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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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美龄的一个错误

一年前的2月里（2月17日），台湾各大报一夕之间，登出了蒋宋美龄给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公开信。据3月2日的党报宣传：“蒋夫人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给邓颖超读的，也是给中共头目、干部读的；更是给大陆同胞、复兴基地同胞、海外侨胞，甚至国际人士读的。蒋夫人的这封公开信，是诚恳说历史、诤言劝冥顽的历史性信件。”（李明：《澄清历史·诤劝冥顽》）既然是“诚恳说历史”“澄清历史”，那么这封信至少在历史部分，就得先站得住。但是，稍知历史的人看过后，却总觉得很不对劲。因为信中跟历史不合的地方，一再出现。去年2月25日的《前进时代》里，就提到信中所说法国知识分子对马列的崇拜，“加之，法国左派理论家萨特不时以辩证法及逻辑语汇，撰写似是而非之文字莠言惑众，……周先生正在当时此种热潮中留法，接受马列理论熏陶。”这意味着周恩来留法时曾受萨特思想的影响。按萨特生于1905年，死于1980年，1930年后始以文章问世，40至50年代崇尚存在主义，60年代后才开始左倾。周恩来留法为20年代初期，适时萨特仅为一十五、六岁的小孩，不可能撰文而对周有所影响。信中又说周恩来1935年“在遵义不知系感于前途荆棘满地，事不可为耶？抑被毛泽东以小小‘三面红旗’手法使之望陷阱而却步耶？”所谓“以小小‘三面红旗’手法”，但“三面红旗”乃是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的口号，意即总路线、人民公社与大跃进，这是对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一种路线与见解，与政治斗争似乎无甚关联！

以上蒋宋美龄的错误，都是犯了历史上绝对年代的错误。因为她把时间给弄倒了，然后倒果为因，自然就闹笑话了。

其实这类笑话，并不自1984年写信给邓颖超始，早在1982年8月17日《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中，就已开其端。蒋宋美龄给“承志世侄”公开信，开头说：

承志世侄：7月24日至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庚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姐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其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查“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发生在1923年5月5日，“蓝钢车”是当时东方仅有的全钢火车，是中国铁道部从美国买来的，当时孙美瑶劫走的，是全车乘客三百人（内外国人二十六人），劫的是人，并不是车。案子发生后车子照开，以后津浦路仍旧畅通无阻，并没有蒋宋美龄所说的中断情事。直到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事发生，直败奉胜，11月1日，山东督军郑士琦宣布武装中立，津浦路才暂时中断。据《国父年谱》1924年11月19日条下：

是日，先生得随员报告，北京上海间交通，因受军事影响断绝。津浦铁路既久不通，而由上海往天津之轮船，搭客拥挤，在两星期以内，各船头等舱位，均经客预定完毕。先生乃嘱调查由沪赴日及由日赴天津之船期。至夜间得报，在十日之内，由上海至日本，均可有船达天津，乃即决定绕道日本。嘱随从人员，分别乘轮取道而行，以天津为齐集地点。只指定戴传贤、黄昌榖等数人，随同赴日。并谓借此机会，可在日本宣传对时局之主张，同时亦可会晤日本旧友，并征求日本国民对己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意见。

足见孙中山绕道日本北上，已在临城劫车案发生一年半以后、也在“悍匪孙美瑶”被计诱射杀（1923年12月19日）十一个月以后，蒋宋美龄所说的种种，时间上固然完全接不上；事实上也完全接不上——国民党向共产党搞宣传，出手“历史性信件”竟一再粗疏如此，真令我们哈哈大笑矣！

1985年2月9日晨8时3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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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未婚夫小史

老友江南在《一个蒋夫人的悲剧》（《台湾与世界》第三期，1983年3月）里，对蒋介石的多次婚姻，有这样一段论述：

官史说：

及与宋女士相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所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其后五年间，蒋总统致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蒋总统即率师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牍往返，仍时申前请。

所指“五年”间，即1922—1927这五年。事实上，他和陈洁如甫谱过结婚进行曲，即开始打宋家三小姐的主意，且“露求婚之意”，弦外之音，他从来没有把陈视为终身伴侣，陈洁如只是蒋感情生活上的一个泡沫。

官史中有一点忽而不提。此时宋美龄并非自由之身，她是总司令部军需处长刘季文的未婚妻，蒋自己两妻一妾，横刀夺爱，也不很方便。

陈洁如和蒋破裂，无正确日期记载，大概1927年8月，桂系驱蒋下野，蒋东渡日本前夕。

文中提到宋美龄未婚夫刘季文，江南写错了，正确的写法该是刘纪文。江南似乎对此人所知不多，我为他补充一些。

1934年4月，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现代史料》第三集，有白丁写的《刘纪文小史》，说刘纪文出道之时，是受古应芬的提拔：

现任广州市长刘纪文，为广东东莞人，原名兆铭。幼年的时候，家里很穷，光复时，古应芬在广东任琼崖民政长、谘议局长等职，刘氏就在古应芬的幕下当司书。他的职位虽很低微，但是他颇能干，而且办事勤奋，故此渐渐为古应芬所赏识，到民国六年，古应芬在广东军政府任财政总长的时候，他已经升至科员了！他的唯一特长，就是能拍古应芬的马屁，使古氏感觉不能一刻无此君。时古氏有一女公子，名叫亚意（一说是古太太心爱的丫头），相貌平庸，而又低昂不就，久而久之，遂成为老姑娘，无人过问。后来古氏见刘纪文这个人，少年勤谨颇堪造就，于是把她许配刘氏。刘氏以总长的千金闺女，竟肯下嫁，自然受宠若惊，因此感激古氏知遇之恩，有如生父一般。

不幸刘纪文和古家千金，订婚不满一年，而这位千金竟因病死去。所谓红颜未嫁身先丧，长使鳏夫泪满襟了！那时古氏尚无儿子，只得一位女儿，今竟死去，自悲伤万分，而思爱屋及乌。至于刘纪文呢？以既经获得了一位总长女儿，也竟无福消受，尤为万分懊丧。自是凡遇星期日或放假有空的时候，总是一个人独自走到他的未婚妻的墓前，哭泣一场。哭到眼眶红肿的时候，始行往古家见古应芬，古氏见他这样多情，同时又因为痛惜他的亡女，自此之后，对于刘纪文乃更为看重。

一直至民国十五年，那时国民党在广东的革命势力，已经很巩固，为谋革命势力的向前发展计，当局对于人才，搜罗甚力。而这个时候，刘纪文适由外国返粵，遂由古应芬的力量，保荐为广东省农工厅长。那时他是用刘兆铭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一般人很不经见的，故当国民政府议决公布任命他做农工厅长时，一般人还以为汪兆铭之误。又那时共产党的势力很大，农工的纠纷很多，而且农工厅是职管农工行政的，刘氏当时甚觉难于应付。幸亏他还有点手段，常常请示于鲍罗廷，又得古应芬之帮助，故任期得支持至半年之久。

刘氏做了厅长之后，想念起他的过去和今日的地位，都是他的亡妻和古应芬的力量。因此对于古应芬固然万分感激，同时对于其亡妻，也想替她表彰一下，于是在广州白云山附近，买了一块很大的坟场，建了一座很壮丽的坟墓，将他的亡妻移葬于此。另外亲自为他的亡妻，作了一篇墓志铭，请汪精卫先生书写，而用矾石雕刻了，竖在他亡妻的墓前。这篇墓志铭里，有两句香艳的警句，是值得称道的。文曰：“请于湘丈，得以越礼侍奉者数夕”，这所谓湘丈，是指古应芬，因古氏别字湘勤，而所谓越礼侍奉，就是侍奉他的未婚妻。侍奉而至于“越礼”，而又一连“数夕”之久，在刘氏固不愧为多情，但莫名其妙的局外人观之，无不引为窃笑之资者。

到民国十五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那时已经辞了农工厅长职，改任总司令行营的军需处长，及经理委员会主席、审计处长经理处长等职。时国民革命军的势力，一天天的发展，所以他的官也跟着一天天的高升。后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他因得古胡之保荐，得继何民魂做南京市长，至十八年3月15日，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个时候，是他一生的官运最红的时期。

当他任南京市长的时候，措施上很多人对他不满意的，一部分的中央要人，对他感情也很不好，尤其是那位布衣将军冯玉祥，对他极不满意。故当刘氏和上海某校皇后许淑珍结婚的时候，冯将军送他一束礼物，刘氏以为什么珍贵的东西，急忙打开来看，原来是一本厚厚的人民控告他的呈文。这种大杀风景的事情，真令我们的刘市长有气无处泄！但当时的冯玉祥是无人敢惹的，除此之外，还特地在刘新住宅的对面，造几间草房子，并扬言要惩戒他，因此，他不得不带了新夫人到北平去度蜜月。

他的新夫人许淑珍小姐，是有名的交际花，既摩登而又漂亮，因此刘氏踌躇志满，一变穷措大之旧生活，而为享用超过王侯之富贵人矣，新夫人又善理财，就龙潭紫金山之石子公司言，已发财数百万，盖刘市长任内所筑中山路之石子，均取给于其夫人之公司中。许夫人衣饰服御之讲求，当时亦流传人口，三瓶法国香水五百两，一双丝袜二十五元，致轰动京华，这件事曾经胡汉民先生大大的教训一顿。不过现在的刘氏，又为粵陈所宠信，即胡先生亦交结之不暇矣！

二十年5月广州召集非常会议，天下汹汹，那时的刘纪文已经辞了南京市长，改任上海关监督，这是一个有名的肥缺，而且地点又在上海，一切享用，均比南京为舒适，在刘氏当然极为满意的。不过自广州的非常会议成立后，非常会议的开国功臣古应芬，以自己的女婿刘纪文，现在还在南京政府做官，而自己则反对南京政府，不免受人讥诮。于是一连打了几个电报，叫刘氏即行赴粵。可是刘氏一方面舍不得这江海关这个好差使，一方面又明知到了广州，没有相当的位置，故对于他的丈人古应芬的催促，总是敷衍答之。古氏见此情状，乃大动其气，在家里常常拍桌大骂刘纪文忘恩负义，后来卒至派人来到上海，当面责备刘纪文，并声言到广州后，给他一个建设厅长，刘氏才无可奈何的于6月底赴粤。

刘氏赴粵之时，很多人跟他同去，以为一到广州，就马上可以上任，哪知到广州后，建设厅长已经给别人夺去，而广州那时的所谓大小要人，真是满坑满谷，粥少僧多，难于安置，刘氏虽有古应芬的力量，至此也毫无办法。因此刘氏大失所望，自悔上了古应芬的大当，常常一肚牢骚无从发泄。有时十分无聊的时候，又不免走到他的亡妻的墓前，徘徊瞻眺，以蔽抑郁。不过去得太频繁了，他的夫人许淑珍总不免有些醋意，说他对前妻感情太浓厚，因此种种，刘氏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的，大概以这个时候为最厉害。

时间很快的过了几个月，刘氏的官还没有成功，不幸到11月的时候，古应芬竟一病呜呼了！本来在这几个月中，刘氏对于古应芬，是不免有些怨望的。但现在古氏已死了，古氏过去对于刘氏，确有莫大的恩义，刘氏神志清明的时候，对于这一点恩义，无论如何，不能忘却的。故于古氏之死，确觉悲伤万分。同时他又感觉到在政治上提拔他最力的人，已经死去，今后谁来帮他忙呢？这是关系他的前途，尤为切身之痛。当时他有一副挽古氏的联语，最能写出他那时内心的苦痛。文曰：“国步尚多艰，公不少留，太息前途演荆棘”，“泰山今失望，吾将安仰？恪遵遗训慎行藏”。从这联语中“泰山今失望”一句，实属有为而发，而“吾将安仰”一句，简直是把他的心事和前途的徬徨恐惧，一一说出了。

自古应芬死后，一般人均以为刘氏在政治舞台，将从此长期休假，但当古氏临死时，曾叮咛陈济棠，以栽培刘纪文为嘱。陈氏对于这点，颇能遵守，故古氏死后不两月，就委刘氏为广州市长，刘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前途实尚有可为。记者谨搁笔祝刘氏努力！

白丁这篇《刘纪文小史》，大体尚都正确，只是有一些重要补正，不可不知：

一、《刘纪文小史》没有写出他的生年与学历，事实上，他是1889年生的。早年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1923年又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1926年回国。

二、《刘纪文小史》只提到刘纪文从“民国十五年……适由外国返粵，遂由古应芬的力量，保荐为广东省农工厅长。”其实刘纪文早在1922年（民国十一年）就出了道，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原版提到，1922年8月10日孙中山到香港，刘纪文等去“登轮晋谒”，就可看出刘纪文当时的地位。虽然后来版本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已经暗中删去刘纪文等的大名了。1923 年3月2日孙中山成立了大本营，任命谭延闿为内政部长、程潜为军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古应芬为法制局长、刘纪文为审计局长……当时分封部长级大官，蒋介石还轮不到。直到半个月后（3月17日），才令蒋介石做大本营参谋长。所以在官职上，蒋介石当年实在刘纪文之下。

三、《刘纪文小史》中绝口不敢提宋美龄跟刘纪文订婚的事，事实上，宋美龄跟刘纪文是广东同乡，他们早就订婚了。

四、刘纪文被蒋介石横刀夺爱后，一直跟了蒋介石，走蒋介石内线，得到了南京市长的官儿。他在1927年5月25日和1928年7月14日，两次被任命南京市长，为什么两次呢？因为第一次任期中蒋介石下了野，他也随同下野，并陪蒋介石去日本。蒋介石复出后，他也借光复出。1928年6月27日，蒋介石在向国民政府呈请《复任刘纪文为南京市市长》的呈文中，说：“新都为中外观瞻之所系，市政乃地方建设之张本，国体所在，关切綦要，努力奋进不容或缓，值兹外交频繁，信使往来，整设市政以扬国光，自属首要之图。查前南京市市长刘纪文精明干练，学有专长，任事积极，不辞劳怨，以之仍充原职必获事半功倍，且复驾轻就熟，更能措置裕如。”溢美之辞，呼之欲出。刘纪文7月14日再任南京市长，四个半月后（12月1日），蒋介石宋美龄“恋爱”完毕，终于结婚。

五、1930年4月14日，刘纪文丢掉南京市长，改任江海关监督，第二年就卷入广东派的反蒋运动。他在1932年任西南执行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市长。广州市长直做到1936年，后来做广东省政务委员、审计部政务次长等。为了与第一任未婚妻（古应芬之女）的内线，改压了宝、压错了宝。从此失掉了与第二任未婚妻（宋美龄）的内线，官运不亨矣，哀哉！

1985年11月8日夜11时半

〔附记〕《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记刘纪文履历：“刘纪文，原名兆铭，广东东莞县人，现在四十一岁。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参与广东新军、黄花岗两役。民国元年派赴日本留学六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历任粵省金库监理、大本营审计局局长、陆军部军需司司长、广州市审计处处长。十二年赴欧洲考察战后经济状况，旋又奉命考察欧美各国市政。十五年归国，任粵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北伐时任总司令部行营军需处处长、经理委员会主席、审计处处长、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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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的房事问题

写完《高玉树的房事问题》，联想到有房事问题者，亦不止于此，其他无耻例子还多，择其尤者，其唯宋美龄乎？

宋美龄依法律，一平民耳；依年齿，一老妪耳。却霸占“士林官邸”不放，且警卫森严，日费公帑，不可胜数。许荣淑做“立委”时，曾有以质询。1988年6月4日，“行政院”以台七十七专字第14610号书面答复曰：

许委员就士林官邸及士林园艺管理所之开放问题所提质询，敬答复如下：

一、士林园艺管理所，台北市政府业于本（七十七）年4月11日起对市民长期开放，自由参观。

二、蒋夫人忠诚爱国，抗战期间，领导全国妇女抗战救国，且在外交上，贡献甚多，功在国家。七十五年因参加先总统蒋公百年冥诞而归国；为怀念先总统蒋公，故仍居住梅园特区。

这篇答复，真是妙文，全文只说明蒋夫人“功在国家”，却没说明为什么“功在国家”就可以霸占国家房地产。另一方面，它说蒋夫人“为怀念先总统蒋公，故仍居住梅园特区”，这一说明，更是妙绝。我们不懂，为什么一个婆子“怀念”丈夫，就可以霸占国家房地产，以为“怀念”的道具？若照此理，布什总统死了，他的太太芭芭拉是否为了“怀念”布什，而霸占白宫不还？这是什么逻辑？堂堂“中华民国行政院”，居然可以用这种妙文来搪塞民进党“立法委员”，而民进党“立法委员”居然适可而止，不再追究，这也是妙中有妙的妙事。

我曾写《蒋宋美龄通奸》一书。如今宋美龄老得不堪奸用，却仍房事不绝，真是不要脸。

199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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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哭党军皆缟素，冲冠一怒有红颜

1991年5月29日，是宋庆龄逝世十周年之期，她的妹妹宋美龄，曾被我骂得狗血淋头，但宋庆龄却比她妹妹高明得太多太多了，大体说来，老大宋霭龄爱钱，老三宋美龄钱权全爱，老二宋庆龄却爱正义。因为爱正义，所以她在孙中山死后，不但拒绝了无耻的蒋介石向她求婚，并且一路反蒋。她在艰苦与危险中，义助反蒋人士和共产党，最后反蒋成功，把蒋光头赶到台湾去。

宋庆龄，又名庆琳，英文名罗莎蒙德（Rosamond），广东文昌人，祖籍山西。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父亲宋耀如即宋嘉树，英文名查理（Charlie），是传教士。亲母倪桂春（倪母徐太夫人是徐光启之后），生有子女六人：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宋庆龄七岁时，进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六岁，入美国乔治亚州教会创办之卫斯理女子学院（Wesleyan Colege for Women），攻读哲学。她有语言天才，除英文外，还会法文、德文、俄文。大学毕业后，她到日本省亲，正值二次革命失败，宋耀如、宋霭龄随孙中山亡命日本。那时孙中山正勾引女秘书宋霭龄，宋霭龄却爱钱，1914年嫁给了孔祥熙。孙中山改勾引宋庆龄。1915年，他们结婚，孙中山五十岁，宋庆龄二十三岁。

