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研究三集

• 目录
  • 《二二八研究三集》前言（李敖）
  • 陈仪早期经历（陈文瑛）
  • 大革命时期的陈仪（葛敬恩）
  • 陈仪与浙江陆军第一师（蒋授谦）
  • 孙传芳羁押陈仪的经过（杜伟）
  • 陈仪赴欧洲考察经过（陈文瑛）
  • 陈仪与鲁迅、郁达夫的交往（陈文瑛）
  • 陈仪主闽事略（钱履周）
  • 陈仪枪杀张超的前前后后（余钟民）
  • “公沽”始末（严家理）
  • 陈仪的田粮政策杂忆（周惠生）
  • 陈仪与福建省人事制度（高垲）
  • 陈仪、孔祥熙冲突的因果（蒋授谦）
  • 陈仪与孔祥熙（龙翔）
  • 台湾受降与“二二八”事件（杨鹏）
  • 陈仪在台湾（周一鹗）
  • 接收台湾纪略（葛敬恩）
  • 陈仪治台的经济措施（于百溪）
  • 陈公洽与台湾（佚名）
  • 陈仪任浙江省主席的历程（蒋授谦）
  • 陈仪主浙见闻（严家理）
  • 记陈仪主浙时的几次谈话（洪集成）
  • 浙江经济建设与陈仪的设想（贡沛城）
  • 我所了解的陈仪及其被扣见闻片断（侯定远）
  • 浙江解放前夜的陈仪（杜伟）
  • 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丁名楠）
  • 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胡允恭）
  • 陈仪迫汤投共始末（毛森）
  • 衢州相会（陈文瑛）
  • 陈仪之死（郑文蔚）
  • 陈仪杂记、书信选（陈文瑛）
  • 陈仪论（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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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研究三集》前言（李敖）

　　我编著《二二八研究》《二二八研究续集》外，特就关键人物——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的材料，别成一书，就是这本《二二八研究三集》。

　　陈仪是在1950年6月18日被枪毙的，当天国民党官方宣布罪状说：“抗战胜利后，奉命接收台湾，并曾充任行政长官的陈仪……做了一辈子大官，武官升到二级上将，文官当过省府主席、国府委员、行政长官等要职，想不到他仍旧是一脑子军阀官僚思想，在主持台湾行政期间，鲁莽颟顸，处置乖张。……”这一罪状，近四十年来，早已深入人心。所以一提到陈仪，国民党与台湾人就立刻发生“共识”，都说陈仪是二二八的元凶、都说陈仪害了台湾，一切罪过都套在这死鬼头上。换句话说，陈仪是国民党的替罪羊，而这一替罪，也被台湾人“尔爱其羊”得顶礼有加呢！

　　我是学历史的人，也是主张公道的人，在我的研究下，国民党和台湾人都说陈仪是二二八的元凶、都说陈仪害了台湾，是既不合历史也不够公道的。陈仪有许多缺点，但他却在为政大体上，无负于国民党，更无负于台湾人！

　　说陈仪不该有日本总督式的权力吗？殊不知正因为陈仪有这种权力，他才得以保护台湾，尽量少受大陆腐败的影响。陈仪一到台湾，就不肯让大陆的法币登陆，而要另发行台币，这种“一国两币”，使大陆的通货膨胀难以传染到台湾，使台湾人免于重蹈大陆收复区的覆辙与牺牲。这种功劳与德政，四十年来拜其赐，其人虽亡，其政不息，岂不正是陈仪的遗爱吗？为了抵制大陆孔宋豪门资本伸足到台湾，陈仪把跑来接收的金融人员原机遣返，不怕为政“得罪巨室”，这种气魄，不是陈仪，国民党其他大员干得出来吗？

　　说陈仪未能控制台湾物资吗？殊不知在邵毓麟上宋子文的秘密英文报告中，正可看到陈仪如何在以台湾剩余的煤米和其他工业产品，交换大陆出产的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以“物物交换”方式，抵制大陆方面的勒索。那边宋子文在上海设立糖业公司，这边陈仪就不准台糖出口，因为台湾糖价太低，轻易出口，吃亏的是台湾人。这种一面把台湾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纵，一面把贸易盈余全部投资在经济建设上以利台湾人的做法，这种气魄，不是陈仪，国民党其他大员干得出来吗？

　　说陈仪不用台湾人吗？殊不知日治时代，台湾总督府有日籍官员三万以上，另有日侨六十万人，占全岛人口十分之一，构成吏治中坚，这些人一走，自需有吏治经验的熟手接班。当时宜兰的台湾人市长毫无办事经验，重要公文放在裤袋里忘得一干二净，这样子连处理公文程序都不及格，又如何能不找大陆公务员帮忙？

　　说陈仪放纵军人吗？殊不知来台湾的部队，不是他的子弟兵，他为要求军纪，把马姓少将当众枪杀，他的气魄可想。他信任台湾同胞，一方面把六十二、七十军调回大陆，无惧于兵力单薄；一方面把日本人管训在外岛的地痞流氓放归本岛，以尊重同胞人权。结果二二八发生，事与愿违。但他的始愿，岂不正是有爱于台湾人吗？

　　由此可见，陈仪在为政大体上，无负于国民党，更无负于台湾人。对二二八，他当然有责任，但是不识大体，徒以“天下之恶皆归之”的对待他，台湾人却正好中了国民党的奸计！看看这本书吧，台湾人别傻啦！

　　1989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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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早期经历（陈文瑛）

　　先父陈仪，曾名陈毅，字公侠，又改公洽，自号“退素”。一八八三年五月三日（清光绪九年，癸未三月二十七日）生于浙江绍兴。祖父炳镛，字静斋，祖母王氏夫人。

　　陈仪的早期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一八八三—一九〇二年，青少年时期。（二）一九〇二—一九一七年，第一次求学日本及辛亥革命时期。（三）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第二次赴日本及寓居上海时期。（四）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浙江时期。

　　陈仪幼年好学，涉足经史典籍，孜孜不倦，特别爱读《史记》，好论前人的得失成败。祖父陈静斋经常出外经商。叔祖父陈荪阶是前清秀才，赴杭州蒋广昌教学，大伯父陈威和陈仪随行，与蒋抑卮先生同从叔祖父学。当时，祖母希望先父学商，故后将陈仪召回，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业师为高尚德（字伯俊）。陈仪学师期满，得到祖母同意，再次赴杭求学，入杭州求是学堂，该校系浙江大学前身。

　　一九〇二年，陈仪考上官费与同乡邵明之（后改铭之）等结伴东渡日本。这是陈仪第一次去日本，到日本后入成城中学，为后日入士官学校作准备。当年成城中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因故不能直接入士官学校，陈仪趁此空隙进了陆军测量学校学习。一年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炮兵射击学校第四期。一九〇四年鲁迅、许寿裳、邵明之和陈仪曾在日本东京合影留念。当时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倡导革命，陈仪是光复会会员，且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尊簋、蒋方震、蔡锷等结识甚早，爱国革命之志早有萌发。

　　一九〇七年毕业回国，在陆军部任二等课员。（后来陈仪常说起：“凡事不可能一步登天，我就是从二等课员做起的。”）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浙江也随之而起，蒋尊簋（字百器）为浙江第三任都督。蒋尊簋、诸暨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同盟会会员。当时他在浙江颇孚人望，由其领导革命，为各界人士所尊敬。蒋尊簋邀陈仪为助手，委陈仪为都督府军政司司长，负责后勤后备等事宜。由于陈仪工作认真负责，人多信赖。

　　其时，朱瑞率领浙江支队支援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在克复南京后，南京临时政府委朱瑞为陆军第六师师长。一九一二年朱瑞班师回浙，他恃功而骄，有夺权之心，但对蒋尊簋则不敢当面攻击，他们密谋策划，先把陈仪迫走，以孤立蒋。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朱瑞指使其部下首先发难攻击陈仪后备供应不力。陈仪一怒之下，即弃职而去，不久蒋尊簋也辞职，朱瑞便取得了都督地位。

　　一九一四年军政府改组，陈仪应召去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窃国，改号“洪宪”，蔡锷（松坡）以计离京去滇反袁。袁派陈仪赴津追蔡回京，陈仪到津与章宗祥、蒋百里（名方震）商量，决定以“追不到”回报。不久陈仪也离职。

　　一九一七年，陈仪第二次到日本，入陆军大学，为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学生。先母沈蕙和我随行，当时我六岁。

　　一九二〇年，陈仪回国后，全家定居上海。先住在哈同路（现铜仁路）民厚里，不久搬到辛家花园。后又搬到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联珠里和傅壮民医生同住，我们住西半部分，傅医生将其余一半除住家眷外，并设立了一小医院。两年后，傅医生的医务逐渐发展，陈仪也嫌人多烦杂，我们全家搬到隔壁一所三楼的独家住宅内，一直住到一九二四年。

　　在此期间，陈仪在上海经营实业，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地址在江苏东台。同时经商，接办丝绸商业银行和钱庄。当时经常往来有钱新之、李馥生（后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蒋孟平等。

　　一九二二年，陈仪曾去日本，当时他任裕华垦殖公司经理。张謇其时亦在苏北办实业（盐垦），因自然灾害及市场情况变化，经营发生困难，必须另筹巨额资金，遂通过陈仪筹划向日本借款。陈仪此次去日本，就是为了这件事。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自日本归国。在这次去日本时，陈仪娶了日本女子古月好子，回国后改名陈月芳。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之间，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而发生战事。福建方面的孙传芳乘虚入浙。浙江原有第一师（即第六师改称）和第三师（即独立四十九旅扩充而成）师长潘国纲、张载阳，因卢永祥失败而出走。

　　浙江地方人士怕受战火殃及，派代表赴孙传芳军表示欢迎，陈仪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孙传芳入浙江，任陈仪为浙江第一师师长，周凤岐为第三师师长。其时一师内部复杂，陈仪怕不能胜任，辞不获准，才去宁波接事。随后师部迁回杭州，驻梅东高桥。师参谋长葛敬恩（字湛侯，嘉兴人，日本陆大毕业）；参谋项雄霄（嘉定人，南洋陆师毕业）；一旅旅长石铎（字宗素，温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二旅旅长余宪文（陆大毕业）。陈仪接任后，锐意整顿，将军官轮流受训，自己亲自讲课，并深入部队，一年后军容有所改观。

　　一九二五年，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假秋操之名，出动五路军，进袭沪宁津浦一带的奉军。陈仪率领一师沿津浦路北上，经过固镇和宿县两次战斗，把张宗昌部队打垮。十一月占徐州。孙传芳任命陈仪为徐州总司令。不久我们全家从杭州迁到徐州，住在司令部后面的家眷住宅楼内。

　　陈仪在徐州搞了一些建设，如修筑徐州所属八县的公路，架设电话，钻井取水供市民饮用，安定社会秩序等等。

　　一九二六年，夏超在杭州宣告独立，响应国民革命，被孙传芳部下宋梅村杀害。孙传芳随即命令陈仪回浙江任浙江省省长。这是陈仪第一次主政浙江。因为他本是浙江人，固心情十分兴奋，很想为乡里桑梓办一些好事。可是不到三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要我们离开杭州去上海，而他却搬到省府居住。我们走后不久，孙传芳派兵包围了梅花碑省政府，并将陈仪执送南京扣押在联军总部，幸而当时蒋方震先生在联军总部为顾问，他与陈仪交谊颇深，得蒋之营救，陈仪方得释放回到上海。

　　陈仪获释时，一师与孙传芳军隔江对峙，陈仪曾两次写信恳劝孙传芳顺应革命潮流，响应北伐，然孙终不接受。

　　陈仪回到上海后，有人劝他收拾旧部，重整旗鼓，他说自己不识诈虞，连累一师也遭受挫折，深感惭愧，所以不愿再干了。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陈仪曾被任江北宣抚使，然未就职。（项斯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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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的陈仪（葛敬恩）

　　一九二六年秋，陈仪是孙传芳所委派的徐州总司令，我担任参谋长。在两年前，孙攻占浙江，将潘国纲统率的浙军第一师收编，潘离开了军队。这支军队在浙江有悠久的历史，官兵们自成系统，虽被收编，却非外籍军官所能轻易控制。孙传芳了解到这一点，于是想利用陈仪，到上海邀陈出来充当第一师师长。孙、陈原系日本士官先后同学，但无交情。陈与第一师历史关系也很浅。一九一二年，陈在浙江都督府担任过军政司长，后来因为本省不同派系的军人互相倾轧，他被保定陆军速成出身的吕公望等一派所排挤辞职而去。陈仪与浙江地方军队说不上有感情，这是孙传芳注意到了的一点；但陈毕竟是浙江人，在军界资历深，这又正适合了孙的要求。孙在政治上的做法之一是勾结地方势力相互利用，为他摆场面，巩固地盘。这时为了控制浙军第一师而找到陈仪。陈由于自己和第一师交情浅，知道我在这第一师服务很久，和官兵们相熟，便找我去当他的参谋长。我和他是留日陆军大学的老同学，彼此向来关切，在这一时期，我俩共事颇为亲密，他对我也是言听计从。

　　自从陈仪接受了第一师师长后，第一师在津浦路上屡立战功，尤其在攻击张宗昌白俄铁甲车以及“任桥之役”中，第一师的炮队都显示了威力。陈被擢升五省联军的徐州总司令。

　　当北伐军长驱进入湘赣的消息传来，陈和我曾在一起谈论当时形势。我觉得南军这次北伐声势浩大，我们应该设法去人了解北伐军的实况，及时早作安排；当时还未作脱离孙传芳的打算。陈考虑到他向与蒋介石无缘，也没有可信任的朋友具备担任此任务的条件。我因辛亥年杭州光复之夕与蒋介石见过面（蒋那时任敢死队队长）；黄埔军校开办之初，蒋着吴思豫到浙江延聘教官，曾托吴向我致意并邀我前去（吴思豫和蒋是留日振武学校同学，吴与我是幼年同学），我就向陈说明情况，自告奋勇，愿去江西一行。经过进一步细商，觉得若不先得孙传芳的默契，便如此去做，可能闯出岔子；不如先以电报向孙提出建议，公开说明需要了解北伐军内情以便必要的应付，请他指示。我们估计孙此时态度骑墙，对南蒋北吴（佩孚）尚未分明敌友，正在观望风色，企图投机取巧，因此这一建议可能适合孙的意图。果然电报到了南京，正中孙的下怀，他立即覆电，认为可以一试，且询问谁堪担任去赣代表。陈覆电提议派我前往，孙回电同意，并嘱我先到南京见他，然后去汉转赣。我带了徐培根立即南行，到南京时，江西形势突然吃紧，孙已匆匆去九江。我乃转轮船沿江而上，到了九江，在“江新”轮上见到了孙传芳。此时，孙正策划避开与北伐军接触，要求北伐军不打江西，移师沿京汉路北上，让北伐军与吴佩孚部决战，自己伺机由赣西截击武汉，坐收渔人之利。我在船上还见到了蒋百里；看到日本人冈村宁次也在船上，冈村是孙的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坚决主张对北伐军作战，并在孙面前竭力反对我去汉口。蒋百里说可能孙的和战方针日内会突然决定。我听了他的话，却踌躇起来。蒋百里是主张联南的，因孙左右多是北方军人，主战的占多数，自己是南方人，疏不间亲，在船上发表主张不便。但他仍催我去汉口，说在九江总部方面当为我尽力安排。我便到了汉口。当时，浙闽各团体和平代表张一麟、蒋尊簋、魏伯桢、史家麟等到汉呼吁和平。我表面上是孙传芳的秘密代表，实际是陈仪和浙军第一师的代表。

　　我在汉口见到了唐生智、陈铭枢、邓演达以及刘文岛夫妇等人。他们答应代我向蒋介石联系，但不让我通过前线去见蒋，说是武昌未下，路上难以通行。我和江浙各团体代表都被留在汉口好几天。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是托词阻挡。不久武昌破城，我们才绕了大圈子，中经长沙、株洲、萍乡、分宜、高安等处，到奉新去见蒋。我在汉口与北伐军接洽时，以五省联军的力量作为谈和的基础，说如果两军交战，北伐军未必可操胜券，而孙的军力尽够应付。

　　我与魏伯桢同行到奉新，住在张勋的祠堂里。当时蒋介石住在奉新天主堂内。我和蒋介石谈了三天，谈到当前的军事形势，主要是讨论大局的发展。以前，我对蒋印象不是很好，一则我把他看作是当时所谓嵊县帮①有关的人；二则因为他在民国初年生活腐化，觉得他不宜为友。这番见面，颇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他殷殷希望我参加北伐工作，不必再回徐州，我未应允。我转达了陈仪的殷切愿望，希望能早日结束无谓的混战。关于孙传芳，我对蒋说：“他不一定要和北伐军为敌，至于以后他如态度明朗，则不分南北彼此合作，否则到时尽可收拾他，这也并非难事。”蒋始终凝神听着，口中不时发出“嗯”的声音。我在措词中一方面表示陈仪有接近北伐军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仍是代表五省联军。蒋没有明确答复，但希望与陈仪合作是肯定的。

　　在我离开奉新之前，他一再同我商量把委任陈仪为十九军军长的委任状交我带回。在汉口时，我已知周凤岐接受了第二十六军军长的委任。拒绝接受委任恐不太合适，当时，我与陈仪的交情尽能替他作一半主，所以便替他收了下来。临走时，蒋又给我一封转交陈仪的亲笔信，写了十多张纸，每个字有核桃般大，他还亲自送了我们一程。

　　我由江西回来时，闻孙传芳的军队已经被北伐军击败，正狼狈地溃退。从汉口乘江轮路过九江，目睹散兵挟着木板等物泅水渡江逃命，浮尸蔽江而下。此时浙省由于夏超之变，改换局面。孙传芳因浙江省议会及浙江省各团体曾要求浙军回浙，顺水推舟把陈仪调去当浙江省省长，第一师随同回浙。当初孙对陈表面说得堂皇而且诚恳，许陈放手贯彻“浙人治浙”方针；但实际他在玩弄手段，一方面分化浙江地方军队，一方面达到缓兵目的，使北伐军不致遽入浙江。陈回杭就职之后，铁路线上的孙的嫡系部队在暗中布置。我回来时随身携有蒋介石的亲笔信和委任陈仪为第十九军军长的委令，一路担心，过南京时，惴惴不安，未敢登岸，一直随轮船到上海，就转往杭州。陈仪接受了委任状，但未敢明白表示依附，仍旧以浙江省省长面目露脸。经过一时的酝酿，浙江各界联合会发出了浙省自治的通电，陈为了不与孙冲突，将所部第一师中的大部分调往宁波绍兴一带分散驻扎。两三天后，孙部孟昭月旅出人不意，突然潜入杭州，立将留杭之第一师部队分别包围缴械。陈命令不予抵抗，省长公署卫队亦被解除武装。陈在署闻警，匆匆找我商量，要我从速离杭，设法集合被缴械遣散人众，并联结第一师各部保持组织。我由省府后门走出，从海道到上海。此时我的想法是：（一）援救在浙省府被包围之陈仪；（二）保全浙军第一师建制，妥当安排。

　　我到上海找到了张群，他代表蒋在上海做联系工作，实际他也是赤手空拳，出卖风云雷雨。他联系的对象只是海军的杨树庄和一些政治派系，调动不了实力。我因私人关系便与黄郛商量②。谁知这一两天浙江的情况又起了新变化，陈仪已由孟昭月（或上官云相）派人护送去南京看管，放弃了浙江省长一职。而第一师由于拉成一条长线来不及集结，不久被由福建开来的周荫人部截击分成数段，只徐培根所部在奉化抵抗了一阵，一部分投奔了浙军第三师周凤岐。

　　因为局势有新变化，蒋由南昌屡有电报来，要我去南昌；黄郛并力劝我就此参加革命阵线。这一阶段我去过南昌、庐山好几趟，黄郛夫妇亦相陪。蒋要我担任总部参谋处长工作，因为这时总参谋长白崇禧出任东路前敌总指挥由赣进浙，参谋处长张定璠也被调遣出去，蒋面前没有适当的人，所以把我填了空。（李子宽记）

　　①嵊县帮是嵊县坏分子所结合的一派，蒋本人虽非嵊县人，但蒋母王氏是嵊县人。

　　②我和黄郛原是浙江武备学堂同学，又是亲戚，一向交谊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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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与浙江陆军第一师（蒋授谦）

　　一九二四年，福建之孙传芳，乘卢永祥与齐燮元在黄渡一带酣战，后防空虚，率部由闽北袭取浙江。驻防仙霞岭的浙江守军炮兵队队长张国威，与孙传芳同学，没有什么抵抗，就放弃阵地，并拉拢浙江之日本士官同学出来工作，巩固自己地盘，博取浙江民心。如聘蒋方震（百里，海宁人）为总参议，任陈仪为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浙江陆军原有第一、第二两师，建制已久，孙传芳到浙后，把自己的嫡系陆军第二师编入，师长卢香亭，保持它的传统番号，而改浙江陆军第二师为第三师，师长周凤岐。

　　陈仪接受了孙传芳任命，于九月间到宁波防地就职。以葛敬恩为参谋长（湛侯，嘉兴人），项云舫（雄霄，嘉定人）为中校参谋，徐培根为少校参谋，石铎（宗素，温州人）为第一旅旅长，余宪文（乐清人）为第二旅旅长。

　　陈仪在宁波就职以后不久，第一师司令部即开回杭州，驻梅东高桥。陈治事甚勤，公私生活，非常刻板。黎明，轮流到各团、营训练地点看士兵操练，官兵振奋，富有朝气。

　　一九二五年秋间，孙传芳不甘于局处浙江一隅，觊觎淞沪地盘，借“秋操”之名，令第一师出动袭击奉系军阀杨宇霆部。陈仪得到通知，以葛敬恩留守，自己率领两个团（记得是第二、三两团）、炮兵、工兵各一营，骑兵一连，经沪宁路渡江沿津浦线前进，和卢香亭师并肩作战。夹沟、固镇之役，击退张宗昌军，进入徐州。孙传芳以陈仪兼任徐州总司令，并将所属第二十四混成旅李俊义部也归陈仪指挥。

　　陈仪任徐州总司令，仍以葛敬恩为参谋长，以项云舫为参谋处长，徐培根为中校参谋。徐恃才使气，忌之者说他自负太甚，为此，陈约徐长时间谈话，徐心服，其后积极工作，仍为陈倚重。

　　陈仪在徐州的时候，举钱宗泽（慕霖）为徐州警察厅厅长。钱是一师旧人，为浙系保定军校出身的最早一辈，因陈仪出发时，钱到车站相送，临时为陈邀去帮助。章世嘉（筱斋，绍兴人）为铜山县长，章为童保暄任第一师师长时的副官。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由于部队还能重视纪律，军民之间，情感融洽，地方人士，誉为军兴以来难得看到的部队。后来第一师开回时，徐州人士热烈地欢送。

　　第一师驻扎徐州的时候，对地方建设，帮助也不少。如由徐州通向萧县等地的公路，利用一师军工修筑；在城区也有军工修筑了一条很长的环城马路。在著名的九里山建筑了一座可以容纳一个师的营房。同时还在营房面前开凿洋井。由于地势较高，钻探到几十公尺以下的深度才发现水源，解决了附近一带居民和兵营所需的饮水。施工人员时常对人说，挖掘这口洋井，工程比造营房艰巨。

　　一九二六年三月间，创设“浙江陆军第一师干部教导队”，队长由中校参谋徐培根兼任。笔者也由参谋处书记兼任教导队书记。学员则由全师班长和上士中考试及格后入队受训，修业期间一年，分两学期，结业后分发各团营见习，以军官任用。第一期学员约百人，期终测验，部分学员不能进入第二期，因此结业时分发的仅七十余人。当时课程，超过五省联军军官学校。秋间，孙传芳来徐州检阅教导队时，表示嘉慰，奖金特优。后来学员分发时，改名为“徐州干部学校”。

　　一九二六年秋，夏超接受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军长，在浙江宣布独立，截断孙传芳的后路。第一师在徐州的高级军官在一个集会上（孙传芳经常轮流召见各部队的高级军官到五省联军总司令部谈话）听到孙军的李宝璋谈说：“我（李自称）只要用一团兵力，就可以击破夏超。”朱锡麟（中校参谋，后升第一团团长）和徐培根（中校参谋后升第四团团长）说：“夏超现在的实力，不能轻视他。”及至夏超失败，感到有些突然，出乎意料之外。

　　孙传芳收复浙江后，缩短防区，任陈仪为浙江省长，仍兼第一师师长。陈先回浙任事，第一师也陆续撤回浙江。第二团和骑兵营驻防杭州，其余各部队开赴浙东，第四团和教导队驻福建五夫（教导队长始终由徐培根兼任，徐升任第四团团长，教导队就跟着四团行动）。

　　一九二六年，陈仪在徐州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向武汉推进，参谋长葛敬恩向陈仪建议，陈又向孙建议，并得蒋百里的协助，派葛去武汉，想迎头找国民革命军与之协议，主张各沿津浦和平汉铁路分头并进北伐。其后武昌既下，葛就由湘入赣，在奉新县与蒋介石见面，秘密带回“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的番号。陈正考虑怎样向孙传芳建议，怎样来和国民革命军合作之时，夏超失败，陈即匆匆来浙继任。当时军政各方面接触频繁，局势混乱。其时第三师的周凤岐，已由九江退回浙江，已经接受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的委任，四处放出空气，准备行动，外间已是满城风雨。这时驻防杭州附近的孙军孟昭月、王淼部，他们从夏超独立以后，与浙军有隙，听到浙军不稳的风声（自然也是接到孙传芳的指示的），就迳自开入杭州，包围浙江省政府，缴第一师驻杭部队的枪。陈恐糜烂地方，没有令部队抵抗。但官兵缴械后，愤怒不平，冒着危险渡江向绍兴集中，准备起义。陈本身初被扣押在梅花碑省长公署，大约经过两昼夜，由孟昭月派员解赴南京五省联军总司令部软禁。

　　第一师在绍兴与孙传芳军隔江而守，听到师长被软禁于南京，就酝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准备作战，对被缴械的二团，重行整编，补充兵器。但因内部人事还待调整，没有正式公布番号。

　　陈仪被禁在南京联军总部时，孙传芳在鸦片烟榻上见了他说：“你暂时在我这里休息一下吧！”孙的参谋长刘宗纪、秘书长陈訚（季侃）和陈有私交，向孙报告军事形势的时候，谈及第一师在绍兴的行动，认为第一师官兵对陈印象很好，可以责陈出来安抚，清除敌意，勿使加入国民革命军。陈因此得释。到达上海后，立即陈述自己对国民革命军的看法，以局势利害，劝孙当机立断，不再与国民革命军为敌，并缮成一信，派弁目李锦文去南京报送。等待约一星期，没有覆音，再派陈卓霖去南京催询前函情况。孙收到陈仪的两次来信后，没有作出决定，仅由副官处出了一张收据和给送信人十块钱的旅费。陈见孙没有表示，就留在上海。这大约是十二月中旬之间的事。

　　第一师官兵在绍兴听到师长脱险的消息，军心振奋，准备行动起来。教导队提前约一个月结业，分发原来的团队见习。笔者也回到参谋处工作。参谋长施伯衡（缙云人）看到我们回去，慰劳一番，不久，林蔚（蔚文，台州人，系葛去武汉后向陈仪推荐），陈铭阁（守谦，河南人）渡江来绍，经过会议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九军，遥奉陈仪为军长，在陈不能到职以前，由第一师师长石铎代理。军之下编为两师，以原来第一旅及所属第一、第二两团为第一师；第二旅及所属第三、第四两团为第二师。一师师长兼代军长，二师师长兼任前敌总指挥，保持均势。炮兵团长林显扬（达深，黄岩人）很想扩编成旅，但因兵员武器无法补充，也只得与骑兵、工兵、辎重各营一样，归军部直辖。一九二七年元旦，在绍兴大校场公布成立时，还增设了一个政治部，政治部的主任是杜伟（时霞，青田人）。

　　十九军成立以后，不能偏守绍兴一隅，即开展军事行动。经过高级将领的商议，决定向宁波、宁海迎击周荫人军，认为周荫人军由福建行军入浙，长途奔驰，疲乏不堪，地方舆情，不会对周军有利，可以一举而击破之。主张最力的是第一团的朱锡麒与第四团的徐培根。他们俱有野心，想打垮周荫人部，吸收他的散兵，扩充自己实力。他们对师长只是表面上的尊重，骨子里有自己的一套打算。当时发布命令，施伯衡对我说：“蒋书记，徐培根的命令，慢一点发，他动作快，怕配合不上。”

　　决定向宁海进军，攻击周荫人部。第一团和四团先行开赴百官，司令部所属各处继续开动（改编后的军司令部和一师司令部没有什么区别，仅名义上多了一块牌子），深夜从水道起行（约一月上旬的头几天）开到西坞，停留半日，午餐后再开方门，约在午后四时到达。次日下午，看到第一团长朱锡麒右臂包扎纱布负伤下来，在我的铺上休息，说部队不听命，要我拟电报报告上海陈仪；又问我徐培根消息怎样，下来没有？我以不知对。傍晚，他离开军部。这时前方败兵，向方门而来，势如潮涌。军部派炮兵营长姚永安率领卫兵坐守门前，指示他们向指定地点集中，他们也没有进入司令部。入夜，前线已被周军击破，大势已去，军部人员陆续出走。我向施参谋长询问行止，他说：“你看大家往哪里走，你就跟他们走。”我说：“文件、地图呢？”他说：“快烧。”我完成这个任务后，和蒋汉槎（参谋）、陈建子（见习）等离开方门，向石浦方向前进，想到那里乘轮船至上海。沿途不少退下来的人，谈失败经过，说主要是学派之争，讲武堂与保定军官派的斗争很激烈，讲武堂出身的张乐等人，不听保定出身的特别是朱锡麒和徐培根等人的指挥。其次，一师士兵过去出省作战，倒还很勇敢，可是这次在省内作战不肯卖力。第三团在新昌遭遇敌军，新昌、嵊县籍的士兵，见家乡在望，无心作战，秘密把枪埋了，翻山过岭地跑回老家去了。他们地形熟悉，记住埋枪地点，准备事平之后重来挖掘。所以部队没有支持几天就溃散了。但也有自动集结，保持一部分实力的。

　　我们到达上海，见到了师长，才知道徐培根在宁海失败后，只身来到上海，写了一个“十九军在宁海作战失利”的报告，迳自往江西投入国民革命军行列。

　　陈仪在上海得到第一师被击溃的消息以后，要林显扬去台州；季遇春去温州，分头收容。他们因为陈平时相信朱锡麒、徐培根，受到排挤而隐恨未消，迟迟其行。又值农历年关，忙于私人事业，遂失去时机。

　　林显扬和季遇春虽没有及时收容一师散兵，但一师散兵部分在宁波天王寺集合。工兵营长奚骏声收容了不少，他和余宪文收容的散兵在杭州集训，东路军何应钦看到一师余部不足一军，便改为一个师的编制。在酝酿改编中，朱锡麒等邀陈仪来杭州加强活动，因沪杭路中断，陈仪由宁波海道而来。到达不久，余宪文通电就十五师师长职，陈就由原路返上海。至是从辛亥建制起来的浙江陆军第一师，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一师官佐不受十五师改编的，由陈函送东路军总司令部任用。

　　第一师的瓦解，除上述内部纠纷外，第一师旅长余宪文、石铎的明争暗斗，不择手段地争夺权位，还有一个郑佐平也想插上一手，以致弄得内部很混乱。同时，何应钦最忌浙人得势，从中破坏。当时蒋介石曾一再叫葛敬恩任第一师师长，将它整顿恢复起来。葛因内部矛盾很多，外有何应钦作梗，故葛推辞不干，最后就编为十五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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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羁押陈仪的经过（杜伟）

　　辛亥革命时期，蒋尊簋任浙江都督时，陈仪是浙江军政司司长。后来朱瑞代蒋为都督，他与蒋尊簋共进退，同时离职。蒋、陈之间，私交不恶。此后将近十年之间，他始在北洋政府有过一段宦海升沉的经历，后在沪开办一家丝绸银行，经营不善赔本蚀光，乃束装东渡，进日本陆大深造（陈仪早年先后毕业于日本士官和炮兵学校），学成返国，回浙再任军职。

　　一九二四年秋，孙传芳入浙，夏超等人以陈仪与孙有同学之谊，促驾到桐庐迎接孙传芳，两人相偕抵杭。孙向陈询问蒋方震的近况，经陈之推毂，蒋来杭与孙会晤，孙即以潘国纲所遗第一师师长职畀蒋，蒋固辞，转荐陈仪为师长。陈仪自此开始带兵，在宁波接收潘国纲旧部，部队番号仍旧。我当时任宁波警察局局长，军警接触频繁，彼此由是订交。后来我入北京陆军大学，他给我挂上一名师部附员，按月支薪，津贴学费。一九二五年秋操，孙军势力扩及苏北，陈仪虽非孙的嫡系，但相当被器重，论功行赏，调陈率所部驻徐州，膺防守司令名义，声势不小。

　　一九二六年大革命前后，我从北京南下，至徐州见陈仪，谈起北方军政混乱局面，其时正值张作霖入京，冯玉祥出走，有人说张像“李闯王”。陈对我说：“北方军阀当权，政出多门，统一中原是不可能的。我已劝馨远（孙传芳字）与南方合作，前几天派葛敬恩去汉口，你可代我去山东、河南进行联络，暗中观察动静如何。”我说：“张宗昌是胡匪出身，樊老二（钟秀）也是豫匪，我们很难同他们交往。”陈就委我去汉口帮助葛敬恩进行活动。我抵汉晤葛敬恩后，葛告我已接蒋介石来电，准备到江西奉新与蒋会晤。这时武昌还在北军手中，葛嘱我在汉口与邓演达、陈铭枢、唐生智等三方面联络。迨武昌守将刘玉春向北伐军投降，我又衔邓演达命密赴九江策动周凤岐师反正。我完成策反任务后，又到上海协助纽永建策动夏超独立。不料夏超起义后，其十八军在嘉兴作战，失败之速，几乎出人意料，多年经营的保安总队，经不起宋梅村旅一击，即溃不成军。夏超独立失败后，孙传芳调陈仪继任浙江省省长，仍兼第一师师长。陈于一九二六年十月率所部回浙履新，留第二团与骑兵营驻杭州，其余各团分驻绍兴至五夫一带，是为陈仪之第一次主浙，也是适逢其会。正当此时，孙传芳抵抗北伐之师，在南浔铁路线上（涂家埠至九江）被革命军击溃，全部向苏浙边境败退，孙亦逃离九江，退居南京老巢。先是，陈在徐州时，已与北伐军互通声气，暗中早经接受国民革命军给予的第十九军番号，准备乘机观变，易帜响应。但因新接浙江省政，某些行政上的措施，尚未布置停当，想跟孙传芳面谈，敦促与南方合作，一时也没有机会。而浙江革命的空气，却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此时在九江的周凤岐师，已暗中接受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番号，班师回浙，社会哄传，谣言繁兴，都说陈、周两人态度不稳。驻在临平笕桥一带的孟昭月、王淼部队，认为浙军不尽可靠，自恃为“大帅”（他们尊孙传芳为“大帅”）嫡系，效忠到底，竟不向“大帅”请示，擅自率部开入省垣，勒缴第一师驻杭的季遇春团（二团）及骑兵营（卫队营）的械。当时官兵义愤填膺，向陈请示，要求抵抗，陈以众寡悬殊，后援不继，如果发生巷战，难免地方糜烂，因令季遇春团和骑兵营官兵缴械。官兵于缴械后，冒着孙军截击的危险，自动渡江，向绍兴、五夫一带集中，待命改编，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

　　陈本人在所部被缴械后，即被孟昭月看管在梅花碑省长公署三日夜，旋又被押送南京，软禁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时为一九二七年的年头岁尾。陈仪这次出任省长，从接印到待罪，首尾不足三个月。

　　陈仪蒙难不久，驻在绍兴、五夫的第一师主力和两个旅长（第一旅旅长石铎、第二旅旅长余宪文）就干脆打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番号，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在绍兴大校场宣布易帜，遥奉陈仪为军长。第一旅旅长石铎为第十九军第一师师长兼代军长职务，第二旅旅长余宪文为第二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杜伟为政治部主任，开始向宁波西坞方面行动，准备迎击孙军周荫人的部队。大敌当前，理应团结一致，无如事实上的表现，却是群龙无首，内部派系之争，甚于敌人。如第四团团长徐培根、第一团团长朱锡麒和参谋长施伯衡为首的保定系，一向深得陈仪信任，大权在握；另以林显扬为首的速成和讲武堂派在中下级干部中也有基础。两派彼此意气用事，互不卖帐，以致在宁海战役中竟为周荫人所击败。传说第一团团长朱锡麒右臂负枪伤，子弹来自后方；第四团团长徐培根所部张乐的一营不受指挥而垮台，第三团团长朱耀焜屯兵嵊县、新昌，不上前线参战。其时我率政治部和钮永建偕黄埔学生二十余名，驻在西坞附近，徐培根对我说：“两位师长都找不到，第三团不来支援，后方余宪文又不派员收容，这样的指挥，叫我如何对得起士兵？”我劝他急速退守奉化收容本军散兵。他不听，并负气说：“不干了，到上海探听到陈师长消息后再讲。”当夜就和刘膺古等由宁海乘帆船脱身走了。

　　陈仪被禁在南京联军总部，孙传芳大动肝火，恨之入骨。夏超、周凤岐之后，加上一个陈仪，在孙传芳当时的心目中，凡是浙军，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痛定思痛，杀机顿萌，陈之性命，有如悬丝。但孙传芳的左右如总参议蒋方震、参谋长刘宗纪、秘书长陈訚等和陈仪都私交不恶，他们异口同声，婉言向孙传芳为陈缓颊，终于达到“刀下留人”的目的。刘宗纪还说：“公洽不是劝过大帅和南方联络，沉机观变，保全实力的吗？为今之计，不如利用他和南方的关系作个缓冲，我们可以从容应付。”孙传芳既释陈仪，接着就要他回浙收抚一师部队，陈因此脱险。他从南京到上海后，得知国民革命军军事进展奇速，又知第一师已被周荫人击溃，立即修书剖陈局势，建议孙传芳悬崖勒马，与南方合作，信由弁目李锦文送交南京联军总部孙大帅亲启。但孙的目光，始终没有看到进步的一面，终于丧师辱名，厥后再经龙潭一役，全军覆没。一九二九年九月陈去东北为宣慰使（时奉军与苏联在满洲里、扎赉诺尔一带冲突），道经天津，与孙相值，对此往事还不胜其惋惜。

