题吗？

　　答：（一）是。因为《台湾关系法》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

（二）不过，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样的期望”。因此，美国采取史无前例的国内立法来规范美国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关系。美国希望透过国际法的“过渡安排”（Modus Vivendis）来解决台湾问题，例如协调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签订“中程协议”，过渡到最后的统一。

　　问：那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中贩卖武器给台湾，难道合乎“一个中国”的原则？

　　答：不合乎！所以才有1982年《八一七公报》对售台武器的限制。美国重申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次李登辉“两国论”的提出，同时违背了中美两国对“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的默契，将迫使中共要求美国终止对台军售。

　　问：可是“两国论”在台湾有民意支持呀？

　　答：连美国国务卿的外交专家都搞不清楚李登辉的“两国论”，何况台湾人民？李登辉企图用“脱胎法”——修宪，把“中华民国”变成“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即“中华民国在台湾”），然后再用“换骨法”——把国会全部改选，总统直选，建立“台湾法统”，再宣布“两岸两国一边一国”。

这是“大盗移国”式的“总统叛乱”——总统违反宪法及《国家安全法》，公然分裂国土。

　　问：可是两岸明明分裂分治呀！

　　答：国共内战隔海对峙，迄今近五十年，各有政府，这是“事实的分治”或“分治的事实”。但这个状态还不是“分裂状态”——因为还没有法律承认。东西德与南北韩都有国际条约或停战协定处理过，如果台海现状经过两岸政府签订停战协定，互相承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换大使，把分治状态固定化、永久化、法制化与国际化的设计，就是承认分裂状态——这其实就是李登辉的“台湾的主张”，问题是中共坚决反对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问：李登辉说中华民国已经独立88年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从中华民国分裂出去，不是中华民国在1992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来。

　　答：这里要弄清楚“国家”与“政府”两个层次的概念。中国的领土包括大陆与台湾，1912年这个国家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它的代表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政府”（简称“国民政府”）。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简称“人民政府”）。

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在国共内战失利后，宣称将“国民政府”转移到台澎金马。请注意，搬来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是“中华民国”。当然，也有人主张搬来的是“中华民国法统”。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法统政府坚持“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一个中国”政策，主张“反攻大陆”。而中共也继承“一个中国”原则，主张“解放台湾”。

所以，在“国家继承”的层次，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而言，“一个中国”当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或一部分。在“政府承认”的层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主权政府”。

同理，对承认“中华民国”及“中华民国政府”的友邦，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法律效果同上，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主权政府。”

两岸政府在一个中国内部是“主权竞合”，在外交上是“邦交互斥”。

　　2、台湾与联合国

　　问：那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如何处理两岸政府的问题？

　　答：中国（包括台湾与大陆）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登记的国名叫“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代表的政府叫“中华民国政府”。韩战爆发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法统政府获得美国及其盟邦的支持，继续代表“一个中国”，在联合国内代表大陆与台湾，但随着中共政权的稳定与茁壮，联大中国代表权案成为两岸外交斗争的拉锯战。不过，两岸政府均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为免列强炮制的“两个中国案”轻易过半数表决过关，两岸各自动员本身盟邦，从1968年起，连续四年把中国代表权案定为“重大议题案”，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是两岸联手捍卫“一个中国”原则。

联大斗争的最高潮是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权争夺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席位上驱逐出去。”

注意，这个决议案以国际法的形式，同时封杀了“两个中国”案及“台湾独立案”与“台湾地位未定案”。列强提出“双重代表权案”即“两个中国案”，遭到封杀。《旧金山和约》炮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因为“代表一个中国”（包括台湾与大陆）的代表权决议，连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也就不存在台湾独立问题了。

　　问：建国党的法律专家说，我们若宣布台湾独立，才能以新国家名称参加联合国。

　　答：不管叫什么国号，“台湾”、“台湾共和国”、“中华台湾国”、“中华民国在台湾”，甚至叫“蒋经国”、“蒋纬国”等，“台湾独立”的法律意涵就在宣布台湾（或中华民国）的主权不及于大陆以及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不及于台湾。

李登辉在1992年的修宪宣告中华民国“治权”不及于大陆，希望宪法不承认一个主权国家有两个主权代表政府，所以李登辉事实上在搞“一族两国”，或“两个中国”或“顶着中华民国招牌的台湾独立”。

　　问：那么，台湾就不可能加入联合国了？

　　答：做为中国的一省或一部分，台湾根本没有退出过联合国，也就不存在“加入”的问题了。至于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内，台湾地区想要有人参与，这个可与中共谈判。

换句话说，想要参与联合国，必须先参与中国。

根据民国初年南北洋政府共组国联代表团的先例，两岸也可共组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这对“中华民国”并不吃亏，因为联大中国的国号还叫“Republic of China”，就是中华民国的英译名称。

其次，与中共有邦交的160个国家都可以在台北设立总领事（这也比照当年承认北洋政府的国家可在广州设立总领事馆的先例），台湾不但参与联合国，还立即有双边外交关系。

　　3、“一国两制”

　　问：根据陆委会主委苏起日前的说法，台湾不会有人赞成中共主张的“一国两制”，你怎么会提出“一国两制”做为两岸政策？

　　答：现在台湾是资本主义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并存，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苏起他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台湾当局并不是反对“两制”，而是反对“一国”。这好象倒洗澡水，却连婴儿也一块儿倒掉。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就曾经问过台湾去访的客人：“‘两制’保持台湾的资本主义你不要，难道你希望台湾也搞社会主义的‘一制’？”

　　问：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可信吗？

　　答：可信，中共在与国内外政治对手谈判时，守信的纪录良好。所谓“不变”指：

（一）不必变，“因为深圳已经变成香港，内地已经变成深圳。”

（二）不变坏，而非不变好，“如果是变好，那我不变，你们也不同意。”

（三）不由外力变，“若是自力要变，那我们无权干涉。”

　　以上就是我的朋友刘国基先生就“一国两制”所做的最精采的说明。我同意他写的每一行字，这篇说明，可说是论“一国两制”的经典之作，我们重视它。

朝令夕改谈何容易

十八、“一国两制”两岸谈好了，他们又变卦了，可怎么办？

去年11月30日晚上我在台湾大学演讲《台大人的第二命题》，在最后答问时，吴德朗先生不但问了问题，还将问题打字成书面送我，可见他多么认真。其中的一个问题是：

在“一国两制”就是接受一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华民国消灭或并吞，从此我们的宗主国就是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宪法，“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一个特别法”，中国政府只要“朝令夕改”，我们就“朝不保夕”，就算请美国人背书也没有用的，因为从此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了。

我的答复是：（一）由于国际上的互动关系，北京要“朝令夕改”的蛮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二）美国人背书跟现在美国人“协防”台湾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协防”有效力，背书就会有。（三）“从此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难道有什么不妥吗？难道台湾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吗？

台湾今日的痛苦，正应了“烦恼皆因强出头”那句老话；明明是内政问题，却要把它国际化、外交化，结果自己斤两不够，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机会与资源，真是蠢极了。吴先生写了许多挑战李敖的话，问题是，他始终没能提出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自己提不出来方法，却一味否定李敖的方法，这是孟子笔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这是不妥的。

挑战李敖，不如反问自己，问你自己拿得出什么办法。

从“一国两制”到和平统一

十九、“一国两制”在大陆以外，是你第一个勇敢站出来大声疾呼的，其他人在文字上，应该有振笔疾书的，还有谁呢？

除了上面刘国基的文字外，台大教授王晓波写来的最简明扼要，我引述几段：

　　（一）在一段相当的时期里，大陆方面常常宣称：“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来看，这句话后半段虽然有问题，但是，前半段却是无可置疑的。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中华民国之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什么是“固有之疆域”虽未有明确定义，但是，至少中华民国宪法公布之日应该算是“固有”罢。中华民国宪法公布于1947年1月1日，而台湾自1945年10月25日起，即为中华民国之疆域，至1947年，宪法公布时，已是“固有之疆域”了。至今，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并未修改，故依据宪法，中华民国之领土主权至今仍包括大陆领土和台湾，即宪法公布之时的“固有之疆域”。中华民国宪法即为以“一个中国”为原则的宪法。

　　（二）或谓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连蒙古共和国也包括在“固有之疆域”内，足见其荒谬性。其实，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蒙古已非中华民国领土，故至宪法公布之时，蒙古已不是中华民国的“固有之疆域”。不但蒙古在宪法公布之时非中华民国之“固有之疆域”，已遭割让的香港、澳门虽是中国的“固有之疆域”，但也非中华民国的“固有之疆域”。中华民国之“固有之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固有之疆域”。中国之“固有之疆域”还可以包括朝鲜、越南、黑龙江以北，伊犁河以西的许多土地。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蒙古之后来又变成了中华民国“领土”，是因为废除了《中苏友好条约》。但是，后来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联合国，中华民国不但没有退出联合国，并且也没有使用安理会的否决权去排除蒙古入会，这也等于间接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了。

　　（三）或谓“台湾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台湾”只是一个地名，历史上虽有过几个月以唐景崧为总统的“台湾民主国”，不过今天世上并没有一个以台湾为名的国家，也没有一个以台湾为疆域的宪法所成立的政府。当然在国际上就不会有承认这么一个以台湾为国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了。这样主张“台湾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连倡议台湾独立的建国党都不承认，又能得到谁的承认呢？“台湾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只不过是意图台湾独立 ，又独立不了的一些分离主义政客的自慰之辞罢了。

　　（四）或谓“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之“固有之疆域”明明不止在台湾，还包括大陆领土。

　　（五）或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退居台澎金马，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退居台湾后，中华民国政府是以反攻大陆为国策，而有“动员戡乱时期”，并仍位居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岂能容纳一个以侵略另一主权国为国策、破坏国际和平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亦以“解放台湾”为其大政方针，并且于1971年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内的席位，如果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岂不是进来了一个以侵犯他国主权为国家目标的会员国了吗？

　　（六）或谓中共打压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但是，世界上比台湾人口少，比台湾面积小的国家多得是，中共为什么不打压，而专门打压台湾呢？这些问题在在都涉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问题。其实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一种经由革命内战的政府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就有如大清帝国被中华民国继承一般。中华民国拒绝被中共革命继承，而有镇压中共革命继承的“动员戡乱”，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行使，而不是对他国的主权侵犯；同理，中共继续对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不放弃继承权，而有“解放台湾”。所以，“反攻大陆”也好，“解放台湾”也罢，谁也不认为这是对另一主权国家的侵犯。

　　（七）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大陆主权，但还有台澎金马未能完成主权的继承，这是一种主权尚未完全继承的状况。今天若以中华民国为主权独立国家，但邦交国只有二十七个；若不承认中华民国为主权独立国家，但其邦交国还有二十七个。这种“怪现象”的出现实基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继承关系尚未完成的缘故。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继承关系尚未完全完成，并不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已分裂成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以人民主权论而言，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政府只是受国民委托而拥有主权的行使权。从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始，两岸主权即属于两岸人民共同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继承关系的尚未完成，并不影响两岸人民共同拥有两岸主权的所有权。

　　（九） 两岸主权的分割至少要有三种方式：（1）两岸人民或两岸人民代表共决两岸主权分割；（2）代表两岸人民的政府，相互承认对方的主权独立及自己的主权不及于对方；（3）代表双方人民的政府，透过第三国或国际组织，间接的相互承认对方主权独立，及自己的主权不及于对方。虽然，1979年中共宣布以“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代替了“解放台湾”；1991年，台湾方面也宣布中止“动员戡乱时期”；但是，至今以上三种分割两岸主权的形式并未出现，故直至今日，两岸主权仍然为两岸人民共同所有，中国之主权完整并未受到损害，目前之两岸分裂只是主权行使权的分裂或治权的分裂而已。再从台湾方面考察，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只是中止了武力统一，并不是中止国家的统一。宪法第四条至今并未修改，亦未经国民大会议决放弃大陆领土主权。所以，今天中华民国政府仍然负有完成国家统一之义务，只是自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后，国家统一之方式，由武力统一改变为和平统一而已。因此之故，虽然李登辉屡次对外宣布“台湾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都只能是他的“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华民国，并且完全是违宪之论！从人民主权、中华民国宪法和国际政治现实三方面来考察，都只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两岸至今仍是一个主权完整的中国。从1949年两岸分裂至今，“一个中国”的原则和现实并未改变。

　　（十）根据现行中华民国宪法，“一个中国”仍是宪法规定的现实。但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早已出现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虽然，国共内战，两岸对峙，但“一国两制”早自1949年起已经是两岸关系的现实了。

　　（十一）1982年，邓小平在“叶九条”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因此，除了四九年两岸内战对峙的“一国两制”之现实外，又出现了两岸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之主张，此外，至1995年，又有“江八点”提议，在两岸未能统一前，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中止敌对状态，因此，除了内战对峙的“一国两制”之现实，和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之主张外，又出现了在统一之前的两岸和平的“一国两制”之主张。

　　（十二）“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四九年以来两岸关系的现状，在误导民意的愚民政策下，台湾的民意调查竟出现主张维持现状而反对“一国两制”的怪现象。现状就是“一国两制”，维持现状其实就是维持“一国两制”，问题是我们要维持敌对的“一国两制”、和平的“一国两制”，还是统一的“一国两制”？统一前两岸的现实就是“一国两制”，统一后又是“一国两制”，统一前和统一后的“一国两制”又有何不同？根据中共目前已释放出的政策原则来看，统一前和统一后的“一国两制”，唯一的不同在于：统一前的“一国两制”（含和平的“一国两制”）是未经合法化的，统一后的“一国两制”是经统一的新中国宪法所保障的合法的维持现状的“一国两制”。如何具体的合法化？当然还须两岸谈判来决定。

　　（十三）根据历史的考察，敌对的“一国两制”对现状的维持含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一下“金门炮战”，一下“导弹演习”，迫使两岸人民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最有稳定性和保障的当然是统一的“一国两制”。但是，由于长期敌对状态，一时间台湾人民并不能消除对中共的疑虑，但台湾人民真那么好战，一定要维持敌对的“一国两制”的现状吗？恐怕也不见得如此，反对两岸内战，这应该才是台湾人民的共识。目前两岸关系之所以出现紧张和倒退，问题并不出在最大多数台湾人民维持现状的愿望上，而是出在一些分离主义者要打破现状，打破“一国两制”，实现他们“两国两制”的分离主义阴谋。那就是李登辉大言炎炎的说，要“向不可能挑战”，要“打破虚假的国际体制”。李登辉“向不可能挑战”、“打破虚假的国际体制”，终究不能得逞，他的任期已满，必须鞠躬下台了。

　　以上王晓波的论“一国两制”，句句都是我赞同的，我把它们编号列出，做为“吾与君同”的共同意见。

　　“一个中国”正解

　　二十、今年1月17日《中央日报》登出李登辉对美国参议员谈话，说：“过去‘一个中国’的涵意是由两岸各自表述，但演变至今，国际社会受到中共的影响，把‘一个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画上等号，认定中华民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关于“各自表述”问题，到底怎么回事？

　　新党的优秀秘书长、台大教授李炳南写来的最精到，我引述几段：

　　（一）1998年秋季辜振甫率海基会参访大陆，曾获得了北京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澄清，那就是一个中国不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值得问的是，为什么台湾各界对这个澄清完全没有反应？甚至还作出完全相反的解读，误指大陆又回到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先回顾大陆方面的态度：

1.接待海基会的所有重要领导人，都只谈一个中国，而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

2.对话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共出现一次，即唐树备提“六个注意”时讲到，大陆注意到台湾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言下之意是反对这个提法。

3.大陆特别搬出九二年海基与海协换文，里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且重申两岸不必论及“一个中国”的内涵。

4.当海基会提出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时，大陆反应有二：一是指责海基会不应该讨论一个中国内涵；二是否定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中国。但其间并没有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5.唐树备在回应台北过去在联合国的席位时，指为“窃据”中国席位，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

6.钱其琛否认“一个中国”的说法是内外有别的，指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并无指出“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钱其琛认为台北的外交走不出去是历史趋势时，明确指“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违背“一个中国”的历史潮流，不但没有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附带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形式可以讨论。

最早，大陆主张不提一个中国内涵的原因，还是根据《国统纲领》来的。《国统纲领》主张两岸互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故大陆认为，只要自己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不提中华民国，大家就可以互不否认。

　　（二）前次，海基会是抱着要大陆承认中华民国的心情去的，大陆被迫要否认他们无意碰触的中华民国问题，可以说是台北给大陆否定中华民国的机会。当时的计划可能是，引诱大陆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然后海基会好提出“国与国”关系的主张。但大陆只字未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因而没有任何机会去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理由主张国与国关系。台北当局的屈辱与愤怒阻挠人们看见事实，自己在情绪上就把大陆的立场误解了，以为他在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简单陈述大陆的立场就是：

1.一个中国包含大陆与台湾，双方平等协商尔后政治关系（合乎“国统纲领”）；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到台湾，中华民国不能到大陆（两会换文共识）；

3. 在国际上主张一个中国就会有外交空间（有待协商解决）。

　　以上李炳南的分析，我全部赞同。显然的，台湾方面有意扭曲大陆对“一个中国”的看法，进而制造借口和紧张关系。

扁式阿米巴

二一、十二年来，李登辉的大陆政策，除了“激化”紧张关系外，可说乏善可陈，正常的两岸政策显然有待于李登辉下台后的新领导人，候选人中陈水扁因卡在民进党台独党纲上，他的大陆政策最诡异，如何解读？

其实解读起来极为容易，就是全都是痴人说梦式的一厢情愿。什么是一厢情愿？就是东一本《中国问题白皮书》，西一本《跨世纪两岸经贸关系》，全是自说自话，全不考虑海峡对岸同意与否，结果是“我有一片心，说给自己听”而已。以他提出的所谓“有条件的开放三通”而论，所谓条件，竟是“单向直航”。这一怪论，连一向一说就错的国民党总统府公共事务副主任丁远超都忍不住说对了，他说：“陈水扁所谓的‘我方直航，营利共享’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两岸政策无法单向思考。”连最笨的丁远超，都远远超过陈水扁的智商，可见陈水扁真不是普通的笨。报上说：陈水扁“此项政策一曝光，连党内的人士都说太过一厢情愿、不可行。人家老共又不是笨蛋，为什么要接受这种不平等条件的直航？作为一个最大在野党、也是最可能赢得政权的总统提名人，陈水扁提出这样的一个中国政策，说穿了还是讲给选民听的，选举用意大于政策思考。”可见陈水扁之笨，朝野皆知矣！

“单向直航”的最大特色是只许我到你家，不许你到我家，共有四种：（一）去妓院；（二）去金屋藏娇的二奶家；（三）陈进兴式“单向进出”（强奸也）；（四）陈水扁式“单向直航”。

可见陈水扁的一厢情愿，解读之下，不过如此！

应面对的首要问题

二二、除了教育问题外，你特别着眼在大陆问题、两岸问题，彷彿这是今后台湾应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吗？

