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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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蒋家王朝》简介（李敖）
  • 腾龙之地
  • 黄埔晓角
  • 逐鹿中原
  • 军机重地
  • 风云突变
  • 历尽劫波
  • 紫气西来
  • 黯然王气
  • 枭雄虎子
  • 后主继位
  • 后记

　　wjm_tcy注：因未找到李敖出版社版本，改用中原出版社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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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王朝》简介（李敖）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没有一个浙江人。浙江人蒋介石不参加革命，却窃取革命。窃取以后，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把爱新觉罗王朝改为蒋家王朝。卑鄙极矣！这本书，是最简明扼要的一本，读后令你爱憎分明，要干姓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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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龙之地

　　旧日的章回体小说，每述及英豪侠士又或是圣贤哲者，总先从出身先系谈起，不是自报家门，就是旁述其祖族之迁流等等，这种追宗索族的手法，虽未必实际，但又不无好处，起码增添了不少故事性。

　　当然，蒋介石贵为民国元首，不能不说是至尊人物了，因此，当他成为大总统后，先后数次重修家谱。尤幸蒋氏有此一着，否则，就不可能有如此详尽的资料满足各位了。

　　蒋氏原籍奉化北郊十五公里的一个商业发达的乡镇——溪口，地处四明山南麓，后来的奉承吹捧之士，以其生花妙笔，修撰《武岭乐亭记》一文，描述之为“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姑勿论其景致如何，但只要地出人杰则灵，此已成千古定义。

　　有关蒋氏在溪口发族始于何时？祖上原在何处？这问题将姓氏孙向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历代沿传下来的家谱上记载，一说溪口蒋姓是从江苏宜兴迁来；另一说是从宁波迁来。蒋氏的秘书沙文若早年曾奉蒋之命到过宜兴多方探查蒋氏祖宗遗迹，据回报认为查无实据，难资凭信。因此，蒋介石于一九四七年正式限令由吴稚晖、陈布雷两人为正副“大总裁”，沙文若具体执行策划其事，限令半年修成蒋氏族谱。

　　沙文若奉命后即到奉化，找到他的朋友冯孟颛、朱赞卿、杨菊庭三人从旁协助，并向各人赠送蒋介石签名题款的照片一帧，以示“笼络”。经过初步商讨，由朱赞卿提供地方志和各姓家谱一类的藏书作参考，冯孟显拟定修谱条例，杨菊庭写文章考证蒋氏始祖的来历。沙文若自己带着两个帮手去到宜兴遍找当地蒋姓旧谱，一一查对考稽，找不出奉化蒋氏始祖来自宜兴的根据。后来杨菊庭根据蒋氏旧谱内来自宁波的一说，言明为四明的“竹湖蒋氏”，他便在这“竹湖”两字上大做文章，从清初全谢山所著《湖语》一书里找出“腰带湖即古之竹湖”这一说法。他从《四明谈助》里查到：北宋时，有个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生有二子，二人同年中进士。蒋浚明的老师丰稷就命名其家第为莲桂坊，从此竹湖就以莲桂坊而得名。而蒋浚明原籍奉化。杨菊庭以此为据，作了一篇《莲桂坊蒋氏考》，证明北宋时的蒋浚明为溪口蒋姓的祖宗。

　　蒋介石这次重修宗谱，追溯先系，巴不得找出一二个有地位的祖先，用以煊耀门楣，所以看了《莲桂坊蒋氏考》，便大为赏识，急命吴稚晖撰文镌碑，在宁波白水巷蒋氏宗祠（即莲坊街蒋家祠堂）前立石作传，奉蒋浚明为蒋氏祖宗。沙文若另撰《先系考》一文，与《莲桂坊蒋氏考》均附载于新修的蒋氏宗谱中。

　　其实，蒋介石的祖宗是谁，已属渺不可缉，姑要言之，不能作为史实依据。溪口老年人中，尚知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贩盐出身，到了晚年就在岭上开设玉泰盐铺，先以酿酒贩盐为主要业务，以后逐渐扩大营业范围，兼营食米、菜饼及石灰等项。这家盐铺传到蒋介石父亲蒋明火（字肃庵）手中，业务达到顶点，与溪口大地主毛颖甫（绍遂）所开设的太昌盐酒店及离溪口十里萧镇孙绍水开设的永兴行是同业，三人关系搞得很好。除自己酿酒外，盐和石灰两项，均须至外地采办。盐是从余姚和宁波运来；石灰产自富阳。蒋明火因为经常要到外地去办货，便委托葛竹人王贤东掌管业务，兼任司账。

　　蒋明火原配徐氏，一八七四年生女名瑞春，嫁与任宋村宋周运为妻；一八七七年生子名周康，字介卿，号锡侯。徐氏死后，蒋明火续娶萧镇孙氏女为继室。孙姓无所出，寻亡。旋由其店中多年当手王贤东作伐，聘娶王的堂妹再嫁妇王采玉为填房，她就是蒋介石的生母。

　　王氏生二子二女：一八八七年生长男名瑞元（即蒋介石，阴历九月十五日出生）；越三年，生长女，名瑞莲，嫁给后竺村竺芝珊为妻；又过三年，生次女名瑞菊，出生不数月即夭亡；瑞菊死后过三年而生次男瑞青，养到三岁又死了。

　　一八九五年，蒋介石九岁（虚岁，下同）时，他的父亲蒋明火染时疫暴卒，玉泰号店务由其异母兄蒋介卿掌管。蒋介卿十九岁，娶妻单氏，兄弟分家而居。玉泰号及外面放出的账款，均归蒋介卿。王氏及其亲子介石，分得老宅三间楼房，小溪岙法华庵田地三十余亩和一片竹山。从此，王氏与子女相依为命，直至蒋后来离开溪口，出洋留学异邦为止。

　　蒋介卿出身虽为廪生，但实际性情暴躁，仗势欺人，闻名闾里。他平生有三种爱好：一好嫖妓，二好骂人，三好赌博。父亲去世后，接管玉泰号当了大老板，终日在店内邀集一般同业友好，打麻将取乐。有时他输了钱，与人发生争执，动辄就打别人耳光。溪口人多知他有横蛮不讲理的粗暴作风。蒋介卿是不信佛教的。有一次奉化岳林寺和尚来化缘，适介卿与人雀战失利，回头看到身边有一僧人驻足旁观，认为和尚是“空门”，就迁怒于他，怒而打了和尚秃头一下。王氏与之争吵，从此母子间感情失和。后来蒋介石在《哭母》一文中有“内弭阋墙之祸”这样的字句，即隐指兄弟分家、母子失和这件事而言。

　　一九二四年春，蒋介石推荐蒋介卿出任广东省英德县县长，他带了同乡俞飞鹏去接任。在英德县长任内，胡乱治事，声名狼藉，不久就被撤职。新任县长前往接替时，发现县内库存欠亏，省府要扣押蒋介卿，经蒋介石去电缓颊，大意说，关于蒋介卿移交时所欠款项，概由本人负责，准其交卸回籍。从此他便回到奉化溪口闲居。

　　一九二八年春，蒋介石在上海大华饭店与宋美龄结婚，蒋介卿以家长身份主持婚礼，宋美龄知他赋闲家居，介绍他出任浙海关监督。浙海关监督官俸每月三百六十元，管辖镇海、象山、慈溪海门等十三个常关（后缩编为十一个），每个常关例须向监督“孝敬”，每月自一百元至三百元不等，视关卡大小而定。

　　蒋介卿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上任，至一九三〇年春，以其营私中饱之所入，在宁波城内九曲巷购置精美住宅一所。此人好色如命，先纳妓女程爱卿为妾，同居一年余离去，后又纳柯姓妓女。蒋介卿在浙海关监督任内，仗乃弟势力，兼任浙省府委员。一九三三年春，浙海关将十一个常关划归通税局管理，内部人士略予压缩，成为一个清闲的衙门。蒋介卿在宁波买屋纳妓，声名很坏，蒋介石也觉得有碍他的“政誉”，会有镇海贵驷桥人刘灏（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因患神经衰弱症不堪军职重任，蒋着其于一九三五年七月接替浙海关监督，仍保留蒋介卿为浙省府委员职位。当刘灏奉命前来接任时，蒋介卿怕办移交，对其亲信秘书忻葭昌说：“老忻，不瞒你说，我生平最怕的是办移交，这事全仗你偏劳了。”忻如命整理公事账册，草草了事。蒋介卿卸任后，宋美龄一度想叫他做上海江海关监督，而蒋介石怕乃兄在官场出丑，对蒋介卿说：“此事暂缓进行。”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蒋介石在经济上尽量供乃兄挥霍享用，却不愿放他去做大官。此后蒋介卿就一直在溪口作威作福，成为当地的土皇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突然爆发，消息传到溪口。那天蒋介卿适在友人家中饮宴，正当高踞上座，举杯畅饮之时，忽闻乃弟介石被扣消息，惊惶失措，立即掷杯罢宴，回到家中，就一病不起。蒋介石从西安被放回南京时，蒋介卿病势已沉重，其女华秀打电报向蒋介石陈述病况，蒋覆电说：“昨日接到华秀电，长兄有病，在家静养，派人送参。”

　　次日，果然送来人参十枝，可是蒋介卿病已膏肓，无法挽救，拖延到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就不治身亡了。他有子名国柄，宁波商校毕业，一九二八年到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一二八”后回国。蒋介石派他在俞济时的八十八师充见习官，他不去，在溪口闲居了几年，后来又跑到庐山去见蒋介石，当面要求工作。时适陈诚在旁，蒋就对陈说：“国柄的差事交给你安排。”

　　事后陈诚派蒋国柄为某部团长。陈身怀委令去找蒋国柄，遍找无着，原来他已去汉口游历，陈只得如实告诉蒋介石。蒋闻而大怒，从此不再委蒋国柄差事，蒋国柄就一直在溪口闲居。他与原配妻子闹离婚，再娶萧王庙孙维梅为妻，后来又在杭州迷恋一女，互论嫁娶，对方坚持须与孙女正式离婚，才肯嫁给他，其父蒋介卿极力反对，国柄以所愿不遂，受刺激而神经失常，从此成为一个疯疯癫癫的痴子，以后就一直再没有做过事。抗战时，溪口沦陷，蒋经国接他到赣南去住。四九年後，又随蒋经国至台湾，生一女已长大成人。

　　蒋介卿尚有一女名华秀，由李宗仁介绍嫁给桂系军人，姓韦，当任团长，是白崇禧的外甥。抗日战争时，华秀随夫去重庆，委托律师黄荣昌将乃父在宁波九曲巷的住宅高价出售。当有一投机商人想与蒋介卿的家属通好，毫不思索地将此宅买下。

　　蒋介石的生母王氏名采玉，生于一八六四年阴历十一月十九日，是本省嵊县葛竹村人。其父王有则，以贩卖土产为业。她有兄弟四人，长兄王贤巨，次兄王贤裕，余二人不详其名。王氏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渡其寡居生活。

　　但那时王氏只有二十二岁，她的哥哥王贤巨、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适蒋明火继室孙氏新丧，由其堂兄王贤东说合，嫁给蒋明火为填房，次年（一八八七年）生蒋瑞元（即蒋介石，又名周泰），其后生女名瑞莲、瑞菊及子瑞青。

　　一八九五年，蒋明火染时疾去世，王采玉又成了寡妇。

　　王氏带着亲生的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与前妻所生子蒋介卿分宅而居，抚养着三个均未成年的孩子，内心是非常苦闷的。她除了诵经拜佛聊解心烦外，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望子成龙”。谁知蒋介石偏不争气，从小就顽皮淘气，使她大为失望。王氏是个火气大、性子躁的妇女，教不好她的儿子，便痛加鞭挞，采用打骂来教训子女。后来蒋介石自述童年时代这一段经过，蒋王氏对他的打骂，喻之为“孟母断机”，实际情况是如此而已。

　　蒋介石十五岁时与毛福梅结婚，因婆媳二人个性不合，感情不是很融洽。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母亲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父亲合葬。”

　　蒋介石是个相当迷信风水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好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氏因患心脏病致死。蒋介石当时已进入国民党的上层集团中而初露头角。十一月间出殡时，孙中山曾派许崇智为代表前来致祭。蒋介石得势后，在蒋母墓道半山中起造坟庄三间，题名为“慈庵”，他撰了一篇题为《先妣王太夫人事略》的纪念文，夸耀说：“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实际上他到日本进振武学校是在一九〇八年，应该说是二十二岁，王氏是个粗识文字的女子，能念《心经》及《大悲咒》。他在事略中竟说：“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讲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念佛老婆子经此一修饰，成了一个精通经典的佛教徒了。

　　蒋介石于一九〇一年娶奉化岩头村人毛福梅为妻，一九一〇年生子名经国。毛福梅生于一八八二年阴历十一月十九日，比蒋介石大五岁。毛的父亲毛鼎和在岩头村开设毛祥丰南货号，大家都叫他“祥丰老板”。

　　嫁给蒋介石后，夫妻二人感情平淡，貌合神离，直到一九〇五年，蒋到宁波文昌街陈家祠堂读书，王氏命他将毛福梅带去伴读，赁屋居住于植物园，照料生活。这一时期，蒋对毛福梅感情较好，雇用一个梳头娘姨供毛氏使唤，又聘请同学林绍楷的妹妹林瑞莲教毛福梅读书，但时间只有六个月，蒋就把毛福梅送回溪口。

　　此后蒋介石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再进保定军校，又由保定军校提拔资送留日，学习军事，很少有回家聚居的日子。

　　一九一三年以后，蒋介石在上海花天酒地，娶姨娘出身的姚冶诚为侧室，从此对毛福梅更加冷淡了。

　　一九二八年春，蒋介石与宋美龄议定婚娶，先回到溪口强迫毛福梅写离婚笔据，不过离婚后仍住在蒋的老宅丰镐房，生活由蒋供给，仍为蒋氏家族之一员。

　　其时蒋经国已在苏联留学，闻知其父遗弃生母毛氏，写信给他母亲，百般慰藉。信中大意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我对家庭方面是有难以想像的烦恼和愤恨。现在我决定今后不再来信，等到我学成回国，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必定第一个先来看望母亲。从此，毛氏只得和婆婆王氏一样，以念佛渡其余生。

　　一九四〇年，阴历十一月二日，溪口惨遭日机轰炸，毛氏因患丹毒（即流火，也称大脚疯）多年，双足行动不便，当敌机向丰镐房用机枪射击时，他从卧房内逃出，行到后宅大墙边，被机枪击中要害，倒在墙边。其时大墙适倒，瓦砾压在她的身上，肚肠都被压破流出，睹状甚惨。蒋经国从江西赶回溪口治丧，在毛氏遇难处立一石碑，题上“以血洗血”四字。此碑于溪口沦陷时，被日本侵略军拆去。

　　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江苏吴县人。生于一八八一年。姚冶诚原为陈英士家娘姨。反袁之役失败时，沪军都督杨善德派员缉捕蒋介石，蒋逃进陈宅，躲避在姚冶诚卧室内，后来蒋遂纳姚为侧室，同居于法租界贝勒路三六九号。当时戴季陶住在同益里，张静江住在环龙路，三人住所相距不远，暇时过从甚密。戴季陶是蒋介石拜把兄弟，关系尤其超乎一般友谊之上。

　　戴性好渔色，但惧内特甚，瞒着他的妻子立一日妇为妾，于一九一六年生一子，初犹包瞒隐蔽，嗣因日妇染病身故，遗下婴孩无人抚养，若将其领回戴宅，恐遭大妇之忌，只得与其盟弟蒋介石相商，就以此子送给蒋为养子（但开始时以代养为名，归姚冶诚领养。此子就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实为戴季陶之子）。那时蒋介石在上海家中雇用一个司厨、一个当差和一个女佣，但工资常常发不出。

　　蒋的友人中以张静江最富，他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介石在上海活动的经费以及他个人的生活费用，均仰赖于张静江。由蒋介石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竟达十余万之巨。后来蒋暗使姚冶诚拜张为过房爷，从而使张对这笔钱无法开口，不了了之。

　　姚冶诚无所出，她将戴季陶之子代养，后来就当作她亲生的儿子看待，所以此子（即蒋纬国）长大后也视姚为亲母。姚没有文化，蒋介石不久又搞上了另一苏州女子陈洁如，对姚冶诚就疏远了。

　　陈洁如原籍苏州，生于一九〇六年，自幼生长在上海，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蒋介石对外交际应酬，常带新宠出入于社交场中。一九二四年春，蒋任黄埔军校校长，带了陈洁如住在广州。姚冶诚则抚养蒋纬国，仍住在上海市贝勒路。姚被蒋淡忘既久，心颇不安，忽生一计，给蒋纬国拍了一张照片，冒用纬国的名义，写一封家书寄给蒋介石，信内说：“我（纬国自称）已好久没见到亲爱的爸爸，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去探望您老人家了。”蒋接此信，读了又读，将信中附来的蒋纬国照片插在写字台纸板右上角的皮插里，瞧了又瞧，忽然对其私人机要秘书毛懋卿（毛福梅哥哥）说：“赶快拍电报叫纬国来。”这样，姚冶诚就带了蒋纬国不召自来，在广州住了些时，再回上海。

　　北伐期间，蒋与宋美龄日益接近。姚、陈已不为蒋所重视。蒋宋结婚前，蒋先给陈洁如大洋十万元，促其离国去美深造，并着蒋的侍从秘书陈舜耕陪她去。

　　而姚冶诚仍以蒋纬国的养母身份移居苏州，蒋托吴礼卿（曾任贵州省主席）照料姚等生活。蒋纬国住在苏州，蒋常派侍从接蒋纬国到南京或溪口小住数天，宠爱有加。四九年时，姚随蒋纬国往台湾，母子仍同住在一起。至于陈洁如，据汪日章说：他于一九三二年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时，接到 陈洁如写给蒋的几封信，蒋批示送五万元给陈，以后就没有来信了。陈洁如于抗战时住在上海，后来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九六三年被特许去香港居住。

　　宋美龄下嫁蒋介石，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是要蒋与元配毛福梅及侧室姚冶诚、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宋自己也与原先的男友刘纪文割绝友谊之爱。此事对姚、陈两人来说，是容易办到的，因她俩根本没有跟蒋介石举行过正式婚礼，属于同居性质，既无正式夫妻的法律手续，自然可以不了了之。

　　但毛福梅是结发夫妻，蒋介石唯一的亲骨肉蒋经国又为毛所出，她在蒋族中的地位，已属不可动摇，况且她是一个礼教观念十分浓厚的旧式女子，坚决不肯离婚，这事就十分为难了。

　　一九二八年春，蒋介石回到溪口，与毛福梅办理离婚手续。姚冶诚带着蒋纬国也来到溪口，住在萧王庙孙琴风家里。由孙琴风夫妇与双方讲妥离婚条件：今后姚冶诚仍由蒋按月支付生活费用，蒋纬国归其抚养，姚与蒋介石脱离同居关系。毛福梅坚决不肯与蒋介石离婚，蒋介石实际上也没有驱逐她出蒋门的意图，只因宋美龄非比别人，逼于形势，不得不办个离婚手续，使宋美龄争得一点面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夫人”。最后，蒋允毛离婚后仍住在溪口老宅，保持丰镐房主妇的地位，才达成协议。

　　假戏真做，为了完成离婚的法律手续，蒋介石找人草拟一份与毛福梅共同署名的“协议离婚书”，送到奉化县政府备案。

　　当时在奉化县批准了蒋介石与毛福梅协议离婚后，居然在上海、宁波各报上刊登离婚启事。其中有一段妙文，说是蒋与姚冶诚、陈洁如二人丝毫没有关系，还有此两人今后行动与蒋某无涉等语，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天下妇女如此之多，怎么单说蒋介石与姚、陈两人无关，岂不是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反而露出了马脚。

　　此后蒋偕宋美龄回到奉化时，住在武岭山脚新宅，取名“乐亭”，老宅丰镐房仍归毛福梅掌握。蒋介石还于一九三二年，为毛氏在村后地畈上另筑三间平屋，名“摩诃殿”，是纪念三房太公摩诃居士蒋宗霸的，作为毛氏拜佛诵经的家庵。宋美龄向有晏起的习惯。蒋介石起床后，相隔一个半小时，她才起床盥洗。每次蒋介石来到奉化，常常清早起来，带着卫士步行到丰镐房老宅，毛氏知蒋回籍，早为他做好艾青团子一类点心，供蒋享用，用毕早点后，回转乐亭，宋美龄往往还在蒙被大睡。侍卫人员多是蒋的族人或同乡，非亲即邻，即使是宋的随身副官，也多为溪口蒋族中人，谁也不会把蒋介石的私访行动告诉给宋知晓，宋一直蒙在鼓里，不知底细。

　　蒋经国生于一九一〇年，自幼在溪口长大。九岁起，进入武山庙内武山学校读书。武山学校为蒋姓本族所设。蒋经国在武山小学毕业后，本乡便没有高一级的学校可读。这时蒋介石在广州，正是苏联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国内革命的时候，国民党要人纷纷派遣自己的子弟去苏联留学。一九二四年，蒋经国才十五岁，便被蒋介石当作政治投机的工具，遣送他去莫斯科深造，长期旅居苏联。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由宋美龄办理回国手续，促其回国。蒋经国在苏联娶俄女方良为妻，生一子名爱伦，这时已有三岁了。他带着方良与爱伦离苏归来，住在杭州西泠饭店。当由杭州市长周象贤打电报给在溪口料理蒋介卿出殡的蒋介石。

　　而宋美龄预知小蒋回国，早在杭州法院路蒋公馆等待。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杭州，在西泠饭店面告其子于次日去拜见“后母”宋美龄。蒋经国当然唯命是从。第二天蒋经国带着方良与爱伦，连同行李一起载车到法院路本宅。蒋介石假作犹未见过蒋经国，笑迎其子，经国先叫其父，再呼宋美龄为母。

　　宋这时笑逐颜开，见经国从苏联带来的皮箱已旧，立即吩咐副官蒋富寿去为蒋经国夫妇购置衣履用物。蒋经国见宋后一天，又带着妻儿赶到溪口，在丰镐房会见阔别十三年的生母毛氏。时其娘舅毛懋卿为鄞奉长途汽车公司总经理，闻讯前来相见。毛氏见其子到来，知他已见过宋美龄，一时悲从中来，哽咽流泪，不发一言。毛懋卿更是怒不可遏，就对蒋经国拍桌大骂，责问他当初从苏联写最后一封信来，是怎样说的！你母亲等待你十三年，今天你果真回来了，你就将前言忘记得干干净净，这不是比狗彘都不如吗？骂得蒋经国无话可答。母子相对以泪洗脸。本来是久别重逢的喜事，反而闹成一场戏剧性的悲剧了。

　　蒋介石夫妇为了要清除蒋经国旅苏多年来思想薰染的影响，特地请了一位姓徐的老学究，在乐亭教蒋经国读古书，并做三民主义的阅读笔记。蒋经国的表弟竺培风也同读。宋美龄汇来法币十万元，当作杭州认母的见面钱。毛氏自嫁至蒋宅后，从未接纳过如此巨款，不觉破涕为笑。方良偕爱伦住在丰镐房，与毛氏作伴。她初时不懂中国话，后来慢慢地学会了几句，而且生活习惯逐步中国化，爱购如命，喜搓麻将，终日乐此不倦。

　　蒋经国在溪口读了两年古书，蒋介石一直没有让他出去做官。后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到溪口会见蒋介石，为了讨好奉迎，向蒋建议愿带蒋经国到江西去，委他赣南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方良后来又生一女名爱敏，一名爱慧，搓麻将爱好如前。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命他的秘书沙文若重修家谱，对他的祖先作了许多考证，而对毛氏和蒋纬国安排，却颇费苦心，不知如何称呼才适当。后来还是由修谱大总裁吴稚晖异想天开，称毛氏为蒋母王氏的义女，是蒋介石的“义姊”。至于蒋纬国，当然不能说是领子，为戴季陶日妇所生，由姚冶诚抚养长大的，竟在新谱内把他以红线吊在宋美龄名下，冒充为宋氏所出，真是滑稽可笑。此事被蒋经国娘舅毛懋卿闻知，曾数次赶到南京力争，并向蒋经国说：“你若知有生身母亲，不应承认此事。”但蒋经国表示出于严命，无可奈何。毛懋卿对他放声大骂，他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而充耳不闻。

　　蒋纬国生于一九一六年，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时期还在蒋纬国出世后十二年，蒋氏新谱内竟说蒋纬国为宋所出。

　　蒋纬国因自幼归姚冶诚抚养，溪口老家很少去。蒋介石娶了宋美龄，蒋纬国不肯认宋为娘，母子感情不洽。蒋纬国长大后，就在苏州入学读书，是一个十足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蒋介石是个政治投机家，国共合作时期，他将大儿子蒋经国遣送到苏联留学。希特勒称霸，法西斯主义猖獗全盛时期，他又派遣蒋纬国到法国学炮兵。所以蒋纬国回国后，就成为炮兵营长，后来擢升为装甲兵团团长。蒋纬国娶西安大华纱厂大股东石凤翔之女石静宜为妻。石静宜到了台湾后，因某走私案由她幕后操纵，国民党立法院提出追究缉查，事情闹大了，她只好服毒自尽免破案丢脸。蒋纬国继娶台湾小商女为妻，蒋介石夫妇以女家出身寒微，认为门户不当，但蒋纬国爱她年青貌美，坚主婚配，老头子只得勉为允诺。

　　一八九四年，蒋介石八岁那一年，进了溪口镇上本族人所设的蒙馆里上学。他的开蒙老师叫蒋周益，出身廪生。蒋介石先后读了将近五年时间。蒋周益对待学生非常严格，蒋介石常遭其呵责，颇以为苦，后来就转到畸山下竺景崧蒙馆里去读了三年。竺是他娣夫宋周运的远亲，宁波法政学堂毕业，长期在宁波挂牌当律师。到了一九〇二年，他又转到岩头村毛思诚（勉庐）蒙馆里读了一年。

　　逊清末年，旧式蒙馆渐形没落，纷纷停馆转任新办学校的教师。毛思诚也结束了岩头的蒙馆，到宁波去当第四中学舍监。这时，奉化城里原有的龙津书院首先改革学制，创办龙津学堂，主办人严筱轩，聘有两个日本人当教师，学生趋之若鹜，城内另一派学者不甘示弱，接着也创办凤麓学堂。这些新兴学堂，师资水平较高，规模较大。蒋介石先在凤麓入学，不久因闹风潮就转到龙津续学。他在这时，结识了很多的老师和同学，除凤麓校长周枕祺及其弟弟枕琴而外，同学有江环清、张硕卿、俞镇臣、陈泉卿和城内结识的周日暄、俞飞鹏、朱孔阳等人。北伐前后都被他罗致去充当部下，助他早期踏上政治舞台。

　　一九〇五年，蒋介石又转到宁波城里西河沿文昌殿陈家祠堂里顾清廉（葆性）主讲的书馆。顾清廉，廪生出身，鄞南姜山下塘人。蒋介石初入其馆，顾不予重视。其后将去日本留学，假期内回到宁波，住在文昌殿，顾从这时起，把他看成得意门生，并请蒋教体操课，有过一段时间关系颇密。蒋从日本回国后，曾劝顾到日本去“镀金”，顾听信蒋言，于一九一二年去日本学习，一年后回国，仍从事教育工作。蒋介石从顾学，时间只有一年。读的是《古文观止》和《东莱博议》，课余自学《纲鉴易知录》，并作笔记。

　　蒋介石于一九〇六年考取浙江武备学堂，用的名字是蒋志清。他的母亲不赞成他去学陆军，他寻思无计，偷了他妻子毛福梅的首饰箱，离家出走。路过宁波时，他先到森顺木行舅父孙琴风处求助，欲将首饰变卖充作路费。他的舅父当即给他现洋一百元，叫他安心前去，首饰箱则留下送还给毛氏。在武备学堂时，与同乡孙星环同学，孙的学业成绩比蒋优良。蒋在武备读了一年，又欲投考保定军校。

　　一九〇八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欲造就一班受过新法操练的下级军官，经与日本外务省议定，先在东京设立一所振武学校，作为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于是在保定军校内选拔一部分学生去到日本学陆军。第一批留日进入振武学校的学生约有一百余人，蒋介石即是其中之一。振武学校定期二年卒业，然后升入士官学校。按照士官学校的规定，学生在未上学科之前，先要下联队当兵实习。蒋介石被派到日本高田炮兵联队入伍，当了半年多士兵。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他离日回国，参加起义军，从而结束了他的学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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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晓角

　　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蒋介石留日期间的经历，因为这对他在日后的发迹，很有渊源之处。

　　蒋介石实质上在1906年就初渡东洋，但他并没有正式进入军校，因为日本方面只接受满清政府选派的学生。他百无聊赖地在日本混日子，心想回国但又缺盘川之际，竟认识了可以说是足以影响他一生的陈其美。不但如此，他还因此而认识当时正为共和事业而在日本活动的孙中山。

　　蒋介石后来回国，在保定进了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始正式返回日本，进入日本的军校。陈其美比蒋更早赴日，并加入孙中山组织的新同盟会，共谋反帝的共和革命。陈为人机智而充满活力，孙中山相当赏识这位来自上海，并正在受日本军训的积极会员。陈其美把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认识，并与蒋结为挚友。

　　其实陈其美早在上海期间已为上海青帮头目注意，与青帮的关系实在不比寻常。因此，当1911年陈其美承武昌起义的锋威，在上海组织起义，占领了民政总长署，自任都督。蒋介石在东京闻得此讯息，知机不可失，马上约同他的同讲堂、同寝室，彼此交谊甚笃的张群一起，到东京同盟会办事处，要求发回国路费，当时同盟会办事处的负责人任鸿隽见他两人，有志于革命，当下即每人发了三百元，蒋介石与张群便联袂回上海去了。

　　回到上海，张群任了都督府的参谋。蒋介石由于与陈其美早年已结下师徒之谊，被委为团长。在追随陈其美的这段期间，蒋的活动与其军衔是名不符实的，陈其美派给蒋介石的任务是执行青帮的暗杀和武装抢劫等等活动。

　　蒋介石一连串的以暗杀手段立下了功劳，赢得了陈其美对他的信任和欣赏。就在这时，蒋与上海的青帮头目，杜月笙、张静江等也因这些见不得光的活动而频频交往，这些青帮头目，日后成为了蒋介石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支撑者。

　　由于受到袁世凯的警察和密探的追踪，犯下了无数大案的陈其美和蒋介石在1915年逃到日本去躲避。虽则是落难东洋，但却取得反对袁世凯的同盟会的拥护。陈其美这时候已取得孙中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蒋之所以追随陈其美，完全为了陈有同盟会的革命声誉和地位，亦有青帮的黑社会势力和手段为实力，这些条件，对具有政治野心的蒋介石而言，确具吸引力，而事实上，陈其美亦因有这些条件，势力越来越膨胀。可惜，就在此期间，陈其美遭袁世凯的刺客暗杀了。

　　蒋介石顿时失去了依靠，尤幸他一向紧随陈其美的关系，搏得了信任，在国民党进行改组中，竟然在未参加国民党的身份下，升任为孙中山的高级副官。

　　1917年秋，蒋介石随孙中山到广州建立基地，以期肃清残余的满清势力和北洋军阀。由于蒋介石曾受过数年的军训，加之又是孙中山的副官，因而顺理成章地又成了孙中山的私人军事顾问。不久，更升为广东军作战部长。

　　无可否认，蒋介石是孙中山当年的得力助手之一，这种现实，尤其在孙的追随者中，几位有才能的人如邓铿被暗杀了之后，蒋介石的被倚重局面，更为突出了。

　　蒋介石之所以能平步青云，与他的际遇时势以及他的知机应变有绝大的关系。1920年左右，蒋介石眼见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无论是理论或是实质性的帮助，都不可忽视的形势，加上孙中山对联俄、联共、扶植农工的信念，越来越强，蒋知道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与苏联搭上关系。

　　1923年8月，蒋介石取得了孙中山的同意，首程苏联。在苏联期间，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并故意表态，要求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实地了解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形势。

　　11月底，蒋介石打道回国了。他的首趟苏联之行，显然地抬高了他在国民党中的身份地位，同时也使苏联的领导人认识了这么一位国民党的青年高层人员。这种优势，使他成了日后夺得黄埔军校校长职位的先决条件。

　　在筹建黄埔军校之初，蒋介石的计划事实上是遭到中共党员和苏联方面的反对的。黄埔军校的建立，完全是为了以苏联为榜样，建立一支军队，为北伐作军事上的准备。军校的建立，可以说得自苏联的装备和经费的支持，因此，苏联派来的代表鲍罗廷的意见是很成为作用的。虽则如此，鲍罗廷最后还是为了不能将蒋介石开罪的原因，同意了按蒋的计划进行。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由于取得苏联和共产党的支持，黄埔军校终于成立了。

　　黄埔军校的成立，在民主革命运动正高涨的情势下，全国各地青年不少投笔从戎，来到黄埔。这个黄埔小岛，当时真是风云际会，革命的空气非常浓厚，正如黄埔校歌所颂“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但这个“革命摇篮”一开始就存在矛盾：一方面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一方面又有以蒋介石为首的许多投机分子和各种派系，总而言之，龙蛇混杂，难以区分。

　　此期间，由于直系军阀首脑曹锟，通过对国会议员高价贿买，取得总统职位。曹锟的贿选，使国民大为愤怒，各派军阀亦以否认和打倒曹锟为借口，重新混战。于是，1924年爆发了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张作霖挥兵入关，直系军阀吴佩孚出兵迎战，两军对峙，激战于热河、山海关一带。

　　当战争正白热化之际，直系将领冯玉祥釜底抽薪，从前线撤兵折返北京，号称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选出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举行圆桌会议。冯玉祥公开表示，他愿意孙中山到北京来担任中国总统，孙中山事实上亦愿意就此新的形势，进一步发展广州的革命势力。孙中山乃取道日本北上，沿途发表演说，呼吁中国人和一切亚洲人团结起来，打倒入侵的帝国主义，维护国家独立和种族平等。

　　很可惜的是，孙中山在这时已身患重病，他自己亦已预感到日子不长，因此，在离开广州之际，他作了很谨慎的安排。他任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高级成员、右派人士胡汉民为“副元帅”，而一直支持着孙中山进行与共产党合作的廖仲恺，以中共执行委员身份，主持党务，蒋介石乃主管军校校务。

　　对于孙中山的这一安排，蒋介石是不能非议的，因为在党内资历而言，他确还未到此条件。孙中山的病体在北上途中已弱不能支，抵达北京以后证实是患了肝癌，并且已是晚期。

　　在孙中山弥留之际，为了北京的政务活动能如常，他临危授命汪精卫组织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展开与冯玉祥等人的谈判。正是这次临危授命使汪精卫积蓄了政治势力而成为日后蒋介石的对头人。

　　汪精卫之所以能成为国民党在二、三十年代时期的重要人物，除了是风云际会地受命于孙中山外，他的经历确是大动荡时代，政治投机者的典型。这位原籍浙江山阴而长于广东番禺的野心家，很早就已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而入狱。辛亥革命后他见袁世凯有可能会显达成皇，于是又投靠袁，参加了国事共济会，倒过来反对革命。袁世凯称帝失败，汪精卫竟投奔孙中山。

　　孙中山终于在1925年3月12日早上逝世了，在此前一天，他由汪精卫宣读了他的遗嘱。孙去世以后，国民党内部的一个迫切问题是：谁来继位？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都觊觎着这一令人瞩目的革命家地位。因为他有希望最终成为大中华的元首。

　　而实际上，当时的情势有一位中间人物不可忽视，那就是一直协助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大计的廖仲恺了。这时候，廖在国民党内除了主理党务，他也是军校的高级政治官员，实力可与蒋抗庭，而在政务方面，他是国民党广东省省长。更重要的一点，是苏联盟友对这一些国民党中的左派人物的支持。因此，廖仲恺被视为孙的遗志最坚贞的继承者。

　　由于事无头而不能行，不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开会决定继承权问题。经过再三的争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以当时的形势，暂时仍未有任何个人足以代替逝去的孙中山，因此只能组成一个“集体领导”的架构。全国政府由左、中、右三种势力组成，而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成了三派代表。汪成了代理主席，胡任外交部长，而廖控制政府的政务。

　　从这一突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这段期间，虽云是平步青云地成了重要人物，但到孙中山逝世的这一时期内，他仍未是首席人物，在党内的地位，他只是军校的校务负责人而已！

　　然而，人生际遇，变幻无常，何况处于政治的漩涡之中，其迅速转化，往往令人难以置信。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竟在中央党部门前遇刺。廖案的发生，实质是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企图打破国共合作局面的先行行动。

　　谁都知道，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内的分歧是相当尖锐和不两立的。但一旦发生了廖的被杀事件，右派和中间势力都必然急急站出来表示与事件无涉无关，而且还显得很合拍一致。蒋介石与汪精卫此时竟联手起来，一起力证胡汉民嫌疑最大。

　　胡汉民之所以备受嫌疑，原因是在孙中山北上之际，他原是代表孙掌政了广州临时国民政府的职务，他以代大元帅的身份，在孙逝世后，满以为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继承人，但在临时会议选举之际，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胡的追随者知悉汪之所以能登上此职位，有赖于廖仲恺的支持，因此在廖被杀前的一段期间，胡派人物对廖诸多攻击和批评。加上胡的胞兄插手当时的捐务，从中骗取钱财，而廖身为财厅长，他为人耿直，自此就不满并声言追究，有了此种种种前因，廖一旦被刺，竟被汪蒋合力排斥，最后，胡汉民更被逐出广东。

　　胡汉民一走，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加强对党政军全面之控制，于此一役，蒋在国内的地位，又跃升了一级。

　　蒋的最终目的，是消除国民党内一切异己，终而成为一党之首。廖案后的广州局面，一片哄动，民情激愤，蒋介石如要取得民心，骗得党心，他当然知道该怎样做。蒋介石此际与汪精卫显得特别相容，他邀汪继廖，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两人更极力以左的口号来煽动情绪。口号不但悲壮，而且漂亮，例如“为廖党代表报仇”、“要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要生存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使中国永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国主义永保势力于世界的便向右去（汪精卫《悼廖仲恺同志致勖诸同志》）”。

　　一时间，广州革命政权中左派势力一度取优势，胡汉民被逐出广东以后，出国赴苏；国民党内的右派邹鲁、谢持、居正等纷纷离穗到上海活动。另一方面，同蒋介石有共同政见的一批右派势力分子，如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沈定一开始蠢动，为他们的势力开展部署行动了。这些人先先后后地离穗，其中有与北洋军阀接触，亦有与日本人商谈，总的一个目的，是积极酝酿成一个阵营，为彻底清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影响而分头找支持者和扩大影响联系。

　　万派朝宗，千河归海，这批真右派、假左派都始终要有汇合密谋的一日的。11月间，这批人齐集北京孙中山停柩所在之西山碧云寺开会，自行宣布成立中央机构，并声言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籍中委、抨击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所谓“西山会议派”从此得名。

　　“西山会议派”的出现，只能说明这是国民党的右派或称作“元老派”之继续反对国共合作的行动，而实际上他们的势力还未足以左右革命政府的大局。蒋介石不属于这批势力，但却是个新的右派，他同样反对国共合作，但毕竟面目与手段不同，他不会像“西山会议派”一样，满足于非现场式的缺席革命手法，蒋介石采取的手法是一方面以左的口号来装扮自己，而又希望取得“西山会议派”的支持。但蒋介石更明白到，推翻此现成的国共合作局面，必须有真正的行动来削弱共产党和自己也得争取登上宝座，始有保证取得彻底的胜利。

　　为此，蒋介石汇同“孙文主义学会”的一班信徒们，合谋来了一次“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政变。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诬蔑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并扣捕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从而窃取了第一军的军权。

　　当时蒋介石的几个亲信人物之间也有内部矛盾。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是一个贪污腐化、狡黠诡谲的人，同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黄埔军校军需处长徐桴及海军方面的陈策、欧阳格等勾结一起，狼狈为奸。他们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人，同西山会议派也有联系。

　　王懋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僚，原是许崇智部的一个旅长，以出卖许崇智、投靠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被任为第二师师长并代理广州卫戍司令。但王懋功与王柏龄以权利冲突，积不相能。王柏龄到处攻击王懋功，说“王东成是以‘反水’起家的，校长相信他，将来是要吃亏的”。王懋功对王柏龄也是一样，逢人便骂王柏龄是“一个贪财好色、贪生怕死的小人，打仗的逃跑将军”。他们见面时相互笑骂为“狗屎”。王懋功与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为了走私的问题，也有利害冲突。王懋功与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为包赌、包烟、包娼的问题也有矛盾。他们彼此之间几乎相视如仇人。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大本营直辖的海军局和航空处，有两个苏联专家分任局长和处长，但都没有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海军局与航空处正式成立，苏联专家自动辞去局长、处长职务，由参谋团与国民政府商洽决定，派张静愚为航空处处长，李之龙为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原系烟台海军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曾在武汉、上海等地工作过；国共合作之初，他在广州曾担任过鲍罗廷的翻译。黄埔军校成立后，他奉共产党的命令投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学生。第二次东征军出发时，他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转任海军局局长（没有经过蒋介石的同意）。他当了海军局局长以后，把陈肇英走私的勾当，报告了汪精卫。汪精卫就下了一个手令给海军局，严禁军警机关走私，并令海军局厉行缉私。李之龙奉命之后，即把虎门要塞司令部的走私船只扣留起来，人员拘禁，货物充公，陈肇英以下有走私嫌疑的人员，都受了处分。这样，陈肇英就与李之龙结下了不解之仇。

　　1926年一、二月间蒋介石、王柏龄（当时是教导师师长）到虎门、东莞检阅部队时，陈肇英由广州到虎门。陈肇英当时一面向蒋介石诉苦，一面托王柏龄向李之龙说项，希望李不要与他为难，请他把船只放回。

　　李之龙兼中山舰长，也是爆发“中山舰事件”的原因之一。这只兵舰原是永丰兵舰，因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先生曾在永丰兵舰避难，改名中山舰，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蒙难的。陈策、欧阳格都做过中山舰舰长。它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也是水上走私的一个堡垒。自从李之龙兼任中山舰的舰长，对于大大小小的走私军警机关和人员，都是一个威胁，在蒋介石看来也不顺眼。因此，李之龙就成了众矢之鹄了。

　　黄埔军校没有建立预算和决算制度，开支经费都由蒋介石信笔乱批。他用钱的手面很大，公私不分，自然有很大的亏空。王柏龄当教育长时，也和蒋介石一样，狂嫖烂赌，还有三个小老婆，亏空也很大。王柏龄调教导师师长后，邓演达继任教育长，把王柏龄任内亏空情形报告了蒋介石，并要把亏空填清再行离职。因此王柏龄与邓演达结成了不解的冤仇，所以后来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邓演达也曾被监视起来。

　　1926年1月国民党举行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事先，黄埔军在汕头选举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选举完全采取自由选举的办法，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进行。选举结果，当选者多数是共产党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当选者较少，连贺衷寒也落选了。选举完结以后，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们就啰唣起来。

