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自传与回忆

• 目录
  • 《李敖自传与回忆》自序
  • 李敖自传
  • 从上海到海上
  • 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
  • 怀严侨
  • “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
  • 提升文星的一个回忆
  • 我最难忘的一个警察
  • 最后的九日
  • 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
  • 我最难忘的一个小偷
  • 我最难忘的一间牢房
  • 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
  • 我最难忘的一段洗脑
  • 被封杀的“人民公敌”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李敖自传与回忆》自序

这本《李敖自传与回忆》，一共集合了十四篇文章，分别就我一生中的许多阶段，写出每个阶段的历程。

大体说来，《李敖自传》写的是家世、童年和小学时代；《从上海到海上》写的是初一；《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怀严侨》写的是中学时代的奇遇；《“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写的是大学时代和研究所时代的师生之情；《提升文星的一个回忆》写的是文星时代的风云契合；《我最难忘的一个警察》、《最后的九日》写的是被国民党软禁时代的从容与机变；《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我最难忘的一个小偷》、《我最难忘的一间牢房》、《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我最难忘的一段洗脑》写的是被国民党监禁时代的悲惨世界，和在这一世界中悲欢与离合；《被封杀的“人民公敌”》写的是在国民党迫害下的争斗与不屈。这些文章内容，就我一生而言，虽然不是全豹，但能从“豹变”中得窥重要的几斑，也不失为“纵迹大纲、情怀小样”的意义。

法国文豪马尔罗（Andre Malraus）写自传与回忆，用的是“反回忆录”（Anti-Memoirs）的特色，以个人传奇与往日历史为题材，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最能表现出个人、历史与时代的错综关系。我这本自传与回忆、特色亦复如此。会读书的人，必然能把握这种特色，从重要的几斑，看到全豹。因此，不论豹生豹死，都难逃留皮，这本奇书，也就功德在兹矣！

1987年9月15夜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自传

　　和孔夫子一样的“遗民”

　　1935年4月25日，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中国东北已在日本鬼子控制之下，日本鬼子导演的“满洲国”也成立了三年多，所以，照历史的说法，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

　　从阴历生日到阳历生日

　　我出生时候，还流行用阴历计算，所以一直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上午7至9点），乙亥年生的属猪，三月二十三日的生日一直按阴历过，直到我二十岁前查出是1935年4月25日，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阴历太落伍了。

　　六女二男

　　妈妈生我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生女儿，这像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

　　妈妈学历与女人友谊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份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

　　尹女士

　　妈妈是以“媒妁之言”同爸爸结婚的，那时爸爸离婚不久，前任是一位尹女士，因为这位女士不生男的，也不生女的，所以难安于位。爸爸给她找来医生诊断，但尹女士是旧式的中国妇道人家，非常“羞医”，不肯让医生看她的妇人病，最后郁郁以死，这当然是“礼教杀人”的一个例。我小时候，逢年过节要同姐姐们折锡箔，装入大纸口袋，烧给死去的亲人，其中一袋，就是烧给尹女士的。

　　不生男的不怪女的

　　现代的生理学证明，生不生男的，原因在男方而不在女方，但是以前人不知道，尤其以前的婆婆不知道也决心不知道，所以旧式的中国小媳妇会因“无子”而被“七出”，她们真可怜！

　　示范的婆婆

　　给尹女士最大精神威胁的，不幸是她碰到一个最会示范的婆婆——我的祖母（我们叫奶奶）。奶奶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成绩也足以骄四邻、骄媳妇、骄媳妇之母。尹女士的困境是：不单是她自己不能生，又加上婆婆太能生，她的可怜，自然也就加了一倍。

　　大爷

　　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老大（我们叫大爷）李孟谦，是个村学究，为人谦和得有点怕羞。太太（我们叫大娘）是三姑六婆型的，有一男一女。儿子（李纯仁，我们叫大哥）很伪善。有一次大爷去算命，算命先生说：“你这位先生，妻不贤，子不孝。”说得大爷满脸通红，连忙说：“差一点，差一点。”

　　籍贯的自由与不自由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祖父（我们叫爷爷）不满意，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吉林扶余

　　吉林扶余在金朝元朝叫肇州，明朝初年叫三岔河卫，后来被蒙古人占领了。清朝初年安抚蒙古人，设了伯都纳站，所以又叫伯都纳。康熙年间在南边盖了砖城，叫做新城，光绪年间叫做新城府，民国以后改为扶余县。扶余位在松花江东北岸，在哈尔滨与长春中间，成为东北北部交通的要冲。

　　吉林三宝

　　吉林的特产是东北三宝，所谓“人参”“貂皮”“乌拉草”。人参在传说中，是一种“土行孙”式可在地下行走的植物，去挖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围捕，方不被它跑掉。人参每次出土，有的相隔十多年、有的相隔二十多年。人参总在地下隐居百年以上，它虽在地下隐居，却要在林间、岩下、腐土、低温、背阴向阳、倚水又排水良好、每日阳光三至五小时等条件下，才有珍贵的结果。东北土话说“七两为参，三两为宝”，表示大的人参来之不易。乌拉草做的鞋叫乌拉鞋，可以保暖，是寒冷地带最需要的。

　　乌撒

　　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据《元史·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所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到了明朝，改为乌撒卫，就是现在的威宁县。《李氏宗谱》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的。洪武十四年（1381）秋天，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带兵三十万征云南，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强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

　　爸爸在北大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讲过北大的四则见闻：第一是关于蔡元培解决学生打架事件的（我另有专文记录，题目叫《真教育家的评判》，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六期《神仙·老虎·狗》里）；第二是关于鲁迅上课情形的，鲁迅上课，把讲义一丢，态度倨傲已极；第三是关于魏建功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到中国来，大家捧他，魏建功独持异议，说“我们不能盲从”，引起鲁迅等人的抨击，魏建功却大大出了名；第四是关于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蔡元培想请他顺便到中国来，传说爱因斯坦开价多少多少钱才肯，蔡元培筹不出这些钱，只好作罢。事后蔡元培大骂犹太人爱钱云云。对这一项，我感到很可疑，因为爱因斯坦并非爱钱的人。

　　军阀尊敬知识分子

　　爸爸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他立刻被聘为吉林四中（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教教师研读的。

　　爸爸的著作

　　爸爸除在吉林四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文星垮后，改由传记文学社出版（这篇长序，题目叫《爸爸·我·文学》，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

　　大学校长最佩服的人

　　爸爸在吉林大学当讲师，吉林大学校长是张作相，挂名的，不管事。校务由副校长李锡恩（纶三）负责。李锡恩后来做了立法委员，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不肯开会，去了美国。这比起在台湾的万年国会的黑心委员，高明得太多了。此公德国留学，书念得不错，但他生平，却佩服一个没念过一天书的文盲——我的爷爷。

　　李凤亭

　　爷爷名叫李凤亭，他不大会写这三个字。他生在山东省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咸丰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跟着母亲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来咬，他母亲怕他被咬到，就用身体保护他，母亲却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就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也去“下关东”。

　　下关东

　　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所以当时中国的东北，就像英国的澳洲一样，只是罪犯的大本营。顾贞观《金缕曲》中“季子平安否”所指的吴汉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囚犯。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的确构成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去西部”一样。

　　日俄战争以后

　　1904年，日本和俄国打仗，千古怪事是，这两个国家打仗，战场却在第三国——中国的东北。东北这时候，已经有四百万人口，这些人口的压阵，使日本、俄国在瓜分东北上，产生了不少阻力。满洲人再也没想到：禁止到他们老家的汉人，却在阴错阳差之中，替他们看住了老家！这些看家的开拓者中，有一个满口山东口音的壮汉，就是李凤亭先生。

　　名目繁多的行业

　　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他的一生，充满了行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有关他厉害的一个故事如下：

　　独战土匪

　　七十多岁以后，他和大爷大娘住在郊区，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胡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象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我们，最后运到故都。柜上一个圆坑，就是子弹的旧痕。这个旧痕，表示了人间大勇是什么。

　　慓悍的庄家

　　另一个有关他厉害的故事是：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抬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却面不改色的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以后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这个以狠对狠的故事，我没法证实，但听说是爷爷的杰作。这一杰作，使我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

　　“丑妇刁民”

　　爷爷和奶奶结婚，也有一段故事。爷爷做土匪，受了伤，躺在山洞里，被奶奶看到了，大力救他，后来就结了婚。奶奶是热河人，也姓“李”，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所以用瞒天过海，改姓“吕”。奶奶长得不怎么样，爷爷一骂她，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

　　奶奶的个性

　　“丑妇刁民”很有个性，她在七十多岁去世前，还跟八十二岁的丈夫斗气不讲话，他们在儿孙包围下，合照了相，可是尽管照相，话还是不说。

　　“要把我给磕死了”

　　爷爷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里玩，那时候我四至六岁，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棚子、看他烧鸦片烟（烟土太贵，抽不起，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极好。他过的最后一个旧历年，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的给他磕头拜年，一会儿就去磕一次，然后相对大笑。爷爷说：“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怎么老是向我磕头，磕个没完？看这样，要把我给磕死了！”

　　死得清醒利落

　　年过了以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那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寿材

　　不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订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有准备。

　　大出殡与男尊女卑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

　　三叔、六叔

　　三叔名叫李湘岱，中法大学毕业，三婶是他同学。这一对夫妇，软弱、和善而小气，有一男一女。六叔最有个性，圆圆的脸，两眼机警有神。他从小有反叛性，十几岁就去了苏联。抗战时做共产党地下工作，和三叔一起被日本宪兵捕去，这时我们才明白三叔并非软弱之辈，他原是有理想的。六叔更不消说，他在地下工作方面，反是三叔的上司。我们到他们被捕，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们两家一直不同我们来往，也不同爷爷奶奶来往。直到他们被日本宪兵放出来，整个李家才有一番大团圆的景象。

　　六叔聪明而多艺，他受过地下工作专业训练，通俄文、英文、日文、会拳击，写了一手好毛笔字。六婶是上海人，六婶妹妹我们叫老婶，很漂亮，后来做六叔的姨太太。姐妹对生，共有八个儿女，给六叔很大的负担。六叔是整个李家唯一讨姨太太的人，也是唯一和南方女人结婚的人。

　　五叔

　　五叔是最宝的一位。他在大学念物理系，可是没毕业。他看中妈妈的大妹，按大排行算，我们叫她三姨。三姨原嫁给徐国材，徐国材不上路，最后离了婚。那时抗战开始，爸爸为全家老小所累，不能去后方，就叫五叔去。五叔热恋三姨，他走到汉口，就不肯走了。又回到家里，爸爸大失所望。五叔不管，同三姨结了婚。在所有叔叔中，五叔和我家走得最勤。此公喜说笑话，为人没大没小的。他去天津，我家老妈子托他办事，他偷偷赚了老妈子的钱，把赚到的钱，又全部买了茶叶，送给老妈子，然后欣赏老妈子对他歌颂之辞，引以为乐。

　　四姑做妖姬状

　　四姑聪明而漂亮，生存能力又极高强。从小就偷嫂子张桂贞女士的化妆品化妆，照镜做妖姬状。她的婚姻不美满，她就解决了它。离婚后，正值抗战胜利，她跟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丁锡庆打得火热（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丁锡庆为四姑所迷，同元配离了婚。他同四姑结婚后，生了两个小孩。大陆丢掉，丁锡庆做民航空运公司曼谷总经理，后来病死了。四姑住在香港，失掉联络。她从香港寄过一次照片，一派电影明星打扮。我每想到她，就想到她是我们李家最走达尔文路线的人。

　　老姑跟进

　　老姑（小姑、六姑）一直以老幺地位，跟在爷爷奶奶身边。爷爷奶奶在一百天内先后死去，她住在空屋里一阵，很可怜。她后来走四姑路线，但条件不如四姑，男朋友也不如四姑多。妈妈们在背后叫四姑做“四妖精”，老姑做“老妖精”，姑嫂之间如何，由此可见！

　　旧式家庭三大战

　　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做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

　　老人跟谁住？

　　爷爷奶奶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词，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它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太太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

　　张人权

　　外祖父（我们叫姥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满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哪个角度望去，好象都一直盯着你，教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中的“老大哥”。

　　烧冷灶

　　姥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帐；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姥姥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的自然不会背挺得直，姥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

　　细姨问题

　　姥姥唯一理会的是姥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病。姥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姥爷本来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姥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张府三姐妹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老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老姨最漂亮

　　姥姥的三个女儿中，老姨长得最漂亮，身材又好。当时追求的人颇多。据说她在婚前，同爸爸的感情也不错。爸爸留下的日记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离婚的代沟

　　三姨第一次婚姻，由于丈夫吸毒，很不如意。爸爸赞成离婚，可是姥爷思想古板，不准离，直到姥爷死后，才离了婚。

　　姥爷的坟

　　哈尔滨是东北最进步的都市，因为有许多白俄住，许多地方，都很洋派。以姥爷的坟为例，设计得很雅致，一点没有传统那种皇天后土式的恐怖。

　　全家十九口

　　从1926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姥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姐姐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出满洲记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

　　从根到浮萍

　　北平虽然是爸爸的旧游之地，但这次重来，处境、心情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东北是根，北平却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干起。

　　找职业

　　首先是找职业，要找人介绍。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理他（胡适是不帮人介绍职业的，但对有成就的人，他会主动帮忙）。爸爸在北大时就不是出色的学生，胡适对他并无印象（二十年后，我还同胡适提到这件事。胡适说他完全记不得这位学生和这件事了）。

　　两块面包

　　找了一阵，他终于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它的人，都看着，不吃。

　　日本鬼子又来了

　　爸爸每天走路上班，经过北平的皇城，有一次在路边一棵树上看到有人上吊。北平，像东北一样，已经逐渐感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近，终于在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有了事变。——日本鬼子进了北平，北平上吊了。

　　南下代表

　　爸爸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能力南迁了。他只好派五叔做“代表”，到后方去。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它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着，直到抗战胜利、直到别的团体数典忘祖为止。那时候，连马占山将军都不被看重了，他以下的，自然更别提了！

　　张学良背黑锅

　　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抵抗，但把这一政策叫张学良执行，并要他代背黑锅。这一内幕，我和一般人一样，都被国民党宣传骗了多年，直到我的三姐夫石锦告诉我蛛丝马迹，才引起我为张学良平反的兴趣。石锦的爸爸是石九龄。石九龄，辽宁省锦州市人，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毕业。1925年参加国民党，在“孙、段、张（孙文、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的空气里，出任司法总长杨庶堪的秘书，而杨庶堪在段内阁任职，却又和孙文有关。1926年，石九龄回到东北办党，曾任军法官、军法处长等职务，以掩护国民党的秘密发展。1928年，张作霖因为爱国，不同日本鬼子合作，被日本鬼子炸死。后来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国民党合作，石九龄遂在1929年公开出任吉林省党部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国民党将辽宁、吉林、黑龙江、哈尔滨四省市党部合组为东北办事处，石九龄仍任常务委员，直到1939年。前后十年，分别在秘密、公开与地下三阶段领导东北党务，所知内情独多。据石九龄向石锦无意中透露，所谓张学良不抵抗，事实上是国民党党中央给张学良命令不抵抗的，这种命令，曾公然形之于文字来传达，所以事后说张学良不抵抗，无异是叫张学良替国民党党中央背黑锅。

　　国民党不抗日

　　虽然这样，国民党对日本的暧昧态度，并非牺牲了张学良就可以平民愤的，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20日），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就示威游行，并且——像五四运动打卖国贼一样的——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各地民情愤激，都说国民党不抗日。到了国庆日那天，广州学生举行抗日提灯大会，为反对日货，与国民党警察发生冲突，国民党警察厅长杜煊泰下令开枪，打死同胞二十多人，打伤八十多人，“紧急拘提”一百多人。11月28日，全国各地学生、工会、社团等，纷纷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日。12月4日，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11日，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一次会议，决定各地学生请愿，由该会负责办理；15日，北方学生南下请愿团竟冲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直到国民党派出军警，才算平定；18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制止学生请愿，坚持不抗日，也不准学生请愿抗日。

　　绑票大特写

　　其实这些情形，只是电影上的远景和近景，还有大特写呢！当时北方学生南下请愿团的北京大学代表，到上海后，国民党竟用绑票手段对付他们，主持绑票作业的，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做了军法处长的今天“国之大佬”陶百川！支持他的，不是别人，就是那时上海市长今天“国之大大佬”张群！

　　国民党抗日的起点

　　陶百川绑票学生事件，惹得群情大哗。但是国民党哪里怕过群情，仍旧我行我素，宁整中国人，不打日本人。国民党抗日的官定时间远在十年之后才宣布，其悠闲可想！这时马占山将军早已抗日抗了十年了。国民党日后倒装光荣历史，把抗日的帐一古脑儿算在自己头上，不但把马占山将军靠边站，甚至卢沟桥抗日的光荣，也一网兜收了。其实1937年7月7日，只是北方将士在卢沟桥抗日，是北方将士用流血造成事实上的一个明确起点，国民党宣传他们从这时候向日本如何如何，是与事实不符的。国民党政府向日本宣战，乃远在四年以后，时间是1941年12月9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打了美国人的第二天。中国打了四年仗，到这一天，才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最后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被人侵略了四年，才向人宣战，这种杰作，真不能不说是天下第一鲜事了！

　　马占山将军

　　马占山将军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短小精悍，外号“马小个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后来入伍，骁勇善战，直升到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相当师长，因为东北军没有师编制，只以旅做作战单位），兼黑河镇守使，驻防瑷珲一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边防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因公留在北平，无法回去，遂由马占山将军代理主席。马占山将军在嫩江桥战役里，孤军抵抗，日军死伤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将兵败切腹，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率长谷旅团、矢野旅团、弦前部队、朝鲜军、演松第七飞行联队、太刀洗第四飞行联队、平壤第六飞行联队，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11月19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1933年，马占山将军被逼将部队从满洲里撤入苏联，他先由苏联转欧洲，再由欧洲回上海，全国欢迎这位抗日英雄，如痴如狂。马占山将军给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这是八年抗战的最大基础。在这种基础上，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证明出两点：第一，他告诉中国人，我们肯打、能打、打不过也要打，而打游击是对付日本人的最好战术。他孤军抗日后，在关内，各地青年在国民党“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7年8月8日国民党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纷纷请缨北上，要加入义勇军，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九路军，也自动要求北上；在关外，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辽宁的唐聚五，吉林的李杜、丁超，黑龙江的苏炳文、冯占海、王德林、耿继周，热河的李树春、韩继功、刘桂五、王星华、王福邦、朱霁青等部，拥众从几千到几万，武器从猎枪到丈八蛇矛，与日本鬼子苦战不懈。据日本鬼子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光在前十年就出动“讨伐队”达13689次，平均每天出动近五次，来剿义勇军。日本鬼子阵亡的骨灰，每年运回达十万具！十四年间，东北二百三十个县中，孤军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虽然严刑峻法（以家为单位，家长酷刑处死，男丁充矿工，女眷做营妓），但是平均每天游击战仍有二十起。东北同胞的孤军抗日，比起其它各地的来，更早更久更艰辛，可是在国民党的钦定历史中，却一笔带过或不成比例，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的坚苦卓绝，得到世界公论的同情。他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的证据，最后使日本鬼子被国联宣布为侵略国，使中国得到世界公论的支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不可侮，中国人还是肯跟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还是有出息的！

　　我见到民族英雄

　　可是，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显然使不抗日的国民党进退维谷、显然抢了国民党的锋头，而为国民党所不喜。所以，他虽是第一号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冻、被迫害；他的手下，从东北撤到新疆的时候，被残杀。抗战期间，他遥领黑龙江省主席，实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驻节在陕北榆林和绥远五原。国民党歧视他，使东北挺进军只有两三千人，装备之差，首屈一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私心自用，没道理的把东三省改为东九省，使马占山将军连空头主席都不可得。他带着残部，在凄凉中奔回东北老家，可是在半路上，共产党拦住了他，消灭了他的追随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平。后来国民党在东北与共产党作战失利，有人建议，何不派马占山将军回东北号召呢？于是给他一个空头名义，让他回到东北。1947年4月16日，马占山将军万里荣归，一下火车，群众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他们大喊：“马将军万岁！”把他抬了起来。在东北同胞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除了马将军，没人值得喊万岁。四天后，东北同胞开大会欢迎他，十万人到场欢呼。马占山将军才六十岁，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苍老，他满脸皱纹、满脸风霜，对着每一张苦难的脸、折磨的脸、马首是瞻的脸，他泪下，十万群众也泪下。泪尽胡尘的东北遗民，又重新学会了流泪，他们流汗欢迎接收大员，但是流泪欢迎马将军！那时东北同胞在饱受日本、苏联的折磨以后，正受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折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带头贪污舞弊，买大豆、运高粱、炒金钞、占公车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马占山将军无能为力，最后百无聊赖，回到北平。我的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是王家桢（树人）的太太，王家桢是吉林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外交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我家那时租他们家的后院，我有时到前院来玩。有一天，马占山将军来看王家桢，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那时我是初一学生。马占山将军很会骑马，在马上能双手用枪，神乎其技。有一次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中，枪管炸开，炸掉了他的手指，所以他的一只手总是戴着手套。我见他两年以后（1950），他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北京，活了六十四岁。共产党也不喜欢这位民族英雄，但他们喜欢《义勇军进行曲》，并把这进行曲做了他们的国歌。

　　吴焕章

　　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大赉县人，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爸爸死在台中后，他和张松涵（也是叫爸爸二哥的）合写挽联，内容是：“去国八千里，谊兼师友，晨夕过从，方冀联骠归故里；订交三十年，情比弟昆，金兰契合，何期驾鹤脱凡尘。”他们的交情，由此可见。吴焕章1935年起做立法委员、1944年做三民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支团代表、1945年做国大代表、兴安省主席，现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中研究区主任。他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俄文法政学系毕业、俄国海参崴东方大学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爸爸留在北平，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

　　当了局长

　　爸爸留在北平后，我们全家又第二次做了“遗民”。爸爸在法部做科员，养活全家。爸爸是极有办事才干的人，在法部的一次移交业务中，他的才干被上司看在眼里，开始大力提拔他。在三四年间，他就升到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

　　用人的度量

　　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山西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洋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交给无名小辈当家，这是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一种度量，这种度量在国民党当道后，已经越来越远了。万兆芝字元甫，江西南昌人。做过约法会议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代理秘书长等职务。

　　夜过娘子关

　　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岁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记得我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平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

　　太原禁烟局

　　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场。一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

　　汽车阶级

　　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型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镖。我在北平亲眼见过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勾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颇有晏子御者的味道。不过这辆局长的车，并没有保镖。

　　挑水夫喝尿

　　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块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妈妈、二姐、我、大妹，就住在这大排主房里。我记得一搬来，就运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没有自来水，要洗澡，由一个挑水夫一次一次挑水来，向盆里倒。挑水夫是一个小伙子，造形很像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中的阿Q。有一天，他向我要我撒的尿喝，他说“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我也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不久他就死了。喝童子尿治病，本是中国的传统医术之一。看中国文化、复兴中国文化，可别忘了这一“喝尿文化”。

　　花园怪屋

　　主房旁边有一道门，门外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花园，花园后面，循阶而上，有单独一间高高的房子，冷清清的，有一点世外桃源，也有一点鬼气。我每天都到这间房子来玩，这间房子对我老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四十年后我写到这间房子，这种感觉还是存在。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有：

　　鸦片烟成阵

　　一、对鸦片烟，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一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去了砖窑似的。我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我看过更多的鸦片。

　　女招待

　　二、局里的一个同事结婚，我参加了，第一次看到宴会搭的喜棚。爸爸的日文翻译俞秘书（当时日本鬼子势力无所不在，禁烟局受日本鬼子控制，所以有日文翻译）搂住一个“女招待”亲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后来时代变了，“女招待”也变成历史名词了。“女招待”类似今天的酒家女，特色是饭局中由女孩子来服务。刘半农说比照“吃馆子”、“听谭鑫培”、“写黄山谷”的简化语言，可叫“吃女招待”。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曾想用大学女学生做“女招待”给日本鬼子吃，其媚功可想！

　　相扑

　　三、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太原来表演，俞秘书带我去看，看到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角力赛，发现他们虚礼与赛前动作N多，令人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现在回想起来，日本侵略中国，他们派来的鬼子们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相扑是日本的国戏，但它却是偷自蒙古人的一种竞技。相扑的场地叫“土俵”，是有一人高的方形黏土擂台，中有圆圈。任何一人，被推到圆圈外面就算输，或者除脚底外，身体任何部分碰到擂台也算输。相扑前，力士进场，兜着五光十色的图案，表示身世。最后是总帅“横纲”出场，长得又壮又胖，他在台上，把对方根本给丢下台去，其巨无霸可想！

　　“先我而死”

　　四、我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做香的工厂

　　五、我在太原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看到香是从机器里一根根挤出来的，很好奇。

　　五脚牛

　　六、我在太原公园里还看过一条怪胎牛，这牛有五只脚，一脚从脖子下伸出来，真是无奇不有。这件事，我完全忘记了。四十多年后，我在天母侨大木器行看家具，看到一张五脚大会议桌，中间有一只脚，我突然想起太原那条牛！人的记忆真不可思议啊！中国历史上有“五足牛”的纪录，见于京房《易传》和《汉书·五行志》。中国古人认为五足牛的出现是上天警告统治者不要过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种不祥的讯息。

　　太谷之游

　　除了太原以外，我有一次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我记得参观一家医院，医院中有一架人体骨骼，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骷髅。

　　温茂林

　　山西对我的最大影响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山西人，名叫温茂林。他是我家的男佣人。他长得两眼有神、两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着裤角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中国淳朴农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后，茂林就来了，负责照顾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离。茂林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戆，我做错了事，他会怒目指摘我，可是我很喜欢他。我日后的一些耿直的脾气，深受他的影响。

　　瓷器上的春宫画

　　茂林后来跟我们到北平，有一天，爸爸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我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都画着光着的男人女人，这时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的向我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原来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养鸟

　　茂林喜欢鸟，我也大受影响，养起鸟来。北平旧家的纨绔子弟，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脚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我那时太小，还不到这种水准，不过鸟倒也养过几只，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十一种动物的声音，可惜其中包括学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

　　一笔画鸟

　　茂林会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我大为佩服，也就全套学到。我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小妹丈夫

　　我小时候，道学得很。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部份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一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我当时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别人说我和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我会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姐姐们知道我这一弱点，所以吵架时候，故意说我是“小妹丈夫”来气我。我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大爷亲戚李德邻的儿子，是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和姐姐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姐姐失信，就是“大连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

　　严男女佣人之防

　　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我不消——当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卷入王克敏的政争

　　爸爸的禁烟局局长位置，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而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

　　日本宪兵来了

　　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搭上自太原回北平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两个日本宪兵，同爸爸说了几句，就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日本鬼子的刑求

　　华谷中将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俞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俞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

　　日本牢

　　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个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平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无罪释放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场、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

　　研究土地问题

　　爸爸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做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走回老家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吴焕章仗义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一直有所误会，1961年10月10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这封秘件如下：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

　　径启者：

　　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吴焕章仗义执言，给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这封秘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爱国者的悲剧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做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不被用“汉奸”办你，就是祖上积德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永矢弗谖。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原因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做“汉奸”，他做怕了；国民党不再说他是“汉奸”，他就民众永远与国民党在一起了！爸爸的故事是国民党统治下一个党外人士爱国者的故事，它凄婉动人、它含冤难诉，在爸爸死后二十八年，我终于查明真相，并有能力公布真相，为公理招魂、向国民党抗议。我觉得我一生的工作中，这件工作，是最令我国仇家恨的了！

　　沈二爷

　　姥爷的一位亲戚的亲戚，叫沈铭三，大家称他沈二爷，也是东北人。他颇有家产，靠家产吃饭，也无什么职业，职业就是绅士吧。他年少荒唐过，爱上一名妓女，救她出来，结了婚，但没有小孩。夫妇两人，感情极好，沈二爷也从此不二色。他在北平内务部街和史家胡同中间，有一大片房屋，其中内务部街甲44号，就租给我们，我们住这座房子，前后十年，到1946年以后才搬走。

　　中国仕绅

　　沈二爷因为辈分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太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1887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国民党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气愤的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

　　《呻吟语》

　　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看的只是一部书——《呻吟语》。《呻吟语》的作者是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1616年八十一岁时刊行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平实有力的书籍。“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把这部切身修业的著作，公之于世。《呻吟语》全书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七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甘坐失举之罪”，保荐他做刑部尚书。在他死后，明熹宗追赠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祀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沈二爷的立身行事，使我注意到《呻吟语》、使我对许多传统人格的形成过程，发生了兴趣。《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

　　内务部街

　　沈二爷租给我家的房子，在内务部街中间。内务部街在北平东城灯市口附近。以前北洋政府的内务部，就在这里。后来内务部改成了市立第二中学，就在甲44号的斜对面。甲44号有一座大红门，大红门开的时候，正好是一间汽车间，平常不开，只开大红门中间的一扇小门。进门后，有“己”形的房子，前后相连，共有大小一二十间。我们住中间；前面房客住过、大爷大娘住过；后面爷爷奶奶住。

　　可怜的鸽子

　　我在内务部街甲44号的最早记忆是：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我们把它包扎好，伤养好后，它也不再飞走了，就成为家里的一员。不料一天被猫扑上去，把它咬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时家里不能不养猫，因为房子很旧，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过阴沟铁栅，去咬走过铁栅的小鸡。

　　卖小鸡的

　　提到小鸡，也引起我的回味。北平乡下人沿街叫卖小鸡，用扁担挑两个很扁很扁的箩筐，到了家门口，把箩筐盖打开，顿时一两百个鸡头攒动，毛胡胡的、黄澄澄的，每只都在摇、每只都在叫，可爱极了。卖鸡的随手抓出一两只来，放在掌心，特别介绍，痒得你非买不可。

　　猫与狗

　　养鸡以外，家里也有猫狗。养猫狗，都以实用为目的，猫狗也不像现在这样娇生惯养，那时候猫狗好象都是脏兮兮的。对猫也有很多传说，比如奶奶、爷爷、姥姥死的时候，猫都要关起来，因为传说猫跳过死尸，死尸会坐起来，就是“炸（诈）尸”，这是谁都害怕的事，谁都不敢冒险，所以只好把猫关禁闭。

　　盲肠炎

　　我六岁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腾，结果越腾越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况不对，请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第一名医，他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听说肚子上要开刀，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爸爸决定开刀。

　　开刀之前

　　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把哥罗芳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中西医之争

　　爸爸高兴他的正确决定，使我大病不死。爷爷奶奶们对西医也没话说，只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下去，照样可以看好。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关颂韬大夫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欢鸟，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听说关大夫晚年住在台北，我一直很感念他。我读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看到关大夫坐飞机去救丁文江的事，就觉得特别亲切。到台湾后，有一两次，医生检查我身体，看到盲肠开过刀，听说刀是关颂韬开的，都会夸他是名医，可见关大夫在中国西化医学中的地位。

　　从大手术到小手术

　　我得盲肠炎的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割盲肠还算不小的手术。如今已算是小手术了。

　　刘士豪大夫

　　另外一位名医，是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刘士豪，他算是我们家庭医生。听说他看死的病人很多，原因是他看病很贵，大家都不敢找他而去找便宜一点的医生，在便宜一点的医生看不好的时候，为了救人，只好再找他，但这时候，病人差不多都回天乏术了，最后都死在刘士豪手里。

　　周慕新郎中

　　我们的家庭医生也有一位中医，也住内务部街，叫周慕新。长得也跟刘士豪一样的白胖富泰、能说善道。我见过的中医都是能说善道的，中医博取人们的信任，这是噱头之一。中医看病外科全不行，内科又没有X光、心电图、听筒等器材，除了把脉，其它就全凭嘴巴看病了，所以嘴巴就是器材，不会吹是不行的。

　　四姐之眼

　　妈妈生下大姐、二姐、三姐后，怀了老四，全家一直盼望生老四是个男的，结果又是女儿，全家失望。为了平息这一失望，四姐从小便女扮男装，剪光头发，身穿短裤，一派傻小子的模样。也许是衣冠易人，四姐的作风也全部男生化，顽皮异常。一天她在两个沙发中间荡秋千，不小心摔个倒栽葱，得了脑膜炎，昏迷不醒，西医都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德国医院的医生为她打了一针，说如果再没效，就没救了。回家以后，没有起色，只好准备后事。这时候周慕新出现了，弄来蝎子、壁虎之类一大堆，熬了药，灌下去。到了半夜，四姐神志逐渐恢复，周慕新坚持是他的草药功劳而非西医那一针的功劳，大家也就信他。不幸的是，四姐此后每次吃饭，嘴嚼一下东西，就一只眼睛睁大，一只眼睛不睁大，同她吃饭，看她眼睛与嘴巴同步动作，十分有趣。四姐人很漂亮——当然是不再剪光头发以后，眼睛也漂亮，只是吃饭时候别具只眼，此周慕新之遗爱也。

　　中国人盼望男孩的时候，常把女孩子起名字叫“宜男”“招弟”之类，但像四姐这样索性女扮男装以为招徕，倒很少见。我出世后，四姐并没立刻还我女儿身，还是照旧护航老一阵子，才功成身退。至今我们还保留四个姐姐同我的合照，照片上四姐两目圆睁，精神无比；我却小智若愚，精神不振。

　　新鲜胡同小学

　　从内务部街东边街口，向左转朝阳门南街，再向右转，就是新鲜胡同。新鲜胡同有新鲜胡同小学。这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它共分两部分，胡同中间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级和操场；再往前走，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级、音乐教室、校长室。校本部有纵五排侧三排房子，第二、三排最高，盖得最早，颇有巍峨的气象，原来那是三百年以上的房子了。它们原来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

　　魏忠贤生祠

　　生祠是人还没死就给他盖祠堂，祠堂通常是纪念死掉的伟人的，但马屁专家认为魏忠贤活的时候就该享有这份荣誉。给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太监盖生祠，不始于魏忠贤，而始于“法门寺”的刘瑾，后来有刘璟、王堂跟进，只是到了魏忠贤时候，数量就大变了。为了拍魏忠贤马屁，全国大小官员都纷纷在各地为他建生祠，盖一所要花几十万，要砍多少树、占多少地皮，可是谁也不敢不盖。光在河南开封建生祠，就毁掉了两千间民房。为宦官遍天下建生祠，是中国政治黑暗的一个特色。据《明史·魏忠贤传》，当时立生祠的情况是“海内争望风献媚”、“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佞词累牍，不顾羞耻。”再据《二申野录》小注，“礼部阎可升曰：二三年建媚献祠，几半海内，除台臣所劾外，尚有创言建祠者李蕃也。其天津河间真定等处倡率士女，醵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目中真不知有君父矣！”生祠的名号，据《两朝识小录》，有怀仁、崇仁、隆仁、彰德、显德、怀德、昭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报功、元功、旌功、崇勋、茂勋、表勋、感恩、祝恩、瞻恩、德馨、鸿惠、隆禧。马屁词汇，一应俱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丢举世之大脸。明思宗上台后，魏忠贤上吊死了，他的生祠自然也一所所完蛋了。新鲜胡同小学在三百年后接收了这一生祠，真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郑板桥生祠

　　但是生祠也有例外，也有给好人建的。我的祖籍是山东潍县，潍县就有大名鼎鼎郑板桥的生祠。郑燮（1691-1764），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十七岁中秀才，三十岁前落拓扬州，卖画度日，“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四十岁中举人，四十四岁中进士。郑燮三十岁前，有一个儿子，可是在“天荒食粥竟为常，惭对吾儿泪数行”的穷困下，儿子死了。他中进士后，做了潍县的“七品官耳”，为了救济难民，得罪了上司，丢了差使。他在潍县作《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诗，表达民间疾苦，都很动人。潍县人感念他，为他立了生祠（丢官以后，郑燮住在扬州，继续卖画，“一缣一楮，海内争藏之。”他自订润例，说：“大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赠，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为人的洒脱、风趣，可见一斑。我真高兴我的老家有这么一位县太爷）。

　　初次上学

　　新鲜胡同小学是北京最早的小学之一，梁实秋就是这个小学毕业的（1982年4月12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写《忆周老师》，说：“这是七十年前的事了。那年我十一岁，我的父亲领着我哥哥和我进入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新鲜胡同东路南，差不多就是城墙根儿了，相当僻静。门房肃客入校长办公室。校长赫杏村先生，旗人，矮矮胖胖的，声如洪钟，和蔼之中带着严肃。他略微测验我哥哥和我的程度，把我们编入高小一年级，什么别的手续都没有，令我们明天就去上学。”可以想见这小学当年的情况）。梁实秋以外，我的大姐、二姐、三姐也都是这个小学毕业的，四姐是史家胡同小学毕业的，史家胡同小学原是史可法的祠堂，比我们新鲜胡同的魏忠贤生祠光彩得多了，可是成为小学的历史却差得远哪！它原来是北京市立第二中学，改成史家胡同小学是很后的事。我是1942年进新鲜胡同小学念一年级的，当时我在家娇生惯养，胆子很小，初次上学，颇不习惯，所以由茂林陪我。他站在教室窗外，跟我保持隔窗遥望的照应，我一边听级任老师上课，一面紧张的看着茂林，心有二用，绝不大意。一年级级任是位姓师的女老师，戴着没边的眼镜，和蔼可亲，人也漂亮。那时没有什么幼儿园，一念书就是小学一年级，我记得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天亮了”。其实，我那时已在家里先背过《三字经》，也看过《小熊逃学》、《小狗回家》等儿童书，我的程度已经不错了。不过那时还有读私塾的情形存在，有的小学生是读过私塾再转入小学的，所以会背《三字经》的，应该不止我一人。茂林陪我窗里窗外式的上课，后来结束了，我也能完全适应了小学生活，并且很快学会了如何“我告老师去”。有一次小便时候，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在我背后一推，我身子站不稳，两手陷到尿池里，我很快的报告了师老师，老师问是谁推的，我不知道那小男生名字，只好走过去，到他身边，把他揪出来。

　　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有一次，我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斥责了我，我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师原来是他学生，跑去骂了他一顿。这件事我四十多年后还能记忆，我相信办教育的人对小孩子的态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崔老师和“阴丹士林”

　　二年级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是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掸子，清除讲台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他清理过程一言不发，我们全班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如今回想，此公大概有点洁癖。崔老师书教得不错，只是太严肃了。我记得他骂过我一次，说：“李敖你出去！”什么原因，全忘记了。崔老师的蓝布大褂儿，留给我对长袍最早的印象。北京的学生在早期，春秋总是穿蓝布大褂儿、夏天总是穿竹布大褂儿。竹布就是一种浅蓝色的布，天津叫做缸靠大褂儿。1930年左右，市面上新兴一种“阴丹士林”布，后来居上。于是大家就都穿“阴丹士林”大褂儿了，比过去的蓝布大褂儿，就好象牛仔裤的料子取代了其它蓝色料子一样。至于冬天，都穿棉袍。到了国民党的势力进入故都后，曾对机关里的“长袍短褂”严加取缔，甚至到了“撤差严惩”的地步，但是民间大家仍旧穿穿穿，国民党也没法子。

　　鬼迷

　　新鲜胡同小学因是古宅老屋，颇多鬼怪传说。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志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nightmare）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洋车与洋车夫

　　崔老师不久得肺病死去，来了一位女老师代他。全班恢复了活泼气氛。图画课上，我总是画汽车，女老师很欣赏我画的汽车。我对汽车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时很少小朋友像我这样“现代化”过，他们要画，大都画洋车（ricksa）。洋车据我考证，起源于19世纪法国（所谓the old French brouette），自日本传来，北京人叫它“东洋车”，后来简称洋车，天津人叫它“胶皮”（一开始没有打气的车胎，只是以硬胶皮卡在车圈上），上海人叫它“黄包车”。它是马车与三轮车之间的交通工具，靠人力来拉，是最能显出北京文化的一个特色。北京拉洋车的，都很有教养。大一点的胡同口，都有一批拉洋车的，聚在一块等客拉，可是绝没有地盘之争。喊车的若是生客人，说明要去的地方，他们算算有多远，开出价钱，谁认为合适谁拉。喊车的若是某一位拉车的熟客，绝没人去跟他争，谁的老主顾谁拉。拉车的在路挤的时候，嘴里不停的说“借光，借光”、说“您让一步”、说“靠边啊！往里，您哪！”都看出他们的教养。他们有时要小费，也出之以客气委婉，比如讲好八块钱，拉到目的地后，他们也许会说：“先生，您瞧，三伏天，这天儿多热，真跟下火似的，浑身全湿啦！多花您两个吧，多吃您个窝头。”他们从不恶形恶状的。老舍有《骆驼祥子》写这一阶层的中国人民，是最动人的一部。

　　音乐老师

　　三年级起到校本部上课，开始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音乐课有音乐教室，一个是开始学日文。音乐教室主持人是杨老师，是这小学的资深老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风琴来，更精神十足。学校太穷，买不起钢琴，风琴也别有情调。我们学的第一个歌是《飞》，歌词是“飞飞飞蝶飞飞飞，飞到鸳鸯天芳草地，飞飞飞蝶飞飞飞”一共三句。也学过刘复（半农）赵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风》——

　　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它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冒烟，非常有劲儿。

　　炉子与摇煤球的

　　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冻得要命，只好一教室一个火炉，但是学校只供应火炉，燃料是供应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带煤来。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学负责。一般北京人的炉子，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块的，用于洋炉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烧开水之类；一种是烧煤球的，用于土炉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饭、取暖。这种炉子，生火时候，要在院子里，早晨零下几度，在院子里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两手就冻成红萝卜，要跺着脚，放在嘴边用热气哈个不停才成。用这种炉子，在续煤的时候，可不能偷懒，若是续上煤球，偷懒不端到屋外，或还冒着蓝火苗就给请了进来，大家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用北京话，这叫“煤熏着了”，被害人轻则到院子里吃西北风透气，灌酸菜汤；重则一命呜呼。这种炉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胶质的黄土摇出来的，就像摇元宵一样。摇煤球的工人，外号“煤黑子”，他们摇煤球的时候，先做好两三坪面积的煤糊，然后再用铁铲子切，横切成一寸多宽的距离，这面切完后，再掉换方向，还是横着切，这样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后放在筛子里去摇。摇的时候，先放一个花盆在下面，再把筛子放在花盆上。摇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摇将起来。筛子下的花盆好象一个轴，一边摇还要一边注意将黏在一起的散开，又得随时洒些煤沫子，摇到后来筛子里的小方块渐渐摇滚成了黑乒乓球，晒干以后，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担一百斤，前后各五十斤，小担五十斤，前后各二十五斤，大部份用户都三五百斤的买，或找摇煤球的到自己家里来摇，穷苦的人家也有一次买五十斤的。再穷苦的人家就无所谓买多少斤了，而变成了“捡煤核儿的”。所谓煤核儿，是不论烧煤块或煤球，都会在拢火后留下残渣，残渣丢到垃圾堆里，捡煤核儿的便去废物利用了。他们遇到一块煤，认为中有文章，便用家伙，敲打一阵，把炉灰敲掉，如果中间有点还没烧完的黑心，便放进小竹筐里，这样子积少成多，也够自己家里烧个一天半天的。因为有这点剩余价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着又脏又破小棉袄棉裤的小孩子，缩着脖儿，冻得流出两行青鼻涕，在翻腾垃圾堆。当然这些小孩子是没钱念书的。

　　日本顾问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台湾、在东北，都从小学一年级起有日文课；在华北，则从小学三年级起。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名日本顾问，新鲜胡同小学日本顾问叫“施掘”（？），我们给他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态度还友善，写了一手好毛笔字，经常写出来，做为每周重点。我记得他写过“姿式”两字，贴在布告栏上，要大家注意“姿式”。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我那时恨日本侵略中国，不喜欢学日文，成绩很坏。成绩单拿回家，爸爸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于是我开始发愤，最后考了一百分。爸爸告诉我一个故事，说顾维钧在外国学国际政治的时候，学校排出课程表，有一门是矿物学，而且要必修。顾维钧跑去问教务长，问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说没错，顾维钧说我们学矿物学多没用多枯燥？教务长说：“你面对一门又没用又枯燥的学科，去把它用耐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这真是一个好故事。

　　咬奶头

　　被日本顾问整天顾问的中国校长是弭敬瑭，这名字比照五代时候的石敬瑭来，倒颇有汉奸味。他长得老老的，很和气。每次集会，就讲“咬奶头故事”，故事说一个小孩在他的同学那里，偷到一册课本，带回去给他母亲看。她非但不打他、不骂他，反倒称赞他。第二次他偷到一件披肩，带给母亲，母亲更是称赞他。因此这小孩成人后，进而偷更值钱的东西。后来他在行窃时候，被人捉住了，反绑双手，带到刑场上去。他母亲在人群中跟着，伤心得搥胸痛哭。在这时候，这儿子说：“我愿在死前能够再吃一次母亲的奶。”于是这母亲就把奶给他吃，他却把奶头给咬了下来。他母亲骂他不孝。他回答说：“唉！在我初次偷了那册课本带给你的时候，如果你痛打我一顿，那我也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了。”弭校长这个故事，后来我查出是来自《伊索寓言》的，只是《伊索寓言》咬的是母亲耳朵，不是奶头。

　　詹永傑

　　我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抗战胜利了。在沦陷区生活八年的遗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们这些做小学生的，也不例外。这时候，一个最优秀的小学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詹永傑。詹永傑长得极好，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脱颖而出，在四年级的班上，风靡了我们。原来詹永傑知道最多的八年来被封锁的一切，他会背《国父遗嘱》、他会读《三民主义》、他会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了詹永杰，说外交部长是王世杰，不是王世傑，所以他要以杰随之。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我们，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我因在二年级时被齐凤鸣动过拳，久思报复，今逢詹永傑发难，自然首先响应，于是群起而斗齐凤鸣，齐凤鸣见人多势众，气为之沮，级任老师鲁小姐事后责备我，说：“没想到你那么凶！”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凶的人，詹永杰启发之功，实不可没。詹永傑家里有不少杂书，常跟我交换看，使我在读物的广度上，进步不少。后来詹永傑和我，还有一个脑后留“坠根”（“坠根”是脑后留眼镜片大小的头发，这种从胎毛就留起的头发又叫“孝顺毛”，留长后可编小辫，因为很短，据说鬼都抓不住，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也叫“鬼见愁”）、左耳戴“金圈耳环”（满月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环”，意谓套住了、安全了，结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来，这当然是受了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影响。爸爸很喜欢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乐见我们拜起把兄弟来，还叮嘱我们不要“拔香头子”（把兄弟决裂之意）。

　　第一张文凭

　　四年级念完的时候，就是“初小”毕业，先发一张文凭。这是我平生第一张文凭，内容如下：

　　毕业证书

　　学生李敖系山东省潍县人现年十二岁在本校初级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校长 张瑞珂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 日

　　文凭上的图章旁加盖“暂用旧印”字样，因为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发神经，大发“改名狂”，把好好的“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改名为难听的“北平市立一区九保国民学校”，校长也换了，因为青黄不接，所以“暂用旧印”。

　　共存亡

　　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所谓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王季高来视察，全校学生都恭迎如仪，不在话下。这位局长大人，在共产党进入北平前夜，曾先开溜。原来北平被围城前，国民党在北平的头子傅作义，宣称“誓与北平共存亡”，为了表示“共存亡”的决心，上上下下，谁都不许走、不许开小差、不许逃难，同时在北平城内加做市内机场等，决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王季高洞烛机先，看到所谓“誓与北平共存亡”是鬼话，于是，自己就先逃难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义大怒，致电中央，请将王季高截回。但是还没截回，傅作义就投降了。国民党在大陆，经常表演“共存亡”的把戏，可是真正相信它的，就来不及跑出来了。后来到台湾的衮衮诸公，都是当年绝对不相信自己发誓“共存亡”的一群人，唯独不自信，故能失信，悲夫！

　　迎大员迎老美

　　另一件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北平来宣慰。全北平的小学生都列队在马路两边，恭迎如仪，也不在话下。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学生，还参加欢迎美国军人北上。大老美们在卡车中招摇而过，我们恭迎如仪，更不在话下。美国军人北上，是美国人支持国民党的具体行动，大家对老美最初印象尚可，后来他们闹得不象话，最后强奸了北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女学生沈崇，惹起公愤，才滚了回去。

　　王恒庆老师

　　五年级算是高小，共有甲乙丙三班，我分在丙班，就是五丙。五丙教室是全校最后面的一间教室，隐蔽而阴森。级任老师是王恒庆，是一位乐观、口才好、又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她除了生小孩时候由她哥哥代课外，一直跟我们到六丙以至高小毕业。她在正课以外，还教我们念《陋室铭》、《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秋声赋》、《卖柑者言》等古文，这些古文我至今能背，都得力于王恒庆老师的开导。五丙以后，我的课外书读得越来越多，成绩已脱颖而出。六丙时候，我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又是学校图书馆馆长、又是模范儿童。那时詹永杰在六甲，已经成绩不如我了。王恒庆老师跟我们同学感情极好，但有一次被我们气得赌气不教了，走出教室，我跑出去，把她迎面推了回来。王恒庆老师是我小学时代最怀念的老师。我小时候，长得“真人不露相”，面目慈祥，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老太太”，王恒庆老师也这样跟着叫，她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由此可见。王恒庆老师生小孩时候，她的哥哥来代课，此公身材很高，写了一手整整齐齐的黑板字，为我生平仅见。他在我作文上批“意短情长，允称佳作”，给我最大的鼓励。他最喜欢讲《聊斋》故事给我们听，陆判也、织成也，把《聊斋》人物讲得鬼气森森，最令我们倾倒。

　　“老头”

　　教劳作的老师外号“老头”，是齐白石的学生。他宿舍里琳琅满目，艺术奇珍甚多。他教我们刻印，第一次我刻“竹报平安”四个字，刻得不错。有些顽皮的男生不肯刻，只用朱笔偷偷描成印文，去骗“老头”。“老头”一看，劈头就揍。顽皮的男生们个个恨他，在劳作课前，常常用毛笔画“打倒老头”图文在镜子上，再用镜子反射日光照在墙上，好象电影一样，全班大笑。不久“老头”进来，追查此事，又是一个个狠揍一顿。

　　初恋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小学中，有我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平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Juliet），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1981年狱中作

附录一

二姐给李敖的回忆（李珣）

敖弟：

你让我回忆并写点往事想必有三个原因：一是我虚长你五岁，对往事似乎较有发言权。二是你十四岁来台湾，而我一直留在大陆，大半生所处的“世界”不同。三是阔别四十多年之后，我已年届于花甲与古稀之间，有幸来台湾探亲，用老母的话说：“小敖不会让你闲着！”可你好像有意忽略我是学化工的，所谓隔行如隔山，我写文章可是小材大用了。我在大半生中除科研报告外，恐怕所写的长作文唯有文革期间的“坦白交代”。你提示我说：“不怕啰嗦，只要不重复，愈啰嗦愈好！”这倒正中下怀。要求简明扼要我从头学起已嫌太迟，论起啰嗦我都可以不打草稿。无论如何还请你借我一本字典。老实说，我时常自己都弄不清写的是繁体字？大陆的简体字？还是错别字？至于叙事不通顺、不利落，就更在所难免。想到要由你这位名扬海内外的大作家过目，我禁不住心虚手软。从哪里谈起呢？记得在贝满女中时一次作文课，我瞪着先生写在黑板上的题目发呆，嘴里唠叨着：“第一句怎么开头呢？”谁知先生马上指教说：“想不起来第一句就从第二句开始写！”追溯很久很久以前哪里有头绪？或许最方便的办法是逮住什么就写什么，正像你逮住谁的错就骂谁一样。