照《乱党之真相》一文献记录，宋霭龄为孙中山打过胎：

　　孙文与宋嘉树为患难交。孙文初至南京，组织政府，派宋嘉树为秘书。因见其女颇有姿色，聘之为内秘书，常以自随。名为秘书，实则妾媵，宋嘉树固不知也！赣事乱后，孙文逃窜三岛，时宋女已经妊娠，其母询之，宋女以孙文通奸对。其母面责孙文以不应奸淫老友之弱女，孙文腼然不答。宋女于是服药堕胎，托病不至孙所，孙文仍时时往与欢会。去岁九十月间，孙文因亟谋起乱，不暇往寻宋女，阔别至三月余之久。今岁新正，亟往图欢，而宋女不出，询问其故，则已许字于教会中人孔某矣！孙文大失所望，不辞而去。随嗾其党与宋嘉树争斗，思假事要挟其退婚，仍令归己。宋女畏祸，潜行赴沪。孙文愤激，冒然宣布宋嘉树以死刑。党中相传，以为笑柄。

关于《乱党之真相》所说孙中山“宣布宋嘉树以死刑”的事，史特林·席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第六章中有这么几段：

　　每当有人去世，总是要刊登冗长乏味的追悼文章，但宋嘉树却死得没没无闻，不声不响。虽然他一度被认为是孙文的开路先锋，但在他去世时，他的名字却从每一个人口中消失——只有当他的子女掌权后，才又被提起。事实上，当他反对庆龄的婚姻时，他就已经从政治上除名了。孙文的政治喽啰必须保卫主子，对抗宋嘉树，因此宋嘉树顺理成章地不再是革命运动的英雄；他去世时，当然不能够予以表彰。结果，宋嘉树在革命中的角色，就被历史学家忽略了。……

　　宋嘉树死得如此寂寞，没有讣闻、没有悼文、没有公开告别式、没有任何人提及，就好像死了一只猫那么不起眼；因此，他去世的日子，在一般的图书馆资料里，从1918年到1928年都有——譬如，韦氏传记辞典就说是1927年。甚至是赛珍珠的妹妹，在一本歌颂宋家姐妹的儿童书上，就让宋嘉树活到1927年，还参加美龄和蒋介石的婚礼。……

　　如果宋嘉树不是被他的敌人所毒死，一定是被他的朋友所毒死。最后杀死他的，可能是一颗破碎的心。

　　席格雷夫显然不知道《乱党之真相》所说孙中山“冒然宣布宋嘉树以死刑”的事，但他知道宋嘉树最后死得不明不白。孙中山是不是派人“制裁”了宋嘉树，文献无征，但是若有死刑的宣布，则希旨承风的手下乱干一票，也就毫不希奇了！

关于孙宋婚姻，也有问题。我的老师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说：

民国三年春，卢夫人曾赴日本。据她答香山县商会函有云：“先伯（德彰大哥）离逝后，电召氏（卢自称）往日本，商配宋氏之婚。后氏回澳住居，得常往教堂聆主之救世大道。”这就是卢夫人明大义，同意分居，自居澳门。但孙科及二女仍奉养一切；孙先生就不致重婚。

吴相湘说“同意分居”，又说“不致重婚”的话，显然是含糊其辞的。事实上，孙文与宋庆龄在1915年在日本结婚的时候，卢夫人还是卢夫人，而在孙宋婚约上第一条，也只是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而已。

孙中山1925年死的时候，宋庆龄只有三十二岁。此后一直到她八十八岁死去，她一直没有再嫁，虽然有了形同同居的男人，但在形式上，总维护了“国母”的地位。

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掌握了党军，奉孙中山神主，以窃天下。宋庆龄冲冠一怒，誓与蒋介石不干休。她利用蒋介石奈何不了她的地位，屡做正义之声，并见之于行动。试看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时，她发表宣言，指出：

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中坚；忠实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大道。

两年后，1933年，在杨铨（杏佛）又被蒋介石杀害时，她发表声明指出：

上星期五杨铨来看我，给我看了他最近几个星期接到的许多恐吓信，并且把他听到关于阴谋杀害他的一些口头警告告诉了我。他说，有几次有朋友直接从南京来警告他，说某些人正在计划杀害他。

他星期五是特地来警告我的，说在他接到的信中，有几封把我的名字也列在就要受到恐怖狙击的名单中。我告诉他，我也接到许多类似的恐吓信——常常是用最下流的话写的，我并且叮嘱他自己也务须小心。这是我和杨先生最后一次的会面。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在一次又一次蒋介石的不义作为发生后，宋庆龄都绝不沉默，她绝不持盈保泰，而要勇敢的谴责这个恶棍，和他掌握下的变质的党。为了正义，她不惜与兄弟决裂、姐妹分飞。大义之下，亲都可以灭，又何况蒋介石呢？

经过二十四年的奋斗，蒋介石终于被打到台湾去，中华民国亡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她担任了国家副主席。三十二年后死去。留下的著作有《宋庆龄自传》（华光社版）、《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光明书局版）、《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人民社版）、《妇女与抗战》（战时社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北新书局版）、《中国应何以自存》（前导书店版）、《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版）、《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等书。

在蒋介石及其党羽控制下的台湾，宋庆龄是完全被抹黑、被消音了的人物，很少人知道她的伟大与决绝。今早写出此文，为宋庆龄十年祭。

199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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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蒋经国致生母信”

蒋经国死后半年，1988年7月7日，由宋楚瑜任召集人，马英九、邵玉铭、戴瑞明等十一人为编纂，出版了《蒋总统经国先生哀思录》三巨册，收有《蒋总统经国先生论著年表》。奇怪的是，这年表是从1940年蒋经国三十一岁起的论著起算的，换句话说，蒋经国三十岁以前的片纸只字，都付阙如了。这显然是一种有意的忽略。

事实上，三十岁以前的蒋经国，倒不无论著可寻呢！证据不必远求，光在同一册哀思录的另一年表——《蒋总统经国先生年表》中，我们便可看到文章。在该表1937年二十八岁条下，就有这么一段：“先生返国后，研读中国经史，将在俄国所经历之事，手撰《冰天雪地》与《去国十二年》两书。”但这两书却哪儿去了呢？

其实，更精彩的，还是蒋经国写给他母亲的大作呢！据《蒋总统经国先生年表》1935年二十六岁条下，就有这么一段：“1月，陈绍禹要求先生写信回国，并借机捏造信件，以进行反间工作。”可见国民党党方承认有这么一封信，只是说他非出自蒋经国本意而已。

不过，根据蒋经国留俄同学徐君虎的回忆，蒋经国在苏联时，是反对他老子的。《蒋经国在莫斯科》一书中，有这样几段：

蒋经国对中山舰事件是什么态度呢？这不仅是蒋的同志和好朋友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全校同学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一天午饭后，徐君虎、蒋经国，还有一个外号叫“纸老虎”的同学（中共党员，回国后在上海编过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一起在休养地的小树林里散步，蒋经国一反活泼、快乐的常态，脸上好像结了一层冰，满面忧愁。

“Paboqnn，你老子反起共来了，你怎么办啰？”徐君虎问他，语气中有点儿挖苦。

“蒋介石真反共，就连他的命一起革掉！”“纸老虎”更鲁，涨红着脸，挥舞着拳头。

蒋经国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徐君虎：“这就是我给他（指蒋介石）写的一封信的底稿。”徐君虎打开一看，只见开头称呼：“介石同志（我今天站在同志的立场和你讲话）……”接着，信中严厉而又直率地批评了蒋介石，反共就是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

全校教职员工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非常气愤，纷纷举行集会，声讨他的罪行。在一次全校性的声讨会上，当大会主席刚刚宣布大会开始，同学们上台发言的时候，只见一个小个子，很利索地跳到了台上，振臂用俄语高呼了三声：“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蒋介石！”大家定睛一看，此人不是别人，就是蒋经国！同学们感动至极，把他举起来，抛到半空中，用手臂接住；再抛，再接……边抛，边呼：“乌拉！”“乌拉！”（俄语“万岁！”“万岁！”）群情激昂、高涨，会场一片沸腾。接着，蒋经国又慷慨陈词：“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由于愤怒，声音好像有些发抖。他用发抖的声音痛骂蒋介石，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第二天，在校刊的墙报和苏联的《消息报》上，又看到了蒋经国发表的书面声明。其中骂道：“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他不仅是中国工人、农民的敌人，而且也是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蒋经国的行动，受到了中国学生，也受到斯大林、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欢迎。蒋经国的突变，一下子成了亿万人瞩目的新闻人物。他只要在街上一露面，认识他的苏联人就把他围起来，称赞他，和他一起用俄语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不认识他的苏联人，见了中山大学的学生就问：“哪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的儿子在哪里？”

蒋经国虽然采取了这些行动，但他内心仍然忧郁不乐。他一方面为有蒋介石这样的爸爸而感到耻辱；另一方面，又担心此后回国无望，再也见不到他日夜思念的母亲。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心情，可以归纳成五个字：“思之又恨之”。他一方面，非常想念自己的亲生骨肉；另一方面，对蒋经国在苏联发表的那些言论又非常恼火。尽管蒋骂他的那些都是事实，他也觉得这是“忤逆”，儿子是不应该指责老子的。蒋经国回国了，他是共产党员，蒋介石怕他刚一踏上国土就与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混在一起，因此，他严加防范，不让他与他们有接触的机会。因此，蒋经国坐的客轮刚到上海港口，蒋介石就派出汽艇，把蒋经国夫妇悄悄弄到杭州去了。

蒋经国到杭州，等了有半个月，蒋介石故意冷落他，不接见。蒋介石很尴尬。陈布雷劝蒋介石说：“总裁明察秋毫，难道还看不出当初经国说的那些话，写的那些文章，是言不由衷的吗？”蒋介石这才就驴下坡，传见蒋经国。

从徐君虎的回忆中，可见共产党蒋经国当时反他老子是属实的，并无陈布雷所谓“言不由衷”的心态。正因为他言而由衷，所以写给他母亲的信中，会道出只有他们母子才知道的秘密。例如他写道：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把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礼义。

如果蒋经国是在“言不由衷”情况下，非出自本意的写这封信，他大可以不谈这些家丑，他不谈，陈绍禹也不会知道啊，没人会知道啊！但他大谈特谈了，足证他那时恨蒋介石入骨也。

蒋经国的留俄老友严灵峰，在今天接受《自由时报》的访问时，有这样一段：

在俄期间比较特别的事，可能是因为苏联报纸发表了经国先生的一份公开谴责父亲的声明。时值上海清党运动过后，这份声明中指责父亲的不是，引起父亲的不谅解。事后有人推测是俄共逼迫经国先生所为，也有人说是他血气方刚所作，无论如何，当时同学不好问他，现在他去世了，更无从查证，不过，据严先生的了解，年轻气盛而写出这样的声明是有可能的，至于俄国人是否有压迫，则不得而知。

可见声明也、信也，都不是陈绍禹所得而“借机捏造”的。国民党想在哀思录中一手遮天下耳目，是休想过得了关的！

1989年1月15日

附录

蒋经国致生母的信（陈丹译）

译者按：这是蒋经国在留苏期间托朋友带给他生母毛氏的一封信。同时他也将这封信交给公开的出版社发表，目前成为蒋氏留苏期间几份仅存的历史文献之一。本文是根据日本史学家波多野墘一所著《中国共产党史》的日文本译出。译文如与中文原文有出入，当以原文为准。

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十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象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的前途，是为全中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的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己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在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敬爱是建筑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之上。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之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屠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连续三次叛变、前后连续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他是您的儿子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之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任何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得杀戮他、消灭他。

蒋介石买了许多田产、企业和商店，究竟是用谁的钱买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种办法从穷人的手中抢来的钱吗？以前说必须拥护工农的利益、和共产党握手的是谁？那不是现在继续屠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吗？以前说苏联是中国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拥护苏联不可的是谁？那不是现在东方反苏联盟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吗？向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借款、出卖中国领土的是谁？那不是蒋介石吗？蒋介石是卖国、辱国的政府领袖，他屠杀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争取解放中国民族的英雄。

这是嘴说“礼义廉耻”的他自己的真面目。我在写这几行文句时，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胸中燃烧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马上驱除。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支配因素和统治分子的联系关系不清楚，对自然世界变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母亲！我希望您和见到这封信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事情，以最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罪恶、威胁和混乱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混乱和威胁的战争，谁应该负责？

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万人饿死的事吧？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以自己光荣的劳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奖励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特权。

也许您不会没有听过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的事？不会没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员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血——我亲爱人民的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六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的这种企图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

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其耶克、邓尼金、乌兰可尔等走过的道路。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斗争和交战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边，有的人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每一个有人格的中国人都应该站在革命的一边，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跟国民党和蒋介石做无情的斗争，向神圣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中国苏维埃。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中国的工农也沿着俄国工农的道路前进着，在中国已经建立、真正建立了与我住着的国家同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十年间苏联这个国家有极大的改变，现在已经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比以前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广阔、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厂是在一片广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时间建成的，现在这工厂有四万名工人工作着。这些工作建设了最好的社会主义城市。他们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去年是二百二十卢布，今年增加到三百一十卢布。1930年以前我上过各种学校，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四千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七百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什维克虐待，苏维埃政府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确实，有各色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做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牛兰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住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苏联是世界上最重礼节、最文明的国家，我对能住在苏联感到非常光荣。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我对自己的祖国——苏联——在各方面、各部门一次接一次的打破纪录，感到非常光荣，不胜高兴。我的祖国——苏联——天天在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打击和消灭一切的敌人。我的祖国——苏联——像灯塔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人们斗争和胜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国就特别成了仇敌的眼中钉。仇敌用各种方法和谣言诬蔑苏维埃政权。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坚决地站到革命的阵营，巩固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您能出国，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祝您万福

您的儿子经国 193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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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奉共产党之命不做共产党

1950年9月25日，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吴南如来信，说，蒋经国在苏俄时，介石先生曾令大使馆转交一函，要他早早回国。经国在纸上写了几句话回答，略说：“蒋介石是人民的敌人，故也是我的敌人。我不愿再见他，除非在战场上！”那时南如是驻苏代办。

这一秘密日记的问世，证明了国民党宣传蒋经国骂蒋介石的信乃出自捏造之说，完全不确。今年《传记文学》出版漆高儒《蒋经国的一生》，还宣传“信是中共陈绍禹（王明）伪造的”，现在从胡适日记中，我们查到国民党代办吴南如的证言，难道国民党大员也伪造蒋经国“忤逆”之词么？由此可见，蒋经国做共产党未“变节”前，骂他老子，固事实也！

蒋经国虽然骂他老子，但是封建思想浓厚的蒋介石却要长子回来。据《蒋廷黻口述回忆录》，有这样一段：

当我赴莫斯科时，委员长夫人曾告诉我说委员长希望他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能回国。他的长公子于1925年赴苏，自那时开始，他便一直留在苏联。

在我和苏俄外交部次长史脱尼可夫初期会晤中，有一次我提到委员长的长公子，并表示：极愿知其下落，如能代为查询，感激之至。他认为很困难，不过他答应试一试。

1937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好一切。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肯定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一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品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几天过后，他们夫妇到大使馆来，和我共进晚餐。经国夫人是一位金发美女，外表很娴静。经国先生告诉我他对中国未来的抱负。

以上蒋廷黻的口述，在居浩然《蒋廷黻使俄往事》（《新闻天地》总九〇八号）中，别有记录：

1936年政府派我（蒋廷黻先生自称，下同）为驻苏俄大使，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在南京临行向委员长请示。除开公事以外，委员长提到他有个公子名字叫经国，留俄多年，已失联络，希望蒋大使到任以后，能在便中打听一下，若能找到本人，协助其回国，尤所盼望。我奉到这指示，日夜记在心里。这一年11月抵达莫斯科不久，我就约定时间拜会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见面无须寒暄，就单刀直入向他打听蒋公子的下落，不想李维诺夫推得干干净净。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蒋委员长的公子在俄国这件事，既不知情，也无法打听。这一招我倒没有料到，因此无从接下去追问，只好拜托李维诺夫，请他转呈斯大林元帅。回到大使馆思索一番，觉得李维诺夫的话不像推托之词，只有等一个时期再说了。

过了有几个月，我已差不多把这件事忘了，忽然有个中国青年来大使馆找我。当时留俄的有少数共党学生，向不与大使馆来往，所以听说有学生模样的青年来找，觉得有点蹊跷。这青年进到我的办公室后，自己介绍自己是蒋经国，我真喜出望外。找他找不到，他竟自己来了，可见李维诺夫还是把话传到了。

他坐下后滔滔不绝抒发议论，我等他说完，就告诉他委员长很希望他能回国去，他又说了许多话，我当即告诉他有关国家大计且放在一边，先从日常生活谈起。

我已记不得当时谈了有多久，总之，不会少于三或四小时。最后他终于表示即可回国。不过还说：“我有困难。”我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我有个俄国妻子。”我说：“那好极了，一起回国就是。”他又说：“不仅有俄国妻子，还生了个小孩。”我说：“委员长知道添了孙子，那更高兴，明天。你们一起来大使馆好了。”这样约好，就送他出大门。不想这一去又无消息，一天两天过去，倒把我急坏了。甚至连地址也没让他留一个。因为原以为约定明天就来，自无须留地址，何况那些地址多半靠不住，所以留不留地址无关紧要，但未请他在大使馆内安歇，则属重大疏忽。