　　蒋介石看见共产党如此得人心，也大吃一惊。他就硬派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团、营长十余名列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及汪精卫转请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核准。汪精卫把蒋介石的请求提到国民党中央，转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予以同意并报告大会通过。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过两天，蒋介石才从汕头回到广州。他只出席大会作了一次军事报告，其余的会都没有参加。代表大会最后一个节目就是选举中央委员。在选举前，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召集了一次党军系统的党团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方面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代表，一共不到二十个人。汪精卫召集这个会议的主要动机，是要听取蒋介石对于大会及选举的意见。

　　但是蒋介石始终缄默，不表示任何意见。冷了半天的场，汪精卫才开口说：“党军方面的候选人，我们希望蒋先生能提出意见，我们的意见是，除了蒋先生，及何敬之（应钦）同志应该当选外，还有王茂如（柏龄）、王东成（懋功）也应提为候选人，另外还要选拔几个青年同志。”

　　蒋介石就截断了汪精卫的话头说：“我还是在军事方面多尽点力，我不要当中央委员，也不应该当中央委员。一个军人如果什么事都管，就难免造成军人政治。我决不能做苏俄的托洛斯基。王柏龄和王懋功更没有必要。至于提拔几个青年同志当中央委员，我倒没有什么意见。”蒋介石从开始一直到散会，态度始终很不自然，好像是有千言万语说不出来的样子。

　　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有一天早晨，王懋功到东山去见蒋介石汇报公事，蒋介石突然下令解除王懋功卫士的武装，并送他三千元的旅费和一张船票，限令他即刻上船，驱逐出境，即以刘峙调升第二师师长。后来据钱大均说，沈应时（蒋介石的亲信，二十师的副师长）有一次问蒋介石关于处置王懋功的原因，蒋介石笑着说：“王东成的环境不好，为了保全他，所以教他离开广州。”

　　蒋介石在潮、梅底定后，把军事、政治都作了一番新的布置。在他准备回广州之前，新右派就天天制造谣言，说什么“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又说什么“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有贪污”；还说什么“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诸如此类的含沙射影、挑拨离间的谣言还有很多。最初这些谣言，是从王柏龄那里播弄出来的。

　　而整个事件的策划，完全是由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合作的，三月十九日下午，蒋介石自潮梅回到广州，当夜三时（即二十日上午三点钟）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

　　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但是共产党方面对于这一次的反动阴谋没有预先料到，也没有作任何准备，事出突然，所以任何方面都没有反抗。就是刘峙把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捆起来的时候，大家还很从容地说：“我们问心无愧，不知为了什么？见了校长再说吧。”这些被绑缚扣押的共产党人，是后来共产党的周恩来到造币厂看见了，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才下令把他们解开的。蒋介石当时还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

　　李之龙新婚不久，十九日夜间陈肇英、王柏龄带着十几个人破门而入，他夫妻俩从睡梦中惊醒，被他们从床上拖到地下，拳足交加地打了一顿，然后捆了起来。李之龙最初喊叫，他们就在李之龙的口里塞满了乱纸破布。陈肇英还亲自动手打李之龙和捆李之龙，并且吆喝着说：“校长的命令，把这个王八蛋捆紧些。”蒋介石把李之龙关了很久，才释放他出来，派他随北伐军到前方工作。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政府时代，李之龙曾经写过一篇《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力陈蒋介石这一阴谋活动。

　　中山舰事件以后，蒋介石以排挤共产党人为目的，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党务整理案”，并解除季山嘉的聘约。但蒋介石在这一事变后不久，即将王柏龄免职，限立即离开广州，以钱大钧继任二十师师长。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要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桴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曾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像是负荆请罪的样子，表示仍请汪精卫继续负责。

　　汪精卫称病，表示消极，从此既不问事，也不见人。约在四月中旬，汪精卫轻装简从，悄悄地离开广州，乘船到了香港。事有凑巧，汪精卫由广州上船时，正遇着胡汉民也搭乘这只船到香港。胡汉民自廖案发生之后，与许崇智被驱逐离粤的同时，就被蒋介石软禁在黄埔，到此时才释放出来。 从此，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

　　为完成孙中山北伐以统一中国的遗志，广东革命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改组为国民政府，黄埔校军及其他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革命军完成了广东全省的统一，同年七月九日，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指挥各军兵分三路，进行北伐。

　　北伐军可谓所向披靡，一九二七年春，势力已发展至长江流域。随着北伐军的转移，国民政府亦随之迁往武汉办公。蒋介石有感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不利于自己直接控制政府，因而纠集了部分国民党内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决意要政府迁到南昌来。一时间，造成了党内分裂的局面。

　　蒋之所以能离经叛道地违反原国民政府的决议，很明显是私心自用，当时他的势力亦已膨胀至有能力独霸一方，自立为皇的境地。北伐开始时，在八个军中，他只能控制一个军，但由于节节胜利，蒋收编了不少军阀部队，改编后这些小军阀被蒋封为军、师长，已发展至四十多个，这些都可说是蒋的实力。

　　蒋的意愿当然有不少明眼人察阅，姑勿论有政治野心的汪精卫不忿蒋之所为，就是国民党内的正统份子，也难忍受蒋一朝得势便不顾北伐尚未算成功，自立为皇地妄顾中央的决定，因而否决了蒋的提议。事情还不止于此，国民党还通过会议改变了原来的领导体制，如此一来，蒋介石原担任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之职实际上被撤销了，只是保留总司令的职衔。这一打击，于好胜的蒋氏而言，不无刺激作用。

　　其实自“中山舰事件”起，蒋介石即显现了他与共产党不两立的决意。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抗衡武汉的国民政府，首要的是进行清党，这行动使国民政府内部的左派势力势必自灭。因此，蒋介石以南昌为基地，布置了“清共”行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更进而到上海发起全国性的大屠杀，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事件了。

　　清共是手法，目的是独霸为王。紧接着大屠杀之后，四月十八日，蒋介石乘势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这个自封的政府第一个号召竟又是“清党”，明令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亲共者，格杀勿论。

　　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对蒋介石此一狂人行径，当然不能苟同，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开除蒋的国民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一时间，宁汉分裂的局面使全国的百姓感到大惑不解，哗然不已！

　　自此，国民党的这些“新军阀”就因宁、汉分裂而混战不休。与此同时，武汉的国民政府中，汪精卫亦渐渐地实行边“分共”，边讨蒋的政策。汪精卫之与蒋势不两立，其实亦始自广东黄埔军校时期。宁汉分裂之争，实质此时期已演变为汪蒋二人争夺政权的事实了。

　　汪的手下唐生智，以拥护中央为名，挥“东征军”蔽江而下，直达芜湖，而此期间蒋介石守于南京，亦与桂系军人李宗仁、白崇禧因争地盘与军饷，搞到剑拔弩张，蒋介石一时处于既不容于武汉的压境大军，而属下的桂系李、白亦并非计从的情势下，他采取了转移目标的手法，突然宣布下野，以免身当其冲。

　　据事后蒋的部下李宗仁的忆述，蒋对他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而延缓！”

　　在历史上，这一幕下野的剧情，当时还有“逼宫”之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决定讨伐武汉，军队已向九江方面进发，而桂系的李宗仁暗联胡汉民制蒋，从旁掣肘。一日，蒋召白崇禧与何应钦，力言非先定武汉不能北伐，而白崇禧持异议力陈不可。蒋忿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白崇禧便说：“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蒋顾何应钦，而何默不作声，蒋便拂袖而起说：“好，好，我就走罢！”蒋就负气于次日起奉化。这就是举世皆知的白崇禧扮演“逼宫”的一出滑稽戏的真像。蒋的下野，当然不会甘心的。

　　蒋介石因宁汉分裂，无法收拾，将军权交给何应钦，发表辞职让贤的宣言，带了邵力子、张群等一批亲信幕僚，来到溪口，策划幕后活动。王世和带着一个警卫团驻在宁波。这次蒋在溪口一共住了四十八天，随身带来副官孟超然和厨司蒋小品。

　　蒋介石住在溪口，脾气很躁，对他亲信的副官，往往滥发脾气，妄加指责。有次蒋小品烧了一只鸡汁芋艿，蒋吃得津津有味，不觉多吃了些。当他伸手着孟副官添饭时，孟正欲去接，蒋似觉过饱，就问孟添过几次？孟答已添过二次，蒋即摇手命止，离席回到卧室休息。俄而因肚饱难受，怒气冲冲地将孟副官叫到卧室，骂道：“你是个饭桶！我叫你添饭你就去添，难道没有发觉我已吃饱了吗？”孟被骂得哑口无言。有时蒋心里不高兴，就戴着白手套去抚摸窗栏门槛角落，发现白手套有些污渍，又对着侍从者一顿臭骂，以泄胸中闷气。他的侍卫长王世和本为陈洁如身边的一个勤务兵，据王自己说：“我的官是被大老板（侍卫人员私下闲谈老是称蒋为大老板）骂出来的。”

　　蒋介石这次下野，事前早有布置：南京城里驻有他的嫡系部队警卫师（师长姚琮）和宪兵团（团长孙星环），其他军队的指挥权委何应钦掌握，然后偕同张岳军、陈果夫等退居溪口，还带了他的小儿子蒋纬国同回。蒋住在坟庄三间平屋里（当时尚未扩建），前往请谒的南京国民党大员，络绎不绝。此后因天气炎热，他又上山在雪窦寺住了半个月，阴谋策划一切。

　　驻南京宪兵团团长孙星环，因蒋下野离京，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虎视眈眈，意欲将宪兵团开拔至杭州或宁波，保持江南一角山河，为此备了一封亲笔信，向蒋请示机宜。孙派其侄、宪兵团军需孙义朶从南京去溪口，时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孙义朶到了溪口后，先后到蒋介卿住宅里去找秘书长邵力子。那天由北伐军军械处长杨志春尽地主之谊，正在请客招待南京一批官员。蒋介卿即将孙星环原函交给邵力子。邵将信拆阅后，对孙说：“总司令住在坟庄，你先去，我们随后就到。”孙到白岩山蒋母坟庄，仅有卫兵一人看守，即在中堂少待。俄而蒋偕其子蒋纬国来，随从有陈果夫、刘文岛、张群诸人。邵力子不久也到，孙将原函仍交邵代转。邵至内室与蒋介石晤谈片刻，陈果夫、张群等七八人坐在客堂前走廊里纳凉。蒋着便衣从内室出来，对孙义朶说：“回去对孙团长说，今后你团一切行动，听命于何总指挥（应钦）好了，我不写回信，另有电报给孙团长。”即此一端，可见蒋介石明虽退居，暗中仍在发号施令。

　　蒋住在雪窦寺时，曾邀太虚法师去讲经。太虚和蒋介石大谈其佛教改革的主张，并为蒋介石讲解《心经》要义。蒋介石虽不信佛道，但对太虚颇倾到。不久，太虚要到欧美去游访，蒋派人送他旅费三千元。

　　这年十月下旬，蒋偕张群等到上海拉都路本宅住了半个月，即去日本活动，企图勾结日本巩固政权；同行者有张群、宋子文、宋美龄及副官孟超然，还带了留日同乡孙鹤皋及机要秘书陈舜耕。孙鹤皋方从武汉关监督任内逃回，被蒋邀之同往日本。据说宋美龄是到东京去探望其在那里治病的母亲。蒋行前对上海家宅留守人说：要在日本逗留六个月。可是到了十二月，他突然回国，重登政治舞台。

　　从蒋介石下野退居溪口后的一切行动可知，蒋介石并非甘心从此隐退的，他是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这期间，天下局势，纷乱不堪，而也正是由于天下大乱，造就了他卷土重来的契机。

　　在蒋介石下野之前，李宗仁表示反蒋拥汪，汪精卫很得意，以为这一下他就可以稳坐江山。当张发奎军到达江西境内，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张率所部忽忽奔回广东，汪在军事上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李宗仁以为时机已至，转而进行反汪活动，亲自赶到九江（武汉政府要人齐集九江），拉拢非汪系委员如孙科、谭延闿、李烈钧之流，参加桂系将要组织的所谓特别委员会，并阻止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迁南京。汪精卫的政治阴谋遂告失败，汪系重要喽啰都蛰伏上海租界，汪本人亦以患病为理由拒绝参加特别委员会，回到了广东。

　　在这一场角逐中，蒋汪两败俱伤，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势力从此开始抬头。

　　桂系势力把蒋、汪打下台以后，即在南京组织所谓特别委员会，用以执掌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权。特委会的组成包括着上海、南京、武汉三部分委员。上海的委员与桂系勾结较深；南京、武汉则是蒋、汪两系人物。当时西山会议派以张继领先，张继认为蒋、汪都曾与共产党合作过，都是有罪的人，不可能参加特委和政府。由此就可以知道特委会是怎样的一個组织了。为了争夺权利的目的，主张中央集权，取消中央政治会议和各地的分会，但是后来桂系又利用政治分会的组织来割据地盘，排除异己。

　　特别委员会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由李宗仁和白崇禧导演而组成的。先后开过四次谈话会，在九月十五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李宗仁、杨树庄、李烈钧、冯玉祥、谢持、蔡元培、汪兆铭、唐生智、蒋中正、程潜、王伯群、覃振、何香凝、阎锡山、胡汉民、孙科、朱培德、林森、于右任、戴传贤、张继、许崇智、伍朝枢、谭延闿、吴敬恒、邹鲁、李煜瀛、张人杰、居正、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等三十二人为委员，刘积学、顾孟余等九人为候补委员。成立大会系由谭延闿主持，张继作政治报告。跟着任命胡汉民等四十三人为国府政务委员，而以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谭延闿、李烈钧等为常委；同时成立军事委员会，任命程潜等六十六人为军委会委员，而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委。

　　当时桂系大权在握，不可一世，谭延闿、李烈钧虽然出面领导政府工作，骨子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亦复如此。三个常委虽把程潜排在首位，但因程的第六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新组织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视，李、白只是利用他的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虽然在蒋下台后拼命扩张实力，如：把第一军改编成第一、第九两军，提拔刘峙、顾祝同二人分任军长，以便控制；还把蒋的心腹陈诚调充军事委员会军务署署长，剥夺他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实权，以便后患，等等，但何应钦还是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力与桂系抗衡，也就无权过问军委会的事体。所以，无论是特委会也好，军委会也好，都只不过是为桂系争夺权利，扩张地盘的御用工具而已。

　　桂系势力控制两广地盘以后，又进一步搞两湖地盘，于是与唐生智展开了争夺战。唐占据两湖，是汪精卫的有力支持者之一。当特别委员会成立时，唐曾表示坚决反对，为的是支持汪精卫政府迁南京。但闻张发奎军东征失败退回广东以后，汪精卫所控制的党和政府失所凭依，已经四分五裂，原来与汪一起的委员们不东走上海即南下广东，武汉已陷于孤立无援之境。这时唐还不警觉，竟乘桂系第七军龙潭苦战之余，以反对特委会为名进兵安徽。而这个省区是桂系久已视为俎上肉的。这样一来，李、白就抓住机会大做文章，借口唐与孙传芳有勾结，发动讨唐之战。

　　自一九二七年九月起，李宗仁、白崇禧即联合程潜组织西征，行动极为秘密，以准备北伐名义进行部署，部队都是黑夜渡江，以避侦探耳目。武汉方面因此毫无觉察。迨十月十五、十六等日，西征军主力——第七军、第十七军、第四十四军等到达滁县和全椒后，突然来一个左旋回，直扑合肥、安庆。长江南岸，则以程潜所率第六军等突袭无湖，唐军刘兴部仓卒应战，一击即溃。由此七、六两军夹长江两岸向西追击，势如破竹，为时不到一月，就攻占武汉。

　　在发动西征军事的同时，由特别委员会免去了唐生智的本兼各职。唐这时眼见大势已去，便悄悄地乘长江日清公司轮船逃亡日本，唐军所部亦被迫退回湖南。桂系占领武汉以后，一面休整军队，准备略取湖南；一面改组行政机构，布置党羽，控制湖北。经过一个时期的布置，继续向湖南进兵。

　　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湘鄂间的战事又爆发了，桂系各军分成两个纵队，由程潜和白崇禧二人分别率领，程潜还打着统帅的名义，经鄂南进攻湘北。唐生智所部各军起初还是秩序井然，严阵以待，同时西征军内叶开鑫部又于中途倒戈以击桂系，形势本来很好，但是竟出人们意料之外，战斗一开始，唐系各军即由湘北退向湘西，终于向桂系屈服，接受改编。至此，桂系控制两湖地盘的野心果然如愿以偿。

　　桂系占领两湖以后，初以程潜任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兼主湘政，程与桂系一时似乎尚能相安。但是彼此的结合都是互相利用。桂系认为两湖地盘已经到手，程的老招牌已无利用的必要，乃借口程不服从武汉政治分会领导，自搞一套，诱程至武汉将其扣留。这时南京特别委员会中的谭延闿亦图染指湖南，即派鲁涤平继任湘主席。桂系则认为鲁不合自己胃口，又以拙劣的手法，扬言派某部队取道湖南回广西，迨抵达长沙车站，突然下车，向湖南省政府发动武装攻击，把鲁赶跑，而以何键接任。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巩固两湖的地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正是桂系势力把持特别委员会积极扩大地盘的时候，也是何应钦率领北伐军攻占徐州，北伐军事告一段落的时候；汪精卫自广东来到上海，与新从日本回国的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的会谈，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可能性，以图打破当时桂系势力专权的局面，使蒋、汪得以卷土重来。

　　蒋、汪等在十二月上旬约集国民党在上海部分委员开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其中重要的决议有：南京特别委员会决定重大案件时，必须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这明明是对桂系权力的一种限制。李宗仁、白崇禧当然不答应，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反对，大意说：“四中全会必须到首都召开，在上海租界上所开的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其所以主张要到首都开会，是因当时桂系在南京还驻有少数部队，而南京戒严司令贺耀祖正在津浦线上指挥北伐战争，但由何应钦派了一个与蒋介石矛盾很大的副司令周凤岐坐镇南京，肯定蒋、汪不敢冒险到首都开会，所以桂系将这一军。贺耀祖对桂系执掌大权，扩张地盘，深致不满，想利用南京戒严司令职权，拥护国民党，抑制桂系势力，给国民党开拓一个新的政治局面。正在这个时候，贺突接朱绍良自上海来信，约其赴沪商谈。

　　贺同朱绍良、何应钦虽然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但平日彼此积不相能。蒋介石下野时，朱因是蒋的参谋长，也同时下野。他这次来信，贺意识到是为了四中全会到南京召开的事。贺和蒋的关系原不甚深，但后来看到蒋被迫下野，桂系大搞地盘，何应钦也想走孙传芳五省联军的老路，贺觉得蒋、桂虽是一丘之貉，终究“彼善于此”，因此采取了拥蒋抑桂的态度。贺接朱信以后，即分别探询刘峙、顾祝同二人政治意向。他们表示与贺采取同一态度，并催他迅速行动。贺就率领自己的部队第四十军第二师回到南京，部署卫戍事宜，并叫桂系留京少数部队开赴汉口。贺的这种做法，各方面起初只认为是战后回京所应有的一般措施，没有料到其中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尤其是特别委员会的当权人物，狂妄自大，更不认为贺某敢于行此大事。因此，贺的军事部署得以顺利完成，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亦出人意外地在南京顺利召开。

　　贺耀祖在南京完成军事部署后，秘密到上海会见了朱绍良，并和朱一道去见了蒋介石，蒋对贺的部署自然表示同意，特别是听说刘峙、顾祝同等仍愿为蒋效忠，认为他的政治资本并没有完全失掉，感到非常得意。蒋、贺一起对当时国内形势作了估计，对如何召开四中全会、继续北伐、阻止桂系地盘主义的发展等等问题，彼此都取得一致的意见。

　　贺与蒋介石商谈以后，跟着返回南京，对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了一个通电，希望他们速来南京开会，保障他们言论行动的自由。贺的这个电报发出后，国民党散处各地的中委纷纷来京。李宗仁和蒋介石因为各有一套打算，到得最早。截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底止，已有二十余位中委到了南京。在此期间，几度发生波折，其中比较严重的是，桂系借口广州公社事件，纠集在两湖作战的将领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等九人，不许他们出席全会，并要开除他们的党籍。这事由委员谈话会推于右任等五委员审查，后来决定仅停止其中四人出席，问题才告解决。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二月四日正式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决定是：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党权、政权、军权都落到了蒋的手里。这次会议虽然作了继续北伐的决定，并且以后攻取了华北和平定了东北，但这也不过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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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中原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曾经在武汉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反对共产党，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唯一合拍的事情，也正因此一前提，才有“宁汉合流”的可能，才会有汪、蒋再度携手合作的局面。

　　国共分裂，另一方面是蒋与汪携手。此一国民党的政权新组合，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状况发生巨大变化。此一期间，是新军阀混战而日本帝国主义又乘机步步渗透，进迫中华大地的时刻。

　　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为了确切地达到逐步消灭各个单一势力的军阀，借此说明自己是实行北伐，是彻底革命的英雄，他纠集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实力派，结成联盟，首先发动了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攻击。结果是张大败，被日本的炸弹炸死在皇姑屯，至此，国民党宣称取得全国统一，而蒋此时亦俨如君主般姿态凌驾于国民党。

　　当然，几位大军阀的势力结合，是各怀心事，各自都希望能消灭对方的。正因如此，混战局面马上产生了。

　　这里，依次介绍一下各个势力的割据和特点。

　　当然，蒋是以最正统自居，而势力亦是足以为榜首的。蒋介石占据着长江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

　　冯玉祥集团，占据着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省。

　　阎锡山集团，占据着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北和北平、天津一带，得到日本的支持。

　　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集团，占据着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与英、法方面都有联系。

　　此外，还有占据着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继承者张学良，以及四川的刘湘、刘文辉，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军阀，他们都是地方实力派。

　　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进行了连绵不断的混战，无论是战争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大大地超过了北洋军阀时代。据统计北洋军阀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十五年内，发生战争十一次，时间总计为八百八十五天；而蒋介石上台至西安事变前的十年内，共发生大小战争数十次，时间总计为三千六百五十天，就是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仅从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发生大小军阀战争十几次，其中大规模的、带全国性的就有以下四次。

　　第一次是一九二九年三月的蒋桂战争。在战争开始之前，蒋介石先在北方利用桂系与唐生智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把河北的地盘抢到手；接着，又诱骗李济深来南京，扣押于汤山，借以分化粤系、拆散粤桂联盟，孤立桂系。然后就调兵遣将进攻两湖地区。

　　在蒋桂战争中，占据着鲁、豫、陕等地的冯玉祥集团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蒋桂双方都在极力拉拢它。李宗仁派代表见冯玉祥，约冯共同打倒蒋介石。冯因河北平、津地盘的问题以及军队编遣问题同蒋有矛盾，就慨然应允。同时蒋介石也派代表来找冯，请其出兵讨桂，冯也不加拒绝。

　　冯玉祥是有自己的打算，他集中兵力于信阳、襄樊一带；另派一支部队屯驻徐州。如果桂系失败，冯就下令驻信阳、襄樊的部队，直趋武汉，讨伐桂系，抢先夺取两湖的地盘；如果蒋介石失败，冯就下令驻徐州的部队，出兵浦口，讨伐蒋介石，抢先占领南京。

　　蒋介石在权势与军机的密谋方面，应该说是算得上老手的，冯玉祥虽是机关算尽，但这是瞒不过蒋介石的。蒋采取集中兵力，速战速决的方式。在湖南，他用高官厚禄收买了何键；在湖北前线，蒋利用桂系内部广西籍与湖北籍的矛盾，收买李明瑞、杨腾辉倒戈，迫使胡宗铎、陶钧逃到鄂西，不久胡、陶通电下野，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同时，在武汉市内蒋介石又派人拉拢收买了武汉卫戍部队参谋长和其他要员，结果是“兵不血刃而定武汉”。桂系宣告失败，李宗仁、白崇禧等逃往香港。

　　第二次是一九二九年十月的蒋冯战争。桂系势力已被铲除，顺理而言，继之大患就是冯玉祥了。冯玉祥在蒋桂战争后，自知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难容、势不两立的地步，冯考虑到自己战线过长，深怕受到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南北夹击。于是把在山东和河南的部队连夜西撤。撤到豫西或陕西境内，以便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则利用冯的部下不愿回西北过艰苦生活的心理，在西撤中收买韩复榘和石友三叛冯投蒋，接着又策动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叛冯投蒋，并拉拢唐生智进攻冯玉祥。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作出决定：撤销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冯的国民党党籍。使冯受到重大的打击，不得不通电下野。

　　这时阎锡山认为有机可乘，派人邀冯去山西。冯玉祥虽知阎不可靠，但此时他自己除了联阎倒蒋之外，别无出路。只好冒着风险入晋。果然不久就被阎软禁于五台县。但阎又怕冯的部下被蒋拉过去，于己不利，又找冯商谈，表示愿联合反蒋。让西北军先发动讨蒋，他随即出兵响应。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军就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由潼关出兵讨伐蒋介石，但阎锡山却自食诺言，按兵不动，致使西北军孤军作战。再加上冯被软禁，西北军内部又不团结，很快失败。

　　第三次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下旬，粤系军阀张发奎因蒋介石要吞并自己，就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联合，打起“护党救国军”旗号，由东山再起的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第三路以张发奎为总司令，第八路李宗仁兼任总司令。举兵反蒋，部队沿西江向广州进攻，逼近广州。蒋介石急忙调何应钦率部入粤，与陈济棠联合打退了张桂联军。到十二月，张桂联军退回广西。

　　就在张桂联军与蒋介石作战时，驻河南的唐生智和驻安徽的石友三在汪精卫改组派的策动下，认为有机可乘，也参加“护党救国军”，通电反蒋。唐生智和石友三此反戈一击的双重叛逆行动，是蒋介石事前万万想不到的。蒋介石一面调刘峙北上讨伐唐生智，一面联络阎锡山从北面南下攻唐，使唐生智腹背受敌，不久惨败，唐化装潜逃，经开封到天津租界隐居，部队被蒋改编，石友三又重新投蒋。

　　第四次是一九三〇年四月到十一月的蒋、阎、冯、桂中原大战。蒋介石在接连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等之后，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独裁野心，更加暴露，激起国民党内各派对他的不满，内部倾轧日益尖锐。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在一九三〇年二月曾两次通电谴责蒋介石，说什么：“武力不足以统一全国”，“愿与钧座，同时下野”。蒋、阎矛盾愈益加深。这时候，陈公博、王法勤等国民党改组派和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也纷纷函电太原，促阎领导反蒋。而桂系和西北军的代表也都先后来到太原，劝阎速决大计。冯玉祥也一再表示：只要阎领导反蒋，自己唯命是从。阎锡山看到形势十分有利，各派联合反蒋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蒋介石，认为胜利在握。就在二月二十八日，阎锡山亲自去五台县把冯玉祥接到太原。

　　三月，各方代表云集太原，一致公推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共同反蒋。这样，一次空前规模的军阀大混战就开始了。在东起山东，西迄襄樊，南至长沙，北到河北数千里的战线上，一百多万军队互相厮杀。

　　起初，阎、冯的部队进展较为顺利，接连攻克济南、商丘，逼近徐州、蚌埠；桂系军队也攻占长沙、岳州。后因蒋介石策动收买阎、冯的一些部下倒戈，战争遂成胶着状态。

　　中原混战，造成了拥兵关外的张学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向背，可以左右双方的胜败。因此，双方都在争取他。

　　蒋介石先后派了方本仁、吴铁城等到东北见张学良，先是把青岛的地盘让给张学良，接着又委任他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贿以三千万元的巨款；阎、冯也多次派人到张学良处进行游说和拉拢。但张学良仍取观望态度，不置可否。直到八月底，蒋介石的军队已攻下济南，渐居优势，张学良才下决心，于九月十八日发出拥蒋通电，派兵入关，占领平、津。这样战争的形势就急转直下，阎军退出天津，冯军沿海路败退。十一月初，阎、冯失败，联名通电下野。进入湖南的桂军也败退广西。不久，阎锡山跑到大连避难，冯玉祥上了泰山，闭门隐居，历时七个月的军阀大混战才宣告结束。这场混战死伤士兵四、五十万人，荒芜土地和毁损的房屋，更是不计其数，中原人民遭受了一场大浩劫。

　　这四次大战的特点，是冯、阎、桂三大集团轮流或联合同蒋介石集团作战。其结果都因蒋介石得到了江浙财阀的支持和美英方面的援助，加上利用手中掌握着中央政权等条件，采取高官厚禄、金钱收买别人部下等手段，打败了他的对手，取得了胜利。

　　经此数役，蒋介石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各派军阀对蒋还是貌合神离，各怀异心，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他们自立军队，自成系统，实际上还是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

　　二十年代末期的数年中，一批新、旧军阀，逐鹿中原，生灵涂炭，人共皆知。而在国民党内务之争，亦出现了足令蒋介石头痛的局面。

　　一九三〇年，蒋介石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后，蒋介石深感乱世枭雄之不易当，自己虽在军事上与及声名上，已到了巅峰之位，但如要在尚未有立宪和民主政制的非常时期，名正言顺地当一国之元首，需要有约法来管制和正名。基于此，蒋介石放出了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风声。

　　蒋介石此一招数，完全是试探式的，他要将不利于自己的势力和反对者统统暴露出来，以便逐一消灭而后快。蒋介石总统自为的野心，立法院院长胡汉民首先以自己职权所辖范围，起而反对。胡此举是出于私信自用，或又是公报私仇，不得而知，也无从考证，但胡汉民甫一提出异议，蒋介石立即施展出他的暴力手段，把胡囚禁起来。

　　胡汉民被蒋介石囚于汤山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的政敌们就感到有攻击之机可乘了。国民党粤籍中央委员及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等，在广州举行国民党的非常会议，决定组织另一国民政府，以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抗衡。同蒋介石有着数次交锋的汪精卫，此时亦闻讯从海外赶回广东，加入战围，与蒋介石对峙。这期间的阵势，时称“宁粤之争”。

　　前面所述，交代过新军阀混战之际，也是日本铁蹄步步向中华大地进迫之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的入侵者，已到了公然轰炸的境地。由于事前蒋介石曾一再严令中国的军队不准私自发兵抵抗，并指示：“如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之后，蒋介石再而严令东北军：“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就这样，日本军竟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地占领了沈阳。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三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中还继续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军民书中，也公开声明：“现在政府既以此案件诉之国联（即国际联盟）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到一个星期，辽宁和吉林两省的广大国土就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十一月初，日军又开始向黑龙江进攻。当时一部分东北军官兵，如马占山等的部队，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曾经自动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又不予接济，不久就被日本帝国主义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所瓦解，有的给拉过去投敌了，有的被打败了。

　　十一月下旬日军占领了黑龙江省，然后又南下向锦州进攻。这时蒋介石听从美国的指令，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方案。即中国军队撤回关内，日军不要向锦州进攻，锦州由英、美、法等国派军驻扎。

　　蒋介石此举已实属忍辱，可惜日本根本不理会这一套，继续向锦州进犯。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就占领了锦州，中国军队退到关内，这样仅仅三个多月，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就全部沦陷，东北人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发表宣言，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口号。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三万五千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运，使大批满载煤炭、器材等货物的日本船只，只好停泊码头。上海二十三家日本纱厂的工人也酝酿着同盟总罢工。全国各地的学生都纷纷罢课，成立爱国反日组织，并派代表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数千名学生冲进了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十月初，上海八十万工人组织抗日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抗日。上海商业界也宣誓从十月一日起不买卖日货。十一月初，北平、天津以及各地学生代表到南京请愿。

　　蒋介石被迫与学生见面，他看到学生一个个都面带怒容，激昂慷慨，充满了抗日救国的热情，不得不搪塞，他一会儿说：“三年之内就要收复失地，如果三年之后失地不复，当杀我蒋某之头以谢天下”；一会儿又说：“他就是‘岳飞’，要北上抗日，只是后方不‘统一’，还不能北上。”

　　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看到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要他下野的呼声很高，为了抵制这些派别对他的斗争，同时为了进一步欺骗全国人民，他忽然诡称：“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发起了“送蒋介石北上”的运动。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各地到南京督促出兵的学生达两万多人。二十六日的早晨，各地学生结队来到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的日期，并在政府的门前悬挂一个大钟，轮流敲打。声称：“不答应出兵日期，誓死不离开国民政府”。当天又逢下雨，天气很冷，学生在风雨中站了一天一夜，冻倒多人。

　　第二天，蒋介石被迫不得不出来见学生，他看到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就施展欺骗手段，答应三天之内宣布出兵抗日。学生要他签字，他借口“回去写”，乘机溜之哉。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所采取的态度，的确是天理不容，大失党心、民心的，他坐视东北沦陷，姑勿论这是军机失误，或是他对日军的强势有所介怀，恐怕正面冲突，损兵折将，但无论如何他是需要有所交代的。

　　在北平、上海及全国各地一片抗日请愿的狂潮下，蒋介石自动提出下野，这大概算是谢罪于天下国民吧！

　　与此同时，国民党元老们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号召，奔走调停于宁粤之间，终于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意改组国民党政府，推“年高德劭”的林森为主席，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为“中常委”，一九三二年的元旦就职。

　　蒋介石这时只以中央常委姿态出现，军机要事，一概推说已是下野之身，不便随意云云。一时间，军政大事，可谓群龙无首，时局更乱了。

　　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继九一八之后，又在上海闸北挑起战衅，企图开辟第二战场。驻沪的十九路军起而应战，全国人心大为振奋，十九路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大挫日军的骄横霸气。

　　战火已烧至蒋介石的腾龙之地，蒋介石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上十九路军奋起妄顾军令而战，竟使全国轰然。蒋介石此际亦想到国难当前，责无旁贷，应是挺身而出，负起御侮图存的重任。他发出一道通电：

　　各总指挥、各军师旅长、各将士、各军官学校师生诸同志均鉴：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横蛮。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独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党国幸甚！蒋中正印。

　　这一个电报发出后，人心士气，为之大振！但是中央部队散在各地，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再说，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同时，国民党反对派有人在上海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这对蒋的地位和领导权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蒋二月初由洛阳到浦口，迎接于车站上的张治中即时请缨：“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说：“很好。”

　　蒋介石此语一出，立即获得在场众军事将领的击节欢呼。接着以军令着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合成为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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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重地

　　清康熙皇帝的第四子胤禛，在父皇龙驭归天之后，经过一番血雨腥风、骨肉相残的权力角逐，终于荣登大宝，是为雍正皇帝。在权力斗争中，他深深地体会一条道理：权力就是统治者的生命，为了巩固权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权力膨胀至无限。他踌躇满志，在寝宫，亲手写下了一副对联：

　　“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为了实现“一人治天下”的梦想，他巧施妙计，罗织罪名，将当年权力斗争的对手，和协助他登上宝座的权臣逐个翦灭。另一方面，他藉大清帝国对西北准噶尔用兵之机，借口军情紧急，需迅速慎密处理，成立了自己私人的权力班子。雍正八年（一七〇三年），在宫内隆宗门附近建板屋数间，办理机密事务，这就是军机处。军机处是个很特殊的，“一不四无”的政权机构。它既不是法定的、独立的政府部门，也无官署、无定员、无专官、无属吏。军机处的人员由皇帝从亲王、重臣中拣选亲信担任，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工作就是总汇全国大事的机要，送呈御览，再经圣裁后，承旨出政。

　　总之，军机处在清代完全成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总枢纽，凌驾于全国政府机关之上。《清史稿》说道：军机处“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

　　军机处是雍正帝留给儿孙的最好遗产，自他以后，清朝皇帝终于“列圣相承，乾纲独揽”了。

　　对于短短四年间，两度被迫放弃国柄，狼狈下野的蒋介石来说，当他一旦重掌政权，为了巩固这失而复得的珍宝，实现他的革命，成立一个绝对服从他的权力机构，总汇机要，承旨出政，凌驾于整个国民政府之上，那是必然的事。

　　中华文化，毕竟体大思精，无所不有，蒋介石继道统、法先王，上承清帝的遗泽，后来终于搞出类似军机处的机构，下启民主国家的先例。

　　故事是从一九三二年开始的。

　　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一二八”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当是时也，民国固然是内忧外患，但蒋委员长权衡利害之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对付共产党红军的内战。先后在汉口、南昌成立了由他委派的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他时常出发鄂、赣，亲自指挥部队。

　　当时，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副官以外，还需临时抽调一、两个参谋人员，不断随他到各地去工作。后来，蒋介石听从了杨永泰的建议，把经常跟他随行的参谋人员和他自己的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等，组织了侍从室，列入蒋家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并派晏道刚为侍从室主任。这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的初期阶段。

　　历史是会重覆的，准噶尔之乱造就了雍正的军机处，对江西红军的用兵也搭建了蒋介石军机处——侍从室的框架。在重掌政权之后，蒋介石的个人声望开始上升，特别是迅速解决福建事变后，在一九三四年又成功地实现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迫使中央红军撤离江西，他的声望更是达到顶峯。在这个时候，他设法改组侍从室，在这框架之上，按照雍正帝的蓝图，建筑起自己的权力大厦。

　　一九三六年一月，蒋介石侍从室的机构正式改组了。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这个机构的改组当然是同当时国内形势和蒋介石的政治、军事部署有直接关联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突破了国军的层层封锁，向陕甘宁边区大进军。这时，蒋介石下令撤销了他自己的武昌行营，另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总，派张学良以副司令代行总司令的职权，指挥东北军继续内战。

　　蒋介石对湖北的重要人事，也作了一番新的安排：他发表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何成濬为武汉行营（后改为行辕）主任，陈继承为武汉警备司令。蒋介石为了抓住他的军委会和党、政的实权，接着改组原来侍从室的组织，成立侍从室第一和第二两个处（以下简称侍一处和侍二处），派钱大钧为侍一处主任，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原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被调到西北剿总做张学良的参谋长去了。从以上这些重要人事的调动和部署看来，当时蒋介石继续向西北杀进去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侍从室的改组，是由钱大钧、陈布雷两人直接在蒋授意下进行的。

　　两处的基本分工是：侍一处掌军事，侍二处掌政治、党务。处的下面是以组为单位，按顺序排列的。侍一处设三个组：由第一组到第三组，分别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侍二处设两个组：第四组和第五组。第四组主管政治、党务，第五组是侍从室秘书组。

　　蒋介石收罗了一批国民党简任以上的党、政人员，给以侍从秘书的名义，摆在這個组里，以备咨询，或随时外调使用的。

　　李惟果、萧赞育、罗贡华、张彝鼎、徐道邻、葛武棨等人，都曾在这里做过侍从秘书。他们有的写文章，有的研究当时国际问题，或向蒋条陈行政意见。他们没有专职工作。先后调出的有罗贡华任甘肃省民政厅长（贺耀组任甘肃省主席的时期），葛武棨任宁夏省教育厅长，徐道邻调行政院简任秘书；抗日战争后张彝鼎调阎锡山二战区政治部主任等。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以后，第五组的侍从秘书多已先后派出，只剩下了李惟果，以后他改任第五组组长。这时该组主管的业务是党、政、人事和外交。曾任台湾外交部长的沈昌焕，当时就在这个组里做过秘书，他是专任美、蒋间的翻译工作的。与此同时，侍二处还增加了一个第六组，主管情报业务，由唐纵担任组长。这时候，侍一处和侍二处的编制，从形式上看来，每一处都配备有三个组了。

　　侍从室的改组还有一个特点是，人员精干，业务集中。因为它随时准备跟随蒋出发到各地活动。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如果机构庞大了，运用就不灵活，而且也不便于掌握。

　　从两处主管的业务重点看来，侍一处的第二组（参谋组），最多只有三、四个参谋人员；侍二处的第四组（政治、党务组）也只有两、三个秘书人员，两组的工作是很繁重的。从侍从室改组后，这两个组的负责人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它是多么重视了。第二组组长是由钱大钧自己兼任的；第四组组长是由政学系政客杨永泰一手培养起来的得力助手陈方担任的。因而这两个组也就形成了蒋介石的侍从室的核心。至于侍一处和侍二处的工作，则由两处主任直接对蒋负责。

　　此外，关于保卫蒋介石驻留和行动的安全，随由他自己的一个警卫大队担任以外，同时跟随蒋行动的，还有着便服的侍卫官和卫士等。这些人员都列入侍一处第三组的编制之内，而另设一侍卫长来统一调动指挥他们的行动。蒋介石的侍从室改组后，侍卫长一职由钱大钧兼任。

　　由此可见，一九三六年一月改组后的侍从室，是由侍一处、侍二处和侍卫长三个单位组成的一个统治机构。虽然它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地位却已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蒋介石的统治权力更为集中，已经基本上形成蒋家王朝的“军机处”了。

　　承认蒋介石“军机处”存在的明文，还有待第二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抗日战争的打响。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统一指挥，国民政府议决军政合一，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重新改组军事委员会。

　　在该会组织系统中，确定了侍从室是蒋委员长直辖的一个单位，并在《组织大纲》中说明：“侍从室在驻留时与办公厅密切联系，掌机要之承启传达，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动。”

　　蒋介石的侍从室终于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成为一个显赫的机构，凡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的党、政、军各界，以及直接同蒋接触的各方面朝野人士，都无不与之发生联系。侍从室的风光更胜于清帝的军机处，因为它是载入明文，于法有据的。

　　在号称民主的国家里，建立起一个超越政府、从属个人的权力机构，蒋介石可谓成就骄人。然而，仔细推敲，他的这种成就也是有理可寻的。民主一词，在二十世纪简直已成了福音教义。中华民国建国后，在《临时约法》中就宣称：“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家全体。”其实这是空话，那时国家军权实际分落在各方军阀手中，政府形同虚设，又以何实现民主呢？于是孙中山矢志组织军队，并以党治军，加强军队的一致性与战斗力，尽快北伐，实现民主。北伐成功后，他所梦想的民主局面并没有到来，因为以党治军既有利于战斗力，但更有利于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实力军人接管了政府，开始另一种形式的专制统治，民主成了他们的口头虚饰。蒋介石是国民党实力军人中最杰出的人物，他的侍从室机构，不过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变成他蒋某人的一人独裁罢了。

　　侍从室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改组，蒋介石任命钱大钧做首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从当时算起，到一九四五年，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一共经历了七任。他们按照先后顺序排列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何耀祖、林蔚、钱大钧、商震。他们每一任的任期有长有短，一般在一年左右到两年以上或几个月不等。商震是最后一任，他的任期最短，只有三个月。侍从室撤销后，他就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了。钱大钧和林蔚都先后做过两任，他们每一个人的任期累计都在三年左右，林蔚比钱大钧的任期略长一些。

　　关于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简单情况，大致如下：

　　一、钱大钧（一九三六年一月—一九三八年三月）：从一九三六年一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就任时起，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并随蒋介石到西安，在西安事变时被击伤，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于一九三八年三月间，调航空委员会主任时离职。

　　二、林蔚（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九三九年三月）：从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在武汉接替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这时，侍一处又增设了一个副主任，由侍从室第二组组长邹竞（字效公，保定军校毕业）升任。

　　林蔚接任不久，日寇继续西进，展开了武汉大会战。不久他随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在重庆市中四路曾家岩附近的德安里，选定了川军将领许绍宗的住宅——“尧庐”，作为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二处各组办公的地点。抗战期间至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以前，这两处办公的地点始终没有变动过。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率省府人员从长沙撤退，到重庆见蒋。蒋介石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初派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白崇禧任主任）。

　　三、张治中（一九三九年四月—一九四〇年四月）：从一九三九年四月初接任起，大约在一九四〇年的夏初，国民党军委会的政治部长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湖北恩施指挥，蒋介石派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部长。张就是在此时离开侍从室的。