大姐和我

我们的大姐从小聪明伶俐，据说三四岁就认识世界各国的国旗，很得到外祖父母的宠爱。当年外祖父是哈尔滨道外北新警察署署长，权势不弱；外祖母是家里的当权派，财势不软。受宠中的大姐是如何被捧着可想而知。用不恰当但又挺形象的比喻是她生活在“第一世界”。我们那时住在道里二道街。离“马迭尔”电影院很近，大姐常泡在电影院里坐在痰盂上看电影，说不定因为电影看多了伤眼睛，结果直到现在大姐的一双漂亮大眼睛总是一挤一眨的。我比大姐小一岁半，和她相比我是个小糊涂虫，有一次听爸爸提起：“为什么我喜欢安琪小时候？因为她很像我。”大概为了弥补“又是个女儿”的遗憾，我直到五六岁还被剃平头，穿男孩子的衣裤，加上性格活泼调皮，俨然是个假小子。隐隐约约还记得自己在公园里跳起舞来，吸引不少游客看，毫不怯场。

大姐五岁开始读书，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家顽皮得讨厌，还是因为大小姐上学得有人陪读——像皇太子似的——总之结果是我还不满四岁就陪她上学。大姐坐最后一排，我坐第一排；别人上课面向老师，我则面向同学；东撩撩，西逗逗，甚至坐不住会开门出去，老师对我则视而不见。我喜欢游戏课，记得上课的时候，会被蒙上眼睛摸地上用硬纸板做的鱼，老师会拉着我的手帮我摸两条。当时爸爸是哈尔滨六中校长，我们放学后常由校工陪着到公园，边吃冰淇淋筒边乘转马。大姐念书成绩很好，但很娇气，有一次不记得为什么课上了一半她哭着要回家。我居然帮忙她穿上皮大衣，拎着双肩背的书包，我们叫了部洋车，邋邋遢遢地回家了。因为我能干地带回大姐，受到长辈们一致赞扬，至于将一个相当好的皮书包忘在车上丢了，也就没人计较。其实当时对我来说什么叫上学念书？哪里都一样玩儿就是了。造成的后遗症是：之后多少年，我念书都是稀里糊涂不认真，请教一下读儿童师范的专家一定能证明错不在我。

三妹四妹

三妹比我小两岁，呱呱坠地之始，外祖母就喜欢她长得俊俏可爱，于是也入选进了“第一世界”。一年后四妹不逢时地出世，接三连四都是女孩，四妹之不受欢迎是不言而喻的，最糟的是，她尚未满月，家里的重要台柱外祖父去世，大人们不怪医生无能，硬赖四妹命中犯点什么，四妹的处境就更惨了，养成又倔强又淘气的犟脾气。从小哭够了哭累了就含着大拇指睡觉。兄弟姐妹小时候的照片，只要拣吃手指的一定是她。四妹的童年坎坎坷坷，在我记忆中，只有妈妈常用怜爱的眼光看着她，喜欢听她用甜美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唱道：“布谷声声，田里水飘飘……”其他人很少注意她的存在。有一天四妹皮过了头，摔了一跤很重，摔成脑震荡（不知为什么当年说她得的是脑膜炎），差点儿夺去她幼小的生命。协和医院、同仁医院都认为已无法救治，家里甚至为她准备了后事，并搭个小床将她睡在爷爷的房间里。最后一招请来近邻中医周慕新先生，周先生说：“死马当活马医。”据说药方中配了七只蝎子，取以毒攻毒的效果。谁知四妹命大，居然被救活了。对周慕新的高明医术真佩服得不得了。为了救活四妹，周医生的诊所里又多了一块匾。提起周慕新医生，我家西边紧邻男二中的操场，热天我常跑进操场捉蚂蚱，骑自行车也是在那个操场学的。操场再往西就是周慕新的诊所了。孩子们小毛小病的都是请周慕新诊治，周医生医道高超，态度谦虚和蔼，有一次忘记是谁生病，周医生号脉后还没来得及说出病因，我忽然讲：“停食着凉！”周医生笑得十分开心说：“对！停食着凉！”周医生看病后总不好意思收诊费，常在接诊费的同时说：“不用给了。”我们调皮，也常在背后学周医生的动作取乐。四妹恢复知觉后，爷爷高兴地走到她床边，操着山东口音问她：“你看我是谁？”四妹醒后顽性大发，居然胆大包天地学着爷爷的腔调回答：“我看你是猴儿！”念她刚刚死里逃生，威严的爷爷也只好一笑了之。从那次病后，四妹被禁止许多活动：不准溜冰、不让游泳。可她会偷着去。偶然一次我在青年会溜冰场碰见她，溜得比我们都强。论起念书四妹就不行了，大家也都原谅她脑子受过伤。不懂的是为什么只伤了她的读书神经，而对调皮神经无损。四妹小时候真调皮到“野”的程度，与文静的三妹大相反，三妹十分胆小，稍一紧张鼻尖就冒汗，而四妹是天不怕地不怕，活得挺潇洒。一样买双新鞋，别的姐妹鞋还相当新的时候，四妹已穿破，走起路来不停地踢石子。正着、倒着、横着走，什么姿势都有。李纯仁结婚，全家人要拍合影，四妹到时间不知去向。等啊等，好不容易等回来，衣服也来不及换。照片上看人人都修饰一番干净漂亮，只有四妹穿着油光光的长棉袍。皮鞋踢得像马蹄子似的。四姑老姑在爷爷奶奶去世后不久搬走，住处距史家胡同小学不远，四妹没事就去按门铃，老姑开门问：“有事吗？”四妹说没事，等老姑进去她再按铃，没完没了地捣乱。四妹有个要好同学叫黄因聪，两个小姑娘在一起更是疯上加疯。有一天两个小姑娘到挺远的地方去，回程坐在洋车里吵起来，四妹一气之下下车往回走，冰天雪地很黑才狼狈的回到家。第二天两个人又好了，一同爬上房顶，就一个个房顶上跳着往前走，最后跳下来的地方，居然是日本宪兵队！看到是两个小姑娘，宪兵队将她们从大门放出来。四妹小时候之调皮难以形容，我一直很喜欢她的性格爽快。黄毛丫头十八变，长大后的四妹出挑成美人儿。她一口否定当年那个吮拇指的丑小鸭是她，甚至抵赖说：“我哪儿有那么难看？”

冒出个小子来

从小大姐就比我高半个头。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一张照片，摄于1935年大弟李敖出生的那一天，李敖有个正式小名叫安辰。大概因为是男孩对出生时辰也重视起来，并起在名字里面。实际上并没有人叫他安辰，大人用“噢，噢”的声音逗他，被四妹误解，于是四妹喊他“小噢”，变成了李敖大名的来源典故。李家第一次冒出个男丁接班人，爸爸兴奋之余，带着大姐和我在电影美女明星照片前面，拍下我们这两颗“童星”。看来出门时十分仓促，我们的打扮古怪，下面是长裤，用长长的棉旗袍罩着，上身又是短大衣，穿成三节，还都带着法兰西帽子，脸上的表情倒都效仿着明星美滋滋的。我与大姐同班，班上她最高，我最矮。最奇怪的是长到现在都老了，我们仍然相差半个头。据说我小时候带我的佣人常给我吃冰块，不知是否会冻的僵小了？

吉林老宅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姐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大伯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间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伯母生孩子成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迁居北京

七七事变前不久全家迁居北京，开始住在东四十二条门楼胡同。房东住前院，我们住后院。大姐和我进了辛四胡同小学。每天上学必定经过一个非常背静又七折八拐的窄胡同。有一天碰上一个人正在捡地上的落叶吃，大姐说：“一定是拍花的！”指的就是拐骗孩子的坏人。从那时候起我很害怕去上学。祸不单行，过了不久房东的两位大小姐相继因肺结核死去，我听说喘气的时候会传染，于是走过前院就屏住呼吸，愈发连门也不敢多出了。接着过旧历年五叔放起花，顺手将一支点上捻子但没往天上钻的起花扔在地上，正赶上我拾的时候起花喷出火星，炙在我手上，肿的好疼。除去几件倒霉的事，我对该住处印象已不深，只记得有个大院子，奶奶常拍我的头叫我“大羔子”，也不明白算什么爱称！

是非之地

不久我们搬到内务部街甲8号。爸爸妈妈住在一进门的北房。其他人，包括尚未再嫁的三姨和待嫁的老姨，都随外祖母住在正房。那是短暂而揪心的日子，因为感情一向很好的爸爸妈妈突然变得常吵架，而且妈妈很孤立，或者应当说我心里很心疼和支持妈妈，只是我毫不起作用。奇怪的是每逢争吵，丈母娘和小姨子们都给爸爸撑腰，更让我坚信妈妈是对的，并模糊地意识到争吵有“儿童不宜”的理由。总算没多久又离开那个大概风水不好的可恶住处，搬到同一条街的甲44号。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欢笑、青春的骄傲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讯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爱，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

我喜欢新住处

从住内务部街甲44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日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很聪明，譬如买东西以十六两秤算价本来不容易，但外祖母心算起来虽然不一定赛得过计算机，可也不至于输给算盘。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我不喜欢外祖母坐我上家，因为她会扣住牌不给你吃，况且十之八九是她和牌。只要外祖母满意地“嗯”一声，那就准备输钱了。外祖母很偏心，若是“第一世界”的人输了，她会补偿给她们，来假的；但若是我们输了，她就老实不客气地收进，来真的。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胡，不停地碰。

新鲜胡同小学

由南小街向北走东边第一个转弯就是新鲜胡同。由大姐开始直到六妹都进过新鲜胡同小学读书。本校在东边路南，分校在西边路北，分校有个很大的操场，我们在分校上体育课。我很喜欢垒球，虽然拿着棒子从来打不到垒球，但老师会替我打，我跑得很快，就是喜欢跑一圈赢分。在那个操场上我们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是一字长龙穿浅蓝上衣黑背带裙的女娃，排头是我，大姐在排尾。当年拍照很不普遍，哪里像当代的孩子刚一露头眼睛还没睁开，就咔嚓咔嚓又是拍照又是录影的！别看我小学时书读得不怎么样，可声音响亮。据说个子高矮与声音高低成反比。我在小学也算得上是个风头人物。经常代表学校上电台讲故事、表演儿童剧，甚至到过中南海参加小学生演讲比赛。一点儿不吹牛，比前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抢先一步，登上中南海怀仁堂演讲台呢！当然这句话我在“文革”期间是隐瞒了的，尽管是事实。无论如何，我在新鲜胡同小学本部并未留下照片，还是在毕业四十多年之后陪四妹重返母校，才硬挤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坐过的座位，拍了张照完成夙愿。

早晨上学路上，我最喜欢喝南小街挑担儿卖的杏仁儿茶，浓浓的杏仁粉调稀后加一勺红砂糖，实在香甜可口。过年前后也有卖灶糖的，尤其灶瓜儿又松又脆，特别好吃。糯米做的驴打滚儿味道也相当不错。吸引我的还有卖糖稀的，他将融化的糖往平板上倒，边倒边画拉，不一会儿就钩出孙猴子、大公鸡、小美人等等，按上根棒儿，稍冷翘起来拿着棒儿就能吃，甜而不黏牙。只是他用轮盘赌的办法，付了钱可以转一下。运气好才能得到艺术品，否则只得块糖疙瘩。当然上学路上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不知为什么与其他学校的男孩结了冤家，每次在途中与他们窄路相逢，我们姐妹总受欺负，被骂、被打冷拳，甚至被撞或揪头发，闹得我们不敢去学校。最后由家里做活儿的女佣人常秀荷助阵，她是个女超人，揪住“敌方”一个男孩儿的耳朵，提出“告诉你老师！”这句紧箍咒，总算将他们镇住。

考初中

大姐读到小学五年级转学到培元。培元小学是个贵族学校，多数同学有淑女的优雅风度。让大姐进培元，也正是为了在气质上更符合进贝满女中的标准，加上爸爸当年在法部工作，有包月洋车每天送他去中南海上班，可以顺便送大姐上学。我和三妹、敖弟则在新鲜胡同小学读到毕业。四妹中途也转入培元小学，那是因为她出去调皮捣蛋，实在没有读书细胞。读不下去就换个学校，培元还是读不下去，因为四妹变本加厉，参与学校与学校之间打群架，再转入史家胡同小学。三迁后总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拿到小学文凭。我比四妹略胜一筹，也只不过没被新鲜胡同小学赶出来。待到考初中的时候，所有长辈都相信我一定考不取。有一天五叔兴致勃勃地说他已经知道贝满女中的作文入学考题，是两题选一题：一、我的志愿；二、晴朗的天空。于是五叔好人做到底，替大姐和我各做一篇。第二个题目是我的。花了好几天将五叔的作文背下来。谁知考卷发下来只有“我的志愿”，真是岂有此理！我万般无奈，也不知道为什么脑袋那么笨，其实索性志愿当个女飞行员，不就将志愿和天空结合起来了吗？正当我抓耳挠腮的时候，监考先生手上拿着本照片，盯住我看，然后让我和大姐换个座位，原来坐错了地方。大姐样样抢先，这次可是我应当坐在前面！最后总算有办法了：大姐背诵“志愿”的内容，我多少扫听到几句，“天空”的内容也能拣几句凑数，总算东拉西扯地交了卷子。至于算术更甭指望对多少。说也奇怪，我居然考中了！入学后教体育的俞先生告诉我：实在不是因为我的入学成绩及格才被录取的，而是监考老师人人看中我，被我迷上了。说我考试那天最矮小，穿着好看的花连衣短裙，头上别个大蝴蝶结，最有趣的是穿双半高跟的白凉皮鞋。说我精神极了，脸胖乎乎的透着聪明——恐怕这一点上老师们有点看走眼了——几位老师都喜欢得想抱我。当然，我现在看看自己中学入学考试照，也认为样子真的怪好玩的。后来三妹、四妹也都进了贝满女中。三妹是自己考的，四妹是我开后门将她挤进去的。在四妹读书的问题上我出力还不止这一次，她小学转学我也帮过忙。可能一方面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我更关心她一些，另一方面我读书也鸦鸦乌，特别同情四妹的困境吧！提到四妹入高小还有一段插曲：

大姐和我很早就各有一部自行车，她的是一部飞利浦二十八英寸女车，我的是二十六英寸日本车。随着我们长大，爸爸又买来三部天津出的中字牌车，都是二十八英寸。其中一部男车当然是李敖的。大姐仍要自己的飞利浦。问题是我长高了，如果骑二十六英寸比别人会矮一节。最后我换了部新车，四妹骑我的旧车。我对四妹深感歉意。四妹生了几天气，忽然又高高兴兴骑着矮车和我们一同出门了。我内疚了多年，不解四妹是如何想通的，直到三十三年后我们重逢，我才有机会问她，四妹回答很简单，说她认为自己没有考取学校。事实上当时有了车还是很懒得骑，我和三妹常骑一部车，今天她带着我，明天我带着她。

贝满女中

贝满女中位于北京灯市口大街，与隔壁的育英中学同是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学校。贝满初中右侧就是公理会教堂（文革期间教堂已被拆毁），星期天那里是礼拜堂，平时则是贝满或育英中学全体师生集会的场所。贝满每周有两次全校集体活动。一次是武的：全体同学穿上统一的运动服，跟着莫扎特《军队进行曲》的节奏进入操场，这由精力永远充沛的俞先生指挥。然后是升旗、做团体操、教务长训话，有时还跟着有班级间的田径比赛。另一次是文的：全校师生在大礼堂，也就是备用礼拜堂开会，常有校长训话、学生的歌咏比赛、钢琴比赛、演讲比赛、读书报告会等等。我们的教务长是受同学爱戴的陈哲文先生。除训话内容之外，他多数介绍一些较先进的科学动向，像“盘尼西林”这个名词我就是听他介绍才知道的。教务长不知什么原因造成脸的一边很倾斜。不饶人的女学生不知谁的嘴尖刻，在学了几何之后开始叫他“斜面儿”，于是普遍传开来。背地用绰号称呼老师恐怕是每个学生都经历过的事，多数并无恶意。像王胡子、王麻子等等，都是根据这些老师的特征，实事求是加以肯定。王胡子是位教化学的老师，真名何许人也我从来就不知道、山东口音。他管水叫氢二氧。说氢二加氧就等于二氢二氧，绕口令似的。做化学反应试验示范也大有魔术师的风度。国文老师是程老夫子，我们常逗她请她美读，她果然像私塾的夫子一样摇头晃脑哼起来，试想烫着头发的女老师晃晃悠悠哼哼叽叽该有多可乐！我们的校长是位极严肃的老头儿，学生都怕他，没人敢给他起绰号。校长整天穿长袍马褂，戴着有红疙瘩的老头帽，走路踱方步。校长一露面，穿旗袍的学生小姐们条件反射必定逃走，有的逃进教室，最安全的地方是逃进学生宿舍，校长是绝对不迈进宿舍院的。我入初中时北京已是沦陷区，从初一开始规定要学日文，教日文的老师是中国人，外号叫李神儿，名称来源不详，但我想一定有贬义，因为不知哪个痛恨小日本的人，在上课开始引导学生骂老师，本来日文是“先生，早上好”的意思，到了我们嘴里竟大声痛快地喊成：“孙子唉！呕哈尤狗砸你妈死！”

贝满女中在课余时间培养学生方面，也很有独到之处，像化装比赛、话剧演出、春游活动等等。大姐在化装表演中得过奖，演出话剧更是拿手好戏，因为长得高，风度又好，总扮演白面小生，多少低年级的小女生都非常欣赏她。我则擅长于演讲比赛，无论中文、日文我都常拿冠军。并非日文好，更不是有口才，而是硬背出来的。比赛前我对着穿衣镜装模作样要下很大功夫。另外，指挥歌咏队的比赛我也不含糊，一度还曾任贝满育英联合歌咏团的团长。再有，我跑得很快，也常代表贝满参加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别看平时贝满的小姐们搭架子不理育英的男生，一旦参加运动会姐弟学校十分合作，啦啦词为证：

阿拉个贝，阿拉个满，阿拉个贝满真不软，

阿拉个育，阿拉个英，阿拉个育英真叫凶！

我不信教，但大姐和我星期天都常去做礼拜，做礼拜是一种时髦，大姐可能是时髦人物。而我只是因为喜欢唱诗班的天使服装，我去是为了唱圣诗。

总之，中学时代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贝满女中是个好学校，善于引导同学发挥特长。我们的陈教务长是位才子，他写过一首歌词赞美位居佟府夹道的贝满女中部：

你永远记得我们佟府吗？它便是我们的第二安乐家，

静静的曲巷门前少人喧，深深的庭院丛树碧无涯。

朝阳中朗朗诵破万卷书，笑语中尽是手足情欢洽。

佟府胜过故乡，我们焉能忘？

人生标的何处？凭你指方向……

歌词确切地歌颂了我们的母校有十分幽雅的学习环境和优良的教育成果。但我在贝满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初中二时，为了我的学习成绩差，爸爸妈妈真是伤透了脑筋。妈妈是个要强的女人，我们从小都被灌输“女人要能独立工作，不靠丈夫吃饭”的理想。尽管有些包办，但妈妈挖空心思根据每个女儿的特长和爱好，为我们筹划着未来。她始终赞成大姐学医，这一点也如愿以偿，至于我，既然我对念书那么格格不入，妈妈决定培养我学钢琴，希望我将来能学经济，在银行找个工作，业余还能有弹钢琴的特长。但偏偏我对学习丝毫不入门，有些课的课堂上如坐针毡一般难熬到下课。具体说吧，尤其王麻子上课，他总瞪我，因为我不停地看手表，盼下课。他讲课一定也不怎么样，否则为什么我会喜欢体育、美术、音乐，甚至劳作课呢？勉强拖到初二，陈教务长终于提出要我留一级，留级是挺塌台的事，开始妈妈还到学校打算“说说人情”让我升级算了，陈教务长说：“她实在跟不上，这样拖着对她没好处！”若不是陈教务长的正确判断，恐怕我的学习成绩永远不可能进入优等行列。现在谈起很坦然，因为毕竟在我过早入学这件事情上，长辈们犯了个无心的错误。可当时突然和低一班的同学一起上课是很难为情的事，成绩也真的一下子变好了，同时我已对钢琴极感兴趣，仍继续学习。

课余活动

其实学钢琴挺艰苦，因为家里没有钢琴，我每天到女青年会去练琴，冬天在北京室内不生火是很冷很冷的。弹一会儿琴手指就冻僵了。人也怪，迷上了就不怕苦。每月学琴要十元金圆券，当时也不算很小的开销。教我钢琴的是艾碧珈先生，她是位优秀的老师，上音乐课的时候，能将音乐历史知识、乐理知识和提高音乐修养巧妙地结合起来。艾先生很喜欢我，用同学的话说，我是艾先生的“心尖儿”。但大姐说艾先生最恨她，因为她喜欢所有其他课程，唯独讨厌五线谱。为了我考大学时不肯报考音乐系，艾先生还大哭了一场。其实若不是因为解放后学工变得十分时髦，我会学音乐的。对于学化工我并不后悔，也只有在文革期间我动摇过，当时有同事问我：“若是让你重新选择志愿，你会选什么呢？”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裁缝！”虽然阴错阳差造成我没朝音乐方面发展，但我始终是个音乐爱好者。学到的皮毛在培养兴趣和提高修养方面，都大有益处。

女青年会坐落在东城西堂子胡同，我在那里练琴结交了不少朋友，也扩大了社交活动，像参加夏令营、参加郊游、参加游泳训练班等等。女孩子学游泳在当时可不如现今普遍。时代总是在前进中不断演变，思想也跟着愈来愈开放。想当年慈禧太后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在昆明湖里蹚蹚脚，我们能畅游其中也是莫大享受了。颐和园里游人寥寥无几，我们总是走过铜牛和十七孔桥，在龙王庙处下水，昆明湖近处微波荡漾，远处水平如镜，对岸耸立着万寿山排云殿，秀丽壮观妩媚的景色令人陶醉。那是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年代而不是十二亿。现在恐怕最让人头痛的感觉，莫过于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了，甚至身处游览区内依然如同身居闹市。人多到破坏宁静、破坏气氛、破坏风景、破坏情绪的地步。交通之不通畅，使人往往想到拥挤和塞车，就裹足不想出门的程度。到处都太嘈杂的感觉，在北京有、在上海有、在香港有，这次来台北照样有。上星期天我还闹了个笑话：李敖开车带我去逛阳明山，沿途再高级的轿车也不得不因塞车而排着队匍匐前进，不断地停停开开，我的胃很快就无法适应，多次下车换空气，可惜换进肺里的，仍然是汽车和摩托车排出的大量废气。最后几乎马上到阳明山了，我还是决定下车乘公车回来。李敖笑我“穷命”，我想：阔人若是闷在不透气的轿车里慢慢爬行，未必比通风的公共汽车舒服！扯远了，还是从现实回到过去，一下子又跳回半个世纪。

西堂子胡同的南边一条是金鱼胡同。以东安市场最闻名，过去的东安市场有很多特色食品：像豌豆黄、榅桲、栗子面小窝头、各种蜜饯、小人酥糖、奶油栗子粉、冰糖葫芦等等。也不知道是长大后品味提高了，还是质量愈来愈差了，反正记忆中这些食品的滋味再也无法满足。东安市场很大，有一天我跟着大姐逛，结果在市场内转了向，总算我看到一个叫“东升玉”的店，于是我说：“东升玉一定在东边！”大姐对我的糊涂概念不以为然，结果姐妹争吵起来相互不理睬，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本事一个人过马路回家，于是大姐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紧紧跟着，回家后大哭告状。哪里知道瞎猫会碰上死耗子，东升玉真的在东边呢！

我在班上一直做“司仪”，任务是先生一进教室门，由我喊“起立”，同学都站起来；等先生走到讲台中央，并向我们点点头，我再喊一声“落座”。有一天新来一位教立体几何的孙先生，上第一堂课她就认识我了。她对其他先生说：“这个小姑娘喊声真大，我刚迈进门槛把我吓一跳！”紧接着上第二堂课她又认识了大姐，并且心里嘀咕：最后一排那个学生怎么一直冲我做鬼脸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如果一群女孩对着你咯咯地笑，而你又不知道她们在笑什么，那是挺窘的事。尤其对男先生，而且是年轻的男先生来说，高中半大女生对他大笑，那局面该有多尴尬！教我们语文的男先生就有幸碰上这种场面。他是位刚毕业不久的秀才先生，人十分憨厚，讲课水平也很高。因为他性格腼腆，面对不同程度受宠到“有点放肆”的高中女生，他显然有些拘谨。正因为如此，同学们反而喜欢开玩笑逗他。有一天他讲到吴三桂为了陈圆圆请清兵入关的故事。课文中形容陈圆圆慌乱有一句是“云鬟不整惊魂定”。先生讲解说：“云鬟是指妇女头顶绾的环状鬟。”谁知第二天再上课，我喊了声“起立”，忽然看到先生的头发吹得好高好高，立刻向身旁和我最要好的同学嵇静伍说：“你看先生的头发像不像云鬟？”她一边笑一边传开，刹那间像通了电流一样，前几排同学笑得前仰后合，我的“落座”也因为笑得喘不上气来自动取消，没有听到口号的同学乱七八糟跌落在座位上。年轻的男先生脸涨得通红，但又被我们的笑所感染没法儿生气，他对着我问：“李珣，你又带头闹什么？”我只好忍笑回答：“没有，我只说先生头发像云鬟！”先生真笑了，还用手轻轻触一下自己高高的头发说：“学了就记住，不错！别忘了妇女才梳云鬟！”又引来一阵大笑。

两次学潮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有过两次学潮。爸爸常对我们说：“当学生的责任就是好好念书，什么党呀团的都是穷学生干的！”不谈爸爸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总是会受到影响，从来不参加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那天，我就回家了。另一次是清早到学校就听说教语文的田先生和教历史的陈琏先生被捕了，学生组织罢课，我立即参加，因为我喜欢陈琏先生，抓那么好的老师太不公平！没有一个同学不喜欢陈先生，她长得甜美清秀，态度又和气文雅，讲课特别能吸引人。贝满女中有个习惯，每换一节课一定让同学换个教室。一方面不同课程教学设备不同，另一方面也让同学在课间走出教室换换空气。常常在换课室的短短几分钟里，陈先生被同学围住，听她讲历史故事。

说来也巧，陈琏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曾是我先生大姐的同学，听我的大姑子说陈琏从小就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闺名叫怜儿，大名才叫陈琏。然后陈琏是我们爱戴的老师。更巧的是最后她在华东局工作，又是我先生堂妹的同事，不过我的小姑子说那段时期她已饱经风霜，不与同事深交往。

解放后一次全校联欢会在风雨操场举行，这种不在大礼堂举行的全校聚会，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正式。但陈琏先生突然穿着解放军的灰色棉军装出现在台上，引起全场沸腾般地欢迎！陈先生的样子依旧羞答答，与军装那么不协调。显然那套军装对娇小的她是太大了点，她举手敬军礼又那么不习惯不自然，但是台下长久持续的欢呼声和掌声，说明她多受同学的欢迎和敬爱！陈先生用平静的微笑等待台下能听她讲述自己被捕后的经历。

与陈琏先生一同被捕的还有她的丈夫。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专门打电话到南京请示陈布雷：“他的女儿有叛逆行为怎么办？”陈布雷回答：“依法查办！”就因为这句话不是求情，才更不敢动她，将她押送到南京开始在家被软禁。她只有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推测局势的实际变化情况，也意识到国民党在南京撑不下去了。陈琏说自己始终没屈服过，并对陈布雷宣布：“你走你国民党的路，我走我共产党的路！”最后国民党往台湾撤退的时候陈布雷自杀，陈琏重获自由参加了解放军。

陈琏的丈夫解放后曾在报社工作，反右的时候被划为右派。陈琏在华东局工作很多年，文革期间跳楼自杀身亡。

可叹陈琏先生本以为自己与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想不到最终竟然是父女“殊途同归”！

话李敖小时小事

我们兄弟姐妹读小学时成绩最好的是大姐和敖弟。不知为什么有人写文章提到“李敖数学不好，无法指导女儿”。但至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的解四则题本领十分高明。四位姐姐都清一色进了私立中学（当然我们喜欢贝满学生的风度，也没打算考其他学校），可不知为什么李敖却只报考非常难被录取的市立中学，而且是拔尖儿的一中和四中。他一中考中第四名，四中则是名列前茅。他后来进了男四中。别看李敖现在伶牙俐齿、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想当年说话也并不那么利落。记得有一天，李敖哭丧着脸，头上冒着汗骑车回家，原因是英文跟不上，毛病出在音读不准。为长子万分骄傲的爸爸亲自出马辅导儿子读英语。平心而论，爸爸阅读英语的能力、分析语法的水平都是一流的。但提起口语就实在不敢恭维了。我绝对相信李敖的英语水准让人无可争辩。哪怕在美国定居几十年的姐妹们也都不是对手。但作为口语，希望没有在早年被爸爸教“夹生”了。

李敖从小有些古怪脾气：例如三伏天我们都穿着裙子，而他常常穿上长裤还绑上裹腿。若问他为什么不穿短裤？他说：“光着大腿有伤风化！”有一次我们玩儿捉迷藏，他躲起来以后遍寻不见，大人们找得慌了手脚，喊得声嘶力竭，结果他就躺在蒙着台布的麻将桌下面两把椅子上闷声不响。李敖从小在姐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喋哐哐哐”，大连不断用鼻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天半夜里，我朦朦胧胧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三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噜呢！另一天，一只马蜂飞入客厅，在窗子上乱撞，我吓得大喊大叫，光脚坐在沙发上的敖弟一跃而起，跳到马蜂前用手掌拍打，然后再用光脚踩死马蜂。当时我想：“胆子真大！到底是男孩子。”李敖有位知己同学叫詹永杰。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叭狗，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永杰。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杰牵着“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年。詹永杰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宗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同学在分手前画的图画或写的字留作纪念。不记得为什么李敖会凑热闹用铅笔在一页上画了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撑着篙，船下还有波浪，另外还题了字，内容是：

二姐：

伟大惊人

愚弟 小敖 6月2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兴趣地认为：现在的李敖好像从来不用谦虚的“愚弟”这种字眼儿，更何况落款还用“小敖”。大概因为与家失散的缘故，我珍藏着每件与亲人有关的纪念品。那本封皮破烂的小纪念册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笔迹吧！是否预言着他将乘风破浪、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准备惊天动地一番呢？可惜李敖是作家、历史学家，而不是画家或书法家，否则在为章孝慈筹集医疗费用的拍卖会上，说不定会多一幅“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呢！

在太原

1941年爸爸开始任太原禁烟局局长。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妈妈坐在火炉边烤火，爸爸在地上踱来踱去地对妈妈提起要去山西的事，还提到北京总局局长是刘六爷。一边说一边指指我，暗示妈妈别让我知道。我不懂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范的也绝对不是我，只是怕我泄露出去。我装睡着了，但事后也确实没敢说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这件事我倒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禁烟局据说与贩卖毒品有勾结，又听说爸爸实际上是为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确切，也谈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单纯回忆我所记得和理解的事实。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战胜利后，有一天爸爸妈妈在古书里寻找一张证明，说是有关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证明。古书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装着，十分整齐地排列放在内务部街甲44号当中正房的走廊里。木盒外面有各个朝代的名字。其中的书是用古书的线装方法装订，纸张是双页叠起来的，证明就放在某双页的夹层里，要对着光线逐页寻找，我也参加寻找，因而印象深刻。

连着两个暑假，妈妈带着我、敖弟和六妹去太原。太原禁烟分局办公地点在柳巷，我们住在帽儿巷禁烟所内，确切说是禁烟所外面一个单独跨院，由一个圆形门洞进去是院子，右手有两间房是佣人居住的地方，正面上几阶台阶就是卧室和客厅了。禁烟所的大门由警察把守着，以防止吸毒者因熬不住烟瘾而逃出大门外，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个面色灰白得可怕的人被揪回禁烟所。敖弟每天由男仆温茂林陪着，温茂林是山西人，性格耿直，眼中只有小少爷李敖，对别人不大合群。我整天享受不读书的快乐，捉蝴蝶蜻蜓、在人行道上骑四轮童车、和看门的警察一起捉麻雀等等。另外，我本来很喜欢抱一只猫，尤其爱欣赏那只猫捉它自己的尾巴或企图捉小鸟的姿态。直到有一天半夜里我忽然摸到枕头边上有颗毛乎乎的“人头”，惊叫的同时用手拼命将“人头”打落在地，结果听到一声猫叫。事后我再也不喜欢猫，总觉得猫的行动贼头贼脑的。正房右边又有个门洞通向另一个院子，看上去那个院子有些荒芜，草长得很高无人整理，左边有条甬路向前延伸通向十多级高的台阶，上面有间瘆人的小屋，最初我很怕进那个院子，认为里面一定有黄鼠狼或蛇，甚至说不定有妖魔鬼怪。后来爸爸的朋友兼下属徐伟森夫妇住进那间望见就生畏的小屋，我恐惧的心理渐渐消失，反而成了徐太太的小客人，徐太太非常温柔和蔼，眼睛很大而且有神，只可惜嘴也很大，并且有严重的口臭毛病。

妈妈在太原的时候并不工作，经常结结毛衣，客人来往也很多。六妹由佣人照顾。生了孩子自己不管带是妈妈的老习惯了，妈妈喜欢看电影，也喜欢逛商店。一旦不出门就坐在家里唱起昆腔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爸爸就明白妈妈是钱用光了，需要补充才能再出去逛马路。六妹从小聪明机灵，长得又白净秀气，三四岁的女孩儿又正是最好玩儿的年龄，我非常喜欢她，实际上从六妹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常抱着她。大概因为抱不动，我挺着肚子，两手手指交叉将手臂兜成一个圈儿，六妹坐在我左臂上，背靠着我的右臂。别人都看着好别扭的姿势，但六妹和我都很适应。六妹在太原的时候从佣人那里学会许多童谣，她口齿清楚，神态天真可爱，记得有一句童谣是：“娘娘搽着胭脂粉儿，老爷噘着胡子嘴儿。”她说到娘娘两个字会指妈妈，同时用手搽着自己的小脸蛋儿；说到老爷又指指爸爸，摸摸下巴说：“没有噘胡子嘴儿！”

在太原的两个暑假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太原有座不太高的城门，看惯了北京的城门，太原的城门当然很不够气派了。可恶的是城门边上有日本鬼子兵站岗。中国小百姓走过城门要向鬼子兵鞠躬行礼，有一天我们乘汽车走过城门，看见一个中国人正被鬼子兵打嘴巴，司机懂日文，说是因为那个人不肯向日本兵行礼才被打。

山西省的火车车轨比其他省份都窄小，相应火车也小些，因为阎锡山当山西的土皇帝，怕别人乘火车进山西抢他的地盘，索性让铁路与外界不接轨。在山西省境内，有时就须乘小火车。

有一次看到禁烟所门口的警察蹲在地上吃面条，放了好多好多醋，我好奇怪为什么他将醋当汤喝，而且醋是白色的，后来才知道爱吃醋是山西人的习惯。

在太原的公园里看到过两件怪事：一是一只母鸡长着比公鸡还高的鸡冠，也会叫鸣，只是声音完全不像公鸡，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怪调，旁边还放着它下的几个鸡蛋。二是公园里有一头牛生着五条腿，其中四条和正常牛一样，能走动，第五条腿则长在脖子下面，偏向前方，粗细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并且照样有蹄子，不过第五条腿稍短些不能着地。

我看过一次山西梆子，演员出台的地方挂着张很大的锣，不时敲打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演员的唱腔也尖得要命，让人受不了。还看过一次京戏，只是道白的时候像说大白话似的，唱词中还不时哼出“哎哎唉唉哟”代替唱词哗众取宠，记得那出戏叫《木头人招亲》，看戏后爸爸说唱的是“走江湖的野妓戏”。

在太原期间我曾随俞松涛秘书去看日本相扑表演。据说相扑是日本的国粹，可给我的印象坏透了。首先观看时要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会跪着，我们则坐得屁股疼腿发麻。加上那些胖得没边儿的国粹们路都走不动，每个运动员进场都要磨蹭好半天，才挪到中间赛场。除去丁字带他们什么都不穿，头上梳个髻儿，看上去又蠢又野蛮。加上我对摔跤规则一窍不通，只看见有个拿小扇子的裁判或者助兴的人，在场内跳来跳去，口中念念有词，与那些摔跤壮士相比，显得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费九牛二虎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悚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作过多少噩梦。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爸爸被捕

1943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点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丝毫没有笑容，但却非常冷静。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太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家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落在一辆车里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俞松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宪兵队。

我们的住所

内务部街甲44号面积不见得很大，但住房间数不少。大体分成三排，房子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一进大门是个很大的门洞，左边有个院子，地上铺着整齐的方砖。院子北面是第一排两间套房，其中外间较大，里间有个小门通门洞。院子东侧有一排窄长的矮房，上半截都是玻璃，本来可以做暖房种花用，但我们用它做储藏室，冷天就自然而然变成冰箱存年货。院子南面走上去四五级台阶就是正房了。正房面积不小，原本正房的北半边是很大的一间客厅，南半边是两间卧室加走廊，后来我家将客厅隔出三分之一做卧室，全部正房都是地板地。南边走廊通向第二个院子，院子当中有条一米多宽的甬路，将正房与南房相连，甬路使第二个院子分割成两半个，并且高出院子三四个台阶，东边半个院子开始堆放酱缸、烟煤之类，后来被我们辟成拍球或跳绳的场所，冬天浇上水当溜冰场，过年还在那儿供过天地爷。西边半个则是敖弟舞刀弄枪的地方，再往西就是饭厅、厨房和卫生间了。南房是最长的一派，应当算有五间另加一个走廊，也都是地板地，东边三间连在一起面积真不小，但平时没有人住；西边两间分别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爷爷的一间最实惠，南面有个小门通向一个单独的小花园，是整幢房子最适合种花的地方。整幢房子的格局别具一格，既不是洋房，也不是四合院。居住条件宽敞舒适，最有趣的是在大门口笔直往前看，当然指门都开着的时候，可以深深地一直看到爷爷的花园，但却看不见任何一间居室。

北房先后有很多人住过，流动性最大。最早是三姨和五叔的新婚住所，他们搬到干面胡同之后，曾一度出租给上海房客庄先生夫妇，庄太太是老姨的朋友，也是外祖母的牌友。再后来是爸爸的长兄全家也住过。最后外祖母也带着大姐和三妹住过一阵子。

三姨五叔

提起三姨和五叔真是一对宝货。婚后两人三天一大闹，两天一小好。闹起来又是吵又是动手打，打得鼻青脸肿，三姨生气还会发羊癫疯；好起来又肉麻得不得了，完全不顾长辈的威信与尊严，在我们面前五叔照样给三姨下跪。三姨真是一生苦命。原本是妈妈被指腹为婚许配给伊通县富绅徐家，后来徐家定居上海，七年后赴吉林下聘礼。因为妈妈被长辈们疼爱不舍得远嫁，于是将三姨推出去顶替，徐家捞到一个未过门的媳妇也就不计较是哪一个。到了成婚年龄徐家来迎娶的时候，才得知新郎徐国才是个大烟鬼，拒婚已嫌太迟，婚后徐国才恶习不改，虽然生了一个叫迪生的儿子，但常因徐国才行为不轨吃官司，造成婚姻关系濒于破裂，加上五叔渐渐成年，尽管他比三姨小五岁，还是变成插足的第三者。五叔追三姨从吉林追到哈尔滨，然后三姨又追五叔从哈尔滨追到北京，五叔为了三姨放弃燕京大学的学习，三姨不听劝阻非五叔不嫁，于是造成了战斗终生的冤家夫妻。

大爷一家

接着住北房的是爸爸的哥哥，我们的大爷李宝彝，字孟谦。在东北时只是教私塾，没有其他固定职业。到北京之后折腾过小买卖，卖香烟之类；也养过猪、养过鸡；总之没有一样不是以赔本告结束的。一度曾充当我们的家庭教师，教理科肯定是不够格儿的，开始我还以为他古文一定内行，有一天语文课的内容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先生讲到“曲终收拨当心划”是指曲子收尾前用手指划动琴弦中心的意思，对该解释我十分欣赏，忽然产生个念头要考考大爷。大爷听到我的提问怔了一下，然后指指自己的心窝说：“就是划在心上，铭记在心的意思。”我一定是相当无礼地表示了他在唬人，结果大爷用扇子打我的头，正好被妈妈看见，大爷也就无形中被解聘。好在大爷一家本来就靠爸爸吃饭，有没有职业都一样。平心而论，我们小时候一定调皮得十分讨厌。我们大声喊“大爷”，等大爷高高兴兴答应的时候，我们接着喊出“壶”。喊过“大妈”，等大娘有反应，马上又喊个“桶”字。大爷给上课，我们会问他：“三点水加个去字念什么？”大爷脸憋得通红答不上来。我们大笑还要再问：“草字头下面是中央的央念什么？”大爷会气得脸从红转紫，碰上我们这些程度参差不齐，又个个喜欢捣蛋的学生，也就算大爷该栽跟头了。再谈谈大娘，别看大娘是小脚，当时年纪也不轻了，头发烫的卷卷的，眉毛画得弯弯的，牙齿镶金嵌银的时髦的很。在她口中的儿子大栓可是个人物。大栓是我们的堂兄李纯仁。其实这个人纯粹不仁不义。应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势利小人，长了一对老鼠眼睛，看见爸爸就故作有礼、顺从、谄媚地笑脸，其实是个笑面虎。爸爸曾供学费让他进中大学习。他的老婆，我们的大嫂文化程度很低，但大娘说她是摩登女性，会骑车、会抽香烟。大嫂住在北房期间有一次难产，据说因为怀孕过程中吃过了头，婴儿太大无法顺产。请到家里来的助产士处理不下去就溜走了，最后又请来医生将婴儿解体才取出来。稀奇的倒是大嫂一声不吭熬到手术结束。在边上帮忙的四姑被吓得半死，但不能不佩服大嫂的忍痛能力。大爷全家住北房，与我们分开吃饭，又依赖爸爸供养，本来是相安无事各不相干。但自从爸爸被捕之后，大哥变得嚣张起来，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日伪时期常常防空演习。玻璃窗上都糊上纸条防震，还备有加厚窗帘挡住灯光外露。厕所则用高丽纸作的卷帘。有一天在纸卷的窗帘中发现不少香烟头，当然那是非常危险容易引起火灾的事。我们全家没有人吸烟。佣人中也只有温茂林吸香烟，但他大大方方地吸，用不着鬼鬼祟祟躲在厕所里。穷举法的结果只剩下大嫂。大姐出面善意地提醒大嫂注意。谁知大哥一味护短，一口否定是大嫂所为还不算，竟然残酷没人性地骂大姐说：“还神气什么？你们家都快被查封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永远无法原谅李纯仁。而他的妹妹素馨大姐，却始终受到爱戴。素馨大姐叫李文钧。文静温柔，有大姐姐的风度，有几分像中国的旧式妇女不多言不多语，开口常叫我们“好妹妹！”读到中学毕业，十分安分守己。

爷爷奶奶

再谈南房，爷爷和奶奶住在南房的西边两间。爷爷个子不高，但短小精悍，满脸透着聪明，双目炯炯有神。六叔说爷爷的眼珠是绿色的，我没研究过。事实上，我们和爷爷之间，从来没交谈过。爷爷儿女成群，仅媳妇生的正宗孙辈就有二十五人之多。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向老爷子拜年，屋子里真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有一年因为同时磕头的人太多，将大姐挤得摔了一跤。爷爷平时不大出门，只拄着拐杖，斜着肩膀，溜到大门口再回头。可能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爷爷常靠吞鸦片止痛。平时大家听惯了爷爷大声喊“哎哎哟！”谁也不在意。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愿望到爷爷房间去叙叙天伦之乐，而住在隔壁一间的奶奶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我和奶奶最亲近。开始我有用左手的习惯，奶奶纠正我不要用左手用筷子，不认字的奶奶居然还让我换用右手写字，尽管很多方面像拍球、炒菜、做化学实验我都爱用左手，就连拧干衣服的时候，方向也和别人反着，但关心这件事的只有奶奶。奶奶在家中的地位远远赶不上外祖母。记得有一天晚上，奶奶用手做天棚遮住光线，透过窗子看我们——包括爸爸、妈妈和外祖母等——一同去看京戏。奶奶的眼光流露着羡慕，倒不是爸爸妈妈不够孝顺，而是经济地位自然而然造成的结果。

四姑老姑

最早四姑和老姑住在南房的大间。四姑叫李茜萍，闺名淑彝，风度又好又漂亮。老姑叫李钧，桂彝，只比我大三岁。可能因为我一直很同情年龄与我相仿，但在家中地位显然赶不上我们的老姑，小时候我常在奶奶的房间里和老姑一起玩儿。老姑很谦让，我们之间从来不争吵。当时四姑已是让人羡慕的中学生并在学英语，有一天老姑和我看到四姑的英文作业本，于是两个人照着曲曲弯弯的字母往下描。四姑看到说老姑写的有些对，我的则全不对。另一次四姑带我们两个人去考声乐，老师说老姑的喉咙还可以培养，我则乱喊一气，声音够响，音域不宽，说得我好不服气。四姑有朋友结婚会带我去当小傧相。在四姑眼里我大概挺好玩儿，但很笨。有一次四姑和几位朋友一起玩扑克牌，我站在四姑背后看热闹。有一副牌，如果四姑是一对小牌就输了，除非是一大一小。为了表示她手中是不同的两张，四姑有心问我：“留这张？还是这张？”我真笨的可以，马上回答说：“两张不是一样吗？留哪张都成！”四姑输了，气得说一句：“没那么笨的！”我常常坐在奶奶的床上，与老姑、大姐一起玩用猪脚骨头做的玩具，名字叫“嘎拉哈”。大大小小的猪脚骨刮得干干净净，涂上各种颜色，根据不同方向可以分别玩牵牛、赶驴、抓胗儿。玩具很土，不知道是从哪里的乡下弄来的，恐怕玩儿法早已失传，但提起来我还是觉得挺亲切。四姑很早就有个男朋友叫蔡宗尚，后来四姑嫁给他，并生了一女一男，女孩叫小胖，伶俐聪明可爱，四姑又非常会打扮她，像个洋娃娃似的，男孩的名字我早已忘记。

温茂林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三不来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门，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须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治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姐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看小少爷一个晚上。实际上，这话他是瞪着眼对我说的。不过有一次温茂林说对了。

爸爸获释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槎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同时被捕的俞秘书兼日文翻译官，在被捕后不太久就被释放，虽然没判刑但受过灌凉水等刑罚。年纪最老的钟科长后来也获释。只有信科长在拘留期间受到过不少刑罚，宣布爸爸被释放的同时，给信科长剃头。信科长也明白没按规定时间剃头，就意味着他将判刑入狱。信科长立即哭着对爸爸说：“局长出去可得救我！”爸爸也感到很同情和凄凉。实际上据我所知信科长是咎由自取，而且殃及池鱼，爸爸等都是受他的牵连。信科长利用职权贩卖搜缴来的烟土，发了不少黑财。犯下事怕死又咬住爸爸不放。日本人得知太原禁烟局贪污捞进大批横财，身为局长的爸爸自然是要犯，并以为爸爸送我们回京，是“中饱私囊转移赃款”。日本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中国人戒烟着想，而是想乘机敲笔竹杠。最后发现爸爸并没有什么油水，于是以“用人不当”的罪名革职了事；爸爸前后被拘留约半年，没有受过刑，只有一次一个难友凑过来和爸爸说话，爸爸受牵连挨过一个耳光。爸爸获释后，曾提及调他到北京总局任职，爸爸心有余悸，以身体欠佳为理由谢绝。

爸爸回家的当天就问妈妈我的功课如何？妈妈摇摇头否定，爸爸马上用极度失望的眼光看了我一眼。那眼光中包含着责备与伤感，使我后悔莫及终身难忘。我对爸爸充满了愧疚感，这一直是我埋藏在心底的秘密。事实上，我后来学习成绩变好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而爸爸望我一眼的表情，才是真正促使我努力学习的动力。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爸爸，直到今天提起这件事，我仍认为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憾事。爸爸获释后没有再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段期间爸爸常打坐，晚上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开灯，思考着什么。

索罗门剧团

再后来南房那个大间变成我们的剧场。我们兄弟姐妹组织过一个“索罗门”剧团。至于为什么以索罗门命名我已忘记。每逢过年过节或者谁的生日，我们常演出庆祝。观众当然是长辈们，每请必到，他们看蹭儿戏看得津津有味。我们的节目来自学校某些节目的片段、凭记忆看过某喜剧的题材改编一下、学习哪位长辈的习惯动作或口令、说段相声、自己编的歌曲舞蹈等。总之，东凑西拼，十分热闹。演员则从我开始直到刚学会走路的小八弟。小八弟演过小脚老太婆，上台后我们提醒他：“小八，小脚走路！”他就翘起脚尖改用脚跟走，博得全场观众喝彩和大笑声。我演主要角色，大姐则维持长姐的尊严只当幕后指挥。事实上，较小的弟妹听任我们安排。四十多年后再重聚，六妹还抱怨说当初曾将她的脖子缠上布，然后在演出的时候指着她的脖子唱到：“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脖子，你的脖子黑又脏啊，好像那车轴一般样！”另有一个节目中将老姨的儿子庚辰化妆成小兔子，本来我们认为形象十分可爱，谁知老姨看了生气地说：“把我们的儿子当兔子！”谁知道她想到哪里去了？有一首从戎歌直到几十年后姐妹相聚都还会唱。歌词是：

石榴开花满地红啊，二十的青年去从戎啊！

第一杯茶呀，敬我的爹呀，我去当兵爹种田哪！

第二杯茶呀，敬我的娘啊，我去当兵娘烧香啊！

第三杯茶呀，敬我的哥啊，我去当兵没奈何啊！

第四杯茶呀，敬我的嫂呀，我去当兵妯娌好啊！

第五杯茶呀，敬我的妹呀，我去当兵陪嫂睡呀！

第六杯茶呀，敬我的妻呀，我去当兵莫哭啼呀！

爹娘说话你要听啊，大伯子说话莫插嘴啊！

少上东家说闲话啊，少上西家串门子。

少搽胭脂少抹粉，少上当街看秧歌。

每段歌词当中都还穿插过门“哆啦哆咧，咪嗦咪咧，哆啦哆嗦”。较小的弟妹们一方面饰演爹娘嫂妹，一方面口中唱哆咪嗦之类的龙套歌词。

当家人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还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透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做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在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外祖母当家井井有条，在家也最有权势。事实上，外祖母有房产，经济实力雄厚，这让我联想起文革期间一件事，我有个同事是位共产党的老干部，他发表过妙论说：“人不可一日无权，人不可一日无钱。”结果倒霉蛋儿被批斗了很久。其实他的话也挺现实。有权有钱的外祖母，带着两位待嫁的女儿长期与我们住在一起，正房西南角的一间是外祖母的住处。我和四妹、敖弟则大部分时间住东南角的一间。妈妈和爸爸住在客厅隔壁的隔间。短期间也有迁动，像爸爸在外地工作的时候，大姐抱一只蓝眼圈儿的猫睡过爸爸的房间。也曾有一度我一个睡爸爸的西门子床，晚上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外祖母和大姐、三妹也在北房住过相当长一段日子。正房的结构很好，门窗坚固，但每到晚上还是像商店一样，将客厅的门用厚木板一块块地封起来，装上横栓并且加锁。窗子是一层玻璃窗之外，还有层纱窗。天热壁虎常爬在纱窗上等着吃飞虫。我们在室内用苍蝇拍拍打壁虎，然后跑到室外观察落荒而逃的壁虎舍弃一根尾巴在地上跳动。每逢星期天早晨，全家人总是聚在饭厅包饺子，也是谈天说地话家常的好时候。家里有很多武侠小说，像《三侠剑》、《七侠五义》、《小五义》等，我看得十分着迷，有一天包饺子过程中，我将养的蚕拿给大家看，谁知道三姨在接手的时候不当心，将一只正要吐丝的蚕掉在热茶杯中，蚕转个漩涡沉下去，并变得很胖。我心疼极了，真想像武侠小说里那样喊一声：“唉赤啦嘿！”将三姨用定神功定住！因为没有及时喊咒语，我真懊丧了好多天。有一度，从大姐到敖弟，人人都看《天雨花》，《天雨花》虽是白话，但写成七个字一押韵。过了不久，我们讲话也学着押韵。这个说：“罢了、罢了、真罢了”，那个说：“饺子漏了吃不成！”说不定《李敖千秋评论》的每册书名都是七个字押韵，就是当时打底子练出来的。当然像我至少还会擀擀皮，而敖弟等只不过玩儿面团而已。外祖母常在包饺子的时候话说当年，提到外祖父以她不生儿子为借口，讨过三个小老婆，总之结果都因外祖母凶悍能占上风而告终。外祖母既有能容丈夫娶小老婆的雅量，又从来不失第一夫人威严得宠的地位。外祖母的爱好颇广，不但打麻将、看京戏、看电影，还喜欢听书，常到东安市场去听大鼓、单弦儿等杂耍演出。我们也常跟着，像王佩臣、魏喜奎等人的名字，我们从小就不陌生。另外，外祖母喜欢听别人给她读报纸上的小说连载或小道新闻。尤其三姨、大姐和三妹给她读的时候居多。记得当时报上刊登一个“扬妹”。说扬妹像树木花草一样只喝水分、沐阳光、吸空气就能活，天天报导，说的天花乱坠。有人还找到科学根据说：“扬妹的内脏结构与众不同，能自动产生光合作用。”荒谬到极点：外祖母也每天聚精会神地等报纸送来，听得津津有味，啧啧连声。直到某一天，报上以醒目的标题刊登：“扬妹偷吃花生米！”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姐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佣人们都惧怕外祖母，并认为妈妈宽厚。总之，外祖母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也至少生下两个聪明、好强的女儿。一个是长女妈妈，另一个是幼女老姨。至于居中的三姨则稀松平常。