又过了有一个多月，经国和他的太太小孩果然来到大使馆。这次我如获至宝，再不让他们离开。当天晚上就请他们吃饭，由大使馆的人员作陪（可能即系李能梗先生所描写的宴会），那男孩还没有满岁，后来起个名字叫孝文。吃完饭就将他们安顿在大使馆内。第二天叫大使馆的人员上街去替他们买了里外衣服，去旧换新，等到在大使馆休养得好一点，并接到南京的回电后，才派人送他们到海参崴，搭船返回上海。……

以上两段文献，是蒋经国神秘出现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的最原始追忆。

西安事变时，周恩来见蒋介石，据张国焘《我的回忆》：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所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显然的，斯大林最后同意把蒋经国放回，是得力于周恩来、中共这边的建议。但是，既然同意了，蒋经国又这样鬼鬼祟祟的进出中国驻苏大使馆，却是侜张为幻的。

《新闻天地》出版李能梗《外交圈内二十年》，回忆当时情形说：

日期我已忘记了，只记得在有一天的下午，为着几件非常机要的文件正赶办中，忽然奉到蒋大使的手谕，要我通知同仁等暨各位夫人于即晚在官邸晚餐，但是他未曾说明宴会的目的。按照过去的经验，不仅宴请外宾时，出席作陪的馆员，至少也在一星期前即得到通知；就是馆内的聚餐，也在早几天前就知道了。这次突如其来的宴会，大家询问我为着何事，我也无法回答。

七时半大家都衣冠整齐的赶到大使的官邸，看见蒋大使满面笑容上前迎接我们，大家既经坐定后，他仍未把晚宴的理由宣告，我们也只好忍耐一些时，静候听取他要我们赶来聚餐的目的。正当我们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汽车声，大家对于开到的汽车声倒处之泰然，可是蒋大使现出格外冲动的神态，立刻站起来，邀同他的夫人跑出大门前，迎接这辆汽车载来的客人。那时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位身体不甚健强的中国青年，和一位服装很朴素的俄国少妇。蒋大使夫妇伴同他们进入客厅后，即将这对贵宾介绍给我们。原来这是蒋主席的长公子蒋经国先生和他的俄籍夫人。饭前经国先生未曾和大家多谈话，整个时间都被蒋大使一人独占了。他的夫人只会说俄国话，所以同事中能说俄国话的人，已早被蒋大使指定去陪她谈话了。

蒋经国先生出国已久，在苏俄的期中，从来未曾和大使馆往来。他为什么在这个长期中不与中国政府的官员接近，我们无法知道的，即令他很想来到大使馆打听中国的情形和他家庭的状况，在苏俄政府严密监视之下，他也是无可奈何的。……这次蒋经国先生和他的俄籍夫人公开来到大使馆晚餐，不仅打破了过去的纪录，并且不怕苏俄的特务大胆光临，实在是一件令人不可了解的事。

李能梗最后写道：

蒋经国先生不但其本人经苏俄政府准许回国。他的俄籍夫人也被放行赴华，实在是苏俄政府对中国政府向无前例的表示好感，因为当时中俄两国的国交，已渐次进入友好的境地故耳。

至于蒋经国自己的回忆——《我在苏联的日子》则是这样说的：

西安事变消息传来时，我听说我父亲在事变中被中共捉住了，情急之下，写了一封信给我双亲，希望能够和他们联络上。我还跑了一趟莫斯科，看看我那在邮政部工作的朋友盖斯尔史丹（Geshilstan）能不能帮我把信寄出去。他答应试试看。我还给共产国际的主席和斯大林写信，要求离开苏联。

三星期后，共产国际叫我到莫斯科。代表团告诉我，我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我首先要写一则声明，保证回到中囯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在托派的一方。

但他们非但没有让我走，反而更进一步限制我的行动。1936年9月，我被苏共乌拉党委免去乌拉重型机械厂助理厂长及当地《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他们还取消了我共党候补党员的资格，不让我参加他们的会议。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发现，我私下给我父母写的一封信，竟然落在他们手中。他们还说我在报社工作时，聘用了许多他们的政敌。

他们派了一个名叫斯宾奈拉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来跟我谈，他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我的情况。代表团叫我暂时先回到乌拉山区。据说我是一个“不可靠分子”。有人还在一次讨论我的命运的会议上说：“他像树上的苹果一样，还是他父亲的儿子。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我只得返回乌拉山区，不但不能离开苏联，更惨的是连工作也没有了。

党员身份和生计被剥夺后，我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我。我每天赋闲在家，只好看书。我觉得很不自在，每天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方能入寐。在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里，我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写了一封语气比以前更强硬的信给斯大林，要求返国。一星期后回音就来了，苏联外交部来信叫我去一趟莫斯科。抵达莫斯科时，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Stemenikov）对我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友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你意下如何？”

我当然立即同意。说话时，我还有点惊喜交集。为了让我安心，史迪曼尼可夫还自动提出发文给我父亲，宣布我即将离苏返国。

我几乎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当初拘禁我的人现在变得对我友善了，还主动来跟我谈中国的问题，他们对我的态度一下就改变了许多。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Liheibatav）还到我的旅馆来看我。他是我透过米克托洛夫（Miktorov）的引介而认识的。苏联驻华大使包格莫洛夫（Bogmolov）也邀请我和他见面，还对我说很高兴获悉我马上就要回国了。他还花了不少心思让我知道中国在蒋总司令领导下，取得了什么进步。那个不择手段阻止我返国的陈绍禹也来看我，他对我很客气，前后真有天渊之别。

军中几个朋友，包括柯朵夫（Kodov）及谷达（Gota）对我表示，中苏有可能变成关系密切的盟友。他们对我说，我们必须了解日本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敌人，中日难免会一战。他们亦承认大部分中国人会奋勇作战，但需要更多的武器。他们说，苏联会在这方面尽力帮助中国打败日本。

苏联副外长也接见了我。他对我说：“中苏关系正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识。中国在近四五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告别时，他还嘱咐我“问候蒋总司令及贵国外交部长”。

我要离开莫斯科那天，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邀我到他家。他对我说：“现在我认为‘以苏维埃化来救中囯’这说法是错的。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我们都知道蒋总司令是一位极能干的军事家及极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请向他转达我诚挚的问候。”

我觉得我的处境令人难以置信。想到共产党费尽气力表示对我及我的国家有兴趣，我觉得很滑稽。我看得很清楚。在1937年，由于日本危及中国的生存，国共再度勉强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被共产党视为死敌的家父，再被认做团结全民抗日的全国领袖。此时我回到中国，和我当年留在苏联一样，都深具政治意义。

1937年3月25日，我携眷离开莫斯科，结束了十二年的噩梦。在这十二年中间，我本人沦为人质，而中苏共在操纵中国事务方面，则互易其宾主之势。我在这段岁月中，虽然身心均深受创伤，但亦看清楚了共产国际的真正本质和苏共及中共的本来面目。这十二年给我的教训深烙我心，永远都不会淡忘。

蒋经国上面的话，疑窦颇多。他说西安事变消息传来，他写信给斯大林后，进一步被限制行动，且在“1936年9月”被解除职务，这种谎话，一对照就会穿帮。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的事，蒋经国说事变后，他被解职，事实上“1936年9月”西安事变还没发生呢，又何来解职？

蒋经国又口口声声把他形容为“人质”，这也是谎话。他去苏联，是自愿去“革命”的，照他留俄同学徐君虎在《蒋经国在莫斯科》中的回忆，他在苏俄骂他老子，慷慨激昂，尤异常人，又何来他在《我在苏联的日子》所描写的“反共”与“孝亲”之事？

我的看法是，蒋经国在苏联十二年，一直是共产党、一路骂他老子不绝，他的返国，显然极不单纯，江南《蒋经国传》说他觉悟做共产党之非，“踌躇再三，把心一横，用他洗练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列举他必须回去的理由”，是不可信的。真相是斯大林把他还给蒋介石，不要他做共产党了——他以共产党之身，为了共产党的利益，奉命不再做共产党了。

这样的历史解释，才是合理的。

199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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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怎样在赣南开溜？

在蒋经国死后，由宋楚瑜做召集人，马英九、邵玉铭、戴瑞明、李云汉、姚朋、王家骅、邱启明、薛心镕、黄肇珩、谭光豫、王应机为编纂，编纂出一套三巨册的《蒋总统经国先生哀思录》，其中连编带纂，有所谓《蒋总统经国先生年表》。在1939年“先生三十岁”条下，有“6月11日，先生受任为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赣县县长，开始致力于新赣南之建设”等话，接着就是一连两页多的赣南德政描写。可是到了1945年“先生三十六岁”条下，却由“4月1日，受任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开始，而他在这年1月间如何离开江西的经过，却只字不提！

为什么不提？因为太丢人了！

据曹云霞《蒋经国的赣南抗日》，有这样的透露：

有些朋友又向我打听蒋经国“保卫新赣南”的经过。《七十年代》去年10月号《大众论坛》中，张泽生先生的来信《向蔡省三先生请问一件事》说：

“蒋经国——有位江西朋友告诉我说，在抗日时期，蒋经国也高喊过‘保卫大贛南’、‘死守赣南’的口号，但当日寇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时（忘了地名），他老兄早已‘先天下之跑而跑’了。就因为这一跑，后来抗战胜利，他一步也不敢再回到贛南去。无颜见赣南父老也。不知道蔡先生在这点上方不方便透露一些，以补‘跑史’上之空白？”

蔡省三说，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很广，相当复杂，所以没有即时作答，他叮嘱我写回忆时，把有关情况详细介绍一下，这就更促使我写下这段旧忆。

蒋经国先生1943年11月经三青团中央团部派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老先生。这是蒋老先生安排爱子壮大实力，跻身“中央”的一个步骤。这年年底，蒋经国实际上已经离开贛南到了重庆，他的俄国太太蒋方良和小孩等全家也迁到重庆。我也是1943年底到重庆的。蒋先生还从赣南带了一批老干部，于1943年底同时到重庆参加“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我现在记起的有：原在贛南四区专署任科长的范魁书，后任干校事务组长；最近在台湾被派为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原任江西支团组长的史朝瀛，后任干校文书组长；还有游鲲、郑绍康、樊哲琳、徐修惠等人。从这时起，蒋先生集中精力办干校，实已无暇顾及贛南，但是名义上还兼任赣南四区行政督察专员，由接替他担任贛县县长的杨明代理专员。杨明遇到重要问题，也来电重庆向蒋经国请示。

1944年冬，日寇进犯湘、桂，长驱直入，侵占了贵州独山。国军全线败溃，一败千里，重庆也告急吃紧。那时，我正和蔡省三一起在中央干校。蒋先生非常着急，随即向全校宣布：“坚决跟随校长左右，和校长同进退。”他得到校长蒋老先生特准，由军政部领了一批新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分配给干校员生。内部传达，这是为了“转移”时自卫用的，准备向西撤退，并没有提出什么“保卫重庆”的口号，我们都纷纷准备逃难了。但是，这时却又发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蔡省三担任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他又忙着跟蒋先生一起搞征集学生从军和开办青年军政工班。

就在这当口，贛南杨明又来了告急的电报，声称日寇正进犯吉水，势将沿吉安、泰和，侵入贛南，请蒋专员决定对策。蒋费煞思量，电复杨明：“应紧急发动民众，誓死保卫新贛南。”并称：“我不日返贛。”我们来自贛南的旧部，听到蒋先生要在这战火紧逼之际返回赣南，一方面不禁热血沸腾，一方面也忧心忡忡。

大概是1945年1月初，蒋先生分别找了贛南的旧部，做了些指示，要大家安心工作，也到我家里安慰一番。他随即偕同干校秘书游鲲（江西铜鼓人，原在赣县县政府任科长，前年在上海工作岗位上病故）乘专机飞往赣州。

听说，蒋先生到赣南以后，就召开一连串的紧急会议，同时在赣州召开盛大的大会，指示各保召开“保民大会”，宣称：蒋专员回赣南，“决心和赣南父老兄弟姐妹一道誓死保卫新赣南。”号称组织严密、动员迅速的赣南老百姓，平日奉命开会，当然一个个不敢怠忽，但是，现在要和日本强盗拼命，这就不能光靠举手喊口号了。而他们却都是赤手空拳，瞬时之间要求誓死打仗，当然无济于事。蒋专员急得团团转。眼看“抵抗”不行，唯一的途径只有疏散、逃难了。

蒋老先生这时远在陪都重庆，切念着爱子的处境，老先生毕竟比晚辈经验多，适时地、巧妙地给经儿发去了急电：

经儿知之：昨复电谅达，你身任专员，此时自不能离职，甚为欣慰！如果专员已派员替代，而贛州人口亦疏散已毕，则当即日飞渝；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也。否则为小事而误大局，亦非得计，以你主要职务全在于渝也……

父 1月28日21时（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当年，我们只听说有此一电，现照摘电报原文，是见于蒋先生的《我所受的庭训》（见《风雨中的宁静》第115页）。老先生先对爱子在赣南“不能离职”表示“甚为欣慰”；但随即强调爱子“主要职务全在于渝也”，“则当即日飞渝……否则为小事而误大局。”可见，老先生把爱子在赣坚持专员职守，视为“小事”。老先生真正“甚为欣慰”的，是爱子“即日飞渝”，免误“大局”。老先生早就胸有成竹，急电爱子的同时，又由侍从室急电江西遂川美军空军基地，立即派出专机一架飞赣州接蒋专员火速飞渝。

在1945年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专员同代理专员杨明、秘书游鲲，在赣州城做了最后一次巡视，又回到专员公署的专用办公室盘旋一阵。1939年初，蒋经国接任专员时，专署是在西津路旁一条小巷子里。1940年秋才在城西修建了这座堂皇宽敞的新厦，专署迁移到此。在他的办公室后边就有一座精美的庭院，蒋方良有时陪伴他住在这里，多数时候蒋方良和小孩家人，以及侍从室派来的六七个警卫人员都住在城郊的别墅。五年多来，蒋专员在这座办公室和庭院中，纵情畅想，发号施令，如今却被进犯的日寇，逼迫得他急忙到此匆匆地最后一顾。东西早经收拾停当了，而墙上却仍然挂着蒋氏父子的一幅合照和一个嵌着蒋老先生“训子”手书的镜框，则显然是有意留下来的。蒋专员默默无言地环视一周，随即步出办公室、步出专署大门，驱车前往机场。早已升火待发的专机，等着蒋专员和随行的一群人登上就座，立即起飞，划破夜空，西奔重庆。蒋专员从此再也未回过赣南。

蒋教育长深夜抵返重庆的事，第二天一清早就在干校传开了。蒋氏本人虽然径回官邸，未去干校。但是，随同蒋氏来渝的两户人家，一下飞机就被送到干校眷属“青村”来住了。起早我就和蔡省三去探望他们。其一是干校秘书游鲲的太太和一对儿女，游鲲把他跟随蒋专员去赣和紧急返渝的情况，向我们做了介绍，我前面所写的，多是出自游鲲之口。另外是从福建奔赴赣州趁机逃难的邓文仪一家，邓是当时三战区政治部的主任。听说他是在情况紧急中偕同他号称“川大校花”的续弦的年轻夫人到赣州的。他商得蒋的特殊照顾，乘机逃来重庆，以后邓氏就留在政工班任政治总教官，从而成为“太子系”客卿派中的一位大员。

蒋专员飞离贛州的时候，日寇已经入侵到万安、遂川一线。蒋专员返抵重庆的第二天，贛州就沦陷了。日寇的铁蹄从赣北侵陷到赣南，几乎蹂躏了江西全省。干校中来自贛南的干部，一个个都切念自己的家乡，心情极其沉重。

2月某日，是农历除夕的晚上，蒋先生邀集赣南的老干部聚餐，蔡省三和我都得到邀请。地点在李子坝的生生花园餐厅。我们俩应邀去了，一共有二十多个人，蒋先生亲切的接待我们，首先，他做了简短的讲话，着重讲到贛州的沦陷。他表示，他一直非常难过，切念贛南父老，并对大家的关怀家乡表示同情和慰问。他鼓励大家发挥“新贛南”精神，努力工作，争取抗战胜利。这回没有像平时那般猜拳喝酒，眼看重庆朝不保夕，一个个都是沉默、忧虑。

蒋先生提到他写了一篇怀念贛南的文章，题目为“东望章贡合流”，以后发表在《东南日报》和《正气日报》上。文中表达他无时无刻不在翘首东望，指望有一天，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他将回到“第二故乡”贛南，与赣南父老兄弟重建家园。

望呀！望呀！日寇投降终于望到了，然而蒋先生却一直没有再回赣南了。原因是什么？我个人未曾听到蒋先生自己就此做过任何表白。我倒记起当时有一位朋友为蒋氏作了一副对联：

四区专员，奔赴新贛南，貌似迎敌抗战，虚也；

一架飞机，溜回雾重庆，实系弃职逃跑，愧哉！

以上曹云霞的回忆，基本上已相当完整。还可补充说明几点的是：

一、据刘浩《日军兵临城下蒋经国飞渝记实》，回忆他当时是送行者，目击的情况是：“赣州的冬天，历来少有风雪，素以气候温和著称。但是1945年春节的前夜，一阵密集的冻雨洒落地面之后，气温骤降，寒意森严。蒋经国的亲信们颇有衣单不胜寒、人去楼空的预感。他们是被点名前来机场，送别蒋经国离赣飞渝的。他们当中有周灵钧、高理文、黄密、杨明、漆高儒、游鲲、刘汉青。王昇当时在外地，没有参加。现在在台湾的‘赣南班底’的刘景星也未参加。我当时是作为被点名送行的要员漆高儒的随从，因而有机会参加。”