没错，大陆问题、两岸问题其实是最根本的问题。试看陈水扁推出的《国防政策白皮书》，洋洋洒洒四十页，其实多是废话，因为只要两岸关系改善了，庞大的国防经费都可以省下来。台湾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等等，也都因关系改善而展现不同的新机。以加入TMD(战区飞弹防御系统)为例，庞大的国防预算足以影响台湾经济繁荣和财政稳定，并且因为台湾离大陆太近，面积又小，全无军事上“纵深”可言，搞TMD之徒招祸端、不切实际，智者一望即知，但在台湾却被叫嚣，视反对者为不爱台湾。去年10月30日《劲报周末》晏明强就美国国防部研究报告引申，提出持反对立场学者的观点：

TMD根本就是个“钱坑”，所须投入的经费，极可能对国军其他迫切军购计划，产生“预算排挤效应”，何况TMD拦截导弹的能力，恐怕也没有想像中神勇，战略学者林郁方就认为，TMD只是用来防御的盾牌，以中国战术导弹水准及数量，无论是采取饱和攻击或欺骗方式，干扰TMD的运作应该都不是难事。

不仅国内学者对TMD的拦截效能存疑，就连美国军方人士也有类似看法，如日前来访的美国前国防部部长伍兹渥夫就曾直言，“想用TMD有效拦截弹道飞弹非常困难，最多也只有心理效果而已。”事实上，加入TMD最致命的弱点，倒不是拦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台湾与中国距离实在太近了。

以距离及导弹速度来算，中国部署在南京军区的M族导弹，最多只需飞行五百公里，若从福建对岸发射则距离更近，共军只要发射导弹，大约仅需五分钟即可命中目标，反观美军在波湾战争拦截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标准作业时间，最快也要五分钟，所以即使台湾未来能加入TMD，但却可能由于接战时间太短，而使拦截效果大打折扣，届时弄不好我方耗费巨资建购的TMD,会反被中国M族导弹“无效化”，况且中国对台的导弹攻击，除了弹道导弹外，还有更难对付的精确巡弋飞弹。

TMD的真相不过如此，叫嚣不加入即不爱台湾的人何不多想想：把台湾变成美国军火商的凯子，拖垮经济与财政，这是爱台湾吗？所以我说，一切根本的问题是大陆问题、两岸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了，国防、经济、财政等问题才好解决。

在大陆发大财

二三、两岸问题解决了，你描绘一下台湾的远景。

不须我来描绘，我引一段王永庆的话吧：

将来两岸双方都加入WTO的话，一定得遵守WTO的组织规范，届时就根本不用我们再来谈几通的问题。尤其目前台湾一年搭机往返台湾大陆两地从事经商、观光和探亲的旅客，高达三百八十多万人次，保守估计每年的商机至少在新台币一百五十亿元以上，如果再加上相关业务，商机更可高达三百亿元以上。直航是未来必然趋势，尤其台湾要成为亚太转运中心，根本不可能漠视大陆庞大市场在亚洲地区占有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因此，若要谈三通，大陆和台湾必须摒弃旧有的思考模式，从现实面出发，商讨对两岸经贸、人民都有利的方案出来。

我再来一个个案、一个大特写，以对大陆投资搞汽车工业为例。我的老同学陈正澄教授在新著《成长或消失——产业的管理经济分析》第十一章“对外投资——对中国之投资”中，有精到的分析：

台湾汽车产业(台湾“中华汽车公司”)对中国投资之理由，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⑴台湾汽车产业面临发展的瓶颈。⑵中国市场是台湾汽车产业发展的腹地，同时也是台湾汽车产业走向国际舞台的跳板。其意义分别说明如下：

（1）台湾汽车产业面临发展的瓶颈

（A）不能享受经济规模的效益：台湾国内汽车需求成长率五年来平均只为百分之二。1997年年生产辆为381103辆，而汽车制造厂商有十二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家厂商能够享受经济规模的效益。

（B）面临更大的自由化的挑战：台湾的自由化脚步始自1980年代初期，但是现在正申请加入WTO。假若今年1998年或1999年入会，则台湾汽车产业将面临更大的自由化的挑战，竞争更激烈。

（C）无“当地生产”的据点：台湾汽车制造厂商无一家在外国当地设有生产据点。因此整车之输出困难又不适合。反之假若在当地有生产据点，则可以在当地创造市场，因而扩大生产量，最后会使该厂商整车单位成本降低。

（D）无市场：台湾的汽车制造、装配及品保都已有一定的基础。在设计方面虽尚弱，但也有过经验(飞羚、威利）。所缺少的是市场。假若能将现有的工程技术与未来的市场结合在一起，则台湾汽车产业将有一番前景。

（2）中国市场是走向国际舞台的跳板

中国市场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同时是最后一个未被分占的市场。这种市场对台湾汽车产业而言确是一个发展的腹地，同时也是台湾汽车产业走向国际舞台的跳板。兹分析如下：

（A）对新兴汽车厂商而言是绝好机会：现在既存的世界汽车市场，可以说绝大部分都已被先进国家汽车制造厂商所分占。任何一工业新兴国家汽车制造厂商想跟他们争夺市场，实在难之又难。但是中国市场刚开始发轫，先进国家未分占，因此对工业新兴国家而言或许有机会。

（B）“混种的台湾技术”适合中国：一方面由于中国与台湾具有种族、语言、文化及人脉等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台湾建立了“混种的台湾技术”，因此欧美日厂商愿意与台湾合作一起前往中国投资。但是假若不是中国地方，则欧美日厂商就无意与台湾厂商合作。

（C）二手技术不受欢迎，资金及管理受欢迎：从中国的观点而言，中国不欢迎台湾的二手技术，却欢迎欧日原厂技术。但是对台湾而言，台湾需要中国的市场。好在台湾还能提供资金及现代管理，因此仍可持平。

陈正澄教授以最优秀经济学家的分析，指出了我们在大陆的前景是什么。在大陆发大财，不正是台湾的最好机会吗？

怎样对待原住民

二四、除了教育、两岸、国防、经济、财政等问题外，台湾的重要问题还有个特色，就是族群问题，说说你的看法。

族群问题最严重的是真正的台湾人——原住民。我举一些务实的意见：

　　（一）向原住民立碑致歉

　　原住民在台湾共分九个族，就是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鲁凯族、卑南族、邵族、赛夏族、雅美族，总人口约三十八万人，占台湾人口1.8%。四百年前，他们过了几千年“九族以亲”的日子，直到非原住民来，他们被打压、被杀害、被侮辱、被巧取豪夺、被沦为矿工、被逼为娼妓。……如今喧宾夺主的汉人，应该比照纽西兰对毛利人、澳洲对土人，做深度的致歉，并立碑以彰显之。

　　（二）保障不受迫害的空间

　　除了一般可行的原住民政策我不再赘举外，要重点加强的当务之急是：保障原住民的不受迫害的空间，换句话说，要从制度上放宽他们、优待他们，例如在当兵方面，在征兵制没废除前，凡是原住民役男，都可任他们选择要不要服“原住民社会役”（替代役），我请我的朋友原住民华阿水为这一构想加以说明：“增设‘原住民社会役’（替代役），以便让原住民役男重回部落，强化原住民部落生机，解决其空洞化及各种欠缺人力资源问题。原住民地区人力资源缺乏，经费困难，各类需用人才非常不足，有了替代役计划，可将原住民役男（社会役）分别参与警察、消防救灾、伤患救助、卫生医疗、环保巡山、社会福利、课程辅导等，有助于强化原住民部落生机，可解决部落空洞化的问题。”这就是一例。

　　（三）枪决人口贩子

　　另一个保障不受迫害的空间的例子是：原住民的女孩子（尤其是未成年的）被人口贩子逼良为娼情况太严重了，必须严刑峻法对付，美国买卖人口者判无期徒刑，今天要比照立法，以唯一死刑对付。女人要自愿为娼，是她们自己的事；可是强迫她做娼妓，就不是她们自己的事了。

　　（四）核废料移到大陆

　　台湾核子发电废料现在存放兰屿，对兰屿岛上原住民构成严重威胁与魔障。我主张在“一国两制”的有利台湾的条件下，与中国大陆和平谈判，由大陆义助解决这一问题。方法是在大于台湾四十倍的新疆省做好储藏之事，把台湾的核废料移到那边，以利原住民和台湾同胞。

　　（五）增设原住民文化保留地

　　以九族中邵族为例，邵族如今只剩两百八十人，以濒灭种边缘。九二一大地震又震毁他们仅存的居地，去年10月24日，他们循传统水路及陆路两条路线，前往祖先的居地puzi（日月潭土亭仔）半岛，透过祭拜祖灵，为半岛重新正名并宣告在祖居地重建邵族的文化部落。他们说：“经过多次向政府要求归还土地，始终没有下文的情况下，现在又面临了九二一大地震的打击，他们将长期驻守在puzi，这是属于邵族人的土地，要求将puzi增编为邵族的原住民保留地，让台湾人数最少的原住民族群不再凋零。”这些都是我赞成的，原住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族群问题忌挑拨

二五、原住民以外的族群问题呢？

我认为族群之间本来就难免有问题，但是刻意挑拨却是应该注意防止的。我举一个例。

在美丽岛事件二十周年大炒特炒之际，我的朋友师大教授庄万寿先生，在12月11日的《自立晚报》发表专文，题目是《我们又丧失一次历史的诠释权——美丽岛事件二十年间的媒体生态》，他指出美丽岛

事件的次日12月11日事态未明，而先知先觉的中国力霸老板王又曾即捐100万元“向受伤害宪警致敬”(当时国民所得约今日十分之一），由联合报总编辑张作锦代收，照片刊在十二日的联合。这位东森的老头家，已是跃为李登辉的中常委。

云云。庄万寿的结论是：“丧失所有历史文化的诠释权利，台湾人世世代代，只能沦为外来统治者的顺民。”因此，他写这篇文章，显然要夺回历史的诠释权，要把历史重加诠释。

　　不过，我忍不住要请教庄万寿的是，历史诠释，公正与均衡是很重要的“史法”与“史德”，庄万寿先生既然以他的博学重查二十年前的旧报，指摘外省报老板刊出的“暴力分子”“暴乱分子”等字样的可议，但他为什么不顺便翻翻同一年同一月12日的李登辉谈话呢？李登辉当时说的话，一看便知：

　　李登辉希望全体市民共同声讨制裁阴谋暴力分子，维护社会安宁。

他说，我们全力支持行政院长孙运璿于12月6日发表的谈话，希望市民充分发挥爱国救国的赤忱，并对任何问题要保持理智冷静，绝不受人蛊惑、煽动，使共匪的阴谋永不得逞。

　　李登辉表示，高雄市已发生“美丽岛”杂志社“服务处”的不法集会，公然击伤执勤宪警人员事件，治安单位决定采取断然行动，依法严办，绝不宽贷。

　　可见“暴力分子”之说，并非外省人独创，连台湾人李登辉也优为之，并且加强语气变成“阴谋暴力分子”呢，这种说法，庄万寿为何看不见或视若无睹呢？

　　另一方面，在同年同月16日的报上，又有这样的报导：

　　台湾警备总部总司令汪敬煦上将昨天表示，今后绝不容类似“美丽岛”暴力事件再度发生，如不幸再发生，将赋予维护治安的执勤人员自卫权利，并一定对暴徒严厉制裁。

　　汪总司令是向由李登辉市长所率领的台北市各界致敬团作如上的保证。他说，台北市的治安是绝对有万全之策，任何一件事绝不可在台北市发生，希望台北市民要有充分的信心，任何不法集会不要去凑热闹，使不法分子无法得逞。

　　台北市各界致敬团，由台北市长李登辉率领，于昨天上午9时，到警备总部向维护社会治安的宪警人员致敬，并致赠慰问金两百万元，请汪总司令转赠因“美丽岛”高雄暴力事件而受伤的治安人员。

　　从以上报导，我们清楚得知，台湾人李登辉“向受伤害宪警致敬”，一致敬就出手二百万，比外省人王又曾还多出一倍，可是庄万寿先生为什么看不见或视若无睹呢？

上面这个例子，说明了族群问题不可以刻意挑拨。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陈水扁搞二二八纪念馆就是一例。二二八纪念馆中，对外省人杀台湾人的史实，不厌其详；对台湾人杀外省人的史实，按下不表，这不是挑拨吗？

政治谎言要拆穿

二六、族群问题以外，政治斗争的谎言也到处泛滥，你有何看法？

我的看法是一碰到就该拆穿。我举个例：李登辉去年12月29日破口大骂宋楚瑜，他步入中央党部前，面对记者问到“相不相信宋楚瑜昨晚的说法”时，以调侃的语气回答说：“不相信，你们要听中常会后的调查报告就更清楚了”。他直指宋楚瑜是“做贼仔的变头家，哪有这种事情”。国民党中常会听取兴票案调查报告，李登辉在裁示时强调，这个案件是司法问题，绝对不是政治问题，某某人是“做贼兼白贼”，企图用政治来模糊司法与是非，这种人用台湾话讲是“不要脸”，用国语讲叫“无耻”。李登辉说，这种无耻之人如何能做公众人物，如何能做一个候选人，台湾社会是有是非，有正义的社会，有民主，也有法治，应透过司法来处理云。我看了，忍不住要以下面的表来对照一下李登辉。

　　78.06.01《中央日报》3版

　　宋楚瑜升任代秘书长，李主席谈话：

　　1. 宋同志历任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局长，本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等职，学养丰富，任事勤劳，沉稳练达，有守有为，多年来对国家形象的提升，本党文宣工作的策划，绩效显著。

　　2. 近年出任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以来，襄助秘书长推动政治革新方案，潜心党务……，所展现之前瞻性与创意，亦为众所称道。

　　83.10.02《中央日报》3版

　　李在党提名县市工作辅导会报中发言：

　　1. 宋楚瑜是有胆识、有勇气、气度恢弘、兼容并包、肯做事，吃台湾米长大的最佳人选。

　　2. 宋楚瑜同志就任省主席一年八个月以来，为省政投注全部心力……，其戮力从公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与感动，短短时间以内，宋同志已两次走访全省309个乡镇，相信只有一个发自内心而且真正用心的人才有这种精神和毅力。

　　3. 宋楚瑜同志在省主席任内做事的效率毋须本人在此赘言。

　　4. 其它为了解决各县市长常年累积下来的问题，更处处表现出爱台湾、爱人民的政治家风范。

　　83.10.26《中央日报》3版

　　李在台湾省光复节庆祝酒会中致词：

　　1. 一年多来，台湾省政建设在宋主席领导、省议会监督，以及全体同仁共同努力下突飞猛进，令人敬佩。

　　5. 宋主席不辞辛劳，马不停蹄的上山下海跑遍了台湾省309个乡镇，这种深入基层，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台湾省民之福。

　　83.11.25《自由时报》1版

　　国民党百年党庆下午在南投和辅选干部演说：

　　1. 我们都是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而宋楚瑜更是特别的兄弟。

　　2. 没有宋楚瑜的帮助，李登辉哪有今天？

　　6. 如果省长一定要选台湾人，那宋楚瑜就是台湾人，我们应该选宋楚瑜。

　　83.11.26《中央日报》3版

　　李为宋楚瑜在台北县造势发言：

　　1. 宋楚瑜在台湾省主席一年七个月任内，全省民众可发现，宋主席是一个毫无缺点可言的人，因此实在没有什么好抹黑的。

　　7. 全力推荐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任内一直推动宪政改革，使万年国会不再的宋楚瑜。

　　83.11.26《中央日报》3版

　　李为宋楚瑜在桃园造势发言：

　　2. 宋楚瑜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与全省台湾同胞一起度过艰苦困境的好兄弟，他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放弃美国高所得返回台湾与我们一起打拼。

　　3. 宋楚瑜在省主席任内，一步一脚印为民众解决问题，水灾、旱灾、震灾、风灾，哪一次宋楚瑜不是亲自视察。

　　8. 宋楚瑜是肯做事、想做事的人，宋楚瑜在省政府任内一年余所做的事，比以往任何一位省主席做的多！

　　83.11.27《联合报》3版

　　嘉义朴子为宋楚瑜站台：

　　1. 他是吃蕃薯长大的，不是台湾人，是什么人？

　　9. 大家选省长要选会做事的，不要选只会耍嘴皮子的（要选宋楚瑜）。

　　83.11.28《联合报》7版

　　李登辉台南市助讲：

　　1. 宋协助他进行政治革新，是促进国家民主化的重要人物，没有宋楚瑜，国家就没有今天的局面，也没有未来！

　　10. 宋楚瑜是真正做事的公仆。

　　83.11.28《中央日报》4版

　　李登辉凤山市助讲：

　　1. 宋楚瑜是有能力、肯做事的最佳人选。

　　2. 宋施政不分党派。

　　3. 他自己在省主席任内时虽然两年走遍全省，但仍不及宋。

上面这个表，可叫做“李登辉对宋楚瑜肝胆相照赞不绝口表”，今昔对照，政治谎言应表而出矣！

强调母语是开倒车

二七、现在流行学母语、教母语，你的看法是？

我收到观众邝少真先生寄给我的一篇《一定要说“台语”？》一文，可以代我答覆这个问题：

（一）台独团体于1月9日向宋楚瑜竞选总部表达质问与抗议，当一位宋总部人士代表应对时，台独团体领队咆哮不满而坚持“在台湾要说台语”。引起我的疑惑是：在台湾有三大系九大族，以泰雅、亚美、布农为首共有九种互不相通的本土语，究竟哪一种本土语才算是“台湾话”？如果该人士所指的“台湾话”不是九种中之一种语的话，那么所指“台湾话”必是我们所熟悉的闽南话，而闽南话是中国方言中之一种。

（二）从台独“外来政权”思维中，将中国方言列为“官方言语”，那么他们又将台湾的真正的主人们——九族他们的言语往哪里摆？真令人顿生“客大赶主人”之感。所以，当有人以闽南语说出“在台湾要说台语”时，我想很多在台湾的真正“主人”也未必都听懂。

（三）数十年来台湾推行国语极其成功，而不会说国语的老一辈渐渐减少之际，当然能对本土言语(包括闽南、客家及其他方言)加以保育是有文化上的需要，但这和一个现代的进步社会中需要一种共通言语沟通与使用并无冲突。

（四）台湾推行国语的成就，因为土地面积与人口关系，比大陆占了容易推广的便宜。如果从狭隘的政治上思考，在大陆上把国语称做“普通话”而已，所以它是中华民国的国语，未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语，不必自绝于世界上有六分之一人口所通用的言语，而偏爱另一种充其量只不过算是在台湾普遍性还算高的一种中国方言，而强称之为“台湾话”，简直是无视于台湾本土九族原住民言语的存在。

（五）美国没有“美语”，他们用的是英语，美国人没有排斥英语，了不起是有人自称是“美式英语”而已，但世界上没有人因而说美国没有语言，也没人因此轻视美国，毕竟美国也没有人因不说“印第安”土语而被人咆哮大嚷“你不爱美国”。

国语无须替代

二八、现在又有一种反国语的趋势，你的看法呢？

我愿引我的朋友陈若曦《说台湾国语》一文中的看法做为我的：

（一）我喜欢讲台语。我也喜欢听台语；以前住美国时觉得最好听的录音带是台语政见会(“党外”时代)的发言。这种台语生动活泼，充满张力，和杨丽花那种文诌诌的歌仔戏词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几乎人人都会些台语，尤其解严后电视出现第四台，台语节目多，电视剧中台语、国语混用成习，这都是可喜的现象。然而推动台文以取代现行的“国语”，或两者并重学习，我还是觉得不必要。