　　陈仪回上海不久，第一师官兵多数在宁海战役中失散。陈首先要林显扬去台州，季遇春去温州收容散兵，但林不肯应命，季虽去亦未大量收容。朱锡麒等邀陈仪经宁波来杭州（时沪杭路不通），陈至杭而余宪文已奉何应钦之命宣布就十五师师长之职。余宪文的部属殷绳武知道陈仪返浙，发了个欢迎的电报，电文未经余宪文过目，余不以为然，殷一怒而去。陈在返杭途中，几乎又遭暗算（据久历陈幕的蒋授谦说，一九五二年在衢州灵山遇到王凤岐，仙居人，据他回忆一九二七年他驻扎镇海招宝山时，曾接到余宪文来电，要他扣留陈仪，但没有照办）。之后，国民党中央任陈仪为江北宣抚使，收拾孙传芳残部，也因余宪文不愿合作而不就。一九二八年三月，陈仪出国赴欧洲考察。为时一年，回国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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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赴欧洲考察经过（陈文瑛）

　　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蒋介石邀请陈仪到南京谈国防建设等问题。在这之前，陈仪受命任“江北宣抚使”，但由于其他原因，未就任。蒋请陈仪到南京的目的，是让陈仪到欧洲考察，主要目标是德国，并聘请德国顾问。陈仪奉命组选了一个规模不大的考察团，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出发。

　　考察团出发时，蒋介石以当时国民军总司令身分致函德国外交总长史特莱斯曼（Stresemann），就派遣考察团一事祈求协助，该函件原文如下：

　　史特莱斯曼外交总长阁下：中德邦交素称辑睦，本司令切愿向有之睦谊因两国人民之合作与同情日加亲密。现敝国国民革命将次成功，亟欲并合中外文化之特长以促成革故鼎新之伟业。素仰贵国素来之文化与新近之发展于敝国建设事工可资借镜者必多，兹特遣考察委员长陈仪，委员李鼐、胡庶华、项经方等前来贵国实地研究，并饬携函趋候起居，藉承指导，诸希与以方便，无任感荷。顺颂日祉。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中正（印）

　　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十日

　　（原件为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之件、编号IV chi 192, 255, 412）

　　考察团成员中，李鼐是早年留德军事人员，回国后在军政部顾问处任职（抗战前病故）；胡庶华也是德国早期留学生，当时担任何职务不清楚（以后担任过同济大学、湖南大学校长，解放后病故于北京）；项经方，德国柏林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其时归国不久，经项雄霄介绍给陈仪担任一般随员，负责旅途联系。

　　当时陪同考察团的有一位德国人鲍尔（Bauer），鲍尔是一九二六年来到中国的。他虽是军人，但在华身分并非军事顾问，而是工业顾问。他不领取中国政府薪资，仅取得工商界的服务酬劳。鲍尔将陪同考察团访问并作安排聘请顾问之介绍人。

　　一九二八年三月，考察团在上海登轮，途经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埃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上岸，开始欧洲旅程。考察团的目的地是德国，因此其中大部分国家是途经或参观游览去的。沿途游览的国家有意大利、瑞士、荷兰、瑞典，一路上参观了各国的枪炮厂、飞机场，最后在德国逗留了一段时间。考察团重点参观了杜塞尔多夫的火车机车厂、奥伯豪森的炼钢厂、科隆国际博览会、慕尼黑博物馆、汉堡的港口设施、耶拿的光学仪器厂、德累斯顿博览会等等。

　　这些参观游览都是鲍尔联系接洽的，考察团没有与官方机构接触，也没有政府机关的人来迎送，仅由参观的工厂或单位招待。

　　聘请顾问一事亦由鲍尔安排，他介绍了一些人与陈仪接触。关于此事，德国外交部档案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外交部多次与鲍尔上校商讨关于中国拟聘请德国退伍军官赴华担任军事顾问的问题，同时直接告诉陈仪将军，聘请军事顾问赴华之事，照目前德国形势，多有不便。鲍尔上校对德国的立场亦似乎表示谅解，他本人也多次说明聘请德国退伍军官似不合时宜，因为中国过去一向聘请非德籍军官（荷兰、瑞士籍）的顾问，而且未来恐亦不会有所改变……结果在德国聘请了几位工业及经济专家。

　　考察团还有购买军火的使命。此事后来交俞大维、谭伯羽办理。陈仪回国后，成立了一个“商务调查部”，在德国就由俞大维负责。该“调查部”直属兵工署。

　　谭伯羽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的儿子，他正在德国留学；俞大维在德国的身分是“特派员”。由于他们的关系，陈仪又接触了许多中国留德学生。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是冯玉祥派去的，冯在国内势力削弱，这批学生在德国无所适从。陈仪就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待回国后，陈仪担任兵工署署长，许多德国留学生被吸收进兵工署工作。陈仪还亲自将俞大维推荐给蒋介石，俞先担任蒋介石的秘书，不久又接任兵工署署长，当时俞仅三十五岁左右，执掌兵工署长达十余年之久。

　　陈仪此行到欧洲是他唯一的一次西方之行，他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国内国民政府的建立，给予他很大的鼓舞。他一贯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的前途寄予莫大的希望。他在旅途中随时记下自己的思想，自题名为《随感录》。

　　《随感录》中他写道：“中国直以道德文物超越世界。（一）道德：宽大仁慈，忠厚、耐苦种种美德应保持而光大之；不洁，无秩序，私心重，不服理，无公德种种恶习宜革除改良之。（二）文物：应培植有文艺天才之人，使其尽量发挥本能，国家宜筹经费将中国之文物介绍于世界。”这些话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的信心和热爱。

　　在这一时期，他对国家建设方针作了较多考虑，他写道：“欲建设新中国必先养成新国民。这所谓新国民并不要新生养起来，只要请现有的同胞把不合现代潮流的旧思想旧习惯打扫一清，输入点新知识，增加点新能力那就算新国民了。我们要打扫出去的旧习惯旧思想是什么东西呢？〔那是〕吸鸦片、爱赌博，依赖心。”“至于新知识的输入新能力的增加当然亦是人人所赞同的。我以为我们对于人民与国家先要有一种确切的意志，就是要使人民有做人的生趣，国际上有国家的尊荣。这个意志确定了，我们就向着这个方向走。”此外，他对教育、矿冶、国家机器的设立都有十分美好的设想，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军人，能有这样开通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考察团在欧洲逗留了半年，然后取道美国、日本，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回到上海。

　　陈仪在德国时曾购得“Goethe's Briefe und Tagebücher”（歌德的书信与日记）袖珍二卷本，并于当年十二月十日亲自送交鲁迅。（项斯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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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与鲁迅、郁达夫的交往（陈文瑛）

　　一

　　先父陈仪，生前与鲁迅先生交往甚密。虽然两人出身、经历不同，思想上、政治观点上，难免有差距。但据现存的零星史料看来，两人的交往持续了三十年之久。

　　一九〇二年，鲁迅与陈仪先后考上官费留学生，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陈仪进了士官学校学炮兵，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年到日本留学，自然交往甚密。在鲁迅照片集中有一九〇四年鲁迅、许寿裳、邵明之和陈仪四人合影（我家过去影集中存有此照之原版，照片背后有陈仪用铅笔手书之四人名姓）。鲁迅先生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也提到这张照片：“季市及诗英来，并赠复制二十年前照相一枚，为明之、公侠、季市及我四人，时在东京。”

　　从日本归来，鲁迅与陈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鲁迅以笔为武器，唤醒民众，向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现实进行直接斗争；而陈仪走上了从军从政的道路。陈仪对改革中国社会现实怀有热情和抱负，他对如何改造中国、中国的出路在何方等问题不断认识与探索，在宦海中几经沉浮，而理想终成泡影。

　　尽管生活道路不同，并未使鲁迅先生与陈仪的交往中断。两人时有书信往来，或登门晤谈。仅据《鲁迅日记》记载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〇年两人往来的事就有十八处之多。一九二八年春，鲁迅与陈仪交往频繁，二月，鲁迅先生以《唐宋传奇集》赠陈仪。三月，陈仪赴欧洲考察，十一月归国，十二月十日陈仪去探望鲁迅先生，并赠《歌德的书信与日记》袖珍二卷本给鲁迅。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为营救许钦之再次被捕事，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说：“蔡公生病，不能相觌，但未知公侠有法可想否？”足见鲁迅先生是打算请陈仪设法营救许钦之先生的。

　　鲁迅先生逝世时，陈仪在福建任省主席，许广平电告陈仪，陈仪万分悲痛。鲁迅的逝世是中华民族不可弥补的损失，出于这样的认识，也出于平素对鲁迅先生的敬重，陈仪当即电告蒋介石，提议为鲁迅先生举行隆重国葬，但蒋介石没有接受这项提议。

　　《鲁迅全集》出版时，陈仪托人购得数套，分送给福建省各图书馆及重点学校，要学校选择几篇作为教材，以激励后进。陈仪在书橱中一直将《鲁迅全集》陈列在显著的地位，并不时拿出来翻阅。

　　二

　　一九三七年六月间，我陪母亲沈蕙带了二女儿赴闽省亲，当时先父陈仪任福建省主席。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形势突然紧张起来，我担心母亲身体多病，受不起惊吓，一旦战争发生，上海定非安全之处。因此劝母亲暂留福州。我只身返沪，随船同行的有郁达夫夫人王映霞、次子郁云。

　　在福州时，我第一次见到郁达夫先生是在一次酒宴上，当时郁达夫先生在席间谈笑风生，颇有识见，不愧是名士文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酒量甚好，一杯接着一杯下肚，却毫无醉意。

　　现在已无从查考郁达夫先生与陈仪交往始于何时。郁达夫曾写信给陈仪说，想换换环境，请陈仪代他谋一职位。陈仪接信后邀他来闽，委以重任，先任省政府参议，之后任省府公报室主任。

　　抗战爆发后，陈仪接到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电报说：蒋介石要郭沫若回国，此事须问郁达夫。陈仪派秘书蒋授谦持电到达夫先生住所相告。达夫先生正持杯酒在手，边看诗集，怡然自得。蒋授谦以电报示之，他毫不犹豫，随口就说：可以的。但要取消“通缉令”，汇给旅费。当时根据他的意见拟就电文覆何廉。陈仪还电请驻日大使许世英照料协助郭沫若回国。

　　郭沫若先生回到上海时是郁达夫去接的。一九三八年郭沫若先生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达夫先生任第三厅设计委员。适值台儿庄大捷，郁达夫曾到台儿庄劳军。同年应陈仪之召又回到福州，向陈仪汇报了劳军和汉口的情况。当时福建省政府已迁至永安，福州成立“主席随从室”，达夫先生就在随从室工作。

　　不久胡文虎驻福州的代表胡兆祥邀郁达夫去新加坡任《星洲日报》编辑，陈仪同意后，他办好离职手续，携妻挈子（郁飞）从马尾离开福建，踏上到新加坡的旅程。

　　一九四二年，新加坡战事吃紧，妇孺先行撤离，达夫先生把儿子郁飞送回祖国。他考虑到文化界人士无力长期照应，就决定把儿子托我父亲照应。他托《星洲日报》编辑尤君浩的夫人卢蕴伯带郁飞离开星洲时，只交给郁飞一张他自己的名片，简简单单写了几个字，大致是托陈仪照应。当时陈仪在重庆行政院任秘书长。

　　一九四二年四月郁飞到重庆后，尤夫人陪他到曾家岩行政院，由秘书蒋授谦接待。父亲看了郁达夫的名片后，立即给我打电话，说明情况，要我去接。

　　第二天，我带郁飞回家，从此郁飞就和我一起生活，直到他读完大学。那时郁飞只有十四岁，正需要教育，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却与父母天各一方。由于我照料他生活，郁飞一直称我“寄娘”。我也把他视同自己的骨肉。父亲则亲自担负起教育他的工作和负责他的生活费。我常说，抚养郁飞成人是我们父女的合作。

　　陈仪非常关心郁飞的成长，郁飞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后，陈仪亲自到学校里了解他的考试成绩。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给我的信中曾写道：

　　一昨三十日到考核会，接到你二十六夜的信，已悉一切。郁飞、新月（我大女儿的小名）等被录取，我二十九日已经慰悉。你做母亲的成绩很良好。……

　　抗战胜利回沪后，郁飞进上海中学读书，后上浙江大学。父亲对达夫先生后代的关心，是希望他成为一造福国家、社会之优秀人才。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给我的信中写道：

　　郁飞的事，还是由他自己决定，希望他多用理智，不要感情用事。……我觉得郁飞是可以培植的，可以使他发展成为一个优秀人才，为国家、为社会造福。这是我的同情心，也是我的责任心，此外无丝毫别种心思。我既有培植他的诺言在前，我必履行到底。……我日内当筹措国币七十万元，由景溪汇给你，二十万元请你给郁飞用，五十万元补助你的家用。……

　　知道此事的人，都说陈某人古道侠肠，郁达夫托孤得人。

　　我不知道父亲与达夫先生何时相识，但他们相知甚深。郁飞曾告诉我：郁达夫在星洲时，曾说过：“许多人以为陈仪是亲日派，迟早会将福建断送，其实我知道他是会抵抗到不惜身殉的。”

　　郁达夫牺牲在日寇屠刀下的消息传来，陈仪万分悲痛，自此更加关心郁飞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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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主闽事略（钱履周）

　　陈仪之幕僚

　　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闽举起反蒋义旗（国民党称为“闽变”），不久失败了。蒋介石本内定派与十九路军有关系的戴戟当福建省政府主席，快发表时，又改派陈仪来闽。

　　当时各省不论大小，省府委员名额一律九人，由主席列单先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再送行政院会议通过任命。陈仪原单所列委员为李祖虞（兼民政厅长）、徐桴（兼财政厅长）、郑贞文（兼教育厅长）、孙希文（兼建设厅长）、陈景烈（兼秘书长）、林知渊、李世甲等。其中郑、孙、林三人都是未参加“闽变”而留任的原省府委员。此名单将送中央政治会议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急电蒋介石为他的舅叔高登艇请复职。原来高也是未参加“闽变”的旧省府委员，蒋介石得熊式辉的电报后，就叫陈仪补进去。陈只得抽去陈景烈以高补其缺。省府主席用素不相识之人当秘书长，在当时是无此前例的。又因孙希文内调行政院参事，其职务改由陈体诚（原浙江省公路局长，蒋介石对闽用兵时，命陈修杭州至福建浦城边界的运兵公路，限两周完成，陈只用十天就通车了，也算是平定“闽变”的功臣）充任。陈仪便带了这些人走马上任了。

　　省府从委员到科员都有一定的编制和薪俸额，不能随意增加。省主席每月有特别费几万元（福建三万元），由蒋介石的侍从室发给，不经过国库，不必办什么预决算手续，只要主席一张收条就可领款。利用这一笔款可聘编制以外的人员，如顾问、参议、咨议以至服务员。陈仪在闽任用最突出的有三名顾问：李择一，福州人，留学日本多年。有人说，他就是“留东外史”（暴露留日学生界种种坏品质的章回体小说，作者笔名“不肖生”）中的李锦鸡，和陈同留学日本，算是一个“日本通”。陈仪邀李回福州，聘充省府顾问，优礼有加。李所引荐的许多族人和亲戚，陈仪都安排在省府及所属各机关中。后陈赴台湾参加丧权辱国的庆祝日本占领台湾四十周年纪念会时，李是重要随员之一。直到抗战开始前不久，李方离开福州。其二是沈铭训，号仲九，绍兴人，陈仪的堂内弟。先留日，后留德，在上海劳动大学教过书。被人称为陈的“智囊”或“理论权威”。他初担任省府秘书，省府所出公文报告，事前的提纲，会后的纪录稿，多半是沈草拟和整理。改为顾问之后，沈不必每天到省府上班，在“县政人员训练所”代陈仪主持一切。那时全省县政府的科长、科员、区长、区员、卫生院长、图书馆长……全是沈一手训练的，训练所的各科教员，绝大多数是和沈有关系的。这些人在训练所工作一段时间后，被调任为专员、各厅处局的科长、秘书或各县县长。沈在思想上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对于中共是敬仰的，因此，国民党省党部说他是“潜伏在陈仪身边的共产党人”。当时陈仪周围被称为“左派”人物的夏明钢、胡邦宪（允恭）、程星龄……都是由他引荐的。当时学校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如省府发行刊物及设立改进出版社）也都由沈幕后主持。其三是徐学禹，绍兴人，是徐锡麟的胞侄。徐留学德国习电机，毕业回国后，当过浙江省公路局长。陈与徐锡麟是同盟会老友，陈在德国考察兵工时，认识了徐学禹。陈任福建省主席后，就保他做建设厅长。徐又介绍了严家淦（圣约翰大学毕业）。当徐学禹正兴高采烈准备在福建大展鸿图的时候，他在浙江公路局长任内的贪污案发，徐学禹受国民政府“褫职非满五年不得任公职”的处分。陈仪无法，只得让徐卸去厅长，聘充省府顾问（编制外的人员不算“公职”），由徐保严家淦接充厅长。关于建设厅的事，徐仍在幕后策划。再调原公用局局长包可永（小说家包天笑的儿子，徐留德同学，又是连襟）充该厅主任秘书。徐不仅掌握建设厅，对于财政（包括银行）、粮食，他也想抓。那时的财政厅厅长张果为与徐有旧隙，冤家路窄，在福建又碰着了。财政厅对于建设厅请拨的款项，不论数目多寡，作何用途，一概不准。张所依靠是沈铭训，这就形成了两个顾问争雄的局面。可是徐的手段比较高明，经过一番活动，严家淦调财政厅厅长，包可永坐升建设厅厅长（财政厅下有银行，建设厅下有三公司），徐学禹便一手掌握了财、建两厅。其他，教育方面的事陈仪一向咨询沈铭训的意见，全部县政人员的训练本属于民政厅的职权，但陈划归为沈专职办理。所以省府四厅，两顾问各分一半的势力范围。

　　徐在陈仪左右也布置亲信。抗战期间，福建绥靖主任公署和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南平，陈往来于永安、南平之间（初迁省会时，陈还在福州办公）。他身边的随从秘书是徐做建设厅长时的主任秘书（姓刘，忘其名）。这样陈仪在永安或在南平的一言一行，徐都知道。陈仪手下三个顾问中，徐学禹所抓的事权可谓强大深入。

　　陈仪在闽第一个秘书长是高登艇（本名登艇），因素不相识，加上高的能力有限，完全是摆样子。实际行使秘书长职权的是总参议陈景烈。尽管陈景烈不列席省府会议，文稿上不签名盖章，然而经高盖章后送陈仪的稿件绝大多数要由陈景烈过目。许多机密公牍更是高不知而陈都阅过的。一九三五年，高调任民政厅长，陈景烈成为名副其实的秘书长了。陈原籍绍兴，字致虞，长于江西，一口赣腔普通话。留日宪兵学校，曾在北洋军阀浙江杨善德、卢永祥手下任军法处长。据说他曾在浙军第一师待过，人以陈仪旧部视之。他面色苍白，体格瘦弱，酒量和鸦片烟瘾很大，说话时酒气熏人。陈仪常劝他：“年纪大了，酒要节制嘛！”旁边听的人个个暗笑。他和别人讲话的时间长了，就常使人闻到呕人的鸦片烟味儿。沈铭训当过秘书处秘书，是陈的部下，两人互相瞧不起，一直不合作。陈景烈当总参议时，代陈仪判行一般的文稿；当秘书长时，省府迁永安，他代行主席（当时我当秘书）。一般文稿看后送他作最后决定，他叫汽车司机徐松年站在桌旁盖上陈仪和他的名章发出，重要的由秘书提出（有时叫民政厅主任秘书冯祖培代看）。他任何报纸刊物都不看，闲时做一两首诗。陈仪离闽后，对陈景烈开始疏远，让他在永安闲住。曾一度荐给谷正伦当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一九四八年，陈病死在杭州。

　　台湾之行与对日外交

　　一九三五年，台湾沦陷四十周年。台胞在水深火热中血泪洗面，而日本帝国主义者趾高气扬开庆祝大会，居然通过驻福州领事向福建省政府发出“观礼”请柬。陈仪将请柬转报南京行政院请示，当时的院长是汪精卫，经过院会秘密讨论后电覆：“以考察的名义作为地方性外交，不代表中央庆祝。”代表团由陈仪率领，首先决定人选，顾问沈铭训，建设厅长陈体诚，此外省府和建设厅的技术人员（技正级）几乎全部随行。其次定做服装，每人发一套燕尾礼服，皮鞋和高礼帽。省府斜对门宝隆路西装店师傅数人进入省府办公厅相体裁衣，加班好几天。最后，和日领事接洽轮船（闽台间经常有日船行驶）以及预定住宿地点等等。出发前，报纸登出主席随行人员的职务姓名。代表团在陈仪的率领下渡过海峡参加“庆祝”大会。在“庆祝”的宴会后，陈仪一行考察了台湾日月潭水电站，嘉南大圳，港口设备以及矿山、糖厂、大学、气象台等。返闽前，日本台湾总督府赠送了一大套“台湾法令汇编”，陈仪将其藏在省政府。又动员随行人员写此行之游记，分门别类，由沈铭训总编，陈仪亲笔题封面，印成“台湾考察报告”一本并附图表，然后赠送各学校各图书馆留存做资料。

　　由于陈仪与日本军政界关系较深，蒋介石、张群（外交部长）遇有对日外交重大事件时，常密电征询陈仪的意见。如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即取缔抗日、承认伪满、中日共同防共），陈仪得到蒋的电报，即覆电：“外交之门，既尚未闭，仍应针锋相对，折冲樽俎。”

　　日本人在台缺乏铁矿，对福建安溪铁矿垂涎三尺。一九三六年，日本一个铁矿公司，通过李择一提出中日合办安溪铁矿的要求。其条件：华人为总经理，日人为副，业务和经济由日人专责，资本、技术、设备则由日本供给。华方供给土地……等等。日方派来了一名工程师，陈体诚秉承陈仪的意旨，派一名留日出身的技术人员陪同到安溪勘探，日本人嫌矿藏量欠厚，不值得开发，要求深入查探。技术人员告诉他：“安溪除铁矿以外，还有——土匪，入山越深，越接近匪巢，你敢冒险吗？”一句话把日本人吓跑了。李择一因买卖做不成，责备这个技术人员说：“不应该强调有匪，吓走了日本人，自己不能开的矿，为什么不利用别人的技术？”抗战开始，此事结束，日本人未得到安溪的铁矿。

　　治闽种种措施

　　（一）训练县政人员，这是陈仪来闽施行的第一件事。训练所设在福州城内北库巷，后又分设他处开班。所谓县政人员，指在县政府内工作的科员、科长，以及县政府下的区员、区长，全部由受过训练的人充任。训练后的人员，他们工作的分配，名义上是民政厅和管人事的省府秘书处第一科经办，事实上是由训练所支配。每期训练时间三个月或半年不等，训练科目：三民主义理论、总裁（蒋介石）言论与陈主席言论（印有专集）等，另加一些业务课。班级名称有：区员班、区长班、科员班、科长班、财政班、建教班。以后逐渐扩大，有：兵役、图书馆、卫生院长、银行、文书等班。受训人员有现职的或非现职的，训练人员文化程度自中学到大学毕业的都有。各训练班的教师或班主任由省府派充。教了一段时间，有被调任专员、县长或省府各厅处的科长、秘书。分到各区县的受过训练的人员，工作一段后，也有升充县长的。受训人员被分配工作，调动由省府发命，不随县长进退，还可直接向主管厅处上书言事。推行这种制度，改变了旧时新官上任的裙带之风和交卸时“树倒猢狲散”的状况。这种做法，后被他省所仿行。

　　（二）发展省营事业，搞“统制经济”。远在袁世凯时代，福建的金融机构——福建银行，发行“台伏”票。许世英（巡按使）就是用此银行的盈利，开马路、设公园。李厚基时代，这银行还发行“彩票”（奖券），每月开奖一次。李厚基临垮台时，银行倒闭了。从此，福建没有地方银行，时间达十余年之久。陈仪到闽后，首先设省银行（添一个“省”字，简称省行），由省府秘书处第三科科长寿昌田（留日出身，浙江兴业银行老行员）当总经理，各市、县普设分行。抗日战争前夕，得到财政部批准，省行发行一、三、五元钞票。省行董事长由历任财政厅长兼任；董事由省府各厅处长和省府委员兼充，年终坐分红利，平时荐引私人。陈仪来闽后还成立贸易公司。抗日战争开始，福建财政赤字上升，陈仪认为加捐加税舆论阻力大，收入不多，不如另开渠道搞“统制经济”好。在徐学禹的操纵下，福建省贸易公司（徐学禹拉陈萱接严家淦之手充总经理）外添设运输公司（总经理胡时渊），企业公司（总经理陆桂祥）。从生产、销售到运输，全部由省“统制”。其结果：机关庞大，用人杂乱无章，公司究竟营业盈亏如何，利润作何用途，向不公开。董事监察人的年会，听取营业收支报告，照例年年皆有，这些帐目，其真实性谁也不清楚。

　　（三）筹办高等教育。福建公立高等学校，从辛亥革命起，只办过法政和工业专门班（福一中内办过外国语专门一班）。此外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是教会办的。私立的有厦门大学（后改公立）、福建学院。陈仪来后，开始筹办几所新的高等学校。

　　福建省医学院，前期是医专，后升格为学院。校址在福州，抗战后迁沙县。首任校长黄丙丁，中隔一任，是李鼎勋，都是留日出身的。随着医专的设立，福建才有了省立医院。这主要的是华侨胡文虎捐钱盖的（胡在南洋以制卖“虎标万金油”起家）。有了医学院和医院，助产学校和护士学校相继建立起来。法学院是抗战开始后设立的。校址在永安黄厉乡，院长先由省委丘汉平兼任，后由吴芷芳接充（丘、吴都是东吴大学出身，留美）。陈仪因行政、财政需要人，仅仅靠训练班培养还不够，所以要办法学院。一面招生开课，一面向教育部要求立案。教育部长陈立夫不给予立案，使法学院成为最短命的学校，从一九四〇年四月到八月，仅四个月时间，最后并入厦大。法学院昙花一现之后，陈仪办高等教育的兴趣不减，又在法学院旧址设省立农学院，院长严家显（这就是现在福建省农学院的前身）。

　　陈仪比较重视师资培训。如师范专科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学教员养成所”，是作为中学教员短期训练的学校，其性质等于前清福州师范学堂的选科（当时也称“优级师范”）。从师范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分各地中学任教。抗战中，移校南平，正式改名为师范专科学校，后划归福建师范学院，就是现在师大的前身。

　　福建省音乐专科学校是抗战中在永安上吉山设立的。首任校长蔡继琨（留日）。日寇投降后，移校福州（后并入福州大学及原师范学院，今师大）。

　　除办上述各高等学校外，又设立学术研究机构，即省立研究院。抗战中在永安设研究院，由汪德耀（留法生物学家）主持其事，分门设研究单位，延聘了研究员若干人；解放后并入福州大学。

　　以上高等教育的设立、发展及措施，幕后规划的是沈铭训，教育厅则空有主管之名，实不能完全作主。

　　（四）陈仪手下的各派力量：国家主义派。一九二九年陈仪在德国考察兵工时认识了张果为，陈到闽后，在省府新设统计室，张果为当主任，其他职员由公开招考而来。统计室出版“福建统计月刊”。张果为初为陈仪信任，调财政厅任科长，后跃为财政厅厅长兼地政局长。当时国家主义派在福建颇有影响，如省政府会计长萧贞昌，长汀区专员刘天予，莆田县县长夏涛声，永春县县长韩联和，平和县县长刘永济，平潭县县长赖惟勋，连江县、南安县县长张国键，财政厅第二科长（管收入）晏志超，省府秘书处第一科长陈国琛，地政局主任秘书姚某（忘其名），省府统计室主任杜俊东（接张果为），省府法制室主任方学李等都是国家主义派之人物。后来除夏涛声、方学李外，大都加入了国民党。

　　自从徐学禹派日益得势，国家主义派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张果为转投军统的东南训练班（在建阳）当特务。萧贞昌、刘天予等去厦门大学教书。夏涛声留在陈仪身边当秘书。张国键接陈国琛之手当科长。只杜俊东守住统计室老巢，其余全风吹云散。

　　当时陈仪手下有一批被军统、中统的特务们看作共产党人而列入情报，一般人称为“左派”的人物（主要由沈铭训引荐的），如同安地区专员夏明钢，曾任泰宁、同安县长胡邦宪，安溪县县长程星龄诸人。后来陈仪离闽，夏、程都走了，胡留在刘建绪手下还任过一段福安县县长。此派对于陈仪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影响。

　　陈仪在闽时对于文人、学者是以礼相待，如“创造社”创始人之一郁达夫，一九三五年到福建任省府公报室主任，当时颇以为奇。究竟陈仪如何认识郁，搞不清楚，有人说是陈在日本陆大时相识，有的说是鲁迅介绍的；总之，二人的感情是比较融洽的。

　　（五）抗战中的福建：一九四〇年，日本向东南沿海紧逼，福州市人心惶惶，陈仪感到形势严重，一再命令沿海各县做好准备，不让物资落入敌手。金门县长邝汉置若罔闻，待到日军逼近时，急忙扣留汽船，专为运送县府公务员和家属，不许群众乘坐避难。金门失陷，陈仪下令逮捕邝，以临阵逃脱之罪枪决了邝，并在纪念周上痛斥其罪状。

　　一九三七年冬，由台湾飞来轰炸福建的日机，忽停止骚扰，接着陈仪收到一封诱降信，是日本台湾总督由香港发来，措词狂妄，大意是：中国敢和大日本作战，是经不起皇军还击的。现在对福建的轰炸，不过是象征性显示一点皇军的威力，整个福建省将成废墟了！你应权衡利害，不要执行南京政府作战的命令，保境安民，停止战备，严厉取缔抗日，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目前暂时停炸即是给你以选择的时机等等。陈将信译成中文，派保安处熊××专送汉口呈蒋介石。不多久，日方见陈无动静，日机又照常轰炸。福州、厦门及闽南沿海各地经常受敌机窜扰时，因从未遭到地面部队的还击，日机气焰嚣张，常贴着市区缓缓飞行，寻找目标轰炸。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陈仪在省府开秘密会议，参加的有陈体诚（建设兼财政厅长）、赵南（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叶成（保安处长）、陈景烈五人，议程只有一项，即向捷克斯柯达厂购买高射机枪四挺（这种机枪射程为八千公尺），会议讨论了购枪的款项与防空阵地的配备等。此后，才偶尔听到向敌机射击的枪声，但从未击落过日机。

　　一九三八年春末夏初，陈仪召开省府会议讨论迁移省会地点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主张迁建瓯，取其城大而物资供应比较充足，和邻省浙江、江西较近，不致孤立；一主张迁永安，理由是可通闽西、闽南，不致鞭长莫及，山高道狭防守较便，其缺点是房屋和一切供应都很困难。陈仪认为，只要发挥人力，则可改变永安面貌，建瓯有机场易受敌人窥伺，因此决定省会迁往永安，省级机关分批搬迁。对于永安的建设，的确费了一些气力，如水电、马路、房屋，添设中心小学，新设高等学校，开医院……。省参议会设永安，保安处和省训练团迁三元（今三明），军管区司令部、福一中迁沙县，绥靖主任公署兼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部、私立华南女子大学、福建三大公司、水警总队部等迁南平，省党部迁连城，厦门大学迁长汀……各大机关、学校迁出后，福州几成空城。

　　为了在抗战期间统制粮食，实行田赋征实。陈仪据徐学禹等人的建议，在省粮食管理局下设公沽局，各县设公沽分局。公沽局的业务由金启裕负责（金是陈景烈的亲戚，杭州大商人，由陈介绍来的）。他们控制大小粮店，采取计口授粮，市民不准多买。同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当时全省水陆运输都由运输公司垄断，公家运输不及时，加上官员舞弊从中贪污，造成米荒。许多人被迫搞黑市买卖。福州南台大桥上，经常有人因饥饿跳水自殺，报上登载此类新闻。陈仪也曾查询过，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抗战前，福建省府除发行专载公文的省政府公报外，还有“闽政”、“公余”（后合并为“闽政与公余”）等刊物，由省府公报室编印。省会迁永安后，设了“改进出版社”，由郑贞文介绍他的学生黎烈文主持，出版“改进”和“现代文艺”两杂志。前者是综合性的刊物，后者乃纯文艺性的刊物。黎烈文曾主编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刊登了不少鲁迅的杂文。他主持的“现代文艺”，有些作品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改进出版社也销售书籍，如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这更引人注目。国民党省党部说黎烈文是共产党。最可笑的是，连社里专管纸张、印刷和帐目的员工也被扣上“赤化嫌疑”的帽子。

　　陈仪与军统、中统的关系。福建军统的势力范围最集中的是宪兵第四团和省府的保安处，绝大多数是黄埔出身的。警察本属于中统，名义上由民政厅管，惟有福建例外，警察归保安处。所以省警察局长李进德、马凭祖，水警总队长李国典、警官训练所长胡国振都是军统的人，其他县市的警官也是如此。即使保安处管警察的科长中有警官学校毕业的，也得听军统的指挥。军统不仅在保警方面有地盘、有势力，连陈仪身边的重要幕僚中也有军统的人。

　　福建省保安处的编制。正、副处长下有参谋长，管全处各科长。科下设股，其中“谍报股”最特殊，此股凡有请示，由股长直接送主席兼保安司令，股长由军统情报站长张超担任。一九三八年，省会迁永安，而陈仪尚在福州，他身边管文稿的张国键，每天把处理过的文稿密封后送永安归档。有一天，来一电话说：“有重要事情发生。”众人一时猜不出，文件到后才知军统站站长张超给陈仪枪毙了。张超伏法后，戴笠跑到蒋介石处要求派高级军法官来闽查办。结果，杀张超的责任由叶成承担，被免职解去重庆。陈仪自己也承担一部分责任，从此与军统关系很紧张。

　　陈仪与政学系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与中统的关系一向不好。他当初支持军统，也想拉一派打一派。对蒋介石派中央政治学校四十名毕业生，陈仪还是给予重用。这些人初来时，如叶镜允、李用宾都分派在省秘书处秘书室任科员，提升很快，没多久就当上县长、局长、科长、校长。

　　蒋介石向来是扶持各种势力，然后他可以在其中操纵。表面上信任陈仪，另一方面安排一个CC派的陈肇英坐镇省党部监视陈仪。陈肇英在福建和蒋鼎文、徐桴结成帮派，形成一股势力。陈仪也不得不费气力对付这一帮派。

　　陈仪垮台

　　一九四一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返回故里。因海外侨胞爱国热忱空前炽烈，支援抗战不遗余力，蒋介石企图取得华侨的捐助，不得不对陈嘉庚表示好感。陈远游海外，对祖国的抗日、对家乡的建设非常关心，回福建后的所见所闻使他大失所望。他听说陈仪借“统制经济”与民争利，弄得桑梓不安，极为愤怒。他到了永安，一天，在省参议会发起的欢迎会上，他高声列举粮食统制、驿运等造成的危害，公开批评陈仪的种种措施，为民请命。当时许多人面面相觑，而陈仪置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加上福州失守，陈仪成为众矢之的，这场公开批评变成陈仪垮台的前奏曲。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初秋山色中，陈仪黯然离开福建。在他任内，金门、厦门沦于日寇，闽南诏安也曾被伪军攻击，福州第二次沦陷后收复。全省的政治可以用“民穷、财尽、兵弱、官贪”八个字概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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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枪杀张超的前前后后（余钟民）

　　一九三八年六月间，军统大特务、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张超被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枪杀。此中内幕复杂，外间传说纷纭。我在福建军统公开单位供职多年，在军统内部有关人员中，对这一事件始末，也时有谈起，并透露了一些内幕真相，现就我所知的情况记述于后。

　　一、张超的发迹

　　张超，福建长乐县尚厚铺人。他的父亲张琛，是长乐地主，并在当地开了一家布店。布店经营失败后，又凑资开了个织布厂。张超是张琛的小老婆所生，乳名统梁，以后又曾名张佑民、张剑铭。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代，张超跑到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后南京政府承认为军校第六期）。一九二七年三月，夏斗寅师在鄂东叛变，当时武汉军事力量空虚，便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临时编成一个师，在叶挺指挥下，开到前线作战，打垮了夏斗寅后仍返校复学。不久，武汉政府叛变革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无形解散，张超便到处流浪，以后参加了军统。一九三三年“闽变”时期，张超被军统派回福建潜伏活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张任驻闽绥靖主任公署的参议。

　　一九三四年军统势力开始在福建伸展的时候，也正是陈仪统治福建的初期，军统和陈仪需要互相支持。军统头子戴笠和陈仪在南京时已有联系，彼此间有密电本。以后戴笠还来福州同陈仪晤谈三次。本来陈仪对福建警察机关抓得很紧，几个重大警察单位都委派了他的亲信任主管。但戴笠提出要求安置军统特务以建立基础时，陈仪尽可能满足了他的要求。如厦门市警察局长沈觐康、福州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卓飞（卓后调任军统闽北站站长兼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福建省警官训练所所长胡国振等，都是戴笠先后介绍来的，军统因而得以运用这些公开单位来扩展它的势力。在最初这段时间里，张超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军统闽北站站长兼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卓飞调南京工作，戴笠派张超继任。张超在特务活动中，最感兴趣的是拉拢“民军”土匪，一方面以此在戴笠面前显示他在福建有办法，同时也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曾把福清、平潭著名海匪林荫、高诚学等人拉过来，收编成两个水警中队，林荫任水警中队长，高诚学任福清养淡工程处主任。以后张超又跑到香港对参加过“闽变”的人，进行分化拉拢，把葛越溪、江秀清、陈炳麟、叶大猷等一批人拉了回来。同时由于他敢作敢为，也办了几件大案，从而得到了陈仪的赏识和器重。当时张在陈仪面前，可谓红极一时。经他保荐的县长和省政府参议、咨议不下二十余人，如高诚学、谢荫坡以后分别被委任为福安、政和县长，便是通过张超保荐的。