二、刘浩回忆来接蒋经国的飞机，来头不小：“只见一架巨型美军运输机，降落在赣州西郊机场跑道的一端，待命返航。这种装有雷达导航设备的军用机，当时还是电子尖端，所以长途夜航，安全可靠。曾几何时表示誓与赣州城共存亡的蒋经国，其去职何匆匆乃尔。原来是蒋介石迭接赣南军事情报，感到当时军情紧张，赣州城危在旦夕，特遣这架飞机飞赣，突击完成—项特殊任务，但不是空运枪支弹药，支援赣州城防；而是专机递送一道‘着即携眷随来机飞渝，毋须异议，以策安全’的手谕，限令蒋经国遵行。”

三、刘浩回忆飞机带来蒋介石手谕，内容与蒋经国在《风雨中的宁静》不一样，在我看来，《风雨中的宁静》公布的蒋介石1月28日的手谕，处处是留给史家看的冠冕堂皇的文字。口口声声“你身任专员，此时自不能离职，甚为欣慰”，这是何等光风霁月！“如果专员已派员替代，而赣州人口亦疏散已毕”，这是何等条件清楚！“但专员未交替以前，自当留赣负责也”，这是何等负责到底！“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也”、“以你主要职务全在于渝也”，这是何等预留伏笔！鉴于蒋介石常搞这种“专立文字”骗人的事，我认定他一定另有通知儿子“即日飞渝”的密令。刘浩回忆的，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四、刘浩回忆蒋经国有行前谈话：“‘我这次离赣实非自愿。’这是蒋经国的临别发言第一句话。亲信们不难揣度蒋氏言中有言，内疚深重。接着他又说：‘日本鬼子的泥脚已伸到我们新赣南的近壤，我曾向新赣南父老兄弟做了保证，誓死与赣州城共存亡，坚决保卫新赣南的每一寸土地。早些时候，张治中将军不是前来做说客吗？此事大家都是知道的，他要我去重庆，我因为舍不得离开新赣南，所以去不成。现在敌情如此嚣张，我怎能弃城而去呢？各位也不会支持我去做个逃兵。现在刘多荃将军衔命而出，挺胸承担赣州的防务，我只得暂时和各位告别了，以后还会来探望你们的。’”

五、吴识沧《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形形色色》中，对蒋经国“誓与赣州共存亡”的惺惺作态也有描绘：

1945年初，日寇突然南犯，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不战而退，日寇从萍乡、永新、遂川一带侵入贛州。

抗战胜利以后，我经过贛州时听说：

在贛州沦陷之前的危急时刻，专署、县府召开全体干部和贛州各界代表大会，蒋经国在大会上讲话，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他坚决表示：“我蒋某人誓与贛南共存亡，准备上山打游击！”听者为之动容。

到了兵临城下的前夕，第四区保安副司令刘德藩和专署秘书周灵钧等高级干部，都力劝蒋氏马上离开贛南，蒋说：“我已经当众宣布要与赣南共存亡，要是走了，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呢？我坚决不走！”

“你不光是赣南的专员，还是中央的要员，你的重任在肩，前程远大，而且总裁对你有更大的期望，专员应该走。”众口一辞，苦苦劝促：“对老百姓好交代，我们会宣布专员有特殊任务到前线去了！”

“我的家眷已经送走了，我不走。”蒋仍坚持不肯走。

接着，重庆第二次派了“美龄号”专机来接小蒋，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二十五军军长兼赣州城防司令刘多荃，也力劝蒋走，他们说：“现在情况紧急，蒋专员在这里不走，我们还要保护你，对你的安全负责，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现在重庆又派飞机来接，你快走吧！”

刘多荃急得跳脚，补充了一句：“挨到明天就走不了啦！”

在大家的包围苦劝之下，蒋经国表示无可奈何，于是上车去飞机场，登上飞机，引擎发动，“美龄号”专机就载负着这位“赣南民众的救星”，在危急关头离开赣南民众，飞往重庆去了。

飞机入云以后，刘德藩、周灵钧等驱车回城部署紧急疏散，匆匆逃难。到此，“建设新赣南”也就停锣住鼓了。

六、关于蒋经国开溜前还宣称“誓与赣州共存亡”以欺骗国人，这种宣称，且出之以报章形式。据魏晋《蒋经国在赣南二三事》：“1945年春，日寇调兵侵犯赣南。蒋经国接到情报以后立即下令疏散，将专员公署及附属机构，一律紧缩编制，疏散到崇山峻岭的安远。《正气日报》在疏散前夕，刊登了蒋的疏散命令，也刊登了蒋保证与赣南人民共存亡的谈话。所以读了这报纸的人都很兴奋，认为蒋经国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这一次一定要临阵抗战了。可是这位有杀母之仇、守土之责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却临阵脱逃了。”

七、胡越一《蒋经国在赣南》也记此事。胡越一说：“蒋经国的生母毛氏，是在故乡浙江奉化被日本飞机炸死的，蒋为此在赣州举行过追悼大会。会上蒋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一面将赣州北门新桥命名为‘忠孝桥’；一面咬牙切齿，发誓和日寇不共戴天。在赣南一次县长会议上，蒋还亲自主持通过了所谓‘保卫大赣南’的决议，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并一再宣称：我们绝不逃亡，假若敌人踏入赣南境内，我们将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日寇拼到底！但是，当1945年日寇从南昌、吉安引兵南犯之际，大家认为赣州天险，易守难攻，蒋经国至少可以搬兵抵挡一阵。谁知就在日寇迫近赣南的关头，他却偷偷乘专机溜之大吉了。消息传开后，赣州顿时人心慌乱，专署一些要员感到措手不及，仓皇间一把火烧毁赣州东门大桥，各自逃命去了。”

八、覃异之《我所认识的蒋经国》也记此事。覃异之说：“1945年1月底，日寇入侵赣南，代理专员杨明急电蒋经国请示对策。蒋复电指示说：‘应紧急动员群众，誓死保卫新赣南。’他随即回到赣州，召开了一连串紧急会议，并召开群众大会，声称：‘决心和赣南父老兄弟姐妹一道，誓死保卫新赣南。’但是实际上只是徒然喊一阵口号，除了做一些疏散民众的工作之外，并无准备作战的实际行动。正在赣州危急时刻，蒋介石拍来急电，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为由，要蒋经国立即飞回重庆，同时派专机到遂川飞机场等候。蒋经国离开赣州之次日，赣州即告沦陷。”

九、刘浩回忆蒋经国家眷走的情形，恐有错记。他说：“蒋经国的话音刚落，他的俄籍夫人蒋方良便手挽年甫五六岁的长女，姗姗登机。接着是一个中年的胖保姆，也牵着主母的幼儿，跟踵而上，这两个小孩，都是蒋经国与俄国夫人生的混血儿，修长的睫毛，金黄的头发。以后便是一队身着黄呢军服，头顶钢盔，手持冲锋枪，脚蹬马靴，胸前还披挂两枚爆破弹的武士，鱼贯登机，看来倒是好威风、好杀气。原来这些美式步兵轻便装备的武士们，便是来自重庆近卫军的一个整排，今天是接受‘随机护航，安全返防’的军令，来到赣州的。最后，才是蒋经国慢步登机，只见他频频回首，向送行的人群示意。”照蒋介石1月28日的手谕，明有“孝文上星期以喉疾发热三日，今已复原，勿念”的话，可知蒋经国的家眷之一——儿子蒋孝文，早已在重庆。若如刘浩所说：“幼儿”在赣州，也不对，因为蒋孝武是1945年4月25日才出生的，蒋经国1月上专机时，还没出生。

十、刘浩回忆，机场跑道是为蒋经国一人保留的：“蒋经国一行的座机，腾空盘旋机场上空一周之后，守城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爆破机场跑道，这是他们预先部署的城防第一步。次日又将水东浮桥解缆，彻底火焚。凡是城廓与近郊之间的通道要隘，一律设置障碍，并捣毁桥梁，破坏公路路面。自然下一步的城防措施，应该是加强城防兵备，组织民间联防自卫。可是自从蒋经国离去后，预定的城防措施并未按计划进行。刘多荃将军承担布防任务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那位姓桂的驻军团长的踪影，没有看到原有地方保安团队的一兵一卒，没有看到一向维持城市社会秩序的一宪一督上街值勤。那时的赣州，已是形成一座不设防的‘真空城’。当时城内至少有两万以上居民，未及疏散。几天之后，日本侵略军只来了一个班，就兵不血刃，一枪未发，从西津门漫步进踞了赣州城。”

十一、刘浩回忆说蒋经国起飞后“守城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爆破机场跑道”，但照罗旋《蒋经国江西传奇》，则是“蒋经国走后的次日——2月2日，黄金机场被破坏”。“2月5日，日本侵略军没遭受任何抵抗，长驱直入赣州。”

十二、据漆高儒《蒋经国的一生》中说：“……经国先生则以建设赣南有责，不愿轻易离开，蒋公再三电召，民国三十四年4月赣县遭日军攻击，蒋公派了一架专机，在赣县陷落的前一天挥泪离开辛苦治理的赣南。经国先生流着泪上机的情景，是他的副司令刘上校及几位科秘亲见的，他爱这个地方的人民，他爱这个地方，留有深厚的感情。”漆高儒把“赣县遭日军攻击”的时间，定为“民国三十四年4月”，事实上，照该年2月11日重庆《大公报》头条消息，明明是“赣州城于6日午夜陷敌”的，足证蒋介石在城陷前九天就催自己儿子先脱身。漆高儒说蒋经国在城陷前一日离开赣州、覃异之也说是次日沦陷，但刘浩说是“几天之后”，曹云霞说是“1945年1月底的一个傍晚”“驱车前往机场”，则蒋经国早在城陷前七八天就开溜了，这种回忆比较近情理。蒋介石手谕是1月28日到的，下令“即日飞渝”，正是别人留守、犬子独逃的张本啊！

1991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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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杀章亚若

漆高儒《美人江山一段情——我所知道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传记文学》三二四期，1989年5月）：

有一天，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我的办公室，黄问我是否知道章亚若在桂林的一切，我说不知。……黄首先愤怒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该在桂林隐藏的，不可对外，如今参加很多社交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样，将妨碍经国兄的前途，委员长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为专员的政治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徐秘书还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伤心难过的。”黄说：“经国兄的政治前途，重于一条女人的命。”徐又郑重的说：“你要三思而行。”黄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我会负责。”

张令澳《随蒋经国赴东北工作回忆》（《奉化文史资料》第三辑，1987年3月）提到1945年蒋经国做东北外交特派员，随他去东北的有黄中美，官拜“吉林省盐务局长”，可见黄中美干掉章亚若后仍被蒋经国重用，并且还升官了。这一证据，说明了杀章亚若乃出自蒋经国的手下，而非蒋介石的手下。

《传记文学》三二八期提到笪移今文，文末说蒋经国最后曾邀请留俄同学随他去台湾，黄中美竟说：“你要我们陪你去送死吗？”此人不仅置章亚若于死地，对蒋经国也毫无友情道义之可言云云。其实蒋经国又有何友情道义之可言，双方皆恶棍而已。

1995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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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章亚若疑案余波

《世界论坛报》董事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国杂志协会理事长”段宏俊，顷以“中国杂志界访问团团长”身份，带队前往大陆访问，途经桂林时，特地寻访章孝严、章孝慈生母章亚若之坟，予以吊祭。此事有多种含意：

一、蒋经国生前，从未承认章氏兄弟是蒋家人，所以前年（己巳年二月）章氏兄弟托人替他们母亲修坟时，只能在墓碑刻石“显妣章太夫人讳亚若之墓” 字样，不敢归宗蒋氏。

二、章氏兄弟虽然为母亲修坟立碑，但是，因在台湾做官执教，且身份特殊，不敢亲去桂林，对母亲的坟，只能“叩立”而不能“亲拜”。

三、段宏俊此次代为吊祭，最大特点，乃在所送花圈上的上款——“蒋母章太夫人灵佑（右）”。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将章亚若实事求是，归于蒋氏之家。章氏兄弟墓碑不敢刻出者，段氏宏俊独得寸心代报春晖矣！

四、“中共当局”未介入此事，但他们要求下款“中国杂志界访问团团长段宏俊暨全体同仁敬挽”一行字顶头，要加“台湾”二字。——国民党在台湾，每顾忌有台湾二字在团体名称之上；共产党在中国，却唯恐台湾二字不在团体名称之上。双方心态对照起来，十分有趣。

199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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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蒋纬国论戴传贤

国民党大员在1月3日举行党国元老戴传贤百年冥诞纪念会；“交通部邮政总局”在1月4日发行革命先进戴传贤百年冥诞纪念邮票；蒋纬国也发表《戴传贤先生我的亲伯》长文，登在1月3、4日的《中央日报》。蒋纬国的生父，或说蒋介石、或说戴传贤，这篇文章一出来，虽由蒋纬国本人亲笔证明戴传贤为他“亲伯”，就是“义父”，但是字里行间，令人起疑之处，也不在少。一般蒋介石的史料中，我们多看到蒋经国是毛夫人生的，但却看不到蒋纬国的生母。吴敬恒（稚晖）为蒋家编宗谱，曾打算把蒋纬国派为宋夫人（美龄）所生，因为太离谱了，所以此计未售。根据蒋介石《亡弟瑞青哀状》，明说“亡弟瑞青，讳周传，年四岁而夭，母哀之甚，欲勿殇命，以周泰长子经国嗣”。可见蒋介石自承蒋经国是过继给亡弟蒋瑞青的。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中说“瑞青早死，由蒋介石兼祧承袭”，是大错误；何国涛《关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的改正与补充》中虽改正为“由蒋经国兼祧承袭”，也是错误，因为根据蒋介石的自述，全无兼祧的记载，可见蒋经国当年在王太夫人的意愿下，完全过继给了蒋介石的弟弟。蒋介石说：“世世子孙，读斯文者，知吾母与吾今日哀其子若弟之苦心，庶奉吾弟祭祀，永永弗替。”可见此中有“苦心”在。为什么“苦心”呢？因为按照中国文化，长子一支都不准过继给他支，盖恐乱宗法也，但是王太夫人偏爱小儿子，蒋介石又事母至孝，只好违反中国文化，“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从这些蒋介石的白纸黑字中，我们看出这一过继，是很勉强的，因为他冒了自己这边在宗法社会中绝后的危险。我认为蒋介石是在这一警觉下，把戴传贤的儿子蒋纬国过继过来的。

戴传贤跟蒋介石同为浙江人，早年搞革命，二十三岁辛亥革命成功后，做孙文机要秘书，此后青云直上。三十九岁就做上考试院长，长达二十年。最后做的是国史馆馆长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以这种显赫的履历，可知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热的。不过，戴传贤年轻时虽是急进的革命党，年老后却越来越反动，整天吃斋拜佛写毛笔字，他的考试院，也就变成了一个活宝衙门，连大门口站岗的，都要穿孔子时代的古装亮相，此公的莫名其妙，由此可知矣！

但是，戴传贤虽然是个莫名其妙的人，但他在国民党中，却是少有的有殉死信仰的人。当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山倒之际，他蒿目时艰，忧惶不胜，感于“油尽灯枯”，决心死在大陆，不肯来台。终在1949年2月11日，以六十之年，自杀于广州。蒋复璁在《戴季陶先生八旬诞辰纪念献辞》中明说：“徐蚌战后，我在孝园见到季陶先生愁容满面，痛苦万状……季陶先生在赴广州之后，竟于大陆沦亡的前夕舍身殉国。”指的就是这件事。

而今天的孝子蒋纬国，却写文章说戴传贤之死，“不是一般传说的自杀，而是心脏病突发过世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依我看来，这倒不是什么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是掩盖国民党当年的失败主义记录。因为戴传贤的自杀，正反证了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们没有殉死的骨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纬国宁肯埋没这么一个殉死的故事，也要成全别人的贪生。——有“义子”如此，此子真可谓不义矣！

198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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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戴杂写

今天早上《世界论坛报》登出老友何伟康（康白）《云南灾区行》之二十七——《代李敖传达母子情》，提到他在云南跟我母亲聊天的事。我母亲为人幽默，每在人家问老太太年纪时，她不以为忤，总是说：“你看像几岁，就几岁。”这一风度，今早使我有了联想。今早报上，登出蒋纬国昨天讲演，被人问及到底他爸爸是蒋介石还是戴传贤时，他答得妙，他说他当年也对这问题好奇，“我不敢问姓蒋的，可以问姓戴的”。但是，“戴先生的答复很妙，他拿出一张蒋公的照片，也拿出一面镜子”。让蒋纬国自己决定“是像这边，还是像那边？”这种“你看像谁儿子，就是谁儿子”的风度，真可跟李老太媲美矣！

蒋纬国又讲到，对于两位了不起的人物，其实做谁的儿子他都愿意。显然的，蒋纬国对戴传贤的态度，是情见乎辞的，是拥戴的。

我总觉得在讲演会场，向蒋纬国提问题的人很笨，问题不该问他爸爸是谁，而该问他妈妈是谁。因为在一般蒋介石的史料中，我们多看到蒋经国是毛夫人生的，但却看不到蒋纬国的生母。吴敬恒为蒋家编宗谱，曾打算把蒋纬国派为宋夫人（美龄）所生，因为太离谱了，所以此计未售。那么，蒋纬国的生母是谁呢？

据丁文渊《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改造》第十三期，1951年3月1日）有这样一段：“戴先生在年轻时代，是放荡不羁的，他从来也毫不讳言。他说，他跟总理在日本的时候，每天自朝到晚，都是跟随总理，只有到了晚上12点钟以后，才稍有闲暇。可是他轻易不肯放过，每晚都要出去过他的夜生活。有一次他又告诉我，日本京都妓院的情形，如何高贵，其中礼节，如何有许多繁文，因为院中妓女往往多是京都公卿的闺秀，因穷而谋生，不得已而出此。然而因此也保持她们本身的高贵，她们不是随便就肯与人交合的。”戴传贤是有真性情的革命党，他能道出此事，足见他的坦白。比起其他革命党兼大嫖客，一直讳言其留东外史者，自然要胜一筹了。