　　四、贺耀组（一九四〇年四月—一九四二年九月）：原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一九四〇年夏初接替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对蒋氏很恭顺的，蒋对他也比较客气。他对西南交通和经济方面极感兴趣。一九四二年秋，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走私，管制物资经济，成立了“国家总动员会议”，调贺耀组担任这个机构的秘书长，负责主持。贺耀组在一九四二年九月间离职。

　　五、林蔚（一九四二年九月—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林蔚曾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一九四〇年桂林行营撤销，成立蒋介石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林蔚调为副主任。贺耀组离职后，蒋调林蔚第二次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仍兼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职。在林蔚担任侍一处主任的两年多的期间，正是蒋介石极力拉拢美国，希望取得援助的时候。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日趋腐朽，特别是粮食、兵役机构以及金融物资等部门贪污舞弊、买卖壮丁和盗窃走私，层出不穷，已达到惊人地步。而且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利，矛盾重重，突出地表现在陈诚同何应钦两派之间的斗争，陈诚终于取代了何应钦，做了军政部长。于一九四四年冬发表林蔚为军政部政务次长和钱大钧（钱当时是何应钦任内的政务次长）对调了职务。

　　六、钱大钧（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钱大钧第二次调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派钱大钧任上海市市长为止。大约在同年八月底他离职赴沪。

　　七、商震（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九四五年九月初接替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商震曾学过英语，他能同外国人直接用英语作一般交际性的谈话。在美、蒋互相勾结时，蒋介石就看中了他。先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为了联络英国，保证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安全和准备协同英、缅方面的军队对南进日军作战的目的，曾组织了“滇缅参谋考察团”。蒋介石派商震为考察团主任，林蔚为副主任，团员有孙立人等。这就为后来商震代表蒋介石政府出任驻美国军事代表团长，预先作了准备。

　　侍从室的人事变动，并不意味着侍从室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相反这不过是清军机处传统的承袭罢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侍从室第一处的历任主任，就可以知道，变动是有根据的，是完全依照蒋介石当时的需要和对重要人事上的安排而决定的。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钱大钧和林蔚都是以高级军幕僚长的身份，两度随蒋介石的左右，为蒋所信任的。他们两个人具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活动，各有千秋。他们都是同蒋介石的侍从室有关系的重要人物。同时，他们又都是在当时蒋集团内部派系斗争中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例如钱大钧，他是侍从室的始作俑者之一，也是由蒋介石一手提拔的人才。他是苏州人，在保定上过军校，后来东渡扶桑，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回国后在广东参加革命，在粤军猛将邓铿部任参谋。黄埔军校成立，他任第一、二期教官和校部参谋长。从此追随蒋介石，成了蒋介石黄埔嫡系的“八大金刚”之一。所谓八大金刚，是指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北伐时，钱大钧乘势直上青云，任北伐军第三团团长。以后历任师长、军长、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八期二总队教育长、保定行营主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和武昌行营参谋长等职。

　　钱大钧属蒋嫡系，同蒋介石和黄埔学生之间的关系很深。他同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朱绍良等比较接近；同李宗仁的桂系的关系也不即不离。陈诚同钱大钧有师生的关系，但由于陈诚、何应钦之间的利害矛盾很深，因而陈对钱大钧虽然表面尊敬，却暗中排挤他。可是当陈诚还没有完全取得蒋介石的宠信以前，陈还是利用钱大钧的关系替自己向蒋前说好话的。又钱大钧在武汉任张学良的参谋长的时候，同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其他杂牌部队的关系搞得还不错，一般高级将领对他都有好感。

　　钱大钧在北伐时，率部出战辄失利，训练军队也非所长。由于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俯首听命，所以蒋很喜欢用他。

　　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在蒋身边处理文书，安排蒋的生活行动，精细敏捷，颇称蒋意。一九三六年西南两广事变，钱大钧曾衔蒋命，密赴大庾活动粤军将领余汉谋（保定军校六期，和钱是同学）叛变陈济棠，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为蒋所信任。他又兼任蒋的侍卫长，以蒋的近侍人员的身份，周旋于国民党军政人员之间，在当时他显得颇为得意。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痛定思痛，大骂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能！”。而且颇怀疑钱大钧是否受了张学良的暗示，把停放在临潼车站、备蒋行动专用的一列法国造游览客车（简称蓝钢皮）调开，曾经向钱严词诘问。但此事早已经钱大钧向蒋请示过得到批准以后才调开的。钱提出了蒋的批示，加以申辩，蒋自无话可说。念及钱大钧在临潼华清池也被弹射伤，蒋对他依然恢复了信任。

　　钱大钧为人圆滑，胸无城府，性情偏激。他对上级恭顺，然在同寅之间，却易发生龃龉。有时，他对某些黄埔学生，也不假以辞色。因此，在统治集团中嫉恨他的人渐多，在蒋介石面前，他的政治地位也就不那么稳固了。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了武汉，军委会改组。钱大钧得到宋美龄的支持，于一九三八年三月间，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就任还不到一年，大约在一九三九年初，偶因一笔特别费已经宋美龄批准分配，但在处理时，钱只分配了少数几个高级人员。有人把这件事向蒋告密，蒋下令将钱大钧撤职查办。钱大钧在成都落拓了两年多。于一九四一年七月间，经何应钦向蒋签准，才安排他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的一切生活上供应和安排。所需经费是从蒋介石个人名义的一笔特别费项下开支，并向蒋直接负责。

　　从权力斗争角度分析，侍一处的处长也必须是像钱大钧这类亲信，因为侍一处主管军事，对内则联系军事委员会内各部会，集中分析各种情况；对外则联系各战区，发布蒋介石的军令。军政大事的机密文件因之必须呈交一处。倘非亲信，肯定会有泄密，甚至是被越俎代庖，给人架空的危险。但越关键单位就越不能有常员，以免被人借此培养自己势力，反戈一击，所以侍一处处长之职，就产生经常性的人事变动。雍正能看到的事，蒋介石一定能看到，毕竟他是站在这个英明君主的肩膀之上。

　　侍一处属下的侍一组，掌管总务，就是管家，地位较次，组长一职的变动不大，先后才不过两任。

　　侍从室官兵供给待遇，由侍一组按照原来的成规统一办理，是很特殊化的。因为侍从室属于国民党军委会的组织系统，所以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论文职、军职，所有官兵基本上都是比照国民政府规定的陆军官佐和士兵工资待遇标准发给。除按照军衔级别发给工资外，还另加发本人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津贴。并且官兵一律由公家供给伙食，按照不同的伙食标准，分别就餐。侍二、侍四两组的工作人员（参谋、秘书、文书人员等）因为要经常在夜间办公，还为他们准备了夜点。侍从室的工作人员（无论文职、军职）平时一律着便服（中山装），大约每隔两年左右还发给每人呢料和哔叽料的中山装各一套，以便在集会或随蒋出发各地时着用。一切生活待遇比起当时国民政府的任何机关都是特别优厚的。

　　第二组（简称侍二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

　　它和侍二处的第四组承蒋介石的旨意，综绾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蒋对它的工作是十分注意的。侍二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无所不包。

　　凡是蒋的参谋总长所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人员请示报告的文电，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人事和经理的文件，这是蒋介石权力最集中，必须亲自处理的。此外，蒋介石自己发布的手令，一天比一天加多，往往干涉到主管机关单位的职权，还要他们限期具报。因而公文泛滥，工作效率低落，因循敷衍，相率成风，给蒋自己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于是他大发脾气了。

　　蒋在抗日战争中期，大约在一九四〇年底或一九四一年初，曾想出了一套所谓“行政三联制”，提出了所谓计划、执行、考核的一套理论和办法，企图挽救他自己招来的“灾难”。并且在他自己的中央训练团的历次集会上宣传他的“行政三联制”，并指着他的文、武官吏们厉声说：“你们不要当着委员长是一个字纸篓，什么事都拿给我看，你们一点责任都不肯负担，那不是对待长官及对待自己的办法，有失政府设官分职的本意！”蒋对他部下的这一番教训，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他的下级懂得规律，硬着头皮顶住，等待蒋的脾气发泄完了，还是按照老办法办事，早把蒋的所谓“行政三联制”丢到垃圾堆里去了。

　　侍二组除了处理蒋介石裁决的有关的方针政策，以及上述须蒋亲自核定的文件以外，还要审阅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处理事务性的工作，如代蒋通知召见外地各文、武官吏，向战区高级指挥官电话传达蒋的重要手令（译成密码电传达）等工作。因此，侍二组的参谋业务是非常繁重的，而且参谋人员是日以继夜地为蒋服务的。

　　侍二组的业务，既为蒋介石所重视，关于组长和参谋人选，都是经过蒋亲自批准而后任用，也是按照蒋自己规定的标准办法处理的。他的特点就是：官阶不宜过高，年龄不宜太大，以便于指挥调遣。由于侍从室官兵的待遇标准提高，已经比外面优厚了，所以官阶也必须降低。因此，参、秘等人员的军衔，一般要比外面降低一级乃至两级任用。比如在外面原来任上校或中校级的，到侍从室工作，就按中校或少校级任用。这样，一方面表明侍从参谋人员的官阶不大，不致引起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参谋人员外调，离开侍从室的时候，凭蒋的一句话，就可以提升一、两级任用，所谓“不次之升”，表示蒋对其部下的恩宠。

　　蒋介石对侍从参谋人员的任用，首先考虑的是，此人是否为黄埔军校出身，或者是否在国府服役年限较久，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是什么人的保荐。这一切都是先决条件。然后，还要凭他自己的经验，召见来人，亲自观察，对黄埔军校各期毕业学生也不例外。蒋特别注意来人的仪表精神，他认为满意，才做最后的决定。用蒋自己的话说：“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

　　由此可见，蒋对其侍从工作人员的任用是多么注意和重视！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蒋为标榜提高参谋人员的质量，逐渐挑选从陆军大学各期毕业和曾留学英、美的陆海空军人员，充任他的侍从参谋的工作，并把侍从室原来少数参谋人员，先后送入陆大深造。

　　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侍从室第二组的参谋人员，几乎全部都是出身于陆军大学的“清一色”了。只配备有少数一、两个英、美留学生，担任外事、翻译或转派侍从武官等项工作。尽管如此，蒋选用他的侍从参谋工作人员的前提、标准和任用程序，从来没有改变过。

　　侍二组掌管军事机密太多，故组长人事变动频繁，一度更由侍一处处长钱大钧兼任。十年间不多不少，约有十任。至于侍二组具体工作的参谋人员出入变动更大，难以胜数了。

　　第三组（简称侍三组）主管的任务是保卫蒋的安全。包括计划、指挥和具体行动布置等业务。编制上属侍一处，实际上归侍卫长直接指挥。

　　侍从室另一员猛将陈布雷，从一九三六年侍从室改组开始，就任侍二处处长，整整十年未尝更换，是侍从室的中流砥柱了。他是蒋介石的死节之士，孤忠耿耿。

　　侍二处的人员较为稳定。侍从室第二处辖三个组：第四、第五、第六组。而以第四组为核心，处理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外交、党务等有关业务，为蒋介石服务。各组组长都是同这一机构共始终的。如侍四组组长陈方、侍五组组长李惟果和侍六组组长唐纵，都是一直担任组长职务的。其他人事安排上，在这十年之间变动也不大。这里面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是蒋介石十分信任陈布雷，另一方面则是侍二处所管的是政治、党务，跟管军事的一处来说重要性实有差距，特别是在狼烟四起的年代。

　　第四组（简称侍四组）它和侍二组同属蒋介石的侍从室这一机构的核心。主管的业务是：政治、经济和国民党党务，也包括蒋介石交办的其他机密案件。

　　组长陈方字藏町，江西人。早年在毕业于江西省高等学堂。生平经历不详。蒋介石在南昌、武昌成立行营，陈方任秘书。他在杨永泰的培养下，掌握了政客所惯用的一套所谓“权术”和办法，成为杨永泰左右得力的助手。一九三六年侍从室改组，蒋介石调他任侍四组组长。

　　陈方在国民党中工作既久，而且随蒋介石工作多年，又继承了杨永泰的衣钵，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他为蒋出谋献策，揣摩迎合，处理文书，敏捷精到，得到蒋的欢心和信任。

　　陈方对诗词书法都有一定的造诣，蒋对外的应酬文字，常出其手。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性嗜酒，有时酒后耳热，发发牢骚，颇带浓厚的名士习气。

　　侍四组的工作人员，组长以下有侍从秘书、科员、誊写人员等，总共不到十几个人。经常在组内工作的秘书，只有两人。侍从秘书王学素，工作时间最久，曾历西安事变，大约在一九四四年外调浙江省府委员。还有在蒋介石官邸工作的侍从秘书汪日章、于国华也列在侍四组编制之内。他们主要担负机要文件的保管和收发的任务。蒋出发时，他们都是跟随行动的。

　　第五组（简称侍五组）这个组原来是蒋介石专为储备一批行政人员而设。最初由侍二处处长陈布雷自兼组长。组内设侍从秘书若干人，没有一定的名额，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律按照上校军衔待遇，每月从侍从室领取规定标准的工资，备蒋介石随时召见咨询。其中大部分人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就已经陆续分别派出去了。只有萧赞育、李惟果在这里的时间最久。

　　侍从室第一、二两处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大约在一九三九年初，侍五组由汪日章任组长。开始主管一些关于国民党党、政高级人员（省委、厅局长、专员一级）的调查考核和安排使用的业务。以后汪日章调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由李惟果任组长。一九四〇年，侍从室第三处成立，以陈果夫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原来侍五组的人事业务移交給侍三处办理。这个组的职掌，改为主管外交行政。它同外交部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侍五组的工作人员也不多，只有一两个秘书。沈昌焕和邵毓麟都曾做过该组秘书。沈昌焕能讲流利的英语，当时只有三十几岁，经常任蒋介石、宋美龄同美国人之间的翻译工作。邵毓麟原在侍六组随唐纵搞关于日本和朝鲜的国际情报工作，后来调到侍五组任秘书，不久派到外交部工作。

　　还有蒋介石的速记人员也是列在侍五组的编制之内的。蒋对速记人员的工作和人选非常重视。在侍从室改组以后，一直到国民政府迁台，蒋一共用了三个速记人员。他们都是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中，经过陈果夫的亲自挑选，合乎所谓“忠实可靠，万无一失”的标准，才备蒋任用的。

　　一九三六年第一次派到侍从室担任速记工作的是萧乃华和萧自诚，两人都是湖南人。西安事变时，他们随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当军队搜查时，由于萧乃华的抗拒而被枪杀了。以后，长时期以来，由萧自诚一个人担任速记工作。蒋介石撤退到重庆后，又从“中政学校”毕业生中调来一个名叫曹圣芬（湖南人）协助萧自诚工作。在一九四四年左右，萧自诚升任侍从秘书，协助陈布雷整理、编辑有关蒋介石的言论和他的《实录》的工作。

　　速记人员经常同蒋官邸的侍从秘书人员同住在一起，随时听候蒋的传唤，他们也属于蒋的近侍人员的一部分。当时，他们是在蒋介石独裁的政治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蒋抱着极端的个人崇拜，为蒋忠心耿耿地服务。

　　抗战期中，蒋在中央训练团，分期分批地调训各战区各机关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还办了一些训练班（兵役、人事训练班等）。蒋介石也经常住在重庆的浮图关（将改名复兴关）上。他的侍从秘书和速记人员，是不离左右的。蒋会客或召见他的部下时，速记人员担任谈话记录。特别是蒋在会客中的指示，事后还要抄交侍从室各处主管单位分别处理。由于蒋对其部下讲话的次数过多了，又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于是速记人员就把他讲过的话，整理编印成《蒋总裁训词选辑》小册子，分发给中央训练团的学员们阅读。每周蒋亲自参加中央训练团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在会上总是由教育长王东原照小册子宣读蒋的“训话”，然后由蒋补充几句话，就这样在形式上总算是总裁亲临“致训”了。

　　第六组（简称侍六组）主管情报业务。这个组是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撤退到武汉以后成立的。派唐纵任组长。它在建制上虽属侍二处，但同时也受侍一处主任的双重领导。而且它在侍从室内部也是一个保密的单位。

　　蒋介石为了巩固统治，一向重视情报业务和发展特工组织。蒋在内战期间经营的CC和复兴两大特务组织，在抗战开始又重新充实和安排起来了。这两个特务组织送给蒋的密报文件，在一九三六年侍从室改组时，是按其内容性质，由侍一、侍二两处分别处理的。即：关于中统局的情报，是用徐恩曾的名义直接封送侍二处（第四组）处理的；关于军统局的一般情报，如对国军部队长的贪污腐化和私生活等项的密报，均用戴笠的名义分类列表，封送给侍一处（第二组）处理。其他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如抗战初期四川军阀内部矛盾和活动等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陈布雷、陈方等阅后，会同侍一处（第二组）研究处理。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撤退到武汉，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复兴系统的特务组织范围更加扩大了。由于情报来源日趋复杂，而且蒋介石都要亲自掌握，所以蒋在其侍从室里成立侍六组，综核一切特工组织的情报业务。

　　侍六组成立之初，从侍二组调去参谋卢集贤一人和誊写人员数人。后来增设秘书，担任研究和对外面特工组织的联系。邵毓麟和黄芃生都曾在该组任过秘书。他们搞的是关于日本和朝鲜方面的特务工作。黄芃生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上时常发表关于战时经济方面的文章，也翻译发表一些日本人的经济论文，对外掩护他的特务身份。邵毓麟自诩为“日本通”，他还担任过同时当时流亡到重庆的“韩国”（南朝鲜的傀儡组织）的联络工作。

　　关于对日作战的日军行动的情报，仍由侍二组处理。至于中共和八路军活动的情报，则是侍六组业务的一部分。在抗战后期蒋很重视这方面的情报，为与中共内战积极作准备。并调张国疆（军校九期、陆大十七期）任该组参谋，专搞这方面的工作。

　　侍六组组长唐纵是湖南人，黄埔六期毕业，曾任驻德武官。受希特勒德国薰陶，对领袖忠心不二，为蒋赏识。唐为人沉默寡言，工作认真、精细，但非常慎言，不容易开罪人，是个典型的旧官僚，非常适合搞保密工作。

　　侍六组的业务是直接秉承蒋的意旨处理的。除了侍一、侍二两处主任可能知道有关的一部分情况以外，其业务对侍从室内部也是严密封锁的。

　　抗战后期，侍从室还成立了一个机要组。由蒋直接掌握，受侍二组主任陈布雷的指导，专门处理蒋介石的往来电报。派他的侍从秘书毛庆祥兼任组长。组内配备秘书和译电人员，都是经过毛庆祥亲自挑选的。蒋出发各地，由机要组轮派译电人员随行（以前是从军委会机要组临时抽调的）。因此，这个组是蒋介石朝廷内部的一个重要的通讯单位。

　　关于军委会机要组（组长毛庆祥）的业务主要包括：翻译收发密码电报，编制和配发各种通用与专用的密码电本；在技术上统一控制各地公私电台。行政组织上隶属于军委会办公厅。此外，机要组还运用专门技术人员，在国际、国内的无线电密码通讯中，进行侦听、窃取、研究和处理，是为蒋介石提供情报的一项重要的特务工作。故机要组，也是军委会保密的特工单位之一。由于这两个机要组的领导人都是由蒋介石的亲信毛庆祥一人担任，它们的业务必然是密切联系着的。

　　侍卫长一职其实就是蒋介石的保镖头领，最初由侍一处处长钱大钧兼任。改组后的侍从室，规定侍卫长负责指挥侍三组和警卫大队，在蒋驻留和出发各地期间，担任保卫工作。

　　侍三组设组长一人和警卫人员若干人。为蒋介石服务的警卫人员，按他们的分工，又区分为侍卫和警卫两部分。侍卫人员，轮班随侍的左右担任保卫工作。有军官和军士之分。军官叫做侍卫官（从中尉到中校级），军士叫做卫士（又称便衣卫士）。他们一律着便服，按季发中山装，由侍从室供给，佩带武器。在蒋驻留的官邸或出发各地活动时，无分昼夜，都由侍三组配备侍卫官和便衣卫士，轮流值班，担任护卫。侍卫官几乎全是蒋的乡亲故旧，不用外人。

　　侍三组的警卫人员，由警卫股、特务股和警卫大队三部分组成。

　　警卫股担任蒋驻留和外出活动的警卫计划；安排内外勤人员和调动武装警卫部队（包括驻军、警察和宪兵部队），并监督检查警卫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必要的安全措施。

　　特务股是根据警卫计划，同当地驻军、警察、宪兵以及特务机关（当时各大、中城市都有军统局派驻的特务分支机关，如稽查处之类的单位）切取联系，采取侦察防护等行动，以保证蒋居住和行动的安全。

　　警卫大队是一支保卫蒋介石的亲兵。大概是由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机炮连（机关枪、步兵炮）组成。大队长是楼秉国（浙江人）。各级军官都是从中央军官学校和中央警官学校挑选出来的。士兵都是江南人，绝大部分是从浙江师管区征集来的子弟兵。蒋在南京时住在黄埔路中央军校校园里。又从警卫大队中挑选了一批军士和上等兵，编组一个卫士队（相当于一个连），经常驻扎在蒋的官邸附近。蒋介石左右的便衣卫士，就是从卫士队里挑选出来的。这个卫士队又成为蒋的禁卫亲兵了。蒋单独飞机出发各地行动，如果不是长期驻在某地时，只带几个警卫和侍卫人员随行就够了，一般是不调动卫士队的。

　　侍从室在南京改组时，设第三组，派蒋孝先任组长。陈善周、黎铁汉分任警卫、特务两股的股长。

　　陈、黎两人都是经戴笠向蒋推荐委任的。蒋孝先是蒋的族孙辈，同蒋的亲随侍从副官蒋孝镇是兄弟行。蒋孝先调侍三组组长兼任副侍卫长。关于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实际上是由蒋孝先一人负责，钱大钧不过徒有虚名，对外撑撑门面而已。

　　一九三六年，蒋孝先随侍蒋介石往西北督师剿共，反而被正在西北剿共的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是为“西安事变”。蒋孝先在事发日清晨往临潼，半路被截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国共谈判、准备抗日，终于获释回到南京，即委任警卫股长陈善周代理侍三组组长。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钱大钧调航空委员会主任。蒋改派王世和为第三组组长，并代理副侍卫长一职。王是蒋的同乡，也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在黄埔时，他白天上课，晚间则睡在蒋的寝室门口当贴身护卫，故为蒋亲信，后来甚至派他杀死邓演达（邓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之一，黄埔时任教育长，北伐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来不满蒋介石，致而流亡国外，一九三〇年回国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意图反蒋。三一年八月被捕上海，十一月被杀于南京），可见蒋对他的信任。到四二年，蒋发现王世和原来是青红帮的头目，才将他赶走。王离职后，蒋改派冯圣法任副侍卫长，陈善周接任侍三组组长。大约一九四四年春，人事又起变动，蒋调俞济时（浙江奉化人，黄埔一期毕业，当时是集团军副总司令）任侍卫长。

　　一九三八年侍从室随蒋从武汉转移到了重庆以后，侍一处和侍二处的内部组织，经过调整更加充实了。蒋介石对人事权的控制，从来是抓得很紧的。按照蒋的规定，凡属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和行政院所属机关、部队，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免，必须经过蒋亲自核定，然后交给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关于高级行政人员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蒋介石曾命侍二处第五组负责主管。

　　由于业务范围涉及的方面较广，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需要调查和研究。大约在一九三九年底或一九四〇年初，陈果夫秉承蒋的意志，提出了“由党（国民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向蒋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经蒋批准。为便于蒋的直接掌握和业务保密起见，就在侍从室系统下成立了第三处。

　　侍从室第三处成立，蒋派陈果夫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并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附近选定了侍从室第三处的办公地址。原来侍五组主管部分人事资料和他主管的业务，都移交给侍三处办理。

　　侍从室第三处按照顺序成立了第七、第八、第九等三个组。陈果夫身兼数职，他经常把精力放在控制陈家党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工作上。侍三处的内部业务，由副主任萧赞育负责。侍从室第三处的工作，大体上是按照下列步骤逐步开展起来的。

　　首先，他是整理原来已有的人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其业务的。其次，他是通过各种组织，主要是“中央训练团”的组织，进行联络、吸收和甄选各方面人才。最后，他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进一步调查、统计和考核，以加强人事的管理和控制。关于侍三处人事登记作用，按照他们当时吹嘘的说法是：“一面为集纳人事资料的尾闾，一面为供应人事资料的源泉。”以上也就是整个侍三处业务的主要内容。

　　侍三处成立后，开始向蒋政府有关机关搜集人事资料。他们与军委会（铨叙厅）和考试院铨叙部分别提供的全国各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简历册和全国荐任以上主管人员名册以及全国各机关的概况、隶属和相互关系的资料与统计图表等，进行整理。并把这些档案材料，作为机关登记运用的基础。

　　在侍三处的各工作中，是把组织工作摆在首要地位的。他们是以国民党CC特务组织为核心，采取各种方式，对人事进行联络、拉拢、甄选和控制。据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活动方式：

　　一、成立所谓“实业计划学会”。陈立夫是该会负责人。陈立夫原系北洋大学毕业。他本来是学工程的。利用“实业计划学会”的组织，在研究学术的幌子下，拉拢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之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以及科学研究工作者，通过侍从室第三处向蒋介石推荐。

　　二、成立“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隶属侍三处。派CC系的小头子吴铸人为主任，梁子青为副主任。规定“中训团”受训结业的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按时和通讯处联系。并规定学员报告的内容：除个人读书、工作和所在机关单位的活动情况以外，还要汇报周围旁人的思想情况。侍三处根据汇报，进行考核、登记，择优予以升迁。

　　随着情况的发展，中训团在重庆办了三十几期，受训的学员越来越多了。在抗战后期，侍三处取消了学员个人通讯的办法。把各期受训结业的学员，按地区或机关单位组成通讯小组。定期召开小组会，由侍三处指定的小组长负责汇报学员的动态和思想情况。

　　三、在中央训练团成立高级班。抽调国民党厅、司、局长和专员级官吏来团受训，期限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培养使用的对象。

　　四、控制考铨处。考铨处是国民党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方的分支机关（大约两、三个省份设一个考铨处）。陈果夫首先把CC系的人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随即掌握了考铨处。就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侍三处便可以直接指挥各地方考铨处，撒布人事情报网，对地方人事进行染指。

　　此外，侍三处还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一套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他运用了人事登记的技术，把经过调查和从各方面搜集到的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登记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构成人事登记卷。然后按指定姓名和指定范围，制成各类索引片，依照运用程序一索即得。

　　侍三处人事登记，是把已经参加登记的每一个人，编列一个号码，制成姓名索引片。可以通过姓名索引片，查其已否登记和此人的详细情形。他们的中心工作，还在于分类。也就是把籍贯、出身、职业、专长分成四大类，进行登记，并制成索引片。

　　从上列可以看出，侍三处人事登记的目的，是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对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加强管理和控制。对中训团各期学员的登记特别重视。

　　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曾手令侍三处甄选二十名陕、甘、宁籍的土木工程人才，要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要有实务经验，同时还要曾在“中训团”受训毕业而目前赋闲的，这些人明显是用来向中共统治的解放区渗透的。

　　就整个侍从室来说，无疑侍一处第二组和侍二处第四组是核心，也是与清帝的军机处最为相似的部分，因为这两室的工作是通过文书处理，参与蒋介石统治的机要的。了解这两室的工作情况，特别是在文书处理方面的情况，也就能了解蒋介石本人的统治风格，直接窥见蒋家王朝的内幕。

　　侍二组主管的业务内容分类，大致包括军政、军令、军训（军事教育）、国防设计、绥靖、兵役、军需、军医、兵工、后勤、补给、公路工程、交通、通信、运输、空军、海军、军法、人事、情报、建议……等业务。

　　侍四组是主管政治、党务、秘书业务的。它管辖的范围包括行政院所属各院、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统局特务组织等单位。外面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首脑向蒋请示汇报的文电，统由侍四组负责处理。按侍四组主管的业务内容分类，大致包括行政、外交、财政、司法、铁路、交通、邮电、水利、教育、卫生、经济、侨务、蒙藏、抚恤、党务、人事、情报、建议……等。

　　从这个所谓核心幕僚机构所管辖的业务范围和它的内容看来，蒋介石把党、政、军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包揽一切，巨细靡遗，这是很清楚的。正因为这样，为蒋忠实服务的幕僚们，服从其意旨，在纷繁的文书处理方面，为他设计了一套公文处理的程式，并且不断加以改进，最后，成为侍从室特定的文书制度了。

　　蒋介石所过问的事情，虽然项目纷繁，但就形式而论，不外乎是来自下面向他请示、汇报以及各种建议、来信等文件。

　　最初，按照过去官僚机关一般公文处理方式，经过摘由，提出幕僚的初步意见（即所谓“拟办”），随同原件一并送给蒋批核。由于文件太多，蒋是不耐烦批阅的，有时还惹他大发脾气。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在南昌，正在集中精力，考虑他的碉堡政策，一心一意地想消灭工农红军时，很久不去批阅公文。可是幕僚们又不敢积压，不能不送给他看。因为日子多了，文书积累不少。当蒋看到这一大批文件摆在他面前时，就大发雷霆，申斥他的幕僚们，并且在文件上批道：“你们打算把我搞糊涂了，想从中作弊吗？”幕僚们碰了钉子之后，想出一个办法：先把收到的文电，经过一番整理加工，摘出文件要点，提出处理意见，并设计了一种表格的形式。边框里面，直行分印：来文（电）机关或姓名、文别、日期、内容摘要、以及拟办、批示等各栏，由缮写人员用毛笔端正的小楷填写进去，表的上面正中印着“呈阅”二字。然后分别轻重缓急，送蒋批阅。结果，蒋介石认为满意了。

　　这种表是由政学系政客杨永泰等一批人在南昌设计，并开始使用的。侍从室在南京改组以后，他的幕僚们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改良，根据不同文件的内容，发展成为“呈阅”、“呈核”、“报告”、“情报”等几种表式。

　　侍二和侍四组工作人员在研究整理文书，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意见的同时，就考虑到应该适用哪一种表式，并按照问题的内容和性质，决定是单独的（专案）还是汇集的列在某种表上，以便于蒋的审核和批阅。这种表式经过长期使用，终于成为侍从室的特定文书制度了。

　　在文书处理的过程中，侍从室的参谋和秘书人员是从多方面为蒋服务的。他们每人都备有经办案牍的分类日志。按日记录录蒋对某件事的批语，以便随时查案签注，便于蒋在批阅文件时的先后对照和联系。幕僚们多方揣摩蒋的心理，窥测其意图，掌握其思想动向的规律；然后抓住时机，投其所好，或因势利导，这就是他们办事的诀窍。当然，他们弄得不对头，也难免要碰钉子。他们碰的次数多了，有了经验，更学会掌握分寸、见机而作了。

　　蒋介石的部下，有嫡系、杂牌之分。这些人总是想着向蒋一手要钱，一手要权，以达到他们私人的欲望。蒋久历江湖，懂得他部下的心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把嫡系部队当作亲信，杂牌部队目为异己，这里显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分。蒋肚子里对人、对事是有一本细账的。幕僚们猜透了蒋的这种心理，遇有弄不清某些人同蒋的关系，或蒋喜怒不定，难以捉摸的时候，就干脆不拟初步意见，用“呈核”二字，听蒋自己决定。往往蒋自会独出心裁，凭自己的意志处理一切。积日既久，其参谋和秘书人员，大多数成为善于揣摩，俯仰依人和雕琢文字的“绍兴师爷”。

　　蒋介石平日一向习惯在上午看公文，其余时间或会客，或参加会议等，或外出点名训话。晚上除特殊情况外，多半是他私人活动的时间。蒋常在晚间到孔祥熙、戴季陶家里去玩。如果没有什麼特殊事情，如召集临时会议，他经常是在十一时左右，作过祈祷（蒋是基督教徒）然后就寝。当时，专管蒋文书收发的侍从秘书是汪日章和他的助手俞国华，两人都是浙江奉化人。汪日章是留法学美术的，俞国华曾在清华大学读过书，连同侍从秘书毛庆祥，这几个人同蒋朝夕相从，都是蒋亲近的内侍人员。

　　蒋批阅后的表报或下达的“手令”，仍然是通过侍从秘书，分别送给侍二、侍四两组去处理。两组根据蒋的批示或“手令”，用蒋的名义发出命令。

　　根据惯例，凡是用蒋的名义发出的电报（或代电），前面除了写明收件人的官衔以外，还要使用别号，并称兄道弟。这在当时国民党上层统治阶级中已形成了一种风气。

　　例如，蒋介石发给冯玉祥、阎锡山的电报，总是称：冯副委员长焕章大哥（有时称焕章如兄）；阎长官百川兄，下面称弟署名。蒋对林森表示“尊敬”，称林主席，下署蒋中正。对黄埔学生的称谓又不同了，如对胡宗南总是称宗南弟，对康泽称兆民弟等。对杂牌将领也要看关系，看是什么人。大致一般用别号称兄，或只称官衔，独对马鸿逵总是称少云世兄（因蒋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是拜盟兄弟）。

　　这种称谓方式反映了蒋介石个人的聪明之处，称官衔实突出自己是上级，道兄弟则是想拉拉感情，合“忠君”、“义气”两种传统的中国精神，以求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蒋介石于传统可谓深知矣。

　　除此以外，有些电报不经过侍一和侍二两处，从军委会机要组或侍从室机要组在收译来电以后，就由毛庆祥直接送给蒋的。蒋的私人电报和秘密情报，一向是这样办理的。凡是蒋直接发出去的电报，也都交给毛庆祥从机要组译发。这样的电报尾上只注“机”字，或者不注字。这类电报经过一个时期，由于事件发展逐渐公开，或者同某种业务有关，才偶尔从毛庆祥那里抄录电报底稿，送给两组，以便于承办。因为这类电报，经过极少数人之手，外人是无从知道的。

　　侍从室收到来自各方面的建议书，报告书之类的文件，蒋是不大感兴趣的。蒋的幕僚代他阅读这类文件，并作出提要。蒋首先看是什么人的建议，其次才看内容。如果是他夙日相信的人，或是为他吹捧的御用文人，以及当时知名的“学者”，蒋也许另眼相待。有时蒋还用红、蓝铅笔在原件上或在表上的文件提要的某些词句的旁边，加上圈点，表示欣赏。抗战前，蒋派驻德国使馆武官蒋方震（即蒋百里）从欧洲报道德意志法西斯统治的情况，蒋就非常欣赏。

　　依照蒋的习惯，凡是经他看过的文件，包括下级向他请示汇报的文件，根据不同内容，有的照拟办批文主管单位核办或参考，有的便批一“阅”字。蒋批公文有时用毛笔，有时用红、蓝铅笔，他的书法本属平常，有时字迹过于潦草，使人难于辨认。蒋把草写的“阅”字，竟画成弯弯曲曲，好像一条蠕动着的蚯蚓，后面向来是不签名的，看惯了的人，一望而知这是蒋的亲笔。

　　蒋批的“阅”字，据他的幕僚们体会，是具有不同含义的。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最普通的一种情况是签一“阅”字了之，归档存查。一种情况是已被蒋采取或部分采取的意见，但蒋却又别出心裁，下达“手令”或“指示”。这样的“阅”字，意味着把文件暂时撂过一边。另外一种情况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还在考虑，但蒋又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也批个“阅”字。有时，蒋想起来，还向侍从室管档案的人索取重阅，又在上面画上了一个爬虫的符号，如此等等。这许多不同情况的“阅”字，蒋的幕僚人员因为看得多了，也会善于鉴别的。

　　关于来信，有的是向蒋阿谀邀宠，歌功颂德的，遇到蒋高兴，便命陈方或秘书人员属稿，予以奖勉之词，代他作覆。

　　蒋介石最不喜欢人家对他提出批评。即使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向他进以忠尽之言，蒋也是不爱听的。在抗日战争前后，要算冯玉祥写给蒋介石的信为最多了。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如何带兵、训练和爱护士兵的建议。

　　抗战中期，国军官兵，骄奢淫逸，军纪荡然，士气低落。后方军政机关，因循敷衍，效率极低。一九四一年六月初，冯玉祥在重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向蒋痛陈当前军政积弊，言颇切直，一共用了三十五张八行信纸。这封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军事的有四项。大意是，希望蒋切实注意军事改进，祛除虚言搪塞的毛病；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积极准备反攻；使战士衣食无缺，后方尽力节约，以励士气；注意士兵精神教育和战斗训练；严赏罚，平待遇，以感召各军共同作战。第二部分是关于政治的，也有四项。大意是，抗战政治当仍加意整刷，务使军民特别是舆论界彻底明了抗战国策；使他们了解蒋的意旨，以免贻误事机；尤须振作精神，讲求效率，不容敷衍怠慢；公务支出，力求节约，地方之间，力求协助，不容猜忌；更求吸收人才，改善公务员生活，提倡正当娱乐、奖励下情上达。冯玉祥在这封信里，切实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一幅真实情况。当时侍二组参谋人员为蒋作了详细提要，并附原信，送蒋核阅。讵料蒋只报以一“阅”字，予以“留中”了。

　　蒋介石在军事上的独裁，还表现在他对命令权从来是不送给别人的。军事委员会内军政、军令、军训、后勤等部门，都经常要用蒋的名义发布命令。因此，在国军所属部队、机关、学校里，蒋的号令极为冗滥。蒋的兼职非常之多，所以用蒋的名义发布的命令，还时常发生矛盾，使受令者无所适从，甚至还闹过蒋自己命令自己的笑柄。久之，蒋的号令，自然就成为具文而不为其属下重视了。

　　蒋的手令，从数量上看，确实达到了非常惊人地步。从一九三六年一月起，到一九四八年四月止，这一段时间里，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已达一百二十多公文箱之多。如果把一九三六年以前的和没有收回来的蒋的手令攒在一起，恐怕还不只这些了。

　　从蒋手令的内容看来，几乎无所不包。大概军事的比政治的多，党务方面的较少。蒋一贯用官位和金钱笼络其属下，这是蒋搞独裁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在蒋的手令中，属于人事经理部分的占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关于成立机构，赋予机构的名称，蒋可算是这方面的专家，有许多机关的名称都是蒋自己所独创的。例如成立蒋自己的“行营”、“行辕”和“剿总”之类的机构等。还有重要人事的安排方面，蒋总是蓄意制造矛盾，以便于掌握。

　　有的带有通俗性质的蒋的重要文告或指示，往往要经过陈布雷或陈方等起草而以手令形式发布。也有的是由蒋口述，经侍从秘书记录整理，最后再由陈布雷作文字上的修正，由侍从秘书代书，后面由蒋签名，然后交给侍从室承办。在抗战后期，乃至国民党政权快要垮台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每天都要看到这样的手令一、两份。俞国华天天整理蒋的手令，夜以继日，不暇他顾。想见这时蒋手令之多，确实可观了。

　　还有关于国军部队指挥，除了作战方针、计划，必须经蒋亲自核定以外，一般是由军委会的军令部用蒋的名义发布命令的。蒋直接下达电令或手令，在作战指挥上不免要和军令部发生抵触，从而引起军令系统上的混乱，手令不灵，蒋就只好亲自出马到各战场上去督战了。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个人独裁也好，一人统治也好，都充满着这种危机。

　　出乎意外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以前，侍从室三个处竟全部撤销了，这似乎意味着蒋放弃了“独揽朝纲”的梦想，但这与蒋介石的性格，及他自以为承继孙中山遗志进行革命的天命观是完全矛盾的。对待这件事，还需深入研究。

　　从宏观看，此事与美国所施的压力有关。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便想消灭中共这个宿敌。美国的军事援助，是发动内战的关键，“美式装备”当时简直就是胜利的代名词，故此蒋介石不得不屈从于美国政府，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支配，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当然也得同时撤销属于军委会编制的委员长侍从室。

　　但从中国局势来看，这次改革其实是圈套。因为第一，这次改革换汤不换药，弄虚作假，其次改革所换来的美援是用来消灭日益壮大的中共。战争的再度升起，炮声隆隆，粉碎了中国人民和国府各派势力的和平梦，只得承认蒋介石独裁有据。在内战中，蒋介石对政权揽得更紧，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登上总统宝座，而他本来便是国民党的总裁，故此在这年他党、政、军权已汇集一身了。

　　在竞选总统时，发生过一些有趣的意外，在这儿顺带说一说，也许可解读者之颐。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处心积虑要做总统，因而不顾一切，一面发动内战，一面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

　　在抗战前，立法院起草过一个宪法草案，叫做“五五宪法草案”。“五五宪法草案”对总统的职权有所限制，蒋介石原本是不满意这个草案的。正在此时，张君劢和曾琦通过行政院长张群，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说要重新来一个各党各派都能同意的宪法草案，提交国民代表大会讨论，否则民社党和青年党就不参加国民政府。在蒋介石同意之下，张君劢草拟了若干宪法原则，其中最突出的有四条：一、总统的任期定为四年，只得连选连任一次；二、实行“责任内阁制”，由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三、实行自治；四、设置大法官九名，解释宪法和法律。蒋介石自有他的打算，对这些意见一律接受。

　　蒋介石随即指定王宠惠、吴铁城和王世杰等三人负责起草，由王世杰执笔，只一个星期草成了一部宪法草案。先在国民党内部进行讨论，开会地点在中央党部，到会的约七八十人，由王世杰主席。

　　在王世杰报告起草经过以后，与会者就吵开了。有不少人认为这个草案远不及“五五宪法草案”，根本要不得。还有人大骂张君劢冒充宪法专家，招摇撞骗，不能让他瞎出主意破坏国民党的党治。王世杰一再说明只能就案言案，不能涉及根本问题。于是书归正传，转而讨论草案的具体内容。

　　不料这样一来，吵得更凶。争执得最厉害的有这几个问题：一、要不要在宪法草案第一条規定“遵奉三民主义”的问题；二、领土范围应该怎样规定的问题；三、国民代表大会闭会以后要不要设置常务委员会的问题；四、总统在国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应不应有紧急处分权的问题；五、总统应不应有否决法律权的问题；六、总统的连任次数要不要加以限制的问题；七、各省应该是行政区划还是自治区域的问题；八、要不要设置大法官的问题

发言的先生们各有各的企图。例如，希望蒋介石作总统的人，即极力主张总统应该有紧急处分权和法律否决权，也不要限制总统连任次数。不愿意蒋介石做总统的人，则与前一种人的意见完全相反。彼此争吵，互不相让，从下午吵到深夜。王世杰同蒋介石通了一次电话，最后宣布说：“这个草案是蒋先生同意了的。各位的意见都很好。夜深了，散会吧。”一场争吵也就不了自了。

　　不几天，中央党部又召开会议讨论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被邀约的是各院部会的代表，只有十几个人，由王宠惠主席。

　　王宠惠首先提出第二届国大代表的名额问题，他认为至多不能超过一千二百人，其中区域代表占百分之七十，团体代表占百分之三十。社会部长谷正纲表示反对，他说：“不管是多少代表，社会团体的代表至少要六百人才够分配。”王宠惠回答：“你不能占去全部名额的二分之一。”谷说：“我是主张在一千二百人之外再加六百人。”王宠惠再答：“没有这样大的会场。”谷又说：“就应该建筑一个大会场。”王说：“这名額是蒋先生决定了的。”谷说：“你应该去报告蒋先生，不能随便驳回我的意见。”他们二人唱了一出“二人抬”，其他的人只是偶然插上几句。吵了两个多钟头宣布散会，以后这个会议也没有再开。应该说这是国民党内部在宪法草案争吵中的一段插曲吧。

