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似我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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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我的温柔》题辞

汉高祖刘邦有特色，特色是“轻士善骂”（看不起知识分子，并且会骂他们）。但他毕竟是流氓匪帮，不读书、文化水平不足，所谓“善骂”，是没有深度的。要深度，得看李敖才成。李敖“轻士善骂”，立意之高、用心之远、下笔之快、构思之巧，均属千古独步。这本书中，李敖点名批判，骂了二四四八个知识分子，可见多么气派。更气派的是，李敖说他骂得还客气呢，只骂了二四四八个，“恰似我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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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五百余位学人及教授花名榜

1966年7月7日，我写信给国民党新闻局局长沈剑虹，指出所谓国内学人教授一千五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的《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中的笑话，三十三年后我重看此信，发现当时我还是以“站在一个中华民国公民的立场”的口气写出的，比起后来完全否定中华民国的我来，未免太忠厚了。

现查1966年5月16日的《民族晚报》，有报导如下：

学术界致美公开信

草拟数月颇多曲折

（本报讯）自由中国一千四百余位学者及教授于今天发表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这封信不但是我国学术界的一项集体创作，在草拟这封信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据一位参加签名的教授说：自从美国的一批所谓“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巴奈特等人，屡次发表荒谬言论以来，引起了我学术界的极大反感。

这位教授说：过去我政府虽曾多次发表声明对这种谬论予以驳斥，部分学术界人士也曾私下表示意见，但由全国学术界人士联名予以反斥，这还是头一次。

这次从草拟这封公开信到完成一千四百多人的签名工作，前后经过了数月的时间，因为这一千多位学者和教授，不但散布在全国各处，其中许多人对公开信的内容都要经过一字一句的推敲斟酌，例如台大校长钱思亮、中研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济、院士李先闻、东海大学教授曾约农、师大教授毛子水等，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对公开信逐字逐句研究，尤其李先闻教授在签字时因右手受伤不便，不得不改用左手签名。

这位知名的教授说：参加这次签名的几乎网罗了全国所有的教授和学者，少数未能来得及在公开信发表前签名的，今天上午还继续到负责人员处签名，这种爱国热忱实在令人敬佩。

这位人士最后郑重表示：这封公开信可称得上是我国学术上的一件集体创作，因为其中包括了国际问题专家、匪情专家，以及对费正清、巴奈特等人思想、政治背景的深切了解等。

可见肉麻作业之一斑。

我年纪愈大愈觉得：所谓“对事不对人”，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方向，空泛揪出一件事的荒谬，倒不如揪出到底是什么人干出这件事，反倒是“春秋笔法”、更有效。直接开出名单、放出榜来，使这些人无所遁形，岂不更干脆，因此我决定“对人不对事”，做一附录，以见识见识三十三年前所谓学人及教授的嘴脸和软骨，比较起当时拒绝签名的殷海光、石锦等少数知识分子来，真不能不对拒签者另眼看待了。

1999年1月21日

附录一

致沈剑虹

瑞文局长：

报载先生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

“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五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文，现已治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七月三日《联合报》）

对这封公开信，内容如何是另一问题；在外国报上发表妥否，也是另一问题，我都不想跟你讨论。我只是站在一个中华民国公民的立场，请你注意一下这封公开信于五月十六号在台湾各报发表时的严重的“签名重复”问题，其中朱建民、董事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的大名都出现两次，这种现象，简直不可以用“疏忽”来原谅，简直是“不负责任”！

先生既然主持这封公开信的英译与传播，并且势在必行，我忍不住要写这封信来做一点提醒的工作，深盼能在英译本上改正，免得在洋鬼子面前闹笑话！

洋鬼子一个人不幸“二分法”，也至多是Dr. Jekyll And Mr. Hyde来他一个“化身博士”。我国“教授”，岂可不化如此哉？

李 敖 五十五年7月7日深夜

（附记）沈剑虹局长收到我这封信后，回一封挂号信给我，除了恭维我一阵关心国事、爱国等话外，并保证英文译本绝不发生重名问题。我很佩服沈局长的负责态度。

附录二

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本报讯）自由中国的一千五百多位学人及教授《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我们，下列签名者，是自由中国学术界人士和教授，现在向我们传统的友邦人民，写这一封公开信。正当中国人民的公敌——中共政权——对你们进行威胁，而贵国有些自称“中国专业”的人士，努力对中国作虚伪的描写，并力主改变你们对华政策来迎合中共口味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有一种庄严的义务，向你们表示中国人民的真实态度，我们要反驳一些导向误解的说法，并提出积极建设性的建议。

你们是泱泱大国的国民，这国家是启蒙运动在新大陆所做的一个人类史上最惊人的实验，而这启蒙运动却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渊源。故中美两大民族虽然有历史久短之别，并远隔一个最广阔的太平洋，然而在精神上都敬天爱人，酷爱和平，相互的感到格外亲近，而在两国国民之间，广泛的存在着一种自然地爱美主义（Americanophilism）和爱华主义（Sinophilism）。

自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不克保持其先进地位之后，便在十九世纪的强权政治时代，成为西欧、沙俄、日本和苏俄等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牺牲者。在中国被侵害的一百多年中外关系中，唯有美国保持光荣的纪录，特别是，自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一贯的支持中国之自由独立。而美国对华政策中之理想主义和“开明自利主义”的优异结合，实在是美国今天世界政策演化的源泉。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以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为新中国之建国理想，至今明订于中华民国宪法之中。在一百多年中美关系中，中美政治家、教育家、宗教家都对中美两大民族之友谊，做了许多光荣的贡献，而这一友谊，又在太平洋战争中以两国成千成万青年英雄们的血凝结起来。凡此都永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之中。

二次大战以后，正当中美两国准备合作来促进太平洋和平的时候，中国竟经历其有史以来所未有的悲剧。其结果，是一个共产政权出现于中国大陆，对自由世界“闭关”，并宣布美国是唯一的“敌人”。出兵韩国，对美作战，死伤美国十三余万人。而且直到今日，一天到晚疯狂的高叫打倒“美帝”！

这一件奇怪的事由何而来呢？这一中共政权是代表中国人民，如贵国某些报刊所写的吗？它的命运如何呢？今后中美关系如何呢？这是应当严肃思考和冷静研究的大问题。

这里不是我们提出一个详尽答案的机会，但我们必须郑重确切一言的：即中共政权不仅不是中国人民的政权，而且是一个反中国人民的政权。这政权不是中国革命的结果，而是苏俄权力政治阴谋利用战时混乱造成的结果。试想当我们八年抗战之后，中国受了何等的破坏！又值苏联经历二次大战利用美援成为欧亚唯一强权之时，复因雅尔塔密约的关系，而得以借机占领中国东北；并以日本武器武装中共，始予中共以击败中国政府统治大陆的机会，这是举世熟知的事实，也是苏俄自己所承认的。如问中国政府何以未能阻止这一政权出现，则大家只要想到战后的西欧，如无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今日又将是如何景象，便不难想到，中国之悲剧正是自由世界之共同失败，不是中国单独的责任。然这绝不是说，中国大陆之赤化是无可避免的。假如美国在战后能预料到韩战发生，假如当时美国没有许多所谓“中国专家”，宣称中共是“土地改革者”，离间中美合作，而美国能用韩战十分之一的力量来协助中国阻止中共，毫无疑义，今天亚洲局势早已大不相同了。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正是中美两国人民所当共矢勿忘的。

由于中共是苏俄一手所制造，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政权，则其反美是不足惊异的。早在一九二四年七月第三国际五届大会，俄共即曾宣称：“向美帝作战”，但假使中共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它也不会反美，中共之反美和参加韩战，是执行莫斯科政策。中国人民永远对中共之反美感到羞辱，我们也要请美国朋友千万不要忘记，那反美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中共，中共不仅反美，而且用各种严酷手段残害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伤亡于韩战者，十倍于美国的伤亡，这都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应负责任的。

但人们会问：现在有莫斯科与北平之歧见，何以中共反美比俄共还要厉害呢？这理由很简单，第一、毛泽东党业已斯大林化到了这一种程度，以致在俄共鞭尸斯大林以后，还要坚持以斯大林主义正统自居，成为他们与俄共分歧之基本思想。故其与俄共关系虽发生变化，但其反中国人民的本质则是不变的。他们的全部政治经验是斯大林主义。第二、在实际需要上，毛共极权政权今日最重要的事，是保持其政权，并且要独霸世界，因此一方面必须制造对外的紧张，以军事扩张来加强对国内人民的镇压，并转移其注意力；另一方面，它在东南亚各国积极进行颠覆，就是企图威胁最强大的对手——美国——退出整个亚洲。

不幸，所谓某些美国的“中国专家”，有意无意的忽视这一事实，故意以“中共”代表“中国”，造成对中国观念的根本混乱及误解。更不幸的，正当美国人民以血汗与金钱来保卫自由世界在亚洲最后堡垒——东南亚的时候，费正清、巴奈特教授以“中国专家”之名，在美国发动有组织的宣传，主张承认反中国人民的中共政权。而实际就是鼓励它对中国人民及美国做更大胆的犯罪。由于费正清、巴奈特等是以“中国专家”的资格说话，我们，自由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和教授，也便有加以辩驳的责任。

我们对这些所谓“中国专家”的虚妄宣传之辩驳，约为以下七点：

一、这些“专家”认为毛泽东主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自古亲亲尊贤，仁民爱物，力崇礼让忠恕，向往和平大同。与中共之反对亲情残民以逞，破坏人伦道德，鼓吹仇恨斗争，不啻南辕北辙。当费正清教授说共产主义承继中国传统的时候，只表示他对中国传统和共产主义皆属无知。中国与各国一样，都有传统，然而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断非中国传统，且力谋彻底破坏中国传统，因其系苏俄所组织起来的一个反中国的畸形体。美国的汉学家很多，到过中国的人也很多，能在中国传统中找出斯大林主义，找出“洗脑”、“儿子斗争父亲”、“出卖朋友”、“劳工营“和”人民公社“吗？中国之所以成为亚洲一大安定力，即在其传统的亲仁善邻政策，更绝无反美的传统。当费正清教授想借曲解中国传统来为中共政权加冕的时候，特别提到林彪贩卖战争的论文《人民革命战争》，其中谓：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也是可以分割的；是可以分割开来打败它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人民，我打它的头，你打它的脚，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它。美帝国主义所以最害怕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所以把人民战争看作是它的致命威胁，道理就在这里。

被侵略的人民用人民战争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当前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越南。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镇压人民战争的试验场。美国进行这试验场已经有好多年了，现在谁都可以看到，美国侵略者找不到任何办法来对付人民战争。越南人民都在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美国侵略者在越南人民战争中正面临着灭顶之灾，……。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将更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做到的事情，他们也是能够做到的。

二、费正清和巴奈特两教授第二个论点，是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中国在近代屈辱和挫折中的一种反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起源于西方，形成于俄国，列宁利用西方帝国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的对立，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策略”进行渗透。东方民族主义可以一时受其欺骗，但民族主义终与共产主义分开，这是由土耳其、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以及最近印尼和非洲诸国之事实可以证明的。费正清、巴奈特却故意盲目于眼前非洲诸国新的事变及其意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导师孙中山先生，反复说到民族主义，不是孤立主义、排外主义，而以维护国际和平为民族主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再三说到中国民族主义当以美国为模范，而在中国强盛以后，一切不可学帝国主义的堕落行为。事实上，第一次大战以后，亚洲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中国民族主义的对象乃是日俄侵略，孙先生且以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奋斗之大目标。由于美国从未侵略中国，中国人民素认美国为中国之友，一切“反美”之谈，都是共产党人所捏造煽动的。

三、费正清、巴奈特的第三个论点，是以中共经济与军事实力来恫吓美国政府和人民。无疑的，中国是一个地大人众的国家，但是中共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所以五亿人口并不是中共的资产，且将成为埋葬中共的力量。再说到中共建设之成绩，至少必须注意赤色官僚的谎报。如一九五九年中共在庐山会议中自己承认，他的统计数字是谎报的，将数字增加百分之五十至五十八不等。然而这是巴奈特教授等引用中共经济数字时所不问的。诚然，中共完成了三次核子试爆，这确是危险的讯号。但如果希特勒的VIV2并未保证他的胜利，也未使自由世界吓倒，我们也没有理由就在毛泽东的试爆之前，除了战栗或投降之外别无可为。

四、费正清、巴奈特第四个论点，是所谓“事实”、“现实”。他们说，中共政权之“存在”和“强大”是事实，“仇美”也是事实。事实、现实，不知几多愚蠢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当年希特勒耀武扬威之时，张伯伦和林白上校主张承认事实现实，但丘吉尔和罗斯福拒绝了他们，才挽救了世界。而今日这些现实主义者却忘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便是今日大陆上中国人民的反共心理和抗暴斗争，也是事实和现实！他们并非绝对否认这一点，例如巴奈特教授说“没有重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及其可见的发展的展望”，在这里因而结论中共政权并不是一个“过客的现象”（A Passing Phenomenon），但他们对大路上日益增加的抗暴运动（据中共公安部公布：1961年抗暴案件有249012件，较1955年56000件，增加四倍以上），知识分子的公开反共（而且是以中国传统的名义反共），成千成万青年的逃亡，以及许多共党军官、外交官之选择自由之事，完全置之不闻不见，当然，一燕不能成春，但不只一燕，就表示春天快来，而不能说冬天不是“过客现象”，巴奈特教授能说中共是一永恒的现象吗？

五、费正清、巴奈特以战争来恐吓爱和平的美国人，便在美国报纸上宣传一个选择——“与中国打仗或承认中国”。打仗是危险的，“承认”是万应药。美国不承认中共，就要与中共打仗，而战争责任且在美国。然则何以“孔子德治主义”之中共——如费正清所说——有此权利以战争来逼美国承认呢？美国承认一个政权之自由都没有吗？费正清又有所谓“软弱论”，实即“饿虎论”，就是说，北平不是纸老虎，也不是恶虎，而是饿虎，饿虎受了美国刺激，发生挫折就不免要发脾气了。而如果饿虎喂饱了，这饿虎便将恢复为“孔子德治主义”的官僚了。朋友们，这是你们的“中国专家”，我们实在没有什么话可以批评。不过他们的言论似乎是为虎作伥，却不顾养虎贻患了！

六、这些“专家”的万应药，名之曰：“围堵而不孤立”，范围很广，包括五项：

（一）修正美国对华政策改为“围堵而不孤立”：此乃不可能并行的矛盾谲词，因既不孤立，自可到处活动颠覆，焉能围堵？且东南亚堤防崩溃，则不仅越南失败，亚洲难保，且珍珠港事变，恐将重演于今日。他们谓：此一药方对苏俄行之有效，而不知苏俄表示软化，正因美国强硬政策所致。而过去斯大林之狂妄侵略，亦正由于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援助苏俄而不使孤立，终于养虎贻患！倘能加以围堵，并予孤立，何至有今日之大患！

（二）请中共进联合国：他们力主拉拢中共进联合国，“即令他们说要炸毁这个地方”亦在所不惜！此不仅违背联合国宪章，且中共一旦进入，势将借此在美大肆颠覆活动，更较苏俄的间谍活动为积极，届时美国将何以应付？他们诡称保持中华民国席位，实际予自由中国以严重打击，甚至以之饲喂饿虎，坐视壮大，而不愿其吞噬亚洲进袭美国的危险！

（三）取消对中共禁运并使参加核子管制：为不孤立中共，不惜要求取消禁运，益寇兵而赍盗粮。以自由世界的物资，来屠杀越南战场上的美军健儿！且中共欲以核子作恫吓资本，势不能接受管制，纵然表面接受，仍将暗中发展，随时可以予自由世界以威胁。

（四）由事实承认近于法律承认：他们要求美国对此联合国谴责的侵略者，以及在韩战越战残杀美国青年的凶手，屈膝“悔过”，予以正式承认！此不仅违反公理正义，且何以对成千成万英勇牺牲的美国青年？

（五）允许中共记者与学人访美：为求与中共交往，竟要求美国政府先单方允许中共记者与学人访美，结果竟为中共严词拒绝，自取其辱！中共固不敢开放竹幕，容许其学人奔向自由，即使将来同意交换访问，亦将以记者学人名义为掩护的间谍分子进入美国，大肆活动，分化颠覆，以达到“埋葬美帝”的目的。

七、假定费正清、巴奈特推荐的药方实现以后，是否饿虎就会成为“人文主义的官僚”呢？费正清教授并不提供保证。巴奈特教授则说中共政策之变化，在毛泽东死后是可能的，其根据乃由于中共在印尼古巴和加纳遭遇大的挫折。似此两位专家的预言又大为歧义了；费正清说，“挫折”（Frustration）使中共成为饿虎；巴奈特说，挫败（Set-back）使中共变更政策，然则究竟应该使中共挫败？还是应该使饿虎满足，才可以使中共变更政策呢？在这两位专家尚未取得协议以前，他们就建议美国改变政策，不也过于鲁莽吗？实则如马克思对于沙俄所说的，“侵略必继之以侵略，扩张必继之以扩张”。常识和历史也能告诉我们，饿虎满足以后，胃口必定更强。只有继续使好战者挫败，才能避免战争；而对侵略姑息，只有使战争不可避免。

由上可得一结论，即费正清、巴奈特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张，从前提到结论，都乏根据。他们对中国及共产主义并不理解。他们只是做一亲共与反反共的宣传，愚弄世人。这不仅损害中国，而且损害美国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不但不能避免中共与美国战争，而且可能促成这一战争的爆发，且将使美国不光荣的失败！贵国的专家有权在美国作任何的言论，但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到底是否“中国专家”呢？在二次大战期间，独裁主义者斯大林曾经对贵国说过：“希特勒的弱点，即在反暴政的人民。今日世界需要用以对抗希特勒的勇气与道义力量，只有一个来源，即是美国。”斯大林这几句话，不可以人废言，而且对极权政权是都适用的。记得当时有些贵国“中国专家”对斯大林的话加以鼓掌，不过这班“专家”认为斯大林不是独裁者，而中共更不是独裁者，只是“土地改革者”。这种宣传，曾使贵国误认中共的面目，因而对今日中国悲剧及美国的威胁，是有他们的“贡献”的。于今又有人想做新的“贡献”，说中共不是“土地改革者”而代表中国传统，但我们相信他们总不能否认中共是极权政权。那样照斯大林的话，中共也最怕反暴政的人民和道义的力量，所以他们要打击破坏此种力量。我们首先要否认他们是“中国专家”，而当我们以他“中国专家”身份说中共代表中国人民，而且打击中华民国的时候，我们有权抗议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我们还要说明，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我们决心保卫自己，并自信没有人能出卖我们。我们必须声明的，我们绝不愿美国与中共陷入一场战争，因为战争一旦发生，死伤极大，且多数将是我们的同胞。但我们也深知中共绝不敢对美作战，只有费正清、巴奈特言论足以发生迷惑作用，因而造成美国张伯伦主义之时，才能鼓励中共冒险对美作战。并解除美国道义的武装，因而使美国乃至全自由世界都悲惨而不光荣的失败。正由于我们不愿见一场中共与美国的战争，我们不得不向美国人民指出贵国“中国专家”的虚妄。最后我们愿郑重一说的是：美国政府和国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策，但我们以美国朋友的地位，并因美国在世界上为自由而奋斗的领导地位，我们乐于说今日詹森总统在自由不可分的信念之下，所采取的坚定勇敢的政策，已在亚洲人民心目之中，重建了美国的道义威望。循着这一方向，才是实现亚洲和平之路，在美国坚持正义的鼓励之下，中国人民必能克服中共暴政，重建中美历史的友谊，而亚洲永久和平也终必实现。我们中国人民所期望于美国者无他，就对华关系而言，只是坚持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

承认中国人民，而不承认反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

认清敌友，而不参加中共残害中国人民的犯罪！

我们所望于美国自己者，就是美国当知自己国力之来源，而断无恐惧暴力和失败主义宣传之必要，此即坚持林肯总统的遗言：“要信任正义的力量，而本此信念，勇于尽我们的责任到底。”（Let us have faith that right makes might, and in that faith let us to the end dare to do our duty as we understand it.）

