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报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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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与“编辑室报告”
李敖主编《文星》四年，掀起了一股“文星风云”，每月《文星》出刊，李敖写“编辑室报告”。在“编辑室报告”里面，李敖除了介绍该期《文星》的内容外，更将自己的议论意见利用短短的三字两语表达出来，要了解李敖，这是不可缺少的资料。从“编辑室报告”的字里行间，有心人自可掌握到李敖的精神所在。因此，我在这里把部分“编辑室报告”做了一个大概的分类，给有心人从中找寻宝贵的资料。
人物：
邓肯
邓肯（Isadoro Duncan），这位近代西方开风气的奇女子，她的一生充满神秘和诗意。她是一位洒脱磊落、才智超人的女子；一位愤世嫉俗、满怀理想的大艺术家，一位反抗传统，敢于“顺你自己的性，做你自己的人”的革命者，一位极为热情、富有性灵，爱好文学，真正走出象牙塔外的人物。（第九十八期）
萨特
在这种现状之下，真正的风雅者是苦恼的。他们要“冲决网罗”，要在彷徨里叫喊，在叫喊里彷徨。在这种十字路口上，走来了本期《文星》的封面人物——萨特。萨特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身世是灰暗的、艰苦的：他是孤儿，是战乱里的俘虏，是地下工作的领袖；他的人生时刻都面临着黑暗与死亡，因此，他的哲学与文学也充满离奇和否定。例如，在他眼里，“自由”在抵抗压迫中才能得到；“黑暗”是正常的；世界“无理”也是正常的。二十五年前，他在第一部短篇小说《墙》（Le Mur）里，就表现了这种世界。世界里的每个主角都要碰到这座“墙”，要在墙与墙间面对迎面而来的荒谬和苦炼。（第七十六期）
存在主义并没有死去，在文学的领域里，他们虽然觉得自己有权利迷糊，可是也终究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萨特的作品充分反映出人类的痛苦与辛劳，并且提供了文学为人类存在的证据。本月份胡品清教授的《存在主义的接力者》，让我们明白了萨特的心理之结和他内心的地狱和天堂。（第九十一期）
小赫胥黎
在荒谬和苦炼的过程里，去年，一个旅客倒下了，这个旅客就是小赫胥黎（本刊第十九期封面人物）。小赫胥黎的去世，象征着另一个时代的去世。本期余光中先生和孙智燊先生有关他的两篇译文，都可以使我们追念这位可爱的智者。（第七十六期）
胡适
1月1日，台大教授杨树人先生在《传记文学》杂志里，写了一篇《怀念朱骝先先生》。这个月，他又给本刊写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他的追记里，使我们知道胡适之先生并没有得到一个“安乐地死”，他在死前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历程和磨难，这似乎是必然的；胡适之先生有他智者的寂寞，这种寂寞，有时使他难以自抑，使他收缩了爽朗的笑脸，而呈露了苦相。杨树人先生从苦相里认识了胡适之先生，同时用这种认识，连结了每一个智者的寂寞。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读完这样的文章，谁能不沦入沉思！（第七十六期）
胡适先生已去世两周年，他的“朋友”们除了“告朔饩羊”式的貌似怀念一阵外，什么积极的事也做不出来，这真是他们的大耻辱，他们不但是道义的罪人，也是开明思想传播的拦路虎。（第七十七期）
孙中山
我国自宋至清，各代儒者，非固执旧学躯壳，即喜袭西学皮毛，或强以“中体西用”自解，而沾然自喜，这是我国这一千年来学术不昌，法学不修，政治思想紊乱的一大原因。
国父倡导革命，因此不得不从革新思想做起，由改造学术，改造社会，进而以求政治与经济革命的成功。他先著《民权初步》，就是要把西方的民主和法治的思想，注入一般社会；他的“知难行易”学说更是打破了中国的传统；他的“实业计划”也是根据科学思想而制定的；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思想，大部是“外铄”的，是顺着世界革命潮流，审度中国情况而产生的。
这些思想上的革新工夫，目的就在救中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迎头赶上欧美”，而不是夸大虚浮的“超越前进”。这是一位真正了解西化、崇尚西化的人为中国现代化奠定的踏实基础。
今年是国父的百年冥诞，为了庆祝这位中国近代史上伟大人物的诞生，《文星》除了发表有关国父的十大新书序文外，并请研究近百年思想史有卓越成就的郭湛波先生撰写《国父孙中山的时代和他的生平》。（第九十七期）
这一个多月来各种书刊报纸，关于国父生平记述，非常纷歧错杂，甚至于发现了很多严重的错误。由此证明，社会上对于一位开国伟人的了解和认识，实在太不够了。
站在学术观点来看，我们应该予以辨明。吴相湘先生的《国父生平史料考异》，就是基于这一个目的所为的一连串澄清工夫。（第九十八期）
萨冈
法国女作家萨冈，是一颗早熟的文星，她十八岁时，凭着奔放的天才与惊人的勇气写了《你好，忧愁》一书，出版后立即轰动世界文坛，她的作品充满了“无目的存在”（Aimless existence）的思想，十足地表达出近代人们空虚的心境和无目的茫然的神情。（第八十八期）
约翰·根室
以一个新闻记者来说，约翰·根室所给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惊人的，他的笔尖，可以触到世界各地每一个人的良心，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一个人赤裸裸地显现出来，无所遁迹，他所撰写的内幕，是每一个地区历史和地理的综合，他采访的技巧，文字的运用和资料的整理，都有他“根室型”的特色，而最重要的，他坚持了一个原则——忠实报导。陆啸钊先生的《约翰·根室内幕》，正是他一生的缩影。（第八十六期）
梁实秋
上个月里，梁实秋先生做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举动，他同意用“文星丛刊”的形式，陆续印行他翻译的全套莎士比亚的名作。
莎士比亚的名作在中国，不乏有人翻译，甚至有的还以全集姿态出现，但是我们忍不住要说，那些译本不能代表真的莎士比亚。因为它们缺乏深厚的学力基础，缺乏伟大的透视力去穿透莎士比亚脑袋后面的灵光。真正的翻译，不是一个翻译匠的工作，真正的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再创造”的产品登峰造极以后，甚至比原装货还伟大，恰如那罗丹雕塑的萧伯纳造像，谁敢说这个造像不比老萧本人还伟大？
有了这种认识的人，今天来看梁先生翻译的、“再创造”的作品，我们才能有更新鲜的意义、更热烈的颂赞。
光从锲而不舍的一方面来说，梁先生这一大串译本就足以光照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文人，在乱世里，在天南地北的颠沛空间里，在二三十年的漫长时间里，他要锲而不舍，要坚忍不拔，要为他早年时代的一个心愿与信念殉道。他不在乎经济支援的困扰，不在乎同道朋友的放弃，不在乎无耻小人骂他“包办”的诽谤，他不在乎一切，他要前进、前进，直到把他的心愿与信念完满兑现。
现在，从梁先生的这篇《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他这段漫长的工作记录，我们在欣赏他的“再创造”的当儿，更不要忘了梁先生的伟大精神和沉毅。（第八十六期）
伯纳·巴鲁克
本期封面人物伯纳·巴鲁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瑞，不但活得长寿（今年已有九十五岁高龄），而且是一位具有多方面贡献的人。
巴鲁克的长处，不仅在他有一个善于策划的头脑。更重要的是他知人善任，乐于提拔新人和培养新人。他不像一般自以为是的家伙，因此从不要求别人完全依照他的意旨去行事，而让他们有足够的自由意志去发挥个人的才能。孟子说过：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一个社会能够新陈代谢，生机勃勃，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培养下一代以接替自己。如果明知自己不行，仍然把持位子不去，这才是真正的厚颜无耻。
巴鲁克这一生的表现，说明了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人，是一位真正属于美国社会的人，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社区、某一种特定利益的代言人。他是美国人，但他说过一句话：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认为做一个美国人比作一个犹太人或民主党员，对国家社会都更有贡献。
因此美国政府在他身上所收到的功效可以说是无法估计的。
巴鲁克的可敬之处亦即在此。（第九十一期）
傅斯年
今年3月26日，是前台湾大学校长傅孟真先生的七十诞辰，为了纪念这一位学人，我们特别发表了傅孟真先生与友人论学的七封信件。孟真先生的质直刚毅，和为学的一丝不苟，很值得后学者的景仰。从这七封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前辈学人的风范。他们即使在朋友之间，为一个学术问题，也能够不顾情面、不惜时间的往复辩论。这种精神对后学者应当有所启示，尤其在学术界充满乡愿作风的今天，这几封信，更有刊布的价值。（第八十九期）
教宗保罗六世
作为一位世界宗教领袖来说，传统的拘束力量是非常大的，教宗保罗六世是一位能接受新观念，打破传统，坚持改革的人物，也是历来教宗中最开明的一位。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以后天主教的改变很大。
然而，保罗六世的某些言论和举动，又让人觉得他有点踌躇、彷徨、观望，从而引起了各种不同的猜测。这一两个月的新闻中，保罗是一个热门人物，也是被争执得最多的热门新闻人物。有的人说他前进，有的人说他保守，这些争执，把保罗愈来愈变成了一个不可解的谜。
徐熙光教授为我们撰写的封面人物，目的就在解开教宗保罗六世思想的“谜”。（第九十七期）
袁世凯
袁世凯在晚清重臣中，他的权势远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上。他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除了负责编练北洋新军（六镇）外，又兼谘政大臣、商务大臣、邮政大臣。清廷一切决定，大部分都是这“一代枭雄”的主意，因此清朝末年政治失败，袁世凯应当负绝大的责任。
关于袁世凯的早年发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现由中央研究院研究袁世凯的刘凤翰先生，写出这篇《袁世凯的发迹》。（第九十七期）
郑板桥
生活在两个世纪前闭关政策下的中国，古圣先贤就成了你一生膜拜的偶像，只要你抬起圣人的招牌，一切，自然会通行无阻，否则难免不碰钉子。
郑板桥却在那个苦闷的环境里，挣扎了出来，在传统里打滚的读书人，很少有这份气魄，陈桥先生在本期《文星》中为郑板桥塑了一个像，写出了他“传统里的反传统”的思想和性格。（第九十七期）
海耶克
自由的伦理基础，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殷海光教授在这个题材上，用三万多字阐释了海耶克教授的哲理和思想。
这位《到奴役之路》的作者，西德佛里堡大学的教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当代理知的自由主义大师，《文星》上期的封面人物——海耶克教授，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已于9月25日抵台，做为期三周的访问。到台以后，他说过这么一段话：
中共政权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人们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会发觉，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集权政权是无效果的。（二十六日《英文中国邮报》）
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无效果的集权政权，这是戕害人性的两把利刃，任何戕害人性的政权，任何把人不当人的政权都不会久长的。海耶克教授的这段话，提供给我们反共的真正目的，和反共的正确方法。（九六期）
海耶克教授不仅是一位坚信自由经济的经济学家，更重要的，他是一位着眼于整个人类的前程，并有极坚定理知和勇气的思想家。在自由的精神价值，正遭受严重的考验和威胁的时候，海耶克教授是一位斗士，他挺身而出，毫不顾及误解和批评，来保护并甦新这一代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制度。（第九十五期）
古尔塞勒
这个月的封面人物，我们特别介绍土耳其现任总统古尔塞勒将军。他一生的英雄事迹，并不值得我们重视；我们所重视的，是一位从权力里钻出来的人物竟能分散他的权力；一位凭革命取得政权的人物竟能恪守宪法的拘束；一位靠枪杆起家的军人竟能遵奉民主的传统。这样的人物，世界能有几个？
这一种优良的传统，是凯末尔的精神——尤其是分权精神——再度显现。我们所以介绍古尔塞勒，也就是这个道理。（第九十六期）
琼瑶
“自由中国”至少有一种自由：粗制滥造。这种自由，表现在文艺圈里的，更显得特别突出。我们拥有多如牛毛的什么小说家、编剧家和评论家，他们闹闹哄哄，不可终日，可是编写出来的小说、脚本或文学批评，却没有几篇几部不是狗屁！这一期的《文星》，李敖先生就给这些狗屁做了一个抽样。
这似乎是很伤感情的，琼瑶女士不幸而做了这种抽样的代表。但如不这样做，我们无法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琼瑶女士，以她的软弱的心灵，混沌不清的思想，老得掉尽大牙了的观念，借她的一本又一本的小说，哭哭啼啼的把我们年轻的一代带入一个可怕的噩梦。《窗外》这本书，就是一个显例，可是这本书却一版又一版的重印，甚至还要拍成电影，继续扩大它对青年们的麻醉。
我们认为：“暴得大名”的琼瑶女士是应该醒醒了，一个作家，如果仅仅以“媚世”的作品来取悦群众，这种做法是卑下的，不可取的。在此时此地，拿笔杆的人必须面对现实，向愚蠢、软弱和盲目挑战，绝不能再躲在烟雨濛濛的象牙塔里去做他的六个梦。（第九十三期）
海伦凯勒
6月27日，美联社自美国康涅狄格州伊士东发出这么一条消息：
海伦凯勒今天星期日和她的家人好友们一同吃生日蛋糕，饮香槟酒，庆度她八十五岁生辰。这位举世闻名的盲聋作家曾以她此生大部分的岁月，奉献给努力协助世界上的残缺不幸者。
这一期的封面人物，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位集盲、聋、哑三种残疾于一身的海伦凯勒女士。她的成功，不仅是克服了生理上的残缺，而且以无比的勇气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她不仅生活在自己的光明世界里，而且以她的光辉照耀了这个世界。（第九十三期）
费正清
哈佛大学名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最近又到台湾来了。台大毕业，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历史的郝延平先生，特地写了一篇费正清介绍，给我们做封面人物。
《文星》对于国际上研究汉学的专家学者，曾作多次的讨论与介绍；现在，对于费正清教授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成绩，我们可以看看郝先生是怎么说的。
费正清不是故步自封的人，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他始终能接受新证据的引导而修正他的观点，所以对这位“中国通”，我们似乎可以用“刮目”的态度来看他和批评他。（第七十八期）
道格拉斯
这次“封面人物”由李声庭先生介绍美国的大法官道格拉斯曾到台湾来过，五个月前离了婚，离婚后六天，就跟比他小四十一岁的一位二十三岁的女公务员结了婚。而他的前妻也不甘示弱，在第二天便嫁了出去，这是何等活泼的精神！（第七十五期）
史怀哲与伯纳·巴鲁克