（二）现在的国语已经本土化了，远非半世纪前的国语面目，也和当今流行于大陆的“汉语”很有差别，但基本相通。我们的“台湾国语”吸收进大量台语（打拼）、日语（阿沙力）和原住民地名，今后还会继续增加这一类词汇。介寿路改为“凯达格兰”大道，我们用国语拼写就可以表达对这个原住民族的纪念了。我教学生原住民小说，通过国语书写，学生便能领会许多原住民的生活和感受；小说也夹杂了一些各族的词汇，但不影响文意。读得多了以后，这些语汇也会成为我们国语的一部分。

（三）美国独立建国时，也曾为以什么文字作为国语而争论了一阵子，但很快就选择了多数人使用的英语，方便实用是主因。两百年下来，今日的“美国英语”也和英国英语大有差别，甚至跃为世界英语的主流，但凡“英语”则基本相通。

（四）台湾要做的事多如牛毛，对外要开拓国际空间，对内要完善民主政治，还有经济和法制改革、环保问题 ……等等。宝贵的人力资源不用来解决上述攸关生死存亡的大事，竟去打造另一种文字，岂不可惜？

（五）有人主张两种语言一起学。与其那样，不如加强学习英语。我支持李远哲的建议，从小学就开始教英语，这对台湾的现代化，以外销为主导的经济大有助益。

（六）最好别让语言问题意识形态化或情绪化，那样既不智也危险。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是讲汉语的汉人，领清兵上岸的施琅会说闽南语，可见语言不是问题。社会上现在是台语、国语和客家语混杂使用，但书写文字人人懂，很公平也很和谐。这时提倡台语书写，实在有威胁我们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嫌疑。

请注意陈若曦不是外省人，她是本省人，且是最能成功运用国语的作家，她的专家之言，岂不值得我们想想吗？

台语何能创作

二九、又有人提倡台语创作，你赞成吗？

我不赞成，并且奚落式的反对。我再引陈若曦《谈台语创作》一文的看法：

（一）〔彭小妍〕论文说：“今天还有作家尝试完全用方言来创作，例如闽南语、客语或原住民各族群的母语。如果没有汉字对照，对其他族群或不懂自己族群语言的人而言，都造成阅读上的障碍。要坚持对‘母语’的执着，还是掌握更大的读者群，是两难的抉择。”

（二）诚然。三十年代，台湾作家曾提倡“台湾话文”，鼓吹用台湾方言来表现台湾人民的生活和文物。那时候，台湾和中国大陆隔绝，又是日本殖民地，提倡方言自有反殖民主义和凸显本土的意义。即便如此，方言著作并未留下多少篇章。

（三）文学作品里夹带方言是司空见惯的事，用得好用得巧，久而久之就融入主流了，反之则被淘汰。英语中便夹杂了法语、维京语、希腊语……等等，这是语言使用的规律，古今中外皆然。作家在语言上求新求变，是权利也是义务，文字也因而得保鲜活的生命力。

（四）特别要提的是，王祯和的早期作品，懂台语的即使读来拗口却能心领神会。目前一些纯台语文章，我这个台湾人也看不懂，要靠猜谜或反覆朗读才略知一二，最后只好放弃。

（五）母语当然要保存，最好能活泼应用在书写文字中，生搬硬套便是削足适履。

（六）过去台语受歧视是事实（外省人照说各种方言，会说奉化腔的浙江话甚至还“高人一等”似的），但纠正历史不必非要“负负得正”不可，贵在汲取教训。相反的，我们更要利用这个得来辛苦的一项便利，即全省有个统一的语言文字，以推动族群和谐。民主政治讲究平等和包容，更要尊重少数。台湾有四大族群，团结是当务之急；若凸显一个族群的语言，便有压迫他人之嫌。何况，要外国人学台语以了解台湾，不嫌多此一举吗？

（七）语言文字是交流沟通的工具，流通性愈广的愈方便，汉语使用人口超过十二亿，台商经商大陆或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交往，利用汉语可以通行无阻，又何乐而不为呢？

（八）有人以为，不用台语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独立和尊严。

（九）美国、加拿大和澳洲都是从英国独立出去的，仍以英语为国语，并无损国格。

（十）不能想象我们要用几代人去适应一种新文字。恕我夸张一句，我觉得用台语写作不是“两难的抉择”，而是作家的文学生命是否“自杀”的抉择。

杜绝黑金十诫

三十、在台湾的总统大选中，黑金成为参选人最重要的话题，国民党被形容成黑金的代表，反对党则誓言扫除黑金，但并没能提出具体的方法，听听你的意见。

我的朋友何飞鹏有《杜绝黑金十诫》，颇为具体，我愿认同其说：

（一）政党不得经营党营事业，也不得投资营利事业。凡已投资者交付公正之第三者信托。

（二）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上任前公布民间企业界友人名单，让其特殊政商关系接受公众检视！

（三）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公布三等亲属名单及所从事行业，让其亲属之所作所为接受公众之检视！

（四）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上任时签署“大臣无私交”条款，在任期内不接受私人邀宴、球叙，如果必要的餐叙、聚会，事先公布，开放记者采访，不得拒绝！

（五）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之机要人员，禁绝与外界之私人邀宴、球叙，一旦发生，立即除名(杜绝宫廷内太监条款)。

（六）行政院内，部次长级官员，在任期内亦不得接受企业界私人邀宴、球叙，如有必要，事先公布，接受媒体采访！

（七）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以迄行政院以下部次长级官员，在任期内及卸任后二年内之重大置产、投资，须将投资置产内容、价格，报请监察院核备。

（八）由总统公布“公务员无私交”原则，如有涉敏感之私人聚会，事先向长官报备。事后发现严格处分。

（九）司法体系之法官、检察官、情治单位之调查局、国安局人员，及警察体系之治安人员等，亦严格要求不得有企业界参与之私人敏感餐叙、聚会、球叙，一旦发现，严格处分。

（十）由监察院扮演类似“廉政公署”之责，任何监委可独立行使职权，而且开会讨论亦开放记者采访，以昭公信。

以上何飞鹏的高见，有一点可加补充，就是我是赞成单一国会的，赞成废监察院的，所以监察院的功能，当另以他衙代之较好。

2000年1月17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出卖台湾，买回大陆！”

　　新党六周年庆祝大会总统提名人演讲

　　不是上了贼船，是贼上了船！

　　刚才李庆华引述许信良的话说：“新党真有胸襟，能够选出李敖来作新党的总统候选人。”我觉得新党真正的胸襟，是在于李敖还没有加入新党以前，就选了李敖。这种胸襟尤其表现在王建煊——王圣人的身上。大家都知道，新党在总统大选如果不缺席的话，推出的候选人一定是王圣人。现在王圣人宁可自己靠边站，而让李庆华“引狼入室”，这不但是圣人，还有一种自我牺牲的心怀。

　　我很感谢新党对我的抬爱，新党对我的厚爱，可是新党为什么能够抬爱李敖，厚爱李敖？原因是：新党经过了六年的打拼。这六年来，不但我要感谢现场新党的朋友们，也要感谢今天缺席没有来的，像赵少康，像我的被告郁慕明。郁慕明，我问他为什么没来，他说在“抱孙子”，我说抱孙子也要请假啦！还有我觉得各位跟我，在这个时期，更要怀念那些曾经为新党打拼，可是不幸离开的那些人。像周荃，甚至我的敌人朱高正。虽然朱高正也是一匹狼。

　　今天我到现场来，至少有两点认同新党，第一点。你们看到我第一次穿这种颜色的衬衫（李敖摊开红色夹克，展现黄色衬衫）。

　　CoCo有一幅漫画，画了一辆坦克车，坦克车四面都有炮口，有的要打许信良，有的要打宋楚瑜，有的要打阿扁，有的要打连战，还有一个炮口是对准新党。CoCo的漫画我看了觉得有趣。昨天我在新党的聚会，新党的公职人员问我：“你怎么解释这一幅漫画，你要用炮口打我们吗？”我说：“我要打你们的时候我会先告诉你们，小兔崽子！还有，如果你们举起了投降的手势，我就不打你们了。”然后他们就说：“你不就造成我们的关系恶化，将来杀来杀去？”我说：“这一点不会发生，因为只有杀来，没有杀去，我一杀过来你们就杀不过去了。”

　　然后大家谈话很愉快，有人向我抗议说你为什么说新党是“烂香瓜”。我说当时的情况你们不了解，他们说李敖是投机分子。如果我要投机，台湾流行的是“西瓜靠大边”，那我应该去靠“西瓜”去，怎么会靠新党一个“香瓜”呢？新党是“小的、烂的香瓜”。他们说那烂的呢？我说“烂的”是因为我讲话较夸大，所以加个“烂”字。我愿意把“烂”字收回。

　　我跟新党过去的渊源，我跟各位报告：没有渊源。唯一的渊源就是新党里面有我的被告，像郁慕明，像朱高正，都是我的被告。当然也有不少好的朋友。我隔壁的邻居张牙医，他有一个解释。他说，说“引狼入室”是不好的，应该说是“新党上了贼船”。现在新党不是“上了贼船”，而是“贼上了船”（群众大笑、掌声不断）。

　　“蒋介石不死，还有精神！”

　　1950年5月16号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发表一篇谈话，说我们要回大陆，有一个口号就是那一天提出来的，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没有兑现，三年也不能扫荡，五年也不能成功，九年以后，就是1959年5月10号，他作了一个很沉痛的谈话。他说从现在开始再过十年，就是1969年5月10号，我们不能够回去的话，一切希望都毁灭。很快的，1969年到了，1979年到了，1989年到了，今年是1999年，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一个梦想从此就失落了。他走了，留给了我们在这个岛上的人，我们何去何从，这个是今天我最关心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谈一谈。

　　过去我们在部队里面，有一个口号，就是“国父精神不死”。一个集会开始时，会喊“三民主义万岁！国父精神不死！”有一次在我们师里面，师长是个大老粗，应该喊“国父精神不死”，他喊错了，他喊“国父不死”。这时候，后面的政战人员赶紧拍拍他的肩膀说“还有精神”。他就再喊“还有精神”。

　　我告诉各位“蒋介石不死，还有精神”。精神在哪里？精神就在今天的台独分子身上。什么原因？大家想想看，蒋介石生前最得意的一个成功之作，就是在台湾施行反共抗俄特殊教育。反共教育施行这么多年，有两个结果：第一个是把共产党妖魔化，就是把共产党丑化，共产党没有任何优点。第二点就是把共产党小化，我们不要怕共产党。这两点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的信仰力量表现在今天的台独分子。

　　全世界都怕共产党，只有台湾不怕，什么原因？就是真正的相信了蒋介石的遗教。李登辉说中共的文攻武吓“空的、不要怕！”情治人员也说“安啦！不要怕！”可是我所讨厌的一个国民党的前国防部长蒋仲苓，究竟在他下台以前忍不住讲了一番话。他对有人认为“中共在可预见的几年内，不可能有武力攻打台湾的力量”，有不同的看法。蒋仲苓这种可恶的国民党官僚都忍不住了，他说的对，他说中共可以用他们的“革命战法”。什么革命战法？他说中共可以同时间在沿海推出来，三十万只或是四十万只渔船，就凭这种土法向台湾开过来，台湾就挡不住。

　　蒋仲苓显然是落伍的，现在我知道台湾有七千九百四十一个高压电传送铁塔，一个铁塔发生问题，我们就停电得很厉害了。共产党一个飞弹打过来，误差的距离不会超过二十公尺，那么准确，一个飞弹打过来，让你停三天电，轮流停电，全都停电，符不符合他的计划？（群众大笑、掌声不断。）

　　今天谈台湾尊严，就说台湾是个国家，谈台湾的尊严，以国家的领导人这样谈出“两国论”来。两国论一出事情，就藏在主人背后，那个主人是谁呀？那个主人是美国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台湾如果没有美国人撑腰，台湾绝对活不下来，对不对？可见这种行为就是我刚才所唾弃的一个动物的行为。我们谈尊严，请问台湾有没有尊严？

　　闯了祸以后，美国派出两个特使：陆士达到大陆去的时候，中国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外交部的次长来接待他，原因就是“在我眼中，你是一个外交部的次长，虽然你是美国特使”。而来台湾的卜睿哲见的是台湾次长以上的人物，台湾的总统、台湾的行政院长、台湾的国防部长。然后由台湾的总统以下，在第二天和他打了一场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卜睿哲违反国际礼仪，也违反高尔夫球的规则，穿着短裤，这是哪门子规则？如果说我们台湾要“尊严”，请你把“两国论”入宪，敢不敢入宪？（群众大笑、掌声不断。）在美国的压力下，只能在那边叫，不敢入宪。

　　台湾现在不是 “国”

　　不敢入宪有何结果呀？我们看到大陆负责人怎么讲话了，“是你李登辉的个人行为”，你讲的话根本没人听。我们一次谈话换来了等于你不敢入宪。真正有尊严的人，讲了狠话以后，入宪吧！不敢。所以我们看到的，台湾的这些领导者，我们不觉得很难过吗？我们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悲哀的事是心死掉了。现在我觉得以我连续在台湾住了五十年的感觉，我觉得“哀莫大于头壳坏掉”（群众大笑、掌声不断）。

　　三个例子证明目前人们的思想被污染的严重程度。第一个例子证明我们头壳坏去，叫做“有逻辑无章法”。什么叫做“有逻辑无章法”，看看民进党立法委员沈富雄讲话。讲话逻辑程度很好，可是没有章法。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做“有逻辑无章法”。一个人出差，有一天他的邻居来了，找到他，他问：“你来干什么？”邻居说：“我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呀？”“你所喜欢的那条狗死掉了。”“怎么死的呢？”“是吃了你家马房的、被烧死的马的马肉，中了毒死掉的。”他问：“为什么我家的马房会烧掉呢？”邻居说：“因为你家的马房里面放了一个棺材，棺材上放了蜡烛，蜡烛倒了，引起了火灾，所以着火了。”他再问：“为什么我家有个棺材呢？”邻居说：“因为你的丈母娘死掉了。”他又问：“那我丈母娘为什么会死呢？”邻居说：“因为你太太做了一件事情，你丈母娘觉得对不起你，所以气死了，急死了。”他说：“我太太做了什么事情？”邻居说：“你太太跟野男人跑掉了。”

　　这个逻辑层次非常完整，可是结论完全没有章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糊涂的人，在电视里所讲的话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第二点，“有爱心没做法”。大家记不记得，林宅血案发生时候，林义雄被蒋经国从监狱里放了出来，然后党外人士就派了一个有政治头脑和手腕的人把林宅血案的不幸消息告诉他，派了康宁祥。

　　我们先插播一个故事，林肯总统在处置国家大事的时候，常常在开会以前先讲笑话。他就讲过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农夫有两匹马，他很喜欢那两匹马。有一天，他的朋友来看他，报告不幸的消息（跟刚才一样又来了）。朋友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家的一匹马死掉了。”农夫一听痛哭失声，因为他喜欢那匹马。哭完后，眼泪擦干了。他的朋友又告诉他，另外一匹也死掉了。农夫又哭了。哭完以后农夫问他的朋友，既然两匹马都死了，为什么不一次告诉我呢？他的朋友说怕你一次哭得太难过了。

　　康宁祥告诉林义雄林宅血案发生的情形时，是分两段告诉他的，第一段，报告不幸，你的双胞胎女儿被人家杀掉了。林义雄大哭，痛不欲生。最后感情稳定下来，康宁祥才又说，你家老母也死掉了。

　　台湾的政权，民进党的政权，“有爱心没做法”。

　　第三个，是“有主张没办法”。台湾的主张提出来，要实行你的主张，我们现在最苦恼的一点啊，就是分不清楚主张和主张如何去实行。台湾最大的笑剧呀，就是这一点。我们想想看，这本来是我们中华民族思想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有主张没办法。我们都会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谈了两千年，大道怎么行呢？怎么样选贤呢？怎么样与能呢？没办法，只有主张，大道之行也，没有办法。

　　我们想想看，有主张没办法的事情太多了，只要我们去想就有了。我们主张进入联合国，今天我还看到新闻，电视节目有人主张进入联合国，可是用什么办法进去呢？他不谈，根本进不去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拿了否决权，你怎么进得去？不管这一层，只说“我们两千两百万人共同的志愿要入联合国”。第二个，两国论，两国论也是一个有主张没办法，就是以“两国”为大前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承认你是个国，关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承不承认你在台湾这个国，不管叫什么。还有，这个国按照现在国际法的观念，需要得到国际的承认，不是你说有主权就算了，要得到国际的承认，请问什么人承认我们呢？

　　联合国不承认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努力去办务实外交，到今天为止掌握了二十八个小国。二十八个小国加在一起，整个的人口，是全世界的百分之一点五。二十八个小国的总生产毛额，是全世界的百分之一，而二十八个小国有很多国家甚至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请问这二十八个小国承认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不曾觉得不好意思吗？虽然我们可以花三亿美金去买，可是买了以后，连大门都进不去，我们不觉得很难堪吗？台湾没有人敢讲真话，说我们现在的地方不是国。

　　千分之三的 “中华民国在台湾”

　　我曾经揭发出来，在1950年3月13号，蒋介石在阳明山庄的一个秘密谈话上面说，中华民国亡国了。里面提到数次，提到中华民国亡国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喔，在秘密谈话里说中华民国亡国了，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是蒋总统一时的气话，可是我们想想看，中华民国亡国没亡国？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我们认为中华民国是亡国了。为什么？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它的疆域是按照固有疆域来解释，而固有疆域在1947年1月1日宪法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包括外蒙古，可是包括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请问如果不包括外蒙古的话，台湾和大陆的比例是三百零六比一，大陆是三百零六，我们是一。包括外蒙古，比例是三百六十七比一，请问我们在台湾构不构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如果说，中华民国在台湾，我告诉各位只是千分之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国家究竟是不是一个国家。

　　我今天拿一本书给大家看，我想各位都没看过，叫做《李登辉先生言论集第十册》，一共有十二册，我想大家都没有看过，就好像大家都没有吃过狗屎一样。

　　我念一段当今的总统李登辉的一篇文章。在中华民国八十年，就是1991年6月14号，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就是蒋介石当年，也就是在1950年3月13号说中华民国亡国的地方，讲了一篇《国家统一纲领的目标与意义》，请大家看最后的一页的两行字，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有时候，我们想毛泽东最大的遗憾就是改了国号，如果毛泽东仍旧叫做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麻烦了，我们就麻烦了，因为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华民国还能存在。”

　　各位想一想这话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有中华民国，就得力于1949年毛泽东的一念之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开国以前，大家开会，大家都说我们继续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被污染了，被袁世凯污染，被蒋介石污染，大家不喜欢这个名字，想改，可是大家又觉得我们继续叫中华民国对整个中国最有利，毛泽东也同意了。这时候有个浙江人周善培，他在旁边点了毛泽东一句，如果叫中华民国的话，毛主席你的地位永远不会超过孙中山，你只有改个国号，你才能作“太祖高皇帝”。毛主席一听，心动了，就改国号，就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中华民国在大陆”