　　蒋介石想做总统贴了心了，可是想不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向他传达美国政府的意见，要他把总统让给自称“过河卒子”的胡适。

　　其实，在南京国民党官场里，大家早已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了。司徒雷登的前任是赫尔利，在他辞职回国的时候，蒋介石特意为他开了一个欢送会。赫尔利竟在欢送会上大骂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气得蒋介石脸红脖子粗。在座的国民党官员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连素有“大炮”之名的谷正纲也一言不发。

　　在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前几天，中央党部召开了一次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由蒋介石亲自主席。

　　蒋介石冒然提出总统候选人必须具备这样四个条件：一、文人；二、学者专家；三、国际知名之士；四、不一定是国民党党员。大家心中有数，具备这样四个条件的显然是胡适而不是蒋介石。在座的吴国桢如洞察玄机，不禁说：“司徒雷登真行，大概这次蒋先生真要退让贤路吧。”在蒋介石讲话之后，即宣布暂时休会，下午再开。

　　这天下午开会，蒋介石未到，由何应钦主席，大家便闹开了。有人在议论了四个条件之余，直截了当地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有人不同意，认为胡适不配作总统，纷纷提出吴稚晖、于右任、居正做总统候选人。

　　这些人在发言中，都先把蒋介石恭维了一番，说他如何如何“劳苦功高”，为了爱护“领袖”，应该让他“暂时”休息一下。也有人提出蒋介石可以不做总统，但他不能不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或者是行政院长。发言的多是一些比较年轻、对蒋介石素来不大满意的人，特别是黄宇人一再上台发言闹得最起劲。吴稚晖、于右任、居正、戴季陶、孔祥熙、张群、张治中、陈布雷、陈诚等，坐在前排一声不响。只有吴稚晖发过一次言，说他自己衰庸老朽不配做总统，应该提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大家哪里肯听，足足闹了一个下午，主席宣布散会，明天上午继续再开。

　　第二天上午的会议由蒋介石主席，会场空气甚为紧张。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先把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的大骂了一顿，接着唱了一出“丑表功”，说他自己如何追随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如何誓师北伐定都南京，如何削平内乱，又如何打败日本。最后他咬牙切齿地说：“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他说完之后，向全场扫视一周。于是先由前排发起，引起了疏疏落落的掌声。随即宣告闭会，一哄而散。

　　蒋介石假意退让贤路，提出“四条件”影射胡适，其实不过是次民意测验，引蛇出洞，清楚一下在自己阵营里究竟有多少个异己罢了。最有意思的是，在蒋介石当选总统的同时，桂系的李宗仁也当选了副总统，这正如蒋所说的是“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对此他只能干瞪眼，看着这李宗仁拆他的台。虽然如此，副总统其实是闲职，李宗仁也搞不出大不利于蒋的事来。因为蒋的算盘是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侍从室改组时便暗地里打好，李宗仁当选固是意外，但这次意外亦无损预定的布局，特别“军机处”对蒋介石本人的负责制。

　　由于军机处的存在，清朝末年，内阁更是形同虚设，而侍从室的存在，也架空了整个国民党政府。一切都落到君主的手中，对于国家来说是悲剧，故此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而蒋介石政权也因内战形势的急转直下被迫撤离大陆。独裁的政权难以适应多变的时代，因为独裁只能集中一切权力，却难以适当地运用所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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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

　　国共两党是一对欢喜冤家，他们的离离合合，苦缠互斗，构成了中国现代史波澜壮阔的画面。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固然会觉得两党合则对国家有利，离则对国家有伤。他们的第一次合作，促成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打倒了军阀，恢复了国家的统一；他们的第二次合作，则使国家能苦战八年，最后终于获得抗日的胜利；他们的分裂，换来的是国人难以安乐的特务统治，骨肉相残的内战。国人衷心期望两党以民族、国家为前提，携手合作。

　　国共两党，固然有所代表的势力不同而造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但请莫忘记，国共的缔造者们当初都是抱着救国的目的去建党建军的，虽有儒家道统与马列主义的殊异，而建设一个富强、独立的中国则一。所以他们的不同并非绝对的，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也有合作的可能，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现代史上国共只曾有过两次的合作，而合作都是在国家分裂，民族灭亡的关键时刻，他们的合作似乎只是为了保存他们斗争的地盘——中国，而不是为了一个能容纳各种势力、各种思想的崭新的政治局面，并以此为起点携手建设国家，重整民生。

　　国共合作于国家有利，这是历史事实，无庸争议。然而对党本身而言，似乎又众说纷纭了，中共方面强调蒋介石是反共起家的，即是说无论合作或斗争，中共本身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国民党方面则指出，第一次合作是借国民党势力而培养自己；第二次合作，中共借国民党的不再讨伐，藉国难为名壮大自己云云。是是非非，莫衷一是。

　　其实国共之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两党的互相指责是传统的宣传手法而已，且看一个事实，就是上文所指出的蒋介石“军机处”的建立，本身就借对中共用兵之机，徧不剿共，改以招安，则侍从室的确立师出无名，侍从室不建立，蒋的军事独裁肯定会有危机，可见，蒋介石本人也是必须剿共的。但不能剿死，这就是所谓养寇自重的道理。这种手法史有明载，国民党其他高层人物不是傻瓜，岂有看不到的道理，但大势所趋，各人皆呼奈何！例如在一九二八年，共产党在江西已十分活跃。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合伙，江西被他们闹得天翻地覆。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束手无策。京、沪的江西同乡会也常向国民政府请愿，乞加派军队进剿，但蒋置若罔闻。一天在南京朱来访李宗仁，说，屡请辞去江西省主席既不准，请抽调部队赴江西剿共又无下文，所以他拟向李“借”一军或两军人，前往助剿。李告诉他，我当然乐于调拨部队，归你指挥，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军队是国家的，必须蒋先生发一纸令，方可调动。朱培德高兴异常，立刻邀李一同去见蒋，请他颁布命令。

　　见蒋时，朱培德即将商议的事委婉陈述。蒋介石闻言，似乎很觉奇怪，望了李宗仁一眼，说，用不着自两湖调兵去剿，江西的军队一定剿得了。朱培德还在诉苦说，江西共产党已有燎原之势，不可忽视。蒋说，那只是一些土匪，为害不会太大。两人遂扫兴辞退。回寓途中，李宗仁对蒋介石此举甚疑惑，因按中国军界的恶例，拥兵将领为保存实力，多不愿轻易出兵助友军作战。今他一反常例，自动允许出兵，而蒋先生未加思索，即连声说：“不需要”，实令人很奇怪。朱培德说，那没有什么费解，只是蒋不乐意我二人要好罢了。

　　除朱氏所说的原因之外，蒋可能还另有顾虑。盖由两湖方面调部队到江西剿共，如果成功，则原已力量庞大的桂系，难免有“震主”之功，实非其所愿。

　　到了九、十月间，江西东南地区共军攻城略地，恶耗频传。李宗仁改变战略，建议蒋介石派遣其第一集团军驻南京的刘峙第二师，前往助剿，以遏乱源。因刘氏籍隶江西，且为蒋的亲信，况该师已扩充到五个团，实力雄厚，较朱培德的残破的第三军（共两师、仅六个团）的实力，有过之无不及。调刘去江西增援，可谓人地相宜，必能得到蒋的同意。不料蒋竟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恐惧与土匪无异的共产党？李宗仁强调说，我们决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产党部队与土匪等量齐观。因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做背景，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能目为土匪或乌合之众？蒋听了他的话，忽然严肃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服从我，一切都有办法，不必如此焦急。至此，李宗仁立即反唇相讥，说道，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胫而走的流言，说党军北伐，而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杀。如细推此语的涵义，实足发人深省。从前北京政府的官僚和军阀，虽作恶多端，然尚畏人言。今日全国统一了，国民党标榜以党治国，凡人民对中央政府设施有不满的，则办党的动辄以文字宣传作反击，不说他们是共产党同路人，官僚余孽，买办洋奴，奸商市侩，便说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帽子满天飞，务使人民大众钳口结舌而后已。须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央政府如不正本清源，励精图治，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专以压制人民为能事，则前途殊未可乐观。如此则不独李宗仁个人力量极其微薄，拥护总司令无济于事，即有一百个李宗仁拥护总司令也无能为力。蒋听后，默默不发一言。

　　此后不久，一个早晨，有位中外闻名的银行家朋友找李宗仁说，上星期宋子文部长到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筹借巨款。但是各行业负责人都以政府底定东南到现在已一年有半，每向商家筹款，总是有借无还，现今各行业头寸短绌，实无法筹借。几经磋商，终无结果而散。不久，宋子文即以国府蒋主席名义，请各行业首要到南京，并由国民政府茶会招待。到会的共二十余人，蒋介石亲临训话。略谓，江西共匪猖獗的情形，料为各位所周知，现在政府急于调遣大军前往痛剿，但开拔费尚无着落，所以才派宋部长去上海，请诸位帮忙，而你们推说头寸短少，无钱可借。须知今日不仅江西有共匪蔓延，即在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何能帮助你们去镇压呢？说完便悻悻离去。

　　蒋氏去后，与会者相顾愕然，一时无所措其手足，又不敢自行散会。幸而其中有一位发言道，政府派兵剿共，连开拔费也无着落，同人等应体念政府困难，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的借款。会场中人一致附和，乃请宋子文用电话报告蒋介石，才得奉命散会。会后，大家因蒋介石以共产党暴动来吓人，用心险恶，莫不摇头叹息。

　　原来，李宗仁所以改变战略，是因为知道蒋以迹近敲诈的手段，以剿共为借口，向商人筹得巨款，则调刘峙第二师去江西必可实现。孰知巨款到手以后，军队开拔仍渺无音信。

　　又张静江此时已任浙江省主席，因关怀国事，常到南京去向蒋陈述意见。某次，他特地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诸元老暨李济深和李宗仁，到其寓所喝茶聊天。张静江忽然慨叹地说，从前介石未和宋美龄结婚时，我凡向他有所建议，他莫不静心倾听，且表示考虑采纳。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大约已为宋美龄及其姊妹所包围。昨日和介石谈话，他忽然冲动，大发脾气，说要做这件事你也不赞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动辄得咎，倒不如让我辞职，让共产党来干好了。

　　张又说，介石每拿共产党来吓人，很是奇怪。希望各位也常对介石进言。尤其是两位李先生，手握兵权，介石是很讲现实的人，倒容易听你们的良言。

　　当时在座诸人中，发言最多的是吴稚晖。一口无锡土话，措辞滑稽，令人发噱。他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地说，蒋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劝大家不宜进言。他尤其叮嘱静江先生要压抑感情，不可向蒋先生唠苏。与其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

　　吴稚晖又说，若说句粗话，蒋是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为张静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份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到别人身上。

　　蒋介石这种剿共策略，一方面增加了自己的实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然而消极作用显然更大，在这种策略之下，共产党也日渐坐大，终于将国民党驱赶出大陆。这些事也许都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一九八三年，台湾竞选立委失败的孟绝子说：“国民党怎样丢掉大陆？要以清党算起。”这话可算至理明言，可惜是事后孔明，无补于事。倘若第一次国共合作，不是以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告终，使中共悟得枪杆子的珍贵，而组织军队，建立根据地，那就不可能出现蒋式剿共，也不可能出现蒋家王朝的独裁。今天局面该如何？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既帮助了中共，使之军队加速壮大，且逐渐增加实战经验；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的野心。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便在上呈天皇御览的奏折上制定了对中国的政策，就是“如欲征服中国，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短短的三个月内，日军就侵占了东北全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民政府并未挥军收复失地，反而一味依靠外交途径，寻求国联的仲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是为“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西侵热河，兵压关内。国民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的合法性，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非武装区域”，中国不驻军，日本却可自由出入。

　　局势发展至此，国内舆论沸腾，抗战之声一呼百应，蒋介石处境尴尬。一方面他已知道日本亡中国之心已露，作为中国的领袖，必须奋起抗战；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共党方面发展太快，恐对日宣战会有腹背受敌之虞。唯今之计，就是先要彻底消灭中共，才回头对抗日本。故此他终于下定决心，发动了对中共江西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并获得胜利。红军余部只得进行长征，放弃中央根据地，撤往陕北。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政治上有了重大的改变。在长征途中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的毛泽东，至此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家才能。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中强调，中国目前国难深重，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中共表示愿意在此刻与过往的敌对党派，敌对军队，甚至是敌对阶级联合抗日。《八一宣言》建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号召全民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八一宣言》进一步刺激了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对于中国各阶层，包括国民党的士兵、将领等都有广泛的影响，造成了蒋介石很大的压力，并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在两三年间，使原来算是死敌的国共两党进行第二度的合作。但这次合作是非常畸形的，甚至合作的开始还得从蒋介石加紧剿共说起。

　　《八一宣言》发表后，国民党内许多人搬出古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希望国共合作抗日。冯玉祥率先发难，公开提出联俄联共抗日。而宋子民也暗地里和以其议。在这种公开的和阵营里的共同压力下，蒋介石只得秘密寻求与中共接触。一九三五年年底，任蒋介石老家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浙赣铁路建设会长之职的曾养甫，找到他的老同学，与周恩来有密切来往的谌小岑，初步走出与中共接触的第一步。在两人密谈后的当晚，谌随即进行工作。中共方面反应热烈，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就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合具名写信给曾养甫、冯玉祥、程潜、孙科、宋子文等，而国民党方面亦通过陈立夫向中共提出国共合作的四项条件：

　　（一）中共军队须参加对日作战；

　　（二）中共军队对日作战时，与国民党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中共的政治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国民党中央采择；

　　（四）中共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在这段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合作兴趣似乎很浓。九月一日，周恩来还直接去信陈立夫，事实上，对日抗战，在共产党方面来说是有利的。但联共抗日，对国民党并不太有利，特别是在国民党对共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所以蒋介石通过陈立夫、曾养甫所做的对共接触，只不过是缓和国民党内主战派与他的矛盾的手段。蒋介石剿共之心是不死的。为了早日解决中共，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亲临西安，监督张学良、杨虎城继续进攻陕北红军。他始料不及的，是他在这里竟有与久违的对头人周恩来接触的机会，制造这个机会的就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西安事变”。

　　发动西安事变的就是当时负责在西北剿共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其实对于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三月之内痛失家园的张学良来说，觉得剿共不如抗日是可以预料的，而杨虎城的政治倾向，蒋介石本人，甚而是他的幕僚也是有所闻的。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令下达以后，杨还曾在河南与中共合作，甚至传闻曾提出过加入中共的申请。他的夫人谢葆真也早有人传说是中共党员。所以蒋介石此次督师，实际上有点以身犯险，但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蒋介石派驻西安的情报人员探知，在《八一宣言》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已先后与红军达成事实上的停战，西安赤化严重，抗日情绪高涨，故蒋只得亲自督师，企图依靠个人声望和影响，驱促两将早日彻底完成剿共大业。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夕，是蒋介石统治最巅峰的时候，在政治上以分化收买的惯用手法，拉过来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和陈济棠的空军，很快地解决了两广事变，迫使他的政敌汪精卫出国。十月三十日蒋在洛阳祝五十大寿，发表了他的《思亲与报国》。国民党在全国大搞其“祝寿献礼”，捐献飞机，捐献学校，到处修建所谓“中正堂”、“介寿堂”等，当局甚至勒索到每一个小学生都被迫捐献了财物，其气焰的嚣张，较之当年吴佩孚在洛阳祝五十寿的“满天风雨会中州”还有过之。

　　十一月十七日蒋亲自飞往太原安抚阎锡山，十八日回洛阳，十九日又飞往济南晤韩复榘，并通过韩向宋哲元转达他的剿匪方针，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逮捕了全国救国会的七个领导人，十一月二十八日派陈诚到绥远，一方面安抚傅作义，并指示傅和汤恩伯、门炳岳准备剿匪。在蒋介石作这一套布置的同时，南京方面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进行所谓六次、七次会见，高宗武和日本总领事须麿接触频繁；在东京的许世英大使和有田外相也进行商谈。经过了这些对内对外布置之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不可一世。

　　到这个时候，在蒋介石看来，只剩下对红军进行第六次、他认为是最后一次的围剿，他的所谓“安内”的大业很快就要完成了。

　　蒋介石由各地调来西安的高级军政人员有钱大钧、陈诚、陈调元、蒋鼎文、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蒋方震、张冲、朱绍良、蒋作宾、邵元冲，加上在西安的晏道刚、曾扩情共商“剿匪”大计；调集了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二百六十个团约计三十余万人，扩大了飞机场，集中了一百多架新从意大利买回来的最新式飞机（其中一部分就是对蒋祝寿献礼的飞机），准备对红军展开全面进攻。

　　一时西安这个小城挤满了国府大员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天空飞机隆隆，满街上汽车奔驰，旅馆里塞满了人，大饭店经常座无虚席，猜拳声，打麻将声，不绝于耳，连妓女也都活跃了起来，看起来好不热闹。蒋介石已决定以蒋鼎文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驻前方指挥督“剿”，樊崧甫、万耀煌为总预备队，满以为最多一个月时间，可以消灭全部红军，到年终可以凯旋回京了。

　　在整个军事部署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地前进”，张、杨都无任务。

　　计划已定，蒋介石于十二月四日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连日分批个别召见张、杨以及张杨部下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并举行宴会，以他的威吓利诱的言词，严厉训斥的语气，进行了多次讲话。蒋的讲话大意，无非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如何好，共匪如何坏，不成功便成仁等一套说教，值不得详细叙述。张、杨两人，时而张去，时而杨去，都曾对蒋作过委婉婉转的劝告，蒋介石表示极其厌烦。

　　另一方面，西安的抗日情绪高涨。特别是探得蒋介石已到西安，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周年的请愿运动，参加人数达一万六千人。队伍首先到西北剿匪总部要求见张学良，再到省政府见邵力子，然后到西安绥靖公署向杨虎城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绥靖公署是由杨的参谋长李兴中代见的。李对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示赞扬，对所提出的要求愿负责向杨主任报告云云。游行队伍，非常整齐，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等口号。

　　东北军的卫队团和十七路军的宪兵营奉到的命令是：主要是保护学生队伍，跟着他们维持秩序，不得阻止他们的活动。但在同时，中央宪兵第二团的部队和省会警察局的武装警察却多方干涉，要求张、杨部队帮助他们制止。张、杨部队对他们的答复是：“学生的爱国游行是正当的，而且秩序很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没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干涉呢？”中央宪兵和警察焦躁不堪，进一步要求制止时，张、杨部队一致表示：“你们要制止，你们制止好了，我们没有奉到这样命令，不敢制止。”这样他们也只好跟着学生队伍走。

　　西安东羊市东望小学学生在整队出来参加游行的时候，受到了警察的阻止，双方发生冲突，警察开枪打伤了一个学生。游行大队闻悉之后，非常激动，愤怒高呼“惩办凶手马志超”的口号，群众情绪达到最高潮。到了下午四时以后，游行群众提出要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这更忙坏了中央宪兵和警察，虽用尽方法阻止，群众仍冲出中山门向临潼前进。

　　张学良闻讯，赶到十里铺地方对学生讲话，大意说：“我刚才接到蒋委员长电话，要我阻止你们请愿，要对你们格杀勿论。灞桥那边，就有中央宪兵，你们去那里很危险。我同情你们，并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我一定代表你们向委员长请求，一定实现你们的要求。一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答覆你们。”学生们一致高呼“拥护张副司令”的口号，返回西安。

　　在这种压力下，加上张学良对家乡沦亡负咎之心，十二月十日，张最后一次对蒋介石进行劝告，要求抗日，蒋一见张，就表示不愉快，特别对张在十里铺对学生的讲话表示极端不满。蒋认为对那些无知学生，只有开枪打他们才会明白。最后蒋对张拍案谩骂之后，走进了他的内室。张回来后把情况告诉杨，让杨再去一次，看看情况。杨看见蒋的态度，依然顽强如故，丝毫没有改变。回来后，遂和张交换意见，认为劝告乃至苦谏、哭谏等软的办法都已无济于事，也不能再用，只有照原定的捉蒋办法进行。

　　张、杨捉蒋的原则已定，即作了具体布置：在分工方面，包围华清池捉蒋介石和西安临潼间的警戒，归东北军担任；西郊市内和陇海路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包括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由中央军驻在上述地区部队武装，扣留飞机，扣留在西安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都由杨指挥十七路军执行。

　　十二月十一日一天到当天晚上，张杨部队都分别到达了指定地点待命行动，十一日夜十二时以后，张和他的高级干部来到新城（原为明代的所谓皇城，以后改名为新城，有坚固城墙，开东南西北四门出入，警戒比较容易，杨的西安绥靖公署就设在这里，他的家属也住在这里）杨的住所，进行指挥。

　　临潼方面的东北军由刘多荃、白凤翔指挥卫戍团孙铭九部执行捉蒋任务。以华清池为中心，设置包围圈。捉蒋部队事前已弄清华清池的道路、建筑情况、蒋和其随员、卫士的住所。孙铭九部乘天未亮摸进去后，因被蒋的卫士发现，开枪制止，遂开枪还击，蒋介石的卫士队，一闻枪声，还正在集合中，就被轻机枪扫射而死，连尸体也还排列得整整齐齐。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就在这时候被打伤足部。

　　蒋介石一听见枪声，惊惶失措，没有顾得穿衣服就向外跑，从他所住的房子的东边，经人帮扶翻过围墙跑出去。山里的建筑物，往往是按地势的高低修筑围墙的，围墙在院内来看，并不是很高，爬上去比较容易，但在墙外来看，却比较高，甚至墙外就是深沟，蒋就这样翻过墙去，跌入一个满地荆棘的坑里，摔伤了腰部，还掉了一只鞋，跟着爬起来再跑，恰巧遇见了他的一个随员，便背着蒋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去，一直跑到相距约一华里多的一块大石头，当地人叫做虎畔石的后边藏起来。后来国民党文人把这一块石头叫做民族复兴石，由戴季陶题字。蒋的徒子徒孙把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放回的那一天叫做民族复兴节，并在这块大石附近，辟地建筑了一个亭子，也叫做民族复兴亭，周围还刊刻了许多歌颂蒋介石的文字。大陆解放后，这座亭子已改名为捉蒋亭。

　　捉蒋介石的部队，进入蒋的寝室，没有看见蒋，但是他的衣服还在，被子还像刚睡过人的样子，伸手一摸，余温尚存，茶几上一个杯子里还泡着一副假牙齿，情况证明蒋确实在这里睡的，但是现在不见了。

　　此时张、杨正在杨的客厅里听各方面的报告，白凤翔的电话来了，说完全占领了华清池，没有找见蒋介石。这使张、杨感到愕然，沉默了一刹那之后，不约而同地似乎是对自己说，也似乎是向对方说，“跑了吗？不会有人泄密。”因为华清池前面有个大水塘，怀疑蒋介石是否投入水塘，跟着判定，蒋介石这样的人，绝不会投水寻死。张学良在电话上命令白凤翔“查汽车”。一会儿，白报告：“汽车数目，一个不少，蒋的座车也在。”杨说：“据我判断他跑不了，扩大搜索圈，继续查找。”

　　在搜查中发现了钱大钧，搜到虎畔石附近，蒋的秘书肃乃华听见人声接近了，伸出头来观察，刚一露头，被打死了。蒋见形势不好，举起两手喊：“我在这里。”白凤翔和孙铭九走上前去，看见蒋只穿一件睡衣，一只鞋，蜷伏在虎畔石后面，面色苍白，全身哆嗦。白、孙叫蒋起来跟着走，蒋初疑是红军，因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白、孙答：“是东北军。”蒋骇然又神气了，表示不愿走，看样子走也有困难。白凤翔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给蒋披上，由孙铭九背下山来。走到汽车边，让蒋上车，蒋死也不肯上，白、孙勉强把他塞进车内。蒋这时又怀疑是东北军一部分哗变，他问白、孙：“张副司令在哪里？”白、孙说：“我们领你去见张副司令。”白、孙等把蒋介石押送到新城大楼住下。

　　十七路军的准备工作和实际行动大概是这样：十二月九日晚八时，杨虎城叫当时的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到他的办公室，首先询问了十七路军在西安部队的情况，然后问到西安城郊中央军及东北军分驻地区之后，杨问孔：“西安大街、小巷主要交叉路口有多少？”孔对此一时答复不出，杨说：“负有城防责任，连这情况都不具体了解，那怎么行？”杨又问到部队训练情况，特别强调了夜间教育和夜间演习的重要性。谈完后，孔即辞出。孔回去不久，约十点钟，杨打电话命令孔在当晚十一点钟就进行夜间演习。孔急忙的又到杨的住室请示演习部署。杨说：“按中央体系的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就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同时指示了三条纪律：

　　一、对东北军不得误会；

　　二、严禁走火；

　　三、部队行动时，如遇中央宪兵巡逻队问及，就说进行夜间演习；

　　孔遵照杨的命令，连续举行了两夜，到了十一日晚九时，杨又叫孔去，一见面就问：“这两天演习怎样？街巷情况清楚了吗？”孔说：“清楚了。”同时孔从衣袋里拿出来了西安城郊地图，上面标明了中央军系统驻西安部队的驻地、兵力和装备情况。杨看了之后，表示满意，跟着孙蔚如、赵寿山先后来了。杨于是向孙、赵、孔宣布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学良）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两军的分工，我们负责城关的军事行动，包括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解除中央系统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西安招待所及散住各处的中央军政要员等。临潼方面，由东北军负责执行。”杨接着表示：

　　一、十七路军在陕北以及外县各部队，由孙蔚如拟定布防以及西安附近集结计划；

　　二、西安方面由赵寿山负责指挥警备第二旅、教导团、炮兵团、特务营执行任务；

　　三、必须掌握足够的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中央军系统地下武装的干扰捣乱，破坏秩序；

　　四、必须于十二日凌晨三时部署完毕，四时开始行动，八时解决战斗，十时恢复秩序。

　　蒋介石在西安的主要兵力，有以下几部分：一、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震亚，驻市内北桥梓口，兵力一千余人；二、省会公安局长马志超领导的公安纵队，辖四个大队，两个大队驻市内，余驻西关，共约两千余人；三、省保安处处长张坤生所辖的一个保安团，约一千余人。四、交警纵队，由公秉藩率领，约一千余人，公开活动的人不多，大部分潜伏着作秘密活动，装备精良，全部使用美式二十发驳壳枪。此外，还有分散潜伏的小股特务武装、中央各部队留守处、办事处的零散武装，以上合计约七千至八千人。

　　孔从周根据赵寿山的具体部署，由杨总部回去后，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动员，划分任务，以警二旅一团解决中央宪兵第二团，一个团解决保安团，一个团解决公安纵队，炮兵团解决交警纵队，教导团解决中央各部队驻西安零散部队，各留守处、办事处以及其他各种小股武装，以总部特务营包围西京招待所扣留中央军政大员。任务分派已定，孔还带领与会干部看了钟楼、鼓楼等制高点及敌方主要武装所在地周围情况。

　　各部队按时行动，行动时以携带手枪的便衣队作先头接近哨位，本队按出操动作持枪跑步跟进，口哨一吹，立即冲锋。在蒋介石亲兵意料不到的情况之下，战斗进展都比较顺利，至十二日上午七时左右，即基本上解决了战斗，中央军政大员也都全部扣留。计缴获长枪四千余支，短枪一千五百余支，毙敌二百余人。张、杨两军伤亡六、七十人。

　　战斗全部结束后，市内秩序很快就恢复正常。当孔回到他的旅部正在饮水休息中，杨有电话说：“临潼方面还没有抓到蒋介石，要立即派部队一营乘汽车赶到骊山以东，蓝田、临潼之间的油坊街一带布防封锁，以免蒋由此逃去。”孔立即率部队赶往油坊街，正布置间，接杨总部电话通知，说蒋已捉到，遂率部队回西安。

　　这里需要补充以下事实：十七路军特务营在扣留南京军政大员时，所有的人，都按名单找到了，独缺陈诚一人。营长宋文梅颇为惊慌，遂进行严密搜查，结果从西京招待所地下室一个空啤酒箱子中，搜出了陈诚。营长宋文梅颇为惊慌，遂进行严密搜查，结果从西京招待所地下室一个空啤酒箱中，搜出了陈诚。宋把陈由箱子中拉出来，拍了拍陈的肩膀说：“军人嘛！怎么这么丢人！”杨得知后曾训斥宋说：“我们是政治行动，不应当对人有人格上的侮辱。”另外，邵元冲一闻枪声企图外逃，警戒部队制止不听，遂开枪制止，邵因而中了流弹，立即送医院治疗，无效而死。

　　张、杨得到捉住蒋的报告之后，他们非常兴奋；立即召集双方高级干部，首先由张宣布：“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戳了一个窟窿，蒋介石教我们捉起来了。目前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和杨主任负责，你们也负责。赶快筹划研究起草文件，打电报给陕北共产党，请派负责人来。军事方面，组织一个参谋团；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马上分途进行工作。”跟着指定了上述几个机构组成人员。

　　这里需要说明张、杨起草文件的经过。文件主要是这次事变对外的提法问题，和对全国的通电的内容问题。

　　一、西安事变的具体纲领是所谓“八大主张”。捉蒋是为了实现八大主张，他们认为是一种革命行动；但既要联蒋抗日，就不能用革命字样。而且捉蒋原定是要捉活的，但在当时情况之下，谁也不能保证双方对打中，不会一枪把蒋打死，那只能捉到死的。如捉到活的，该怎么说？捉到死的，又如何说？他们在事前都研究过，但还定不下来。现在既捉到了活的，究竟用哪一个适当语汇，颇费考虑，最后有幕僚提出“兵谏”两字，大家认为兵谏这两个字虽然太封建，但勉强还可以用。因此以后对外，基本上是对国民党就用了这两个字。

　　二、西安事变的纲领，是对内要求民主，对外要求抗战。由于事变前，张、杨曾经派代表和各杂牌军首脑作过联系，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对外推动抗战，对内促进民主，当然没有谈联共问题和最后不得已而捉蒋的计划。韩复榘、宋哲元表示同意张、杨意见之后，曾说过：“你们在西北，自然可以喊出抗日口号，我们就不便立即对外这样说了，这一点请你们谅解……”为了争取更多的反蒋力量，认为已有救国两字没有显明的抗日字样，并不致妨害总的方针，因此在八大主张中没有“抗日”两字。

　　三、西安事变明显是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政治影响与号召之下发动起来的。张、杨已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密切合作关系。但是当时对外还不能公开提出联合共产党，或“停止剿共”字样。因此，八大主张只有“容纳各党各派”、“停止一切内战”，没有直接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张、杨的对外文告和公开讲话中，也没提到。事实上在国民党统治下，国民党内部固然派系多如牛毛，公开以政党出现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个党，任何人一看就会明白所说的“各党”，就是指的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当时，中国除蒋介石的剿共外，没有其他内战，所说“内战”明显地是指蒋介石的剿共内战，而且是“一切”。姑无论如何解释，都包括停止剿共在内。

　　四、为表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抗战与投降的斗争，因此八大主张中有“确实实行总理遗嘱”一项。

　　这里照录张、杨文（十二日通电全文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松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实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叩文。

　　事变爆发后，跟着有以下措施：

　　十二日以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赵寿山为西安公安局长。十三日通令释放政治犯，原《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由郭维城等主办。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由杨明轩等负责。临时军委会派王炳南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有潘自力、方仲如、宋黎、张性初等人参加这一工作。

　　十七路军成立抗日同志会，以杨虎城为会长，南汉宸、孙蔚如、赵寿山、王炳南等人参加领导工作。

　　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人都跑光了，群众组织自动卸下国民党部的牌子，挂出他们自己的组织名称。有的地方且有明令禁止国民党活动并停发经费。

　　红军驻西安的联络处在事变以后立即成立，以后成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即解放后西安七贤庄纪念馆地方。

　　西北各救国团体联合或单独通电拥护八大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任主任委员，杨副之。以临时军委会的命令，改组了陕西省政府，以杨的总参议王一山为民政厅长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续式甫为财政厅长，李寿亭为教育厅长，原建设厅长雷葆华未动。人事上这样安排，在事前是经过一番研究考虑的。张学良主张陕西地方的军政人员，完全由杨选择决定，不要让与东北军有关的人参加陕西地方军政机构。人选的另一原则是以进步人士为骨干，吸收部分中间人士，保留个别原来邵力子省政府的技术人员，上述具体人选是符合这一原则的。

　　十二月十七日临时军委会命令，组成抗日援绥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郭锡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并任命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曾对全国发出通电。

　　蒋介石得意的时候，神气十足，当你把他拿到马下时，却什么蒜都可以装。十二日上午约九点钟，把蒋由华清池弄到西安新城大楼前的时候，简直不像一个人的样子，几小时内经过跌伤、恐惧和寒冷，本来就骨瘦如柴，加上满嘴没牙（牙托是以后方找见的），紧披着一件棉袍，躯体缩成一团，下不来汽车，经张学良的副官谭海从车中拉出来，几个人夹扶着才进入新城大楼内事前给他准备的房间。经若干时间之后，蒋的惊魂暂时安定了一些，他就装出要寻死的姿态，要人为他找纸笔写遗嘱。

　　在蒋被扣期间，杨为了尊重张学良，有事请张出头和蒋谈，他自己见蒋的次数很少。就在蒋被扣的这一天首先见蒋的是张，杨没有去。蒋见杨没来，以为张、杨间还有什么空子可以钻，要求见杨。杨去了，蒋问杨：“你事前知道不知道？”杨说：“知道。”蒋见无隙可乘，再不发一言，杨即退出。

　　蒋在新城大楼住了数天之后，张、杨决定把蒋由新城大楼转移到西安玄风桥高桂滋的房子去住，命令孙铭九、宋文梅执行。这天晚上，孙、宋去见蒋要他搬家，蒋一听这话，并看见孙、宋表情严肃，腰插手枪，神色突变，误为今晚要杀他了，立地上下牙托相击格格作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死，就死在这里，我……我绝不搬家。”一边说，一边向后退，退到床边坐下；接着上了床，又由床外边向床里边退，一直退到床的拐角。第二天由张、杨劝说，才把蒋搬到高宅。

　　临潼捉蒋之后，由洛阳来了一架小教练机北平号，到临潼救蒋。降落在临潼附近的公路上，为杨的卫士队长白志钧所扣留，从而证实绥靖公署交通处长黄念堂走漏了消息，十二日上午十点钟，各报出了号外，捉蒋消息传遍了全市，大街上挤满了人，一边走一边欢呼，青年学生更兴高采烈，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不觉地形成一股一股的游行队伍。一个人喊出口号，大家都跟着喊。打倒蒋介石！审判蒋介石！枪毙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南京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口号都有，整整闹到天黑。十一点钟有南京飞机三十余架来西安上空示威。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立即引起了国民政府朝野上下的震动。军政部长何应钦当机立断，解除了东北军驻洛阳炮兵部队的武装，保留了洛阳空军基地。洛阳离西安不过二百英里，故此南京政府得以有“讨伐张、杨逆贼”的权利。何应钦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参与“迫宫”事件，使蒋第一次狠狠下野后，已丧失了蒋对他的信任，但因蒋肯定此人不敢公然造反，为了表示宽大，同时也为了黄埔系的团结，故仍继续留用。但何则伴君如伴虎，凡事战战兢兢，甚至在军政部长任内连用一个营长都上呈蒋签批，对于黄埔系之人的进退，更从不敢多言。就这样，何应钦屈屈地渡过了几年。西安事变来了，领袖蒙尘了，他自由了，故此他想趁此机会攀上宝座。他主张讨伐张、杨最烈，力主轰炸西安。

　　此刻，在政治上，何应钦也是满肚密圈。因他估计即使轰炸西安不成事，蒋介石也难逃中共的屠刀，故此就作出一系列的安排：在事变后第三日，就派他的兄弟何辑五飞西南找刘湘和龙云寻求支持；同时又与朝中的桂系人物接触，想来个黄埔、桂系合流，共图大事。他又与王伯群密商，拟定“统一党国、革新政治”的方案，考虑联共抗日，抑或是联日打共。固然，何本人是个亲日派，因此明显倾向是联日打共。

　　何的领导班子也在事变后不久确定。在党务方面，他打算推举汪精卫为国民党总裁，领导全党。在政府方面，他的算盘是：国民政府主席保留林森，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孙科仍任立法院长；于右任留任监察院长；宋子文仍任财政部长或兼行政院副院长（并不肯定张群）；王伯群复任交通部长（或兼中央银行总裁）；并以白崇禧为军政部长。在军事方面：何本人当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则留给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担任；何兼川、滇、黔行营主任，以刘湘、龙云为副主任，刘、龙两人并兼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府委员。此外，缩小中统和军统两大皇牌特务组织的编制；裁撤为特务组织筹集经费的汉口禁烟督察处；释放政治犯。以这些开明的姿态来收拢人心。

　　何氏作为，甚至得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支持，并由他首先在十二月十三日的中央会议上发难，力主讨伐，何应钦和议，一时战伐之声甚嚣尘上。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群野心勃勃的赳赳武夫竟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下——她就是蒋夫人宋美龄。

　　西安事变的消息，宋美龄是在十二月十二日的下午就收到，是她姐夫孔祥熙通知她的。当时他们在上海。在估计整件事件的形势后，孔祥熙立刻叫人联系苏联大使馆秘书鄂山荫。十三日早上，孔与鄂山荫在南京孔宅见面，孔对鄂说：“蒋委员长如被杀，势必迫使中国投靠日本，以中国人力物力供给日本军阀，做侵略资本，对亚洲、对苏联都是严重威胁，希望苏联能设法保存委员长的生命，其他问题事后从长计议。”并请鄂代通知苏联大使。

　　孔祥熙随即往中央开会。会议上孔力抗何应钦，主张对事变必须慎重，必须得到蒋的生命消息，再作最后决定，宋美龄立表支持，直接指出讨伐会危及蒋的安全，而为了全局计，应该不遗余力地以和平手段争取蒋的安全归南京。她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电令洛阳空军不许妄动。

　　宋美龄的确着着先机，她对苏联的压力，直接保障了蒋介石的安全。本来张、杨扣押蒋的目的就是要威胁国民政府，故此未达结果前他们不会杀蒋；共党与蒋则有大恨深仇，杀他的成数则不低了，然而中共受第三国际领导，而苏联又领导第三国际，倘使国民党降日，日军就可提早北进，威胁苏联亚洲领土，故此苏方必对中共施加压力，蒋的安全就大致上可得保证。

　　然而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尽快结束西安事变。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后，西安出现一架飞机，到西郊飞机场上空以后，盘旋几周投下一个掷信筒，写明交张学良将军。在飞机场担任戒备的部队，立即把掷信筒送交张，张打开一看，是英国人端纳写给他的，信上说他（端纳）受蒋夫人的委托乘飞机来西安希望与张一见，如果同意见他的话，请在飞机场点一堆烟火，他一看见烟火就降落下来。张立即派人点了烟火，飞机跟着就降落下来。这时已到了快天黑的时候。

　　端纳是澳大利亚的英国人，新闻记者出身，和英国的情报机关有关系，在中国二三十年之久。九一八事变前在英美烟公司、开滦煤矿财团支持之下，在东北设一投资公司，因而同张学良有往来。九一八事变后任张的顾问。张辞职出国后，又任蒋介石的顾问，颇为宋美龄所信任。由于这种关系，宋美龄派端纳来到西安。

　　端纳带来宋美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的，一封是给蒋介石的。致张的信中，大意是希望张就：

　　一、如何顾全和蒋个人的公私两方面的关系；

　　二、如何顾全国家大局，予以考虑。

　　致蒋介石的信，大意如下：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外出，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起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

　　信的最后附有这样一句话：南京的情况戏中有戏。

　　这一封信经过检查纪录以后，仍交给端纳。

　　张对端纳首先说明蒋的安全情况，然后谈到事变的目的，端纳对张的主张表示同意。

　　当天晚上，张学良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端纳说英语，由张任翻译。端纳首先向蒋问好，然后把宋美龄的信交给蒋，蒋介石看见信以后，似乎颇为伤感，然后端纳对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来的，到西安和张汉卿将军见面谈话以后，可以向蒋先生告慰的是张、杨两将军对蒋先生全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同意这样的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拥护蒋先生作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的主张。蒋先生如能接受这个主张，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国国家的命运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说取决于蒋先生自己。”

　　蒋介石根据他被扣以后几天的情况判断，已慢慢地了解到张、杨的真意，也了解到了他的生命没有什么危险，现在听见端纳的一席话，又看见了宋美龄的信，态度有了转变，也露出了笑容。

　　蒋介石已搬到玄风桥高桂滋的公馆，端纳这一夜也住在那里。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端纳乘飞机离开西安到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和在西安与张、杨面谈的情况。端纳原拟十六日飞南京，因气候关系，不能起飞，在电话上和宋美龄交谈之后，宋请端纳当天再飞西安。端纳十六日下午又飞到西安，首先转达宋美龄的意思，大意说：因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为了蒋的安全，让蒋先对南京方面下手令停止战争。张、杨同意了这一意见。然后端纳第二次见了蒋介石，向蒋说明宋美龄请蒋下手令停战的要求，蒋答应考虑。

　　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封停战的信，原文如下：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戏中戏”，固然表示恐惧，恐惧战争一起危及他的生命，但另一方面他却利用何应钦的军事进攻，作为向张、杨讨价还价的资本。张、杨原来同意停战，在于从容讨论问题，蒋介石却只肯停战三天，不肯让步，结果照蒋介石意见写了上面的信。蒋介石并且要求将这一封信由蒋鼎文送往南京。

　　十二月十七日午，蒋鼎文带了蒋介石致何应钦和宋美龄各一封信，乘飞机离西安，当晚宿洛阳，十八日上午抵南京。

　　蒋介石的停战手令生效了，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十二月二十日宋子文到西安，和张、杨见面，了解了事变的目的。二十一日回南京，二十二日，宋子文又和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到西安，进行谈判。

　　谈判就要开始了，蒋介石提出来两个原则，即：一、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出头；二、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回到南京以后分条地逐步地执行，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张、杨从国家民族的观点出发，同意了蒋所提出的原则。

　　谈判一开始，周恩来便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谈判。国共巨头终于在十年的搏斗之后又再会面。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方面是在事发的当日便知晓，通知他们的人便是事变的主持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固然，这一方面是因中共与两将早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事变来得仓促，即使是张、杨都未有处理事变的打算。局势发展得越来越复杂，临潼捉蒋后，东北军、西北军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杀蒋，昭告天下，不抗日便是民族罪人。而张、杨的意见也有分歧，故而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是好，但想到中共与蒋相争多年，必卓有经验，所以联名通电延安，希望中共方面派代表到西安研究解决西安事变的大计。