　　张超为人心粗胆大，任性逞强。当他显露头角时，更加跋扈骄横，独断独行，有时连对陈仪都不卖帐，这样也使陈仪不能不有所戒备和注意，对张的信任渐不如前，有所请求，也不一定如愿而偿。而张拉拢“民军”土匪的唯一诱饵便是封官许愿，当一旦保荐人员而未获允准时，不免心怀怨望，常因此与陈仪面争，背后则到处咒骂，日久渐由对张不满的一些人传入陈仪耳中，更引起陈对张的猜忌厌恶，这便是陈、张反目的起因。

　　二、陈仪的亲日和张超杀“二刘”

　　抗战开始后，全国各地抗日情绪异常高涨，但在陈仪主政的福建政治局面，却呈现着非常暧昧的状态。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把陈仪安置在福建，主要是要他同日本军政人物搞“亲善”活动，预为随时向日本妥协投降留一条后路。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当日寇台湾总督府举行占领台湾四十周年纪念时，陈仪还受命以“考察”名义前往参加。抗战开始后，各省开始动员，惟有福建声息毫无。当时与CC结合而出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陈肇英，从个人和派别的宿怨出发，利用人民抗日爱国的情绪，到处攻击陈仪抗日不力。陈一气之下，称病上鼓岭。当陈从鼓岭回来后，还曾在中山路泉山古迹内召集各机关单位负责人开会，当日我亦在座。在这个会上，陈肇英公开责难陈仪没有动员抗日。陈仪接着讲话，他气冲冲地说：“卢沟桥事变后，我上鼓岭住了几天，为了想冷静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局势，以决定福建应采取什么态度。我打了电报向蒋先生（蒋介石）请示，现已得到答复。”陈随即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当场宣读，大意谓：东南方面对日本应采取缓冲态度，接着说：“我不是不抗日，是蒋先生有所指示。”同时，他进一步分析说，当前还不是全面抗战的时候，要大家安守本土工作，不要搞抗日运动，以免事态扩大等语。由此可知，陈仪在福建迟迟不进行抗日动员，且派省府顾问李时霖和李择一分赴香港、上海与日本人牵线，显然是出于蒋介石的指使。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福州先后发生了省立医院院长黄丙丁被暗杀和电灯公司二刘（即刘雅扶、刘爱其两人系同族叔）失踪两件大案，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此事经过，就个人所知概述如下。

　　黄丙丁，台湾人，日本医学博士，省立医院院长，深得陈仪宠信，随时可以出入陈仪的内阃，有搞情报活动的嫌疑，被军统列为清除对象。某夜，黄丙丁赴宴回家途中，在城内圣庙路被军统特务暗杀。此事发生后，刘爱其（名骏业，系刘家电灯公司经理）即预感形势不妙，曾向陈仪表示要离开福建暂避一时。陈仪说：“有我在这里，你们的安全还有什么问题？”刘因此才没有走。可是事出陈仪的意外，在黄丙丁被暗杀后不久，二刘亦同时失踪。刘雅扶（名崇伦，行五，人称“电光五”，系刘家企业电灯公司常务董事，也即该公司实际主持人）原在柴井医院治病，十月十九日晚九时许突被几个军统特务绑走（特务中有程诗春、陈春茀两人）。与此同时，刘爱其在仓前山沈幼兰家中参加宴会后，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福州代理商张顺凡，分乘两部小汽车向对湖驶去。刘爱其乘坐张的汽车，由张的司机开车先走。当时驶抵石厝上坡路时，忽被军统特务预先埋伏在叉路上的一部小汽车冲出拦住去路。特务们劫持了刘所乘小汽车，并用麻醉药水将刘蒙倒。及张顺凡驾车驶近时，特务们就厉声叱其速回。就这样，刘爱其连同汽车司机杳无音讯了。事后据当时在军统闽北站担任内勤的邱春华透露说，二刘于被绑去的当夜，原被勒死后装入麻袋，用汽船载至闽安镇沉海灭迹。

　　二刘失踪后，各方面人士大为震动，刘家也通过各方面关系设法营救。他们通过教会关系，打电报给宋美龄，又找厂内过去当过兵工厂厂长李工程师打电报给蒋介石求救。为了怕电报局发出电报会被特务获悉，特托李世甲由海军电台拍发，但结果都如石沉大海。

　　此事发生后，陈仪极为震怒，曾分召军统、中统、宪兵负责人查问，大家都推诿不知。张超为缓和刘家向各方面求援追究起见，曾亲自对刘家诳说，表示可以设法营救二刘，但威吓刘家不要多方托人，否则恐将坏事。据说张还趁此敲竹杠，取去一笔活动费。刘家对此居然信以为真。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刘爱其的堂兄刘崇燊还对我说：“爱其、雅扶还很安全，家里不时可以送衣物去，但不能会见。”可见当时刘家仍深信二刘没有死。

　　军统之所以暗杀二刘的背景是：在全国人民抗日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政府企图借制裁汉奸造成一种假象，以蒙骗人民。由于刘家是福建最大的经济汉奸，刘家电厂在民国初是依靠日本发家的，该厂的煤炭及设备均仰给于日本，他们为了取得日本的保护，曾将福州电灯公司的全部财产向福州“台湾银行”抵押。陈仪同日本人的交际往来，也多邀刘爱其作陪客。一九三五年二月，日本海军舰队司令当武源吉中将到福州“访问”时，也由刘爱其在家中设宴接待，并陪同游鼓山。另一方面，刘家族人一向穷奢极欲，横行霸道，与福州市民结下很深的怨恨。杀掉二刘，可以博得许多人的同情，也可以大大提高军统和张超个人的“威信”。陈仪对刘案虽感十分愤怒，但亦自知甚难破案，只好决定在绥靖主任公署下成立一个情报处，想把军统、中统、宪兵等特务组织统一起来，以便防止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张超听说要成立情报处，自以为这个处长“非我莫属”。不料陈仪正是为了对付张超和加强控制，才采取这一措施，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把这个处长委派与张有矛盾的另一军统特务胡国振充任，使张大失所望。

　　三、张超闽北站长之下台

　　张超在杀二刘后，虽然引起了各方面的追问查究，感到一些压力，但他仗有戴笠做靠山，在行动上仍不稍加收敛。除了同陈仪关系已日趋恶化外，由于他平时目空一切，倚势欺人，也引起了许多同僚的嫉忌和怀恨。当时掌握军警实权的一些复兴社骨干分子如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处长赵南、副处长叶成、省军管区国民军训处处长杨华、福州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进德、水警总队队长李国典等，对张超之狂妄自大、盛气凌人的态度，莫不深感不满。军统内部如陈祖康、庄骏烈、胡国振等人，也常因争权夺利而同张发生龃龉。胡国振是军统老特务，又与戴笠是吃喝玩乐的好友。他当时的公开职务是省警官训练所所长，秘密职务则兼任军统闽北站的督察，负有监督闽北站内外勤工作之责。而在省警官训练所内却没有设立军统工作组，因而不受闽北站指挥。戴笠对福建军统特务人事上作这样的部署，实际上是故意让他们互相监视、互相攻讦，以便于戴笠直接控制的一贯手法。可是张超竟然以站长领导地位自居，常用军统所谓“秘密指挥公开”的组织原则，对胡发号施令，而胡也毫不卖帐，两人经常闹到公开谩骂的地步。张超又极骄奢淫逸，生活非常腐化，吃喝嫖赌，挥霍无度。张在军统闽北站站长任内，到处招摇撞骗，勒索钱财，为军统特务“小报告”所告发。军统曾两次派人来检查。一九三七年我由日本回国，经陈仪派任省水警总队总队副。我去南京谒见戴笠时，他给我以直属通讯员名义，发给密电本和军事委员会印电纸，要我回来秘密监视张超，并嘱暂不要与军统闽北站发生联系。我回福州后，对张超行为报过数次，并复查军统交下张超贪污案两起：一为张敲诈南台某大木商两千元；一为张在查办禁烟督察处副处长程某私卖烟土案中贪污舞弊，当时张去逮捕该副处长（被脱逃）时，在其小老婆（外间都称她为陈小姐，是有名的交际花）家中，搜出大量烟土和黄金，被张短报吞没。一九三八年初，军统派严灵峰来福州，住吉庇路陈公光的亲戚家里。严先找我谈，告以此来系准备接替张超的闽北站站长职务，待将张案查覆后再正式发表，要我绝对保密。不久，军统即发表严灵峰接任军统闽北站站长，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也改派闽北站书记金颂康代理，张超的新工作，则暂无下落。

　　四、张超进行“民军”活动与陈、张矛盾加剧

　　抗战发生后，戴笠开始注意发展特务武装，先后在江、浙等地建立“忠义救国军”，对福建的地方武力也有所注意。张超知道了戴笠的意图后很高兴。他这时正丢了闽北站站长职，比较闲空，自信搞地方武装很有经验，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初拉了一批民军首领和失意军官，如钱玉光、王懋、吴艺五、金振中、陈维远等到汉口见戴笠，颇得戴的嘉许。张不久回到福州，曾对我说，戴要他负责组织民众武装，决定先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武装部队作准备。并说戴许他一个“司令”的名义，等干部训练完成时才正式发表，言下大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意味。张超打算把训练班设在古田水口镇，因为“民军”首领钱玉光在水口有“水口王”之称，对古田、闽清一带地下土匪武装势力有一定号召力，而且钱在水口有一所大公馆可供训练班之用，但后来又说要设在建瓯。

　　张超此次回来，洋洋得意，比以前更加神气十足。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崭新的小汽车，到处请人观赏。他还以办训练班为号召，进一步拉拢地方武装力量，整日与“民军”、土匪头目在一块花天酒地，颇引起各方面人士注目。

　　张筹办训练班十分积极，聘请了一批教官，如郭则杰、叶大猷、金振中等人，都被聘为政治教官。训练班录取了学生百余人，由军统南、北两站保送的学生，有庄尚德、程小春、庄毓英、张声亚、姚继重、王仁贵、陈寿团、林成基、邱成康等。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筹办工作将届完成，张就去找陈仪商请解决训练班的装备问题，不料遭到陈拒绝。陈根本不同意在福建开办这种训练班，认为无此必要。张再三力争，均无结果，只好打电报向戴笠求援，说明学生已录取就绪，请戴支持把训练班搞起来。戴电复以陈仪既不同意，可暂缓开办，要张超把所招收来的学生送到湖南临澧训练班受训，而后又决定派张超去上海搞地下工作。据事后了解，陈仪不同意张办训练班，已先有电报给戴笠说明情况，所以戴才决定停办。

　　张超办训练班计划由于陈仪的阻挠而流产，因而对陈极为仇恨，张第二次从汉口回来，便秘密策划倒陈的活动。他找了葛越溪、郑德民、金振中、林荫、王瓒河等人计议，要以军事行动来倒陈。他们分析了陈仪当时的环境，认为省内省外已形成倒陈的高潮，省内各“民军”首领、国民党CC派等都对陈不满，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对陈仪的省主席一职久想取而代之，正在对陈仪大肆攻击，省党部机关报“福建民报”也公开指责陈仪抗日不力、“态度不明”等等；省外则有福建同乡在香港、上海、汉口等地组织反陈的活动，并发表了反对陈仪的宣言，尤其是海外侨胞反陈最为有力。张超等认为如果在省内发动一个军事行动，以民众抗日自卫相号召，提出打倒汉奸陈仪，要求“中央”撤换陈仪等口号，必可得到省内外各方人士的响应和支持，那时陈仪必倒无疑。于是，张超等便进一步计划和部署，大致如下：（一）由金振中负责发动海军旧部，准备夺取海军存放在白沙的一部分武器弹药，并与水口钱玉光密切联络，要求届时予以策应；（二）以林荫所掌握的驻莆田涵江、福清海口的两个水警中队为基础，进一步发动和扩大平潭、福清、莆田边区一带的土匪力量；（三）由郑德民、林沧圃、王瓒河等负责以所掌握的福清县自卫队为基础，进一步扩大长乐、福清等地方武装和土匪力量。估计上述三方面发动的武装力量可达四五千人以上，并决定在张超去上海以后，由葛越溪负责联系，俟各方面活动成熟时同时起事。此外，并分别派人至各县联系“民军”首领一致倒陈。

　　张超等倒陈密谋部署既定，大家正要分头往各地活动时，不料林荫感到此事关系重大，心中不安，跑去福安向高诚学请教。高警告林千万不可轻举妄动，要林先回去对郑德民等虚与委蛇，再听他的消息行事。林去后，高星夜赶到福州，先找谢荫坡密商，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将来陈仪追究起责任来，他们也脱不了关系。张超虽是他们最初的荐引人，但高、谢目前已获陈仪重用，当了县长，从个人利益出发，自然倾向陈仪一边。两人遂决定同去向陈仪告密，借此邀功，并表示“忠诚”。陈得到报告后，大为震惊，要高立即派人去召林荫前来了解。林荫来后，陈仪亲自讯问，林不得不和盘托出，并作口供笔录，由林签字画押，作为凭据。

　　五、张超之死

　　张超议定反陈仪的策划后，自以为迟早可以得逞，万无一失，便准备去上海。哪晓得陈仪得到张超策动叛乱的证据后，立即向省保安处处长叶成发出命令，要叶逮捕张超。叶成与戴笠之间本来也有个人关系，对逮捕张超感到为难。陈仪说：“我下手令给你。”叶不敢推辞，只好把此事交给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进德去办。因此，张超便在买好船票将要离福州的前一天被捕了。当时，张正在福州温泉路龙泉澡堂洗澡，李进德密令市侦缉队队长董兰观率队乘警车驰往福龙泉澡堂，由董入内向张超行了一个礼，并出示陈仪的手令后说：“我不得已执行命令，烦你走一趟，才好交差。”张神色自若，随即上车，被拘在警察局内。

　　张超被捕后，军统闽北站站长严灵峰急电告戴笠，一面要军统特务、省警官训练所所长胡国振设法营救。戴笠接到张超被捕报告后，马上拟了电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发出，令陈仪把张超押解汉口讯办。但陈仪考虑到如将张超押解武汉，一定会予宽释；若张超不死，就不足以震慑其他人，于是把蒋介石的电报压下来，立即召见叶成，下手令要他将张超枪决，以造成既成事实。叶成很怕军统追究起来吃不消，陈仪拍胸说：“非杀不可，有事我负责。”叶成只好执行命令。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许，福州发出假的空袭警报，交通管制，就在这时，张超被押在西门外刑场执行枪决，并由保安司令部贴出布告如下：“照得张超阴谋叛乱，反抗政府，公然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业经获案讯明属实，殊属罪无可逭，除判处死刑立予枪决以昭炯戒外，合行布告，俾众周知。”

　　陈仪杀了张超后，曾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会上报告杀张超案经过，大意谓：“张超曾是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过去虽不无相当成绩，但他的心术太坏，道德堕落，贪婪自私，无恶不作，野心又大，一切事情不择手段，碰到机会就想妄动。有许多意志薄弱的人，往往容易受他蛊惑，或为他所动摇。早有人对我说，张超这个人，将来一定是福建的祸患，不如早些除掉，以免后患。我因为看他还有些能力，以为只要善加劝导，也许能洗心革面，替国家做点事情。无如这人恶性难改，不肯向善，最近更变本加厉，竟然破坏政令，图谋叛乱。为了消除隐患，故不得已采取了断然的手段，将其逮捕，组织军法会审。因为罪证确凿，所以把他正法了。”这虽然是一篇表面文章，但也可窥见一些梗概。

　　据省军管区国民军训处处长杨华事后对我说，张超被杀的当日上午九时左右，他受胡国振之托，以复兴社身分去找叶成，向他说明利害，要他对处决张超问题慎重考虑。叶低头不语良久，而后长叹一声说：“现在已经迟了，刚才的警报就是为杀张超而发的。”虽然如此，叶成却情不自禁地挂了一个电话给李进德，但所得到的答复是：“已经执行枪决了。”

　　戴笠得到张超被杀的报告后，立即到蒋介石面前哭诉，并跪下来请求为张超作主伸冤。蒋在权衡轻重之下，下令把省保安处处长叶成撤职，并押解到汉口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另电陈仪指责“杀张超之所为，完全目无中央”等语。陈仪接蒋介石电后，对“目无中央”数字，心头感到沉重，因此，不敢再为叶成的处分向“中央”顶撞。陈仪找叶成出示蒋介石电令，要叶成去汉口一趟，并说：“你去可以放心，一切由我负责。”叶沉默片刻，然后回答说：“我服从命令。”言下之意，对陈颇为埋怨。

　　六、军统的报复活动

　　蒋介石对张超被杀的处理，军统特务并不引为满足。当时正在湖南临澧训练班受训的福建学员（张超送去的），听到张超被陈仪枪杀而大哄起来，纷纷要求回来为张复仇。戴笠为鼓励特务继续为他卖命，便决定把这批福建学员提前毕业，派回福建。同时，还向军统各地方组织发出“告同志书”的一封长电，大意谓张超为“革命”为“团体”（军统）牺牲了生命，要大家学习张超的“革命精神”；要为张超复仇；要大家吸取张超事件的教训，提高警惕，严格遵守特工秘密原则。并指示闽北站站长严灵峰负责对出卖张超的高诚学、谢荫坡二人予以秘密制裁。

　　张超被杀时，高诚学任福安县长，拥有自卫武力，因而一时不易对他下手。谢荫坡亦离开福州他往，直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左右，谢始回福州衣锦坊五十六号家中。闽北站站长严灵峰得悉谢回福州后，即电戴笠请示批准予以暗杀，戴同意并令严与福州警察局局长马凭祖负责执行。严派人杀谢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谢只受到轻伤；第二次才在谢寓所将其杀死。

　　一九四一年，陈仪离职，刘建绪继任时，军统才布置了一些人趁刘出巡福安时控告高诚学。刘遂下令将高扣押，起初还想解省“法办”，而军统特务调查室主任易珍和王调勋找刘建绪带往的军法官何绍兰再三商量后，终以“私藏枪弹，图谋不轨”的罪名，判高死刑，并由易珍捏造情报谓：“有土匪（指高的旧部）要在赛岐截劫人犯”等语，决定就地枪决。第二天刘建绪回福州，卫兵在后押高同行，当走至叉路时，刘往西行，而高被押向北。高自知性命难保，乃脱下金戒指一枚送给卫兵，意在请求方便减少痛苦。果然高被押至刑场，即被枪决。

　　除此之外，军统特务自张超事件发生之后，一直对陈仪采取不合作态度。而且军统也掌握了陈仪与日本勾结往来的材料。虽然碍于蒋介石，不敢公开揭发和打击陈仪，但也常常给陈仪增添不少麻烦。陈仪曾想通过徐学禹拉拢严灵峰，希望严能主动去见戴笠谈一谈，但我们得到戴的回电是“不要来”。军统与陈仪间的嫌隙，始终没有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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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沽”始末（严家理）

　　陈仪垄断福建经济的班子

　　粮食“公沽”，是陈仪主闽时所行“新政”之一。那时各地烟酒早已实行专卖，有关专卖收入，按规定系作中央收入的项目。陈仪要想实行粮食专卖，碍于中央当时还没有这种规定，便不得不回避“专卖”这一名称，采用了“公沽”这两个字。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间，刘通、何公敢、秦望山等由重庆回闽，鉴于粮食公沽贻害地方，曾要求陈仪撤销公沽局，允许粮食自由流通。陈仪拒绝接受，并面告刘通说，闽省府还打算继粮食公沽之后，统制本省土特产，至于贪污违法人员，他已准备坚决“惩办”等语。这表明了陈仪当时要垄断福建经济的决心。

　　当时受陈仪宠信的徐学禹，初来福建任建设厅厅长，他看准了陈仪要垄断福建经济的意图，并想从中捞一把，就以办理公营事业为名，向陈仪献计，先后创办了公用事业管理局、贸易公司、工矿公司（后改企业公司）、运输公司等，引进了一批私人，大显身手。正当徐学禹得意洋洋的时候，他在浙江省公路局局长任内的贪污案发，被监察院提出弹劾，由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做出决定，给了他停止任用五年的处分。据此，徐在福建的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职务自然不能苟延下去。可是，这时期，陈仪对徐学禹宠信正隆，徐所创办的那些所谓“省营”事业，也都陆续建立起来。这些机关的主管人员都是徐学禹的党羽，徐的人事体系已经形成。陈仪手下的省府秘书长陈景烈又被徐学禹收买作为内线。在这种情况下，醉心于垄断事业的陈仪，自然不肯轻易舍弃徐学禹，为了敷衍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决定，便叫徐学禹辞去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的职务，另聘为省府顾问，仍兼省贸易、企业、运输三公司的董事长。

　　当时接替徐学禹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的是徐系四大金刚（包可永、严家淦、胡时渊、陈萱）之一的严家淦。后来严家淦改财政厅长，由原省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后任建设厅主任秘书的包可永接充委员兼建设厅长。贸易、运输、工矿三公司总经理由陈萱、胡时渊、陆桂祥分别充任。陆桂祥也是徐学禹引进的人物，后来还一度继任包可永的建设厅长。

　　严家淦担任财政厅长，是徐系垄断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是徐系把持闽省经济进入了控制财政金融的阶段。那时在陈仪政权下，曾发生过徐学禹与张果为之争。在徐学禹来闽之前，张果为担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张果为是国家主义派，后来参加复兴社，籍贯安徽，任过厦门大学的教授，官瘾极重。“闽变”时期也曾以张恪维的名字参加过“人民政府”，但不甚为人所注意。陈仪入闽后，张因在德国留学时曾认识陈仪，被任为省府统计室主任，后调财政厅第二科科长。张果为任财政厅科长后，就向陈仪献计，对土特产开征了特种营业税，因而得到了陈仪的赏识，让他当上了特种营业税局局长，以后又提升为财政厅长。张果为做了财政厅长之后，想进一步夺取省银行，就在陈仪面前进谗，赶走了总经理陈锡襄，将自己的夹袋人物童国瑁委充总经理，而自兼省银行董事长。徐学禹来福建后，首先建议设立贸易公司，并在贸易公司下开办了土产、木材、纸业各部，逐步将这些物资产销业务垄断，取代了特种营业税。等到张果为渐渐不为陈仪所信任时，徐学禹便向陈仪献计，以严家淦接任财政厅长、张果为原兼的省银行董事长，亦被徐学禹取代，只剩下一个地政局长。徐接任省银行董事长之后，省银行总经理也被徐学禹引进的丘汉平所夺取，童国瑁只得一走了事。此时在“徐顾问”控制之下有两厅（财政、建设）一行（省银行）三公司（贸易、工矿、运输），其他如公路总局等，也都由徐系人物把持，不在话下。

　　徐学禹由控制全省经济进而掌握了财政金融大权之后，他的触角立即伸到粮食方面，在贸易公司内增设了粮食部，以金启裕为经理（金后来任省公沽局总管理处的总经理）。金原是上海滩的流氓，和徐学禹同属“青帮”，并且又是省府秘书长陈景烈的亲属。徐学禹考虑到买卖粮食是件大事，需要经常同省府打交道，就利用金同陈景烈的关系，让金当上贸易公司粮食部经理。

　　福建省公沽局总管理处的建立

　　国民党政权，对粮食的掠夺，总是不肯放松的。一九四〇年尚未开始实行田赋征实，而各省地方政府，对于中央驻军和地方团队的军粮有供应之责。因此，福建省府就以调济军粮民食为名，在省府下设立粮食管理委员会，并根据徐学禹献策在贸易公司内设立粮食部。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业务，是调配军粮、公粮和学粮。贸易公司粮食部则是经营粮食购销的业务，从中渔利。那时期一般粮食行政，还是由建设厅第一科主管。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陈仪派省府委员韩涵兼任。因韩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在蒋介石侍从室做过工作，部队关系较密，故被认为是当时省府委员中比较适当的人选。徐学禹掌握了全闽财经大权之后，贸易公司粮食部和主管粮食行政的建设厅第一科，都为徐学禹所控制，仅韩涵所主持的省粮食管理委员会还在控制之外，这自然不能满足徐学禹“一把抓”的要求。当时储备军粮必须有个条件的配合，其一是资金，其次是运输。省银行和运输公司既已落入徐系之手，粮食管理委员会购备粮食的资金周转就有困难，运输供应也成了问题。在这样情况下，军粮甚难应付，韩涵便转谋民政厅长或保安处长之职，将粮食管理委员会事务交给副主任委员王亚武代为料理。这样一来，更给徐学禹可乘之机，徐便向陈仪提出取消贸易公司粮食部，改组为福建公沽总局的计划。

　　当时陈仪统治福建，任用的大批浙江同乡，引起了省内外闽籍人士和福建海外侨胞的不满，甚至公开提出要求“闽人治闽”的口号。恰于此时，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派周一鹗来闽视察赈务，周系福建建阳人，徐学禹便向陈仪提出保周为省府委员，并将粮食管理委员会正式改组为省粮食管理局，由周任局长；另方面，将贸易公司粮食部撤销，改组为“福建省公沽局总管理处”，由贸易公司将原有粮食部的业务资金划归公沽局调配使用。公沽局总管理处设总经理一人，即由原贸易公司粮食部经理金启裕担任，并兼省粮食管理局副局长之职，徐学禹献此一策，是有很大阴谋的。周一鹗过去和徐学禹并不相识，如果由他担任省府委员兼粮食管理局局长，接收韩涵主持的粮食管理委员会，即可掩人耳目，推卸责任。同时，他还暗中向周一鹗封官许愿，卖下人情，使周一鹗事成后一切服从他的指挥。这是当时我和周一鹗谈话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其次，贸易公司粮食部改组为公沽局总管理处后，由原来经营粮食业务，一变成为统制全省粮食购销的机构，徐学禹的势力又扩大了。再则粮食是民生之本，交由福建人自己去办，正好堵住福建人的嘴。况且周一鹗从政经商都缺乏经验，必然事事受徐控制。徐为了监视粮食管理局的活动，便以公沽局总经理金启裕担任副局长。

　　福建本是缺粮省分，沿海各县食米，一向依赖洋米进口。由于海口封锁，洋米运进困难；且内地余粮省分，因交通破坏，河路阻塞，地主豪绅囤积居奇，粮源一天比一天吃紧，军粮任务尤为繁重。福建省府迁地永安之后，永安、南平、沙县、三元各地，由于机关学校陆续内移，人口突增，军、公、学、民的粮食供应也大成问题。这些都使陈仪大伤脑筋。现在徐学禹又能提出整套办法，对机构、人事、资金也都作了安排，便立即决定在这年七月成立粮食管理局，着手筹备省公沽局的建立事宜。

　　粮食公沽祸民概况

　　一九四〇年底，省公沽局总管理处正式成立。那时福建省粮食系统的建制，是在省府下设省粮食管理局，主管全省粮食行政。粮食管理委员会自粮食管理局成立之日起撤销。建设厅第一科主管粮食行政，也归并省粮食管理局办理。将贸易公司粮食部改组为福建公沽局总管理处，原贸易公司粮食部人员、资金、仓库、财产以及一切未了业务，全部移交公沽局接办。军粮调拨事项另外划出，设立“驻闽绥靖公署军粮委员会”（后改称第二十五集团军军粮委员会）办理。当时陈仪以福建省政府主席兼驻闽绥靖主任，后改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独揽军政大权，只要他作出决定，军粮委员会也就成立起来。粮食管理局和军粮委员会设在南平，合署办公。公沽局总管理处也设在南平。军粮委员会成立之后，军粮由省粮食管理局统一拨交，经军粮委员会核发各部队后，再向省粮食管理局汇算报销。省粮食管理局必须首先保证以公沽局购备的粮食拨交军粮。其次，是供应省级机关公务员的口粮，和随校迁入内地师生的学粮。最后，才轮到民食。其实，“供应民食”只是挂个空名，起欺骗作用而已。

　　当时规定自公沽局总管理处成立之日起，全省余粮一律由公沽局总管理处在各县设置的县公沽局统购，禁止粮食自由流通。机关、学校和城市居民食粮由公沽局计口供应。县公沽局局长人选，以所谓“得力”的县政府科长或主任秘书调任，事先还举办了短期讲习班。

　　各县公沽局当时并未普遍设立。首先成立的是福州、永安两个公沽局。福州是福建省会，一向缺粮。省府迁地永安，日寇还未侵入之时，福州驻有大批军队，各机关在此也都派有留守人员，市内居民当时还有二十二万人之多，其中还有众多的省府机关公务员的家属，这些粮食都必须供应。同时，尽管海口封锁，而邻近的罗源、连江、长乐等产粮县还有食米流入。永安是战时省会，战时粮食供应更不容缓，因此首先在福州、永安两地设立公沽局。他们实际上主要抓的是购，而不在于销。为此，第二步就在余粮的县分设立了一批公沽局。那时各县公沽局经理短期讲习班经过四星期结束，接着就在产粮县设局收购余粮。据我记忆，当时闽西北及福州附近县分如宁化、清流、明溪、大田、浦城、邵武、建阳、崇安、建宁、泰宁及长东、连江、罗源等县，都设立了公沽局。最初设局的有十八个县，随后陆续增设，共约二十余县。闽南一些沿海县分，过去原已缺粮，依赖洋米进口，其他如惠安等县又是以地瓜为主粮，无米可购。闽东交通不便，也无利可图。各县公沽局的所谓“计口配粮”，只限于县城人口，郊区和乡村则不供应。闽南县城人口稠密，如用计口分配的办法，更会发生问题，而且闽南侨属众多，影响更大，也不敢轻于尝试。缺粮县分的公沽局，除永安外，还有沙县、三元、建瓯等县，因为这些地区迁进了省属机关，必须供应军粮公粮。此外，省公沽局总管理处还在光泽（当时辖属江西）、香港两处设有驻省外的办事处，说是购运赣米及洋米，其实是由省内汇出大批资金，让徐学禹、金启裕之流挪用经商。自公沽局总管理处开办以迄结束，未见有赣米、洋米运来。

　　依照规定，凡是开办公沽的县分，自公沽局宣告成立起，县境粮食就被全部统制，不得自由流通。粮食过境即予截留拘究。陈仪是全省军政长官，用他的名义命令各地军警协助，各有关的县政府更责令乡、镇、保、甲长进行挨户调查，强迫征购。又以查缉私米为名，把老百姓出门所带的升斗之粮或一些米制品，都予没收。至于乘机勒索之事，更是屡见不鲜。当然这些都惹不到豪绅大户的头上。余粮征购困难，米源没有着落，米价一天贵过一天。那时一般居民早已无米可以配购，而农民自己储存的少量粮食，也都成为搜刮的对象。永安下渡乡曾发生过攻打公沽局收购人员、拒绝征购的事件。福州、南平两地米店都关了门。公沽局原定每人每月供应大米三十斤，后改为二十八斤、二十四斤。结果，除省级机关还有公粮可发外，每月只给民众籴两次米，每次只能买到三至六斤，多些也不过十斤。

　　在此期间，公教人员也备受其害。配给的米唯有公沽局一个来源，且时常不能按额发放，最后每月每人只能领到二十八斤的米。由于经办人员层层舞弊，经售米店又从中牟利，大米不但被渗水，还夹杂有碎石、砂土，米色发绿，生满蛀虫，不得已再送去加工，又要多一层损耗，最后卖得的米就无多了。就以永安来说，那时省府迁在这里，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有空袭警报。省级机关人员每天凌晨就率全家大小，躲到郊外去避空袭，直到天黑再跑回来。后来有些机关索性搬到郊外办公。财政厅搬到渔潭，离城八里，中下级公务员只好带米去吃。米贵物贵，工资远落在物价后面，他们几乎连青菜也买不起。财政厅一位科员王砚耕做了一首打油诗，反映小公务员生活痛苦的情况。诗云：“天天吃酸米，来回八公里，三餐二处吃，卑职真该死。”又有一位管誊写的办事员马光桢（前清举人）在诗会中以“燕溪”第一唱为题，吟了“燕雀吞声残粒下，溪山留影劫灰中”之句。这两句诗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后来传到陈仪耳中，认为“残粒”二字是对当时粮政的不满，不禁大发脾气，马光桢险些被撤去职务。至于那些权贵，非但粮食供应无缺，而且还要选食上等白米。

　　“公沽”之祸，蔓延所至，凡未设立公沽局的县分，也不让大米出境。重重限制，层层剥削。有的县发展成为市场上的各种垄断。例如：福清县国民党县党部垄断了鱼市场，三青团垄断了全县猪肉供应。新县长到任后，眼看鱼、肉生意已给党团把持，就另行垄断花生油的买卖。当时老百姓讥嘲他们：“党团鱼肉百姓，县长从中揩油。”

　　福州公沽局成立最早，但不及半年，随着福州第一次沦陷而告终。当时福州民食是由米商向公沽局价领转售给居民的，米商须觅保两家并向公沽局缴纳押金六百元。公沽局配发居民食米即交给米店经售。粮食统制一开始，自由流通即被制止，长东、连江、罗源各县食米都不能自由运入，郊区粮食也没法进城，居民只能向米店购买。但公沽局不能如期将粮食配给米店发售，也不能按实际的需要量供应。公沽局把食米运到福州时，首先要受军队截留，再是机关优先领取，同时公沽局经办人员假公济私，滥发“白条”提取，加上富商污吏上下其手，所剩就不多了。米商趁机图利，领到米就囤积居奇。有时米价一天数涨，福州老百姓将米店里插在米箩上的标价木牌，叫做“墓牌”，说这“墓牌”不知一天要换多少次。

　　一九四一年福州第一次沦陷时，各机关匆忙迁往南平，公沽局也一走了事。可怜绝大多数的贫苦人民，因弄不到米吃，成群奔逃，经大箬、小箬，辗转至南平，沿途因无粮可带，只得忍受饥饿。即使携带一点，也要备受日寇岗哨和内地军警的盘查，甚至被土匪截劫，有人因此倒毙于途中。省府虽令省赈济会会同省粮食管理局筹运粮食到大箬、小箬办理急赈，但因筹运不及时，人民怨声载道。重庆的闽籍同乡，当闻到公沽局在福州造成人为粮荒，天天有人跳江自杀的消息，就呼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闽人）转请中央拨款，并推举刘通、何公敢、秦望山三委员回闽办理平粜。刘等还未出发，而福州沦陷的消息已经传来，只得委托刘等三人除办理平粜外，兼办对逃出福州难民的急赈。省赈济会此时为了敷衍起见，也派员到南平设立办事处，办理急赈和遣置事宜。平粜方面，当刘等在来闽过赣途中，向赣省府接洽运进了一些赣粮，一部分拿来办理平粜，一部分充作急赈之用。对到达南平的福州难民，也分别发给一些旅费，然仅杯水车薪而已。福州沦陷后，各地人心惶惶，米价更涨。“陈仪在闽，闽人在陈”的怨声传遍人口（“在陈”是用孔子在陈蔡绝粮的故事）。当时国民党第一百军军长陈琪，兼任福州警备司令，纵容军队扣截粮食之事，以及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在闽的各种劣迹，路人皆知。日寇入侵时，陈琪更逃得快，尤为人们所痛恨。因此继有“三陈在闽（指陈仪、陈肇英、陈琪），闽人在陈”的怨愤之声。

　　粮食公沽局的撤销

　　福州沦陷，动摇了陈仪在福建的统治。作为全省军政长官的陈仪失地有责，不得不向中央自请处分。各方面对闽政的责难，亦甚嚣尘上，尤以中央监察院的弹劾，和侨领陈嘉庚对福建苛政的指控，都使他的垄断迷梦受到挫折。“公沽”政策究竟能否行得通，陈仪也开始有所怀疑。在各方面要求开放粮食的呼声中，身为粮食管理局局长的周一鹗也请求撤销公沽局，改为在粮食管理局下增设一个业务处，作为局内的机构而存在，恢复粮食自由流通。陈仪向周要人，他就提名真尧恭，此人是浦城籍的省临时参议会驻会参议员。由于参议会对“公沽”责难最多，而陈仪此时对福建粮政也缺乏信心，就索性把这件事让参议员自己来办，于是便立刻批准了。省公沽局总管理处就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宣告结束。省粮食管理局于七月一日另设业务处，派真尧恭为业务处主任，负责接收工作。此后业务处只负责采购粮食，应付军粮，不再谈有名无实的授粮问题了。但尽管撤销了公沽局，而陈仪的去职也随着各方攻击终告实现。当然，福州沦陷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陈仪的免职令是距公沽局结束后不及两个月发布的，那是八月中旬的事。陈仪和他的继任者刘建绪商定于九月六日移交，恰好日寇突于九月二日由福州推出。这对陈仪来说，任内失去福州，临去又侥幸地“收复”了福州，可能引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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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的田粮政策杂忆（周惠生）

　　一、田赋征实的由来

　　抗日战争开始后，福建财政日趋困难，当时的财政厅长张果为虽曾以整理税收为陈仪所赏识，但在新的困难面前只知道紧缩开支，对于“开源”却无办法；对陈仪的“发展国家资本”的主张，也少领会。这同陈仪喜谈建议的作风是合不来的。

　　徐学禹投陈仪之所好，先后创办了运输、贸易、企业等省营公司，取得陈仪的宠信。徐为了掌握全省经济大权，处心积虑地要排去张果为。他乘各方攻击陈仪排斥本省人的机会，首先引荐闽人丘汉平以省府委员兼省银行总经理，徐自任董事长。

　　一九三九年底，省财政愈感支绌，机关经费不时发生拖欠。徐学禹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处攻击张理财无方，鼓动大家向陈仪申诉。我那时在办省赈济会，难民垦荒经费也受过拖欠。徐得悉后，即劝我向陈仪申诉。我知道他们正在争权夺利，不愿卷入漩涡。但我见陈仪时，陈却问我垦荒经费已发放否？原来徐已先向陈仪汇报过了。可见徐排张的布置是何等周密。

　　在这样的空气下面，徐学禹、丘汉平、严家淦等积极向陈仪提出“开源”的种种办法。例如：省银行发行小额纸币（分币）、包销火柴（原为私人经营，徐建议由贸易公司包销）等等。而最重要的就是把田赋改征实物。所谓改征实物，初意并不是要真正征收实物，只是以征实为名，照实物折价交税，于是一来一往，财政收入可以大大增加。这套计划大为陈仪所赏识，于是张果为下台而严家淦上任，徐学禹的计划至此完全实现。