　　可是，十六年以后，毛泽东对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的记者透露了这个秘密，《人道报》的记者问毛泽东你有没有做错什么？毛泽东说：“我做过。”记者问什么时候的事？毛泽东说：“当年不该改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件事做错了。”这个事件，秘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十六年登在法国的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各位想想，今天我们的存在，是基于毛泽东的一念之差。如果毛泽东当年叫了“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我们如何解释我们自己？无论如何我们只是中华民国，即使我们也用中华民国，绝对是符合李登辉总统的解释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群众大笑、掌声）。而那一边，占据中华民国千分之九百九十七土地的，叫做“中华民国在大陆”。

　　我告诉各位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解释了我跟新党的关系。一个教会很穷，就请美国资本家来捐款，这个神父就跟资本家在前面讨价还价，主教急得跟在后面偷听他们讲话，发现资本家捐一百万美金，神父摇手，资本家捐五百万美金，神父又摇手，资本家说我捐一千万美金，肯不肯，神父还是摇手，资本家说不捐了，就走了。走了之后，主教一把抓起神父说，什么事呀？人家捐了一千万美金你还摇手，还不干，什么原因呀？神父说我干不下去呀！什么事情呀？他要求我每次祈祷完毕，不要再喊“阿门”，要喊“可口可乐”。

　　我为什么不加入新党，就是新党最后要我喊“中华民国万岁”，我的历史知识告诉我，根据1950年3月13号的蒋介石的解释，中华民国没有了。根据我们对事实的了解，中华民国只剩下千分之三，我们怎么干呢？怎么承认这是中华民国呢？那么你要问我，你只要不承认中华民国，那么你在台湾，你住在哪里？我告诉各位，我住在中国（群众大笑、掌声）。

　　可是，各位也不要失望，等一下我有中华民国的好消息要告诉各位。为什么我们对中华民国怀疑呢？因为中华民国名实不相对，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土地在大陆，我们千分之三在台湾，号称中华民国，名实不相对。

　　五十年来只把“共匪”改成“中共”

　　我们很少想到名实是不相对的，今天有人问我，你李敖不承认中华民国，你今天选什么总统？你选的是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我告诉各位，我们为什么不扩大去想，这个“总统”两个字定义是什么？很多定义是抽象化的。我举个例子，英国首相，大家查查英国历史，查查英国的制度，“首相”这两个字不是英国正式的官名，英国首相领的钱是财政部编制下的钱，大家玩玩英国史就知道我的话，多么的真实。

　　中华民国的总统，这个“总统”两个字的定义，我们要重新定义，我们可以说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的一个特殊的定义。我们台湾的苦恼就是我们相信一厢情愿的方法。一厢情愿的方法，随便举个例，好比说，我们进联合国。无论改什么名字都进不去。

　　李登辉认为我们有办法对付中共，你们不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吗？老子们把省给废掉。没有这个省，怎么样呀？

　　我举这个例子呀！证明我们太天真了，我们这种反共的方法，躲避危难的方法，保护台湾的方法都太天真了。所以我们进一步要研究怎样才是不天真的方法呢？今天我们又苦恼，什么苦恼呢？我今天一开始就谈出来：“一国两制”，结果闯了大祸。我的好朋友李庆华知道我闯了祸，就跟我解释，一国两制，这个“国”就是“中华民国”，我公开否认我这个国不是中华民国。是什么呢？

　　我就说没有“一国两制”。没有“一国两制”，那一国两制哪去了？被挡在台湾外了，谁都不能讨论这个问题，连讨论都不可以，一谈就戴帽子。我告诉各位，我在台湾连续住了五十年，什么都变了，就只有一点没变，就是帽子没变。当年我谈这个问题，一谈蒋介石政府就给我戴帽子，隔海唱和。你跟共产党隔海唱和。今天帽子改变了，叫“卖台集团”、“出卖台湾”、“中共代言人”！

　　五十年来除了把“共匪”改成“中共”外，其它都没改。

　　“一国两制”——我讲的是现在式

　　我就不服这口气，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讨论一下，怎么不能讨论呢？邓小平说“一国两制”，是将来两岸统一后一国两制。我告诉各位，邓小平讲的是未来式，我李敖讲的是现在式。也许现在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未来，就是十几年后的今天，就是现在。

　　现在不是“一国两制”吗？台湾不是一个制度吗？大陆不是一个制度吗？两制没问题，大家都没问题是吧？对不对？两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一国”，他们说一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这边包括我的好朋友李庆华说是“中华民国”。可是庆华、许老爹你们到大陆见过汪道涵，汪道涵是不是说，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这个问题是可以谈的？“一个中国”是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坐下来谈，谈出来的国号，是不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共产党同意国号是可以谈的，如果我们跟他谈，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他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太啰唆了，这是过去苏联，苏维埃集团常用的字眼，请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缩成“中华民国”。国旗还可以谈，国旗不是五星旗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原始解释，左边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小星代表四种阶级，就是工人、农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当国旗出来后，三年后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就被共产党消灭了，五颗星里面有两颗星被消灭了。如果我到大陆去谈判，我会跟他说，怎样老兄，五星里面少了两颗星，还叫什么五星呀？那么难看！请你换国旗。换你们曾经拿过的国旗、抵抗日本压迫时拿过十三年的青天白日旗。

　　为什么怕谈判呢？我们可以跟他争，可以讲出理由来。国号是可以改的，为什么怕谈判呢？我们要谈才会有结果。所以呢，我们不要怕谈判，可以面对谈判。我再进一步向大家谈，今天我主张“一国两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道德标准而是策略、是我们的阴谋。他们说要谈，我们不谈，全世界都说是台湾不肯谈，不合作。好，我们跟你谈，上了谈判桌，我们占你便宜，好不好呢？你怎么上谈判桌占便宜呢？

　　现在我们撇开谈判问题，我们谈具体问题。今天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和民进党的朋友、建国党的朋友意见不同的原因，就是爱台湾的方法不同，谁不爱台湾，谁是卖台集团？没有这种事情。

　　各位，在台湾这个岛上，没有人不爱台湾。爱台湾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认为用和平的方法，经过高明的谈判，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有人提出两国论制造出不可能谈判的情况。

　　抱了五十年美国大腿

　　我告诉大家，保护台湾安全有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大门关起来，“关门法”，门关得好。告诉各位，传达给台独分子知道，我李敖赞成维持现状，大门关起来，不来往，我李敖五十年没离开台湾，证明这一点，我是主张关门法。

　　可是有四种人破坏这种现状，第一种，大陆共产党他不甘心，他要把台湾拿过来，要破坏这种现状。第二种，李登辉和李登辉情结的这些人，要破坏现状，好好的谈什么“七块论”？好好的谈什么“两国论”？无事生非，谈这个干什么呢？第三种人，就是那种急统的人，是破坏现状的人。“急统”要统一，可是和“急独”的人一样，急独嘛！对方火了，打过来了，台湾统一了。所以“急独”就是“急统”。

　　我记得有一次王建煊在讲演、还是主持广播时，有人问，如果有一天台湾共和国成立了，新台币转变成台湾独立国或共和国的币制，要如何换算？我听说你讲了一句非常高明的话，你说“我们已经来不及用新的钱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在用人民币了。”

　　共产党、李登辉和李登辉情结的人，还有急独和急统的人要破坏现状，第四种就是台商要破坏现状，台商比政治人物都要聪明，他们敢大胆西进，许信良讲了一句大胆西进，到现在翻不了身。台商破坏了现状，尤其破坏了两岸的婚姻的现状，有人在“包二奶”。所以“关大门法”行不通，有四种人会破坏现状。

　　第二种方法，“抱大腿法”，抱美国的大腿，我抱住你，共产党不敢打我们，这是一种维系力量的方法。严格说起来，台湾这五十多年来就是用抱大腿法解决问题。

　　第三种就是“打大仗”，台湾的兵力不可以怕他们，你拿共匪来吓唬我们，我们跟他打，组织义勇军。民进党立法委员颜锦福要组织一万名义勇军，打。我只谈数字，大陆一天生出来五万个人，这五万人不包括私生子，一年生出来一个台湾——两千万人。

　　我们跟他们人口比例是一比六十，打仗时，他们六十个人打我们一个人。没关系，我们的军备好，我们的枪法好，打死五十九个。不幸的是最后一个敌人打了我一枪，打在腿上，虽然没被他打死，可是我们变成跛子，瘸了。如果台湾满街都是跛子，请问我们快乐吗？

　　现在问题不是他的拳头比我们多，而是他们有尖端科技，有七艘核子潜艇。上次飞弹危机时，美国航空母舰要通过台湾海峡时，他们空照发现共军的七艘潜艇都不见了，可能到美国西海岸了，要算帐了。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美国不敢了，美国航空母舰全部撤退，不敢通过台湾海峡。什么原因？叫他们挡着了，我们打不过他们。

　　保护台湾的四种方法，第一个关大门，行不通。第二个，抱大腿也行不通，因为美国人不可靠，随时会出卖我们。第三个打大仗，行不通。第四个，怎么样，说大话，谈判嘛！上谈判桌，大家谈，就是现在共产党开出门来要谈判，一国两制，不好，那一国一制好不好？汪道涵说一国两制可以谈，你们的制度保留，我们的制度保留。“一国一制”就是共产党了，你们喜欢吗？

　　我们用两性关系来比喻，大陆跟台湾是夫妻的关系，大陆是丈夫，国民党政府是逃妻，大陆整天警告逃妻，你不要逃。所以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逃妻的心态。民进党代表逃婚，我不跟你结婚，我跑掉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处境是什么状况？我让大家了解一下，古代才子佳人恶霸，佳人喜欢才子，可是中间有恶霸，恶霸要抢佳人作老婆，在恶霸的影响下才子佳人无法结合，这时候只有一个方法，我不做逃妻，也不逃婚，我就嫁给恶霸，可是有个条件，我要明媒正娶，我要聘金，房屋地契都要给我，我才嫁。你不给，我告诉媒人美国人，他讨我不给钱。美国人就抓他，要他给钱。

　　我们吃人家的还骂人家

　　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逃跑，说到谈判就逃。两岸谈判，好！我们坐下来谈，你说什么是中华民国暂时不谈，你说台湾是地方政权，暂时不谈。我跟你谈我要什么好处，除了叫中华民国以外，除了改国旗以外，对不起，邓小平答应我们台湾五十年不变。除了外交国防交出来以外，五十年不变。可以有军队特务，这是我的权益。江泽民答应我们什么，国家的副领导人可以给台湾，这等于我们做了他们的副总统，又跨了一步。进而我们可以要求，我们要作总统，或是国家领导人，我们轮流，你们做两年，台湾人做两年这够民主了吧？其它的，国防部、外交部、财政部部长都要给台湾人。还有故宫博物院，台湾大陆都有，就让老贼秦孝仪干。还有中央银行要合并。台湾核子发电常常出问题我们要求一个核子工业部，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要到。为了进联合国，联合国大使、驻美大使、驻英大使、驻法大使等统统我们要。你不给，美国人看吧！我们要谈，是他们不合作。

　　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要被皇帝判死刑，他跟皇帝说，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可以让皇帝所喜欢的马飞起来。皇帝答应了。别人偷偷问他，你怎么可能使马飞起来呢？他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争取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有很多状况会发生：第一个状况，皇帝死了，我就不必砍头了。第二个状况，我死了，我死了还砍什么头？第三个情况，就是马可能真的飞起来了。我们有五十年的机会，怕什么？

　　有人说，共产党不守信用。我李敖是学历史的人，查共产党的历史，五十年来每一个条约都遵守。（何况美国人会保护我们的，不是吗？）又有人说，共产党给香港惹来麻烦，香港没落了。这个帐不能这样算，大家看历史，英国人统治香港一个世纪以上，一百四十年，不实行议会政治，不搞民主。他在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搞个民主制度出来，把麻烦留给你，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英国在香港有很多钱，就盖大飞机场，把它掏空，不留钱。第三个，全世界的金融风暴发生，大家想想看，新世纪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太恐怖了。简直就是抢钱专家，过去的帝国主义杀人越货，现在的帝国主义像蝗虫一样拿走你的现金跑掉了。所以当索罗兹在弄垮了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以后，来到香港。香港撑不住了，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给他背书，结果把侵袭香港的蝗虫驱散了。索罗兹失败了，虽然把香港的股市搞垮了，可是香港还是保住了。

　　保住的原因，因为有中央政府支持。有人说那香港居留权的问题。那不证明了共产党不懂香港的法治。居留权的问题，是由中央政府作黑脸，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法案香港政府通过的话，内地那些一百万杂七杂八的人会去把香港拖垮，所以中央政府说法案无效。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在美国人的背书下，坐下来谈判，换取五十年和平，五十年和平竞争。把他们拖垮，让我们这匹马飞起来。

所以今天《联合晚报》登出我那句动人的吓人的口号：“出卖台湾，买回大陆”。当然出卖两个字显出特别意义，你们老是说我们卖台，老子就出卖给你看，台湾卖个好价钱还不错呢！为什么？我们的好机会被李登辉压住了。大家想想看，十年以前，当那个可恶老贼、那个反共老手陈立夫提出来我们用两百亿买大陆时，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占多少便宜，他们必须跟我们合作。由于蒋介石的反共教育成功，我们今天吃了亏，来不及了。我们的筹码越来越少，可是大家不要怕，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筹码，就是……（群众大呼李敖），如果信得过，我带着陈文茜之流代表台湾到大陆谈判。现在我们和他们谈判一定可以占便宜。我们有占便宜的机会，他们有个弱点，“死爱面子”。共产党“明的不能搞，暗地可以摸”。共产党可以吃亏。如果共产党说你们台湾这样逼我，我也不打你们，台商都回来，赚的钱全部回来。有何后果，台湾人口有十分之一失业。我们每年赚大陆两百亿美金，因为他们把我们当兄弟，我们吃人家的还骂人家，这是什么道德，什么政治（群众大笑、掌声）。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新党的梦一定会成功，那就是“中华民国万岁！”

　　民进党总有一天会台独梦醒

　　我跟各位是新交的朋友，我跟新党没有革命感情，我跟民进党有革命感情，尤其是民进党的陈水扁。陈水扁当时坐牢时看的书都是我送去的。当时只有我这个外省人在台湾人被打压时，我站出来了，帮助台湾人。为什么今天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当时不骂我呢？为什么不说我李敖帮助台湾人打击外省人，今天说我帮助外省人打击台湾人？

　　新党是我走对路的朋友，民进党是我走错路的兄弟。所以今天以我的侠义性格和你们站在一起，希望你们壮大。今天的第一反对党，我们可以预见民进党已经没落，总有一天会台独梦醒，绿旗梦碎，那时候以我侠义性格，我会站在民进党那一边，不要以为我是说着玩的（李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件绿色夹克），谢谢各位。

　　19990822新党六周年党庆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快意恩仇的李敖传奇

——凤凰卫视中文台专访

　　李敖在冤狱和不断斗争的一生中，自认以正义为精神动力，相信有仇报仇的人才能有恩报恩，也自称文章胜过鲁迅；他要编《中文大句典》为中文重新定位，建立永恒的典范。

离开中国大陆半个世纪后，李敖最近在台北工作室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专访，透过以大陆为主要传播市场的凤凰台，首次面向大陆观众。约两亿大陆观众也见识了这位在台湾和海外备受争议的大作家的风采。李敖言词的犀利、知识的渊博，和他笔触锐利的作品一样，在大陆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与主持人杨澜的谈话中，李敖剖析自己的个性、文章，点评鲁迅，介绍编撰《李敖中文大句典》的宏图，旁征博引，语带机锋。

杨澜原是北京中央电视台王牌主持人，赴美留学后，一年多前到香港加入凤凰卫视，开设《杨澜工作室》节目，专访各地有代表性的人物。以下是访问摘录：

杨澜：中国文化中一直缺少反对者，而你却非常坚定地要做反对的声音，不过也有人说李敖只会说些反对的话，当国民党独裁已经过去，你就没有了反对目标？

李敖：这话也不尽然。我写的《李敖大全集》目前已出到四十本了，这么厚的每本六十万字，比《鲁迅全集》已经多了一倍。只要真正看了我的书，就会知道我的写作面和打击面其实是很宽的。

杨澜：你有没有自我怀疑的时候？

李敖：有过。当我被国民党刑求的时候，我也曾怀疑过。有一次他们对我搞“拶指”，把几支原子笔夹在我左手的手指间，又抓住我右手放在我左手上面，然后从外面用力捏右手，当然很疼了。你去看《儒林外史》，故事里面的女孩子就吃不消，很疼的。他们放开我的手后，还戏谑性地跟我开玩笑说：李先生，你不要怪我们，不是我们使你疼，是你的右手使你的左手疼。我也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也不怪我的右手。他们说：那你怪什么？我说：我怪原子笔。但事实上那时候我怪我自己……

杨澜：那时你才三十六岁？

李敖：三十五岁。那时我有一点点难过：为什么一闯了祸就要受皮肉之苦？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肉体背叛了你的精神，精神还是很稳定的，可是你的肉体开始痛苦。所以我才知道人的成长不是一开始就很英雄豪杰的。你看看圣女贞德就在里面写过悔过书，经过动摇过程，后来她才成功了。

杨澜：你出来后这个仇是怎么报的？

李敖：我写了那么多书，颠覆他们的问题，查出他们的黑资料、烂账。比如蒋介石说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我查出他是冒充的。诸如此类，也不能说我把他们丑化，你不能说讲猪八戒丑就是骂他，他就是那德性嘛，只不过把真相写出来。

杨澜：你会不会特别相信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你一开始因为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所以在比较恐怖的气氛中，你需要自卫、抗争，但慢慢的，抗争成了一种习惯，你也就以此为乐趣了，是吗？

李敖：也不是。我要看对象。像毛泽东讲“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与天斗争，其乐无穷”，可是与天斗你斗不过它，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挡不住。在可斗的范围内当然要斗。可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你觉得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要有这种精神动力。如果你没有精神动力，斗就没有力量。

杨澜：你觉得在你的斗争中有爱吗？

李敖：我的斗争也是一种大爱的表现，就像清朝彭玉麟讲的：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虽然他表现出来的是金刚怒目，骨子里是菩萨低眉；因为菩萨低眉，才能表现出金刚怒目，动力还是对人间的大爱，手段可能是霹雳手段。

杨澜：你觉得一生最低潮的时候，对你打击最大的是什么事情？

李敖：是刚坐牢时被疲劳审问，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朋友背叛了，同志背叛了，亲人也背叛了，女朋友也跑掉了，那时觉得是很严重的。

杨澜：那时候谁和你站在一起？

李敖：没有。只有自己跟自己站在一起，觉得天要塌下来了，觉得世界整个地离开了你。

杨澜：这会不会使你以后不再相信什么人？

李敖：这种经验使我比较多疑。但我知道，人不要给他放到边缘来考验他。你不考验他，他就很好；你把他逼到边缘来考验他，他可能恶形恶状就出现了。所以最好不要有被考验的情况出现。

杨澜：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你有没有值得信任的朋友？难道你一两位知心朋友都没有？