　　消息传到延安，中共方面也是意见不一，党内有些人和一些红军将领，极力主张杀蒋复仇，甚至将消息广为传播，造成群情汹涌的势头。朱德听到消息后，就扬言：“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而另一方面，宋美龄的妙计奏效，斯大林向中共施压力，要求和平解决。一部分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的人，如博古就坚持要按莫斯科指示办事。对于斯大林的指示，毛泽东是有保留的，王明就曾向莫斯科告状，说毛反国际路线。毛是个民族主义味道甚浓的政治家，于西安突然传来的喜讯也感到有点棘手。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召开紧急会议，迅即结束了扰嚷。中共领袖考虑事变的前途，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内战爆发，这对中共方面不利；（二）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的剿共就可能结束，抗日也可能实现。故此中共领袖毛泽东选择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十二月十五日、十九日，还通电南京，劝告正积极讨伐西安的诸君，接受张、杨的主张，其实是藉机表露自己的观点。同时，中共派遣潘汉年往南京与蒋的嫡系人马见面。他与陈立夫在南京中央饭店谈了一次话，交换了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终于使陈同意西安事变可以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下和平解决。让蒋介石返回南京。

　　中共代表是在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西安的，成员包括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李克农等。周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身份，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要求参与对蒋谈判。在得到张、杨的首肯下，红军迅即南下，进驻西安附近的洛阳、三原、淳化、咸阳，红十五军进驻西安东南的蓝田，在军事上实行了国共合作，准备给来讨伐的何应钦一个好看。

　　谈判从二十二日开始，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参加了谈判，经过二十三日一天，大体谈妥了以下六点，即以后所谓六项诺言：

　　一、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

　　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

　　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六、其他具体各项，如中央军入陕部队调出潼关，西北各省军政由张、杨负责等。

　　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迁居玄风桥高桂滋的房子以后，离张学良在玄风桥金家巷的住所很近，警戒任务，即由张的卫队团担任，张随时去单独找蒋谈话。自十二月二十二日端纳偕同宋子文、宋美龄来到西安后，张和他们的接触，更加频繁。端纳曾作过张的顾问，自然可以随便谈话，而张的夫人于凤至曾认宋子文的母亲作干娘，和宋家兄妹向来就以兄妹相称，俨如家人。而且张能说英语，和端纳、宋子文、宋美龄都常用英语对谈，张和这些人相处得非常密切、融洽。杨虎城为了尊重张的地位，遇事都请张出头，他和这些人很少单独见面，即使和张在一起同这些人谈问题，也都让张作代表。使杨苦恼的是，张和这些人谈话中，对端纳固不必说，就是和宋氏兄妹谈话有时也用英语，竟使杨毫不了解他们谈的内容。但在那种情况之下，既不能带翻译去参加谈话，别的也没有什么办法。

　　经过二十三、二十四日两天的谈判，归结为以上六点诺言；但六项诺言的实行，只有所谓“人格担保”。昭常情说，在这个时候，必须经过三方面，即张、杨和中共代表团作一番详细研究，决定是否可以接受。除所谓“人格担保”以外，还需要蒋介石履行些什么手续；此外还有其他什么重要问题，必须提出；如此等等。在蒋介石尚在控制之下，尽可以从容协商，最后才是放蒋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也必须三位一体事前取得一致的意见。如何放法，对外及对内如何说法，都必须事前研究决定。但事情并不如此，当时蒋介石既急于要离开西安，端纳和宋氏兄妹也用尽各种方法怂恿张学良把蒋放走，张学良便这样决定放蒋回南京。

　　张、杨对联共抗日这一基本方针，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但在对蒋介石的认识与处理办法上， 他们大不相同。张学良一本他对人诚挚坦率的性格，满以为“君子一言为定”，蒋既接受了“三位一体”的主张，且有了所谓“诺言”和“人格担保”，自不会说了不算。在事变中虽不免使蒋受了委屈，丢了面子，但只要他躬亲送蒋回南京去，将不仅表明“好汉做事好汉当”，以及事变的目的在于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不含有个人恩怨在内，就是对蒋来说，有了他的躬送入都，对蒋的声誉不仅毫无损失，反而在全国人民面前提高了威信，这有什么不好呢！

　　杨的情况就不同了。他年纪较大，从一个贫苦农民经过了长期复杂的斗争起家，政治经验比较丰富。自蒋介石上台以后，特别是从一九二九年他附蒋以来，从他和蒋的直接接触与曲折斗争中认识到蒋的流氓本性及阴险狡诈、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一贯作风。杨一向有个说法：“蒋介石这个流氓，中国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缠不下’（陕西话‘对付不了’或‘斗不过’的同义语），哪一个没有失败在他手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够得上蒋的‘敌手’。”因此，杨对放蒋问题，没有意见，但如何放法，却必须严密考虑，绝不能轻信所谓人格担保。蒋介石是集古今中外统治者权变手法之大成的人物，还有什么人格？对蒋介石必须抓到他的辫子，才能使他有所顾忌而不至自食其言乃至回头来打击报复。因此，当时有人曾作过以下几种设想：一、由“三位一体”保证蒋的安全，就让蒋在西安发号司令；二、所谓“诺言”，必须签纸，但可以绝对保守秘密而不向外泄露；三、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一次广播讲话，表明总的态度，不必涉及各项具体内容。照杨的意见，放蒋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三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的意见。他一向就认为共产党对付蒋的办法多而且高明。放蒋以前，也还必须有一套布置，对部队干部和群众有个说法。他不同意匆匆忙忙就放。至于张跟蒋去南京，即使蒋在他的诺言上签了字，或者在广播电台上讲了话，表了态，杨也绝不会同意张跟蒋去的。

　　自东北军到陕西以来，杨对东北军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深知张在东北军中的地位，没有人可以代替。有张在，东北军是一个整体，不仅能使东北军保持团结，而且能使“三位一体”团结起来，控制整个局面，作为一种威慑力量，使蒋介石一切重大措施，不得不考虑西安方面的意见。这是最后一张牌。由于杨的上述意见，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事实就是这样，这就是蒋介石对杨所以仇恨特深，在撤离大陆前还加以秘密杀害的原因。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后，张请杨和他一起送蒋去机场，杨虽极力反对，但因张的态度很坚决，杨没有办法，只好随张前去，当时是否通知别人，特别是周恩来，杨也不知道。

　　张送蒋走后，张的卫队团长孙铭九知道此事，非常惊讶，立即去见周恩来问：“周先生，你知道张副司令同蒋委员长去飞机场吗？”周也感到突然，即答：“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孙答：“约有十几分钟。”周问：“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孙答：“我也是刚才听见卫士报告的。”周恩来和孙立即乘汽车赶去飞机场，到时，蒋的飞机已凌空起飞了。

　　蒋到飞机场后，在上飞机以前还对张、杨说：“仗不打了，今天以前的内战，由我负责；以后再有内战，由你们负责。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实行，否则就不配作你们的领袖。”蒋介石再一次说了他的六项诺言。最后还说：“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设一个西北五省统一的军事机构，由你们负责。”蒋的谈话，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和《解放日报》都有记载。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一行飞返南京，国民政府要人空群迎接，场面令人感动。对于西安事变中所出现的众生相，事变后所需解决的问题，蒋是心中有数的。反之当时曾誓言讨伐的何应钦则惶恐万状，如坐针毡了。此刻，他只得硬着头皮向蒋诉他的一片仗大义、伸国法不得已而讨逆救主的苦衷；对于何应钦，蒋似乎仍抱着过往的态度，但心中已密谋用与他一同受困西安的陈诚取代何应钦的地位。

　　一九三七年一月，蒋介石为了部署西安事变后的新阵势，准备返老家溪口“静养”。首先他向国民党中央对西安事变自请处分，并要辞职。蒋介石本人就是国民党的总裁，故各路人马自然懂得怎样做，自然大加挽留，并准假回乡静养。其实，蒋这次回乡，还有件伤心事要做，就是为他的兄长蒋介卿料理后事，蒋介卿是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而闻惊发病的，等到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时已病笃垂危，再没几天就死了。

　　蒋介石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抵达溪口，除中间去过杭州、上海外，三月间又有日本实业考察团儿玉谦次等来华访问，蒋去京接待并致欢迎词，大部分时间都在溪口治疾。蒋介石这次回乡一百十天，是蒋登台后在溪口羁留日子最长的一次。

　　西安事变事起仓猝，蒋介石开警后，惊慌间从寓邸逃出，只穿了一件睡衣，光着脚，在骊山石壁间冻了一夜；并之黑夜间顾不得路峻艰险，跌跌撞撞只想逃命，以致腰背均受重伤。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闻警前来蒋的寓所，胸部被流弹击中受伤。所以蒋这次回籍，只带陈布雷（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同行，随行者尚有医师郑祖穆及他的外甥竺培风等人，住在蒋母墓庄“慈庵”。蒋初回溪口时，身着钢丝马甲，起坐不便，满口牙肉浮肿，牙根疼痛。医师建议将全口牙齿尽行拔去，另装假牙两副，替换使用。但拔牙时每次只能拔两颗，静养几天后再拔两颗，如此间歇将全部牙齿拔去，费时就较久了。宋美龄在蒋疗疾溪口期间，来去不定，每次羁留在溪口的日子都不很长。

　　一心一意给面子蒋介石的张学良，到南京后，蒋却很不给他面子，把他立即软禁起来，在是年一月中旬由特务押解到溪口。邵力子夫妇、徐堪、贺耀祖等均来溪口见蒋。于凤至求见宋美龄，营救乃夫张学良脱险，宋不见，当时陕局尚动荡未定，东北军张学良旧部纷纷提出释放张学良，一致抗日。杨虎城在西安尚驻有重兵，电令驻京的李志刚携带杨的亲笔信来溪口见蒋，要求释放张学良。李志刚来时，第一次蒋不见，只命陈布雷写一封覆信交李志刚带去，李第二次又带了杨虎城亲笔信求见，蒋才勉为接见，但仍覆信敷衍了事，叫李到潼关去见顾祝同商量一切。而对释张一事，不作正面答复。

　　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偕曾仲鸣在法国旅居，闻变后，急忙回国望分一杯羹，谁知天佑圣主，好梦成空，但汪是政场老手，自然懂随机应变，故此也来溪口见蒋，同来者有褚民谊及曾仲鸣两人。蒋派陈布雷招待，住在乐亭旁的小洋楼里。汪等不时在溪口街上散步，三日后离去，蒋亲自送之上车。

　　是年二月二日，蒋到杭州寓所小住，陈布雷与医师郑祖穆同行。蒋口授大意，叫陈布雷写了一篇《西安半月记》，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内容是讲述西安之险，及自己就以领袖的人格感化张、杨的故事。然后又到上海西爰咸斯路寓所渡过春节，请上海有名骨科医师牛惠霖为他治伤。

　　之后，蒋又出席了在京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及招待日本实业考察团，于四月四日再回溪口，主持蒋介卿出殡事宜。

　　蒋介卿死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一九三七年阴历三月二十日。这次蒋介卿丧事，费用均用丰镐房支出，其妻单氏认为机会难得，私下对总管蒋孝祥说：“阿叔（指蒋介石）是不在乎的，他帮我家的忙也只有这一次了，你在账目中可以多报一些。”所以蒋介卿丧事，成殓入木耗费三千元，出殡花费九千元，两项共计一万二千元，而实际支出只有八千元左右。

　　蒋介卿出殡时，南京、杭州及上海来的客人很多。祭奠灵堂设在蒋家祠堂，客人多住宿在武岭学校。到的客人中，最引起溪口人注目的是冯玉祥，因冯是倒蒋反蒋的有名人物。他和居正同来，蒋介石特别接见了他们。武岭学校里的招待人员特别安置他们在大礼堂内一间小房间休息。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许绍棣等均来送殡。上海大流氓杜月笙、金廷荪及商界闻人王晓籁等人也来，他们均住宿在学校内。何应钦、朱家骅由奉化县长陪同，乘汽车至奉化城内住宿。他们在那里可以畅所欲为，受到当地县政府的特别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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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劫波

　　一九三七年，中国北方的局势开始紧张。当时从丰台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都有日本军队驻扎；离北平不远的通县，已由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故北平东向的门户已被封锁；而北面的热河、察北都驻有敌伪军队，西北面是依附日军的李守信和王英伪军。只有西南面尚有中国军队驻防，北平、天津一带实际已成为中国的北方国防前线。

　　七月七日夜，日军在离北平城西南面约十六公里的地方进行演习，借口丢失士兵，强行要搜查中国军队驻扎的宛平县城。正交涉间，日军突然发动进攻。中国驻军还击，经过廿四天抵抗，卢沟桥失陷。日军占领了卢沟桥就封闭了北平的南大门，也孤立了平、津，而整个中原就暴露在日本的侵略魔爪之下。正如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通电所说的：“这时候‘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这种紧张局势，加速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本来早在西安事变后，中国内战已基本停息。但国共两党关于合作的形式问题仍是有很大分歧。蒋介石在溪口休养期间，已盘算了一系列办法，意图吃了共产党。

　　（一）编制和人数的问题。共产党先后考虑和提议了几种方案：四个军，十二个师，六、七万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每师一万五千人，共六万人；四个师，十六个团，六万人。国民党为了削弱红军的实力，尽量压缩红军的编制和削减红军的人数。最初不同意红军有师的编制，只准编三个团，后又增加到六个团和九个团，人数只准编三千到五千人。后来虽然同意编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但每师只准有九千三百余人。经过多次谈判，最后确定为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每师一万五千人。

　　（二）军队的组织领导机构和人选的问题。国民党为了吞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立总司令部。只同意设立政治训练处（后改为政治部，部主任定为周恩来），改编后的三个师直接归南京统辖；而共产党则提出必须设立总司令部，保持红军的独立性。共产党同意按国民革命军统一编制改编红军，实行单一领导制，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关于人选问题，国民党为了控制中共军队，提出要向三个师派参谋长并向各级派副职，甚至还提出要毛泽东、朱德离开军队或到苏联去考察。

　　共产党则坚持人选问题决不退让，各级指挥人员，由共产党推荐，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国民党不得向共产党派遣军政人员，以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曾经表示同意红军设立总司令部，不向红军派遣辅佐和政工人员。但后来深思，觉得实太冒险。故而改变初衷，共产党方面则绝不让步，谈判因而陷入僵局。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特别是八月十三日，日军再攻进上海，直接威胁首都南京。蒋介石为急于要中共出兵，故而同意中共要求。

　　但蒋介石坚持向中共的三个师派出联络参谋，在共军（在国共合作后改称八路军）总指挥部派出八路军总指挥部联络参谋。这些联络参谋的人选都是黄埔系的人马。他们在出发之前面议蒋介石，蒋批发给他们一笔安家费，并嘱咐说：“你们去好好地做，要把中央对他们的德意传达给他们，不要去做他们的一些小情报工作，这是做不过他们的。”

　　后来毛泽东将这话补充，写成三条书面条条呈蒋，蒋批了个“可”字，传达这些联络参谋，这三条就是：“一、传达中央的德意，使他们知所感奋；二、随时明了该军的行动，俾于发生异动时能事前报告中央、设法制止；三、倘发生异动，而情况不明、未及时报告中央，是为渎职。”可见蒋介石虽云答允共党要求，但始终是留有一手的。

　　中共方面对这次国共合作也作了审慎的处理。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廿九日，中共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统一战线成立以来的经验，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策。

　　毛泽东拒绝了王明一派的提议，他们认为应由国民党主持大局，一切要服从统一战线，意思是说在抗战时期，中共应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不作异想。

　　这无疑是将中共的领导权让与人，毛泽东是决难从命的。毛泽东认为这次抗日战争是机会，可以利用它来壮大中共实力。在毛泽东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为了争夺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充分体现了他在这时期的想法的。

　　毛泽东估计，蒋介石急于要中共参与抗战，其实是借日本人消灭中共力量，故此中共保留实力，甚或壮大实力，都必然遭国民党方面阻遏，所以他提出中共对国共合作应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

　　他又提出斗争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即有理才斗，但有理无利不斗。然而斗争要有节制，不能破坏统一战线，因为这是大大的不利。

　　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各怀心事的情况下开始了，然而这毕竟是中国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的合作。他们的合作结束了枪弹用于打自己人的悲剧，一致对外的全民抗战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梦魇，日本的“进入”越来越困难，投入的人力、物力越来越多，整个大日本军魂都浆住在中国广大的黄土地里。

　　毛泽东说：“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这是毛泽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的、有文献可查的具体肯定。这段时期是两党的蜜月期，但不过是一年多些的时间。即使是这段时期内，各地的摩擦事件仍续有发生。

　　国民党内一些人也有察觉，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张治中就曾致电蒋介石，谓：为了减少两党无谓的摩擦，不如承认中共地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他认为这样做会有利于抗战。然而蒋介石却出奇地沉默。这种沉默似乎暗示了一场将要到来的暴风雨。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破裂。会上制定了国民党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蒋介石公开在讲话中声明：他的“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即是要确保中原，至于关外，则留待日后解决。

　　联系会上所制定的政治上反共决策，很明显地表现蒋介石是期待日军撤出后，实行军事上的剿共。是年三月，国民党颁发《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决定“共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密令各地执行。

　　这个《办法》是蒋交给中统特务徐恩曾草拟的，由谢永存执笔，濮孟九修订。陈布雷送与蒋介石审阅，经指示修改后下颁。这文件是以中央秘书处代电发下去的绝密文件。此外，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都根据这个文件转发了下去，一直到了县级。

　　十月，国民党又秘密颁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在西北、华北、华中三区又有所谓《对于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的颁布。十二月，胡宗南挥军进驻共产党管辖的陕甘宁边区五个县，从政治反共转向实质的军事反共。

　　国民党转向反共是毫不令人意外的，因为正如上文所说，国共合作本来就是各怀心事。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切切实实地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统战就是“交朋友”。中共除了能团结国民党外的民主力量外，还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内，例如中共称之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他本人是黄埔系的人马，蒋介石手下的八金刚之一，而他就曾致电蒋介石要放共产党一条生路。后来他主政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国民党内一些人就很不满意，大加攻击。张本人还不予置评的时候，中共方面反而为他解释。武汉撤守后，他与叶剑英谈话表示，万一长沙失手，湖南省政府就会迁到沅陵，张本人驻在宝庆，指挥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协助国军作敌后游击。张治中为此请叶剑英任省政府高级顾问，指导游击战，叶剑英慨然答应。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根据蒋介石实行焦土抗战的密令，决定以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为总指挥，纵火焚烧长沙。大火持续三天，烧毁房屋五万栋，烧死二万余人，惨况空前，中外震惊。张治中本人备受指责，故此在报纸上发表谈话，申明道理，周恩来就曾为他亲笔修改草稿。在各方纷纷落井下石的环境下，周此举动令张治中终身难忘。足见当时中共的统战工作做得多么细致。

　　蒋介石本人恰好相反，他没有几个朋友，不懂交友之道，在统战方面极其低能。虽然他对人开口称兄，闭口道弟，都没有多少的诚心。

　　例如冯玉祥是他的结义兄弟，但“兄弟俩”总是汝虞我诈，相处不睦；蒋介石与李宗仁也曾换过帖，算是一场兄弟，但蒋就曾想派人暗杀他。

　　在政治上，蒋的自信极强，而对人的疑心很大，故此他造就了一个独裁者的民国，往往逼友为敌。因此，以统战作为三大法宝之一的中共，势力就日益壮大。“卧榻之上岂容客人鼾睡”，蒋终于正视了中共的力量，由“养寇自重”变成“防止异党活动”了。

　　抗战期间，国共间最大的冲突恐怕就是“皖南事变”了。

　　在事变中，中共损失了新四军整整一支部队，却赢得了各界广泛的同情。而国民党在事变中却失去了民心，加速造成了以后撤出大陆的悲剧。

　　“皖南事变”的起因，在国共的官方史书上有不同的说法，中共方面说，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蒋准备投降，故此打击真正的反日势力；二、是蒋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深感不安”，就是说对中共在军事力量上的增强不安。国民党则指责新四军叛变，故此加以打击，并撤销番号。

　　关于事件的起因问题，史料较少，不好作直接的论述。但应该说，事件是与中共在军事力量上的增强有关的。

　　事实上，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确实逊毛泽东一筹，这与他多年的戎马生涯有关系。在政治斗争中所失的面子，他早想在军事上挽回，怎能容忍中共军事势力增强呢？况且，毛泽东说得好，枪杆子里出政权，消灭对手枪杆子越多，以后争雄中原胜利的机会就越大。

　　新四军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月，成员是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据说新四军之所以能组成本身就是一个统战成功的结果。因为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汉口，就透过张冲向蒋介石提出：如今全民抗战，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都在委员长领导之下，所以委员长正是全民族的领袖。言下之意，希望蒋氏对国共两党一视同仁。

　　蒋对中共不信任，但对于高帽子却很受落，故就此即答应周恩来的两项要求——成立新四军和发行一张报纸（就是后来的《新华日报》），除此之外，还主动给新四军配备一个炮兵团以增强实力。

　　不久蒋就应该后悔了，因为新四军成立后，除了抗日之外，还做种种地下活动，例如发展党员，在国军部队中搞统战之类；《新华日报》的力量就更大了，到处揭国民党的短，成为舆论上的先锋。

　　蒋介石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就曾派人抄过新四军驻湖南省平江县的留守办事处，杀死了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以下全体工作人员。《新华日报》则是国特们的重要打击对象。为了防止《新华日报》的发行，他们抢报纸、打报童、将报纸成批成捆地扣押在邮电检查所。为了拉拢报贩把头郭发清，甚至把他弄成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团部干事，以后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郭便一跃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无怪乎有人说郭这个中央委员是《新华日报》选出来的了。

　　一九四〇年十月，两党关系严重恶化。当时核心问题是军事问题，因为政治问题双方都不好说，只得在军事问题做文章。蒋介石派在西安事变中曾想取代他的何应钦、长期与他争权的桂系小诸葛白崇禧和中共的统战胜手周恩来、游击专家叶剑英会商办法，这种人物商谈这种问题，当然不会有什么协议。

　　何、白于是发表了所谓皓（十月十九日）电，指斥中共：“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依照这四点，决定根据一九四〇年七月国民党拟定的所谓《中央提示案》，取销陕甘宁边区，并将五十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十万人，并硬性规定作战地域。皓电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王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的，受电人是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并限期一月内将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

　　对于皓电，中共采取了政治上反击、军事上回应的办法。

　　在十一月九日，朱、彭、叶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联合覆电，谓：“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这些人，“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但为了不致破坏统一战线，复电中同意新四军皖南部队移往江北。与蒋介石交手多年的中共，显然是曾经估计如“皖南事变”那样的国军军事突袭发生的可能，故此先在政治宣传上吹风，希望以舆论力量遏止。

　　但蒋氏的顽固是中共难以估计的。“皖南事变”毕竟发生。中共在军事力量上遭受严重损失，人员总共达九千多人的新四军，被国军围剿、俘虏达六千多人，副军长项英战死，军长叶挺被扣。

　　为了剿灭新四军，蒋介石是准备了多时的。

　　在事变发生前，蒋就命令中统特务先与敌伪方面打个招呼。代表中统头子陈立夫和徐恩曾在上海活动的，是他们的老部下，表面上附逆的丁默邨和吴开先。中统译电室收到的上海密电，都由徐恩曾亲译。这个密电卷子是绿色的，分类号是“〇〇四二”，因为上海敌伪特务机关是在极斯非尔路七十六号，中统译电室把七十六号作为“七乘六”，变成四十二号。由于有这种联系，当一九四二年初春事变发生时，日本军队也帮助封锁长江，堵塞新四军去路。故此“皖南事变”以某个角度来看，是一次国际性的合作。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也是一个道理。

　　在“皖南事变”中最卖力气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在事变最紧张的日子里，他是夜以继日地躺在鸦片灯旁边，床边要放电话，靠鸦片烟提神，随时对战场上出现的情况作处理。

　　上官云相原来是江西临川指挥对南昌方面日军的作战。一九四〇年十月初才调到皖南，接替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久的指挥职务。理由是他更有对共作战经验。而且国军皖南部队二十三集团是很不令人放心的，因为新四军、中共对这个部队是有渗透的。例如二十三集团军总部的参谋处长周某，就是因为是共产党员而被杀，五十军军长郭勋祺就因与新四军人员往来密切而被调离部队，并往陆军大学深造。上官云相所领导的三十二集团军就绝无此问题。

　　事变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他实际上就是事件的幕后策划。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新四军经旌德、宁国、郎溪到苏南溧阳渡江北上，而且保证沿途供应粮食器材，掩护新四军北撤。而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召来了上官云相，并将七个师的兵力七万之众集中皖南，同时又不时向所属官兵灌输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月山，作为根据地。顾祝同更将这些“情报”通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浙西行署主任贺杨灵、皖南行署主任张家良等有关地区“严加防范”。在军事的部署也名正言顺地将重点放在防止新四军流窜，而不是掩护新四军北撤。

　　顾祝同是蒋介石亲信，在蒋死后，他曾撰文道：“总统蒋公领导我到今天已五十四年了，我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指挥之下。”在该文章中，顾祝同并无提出皖南一役，讳莫如深，何解呢？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直属队在叶挺、项英领导下从军部所在地云岭移师北上。五日，部队到达茂林地区，因遇大雨，项英即令部队停止前进。六日下午，部队向旌德方向行动，在丕岭即遭国军拦击。指战员极为愤慨，奋起自卫，并发电质问蒋介石、顾祝同。

　　蒋覆电诡称已由顾查明真相，命令撤退，实则他已向进攻部队下达了悬赏活捉叶、项等人的手令。这时，日军也出动飞机，飞临石井坑为国军助战。在这危急时刻，项英动摇不定，延误了战机，致使突围困难。八日全天激战，次日拂晓叶挺率部冲杀到石井坑。

　　这时中共中央得悉项英等跑散后，即电令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指挥，指示要高度集中兵力选择国军弱点组织突围。全体指战员在中共中央指示下，不顾伤亡地继续与国军作殊死搏斗，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突围无望。十二日晚，叶挺为保存力量，决定把现有部队重新组织，于次日凌晨，分散冲出。十四日，新四军阵地完全被国军占领。除二千余人突围出去外，其余六千余人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叶挺等奉命与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转移后惨遭叛徒谋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国民党方面预想战斗必须三个月，兵力或许还要陆续增加。谁知经上官云相指挥战斗，仅半个月将新四军全部消灭。顾祝同对上官云相特别嘉奖，并请准中央奖赏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法币五万元（那时法币值钱，一个上校的月薪只有一百二十元），奖赏作战特别出力的二十五军法币五万元。对于出力的主官幕僚及战斗部队长，准另行报请勋奖。上官云相得到奖金五万元后，以一部分奖幕僚，大部分说是补助经费之用了。

　　上官云相在一次宴会上得意地说：“这次‘剿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的当时，连下几天雨，是难得的，使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后是激流（指舒溪涨水），进退不得，……在日寇‘扫荡’的间隙时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这是东拼西凑的部队，又要一面防守，一面抽调部队打新四军，若是我有自己的基本部队投入这场战斗，那样还要打得更漂亮些。”

　　蒋介石得手后，即于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他得意忘形地声称，已将新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蒋对于军事上的成就似乎欢喜得太早了。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七个师，号召“全军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准备迎击反对派的进攻。”这是中共在军事上摆出一个战斗格。政治上，在一月十八日和二十二日，中共发言人和中共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先后发表谈话，系统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准备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消灭共产党的全部阴谋活动。同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取消其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

　　在重庆，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向国民党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他连日向蒋介石、何应钦提出严重抗议，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种种对中共的指责。他亲自为新华日报撰写了题为《团结起来打敌人》的代论，并命报社发表“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一篇反对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的评论。

　　由于这篇报道和评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周恩来就在报纸留下的“天窗”上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一首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第二天清晨，报纸迅速广为传发。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如临大敌，派遣警宪特务拦截收缴报纸，殴打追捕报童。周恩来闻讯后，除了向重庆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责令其立即释放被捕的报童外，还亲自散发报纸。

　　周恩来的行动，使中共的形象，在一般国民心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民对中共的立场和主张，极表同情和支持，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一九四一年十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正式宣布成立，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以及中国青年党和国社党联合组成的（一九四四年九月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它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反国民党派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对日妥协投降，主张继续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活动，要求国内团结。这些要求和中国国民的目标是一致的。民主政团同盟的出现，是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蒋介石也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苏联政府公开表明态度，反对蒋介石破坏中国国内团结。美国政府“通知蒋介石，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的团结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英国政府也“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由于中共的排山倒海的政治回击，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深感自己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被动的地位，因而对共产党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防御。一场意图挽回面子的战争，使他更丢脸，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的演讲中，力图使事件缩小范围，申明这只限于军令军纪问题，不牵涉党派与政治问题。

　　当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三月初召开第二届参政会之后，蒋介石曾多方挽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中共三月二日向国民党提出：立即停止对人民抗日部队的进攻；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被捕人员；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等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中共的要求在社会里博得很大的支持，中共的形象开始转化成民主的代表。蒋介石只得在参政会发表的演说和大会的决议中，仍然重弹其严肃“军纪”、统一“军令”的滥调，但同时又不得不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

　　中共这番攻势，甚至使上官云相也产生了触动。一九四二年春，重庆召开参谋长会议，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准备战斗汇报材料。有个参谋建议把“围剿”新四军战役材料列入报告，以显示战功。

　　上官云相说：“不要列入，不要在会上报告。这次全国参谋长会议，一定有十八集团军的人员参加开会，若在会上谈到对新四军作战，岂不是自找没趣。这是内战，自相残杀，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上是理屈的，摆不上桌子面的事，哪能列入报告呢？”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名字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改定的。

　　数十年戎马倥偬的蒋委员长，断想不到在获得辉煌的对共作战胜利后，会遭遇如此重大的政治惨败，迫使他不能不静静地将枪收起，坐到谈判桌来。

　　回忆起一九三三年江西剿共成功后，来自四方八面的祝贺，此际同是一次剿共胜利，却饱受国人的唾骂和指责，他除了有点不解外，恐怕也有份伤感吧。

　　谈判桌并非蒋所擅长的战场，在谈判桌旁蒋不是一个拥雄兵百万，气若河岳的大将，却像个孤老头似的，处处算计着，处处不肯放手，故总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对于蒋的性格来说，谈判桌上的战斗实在是太苦恼了。

　　皖南事变后，蒋采用了非常手段，禁止中共重庆代表周恩来回延安，并封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同延安总部之间的交通运输。周恩来毕竟饱经风浪，处变不惊，并在重庆策划一切对蒋的政治反击，最后逼使蒋狼狈派人跟他接触，商讨和平问题。国共就借着这种联系断断续续地谈了一段时间。

　　一九四二年十月，谈判似乎有了些进展。

　　中共方面派出林彪到重庆协助周恩来谈判。林是黄埔学生，这好像暗示中共方面的某种善意，蒋介石很重视，再不敢委派如何应钦之流去谈，而选择了与共关系甚好，而又可信任的张治中，代表他去与中共洽商。

　　他们曾经谈过多次，每次都在张家里（重庆曾家岩的一种旧式小楼房，名桂园），每次谈差不多都是周、林一道。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过八个月之久，直到一九四三年春天，才由周恩来把他们的意见一字一句地念给张听，张也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抄完后再念给周、林听，认为无误，就是下面的四项：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这四项，张当时认为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且内心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具有合作诚意，所以心里很高兴，亲笔抄写一次送给蒋看，蒋随即召集一次临时的军事会议。

　　会议中蒋先不置一词，只问与会者有什么意见。当时发言的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只说应由政府决定；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混，应该遵照皓电规定，把军队撤到黄河以北。军人不了解政治，可见一斑。

　　在会议上张虽然一再解说，还是拗不过众人。蒋始终既不表反对，也不说赞同，最后说：“好吧，再说吧！”这样就搁下来了。

　　在延宕中，中共的军事势力这一年又有更大的发展，中共统治地域不断扩大，人口上升到八千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则发展至四十七万，形成对国民政府的严重威胁。

　　不忿于政治失败的蒋介石，又想到了枪。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的命运》，声言“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他准备反对“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言下之意，就是蒋介石将不顾国际压力，对中共进行全面作战。

　　也许，这番话本来是蒋对中共的恫吓，以便自己能在谈判桌上争取些主动，然而适逢同年五月共产国际解散，军事恫吓有变成事实的可能。六月十八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官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奉命集结军队包围中共统治的陕甘宁边区，雄兵四、五十万枕戈待旦，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

　　对于面临的危机，中共并不示弱，亦命令所属各根据地及前线作战的将士，“随时准备以实际行动保卫边区”。内战危机，空前严重。

　　在军事恫吓的同时，蒋运用了政治手段。

　　他召见张治中，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负责国共谈判的张，正苦于蒋不接受中共所提的四项和平条件，不知怎样与中共谈下去，听到蒋的话，自然大为兴奋，连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

　　蒋当即就亲笔写了封给毛泽东的信交予张治中。刚好当晚为因谈判陷入僵局而返回延安的林彪饯行，就在那天晚上将信交给林彪代转。蒋这一招，是配合国际形势，军事恫吓一起运用的，称之为“朝廷招安”。

　　中共不吃他这一套，对这个邀请没有任何表示。

　　中共依旧运用政治手段来反击蒋的军事恫吓。毛泽东、刘少奇都写了文章，刊登在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同时，也利用统战关系发动其他舆论支持，形成对蒋介石的国内舆论压力。

　　但关键的是国外压力。因为蒋这次发动反共高潮，只是注意到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估计不足。

　　苏联的胜利宣告了希特勒失败的开始，英、美等国倚重甚亟；而另一方面，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也逐渐走向胜利。这些国家都不希望中国的抗日力量在此时削弱，因为日本在中国投有大量的兵力，倘这些兵力抽调出中国战场，必然加重苏联和美国的压力。故蒋此时对中共作战必将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造成国际危机。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蒋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九月十三日，他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的方法来解决。”

　　他又被迫坐回他所厌恶的谈判桌，无奈地开始了另一回合的较量。

　　一九四四年，是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文中所说的“最险恶的一年”。在这一年，军事方面：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骤变化。在欧洲战场上，苏联军队对德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连续反攻。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日军的反攻也逐步增强。日军已处在被动防御的状态下。

　　一九四三年以来，中国战场虽然比较稳定，但日军注意到美国空军在中国的活动不断增强，他的长江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十一月二十六日，中、美机群第一次袭击台湾新竹，更引起了日军的重视。

　　日军为了打通由华北到武汉地区的联络路线，便于华北、华中兵力的机动和防止美国空军利用桂林、柳州基地攻击日本本土，决定打通从北平到广州和南宁的交通线，因此发动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新的战略性进攻。

　　日军大本营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命令，其要旨是：“一、大本营之企图在覆灭中国西南部之敌空军主要基地。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应攻略湘桂、粤汉及南部平汉铁路沿线要域。三、南方军总司令官应协助中国派遣军之上述作战。”命令中并确定：“在击破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南部平汉沿线之要域，以覆灭敌空军之主要基地，扼杀其活动。”

　　其作战方针是：“一、中国派遣军应于一九四四年春夏之交，先由华北方面，次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开始进攻作战，击破敌军，先占领并确保黄河以南之南部平汉铁路，次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两铁路沿线之要域。随着作战之实施，在情况许可之范围内，应努力将平汉及粤汉铁路修复。二、南方军为协助中国派遣军之作战起见，应自缅甸及法属越南方面，实施一部份作战。”命令中决定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和第五航空军一部实施平汉作战；以华中第十一军和华南第二十三军以及第五航空军一部实施湘桂作战。

　　为了实施此次作战，日本在国内再次动员，编成了十四个步兵旅团和七个相当于步兵联队的野战补充队，补充侵华派遣军；从中国东北抽调第二十七师团进入华北归十二军指挥；此外，还抽调了部分空军、炮兵、工兵、通讯兵、铁道兵等特种部队参加作战。

　　日军发动了三个大型战役：豫中战役，目的打通平汉路；长衡战役，藉以深入湘桂；桂柳战役，这是湘桂作战的第二阶段。另外日军对浙江地区也发动小规模进攻，占领了温州、福州和厦门，封锁了中国沿海主要港口。

　　在日军强大的军事进攻下，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的十个月中，国军放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福建省的一部分领土，总计面积约二十万平方公里，丢掉的大小城市有一百四十六座，六千万余人沦陷在日军奴役之下。

　　这次大溃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除了新沦陷区内的大批工厂、矿山落入日军之手外，还遭受了日军残暴的烧杀掠夺，仅萍乡一地，死亡人数即达一万九千余人，被日军掳去的有二万余人，妇女被污辱者六百余人，被毁农具等物资价值四亿七千余万元。粮食被掠夺五万余石，棉花被劫九千五百余担。在日军进攻的时候，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由于疾病与冻饿而死的到处皆是，惨不忍睹。

　　中国似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作为中国的领袖，蒋介石不能不有所忧虑。但更令蒋伤感的是，对于中国军队的惨败，盟国竟然采取观望的态度。

　　蒋介石失败于统战，所以也把这一切归咎于中共的统战。他在六月廿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共匪之阴谋与方略：甲、乘抗战未胜之前，夺取政权。乙、政府抗战失败，就是共党的成功。丙、破坏国民政府信用，使中国孤立，以达成其俄国独占的目的。丁、使美国政府与舆论压迫中央对共党屈服，以满足其要求。”他的心里不禁油然升起对中共的仇恨，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写下：“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党虽有国际之背景，与神秘之阴谋，彼亦必有终无出路之一日。不可过于忧虑，只须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此时徜有亡国破家之危险，一切牺牲，在所不惜。”

　　蒋总是那么自负，那么刚愎自用，但他明显不是一个现代政治家的料子。他脑子里是历代的英明君主，想的是恩威并施、忍辱负重，如何能依靠现代政治手段去了结国共之争？他的皇牌是军事，加之他自己的“伟大人格”，在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他想象：“共毛组织造成独裁方面，已有效果，其在陕北控制社会与生产，亦见成效。惟晋、冀、鲁沦陷区内，以后只有发展其秘密组织，而民众虽被其控制，但决不能持久；只要我军到达其地，民众亦必欢迎我为其解救。即其对党员与干部之控制严密，如果我军与之接近，彼有机效顺时，亦将发现其来归者必多。此后问题，惟在我本身之组织能否健全与深入下层民众耳。”所以说这是想象，是因为蒋并没有正视国民党当时的现实。

　　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透露了这时候国民党的情况：“我是根据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民党是腐败、失职、混乱、搞钱、苛捐杂税、言行不一、囤积、黑市、与敌通商……。”

　　蒋欲达成他的目的，即使这是一个美丽的幻想，他首先应做的是思考如何改变国民党这种现状！或许蒋曾这样做过，蒋经国回忆当时他父亲“注重本身的组织与深入下层民众工作，可惜当时多数干部均不能遵照父亲的意旨去做，结果为匪所乘”，可见当时蒋的意旨有些已不能下达，领袖的人格不顶事了，蒋家王朝的失败开始了。

　　同年，因日军将主力投向打击国军，中共在敌后的游击战更为活跃，并开始了局部反攻。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季，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已发展到九十一万，民兵二百二十万，建立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的十九块解放区，人口达九千五百五十万，日军所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都处在共军的包围之中。中共的胜利与国民党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中共的统战工作也获得很大的成功，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对国民党排斥异己、延长训政、拒绝民主改革的态度，表示了不满和忧虑。六月，国民党内李济深、柳亚子和文化界人士，在广西发起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呼吁铲除战争中的失败主义，要求立刻动员民众，实行民主，坚持抗战。

　　这个倡议很快得到了成都、重庆、昆明各界人士的响应。在重庆，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史良等二十位文化界知名人士首先联合发出通电表示支持，并力主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抗战到底。

　　在成都，民主人士张澜等倡议组织了“民主宪政促进会”，郑重提出对国事的十项主张，要求切实施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实施全民动员，组织武装人民等。

　　在昆明，教授李公朴、闻一多等，创办了《自由论坛》，勇敢地抨击国民党，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在他的文章中，揭露了大后方的深重危机，痛斥国民党当局隐讳痼疾，粉饰太平。

　　大后方的民族工商业家也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五月，西南实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联名致书国民党十二中全会，呼吁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随后，工业界代表章乃器、吴蕴初等八十多人在重庆集会，一致要求政治民主，生产自由，取消统制政策。九月，黄炎培等三十人发表了《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政府在此寇深患急之时，一新政象，及早实施民主制度；改变政策，维护产业界的一线生机。此外，各地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要求当局改弦更张，以挽救危局。

　　对美国人方面，中共亦做了工作，将党内的外语人才都调到重庆。计：周恩来身边三人，王炳南、龚澎、陈家康；宋庆龄身边二人，王炳南的德籍夫人安娜、廖承志的姊姊廖梦醒；《新华日报》报馆三人，乔冠华、章汉夫、戈宝权；此外，刘尊祺任职于美国新闻处，杨刚任《大公报》，这是对美统战的基本队伍。早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周恩来就曾邀请美国政府派遣官方观察员访问延安。美国在华军事外交人员中，有人看到国民党的日益腐朽及其空前孤立的处境，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力量的壮大及其深得人心的情况，因而表示赞同与中共发生联系。

　　当时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政治。说到做到。”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等也从国共双方的实际接触和对比分析中，断定“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是他们的命运”。

　　他们曾多次向美国政府转达了周恩来的愿与美方合作的愿望，并建议：“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但是这些建议未得到美国当局的答复。从一九四三年起，谢伟思等不断地向美国政府建议改变无条件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做法，采取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这主要是，对国共双方都合作，采取一种有弹性的立场，以便将来无论哪一方占统治地位，都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才符合的利益。

　　随着国民党战场情况的日益恶化，美国政府同意向蒋介石提出派美军观察团前往陕北等地考察的要求。

　　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军延安观察团到达陕甘宁边区和邻近解放区作实地调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与观察组成员举行了会谈，表达了愿与美国共同抗日及战后合作的愿望，并提出在配合美军登陆等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

　　观察组曾根据实地考察获得的印象，向美国政府报告了解放区军政情况。他们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有进行新的抉择的必要。

　　谈判桌上的较量，除了有相当的技巧，还需要有相当的实力。

　　在国共力量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国共的谈判当然有极大的障碍。从一九四四年五月间开始，谈判就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十月底，代表中共的是林祖涵，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及王世杰。据国民党内一份由王世杰撰写的内部文件对这段时期的会谈经过有以下的讲法：

　　谈判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五月迄十月底，政府方面负责者为张部长治中及本人，中共代表为林祖涵氏。第二阶段自十一月迄现在，政府方面为张部长及本人，此外宋代院长有时亦参加商谈；并由友邦美大使斡旋其间，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先生。

　　（一）第一阶段 本人与张部长赴西安，洽商十日，最后将林氏要求条件制成笔录，并送请其校对。此文件经林氏订正，两日后送回，并由其亲自签字。其中虽有若干超过范围之处，但本人当时认为尚可提请政府考虑。其大要内容为：

　　“军事方面：中共军队接受中央军令，最少改编为十二师，待遇与国军平等，军官暂不变更。军需可以照中央经理法规办理。中共军队在抗战期内，不调动，在原驻地抗战。中央政府认为有问题者在此最后一点。

　　“政治方面：中央承认陕甘宁边区并给予高度自治，该边区任用高级官吏，可经中央备案。须实行国民政府颁行之法律，其有适应地方之单行法规须送请中央备案。边区钞票不再印发，由财政部加以整理。解除所谓边区封锁。释放政治犯与承认中共合法地位。”