历史上的特立独行之士，大抵非狂即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得奖者，1954年的世界风云人物的主要候选人（最后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当选）、《文星》第六期的封面人物史怀哲博士就是一个道地的狂狷之士。这位被推为当代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今年已经九十出头了，但他还是活得那么硬朗，石缦仪女士在本期《文星》有他的最近报导。《文星》另一位封面人物，高龄九十四岁的美国元老政治家伯纳·巴鲁克于6月20日 因心脏病于其纽约市寓所逝世，他的生平在九十一期《文星》有详尽的介绍。这两位老头子活了那么一大把年纪，可敬的是依然还保持着这份狂狷之气。在我们中国不论活着的，还是死掉的，又有几人能保留“有所进取，亦有所不取”，“有所不为，尔后可以有为”的狂狷之道呢？（第九十三期）
闻一多
二十年的悬案秘密，终于被揭开了。
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的电讯报导说：一位以前左倾而现在反共的知识分子，今在《天天日报》公开其二十年前所知的秘密。“当年的李公仆和闻一多，可以说是青年学生们的偶像，原来残杀李闻两人的，绝不是共匪所指称的所谓‘蓝衣党特务’，而是共匪自己的特务。”
梁实秋先生是闻一多的早年好友，这一次他给《文星》写的《闻一多在珂泉》是一篇真性情的文章。（第九十二期）
余光中
余光中先生的《四月·在古战场》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清新、多情、锋利。他让我们深深呼吸到美国春天的草香；可是在一层淡淡的烟霭里，我们看到了去国的诗人正怀着一层淡淡的乡愁。
诗人余光中先生的《象牙塔到白玉楼》，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篇发人所未发的文字，他对李贺提出了深入而异乎一般的见解。（第七十七期）
多才的余光中先生不但左手写散文，右手写诗，还会“左右开弓”，写小说。（第七十五期）
吴稚晖
在1865年，世界上出生了几个名人，军人方面如鲁登道夫、段祺瑞；诗人方面如吉卜林、叶慈；思想家方面如谭嗣同、吴敬恒（稚晖）等等都是。在思想家方面，为国家丢掉脑袋的谭嗣同似乎已经被人忘了，所以按照中国的算法，当百岁冥诞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只纪念吴稚晖。
吴稚晖是胡适笔下“‘自由中国’的一个最特立独行的怪杰”，他的人格与风范，在“自由中国”的衮衮诸公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能比拟他。他的死亡，象征着另一代的知识分子的陨落。他的可爱，在于他明快的主张“把线装书投入茅厕”，明快的主张“‘国故’这臭东西”，要“把它丢在茅厕里三十年”，明快的主张我们该“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明快的认为中国民族的“总和，道德叫做低浅”，而西洋民族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这一切“实事求是”的爽朗，不做乡愿的决绝，才是吴稚晖的真精神。凡是不了解这种真精神的人，纵使为他开一百次纪念会，为他写一千篇颂扬文字，为他印一万张遗照墨迹，也是隔靴搔痒，舍本逐末。而其结果，除了使吴老头儿躺在海里吃吃暗笑以外，又能得到什么呢？
相反的，凡是能了解吴稚晖的真精神的人，自然一切为他纪念都是不算多事的。在这期《文星》里，吴老先生的同宗吴相湘先生，就这样的做了一次不算多事的事。吴相湘先生是史学家，他的论述自然不是一般匹夫匹妇所能望其项背，所以这篇长文，该是最好的一篇吴稚晖小传。（第七十八期）
法律问题
这一期《文星》公布了四张文件，从这四张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司法的体制是何等地杂乱，法官的水准是何等地低落。
今天司法为人诟病的地方太多了，冤狱的比率，被告的人权，法官的贪墨，案件淹禁不决，审案的态度，司法人员的私生活……这些不仅使人民的权利不得保障，而且大大地影响了司法的威信。
为了响应郑彦棻部长“为改进审检业务而共同努力”的呼吁，为了推进社会迈向法治大道，《文星》自下一期开始，针对司法的革新，我们要做一系列的评论，由李敖先生领头做事实上的现身说法，并由陆啸钊先生做法理上的阐释，对司法界的害群之马，我们要一一予以迎头痛击。同时我们要求各界切身遭受司法不公的戕害者，提供给我们真实的资料。（第九十八期）
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法制史，是洋人研究中国的二门热门科目。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由于国内学人的提倡，已经蔚成风气。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却远远落在洋人之后，国内除了几本教科书以外，治学成绩远在洋人之后，这实在是中国学人的耻辱。本来学问并无国界，但是以外国学人来治中国旧学，总觉有点“隔靴搔痒”，而中国学人治国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就地取材，远较外人方便，因此，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养成研究中国法制史的风气。陆啸钊先生的“中国法制史论丛”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第九十七期）
海耶克说：
法治并非依法而行统治，而是关于法律应须是什么的规律。
因此，法律的批评是必要的，唯有批评，才有进步，唯有对恶法的迎头痛击，才能建立合乎理想、进步的规律。
陆啸钊先生写出了《晚清时代法律思想的大论战》，那位当时批评恶法最力的沈家本先生，虽然被扣上了“勾结革命党”的帽子，虽然被摘了刑部左侍郎、修律大臣的顶子，然而他的努力，终究扫清了当时法律思想的迷雾，为中国法律开辟了新境界，为当时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第九十六期）
“诛及疑似”这一句话，充分表示出中国古代司法的黑暗，和被告人权的不受保护。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我们坚信，司法的尊严和独立，必须由司法人员自身去建立，而问案的周详，取证的严谨，更是执法公正的首要条件，诸如这些，千万马虎糊涂不得。尤其一般重大刑案，稍有误失，就是人命一条，冤狱纵可赔偿，也赔不出一个活生生的人出来。《文星》过去所以对自白定罪屡次提出检讨的道理，也就在此。
被陶希圣先生评为必须有“包龙图探阴山的手法才能结案”的火场焚尸案，今天包龙图虽未再世，被告黄衣女郎张韵淑却一审二审都被判处了死刑，可是结伙共同杀人的黄姓男子，直到今天还连个影子都没有，这个疑点不澄清，而仍然依赖一张自白书把人送上断头台的话，不光是张韵淑和她的妈妈要喊冤枉，整个社会都将引为莫大的耻辱。陆啸钊先生的《莫恃官清胆气粗》反复阐释慎刑恤刑的道理，身负司法重任的先生们，请你们自己想一想，以这样的“自白”（？）证据定人死罪，试问你们是否能心安理得。（第九十七期）
由于张子岐一案，又引起了“议员言论不负责权”的旧话重提，我们认为像这样的冲突，在任何一个国家宪政的成长史中，都是一桩无可避免的事实。议员会内言论对外究竟负不负责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特别提出，任何一种权力，如果纯靠自律而失去外在制衡力量的话，未有不变成滥用权力的。我们固然不愿意看到司法滥权，同样我们也不忍见到议会专横。（第九十一期）
最近我们的社会里出了一件大案子，就是所谓“火场双尸案”，其中牵连到一个姓黄的女人，被间接的类推方法初审判决为死刑。我们不同意这样人命关天的大案子竟用类推采证的方法来初审定谳，更不同意判决书中所谓“不守闺范”等旧道德的罗织罪状，我们不认为这些变弄逻辑上的“丐词”魔术可以陷人入罪，更不承认聚蚊成雷的理由可以说蚊子的声音就是雷声。所以我们呼吁高等法院的法官们特别重视这一点。本期李声庭教授的《冤狱！冤狱！冤狱！》是一篇记美国联邦法院的平反冤狱的例子，最值得我们国家里的执法之士的参考。对这个大案子，我们也学学摩登，喊两句口号——
一、类推方法不可轻易定人死罪！
二、旧道德名词不可帮助定人死罪！
由于社会上一般人缺乏对人权、法律的基本认识，我们绝不放弃在这方面的呼吁与努力，我们努力的重点是不做枝枝节节的个案讨论，而是从基本观念上扎刀。（第七十七期）
“人权”这个名词，是道道地地的西方产品，这种观念，在中国传统的脑筋里，根本就无法想象。今年高考中国法制史这个课目，竟然考起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主义”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强奸学术。李声庭教授近年来倡导和介绍“人权”最力，本期的《欧洲保护人权公约》，又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把这近三千年的历史，好好地一照。（第八十六期）
《宪法》第13条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进而人民当然更有不赞同某些宗教观点的自由，否则《宪法》第11条的言论自由就必成为具文。耶稣是否私生子，宗教和非宗教的观点，自然不同，本不必强其为一。《文星》一贯的立场是容纳正反不同的意见，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选择。（第八十六期）
三十一年前的中国，曾经发生了一件监察委员弹劾法官的案子——弹劾的监察委员是高友唐，被弹劾的法官是前上海地方特区法院院长杨肇熉，和前上海社方审判庭庭长——中国第一位女法官郑毓秀，弹劾书中的结论是：“为国家整纲纪，为法界挽声誉”。这件事情过后三十一年，历史又重演，又发生了一场监察委员弹劾法官的大案子——陶百川、黄宝实两位监察委员的“首揭义旗”，带来了满城风雨。对这个问题，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评论，我们觉得从思想趋向的角度来看它，也许更有意义。我们忍不住要问：三十一年来，我们在思想趋向上的进步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不能阻止历史不再重演？为什么不能不再开倒车？为什么仍旧有一批顽固分子在阻止人们做“为国家整纲纪，为法界挽声誉”的行为？……从这些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比从政治角度来看更显得深刻而有意义。
本期李声庭先生和陆啸钊先生，都尝试从一个博大的观点来给这问题寻求理论上的答案，我们希望大家能从这个事件得到一次深刻的思考。（第七十八期）
今年9月12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法学会议，预定宣布每年的9月13日为世界法律日。这一个日子的意义，不仅代表世界法律家，经由法律途径达到世界和平运动的精神和理想，更象征着国际法空前未有的新扩张，把国际法扩张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领域，而对世界和平的维护，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本期《文星》我们特请第二届世界法学会议执行委员吕光博士为我们解释世界法律日的意义，以示我们对这个日子的重视、期待和庆祝。同时，我们希望中国的法律家们，能共同努力推动订定一个“中国法律日”，促进中国人民对法律的认识和尊重，强调人民在法治之下，应有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使与在共产制度下生活的人民，所遭受种种奴役的情形，作一个鲜明的对照。
执法的人不守法，这是法治最大的危机，中国有一句话“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对这些人的胡作妄为，不能有效防止的话，那么法律上任何有关权利的保障，在他们的眼中，都是一张废纸。李声庭教授的《非法逮捕与非法拘禁》，是就英美法的原则，说明这些国家对权利的保障和维护，值得我们检讨和深思。（第九十五期）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人民的生活是和宪法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宪法当做庙堂的点缀品，而应当把人民的生活跟宪法打成一片。在这一方面，郭鑫生先生是个很可爱的人，他有股傻劲，为了一个理想和一个信念，一直奋斗了好几年。结果虽然一败涂地，可是他并不气馁，本期《文星》发表他《一封给大法官的公开信》，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究竟败在什么地方！（第九十二期）
其他
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是当前世界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而很多很多的人有意地在这个问题上，利用人类的情感，挑剔是非。从南非、塞岛、马来西亚、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为了情感而流血丧命。
叶绿素先生的文章，对那些情感炽热的人来讲，是一帖清静剂，对任何一个义和团式的人物来讲，更是一声当头棒喝。（第九十八期）
学者与政治
《苏俄及其殖民地》一书的译者许孝炎先生，这次译了一篇《学者与政治》来说明苏俄集团以政治手法歪曲学术的把戏。这真是一出学术的悲剧。自古以来，任何残暴的统治者都想用政治来强奸学术，用奴才来污辱学者，想使学术的列车走上他们的官方轨道，并且使他们自己变成附庸风雅的火车头。但在事实上，他们能得到什么？他们得到的只是焚琴煮鹤的笑话！（第七十六期）
安乐地死
陆啸钊先生所写的《安乐地死》，是一个我们迟早总要接受的新观念。我们只重视“养生”和“送死”（办丧事），但在生死线上，我们似乎没有予以合理的重视。我们只会用传统的“妇人之仁”的“慈悲”，去延续一个已经不能延续的生命，结果使生者和将死者都更痛苦，这却是何苦来？陆啸钊先生主张的“安乐地死”，是真正的“大慈大悲”的观念，它的表面似乎是“残忍”，但是有时候，没有“残忍”，就没有“大慈大悲”。（第七十六期）
中国电影
法国的新潮派、英国的愤怒派、美国的新电影实验运动，分别给人们带来了一股热力，而我们的国语片却只会咀嚼前人留下的遗产，和制造一些虚伪的嬉笑，这才真正是中国文化的悲哀。鲁稚子先生的《中国电影到了怒吼的时候》是一声当头棒喝，指出了国产电影的生机和危机。（第九十一期）
新闻自由
美国是一个新闻自由做得非常彻底的国家，不仅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甚至对国家元首也可幽上一默，陈香梅女士的《无冕王》，写出了美国的社会百态，更点出了美国政府的真正幕后操纵者。（第九十一期）
教育
当前教育的毒癌就是恶性补习，它不仅违背了教育的旨趣，尤其严重地损害了学校学童的健康，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迟早会像林则徐形容鸦片毒害所说的那样：“若犹泄泄视之，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第八十八期）
现代小说
在现代小说的领域里，狭义的写实主义时代，在老态龙钟中已成过去。“新”的心理世界和内在自我的描述、启轫了小说一个“新”的纪元。世界时时在变，现代小说是反映分析这一代的心理和自我的，当然也未能不变。其实变正是进步，墨守成规才是腐朽，李英豪先生在《论现代小说的转变》一文中，就写出了现代小说在追寻人类经验的丰富和多变性。（第八十八期）
人性
善与恶，美与丑，这些都是相对的名词。一个出乎真情的人性，必然兼容这些相对的善恶和美丑。可是在一个强调牺牲、提倡公德的社会里，总意图人性是可变的，抽去人性中恶的、丑的部分，而导向真善美的境界。其实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也是违背人性的。今天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有许多是人性中“恶性”所促成的。林语堂先生的《好好运用人类的恶性》一文，对我们一般人所抨击的懒惰、自私、恐惧等人性中的“恶性”部分，做了新的评价。原著是用英文撰写，特由李永久先生译出。
自由
秘密通讯自由和居住自由，都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自由权利。英美法有一个原则，凡由非法手段所获得的证据，都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这个原则，是我们东方很多国家所缺乏的。李声庭教授的《论个人秘密不可侵犯权》，就日本《宴后》小说一案的判决情形，谈到日本司法方面有关观念和看法的改变，很值得我们借鉴。