妈妈

妈妈的爱好与外祖母完全不同，最喜欢逛商店。尤其冷天，我十分喜欢妈妈从外面回家带着一股又冷又新鲜的微微香气进门。妈妈打扮入时，总是穿得整齐别致，身段匀称，高矮适中，喜欢穿旗袍，年轻时颇有风韵。妈妈会用机器绣花，手很巧，能亲自给我们缝制非常漂亮合身的连衣短裙。妈妈不单单着迷美国电影，还喜欢听昆曲，尤其爱听韩世昌；也喜欢广东音乐，像《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等等。最特别的是居然爱听和尚念经！您可曾听到谁与妈妈有共同爱好？另外，妈妈还喜欢她的儿女们出锋头。我们也确实在某些方面不辜负妈妈的愿望。对穷苦人妈妈最富有同情心。记得有个常给妈妈做衣服的老成衣，妈妈总是多付给他些工钱。有一回老成衣对着妈妈哭诉他给别人裁坏了衣服，料子挺贵他赔不起，妈妈居然出钱替他赔偿。家里1948年底离开北京，因为意外分离，大姐和我衣物都十分短缺。而妈妈临走前会想到将成匹的布送给老成衣！直到今天，随着岁月流逝，生活的磨练，妈妈性格上各方面变化很大，但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始终如一。

提起管家方面妈妈可就逊色了，也许是外祖母“包揽大权”太久的缘故。总之，妈妈也曾一度管过家，而且还力求完美将账目记下来，只是妈妈的账上有太多的圈圈是忘记钱花向何处的记号。后来终于被能干的大姐夺了权。说来滑稽，妈妈时常管教弟妹不奏效会吓唬说：“我去告诉你大姐！”

小六妹

妈妈紧锣密鼓地生了五胎之后，隔了四年六妹出生在北京。已经有四朵红花仅一片绿叶的妈妈，当然盼望再生个儿子，又是个丫头！妈妈失望之余踹了六妹一脚。爸爸说：“别踢她，十块钱买不到个洋娃娃！”爸爸指的是接生花费。六妹十分争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特别逗人的鬼精灵神态，博得很多人喜爱。我就是最喜欢六妹的人之一。小姑娘小时候可爱的时期持续较长。好像六妹就归我负责似的，在她入学之前由我教她扳指头加数字，教她写名字。因为妈妈喜欢我的钢琴老师艾碧珈的名字，六妹就叫李珈。六妹将李字写成又细又长，珈字写成又胖又短。无论如何总是会写了。考试当天妈妈将六妹打扮得可爱极了，穿着条灯笼裤形的母鸡背带裤，胸前绣个大猫头，头上扎满了冲天小辫子，最当中还别了串小花。六妹个子矮小，谁也没有她那样玲珑剔透。当天由我带着她去新鲜胡同小学四年级教室那间考场，隔着大玻璃窗，我焦急地等待着六妹面试。也不知道是因为她听惯了“小六”，一时还不习惯大名“李珈”呢？还是因为正走神儿。老师喊她他没听到，我拼命在窗外做手势也无济于事。最后老师到座位去领她。看到是那么好玩儿的一个小东西，老师边笑边拉着她的手到自己的讲台前提问。六妹一会儿回答什么老师笑笑，一会儿将手摆到背后数自己的指头报告运算结果。发榜了，六妹当然高中啦！

七妹

七妹生在太原。因为是早产儿，爸爸在北京没及时赶到。妈妈产后打来长途电话，线路极不清楚，无法弄清关键字是男还是女，后来妈妈不耐烦赌气挂断电话。头脑灵活的外祖母马上说：“准是丫头，不然才不会生气摔电话！”知女莫若母也！幸好小七妹生在家里经济状况最好，爸爸妈妈的感情也最和谐的那段岁月里。妈妈疼爱月份不足的七妹备至，说不定七妹是妈妈孩子中最费心亲自照顾的一个。妈妈对着她喊：“安——宝娜”。我们所有兄弟姐妹都有一个安字打头的两个字小名。唯有七妹的是三个字。只可惜后面三个弟妹都改成编号，七妹是小七儿，顺序而挨进来的是小八儿。

小八弟

小八生在1945年阴历五月初二寅时，我都说过了有明确时辰的一定是男孩。出生地点是内务部街甲44号正房西南角的一间。我敢百分之百肯定，因为妈妈生小八的过程中，我也跟着瞎紧张，不停地在走廊里转悠。没多久就听到小八第一声哭声，接着佣人老吴妈跺着小脚蹬蹬蹬蹬地跑出正房，又蹬蹬蹬蹬地跑进饭厅。我在后边儿紧撵，看见她冲着外祖母就磕头。嘴里说：“老太太，给您道喜，又添了个小少爷！”

至此，妈妈胜利完成了六女二男的“生产任务”。爸爸妈妈都是O型血，我们全家人无一例外都有“急躁热情”典型的O型血性格。妈妈脸型较长，她嫁给爸爸因为爸爸也是长脸型，她不喜欢圆脸的孩子。可令她遗憾的是生了八个儿女，个个脸都是滴溜滚圆。

老姨

妈妈的小妹妹老姨是位少见的美丽女人。个子很高，估计有一米七二左右。太漂亮了就难免要求高，但可惜始终没遇到理想的对象。记得有位王墨林先生对老姨印象一直很好，但王先生已娶妻生子，婚外情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只能做朋友。有一天王墨林先生请我们全家到西单一家餐馆吃饭，凑巧那天有几位电影演员在隔壁一间请客。北京有些餐馆里分很多小单间，每间门口用一块布做帘子挡住上半截。我调皮在帘子下面钻进钻出，正好钻到影星吃饭的一间，结果上官云珠看我好玩儿，送给我一张签名照片。有巧合的事发生也就将王墨林先生记住了。听妈妈说王墨林太太喜欢给人说媒。认为“保媒一百个，阎王爷给让座”。四姑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她保成功的。老一套花样又来了，王家曾打算与妈妈腹内的孩子指腹为婚。出世后的两个当事人是大姐和王家的二少爷王佑林。后来王家去了内地，抗战胜利后又在北京重逢。王墨林夫妇又提及想让已经读辅仁大学的大姐，和正在天津读大学的王佑林配婚。老实说，谁有本事包办大姐的婚姻？妈妈婉言说让孩子们自己决定婚姻大事吧！这件事幸亏没成功，否则大姐将不是医学界名人周克敏先生的夫人。而歌坛也会少了一位新秀王靖雯小姐。王小姐是王佑林的女儿。

曾有人想给老姨和三叔撮合，三叔倒是愿意，可老姨嫌三叔太矮了，说若是一起走出去，人家还以为她“领着儿子”呢！更何况外祖母也反对说：“怎么老张家闺女嫁不出去了，都嫁给你们老李家？”最后老姨高不成低不就，不得不“老大嫁作商人妇”。况且还是没逃掉嫁给另一家姓李的。天下姓李的那么多，想躲也不容易。

老姨父叫李子卓。比老姨年纪大很多，东北双城人，地主出身，家里挺有钱。但老姨父从小不在家乡，而是在什么地方念书然后经商。我不知道他的来龙，但却知道他的去脉。老姨父结过婚，前妻还留下一个儿子叫李景生，太太死后续弦娶了老姨。老姨出嫁的时候上有年老的公公和婆婆，中有一位寡嫂和一位傻大姑，下有前房留下来的儿子，我想一定也算不上多美满的姻缘。

提到老姨的傻大姑，那可是个外表十分丑陋可怕的女人。块头高大肥胖，满脸横肉，还密密麻麻都是坑，梳一根很长而且编到底的辫子。小时候因为她家境特别好，又因为她出天花落下一脸大麻子怕嫁出去受气，于是留在家里变成老姑娘。整天无所事事想嫁人，久而久之想得精神失常变成花痴。后些年有时候在西直门城门楼附近彻夜不归，最后傻乎乎变成路倒儿——北京土语指死在马路上。

无论如何老姨结婚的时候，至少老姨父经济条件不错。婚后他们曾住过天津，老姨很喜欢大姐，还曾经接大姐到天津过暑假，婚后的老姨曾一度汽车来、汽车往，在那个年代可是少见的阔气事。婚后不太久，老姨父到上海附近的嘉兴县当县长，老姨也陪着他去上任，当年想捐个县太爷当当大概也不太困难吧！事实上，老姨父只是仗着祖上有钱，他本来就是公子哥儿，年轻的时候曾花天酒地享受一番，老姨父家在北京西直门半壁街有房产，他实在不是有工作能力的料，可生活受到祖荫还过得下去。无论如何，老姨从正房的西南角那间一边儿打扮一边儿抽泣地嫁出去了。我们与老姨父妹妹的几个孩子当小傧相，结婚照拍了一大堆，老姨真好漂亮！文革期间只有个别照片残存下来，此是后话暂不表。

至此，外祖母的三位千金都嫁出去了。妈妈三姐妹年轻时算过命，看看应验了多少。

关于妈妈内容是：“父属鸡母属虎，前生注定配得已亥夫。顺者千金不吝，逆者一毛不拔。”算得好准！

关于三姨内容是：“姻缘重配得齐眉。”这可是胡说八道！三姨倒是姻缘重配了五叔，可得到的绝非齐眉，我看得到的是倒霉还差不多。

关于老姨的内容：“烹之硬，坎之空，世上奇人。”这说的是什么，我看不懂。

另外三个姐妹共同都有一条“水年丧父”，不知道什么叫水年，外祖父死在哪一年就更不知道了。算得准吗？

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爸爸听到消息，脸上出现长久以来难得看见的笑容。爸爸说：“赶快告诉姥姥准备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北京的鬼子兵在执行命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悄声行进准备撤退。街上行人或停步解恨地注视着，或窃窃私语着，禁不住战胜者的狂喜悦色。贝满女中原本就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先生们都乐得一下子变天真了一二十岁。过了不太久，我们以激动的心情在八面槽与灯市口交界路口，夹道欢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汽车来临。很快的出现了好值钱的金圆券。我们每人每月可以分到一块钱金圆券零用、与法币相比真是好大好大一笔数字。只可惜好景不长，应当说短的令人来不及叹气，于是金圆券就贬啊贬啊，贬值到买零食都毛得不像钱了。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夫、后来任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桢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兴安省是国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主席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棣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妈妈曾随爸爸带着小七、小八去营城子上任，期间还参观过小丰满水电站。

小八住院

我很小就羡慕妈妈会做活儿，也很早就学会了用缝纫机。一天，妈妈带着两个最小的弟妹回北京。我用做大衣的剩料给小八弟做了一顶带两个小耳朵的帽子，大概做得还不错。小八戴上帽子毫不领情，可妈妈喜欢得不得了，对其他长辈说：“你看小琪这手有多巧！”惭愧，与妈妈相比我可差远了。毕竟我准备了另一件符合小八的心意。我为他买来一大袋很小粒的粽子糖。小八一小会儿就不怕陌生，反而不停地张开双臂，嘴里发出“哈哈”声表示要我抱。所有人，包括妈妈都十分惊讶，我每抱一圈儿就给他几小粒糖。吃得小八第二天咳嗽不止，嗓子里还“喉喉”作响。小八很有趣，每当小七歪着头有意反抗地：“嗳”一声，小八必定像跟屁虫一样也歪着头“嗳”一声。可能因为发高烧又捂了过多被子，造成小八患过一次肺炎。症状来势汹汹，小八反复抽筋休克。妈妈吓得抱紧小八嘴里绝望地喊着：“我可怜的孩子呀！”后来小八被送进北京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是个好医院。朱院长的公子曾患肺结核去世。天下很多事真不公平。朱院长挽救过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但却无法救活自己的爱子，不幸不巧发生在抗菌素发明之前不久。小八住院后经过打针、输液，很快就好转。我一直陪着小八，也不知为什么这种场合总是有我在。小八是从大腿往里输液，腿鼓个很大的肿包。当小八能用手将喝稀饭残留在嘴边的一粒米塞进嘴里，我才相信小八能活了。

爸爸生日

爸爸在东北工作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有一年爸爸过生日，我们剪下八仙过海里的八仙图片，让爸爸做老寿星，我们八个孩子每人代表一仙向寿星祝寿。一向不大喜形于色的爸爸拿到信后，乐得到处给朋友看。谁不羡慕爸爸有这么好的儿女们？爸爸有位挚友叫周翔举，看着我们从小长大，他的儿子患有洁癖症，不与人直接接触。就连碰门轴他都戴上手套。相比之下，周翔举很为自己伤感。话说回来，爸爸虽感家庭温暖，但官场上始终不如意。也是生不逢时吧！这大概也正是后来国民党由北京撤到南京，再由南京撤到台湾，爸爸紧跟不舍的原因吧？他一定怕自己“犯老错误”。说起周翔举倒顺便提件事：我保留有大姐和我小时候与周翔举叔叔一起拍的合影，可见他与爸爸关系不薄。解放后，周翔举曾任煤炭工业部工程师，大姐和我因处于经济来源断绝的困境，受老姨唆使我们去找过周翔举，他没让我们进门，只冷冷地说：“我并不欠你爸爸的，也不欠你们家什么。”足见能雪中送炭的人真寥寥无几。

大姐

与我相聚最久，也最有共同语言的姐妹是大姐。大姐只比我大一岁半。在弟妹心中她是个挺利害的姐姐，甚至有几分怕她。而大姐和我之间不太有摩擦，她也管不到我头上来。我们从小是同班同学，但各有各的朋友互不相关。大姐的朋友都是些大家闺秀，个个千金小姐气十足。我的朋友是一群女孩子，叽叽喳喳，傻乎乎地调皮捣蛋，给人的感觉是还没长大呢！与朋友们相比，大姐的经济条件不算太好，但大姐学习成绩优秀，长得甜美漂亮，个子高、风度帅，在各方面都不输给其他人。有一度大姐的朋友们之间相互到各家拜访并留便饭。我记得有梁守庸、王蓉蓉、张美英等。有几位小姐家境十分宽裕，佣人一大堆，能做好一切准备。大姐请客那天家里好好整理了一番，像招待贵宾一样，妈妈亲自下厨准备不少拿手好菜，还亲自招呼大姐的客人们，气氛相当不错，本来一切也将圆满结束。不巧的是四妹那时身上患了湿疹，到处涂着红一块紫一块的药膏，四妹索性脱掉上衣，可照样出去玩耍。就在送客人走的节骨眼儿上，四妹风尘仆仆地逛够了回家，老远看见大姐送客人就热情扬手地大声喊：“大姐！”有多杀风景就可想而知了。

除去女朋友，大姐当时也已有男朋友，是住在我们西边不远一位叫孙以荀的青年，我们都喊他小孙。小孙是独生子，他的父亲是一家银行行长。小孙个子高高的，五官清秀端正，看上去与大姐挺配。小孙喜欢踢足球，大姐也爱看足球赛。两个人常一起出去溜冰、游泳看美国电影等等。小孙和我也相当熟，家里的长辈也知道大姐有位男友，没谁反对过。当然追大姐的男孩子不少，最有趣的是家对面男二中一位个子十分矮小叫双金良的男生，死盯住大姐不放，被他的同学嘲笑说：“追个什么劲儿呀？还没人家辫子长哪！”大姐有对梳得油光光的长辫子，每天早晨由外祖母帮她梳理。当外祖母过世后，已经读高中的大姐竟然不会用梳子！大姐和小孙恋爱谈了多年，可最后并没嫁给他。大姐婚后很多年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和小孙吹了？大姐说小孙的爸爸娶小老婆。有一天大姐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小孙将来会不会娶小老婆？”冤哉枉哉！说不定小孙还被蒙在鼓里，莫名其妙就被甩了。

过年

大凡孩子都喜欢过年。过阴历年正值寒假期间，不用上学、有压岁钱、吃好的、穿好的，玩儿的内容也新鲜。过年能长一岁也是只有孩子才盼望的事。长大后对过年愈来愈无所谓，而现在过一年又老一岁有什么可高兴的？可能因为现今的孩子从小条件就好，并没有什么愿望需要等到过年才满足，年也就变得吸引力小了。我考高中之前妈妈答应我若是考中，会送我一瓶桔子水浓汁。发榜的当天妈妈逛街回家在大门口就听说我考中的事，立即又出去买瓶桔子浓汁给我。而过年所能分到的食品是桔子水的好多好多倍，爱吃零食的我哪里有不盼过年的道理？

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就算拉开过年的序幕了。从厨房的南面墙上方将被熏了一年油烟气的灶王爷夫妇请下来，若说灶王爷这位“一家之主”也真不值钱，用几块灶糖贿赂一下就可以“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那干坏事的人谁来汇报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怎么会不官僚？不过说真的，灶糖用小火微微熏一下，熏到表皮有一点点焦，里面稍稍变软，吃起来滋味之好就甭提了。其实灶王爷夫妇只白瞪眼看着可尝不着，其实惠的是我们。新请来的灶王爷名义上虽属连任，实际上已改朝换代了。灶王奶奶仍然是老式妇女打扮，上面盖张有剪纸花纹的红纸，往左上方折一个角，使灶王奶奶羞答答半遮面。确实每年大清扫一次、换一任灶王爷也属必要。

我家另外还供了一位弄不清是土地爷还是天地爷，暂时就算是天地爷吧！供在中间院子里，靠着东面一堵墙，旁边有扇门可通往隔壁的沈家和查家。但那扇门总是关着。天地爷的两边要挂灯笼，当中供有香火。灯笼每年都是我们自己制造。方法也很简单：将马粪纸板剪成相等的八块梯形，每块梯形的当中再与四边平行挖掉一个小梯形变成八个梯形窗，窗框用电光纸糊起来，黏上透明玻璃纸当透光窗玻璃，四个梯形在上，四个在下，拼成一朵花儿，装好上下底和装饰用的穗子，拎起来就变成立体感很强的漂亮灯笼。我相信即使在今天，我们做的灯笼也有商品价值，真是很不赖。

年前还有很多准备工作，妈妈要忙每个人穿的新衣服。外祖母要办很多年货，像鸡、肉、虾之类，都早早买好倒扣在大缸里。北京冬天室外至少是摄氏零下十多度甚至二十多度，大缸扣在室外等于天然冷冻箱。外祖母要腌大白菜准备吃火锅用。烧酱猪肉和牛肉，储备大批水果，像冰冻桔子、冰冻柿子都别有风味。以上这些都是给活人准备的。

另外，还要为死人做不少准备，像供果、祖宗牌位和照片。工作量更大的是要折叠很多金银锞。以金锞为例吧，将两张金锞纸反面相对卷成圆锥形，尖端扭一下并往下按一个坑，就作成正反面看都是金色部掺假的元宝锞。银锞作法也一样费工夫，只是不明白死人懂不懂金子比银子值钱？近年来已经绝迹几十年的金银锞纸又在大陆悄悄地有人偷着卖，好像是用带鱼的鳞做的。不过弄不好就买到假货，表面几张有银粉色，里面的是白纸。金锞纸就更难保是“足金”了。世界上钞票都会贬值，死人的票子愈来愈不值钱也在所难免吧！金锞银锞折好要放在大纸包袱中，纸包袱外面写上是烧给谁的，以免“邮递”时发生错误。因为金银锞叠起来颇费工夫，价格又较高，纸包袱中还塞进不少有钱孔的白纸，白纸松松地团成团儿，以便将包袱膨得大大的，实际上是骗骗死人，包袱体积不小，但分量不足又掺假太多。

过年要包好多饺子，年夜饭也以饺子为主，但十分丰盛，还有许多其他炒菜。我们常在包饺子的时候放颗枣儿、花生仁之类，谁吃到代表运气好。饭后就都换上新衣服、表演节目、打麻将等等。过了午夜才将一堆堆的纸包袱焚烧给过世的亲人，地点就在男二中的操场内。男二中校方大概从来想不到每年过年他们的操场是冥票交流的场所。接神前要将地板扫干净，因为接神后就不能扫，怕将财气扫出去。接神之后放鞭炮、放烟火、玩游戏、玩牌守岁。三更半夜还吃顿接神饺子，天蒙蒙亮就出去拜年了。天不亮就出门拜年本来是堂兄家的规矩，一大堆人提着灯笼，拿着手电筒浩浩荡荡去敲人家的大门，真也想得出来！记得四姑就迷迷糊糊被我们吵醒，大年下又不好意思发脾气，凭良心说，我们真够讨厌的！

向祖宗牌位或过世人的照片磕头本来也是司空见惯的形式，我从来没想过有什么对不对。可有一年，大姐突然相信基督教“不崇拜偶像”一说，坚持不向那些牌位磕头，这一造反行动，过世人倒都沉默不语，不表示任何态度，但活着的长辈们却无法接受，闹得天翻地覆。因为磕头是轮着大小来的，大姐不执行我这二姐就执行不了，结果必然造成“交通阻塞”。最后，爸爸出面向大姐做工作。爸爸循循善诱开导了半天，大姐哭着、听着、点着头，可就是不磕头。爸爸说大姐的行动要给弟妹们做榜样，说牺牲自己的意愿换取长辈们愉快值得等等。总之，实际上是爸爸对能干的大姐也不得不让三分。

值得一提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在过年前后会在当中院子的东半边地上泼满水，变成人造溜冰场。我们较大的几个孩子都会溜冰，看我来去自如十分轻松，妈妈和三姨也都很眼馋。于是在我们怂恿和周密的安全措施保护下她们上阵了。具体讲，简直像绑架不像溜冰。两边都有人紧紧搀着还不算，后面跟一个人推着把椅子，随时准备妈妈或三姨跌落在椅子上。尽管如此，尤其三姨不停地边笑边叫：“唉呀妈呀！”结果愈笑愈没力气，不停地刚站起来脚跟向前一滑又掉在椅子上。我们都是从小就学溜冰，因而基本功夫比较好。不像妈妈和三姨是“半路出家”谈何容易？大姐和我开始学溜冰，妈妈怕我们摔跤，在帽子里填入厚厚的棉垫。我小时候很爱作怪打扮自己，想穿裙子溜冰又怕冷，于是将棉旗袍卷在裙子里，溜起冰来“棉屁股”一扭一扭的。

至于给长辈们磕头拜年然后拿压岁钱，那是很普通的风气。不住在一起的三叔、五叔、六叔，都是初一上午才来拜年。有一年五叔拜年的时候说：“磕头就能拿钱真不错，钱来得容易。”妈妈当时凑趣说：“那你给我磕头，我也给你压岁钱！”没想到皮厚的五叔跪下来就朝妈妈磕头，妈妈如许诺给他“压岁钱”。哪里知道五叔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给妈妈磕头，妈妈给他三次钱之后终于逃走了。实际上从年初一开始都是你来我往地拜年，花絮也就不太多了。过年的清规戒律外祖母懂得最多，奇怪她怎么会记得住？有各种各样的名堂忌用针线，像哪天做活儿会变寡妇啦、哪天做活儿会生石女啦、哪天做活儿生了儿子讨不到媳妇啦等等。可能各种说道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终年忙家务的妇女想名正言顺地休息几天。

过年的时候还会有耍猴儿、耍狗、耍耗子的沿街敲小锣揽生意。若碰上，我们会将耍这些把戏的人喊到家里来表演。他嘴里唱着哼哼哈哈的调儿，指挥猴子跳到他肩膀上，将假面具换来换去，戴上帽子，翻几个筋斗，一边做动作，一边眼睛溜溜乱转看谁给他赏钱。猴子还会骑到小狗身上，小狗能听指挥跳圈儿、站立、打滚儿。小小的白耗子从洞里进进出出爬绳梯、滚圆柱子、一个个咬住尾巴等等。过年当然更少不了的是爆竹和烟火。有一年钟科长送来最最好看的礼花，每天晚上放几个，一直放到元宵节。

年景

除去家里好玩儿之外，过年的时候外面可逛的地方也特别多。像东直门外有个东岳庙，过年的几天香火很盛。东岳庙里有十八层地狱，是一间间隔开的房子，正面既没有门也没有墙。各个隔间内都是各种形状泥塑的神话人物。什么阎王爷、城隍、黑白无常、大鬼小鬼一大堆。宣传的内容本是劝人行善，否则死后可就不妙了。有的因生前爱说谎话，死后被小鬼割舌头；有的因忤逆不孝被下油锅；还有因偷窃被砍断手，其余像什么上刀山、下火海、剜掉眼睛、割掉鼻子等等恶心得很，不管动机如何，宣传的手段方式都十分低劣。解放后因为东岳庙宣传鬼怪迷信，很早就被砸光了。东岳庙在旧历年有庙会，很多摊贩。典型卖的有几样东西：一是风车，风车是用竹劈儿和花纸做成的。车中装有响笛儿，十来个风车用竹条儿扎在一起就变成很大的风车。二是一米多长的一串串糖葫芦，顶部插着彩色小旗子。葫芦外面用糖稀抹成白色，白里透红十分好看。三十挂拉枣儿，那是一种很大的枣子，已经将枣核儿取出来留下一个洞，用长绳穿成串儿。那种挂拉枣又酥又脆，味道独特。请闭眼想象一下：坐在洋车里，脖子上挂着几串挂拉枣，一手捏着长得颤悠悠的大糖葫芦，上面飘着抖动的小旗子，另一只手举着迎风不断哗玲玲玲响的风车，那种节日的乡土气该多有趣味！

节日里也去逛过白云观，记得白云观一进门有个一人深的大坑，坑的面积很大，估计至少有六十平方米。坑当中坐个老道，四面八方都是长布条，也许那些制作考究的布条和符命有关？总之布条晃动的时候老道会忽隐忽现，游客用硬币往布条组成的帘子上打，若是正好打在两个布条的缝隙里就有可能碰上老道。大概就吉利吧！总之老道坐在里面纹风儿不动，而坑里地上到处都是击不中的钱，恐怕是白云观很大一笔收入呢！

东城有个隆福寺，逢过年也有庙会，摊贩很多，还有不少旧书摊儿，我在书摊儿上翻看武侠小说。有时候还有艺人拦住一块地盘就表演。观众愿意可以给赏钱，不愿意给钱只站脚助威也很受欢迎。有一次摔跤表演真是太精彩了，事实上参加摔跤的本来就只有一个人，他弯着腰，腰上有两个道具假脑袋紧紧贴在一起，假的四只手膀子相互揪扭着。表演人用两只手臂代替一个摔跤人的双腿。看上去是两个半截高的矮人死拉活缠摔得难解难分，蹒蹒跚跚退退进进互不相让，表演得十分逼真，可又很像两个玩偶在打斗。

有一个年初二我们去逛厂甸儿，这个名字我可能写得不对，但发生在厂甸儿的伤心事使我无法忘记。厂甸儿里有许多地摊儿，记得是以卖东西为主，我也不知道什么鬼使神差那天会去逛，总之，我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的压岁钱，回家的时候已经一文不剩了。也不知道是看武打、顶坛子，还是叠罗汉的时候被人摸走了。我真后悔带那么大一笔财产去逛可恨的厂甸儿。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认为雍和宫是喇嘛寺，其实并不正确，雍和宫只是佛教的另一支脉。雍和宫里有个七丈二尺高的佛像，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憎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工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前忽然小声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回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一旦过了正月十五，外祖母就会宣布说：“年也过完了，节也过完了，收收心好干活儿了。”最后二月初二龙抬头再打一次牙祭，旧历年就彻底结束了。

奶奶去世

奶奶婚后几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宫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人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七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价格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黏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意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床上还撒些沙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开，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材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奶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做怕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退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

爷爷紧跟

奶奶过世整整一百天，爷爷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大声哎哟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布他快要死了。为了判断爷爷预言将死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诈死吓唬人？特别从北房请来经历丰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爷爷，外祖母有把握地说：“不行了，抬头纹都开了！”但爷爷保持冷静清醒，亲自指挥爸爸妈妈在哪里能找到他的寿衣，还声明箱子没有上锁。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过去常住的那间住房。睡梦中被爸爸妈妈搬动箱子找东西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妈妈说：“好像不能用带子，会带儿带女。”等爸爸走出房门，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只简单地说：“你爷爷要死了！”然后匆匆出房门。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头马上胀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来了？”并且吓得立即跳起来穿衣服，同时拼命摇动身边的小六。我问小六：“爷爷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涂说“不害怕”，打算接着睡，我不由分说将她拎起来，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不害怕也得起来！”小六还是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小六醒着能给我壮胆。

我吓丢了魂儿

妈妈看到我魂儿又没了，就派佣人小孟妈陪我去干面胡同给五叔送信儿，妈妈是为了不想让我看到爷爷临终的场面再受刺激。街上静悄悄，小孟妈走在我身旁。她个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称呼，实际上是位梳髻的小脚老太婆。我看着我们两个人地上的影子，月亮从头顶照下来，她地上的影子变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脚，走起路来影子一蹿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灯又给她照个影子又长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侧过头看她，心里打鼓认为她准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内务部街，谁知五叔隔着大门说：“你先回去吧！我就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伴着鬼怪影子往回走。拐进内务部街东口就听见哭声。爷爷已经死了。

最了解我的妈妈让我不要去看已过世的爷爷，分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在北房看着猫和狗。当时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于帮助料理爷爷的后事。猫和狗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传说这些小动物若是从死人身上跳过，死人会“诈尸”。猫狗都习惯于夜间安静，突然被关起来还不算，门外面哭声惊天动地，小动物如何不慌？陪着我的狗大声狂叫，猫则抓窗挠门想冲出去。居然有浑人说死人遇上小动物跳过，会产生静电而跳起来！居然我笨得信以为真！我真慌了手脚，真怕爷爷会穿着寿衣蹦来蹦去！

庸人自扰的麻烦事并未到此结束。爷爷死后大约是七期在庙里放焰口。和尚们穿戴很正规，像唐僧的服装差不多的“礼服”，排着队边走边唱，领唱是位职位高的大和尚，其余人只是伴唱。其中有个仪式是大和尚将撕成小块的馒头扔上扬下地撒了满地，说是喂给路边的饿鬼，以便超度亡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饿鬼，否则也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粮食。我当时就想，那么多饿鬼，说不定我也撞到几个。当天晚上回家，忘记又是谁发表谬论，说是人死前灵魂漂泊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一定要有人开开大门，死人的魂儿才会跟着出去。大家回忆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爷爷和奶奶的魂儿都是在我给五叔送信儿的时候，跟着我溜出大门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进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耸人听闻妖言惑众的人，我认为该判他们重罪！为了那些混账废话，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价是无法衡量的。什么叫两个“魂儿”跟着我？我自己都魂不附体了，还顾得上别人的魂儿何去何从？天一黑我就紧紧跟在妈妈背后寸步不敢离开。已有众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不能关灯，偏偏日伪时期经常停电，半夜只要一断电，我马上会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点蜡烛。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变得光怪陆离，荆天棘地。只要单独一个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有害怕经历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种精神煎熬。我彻底垮了！

住校

后来爸爸说：“让安琪去住校吧！换个环境也许能好，不然这个孩子会吓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着，这次轮到大姐陪我住进贝满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渐渐有好转，只是我又离不开大姐了，晚上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住校的伙食是比较差的。实际上住校生多数是来自北京靠近郊区或农村的女孩儿，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多半儿住得近，靠自行车走读上学。我们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周回家要大吃几顿。星期一再返校的时候，外祖母总是给我们炒很多爱吃的菜带着。每趟都有大头菜炒鸡蛋肉丝。里面放大量荤的，为了放得住不得不炒咸一些。有一次大姐吃得过咸咳嗽不止，要请假回家住几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末是不准随便回家住的，大姐被舍监批准后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当然是“我害怕”。舍监问我：“你怕什么？”我直言不讳“怕鬼”。她又问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监风趣地教我说：“那好办！鬼来了你就跟他打，顶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变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办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终于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参加追悼会，怕看见死人，也怕棺材。我从小就下决心死后绝不睡棺材，总担心睡在里面若是活过来可怎么办？

轮到外祖母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的祖辈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一米五七左右，而体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围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围一棵千年古树一样，坐在洋车里真是将车填得扑扑满！有时候拉洋车的会抱怨她太富态，说她一个顶两个，要求给双倍的钱。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于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当初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有预见性的人建议将爷爷与外祖母的寿材掉个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无法在棺材里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间曾一度单独住在客厅东头套间。套间内有一只大衣柜，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木材质量非常好，柜门上有个洞，是在吉林老宅的时候土匪抢劫时用枪打的弹孔。大柜由吉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柜子右半边是穿衣镜。有一天我在客厅做功课，忽然看见镜子里的外祖母紧张而吃力地向我招手。我赶快进套间搀扶她起来，外祖母说她“上不来气”，还说我“救了她一命”。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她去世，对我特别好，相反地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为她心疼三妹年纪尚小，怕她经不起死别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约1948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们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边。我忽然触到外祖母的脚冰冷，立即问三姨是怎么回事？三姨感到异常不妙，就连喊两声“妈”。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两声“妈”，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亲。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后两年内务部街甲44号竟变成风流云散、风水失灵的住处。外祖母的寿材停在北房与正房之间的院子里，除去放进去一些金银首饰之外，棺材里还放两副外祖母生前喜欢并且使用的麻将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入殓，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进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实，以便将外祖母挤住不致晃动。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剂或干燥剂吧？最后盖上棺盖钉入木楔子，同时让我们大声喊：“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材里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棒小伙子也动弹不得，何况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铺张的丧事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比爷爷奶奶都风光。出殡的时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杠。就连棺材罩都是专门订绣的。外祖母只生三个女儿，照理该由长女生的长子李敖在灵柩前打幡儿。但是大爷大娘教唆敖弟别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张！”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姐生气地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姐为外祖母打幡儿完成出殡大礼。外祖母死于热天，没过几天尸体腐烂腹水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很臭很臭。因为做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点点臭水，再用舌头舔尝一下什么味道！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姐要骂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出殡的阵式上。在庙里做佛事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阴间的纸人、纸马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爱打牌，居然还别出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活龙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点儿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着三位纸太太。第四把椅子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进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点儿，三缺一！”三婶目瞪口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阴宅，门牌是地府十号。阴宅的大小虽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进进出出。阴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热闹。甚至有一个美国人也闻风赶至，估计那个美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阴宅、纸人、麻将桌以及花花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我一个节拍器。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姐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四位祖辈的棺材没一个睡得安稳的！

散了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姐及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状元胡同。麻状元胡同是四合院，本来是爸爸买的。可能迫于经济状况不佳，正房让给舅老爷孙棣坡住，我家住前院北房。我们上学太远，住处又太挤，于是我和三妹、四妹住进贝满初中部一间宿舍。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退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爸爸是一个人先南下的，走前变卖了麻状元胡同的房子做盘缠，剩下的少量余款又在西城什么地方买了座小房子，同时买房的还有五叔和大娘的妹夫李德林，三所房子的形状结构都相同。那年大姐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姐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当跟着大姐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去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回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我就这样被留在北京。

敖弟由北京到天津之后，准备从天津乘船去上海，在天津等船的时候，他想起来要带留在北京的几本书，于是又回到北京取书。大姐一见他就责备他不该那么冒失，船万一开了怎么办？姐弟俩谈得不愉快争执起来，敖弟气忿地骂大姐：“一辈子也嫁不出去！”就算报了被骂“臭小子”之仇吧！比分：一比一平。

家刚刚到上海的时候，尽管信件很不通畅，但还是接到过两封家信。知道家住在上海虹口区长阳路月华坊52号。爸爸信上说想不到南下花费如此巨大，所有积蓄几乎变卖一空。让大姐托五叔帮助卖掉西城那所小房子，换到的黄金于暑假期间带回上海。另外，妈妈写了封信给五叔，恳切动人地拜托他照顾我们离家的两姐妹。

解放前夕

接着北京郊外炮响连天，留在学校中的同学已寥寥无几。因为是女校，格外没有安全感。校方尽最大努力，保护因无家可归或因离家太远而留校的同学。我已是最高班的学生，也是先生们依靠的对象。校方十分担忧在动荡不定谁也顾不上谁的时刻，对女学生造成威胁，也担心拉锯战争会使学校断粮断水。于是校方组织高班同学自救和保护低班同学，第一件事就是储备粮食。我们这些从小肩不会挑、手不能提的小姐们，也不得不在脖子上扛整袋面粉，步履蹒跚地从高中部走半里多路，送到初中部的女厕所里藏起来。老实说其他人帮助将面粉袋往我脖子上一放，我眼前就一阵发黑，真是好重啊！但还是咬着牙运第二袋、第三袋，人要生存的勇气也是惊人的。好几次听到小道传闻说解放军在某时某刻要总攻城，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先生带我们预先躲在地下室。我们披着棉被，身边放着凉水和干窝头，先生紧张地看着手表向大家宣布倒数计时的结果。有时候真希望谣传是真的，那么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响之后，就不必一直提心吊胆了。实际上，我们当时也都是孩子，只要稍有喘息的机会就忘不掉做猜字游戏、忘不掉调皮。那段日子已经不上课，每天将同学召集起来也只是谈谈注意事项，碰上着火该往哪里跑、碰上抢劫该怎么对付。剩下的时间就只剩盼吃饭了。吃饭是八个同学一桌，每顿主食差不多都是棒子面窝窝头，副食也只是很简单的小菜，以咸菜为主，数量也不大够。我们同桌有位同学是基督徒，每逢吃饭她要先闭上眼睛祷告谢饭。我们其他七个同学趁她祈祷赶快往自己碗里拨菜，只给她留一点点。她的谦让只换来我们的老实不客气，最后她想出对策，改成先抢菜在自己碗里，然后再祷告谢饭。

1948年下半年，傅作义宣布投诚，北平和平解放，我们与上海的家断了联系，待到1949年初上海也解放，我们无论如何还是与家联系不上。至少有一两个月之后，老姨父的妹妹王家桢太太给她女儿写信的时候，顺便提及我们全家八口，加上佣人老吴妈都已去台湾，从此，我们真正变成无家可归了。

受骗

五叔确实依爸爸嘱托将西城那所小房子卖了，加上他与李德林一共三套房子一起卖的，但五叔说：“国民党撤退仓促留下很多房子，房价很不值钱。三套房子总共只收回相当于一套的本钱。”又说：“被人骗了，房子本来就属于共产党的！”总之，爸爸去台湾了，李德林被捕入狱了，五叔将卖的所有钱吞为己有。他满口答应替我付燕京大学的学费，也只兑现了一年。至于每个月需付的饭费经常无着落，五叔像躲债主一样设法躲着我，我住在燕京没钱乘校车进城，五叔实在躲不过会答应我说：“他已经托几点钟的校车司机将饭费带给我了。”我到校门口傻等，校车来了，司机下车了，钱呢？司机嘲笑说：“哪儿有那个好事，有人带钱给你？”我委屈难堪极了。这就是答应妈妈照顾我们的亲叔父！旧历年的三十晚上，我一个在学校宿舍望着同学们的空床好伤心啊！最后，再顾面子也没有用，我撑不下去了，同学看得出我的拮据处境，为我申请了人民助学金，大姐转学到公立的北京医学院，也免交学费饭费。我们靠助学金完成了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信断了到重逢

家里到台湾不久，通过同学王遵侨和李慈，找到三妹的台湾地址。王遵侨是王克敏的小女儿，也曾是我很知己的小朋友。贝满女中有一种风气，喜欢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交朋友，本来是像大姐小妹一样，但其他同学会瞎起哄，见面时拉拉扯扯将两个人挤在一起，还真会不好意思。有位同学开玩笑说王遵侨与我好得像对“小情人”，后来我们之间真以“小情人”彼此称呼。北京解放前王遵侨迁居香港九龙，并为我转过几封信，因而得知初到台湾的家也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爸爸在台中一中任教十分劳累，佣人老吴妈不喜欢台湾常发脾气，妈妈患恶性疟疾差点儿没送命，小六因营养不良得肺结核等等。转了两三封信之后，王遵侨全家又搬回上海。李慈地址改变，形势又迅速变化，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1949年年底到1977年年中杳无消息二十九年。“生离死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敖弟还为此写了一篇感人的文章《乱世母女泪》。四十三年后在美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四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南北四十四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团圆。

我像报流水账一样匆匆回忆了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梗概。基本上讲到北京解放为止。孩子们听故事常爱问：“后来呢？”时间不多了，我将离开台湾，况且我也下意识地不想写“后来”。后来牵扯到的多半是运动、是政治，我们随波逐流沉沉浮浮，事情发生很多很多，但不属于个人。或者说属于个人的，几句话就能概括：“大姐和我家庭都很幸福，和丈夫感情好，有让我们满意的儿孙辈。生活安定，知足者常乐。”

后来呢？

若讲“后来”倒不妨追踪一下我们的亲眷们，无论下场好或坏，反正这些都是客观事实。

大爷家

大爷大娘都很长寿，大爷活到八十九岁因心血管病去世。老夫妻曾在东北吉林老宅与儿子李纯仁同住。确切说与李纯仁的大女儿同住。那个长孙女是他们带大的，李纯仁不喜欢大女儿，与父母亲也合不来。李纯仁熬年头熬到大学教授职称，大嫂生了一大堆孩子。李纯仁喝大酒，经常酗酒闹事、打老婆，哪里应该是有文化的大学教授所为？后来大爷大娘受不了儿子的坏品行，搬到北京与女儿素馨同住，直到寿终正寝。李纯仁夫妇都去世早，心术不正，也不是长寿之辈。

素馨大姐高中毕业之后在一个小学教书，后来嫁给王文俊，姐夫曾是北京市政工程设计院一位专家。大姐退休后学写生，参加过中小学老师的画展并得过奖，不少人知道她是位画家。老夫妇带着孙女过退休安详的日子。有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

大娘的妹妹嫁给李德林。李德林说一口好日文，还帮日本鬼子干过事，解放后作为汉奸被捕劳动改造。她的太太倒是挺能干好强，居然单枪匹马地将儿女培养到大学毕业。其中包括我们从小常一起玩耍的大连。大连大名叫李雪航，曾经热恋并追求过三叔的女儿小颖，但始终属于“剃头挑子一头热”。这是句北京土话，十分形象有趣：过去北京有些以剃头谋生的低挡理发师，行业方法是挑着一个担子走街串巷。一边挑的是剃头用具；另一边挑个小火炉，上面放脸盆，准备随时被叫住烧热水可以马上开业。兜生意的时候一只手攝着一个大金属钳子，另一只手拿根金属棒儿从钳子口硬往外拉挤，钳子口因受压震动发出持续长、频率又高的“嗡嗯嗯……”声。那种颤声说明剃头的来了，是一种大众认可的吆喝方式。顺便提一句，我这次来台北，发现台湾说的国语和北京人讲的普通话差距真是很大了。虽然能听懂能交流，可是调门儿、吐字、声韵都像非出一辙。糟的是还都认为自己“正宗”。常常有人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北京有许多方言笑话，我甚至疑惑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能否听得懂它的幽默所在。举个例子：说有个洋拉车的，整天包月接送一位话剧演员去剧场演出。等着散场的工夫常蹭进去扫听两句台词儿。特别喜欢演员向位小姐求婚的那段话：“小姐，你长得真美丽，每逢见到你，我的魂灵就像飞到九霄云外！”久而久之，拉洋车的也把这段词儿记住了，心里那个羡慕啊就甭提了。凑巧有一天演员嗓子哑了不能出场，很担心观众会退票。拉洋车的自告奋勇说他能顶替出场。演员无奈只好将西装借给他，拉车的为了有机会过演员瘾十分高兴，打扮妥帖，雇了辆洋车去剧场。一路上坐在车里，又穿得笔挺好不神气！谁知刚到剧场门口还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另一位拉车同行认出来，惊讶地问他：“哥们儿，今儿个怎么没出车呀？”他一肚子气冲进剧场，跳上舞台，忽然看见台下黑压压的观众不免怯场，慌里慌张忘了台词儿，只大约记得是求婚内容，于是对小姐大声说：“嘿，妞儿！你长得真逗！我一见你呀我的魂儿就颠儿了！”对不起，我又扯远了。言归正传再谈李德林，当他太太千辛万苦将儿女拉拔成人的时候，李德林刑满释放。只是出狱不久就因病逝世，李雪航的下落不详。

三叔家

三叔跟着六叔同舟共济同荣同辱地折腾了好多年，当然三叔始终是配角。解放后三叔三婶都在吉林一所大学任教。“文革”初期六叔曾写信与三叔联系。三叔回信颠三倒四，内容竟是什么“我有罪，我该死，我向人民赎罪”之类的烂调，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听说三叔被红卫兵折磨致死，而带头人是他的儿子小辛。我们与三婶及两个堂弟妹没有联系。

五叔家

五叔解放前曾在男二中教物理。我在大学的时候跳舞会上，遇见一位外号叫“大锣”的同学，他是男二中毕业的。提起李华生是我叔叔，大锣脱口说：“你叔叔？这个人可耻！”说过以后他为失言道歉，但我想他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实情。解放初五叔曾在一个贸易部门当采购。“三反五反”的时候他有贪污行为，然而运动一开始五叔就冒充积极、冒充无辜嫁祸于人。案情并不算很重，只是态度十分恶劣。最后被判去天津劳动改造。在被逮捕的时候五叔对三姨说：“三姐！有件事对不起你，你的首饰我都已换成假的了！”后来三姨在一个建筑工地当清洁工人，表现极好，任劳任怨，和气勤快，工人们换下来的脏衣服臭袜子，本来在她职责范围之外，但她看见也照洗不误，带动整个工地文明卫生，三姨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姨退休之前，在北京幸福大街幸福大楼分到一套两间的单元工房。房间虽然不大但整齐干净。妈妈当年陪嫁的那个带子弹洞的大柜也摆在三姨家。实际上是被三姨和五叔赖去的。墙上挂着原本属于妈妈的艺术画儿，还挂着三姨五叔的结婚照。其实早在一二十年前两个人吵打过程中，就将可纪念的照片撕得精光。后来还是在我的珍藏品中发现仅存的一张他们的结婚纪念照，于是被五叔要走。总之，退休后三姨有过一段短暂安定的生活。她帮助儿子带孙女斌斌。五叔服刑期满仍留在天津劳改监狱做劳改犯的文化教员，每个周末回家。头脑活络的五叔给人的印象是：嘴里说得好听，实际行动跟不上。五叔说让他在监狱中留用，也许是并不放心他回到社会，也是一举两得的做法。五叔倒挺有自知之明的！“文革”期间监狱不介入运动。恐怕也是既有防范又有保护的双重用意吧？最后五叔死在天津。小华参加了丧礼，对五叔的评价还不错。

三姨共生过三个孩子，与前夫徐国才生的迪生在东北当个小科长，开始去找三姨还人模人样，再多露面儿可就展现了原形，每趟赴京都要从三姨那里挖点钱走，最后三姨陷入困境也就不再来往。与五叔生的小铭嫁的丈夫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夫妻俩都在山西大同教书。三姨去过大同，嫌女婿小气合不来，再回到北京与儿子同住。小华的第一个太太小赵生了一女一儿。婆媳之间总吵架，小华的立场倒是帮三姨，只是三姨常常被牵扯到烦恼中去。五叔去世后，三姨的处境愈来愈可怜。四妹离开三十三年之后再回北京，我们曾一起去看望三姨，三姨当时已骨瘦如柴，在我们面前重犯羊癫疯，明显生活十分不如意。一年后我又去过北京，碰上三姨头部刚刚受伤不久，妈妈那个大柜玻璃也碎了，说是因为小华太太与三姨厮打，将三姨的头撞在衣镜上所致。最后小华与小赵离婚，斌斌归小华，儿子由小赵带走。妈妈1987年在北京看到的是小华的第二个太太。其实三姨在小华家从来不白住，首先房子是三姨的，况且退休前几年，三姨的退休工资一直高于儿子或媳妇的收入。但是有一次大姐去北京出差看望三姨，没想到三姨穿的破鞋大脚趾都从脚底下面露出来。大姐大为不满，认为小华虐待母亲，马上拿钱让斌斌给奶奶买鞋穿。从那个时候起，大姐过去逢年过节给三姨寄的少量零用钱停止。因为大姐认为反正三姨拿不到，白白便宜了小华。晚年的三姨邋里邋遢，瘦骨嶙峋，捉襟见肘，颤颤巍巍的样子，绝对没有幸福可言。三姨在苦难中走完一生。

六叔家

再谈六叔。从我有记忆起，六叔就是个忽隐忽现、神出鬼没的人物。听妈妈说我一岁在吉林的时候，六叔常抱着我，还哼歌给我听。六叔十六岁之前本来住在吉林，爸爸为了让五叔、六叔念书，寄钱给大爷。但大爷大娘不肯善待两个小弟弟，而让他们去做学徒。两个兄弟假期去哈尔滨，也不知道什么机遇，六叔十六岁就由哈尔滨去了苏联。三年后六叔回国已是一表人才，我们当时住在内务部街甲8号，与六叔偶有往来。很多年后才听说六叔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与苏共单线联系。他二十一岁时第二次去苏联，不久回国住在上海继续搞地下工作。在舞厅结识了六婶并且结了婚，六婶叫严伟霞，浙江余姚人，比六叔大几岁。对六叔有许多神话般的传说，我并不知真伪。只知道他曾经与助手三叔一起正当与苏共接头联络的时候，当场被日本鬼子逮捕。与日本人是否有妥协或勾结？是否出卖过苏共？我都无从了解。尤其后来苏共政权一再改变直至解体，六叔的事恐怕早已变成一笔糊涂账。六叔精明能干，对我们小辈更是守口如瓶，我们几个较大的孩子，充其量也不过了解一些生活琐事而已。至于有关气节的大事，传到我们耳中的六叔让人难以置信地是位“英雄”，而没有出卖活动。