　　严上台后，对于田赋改征的实行，先要取得省参议会的同意，再行呈报国民政府批准。省参议会方面，林景润、陈培锟等人都出过不少力，没有发生过多的争论就通过了。中央方面，徐堪的支持最为有力，批准也没有困难。一九四〇年，我到重庆参加全国粮食会议时，徐堪对我说，福建做得很好，不久全国也将推行。并盛赞徐学禹的“才干”。

　　二、采办军粮与贸易公司粮食部

　　部队的军饷本来都以现金支付，在粮价不断高涨下，饷款并无增加。因此军队于领到饷金后，就以一定价格就地直接向民间征购粮食，或责成县政府代为办理，并且征购的数量常常超过实际需要的数量，而后按市价将多余粮食抛售，牟取厚利，为此造成地方秩序的混乱。驻闽绥靖公署虽有后勤组织，但手中并不掌握粮食，对于部队压榨投机的非法行为，只得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陈仪对这个问题是很伤脑筋的。记得一九三八年底，徐桴和我都以中央赈济委员会的名义来到福建。陈仪在南平约集我们开会商讨难民救济问题，在座的还有高登艇、陈培锟等人。当时有人提到军队购粮骚扰的事，陈仪立即痛哭失声说：“既要军人卖命又没有饭吃，我怎能忍心严办！”不久，他就命令贸易公司组设粮食部，统筹采购供应，这是福建省政府直接经营粮食的开始。

　　粮食部经理金启裕本是杭州的一个商人，与省政府秘书长陈景烈有相当的关系。陈景烈与徐学禹正互相勾结以包围陈仪，所以金启裕的后台是很硬的。他一到任就派出大批江浙同乡，分赴各产米县抢购粮食。商人、地主乘机囤积居奇，立时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各地市面粮价混乱，粮食供应几告绝迹。

　　那时，省赈济会在建瓯办有难童教养院和难民工厂多所。因闽北各县是产米区，所以平时所需粮食，均取给于市场。至是，市场买不到米，几至断炊。我电告陈仪，才由陈电令贸易公司粮食部接济。由此可见当时粮食恐慌情况的严重。

　　关于调拨军粮的事，由驻闽绥靖公署组设一个军粮委员会负责主持。每月按驻地军队的人数由该会造表送交贸易公司粮食部就地拨发实物。从此，军队就地强行征购的骚扰虽告暂停，而贸易公司在各地抢购，却造成了范围更加广大的粮食恐慌。

　　后来粮食管理处（局）成立，贸易公司粮食部改组为公沽总局，军粮的拨发手续仍旧没有变更。

　　我接任粮食管理处时，陈仪要我兼任驻闽绥靖公署军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推说我不会同军队打交道，他就派绥署一个少将高级参谋刘存忠兼副主任委员。实际上军粮委员会的事全由刘存忠负责，但刘同军队中人的争吵，常常闹到我这里来，甚至有的还闹到陈仪面前。七十五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吃空额子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公开秘密，配发实物以后，虽然仍可将余额出售，非法获利，但终究不像过去的就地征购，可以随取所求，所以总是寻找藉口，要求军粮委员会多发。其实，军粮委员会是按照第三战区长官部与驻闽绥靖公署规定的驻地、人数造表的，自己作不了主。刘存忠原是七十五师的参谋长，该师以为通过这个关系可以占点便宜，但事实上，自然难以办到。该师的代表就以“军食不足，难以维持纪律”相恫吓。经我解释无效，结果还是靠陈仪的一番“雷霆”才算了事。可见军粮配发实物一事，陈仪是费尽心机，而部队还是不满意的。

　　粮食收购的价格当然比军粮定价要高，这中间就产生差价的问题。这笔差价总算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本省保安部队的军粮差价由省政府负担，自不必说，其实就等于追加一笔预算。中央驻闽部队的军粮差价，第三战区不肯承认，暂时由省库筹垫，一直到我离开福建时为止，这个问题还不曾得到解决。

　　三、粮食管理的开始

　　粮食价格的波动、升高，影响所及，人心动摇。一九三九年底，陈仪在永安设立一个福建省粮食调剂委员会，会所就是原来福建省赈济会的旧址。主任委员好像是由民政厅厅长高登艇兼任，或是由别的省政府委员兼任。会里罗致许多卸任的县长，以省府参议、谘议的名义兼任组长、视察等职务。粮食调剂委员会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不久，陈仪又撤销粮食调剂委员会，另设一个福建省粮食管理处，派省府委员韩涵兼任处长，并将处址迁到南平。

　　为什么有这一番的改组？据我的剖析，首先是由于陈仪认定福建是缺粮的省分，当时洋米已不能进口，邻省又不肯接济，恐慌是不可避免的；倘若没有彻底的应付办法，必将度不过难关。所以他在南平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一再提倡“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论调。其次，他过分听信徐学禹一班人的话，认为贸易公司粮食部掌握的粮食数量不少，尽有调节的能力。而又因军粮改给实物的成功，也增加了他的信心。因此，为了集中事权，才改会为处，并准备将贸易公司的粮食部归由粮食管理处指挥。处址的移设南平，固然是为了便于粮食管理处与贸易公司的联系（贸易公司设在南平），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驻南平的时间较多，可以随时亲自指示一切。

　　粮食管理处成立以后，对于“囤积居奇”的取缔，雷厉风行，甚至购买数量较多的粮食，也受禁止。省赈会所办各县垦务所为垦民购买粮食，陈仪就以电话向我查询详情。但整个管理办法则没有公布。

　　我接任粮食管理处时，看到各色各样的建议与计划，其中有粮食管理办法草案两、三种，对于收购余粮与计口授粮均有涉及。可见陈仪对实施“粮食政策”的幻想在这时期已逐步形成了。

　　没有几个月，韩涵就称病辞职。原因何在呢？他是顾祝同的人，同徐学禹、黄珍吾一班人酒食相交，关系极好；而且贸易公司粮食部正在准备改组为公沽总局，可是他为什么竟干不下去呢？后来他亲口对我说：“我不懂业务，又不愿受人摆布，这几个月真受罪！”据粮管处的职员说，韩、徐之间是有一定摩擦的。

　　四、“公沽”政策的推行

　　我虽然是省政府委员，因为负责省赈济会的工作，在建瓯办公，不常去永安参加省政府委员会开会，对于省政很少闻问。一九四〇年九月底，忽然得到陈仪从永安发来一封急电，说有要事待商，即来永安。我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到永安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刚进中南旅运社，徐学禹就亲来接我到郊外他的住处吃晚饭。在座的还有丘汉平。徐对我说，韩涵干不下去，主席（指陈仪）要你接手。我说我没有经验，更干不了。他说主席主意已定，辞是辞不掉的。并说贸易公司粮食部改组为公沽总局后是隶属粮管处，保证事权统一，办事不会有困难。丘汉平也说省银行决定全力支持，资金调度绝对不成问题等等。

　　翌晨，我往吉山谒陈仪。陈一见面就说：“我有一件事要请你帮个忙。”于是滔滔不绝地谈他的粮食政策和要我担负责任的道理。从早晨七八点钟一直谈到吃过午饭。

　　他谈话的大意是：（一）福建是缺粮省分，如不统筹管理，而任奸商、地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则军糈民食都将感到极大困难，势必影响大局；（二）民生主义中有“粮食设局公沽”的主张，我们奉行“三民主义”就应忠实执行总理遗教；（三）余粮的收购不是不可能的，只要各县认真执行，就能以有余补不足，达到“不患寡”而又去了“患不均”的目的；（四）收购余粮的最好办法是设立公仓，由公仓代地主收租，就可掌握全部粮食。这种办法虽然一时不易办到，但可向这一目标逐步进行（陈仪这种公仓的想法，于一九四二年我在重庆国家总动员会议担任粮盐组主任起草全国粮食总动员法时，他又提及，曾部分写入，并经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国家总动员会议正式通过，但迄未实行）；（五）贸易公司粮食部购办军粮已有相当经验，改为公沽总局后，业务可算有初步基础；（六）这是“新政”，新政必须有新人，你比较有理想，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最后，他似乎怕我顾虑粮食的事未必干得长久而先丢掉了省赈济会的“地盘”，着重地说：“省赈济会的事仍旧由你照管（他是省赈济会的主任委员，委托我代理），好在南平和建瓯距离很近，赈济会的事你已办熟了，分不了多少心。”

　　在这种情形下，我既不能坚辞，又不愿答应，只得说，我对粮食问题很少注意，恐怕办不好，让我仔细想一想。他约我第二天再谈。

　　我随即找两位世交（钱宗起和黄祖汉，当时都是民政厅的秘书）去商量。他们都为此捏一把汗，因为粮食工作在当时是最棘手的，但是陈仪已经决定的主意是不易改变的，若坚持不干，只有准备同他闹翻。

　　第二天我再往见陈仪的时候，提出了如下的几个问题：第一、是粮食来源问题。从理论上讲，收购余粮是很好的办法，但在目前统计缺乏、粮户清册不完备、制度紊乱、下层组织不健全的情况下，实际行起来就不免要发生许多困难。如果余粮掌握不着，调剂就不容易。同时，收购余粮的“公价”关系也很大，定得太低，不但有余粮的人不愿出售，而且影响粮食的再生产。定得太高又变成追逐市价，失了调节的意义。

　　第二、是计口授粮问题。如果粮食准备得不够充分，计口授粮也难持久办下去，这样，势必引起各方面的责难，设使在同时又禁止自由流通，影响将更不好，会导致粮食的恐慌。

　　第三、新办的事业必须用一班新人，这班人将从何处调来呢？

　　第四、我对业务的经营完全是外行，公沽总局改隶粮食管理处后，我对账目的稽核、考查实在没有把握。

　　陈仪的答复是：

　　第一、政治上要完全有把握后才着手去办的事是永远不会有的。我们只求方向对头，努力去做，随做随改，就一定能达到目的。现在管理纵使难以全面得到完善，如果不去管理，你想结果会怎样呢？

　　第二、目前固然条件不完备，不能把全部余粮掌握到手。但你不要忘记了我们有政治力量，绝大部分是拿得到的。既称“余粮”，就已包含计口授粮的意义在内。我们是农业社会，极大部分人民都有自己的粮食，也就是极大部分人民已计口授粮了。只有几个大城市需要供应。我们一面收购，一面供应，是可以周转得过来的。收购即为着供应，而禁止自由流通又是收购的必备条件。至于“公价”的规定，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责成公沽总局仔细研究，随时由粮管处转报我来核定。

　　第三、各县普设粮食管理委员会和公沽局，自然需要一大批新人，可由省训练团向各县抽调好的科长、区长级干部加以短期训练，然后分发任用。

　　第四、公沽总局作为省营事业之一，可按省营事业的办法办理。各县公沽局属于公沽系统，由公沽总局指挥。你只要对公沽总局进行监督就好了。起初不熟悉的业务是慢慢可以熟悉起来的。我还可以物色适当的人去帮助你（不久就派他的堂弟陈璞来当粮食管理处的会计主任，没两个月因与公沽总局发生龃龉而辞职）。承担大事业的人只求问心无愧，不必顾恤人言。

　　结果商定：（一）赶快完成制订粮食管理办法的手续；（二）粮食管理的实施，先从有余粮的约四十个县区开始，闽南二十余县则留在以后再议；（三）除几个大城市外，只供应军粮和公教人员的粮食，暂不对居民供应；（四）各县粮食管理委员会秘书（县长兼主任委员，秘书负实际责任）及公沽局副经理（县长兼经理，副经理负实际责任）的人选，由省训练团代主任沈仲九向各县抽调集训；（五）贸易公司粮食部立即改组为公沽总局，原任经理金启裕升任总经理。

　　十月中旬，我接任省粮食管理处，不久重庆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卢作孚），省粮食管理处也奉命改为省粮食管理局。

　　我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遵照陈仪的指示，根据韩涵任内拟订的几件草案加以汇并修改，订出一个福建省粮食管理办法，报请省政府会议通过，公布施行。

　　其次，就是进行人事配置。省训练团抽调的干部在三元经过短期集训后，由团的人事处长郎伟亲自率领来南平听我“讲话”，然后分配工作。实际上，我虽然挂名省训练团的粮政系主任，却不曾过问训练的事，仅仅靠这次见面，谁的见识、能力如何，全不清楚。只是照省训练团所拟名单，转请省政府加以委派而已。贸易公司粮食部的改组，不过是更换一块招牌，一切都仍照旧贯。

　　一九四一年初，省内除闽南二十余县外，全面实施粮食管理。并在永安、南平、福州等大城市对市民实行定量供应。市面上原有的米店一律予以登记改为代售店。“公沽”政策就这样推行起来了。

　　五、困难重重

　　在实行粮食供应之前，我问金启裕有没有把握？他拍拍胸膛说：“绝对没有问题。”并且历数哪个仓库存米多少，哪里有若干担米正在途中，我也信而不疑。谁料对市民供应不久，就无货应市。以后时断时续，始终接应不上，弄得黑市飞涨，人心惶惶。

　　为什么余粮收购不起来呢？地方基层政权握在地主、豪绅手里，这个根本原因姑且缓提，就是陈仪所说的“我们的政治力量”也靠不住。“不得罪于巨室”是大多数县长的做官法宝。经过“训练”的粮政人员对粮食政策也只懂得一点皮毛，何况他们极大多数都是从本县抽调来的，唯县长的“马首是瞻”。所以尽管对小户人家雷厉风行，闹得满城风雨，而收购的“成绩”总难提高。例如浦城县本是余粮县，过去每年运出的粮食有相当大的数量。金启裕向我报告：开始收购余粮后，浦城的“成绩”很坏，远不及过去贸易公司粮食部时的收购标准，因此，指望由它接应的地方，不能按照预定计划完成。其主要原因，是大粮户不肯出售余粮，而县长周亚青又不愿破除情面，坚决执行管理办法，所以造成互相观望的风气。我于是亲自约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陈励堂到浦城视察。周亚青召集城关大粮户听我们“讲话”，陈励堂随即查对各大户出售余粮情况，并当场宣布扣押几个顽抗的大粮户。我也报请省政府将周亚青记过一次。经过这样措施，收购才稍有起色。

　　邵武则另有一种情形，县长比较“积极”，但大粮户在当地有势力者支持之下，抗售余粮。经县长直接电报陈仪。陈仪命令绥靖公署逮捕为首的人，风气才为之稍变。

　　余粮收购不足，供应不能及时，黑市粮价越来越涨，“走私”越来越凶。陈仪认为查禁“走私”，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主张在省粮管理局内设置查缉室，并打算调某县长（中政校毕业，似是姓叶）来做查缉室主任。我始终认为收购余粮是基本的问题，如果在供应不能及时的情况下，对“走私”抓得太严，恐怕将激起事变。遂以限制流通一事，管理办法中已有规定，只要各县政府认真执行，就能收到效果，建议暂缓设置查缉室。但陈仪并未放弃他的意见，要我向省府调用几个闲职人员做访查工作。后来还对我说：“正接洽一在奥国学警察的人来做查缉室主任。”但还没有实现，局面就变了。

　　各县对于限制流通一事，态度很不一致。大部分产米区的县长，怕粮食恐慌影响到自己的辖境内，对粮食出境的限制是很严的。甚至为管理办法所容许的少量粮食出境，也多方加以刁难。因而断绝了自然调节之路，使恐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也有的地方则乘机私抽粮食过境税予予放行。例如建瓯，它是上游产米各县通向南平必经的水路要冲，据船户报告：“在它的边境有卡子拦收粮食过境税。”我电建瓯县长戴仲玉澈查，戴复电并无此事，这样，要贼捉贼，自然捉不到贼。

　　收购虽然有困难，如果能急其所急，善于调度，亦未始不能减少一些恐慌气氛。例如建瓯的存粮为什么不能调来应南平之急，而一定要等浦城，诸如此类，这是我同公沽总局意见分歧的主要点。

　　公沽总局除了随时接收各县公沽局所收购余粮外，还有在各地储存的军粮和以前贸易公司粮食部时期所积存下来的以及定购未收的粮食，本来它都可以全权运用，借供调剂。这笔账目应该是很简单明了的，但一加审阅，则拨来调去，一塌糊涂，使人寻不出眉目来。资金的调拨也是如此。带兵的人连自己的军队人数和驻地都搞不清楚，哪里还谈得到打仗。其中有无故弄玄虚，以达到混水捞鱼之目的，我是不明真相的。（关于公沽总局的账目，我曾经几次派人查对，都无法下手，陈仪的堂弟陈璞急得辞职而去。我离闽后，刘建绪将金启裕扣押清算，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当时社会上有另一种指责，说粮食收购价格定得太低了，出售余粮没得好处，所以东躲西藏。零售价格也定得太低了，不能继续供应就等于画饼，而需要的人只求有粮食，宁愿多出一些钱。陈仪在召集省粮食管理局及公沽总局干部开座谈会时说：“政府经营粮食不是为赚钱，过去办军粮完全是赔本生意。”又说：“粮价是物价的指标，只要粮价能稳定，即使赔点钱也值得。如果追逐黑市，那还有什么尽头。”收购价格也曾经调整过几次，收效却并不大。

　　六、修改办法

　　我对陈仪的“公沽”政策是同意的，一开头是顾虑到收购余粮的困难。后对公沽总局金启裕一伙人能否担负起这一责任也有怀疑。前一点同陈仪谈得很多。后一点则因种种原因过去未曾露骨谈过。

　　现在已到最后解决的关头。我认为只有：一方面立即缩小业务范围，专办军粮、公粮的供应；同时修改粮食管理办法，准许部分粮食自由流通以解决人民的食用。业务范围既已缩小，公沽总局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可以在省粮食管理局内设一业务处来调度各县公沽局的业务。

　　福建的粮食管理问题，有人告到重庆，重庆国民党中央派顾毓琇（教育部次长）莅闽调查。顾到南平时，陈仪已去永安。顾毓琇约我谈话，他说：“福建究竟有多少余粮可以收购，究竟需要供应多少，都无确切数字，如何谈得上实行计口授粮？”从永安与陈仪晤谈后返南平时，顾又约我去谈。他说：“你们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要实际一些，理想勿求过高。”顾毓琇的这些话给了我一定的启发。

　　我向陈仪提出修改粮食管理办法与取消公沽总局，就这两个问题，进行多次的长谈。陈仪对于我的处境逐渐谅解（特别是陈景烈、徐学禹的掣肘），答应取消公沽总局改设业务处，但希望业务处成立后仍能贯彻他的“公沽”政策。对于修改粮食管理办法一点，不表赞同，他说：“总理遗教必须力求其实现，而且必定能实现，我们必须排除万难，努力以赴，不可因遭遇挫折就灰心起来。”陈仪既复坚持，我只有再等机会。

　　于是宣布公沽总局结束，调金启裕为省粮食管理局副局长，责成他将贸易公司粮食部和公沽总局的账目分别清理。业务处的账目则按照实收数目建立新账。

　　关于业务处主任的人选，陈仪要我物色。我认为省议员真尧恭（浦城人）比较适当，因为他对本省粮情很熟悉，与各方面的关系还算融洽，在省参议会中说话也颇有力量。陈仪同意了。但真尧恭却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他的独子以“异党”关系失踪多年，谁也不敢代他打听下落，要我写信向黄珍吾（保安处长）查问；第二、他不愿意担任正式的公务员而弃去省参议员的身分，只能以省政府参议的名义兼任业务处主任；第三、修改管理办法，缩小供应范围。一、二两条我都替他办到了，第三条则势在必行，俟机实现。真尧恭做了短短一时期的业务主任，总算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一九四一年秋天，准备收复福州的命令下达。我想，这是修改粮食管理办法的时机了。于是上了一个签呈给陈仪，报告说：因我们已准备好接济福州的粮食，但为保证福州居民在收复之后能充分得到粮米，应准许产米各县自由运济。陈仪终于批准了。

　　自由流通既已合法，全面管理办法虽尚未经过修改，事实上也就偷梁换柱非复原形了。

　　七、尾声

　　不久，陈仪调重庆，刘建绪入闽。刘经过南平时，第一个就找我去谈。我把经过情形向他说明，他表示十分赞成我的主张，劝我继续搞下去。我说福建粮食没办好，我应该引咎，请他赶快派人接替。后来，连上几次辞呈，并托程星龄（刘的代理秘书长）从旁帮说，才得到批准。向继任的林学渊办理移交后，我就离职赴重庆。至于省政府委员的本职，还是到重庆后才准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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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与福建省人事制度（高垲）

　　福建省人事制度，是指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八年在福建省曾经有过的一个制度。只有在陈仪的那种工作作风下才能制定出来的，所以我把它称为“陈仪与福建省人事制度”。

　　当时的环境和陈仪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调兵摧毁了十九路军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后，便派陈仪来福建当省主席。陈仪是政学系巨头之一，他有一套政治上的见解和资本。陈仪又是一个老牌军人，与新旧军阀都有关系，在军事上有他的一套。他就职没多久又取得绥靖主任的地位，福建的军政大权就一人独揽了。这样，他解散了一些进步组织，扫荡了当时的无数股地方势力，统一了全省，省府的政令逐渐可以行使到全省的各县。陈仪是一个集权主义者，他把省府的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上，建立了省政府合署办公的制度后，便准备把各县的权力集中在省府的控制之下。他知道仅仅控制一个县长是不够的，还要控制全部的县政和区政人员。陈仪手下有个被人称为“智囊”的人物叫沈铭训，他是建立福建省人事制度的策划者和执行者。

　　陈仪任福建省主席的时代，是国民党统治在福建省权力最为集中的时代。陈仪在当时唯一的掣肘，是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但他不能影响陈仪的行动。陈仪能够那样做，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政治背景，更重要的一面，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正处于革命低潮时期。

　　人事制度的推行与反响

　　福建省人事制度在当时是一个全国各省所无而福建所独有的制度。这个制度并不是一蹴而成的，它是从训练人员开始逐渐推行的。从一九三四年训练统计人员起，到一九三八年县政、区政人员大多数经过受训止，先后经过了五年的时间才基本上完成的。至于各级人事、机构的设置，直到一九四一年才初步完成。

　　福建省人事制度严格地规定，凡是经过训练的人分发到各个机关去工作，各个机关的首长只能绝对服从命令，把这个人安排在所指定的岗位上，不许可有丝毫变动，而且这个人从此成为那个机关的定员，没有经过分发机关的同意以前，不但不许可那个机关的首长把他免职、降职或调动同等级的职务，甚至连一般性的奖惩都不可以。换句话说：一个机关的首长，对于所属受训人员，只有指挥工作的权力，没有任免调迁的权力。如果哪个机关的首长违反了这个规定，很可能得到严厉的处分。

　　这种规定，在当时有它的必要性。否则新建立的人事制度便无法推行，旧习惯势力往往会压倒新生事物。这种硬性规定，在当时引起了反响，综合起来有下列几点：

　　一、做县长的认为用人不自由而发出种种牢骚。在分发某些新设人员如统计员、地政人员等前去的时候，或县长认为于他不大相干的人员如建设科长、教育科长等赴职的时候，反响还不大。因为一些县长对于教育、建设根本不重视。以后分发财政科长、民政科长、经征主任等等，最后还分发秘书、庶务等前去的时候，反响便大了。县长们认为派来的不是自己的亲信便不好共事；有的认为尾大不掉，不能做事，他们对于受训人员总感到指挥不灵；有的还把分发去的受训人员，作为监视县长行动的特务看待。在那个从县长用人绝对自由到县长不能自由引用私人的转变中是必然会有反响的。至于作为特务看待，也是有些根据的。受过训练的人员与原训练机关有着一种通讯组织，规定了经常的通讯联系，对个别人员还有一种比较秘密的联系。他们在通信里无所不说，对于进步分子的调查，对于县长的私生活等都是报告的材料。省府设有名义上的秘书，叫叶镜允（中央政治学校毕业），负责联系。

　　二、受训人员也不满意。受训人员的工作地点，不能依照自己的志愿，只能听凭省府的分发。内地县分的人，希望能够在沿海地区工作；沿海地区的人，则视内地县分为畏途，尤其是闽西北的疟疾地区。受训的人员，多数是沿海地区人，在分发的时候，说服工作做得不够，或者在分发的时候作了一些欺骗性的诺言，以后不能兑现，因之，分发到比较偏僻地区去的人员不满意。

　　三、失业人员的诅咒。在开始办理训练的时候，学员的来源一般是招考，也有一些是调训，但受着学历与年龄的限制，有些没有学历或年龄较大的原任人员，就不得不调训。各县的县政府和区署，本来都有一批人，他们的学历、经历、年龄当然参差不齐，他们的政治背景也各有不同，尤其是年龄比较大自认为有经验、有能力的财政科长等一类人员，自认为政府少不得他，不甘心于调训。可是出了这样一个人事制度，分发一批人去，便要把原任人员挤掉一批，被挤出去的便成为失业人员，他们发出诅咒是必然的。

　　上面的三种反响都不是孤立的。县长用人不自由，有他的亲戚朋友帮同呐喊；受训人员的不满意，有他的父母妻子帮同埋怨；失业人员的诅咒，有他的亲戚朋友表示同情，有他的背景人物发出愤慨。这种反响，成为当时推行人事制度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虽不能对抗陈仪推行人事制度的决心，但也成为陈仪在部分旧知识分子中不得人心的原因之一。

　　训练

　　训练县政人员，不是陈仪所特创的，是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所提出的。但是训练县政人员，福建与邻近各省有所不同，关系就在于陈仪的人事制度。其他省分的训练是训而不用，或用而没有保障，结果等于不训练，而福建却把训练贯彻到使用方面。

　　陈仪训练县政、区政人员，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县政人员训练所，一九三九年五月改名为公务人员训练所。另一系统是训练军警人员的警保人员训练所。军警人员在县里的有县保安队长、警察局长、巡官、巡长等。各种职务的人员由各种训练班分别训练。一九三七年把原来各县所有的警察人员集训，在开始训练的时候，除省会及某些个别地区以外，各县的警察一律暂时裁撤。

　　陈仪在名义上是各个训练所的所长，具体负责的人各个不同，一般说来是与业务相联系的。县政人员训练所由沈铭训负责，他是以省府参议兼秘书（后来改为顾问）的名义在那里工作的。县政人员训练所还设有教育长，先后由夏明纲、刘天宇、程星龄、韩联等担任。在这个训练所里，因为沈铭训的思想比较进步，当时曾经延聘一些比较进步的人士在内工作，引起了国民党省党部陈肇英等人的不满。保安干部训练所是由叶成、黄珍吾等负责。警官训练所是由胡国振、卢政纲等负责，后成为福建军统特务的摇篮。

　　陈仪对工作人员的教条是：“公正；认真；有勇气。”还有一套格言是：“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闲空是堕落；懒惰是罪恶。”这就是后来所谓“一、训练干部如何做人，以移转政府风气；二、训练干部如何做事，以促进国家政治”的说法的来源。

　　训练的时间，一般是三个月，或六个月。

　　在该所训练的头几年，学员多数是招考来的，不少是高等学校毕业的。这是一个新的措施，教育人者和受教育者都没有经验，但都严肃认真地在教育和受教育。可是有一个缺点，县政业务要在短期内灌输到毫无经验的学员头脑中去，而且不只一门专业，如三民主义、军事训练等课程，加上某些厅、处省长的讲话，学员的头脑应接不暇，得不到实际需要的业务知识。当时，普通话在福建还不普遍，而训练所的教师不少来自外省，各说各的方言，南腔北调，使学员难以接受。

　　两三年以后，招收的学员文化水平愈来愈低；调训的学员多数是曾经受训的，或者也懂得训练的一套。他们说：“吃苦三个月，做官得终身。”“熬得三月苦，就有快活日子过。”这说明了学员在受训期间并不是想学习一些业务，只是想过一个关，是想升官发财。这还算好的，更有一些调皮的，只要能够瞒过几个管理人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甚至有吸鸦片的。

　　但训练并不是一无用处，学员从听讲中，从讨论中，从讲义上，终究得到不少常识。有的虽则在受训时不注意，但到任职时，抱着讲义来应付具体任务，比起过去没有受过训练的总好一些。

　　县政人员训练所的教师呢，他们中间有的也不安心搞教育。他们摸出了一条规律，只要自己具备相当资格，在教学方面表现好些，不难得到沈铭训的注意，以及得到陈仪的重视，就有出任县长的希望。也有一些教师是陈仪把他放在县政人员训练所里考验的。所以县政人员训练所教师，是一条取得县长任用的捷径。

　　关于这一点，沈铭训曾经受到外界不少诽谤，从某些方面看，讲人情是免不了，说受贿卖缺，似乎不是事实。

　　训练的成就只是如此，但为陈仪的人事制度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一九四〇年，国民党中央就福建的实际情况作了统一的规定，并推行到“全国”去了。

　　县长的任免

　　县、区政人事制度奠定以后，各县的具体工作都掌握在受训人员手上，他们不随县长进退（秘书除外），在推动工作方面是有些好处的。在县长更调的时候，工作不会停顿，也不会再出现“一个将军一个令”的情况；县长与工作人员之间，受着一定的牵制，县长要与工作人员互相勾结起来贪污舞弊，至少也不那么容易。

　　至于县长的任免，则是一个有趣的对照。陈仪一方排除各方面非难，竭力推行他的人事制度，不许可县长随便更动一个县政人员。可是他自己对县长的任免，却是完全自由。按照国民党中央所规定的那一套制度，省主席可以随意任免所属县长，不过，陈仪的作法和其他省分相比较也有不同的地方。

　　县长的提升，一般是由民政厅提出，经过省府委员会通过才任免的。对县长的考核是规定由民政厅主管的。可是，陈仪往往直接提出来交给民政厅厅长来完成这一个手续，甚至根本不交给民政厅而直接任免，只在事后补完手续。以致有的新任县长到民政厅去“请训”，民政厅厅长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同时，县长调动频繁，如同走马灯一样，有的到任不满三五天就免职，到任两三个月而被调动的则是常见的事情。曾有这么一个笑话：陈仪委派一个人去当连江县县长，这个人拿着委派令洋洋得意地从永安坐上汽车到南平，准备转道去上任，可是他在南平下车的时候，却有人告诉他：“主席有电话，要你立即回永安去。”这位新县长不知道有什么重要任务要交代他，想尽方法弄到了第二天的车票赶回永安，匆忙地上吉山去见陈仪（陈仪的办公处在离永安十里的吉山），陈仪说：“好，你回来了，等一等罢，那个县我已经另外派某人去担任了。”这位没有到任的县长，只得垂头丧气地出来。

　　附带提一提，省府还有一批额外人员。名义上是顾问、参议、咨议、服务员。这种额外人员在其他省分也有，但一般是名誉职务，用来应付地方豪绅的。福建的却一般有薪水，指定工作地区。顾问是厅处长以上的待遇，参议是县长以上的待遇，咨议有推荐任职的资格；服务员则多数是中央政治学校分发来的毕业学员，他们外放就是县长，内用则是科长、秘书等职务，在没有固定任务以前就作服务员。另外还有一些经县政人员训练的区长、科长，在未分发工作时，有时也以服务员的名义派在各厅、处工作。这些额外人员虽则分配了工作，但各厅、处对于这些人员，认为是临时性质的，不叫他们做具体工作。

　　总之，在福建，这是一批有薪水的候差人员，如徐学禹，撤去了建设厅长的职务后调任为顾问。唯一例外的只有沈铭训，他不愿意担任实职而以参议、顾问等头衔来对外。

　　管理的机构

　　陈仪时代的福建人事，由省府秘书处第一科管理的，科长先是陈国琛，后来是张国键。除管人事外，还负责档案、缮校等工作。到张国键任科长时，才成为专管人事的一个科，掌握全省各级人员履历卡片。一科在任免、奖惩各级人员时可以提出意见，但不能主动任免、奖惩某一人员。

　　专员、县长或相当于这一级的人员，是陈仪自己掌握的，凭他个人的意见来处理。各厅处的科长、秘书和其他人员，由厅、处长提出意见请陈仪决定。陈仪对各厅处的工作，往往直接与厅处科室联系，不一定通过厅、处长，尤其对民政厅是如此。

　　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间，由于采取一套人事管理办法，旧社会里那种送礼、请客的钻营风气暂时消失了。可是另一种钻营方式却应运而生，即在受训期间，想办法与主管科长经常接近；在分发工作后，不论他内心对所分发的地区有多大的不满，先表示服从，不断写信给主管科报告工作情况，夸大自己的能力，恭维主管科长的指导有方，从而取得主管科长的好感。

　　教养队和惩役队

　　日久玩生，这是旧时代里所不能避免的事情。县政和区政人员的资格天长日增，胆子也大了，固之玩忽职守，违犯纪律的事情也一天天地多起来。原定的清规戒律，被有些县长作为口实，成为不能推行工作的原因。

　　陈仪是坚决维护他的人事制度的，在推行的头两年，绝不允许人们说受训人员的坏话，如果有人对他提起受训人员的是非，都会碰钉子。但受训人员受到惩处的——免职、停职、停止任用的还是不少。陈仪一方面执行他自己所订的法律，另一方面他对于这种惩处并不满意，他还是想保护他们。他说：在政府机关里免去一个职员的职务，社会上就多出一个闲人；在政府机关里逐出了一个坏人，社会上就增加一个坏人，用免职把他们逐出政府机关大门之外便什么都不管，这是消极的办法。因此，他定出了一种“改造”的制度，即设立了一个教养队和一个惩役队。把犯了错误应该免职而情节不严重的，于免职后送到教养队去。教养队附设在县政人员训练所里，每月仍照规定支给他生活费；把犯了错误应该免职而情节严重的，于免职后送到惩役队去，惩役队附设在保安处里，每月也有生活费。这种所谓“教养”、“惩役”，仅仅是在训练所做些检讨、或参加些体力劳动，经过三个月或六个月，酌情处理。

　　这两个队设立不久便撤销了，原因似乎是陈仪走了以后没有人主张继续办便“无疾而终”了。

　　一个插曲

　　在陈仪推行人事制度的时期里，建瓯县有一个不同方式的管理制度，无以名之，只能说是一个插曲。

　　当时建瓯县县长高垲，是一位最拥护陈仪的人事制度的人，但他也觉得这个制度有缺点，如不能发挥每个人的优点，硬性把有些人安排在极不适合他个性的位置上；领导人不能对下属灵活使用，在平时，忙的忙得要命，闲的却无事可干，在有事时也各人忙各人的主管工作，不能互相支援。他对于县政府的各科室的科员只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文也有不满，便向陈仪提出了建议：县级人员应由省统一分发，不随县长进退，但在县里担任哪一种工作，应该准许县长就各人的学识能力作适当的调整；县政府不必分设多科，只要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办公文，一部分经常下乡辅导区乡镇工作。这个建议经陈仪批准试办六个月。可是在实行的时候，却发生了阻碍。

　　首先是那些人员原由上级的各个主管厅、处管理的，这样混合编组，各厅、处的人事部门便不满意。其次是本来工作闲空的不愿意做辅导区乡镇工作；有些原任科长的还认为把他降低了地位。其三是县政府一向不主动直接办基层工作，现在要直接去工作反觉得无事可做了，因而调充辅导工作的“督导员”便成为冗员。当时可以看出来的优点，是公文经集中处理后，手续上快得多，如果要向别处查询，立刻可以请“督导员”前去调查，不像过去靠公文层层转批，基本上做到案无留牍，公文也显著地减少，一向占文件总数几乎一半的催办文件没有了。此外，有了专门做外勤工作的人，遇到需要有人下乡的时候，便不愁无人可派了。

　　这个制度在试行过程中，既已遭遇到内部的阻碍，另外还遭到一位中央派来的“大员”——蒋廷黻的批评，说这种变革是“破坏了蒋委员长手订的新县制”。在试办期间将满时，高垲被免职了，这个制度便成为昙花一现。

　　结语

　　陈仪的福建人事制度曾经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嘉奖”，并作出了一套训练管理的决定，成为“全国性”的制度，因此，在陈仪调离福建后，这种制度大体上还保存着。

　　对比福建一九三三年以前县政的具体情况来说，新的人事制度有其好的一面，它消灭了过去县长与县政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改变了过去因县长调动而县政人员全部调动的弊病；同时也相对地起了一些防止贪污腐化的作用。但这只是指初期而说，不久以后，由于“法币”贬值，生活动荡不安，有些人员视职位如敝屣，贪污腐化便立即抬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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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孔祥熙冲突的因果（蒋授谦）

　　一九四一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内调行政院任秘书长，重庆政府委派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接任福建省主席一职。

　　在任免令发出之前，陈仪在闽想等待刘建绪到来会面之后赴渝。刘建绪拍来电报说：希望能在闽会晤，并派其新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先行来闽。陈仪亦回电表示欢迎，并说准备同赴崇安观看“日全蚀”后，由崇安径赴成都，应四川省主席张群之约。后因刘建绪不能如期来闽，终未晤及。

　　大约在十一月间，陈仪到重庆就任行政院秘书长职与国家总动员会议主任。

　　行政院在重庆曾家岩，与蒋介石的住宅仅一墙之隔，有腰门相通。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自兼，副院长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兼任。当时，重庆受到日机的轰炸，行政院的大部分工作单位厉行疏散，迁至歌乐山办公，因此，公文旅行时间特别长，工作效率很低。行政院里暮气沉沉，仅次于国民政府。蒋虽自兼行政院院长，平时对院务很少过问，全托孔祥熙代理，由于裙带关系，院事悉听孔的主意。

　　陈仪接受任命时，正值孔祥熙病假之期，未到行政院视事，陈仪对孔作了一次礼节性的访问后就到院工作。为了显示有朝气，陈仪要求于每日出勤之先举行“升旗礼”。开始参加“升旗礼”的人比较多，气氛庄重、严肃。到后来有些参事、秘书显露怠倦并公开表示异议，认为“升旗礼”没有什么意义，索性就不参加了。

　　行政院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每星期举行一次院务会。在代理院长孔祥熙不能出席的时候陈仪邀蒋到院主持会议。蒋每次到来之前，警卫者先放出几条警犬，沿着行政院四周的围墙乱跑乱嗅，然后布置岗哨，严禁人员进出。笔者由于工作地点正在行政院会议室楼上，每当这时，行政院事务科长胡可时（无锡人）总要关照楼上及左右办公的人员说：“楼下蒋院长在会议室开会，大家不要高声谈笑，务请保持安静……”