“自由”两字，就文字的含义来讲，我们很难找出它的范畴，因此误解自由和滥用自由的事，也就屡见不鲜了。严格地来讲，今天一般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政治上的自由和法律上的自由而言。这样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权利。凡是权利都是相对的。民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正足以说明一切权利的本质，当然自由也不例外，唯有彻底了解这一点，才是真正懂自由的人。
今天，一些假冒自由主义的人，曲解自由的意义，委实可怕！他们诽谤、造谣、诬告，推其究竟，极可能是不自觉地反映出其原先所受的思想毒素。这种思想毒素就表面看来，似乎已经“反正”了，可是，拔去了钉子的钉眼，却依然存在着一些残锈，而这些锈还是会起化学作用的。沈国钧先生的《“自由”与自由观念》，是一份最好的“教材”，对残锈的剖清，具有积极的作用。（第八十九期）
心病
据台大医学院叶英坤教授的调查，竟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具有“心病”，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注视的问题。今天学生进入大学后，现学非所愿，出学校门后又学非所用，社会现实环境如是，而家庭期望又复过殷，“心情”的形成，这是一个主要原因。《红与黑》一书，是该书作者根据当时法国的一段社会新闻，活生生地塑造出了当时法国社会形态下一位法国青年的病态心理，台大教授黎烈文先生所写的《〈红与黑〉与心理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这部作品的欣赏，更有助于了解当时青年“心病”的成因。（第八十六期）
中国文学
在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传统中国文学里，所表现的都是一派颓唐及暮气沉沉的气氛。就这一方面说，无疑的，我们该向积极、向上，面对现实的西方振作精神学习，陈桥先生用一连串“梦”的词汇写成了一篇《梦乡国》，从这一篇轻松风趣的文章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发人深省的感受。（第九十八期）
性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是一种自然现象，中国古人并不讳言性，只有到那些腐儒的手里，性才变成不能形之于口的东西。从此性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很少有人敢去接触这个问题，更谈不到去深入认识了，而一切罪恶也都在暗中摸索里产生了。我们却习惯地把这些罪恶都归咎于性，并且认定只要防止了性，就是防止了罪恶。
其实，这种看法是天大的错误。
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就多的是这样的人，一面行其生物的本能，另一面却板起脸来，大骂这是猥亵、下流、罪恶。这都是由于把性神秘化的结果。
我们认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只有表面化的讨论，才有助于我们对性的正确认识。（第九十二期）
禁书问题
法律只能禁止以煽动犯罪为目的的书。如果只凭行政官员个人的偏见和无知，武断地认定哪本书应当禁止其流通，那只会妨碍了出版的自由。
文学作品和艺术创作，必然有其公认的评价，我们不能随便拿“淫秽”、“不洁”、“危险”等等字样去污蔑它们，如果查禁书刊只用抽象的道德概念和政治要求，而没有一个具体标准的话，那么，天下任何一本书，无不可以被罗织成罪的。
我们认为，要使一本不得当的书难以流通，由社会来做远较法律处理来得好，一个健全的社会，对书籍的好坏，自然有一种过滤作用，私人的指摘、舆论的批评，对出版书籍所引起的净化作用，是始终存在的。如果有些人认为一本书无害，有些人认为一本书有害，尽可由读者自由去选择，若由政府出面禁止，不仅危险，而且是不必要的。（第九十八期）
留学生
《这一代留学生》的第二篇，暴露了留学生的职业真相，也写尽了留学生的辛酸苦辣，由此可以看出浪迹天涯的苦恼折节读书”的不易。在“人才输出”、“为国储才”的过程中，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眼泪，包含了多少旧愁新恨。可是，从另一角度，我们看到年轻一代学人的长成，生活的磨炼使他们变为成熟；生活的竞争，使他们真正脱去了“传统”的长衫。（第九十七期）
性犯罪
性犯罪在台湾报纸的社会版上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从黄效先的毁尸灭迹，到林翠松的泼酸泄愤，有的是性本身就构成了犯罪；有的是由于不正常的性关系，而促成了犯罪的动机。这些事现代如此，古代未尝不如此。因此，我们认为性犯罪已是犯罪学科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非在学理上做细密的研究不可，谢康教授的作品正是这方面的表现。（第九十六期）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这是民主社会的必具要素，这不是口里嚷嚷的高调，而是付之实践的。
上一期我们发表了居浩然先生批评李敖先生的文章，这一期我们再度发表了蒋芸女士批评李敖先生的文字。因为李敖可以批评别人，别人也可以批评李敖，李敖主持《文星》编务的时候是如此，李敖辞却编务也一样。
只有胆怯的人才怕批评，他们见不得光，见不得热。因为他们一身都是见不得人的地方。目前中国大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拉起铁幕，排斥文化交流，限制出入境，阻挡一切光和热，这是由于他们内心的恐惧，而拒绝言论自由，更足证明他们内心的胆怯。
刚强的人是批评不倒的，尤其是执著真理的刚强。（第九十六期）
自由
关于监察委员弹劾法官的事件，法理上的讨论已近尾声。本期的投书和文字，意见上容有不同，但却是一个自由讨论的好榜样。自由讨论是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生活在民主社会里的人，以及愿意在民主社会里生活的人，都随时要面对公平竞争，然后在公平竞争里享受成功或接受失败。在民主社会的远景下，凡是遵守自由讨论和公平竞争的“板眼”的人，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失败”——因为失败者常常是自由的功臣和证人。只要能促进民主社会远景的接近，个人的成败是算不了什么的。（第八十期）
方法学
在目前中国知识和思想界，最缺乏的一种维他命就是方法学上的训练，所以读书万卷，所得是“迂”；议论千篇，所获是“腐”，除了虚耗精力以外，还有导致一个盲人领瞎马的危险。（第八十期）
教育
高等教育的怪现状问题，自从本刊七十三期起，由李敖先生“发难”以后，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我们在七十三期的“编辑室报告”里就说：“我们希望和教育学术界接近的朋友，多多提供这方面的意见，使这潭死水，先激起一点浪花。”这期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就是一个小小的“浪花”。这是高等教育怪现状的另一面，我们不看这篇报导，想都想不到中国大学教育竟糟到这步田地！教会学校也竟糟到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吃得白白胖胖的教育部长，和吃得胖胖白白的红衣主教，都能积极有为的做点事，不要光是说些漂亮的神话来安慰我们。（第八十期）
犇
新年到了。让幕咱们别叹气，说：“一年又过去了！”让咱们高兴，说：“一年又开始了！”不但要高兴一年的开始，并且还要向前“犇”，如何“犇”法，请看诗人夏菁先生怎么说的。（第七十五期）
反共
奥国的经济学者海耶克（F. A. Hayek）是在思想反共史上最有成绩的学人。他的民著《到奴役之路》，虽然出版了近二十年，可是这本书的立论与光芒，仍旧照得使一切共产极权、纳粹暴政、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等黯然无色。这次蒋匀田先生就海耶克教授的见解立论，引申出一篇《反奴役之路》，使我们知道：反共一事，在思想上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思想反共，光凭口号和小册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合乎世界水准的名著，需要有民主素养的专家，需要真正的学者，也需要光明正大的新方法的训练。（第七十五期）
文星
《文星》的使命，在对新文化的发展上，尽我们的本分责任。扩充篇幅后的内容，仍然是：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因为我们深信：唯有培养新的思潮，才能发展新的文化；唯有丰富现代生活，才能建设现代国家；唯有艺术美化人生，才能启迪智慧心灵。
《文星》虽然具有潜在的活力，而在过去的四年半来，在外表上却过分表现了严肃的气氛。为了注入青春的朝气，今后在不失庄重的原则下，力求编排活泼，故从本期起，封面和内页的设计做了适度的改变。（第五十五期）
中文系
在今天腐败的高等教育中，最代表落伍性质和时代倒车的，莫过于大学里的中文系和中国文学研究所。它们是现代思潮里的一个脓疮，一个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的脓疮。自从《文星》提出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以后，社会上的一些乡愿报刊和作者，居然也发表了一些迂腐言论，俨然以为这些迂腐言论可以解决中文系和中国文学研究所的死结，这真是笑话。周弃子先生这回忍不住了，他一言点破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点出这根本是一个起码的程度问题，这是很一针见血的言论。大家想想看，在今日各大学的中文系中，试看有几个不是“义和团”或“准义和团”分子？连徐复观之流都可以在大学中文系中滥竽充数，做黑牌教授，中文系怎么能不完蛋？（第八十期）
五四
五四是中国新文学的奶妈，没有她，我国的新文学是长不大的。可是她已经太老太老了，而且干得挤不出乳汁来了。纪念她是十分应该的，依恋在她的裙下，就有点没出息了。这一代的青年应该去追求（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初恋）他们可爱的情人——现代文艺。孔诞、耶诞、莎诞，任何节日都有许多人云亦云的应景文章；粽子、月饼、年糕式的应景文章。今年五四，《文星》只举行一个简短而隆重的典礼，由现代文艺的升旗手之一，来降五四的半旗。请听吧，一边是《安魂曲》，一边是出征的喇叭。这将是未来的文学史家重要的文献之一。（第八十期）
中国考察
蒋匀田先生本来答应给我们写两篇文章，但是因为他就要出国讲学、研究，只好等到出国之后再写来，他并且还答应陆续给我们写些在国外的观感与见闻。他在2月18日写信给我们说：“我很羡慕美国大专学校鼓励教授出游的办法：每教课二年，得休假一年；同时又得学校之资助，出国旅行考察。对社会言，可以观摩异同，借助他山；对个人言，可以开拓新境，精益求精。因此，使社会不致落后于进步之社会，使个人不致孤立于文明之人际。此乃余今日筹措旅费于万分艰难之中，拟图远游美国之微意。”蒋先生这种随时求进步、求观摩的精神，使我们非常佩服。同时引起我们不少的感叹——感叹我们的“大专学校”的故步自封，不能协助真正的人才“出国旅行考察”。一般人总以为出国旅行考察是“镀金”，其实这是因人而异的，一块铜，出国以后，才能“镀金”，若是一块木头，出国以后，根本镀不上金，旅行考察回来，照旧还是一块木头！把不合适的人送到国外去，除了占去名额浪费公帑外，还能得到什么呢？所以我们看了蒋先生给我们的信，不能不有所感叹，不能不指出“鼓励教授出游的办法”，实在需要仔细选择，不能滥竽充数。（第七十七期）
传统文化
所谓传统思想，就是列祖列宗留传下来的权威教条，这些教条，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对当前事物的思维，而去遵守古人对当时事物的思维；这种教条，不仅难以配合调适社会的突变，而且容易养成整个文化的惰性。因此对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来说，传统思想实在是最大的绊脚石。（第九十八期）
所谓“中医”或“国医”，这种旧社会残余下来的渣滓，本来早就该被淘汰的。可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居然在现代的潮流下，“中医”还能继续存在，继续猖獗张狂，继续开办他们的“学院”，继续兜售他们的命酒仙丹，这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耻的现象。为了清除这种可耻的现象，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所谓“中医”展开扫荡的工作（如本刊第五十九期、第六十一期）。监察委员黄宝实先生这一期又给我们写了一篇《“进化”与“淘汰”——为“中医”论者进一解》。他从历史来透视“中医”和“中医”论者的虚伪面目。（第七十六期）
韦政通先生再度将传统文化送上了手术台，做了一次局部的解剖。近一年来韦先生在这一方面下的工夫很多，这是以现代的眼光来整理国故，给国故一个再评价。记得吴稚晖先生在1923年，曾发表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说：
“什么叫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它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
这是何等明白、何等彻底的看法！可是这半个世纪来，吴先生的看法，不仅没有发扬光大，相反地，却被一层复古的低气压，闷得透不过气来。进而用尽一切牵强附会的点缀，给国故披上了一层现代思想的保护色。韦先生的《民主与中国文化》，正是针对这些问题，逐个来一番正本清源的作用。（第九十三期）
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几乎和艺术是绝缘的。被一些冬烘学者误解为只有物质文明的西方，大而至于机场与教堂，小而至于室内装饰，莫不力求满足现代人的新美感。（第八十期）
十一期的封面人物李普曼，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2月1日，以一国元首之尊，亲自移樽就教，跑到李普曼家里谈了四十多分钟。我们读《孟子》，有这样的话：“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再读《后汉书·杨乘传》，也有这样的话：“夫明主之世，必有不召之臣。”我们怎能想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理想，被我们干叫了两千多年结果，竟被西洋人表演得惟妙惟肖！
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目前《文星》所着力的，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中西文化，就各种不同的事例，去衡量中西文化，试图为中西文化问题开创一个新局面，为今天的社会开拓一个新机运。我们认为只有冷冷静静地讨论问题和研究问题，才能消弭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钟祥先生和韦政通先生都是肯勤奋思想的人，这一期的《樱花树下谈中西文化》和《泛道德主义影响下的传统文化》是两篇结结实实的文章，前者对中西文化的容许性，提出了极其客观的看法，后者针对传统文化的病态，下了一道狠狠的猛药。（第七十五期）
一直倾向于传统主义的韦政通先生，由于最近两三年来的中西文化论战，在一个显明的对照之下，终于使他从传统的桎梏中挣扎出来，本期《我看中国未来文化的一些构想》正是他历经矛盾、困惑、苦思而形成的一条新的思路，并使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传统。该文内容着重于对当代若干学人对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研究的结论，作一简评，希望能使关心中国文化远景的人，获得较明朗的图像，并建立新的信心。（第八十九期）
在我国的社会环境里，一直到今天，还摆脱不了鬼神崇拜、玄学体系的摆布，实在是彻底的全体论者最好的栖身之所。（第八十八期）