丁文渊又回忆：“我同戴先生也曾谈到男女问题。当时是我对一位党国元老，年高位尊，而极渔女色；另外还有一位省主席也是如此，他们因地位的关系，追求女性，不择手段，威逼利诱，在所不惜，所以我加以批评。戴先生听了不置可否，他只说：‘你要晓得，男女问题，最好不谈！因为男女问题，是生死关头！能撞过这一关头的人，实在没有多少。我不知你在这方面有若何经验，我本人确是已经撞过这一关了！所以关于男女问题，最好不谈。’他以后又说：‘要知现在因为男女问题，发生了许多纠纷，因此造成了许多孤儿寡妇，实在是悲惨得很的事，所以我不愿意说它！’”根据戴传贤《写八觉经过及目的讲词》，曾自述他三十三岁时跳江自杀，原因之一，“是五六年来一件很错误的恋爱，种种魔障缠绕，自己偏偏认假作真”。而他一生，除有大老婆钮夫人外，尚有三十三岁讨来的姨太太赵季官、三十七岁讨来的姨太太赵令仪，可见此公之所谓撞过女色一关，其成绩如何，也可想而知矣。

一个说法是，蒋纬国的生母乃日本人，是戴传贤“晚上12点钟后的产品”，在“生死关头”，由好友蒋介石承受之。蒋介石为什么自己有儿子还要别人儿子，我有《驳蒋纬国论戴传贤》一文详论，可以参看。

198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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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的生母是日本艺妓津渊美智子

三天前，陈中雄先生电传了一件去年11月19日的大陆《周末》报导给我。标题《蒋纬国的生母津渊美智子》，全文如下：

一年前，台湾前陆军总部参谋长郑某披露一项内幕，蒋纬国的确是戴传贤（即戴季陶）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位日本艺妓，名叫津渊美智子。

辛亥革命前夕，蒋介石、陈英士、戴传贤相继东渡日本留学。他们在津渊美智子家中相识，并成为知己。戴传贤生性浪漫，文才又好，又风流倜傥，喜作狎邪之游。美智子对戴颇为倾心，后追随其左右并同居，不久生下一子，名戴安国。1915年（一说1916年初），戴传贤携美智子回上海定居。第二年10月16日美智子生下第二个儿子。

1919年，蒋介石为了替亡弟蒋周传（又名瑞青）立嗣，遵母命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其“兼祧立嗣”，有令蒋介石绝后之虞，故蒋介石向戴传贤要求领养其二儿子。戴答应后，蒋介石将孩子携回奉化，取名蒋纬国，后交侍妾姚冶诚抚育。

津渊美智子还于1920年生了一个女儿。时值军阀混战，戴传贤因无暇顾及，只好将女婴交给前上海商场殷实商人颜博诚夫妇养育，易名为颜世芳。此女即蒋纬国的妹妹。

美智子本来有定居中国之意，后因当时政治局势不稳定，且戴传贤因参与革命活动，迁徙无常，她只好于1920年返回日本，直到中国北伐完成，这段异国之情遂告中断。但戴安国与蒋纬国却因亲情所系，与生母之间常有书信往返。1949年蒋纬国到台湾后，虽有奉养生母之意，而因宋美龄之故，只好作罢。

1957年2月13日，丧妻后的蒋纬国与邱爱伦结婚，特意在戴安国陪同下前往日本东京举行婚礼。其主婚人不是别人，正是津渊美智子。1967年，蒋纬国应邀访日时，念及生母年事已高，便接她回台定居于丰原市。美智子于1977年亡故。

这篇文字中，提到1919年蒋介石遵母命为亡弟立嗣而把蒋经国过继的事，我不知道是否是根据我1986年5月1日写的《蒋经国的另一个爸爸》而来，如果是，这篇文章用“兼祧立嗣”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在我文章中，早已否定了“兼祧立嗣”；蒋介石《亡弟瑞青哀状》中，也明说：“亡弟瑞青，讳周传，年四岁而夭，母哀之甚，欲勿殇命，以周泰长子经国嗣。”并没说是“兼祧立嗣”。

这篇文字如果没根据我的文章，那又证明了我的文章研判的正确，我研判的结论是：蒋经国过继这年，蒋纬国只有三岁，蒋纬国生父不是蒋介石，是戴传贤，我大胆假设他被蒋介石收为次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与王太夫人一直施压力把蒋经国给蒋周传有关。蒋介石头脑很旧，他怕自己长房这支绝后，故抱来蒋纬国垫底，这样在形式上，至少不太难堪。蒋介石在文中故意用“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的语气，更可印证我这一大胆假设。

至于这篇文字说戴安国也是日本艺妓所生，恐怕不确。据居浩然1981年4月22日留下的书面表解，戴安国是“钮夫人”所生，而戴建镐（即蒋纬国）为“日女”所生。居浩然父亲是居正，与蒋氏父子有两代之交，所言当属可信。

198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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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和谁乱伦？

革命元勋居正，是武昌起义的大功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担任内政部长并代理部长。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民国杂志》经理。1916年到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占潍县、攻济南。在这段期间，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所以，在国民党的伦理中，居正是蒋介石的上司。

居正的儿子是居浩然，他们父子，与蒋介石父子，有两代交情，所以知道对方的秘密极多也极权威。居浩然死在1983年，在他死前两年，六十四岁的时候，他亲笔写下一张关系表，透露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之子，乃是戴季陶与日本女人的私生子。蒋纬国曾跟戴季陶的钮夫人的外甥女戴家祥（阿花）乱伦。居浩然1972年8月26日给白先敬信中曾说：“蒋纬国的养母是我生母的结拜姐妹，纬国和我像亲兄弟一样。”只有这样深的交情，才能透露内幕如此精彩也！

居浩然这一关系表，除了把三个“戴”姓两次笔误成“载”字外，都是正确的秘辛。例如表中说蒋纬国原名“戴建镐”，这就是很有趣的透露。根据卜少夫1960年12月10日致蒋经国的信，一开始的称呼是“建丰先生”，可见溪口蒋宅的“丰镐房”，实在与蒋经国、蒋纬国原名中的“丰”、“镐”相应。又如表中说戴家祥的身份，据1984年12月7日《中央日报》上戴安国的讣文，明列“妹家祥（适庞）”，可见戴家祥乃是蒋纬国的妹妹，盖从钮夫人的外甥女领养而来者。

蒋纬国与妹妹“初试云雨情”，此公之真面目，由此可见一斑。

198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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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是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吗？

蒋介石钦定宣传，说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相当于军官学校）毕业。六年前，即被我根据当时该校的学生名册，考证出蒋介石根本是冒充的。（我发表这一考证在《蒋介石研究》一书中，读者可以向李敖出版社洽购。）

不料，有其父必有其子、唯斯人而有斯疾，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这次冒充的是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

东吴大学是民国前十一年就成立了的老学校，在大陆非常有名。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该校“系就苏州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与宫巷中西书院合并而成，当时得美国卫理公会国外宣传部核准，并为向田纳西州州政府立案，于是该校乃得授予学位。自校董会组成，由林乐知博士任董事长，聘孙乐文博士任本校第一任校长，分设文理两学院，初由预备班而设本科，民国纪元前一年孙校长逝世，由校董会推聘上海中西书院院长葛赉恩博士继任，同时为集中人才经济计，遂将上海中西书院与大学部合并。民国四年，增设法科于上海，即该校法学院之滥觞，后由美国法学家兰金教授任法科教务长。十一年，文乃史博士继葛任校长，十四年，北京教育部准予法科先行备案，十六年，法科更名法律学院，聘吴经熊博士为院长，盛振为博士为教务长，并聘杨永清博士为该校校长，十八年8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二十四年并蒙国民政府司法院予以特许”。而国民政府特许之日，也正是蒋纬国混迹该校之时。

关于蒋纬国的学历，国民党一直宣传说他是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最近一次的宣传，见于“中华民国七十九年10月3日”《中央日报》。这天《中央日报》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三十位委员简介”栏中报导：“蒋纬国：七十四岁，浙江奉化人，执政党籍，毕业于东吴大学物理系、德国陆军官校，曾任三军大学校长，现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可见毕业东吴大学物理系之说，是官方制式说法，蒋纬国本人也是居之不疑的。

蒋纬国不但居之不疑，并且自己传出一种神童式说法，描写他毕业的奇迹。这一奇迹，流传颇广，现以集大成的《蒋纬国评传》（林朝和著）为例：

他中学时，就喜欢数学和理化，根基也打得不错，一举考取了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美国MIT学院（那时大学是独立招生），他就近选择了东吴大学物理系。

他急切地想当革命军人，因此希望能以两年时间，修完四年的课程。连寒暑假都放弃，专心于课业，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打破纪录，提前两年毕业。

原本以为，这样一来，进入军校的美梦即可成真。但蒋介石又以“做个军人，尤其是做个现代的军官，除了理化基础以外，还必须懂得政治、经济、社会才好”。

他只得重回东吴大学，主修政治学兼经济、社会学，一年后，蒋介石才决定送他去德国山地兵团接受严格训练。蒋介石本身是留日出身，为何要送纬国去德国学军事呢？江南认为蒋是个机会主义者，是南京向希特勒认同的表态。

从这种传记里，我们得知：原来蒋纬国不但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并且“以两年时间，修完四年的课程。……终于打破纪录，提前两年毕业”呢！

除了神童，谁有这种本领！

但是，神童怕证据，一经查证，神童就神不起来了。

据东吴校友陈平景先生代我查证，根据东吴大学物理系主任周桑漪先生（台湾人）书面见告：

蒋纬国在东吴大学的读书，从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中、高中，读六年，其后在东吴大学物理系读到二年级，实读一年半。当时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就到德国留学去了。一般说蒋纬国在东吴读了八年，实际上是读了七年半。

可见蒋纬国不但没在东吴大学物理系四年毕业，甚至所谓“两年时间”，都没念完！

除了周桑漪先生的查证外，还有一个旁证，就是蒋介石侍从副官居亦侨的谈话。王蕾、夏春在大陆有《南园七号楼与蒋纬国——居亦侨老人一夕谈》一文，明说：“纬国却是个柔弱的人。他在苏州上过中学、大学。在东吴大学读了一年物理，后转入文科。”“1936年，蒋纬国在东吴大学肄业，赴德研习军事，后又去美国。……”

可见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之说，全是神童的神话。

1991年5月

附录

南园7号楼与蒋纬国（王蕾、夏春）

——居亦侨老人一夕谈

中秋前夕，为了搜集有关“南园宾馆”的历史资料，我与一位同事一起登门拜访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人——蒋介石侍从副官居亦侨。

居老家居苏州城南隅一座厢房式的院落。四扇油漆剥落的高大落地门窗内是一隔为三的卧室和所谓的多功能厅。居老身材修长，面庞清痩。虽然年逾八旬，但思路清晰，他高兴地向我们叙述了南园7号楼的情况：

1927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成婚。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帮助蒋介石在苏州蔡贞坊7号买下一大块地，建了一幢考究的英式楼房，称“南园”，现称“7号楼”。石库大门，水泥鹅卵石砌成图案的曲折小道直通大楼，楼上楼下周围都是老式长窗。楼前是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后面是堆砌着玲珑剔透的湖石假山，假山上还有一只四角翘檐的小方亭。房子建成后，蒋介石安排第二夫人姚冶诚携带蒋纬国由奉化萧王庙搬迁到“南园”。姚氏是吴县人，为人厚道，生活简朴，笃信佛教。蒋纬国中等身材，面孔很像蒋介石，但两眼不如蒋介石有神。蒋介石很喜欢蒋纬国，常常让我半夜驱车到“南园”，接他去南京。抗战前夕，蒋介石路过苏州，还特地在“南园”住了一晚，看看蒋纬国。蒋纬国的秉性脾气同蒋经国也不同。经国强悍、果断，纬国却是个柔弱的人。他在苏州上过中学、大学。在东吴大学读了一年物理，后转入文科。蒋纬国读书时热心于童子军军训，“九一八”事变后，学校每天升国旗，他当号手。

在苏州读书时，有一次，他乘人力车上学，车夫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提篮内的点心撞翻，纬国立刻叫停车夫，跳下车，向老妈妈道歉，并拿出两元钱，要老妈妈另买点心回去，并问是否撞伤，如觉不适，下午请到“南园”来。

街上的人都认识蒋二公子，也知道姚氏心地慈善，都劝老妈妈下午去蒋家，定能得厚赐。下午，老妈妈真的上了门，哭诉被撞，姚氏亲自出门慰问，并送了二十元。

1936年，蒋纬国在东吴大学肄业，赴德研习军事，后又去美国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回国后，出任徐州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姚氏虽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但他待姚氏一直像生母，常常去看望她。解放前夕，又派专人来苏州接姚氏一起去台湾。

临走之时，居老各送我们一册刚刚出版的回忆录——《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此书他已托人捎到台湾给蒋纬国先生和俞国华先生。居老告诉我们，蒋纬国先生很想念自己的故乡，他曾多次表示：一定要活着回大陆，而不能让子孙们手捧骨灰回大陆。居老说，待“7号楼”装修一新后，要拍照片捎给蒋纬国先生，希望他早日返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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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在苏州留下孽缘！

蒋经国生前有两个私生子，章孝严和章孝慈。蒋经国生前对这对双胞胎一直不认账，不但不认账，还谋杀了他们的母亲章亚若以灭口。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相传比乃兄规矩，其实不然。《求是报》业已查出并取到证据，证明蒋纬国也有非婚生子，这位非婚生子现年五十四岁，现住大陆苏州，名叫程英嘉，是非常优秀的经理人才。

程英嘉的母亲施利聆女士是名门之女，二十一岁嫁给复旦大学出身的程金冠，他们夫妻是蒋纬国的好朋友。不料，就在程金冠去欧洲留学期间，蒋纬国诱奸好友之妻，于1937年生下程英嘉。

这一事件，导致好友婚姻的破裂。

大陆撤退时，施利聆、程英嘉母子二人未被带来台湾。“文革”时，他们母子也吃了些苦头，却仍然幸存至今。如今施老太太身体日差，生活环境亦不理想，但他们为了保持蒋纬国的声誉，一直沉默至今。在台湾的蒋纬国也从未尝试与他们联系过。

有非婚生子，不算问题；问题在有了却不承认、不认账，这才是问题所在，品格卑鄙所在，胆怯、敢做不敢当所在，显属人格有亏；至于诱奸好友之妻，做出此种事，则属另一层次的人格有亏。而蒋纬国者，人格有此两亏，实在是人间败类，不愧为蒋介石之子也！

《求是报》特独家报导这一惊人新闻，并将陆续推出证据。另有论述，请参看5月9日“李敖天地”版。

199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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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景上穷碧落下黄泉，许以祺动手动脚找东西

一般印象，蒋介石是坏东西，蒋经国之坏不及乃父，蒋纬国之坏不及乃兄。其实这种印象也不尽然。蒋纬国也别有所坏。例如蒋经国只是逼奸属下之妻，尚未诱奸好友之妻，但蒋纬国却青出于蓝，循循善诱。这一丑事，由于我的好友陈平景、许以祺先后接力挖掘，总算挖出了一点眉目，而使蒋纬国的败类形象，得以曝光天下；且使受害的母子二人五十多年含辛茹苦曲为成全的伟大，得以垂范人间。

我初次听说蒋纬国有非婚生子在大陆，是得自陈平景的海外电话。陈平景热情而有正义感，因为反国民党，至今列为“黑名单”，不准入境，他跟我联络，多以电话行之。陈平景告诉我以后，我请他向苏州追查。1990年12月2日，他自美国来信，初步报告追查的结果：

密件

敖哥：

寄上苏州大学工学院副院长私函一纸请查收。

另查，蒋于1937年离苏州，次年1938年生下一个男孩子，母施利聆，浙江海宁硖石人，当时就学苏州慧灵女中，男孩取名程英嘉，现住苏州桃坞西街桃花桥3弄7号，弟取得程君亲笔函后，再给老哥寄去。此事暂保密。

匆祝

好

平景，1990年12月2日，Virginia.