六叔获释后公开与我家来往。我们当时已搬到内务部街甲44号。六叔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住在北城下洼子胡同，时常还接奶奶去住一阵子。我去过六叔家两次，第一次是和大姐一起去看六叔放风筝。放一个很长很大的蜈蚣。六叔拉着风筝线带跑一段路，蜈蚣飘飘摇摇神气极了。只可惜那天大概连半级风也没有，六叔还开玩笑地说大姐和我当中一定有一个是鸡会吃蜈蚣，因而它飞不起来。第二次去六叔家是参加他娶小老婆的婚礼那天，娶的是他的小姨子，六婶的小妹妹，我们叫她老婶。六叔不但聪明而且多才多艺，会弹电吉他，会跳踢踏舞，写一笔好毛笔字，讲一口流利的俄文，另外英文和日文也都不错。但对他娶小老婆，长辈们议论纷纷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他的才华就葬送在两个老婆手里了。六婶很年轻就在上海当舞女，六叔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常出没于舞厅并结识了六婶。婚后六婶生了女儿悠悠和儿子小杰。我初看到这对堂弟妹非常喜欢。两个孩子都是乌黑的大眼睛骨碌碌转，样子十分聪明可爱。婚礼当天就由两个孩子当小傧相。六婶强笑着一再声明说：因为六叔人品好靠得住，将小妹妹也嫁给六叔是她父母的愿望。但长辈们窃窃议论说老婶结婚时已身怀六甲，六叔和她是“奉儿女之命”结婚的！看来无风不起浪，老婶确实结婚不到半年就生了女儿小玥。本来事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想到六叔道貌岸然地指责别人生活不检，未免太欠公道，令人生厌。

抗战胜利后不久据说国民党在日本鬼子逮捕入狱的名单中，看到三叔和六叔的名字，但没有详细的案情介绍，于是这对难兄难弟又进了国民党的监狱进行审查。最后是爸爸托吴焕章，再转托什么人将两位叔叔保释出狱。不久后六叔全家到上海，比爸爸妈妈离开北京更早一些日子。

1949年上半年，国民党要纷纷向台湾转移。爸爸在上海犹豫不定，不知是否该来台湾。于是爸爸和六叔在无聊的心境下一起去算命。算命瞎子说爸爸“宜于南下”，而六叔用不着走、用不着忙，“有人会请诸葛亮”。后来真给瞎子蒙着了——爸爸到了台湾，为六叔办入台证没能办成功，于是六叔就靠爸爸走前留给他的半袋面粉和剩下的二两黄金勉强混日子。六叔当时想：“还有人请诸葛亮呢！就连毛遂自荐也找不到工作！”谁知道真邪门儿，又给那位算命先生掐算对了，有人请六叔当俄文口译。因为刚刚解放，英文简直快没用了，一窝蜂地急需俄文。语言哪里是短期内过得了关的？六叔有多吃香就可想而知了。真的大大派了一阵大用处。有一度甚至上海市公安部门派他到锦江俱乐部卧底，了解某些有关苏方的要人和要事。六叔很红了一阵，有位苏联人回国将房子也转租给他。于是六叔在徐汇区衡山路——上海的黄金地段之一——一座漂亮的公寓里，租有两个单元，六婶和孩子们住二楼，六叔和老婶住三楼。六叔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直线好转，只可惜那个时候他并没想起我们两个与家失散的侄女。直到1959年，我在新疆石油管理局工作，六叔的状况又恢复到“平民百姓”，我才第一次接到悠悠自上海的来信，得知六叔在上海的地址。1961年我调上海工作，于是开始常去六叔家，以上许多故事都是六叔亲口讲给我听的。

六叔从1959年开始已有十一个孩子。经济状况因老婆子女都过量而变得很糟了。用六叔的话说，他已不懂得什么叫不欠债、什么叫不补助。六婶生了两儿三女，其中悠悠、小杰、小琦、德生都是大学毕业，最小的阿玖在幼儿园当老师。六婶本人也在托儿所带孩子。六叔说六婶真用不着出去做，家里的孩子就够开一个托儿所！老婶生了五女一男，分别叫小玥、阿俨、阿瑶、阿（王加凡）、阿瑛和阿衡。其中两个女儿大学毕业，职业分别是教师和科教电影制片厂的技术员。儿子在餐馆当厨师，几个小妹妹有在农村社办工厂工作的、当工人的，最小的妹妹因发育不全有点傻乎乎的，在一个招待所当管理员。老婶也曾一度当过理发师。

六叔后来辗转到上海师范学院当副教授。“文革”期间儿女们联合写文章批判六叔，不论大小老婆生的孩子都是一条战线。后来发展到六婶与他离婚，六婶的五个孩子宣布与他脱离父子父女关系。其实他的儿女并不知道实情，谈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在点子上，只表示态度“划清界限”而已。真实原因是六叔的历史经历过于复杂，加上解放后与上海市公安部门的瓜葛，“文革”期间上台的又是另一套人马。六叔如何能幸免被审查？于是“文革”初期他又被逮捕。说起来也算他命蹇：日本人抓他坐牢、国民党关他、共产党又关他。各有各的理由，到处吃不开。有人讽刺他是“三开人物”。其实说不定若是他真欠债，恐怕欠的还是苏共的债呢！几次被捕都可能是冤枉官司。“文革”后期六叔也被平反释放。六婶作为老婶的姐姐，又以亲戚关系与六叔家往来。至于儿女们宣布脱离关系的事“文革”期间多得很，也不一定算数。尤其当小杰去西德进修后，六叔为儿子骄傲还来不及，哪里有不认的道理？小杰原来是同济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因出身不好，“文革”期间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工作。学非所用地干点儿剧场音响设计之类的活儿。“四人帮”下台后，他调回同济，才又恢复本行工作，六七年前派往西德。

六叔从年纪很轻就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最终也死于心血管病。悠悠在陕西工作、德生在东北、阿瑶在江西，其他六叔的儿女都在上海，每个人都有工作，情况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

老姑的后来

再说老姑。1945年胜利之后，北京进驻许多美国兵，灯市口佟府夹道一进胡同口，也驻扎国民党一个空运大队。事实上爷爷奶奶过世后不久，老姑就搬走跟着四姑过。传闻四姑老姑与那些大兵们有来往。有一个旧历年两位姑姑回到内务部街甲44号拜年，那已只是礼节性的访问，没有一家人团聚的温情了。两位姑姑那天打扮得有点儿“过火”，尤其一向朴素的老姑，突然涂脂抹粉地进门，人人看了都感到陌生和惊讶。长辈们的舆论本来就对她们很不利，更糟的是临走之前两位姑姑忽然改用英语商量，该赏给佣人多少钱。猜想她们也不过想炫耀一下或者“示威一下”，表示生活得不错。但她们一反常态采用奇怪的交谈方式，更让我们相信大人们的议论属实。于是当两位姑姑刚刚走出大门的时候，我们在后面大喊：“野妓！野妓！”无论她们是否听见，我们真是太不懂事、太无礼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老姑，她没有再与我家来往。如果老姑还活着，如果请她追忆往事，她一定有不少苦水倾吐。论年龄，老姑实在只是我们的同代人，但是她缺少能保护和抚养她的双亲，经济上依赖着兄嫂。虽然兄嫂待她都不错，可真正生活在她身边的是需要她照顾备至、年迈瘫痪的祖辈年龄的父辈老人。老姑几乎没有童年。老天不公，没有先天赋予她像四姑一样漂亮的外表、聪明的头脑、大方的举止与善于交际的手段，老姑更没有充实的知识足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她的下场十分可怜，恐怕她坎坷的一生常感到走投无路。

后来四姑嫁给丁锡庆。丁锡庆是陈纳德飞虎队中国飞行员的领队，结过婚并且有孩子。老姑跟着四姑生活，但可惜亏待四姑父的孩子，终于四姑家也住不下去了。老姑没有跟着四姑去香港，而是留在北京，之后嫁给一位工人，据说那位老姑父很老实。但不幸的是老姑患了帕金森症，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老姑忽然发现别人注视她，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头一直不自觉地摇动着。“文革”时期可能因为受到审查，刺激老姑变得十分神经质。素馨大姐去看望她，老姑莫名其妙地让大姐与她“划清界限，以免受到牵连”。老姑过世之前，也只有素馨大姐一家守在她的病榻前，享年大约只有五十岁。

老姨惨死，老姨夫命亡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过县长，无论时间多短，反正他做过，肃反运动老姨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老姨则在水电部设计院图书馆当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工作还是满不错的。老姨父前妻生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榔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老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的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惟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份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文革前不久我到北京出差去看望老姨，老姨父当时已回北京，那天他们正请周桐雨夫妇在家里吃鸡素烧。周桐雨是周恩来的弟弟，他的太太叫王士琴，是老姨学生时代最要好的同学，我们喊她王姨，她一直唤我们的闺名，十分熟悉。因为生活安定下来，老朋友见面又谈起过去有趣的事，甚至她们年轻时恋爱的花絮，老姨说说笑笑情绪极佳。可万万没料到那是最后一次见到老姨。

　　文革初期，就在红卫兵上街扫四旧的第一天，老姨父有历史上的疮疤是首当其冲的对象。组织红卫兵搜查老姨家的是庚辰的单位。那天正好不巧老姨的堂姐四姨由东北到北京探亲，姐妹三人事先约好到三姨家相聚话家常。敏感的老姨觉着街上风声不对，尽快结束闲谈往家赶。可惜已为时过晚，红卫兵冲入老姨家翻箱倒柜，找到枪弹，“四旧和黄色照片”。有枪弹就有枪，交出枪枝来！翻到在哈尔滨买的模特儿照片，照片上的人物衣服穿得少了点儿，手臂大腿露得多了点儿，那就属于腐朽没落阶级四旧的铁证！老姨的结婚照片，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黄色照片！要求交出剥削得来的金银财宝！老姨父是历史反革命，又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罪状当然就更大了。于是两个人都挨了打。红卫兵并声称第二天还要去继续扫四旧，要他们“老老实实交出罪证”。

　　老姨长期患神经衰弱，经常靠安眠药入睡。在绝望中轻生服了大量安眠药。老姨父也因祸从天而降，无路可寻，用头撞在墙上准备一死了事。老姨住的是一个单位职工宿舍，邻居很多，听到闹声，邻居进来干涉。二哥在部队，规定部队不介入文化革命。邻居找到庚辰的工作单位，庚辰是黑五类子女，在单位也正没好日子过。但他的单位还是允许他回家处理父母的问题。庚辰借了辆板车拖着他的父母去医院。当时的医院也不再提“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之类的口号，而是规定：“凡是自杀的人，一律不抢救治疗！”庚辰又求救于单位，由单位出面请医院只看看两个老人会死还是会活？最后一位医生对庚辰说：“你爸爸死不了，你妈妈我们不知道！”半死不活的两个老人没人肯收，庚辰又拖着板车载着父母回家。然而大门紧闭，邻居宣布说老姨夫妇在家里寻死觅活的，因而不许他们进院子回家！当时天上正下着雨，为了避雨，庚辰拖板车进一条小胡同，胡同的石子路将老姨父摇晃醒了，问明处境之后，老姨父问儿子：“你妈死了没有？”庚辰回答没有。老姨父说：“不能让她活，她受不了！”怎么办呢，老姨父提出唯有的手段说要将老姨掐死。开始庚辰准备动手，但为了保护儿子不做“杀人犯”，老姨父说他自己动手。他已是个老人，头又撞伤刚从昏厥中醒来，腹内又空空，哪里来的力气掐人致死，他卡住老姨喉咙的手软弱无力，心也一定在流血。老姨的肚子作响，人在迷茫中还发出模模糊糊的挣扎声，最后总算变成一股冤魂死去。

　　人死了当然送火葬场，但火葬场对突如其来的尸体来不及处理，不肯马上收。又是庚辰的单位出面，总算说服了火葬场，没有让老姨横死郊外。但规定凡属“自杀”的人，一律不准许收骨灰。老姨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离开了人世。

　　老姨死后，又轮到老姨父：

　　还剩下老姨父有家不许回，怎么办？庚辰的单位通情达理，允许老姨父睡在门洞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没过多久为老姨父找条“出路”，以“逃亡地主”的身份遣送回东北双城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双城县的农民并不知道老姨父这个“阶级敌人”，也弄不清他有什么血债，反正放在地主堆里监督劳动就是了。老姨父年老，从来没干过地里活儿，无法在农村靠劳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还要常常挨批斗了，天气渐冷他无法防饥防寒，于是求救于景生二哥。二哥得到部队的允许，正准备寄衣物和钱给老姨父，想让他起码能维持生命，但太迟了，东西还没寄就收到电报说老姨父上吊身亡。

　　事后景生和庚辰相互责怪，一个说是枪弹惹的祸，另一个说是在单位太招摇才惹红卫兵扫四旧。其实惨死的人不胜枚举，相互责怪有什么用？更何况最该责备的并非这两兄弟！

　　水电部设计院始终态度明朗，说老姨本人没有任何问题，是该单位的退休职员，并为她平了反。反正人已死了，平反总比不平反好。至于老姨父是不是属于“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我就不清楚了。

老姨父的两个儿子

虽然没有明说，但景生二哥在文革后期因受家庭牵累才退伍复员，是不言而喻的事。在部队，二哥一直从事军事摄影，复员之后被分配到照相馆拍照。同样是按快门儿，可本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子事。二哥心里不痛快，何况本不是做人像拍照的料，有时候他拍照不让人家笑，还小声咕噜一句：“笑比哭还难看！”小孩子拍照甚至被他吓哭过。后来总算地质部赏识他的专长，调他从事有关地质勘探方面的摄影工作。二嫂以前结过婚并有两个儿子，她的前夫也是军人，去世以后嫁给二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也有二十多岁了。

老姨父家原来住在西直门半壁街有祖产房屋，院子非常大。解放之后分给很多人居住，产权当然不再属于老姨父，但是有一小部分分给景生二哥的舅妈。后来那幢房子被拆迁，老太太另分到一套新工房。老太太曾与二哥同住，过世之后没有其他继承人，房子正好留给二哥的儿子结婚使用。现在二哥已离休，生活还不错。

庚辰文革期间曾下放当工人，在金工间学得车、绀、刨、铣样样在行。他本人经历单纯，还是很快受到重用。现在在安徽合肥一机部通用机械研究所干本行工作。他太太是读天津大学时的同学，他们有两个儿子。庚辰的工作能力得到肯定和重视，还曾公派去西德考察。

重访故居

1981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怀着无限滋味在心头重回内务部街甲44号。还是那两扇套着一个小门的大红门，只是已经严重褪色，估计从来没有再漆过。门牌号已换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旧门牌甲44号的痕迹。因为住户不止一家，一扇小门开着，我们也就径直撞入。每走一步都那么亲切熟悉，但又那么生疏遥远。好像处处都比记忆中陈旧而且缩小了许多。大门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块铁板还在，下面应当盖的是水表。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板上ㄔㄨㄚ子儿。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法，连个声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们几个姐妹都喜欢玩儿，而且ㄔㄨㄚ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会弹球儿。因为玻璃球儿在那块铁皮上弹跳得特别高，我们经常在上面摩擦，铁板总是光溜溜十分干净。而几十年后重新看到的铁板上，生满了铁锈。我们走到正房门口，自我介绍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老住户，有根有据地讲客厅里哪堵木板隔墙是我们住的时候修过的；里面小间的地板可以掀开，可以下到地下室；对于我们的深知底细，能慧眼看穿密层结构，使主人惊疑之余，无法抗拒地接待了我们。据介绍当时已住了七户人家。就连原来的饭厅、浴室都被东砌一块、西挡一块地分割成各家的厨房，更显得地方变窄小了。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别高，南家占块地盘堆点什么，北家搭个小篷放点什么，几乎没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乱糟糟的连被子都不叠起来。惟有爷爷住的一间显得格外整洁。那位住户年纪稍长，也是最老的住户，据他讲那所房子由原来的房东沈三爷卖给绪太太。绪太太是德国人，在绪先生早年德国留学的时候得了博士学位，并带位洋太太回国。绪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将牌友，几乎每次玩儿都输钱。本来嘛，德国女人认识东西南北风就不容易了，还想赢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户搬进甲44号的时候，房东还是绪太太。后来绪先生到了台湾，绪太太卖掉房子，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台湾找绪先生。那位老先生将爷爷的小院儿整理得舒适干净，主人种了很多花卉。四妹马上联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种花儿的时候，会不会挖到爷爷的灌肠用具？”

敖弟：

你给我的任务，总算花了近三十个晚上草草完成。我闷头往下写，坚持不看你的著作，以免看了我会打退堂鼓停笔交白卷。你是历史学家、大作家，让我写回忆是你在难为我，并非我想班门弄斧。不通之处务请包涵。对于我啰里啰嗦乱七八糟写的东西，随便你如何处理。有用的摘两段、没用的撕掉、错的修改、不通的理顺，我绝不还价。唯有一点，我相信自己的记忆，讲的是实情。我不希望别人修改我写的事实。至于错别字、读不顺口、标点符号不对等等，都由你负责。并非我耍赖皮，实在水平所限无能为力。有些事情没有说透，也有些不想说或不值得说。何况时间也不允许我再写下去，妈妈说我离开台湾以后还可以接着写，但我看不成。你这满屋子都是书，埋在书堆里写多少薰点儿书香气，模模糊糊好像还有一丝灵感。一旦离开这里，我就又恢复成腹内空空的白丁。

五十多年前你送我四个字，现在样样行情看涨，我回敬你八个字，并祝你六十大寿万事称心如意。

出神入化

卓尔不群

愚二姐 1995年3月

附录二

敖弟（李珣）

　　1948年敖弟离开北京的时候，他还是年仅13岁读初中一的小男生，我正念高中三，等到再重逢时已是44年后的事了。即使对长寿达100岁的人来说，掐掉头上没有记忆的五六年，去掉尾上老糊涂的十多年，44年也占了大半生的岁月。若是由我来提几句对敖弟今昔的印象，今就今到近两三年，昔则昔回到他还是孩童的年代，当中跳掉近半个世纪。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姐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唯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都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1935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我即使输也输得服气，可能瞎子也会为难，因为敖弟、六妹和我童年的时候，还有过一夜一天陪爸爸被关在日本宪兵队的经历。就连爸爸本人已经是受部下信科长的牵连而吃了冤枉官司，更甭提我们三个孩子有多无辜了。我们是在由太原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被捕”的。车开到山西榆次，爸爸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在两个日本宪兵监护下下了火车。当时正下着滂沱大雨，我们艰难地行进在泥泞昏暗的铁道上走向日本宪兵队。一个日本宪兵拉着我的手走在最前面，当中是妈妈抱着六妹，爸爸和另一抱着敖弟的宪兵走在最后。在漆黑死静可怕的夜里，我们蹚着烂泥，吧唧吧唧地走着，当拎着我的宪兵掉进水沟里，妈妈惊慌喊我的时候，一种无名的委屈涌上我的心头，雨和泪水交织着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当年12岁，多少懂得一点儿为大人分忧。甚至后来爸爸还利用能够自由活动的我传递消息。那是一次毕生难忘从天而降的灾难，我有很清晰的记忆。敖弟那年只有7岁，但既不哭也不吵，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回到太原的家里，他始终默默地依在妈妈身边。

　　爸爸在太原工作前后大约三年多，那个时候最小的六妹总是跟着妈妈随爸爸去上任。敖弟在太原度过三个暑假，而后面两个暑假我也在太原，至于为什么众多姐妹只有敖弟和我去过太原，我也弄不情楚。一个月前在台北我们姐弟俩回忆过去的经历，我们都记得在太原的公园里看见过一只五条腿的牛，都记得俞松涛带我们去看日本相扑表演赛，都记得太原帽儿巷禁烟所里房屋的结构，对正房边上那个小跨院，我们也不约而同地留下神秘的印象，在太原的三个暑假敖弟是5到7岁，他记得那么多事真让我惊讶！ 　　敖弟小时候皮肤较黑，有点儿对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不那么利落，还有几分眯缝眼，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那种神态直到今天我看他笑还能捕捉到他童年时的影子。

　　我们八个姐妹兄弟，一、四、七是三位漂亮的小姐（当然那是想当年的事了，现在一、四已成了漂亮的祖母），照理二、五、八该都是男孩？可偏偏我又不符合规律，否则敖弟的气焰也就没有那么高了，妈妈说她不喜欢圆脸型的孩子，她嫁给爸爸原因之一是因为爸爸是长脸型，可没想到八个孩子个个脸滚圆！惟一让她安慰的是，我的大女儿脸长长的，老太太很为此高兴，这种找遗传因子的办法真好特别。更奇怪的是，妈妈的孩子八分之六是双眼皮大眼睛，只有敖弟和我两个人继承了爸爸妈妈的标准眼睛。

　　敖弟是妈妈的婆家和娘家共同盼望多年的第一个男丁，长辈们自然欣喜若狂，爸爸乐得当天就拎着大姐和我，穿着奇装异服跑到电影明星广告前面拍照留念。好奇怪，爸爸不拍敖弟却拍两个大女儿！其实只是大人们宝贝敖弟，在我们四个姐姐眼里并没有当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长辈那里面到处吃香之外，姐姐们面前也捞不到便宜。我们家思想较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严重，敖弟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更何况李敖的四个姐姐哪个是好惹的？众多姐妹兄弟中，我认为有两个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是了不起的大姐，大姐从小聪明能干，读书成绩又好，在家里的权势地位连妈妈也得让她三分，妈妈管不了弟妹会吓唬说：“我告诉你大姐去！”另一个就是了不起的敖弟了。敖弟从一开始念书成绩就十分优秀，在班里总能数一数二。我从小最恨算术里的四则题，到底是几只鸡几只兔子那么容易数清偏不数，非关在一个笼子里挖空心思刁难人计算有多少只脚，真是好无聊！敖弟考初中之前运算四则题的本事，真让我羡慕佩服得不得了。记得有本升学指南，上面的题目敖弟算起来像吃豆腐那么容易，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被录取，差一名就能考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走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窝乐错”，（这是爸爸一句口语，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儿子中了“状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爸爸为敖弟骄傲绝不仅因为他是男孩儿，而是这个儿子真争气！爸爸觉得脸上光彩。

　　敖弟从小有点儿古怪脾气，北京的夏天还是挺热的，我们女孩儿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敖弟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上裹腿，他说穿短裤露着大腿“有伤风化”，敖弟不肯报考育英中学而只考国立中学，也是他与我们想法不同的标志之一。孩子们都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姐姐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敖弟小时候也不像我们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chua”子儿，而他最爱耍京戏里的刀枪剑戟。常陪他耍的是大伯母妹妹的儿子大连，两个小子边耍刀枪嘴里还一边哼出锣鼓声助战，他们有时候还挂上京剧道具胡子，边斗边吹胡子瞪眼地哇哇叫，“武功”当然是看京戏的时候模仿来的。我们都爱看《济公传》，也都喜欢《三剑客》、《七侠五义》、《小五义》、《天雨花》等小说，偶尔我们女孩儿也挥动几下刀枪，直到现在我还会单手用长棍耍几下花枪，我女儿看了十分稀奇，我曾保留一张敖弟背着手拿着扎枪的照片，记得那天是为了给大姐拍报考培元小学的照片，敖弟当时应当是小学二年级。当天还发生了另一个插曲，我们家买来一只画眉鸟，平时就挂在厨房窗外，没人去溜鸟，它叫得既不好听又很胆小，样子倒不错，可总用蓝布罩着，那天为了拍照在饭厅窗外拉个白被单做白色背景，拍照之后画眉放回原处挂着，将布罩打开让它透透“光线”，谁知道给猫看见了，于是猫蹿起来向笼子扑了两下，并没捕到画眉，只是鸟吓得在笼子里乱撞，撞破了头，爸爸说这么小的生命只要一见血就活不成了，果然画眉当晚就送了命。我们家没有人喜欢鸟，有一年的九月初九有只鸽子迷了路，忘了是我和谁登梯子将鸽子捉下来，剪短翅膀当鸡养在妈妈的房间里，妈妈十分喜欢它，晚上孩子们都睡了它觉得没有威胁，于是从床底下走出来吃食，后来也是不当心被猫咬死了。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蚱，捉到就放在一个硬纸盒子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天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儿，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蚁，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半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

　　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敖弟和我去逛雍和宫，说来也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只带了我们两个人去，雍和宫里有一个殿供着欢喜佛，要额外付钱才能上去看，上那个窄楼梯之前导游和尚望了我一眼，忽然小声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也看看我说：“没关系”，这特别引起我的好奇，上楼之后我仔仔细细多看几眼，真想弄明白为什么不怀疑敖弟有没有看的资格而怀疑我？其实是和尚故弄玄虚，有什么可稀奇的？

　　敖弟生阑尾炎在北京南池子东华医院开刀，手术迟了一步已转成腹膜炎，不能马上缝合伤口，而是每天换药引流，住院的另一个病人也是腹膜炎，每次换药大喊大叫，而敖弟很熬得起疼痛，换药时不声不响，受到医生护士的赞扬，当时敖弟住在二等病房，我还在病房里搭的床上陪过他一个晚上，第二天醒来敖弟抱怨说我说好陪他，结果自己睡大觉，那么小的孩子夜里不睡，一定是因为伤口痛。敖弟从小就性格刚强、有主意。

　　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本纪念册，本来都是同学毕业之前写些字或画张画留念，老实说不少同学的姓名和长相我已忘记，所以还留着那本封皮破旧的小册子，是因为敖弟在其中的一页上画了一个人坐在船上，手中还撑着篙，提的字是“伟大惊人”，落款用的是“愚弟小敖”，真很有趣。

　　大姐与敖弟之间有过一次针锋相对的较量回合。外祖母只生了三个女儿，去世后照老规矩该由长女的儿子李敖为她灵柩前打幡儿，李敖听了大伯父母的教唆，说他姓李不姓张，不能为张家老太太打幡儿。这件事激怒了大姐，大姐骂李敖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大姐并亲自承担了“打幡儿”的仪式，一般说，弟妹们被大姐骂两句都不大敢还嘴，直到敖弟离开北京在天津等船去上海的时候，他利用空档时间单枪匹马又回到北京取书，被大姐数落了一顿，大姐说他冒失，船开了怎么办？李敖终于斗胆反抗大姐，说大姐“一辈子嫁不出去”！敖弟固然报了被骂臭小子之“仇”，但诅咒大姐的话并没应验，排队想娶大姐的人恐怕能从内务部街家门口排到东安市场，哪里会嫁不出去？

　　两岸消息封锁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参考消息》上透露点台湾的情况，曾有一条消息内容大意是“台湾当局迫害进步师生，李敖等被捕”，根据敖弟的古怪性格，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指我们的弟弟？但敖弟去台湾的时候毕竟还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锋芒的一面，因而也无法肯定，直到1976年年中，三妹首次从美国到大陆寻找两位姐姐，大姐和我才得知家中每个人的下落，也听说了敖弟在风浪中争斗成长的事迹，敖弟知道已找到失散几十年的姐姐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出钱让我们的孩子到美国继续求学。

　　1983年敖弟又负担路费，请妈妈由美国飞往香港与大姐和我团聚，敖弟为此写下一篇文章《乱世母女泪》，感情丰富，表达真实，催人泪下。在香港期间，我首次接触到敖弟的著作，只要在书店里看到我就买，我的女儿女婿也辗转从台湾和香港买到几本寄给我，当我回上海的时候已搜集到十多部敖弟的著作，因为由香港回大陆正赶上大陆在“反精神污染”，对敖弟的书以“需要审查”为理由被上海海关扣留，后来我找到统战部，我的理由是“香港什么书都有，我没带，而只带李敖的书，那是因为用书寄托了我对亲人的怀念，你们让我邀请李敖来大陆参观访问，可连他几本书都容不得，那他来了还能讲话？”统战部十分通情达理，也非常热心帮忙，最后还是帮我将全部书讨回来，近些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灵活很多，想看李敖的著作已不大困难，甚至复旦大学有人论文题目就专门研究李敖著作，各种报纸都偶尔刊载李敖的消息。

　　1992年年底，敖弟花了大笔开销请大姐和我两对夫妻，在美国定居的四位妹妹和移民加拿大的小八弟，共同聚在台北，完成分别44年后，全家第一次大团圆的愿望，那次团圆是以妈妈为核心、敖弟为支柱，才得以实现的。

　　今年旧历年之后，我又在台湾住了一个半月，正好赶上敖弟为募捐章孝慈的医疗费用举办拍卖珍藏品的活动前后，几乎每天访客不断，报社新闻记者、电视台记者、摄影师、鉴别骨董的专家名人朋友等等，我能帮上忙的，也只有接接电话，转达个消息，客人来了倒杯水，敖弟总是马上介绍说：“这是我的二姐！”他可能怕客人误会我是佣人，足见敖弟细心之处，其实我倒真不在乎。偶然敖弟也要求我帮他将资料和书籍稍稍整理，我只能落落整齐，不能挪动地方，敖弟有自己一套放置规律，放乱了，他满屋子都是书到哪里去找？我在李敖那里接过一个电话，通话人说：“我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李敖的书房参观一下，听说他书多极了，能不能趁今天他不在家让我满足愿望？”听到如此奇怪的要求！为什么他不参观图书馆？有一天敖弟提出要我帮忙将各处台面揩揩干净。我回答“晚上我再揩”，敖弟说：“为什么样要等到晚上？大陆作风！”不知道他哪里得来的偏见——“大陆有拖拉作风”。其实我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大陆，更何况我是因为嫌在敖弟眼皮底下干活儿不容易。敖弟倒是说干就干，自己也动手，小屯和我跟着他转，敖弟很挑剔，台面要用湿布揩，布要拧得很干，揩在台面上要看不到水迹。

　　抽空暇时间敖弟会拿份珍品，对我介绍一下它的价值和出处，那是挺长学问的事，敖弟会翻阅参考找根据证明那是正宗原件而不是赝品，敖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的学问来自勤奋和孜孜不倦的努力。1992年年底大姐夫在台湾向敖弟偶然提起他在北京医学院曾任学生会主席，北京解放前因为有人告密，大姐夫被列入逮捕名单，后来他去了延安，解放后再回北京。谈过也没在意，不过是亲眷之间话家常。没想到隔了一天李敖找到书面根据，出示当年学校当局执行对黑名单上学生逮捕命令的情况，名单中包括大姐夫的名字，也知道是谁在告密，大姐夫当时就瞠目结舌，佩服得什么似的，敖弟真有他奇特的才干！

　　假日敖弟夫妇到哪里去郊游也约我同去，一个星期天敖弟开着Benz带我去阳明山，我从来没乘过Benz，那天天气又晴朗，预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没想到开车上山的人特别多，一路上不停地塞车，开开停停，没多久我就晕起车来，不断下车透透空气，实在说台北的交通真比上海好不到哪里去，上海是人多到处拥挤不堪，公共汽车里常挤得甚至关不起车门来，但至少到处通风不会晕车。而台北轿车那么多，又开不通畅，加上大量摩托车的废气，我已下车走了还是感到空气混浊污染严重，我真怀疑台北的汽车和摩托车排气是否合格？总之，我不断要下车吐几口，敖弟用汽水将我吐的垃圾冲干净，最后马上快到阳明山了，我想想可怕的回程，还是决定下车改搭公车回台北，敖弟笑我真是穷命！可小屯帮我，她说：“李敖车开得真不怎么样，我也觉得不舒服！”是呀！我平时本来是不晕车的，除非司机开车技巧不灵。说起轿车，小屯告诉我李敖原来的车是停车场中最烂的一部，直到给他大女儿买部新车之后，他才想到自己的车实在该换了。

　　敖弟在生活上对自己并不奢求，有时还相当节约，但对亲人善良诚恳，他邀大姐和我每年抽空去台北陪陪老母，并且由他承担一切费用，敖弟这次还主动建议我在台北治牙病，我真的不好意思造成他太大破费，敖弟先后打了十来个电话给牙医，请牙医尽最大可能帮我多救活几颗牙齿，他的用心良苦使牙医夫妇为之十分感动。敖弟知识渊博，愈有学问的人就愈谦虚，我们闲谈的时候，他总是饶有兴趣地听我讲点什么，他什么都爱听，与敖弟闲聊我从来不感到自己的叙述是多余的，或担心该不该说。我们可以谈得毫无拘束，敖弟给我一种信心和信任感。我随时感到他是自己的弟弟，分别了四十多年丝毫不损伤手足之情。小时候的敖弟还不懂得关心别人，而现在的敖弟给予我无限温暖。敖弟会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他认为我当初阴错阳差没能跟着家走并不公平，虽然说几十年前就已铸成事实，谈了于事无补，但他确实一语道出我的心里话，我需要的也正是这份理解和安慰。

　　我这次来台北，敖弟碰巧有一天看到妈妈对我发脾气，他很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老太太对你这么凶？”我说我也习惯了，他更奇怪地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实际上，分别三十多年之后在香港再重逢，我就明显感到妈妈个性变强了，脾气也变坏了。又有一天，妈妈、吕小姐和我一起吃饭，当我拿起饭勺盛饭的时候，妈妈说：“你怎么那么笨？别用饭勺，要用筷子挑！”接着妈妈让我舀汤，我刚拿起小汤匙，妈妈又骂我笨，问我：“为什么不用饭勺舀汤？”我无可奈何地对吕小姐说：“我活到65岁，就从来没听说过用筷子挑饭、用饭勺舀汤的事！我们这老太太脾气有多古怪！”对吕小姐小声嘀咕妈妈是听不见的。接着我又大声对妈妈半开玩笑地说：“这儿人少倒不要紧，原来咱们家十多口人吃饭，若是都用筷子挑，那第一个人吃完了，最后一个人的饭可还没挑进碗里呢！”自从与敖弟交谈一些看法之后，我心情舒畅很多，无论如何有人的确理解我，何况照敖弟的盛情厚意，我是为陪老母而来，何必多计较小事，老太太必是有不顺心的事，对我发泄一下也不奇怪，当然我是女儿，被妈妈指责几句也就算了，可以不放在心上，如果骂媳妇或女婿，人家怎么受得了？做妈妈的人时常会忘记儿女已是成人，甚至是老人，一切父母说了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妈妈是位能干好强的老人，虽年已八旬有六，但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好得出奇，郑板桥写过四个大字“难得糊涂”， 妈妈看了不以为然地说：“谁爱糊涂谁糊涂，我就不糊涂！”妈妈现在还能帮敖弟不少忙，每天买报、剪报，做好一切准备寄大批信件，妈妈自动将邮政编码校对正确了再发信，各地区的邮编她都熟记在脑子里，并将信件按邮编分好类便于邮递，邮政部门真该奖励这位热心义务帮助工作的老太太，敖弟总找些妈妈力所能及的工作，以便使妈妈保持一定的活动能量和保持脑筋清醒，妈妈与敖弟在个性强、办事认真负责有条不紊、会动脑筋善思考、聪明、工作能力强等方面，都真不愧为母子！

　　我们兄弟姐妹多数脾气又急躁又欠修养，经过岁月的磨练，不吹牛地说我相信自己朝改善的方向发展，而对敖弟的感觉是他这方面的弱点可有“进步”，据说过去的首要“靶子”是小八弟，而现在变成小屯，可爱的小屯天真而遗憾地对我说：“小八在这儿的时候多好，李敖总是对小八发火，拿他出气，现在都对我！”对啊！总不好意思莫名其妙对外人光火，心里有什么不顺的事，首当其冲分担烦忧的自然是自己亲近的人，无论如何，小屯单纯懂事、温柔体贴，能在各方面支持李敖，他们共同拥有心爱的儿女，尤其儿子勘勘聪明乖巧，会背诵好多首诗，喜欢电器，尤其爱摆弄吸尘器，奶奶说：“可以将清洁工辞退了！”小女儿谌谌虽然还小，但一看就知道将来会和妈妈一样是个小美人儿。敖弟年已花甲，有个安定温馨的家，这使我们这些亲人无限欣慰。

　　许多人只看到李敖来不来就批评谁，“咬住”谁不放，动不动就要告谁和谁打官司，看到他“霸道”的一面，我想因为他有正义感，不能容忍当官的人有缺点错误，看不惯当权了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能力为百姓办事，为什么这些人不该反躬自省，要求自己更能以身作则更完善呢？李敖只是大声呼吁，而错不在李敖。曾几何时听到李敖抨击弱者？相反地，他对处于困境的人充满支持和关怀，他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想作为李敖的朋友或亲人，那是十分幸运的事，我们其他姐妹兄弟没有一个是敖弟的同行，也没有一个像他一样杂七杂八跨那么多行业。敖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而且好像愈忙愈来精神，我在台北短短的几周，敖弟有时候甚至忙到上午要有两场官司出庭，下午要去东吴上课，约会朋友只能排在晚上，忙得连吃饭都随便凑合一下。

　　今年3月5日，传家艺术公司为章孝慈募集医疗费举行李敖珍藏精品拍卖会的当天，我也在中途进入拍卖场看热闹，正好听到坐在就近的两位先生议论，一位说他并没有钱买，只因为想到李敖在“半主持”拍卖会，内容会精彩生动，他是为欣赏李敖才参加的。看来像我一样站脚助威的还大有人在。当场看到敖弟洒脱大方，谈笑风生，不时地引个典故、讲个笑话，深入浅出地介绍历史背景、作者生平，谈及每幅艺术品的价值所在。一会儿用点将法，一会儿又用激将法，使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我真为有这么一位聪明能干、知识面广、反应敏捷、幽默健谈的弟弟而骄傲，常听到有人感慨李敖的才华，认为他“生不逢时”，实际上，永远一帆风顺时运亨通的人、事和路本来是没有的。单凭李敖能单枪匹马“杀”出自己的“地位”，为社会所承认，经得起狂风暴雨考验，不怕挫折并站直腰杆，就知道李敖永远是强者，我绝不是袒护自己的弟弟，但深信历史迟早会给予他正确而公正的评价。

　　敖弟十分风趣，我离开台北的前一个晚上出门想买些巧克力送人，正好路上碰到敖弟，我们一同去了远东，敖弟说送糖并不实用，我也正愁没人帮我拿主意送点什么实用的东西，最后敖弟替我选中了一个水煮开了会响的水壶，还挺大方地说他出钱买来给我送人，我说：“谁听说买水壶当礼物送人的？”敖弟回答：“很实用！”

　　最后，请原谅我可不是学文学的，为了敖弟60岁生日，可真让我想了好一阵子。最后，总算想到求救于文学底子好、说话又有条理的三妹，果然电话中三妹给了我非常好的提示，我也就勉为其难地搪塞些内容滥竽充数了；不过我想透个风给敖弟，三妹可捎了一句：“若说李敖是真聪明有才干，不过有时候也真浑！”好了，既然是为了祝贺生日快乐，关于“浑”一说就留待将来讨论吧！至于生日贺礼方面，我正考虑是否该回送敖弟一个实用的水壶？

1995年4月

附录三

难忘的吉林省立六中李鼎彝校长（鲁掖）

——忆作家李敖之父

今夏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六日趁“中国青年团结会”主办的“台湾之旅”自由活动之隙，走访了台湾大名鼎鼎的文坛之杰、世交李敖乡弟。他小我十八岁，故以弟相称，非自尊自大倚老卖老也。本文是依嘱而撰的。

世交何来？一九三一年冬我毕业于哈尔滨道里炮台街市立第一小学，居家期待暑假考中学时，一日警察署长张伯伯到我家“德聚魁账房”，与家严茶叙，十三岁的我肃立在旁点烟沏茶。

“这孩子怎不读书？”张伯突然发问。

“刚小学毕业，等暑期招生。”

“地段街吉林省立六中校长是我的姑爷，现住我寓，明天带他见见到六中念吧。”

翌日过午是伯父陪着我走进距我家道里十三道街不远门向东的一栋花园平房，室内陈设雅致，颇具书香气氛。这已是一九三二年早春时节，即日拜见了李校长夫妇之后，不日由亦在六中攻读第十三班（即十三属）初二的胞兄王贵誉带我到校长室报到。没有考试便插入初一下学期的十四班（英文班），幸好我俄文、英文都在家庭教师指导下有一定基础，跟得上班。

一九三四年秋天便拿到初中文凭，这即是世交张伯伯及李校长使我永生难忘的恩典。

李校长是“九一八”之前吉林省教育厅派到六中任校长的，由于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教师中多是北大、南开、东北大学毕业的。笔者能于一九三五年到北平读高中，指导思想及学业基础皆是在六中奠定的。

在教师中值得一笔的是美术教师陈凝秋（又名塞克）。日军占领哈尔滨之后，他乃到南京组织“南国剧社”。一九三四年我还曾与之通讯，欲投奔之当演员。

七七事变之后他到延安，曾任延安歌剧院院长，是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及《生产大合唱》等的作曲者。八十年代初我还到北京中央歌剧院与之叙过旧。但他一直是党外人士。

我提这些，其用意是说明当年李校长能容纳各方人士的正确教育方针。此外，在六中二年半从没见他有过“长脸”，永远是和颜悦色。我深信李敖弟有如此博学仁慈的双亲，不仅会支持他博览群书，肯定再淘气，也不会“挨屁股”，定多是循循善诱。

吉林六中是一所省办的初级中学，受李校长的影响，单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到北平升学的就五六位。其中有个叫麻振国的，抗战时期在重庆一兵工厂任职，胜利后南迁，说不定会在台湾。

为了抗日救国，一二九学运后，一九三六年春我在北平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追随中共走到七十岁后，与吉林省立六中师长们的启发教导不无夤缘。读《李敖自传与回忆》载抗战胜利后，执政的国民党拟将李校长定为“汉奸”殊感诧异。所幸旋乃真相大白，读后颇慰。

至于李师母，只在张伯伯家见过一面，也许是受封建意识影响，她从未到六中的三幢二层楼上和大院里露过面，张伯伯身材魁梧，与我的长辈尚有交情，在哈尔滨道里十三道街（又名宽街）二十一号我家的二层楼上，留下他记不清的脚印，年节是宴席上的常客，但我只记得叫他“张伯伯”。

读李敖弟“自传”后感慨万千，我与其厄运颇有相似处，四十年代初只是为了爱国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仅因一篇揭露《废历年在重大》，反映公子哥儿们在宿舍吟唱《修长城》等千余字的短文，以鲁掖的笔名发表在民国三十年二月四日的《新华日报》上，乃被戴上，实际是“扣上”一顶红帽子，便被请出校外。转到复旦大学土木系后，在训导长陈望道十八个黑名单中即有“王贵民”（我的原名）的大名。

自此起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先后被国民党以“共匪”嫌疑，开除、解聘、通缉（一九四六年迫我交出我任社长的“中国职业青年社”二百余社员名单，我乃由渝飞往南京后通缉）、坐牢（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在南京）达八次之多。但我迄今还不是中共党员。令我最痛心的是五岁的次子王小碚，一九四八年在狱中因缺衣少药而夭折，这是否是笔血债！

李敖弟因正直敢谏，遭到跟踪、软禁及铁窗六年之久。我何尝亦非如此。任教职终生未给学生迟到过一次的坚守岗位者，一九四九年领导过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负责过一个整个机场（吉林拉林范家，一九五一年）没有分文不净之财，只因嘴没个把门的，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在北京建工学院，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仅被开除，还要管制我（后被迫撤销）。

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又以“现行反革命”判刑二十年，关押劳改十三年后，还我自由，仍诬我大罪虽无，小罪尚有，乃宽大释放，生平办事认真的我，穷追不舍，又申诉了十年，直到一九八八年五月拿到第七份北京高级法院的判决，才为我彻底“平反”，二十年的罪状原来是个大鸭蛋。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从上海到海上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姐、四姐，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给我的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入一个没有人烟的死城。

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麟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乱下的苦难百姓。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了，弟弟被共产党拉去当兵了，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老人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爸爸在上海码头上接我们。爸爸、妈妈和大妹、小妹、弟弟、老佣人老吴是坐飞机来上海的，为了省钱，我和三姐、四姐坐的是船。到上海后，我们全家住在工地附近，准备迁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楼。三楼是六叔订下的，一、二楼是爸爸订下的。爸爸判断国民党的军队不会垮得连江南都保不住，认为至少国共可以隔长江而治，所以就在上海做久居之计。爸爸在营城煤矿照顾过的一位台湾朋友翁震，曾力劝他不要去上海，干脆直去台湾，但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有信心，并且因为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也不太敢去，所以就谢绝了。

新居的地点在上海虹口提篮桥附近，对面就是上海监狱，当然是个很烂的地点，但这一小房子，却已占掉爸爸全部积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严事紧缩。因为六叔和我们两家十九口人中，谁都没有职业，这当然是很令人担心的。当时物价又波动得大，所以爸爸就买了可供几个月吃的面粉，堆在家里，买来美国救济品（大多数是大罐牛肉酱式罐头）做为主食，准备长期苦撑待变。

　　虽然严事紧缩，但是有一笔钱，爸爸却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学费。爸爸坚持我的学业不可中辍，于是我就在姐妹们都没钱念书的时候，独自上学了。那时缉椝中学正好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从初一上念起。

　　缉椝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椝（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椝中学。我第一次走进这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大大吸引了我，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我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我不懂上海话，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地区小学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我简直跟不上。英文老师是女的，讲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话，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时候简直受罪。幸亏每天回家爸爸为我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国文、历史成绩突出，使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同学也不敢低估我，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

不料好景不长，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侮辱我的话，我说你给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是他还说，我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我就来个“小李飞刀”，他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我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了大祸。训导主任长得人高马大，过来问我：“是侬干的？”我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我负担。学校方面，说我行为粗暴，以刀伤人，记大过一次。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专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我没去过电影院，除了因去看王家桢家大弟、小弟而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大厦、金门大厦外，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我早在北平时候，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向往不已，到了上海，亲自去看，十分过瘾。商务印书馆楼上有风渍书大廉价，每本书后面盖个蝴蝶图章，证明为廉价品，我买了不少，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去这几家书店，我必须过桥进入黄浦滩，有一天早上，我在黄浦滩边目击了抢购黄金的热潮，那幕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它的来龙去脉，值得特别写在下面。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王云五做了《中华民国宪法》后的第一届行政院财政部长。8月19日，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300万元。相当美金0.25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要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蒋介石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蒋介石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1比法币2.1，滚成1比10.4，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200比法币1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1元比法币300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蒋介石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

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我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蒋介石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

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5点的解除宵禁。清早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事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做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由于战乱遍地，一群群最教人痛苦的受害者出现了，那就是难民中的难童。难民们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掉了，流落在都市街头。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155具！10日那天，又收到166具！这真是惨绝人寰！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毛流浪记》，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毛乐园会”，以收入所得，救济难童。（谁想得到二三十年以后，居然有人以三毛之名出现，整天做的竟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这对苦难的真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侮辱。）

　　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上海的房子，以买价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卖掉了。于是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再逃难。

缉椝中学的壁报上，已经有漫画讽刺大官巨商朝台湾跑的现象，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的，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又逃难了。

1981年狱中作

（附录一）1949年剪报二则

一、人海战术挤兑黄金（罗雅谷）

　　据说打仗有所谓“人海战术”，我没有看见过，也不能想象。用人海战术挤兑黄金，包围中中交农的四行堡垒，击溃政府的金圆券无限制兑换黄金政策，我却亲眼看到了。

　　伟大的场面！在上海的黄浦江边，交通完全阻塞了，各种车辆浸没在人的海里。每家国家银行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民，紧紧地挨挤着；有普通人，男的女的，有穿制服的军警，还有爬在窗上的，践踏在人群的肩头，向前窜去的。紧挤得大家不能动颤，要喘口气，得先把旁人推一下。白的水蒸气，是汗水的蒸发，从人堆中冉冉上升，好像在蒸馒头或煮米饭。有人昏过去了，仍给前后左右的人群挤着向前去，倒不下来，也就淹死在人海中了。12月24日那一天，这样死的人一共有九个。受了伤的，有的给医院的救护车载去了，有的坐在路旁休息一下，又挤进人海去了。

　　上海的夜现在并不属于上海人的。戒严令规定夜11点到明晨5点，是宵禁的时刻，禁止在路上通行。谁违反禁令，就要受军法的制裁。但是挤兑黄金的人，却甘心冒这样的危险。午夜2时，埋伏在各处的“袭击者”，纷纷出动，向四行堡垒进军，好像和巷战一样。深夜3时许，四周“伏兵”已布满了：江边的船上有人，路旁停的汽车里也有人；还有臂上缠着通行证的，公然在附近的街上徘徊，这是伪装的“伏兵”。海关的大钟打3点半，水陆两路伏兵，一齐冲向四行堡垒，占据最优先的地位。于是，防守的军警挥动鞭子，把他们打散；散了又聚拢来，就像这样一直闹到天明。

　　政府想用少数黄金，维持金圆券不跌价的政策，就给这样的人海战术打垮了。政府开始时明白宣布，金圆券可以无限制兑换黄金，以后是每人限兑十两，再是只限一两，最后，在挤死了九个伤了几十以后，就另订办法：停兑了。官员们说，挤购黄金的人民中，多的是“黄牛”，兑取了金子，再高价转卖出去赚钱的人，上海话叫做“黄牛”。说实话，倘然不会挤死人，谁都要去做黄牛的。你想吧，一两黄金是金圆券二千圆，黑市是三千圆，挤到十两，一天就有一万圆的收入。这是笔多好的买卖！以后跟着政府的宣布的限制，每人十两——一两，黑市也就上涨。今年1月5日，宣布另加“平衡费”后，每两是六千五百圆，后来涨到九千圆（9日），黑市就跟着要一万三四千圆。

　　有人说，政府可以多增加几十处兑换的地点，尽量让人民把金圆券去兑，兑到大家手中没有钞票了，不就一切太平无事了么？

　　这话会使政府里的人听了哭笑不得的，因为他自己肚里顶明白：开支大得很，征税加捐得来的钱太少，太不够用，只有大量发钞票。倘要尽量兑换，他又没有这许多黄金，只好限于少数几处地方，弄得挤死人。

政府使他发出的钞票可以兑现，本来是个最好的，维持钞票信用的办法。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不再发出钞票来。倘然一面兑出黄金，收进钞票，一面又加几倍的发出钞票，那就永远撑不起信用来的。两年前，那时还是老法币时代，宋子文当行政院长，管理财政，曾经有过一天出了黄金五吨——合十六万两之多的豪举；可是并不能停发钞票，结果给他自己所发出的钞票打垮，辞职下台了。

政府现在是决不能停发钞票，又没有大量的黄金，以后恐只有随时增加“平衡费”，也就是使黄金跟了黑市（即真正的物价）上涨，使金圆券跌价。这真是件哭笑不得的事呢！

（1949年1月16日）

二、大头小头，叮叮当当（方白）

——什么价钱？

——四十、四二。

我从正在谈话的两个人身旁走过去，他们一问一答，话虽然简单，可是那意思一听就懂了，他们俩在谈银圆买卖。

这时候，我正走在一条马路的人行道上，在走近这一段的时候，老远的就先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接着，就发现那声音的来源，是从某些人的手上发出来的。原来那是一叠银圆在互相碰击着。再注意一下玩弄着银圆的人，那可是形形色色，穿长衣的、短衣的、大衣的、军装的，真不少。

“这就是银圆贩子么？”我心里想。

有利，就有人干

是的，他们正是银圆贩子。

但是，你听他们的话，也许会莫名其妙吧？“四十”“四二”这两个数目字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就是那一天买卖银圆的行情，“四十”“四二”是四千元和四千二百元的简称。假如你拿银圆卖给他，在他叫做“收进”，每元的价格是四千金圆券。假如你向他买银圆，在他叫做“卖出”，每元的价格是四千二百金圆券。

而且，这专是“大头”的行情，“小头”以及各种银元要比较低一些，以鹰洋的价最低。“大头”“小头”，此外还有“船洋”“龙洋”“鹰洋”等，这些都是银圆种类的名称。“大头”是袁世凯像的，“小头”是孙中山像的，“船洋”也是孙中山像，不过背面是个双帆船。“龙洋”是前清光绪铸造，背后有团龙图案的。“鹰洋”是墨西哥国铸造的，可以说是外国洋钱，也是最早在中国市场流通的银圆。它们当初本是同样的身份，同等的价格；现在却被人们分出等级来了。

但是，不管它们是哪一种，收进和售出的价格，总不一样，四十和四二的差数是二百金圆券，就表示一个大头的进出，可以有这样的赚头（利润）。

你算算看，假如某个银圆贩子在街头上站了一天，曾经收进十个大头，又售出十个大头，最后，他手上的银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可是，他口袋里的钞票，却增加了二千金圆券，照这样继续下去，一个月的工夫，他可以赚到六万金圆券，不是比一个公教人员的收入还要好些吗？