东方和西方对于两性观念，有根本上的差异，自从西风东渐以来，我们曾经站在传统道德上顽强地去巩固这道防线，但是事实上却彻底地失败了。今天我们看“天足”已是不足为奇，自由恋爱更是天经地义，可是在五四以前，这些都是被一些保守的家伙视为色情的，徐讦先生的《两性问题与文学》，对此有极精辟的分析。（第八十六期）
在现代化的大进军里，有一种鸵鸟式的动物，他们不放开两腿奔跑，反倒把头钻进传统的沙堆，拿夷狄的薪俸，鼓励别人大谈“夷夏之防”，这是最可恶的伪君子的丑态。本期余光中先生的犀利文字，就是针对这种丑态而发出的一颗原子弹！（第八十期）
这篇文字也是李敖写的：
《文星》杂志征文启事
——从一个历史故事谈起
两百一十三年前（1749），在法国的一本权威杂志——《法国水星》（Mercure de France）上，出现了一页征文启事。征文的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究竟败坏道德还是增进道德？”
当时正是大热天，在巴黎到望森（Vincennes）的路上，有一个年轻人，正朝望森的一个“别墅”走去。“别墅”中有他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百科全书的大宗师狄德罗（Diderot），当时因为写《瞎子的书》（Lettre sur les aveugles）冲撞了权贵，正被软禁在“别墅”里。
那个没钱坐车的年轻人，走在路上有点累了，他在路边躺下来，随手翻出口袋里的《法国水星》杂志，一眼看到的就是征文启事。
这条征文启事突然使他灵光一闪，也使他开始了很多构思。等他一见到那受难的朋友，就兴奋的说出他想要应征的计划。
狄德罗极力怂恿他，于是他写出了一篇长文。这篇文章使他得了第一奖、使他声名大噪、使他看到另一个世界，也使他变成一个新人。
多年以后，他在《忏悔录》（Les Confessions）里回忆这件事，告诉人们，这次应征对他一生的重大意义。他，就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今年11月，《文星》杂志将满五周年。在五周年的前夜，用“征文”来做纪念，该是一件含义深远的事！
五年前，《文星》诞生在已有四五百种刊物的台湾，它给自由中国出版界带来一个新风格和一点新酵素——它没有津贴、没有倚靠、没有内幕、没有黄色、没有低级趣味、没有“软”趴趴的文章……它在购买力低弱的环境，用“不辞其志，不辱其身”的严肃精神，苦撑了五年。
《文星》深信一个正派而够水准的杂志，在社会中应得到公正的重视。五年来，它在这方面已经得到极大的爱护和鼓舞，这种收获是千千万万读者心灵的反映。基于这种反映，《文星》决定用这次征文来反映读者的心灵。
征文的题目是：《我的……》。
这是一个人人可写的题目，人人可站在自己的任一角度来写：“我的”成功或失败，“我的”希望或失望，“我的”好梦或噩梦，“我的”家人、朋友或情人，“我的”快乐跟烦恼，“我的”职业或问题，乃至“我的”书斋，“我的”斗室，“我的”雪茄烟，“我的”收音机，“我的”贩夫行径，“我的”神女生涯……人人可以透过文字与技巧，把“我的”心事呈现在人人之前，让大家能够看到每一位男女“卢梭”的奇文，也让大家分享同情、欢乐和眼泪，更让后日的历史与继起的一代，能够在未来的岁月里，回顾那几场有痕的春梦——它们象征了这段历史里程的吉光片羽，也代表了我们这一世代的余韵与心声。（第五十九期）
〔后记〕李敖后来提醒我，当时有部分“编辑室报告”其实是陆啸钊写的，我因为“不详查”，所以就“陆冠李戴”了。我愿意为这个错误负上全责，但是为了了解“文星风云”的实况，我们也不用太计较作者是谁了。（韩妙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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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杂志选集》导言
1957年11月，《文星》杂志创刊；1965年12月，《文星》杂志被封；共出了九十八期。
《文星》杂志是月刊，前后出版了八年两个月，它的生命，乍看起来虽不算短；细察一下却并不长，不客气的说，它的生命不是从第一年开始的，而是从第五年开始的。《文星》杂志半年一卷，第五年开始正好是第九卷第一期（总号第四十九期），从这一期开始，李敖出现，《文星》改观。
在李敖出现前四年的《文星》里，就是1957年11月到1961年10月的《文星》里，《文星》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它虽然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号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实上，它的表现却可怜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现尤其可怜。大体上说，它是非常“按牌理出牌”的，而不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杂志，那样温吞吞的办上四年，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这是在这个地区循规蹈矩“按牌理”的结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结果。所以，我要说，《文星》生命的起算，不始于第一年，而始于第五年。
《文星》是萧孟能独资苦撑的杂志，在前四年里，萧孟能只出钱，编务由这个地区新闻界人物主持，《文星》办得温吞吞，其理自明。第五年后，李敖使《文星》平步青云，萧孟能自新闻界人物手中收回了编务，全力支持李敖来耍，造成了虎据龙盘四年的奇迹。这四年的奇迹，是萧孟能独具只眼、李敖别有一手的成果，这一成果——在“挖根”上为中国趋向求答案——没有任何杂志能超过《文星》。
《自由中国》杂志以后，《文星》成为眼中钉的递补者。封杀《文星》既成为定案，手法自然也不厌其精，是“公私合营”式的——在“公”的手法动手前后，多次以“私”的手法上下其手。萧孟能和我，不断遭到离奇的讼案，从皤然一公到公然一婆，形形色色的检察官式原告，此起彼落，我们也就共同或分别拥有离奇的罪名——就像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拥有的跟他们品格绝不相称的下等罪名一样。
不论在公或在私的对造，他们无一不想从这个地区的法律上，巧取胜利或豪夺胜利。明眼人并不奇怪他们在政治护持中得到法律的胜利，明眼人奇怪的是：他们不恤一切文字上、历史上、道德上、公论上的败绩，而执迷这个地区法律上的胜利，胜利了，又怎样？两千年前，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那些人，哪个不是法律上的胜利者？但这证明了什么？这就证明十字架上的人错了么？这就证明他们和他们手上的法律对了么？
凡不是短视的、自我陶醉的、老年自卑症的人，观察《文星》的被封杀，都会恍然它象征的意义。《文星》是一个烈士，烈士死不瞑目，在正义与公道没有盖棺前，不论如何掩埋在秋坟鬼唱之中，烈士不瞑目！
萧孟能和我在文字上、历史上、道德上、公论上的一些成绩；尽管多年被掩埋在秋坟鬼唱之中，但在地下和海外却早被称许、早有定评。从美国的《纽约时报》到英国的《经济学人》，许多不受地区污染的报刊文献，都做了旁观者清的肯定。萧孟能和我，虽然“因义受难”，遭遇了无穷的麻烦与迫害，但从人类思想自由史上看，这是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过程中的必然劫数，虽然千奇，并不百怪，倒也不算什么。
两个半世纪前，美国出版原野的开拓者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因义受难，备历折磨，但在最后，法律和历史都给了他光荣的评价。萧孟能是中国的彼得曾格，在他全盛时代，我未对他有过一字之褒；现在他南美远引、垂老投荒，我愿公开这样说：不管罪名多可笑，不管路多窄、水深波浪多阔，发愿“须对历史交代”的萧孟能，不但已光荣确定他在历史的地位，并且光荣站在历史的前面。
《文星》杂志被封后十四年，新一代的言论出版自由争取者沈登恩，认为该有一套《文星杂志选集》流传市面，这种苦心，真叫“慎终追远”了。我很高兴我能主持这一选辑。我从文星第五年开始选，选出六本书的量。我有意不选李敖的文章。这样才更客观。要看我文章，可看我即将出版的《李敖全集》。
198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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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杂志选集》题词
《文星》杂志是三十年来最有深度的杂志，也是最有永恒价值的杂志，政论性的杂志是一时的，思想性的杂志是永久的。《文星》杂志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至今空前绝后，没有任何杂志赶过它。
《文星》杂志在萧孟能独具只眼、李敖别有一手的经营下，四年于兹，远在天边的震撼了冰河期，近在眼前的影响了新生代。在它暴毙十四年后，由远景出版社印出它的选集，真是难能可贵。
198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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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文星》杂志哀辞
近代中国人办杂志的历史，已有八十年。八十年来，有名的杂志不少，但是这种杂志，大都附庸于政治和政治活动，变成了政治的工具，变成了政治活动的手段，结果杂志被“政治挂帅”，在这样的影响下，真理就常常给染了黑或漂了白，就难“还以颜色”了。
因此，八十年来，中国人办杂志，不受政治影响，而以“思想挂帅”带路的，《文星》杂志就变成凤毛麟角的一种。《文星》杂志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至今空前绝后，没有任何杂志能赶过它。这种结论，只要比较一下八十年来杂志的内容，就不难做出。在举国滔滔的政治洪水里，《文星》杂志不改本色，坚持“思想挂帅”，这一坚持是很不容易的。《文星》杂志最后为这一坚持而告溺毙，也正说明了这一不容易。
《文星》杂志创刊在1957年11月，但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它很像美国新闻处办的《今日世界》，以报导新知或谁跳多高谁跑多快为主，它虽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号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实上，它的表现却可怜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现尤其可怜，尤其“按牌理出牌”得很：一个杂志，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这全是“按牌理”的结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结果。所以，创刊后前四年的《文星》杂志，特色并不明显。直到第五年开始以后，也就是从我进入这杂志以后，《文星》杂志才开始从质变到量变，成为最有特色的杂志。这种特色，从第四十九期持续到九十八期，共有四年之久。
为什么我使《文星》杂志走“思想挂帅”的路线呢？因为我深信应该思想领导政治，不该政治领导思想。思想是一切的根源，思想是冷静的、细密的；政治是狂热的、粗糙的。“政治挂帅”是权力挂帅，照英国哲人的说法，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为了避免“政治挂帅”的腐化与绝对腐化，必须从根救起，在思想上为中国人定向，使中国人从根上脱胎换骨，不再在思想上糊涂混乱。我深信，只有在思想上得救，中国人才能摆脱“愚昧无知的盲动”（ignorance in action），中国才能走上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的正路。
在我掌舵的《文星》杂志四年里，我努力在这种大方向上，给中国人带路。禅宗和尚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使中国人练习独立思想，不受人惑，就是《文星》杂志的真正旨趣所在。如今，《文星》杂志不再东来，而已西去，我回首前尘，忍不住写下这段哀辞。论断《文星》杂志，必须从这种大方向着眼，才“不受人惑”，不能这样着眼，妄加论断，那只是噪音而已，正是《文星》杂志所要棒喝的对象啊！
198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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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杀的《千秋评论》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黯犹承误，末俗纷纷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王安石《读史》诗
周文王入狱，有《易经》；司马迁入狱，有《史记》；文天祥入狱，有《正气歌》；李敖入狱，有《李敖千秋评论》。
《千秋评论》的最初构想是一个像日本思想家河上肇那样的个人杂志，河上肇在1919年起办个人杂志，共出了一百零五期，除了六期外，都是他个人的文字，造成对思想界极大极深的影响。河上肇后来入狱，也就伏机于此。
因为最初构想是个人杂志，所以最初的名字不是《千秋评论》而干脆是《李敖评论》。消息传出后，1月1日《时报杂志》登出石敢言的《有感于李敖办杂志》，里面说：
李敖要办杂志了。据知，这份刊物于民国七十年元月出版，杂志名称为“李敖评论”。
以李敖的本身条件、经历和现仍有的支持读者来说，李敖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办杂志，更应该办杂志。更能发挥杂志对社会的功能性。
但是，我们反对李敖办这份刊物。
《李敖评论》尚未出版，其内容我们无从得知，所以我们反对它，不是因为政治理由。
《李敖评论》的组织人事，我们并不知悉，所以我们反对它，不是因为个人恩怨。
更明确的说，从很早以前，我们崇拜李敖，曾以李敖的追随者自许。纵然这几年来，李敖的表现令人失望、令人痛心，我们仍然舍不得对他有所微词。
我们总是认为，从远方归来的李敖，在这个现实的人间里，尚未能适应，尚未能掌握及社会架构与成分的改变；我们总是认为，李敖会更成熟，会把无穷的精力、无尽的才学转化为伟大的著作或学说，以此开拓我们的视野、撞激我们的智慧、引导我们的见解……
我们一再的替李敖辩护，在李敖受到批评、受到暗击或明斥时，因为我们始终认为李敖自己不屑于辩护；我们一直向李敖鼓掌，因为我们始终以为李敖不要掌声，以为李敖追求的是公义、是历史的敬意，不是世俗的、虚幻的身价角逐者。
当李敖自封为天下第一聪明人时，我们了解那是他的玩世不恭，我们笑着接受。当李敖和萧孟能打起官司时，我们相信他的清白。
我们相信他的清白
然而，《李敖评论》的消息传出，我们的梦也同时惊醒了，李敖已经彻头彻尾的改变。杂志是社会舆论，不是个人舆论：杂志从事探索真理的工作，不能成为真理独断的刽子手。《李敖评论》则毫无疑问的充满着个人主义、英雄崇拜的色彩，相对的则欠缺作为社会公器的基型。《李敖评论》何异于“个人评论”或“片面评论”？
我们乐于见到李敖出面办杂志，乐于见到李敖在杂志里开辟“李敖评论”专栏，用以评鉴社会之事或人，用以反映不平或揭橥理念、思想……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李敖搞个人权威，把杂志存在的基本意义抹杀，把杂志的反应功能极端化、一己化。
敢请李敖把“李敖评论”改名为《千秋评论》或“肝胆评论”或“事实评论”或其他任何客观化的名称。
石敢言这篇文章，有一点是他过虑了，就是他认为《李敖评论》是“搞个人权威，把杂志存在的基本意义抹杀”，实在未免看得严重。古往今来，用一个名人名字作为杂志名字的，例不在少，从《哈泼杂志》（Harper's Magazine）到《密勒氏评论报》，从《铭传学报》到《王榕生时装》，都是一般可见的例子，“李敖评论”这个名字，似乎不该引起这么大的误会，误会到“李敖已经彻头彻尾的改变了”、误会到“我们的梦也同时惊醒了”。
名词之争
对石敢言的文字，1月20日的《自由日报》上，就有秦怀冰（陈晓林）的《为李敖说几句话》，反对“对杂志名称过分天真的推论”，石敢言的过虑，使我想起《展望》（The Outlook）总编辑艾博特（Lyman Abbott）自传中记他父亲的谈话：“自古以来，凡在哲学上和神学上之争论，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之争。”艾博特接着说：“我父亲的话是对的。但我年纪愈大，愈感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儿小错——剩下的那十分之一，其实也还是名词之争。”