附录三

联名教授及学人名单

钱思亮、郭廷以、刘季洪、林挺生、沙学浚、石超庸、包遵彭、梁实秋、英千里、邱宏达、皱文海、洪应灶、李子欣、刘显琳、刘鼎新、陈镇恶、吴伯俊、刘书传、于希武、冯克、谢一民、李立聪、陈显荣、魏蕴聪、吴耀、胡成群、游启亨、刘新民、卢衡若、洪铭盘、万义先、钱金锁、蔡如藩、尹稷、杨景潜、黄璐琪、李济、陈可忠、吴康、杜光埙、杨亮功、张建邦、赵在田、程发轫、方豪、张剑寒、朱建民、吴南轩、周肇西、丁作韶、倪超、储鸿举、王大琛、傅从德、张严、黄振民、孙诗文、吴振成、李定文、郭德菱、张骏五、张学新、卜孔书、史惠顺、吕铭坤、王振华、张景义、郑仁芳、翟中安、高振华、杨德隆、徐锦秋、余斌、毛子水、谢东闵、李熙谋、汤惠荪、钟皎光、张金鉴、傅启学、方从吾、魏守岳、宗亮东、熊公哲、孙鼎禾、赵吉士、黄乙卯、张捷春、贾连仁、李勉、于维杰、赵海金、黎在符、陈録山、万册先、田宪儒、姚傅淦、左利时、林柏坚、王樱茂、吴镇三、许钟瑶、蔡敦礼、郭魁士、钟凌云、潘士钊、张定宇、李良玉、曾约农、邓萃英、成舍我、凌纯声、罗云平、戴炎辉、左潞生、王九逵、杜元载、王增才、赵兰坪、施之勉、杜学知、沈在崧、张书文、沈庆云、赵璧光、黎在符、吴振芝、王先镕、林宜禧、彭望谦、程忠元、王启亮、刘兆瑸、张玉田、赖再得、薛承莱、吴添寿、项国信、陈铭栋、华实、田宝聪、王汉超、吴逊三、李先闻、陈大齐、黄正铭、田培林、蒋复璁、韩忠谟、黄君璧、顾元亮、雷崧生、沈兼士、李其泰、何孝元、周传礼、苏雪林、张象贤、周咸堂、宋子开、冯维仁、赵默、戴瑞生、郭爕昌、陈寿南、赵少铁、高士嘉、孔章、陈健、高肇藩、李诗长、黄定加、杨培森、刘茂寅、陈裕江、黄甲臣、盛慧英、江兆双、刘鉴堂、孙永龄、余澄衷、刘正平、刘创益、李士达、许博文、曹文超、龙书祁、洪治、沈亮、罗树声、蒋如驹、李顺成、陈元音、贾湖亭、李宏基、丁东之、刘燕溪、黄得时、朱立民、郭博信、李迈先、项黼宸、黄金穗、郭水、江雪卿、李式凤、虞兆中、谢承裕、金祖年、龚肇铸、许照、江德曜、沈熊庆、林建、刘国桥、李永基、陈超尘、季培元、龙名登、童启祥、刘崎、郭宗贤、易道澄、章忠礼、李迎伯、许健雄、陈栋民、申庆璧、彭襄、沈树雄、章锡绶、戴琏璋、唐启琨、杨景新、张振玉、赵兰庭、杨芳瑜、田宝鸿、崔伯铨、洪炎秋、虞尔昌、陈固亭、杜维运、沈璿、严棉、黄金财、林纯纯、杨思標、陈故人、刘鼎岳、周广周、简卓坚、白光弘、刘群章、苏雍松、陈成庆、张南强、张政宏、黄际链、杨立治、曹以松、何静安、李景武、梅可望、刘玑、王光前、谢俊夫、吴雨庭、林汉奇、谢钦城、黄三仪、万心权、姚正中、陈乔楚、刘绍本、周惠民、张鼐、季俊清、许君武、董世祁、许云基、台静农、王叔岷、曹永扬、王任光、陶晋生、缪龙骥、杜而未、孙云焘、黄素津、李淑玉、王挚风、杨昭欉、欧阳绩、史宣、朱耀衣、马志钦、魏嵒寿、白锦璋、杨懋春、杨昌辉、王益滔、张建勋、汤私义、朱炎、蒋书栋、龙章、耿鑫阁、周鹏云、常梅荫、王俊秀、林子忠、李本题、叶庆炳、沈鸿泉、石辉然、彭锷、陈霖生、黄文质、赵连成、尤士卿、谢明轩、衣复仁、邓光新、何佑森、赖永祥、黄仲图、杨云萍、林瑞翰、姚景星、宋文薰、顾文霞、林婉芳、刘福辉、吕璞石、刘为浩、陈靖宇、陈志鸣、许振发、李举贤、邱永隆、陶良隽、刘宗標、张德粹、李登元、易任、陈玉麟、陈泰生、周道济、瞿立恒、徐昕影、郭新财、任德成、董明澄、李明、戚长诚、杨志希、林春仲、高长明、周培智、史慎芳、许孕六、杨向时、温哈熊、汪大铸、陆铁乘、黄振麟、戴君仁、卓贶来、董世祁、夏德仪、施拱星、洪耀勋、唐美君、许光淦、余道贞、徐世大、黄振贤、凌雪、黄春木、张导雄、叶公节、马云龙、赵荣澄、李敏达、杨守绅、许文富、马春祥、沈百先、陈幼石、王生善、李元植、李渔叔、孙陵、陈奇秀、卓祉宜、周汉光、曾焕荣、杨景迈、徐道宁、张龄佳、洪同、杨粹、洪为涛、夏康、李其昌、李德昌、周鹤鸣、郭振华、杨青、李少藩、洪崑堤、王西华、苏远志、刘祥铭、李景石、包和清、江观纶、张锦得、罗铜壁、阮维周、郁昌经、李鹿苹、谭天锡、郝继隆、蒋友文、解晋、蔡锡琴、杨燕飞、谢维铨、赵继庆、陈炯明、余锦泉、顾智钟、张丙龙、董大成、刘鸿恺、叶航、陈永康、姚锐明、赖秀雄、王企祥、李新民、郑华生、郑振华、陈光棣、贺伯烈、陈应弘、陈云宗、王家超、吕长庚、梁晓曙、朱斅春、叶林祺、何芳院、杨祖馨、苏仲卿、黄春兰、谈廷芝、黄湘、宋嘉贤、王光灿、陈英茂、马廷英、谭立斗、王洪文、黄增泉、陈绍馨、桂裕、李兆萱、江万煊、蔡崇璋、杨雪舫、许书剑、张学贤、黄文贤、杨照雄、蔡锡圭、李镇源、钟同礼、罗振觞、孙凤鸣、徐心涵、韦维均、李怡严、林尔康、马步原、钱积彭、许孝文、李尔康、张夔恩、颜守谦、温鼎勋、杨光惠、尚树梅、姚宏龄、田干吾、陈振铎、林澄海、颜沧涛、萧保源、蔡突飞、刘秋麟、程维贤、潘贯、杨昭华、王源、王月麟、梁润生、苏乡雨、苏在山、张国键、魏火曜、叶曙、许德全、许成仁、蔡诗显、杜诗绵、陈辉雄、郭雅惠、方怀时、林国煌、孙宕越、杨茂林、刘军捷、郭下安、李莲君、王维农、刘仲凌、林嘉熙、王亚明、胡传厚、宋如翰、郭双发、刘浩春、程锦山、郭俊民、于占魁、刘保民、刘伯文、张守敬、齐沛林、许洁、陆惠瑾、林承谋、张正藩、许东民、王超翔、林朝棨、林绍豪、李祖佑、邓发育、李颖吾、徐泽予、邱仕荣、李光宜、王经论、陈万裕、陈博约、余瑞云、邱瑞光、钱煦、彭明聪、林东明、王鸿、马毓俊、刘卓元、洪墩山、李瑞芳、李育浩、叶锡溶、朱树恭、邵镜人、文经华、邵增桦、张去疑、王兴宗、李恒钺、李光复、刘光耀、高启圭、张恭德、谢伯东、张仲、姜荣林、吴立生、黄以簸、苏文得、林渭川、孙炳榕、黄春江、傅祖敏、亢玉瑾、毛化、龙冠海、周渭泉、邹昌、魏增炎、陈炯霖、洪文宗、张荣茂、陈哲尧、陈正言、林槐之、黄廷飞、陈拱北、丁淑美、林家青、王子定、吴顺昭、谌克终、林樸、刘发煊、孙嘉时、陈棋炎、傅乐成、庄逢时、任今才、牛炳镒、叶殿荣、乔正定、谢麟兆、魏荣堂、张耘兰、王名增、翁礼维、王师、孔繁霖、余菊潭、张薾云、江俊华、朱建民、王健民、刘述先、叶尚志、周怡丙、汪厥明、汤文通、王光远、高敏君、黄锦鋐、廖继春、樊正民、曾宪嘉、吴文忠、徐世杰、桂崇基、申丙、华仲麐、贾伊箴、杨志希、葛建时、黄希周、周桢、胡昌炽、马溯轩、周冶平、徐世贤、张甘妹、李润沂、瞿子云、黄镇荃、刘立明、濮良畴、俞乃喜、李咏湘、吕理雄、赖竞存、林安熙、魏运约、黎昌诚、王忠、陈登荣、黄连指、吕华光、谈子民、陈圣士、金秀明、鸿宝树、谢云飞、叶树藩、卢守耕、吴文文、邱爕友、佟世俊、朱裕厚、张平堂、王应兰、陈其昌、张志韩、刘垕、林文奎、龚浩、王觉、韩宝鉴、张传炯、郭宝章、邵中仁、杜庚德、康有德、金世鼎、陈茂源、柯芳枝、赵国华、吴兆铎、李继强、戴尔竞、石鸿达、区斌、周祥榕、潘家寅、陈振扬、周闻经、汪申、陈云潮、吴植干、姚承如、姚立予、刘汉珉、徐家骥、张慕贤、陈治世、贾凡、方度、王启柱、陈炯崧、蒯通林、宗孝忱、鲁实先、邓文礼、郭秉道、陈海光、易希陶、朱耀沂、刘宗烈、饶季国、王兆荃、邱汉唐、吴声镐、康讴、柯源卿、吕风州、陈庆京、蒋明南、方祖达、赵琛、刘甲一、洪逊欣、刘恩普、陈达三、程京震、张传黻、王季冈、邹文唯、张蔚柱、戴祝缇、钱卓儒、杨达城、庞柳春、赵浡霖、杨治全、曹治德、徐自强、高敬忠、胡耐安、张宇真、陈沧来、潘光晟、齐觉生、申德达、王官、马安心、张微颖、汪中、吴锡宏、崔连照、苏桐、李本鹏、吴龙溪、陈迈子、余绣、刘明侯、冯建维、杜奎英、凌厚生、刘棠瑞、王德春、黄永传、黄涵、毕中本、高化臣、蔡墩铭、李守孔、吴增麟、赵星艺、林松材、张安亚、王礼堂、张谨生、樊哲智、陆正、张奕华、王玄士、陈舜齐、曾子友、贾秉文、张效乾、刘凤仪、王淑英、鲁传鼎、余志通、杨承彬、林文奎、韦日春、张鲁智、林阳春、高玉兰、方祖燊、唐传基、焦嘉诰、王守方、蔡敏惠、苏鸿基、唐美逸、李杰、王元、王敦信、宋作楠、曹昇、屠炳春、伊文柱、曾起晋、陈寿觥、陈纴秋、黄必珽、黄景涛、陈士全、王静珠、李世厚、刘惠光、王逢吉、叶元彬、佟世俊、王兆荷、郑绣琴、苏惠铿、陈慧坤、戴郛、张凯凯、刘锡恭、徐直民、刘大柏、姜占魁、孙殿柏、苏志超、任维均、阙镐曾、王兆荃、雷飞龙、涂怀莹、杨玉宏、蒋一安、任振华、黄英烈、吴璜、程贻孙、徐奎昭、林民、廖翔贞、袁除、康庄、王有初、余钟骥、陈宏博、张中宁、顾柏岩、高亚伟、刘正浩、邱维城、钟南、唐子宗、方远尧、李亮恭、诸亚侬、王大鉴、朱际镒、靳久诚、罗芳桦、戴玄之、张琮庭、徐克仁、吴子我、郑逸侯、罗刚、任珩、龚弘、郑逸侠、童世芳、徐先谊、张清地、叶公城、苏鸿烈、阎子桂、郭博信、宋楚白、张美德、张万涵、甲凯、林于、杨藏雄、章荣熙、李纯胜、吴京一、许梦兰、施翠峰、饶沙鸥、史梅岑、高明、王慰诚、李丽正、李克让、朱越生、洪贝振、吴梅兴、高思谦、周弘道、王伯尼、魏钦一、唐恩江、贾书法、卢英权、刘慎孝、高维燕、顾兆丰、周垣、许祖成、林乐健、明允中、许志超、陈耀锟、王开基、朱植人、范念慈、杨彬良、李庆余、苏夷士、关崇智、丁振成、张骏、杨锡福、谭振民、童世荃、汤俊湘、王文思、杨继荪、蔡爱仁、彭驾骍、周瑞、李国良、黄友松、周瑛、温兆宗、瞿述祖、巫光亚、王同寅、张博宇、尹蕴华、毛寿义、宋尚伦、车乘会、李淑珍、刘本铎、邓安民、刘家骏、马小梅、高造都、周世辅、刘真、高铭辉、赵一苇、程文华、孟十还、祝德光、陶唐、胡良珍、李元植、张敬果、赵吉庆、孙德文、何龙、余立铭、李政义、林濚、李远孝、包伯度、李春材、程莲瑞、徐量如、戴时熙、能惠民、范传坡、许世瑛、王振鹄、吴友仁、杨基荣、卢绍稽、张基瑞、刘昌星、郭钟祥、陈大络、许大成、江应龙、张芳杰、康洪元、刘衍淮、戴铭辰、周何、杨希震、王作荣、丁维栋、张道行、林范剑、崔载阳、徐玉光、李定景、翁通楹、许兴仁、包德明、刘纯白、陈厚个、廖楷陶、张弦、林学田、邱文虎、黄德修、张济时、徐型坚、陈玄德、陈汉、许东荣、刘煜、陈秀清、许志杰、叶霞翟、郑专琳、黄本源、谢尔昌、吴启岳、叶树源、贺陈词、齐德芳、马礼华、钱公博、孙健、王化岐、刘道元、胡兆华、张中和、邝挺生、刘业经、张曾谠、沈德煃、陈孝祖、邓善章、陈大武、李藩、罗树忠、何静安、李信芳、盛澄渊、倪渭卿、陈泽亚、李景玉、郭孟坚、齐邦媛、李鸿音、吴克刚、张发榕、钱褆男、刘志宏、邬玉田、万心权、王鸿年、蔡镇、邓佐明、姚秀彦、谭慕兰、沈国庆、崔蕴兰、程友寿、刘祥之、何荣、刘维崇、杨静贤、祝德光、陈君琪、陈智荫、李增荣、孟昭瓒、王抚洲、吕俊甫、王文俊、张善鼎、赖炎元、王梦兰、刘太希、易君博、沈默、鄷裕坤、陈琮、钟人杰、刘继善、刘正纬、黄纪法、何知先、萧敏怡、陈立芬、颜幼洲、吴功勋、黄万居、黄灼明、高业茂、廉永英、陈叔良、易苏民、戴粹伦、孙邦正、高广孚、张保寿、方炳林、王志义、陈泮藻、张春兴、韩芳、李金士、赵楷、沈明璋、龚宝善、邱日盛、郑奋鹏、杨淑玉、庞永选、陈如一、梅高、倪炯声、谢应宽、徐永仙、梁金意、蒋仲箎、廖国庥、杨炳根、杨思廉、李季燕、郭克悌、张荣光、张景明、田宝鸿、徐银格、胡水旺、廖应隆、陈定尧、颜莹、李剑南、翁国荣、郑永盛、王勉之、李梅树、邓绥宁、李曼瑰、袁定培、王载、姚友允、张正生、高换庚、郭柏川、王静芝、文讷、钱志纯、艾文、刘魁元、王天民、林碧沧、周孝濂、叶上芄、杨宝霖、江永哲、郭孟祥、韩静远、诚莊容、罗清泽、洪宝河、高琦瑛、黄弼臣、汪希、高青松、陈霖苍、吴春科、罗时晟、郭镜冰、伍天纬、李肇伟、陈兰芸、单绳武、易希亮、开济、程恩澍、于鸣冬、宋友梅、洪文彬、张世汉、汪俊爵、郑森兰、杨志今、朱汇森、张志澄、俞淑芬、戴镐东、赵汝福、徐鸣凤、朱宝钿、谭华宝、吴文晓、黄培根、章安亚、陈志晃、胡秉正、张亚沄、程大千、傅宗懋、程运、白瑜、杨尔瑛、李世琦、赵来龙、董修民、朱恕、袁征道、李昌来、世福金、方典成、金心衡、张光仁、罗祖谦、萧慕清、周林根、石金山、蓝步堃、李晋、林天来、萧子鹏、侯璠、叶守乾、谢征孚、王诗颂、谢循贯、李树桐、路君约、郑明东、缪天华、张桂嶺、郑小杰、吴国民、余书麟、陶涛、胡思齐、晃介嶺、樊际昌、郑茂根、吴寄萍、郑小杰、黄大受、唐振楚、陈义明、石应钦、许素玉、陈绳德、韩养孚、郑廷宪、李应兆、陈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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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当时，官方以一千四百人到一千六百人作为宣传数字，但经吕佳真实际清点，实为一千二百九十三人。（1999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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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第一不要脸

在大陆上，郭沫若等肉麻的时候，人民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北京四大不要脸”。如今郭沫若等先行代的不要脸死掉了，新一代的不要脸也要学台湾、学台南了，被学的不是别人，就是苏南成这个不要脸。

苏南成出身国民党又出卖国民党、投身党外又出卖党外、厕身黑社会又出卖黑社会，十多年下来，又回头重啃国民党的一对隆乳，有奶就是娘的表演“浪子回头”。这次重新变为国民党，用尽所有传播媒体，公然表态，说出了这些话：

一、“为了报效党国，志愿恢复党籍。”（12月30日《中国时报》）

二、“如不是得到组织的宽恕、厚爱，南成将没有这个机会。”（12月30日“中视新闻”）

三、“以赎罪的心情，来申请恢复党籍。”（12月31日“华视新闻”）

四、“这次获得中国国民党的宽恕和厚爱，……非常兴奋。”“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就得到党的宽恕和厚爱。”“承蒙中国国民党再给予他机会，容许他个人恢复党籍，今后将一本初衷，继续以从政党员的身份为国家效力、为人民造福，以不负市民之所托。”（12月31日《中央日报》）

五、“我以实际的行动显示我是表里一致的，我个人受到伤害不是问题，但绝不容中国国民党受到伤害，如果国家没有了，谈个人又有什么意义？”“有人特意提起十年前我宣布退党的那段公案，我认为那对国民党并未造成伤害，如果有，那也是对地方党部的伤害而已，而事情系肇因于部分党工人员的处理不当。当时，中央党部开除我的党籍，我未作任何反应，便是怕玷辱了国民党数十年的党誉。”（12月31日《中国时报》）

六、“他要以赎罪的心情对党国作无保留的奉献，他感谢国民党的厚待和宽恕，否则，他不可能再归队，党方对他不咎既往，令他深为感动。”（1月2日《自立晚报》）

七、……

八、……

总之，说来说去，所有肉麻的话都从他的厚脸皮下和厚嘴唇里出笼了！我必须承认，我对古往今来，阅人无数，但是像苏南成这样不要脸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古往今来不要脸的，一般说来，脸不要得还有个分寸，换句话说，他们至多只“转变型的不要脸”，而不是“迴转型的不要脸”；是“去做浪子型”的不要脸，而不是“浪子回头型”的不要脸。只有苏南成能如此突出、如此迴转与回头，他的段数，真可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要令那些低段的无耻之徒，要无颜见他、要掩面而退了！

根据国民党《整饬纪律注意事项八项中央委员会五十年3月11日（五零）纪字第0130通告“第五项规定，明列：

党员违反党纪处分规程，关于恢复党籍之规定，各级纪律委员会审核必须严格；如所犯情节重大，或品性过于恶劣者，不得率准恢复。

苏南成十多年来所作所为，无一不证明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对国民党、对党外、对黑社会、对任何罗盘方向的道德尺度，他都是一个“犯情重大”“品性过于恶劣”的不要脸的东西。国民党违背党纪，“率准恢复”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重新归队，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短视与失落，国民党要自食恶果，并遗传流毒，也就自不待言了！

1983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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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马屁学

国民党在10月下旬，搞出一个“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是由中国历史学会、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共同主办，教育部、外交部、新闻局、国立中央图书馆等有关机关协助办理，以上八单位并共同组成筹备委员会，推请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学术草包秦孝仪为总召集人，负筹备全责。

研讨会分五组，进行为期四天的研讨，共宣读论文一百篇并进行讨论与座谈。应邀出席的所谓学者专家，包括所谓国内学者一百四十五人、国外学者约六十人，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韩国、香港、泰国、新加坡、澳洲、印度、南非等十三个国家及地区，均号称为研究中国现代史著有成就之学者，如美国之韦慕庭、马若孟、葛雷高、艾恺、陆培涌；法国之白吉尔；德国之金德曼；印度之巴塔查亚；意大利之左拉图；日本之秦郁彦、古屋奎二等。

很显然的，研讨会的真正目的无关学术，乃是动员两百个中外曲学阿世的马屁精，向蒋介石拍马屁耳！这种马屁，可谓之学术致敬。

但是，在学术致敬之际，突然皇太后驾返台湾，于是，此辈无耻知识人不敢怠慢，乃在10月29日，联名签署了一份电文，向“夫人宋美龄”致最崇高的敬意。电文如下：

向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致敬

下列签署姓名之同人，于中华民国七十五年10月26日至30日，集合于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市，参加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谨对

夫人之崇高人格、文化贡献，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前后所作之不倦努力，以维护国与国间之善意于种种阻力之下，敬表深切钦仰。

夫人与举世推崇不朽的蒋中正先生，确已令同人等及许多国家有心之士闻风兴起。愿依

蒋中正先生及夫人之楷模，迈向人类团结一致之目标。

致敬到第二天，这些曲学阿世的马屁精意犹未尽，且对蒋经国也不敢怠慢，于是联名签署了另一份电文，再向“总统蒋经国”致最高的敬意。电文如下：

敬爱的蒋总统经国先生：

我们为崇敬一代伟人而来此参加“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承蒙总统先生热诚欢迎并致词贺勉，深感鼓舞。中华民国有光辉的革命建国历史，孙中山先生与蒋中正先生乃其艰辛缔造与保卫者，我们不但已从客观研讨中充分了解其真相，更对总统先生致力现代国家建设之必然成功，信心倍增。兹谨以无限之敬意、祝福

中华民国富强康乐

总统先生健康愉快

这两百个无耻知识人可真乖巧！他们深谙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的三角关系，于是在拍马屁时，刀切豆腐，面面俱光，全给致敬到了。

一般人拍马屁，只会拍一面，而这些马屁精，却会拍三面。吾无以名之，鉴此学术，正所谓“三角马屁学”也！

1986年11月5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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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公正的人，拆穿他！

我在《李敖书信集》里收有张大为先生在1983年2月15日给我的信。信中转摹了一幅漫画，画中一个人在打乒乓球，自言自语说：“对别的家伙说来，是‘乒乓’；对我说来，只是‘乒’而已。”（It may be “PING PONG” for some folks …… but it's only “ping” to me.）张先生说，他看了这幅漫画，“第一个印象就是：李敖！”原因是，李敖文海称雄，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有资格跟他对阵，因为他们不够料。所以，以乒乓为例，李敖打起球来，有去无回，“乒”的一声，就成绝响，这是李敖的索寞。

绰号“褐色轰炸机”（Brown Bomber）的重量级拳王乔·路易斯（Joe Louis），独霸拳坛多年。他在三十多年前，到台湾做过一次表演赛，美中不足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没有可堪一击的对手能配他一战，他在台上，表情只是一片索寞。一个不自量力的美国军官颇有拳名，上台跟乔·路易斯比划，可是拳未伸出，人已被撂倒，乔·路易斯表情继续索寞。——他索寞，因为在这个岛上，没有真正可堪一击的“敌人”。乔·路易斯来台湾时，我正念中学，看到报上对他的描写，我茫然一直难忘；可是十多年后，当我在文坛上独霸之余，我想到乔·路易斯，却又恍然若有所悟。乔·路易斯在美国，有一次与朋友们外出，途遇有眼不识泰山的小子们寻衅，小子们打过来，朋友们打过去，但是大家交手，乔·路易斯本人，只是闪躲而已。朋友们大叫老乔你怎么不打，乔·路易斯说：“我这一拳多值钱啊！怎么可以用来打这些小子们。”乔·路易斯说这话的时候，也可想到他的索寞。——台上的“敌人”固然不堪一击；台下的小子们，也不屑一揍啊！

我在台湾文海称雄，有一点对乔·路易斯自愧不如的是，我有时要在对方太不入流的时候，为了开道过路，也会挥拳施教，警告对方。所谓警告，并不是否定对方的言论自由，而是否定对方有捏造事实的诽谤自由、否定对方有假冒公正的中伤自由。遇到这种诽谤与中伤，我就会拆穿它，甚至打场官司，弄个明白。例如自立晚报在1986年10月22日登出大幅“李敖死了”广告，并附以李敖是水蛭等文字，显已触犯《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诽谤罪（该书作者目前已下狱），并违反《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第七条、违反《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第七项。我乃先在该报订下广告位置，届时以“吴三连死了”广告稿，要求刊登。该报以吴三连是他们发行人，悍然拒绝，可见该报自知登某某某死了的广告，是不道德的行为。既然自知如此，为什么要在李敖头上适用呢？

10月22日，我在世界论坛报上看到文中舞先生的大作——《报纸是社会公器，不是骂人的工具》，文中指摘我“以骂人为快事”的事，我不屑置答，因为他说李敖“骂国民党、骂民进党、骂台湾人、骂外省人、骂遍他所看不惯的中外古今人”，都是真的，但他以为一个骂字就可否定我文中的证据，他的大脑就未免太简单了。文中舞先生做学生时代，曾以真名林倖一写信向我求教，我认为他头脑不清，没有答他。如今他大谈《报纸是社会公器 不是骂人工具》、“应宜心存厚道”，不过，我奇怪文中舞先生的“厚道”，为什么不在自立晚报滥用公器与工具时显示显示，向他的老板吴三连抗争抗争，而要迟至今天，才显示他的所见所闻所思？由此可见，他的大脑不但简单，他的心地也非常“厚道”——对老板厚道。他的同党吴丰山为他的大作写序，说他“风骨嶙峋”，一个人肯为老板这样对外“嶙峋”，他的“风骨”，当然没问题啦！

1988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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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哉！所谓集体退党

11月8日报上登出中国统一联盟的广告，声言该“联盟内国民党籍的同志，既叹当年总理遗志未伸，又恨今主席独台寡恩，于是决定选择今年总理冥诞之前，悼吟总理遗嘱集体退党。”他们又发布《为共同退党致中国国民党同志书》，说“余等幼读三民主义，为敬仰先总理之爱国思想与崇高人格，而参加中国国民党。总期为中国之统一……而献力。乃自先总理逝世以来，本党时或不无偏阙之处”，所幸“先总裁”“故主席”的“功”“德”，“是以继续追随，至于今日”。“今者，胡秋原先生……毅然北上，申说大义于中共，……此诚为继先总理北上而后之又一盛事也。……而新任主席李登辉等竟决议开除其党籍。……以后辈而妄除先进，党内之伦理何存？……痛感于已无继续追随之义理，……乃此毅然含悲宣告：即日起退出此一业已质变之朋党！……并焚香稟于先总理之灵。呜呼！悲哉！”

说实在的，在我看到这一“呜呼！悲哉！”的广告以后，真忍不住哈哈大笑。我笑的是，这些中国统一联盟的国民党员，他们的心肠太好，但是头脑不清。心肠太好，所以为胡秋原一掬同情之泪，甘愿为他“呜呼！悲哉！”的退出国民党；头脑不清，所以对国民党进退失据，对胡秋原盲目追随，最后演出了一幕鼻涕眼泪的笑剧。我的结论是：这些人虽然也不乏念书人，但是因为头脑都是浆糊，所以书都白念了。

为什么说他们头脑都是浆糊？因为他们过去“继续追随”国民党的理由，和今天“已无继续追随之义理”，其中并无国民党的“质变”可言。他们以“敬仰先总理”的理由加入国民党，但他们却不知道，早在联俄容共时代，国民党就“时或不无偏阙之处”了。这一偏阙，“先总裁”“故主席”“功”“德”继之，偏安台湾。这一偏安，胡秋原何尝没有一份责任？今天中国统一联盟奉胡秋原为名誉主席，但最富讽刺意味的是：胡秋原当年，岂非破坏中国统一的健将？他参加“闽变”叛国，国号也改了、国旗也改了，割据地方，冒充“文化部长”，这种人，今日侈谈统一，岂不滑稽？谈也可以，但你胡秋原必须先退出国民党，以示无党身份；先辞去立法委员，以示无政身份，然后以“一介老儒”，要怎么就怎么，岂不光明磊落？若不此之图，既宣誓为党员，即应守党纪；既宣誓为立委，即应守行规，这才是“党内之伦理”、“追随之义理”，岂能个人单独行动？单独行动还不说，还比之于“继先总理北上而后之又一盛事”，真是比拟不伦！孙中山北上，是以国民党总理身份去的，如今国民党主席还在台湾，“一党员耳”身份的人，岂可如此越位？这又是哪国的伦理与义理？至于说国民党已“质变”云云，其实该党之“质变”，何代无之？联俄容共，此“先总理”时代之“质变”也；元勋易位，此“先总裁”时代之“质变”也；内举不避，此“故主席”时代之“质变”也。中国统一联盟诸君子若真识人间大义，则根本就不该加入早已“质变”的国民党，国民党自诸君子出娘胎之日，早已是“已质变之朋党”矣！又何至于四五十年后，受诸君子“入主出奴”哉？总之，国民党纵不肖，但待反复无常之胡秋原不薄、待诸君子亦过得去，今诸君子“依然含悲”而去，反要“焚香稟闻”于“先总理”，“先总理”有灵，真要“呜呼！悲哉！”矣！

198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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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锁·心锁·开

郭良惠的小说《心锁》，在查禁二十五年后，有了变化。去年12月21日的中国时报上说：“《心锁》终于开禁，作家郭良惠高兴万分，她说：‘我要开香槟酒庆祝！’”“五十一年11月，以老牌作家谢冰莹为首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向内政部检举《心锁》一书妨害风化，隔年一月，《心锁》被禁，不久，‘中国文艺协会’将她驱逐出门。”“民国七十一年，‘中国文艺协会’重新发给她会员证，再次为她打开大门。至于《心锁》，虽遭禁锢命运，但二十五年来各种盗印、翻印及海外版在地下畅销无阻，据保守估计已卖出数十万本之多。”“《心锁》虽然畅销，但是它被查禁，在郭良惠而言终究是一个难以抹去的创伤，……”“为了抹去创痕，上个月，郭良惠向政府提出申请，也开始为《心锁》解禁而奔走。经过一个半月的奔走与等待，《心锁》终于开禁。”

在奔走过程中，郭良惠动员了人海战术，给官方压力，据去年是2月12日中国时报报导：“作家郭良惠昨天指出，已有五、六十位党政军、工商、学术、文化、传播界人士签名表示《心锁》应该开禁。郭良惠说，这些人士包括：政界：李国鼎、杭立武、薛毓麒、吴敦义，军方：蒋纬国、王叔铭，民意代表：朱高正、谢深山，工商界：辜振甫、孙法民、张国安、汪彝定，学术界：王作荣、杨万运，文化传播界：王蓝、罗兰、何凡、桑品载、吴静吉、叶明勋、牛哥、颜文闩、丁锡镛、李涛、张香华、心岱、金惟纯、爱亚、徐秀美、陈正雄……等。”可见名单亮处，朝野名流，为《心锁》一书的解禁，挺身不少。

不过，有一个原始的问题，还没解决，就是当年查禁《心锁》的理由，是否消失了。据1963年5月1日《自由青年》第二十九卷第九期谢冰莹《给郭良惠女士的一封公开信》，谢老太明明指出：“唉！良惠，为什么你要写这些乱伦的故事？女主角夏丹琪和丈夫的弟弟、丈夫的妹夫常常去北投通奸；她的父亲和表侄女通奸；她的母亲出去买菜去了，男朋友走近来强奸她；丈夫的弟媳妇，想要调戏哥哥……天！我真不忍写下去了，你骂天下的男女，都是衣冠禽兽，你赞成父子可以共妻，兄弟也可以共妻，这是个什么世界？”再据当年省政府驳回《心锁》诉愿书，明明指出：“《心锁》第354页等多处描述男女性关系前后或过程，足以刺激青年趋向乱伦及邪恶的途径，对社会贻害甚大。”可见所谓《心锁》刺激“乱伦”之说，依旧刊诸报章、载于公文。如今二十五年下来，《心锁》之伦，依然照乱，但朝野名流，却联名伏地挺身，为《心锁》请命矣，真不知“乱伦”之说，如何解决。如谢冰莹与省政府所言属实，则朝野名流，胡乱联名，何以自处？如所言不实，岂可让书一禁二十五年，方挺身抗争？你们的正义，竟迟来如此乎？

回想当年《心锁》被禁之日，郭良惠在1963年2月12日征信新闻报上写《<心锁>的命运》，谄媚的说：“生活在民主的台湾，……以今天出版界的自由，《心锁》更可以由遭禁而解禁。”事实上，郭良惠一直等到了自己变成老太婆，她的“心锁”，才糊涂而开。她不敢追究官方、声讨官方，朝野名流也不敢，只会开香槟酒和稀泥而已，这种方式的解禁，是很可耻的，尚何庆祝之有哉！

1989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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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敦促宣言

国民党中央社2月18日纽约专电报导：“纽约时报今天说，三十三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公开呼吁北平政权今年释放政治犯。这是大陆知识分子为人权所做的非常不寻常呼吁。时报特派员克里斯托夫发自北平的报导说，本月11日寄给中共高级‘党政官员’的这封公开信，签名的包括若干中国大陆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其中若干人具有中共党员身份。时报指出，这种对人权的公开呼吁，在中国大陆极为罕见，‘不过这似乎反映出敢于赞成中国大陆更民主和更开放的人日渐增加’。此一公开呼吁，获得海内外华人的热烈支持，中华民国、香港、大陆和海外各界知识分子六十多人，17日在纽约共同发表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并成立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展开大规模签名运动，以期透过舆论压力推动大陆民主化。这项宣言是由总联络人倪育贤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立会上宣布。宣言指出，目前大陆局面令人担忧，政风败坏、官僚猖獗、特权泛滥、教育危机深重，改革几乎夭折。相对地，台湾的执政党开放党禁、报禁、社会走上民主政治正轨，是个在同样文化历史背景下，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实行民主尝试的成功先例。宣言主张中国大陆唯有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才能真正达到现代化。该宣言的签署人对中国大陆人民和中共政权提出五项倡议：一、开放民办报刊；二、保障结社自由；三、民选区县首长；四、释放政治犯；五、实行党政分开。首批发起人名单中包括中华民国的陶百川、胡佛、杨国枢、周天瑞；香港的李柱铭、李怡；旅居美国的余英时、许倬云、夏志清、邱宏达等。”