这位蒋纬国的非婚生子程英嘉先生，现年五十四岁，是非常优秀的经理人才。他的亲笔函全文如下：

伯元先生大鉴：

大札已悉。谢谢您的关怀。由于我今秋10月已迁新居，所以周转接函迟复为歉。我和李永民先生已很久未通音信，不知他在日本近况如何？甚念。关于和家父联系一事，我们的态度是此事难度极大，必须有人能面交家父母亲的亲笔信才行，否则无望。大陆改革开放十载，我们曾多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和其联系，均未遂。想来原因不外是：海峡两岸对峙几十年，或有人从中作梗、扣押或带信者知难而退免遭不虞；或消息被严密封锁，他认为我们母子生死未卜、下落不明……也许他出于公的私的种种原因，不愿且不能相认我们？真是这样，他为何在台公开演讲中，一再声泪俱下地表明将来退隐林下后要返大陆？他还有什么直系亲属在大陆？令人费解！您要家母的详细资料，今奉上复印件两份。您一览即知家母出身名门，旧上海的上层人士基本上都知道她。和钱大钧、蒋伯诚、吴忠信、黄金荣、杜月笙（孟小冬是家母义姐）、王晓籁、戴安国等皆熟悉。定居沪、苏二地，和家父相处十几年（从30年代至1949年），曩时常出入苏州蔡贞坊姚氏太夫人寓所（今南园宾馆），为苏州前慧灵女中高材生，喜雀战、谙京剧梅派声腔得梅亲炙，玩票，未下过海。梅是我姨父冯耿光（幼伟公）、前中国银行总裁一手扶持的，海内外均知。顺便说说：1949年初，姚自大陆赴台前是家母携我送行的。当时家父有一简告母速去台湾，因种种原因未走成。

您肯鼎力相助，殊感激。但我们素昧平生，不相知怎相契？如方便的话，盼您能来苏一晤届时家母当秉诚相告此缘的来龙去脉，一释疑虑。我们的原则是绝不介入一切政治斗争的漩涡，既不给大陆惹是非，也不为台湾添麻烦。荣华富贵于我如浮云，我五十多岁了，阅尽沧桑，现在民间组织搞技术开发工作。人生五味，全都尝过，复有何求？只冀能取得联系后，给老母（从未工作过）和幼子一个他们名分应得的生活安排及前程保障则足矣！附寄小影一帧（摄于工作处）、名片一张，俾联系。

期复。顺颂

大安

程英嘉1990年12月20日

陈平景收到信后，因在美国谋生，无法分身去苏州，乃辗转托好友许以祺趁今年2月春节的空档，代为去苏州一趟。

许以祺是热心为朋友做事、热心发掘人间真相的人，他不辱友命，亲自去了一趟苏州，然后回信给陈平景，全文如下：

伯元兄：

久疏音候，近况可好，去年你曾托我便时去苏州拜会程英嘉先生，同他聊聊，可能的话同他母亲施女士谈谈更好，也希望我能从他们那里拿一信转你，你可托送。

正好今年春节，我有公事赴上海，是外国石油公司的事，他们也不管春节，谈完是年三十，我也就托上海一朋友订了苏州饭店的房，下午去到苏州。第二天顺利见到了程先生及施女士，我也就替你作主，请他们在新开的竹辉饭店吃了一顿广东菜，我觉得菜有潮州菜风味，很好。施女士也说是近年来少吃到的好菜。苏州也是这一两年来才有中外合资饭店，有香港来的厨子，一般国内的餐馆都做得粗，也油腻，总之我为你请客没丟你脸，毕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施女士谈她的往事如数家珍，这么多年了，还是如此记忆新鲜，可见当时印象之深刻，你要我把施女士谈的转告你，你知道我这年纪也记不得如许多，因此也在征得施女士同意后录了一卷（我只有一卷空带），她的媳妇也来了，我们谈时她也照了相，我本来还不太好意思照的，既然他们照了，我也照了几张。如今我把这卷录音及照片一并寄你，算是我尽的人事。很抱歉的是，施女士要你转带的一封信，到我离开苏州时仍未准备好，程先生说写好了寄到我北京来，这次直到我来港前还催他，结果也未取到。既然是他们托你设法带此信去台北，他们自己不起劲，我也不便太催，你说呢？他们言谈中有些挂虑你的转送能力。毕竟这是比较敏感的事，没送对是不太好，这一点我也同意他们母子的看法。总之你也是热心人，你既然承诺，也一定有你的办法，也不必我来担心。

后来两天在苏州，我去了同里一带看水乡，当地的蒋镇长经我的好友陈从周介绍，真很客气，安排了一个小艇去湖中小村看看，可惜环保很差，水面肮脏污染，把我想象中美好的水乡印象破坏无遗。本想好好拍套照片，今年印挂历，看来也得作罢。有趣的倒是在返回路上经过宝带桥，看到许多村民烧香烧纸拜那座小亭子，都是妇人（中年为主），中国封建势力的回归真是令人担忧。

那天同施女士母子谈天，真是感触良多，真是乱世悲剧。到了今天，当然不是争是非、讨公道、讲名分的时候，仅站在人情道义上，在台湾的这位先生，实在应该表示一些关怀之情。我真怀疑他是否有这份想法，因在大陆开放已逾十年，他很容易找个手下人来探访照顾，但到今天未见他如此做。所以我担心你即使能把信带到，效果多少很值得怀疑，不信你等着看。好了，纸尽只得停笔，因时也该给程先生一信，谢谢他们在苏州同我合作。

祺上 1991年4月13日

如今，全部信件、照片、记录、录音带，都转到我的手中，我决定不增加任何人负担、不先得任何人同意，就陆续发表，以为人间真相与正义，做一总结。所有责任由我负担，与任何人无涉。

我为什么要揭发这件事？因为受害人施女士、程先生他们，都太厚道了，他们“为了保持蒋纬国的声誉，一直沉默至今”；而好友陈、许二位也太怕受害人再度受害了，因而力持慎重。试看许以祺的信中说：“那天同施女士母子谈天，真是感触良多，真是乱世悲剧。到了今天，当然不是争是非、讨公道、讲名分的时候，仅站在人情道义上，在台湾的这位先生，实在应该表示一些关怀之情。我真怀疑他是否有这份想法，因在大陆开放已逾十年，他很容易找个手下人来探访照顾，但到今天未见他如此做。所以我担心你即使能把信带到，效果多少很值得怀疑，不信你等着看。”这些含蓄的态度，就是使台湾的这位蒋纬国先生得以“拔屌不认人”的基础。我认为除非公开揭发出来，别无他法使蒋纬国就范。因此我擅自决定一切公开，逼蒋纬国认账，对远在天边的可怜母子有以“表示一些关怀之情”。我相信这样做，对谁都好，包括对蒋纬国本人。——他能在有生之年就认子归宗，岂不比那死不认账的蒋经国更像一点人吗？

1991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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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炜国旧欢“施利聆系台属”

《求是报》5月9日独家刊出《诱奸好友之妻，暗出非婚生子，蒋纬国在苏州留下孽缘！为了保护蒋纬国声誉，母子二人沉默半世纪》新闻，10日再陆续公布蒋纬国、施利聆之子程英嘉先生提供的文件，文件为“中共苏州市委对台工作办公室”开具给“中共平江区委统战部”的。其中明说“施利聆系台属。特此证明。”文件下方有程英嘉先生亲笔说明如下：

我们沉默了几十年，从未对外公开披露过什么，虽是台属，也没参加大陆的“台属联谊会”，以致《香港报刊》说这“永远是个谜”，以致连我们原住的苏州平江区委统战部都不知家母的身份。这份证明是去年为搞房子时，无奈出的证明。

程英嘉先生并提供《香港报刊》（《广角镜》）所登《蒋纬国的两位夫人》一页，其中说：“蒋纬国在苏州东吴大学攻读时，认识了施利聆。她是中国银行董事冯幼伟夫人的妹妹，人称四小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蒋纬国，往来比较密切，并具有了结晶。以后，这段情缘没有下文，永远是个谜。”程英嘉先生的亲笔说明，即因此而来。

关于探访程英嘉先生及其母亲的经过，在10日《李敖天地》版续有报导，请参看。

199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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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以祺苏州访施利聆纪实

5月9日《求是报》刊出蒋纬国在大陆的孽缘的事，提到老友许以祺热心亲赴苏州探访经过。

下面公布许以祺转给老友陈平景的实录二件。因为许以祺随手仓促记录，在人称上，施利聆女士或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难免混杂。为存其真，我都不予改动，读者顺而读之，自可细加分辨出来。

第一件是1991年2月15日（阴历正月初一）在苏州饭店605室施利聆女士的谈话记录，其中也夹杂了对话。主题是蒋纬国从迷恋到诱奸好友太太的经过，全文如下：

他也没有交过女朋友，介绍了也回绝，我们给他介绍了两个，我见过其中一个是王克敏的六女儿，那个时候是要相亲的，我们夫妻俩介绍在现在的陕西南路，那时候是西藏路菲达，是最有名的吃咖啡的地方，那天他来的时候，穿了他老子的一件披风（斗篷），以后拿了相片，这位六小姐长得不错，就是牙不好，皮肤粗一点，相片拿去了半年没有信息，那女方不答应，王克敏过继我施姐夫的老太太，是世交，他说若没回音，把相片还回来，不可以拿了不还，我同纬国的妈讲，怎么没消息，半年了，我们做介绍的很难为情，他到底愿不愿意，六小姐是很漂亮的，他妈妈说“国”（但发音是‘过’，他母亲（姚太夫人）都是这样称呼他的）。你到底要不要？金冠嫂（他们都如此称呼她）说的对，不要把照片还给别人。纬囯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要这个介绍那个介绍，没有像金冠嫂那样的都不要。”施在场很难为情，他妈还说：“你讲这话，金冠嫂会生气的。”施说：可惜我没有妹妹，我的姐姐比我大十四岁。”纬国说：“谁要你们左介绍右介绍。”施说：“你有什么不满意，可以讲给我们听，我们可以想办法。”他说：“她那双手伸出来很粗的，牙齿也不好。”施说：“这两件事里牙齿不好可以装整的。”那时是在包车了，他说：“不要讲了。”后又介绍一位是陆家里做的媒，袁世凯的第二小姐嫁给薛，他有一个妹妹名叫薛欢，这不错了吧，又不行，还有一个杭州的市长周象贤的女儿，人长得不怎样出色，但很老实，不行，左不行右不行，最后他来了一句话：“除非像施一模一样的都不要。”施说这是什么话，我当时已二十二岁，脸红得要命。有时我们在家时，他来了，我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他来看金冠，施说他在学堂还未回来，他说那我就坐一会，他坐一会儿也不讲什么就走掉，施说那时他也没这种脑子去想这种事。头一会请他吃饭，我们家有一保姆，我那时已有孩子才一岁，请他吃饭，我烧的菜，他最喜欢吃咖喱鸡、五香排骨，所有东吴的人都来吃，我同佣人搞了一桌菜，后来他们走了，保姆说（他是从北京带来的）这位蒋少爷怎么用眼抄里看人，施说：“啊！我怎么没注意。这真要死！”施也没这脑子，那时她已有男人，有孩子，不懂这些。有一回他先生回来，施已睡了，说：“嘿，你晓得吧！他们这些学生喜欢捣乱，说谁的爱人，从前不称爱人，称太太，称Wife，说谁的Wife最漂亮打一百分，蒋卿林的老婆徐诗音，这人长得有外国人的味道，但是却评你一百分，我说谁评的，我先生说，就是他（纬国）评的。”我也没放在脑子里，就“哦！”了一声，睡了。有时我睡中觉了，客厅里没炉子，就只我房间里有，老佣人上来说，你睡觉时蒋先生来过了，施说他来干什么，佣人说没什么事，佣人说要叫醒施，蒋说不要，让她睡，让她睡。这么冷的天，他照样坐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也不说什么。那时看电影，他妈坐当中，我坐一边，他坐另一边，那时候凭良心讲，施脑子里没有任何念头，这种脑子施不转的，那时候想法是很老式的，不像现在，左一个离婚，右一个离婚。看完电影就再见明朝会。过了十分钟又来了，施说：“啊！刚刚才见了，怎么又来了。”他什么也不说，坐了一会又走了。金冠回来我告诉他蒋来找他，金冠说什么来找我，我在学堂，他看见我的。施想，这坏了，不对了，什么时候不对起的？是程金冠去最后一次奥林匹克，希特勒在台的时候，程金冠走时谁也不拜托，说我家有娇妻、爱子只二人，小孩子，她二十三岁年龄，问蒋能否照顾一下，蒋在砾江军训，头发都要剪短，他一听这话，军训也不军训了，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程金冠走了，程后来讲（他们办离婚手续时），要不是这个短命的奥林匹克的运动会，我们的家不会被拆掉。后来程去了德国，礼拜天看电影，上头的人都是东吴学生，我想这坏了，因为有十个学生向蒋的，就有十个向程，他们都很讲朋友，那时有个蒋有生，生了第三个孩子（私生子），纬国要母亲给蒋有生三百元，他妈说这么一下要三百，纬国一定要，说蒋有生还在学堂里，后来他替纬国做事，那以后，东吴学生去信给他先生，他先生知道不对了，那时从德国回来坐船要一两个月，他就从西伯利亚到满洲国乘车回来，回来时我已经不在家了，程金冠就到上海，找到我姐夫家，要他们交人出来，人有良心，我有时会觉得……程是好人，不抽香烟，也不跳舞，没有嗜好，的确很老实，我良心是有些什么的，程不让我出去，以后，有个女佣人（未出嫁）杜姐，打电话给蒋，告诉他施几时去上海，在车站碰头，那时候叫程金冠很痛苦，头直往墙上撞，血直流，要自杀几次，他说你要去上海，以前你去都要人送、人接，这次为什么要一个人去，施说那你送我去好了，程说唯独这一次我不能送，我晓得我不能送。那时我良心上受谴责，其实我们这个小家庭很不错的，蒋来时喜欢施的小孩，出去吃饭呀，他抱着我的孩子，他要不帮我抱孩子，就是帮我拿装尿布的书包，两人一块三个人，到苏州国货公司（现在是人民商场）楼上，晚上吃西餐，后来是总该闹穿的，就是我在他们家打牌，程从奥林匹克回来了，我们那个小杜姐来叫我说不好了，程金冠少爷自杀了，他吃了耗子药，那时候没什么安眠药，阿妈（？）说你赶快回去看，等我一回去呀，不得了，苏州最有名的医生叫李庆勋，他的房子很大的，就用他的房子叫光复里，也是东吴的，说你们这么年轻夫妻，为什么要自杀，我怎么也回答不出，房里都是东吴的学生，你怎么瞒得住，哑了，我想这下糟了，怎么办呢，后来他就讲了，我要去学本事，老头子下了命令，这趟船一定要到德国去，去学武的，他说你晓得吧，我靠老头子有什么稀奇，我要学本事，你要等我，现在不要离婚，现在离婚，你要吃苦的，我不在，后来，为英皇加冕，他也出席到英国去，人家邀请的，我怎么晓得呢？因为那天打电话到德国孔祥熙的女儿孔令贻，宋美龄的意思是要把孔嫁给纬国，他妈反对，当然要反对，因为他同宋是敌对的地位，怎能不反对，他说无论如何不可以，那怎么办，说打个长途电话给他儿子，电话边讲他妈还哭了，说你不要忘了，你妈吃的苦，你无论如何不能嫁，然后说现在你讲了听。这电话真奇怪，这电话如同普通电话真清楚，我说你妈讲的你听见了，他说听见了，我说那你怎样呢？他说我始终如一，好了，我对他妈讲，你放心吧，我相信他的话，他讲始终如一，不会变的，后来呢，就到抗战胜利以后，要解放前了，我还对他说你少出来，我们弄堂口有个姓张的就是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你少出来。现在是今非昔比，不能随意轻出，你来可以的，不可随便出来，他一出来就来拿挂号，在我楼下饭厅的埋单声的声音挺大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讲他要有良心，他也不会怎样安排我们，所以我说他死了以后到上帝面前，他要变成一个罪人，我们现在不讲，先礼后兵，这些事留在后头再讲。

许：那他回来以后（从德国）就去西安？

施：没有，他德国回来，是抗战时候到西安。

许：他德国回来以后到美国去？

施：他到德国念书是进希特勒兵营，他去美国我不晓得，他回来也没给我讲，他相片寄来我们这里，我们这老头子死也不肯离婚。他也蛮有意思的，蒋老太太说我的家对不起你们，你们有什么要求尽量提，你猜我的老头子怎样讲，他说，我没有要求，那时候他讲，如果你要跟我离婚，我马上就去死到总统府。这下坏了，他死在总统府对他也是不好的，那蒋老头子也会暴跳如雷，所以我们老头子讲了这句话，我就一直在拖，拖到解放，没有办法离婚，我手续没有做好，我怎么能走，他死也不肯跟我离婚。

第二件是访问归来，许以祺记录的《施女士会谈其他补充资料》，主题是写背景的，由程英嘉提供，内容难免有误记之处，为存其真，我也都不予改动。全文如下：

施女士会谈其他补充资料

1949年春天

★经常出入苏州南园7号楼与蒋介石二夫人姚冶诚打麻将，姚为苏州（吴县）人，又称姚为奶奶。

★周副官常在。

★经国（建丰）、纬囯（建镐）蒋介石希望用周朝两个京都（八百年）。

★撤退时，奶奶同施讲了一段话提到宋美龄，程只听到前一段，很忙，未听到后半段，被周副官带出去玩。

★临解放时还有信，用丰镐房信纸写的。

★施的好友：①朱庆宜女士：最要好的小姐妹。②孟小冬：北京的小姐妹。

★石静宜死是朱宝山的后代朱家妈（一个九姨太）带来的消息。

★在大陆，每天派出所来人看住，苏州一解放就搬回上海，住姨父家。（愚园路666号）

★解放初不走原因：①姨父从小带大，对国民党不满。②孔令侃。③杭州先解放，再苏州，再上海，回路切断不能去香港。

1934至1935年

★姚托人带过钱（50年代），蒋卿林曾提到过。香港未接到（1949）。

★（苏州）认识吴忠信，施高中（称四小姐）将大学，认识钱大钧在南园7号楼打麻将，钱送她返家。

1936深秋

★10或11月去德国。

1937年

★6月生程英嘉。

★蒋孝先宪兵兵团在西安死，叫施叫婶婶。死前几天从西安偷偷来看姨太太，施说他印堂发黑，后果死。

1939至1940年

★回国去胡宗南西安处。

★施女士，姨父为冯勤为（耿光），施姐夫为广东番禺人。满清皇家警卫厅厅长，民国袁世凯南北谈判，北方代表。1925年中国银行总裁，后移交给张嘉璈，另成立兴华信托储蓄银行，住愚园路，贝当路沙利文店对面。

1945年

★抗战胜利回来上海，搬进延庆路（旧格罗西路）。胜利后蒋纬国与蒋卿林（又深）同回。蒋卿林夫人叫徐诗月，是施的同学。

★蒋纬国回来时常带回防毒面罩，及美国腊封纸盒装食品，美式行军装。

★蒋伯诚（太太杜丽云）、戴安国、衣复恩、蒋孝文、蒋孝章都常来，也与程英嘉玩。

★石静宜常来上海闹，要杀施母子。

1947至1948年

★搬来苏州枫泾（醋库巷旁）住了一年多，后搬叶家弄9号（苏州大学附近）一幢西班牙小洋房。

★施的原婚先生程金冠离婚后经介绍再婚，妻为舞女陆露君，生五子女（二男三女）。

1988至1989年

★年来过男女二人，讲上海话，男四十多岁，自认国外来，女六十多岁。乘车来，只问身体可好，不知何人。另一次也有二人来，只问好（都未遇到）。

★吴忠信太太把施女士同施幼子及蒋纬国出去看电影，称为“一家子”出去看电影。

★1936年夏天程离开中国去德国，程金冠与施1933年结婚。时施二十一岁，程复旦大学毕业，结婚照被纬国抢走，婚后搬家至养鱼巷10号，但施不回去。

★曾将王克敏第六女儿介绍给纬国，来相亲时，纬国穿披风，纬国嫌该女手粗，牙不好。

★程英嘉今日住苏州葑门外里河新村107幢305室。

以下听录音。

（1991年3月14日，程英嘉提供）

199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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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孙家，何处是儿家？