每天有十个大头的进出，不过是个小数目，事实上比这数目多的有的是，那么，他们的收入就很可观了。

既然买卖银圆也足以维持生活，自然就有很多人做这种事情了。上海的沿街沿路各处都有银圆贩子的踪迹。然而，这却是政府所不许的。

犯法和例外

政府所不许的事，做了就是犯法，要被警察抓去受处分的。可是在目前这种社会上，却有许多例外。

有这样一个故事：—位朋友告诉我，有一天他去买银圆，正和三个贩子商量价钱，已经讲妥了，还没有成交，忽然来了几个有特殊身分的人，把他们逼住了，几个贩子低声下气的说了许多好话，又偷偷的把一叠钞票塞在他们的手里，那几个人才放了他们。后来，这一笔交易自然是做成了，可是据那贩子们说，他们三个人凑在一起，总共赚了一万金圆券，但是刚才孝敬别人的钱就是五千元呢！

这就是一种例外。你如果说这是贿赂行为也可以，贩子们总算靠了这点技巧，逃过法网了。否则，他们会受到更大的损失。

然而买卖银圆的人，并不完全是那些贩子。有些人有了金圆券，却想把它换成银圆存起来；又有些人想把所存的银圆卖出去，以便买进自己所需用的货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那些银圆贩子们才有生意可做。但那些并非贩子而想买进或卖出银圆的人，就不如販子们的机警，他们碰到法网上的机会可就多了。比如一个乡下人，带了几个大头，进城买货，在他徘徊街头打算卖出手里的银圆时，说不定就会被抓去了。在这里，又有了例外，倘使不是一身乡下佬的装束而是身穿制服，那就保险得多了。

你看，法令对于某种服装也会客气的。

可是最大的例外还不是这些。一个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倘使要做银圆生意，尽可坐在自己的公馆里，大做特做。这虽然不是法令所允许的，却是现社会所允许的。因为现社会的法律，只睁着一只眼睛，专看着小人物。至于另外一只眼睛，本来应当盯住大人物的，却早已闭起，装做瞎子了。

谁的力量大？

二月二十四日，政府公布了新的经济财政方案，银圆可以自由买卖了。这样一来，那些手里放着银圆的人，已可放心，说一声“谢天谢地”了，二十三日还被当作犯法的银圆买卖，隔了一夜就不再算做犯法了。

是什么缘故呢？是什么力量竟把法令的规定给改变了的呢？

这，应当说是大家的力量。因为大家相信银圆。换句话说，大家不相信金圆券。

金圆券的名字上面虽然有个“金”字，而它实际却是一张纸。一张纸的价值，无论如何抵不过它所交换的实物，不过它以货币的身份出现，有两种力量支持着它，那就是政治上的“信用”和人民大众的“信任”。倘如“信用”摇摇欲坠，那“信任”也就降低了很多。

假如你留心看报，不难遇到这些消息，某处的军队在发饷时搭发银圆了；某地的商品都以银圆来标价了；某处的公务员要求拿银圆定薪额了；某地机关大搬家，那些领到旅费和应变费的人们，都抢着换银圆了。这一切都只表明了一种事实：银圆吃香。因为银币的价值不会变，而纸币发行越多，就越不值钱。

这样，银圆就会成为人人手中会有的东西。可是它是货币，你不能咬它充饥，拿它御寒，难道真的还要人们收藏起来，当玩具一样，弄一弄响声么？

这样一来，“只许收藏，不许流通”法令，就行不通了。倘若不把法令改变一下那就要把数不清的人定为罪犯，这就是法令与一切人为敌了。

法令与一切人为敌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那时候失败者一定不是人，而是法令。

（1949年3月16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我家从上海到了台湾。傍晚在基隆下船，当夜就坐火车到台中。那时我的学历是上海缉槼中学初一上。我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我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福建林森人，46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一切也就没话说。例如程东白老师，45岁，辽北开原人，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辽北省教育厅长，但在一中，只能混到个夜间部教员！他如做过外交官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纡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当时爸爸51岁，除了58岁的余又健老师、53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本省籍外号“石头”的许文葵老师也是51岁，人胖胖的，可爱无比。

在“老灰级”的几位老师外，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翁硕柏老师29岁，教我国文；杨锦钟老师31岁，教我英文。她是江苏宝山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美国密歇根硕士，因为留美，外号“USA”，当时她已嫁给空军军官胡旭光。后来走红，随胡旭光上任，做了国民党驻美副代表夫人，65岁那年（1983年12月15日），死在美国。杨锦钟当时锋头甚健，在老师中甚为出色。我升初三上甲后，国文老师是27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英文老师杨锦钟，但是男的，并且是福建林森人）又兼导师。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国文教员，国立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他那时还兼事务主任，可以“上下其手”，为我们供应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我们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后来做了台大经济系主任）任发行人，我做总编，赵天仪（“台大哲学系事件”时被挤出台大教职，是大好人，可惜做了诗人）写钢版，就办起来了。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被他们兴师问罪。可见我李敖办刊物贾祸，固其来有自也！

他有一位显赫的祖父

在班上的老师以外，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是个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的老师，他能教数学、生物两科，英文日文又极好，并且，更引起我兴趣的，因他有一位显赫的祖父。这位祖父，不是别人，就是致力西方新思想输入、使中国人思想西方化的第一功臣——严复。

　　严复生在1853年，字又陵，也字几道，福建“侯官”（福州）人。他少年时候，学的是中国老东西。十四岁考入福建马江学堂学海军，二十三岁在英国留学四年，二十七岁做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四十一岁中日甲午战败，他感于中国之弱，根本在思想学术上就不行，于是发奋译介西方思潮，并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为西化与维新打下理论基础。

　　1896年，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影响晚清思潮极大，又译亚当·斯密的《原富》（1898-1900）；约翰·穆勒的《自由论》，后改名《群己权界论》（1899）；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898-1902）；《穆勒名学》（1900-1920）；孟德斯鸠的《法意》（1900-1905）；甄克斯的《社会通诠》（1902）；耶芳斯的《名学浅说》（1908）等。他的翻译，事实上是把原作改写或借题发挥，掺入己见，别具一格。

　　严复后来任编辑局总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称帝，强挽他支持，成了“筹安六君子”，他没有勇于否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严复是中国近代化变局中的先知，但是时代走得比他快，结果他落后了，反倒成为保守派，这真是个人与时代的一幅谑画！

严复在最有影响力的时候，他的风光，可由胡适《四十自述》的一段话看出来：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梅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

严复在晚年时候，据陈宝琛《严君几道墓志铭》所说，当袁世凯称帝，“窜其名筹安会中”以后，他“始终不蒞会”。袁世凯“以重金讽君为文辟异议者”，但他不肯做打手，“辞以疾，自是亦稀接宾客矣。”他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三日）六十九岁时死去，死前一年（一九二〇）的阴历一月一日（庚申年正月一日，阳历二月二十日），他欣见他的长孙出世。陈宝琛《严君几道墓志铭》写他有 “子五——璩、瓛（殇）、琥、璿、玷；女四；孙一——以侨。”这位长孙严以侨，就是台中一中的这位老师。在登录上，他不叫严以侨，而叫严侨。（严复生前立下“传家以孝，为国维忠”八个字做严氏家族的排行。但他自己没用“传”字排行，他的儿子辈也没用“家”字排行，孙子辈也没用“以”字排行，虽然留有这一“以”字排行的遗痕在，严侨是严复第三个儿子严琥（字叔夏）的儿子，却是长孙。严琥是一八九七年生的，那时严复已经四十五岁了。）

严侨那时三十一岁

严侨那时三十一岁，在一中，以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和一点点疯狂气概闻名。他是一九五〇年八月到一中的，比别人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那时台中一中图书馆主任是陈联璋老师，主办每周讲座，邀老师们做专题讲演。严侨应邀讲过一次“人（Homo Sapiens）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一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讲过一次“家畜山羊”，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马拉雅山羊说起，如数家珍，使我们惊叹他知识的多样与丰富。当时我和他并不相识，他是一位别班上的老师，我是一个另一班上的学生，他我之间，是自有距离的。

　　一九五一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高一。高一有甲、乙、丙、丁、戊五班，我编在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高一上甲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

我在高一时，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辞，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用口舌修理，是有分别的。初中时施启扬编在初二戊班，很讨厌，以致被陈士宽他们用拳头修理——揍了一顿。到高中后，化学老师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为人鹰隼精明，他最不喜施启扬，施启扬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说，他相信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30年后回想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施启杨显然有奴性，他被陈士宽等外省同学揍了一顿后，对外省人颇多谄媚，直到今天。）。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胡家伦、吴铸人（吴大宇之子）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mirror writing）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

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 W. 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

“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

我升高中二年级后，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黄钟那时28岁，安东（今丹东）凤城人。他是国立东北大学毕业的，严侨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的。在数学造诣上，黄钟似乎比严侨专精。黄钟对学生的诲人不倦，是我生平仅见的老师。他常常在下课时不下课，延长时间为学生讲课；或另外跟学生约定时间，在空堂时候跑来加讲。黄钟面目瘦削，身体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间，总是一片忧愁。他几乎从来没有开怀地笑过，态度总是严肃而认真，令人敬畏。黄钟的父亲黄剑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担心我数学不好，特别请黄钟照顾我。黄钟对我印象很好，他在“数学练习簿”上批写：“为人诚实可爱。”给了我不少鼓励，当然他从没说过我数学好，——我的数学实在不好。我像许多恨数学的大人物（如邱吉尔、如萧伯纳）一样，对数学恨得要命。我的苦恼是数学老师却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胜尴尬之至。

到高三后，我已经再也吃不消学校生活了，我自愿休学在家，准备以同等学力资格去考大学。要命的是黄钟仍不放过我，他和我爸爸“通谋”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专门为我一个人补习。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1巷5号，我每次去补习，视若畏途，但是实在不能不去，内心交战，非常痛苦。这一痛苦，最后终因黄钟病倒而暂告结束。

黄钟病倒，住在台中医院里，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机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无言死去。我大为伤感，写了一篇《黄钟诔》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几首诗纪念他，并把他的遗像挂在墙上。

我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说：“黄钟是好人，可是长了一副坏人相。他的人与相不相称，所以要早死。”黄钟死时，还不到30岁。

　　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但他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对面宿舍，就是育才街5号，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师，（他是江西兴国人，国立中正大学毕业。20年后，在景美军法处坐牢，和我见过面。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迟来的红帽！）后面就是严侨家。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二户，所以变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严侨约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时去。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以手推松曰‘去！’”

　　当时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党、“匪谍”被捕去。最令我心动的是当时女老师牟琴和他男友杨肇南老师的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人，令我们暗慕。一天夜里，他们都被捕去了，听说都是共产党、“匪谍”（多少年后，仿佛听说牟琴给放出来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华销尽了）；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福建政和人，24岁），也被捕去（后来听说太太生活无着，已改嫁给他的一个朋友了）；还有一位王怀中老师（山东诸城人，38岁），教历史的，也神秘失踪了（多少年后才在新竹中学重拾教职）。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害得朱景昌老师（河北饶阳人，四十一岁，后任教师大。）干脆宣布拒绝交任何新朋友，理由是：“新朋友要是匪谍，可怎么办？”

黄钟死后，外界盛传他是共产党，“畏罪自杀”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相信。因为他咽气时候，我正守在他身边，他久病属实，绝不像是自杀。

　　但是黄钟的死，确实给严侨带来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

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出，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国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79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却使我记忆犹新，永远难忘。

严侨的亲人们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

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还有两个弟弟，大弟严仲熊，小弟严僖。华严在《哀悼我的父亲》（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日报》文中说“三十八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来到台湾”，这话不对，因为大哥严侨是后来的。华严的丈夫叶明勋是国民党中央社台湾分社主任，一九四九年刚与华严结婚，他当时很够意思，保了大舅子。严侨能到台中一中教书，和叶明勋也不无关系。严师母叫林蒨，是林熊祥的女儿。林熊祥的姐姐是林慕兰，却又是严侨的母亲。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相当复杂。林慕兰、林熊祥都是板桥林家的子女，就是林本源家的子女，所以都是林柏寿的侄辈。严师母的外祖父是陈宝琛，陈宝琛又是严侨外祖母的哥哥，严复家、陈宝琛家是福建大族，林本源家又是台湾大族。林慕兰嫁到福建严家，光陪嫁就有四十只大箱，其风光可想！

林慕兰在台湾一直跟小女儿住，就是住在华严家，今犹健在，已经九十三岁。他老太太虽然与大儿媳亲上加亲，但是关系不佳。严侨告诉我：“我太太是别人太太，是我‘抢来’的。”严侨说严师母又貌美又贤慧，非“抢来”不可。虽然严师母是贤内助，娘家又有钱，但是严侨潦倒在一中时候，为家计烦恼不少，严师母显然没从板桥林家带来任何嫁妆，内情未悉。有一天严侨酒醉，竟劝我“一生也别结婚，要解决问题，可以去嫖。”我很奇怪他的男女观念竟这样糟糕。

他被捕了

　　严侨在台中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他过去的看书基础又厚，所以能够吸收新知，与日俱进。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显然因为读书和受我的一点影响，而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这种转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严侨那种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之中，他投入这个运动，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感上，都强烈受到左派教条的辐射，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类革命者，一般都有着热情而崇高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勇于献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但是，他们对他们献身、殉道的对象，却由于“目的热”，未免沦于“方法盲”，他们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为狂飙运动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当口，他们必然会有所觉悟，这是很当然的。严侨是共产党，但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像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The New Class）作者那种深沉，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那时候严侨33岁，我18岁。

“他死了，死在火烧岛。”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我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3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份，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品质，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民党的嫉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

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也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几年以后，一天胡家伦在台大告诉我：“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我们那时都叫“火烧岛”，不叫“绿岛”。）胡家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社老人胡传厚，与叶明勋他们熟，他的消息，应属可信，我听了消息，十分难过。

　　这时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适、殷海光的影响，已经十足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博、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的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陈宝琛的两句诗

　　我是1954年暑假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1961年2月6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飏。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胡适来信“赎当”

　　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的时候，因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我忍不住了，乃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写信给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信中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 五十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当然他的学生姚从吾对我的赏识也影响了他。（不过他告诉我，他最早知道我是我在中学时写信给他，后来看到我写的评论他的文字。雷震曾写信给他，特别请他注意李敖这个年轻人。）这段交情不管是怎么搭上的，我毕竟很感谢胡适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给胡适的一封信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五十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重见严侨

　　严侨没死，太好了，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你真不愧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了，你居然使严以侨“起死回生”，你把躺在我心里的酒鬼又扶起来了！

严以侨死的消息我是从中央通讯社胡传厚的儿子那儿听来的，他的儿子是严以侨数学课上最红的学生，也是我的好朋友，胡传厚与叶明勋很熟，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那项消息的误传。那天早上姚先生转来你的信，我看过简直不相信严以侨居然能“复活”，——居然在保安司令部的眼中能“新生”，在我的眼中能“再生”，这真是我二十六年来所碰到的大奇事了！

当天下午我从华严那儿打听出他的地址，立刻跑去看他，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42岁的壮年！华严一再嘱咐我，要我把看过严以侨后的观念告诉她，可是，当我也醉醺醺地从严以侨家中走出来，我知道我要交白卷了！

我掏了半天，掏出一百元，送给他三个小孩子（都是小学生，两个是孤儿院长大的，一个寄养的，孤儿院长大的那两个有点儿“谈院色变”，就好像严以侨也不愿谈那使他色变的东西一样。），严以侨望着那三个小毛头，忽然冒出周岂明的哥哥那么两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他说：“如果七年来我有什么转变，那就是我放弃这两句诗的头一句了，在‘孺子’面前，我要‘俯首’了！”

李敖

五十、十一、一初写。五日改定。

“七年隔世，他真老了”

我给胡适信中提到的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42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的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严师母后来告诉我，她一直怀疑严侨被捕是她哥哥林衡道告的密。林熊祥有九个儿子、十个女儿，林衡道的成份，是最耐人寻味的。我认为辜振甫当年和林熊祥因台独涉案，也很可能为了邀功，告了大舅子一密。

严侨对他的亲戚，殊少好评。我跟他谈到他妹妹的《智慧的灯》，因为这本书我有两本，一本是胡适送的，一本是华严自己送的。严侨说：“那是什么狗屁！”严侨虽然老去，但是犀利不减当年，许多人事，他只是一言破的，就可道出重点所在。

“敖：债，债，债！”

严侨和我重逢后，我最关心的是他的健康问题与经济问题。他的健康，由于长年的坐牢与酗酒，已经明显的在恶化。他的香烟抽得也凶，每支烟抽了一半就丢掉，他似乎对尼古丁恐惧，但是又无法戒除。

他的经济问题也很困窘。我提出一个翻译计划，盼他能够有计划的翻译些日文中有价值的作品。起初他也很起劲，翻译了井上靖的《伊那的白梅》，用笔名“颜果”，登在《文星》。后来又翻译了佐藤弘人的《神和人的座谈会》等几篇，就难乎为继，稿费也透支得《文星》不再透支了。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他有信给我，这是我收到他的唯一一封信，全文如下：

敖：债，债，债！每日过日都成问题了。介绍要学日语文的人给我教，天天为着找“吃饭的钱”忙而愁。青黄不接，把我整坏了。职业一时找不到，做小贩的本钱都没有。翻译东西不是单行本，稿费不够，文星的钱也拿过头了。钱是从“o→a”非常难的，拖车都要有本钱。“シ际未必真”“实际和幻像之间很难找出界线”。我该是无所求，可是还缺些什么似的。“酒”的兴趣好像失去了。是“好”是“坏”很难断定。人家说“好”就算好吧！人无端地生，无端地活，无端地死——生死之间无端地做一些事（相关关系的遭遇）。空时（space-time）都是变数。对了，我忘了，我们是不能脱离所在的坐标系。所讲的话也能算是话。你好么？不可让自己紧张，尤其是下意识地。

Yen Chiao 1/10

这时他已经被请出育英中学，生计无着。我多次看他、送钱给他，可是总是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严侨的酗酒。酗酒使他丧失了正常生活，和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有的规律、敬业与斗志。我为了帮助他戒酒，前后伤透了脑筋。我现在手边还保有一张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五日的荣星医院治疗单，上开注射费二七〇元、投药费三十五元、入院费一二〇元，共四二五元，打八折三四〇元。诸如此类的开支，总是周而复始，一再没完。终于我觉得，我要仗着他和我的一番师生之情，要彻底跟他摊一次牌了。一天在医院里，我请来华严，在华严面前，我向严侨说：“老师，我要仗着你我多年的师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选择了；这次出院后，除非你决心戒酒，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如果你觉得这几口黄汤比你学生对你的期许还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该振作起来，不要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你这样做，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请华严做证人，见证我说到做到，并请华严通知我严侨出院以后是否肯戒。我说这番话，本来意在逼他戒酒，可是事后华严通知我，他仍旧不肯戒，我也就不再去看他了。

戴李敖红帽子

我不再去看严侨，本来以为不过是短时期的事，过一阵子再说。不料阴错阳差，出了我给胡适的信被公布事件，事实上，我已经无法去看他了。

事件的远因是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结怨太多，对方想给我戴帽子。正巧我给胡适的信，被胡适给了不该给的人看，因此掀起轩然大波。原来胡适对我的信很欣赏，常拿给一些人看，最后他拿给徐高阮看，徐高阮扣住不还，不久胡适死了。徐高阮遂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声讨李敖大会，“邀约了国青民三党人士和若干文化界的朋友三十人”（有陈启天、胡秋原等等，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当时我已离《文星》，《文星》老板竟然还派胡汝森去参加呢！），开会斗倒李敖。徐高阮等当场油印公布了我给胡适的信，说我是“叛逆分子”，并把我一状告到警总。警总保安处派魏以之组长主持，把我约谈多次，每次早出晚归，并没过夜。严侨却被再度捕去，关了三十天，调查他同我的关系。魏组长精明能干，同我说话的时候，甚至可以整段背得出我信中的话。最后，在魏组长研究清楚了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杀人之计，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我，对官方不利，乃不了了之。徐高阮等的卑鄙阴谋，才没有得售。

从法律观点看，当时警总要依法整我，也是没有根据的。依法称匪谍者，指《惩治叛乱条例》所称之叛徒，或与叛徒通谋勾结之人（《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二条），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各项的规定，所谓叛徒指犯《刑法》第一〇〇条、第一〇一条、第一〇三条、第一〇四条之罪者。李敖的行为，既未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也未通谋外国或其派遣之人，使中华民国开战端或丧失领域，自与叛徒构成的要件不符。李敖从少年时受到煽惑，一度想回大陆，也未付之实行。且预备加入共党，尚不构成预备内乱罪。（三七年院解字第四〇八八号），想回大陆的动机，自难构成叛徒之预备犯。因此李敖的不作为行为，充其量也只是知匪不报而已。但知匪不报也已过时效。知匪不报，依《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该条例既无总则的规定，且无特别规定不适用《刑法》总则，则依《刑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法总则于其他法令有刑罚之规定者，亦适用之。”自得一并援用。则依《刑法》第八十条一项二款的规定：十年未满之有期徒刑，其追诉权因十年不行使而消灭。本案李敖知匪之时年仅十多岁，期间已过十多年，时效自然早经消灭。

徐高阮与胡秋原

我在《我的殷海光》中，对徐高阮等迫害殷海光，曾有这样的话：

　　先说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又参加闽变叛国，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在心病之下，他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 persecutor），最后找到殷海光。殷海光从《自由中国》停刊后，已失掉地盘，全靠我以文星来支持，胡秋原恨我揭发他的真面目，因此迁怒到殷海光。当然啦，打击殷海光是合乎官方希望的，胡秋原属于何种色彩，也就一看即知。再说徐高阮。徐高阮也是出身左派的健将，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后，投降国民党，在中央研究院做副研究员，可是写不出学术论文。李济等学阀大概知道他有背景，不敢惹他，让他管图书室。他有突发性狂怒症，发病时甚至将书架推倒，根本不是正常的人。徐高阮与殷海光在西南联大同学，殷海光主持《自由中国》时代，徐高阮又巴结又嫉妒，《自由中国》停刊后，徐高阮乃施报复，挑殷海光不小心误译的一个名词，联合胡秋原，指为“学术诈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指摘殷海光、罗织殷海光，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查……

　　我又说：

　　第二年5月，胡秋原在官方曾有奖助的《中华杂志》上，继续落井下石，发表《为学术诈欺告有关方面》。6月，胡秋原正式行文给毫无“太学祭酒”风骨的台大校长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

　　可见胡秋原、徐高阮对殷海光落井下石之深！我真不知道，欣赏胡秋原的知识分子，对这种落井下石如何解释，你们的良知究竟何在？至于欣赏徐高阮的，那就更令人深味了。徐高阮死后，他的吊丧行列里居然出现了“总政战部主任”“调查局局长”“情报局局长”！他的背景，原来这般。

　　徐高阮等的背景，原来是“此马来头大”的！

　　胡秋原为配合这一证明李敖是“叛逆分子”的作业，另外在声讨李敖大会后第九天（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他的官方曾有奖助的《中华杂志》上（第四卷第十一号，总四十号），发表《徐高阮先生公布的胡适先生收到的一件信》，于是我这封有名的信，便从敌人手中，公之于世。这信后来港台书刊颇多转载的，当然是《中华杂志》创办以来，最好销、最好看的一篇文章，我真的很感谢这些要把我送到警备总部的“文化人”，因为只有他们这样为我“捧场”，这封信才得以公之于世，不被查禁。要是我自己公布了，一定就被官方封杀。所以他们真“害之反足以成之”了！

　　结论是，徐高阮等公布我的信，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信是我写的，我当然大丈夫敢做敢当。总之，我不怪他们公布我的信，我只是对他们公布的动机和目的，感到要吐口水而已。

　　徐高阮做了这件事后，据我所知，为他的许多朋友所不谅，有的认为他“卖友求荣”；有的认为“难道胡适把这信给你看是叫你告密的？”；有的认为“信在你手中一年后，你才告密，证明你就是‘叛逆分子’！”；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如此借刀杀人，太卑鄙了！”……不一而足。而我自己，却毫无愤懑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徐高阮等是变节的共产党，变节的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类，不是吗？变节的共产党是永远无法调整他自己的，碰到这种人，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可笑的是胡适先生为人坦荡，竟误信徐高阮这种红色变节者、竟把李敖的信给这种人过目，结果死后给李敖险些惹来大麻烦，人世奇缘，想来不无好笑；严侨因此又无端“二进宫”，坐了三十天黑牢，人世奇变，想来不无可哀。唯一不幸中的幸事，倒是严侨这回可真结结实实的戒了三十天的酒！——可见酒是可以戒得成的，谁说坐牢没好处？

国民党的罗织学

　　在整个公布李敖给胡适的信的戏路里，最有趣的一项，是国民党们对这封信的种种离奇解释。胡秋原《中华杂志》登徐高阮在声讨大会上的谈话，报导徐高阮说：

那些一面利用胡先生而一面又诬蔑胡先生的原因，乃由于他们是要利用自由的假面具而实际上对敌人投降的叛逆分子。他引证胡克（S.Hook）的话：对于异端应该容忍，对于叛逆则不当容忍（Here-sy，yes; Conspiracy，no），关于这种叛逆分子，他也当场散发了胡先生收到的一封信件为例证。

他说，这一封信是民国五十年（1961）11月间胡先生交给他的。当胡先生交给他的时候，态度虽不严重，也不轻松。约四五日后胡先生即入医院，再出院不久就逝世了。他现在对社会公开这一封信，而负一切的责任。

已索性指李敖是“对敌人投降的叛逆分子”了。《中华杂志》又登胡秋原的读后感说：

照我的判断，此信是一种匪谍对胡适先生施用“统战”手段的信。匪谍曾不断以同类手段对胡先生“统战”，例如曹聚仁也写过信给胡先生，是很多人知道的。“统战”不一定要隐瞒自己的身分，信中所谓“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倘非“欲盖弥彰”或“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处匪谍不会有同学录式的名册），而是有意显露身分，所以还要加上“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统战”实质并非是反间，要紧的是挑拨，此所以他制造“枪毙胡适趋势”的谣言。而我特别注意的，是此执行匪谍统战阴谋者在信中自白那种污秽身分，而在攻击他人时偏要标榜他的“身分清白”！他在军队中宣传“媚外”，而在攻击他人时又自称“优秀预备军官”。此与他谈什么“胡秋原的真面目”以及萧某诬郑先生反说郑先生“陷害忠良”，都是典型的匪谍手段。

则干脆说李敖是“匪谍”了，并且还是向胡适施用“统战”的“匪谍”呢！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鞭胡适的尸，说胡适也是“匪谍”？因为胡适也涉嫌“知匪不报”啊！不但不报，照他托姚从吾转信给李敖的鬼蜮行为看，他不但“知匪不报”，还给“匪谍”师生牵线呢！

《文星与李敖》

另外，有情治背景的国民党侯立朝，写了一本专书——《文星与李敖》，书中写得更玄了：

第一个因素——是严侨。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李敖思想虽然早熟，但，必待严侨的鼓吹他才从游离中定了向。他说：“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严侨是个共产党！他对他的“小知己”大哭后的谈话，也非常具有“说服力”和“煽惑力”，使李敖一直念念不忘“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也就是演到今天的“红卫兵”运动。所以，“严侨事件”使他震撼的程度比他死了老子震动的程度，超过万倍。可以这样说：严侨才是李敖的“父亲意像”。

第二个因素——是殷海光。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殷海光是有“火牛阵”（小团体）的。他说：“殷先生，你在台湾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该佩服我。”殷海光是台大的教授，凡是选过他课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何必要“辛辛苦苦培养出来几个自由主义者”。而李敖就是他“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一个。我在《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一书中指出“奧康之刀派”的头子殷海光，李敖手中之刀是出自殷海光的传授，在此得到了证实。

这两个人一个是李敖在高中时代的老师，一个是李敖在大学时代的教授，一“红”一“紫”，搀混在李敖的脑袋里、血液里、骨髄里，使这个“早慧”的孩子疯狂了！“意底牢结”凝固了！“试行错误”运作了！“简单确定”乱搞了！

最后，这两位还替他出个主意：要搞“大运动”之先必须找个“自由神像”做掩护，胡适就是那座“自由神像”。因此，李敖才有“这封信”去找他的“保护神”，这是一个“心理运作”的分析，殷海光、李敖都没有死，可以坦白提出反证来，否决我这一个科学解析的预测。

“上帝要他死亡，必先使他疯狂！”严侨、殷海光是李敖的上帝。严侨、殷海光是李敖的“父亲意像”。反过来说，李敖对他们已尽到了“泛孝主义”了。

照这种说法，李敖写信给胡适，则全是严侨、殷海光两位出的主意了！这种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科学解析的预测”，不是更有趣了吗？

在《文星与李敖》中，还有更有趣的：

据《文星》的主持人萧孟能说：“李敖先生是一位专攻历史（尤其是社会史和现代史）的年轻朋友，与我们初无‘一面之雅，左右之介’，只是在十六个月前写了一篇《老年人和棒子》投稿《文星》，才使我们结识了李敖先生。”（见《文星与胡秋原先生》）我们没有证据否定他这个说法。但是，我却另有假设，也是很合乎逻辑的。“模拟试题”很流行，请看我的模拟图：

《文星》发行人——萧孟能——社长叶明勋——社长太太严停云（华严）——严停云哥哥严侨——严侨徒弟——李敖。

李敖说：“我第一次见她（按，指琼瑶）是在去年六月十五号，那天是聂华苓、潘琦君、徐钟珮、张明、张兰熙、严停云（华严）诸美人下帖子，在《智慧的灯》的作者（我的师姑）家里吃晚饭。”（见《没有窗哪有窗外》。）由师侄到师姑，由师姑到师姑夫，由师姑夫到萧孟能。很合乎“逻辑扣紧”的原则，这难道不是必然的联系吗？原始的搭桥人，又是严侨！

照这种说法，李敖进入《文星》，则不是自己投稿进入，而是叶明勋、华严牵的线了，“原始的搭桥人，又是严侨”了！这种完全与事实不符的“逻辑扣紧”的原则，不是更有趣了吗？

侯立朝的“科学解析的预测”也好、“逻辑扣紧”的原则也罢，白纸黑字起来，无不动听，但是与事实真相核对起来，无一成立。唯一效果大概只是会把叶明勋、华严夫妇吓得半死，并且给林正杰的杂志做天方夜谭的谤李资料罢了！（林正杰的杂志一再刊出侯立朝的大作，而无视此人背景与身分，他们的关系，是很耐人寻味的，不是吗？）

四年多不准看报

在如火如荼的公布李敖给胡适的信事件前后，我已经离开《文星》，并且陷入困境。这一困境长达十四年之久。十四年间，我遭遇了失业、遭遇了坐牢、遭遇了环境的打击、遭遇了敌人的诬蔑、遭遇了亲朋的冷暖、遭遇了同志的背叛。……但是，我还是我，我顽强得很、坚定得很，我没有变，我还在斗，还在跟国民党斗。

这十四年中，我有一半的时间在监狱里与软禁下。在监狱那段时间，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起，都在台北博爱路警总保安处度过。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自保安处移军法处看守所，旋以叛乱，被乱判十年。我不请律师、不写答辩状、不上诉，准备就坐它十年，但检察官上诉，说判得太轻了，所以案子不得结。拖到一九七五年，因赶上蒋介石死后台湾减刑，五月二十二日，改判八年六个月，经过减刑后，所余刑期只有一年多了。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早，我突然被通知收拾行李，要移送“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就这样的，我从景美移到土城，开始被国民党“仁爱”了。

　　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国民党把我放到于氏兄弟走后的花园洋房里，开了专班。专班“同学”四人，即李敖、魏廷朝（现在监狱）、谢聪敏（现在美国）、李政一（偷渡出境，现在美国），待遇稍逊于氏兄弟，（冰箱不见了，读物限读《国父遗教》、《总统言论》、《剿匪战史》、《中央日报》、《英文字典》，别的不行。）其他差不多。国民党前后请来的国民党来“上课”的，有陶涤亚、毛树清、项迺光、周道济、王洸、屠炳春、施敏雄、林钟雄、任卓宣、柴松林、魏萼、邬昆如等等，每周来“上课”一次，我看不起他们，对他们冷眼相向，一言不发。在两旁“陪太子读书”的少将副主任、上校教导长等怕冷场，希望我讨论讨论，我一概不理。我心里想：这些人是些什么嘛！例如毛树清，是当年同我和叶明勋一起在舞厅跳舞的舞友；例如施敏雄，是当年我台中一中老同学施启扬的小弟。他们虽然装做不认识，可是他们怎配来跟我讲课？至于任卓宣，根本是我笔仗时的手下败将，更不足道了。国民党轿车请来这些人来“太岁头上动土”，不是胡闹吗？（我出狱后五年，在台中一中校友会席上，碰到林钟雄，我笑骂他你好胆大，居然敢来替国民党向老大哥“洗脑”！林钟雄连忙打躬作揖，他说他被请去“仁爱庄”，根本不知道给老大哥上课，只以为是给普通政治犯上课，只是想去赚点外块。后来上课时，才知道赫然坐在对面的，竟是老大哥！所以原约定上四小时的课，后两小时他再也不敢来了，他说他见了我，又胆怯又惭愧。）

由于在“仁爱庄”以前，案子没确定，关在押房，不准看报，所以我有前后四年多没看报的封闭遭遇。到“仁爱庄”后，可以看《中央日报》。承一位“田老师”的好意，他私下同意可以让我们补看这四年多来的《中央日报》，于是大家集资，买了《中央日报》合订本，大看特看起来。由于我对“上课”采取抵制行动，“仁爱庄”方面甚感“洗脑”失败，最后也就交差了事，不太“上课”了。因此我用来读报的时间，也就更多了。

严侨一生二死

一九七六年二月九日的上午，我正在读到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的旧报，一条广告赫然进到我的眼里：

显考严公彦国讳侨恸于中华民国六十三年七月卅一日下午十二时病逝台北市崇仁医院，享年五十五岁。

不孝男正，不孝女方、谅；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遵礼成服，当即移灵台北市殡仪馆，谨择于八月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八时，假该馆福寿厅设奠家祭，八时半起公祭，十时大殓，随即发引火葬哀此讣闻。

未亡人：林蒨

祖慈侍下：孤子：正；孤女：方（适油原）、谅

弟：仲熊僖

妹：倬云（适辜）、停云（适叶）

侄：天立

侄女：天音、天心

女婿：油原哲夫

甥：叶文立、启允、辜成允

甥女：辜怀群、叶文心、辜怀箴、叶文可、叶文兹、辜怀如

丧居：台北市北投区公馆路五十一之六号三楼

一看之下，我怆然良久。——严侨真的死了。对我说来，他已死过一次，但那次是讹传，不是真的。这回呢？这回不可能是讹传了，严侨真的死了！

华严是风华绝代的女人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出狱；一九七九年六月我复出。在文坛重掀巨浪，八面威风。在我复出之前的三、四月里，我为了辜振甫在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上做股东手脚，跟他起了冲突，我写信给他和各董事，严厉提出质问：

辜振甫先生操纵下之贵公司，却对有本人股份之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违反财政部规定。……据上述名册最后合计，中国合成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数为3500000，上述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所占股数竟高达1881415，超出总股数50%后又多超出131415股（即近占总股数54%）！辜振甫先生引狼入室手法，一经统计，全部亮相。因本人为贵公司信托资金委托人；又为中国合成橡胶公司股东，故辜振甫先生操奇计赢之所为，无异以本人在贵公司之钱，用以颠覆本人在中国合成橡胶公司之地位与权益，无异以客户之手打客户之脸。一进一出之间，本人之损失已为双重。受害之惨，自远甚于在贵公司之其他客户与中国合成橡胶公司之其他股东。

我最后说：

　　贵公司负责人所为，实已在《刑法》第15章伪造文书罪至第31章侵占罪至第32章诈欺背信罪之间。贵公司衮衮诸公，无一非此岛上“有头有脸”之财阀阶级，今竟利令智昏如此，通谋由辜振甫先生一马当先，以特权总归户姿态，上通当道，下凌百姓，目无有条之法，手握非分之财。如此横行，本人绝不甘休。先致此信，请答复、谢罪并赔偿。如不获合理解决，本人将续循舆论与法律途径处理，特此正告。

　　辜振甫收到信后，自知势态严重。他挽小姨子华严出面，前来谈判。于是，华严带了她的许多新作，到我家来，十多年不见，相见甚欢。华严是风华绝代的女人，我非常喜欢她。首先谈到严侨的去世，华严和我都不胜伤感。然后“政经分离”，谈起辜振甫。华严说：“辜先生自感对李先生很抱歉，我姐姐辜太太本来也想一起来拜访李先生，我说我跟李敖最熟，还是我自己来好了。这次纠纷，的确公司方面不对，现在愿意以一倍的价钱，由我出面，买回股票，我是你‘师姑’，请给我面子。”我说：“我老师被捕时候，严师母带了三个小孩到台北投靠亲戚，可是到处吃闭门羹，谁给了她面子？其中辜振甫最可恶，我今天要跟他算二三十年的旧账，绝不轻饶他。”经华严好说歹说，最后以八倍价钱，买回股票。作为“答复、谢罪并赔偿”，才算出了我累积二三十年的一口恶气。

　　后来华严再来我家，完成了退股手续。我在11月19日，请来了已经十多年不见的严师母，当面送了10万元即期支票给她。我告诉严师母：“这个钱你可以拿，这就是三十年前对你闭门不见那人的钱，今天我总算给你出这口恶气。”

严师母哭了，她收下了钱、收下了温情与旧情，也收下了人间绝无仅有的李敖式的正义。后来她特别亲手做了西点请我，表达她对我的感谢。

皈依佛门

　　从严师母的口中，和严方、严正的口中，我得知了严侨死前的一些情况。

严侨死前六年，他已经遁入皈依宗教的境界，他绝口不谈人间的许多事。他皈依的是密宗，家里佛像、法器一大堆，整天耽迷在这里。他的师父是一位屈老师，叫屈映光。我听了一笑。严师母们问我笑什么，我说你们不知道屈映光是谁，我可知道他是谁。他是民国初年的大军阀啊、是放下屠刀的大军阀啊！他们听了，顿时一惊。屈映光垂老学佛后，变成了有道之士，严侨很信服他，为了怕他老眼昏花，看不清文字，特别写斗大的粗笔字，向屈映光上书不绝。我举一封为例：

南无师父。

禅和子敢啍。

八咱和子也会吼。

“我此法门顿中顿，

只须就地把眼睁，

没有什么捞什子，”

师父。不走空、假、中三观。依大手印三昧耶

直入中道可否。

大手印徒弟虽未蒙

师父口耳传賜，由赞等推测之知见而已。

双身似是直入中道大法。是不求賜示。

师父大明大乐大方便。

徒弟

严侨皈命礼 七月十六日

他又有一封给“各位师兄法座”的长信，其中说：

我等之

师尊宏愿无边，悲心无住，一向唯一味倾囊授无上密宗大法，我等之福分可谓大莫能喻焉。

师尊乃今日唯一直接承继

诺那师祖，贡噶师祖之无上密法法统之大德。侨不断寻觅二十余载始拜到之大成就

师尊。各位师兄不久当知侨之所言非虚。

师尊慈怀如海常使侨感谢而泣，唯觉仰之惟高。

师尊常语侨曰，“未熟宣密要之罪，我入地狱代你受。”

我等为徒者安敢不反省，对

师尊信、敬、爱诚乎，三种供养已尽心乎；修持精进乎；佛慢坚固能不负师恩乎。

信了邪教

我参观了严侨的遗物，看到了这些佛像、法器和这些走火入魔的上书等文件，心里为之浩叹不已。严侨说他“不断寻觅二十余载”始得成解脱，其实他错了，他其实没有真解脱，因为他“寻觅二十余载”，最后取代自己的，只不过是更旧的玄学而已。恰像那外国许多远离共产党信仰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他们最后皈依的不是独立自主，而是圣母与上帝——他们永远不是自己的主宰，风霜与苦难打倒了他们，他们不能不抱佛脚！

　　可怜的是，严侨最后的佛脚，也是假的。严侨的父亲严琥，在1962年9月22日死在大陆。他在死前十五年（1947年9月2日），写信给严侨的弟弟严僖，就说道：

　　真实的佛教，颇有高明之处……不过中国的佛徒，十有八九皆十分庸暗，因“广大”之名而引了许多邪神野鬼，此最为可惜。金刚经云：佛无有定法可说，无定法者无偶像之成见也。又曰：“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则不为一切法所拘囚，自然日进不已矣。然而无成见、无所住，非无头无脑、无主意之谓，佛之头脑在何处？在智慧，故曰金刚般若波罗密，言智慧如金刚，能摧坏一切愚暗烦恼，令人到彼岸也。故为佛徒而不求智慧，只讲礼拜、烧香、祷告是佛教之大罪人，非佛徒也。虽信得性命不顾，亦非佛徒也。只是邪教而已。

　　佛教不拜偶像，《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做佛教徒，为何行邪道。可惜了！

　　可怜的严侨，他在生命的晚年皈依佛门，竟也皈依错了。他千辛万苦去做佛教徒，可惜却误信了邪教！

就这样的被牺牲了！

一九六一年岁暮，殷海光看到了我给胡适的信，深深受到感动。他说：“你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殷海光为之泪下，我也为之黯然。当时严侨还没死，可是我已经不能再见他了。那时候，他正在一步一步走向邪教的道路，严侨绝不以为他走错了路，相反的，他认为他在子夜里、在孤单里，已经成功的摸索到了彼岸。智慧如金刚，多年的折磨，使严侨的金刚已坏，可惜他已老惫、已懵然无知。在五十五岁那年（1974年7月31日），他终因心肺衰竭死去。回想他生的那年，他的祖父严复曾兴奋的写诗期许这个长孙，告诉他：

　　神州须健者，

　　勿止大吾门。

　　又告诉他：

　　震旦方沉陆，

　　何年得解悬？

　　太平如有象，

　　莫忘告重泉。

　　但是，五十五年过去了，在严侨的灵堂上，赫然有他太太叔祖林柏寿的横挽——“怆怀宅相”！可怜的严侨，他以不止光大吾门而生，竟以怆怀宅相而死。《北齐书·李浑传》记邢晏赞扬李绘，说：“若彼云雾，如见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严侨、严侨，他被资本家这样一挽，真要死不瞑目了！

　　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写《看那灰色马》（Behold A Pale Horse），电影译名《十面埋伏擒蛟龙》，写那潦倒天涯的共产党，最后贾其余勇，奔回故国，以致惨死在右派政权的枪下。这共产党一生战斗，虽然潦倒，但是至死神明不衰。看了严侨的一生，我始终以他未能生归故国、一展抱负为憾。严侨饱更忧患，晚年油尽灯枯，看破红尘，以至神明灰灭，守邪教以终老。在国共斗争中，一位这样的不世之才，就这样的被牺牲了！

　　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第一代严复，身逢帝制不绝，志在引进新潮，赍志以没了；第二代严琥，身逢新旧交替，志在富国强兵，家破人亡了；第三代严侨，身逢国共斗争，志在建国大业，自己报废了；第四代严正，身逢国民党在台湾通吃，志在经济挂帅，埋头做白领阶级了。严氏家传的横剖，岂不正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严侨生不逢时、死不逢地，音容醉貌，常在我心，他一生与中国现代史的横剖关系，绝非他一己之私，因此我在五十之年，终于为他写下这篇文字。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严老师英灵不泯，必将在太平有象之日，魂归故国，以为重泉之告。上一代的爱国者永生，他们虽为消灭反动政权而牺牲了自己，但是，震旦不再沉陆，中国毕竟站起来了。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午

（附录）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后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PTT，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后，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后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后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后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后一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后从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后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后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后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教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20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么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份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姐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椝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1935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姐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她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么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以后，严侨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68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须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哪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父什么“象”呢？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了一次账。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17岁，对你免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2月27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词》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太糟太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么不写点别的？为什么专门写关于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唯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作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3月12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狷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敖 五十年10月10日夜深

〔附记〕这封信中关于我父亲那一部分，由于吴焕章先生提供出文件，我已修正我的看法。我在《李敖自传》（《千秋评论》第二十一期）中说：“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给胡适的信以后，重读一下我那篇自传。（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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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严侨

昨天写完《我最怀念的一位老师》，写到收尾，为之泪下。今天早餐时再写三律：

蓝衣祸中国，红帽救陆沉。

奋起三楚户，勿止大严门。

浮海甘赴义，流囚几成仁。

万劫一杯酒，酒底醉风尘。

风尘识侠侣，扶余有一人。

但见西江月，不闻点绛唇。

青天无白日，绿岛有浮云。

浮云将安往？往处若有神。

神往妻孥弃，慷慨戴覆盆。

竟以师徒累，遂作死生分。

闻说君为匪，我道贼陷君。

神州失健者，千秋吊国魂。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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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

——回想姚从吾老师

　　我早在中学时代，就知道姚从吾老师了。原因是庄严一家的关系。庄严是我爸爸在北京大学的学长，庄严太太申佩芬是我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学姐，我爸爸又是申佩芬的老师。庄严有四个儿子：庄申、庄因、庄喆、庄灵，一父四子，都与我熟。我在中学时代，庄严、庄申写给我不少的信，其中庄申尤多。庄申为我开列台大历史系、考古系教授和所授课目的清单，其中就有“姚从吾辽金元史”一项。庄严、庄申常向我讲述儒林内史，如蒋复璁欲投共，在船上与共特搭线，后来发觉根本不是共特乃是国特，大吃一惊，吓得生了一场大病之类，我听了满感兴趣。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对儒林内史就颇知一二。1955年我进台大历史系，在迎新会上，大放厥辞，在座师友全体惊叹，其中有一位中间秃顶、两边白发、身材矮胖、长得结结实实的老教授，不是别人，就是姚从吾老师。

　　姚从吾老师

　　姚从吾老师原名士鳌，字占卿，别号从吾，后来即以别号为名。他生在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他是河南襄城县人。1914年毕业于河南省立二中，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1920年（五四运动后一年）毕业。他原在头一年（1919年）考取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分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见习，于是就留部工作。又应中国地理学会主持人张相文之聘，编辑《地学杂志》。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1922年毕业参加北京大学选拔学生赴德深造考试，入柏林大学研究所。1929年应德国莱茵省波恩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聘，任汉文讲师。1931年任柏林大学研究所讲师。193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1936年兼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他随校西行，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1946年任河南大学校长。1948年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49年，护送故宫第三批文物来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1958年，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从姚从吾老师直到1958年才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点上看，反证他在这方面的学术地位，是很晚并且是在台湾才被肯定的。姚从吾老师虽是胡适大弟子、胡适虽是“学阀”，但在大陆时代，当中央研究院院士，胡适还不能把这位学生“带进场”。——当时胡派的院士，早被胡适的另一学生傅斯年把风光抢尽。傅斯年是何等霸气人物！他虽然与姚从吾老师同在北大做学生、同去德国做留学生，但从没把姚某人看在眼里（我听说姚从吾老师在德国还被欺负，有被扣公费之事）。大家都知道姚从吾流亡到台湾后做台大教授，却很少人知道他在进台大前沦落彰化靠老婆吃饭。

　　靠老婆吃饭

　　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中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1月下旬，从吾师全家及相湘家属均寄居台中梅月旅社，从吾师全家四口住六叠小房，相湘一家六口住六叠房。每日以人计房租及购米菜，师母与内子每周均以金饰换钱度日，始体认米珠薪桂滋味。时值腊冬见居住合作旅社之故宫博物院先来同仁砍切大块猪肉，真有久不知肉味之感。幸师母得彰化中学聘，每月有收入，从吾师曾多次以布袋盛米自彰化来台中送相湘。其后从吾师应台大聘，每周仍往来台北彰化间。一年后才举家迁台北。

　　据方豪老师跟我说：他是经过胡适写介绍信，才在1949年2月到台大教书的。那时姚从吾老师还在彰化。可见他到台大，甚至比方豪老师还晚。方豪老师不是北大系，有一次在姚从吾老师研究室中聊天，他告辞后，姚从吾老师忽然冒出一句，说：“有些人在这里做教授，若在当年我们北大，连助教他都不及格！”一派北大优越感溢于言表。但这种北大优越感，我想在傅斯年面前就吃瘪了，因为在傅斯年眼中，我老傅才是真北大。我猜姚从吾老师进台大，还是得力于胡适的面子，若光靠他自己，傅斯年才不要他呢！那时因为人浮于事，且有门户之见，大陆时代的教授沦落教中学，大有人在。心理学家艾伟就是一例。他在新竹中学混饭吃，连大学都进不了，何况台大！

　　《辽金元史》课堂上

　　开始选姚从吾老师的课，是1956年的事。那时我升入大学二年级。姚从吾老师开的课是《辽金元史》，上下两学期，共六个学分。上课的情形，老学长张伯敏在《往事忆趣》（1968年5月4日《中央日报》）曾有回忆：

　　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只是谈肚子，那还比教三民主义的黄季陆教授差一皮，黄教授进教室，先见肚子，那身体还有大半天才进得来呢！

　　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张伯敏说手揉大肚皮而讲课事，但他忘了说姚从吾老师的牙。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N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理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

　　姚从吾老师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①。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这种露一截小腿的造型，今天大概只有郎静山硕果仅存了②！

　　何须化装？

　　我说姚从吾老师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陷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走，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

　　从吾师此次能脱离虎口，实其平日习于刻苦有以致之。从吾师到京后面告：开封沦陷后即思脱身之计，先将面粉十余斤炒熟盛于一布袋，另购木瓜若干，并将在德国购置之金挂表及安全剃须刀分藏于二大馒头内混于十余馒头中，化装为一老农，然后与三五河大学生乘夜混出城外，向东步行，遇难民甚众。从吾师虽居留北平及旅德多年，而乡音未改，头发斑白，随行学生均以老公公称呼，未引起他人注意。沿途以木瓜解渴，面粉馒头充饥。当时决心如被共匪发现身分，即用安全剃刀割颈以免受辱。开封归德途中，历经战火，十室九空，夜宿破屋，蚊虫丛集，白昼夏日高照，困苦可以想见，幸从吾师以最大勇毅精神度过此一长程，终安抵归德，询知国军周碞所部驻守，即往拜访，遂获护送至徐州。从吾师原有每日刮须习惯，今自开封沦陷即未用剃刀，到徐州时照镜见满腮于思，曾摄影留作纪念，剩余炒熟面粉也曾携至南京存纪念。

　　吴相湘老师这一叙述至为动人，但说“化装为一老农”一点，却引起我暗笑。——姚从吾老师根本就是一老农的造型，又何须化装啊！

　　姚从吾老师虽然厚实朴拙，但在生活经验上并非笨伯。傅乐成跟我说：“我伯父（傅斯年）说老姚愚而诈，他们河南人都愚而诈。”我听了大笑。我说姚老跟我说，他从开封逃难出来第一天，他走得很慢，并且很早就休息、不走了。同行的河南大学学生们都埋怨他。他说你们不读《水浒传》，逃难一开始不能走得太猛，平常不走这么多路，第一天就猛走，第三四天就走不动了。所以一开始要慢走少走，以后加快加多，才能走完。我说姚老在生活经验上，既不愚也不诈，虽然他实在不是做学问的料子，--他在做学问上太不聪明了。

　　人非狗熊，学乃狗熊

　　我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三期《五十·五十·易》里，收有我应《台湾时报》之邀，与一些青年朋友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读书当然很重要，但读书的方法更重要，这方法就是要不死读书。很多人书念多了，就从呆子变成了书呆子，像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是辽金元史专家，而元史却没有看过一遍，多令人惊讶！就好象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挟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来时腋下还是只剩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我看过太多这一类的人，我只能说他们选错了职业！