上面这个宣言，在国民党自中央日报以下的大幅宣传下、在国民党自中央文工会主任以下的大力赞美下，它的公正性，也就愈发可疑。宣言的画龙点睛之处在以“台湾的执政党”做榜样，敦促中共，但是，试问台湾的开放党禁、报禁，才一年多，台湾四十年的戒严与不开放时候，你们的宣言又在哪里？为什么单单以台湾的标准，衡量一切？敦促“民选区县首长”吗？按照台湾的宪法第一百十三条，明明省长也是民选，为什么不敦促？为什么不谴责“台湾的执政党”违宪？是不是因为台湾不开放区县以上首长的民选，你们就降格以求了？说“释放政治囚犯”吗？为什么不敦促“台湾的执政党”也放放政治犯？说“删除刑法中关于‘反革命罪’的条文”吗？台湾的《惩治叛乱条例》又是什么？说“实行党政分开”吗？国民党比共产党在党政上的结合，岂不更炉火纯青？为什么不敦促？国民党总裁可在国库中私存个人名下黄金四千二百两，共产党主席却一两皆无，共产党再贪污腐化，也是小儿科呢，难道你们看不见？

当然看不见，宣言中人，如陶百川，是国民党蹂躏人权的军法处长出身；如胡佛，是国民党明察暗访的安全室主任出身；如李怡，是国民党情报单位海外的同路人；如余英时、许倬云、邱宏达等，是国民党的应声虫与马屁精。……这些知识分子的公正性，岂能相信？所以，这种货色的宣言，也就是伪君子们的片面陈词而已，必须予以拆穿的。

1989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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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支援声明

昨天早上刚写完《如此敦促宣言》，拆穿所谓“中华民国、香港、大陆和海外各界知识分子六十多人在纽约共同发表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的事，指出宣言中人头脑不清、身份暧昧。如陶百川，是国民党蹂躏人权的军法处长出身；如胡佛，是国民党明察暗访的安全室主任出身；如李怡，是国民党情报单位海外的同路人；如余英时、许倬云、邱宏达等，是国民党的应声虫与马屁精。……这些知识分子的公正性，岂能相信？所以，这种货色的宣言，也就是伪君子们的片面陈词而已，必须予以拆穿的。

不料今早看报，又来了所谓“三十二名国内具批判及自由色彩学者发起的‘支持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与人权’连署活动”。连署人除了仍有纽约、台北之间两头飞的陶百川、胡佛之流外，还有王文兴、王作荣、文崇一、江春男、江炳伦、朱云鹏、吕亚力、李亦园、李鸿禧、何怀硕、林玉体、林俊义、韦政通、夏道平、柴松林、尉天骢、陈忠信、黄光国、张存武、张忠栋、张朋国、张春兴、张国龙、张晓春、叶启政、杨国枢、菜墩铭、瞿海源、萧新煌和刘源俊。这些人大体上说，都是知识分子中的花蝴蝶，除了八十多岁的夏道平在三十年前有过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前科”且早已“从良”外，其他三十一位，都是国民党框框中的乖宝宝或淘气宝宝，以这票人物在台湾地区联名发表什么宣言，内容若不窝囊偏袒，其可得乎？

试看这一支援声明，随处都可发现它的“只看共产党，不看国民党”的离奇。声明中口口声声反对“特权的统治阶层”，但是台湾的“特权的统治阶层”，怎么视而不见？台湾的“特权的统治阶层”，其实比大陆婉约而细腻，并且密闭得更紧、互保得更严。试看大陆的“特权”中，父为显贵，而子在坐牢；夫为主席，而妻竟下狱，其权纵特，仍有其限度，但是台湾呢？又如声明中口口声声说“我们坚决反对因为政治意见与执政当局不同，而受到歧视与迫害”，其实台湾被“歧视与迫害”者，四十年来，又何日无之？又如声明中口口声声说“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人人皆可成为堂堂皇皇的异议分子”，其实说这话的每一个人，都未见其敢“堂堂皇皇”勇于为之，足见他们反倒成了台湾“自由民主”不过乃尔的人证；又如声明中口口声声说“我们认为大陆的大众传播媒体不应由政治当局所垄断”，其实不垄断的，只是他们这些花蝴蝶而已；又如声明中口口声声说“我们反对大陆的政党政治永远以中共做为领导”，其实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定好奇地问：台湾的政党政治，早给国民党“领导”了四十年了，你们的反对又在哪里？你们的勇敢又在哪里？你们的公道又在哪里？

整个支援声明中，最画龙点睛的伏笔，端在自道所谓“台湾地区近年来自由化与民主化的某些进展”，其实这是一种可耻的描绘。支援别人，却溢美自己，文学侍从的心态，可谓呼之欲出。整体说来，这种支援是一幕笑剧。有个铁幕笑话说，美国人向苏联人夸口：我可以站在白宫前面，骂我们总统是王八蛋；苏联人说：这算什么自由，我也可以站在克里姆林宫前面，骂你们总统是王八蛋。如今所谓三十二位学者在台湾骂大陆，其可笑又何以异？他们不敢骂国民党，还五十步笑百步的隔岸丢人现眼、大出洋相，真笑剧哉！

198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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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并发症

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签名，这是正常的事；许多人表达共同的意见，然后签名，这是反常的事。为什么反常？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有协同一签的情况，毕竟不多；它的一致性与必要性，也不无可疑。一窝蜂大家签了，总未免令“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看不顺眼，而认为简直是一群众口一声的动物在咩咩叫。尤其这种众口一声的签名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更令人觉得不伦不类。因为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之一就在贵有独来独往的精神，一旦跟人成群结队起来、一旦善与人同起来，对表达自己的意见，总难免减低了纯度。因此，集体签名的动作，在合群上，也许自成一说；但在纯度上，大都不足为训。习惯上，这种签名是搞群众运动的一种手段，知识分子一旦沦为给这种手段做工具，就太可悲了。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太可悲的一群。他们为了求生、求名，是不敢违抗当局的意旨的。一九六六年，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胡秋原等人，写了《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的公开信，透过总政治部的压力，叫“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集体签名，在报上发表。事后胡秋原吹牛说，这封公开信，“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人“国内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

这种二十年前的集体签名方式，随着时代的转变，也有了一些转变。国民党开始觉悟到，像这样一动员就一千六百人集体签名的干法，看来总未免过于臃肿。于是开始化整为零，改以小股的签名，俾收精简之效。

从一连几天来小股的签名活动，我们看到这种精简，还是很可观的。2月17日在纽约发表的所谓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一出手便是六十多人，“包括中华民国的陶百川、胡佛、杨国枢、周天瑞；香港的李柱铭、李怡；旅居美国的余英时、许倬云、夏志清、丘宏达等”。无一不是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同路人。接着在二月二十一日，又来了所谓“三十二名国内具批判及自由色彩学者发起的‘支持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与人权’联署活动”。签名的除了仍有纽约、台北之间两头飞的陶百川、胡佛之流外，还有王文兴、江春男、李鸿禧、何怀硕、张忠栋等三十人。今早看报，又来了所谓“五十二位国内文艺界人士发起‘我们的呼吁──声援方励之要求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签名活动”。包括马森、痖弦、金恒炜、楚戈、席慕蓉、张晓风、爱亚、隐地、蒋勋、雷骧、李永炽、方瑜、黄美序、施淑女、李昂、王文兴、郑明娳、张文翊、林怀民、陈平芝、洛夫、蔡诗萍、张大春、管管、罗门、蓉子、高大鹏、司马中原、林耀德、王菲林、简媜、刘克襄、余玉照、彭淮栋、李瑞腾、陈雨航、周安托、吴继文、陈义芝、苏伟贞、赵卫民、侯吉谅、黄秀慧、陈幸蕙、金惟纯、江春男、杨宪宏、卜乃夫、张宝琴、初安民、秦贤次、王力行。这些人口口声声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奇怪的是，台湾岛上的政治犯却视而不见，这种舍近求远，真不知他们有何资格做追求公正的文艺工作者？

短短十三天中，国民党就搅出三起集体签名，说这是签名并发症，不亦宜乎？

1989年3月2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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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

战国时苏秦在秦国游说失败，潦倒回家，他嫂子不给他做饭；后来在赵国做了大官，衣锦回家，他嫂子跪地相迎。他问他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意思是说：为什么要前时傲慢而后来有礼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势利眼耳！

苏秦嫂子这种前倨后恭的把戏，民进党政客最优为之，但得其真髓者，不是别人，就是康宁祥。

这个月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民进党为了抗议国民党，由康宁祥带队，表演了集体退席，其理由之光明正大、其气魄之不共戴天、其动作之群体一致、其步伐之傲慢无比，都令人侧目惊叹。可是，当国民党的刘阔才与梁肃戎分别当上立法院长、副院长后，在宣誓典礼方过，就有康宁祥者趋前道贺，并一一握手致意。而这个恭敬无比的康宁祥，不是别人，就是头一天傲慢退席的康宁祥，分身有术的同一人也！

从报上看到康宁祥的前后两副嘴脸，我恍然大悟：苏秦嫂子的前倨后恭，真重现于今矣！

其实，能前倨后恭的人，也未尝不是前恭后倨的人，这种人的嘴脸变化，可以倨恭随意、快慢如心。同一个康宁祥，也别有前恭后倨的嘴脸，令我们欣赏呢，我试举一例。

去年3月11日，自立晚报登出所谓《“阮是开拓者，不是憨奴才”——康宁祥等为地方自治法制化致俞院长书》，其中有一段话，令我惊异。这段话是：“国民党口口声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而三民主义中很重要的地方自治的内涵，都不能在台湾岛上实现，那么，说要统一中国，不是大笑话吗？”乍看起来，这段话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国民党口口声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笑话，难道只是国民党自己干的？难道做这样指摘的康宁祥自己，毫未参与么？

我是绝不健忘的人，不健忘的人只要一拿出证据，一切真相，便可大白。国民党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笑话”，起源自1981年11月21日成立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当时成立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何应钦，委员有九十八人，其中康宁祥之名，赫然在焉！这一证据，不但见于当时各报，且见于该同盟正式出版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简介》第七页，由此可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固然是“国民党口口声声要”；而民进党的中常委康宁祥者，亦未尝不口口声声要。自己七年后摇身一变，把“大笑话”全部栽在国民党头上，这种政治道德，其不入流程度，连国民党也自叹弗如也！

上面这件事，去年3月16日被我揭发后，《新新闻》周刊即在该刊第五十六期中袭我之意，刊出“康宁祥也被列名大同盟委员”的事。康宁祥看了，一窘再窘，乃投书《新新闻》，说：“本人被列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委员一事，该会从未经本人同意过，本人并已正式具函该同盟将本人之名剔除。”可笑吧？当了七年公开的盟员，一朝被指摘，就“正式具函”妄想一推了事，这种以天下人都是傻子易欺；这种对国民党七年前恭敬从命于先、七年后傲慢回绝于后，是一种典型的前恭后倨，康宁祥可真脸黑心黑也！

198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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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多数人于永久？

一百三十三年以前，林肯在美国伊利诺州演讲，有一句名言是：“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You ca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 and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这段话，说得真是言简意赅，它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教化，启迪良多。美国民主政治中，政客们敢于纵横捭阖者为数不少、敢于翻云覆雨者大有人在，但是敢于公然欺骗多数人者，却简直是稀有动物。为什么？因为你欺骗多数人，一旦穿帮，不但为同党所责、异党所怪，并且为群众所弃。搞欺骗多数人把戏的政客，在美国那种民主环境里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的上上下下，有它基本的规矩、水平与格调，荒腔走板、横冲直撞的乱来，是要被喝倒彩的。

邪门的是，这种民主政治的规矩、水平与格调，却在国民党的教化下。民进党的作秀下、台湾群众的起哄下，变得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该被谴责的，却获得称赞；该被禁止的，却获得鼓励；该集体脸红的，却恬不知耻；该七上八下内心不安的，却出动七爷八爷民俗表演来番外线作战。结果呢？朝野上下，大家都走火入魔了，什么司法尊严、什么立法规则、什么行政体制、什么政党规格、什么敌我立场、什么政治道德、什么选举承诺、什么诚信原则、什么人民眼睛是雪亮的，统统都要靠边站！我们实际看到的，只是国民党、民进党、台湾群众三方面的联手摧毁一个开明、进步的社会；联手作践了民主政治。

即以这两天法院传讯朱高正事件为例。朱高正在所谓国会中，嘴巴上“干人家母、骑人家女”、兼吐口水；动作上打人、踢人、扯人头发、掐人脖子；言论上颠三倒四、激情、无理性、还大谈理性的康德。这么一个低格调的俗人，凭其欺骗多数人，居然能在所谓国会中窜起，足证台湾没有政治水准。在没有水准下，朱高正暴得大名，国民党也愿与他勾结或委蛇。这回法院六次传他，他不到庭，国民党司法院长林洋港指出：“一些外国友人在知道我国立法委员抗拒法院的传唤后，都表示‘不可思议’。”其实，外国友人若知道堂堂司法院长为了此事，竟失格到亲去立法院侧面婉劝他出庭，才真知道什么叫“不可思议”呢！这种笑话，司法院以外，立法院也跟进。在法院去函要求立法院同意拘提朱高正时，国民党竟违反规则与惯例，公然由立法院长撇开司法，当众与“朱放水”的代理人“康放水”大套其招！在康宁祥未照脚本完整演出时，刘阔才喊住他说：“康委员，怎么没有讲‘明天去’？”台下的国民党演员也大提台词说：“讲‘明天去’嘛！”堂堂立法院、堂堂所谓国会，竟作践到一至于此，这算什么啊？

另一方面，民进党和台湾群众又在外大做支援朱高正的民俗表演，包括“八家将”、“牵亡魂阵”、 乩童血淋淋的割舌头、劈头颅法术等；同时民进党主席也大事提倡迷信，说要卜卦，为朱高正找个黄道吉日再出庭云。……

看了整个的朝野上下的闹剧、看了全部的狂妄政客与妖妄群众，我真忍不住感到：林肯所说的“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他错了。像朱高正这种货色，在这样低级的台湾，原来是可以欺骗得永久的！

198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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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厉内荏的，挺身而出？

这几天为了朱高正出庭事件，闹得风风雨雨。11日自立晚报登：“周二下午五时左右，朱高正透过黄泽青的联系，到副院长办公室面见梁肃戎，据悉梁当时曾对他分析出庭与否的利弊得失，晓以大义，希望他只要询问其妻子及老康的意见即可，不要再多听其他人的看法了。”“而康宁祥的积极介入，除了身为党团总召集人之外，也带有一点英雄相惜的味道。老康曾私下透露，他从政二十几年来，看过多少政治人物面临身系囹圄的‘各种表现’，‘朱高正算得上一个勇敢的人’。”看了这段报导，我心里直起鸡皮疙瘩。

康宁祥说他二十几年来看过多少政治人物面临身系囹圄时的德行，言下不无卑视之意，但他为什么不看看他自己？1983年，他被高雄市警察局长季锡斌告了一下，就赶忙跑去向国民党警察总监赔罪道歉。只不过是一件屁官司，还没囹圄临头呢，他就屁滚尿流了，他有什么资格奚落别人？一个二十几年来以没坐牢自得的胆小乖巧分子，居然还为谁谁谁勇敢下品评，这种厚颜，岂不太滑稽了吗？

另一方面，老奸巨猾的梁肃戎也真逗，他指点慌了手脚的那位“勇敢的人”，说只要听老婆和老康的话就好啦，乍看起来，这是最大的恭维；细看起来，又何尝不是最大的讽刺？听老康的话，可以做安全的、不冒险犯难的英雄，还可以被康英雄“英雄相惜”、被康英雄称赞“勇敢”，这又多划得来啊！

不过，事实上，朱英雄虽然看来比面目黧黑、两眼失神、表情猥琐的康英雄威武得多，可惜这一威武，只能“家里光棍”，出了门就不行。在“家里”，朱英雄可以在郑南榕的一记耳光下，纠众打得郑南榕头破血流；但出了门，在五二零事件中被宪兵派驻城中分局的中校联络官王伟骏痛殴时，他却只能抱头大喊“我是立法委员”！但发现眼前的专家是“专打立法委员”的时候，他只有倒地不起了。事后他表示原谅打他的人，但我们奇怪：他纠众围殴一位争取言论自由的“自己人”的时候，为什么不原谅一下呢？

从这一欺软怕硬对比后，朱英雄的“勇敢”，一些人便心里有数了。到了这次出庭事件，朱英雄的表现，更是胆小已极，只不过是一件屁官司，对他已是大难临头的恐惧，他开始章法大乱、英雄失调。他的动作，从“意气风发”……“竖中指”……“拍胸脯”……“指手画脚”……“叫骂威胁”，到“局促不安”……“绕池彷徨”……“猛吸香烟”……“四处奔走求救”，……到得知立法院放它一马不表决时“高兴地与许胜发握手”……“乖乖地出庭了事”，已经一泻到底；他的言论，也从“绝不出庭”……“如果……则出庭”……“会出庭，问题在以什么方式出庭”……到“即使出庭也不讲话”，……到最后乖乖的出庭应答如仪，也已经真面目大白。短短的几天时间，朱英雄从怒目说见传票即撕即丢字纸篓，到在法庭笑脸恭恭敬敬接下传票，前倨后恭，已判若两人。六传不至于先，是何等英勇？六神无主于后，又何等胆怯？三字经三条件于先，是何等拉风？三脚猫三花脸于后，又何等放水？所谓“台湾第一战舰”，其“勇敢”程度，原来如此！康英雄在立法院代朱英雄宣布，他们有“治国平天下的气概与责任心”、“朱高正将会‘挺身而出’（庭）”，好个“英雄相惜”啊！吹了牛不算数，最后色厉内荏，“战舰”投降，摆下笑脸，低姿式爬到法院了，还挺什么身啊？我看是伏地挺身吧？

198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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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澄越不清

二十六年前，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窦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窦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沦陷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多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

为什么我向窦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的，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

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同时，国民党“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也大量渗入知识界，流风所及，几十年来，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

4月19日，报上登出所谓“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瞿海源，大多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兼媚“民进”“台独”者亦有之。这些货色的知识分子，如今单独作秀，意犹未足；又成群结队，以“澄清天下”为招徕，组织“澄社”。事实上，这些货色又安足以语“澄清天下”？《后汉书》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蕃，“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种知识分子，他们为人间正义，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这些货色呢，却什么牺牲全避之唯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于后，口口声声“知识分子不可做政治帮闲”（“澄社”社长杨国枢语），事实上，他们是最大的政治帮闲！他们口口声声超然于“党政职务”之外，但是他们自己，又几个不是国民党？而他们在发布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请党政双修的国民党大老、总统府国策顾问伪君子陶百川为“名誉社员”，这些货色的势利与格调，岂不立刻呈现得一清二楚么？

他们唐突古人陈蕃、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为依傍，以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自期。殊不知“费边社”的人物，论才、论学、论品、论胆识、论抱负，都非这些货色所能攀附，这些货色费了半天劲，其实全搭不上边。结论是，“澄社”也者，越澄越不清，天下何辜，竟为彼辈所澄，倒霉极了！

198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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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邦逼死母亲内幕

张建邦出任交通部长，消息传出。当天联合晚报就赶拍马屁，说：“张建邦的出线，与其说是政治酬庸，不如看成原先被视为‘走得太前面’的人，以及他们所主张的理念，在孤寂的走过二十年后，终于能为时代所接受。”

看了这种马屁，我要简单写出一些内幕，证明张建邦根本不是什么“走得太前面”的人，也不是什么“孤寂的走过二十年”的人。相反的，乃是由于他的亲人孤寂的走过在前面，他掠人之美、尸人之功、赶走舅舅居浩然、逼死母亲居瀛玖，才有今天投靠国民党的本钱、才能在今天国民党官场中“出线”当党国大员。

张建邦靠淡江大学起家。淡江大学的前身是淡江英专。表面上，创办淡江英专的是张建邦的爸爸张惊声。事实上，淡江英专创办不到一学期，张惊声就病了，1951年年初，就死了；淡江英专是靠他舅舅居浩然撑下来的。1985年，居浩然的太太徐萱，也就是张建邦的舅妈，写了秘件，从澳洲寄来给我，我才对全部真相有完整的了解。

张建邦当年有所谓“淡江英专是我们张家的财产”之说，事实上，所谓财产，只是借用淡江中学的两间教室而已，实际一无所有。至于所谓申请立案时报部验明银行存有基金新台币二十五万元，实际上是空头的，据居浩然说：“原来的基金乃是假的！我姐夫付给银行二十五万元借款一天的利息，就在这一天教育厅督学到学校及银行验明属实！”至于土地，也是居浩然用生花妙舌，说动淡水地方人士，使他们乐见淡水地方有大专出现，因而捐出了五虎岗的十甲土地而来的，也非张家所有，更不是张建邦的功劳。

张建邦唯一的“功劳”是抹杀别人的功劳。居太太说今天张建邦把淡江校史改编，“没有居浩然这一回事”，“他在五年多期间辛苦成就的事情”，都被抹杀，“都写在别人的功劳上”。“创业维艰，建校五年比继承事业五十年还要艰苦。前人种树，后人夺树而纳凉；后人不但不惭愧，反而隐蔽事实，自鸣得意。”这些都是张建邦的颠倒真相、忘恩负义，都是令我们不得不口诛笔伐的可耻行径！

张建邦不但对舅舅居浩然忘恩负义，并且在赶走舅舅后，又对母亲下手。

居太太写了九点张建邦如何欺负母亲居瀛玖和弟弟张建国的事，最后一点是：“瀛玖姐给建国的遗书上说她没有办法，斗不过人家，只有自尽。”居太太又附了一封朋友的信给我，信中说，一九六九年二月二日居瀛玖为小儿子张建国主婚，请了司法院长谢冠生证婚，张建邦那边“曾向谢氏加以阻挠，幸未得逞。”居瀛玖为了面子好看，请了学校各部门主管，可是张建邦那边却来搅局，为了防止各部门主管去吃喜酒，特别在同时间另开饭局，以使居瀛玖难堪。“董事长之自缢，校各方传说，在将开董事会之前日，董事长在林添福办公室内（与建邦办公室仅一墙之隔），并有邓静华戚长诚参加，林等皆说你董事长已做了很久，可以让别人来做做了，……故于开会之前夕，而董事长走上了绝路。”

在婚礼事件一个月后，居瀛玖就再在张建邦的办公室隔壁遭到“逼宫”。在连番被自己儿子的羞辱下，她终于认清了一切、终于不想再活了。她写下三封遗书，一封给张惊声的外甥林添福，拜托他照顾张建国；一封给张建国，叮嘱他要奋发上进；最后一封给张建邦，说学校的担子，现在交给你了。

居瀛玖辛苦一生，最后只有十万元财产，她留给了小儿子，她把这十万元，很细心的放在张建国的遗书旁边，并说只有这点财产留给你，言下不胜悲凉。最后，她上吊死了，她死在淡江董事长的任上。从这一点上看，居瀛玖不愧是个殉道者，——她愿用一死来维护她生死以之的事业，她不要接受被“逼宫”的屈辱，她用一死，成全了一切。

居瀛玖上吊后，张建邦在《淡江二十年》一书二百七十页中，以“宿疾复发，溘然逝世。”一笔带过。脖子上套了绳子，这是哪一国的“宿疾”啊？

上面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张建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民党把这种“孝义楷模”抬出来做交通部长，我们真有恶心之感。

198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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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中的“政治文化”

政治学者每喜谈“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其中包含“政治准则”（political norms）、“政治价值”（political values）、“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等等玄之又玄的学术字眼，从而形成搞政治的人的“政治性格”（political personality）。我生平博极群书，可是最怕看蛋头们这样搬弄玄之又玄的学术字眼，我觉得看“政治文化”，实在无须这么麻烦。

那么，“政治文化”怎么看呢？

依我看来，倒不如用最原始的观人术，反倒看得简单明白。现在，就以最原始的观人术，看看台湾部分政治人物的德行吧。

一、李登辉——李登辉一农复会技正耳！时来运转，竟登而辉之，位尊九五。他身高有余，长相不足。毛病出在那张永远合不拢的又大又歪的嘴巴上。试想一国元首，到处走动，可是却永远咧着又大又歪又合不拢的嘴巴，像个大傻瓜似的，成何体统？故从李登辉嘴上看，台湾实在没有什么“政治文化”。

二、俞国华——俞国华一宁波账房耳！从龙有功，竟小国之华，官拜宰辅。他身材有余，脸孔不足，看来看去，增一分则仍为账房，减一分也仍为账房。更要命的是，他的一口奉化国语，听来难分是人声还是鸟语。故从俞国华声音上看，台湾实在没有什么“政治文化”。

三、李焕——李焕青年军一政工耳！押蒋太子之宝，星移物换，换出李焕。不过，俞国华下了他根本不该上之台，李焕却上了他很难下之台。——他的内人与犬子，总是使他在台上有点不安。李焕方脸没长够，又长了一个长方嘴，此长方形横看起来，内唇外翻，翻出来的，都是清清楚楚的空话。故从李焕唇上看，台湾实在没有什么“政治文化”。

四、王昇——王昇江西一土裁缝耳！跟蒋太子之班，步步高升，升到上将。其实，他一天仗也没打过，只会政治作战，并且目标还是对准自己人而非敌人。此人长个大秃头，怕老婆甚于怕蒋经国、怕蒋经国甚于怕共匪，最后一朝势落成春梦，秃头滑下，除老婆外，已一无所有。故从王昇秃脑壳上看，台湾实在没有什么“政治文化”。

五、邱创焕——邱创焕台湾一土蛋耳！苦学其外，马屁其中。靠了浑身马屁功夫，拍到大官做。别人拍马屁是徒手的，邱创焕却多了张大屁股脸，占了大便宜。被拍者回头一看，原来有大屁股脸以副吾臀，相称之下，快何如之！且此公讲国语，每三字断一句，断句以后快口泻下一句，听来且有大便畅通之感，更见大屁股中央突破之功。被拍者固然很爽，旁观者胃口倒尽矣！故从邱创焕大屁股脸上看，台湾实在没有什么“政治文化”。

六、郝柏村——郝柏村军中一武夫耳！大陆失守时，不过一营长。虽然是营长，但在到处都是没打过仗的将军族里，他总算打过仗。但他虽打过仗，却从没见过敌人，敌人也没见过他，只见过他的背影——逃跑时的背影。此人长得倒是一副悍将相，两道浓眉，像是小学生毛笔涂成的“八”字。八字不好，空有企图心何用？故从郝柏村眉毛上看，台湾实在没有什么“政治文化”。

七、梁肃戎——梁肃戎立院一老贼耳！他来台湾时，年纪最小，在所谓国会中一直做小弟，从来没想到老贼两字，会与他发生关系。如今四十年下来，老贼之谥，直往他头上爬。他急了，就拼命朝立法院长宝座上爬。此君留着厚厚的大包头，日语念英文，“奥路扒库”（all back）者也，望之怪态可掬。凭此“全部向后”发型，国民党尚有前景哉？故从梁肃戎头发上看，台湾实在没有什么“政治文化”。