为什么我要同石敢言“名词之争”呢？为什么我不感谢他的好意，把“李敖评论”，就照他的提议，“改名为‘千秋评论’”呢？为什么我不来一次“民主表演”呢？
就这样的，我向官方申请了以《千秋评论》为名的杂志执照。
4月18日，官方按《出版法》第9条给我执照，但在一个多月以后，新速实简的又按《出版法》第11条“技术击倒”（T. K. O. technical knock-out）了这个执照——“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人或编辑人”！这种演变，微妙的演变，反映了我已判无罪的官司为什么忽然变成有罪，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
4月5日《时报杂志》有楚深的《艺文扫描》，说“李敖积极筹备《千秋评论》”，“以李敖的才学和财力，加上他事事求精的性格，相信会在杂志界消沉的此时掀起高潮，经过这十年的思想锻炼，说不定李敖能从‘文星时代’重振成为李敖‘千秋时代’。”显然的，楚深太乐观了我的“重振”，而忽略了官方的“三振”，楚深显然忽略了：使李敖一蹶不振，是符合多方面的“国策”标准的：李敖是叛乱犯前科的资深异己，“国策”不打击他，还打击谁？谁会为他“违反国策”呢？
“脱轨的老大”
就这样的，作为杂志的《千秋评论》，虽然子宫外孕，也得胎死腹中。《千秋评论》杂志，局版台志字第2775号，生不逢时，死得其所，呜呼哀哉，尚飨！
《千秋评论》杂志出丧后，我决定出版《李敖千秋评论》系列丛书，在《出版法》第16条至22条轨迹间做“脱轨的老大”。既然不是杂志，我想：官方应该快乐多一点、紧张少一点、度量大一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李敖之口，甚于防长江大河”，官方应该学到这种智慧。过去防李敖之口的官方大将，像前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前国民党文工会主任谢然之诸公，如今已都是叛党不归的大将，可见这种“内患”（心腹之患），比李敖这种“外患”还麻烦得多，“先安内，后攘外”既然也是“国策”之一，那么我们就先追随这一“国策”，开怀一笑吧！
1981年7月15日
附录
为李敖说几句话（秦怀冰）
一向为文化界侧目的李敖，最近，除了已经牵扯不清的几场官司之外，又遭到了批评。这次，批评者的理由是：“据知”李敖要办杂志，而杂志名称为“李敖评论”。于是，批评者基于此一“据知”而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李敖搞个人权威，把杂志存在的基本意义抹杀，把杂志的反应功能极端化、一己化。”从而认为：“李敖已经彻头彻尾的改变。”
我个人很清楚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上经常充盈着的道德感与使命感，我不但很尊敬，同时也很赞同适度地怀持这种道德感与使命感，并认为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很高贵的情操。上面所引的批评，显然地，基本上是以知识人的道德规范与杂志业的社会使命为前提的。
我个人基本上并不赞同李敖的论调，甚至，他一径主张的“全盘西化论”，与我所倾向的尊重文化传统及民族尊严，反对西方意识形态过分膨胀的看法，经常会站在截然相反的对立地位。他的玩世不恭、他的旁若无人、他的飞扬跋扈，也与我的本性及训练格格不入，虽然，他的文字组织能力、他的资料运用能力、他的勤学与博知、他的才华与慧黠，是任何人无法抹杀的事实，在潜意识里，我想，我过去曾有一段时期，以他为假想的对手，试图在文化理念与文字技巧方面超越他、凌盖他，进而否定他。时至今日，我想：我们应已有更坚实、更真切、更广泛的理由，来解消李敖的全盘西化论，而仅把它定位为中国文化思想里，激烈反传统与反正统者流中的一支，我也确信：由中国大地上绽放出来的那种广大和谐、同情交感的人文精神，应该足以承载和涵纳它的子民一切的贡献，包括激烈反传统者流所展示的批判或叛逆意识在内。
公正与公平
李敖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反动，有许多地方并不公正，但是，这并不表示此间知识分子也可以用同样不公正的态度，来对付或否定李敖，尤其，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是以开明的现代人道德的裁判者，或民主的代言人自居的话。
以上述的批评为例：整篇议论所系的基调，是建立在“据知”二字之上，由于“据知”“这份刊物将于民国七十年元月出版，杂志名称为‘李敖评论’”。所以，批评者要呼吁：“我们反对李敖办这份刊物。”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在发表堪称立场严肃的谈论时，至少需要检视一下自己的资料，纯以“据知”立论，不得谓为负责的态度。我们虽不尽同意所谓的“唯证据主义”，胡适所提倡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在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上，也显然已有不足与不妥之处，但负责的态度、严谨的定论，仍是以现代知识分子自居者，在著文立说衡人论事时，不可或缺的要件。事实上，看到该一批评后，我曾向李敖查证有关办杂志之事，李敖的答复是：杂志只在构想中，既未登记，亦未定名。于是，所谓“据知”，所谓“将于民国七十年元月出版”云云，显然只是误传，不能不令人想到：批评者其“知”所“据”既不确凿，其论所指是否便会一定公允呢？又如，该一批评的结论是：“敢请李敖”把目前尚属子虚乌有的“李敖评论”“改名为‘千秋评论’或‘肝胆评论’或‘事实评论’”、“或其他任何客观化的名称”。这一段话专在名称上作文章，俨然有中国名家“循名责实”之风，或西洋唯名论者（nominalist）以名驭实之概，但名实问题岂是如此简单？杂志有一个“客观化的名称”，便不会发生批评者所忧虑的“搞个人权威，把杂志存在的基本意义抹杀，把杂志的反应功能极端化、一己化”的现象么？而批评者所提的几个名称，确是“客观化的名称”么？批评者心目中所谓的“客观化”是否过于天真（naive）？他对60年代之后西方学界对“价值中立说 ”（neutrality of value）、“客观性神话”（myth of objectivity）理论上所提的激烈抵制与纠正，是否具备应有的常识？至少，对杂志名称过分天真的推论，会使人联想到不久前有人指责：“《黄河》杂志从未报导有关黄河流域的事情”之类的笑话。
道德判断的条件
当然，我亦深知目前许多文化界人士对李敖的反感与讥评，主要是出于道德的动机。但坦白说来，对于一个曾经在生命中遭过极大波折的文人而言，他对这个社会习俗的挑战，他对我们法律系统的乖违，事实上已受到充分的反制与惩膺。他目前所涉及的诸般官司，是非恩怨，盘根错节，局外人实在难以分辨真相，而在司法程序正在进行之时，旁观者也不宜表示若何的态度。也许，有人会说，除了法律的制约之外，知识分子对这类事例，还应有舆论的、道德的态度表示，那么，最低限度，道德的肯定或谴责，都不应基于任何“据知”的传闻，而应根据周详谨密的实证，否则，这样的道德判断本身是不可靠，甚至不一致的。
进而言之，提到道德，此间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有宽以律己、厚以责人的表现，往往以为自己就是道德的化身、完美的象征，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余，唯有他们自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青莲，是入地狱而不悔的圣贤，精神上高高在上，裁判众生，而很少想到：无论中国或西方，道德的精神都与“恕”字血脉相连，意蕴相通，不妨信手拈来两个家喻户晓的例证，以资说明：《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八章，提到祭司与法利赛人命群众以石头打死一名行淫的妇人，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从老到少，张脉偾兴准备“以义杀人”的群众，一个一个都离去了。《论语》的《里仁》篇，提到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而“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更明白彰示了仁道与恕道的合一性。如生说：“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话，那么上面两则对于道德自反性的阐明，一出之以喻示、一出之以直述，却都反衬了宽以律己、厚以贵人者，未必能够真正了解到道德的本质。
容忍的精神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我们尤其要有容忍的精神。时至今日，至少形式上的容忍已有客观的标准，那就是法律条文，而精神上的容忍却缺乏充分的基础，因为那需要高度的道德自反意识。然而，知识分子倘无自省的能力与习惯，又何贵于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又何异于社会上一般随波逐流的大众？倘若由于李敖对于中国文化不宽容，对社会规范不宽容、甚或对于道德情操不宽容，因此我们此间的知识分子也对他的行径、他的思想，甚至他的文字不宽容，以“据知”的种种理由，施独断的道德裁判，那么，我们在内心深处，是否真如我们在口头上所表示的那样重视民主与自由呢？倘若我们在内心深处，确认为李敖归来后的某些作风或行为，法律不足以断定其是非曲直，而必须知识分子再施以舆论的、道德的评估，那么，我们本身在对舆论与道德的理解上，是否当真前后一贯、完美无瑕呢？若干年来，此间以开明的现代人自居的知识分子，常挟胡适的言论以自重，于是，我常希望他们重读一遍胡适后期最精要的一篇文章，距今二十二年之前所写的《容忍与自由》，尤其是这一段：“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胡适在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上，并提到拿笔的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必须宽容，“因为我们也是强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绝对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作为“也是有权有势”的今日此间知识分子，不知以为然否？
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我反对李敖的大部分言论；基于对民主自由的拥护，我也反对此间部分知识分子对李敖的不宽容态度，以及由这种态度所透示的知识分子本身在认知上的缺憾、判断上的轻率，与道德上的武断，如是而已。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万岁评论》缘起
十八年前（1966年），当《文星》杂志被国民党封杀后，在不准登记新报也不准登记新杂志的困境下，我曾计划突破困境的法子，当时我就有了“李敖每月一书”构想，按照钳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2条，出版品分为三类：
一、新闻纸类：
（甲）新闻纸：指用一定名称，其刊期每日或每隔六日以下之期间，按期发行者而言。
（乙）杂志：指用一定名称，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间，按期发行者而言。
二、书籍类：指杂志以外装订成本之图书册籍而言。
三、其他出版品类：前两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属之。
再按钳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36条：
出版品如违反本法规定，主管官署得为下列行政处分：
一、警告。
二、罚锾。
三、禁止出售散布进口或扣押没入。
四、定期停止发行。
五、撤销登记。
第1条中“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是钳制“新闻纸类”的致命法宝，但对非“新闻纸类”的“书籍类”，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书籍类”既非“按期发行”，自然所谓“行政处分”，也就至多不过实时查禁了事。而“新闻纸类”却可来个查禁一年，或撤销登记。换句话说：对“书籍类”，处分只能及身而绝，不能延伸。对“新闻纸类”，处分却能断子绝孙，可以延伸。因此，理论上，一个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则在某种形式上，几与杂志无异；虽然在事实上，全世界几乎没有这样多产的作者，能够维持——经年累月的维持——这种写作量。所以，此时此岛，争取言论自由的志士仁人们，一旦遭到国民党在“新闻纸类”上的封杀，便显得一筹莫展了。
十八年前，我虽然有“李敖每月一书”的构想来突破国民党的钳制，但是，以我当时的处境，却非常糟糕，在《李敖自订年表》（《政治家》，1981年3月16日）里，有这样记录：
1966（民国五十五年）31岁。《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文化论战丹火录》、《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11月5日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装订厂被治安人员抢走。《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吧》等书全被查禁。
警总开始一再“约谈”李敖，均于当日放回。
不但如此，当时帮我出书的弟弟，竟被征召去当兵（当兵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国民党竟从台中、台北两个地方发两道召集令去找他当兵，以急着断我帮手）；帮我的朋友们竟被搜查、被逮捕；帮我印书、装书的厂商竟被警告、罚站……总之，以我当时的情况，“李敖每月一书”的构想，也就止于构想而已，构想的前面，是黑暗中的一片大墙，没有什么实现的希望。
在国民党封杀《文星》后，不但不准我申请登记杂志，甚至我的朋友陆啸钊等也一概不准，当时陆啸钊去拜访内政部掌管出版事业的熊钝生处长，熊钝生就明告他不准之意（十六年后，我在高信疆家偶遇熊钝生，这时他早已垮台了，他还劝告我小心，认为国民党会整我。他的谈吐与常人无异，一点也无复当年的国民党了。这就是我常说的国民党只是上下班的，下午五点半下班后，就不是国民党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再上班做国民党。国民党的个人，并不那样坏，只是一上了班，就会集体作恶了）。所以，对我说来，我不是不想再接再厉，只是一点机会和帮手都没有了。
《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程，包括了做苦工与坐牢狱，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1979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大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二十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得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二十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诩，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但我知道我的复出，是国民党会皱眉的。所以，在复出一开始，我就有很充分的心理准备，我准备我会遭到四面八方的离奇封杀。
首先是舆论对我的封锁，《中国时报》的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要他在国民党全会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于是，在“美丽岛事件”前四天，我写信向高信疆辞去专栏，一方面多谢他“这半年来对我的道义支持”，一方面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