　　这里所谓“元史却没有看过一遍”的话，其实是萧启庆在聊天中偷偷告诉我的。萧启庆在《辽金元史》上，得姚从吾老师真传，也深知深通元史之难，他的悄悄话谅非虚语。虽然如此，姚从吾老师勤能补拙，在“发凡”上面，也自有他自己的成绩。吴相湘老师写《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民国百人传》第一册），说他“先后完成论文约五十余篇，均有关契丹、女真、蒙古史实之研究，特着此三大边族对中原汉化态度之演变。其所论述博洽精审。比较柯绍忞、屠奇、陈垣等诸氏著作有过之无不及。尤以对元代汉文化史之发掘，将元好问、李冶、张德辉、许衡诸人之苦心孤诣维护华夏文化史实表露特详，使今人了解中国文化学术在蒙元时代断而复续的关键所在”。用字虽不无溢美，但也有事实在。总之，姚从吾老师一生的学术成绩，我总觉得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

　　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86分、下学期88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94分，下学期86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94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2章第4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1118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见李伋《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蕉，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病。’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

　　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以后还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詹姆斯·法兰克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

　　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

　　不想当国民党了

　　姚从吾老师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

　　姚从吾老师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拉夫”，本来已是国民党的大将，吴相湘《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中说：

　　民国二十七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翌年，姚奉命在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支团部，旋又奉令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联合大学党部。从此，日以澄清左派职业学生之蛊惑、鼓励大多数青年勤学报国为目的。经常举行演讲会座谈会，沟通全校同仁及学生对国是意见。正气凛然，无所顾忌。左派分子唯有暗施攻讦而已。

　　可见他当年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他在三青团中这一地位，最后已被陈雪屏取代，但他与国民党的渊源却其来有自，固不简单也。他最后能当上河南大学校长，跟这一其来有自，自有关系。

　　姚从吾老师到台湾后，他跟国民党的关系，据他告诉我，已经疏远，他说国民党办党员归队时，他已拒绝办归队登记，他不再是国民党了。我一直以为这是真的。但他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赫然有“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我才恍然大悟他不做国民党，是树欲静而风不息的。虽然如此，但在我与他多年的交往中，他的党性却全然不见。我想他到台湾后，内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觉悟：他不想当国民党了，虽然他没有公开反对它。蒋介石要他做中央评议委员，他也没有拒绝。——从大陆时代大学里党部的负责人，到台湾时代大学里的全无党性，这一觉悟，不是很明显的吗？

　　胡适——姚从吾——李敖

　　姚从吾老师跟我的关系，一直与一个人有牵连，这人就是他的老师胡适。1957年3月1日，我大二的时候，就在《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五期发表我中学旧作《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颇有功力，引起海外的胡适和台湾的北大系教授的侧目。一年一个月后，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6月29日有追记如下：地质系讲师张凤栖托启庆送我胡适演说稿《历史科学的方法》油印本一册。这是胡适在四十七年4月26日在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四十七年度年会的演说纪录，也是我在大学第一次听胡适演说。演说后，姚从吾特别为我介绍，胡适立约我去聊聊。当天我们就在钱思亮家里，大聊一阵。

　　此后胡适一直把姚从吾老师视为“胡适——姚从吾——李敖”的关系，姚从吾老师也有视一同。我相信胡适以下，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姚从吾老师跟我的交情，也是在这一基线上发展的。这些发展，在我《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中，可以看到不少：

　　一、1958年11月4日——赴松山机场迎胡适，12时飞机抵北，我站在机梯旁，人潮拥挤中胡适叫我一声“李敖”，即被人海卷去，我先把玄伯先生接出，后姚先生言及我论文事，谓想请胡先生协助，问萧启庆是否告诉我？（萧启庆翌晨告我谓姚先生欲退居助教地位，想请胡适为我出题，指导作论文，姚谓他对此类题目无研究，且胡有兴趣于此种题目。）并鼓励我“好好干”，其意甚殷。胡适在候机楼对记者谈话时，答复他太太没来的事说：“女人家的事做丈夫也搞不清、管不了！”后与我握手，称“李先生”。胡适气色比半年前好多了。

　　二、1958年11月17日——下午萧启庆言姚老抄下我地址，准备找我，恰于傍晚与之同返家。姚老言与胡适论及我，胡适记忆我很清楚，问及我已否毕业事，并言其二三十年前一英文论文论及中国之婚姻现象，姚老谓吾是题若能写五千字至一万字以上，即可做之，他担心材料恐怕不太好找。他意思希望我换题，专搞一家之言，一人一书深入之。他与毛子水主张我研究元遗山之思想与著作。后同赴其家，以《国风》中缪钺之遗山年谱相假，谓此题可与胡适之研究计画配合起来，并谓他们提掖后进之意。后进者，启庆、曾才及我三人也。我意姚老不明吾于宋代婚姻，已有相当之研究及材料之搜集，其担心乃因不明吾乃“奇才”所致，他说他仍愿尊重我的意思，我则仍不想变题而作也。

　　三、1958年11月24日——上午10时在文学院草地上小坐，见胡适车来，因过与胡适谈天于文学院的拱门之下，他说：“李先生，你那长信我收到了，因为忙着搬家，所以没来得及回。”并问我府上，说我“说的是北平话，还有一点山东口音”。我告诉他我没去过山东，一直住在北平。又谈及敦煌卷中宋太宗3700多号离婚状等。他谈他刚写完给赵元任的祝寿论文，又加了一条补记，“昨晚三点才睡。”并约我星期天去他那儿，晚一点最好。并说吴相湘、姚先生已告诉他我正在研究贞操观念。他手中拿两本伪组织时期杂志（《中和》杂志）。我说：“您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四、1958年11月28日——赴姚先生处登记论文，姚不明吾题意，最后商量结果，订名为“宋代婚姻解消及其社会约制的初探”。并谓再写一份目次，他将送给胡适，问问胡先生的意见。言及故宫监守自盗事，“一笑缘”与欧美变相之妾（私通之盛）。姚先生手勤甚可佩，他劝我入研究院，并去中研院做事。

五、1959年2月23日——姚先生信来，打电话给陈淑平。写限时信给启庆（按：信是2月22日写给我的，约我们去听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演讲，讲题是《真的历史和假的历史》）。

　　六、1959年4月1日——午前与姚老谈，姚老多鼓励，并说胡适向他问我：“你们那‘胡适迷’怎样了？”

　　七、1959年4月8日——与姚先生谈。姚又要我去看胡适，并写一介绍信如下：胡颂平先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颂平兄：兹介绍台大历史系四年级同学李敖谒见，祈赐接谈。李君素钦敬适之先生，收集胡先生著作亦最全。胡先生待之如罗尔纲，唯尚未念完大学耳。彼欲谒见适之先生，请兄代为安排为感！祝近好！弟姚从吾敬上四月八日。

八、1959年4月18日——晨与姚老谈，又劝我看胡适，意谓胡颇欲使关系深切也！

　　九、1959年4月30日——上午10时后在台大医院四楼特别病房与胡适谈，先经与胡颂平秘书谈，时胡适正有客人，胡适之见我大呼“李先生”，请我坐，我说等一下，遂再与胡颂平谈。胡适头大而清、蓝袍、褐袜、拖鞋。他的客人走后，我们大聊一阵，他颇怀疑《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时代，我却不以为然。

十、1959年7月13日——晨与姚老谈文人性情，姚先生言增才（王曾才）等言我个性之强，一决定，任何人的话皆不听，此北方之强。个性强者皆易过度而流于不听人言。又言文人方能治史。姚老似有延我为胡适秘书之意。

　　“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虽然在这方面，我在日记中留有这些纪录；但在另一方面，日记中却也留有我对“胡适——姚从吾”他们的失望：

　　一、1959年2月24日——赴南港，听胡适讲演《真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做例子。与启庆晚饭于铁路饭店，并同逛街，赴植物园夜游甚快乐，又赴中央图书馆谈天。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二、1959年3月1日——傍晚覆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

　　三、1959年5月9日——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

　　这些日记表示的是：我显然不以“胡适——姚从吾”他们的水平为已足，也不以做学者、终老于史学学术研究为已足，我的目的是超越他们，是我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方向。虽然做学者我也满在行，可是，这又怎么够呢？

　　到了1959年7月7日，我把“‘宋代婚姻’研究计划”送给姚从吾老师后，第二天与他长谈四十多分钟，那时我又有感情上的其它原因，就决定去当兵算了、不考研究所了。7月10日有日记如下： 晨启庆携来姚先生信，力劝我不可放弃研究所。姚先生昨晚请其来舍找我，适我不在。姚先生今晨言赴校与我面谈，我却不欲见之。

　　就这样的，我就决定南下了。8月1日，我向姚从吾老师辞了行；2日就上了火车。当天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俊、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榘、王曾才、李耀祖等。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

　　送钱

　　1960年2月12日，我在部队里收到十日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

　　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象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到了9月，我北上一次。9月21日有日记如下：

　　上午与姚老头谈，老头又欲给我钱，并劝我明年考研究所，3月至7月他准备每月给我五百元，我当然不肯要他的钱，他又送我大陆杂志合刊。

9月30日，我收到萧启庆二十八日的信，有这样一段：

　　22日上午，到第一宿舍访您未遇，据他们说，您宿在老景家未回来。10点多回到研究室，章铨告诉我，我出去时您曾来过。我再四出寻您时又寻不着了。我们很久未曾长谈了，这次您北来，又阴错阳差地失去了和您长谈的机会，实在很遗憾。24日上午，姚老又命我送两百块钱给您“济急”，我知道您已经走了，而且，即使还在也不会收他的两百元，虽然如此，还是走了一趟，果真您已在前一天南归了，再回去向姚老报命，并把款子还给他，并代您谢了他的好意。

　　我在日记上说：“姚老头儿实太热情。”

10月30日，我又收到萧启庆26日的信：

　　昨日和姚老闲谈，据他说，胡大博士仍有意“栽培”您，但希望您读完台大历史研究所。姚老也为您想到解甲后的职业问题，他想聘您为国家讲座的研究助教，虽然规程仍未决定，但他认为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此，您便可以安心读几个月的书，而不必为酱爆肉担心了。他叫我现在不必向您透露，所以您去信也不必提起。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11月7日，我在营房里，借老士官刘云的灯光，写了一封信给姚从吾老师，这是我在他两次给我写信后，第一次给他写信，全文如下：

　　从吾师：

　　启庆来信道及老师托他送钱给我的事，非常感激您的关怀，四年来，老师对我的照顾实在很多，不论在治学上做人上乃至经济上，我都经常沾到您的教泽与鼓励。我不敢自诩您特别爱护我，因为您的热心使许多人都受到奖掖与实惠，但我又经常感觉到在您年轻一辈的学生中，以我受之于老师的最厚，而老师也关切我最深。在我五年大学生活中，没有第二位老师能这样热心指导我帮助我，也没有第二位老师肯这样不倦地一再照顾这个好立异、不大安分的学生，可是您却做得使我简直当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动外，不知如何答谢您的好意。柳子厚在他《与太学诸生书》中写道：

　　绳墨之侧，不拒曲木；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这真可说是老师对我的风度了！

　　读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在第二十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A teacher affects eternity; he can never tell where his influence stops.

　　我抄这段送给老师，谢谢老师！

　　李 敖 敬上

　　四十九年、11月7日夜

　　明年2月可退伍，最近又有提前于下月退伍之说，退伍后定将北上，面候起居。

　　马戈来信

　　因为那时候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尚在草创阶段，姚从吾老师为我出路打算，倒也不限于助理一职，他也想过推荐我去大陆杂志社。11月18日，我收到马戈16日的信，向我透露：

　　日前姚老来杂志社将兄论文持交主编赵先生，适赵不在，谆谆嘱我转告：努力表现，工作可以想办法，渠有意荐兄于敝社，弟当然欢迎，此事虽不理想，但以之待机，似仍差强人意耳。而赵先生看胡博士金面当不成问题——至于大作之精采处，渠定与姚先生一斑不解也。

　　马戈就是马宏祥，他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他和我在知识上都是前进人物，对“姚老”、“赵先生”（赵铁寒）诸公，我们都嫌他们太迂了。

　　萧启庆来信

　　12月11日，我有日记如下：“启庆来信，知‘研究助理’差使大概无问题，可谓好消息。”启庆信如下：

　　敖之：

　　很久未接到您的来信，谅是军务繁忙所致；大演习已竣，您可以好好休养一下了，有无北游的计划？

　　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工作不会太忙，不致妨碍您原定的计画，不必犹疑。助理有两名，另一名已内定为陶晋生。王德毅兄亦托姚老觅职，姚老想把他介绍入中央图书馆或大陆杂志（接老马事）。

　　近来情绪周期又届低潮，甚落寞，昨夜外出访友，找了四个人，竟然都落空，更觉难过。

　　兵役法将修改，学校中人心惶惶；首当其冲的是我，本来是第八期预备军官，现在可能要变为第×期国民兵了，想做硕士，结果竟连上士也做不到，祇有徒呼负负了。

　　下面有首油诗，是我们尊敬的一位长者的“文学”作品，写在他的日记前面，算是他的座右铭，作者是谁？我不必道其名，您看看诗便会猜出，而且您一向最“佩服”他的“文才”的。吾且慷他人之慨，抄在下面，当可供您解颐，诗云：

　　吃饭要吃饱，

　　午晚都睡好，

　　工作依时进，

　　余随自然了！

　　如何？猜出是出于谁人的手笔？

　　盼来信！

　　启庆

　　听孙英善说，您曾有作品在联合报发表，我可惜未看到，可否将“拔刷”掷下，让我拜读。

　　当晚“人静后”，我回信给启庆：

　　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事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耽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设想老头儿若聘了我，我工作不力，他一定不好意思解聘，只好暗中叫苦，那该多伤感情？除非我再花两三百元另请个“助理的助理”，专门代我捉刀，料理本师托我之事，我则从中净赚七八百元，亦一好生意也！哈哈！姚老既考虑至再，终托你问我之意，我“当然欣然同意”，烦你暇时可回复之，新年我将北上一次，届时可与之面商尺码，尊意云何？

至于启庆信中提到的诗，我一看即知“油诗似出自士鳌老兄手笔”，后来证实，我的判断不差，那的确是姚从吾老师的“文学”杰作。这一杰作，似乎修改本颇多，据方豪《我所认识的姚从吾先生》（《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说：“姚先生有一首通俗的养生之道的五言诗，常喜为人念诵，我即取为上联，另撰下联，不计工拙，凑成挽联如下：吃饭八成饱，觉睡十分好；按部就班去，听其自然老。书读万卷勤，文写百篇精；循规蹈矩来，看你平安归。”可见真有不同的版本呢！

　　《十三年和十三月》

　　1961年1月12日，《联合报》刊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五十年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已正式聘定四十二人”。我名列其中，助理一事遂告确定。

　　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对我这段助理生涯，有过“不安于位”的描述：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五十年2月6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飏。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三十八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忧宗周之陨”的孤愤。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它》，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都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能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我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象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格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象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文中一开始，就提到姚从吾老师：

　　王洪钧先生在二十五卷第七期《自由青年》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过，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他道：“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耽心的是，老年人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tch Gogol）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不准时发薪，活不下去了

　　《老年人和棒子》投给《文星》，在第四十九期（11月1日）登出。写作期间，我正给姚从吾老师做研究讲座教授助理。当时做助理的最大苦恼，是不准兼差，又不准时发薪。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们不同，他们有教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本薪，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自是一种讽刺。在这种情况下，我颇有改专任助理为兼任助理的意思。8月27日，我写信给姚从吾老师： 老师：

　　有一件事我一定得听听您的意见。

　　马宏祥在大陆杂志社的事他想让给我，业务不忙，同时可增加点编辑经验。

　　生活方面，如果兼任助理五百元和〔研究生〕研究费四百元没有变化，杂志社六百多元的薪水，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些现状：可以买几本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量买书了），同时还可以还还我几笔数目不算小的债务。此事即使赵先生同意，我也一定先取得您的赞同，您如果觉得不合适，我就决定不做，您能费神替我定夺吗？

　　学生 李 敖敬上

　　五十、八、二七。

　　一、严复像徐高阮已替赵先生找到。

　　二、岭北纪行我正赶阅，周六前可交卷。

　　五天以后，姚从吾老师回信如下：

　　李敖同学：

　　多日未见，为念。礼拜六来，亦未值，甚怅！岭北纪行校正各点，均佳，备见用心，识卓。您再拿去，仔细的加添标点，使成完璧若何？可即日来取（除礼拜四外，上午均在研究室）；因若送登香港大学五十年纪念特刊，本月中旬前即须寄去，不能再迟。

　　王德毅应留在台北，慢慢想办法。他去新亚恐无书可读呢！大陆事颇不简单，须多次畅谈，方能定。我倒想约赵先生到您那里消暇半日，但不知他有无工夫耳！吾弟应志其大者、远者：“不受三年苦，难得人上人。”幸多加自审，大原则能守得着，自可听从，唯不能太随便耳。一切面谈后，再说。专此即问

　　近好！

　　从 吾

　　五十年，9月3日晚。

　　胡适寄钱赎当

　　到了10月6日，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写信给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胡适。说你们这个不准时给助理钱的制度，已“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乡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 适

　　五十、十、七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副本给姚从吾老师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我中学的共产党老师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11月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是胡适10月29日写的，告诉我严侨没死的事。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在我10月10日写长信给胡适后三天，我做了一个副本，给姚从吾老师，并附了一信：

　　从吾老师：

　　这是我给胡先生的一封长信，详述我个人的历史演变，我特地做了一份副本，呈给老师看。

　　五年来，老师对我的赏识、指导与帮助，不论是无形的或有形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也不知有多少，最使我感谢的，乃是老师对我那一些“使老年人看来不顺眼”的行径能够容忍，我所认识的许多老先生们、老长辈们，他们似乎缺乏这种胸襟，所以一当青年人的行为与他们的看法有出入时，他们便感到不耐烦、感到头痛。

　　我怀疑我的许多想法与作法是否全能合乎老师的尺度，但我只是尽量尊重老师的意见，也许老师偶尔可以发现（例如对我毕业论文的是否发表，大陆杂志社的去与不去，一旦我发现老师的意见在“无可无不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宁愿采取那否定的一端，换句话说，凡是老师不太积极支持我去做的事，我未尝不想尽量不去做）。

　　如果老师看了我给胡先生的长信，也许更能了解您的一个不太争气的学生和他那段坦白的历史，也许更能对我的畸行与怪论做容忍的笑容，我期待着、我相信着。

　　李敖 敬上

　　五十、十、十三上午十一时

　　眼睛望着“高楼”

　　胡适虽然寄了钱来，但是，这种太老师救急、老师救穷的办法，我总感到不是办法，在11月25日，我终于又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信：

　　老师：

　　昨天午后就开始不舒服，头痛、发烧，今天上午打了一针，稍好。上午的课也歉未能来。

　　这一阵子您为了帮助我们几个青年人，伤了不少脑筋，从周礼以来，咱们中国好象是被死板的制度与条文迷昏了头，总爱把许多个别的（singular）事件活活用“文字障”拴住，无怪乎任何新的机构与用意都变成了过河之枳！（胡先生筹办长期会的本意绝没想到被人这样不灵活地运用！）

　　他们几位我不好代言，就我个人说，我诚恳地请您不要再为我的事伤脑筋了，对那些迷信制度与条文的官场中人，我觉得犯不上跟他们苦口婆心。我只相信骂他们才有用，——有效则未必，不过可以泄愤。

　　大陆杂志事正如您那封信所说，“颇不简单”，且从俞雨娣去后，我早就断了念，现在至少她用心在那儿做，我更不好背挤人的恶名。说句笑话，若不是那680元和每天一顿吃得还不坏的午饭吸引我这个穷光蛋，我对那副差使和环境，实在打不起多大兴趣来。对该社事，窃以吾人此后不宜再表示意见，免得赵先生暗怪咱们故意在“敲边鼓”，反正这年头，涉嫌“思出其位”的热心是使不得的！

助理事既好事多磨，对我个人的“出处”我还一点也没决定，如果说我内心深处在倚赖您替我决定，我一点也不否认我有这种倾向。几年来，犬儒（Cynic）式的多疑与尖刻，已使我不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您之外，还有肯支持我的老年人！（我要特别指出我用的是“支持”，不是“赏识”，“赏识”我的老先生也颇有一二，可是这对我这爱花钱的穷小子却爱莫能助。）

　　王静安自沉前几天曾给谢国桢写了一把扇子，他写的是陈宝琛的前落花诗，中间有两句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每当您刚走后，我关上研究室的灯和门，准备让夜色吞蚀我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高楼”中有点黯然，“大难”随时可以当头，可是由于您的支持，我总算觅得一块“净土”来安置我的肉体，我不是一个用功的人，我的身世与气质都使我怀疑我能否走纯学术的路，我的许多朋友是年轻人，年轻人自然有许多被老年人“奇怪”的苦恼，可是比起他们来，我的苦恼似乎更“错综复杂”，我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自豪的意思，摸索了这么多年，我毕竟发现我愈来愈渺小，而且糟糕的是，我又自甘于渺小，自知我不能不渺小，我用我那渺小的眼睛望着“高楼”，在我那渺小的头脑里，我是多么不愿浮现出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呵！

　　李敖 敬上

　　五十、十一、二五傍晚。

　　“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12月13日，我又有长信：

　　从吾老师：

　　东亚奖学金我没有申请，为的是系中只有四个名额，四位千金一申请，我的成绩单就拿不出了。不根据成绩单来衡量我的“成绩”，那恐怕是几十年以后的事。跟兢兢业业的女人争这几百块钱，又何苦来？我决心去教书，用真正的汗珠来换取我应得的酬报。也许那些钞票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我想起一件往事：今年2月我刚就任助理事的时候，本来是可以从去年11月起薪的，可是您为了不让青年人领干薪，宁愿晋生和我每人少拿一期（三千元），您从未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表面没说话，可是我心里很佩服您这种做法。

　　考取研究所前，我每月拿一千元助理费，我时常想，我的工作成绩值这一千元吗？拿这一千元我不惭愧吗？我的努力与一千元相当吗？我是一个领干薪的人吗？坦白说，我无法正面面对这些问题。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③。

　　如果这个标准达不到，我们不能苛求他的治学成绩。“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余字太重要了，余就是不朝不保夕，不寅支卯粮，不欠一屁股债。

　　乍看我穿的衣服，我花钱的豪气，我乡居的舒适，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如同没有人相信我对生活标准的看法一样。

　　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

　　房中有另外一个人，就看不了书，这是徐高阮的坏毛病，糟糕的是，我也有。

　　如果有人用租房理由来说我不能吃苦，而归咎于我闹穷的原因，我一定俯首无言。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汨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我的个性也不适合做学人的材料，我好对偏锋、我不扎实、我没耐心、我不满现状，我在各方面都没有根，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像是一朵小蓓蕾，花匠辛辛苦苦培植它，为了使它有朝一日开花结果，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花匠绝没想到这朵小蓓蕾竟会桀骜不驯地乱开一气，于是花匠灰心了，一任它去自毁、去夭折。也许相当的时日过后，花匠会发现，小蓓蕾的根性虽然顽劣，可是那坏泥土也有问题。于是他用痛苦的笔调，写一篇“伤仲永”，为那早凋了的小生物叹几口气。

　　看到我这样任性，您一定要叹几口气的，您未尝不热心地盼我有所憬悟，因此您在上次给我的信里，很坦白地写出“唯不可太随便耳”的话，我一点也不否认我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我也不否认我做事有一点拆滥污的习惯，这种人和这种习惯若想投身社会，三两个月就会被人解职的。我像一只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古道热肠的老师未尝不给我一点点化，但我的性格似乎又不是安贫守素派，贫使我不安，素使我乏味，我知道我冲不出这层玻璃，不但冲不出，早晚还被苍蝇拍子打下来，在我眼中，我的前程不过如此，既然这样，我何不干脆倒行逆施，落个痛快？

　　十个月来，您对我的奖掖，对我生活的安定，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还会永远感激，在我解甲归来刚要涉世的时候，您给了我这么漫长的一段轻松而有益的生活，使我不致做那些纯为了生活而做的与个人兴趣毫不相干的事，使我有限的青春不会掷诸虚牝。更可贵的是，您并不因我的工作不力而说一句责备我的话；也不因我的懒惰和立异说一句责备我的话，让我“行有余力，则以跑野马”。十个月的日子不可谓不长、十个月的包容不可谓不大、十个月的麻烦与操心不可谓不多，十个月了，我如何还能再老下脸皮累您呢？看到您为助理事烦心，我就觉得不安，我觉得现在正是我“请去”的时候了，所以后来当您把每人每月送三百元的计划一提出来，我就一口谢绝，我不愿我继续这样累人。

　　十个月来我不相信穷不能为学，现在我相信了，至少我相信它使我的学问的成绩大打折扣，过去我奋斗、我挣扎，为了不让米缸和当票困扰我做学问的情绪，现在我不奋斗了、不挣扎了，我决心去做一个中学教员，把我的青春与活力埋葬在另一代的愚昧底下。疏远学问虽然痛苦，可是当我发现胃口和帐单使我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时候，我只好安慰自己说：“这是暂时的！”虽然我明知道，青春也不是永久的！

　　北商事如有眉目，请您随时通知我，我不必套用感谢的词汇，因为您对我的支持，绝不是任何抽象的字眼所能表达的。

　　我知道我使您失望，我知道我对不住您。我倚恃着您的大度与好意太久了，在我即将离去的前夕，我不能不向您详陈始末，用眼泪来结束我这十个月的助理生涯，那是我对您的最好交代了。

　　李敖 敬上

　　五十年12月13日在碧潭

　　沈刚伯做手脚

　　写上面这封详陈始末的信，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我考取了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北商（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大哥出国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

　　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在我13日给姚从吾老师长信后，15日他就写了这样的信：

　　李敖同学：

　　函悉。今天下午研究教授薪金发放了，特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杨培桂事，本校行政会议已通过，长期科学会当亦无问题。但等他正式来任职，您到北商上课，恐怕要到明年一月以后了。这两个月中，尚请加以格外注意为要！这是事实问题，应有安排才好。凡所触及各点，均有同感，然一时弟亦无其它善法也。诸维

　　善自宽解为嘱！

　　祝近好！

　　姚从吾 五十年12月15日下午

元朝秘史等不用时，可否即便中归还研究室，因常常用作校对也。又及。

　　一天三封信

　　姚从吾老师15日写这信后，他很焦急，在16日一天，连写三封信给萧启庆： 启庆兄：

　　李敖兄这些日子怕是够苦的了！一切意外的不凑巧，让他陷于困境，颇不应该。我昨天下午方领到研究讲座的补助费，特提出一千元，请您给他送去，稍济眉急，如何？（并可便中劝劝他，研究一个办法。我想：明年一月间，大致均可好转了。）

　　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祇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希望转年一月内，将北商分校兼课事有个决定。杨培桂事早日发表后，也许对整个的小局面会好一点！余面谈。——这一礼拜天（17日），忙急了。上午开校务会议，午间北大同学会在静心乐园聚餐，为胡校长过生日。晚间河南大学同乐会。我将款交付我的厨子老李，他终天在家，随时可取，取出，即刻与李敖送去，并可以同他谈一谈。匆匆即问

　　近好！

　　姚从吾 五十年12月16日10时半研究室

　　前日一信，不知收到否？我们可以面谈。——从吾。

　　启庆兄：

　　李敖怕是很苦了，今天没有来上课。（我有一信寄北投，不知收到否？）我昨天领到补助费，提出一千元，请您给他送去。您可和他谈一谈，劝劝他。我想：转过新年，一月底或二月初，总该可以好转了吧？余面谈。我这礼拜天（17日）特别忙，上午开校务会议，午间北大校庆，在静心乐园聚餐，并为胡校长祝寿。晚上在师大礼堂河大校庆。我将款（一千元）交付我的老工友老李，您明天（17日）随时可以来我家讨取；取出后即可一直送给李敖，并和他谈一谈。我也许下午3时-5时在家，但也不一定。你劝他收下，并好好劝劝他。我们改日在研究室详谈好了（除二、四外，均在研究室）。专此即问

　　近好！

　　姚从吾 五十年12月16日上午11时

　　启庆兄：

　　我明天上午要到台大（校务会议）、医院、静心乐园等地，下午3时方能回来。您若能便中来谈，甚盼！（不然，下次谈也可以，并无他事，只是想研究研究对李敖有何好办法。）

　　我希望您即日能去看看李敖，把这一千块钱留下。我想他是很需要的（作为借款也可以、补助也可以）。我未能替他想个好的办法，甚感不安！

　　教书事，杨培桂今晚来了，他说愿意与李敖谈一谈，想个切实些的办法。杨住三重私立金陵女中（详细地址，在研究室，我可以抄给他），可以约谈。总之，您好好的劝劝他，做些长远的打算，光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可以把实在的话告诉您，凡能做到的，我都可设法。不能做到的，也可由你转告他）。写信容易断章取义，不是好办法。费心之处，至为感谢！即问

　　近好！

　　从吾手草 12月16日晚10时

　　五天三封信

　　萧启庆那时正在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

　　敖之：

　　昨天接姚老“限时专送”，嘱我送一千元来，算是他给你的补助，并要我劝劝你。今晨到姚宅，他却开会去了，取了钱送来，又遇不着你，我这个“和平使者”注定是失败了。我也不清楚，你们老少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芥蒂，但依他的信看来，他确实有诚意帮助你解决问题，近来我寻不到请假的理由，无法来看你，希望你能把近来的苦衷写信告诉我，能让老朋友替你分忧。

　　一千元交给〔房东〕李小姐，请她转交给你，请你收下，我想你一定不会与我这个“和平使者”为难吧！姚先生写给我的两封信，也附在这里，以便你明了我此番“出使”的原委。

　　此番本拟乘便来赎休学证，竟也不能如愿。

　　盼来信。

　　启庆 五十年12月17日午前留

　　敖之：

　　昨晨到敖傲楼拜访，不巧你出外“请客”去了。我只好把姚先生嘱我交给你的一千元补助费，托李小姐转交给你，并留下了一封信。

　　夜间回复兴岗后，又看到姚老的一封限时信（这封信和给你看的那封限时信同时，因径寄复兴岗，我已回家，未能看到），他说，你日前曾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很使他“感动”，所以非常愿意为你解决问题，看他的语气是极端诚恳，希望你不要拂逆老先生的一番好意。

　　我把他的限时信附在信里，供你参考，请你看完后，连同那两封，一齐掷还给我。

　　颇想和你做一长谈，苦无机会耳！

　　盼来信！

　　启庆 12月18日

　　敖之：

　　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姚老要你径自和杨培桂“联络”，并要我把杨的地址转交给你，附在信里。

　　星期六的专题研究，因姚先生有事，暂停，你不必去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启庆 21晨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吴相湘之言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是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餬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的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开国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分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乘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

1962年1月29日，姚从吾老师送来一千元，并附一信：

　　李敖同学：

　　旧历年节，习俗相沿，恐亦有种种用项。兹奉上积存新台币一千元，聊供需要。在陶先生处工作尚未正式发表之前，区区之数，尚望节用，以免陷于困境。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努力考试留学，期为国用。专此即问

　　近好

　　从吾手启 五十一年元月29日下午

　　再一者兄应善用才智，志于大者远者，切勿沾染骂人恶习，尤忌常作辩难文章。像近日一二野鸡学人，下流乱骂，连村妇都不如，自当以为戒！钱宾四先生近来专心办新亚，理应加以尊重。各行其是，不应无端招骂。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尚祈三思！顾某亦不值得一提；提了他不反是替他做宣传了么？凡此均恳专予考虑为要！又及④。

　　“并藉此研究民国史”

　　两天以后，姚从吾老师转来陶希圣的信。原信如下：

　　从吾/相湘学兄赐鉴：

　　兹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一千元敬请执事通知李同学自二月份起来会工作为荷专此敬颂

　　春绥

　　弟陶希圣 启五十一年元月31日

　　姚从吾老师在陶希圣信上加注：“李敖同学：顷接吴先生通知，敬转上，希即前往该会接洽为感！姚从吾元月31日晚。”并另给我一信：

　　李敖同学：

　　今天下午寄一信，谅收。这是早些时日的安排，您正需要，敬请千万不要客气。因为新工作做津贴是不会即时发放的。

　　开国文献会的工作从2月开始，甚慰。这是要感谢吴相湘先生的。他说要通知您，现在再将陶先生的来信附上，以便前往接洽。我希望您能静静的考虑考虑，集中全力干一下子；并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同时对于英文也望继续努力，期能自由运用。如此一两年后，民国史有了底子，且可考取留学。这对于您应当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兄要善用才智，把握住这个机会，先在民国史的研究中有些卓越的表现，将来成功是可以预卜的。

　　宋会要稿、宋史目下不用时，尚望便中送还。研究室桌子上的书，也应当清理一下子，使各归原位。您还是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盼望随时赐予启导与辅助。专此致念，并祝

　　春节中一切如意！可否回台中省亲小住？

　　弟姚从吾手启 五十一年元月31日晚

　　同一天，我也收到吴相湘老师的信，全文如下：

　　敖之同学：

　　顷接陶先生来信已将弟工作安排，每月津贴一千元，自2月1日起开始，望即于明日前往仁爱路2段9巷27号该文献会为要。从此安心工作，切忌多言，得来亦不易也。专颂

　　进步

　　吴相湘 1月31日

　　此为赠弟最佳年礼。

　　明上午去如陶先生不在会，找熊守晖先看高荫祖先生，再约定时间。

　　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

　　我2月1日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⑤。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餬口，并且“藉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

　　事后回想起来，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我⑥。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住。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因为与办公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把新店狮头路租的房子（每月二百元）转给陈鼓应，迁回台北。住进去后，罗家伦、陶希圣上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的大幅裸体女人，两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

　　开国文献会

　　蒋君章在《伤逝集》中有一篇纪念罗家伦的文章——《悼念罗志希先生》，回忆说：

　　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

　　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会中专任人员只有三数人，其余都是兼职。而在编辑方面除国史馆和党史会的工作同仁协助一部分外，两位先生有意栽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大约是在中华民国五十年的四月，在仁爱路与杭州南路之交，租有办公室，在楼上办公之最初，我还不知道我所任的职务是什么？

　　蒋君章的书是1979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我一直以为它的预算只来自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的学长）、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衙门而已，表面上托之于“执政党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骨子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这话有语病。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它全不是，后来龚忠武、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餬口）。会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从没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糊涂。我知道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胡秋原有“幻想的被迫害症”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发表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4月1日）就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等，我的文章，笔锋所指，一直风光与风波不断。在被我批评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别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又参加闽变叛国，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persecution mania，也就是躁狂症、被虐狂），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 persecutor）。他公开中说文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C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猘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⑦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4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陶希圣乘机拉我入党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真是好玩！□人猜人心理殊可怜恨。他们总以为一个年轻人不能独立为文，此实□人心理。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10月3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

　　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子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乘机拉我入国民党！早在7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入党。我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出国理由，拉我入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荫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也是要我入党，说入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的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街231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感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象愈来愈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

　　离开文献会

　　1963年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执行秘书约我，出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已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我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好意，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干干脆脆的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请吴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道他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的告一结束，可叹可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1至3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阮继光、向泽洲、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发誓不归”等二词⑧。

　　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留名片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梁实秋秘密写信

　　早在7月18日，陈立峰就让贤，荐我为《文星》主编，我不肯。这时萧孟能力邀我任《文星》主编，我仍不肯。

　　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他吃饭，他说他佩服李敖，盼能约李敖一起吃。5月8日，我在心园同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座有毛子水、吴相湘等。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绝口不提我离文献会事，我也绝口不提。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⑨。8月19日，我收到姚从吾老师一封信，全文如下：

　　敖之吾弟如晤：

　　上礼拜天遇得真不巧！边疆历史语文学会上午九点半请李宏基先生讲演，题目是：“鲜卑柔然时期的蒙古”，指定由我充当主席。我因天热，精神不好，改推札奇斯钦先生。但来不及通知了，须由我当众宣布，札奇说：能出面。所以当时我非九点半赶到不可。我那几天正想与您谈一谈，不料因种种限制，没有如愿！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健、陈盘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的说，都欢迎您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您把他骂得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的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58分，一次考了62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七八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你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带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情。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中华杂志》今天看到了，“历史学与其方法论”，仍是百科全书式的漫谈，新旧杂揉，无所不包，实在博而寡要，式证Ranke的话（五页）所差尤多。不过，还没有涉及近日争端；但愿大家转移目标，研究学问；在研究工作表现中见个高下，这将是各方面所盼望的。

　　看见萧启庆兄了没有？这几天太热，我也不常在研究室；美使馆万一有些麻烦，仍须平心静气的善意应付。听说：年轻的美国小官们，对拿到奖学金的人，往往有意留难。希望您能在旁多给他些安慰、劝说才好！

　　和解事，究如何？交由高应祖（？）先生办好了。那样办行不行呢？我大概每周二、四、六上午在研究室，能光临一谈，至盼！

　　祝您近日一切如意！

　　姚从吾手启。 五十二年8月18日灯下

　　引狼入室与放虎归山

　　姚从吾老师信中提到毛子水谈到“雪亭先生”（雪艇是王世杰的字）所说的话，是有一段故事的。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入了。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出。

　　8月20日，我终写了这样一封信：

　　从吾老师：

　　昨天接8月18日三页赐信，深觉知我者莫过老师，在蜚短流长中为我苦心擘画者亦莫过老师。内心的感觉，自然不是几个“感动”“感谢”的词儿所能表达的。

　　我思索至再，决定南港事不必再使人为难了。在胶着状态下，目前似乎正是“与人刃我，宁我自刃”的时候。

　　我正式请您便中代达此意给济之所长、雪艇院长，和许多该真心感谢的先生们。

　　记得一百多天前，我离开文献会的时候，曾向负责人说：“我是‘乖巧’的人，对于我，一切决定，给我一点暗示我就知所去留了，不必列举任何可笑的‘罪状’！”

　　在这一个多月的“酝酿”里，就算是“耳食之言”，我也听了不少了。我最后不得不感到：“罪状”也好、“暗示”也罢，好象够多了！我该实行我的“乖巧”了！

　　我可否请您主动向负责的先生们提出：“李敖不守信用，说来又不来了！”

　　这个“失信”的理由，也许可以使别人如释重负，使我走下台阶。这个理由，比起一些“难驾驭”呀！“大逆不道”呀！“官司未了”呀！……等理由，岂不更好？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的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际是官司过后），我们请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

　　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这是古话所说的“贫贱者骄人”！这是一个有人捧骂无人敢请的臭文人的一点臭架子！

　　也许，我的“罪状”多得很。可是，我多希望那些张九龄诗里“相猜”的动物能够真正发掘出我的“真面目”。——他们若吸到我的真髓，击中我的“劣迹”，我就算悻悻然小丈夫，也心服口服。可是，他们像长舌妇一般的搬弄的是什么？能使我不暗中好笑么？能使我这没修养的人不出尔反尔么？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反对我乱写文章的？谁会知道您压根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可是，事实上，这个黑锅您一直背着，甚至殃及流弹，一次又一次。您有雅量，沉得住气，可是我要说，我没有！我要向那些诬我有幕后人的□人们战到底！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感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持我，可是我亲眼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委琐信——一封毫无太学祭酒风度的——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三分之一都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姚从吾如何，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觉得：姚老师即使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也是一个不好事的人。这样一位老先生，非但不会有心情来唆使我，甚至要等梁实秋先生出面替自己学生说了话，他才肯帮自己学生进行这块安身立命之地。他不肯像别的老先生一样，顶着自己的学生硬进中研院，——“看你们收不收！”而中研院助理员级或助理研究员级的“青年学者”们，有几个不是这样顺利进来的？所以我感慨，这样一个谨守法度的老先生，这样一位导人以正谊的姚本师，居然还被□人们误会成阴谋分子，这不是冤枉好人吗？一年半来，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适、曰姚从吾、曰吴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圣。此五位先生，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天下自有公论，不过扯在我头上而说唆使云云，则完完全全是厚诬！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谤，也不甘心我个人横被打手之恶名，故此诬陷奇案，我非打个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处白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紧敛，忧心忡忡，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此事形同春梦一场。春梦醒来，恍悟儒林内史，还如一梦中。多谢老师，并请代向毛先生、吴先生分致谢意。

　　李敖 敬上 五十二、八、二十。

　　“四席小屋”日记

　　我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时，正是我的“四席小屋”时代。“四席小屋”坐落台北市新生南路3段60巷1号，是一长行对排木屋的一间，后来台北繁荣了，对排木屋也给拆了，原址也盖了大楼房了。我在“四席小屋”时代，留有完整的日记（1961年2月16日到6月19日）。日记中有一些与姚从吾老师周旋的片段，集中起来，倒颇有趣：2月17日——夜与姚先生谈：1.雷震写信给王云五，姚说雷震无殉道骨头还硬打起殉道招牌。2.随我自由研究，在一块大园地里随便种什么。胡先生说的也不一定对。姚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可能现在对将来就不对了。3.胡适之初有揽我之意。询我地址，姚知我写东西给胡之事，姚以我在军中，接胡信殊不便。4.目前4、5月内姚只想给晋生工作，似不想给我工作。5.为不领干薪，姚拒绝了去年8月起给我薪水，结果六千元失掉了，姚老此作风甚令人佩服。6.吃橘喝茶。7.姚说钱可先支。8.胡问我老子名字，姚答不出。

　　2月21日——启庆早来，同赴校，借五百金，姚老头竟要我开借单，真是可恼可笑，思将珂手中之一百美金转借，乃去第九宿舍。见到黄小萍，还是很艳，——她们的外表何等有生的兴致！认识张忠栋，想不到竟是张忠娟的表哥！他说早已久仰我了。在第九贴布告“招寻施珂”。

　　2月25日——去姚家还钱，老头儿吃喜酒去了。

　　2月27日——午与善培合宴启庆于寿尔康，归与启庆品茗谈，再赴校找姚老头，还钱他不受，他言对我之信任与能力之期许与赞扬，又写名片介绍蒋复璁，翻看东方杂志后归。

3月1日——午前与晋生同骂老头儿，老头儿们唯恐青年人有钱。

　　3月2日——在福利社小坐，又亮来。转赴姚老头那儿，我攻讦〔救国团〕“幼狮派”，他劝我“广结善缘”，真乡愿之言也！

　　3月4日——第一次与姚个别谈话，他似仍不赞成我的婚姻研究，此人真迂！姚老头欲我读宋史，思作“宋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用统计方法。

　　3月11日——与姚第二次谈，甚洽，他甚至不知〔胡适著〕有The Chinese Renaissance，甚赞同吾译，谓可设法印出，与晋生谈甚久。

　　3月14日——晋生中午送来取款单，下午取三千元，生平第一次领到薪水也。姚老头约下午去值班，写文章事大令我不快，最后他的“一句话”也变为“不要告诉我”了，我今天真不愉快，真想挂冠去。我提出傅〔斯年〕、芮〔逸夫〕反击他，他说很难很难。老混蛋！（这天的日记背景是：3月12日的《联合报》上登出我的《独身者的独白》，我拿给姚从吾老师看，他大激动，说做助理不可以在外发表文章！“一句话”，要发表文章大家就算了。我当即表示请辞之意，他忽然把话缓下来，改口说，你去写就写吧，但是“不要告诉我”。）

　　3月18日——午前个别谈话，姚给我带来宋史，并给我看他的本子中记不再过问我私事那一段，以及我批评丁文江传记等事，此公做考绩似是好手。彼言胡适问我在报上发牢骚，头绪甚多，不知何故牢骚？牢骚何所提？姚又言发表文章亦一佳事，盼用笔名。

　　3月25日——强起赴校，万万想不到老头儿竟花了三千八百元买了宋会要八巨册，他的热心真教人感动！他真会暗中办事情！不动声色把事办好。他问我读宋史情形，我委蛇一阵，遗旧作与之。

　　4月8日——姚持王洪钧文给我看，我立即想作一文抒感。姚攻击庄申甚力。

　　4月15日——一早即被叫醒。与姚谈，我说张其昀做得太多，梅贻琦做得太少。

　　4月21日——晨起抄完给林海音信：……我现在的正式头衔是“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国家研究讲座教授助理”，专门给一个老头儿（姚从吾先生）打杂，跟比我大四十三岁的老派人物做事，自然免不了起纠纷。一天他忽然怒冲冲地问我说：“你为什么在‘小报’上发牢骚？胡先生（适）在医院里看到了，他问我李敖年纪轻轻的，发什么牢骚，整天挖苦女人，不好好搞历史，为什么？”他颇有干涉我写文章的企图，认为我既是“专任”的国家助理，就不该分心写小文章，认为我不该跟“那些文人”（您可以想象他说这四个字时所发的鼻音）来往。最后他发现我没有悔改的意思，很不高兴，我现在也萌求去之心，这可说是联合副刊的“外一章”罢？

　　4月22日——上午谈话，老东西谈留德往事，兴奋得一塌糊涂。

　　4月29日——午前与姚谈，姚言胡适〔前〕欲写信给我，他阻之，以我在军中也。

　　5月2日——老姚穿冬天西装搧扇子，午间告我罗家伦欲延我去国史馆，他为我回绝，言我乱写文章云云。总之，他老头子扣住了我，别人休想染指矣。

　　5月6日——给姚看给胡诗，姚笑不止。

　　5月13日——午前与姚大聊天，他骂女学生是“文化花瓶”，我大谈写历史家情史。

　　5月17日——姚教我去福州街26号访胡，言胡又问到我，姚向胡说我不复为文矣。胡怪我文颓废，姚向胡言我努力，胡言年轻人当努力。

　　5月18日——在老头儿室中一整天，看他四十四年的日记，记老李（玄伯）无耻、记老钱（思亮）反胡、记他偷看儿子日记。

　　5月20日——向方〔豪〕、姚谈“你们不肯交给我们”。黎敔荣相当可爱，皮肤又白又细，安安静静的，说话轻轻的，看人笑笑的，我帮她放书：“中间下面的，插进去就对了。”老姚亦怪我不搞正经题目，走偏锋，“不要在旁边搞，当正面搞进去。”

　　从上面这些片段日记中，可以看到姚从吾老师和我之间的许多画面。这些画面是矛盾的、生动的，正是我写《老年人和棒子》的张本。姚从吾老师也有他不严肃的、活泼的一面，我写《方神父的惊人秘密》时，写方豪老师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姚从吾老师也庶几如此。我觉得他的学生中，只有我能窥探到他的另一面，我觉得他的伟大也正在此。

　　李敖不出局，又谁出局？

　　我去文献会后，姚从吾老师1962年1月31日给我的信上说：“您还是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盼望随时赐予启导与辅助。”这话说得太客气了，不过就我在他身边的奇怪地位而言，倒也有几分真实。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钥匙，本来只他老先生自己有，我在1961年10月14日日记上记：“今天起开始‘上班’，老姚看了我的信，似颇友善。说动他配钥匙，札奇也借了光。”札奇是札奇斯钦，1934年就在北大做姚从吾老师的学生，可是他连研究室的钥匙都拿不到，就此一小事，可以看到姚从吾老师对我多另眼看待了。

　　“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共六人，姚从吾老师、札奇斯钦教授、王民信（历史系1954级）、陶晋生（历史系1955级）、萧启庆和我（皆历史系1958级）。姚从吾老师提议合照一相，我们就在傅园照了两张。1971年4月15日，治丧委员会编印《姚从吾先生哀思录》一书，刊出一张合照，标题“五十年5月先生与札奇斯钦、陶晋生、王民信、萧启庆等合影”，照片上一共六人，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人变成了失姓失名的“等”，此人即李敖也。史为鉴有这本哀思录，他借给我看，并在扉页上批曰：“小心眼的台大”；又为此事写一小文，为我不平。其实这尚不止学术界的心眼问题，还有胆量问题。盖哀思录出版之日，正是我被捕的次月，现代齐太史晋董狐们，不乘机削去李敖，还待何时？犹忆1964年2月20日，萧启庆看了我批评台大文学院的文章——《论“占着毛坑不拉屎”》，自美来信说：“‘不拉屎’一篇已拜读，很多意见我都佩服，但说实在的，像老友这样随地大小便者亦少见也，——一笑。”台大是何等清高的学术修院，岂容李“智深”“随地大小便”？所以，一旦姚老灰飞、李敖烟灭，李敖不出局，又谁出局？

　　哀思录中有一篇赵铁寒的《悼念一个纯粹的学人》，内有一段，最堪玩味：

　　他对于青年朋友——尤其对于才气纵横的青年朋友，扶植奖掖，无所不至，到了“溺爱”的程度，我们都知道有几个霸才横溢“不安于室”的人才，在初期都多少受到他的宠爱，他肯到处游扬说项，唯恐不能吹嘘他们直上青云。有人以为是他的盛名之累，但他却既不沮丧，也不灰心，再有这样的人才，依然照捧不误，这正是他的可敬可爱处，是别人所不及的地方。若就此便断定，说他不喜欢埋头苦干做学问的青年，那真是个天大的误会了。

　　赵铁寒这里把“霸才横溢‘不安于室’”的“人才”写成多数，显然意含冲淡，事实上，姚从吾老师一生中“溺爱”所及，只李敖一人而已。我想姚从吾老师一生安于室，也许在潜意识里，对“不安于室”的“霸才横溢”的学生别有宠爱，相形之下，反倒“不喜欢埋头做学问的青年”，也未可知⑩。

　　姚从吾老师的前后变化

　　我久在《文星》兴风作浪后，姚从吾老师目击我无法在研究机构做学院中人，也就不再妄费心机。相反的，他看到出自他门下的李敖，在思想界、文化界中每月如此风光，他也未尝不认同我的路子了。1963年10月9日，他有信给我，全文如下：

　　敖之吾弟：

　　读近作《蒋廷黻和他走的路》至佩。小兄近日忽有一题目，非吾弟的神笔不足以暴露与发挥，即“西贡佛教徒（和尚）自焚之谜”是。愚意：此事离奇，极类十余年前北平沈崇被美“兵”强奸的案件，是国际共党的毒辣阴谋，主旨在倒美国阔少爷的胃口。不惜想出种种似是而实非的毒计、歪主意、有刺激性的行动，来愚弄美国人；迫使他们拔腿就跑，不管东南亚。那么国际共产党就可以蚕食鲸吞东南亚，甚至全世界了。大家试想一想：1.佛教本身是消极的、与世无争的、出世的、四大皆空的，他们会与政府争权么？会争待遇么？争权、争待遇，只有欧洲的天主教、耶稣教徒了。2.争待遇，又问政治，为待遇而自焚，尚算是好和尚么？3.中国是“礼义之邦”，素有排外积愤，又重视“处女”。……刺激中国人、污蔑美国人，沈崇案子是最好不过的题材了。您想一想，美国兵在东交民巷附近强奸中国的女学生，这有多么刺激！于是大吵大闹，中国青年、妇女、学生……都中邪了、都疯狂了。美国大少爷在当兵说，是高贵的。完全是为国家、为正义牺牲的。一旦诬赖他们，当然好鞋不踏臭屎，倒了胃口，一怒不管了。4.对于今天的越南，佛教自焚反政府，真是再好没有的好题目了。试想一想：年轻和尚坐自乘车到广场自焚，并有人事先打电话告诉美国的摄影记者们，说是你们到某某广场采新闻去。这不是有意捉弄、有意骗人是什么（详见本年10月6日中央日报等）？结果呢？美国新大使洛奇虽深深关怀其中的政治意义（6日中央报二版），但美对越经援陷于停顿了（8日中央报六版）！至于吴廷夫人的有理不会说，瞎嚷瞎叫，也是倒美国人胃口，使共党阴谋得售的一个主因。这真是另一个大阴谋。至希