八、郭婉蓉——郭婉蓉女生一部长耳！她本是刘庆瑞的小寡妇，守寡多年后，改嫁老贼倪文亚。从此自学术转入政治，跟着国民党鬼混了。国民党派人到北京送秋波，正好女人是拿手，所以郭婉蓉得以人尽其才。秋波以外，搞财政实非此女士所宜，因为她只敢做官，不敢做事。股票抽税那一幕，她的担当，原来如此！招待记者会上，她时而婉容，时而怒容，婉容时笑而露牙，怒容时一片肃杀。最突出的，是她一迎一拒一收一放之间，间不容发，可见此女厉害，笑里藏刀者也。我讨厌她露牙，因为越露越看出她的虚伪。故从郭婉蓉牙齿上看，台湾实在没有什么“政治文化”。

以上信笔选择，为台湾政治人物快写脸谱，虽游戏笔墨，然对这些粉墨登场的货色，不写此文何以作弄之耶？

198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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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树的可耻

7月29日，高玉树在民进党在中山楼召开的大会上，以贵宾身份致词。报上有报导如下：

高玉树说，他要“宣布过去没人提起过的事”，雷震以匪谍罪被判刑十年，大家都知道是很冤枉的事。他本人与雷震在组“中国民主党”期间相处半年，知道雷极爱国、讲话坦率、做事热情，如此爱国志士却被判为匪谍，这是他三十年来心中一直不服之事。

高玉树说，去年社会上为了孙立人、张学良的恢复名誉而引起热闹的争论，雷震两位女公子曾找过他，但他劝她们，“政府是我们的政府，国家也是我们的国家”，再“增加热闹，不一定好”，将来有机会，在适当时机，他一定公诸社会，雷震绝不是卖国的人。

高玉树说，三十年来，他心底一直不服，也一直想找适当的机会，将雷震的冤屈公布于世。

我从报上看了高玉树这些致词，很看不起他。因为雷震的冤狱，“大家都知道是很冤枉的事”，又何劳三十年后的高玉树这样“宣布”？这种“宣布”，岂不太迟了吗？何况，去年社会上翻案风起，“雷震两位女公子曾找过他”，他还加以劝阻呢！——长长的二十九年间，他不为雷震说一句话，甚至去年还劝阻雷震女儿为乃父伸冤，为何短短的一年之隔，就“机会”“适当”了呢？这岂不太奇怪了吗？

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国民党把他的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拉下马，他眼看政治前途已形黯淡，所以反骨复生；再加上国民党追讨他占的公家房子，使他贪心难泯，于是火上加油，再增加了他的“正义感”的觉醒。不过，以他那么有钱，又何苦久占公家房子不还？七月二十七日，他在报上发表《自由、平等、博爱——法国革命二百年纪念所思》，文不对题的扯到房事内幕，他说：“笔者现住的青岛西路房舍，原为青年党夏涛声从日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日产，做为该党机关刊物《时与潮》办公处所的一间日式小屋，笔者六十一年任交通部长时，自己花钱顶过来，修葺扩建，住到现在，市府并无产权登记，地方法院却判决市府胜诉。……”云云。这些妙论，真令我们惊叹。查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所有日产，接收权在政府，青年党又何能接收？又何能将公产私顶给高玉树？此一转移纵属真实，也不合法，否则高玉树可以拿出产权登记来排除市政府的诉讼，但他显然拿不出来，则他久占公产属实。久占公产，还发如此妙论，其老脸皮厚，堪称一绝了。

不过，这一房事纠纷，却歪打正着，使高玉树打起雷震牌，足令我们侧目。因为三十年来，高玉树对雷震，是极尽凉薄无情之能事的，不但雷震十年大狱时高玉树毫无表示，并且在1970年9月3日我接雷震出狱后，到1979年3月7日雷震死去，也未闻高玉树有何表示。不过，他这种凉薄无情，对蒋介石却又当别论。

根据国民党大特务蔡孟坚的秘密印本——《蔡孟坚传真集》，高玉树当选台北市长后，“竟在到职之次日，即自动请求晋谒总统，由衷的表示拥戴总统，一切唯总统之命是听，总统表示予以支持，高市长从此努力为国效力，忠贞不移。”这一为国民党效力、对国民党忠贞不移的内幕，我们从高玉树任内对国民党的一路表态上，领教了不少，但是直到十多年后、直到国民党兑现了“政府可能另有借重，前途无量”的诺言以后、直到高玉树备沐“借重”之恩——自市长而特别市长而交通部长以后，我们才从他的笔下，得到完整的轮廓。

这轮廓来自蒋介石死后高玉树的两篇纪念文字，一篇是《和泪濡墨述恩德》；一篇是《悚惧愧汗怀仁恩》，文中自道他见蒋介石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感激得哭了出来”、“刻骨铭心，难忘恩德”。……在这种肉麻兮兮的投诚下，高玉树的党外性，早已不见了影儿，他不但不再是党外人士，事实上也与国民党无异，虽然他自言“虽未加入（国民党）组织”，但是没加入组织，是国民党基于策略运用，要把他留在外面，他曾主动填表申请加入国民党，但是蒋介石说“缓一缓”，于是一缓就缓下来了。

如今，这个变节的政客，在仕途日蹙、房事日多的处境下，竟然以“正义感”姿态出现，想起他三十年间避之若浼的老朋友来了。这种把戏，太可耻了，我们要拆穿他！

198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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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与义利之辩

总统府资政高玉树，占着公家房屋不放，撒赖说，别的资政也和他一样，国学大师钱穆便是。8月15日，钱穆投书《中国时报》，答辩说：“……余生平以能慎守传统读书人本分自慰。今读贵报高先生之言，似已强将余牵扯入政党纷争中，实令余心有未甘，不得不有所表白，以正社会人士之视听。今借贵报一角，……使余在贵报也有一吐委屈之机会。”

所谓“委屈”，钱穆的重点是：“余现住之素书楼，今虽归台北市政府所有，似应与一般台北市政府宿舍有不同。……素书楼之地址乃余自己觅得，其建筑草图亦余迁居来台前在香港自为设计。当初本拟自建住宅，后经先总统蒋公令阳明山管理局兴建，建成后（民国五十七年）并由该局负保管之责。直到阳明山管理局撤销（约在民国七十年，确实时期记不清）始拨归台北市政府所有。故并非台北市政府先有素书楼此一政府宿舍，再由余来占用。乃是因余而有素书楼之建立，而后才归台北市政府所有。先后过程不同，自应有其不同之意义。又据余当年所知，素书楼之土地虽向台北市政府借用，其建筑费似并未由台北市政府负担。……”“余进住素书楼始于民国五十七年七月，余受聘为总统府资政始于民国七十五年12月，两事相差十八年有半。又素书楼拨归台北市政府所有后，于民国七十二年由总统府出面向台北市政府订定借用契约，其实也在余受聘为资政前三年。据此可证余之居住素书楼实与余是否具有资政身份毫无关连。”“借用素书楼之契约，明定于民国八十一年1月到期，借用期满得再续约（据台北市政府财政局7779（77）财四字第17365号函），就法律言，余留住素书楼乃合法之事。惟余不愿为私人事增添政府困扰，今已向政府正式具函表明尽早迁出素书楼之决定。”“生平惟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人各有志，余亦惟秉素志而已。”

上面钱穆这些“委屈”，我看了，都认为不能成立。因为，根本上，钱穆住的，十足是用“公帑”盖在公地上的房子。据1975年5月10日，钱穆在《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书中的透露：“我在民国五十六年决心回国长住，先二月，回国选择地点，在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之东侧，向阳明山管理局借租公地。总统闻之，命阳明山管理局依我择定地点用公帑建宾馆，许我暂居。”可见钱穆不论盖房也好、租地也罢，二十二年来，他没花过一块钱，这是事实。在这一事实下，他辩称的台北市政府没出钱也、他担任总统府资政在事前也，都无补于他的处境，因为他住的，还是用“公帑”盖在公地上的房子，怎么胡扯也赖不掉。（高玉树也是做资政在后，占房子在先啊！）

钱穆住的房子，明明是蒋介石和他的私相授受，用“公帑”做人情，有何“合法”可强辩？更妙的是，他口口声声大谈“生平以能慎守传统读书人本分自慰”、“生平惟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殊不知义利之辨是中国思想中的重头戏，主题定位在重义轻利，是儒家所论士大夫与读书人的基本要件之一，钱穆生平写仁义道德之文，亦着力于此。但是一轮到自己，就公私不分、义利不辨。不辨已属不该，反倒自觉“委屈”、妄加强辩，以乱社会人士之视听，从义利之辨到义利之辩，我们看到钱穆的可耻，太恶心人了。

198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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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殷海光，吴丰山盲从

殷海光先生的夫人夏君璐女士，8月24日到我家来看我，我笑着向她说，殷海光死后的朋友和学生，比他生前多，你说怪不怪？殷师母听了，为之苦笑。

自立报系的吴丰山，就是这种殷海光死后二十年冒出来的“朋友”。他以自立报系出面，举办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大做殷海光秀，从其顶礼殷海光的着眼点看，固颇足取；但是此人殊少文化，他对殷海光的了解，是听任一些妄人牵着鼻子走的，因此所谓纪念，也就荒腔走板了。

例如8月28日的自立早报上，便是随处可见的瞎说。首先是社论——《怀念殷海光 推崇殷海光》。中说：“海光先生最喜欢吟唱的李白诗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事实上，殷海光国文再坏，也不会这样颠三倒四的背错古诗，吴丰山把诗句颠倒，并以“雪满山”代替“雪暗天”，其“山”字挂帅，乱改古诗，真难怪别人“行路难”矣！

吴丰山在致开幕词中又说：“殷海光先生辞世以后，他的友人和学生陈鼓应、王晓波、孟祥森在病侧记载下来的《春残吐丝》一书，令人十分感动，于他们师生情犊之深，也留下了殷海光先生晚年思想的悃恳挣扎、寂寞和呐喊。”这也是瞎说。事实上，真正殷海光“晚年思想”的归趋，是自立早报社论中提到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但吴丰山之流却不知或不愿说出这是李敖一手助成的功劳。而所谓《春蚕吐丝》也者，根本是一本可疑的书。

《春蚕吐丝》是国民党员陈鼓应他们干的事。他们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制造了这本书，说殷海光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强调这一点，把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的伟大贡献轻轻带过，把殷海光为自由民主的努力、反独裁反极权的努力都轻轻带过，甚至把殷海光描绘成一个临终的悔罪者似的。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参加这种诬蔑活动的，除陈鼓应这批人外，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和头脑不清的韦政通等也都在内。这些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知人论事，必须从他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智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怎可以拿衰病侵寻的行将就木者的言论来做准？古代凡是皇帝死前的诏命，都不被轻信，认为是乱命，期理在此。何况，陈鼓应这批人从来没有任何殷海光的亲笔或录音以证明他的转变（连一片“你办事，我放心”式的小条都没有），我认为《春蚕吐丝》中许多话，根本是捏造的、加工的、或有意重描浓写的。这显然是为取悦某方面，而供自己做敲门砖的一本伪书。这本书能挂上殷海光的招牌出版敛财，正证明了我常说的殷海光有“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的弱点，而陈鼓应这批人，就正是这种小人。

《春蚕吐丝》这本书，不但是经过制造的，并且手脚动得之多，更可做为作伪的旁证。我现在已取得当时徐复观手写“请改用原标题《痛悼吾敌，痛悼吾友！》”的原迹，经与《春蚕吐丝》一对照，发现与殷海光原信不符之处，竟达二十七处之多！王晓波写的《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原发表在《象牙塔外》（1970年蓝灯出版社），经与《春蚕吐丝》一对照，发现将原文秘密窜改之处，更是惊人，其中删除李敖对殷海光的关怀，删除殷李关系，已达连篇累牍的程度，小人们的居心，岂不一清二楚吗？

所以我说，《春蚕吐丝》其实是配合国民党官方、徐高阮、胡秋原、徐复观等等打击殷海光的一贯作业，是这种打击的一种延续，它着力在把被打击的殷海光死后扭曲化，春蚕到死，给他另吐一种妖丝，把他弄得面目全非。结果，在殷海光死后追念文字里，绝大部分都是照着这一模子论定的，这真是徐复观之流的大成功，也是他们统战殷门弟子的大成功。

如今，吴丰山又来参加扭曲了，不过，他只是盲从而已，只要点破他，就好了。

1989年8月28日

根据宋本，也就是最早的版本，都是“雪暗天”。在诗境上，也以“雪暗天”为胜。后人有改为“雪暗山”的，更等而下之改为“雪满山”的，盲从者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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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十二律师的广告

9月18到19的报上，登出以《部长的人权也应受保障》为大字标题的广告，由林谟、许森贵、庄柏林、张迺良、陈伯英、陈良榘、欧荣宜、郭芳宜、萧显荣、苏章巍、苏远成、苏明诗十二律师出面，替萧天赞护航。广告中说：“……台湾高等法院检查处指派陈耀能检察官进行调查，已于日前提出详尽调查报告，认定萧部长确无关说情事。此项调查报告系权责司法机关所制作之司法文书，自应具有法律效力，国人理当响应李焕院长‘我们一定要相信司法’的呼吁，予以尊重与信赖。讵仍由部分人士，不知何故，用各种方法企图造成舆论裁判之激流，对萧部长个人而言，乃极不公平、不合理。长此以往，若以待罪被告之空言指述，即可使国家政务官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岂不人人自危，政坛焉有宁日？显非国家之福。我等为执业律师，以保障人权为职志，认为人权不论贫富贵贱，应同受保障。平心而论，萧天赞先生自接长法务部以来，经常以部为家，夙夜匪懈，对法务工作之推展与革新，全力以赴，颇著成效。如此处事严谨，有担当、有魄力的政府首长，所谓‘关说疑案’既经权责司法机关详为调查，认定确无其事，并公诸社会，国人自应尊重该调查结论，殊不宜再做无谓打击，尤不应继续捏造不实传闻，蓄意侮辱、丑化。否则，即系侵害其基本人权，应负相当法律责任。我等为伸张正义，维护人权，兹经萧天赞先生之同意，愿担任其义务顾问律师，今后如有妨害萧天赞先生之名誉或任何侵害其权益之言行，我等自当全力依法予以保障，特此声明。”

读了这一所谓声明，我有三点评论：

第一、这是一篇很烂的中文，文字老套不说，前后两次重复说明司法机关“认定萧部长确无关说情事”、“认定确无其事”，这在几百字的文字中，显属“无谓之重复”。英国十七、八世纪名家斯蒂尔（Richard Steele）有言说律师之杰出者三，第一是无谓之重复、第二是无谓之重复、第三是无谓之重复。（What's the first excellence in a lawyer? Tautology. What the second? Tautology. What the third? Tautology.）不期在二十世纪之今日，别人陈言务去、赘语必削了，而我们的十二律师的中文竟还这样迂腐！

第二、十二律师所谓“调查报告系权责司法机关所制作之司法文书，自应具有法律效力”，这话可大有问题。因为高检处已自承是“行政调查”，不是“司法侦查”，则自不具有刑事诉讼法中不起诉处分书的效力。而高检处陈耀能检察官的身份，也只是行政人员身份，而不是本案侦办的司法人员身份，他如何又能用司法书类用纸去向在押人员做笔录？“行政调查”而可有这种权限，岂非干涉司法？把调查结果，公而布之，以“认定萧部长确无关说情事”，岂不又违背了刑事诉讼法侦察不公开的原则？

第三、按照律师法，律师要受当事人委托方能动作。登广告内容，是代当事人说以当事人具名前来委任的话，不该是律师自己的长篇大论。但在所谓声明中，竟出现“国人理当响应李焕院长”如何如何的向大官看齐的话，这未免太邪门了吧？说是“经萧天赞先生之同意”吗？但所谓声明中又出现“平心而论”赞美萧天赞的话，难道你们的“平心而论”的心，也是萧天赞首肯的吗？可见萧天赞只是同意你们“愿担任其义务顾问律师”而已。既然如此，以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律师数目（不超过三人），登报告知各界已受委为法律顾问可也，还说什么其他的“理当响应李焕院长”等怪话？按律师法，明定不得以自己或他人名义，刊登跡近招摇之启事。十二律师这种干法，算不算跡近招摇呢？中文很烂的小学生，都知道答案吧？

198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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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书，乱引证

9月29日晚上9点37分，顺便把电视一开，看到“无所不谈”节目中赵宁博士的画面，他说：“胡适先生说：‘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我看了一笑。胡适哪里说过这种话！这明明是《晏子春秋》中的话，胡适为人题字，这样写过，但以为是胡适的话，就是无知的错误。

这种栽在胡适头上的无知的错误，不止赵博士为然。7月31日，康宁祥的首都早报登出国会助理联谊理事长汪临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中国国民党特种党部与中国国民党之未来》一文，其中说：“本次初选过程中，甘冒政治大不韪，力揭特种党部偏差作为者，唯有本人。虽遭致部分党内同志的指责，但终不为忤。胡适先生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相信时间能证明，本人今日所为对国民党究是贡献，还是诋毁；世界的进步不是由歌功颂德者所推动！”其实，胡适哪里说过这种话！这明明是范仲淹《灵乌赋》中的话，胡适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文（《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七期，1955年4月1日），明说他买到一部影印元本《困学纪闻》，在卷十七中查到一段话是：“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胡适并把《灵乌赋》原文予以大量摘引。由此可见，汪临临之流不读书，以为是胡适的话，其实是他自己无知的错误。

这种栽在胡适头上的无知的错误，还多着哪！不止汪临临为然。1986年6月，《联合月刊》第五十九期上登出谢廷庚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释义》一文，其中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乃是胡适的名言，这句话出于一位自由主义者之口，似乎不很自然，甚至有点费解，有人从而怀疑胡先生晚年思想趋于保守，说他改变了一贯拥护自由民主的态度，失落了早期的清流风范。……”这位作者谢廷庚，来头似乎不小，同一篇文章，又由同年同月份的《中央月刊》转载，把所谓“胡适的名言”，广为宣传。九个月后，1987年3月10日，立法委员简汉生也发言说：“今天吾等实是同舟一命，必须要寻求相互最高的容忍与谅解，胡适之先生曾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因此本席反对将‘分离意识’或‘自决’与‘台独’，尤其是台独暴力团体画上等号。……”（《立法院公报》第七十六卷第二十期）其实，胡适哪里说过这种话！这明明是布尔的话，胡适写《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六期，1959年3月16日），明说：“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由此可见，谢廷庚、简汉生之流不读书，以为是胡适的话，其实是他们自己无知的错误。

上面这种张冠李戴的胡适之言，虽然离谱，但因无知者说不出出处，所以还不算是胡适的错误。最可恶的是无知者说出出处，却又错引，看来就像是胡适弄错似的。例如画画的何怀硕在联合报发表《煮食集》，其中《自由与同情》一文说：“记得胡适之先生曾引王安石的诗句，说明‘同情’的精神。诗曰：‘……风吹屋瓦堕，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其实照《王临川全集》中《拟寒山拾得二十首》，明明是何怀硕自己弄错了，结果害得胡适的国文跟他这画画的一样菜了，真是冤哉枉也！

198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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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你的温柔”

在去台中的火车上，看到11月7日上午的国民党中央日报，赫然有标题是：《国学大师刘太希 病逝台北 十日公祭》。新闻内容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书法家刘太希教授，于今年10月30日下午一时许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二岁。刘教授家人已定于本月10日上午11时，在台北市辛亥路第二殡仪馆至安厅举行祭礼。生前曾自喻为‘畸人’的刘太希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国学根基深厚，对诗词文章，乃至于文学源流，无所不通，是国内古典文学大师，先后曾担任政治大学、师范大学、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及东吴大学等校有关诗词文学课程教授，历年来曾分别集成《无象庵杂记》、《千梦堂集》、《太希诗文丛稿》、《竹林精舍诗》。另编有《诗经》、《左传》和《中国文学史》等讲义。刘教授生平淡泊名利，其遗嘱亦嘱身后治丧从简，因此，子女遵嘱，恳辞奠仪。”

看了国民党文化党棍石永贵主持的中央日报上这一报导，我为之失笑；并眼望车窗之外，对远山含笑，有以遐思。

我不认识刘太希，但跟他却有一段秘密。如今他死了，我愿意写出来。

十二年前，1977年，我看到国民党党营书店正中书局出版的《无象庵杂记》，吓了一跳，书中偷抄我的文章，一大段一大段的，只字不改，如此明目张胆的干法，竟出自石永贵所捧的“我国著名国学大师、书法家”之手，实在令人纳闷。一天我碰到陈子和老先生，他认识刘太希，就请他问问怎么回事。不久，陈子和转来一信，是刘太希写的。全文如下：“敬启者：仆昔年因欲网罗名人轶事，不意在资料部分谈梁任公，曾掠先生之美，抱歉殊深。拟专诚拜候以表负荆之意，先生一代英豪，心仪已久，藉此得亲教益。仆行年八十，衰病侵寻，唯有闭门思过，了此余生而已。窃愿先生雅量，恕其老耄，予以导诲，不胜祷幸。诚意踵谒，未知先生能赐见否？专此敬上李先生敖。六十六年11月5日刘太希拜启。如蒙赐示请寄‘台北木栅政治大学化南新村一百号’为叩。”

我看了这封信，又好气又好笑又可怜他，乃决定在这八十老翁有生之年，替他留点余地。如今十二年下来，刘太希以九十二岁高年，安享大学教授、国学大师等盛名以去，而其令誉，有赖于我这种“一代英豪”放他一马有以致之。这件事，我真不知道我做得对还是做得错。因为这不太像好勇斗狠的李敖干的事，但我终于做了。现在写出来，给瞎眼之人，看看李敖式敦厚，正如蔡琴歌中的一句：“恰似你的温柔。”

198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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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天谴男女

11月14日报上登：“二十五位党内外候选人，昨日参加由净化选举联盟在国父纪念馆广场举办的‘全民祈安大会’。”“这项活动是由净选联盟主办，净化理事长吕秀莲表示，反暴力与反贿选是这次解严后大选是否顺利的最重要工作，希望全国七百多位各党派候选人，都能参加或在精神上认同‘祈安净选大会’的活动。”“活动开始是由名影星胡茵梦主持。”“雨势甚大，但各候选人与民众仍专注地倾听和祈祷。”“有数百位民众参加。大会首先举行佛教祈福法会，由常禅法师带领近百位身穿佛教海青服装的信徒诵经；紧接着由长老教会陈福住牧师主持礼拜，教会唱诗班演唱及赵振二牧师证道。吕秀莲表示，因大会筹划时间匆促，仅有佛教青年会、基督教长老教会参加；天主教是教友自行参加。”

报上又登佛耶之徒的呼号，一边是“阿弥陀佛，保佑社会能化戾气为祥和，下月选举圆满成功”；另一边是“上帝啊，请让选民们睁亮眼睛，选贤与能，暴力和贿选不再发生，阿门”。

报上又登：“昨天虽然是候选人抽签决定号次的日子，但从下午二时起，‘全民祈安净选大会’现场即出现不少候选人及宣传单。约在四时，吕秀莲请候选人上台签名，并举手宣誓服从净选公约。”“候选人上台签署和平净选公约，并当众宣誓公约内容，内容包括：第一、和和平平参选，不使用暴力，不与帮派势力挂钩。第二、不造谣中伤，不滥用耳语黑函。第三、如有违背誓言，愿受国法制裁，选民唾弃，并遭天谴。”

报上又登：“国民党籍李锡锟、潘维刚、周荃及民进党籍尤清、谢长廷、叶菊兰、柯景升、卓荣泰、傅正、陈桂云、王淑慧、卢修一、林正杰、张富中、周慧瑛、贲馨仪、王拓、翁明志、康水木、谢墙及中国青年党袁时和与郑聪源、蔡睿宇、吴文中等人，昨日均参加净盟举办的活动。”“惟有趣的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凑巧的都未宣誓仪式。”有的报还登出有民进党的王昆和、周柏雅、廖芳卿、蓝美津、康文雄及教权会的石文杰等人。

报上又登：“出人意料的，此次参与‘全民祈安净选大会’宣誓的候选人，民进党籍比国民党籍多了许多，在气势上使得民进党声势高涨，而成为民进党的祈安净选大会。”

对上面这些男女的作风，我是全部要谴责的。我谴责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要反暴力、反贿选，而是为了这些男女把政治活动跟迷信活动牵扯在一起，这种愚夫愚妇的行径，太要不得了，是中国民主政治假象中的真羞耻，太可恶了。

“天谴”（nemesis）本是中外皆然的一种原始迷信观念，希腊且有专司之神奈米塞丝（Nemesis）以施其罚；中国在五世纪时，才在南朝宋文帝的诏书中，出现“上苍天谴”的话；六世纪的北朝周宣帝的诏书中，也出现“用消天谴”的话。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以后，人心中的“天打雷劈”也、“天诛地灭”也，就成为发誓时的拿手套语。如今这种愚夫愚妇的勾当，竟被这些标榜自由、民主、开明、现代、前进的男女们所公然集会奉行，真不知道这些人的书是怎么念的！他们之中，还不乏博士也、硕士也、新女性也等抛头露面之士，论起脸蛋，人模人样；做起事情，猪头猪脑，真是可笑之至！特振笔谴责，以证孤岛之上，还是有明白人，不吃他们那一套。

198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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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

所谓“自由派知名人士”朱敬一、张茂桂、张忠栋、张清溪、张国龙、徐正光、瞿海源、萧新煌、胡佛、叶启政、陈英茂、陈宽正、黄光国、贺传芬、郑钦仁、李永炽、李鸿禧、蔡墩铭等一百六十二位中央研究院与台大教授，11月17日公开联名发表声明，我看了报导，不禁失笑。

报上说，他们“支持并推荐民进党尤清当台北县县长。声明强调，尤清从政的专业，杰出表现，是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不若一些徒以博士、学人头衔自居，却心多旁骛，一旦当上县长，只能以党意为民意，服膺于背后操纵的黑手，此视县长为晋身阶，不但有辱名器，更有负民主。声明并指陈，国民党一党独大，几乎垄断所有政治资源，严重扭曲民意，而军、警、宪与行政单位，又屡屡不能保持中立，令优秀候选人如尤清者，只能孤军对抗，致使民主政治实现遥遥无期，此次北县选举，国民党以党主席故乡为诉求，唯胜是图，而非荐才是瞻，郑重推荐尤清。”

报上又说：“张忠栋表示，他们一百六十二位教授，乃基于学者的道德良知，联署支持并推荐尤清当台北县县长。……原本参与联署人数不止于此，颇多教授，对一些打着博士牌而到处招摇，几年来写不出几篇论文，却以学人自居者颇为不满，但这些学者，苦于国民党籍，为了不让‘党’太难堪，只好精神支援。瞿海源补充说，这些国民党籍学者不便反对国民党，但他们却反对国民党此次推荐的台北县长人选。”