舆论封锁以后，接着是舆论的斗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鼓动胡茵梦表演“大义灭亲”，各路人马为了嫉忌李敖、斗臭李敖，居然认同了胡茵梦这种连共产苏联、纳粹德国都怂恿不出来的离奇模式，居然不警觉胡茵梦的“不义灭夫”行为是“违背善良风俗”的、“违反公秩良序”的，甚至与他们“复兴中华文化”的目标绝不相容的，这种“打倒李敖统一战线”，不是太邪门了吗？（胡茵梦在跟我同居时候，国民党就开始封杀她，其中最明显的是国民党中央电影公司逼她拍不成戏。直到她做伪证，毁掉李敖，国民党才让“浪女回头”，给她主持金马奖等做酬佣。在她被封杀的过程里，有一次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请我吃饭，我笑问他为什么从胡茵梦写《特立独行的李敖》起，你们就秘密行文中影，对她警告？楚崧秋佯装不知，推说是手下人干的；我又笑问他为什么过去接待外国明星等都由胡茵梦抛头露面，现在却把她冷冻起来了？楚崧秋推说胡茵梦“英文程度”不怎么行。一年后我和胡茵梦离婚了，国民党又把她的“英文程度”恢复了。我能想象一个演艺人员被封杀的痛苦心境，胡茵梦忍受不了这种痛苦而顺从国民党去做卑鄙的事，我能谅解，但我不会代国民党掩饰。这一内幕，我有必要揭发出来。）
在舆论的一片杀伐之声里，国民党《中央日报》带头以专论攻击我，省政府《新生报》干脆漫画骂我是狗。……统计各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他们的《出版法》，他们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我更正。……这种种三十二年的目睹怪现状，不是也太邪门了吗？
当《疾风》杂志系统，鼓噪在中泰宾馆之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就是对异己法律上面的斗倒；当《疾风》杂志系统，乃至《黄河》杂志系统，鼓噪在高等法院内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同样的对异己“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于是，在选举前夕，在李敖《千秋评论》杂志执照拿到后一个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马加鞭的从无罪判到有罪。于是，舆论与法律的双杀局面——从斗臭到斗倒，就前后完成。
《千秋评论》是我在《文星》被封杀十七年后，第一次重新“介入”杂志活动，它的最初构想是一个像日本思想家河上肇那样的个人杂志。河上肇在1919年起办个人杂志，共出了一百零五期，除了六期外，都是他个人的文字，造成对思想界极大极深的影响。河上肇后来入狱，也就伏机于此。
《千秋评论》的执照是1981年4月18日官方《出版法》第9条给我的，但是一个多月以后，官方新速实简的又按《出版法》第11条“技术击倒”（T. K. O. technical knock-out）了这个执照：——“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人或编辑人”，这种演变，微妙的演变，反映了我已判无罪的官司为什么忽然变成有罪，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
就这样的，作为杂志的《千秋评论》，虽然子宫外孕，也得胎死腹中。《千秋评论》杂志，局版台志字第2775号，生不逢时，死得其所，呜呼哀哉，尚飨！
《千秋评论》杂志出丧后，我决定出版《李敖千秋评论》系列丛书，在《出版法》第16条至22条轨迹间，做黄怡所谓的“脱轨的老大”。于是，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的前夜，汝清陪我预先编好了六册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在1981年8月10日入狱当天的清早，全部交给了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
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的刑期是六个月，我编好这六册书，活像诸葛亮“预伏锦囊计”似的，只要林秉钦每月“拆开锦囊视之”，付印即可成书。于是，《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便从1981年9月1日起，在我人在牢中的时候，“越狱”而出了！
《千秋评论》如今已出版了二十八期，一般都是按每月一册出版着，由于国民党不断的抢书、查禁，为了捉迷藏和出奇兵，出书日期难免有“经期不调”之处，但在大体上，这一“李敖每月一书”的宿愿，我终于能够达成了。不但达成，并且继续立于不败之地，在波谲云诡之中、在纵横捭阖之下，每月使亲快仇痛，煞是好看。美中不足的是，《千秋评论》都是每月李敖个人的独角戏，李敖的朋友们的一些优秀作品，限于篇幅，无法多所带动。这一美中不足，我决心从1984年起予以补救，补救的方法就是出版《万岁评论》。
因为《千秋评论》四个字，早已是被吊销了的杂志名字，所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八个字，才是正式的称呼。可是两年来，不论是官方的文件，还是民间的用法，多把《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简称做“千秋评论丛书”或《千秋评论》，并把丛书的“册”数比照杂志的“期”数来计算它，连警备总部的查禁文件上都不例外（事实上，警总每月把它放在杂志组审查，以便能够速查速禁）。一开始我本人还是相当维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的正式称呼的，但是后来我也“吾从众”了，我也《千秋评论》起来了。以此类推，《万岁评论》正式称呼该是《万岁评论丛书》，正名与否，悉听尊便，蛋头们自然不必拘泥也！
《万岁评论》的成书方式，是每月由我和朋友们合著完成，虽然文章各自独立，内容各自负责，但是声应气求，自然也有它人同此心的“共识”，正所谓“大家一起叫”者也。我盼望朋友们把最精彩的作品投给《万岁评论》，大家“以文会友”，为苦难的时代，多留下些鸿爪遗痕。一千四百多年前的萧恭说：“……历观世人，多有不好欢乐，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万岁评论》的著作人，理该正是这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大家“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怀抱，期待一时一地的风光、和千秋万岁的传世。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西班牙学者兼塞维利亚（Seville）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说得好：
Study as if you were to live forever. Live as if you were to die tomorrow. （像从今长生那样发愤；像明天就死那样生活。）
逢今之世，处此之岛，我们这些看不起当权派的死硬派，发愤生活，生活发愤，岂不正该如此吗？
1984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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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千秋”羊头，卖“万岁”狗肉
——《万岁评论》四十期以后
《万岁评论》（《万岁评论丛书》）第一期是1984年1月23日出版的，到今年3月31日出版这本第四十期止，在三年两个月时间里，共印了四十本书。其中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第十一期、第十二期、第十三期、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第二十期、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二十九期、第三十期、第三十一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三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五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七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都被查禁，本期也在所难逃。所以，除了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四本书外，不被查禁的只占四十分之四，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国民党言论自由的“宽大”，于此可见一斑！
今年4月25日是我五十二岁生日，我想推出“李敖每月一书”，按月出击，整个的战术，要全盘调整一下。我计划：
一、每月月底出版“李敖每月一书”。
二、每月月中出版《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同时把《万岁评论》与《千秋评论》合并，《千秋评论》页数加倍，内容并不减少。
《千秋评论》的最初构想本是一个像日本思想家河上肇那样的个人杂志，河上肇在1919年起办个人杂志，共出了一百零五期，除了六期开放外，都是他个人的文字。如今我将全是我个人文字的《千秋评论》开放，寓“万岁”于“千秋”之中，这样部署，会更有利于大家的声应气求、更有利于出拳的方便和力量。
《万岁评论》并入《千秋评论》后，编号从《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六十七期开始，原来《万岁评论》书名及编号，都告一段落。乍看起来，大家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旗下写文章，似乎和“李敖”两字有所混淆，其实不可做这种牛角尖式解释。古往今来，用一个人名字挂羊头卖羊肉也卖狗肉者，例不在少。《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旗下，非全密勒氏之作也；《王榕生时装》旗下，非全王榕生之作也。密勒氏虽死、王榕生虽“投匪”，此理不可易也。所以，在李敖没死、没“投匪”以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的招牌，实在可以大用特用你用我用。就便是将来李敖改了行，去“金银岛”做了海盗，这一名称，仍可留给大家，共襄盛举。《商业登记法》第28条不亦云乎：
以合伙人之姓或姓名为商业之名称者，该合伙人退伙，如仍用其姓或姓名为商业名称时，须得其同意。
为免日后麻烦，我特立此存照、同意在先：即一朝我退伙去做海盗，《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仍可由大家继续卖狗肉——借李敖之尸，还大家之魂，千秋万岁，不亦快哉！
198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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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评论》一百期期期期期期
我曾自谓“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我为什么如此不谦虚？如此写实？原因无他，实在是因为真写得好。并且，写久了，艺高人胆大，大手笔了，文章一下笔，就放得开，愈写就愈恣肆了。例何须远求，就拿这篇文章的题目来论，“《千秋评论》一百期期期期期期”，一个题目，一连六个“期”字摆在一道，这种学问、这种文字、这种章法，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哪个敢这样不期而遇？
只有李敖敢。
“期”字在中文里，又是白话、又是文言、又有历史、又有考据，只有学贯古今的李敖、笔下纵横的李敖，才敢这样期我乎文中。《史记》记刘邦想废太子，改立戚姬生的如意为太子，周昌反对。周昌口吃，盛怒之下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资治通鉴》录此原文，删掉“虽”字。无知的柏杨翻译成白话，竟翻成：“我口不能言，然而我期期知道不可以，陛下要废太子，我期期不接受命令。”这叫什么翻译！太可笑了！“期”字在这里明明是“极”的意思。《朱子语类》有这样一条：“先生曰：‘期，极也。古人用期字，多做极字。周昌云：心期期知其不可。言极知其不可。口吃，故重一字也。’”这才是正解。周昌的真正意思是“我极……极知道这可不行”、“我实……实在知道这可不行”、“我真……真知道这可不行”，正因为周昌是结巴，所以要重复一个字。《史记》用的是当时活生生的语言，所以就“期期”而写实了。无知的柏杨翻成“我期期知道不可以”，这叫什么白话！不但没翻出真正该翻的关键字（key word），并且证实了他根本理解文言文的程度大有问题。一方面翻了等于没翻，一方面根本没有“期期知道”这种白话，这叫什么翻译嘛！
由于周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条“敢直言”的好汉，所以，他的名言“期期知其不可”，也就演化成一种坚忍质直的表征，古来显示不可者，多以期期表之，即使没有口吃，也期期起来了。
《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一期是1981年9月我在黑牢里创刊的，到今年1989年底，正好出足了一百期。前后为时八年之久。它的整个精神，就是对一切愚昧、黑暗、与恶势力，表达出文字上的纪录、揭发、与抗议，表现出“期期知其不可”的“敢直言”的精神。八年来，它从牢里写到牢外、从黑夜写到黎明、从四十多岁写到五十开外、从期期查禁写到期期放行，在在都可看出它辛苦的成绩。三年前，在《千秋评论》满五年的时候，我写道：“五年来，《千秋评论》在排除万难下‘按期发行’，大体都在每月一册的进度下飞跃前进、迂回前进、匍匐前进……不管国民党怎么对我‘五堵’‘七堵’‘八堵’式的堵塞，不管国民党怎么对我‘魔鬼机器警察’式的消灭，我就是要心之所善、九死无悔，就是要前进。……即以上期（第五十八期）出版过程而论，7月23日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日再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四千本；我还不屈服，再印，8月4日又大队人马直扑装订厂，抢走一千五百本。我还不屈服，又再印……这种一次又一次你抢你的、我出我的相持，又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矣！”
如今，八年下来，国民党气数已尽，土匪之风稍戢；我则守死不去，文坛山大王之势如虹。在《千秋评论》出满一百期之日，写此文志盛，自然得意非凡。照《礼记》说法，人活百岁，是为“期颐”，期谓百年、颐为当养。《千秋评论》是书不是人，但它生于忧患，是典型的忧患之书，今兹百期，也寿同“期颐”，只是命苦，虽上寿而不得闲，要自己养自己而已。忧患之余，写成此文，以“《千秋评论》一百期期期期期期”为题。六个“期”字中，头一个，是书刊第几期的期；第二三个，是“每一期都”如何如何的期期；第四五个，是“期期知其不可”的期期；第六个，是“期颐”（期而不颐）的期。这样子一阵期期不绝，真是爽也。《诗经》有云：“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李敖之于《千秋评论》，其此之谓欤？
1989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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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评论》停刊告白
《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一期是1981年9月出版的；今年（1991）9月，恰满十周年，其中第四十三期分刊成二册，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连号合刊成一册，第一百期分刊成二册，一共一百二十期，总共出了一百二十一册。