　　本人等携回向中央请示，于六月五日将中央提示案，交与林氏；该提示案大体接纳了中共要求。（军事准编十师，其后蒋委员长在参政会中表示十二师之数亦可考虑。）但被称六月四日奉有中共电令，将条件扩大了；在此扩增的条件之中，中共军队应编为十六师；中央政府并须承认中共的“华北根据地”，以后中共又声明须承认“华北、华中、华南根据地”。

　　九月间参政会开会时林祖涵氏又突然提出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之要求，当时参政会中本党同志均极冷静忍耐，无片言指责中共，并为不使谈判僵化起见，由大会决定推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陶孟和、冷遹等超然人士五人，组织延安视察团，前往视察，然后向政府提出解决办法之报告。彼等原定一个月内起行。但当时因湘桂军事情势不佳，延安态度一天恶化一天，彼等遂屡次延期，直至十月底未克成行。

　　……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开价逐次提高不满，似乎这是谈不拢的主因，然而考虑到实力的相对增减，条件逐步提高也是合理的，甚至可以看作中共诚意的证明。反观国民党方面则似乎缺乏诚意了，蒋介石在这年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忍辱负重”，要待机“快刀斩乱麻处之”。实力下降，而不作让步，反而蓄心要消灭之。这种谈判是决计谈不拢的。

　　既然如此，只能有待友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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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西来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美国人所起的作用，绝不容忽视。他早年之对宋美龄锲而不舍的苦苦追求，营造了一道与美国人沟通的可靠桥梁。宋美龄是地地道道美国文化培植的时代女性，她运用了特有的蒋夫人的地位，周旋于中美要员之间，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谋得了不少好处，助长了蒋的声势。

　　自从日本的侵略，促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后，原则上，中国的抗日力量是增强了的，但另一方面，美国人于此际所采取的态度，亦令人不齿，他们不理战争的正义与否，竟向日本提供军备与石油、钢铁等，大发战争财。

　　这时候，由于有国共合作为政治前提，宋氏三姐妹：庆龄、美龄、霭龄，得以齐集重庆，共同为国难而合作，她们照顾伤病、组织抗战后勤工作组织，难民救济委员会……，的确是起了不少作用的。

　　然而，更有作为的，应该说是她们也作了很大量的宣传抗日工作，而且是对美国和世界各国公开宣传，她们通过对美国的无线电广播，痛骂美国人的不是，力争爱好和平者的支持。

　　如果说，后来美国停止了支持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宋氏姊妹之功，那是言过其实的。日本人本身的无休止和狂妄的侵占，尤其是触爪已伸向南洋群岛一带，就显然与美国产生了经济上的利益冲突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也使美国人不得不感到有对日本孤立的必要。

　　要孤立和消灭日本人的气焰，要在中国战场上牵制着日本，与中共合作好还是与国民党的势力合作好？美国人也考虑到中共势力与苏俄之关系，如果与共产党合作，日后苏俄与中共在亚洲的势力，可能膨胀到惊震世界，不可收拾。

　　为此，美国人知道自己应该增强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的盟国力量，中国成为了盟国中反日本法西斯的主要一员。美国人终于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经济顾问，随着而来的当然是大量的军事补助——金钱和军备。

　　美国人给予蒋介石的财政贷款和中美租借协定共十三亿七千万美元，先派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到中国。

　　史迪威将军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抵达重庆，成为国民党的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自从国民党以执政党的身份，签署了盟国宣言之后，蒋介石就堂堂正正，生性立品地大事抗日了。

　　同年起，蒋夫人亦开始施展她的浑身解数，周旋在美国白宫高层人士之间，为蒋介石争取更多的军援。

　　直至一九四三年，由于有宋美龄的从中斡旋，蒋介石被罗斯福邀请去开罗，与英国的邱吉尔一同开高级会议。

　　蒋介石得以出席，完全是美国人既在中国投下了这庞大的军援，如果不把蒋捧成抗日英雄，是难以向美国国民交代，自己也难向全世界显示是盟国之首的地位的。

　　另一方面，蒋介石自己亦以有资格出席会议，以俨如一国之君的姿态，在中国国民中，日渐树立其正统的地位。

　　由此可知，蒋介石与美国的关系之所以能建立，在于相互需要。

　　蒋介石与美国人合作的这一段蜜运时期，实际上也是他军力最高峰的阶段。史迪威将军到了中国以后，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按美国本身的利益所在，安排蒋介石的军队——中国远征军，以配合盟国即英军作战为由，为阻止日本攻占新加坡、缅甸，急进直入印度的攻势，出征缅甸。

　　这次出征，最后以战败告终，并且退入印度苦守。当时远征军的编组，是以第五军杜聿明部和第六军甘丽初部为主干，由杜聿明以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的名义负指挥的责任。后来才派罗卓英任司令长官的职务，并增派六十六军张轸部入缅，共为三个军。入缅作战的目的是想占领仰光，保持这个唯一的出海通路。但日寇已抢先占领了仰光，远征军不得不在仰光的外围与日寇作战。

　　当时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士气非常旺盛，在仁安羌把截断英军退路的日军打退，把英军主力救出重围，在仰光外围同古接替了英军的阵地，尔后又担任后卫，掩护英军主力按计划安全撤往缅京曼德勒地区。

　　英军原定在那里集结，再会同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反攻，规复仰光。但英国军队并没有信守诺言，到达曼德勒立即迅速渡伊洛瓦底江向印度退却，置中国军队于死地而不顾。

　　蒋介石知道上了英国人的当，只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苦。他迁怒于史迪威，因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资格，随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一同入缅，蒋介石并托史迪威特别关照中国入缅军队，要史担任英军统帅亚历山大与中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之间的联络，并指导作战。只是碍于盟友关系，蒋介石有口难言，而且对史外表还是非常客气，并未见诸词色而已。

　　当英军由曼德勒地区撤入印度，中国入缅远征军主力第五军（三个师及直属部队与张轸军之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陷于三面包围之中，史迪威偕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及长官罗卓英，随英军退至伊洛瓦底江西岸，想沿江至密支那再退入中国境内。他们进至卡萨（密支那以南约三日行程）附近，史迪威得报，日军已进入八莫、密支那，长官部与所有军队退入中国的归路，已被截断。史迪威认为只有迅速跟上英国军队退入印度，再无他策。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接受了史迪威的意见，命令杜聿明并直接命令孙立人师立即跟随英军经路，那里实际是缅甸与印度东北角唯一简易汽车路，以北就是野人山原始森林，几乎是无人烟的区域，向印度英伐尔撤退。

　　这次退阵，历时三个月，才陆续脱险境。蒋介石感到第一次与美国人合作，竟以无功而终结，自己的军队元气大损，他总认为是决策错误，更感到美国人将自己的军队作为雇佣军看待，心有不甘。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从此只有深化的倾向。史迪威的职务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即蒋介石的参谋长），但他不按蒋介石的意图办事，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许多处置均独断专行，不与蒋介石商量，因此，蒋、史之间产生矛盾。其主要矛盾是史迪威要求直接掌握即直接编组、训练、指挥、补给国民党远征军部队。他借口高级将领不听指挥，曾当面要求蒋介石将师级以上高级将领和司令部全部撤销，由他统辖师以下部队对日作战。

　　这一要求，使蒋介石感到尴尬不已，因为这些将领之中，不少是追随他多年的心腹，岂能因史的一句说话而弃之如敝履。其次矛盾是史迪威曾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为了集中力量早日击败日本，主张以美国武器装备第十八集团军（即原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张装备非蒋嫡系的广东、广西、云南部队。

　　史迪威的主张与蒋介石一贯反共的政策相违，因此蒋对史深怀愤恨，但又惟恐与史迪威正面冲突会使蒋美之间发生更深抵触，于是在史迪威问题上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据蒋介石当时的中将参军朱世明（蒋、史之间的联系人）说：“史迪威很少与蒋介石见面，每次见面都有话不投机半句多之感。”又说：“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意见虽然很少作正面答复，但面子上仍表示敷衍。”

　　蒋介石与史迪威长期处于矛盾之中。当美蒋成立了四个方面军及预备方面军时，史迪威要求将军长以上、至少集团军以上的中国将领一律撤换，改由美国军官担任。蒋未同意。史对蒋威胁说：“如不撤换，中国军队就不可能对日反攻。美械以后也不再装备蒋军，而装备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在一怒之下，致电罗斯福，要把史迪威赶走。

　　大约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应蒋介石之约，杜建时随伴赫尔利去重庆南岸黄山别墅与蒋介石共度周末。赫尔利的身分是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而杜则是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兼国防研究院副主席。我们会稍后介绍赫尔利在华期间的活动。

　　赫尔利到达别墅时，蒋介石在山顶他的住所里睡午觉。杜建时和赫尔利走进山坡上一栋名叫做老草房的客房里休息。过了不久，忽然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朱世明随伴史迪威走进了老草房，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史迪威拉着赫尔利走到里面一间房里去。杜建时和朱世明仍然坐在外面客厅里，隐约地听到赫、史两人在里面讲话，谈什么却不清楚，只偶然听到赫尔利说“不行，不行”。

　　杜建时问朱世明：“史迪威也是应邀来别墅度周末吗？”朱世明回答说：“不是。史迪威要求见蒋介石，蒋召他来的，大概谈完话就走。”

　　午后，有人来请史迪威、赫尔利上山顶。

　　当他们走进山顶客厅时，蒋介石已在客厅里，大家坐下。史迪威沉着面孔向蒋介石说了几句很不自然的客气话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他说这是罗斯福总统给委员长的一封信，随着就将信交给朱世明。朱刚刚把信抽出来，蒋介石看到信的下面有中文译文，他好像已经知道信里内容似的，面带着怒容，从朱世明手里把信抢过去，仅仅看了两三眼就把信放在桌上，仰着头一言不发，就这样阴沉了五、六分钟，双方都不说话。后来还是史迪威首先开口对朱世明说：“你问问委员长有什么指示没有？”

　　朱世明译给蒋介石，蒋介石仰着头看天花板，不作回答。这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又经过了几分钟之后，史迪威对朱世明说：“我办公桌上堆着很高的公文等待我批阅，委员长如没有什么指示，我就回去了。”

　　朱世明又翻给蒋介石，蒋介石仍然不理。

　　这时赫尔利插嘴说：“事情需要考虑，我们告辞吧。”

　　杜建时刚把这句话翻给蒋介石，蒋介石就站起来向赫尔利望望，勉强对赫尔利微笑了一下之后说：“好吧，我们回头再见。”

　　在史迪威和蒋介石全部谈话时间内，蒋介石没有看过史迪威一眼。回到老草房的客厅之后，史迪威和朱世明就走了，临行时，史的面色很难看。

　　老草房的客厅里，只有赫尔利和杜建时，按一般规律，他两个要到山顶上和蒋介石一同进晚餐。那天却不同了，六点钟的时候，蒋纬国来到了老草房，对杜建时说：“我父亲今天有些不舒服，赫尔利不要上山吃饭了，就在老草房晚餐吧！”

　　饭来了，赫尔利带着沉重的心情坐在饭桌上，呷着香烟，玩弄他的刀叉，很久不吃饭。

　　杜建时和他说笑话：“吃饭吧！吃饱了，有精神，问题就容易想通了。”

　　赫尔利说：“我们作了一件不应当做的事，把事情搞复杂了，……麻烦……麻烦……”

　　接着又说：“史迪威硬得很，本来问题就不容易解决，问题再加上问题，就更不易解决了。”

　　他又说：“华盛顿把蒋介石看得太简单，把解决中国的问题看得太容易，才做出这样的错事。”

　　当时杜建时还不清楚罗斯福信上说的是什么，就听不明白赫尔利这些话的真意，但体会赫尔利发牢骚是对罗斯福的信表示不满，对史迪威的处置表示不满。

　　第二天早晨八点多钟，蒋的侍从室主任林蔚来了，首先找杜建时，问杜有什么事发生？杜将昨天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听了之后就上山见蒋介石。回来后，杜建时问林蔚，信上说的是什么？林蔚说：“罗斯福要求委员长把中国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由史迪威来统领中国部队对日作战。”又说：“美国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才发生这样怪事。”

　　当日下午，赫尔利和杜建时回到军政部招待所，当天晚上，赫尔利和他的文书上士起草电报稿子，十一点钟，美国大使馆来了一个职员，把赫尔利的电报取走。

　　杜建时意识到赫尔利的电报是打给罗斯福的，可能是向罗斯福反映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提出他解决史迪威和蒋介石矛盾的意见。

　　过了两天，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询问杜建时关于史迪威去黄山的情况，杜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他。何应钦说：“真岂有此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罗斯福把史迪威调走。”何又说：“史很坏，调开了他，事情就好办了。”

　　过了几天，史迪威的上校秘书刘耀汉（中国人，与杜建时是亲近朋友）告诉杜建时说，他要随史去美国。杜故意问刘，史为什么回美国？刘说：“史迪威和蒋介石搞不拢，蒋介石要求罗斯福调回史迪威。罗斯福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已明令调史迪威回华盛顿。”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史迪威卸职回归美国。

　　据廖耀湘所知，史迪威开始并没有想到蒋介石会要同他最后破裂。他在得到蒋介石要撤他的职要求调回美国去的消息时，曾感到意外。他曾力图挽回，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蒋介石，答应不装备共产党的军队（这是史迪威的亲信和他的秘书刘耀汉告诉廖耀湘的），但事情已不能挽回了，蒋介石的电报已经打出去。因为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感情和观感坏极了。

　　一九四四年底，廖由缅甸回到重庆看蒋介石，有一次谈到美国联络官与史迪威问题时，蒋还大骂史迪威说：“其他美国人都好，只有史迪威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要干涉中国内部的事情，他想统治中国。”

　　可见蒋介石决不会因史迪威的一纸信而改变他的决定。又据廖耀湘的看法，蒋介石认为史指挥三个中国步兵师打通中印公路，与他指挥几百个师在全国战场相比较，简直不算一回事。

　　蒋介石以为史被调回国，则他在中国的使命就算是失败。但美国人和罗斯福当时不是这样看法，他们认为史利用中国三个师打回缅北，开收复全缅的端绪，是一个英雄。这与麦克阿瑟打回菲律宾同样传为美谈，几乎一致承认史是一个良好的战场指挥官，甚至有些不满意史氏个人脾气的美国人都如此承认。所以史被召回国后，即被任命为美国第十军军长，担负进攻日本琉球群岛的责任，大大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

　　因此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春到云南曲靖校阅新回国的新六军时，曾对廖说：“你们应同史迪威常通信，保持良好关系。他现在的职位和所在的作战地区很重要，将来可能就是这批人在中国沿海登陆……”惯于以权势来衡量价值观念的蒋介石这时似乎感到某种程度的顾虑和懊悔之意。

　　一九四四年九月，蒋介石给杜建时一项任务，对杜说：“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要来重庆，你去招待他，务使他在生活上心情舒畅，不要刺探他心事，发现什么问题，随时和我直接联系。”

　　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赫尔利和他的随员美国陆军骑兵上校马堪及文书上士到达重庆，住重庆两路口军政部招待所。自一九四四年九月赫尔利到达重庆起至十一月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止，杜建时经常到军政部招待所招待赫尔利，并常陪同他赴重庆南岸蒋介石的黄山别墅与蒋会晤。

　　赫尔利到重庆的第二天，就由杜建时陪同到曾家岩“官邸”去拜会蒋介石。赫到达官邸时，宋子文已在大门口迎候，赫和蒋介石会谈了一小时。在座的有宋子文和杜建时，所谈的内容，主要是赫尔利说明他的来意。他首先恭维了蒋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和全世界的贡献”“是令人尊敬的”。其次他说：“中国抗战了很久，在各方面都会存在着困难，为了早日击败中美共同敌人——日本，我们应当互相援助。”他说罗斯福派他来华的任务是援助中国早日战胜日本，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他说到“领袖”二字，特别把声音提高，把右臂举起，表示他的兴奋情绪。

　　蒋介石满脸笑容，向赫尔利频频点首，表示感谢。蒋介石说：“我们十分欢迎你。你们的帮助，是会解决中国困难的。”最后他对赫尔利说：“以后我们要谈的事很多，请你和宋子文联系。你随时想谈，我们就可以见面。”临别的时候，蒋送赫到大门以外。

　　第二天，蒋介石亲自到军政部招待所回访赫尔利，带去很多的鲜花、茶叶、糖果等礼品。蒋在那里和赫谈了十几分钟就走了。谈话的内容是蒋介石告诉赫尔利关于重庆气候情形和生活上一些应当注意的事情，没有涉及任何问题。

　　一九四三——四五年，美驻华上校武官狄拔斯，与杜建时是美国参谋学院的同班同学。由于狄在中国住过十几年，自命为“中国通”，就对中国留学生份外要好。抗日期间，狄在重庆充任武官，又与杜建时时常来往，彼此互为关照，私人感情甚好。

　　赫尔利到达重庆后，狄常到军政部招待所与赫密谈。大约在十月上旬，杜建时约狄拔斯在杜家中晚餐。饭后，杜问荻，赫尔利来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荻说：“赫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协调蒋介石和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的隔阂。”

　　他说：“美国人民要求美国政府赶快击败日本，迅速结束太平洋战争。中国如能以有力部队反攻日本，多方面对日本进行压迫，就可以早日胜利结束战争。但是用‘长期抗战’来拖垮日本，或等待美国在太平洋上击败日本的做法，是与美国的希望不相吻合的。因此，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在抗日时期团结共产党，抽调西北胡宗南部队使用于抗日方面，并极力主张军事援助的物资应分配于包括十八集团军在内的抗日部队。这样就可以对日积极作战，发展大规模的攻势而早日胜利结束战争。史迪威这些要求和主张，被蒋介石所拒绝，而毫无通融余地。因此，史迪威与蒋介石产生了隔阂。”

　　荻接着说：“史迪威的个性很强，一定要坚持他的主张，就使这个问题成为僵局。”

　　他又说：“史迪威的主张，不是史个人提出的，是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和考虑实际军事情况而提出的。盟国之间的合作，双方面均须乐于考虑双方最主要的共同目的。蒋介石坚持自己的主张，也使僵局无法打开。”

　　他说：“罗斯福为了消除这个隔阂，派赫尔利来中国，从中协调。”他又说：“赫来到这里已经一个来月，几次与蒋介石商谈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呈现什么可能的转变。”

　　最后他说：“史与蒋的矛盾，起源于对待共产党的问题，要解除蒋与史的矛盾，必须同时调处国共之间的问题。赫尔利来华的另一使命就是调处国共问题。美国人调处国共问题，主要是为了早日击败日本和巩固国民党政权。”

　　几天之后，杜建时把荻拔斯的谈话告诉了蒋介石，蒋沉思良久，未发一言，最后只说：“你常和他们接触，有什么侧面消息，直接告诉我。”

　　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蒋介石约赫尔利去重庆南岸黄山别墅与蒋介石共度周末，适史迪威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来见蒋介石，终于发生了史蒋之间的最后决裂。蒋介石赶走了史迪威，赫尔利大伤脑筋。前面已详细叙述，不赘。

　　大约从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开始，赫尔利从中调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矛盾问题。会谈的地点在重庆军政部招待所。共产党方面是由周恩来代表出席，国民党方面是由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代表出席。每隔三、五日，赫尔利分别约请双方代表会谈一次，一共进行了五、六次。

　　约在十月初旬的一个上午，赫尔利随员陆军骑兵上校马堪，乘飞机去延安，杜建时把这件事告诉蒋介石，蒋听了很诧异，显出不悦的面色。他当时把他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叫来，问唐是否知道马堪去延安？唐答不知。蒋想了片刻之后，对杜说：“马堪赴延安的事，赫尔利不告诉你，你不要问他。”

　　赫派马去延安作什么？杜不知道。由事实说明蒋介石对这件事也是不知道的。几天之后，赫尔利在黄山别墅与蒋介石共度周末时，赫尔利对蒋介石说：“为了调处容易，让马堪到延安向共产党打个招呼。”蒋介石听了，佯做不知的说：“很好，很好。”

　　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对杜建时说，赫尔利要到延安去，让杜预为安排，并让杜送赫尔利去飞机场。就在同一天，赫尔利也告诉了杜建时，他要去延安，并说：“我将从延安给蒋介石带来好消息。”

　　十一月中旬，赫尔利从延安回来，由宋子文陪同见过蒋介石之后，显得非常沉闷。一天晚上赫尔利与杜建时闲谈，告诉杜在延安的一些情况，说了一些他和毛泽东会谈的零碎事项，即发牢骚说：“抗日战争之后，中国万不可再打内战。为了防止内战，最好和最紧要的方法，是设法让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

　　又说：“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必须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作为交换条件。”“成立以国民党为主有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政府，共产党是赞成的。”“成立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中国一切军队都听从这个政府的命令，这样实际就是把共产党的军队拉出来了。有问题在政府解决，就可以避免内战了。”

　　他又说：“但是蒋介石不赞成，他认为这样做不通。”

　　他最后说：“最重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

　　此于可见，赫尔利此次延安之行，颇为顺利，起码他能说服到毛泽东愿意与国民党共同组联合政府，只可惜回到重庆之后，反而是蒋介石不能同意，因此，赫很不是味道，并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倘谈判失败，错在国民党。”

　　同月十七日，赫尔利改任驻华大使，而遗缺由魏德迈接任。

　　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里，赫尔利病了十几天，蒋介石亲自携带这鲜花和哈密瓜到军政部招待所看望赫尔利。两个人谈起来，首先从哈密瓜谈起，逐渐又谈到对中共问题上。

　　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

　　蒋介石频频点首。赫尔利又说：“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

　　蒋说：“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赫就没再向下讲了。

　　有一天蒋的侍从室主任林蔚代表蒋介石来看赫尔利的病，之后，林蔚对蒋介石说：“赫尔利闹的是心病，事情搞不通，心里不痛快。”

　　到了廿二日，赫尔利将蒋介石的三点答复交给留在重庆的周恩来，内容是可以承认中共的地位，但必须交出兵权，周看了以后，认为这等于要中共无条件投降，于是立即决定不再谈判，飞返延安。

　　美国决定调走史迪威后，其参谋部给赫尔利来电，提出魏德迈继史迪威充蒋介石参谋长的职务，让赫商请蒋介石选定。

　　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赫尔利在重庆蒋介石住宅与蒋会晤，在座尚有杜建时和蒋的侍从室外事高级参谋皮宗阚。

　　赫尔利说美国参谋本部提出了魏德迈继任史迪威参谋长职务，并且介绍了魏等的简单历史情况。魏德迈年轻英俊，性情很好。又说：“这个人能服从委员长的指示，请委员长选择决定。”

　　蒋说：“我在印度见过魏德迈，他很好，欢迎他到中国来。”

　　据杜建时所忆述，魏德迈原系德国人，后移居美国。魏在德国军官学校和参谋学院学军事，回美国后又在美国参谋学院学军事。约在一九二五年前后，魏充美国步兵第十五团中尉副官时（团长马歇尔），曾在天津住过一年。一九四二年英美联合成立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以英国人蒙巴顿为总司令，以美国人魏德迈为参谋长，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兼充蒙巴顿的副职。当时驻印军受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指挥，因而魏德迈对于史迪威的职责和他所办的事情，相当熟悉。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是蒋介石的生日，赫尔利到重庆山洞蒋“官邸”为蒋祝寿。

　　赫对蒋说：“今天我的寿礼是把美国英俊的将军魏德迈请到中国来。他已经在今天下午到重庆，暂时和我住在一起。”（住军政部两浮支路招待所）赫又说：“请指示时间，让魏德迈来见委员长。”

　　蒋介石说：“请先告诉他，我们很欢迎他，明天就可以见面。”

　　蒋当时指示杜建时陪同魏德迈到重庆城内蒋住宅与蒋会晤，并指派杜建时作蒋介石与魏德迈的中间联系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魏德迈与蒋介石在蒋住宅第一次会晤，在座的还有赫尔利、杜建时和皮宗阚。

　　魏德迈有了史迪威的失败经验，第一次会晤，即表现出惊人的拍马屁术来对蒋介石表示：“我是委员长的参谋，参谋的任务是忠实地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委员长的命令变成为有效的实际行动，而且使这一切行动都适合委员长的企图。”“军事上一切重要事情，都要向委员长请示后再办。”又说：“史迪威过去的一切计划，大致我都清楚，实施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了解，过几天之后，等我把全盘情况搞清楚，再向委员长请示办法。”“经我的要求，美国政府派索尔登来华接充史迪威驻印军总指挥的职务。索尔登是很能务实的人，希望委员长同意。”

　　蒋介石一听魏的一连串服从、请示、要求等等，心知道自己对史迪威的处理已经生效了，美国人派来的家伙已收敛了昔日的傲气，他对魏德迈表示欢迎，问魏住的地方合适不合适，希望魏随时和他保持接触。

　　魏提出索尔登充任驻印军总指挥后，蒋回答说：“很好，有机会希望见面。”谈话约有一小时，魏德迈对蒋介石必恭必敬，用美国部下对长官的礼节对待蒋介石。蒋则满脸笑容，表示欢迎魏的意见。以往史迪威傲慢专横，不把蒋放在眼里，结果弄得很僵，魏则一反史迪威的作风，对蒋表示顺从。

　　自此之后的两年对日抗战过程中，魏德迈成了蒋介石军队的重要决策者，他确定方针，判定敌情，制定部署，又或可以说是成了蒋介石背后的操纵者。当然，美国人在蒋介石身上投下的这些资金，是绝对不容有误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在种种势力的打击之下，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了，然而，在中国大陆上，尽管蒋介石是以执政党元首姿态出现，但毕竟在正式抗战之初，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确有过盟约，如今日本投降了，而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亦积蓄了一定的势力，而且可以说，如蒋介石无美国人在背后的支撑，共产党在民间的影响力与渗透力，比之国民党会更巨。

　　美国派到中国来的几位高级将领，史迪威、魏德迈先先后后都与共产党交过锋，亦深晓得抗战胜利后，如果共产党不退出政治舞台而与国民党相峙下去，国民党的实力是不足够的。因此，美国人不得不以高压的手腕，去继续支撑自己的盟友。

　　首先，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名义命令日本政府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包括越南日本侵略军）只能向蒋委员长（当时中国战区统帅）及蒋委员长所属之军队投降。

　　这无异是命令日本政府与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不能向中国共产党军队投降，有力地帮助蒋介石，并使之“合法化”。

　　日本在宣布投降后，冈村宁次立即派遣其总参谋处长金井武夫至湖南芷江，第一次向何应钦（当时陆军总司令）接洽投降。

　　在仪式上萧毅肃（陆总部参谋长，代表何应钦）、麦克鲁（魏德迈的副总司令并充何的美国总联络官），就根据麦克阿瑟上述命令，命令金井武夫转令冈村，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无条件地向蒋介石及蒋介石所属军队投降缴械。金井武夫当即无条件接受并转报冈村。

　　何应钦要日伪军控制所占领的地区和要点要线，等待国民党军队之来到，并坚决拒止共产党军队之接收，必要时可以防御反击，这也是在第一次接见金井武夫时用备忘录规定的。所以当日后共产党的解放军接收天津、开封、郑州时，日军竟敢公然抗拒回击，就是根据何应钦转奉麦克阿瑟的命令的结果。

　　魏德迈根据麦克阿瑟上述命令，立即集中中国与印度境内所有美国军用与民用飞机空运军队，帮助国民党抢占京、沪、平、津各大城市。

　　首先集中空运驻湖南芷江的新六军至南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起），控置日侵略军总部及冈村宁次，压迫他绝对服从何应钦和蒋介石命令。接着又把上项飞机集中广西柳州空运九十四军和汤恩伯总部至上海，抢占上海这一工商业中心与沿海的最大城市（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起开始空运九十四军）。尔后再集中空运九十二军至北平着陆。上述三大城市原来在抗战时，长期以来为共产党的解放军敌后武装所层层包围着的。没有美国空军帮运，则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当时不可能占领，最低限度不可能迅速到达这些城市接收。

　　到了八月下旬，解放军向天津日本军进攻，迫其投降缴械，曾发生激烈的战斗。

　　冈村报告何应钦请示，当令坚决反击，并给冈村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三日命令，称解放军为“股匪”，命日军坚守天津、开封、郑州等据点，必要时尚应向解放军“收复失地”。

　　何应钦当即汇报蒋介石，蒋介石大为震动，立请美政府与魏德迈援助，请美国派兵占领津沽至秦皇岛一带地区，以免万一落入共产党之手。

　　美国的军队占领上述滩头阵地之后，首先以军舰三十余艘从越南海防把五十二军运至秦皇岛登陆。又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由上海把十三军运至秦皇岛登陆，并以飞机援助上述两个军立即攻占山海关，长驱进入东北，第一步跃进至锦州，再跃进至沈阳。

　　与此同时，美海军又昼夜帮助蒋介石从海上运输攻占东北的后续部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美军从上海运送新六军，尔后由广东运送新一军经秦皇岛登陆入东北。尔后又从越南海防把五十三军周福成部和云南六十和九十三两个军海运东北，还有七十一军和几个交警总队也从海上经秦皇岛运入东北。秦、葫两岛，后来就成为美国补给后来者的东北解放区国民党部队的主要海口。

　　美国人之所以这样大的力量，从海空帮运蒋介石的军队抢占东北，就是要经蒋介石之手控制整个东北，以此作为与苏俄对抗的阵地的。杜鲁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以前两三天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中国不要在条约上签字（以前是美国赞同过的）。蒋介石曾立即打电报给宋子文不要签字，但宋接到和译出这个电报之前，已经签了字，再没有办法反悔。当时美国已感觉它那时的力量已远较雅尔塔时代大得多，想经蒋介石之手，推翻雅尔塔协定，以遂其独霸满蒙的阴谋。

　　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二日魏德迈第二次来华，曾到东北实地考察，结果认为蒋介石再不能控制东北，必须美国亲自出马设法控制东北，否则东北就会落入共产党和苏联之手。

　　因之魏德迈建议美国，通过联合国托管东北，以达到控制东北的目的。但是必须蒋介石同意，美国才能出面。魏德迈在南京时就力劝蒋介石出面请联合国托管东北，由美国用联合国民义把东北拿过来。

　　到了此时刻，蒋介石不得不为个人荣誉打算。这是个战后的敏感问题，因为他不敢在九一八以后再来一次卖国勾当，因而没有答应。

　　魏第二次访华回国后，竭力主张美国应即大规模援助蒋介石，否则蒋介石难逃失败的命运。魏在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大声疾呼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外交委员会主席问魏德迈这样一个简明扼要的问题：“蒋介石是否代表美国利益？”魏在考虑后，肯定断然回答“是”。

　　当时美国的两个政党在援助蒋介石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意见。但自魏第二次来华后，美国援助蒋介石又趋积极，派来更多的军事和其他多种顾问，扩大了美国驻国民党以巴大维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

　　约两个月之后，即一九四七年十月廿七日美国通过中美救济协定，以二千七百万美元物资援助国民党打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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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然王气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接着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美国的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英国的福拉塞上将、苏联的狄米夫扬科中将……相继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九月九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递交降书，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终于结束了。在战争里，中国人伤亡达一千八百万人，加上部队的损失，总伤亡在二千万人以上。财产损失据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刊载冈嘉平太的谈话说：“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战争损失达五千亿美元到八千亿美元”。多漫长、多可怕的八年！渡过这八年的人，对于这一天的喜悦也许是永生难忘的。中国沉醉在胜利的欢腾中，他们没有感觉到，或是即使感受到也不愿仔细思考——抗战胜利原不过是另一场更使人痛苦的、骨肉相残的内战启端。

　　战云早就笼罩在欢乐的国土上边了。

　　在欧洲战争将要结束的时候，盟国洞烛先机的领袖们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到十一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聚头，在谈笑之间安排了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和分配战争的胜利果实。当时被列为盟国四强的中国并没有受到邀请，蒋介石再不是开罗会谈时可以充充场面的角色了。胜利将殖民者瓜分中国的野心带回来，在会议上，美英为了尽快促使苏联对日宣战，同意了：（一）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二）由日本于一九〇四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权益应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乙）大连须国际化，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丙）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三）千岛群岛应交予苏联。

　　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正式将雅尔塔密约通知中国，因为他们希望蒋介石派人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说要中国政府亲手将中国权益拱手让人。

　　蒋对此大为震怒，然而也不是没有心理准备，早在一年以前的日记上，他就写道：“对俄国横暴之来，能忍痛自制；形势上示弱虽甚，然而外交处境惟此一途。如我果与之据理争胜，则俄彼更有隙可乘；而我亦无外援，则必陷于绝境。所谓盟誓与约言，其实皆是为强权所利用而已。”

　　曾担任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要角的蒋经国，在这句话下面，更深有体会地写道：“弱国无外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有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而已。”

　　问题是“两害”，除了屈辱求全外，另一“害”是什么呢？

　　六月三十日，蒋介石委派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席代表，蒋经国以及他的同学卜道明（外交部亚洲司长）担任随员，一行抵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举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

　　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这次谈判。从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十二日举行了六次会谈。会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外蒙古独立，大连的地位、旅顺港的租用和中长铁路问题，还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

　　在第六次会谈以后，除铁路的经营管理、大连行政官员的任命、旅顺海军基地应包括的地区范围外，主要问题都已达成协议。由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定于七月十四日离开莫斯科到德国召开波茨坦会议。所以宋子文借此机会于七月十四日返重庆。

　　波茨坦会议于八月二日结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八月五日返回莫斯科。宋子文同国民政府新外长王世杰等于八月六日到莫斯科继续谈判。

　　就在宋到的当天，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此时日本已准备投降，而中苏之间在谈判中尚待解决的问题还未达成协议。

　　为了赶在日本投降以前捞一把，斯大林于八月八日，即中苏双方第七次会谈的当天突然对日宣战，而不待条约的签订。八月十三日，举行第九次会谈那天，盟军即收到了东京关于在保存天皇制度的前提下愿意无条件投降的建议。而中苏双方还在谈判桌上对苏联参战的条件讨价还价。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八月十四日，正是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本来，条约的签订是促使苏联早日参战。

　　在这个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签呢？这问题且看他们最后达成的条约要点吧！

　　一、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提供道义的、军事的和其他物质的援助，这些援助全部地交给中国国民政府。

　　二、苏联承认大连、旅顺和共管的中长铁路为满洲不可分割的部分，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承认该地区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三、苏联宣布它无意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

　　关于外蒙古：

　　在战胜日本后，中国政府同意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其公民是否赞成独立。如公民投票结果赞成独立，则中国政府将承认外蒙古独立，其边界保持不变。

　　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两国同意将两条铁路干线合并为一个铁路系统，称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两国共有，并决定组织商业公司经营之。

　　关于旅顺：

　　中苏两国的军事舰艇和商业船只均可自由停靠旅顺港。苏联政府为防御目的，有在该地驻扎陆、海、空军的权利。

　　关于大连：

　　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商务和航运开放。允许苏联方面租用港口设备和装备的一半。

　　关于军事合作：

　　满洲光复后，中国将派遣军事代表和参谋人员进驻该地区，并与苏军合作建立该地之行政机关。

　　此外，还有一分备忘录。斯大林在备忘录中允诺于战胜日本三个月之后，从满洲撤退全部苏军。

　　请注意，苏联在条约上表示完全拥护国民政府。苏联政府所长期支持的中共，终于在大利益面前受到冷落。条约的签订不只为了打日本，而且还为了对付中共。

　　斯大林在谈判的时候之所以可盛气凌人，就是因为他体会到蒋介石本人仇视中共的心理。

　　雅尔塔密议签订时，罗斯福是理解密议里的这一微妙的因素。但在签订密议后不久的四月十二日，他就逝世了，以副总统身份依法继承的杜鲁门毕竟有些愚鲁。

　　当时美国国务院有一份呈送总统的关于中国的报告，扼要的叙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报告说：“我们对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共同对日作战；从长远观点来看，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作为远东所必须的主要稳定因素。”报告中接着叙述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的具体政策。在政治上“力求促进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政府的成立。”在经济上，在力求机会均等，尊重国家主权和自由贸易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经济合作。“准备给予中国一切切实可行的经济、财政和技术的援助。”在军事方面“通过对中国的直接军事援助，促进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一方面着手改组、训练和装备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军队。……我们也致力于把共产党军队同国民政府军队溶合起来，实现极必要的中国军事上的统一。”这份报告最后说：“我们的长远政治目标既然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能有助和平与安全，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在战后理所当然地要帮助中国发展现代的、有效的军事组织。然而，鉴于目前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内战的可能性，以及与苏俄的复杂关系，我们不准备向现在的中国政府承担给予这种援助的义务，除非我们已经确信这个政府在实现统一和取得中国人民的积极支持方面有了进展。”杜鲁门在看到这个报告后说：“这个备忘录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我对中国最初的想法。”杜鲁门有他现在的想法，他的想法是帮助蒋，但他不了解斯大林的想法，故而派人去探探。五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从莫斯科致电杜鲁门，报告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霍普金斯在电报中说：“斯大林毅然决然地说，他将尽一切努力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他并且说，这种领导在战后还应当继续保持下去，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像他那样强大。他特别提到没有哪个共产党领袖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统一中国。尽管他对蒋委员长有许多保留的意见，但他仍建议支持这位委员长。”

　　美、苏两国都适当地表示了对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也为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付出了代价，所以蒋是势必剿共的，这一方面是不让国际友人失望，另一方面也好使自己仇共心理得到满足，以补偿为换得支持所受到的屈辱！

　　在国内方面，由于抗战形势的好转，似乎双方都在摩拳擦掌，想再比划比划。中共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三日到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国民党不甘示弱，在五月五日到廿一日，于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坚决拒绝中共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对于国共关系，声明要讨伐“妨害抗战，危害国家”者，实行国民政府的统一。双方剑拔弩张，局势险恶。

　　这时候的中共，再不是在江西时期那种穷酸样了，而是拥有一百二十七万人的军队，二百六十万人以上民兵队伍的大豪客，占地面积一百万平方公里，统治人口一亿二千五百万。而国民党总兵力有四百三十万人，正规军两百多万人，统治三亿以上人口的广大地区。抗战胜利后更控制全国交通要道和所有的大城市，接收了日军、伪军的百多万人的全部装备与物资，还有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力量庞大，故此这一次内战肯定是全国范围的、惨烈的战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八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开展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

　　张治中回忆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倘若我们切身处地，在饱经忧患地渡过八年战火生活后，突然面前呈现一个兼容并蓄，政治开明的新社会，即使这只是深夜的一个梦，人们也会为这梦而泣。况且毛泽东此去重庆，简直是以身扑火，没有绝对的诚意，又何有这大勇的表现。毛泽东令重庆各界都倾倒了，他逗留重庆的四十三天内，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络绎不绝。甚至是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主将，声称与共势不两立的戴季陶，也闪耀出晚年的善意，在他约宴毛一行等人的信上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毛此行之所以被誉为“弥天大勇”，事实上是针对蒋介石不光彩的“前科”来说的。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已是中外皆闻，他那“领袖的人格”早大破产了。因为在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前夕，李济深作为蒋桂之间的和事老由广州赴南京，虽有元老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人作保，仍被蒋扣押于汤山。一九三一年蒋又借口“约法”问题的争执，把政敌胡汉民扣押，无独有偶，也是囚在汤山。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下飞机就被扣押，至今尚囚在台湾的慈湖，伴着老蒋之陵。

　　所以，所谓“重庆谈判”，蒋介石是未靠谈判桌已输了一仗，而且输了还不止，因为他处在这种被动地位，就必须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生怕有什么不知好歹的人暗算毛泽东，令他无辜地背了黑锅。故此他命令专门担任保卫自己安全的特别警卫组，也得保卫毛泽东。

　　蒋介石最大的缺点是不能输。自从击败军阀，统一山河，当上国民党和中国的领袖后，他自我崇拜的心理已发展至巅峰，自信是一代完人，几近圣贤。虽然抗战期间迭遭挫败，他仍相信“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故此重庆谈判前，他这样狼狈地输了一仗，就意味着谈判将更接近失败。蒋不会容许在谈判桌上再输的，但他在政治斗争方面明显是弱于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所以他更倾向于利用自己驾轻就熟的军事机器，一举摧毁中共。

　　上文说到，蒋介石早就运用办法取得苏联和美国的支持，在内部，他起用了得力助手，坚决反共的陈诚当军政部长，故此对共作战的势头是很明显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有重庆谈判呢？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何以国民党要谈，中共又肯谈？

　　从国内形势观之，当然谈判是与中国人情绪上不能接受一次骨肉互残的内战有关。谁贸然发动内战，都会丧失民心，这是国共双方的共识，因此得要谈一谈，以显示大家都是爱好和平，不得已而打之。

　　但毛泽东以此大勇，亲临敌营谈判似乎并无必要，因谈判只是烟幕，找几个代表马马虎虎地充数也就可以了。所以在中共而言，重庆谈判应有更深的意义。

　　我们说中共是带着诚意去谈判的，这并非吹捧，而是中共有说不出的苦衷。

　　首先是因当时中共在国际上寡助，美国是决不会支持他的，而苏联又被蒋拉拢了。

　　斯大林致电中共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指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其实就是表态不支持中共。斯大林还明确地表示过“我们认为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

　　其次是军事力量不足，虽说中共拥有百万大军，但相比国军的规模仍是太远，仍需一段时间发展，因此和平对中共有利，即使是短暂和平。而中共还估计，由于国民党“在内外的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中共有这种信心不奇怪，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压倒蒋介石，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

　　蒋介石所以要谈，而且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接连发出电报邀毛泽东到重庆谈，也是有国际和内部军事上的压力。

　　国际上，美国固然支持他，但并不想因为支持他而发生与苏联的冲突。而当中国完全为蒋的资本主义方式所统治时，苏联是难以容忍的，特别蒋的政府是一个完全投靠美国的政府，苏联的安全会因此而缺乏保障。在这关键时刻苏联难免会帮助中共，因此也难免与美国发生冲突。苏联和美国共同帮助蒋的目的，是希望能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发财，不是自己流血。

　　美国懂得这一点，所以想说服蒋介石以和平方式将中共吸引到政府方面来，含而化之。

　　而蒋在军事上因为起用了陈诚，也使内部派系斗争变得激化，被陈诚取代了军政部长之职，变成了空头陆军司令的何应钦，理所当然非常不满，使蒋介石的黄埔嫡系隐隐有分裂之象。陈诚上台后实行对各军的混编，藉此吞并杂牌军的手段，也使各系人马恨在心头。这些内部危机亦需时间来慢慢解决。

　　由于双方的压力和需要，所以产生了重庆谈判。但谈判失败的危险当时就非常严重，中共有诚意，无信心。毛泽东飞赴重庆前夕发出党内通知，这是他恐防自己有不测时候的遗诏，他告诫中共“绝对不要依靠谈判”，而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

　　蒋介石不会相信谈判，也没有兴趣，陈立夫说：“国民党江山是打回来的，谈是谈不去的。”这可说是蒋此刻心境的一个恰当的注脚。

　　毛泽东抵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充当代表。九月三日下午，周、王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份文件，表明中共立场。

　　蒋介石看完之后，九月四日，发下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人，劈头第一句就是：“中共代表昨（三）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跟着又写到“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文字硬崩崩的，恰像他本人，毫无转圜的余地。蒋的代表们只好惶惶恐恐地写了个《答复》交给周恩来和王若飞。

　　从这个《谈话要点》和《答复》看，显然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

　　例如中共提出：山东、山西、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国民党是空洞地答复：“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参加”，又如关于军队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师；又如中共提议设置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而国民党方面完全拒绝……