我的批评如下：第一、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所说国民党垄断政治资源的事，全没说错，但你们是什么？你们岂不是垄断政治资源下垄断学术资源的帮凶？垄断政治资源，还有走马换将之时；但你们身为学阀，却一干一辈子，是万年教授呢！你们垄断的，更精彩呀！垄断政治资源的，是男盗女娼属实；但男盗女娼垄断下庇荫、进而垄断学术资源的你们，又是什么？又该怎么称呼？第二、国民党的台北县长候选人，固是“徒以博士、学人头衔自居”的“心多旁骛”之徒，但尤清又何尝不和他半斤八两？尤清博士不是政大教授吗？他的学人论文何在？他的问政成绩（注意，是具体成绩，不是做秀），几年来不落空话者又几希？第三、一百六十二位教授，你们有几个不是国民党员或国民党同路人？有几个不是蒋氏父子“一党独大”、“唯胜是图”下，“荐才是瞻”中瞻出来的“青年才俊”？你们在蒋氏父子暴政下，可曾“基于学者的道德良知”，“联署”一下，放个抗议的屁？直到今天，你们还不敢公然退出国民党以示光明磊落呢！你们身为国民党员或国民党“一党独大”下受益人，却兴师动众，“不便反对国民党”，只以“支持并推荐民进党尤清”为小动作了，这哪里是光明磊落知识分子干的事？哪里是大丈夫干的事？你们太可耻了！太伪善了！你们不能为学术界留块干净土，总该为子孙留张少点肮脏的假脸吧？

1989年11月18日

附录

一百六十二位教授名单

中央研究院

朱敬一、杜正胜、何清益、周碧娥、林明德、林忠正、林美容、林森茂、柯志明、施俊吉、徐良熙、徐正光、高明瑞、陈师孟、陈仪深、陈国栋、陈宽政、张茂桂、张恭启、张炎宪、张忠栋、张昭鼎、张彬村、张清溪、张庆辉、许松根、许木柱、许嘉明、许嘉猷、蔡淑铃、刘锦添、瞿海源、萧新煌

国立台湾大学

王主科、王本荣、王明德、王太铨、方瑜、方俊民、史英、石正人、田尧彰、朱文生、牟中原、李平笃、李秋坤、李永炽、李鸿禧、李清胜、李饰枫、李敏雄、李启运、李学养、吴英璋、吴明进、吴忠吉、吴赖云、吴瑞碧、吴密察、吴清吉、吴聪敏、邱昌平、吕理平、宋贤一、林和、林英智、林能白、林正弘、林向愷、林逢庆、林凯信、林瑞穗、林国峯、林鸿淇、林惠玲、林瑞槰、林钟雄、易富国、周仲岛、周正俊、洪宏基、洪淑彬、柯文雄、胡佛、施信民、徐光蓉、徐年盛、徐嘉宏、高健章、陈英茂、陈振文、陈镇川、陈秩宗、陈亮全、陈武勇、陈永昌、郭幸荣、郭博文、陈正顺、陈正兴、陈泽裕、陈荣锐、康明昌、许振明、许晃雄、许东明、许清琦、许舜钦、张秀蓉、张海潮、张素梅、张则周、张晓春、张瑞吉、张国龙、张颜晖、张苕旭、张伟仁、曹有盛、梁荣茂、庄荣辉、庄锦农、彭旭明、曾忠一、贺德芬、黄鸿、黄良平、黄良雄、黄武雄、黄光国、黄世孟、黄敏晃、黄荣村、叶启政、杨信男、杨明伦、杨维哲、杨惠南、温五男、齐益寿、刘辉堂、刘莺钏、刘碧珍、刘福增、蔡克铨、蔡信安、蔡墩铭、潘永宁、郑文魁、郑以祯、郑钦仁、蒋孝瑀、谢国煌、苏益仁、苏志明、苏铭嘉、张长义、姜兰虹、徐美玲、孙志鸿、李白飞、余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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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什么“评鉴”！

所谓自由派学者组成的澄社，11月26日又有惊人之举，他们由朱敬一、李永炽、李鸿禧、何怀硕、林和、林忠政、徐正光、夏铸九、韦政通、张忠栋、张清溪、张晓春、陈师孟、黄荣村、叶启政、蔡墩铭、萧新煌、瞿海源、杨国枢等“十九名教授”发表给候选人的“评鉴”，结论竟是：立委部分，以民进党的林俊义、蔡仁坚、黄煌雄最高，都是九分以上；县市长部分，也以民进党的尤清、游锡堃、苏贞昌、王拓、余陈月瑛、许荣淑、周清玉等得到满票的支持。相对的，还不止此，它普遍的拉大了民进党与其他人的差距。凡民进党候选人，一般得票都在六分或七票以上；而其他候选人，一般得票却在零分或三票以下。这种两极化的差距，显然比只给一方最高分最高票更有戏剧效果。——一方开高、一方走低，如此公平，岂不更过瘾吗？

澄社的头子杨国枢宣布这一“评鉴”标准是：一、一般风评与印象。二、过去问政或施政表现。三、当选后行使职权能否秉持公正原则及贯彻责任政治。

就算这三标准足以评人鉴人，用来套套这些澄社人物的排名与排行，我们也要大感惊异，因为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派荒唐与矛盾。

以第一项标准而论，风评云云，根本是最不可靠的知人方式，古人匡章是一代大贤，但是风评却是不孝；陈平和直不疑都是一代名臣，但是风评却是盗嫂。不凭证据，风评又算什么？风评云云，根本是警察局的把戏。台湾警察局每以“风评不佳”把属员调差，原来澄社的水准，竟是警察局式的，并且其公正性，根本可疑，还不如警察局。

以第二项第三项标准而论，试看得最高分的林俊义，全无问政或施政经历，只因为是澄社社员，就自行派为第一？这叫什么“评鉴”？苏秋镇在立法院，质询占全部立委三分之一、发言占百分之十，是世界记录；首删国防预算，是中国纪录，“十九名教授”给他评分三至六分，在九分的黄煌雄之下。但黄煌雄的质询，只有二十九次，苏秋镇却有四百二十六次，只相当苏秋镇的零头，这叫什么“评鉴”？至于连一次都没有的民进党候选人，一排一二十个在六至九分之间，均在苏秋镇之前，这叫什么“评鉴”？

我这里毫不替国民党讲话，只是替被“十九名教授”公然不公正对待的其他非民进党候选人讲话，谴责澄社人物的可耻。不可因国民党歪，你们就不正；不能因国民党私，你们就不公。这次所谓“评鉴”，你们竟如此幼稚而悍然的公开表示你们的偏见，还假托自由、学术之名，太可恶了；台湾的知识分子作践到这种地步，太恶心人了。

198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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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的《乞丐》

屠格涅夫有一个短篇文章，叫《乞丐》，李岳南翻译如下：“我沿着街道走……为了一个衰老的乞丐，我停了脚步。充血的可怕的眸子，紫色的嘴唇、褴褛的衣服、流脓的创伤……啊，是何等可怖的穷困吞噬了这个可怜的生灵！他向我伸出了一只红肿而肮脏的手，他呻吟着，他喃喃地要求周济。我开始摸索我每一个口袋……没有钱包也没有手表，连一条手巾都没有……我拿不出一点东西来。这个乞丐仍然等待着……他那伸出的手在无力的抖动。怅惘而羞愧的我热烈地握住了他那污秽而抖动的手……‘不要生气，老哥，我没有一点东西，老哥。’乞丐用他那充血的眼注视着我；他的紫色的嘴唇微笑了；而且，他更紧紧地握了握我的冰冷的手指。‘这算什么，老兄？’他喃喃地说。‘这也要谢谢你，这也是一件礼物，老兄。’我知道我也从这位老哥处得了点礼物。”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四十多年前，我读了它，深受感动。这故事告诉了人们，当你自己纵在困境中，也可以“不以财货为礼”的帮助更在困境中受难的人。

12月25日看到报上登：“二十三位学者连署公开声明：审判许信良极不公平！”二十三位名单是：台大教授张忠栋、香港中文大学陈其南、当代杂志总编辑金恒炜、自由作家杨宪宏、台大教授杨惠南、台大教授李永炽、台大教授瞿海源、台大教授萧新煌、国立编译馆编纂赵天仪、政大教授陈秉璋、台湾神学院教授董芳苑、美国宾州大学教授张旭成、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员林美容、台大教授蔡墩铭、东吴大学教授林嘉诚、律师陈维盛、台大教授胡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李金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田弘茂、美国韦恩大学教授陈必照、台大教授郑钦仁、律师黄国钟、文化大学教授王世榕。

这些人中，有的是我初中同窗、有的是我军中同队、有的是我学兄、有的是我学弟、有的是熟人、有的是不认识的。他们在今天，能为许信良案联名说几句话，其志可嘉。不过，令我不解的是，他们为何不在十年前的美丽岛案时联联名？或是更远一点的谢聪敏等案时联联名？也许十年前或更远一点的时候，他们心怀畏惧，不敢抛头露面，但是，一点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风格，他们似乎也不妨做做。许信良是以“二条三”（《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三款）被判乱的，这种“二条三”的乱判，自判李敖十年以还，多年来所在多有，但是，我们一直未闻这些“学者”们有以异议或遗憾。直到今天——又安全又宜集体做秀的今天，方才看到他们一拥而上呼啸而出，使我不禁联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对比之下，发觉总是有点怪怪的。

1989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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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位不会说英文的英国国王

国民党资本家蔡辰南，大家都知道他但在经济金钱上拆烂污，却不晓得他在文化学术上也拆烂污。——他曾以所谓“中华学术院”“中国文化大学”双料“企管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及“国泰信托关系企业”“百科文化事业公司”双料“董事长”的身份，“总监修”了一部《21世纪世界彩色百科全书》，里面轻重失调、错误百出。而负责“撰稿及审订者”，乃由王文兴、王洪钧、网曾才、王德毅、江兆申、李永炽、李守孔、李符桐、何怀硕、那志良、林咏荣、林惺岳、林嘉诚、林钟雄、洪成完、孙同勋、许郎轩、许常惠、曹永和、张健、简又新、黄公伟、黄美序、杨崇森、杨云萍、杨维哲、邬昆如等一百三十六名教授学者出面，既然由众力众智联名完成，责任自然共同分担，谁也跑不掉。

对这部百科全书的轻重失调、错误百出，我会陆续揪出纠举。现在先随手举其中“乔治一世”一则为例。

“乔治一世”一则全文如下：

乔治一世（George I 1660-1727），英国国王（在位时期1714-1727）、汉诺威选侯（在位时期1698-1727）。英王詹姆士一世之孙，嫁给汉诺威选举侯的苏菲亚之子。因为是新教徒，乃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在安女王死后，被迎回即位，开创汉诺威朝。由于对汉诺威公家眷恋既深，且也不懂英文，所以英国的国政就委任给民权党的大臣，结果确立了英国议会政治之发达。

这里所说乔治一世是“英王詹姆士一世之孙”，是大错的，事实上，乔治第一是詹姆士第一的外曾孙，“嫁给汉诺威选侯（不该译为什么‘选举侯’）的苏菲亚”，是詹姆士第一的孙女。这部百科全书的解说，既不通又乱写。

乔治第一生于1660年，死于1727年，本是德国汉诺威（Hanover）公，到了1714年他五十四岁时，成为英国国王，是为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始祖。

乔治第一最有趣的一个特色是不会说英文。屈勒味林（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O. M.）《英国史》（Il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and）说此公非昏之尤，但少可取，不会说英文，喜欢以外国粗俗女人做情妇。（George I , though not be worst, was perhaps the least generally attractive of monarchs. Unable to speak English, with blowsy foreign women for his mistresses……）史密斯（Goldwin Smith）《英国史》（A History of England）说此公与妻口角，囚妻三十年。（He had quarreled with his wife, and kept her locked up for thirty years……）为人冷漠、吝啬、好色，一恶霸耳。（cold, stingy, sensual, and a bully）

英国历史上竟有这么一位不会说英文的皇帝，真是有趣。

199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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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青年党、民进党三党立委的集体无知

国民党、青年党、民进党三党立委都是无知的政客。可笑的是，无知倒也罢了，却还老是爱引古书、乱加张冠李戴。随手抽三个样，让我们见识见识。

《立法院公报》第七十九卷第三十八期有国民党立委庄金生之言，说：“先总统蒋公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段话，《论语》（述而）明明写着：“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明明是孔子的话，如今在无知的国民党立委嘴里，一代名言，竟被“先总统蒋公”抢去了。——此国民党立委之无知也！

《立法院公报》第七十八卷第五十四期有青年党立委李公权之言，说：“本席要引申本院某位国学素养极佳之同仁的两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人民为刍狗。’”这段话，《老子》（第五章）明明写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明明是老子的话，如今在无知的青年党立委李公权嘴里，一代名言，竟被“国学素养极佳之同仁”抢去了。——此青年党立委之无知也！

《立法院公报》第七十八卷第二十三期有民进党（工党亦然）立委王义雄之言，说：“国父曾说：‘天下为公。’”这段话，《礼记》（礼运）明明写着：“天下为公。”明明是《礼记》记孔子的话，如今在无知的民进党立委王义雄嘴里，一代名言，竟被“国父”抢去了。——此民进党立委之无知也！

三党立委集体无知，唐突古书，乱来一气，由此可见三斑。

1990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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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盼唐盼盼

9月10日世界论坛报提到：“在我国新闻界居龙头地位的人士，有两人虽系男子汉大丈夫，但他俩的大名，却非常之女性化，除中广公司总经理唐盼盼之外，另一位则为新闻报社长叶建丽；而叶社长‘芳名’女性化的程度，比唐总经理更有过之。”

其实，说叶建丽之名比唐盼盼之名更女性化，并不尽然。因为以盼盼为名的，不但女性化，而且妓女化。翻开中国娼妓史，便可恍然大悟；盼盼者，青楼皆是也！

以妓女跟政客扯在一起，好像羞辱人，其实不然，该向我抗议的，其实是妓女才是。妓女卖身，只是卖身而已，她不谈救国救民等肉麻话，也不谈民进民退等恶心话，比政客高明得多。并且，照俄国文学家库普林（Alexander Kuprin）《亚玛》（Yama）一书的描述，那位妓女玛格达琳（Magdalene），简直是菩萨级的伟大人物，求诸国民党、民进党政客，连影都没有呢！

唐盼盼虽然在国民党中拍得高官，但芳名不雅，或以为憾，清夜自思，珠泪暗弹，其实大可不必。国民党中有不雅之名者，又岂唐盼盼哉？教育部长毛高文，听来像毛睾丸，此器官加毛之名也；前驻日副代表林金茎，听来像得淋病的金阴茎，此器官镀金之名也；警务处长于春艳，听来像于春天张艳帜，此老鸨之名也。……唐盼盼何必自卑哉？

何况，在姓名上雌雄易位阴阳颠倒，本是中国人的传统把戏之一。古史中的女娲、息姑、石曼姑，《孟子》中的冯妇，《庄子》中的偊女高，《战国策》中的女阿，《史记》中的女防、徐夫人，《汉书》中的丁夫人，《后汉书》中的鲁女生，《三国志》中的暨艳，《晋书载记》中的耆婆，《宋书》中的女生，《梁书》中的仙婢，《唐书》中的五娘，《五代史》中的婆儿，《砀山县志》中的刘玉媛等等，统统都是男人！另外，古史中的嫘祖，《汉书》中的赵子儿、君孺、少儿、少夫，《后汉书》中的鲁班，《南史》中的兴策、次男、荣男、惠男、要儿，《金史》中的崔哥、定哥、石哥等等，又统统是女人！有古人撑腰，唐盼盼大可顾盼自雄，又何虑名雌哉？

当然，唐盼盼以如此美名，或不适宜做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理事长，因为顾名思义，棒球协会，必然有棒为先，唐盼盼其人，不会打棒球；唐盼盼其名，又绝无棒棒在下，尸居此位，名实均不相符，有辱团体。为唐盼盼计，他应该以马屁争取去做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或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头目，从而以身作则，推广中国文化中姓名上雌雄易位阴阳颠倒的大业，功成之日，李登辉可叫李道婆、曾文惠可叫曾公鸡、李元簇可叫李仙姑、郝柏村可叫郝红玉。……满朝文武，文不文武不武、男不男女不女，岂不更名实相副哉？寄盼盼盼，子其勉之！

199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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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上了阿尔卑斯山顶么？

9月18日的《自由时报》上，刊有老包《大家的报应》一文，里头说：“看到一出电视影集，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案而辞职下台，戏中引述了一句希腊名言，颇令人会心微笑。名言曰：‘世上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让一个人的愿望完全实现！’”“这一句话老包第一次听到，或是看过而不复记得，总之，有点眼熟。”“对了，类似那一句希腊名言，应是亚历山大帝的故事。亚历山大征服欧洲之后，某日攀上阿尔卑斯山顶，放眼所及，尽是他一人的‘天下’，人生‘如此’而已，高处不胜寒，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他正忍受着上帝给他‘最严厉的惩罚’。”

看了这三段专栏的文字，我立刻想起：老包这种《自由时报》副刊主编兼专栏作家，历史程度未免太差劲了吧？亚历山大什么时候攀上过阿尔卑斯山顶了？他一生三十三年中，连阿尔卑斯山脚都没到过呀！阿尔卑斯绵亘于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及瑞士之间，长达一千二百公里，它是中欧地区的山脉，距离亚历山大发迹的东南欧班都斯山脉，可谓八竿子打不着。亚历山大又何幸跑到它山顶之上？又何辜跑到它山顶之上？

公元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一辈子的功勋是南讨和东征，底比斯也、腓尼基也、埃及也、波斯也、印度也，都在他征讨之下，但他却从没西去到过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当时在高卢人的势力范围之下，在亚历山大眼中，尚是不入流的蛮夷之地，又何劳一“攀”哉？

至于说亚历山大“高处不胜寒……号啕大哭”之事，也全是胡说八道。照布鲁达克所记，亚历山大在得知世界之大无从全得而征之以后，曾为之堕泪。既未号啕于高处之寒，也没在阿尔卑斯放眼。老包对历史无知，信笔乱盖耳！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Hamlet）有一段话，说：“亚历山大死了，亚历山大埋了，亚历山大化为尘土，尘土和成泥，他既然变成泥，怎见得不可以用来塞啤酒桶呢？”（Alexander died, Alexander was buried, Alexander returneth to dust; the dust is earth; of earth we make loam; and why of that loam whereto be was converted might they not stop a beer-barrel?）其实，亚历山大死而有知，被和成泥去塞啤酒桶，还可聊得近酒之乐呢；最倒霉的是，被无知的台湾人给送到阿尔卑斯山顶之上，还得奉命号啕一场，那才死不瞑目哟！

199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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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请国民党征召猪哥亮竞选立委

外省人演艺人员之恶心人，当以张帝为冠军。张帝以所谓“急智歌王”称雄，但其急智之歌也，只套入一支歌一个调调儿，唱来唱去，只是“鸡巴打鼓——一个点”而已、只是把阿朱式的中文句子代入该歌该调而已，万唱不离此调，令人讨厌无比。幸亏，天可怜见，立委选举开始了，张帝放下该歌，立地成委了，从此我们耳根清净了，台湾演艺界少了这位没水准没格调的丑家伙，台湾政治界多了这位适得其所的讨厌鬼了。

台湾人演艺人员之恶心人，当以猪哥亮为冠军。其讨人厌程度，外省人张帝亦望尘莫及。猪哥亮虽然不以急智之歌恶心我们，但从他的南瓜发型以下，蛛网眼、九孔鼻、烂牙嘴、乱七八糟的台湾国语……，扑面而来，令人直起鸡皮疙瘩。更不相称的，是另有两位洋婆陪他大做伤风广告，三人搭档，在电视中，天天都要密集而出，令人无地可避，实在吃他不消。

为今之计，我们吁请国民党征召猪哥亮，把他选进立法院去，跟张帝排排坐。我们深信，立法院才真正是这些货色大展鸿才的地方。请国民党为台湾演艺界留点干净土吧，把一切没水准没格调的丑类集中于立法院，斯乃德政。

国民党救命！

199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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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台会与保国会

九十三年前（1898）的春天，还是在清朝政府黑暗统治的时候，各省在首都北京的人士，纷纷成立了以省为单位的学会，像闽学会、像陕学会、像蜀学会、像关学会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一个有全国性眼光的伟大知识分子——康有为，却打破这种狭窄的以省为单位的藩篱，联合各省学会，成立了“保国会”。当时列名入会者有一百八十六人，这个会，拟定章程三十条，宣告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并对会议期限、领导机关、入会手续和会员权利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不久，顽固守旧派官僚纷纷上奏，攻击该会“包藏祸心”、“阴谋叛乱”；咒骂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最后的下场是可知的，终于解散了。

保国会的全国性眼光，在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词》中，已经宣示得很明白，就是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亡国境地，可是知识分子——“今日中国之士大夫”——却还糊里糊涂“相率自沉于看花、饮酒、诗钟、射覆、弹棋、六博、徵歌、选舞，以为度日之计”，并且先是不知中国之病何在，后来知道了，却又不肯使力，认为国事无可救药。“今中国病外感耳！病噎隔耳！苟有良药，一举而疗，而举国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语，养其病而待其死亡。昔焉不知其病，犹可言也；今焉知其病而相率待死亡，是致死之由，不在病而在此辈之手，昭昭然也！”梁启超的结论是，相信由于“今日中国士大夫”的努力，国是可以保的，保国会的整个精神，也就在此。

保国会成立之日，也正是台湾在甲午战争后脱离中国不久之时。如今，九十三年过去了，同一个台湾，又回归中国了，可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那就是日前出现的新团体——“保台会”。

保台会在本月2日下午召开筹备会议，同时公布已确定参加的海内外一九二名委员名单。

这份名单，颇可代表“今日中国士大夫”的取样，值得我们认识认识他们。名单分岛内成员和海外成员两部分，岛内成员共一二八名：尤清、王拓、王世榕、王宪治、田再庭、江鹏坚、吕秀莲、余陈月瑛、李永炽、李乔、李宗藩、李敏勇、李筱峯、李胜雄、李鸿禧、吴文就、吴哲朗、吴丰山、吴树民、吴昱辉、沈义方、沈富雄、林玉体、林山田、林永丰、林忠正、林茂松、林宜正、林俊义、林碧尧、林义成、林淇瀁、林嘉诚、林钟雄、林惺狱、洪镰德、许木元、许宗力、许信良、许曹德、许荣淑、许国泰、邱垂贞、邱连辉、邱联恭、周文治、周弘宪、周顺吉、柯旗化、郭吉仁、姚嘉文、徐明德、施明德、陈少廷、陈五福、陈光复、陈水扁、陈永兴、陈昭南、陈忠信、陈菊、陈金德、陈师孟、陈照娥、陈仪深、陈荣锐、陈汉卿、陈继盛、张忠栋、张炎宪、张昭鼎、张清溪、张晋城、张贵木、张俊宏、张俊雄、张富忠、张国龙、张博雅、曾贵海、高玉树、高俊明、彭百显、汤金全、傅正、康水木、康宁祥、刘俊秀、刘福增、庄柏林、廖宜恩、董芳苑、蔡仁坚、蔡式渊、蔡同荣、蔡明华、蔡龙居、杨金海、杨启寿、杨青矗、杨宪弘、杨家猷、黄信介、黄石城、黄永聪、黄纪男、黄昆虎、黄煌雄、黄华、卢修一、卢俊义、赵天仪、钟逸人、钟肇政、郑儿玉、郑余镇、郑钦仁、郑胜辉、郑宝清、魏泰弘、魏廷朝、谢长廷、谢明达、谢聪敏、苏培源、苏裕夫、苏嘉全、苏瑞云。海外成员共六十四名：田弘茂、方菊雄、王明玉、王能祥、王桂荣、江昭仪、吴西西、吴得民、吴启昌、吴沣培、洪哲胜、洪顺五、洪毓盛、何昭明、余金榜、许世楷、许丕龙、许极燉、周昭亮、周烒明、李雅彦、李宪荣、邱垂亮、林宗光、林宗义、林武男、林哲雄、徐福栋、范良信、陈文彦、陈芳明、陈必照、陈唐山、陈泰明、陈荣儒、张邦良、张旭成、张富美、张国兴、张灿鍙、高荣茂、赖文雄、赖义雄、杨荣祐、杨朝瑜、杨黄美幸、翁松燃、翁国阳、黄有仁、黄昭渊、黄满玉、黄再添、黄森元、蔡武雄、钟金江、简璋辉、连根藤、魏瑞明、郑天助、戴正德、谢清志、罗福全、廖述宗、萧欣义。

这一百九十二名人士所联合宣示的整个精神，照它的秘书长陈永兴所说，是反对国民党国家统一纲领中预设一个中国和必然统一的前提，台湾的前途必须容许各种可能性，要不要统一，更要询问台湾人民的意愿。照民进党秘书长张俊宏所说，是国民党此一国家统一纲领完全只是顾虑中共想法的产物。国民党一心一意看中共脸色行事，未必讨好得了中共；而不顾及它的衣食父母——台湾人民的想法，未来恐将遭受台湾人民与中共予以两面夹杀。该会决定提出反制统一纲领的《保卫台湾纲领》，其草拟主要内容，一、近程——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过程包括使用公民投票方式表达人民意愿；二、长程——反对任何外力侵吞台湾，全力防范任何奸徒出卖台湾。照台大历史系教授郑钦仁所说，是国民党的纲领；一、在中共的敌意下，台湾一味强调统一，不但有害台湾的安全，对于外交的拓展也有损害。二、将台湾人民的“意愿”改为“权益”，二者差异极大；前者是台湾人民居于主动，后者则须视为中共要给台湾人民多少而定。此举很不尊重台湾人民，不但民间反对，连国民党年轻一辈者也不高兴。三、前言中提及“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错误，我们最多只能代表台湾人民，怎么有权利代替中国大陆的人民说话？……

这些谈话，自是一百九十二名人士的共同意见。

我们的看法是，不论这一百九十二名人士如何巧妙修饰他们的词汇，他们宣示出来的整个精神，都有着鲜明的台湾本位的立场。同时在用字遣词之间，那么强调对中国统一的对立，对统一的行动视为被“侵略”、视为台湾被“出卖”、并把“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视为不能成立的命题等等，其真正心事，都是呼之欲出的。一言以蔽之，这一百九十二位人士的宣示，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台独、一种缓和的台独、乃至一种隐性的台独而已！正因为他们是变相的、缓和的、隐性的，所以，民进党中新潮流系狂热份子就看不惯了，新潮流系人马全部不肯加入，就是证明。当然，私利与派系之争，也是他们未能合流的原因，保台会的基础是美丽岛系，目的在保台会为幌子，开拓台湾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但新潮流系认为这对他们自己的开拓不利，因而就抵制起来了。从私利和派系之争角度上看双方，就都等而下之了。

现在我们与人为善，姑且等而上之的观察观察他们。只就他们宣示的整个精神，加以论列。

我们的论列是一刀见血的。就是，保台会宣示的所有重点，其实都是站不住的。他们中，虽然不乏学者、律师、医生、从政者，……但是，最致命的共同错误，是他们有着“岛国的褊狭之见”（insular prejudice）的那种小格局。这种小格局，使他们完全忽视了在现代世界中，台湾对大陆那种无法自外、无法自脱、也无法自欺的关系。妄想摆脱海峡那边的穷地方与穷亲戚，不论列举的理由多么动人，但在事实上，全无可行性。穷地方与穷亲戚，其实是建立现代强国的一种必然的邪恶（a necessary evil）。英国诗人约翰敦（John Donne）说没有人是孤岛，其实在现代世界，也没有国是孤岛。台湾抛弃了大陆，它的格局，不是别的，只是孤岛。有世界性眼光的人、真正爱台湾的人，必然会有这种观察力，而不把台湾带入孤岛。但是，保台会一百九十二名人士的集体动作，却使我们看不出除了一厢情愿的孤岛情结外，还有什么。

保台会反制国民党的国家统一纲领，用心至好、用意甚佳，但是，细细比对两者的内涵，国民党的纲领虽然骗人，骗得比保台会的还落实得多，这就真令人扫兴了。——集海内外一百九十二名人士群策群力，竟造出这种幼稚的“岛国的褊狭之见”，我们真为他们悲哀！

为什么一百九十二名有头有脸的人，会集体做出幼稚的动作呢？原因无他，荀子所谓“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而已；“道……一隅不足以举之”而已；“曲知之人，关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而已。——孤处小岛一隅，所见只是一隅、所论只是一隅，尽管在小事上优秀聪明，但一碰上大道大理，所有见识，只是台湾台湾台湾台湾而已，这是保台会集体的悲哀。

虽然如此，但保台会的悲哀其实也是中国的悲哀。九十三年前的“今日中国之士大夫”，犹能成立保国会以开拓视野；可是九十三年后，受过良好教育的“今日台湾之士大夫”，却目光如豆，仅知拥台自保了。这种退步，哪里是台湾的，那正是中国的悲哀。

199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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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就会这样！

3月12日，立法院质询行政院施政，民进党籍立委陈水扁为了抗议国民党行政院郝柏村缓建北宜高速公路，愤而拿了一份国家六年计划草案，写上“退票”两字，走下发言台，走向行政院首长席，将国建计划当着郝柏村之面撕毁并抛在案前，怒责郝柏村“失信于民”。郝柏村问他：“你怎么可以侵犯我的位子！”陈水扁则以“你的位子又怎样？”回答。部分立委见郝柏村尊严受损，立即上前拉走陈水扁，陈水扁仍利用空隙奋力将碎纸掷向郝柏村。报上说：“立法院议事堂的委员及旁听席上的市民，都为陈水扁这种极其唐突失常的动作感到惊愕不止，电视将当时的场面播出，也使社会大众为之骇然。陈水扁议事论政态度的如此恶劣，不只是陈水扁作为国会议员的可羞耻表现，也使社会大众对于民进党做为反对党在立法院的乱反，深感痛心无奈！”

报上又说：对民进党立委陈水扁昨天在院会中的动作，执政党立委深不以为然，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当场表示，这样的举动，违背议事规则，“如不改善，将交付惩戒”，立委党部副书记长李胜峰也要民进党团反省，“像陈委员这样的举动，应不应该交付惩戒!”立委赵少康也说：“暴力就是暴力，这样的行为就是不对。”立委党部书记长饶颖奇也直称这样的行为不当。身为执政党中常委谢深山对陈水扁的作法相当“讶异”，他认为，以前这样行径多半为王聪松、吴勇雄所做的，他不解为何陈水扁也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认为“陈水扁怎会这样”？

在我看来，陈水扁就会这样！

为什么？因为违反民主的议会规格，根本就是民进党优为之的一条路。他们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结果相激相荡、有样学样，破格行事，非此不快，最后的陈水扁，又何能例外?