由于《求是评论》（《李敖求是评论杂志》）即将创刊，为了集中主力，我决定在办了半年的《求是报》停刊以后，把办了十年的《千秋评论》停刊，以便配合。
回想《千秋评论》的开始，是典型的忧患之书，因为它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第二次的刑期是六个月，在我入狱前夜，汝清（黄婧）陪我预先编好了前六册，在1981年8月10日入狱当天的清早，全部交给了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这种做法，活像诸葛亮“预伏锦囊计”似的，只要林秉钦每月“拆开锦囊视之”，即可付印成书。在编六册书的时候，原是以狱中新作无法外传的准备下编成的。我入狱后，史通（石柏苍）帮我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换进我的狱中新作了。
我出狱后，每月用《千秋评论》打击以国民党为主轴的魔鬼，从戒严打击到解严，一路打击不休、难分难解。国民党自然负隅顽抗，从第一期就予以抢劫查禁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册）、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抢劫查禁。直到国民党主子蒋氏父子死去，李登辉郝柏村等走狗接班，他们力不从心，才告罢手。——最后胜利属于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鬼终结者”。
如今《千秋评论》在创造历史以后，停刊进入历史，抚今追昔，不无沧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贏得千载，却也值得。《红楼梦》开宗明义就点出：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千秋评论》十年辛苦，字字看来皆喊打，自非吟风弄月的《红楼梦》可比，但究其背后，亦血书也，特志其同异，以为告白。
1991年9月26日，李敖56岁，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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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的心愿
——《乌鸦评论》发刊词
我生平写作虽多，却始终没办过自己的杂志。过去主持《文星》杂志，是鹊巢鸠占，不算是自己的杂志。《文星》被封后，我申请不到杂志执照，后来坐牢，一连十四年大霉运，离办杂志越来越远。十四年后复出，在1981年申请杂志执照，行政院新闻局在该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9条给了我《千秋评论杂志》执照，但在一个多月以后，却又快速按《出版法》第11条“技术击倒”（T. K. O. technical knock-out）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狱而不得为杂志发行人。如今对方已因诬告我，被最高法院判处徒刑，在冤情大白之下，我又出了难题给行政院新闻局——李敖又要办杂志了。行政院新闻局一定想尽五堵、七堵、八堵的法子来堵塞李敖，陷我于狱，可是我不在乎。我现在又申请到《乌鸦评论》杂志执照，在没入狱前，我就是要一期一期办下去。“朝言论，夕入狱可矣！”这就是我这种“刁民”的信仰！
三十年前，我读劳伦斯（D. H. Lawrence）《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我最喜欢这么一段：“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The cataclysm has happened, 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a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 It is rather hard work，there is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 ； but we go round，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这段文字，可说是我在这岛上处境的最好描写。我的确是在“废墟之中”一次又一次的“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可是一次又一次被摧毁了。在每一层的“废墟之中”，都有我“小建筑”和“小希望”的残迹，恰像那一层盖在又一层上面的特洛伊（Troy）古城，你会发现：自己既是过去、又是现在。过去已经化为尘土，可是，就凭那些尘土，你活到现在；不但活到现在，还从现在朝向未来。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这虽然没有威尔斯（H. G. Wells）笔下《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那样光怪，但它的陆离，却超乎英国先知者的先知之外。我身处这样子的岛上四十年，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出来办《乌鸦评论》，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刮刮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政党的腐败、群众的无知、群体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为的迷信、社会的疯狂、知识分子的失职与怯懦……我绝不怕得罪人，也绝不媚世，台湾所有杂志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办个“谴责杂志”给大家看！英国古歌《两只乌鸦》（The Two Corbies）里，乌鸦对话，去吃死尸，最后吃得“白骨剥露，凄风永拂。”（O'er his white banes, when they are bare,The wind sall blaw for evermair.）乌鸦的功劳，不正是如此吗？
1988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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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评论》休刊告白
一、刚在医院，医生嘱我必须节劳，以免健康出问题。
二、目前每月出《乌鸦评论》四册、《千秋评论》一册、《李敖出版社真相丛书》若干册、《文星书店丛书》若干册，都由我一个人总其成，实在太累了一点。乃决定把《乌鸦评论》休刊，以便集中精力在其他出版品上。
三、《乌鸦评论》的订户余款，都挂号退还。如愿折购其他出版品也可照办，细节由小书书报社苏荣泉先生个别通知。
四、《乌鸦评论》创办五个半月来，赚了约二十万元，特移此款，贴补我新编的《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乌鸦评论》订户每位赠送一册，以为答谢；其他读者则可以较廉书价，买到此书。
198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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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报》1991年2月27日创刊
——世界报业史上前无古人·东方版西方版同时出版
【本报讯】由李敖任发行人的特立独行报纸《求是报》，于公元1991年2月27日创刊，除特立独行的许多特色外，另一大特色是，同日在中国台湾发行东方版、在美洲美国发行西方版，世界报业史上，这种气魄，洵属空前之举。
中国台湾发行的东方版，由国民党政府硬着头皮发下执照，是1月16日局版台报字第0354号，由国民党文字警察总监——新闻局局长邵玉铭核发。此人为一党棍兼学棍。国民党不肯核发办报执照，凡三十七年之久，现在该党衰病侵寻，为了民主假象，遂由该党棍兼学棍核发，当然这并不表示有新闻自由，只表示允许老百姓有争取新闻自由的可能而已。
美洲美国发行的西方版，由美国加州州政府予以登录，是Reservation Number RO163745号。该西方版由最有气魄、最有经验的中文报业高手施复华先生主持业务，但《求是报》之言论、编采作业、法律责任，均由李敖负责。
19至20世纪英国诗人吉卜龄（Rudyard Kipling）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交会（Oh，East is East，and West is West，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但李敖和他学弟施复华先生合作下，《求是报》打破了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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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打倒你！
数中国人中，论藏书之多，李敖第一；藏书之富，李敖第一；藏书之奇，李敖也第一。
1949年我从大陆来台湾，还不到14岁，就随身带来五百多本藏书，我清楚记得我在上海码头登中兴轮，一包包背着书、提着书，把我累垮的情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来，我搜集累积的藏书，已经上百坪的房屋都装不下了。其间虽遭到国民党特务多次抄我的家，但是春风吹又生，抄也抄不完，我又辛苦成巢，恶性膨胀起来。
拜国民党管制出境之赐，四十多年来，我没离开台湾一步，一切搜集累积的阴谋，也就全部以台湾为据点肆其活动，由于我神通广大，我的藏书之多之富不论，藏书之奇，就令人难以置信——我在人们以为台湾绝不会有那些书的印象里，弄到了大量俨然孤本的宝贝，其中之一，就是五十年前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我竟藏有断断续续1944到1946之间的部分绝版。
《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大型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汉口，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迁到重庆继续出版，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查禁为止。前后共出刊九年又一个月另十八天，共出版三千二百三十一号，出版时间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至解放战争初期。它对打倒国民党，有着巨大的贡献，但所凭者，不过一张报而已。
蒋介石是防范《新华日报》的。他为了全国各党派一致抗日的假象，一边同意共产党办《新华日报》，一边派员驻报审稿。有时候还直接下条子。我试举1938年4月19日蒋介石的一张给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秘件为例：
陈部长辞修：《新华日报》昨日社论，有各党派各军队字样，严令不许再有“各军队字样”之登载，否则应做拆散国军有意反宣传视之。中正。19日。
而1938年4月18日的《新华日报》社论，不过以“论国民参政会的职权和组织”为题中，一句“这一民意机关，要真能包括抗日各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代表”的话而已。蒋介石防人之严、文网之密，光此一秘件的曝光，即可令人领教矣！
虽然蒋介石察察为明，但是，《新华日报》仍在众人察察中向前奋斗、向前走去，直走到蒋介石政权垮台前夜，《新华日报》自己牺牲为止。
《新华日报》是1947年2月28日被查禁的，这天正好是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同一天。风雨如晦，新报未已，在《新华日报》殉难后四十四年的前夜，李敖的《求是报》创办了，篇幅也同样是一张、处境也同样是在国民党群报环伺下。不同的是，四十四年前的国民党，主要是以军事力量钳制志士仁人办报；而四十四年后呢，却主要是以经济力量钳制了。——置人于死的手法虽有不同，但是一党专政独占报坛的手法与心态，并无二致。
相对的，得到天下的共产党，却在以《新华日报》“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共产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现代史词典》中语）后，四十四年下来，并没民主得允许在它统治区内有异己的报纸出现，自己“民主运动的发展”，当然还有待勉之。
如今，李敖的《求是报》创刊了，无独有偶的，在“一张报，打倒你”的精神上，志士仁人，心同理同；但在为中国前途的指导上，《求是报》盼能提供睿智的南针，由先知者校正先行者的方向。
九百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兼改革者写诗说：
悬瓠城南陂水深，
春泥满眼路岖嵚，
独骑瘦马冲残雨，
前伴茫茫不可寻。
在国民党的残雨中，志士仁人在赶着上路，希望追上前伴、超过前伴、为前伴指点迷途。——前伴走了太多的路，水深浪阔、春泥满眼，难免有所迷失。在茫茫中，志士仁人要寻找他们，为他们带路，共同迈向新的长征。
这是《求是报》的抱负。“一张报，打倒你！”但打倒之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不分你我，一同建立雨后天晴的中国。
1991年1月29日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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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公说法鬼神听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生公讲堂》诗，全文是：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
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这诗里所说的“生公”，是中国梁代高僧，名叫“竺道生”，他生于4世纪的355年，死于5世纪的434年，巨鹿人。他曾讲经于苏州虎丘，大家不信他，他就堆起石头，对石头开讲，讲得石头都点头了。世遂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
我很喜欢这个传说，因而在《求是报》创刊之日，以传说为典，写了三首小诗，以为自祝：
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李敖办报，水牛火牛。
打倒政客、打倒混球；打倒妖妄，还我自由。
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李敖办报，公猴母猴。
仁民爱物，刚中有柔，艺高胆大，绝不暴投。
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李敖办报，予取予求。
仇敌丧胆，鬼神皆愁，刀刀见血，寸草不留。
199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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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报》是知识贵族最便宜的报
由李敖做发行人的《求是报》，决定在1991年2月27日创刊。
台北市政府在1990年11月19日有1990新一字第79070217号公函给我，通知我“台端申请办理《求是报》，准予登记”。并通知我印报时的字体大小与张数，“应共同遵守之”。张数方面，“上限为对开六大张，下限为对开一大张。”
在张数方面，我采用的是下限。
我认为：每天发行对开一大张，相当有四万多字的篇幅了，要传达的重要资讯、要传播的重要言论，已经相当够了。重质不重量、求精不求多，像其他的报纸那样大而无当、杂凑篇幅，使读者看都看不完、看都懒得看、翻都没工夫翻，又有什么意思？