　　吾弟运用神笔，写一两篇文章，在联合报与文星发表。这是有关祖国前途、亚洲前途、世界前途的一件大事，敬希赐予注意是荷！

　　祝您近好！

　　小兄姚从吾敬上 五十二年、10月9日晨7时

　　从大力反对我写杂文，到鼓励我“运用神笔”写杂文，姚从吾老师的前后变化，也就呼之欲出了！

　　《文星》垮台以后

　　到了1965年，国民党终于动手，停刊了《文星》，我前后四年的《文星》风云，自此告一段落。但是国民党不放过我，1966年，我的《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文化论战丹火录》、《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11月5日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装订厂被治安人员抢走。《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它》、《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罢》等书全被查禁。同时警总开始一再“约谈”我，均于当日放回。“约谈”重点是追查我十八岁时想和严侨老师偷渡回大陆的事。到了1967年，国民党加紧算旧帐。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交侦办我，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自此官方正式配合胡秋原等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到了1968年、1969年，我只能靠贩卖旧电器等维生，同时也卖《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书，我动用了一些老关系，姚从吾老师也是其中之一。我虽久没见到他，但从下面1969年傅乐成、吴相湘两封信中，也可看到不少旧情在：

敖之兄：

　　大札已收到。嘱转姚老之函，亦于年前面交，诸请释念。据姚云：台大历史系现无此经费，当向清华一试，并想与兄直接谈谈。如兄有急需而数目不大，他可设法。此事弟当于近日再加催促，如有消息，立即奉告。师大方面弟尚未问，因去岁弟介人兼课，碰了钉子，以是不敢贸然尝试，一二周内当婉转询问。

　　某君结婚事，诚令人不可思议，兄之问题，友人皆有同感，非请其亲自作答不能明其奥妙也。(11)

　　再谈顺颂

　　春祺

　　乐成五十八、三、一

　　敖之弟：

　　昨见老师谈到图书集成，他说其研究室拟购买，正设法请款，另外向一德国人推销，也可能有成交，我为着让你请我听歌做“叔叔”(12)。自然会催促成。

　　见李翰祥时无妨提及可否拍香妃，因郎世宁画高宗香妃行猎图在台北，我可设法借摄，如有意，约会先谈谈也好。祝

　　好

　　伟士 四、十二

　　老师问我：见到你的女朋友没有？

　　最后一封信

　　我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后十三天（1961年11月13日），在文学院走廊上与殷海光老师谈话，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老师叫住他，指着我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老师立刻答道：“你们两个都是奇才！”不幸，殷“奇才”在六年后病倒了。1967年4月27日，我去医院看殷海光老师，碰到姚从吾老师也来探病。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晚他写了一信给我，那是我收到他最后一封信：

　　敖之兄：

　　许久未见了，今晚在医院殷先生处会面，甚以为慰。弟研究室旧有周密的《齐东野语》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不知兄用过此本否？他是南港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藏书，现在追索。若能帮同一找，感德无量。又，近印出《余玠评传》一本，谨奉上，请多多指教！（将来印书时，当即吾弟大作收作附录，请允诺！）

　　祝近好！

　　弟姚从吾上 五六、4月27日灯下。

　　姚从吾老师说要把我的“大作”收作附录，指的就是《余玠人格品质的分析》，这篇文章是我1962年1月16日写成的，是我在他课堂上的一篇报告。姚从吾老师在生命晚年，犹不忘记我的“学术著作”，他对我的期许之殷，真可说不易其志了！

　　从“从吾所好”到“从敖所好”

　　1970年1月里，彭明敏在全天候被国民党软禁下，神秘偷渡到瑞典，并取得政治庇护。消息传来，国民党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由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了我十四个月，直到我在1971年3月19日被捕为止。

在我被软禁期间，我跟素少来往的师友更无来往了，只因我的小情人小蕾家住吴相湘老师对门，吴相湘老师传过一两次话，表示关切。这年4月15日，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白首穷经，忽然坐化，以七十六岁之年，死在书桌之上。消息传出，我自有隐恸。公祭前夕，吴相湘老师转告我弟弟，建议我化装去偷偷行个礼。我没有接受这一建议，我没有去。——我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用世俗方式，来表达我和姚从吾老师的一番交情呢？

　　姚从吾老师有一方图章，上刻篆文“从吾所好”。《论语》上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家都以为姚从吾老师好读书、好学问、好史学方法、好辽金元史。……但是，对我说来，我却相信在这些以外，他别有一小好，那就是他一直对他一个学生的“一往情深”。也许真的原因，只是他自己“霸才无主始怜君”的一种投射，——李敖的霸才真的吸引了他，把他搞得昏头转向，从“从吾所好”转变到“从敖所好”，以当仁不让始，以欲罢不能终，这一生死师徒之情，也真可说是士林佳话了！

　　陶希圣露出真面目

　　回想与姚从吾老师漫长的一段生死师徒之情，它的基线，是我坚守原则，决心要做我该做的事。姚从吾老师试图影响我，希望我做逃避现实的学者，但他失败了。这里面除了我做他学生、做他助理，还穿插了文献会与中央研究院的事，也都在这一基线上发展。

我在文献会被请出门、中央研究院不准进门，接连的事件，使我深刻感到：原来一个人坚守原则，不入国民党；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坚守原则，我手写我口、决心做党外，到头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吗？

　　最有趣的，陶希圣在拉我加入国民党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我反目相向，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写短论批我。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其中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辱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四天以后（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第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薄、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我们今日愿以这篇短文，表示异议。”我对陶希圣站在党报立场攻击我，丝毫不感惊异，因为那是我不跟他们合作、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必然发展。只是在时机上，倒别有个人原因。那时陶希圣要把他儿子陶晋生媳妇鲍家麟双双送入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长沈刚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被我批评的焦点；另一方面，陶希圣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头地位，因而貌似拥胡，并在后来支持胡夫人江冬秀朝文星打官司。凡此种种行径，对陶希圣这种人说来，其实都是最拿手的事。最好笑的是，无耻的他居然还谈什么是“士林之耻”，他真是太妙了！

　　但是，我成功了！

　　不过，有一点为陶希圣所不知的是，在他把我请走以后，国民党中有高于他的两派人马，曾经不同程度的秘密拉我合作。一派是陈诚，一派是蒋经国。先是陈诚约我长谈，我谢绝合作；后来是李焕请我吃饭，安排与蒋经国见面，我也谢绝了。这都是1964年的事。我知道我这种“不识抬举”要冒什么险，但我就是不要同国民党合作。陈诚在1965年死去，这一年《文星》被封，并遭到胡秋原等人以外，情治背景的国民党的加入批斗。其中最明显的一人，就是现正与林正杰打得火热的侯立朝。今年5月25日，林正杰的《前进》上透露，侯立朝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我真“感谢”林正杰现在背离党外，大力批我，由于这种串连国民党情治人员批李敖的联合作业，我才得知了这么奇妙的真相。——国民党巨头真是深通李敖者，不合作，就斗倒，李敖是绝不能放过的！

　　中国最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陶渊明，在鄙弃当道、返回田园时写诗，有句是：

　　道狭草木长，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姚从吾老师希望我做学者、陶希圣希望我做打手、陈诚希望我做“师爷”、蒋经国希望我做“少保”，我希望我做我自己。最后，我成功了！——“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付了无数的代价，但我无违素愿，我毕竟成功了！

　　1985年6月5日午

　　①方豪《我所认识的姚从吾先生》说：“他好象常有许多话要对我说，但真到了可以谈的时候，他又停住不说。”为什么？因为姚从吾老师拙于口才，说话常常词不达意，所以总是欲说还休了。他的意思，只好留着你去猜。

②札奇斯钦《追忆姚从吾先生》中，回忆1934年姚从吾老师回国在北大开课时的造型如下：“今天我犹能清晰的记得第一眼看到姚师当时的印象。他是一位中等身材，前额略有点秃发，年将四十的中年学人。穿的是一套浅绛紫色双排扣子非常合身、摩登而笔挺的西装。但是他那木讷的表情，迟缓而不流利的词句，和满口河南的腔调，都与他的穿着极不调和。”“晚年的穿着，与刚从德国回来之时大有天壤之别，所穿的西装都是肥大而落伍的样式，领带更不必提。但是他的身体除多少胖了一点，头发完全变白之外，腰杆儿还是挺挺的，健康一如往昔。”

③姚从吾老师请人吃饭，常去新生南路三段的“老爷饭店”。

　　④那时《文星》每月出版，比版权页上的日期要早，所以2月1日的《文星》，在1月底就可以看到。我写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里面批评到“钱穆”、“顾翊群”（“顾某”）、陶希圣等，姚从吾、陶希圣他们在2月1日前都已看到。

　　⑤看注④。

　　⑥陶希圣一生“慧眼识人”的大失败，有两次。一次是拉殷海光、一次是拉我。

　　⑦以上分见胡秋原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文化问题无战事》、《新腐败与新八股》、《为反对诽谤乱戴红帽而奋斗》、《诽谤集团公然煽动政治清算问题》等文。

　　⑧今年我到国民党党史会买书，碰到老兵向泽洲，才知道二十年来，他一直把我写给他的毛笔字，挂在他的住处。

　　⑨我在这年8月11日有日记如下：“晨起去启庆家，转访姚先生。他已在上周末见过李济，李已和王世杰碰过面，王也托胡颂平访姚二次。李问姚：‘李敖在我班上，考古人类学导论考了62分（当时有三分之一不及格），他是我学生。他的文章最近全看了（王世杰也重看一遍）。他肯不肯在史语所待下去？他看得起看不起我们这个冷衙门？’姚说：‘他大概是决定要吃你们这块冷猪肉了！’”

　　⑩参看左海伦《学人的典范》（1970年4月22日《中央日报》）中的一段：“他（姚从吾）曾说：‘历史上太多的才士不遇，非常可惜。我愿意竭尽心力，去帮助我所认识而有才气的人。鼓励他们不因愤世嫉俗，有所偏差。’因此我想，世间有绝大多数的人宁可同情弱者，很少欣赏怀才不遇之士，这莫非不也是一种进步的阻碍？”

　　(11)是我信中戏问国民党残障学人许倬云结婚了，但如何性交？故傅乐成有此答。

　　(12)吴相湘老师从南洋大学回来，颇索寞，我戏劝他去听听歌吧，我可介绍漂亮的歌星给他，由她们叫“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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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星的一个回忆

一九五八年，我做大学生的时候，就写信给马戈，谈到知识分子从事文化事业的构想，我说：

我感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句老话真是不错，而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受了“轻商主义”的毒，都不重视“钱财的力量”，不知道庞大的财力对文化思想的贡献，我深觉思想的传布有赖于经济的基础，孔丘之学的畅行，富商子贡的功劳实在很大；又如法国伏尔泰之多财善理财，于其生活之安静与学说之广被实在有不少助力，因此我主张我们真不妨做“文化商人”。（台北文星书店及敦煌书店的主持人即此类者，他们比普通书店的老板们高明多了。）

这封信所构想的“文化商人”，我们那些穷大学生是没能力做的，因为我们都没有有钱的老子可以资助。所以，最后我们所能做的，是提升别的“文化商人”，使他们少一点商业，多一点文化。

　　我是1959年台大毕业的，1961年退伍回来，夏天考入研究所，冬天就投稿到《文星》，稿子是《老年人和棒子》。《文星》发起人之一陈立峰那时做主编，对我极为倾倒，他介绍萧孟能认识了我。至于萧太太朱婉坚，我倒早就认识，因为我们到衡阳街逛书店，都会看到她。她亲自照顾店面，每天十二个小时，既能干又肯为理想吃苦，早就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文星书店是1952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1957年创办的，但是开了十年书店、办了四年杂志，成绩却很平平。原因很简单：“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们虽“万事俱备”，总是无法突破水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东风”型的人物，才能达成。

　　无疑的，“东风”型的人物没有比李敖更合适的，于是，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至今空前绝后，没有任何杂志和书店赶过它。

在文星这样蔓延和最后被铲除的过程里，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对我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表现了萧同兹的大家风度，这是很令我怀念的。现在我还保有萧孟能写给我的感恩信，说“我是多么的感谢你！”（五一、七、六。）说“您使我扬名吐怨气，万分的感谢。”（五三、十二、十七。）虽然这些感恩，在二十年后，已经被“正人君子”忘光了！

如今，在文星被铲除后多年，回看它的生前死后，的确也看到不少沧桑。在文星上追求理想的那些战友们，有的已经死亡；有的已经隔世；有的已经变节；有的已经自毁历史，不断做着毁掉文星、别人和自己的晚年大业；有的已经被扫地出门，衰病侵寻的每月八千元给人做下女（萧太太）。多少浮云世变，使我觉得，为文星而作战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风雨如晦，水深浪阔，我再做多久也不知道，但是，我不会终止，我不会背弃文星的理想，我总朝前去了！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录一）骆学良致李敖信

李敖先生大鉴：

文星杂志及文星丛书，丛刊对国内的学术、思想以及出版，曾经发生过相当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似乎至今仍在持续中。

您在二十年前，曾与《文星杂志》有过一段因缘，本报深切期望您在文星停刊十七年后的今天，能撰写一些有关文星的文章，针对文星杂志在我国学术，思想以及出版界所产生的功过作一评估。

如蒙惠允，来稿请于六月三十日以前掷寄：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五五五号六楼民生报文化组，因为限于篇幅，本报希望来稿文字以一千二百字为宜。

谨祝

时绥！

民生报副总编辑 骆学良谨启

（附录二）李敖复骆学良信

学良先生：

六月十八日的信收到，多谢你要我写这篇文章。由于我是文星的当事人，做功过评估也许不够客观，我索性不避主观的写出我的感受，其中也包括了第一次发表的文坛秘辛，我想倒也不无意义。

写完了重看一遍，对一般人说来，写得未免自负了一点，但是真正了解文星内情的人，必然了解文星如何被李敖平步青云。当年我使别人从“盗印商”变成“出版家”，使人“扬名”、得人感恩；今日却被宣传做被人提拔、对人忘恩负义，天下的是非，如此被“正人君子”们颠倒，想来也真太可悲了！

六月二十日刘绍唐对在高信疆家的客人说：“没有李敖，哪有文星！”正因为他是亲眼看到这一真相的人，所以才能发出这种持平之论。

祝

你好

李敖 一九八二、六、二八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最难忘的一个警察

——怎样吃警察

　　1970年1月里，彭明敏在全天候被国民党软禁下，神秘地偷渡到瑞典，并取得政治庇护。消息传来，国民党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来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了我十四个月，直到我在1971年3月19日被捕为止。在我被软禁的这十四个月里，所谓专车一辆，一开始是“华宾”字号的计程车，后来是“兴业”字号的计程车，最后是“永炯”字号的计程车，事实上，都是警总保安处的工作车化装的。当时保安处处长是吴彰炯少将，计程车字号是“永炯”，显然有“永远是吴彰炯”之意。我常笑国民党口口声声革命革命，推翻旧制度旧社会，其实啊，这个党在许多腐败方面，十足是旧制度旧社会的拥抱者，旧社会旧制度中的迷信，尤其是他们优为之的。这次王昇改他家的大门以符合风水吉祥，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比起王昇来，吴彰炯是小焉者也，所以只是来个“永炯”来过迷信的瘾。在专车一辆之外，一般是三人一组，每天三组，每组八小时，对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紧迫盯人。那时我住的是四楼公寓的顶层，他们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车就停在门口，和我的自用车（也是裕隆出品，与计程车同一品级的车）遥遥相对。每次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过去彭明敏被跟踪的时候，曾向我埋怨说被跟多么讨厌，我劝他说你何必介意呢？只把他们当做“狗”来跟你就算了。彭明敏说李敖你没被跟，你不知道这滋味，等你被跟，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后来我被跟了，我倒觉得蛮好玩。和我同时被跟的，有谢聪敏与魏廷朝，他们两位经常跟“这些狗”冲突。谢聪敏说他被跟久了，自己都有点神经兮兮，甚至洗澡时都感到仿佛有人在偷看，别扭死了。他报复的方法是到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忽然当众说明身份，并指着跟踪他的人，大骂是“国民党的走狗”！跟踪他的人反映到上面去，当时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主任卢金波（最近已升官做刑事警察局局长了）说：“让他去骂，你们忍耐几天，他们没几天好日子了！”魏廷朝的报复方法是“劳动改造”，他经常穿上球鞋，吃饱喝足，突然跑去爬山，跟踪他的人身体不如他，也没吃饱喝足，也没穿球鞋，冷不防被他带到山上，叫苦不迭。魏廷朝一组一组这样“山地训练”，“那些狗”也只好身带便当水壶、脚穿球鞋伺候。由于魏廷朝算出“那些狗”的交班时间，所以每每在交班前开门见山，制造临时情况，使他们不但不能下班，还得爬山呢！魏廷朝又知道“那些狗”为了不愿爬山，常常故意落伍，然后向上面谎报“叛乱犯”不知去向，所以他又爬得快慢适中，不使他们跟不上，他并且恐吓说，你们明明看得到我，就必须跟我，我爬你们就得爬，你们若开小差，我就报你们。所以，经常的“爬山图”是：魏廷朝早已到了山顶，坐在石头上招手，山腰上两个人还在慢慢爬，嘴中念念有词（外省人有词是“肏你妈”，台湾人有词是“干你娘”），非常有趣。后来他们实在吃不消，乃托跟踪我的人向我讲人情，转告他们只是奉命办事，是可怜人，请魏廷朝不要这样整人。正巧一天魏廷朝爬山不慎，从山上滚了下来，皮肉受伤，我告诉他说他们讲人情的事，于是他的“山地训练”也就告一段落。至于我的报复方法，是比较“阴险”的。我原则上是同跟踪我的人嘻嘻哈哈，不轻易报复，大家互相方便，我在方便中套取情报，并从中取利。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祸是双至的。我对双至有一个怪解释：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刻做直接的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的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少了至少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回票价”，这才满意，什么是“值回票价”？《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对人生说来多么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的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基于这种达者强者的人生观，我在被国民党软禁过程中，一直表面上悠哉游哉，骨子里却用尽心机，化成对自己有利。其中最有趣的一件，是我吃警察的一段故事。

　　在长达十四个月的软禁过程里，最早担任跟踪我的，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开始是两人一组，我本来就是性喜在家的人，被跟踪后，尤其懒得出门。跟踪我的警察在我家门口，缺少运动（跟魏廷朝的是运动过度），益复无聊。他们打发无聊的方法，是聊天、逗小孩子、看过路行人和抬头对我的四楼东张西望。他们的名字，我当然不能全知，为了辨别，我就给他们一个个暗起外号。有一组外号叫“胖子”与“小子”的，好像最坐立不安，耐心最差，我在四楼，隔着百叶窗，用望远镜偷看他们的一举一动，煞是有趣。

　　1970年4月7日的晚上8点45分，楼下有撞车声，不久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胖子”。按照他们的规定，跟监人是不准同被跟监人打交道的，但是“胖子”满脸难为情的，终于向我开口了，他说：“李先生，真抱歉！真抱歉！真抱歉！来打扰您，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俩在下面，刚才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正好没人在，小店的小孩子顽皮，趁机跑到我们汽车里，发动马达学车，一下子就冲到您停在下边的车后面，撞坏了您的车。请把车钥匙给我们，我们保证为您修好、保证修好，务必请李先生原谅！”我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等我下去看看。”我下楼后，看到我的车屁股侧面被撞伤，那时我的车也旧旧的，我心想：“这回被撞，索性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一次吧！”我对“胖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再说吧，明天你请管区警察来同我谈就是了。”

　　那时的管区警察叫罗翼飞，是个湖南人，人不错，跟我较熟。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他说“胖子”拜托他来道歉，并表示“胖子”要把我的车开走，修好后还我。我问他到底车是怎么被撞的？他说根本不是一个大便一个小便去了，而是“小子”不会开车，在楼下无聊，要“胖子”教他开，不料“小子”一开就一档猛轰油门、高速起步，车就冲出来，冲到李大爷的车上了。我说：“‘胖子’闯了祸，竟还想瞒天过海，他妈的太可恶，我要收拾收拾他们。这个车，我要自己修，我才不要他们去修呢，他们修，还不是找到附近老百姓的修车厂，吃老百姓，修了也不会好好给钱，这怎么行！我要自己修。修多少钱，由他们照实赔我。”管区警察见我坚持，只好请我开估价单给他，就告辞了。

　　那几天，我有残余日记如下：

　　4月7日（星期二）

　　夜8点45分撞车。

　　4月8日（星期三）

　　罗警员来。夜魏谢来。警员半日讲习用望远镜及Bug。

　　4月9日（星期四）

　　下午谢来，言调查我与什么委员会的事。

　　4月15日（星期三）

　　（管区警员来）我交撞车修车估价单给他，并坚持说不能让我的保险公司赔，同时不准他们代我取车，因为不相信他们不向修车厂耍赖。

　　（为上面派他调查我的几件事，为取信于我）管区警员当我面写填报单，内说李敖生活无着，情绪很坏，拒不作答。无法完成任务，拟请交由原告密人调查为感云云。

　　他又说以后他每次按一声门铃时，可不开门。连按二次时可开。

　　估价单是“国产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代开的，计开板金5500元；喷漆1500元；前保险杆一支900元；方向角灯一个80元；车身镀条一组700元，共计8180元。8180元在十五年前不是小数目，管区警员看了，说这些钱不是“胖子”“小子”出得起的，恐怕得由大安分局想办法才成。说完又告辞了。

　　过一两天，管区警察又来了，他说他们研究结果，李先生的车只不过屁股侧面碰坏了一点而已，怎么李先生要整个全修起来？甚至连前面的保险杆也要换新的，全部车身都要改喷，他们说李先生在吃豆腐。我说我李先生没吃豆腐，是吃刺猬。你们警察整天吃老百姓，今天就要被老百姓吃回来。你回去告诉大安分局局长，叫他识相点，乖乖把钱送来，不然我就写信给他的上司，信中写法是：“你们派人来跟踪我，我没办法，要你们撤回，是强你们所难。但是你们派来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点，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我的车，就被撞了。我现在求你们撤回跟踪我的人，固属奢求，但求你们精挑细选一下，派些屎尿少一点的干员来，你们应给予方便，如此则感谢无量矣！”管区警员听了又大笑又苦笑，说回去想办法。

　　5月1日，他又来了。说大安分局局长屈服，由他命令警察们凑钱，凑足了你李先生开的价码，现在钱带来了，可是局长说，有一个条件，必须请李先生帮忙，就是我们绝不承认警察撞了你李先生的车，我们抓到个计程车司机，他愿意承认车是他撞的，我们警察只是调解，由这司机赔你李先生钱，并且和解书日期要倒填二十三天，倒填在撞车那天当时，不知李先生能不能网开一面，这样和解？说着把早已写好的“和解书”和现金8180元双手奉上，我笑着说这事容易，就大家做假好了！于是，我就在对方早已签好了的“和解书”上，签下了这样的“和解书”：

　　和解书

　　立和解书人“甲方张颂德；乙方李敖。”兹因甲方予五十九年4月7日在本市信义路4段201巷32弄内，因本人所开之计程车偶然刹车失灵，不慎将乙方白色自用小轿车15-27581号撞损，经信义路派出所调解，由甲方负责乙方小轿车修理费捌仟壹佰捌拾元整，嗣后乙方不再提出其他异议，恐口无凭，立和解书为凭。（由甲方乙方信义路派出所等各执一纸为凭）。

　　立和解书人：甲方 张颂德

　　住址：本市新生南路2段81号

　　身份证字号：北市安冈口字第0071号

　　立和解书人：乙方 李敖

　　住址：本市信义路4段201巷32弄2513号

　　身份证字号：中市北兴口字第0236号

　　见证人：信义路派出所王贵成

　　中华民国五十九年4月7日

　　直到十四年后的今天，我还不知道跟我和解的计程车司机“张颂德”是谁、是什么模样？我俩生平各有此轻功，能在腾云驾雾之中，就自相撞而言和，真不能不佩服大安分局局长的导演之妙了！我在签字以后，曾在我那一份“和解书”上，自批如下：

　　此书三联，罗警员留我一份，另由我签名收据一纸。警察破财而欲串假戏免祸，用心亦苦矣。

　　1970年5月1日，“闭门家中坐，财从地上来”者

　　就这样的，警察的钱到我手中了。

　　和解以后第三天，车修好了，我有残余日记如下：

　　5月3日（星期天）

　　跟踪小蕾。

　　5月5日（星期二）

　　段自台中来，言丁有友近自警界辞职，说警方盛言李敖将在本月偷渡云云。可笑哉！

　　今日与蕾逛西门，被跟甚紧。

　　胖子警员（肇事者）今天见车修好，跟小八说：“简直比以前的还好！”小八说：“托你的福。”此次赔款，据闻派出所摊派三千，余额由警察分摊。

　　倒霉的“胖子”，不久终于给调走了。后来警总派人接替警察，把跟踪职务全部接过去。有一天，警总跟踪我的“老郑”（郑士达）向我透露：“‘胖子’临移交时候说：可要当心那李某人，那家伙阴险无比。撞车那天，他下楼，笑嘻嘻的，满口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了半天关系，却把我们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赔了他大把银子才松口。你们别以为李某人吃了我们警察，把钱拿去修车了，其实我们查出他的车保的是全险，保险公司不敢追查谁撞了他的车，只好认赔了事，所以修车全部是保险公司孝敬的，李某人拿了我们的钱，全部给他小女朋友去买花衣服了。李某人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家伙，你们可要小心才好！”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这就叫‘警民一家’啊！”

　　撞车事件以外，还有其他的我把不如意的事“化成对自己有利”的故事，我会有空慢慢道来。反正只要李敖不死，好戏还有得瞧呢！凡我读者，就准备过瘾吧！

　　1984年3月8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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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九日

　　1970年1月里，彭明敏在全天候被国民党软禁下，神秘偷渡到瑞典，并取得政治庇护。消息传来，国民党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由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了我14个月，直到我在1971年3月19日被捕为止。

　　在软禁的头两个月，我有完整的日记，副本在抄家时侥幸没被抄走，十三年后，我发表在《千秋评论》第二十三期里，算做“伤痕文学”。现在我又找到被捕前九天内的四篇札记和一封信，和信后的两行附记（被捕头一天写的），从这些残篇断简里，颇可看出我当时的“要犯”情怀，和这种情怀下的幽默与自持。我希望这些文件，可以帮人遥想一下：在国民党的无法无天里，被迫害的志士仁人如何在面对迫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李敖可以为师，意在斯乎？

　　1983年11月24日晨四时半，停电中，李敖秉烛自记于台北。

　　对待诸葛亮的三方式（1971年3月11日）

　　一、三顾茅庐，请出来帮忙。

　　二、不顾茅庐，不理他，弃人才于地，但也不干扰他。

　　三、包围茅庐，软禁他。

　　国民党对李先生，显然属于第三方式。

　　国民党笨死了。

　　不忍于现状，连现状都没有（1971年3月12日）

　　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曾长年以忍耐为武器。

　　许多场合是，如不忍于现状，则连现状也没有了。

　　孤寂（1971年3月13日）

　　孤寂并不是看不到人，看不到“朋友”。在人群中，你常常发现只有你自己在想你想的，关切你想的。别人的面孔可能很友善、声音可能很亲切，可是那只局限于众生生活与世俗生活，除此以外，他们立刻变得无知、冰冷、麻木、比邻犹若天涯、相逢如不相识。

　　孤寂是要自己决定、自己排遣、自己应付难题、自己面对斧钺；孤寂是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可以倾心。不错，你有熟面孔，可是你怕引起他们的茫然、乏味与丑恶一面，影响到他们安全，他们有限的热心与关切，你也不得不拒绝，因为他们太软弱，他们非但无助于你，反易自伤其手（乃至终于露出人的丑恶一面——每个人都有的那躲藏的一面）。

　　孤寂是处于荒原，孤寂是独行坟场，孤寂是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看月亮。

　　朋友和“敌人”（1971年3月14日）

　　朋友——亡命的亡命、被抓的被抓、远飏的远飏、自保的自保。一两个偶一见面的，竟又是来求助于你的，至少是增加你负荷的。总之，此一二偶一见面者，其见面也出于不得已。人道如斯，几乎已令人失去对friendship的信仰了。

　　“敌人”——环伺也、警告也、干扰也、穷缠也，迄无止境。他们简直要变成你的朋友了。“你不跟俺们交朋友？好！俺们把你的朋友全赶走，你不交俺们还交谁？”Had a enemy like you, who needs friends？难道有朝一日，你岂要建立起对“敌人”的信仰吗？“敌人”至少有一点是值得信托的，——就是他们绝不变，绝不像朋友一般的忘记你。他跟你永不分离。

　　也许是绝笔（1971年3月15日）

　　孟胡：吾已彻底被Houses arrest，吾不得出，人（除小八、小蕾外）不得入。吾已声明，如此日子久了，如此枯燥生活，必然会把吾之“赵四小姐”逼跑，那时警总理该配济一二“花木兰”来，才算公平。闲话休言，至少二个月内，你不要来。切记切记。1971年3月15夜，“自费张学良”亲笔（也许是绝笔）。

　　18日（跟踪我的）小郑说，保安处共有“花木兰”六人，都丑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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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

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大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在臭气四溢的十一房里，我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

黄中国

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

我被国民党政府捕去，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被捕后就先在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里，关了近一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从保安处移到军法处，先关到第二房，由袁耀权（上尉）与我同住。不久押房里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

黄中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糙、面目黧黑、傻不鸡鸡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胶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七月里修房子，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痛快。

“李先生救命！”

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的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汉不是别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人悲愤、令人同情。

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扑通扑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我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我安慰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黄中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条鸡腿，而黄中国以外役身分，竟“贪污”到五条，我们大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李国龙偷偷说：“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两者互不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

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委会简任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又来了崔积泽（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朋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日本统治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以不久胜利，就变成了“汉奸”。我笑他“要做汉奸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奸呢？”他苦笑说：“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

十四点

黄中国因为做了海军、上了贼船，在一九四九年，就因不准退役、跟到台湾来。后来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又因赌博纠纷，被他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点钱。大概黄中国有点小气，不肯破财消灾，就被整起冤枉来，被诬告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间，在共产党占领下的莱阳绕岭区，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后来派到辇至头村地方，干过共产党的小学教员。就凭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就被警备总部军法处初审判决“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了！

黄中国初审判决的案号是“六十一年度初特字第四十六号（61）秤理字第四二六九号”，我仔细研究了它的内容，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终于完成了《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我共分十四点来为他喊冤：

一、本案幕后教唆人背景，不无疑问

先是莱阳同乡李□斋，以刑警身分，向被告勒索新台币四百元未遂，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幕后唆使亲戚任□传、王□兰等诬告伪证，—再缠扰。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被告突被捕送至市警局安全室，二十三日，刑警李□斋单独进房，向被告表示其与任□传等亲戚关系，又意图勒索，被告以自身清白，不为所动，李刑警乃恨恨说“等着瞧吧！”而去。被告虽在警局备受踢打、疲劳审问，然始终未肯屈招。李刑警与任□传关系，业经任□传在调查庭庭供属实，此一连锁关系，为被告被诬之重要关键与线索，初审未就此一背景深为调查，揆诸证据法则，不无遗憾。

二、本案检举人证人相互之微妙关系，不无疑问

教唆背景以外，本案检举人、证人间之微妙关系，亦疑云重重，试看

李□斋——任□传——亲戚关系

李□斋——王□兰——亲戚关系

王□兰——任□敬——夫妻关系

①任□传、②任□声、③任□和、④任□敬、⑤任□久、⑥任□基、⑦任□山——宗族关系

初审判决未就上一微妙关系深为调查有无隐情，有无串证，即来者不疑，即允佐证，以至形成聚蚊成雷局面，然聚蚊所成，究系蚊而非雷，初审于此未能调查，不为无憾。

三、本案证词串通情形，欲盖弥彰

本案检举人证人间之微妙关系，既如上述，故在联勤总部及警察局之供词（检举状等），如出一口，语句极为类似，因在文字上及基本内容上，极易串通故；其后各证人在审理过程中，因在言词上应付不及，故语句渐趋分歧，无法互相照应。即检举人本人，亦在言词上矛盾张皇，例如：

（一）在联勤总部供卅四年农历七月十八日，在莱阳绕岭区公所受被告审问，八月间又在孙受镇审问；但在（二）检举庭时，却供以卅四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同月二十一日即释放。

供词前后矛盾。如

（一）为真则（二）必为假；如（二）为真，则（一）必为假。

事实出于捏造，欲盖弥彰，至此已极为显然。此种矛盾言词，初审略而未察，难谓适法。

四、本案有对质之必要，却未蒙对质

被告于本年六月十日曾具状声请与任□传、王□兰等对质。因于审理中，任□传之“记忆能力令人启疑；任□传供称来台后何时何地遇见被告，已记不清云云，但却于民国三十四年间之事，却自谓能记忆；又王□兰诬指被告当时任共区小学教员，为共党组织“儿童团”等，衡诸学校署假及被告学历程度，皆有背常情，应予对质，以发现真实。初审判决未就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项、军事审判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允予对质，难谓适当。

五、本案检举人迟迟检举，情形可疑

本案之检举人证人，各曾供于四十、四十一年间，在台北市中华路、漳州街遇见被告，却迟至十余年后始行检举作证，却以

（一）“来台后十数年，因终日为生活打算，无暇顾及检举，又不知如何检举”，以及

（二）“因不识字，不懂检举之事”。

等语为辩，按诸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四条“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并无因“无暇”“不知如何检举”或“不懂检举”而可免受该条例第九条刑责之规定。初审判决不就此条例追查真相，而律以居心叵测，非纵容不举即诬人为匪之罪，反于判决书中开脱以“……其迟迟检举之原因，既已说明，难谓非实等语于独自隐密不举达十余年之久之所谓检举人，其论法不当，已属显然。

六、本案有利被告证人，未尽传讯

被告初被诬告，早在五十四年，当时任职联勤四十四兵工厂，曾经总部政四处及四四兵工厂政战处政二课历时十余日之侦查，并无被告叛乱证据，因得复职，且续任原职五年，于五十九年三月二十日退休。设被告如涉嫌叛乱，联勤机关岂敢隐密？又岂敢准予复职？且准续任五年后依例退休？联勤总部六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以（61）励密字第四〇五七三号函复之件，并不足说明被告当时被拘十余日之真相，设想当时被告若有丝毫嫌疑，岂能续在联勤机关留任五年之久？联勤负责调查诸长官岂无失职？初审判决据联勤此一文件遽为判定，而置有利被告证人（联勤前政四处长、四四兵工厂政战处主任、保防官李朝宗、姜穆、李志华等）于不问，难谓允当。（被告被释放后且留任五年且办退休，判决书中所谓：“并无所谓……罪嫌不足释放”，显失公允。）

七、本案检举人谎言证实，仍予采信

本案检举人任□传非但“记忆能力”令人启疑，其检举内容，虽属同一事件，亦信口乱变，无法照应，试以所供来台后第一次见到被告为例

（一）在联勤总部调查：第一次遇见黄中国时间是四十年，地点在中华路。

（二）在本部调查庭：第一次遇见黄中国时间记不清了，地点也记不清了。

同一事件——同属“第一次遇见”，竟前后判若二事，其谎言无法自圆，已不辩自明，西谚“说谎的人需有好的记忆力”，任□传记忆能力如此，何能谎言欺人而不被查觉？任□传谎言如此，初审判决却仍予采信，证据之确定，岂可如此为之？

八、本案检举谎言悖理，竞予开脱

初审中被告曾以上项第一次遇到黄中国事无法记忆为例，质问又何能于民国三十四年间之事，独能记忆清楚？不幸初审判决竟以下列语句为此一说谎者开脱：

“证人任□传三十四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即阳历八月廿四日）被俘审讯，因系其一生中之重大遭遇，故能记得。”

试问若三十四年被“匪干黄中国”审讯为任□传“一生中之重大遭遇”而能记得，六年后路遇“匪干黄中国”于他乡，又何尝不为“一生中之重大遭遇”？又何能记彼而忘此，以时间地点均记不得了为辩？初审断案憾未能持平，竟一至于此！

九、本案证言之采信，违背证据法则

莱阳失守为本案重要关键，失守日期之早迟与被告罪责之是否成立攸关，此事日期证人所供至为悬殊：

（一）其他证人：三十四年七月

（二）莱阳县长葛子明：三十四年一月

按葛子明为莱阳县长，其所供证之权威性与可信性，当远超过其他证人，但初审判决却谓“……但共军何时占据该区各乡村，并不知情，亦经葛子明陈明。”旋即进而依其他证人所供而推断：

“该村于三十四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共军占据无疑，无调查之必要。”

按诸一般市面可见之《剿匪战史》，共军攻占某城前，概由该区各乡村入手，故乡村之失守，早于城市，故莱阳附近各乡村之失守，乃早于莱阳而非迟于莱阳，此类证据，按诸证据法则，自当以葛县长及一般常识为据，不宜遽以有违证据法则之言词为断。

十、本案证据中之绝对日期，尚待确定

前项莱阳失守日期，纵于葛县长等等权威证言置不采信而单采其他证人之众口纷纷，然证人自任□传以次，于此日期，或曰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或曰七月十八日，或曰七月二十日等等

初审何能遽断以“七月十五日”，且武断以“七月十五日为共军占据无疑”？按莱阳失守在历史学上为“绝对日期”，岂可含糊推定？此类尚待求证之证据，在未确定前，自未可判决。国防部史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机构俱在，岂可不先加调查？岂可自行推断后而谓“无调查之必要”？

十一、本案查证结果，张冠李戴

初审于被告参加海军一事，判决谓：

“经本部函请海军总部查复：‘查本部部存现役及退除役军官资料中，无李凤歧其人，另查本军中央海训团第一期系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青岛开训’云云，被告所谓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三月间，在青岛海军受训等语，显系狡展饰卸。”

按被告加入海军，单位为海军练营，并非“中央海训团”，青岛为海军营地，训练单位甚多，海军练营之成立早在中央海训团之前，据包遵彭著《中国海军史》：

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在三十五年十月十六日（页一〇三七）

“海军总部成立后，首合并上海海军军官学校，青岛海军训练团。”（页一〇六四）

是则青岛海训单位之成立，早在海军总司令部成立之前，此类单位之成立，既在海军总部成立之前，如今何能由海军总部“部存”资料中查出海军练营？今初审以海军总部“中央海训团”资料为证，显系误采，且与被告所提海军练营根本不符。

十二、本案查证资料之完成性，有待商榷

前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于所著《中国海军与国民革命》第六章中早经指出海军“各自为政”，“从无统一基础之可言”。青岛海军练营渊源自抗战时期之日伪海军（总司令为鲍毓民），时间为民国三十四年之事，海军总司令部成立于一、二年后，再经播迁来台，距今且近三十年，海军档案中能否有此类资料，此类资料有否移转于当时“各自为政”，兵荒马乱之中，从移转后是否完整保存，皆不无疑问。

十三、本案有利被告证言，竟被忽略

本案检举人等诬告被告为共党之时，被告正在青岛，与所诬在莱阳活动各节，完全不符。盖于莱阳失守后（三十四年一月），被告即由即墨转至青岛（三十四年三、四月），经莱阳县长葛子明介绍入海军，此事经葛县长到庭供证，不谋而合，足证被告所言是实：

被告证词：时闻为三十四年/地点在青岛/因认识李锡爵而转请葛县长介绍/一起为十人被介绍/介绍进海军练营

葛县长证词：时间为三十四、五年/地点在青岛/李锡爵为县长之文书/曾介绍十人/介绍进海军训练营

按葛县长与被告迄不相识，故此一不谋而合，当可确信无疑。葛县长因事隔二十五年，无法记忆被告名字，但被告当年若无此一进海军事实，岂能与葛县长回忆若合符节如此？此一铁证，竟未蒙初审采信，反指被告为“狡展饰卸”，显有未当。

十四、本案被告自述本末，应予采信

本案被告追述个人在青岛任海军身世，历历如绘，例如：

（一）被告明言时间在三十四年八月，介绍人为葛子明（现在台）。

（二）被告明言地点在青岛大港莘县路。

（三）被告明言当时海军练营源自日伪海军，当时伪司令为鲍毓民。

（四）被告明言当时营房计一、二、三中队，被告在第三中队，队长名李凤歧。

（五）被告明言当时驻青岛六号码头高射炮阵地。

（六）被告明言当时学兵召集在先进营，受训六个月，每班有十二、三人。

（七）被告明言实习地点在二号码头永祥军舰。

（八）被告明言改编为第八军独立第三团，地点在胶州路。

（九）被告明言上列单位旋即改为山东劲备第二旅四团，被告属二营四连，时驻浮山区辛家庄及大麦岛等。

（一〇）被告明言当时海军中队系轮机中队。

以上诸多事实，被告若非身历其境，安能洞悉如此？初审一笔抹杀，难谓得宜。

开小差

以上十四点初审判决未当部分和事理疑义部分，都是这个案子关键所系，因此我就《军事审判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为黄中国做了复判书状。在十四点以外，我另就黄中国的名字问题，代他写了这样的陈述：

窃以自本案发生，被告厥有一事，始终未安者，即关于“黄建民”名字之有难言之隐，特附陈于次。

被告在民国三十一年，参加山东省第十三专员区保安司令部政工大队（大队长李耀亭，现在台可为证明者有于峩一，于永增），忠心政府，效命抗日。卅四年正月，莱阳失守，被告乃由即墨转至青岛（三、四月），住盖正和（现在台）家，在青岛下四方，维新化学工厂工寮做杂工，八月间，由葛县长介绍入海军练营，此时个人名字已改名黄建民，因刚到青岛时，日本尚未投降，个人因有政工大队队员身分，故不得不改名以避。

自海军练营一改再改为山东劲备旅后，被告因不甘自海军改编为陆军，乃开小差，不料被捉回，上级长官冀元铎欲将被告处极刑，经家兄黄中英求情得免。后部队进驻青岛六十里外城阳北二里华桥时，又开小差。自此遂将“黄建民”名字取消。

直到三十九年，被告在台湾入党时，曾坦诚将“黄建民”名字填入表中，同时海军身分，亦经填入。设被告若有被诬之共党身分，岂敢自行暴露如此？

自被诬共党以还，被告为顾全名誉，于逃兵一事，始终讳莫如深，故关于此段时间之人证，只有忍痛牺牲，未敢提出，虽知在台之冀元铎等人可为证明清白，但碍于逃兵身分之暴露，未敢造次。不料此一隐衷，由于入党申请表上所填“黄建民”而陷进退维谷境地，致张皇饰卸，为初审审判官先生所不谅。

如今被告自悔孟浪，特为暴白此事，并提出确能证明海军身分之冀元铎、王慧成等证人，敬请传证。则所谓共党之说，不辩自明矣。

以上我为黄中国写的状子，所根据的资料，有些确是来自黄中国的提供，但经我检查过，应属可信。例如他向我提到“冀元铎”这个人，告诉我这个人是调查局的干员，不敢请他来作证，因为怕这种人有职业性的害人习惯，请他来了，反倒可能害事。黄中国说这话后十年，我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的《联合报》上，忽然发现了“冀元铎”的名字，上说“调查局海员调查处副处长冀元铎”贪污字样，名字与职业，都与十年前黄中国所说一模一样，可见黄中国所提出的人证，并没有乱提。可惜的是、可叹的是，警备总部军法处把这种人命关天的大案子，不传证人，就草率定案；而国防部军法局也同样草菅人命，依样葫芦。在这种上下双杀下，可怜的黄中国，就终于难逃一死了。

黄中国之死

　　在为黄中国写状子后两个多月（1972年10月27日），我在牢里翻译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诗（No man is an island，intire of itself；every man is a peace of the Continent，a part of the maine；if a clod bee washed away by the Sea，Europe is the lesse，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as well as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o bell tolls。It tolls for thee.），译之如下：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哪便是一块土地，

　　哪便是一方海角，

　　哪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黄中国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让他抄一份，我同意了，于是他趴在木板上，很吃力的抄了一份。这时复判判决迟迟不下来，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下来，我说大概就在这几天吧，我当时已知道军法处的习惯：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决定，是拖至临刑前一两小时才通知的，通知的时候，已经把人犯五花大绑了。所以，黄中国得知死刑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场枪毙之时，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这一真相，我是不愿透露给他的。

　　由于我对国民党的习性颇有研究，我预感黄中国的案子，虽然经我细心写状，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个关键在黄中国人微望轻，极容易被当做牺牲品给“缴”掉。国民党为了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得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来枪毙，乃属必然之举。所以黄中国的处境，是凶多吉少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1972年11月1日的清早5点钟，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黄中国正睡在门边，他一声哀呼，坐起来，向牢房另一角冲过去。可是，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反铐他的两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再用熟练的技巧，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刻就由哀嚎转变成另一种嘶裂，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我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远远的，又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显然是拖到安坑刑场去了。

难友的话

当十一房房门突被打开的时候，睡在我右边的胡炎汉惊慌坐起，十指张开、两臂前举，大叫起来，一个班长讨厌他跟着叫，顺手拉了他一把，高叫“还有你！”吓得胡炎汉缩成一团，藏在棉被里。睡在胡炎汉右边的李国龙也受了惊吓，他那时刚过了二十岁的生日，我在慌乱中叫他注意保管我的热水瓶，他会意抱住热水瓶，因为热水瓶是黄毅辛“特权”来的，是他走后送给我的，得之不易。对面的崔积泽事后吓得哭起来，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什么意思嘛！人家只买一点军油，就把人家跟死刑犯关在一起，就这样吓人家，什么意思嘛！”

黄中国的遗物，班长托我包在一起，送到门外。这时胡炎汉还缩在棉被里，在里面呻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好久好久，才从棉被钻出来。

黄中国留下一点水果，胡炎汉、崔积泽是忌讳的，我和李国龙分吃了，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本来该在黄中国肚里的，却装进我们肚里了。

当天晚上，大家谈起清早的事，胡炎汉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的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我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的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如今，十二年过去了，我终于写出了黄中国的哀史，做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

黄中国是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的卷入政治漩涡，阴错阳差的客死异乡刑场。他无识无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他在生死线上，也努力挣扎，自慰他被时代摧残的生命，有时且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在他苦难的岁月里，他时常拿出全家福的照片，戴起老花眼镜，仔细端详、默默流泪。胡炎汉是基督教徒，劝他信耶稣，带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了，我在旁边大笑，胡炎汉问我笑什么，我偷偷开玩笑说：“黄中国枕头底下藏着佛经呢！他所有的宝全押，是上天堂的投机分子。只恐怕上不了所有的天堂，反倒下了所有的地狱！”可怜的黄中国，他真的在无可奈何之余，快速相信了双料的天堂或地狱。不论是天堂、是地狱，黄中国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他已不在人间。人间已没有他的任何踪迹，只有一个垂老的难友还想起他、写出他，告诉大家：人间曾有这样一个“匪谍”走过，他的名字，叫黄中国。

一九八三年六月九日，花了十小时写成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最难忘的一个小偷

——“黑屁股”与毛

　　我在军法处做政治犯的时候，有一次同一个无所不偷的小偷住在一起，小偷长得奇黑，我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文言是“黑臀”，古人真有人叫“黑臀”）。因我对他不错，他说很感谢我，他出狱后，一定找个脱衣舞女，用摩托车载来，在我窗下大跳一次，在警卫赶到前，再用不熄火的摩托车载运逃走。他说：“龙头啊！不要太用功了！那时候该休息一下，看看脱衣舞，看看死脱瑞普，看看也好！”他一边说，一边扭动，学脱衣舞的模样，丑态可掬，使我笑得腰都弯了！我坐牢多年，但是从来没有那样大笑过。

　　“欧卡曾”只有十九岁，浙江奉化人，眷区出身，他为人好奇，对我老是问东问西。我因为整天要用功看书，禁止他老是同我说话，他就只好贼眼溜溜的看着我，一在我休息下或小便一下的时候，就赶忙同我说几句。

　　牢里的冬天很冷，我把我爸爸在东北穿的一件皮袍子带进来，聊以御寒。皮袍子是猞猁皮做的。猞猁又叫猞猁孙、也叫失利、也叫土豹，是东北产的一种像狸的小动物，能爬树，它的皮在皮货中是上品，在《大清一统志》中就有记录。这件皮袍，被贼眼溜溜的“欧卡曾”看中了，他用手摸着上面的毛，想向我发问题，我用食指挡住嘴，暗示他不准说话，他无奈，就一边摸着一边喃喃自语：“毛真好！毛真好！毛真好！”

　　“欧卡曾”连说“毛真好！”后第二天，他就被叫出去了。监狱官调查他有政治问题。因为若没政治问题，怎么会说“毛真好！”呢？那时毛泽东还在世，说“毛真好！”是什么意思呢？“欧卡曾”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来解释，最后才算过了关。

　　原来每间牢房高高在上的天花板上，都有一个扩音机，扩音机是个“大嘴巴”，也是个“大耳朵”。有情况时候它播出监狱方面的命令、号音与音乐，你不听不行，所以是大嘴巴；没情况时候它不声不响，但却是个窃听器，由中央系统逐房抽查，隔墙有耳，所以是个大耳朵。因为大耳朵只能听不能看、只能录音不能录影，所以窃听时候就难免断章取义，于是“毛真好”的误会，就发生了。

　　“欧卡曾”后来因为偷运香烟，被戴上脚镣，移到别的牢房去了。他临走前恋恋不舍的望着我，和我的皮袍，他大概遗憾他没法偷走这一珍贵的皮货，但他总算不虚此行，大开了眼界！唯一遗憾是一个小偷差点变成了政治犯，他庆幸他运气很好，没变成政治犯，他此后一定觉悟到“嘴上无毛”的重要了。

　　“欧卡曾”走后，我笑着对同房难友说：“幸亏‘欧卡曾’不是政治犯，他要是政治犯，一定是全中国屁股最黑的政治犯。全中国政治犯心黑的，可以排名；但是屁股最黑的，却只有‘欧卡曾’第一了！”

　　牢房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十年不见“欧卡曾”了，早起花五十分钟写这篇回忆，写完了仍不禁好笑，我此生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有趣的小偷和他那声“毛真好！”

　　1983年4月13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我最难忘的一间牢房

——《吉屋招租》与八号房

一、《吉屋招租》

美国作家欧亨利的两百五十二篇小说里，我最喜欢一篇《吉屋招租》（The Furnished Room）。写一个青年的未婚妻离开家乡，到纽约投身戏剧工作，失了踪。这青年跑到纽约去，在戏院附近的破旧大厦里，挨家按门铃找她。一天晚上，按到第十二幢的时候，看到一位女房东，他问女房东可有空房租给他。女房东说：“三楼后房有一间，要不要去看一看？”他去看了，就租了一个星期。女房东正要走开的时候，他顺便问记不记得有一位瓦希那（Vashner）的小姐做过房客？这女孩中等身材，瘦瘦的，金发略带红色，左面眉毛上，有一颗黑痣。女房东说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答案永远都是不。五个月来不断访查，总是毫无结果。白天尽花时间询问经理、经纪、学校、歌舞团等等；晚上就置身观众中，从阵容堂皇的剧院，直找到最低级的音乐厅，那么低级，他简直害怕会找到他最希望找到的人。他真心爱她，遍寻她的下落。自她从家里失踪以后，他相信：在这个周围是水的大城的某个角落里，一定躲藏着她。不过这城市就像一大堆浮沙，沙粒不断流动，没有基础，今天浮面的沙粒，明天便埋葬在软泥和粘土中。

这青年呆在房间里，茫然看着里面的一切。房间是残破的，谁也不知道你来我往，前后住过多少房客——

镜台前毡子磨薄了的部分，告诉人有成群可爱的女郎在那里走过。墙上细小的指纹，倾诉着小囚徒曾经探索过阳光和空气。溅污的残迹，像炸弹爆炸时亮光四射的影子，证实那里有人把玻璃杯或瓶子掷向墙上，砸碎了、倾泻了盛着的东西，条镜上，被人用金刚钻胡乱划上了歪歪斜斜的玛莉的名字。以往那批住客好像都曾发怒——也许忍受不了房间里浮华的冷漠——便向房间发泄激愤之情。家具布满刀斧损伤的痕迹；卧椅走了形，弹簧松了出来，像个可怕的怪物，在发着奇怪的痉挛时被杀。大理石的壁炉架崩裂了一大片，想是由于什么更大的骚乱。每块地板如同各有自身的痛苦，发出哀叫，吱吱作响。