本来，在国民党统治下，台湾的民主政治就是一种假的民主政治，因为它一开始就距离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极为遥远。

所谓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指道道地地的英美式民主政治，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英美式民主政治。《镜里风云》（Through the Looking Class）里，汉普特·邓普特（Humpty Dumpty）对阿丽丝（Alice）小姑娘说：“当我用一个字眼时候，它的意思就只是我要它表达的意思——既不多，也不少。”（When I use a word, it means just what I choose it to mean-neither more nor less.）阿丽丝抗议说：“问题是，你不能拿字眼又当这个讲又当那个讲。”汉普特·邓普特答得倒也干脆，他说：“问题是，谁说了算而已。”虽然有人说中国也在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所实行的，其实只是汉普特·邓普特式的，只是他说了算的民主字眼而已，这种字眼，只是他要表达的集团专政的民主羊头而已。

英美式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把民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养、一种格调，这种种优良品质，形成了所谓民主风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 M. Butler）说：“当一名绅士的难处之一是，你不被允许粗暴的主张自己的权利。”（One of the embarrassments of being a gentleman is that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be violent in asserting your rights.）英美式民主政治下，不论议会问政也好、抗议游行也罢，都不时兴粗暴。政治立场，尽管坚定；但表达这种立场，却“其争也君子”。

反看中国，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大路上，已被“人民民主专政”给专政了；在台湾，四十年的蹉跎，失掉了建立民主橱窗的好机会。民进党一出道，攻击国民党不民主，我有同感；但民进党的民主又在哪里，也令人着急。民进党内部结构上如何不民主，姑且不谈它；外在表现上的粗暴，却是有目共睹的。不论在议会论政或在马路上抗议游行，都是一派粗暴，这就太没水准了。

汪精卫曾悍然对青年党说：国民党的天下是自己打来的，你们不满意，去革命好了。民进党如性好粗暴，不如去革命，不必假民主之名养成许多非民主的坏习惯，这样荒腔走板，没把国民党搞垮，却先把民主搞垮了。张鸿学批评朱高正，说：“讲民主，你没有风度；搞革命，你不敢。”若不以人废言，这话说得真不错。民进党的最大悲哀是，它有机会建立民主橱窗，却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一切弄得不伦不类，却还懵然不知、洋洋自得。

所谓民主风度，并不是事事要靠成文的规范来的，相反的，而是照许许多多不成文的规范来的。陈水扁是优秀的法律学者，他当然知道：人间的许多规范是不在话下的，法律学者对某些法律，不崇尚“列举权力说”（Theory of Enumerated Powers），而崇尚“隐含权力说”（Theory of Implied Powers），他们认为，这种包含由习惯（customs）、惯例（practices）、常规（maxims or precepts），以及其他社会制约的许多非法律项目，其实也隐含在法律精神里。所以，事事用明文法律来规定，是没有必要的。换句话说，法律精神的维系，乃在于荀子所谓的“约定俗成”，人人皆知的规范，是不在话下的。

民主议会里应有的规范，陈水扁当然清楚，清楚却有破格的、没风度的举止，当然是从坏榜样学来的。

坏榜样可太多了，但是以未曾规范做借口，擅行破坏议会规格，显然是由朱高正、林正杰之流作俑的。两年前，在林正杰还没当选立委前，就先朝立法院这么干了。林正杰率众到立法院旁听，可是个个身穿“抗议的衣服”，大闹会场。同时民进党的朱高正在旁助威，认为：“旁听人穿着有标语的衣服进入议场，那是他们的表现自由。”但是，主席反问了一句：“假使有人在身上贴有‘我要进来打朱高正’的条子，警卫是不是能让他进来？当然不能，所以有些事情希能自我反省一下。”可悲的是，民进党和国民党一样，是疏于自我反省的。林正杰以一副被迫害狂的激越之情，大喊立法院会议旁听规则并没规定不可以身上贴字进场，为什么不能贴字？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旁听规则中也没规定不可以当众小便，是不是照民进党逻辑，也可以在旁听席上尿一下呢？——对人人皆知的规范，是不在话下的，这样子事事要枚举规定，列入规则，岂是讲理的人干的事？

东海大学教授徐道邻说过一个笑话。他说：“有一次参观某一行政机关，看见厕所墙上悬着‘×××厕所使用规则’，内容有六七条，最后一条是：‘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之。’他们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这个规则，似乎还可以补充一条，就是‘本规则如无未尽事宜，得不修改之’。”规则观念泛滥至此，正是民进党诸公大脑的构造，真不知林正杰在东海大学的政治学是怎么学的。

陈水扁以他湛深的法学修养，本可做一位从容而犀利的立法委员，但他的缺点是犀利有余，从容不足，问政态度，失之紧张严肃，走火入魔以后，必然沦为朱高正以下的动作，这是很可惜的。我希望他知过必改，为人立下台湾人还是有民主风度的印象，使人知道台湾人不全是没教养的，这才好。

1991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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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不可曲学阿世阿“阿扁”

民进党立委陈水扁在立法院没有民主风度、撕书掷向国民党行政院长郝柏村事件发生后，与记者问答如下：记者问：“能否谈谈你当天举动的用意？”陈水扁答：“自从郝柏村组阁以来，往往凭着他一个人的意识行事，政策多次出尔反尔，已造成民主宪政的严重危机，这种现象必须予以凸显，使其不得再因人而异，而应制度化，依法行政才对。”记者问：“当天的举动有经过事先设计吗？”陈水扁答：“没有！你看连当时要在计划书上写退票二字，还向台下同僚借笔，只是因为六年国建计划人治色彩太浓，以北宜高速公路来说，为什么郭婉容要说谎？执政党增额立委私下也反对缓建，面对郝柏村时又没声音？有多位宜兰选民都说，他们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似的，对郝柏村不以为然的态度，选民反弹激烈，因此问题必须要有所表示和凸显，我选择在郝柏村面前撕毁计划书，用意在此，但后来因赵振鹏把我架开，我总不能再把退票、撕毁的东西放回口袋吧？只好向郝柏村抛回去。”记者问：“没见到你这么生气过，和郝柏村个人有关吗？”陈水扁答：“这不是意气之争，我只想导正郝柏村，促其尊重制度，一切以民主、法制为依归。”

　　在刊出陈水扁的答话同时，报上又登出“学者看‘阿扁’掷书”专栏，又有学者发表谈话。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员、澄社社员瞿海源说：“行政院完全是无理取闹，郝柏村不顾民意，自以为是，完全是军人霸气的表现。陈水扁采取的只是一个小动作，蚂蚁撼树，也没什么用。”台大历史系教授、澄社社员张忠栋说：“陈水扁的动作也许不礼貌，但是像陈水扁这样算是正派、规矩的立法委员，都会在立法院做出激烈动作，值得思考。执政者不好好讲道理，这种‘不理性’的动作将来还会再有，要叫民进党理性，执政党和郝柏村自己要先讲理，不能单方面指责别人，自己却一意孤行，而且始终不肯把道理讲清楚。”师大教授、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林玉体说：“国家建设计划轻易的由行政院长决定建不建，国会议员因此反应做出扔碎纸的动作，并不是很过分，而且陈水扁又没有侵犯到他，对郝柏村没造成什么伤害，不致送纪律委员会的程度。”

　　对上面陈水扁和瞿海源、张忠栋、林玉体诸位这些理由，我认为是站不住的。因为这一事件的关键，不在国民党郝柏村如何王八蛋，而在反对者自己是否也要做王八蛋。国民党郝柏村的王八蛋，即如他们各位所描绘的，一一属实，又怎么样？国民党他们是王八蛋，早已不是新闻，但是，因为国民党他们是王八蛋，反对者自己就可以不择手段，以破坏制度的方法，“促其尊重制度”么？就可以破坏民主法制的方法，“促其……一切以民主、法制为依归”么？陈水扁的行为，不论是学者所辩称的“只是一个小动作”也好、“也许不礼貌”也罢、“并不是很过分”也成，揆于文明国家的议会来，总是丢人现眼的吧？总是人家所无而“台湾第一”的吧？这种学者不知导人以正，反倒曲学阿世来阿“阿扁”，治学治到这种媚世的水平，我们是不敢领教的！

　　陈水扁事件，在我看来，比国民党郝柏村的王八蛋行为更重要。因为这事件涉及政治上最基本的关键——目的与手段的问题。在政治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今天我们所有悲剧的乱源。自来共产党是不择手段的，跟共产党学的国民党也是不择手段的，今天的反对者，乃至护航的学者，如果也以不择手段为表率，则是自我堕落的开始，是绝对要不得的。

　　在政治上，国民党最擅长用不择手段的方法，导致在国民党统治下长大的人，会相信“以矛攻盾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乃至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共”的方法。……其实这都是不光明正大的左道旁门的方法，即使提出这种方法的人“动机”很好，也无用处。我们必须知道：

　　一、目的正当，并非就是手段的正当；

　　二、正当的目的并不能使不正当的手段变成正当；

　　三、不正当的手段影响正当的目的；

　　四、所谓“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谬误的。

　　早在三十八年前，《自由中国》杂志就有文章译出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的诗句，告诉我们：

　　不要给我目的而不告以手段，

　　目的与手段是交织得不可分的。

　　因而，这方面变了，那方面也要变，

　　不同的途径引你走到可见的不同的终点。

　　正因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已如此明确、如此重要，所以，一旦反对者自己，居然尽弃所学，犯了比鸡毛蒜皮的事更重要的错误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表示严重关切了。

　　亚历山大大帝不肯夜袭敌人，理由是他要堂堂正正的赢取对方，不愿意窃取胜利。我特写此文，要求我的朋友陈水扁永保素志，不要再犯错了。

1991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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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城懂什么“价值自觉”！

依人民团体法规定申请设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于28日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据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发的消息：“文化总会成立后即将展开的重点工作，其经费来源，目前正积极向民间筹措中。为加强国民明辨是非、分别善恶的能力，裨重整伦理道德，唤醒人性价值观，文化总会成立后将着手编印出版一系列‘价值自觉’的资料，供学校、地方基层及民间各界参考，期使道德教育深入基层落实”云。

这种“价值自觉”，是文化总会筹备会主任委员黄石城将提出的。其实，什么叫“价值自觉”，我看黄石城自己也莫名其妙！

八年前，黄石城以党外市长身份做彰化市长，与我通信，我提醒他，国民党彰化县委员会全县党员代表大会，邀请他登台致词，绝不是好现象。我告诉他：“国民党这一举动，是千方百计拉老兄做‘苏南成第二’的阴谋，聪明如老兄，当然一看即知。老兄在大党压境之下，为彰化县民谋福利，自有不得不出之以委蛇的地方，这是人们应该为老兄设想的。但是这种委蛇，分寸与程度还是很重要的。1966年，青年党元老左舜生同我说，当年他们应付国民党的方法是十二个字——‘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可是，我真的怀疑他们如何能做到这点，他们显然是失败了。为什么？分寸与程度，无法把握得紧耳！……老兄记得西德复兴的大政治家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吗？阿登纳律师出身，1917年到1933年，一直做科隆（Cologne）市长（他也是科隆人）。1933年已是纳粹大党压境的时代，他以地方首长之尊，在其他地方首长一片媚骨之中，正气凛然，不与一党独大合作。最后他被拉下马，送到集中营。集中营主管对他说：‘好啦，请你不要自杀，只有你老是给我惹麻烦。您老六十八岁了，总之，也活不了太久了。’可笑这集中营主管狗眼看人低，他没想到这老囚犯活了下来，并且在一党独大垮台后，以清白之身，出任西德总理，一做十四年，从七十三岁做到八十七岁，成了有史以来，最难能可贵的也最坚苦卓绝的一个伟大身教。一般人只看到他七十三岁到八十七岁的十四年‘老走运’，却忽略了他五十七岁到七十二岁的十五年困顿生涯。这十四年的困顿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坐看自己的敌人张牙舞爪、坐看自己的生命垂垂老去，但是他甘愿一切牺牲，他就是不要同他看不起的政权合作。这种清白记录，使他在灰头土脸时候，干不成地方首长，却使他在扬眉吐气时候，干上了国家总理！……我写这个故事给老兄，目的无非鼓舞有头有脸的党外人士朝前看、朝远看，志在春秋与千秋，而别陷在近功与一时。老兄年纪同我相当，四十来岁，来日虽不可知，可是照常识看，似乎总比八十来岁的国民党有前途，为老兄计，老兄又何苦太委屈自己呢？”

可想而知的，我的鼓励是没有效果的，黄石城还是做了“苏南成第二”了。讽刺的是，苏南成下了海，还自惭形秽；黄石城却还以道德县长标榜，跟着国民党鬼混还自认有道德，天下还有这种滑稽的事吗？

黄石城懂什么“价值自觉”！以他这样的人，大谈“加强国民明辨是非、分别善恶的能力”、“重整伦理道德，唤醒人性价值观”、“道德教育”等等，这个人，还有“自觉”的“价值”吗？

199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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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掌带来的省思

台湾是一个宝岛，宝岛自然屡生宝里宝气事件，不足为奇。事件中有打一巴掌者，每打就高潮迭起、宝气四溢。当年辅仁大学神父杜而未因不满学生问问题，曾发生一巴掌对付学生事件；近年党外杂志先烈郑南榕因不满朱高正骑墙，曾发生一巴掌对付朱哥事件，皆属有名者。不过，这些事件再有名，也只能在台湾岛上转，传播不到全世界去，如此局限，自然不够神气。但皇天不负台湾人，这回可好了，1991年4月13日，堂堂“国会”上发生了民进党立委张俊雄以一巴掌对付国民党立法院院长梁肃戎事件，立刻消息腾传、举世皆知了。从此，台湾居然继“日本第一”之后，终于有了“台湾第一”可以夸耀世界了！

事件发生后，张俊雄表示，八年了，他在立法院没出过一拳、踢过一脚，如果反对党在议会丧失空间，台湾会垮掉，他深深担忧和平改革路线会在保守势力围剿下瓦解，在他沉思两天之后，才决定打梁肃戎一耳光，象征性地希望打醒保守势力。他表示，“我不是殴打他，我是羞辱他。”“如果这巴掌打出任何后果，我承担。”

张俊雄指出，连续几天在国大和立法院都演出武打场面，他两天没有出席会议，静静思考国内民主政治的前途，觉得梁肃戎心态及其运作模式，种下立法院的乱因，因为梁肃戎维护既得利益和执政党利益的强硬立场，激化了国会朝野冲突。因此，他伸出了一巴掌。

一巴掌发生，本来已经邪门儿了。更邪门儿的是，一巴掌以后各界的解释。

以台独立场呼之欲出的台湾人报纸，首先以张俊雄“轻拍”、“轻打”为轻描笔触。说张俊雄是“台湾绅士”。说“‘台湾绅士’的行为虽然值得商榷，但是实在称不上暴力，反而梁肃戎回打张俊雄那一巴掌，夹杂在吵闹声中，三四十公尺外仍可以听闻！这种行文，可真是神来之笔！

报纸都如此，盲目的群众自然也就混话可掬。最令人奇怪的，不在这些愚民愚报的言论，而在所谓学者们的言论。一巴掌事发后，李永炽、李鸿禧、林忠正、王志文、杭之、张忠栋、张清溪、瞿海源、刘锦添、叶启政、林正弘、林向愷、杨惠南、朱敬一、徐光蓉、许晃雄、许武荣等学者。他们联名发表声明，除口口声声指责“国会随便动用警察”外，并指出：“反对党的人数，在国会中微不足道，执政党无法应付，而必须动员军警情治人员，这是执政党的无能，是执政党的没落，是执政党的悲哀！”“梁肃戎在立法院中宣告台湾民主死亡。……其实民主不死，今天国会的乱象，正是民意经过长期的压抑之后，要和党意、官意全面对抗，台湾的人民，绝对比老委员、老代表更要民主，更懂得民主的重要。”对这些学者之言、对学者竟做如此之言，我们至感惊异！

我们忍不住要问这些学者，你们义正词严的这些谴责，为什么谴责来谴责去，却独独漏了谴责“在国会”中打议长耳光的行为，这是什么意思？这叫什么公正？这难道是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态度吗？事件的祸首是张俊雄；事件的事实是张俊雄出手打人，全世界民主国家也好，极权国家也罢，任何制度、法律、惯例、标准、条件，都不允许有这种粗暴的、没教养的行为，你们为什么却独独漏了这关键与重点不提？反倒舍本逐末的扯什么警察、什么老委员、老代表？警察、老委员、老代表固然可议，但他们不是“在国会”出手打人之“本”，而是被动之“末”，“反对党的人数，在国会中微不足道，执政党无法应付，而必须动员军警情治人员，这是执政党的无能，是执政党的没落，是执政党的悲哀！”如此说成立，试问是否在民进党动手时，国民党只能由党籍立法围殴，才算得体？否则试问又如何“应付”？难道只有静静挨“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之打，才不“无能”、不“没落”、不“悲哀”吗？至于说“其实民主不死，今天国会的乱象，正是民意经过长期的压抑之后，要和党意、官意全面对抗，台湾的人民，绝对比老委员、老代表更要民主，更懂得民主的重要。”看了“台湾的人民”“要民主”、“懂得民主的重要”如彼，而表现出来的非民主手法如此，竟还得到学者的赞美，我们真不能不惊讶，这些学者的民主教养是怎么学来的！

张俊雄口口声声说他打一巴掌是在“羞辱”梁肃戎，其实梁肃戎者，一无耻老贼耳，早羞之不足为辱了。真正被羞辱的，乃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萌芽中就被打了耳光的台湾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养、一种格调，这种种优良品质，形成了“其争也君子”。但是，台湾没有水准，竟以粗暴可以取宠于大众、以不入流可以人我同钦，这岂不给世界民主国家笑死？试问这种作风可以成立，有朝一日，你民进党当了政，别人是不是也照样对你粗暴呢？——当你摧毁了一种政治道德，你再要别人不再学样那是不太可能了。张俊雄说：“如果这巴掌打出任何后果，我承担。”但“后果”发生了，他又何从“承担”呢？朱高正会“承担”他坏榜样下的今日“后果”吗？“承担”了也太迟了。

综合以上的事例，我们可以稍得结论如下：

我们认为，一巴掌事件，真正令我们痛心的，不在什么警察与老委员、老代表，警察是无知的工具；老委员、老代表是行将就木之人，他们不是民主前途的真正障碍。民主前途的真正障碍是大家（包括所谓学者）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民主政治、不知道什么是真议会政治。

议会政治的场地是国会，国会英文parliament乃从拉丁文colloqium转来，原义就是“谈话”。既言动嘴“谈话”，就不是动手打架。这种认识，从十三世纪有国会以来，文明国家从政者咸能知之，到了炉火纯青的英国议会中，更演为现代典范。英国国会最讲风度，发言时不但不可有对别人不敬之言，甚至连名字都不准提。在唇剑舌枪之中，仍不失有人情味在。以丘吉尔为例，脱党也、雄辩也，个性毕露，但他在国会中备受反对党的敬重，反对党甚至在辩论前先祝贺他的生日呢！反观台湾，就一塌糊涂，在朝在野，养成并创造出无数的坏动作，这真是台湾民主之耻、世界民主之耻。更妙的，是当事人竟不知是耻，做了还得意，不知自己夜郎自大。当年张俊雄在竞选演说《台湾客栈？美丽乡土！》中，公然说“台湾的面积占世界第三十二位，比以色列大好几倍”！苟有一点世界常识，都知道纵使台湾独立成国，它的面积排名，也在一百零八名以外，又何来第三十二位？至于说“比以色列大好几倍”，也是笑话。台湾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以色列面积两万零七百平方公里，连半倍都没有，又何来好几倍？张俊雄这些话，都证明他没有世界性的知识，以这种无知之人，进入国会，纵“台湾绅士”亦未能免于出“台湾鲜事”、出台湾洋相。他在大家争相武打中，忍无可忍，干出比任何人都惊心动魄的一巴掌来。究其原因，基本上还是无知之害。

我们就一巴掌事件特为社论，希望大家觉悟到关键何在，别再乱说乱来了。

199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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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脱党究竟给了谁一巴掌？

4月25日报上登出二十八名国民党教授的退党消息，他们是：张忠栋（台大历史系）、贺德芬（台大法律系）、陈师孟（台大经济系）、陈清溪（台大经济系）、朱敬一（台大经济系）、林向愷（台大经济系）、刘莺钏（台大经济系）、林逢庆（台大资讯系）、林玉体（师大教育系）、陈仪深（中研院近史所）、林美容（中研院民族所）、管碧玲（中兴行政系）、刘幸义（中兴法律系）、谢国煌（台大化工系）、夏铸九（台大土木系）、蔡丁贵（台大土木系）、林意桢（淡江水环系）、庄淇铭（淡江电算系）、杨国胜（淡江数学系）、杨文衡（海洋河工系）、钱传仁（淡江数学系）、廖宜恩（中兴应数系）、王辉清（中兴应数系）、柯志斌（中兴应数系）、郭仁泰（中兴应数系）、高胜助（中兴应数系）、王国雄（中兴应数系）、陈邻安（交大应数系）。

身为从来不是国民党又一生痛恨国民党的我，对他们的脱党行径，至感有趣，特为文论之。

二十八位教授以二十八出场，在佛门，有二十八祖；在将门，有二十八将，气势自然不凡。甚至当年共产党也有二十八布尔什维克，他们是共产党中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形式上是二十八人成群结队，但志在为党献身，虽肝脑涂地，也九死无悔。不过，国民党的党员，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当然收不到像共产党这种好货色，收到的，只是小儿科而已。为什么？试就他们的声明而论，就不难得到解答。

一、二十八教授把“退出国民党的主要理由”，定住在目前的修宪问题上。他们声明：

我们退出国民党的主要理由，就是国民党在国大临时会修宪的表现，已经让我们感到彻底的失望。

国民党原来希望国大临时会因为各党各派代表聚集一堂，可以帮助修宪的工作得到最大的公信，但是临时会自始至终，国民党根本不采纳别人的意见，造成民进党代表退会，造成无党籍代表退会，最后使整个修宪工作成为一党修宪，成为图谋一党之私的最可耻骗局。

国民党原来提出一机关两阶段修宪的办法，特别强调第一阶段只是程序修宪，不作实质修宪，但是检视临时会在一党控制之下通过的宪法增订条文，大部分都是实质修宪。

国民党原来要在临时会通过决议，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但是临时条款一些最不负责、最违背宪法的规定，譬如总统的紧急处分权，譬如总统府设国安会与国安局，行政院设人事局，不但没有废除，反而用移花接木、偷天换日的手法，纳入增订条文之中，使它们根本成为宪法难以分割的部分。

二十八教授这里指出国民党在修宪上“成为一党修宪，成为图谋一党之私的可耻骗局”，所说固然正确。但令我们不能了解的是，国民党的骗局，论时间，并不从今日始；论程度，过去比现在还严重；论项目，当年比目前还多得多。这些教授们，为何不发难于国民党戒严之时、高压之时，为何不在那时候联合打拼，反倒不做灵乌，而噤若寒蝉，为什么？

在二十八教授的声明中，我们看到他们一点闪烁的答案。他们说：

我们的党龄都不算短，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有的甚至超过三十年。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目睹国民党的各种失政和各种骗局，我们早已心存不满，然而因为情感的牵绊，或者因为一线希望未绝，在退党和不退党之间，我们一直犹豫不决。这次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国民党在国大临时会的种种败行，以及党中央在事后的庆功嘴脸，实在让我们感觉无法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抬起头来见人。从今以后，我们和国民党划清界限，一刀两断，绝不再做国民党的政治人头、绝不再做国民党的统治工具。我们要打破国民党的垄断，或者参加反对运动，或者从事社会运动，为台湾人民开拓更宽广、更有前途的道路。

这些闪烁的答案，其实更增加了我们的不解。我们奇怪：既然“目睹国民党的各种失政和各种骗局”，而心知肚明，他们为什么要甘心忍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久而不予以反抗？他们是知识分子，不是愚夫愚妇，他们为什么没有道德勇气去反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岂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无所事事，没有任何动作，这通吗？

至于说“因为情感的牵绊”吗？我看也是遁词，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老党员，过去在国民党走红时，二十八教授披着国民党的虎皮，在学府里占尽“一党之私”控制学界的便宜，其后福余荫，至今犹在享用不绝中。却在国民党老鼠过街日薄崦嵫之时，翻脸不认党，退党也不知自惭默默而去，反倒劳师动众大加挞伐，这种无情，又何来丝毫“情感的牵绊”可言？国民党走红时，他们可以一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早已心存不满”，却仍有“情感的牵绊”；为何这种情感，竟可在一夕之间，完全反目成仇呢？这种情感，也未免太奇异了吧？说“这次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吗？笑话，国民党这次，虽然是骗局，但其行骗程度，比起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却有从良的臭味，二十八教授为何在国民党做老妓时代，相与俯仰，甘做“国民党的政治人头”、甘为“国民党的统治工具”；在国民党从良之时，反倒赶快下床，“和国民党划清界限，一刀两断”起来？难道这样匆匆下床，在妓院门口回头叫骂婊子，就可证明你不是嫖客吗？靠骂婊子来证明自己清白，就可证明骂人者自己的清白？