　　在蒋介石主持的行政会议上，对各部会提议讨论的议案，的确比孔祥熙代理期间有所不同。过去对议案所持态度是不加可否，不是付审查，就是签请院长核示。特别是涉及人事经费的议案，一而再地审查。现在蒋主持会议，多数议案当场通过，很少交付审查。有些案件，临时由各部会主管补充说明后，也得到顺利的解决。会议对所提出的议案，多可立竿见影，出席者比过去也准时得多。他们看到蒋介石对陈仪的态度相当尊重，对陈的意见也比较听得进。但看到陈仪到院后，对孔祥熙的态度好像敬而远之，他们深恐孔祥熙大权旁落，于己不利。便私下向孔进言，怂恿孔提前销假。孔祥熙原本与陈有隙，存有不同看法，听到亲信的汇报，就毫不犹豫地销假视事。蒋介石见孔祥熙到院工作，就不再来院主持会议了。

　　陈仪接事之初，正值重庆大隧道惨案之后，闻者色变。当时政府机关加紧疏散，造成公文往返，辗转收发。陈仪到院后，一心想提高行政院的工作效率，他习惯于早上六点到院，每天必待文件批阅完后方离去。星期天上午照常出勤，午后才休息。为了减少公文旅行层次，他主张分层负责，即下放部分职权由主管司科核定送发。并拟了“分层负责制”的议案，准备提交行政院会议通过实施。

　　当时重庆政府在军事上，悉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陈仪提出的“分层负责制”，大大地触动了孔祥熙之忌，表面上不作什么表示，每逢院会时，总是设法将议案压下来，或说时间不及讨论。而行政院议事组则每次把“分层负责制”一案列入议程中。

　　在一次会议上开始讨论提案，孔祥熙又看到“分层负责制”一案，就满怀不高兴，对着陈仪拍案说：“怎么又提出这个议案，我没见过像你这样固执的人。”陈仪亦拍案而起说：“我的牺牲是有限度的。”会议无法继续下去了，陈仪竟自回住宅。事后，议事组长夏涛声神情紧张地私下对我说：“今天行政院会议上，副院长与秘书长为了‘分层负责制’大家拍起案子来。午后你到秘书长宿舍看看。”

　　我在办公室里也看到同事们窃窃私语。有人说：分层负责制的提案，副院长在上一次会议上说暂不提出讨论，不知议事组长夏涛声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有意识仍将议案列入议程，以致酿成两长之间的冲突。言下之意，夏也有一定责任。

　　午后我到陈仪宿舍，陈仪正与翁文灏、张公权二先生交谈。我待客去后入见，陈仪嘱我回院照常工作，并告诉夏涛声、钱宗起等说他下午在家休息。

　　第二天，陈仪照常到院工作；孔祥熙也与以往一样，仿佛昨天会上的争执已烟消云散了。但这只是暂时的相安，陈仪是有自己的思想，他不满孔祥熙的买办作风。在魏道明任行政院秘书长时，常把行政院的公文亲自拿到财政部候请孔祥熙签署。因此讨得孔之欢心，举魏为驻美大使，临行时还赠魏一笔两万美金的巨款。陈仪对此不以为然，他的工作作风、观点与孔祥熙未能取得一致，两者相处，自然是“貌合神离”。即便公务也很少面谈商榷，工作无法开展。孔祥熙觉得陈仪不如前任魏道明听话，觉得陈在旁碍手碍脚，下决心将陈调离行政院。

　　一九四二年，陈仪与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对调工作，随陈到行政院工作的参事夏涛声，秘书钱宗起、蒋授谦等亦随陈到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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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与孔祥熙（龙翔）

　　陈仪，字公洽，浙江省绍兴人，在对日抗战前后，主福建省政有年，因其作风强毅，大刀阔斧，认为当干，即不顾一切，致与闽省著名侨领巨富陈嘉庚氏闹翻，故在闽期间，即毁誉参半。而当时国府主席林子超氏，亦深不以为然，但当权领袖则倚畀甚殷，信任不疑。某次，陈仪因案杀一军统局要员张某，全局上下大哗，主持局务之戴笠将军，乃向领袖跪求昭雪，并恳予反坐惩办。领袖怒斥之曰：“我生平是不受要挟的。这事已成过去，你不要再提了罢。”以戴氏之地位密迩，寄任非常，居然不能撼摇陈氏，则陈氏得上之专，可以概见。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冬，陈仪内调为行政院秘书长，以刘建绪继任福建主席。时行政院长名义上虽由蒋委员长兼任，但实际上政务多为副院长孔祥熙主持，委员长如有要务或指示，多以手谕送达行之。至于院务会议，则照例由孔氏主席，盖孔氏前此固为名副其实的院长，抗日军兴之后，由其自动签请委员长兼任，以期军政指挥统一，便于适应军机。

　　某次，行政院秘书处奉到委座手谕一纸，院务会议时，陈仪即欲率先提出，决定施行。但孔祥熙素来习惯，于院务会议时，多先摆龙门阵（四川俗语，为无一定目标，随便闲谈之意），为时颇久之后，方由秘书长提出各部会正式议案，逐渐讨论，议决施行。陈仪乃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夙受严格军事教育，为人、处事，异常认真，当其任方面大员时，主持会议，至为严肃，几曾见孔氏这种“哈哈”轻松作风，故初长政院记室，即大感不怿，且深以中枢当此前敌战局酣烈之际，政治中心竟然如此格调，至感诧异。然以新莅初临姑忍不言。

　　乃是次院会，各中央大员坐定之后，孔氏甫欲照例开口闲话，陈仪即猝然起立，声称委员长因某事交下手谕，请即讨论如何施行。与会大员睹状闻言，微感惊讶；但见孔祥熙从容不迫，若无其事的说道：“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乃孔氏说话的口语，并无意义的），慢慢研究。陈秘书长，你不要忙呀！”其神态似乎微有嫌其过于紧张之意。陈氏于是乘机发作说道：“委员长现为战时国家最高统帅，又兼本院院长，他所要办的事，不是有关军事需要，就是有关国家大计。我们奉到他的手谕，纵然不像帝王时代要摆上香案迎接圣旨般的那样形式，然也应立即讨论施行的各项细则，以便争取时效，而免贻误戎机。怎么好慢慢研究哩？”

　　陈仪说毕，气氛顿显尴尬。孔祥熙也就说道：“陈秘书长说的不错。不过委员长的手谕是时常有的，有些要立刻办，有些也可商量着办，有些行不通的，也可缓办。”

　　又说：“陈秘书长因为新到本院不久，所以把事体看得过于严重啦。”有人深恐闹僵。于是即就手谕所指问题，随便提出几点意见，把此事岔开。这一次的会议，终于草草而散。

　　陈仪回公馆后，立即写了辞呈，向院长请辞秘书长职务。辞呈递到侍从室时，而大阿姐（孔夫人）亦代表孔氏到官邸嚷着要辞副院长职，只专管财政，免得和秘书长抬杠。

　　委员长询问双方说词，及查悉院会情形后，乃约孔氏面加安抚，辞职的话，自然说不上。又约陈仪奖慰有加，说：“你还是照常到行政院服务，让我慢慢的调整罢！”是时适侍从室第一组主任兼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长贺耀组调任重庆特别市市长，于是以林慰文接任侍从室，而以陈仪调任经济会议秘书长，于是陈孔二人的别扭，乃无形消释。

　　经济会议，虽冠以行政院之名义，实际上等于独立机构，其性质则似经济动员之设计与大后方部分物资及物价之管制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主席亦由委员长兼任，重要会议，亦亲自主持，足见其重视之一斑。陈仪任秘书长不及一年，乃调至考核委员会任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即接收并主政台湾。及“二二八”事变发生，中央命白崇禧带兵前往支援、镇压。临行，委员长嘱咐白氏道：“公洽人是极好的，办事认真，忠诚勤劳，且深通日本国情，对台湾一切，亦素所了解。此次事变，或许是出于操之过急，也或许因日本统治了五十年，接收不久，而兵力单薄，乃奸究窃发所致。望兄率军前往，尽力协助公洽，早平叛乱，恢复秩序。”白氏自然谨遵办理，事变亦顺利解决。

　　不久，陈氏解职回南京，寄寓汤恩伯家中，友人见其自民国以来以迄国民政府，历任军政要职，下台后竟然两袖清风，无处存身，乃代为贷款，于上海北四川路宝乐安路敌伪产业中购置房屋一幢，以为居室。随后又一度出主浙江省政，其间居然为夙所尽力提携培植之最亲信的人所卖。终于殒身于亲手接收之台湾，而了其一生。

　　（《中报》，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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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受降与“二二八”事件（杨鹏）

　　我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由甘肃高等法院院长转任台湾高等法院院长，随即从兰州乘机飞抵重庆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接洽。我与陈仪素不相识，彼此初次相晤，还由他的僚友徐学禹介绍一番。他向我概括地说了接收台湾的步骤，台湾地方政治组织概况，从而我意识到在台湾光复之初，国民党政府即以特殊的眼光和措施来接收台湾，所以成立异于各省的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为特任职，把台湾省的政治全归行政长官一人掌握，这不仅是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不能比拟，就是日本窃据时代的台湾总督也望尘莫及。由于这特殊的体制，形成了台湾无处不特殊的局面。

　　入台前后的准备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会议发表宣言以后，国民党政府就着手关于收复失地的调查研究和设计工作。这时的中央设计局即以规划收复失地的工作为其中心任务。该局由熊式辉主持其事，他与陈仪不仅是派系相同，而且同是日本陆大出身。关于接收台湾的规划，尤其是政治制度，两人都主张应有特殊的组织，以便应付特殊的环境。陈仪曾就台湾情形具体而明确地向蒋介石条陈接收的意见，颇为蒋所嘉许，这就不言而喻，陈仪是策划台湾应设置异于各省的行政长官制度最有力的人物。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宣言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应予执行。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于九月九日派何应钦在南京举行受降礼，台湾则另行特派陈仪兼台澎警备总司令并办理台湾省日军受降事宜。

　　接收台湾以前，国民党政府曾发布告说：本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已答复中美英苏四国接受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三国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依照规定，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本府即派行政及军事各官吏前来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务须安居乐业，各守秩序，不得惊扰滋事。所有在台日本海陆空军及警察，皆应静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轨，残害民众生命财产，并负责维持治安。其行政司法各官吏、交通、金融、产业、教育各机关，在本府未派员接收以前，亦应照常奉公，不得破坏毁损，舞弊营私，如敢故违，定予惩办，特此布告。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空军司令张廷孟先行飞抵台北，调查当地实际情况。陈仪随即设置台湾省前进指挥所，命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任主任，率领四十余人与美方柏格上校及其所属四十余人先行飞往台湾，对于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作实地调查，并通知各有关单位造报人员及财产清册准备交接。前进指挥所的人员，中美双方几乎相等，而且都是军事人员。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国民党政府直属各机关驻台人员，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人员，由重庆乘美方运输机数架到达上海。在上海休息三日后，即于十五日乘美登陆艇横渡台湾海峡。由于在上海又增添一部分赴台人员，所以船上显得特别拥挤。从上海到台湾的基隆港仅四百余里航程，在十月间正是台湾海峡风平浪静，并无台风干扰的好时候，而我们在海上航行时间共三十余小时，可见航行之慢。登陆艇本是供军事用途的，它的结构既不同于普通客运海轮，所有设备当然谈不上舒适。在航行中许多人都聚集舱面，呼吸点新鲜空气，因为艇下仅有宽阔的大统舱（据说是供装载坦克和军火用的），许多人在这里打开被褥高卧，舱间通风设备差，空气十分污浊。十月十七日午间基隆港隐约在望，这时又遥见海上有美方军舰护送国民党军队第七十军向基隆港驶去。迨至我们所乘的登陆艇到达基隆港口时，这些军队正陆续开去台北。

　　基隆港口附近山间有许多隐蔽在山腹内的要塞炮台，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依旧把基隆和与它遥相对峙的高雄都划为要塞港口，设置要塞司令。

　　我们在基隆登岸之后，在站台候火车去台北，到黄昏才由台北开来一列专车迎接。这列车从基隆开出后，沿途抛锚，在黯淡的灯光中，经历两小时余才到达。当我们下车时，除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外，台湾省前进指挥所人员和日本原台湾总督府所属有关单位的人员均到站欢迎，台北市的通衢要道都高搭彩牌，装饰着各色彩灯，锣鼓喧天，人们跳起狮子舞，欢迎的场面非常热烈，想见台湾同胞庆幸重回祖国怀抱的心情。

　　国民党第七十军抵达台湾时，士兵多着草鞋，军容欠佳，这与台湾人民习见的日本军容不同，也和他们想象中的取得抗战胜利的军队不同。第七十军到达台北后，即分扎台湾各地，由于陈仪的严加督饬，军风纪尚属良好，军民亦甚相安。

　　受降典礼

　　我们这批人员到达台北后，首先是与台省前进指挥所和原台湾总督府有关单位派来的人联系，做一些实际调查了解工作。因此时陈仪尚未到达台湾，在未举行受降仪式以前，只是由原来的各单位造送应当交给接收单位的公文档案、财产目录、职工名册等项。其他各城市如基隆、台中、嘉义、台南、高雄、新竹、宜兰、台东、花莲港以及澎湖列岛等地都是同样的办理。台湾的工矿企业遍布全境，机关、学校林立，所有这些单位都由日籍人员把持，工矿企业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的技术人员、日籍人员更占多数，当时我方既无这许多技术人员，接替就成了一个困难问题。为了不使生产停滞，后来陈仪不得不采取暂缓遣回日籍技术人员的办法。

　　十月二十四日陈仪乘飞机抵达台北。先头到达的人员到松山机场欢迎，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也到机场迎接。他是一个彪形大汉，显得非常结实壮健，军阶是大将级；台湾省前进指挥所抵台后即派有人监视其行动。他到机场后径往休息室休息，除了来欢迎陈仪的日本人员与他周旋外，中国方面仅有通译人员与他接触。当飞机将到达时，以安藤利吉为首的日方欢迎人员组成一队，排列机场南面。陈仪下机以后向中外欢迎人员敬礼毕，即往休息室小憩片刻，随后在休息室前面发表他就任的施政方针讲话。他首先指出：来台湾不是为做官，而是为做事；对台湾的建设抱有信心，决心修明政治，铲除贪污和一切弊政；要求台湾同胞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台湾……。陈仪讲话完了后乘车抵达他的官邸时，沿途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欢迎，人人执着国旗高举欢呼，可以想见台湾人民返回祖国怀抱的欢欣喜悦之情。

　　十月二十五日陈仪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这天上午九时，国民党的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台湾的知名人士和各市县的代表都按时齐集，美国方面的陆海空军军官以及美国经济考察团的人员也参加了受降典礼。这座公会堂建筑相当宏伟，可算是台北市最大的公共集会场所。典礼是在大厅内举行，大厅内正中设有大长桌，上面摆着有关受降的文件。中国方面参加典礼人员的座位在厅内的东面，美方参列典礼人员的座位在厅内的西面。典礼开始时，陈仪着军服站立在长桌后方的正中。片刻时间，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率同他的幕僚长缓步走进大厅，身着军服。我特别注意到安藤利吉走进大厅时，竟先向坐在西面的美方人员弯腰半鞠躬，然后才移步到陈仪桌前半鞠躬，而对于坐在东面的中国人员竟视若无睹。这时我听到坐在后面的人员窃议：有说是西面座中有美方经济考察团团长、美总统杜鲁门的私人代表洛克在内；有说是他轻视中国人员。安藤利吉行礼完毕后，作立正姿势，挺胸垂手，面向陈仪。于是陈仪开始宣读受降书，大意是说他奉命受降，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依照规定，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交还中国，所有日本在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陆海空军和警察均应缴出武装，听候处理等语。陈仪念完受降书后，即命安藤利吉签字，安藤利吉握起毛笔俯身签字后仍站立原处。司仪员就宣告礼成命他退出，这时安藤利吉先向陈仪行了半鞠躬礼，然后退后两步又向美方人员仍行半鞠躬礼，才偕同他的幕僚长缓步退出。陈仪和中外到场人员也相继离开会场。

　　凶神末日

　　受降典礼后，安藤利吉仍在他的寓所度着半自由的生活，好奇的人得主管部门的同意也还可以去访问，有一次他还对来访的人纵谈台湾的防务。大约又经过三四个月时间，安藤利吉的凶信到了，这就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把他作为战犯电请陈仪长官将他解到东京受审，并派有美军人员乘飞机前来提押。这件事情本来完全属于军事范围，台湾高等法院是无权过问的。可是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制度特殊情况之下那就不同了。因为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对于在台湾的中央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所以他有权要法院过问这件事情，麦克阿瑟要把安藤利吉解往东京审讯，在陈仪看来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虽然麦克阿瑟在派人送来安藤利吉的公文中已把他的犯罪事实大致说了，但是陈仪还是要进一步了解事情的全貌，就他的职责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他是这省的行政长官，引渡这样重要的战犯，怎能不弄清楚全部事实呢？陈仪所兼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也有军法组织，本来可以交到警备总司令部去办理引渡安藤利吉的事，但陈仪不采取这个办法，他认为把这事交给台湾高等法院办理较好些，同时也合乎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作风。因此，他就通知我说，麦克阿瑟要求引渡安藤利吉，事情紧急，请我立即办理。这时已是下午散值以后，我即派刑庭庭长钱国成主办此案，并于当晚八时开合议庭调查审讯。在开庭以前半小时，台湾省宪兵人员同美方派来提押的人员乘坐汽车及警备车已把安藤利吉押解到高等法院刑事庭候审室等候。当安藤利吉走进台湾高等法院时，面现忧郁，步履沉重，不似他在松山机场迎接陈仪时那样昂首阔步的神气。开庭后由钱国成任审判长，另有两个陪审推事，其中一人是台湾本省籍。安藤利吉在受审讯时发言缓慢，在通译员翻译审判长发问的过程中，他的眼睛盯视着译员，不时浓眉一锁，似乎又触动了他的疮疤，引起了他的回忆；但每当讯问到关键性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总是闪烁其词。审讯时间几达三个小时之久，审讯主要内容是调查安藤利吉杀害美方空军人员的情况。因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至三日美方航空母舰的飞机与由塞班岛起飞的B-29机群对台湾作连续不断的轰炸，当美机轰炸时，特别集中轰炸台湾总督府，以致总督府的官员死伤甚多，巍峨大楼几成废墟。美方飞机除在台北市作这样的重点轰炸外，对台湾全境其他各处也是这样，所以有些工矿企业也遭到破坏。在空袭的时间中，日本在台的空军以及地面高射炮部队猛烈的还击，因此也击落一些美机。除了飞机在空中爆炸人机俱焚外，有的击中机身或其他要害，飞机在摇摇欲坠的刹那间，机中人员使用降落伞着陆，在四面环海的台湾岛屿上，都被俘获，遭到日军的残酷迫害，最后由安藤利吉下令全部杀害。什么战时国际法中关于战俘待遇，日内瓦公约不得虐待和杀害战俘的规定，自然不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眼中。这就是安藤利吉的罪状，也就是麦克阿瑟要求把他解送到东京审判的理由。

　　原来在日本投降后，在东京曾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颁布了关于审判远东首要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的规章，这规章的第五条也仿照纽伦堡审判希特勒德国战争罪犯的国际军事法庭规章的第六条规定，列举法庭所管辖的是下列三种罪行：即（一）破坏和平罪；（二）破坏战争法规罪；（三）违反人道罪。第一种是着重在计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的罪行；第三种是指在战时对平民有杀害、屠杀、奴役或其他残暴等罪行，这两种与安藤利吉都无甚重大关系。只有第二种破坏战争法规中的杀害或虐待战俘，是他无可逃避的罪责。他预感到他的生命前途非常黯淡。因此，他在受审讯时答复庭上的语气都显得非常嗫嚅而不爽快，这也是他害怕受到惩罚心情的表现。

　　安藤利吉在受审终结时，法院依照程序；在朗诵讯问笔录后，问他笔录有无错误。这时他对于笔录中的某些答话请求更正，审判长答应他的请求时，他又说，这没有什么关系，不更正也可以，算了吧！审判长继续问他，是不是你的答话与笔录的记载很有出入？他答，大致不差。于是审判长命他在笔录上签名。他提起笔在笔录上签名后，又重复说“算了吧！”然后才把笔放在原处。这时审判长宣告退庭，他由中美军事人员分乘汽车及警备车押解离开法院。次日晨美方军事人员押解安藤利吉乘专机径飞日本东京，哪知在途中安藤利吉竟服毒自杀身死※。

　　光复后的台湾经济

　　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政府即以特殊的措施来接收台湾，所以形成了台湾特殊的局面。

　　（一）政治一元化和机关的庞大

　　根据国民党政府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公布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第三条规定：台湾行政长官对于在台湾之中央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这些规定已与当时各省的行政制度迥然不同。单就省政府的职权来说，各省政府的职权一般都只限于省政的范围；其权能属于中央范围的事务，如像司法、监察、中央银行、海关以及陆海空军等，国民党的省党部、省政府都无权过问。而在台湾则行政长官可以指挥监督，形成了政治一元化的特殊局面，此其一。

　　各省的省政府委员、秘书长以及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等厅长的委员，虽其权能稍逊于兼省主席的委员，但都同是简任官。按省政府采用委员会议制的精神解释，他们同样是参与省政，各有一定范围的主管权责，不能认为是省主席的幕僚佐治人员。因为省政府采用委员制的目的，是在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尽管事实上省主席的权能往往超越他在法令上应有权能的范围，但在省政权的行使上，总是由于委员制的关系，多少发生点平衡作用。而在台湾省的行政长官公署，从它这个异于各省的独特名称，这就为台省行政是一长制下了注脚。法令上清清楚楚告诉人们，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是行政长官的，行政长官一人独揽大权，官阶为特任。其余如辅佐行政长官处理政务的秘书长以及秘书处、民政处、教育处、财政处、农林处、工矿处、交通处、警务处、会计处等处长，都是简派人员，是行政长官的幕僚佐治人员，此其二。

　　在各省凡属工矿、农林、交通等事项，都归建设厅主管，警务归民政厅主管。而在台湾省则把工矿、农林、交通、警务等项单独设处，以便行政长官直接指挥。此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所属的机构，又有铁道管理委员会、邮务管理委员会、公路局。至于日本窃据时代设置的专卖局、气象局、贸易局、土地委员会、工业试验所、农业试验所、卫生试验所、糖业研究所、海洋研究所等机构，当然依旧设置，而且留用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以上那些庞大机构，在局外人看来已够洋洋大观了，已足够治理和建设台湾的需要了，但在局中人看来还觉不够场面，不够分工，于是又通过行政院根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条例第五条得设置委员会之规定，由行政院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法制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设计考核委员会三种组织规程。除了设计考核委员会是主管全省施政方针、建设计划、预算配合、工作考核等项，因事关重要由行政长官自兼主任，各处长兼任委员外，其余委员会都分别设置简任级的主任委员或委员。当然，什么秘书、编审、专员之类的荐任级人员等等，更是应有尽有。所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从它的直属机关数目和组织规模来看，几乎与抗战时期的重庆政府相伯仲，其他各省自难和它比肩，此其三。

　　这样，官员的人数就大量增加。有人曾经作过初步统计，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其直属各单位的简任荐任人员达五百余人，如果连同委任人员在内，当有三千余人。但这个数目还是仅指行政长官公署有关的各部门而言，如果再加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及其有关各军事单位、中央在台的各机关以及全省各市、县的文武职人员在内，其数额可观。台湾人口在接收时还不到七百万人，仅及江苏省五分之一，比起人口最多的四川省仅及十分之一，而所谓高级简任官的人数，则凌驾各省之上，多如“过江之鲫”，真不能不令人兴“烂羊头，关内侯”之叹了。接收之初，凡曾游台北的北投、草山温泉名胜的人，都感到此地风景如画，清幽出尘；但到后来，每逢假日“冠盖云集”，又转觉此地几成闹市，这点也可以说明台北官员之多。

　　（二）银行货币自成系统

　　在台湾接收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就对这个宝岛之金融，想来个彻底控制的办法，因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公布了“台湾省当地银行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其中要点是：台湾省的银行钞票，由政府分别面额，定价分期收换，其定价及收换期间，由财政部公告。台湾省内敌人设立之金融机关，由政府指定国家行局接收清理。当时的人们从财政部的办法中就感觉到这又像掠夺沦陷区人民财富的办法来掠夺台湾人民。陈仪是反对这个办法的，他主张维持台币及台湾金融机构自成系统，阻止法币在台湾流通，从而不致使台湾像大陆各省那样法币泛滥成灾，物价暴涨的现象。他这个主观的善良愿望，初步地得到胜利，所以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主要金融机构四行两局（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汇总局），均不在台湾设置分行分局。

　　但是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又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海峡终归不能像英法海峡那样，视隔海相望的祖国为异域，划疆而治。而且前往接收人员的亲属多留在大陆各省，他们的生活费用也多靠在台亲属的支援。除此之外，当时的显要人物和发国难财的富豪们都想来台游历观光，其中更有少数人别有打算，想在这美丽的宝岛经营实业，从而法币与台币的联系问题，急待解决。因此，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又公布了所谓“台湾与内地通汇管理办法”，其中主要规定是：除中央银行及被委托之银行外，其余银行皆不准办理台币与法币兑换业务。自内地前往台湾之旅客，除准携带汇票外，如携有法币到达台境时，须至中央银行办事处按汇价兑换所需之台币，其数额由该行核定，所余法币须交与该行办事处代为保管，要等返回内地时，才能凭原发收据领回。由台湾赴内地之旅客除汇票外，也不准携带台币，其准予兑换法币之数额，亦由中央银行规定。人们从这个台湾与内地通汇管理办法来看，它的主要作用是在防止法币泛滥冲破台币堤坝。这管理办法虽然是财政部公布的，但实际上都是根据陈仪的主张。这也可以看出陈仪当时已经感觉到法币的崩溃就在眼前，他虽无权制止内战、制止滥发法币，但是他既作为一个台湾行政长官，他想尽各种办法来防止法币崩溃的灾难带给台湾人民，这是他的善良愿望。然而台币基础能不能巩固，不是取决于几条管理办法，而是在它的物质基础。台币与法币隔离的措施，对于台币价值稳定方面虽不能说没有作用，但总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工厂遭到破坏，生产萎缩，供求（需要）已失平衡，货币的基础已不甚巩固；加以台湾自接收后人口骤增，恢复生产建设的各项费用又复大量增加，从而在维持台币价格稳定、抑制物价高涨的政策方面，自难得心应手。所以接收台湾后不到半年，生活必需品就有大幅度的波动。譬如说大米在接收当时每斤价值为台币一元五角，到一九四六年就涨到十元以上，这就使得一般台湾人民感到不满。陈仪这时采取一些严峻措施，防止大米走私出口，并大量购进美制肥料配给农民（按台湾肥料生产在当时不够需要），仍不能抑制米价回跌，满足人民愿望。当时台湾因米价高涨，其他物价亦随之上升，台币价格亦相应地贬值，陈仪的善良愿望亦随之而破灭，他所主张的台湾银行货币自成体系的办法，也无助于台人生活之安定了。

　　（三）工矿企业振兴困难

　　从接收台湾当时的情况来看，台湾全境的工矿企业虽然有相当基础，但工矿企业设备，几乎全部主要机件都要仰赖日本或其他国家供给（我曾见日月潭水电站的主要机件都是德国生产的）。这不难理解，日本自从窃据台湾以后，始终以殖民地看待台湾，它的主要企图是在利用台湾的天然资源和人力，达到压榨剥削赚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它对于殖民地的人民总是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惧心理，所以就是在提供生产工具方面，也是使台湾从属于日本而不能独自生产。当然，不重要的机器或零件为了节省运输和劳力，是可以在台湾生产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关国防的军事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台湾是一点都不能生产；只有在珍珠港事变以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必须尽量利用台湾的资源和人力时，才在台湾建设部分军事工业。日本这一套作法，不是它独特的创造发明，而是从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那儿“取经”得来的。总的一句话，台湾当时的工矿企业，是日本用于压榨剥削台湾人民血汗的，是从属于日本经济的；尽管它有些设备，但是因受到战争的轰炸破坏，加上有些原料（如炼油厂须从它国购进原油）供应不及时，各项生产就大大萎缩了。例如在日本窃据时代，日糖、台糖、明糖、盐糖四大糖业会社垄断的四十余个糖厂，设备都相当完善，分布在全台各地，过去年产量约为一百三十余万吨，是出口的大量物资。而在接收台湾后的一九四六年仅能生产十余万吨，这就可以看出生产萎缩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其他如煤炭工业、电力工业，以及造纸、纺织、化学、油脂、肥料、水泥、制碱、玻璃等工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百孔千疮，再加上恢复建设资金筹措的困难，专门技术人员的缺乏，起弊振衰，自然不是旦夕所能够办到的事情。

　　陈仪对当时台湾的生产萎缩情况，自然是非常关心。在我参加行政长官公署政务会议的年月中，每星期例会上都有关于台湾工矿企业的议案。我看陈仪的最后决定，也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去找办法，解决问题。

　　当然，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对于台湾的工矿企业也是不会放手的。陈仪对于这问题并不像对于金融政策那样深闭固拒，而是采取合作的办法。他把全省的工矿企业按其性质、设备规模，分为国营（这类都是属于国防工业性质的）、中央与省合营、地方与民合营等类。资源委员会与台湾省合营的，主要是糖业、石油、制铝等项。地方与民合营的，经营的种类非常广泛，大别为工矿和农林两大类。属于工矿部门的有台湾工矿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是当时台币二十五亿元，下设九个分公司，即煤矿、纺织、钢铁机械、窑业、玻璃、橡胶、油脂、电工、工程等公司，共辖场厂九十七个单位，遍布全省，为台湾省最大的工矿生产机构。属于农林部门的，有台湾农林股份有限公司，其下也设有茶叶、水产、畜产、凤梨等四个分公司，这些公司的资金当然比工矿部门少些。此外在市、县范围内接收日人较小的企业，不适宜设公司经营的，则采取出售或租赁的办法，让归私人经营，这些企业遍布全省各城市乡镇，其数目也是相当庞大。经过这番调整后，生产方面虽渐就轨道，但就全面的复兴和发展来看，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一直到陈仪离台，他对于台湾生产建设的抱负并未实现。

　　由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特殊组织和行政长官的特殊权力，在台湾本省人看来，这完全是歧视台湾人的办法；这与日本窃据台湾时代以总督统治台湾的方法名异而实同。因此，在台湾接收后不到一年，旅沪的闽台团体：闽台建设协进会沪分会、台湾重建协会沪分会、台湾政治建设协进会、福建旅沪同乡会（台湾本省人除极少数的高山族外，汉族的原籍多属闽南，台湾人多操闽南语，故旅沪福建人特别关心台事）等纷纷推派代表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取消行政长官制，按照各省现行制度改设台湾省政府；取消专卖及省营贸易制度；禁止发行台币，打破金融汇兑独占状态；并且采取保护在日台籍侨胞的措施（因当时有日本东京警察枪杀台省人民事件），但均无结果。有了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安因素，在台湾各阶层人民中间早已形成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暗潮，而专卖制度的苛扰就成了导火线，于是就爆发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

　　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专卖局缉私人员协同警察干涉违反专卖制度的小贩后发生争执，缉私人员欲把这些人带回局里，环绕围观热闹的人都抱不平，群起攻击，缉私人员竟然开枪射杀一人，并乘人群混乱的刹那间逃去。这时有人呼喊去围攻专卖局，一呼百诺，人群如潮涌一般奔赴专卖局，途中并焚毁机关汽车一辆。警察局闻讯后派出大批警察武装镇压，更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又复奔赴行政长官公署要求面见陈仪。在台湾，陈仪为了表示他的文治作风，从长官公署的门前起一直到他的三楼办公室都不设置武装警卫，而设便衣卫士。人民群众争欲夺门而入，公署便衣卫士阻止不听，遂开枪并关门，结果又死一人。警备总司令部武装人员闻讯赶来，驱散集结人民群众，并在长官公署四周严密布岗警戒。是日黄昏以后，台北市各街道即呈现不宁现象，警察几不敢值勤。

　　三月一日各机关上班人员多有遭到袭击，公务人员在下班时，须集结多人偕行或者找能操闽南语者同行，情势更趋严重。入夜后僻静地区的街道上，虽路灯通明，但行人绝迹，形成了死一般的沉寂。

　　三月二日晨，我命人到附近的街道察看情况，据报尚属平静。我鉴于局势严重，诸豚繁兴，真伪难辨，决定面会陈仪探听局势真相。当我乘车行至行政长官公署门口时，适值陈仪正欲乘车赴警备总司令部，他见我到来，就邀我同他乘车前往。在车中我问他，台中、台南、高雄等重要城市的情况怎样？他说：顷闻已有“骚动”，他最担心的是高雄附近凤山的军械库，那里贮存有日军投降后缴下来的大批武器弹药，如果这个军械库不保，局势将不易收拾。顷刻间，车已到达警备总司令部，陈仪邀我到客厅小憩。他听取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的报告后，要召开军事会议，我即告辞退出。临行时我对陈仪说，台湾各大城市的法院、监狱的警备力量非常薄弱，希望他饬属协助。他答应照办。

　　三月三日晨，我仍到台湾高等法院办公，得知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城市均动荡不宁。更据台中方面来人传说，不仅城市呈现紧张情况，而且农村中也有“骚动”。同时我又听到交通处航务管理委员会的人说，招商局的“海黔”轮从上海开来台湾，中途闻知台湾发生事变，不敢径开基隆港，迂道厦门待命，此后台湾与大陆交通中断多日。三日这一天，台北市从外表上看去虽然平静无事，但有政治敏感的人仍然觉得气氛紧张，象征着暴风雨来临的前奏，所以公务人员都感到不安。

　　三月四日，我听说台湾省人民团体向陈仪提出要求，其中主要之点是取消扰民的专卖制度，并给本省人以重要职位。行政长官公署每星期都要举行一次政务会议，但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这例行的政务会议也停止召开了，所以我对于那些消息也无从得知真相。当天晚间，我径赴行政长官公署探询究竟。车行至公署前面时，见各层楼房里电灯通明，迥异平常。我到楼上会议室看见有几位长官公署的处长，正在互相交谈台湾人民团体提出的要求，主要是机构和人事的调整问题，并说林献堂（台省开明绅士）将来省调停。他们问我对这事的意见，我说事变已扩大到全省范围，不答应也是不行的。他们说，刚才大家谈的也是这个意思，只要事件能够迅速解决，我们不当处长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们这些意见是否已向陈长官表示过呢？他们说，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表示。我说：我正要去见他，我先向他转达你们的意见好吗？他们说，你先去谈谈也好。我到陈仪办公室，他还在批阅文件，见我到来才搁笔。我首先问他，这事件的善后措施是怎样的情形？他说：“本省人提出了许多要求，我认为可行的，已电告蒋先生（按陈仪同熟人谈话时，向来不称呼蒋介石的职位）。”我说：“宪法不是已经公布了吗？省、县、市长都由民选不也是在宪法中有明文规定吗？虽然还未正式施行，但为了应付台湾当前紧急事变，答应台湾本省人民先行提前实施，这也不算标奇立异，在法律上也不能说毫无根据。”陈仪说：“人事问题都好商量，只要这次事件没有其他政治背景就好办了。”我又把刚才和几位处长的谈话向他转述一番，他说，这很好。我又谈到各地公务员上下班时多有被殴事情，他回答已知道。继又说：“严静波（即严家淦，当时任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出差在台中，我也很担心。”（二二八事件爆发，蔓延到台中后，严家淦避居在林献堂家中，当地人民闻悉后，群至林家索人，经林说服后得免。）我与陈仪谈话完毕辞出后，听到他的随从说，长官这几天真是日夜从公，很是辛苦。

　　三月五日，陈仪向全台发表广播讲话，答应向南京政府建议把台湾省现行的行政长官制改为省长制，县市长将由民选。他讲话内容，基本上是符合国民党政府已公布而尚未施行的宪法的。显然，这虽是陈仪为缓和台湾紧张局势采取的策略，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决定取消台湾省行政长官，改组省政府的措施，也产生一种推动作用。陈仪发表广播讲话以后，台湾紧张局势并未得到和缓，而且台湾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统治，这使得陈仪更感到棘手。

　　三月六日，台北市表面上虽仍平静无事，但人人都存着戒心，因闻得嘉义地方人民有斗争的组织，恐事情还要扩大。

　　三月七日，闻得台湾各阶层人民组织的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向陈仪建议多条，陈仪拒绝这些建议，并下令解散这个委员会。

　　三月八日下午，各地“武装暴动”的消息纷纷传来，距离台北市较近的基隆要塞司令部遭到人民武装的袭击，基隆市宣布戒严。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嘉义地区的人民武装斗争规模较大，且有政权机构的组织。高雄地区曾有人民代表多人赴要塞司令部谈判条件时被扣留当作人质，故凤山军械库得以保全。台北市在这天晚间也发生战斗；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有关军事部门均遭到人民武装的袭击。我在寓所但闻人群呼啸声、追逐声、步枪声、机枪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家家户户，闭门熄灯，屏息不寐，各处枪声延至九日晨方始停止。我至法院时遥见途中尚遗有尸体，想见昨夜街道巷战的激烈。

　　九日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两师相继在基隆港登陆。这些军队开到后就由陈仪调往铁路沿线各重要城市，充实防务，结束了他演唱的“空城计”。

　　在接收台湾之初，国民党的第七十军是随同到台，但这些军队不久即调离台湾。一九四六年十月间，蒋介石到台湾视察时，据闻曾面询陈仪当地防务情况，并问是否要派军队增防。陈仪答称，关于台湾治安方面以现有军警力量足够维持，不必再派军队来台增防，当时颇博得蒋介石的赞许。实际上陈仪是害怕中央军队到台后增加台财政上的负担。因为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制度，中央军队以及中央各机关驻在各省的经费都是由中央统筹支給，不由各省负担。但在台湾既有独特的台币，而且价格高于法币数十倍，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之下所有在台的中央军队和机关的经费，不得不暂由台湾省垫付。这些经费都是按照中央的规定数额以台币发给，拿法币来折合，数额当然巨大，同时这些垫款的收回也很困难。我有一次因司法经费问题与陈仪谈话，他说，中央军及驻台的中央机关经费制度上虽是由中央负担，暂由台省垫付，但有去无回，事实上是由台省负担，这是台省财政上一笔可观的支出。从陈仪这段谈话来分析，可以看出他不愿意中央军驻防台湾，完全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当“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现有军队甚少，无法应付，铁路沿线各重要城市几乎等于“空城”；迨至援军到来增防，台湾人民的武装斗争才告失败