　　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为是根本不会得到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不过，最初料不到的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商谈，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十月十日午后在张治中家客厅里，毛泽东也在场，双方代表所签订的外间叫做《双十协定》的文件。

　　《双十协定》的主要精神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第二，商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结果了，中共愿意由四十八个师减到二十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商谈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

　　条约签定后，十一日毛泽东结束了在重庆之行，满载盛誉地飞回延安。

　　说来真凑巧，《双十协定》签定后，何应钦竟奇迹般地回心转意。个中来龙去脉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蒋的领袖人格对他还有决定的影响，也许是觉得更无法容忍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来。总之，他在十月十二日，便以国军总参谋长名义密令各战区重新印发蒋江西剿共时的文件《剿匪手本》，十月十三日，蒋就发布剿匪密令，要其部下“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黄埔系的内部分裂消失了，《双十协定》也就形同废纸，对共作战势在必行。

　　蒋的大军一开动，战绩辉煌，到十月十七日，就占据了中共所统治的城市三十座。

　　为鼓动战士情绪，何应钦不惜奔波，十月十四日飞到广州召开剿匪会议，声称：“国共现虽进行谈判，但绝不能因此对共产党有丝毫宽恕，今后对广东方面共匪必须彻底肃清，一个也不许放掉。”十一月三日又飞北平发布紧急内战命令，命国军兵分三路进攻张家口、承德、沈阳，十一月五日，在居仁堂召集高级将领三十多人，举行“华北剿共会议”，宣布华北剿共军事步骤。

　　战鼓频频，情况危急。中共却临危不乱，在军事与政治两方面都给予有效的回击。军事上阻滞了国军深入华北、进兵东北的计划；政治上则掀起了国府统治区内声势浩大的反内战高潮。

　　以国军的武装实力竟不能一举消灭中共，蒋介石的确甚为疑惑，后来接到张治中上的万言书，可能才明白过来，张写道：“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甚至有自告奋勇，坚持以武力解决中共者，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的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亦不能作战。”

　　美国对国军的军事阻滞比蒋更为担心，正如上面所说，美希望中共加入国民政府，借此含而化之，避免与苏发生直接冲突。但他们也预感到蒋会坚持对共作战，倘使如此，他们就希望蒋能一举成功。尤其是目前斯大林尚记得与蒋有承诺的时候，那不失为一个办法。但国军竟如此不济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驻华美军统帅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报告：国民党没有很好地控制华北，对占领东北“完全还未准备”，而且由于它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使它“严重地失去了大部分的同情”。除非和中共成立协议，蒋介石“将不可能在数月内，甚至数年内稳定华北局势”，并且“将在许多年中不可能占领满洲”。

　　为此，美国政府决定采取新的行动。十一月二十七日，它宣布调回曾经公开声言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时宣布任命曾任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的陆军上将马歇尔以杜鲁门总统驻华特使的身份赴华调停中国的内战。马歇尔的使命，要“努力说服中国（国民党）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

　　国外的压力，国民的反对和军队的厌战，使蒋明白此刻不是动干戈的时候。他再次无可奈何地走向谈判桌，按《双十协定》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时候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此前夕，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已谈妥停止国内冲突的协议，也在十日正式签订。

　　从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了二十二天。

　　会议由五方面代表组成：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社会贤达。讨论了五个主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联合政府、草拟宪法、国民大会。中共与民盟搞统一战线，国民党则与青年党称兄弟，其他则是散兵游勇。各代表轮流发言，申明主张，冗长不堪，几至无时间磋商。但最后却达成了协议。这是马歇尔的功劳。

　　五项决议中，最重要的是联合政府。

　　中共与民盟的攻守同盟取得了成果，他们要在国府委员名额中占去四分之一，国民党占二分之一，而且有涉及施政纲领变更的议案，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蒋刚愎自用，对此简直难以忍受，只因美国压力才勉强答应。

　　政治协商会议还决定由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最高军事小组三人会议，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在三人组商谈开始之前，马歇尔就向蒋提出一个草案，建议全国军队整编之后，中共陆军与国民党陆军成一比二之比，海、空军也占百分之三十。当时中共未有海、空军，也没有提过这种要求，竟然平白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兵力，蒋介石看到后当然愤怒，故即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海、空军又没有了。

　　这份基本方案，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重庆上清寺饶卢签妥。

　　马歇尔签字后致词：“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这番话暗示了这份方案有不能实现的危机，因在中国有人仍忘不了军事行动，但也表示自己会尽力量制止。他所指的是谁，实在是呼之欲出。除了蒋介石要仰仗美援，故而受他胁制外，他是能制止毛泽东不成？

　　毛泽东倒是有诚意的。方案签定后不久，张治中曾访延安，两人见面，张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亦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愉快地答道：“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看来他是想与国民党和平共处的。

　　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他的当家行当，既可充分发挥，又何乐而不为？

　　在政协会议闭幕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民盟发起在重庆较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竟派出特务到会捣乱，冲上讲台，将李德全、李公朴、郭沫若、章乃器、马寅初、施复亮等知名人士打伤，这就是“较场口事件”。

　　血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冯玉祥就以愤怒的心情，赋诗叙事：

　　放眼看各国，哪有这作为？丢脸太丢脸，自抹一鼻灰。气坏有记者，志士落血泪。治安负责者，应快去认罪。军警管何事，难免无法推。食民之脂膏，不能装着睡。真理是真理，是非是是非，不可手遮天，胆大胡妄为！主席一震怒，有人倒大霉。我们先赔礼，并送医药费。还望从今后，人人大觉悔。法西德日义，从根被摧毁，再去仿效它，实再自找罪。东西法西犯，无处可逃避。快醒快醒醒，做“人”最可贵。

　　冯玉祥这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肯定这是桩政治事件，甚至不讳言是国民党所为；其二，他暗示此事直接或间接与蒋介石有关，并奉劝蒋能以最近颠灭的德、日、意三国法西斯为教训。“快醒快醒醒，做‘人’最可贵”，语出至诚，可算不失为兄之义了。

　　无论是马歇尔的警告或冯玉祥的至诚，都无法动撼蒋如磐石般的意志。他对政协会议的结果感到耻辱，而且他做事从来都是独断独行，倘照政协会议的决定组织政府，无疑是自我束缚，而操缚者竟是中共，那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他决定用血来清洗耻辱。

　　当“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向蒋递书抗议。蒋不响一声，在二月二十一日飞往上海，拒绝与周见面，也表明拒绝中共的态度。

　　重庆中央社报道此行是因为“要公”，上海中央社则说是“胜利后首次巡视”，国民党笔杆子的自相矛盾，反而透露了蒋此行的真意。到了三月一日，蒋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正式破坏政协决议，命令众人“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要使“全国军队统属国家”。

　　四月一日，蒋在中共拒绝出席的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更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果它“果真成了这样一个会议”，那“是决不能承认的”。四月九日，蒋又秘密接见美国记者，表示他已决心消灭中共，说：“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

　　马歇尔仍然是他的使命的坚决执行者，从七月到九月，八上庐山，意图改变在那里优哉悠哉的蒋介石的主意。一忙一闲，恰成对比，马当然是无功而还了。国共之间，大打出手，全国早已陷入内战中。

　　事实上，蒋的坚决对共作战态度是与看到自己内部各派系空前团结有关。

　　在一九四六年春，蒋在南京召开一个“整军会议”，与会人员是师长以上的所有高级将领，会议内容是听取各地将领报告关于接收日军投降情况，特别是关于各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并由何应钦、白崇禧主持，在南京麒麟门附近举行一次陆空作战演习。何、白在讲评时，力劝蒋对共作战，并声称以现代武器打共产党不成问题，国军拥有绝对优势。这和十月十八日，陈诚对记者表示的“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共军的豪迈口气是一脉相承的。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蒋都占去了。士气是小事，打起仗来人不得不用命，而且抗战后美援也来得不少。与美国人翻脸虽不好，但也不能不如此了，况且这脸也不一定会翻的。这就是所谓“只看美国的态度”了。

　　正如上文所说，美国对华态度是关心的，有两套办法，当然最上策是使中共加入政府，因此派马歇尔来华，努力促使成事。

　　在蒋对共作战意志已决时，美国政府亦采取断然措施，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决定对国民党禁售军火，使正在内战的国军在补给方面出现困难，企图想遏止蒋的战意。蒋却毫不气馁，特致函杜鲁门，说明自己内战的决心，希望杜鲁门继续援助，“以求达到彼此之共同目标”。八月十日，马歇尔与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国军攻占中共统治的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正式发布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已经将政协关于国民大会应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召集，而不能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召集的协议不顾了。国共破裂已呈表面化，即使双方似乎还在谈判。

　　对国共这时的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十月三十一日的给美国国务卿报告里，分析得很详细，司徒写道：“政府利用目前的延缓（按指和谈）采取军事进攻，志在摧毁共方基地以达到削弱共方的军事态势。这显然是违反调解精神而增加美方的困窘。他们（按指国民党）无疑的辩护是企图借此使共方理智一些和可能导致共方参加联合政府。此外，他们对共方的诺言同样失去信任，决心避免重复终于无效的一月十三日那一次的停战令。然而没有迹象表示久经在失败、退却和困难中得到锻炼的共产党人会屈服让步。他们（按指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仍然基本上保持完整，退到险峻难达的山寨之后，他们仍然能够进行骚扰性的游击战争。”

　　司徒雷登清楚地知道以国军的实力，蒋介石的领导才能，企图消灭中共并不容易。然而他又深知局势已不可挽回，只得带有憧憬地向美国国务卿建议：

　　“政府显然不管其它党派参加与否，如期召开国民大会，一切表示调解阶段似乎已经过去了。假如是这样，希望将寄托于蒋委员长及其同僚们承认其结束其一党训政，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进行人们渴望的内部改良。可以着重进行以下各点：

　　“一、改组政府军队，大力缩减编制，加强战斗力，防御将来的共军侵犯，镇压无论来自何方的地方暴乱，维持和平和秩序。

　　“二、在收复的共产党占领区及邻近共区的地区进行真正的行政改革。这点如能做到，地方利益如能得到保障，共产主义将最有效地得以克服而开始实现民主制度。

　　“三、以上两点是使经济复原的最可靠的方法。中国人，只要给他们以相当的安全，不需要政府的多大帮助，就能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央政府可以采取极为有利的措施，诸如土地改革，有效的税制，交通和技术方面的发展等等。

　　“假如以上各点得以实现，最终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纳入，使其武装力量收编为国家军队，部分地加以遣散，并不是不可能的。”

　　十一月十五日至廿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不顾中共、民盟及社会贤达的抵制下正式召开。会上通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从法理上规定了国民党的一党统治。

　　事已至此，美国亦无话可说，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和平谈判，并申明美助蒋的政策不变——美援又来了。而马歇尔只得在失败的、懊丧的，也是极端不满的心情下离开中国，那时已是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南京冬风飒飒，满布凄清。行前马歇尔发表谈话，表示：“其经验与理想相违，但仍认为中国政府必须以政治协议解决中共问题。”这也许是给蒋最后的忠告吧。

　　一月廿九日，美国宣布退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二月二十一日，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等返回延安；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国府迫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和有关工作人员限于三月五日以前全部撤退。同时，在国府统治区出版的唯一中共报纸《新华日报》也被强行封闭。

　　内战正式爆发。不久蒋嫡系的胡宗南部队获得一次令蒋终生难忘的胜利，就是攻入中共老巢延安。

　　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到三月初，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秘密调动他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洛川——宜川集结。到三月十日，集结在洛川附近的，计有二十九军所属之整编第三六师之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整编第七六师之二四旅、一三五旅及整编第十七师之十二旅、四八旅和八四旅，共计七个旅。集结在宜川附近的，计有第一军所属之整编第一师的第一旅、第七八旅和第一六七旅，整编第二七师的第三一旅、第四七旅，整编第九十师的第五三旅、第六一旅，共计七个旅。另外，尚有一四四旅在铜川集结待命。总共合计为六个师十五个旅。每个旅按九千人计算，十五个旅大约有十三万五千人，每个师的直属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特种部队按三千人计算，六个师大约为一万八千人。总数大约有十五万人。

　　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集旅以上干部召开军事会议。胡宗南在这次会议内宣布了由他总部拟定的经国民政府国防部批准的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三月十二日晚，第一军军长董钊在宜川把这个计划下达到各师，三月十四日就开始进攻。

　　胡宗南决定以董钊的第一军、刘戡的第二十九军编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包围歼灭陕北的解放军，占领延安以至整个边区。攻击重点置于右兵团方面。

　　所谓右兵团即由第一军军长董钊率领的整编第一师（辖第一旅、第七八旅、第一六七旅）、整编第二七师（辖第三一旅、第四七旅）、整编第九十师（辖第五三旅、第六一旅），共七个旅由宜川经南泥湾、金盆湾向延安进攻，占领延安东北地区，在拐峁停止待命。

　　另外还有左兵团——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整编第三六师（辖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整编第七六师之一三五旅、整编第十七师之第十二旅，共四个旅，由洛川经牛武镇、清泉镇向延安进攻，占领其西南地区，在枣园停止待命；总预备队——整编第七六师所辖第二四旅、第一四四旅，共二个旅，集结于洛川，于进攻开始后，随右兵团后尾前进，策应两兵团作战。

　　两兵团有明确分工，作战地境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的道路之线，线上属左兵团。

　　胡宗南还设立了第二线作战部队，命令整编第十七师（辖第四八旅、第八四旅）保护铜川到洛川间的后方交通线，随战斗之进展向前推进，并修筑、保护洛川到甘泉间的公路，保证前方粮食、弹药的补给。

　　胡宗南命令各部于三月十三日黄昏前就攻击准备位置布置妥当，十四日开始攻击，三月十七日到达延安。

　　各将得令后，右兵团董钊第一军于三月十三日按上述攻击准备位置，以整编二七师在宜川以北地区，整编九十师在英旺以北地区，整编第一师在瓦子街以北地区各自布置停妥，从三月十四日拂晓开始，二七师向临真镇、九十师向金盆湾、第一师向南泥湾东侧攻击前进。

　　九十师以五三旅和六一旅分为左右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师部随六一旅前进。十四日左纵队六一旅遇到轻微抵抗，各部队当晚进至岳家寺以北、以东地区。十五日向金盆湾前进途中，六一旅从上午九时起即遭遇正面上较有力的抵抗，前进较缓，到午后一时左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解放军阻击力量增强，同时，右纵队五三旅也遭到坚强抵抗，前进都感困难。下午三时许停止进攻，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构筑工事，与当面解放军相对峙。这一天九十师师部和第一军军部均在左纵队六一旅后面山坡上露营。十六日，九十师继续攻击前进，当面解放军除留少数部队保持接触外，主力撤至金盆湾北边的高地占领防御阵地。金盆湾以南约有十里一段地区，解放军到处埋设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情事，炸伤炸死人马不少。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因之行动甚为缓慢。

　　占领金盆湾后，发生触雷情事更多，每一房舍或窑洞，门槛下、灶火里、坑洞内、水缸里、门背后、窗户上都有埋设或拴上地雷的可能，只要走进房内，谁要粗心大意，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就被炸伤或炸死。弄得人人精神紧张，谁也不敢进屋，谁都不敢动手。下午一时，左纵队六一旅攻至金盆湾北侧高地，遭到解放军教导旅的反击，死伤很大，最后占领了该高地。这一天从早到晚只推进不到二十里。左翼第一师也进占金盆湾以西的高地；右翼第二七师也占领了临真镇。

　　三月十七日，董钊下令调整部署，命令九十师为右纵队，沿金盆湾向延安大道以北地区攻击前进；第一师为左纵队，在大道以南地区攻击前进；二七师为兵团的预备队，由临真镇推进至金盆湾，策应兵团作战。这一天九十师仍以五三、六一两旅分作两个纵队攻击前进，正面解放军教导旅坚守阵地，竭力阻击，两旅逐山争夺，战斗甚为激烈，伤亡四百多人，整天只前进二十多里。

　　十八日，董钊命令第一师和九十师竭尽全力攻击。这一天上午，九十师的左纵队六一旅旅长亲在前线督战，攻至狗梢岭，遭到解放军教导旅猛烈反击，将该旅正面中央的一个营打垮，一时呈现混乱，后经调动预备队增援，才稳定下来。下午，解放军教导旅向北撤退，九十师全部进至狗梢岭以西地区，六一旅的先头部队距延安只有十五里，因时已黄昏，停止进攻，师部当晚进至杨家畔宿营。

　　这时，这支先头部队窃听延安解放军的指挥员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迅速脱离战场，撤至延安待命，等语。九十师师长陈武便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子我们可以得占领延安的首功了。”陈武当时分析了友军前进情况说：“从十七日以来，左翼第一师方面未闻有激烈的枪炮声，直到目前为止，它的先头部队才进到杨家畔左后方某村，计算路程比九十师落后了十五里，第二天若按规定时间前进，他们到达我师的现在位置时，说不定我们已进占延安了。”

　　这一天，接到董钊转达胡宗南的命令说：“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陈武满以为这下子定可名利双收。

　　谁知董钊在十八日夜半又传下一道命令，指定九十师在三月十九日午前九时由现在的位置开始攻击，其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及其以东地区。明显是不让九十师进入延安城，而让落在后面的胡宗南嫡系部队号称“天下第一”的第一师赶到九十师的前面去。

　　陈武当时对董钊命令表示极大的不满。他说：“为将帅者要取信于人，最贵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赏罚严明。如果存私心，图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恶果。我们九十师从十七日起连续两天担任强攻，牺牲很大，而第一师未遇激烈战斗，并且行动迟缓，落后十五里。这时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却来限制九十师的行动，偏袒第一师要它去立功，真他妈岂有此理！”

　　三月十九日，左翼第一师于午前一时许即争先恐后地插进九十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九十师的前进道路。陈武在午前六时许发现这种情况（被第一师强占的道路就在杨家畔村边），便怒冲冲地派参谋人员去阻挡，不但未得结果，反被第一师的人骂了回来。

　　第一师一个团长骂道：“我们奉令攻占延安，你敢挡路，贻误军机，小心你的脑袋！”陈想此事责任重大，只好罢休。午前九时第一师的辎重行李也挤了上来，陈武急了，乃派师的警卫部队挡住第一师的行李辎重，这时双方部队挤在一条羊肠小道上，直到下午二时才挤到宝塔山去。

　　纵目望去，可以望见延安老城的西山顶上、城西南的高地上及延水以北的清凉山上，只有解放军少数掩护部队在活动，宝塔山的西南角下，有断断续续的机枪声。陈武用望远镜向各山头瞭望一遍，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只是个做连长的材料，今天我看董钊的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今天如果敌方有一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我看在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说毕便令五三旅和六一旅即刻徒涉过延水，占领清凉山。

　　直到下午三时，第一师的攻城部队才在飞机掩护下，用两营兵力向延安老城西山的最高点突击。从宝塔山上看得清清楚楚，第一师进攻西山的部队猬集在山腰，乱放机枪，不敢前进，西山顶上只有解放军守兵六人，发射一阵轻机枪后，从容向山后撤走，第一师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九十师师部当晚进驻清凉山，所属各旅占领清凉山以东地区。刘戡兵团这一天也到达延安西北地区。

　　胡宗南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创造了奇迹——攻克延安。夺回这丧失了十三年的地方，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最大的喜讯了。虽然延安现在其实只算是一座空城，其一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人员已撤离；其二是在此之前共军已实行了坚壁清野。蒋介石依然致电胡宗南道：“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右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到了八月七日，蒋还亲飞延安巡视。此刻也许是蒋介石在国共战争中最光荣的一刻。

　　八个月之后，局势急转直下，国军被迫撤出延安。在延安一年多时间中，国军被歼灭十一个旅以上，约计十万人的兵力。即使牺牲再大，也因时不我与而无法保卫，甚至几经辛苦才能撤退。蒋介石的军力再不能保持他的光荣，延安的再度丢失，意味着蒋家王朝全面崩溃的开始。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元代诗人萨都拉的词句，竟像谶语，又落在这建都于六朝形胜——南京的短命朝廷。的确“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能不使人唏嘘。

　　蒋介石为什么在大陆全面溃败，台湾的官修国史有这样的说法：“总统蒋公于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初引退后，政府失去领导中心，匪军乘机加紧全面叛乱，大陆因而陷于匪手”，这是一种推过于人，文过饰非的说法，藉此保存蒋的一代完人的形象。

　　事实是怎样呢？

　　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第三次下野后，在溪口召见亲信的军人宋希濂和关麟征时，以相当激动的态度说过以下一段话，说明蒋比他的修国史的文人更明白大陆溃败是怎么一回事，固然不是完全明白，特别是他个人应负的责任。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二日，局势已经很严重了，宋希濂和白崇禧同机由汉口飞到南京。大约是在廿四日上午八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约宋到他的公馆去，宋刚跨进他的会客室，关麟征也跟着来了。

　　顾祝同说：“你们到溪口去见见总裁，我已打电话给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要他派飞机送你们去”。

　　宋和关于当日正午搭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到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学校这时已经大部份搬空了，满地都是遗落的器材书报等。他们费了不少的功夫才找到了学校的教育长胡伟克。这个一向性情活泼、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这次见面，一点兴奋的情绪都没有。

　　他劈头就对来访者说：“你们两位老大哥今天到这里来，既没有东西给你们看，也没有东西给你们吃，真是抱歉万分！学校奉命迁移台湾，已经大部份搬完了。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秋天曾被迫由这里转移到西南去，当时人人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但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次搬家则完全不同了，大家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谁也不相信会有打回来的一天的”。

　　约在下午三时，宋和关换乘一架小型的运输机，不到一小时，就飞抵奉化机场。

　　俞济时来迎接，众人同乘一辆小汽车行驶约半小时就到了溪口，俞将两人安顿在武岭小学楼上的一间房子里。五时许蒋经国来邀两人出去散步，他们沿着小溪缓步而行，谈话很少。由于心情的沉重，也无心观赏风景。当晚在蒋经国家里吃饭，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问题，多半是三年来失败的原因，而对前途怎样办，他们得不出任何的结论。

　　第二天早晨七时，俞济时来说蒋约两人上山去吃早点并谈话。于是众人同乘一辆小汽车沿公路上驶约一公里多后下来，在松林中循着一条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约一千多步便到了蒋介石的住宅，是修建在丛树中的一栋小平屋。

　　两人在会客室坐下不到五分钟，蒋介石进来了，和他们点首寒暄后，便带他们到屋后去走走。出门后不到两百步，便是蒋介石母亲的坟墓，宋希濂和关麟征去墓前行了三鞠躬礼，蒋介石回礼说声“谢谢你们”。他们在后山一带散步，眺望了一番，随即回来吃早饭。饭后，他们分别向蒋汇报了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及南京方面的一些重要情况，向蒋请示，因为蒋仍是国民党的总裁，掌握住政府的实际权力。随后蒋介石向他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

　　（一）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的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如果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征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责大任。

　　（二）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毁谤诬蔑。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国给他的援助还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至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一定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总结蒋的这番话，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一、士无斗志；二、民心思治；三、内部派系冲突；四、美援不够。看来这是深刻的，是一次痛定思痛的谈话，但追溯起来，张治中在内战前就提出过“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的意见；民心思治，反对内战，这也是早已呈现的问题；内部派系问题在内战前也曾使蒋束手。而总统那是他争来做的。美援不够，这在马歇尔离中国时的谈话亦稳稳看到，马歇尔回国后任国务卿，也许会是美国政府对蒋的含蓄警告。

　　国共内战是蒋独行独断的结果，是他妄顾一切客观困难而实行的大冒险活动。他没有总结到这点：他其实要对蒋家王朝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蒋家王朝不过是蒋在中国大地上所制造的一抹彩云而已，蒋以他的优点谛造了它，也以他的优点将之摧毁。

　　回想蒋一生作为，他从军旅中崛起，藉军权而得到党权，进而成为党魁，成为中国的领袖，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胆大妄为，独作专行的流氓作风对此帮助很大。但一向眷顾他的命运之神，却从他获得最高权力开始，将他的成功基石变成他的死亡绞索。

　　当国共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即一九四七年，国军处处失利，解放军已打进国统区里。

　　美国在亲蒋众议员周以德的压力下，特派魏德迈于七月二十一日来华对南京政府进行调查。一个月后，魏德迈离华前夕，即八月二十四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上，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全文措词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充满着极端蔑视和侮辱之意。

　　魏德迈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又谓“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无异明白表示美国对蒋极端失望。

　　魏德迈返美以后，马歇尔主持的美国国务院把前者的访华报告向司徒雷登征询意见。

　　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司徒雷登向国务院答复说：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司徒雷登这时已经向华府当局举荐李宗仁以取代蒋介石了。

　　李宗仁，字德邻，是国民党桂（广西）系的主要人物，一九三〇年曾经参与倒蒋战争。

　　他在政见上与蒋颇有不同，时有龃龉，因李有桂系军事力量作后盾，蒋无奈他何。

　　一九三七年李在台儿庄指挥抗日，获得国军抗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声望日隆，为蒋所猜忌，他亦因之成为国民党开明人士的代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调到北平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的空职，正在伺机而动。

　　由于有美国的支持，李宗仁终于策划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召开的国民大会上竞选副总统。

　　因总统一职谁都知道不是蒋自己当，就是使用钦定的人选，而李知道目前自己的实力亦不宜与蒋正面对抗，故先当副总统，再乘机搞掉蒋。

　　蒋对李宗仁的竞选，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上旬仍无表示，到月中却突然发难，捧出孙中山的儿子，国民党人称之为“阿斗”的孙科（字哲生）来竞选副总统。

　　四月三日夜，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召见李宗仁，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由孙哲生出任，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

　　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劝告，理直气壮地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四月三日，通过黄绍竑的联系，李宗仁同于右任、程潜建立了一条有关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一致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决定，此一举措得到了复兴系、三青团地方干部的广泛支持，终于在四月六日的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上获得胜利。

　　原来，自抗战胜利以后，陈氏的CC系声势日张，显然与蒋、宋、孔并驾齐驱，成为四大家族之一。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统一党团组织案》（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入中国国民党），自是各省、市、县的国民党主委由CC系分子担任，而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大部份是复兴系分子）分子担任。由于争权夺利，CC系与三青团分子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前夕，三青团的地方干部大部份得以国大代表身份来到南京。他们得知蒋介石以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成立党团组织，支持孙科竞选，如果后者胜利，则蒋介石更将信赖陈立夫，而CC得势，自非他们之利。于是，为了对付陈立夫的CC系，蓝（蓝衣社）、埔（黄埔系）、青（三青团）的一些骨干分子，如汤如炎、白瑜、周天贤、任国荣、郎维汉、刘先云、郑代恩、许伯超等，一致支持李宗仁竞选。虽经贺衷寒、袁守谦劝阻，也不理会。此一发展，实非蒋介石所能逆料。

　　蒋介石因为由党内提名竞选的主张（主要是用来整李宗仁）被国民党临全会议打消，心里很不高兴。四月十二日，他在总理纪念周中借题发挥，大骂不受党的约束的人，并援引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员不听孙中山先生的命令而招致全党分裂的故事作为鉴戒。这些话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李宗仁。

　　四月十九日，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进行选举总统，蒋介石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居正作为陪选人，也得到二百六十九票。废票三十五张，有的在蒋的姓名上面打×，更有写孙中山的。

　　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了。整个过程波涛汹涌，险象频生。是日开票结果：李宗仁七五四票，孙科五五九票，程潜五二二票，于右任四九三票，莫德惠二一八票，徐傅霖二一四票。由于无人得到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依选举法的规定，定次日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进行第二次选举。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立即为程潜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给他们支配。蒋介石的理由是，他现在已知道孙哲生不是李德邻的对手，只有帮助程颂云（即程潜），才能击败李宗仁。贺、袁与程潜原无深切的关系，只以同是湖南人，又有蒋介石的吩咐，也就欣然应命，事实上是蒋要程来分李的票而使孙科当选。

　　四月二十四日，第二次投票结果，李宗仁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六百一十六票，名次仍然未变，依法必须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可是风暴突然起来了。

　　二十四日下午，蒋介石再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他们把所有为程潜争得的票全部改投孙科。贺、袁出来后大发牢骚，说蒋介石不把他们当人。同时蒋又示意程潜，令其放弃竞选，他将起用其助选人，补偿其竞选费，要程将选票全部投孙。程严词拒绝，当晚即发表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与程潜在竞选中原订有“攻守同盟”的口头协定，程既放弃竞选，李宗仁势难单独进行。二十四日晚饭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邱昌渭、程思远等到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寓所举行会谈。最后，与会众人一致认为放弃竞选较为有利，遂于午后二时作出放弃竞选的决定。

　　四月二十五日，南京各报赫然刊载李宗仁、程潜放弃竞选的声明。李、程两人在声明中指出，这次国民大会在选举副总统时，存在着某种压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李宗仁还补充说，最近有人制造谣言，谓本人此次竞选，志在“逼宫”，谣诼纷兴，人心震撼。为肃清流言，消除误会，不得不放弃竞选，以免影响大会的进行。

　　李宗仁、程潜放弃竞选的行动激起了其支持者的愤激情绪，纷纷罢选，二十五日的国民大会竟不能如期举行。

　　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放弃竞选。在这种情况下，国大不得不被迫停开。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蒋介石召开中常会，决定派人劝请各候选人取消放弃竞选，俟在会外协商取得结果后再开国民大会。

　　二十六日的疏通工作，并无任何结果。二十七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说：“北伐和抗战两个时期，因有你和德邻的帮助而得到最后胜利。今天这个局面，仍需要你们两位支持。希望你劝促德邻重新参加竞选。我一定全力支持他，以达到合作到底的目的。”

　　白崇禧回报李宗仁，谓蒋信誓旦旦，自应对他信任。黄绍竑听了心里有数，只看着天花板微笑。李宗仁沉吟一下，终于答应取消放弃竞选的行动，但说：“总不能私相授受，要由主席团出来转圜才行。”

　　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大会重开，进行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得一千〇四十票，程潜得五百一十五票。这表明蒋介石仍支持孙科，他对白崇禧所说的话不足置信。

　　但是蒋介石劝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已使李在政治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这时李宗仁俨然成为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凡是二十年来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大多站到李宗仁这边来了。

　　最后一次投票，竞选者只有李宗仁、孙科两人。依选举法规定，只以比较的多数当选，所以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决定双方的胜败。这样短兵相接，情况就显得特别紧张。

　　二十八日夜间，是蒋李斗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亲自发号施令，蒋经国在南京中央饭店设置机关，为孙科竞选部署一切。但即使如此，也无裨于孙科所处的劣势，因为蒋介石此时已成为孤家寡人，极端孤立，极端虚弱。二十年来的一人统治，而今分崩离析，败象毕呈。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第四次选举，直到午后方计票完毕，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李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国民党政府第一届副总统。

　　李宗仁竞选胜利了，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加激化了。

　　对于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对于李宗仁当选所揭示的党内严重的分裂问题，蒋是束手无策的。当年他可以依靠军事力量对不同的派系大加讨伐，但现在他所有的军队都被牵制在对共战争的战场上，况且，目前的局势，也不得不使他求助于各派系。对此一切，他只好哑忍，把恨意埋藏在心里。

　　但他并没有忘记对桂系“分而治之”的办法。在确定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之后，他就免去桂系小诸葛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之职，遗缺以何应钦继任。

　　白被任命为华中剿总总司令，要到武汉去。蒋对桂系素有戒心，抗战期间，白入京任副总参谋长，李即去徐州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抗战结束，白任国防部长，李就到北平任行辕主任。现在李来白去，也是这样的道理。蒋认为只要不使他们在一个地方工作，就不会对他造成一种威胁。

　　两年以前，白崇禧任南京政府首任国防部长，陈诚是总参谋长。白、陈不和，蒋所深知，所以白不仅有职无权，且不能参加黄埔路官邸的作战汇报。现在蒋介石要把白崇禧外放，白乘机提出一个建议，认为守江必守淮，这是一个战略原则，主张华中只能成立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因此他的华中剿总总部将设在蚌埠，而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以巩固南京这个政治中枢的防卫。

　　但是蒋介石说，徐州将成立另一个剿总，以刘峙为总司令；华中剿总将设武汉，仅指挥江北上游部队。白崇禧以为中原划分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根本违背了他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如此分兵使用，前途不堪设想。但蒋不允许所请，径将任命发表。六月六日，白崇禧邀李宗仁在他大悲巷雍园一号寓所午餐，说他将赴上海住一个时期，非俟蒋答应他的要求，绝不接受此项任命。

　　不多几天，蒋介石派吴忠信到上海去劝白崇禧回南京接受新命，白不为所动。后来又叫桂系的创立人，投蒋的黄绍竑去劝他，黄一到上海即打电话给住在虹口的白崇禧。

　　白在电话中说：“你如果代表那个人来劝我，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

　　黄说：“当然是那个人叫我来，但我自己还有别的看法。”

　　等到两人一见面，黄绍竑就开门见山地说：“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不太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数利吗？”

　　白一听此说于己有利，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面谈一切。

　　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汉口就华中剿总职务，他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也就搁置不谈了。

　　何应钦继任国防部长以后，司徒雷登曾向蒋介石建议，在作战部署上要保证使何应钦同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密切合作。

　　可是蒋口头答应却并不实行，因此司徒雷登于六月十四日报告美国务院，说蒋介石曾保证同意他的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命令径由无能之参谋总长（顾祝同），而亲自指挥作战。”

　　八月二十二日，司徒雷登又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战事的失利，派系的表面化，加上美对蒋的失望，桂系的将计就计，伺机起事。此刻蒋家王朝已是风雨飘摇了。

　　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局势又趋恶化，中共在解放济南的同时，开展了全面的对蒋家王朝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了国军一百五十四万，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的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

　　早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廿三日长春面临失守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已料得这将是国府总失败的开始，故而向马歇尔主持的国务院提出五点建议，其中第二项，即“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马歇尔对此的答复是：“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地位。”话虽如此，司徒却觉得倘蒋不下台，局势就无法扭转，故而悄悄地进行活动，逼蒋下台。

　　蒋在此时不得不奋力自救，为了挽救北方的军事危机，他亲飞北平进行直接指挥。在北平他终于体会大势不可挽，因此同意了由何应钦提出的，十月二十三日送北平请蒋核定的方案：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部队，以期集中兵力，保卫南京中枢。这本来就是白崇禧的想法，但因蒋猜忌桂系会有异动而否决。但此时此刻，他也管不了这样多，他唯一的想法是确保南京不失，与共党隔长江而治，维持半壁河山。

　　十月二十七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大虎山地区全部覆灭。蒋介石在东北亲手丢掉了三个机械化兵团之后，于十月三十日自北平飞回南京。

　　他一下飞机，即召集翁文灏、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蒋介石放弃了平常的乐观腔调，描述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

　　据合众社报道，“蒋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会后，蒋嘱何应钦即用长途电话召白崇禧即日从汉口飞南京，就中原统一指挥问题，作进一步洽商。

　　十月三十日下午四时，白崇禧飞抵南京，五时即参加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关于讨论中原作战的会议。

　　在会上，白崇禧答应统一指挥中原各军，并对华中剿总所属部队作了一些更动部署的拟议。可是三十一日上午十时继续开会时，白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

　　为什么一夜之间，白崇禧就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

　　原来白一贯主张“守江必守淮”，而为达此目的，应将主力部署淮河以南，采取攻势防御。可是此时，徐州剿总所属的几个兵团，却以徐州为中心，像一字形布置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部署，已经时不我与了。他怕蒋介石造成圈套，要他上当；并且他发现那时宁沪一带政治气氛有点异样，呼吁和谈的声浪正在兴起，他觉得还是在汉口静观风向为好。

　　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至此历时五十天的辽沈战役，以歼灭东北境内国军四十七万余人结束。

　　辽沈战役的胜利，使解放军总数迅速增至三百万人，国军迅速减到二百九十万人，因此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国军。

　　十一月六日，解放军又发动了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爆发后，国军又节节惨败，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当时蒋介石曾电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要河南省主席张轸（兼兵团司令）带领吴绍周、罗广文、胡琏三个军由河南东开，以支援淮海战区。张轸觉得去则必败，所以不愿前往。后来蒋才派了黄维去。

　　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全歼黄伯韬兵团，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两天以后，黄维兵团的二十二万人马，在东进途中，被压缩于双堆集为中心的包围圈内，重重被困，插翅难逃。

　　这时，蒋介石为想解黄维之围，忙于把宋希濂兵团的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军东调，白崇禧对此迭加硬阻，几经顾祝同出面疏通，最后才答应放走。可是到了后来蒋要调走第二军时，白崇禧就以辞职为要挟，在调兵这个问题上使蒋白关系到了破裂边缘。

　　也是在这一个月，蒋对美外交亦走上了穷途。本来，蒋认为在这一年举行的美国大选，杜鲁门一定会下台，杜鲁门的对手杜威一定会当选总统，所以他甚至在大选前派出陈立夫送函杜威，求杜威协助，杜答应了。所以陈回到上海后曾对一杂志记者说：“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可是非常不幸，一九四八年美国大选结果，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此实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

　　蒋介石接到此一消息后，立于十一月九日写信给杜鲁门，内称：“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蒋介石此一要求，被杜鲁门在十一月十二日的复信中拒绝了。

　　于是蒋介石决定派宋美龄赴美亲向杜鲁门呼吁。十一月二十四日，宋美龄同美国务卿通长途电话，表示她要访美。

　　马歇尔要她以私人身份前来，并允派一美国海军专机供她乘坐。

　　十一月二十八日，宋美龄飞美，十二月三日访晤马歇尔，十日又访晤杜鲁门。宋先后向马、杜提出一整套关于要求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计划，其中包括：（一）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的计划；（三）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蒋介石政府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十亿元。”这些要求同时被拒绝了。美国当局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这无异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冷水。

　　国民政府此刻内忧外患，加上民心浮动，经济衰退，在种种压力下，蒋不得不准备下台，争取“光荣的和平”。

　　桂系所渴望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蒋就派人与李宗仁研究他的下野问题，经过两次会议，达成了初步协议：

　　（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此时美大使司徒雷登已表明他的坚定立场，认为蒋介石下野为必要之举。司徒雷登的中国顾问傅泾波，于十二月二十日孙科就任行政院长后，曾往访问，明告孙科说：“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需。”

　　次日孙科去看司徒雷登，问起傅泾波的建议是否出自他的意见？司徒雷登答复说：“作为一个美国大使，他不能发表正式的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衷诚赞助和谈运动。”

　　蒋正依依不舍地准备下台的时候，桂系白崇禧可能因为觉得蒋太拖拉了，或是对蒋下野而不辞职，李宗仁不能名正言顺地当上总统不满，他认为“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

　　十二月廿四日，白在汉口发出主和的电报，大意说现在实不能再战，请停战言和。同时白又在汉口宣称非蒋下野不能谈和，实行逼宫。因为自东北、徐州两次会战后，国军东北精锐和徐州方面杜聿明所统率的主力大都丧失，白在华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力量。白这一逼宫，呼应甚多，先是湖南的程潜，后是河南的张轸。时局至此，蒋复何言？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发表求和文告，表示愿下野谋取和平的态度，文告说：

　　“……今日时局之为战为和，人民之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切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文告虽已发表，但各方面的反应都很冷淡，而军事财政等问题，蒋根本无法解决，社会和人心的不安，已达极点。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蒋约了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张治中等亲信去谈话。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

　　半晌没人说话，蒋就一一的问，当时吴铁城就说：“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蒋愤然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这话一传出去却变成了：“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蒋某人打倒的！”可见蒋当时众叛亲离的一斑。）

　　最后他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张治中提出由邵力子起草，邵谦辞，蒋后来找别人写，大概是陶希圣等人吧。

　　一月廿一日，蒋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下野。

　　英雄末路，一片哀凉，座中自命“孤臣孽子”如谷正纲等，更痛哭流涕，几至失声。

　　蒋经国在回忆当年父亲之所以决定引退，是由于考虑到下面三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显然蒋的下野不过是推过于人的办法，与桂系等内部反对派系及美国所预计的不同。蒋虽下野，但仍是国民党总裁，掌握着实际的权力。

　　蒋回溪口后，南京的首都地位实际上再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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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雄虎子

　　子承父位，在封建帝制的国度里，理所当然。这种传统的宗法观念，在蒋介石这样一位生于逊清、幼读经书的人而言，实不足为怪，然而由谁来承位，又如何“静静地起革命”将心目中的继位人扶植至“众望所归”，这非得有长久之心计和周密之部署不可了。蒋介石为了此事，可谓费尽踌躇，因为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先导思想，后更立宪法为行动总纲，毕竟与封建的君主帝制的朝代不同了。

　　谁都知道，蒋介石的两位公子，经国、纬国。经国的长子身份和“清白”的出身，可以说对其接班继位大为有助。事实而言，蒋老先生对他特别偏爱，历来都是一扶三助地培植着他，使他可以在蒋老先生百年之后，以行政院长的名义“竞选”继位。

　　如前所述，蒋经国一九一〇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溪口镇。六岁时入溪口镇武岭学校从塾师顾清廉、王欧声受启蒙教育，读了六年的四书五经。顾清廉说，他“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

　　一九二一夏，蒋介石把经国接到上海，托塾师王欧声、姑丈竺芝珊监护，王还在课外为经国补习国文。一九二二年，先入万竹小学高年级，后转入浦东中学。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民众反帝情绪高涨，血气方刚的经国当受时势所影响实行积极参与反帝运动，结果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学籍。

　　当时的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经国征得他父亲的同意，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以期有朝一日，有机会赶上留苏热潮。

　　蒋经国到北平才数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便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到广州黄埔探望父亲去了。

　　蒋经国也的确算有先见之明，当时黄埔军校正欲选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以蒋介石公子的名义，加上又曾修读过数月的俄文，论情论理，都有资格被选上，结果蒋经国参加这批留苏学生的行列，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威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经国此去，事实上是吉凶未卜的，共产主义的苏俄，对这位父亲身为国民党要员的留学生态度，一切都随着中国境内，国共两党的相争而千变万化，须知道，自二十年代中期起的十多年里，国共之间的离离合合，瞬息多变，而蒋公子的命途也因此而多舛坎坷。

　　蒋经国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就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秋，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三〇年夏要求回国被拒绝；申请分发红军中工作，又遭到否决。这个时期的蒋经国，基本上与老子已是断绝了往来，蒋介石在中国公然的反共，使他感到尴尬异常。后来苏联把蒋经国的安排交给第三国际中共的代表处理。中共代表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的孙逸仙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辅导员，曾奉命率领学生到外高加索、乌克兰等地参观旅行。

　　据《蒋经国在苏联》记载，蒋经国因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一九三一年二月被派到“狄拿马”电汽工厂做学徒，后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作为一个大学的军政学生而言，他这种种际遇，可谓被尽羞辱了，这或可作为他日后对中共政权叛弃的情绪根据吧！

　　一九三三年一月蒋公子调到埃尔他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十月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一九三四年与铁路工人的女儿乌拉厂的女工费纳结婚。

　　一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中共负责人召蒋经国到莫斯科，要他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该信发表于《真理报》，《纽约时报》曾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蒋介石一再向苏联提出，要蒋经国回国，终于得到苏方的同意。有消息传出说，在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也曾就蒋经国返国问题，直接向会谈对手周恩来私下提及，而经国之能于西安事变后重返，是否与此有关，又是否经周恩来从中调解，相信难以证实了。总之一九三七年三月，蒋经国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