我写这些话，完全没有替婊子老妓说话的意思，我一生以反国民党打倒国民党为职志，我写的反国民党的书，像《国民党研究》、像《国民党研究续集》，全中国人都无出我之右者。我在这篇文章所谈的，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韩愈《原道》说：“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意思是说：加入了就奉为主子，退出了就奴而视之；加入了就相与附和，退出了就丑化不绝，唉！后代的人要想知道仁义道德，又从哪儿听呢？）这种出入之间，是有一种道德存乎其间的，谁也不能乱来，谁也不能“拔屌不认人”，乱加解释的。

二十八教授的根本错误，是他们明知国民党不是东西，欲要留在党中附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而不去，这是不仁；明知君子绝交，进退有道，却在多年享受“国民党的垄断”好处后，还做秀性的脱离，这是不义；身为知识分子，公然不仁不义，却不以为羞，不知自责自惭、不知向国人告罪，反倒洋洋得意，这是无耻。

王安石有《三品石》一诗，说：

草没苔侵弃道周，

误恩三品竟何酬。

国亡今日顽无耻，

似为当年不与谋。

诗中谴责国家亡了，以为亡国责不在我的官吏是无耻之徒。国民党祸国殃民，其实形存实亡。但在存亡之际，身为国民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党员，若说国民党祸国殃民，他全无份、全可脱身事外，在逻辑上，就先说不通。他们扶同为恶，自己有责；甘为人头，自己有名；同流合污，自己有身；朋比得利，自己有罪。……跟国民党挂钩一挂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却以为自己一朝脱离，就可一走了之，美名归己，丑谥归人。天下岂有这么容易的事！

二十八教授退党的事，报纸糊涂舆论备出，人多叫好，自立早报甚至指出：“他们的退党实在是给国民党狠狠的一巴掌。”不过，在我这第一流思想家看来，却不以为然。二十八教授的退党秀，固然彰显了国民党的丑态，“给国民党狠狠的一巴掌”，使国民党恶有恶报，令人称快；但是，另一方面，二十八教授却正给知识分子的不仁不义无耻等“占了便宜又卖乖”的失德之行，做了令人可悲的样板。一巴掌打的，其实又何尝不是打自己？“盗固不义，而跖非诛盗之人。”他们有什么资格骂国民党？又有什么资格骂得这么快？头一天你还是一窝里的同志哟！

比起还没退出国民党的人来，我们承认二十八教授比较迷途知返。我们未尝不欢迎人人退出国民党。但是，像二十八教授这种退党秀，却是要不得的。因为他们还没摧毁国民党，却先摧毁了人类最难得的行仁行义行己有耻的道德。——由知识分子成群结队联手摧毁这种道德而不自知，这太恐怖了！以这种不堪的立身行事来教育青年人，青年人都给他们教坏了！

199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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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哉！所谓《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共同宣言》

5月19日，报上登出一个所谓《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共同宣言》，全文如下：

在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及党禁后三年，又终止了“动员戡乱时期”的今日，竟然出现以镇压“叛乱”为名的政治逆流，始则潜入大学校园，拘捕学生，继则以暴力镇压和平请愿的群众。五月十二日警察在台北街头殴打支援静坐学生的各大学教授，以致有人受伤入院。镇压之狂暴程度，反而超过戒严时期。台湾“民主化”显然已面临大倒退的危机。

做为华人知识分子，我们无意介入所谓“统独问题”的争辩。但目睹台湾在少数保守人士的操纵下，将走上自毁前途的可悲道路，不能不深感痛心。因此，我们在这里向台湾朝野人士提出下列要求：

（一）所谓“叛乱行为”，必须详加界定；尤不可仅以个人言论或私人交往等为据，而滥加罪名。

（二）台湾民主化方在开端阶段，其成败乃台湾前途生死关键。断不可在“安全”或“秩序”等等名义下，侵害基本人权及思想言论之基本自由，而使民主化倒退，对外破坏台湾政治形象，对内丧失民心。

（三）学术之尊严与自由，乃量度一社会文明程度之标准。此次情治人员事前不知会校方而潜入校园拘捕学生，警察面对和平抗议居然殴打教授，皆以开践踏学术界尊严之恶例。政府当局应速加查究办理，不可纵容此类行为。

（四）台湾反对党的部分人士，主张台湾独立，可视为政见问题；但不应将此特殊政见与民主、自由及人权基本原则混为一谈，以致造成观念混乱，反为保守势力提供镇压之借口。

（五）动员戡乱既已终止，一切已时效之法章应从速废止，不可造成法例之内部矛盾，而增加社会之不安。

以上五点，不涉及特殊主张或私人情绪。我们以理性态度，为关心台湾二千万人的前途而呼吁，也希望台湾朝野人士，以理性态度速做反省及检讨。

这宣言的起草人是劳思光。发起人是劳思光（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李远哲（加州柏克莱大学）、杜维明（当代杂志社长、哈佛大学）。连署人是陈其南（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石元康（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香港中文大学）、何秀煌（香港中文大学）、冯耀明（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陈特（香港中文大学）、刘昌元（香港中文大学）、谢剑（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香港中文大学）、朱立（香港中文大学）、王键元（香港中文大学）、周英雄（香港中文大学）、李弘祺（香港中文大学）、逯耀东（香港中文大学）、邱延亮（香港浸信学院）、白先勇（加州圣塔芭芭大学）、张错（南加州大学）、李欧梵（加州洛杉矶大学）、王晓蓝（加州洛杉矶大学）、胡金铨（电影导演）、聂华苓（作家）、周策纵（威斯康辛大学）、张灏（俄亥俄州立大学）。其中李远哲特赶来传真信，说：“《及早防止政治逆流，不容台湾自毁前途》一文，我完全赞成劳思光、余英时两位文中的论点，及列出一五项要求。”“我愿意为此文的公开发表当做一位共同签名人，请加上我名字。”由于李远哲的加入，所以这一宣言活动就更声势不凡了。

这宣言的内容，都是老生常谈，毫无新奇之处。这种内容，在台湾，一个普通的时髦大学生都会说，实在不类“数十位望重一方”（国民党自由时报语）的人士所为，因为他们身份既高人一等，见解自应出类拔萃，实在不该推出这种拾人余唾的水平，来人云亦云。这未免与他们的身份不太相称了。

这宣言的问题，不在人云亦云，而在基本态度与理路上。我愿就此提出质疑。

第一、他们说：“台湾‘民主化’显然已面临大倒退的危机。”这话在语意上，明示“台湾‘民主化’”有进步于先。严格说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在国民党戒严时期，我早就指出过，不要将国民党的无能，认成是国民党的宽大。国民党在蒋家王朝式微后，专政力有未逮了、有点松动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被误认为它在使“台湾‘民主化’”，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国民党所导致的，其实不是正常的“台湾‘民主化’”，而是畸型的“台湾‘民主戏’”，“民主化”和“民主戏”是根本不同的。一八五八年，林肯跟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辩论的时候，林肯挖苦道格拉斯胡说八道，说他是“一个想把七叶树证明是栗色马的人”（A man can prove a horse-chestnut to be a chestnut horse.）。chestnut中文叫做七叶树，这个字若反过来，成为了chestnut horse，就变成栗色马。国民党颠倒民主，字眼距离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苏卡诺（Sukarno）的“指导民主”有以差，但基本上，它不脱一党演戏、他党陪演的格局，这叫什么真正的民主化？正因为基本心态在此，所以，我早就指出这个政权“解严解严、愈解愈严”。如今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发现国民党“犯暴程度，反而超过戒严时期”，真是后知后觉得一塌糊涂了。后知后觉还不说，他们竟还相信“台湾‘民主化’”有进步、相信“台湾‘民主化’方在开端阶段”，这真是还在做梦。——台湾演出的，不论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是“民主戏”，跟真正“民主化”之不同，一如“七叶树”跟“栗色马”之不同。

第二、他们说：“不涉及特殊主张或私人情绪。我们以理性态度，为关心台湾二千万人的前途而呼吁，也希望台湾朝野人士，以理性态度速做反省及检讨。”又说：“做为华人知识分子，我们无意介入所谓‘统独问题‘的争辩。但目睹台湾在少数保守人士的操纵下，将走上自毁前途的可悲道路，不能不深感痛心。”这些话乍看起来，“无意介入”双方的“争辩”问题，“态度”至为“理性”。但是，如果真的如此，它不该在第四点中以“保守势力”来回应前言中的“少数保守人士的操纵”的帽子，在语气上，这宣言相当明显的暗示“统独问题”中的“统一”问题，是“保守”的。这样暗示，无异把“统一”论者跟国民党打在一起，株连过广，这是不应该的。国民党中固有“保守人士”、“保守势力”，以“统一”为幌子（实际上，国民党是真台独的实行者），但在“走上自毁前途的可悲道路”上，国民党以“统一”为幌子，其实比以“独立”为号召的混人还聪明一点。以“独立”为号召的混人，他们才真正带台湾“走上自毁前途的可悲道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不知就此“深感痛心”，予以谴责，还貌似公正，不偏不倚，这自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慎思明辨、勇于说话的态度。因为他们显然已“涉及特殊主张”。

第三、谈到知识分子应有的慎思明辨、勇于说话的态度，其实是他们这些人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人中，跡其过去，我们看到的，类多对国民党是不敢讲话的。试看国民党在戒严时期造出的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件“叛乱行为”与个案，“滥加罪名”者、箝制“学术之尊严与自由”者，比比皆是，但是，他们谁又说话了呢？谁又宣言了呢？相反的，他们的表现，对国民党曲意承欢者有之、曲庇袒护者有之、曲学阿世者有之、曲从谋位者有之、曲媚甘言者有之、曲笔护航者有之。……他们口口声声“防止政治逆流”，殊不知真正逆流澎湃时，他们自己，就是逆流中的一份子哟！

自来所贵为知识分子者，在于“敢为天下先”，在小百姓有难之前，就站在第一线：；在小百姓有难之时，就站在第一排。正如当年美国狱中志士戴布兹（Eugene Victor Debs）所说的：“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这种怀抱，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怀抱。但是搞这宣言的人，全不如此。国民党行时，他们平时袖手海外，屡抛媚眼于国民党；国民党不行时，却又见风转舵，改为取媚群众。这并不是说，今天骂国民党不对，“国民党本是永远该骂的。”而是说，他们未免太势利眼了。国民党固该骂；群众不对，也该指出。但是，他们不敢。他们永远游走于暴君与暴民之间，貌似中立，实归两极，这是很不光明磊落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 Mill）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鲁迅说：“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搞这宣言的人，当年不敢“冷嘲”，今日独呈“死相”，真太恶心人了。

199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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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台会混人大集合，国民党坏人真快活

26日的报上说：“在海外被称为台独理论大师的萧欣义教授昨日在保台会发表《论国民主权》论文，文中指出，修宪或制宪都可以，只要制定出来的这部宪法，能够完完全全适用于台湾现状。”又说：“任教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学系教授萧欣义指出，过去他绝对是主张建立台湾国之类的人，但是二年前，现在任职于海基会秘书长的陈长文，提出台湾的统辖治权受于台澎金马等地，后来想一想，其实也不必拘泥于形式的名称，在追求台独时，对中华民国的国号不改也无妨，应该注重的是‘有效统辖权‘，只要国号不要留着中国政府的意味，避免让国际社会误解即可。”又说：“针对台湾第二届修宪国代选举，到底是要制定一部新宪法或者修正宪法，萧欣义教授指出，宪法的要点，主要能够适用，并且可以克服国家的危机，如果旧的宪法，有好的部分，亦是可以保留的，譬如现在的宪法中，有关的行政、立法、司法等三权，其实是个满好的制度，最大的缺点是在台湾并没实行，同时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地区亦未符合。”又说：“萧教授认为今日国际上已公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和中华民国维持邦交的国家也认为我国是在台湾海峡此岸的国家，而再也不承认我国领土延伸到彼岸去。因此，基于台湾已独立四十年的现实，名号不再是那么重要。他认为，除非影响到台湾的事实存在，否则，如果要叫‘中华民国’，就要明确地讲，他举现任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为例，陈长文在一年前就明白说，中华民国现实主权不及于海峡对岸。”……

我看了这些谈话，为之一笑。再看报上说萧欣义自称：“我只是一个书呆子，……国民党何必怕我？”我更笑了。我心里想：“欣义真有自知之明啊！”

这书呆子写了多年理论、做了连篇谈话，其实，国民党在“中华民国”招牌下所作所为，岂不正与这书呆子所说若合符节么？说他是“台独理论大师”，固属写实；但改说他是“国民党台独理论大师”，岂不更逼真么？

一个书呆子，费了几十年的笨功夫，所得理论，竟与国民党殊途同归，一至于此，国民党私心窃喜得简直要拥抱他了，又怕他个什么呢？

欣义是我预官八期步兵学校受训半年的同队老同学，他毕业于东海大学中文系，深受徐复观影响，以致头脑欠清，但人颇憨厚。分手以后，三十二年不见了，今早见报看他辛苦说混话，乃兴来提笔，予以点破。寄语欣义老友，可别再谈理论啦！理论不是徐复观之徒能谈的，你们太糊涂啦！

1991年5月26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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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杰的真面目

外国电视里有木偶戏，木偶笨头笨脑的。人问木偶：“你为什么这么笨？”木偶答曰：“因为有人教我。”

从世界政党史上看，民进党是一个很笨的政党，政治规格低下、见解孤陋寡闻、举手投足抓狂丢鸡蛋，都是下等人的动作，令文明国家的政治人物发笑，这个党的笑话，能进入美国头牌周刊和日本首席电视，可见已凌驾木偶之上。

为什么民进党这么笨？因为有人教他。教他的，就是国民党。民进党人物这样不入流，他们还自以为独出己见，殊不知这正是国民党四十年不入流的教化之功。国民党也是笨政党，否则不会被赶到台湾来。国民党笨的项目有一万种，其中之一是对自己，知道“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Divide and rule.）；对敌人，却不知道。不但不知道，反倒“分而助之”呢！试看国民党把政治犯贬为终身不许参政者，结果这些人变成“受迫者”而非“参与者”。他们变成了“参与者”的工具，“参与者”多是没吃过苦的小政客，这些人整天以国民党迫害政治犯和准政治犯为口实，今天赴立院，明天去土城，猫哭耗子，极做秀之能事。如果国民党不笨，不把“受迫者”和“参与者”分成两截，允许政治犯复权回来抢骨头，则“受迫者”立刻变成“参与者”，大家都参与有份、大家就抢破头矣。敌人内部大乱之日，岂非国民党坐收渔利之时？国民党智不及此，说他其笨如牛，牛都要抗议呢！

不过，牛尽管抗议，毕竟还好有一比，国民党之笨，还有个谱儿；但它的学生民进党，却笨得根本离谱了。所以，连牛都不屑抗议，说它像牛，牛只有羞愤自杀矣！

但在民进党中，却有个林正杰，在笨中有小聪明，堪称牛后人物。小聪明是善于用小本钱大炒作，屡赢个满贯、爽得满场飞。但是，他命很歹，发个小财，事后就被人揪住，说赢得手脚不干净。例如第一次竞选市议员时，他讨同情票，信誓旦旦，以“只当一届市议员”为号召，当选后，四年干下来，不肯下台，食言而肥，又要竞选连任，他自知失信于选民，只好另外想点子，捏造不实之言，诽谤竞选对手胡益寿，害得胡益寿一时有理说不清，败下阵来。不过胡益寿心有未甘，遂控之于法院，诽谤罪成立，把林正杰拉下马。明明是单纯诽谤罪坐的牢、该坐的牢，林正杰却在入狱前临门一脚，把它转为政治案件，以宣扬“司法死了”的英雄自居，混淆视听，这是他的小聪明处，只是小聪明经不得被人揪住追查真相而已！

林正杰不择手段牺牲胡益寿，胡益寿是国民党，算是敌人，不择手段牺牲敌人，搞政治的姑成一说。但林正杰的可议之处，尚不在他不择手段牺牲敌人，而在他连朋友也照样不择手段牺牲无误。

林正杰曾秘密写信给我说：“我对您的看法，您一定最清楚。当我们办《进步》的时候，周渝带我去中心诊所，我几乎是以‘朝圣’的心情去的，为什么？大概是我初中开始就把您当做偶像吧！即使到今天，我对您认识更多，神秘色彩减到几乎没有，我也不失对您的尊敬。对任何人，只要批评您，包括出版界、政界、一般朋友，我都会替您辩护。”“因此，我总觉得，您如果有真正的死党，应该是我。”“在台湾社会，特立独行的人不多，我最尊敬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许信良，一个是您。我总觉得，在任何情况之下，我和你们两个人都可以互相信赖。”结果呢，曾几何时，林正杰为了政治利益，竟没原则的勾结国民党大特务，对他的“李大哥”忘恩负义了。“最尊敬的”，只剩下许信良了。但是，许信良碰到这种反复无常的追随者，也真倒霉。许信良千辛万苦从海外偷渡回来，被关在土城看守所，此人工于权谋，他深知可跟国民党秘密谈判，即可出狱，因此，紧急传话，说他在牢中，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他个人的问题而受到伤害，盼大家取消抗议活动，让他静候司法审判。但是，人在牢中，身不由己，他被林正杰看中了，认为打许信良牌可以有助选票，于是，忘恩负义的林正杰，自然不肯放过许信良。结果反倒害了许信良，使许信良多坐了牢。可笑的是，“笑傲江湖”的行规是老大脱身、兄弟坐牢，如今正好相反，牺牲老大反倒变成了兄弟的竞选筹码。这种“民进江湖”，连黑社会都不如啊！

对许信良这样被牺牲，我看不过，乃写《林正杰害了许信良》一文，予以拆穿：

当年林正杰写秘密的信给我，说：“我最尊敬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许信良，一个是您。”“您如果有真正的死党，应该是我。”后来，这个小政客对我忘恩负义了，我有幸被他开脱了，只剩下许信良一个人独享他的“尊敬”了。

不过，照林正杰所写《如何利用李敖》一文的标准，许信良一定有“利用”价值，方才够得上“尊敬”。这回许信良回来，土城事件，就是被“利用”的活证。我总认为这是林正杰为了个人选票而拿许信良牺牲打。今早见到十月十六日首都日报，说美国台籍政治分析家认为许信良本可从轻发落，这本是国民党的原案，但是土城一闹，却使事情有了重大转变。可见所谓去土城支援许信良，其实害了许信良。有事夫子服其“牢”，做弟子的，只认选票啊！

我又写《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一文，同样拆穿林正杰：

由对许信良的态度，可以看到有两类根本不同的人。

一类是雪中送炭式。这种人在许信良组党于海外时，在台湾公然加入，那时候，今天每一个民进党人都不敢沾边，并且也不敢组党，但这种人却孤身一人支援许信良，这种人是谁？郑南榕是也。

另一类是锦上添花式。这种人在许信良传奇返台时，在台湾成群结队，他绝对不敢孤身一人支援许信良，而成群结队的真正目的，也不过是为自己选举做秀而已，这种人是谁？林正杰是也。

堂堂正正在国民党厉行党禁之时加以支援，是何等识其大者的大勇；但是，兴师动众，胁迫看守所违法放人，明知办不到，却鼓譟支援，却是何等耍小动作的怯懦。坚持“不放许信良就不散”吗？说笑而已，警察一阵驱离，英雄们就鸟兽散了。反正林正杰之流已达到自己做秀的目的，不放许信良，照散也可！大话说过，谁还认账呀？

土城事件，其实是林正杰为了竞选不择手段的老套、是诽谤胡益寿事件的翻版。林正杰为了当选，搞出土城事件，赢个满贯、爽得满场飞。但是，赢得手脚不干净，现在又被检察官揪住，现在他哀哀上诉，说责不在他，他只是在土城静坐抗议而已，但是当时的事实，绝不如他今天所说的。试看土城事件后姚嘉文在民进党大会中的谈话，我们便恍然大悟。

姚嘉文说，去年有人指责他不应该连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党报办不好，但在黄主席任内，连办不好的报都办不出来，反倒停刊了。去年他不将合议制的中常会开放给记者采访也受到指责，但是，当时表示当选中常委会将提案开放记者采访的人，过去一年并未做此提案。去年林正杰发表的给他公开信，对民进党发动群众运动多所指责。但土城干的，又是什么运动？他到土城现场，才知道该次运动不是民进党主办的。——原来是打着党的旗号，只使林正杰个人成为“受难英雄”而已。

这位今日自称只是“静坐”的“受难英雄”，当时在所谓支援许信良的做秀中，从“不放许信良就不散”，到只见个面就可以散，到不见面也一散了事，就可以看出这种人是何等言行不一。最妙的是，最后散了，他还自吹“自己打了漂亮的胜仗”。只要比照起“不放许信良就不散”的基本诉求，就知道这仗早打败了。因为许信良还关在那儿。

基本诉求就是基本诉求，怎可以一日数变？还要吹牛？更丢人的是，林正杰说：“只有借着‘甘地式’的群众运动，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完全和平的方式，才能刺激国民党改进，台湾的民主运动才有希望。”可是，满口和平和平的人干出来的却是：林正杰带头骂人干你娘，而警察头破血流者，十四人在焉！全世界哪有这种非暴力的“甘地”！

你可以骂人、可以打人，但你不可以打骂之后还恶心人，恶心凡人之后还恶心圣人。甘地是圣人，绝非政客小政客，所以以圣人之心，领导非暴力抗争，连敌人都为之钦服。但这种方式，落到林正杰这种小政客手里，一切就全走样。个人盗其名、群众遭其殃。林正杰说国民党一动粗就输了，但民进党呢？从粗话到粗拳粗石头，无一不动，所输尤在国民党之上。民进党有种还是走老路吧，别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了，也别再“甘地式”了，民进党不要脸，可是甘地还要呀！

林正杰口口声声“司法死了”、他被司法迫害。不过，在我看来，“司法死了”固属实、司法迫害固属实，但对林正杰这种特权人物说来，却一直是网开一面。即以土城事件为例，林正杰犯的分别是《集会游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罪，第二十九条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十条也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合并是四年的刑，法官只给他判了一年十个月，别人能判得这样轻吗？若说谢长廷、洪奇昌、朱高正等有缓刑，林正杰没有，原因乃是《刑法》第七十五条明定：“受缓刑之宣告，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撤销其宣告：一、缓刑期内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缓刑前犯他罪，而在缓刑期内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林正杰有前科在身，别人没有，所以要开脱也没法。所以，“司法死了”也、司法迫害也，对林正杰是不适用的。正相反的，他还是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受益人呢！

正因为林正杰原是国民党，也没公开退党过，所以，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根本就是暧昧的。他做市议员时，公然为国民党税吏武炳炎护航，就是显例。

1983年9月24日的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第七版上，以头条标题，赫然出现——《冒领私宰奖金案·连日遭议员责难·林正杰为武炳炎抱屈》！我当时看着报，一直摇头。林正杰以党外市议员身份，竟公开护航国民党税吏头子武炳炎，这种“忘了我是谁”的失落、失格与失态，真令人失望已极！林正杰说武炳炎“为人正直”，因而护航之。现在，武炳炎为第一高尔夫球场官商勾结弊案被移送法办了，林正杰“为人正直”的奇异标准，原来如此！

如果土城事件又是“司法死了”和司法迫害，林正杰有种，就该挺身向国民党抗争才是。但是，他却回过头来，以公开退党挺身向民进党抗争起来，这在时机（timing）上，岂不太滑稽了吗？——“迫害”你的党，你不去抗争；反过头来对声援你的党，倒把一耙，这是什么“林毓生教授”所炒来的政治“伦理”呢？

不但国民党司法待林正杰不薄；民进党其实也待林正杰不薄。联合、中国两大报系说林正杰是民进党的创始人，是根本与事实不合的。这当然和林正杰自己的《绿手指》等宣传册子，捏造自己是“民进党创党党员”有关。事实上，林正杰早在民进党创党前就人在牢中了，若说有功党外即可以创党党员论，那李敖恐怕早就做了民进党的太上皇啦！林正杰出狱后，立刻入党，时间是1988年4月14日，而民进党创党时是1986年9月28日，林正杰若是创党党员，又何能在党创后两年才加入？这种神话，一拆便见真章！林正杰入党后，立刻当上中常委，可见当时台湾人待他不薄，但是后来林正杰愈来愈走样，用国民党媒体大斗党主席等，花样毕出；台湾人也愈来愈走样，器量愈小，最后，中常委生变化，第四届中常委，十一名中，清一色都变成台湾人了，连唯一的外省样板林正杰都被赶下台了。林正杰的为人，固然是忘恩负义的小政客，不足以膺重寄，但就一党的气度而论，给高山族、外省人保留一二席，岂不也是计之得者？可见民进党学国民党，还学不到家，连那点政治技巧、那点气度，也小气八拉的学不到，门槛之紧，求之古今中外的政党，亦只此一家。真把台湾人的脸给丢尽了。

台湾人丢尽脸是小事，林正杰被冷落却是大事。林正杰是野心政客，他的权利欲极强，这由党外公政会时代，费希平当头头、林正杰做副手，两人私下里写信向国民党秘书长“输诚”可知。一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野心政客，拿下他的中常委，连唯一的外省人样板都不给他做，祸不起萧墙，安可得乎？

于是，脱党秀终于发生了，林正杰孤注一掷，要好好利用这一机会表态了。他先表演神秘失踪，由太太大放不上诉空气，广征同情，在两党人士与媒体纷纷上钩后，他本人选在周末新闻好档，突以脱党上诉闻！党内党外通吃、里子面子全要，真是一手遮尽天下耳目矣！不过，林正杰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其实，在我这种敏锐的先知看来，却如见其肝肺。——他明明在国民党连遭教授们退党秀的呕气中，以另一场民进党退党秀来取媚国民党，换取国民党在土城事件上诉判决上放他一马，并留下将来向国民党的晋身之阶。

国民党自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以下，都以头条满版大捧特捧他了，另一出翻云覆雨好戏就在眼前。民进党被这小政客玩弄于鼓掌之上，还执迷不悟、还乱做歪解呢！即以他们之中最聪明的许信良而论，也犹未看清真相，而说：

我感到很遗憾，在民进党内，正杰是有些孤单，但依我的了解，他的政治目标和民进党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差异，有差异的是他具有“宗教式的大中国情怀”，民进党对于林正杰的选择应给予尊重。

其实，林正杰小政客有什么“宗教式的大中国情怀”！他的情怀，只是夺权而已！夺权不遂，因而出走；官司当头，因而倒戈。被人玩弄了还说“对于林正杰的选择应给予尊重”，无异被人强奸了还说要尊重强奸犯，此民进党之莫名其妙也！

昨晚谢聪敏来电，说大家要看看李敖对林正杰退党上诉的看法，乃写此文，以告其笨牛且不如者。

1991年6月4日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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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乐风飘处处闻

宋朝大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国民党大臣却是“先天下之乐而乐”。此乐有二义，一为快乐之乐、一为音乐之乐，二义俱全，能乐而无剩义，其乐可知矣！