　　※台湾“民国大事日志”载：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列为战犯之前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台湾法院狱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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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在台湾（周一鹗）

　　我与陈仪相识是始于福建。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我从上海经香港转往汉口，见到黄琪翔、李济深等人，他们谈及陈仪，评价颇高，并希望我到他那里工作。商谈的结果，就由章伯钧要求许世英（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给我一个聘任委员的名义，赴福建视察难民安置。

　　我一到福建就直接去找陈仪，与他谈了两个问题：一是难民问题，二是农村建设。翌日他在省政府设宴招待我。接着他派省政府参议徐城维陪我到闽西北各县跑了一个月。回到福州后，陈仪约我几度长谈，直截了当表示想留我在福建做事，说如果我愿意当县长，他可以授我大权等。过了四五天，陈仪派人送一封亲笔信给我，并附来许世英劝我“接受陈主席厚意，努力为桑梓服务”的电报。原来他已去电许世英调用我了。他当即发表我为按新条例改组的省赈济会常务委员，代行主任委员职务。从此我就一直跟随陈仪。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投降，陈仪受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并着手安排长官公署人事。陈仪嘱我帮他物色教育、农村两个处长人选，我提出赵迺仲和赵莲芳，他们两人都是台训班各专业组的主任导师，而且是国内著名的专家。陈仪让我再征询沈仲九的意见。当时沈仲九对陈仪的影响很大，赴台接收的重要职务人选上，大都由沈仲九推荐的，如专卖局局长任维钧，人事处处长张国键，省训练团教育长韩逋仙，法制委员会主任方学李，以及后来任教育处处长的范寿康等。

　　陈仪在接收台湾问题上是早有考虑的。在一九四四年夏天，陈仪兼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会的成员有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研究员谢南光（台湾籍）和财政部的游弥坚（台湾籍），还有他的主任秘书钱宗起，秘书夏涛声以及沈仲九和我。陈仪指定沈仲九与我负责筹备。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的帮忙，在设计局附近的枣子岚垭拨给一所空房子，随即置办必要的用具，因陋就简地成立起来了。当时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台湾归还无期，委员会的工作如何开展呢？陈仪似乎胸有成竹地指示我们，收集有关台湾的资料，特别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法令规章，加以分析研究，然后拟订接管计划，准备接管人员。

　　关于将来治理台湾的方针，有人主张全盘改变日本统治时的制度，建立省政府，推行当时通行的一切法令规章。陈仪则认为设置行政长官公署，付以较大权力，可以制订不同于其他省分的单行法规，这是过渡时期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经过几次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

　　在政治上，陈仪主张迅速成立各级民意机关，使被压迫已久的民气得以伸张。在经济上，则主张必须先保持安定，才能促进繁荣，所以要发行独立的新台币，使台湾不受大陆法币膨胀的影响。他在福建时坚持建立国家资本，故主张保存专卖制度和接收来的工矿企业改为公营等等。接管计划纲要草案写成后搁置很久，直至发表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时，才由最高国防委员会草草通过。

　　至于接管人员的准备，陈仪主张必须专业化。当时的情况是要人无人，要钱无钱。陈仪利用兼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的机会，在该团设置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招收各机关在职人员，经考试合格录取者一百二十人，依其专业分为六个组，进行四个月的训练，训练期满仍回原机关工作，听候召唤。陈仪对该班极为重视，自兼班主任，派我兼副主任，他亲自对学员讲课，亲自与学员个别交谈。一九四五年八月，第二期招训尚未开始，日本宣告投降了。

　　接管台湾需要大量人员，单靠几个处长和一百二十名训练班学员是不够的。陈仪决定派我去向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借用一批人，并授权各处长邀约所需要的人员。各方面向他推荐的人也分别交由有关各处量才选用，他自己不加可否。

　　他原来打算把台湾划分为台北和台南两个行政处，各设特派员一人，拟议中的人选为程星龄和连谋。程星龄是时为福建的案子正被软禁于福建省银行重庆办事处中。陈仪平素深爱程的才干，想藉此机会向蒋说情，把程解脱出来。连谋是福建闽南人，高级班毕业，算是陈仪的学生。连谋虽隶属军统，但陈仪颇赞赏他的才干，说他应付日本“浪人”很有办法。陈仪派我去征求程星龄的同意，程坚决辞谢，后陈仪请蒋准许将程带去台湾“监视”。

　　十月初，陈仪派秘书长葛敬恩和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范颂光随带各处代表组织前进指挥所，进驻台北，与日方洽谈受降事宜。

　　同月，又派我携带台训班学员二十人，专机飞闽，向刘建绪商调接管人员。名单由我与沈仲九拟定，经他审阅批准。临行时，陈还嘱咐我，调用或邀约的人员不必以名单所列为限，只要需要，可以便宜行事。谢东闵和刘启光就是由我决定调往台湾的。

　　十月二十五日，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原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开始全面接管。这一天，他特别高兴，想起十年前奉蒋介石之命，来参加日本统治台湾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而长期受到非议，就更感到扬眉吐气了。

　　当时传说日本军人有与台湾共存亡的焦土阴谋，安藤利吉闻讯即召而告诫曰：“接受投降是我们陆大前辈陈仪长官，你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日本军人对辈份极为重视，从而制止了一场灾难。陈仪在台湾的威信也就更高了。

　　陈仪来台本有一番抱负，想把在大陆上所不能实现的理想实现于台湾，但在台湾仅一年零八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也不是一帆风顺，为所欲为的。

　　台湾像块肥肉，自接收后，国民党各个方面无不垂涎欲滴，都想从中分享一份，如今为陈仪掌握是心所不甘的。加以陈仪拟订的一套计划，如经济上发行台币，企业公营以及政治上比较开明的措施（当然也是有限度的），暂不征兵参加内战等等，都与中央有权者发生矛盾，明争暗斗，要想应付是极不容易的。

　　关于经济方面的事情，我甚少参预，但有两件事印象很深刻。一九四六年某月，葛敬恩约我到他家里，说陈仪叫他同我商谈财政处长的人选问题。他说，张延哲与中央负责人（指宋子文）没有什么关系，因而局面难以打开；台币的发行额及其与法币的比价处处受到刁难，这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前途关系甚大。长官经中央的授意，不得不以严家淦替代张延哲。但张延哲工作努力，并无过错，如何调整其工作，希望我提意见。严家淦的替张，早在我意料之中，遂建议调张延哲为秘书处长（当时由葛敬恩兼任），并答应向他解释。当天深夜十二时许，陈仪打电话叫我到他私邸，他深有感慨地说：台湾原有的生产事业，多未恢复，社会财富又长期遭受日本人的掠夺，已属外强中干，虚有其表。但当局惟眼前利益是图，只想杀鸡取蛋，用各种名义和方式，从中搜刮一些东西。应付这种局面是复杂而艰难的，但我们必须沉着，非到万不得已决不退让。张延哲被迫调动，自然令人痛心，不过想做一番事业，一定要肚量大，要禁受得住委屈，要吃得下冤枉。他希望我对此事保持沉默。

　　陈仪对土地问题的兴趣，似乎肇端于福建时期。到台不久，就成立台湾省土地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委员会的成立，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后来他叫我去，说顾虑我的工作太忙，起初没叫我参加土地委员会工作；但地政属于我的主管范围，现在派游弥坚（台籍，台北市长）、王雍皋（地政局长）和我为委员，指定我为召集人。他又说：中央当局有出卖接收的日本人公私土地的意图，希望我研究应付办法，不必再召开大会。我们三人商议的结果，认为把接收的土地无偿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而且以组织合作农场为条件，是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也是土地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中央批准这个计划，“出卖”的问题亦不存在。至于本省私有土地的改革，在当时形势下，似拟缓一步进行为宜，遂建议暂时撤销土地委员会，其业务由主管机关办理。以上经陈仪一一批准，但计划送达中央，久久不得答复。后几经交涉，并派员疏通，才勉强同意。陈仪所说中央不惜用各种方式广事搜刮的话，确是事实。

　　政治上的问题则是通过台湾内部的斗争而表现出来。表面上陈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应该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他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又加上派系分立，各奉其原主子之命，进行活动，对陈仪则阳奉阴违。而长官公署所属也人事复杂，良莠不齐，所以他的号令就难以贯彻到底。

　　陈仪此番到台，原主张放宽政治尺度，决不随便捕人，尤其是对本省籍人士更应该开明一些。但警备总部和宪兵团以及国民党省党部对于所谓“异党活动分子”仍侦察不遗余力。如果是社会知名人士，势不得不告陈仪，因而得以幸免；如果一般人士，只要瞒过陈仪，他们就为所欲为。我的侄儿周铮在省训练团提倡汉语拼音，曾遭宪兵团逮捕，我告诉陈仪，陈为自己的意旨不能贯彻而深感愤慨。陈仪又应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的提议，指定总部参谋长柯远芬和我（记得后来还有严家淦）与李翼中组织特别小组，对异党活动名单进行审查。柯远芬知道陈仪的态度，反正大权在握，只要瞒过他一人，尽可我行我素，何必找钉子碰，所以没有具体提出名单。党部不能直接捕人，李翼中提出的名单是一大串，希望得到支持，其中有台籍人士谢雪红、林日高等人，有大陆来台的新闻记者如“和平日报”的丁某，“新闻报”谢某，有长官公署所属工作人员（主要从福建调来的）袁国钦、谢真和宋斐如（教育处副处长，从中山文化馆调来）等，甚至对程星龄以及台大一些教授也啧有烦言。柯远芬虽没有提出具体名单，但对李翼中牵强附会之词，也旁敲侧击表示同感。我只说明长官宽大为怀的意旨，并对某些人稍作解释，几次会谈均未作具体决定。我向陈仪汇报，他一笑置之，认为这样谈谈，让他们发泄发泄，还是有好处的。可是一旦陈仪权力发生动摇，军统、中统同流合污，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陈仪便无从控制了。“二二八事件”中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宋斐如和林茂生（台大台籍教授）的被杀害，陈仪就很痛心地告诉我：“他们事先不请示，事后还要求补办手续，真是无法无天！”他在离台前，亲自召开会议，指令总部军法处处长徐世炎和我，调齐总部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案卷，作一总结。陈仪的用意似乎是想查清他们究竟瞒了自己或假借自己的名义干了多少坏事，终因柯远芬的多方推托未能实现。

　　陈仪在政治上对青年人的爱护，我看是有诚意的。一九四六年，南京军委会以蒋介石的名义来了一件极密的快邮代电，说澎湖县教育科长，查系共产党员，应予法办。陈仪叫我去，说本件不发去总部，怕他们乱来，特意交我办理。我一面调动这人的工作，一面代陈仪拟一覆电：“澎湖教育科长查非其人。”陈仪完全同意。当时我的秘书为我捏一把汗。我说，只要长官肯担当责任，在官僚主义机构中是会不了了之的。又如“二二八事件”结束后，教育处长范寿康在长官公署政务会议上报告说，打算让参与“二二八事件”的学生写检讨书，然后准其复学。陈仪即时指出：“这不但无意义，而会给学生背上沉重的思想负担，很不好。”

　　省党部把持在CC系手中，表面上对陈仪推崇备至，骨子里是势不两立的。他们暗中一直勾结不满陈仪的台籍人士，以图一逞。“二二八事件”中，蒋渭川之流上窜下跳，就是得到李翼中积极支持的。他们扬言陈仪排斥本省人。据我所知，陈仪原来认识一些居住在大陆上的台湾人，都一一加以重用。如黄朝琴、游弥坚、李万居、宋斐如、谢东闵、刘启光、苏绍文、林忠等。到台后，还立即通知各处处长迅速物色本省人担任副处长及各层的副职，使他们熟悉政务。台训班的台籍学员也派任比他省人更高的职务。还有省训团大量招训本省青年，轮训当地现职公务人员，同时成立了各级民意机构，让本省中上层人士对台湾省政务得以发抒意见。

　　一九四六年，陈仪交代我准备草拟“三年自治计划”，打算在一九五〇年实行县、市长和省长民选。此外在原有台大外，还广设师范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等专科学院。他经常说：台湾的某些基础比内地好，要建设台湾，忽视扶植和培养本省的力量是不成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加倍努力。“三年自治计划”草成后，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时，本省参议员林献堂、黄国书等闻讯，认为三年的时间太长，希望能立即实行。他们在台北中山堂专门设宴招待陈仪和我，提出三项要求。陈仪坦率地对他们说：想把台湾的事情办好，我内心的着急决不在大家之下，从过去看现在，三年的准备时间我们即使通力合作，积极努力，也是够紧的了，等到将来回忆今日，决不会嫌太长的。

　　我还看见一次陈仪对群众的态度。“二二八事件”的某日早晨，数百人拥到长官公署要求见陈仪。陈仪在公署的大礼堂中亲自接见，逾两小时没有回来。葛敬恩大为惶恐，把我叫去，说他原来反对长官冒险接见，但未被采纳，万一被人劫持如何得了，要我设法把他请回来。我到大礼堂，看见他正在台上从容不迫地大谈其三民主义与建设台湾的远景计划，数百群众站在台下，肃静无哗，直到中午才散，共讲了四五个小时。

　　警、宪、特的横行不法，激起本省人的反感自不必说，陈仪即有所知，也无可奈何。特别是警察方面，他所提拔的警务处长胡福相软弱无力，更使他痛心。“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在政务会上严厉指责胡福相不贯彻执行平时出勤不准携带枪枝的命令，以致发生枪伤事件。至于积怨甚深的军警矛盾（胡属于李士珍系统），也增加陈仪贯彻号令的困难。

　　此外，台湾机构繁多，事业范围广泛。日本人陆续遣回之后，陈仪虽三申五令，要尽量罗致本省籍人士，但各级主管人则层层汲引私人，乘机舞弊，这就不可避免地为本省人所不满，而把这笔帐写在陈仪头上。为此陈仪一面加紧建立人事制度，一面惩办贪污不法之徒。高雄市市长连谋是他所赏识的，因为官声不好，立即予以免职。台训班两个学员也因接管时有不法行为，先后被送交法院，这都是我亲手办的。

　　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监察委员刘文岛来台，检举专卖局长任维钧、贸易局长于百溪贪污舞弊，没有通过长官公署就直接将任、于二人送交法院拘押。陈仪对此并无任何不满表示，声言听候法律处理。结果法院虽以不起诉了之，但对陈仪的威信却是一次打击。

　　陈仪的声誉受到较大影响的还有任用青年党人夏涛声等一伙人把持宣传委员会一事。夏涛声原来是陈在福建时期的随从秘书，因能先意承志（常探知陈所读之书而连夜阅读以迎合意旨），故为陈所喜爱。夏担任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呼朋引类，企图垄断舆论，与各处亦未能协调一致。尤以配给纸张时任意限制，为本省人所痛恨，并被“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提出。我将参加处理委员会的情形汇报陈仪，陈随即撤销宣委会。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压迫剥削台湾人民的结果，也是陈仪内部弱点的总暴露。他对此十分痛心，说自己是长官兼总司令，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在离任的最后一次总理纪念周上，他沉痛地说自己的历史正是一部失败史，听众为之凄然。

　　陈仪回到上海，卜居四川路多伦路志安坊四号。他深居简出，埋头读书，旧人有往来者，除沈仲九、张延哲和我外，听说徐学禹和任显群也是常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好几次谈到台湾。他认为施政与用人均随政权而转移，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有所作为。这是他过去所不曾谈到的，表明他对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我记得一九四七年初，陈仪在台北与沈仲九和我三人谈论当时局势时，他的判断是南京政府无论就政治、经济情形看，或是就军事形势看，都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即使美援源源不断，也只能支持一年光景或稍长一点时间。现在，他仍持这种看法。还说有人希望南北分治，在建设上从事竞赛，他认为即便如此，南京也担当不起这种任务，何况蒋介石不到黄河心不死，岂肯轻易承认失败。他表示不愿到南京去担任任何职务。当时，陈仪的确有些心灰意懒了。我把他在重庆时对我说过的话反问他：“是不是置身事外就能单枪匹马发生作用呢？”我劝他利用自己的威信，设法掌握一部分权力，俟机会到来即可舒展救国救民的素志。他听后默然不语，若有所思。

　　到一九四八年夏，他又出任浙江省主席。任期虽短，但他的确为家乡免遭战火，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了力，最后被汤恩伯出卖，惨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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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台湾纪略（葛敬恩）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昆明忽然收到徐永昌、林蔚二人同时发来的电报，要我速回重庆，有要事相托。徐永昌是想邀我去参加在美军密苏里舰上举行的盟国受降仪式。由于气候关系，我延宕了几天，待飞抵重庆时，他已出发了。

　　到了重庆，林蔚来找我，说为了接收台湾，陈仪已商请蒋介石让我参加这一工作。我有些犹豫，因为对台湾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事先又没准备，心里没有底。陈仪与我是老相识，最后还是他自己说动了我。

　　此时，蒋已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他对陈仪是很信任的，希望这块收回的国土能对他的统治起有利作用。陈仪在接收台湾的问题上是有所准备的，他在重庆就曾举办了台湾训练班，培养招收了一批台湾籍的学员，同时对台湾的行政、经济、财政、交通等都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

　　陈仪早年留学日本，在福建任省主席时，又到过台湾，与日本人有不少接触，加上平常他比较留心收集有关台湾的资料，因此在接收台湾时，他显得很有信心。

　　在赴台之前，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几条建议：（一）为了保证台湾不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中、交、农”四大银行暂不插足台湾，仍运用原来的台湾银行管理金融；（二）接收事宜，概归长官公署统一办理；（三）无须在台湾扎驻重兵。这些建议都得到蒋的核许；尤其是对中央银行的挡驾，特由蒋面嘱宋子文，才勉强办到。

　　十月五日，第一批赴台人员，由我率领共八十一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分乘五架美国军用飞机出发。当时，我正发烧达四十度，无奈行期早已决定，只好带病前去。时值大台风方息，台岛大雨滂沱，飞机抵达时，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率高级将领全部出迎，大多数日人都手执中国国旗，高呼万岁。台湾同胞更是十分欢欣，欢迎的人群，个个热泪纵横。次日，在这块被分割了五十一年的国土上，重新飘扬着祖国的旗帜。

　　受降日期定在二十五日，我们把受降程序通知日本方面。军事接收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负责，由同去的前进指挥所副主任范颂光进行接洽。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陈仪带着党、政、军各机构的负责人，在军乐声中进入台北公会堂。仪式结束后，陈仪发表了一番演讲，话未完，就被群众的欢呼声、乐声、掌声所淹没。

　　接收初期，各地秩序还比较稳定。随着大批的国民党官员涌入，台湾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我们初到时，台湾的经济是相对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台湾钞票的流通。我们发行台币券把台湾的旧钞逐渐回收。台币与美钞的比率经中美双方预先交换了意见，定为一四：一。这个比率台湾商民认为比较合理，因而避免了法币在台流通，稳定了通货膨胀。陈仪很高兴，认为这着是他的得意之笔。他忽略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的联系，孤立地想以台币来冀求台湾金融的稳定，结果是画饼充饥。

　　引起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是：战后台湾生产萎缩。台湾一向受日本剥削，也靠日本调节。在接收以后，由日调节之路完全不通，如化肥、农药等。加上国际方面的种种限制，国民党又无能力予以必要的照顾，导致工厂倒闭，农田荒芜，生产下降，省的收支差额也日益加大，动摇了台币的地位。国民党的四大银行也不甘心被排于门外，接二连三地派人来疏通；同时在蒋介石面前攻击我们在台湾的一切措施，使蒋、宋等人对台币发行产生动摇。

　　另外，奸商买办眼见台湾是个宝岛，都想分尝杯羹。他们与台湾商人合伙走私经营，碍于种种规定的限制，就千方百计地破坏台湾金融，勾结美国的特务、流氓搞美钞、台币的黑市交易，使台币每下愈况，终于造成经济上的混乱。

　　台湾各机构的接收工作原拟全归长官公署负责，以便事权统一。但长官公署人手不够，抽调的人手如包可永、严家淦、刘镜钰等人大都是从资源委员会、战时生产局等单位借调的。资源委员会也不肯放弃接手台湾各重要企业，翁文灏、钱昌照等人恳请蒋介石同意参与接收。所以，调用的干部一面作为公署的高级干部，另一面又替资源委员会接收。这样带来工作上的压力和麻烦，增加了各种纠纷。陈仪虽然一再要求各接收单位要“秉公办理”，但情况极为复杂，接收范围又广，问题就不断发生了。

　　被接收的企业，大部分是属于日本工商业主，凡台人附有的少数股份，接收后仍维持其股权。企业接收后，需要有技术人员继续管理、生产、经营，原有的技术人员大都是日本人，我方带去的技术人员，远不足应付实际需要。起初拟多提升台人并大量留用日人，以维持企业原状，后因美方反对，除少数人外，几乎全部遣返。这样，影响了企业的生产与管理。

　　在物资与原料方面，我们也准备不足。日本人在台湾一向以发展台湾农业，日本工业的方针；其后又把台湾作为入侵南洋的中转站，建立了一些军工体系，所以台湾多数企业设备是小型的、陈旧的。如炼油厂、炼铝厂等规模比较小，又都是战时创新的，设备与机件缺乏。随着日本人退走，有些原料或半制品无从补充，生产陷入重重困境。

　　台湾农业生产需要大量化肥，而我们去时，已面临库存日渐枯竭。一九四六年冬，我们就开始购买化肥，无奈国际市场缺货，虽救济总署力争，但台湾获得进口化肥仍不及往年输入的十分之一。

　　总之，在接收以后，无论是工农业，整个生产的质与量都大大降低，这是陈仪始料不到的。

　　经济上的困境，政治上派系林立，使台湾的局势变得难以控制。陈仪个人生活廉洁，在钱财方面不怕人讲闲话，但他在用人上是有缺点的。他主张“用人勿疑，疑人勿用”，全凭他主观判断，所以一旦他所重用的人出了差错，便授人以攻击的口实。

　　当时，台湾表面上接收完成，人们喜庆胜利，但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南京与台湾之间的矛盾，中美之间的矛盾，买办奸商与地方行政的矛盾，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还有台湾人民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矛盾。陈仪想采用一些新的措施和仿效日本的做法来控制台湾，如施行土改、执行专卖、贸易控制等措施，但这只能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第一个光复纪念日，蒋介石夫妇双双飞抵台湾，下榻草山宾馆。宋子文于二十日抵台，我到机场迎接，并陪他到草山与蒋会晤。晚上，我们一同吃饭，谈兴颇浓。饭后，宋美龄留宋子文也下榻草山宾馆。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感到宋此行，显然有要事与蒋密商。第二天，我们游览了市区，参加庆祝游行和光复纪念大会，我与宋子文同乘吉普车，随蒋绕了一大圈。纪念会结束后，宋就匆忙赶回上海去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从台南视察回到台北，就听到沸沸扬扬的议论，说近来的黑市走私越来越猖獗。到了二十八日，终于爆发起义。

　　经过数日之后，事态渐渐平息。蒋介石急电催我到南京，我直飞南京向蒋详细报告事变经过。蒋问我：“你可否代替公洽继续做下去？”我说：“我做不好，还是让公洽维持下去，我好好帮助他，将来会有好成绩的。”蒋默然不置可否。看得出，此时他已决定把陈仪调开。最后，我对蒋说：“让公洽维持下去，给他一个机会。”蒋回答说：“再考虑吧！”

　　我回到台北，陈仪也来找我商量想让我接替他维持下去，我推荐了严家淦，他认为可以，征求了严本人同意，向中央发出了推荐的电报，但久久不见答复。隔了许久，发表了魏道明为台湾省省长。陈仪自此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寓中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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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治台的经济措施（于百溪）

　　一九四六年十月在台北举行台湾归回祖国怀抱一周年纪念庆祝典礼时，蒋介石偕其夫人宋美龄亲临参加。沿松山机场到台北市区长达几公里的大马路和街道两旁，挤满人群，陈仪和蒋介石并肩站在敞篷汽车上，频频显出得意的微笑，接受群众的夹道欢迎。谁会想到，才半年多的时间，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件”，身为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陈仪因此解职归去。当时，我任台湾贸易局局长，因工作关系与陈仪来往较多，并亲身经历了这场“风暴”。

　　一

　　陈仪一九四五年到台湾接收时，已是鬓发灰白的六十二岁高龄了。他无子女（有一过继女儿文瑛），也无家累，仅有一位年逾半百的日籍夫人独居上海，按月由陈仪汇给有限的生活费。

　　陈仪一个人在台湾，集台湾党政军权于一身，若果他要过帝王式的豪华生活，也不是没有条件。但他根本不谈此调，甘于过着既有规律但又极其刻板的清教徒生活。他每天总是比规定时间提早一小时到署办公，晚上推迟一小时回官邸。中午就在公署吃一荤一素一汤的便饭，吃完后仍继续办公，并不午休。晚上回官邸去，吃过夜饭后，除继续批办未了的公事外，总要看些新书，直到深夜才就寝。

　　说来奇怪，年逾花甲的陈仪，每天总是不停地工作，好像有用不尽的精力。经管伙食的人员，为了照顾他的劳累和健康，想多弄些鸡鸭鱼肉之类供他佐膳，借以补充营养。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时加指责甚至申斥。无已，只好常常在鸡汤里不放鸡块，而以青菜豆腐取代，才算平安无事。

　　一九四六年春，独居在上海的日籍夫人去台北，原想陪伴他多住一个时期，但见陈仪终日忙碌，跟他说话的机会都很少，哪怕星期天也不例外。住不到数周，仍只好返回上海。

　　陈仪在蒋家王朝里，做过那么多年的大官，一无存款，二未置过房屋地产。记得一九四七年四月，我回到上海，陈仪的夫人不知从何得到消息，急急忙忙跑来找我，并诉苦说：“于局长，陈长官不知忙些什么，最近两月都没汇生活费来，弄得我十分恐慌。因此特来找你问讯，并请你暂时通融接济一点，好吗？……”我没有想到一位堂堂行政长官的夫人，竟会因生活费恐慌而向一个没有直接打过交道的人告贷，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二

　　陈仪是一位不尚宣传而习惯于埋头实干的人。他到台湾后总想搞些经济建设。在贸易问题上，他曾不止一次跟我说过：我们搞统制贸易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使台湾的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纵，牟取暴利；二是要把贸易所获的盈余，全部投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做，一定会引起商人们的反对，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不是为私，而是为公。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要肥少数人的腰包，而是要使台湾人民的食、穿、用等民生问题逐步获得解决……。

　　台湾盛产蔗糖，日本统治时期，年产量曾达一百四十万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的军舰、商船被美空军炸沉，台湾与外界交通形同断绝。当我们前往接收时，台湾各地到处是糖，而售价仅及上海的十分之一。利之所在，暗中偷运糖出口者，比比皆是。

　　有一天，陈仪找我去商量说：“看来，凭缉私一类行政措施去取缔偷运食糖出口已经无法奏效，还得改用经济手段来处理了。我的意思是，由贸易局出面每天挂牌收购，最初可按上海市价挂牌，以后每隔两三天即逐渐降低牌价。这样，使走私商无利可图，而一般存糖户眼看糖价有逐渐下跌趋势，自然争相来投售，不出一月，就能把散存在民间的食糖全部买光，彻底断绝奸商偷运发财的门路。至于收购所需的款项，不论多少，可向台湾银行拨用。这样办，你认为如何？”

　　对这事，我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如果突然按上海牌价收购食糖，肯定会使糖价掀起昂然大波，并可能形成连锁反应，导致台湾物价的普遍上涨，这个责任我是担当不起的。我答复陈仪说：应从实际出发，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刺激造成的混乱，我认为牌价可据台湾行情，逐日挂牌收购，而贸易局不公开出面。陈仪很痛快地说：“好！就照你的主意办。”

　　经过大量暗中收购食糖，偷运者日减，然而引起物价上涨。有一次在长官公署的例会上，当时任公署财政处长的严家淦以抱怨的口吻说：“关于贸易局大量收购食糖问题，最近外间议论很多，认为不仅糖价逐日上涨，而且凡是用糖作原料生产出来的糕点、饼干售价亦节节上涨，甚至有刺激其他物价上涨之嫌。对此，贸易局将作何解释？”我正想说明，陈仪替我打了圆场说：“这件事，我清楚，大家不用管，将来会明白。”

　　三

　　一九四七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以专卖局武装取缔私烟摊贩为导火线引起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期间，台湾与日本国内一样，对烟、酒、樟脑、火柴等若干种特殊物资，按所谓专卖法规由专卖局主管。台湾归回祖国后，仍沿用旧制。

　　经过二次大战，台湾也同日本本土一样，农田水利遭到破坏，工商交通陷于瘫痪，原来极其富庶的宝岛，其大多数居民已处于食难果腹、衣难蔽体、就业无门的水深火热之中。加上从战败解体的日军中遣送回来的大批台湾籍士兵，更形成了如洪水泛滥般的失业人群。

　　当时在台北市最主要的太平大街上，为了谋生而出现许多私烟摊贩，是可以理解的。但专卖局采取严厉措施，派出武装人员向群众开枪，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当晚群众纵火烧毁专卖局的卡车。翌晨又涌向长官公署，要求见陈长官，群众似有涌入之势，卫兵开枪，当场有数人死伤。

　　于是暴动之风从台北蔓延到台中、台南乃至全岛。台湾原驻有国民党青年军，陈仪嫌其军风纪欠佳，曾报请蒋另派部队接防，新军未至，陈即先命青年军撤离台岛。所以，“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已无正式驻军，只高雄、基隆要塞有一二百人防守。陈仪除一面飞电向蒋告急，同时把所有部属连同家眷等尽可能集中公署大楼，别无他法。直到蒋的大军抵台，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台湾人民数以千计遭到惨杀。

　　白崇禧衔蒋介石之命到台湾处理“二二八事件”善后，陈仪引咎弃职。我因受到闽台接收工作清查团团长刘文岛诬告，也决定辞职而去。回到上海，不到两周，陈仪也从台湾回来了。我得知后，到北四川路原汤恩伯公馆拜访他，彼此感叹地谈起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陈仪对我说：我们负责前往接收，总想励精图治，把台湾搞好，才对得起台胞。我们到台湾后的一切措施，都是为公，而不是为私，都是为绝大多数的台胞设想……谈到“二二八事件”，他说：这是由于我襟怀过于坦白，太相信自己，而缺乏政治警惕性所致。我为了军民关系处得好些，将军风纪欠佳的原驻军撤走，我没想到新军抵台后，竟演出不应该有的报复性镇压，真让人痛心。我相信许多人，包括台湾人民是会了解我的。

　　陈仪在上海闲住不到两月，蒋又任他为浙江省主席。屡次见面，他邀我同去浙江，可我已不愿再在蒋管区工作。故陈仪虽一再怂恿，我还是难于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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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洽与台湾（佚名）

　　忆念陈公洽先生

　　公洽先生出长台湾，励精图治，建树甚多，未及二载，而即离开，受领导同人，均感依依，忆念之情，不时或已，爰略记载事实，以资纪念。

　　台湾受治于日本半世纪余，重归祖国的怀抱，所有的民众虽然都同是炎黄的子孙，但在这长久的期间，他们语言的文字风俗习惯思想为人，都染上了色彩。社会经过了日人的长期搜刮，精华殆尽；所有的事业亦都是畸形的殖民地建设，并且战争中破坏亦极厉害。光复以后，如何的洗净一般受毒化颇深的民众的脑筋，建立健全的思想，如何普及国语国文改风移俗，如何修复原有的建设，如何入手补充的物资，如何将原来配合日本的殖民地建设改变为配合我国的国家建设，如何将过去自原料至制品没一种能够制造的工业填补起来连成一套，真是千头万绪。且事业范围之大，吾国人才之缺乏，接收整理更是困难。设非有雄才大略之大政治家，恐需要很长久的时间，方能觅出一点线索。

　　陈公洽先生受命长台，担任此项艰巨的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半中间，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他坚苦卓绝之领导精神与乎有魄力有政策有决心之赤诚为公，所建立下来的基础，真是永远不可磨灭。不幸有所谓“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其原因非常复杂，绝对不是公洽先生个人所应负的责任，而国内许多人士，不明真相，便将一年多来惊人的治绩，轻轻的一笔勾销，真使明了当地情形者为之慨叹，爰将公洽先生治理台湾的苦心与其治绩作一简单的介绍，俾正经史。此举完全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发乎至诚，绝不含任何政治作用，附带声明。

　　一、从接收讲起

　　日人经营台湾五十余年，机构之多，事业范围之广，除东北外，是吾国任何一省所无。并且当时尚有三十余万的日本武装军队，与四十余万的日本居民，他们对于接收工作是很大的障碍。要是没有周详的计划和严整的步骤，是绝对不能于三数个月中间即能一切接收完毕，日虏日侨亦在一年之内除留用者外均遣送完毕。尤其是厂矿，我国根本没有培养那样多的技术人才去接收，并且所有的工厂多受了猛烈的轰炸，十九都是残缺不全，如何修复，如何开工，技术问题如何解决，材料经费从何处来，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感棘手。然而公洽先生有计划、有步骤、有次序、一丝不乱的，凭着他公正廉明、赤诚服务的精神，短短的期间接收和整理，并加以详细的检讨，确立经济建设的方针，已奠定三民主义经济政策基础。关于事业的接收，资委会列为全国第一，其修复之速，开工之快，规模之大，亦为光复区任何一处所不能及。大部分的事业都是经过政府的手里梳理，他想在这一块新回到祖国版图的干净土上首先实施国父的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二、台湾是三民主义的实验区

　　台湾长期间受治日人，政治是专制的、压迫的；经济是剥削的、搜刮的；教育是奴化的、毒化的；光复以后，我们要把他根本推翻，和这种帝国主义相反的政治，恰恰是三民主义。

　　公洽先生看清了这点，所以政策的决定，一切皆以三民主义为依归。光复后三个月即成立省参议会，开放言论，使人民参预政治，政府的财政收支预算均经过参议会的审议，应加应减亦尽量采纳民意，政治之开明开各省之先河。

　　经济政策，很明显的向着两个方向迈进，一是平均地权，一是节制资本。即一为公地放租办法，将日人遗留下来占全省总耕地百分之六十的土地，租给农民耕种，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目的。二为发展公营企业，以其所获得之盈余，供给省库之开支，并福利社会充裕民生，替代税收。这种创造国家资本，实施三民主义，不必经过流血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国父三民主义的精华。吾国嚷了三四十年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未见有一个地方实行，公洽先生想从台湾做起，这是何等地勇敢。事实上，国民党若是把这一部精华放弃，不励行创造国家资本的政策，那么真使人感觉得空洞！并且对国父民生主义的实践性，感觉到怀疑，我们要求全国的党员要注意这点！

　　民族主义里面最重要的除了独立自存以外，便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台湾土居的高山同胞，在日人时代，便处于特殊地位，没有享受，换言之，日本根本就没有拿他们当做人看，所以，高山同胞的生活都是处于最下层的贫穷线。光复以后，对高山族完全解放，政治上、教育上，以及福利上，都是一体同仁；参政员、参议员、国大代表、高山族同胞都有固定的名额；学校也深入高山的领地，这可以说是深合民族主义的涵义。

　　公洽先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都是在切切实实的实施三民主义，蒋主席去年在台湾期冀台湾成为模范省，我想，假如有资格担当这句话的话，便是在首先实施三民主义这一点。所以在三十四、三十五年两次国父诞辰纪念日中，陈公洽先生，重复声明他的愿望：“我希望台湾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室，育种场。”

　　三、为什么有许多人攻击公洽先生

　　这里，我们应该知道，三民主义对资本阶级是不利的，所以，推行起来，第一个阻力便是资本阶级。他们反对公洽先生的政策，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一在省内一部分人仍反对土地政策，他们说日本人所有的土地都是用毒辣的手段，从台胞掠夺过去的，光复以后应无条件的归还地主。公洽先生的主张要耕者有其田，接收下来的土地，实行放租的办法，直接租与农民。

　　第二便是公营企业。日人在台湾工矿的建设，已具有相当的基础，这些工厂矿业，接收后，有金铜铝石油等三种由资源委员会经营；水泥、电力、糖业、肥料、机械造船、造纸、碱业等七项由国省合营；煤炭、玻璃、化学制品、印刷纸业、公共工程、工矿器材、电工器材、钢铁机械、窑业、橡胶、纺织、油脂，由省经营，其他全部标与民营。在农林方面，有茶叶、凤梨、林业、农产、水产、畜产，由省经营。这样一来外间不明者便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他们说“事业都在政府手里，这种官僚资本是要反对的”。他们更不知道，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是绝对的两件事，国家资本是一切的盈余都供大众的福利，点滴都是民众所有。官僚资本是利益为少数官僚所私有，与民众毫无利益。这一点，省内民众已渐次明了，“二二八”事件当时他们没有反对，省府改组以后，民意机关亦曾反对划公营为民营。所以一部分对台湾情形完全隔膜，亦许是没有光临过台湾一步的人，因为对公洽先生的意气，在上海南京热烈反对，真是莫名其妙！

　　第三便是贸易政策。公洽先生为得想要使台湾这个小岛不受京沪各地物价的波动，除了使用台币政策外，对于进出口物资多少有点限制，这是说在一切生产事业均没有恢复以前，修复需要大批的材料，本省很明显的是进口货多，出口货少，那么这一点点宝贵的出口货就要很经济的换取急迫需要的物资，譬如糖，煤，需换取肥料布疋，次要的或不必要的，就不让他进口，亦不能让商人们随便拿出去。这样一来，商人便无高利可图，许多从国内来的都失望而归，他们便造出种种谣言，说台湾简直不是中国，是与祖国脱离了的特殊世界，真是冤枉极了。

　　第四，同贸易政策同时受攻击的便是专卖。贸易在掌握物资，协助生产，并充裕省库。专卖包括樟脑、火柴、烟酒等项，实行配销，负担一大部分之省库收入。公洽先生治理台湾，以不扰民为最大目标，不愿意以税收来支持省的开支，而希望以公营事业来维持。在公营事业急待修复整理未能达正常生产以前，他以贸易专卖二项收入负担一半省库的开支，但一再声明这是暂时的，他计划在五年以后，省的开支完全由公营事业的正当盈余负担，那时，贸易局完全以协助生产平抑物价为目的，专卖局根本可以取消，这种计划，正在很稳固坚实的一步步进行，亦为大多数民众所谅解，所拥护。极少数私烟和酒的摊贩，他们有受了不良败类索榨的，为着一己的利益，他们很反对，那究竟是极少数的，一瞬间的冲动，并不是全民众的意思。