李敖：当然有。但要避免让他陷入被考验的状态。一旦他被考验，就可能叫你灰心或失望。

杨澜：你不觉得很寂寞吗？

李敖：我是很寂寞。所以我才觉得一个人过(日子)反而最强。我觉得最强的，是一个人在牢里，最强悍的时候。我现在也很强，朋友婚丧喜庆一概不参加，吃喝嫖赌、打牌、喝咖啡、喝茶、喝冰水，我都没有。我的生活非常无趣单调，我是个工作狂。

杨澜：所以你说希望自己有个像李敖那样的朋友。

李敖：是，是。笑

杨澜：很多人把你和鲁迅相提并论，说你们都是“横眉冷对千夫指”，都是犀利的文笔，毫不容情。你怎么来评价？

李敖：我认为这个类比不太正确。第一个，我从来不太横眉冷对，其实我是笑嘻嘻的，我可能是个笑面虎，不是那个得了肺病要断气的样子。我父亲是鲁迅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我对鲁迅的评价同大陆的不一样，我觉得鲁迅在大陆是过分被炒作了。这个说法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就这样讲过。鲁迅写《阿Q正传》这些东西蛮好，写《中国小说史略》也挺了不起。可他那些杂文其实并不好……

杨澜：怎么不好呢？

李敖：第一个，他用的是日本文法，是从日本转过来的中文，那个中文很别扭。第二呢，他的情绪语言太多，把情绪语言抽走以后就没有资料了。你看我的文章，我也骂人，但把情绪语言抽掉后下面是资料。就像一盘菜一样，你把辣椒抽走后下面是肉。懂我意思吗？鲁迅显然不是的。我认为鲁迅在这方面是过分被高估了。事实上鲁迅直到死，还拿国民党政府的钱，现在我们查出纪录来，还拿中央研究院的钱……

杨澜：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

李敖：那有可能。但我们这些不拿钱的人又怎么解释呢？我们当然高他一等，你懂我的意思吗？

杨澜：如果你不是这种笑面虎的性格，没有这种顽童性格，你觉得你的身体，包括精神状况，能像现在这样吗？可能早气死了？

李敖：我早就得胃癌了，早就被呕气呕死了。就因为我有开玩笑的性格，所以我变得很快乐，没有这方面的病。

杨澜：你无论白天经过怎么激烈的笔战、打官司，你晚上能够倒头就睡吗？

李敖：当然。我白天也很快乐。打官司打败了，法院判决书来了，我第一个反应不是生气，是赶紧坐下来整那个法官。不要花一分钟时间生气，不要等一分钟，立即展开报复。

杨澜：也有人说你总是在破坏，看到不义行为或你认为不公平的现象，就要去破坏，你的建设性又表现在什么方面？

李敖：那就是建设，那就是建设。只要看了《李敖大全集》后，就可以看到我那么多的建设性的一面。尤其是我的一本小说《北京法源寺》，最代表我建设性一面的成就。大家把我低估了……

杨澜：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那本小说？

李敖：北京有很多庙，这个庙不算最有名的，但它是历史最悠久的。因为它的前身是唐太宗时代的忠烈祠，它的背景是从唐朝开始的。所以，在小说里面我引进了它的背景。好比说过去宋朝的皇帝，“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那个靖康之难以后，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运到东北去的时候，钦宗就曾住在法源寺。南宋有名的人物谢枋得就饿死在法源寺。所以它是非常有悲苍性格的一个中国建筑。我的小说就以这个地点为背景，写戊戌之变的故事。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我在文学方面的造诣。

杨澜：你为什么选择写戊戌变法？那是你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李敖：没有错。在这里面，他代表了一个性格，在危险跟逃亡之间他选择了危险……

杨澜：你说的是谭嗣同？

李敖：对，是谭嗣同。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内心挣扎。他为什么要选择那条路？人都这样的，要经过内心的挣扎，要经过天人交战的。人一开始不是很勇敢的，一开始不是很正确的，可是慢慢经过选择，经过错误，最后成功了。我觉得这代表他一个人成长过程里面最精彩的一部分，如果把它发挥出来。

杨澜：如果你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

李敖：我会选择梁启超的办法，我会走掉。笑

杨澜：你会说“把容易的交给别人，把难的交给我”，是吗？

李敖：因为梁启超走了以后，他用《新民丛报》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最后把坏政府推翻。所以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个成功的人。做成功的人比做烈士应该更正确。

杨澜：你曾说当代中国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李敖，第二、第三名还是李敖，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李敖：我这回有一点要修正，当时我说的是五十年内、一百年内，现在可能要讲一千年内。

杨澜：还是当时你的那句话：你们捧我我很难过，因为你们还捧得不够，所以我要自己捧。

李敖：这是我文章的表达方法。一般人会说“我的文章最好”、“我的文章千古独步”，可我不这样表达。我说，五十年内或一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你看了以后会很气，不服气：“你乱讲，你吹牛”，可是这句子你是忘不掉的。这就是我处理中文的能力。根据我写这三千万字作张本，我觉得我比鲁迅他们高明很多。

杨澜：你觉得你文字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简洁？

李敖：不单是简洁。过去有个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办《红旗》的老先生，后来跑到国民党里面来了。他是被判过死刑的，后来经过谈判，跑到这边来了。这老先生办过《红旗》，很识货。他有一次跟我说：“你有三个人文章的本领，你有胡适文章的清楚明白，有陈独秀文章的气象澎湃，有鲁迅文章的那种尖刻。”我觉得我有他们文章的（用手画了个大圈）特色。

杨澜：你最近正在编一本《句典》，人家有字典、辞典，你现在要编《句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李敖：因为过去大家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中文很难学。其实中文现在跟电脑结合之后，很好学。第一个，中文文法是全世界最简单的，可以直接把形容词当动词来用。比如“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红”跟“绿”都是形容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这个“白”字是形容词。还有方块字。方块字是很难的，但当方块字跟电脑结合，方块字就很容易了。所以我认为中文需要重新定位。可是定位的话呢，不要被洋鬼子比尔·盖茨他们来给我们定位。因为他们定位成功以后，一种烂的中文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基督教新旧约全书，那就是很烂的中文，念起来怪怪的，什么原因呢？因为那是外国传教士翻译的，可你无法消灭它。所以我很怕烂的中文被洋鬼子确定，才要抢救中文，编一部《李敖中文大句典》，八百万字，由我来确定最好的中文是什么。

杨澜：其中有多少句子是李敖的呢？

李敖：应该说，绝大部分的好句子都是我的。（笑）那些烂句子，作反面教材的，都是别人的。

杨澜：你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还非常热爱，但你当年为什么还要提出“全盘西化”这么一个论点？

李敖：“全盘西化”并没有否定中国文化，而是为了使我们在短的时间里面变成一个强国，我们需要用西方文化的方法来强国。

杨澜：那你还是要“师夷人之长技”？

李敖：没有错，现在我就这样想。

杨澜：但思想体系上还是中国的？

李敖：不完全是。思想上我们很多地方是西方的。就比方我这样喜欢跟人斗来斗去，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不可以打官司的，对不对？不可以惹是生非……

杨澜：但不能老说自己第一……

李敖：所以我就开玩笑地曲解孔子讲话。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我跟一般人一样，希望你们不要打官司，那是中国习俗的观念。可是我要改写这句话，“吾犹人也”，我们是犹太人哪，犹太人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犹太人全世界都不喜欢他，但这个民族绝对不会说“算了”。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这种人因为他感情太浅，有仇不报，有恩也不报。所以我认为，我们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犹太人。

杨澜：你把中国历史都研究遍了，世界史也研究过很多，你觉得你最希望做什么时候的人？哪里的人？

李敖：我蛮喜欢做唐朝的人。我觉得唐朝人的气魄……什么气魄？当时徐敬业的好朋友单雄信同唐太宗作对，最后被抓起来了，唐太宗要杀单雄信，徐敬业为他求情，说我希望你给我做小官就可以了，我宁愿把官捐出来保护自己的朋友。唐太宗不肯，要杀单，结果呢，徐敬业割一块肉给他的好朋友吃掉了。他说，我的一部分肉跟着你去死，你是我的兄弟，我的一块肉给你吃下去，跟你去死。

杨澜：你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没有这份侠义了，是吗？

李敖：全世界都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

杨澜：所以你很怀念……

李敖：我很怀念。你刚刚讲我只写了一本小说，也有一个人，世界上有名的人，一辈子只写了一本小说，就是西班牙籍的美国人坦塔雅那。他有首诗，第一句就是“我的一部分跟你死掉了”，我的情人死掉了，我没有死，可是我生理上的一部分，或者我心理的一部分，跟着你一起入土了。我觉得这代表了真的感情。当你一个亲人死掉了，你跟他一起死掉。

杨澜：在你周围，比如说你的母亲，到你过去的情人或妻子，到你的女儿，你似乎都有些困惑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前辈子大概欠了女人的债要还？

李敖：家里人，像母亲，像我那未婚而生的女儿，她们带给你的苦恼，有时候你说不出口的。像我这个心狠手辣的人，对她们下不了手的。你懂我意思吗？我想起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一句话，如果时光倒流，儿时可再，他重新活一遍的时候，他跟他母亲生活这段日子他宁愿不活，宁愿少活三十年。

杨澜：为什么呢？

李敖：别人不晓得的。这痛苦别人不晓得的。林肯后来绝后了，他的儿子后来做到美国国防部长，可是他没有小孩子，林肯这一支等于绝后了，他的儿子把林肯的太太，就是他的妈妈送到疯人院。你看多奇怪，怎么把妈妈送到疯人院？林肯的儿子说，我的痛苦你们怎么知道呢？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人信。

杨澜：你觉得这一次的婚姻比你上一次的婚姻怎么样？

李敖：当然稳定多了。我认识现在这个太太已经有十五年，我们认识了七年多的时候结婚的。这证明了一点，证明我还可以过婚姻生活，不像我前妻胡茵梦所说的那么疯狂。

杨澜：是不是觉得应该找一个……起码不要找个名女人，这样可以给你相对比较安定的家庭生活？而你跟胡茵梦结婚有没有那种虚荣……

李敖：当然不是。那时我坐牢刚刚出来，你不了解我们坐牢那么多年出来以后，对女人的欲望是超乎常人的，那是可以谅解的。

杨澜：现在十八年过去了，你们为什么还不能把这件事忘掉？她写书披露很多你这些细节，你再花很多时间在电视节目里去攻她，你不觉得这有点残忍？毕竟你们还有点比较美好的东西……

李敖：没有错。可是有的人不要维持这个均衡的时候，那就要破坏这个均衡。有一点我必须要申明的，她所谈的部分，尤其是我所谈的部分，不是男女之间的私事，不止於这些，而是涉及世道人心。

杨澜：你最不能原谅是不是还是因为她……

李敖：作伪证。在国民党要斗臭我的时候，她是我太太的身分，她作伪证。

杨澜：你当时很伤心？

李敖：我不会有这种负面感情，我唯一一种负面感情就是仇恨，那种悲哀、沮丧、忧愁、痛苦，我都没有的……我都是正面的，就是打击、反攻、消灭。只有正面感情，没有负面的，我没有时间去搞负面的感情。

杨澜：接下来的日子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李敖：我希望能把中文重新定位，这个定位方式就像英文一样。你记不记得，当年英国开国会的时候，国会议员讲的是法文，不是英文，因为那时候英文还没有定型，可是后来，约翰逊出来，他花了八年时间编了字典后，把整个英文确定了。所以我希望能把整个好的中文句子，从此作一确定。

杨澜：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李敖……

李敖：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去看哲学家狄亚杰尼斯，狄亚杰尼斯在一个木桶子里面做日光浴，他对皇帝讲了一句话：“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皇帝辞别以后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不是皇帝，我希望我是狄亚杰尼斯。”既捧了自己，又捧了这个哲学家。我最后一句话告诉你，如果有来生，如果我不是李敖，我希望我是李敖第二。

本文转载自亚洲周刊第34期 (文曹景行)

1999年8月23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笑骂中见真章

叶金凤如果是男人，我就毒死他

刘泰英一句：李敖喜欢乱追女朋友，就坚持提出告诉的李敖，如今却不怕挨告的“毒骂”叶金凤。

到底，像李敖这样官司量奇多，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总统候选人，对司法改革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在李敖代表新党出马竞选总统之后，这场充满老调的总统选战，顿时变得生鲜、热闹。李敖除了诙谐幽默、妙语如珠的谈话模式吸引人外，还是目前所有总统候选人当中，最懂司法、官司量也最多的总统候选人，不仅如此，他甚至从打官司的过程当中，获得许多启示，对台湾的司法产生许多与众不同、属于李敖式的想法。李敖还曾在八十五年间，写过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 ，由于这一切的经历，让我们相信，从李敖的口中，或许我们能得到不一样的、关于司法改革的总统候选人政见。

针对以上各点，我们决定以原文摘录的方式，将与李敖访谈的过程，用对话模式原音重现。

问：你即将出马竞选总统，不知道你心中对台湾司法改革有怎样的想法？

答：我觉得“司法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可行性。为什么我们都觉得翁岳生的改革搞不下去了，很简单嘛！他们都在讲大道理，完全没有可行性。像是讲到笔录如何公开的问题，这就要从制度面改起。

让大众做第四审

问：所谓的从制度面开始改革，有没有较具体的方法？

答：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一就是每个审判的过程都要公开，包括证据和卷宗都要随时公开，谁都可以去阅卷，让大众来监督法官。然后是三审定罪后，所有的证据、卷宗都透明化，让大众来做第四审，给法官一个警惕。一个是诉讼过程中这样做，诉讼结束后再这样做，所谓的亡羊补牢。让审判公开，法官在审判，人民私下也在审判，检验看看法官有没有判错。

第二就是减低法官的办案量，否则每天一开庭都要七、八个小时，法官连小便的机会都没有，都快生病了，法官都以能快速结案为主，当然审判品质会不好。

司法官不准出国考察

第三就是增加司法预算，司法预算独立后，要限定预算的使用，把多出来的钱用来增加法官名额，而不是让他们假出国考察之名，趁机出国大玩特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限制法官出国，到国外考什么察，玩就玩了，还说考察，法官要出国就自己掏腰包，不能用公费补助。

问：你觉得现今司法有哪些问题存在？

答：我举例来说，现在最高法院的审理程序根本就是违宪的！怎么说呢？因为它违反了回避原则，每一个案子分案以后，我根本不知道法官是谁，直到你审下来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法官是哪位，那请问我怎么回避呢？最高法院这不就剥夺了人民声请回避的权利，像这种具体的问题，该怎么改善才是我关心的。

还有，像现在案子那么多，最高法院还搞一个等于象是革命法庭式的销案方式，弄个表格填一填，就说你上诉证据不足，直接把你的官司驳回，三分之一以上的案件就这样被消灭掉了，等于是硬性把官司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比例消灭掉。这跟大陆当年文革时期，毛泽东要求每个机关要交出百分之五的坏分子，有什么两样？法院官司案件一塞车，就搞个革命法庭式的方法，随意的把案件消灭掉，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法官很可怜比妓女还不如

问：那像现在法官开庭时，完全不尊重诉讼法，不晓得你对这方面有什么意见？

答：这个问题就说回来了，现在的法官开庭都是五分钟开一庭、十分钟开一庭的，说难听一点，当年宝斗里的妓女接客时间也没这么赶，现在的法官连宝斗里的妓女都不如！这样怎么会有好的判决？为什么官司会那么挤呢？这能怪现在的民众好讼吗？

现在的官司那么多，一位地院的法官一个月假使最多能审三十件案子，如今一下子涌入六十件案子，他还有时间一件件照规矩、慢慢地问案吗？当然就五分钟、十分钟开一庭了。地院的品质不好，连带判决结果也无法令民众信服，当然上诉案件会多啰！法官不尊重诉讼质量，也是着眼于自己时间上的考量，那么多的案子等着结，当然会情非得已，为了方便养成一些开庭的坏习惯。

如果各级法院都像最高法院一样，规定每位法官一天只须审理一件或多少件能力所及的案子，这样诉讼质量才会提升呀！否则就是会像现在最高法院一样，搞个革命法庭，专门驳回上诉案件，来减少他们的案件量。所以开庭质量的低落，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应该去探讨造成诉讼质量低落的真正原因，然后找出这些不近情理的地方，用通情达理的方式来纠正，否则法官对这些基本规则怎么会不懂而明知故犯。

问：所以你是赞成增加法官名额的。那像外界批评的要加列法官的淘汰制度，不晓得你的看法是？

答：当然了！现在的法官已经太不够用了。我赞成依案件的成长量让法官人数无限制地照比例成长，否则他们太可怜了嘛！又忙又累，连小便的时间都没有。至于在法官升迁方面，则可以依照年资、判决的失误比例以计点的方式来算。其实现在也有这样做了，只是他们的做法很粗糙而已。

问：法官乱判的问题，你看又该怎么解决？

答：这个问题就出在刑法篇二一四条枉枉法裁判罪，从来没有使用过，不信你去试告看看，从来没有人告赢过的。

说个题外话，我们的刑法里面，有很多条文很少被用，我还曾经被起诉过刑法妨害秩序罪的最后一条：“意图侮辱创立中华民国之孙先生，而公然损坏、除去或污辱其遗像者”。这条法律从立法以来，从没有人被起诉过， 我是全台湾第一位被依此法移送到地检署的。

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状况才会被移送呢？

答：就是那时候我出一本书叫《孙中山研究》，这本书里援用了一张孙中山的照片，那照片上面我用了一条红带子，压在照片的边缘，然后还在红带子上写了五个字：“孙中山卖国”，结果被宋楚瑜的爱将也就是当时的新闻处处长唐启明移送，说我污辱国父遗像。

问：那你当时怎么和检察官说明？

答：我就举例给他们听，当年日本人占领南京时，把国父铜像、遗像整个拉倒，一群人围在铜像四周，还有人趁机扯掉孙中山的耳朵。日本人的这种行为，被人用相机拍了下来，结果这张照片登在秦孝仪出版的杂志里，这也算污辱遗像呀！日本人污辱遗像的罪行，被拍了下来，然后秦孝仪刊登了这样的照片，那也算污辱遗像！怎么就没有被起诉呢？

所以最后起诉我没成功，本来就不会成功的，孙中山卖国本来就有证据，这是真的证据，又不是假的、捏造的。移送我没成功后，我就反过来告唐启明妨害自由。

问：是到检方告，还是提出自诉？

答：我一律提自诉，我从不到检方告，他们不积极查案机会就减少一个，法院是要判有罪没罪的，检方一个不起诉，你就没辙了 ！

参选后选战变热闹了

问：心目中有没有理想的副总统人选呢？听说你很欣赏歌手张惠妹，有没有考虑找她当搭档？

答：是欣赏她呀！可惜我们的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总统、副总统的年纪不得低于四十岁，这分明就歧视他们青年人，现在的青年人成长那么快，还要他们等到四十岁。

问：李先生你打官司很厉害！学历史的却对法律有这么深的认识。

答：我有学过一年的法律，当年我在台大法律系司法组上过课，那时候翁岳生都还没进去呢！

问：大家都很喜欢你出来选这个总统，让选情热闹有趣多了。

答：是啊！昨天邱复生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最近搞这个总统选情节目，搞得烦死人了，每个人讲的话都千篇一律，了无新意。幸亏我出来了，救了新闻界。