何况，我的报没有党派支持、没有财阀支持、没有奸商支持、没有教棍支持、没有广告公司支持……我也没有财力去办下限张数以上的报。我个人的时力也以办一大张为极限，再增多篇幅，我就难以照顾周到了。照顾不周而即予发行，这是不负责的发行人，我是不干的。
在定价方面，因为《求是报》先天上即缺乏上述的种种支持，财力十分不足，所以要靠读者的支持。定价上，采用台湾地区最高一级的定价，也就是《英文中国邮报》（China Post）、《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的定价，每份十二元。创刊期间，每份优待十元。在决定定价的业务会议中，发行部门向我表示：“一大张卖十二元，是不是太贵了？”我说：“便宜了又怎样？国民党财阀支持办的报，四大张才卖五块钱，你怎么跟他们比？你定价到一大张五块钱，不懂事的读者还是买了报纸要骂干你娘。——娘既给人干了，还是卖十二块吧！”
事实上，平心而论，《求是报》一大张卖十二块，一点也不贵。因为纸张好、印刷好、图片好、内容好、评论好……优点与特色一大堆，在别的报上都看不到，读者从《求是报》中开报有益，所得的大量好处，早已超过区区十二元的价值。每天花十二元，可以使自己耳目一新、头脑一新、形而上与形而下都为之一新，使自己不再被什么国民党、民进党、报阀、财阀、学阀等等所骗，使自己不再是浑浑噩噩的混蛋，而从大清早起，就变成一个浑身大爽的智慧人，区区十二元的效果，还有比买《求是报》更划得来的吗？
在民胞物与上，李敖是平民；但在旧学新知上，李敖是贵族、是知识贵族，甚至是知识皇帝。如今皇帝贵族下海，为知识分子办了这份《求是报》，超尘拔俗、诃佛骂祖、发奸擿伏、语妙天下，真是当世福音。享受了如此福音，再以区区十二元干人之娘而嫌贵者，非人也！
1991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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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谈《李敖的报纸》
今早在《民众日报》上，看到一篇陈嘉宗先生写的《李敖的报纸》，我不知道“陈嘉宗”是谁，但从文章的用字遣词中，颇可看出他这种人的大脑水平，我想这种水平，也许不止他一位，因此我愿意花点时间，讨论一下。
一、陈先生说：
“李敖创办《求是报》，《求是报》的英文名称就叫‘李敖的报纸（LiAo's Daily）’报纸中既有李敖的资本，而又由其总其成、负其责，以个人名字命名也没什么不妥。”
从语意上看，这话隐含了用“李敖的报纸”似有未妥的反讽。其实，稍知世界新闻史的人，就知道以主持人个人之名当媒体之名，是很普通的事。从《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到《史东的报纸》（I. F. Stone's Weekly）、到《哈泼杂志》（Harper's Magazine），所在多有。陈先生大惊小怪，是由于他基本知识不足的缘故。
二、陈先生说：
“《求是报》的一个‘特点’是：旧闻比新闻多。李敖性喜揭他隐私，也以此成名；他所搜集的名人恩怨隐私资料，全国无人能出其右，而他也将这些资料尽可能用到他的报纸里。譬如最近吵翻天的华隆案，各报莫不是在谈张建邦的今日，包括他在交通部长任内的好坏表现；唯独李敖一人大谈三四十年前的张建邦，包括绘声绘影的‘逼母上吊’情节。李敖似乎不太了解，每个人都有过去，每个人的现在和过去也未必相同；假如一个人的今天已不同于往昔，何必老揭人家的过往旧事。李敖至今每论起胡佛、陶百川等人，也只能谈论彼等不太光荣的一段尘封经历，此外再无新义。”
陈先生写这些话，首先就暴露了他根本没好好看《求是报》。《求是报》创刊之初，早都声明在先，这个报纸不屑于和一般报纸一样。《求是报》只有一大张，篇幅珍贵，如果一个案子出来，《求是报》谈的，都是陈先生所谓“各报莫不是在谈”的内容，和别的报纸千篇一律，那又何必多此一报？陈先生要“谈张建邦的今日”即可，但是，不温故，又何以知新？《求是报》从张建邦当年“逼母上吊”追踪起，正帮助读者了解，正因为过去有个不仁不义的张建邦，今天才有个不三不四的交通部长！今天台湾人民所以这么蠢、这么容易被国民党、民进党、及一般报纸所骗，原因之一，就是健忘、就是只看眼前、只知道眼前，完全忽略了策往以知来的作业。陈先生说：“李敖似乎不太了解，每个人都有过去，每个人的现在和过去也未必相同；假如一个人的今天已不同于往昔，何必老揭人家的过往旧事。”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现在比他过去还坏、还可恶，其坏、其可恶的程度今天尤甚于往昔，并且是从往昔延续而来，青出于蓝，试问“过往旧事”，能不揭吗？不揭又何以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真相？这种揭“过往旧事”的方法，就是历史学上的述往方法、法律学上的前科方法，这是研究一个人恶性的必要步骤，陈先生却公然要抹杀这种方法，对这种方法大惊小怪，这也是由于他基本知识不足的缘故。至于他用“绘声绘影”四字来评论李敖举证明确的张建邦“逼母上吊”事实，更显出他为张建邦护航，已经护航到抹杀事实的程度，李敖是用真凭实据的，陈先生只能粉拳绣腿，乱以“绘声绘影”戴人帽子。至于他谈到李敖“只能谈论”陶百川、胡佛“彼等不太光荣的一段尘封经历，此外再无新义”，其实李敖多年功力所在，就在这里，台湾读者多年来从一般报纸上，看到的都是你吹我捧、看到的都是包装得完美无瑕的圣君贤相伟大人物，李敖却独以证据拆穿之，这就是“新义”。陈先生讥讽“再无新义”，我奇怪陈先生为何不用这四个字要求要求老生常谈的一般报纸看，看看它们是什么东西。难道整天整年都是那货色，陈先生才认为不菜吗？
三、陈先生说：
“李敖自己多年来大概没什么变化，比方他恨胡茵梦，尽管两人分手多年，他仍记恨迄今，恨乌及屋，连胡星妈都陪着倒霉。因此，他在《求是报》上连载攻击胡茵梦母女的文字，也就无足为奇。男女分手，各觅各的幸福去，何必长年记恨，甚‘至形诸文字广为散布，李敖似乎连一个普通男人拥有的雅量修养都没有。”
在这里，陈先生又以两性专家姿态出现，评论起我跟胡茵梦的离合问题来了。这又显示了他根本没好好看《求是报》，把我跟胡茵梦的事，施以影剧新闻式的市井评论了。殊不知我写《我与胡茵梦》，副题明说是“李敖自传与回忆外一章”，是传记式文字，其中一部分，述及胡星妈伪造学历等事，是实事求是的写法，如果只写好的，不写坏的，难道才满陈先生的意么？我认为那反倒是可耻的。至于说我“长年记恨”，也是陈先生一孔之见。我若“长年记恨”，为何《求是报》中会登出我和别人赞美胡茵梦的文字？陈先生若对胡茵梦当年以妄语中伤李敖、以伪证陷害李敖致陷李敖冤狱的事略有所知，理应惊叹李敖的“雅量修养”，确为“普通男人”所难“拥有”的。——我感谢陈先生不拿我同“普通男人”看待，我以我不是“普通男人”为荣，敢爱敢恨才是大丈夫，不是吗？一味的做烂好人、窝囊废，还以“普通男人”为“雅量修养”尺度量人的人，是我看不起的。
四、陈先生说：
“《求是报》上充斥不少旧文新刊，此点严重侵犯了读者的权益，李敖却连只字片语的说明都没做。李敖将不少已经发表乃至集结成书的文字，重新登载于《求是报》，包括他那篇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求是报》一天一大张，如果自己一人写不来，何不登一些真正的新闻和读者的作品——我指的是文学创作，不是骂来扯去的佛理论辩；老拿自己的旧作填塞版面，实在有伤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
我早在主持《文星》杂志时代，就有“旧文新刊”一栏，原因是我见多识广，新刊旧文，在帮助读者能够习用前述的历史方法。目前我办《求是报》，为了同时增加读者对新闻事件背景资料或参考资料的速成，我也酌予“旧文新刊”。而这些旧文，大多以我十年来的作品为主。我的书，十年来被禁九十六种、被搜十一万七千六百册，在国民党政府大力封杀下，流传大受影响，很多文章虽然写了，可是读者看不到。所以在《求是报》创刊后，为配合新闻事件，也偶推陈出新，以广流传。英国大儒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说一个真理未广为人知之时，我们要不断重复这一真理，我的用意，亦即在此，当然所有广告商的用意亦然。这一旧文新刊，对十年来能在查禁苦况下买到我的书的老读者，或有不周，但说“此点严重侵犯了读者的权益”、说“实在有伤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就未免太小气、太不厚道了。陈先生为什么不看看一般报纸上“充斥”些什么？满版的迷信广告、满版的色情广告、满版的冗滥新闻、满版的政客新闻，难道那就是读者权益和职业道德吗？陈先生为什么不挥笔挞伐一下？至于所谓“登一些真正的新闻和读者的作品——我指的是文学创作”，《求是报》从未排除过，但是尚未见到过，我想，台湾如果有真的“文学创作”，又何劳我写《北京法源寺》啊？
五、陈先生说：
“美国人喜欢扒粪，然而，人家扒的是现在的粪，至少也是最近几年的，像水门案，以及近日出版的《南茜里根传》。三四十年前的旧事，除非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其余私人恩怨就让它随风而逝吧。《求是报》如想长期吸引住读者，政策宜更张，多扒一些现代的粪才好——终究，读者还是喜欢看扒粪，而你必须有一些新东西才行。”
在扒粪上，《求是报》一直在做，除了历史方法的外，“现代的粪”，扒的火候，是一般报纸瞠乎其后的。即以扒长荣集团而论，台湾一般报纸，哪个敢？再以扒蒋纬国丑史而论，《求是报》请人两度赴苏州，扒出蒋纬国遗弃母子的行径，又哪个报做得到？不过，蒋纬国若照陈先生的是非标准——“三四十年前的旧事，除非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其余私人恩怨就让它随风而逝吧”的标准，自然会怪我多事、自然会继续不认亲下去。只可惜蒋纬国和陈嘉宗爽了，人家被遗弃了可怜的母子，又如何呢？陈先生口口声声要求“你必须有一些新东西才行”，真不知还要怎么新，被蒋纬国掩埋了五十多年的私生子，被《求是报》挖出来，陈先生怪不够新，难道非扒出个产科病房新生儿出来，才算新吗？
六、陈先生说：
“以上说了一些《求是报》负面的话，其实，它也有可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方，它比较重视文化新闻，以马克·吐温等作为社论题目，在中华民国整个报业史上可谓空前未有。还有他那赫赫有名、已然成为独家风格的‘三点不露’彩色巨幅照片，据我私下观察，是吸引不少读者购报的主因；且刻意标明是给新闻局长邵玉铭看的，颇具幽默的挑战意味。三点照片每天一张，一月便有三十张，比台湾版的《花花公子》杂志更丰盛，男读者有福了。”
陈先生这番话，乍看公道，其实又何尝不“小化”了《求是报》？《求是报》是特立独行的大丈夫报，从“不奉正朔”开始，它是中国唯一一家谁都敢骂、真正无党无派的报，它有几十项优点与特色，却只被好文而色不盲的陈先生看到了区区两点，并讲评说从内容批判，虽不算菜，也没有特别好到哪里去。”这种公道，多有趣呀！
更有趣的是，陈先生文章最后，居然改起李敖的文章来了。令我想起几年前《扫荡周刊》主持人大登广告说他文章比李敖写得好的妙事。人间妙事，本来甚多，班门弄斧，亦属常情。但是鲁班门前，只好弄斧，不宜真的动手去做木工，更不可妄想“修删去赘”（陈先生这四个字就不成中文之辞！），妄想改祖师爷的作品。祖师爷就是祖师爷，他本人可以不说一句话，但是旁观者会大笑弄斧者不自量力，弄斧者自彰其丑而已。什么时候，《民众日报》重金礼聘，请我到高雄讲一次“中文修辞学”的演讲，也许我会当众点化陈先生，你的不通在哪里。——你什么不好比，要跟李敖比中文，你疯了！
1991年6月11日下午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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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报》停刊告白
《求是报》创刊于1991年2月27日，决定停刊于1991年8月20日，共出一百七十二号。半年来的日夜努力与辛苦，至此进入历史。
国民党在台湾钳制言论自由，报禁长达三十七年。三年前解除后，新报林立，但无一不赔，盖三十七年的“文化沙漠”，足以致没有财阀支持的报纸于死命。
本来办报之事，我想都没想过，因为上述情况，我早已看出。只是去年10月12日，两位商人托好友张坤山先生介绍，出资约我办报，并保证绝不干涉我的言论自由，我才对办报姑且一试。两位商人不是财阀，办报没有财阀支持，也没有广告支持，先天上，已注定“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命运，只是鞠躬尽瘁，停而后已，能办一天算一天而已。
果然办了五个月下来，两位商人遭到我至今不明的经济压力，并违反《民法》上合伙约定，向我情商退伙。我认为他们已亏了不少钱，打官司逼他们依约办下来，太没意思，乃同意他们撤走，并自8月1日起试图改组撑下去，但是半个月下来，改组无望，我无财力可做消耗战，只好停刊。
虽然停刊了，我还是想善后得圆满一点：
一、《李敖千秋评论》已办了十年，再办三期就出足一百二十期，“十年有成”，决定告一段落，配合“半年有败”的《求是报》，新创刊一种《李敖求是评论》月刊。10月出版，每册一百五十元。
二、所有《求是报》的订户（直接划拨给《求是报》李敖账户的），余款一律自动转为《李敖求是评论》订户冲抵，（按月冲抵，扣完为止），希望读者以支持《求是报》与《李敖千秋评论》之心，转而支持《李敖求是评论》。《李敖求是评论》虽是月出一册的出版品，但是重要的李敖每月新作品、新意见，读者还是可以看到、还是可以聊补《求是报》与《李敖千秋评论》双双停刊的失落之感，还是可以不放过国民党当权派，每月干他们一次。
三、如果订户不愿采取上一善后方法，我提出以余款易书的办法：请不晚于9月15日以前来信索取李敖出版社及文星书店书目，圈出想看的书，照定价五折优待计算，冲抵余款。
四、如果订户不愿意上面两种有情味的冲抵方法，要退款，请来信告知，《求是报》如数照退，不会欠订户一块钱。
五、美洲版的订户，虽然是直接向美洲版负责单位订的报，也盼用自动转为《李敖求是评论》订户方式善后，由台湾这边，每月将书寄出（余款按月冲抵，扣完为止）。
六、因为改组不成，重订善后办法如上。昨天以前连登多日的“《求是报》重要启事”所述办法，自然不再适用。读者可以放心的是，《求是报》只有多抵，不会少付，绝不愿在金钱上使订户不快。
半年来该感谢的人们太多了，我无法一一列举各位的名字，等我八十岁写自传时，再点名公布芳名录或黑名单吧！
199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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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求是评论杂志》发刊词
我的《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办了十年、《求是报》办了半年，如今双双达成它们历史的、阶段性的使命，我决定创办《李敖求是评论杂志》，以开新猷。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是我56岁时创办的，由于我余生生命贯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几部重要小说以及非小说的《中国思想史》等书，花在“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式的杂志上面，时间已有限制。因此我用两百页以下的月刊形式，予以掌握和掌舵。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虽是杂志，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并不是我一言，而是把特立独行之言、震聋醒聩之言、“虽千万人，吾往矣”之言，不论古今、不论中外、不论新旧，都有以召集，形成光束与弹花，为中国开道、为中国人导向。中国人混蛋混蛋满天下，上自高等知识分子、衮衮诸公；下至匹夫匹妇、贩夫走卒，滔滔皆是混蛋、到处都是混蛋。在这种世风下，第一流的思想家站出来，以实事求是的论证，说点明白话、主持一些公道，这是起码该有的独来独往。《李敖求是评论杂志》就是在这一抱负下创办的。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崇尚真理、全说真话、专讲是非、没有党派的杂志。我敢说，看了它，中国任何刊物都“不够看”、都“何足数”了。——浅人看来，这种开场白有点吹牛；但真正有眼识泰山的人看来，李敖几十年孤军奋斗、呼啸丛林的纪录，岂不都印证了这一事实吗？
1991年10月20日，在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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