作响的不止是家具，整幢大厦都充满了噪音——

从一个房间传来吃吃的、淫乱的、无力的笑声；另一些房间送来骂人的独白，摇骰子的声响，催眠曲，沉闷的哭泣；在他头顶，是五弦琴起劲的玎珰之声。又听到门户砰然关上，高架火车断续地怒吼；后篱笆上猫儿悲叫。他呼吸屋子的气味——不是臭气，而是潮湿的味道——好像从地下窖里钻出来的冰冷酸腐的恶臭味道，夹杂着油布和霉烂木制品的臭气。

但是，在臭气之中，忽然来了木犀草（mignonette）的香味，这种香味，是他未婚妻最喜欢的——

香气像一阵风似地袭来，那么确实、馥郁而强烈，仿如活生生的访客。那男人喊出声：“亲爱的，什么事？”好像听到有人叫他，跳起身，转过了脸。浓香在他身上萦绕不绝。他伸出臂膀要抱住它，那时全部感官都混乱不清。怎会给一阵香味专横地喊住？那一定是声音。但那不就是曾经接触过他，抚慰过他的声音吗？

“她住过这房间，”他嚷道，急忙地要找出一点物证，她所有的物件，或接触过的，就连最微小的物件，他都辨认得出来。这萦绕不散的木犀香，她所喜爱的，视为己有的香味——究竟来自何处？

房间收拾得不很整齐。镜台透明的台布上散放着半打发计——这些闺中密友，沉静而难以辨认，阴性，不定词语气，说不出来的时态。他知道发针不易辨认，便不加注意。他搜寻镜台抽屉，找到弃在那里的小小一方破手帕。他将它按在脸上，嗅到一阵芬芳傲慢的向日葵味道，然后又把它丢到地上。在另一个抽屉里，他找到几颗钮扣，一张剧场节目表，一张当票，两颗失落的棉花糖，一册解梦的书。在最后的抽屉里，有一只黑缎的蝴蝶结，这使他停下来，不知该欣喜还是失望，激动得乍冷乍热。但黑缎蝴蝶发结也是女人常用的饰物，既郑重又普通得没有个人气息，不可以证实什么。

然后他穿过房间，像猎犬一样追寻着，目光迅疾地扫过墙壁，伏在地上细察膨胀的席子的四角，搜索壁炉架和桌子、窗帘和帷帐，角落里倾斜的小橱，要找出一点看得见的痕迹，虽然看不见在她的前后、左右、内外，依偎着他，爱恋者他，呼喊着他，他的精细的感觉却灵敏地感到她的呼唤，就连迟钝的感觉也渐渐认得这呼唤。他再一次高声回答：“唔，亲爱的！”然后转过身，狂热地凝视着空虚，从木犀香中他仍然看不见形状、颜色、爱情，以及向他伸出的纤手，老天爷！这香气是哪里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香气会喊出声音？于是他在摸索。

他挖掘墙隙墙角，找到瓶塞，香烟等，这些东西，都不屑一顾，但有一次在席子的折缝中找到半截雪茄，且用鞋跟把它踩碎，尖刻地咒诅了一声。他从头到尾把房间检查过了。找到的只是些许流动的住客所遗下的下流的小记录；却找不到要找的人，她也许曾经居住此地，她的精神仿佛仍萦绕此间。

于是他冲出房外，去找女房东，请她仔细回忆，在他搬进来以前，这间房子住过的房客。女房东说了几个人，描写了几个人，可是其中显然没有他未婚妻的影像——

他谢过她后便摸回房间。房里死样沉寂。一度使它活跃起来的香气消逝了，木犀香散去了。只余下发酵的家具原来腐烂的气味，像储物室的空气。

希望落空使他丧失了信念。他坐在那里，注视着黄澄澄的，吱吱作响的煤气灯。不一会，他走到床前，开始把床单撕成条子。用刀尖把布条紧紧塞住窗和门的缝隙。一切布置稳当，他熄了灯，开尽煤气，心满意足地安卧在床上。

正在这青年开煤气自杀的时候，小说镜头转到了女房东蒲地太太（Mrs. Purdy）和麦古尔太太（Mrs. Mccool）的对话——

“我今晚租出了三楼后房，”蒲地太太对着啤酒泡的圈子说，“有个小伙子租了。他两个钟头前才上床。”

“真的吗，蒲地太太？”麦古尔太太无限羡慕地说，“那种房间也可以脱手，你真有本领。那么你告诉了他吗？”她神秘地，用粗糙的嗓子轻声地问。

“房间嘛，”蒲地太太用很沙哑的声调说：“是要租出去的。麦古尔太太，我没有告诉他。”

“太太，你说得对；我们是全靠出租房间过活的，你真会做生意，太太。他们要是知道有人自杀了，死在床上，很多人都不要租那房间呢。”

“正如你所说，我们要过活嘛。”蒲地太太说。

“是呀，太太；你说得对呀。上个星期的这一天，我帮你把三楼后房那个搬出去。那个开煤气自杀漂亮的小东西——她的小脸蛋长得甜甜的，蒲地太太。”

“像你说的一样，她可以称得上漂亮，”蒲地太太表示赞同，却又品评起来，“只不过左眉上生了颗黑痣。麦古尔太太，斟满你那杯酒吧。”

二、八号房

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大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引起我最多的回忆。

八号房很小，两坪大——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的时候，关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的独居小房里，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通通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15公分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通通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禁子牢头）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符其实的“洞房”。

在“洞房”里，随着阴晴、日夜、光暗等变化，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

　　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魇的邻居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所以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的独占这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

　　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会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动态。

　　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胶碗、塑胶筷、塑胶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X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

　　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过去一年没见过）。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

但在阴天时候，我的经验又翻开了新页——

为了使光线好一点，为了干净一点，我买了两刀稿纸，来糊四面斑驳的墙，印格子的一面朝墙，四边抹糨糊，贴上去，立刻弄平。从最下面贴起，墙与地板接缝处露缝宽窄不一，先用桥牌拦腰一折，成九十度角，一边贴墙上，一边贴地板上，再盖上稿纸，一张稿纸可盖住四张半桥牌。桥牌也是正面朝墙，于是自王（King）到后（Queen）和什么保皇党贾克（Jack）等，都像法国路易十六（Louis ⅩⅥ）和玛丽·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等等一样，都完了。浆糊干了的时候，稿纸就绷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后，一行行稿纸背面，白里透绿，一个个小格子都衬出来，每个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天的生活一样。

原来糊的时候，只求光线好一点、干净一点，并无其他奢求——稿纸已为自己做了这么伟大的服务，还奢求什么？当然它们不够白，但白纸买不到。白报纸虽可买到，但质料太差，快变成褐报纸了。打字纸又太薄，糊上去什么都盖不住，所以还是稿纸最好。想到当年靠稿纸惹祸，今天把稿纸用来糊墙，颇有焚琴煮鹤的味道。

阴天来了的时候，我才意外的发现来了新作用。房间湿气重了，关节上的风湿开始隐隐作怪，稿纸们吸足了湿气，纷纷鼓了起来，好像也在作怪。随着抹浆糊的痕迹，纷纷鼓出了各形各状的“浮雕”。一个个看去，颇为好玩，有美女侧影、有妖怪半身、有戴高乐的鼻子、还有好几条香肠。打蚊子留下的痕迹，有时用湿抹布擦不干净，索性加贴一小块稿纸上去，加贴的部分，因为全部是浆糊，引起四面八方的起伏，活像一只白螃蟹，在那里横行。整个的感觉是，自己不但活在湿气里，还活在一台千奇百怪的湿度计里。

　　在这种空间的感觉以外，还有时间的感觉——

因为太久太久没有钟也没有表，甚至没有计时烛（a marked candle），没有滴漏（water clock/clepsydra），也没有沙漏（the hourglass），看时间的习惯已经退化。你无法准确的知道时间有多短或有多长，你开始没有一分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小时、两小时。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5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6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11点；又是塑胶小壶来，大概是2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进了5点（17点）；6点起身和9点（21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9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10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

第二天，一开始，就好像把沙漏倒过来，一切从头开始——从和昨天一样的地方开始、从和前天一样的地方开始。……小时早已不是时间的单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样。甚至星期也不是时间的单位，每个星期跟上个星期、下个星期也一样。比较近似的时间单位，反倒是月，一两月或两三个月，也许会冒出一点变化——别人的变化。

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

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汇，真可惜爱因斯坦的理论，竟没在这方面寻找证明。

上面这种空间与时间的感觉，都是我在第八房里感受到的。这些感受，只有在长久的孤独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细腻。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的想到它。

　　八号房建筑以来，也不知关闭了多少川流不定的过客，我是其中之一，并且是最久的。在关闭我的两年半中，它仿佛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像一个寄居蟹，而它就是我的壳子。对其他那些川流不定的过客说来，我不知他们做何感受，但我有时仿佛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墨子说“影不徙”、庄子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有时候，我真的感觉他们影子的存在。尤其那些曾住过八号房的死囚，当他们在处决的清晨，被反扣手铐、兜住嘴巴、自房里拖出去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他们的生命与哀呼已嵌入到墙壁里、凝固在空气里。虽然，他们我一个也不认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是，当我从许荣淑口中，知道在我离开多年以后，张俊宏住进八号房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别的，就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吉屋招租》（The Furnished Room）！

　　恰像欧亨利笔下大都市里先后租到同一旧房的男女，我和张俊宏是大动乱里先后关到同一牢房的囚犯，这种巧合，正显示出我们这些因义受难者共有的宿命。张俊宏和我，身世自有不同、遭际容有互异，但是，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当自由民主口号终止的时候，当赤裸的暴力以法律代打的时候，我们终于在不同的时间里、在相同的空间里，离奇的做了交汇。也许在子夜辗转、也许在午夜梦回，张俊宏会感受到八号房先驱者的身影，像欧亨利笔下感受到木犀草的芳香。感受、感受，直到他有一天也离开，把房间留给后来者。苦难就这样传递下去、接替下去，只有开始，没有终止，为人类的伤痕，永远做出崭新的见证。

《吉屋招租》，八号房，这样绝不相干的两件事，竟在我悲怆里、心灵里，如此奇怪的牵连在一处。夜色已深，我执笔做这种牵连，仿佛已回归到两地，多少沧桑、多少熟悉、多少生离死别、多少幽情暗恨，一一浮现在我眼前。这就是人生，它是那样的不可思议、那样的悲惨与凄凉，不论是东方的、不论是西方的，当它成为人生的样板，双方都可互相翻印。欧亨利不会说我抄袭了他，因为他不是别人，就是多少年前的我；我不是别人，就是多少年后的他。欧亨利住过西方的大牢，我坐过东方的监狱，当我们分别对人生有过深刻的领悟，我们演的、演的，除了大同小异的悲剧，又还有什么呢？

1982年6月12日夜1时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的时候，关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的独居小房里，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15公分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禁子牢头）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

严格的说，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选择出来的囚犯，要刑期短的、无政治顾虑的。选好后，就叫他们送饭、送水、扫地、送物，并且替班长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举一动，班长都要站在背后监视，偶尔班长会偷懒、会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面，同囚犯赶忙聊几句，透露一点外面的马路新闻，使囚犯“洞悉”一切。

外役因为刑期都不长，流动性比较大。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的，我不知“洞见”了多少外役的来去。有时候，我的确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他们同我说话，一定得采蹲的姿式，然后把头横过来看我；房里稍高，我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式，把下巴贴地看他们，双方的眼睛一定成十字交叉的，他们看到的我的眼睛，是与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们的眼睛，是与地垂直的。双方的脸再经过30×15公分的框框一过滤，在阴暗的光线下、紧张的表情中，的确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时候记不清他们的长相，是可想而知的。

但在这些记不清里，有一个最清楚的记忆，却使我毕生难忘，那是一张年轻、饱满、聪明、白白的脸，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出现在我的洞口，低声同我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班长来了，再见！”

　　法学家们一定蛋头式的以为：俞中兴一定是现役军人，不然怎么会分到军监来呢？殊不知俞中兴并非现役军人，他只是杀人时用了枪，依这个地区的枪支过敏症，凡动枪的，不管犯什么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乱”送军法单位，经查明与叛乱无关后，才不起诉，改移司法单位。俞中兴杀人时只用了猎枪，就犯了枪禁，就这样的，先分到军监来了。

　　俞中兴做外役时候，上下其手的机会总是有的，比如打菜时候，他会自动多打一点给我；装水时候，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我这年复一年不准看报的“中华民国公民”，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

　　终于有一天，俞中兴和我有一次长谈的机会了。军监要粉饰走廊，要俞中兴做油漆匠，他做工时，要在一间间小房外面刷上一阵。当他刷到我的房外的时候，他站在梯子上，从小房的高窗向我说话，当然班长正好不在，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这次聊天，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俞中兴身体极好，长得人高马大，他念过大学，后来讨厌做书生，不念了，去混流氓。他在桃园黑社会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出名，结果同古永城派冲突，他和外号“阉鸡”的李盛渊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杀掉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生（古永城后来因为他案，被判两个死刑，现押在土城看守所），俞中兴就这样抓进来了。他最精彩的谈话，我写在下面：

俞中兴：他妈的警察真不够朋友。

李敖：美国黑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公事公办。’”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

俞中兴：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古永城他们的流氓，是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

李敖：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

这最后一段话，大大的震惊了我，我觉得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义深长。俞中兴使我想到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从小死了父亲，在家乡混流氓。一天碰到一个老人家愁眉不展，他问为什么，老人家说：“三害未除，何乐可言？”问哪三害？老人家说山上的虎、水里的蛟、再加上平地的阁下你，就是三害。周处为之顿悟，遂上山杀虎、下水斩蛟，然后宣布“二害已除，我也从此改行了！”他改行向善，后来做了大将，为国殉死。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

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从桃园龟山监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因为是政治犯，不便回信。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夜，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

我读美国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描写流氓的名剧，深深感到：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实在叫人看不起。戴布兹（Eugene Victor Debs）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想到俞中兴，我就怆然有此同感。

1981年作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最难忘的一段洗脑

——国民党的“人之患”

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的毛病，在喜欢当人家老师。）为什么喜欢当人家老师是一种毛病呢？因为当了人家老师，在中国社会风气里，就高人一级，就居于“老子感化你，你受老子感化”的教训人地位。中国历史上，为人师的头牌人物是孔子，孔子的再传弟子是孟子。在《论语》《孟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师生之间辩难的对话，在《孟子》中尤为火爆。孟子身当“邪说”“诐行”“淫辞”风行的时代，他老先生想为人师以救世，在所难免，因此他有感而发，乃有此解嘲之言。朱熹引王勉的话，解释“好为人师，则自足而不复有进矣，此人之大患也！”以为好为人师的结果会使自己不进步，其实这种解释是不妥的，好为人师的现象，实在是一种自造优越感的心态。这种心态，发展得不过分，尚无大害，尚可有孟子式的自嘲；但发展得过分，就是病态了。这一病态，到了近代中国，不幸就真的越发展越邪门儿了。

吕留良案

邪门中最早的，是十八世纪的“吕留良案”。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他是一个遗腹子，八岁就能作文章，十三岁就组织征书社。十六岁时候，明思宗殉国，明朝完了。十七岁到十九岁，他连年逃难。后来从事选文、卖文、家教维生。三十八岁时候，他避不应试，被革去秀才。后来他的排满思想日渐浓厚，以行医和编书做主要工作。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夷夏之防的立论，愈来愈明确，他打着朱熹的旗号，宣传民族思想。他在南京开设书坊，出售自己编刻的书籍。五十二岁时候，清朝政府征聘天下隐士，他只好剃光头发穿上僧衣，力持不合作主义。再过三年，他就死了。

　　在他死后四十七年，发生了一场大文字狱。湖南人曾静以叛乱被捕，供词中提到他受了吕留良评选时文的影响，于是清廷追究死人，把吕留良“戮尸枭示”，家属杀的杀、发作奴隶的发作奴隶，他的学生也一样待遇。这一场大文字狱闹了七个省，前后将近四十年，死人无算。当然吕留良的书也被毁被禁，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是凤毛麟角了。（这个月，远流出版公司推出了一套我编的大书——《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其中收有吕留良的书，有心人不妨参看。）

按说清朝的文字狱很多，为什么我特别提出“吕留良案”呢？原因是：“吕留良案”中有一个特色，那就是统治者不但要办人，还要为人师。清廷当时的统治者是雍正皇帝，他很邪门儿，他坚持要“感化”叛乱犯，他印了一部书，叫《大义觉迷录》，居然用书来驳政治犯、来和政治犯打笔仗，妄想用帝王之笔和拙劣的宣传，把政治犯打败。——天下最滑稽的事，真是无过于此了！

《大义觉迷录》

《东华录》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九月里，有这样的记录：“以曾静等口供及历次所降谕旨，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在《谕旨》中，雍正皇帝说：

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凿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涛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止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憸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但憸邪昏乱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别训谕。……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至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大义觉迷录》的主题有三个：第一是封建问题的辩论，第二是民族（夷夏）问题的辩论，第三是皇帝私德（杀兄、囚弟、乱伦）问题的辩论。在辩论内容中，皇帝是高姿势的“晓以大义”，曾静是低姿势的“深知悔悟”。曾静在狱中，口口声声自称“弥天重犯”，最后，雍正皇帝认为曾静“思想已改正”，把他放回湖南，宣布宽大结案。

老子不杀儿子杀

雍正皇帝的宽大结案，最后表现在他对曾静的“保护”里。《东华录》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十月有这样的记录：

上年此事初发之时，……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现，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

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揉好名而为此举也。……昔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朕祇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曾静可谓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曾静等系朕特赦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

这是明白宣示，大家不得歧视曾静，也明白告诉未来的皇帝，不许追究曾静、不许弄坏他这块“感化教育”的样板。可是，六年以后，雍正皇帝死了，他的儿子乾隆皇帝一上台，就把曾静给抓回来。《东华录》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雍正死在八月，所以这年仍用雍正年号）十月，乾隆皇帝宣布说：

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能蔽其辜。……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其嫡属交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两个月后，曾静虽然有先朝皇帝“朕之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保证，但是乾隆皇帝还是把他杀了。乾隆皇帝的理由之一是：当年我爸爸（皇考）不杀你，因为你当年只骂了我爸爸，没像吕留良那样骂了我爸爸的爸爸（皇祖）。我爸爸能够原谅你骂他，但现在他死了，他也变成皇祖级的了，所以“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以骂了我爸爸的罪，要重新核算了。就这样的，乾隆皇帝砸掉了统治者的“感化教育”的样板！——手上拿刀的人，是没有信用的！

乾隆皇帝不但杀了曾静，并且在两年后（乾隆二年，一七三七），还“缴销”（变相查禁）他老子的《大义觉迷录》。因为他终于发现，这种“刊刻通行、颁布天下”的宣传品，其实是很拙劣的，它不但驳不倒政敌，反倒有越描越黑的危险、有变相流传自己丑事的危险。当年雍正皇帝想“天下后世，自有公论”，但是，公论如何能站在统治者那边呢？天下哪有御制的公论呢？

国民党的“仁爱”

在雍正皇帝这种邪门儿以后两百年，国民党变成了当今圣上。国民党的基本意识型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其中“感化教育”的思想，国民党有一个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的师承，就是雍正皇帝。国民党对政治犯的态度，除了枪毙以外，在关人之余，老是妄想“感化”异己，妄想达到雍正皇帝那种“豁然醒悟，悔过感恩”的大效果。国民党大将陈果夫，曾有文章论“感化教育”，他说：

有些思想不正，性行恶劣的人，做出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他人生活的事，自然是政府所不能容许的。因为政府不仅要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群生活；同时也有使每一个国民都不作扰乱社会秩序与侵害他人生活的事的责任。所以政府处罚犯罪者，一方面为了社会秩序与人群生活；另一方面对于犯罪者的本身，除非罪大恶极者，迫不得已，须处以极刑，期收“惩一警百”之效而外，也应该使他受过处罚之后，能“收心做好人”，就这两方面说来，国家惩戒犯罪，全是出于“爱人”的动机，并非由于“恨人”。所以我们对于罪犯，应该使他知过，尤其应该使他知过必改。我们旧日社会上有一种风气，就是大家对于犯罪者，都深恶痛绝，敬而远之。这种恶恶的心理，不可谓坏；可是由于这种风气的结果，使犯罪过者，每每为社会所弃绝。平常的人不愿和他往来，于是他更日与小人为伍，致令他永远沉沦于罪恶之渊薮中，永远为大众所怨恶的人，无法自拔。这也可说是盗匪奸邪，所以永难绝止的原因之一。以后这种风气，应该有所矫正，应该一变怨恶之心而为怜爱之心。我们的三民主义，本是根源于“仁爱”！感化教育也都是以“仁爱”为出发点。（《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一册，页八〇）

就这样的，国民党的“仁爱”，便向中国人大张旗鼓了！

“难免流入空洞”

国民党首先大张旗鼓的对像是共产党。国民党抓到共产党，枪毙剩下的，就送到各地的“反省院”，饱沐国民党的“仁爱”。关于反省院，黄宝实在《闲话往事》里有《反省五年》专章，写得很实在，黄宝实说：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曾子用一个省字，现代用语便不同了，省上加一个反字，而且成了机关——反省院。反省院是民国二十二年设立的，原定九个省区，在某省即称某省反省院，以感化共产党之判处徒刑执行满三分之一而行状善良者。开始由高等法院院长兼任院长，下设训育、管理、总务三科，科置主任或称科长，训育员二三人，视反省人之多少，相当于监、所之教诲师；管理员若干人，相当于监、所之看守（林佛性长司法行政部时，接纳我的建议，监、所看守，改称管理员，看守之名遂废）。旋改院长为专任，经国民党组织部提请司法行政部任用。所以，反省院有两个主管机关，一在党部，一在政府。七月，我奉命接办湖北反省院，同时发表者，为山西反省院长武誓彭，山东反省院长陈蕴奇，河南反省院长黄凯，安徽反省院长曾三省，江西反省院长范争波（后改称行营感化院），江苏反省院长刘幕宇（云），浙江反省院长牟震西，福建反省院长赵伟民；其后又设立首都反省院，以调查科江南廖家楠为院长，规模设备，甲于各院，共成十所反省院。（廖字南才，为留法农学、法学双衔博士。）除曾三省以粤人长晥院外，其余鄂、晋、鲁、豫、赣、苏、浙、闽各院，皆以本省人为院长。

反省人的训，是依其教育程度，分别编组，予以反省教育，但程度至为不齐，从文盲到留学莫斯科。各院各自为政，并无统一教材。反省满六个月，即提付评判委员会审议准予出院或继续反省，如学校之毕业或留级。评判委员会由反省院长暨三主任、高等法院推事检察官各一人，及国民党省党部调查室主任组织之，开会时，以院长为主席。当时湖北高等法院院长为前大法官山东史伊源（延程），首席检察官为江苏钱六皆（谦），经常出席评判会议的推事是江苏李舜卿同学，检察官是江陵将王惺三，调查室主任为故立委松滋熊东皋。出院反省人必须发表共同反共并脱离共党的宣言，个别签名，刊诸报纸。鄂院并制作一种反省人经历清单，粘贴像片，送原籍县政府请继续注意其行动。但在户籍办得并不确实或根本未办，国民身份证亦未施行的当日，反省人原籍县政府肯不肯协同？有无人力足以贯注？反省人出院后，是否径回原籍？以及原籍是否清平？甚至会不会引起反感，以为你反省院将共产党并未训好，即轻易要我县政府继续注意，这又算哪一门？在在都是问题。所以，反省院的这种构想，难免流入空洞。

凭什么“感化”别人？

黄宝实又说：

其次，谈到反省人的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要以三民主义思想为训育方针，可不能“打莲花落”。因此，首先得充实自己，换句话说，要反省人改悔，转变，得先从理论上折服他。二十一年我当上海社会局挂名秘书时，陈独秀被逮捕了，它的书刊是交我审查的，我遂得尽窥共产党干部派与反干部之书籍，五光十色，见所未见。后来回鄂，复获邑人选学家故翰林蔡甸周贞亮（之翰）（曾在国立武汉大学授文选学）所藏粤雅堂棉连纸十三经注疏，及五局（金陵、淮南、江苏、浙江、湖北）合刻官堆纸仿殿本二十四史，于是发愤大做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第三省“传不习乎？”的工夫，终日读书。这样的“发心”，也是先伯父的影响。他除了潜心佛典，真个是一无所染。我更听熟了“一行作吏，此心全非”的训诫，所以总求免作俗吏。湖北反省院经常保持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反省人，分甲乙丙丁四组授课，除训育主任训育员固定蒞讲外，纪念周、纪念日及出院式，都由我担任精神讲话，程度深浅适中，内容力求充实。我在民国二十二年七月接湖北反省院长，二十六年五月交卸，前后五个年头，就反省人笔记，编成三十二开本一百二十面的湖北反省院精神讲话第一集。可以说在这一段期间，我方始读了几本书，略知为学门径，并尝到读书的乐趣；不待老师的监临督责，而做到了“古之学者为己”。至今翻阅起来，自审尚无若何悖谬之处。七七抗战开始了，接着释放政治犯，全国十所反省院，亦一律撤销。不过，其它各地院长，皆与反省院相终始，而接替我的湖南郭良牧，才当了几个月院长。就中刘云、黄凯也叛附汪精卫了。现在，反省院长之在台者，惟南才、誓彭、三省与我四人耳。今若检讨反省教育是成功或是失败？应该说政略之配合与刑事政策是成功的，人事配备上，则不无可议。

黄宝实前面说的这些，都显示了他虽主持反省院工作，但他自己，也不过是五年间“方开始读了几本书，略知为学门径”，以这样的程度，又如何“要反省人改悔，转变”，“从理论上折服他”呢？黄宝实提到他审查陈独秀的书刊，但陈独秀是黄宝实的老师，黄宝实又何能青出于蓝呢？

“这才原形毕露”

黄宝实说“今若检讨反省教育是成功或失败？应该说政略之配合与刑事政策是成功的，人事配备上，则不无可议。”其实这话说得是太含蓄了的。黄宝实和我爸爸李鼎彝是北京大学同期学生，都是一九二〇年进北大，一九二六年毕业的。到台湾后，在台中相识。他是监察委员，在他死前，偶尔同我吃饭，从他口中，我知道所谓反省教育，根本就是失败了的，这种失败，当然是国民党好为人师的失败。这种失败，本身有它先天的不能成功性：你把人关起来“仁爱”他，“仁爱”得不满你就期满不放“继续反省”，出院时“必须发表共同反共并脱离共党宣言”，还要“个别签名，登诸报纸”来臭他、羞辱他，……这种“感化”，又有何效果呢？又如何能化解敌人——心悦诚服的化解敌人——呢？

结果呢，黄宝实做了反省成败的最佳范例：

湖北反省院有个最为突出的反省人，就是具备汉奸共党身分，伪装国民党忠实同志的情报贩子袁学易袁殊。二十一年我在上海就认识他，常常奔走于我和我的朋友之门。他是以共产党和日本军阀的情报卖给故局长吴醒亚，暗中则以国民党和共党情报卖给日本军阀，又以国民党和日本军阀的情报卖给共产党。表面上，好像遨游于国民党、共产党、日木军阀三角间，而本质即是共产党。他终于以共产党、汉奸双重罪名判处徒刑，在南京监狱执行。他是湖北蕲春人，其父袁晓岚，由于舐犊情深，请故中央委员蕲春方子樵（觉慧）活动移湖北反省院反省，并持方子樵的介绍信，请我多予教训。袁学易解到了，我仍旧以老朋友待他，以为他是“白相人”一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一期（六个月）出院，他的朋友摄影记者王瑞麟胖子，特到武昌欢迎他出院，并摄制纪录片。抗战时，他是汪伪组织中的文化工作要员，迨共党攻占上海，他的工作和地位，更为重要，这才原形毕露。如此，得一论断，共党之求掩护，既不惜千方百态，身分“矛盾”，是随时可以“反”“合”的。

看到了吧？真的政治犯就是真的“顽劣份子”，任你国民党怎么“感化”，也是徒劳无功的！

“感化”龚大炮失败

—九四九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好为人师的“感化教育”一直在大脑里发酵。国民党认为虽在主战场上被敌人打败，但在副战场上逮到几个零星的敌人予以“感化”，显然会有一种自慰的快感。因此，在“感化教育”上，国民党开始痛定思痛、精益求精。首先，他们抓到一个特大号政治犯来实验，此公就是龚德柏。龚德柏字次筠，外号“龚大炮”，湖南泸溪人，是中国最有名的老报人。他远在一九二一年就做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后来办《国民外交杂志》、《东方时报》、《中美通讯》、《世界日报》、《大同晚报》、《革命军日报》、《申报》、《救国晚报》、《救国日报》。勇气之大、笔锋之锐，中国报人中无出其右。国民党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公然毁谤政府”、“与叛逆程潜勾结”等罪名，将他下狱，后来予以“感化教育”。据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国民党总裁《在国父纪念月会中讲述保障人权及言论自由问题》讲词中所述，六十老翁龚德柏被“感化”的成绩如下：

龚德柏本是力主抗日的一人，政府对他原极重视，他在三十八年五月来台后，六月又赴香港，据报与叛逆程潜勾结，政府对于此种报告，虽加注意，原未深信，不料其于九月间重来台湾后，竟到处对军民作反动宣传，尤其在陆军大学演讲，公开毁谤政府，并指对日抗战是我政府首先发动，最高当局为顾全个人名利所决定，并指责政府未提前与日本议和为失策，尤其认为剿匪政策，犯了重大错误，其他各种谬论，不仅摇动人心，而且为共党张目，如任其流播，实足颠覆政府，动摇国本，与前获报告相印证，情节显然，乃于三十九年三月间，加以拘捕，这种防止反动的措施，自然是十分必要，但治安机关念其过去于抗战宣传，曾有贡献，仅依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交付感化的处置，乃迭据感训所长报告，龚德柏在所毫无悔改之意，种种荒谬言论，均存有纪录可查，治安机关检核感训考核报告，其思想言论，尚无悔悟，故迄今尚在继续感化之中。

这一“继续感化”，前后拖了七年，龚德柏六十七岁了，仍然“毫无悔改之意”，国民党毫无办法。最后，只好放他出来，还给他补上了国大代表。他在一九八〇年死去，活了九十岁。国民党幸亏有眼光、识时务，及早把这老顽固放出来，否则“感化”到九十岁，仍不悔改，岂不累死人也丢死人哉？

“感化”于氏兄弟落败

国民党“感化”龚大炮失败后，仍不死心，还要找特大号政治犯来实验。这时国民党的“感化教育”已经从大陆时代的一期半年延长为一期三年，并且为了实验的效果，把“生产教育实验所”改名为“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仁爱路二十三号。为了加强为人师的师瘾，国民党把所有政治犯都称做“同学”，请教授级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来上课。上课按程度分班，类似军营生活。三年期满后被“仁爱”得不够的，再延长三年，再不行再延长，没完没了。

到了一九七〇年，国民党机会来了。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商报》的头子于长城、于长庚，因为被菲律宾政府整，于宣布戒严后，在八月十四日，以“传播共产党宣传之罪名”，给押到台湾来。国民党把这两个烫马铃薯不敢判重刑，就给交付“感化”。三天后（八月十七日），警总军事法庭就完成判决。那时于长城五十三岁、于长庚四十七岁。前者“感化”二年，后者“感化”三年。

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仁爱教育实验所”特地为于氏兄弟开了专班，另盖花园洋房一幢，外加围墙，独立于“仁爱庄”的庄园之中。国民党使出浑身解数，一一把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以轿车请到现场，为于氏兄弟“洗面革心”。其中有钱穆、曾虚白、胡秋原等等。同时在生活上，对于氏兄弟也备极优待。据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合众国际社报导：

于氏兄弟被判因传播共产党的宣传而有罪，这项罪名依中华民国现行军法，将被处七年以上的徒刑。

但军事法庭同时找出宽恕他们的理由，因为他们出生并成长在外国，所以他们“无法了解他们祖国的情势”。

于氏兄弟住在一所感化所的新套房中，面对着一个莲花池。

今天的这项访问，是在他们所住的两间房子的套房中的起居室里开始的。这所套房中有一个白瓷砖的浴室，自动热水器，一架十九吋的电视机和冰箱——这两件东西都是特别为他们买的——另外还有一张沙发和椅子。

这项访问于一小时半后，在该感化所花园中散步的情况下结束。那个花园中有棕榈树和热带花草。

他们俩，面对面的坐在一个摆在这间十五呎长十呎宽的房间中间的书桌边，这个书桌面对着一个有窗帘的窗户。

于长城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感化”期满，国民党大力宣传“于长城昨开释”、“由衷感激政府妥善照顾”（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七日《中央日报》）。可是，“感化”的成绩，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的中央社马尼拉专电中，我们才获得了真答案：

菲律宾移民局长雷耶士对中央社记者透露：前马尼拉《华侨商报》社长于长城，已确实加入共党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

雷耶士局长是在马可仕总统的一次游艇宴会上对中央社记者作上述透露。

这位菲国移民首长说，于长城在台北接受感化教育期满赴美不久，即加入共党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

他说，这项消息，经由马可仕总统命令菲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查证确实。

于是，国民党“感化”政治犯的“仁爱”，又泡汤了！

“感化”李敖惨败

屡战屡败但却愈挫愈奋的国民党，还是不死心，还是要把人不仁爱的按住来强迫“仁爱”。皇天不负苦心人，国民党的上帝，终于又为国民党提供一个特大号的政治犯，此公不是别人，就是李敖。

一九七〇年一月里，彭明敏在被国民党全天候软禁下，神秘偷渡到瑞典，并取得政治庇护。消息传来，国民党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由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了我十四个月，直到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被捕为止。

那时我三十五岁。先在警总保安处押了近一年。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自保安处移军法处看守所，旋以叛乱，被乱判十年。我不请律师、不写答辩状、不上诉，准备就坐它十年，但检察官上诉，说判得太轻了，所以案子不得结。拖到一九七五年，因赶上国民党总裁死后台湾减刑，五月二十二日，改判八年六个月，经过减刑后，所余刑期只有一年多了。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早，我突然被通知收拾行李，要移送“仁爱教育实验所”，就这样的，我从景美移到土城，开始被国民党“仁爱”了。

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国民党把我放到于氏兄弟走后的花园洋房里，开了专班。专班“同学”四人，即李敖、谢聪敏（现在美国）、魏廷朝（现在龟山监狱）、李政一（偷渡出境，现在美国），待遇稍逊于氏兄弟，（冰箱不见了，读物限读《国父遗教》、《总统言论》、《剿匪战史》、《中央日报》、《英文字典》，别的不行。）其他差不多。国民党前后请来的国民党来“上课”的，有陶涤亚、毛树清、项廼光、周道济、王洸、屠炳春、施敏雄、林钟雄、任卓宣、柴松林等等，每周来“上课”一次，我看不起他们，对他们冷眼相向，一言不发。在两旁“陪太子读书”的少将副主任、上校教导长等怕冷场，希望我讨论讨论，我一概不理。我心里想：这些人是些什么嘛！例如毛树清，是当年同我一起在舞厅跳舞的舞友；例如施敏雄，是当年我台中一中老同学施启扬的小弟。他们虽然装做不认识，可是他们怎配来跟我讲课？至于任卓宣，根本是我笔仗时的手下败将，更不足道了。国民党轿车请来这些人来“太岁头上动土”，不是胡闹吗？（我出狱后五年，在台中一中校友会席上，碰到林钟雄，我笑骂他你好胆大，居然敢来替国民党向老大哥“洗脑”！林钟雄连忙打躬作揖，他说他被请去“仁爱庄”，根本不知道给老大哥上课，只以为是给普通政治犯上课，只是去想赚点外快。后来上课时，才知道赫然坐对面的，竟是老大哥！所以原约定上四小时的课，后两小时他再也不敢来了，他说他见了我，又胆怯又惭愧。）

就这样的，我的牢狱生活就接近了尾声。国民党放我以前，依法要有人做保才能出狱，我拒绝，我说我朋友全跑了，没有保，只剩下一个“朋友”，就是你们“仁爱教育实验所”的教导长汪梦湘上校，此公笔名东方望，给文星写过稿。汪梦湘跑来，说他有职在身，不便保我，我说你老婆没有职务啊，就由你老婆保吧，他还是不敢。后来所方人员偷偷同我母亲商量，提议改由我母亲保我，我得知后大怒，我说保人就可能是每周一次向警察告密被保人一周行踪的人，如我母亲保我，母亲就有每周做线民一次之嫌，这成什么世界！他们无法，就暗示我没保人就有被继续“感化”的可能，我说没保人而继续坐牢的人，我知道不少，可是我就是没保，你们不放我可也。到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我终于胜利，破例无保释放。我出狱那天，他们交给我《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开释证明书》一纸，上面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形》专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我既未去绿岛，也未悛悔，收到这张证明书，我真又好气又好笑。后来凭此证明书，领到身分证，又重新开始我的“没有青春只有‘斗’”的生涯，这时我四十一岁了。

如今我四十八岁了，不但依然故我，并且和所有的政治犯一样，毫无被国民党“感化”成功的迹象，我清楚知道：国民党对李敖的“仁爱”，换来的，只是彻底的惨败！

谁说还不成功呢？

全世界古往今来，有识之士，都知道政治犯就是政治犯，政治犯是不能“感化”的，当你是他们的敌人，你只是敌人，决非“老师”，你妄想为人师，对他们只是羞辱与恶心，对你只是荒唐和滑稽，你决无胜算希望。“感化”人是何等圣贤的事，你何德何能，妄想化敌为友、妄想化敌为你“学生”？全世界古往今来，从极右的希特勒到极左的斯大林，任何极权者都不敢妄想的事，小于他们的人，又何能有成功的希望？只有妄自尊大和不自量力的人，才会这样一厢情愿吧？

在我被国民党“仁爱”后四年半（一九八一），我忽然接到“仁爱教育实验所”给我的信，内容是：

李敖同学：

同学结训后之生活状况至表关切，特随函附表乙份，请详为填注，并于一周内寄还，俾资参考，谢谢合作！并祝

万事如意

训导组 启 四月十四日

我收到后，真忍不住，国骂夹杂台骂，通通肏干而出！国民党真是永远教人好气又好笑的一个宝贝党！它完全不想想：谁在出狱以后，还会喜欢接到这种鬼信？除了大脑中真的以为“感化”成功了的人，谁会起草这种鬼信？谁会干这种触人霉头的鲜事？虽然如此，我仍旧相信国民党是真的相信雍正皇帝的，雍正皇帝说：“朕祇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关在绿岛三十年的政治犯，国民党不准“趋于自新”，理由是“迭经执行监狱考核均乏悛悔实据！”（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台七十一施字第一九一五二号行政院答立委函）可是，当国民党迫于情势，竟在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以“三十年绿岛感化悔悟，四名叛乱犯获得假释”的党报三版头条，告诉我们毕竟“趋于自新”了四个！三个月前关了三十年还怙恶不悛的政治犯，居然三个月后就发现“感化悔悟”了，国民党的“感化”仁政，谁说还不成功呢？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日，穷十二小时之力，一口气写成。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与“Jeff Ao”联合制作！

被封杀的“人民公敌”

小难民到大学生

三十二年前（一九四九）的五月十二号，差十三天十四岁，躺在难民船的甲板上，我到了台湾。那时候难逃成疯逃难成风，兵荒马乱中，我小学文凭都来不及领，反到念了两次初一上。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台中一中初二，念到高二完了，高三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实在受不了那叫人窒息的教育气氛，我决心消极抵抗。

我父亲是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的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罢!”

我父亲当时正是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的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不久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进入军队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渗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越来越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进入高楼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在快退伍之前，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飏。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蛻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岁前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改变《文星》、改变时代

《老年人和棒子》的发表，在我生命里，是一个转折，过去的我，跟环境斗，以消极抵抗为多，但从《老年人和棒子》发表后，对包围我的环境，我终于做到了积极攻势与突破。

在《老年人和棒子》出现前四年的《文星》里，就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一年十月的《文星》里，《文星》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它虽然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号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实上，它的表现却可怜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现尤其可怜。大体上说，它是非常“按牌理出牌”的，而不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杂志，那样瘟吞吞的办上四年，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这是在这个地区循规蹈矩“按牌理”的结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结果。所以，我要说，《文星》生命的起算，不始于第一年，而始于第五年。

《自由中国》杂志以后，《文星》成为眼中钉的递补者。封杀《文星》既成为定案，手法自然也不厌其精，是“公私合营”式的——在“公”的手法动手前后，多次以“私”的手法上下其手，于是，离奇的讼案便一来再来，从皤然一公到公然一婆，形形色色的检察官式原告，此起彼落，离奇的罪名也就前呼后拥，——就像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拥有的跟他们品格绝不相称的下等罪名一样。

“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

　　《文星》的盛世拖了四年，最后杂志被禁、书店被封，一切都百举待废、后患无穷。朝野双方，追杀李敖，几无宁日，这好像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在四年中间，做到了否定我的人十四年也消灭不了的大成绩。这种大成绩，我用否定者的文字，来一段肯定——

　　“李敖君在自由中国文化论坛上所掀起的这股狂潮，实在是政府迁台以后的空前盛事，其意识形态与西方自热门爵士音乐兴起后风行的摇滚、扭腰、冲浪，以至由‘披头’歌而疯狂一时的阿哥哥舞完全相似。英国的‘披头’，自诩‘比耶稣更受欢迎’，台湾的李敖，则口口声声，自己是‘得人心的英雄’。而且，我们这位文化界的‘披头’明星李敖君，在台湾的‘卖座’情形，大概只有使台北一度成为狂人城的梁兄哥凌波小姐可以与之媲美，被人求签名、索相片的‘阵势’，亦完全相同。文坛上，勉强可以比拟的，似乎也只有新近暴享大名的‘窗外’女作家琼瑶女士。”（但没读过琼瑶作品的，大有人在，没看过李敖文章的，在台湾知识界，几乎是绝无其人。）（无非：《文星！问题！人物！》）

　　这种肯定，从皮相看的地方多，实在不足以为李敖光宠，我还是引一段从骨子里追杀我的，以证明在我敌人眼中，我的大成绩何在。这段追杀登在1966年2月21号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出自国民党文胆徐复观之手。他的指控是长篇大论的，我只引第二项中说我“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那一段——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作成附表二。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集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体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刮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对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巴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而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刮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全国民党党员是‘这种人的耳刮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中国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在附表二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处仅随意从附表二中摘举一二，由此亦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打耳刮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我国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国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国布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以否定年来全朝野所做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谢”他，“感谢”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余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的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

十四年大霉运

　　《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程，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前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大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二十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的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二十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许，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三十二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男子汉，我的下限标准是：“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做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一为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的更好呢？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的更多、更兴风作浪？”

　　康宁祥在《假如政府像企业公司》里，写道：“李敖先生是胡适先生嫡传弟子，对史学文学的研究相当杰出，为什么难以见容与政府，也要尝受六、七年的铁窗味？”康宁祥的问题，触及了我在台湾岛上处境的核心，我李敖的做法，“难以见容与政府”，这是很当然的事，我一点也不注意。教我注意的，毋宁是黄信介的一段谈话，黄信介说：“台湾戒严以来二十八年，都没有新的报纸取得发行许可，杂志勉强还有，但是大都是外省人办的，以外省人的眼光来看台湾的政治，例如《自由中国》，虽然办得很好，但与本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出入，又如李敖，可以说是本地人了，因他来台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是这里长大的，但是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王拓：《党外的声音》访黄信介）

　　我读了这段谈话，感触很多。但是第一个感触，不是别的，而是地理上的困惑。

地理上的困惑

　　1935年的4月25号，我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我的祖籍是山东潍县，祖父就生在山东。清朝时候，山东有了天灾，祖父替人赶马车，表演“东北开拓史”，在长白山上、在松花江畔，他的山东口音，一直回响在那儿。他做过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土匪和打土匪的。……直到八十三岁死的时候，他还不大能写自己的名字，但他的身边，却带着大量祖宗的名字——《李氏宗谱》。从烛照香薰的族谱里，我发现：原来我竟是云南人，是明朝初年迁到山东的。追追追下去，我可能是苗族。

从历史上看，苗族是中国最早的开拓者，当他们为中国建立文明的时候，汉族还野性未脱，这一追溯，证明了以种族自豪或自限的中国人，实在“历史不及格”。

　　辛亥革命以后，这种不及格的现象，慢慢好转，但是另一种“地理不及格”，却又严重起来。那就是地域观念和省际观念。这种观念，当政治的当权者南方人多了以后，就愈来愈不对劲。中国历史传统是：当皇上的，大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受地理环境影响，心胸比较大，虽然比南方人笨拙，但却比南方人够味儿，不像南方人喜欢搞小圈圈。喜欢搞小圈圈，对一地一省一党一派的人也许有暂时的好处，但对整个国家说来，对真正的“天下为公”说来，一定有长远的害处。

　　地理上，台湾是一个岛，一个大陆边上的小岛。不管怎么放大，先天上，“岛国的褊狭之见”（insular prejudice）总有它的比例。这种褊狭，配上搞小圈圈搞到台湾来的“外省人”，自然也就你圈圈我也圈圈。这种演变，是三十年来在朝在野的最大悲剧，三十年来，不论是压迫人的，还是被人压迫的，大家都变得鼠肚鸡肠，缺乏大气派。

　　1966年，在《文星》尾声时候，我就感到这种演变的悲剧性。那年6月11深夜，我回信给北一女的读者，写道——

你说你“出生在台湾的文盲的小镇里（台南县内）”，“大志勃勃的‘北征’，才与去年考上了北一女”，这是很不错的事，穷乡僻壤最能埋没人才，你看看古文那篇《伤仲永》，就可体会出这种埋没的情况。你在台北读书，当然比较起来，可开不少眼界，但你若“喜欢看课外书”愈多（当然是像样的课外书），你就会愈来愈发现：这个中华民国的“首善之区”，也不过是文明世界的“穷乡僻壤”，你若要真想在文明世界中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你必须练习拓展眼界与声幅，练习放弃“小岛的气派”“小岛的度量衡”，去瞩目这个新世界、倾听这个新世界。最能走向这条路的人，才是最有助于未来中国的人。现在大家在这个岛上住久了，多少都被感染上一种“岛气”，爱耍小把戏、爱计较小斤小两，这种现象，真是不该不该。我希望你今后读课外书，多朝开拓的方向着力，身处陆舟，心在江湖，努力去做一个大气派的人。

　　从1949到1981，在这岛上，我住了三十二年，没离开一步，也不被允许离开一步，我个人感染了多少“岛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定有。我保持警觉，经常告诉自己放弃“小岛的气派”“小岛的度量衡”，去瞩目这个新世界、倾听这个新世界。从在《文星》兴风作浪起，我努力在这个岛上，用我的力量，“做砥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使远在天边的，尽在眼前。虽然我被允许活动的范围极窄、时间极短，但我究竟做到了特立独行。我敢说：三十二年来，又能发挥打击力、又能独来独往的唯一一个真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狄阿杰尼斯在白天打灯笼寻找大丈夫、男子汉，两千三百年后，他如找到台湾来，必然惊真人于异代！三十二年的岁月，在这岛上要发挥打击力又要独来独往，这是最值得自负的事。亚历山大大帝见到狄阿杰尼斯，自负的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我是狄阿杰尼斯。”三十二年后的坚苦卓绝，我的自负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我是李敖第二。”

“人民公敌”

　　可是李敖没有第二，就好像没有第二个英雄——一边“难以见容与政府”，一边“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一样。做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做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做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的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而做为“人民公敌”的我，也能苟活一点。

　　罗素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The Guintessence of Ibsenism）给他的印象。萧伯纳这本书，出版在1891年，是论易卜生最精彩的一本。书中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一节，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剧本，写于1882，写斯铎曼为了宣传真理，遭遇到愚昧势力对他的全面迫害——从报纸拒登到印刷厂拒印，到演讲会上被赶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丢石块，写尽了一个特立独行先知的孤立与悲哀。

　　《人民公敌》作者本人，在三十六岁时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岁时候，他留下一封信给朋友，说：

十年以后，斯铎曼的见解，社会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断在进步。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我不断在进步。以前我每个剧本里的主张，如今都渐渐变成一般人的主张。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

　　近二十年来，在这个岛上，我李敖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与夹击，同样在三十六岁之年，因义受难。等我前年复出时候，我已行年四十四了。

复出

复出的第一本：书就是《独白下的传统》，书背后说：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以写讽世文章出名”，“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四十一岁了，盼他重新执起笔来。”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这段话里所说“是书名翻身，不是他”的现象，很被人们忽略，人们以为李敖的复出，当如海外杂志所说，是“他们（国民党当局）把李敖放出来了！”、是他们的决策、是他们的一着棋。事实上，这真是既不了解国民党又不了解李敖的浅见！第一、国民党没有慧眼和雅量下这种棋；第二、李敖的个性与人格也不屑被国民党这样下棋。国民党并非“说放就放”的弹性政权；李敖也非“你说放就配合你放”的弹性人物。这种浅见，真未免高估国民党和低估李敖了！

所以，在复出一开始，我就有很充分的心理准备，我准备我会遭到四面八方的离奇封杀。

封杀

　　首先是舆论对我的封锁，《中国时报》的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要他在国民党全会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于是，在“美丽岛事件”前四天，我写信向高信疆辞去专栏，一方面多谢他“这半年来对我的道义支持”，一方面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

　　舆论封锁以后，接着是舆论的斗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鼓动胡茵梦表演“大义灭亲”，各路人马为了嫉忌李敖、斗臭李敖，居然认同了胡茵梦这种连共产苏联、纳粹德国都怂恿不出来的离奇模式，居然不警觉胡茵梦的“不义灭夫”行为是“违背善良风俗”的、“违反公秩良序”的，甚至与他们“复兴中华文化”的目标绝不相容的，这种“打倒李敖统一战线”，不是太邪门了吗？

　　在舆论的一片杀伐之声里，国民党《中央日报》带头以专论攻击我，省政府《新生报》干脆漫画骂我是狗……统计各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的“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他们的《出版法》、他们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我更正。……这种种三十二年目睹怪现状，不是也太邪门了吗？

　　当《疾风》杂志系统，鼓噪在中泰宾馆之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就是对异己法律上面的斗倒；当《疾风》杂志系统，乃至《黄河》杂志系统，鼓噪在高等法院内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同样是对异己“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于是，在选举前夕，在李敖《千秋评论》杂志执照拿到后一个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马加鞭的从无罪判到有罪。于是，舆论与法律的双杀局面——从斗臭到斗倒，就前后完成。

“他们把李敖放出来了!”——他们把李敖放出来了？

喝了这杯毒酒

十九年前，我写《十三年和十三月》，描出我的人生观、远景和下场，我说：

　　十三年来，我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困扰与苦难并没有使我忽视这十三年来的众生相，也没有使我这低调人生观高调一点点。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由十三年来的沉思默察转到十三月来的文坛争战，我已经饱受攻击和诋毁，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我还是要走上前去。两句改译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诗人的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

　　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

　　请再勇敢的喝了这杯毒酒吧！

　　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如今，十三年过去了、十九年过去了、三十二年过去了，我受的“攻击和诋毁”自古如斯，我挨的“流弹和棒子”于今为烈，我吞的“苦药”业已不少，我喝的“毒酒”总是满杯，但我还是我，“我还是要走上前去”。一首一九六七年的小诗——《我们相信》——也许是我的碑记和鼓舞：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种气候，

　　像一阵阴天，

　　他们总要过去。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股逆流，

　　在阳光下与大河旁，

　　没有他们的余地。

　　从任何因素判断，

　　他们没有理由长久，

　　他们的存在，

　　早不是天理，而是运气。

　　我们相信：

　　我们会等待到那一天，

　　我们会制造出那一天。

　　而我们，

　　不该是阴天的烈士，

　　或是

　　逆流的殉葬者。

　　我们不单是为唾弃他们而生，

　　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

一九八一、七、十七，准备第二次入狱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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