　　蒋经国回国后即到杭州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俄国媳妇取名“蒋方良”，给孙女取名孝章，孙儿取名孝文。这时张学良以“读书”名义被蒋介石软禁在奉化溪口镇的雪窦寺，蒋介石让蒋经国与张学良一道在雪窦寺读书，由政学系少壮分子徐道邻为他们的老师。

　　蒋经国谈到这段读书生活时曾说：“张学良专攻《明史》。我读朱子《纲目》、《欧阳明全书》、《曾文正公家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张学良便结束了这一段读书生活同机飞到重庆。

　　若论上海是蒋老先生的腾龙之地，则江西，尤其是江西之南，一般称之为赣南，可说是蒋太子发迹圣地。对于赣南的思念，蒋经国于数年后到了台湾，在慈湖守其父灵之际，亦一再反思，表示“盖赣州乃余之第二故乡，余对其一草一木、一房一屋、一路一桥，无不熟稔，瞭如指掌。尤其对该地纯朴之亲爱民众，未曾稍忘于怀也”。相对而言，蒋太子留苏十二年，而苏联给他真正的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据他自己说，曾写有《去国十二年》一册，“详述留俄十二年备受精神与体力折磨之种种经过”。据此可知，蒋太子对苏之印象了。赣南之于蒋经国如此重要，这里不妨细表。

　　蒋经国回到重庆不久，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迎合蒋介石的心意，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任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专为训练一批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总队长。同年五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长。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抚州）温泉，集中训练江西省新征来的壮丁，编成几个新兵团，归他督练，实际上是为野战部队训练补充团。

　　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次独当一面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他首先提出，要连队做到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士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活动”，以活跃官兵精神，造成朝气蓬勃的气象。

　　对于军官教育，蒋经国秉承其父亲的一贯做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列为军官必读的书。另一方面，他也把留苏期间所悟到的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主动接近干部，有时也深入连队与官兵一道活动。他把这一段督练新兵的过程，编了一本《温泉练兵实纪》，借以宣传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是向他父亲第一次交的考试卷。

　　无可否认，蒋太子这一番作为，是揉合了国共两方的特点，因此也算是时尚新风，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家庭式似的官兵关系，有利于解决当时国民党内军队的离心现象，另一方面，蒋介石也为了替蒋经国制造成功的舆论，破例地指示一些部队派人到新兵督练处参观。

　　新兵督练处于一九三九年迁到赣州。赣州地方的恶霸势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来不能贯彻执行；这个地区的专员县长，如不与地方恶霸集团勾结，就站不住脚。当时赣州的行政督察专员是康泽系统的复兴社分子刘已达，他自恃有康泽作后台，对地方恶霸不放在眼里，结果在一次出巡中竟遭到恶霸爪牙的围殴，并被软禁，后由蒋经国亲自出面警告恶霸刘甲第，才获释放。

　　刘已达为此引咎辞职，熊式辉便借此机会，派蒋经国接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冀图利用这位“太子”的权威来整顿赣南的混乱局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蒋经国就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压制地方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

　　这时蒋经国年方三十，由苏联回来才两年，苏俄式的革命教育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的习气。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常常微服出访，搞一些“亲民”的小动作；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

　　年青的蒋经国也的确是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也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虽然，蒋太子摆出的是一副激进的姿态，宣称“要打倒封建势力”，但事实上他对封建恶霸势力根本算不上触动，也不可能触动。以刘甲第而言，他仍然是赣南的大地主，在赣州城内拥有不少地产，还兼营七、八家商店，照样妻妾婢仆成群，只是不像以往那样耀武扬威，招摇过市罢了。许多所谓公益事业，蒋经国还得请当地刘甲第等有名士绅挂上委员的头衔，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也有他们的座位。逢年过节，蒋经国还亲到那些大绅士家走访，以表示“敬老尊贤”的传统作风。

　　一九四〇年夏，蒋经国在“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的讲演中，曾提出了发展钢铁、机器、电力等重工业，促进农业机械化，兴修水利工程，把各城镇建成现代化的城镇，等等一系列的计划，但是对于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苛捐杂税问题，却只字不提。显而易见，蒋太子的这些招数，是透彻地反映了他来自苏俄的影响，苏联是工业大国，农村问题与中国迥然不同。因此到后来，所谓“建设新赣南”的计划，结果除了一些装饰门面的建筑物外，给人留下的只是一些标语、口号、宣传画而已。

　　蒋经国上任初期，对抗日战争的态度表现很积极，公开表示拥护国共合作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很显然，这与蒋介石的边反共边抗日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在他父亲“庭训”指示下，蒋经国终于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开始反共了。特务根据《新华日报》的订户和生活书店的顾客姓名，开出黑名单，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实行秘密大逮捕。蒋经国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处理，也完全是秘密进行。这是蒋经国反共的第一次表态。此外，他还大力加强地方保甲制度。自蒋经国本人以下，所有专区和县级的主要干部，都兼任保甲指导员。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动，订了种种规约以加强控制。从下面一首民歌可以看出赣南人民的反感：“蒋大专员开了口，赣南百姓齐遵守：黎明集合上早操，立正稍息开步走。每天大事第一桩，总裁像前三叩首。保长传令开会多，天天高唱搞五有。结婚必定集团办，太阳节日（蒋经国把他父亲捧为太阳，把老蒋生日定为太阳节）大喝酒。下地赶墟背家训，叫人急得直发抖。我的天啦蒋专员，哪年哪月你撒手？”

　　蒋介石既有意悉心培养长子成材，接替他的大业，到了蒋经国在赣南做出了一些“骄人成就”以后，他就不得不考虑到太子经国的党籍问题。这时的蒋经国并没有正式脱离共产党，只是回国以后，已是名存实亡，再没有为共产党谋一事一物了。

　　蒋介石有感于此，如何使蒋经国正正式式地，名正言顺地在国民党中多经薰陶，多作贡献，他用心良苦地安排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的资格。

　　三青团（全名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在武昌成立，可以说是集复兴社CC系组织之大成。若论三青团之存在，的确是造成了党内有党的问题，对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大为不利，蒋老先生可以让三青团生存，的确使人大惑不解。其实，蒋老先生于此也是无可奈何的，他虽自任团长，也不可能处处插手理事。因此，他看准了时机，有意让儿子渗透，逐步地实行瓦解。从此，蒋经国在三青团的地位便迅速上升，七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八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

　　但是三青团头目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三青团组织处长的职权，未征求蒋经国的同意，竟把江西支团部的主要干部都派定了，几乎都是康泽的学生和复兴社分子，使蒋经国成了空头主任。

　　蒋经国绝不是善男信女，他在苏联受过共产党的组织斗争锻炼，现在又有父亲作后台，当然不接受康泽的控制。他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便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

　　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红帮江湖义气的精神揉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事宣传的“赤珠岭精神”，实际完全是变相的青红帮集团。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

　　蒋经国用这批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在江西的三青团干部挤走。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开办“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由专员公署科长范魁书负责实际责任，先后训练了数百人。一九四三年七月，他在赣州虎岗办了一个青年夏令营，调训中专学生近千人，由他亲自主持，又倡导一个所谓“虎岗精神”。此外他还兼任“中正中学”的校长。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蒋经国被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三青团组训处长，名义上仍兼赣州专员（由杨明代理）。蒋介石准备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大权的迹像，越来越明显了。

　　蒋经国这个专员与一般专员不同：他有蒋介石侍从室派出的警卫小组随身保护；财政部盐务署为了照顾蒋经国的财政收入，特为他设置“浙、皖、闽、赣四省盐务督运处”，由他兼任处长，使他除了征收赣南的钨矿附加税外，又从盐税方面得到补助。此外，第四专区的征兵征粮也与其他专区不同，蒋经国可以用征来的壮丁充实专区的“自卫大队”及各县的“自卫队”；可以用征来的粮开办“交易公司”。赣南实际上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日寇入侵赣南，代理专员杨明急电蒋经国请示对策。蒋复电指示说：“应紧急动员群众，誓死保卫新赣南”。他随即回到赣州，召开了一连串紧急会议，并召开群众大会，声称：“决心和赣南父老兄弟姐妹一道，誓死保卫新赣南。”但是实际上只是徒然喊一阵口号，除了一些疏散民众的工作之外，并无准备作战的实际行动。正在赣州危急时刻，蒋介石拍来急电，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为由，要蒋经国立即飞回重庆，同时派专机到遂川飞机场等候。蒋经国离开赣州之次日，赣州即告沦陷。

　　上文提及的青年远征军，也有细表的必要，乃蒋太子积蓄政治实力和组织经验的队伍也。青年军，全称青年远征军，是蒋家王朝在一九四三年冬组成的。青年军之组成，原意是国民党军政部为了补充中国驻印度的军队的特种兵，如汽车兵团、装甲兵团、炮兵团等。在最初组军的阶段，也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几个团，陆续空运到印度去。

　　但后来，这批远征军竟无须远征，因为他已成了蒋经国的太子系势力了。

　　到一九四四年，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应付当时的局势，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名流等担任委员，蒋经国也是委员之一。为了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还提出各种优待条件，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等。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先后成立了青年军九个师。

　　蒋介石成立青年军的用意，不仅是为了扩充抗战力量，其更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在政治上与中共争夺青年，因当时许多爱国青年都认为到延安去是“抗日救亡”之道；其次是要把青年军办成一个训练干部的大学校，重建“黄埔精神”，扩大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因此，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实际上多半是陈诚、胡宗南推荐），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级干部担任。团以下干部则由各部队择优保送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所属的干部训练团受短期训练后，选派到各师任用。

　　青年军训练总监罗卓英是陈诚的重要助手，副监兼东南分监黄维是陈诚的亲信干部。各师的主要官佐不少是陈系的人。政工人员则以蒋经国领导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学员为骨干，把大专学校从军的青年集中起来，成立“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蒋经国任班主任，训练为期一个月。第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学，一九四六年一月结业，约一千人。

　　训练班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内，工作干部完全由干校人员兼任。干训班的教育，基本上搬用赣南“江西青干班”那一套。蒋经国常常与青年一道活动，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他往往在寒冷的早晨，光着膀子带青年们跑步。

　　他这种作风，当时曾博得青年人的好感。政工班名义上虽属总监部领导，实际上除经费补给由总监部转发外，一切都是自搞一套。青年军成立政治部时，由蒋经国任中将主任。各师政治部主任，除余纪忠、范魁书（蒋经国的亲信）有实权外，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由他的亲信副主任负责，如二〇四师政治部主任刘炳黎（复兴社分子）是教授，除到各团作政治演讲外，一切具体工作都由副主任洪长铭掌握。各团督导员及师政治部组训科长、总干事等主要干部，均由三青团中央干校研究部学员担任。一般连级政工干部，则由政工班结业学员担任。

　　从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布局。有人说青年军是蒋经国登上政治舞台、准备接班的一股政治力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陈诚通过罗卓英来掌握青年军，而蒋经国要把青年军作为政治资本，在这里就潜伏着蒋陈间的矛盾了。后来在部队中，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间的种种矛盾，都直接间接与蒋陈间的潜伏矛盾分不开。

　　双方干部的矛盾，最初表现在彼此争取教育时间，及争夺部队管理权的问题上，后来发展到互相打击彼此的威信，作为争夺青年的手段。

　　如部队长强调部队纪律时，政治干部却大谈民主自由。下级干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如二零四师通讯营有一位连长，在士兵换了夏季服装之后，把棉衣暂时收存在自己家里，以便保管；而连的政工干事却认为连长企图盗卖棉衣，与营督导员商量后，竟鼓动士兵去搜连长的家。全营军事干部认为这不仅是侮辱带兵干部，而且是聚众闹事，破坏军队纪律。双方对立，各向自己的上级请示，因为各师的政治部是独立的，与师部是平行机关。后来官司打到罗卓英与蒋经国那里，始决定判处该干事三个月徒刑，并将该营督导员撤职，问题才算解决。

　　双方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对青年军的要求不同。军事干部从练兵打仗的角度来要求青年军，而政治干部却千方百计拉拢青年，从中发展组织，以便退伍时作为政治活动的资本。

　　蒋经国在政工干部训练班的作法，就是这样：（一）注意接近学员：常和学员一道游戏、吃饭。举行夜间紧急集合演习时，于寒冷的冬夜，亲自带着学员跑步，并带头把衣服脱光，表示刻苦耐劳的精神。在学习的最后一周，他玩弄一次业务大演习的花样，要同学们自己选出班主任、副主任、秘书主任等各级工作人员，执行班内各项业务，以便观察学员的工作能力。他的这一套作法引起学员很大兴趣，当时也迷惑了一部分青年。（二）搞秘密组织，在训练班中培养骨干分子，作为建立秘密组织的核心。如二零四师第二团督导员赖钟声与政治部副主任洪长铭，就是二零四师秘密组织的核心人物。（三）蒋经国在表面上好像尊重三青团中央的人事分配，实际上除了各师政治部主任多半由复兴社分子充任外，副主任以下的各级干部蒋却抓得很紧。如二零四师政治部主任刘炳黎是复兴社分子，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是副主任洪长铭。

　　各师政治部本着蒋经国争取青年的方针，进行各种活动。如二零四师政治部办了一个“文娱训练班”，以培养连队的文娱骨干为名，从中发展秘密组织。凡是不愿跟他们走的，就扣以“共党嫌疑”的帽子。

　　在青年军初成立时，一些有正义感的青年曾表示不同意“忠党爱国”的口号，他们说：“我们来从军是为了爱国，不是为了忠党，因为我们不是国民党员，没有忠党的义务。”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跟他们走。

　　罗卓英本着陈诚的意旨，在青年军中尽可能地安插陈诚的人，主要是把陈的基本队伍十八军系统的干部安插到青年军中。从表面上看，师长一级并不完全是十八军系统的人；可是，副师长以下的干部，尤其团营级干部，罗卓英是不放松的。罗卓英在选择团营干部时，如果不是十八军出身的，挑选特别严格，选出后先调到总监部工作一个短时期，表示和他建立了关系，然后才派到各师去。

　　陈诚通过罗卓英以扎实自己的派系势力，而蒋太子又如何？

　　蒋太子有苏俄“将政治工作做到军队中去”的绝招，他意识到军权与组织权同样重要。他知道自己在三青团中拥有一定的干部实力，如果将这些干部渗到军中，又把军中的一些自己的势力培养成三青团的份子，这样一来，军政的组织就相辅相承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蒋经国主持了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他通过其亲信郑彦棻在会上争票拉角地组选了一批中央干事，当然，其中拉进了不少青年军的师长。据当时被选进的刘安祺、罗又伦、罗泽恺等的回忆说，他们既非三青团员，而事先亦无心理准备，只是应蒋经国之邀请，莫名其妙地出席了会议，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当了非团籍的干事。由此显见，无论在青年军又或是三青团，蒋经国要建立自己的势力，是不惜奋力地杀出血路，夺权争位的。

　　蒋太子的这些招数，是师承于乃父还是他本身的心计，恐怕两者均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蒋介石有意扶植经国太子是事实，据蒋介石的侄女婿韦永成曾向参加三青团会议的代表透露：“有人建议把三青团改组成一个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代替暮气沉沉的国民党，老先生（蒋介石）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发展三青团并有意由蒋太子掌权，而后又有意改组以代替元老的国民党，这当然会引起党内元老派及其他党内派系如CC派等之反对，结果蒋介石后来以“党团合并”来代替改组的方案，但这是后话了。总而言之，蒋太子在四十年代中期在团、军之中所拉拢到的干部人才，有不少是后来他在台湾掌政治仍效力追随的，如上面曾提到过的刘安祺、罗又伦和郑彦棻……

　　日寇投降后，要求退伍复员的呼声波动了整个青年军。蒋介石为了安定军心，乃利用“预备干部”作招牌，规定青年军复员后可取得预备干部的资格，并有种种优待（关于升学就业等）。根据这一理由，目前在营的青年必须受半年的预备干部教育，才能取得预备干部的证书。在所谓预备干部教育期间，蒋经国的政工班负责的是对学员作政治理论培训。太子精深于反宣传的手段，他派出中共叛将叶青到各师巡回作反共宣传。由此可见，小蒋之手段和心计已到了日渐成熟的境地。

　　这期间，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蒋经国深怕此一和谈行动，使自己营内的官兵，会对共产党产生敬顺之意，因而亲自写信给各师师长及政治部主任，要各师加紧对共产党及毛泽东等作丑化宣传，并在部队中成立所谓防奸组织，以监视官兵的言论行动。同时命令他的政工干部调查登记高中以上的从军青年，准备复员后建立“通讯”的组织。后来这些学生成了三青团插进各大学的反共骨干。单二零四师复员学生在武汉大学及武昌文华大学的就有好几百人，在河南大学也不少。

　　后来蒋经国在上海做经济特派员时，随他一道工作的亲信干部江海东曾对人说：“蒋主任这次在上海所以能搞得这样轰轰烈烈，主要是依靠各大学的复员青年军积极参加工作，证明我们复员青年军的作用确实很大。”以后在破坏“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这批复员青年军绝大部分成了蒋经国在各学校的打手。蒋经国的特务组织基础，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为了办理青年军的复员工作，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主要是帮助青年军解决复员、升学、就业等问题。对于大学毕业的青年，可以优待参加留美考试，或优先就业；其余则分别升学或参加就业训练。

　　当时为了把复员的青年分配到各大学读书的问题，曾发生许多争执。因为青年军升学是优待的，程度一般比较差；加以各学校当局对青年军的印象不好，怕增加麻烦，他们的想法是“青年军少来为妙”。因此，常常为了名额问题，讨价还价。教育部为了这个问题往返和双方商量，如果不是用政治的压力，青年军的升学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此外，在贵阳和重庆各成立一所青年中学，选择复员青年中品行“优良”、体格健康、年龄较轻的入校受训。

　　这是蒋经国“培养”青年的重要机构，校长由他最亲信的人担任，如重庆青中的校长就是洪长铭。又在万县和汉中各成立青年职业学校一所，给复员青年受短期就业的训练。

　　在办理复员工作快告一段落时，总监部及政工班先后撤销，由国防部成立预备干部局来处理青年军的问题，局长由蒋经国担任。这样，蒋太子就掌握了复员青年军的全部领导权。

　　经国太子自去国十二年而南还，一直都得到父荫的助力不少，在军界政坛的跃升，大有无往而不利之势。然而花岂有百日红，而经国太子从政的生涯中，亦有一段他日后不堪回首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为了接收东北失地，对苏联的外交成了当时的首要问题。

　　蒋经国曾作为他父亲的私人代表，协助宋子文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并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他回国后担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和熊式辉、张嘉璈同赴长春。

　　蒋经国原以为从此可地处偏安一角地发展成地方势力。为了工作方便，他把原任衡阳市长的赵君迈调任长春市长，这也是一般外交特派员所办不到的。蒋经国虽然精通俄语，也有苏联的朋友和同学，但以蒋介石的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而言，任何外交能手也不可能争取苏联的支持，何况初上外交战场的蒋经国。

　　他在东北期间，非但无所建树，还受种种奚落，与苏联的谈判也失败而回，所谓交涉，只不过是一场空话。后来蒋经国谈到这次外交时，他难过得流泪，说：“军事行动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丑。”他也责怪当时在东北负责的熊式辉没有很好地支持他的工作，责怪熊式辉倚老卖老，有问题不直接和他商量，却向蒋介石报告，“以我父亲来压我”。

　　蒋经国回南京后，郁郁不乐。蒋介石曾打算派他任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因CC系从中作梗，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而没有能实现。蒋经国为此精神上受很大打击，心情更加苦闷。据接近他的人说，他变得喜怒无常，动辄挥拳拍桌，斥责部下，有时借酒浇愁，往往喝得酩酊大醉。

　　不久他又被任为全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总督导，老蒋想通过政治工作来挽回日益低落的败军士气。蒋经国又召集骨干分子及部分复员青年军，创办“戡乱建国训练班”（又名“戡乱建国学会”），成立若干“戡乱建国大队”，派往各省担任组训群众的工作，不过他只起个头，以后就不闻不问了。

　　其实这主要原因在于蒋太子又接到蒋老先生的新任命，使他无暇兼顾。这趟新任命的委派，也可看出老先生爱子之情，经国太子在军、政方面已渐露头角，外交虽然失败，但也算接触过，而财经方面，可谓空白。

　　一九四七年，由于国共内战带来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投机倒把，官吏贪污勒索，成了普遍现象。蒋介石避开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任命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意图以行政铁腕解决经济危机。

　　经济管制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元券（后来延至十月三十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并说：“问题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经国太子在诸事失利以后，倒是想重振雄风，卷土重来，他励志奋言地在他的《卢滨日记》中记录道：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力干下去。今天是星期日，天下雨，气候甚闷。上午在寓所拟订经济督导的工作计划。

　　“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必须严格地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在实际行动上，蒋经国也算是激进的，他采用杀鸡儆猴的手段，把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把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六十四名关进监狱。但是，蒋经国这种举动尽管锋芒逼人，却经不起扬子公司为代表的孔、宋势力的反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蒋经国正以雷厉风行的姿态横扫上海的贪污事件、黑市倒卖投机之际，忽然发现扬子公司积存了大批不明来历之美欧货，蒋经国当然心知扬子公司的幕后人是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人，但自己为了一显身手，竟下令将扬子公司总经理，也就是他的姨弟孔令侃逮捕了。

　　蒋宋美龄接到消息，哪肯罢休，誓要蒋介石下令蒋经国收手，不能胡来了。

　　蒋介石正在北平开会，为了处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所引起的严重影响，临时决定回南京去。结果蒋经国只得发表一篇《告上海人民书》，自己愤然辞职。

　　蒋经国此际回到父亲身旁，躬迎左右，也合时宜，因为蒋老先生此际已被共产党势如破竹的大军所压倒，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战场完全处于劣势；江淮之间战势风云莫测；更严重的是蒋之部属开始众叛亲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焦虑不安，经常发怒骂人。他既担心湖南的程潜、云南的龙云，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又忧虑其嫡系部队军心不稳，起义投诚。想来想去，感到只有儿子蒋经国是最可靠的。蒋经国也深感其父临危授命之重，加之他也久怀“大志”，于是决以孤臣孽子之独木，来支撑摇摇欲坠之大厦。

　　蒋经国这时虽然只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中将副局长，表面只是替“老头子”当副官，但他并未放松把自己的嫡系发动起来，乘机控制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发展个人派系势力。

　　但是，要把组织松弛的力量，变为有力的行动集体并听命于他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来从事组织、训练、控制和指挥。为此，他勾画了一个严密的组织蓝图。四月中旬，他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二楼二号自己的住所（励志社是官方高级招待所，蒋经国在南京时经常住在这里），几次召集“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生江国栋、王升、萧涛英，策划成立秘密组织“铁血救国会”（代号社会问题座谈会）及其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代号为青年问题座谈会），作为组织领导机构。

　　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代号“青年问题座谈会”，是蒋经国嫡系中的秘密领导核心，是他的智囊团。此后，一直担负蒋经国“新太子系”的最高参谋、决策和指挥任务。

　　就在铁血救国会成立后的第三天（星期一）上午十时，蒋经国在住所励志社二楼二号匆忙成立了中正学社。用王升的话说，就叫“希特勒的智囊团”。四九年初，蒋介石为了避开败在中共军势之下的锋头，宣布下野。所谓下野，只是政职而言，至于军权，他还是紧紧不放的。

　　蒋经国亦深感危难之到来，他随着蒋介石，寸步不离。蒋介石当时退居溪口，目的是重整局势和探测后退之路。

　　为了铺好退离大陆的后路，蒋经国承父命赶建定海机场，蒋经国虽未知老父已盟退意，只以为是军事计划之一。定海机场甫修妥，共产党的大军亦已杀至杭州了。蒋介石连夜携爱子登舰返回上海去。

　　蒋氏父子之所以赶回上海，原因是在撤出大陆之前，他们还必须清理和打点一切。可惜事与愿违，这时候代理总统李宗仁也背弃了蒋家王朝，他从桂林来电，声称要蒋老先生“早日出国”，并且要索回已押运到台湾的黄金。

　　李宗仁此举，令蒋老先生大为气结，他深知久留上海，危险不利，但父子俩此时已是走投无路，无处可栖身。于是将军舰开出长江，漫无目的地在海上漂流了十多天。

　　自此以后蒋氏父子迁台，他父子俩都可说是危难与共，彼此相扶了。四九年夏天，蒋氏父子到了广州，只是坚持不与共产党和谈，并在西南地区辗转来去，以图求得以南宋朝廷样的地处南隅偏安，纵然是不得不撤离大陆，也动员旧部，一起赴台，可惜到了最后，连云南、西康一带都不保了，蒋氏父子才匆匆地赴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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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主继位

　　虽云蒋家王朝实际已于南京失陷中宣布朝散人离，然而，自此以后也可说是蒋氏政治生涯的另一阶段。

　　蒋介石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大陆失守之际，能有海岛台湾作为他的偏安之所，实际上是事前作了大量周密安排的，这些安排就是上文提到的定海机场的修建等等。此外，在建设上和经济上，蒋介石亦早有预谋，于一九四八年底，蒋介石已派出陈诚作先锋，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蒋介石此举，可谓临危授命。

　　陈诚身负了开疆辟土，为“流亡皇帝”找个安身立命之处而走马上任。而事实上，陈诚到了台湾之后，也的确下了大功夫，特别是对日治以后的台湾，疮痍满目，他极力地为气若游丝的蒋家王朝，打气添药，在台湾编整军队，推行减租政策，以期用最短的时间，把台湾打扫得虽不谓美轮美奂地迎接败君东来，但也算把台湾的政治、经济在蒋介石迁台之前安稳下来的。而这也是陈诚之所以在此后的十数年中，成为了蒋介石身边最得力的政治上的助手。

　　陈诚在一九五〇年即任行政院长之职，到了一九五四年又被选为副总统，一九五七年更兼任国民党的副总裁，直至他一九六五年病逝。

　　话又说回来，蒋介石并不是南京一失守，他就立即撤台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大军以势如破竹的气势自平，津南下，在荻港强渡长江。渡江一战，可谓雷霆万钧，中共数十年来，仍不时以此作为军事上英勇表现的宣传。

　　中共大军的南下，其捷捷得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东北地区的大捷，不但士气大振，而且取得了军事补给的基地，从那时起，蒋介石亦自知大势已去，劫数难逃了。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引退文告谓：“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行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之万一。”

　　蒋老先生，到了此垂暮之年，虽云政治低能，但却极具雄心，而且未曾稍减！他在军事上的盲目，认为只有军事上的绝对胜利，才可以拥兵为王，并立于不败。因此，自二十年代国共合作到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中，他何曾稍放弃军事上的决战信心，可是到了此时，他也感到力不从心了。可惜他不力图在谈判桌上与共产党来个合理、合法的争辩，但却刚愎自用地与共产党一而再地以军力过招，这也是蒋老先生不智之处。

　　引退文告甫发表，蒋介石的军用专机已开动引擎，即日飞到杭州转回他奉化老家了。

　　他回到老家来，祭祖谒墓，自不在言，更主要的是他已有从此一别故土，何时重返的心情，因而不惜于此时在溪口逐处细细的浏览，其唏嘘感慨，可以想象。

　　蒋介石下野，继任者李宗仁是也，上文已表，这里不述了。接着，国民政府亦于四九年二月迁到广州去。原来旧日在蒋势力卵翼下组阁的孙科等人，在蒋介石下台后，亦知机地宣布解体而去。接任者为何应钦。当然，何应钦在国民党的核心中，是拥战份子，但他何尝不知此时此际，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已无心恋战，而中共的兵员却是气势迫人。君子决不吃眼前之亏，何况蒋老先生已下野而去，一切过去要与中共决战的责任也可推得一干二净。虽说此时与共产党和谈，实际上是城下之盟，但也不能不忍气吞声地再来一次兵败后的商议。于是何应钦派出以邵力子为首的代表团，到北平谈判去了。

　　蒋介石蛰居于溪口，实质并非他自己所说的是不视事、不理政，此期间但凡军政要事，他都起着遥控作用。溪口期间，他接见阎锡山，也安抚下台的孙科……

　　此时，在国民党而言，是军事压境，在中共来说却是胜利在望，因此，这情势的谈判，是一边倒也，是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和谈照议，而中共的军事口号也照样宣传：“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成了切实有用的动员令。

　　自一九四九年的五月至十二月二十七日这段期间，中共的兵力所向无敌，五月三日取下杭州、十二日发动淞沪战役，八月攻陷福州、接着是湖南和平解放……

　　蒋老先生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正式撤台之前，亦可算得上是仆仆风尘的。他虽是宣布了不担任军职下野，但作为国民党总裁身份，仍蠢动于党政事务之中，其间，他在淞沪之战中，亲临督战，可惜，奋战十余天后，不敌中共的军势，败阵而逃。上海失陷，蒋介石痛心不已，亦想到有必要亲赴台布置一下未来的“居室”。

　　于是他携同亲信，赴台而去，一则是察视陈诚的计划安排，再者是强调兵力必须足以抵挡日后他撤台时的中共追兵。

　　陈诚接旨，竭尽力而为之，这里不详述了。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到了此时，已是名存实亡，但作为曾经是一国元首，是不可能绝无面子问题的困扰的。基于此，蒋介石竟然一反常态，继续以元首的姿态，走访了菲律宾和韩国，此际的蒋介石，可说是哀鸣不已！他大声疾呼，号召东亚各国组成“太平洋联盟”，以扼杀共产主义之威胁。

　　时至八月，中共南下部队已是所向披靡，蒋介石是一边下令陈诚在台湾即时设立国民党的总裁办公室，自己则飞赴广州，急订反攻共军的军事计划。为了显示自己仍然任元首之职，于此危难之际，更不惜飞赴重庆与云南，安抚和镇定军心，可惜事已颓势难回、众叛亲离的境地了。自从傅作义率先领众部鞠手交出北平以后，云南的龙云和卢汉，竟于此际也起异心而向中共交底，李宗仁也想到长期与蒋不和，更是撒手不理蒋最好时机，于是他托言有病，突然飞港赴美而去。

　　蒋介石面对此残局，也只得追来逐去的力图挽救，他不停地来往于云南、广州、重庆、台湾、厦门，只可惜真是时不与蒋兮，狂澜难挽。蒋介石有见于众将既已叛离，他日撤台也需有个名正言顺的偏安朝廷的名义，于是就在十二月初，由国民党、青年党的代表等呼呼应应下，蒋介石立即答应“复行视事”，决心当起偏安皇帝来了。

　　自此以后，蒋家努力在台湾的延续，实则只能说是国民党势力的残灰余热而已！蒋介石这段日子其实绝不好过，此后风雨飘摇地过了二十六年，直至他魂归天国兮，其间的经历，实已不复当年勇矣！

　　在退守到台湾的早期，蒋介石确实是痛定思痛地，有感于国民党本身存在的危难的。他感到国民党事实上也是腐败而不足以成事，所以首先提出的是改造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员自重，并申明现阶段的政治主张是立足台湾，韬光养晦，反攻大陆。

　　在最初的十三年间，中共确实也是力图保持一种军事压境的姿态，在海岸上作过种种的进迫。及后，退守台湾的势力，已渐渐立足定了，而美国也与蒋介石取得了一致，美国不避嫌疑地干脆驻军台湾，以显示美国对蒋家的实质支持，至此，台湾海峡两岸的金门，马祖便是火来炮去的相当热闹。其实，此际无论是中国大陆，或是台湾蒋家，都是无力作火拼以吞并对方的，保持着炮火的不断也是显示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尚有未完的轇轕纠纷而已！

　　蒋介石在退守台湾的二十六年中，先后五届以党内推选的民选形式出任总统之职直至逝世，这期间到底是个人声望使然还是他势力的一种表现，相信难以推算，但可以知道的是，在台湾的绝大多数东迁的国民党员、军政人员及民众之中，数十年来的一种愿望，是亟依赖着蒋老先生有朝一日，带着他们回乡祭祖，安抵家园的。谁愿意在海岛之一隅偏促地老死他乡，这恐怕也是蒋老先生在台的数十年中坚持反攻大陆的口号的原因之一，而且，也极可能是他获得依赖信任的原因吧！但事实而言，这种反攻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微，而民间的积怨也越来越明显。

　　踏进七十年代，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美、日明确了台湾蒋家实际上是无力再作为与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抗衡的一种势力，于是先后与中国建立邦交。蒋介石痛感于此，提出了“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励志名言。

　　而事实上，由中国大陆东迁而来的遗老遗少，到了此际，大都垂垂老矣！喊反共复国的口号，也叫足了二十年，台湾的民众已心知肚明不是一件易事了，于是在七十年代的亲共时势冲击之下，一下子，台独、革新派……形形种种的政治异见者纷纷涌现。

　　蒋介石自己亦感到力不从心，必须为蒋家的家业设想打算一下了。当然，以蒋介石这样讲究法祖观念的人来说，他是断不会着力扶植纬国承其大任的，于是，天下大任必落在久经政治考验的蒋经国身上。

　　一九七二年，在蒋家忠臣们的刻意提名，蒋介石也力捧并支持的情势下，经国太子走马上任，任行政院长。

　　经国太子的上任，显示了他掌握军政大权。他以“最接近民众的院长”的姿态出现，经常上山下乡，深入民间，在台湾民众间，一时传为美话。

　　蒋介石之所以捧出经国太子任行政院长，事实是有感于自己已是暮年，有时日不长之兆。果然，三年以后，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介石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一代政人，从此星沉殒落，只可惜他逝于其退守的海岛之上，死前声言日后反攻大陆，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

　　蒋老先生逝者已矣，此去也十多年了，他遗志至今未完，殊可惜也！然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何尝不时思日念于统一，共襄建国兴邦之大业？

　　对于一班追随着蒋先生退守台湾的大员们，经国太子身上，是寄托着他们反攻大陆，复我家园的愿望的。但当今世道，民主政制已成了势在必行，经国太子是不可能以子承父任的封建形式登位的。于是在蒋介石尸骨未寒之际，同年同月的二十八日，在台湾阳明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临时会议上，一班遗老遗少们，急急的举手，通过选出经国太子为党主席，统揽全党职务。这样，经国太子虽未为一国之首，但已掌握了党务实职了。

　　在蒋介石甫逝去的不到一个月，经国太子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掌握了国事军机，又以党主席的身份独揽了党务，因此，副总统严家淦按宪法于蒋介石逝去后接任为总统的职务，此时已形同虚设，也即是说，经国太子等待的，只是待那一届总统任期届满后，再行选举而已。按经国太子此际的实权而言，他简直成了必然的下任总统无疑。

　　蒋经国果然“不负众望”，于一九七八年接任第六届的总统之职。此时的经国，旧日被称为小蒋的，此际，也已大大超过了知天命之年纪而接近古稀，然而，无可否认，在裹裹内内一片不利情势之下，蒋经国登台继位，若然不以“多难兴邦”作为奋斗自励，恐怕是难以昭示台湾民众的，因此蒋经国继位后，实行的是“革新保台”的措施。在政治上，明显地拉拢台湾地方势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此来延长现有的国共对峙的政治局面。在经济上，则大举外债来发展“十大建设”，此举无可否认是起到了稳定台湾与外国垄断资本势力的关系，也保持了岛内表面的经济繁荣。

　　时至今日（一九八六年）而言，蒋经国也已到了七十五、六岁的高龄，近两年来，蒋经国已经明显地减少公开露面，偶而露面，亦已老态龙钟，因此继承问题又开始自动浮现了。

　　自蒋介石始到蒋经国的势力延续，已经六十多年，六十多年来都以拥有绝对性支配军、政、经、党权力的形式出现，无论是老蒋或小蒋，都被吹捧塑造成负责任、有道德，超乎异常的秉赋与能力的“圣君”。这样的一位“明君”，加上若然是完整的官僚架构，运作起来，也确实地起了一种领导人无所不在，无所不通晓的作用。这种形式的结合，更一度被台湾的知识份子们称颂为“东方民主”的表现。

　　这种近乎于“独裁”的反现代民主潮流的政权，综合而言，其为首者，必须首先是权力集中于一身，然后考虑在分散管理时，又一定会因了保障本身权力的原因，起用自己的亲信和忠恕之士。这种架构组织，于领导人精力旺盛，头脑清醒而精明之际，亦可以驾驭并各自发挥属下的优势，只是若到了领导人日渐凋萎，继承危机自当产生。

　　这种危机，在八十年代初已逐渐显现，蒋家中人能否继位而秉承大业，成了台湾上下民众的关心论题。

　　一九八一年，台湾国民党十二大选中央委员时，就有人推举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入中央委员会，此举是作为试探性质又或是真正出自党内的有心人士，真个要把太子推到前台来，那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知道的是，蒋经国当下即时反对，这到底是蒋孝武真的不具备可被抬举的条件，还是蒋经国深感时势不同，不可再沿袭旧日的手法呢？

　　无可否认，蒋孝武至今并未如其祖父和父亲那样具有“精神集结中心”的个人影响力，若论能力，这位出身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其后又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得到硕士学位的中华年汉，却又是蒋家之中最具个人实力者。

　　蒋孝武及其弟蒋孝勇，始终是近十年来在蒋家第三代中最被着重培养的两员，国民党权力政治中的神秘人物。经查国民党历年“职员名册”，孝武曾被安排当过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专任委员，中央组织工作会委员，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国民党党务顾问等职位。另外则又担任行政院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顾问，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广播事务协会理事长，棒球协会理事长。许多正式文件亦显示他是国民党党政军特各部门重要官员合组的反统战固定任务编组“中央固国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

　　蒋经国在一九七六年左右，为了培植未来的干部，曾以党主席身份自兼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举办了所谓的“国家建设研究班”，乃是蒋经国时代最高层的训练班，每期训练三个月，只训练了三期即告结束。目前台湾当今之红人如关中、孙震、宋楚瑜、郭为藩，以及已由红而黑的徐立德等均出自该研究班。蒋孝武即为该班的第三期学员。

　　以上这些资历均有文件证明，而分析这些资历即可发现它始终不出政治、文宣、心战、情报等基本权力政治的范畴。

　　同样的疑惑也发生在蒋孝勇身上。据台北“中华征信所”出版之“中华民国优良厂商经理人名录”及官方“年鉴”，蒋孝勇长期以来在国民党党营事业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曾任中兴电机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中央玻璃纤维公司总经理，电机公会理事长，玻璃强化塑胶技术协进会理事长。台湾最大的工程顾问公司“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亦由其负责。台湾差不多的党公机构工程事务，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均涉足其间。这显示出蒋孝勇在国民党的财务及事业机构中获有极大的权力。蒋孝勇亦同样具有国民党党务顾问的身份。

　　由于蒋孝武和蒋孝勇兄弟的经历有着明显的“设计”意味，蒋孝武经历的均为“权力政治”范畴之职位，而蒋孝勇经历的均有“财经实力”范畴之职位，若非他们二人均年龄太小，资历有欠完整，声望亦尚差得许多，否则连“名义接班”的可能性都不会遭到排除。也正因此，蒋氏兄弟在未来国民党政治结构中扮演一定角色的可能性理应受到注意，正当蒋孝武接蒋经国班而继任总统之说甚嚣尘上之际，一九八五年底起，蒋经国先后两次公开宣称，蒋氏家族不能也不会担任第八任的总统。

　　第一次是在接受《Time》杂志访问时表示。就表面而言，此番谈话有自抬身价并安定民心之效。在台湾，“郑成功王朝不过三代”这个历史事实已内化成了人们的梦魇，大有蒋经国如再安排其子继承，台湾必亡沦之说。

　　第二次是在行宪纪念会上的发言，八五年十二月蒋经国以总统身份，在行宪纪念大会上的宣告：“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会”，“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会。”蒋经国又再次旧调重弹，此语一出，大有官方以正式文告昭告天下之势了。虽为旧调，其实个中亦有新义，他连向来在军中拥有一定关系的蒋纬国出任掌权实职的可能性，也连销带打地化解。

　　然而台湾民众却不以为然，总感到此乃手法罢了，因为听其言更须观其行，否则是无实际意义的。如上所述，这何以解释一向以来对蒋孝武、孝勇两兄弟的刻意安排？更令人感到不足信的，是历史的经验，教晓了台湾民众，过去台湾的领导方式，是整个党政国家机器之重心，均随领导人之职位与意愿而转移，权力可以集中于党，亦可集中在军。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初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先行视事，即以党魁之身份来统管一切，而后任总统了，则权力集中到总统府来。蒋经国初在台时只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严家淦即时赋闲一角，当严家淦接替蒋介石在位逝世之总统一职时，行政权力又转移到行政院而非掌在严的手中，蒋经国出任总统了，权力又回到总统府来，因此，名义接班与实际接班，其间大有文章。

　　回过头来再说蒋孝武，这位风度翩翩的太子，除了有上述的学历之外，尚有不少未为官方证实，但其实也可作参证的资料，例如一九八四年美国江南（刘宜良）命案发生时，当时台湾岛内已盛传蒋孝武担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之职，而授命情报局长汪希苓派人暗杀江南的，也正是他。

　　大抵是为了真使人相信蒋经国绝不容蒋家后代接班继位的真实性吧，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蒋孝武突然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副代表，蒋太子此举，立即引起台湾民众和政界人士莫大关心，因为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是没有大使之名的大使馆，这个“外交点”，在台湾的外交部驻外单位中，属于第一等的“驻外单位”。由此可见，蒋孝武在政坛上的官职与实力，又上升一级了。

　　当然，蒋太子走马上任新加坡会使台湾人想到，太子外放，真的不会继任了，这对平时很坚持相信蒋家一定会子承父位的人，也感到意外和安心。但事实上，亦有不少人认为，蒋孝武即使不出来参与总统之竞选，日后仍不免会在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假以时日，果真日后有成熟之机，太子会否一如他的祖父、父亲一样“鉴于国家民族存亡绝继之所系，顺应全国军民喁望之切”而“应天命，顺民情”，登基继位，那拭目以待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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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南京九月，巷陌轻寒，并不碍我要到中山陵一走的意愿。紫金山上，树木葱茏，气象万千，自古被誉为宝地。甫抵达，秋雨霏霏。群山默默，银线飘飘，苍天似要在重阳之前，为此弥漫哀思之地多添点愁。依山而建的中山陵，在雨中凄然肃立，游兴甚高的人们，不耐烦地躲雨于陵道旁的树荫之下。长阶冷雨，将历史点点滴滴，注我心头。

　　曾几何时，这里是国民政府圣地所在，文武官员，草民百姓，皆以参谒为尚。抗战胜利，作为民国元首，蒋老先生还都谒陵，一时称盛，及至剿共失败，大军压境，依依一瞥，万里江山，别时容易。过眼滔滔，不觉又接近四十年，中山先生在天有灵，将何以言之。

　　忽然想起明太祖朱元璋，其陵寝就在不远，明孝陵年久失修，满目疮痍。他的孙子建文帝礼葬他后不久，天下便大乱起来。燕王朱棣，率军南下，抢夺帝位，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不敌，怆惶出逃，朱棣登基，即明成祖，改都北京。抚今追昔，隐隐然似觉着历史的宿命。

　　到底症结在人在事，在地在天，到今日已无须深究，谁是谁非，也属聒言。历史的一切，虽已云湮，却仍能印证今朝。愿尚存者追怀，更愿后来者多思。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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