不过，大臣要乐，关起门来乐可也，总不宜亲自示范。为什么？体统所系，大臣不宜做艺人、做歌星也。奇怪的是，国民党的大臣，却多是卖唱的。

今自立早报登：

“唱歌”似乎已成目前政坛人物必修的一门学分。昨天在“中华民国归国学友协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联谊晚会中，与会党政要员不但多人有备而来，登台献唱，总统府资政邱创焕甚至“有感而发”的表示“要打开知名度，唱歌最好”，而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也“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说，现在要成名，讲话不如唱歌，以后要多向吴伯雄及毛高文学唱歌，然后一起去“卖唱”。

政坛“歌王”内政部长吴伯雄已往每唱一首歌总会引起外界诸多“联想”，如“小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等，昨天他被点名第一个上台献唱时，一上台便“有言在先”的说：“我先讲清楚，今天不管唱什么歌，明天新闻界都不要大做文章。”接着说，他今天下午陪郝柏村院长视察灾区，发现干旱现象相当严重，所以唱一首《相思雨》，看看能否帮助解决旱象。同样以歌声闻名政坛的教育部长毛高文则唱他的成名曲《痴痴的等》及另一首英文歌曲。过去不常唱歌的邱创焕一上台就表示，现在要打开知名度唱歌最好，所以他也要开始唱歌，“以后算善唱歌的，也要算我一份”，接着他就唱了一首《满江红》。前任行政院长李焕为捧儿子李庆华的场，也有板有眼的来了段平剧。

这段消息，最令我注意的是李焕唱平剧了。因为前年9月，他去日月潭陪外国总统时，唱的是《绿岛小夜曲》。

现在，我统计一下国民党大臣的招牌歌

蒋介石——《国歌》，可是不会唱，只会哼。

蒋纬国——《上海滩》、《梅花》。

李焕——《绿岛小夜曲》。

邱创焕——《痴痴的等》、《满江红》、《雨夜花》。

吴伯雄——《小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相思雨》。

毛高文——《痴痴的等》、《满江红》、英文歌。

连战——《梅花》。

关中——《思慕的人》、《古月照今尘》。

赵守博——《心事谁人知》。

黄大洲——《朋友我永远祝福你》。

简汉生——《要拼才会赢》。

程建人——英文歌。

随手写来，愈写愈好笑。国民党实在不成体统，这么多大臣以集体竞唱为能事，实在不成样子。

1991年6月9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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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务图马屁

常见公务员利用职务图利，但有些公务员却所图非“利”，而是“马屁”，大概以为“马屁”非“利”，故可图之。

6月19日中央日报第一版上，登出一则广告，大标题是

敬贺

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

廖正豪先生荣获

国立台湾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下面具名“同贺”的，是中华民国电影戏剧协会理事长江奉琪、中华民国电影制片协会理事长傅清华、中华民国电影导演协会理事长李行、中华民国编剧学会理事长饶晓明、中华民国影评人协会秘书长王清华、中华民国电影摄影协会理事长华慧英、台湾区电影制片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徐国良、台湾省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黄文雄、台北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周信雄、台北市影片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文森、台北市电影电视演员业职业公会理事长柯俊雄、台北市电影戏剧业职业公会理事长夏信卓、高雄市影片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范兆麟、高雄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郭拔山。一共是十四个影剧业单位负责人，这不太奇怪了吗？为什么这么清一色？原因无他，劭玉铭手下的廖正豪，不是别人，正是新闻局中主管影剧业的大龙头人物，也就是主宰影片审查等的他说了算人物。这样炙手可热，难怪诸单位负责人要马屁唯恐不谨了。反过来说，若不是劭玉铭这种党羽在台上，他得不得博士，诸单位负责人谁还要快马加鞭呀！

正因为这种“敬贺”乃在廖正豪职务使然，所以，这种广告是欲盖弥彰的、不成体统的，我们应该揪出来，予以谴责。

1991年6月20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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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位混人花名录

6月18日我为廖天欣先生《不智的立委，拿二千万人命当儿戏》一文写读后感，指出联合国一百六十个会员国中，八分之七承认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安理会中有否决权，你连门槛还没有迈过，就被封杀在外了，这是常识。可是国民党立委黄主文以下八十六人，却异想天开，不知自己是老几，居然要以“中华民国”之名重返联合国，显然，这是头脑不清、一厢情愿的人干的事，但他们竟还是“国会议员”呢！

为了彰显这批混人的名字，我把他们的名字公布于下：黄主文、蔡中涵、林志嘉、陈癸淼、苏火燈、张士良、黄兴邦、黄武仁、李胜峯、华加志、何智辉、吴耀宽、蔡奋斗、李子骎、吴贤二、洪秀柱、朱凤芝、林国龙、庄国钦、王素筠、洪玉钦、谢美慧、陈哲男、牟宗灿、黄明和、觉安慈仁、马国祥、许武胜、王滔夫、刘盛良、吴德美、赵振鹏、左光煊、谢深山、徐益权、沈世雄、黄河清、廖福本、蔡友土、郭政一、罗传进、黄正一、周荃、许福曜、王金平、林寿山、李碧祥、黎嘉潮、陈恩赐、刘与善、王令麟、游明财、吴海源、蔡壁煌、曾芙美、谢来发、杨敏盛、邱俊男、王志雄、张坚华、许张爱廉、刘国昭、洪冬桂、欧忠男、林宏宗、林锡山、蔡文曲、林聪明、张志民、林鈌祥、吴梓、王世雄、庄金生、翁重钧、高天来、史振茂、李友吉、薛国栋、许祯祥、蔡胜邦、高资敏、张平沼、葛雨琴、郁慕明、洪昭南。以上名单，实为八十五人。另外，民进党立委表示，如这次重返联合国案不以“中华民国”名义行之，而以“台湾”名义行之，他们也要有志一同。所以，名单如包括民进党的，已经超过九十多人了。换句话说，台湾“国会议员”头脑不清、一厢情愿的混人，真大有人在呢！

我这种公布名单方法，是进一步的细腻存证方法，目的在使这些混人无所逃于历史纪录。当然混人不怕什么历史纪录。但是，每在他们做混事后，公布名单以垂久远，究竟也是一件必要的出丑与警告。

1991年6月23日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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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汇森、秦孝仪集体“乱伦”！

中央社台北14日电：中国历史学会第二十七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举行。上午九时大会举行开幕典礼，由理事长朱汇森主持。接着大会选出宋晞、瞿韶华、李云汉、王曾才、王寿南、王吉林、王仲孚、陈三井、王德毅、程光裕、张玉法、王纲领、毛汉光、李国祁、马先醒、迟景德、吕士朋、李守孔、蒋永敬、朱汇森、张哲郎、胡春惠、朱重圣、杜维运、韩复智、庄尚武、及秦孝仪二十七人为理事；陈圣士、王聿均、王成圣、吴伯卿、陈存恭、梁嘉彬、王恢、何启民及管东贵九人为监事。下午大会分为上古史组、中古史组、近古史组、近代现代史组、外国史组进行学术研讨会，并于四时半闭幕。

这些名单中，类皆国民党官方历史学者，彼等所谓学术著作，殊不足论，其中朱汇森、秦孝仪二人，更是荒谬之尤者。

朱汇森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系毕业，美国密歇根州立西部大学研究所研究一年。任中小学校长、教师、台湾省政府教育厅科长、专门委员、主任秘书、台湾省立台南师范学校校长、台中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主任秘书、常务次长、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青年工作会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等职。著作有《教育社会学》、《教育行政学新论》，全无历史著作，这种人，却干上国史馆馆长和历史学会理事长，真是历史性的荒谬！

至于秦孝仪，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院长、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教授。著有《进德录》、《儒学索征》、《蒋总统对国父思想之实践笃行与融会贯通》、《蒋总统嘉言录》、《三民主义基本教材》、《斥唯物辩证法》、《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我们的领袖》，也全无历史著作，这种人，却干上党史会主任委员和历史学会理事，也真是历史性的荒谬！

朱汇森、秦孝仪之流一生与历史沾不上一点边，却做了这一界的大龙头，居然有人任命他们干、居然他们有厚脸皮这样干、居然其他所谓历史学者容忍他们这样干，这三种现象，可说是集体的“乱伦”（乱学术之伦）。

武大郎要玩鸟，犹有自知之明，不敢亵渎飞禽，玩玩夜猫子即可。如今朱汇森、秦孝仪却连玩夜猫子犹未足，还玩起历史来，此真武大郎不若也！国民党之不成东西，光此一端，可概见矣！

1991年7月16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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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眼中的废除刑法第一百条运动

台湾的高等知识分子是最可耻的一群，他们没有独来独往的气魄。在暴政当道时，他们俛首帖耳、顺从政府；在暴民走红时，他们走上街头、谄媚民众。顺从也好、谄媚也罢，他们都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徒以做秀、赶时髦为花蝴蝶。

因为是做秀、是赶时髦，所以每次出场，都要选个新题目来耸人听闻，不管这个题目多不切实际，只要新，就成了。而题目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一阵，就过气了。

目前最耸人听闻的题目，是废除刑法第一百条。

从中央研究院院士到台湾大学教授，都跑出来中风疾“坐”，声言废除刑法第一百条，说第一百条是恶法。

现在姑不谈法恶不恶问题，谈谈是事实问题。

一位教授说，四十年来，因刑法第一百条被判刑的案件有九万多件，陈水扁在立法院质询中也加以引述。但是，我就不相信这种数字。

事实上，四十年来，在解严以前，国民党何尝用什么刑法第一百条办人了？国民党优用之的，其实不是刑法第一百条，而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二条的全文是：

犯刑法第一百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三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四条第一项之罪者，处死刑。

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四条第一项之未遂犯罚之。

预备或阴谋犯第一项之罪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比对起刑法第一百条来，一看就知道刑期加重多了。刑法第一百条是：

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

预备或阴谋犯前项之罪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正因为刑法第一百条的刑期太不过瘾，所以四十年来，国民党用以整人的法条，根本不是刑法，而是惩治叛乱条例！

解严以前，用惩治叛乱条例整人，或伏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前后共有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件之多，据《立法院公报》第七十八卷第四十九期委员会纪录中，法务部陈守煌检察官的报告，明说这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件，都是由军事机关判决的非现役军人的刑事案件。这些案件，陈守煌检察官只透露了数字，却未透露法条。事实上，所根据的法条都是惩治叛乱条例，而不是刑法！——谁要用什么刑法第一百条啊！那太轻了！军法机关是不屑用的，而司法机关在戒严期间，又不准过问这种叛乱案。

有了上面这种内行的了解，我们可以豁然开朗：原来刑法第一百条只是摆设而已，国民党要整人，该条文固靠边站也！

今天台湾的高等知识分子，在国民党以惩治叛乱条例肆虐时，他们噤若寒蝉，一个屁都不敢放；如今国民党衰病侵寻了，这些不敢放屁的懦夫们，却成群结队坐在一起，由七十六岁中央研究院老院士李镇源带头要废止刑法第一百条了。对比之下，能不令人有滑稽之感吗？一个高等知识分子，活了七十六岁才觉悟到刑法第一百条可怕，他七十三岁以前，在更可怕的惩治叛乱条例年复一年横行四十年之际，他在干什么？

成群结队的高等知识分子中，台湾大学教授陈师孟最后面对记者时，且声泪俱下，看报使我不禁好笑。明朝人《七修类稿》中有一段说：

正德初，大臣议攻刘瑾。西崖李公俛首不语。盖与刘厚也。后刘公健、谢公迁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欷歔。刘曰：“当日出一语，不用今日泣也！”

这是很令人深思的往事。在你当年早该站出来讲话时，多尽言责，又何须今天哭哭啼啼呢？

整个的所谓废除刑法第一百条运动，冷眼看来，真相原来如此、假面不过如此！

1991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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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看尤清

——尤清是民进党内真小人中的伪君子，他比国民党还国民党

尤清崛起于党外时代，他在别人坐牢受刑、吃苦受难时候，一路捡便宜。——别人在战场上作战，他在战场上捡战利品。这由四位民进党总统参选人，三位坐过牢，只有他逍遥法外可知。在捡战利品的纪录里，从美丽岛大审辩护律师、到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理事长、到民进党发言人、外交部主任、到民进党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到监察院监察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集人、到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召集人、到台北县第十一、十二届县长、到今天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第一号，可见凡有便宜，他无位不抢；凡有好处，他无役不与；他金玉其外，一帆风顺；他红运当头，一路福星。对这样一个既投机又卖乖的政客，我很想挖挖他的真面目。

5月20日，尤清以“尤清博士资讯中心”为名，发行了大张报纸的海报特刊，宣传“尤清参选总统”的理由，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其中之一是：“我有九年国会议员、六年行政首长的资历。……台北县这么大的机器都让我运转了，表示我有这个能力。”海报特刊上又列举他在台北县县长的十二项政绩，当然都是光明那一面。不过，根据“李敖先生资讯中心”的调查，却发现有许多事并不那么光明，甚至黑暗重重，显示出尤清至少没有能力解决台北县的问题。

说他没有能力，不但国民党县议员这样说，连他同党民进党的县议员也不能不这样说了，台北县议会这次大会，民进党议员王淑慧喊出尤清做事缺乏拿捏深思的能力，这样的人又怎有资格选总统，这是一个例子。民进党议员所指的没有能力，就是无能。尤清的无能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早在他做党外公政会头目、九年国会议员时代，就被我看出来了。我指摘尤清从监委到立委，时间那么长，可是成绩那么少，可见其无能。无能以外，尤清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他不重视县民的福祉，为了板新厂水库被污染的事，他在议会悍然否认，但当议员放出录影带来作证，他始哑口无言。议员卢嘉辰指摘他：你不重视台北县民的福祉，又怎能当总统照顾全国人民呢？这是又一个例子。

尤清目前丢开台北县政、卯足全力去选总统，我常常想，如果这样一位既无能、又不重视人民福祉的人上了台，人民是什么下场？显然的，他的无能行径、他的不重视人民福祉的行径，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尤清自己当然不服气，他曾反问他若施政成绩不佳何能当选连任，但我们别忘了，蒋介石连任的次数更多，但这并不证明蒋介石不祸国殃民。

为了使尤清服气，为了使人民恍然大悟尤清的真面目，我愿就一个个案仔细求证，证明尤清怎样无能、怎样不重视人民福祉。这样子个案求证，可以使真相突出，使人知道我们不是凭空话指摘尤清，而是尤清用空话欺骗了我们。

这个个案就是“台北小城”案：

一、早在1980年，侨融建设公司就取得台北县政府的建筑工程执照——建照，和杂项工程执照——杂照(1)，合法开发“台北小城”社区，占地四十甲，自有助于台北县的繁荣发展。

二、本来是建照与杂照分开的、有利于人民，但台北县政府为了有利县政府，乃做一百八十度转变，硬将杂照并入建照，二照合一了(2)。

三、在二照合一情况下，“台北小城”完成第一、二期一千多户房屋，并取得台北县政府使用执照，这就是说，台北县政府赞成二照合一情况下，杂项工程与建筑工程可并行施工方式。

四、不料1987年，别家建设公司发生了“大千豪景”案，在调查局蓄意整人、新闻媒体推波助澜下，台北县政府吓坏了，为求自保，乃突然又做一百八十度转变，把行之多年的两项工程可并行施工方式，硬改为一先一后，即“杂项工程完成后，建筑工程方得再行施工”(3)

五、台北县政府突如其来的一百八十度转变，只求自保政府，并未保护人民，因为只下达命令、不延长工期，建设公司是无法配合的。出尔反尔、一先一后的施工，整个打乱了“台北小城”的施工进度，“台北小城”起造人限于竣工期限将届，无法于核定施工期限内完成第三、四期杂项工程后再完成第三、四期建筑工程，为顾及第三期已购屋者的权益，在两难情况下，只好舍弃第四期范围，变更设计，缩小面积，删除九甲基地(4)，——为配合台北县政府的突如其来，做了牺牲打。

六、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大千豪景”案在两年后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平反，蓄意整人的调查局漏了气、推波助澜的新闻媒体漏了气、被抓的台北县政府公务员出了气——放出来了、“大千豪景”自己的房屋也出了气——全卖光了。但是，无辜被连累的“台北小城”却被饱受虚惊的台北县政府困住，不能动弹。——黄狗未偷食，白狗却遭了殃。

七、最高法院对“大千豪景”案的平反，无异司法证明了杂项与建筑两项工程的处理，并无官商勾结，台北县政府只是虚惊一场，而因“大千豪景”案引发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把工程改为一先一后的命令，是错误的、是扰民的，且突如其来的转变而不延长工期，是强人所难的。既然司法平反证明了案情大白，台北县政府理应力谋补救，以赎前愆、以便人民。

八、但是，台北县政府却蓄意拖延了。“台北小城”起造人在历经两年的行文、交涉、力争、陈情以后，完全无效，正义完全无法伸张，乃转而向台湾省政府提出诉愿(5)，请准恢复建筑执照内不得不删除之第四期基地面积，并酌情给予工程施工期间五九一天(6)。台湾省政府察觉了人民的委屈和台北县政府的不当，乃做出“不准恢复之处分撤销，由原处分机关另为处分”(7)的决定，要台北县政府照行。可是，台北县政府还是蓄意拖延。

九、台北县政府蓄意拖延，不是拖延了几天几个月，而是一拖至今，长达八年之久，八年中后六年正与尤清县长的两次任期平行。换句话说，从诉愿定案后，台北县政府一路以打太极拳蓄意拖延，六年来的责任全在尤清。省政府既下令“另为处分”，但是尤清就是不做适当的处分。尤清的手法可为《官场现形记》别开新页，分别揭发如下：

十、1989年8月14日台湾省政府接到“台北小城”起造人诉愿书后，行文台北县政府答辩，台北县政府不理；1989年8月25日，台湾省政府再行文台北县政府答辩，台北县政府仍是不理。于是台湾省政府在1989年9月22日做出决定书，下令“原处分撤销，由原处分机关另为处分”。但是，台北县政府还是不理。

十一、直拖到八个月后，1990年5月11日，尤清才想出“拖刀计”，以本案“涉及法令之疑义及事实之认定”为借口，“本府难遽另为处分”，大踢皮球。他把皮球捏了八个月以后，踢回给上级，要求“释疑”(8)。——奇怪的是，在诉愿过程中，该县政府一连两次理都不理上级政府，不去答辩，没疑去释，竟在决定书下来八个月后冒出疑来，这种行政效率，是什么效率呢？这岂止无能，简直是故意捣蛋了。

十二、尤清这一皮球可踢得好！因为踢出了新官场现形记，把省政府和内政部诱得纷纷球瘾大发，两个上级机关，大踢皮球。省政府在收到尤清释疑公文后十二天，就快速把球脱脚，丢给内政部。内政部先一拖一年后，才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函释而回(9)。——互踢一阵的结果，责任在台北县政府无误，但是尤清已达到把人民福祉一拖一年的技术效果，公文旅行了一年，责任又回到原点，还是尤清县太爷责无旁贷！

十三、但是，尤清在第一波踢球大赛以后，照样责有旁贷。他又诱发出第二波的公文旅行，再踢一次。首先，他在内政部覆函后，先拖了一年四个月。一年四个月后，他又玩“释疑”的戏码，把球往上踢，他在1992年9月29日行文上级，说“确有疑义，敬请释疑”(10)。省政府和第一波球赛一样，在收到尤清释疑公文后仍是十二天，又快速脱脚，丢给内政部。内政部这回有点火了，因为上次已经把疑释得清清楚楚了，怎么又要释起疑来了？因此两个月即回话说，你们县政府上次的释疑案，“前经本部80.5.2.台80内营字第九一四九二号函释示有案。”今天你们又来函“再请释示，核其来文仍属事实认定问题，即该系争之‘变更设计删除基地部分’是否依台湾省政府之诉愿决定另为处分应为本案之关键。仍请依前开部函查明依法妥处。”(11)换句话说，内政部点明了已无疑可释了，关键在你们台北县政府不肯依照省政府诉愿决定书行事，根本是你们的问题，不是内政部的问题。

十四、省政府被内政部踢回后，立即再往下踢，告诉尤清，“请依内政部……函办理。”但是，尤清才不依照办理呢，他又拖下来了，这一拖，就是一年八个月！

十五、一年八个月后，“台北小城”起造人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向内政部陈情(12)，说既然贵部已在前年释疑清楚了，下级政府还这样拖拖拉拉，怎么办呢？于是内政部真的火了，乃在1994年8月16日行文省政府，说：“迄今已一年八个月迄未见处理，应请克速办理，以维人民权益。”为了对下级政府拖拖拉拉的不快，内政部且硬性规定：“请于文到十五日查明见覆。”(13)

十六、但是，你火归你火，下级政府根本连皮球都懒得踢了、根本明目张胆硬拖起来，理都不理了。

十七、硬拖到第二年，内政部在七个月不见“查明见覆”以后，又光了一次火，1995年1月，再次行文下级政府，说“台北小城”那件“疑义案，前经本部八十三年8月16日……函请于文到十五日内查明见覆，迄未见覆，请克日查覆凭办。”(14)但是，任凭你从“十五日内查明见覆”改为“克日查覆”，尤清县太爷休息了、球赛都不玩了、公文旅行也免了、根本不理了。既目无上级、也目无百姓，除了眼中有总统职位，其它目空一切，又拖下来了。这一拖，是一年八个月后再加上一年十个月，直到今天！

十八、如果责在上级，上级“十五日内查明见覆”“克日见覆”也许可以不理他；如果责在百姓，百姓年复一年苦苦等待也许可以不理他，但是，根据尤清的一件内部文件，显然是责在自己。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尤清在正本致建设厅、副本致“本府工务局”的公文(15)里，秘密承认“本府处理本案过程中，有不得归咎于申请人（即‘台北小城’起造人）之理由”竟达三项之多：

（一）建筑师于70.12.24.函询本府工务局办理该执照变更设计依何规定不必先行申请变更杂项执照，于71.11.18. 函请该局将杂项工程部分与建筑工程分开处理，侨融建设公司71.11.26.要求杂项与建照分开，以抵缴增值税，倘该局即依69.10.13. 函示分照办理，不仅能适应当时之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施行细则，且符合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

（二）于76.9.2.起造人向贵厅及台北县议会及本府工务局陈情时，本府倘能依内政部 72.7.7.颁布之山坡地开发建筑管理办法（旧山开办法）第二十五条做解释，则可不必删除第四期基地面积，且与大千豪景案最高法院之判决相符合并不违法。

（三）杂项工程与建筑工程分开施作，而未酌予增加工期。

十九、根据第（一）项，尤清用了“倘该局”如何如何的字眼，无异自承杂照与建照应分开办理，且在同一文件中指出，起造人早就“一再陈情”、“再三陈情”在案，但因“本府工务局皆未予同意”，以致造成人民损失，错在台北县政府(16)；根据第（二）项，尤清用了“本府倘能”如何如何的字眼，无异自承在起造人向省政府陈情后，台北县政府如“依内政部”函做解释、循“大千豪景案最高法院之判决”处理，即可不造成人民损失，错在台北县政府；根据第（三）项，尤清用了“而未酌予”字眼，无异自承错误所在，且在同一文件中指出“本府工务局要求分照后与原建照所核定之工程期限相同，并未因建照与杂照分开而另酌予增加工期属实，查此种分照方式确实对工期会有影响”，既有影响“而未酌予增加工期”，以致造成人民损失，错在台北县政府(17)。

二十、正因为错在台北县政府，所以尤清在内部文件中秘密承认：“本府处理本案过程中，有不得归咎于申请人之理由”，既不得归咎于申请人、人民，自然归咎于政府、台北县政府。但既错在台北县政府，该县政府在尤清领导下，究竟做出了何种补救，我们已经望眼欲穿。结论是：本案自省政府做了诉愿决定书要台北县政府“另为处分”后，该县政府一拖八年至今，抗不执行、不为处分，反大打太极拳。八年中，前两年是国民党县政府的颟顸；后六年是民进党县政府的杰作。尤清竞选台北县长，口口声声要尽除国民党劣政，但他一旦大权在握，却证明了他原来比国民党还国民党。本案八年来国民党政府犯错只是两年，但声言尽除国民党劣政的民进党政府却错上加错，反倒三倍于国民党。六年来，公文光在尤清手中，前后就累积四次：第一次八个月、第二次一年四个月、第三次一年八个月、第四次一年十个月，至今犹在继续中！这种效率，说他无能、说他不重视台北县人民福祉，还是客气的；不客气的说法，乃是：尤清的行径，根本是蓄意刁难！他坐视人民三万坪土地荒废于斯、坐视人民二十亿资本困顿于斯、坐视人民六年长岁月浪费于斯，直到今天，还在相应不理。这是什么民进党施政？什么为民服务啊？

尤清在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自吹他有“担任台北县长的行政经验”、有“跨世纪新台湾国政蓝图”，由“台北小城”的例子，我们领教了他的“行政经验”原来只是光说不练、刁难人民；他的行政效果一塌糊涂，一个简单清楚的案子在他手上可以一拖六年，再拖下去，真要“跨世纪”了呢！上面的个案求证，告诉了我们尤清是怎样一个人。他光说漂亮话，不做漂亮事。这样一个民进党内真小人中的伪君子、这样一个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既投机又卖乖的政客，我们还要再上他的当吗？

1995年5月29日

(1)原由台北县政府农业局于1980年8月20日核准水土保持计画（六九北店农六字第一七七六号）、新店市公所于1980年9月5日核发杂项执照（陆拾玖店杂字零柒柒号）、台北县政府工务局（前建设局）于1980年10月9日核发建筑执照（六九建字第三八八七号）。

(2)将杂项执照并入工务局核发的第三八八七号建筑执照内，即建筑执照含（一）建筑工程和（二）杂项工程。

(3)台北县政府工务局1987年9月2日七六北工建字第九三九三号函。

(4)1987年12月申请变更设计，删除第四期基地面积约九公顷。

(5)“大千豪景”案于1989年4月7日经最高法院判决无罪定案，即杂项与建筑并照是适法，侨融公司即于1989年4月14日向台北县政府申请要求恢复前述不得不删除之第四期基地面积，虽建筑执照于1989年4月15日即到期，却未获台北县政府同意。侨融不得以，乃于1989年6月向台湾省政府提出诉愿。

(6)“自七十六年9月2日该局指示，杂照、建照分别办理起至七十八年4月15日执照到期日止，共计五九一天。”五九一天的算法由此而来，于法于理于情都站得住。

(7)78府诉2字第75900号。

(8)1990年5月11日七九北府工建字第132170号。

(9)1991年5月2日台80内营字第91492号。

(10)1992年9月29日81北府工建字第332061号。

(11)1992年11月27日台81内营字第8105591号。

(12)1992年8月2日陈情书。

(13)1994年8月16日台83内营字第8380671号。

(14)1995年1月4日台84内营字第8475518号。

(15)1992年9月29日81北府工建字第332061号。

(16)引文皆为(15)文件中语。据侨融建设公司《我们的说明》所述：“本公司对于台北县政府76.9.2.公函‘杂项工程完工后，建筑工程方得再行施工’有非常大之委屈，因为杂项并建筑之方式在76.9.2.之前本公司曾先后三次行文请示台北县政府要将杂项与建筑分开，便于办理土地改良费抵缴增值税，但均被告知杂项与建筑并照是适法，直到‘大千豪景’案发生。”可证出尔反尔一再一百八十度突转的，全是台北县政府。人民早已三次请求在先，只是你不肯而已。“大千豪景”案发生后，你突来急转弯，祸延人民的，全在政府。

(17)引文皆为(15)文件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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