　　由于上面的叙述，我们知道公洽先生治理台湾的政策是准确的，是对症下药的，亦许细则方面，尚有值得研讨的地方，但大政方针是敢肯定的说没有错误的，可以做今后治理台湾的金针。设若将他苦心积虑决定的政策放弃了，步调恐怕要乱，到了社会失了中心时候，政局也会成为不可收拾，这一块已走上三民主义的乐园，恐怕要和国内一样的走上经济崩溃之路。我们为中华民国大局着想，极望国人不要意气用事，应加以细心的考虑！

　　第一任舵工

　　一、光复时台湾好比百孔千疮的破舰

　　去年法国经济考察团，来台考察战后的台湾经济状况，记者陪他去参观码头、海港和工厂。那位法国人他突然对记者说：“我们法国受德国轰炸虽然厉害，但被损害程度没有这么可怕！”台湾已经光复了一年多，各县市曾经发动过日俘、国军、学生、住民，一次一次清除垃圾障碍物，虽然每天有三十辆卡车搬运，与市长们以身作则参加督励；但是到处仍可见颓墙断壁，累累战痕！当太平洋战争重点移临日本本土时，日人决心把台湾为保卫三岛的牺牲品，今日到沿海口岸，仍竖立无数水泥制成的三角形障碍物，那是防止盟军战车登陆。从北部绕东部南部，有大小不一的飞行场，大多是自杀飞机的基地。平地到高山有许多蜂房似的山洞，台胞虽妇孺老弱，被编为皇民奉公班，担任战时勤务。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壮丁，个个戴战斗帽，穿国防色服装，日人不惜把他们变成飞灰。盟军每天有百余架B29型空中堡垒，携带重磅炸弹，轮流爆击，码头毁了，船只沉了，工厂倒了，交通断了，高大建筑物烧毁了，中外记者团到了台湾，都异口同声说：“台湾重建工作是相当艰巨的！”上海大陆报报道：“战后的高雄，满目荒凉，断瓦颓墙，触目皆是，百分八十之市街及海港，均为美机所荡平。在美军攻势之下，基隆的损失，比高雄更为惨重！”日人曾夸耀台湾是帝国炸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虽然没有陆沉，但是到光复时，它好比是百孔千疮的破舰。

　　二、难为把舵人

　　光复时第一任行政长官陈公洽先生召集一次重要的政务会议，各首长纷纷报告财政困难，交通阻碍，人才难找，言语隔阂，材料缺乏，警力不足，机器零件无法补充，这位老者沉痛地说：“难为我把舵的人，我们不能让这条船沉下去！”的确，台湾光复之日，面临着无数难题，葛秘书长一度以恳切的态度，告诉出发接收干部说：“你们做事要十分谨慎，这里尚有三十万武装日军未解除，行政机关人员以及警察，仍是握在日人手中，台胞已经开始行动的报复了，街头巷尾不时有打杀日人喊声！我们接收人员及兵力有限，他们虽是失了性能的炸弹，但我们还得小心谨慎防他万一爆炸起来！”当时交通船只困难万分，宪兵来台接收，他们坐的是蓬船。在海里飘流了半个月始克到达。在这个除旧布新时候，非有斩钉断铁的手段，英勇果敢之精神，以及胸有成竹的领导，台湾接收，不会比大连、东北、海南岛，来得容易！当陈公洽先生到达台湾的次日，即举行受降仪式，接着召集干部指示：“今后工作，采取重点主义！”在旁观的人，看他一年来工作，是有条不紊地旋转下去，他的把舵工作，是十分稳定的。一年来言论集，可以观察他的政策线索的开展。

　　（一）宣布过去日本总督府所颁行法令，暂时继续有效。其次就是日人在台官吏，暂时继续留用，使其安心工作。这么一来，整个社会秩序，保持不骚乱。接收前台湾行政人员，都是日本人，很奇怪的连街庄长，以及警察局内警长，台胞担任的有如凤毛麟角！现在日人总督府法令已经修改不留一条了，尤令人钦佩的，三数个月内，日侨除少数征用的技术人员外，已经有秩序地遣送得一干二净！

　　（二）解除日军武装，遣送日俘。台湾日本武装军队三十万，当日军投降时，他们不相信皇军败北，他们脑中是天皇陛下欲和平，所以停战。他们仍是无比的骄横，加以一部分台奸，如辜振甫，许丙者流（已被控诉为战犯）勾结日军，想借用“皇军”军刀，在刀尖上建立台湾自治政府，以抗拒八年流血，拯救台胞的祖国来接收。如何唤醒这班人迷梦呢？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柯参谋长，时时广播日本战败亡国了，解除了三十万武装，很顺利地第一批把他们遣送完毕，陈先生心头松下一口气：“这个工作告了一段落现在好了！”

　　（三）接收日产，处理日产。接台湾日产，并不像接收上海敌伪产业那样简单，日人五十年间经营，日侨产业如蜘蛛网那样满布全台，由都市到乡村，由平地到高山，由陆上到海洋，都是纵横交错的经济网，而且规模之大，生根之深，用人之多，组织之复杂，有的分支机构伸至海外南洋英美，外来者一时摸不到门径。在上海华北接收时，接收机关在报纸上会看出一再重复的笑话，台湾较为有系统，难怪大公报记者，去年从台湾至海南岛，在两岛接收相比之后，他笔下海南岛，变成数千年前荒岛，引起他无限感叹！认为：“中国还有好人在，台湾便是一例。”

　　（四）安定物价改善民生。在台湾初期禁止法币，沿用台币政策，引起许多的误会，尤其商人因汇率不通，物资进出口受限制，起了很大反感，上海报便有“台湾是陈仪王国”出现了。公洽先生忍受人家的责难，他完全出于一片仁慈的爱心，他说：“我们这个台湾小地方，如果走上通货膨胀、生计日蹙的绝路，怎么受得了！台湾人受了五十年含垢忍辱生活才光复，我们忍心破坏台湾吗！所以贸易专卖及台币等政策，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松，因为我们有不能放松的苦衷！”去年有一位内地来台记者，他眼看京沪物价遥遥直升，台湾仍然保持得相当稳定，不禁大呼“奇迹”！假若光复的台湾，不是陈先生挺身挡住狂浪，台湾工商业老早被上海投机家掌握了，战后残余膏脂也转落他人的荷包去！当时台胞也曾反对这个不自由的币制，今日都知道拥护力争了！公洽先生的被人责难，不无代价。

　　（五）中国化。去年国府蒋主席莅临台湾时候，有一天在中山堂受群众的欢迎，在坐中有台湾大学学生，他对邻座说：“蒋××是什么？他不过是东亚的罪魁，他是东亚圣战的障碍物！”（见礼拜六第七七七期）这话出自受高等教育大学生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但日人在台湾所施的教育，当然是为日本而教育，中国历史被诬蔑，中国领袖被毁谤，自在意中之事。沦陷五十一年，经过半世纪的台胞，他们的生活、习尚、思想、性情，染上异国的色彩。要台胞中国化，必须从产业经济中国化始，但看今日台湾州厅街庄改了，台湾各级议会成立了，日语日文废止了，街路名称改换了，商店招牌没有日文痕迹了，这些还不够，这不过是形式；最大的变革，是产业制度变革，把日人殖民地榨取的经济政策，变成适合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政府接收占全岛百分之六十的日人耕地，已经直接放租给农民，没有经过中间一度的榨取。过去本岛肥料，靠日本供给，产品靠日本销售，重要原料经过日本加工，交通船只是依赖日本大资本家三井、三菱，台胞过的是劳动奴隶的生活。但是现在呢？现在都在六百三十万台胞掌中，因为省营许多公营事业公司，他真正的股东老板厂长，是六百三十万全体的台胞。商品产销已有贸易公司，在国内重要都市替台胞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争取重要市场，使六百三十万群众的劳动生产不致吃他人的亏。日本过去五十年期间，所经营许多产业，所树立各种制度，可以说连根都拔了。有一次陈先生很自慰地说：“日本人今后无法在台湾立足了。”最初许多日侨迷恋台湾的产业，企求归化中国，或请留台居住，终于吃了一惊离开了。有一次某报，闭着眼睛瞎叫：“中国官晓得办什么事！不过懂得国语国文就是了！”他不知自己坐在统舱里，这条船现在已经靠近了中国码头。我们要感谢把舵稳定的舵工！

　　三、跃进新阶段

　　去年三月间，台湾初步遣送接收告一段落，公洽先生晋京述职返台，飞机降落松山机场，便对新闻记者发表一段简短抱负：“今后愿与台胞父老共商新台湾建设。”这时候他寄托全部精神在新台湾建设上，他年逾耳顺，鬓发斑白的老者，可是“人老心不老”，从他的言论，可以见到满怀热情与至高无比的抱负，他要推翻旧历史，创造新历史，他要改革旧社会，树立新风气，新道德，新的服务精神，他要发挥他无比伟大的爱力！他不是徒托空言，他是一步一步扎实的迈进。

　　（一）推翻旧历史，创作新历史。公洽先生痛恨旧传统旧思想的自私自利士大夫阶级，他批评这一般人空谈仁政，无补实际：“时则假慈悲假道义，政府推行新政，总要出来阻挠。不过这是革命过程必有现象，我们要拿出勇气来，推翻旧历史，创造新历史。”他并举一个实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神宗向文彦博说：你们士大夫说王安石变法不好，但是百姓都说好。文彦博答道：陛下为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为百姓治天下。神宗即默然无语。”他又说：“我所谓旧传统和旧思想，简括的说就是自私自利。尤其是士大夫阶级，只知道为自身利益争特权，而不顾人民的利益。”他更愤恨社会没有正义感：“现在不遵照三民主义，只是因循苟安，官僚气习的敷衍，反而平安的过日子，要实行三民主义，努力做点事，都要受各方攻击。”因此他时时感到，目前士大夫阶级之旧传统观念，仍有相当势力，依他意见，中国历史自周秦以后，即被此辈自私自利士大夫所把持，到宋朝更甚，此种旧传统旧思想束缚了社会进展，阻碍国家文明，他断定中国王莽王安石对于经济财政及政制改革，遭失败之原因，均由士大夫之阻挠。他确有推翻旧历史，创造新历史的抱负与决心！

　　（二）要实行国父全部遗教。在陈先生的眼中，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三十多年，但对于国父遗教，不是不懂得，便是没有去实行。他说：“建国大纲二十五条之中，到今天只行了半条，那就是第四条后半条。”所以他每次演讲，都是督励部属研究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他对台湾同胞说：“我希望台湾同胞能了解并奉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中国立国精神之所在，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应该了解它，奉行它。”又说：“国父遗教是绝对正确，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切实奉行。”三民主义之中，他对于民生主义尤为注意，因为国父说“建设首要在民生”。他解释自己在台湾所创办许多公营事业，都是遵奉国父遗教。他说：“实行民生主义，制造国家资本，但是国家资本如何制造呢？就是要建立公营事业，我们举办公营事业制造国家资本，目的解救国家的穷困，提高人民的生活，可以说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国父主张发达国家资本，可惜至今国人尚未切实奉行，我们台湾公营贸易事业，就是实行国父发达国家资本的遗教。”“国父大声疾呼要我们集中力量，发达国家资本，我们依照国父遗教做，是万分正确的。”台湾是个新收复区，行政长官言论，为英美人士所注意的，这两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他的口号是门户开放，经济自由，可是不识时务的国人，也跟着他人反对有益自己的政策！所以他有一次被迫不得已喊出：“现在一般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都以表面上平等互惠，其实贫富悬殊两个国家，是无法平等互惠的！”“我们办理公营事业是要集合大资本，抵抗外国资本家，我们现在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制造国家资本的道路，我们必须团结，不能如一盘散沙，现在小规模的工商企业，在世界竞争里立足，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今天中国经济的出路，已经被迫须大规模制造国家资本不可，否则将成为人家奴隶；经济没有办法，就是做政治奴隶的起点，经济上无法独立自主，政治上也决难独立自主的。”“我们是一个生产落后的贫乏国家，倘若我们再是自私自利的分散力量，不集中起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无法生存！”可是他这样苦口婆心的呼号，曾打动了几个人的心弦呢？

　　（三）把台湾作三民主义的育种场。陈公洽先生一切理想与抱负，他想从台湾着手做，他不独想而且切切实实地做，他说：“我希望在台湾的每一个同胞，都是国父的孝子贤孙，台湾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室育种场，把全中国很快地建设成富强康乐的三民主义共和国。本人愿与各位同胞共同努力。”以台湾为三民主义育种场，一个主义有其整个性，连带性，尤其关于民生主义部分，他与全国经济，息息相关，事实上是否行得通？理论上是否说得去？当然值得研究，但是中国古语：“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假若国人能够体贴他的苦心，放手给他做，台湾同胞能理解协力，支持他做，持之以恒，未始不可以转移全国风气。但是他的决心早已不顾个人的成败，以及环境的阻挠，坚强推行他的一切经济政策了。他有一次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似此阻碍，乃意料中事，余并未惊悸，然余所欲言者，设余实验民生主义之事业，可立足五年，余信一切事实，均可胜乎雄辩矣！”又说：“在人民未明了以前的非难，诋毁，我们要坚贞自持，无所动心，一切新政的推行，在实施之初，必定有许多障碍，和反动势力的阻挠，我们不要辞任何劳怨，打破难关，扫除障碍，以促其实现，同时不但希望执行的人，要有此决心，此毅力，更希望全体同胞，共同努力，协助推行。”要理解他的经济政策，不能从贸易专卖而毁谤“与民争利”。因为三民主义是整套的，从民族、民权、到民生。陈先生是遵照三民主义原则，所以他所执行的政策，从研究、教育、宣传、训练、人事、会计、交通、农林、工矿、财政、民政，是互为配合的，不容一部的残缺松懈。至于说到公营事业的内容，又是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金融、各部门密切联系。所以要取消他的政策，必须取消他的全部。政府可以大刀阔斧裁员简政，以紧缩财政支出，到后来无可紧缩地步，那时候人力财力到了绝路，更谈不上建设，只有消极的消费，而政府有如高等的消费者。同样他要推行他政策也不能一部门曲顺人意而放弃。过去几多人不理解贸易专卖事业，他独坚持不放，即此原因。他说：“公营事业的四根柱：生产、贸易、金融、运输，本省已经完全建立，只是联系配合还不甚完满。我们应该增强组织力，在横的方面生产、贸易、金融、运输四机构要联系；在纵的方面，要由长官公署来统筹，横的联系虽好，倘无纵的统筹，则不能有无贯通，长短相补，这不能达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目的。”所以放弃一柱，会整个塌台，他接收日产，资源委员会列为全国第一。遣送日俘日侨，也是全国最完满。但他不以此居功，因为他的前一阶段完成，是为后一步骤实行，他的出发点不是为着个人的功名，而一心一意于三民主义的推行。他在纪念周勉励他的属员说：“我的理想是在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我希望我们同仁，要视三民主义如生命，得之则生，勿得则死，要刻刻不忘三民主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三民主义一日不实现，我们的责任一日不尽，要救国、要救民，只有三民主义。”他过去在福建时，曾强迫他的全省所属公务员，研读三民主义，并强迫公务员参加中国国民党，但是福建办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公开地反对他的经济政策，今日的台湾光复，才有一年多，但已播下了三民主义种子，它将来是否会开花结果，它的命运不是决定在台湾，而是决定在今日被国人所怀疑的国民党将怎样去实行他的主义！

　　四、留下珍贵的资产

　　台湾在公洽先生主持下，已完成了接收处理的任务，去年蒋主席到台视察他接收劳绩，主席很感动地说：“去年外人对台湾的观察，以为台湾经济经过这样重大的轰炸与毁损程度，我们政府无能解决不能恢复从前日人时候的原状，甚至公开批评我们政府接收六个月以后，交通水电等事业就要中断，无法维持，但从今日事实证明，我们在这一年之复员期间，恢复交通与水电等重要工作，并无借助于是外人，而各项事业不但没有中断，反而日有进步，足见国人具有建设能力，此一事实，诚值得我们的重视。”又说：“中正此次来到台湾，看到复员工作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衷心甚为欣慰。”公洽先生与长官公署任务，本来只到此而止，至于三民主义之实行，那是整个政治问题，如果政府疏忽了，国父所赋予唯一使命，这个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公洽先生要想把台湾作为三民主义实验地，育种场，不无超过政府所赋予的任务。所以他觉得中央握得太紧，中央也时时防止台湾特殊化，原因在此。台湾是中国的一省，而况处在今日的时潮，国内对于主义对党已经起了怀疑，各党派要求结束党治，舆论上议会上的叫嚣，国大会公然讨论宪法上要不要三民主义四字的问题，政府机关不再挂党旗了，像这样情势之下，当然会加重他在台工作的困难，甚至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攻击他，不让他忠实推行党的主义。春秋战国时，晨门讥笑孔夫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他有似乎孔老先生，栖栖皇皇。我觉得今日实行国父遗教中的民生主义，倒不是从台湾始，而必须健全国民党内部，并革新今日整个政治作风，否则将永远费力不讨好的，费力固然未必在讨好，但是要成功亦忧忧乎难矣哉！现在陈公洽先生已离开台湾，但他留下几笔宝贵资产，值得吾人珍视，他资产不是有形的公营事业财产，而是给台胞们几句至理名言：

　　一、要有热烈的荣誉心：我们做人要有荣誉心，要争取荣誉的生存，做个荣誉国家里荣誉国民。

　　二、发挥充分的爱国心：我们这次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就是全国人民爱国心的结果，爱国心要大家充分发挥。

　　三、养成坚强的责任心：国家的事，不是一二人可以办了，必须全国人民无分职业，各守岗位，各尽厥职。

　　四、要提高智量：中国民族智慧甚高，欧美是人，我们也是人，凡是他们能够做的事，我们也能够做。

　　五、要扩大度量：做大国民最忌小气，度量要大，肯帮助旁人，不要因小利而争执，对同胞尤要谦让。

　　六、要扩大爱量：我们不但要爱自己的同胞，且要发挥人类爱，爱世上所有人类。

　　七、要增进热量：我们要拿出热情来，参加社会各种建设事业，以热心勇气来建设新中国。

　　八、工作是道德，懒惰是罪恶，空闲是堕落，忙碌是幸福。

　　陈公洽先生现在离开了台湾，他在台湾虽是短短一年多，他的崇高伟大的人格，感动了台胞的心！

　　陈公洽先生在台湾，他个人并没有失败，认真说起来，倒是三民主义实验在台湾受了阻碍，但是三民主义如果是时代的需要，到了成熟时期，什么人也阻碍不了的！等候吧！

　　台湾是民生主义试植地

　　去年六国记者团访问台湾的时候，各个工厂方面的负责人都说：缺乏全面的经济计划，使台湾整个的复兴工作，无法推行。各个工厂的修理工作，虽然在广泛的推行，但把接收过来的日本工厂，完全恢复到战前的模样，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姿态一样，是否可能？是否需要？还是一个疑问。例如在高雄的宏大炼油厂，台湾并无丰富的原油，日本为了供给高雄出发的海军舰队，不惜任何牺牲，建设此厂。其他高雄的炼铝厂，嘉义的丁醇厂均以战时特殊的需要而设立的。又如制糖与酒精厂，台湾有年产糖一百四十万吨与年产酒精六〇万石的设备，今后是否要修复到此种程度，或将其过剩的设备移到广东福建一带产蔗的地方去，均有待于统筹计划之决定。台湾正如日本其他的占领区一样，在广泛的轰炸下，工业设备是少有完整的；而且日本人为了应付战争，提高生产效率，把工业设备都用得超过极限，零件破损无法补充，许多本可划归民营的工厂，修复困难，获利不易，标卖无人投标，这些生产设备，政府不能任其曝露在风吹雨打中，锈烂成废物，必须急事修复整理，善加利用，必要时渐次移归民间。还有日本在台湾留下来的许多庞大建设计画，或者是已经完成一部分的，像完成五分之三的高雄海港，与吾国海军或航业，皆有关系，不能让其半途而废。台湾应兴应革的事很多，过去的建设事业，亦均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公洽先生深切的明了这一点，接收当时即成立经济委员会，负责检讨过去，确立将来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方针。他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建设民生主义的新台湾，一切均以此为依归。即决定了公地放租与事业公营的二项重要政策。台湾七〇％左右的生产企业，为日本窃据五十一年的遗产，是六百余万台胞的血汗造成的。今日收回来，也应该是全民所有，成为人民的企业，不能落在少数人的手中。资委会与长官公署根据国家经济政策，分别接收，成为公营事业，创造国家资本，在台湾开始全面的实施。一切金融、交通、贸易、专卖、工厂、学校、研究所、行政机关，已经组成为一经济建设的单元，与国家经建计划相配合。在台湾经营公有化的生产企业，规模之大，理想之高，在吾国是史无前例的。公洽先生决定此种尝试时，他曾说：无论什么事，总会碰到两种力量，一种是事业本身进程上的阻力，一种是事业以外的社会上的反动力，我们只对事业本身进程上的阻力，想尽方法去克服、去解决，而对于社会上的反动力不十分注意，所以往往容易被反动势力所压倒。这种反动势力，是一些商人和私有企业者的作祟。还有更可怕的，是官僚资本的侵蚀。因为官僚资本为害公营事业，不减于为害民营事业。台湾的重建工作，应兴应革的事正多，在经济基础尚甚薄弱、修复重建需款甚巨之状态下，必须公营与统制兼顾并施，方能奏效，无论原则与方法上，没有可以怀疑的地方。连二二八事变中，暴徒亦不主张撤销公营事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为了使人民参加公营事业，及使民间游资作正当生产事业起见，除了扶植民营工业之外，并将公营事业开放三〇％为优先股，对优先股的条件，非常优厚，并予种种保障，使之成为最好之投资。所以台湾的企业，政府是依照复兴的计划，领导人民的企业。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民生主义的种子，已在绿岛上萌芽了。

　　不错，台胞的生活，正如其他任何受过战祸的地方一样，陷于困难的境地。基督科学报的记者，访问台湾的报道中，认为重建台湾，应首重民生，陈长官答该报记者的询问，主张首先注意人民的福利与满意的生活，次及于政策的推行。同时他一再宣示，在复兴工作开端的时候，苏联两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很可作参考；衣食住都极简陋，拿出多的材料去换外国的生产机器，拿好的材料去换外国的原料，要请人民在生活上，付以极大的代价，共为这民生主义试植地耕耘。并成立公营事业委员会，由消极变为积极统筹调剂，运筹决策。战后经济不稳定，物价波动剧烈，人民不堪其苦，公营工厂的产品，为顾全人民生计，规定不许加价，公用事业则反而抑低价格，台湾的物价，比较稳定，也是由此。至于台湾生产情形的近状，报章杂志上，已有许多统计数字的发表，效果如何，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便遽下断语。

　　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加强我们的信念，再过十年，决不会有人反对公营事业，真好像现在决不会有人提倡帝制一样。

　　这是民生主义者公洽先生的信念。

　　为什么坚持专卖和贸易

　　陈公洽先生在台湾接收日人时代专卖局，继续办理专卖业务，和接收日人时代重要物资营团，改为贸易局，这两个机构和业务最受外间的责难。专卖业务在日人时代已有了五十多年历史，而且这个基业的创立是我国前清时代台湾巡抚刘铭传先生，日人加以扩充，成了今日的规模。到了陈公洽先生时又接收回来了，如果刘巡抚有灵，必含笑于九泉，看自己创立的事业转到国人的怀抱。何知此物不祥，第一任专卖局任局长，羁累半年官司，虽然法院宣判无罪，但已吃此不祥物的大亏。陈公洽先生因接收和继续，也被外间责难与误会，背上了恶名，到了今年二二八，这个不祥之物，闯下了弥天大祸，由缉私案件而产生无数的冤魂，陈先生为什么与它有缘呢？值得一检讨。

　　（一）专卖局

　　台湾的专卖：假若把国内战时专卖事业来和台湾比拟，真有霄壤之别。国内战时专卖，仅贴专卖之凭证，既专而不买，又专而不卖，台省经五十余年扩充改进，在他专卖之下从专买、专制、专运、专配，其计划之彻底，规模之远大，更为国内望尘莫及。如台湾樟脑、烟叶除专卖局收购原料外，民间不许私相售买。环台湾全岛，各县市均有规模宏大之制酒工场，除专卖局专制外，不许民间私制。其他烟草工场，莫不如是。至于分配方面，在日人时代系划分区域，由大卖小卖到零售，从都市分布农村，把握整个消费社会，台胞有五十余年专卖习惯。过去总督府以此笔收入，最为安定可靠，故非历身台省，很难想象台湾专卖事业组织之完备。即以松山纸烟工厂而言，曾见某报记者，以该厂出品之迅速，每分钟出产烟枝数，比诸飞机上发射机关枪子弹还来得快。此种制酒、火柴、樟脑等厂，以前均附属专卖局之内，他的规模在远东都是屈指可数的。如果把战时国内因陋就简，草创之始的专卖事业，来想象台湾专卖，有如井蛙议论青天！专卖制度在各先进国均在推行，因为它含有节制私人资本、普及社会经济的效能，并且具有加重富有阶级负担，而减少一般民众负担的意义，是一种优良的税收，可为安定经济力量，又可充裕国库。我国推行结果，成绩不良的原因，并非制度不良，而因推行制度主观与客观的条件均属不善。

　　陈公洽先生为什么不把专卖局取消？假若到过台湾的人不会发生此疑问。从民间五十余年专卖习惯上看，也不会发生此疑问。再从现在事业基础上看，更没有人主张推翻不要。但这些事实尚在其次，最重要是台湾财政一向靠专卖收入为大宗，在光复时期百废待举，长官公署成立，要废除苛捐杂税，要办理善后复员，要救济失业，要恢复交通，要维持政费，……中央有没有另外提一笔经费花在台湾呢？中外记者到台湾考察，有一位记者很奇怪说：“台湾是中国第一个没有受中央财政上补助的省分。”“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间不会有的事。中央责成台湾赶快复员，民间责难政府为什么工厂不赶快修复；所以专卖便成了支持长官公署不塌台的最有力的一柱，基于这个原因，台湾专卖工场的复旧工作来得格外迅速，而且有的产量竟打破日人时代生产纪录，今年收入预算占全省总收入四分之一。据专卖局负责人谈：“在战争最后两年，专卖各物品的工厂多数处于向下斜的姿态的破坏了，有的停工了；接收后，全部力量集中在恢复，经年余的努力，现在可说已达到预定的目的，产量也全部恢复，甚至有些工厂已超过日人时代的最高产量，比方松山烟草工厂，日本时代每月卷烟最高产量99472866枝，现在每月可产137642200枝，便是一个例子。至于业务，年度的总盈余，因会计结帐手续未清，尚无数目报告，然自去年十月起每月交库四千万，本年的预算又要专卖负担十亿元台币，占全部预算24.293%。”

　　什么人反对专卖局？台湾专卖局在日人手中，平平安安度过了五十年，而且逐日扩展中，今日台湾各种物质上建设，专卖局不无贡献。可是到中国人手里，不是东碰墙，便是西碰壁。我们若分析此中原因，很容易理解有下列问题：台湾专卖局在日人时代是财政收入为目的，售货品质难免稍差，而且专卖局接收前日人制品与原料系战时消费品，粗糙不美观。台湾光复了，这个一向在专卖局把握住的市场，便有内地来台的商人，认为有隙可钻，有利可图，绍兴酒比芬芳酒好喝，骆驼烟比台湾香蕉牌好抽，起初是夹带，夹带获利了，因此国内酒烟无论好坏争向台湾倾销；海关与税收机构，只要交钱纳税，他们是替中央收税不会帮台湾缉私，而来打自己税收饭碗。这些在台湾省单独犯禁的国货或洋货，正当商人不会替他承销，正式商号不敢兜揽这个生意，这时候唯一的出路便是下层失业苦力，以及流浪街头的苦儿们，用木盘纸匣顶到头上沿街叫唤，光复后的台北以及各县市，这类新兴风景线，煞是好多！可是基础稳固历史悠久的专卖局，不怕金刚，只怕小鬼，受了致命打击！如问什么人反对专卖局呢？小贩没有这种念头，商人没有蓄意，台湾人更不愿外货占销自己的省货，所以没有人提议取消专卖局，因为取消专卖局，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增加课税，商人转嫁给穷人，而况台湾民间更无足匹敌工场，所以在没有人反对专卖局之下，专卖局几乎不打自倒了！为什么呢？在整个中央法令没有依据之下，台湾要想单独办一点事业，比登天还难！所以今日的各省主席，只好办等因奉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陈公洽先生他是知道的。他要暂时维持专卖事业，是时势迫他不得不如此，暂为支持台湾行政不中停。同时他已作准备，准备在三年之后将其取消。在专卖的事业部分，已另组烟草、烟叶、樟脑、火柴、酒业，五个公营有限公司，使其与行政分离，成为单独的企业机构。他如此主张，最初颇引起局内人异议，我知道公洽先生原意欲度过最困难三年内财政危机，将来专卖局取消，事业本身充实之后，可能以产品的品质改良，以对外竞争，不独可能压倒全岛，且准备远征海外。惜乎时不予待，这个不祥专卖局，不等长官公署结束，它倒成为结束了长官公署的起因，无怪公署改制后赶紧改为公卖局，把这不祥名称，关入历史博物馆。

　　总有一天中央会和地方相责难，中央责地方：“你们动不动，都是向中央要钱，甚至派兵剿匪。”地方一定会怨中央：“你们高高在上，把地方权限紧紧握死，如今各省一筹莫展，只有坐而待毙。”

　　（二）贸易局

　　贸易局的设置有三项目的：一为充裕省库，二为调节物资平抑物价，三为协助生产。

　　关于充裕省库，这一项，遭受许多人的非难，他们认为政府赚钱，便是不对。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要知道这种公营事业所得的盈余，全部用于复兴战后千疮百孔之台省，藉以直接间接减轻人民之负担，这些盈余设落于少数商人之手，试问于大家何补？公洽先生曾谓：“倘若没有公营事业，政府的收入，大大不够，而开支却仍然要有，哪里来的钱呢？只从税收中设法，但是金钱一落商人的腰包，政府要以税收的方法再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来，真是比登天还难？税收不足，于是只好靠发行来维持财政，这就走上通货膨胀的险路，物价跟着上涨，商人便可投机发财，而人民更苦了，所以贸易专卖及币制业政策，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松的。”公营的事业与私营事业比较很容易明白。前者所赚的钱，归政府所用，但政府不能私有，一定要用之于多数人民，后者赚来的钱，归少数财主所有，就归少数财主享用，我们如果站在多数人民的立场，一定赞成公营，站在少数财主的立场，一定反对公营。公洽先生在这一段话里说得很明白，政府需要的经费，不愿意发行，不愿意增税，要靠公营事业。事实上贸易局卅五年度，有盈余五亿缴库，卅六年度预定有十亿三千三百万的盈余，占了本省支出的四分之一。

　　在此我们要郑重检讨者，就是贸易局有这么大的盈余，他是否是一个垄断进出口产销，这个问题很容易明了，贸易局虽然是接收日人重要物资营团改组的，但与受治日人时代的重要物资营团或“拓株式会社”一比较就知，因为那真正是榨取的统制机构，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民间不能运进的东西，营团可以运进，民间不能运出的东西，营团可以运出，因此他管制全部的物资，操纵全部的物资，贸易局则不然，其本身虽然为一省公营业务机构，但其性质纯为一商业组织，政府并未赋予任何特权。贸易局可以输出轮进的物资，商人亦可以输出轮进，一般人所不许输出轮进的物资，贸易局亦不可以，有些东西，商人不能输出而贸易局可以的，如茶叶、樟脑等，曾引起很大的误会，孰不知那是行政院指定，可以换取外汇的物资，要充给中央换取外汇，地方不许随便的卖。记得宋子文先生长行政院时，曾因怀疑台湾未经过中央私自出售樟脑而指责省当局，像这种容易引起误会的东西，省公署授权贸易局专管，与外传的全面统制意思完全不同。事实上贸易局与一般商人立于同等的地位，力求自由竞争，藉谋经营合理，提高工作效率。所有盈余，补助省库之收入。此项任务之完成，与一般民众是绝对有利的。

　　关于调剂本省盈余虚：此项工作，将重要物资如糖、煤、水果、茶叶之类，省内消费有余者，尽量供应内陆各地，可换取外汇者，则设法换取本省建设必须之物资，大量购入肥料及民生必需品，与夫工矿器材等，以应本省之急需，而民生必需品以合理之价格售与合作团体及批发商人，如此调节合理，不知道减少小本商人多少麻烦，其不愿经贸易局转手者尽可自运自销，并不受任何限制，唯这样一来，业进出口的大商人获利的机会就更少，反对贸易局主要的便是代表这批人。

　　关于协助生产：公洽先生是付与贸易局有很艰巨的使命，不但各项事业修后重建必需的物资责成贸易局要设法取得，同时各厂的制品，均由贸易局负责推销，物资的购进，要迅速，要价廉物美，要能配合生产，物品的推销，工厂制造出来都得承受过去，工厂以制造的成本加上正当的利润，交给贸易局，贸易局承领过来，亦许是有利益，亦许要亏折的，有利益的要承领，会亏本亦要承领。譬如为着争取国际的市场，亦许三五年之内均没有利益，或须折本推销，可是赚钱是计划上的赚钱，亏折是有计划的亏折，工厂只要一心一意制出价廉物美的东西，稳得正当的盈余，不冒任何风险，物价涨落的损益都归贸易局负担，这个喉咙，政府办公营事业要紧紧的摄住，不能放松一点，公营事业的成败，民生主义能否实行，这个地方关系很大，各公营公司制品，承销商要向这一个“总联合业务处”去接洽，并不是贸易局要统制此等制品，是包含着另外一个协助生产实施公营事业的政策在里面，这件事为许多人所不能谅解，慢慢的会有许多人明了，我们接近许多小本商人，都希望贸易局的工作不会中断。

　　维持台湾一道金融防波堤

　　台湾光复后，倘若我们当局把日本时代所发行的台币看作废纸，或比照处理伪政府所发行的银行券贬低币值用以法币来收兑的话，那一群手里持有台币的台胞，他们的财富便会起重分配的作用，连富人亦会变成穷的了！

　　台币发行的准备金是在东京，本身等于废纸，当中日战争初开始的时期，截至这一年的十二月底止，它的发行额是一万万一千二百多万元。经过了整整的四年，民国三十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它的发行额便增加到二万万五千二百多万元，比之民国二十六年的发行数量，已增加了一倍还多些。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此时台币的发行额竟激增到十六万万五千一百多万元。以时间来说，还未满四年，这年的发行，已较之民国三十年又增加到将近七倍。日本是世界上一个著名的赤字预算的国家，对这块殖民地的台湾的发行准备究竟真相如何，是很可疑的，五十一年的榨取，台胞的血液，早已随着日本的战败而被吮干了！

　　三十四年十月，台湾重投入它祖国的怀抱，公洽先生主政台湾，鉴于内陆上法币的恶性膨胀，免使台岛连受溃烂起见，所以坚持继续使用台币，并按当时日元在台湾的购买力和法币在内陆上的购买力，产生了一比二十五的比例，作为相互的汇率。这固然也有人指责他使国家币制不统一，可是在这过渡的期间，暂时使用台币政策，确实确实是救了患贫血的台胞不为国内物价波涛所淹灭，和承认他们经过日人长期剥削后仅剩下的一点残余的筹码，并且以后还可以把旧台币汇集起来向麦克阿瑟总部要求日本支付发行的准备。

　　虽然，是否能达到目的，又另是一问题。公洽先生非但维持台币的通用，保留了被榨取到奄奄一息台胞的元气，同时他管制台币与国内不能自由通汇，使内陆金潮不能打进岛内。为着彻底做到这一点，他拒绝了中、中、交、农来台设行，他为着台胞的生活安定，冒了天下的大不韪，这一点在台湾的行政史上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为了台湾重建的费用浩大，三十五年台湾全省的岁出概算中，单就经济及建设一项支出，其预算数已达六万万五千二百八十多万元，已占全年全省岁出预算总额的26.257%，其他如生活补助费支出为五万万七千八百五十多万元，也占着一个很大的百分比。所以我们也不能否认，台湾银行在逐渐增加通货的发行数额后，台币的币值也在逐渐的减低了。至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底止，台币发行总额已达四十四万万二千七百五十多万元，但这个数额内，包括旧台币换回额三十四万万四千三百七十多万元（本省原有旧台币自三十五年九月一日起陆续由台湾银行按一与一之比以新台币兑换收回），新台币发行额只有五万万一千六百二十多万元。

　　台币与法币的汇率，已经过几次的调整了，三十五年五月一日由一比二十五改为一比三十，同年八月二十日改为一比四十，一个月后又改为一比三十五，三十六年四月廿四日由一比三十五改为一比四十，五月十六日起改为一比四十四，就汇率来分析，以台湾光复时之一比二十五，今之一比四十四，便可知今日的台币持有者的购买力较之法币持有者的购买力要多出百分之七十六来，台币与法币的比率，很平稳的呈逐渐上升之趋势，内陆上的游资自不会侵入作祟，台币政策的运用，大家已共同认为在这个过渡时期中确已是显出它极深切的作用。

　　贫血症的初诊

　　日本投降以来，台湾的接收及治理，比较其他各地强人意，一年余的复兴工作，不无成效，由内地大陆到台湾去的人，都会感清新、恬静而舒适。

　　——录自大公报社评

　　台湾被日本窃据五十一年，他们用刺刀和皮鞭之外，还利用着更毒辣的武器。就是殖民地的工业器械——一支抽血的针。使台湾患了严重的贫血症：

　　从前台湾的人口，5%为日本人，95%为华人及土著，在工矿业中地位的比较，日人的股东，工业方面占90.7%，华人占8.5%。采矿业方面，日人占71.6%，华人占21.1%。至于大规模的企业，是握在日本政府手中，尚未包括在内。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前后，成立许多大规模新企业，设备新式，资金巨大，全为日本人所有，台胞便退出此门，束手无策。统治者所得盈余，当然是转移到本土。