叶金风长得一脸横肉！

问：最近由其他媒体上得知，听说你告完刘泰英之后，下一步要修理叶金凤和翁岳生？

答：我那天对记者那样讲，是比较粗糙的讲法。其实我的意思是，叶金凤长那么丑，如果她是男人，我一定把她毒死，那么丑的女人，长得一脸横肉！

问：你这样说叶金凤，不怕她跑来告你？

答：可受公评之事，而为适当评论者不罚。如果她来告我，我就搞个一千人秘密投票，来证明她是不是一脸横肉、长得那么丑的一个女人。

问：现在全台湾只有李先生你这位总统候选人，是这样讲话的！

答：他们说的都是那种讨厌的语言，说的都是没有感觉，也没有生命力的语言。

现在的大学生只有性观念赶上时代

问：最近选总统忙不忙，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

答：不忙，一点都不忙，我是驾轻就熟，好整以暇，怎么会忙！

问：如果不选总统，你现在的生活规划是什么呢？

答：写书呀！我最近在搞一个每天出版的电子报，这个月二十日开始，我要利用网络，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你们错把阿扁当成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我要提醒年轻人不要忘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大学生站在第一线领导政客做事情。没想到，1999年，八十年后，大学生竟会站到第二线，被政客领导、指挥，这很荒谬的。我就常说，现在的大学生只有性观念跟得上时代潮流，符合大学生标准以外，其他都不行。

“公器私用”新解

问：除了电子报以外，没有其他的媒体找你开节目吗？

答：有啊！我当然要开一个节目，和其他候选人大干一场啊！很多媒体都没有公义，什么“公器私用”，我才不怕别人批评呢！什么叫“公器私用”，就是一个公务人员的器官给周玉蔻私人用过了，那叫“公器私用”！否则谈公众的议题，哪有什么公器私用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在环球、真相都有节目，环球台是新的节目，叫“挑战李敖”，开放Call in ，如果观众Call in进来骂我干你娘，我就回他艹你妈，反正我也不怕他，我现在每天有四个保镖，不怕他们想对我怎样。另外，博新电视台也有找我开节目，不过目前还在洽谈中。

问：所以竞选这个总统对你而言有什么好处？

答：至少我现在告人，罪名还可以多加一条，选罢法中的意图使他人不当选，我打官司，是喜欢打官司的过程，我觉得打官司就像在看球赛一样，如果只知道最后结果的胜负，而没有看到过程，就会失去刺激、紧张的感觉了。（就在我们的访谈进入尾声时，另一家同业亦插播进来，要求与李敖进行十分钟的现场电话连线，由于内容与我们访谈主旨相近，所以一并将其摘录。）

李说：记得过去我告司马文武、南方朔、徐璐那一场开庭时，南方朔当庭就很不服气，他跟法官说：“李敖骂过那么多的人，我今天只不过骂他一句话，他就告我们。”当时法官就笑着回答他说：“李敖骂过那么多人，那些人都可以来告李敖啊！今天是你们骂了他，他才会告你们呀！”司马文武听完后，头一抬告诉法官说：“没有人敢告李敖！”那时候我好想笑，心想是啊！你们都可以告我啊！

其实，告我要有根据，否则他们告了后都会更麻烦。就像我曾经告过一位“国语日报”的社长，结果他自己不吭气，反倒是他的朋友替他辩护，最后他跑去骂他的朋友，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帮我辩护呢？ 李敖骂我，我不吭气的话，只要挨一次骂，你们帮我辩护，我就要挨很多次的骂！”

所以说，如果别人敢告我，我就会依法律的程序，传很多证人，找很多证据，结果一定都会把要告我的人斗臭，让他的下场更悲惨。至于这次有没有可能告其他总统候选人，则不一定，要看他们的政见文稿而定。

记者都是可怜虫

不过我对记者比较宽容，记者都是一群可以原谅的可怜虫，可是《自由时报》的记者例外，我恨他们的老板。过去我告过他们老板，结果他把责任全部推到记者身上，那时候我如果再回头告记者，已经没有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半年期限了，所以我讨厌《自由时报》，其他报社的记者，我对他们的态度就比较宽大。

由以上的论调可以看出，李敖对司法改革的想法与观念，的确有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一套，他注重的是实务面，强调即使是司法改革，也要通情达理，有足够的可行性才去做，他不爱打高空，更不喜欢学术面的论调。就连现在出马竞选总统，李敖依然不改其笑骂中见真章的个性，身为总统候选人，他依然随性的嘻骂叶金凤等人，显见他确是一位另类的总统候选人。

黄越宏、赖心莹访问，1999年9月24日《另眼新闻》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民国定义和总统定义

一个国家，不能享受国际法的各种权利，进不了联合国，世界上只有二十八个“小不点”的国家承认，这是不是国？根本是常识问题。

　　1914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请王闿运做清史馆馆长，王闿运以八十一岁高龄，倚老卖老，写出门联讥讽，全文是：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把所谓民国总统，二十四字解决，令人玩味。王闿运不但是历史家，也是先知者，八十六年来，所谓民国总统，多非善类，尤其“中华民国在台湾”以后，不但非善类，且是小气八拉的败类，格局小得眼里只有一个岛，把玩起王闿运的二十四个字来，更切题了。

　　按照旧式的国际法规则，一个国家的存不存在，与他国的承不承认无关。他国不承认你，你固然可以“夜郎自大”或“关门自大”，但自大归自大，你只是“事实上存在”而非“法律上存在”，因此你不能享受国际法的各种权利，你没有国家资格、你并非国际法主体、你是天九牌中的“瘪十”。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李登辉侈言两国论，但你这边的一国，就是“瘪十”状态，你进不了联合国、你得不到世界上任何大国的承认、你得不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你只有花钱买到二十八个小国的承认。而这二十八个小国，总人口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一点五；总生产毛额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一。这样子二十八个“小不点”的承认，叫承认吗？好意思这样说吗？

　　所以，两国论中的一个国，是不是国？算不算国？已不好意思说是事实问题，而根本是常识问题。

　　正因为发生国不国的问题，所以它的总统定义，也不宜拘泥在政治学上的定义，而该有它特殊声明下的定义，事实上，它只是“中国台湾的领导人”的别名而已。要附带声明的是，上面说的“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坐下来谈出来的“中国”。我认为谈出来的国号该叫“中华民国”，可解说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应该对毛主席在法国《人道报》的访问谈话记忆犹新：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6年，曾后悔当年没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孟子提到“以大事小”的观念与气度，但孟子忘了指出那是智慧的层面，“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是智慧的，我相信他们会超过古代圣人，悟出重拾“中华民国”国号的智慧。

1999年9月8日在中国台湾写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

　　二十八年前，在读物管制的国民党伪政府黑狱中，我有幸看到一本《读者文摘》，书中一个故事，吸引了我。故事写广州的一对青年情侣，觉得他们在祖国的生活太苦了、太不自由了，一起朝香港用游泳方法偷渡。游到半途，男的淹死了，女的却以无比的毅力与深情，拖着男的死尸，终于游到香港，她在香港海滩上对着情人的死尸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

　　做为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做为匹夫匹妇，这对情侣没有什么错：我们管不了什么国家大事，但我们要选择不再过太苦了、太不自由的生活，祖国再见了，我们走了。小市民没有什么错，与小市民相对的国家领导人错了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国庆前夜，我提出这种问题，并且提出答案。

　　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遭遇了两大挑战，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一个是如何避免挨饿。如何避免挨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功的做到了，虽然付出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虽然付出了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错误，但在最后，终于做到了没有帝国主义敢打中国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这种成就，一般小市民未必感觉得很清醒，这是由于小市民和领导人对利益的理解层次不同，小市民关心的重点是家庭利益，领导人关心的重点是国家利益，至少在挨打的局面下，国家利益要比家庭利益优先，这也就是陈毅元帅在日本人奚落中国人穷得没裤子穿还要搞核子弹的时候，发出“宁要核子，不要裤子”豪语的缘故。

　　但是，有多少没有裤子穿的小市民，能够体谅这种豪语呢？美国林肯总统的国务卿施沃德（William H. Seward），在林肯死后约翰逊总统任内续任国务卿时，买下了俄国出售的阿拉斯加，耗资七百二十万美金，在一百三十二年以前，那是笔大钱，买下以后，举国哗然，大骂这是“施沃德的蠢事”（Seward's Folly）。但是，几十年后，这一百五十三万零七百平方公里的 “冰天雪地”带给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国防安全上的利益），真可谓“民到于今受其赐”了。

　　如今施沃德被“平反”了，事实证明了领导人真有眼光，可是当年却被骂得臭死，小市民能够体谅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吗？小市民很难体谅为甚么要买阿拉斯加，一如小市民很难体谅为甚么要“一胎化”。做为匹夫匹妇，我们要的是生男育女，是多子多孙，谁要什么“一胎”？

　　但是，小市民能够清楚知道不控制中国人口成长的恐怖后果吗？毛泽东一个“人多好办事”的错误政策，害死了多少生灵？面对诞生的快乐就要面临饿死的痛苦，非洲人的画面，我们中国人要重演吗？

　　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George Moore）在《折枝》（The Bending of the Bough）一剧中说：“国家与家庭永远是作战的。”（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are for ever at war.）一语道出了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冲突，也就是国家领导人与一般小市民着眼点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来，这种冲突一直存在。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展望未来，领导人在成功的做到使中国避免挨打以后，如何做到避免挨饿（积极的说法是民生乐利、举国繁荣），已是首要的问题，解决问题有很多面，其中一面是如何达到小市民与领导人的谅解。

　　美国艾森豪总统挖通用公司董事长威尔森（Charles E. Wilson）做国防部长时，任命案送到参议院，参议员坚持他抛售他在通用的股票。威尔森为免招瓜田李下之嫌，说可以。不料参议员追问他，如果做了国防部长，设计国防工业的时候，碰到不利于通用公司的情况，他将怎么办？威尔森火了，他说：“对国家有利的，都对通用公司有利；反过来说也一样。”（What's good for the country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and vice versa.）

　　威尔森这种博大观点，就是领导人与小市民取得谅解的最好示范。领导人有责任使小市民谅解到“与国同休戚”，谅解到对国家有利的就对家庭有利，反之亦然。当然这是高难度的作业，但国家领导人必须正视它、面对它，并且要认清不再是过去的教条语言所能收效，吃饱肚子的小市民聪明了，会要求更多的东西，国家领导人已在百尺竿头，他们必须更进一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要用展望未来的前瞻方式来庆祝；中国人终会得到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谅解，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啊，就是中国。

　　1999年9月30日在中国台湾写。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台大人的失败

李敖校园开讲——台大人的失败

　　整理／王淑瑶

　　时间：1999年10月7日

　　地点：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

　　主办单位：台大政治系、经济系学会

　　协办单位：工商时报 　　　 李敖：想起四十五年前，我就坐在那个角落参加台大的新生训练，由于那时我们是联合招生的第一届，所以当时填表时是每一系都填，不管是考取哪一系我们都会很高兴。记得那时有一个系叫法律专修科，我当然也填了，结果放榜时我就考取了法律专修科。直到在法学院上课的第一年我才搞清楚，原来法律专修科只念三年，得不到学士学位，可是录取标准却超过师范大学，师范大学可以戴方帽子，可是台大法律专修科却不能戴方帽子，当时因为考试差了三分而被分到这一科，觉得被骗了，所以我们就去闹，追究是谁创办了这一科？原来是李元簇的丈人，当时的司法行政部次长，因为他说要推动法律教育就成立了这一科，在我们的抗议后，他们才同意改制成为今日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司法组，大家可从此知道我是法律系司法组老资格的人。后来因为我不想念，想回到文学院念书，可是当时又规定，台湾大学的学生不能再考台湾大学，除非你自动退学，所以我在台大第一年就只好自动退学，后来才又考取台大历史系。

　　离开台大四十五年了，我在台大绝对是老资格，今天也绝对有资格在这讲“台大人的失败”，我随便举个例子，台大出了李登辉这种人还不重要，因为他终于离开了台大，我有一位台大农经系的朋友，很不幸选过李登辉的课，他发现当时的李登辉国语、台语，甚至他的母语——日语，都讲得不好，他离开台大后，还有像他这型的人继续在台大，现在台大校长陈维昭就是典型的李登辉类型，因为他在台大当校长时通过了一项自肥条款，就是他可以一直延任，任期比李登辉的十二年还可以更长，所以陈维昭是多么无耻的人，我因为年纪比他大，他在台中一中时又是我的小老弟，所以我有足够资格来骂他。

　　台大人应有的反叛性格

做为台大人就应该有一种反叛性格，今天我在此现身说法，为大家示范什么叫做反叛性格，好比说我自己自动退学考台大文学院，当时是冒很大的险，因为若考不取就要立刻当兵，当兵是很恐怖的事，台大有很多人逃避兵役，像是和我同届的李远哲就是逃避兵役没当兵。我在台中一中高三没念就跑掉了，所以我中学没毕业，我是用同等学历身份考取台大，台大一年级没念完又跑掉了，后来在考研究所口试时，有一个奇怪现象，当时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坐在中间，其他老教授坐在旁边，大家竟然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人敢问我问题，后来沈刚伯忍不住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考取研究所后，是否继续穿着长袍？我当时回答“会继续穿”，大家可以想像我那时候的恶势力。后来，在念研究所时，我还写文章骂台大校长、文学院院长和文学院中文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系等教授与系主任，骂了让自己都不太好意思，我的性格是喜欢骂人，但骂了人后就不喜欢见到被我骂的那个人，因为我比较慈祥，后来我研究所没念完就跑掉了。我三次休学纪录，证明我只要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就会在反击后再脱离这个环境。

我举例来说为何台大人失败？在1919年，中国发生五四运动，那时是大学生站出来第一线对抗坏政府，带着一些官僚、政客跟着他们走，八十年后的今天台湾，大学生站在第二线，被政客带着走，并且还认为这些政客的思想新，这些政客是好的，而追随他们走，今天的台大学生就是这样，你们站在政客背后表示同意、认同时，应该要反省为何会变成这样。我指的政客是陈水扁，我知道陈水扁在年青人族群中有其影响力，可是若你们真的是叛徒，可选错了对象，当年我花钱给郑南榕办杂志时，陈水扁是我的手下，后来蓬莱岛事件发生后，陈水扁第二天要坐牢了，当晚我和许荣淑连夜赶到阿扁家中，我和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就联合起来组一个党，但陈水扁不敢，这件事告诉了我们，陈水扁不是勇敢的人。今天在台湾政治环境中，几乎看不到有几位是勇敢的人，我们看到李远哲在化学上有他的成就，可是在他自传中很清楚说到，在他大学毕业时，因为怕当兵，就选择考研究所。而在研究所时，还有一位老师帮李远哲等八位同学写报告给当时国防部长俞大维，叫俞大维骗蒋介石说这八位学生可以制造原子弹，蒋介石听完就同意他们八位不用当兵了，当然他们到现在都没当兵，而原子弹连个影子也没有了。我告诉大家，台湾已很少有勇敢的人，勇敢的人就站在你们面前。

　　要用智慧来“占便宜”

我觉得现在也没有有智慧的人，因为我们容易把错误的事当成对的事，我们对政治人物（尤其是从台大毕业的）一讲话，就认为代表了台湾人的骨气，如李登辉前一阵子高喊的两国论，大家觉得很爽，认为两国论代表了台湾人的尊严和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我们是否想过独立的国家在旧式国际法内，只要有领土、主权等条件就可通过了，但现在的国际法中，还有一项条件是要别人也承认你呀！过去四川有一个叫夜郎的国家，他与别人都不相干而自称国家，后来被人称为夜郎自大。

　　现在国家的条件得要别人也承认你是一个国家。两国论的基础是我们承认对方是国家，可是对方不一定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常想用进入联合国来证明是一个国家，却怎么也进不去。可是还有一位叫吕秀莲的，整天说我们要进联合国，大家难道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内有否决权，还有人说可用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其实我们根本就在联合国中，大家知不知道？在1971年我们在联合国被赶出来时，是蒋介石的政权被赶出来，台湾属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权利整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了，所以尽管其接收了权利，但在联合国内仍涵盖了台湾，所以在法律上台湾还是在联合国内。

　　现在世界上的大国都不承认我们是国家，我们就只好花钱买了二十八个国家来承认我们，但这二十八个国家加在一起，只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一点五，生产毛额也只占百分之一，请问只有这些国家承认我们，好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认清事实，要反省我们所处的环境。真正的尊严是要靠大家努力争取来的，今天的作法不是得到尊严，而是受屈辱。今天大陆的人口数众多，还有尖端的武器，我们打不过他们，但可以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希望能在谈判过程中占到便宜，有人会说台湾小大陆大，谈判时怎么能占到便宜？这是错的，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峙时，那时势力很小的共产党，在二次谈判中也都占到了便宜。今天两岸问题该怎么谈？举例来说，如果是我代表台湾去谈判，我会向他们说你们的国旗换掉好不好，你们的五星旗很像苏联的国旗，也很像苏联附属国的国旗，如果他们还不愿意换，我会请他们说明旗上五颗星的意义，因为他们旗上的大星星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自1949年中共公布五星旗后，在二年内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消灭了，所以谈判时我会请江泽民讲解他的国旗给我听，他一定会讲不下去，因为他碰到了我这位历史学家，到时我会推荐他们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并向他们说，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共产党在抵抗日本、与国民党合作时也曾拿过十三年，你们可以再继续拿这个旗子。又譬如说，台湾有困难也可请他们解决，如在兰屿有一堆核子废料无处放，我会跟大陆说，你们土地那么大，所谓青海青，黄河黄，新疆也比台湾大三十七倍，请你挖个坑帮我们把废料埋起来，相信大陆会同意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知识、历史和谈判技巧，在谈判过程中占便宜。

　　今天我谈到“一国两制”，有人说这是共匪的话，说这是为匪宣传，我想请问“一国两制”有何不好？若一国两制不好，那请问一国一制，就是共产主义，你要不要选？我所谓的一国两制是尊重我们的制度，两方在五十年内制度不变互相比赛，看谁先垮掉。

　　美国一位政治家巴鲁克曾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位死刑犯要被皇帝砍头时，向皇帝讨价还价，他要求晚一年再砍他的头，皇帝问他用什么条件交换，死刑犯说可以让皇帝喜欢的那匹马飞起来，皇帝于是同意了他的要求，后来死刑犯的朋友问他真能使马飞起来吗？死刑犯说当然不能，他告诉朋友说，你知道在一年的时间中会有多少变化？这一年内皇帝可能死了，我就不会被砍头，也可能我死了，到时砍头也白砍，要不就是马真的飞起来了。我的意思就是利用五十年的时间，这期间会有多少的意外谁也不知道，只要能把中国共产党拖垮，何必现在一定要和他敌对？我们现在的烦恼，就是失败的台大人李登辉惹起来的。

　　救灾责任应归于政府

　　除了上述外，我们还有观念上的失败，看到前天李登辉在记者会中宣称，半个月来民间震灾捐款达五十亿，算起来平均一日捐款只达四、五亿，想想李登辉给科索沃的三亿美元（约新台币九十六亿），我们民间得要捐约二十日才有这种数目；其实真正的救灾责任和力量不在人民，而是在政府。今天李远哲出面要统合管理民间捐款，这是脱离体制的做法，绝不能如此做，因为还有很多优秀的立法委员可以监督政府的花钱方法，若交在李远哲手里成为民间团体，我们就更无法监督了。