“何处是儿家？”是多年以前一个电影片的名字，今早看到蒋纬国的讲话，首先从我脑中冒出来的，就是这五个字。

今早报上登：“教育部拟以宪法与立国精神等课程，取代‘国父思想’必修课的措施，昨天招致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这种措施将导致复兴道统文化工作的中断，犹如‘焚书坑儒’的行为。蒋纬国将军昨天下午参加资深国大代表滕杰主持的国家统一座谈会时，主动做了以上表示，适巧‘三民主义研究会’等团体也于昨天早上集体发动抗议，蒋纬国此一行为甚受瞩目。蒋纬国说，大家都说他是蒋家的人，但是从承继中国文化道统的观点来看，‘我应该是孙家的人’，就是继承黄帝、尧、舜、禹、孔子、孟子，至国父孙中山先生为止的一脉中国道统文化。”

蒋纬国这段讲话，用心很苦、用脑不足，因为他本人，显然没有仔细学过“国父思想”，如果他仔细学过，他就知道：“国父”压根儿就没有介入“中国道统文化”。这是我李敖熟读所有文件的学术化结论，证据如下：

捏造出来的“继承”

在“国父思想”中，“国父”本人，从来没有谈过或写过有关道统的话，说“国父”继承道统，乃是“国父”死后三个月冒出来的一段无头公案。原来“国父”1925年3月死在北京后，5月国民党就在广州开了一届三中全会，发生内斗与外斗，会后戴传贤从广州回到上海，在6月写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把“国父”道统化。戴传贤说：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去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句话来答复。我们就这一段话，就看得出先生的抱负。同时也就可以认得清楚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制力的复活，是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高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

文中“去年”是1924年。戴传贤写这书是1925年。六年以后，1931年，蒋介石在教育部讲《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照引“戴季陶同志”这段话，加以背书和引申说：

再讲一句话，我们要晓得总理的思想，即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将之发扬光大，三民主义就是从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总理讲这句话是在广西桂林，我当时也在桂林，那个俄国共产党问总理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共产党当时只是宣传，头一次越飞还没有来，那个俄国共产党并不是俄国人，而是瑞士人，也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孙先生头一句话答复他的就是：“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由这一段话，大家可知总理主义是怎么一个思想。

蒋介石这些话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在引戴传贤所述“国父”的话以后，并且透露：“我当时也在桂林，那个俄国共产党问总理的时候，我也在那里。”这就是说，他给戴传贤的话做了人证，表示这话是真的。

道统字眼出现了

再过了两年，1933年，蒋介石在中央政治学校讲《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又有了这样的话：

现在国家到了这样危急的情况，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挽救过来，完成我们的革命，使中华民族复兴起来呢？我很简单忠实的说，只有大家相信三民主义，而且要实行三民主义，就可挽救危亡。因此，我们要问：三民主义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的思想之渊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讲一句，它的思想渊源，就是继承中国从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所流传下来的道统，它的根本精神，就是要用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来领导革命、复兴民族。关于这一点，在从前共产党时代，共产党必当这句话是一种封建思想，且以把总理为偶像化这点来批评我们，殊不知道共产党别有鬼胎，所最怕的就在此点。我记得总理与苏俄代表见面时，当时他第一句话，就问总理：“你的革命哲学的基础是什么？”总理回答说：“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的精神，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遗传下来的固有道统，我就是继承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道统，这就是中国民族固有的精神。”我们政治学校的学生，是总理的信徒、是革命党的正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三民主义所从而发源的——三民主义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流传的大道，亦就是中国政治、伦理、哲学的基础，就是要以中国固有的精神来革命、来治国家、来平天下。这样，国家一定可以治平，革命一定可以成功，中华民族也绝不至于沦亡的。所以我们最紧要的，是将中国固有的德性，即从古遗传给我们最紧要的东西，不要忘掉，我们就要继承总理所告诉我们的固有的民族精神，来挽救国家、复兴民族。

　　两年以后蒋中正这段话，出现了两个最令我们注意的不同：第一，原来没有道统的字眼，现在出现了；第二，原来说“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但是现在不提“而绝”了。

　　再过了一年（1934年），蒋中正在庐山军训团讲《中国魂》，道统的出现更频繁了，并且引孙中山的话，在文字上也有了出入：

　　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总理绝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这个三民主义是有所本的，其渊源所自，早在总理以前，与我中华民族之历史的生命同流发展，不过到了总理手里，才拿这个东西重新整理，构成一部完善的思想体系，就叫三民主义。这个主义虽是最新的，而其本质和基本精神之所在，却完全是由我们历史文化的正统，历数千年一直传下来的。这个意思，总理在生时已经自己说明过的，我们只要将总理对苏俄代表马林所讲几句话，复按一下，就可以明白我们总理的学问、总理的思想、总理的道德和总理的革命主义，完全继承中国五千年来历史文化的正统。当时苏俄代表问总理：“你革命的哲学基础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你的革命主义由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总理当时告诉他：“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正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义，就是从这个道统遗传下来的。我现在就是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就是要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宗遗传下来的正统精神。”大家由总理这一段话，就可以明白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美德的遗传，亦即是民族的精神和国家的灵魂之所在。现在我们革命，就是要复兴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要救国、要实现主义，就是要恢复这个国魂！具体的讲，就是要继续发扬我们中国固有的道统！

从“而绝”到“相继不绝”

　　再过了五年（1939年），蒋中正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引孙中山的话，文字上的出入更多了：

　　我们更要知道，总理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总理既认定了“民生为历史的中心”，便根据这个思想，指出我国固有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法则与实行革命的最高理想。因为人类的生存最大保障，是在全体的生存，不在部分的或个人的发展。总理继承了中国固有的正统思想，认定利他是革命的本务，仁爱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仁爱的极则，无过于天下为公。这张表上“民生哲学”下面这个“公”字，就是天下为公的“公”字。《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一种最完美、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总理生平遇到有什么人请他题字的时候，一提笔总是写这几句话。可以说，这几句话，就是总理在实行革命中的最高理想。唯其如此，所以他创造的三民主义，是以民生哲学为基础，是以人类全体幸福为依归，而终结理想，是“世界大同”。我记得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共产党第三国际有个代表马林（瑞典人）曾经问过他：“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总理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那位马林先生不明白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自然不明白总理答语的意义，他再问总理，总理仍然是这样答复他。实则总理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三民主义是以我国固有的“天下为公”的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做基础的。

　　这段话跟蒋中正最早的引文，最令我们注意的不同是：原引孙中山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现在不但不提“而绝”了，并且出现了“相继不绝”的字样！

　　“国父”压根儿就没说过这些话

排比了上面这些文件后，我们不难会心的了解，前后所引孙中山的话，原来是经过这么微妙的演变的！正因为演变如此微妙，所以在钦定《国父年谱》1921年12月23日条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马林居桂林三日，两次晋谒先生，并建议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先生未予具体答复。马林问先生曰：“先生革命之基础为何？”先生答曰：“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马林不解其意，再询先生，先生所答者依然如此。

《国父年谱》注中说引“国父”的话是根据戴传贤《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事实上，《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原文并不是这样的，原文既未提到“道统”，也没说“相继不绝”，并且意思还正相反，这种把来源推在戴传贤头上的做法，显然是一种瞒天过海。

谁干了这种瞒天过海的事？蒋介石！蒋介石为了衔接古来的道统统制技术，达成“相继不绝”的效果，迭次动手脚捏造“国父”的话，既挟古人以自显，复挟“国父”以自重。全套的卑鄙作业，在我李敖的博学审问之下，全部无所遁形了。

写到这里，问题回到了蒋纬国头上。蒋纬国昨天说“从承继中国文化道统的观点来看，‘我应该是孙家的人’”云云，他全错了。他如果想这样承继，不该承继孙家的赝品、而该承继蒋家的真货。孙家是没有这种封建的东西的，“国父思想”再不成东西、再乱七八糟，也比不上“总裁言论”封建而荒谬。为蒋纬国计，要认祖归宗，可以，可是别归错了宗，当祖宗就是贼，认真贼做父就好了，又何必认个假贼呢？

蒋家、孙家，何处是儿家？纬国儿啊！用心是不够的，还得用脑啊！

1990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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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将军“私藏军火”

今早报上说：“针对立委叶菊兰提案指称蒋纬国‘私藏军火’一事，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昨日首度澄清指出，这批六十把的旧靶枪，是二十多年前他委托美军顾问团所购置，当年他原构想以三军大学或联勤总部设置休闲靶场，以供军官娱乐之用，并因职务调动而不了了之，后在处理枪支时，由于无处堆放，以致置于台中宜宁中学住所中，万没想到二十年后会无端引起如此大的风波。”他又“强烈指出，私藏军火事件完全是‘有心人有阴谋要这样做’，他根本没有私藏之实，但却被人以湖口兵变这类不相干的事情扯在一起”。“对于叶菊兰提案的内容，蒋将军说，叶委员个人所想象的情形，她有她的立场，他并不觉得有任何需要责怪她的地方，但是在民主的世界里，人人应注意社会国家的秩序，在事实未完全明了前，不应让事情的假象或幻想，来影响视听。”

蒋纬国的答辩，也许太粗糙了，但是，“军火”为美国STEVENS（史蒂文生）公司及MOSSBERG & SONS（摩斯比格父子）公司制造的枪龄三十年以上的老靶枪，却是事实。

在大陆时期有中央军、地方军之分，部队用枪五花八门，大抵以美、德、日三国产制的步枪为主。1949年撤退来台，部队大整编，步兵所使用的步枪简化剩下三〇步枪、M1步枪及卡宾枪三种。后因美军汰换M14步枪，大批M14经越南战场转来台湾，又全面汰换M1及三〇步枪，M14遂成陆军制式步枪，1968年并开始自制，M14至此改称五七式步枪。

1976年，又仿制美造M16步枪，改称六五式步枪，六五步枪遂与五七步枪成为陆军现役的制式步枪，卡宾枪则于1985年封存。

蒋纬国“私藏”的“军火”，只是二二口径的老靶枪，口径太小、射程太短（有效距离仅一千英寸），从没做过制式武器，蒋纬国所说，系用于打飞靶等室内休闲练习的运动器材，应属可信。若要用这种枪来搞兵变，自是不合乎常识之言。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这样一段：“居无何，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楣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汙条侯。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 ’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 ’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这段的大意是：过了不久，周亚夫将军的儿子代他父亲向专门替天子制作禁器的工官购买用来殉葬的盔甲矛楣五百件。一方面交货的期限逼得紧，一方面又赖账。工官知道他是盗买国家的禁器，一怒之下，告他叛变。这件事连累到周亚夫。汉景帝看到告发状，就交给狱吏办理。狱吏拿着簿书，在公堂上一条一条查问周亚夫罪状，周亚夫一句话也不回答。汉景帝骂周亚夫说：“我干脆不用你对簿公堂！”就命令他直接向廷尉报到，由廷尉治罪。廷尉问周亚夫说：“你想要造反吗？”周亚夫回答说：“我所买的器具乃是殉葬用的器具啊！怎说我要造反呢？”廷尉说：“你即使生前不在地上造反，死后也将在地下造反吧！”于是把他修理得更厉害。最初，狱吏捉周亚夫的时候，周亚夫就想自杀，他太太阻止了，所以没死，因此就下了廷尉治罪。他气得五天不吃饭，最后吐血而死，死后封国就给解除了。

周亚夫是西汉名将，是周勃的儿子，一生防匈奴、平七国之乱，屡立大功，最后干到丞相。终以兔死狗烹，被统治者羞辱而死。

说人“私藏军火”，所藏军火，应有军事之威力才成，否则只是冥器、玩具性质。用作政治斗争的口实，可以；但用作军事威力的发挥，就不合常识了。我就不相信蒋纬国是有“私藏军火”必要的人。

我赞成法办国民党蒋纬国，但不必做超乎常识的解释。太多超乎常识的解释，有识之士会笑民进党幼稚。

199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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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文之死的失压意义

《汉武故事》有一段君臣会，说“上（汉武帝）尝辇至郎署，见一老，髭须皓白，衣服不完。上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矣！’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文帝时为郎。’上曰：‘何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又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为会稽都尉。”这则故事，含义颇为深长。

汉武帝是汉朝第五任皇帝，他活了七十岁。《汉书》说他活了七十一，是错的。他十六岁起做皇帝，做了五十四年。他的父亲汉景帝活了四十八岁，做了十六年皇帝；他的祖父汉文帝活了四十六岁，做了二十三年皇帝。老臣颜驷跟了祖孙三代，可是“三世不遇”、三世不得志，一直做个小郎官。原因很简单，时机不对，主上的好恶，正巧跟自己的条件不搭调，所以自己虽然长寿，可是落魄得连不破的衣服都没得穿，被祖孙三代的皇上，一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这则故事，所以引人注意，就在它迥异常情。因为一般人被当今圣上所压，压人者与被压者“与子偕老”，一代压一代，也就完了，被压者倒霉止于一对一、压人者神气也止于及身而绝。但是老臣颜驷却适逢其会，一连祖孙三代接力压他，所以他的倒霉，不是普通的倒霉，而是倒了别人三辈子的霉。

古代的颜驷，一生倒了刘家天下三辈子的霉，史书惊为异数，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民国的颜驷，有此遭遇，似乎更不稀奇。以国民党统治下的颜驷为例，蒋介石先就活了八十九岁，这在中国古今四百二十四个帝王中，只有清朝的乾隆皇帝差可比拟。蒋介石自四十二岁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起，到病死台湾止，君临海峡两岸，达四十七年，这在中国古今统治者中，唯有西太后可以当之。西太后自二十七岁夺到垂帘听政大权起，其间虽因身为女人，两度归政给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但无伤她实际权力，她实际权力的行使，也是四十七年。适可而止的是，她的压人，无须亲生骨肉代为接力——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十九岁就先她而去了，所以清朝的颜驷可以稍得喘息。但是民国的颜驷，却难逃蒋山之重，蒋介石死后，他的儿子蒋经国接力顺利完成，蒋山压顶，一来又是十三年，父子相承，六十年于兹，颜驷老矣，尚堪压否？

不过，堪不堪压是你的事，压人者此志固未尝稍懈也！蒋介石长孙、蒋经国长子蒋孝文，固钦定皇太孙也，也是内定接班人也，从蒋介石送他进军校并大肆宣传起，布局已天下皆知。不料此人是花花太岁，学书不成，去而学剑；学剑不成，去而镀金；镀金不成，去而从政；从政尚待有成，却酒色戕身以病以废以死，其间拜现代医药与皇家病房之助，荣总高卧，垂十八年，一旦复出之疑云未退，照压民国之颜驷不绝。杜甫祖父杜审言临终戏语：“久压公等，但恨不见替人！”如今替人蒋孝文眼看接力在此，却以一时酒色大意，遗恨于进出不慎之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昨天在耕莘文教院演说，谈到李登辉成名甚晚，在我李敖之后。我李敖成名在50年代，陈诚当面对我说：“三十岁以下名人，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二位。”可见出道之早。蒋孝文与我同岁，素不相识，也没见过面。我之成名，全靠自己本领；他之成名，全靠好爷爷本领。如今近三十年下来，他终于不支倒地，追随好爷爷以去；我却砥柱中流，依然健在于人间，山下脱身，不无失压之快。无奈三代虽远，吾亦老去，一生青春，毕竟化为被压之资，回首前尘，犹恨事也。

198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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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文死后二周年志庆

4月14日是蒋介石长孙、蒋经国长子、俄国人“毛子水”混血儿蒋孝文去世二周年之日，我们引以为庆。

为什么？因为蒋孝文之死，象征了两个意义。

第一，蒋孝文之死，象征了中国万世一系家天下思想的灰飞烟灭。

中国思想中，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思想，是封建中最封建的一种，这种万世一系的大脑，《史记·秦始皇本纪》早已一语道破。《史记》记李斯等马屁精上奏：“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马屁以后，得到的答复是：“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可是，老天爷就是会开玩笑，你秦始皇越要“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我越要叫你的王朝短命。秦始皇自己只活了五十岁，他的二世，只活了二十三岁，他的三世，没啦！

虽然秦始皇这种史例斑斑，但是，有封建思想的人并不死心，他们还是想“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种人中，袁世凯是最后一个实验者，但他的洪宪帝制失败了。袁世凯的失败，使中国人觉悟到帝制不可行。但帝制不可行并非就是万世一系不可行，如假总统之名，终身以之、万世系之，还不是一样吗？于是，这种构想的新封建之徒应运而生了，此人为谁？终身总统蒋介石也！

蒋介石自己做终身总统，安排自己长子做终身总统，父子相传，意思表示一致，传之无穷，岂非快事！不料，噩耗传来，蒋孝文恶疾成残，接班人出了麻烦了。此蒋家不幸而中国之幸也！蒋氏父子固然考虑到以蒋孝文之弟蒋孝武代之，但江南一案，使两手有血的蒋孝武丢人丢到国外去了，终使蒋经国认清现实，乃有李登辉之选定。今年4月1日，李登辉的发言人邱进益演讲中提到李登辉对他说：“为什么在这么多人中，经国先生偏偏选上我？我常常为此纳闷，但也不好问。”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你李歪嘴死了儿子、绝了后。因为你永无“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可能来招致蒋经国的嫉妒，因此你就屁屏中选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

第二，蒋孝文之死，象征了蒋介石蒋经国家天下压迫的就此告终。

如今，蒋家三代皆已远去，虽然蒋家的鸡巴余孽自蒋孝武、章孝严以下，仍在官常于途；虽然蒋家的走狗奴才自李登辉、郝柏村以下，仍旧小人当道。但是，毕竟九五之位，已搅得七上八下，轮不到蒋家真传了。我们压定思压，不能不感谢蒋孝文临门一死“死得好”。为示不忘，《求是报》特社论以庆，王羲之《兰亭集序》言“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正此之谓也！

199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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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蒋孝武暴毙

午间电视新闻，蒋孝武死了，以一小时，成顺口溜六首志庆。

一

蒋家三代接班亡，一个一个接着凉，孝文孝武皆不孝，因为尿中有了糖。

二

蒋家三代接班亡，蒙主宠召全投降。孝文前年刚入土，孝武今早死在床。

三

蒋家三代接班亡，荣总医生正当行。太平间里生意好，四大皆空有病房。

四

蒋家三代接班亡，可惜苦了蒋方良。飞越苏联毛子水，泪尽难再做老娘。

五

蒋家三代接班亡，电视播出喜欲狂。独留李敖见美女，他们都去见无常。

六

（作诗时，陈平景从美国来电，闻讯大喊万岁。）

蒋家三代接班亡，你死我活比你强。平景电话喊万岁，中间隔个太平洋。

1991年7月1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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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武之死不无他杀的可能

今早《台湾时报》以头条新闻登出标题如下：

蒋孝武死因岳家起疑

蔡家昨私下向外透露，孝武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其死状与病情发作不符。立委余政宪亦公开质询此事。

内文说：“前天去世的前驻日代表蒋孝武的岳家，蔡家人士私下向外透露，指出对蒋孝武的死因表示怀疑。消息来源指出，蒋孝武得胰脏炎固为事实，驻日期间曾昏倒数次，因此医生开了急救药品，并嘱咐蒋孝武随身携带，以备急用。蔡家人士也指出自此之后，蒋孝武急用药品，从不离身，身体状况感受稍有不适时，即予以服用，通常服用后不致出现急剧恶化现象。因此，对于蒋孝武英年猝逝，其岳家表示，实难以接受。尤其对于其死状极为安详，似乎与病情发作不符。”“针对蒋孝武岳家对于蒋孝武死因提出的疑点，荣总感染科主任刘正义医师表示，他只知道蒋孝武随身携带有胃药，是否还有其他的药品，他并不清楚。刘正义指出，由于胰脏炎的患者，胃酸不能太多，胃不舒服时，可能会刺激胰脏炎发作，因此蒋孝武先生随身携带有胃药，为很平常的事。刘正义表示，他接手蒋孝武的主治医生工作，已一年左右，蒋孝武先生担任驻日代表期间，也经常和他联络，蒋孝武先生会将病情告知他，并听取‘指示’。刘正义说，他通常指示蒋孝武先生服用轻微剂量止痛药，如还是疼痛不止，则要他在日本就医。至于蒋孝武在日本就医的情形，刘正义表示，他并不清楚。”

不过，蒋孝武在日本就医情形，我却在刚才好友黄艺之的来电中，得知一二。黄艺之的小舅子李显铣，是日本庆应大学博士，现在日本开庆应医院，蒋孝武在日本时，即请李显铣做他家庭医师。据李显铣电告，蒋孝武打针看病，已为常事，满身都是针孔。但虽有病，却似乎尚未严重到如此死法的程度。蒋孝武与李显铣颇有私交，离日本时连请李显铣吃两次饭，并赠上有蒋经国人头的金币二组留念。

根据李显铣的判断，我们可以推测：蒋孝武之死，不无他杀的可能。

蒋家三代作恶多端，蒋孝武有陈文成式离奇的死，扑朔迷离，亦在情理之中。记此独家消息如上，并感谢黄艺之。

1991年7月2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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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武之死的失传意义

前年蒋孝文死后，我写《蒋孝文之死的失压意义》，主旨说：一般人被当今圣上所压，压人者与被压者“与子偕老”，一代压一代，也就完了，被压者倒霉止于一对一、压人者神气也止于及身而绝。但是汉朝老臣颜驷却适逢其会，一连祖孙三代接力压他，所以他的倒霉，不是普通的倒霉，而是倒了别人三辈子的霉。颜驷是古代的事，现代呢，其实也不让古人。蒋家三代本来是一路压下来的，但是压到蒋孝文一代，这荒淫无耻的小子却酒色戕身以病以废以死，吾人山下脱身，不无失压之快。如今蒋孝武也死了，我别有所快，乃写此文。

蒋孝文生在1935，跟我同岁。生蒋孝文那年，蒋经国正在苏联做共产党；蒋孝武生在1945，比我正小十岁（我生日是4月25日，他小子也是），生蒋孝武那年，蒋经国正在苏联卖外蒙古。蒋孝文是长孙、长子，蒋介石、蒋经国封建成性，当然大力培植他。但生病后，只好转而培植蒋孝武。找来林语堂、方东美、赵丽莲等名家做家教，其加工打造之心，由此可以概见！

不过，没用，这笨东西根本不能念书。蒋孝武和他哥哥一样，也是荒淫无耻的小子，并且是荒淫无耻的拒绝联考的小子。拒绝联考毫不稀奇，他哥哥早就拒绝联考过，但走军校后门；蒋孝武则干脆偷偷役男出境，1961到1971，神秘在西德十年，据说小人李元簇帮他拿到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学位，然后回来念天知道的文化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

念所谓研究所时，他就官拜辅导会系统的华欣文化事业中心主任了，这拒绝联考的小子何德何能，当然是得力于乃祖乃父的私心。这一私心，自使他余荫超乎常人。此后从中国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广播电视协会理事长”、“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驻新加坡副代表、驻新加坡代表、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乃至出台未成身先死的“中华电视公司”董事长。要职一路不断，直到自己断气为止。

蒋孝武昨天一死，今早各报就一片谀词，看来直起鸡皮疙瘩。国民党军报一马当先，说他是“硬汉”，我奇怪这种字眼怎么会冠在这种人头上。这种人一生砸舞厅、砸餐厅、玩舞女、玩歌星、玩明星，一派小衙内姿态，仗“势”欺人，如有所硬，恐怕也非形而上部分。马屁说他是“硬汉”，我们真不知这花花公子一生硬在哪里？

不过，所谓“硬汉”，也许改变中文定义，特指是他随身带枪横行吧？蒋孝武非法带枪，对人动辄以枪相向，包括对乃弟蒋孝勇在内。有一次且率身边狐群狗党包围蒋孝勇住宅，在门外大骂，开枪示威，这种硬法，大概自属“硬汉”无疑。至于派情报局加黑社会远赴美国，以暗杀手法干掉江南，大概更是“硬汉”之尤矣！

报上又说蒋孝武“撑病苦干”“力疾从公”“抱病工作，精神令人感佩”。但是，我们不懂，此人酒色伤身，自1982年起，光因胰脏病住院，就五十次，外加糖尿病及高血脂病，以这种老病号，还要热衷政治权力，岂不找死？说他这次离开日本，是要回来照顾老妈，“为尽孝道，坚辞现职。”但蒋经国死了多久了？老妈早就需要照顾了，他又人在哪里？并且，他回来是接“华视董事长”的缺，并非接孝子的缺，抬出老妈来，老妈才不服呢！

当然，蒋孝武之死，也有人“颇觉伤悲”，从康宁祥以下，都在报上表态不绝。老贼梁肃戎且说“伟人的儿子的确很难当”，这话真是无耻已极！蒋经国是“伟人”吗？当然捧蒋经国是“伟人”，则蒋孝武自可被捧为“硬汉”、“孝子”啦！

不过，盖棺论定，蒋孝武一生，也有一“家政”可取。那就是他把蒋经国的私生子章氏兄弟认了账。有人对蒋孝武说：“你和章孝严现在是情同手足啊！”蒋孝武答道：“不是情同手足，而是本来就是手足。”再据章孝严回忆：“在孝文去世后，孝武对我说：‘我失掉了一个兄弟，同时也得到一个兄弟。’”这话说得不错。当然，这一认账，和蒋家势孤不得不结合同路人有关，蒋孝武私心怕蒋家失传，因此不得不广结生殖器上的人脉，以互为奥援，现代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临文之末，特撰挽联，以为收尾：

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

婚生私生、兄弟串连、全靠经国动鸡巴。

1991年7月2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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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武死后的妖妄佛事

蒋孝武死后，佛事在慧济寺做。慧济寺看起来就是个邪魔歪道的佛寺，俗里俗气，由所谓性海法师主持。该性海法师时而唐僧装、时而和尚装、时而道士装，不伦不类，光从造型上，就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一看就不是佛门正类。

在佛事中，有一个最荒谬的形式出现了。——一条又长又宽的黄缎带，一端连结在“佛力起荐先考蒋孝武府君往生莲位”的牌位顶端，再向上绕过室中大梁，在蒋介石挂像前做弧形致敬，再上升绕过另一大梁下垂，直垂到一座佛像背后，远远望去，一个黄色大M字，像是一副以蒋介石做老板的“佛门麦当劳”广告。

这种形式的起荐，每天要做三节，做时性海法师着唐僧装，高座“大慈大悲”匾下，前有佛案，两边由和尚六人诵经，再前面就是“佛门麦当劳”佛像，旁有苹果、凤梨之类，围绕香炉，桌边包以红幔，上绣“法界蒙熏”等字，供人膜拜。中隔一段空间，就是放牌位的桌子。

做这种“佛门麦当劳”法事时，牌位这边，必须由家属双手扶住，以通起荐之力。全部闹剧，这条“佛门麦当劳”可谓一通到底。按说佛门是法力无边的，至少有无线电式的法力才对，岂可用这种有线电式“第四台”的具体连接方式，以为通信方法，这不太可笑了吗？

释迦牟尼创始佛教，若知道十方神祇，竟被“佛门麦当劳”以为蒋家权门如此服务，真要气哭啦！

老蒋小蒋死后，都由周联华牧师做基督教仪式，虽然可鄙，但妖妄之处，尚有限制。这回蒋孝武却死得妖气横溢，不成体统已极。特以一字之韵，成诗聊记其盛：

释迦牟尼管不着

性海和尚披道袍

佛门出现麦当劳

佛法无边力量薄

有线电视摇又摇

一道黄带正扫描

大雄宝殿如上朝

中有领袖在拔毛

吓得耶稣赶紧逃

周联华呀快来瞧

三千弱水取一瓢

蒋家寡妇正干号

嫁到豪门真无聊

浙人其萎萎萎萎

鸡巴半根命一条（一条一条又一条，如今已是第四条）

1991年7月10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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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章孝慈上一课

章孝慈做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整天给人上课，如今我把他按住，请他做做学生，给他上一课。

汪政权的监察院院长梁鸿志，1946年11月9日被枪决，死前告诉狱中难友，全世界有两件东西最脏，但男人最喜欢搞，一件是政治，一件是女人的生殖器。梁鸿志活了六十四岁，我想，如果他活得更久一点，也许更能悟出人间至理，他将发现，搞女人生殖器，其实也和政治攸关，难怪男人要不分彼此也！

研究中国的政治史，我们便不难发现，直接由于女人生殖器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妺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女人生殖器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弒其君，女人生殖器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女人生殖器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女人生殖器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美人如玉剑如虹”，一一都影响政权与政局，女人生殖器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由这些层出不穷的例证推演，我们可以知道，政治和女人生殖器，是不分家的，这一结合，构成了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

政治人物有鉴于此，有的基于个人利害，也未尝不做刻意回避之举，这种刻意回避，施之于章孝严、章孝慈身上，早见端倪。在他们生父生前，两兄弟既不能认亲，亦不被亲所认，甚至籍贯都只能报江西南昌而不能报浙江奉化，但是他们的脱颖而出，却和梁鸿志的脏论不无关联，当然两兄弟本身的力求上进，以致不像同父异母兄弟那样不成材，也是重要原因。两兄弟中，章孝严投身宦海多年，不去说他；而章孝慈最近却以大学教授之尊，热衷起实际政治来，这倒令人觉得好笑。

为什么好笑呢？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是：知识分子是清高的，政治人物是污秽的，知识分子应该不屑于搞中国实际政治。青年党元老左舜生曾宣称：“政治者，俗人之事。君子不得已而为之，小人夤缘以为利。”这段话就中国实际政治说来，的确如此。中国实际政治不是君子搞的，君子不得已而为之，下场也鼻青眼肿。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章孝慈也许以为他出来搞政治，可以得乃父之余荫，但是他该知道，与其得先人之余荫，不如自己在一旁纳凉。当年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他的儿子袁克文鬻文卖字为活，寄情于昆曲山水，培养家中的书卷气，最后他家老三袁家骝与媳妇吴健雄都成为物理学家。这种光宗耀祖，岂不比搞实际政治更多收获？足见终老学术，才是上智，愿章孝慈勉之。

198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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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生子与政治

我在段宏俊《世界论坛报》发表《给章孝慈上一课》以后，有位木栅地区的读者彭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段宏俊，要他婉劝李敖“此后稍抑偏激狠厉之气，而不专以辱骂本党及政府为事事也”。彭先生说：“李敖先生捷才健笔，人所共知。……其‘专论’十之六七，痛骂本党，十之一二，偶然批判民进党或攻击其私仇私怨。即使批判他党他人，最后笔锋一转，仍拉上本党而痛骂一番。对中共则极鲜严正诛伐之辞。……最不道德者，则为《对章孝慈上一课》一文先引汉奸梁某临死谓‘政治与女人生殖器最脏’之遗言，后征引历史上祸水乱国且丧邦之故实，最后牵引出章孝慈之身世。苏曼殊尝自伤身世有难言之痛。章氏兄弟身世已公开于世，事属寻常，本不足异，但究非光荣可以显耀之事。凡稍存厚道者，当避免提及。李先生逞个人快意，竟以最污秽下流之比附烘托出之，章氏兄弟固极难堪，试问含沙者又有何得？……”

彭先生这些话，自有他党派的立场、自有他言论自由。不过他说我“竟以最污秽下流之比附烘托”章孝严、章孝慈是私生子，则显然弄拧了我的意思。事实上，我对婚生子和私生子一视同仁，我自己也生过私生子，私生子如出人头地，历来也并非不是“光荣可以显耀之事”。法国文学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ere）传说中有私生子五百个，以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得其魁。文学家中西班牙的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威加（Lope de Vega）、德国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俄国的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美国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等等等，都有私生子，这些都是我本行的先进，我这种老子未尝不予有荣焉，“事属寻常，本不足异”。如此，我又何来“最不道德”之可言？

事实上，我所以提到章氏兄弟的身份，重点乃在主张他们的生父该敢做敢当，不该刻意回避。自来政治家有私生子者多矣，光美国总统中，就查出三起，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哈定（Warren Harding），都其著者也。其中克利夫兰且喧腾一时，他在竞选总统时，政敌套小孩口气，做了口号叫：

妈！妈！哪儿去了我爸？

到白宫去啦，哈，哈，哈！

Ma! Ma! Where's Pa ?

Gone to the White House, ha, ha, ha!

虽然在保守分子眼中，克利夫兰有私生子是盛德之累，但是因为他人好，老百姓喜欢他，他竟当了两次（不是连任）美国总统。由此可见，章氏兄弟的生父大可光风霁月的处理此事，不必“避免提及”。须知这种真正的让人归宗认亲，才是人间的“厚道”，才是人间最大的“道德”。

私生子本身绝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乃是政治人物用私生子搞家族政治，或私生子托先人余荫搞政治活动，形成了新时代的“族阀主义”（nepotism），这才是最可耻的、“固极难堪”的。我以袁世凯孙子袁家骝的成就为例，劝章孝慈终老学术，不要搞政治，就在君子爱人以德，免得章孝慈因官迷而落到“难堪”的下场。我这种劝告，是公然举证以明的，根本无须“含沙”，我李敖写文章向无遮拦、向不闪躲，又何须“含沙”？彭先生的指教，心存忠厚，可惜失之妇人之仁，所见者小矣！

1988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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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杂碎

姓蒋与不姓蒋

有人该姓蒋却不姓蒋（章孝严、章孝慈）；有人不该姓蒋却姓了蒋（蒋纬国）。蒋介石、蒋经国两代的儿子，都出了问题。真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才各就各位。

知母与不知母

蒋介石一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蒋经国一生，知有父而不知有母。蒋介石父亲的照片，至今犹未见；蒋经国生母的照片，直到他死了才出头。

忠心与狗

蒋介石除了忠心外，所有狗的特性他全都有；他除了要求手下忠心外，其他要求手下的，也不过做一只狗。所以，他手下做狗的特性，比他还完整。

睁眼谎话——“中华民国并无政治犯”

全世界都有政治犯，唯独蒋家天下没有。蒋经国1977年6月9日有《国人应正确认识我国宪政体制之谈话》一篇，其中说：“一般所称的‘政治犯’，指其行为未触犯刑法，仅因政治意识之不同而遭非法拘禁的人。以此而论，中华民国并无政治犯。”睁眼谎话，自欺而欺天下人，其愚笨如此！其可恨如此！

郑氏三代与蒋家三代

国民党时或以郑氏三代史例为虑。殊不知蒋家三代还不如郑氏三代。郑成功反攻，直到南京，蒋介石不如也；郑经犹知“自谦”，只“经”而已，不敢“经国”，蒋经国却手握一省而欲经国，结果一省皆不能治，此又不若也；郑克塽犹得亲手送终，回归于大陆；而蒋孝文却亲身住院，回归于天国，此更不若也。

198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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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李敖全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