　　李远哲与我在念台大时同届，我念的是历史系，他念的是热门的化工系，当时他不想念化工，想念化学，就转到非热门的化学系（许多人毕业后当化学老师），当时他根本没想到会得到诺贝尔奖。当他得奖后接受杂志访问时，李远哲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当时我们这些人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在小时候看了一本名为《开明少年》的书，里头有一篇文章叫《蓝色的毛毯》影响了他的一生，至于是什么意思，李远哲也不愿意讲。当我看完这篇报导后，我就重新拿出这本书来复习这篇文章，《蓝色的毛毯》文章中是描述一位曾拥有一块蓝色毛毯的俄国农夫，有一日这块毛毯被地主恶霸给抢走了，因为打不过他们，他就跑到山上去，直到俄国革命成功，共产党当家作主将地主恶霸打倒后，这块毛毯才又重回这位可怜农夫的手中，农夫当时抱住毛毯时哭泣了，他哭泣有二个原因，一个是毛毯终于回来了，地主恶霸也被打倒了；另一个原因是在与地主恶霸斗争过程中，这位农夫是一位逃兵没参加对抗，他觉得很惭愧。李远哲谈到这篇文章时有一种心态，就是虽然他现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化学家，还得到诺贝尔化学奖，但在整个台湾自由、民主化的打拼过程中，他是一位逃兵，且加入了美国籍，所以他回台湾，是希望能有一点补偿。但他忘记他是一位专精的化学家，很多事他并不能做的，如复杂的教育改革工作，是需要教育家来做的，他却搞一个教育改革研究会，找了一堆书呆子，花了几千万，搞了许多报告，却没有一条能实行的；现在他又要来统合救灾资源，救灾是要逼政府来做的，他应该要专心做学术研究工作，今天整个资源被李远哲糊涂的处理，我忍不住要说这是台大人的失败。

　　大学生辨别能力的不足

　　我们必须要觉悟，因为整个年轻朋友们都被骗了，你觉得年轻人有反叛性格，觉得我是台大高材生的反叛，可是你们举手投足给人的印象，完全是在别人的思想形势笼罩中，你们的审美眼光都被污染了。今天你们欣赏的陈水扁扁帽，就是京戏里面店小二戴的帽子，那么丑的帽子，大家争着当美丽帽子来戴；从这个问题发现，今天大学生不会辨别善恶、真假、美丑、勇敢和胆怯。

　　台大学生出了问题，可以先从思想来解放自己，解放思想可以多看些书，但不是要你们看琼瑶、三毛的书，看他们的书会使你的思想变得更糟糕，因为本来男欢女爱快乐的事，看了琼瑶的书后会觉得爱情非常不快乐，都是些鼻涕和眼泪，这是错误的爱情观。什么是好的爱情观？我常举《甜蜜的十一月》故事为例，故事中一位女子得了不治之症，她想要死在男友怀里，可是又不知道在哪个月会死，她就每个月找一位男友陪她，在11月时，排到一位很帅的男子（长得像马英九），两人在一起过得好快乐，但到了11月30号时，女孩开始闷闷不乐，男友问她为何不高兴时，她说明天日历一撕就是12月1日，我们两人就要分开了，男子说不会的，不信你把日历撕撕看，女孩把日历撕下时发现还是11月30日，连撕好几张后都是11月30日，原来男友偷偷印了一本每天都是11月30日的日历，并说是为了让爱情永留，让时光常驻，女孩一听就立刻抱住男友哭了起来，第二天一早，12月的男友前来敲门报到，门一打开，一位矮矮的男子（长得像许水德）站在那，若你是那位女孩，一定会紧抱11月的男友不放，但你错了，因为真正的爱情，一定要以现实为准，才能永远保持甜蜜回忆，所以这个女孩向11月男友说再见了。把爱情演成喜剧，是要有很好的智慧，但你们都被污染了，怎么会有这种智慧？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我李敖的书（全场鼓掌大笑）。

　　多用具体取代抽象文字

　　你们不仅辨别真假、善恶、美丑、勇敢和胆怯的能力消失了，甚至连辨别一个文字的高下能力都发生问题，今天有人在搧动你们，说我们要提倡本土语言，不要讲国语、普通话；台湾的国语已经很本土了，不信到北京去，你讲的国语别人一听就知道你是从台湾来的，我们的国语已经不是北京话了。今天你们的国语很烂、国文很菜，不能怪你们，因为你们在中学国文念的第一课就是蒋中正写的文章，后来是蒋经国写的文章，怎么会有好的国文？你们老是用抽象文字，哪能写好文章呢？所以要听我的建议，学会用具体来代表抽象，能学会这种表达方法，就是好的文字表达者；举例来说，“老头子”和“女孩子”都太抽象了，如果说用“白发”代表老头子、“红颜”代表女孩子就接近了，能用较多的具体代替抽象，就能表达的愈好，学到愈好的语言。

　　什么事情都要多用思考和头脑，最有机会用头脑的学校就是台大，很可惜台大在我离开后一直被污染至今，你们看到的很多是假货，如经济系的陈师孟，过去靠国民党力量进来教书，后来和国民党搞翻加入了民进党，然后又开始搞学生运动，在学生运动中被人打一棒后哭了起来，因为他是一位软弱者。今天看起来是站在第一线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还不够看，因为他们是弱者和骗子，而你们这些青年朋友没有辨别能力，反而会觉得他们好。

　　记得陈水扁在竞选台北市长时，他承诺当选后要将李登辉占用的巷道要回来，可是当选后不但没要回来，还让他合法化；国民党中央大楼也是一样，选举时说不会让它通过使用，结果通过的还是陈水扁；陈水扁拆蒋纬国的房子，但他自己家中也有违建却不拆，还说是小的违建，按照市府单行法规可以慢慢拆，我在此要问学法律的陈水扁，按照中央法规标准法，宪法的位阶高于法律，法律的位阶高于办法，台北市府的法规是办法，是不能抵抗法律中建筑法规的拆除违建规定，不论是大违建、小违建都应该要拆。今天大家尊敬这种人，有一天会觉得上当了，那时你们就会流着眼泪读我的书。

　　我从不掩饰我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今天在此你说我倚老卖老也好，是做一位先知说先知的语言也罢，这就是真的李敖，今天我告诉台大的学生，你们必须承认自己失败，若不承认，你可能就是位顽固分子，我将顽固分子分为四种，分别是老顽固、小顽固、像驴一样的顽固、像台大学生这样顽固。我认为你们有机会来修正你们的看法，并可以立刻停止、不要顽固，当年相当骄傲的梁启超，在听到康有为跟他讲的一段话后，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而愿意追随康有为走未来的一生，这就是成功了。各位想想，一次讲演可以改变你们的一生，那就是在今天了。

19991007台湾大学演讲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

　　早在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就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第二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这些主张慢慢构成和平方式的张本。

　　到了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更形确定。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和平解决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和谈表示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立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年，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我在下面，把邓小平的前后构想都排列出来，以使完整看到他说的是什么，其中有利于台湾的部分，是不是被我们忽略了、扭曲了。

　　十六年前，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国民党御用学者杨力宇时，有一篇重要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至31页，主题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全文如下：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它省、市以致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它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的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我们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1981年9月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内容和1983年6月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消除误解。

　　你们今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我们已经实现了安定团结。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将坚持不变。

　　中美关系最近略有好转，但是，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

　　八个月后，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至50页，主题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全文如下：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这是随便谈谈脑子里转的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有些话不一定准确，可能考虑不周到，但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要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又过了两个月，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人民日报》，主题是“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中国大陆同台湾统一的事情”，全文如下：

　　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希望美国领导人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作了最大努力，就是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制度。

　　希望美国不要作妨碍中国大陆同台湾统一的事情。海峡两岸可以逐步增加接触，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的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台湾同美国、日本可以继续保持现有的关系。我相信我们这个办法是行得通的。台湾问题解决了，中国同美国之间的疙瘩也就解开了。

　　中美两国虽然前一段时间吵了一些架，但近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好的。中美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点，但也有分歧点。中美两国都有发展合作的愿望。我们希望今后两国领导人和政府人员加强交往，更多地交换意见，以便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到两个月，1984年6月22至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至61页，主题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全文如下：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它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的，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对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国务院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是经大会通过的，是很严肃的事。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么，其它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绝不会答应的。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到1997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

　　以上谈话我都不嫌冗赘的引证全文，就在使我们能从全文的语气和上下文（context）间，掌握住邓小平的表面真义和意在言外的真义。在以上的四篇谈话里，我们清楚看到“一国两制”政策在邓小平口里演变的轨迹，随着这种轨迹，“一国两制”还有更完整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重视。

　　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至68页，主题是“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全文如下：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以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五十年不变。

　　坦率地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1997年后的事情。我们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今后中英两国要更好地合作。

　　现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了。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同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9月9日《人民日报》，主题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全文如下：

　　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坚持的思想路线。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把它继承下来了。中国遵循这一原则解决自己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且已经见效。我们也在按照这些原则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

　　中国正在同英国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并且可以达成协议。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想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种新的想法。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过了不到一个月，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会见华人科学家时，又发表谈话，收在1984年10月3日《人民日报》，主题是“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大陆十亿人口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一些地区搞特殊政策，搞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现在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有人提出，对香港的政策会不会变？我说，没有理由变，变没有好处。

　　同一天，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特就香港问题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2至76页。主题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其中就“一国两制”后五十年不变详加阐述。他说：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1997年6月30日，一夜之间换一套人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1997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1997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绝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在这天的谈话里，邓小平特别插播了一段台湾，他说：“1997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以上邓小平十五年前的谈话，对照起十五年后的今天香港情况来，可说言而有信，信而有征，是可以信任的。

　　1984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瞭望》周刊第四十二期，以“‘一国两制’是意义重大的构想”为主题，对“一国两制”做了专题的阐述，这是他提出“一国两制”以来，对这一构想最详细、最完整的阐述，全文如下：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形成了。这个构想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总是不好的。怎么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实际。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实际。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我们提出要保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个构想是我们从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而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稳定和繁荣，也不能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五十年不变。

　　我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首先从解决香港问题开始。具体地讲，就是在我国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后，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我和香港朋友谈到1997年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要继续多久，我说，如果继续十五年太短了，索性讲到五十年吧！五十年以后再说。五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

　　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香港几个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相应的，对台湾的政策也是几个不变。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搞小动作。不但1997年时不变，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是我个人的话，是人大通过的方针，是法，怎么会变！问题是政策对不对。对，就谁也变不了。不对，当然应当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搞开放政策，把经济搞活，首先在农村见了效。谁能改变这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如果要变，中国80%人口的生活水平就下降，就会失去80%的人心。

　　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这个已经见到成效了。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会变，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中国采取开放政策，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深圳和香港不同，不是深圳将来搬到香港，也不是香港搬到深圳。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世界上一系列问题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国际上的争端问题总是要找个出路，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有些国家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能的。否则，一些争端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用战争来解决。如果要稳定，不用战争，只能采取我们所讲的这一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

　　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要把世界稳定下来，脑子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至少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要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9月草签的中英协议是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圆满地解决香港问题，也为香港未来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

　　7月以后，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4至87页，是又一篇就“一国两制”做了专题的阐述，主题是“‘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1997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画地安排。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

　　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卡特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1927年到1949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1949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在上面的谈话后第二天，1984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和夫人、已故首相大平正芳的夫人时，特就“‘一国两制’就是谁也不吃掉谁”为主题，发表谈话，全文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他特别指出：“我们也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而且条件可以更宽一些，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个方案就是谁也不吃掉谁，双方都不吃亏，对台湾当局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谈话中，他拒绝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他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坚持用和平方式。我在国庆典礼上着重讲了这一点。我们有耐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诺不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道理很简单，要承诺，和平统一就不可能。”以上邓小平这些谈话，十五年后，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限上纲”、是最高指导原则，我这里不厌其详的加以收集、引述，就在使人们清楚理解“一国两制”的来龙、去脉与真意，进而领悟到这一构想，实在对台湾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反倒是大利多呢。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至97页，主题是：“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全文如下：

　　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原则。台湾跟香港不同，还可以保留军队。台湾当局提出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至少是太缺乏现实感了。能用一千几百万人口的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一十亿人口的大陆吗？我们曾多次劝台湾当局，不要这样想，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五十天后，12月19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至103页，主题是：“中国是信守诺言的”，全文如下：

　　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

　　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它办法。“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两年前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提出“一国两制”。

　　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构想。再过十三年，再过五十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一位日本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还有一个“五十年”，即1997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你们根据的是什么，是否有个什么想法？我对他说，有。这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十年内，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我还对日本朋友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上面的谈话最令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演变出来的，并且是从台湾问题着眼的，以台湾为主的，不是以香港问题为着眼、为主的。而1981年由叶剑英提出九条声明时，“一国两制”还没有完整成型，而是在1982年才成型提出的。二、信守诺言五十年不变，也是这次特别强调的。

　　此后六年间，邓小平就“一国两制”又做了多次的阐述。

　　198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出邓小平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时的谈话，以“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也能用于台湾”为主题，指出“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因为“中美之间的问题还是一个台湾问题。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消除了中英之间的阴影。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

　　到了第二年，1985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又刊出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奚斯）的谈话，以“将按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主题，直接指出“中美之间的障碍就是一个台湾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会使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而“香港问题的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是个推动。我们将按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更宽，就是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解决台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双方有共同语言，我们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1986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又刊出邓小平会见包玉刚的谈话，特别就实行“一国两制”的信用方面，予以申明。他说：“对能否实行‘一国两制’，总是会有人担心的，其实用不着，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会不讲信用的。”这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又刊出邓小平会见菲律宾副总统外交部长萨尔瓦多劳雷尔的谈话，特别就用和平方式而不用武力方式来说明“一国两制”。他说：“国际上对‘一国两制’的构想反映是好的。中国政府也设想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香港和台湾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具体实际问题，为了不用武力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才提出‘一国两制’的方式。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的解决也都涉及到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力方式。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用武力方式。”

　　邓小平这一谈话，进一步为解决争议的“和平方式”提出方法，方法就是“一国两制”。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以“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应有所作为”为主题，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一六九页至一七一页，全文如下：

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做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态度。

很遗憾地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统一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邓小平会见葡萄牙总理席瓦时，又发表谈话，收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主题是“‘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成功的”，他提到：“我们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看来是成功的。用这种方式解决澳门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为解决国际争端和消除国际热点提供了一点经验。”他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没有理由变，要变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这个政策至少七十年不会变。中国越发达，与国际上千丝万缕的关系越断不了。国际上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需要国际市场，怎么变得了？”在这段话里，邓小平露骨的表示出，“国际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必然稳定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不是自己说怎么变就怎么变了。

今天怀疑中国不稳定的人儿，实在该从中国与“国际上千丝万缕的关系”上著眼，取得信心。邓小平在上一谈话后五十天，他特就五十年不变详加阐述。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登出他会见参加“九十年代的中国和世界”国际会议的中外代表时的谈话，他说：

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我们承诺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不会改变的。

好几位外国朋友曾问我，你们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有什么根据？我说，有根据。因为，我们说，五十年不变不是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著密切的关联。

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的五十年。现在不仅有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我们讲五十年实际上是一种形象的语言，实际上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本身已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国民收入达到四千美元，香港即使超过一万美元，那也接近了。因此，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也不变，是不需要变，不是信口开河。

这一阐述，说明了“五十年不变”之说其实不止五十年，既然大江东流挡不住，自然就大江一去不回头，共产党终于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相信共产党真的会跟过去不一样了。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发表了长篇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5至222页，主题是“香港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对“一国两制”的长篇表述，全文如下：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这么迅速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在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它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做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还想讲点基本法的起草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做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它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在邓小平做了上述谈话后一个月，1987年5月16日，他对当时的“美国人”李远哲等人讲了一段话，那天他会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李远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和夫人时，以“中国不实现统一，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为主题，告诉他们说：

　　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如果光是根深柢固，不发扬光大，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光彩的。我们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要急起直追。

　　关于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实现统一，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人拿走。看来，只有按“一国两制”的办法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

　　统一祖国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台湾现在尽管在经济上比大陆好，但差距在缩小。差距缩小在下个世纪五十年代会表现得更明显。那时，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大陆的实力将大大超过台湾。如果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话，按十四五亿人口计算，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六万亿美元。那时大陆的科学肯定比现在强，人才也会比现在多得多。中国人脸上开始有光彩是什么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飞起来了。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香港、澳门、台湾的制度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香港、澳门、台湾在整个国家经济上的比重更小了，这就更没有变的必要。

　　以上谈话，登在198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上。到了第二年，1988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又登出他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为主题，对日本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的谈话，指出：“‘一国两制’是我们的一个新发明，中国存在香港和台湾这样的问题，‘一国两制’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又过了一年，1990年4月7日，他以“振兴中华民族”为主题，对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谈话，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大家都应该想开点。我们已经想开了，提出‘一国两制’。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同年9月15日，他复以“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为主题，对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谈话，指出：“台湾方面最近开始有些松动。但是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现在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以上两次谈话，分别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362页里。

　　收集在上面的邓小平谈话，是我细读《邓小平文选》等相关文献后的总整理，我有意少加剪裁，宁失之冗赘，也要人们能从字里行间，掌握住邓小平一连几年中的真意所在。昨天澳门回归中国了，江泽民发表谈话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的唯一正确方针。”他表示：“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希望台湾当局不要违逆历史潮流，不要再为两岸关系发展设置障碍，不要再做损害台湾同胞和整个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事。”足见他们以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发明为无限上纲，至今一以贯之，所以，忧虑邓小平死后“一国两制”路线松动或改变的人，显然是多虑了。

1999年12月21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台湾之子》一开始就是谎话

新竹市的朋友做了很多错事，如选出章孝严当国大代表、选出民进党籍的新竹市长蔡仁坚，你们后不后悔呢？当年我告蔡仁坚时，前新竹市长施性忠出来讲情劝我不要告他，当时我就和施市长说有一天你会后悔，蔡仁坚是不值得原谅的，果然施性忠后来告诉我他有些后悔，结果他也告起蔡仁坚了。当年我在党外打拼时办了许多杂志，那时像颜锦福、陈水扁和周伯伦等都是我的手下，而我也支援别人办杂志，像支援林正杰办党外的第一份周刊，当时蔡仁坚是林正杰的手下，也是林的人头，而我替林写了许多文章是一分钱也没拿，林却将稿费集合起来自己买了栋房子，后来林竟利用此杂志开始批斗我，我是可以批斗的，因为我主张言论自由，在当年我办的杂志中，大家也可看到很多骂我的文章，但我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接受批判，但你一定要根据事实来批判，若非如此我们一定会告你，当时林正杰的杂志就用非事实的方式，勾结国民党的特务捏造事实来诽谤我，当时挂名发行人的蔡仁坚就被我告了，我认为他涉嫌替林护航，后来蔡于1986年的5月2日就写了一封信向我解释，内容提及“在对待您的事情上，我自承情字有亏……您有恩于《前进》（当时林、蔡所办杂志名称）……”，最后他希望我接受他的斡旋。

　　这封信为何在十四年后，我今日在新竹时才拿出给大家看，我的感觉是台湾究竟是不是如宋楚瑜所说是有情有义的地方，至少在民进党蔡仁坚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谁谈情义，当年对抗国民党恶势力的最大力量就是我，这些人就西瓜靠大边，我承认在台湾成长的过程中，这些人有很艰苦的阶段，那时大家可以一起合作打拼，令我迷惑的是他们口口声声骂国民党，可是国民党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同志还算有某种情和义，在天下打到后大家为了抢资源才会翻脸，使情义不见了。

　　施性忠当年是为新竹打拼的优秀市长，可是他却以贪污一千零三元的罪名被关起来，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省主席李登辉，眼睁睁让他冤枉关起来，幸好施夫人庄姬美女士代夫出征，当上省议员讨回了很多公道，而在施要出狱时，民进党弟兄就决议防止他加入民进党，他们深怕施会把民进党的资源抢走，事实上民进党当时根本没有资源，而原有的资源本来就是施性忠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党不欢迎特定人士加入，我们看到施在突破国民党白色恐怖时建造的资源，到今天全部被民进党接收了，在施做商业活动时还被打压，造成了今日施性忠要告民进党市长蔡仁坚的原因。

　　蔡仁坚做市长至今，在外的风评的确不好，前台北县长尤清（民进党籍）在任内的贪污案件比国民党执政时还多，前几日陈水扁还说在当选总统后，要比照德国模式清查国民党党产，大家或许听完后觉得不错，可是在我看来完全是骗局，因为阿扁何必要等当总统后再来清查，他在担任市长时早就有无数清查的机会，就像连战何必要等当选总统后才将党产信托的道理相同，阿扁在市长任内违背誓言，用非法手段让国民党中央大楼过关，无法替人民彻查国民党党产，现在说当选总统后有这种本领来清查，大家还要上第二次当吗？

　　今天新党推人出来主要是在宣传理念、揭发黑暗，这是新党更该要做的事，今天我出来全省讲透透，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好与坏的，什么是在坏的当中比较不坏的，让大家做选择比较。

　　徐渊涛先生昨日（1月8日）出了一本《替李登辉卸妆》的书，书中将李登辉过去如何做共产党、如何有婚外情等事都一一写出来，有人会质疑证据的来源，可是我告诉大家，证据有好几种形式，用文字来表达的是文证，用图片来表达的是图证，用东西表达是物证，用人来表达是人证，因为徐渊涛作者从十岁就认识李登辉，那时李登辉整天来他家要他父亲帮忙，徐渊涛的父亲是前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也是李登辉的恩师，大家可从我带来的照片中看出，当年李登辉是多卑躬屈膝来巴结作者的父亲，所以徐渊涛是当时最好的人证，而他所写的这本书的序是我写的，因为他说由我来写序比较能发挥力量。

　　阿扁最近写了一本《台湾之子》的书，我也想写一本《台湾之父》的书（语毕全场大笑），这本《台湾之子》一开始就是谎话，因为在王永庆糊里糊涂写的序中有一段话：“……陈水扁因此成为政治犯坐过牢”，在此我必须向大家澄清，当我们坐十年、八年牢时，陈水扁是坐了八个月的牢，可是他不是政治犯，是因诽谤和司法案件（蓬莱案件）坐的牢。阿扁最早的客户是长荣集团的张荣发，他骂人无数但从来就不骂张荣发，以前别人当立委时，请一、两位助理就已吃不消，可是阿扁那时请了十七位助理，因为他有财团的秘密支持，也形成之后的福尔摩沙基金会，他利用此基金会Ａ了别人好多钱，做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阿扁的书中还说：“1985年1月28日，我宣布拒绝上诉，以抗议司法不公，并随时准备入狱”，而他是在1986年6月10日入狱的，书中竟写出“我判了有期徒刑一年，1987年2月10日出狱”，请问在86年6月入狱，若判一年的话，怎么可能在87年2月就出狱，少了四个月刑期，原来是他妻子吴淑珍后来帮他秘密上诉，法院才改判成八个月。在刑事诉讼法中妻子是可以代表先生上诉的，可是按照立法的原意，是不能违背当事人公然明确表示的意愿，当阿扁宣布不上诉后就跑去美国，由妻子出面帮他上诉，这种人是里子面子都要，又要做英雄又怕坐牢，现在又要写书来骗大家，大家或许会觉得这本书很好看，可是我觉得是一本谎话大全。说粗糙的谎话来把别人当成傻瓜是不可以的，英国巴克洛说：“我不恨你对我说谎话，可是我恨你对我说粗糙的谎话”，所以你们可以说谎话，可是说粗糙的谎话是过不了李敖这一关的，我认为陈水扁这本书要好好检讨，把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捏造部分彻底澄清，这样才配做“台湾之子”，否则就是一位“台湾说谎者”。

　　有些人是富贵也好，穿漂亮衣服也罢，当上市长或总统也好，大家都能接受，对我而言不能接受的是任意改写历史，今天的媒体有篇陈菊写的《寂寞的先知者——悼念魏廷朝》文章，魏廷朝前后和彭明敏、李敖和美丽岛人士一起坐了三次牢，今天有谁记得他为美丽岛坐了七年牢，有关的历史都被吃掉了。当年所谓的彭案是错的，应称为谢案，当事人有彭明敏（简称彭）、谢聪敏（简称谢）和魏廷朝（简称魏）三人，当时祸首谢聪敏劝彭、魏二人一起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没想到刚印好宣言就被抓了，在军法审判时彭竟将所有责任推给谢、魏二人，当谢、魏知道老师彭明敏将一切罪案都赖给他们时，气得都哭了，后来蒋介石在彭宣布悔悟后将他特赦，也将谢、魏二人减刑了，之后我请魏吃饭时，问他在牢中是否有被刑求、修理，魏表示没有，可是我听说你的牙齿被打断了？魏说“牙齿被打掉太轻了，所以不算被修理”，可见魏是多么有趣的人。

　　彭明敏当年逃亡到瑞典我帮过忙，所以他们也开始把我当成台独人士，当国际特赦学会秘书长马丁来台湾，到我家来看我时，我把一份泰源监狱政治犯的名单给了马丁，请他送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检举国民党的压迫人权，可是在马丁走后不久我却被抓起来了，原来这份名单流出去后，被公布在台独分子办的《台湾青年》刊物上，也因为这个原因害我坐了牢。今天陈菊在报上的文章说：“1971年彭明敏教授摆脱国民党情治人员的跟监，秘密逃离台湾到了瑞典，而在台东泰源监狱的政治犯名单，在魏廷朝及谢聪敏兄等人的努力，辗转送至日本国际特赦组织，让国民党残害人权的事实曝光”，她把真正将名单交出去而因此坐牢的李敖给判出局了，剩下的是陈菊笔下的魏廷朝，历史可以这样被扭曲吗？虽然我因为提出这些名单而坐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但这功劳的确是我的，陈菊这样写会觉得有功劳吗？另一段写“出狱以后魏廷朝以担任写稿为生”，告诉大家那时还是李敖给他钱的，甚至在魏死时我还送了一万美金，我要羞辱自称是魏的朋友这些人，一万美金的意思是因为谢聪敏说他在美国可帮魏捐到钱，我那时说以美元为单位，看看有没有人会捐钱给他，结果包括写这篇充满感情文章的陈菊在内，都没人捐钱给他。

　　日本时代台湾妇女被迫做慰安妇，受到的屈辱和不公平待遇，在今天的日本教科书中都提到这段历史如何的不人道，台湾的教科书（李登辉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却提都不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将历史真相抹杀的这些人都在台面上，他们都怕我怕得要死，记得几年前我走在台北市东丰街和大安路路口，忽然身边停了一辆轿车，车门一开陈菊出现了，她说：“李大哥，我们好久不见了。”我问她“你现在作官作的好吗？”她说完“还好，还好”后就上车跑掉了。今天台湾有些人所谓的“有情有义”，他们的情和义却像盘子一样那么浅，是“浅盘”的，今天台湾的情义，尤其是对我所接触的一些民进党政治人物而言，他们的情义是非常浅盘的。

　　一样是和国民党坏政府打拼过来的人，我们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民进党，能活到现在就表示自己是多么难得，在这标准之下我要崇拜一个人，就是施性忠。施性忠当年最了不起的是使新竹光芒万丈，大家应该记得当李登辉拉他下马时，他用国民党的风格出了国民党洋相，那个表演太精采了，就是国民党找他移交职务时，他用红布包了一个印信，结果过了一、两个小时都还未移交，大家打开红布包一看，里面包的竟是一块砖头，那时施性忠的智慧和趣味，把李登辉整得很惨。我们在整个打拼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快乐，我们是战士而不是烈士，烈士是被别人消灭的人，我们要做战士来消灭敌人，我们要用轻松的、快乐的、有笑容的方法解决问题，我认为台湾有史以来，没有人比施性忠做得更好，可惜的是新竹朋友们虽然是有情有义，可是有时判断错误，常常会使一些优秀的政治人物淡出。

　　一位有名的教授为了要训练学生的判断力和观察力，就拿了一个装了大便的杯子，他告诉学生要研究大便的味道，所以要有实验的精神，也希望学生都要跟他学，接着他就用手下去沾后舔给大家看，后来每位同学只好皱着眉头跟着他做，后来教授在讲评时，告诉学生是否有注意到他是用食指来沾大便，放进嘴巴内的却是中指，他告诉同学“你们的实验精神是好的，可是判断能力太坏了”，这也是今天我要告诉新竹朋友们的话，你们的选票投得很踊跃，可是都选错人了，希望大家能开始省思。

2000年1月19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李敖简介

　　李敖是世界上最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写过一百多本书，可是其中九十六本被查禁，自人类有史以来，写禁书之多，被查禁量之大，他居世界第一。这种连“吉尼斯世界纪录”（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都遗漏了的不可思议的纪录，充分看出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渊博、坚韧与顽强。

　　李敖的远祖大概不是汉族而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苗族，他们在14世纪，被强迫移民到山东。到山东后五百年，他的文盲祖父偷渡到东北。他的父亲用吉林省公费在国立北京大学念书，从此李敖就登记为吉林人。

　　1935年李敖在哈尔滨出生的时候，东北已是日本人侵略下末代皇帝溥仪的“满洲国”，李敖常说他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由于不甘心“泪尽胡尘里”，他们全家搬到北京。李敖在北京念书，自新鲜胡同小学以至市立四中初一上，然后转到上海缉椝中学初一上。1949年5月12日，他随家到了台湾，随身带了五百多本藏书，年纪只不过十四岁。

　　到台湾后，李敖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进入初二上，可是到了高三上他就自动休学了，他讨厌令人窒息的中学教育。后来以同等学历考入台大，先学法律，后学历史。毕业后做了一年半少尉预备军官，退伍再入台大历史研究所，可是他又自动休学了。——他写文章攻击起自己学校的黑暗，他不高兴再念了。

　　李敖二十六岁起，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兴风作浪了四年，最后被国民党封杀。自此他陷入十四年的“牛棚”生涯，包括以叛乱罪名，被乱判八年半在内，家也一再被抄。而他自己，则长年身陷黑狱，日与狱吏为伍，夜与蟑螂、白蚁、蜈蚣、老鼠为伴，其处境，从在狱被刑求逼供等角度看，实比在大陆文革期间的高级知识分子更为凄惨。

　　李敖四十四岁时复出，可是两年后，国民党再度以冤狱判他半年，目的在中止他“恶势力”的扩张，并把他斗倒斗臭。但是有着度过“冰河期”历练的他，苦战不懈。他从揭发国民党司法与监狱的黑暗开始，大规模的延续他自文星以来的反极权、反暴政、争自由、争历史真相的写作，把国民党搞得焦头烂额。他每月写一本书，连写十年，一个月都没间断，他为理想主义打拼的精神，无论敌友，都推服无间。

　　在李敖第一次被捕后五十六天，1971年5月13日，《纽约时报》登出他的照片和报导说：

　　台湾特务机构上个月逮捕了一位著名的年轻作家。他的日记日前已送达其美国友人的手中。

　　这位作家——李敖——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在去年就把一些手稿，包括他的日记送出国外。这位现年三十七岁的作家，以讽刺文章闻名于世。他修理个人、团体以及种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他的日记写得轻松幽默，描述那些监视他的特务形状。他们在他被捕之前，全天候盯了他整整一年。日记里也谈到有关的情治单位，以及他一些朋友被约谈尔后逮捕的事。目前这本日记只在私下流传，但也经过编译，随时可以出版。

　　李敖朋友不愿意马上公开他的日记，因为怕害了他。但是如果李敖短期内不能获释，他们就会出版。

　　截至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李敖的“罪名”。

　　官方的特务不但到处盯着他，还在他家装了窃听器。去年12月，李敖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他在家里搜出过一具窃听器，并且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了。

　　这位美国人和李敖一道吃午饭，他说有两个人跟着，一直站在餐厅外面。

　　另一些李敖的朋友表示，他之所以受到监视，是因为政府怕他逃出国去。……

　　The diary of a popular young writer arrested last month by the political police in Taiwan has reached fri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arently suspecting that he might one day be arrested, the writer, Li Ao, sent some manuscripts abroad last year, including parts of his diary. The 37-year-old writer is well known for his satirical essays, in which he pokes fun at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and society in general.

　　The diary, written in a humorous vein, describes the activities of the political police, who kept him under 24-hour surveillance for a year before his arrest,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involved, and the questioning and arrest of his friends. It is now circulating privately and is being translated and edited for possible publication.

　　Friends of the writer are reluctant to make known details of the diary for fear that the publicity will be harmful to Mr. Li. However, they say that they will publish it if Mr. Li is not released soon.

　　The Government has not made known any charges against Mr. Li.

　　The political police, besides following him wherever he went, are said to have planted a number of listening devices in his house. In a conversation last December with a visiting American, Mr. Li said he had removed one of the "bugs" and mailed it to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American, who met the writer for lunch, recalled that Mr. Li was followed by two men, who remained outside the restaurant.

　　Other friends of Mr. Li say he was watched constantly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s fear that he might escape from the country.

　　事实上，李敖这个理想主义者从来没想到逃出国去，他深信，只有在自己国家里同黑暗相持、战斗，才是实现理想主义的不二法门。这一深信，使他在中国台湾岛上一住五十年，未曾离开过一天，即使在近年来，国民党政府已表示不再拦阻他，但他也不愿离境了；即使他的故乡中国大陆那边邀请他，他也不再回去，他说“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他准备死在台湾。他在第二本自传里写道：

　　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陆是李敖的乡土，但我不在其内；台湾是李敖的乡土，但我被见于外，不过，对我说来，在内与见外，皆属过眼烟云，总归中国是我的乡土，在这乡土上，大陆也好、台湾也罢，对我都是一样，我的终极是在无何有之乡、在广漠之野、在中国与人类的历史上定位。

　　采取这样定位的视野，台湾对他太小了，他会被误会成目无台湾。相对的，台湾也目无他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编印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全书九百页，收有七百零三个作家，可是没有李敖，可见李敖在台湾岛上何等不入流。虽然这种抹杀，在台湾岛外多年来却公道在兹：例如英国伦敦《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说二十八岁的李敖是“一个得人心的英雄”（a popular hero）。美国《圣路易邮讯报》（St. Louis Post - Dispatch）说三十三岁的李敖是“著名的中国传统批评家”（Well - known critic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写的书多被查禁。美国《今日台湾》（Formosa Today）说三十四岁的李敖带领《文星》成为台湾知识界的“唯一生命的火花”（The only spark of life in Taiwan's intellectual world），而李敖则是火花的“点火者”（firebrand）。《太平洋星条旗报》（Pacific Stars & Stripes）说三十六岁的李敖是“台湾知名的历史家和作家”（a well-known Taiwan historian and writer）。香港《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说三十七岁的李敖是大部分著作都被查禁的“著名的散文家和编者”（the well-known essayist and editor），被判十年徒刑。美国《时代周刊》（Time）说三十九岁的李敖是“最著名的”（the most notable）作家，自1971年迄今，犹在狱中。英国《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刊出李敖照片，提醒世人，李敖自1971迄今，犹在狱中，该组织选出全世界三位良心犯，四十一岁的李敖是三位之一。美国“全美华人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颁发最佳成就奖给五十五岁的“台湾著名的作家”（the reknowned writer）。美国《花花公子杂志》（Playboy）《1990年企业年报》（Playboy Enterprises, Inc. 1990 Annual Report）1990年12月刊出李敖照片，指出五十五岁的李敖曾接受该年六月分外语版访问，该外语版共十五国、每年十二位，李敖是全世界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选出的三位之一。……直到他六十四岁时候，亚洲周刊（ASIAWEEK）在1999年9月3日还做了这样报导：

　　多采多姿的参选人

　　台湾明年春天的总统大选，赞成统一的新党不可能胜选。但新党总统参选人李敖矢言绝对选到底。李敖是位颇具争议性的作家，也主持电视节目。他秉持一贯理念痛批政客而卓然有成。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曾宣称他是这次选战中“真正的男人”，挖苦其它的参选人为“雄性的动物”。长年来他直言不讳，著名的人物如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没逃过。反政府的激烈言论，使他在70年代及80年代两度入狱。他成为地下英雄及国际知名的人权斗士。这几年，《笑傲江湖》的电视节目让他重回舞台，吸引数百万观众每晚看他横批政治。

　　TURNING THE TABLES

　　∥A critic of Taiwan's politicians, talk-show host Li has now become one colorful candidates.∥

　　Taiwan's tiny pro-unification New Party may be an unlikely victor in next spring's presidential election, but its candidate, Li Ao, promises to liven up the race. The controversial writer, talk-show host and activist has built his career around lambasting politicians. And he shows no signs of letting up just because he has now been nominated to become one himself. He's already declared himself the only "real man" in the race, dismissing the others as mere "male animals." The outspoken Li has a long history of political attacks, targeting such notables as Sun Yat-sen and Chiang Kai-shek. His anti-government tirades landed him in prison twice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making him an underground hero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ause. In recent years, TV shows like the current Li Ao's Proud Smiling World have put him back in the spotlight, allowing him to voice his political diatribes to millions of viewers.

　　这就是李敖。事实上，国民党政府只是首当其冲而已，李敖的威力半径，把一切人间的错误与不义，都统统加以扫荡，因此他得罪的，不止国民党。他树敌之多，史所罕见，并且每周以几何级数增加中，但他毫不在乎，他绝不怕得罪人。他说敌人不分大小，他都有耐心一个个解决，他绝不做烂好人，不做没是非的乡愿。多少年来，他一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独行其是，而无惧小人们争言其非。为了真理与信念，他绝不怕孤立。因此，这个工作狂，整天把自己埋在十万本藏书中，东征西讨，使人血压高。

　　李敖有他独特的做人方式。他性好扶弱抑强，主持正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他在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他在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他在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李敖自诩他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1918年，美国理想主义者关在牢里得到一百万总统选票的戴布兹 （Eugene Victor Debs）的句子，也正是李敖的画像：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这就是李敖，中国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1999年12月31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