　　从企业的内容方面看，就是一副狰狞的殖民地榨取政策，主要的是农业的发展，决不愿建立一个工业上独立的局面。大部分工业是农业和农产品的加工，如糖业利用甘蔗，纸业利用蔗渣，但是农业基本所须的肥料工业没有建立或是零星片断的工业，没有一样自原料至制品，台湾可以单独制造的同时，是没有一个较完善的机械工业。基隆和高雄两个天然的良港，日本有过庞大的计划，并且完成了一部，可是没有大规模的造船厂。台湾的矿业，最著名的是金铜矿，可是台湾只制造粗金粗铜，精制工厂都在日本本土。相反的日人建立最新式的铝厂和大规模的炼油厂，因为日本眼红了南洋的资源。从工业建设上，反映出日本的榨取与侵略性，表面上的繁荣，就是失血过多的狂热。二次大战的掀起，台湾成为日本南进的跳板，现代化的战争中，物资人力的消耗，使这蚕形的小岛，变成抽完丝的老蛹，僵硬得不能蠕动了。大战的末期，B29整天盘旋在这烟囱林立的上空，工厂的汽笛声，早已改为警报器，喊得声嘶力竭，终于软绵绵地坍下去了。

　　政府所派的接收人员，初期到来很少。要想以这样少的人手，去接收全部的企业，而且要将这破残的工业躯壳，加以整理、补修，以至于开工，事实是有很多的困难。谁都替公洽先生捏把汗，将从何处着手呢？但行政的部门，接收了；事业部分，采取了一个过渡的办法：先后派人把各会社厂矿予以监理，使各业第一能维持当时的现状，然后再谋逐步恢复扩张。这个办法施行以后，的确收了很大的效果。公洽先生力行的精神，感动了他的干部，日寇的横暴，受过了教训，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知道在这新光复的土地上，应该做些什么。到了卅五年的春天，人力比较充实了，许多专家和技术者，都在公洽先生的号召之下，从各地纷纷来台，参加复兴建设工作，把所有的会社，正式接收，卅五年三月底，即告竣事，单位共一八二会社，三五六个工厂，大部分都在停工中，几种重要的工矿企业，当时的产量，仅及未破坏前十分之一。中外记者团，各界考察团看了台湾当时的生产现状，都为陈长官担心。这副复兴工作的重担，他自己也知道是艰难的，可是他励精图治，谨慎将事，并集思广益，虚心纳物，他办公时间很长，自上午七时至下午七时，多半是在办公室，每人都可以随时去会他。那些技术者和工程师，都可以随时报告他们经办的事项、计划和进度。他并不是看纸上谈兵的报告，就算了事，灰尘飞扬的工厂矿场，正像老农看水田，凡是一件大工程完了工，或者又是一个烟囱冒烟了，他像产母见了落地的婴孩，一切辛苦和疲劳，都在母爱中消逝了。三五六个工厂，现在已开工了二〇六个，其余不能即刻开工的原因，或因机械设备损坏过重，或因原料缺乏，或因原是战时工业，平时无急于开工的必要，或因其他市场限制，一时无法从事有利生产，迫得停工。但原有的二十八万的工人，已经有二十六万工人，在劳作了。基本而必需的工业，已经恢复到了相当程度，如肥料、水泥电工铸件及洗淀铜等，已恢复到100%；纺织、钢铁、机械、玻璃、油脂、耐火物、橡胶及电力，已恢复到50%；糖业因为留用本年度蔗苗关系，只恢复到26%；碱业因为销路关系，只恢复85%；其他一般情形大多恢复到30%与40%之间。正如上海自由论坛报所载，短小坚实的陈长官的建设计划，恰在无阻扰中推行。但是台胞的现实生活，正如其他受了战祸的地方一样，而且受外缘政治经济的影响，不能说没有问题。台湾的全部企业，要恢复到日本时代，最少是要三五年的时间。在这期中需要拿出钱来买新机器，新的设备来补充，可是内战方酣，军事第一的今天，这事情是很困难的，幸而长官公署制度，给了他不少的便利，新的政策，可以用单行法施行。他有着坚韧的信心，实行他的五年建设计划。多少糖、煤、香蕉和波罗蜜，都由台湾运到祖国去了。公洽先生的工作是艰巨的，但是失血过多的人们，心脏亢进病的患者，都经这位仁术的大夫的医治，他们严重贫血症，总算有了恢复健康的希望和信心了。

　　“中国是有好人的。台湾接收经年，能保持有今天的景况，就因为其中还有好人在。”

　　——录大公报社评

　　公营事业四柱之一——交通

　　陈公洽先生常说，公营事业有四柱：生产、贸易、金融、交通。台湾交通复旧工作之迅速，且曾受蒋主席的嘉许。接收之初，日人预料台湾的残破交通工具最多只能维持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全省交通便要陷于全部停顿，然而，日人也许要大感惊奇，不但未停顿，而且在交通人员努力之下，反日有进步。无论从航业、铁路、公路哪一面来看，都有相当令人满意的进展。兹就一年来公营的航路、铁道、公路运输的发展情形，作一简扼的介绍。

　　台湾的米、茶、樟脑、糖、盐等，向为输出大宗，而机器、工业原料等，则须由省外输入。民国卅年与本省通航的定期航路，计四十七线，可见海外航运与本省产业经济关系的重要。战争结束时，各航线全部停顿，当时日人管制航运的船舶运营会所存船只，仅余机帆船三十三艘，渔船二十艘，合计4420吨，全是十余吨至百余吨的小型船只，而不需修理即可行驶者，不过数艘。负责接收的船运处——现改组为航业公司——一面运用可动船只，行驶沿海各口，及维持近海航运；一面如紧捞修沉轮，洽购新轮，招徕省外公私航业公司与本省通航并代理其业务；循序渐进，力谋航运的恢复（参阅附表一、二。表删）。同时，本省南北两大吞吐的高雄港与基隆港，战时受炸甚烈，破坏惨重，则由港务局全力清扫航道，疏浚港湾，修复原有设备，虽因时间、能力、物力的制限，一时未能尽复旧观，但比接收时的破破烂烂，已算是面目一新了。此外，台中花莲等港，亦曾分别缓急，从事修复。各港进出口船只日见增多，港口也日趋繁荣（参阅附表三。表删）。

　　关于铁道交通，接收时虽勉强维持通车，情况其实是大为不堪：交通秩序破坏，纠纷屡见不穷，机器材料补充不易，工程设备急待修复。这不堪的情况并没有继续很久，交通秩序是很快地恢复过来了，整修机车，抽换机木，修复路基桥梁及车站栈房等等，也都在尽力进行。年来运转能力，确有显著增加（参阅附表四。表删）。

　　本省公路交通，向极发达，路线网布全岛。战时路面及桥梁，颇有损坏，且因车辆材料两缺，所以自民国卅三年五月起，除衔接铁道的主要干线继续维持通车外，次要各段即先后停顿。接收时全省公营公路769.7公里，通车营业者仅351.3公里。接收时客车计一〇五辆，货车计四二辆，合共不过一四七辆。新车，配件及轮胎等的缺乏是尽人皆知的，所以这些行驶的路线一时就不能完全恢复过来，虽然，看下表（附表五、六。表删）可知公路交通也仍有相当的进步。

　　本省一年来关于航运，铁路及公路的进展情形，已如上述，但这些还不过限于“复旧”，新办工程，当推竹东铁路的开工，与台中筑港的计划与准备。竹东铁路对新竹竹东资源的开发，具有莫大的价值，是不用说的了；台中筑港，则不仅可繁荣本省中部各都市发展海运、渔业、贸易等商业，减少运输费用，而该港本身亦可发展为一具备大量低廉电力、劳力及丰富煤藏等优良条件的工业港。竹东铁路于去年十月一日开工，原来预计本年三月可以完成，不幸“二二八”变起，完工日期，因而延缓。台中筑港工程开始于民国廿八年，至卅三年七月，因战争停工，日人所用去的工款，已将近二千万元，工程才不过完成十之六七。接收后当局于卅五年设立台中港筑港所，从事勘测、计划及准备工作，动工兴修，自然绝不是短期内能办得到的。

　　最后，顺便提到通运业务，本省水陆交通繁密，通运业务，因亦相当发达。全省大小通运公司，最盛时期在八百所以上。接收时，当局把日人经营规模较大的七家运输会社，及其二百五十八个分支机构，合并组设省营通运公司，继续办理全省水陆联运及仓储业务。据统计，去年下半年（七月起至十二月止）该公司营业收入，达115350680.53元之多，其中七月份的营业收入是11142666.04元，十二月份是32644597.37元，由此，也可看出本省交通事业，确是朝着“民利其行”“货畅其流”的大目标迈进！

　　平均地权三阶段设计

　　一、两支武器

　　中国革命比苏联早，但是俄国的成功比中国来得大。不说远的且看近的国父在革命中最早提出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口号，好比两支武器，国父临终把两支遗留给国民党嘱他完成未竟功业。北伐成功了，这支武器被中国共产党所窃取，以平均地权，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到处放火，号召农民暴动，终于半壁农村，被共产党所控制；以国民党武器，来敲国民党的脑袋，国民党被烧得焦头烂额，到处喊救连天。今日如其责人，不如反省我们自己为什么忽视了国父遗教？政权不在自己的掌握的时候，这两口号可吓倒专制的满清皇帝，现在政权在握反受他人威胁，宁非怪事！

　　记者平日注意此种问题，据我所知在各省主席中，只有两人提过这问题，第一个是抗战前共产党窜到山西，山西主席阎锡山先生，为防范未然，提出“土地村有”方案，颇轰动一时，中央准阎先生在山西试行。另外一人便是陈公洽先生主政福建时，曾划出泰宁、将乐、明溪、顺昌四县为实验县，注重地政工作，以扶植自耕农。后来刘恢先主席，继续推广至龙岩，颇引起中央地政当轴的重视。除此之外，只有共产党到此喊得响彻云霄，而国民党反寂寂无闻。

　　二、台湾的土地

　　日人统治下的台湾，经过了五十年时间，他不会放松土地。而他的手段恶辣也在此，今日环岛各县市，有大大小不一的移民村，移民村土地比较肥沃，如台南、高雄、台东、花莲各县市民村的土地，水利土壤等均佳。台湾的土地在政治经济双重压力之下，大部分土地变成日人的产业，据统计台湾全岛计有了百分之六十以上集中在政府手中，这么一来，日人在统制生产之下，跟着日人国内需要，日本需要糖，台湾土地便强迫台胞种甘蔗。需要粮食，台胞卖血汗贡献食米。到过台湾的人，都知道农人的耕作不能自由，要听命于政府指定割当，种甘蔗的农民，自己没有糖吃。陈公洽先生有一次对外间来台考察的人，提醒他不要专看都市建设，台湾农村里农民比国内更苦，的确，一看农村的农民所住的房屋，大多是破陋低矮的草屋。至于日本私人资本家在台，亦拥有相当的土地，为生产各工厂原料之用；如过去之糖业会社，台湾拓殖会社，所占有土地在工厂周围，一望平原，被其吞并。台中三梧农场，占地四万五千余亩，高雄农场，嘉义农场，亦在三万余亩，花莲县吉野寿田瑞穗等移民村土地，亦达四万余亩。在此可以看到一种很明显的趋势：台湾土地已大部分移转于日人手中，台湾日侨不过三十万，他统治六百三十万的台民，最毒辣方法是使土地与台胞脱节，然后台民只能出劳力，以出卖劳力来过日子。

　　三、中国的创举

　　台湾光复了，据地政局统计，公署接收日人的公私土地，计2727080594.7甲，占全省土地面积百分之七十三以上。公洽先生一向注意实行国父遗教：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个大目标。这是给他实行改革土地问题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接收之初，各行政机关公私团体，及原有公司帮会，都想霸占一部分使用，同时台湾的地主，也提出口号，要求土地归还原被日人吞并的地主。公洽先生以快刀斩乱麻姿势，将所有土地全部集中于民政处管理，并限定各级政府机关，除“试验”“示范”外，不得多占田地，他下手令通知各所属机关：

　　“日本占领时代政府及各会社（如垦植会社糖业会社等）各耕民村，各私人占有的土地，特别是耕地与将来可耕的土地，须依据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分配给有耕种能力的农民，但除小块土地外，以辅导农民，用合作方式组织合作农场，由农民自己共同经营为原则，政府经营的农场，须限于‘试验’‘示范’两者，不要多占土地。总之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改善人民生活，而改善人民生活，首先须改善土地分配。”

　　台湾合作事业委员会成立了。公洽先生给它第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去辅导农民经营合作农场，而且决定由政府统盘计划，关于农场之机器，技术资本，运销等，并准备召集能刻苦耐劳曾受农业教育的青年，去农场为农民服务。去年地政局积极办理清查公有土地。并调查登记全省农夫，公有耕地总面积据统计2640466市亩，政府有了这样多土地，命令合作事业委员会内设立合作农场指导室，主管其事，各县设合作课，以组织合作农场定为三十六年度各县市政府中心工作，凡公有土地，三百亩以上，而有农户十户以上集一处者，一律设合作农场。至合作农场土地来源，大部分系日人移民村土地，机关土地，军用土地，除核准必要留用外，均由合作农场承租耕种。凡农场面积在三千市亩以上的公有毗连耕地为甲种农场，三百市亩以上为乙种农场，其余零星公地放租农民，亦希望联络附近自耕农或佃农面积达三百市亩亦组织合作农场，受政府之扶助指导。甲种合作农场之经营，利用科学方法，采合营合耕方式，由生产到消费实行全部农业合作为乙种农场之楷范。乙种农场由个别耕作逐渐到合耕合营为目的。同时长官公署命令农林处配合准备农业技术上指导。闻农林处购买一批大型机械新农具，用于甲种农场，以提高生产效率，此时公洽先生为推进集体生产之目的下，规定了三个改革土地原则：

　　一、化零为整。尽可能废除田埂，代小坵为大坵，使土地利用日臻经济。

　　二、土地交换。私人土地插入农场，视必要情形，由政府依法征用，或以土地交换，以求场地完整。

　　三、分区生产。视自然条件，水利设施，地形土质，作物种类，分区生产，以期生产科学化。

　　四、暗流之一

　　公洽先生常说，在革命过程中，必定发生阻力，我们须以坚定意志，无动于心，继续迈进到了相当时期，自会得人拥护。台湾土地政策，他自己说在中国原属创举，在他理想之下，不独实现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更重要的，是改革农村生产制度。从一个殖民地下农奴制度，而变为自立自主有组织的计划生产。在计划生产之下，自然附带改善技术，加强组织，提高生活水准，普及农村文化。且看他完成全省土地革命三阶段设计：

　　第一阶段：以本省公有耕地，放租现耕农民，辅导组设合作农场，由分耕分营，逐步进展到合耕合营，以改善农业技术，增加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为目标。并为适应初期的经营制度，先从事于各项生产设备的改善，以及农民住宅教育逐步改善。

　　第二阶段：以公有耕地设立的合作农场为中心，辅导邻近农民，将私有土地，普遍组织合作农场为目的，此一阶段应着眼于扩大合作范围，利用高度技术，以改进经营制度，并健全加工运销组织。

　　第三阶段：完成全省普遍合作农场的组织，应从集体生产，共同消费着眼，以发挥“高度合作精神，充分提高农民生活水准，以建立共有共营共享的农村社会。”

　　这个和平的土地革命，自然也难免招起少数地主不愉快。有一次民政处周处长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土地革命的作法，不出三年，拥有土地的地主们，对政府会起一度反动，因为政府给了农民用以对抗地主的武器。”可是这个反动事实上已提前了。

　　如果公洽先生土地革命成功在台湾，可以替国民党打气。同样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口号，是财主们的致命打击，反动是不可避免的。

　　工业化的前进曲

　　台湾这个地方，如果不能利用科学建设的条件，还比不上别的省分，台湾除了阳光充分，交通便利以外，无论土壤性质及地下的埋藏量都较广东福建浙江差，但是何以这台湾的一小块地方，经日人五十一年的经营，就有这样的成绩，即在于科学研究的结果。公洽先生认清楚了这一点，在工业研究所对全体工作人员讲话的时候，曾这样说过：

　　我永远重视研究工作，今年因为财政还相当困难，所以学术研究工作，仍不易迅速积极的展开，今年下半年财政可望好转，生产可以增加，如果达到出超的目的，财政即有办法，可以拨款充实并发展研究工作。

　　自然科学，在台湾是既发达而普遍，研究机关多，利用研究结果的生产机构更多，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许多大规模的新企业，都是由研究机关，经过多年的研究，确定其经济价值及经营方法。移到企业机关去经营，是少有失败的，台湾也就这样的繁荣起来的。我们细查日本在台湾的研究工作，真是逐精入微，很明显的。他们研究的对象，已经远射到南洋及华南去了。若单以台湾一区而论，各项资源已经利用得差不多了，所剩下来的，都是艰苦的事业，吾国的地方长官往往以为研究的工作，可以不必地方自己作，因为可以吸收利用各先进国，或中央研究机构的结果，公洽先生并未这样想，他为着建设将来的新台湾，用很多的经费，于研究方面在所不惜。

　　一位地方长官的思想，与地方事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公洽先生相信科学研究是建设的基础，充实研究室，尊崇科学研究人员，使工作人员异常兴奋！

　　台湾的经济情形，在接收伊始，百废待举，就生产事业而论，也大多是在投资的时候，一读下列的庞大研究费用的支出，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视就是事实的表现了。

　　三十六年研究机关岁出概算（表删），共计台币156496018，约为国币八十亿的研究费，职务加成、加给等尚不在内，至少在一倍以上，就是一百六十余亿，在穷困的中国这是一笔了不起的数字，各研究机关，今后工业化的目标，不但开发台省的资源，要研究试验利用，即对华南各地资源之开发利用，亦在同时注意，对各种操作法之检讨研究改良，亦不遗余力，各企业机关，也设有小型研究室，研究空气之浓厚，将为推进台湾工业化的原动力。

　　公洽先生拿着这实验室的锁钥。他为了发展这种基础的必要条件，便于卅五年十月，召开台湾省学术企业联合会议，使学术、企业、行政取得联系，由行政机关负策动，学术机关负研究改良之责任，企业机关负尝试利用的责任。三方面密切配合进行，我们拿开采煤矿一件小事情来讲，因为台湾煤田，以台北州开采最早，今则寿命有限。所以新竹州煤田，亟需提早开发，但自加罗拜到南庄，为一大向斜层，其东部有火断层，西部濒海，其中尚有其他背向斜层，相互而生，随处地层折曲，局部冲动，如是地质复杂变迁，地质调查所就得负责查勘，又台省煤炭，挥发成分，在40-50%之间，至所用炼焦，非用土法，即采蜂房式，以高发挥之煤炼焦，而不采取其副产品，殊为可惜，且煤质含硫高，黏性弱，如果要改进焦炭品质，及提取副产品，对于煤炭各种成分之系统研究及提炼蒸馏技术，都与化工有关，工业研究所就选为专题研究。运输问题，对于煤矿工业之重要，不亚于开采技术，惟新竹州，如大溪加罗拜、竹东、南庄等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是以采煤矿未见发达，所以应延长铁路线之建筑，交通工矿二处，即拟办法经营。其他诸多大小企业，都是如此群策群力，短短一年半，台湾的生产事业，有相当的成绩，不能不感谢这位有理解、有诚意、为着做事而不是为着做官的公洽先生了。

　　剖视一年来台湾的再教育

　　台湾的产业经济，受战争的长期摧残，萎疲凋蔽，破碎支离；台湾的文化教育，经日人数十年的“皇民化”，早跟祖国脱节，且已完全变质。诚然，复兴台湾的产业经济，是件极艰巨的工作，而重建台湾的文化教育，更是艰巨而又艰巨。谈台湾的人们大都对糖茶，米盐，工厂比较有兴趣，对文化教育，则显得不大起劲。直到“二二八”事变之后，日人五十年来在台湾实施奴化教育的遗毒，才深刻地为人所认识，而台湾的再教育，也才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如果以这次事变有相当多的青年学生盲从附和，便武断台湾一年来的再教育工作也被政府所忽视，或毫无成绩，那却是不正确的，这里，笔者愿意客观地对本省一年来的再教育工作，作一个综合的剖析，忠实的报道。

　　我们如不健忘，总还记得陈公洽先生是把“行政不中断，工厂不停工”，与“学校不停课”并提的。陈氏在台湾光复后的一次国父纪念周上谈到台湾的施政方针，积极方面第一便提到“增加台湾同胞受教育及服务的机会”，卅四年的除夕广播，也说过“明年的工作可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心理建设三大端”，而“心理建设”，将“注重于文史教育的实行与普及”。光复之始，各部门都感到人手不够，接管工作未能顺利进行，何况全国在闹着师资荒，接办台湾再教育工作的人才，更不用说是异常缺乏，要维持“学校不停课”，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摆在负责本省教育行政与学术文化事业的教育处面前的如教育方针的确立，教育制度与机构的改进，师资的甄选与培植，国语的训练与推行等等应兴应革的工作，都是那么繁重而迫切，经过半年余的努力，才算略有头绪，渐上轨道。卅五年八月起，本省的教育，始踏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阐扬三民主义，培养民族文化，配合国家和本省需要，教育机会均等的大指针之下，向前迈进！

　　先说高等教育，如所周知，台胞受高等教育者，为数极少，举一个例：国立台湾大学于卅四年十一月接收时，计有本科文政、理、工、农、医等五学部，附属临时医专及预科，教职员共一八四一人，内本省籍者仅六百人，学生一六六六名，内本省籍者仅三二二名。省立农学院、省立工学院、省立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等，当时多有类似情形。这些高等学校规模均相当宏大，设备也颇见充实，接收后一面遣送日籍教职员及学生，一面招收本省及外省籍新生，务使每个台湾学生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本省各级学校的教师过去大部系由日人担任（约占百分之八十），日人遣散后除向外省聘请及甄训本省教师一部分以应急需外，特创立省立师范学院，内设本科七系，四年制专修科九科及一年制专修科一科，以培养师资。据去年九月的估计，全省受高等教育的本省籍学生，约在三千五百名以上。

　　台湾学生过去留学日本的为数亦不少，据估计，日本投降时台籍留日学生约有五千人。这些学生已返台者如何使其继续就学？未返者又如何？教育处都曾订有处理办法，即规定留日学生除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医农各科，愿继续留日者外，其余以全部返台为原则，返台者经向特设之委员会登记，审查合格后，便分发省内各级学校转学。此外，教育处曾考选专科以上学校公费生百名，送往内地升学，俾使台胞充分认识祖国，并促进本省与外省的文化交流。

　　再说中等教育，接收时期本省中等学校，共计七十所，内中卅九所，师范学校四所，职业学校廿七所。学生计42101人，内日本籍者21260人。教职员计2277人，内日本籍者1788人。于此，可见日人对台湾的中等教育也并不放松。接收后经过通盘的调整，学制则高初二级均采三三制；课程则除依照部颁标准外，特重语文科目。编制则省立中学均分高初二级，县市立中学以办初中为原则；师范学校均由省办，分师范及简师二种。职业学校则省立者多高初并设，县市立者多办初级。省立中学及师范学校以男女分校为原则，少数因情形特殊者始男女兼收。至于学校区，则根据本省行政区域和学校分布情况，划分全省为：（一）八个中学区：每区已至少设有省立男女中学各一所（仅第六区的澎湖因孤悬海外，暂设一中学，男女兼收，分班上课）。（二）八个职业学校区：除第六（澎湖）第七（台东）二区外，其他各区均已至少设有省立农工职校各一，同时商业、海事、医事等职业学校，也已就各区环境需要，分别设置。（三）六个师范学校区：过去日人在台所办师范教育，确是很有成绩，他们培养出来的师资，差不多具有我国专科的程度。但当时师范学校的学生，本省籍者还不及百分之二十。接管后师范学校全部由省办，其目的就在保持过去的优良传统。为了鼓励学生入学师范学校，当局对师范学生一律给予公费待遇（配给食米制服及书籍等），毕业后的工作，也都有保障。

　　据统计，卅五年度第一学期本省中等学校计二一五校（省立六七，县市立一二九，私立一九），学级数为一五三七班（省立八四二，县市立五五六，私立一三九），学生共六九〇九八人（省立三四六六三，县市立二六九三〇，私立七五〇五），数字比民卅三年日人时代的中等学校一七四所（中学四五，师范三，职业廿七，职业补习及其他学校九九），班级数一三八五班，本省籍学生四一〇四三人，已有显著的进展。今年学校校数续有增加，计中学一二六校，师范六校，职校一一校，合计为二四三校。就量的方面说，台湾中等教育之发达，允冠全国。

　　至于国民教育，本省儿童受教育者达百分之七十一，很够说得上“普及”二字。但日本人普及教育的本意却在奴化省民思想，俾便于统治，其本质，乃是帝国主义者所施行的所谓“殖民地教育”。接收前本省计有国民学校一〇九九校，国民学校附设高等科二五四所。所谓高等科，系是日人限制本省学生升学的特殊设施，所以接收后即予废止。原有国民学校的分教场，及高山族的教育所，接收后便一律改为国民学校，授以同等课程，使合乎平等的原则。

　　国民教育是基础教育，陈公洽先生特别重视，他在去年八月对青年夏令营的学生训话中说过他想实现三点理想，第一便是“教育机会均等”，他说：“每一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国民教育应该提高至初中阶段，每一国民可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样国民的知识水准一律提高，替国家各部门服务亦较有基础了。”实在说，台湾离开祖国怀抱的时间是那么长远，国民教育尤其极为重要。光复后本省国民教育的实施，其重心系在于“力求国语文教育的普及”，与“积极灌输三民主义的思想”二点上。师资的缺乏在这方面更成为严重的问题，当局向厦门，北平等地考选及邀约来台者，据说还不能达到一校一人的最低限度。本省籍教员，经验老能力强的为数虽多，但对本国的教育法令教育措施，均不熟悉，对国语国文，也多生疏。当局曾利用暑期，实施训练，颇有补于“实际”。

　　据统计，全省国民学校计一〇四八校，班级一三五二四级，学生八九〇五九七人（内逾学龄者计一五四二九人），教员一四八五九人，全省学龄儿童，总数为一〇六二五二七人，已就学者约占82.37%，比过去的71%，也大有进步。

　　最后说到社会教育，过去日人所办的图书馆，各种补习学校等，机构颇见完善，且亦普及全省，总计当局接收的公立图书馆，便有八十六所之多，此外还有乡土馆，教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各一所，各种实业专修学校五十一校，实践女学校卅八校，盲哑学校二校，工业技术练习生养成所九所等等。这些接收的机构，当局均曾加以彻底的革新，以引入三民主义教育的范畴，灌输我国固有的文化，如就台北、台中、台南三地的神社改为省立民教馆，前台中州立图书馆改为省立图书馆，台东乡土馆改为省立台东民教馆，工业技术练习生养成所及盲哑学校亦改为省立，继续招生，各种专修学校实践女校改为初级或中级职业学校，各县市积极筹设图书馆及民教馆等，都颇著成效。

　　总之，在接收之初，财政万分困难中，办这么多学校聘这么多教师，每年支出经费十余亿台币，在当局的最大决心之下，台湾一年来的再教育工作，是有相当丰厚的收获，这，我们得感谢陈公洽先生的贤明领导和教育人员的辛勤耕耘。

　　台湾物价为什么比较安定呢？

　　——能拿出整套的办法来管制，台湾的物价，在程度上还比较的稳定。——

　　战时与战后，我们的政府只凭借着增加钞票的发行，通货早就膨胀了，全中国的人民，在生活费高昂的压力下，已几乎喘不出一口气来。台湾，它被卷入太平洋战争的漩涡里，也曾经遭受到不少的苦头，挨过盟军长期的轰炸，糜烂得不堪了。当它重归祖国的怀抱时，多数的工厂都已停工，原料腾贵，生产减少，肥料缺乏，劳力不足，已经是百废待兴的状态。重建，复兴，物资的需要增加，莫不直接影响物价，台湾与祖国同样的命运，岛上的物价，虽然也是不可避免的渐趋上涨，但在程度上说，较之本国内陆上的物价要稳定得多了。更不像京沪等地那样野馬式的疯狂的高涨。今以台北市趸售物价指数与京沪两地去比较的话，南京今年三月份的趸售物价指数已比民国廿六年上涨了一万三千八百七十六倍，上海本年三月份的趸售物价指数，也比十年前高出一万三千九百三十六倍，而台北今年三月份的趸售物价指数，较之民国二十六年只上涨了二百七十一倍多些，四月底在长官公署将要准备改制的时期，台北市趸售物价指数，也不过仅较十年前上涨了二百九十倍而已。

　　回忆祖国在抗战的八年中，一般的物价，扶摇直上，涨风无法扑灭。同时大多数的人总把物价的上涨原因，统归咎到通货膨胀上去，须知今日的经济现象，已发展到极繁复的境界，决不是很单纯的因素，通货的发行额增加与物价的上涨，乃是相互为因的。物价的问题，以外还有若干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政府在过去所用的各种方法，本身虽属是好的，但遗憾的是没有能够拿出整套的办法来。在台湾，物价的上涨情形，在程度上，为什么较之本国内陆上稳定呢？便因为公洽先生对于管制物价的问题，还有它一套比较完整的办法，所以它所反映的效果，在程度上也就比较大得多了，物价上涨的情形自会比较内陆上要稳定些。举凡工资利率的限制，汇率的调整，进出口贸易的统制等等，皆是比较能成套的办法，譬如，在今年二月份台湾遭受了上海金钞风潮袭击，公洽先生为了稳定物价与安定民生，迅雷不及掩耳的采取了紧急措施的对策，本省境内即禁止黄金美钞买卖，并颁布限制米价的办法，其最具决心与严格的措施便是规定各银行商业放款，无论商店及个人的抵押或信用放款，均限于文到五日內回收百分之二十，更全数收回投机性放款。结果弄得多少囤积居奇的粮户与富贾均具戒心。除上项几种办法而外，更从政府本身做起，限制公营事业提取银行存款，以免其大量购备原料而刺激物价，并尽量抛售公营事业机关成品，火车、水电皆减价百分之十，及提高台币与法币的汇率，开放商汇，或限制进出口，加强贸易局统制的力量。一连串的方策，接着逐步实施以后，涨风已戢，首先成效的，即为花纱棉布价格的告跌。

　　事实告诉我们，我常常听到大陆上跑来的人皆异口同声的说着：“台湾的水电太便宜了，住家户每月自来水仍旧保持着三十块钱，每月的电灯费也不过在一两百元上下，什么地方再比这儿便宜呢？”

　　此外最低廉的，便是交通工具的普遍与价格的低廉了，市内六元钱可以坐公共汽车到处走，乃是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想象不到的。

　　因此我更相信，台湾物价管制的比较成功，还是因为它有比较成套的办法同时配合进行的结果。陈公洽先生常说：要安定物价不是宣传所可奏效，须以经济力量安定物价。台湾是有一套互为配合的经济计画。长官公署握有生产、贸易、金融、运输等实际力量，所以要平就平，说了马上兑现。

　　从概算来看台省的生产建设

　　——财政的来源并不靠课税去扰民，把赚来的钱多投放到经济建设上去。——

　　虽说财政的行为，是公经济的行为，公经济的特质是量出为入而别于私经济的；但政治主体本身预算编制的原则，与私经济共守的条件是开源节流四个字。可是开源仅靠课税还不是上策，我们虽不同意马克思学说认为租税是国家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政治手段那样的说法，或赞同尤斯蒂认为国家本身之财源不足用时，人民始有纳税的义务的理论，但至少我们也要同情经济鼻祖亚当斯密或李嘉图及约翰密尔等一致反对重课租税，减轻人民负担，经费之使用应宜于全体国民有益者，及增加资本蓄积等的主张。况且我们国家训政时期已成过去，我们正作行宪的准备，走向民主的大道，今后已是人民的世纪了，国家预算的立法程序和执行，皆应具有民主的精神。

　　今天我们检讨台湾省三十六年度地方岁入岁出总概算的内容，它是根据中央法令参酌台湾实际情形配合建设之需要而编制的，并以农林，工矿有关建设及生产之费用为概算编制的重点。陈公洽先生并于今年的概算编拟之前，指示了三点：（一）重点主义，求质不必求量；（二）务要经济勿浪费，一面积极生产；（三）公务人员以精兵主义为宗旨而减少行政人员。本年度岁入岁出总概算各为四十一亿一千六百三十六万九千五百四十六元。在岁入总概算中，课税收入计列十一亿余元，约占全部概算的百分之二十六，诚属减轻一般人民不少的负担，而无扰民之弊害。附带要说明的，在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署曾把日本时代的杂税废除了十三种，三十五年度下半年又废除了两种，并为了提高起税点，减轻税率起见，又修正了所得税、过分利得税、营业税、继承税、物品税等十余类的税别。于本年度岁入总概算中，最令人醒目的是专卖收入公有营业盈余及公有事业收入共计为二十七亿五千余万元，占了全部概算百分之六十六强，可算是台省财政主要的来源，这个特色是异于国内任何一个省分的。

　　再观察台省岁出的概算情形，今年的各项岁出以不创设新事业新机构为原则，本年度生产与建设支出依照需要情形已尽量增加了，经济建设支出列五亿七千三百二十二万一千一百七十六元，建设基金支出列十一亿三千二百七十六万七千六百六十四元，这两项合计为十七亿零五百九十八万八千八百四十元，已占到本年度岁出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一以上；其次教育文化支出为十亿四千八百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二十三元，也占了全部岁出概算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数字最微小的是政权行使支出，列为五百十三万九千五百二十元，仅占全部岁出的百分之零点一二。反观今年全国九万三千亿元的大预案中，在七万亿元的岁入内容里，租税收入已占到三万六千亿元，而国家企业的收入仅九千亿元之谱。再去分析今年全国总预算岁出的九万三千二百亿元中，复兴费仅为一万五千亿元，占到岁出总预算的百分之十六，这项数字所占的比率太小，而且在这复兴费中，有一万亿元是交通修复费，直接的产业复兴费仅仅有二千三百亿元的国有工厂修复费，及其余二千七百亿元为农林，水产的修复，河川保护，灌溉费等。至于教育经费的数字更小得令人悲观，只列三千四百亿元，仅占岁出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台湾公署所编制的今年台省总概算和我们中央今年的总预算去作比较，预算很能表现现政策，最后更值得重视的，台湾省三十六年度的岁入岁出总概算，是先由台省设计考核委员会审核，再由省参议会曾作过一番审议议决的，台省总概算编制的过程与内容，实不啻为祖国政治史上增添了不少的民主的光芒，况且把专卖和公营事业的收入二十七亿五千余万元已拿出十七亿零五百九十八万八千八百四十元，又投放到经济建设上去，实际生产的投资，并不是真正的消费支出，转眼便反会映出它有形的经济效果来。

　　记遣送日侨

　　日人在台湾的移民，总数共有三十多万，占全岛总人数廿分之一，比例虽不算大，然而力量却很大了，可说就是治理台湾的主人，压榨台湾同胞的刽子手，我们从住屋与台胞的分别上面，便可想象到他们的威风。光复后，这批人员，自然是要请他走开，至于是如何的遣送呢？日侨仍迷恋着台湾，其中有很多出生在台湾，有的请求归化中国，更有许多机关，因一时人手不够，接替无人，纷纷请求留用，公洽先生以快刀斩乱麻方法，除了公署特许之外，一律遣送，马上成立管理遣送机构。兹将管理与遣送两部分作简单的叙述，关于前者，可分为下列几个步骤来说明：

　　一、日侨管理委员会的诞生：对于日侨的管理，长官公署下设有“日侨管理委员会”，各县市设有“日侨输送管理站”，专责办理全省日侨的调查管理及遣送等事项。范围广泛，职责繁重。该会为管理便利起见，其初步工作在于日侨户口的调查。

　　二、精密的日侨户口调查：日侨居留本省五十一年，各地分布极广，其中分子良莠不齐；为着便利管理和遣送，安定社会秩序起见，特于卅五年一月四日起举办全省日侨户口总调查。不过，在举行调查之前，曾于卅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布“日侨省内迁移管理暂行办法”，此项办法公布后，凡省内日侨欲由此县移至彼县，均须具备相当理由确实证据，并须该管地方政府核准后，始得移动。在这种限制之下，即于一月四日开始调查，经过四十九天的工夫，结果获得日侨总人数为三〇八、二三二人。

　　三、制定留遣标准：上项调查数字获得后，本来就可以实施遣送工作。惟陈公洽先生有鉴于本省接收不久，各项工矿，农林，交通，地政，医务，学术研究等部门，尚需用多量专门技术人员，一时罗致匪易，故决定秉承中央电示，制定二项留遣标准：（一）日侨志愿留台，而政府认为无留台必要者，应即遣送回国。（二）如志愿回国之日侨，具有学术技术或特殊专长之智能，而政府认为有留台之必要者，仍应继续征用，令其留台。总计依此原则留用的日侨全省共有七千多人，连家属合为二万七千多人，其余即分期遣送。

　　四、分区编组：经过上列标准决定遣送回国的日侨，在未集中遣送前，为指挥便利，他日集中迅速计，曾订定回国日侨编组办法，饬由各县市日侨输送管理站负责办理。其编组方式，规定以户为单位，三至五户为一班，设正副班长，三至五班为一组，设正副组长，三至五组为一队，设正副队长，一县市日侨人数超过两队者，编为一大队，超过四队者编为两大队，超过两大队者编为总队，各级班组队长，均由日侨自行推选，并发给符号佩带，俾集中遣送命令下达时，有条不紊，顺序迅速集中候遣。

　　五、检查与给养：回国日侨应受三种检查：

　　A物品检查，即回国日侨携带物品，个人日用品方面，以每人准带一挑而以一次自行搬运为限，若系个人职业上用品，得于行李额外添带十公斤。

　　B现金检查，回国日侨，无论大人小孩，每人准带现金以不超过日币一千元为限，若多带或私携金条、银条、贵重首饰者，经查出概予没收。

　　C健康检查，分为初检与复检两种，初检以乡镇为检查单位，复检以港口登轮时实施。初检合格者，须参加编队，不合格者，尚须就地复检，以杜流弊。到港口时实行总复检，若发现有不合格或有传染病者，即送入港口附近医院治疗，以策公共安全。

　　至于日侨集中待发期间内，给养问题，全由地方政府供应，每人每日发食米十二市两，副食费台币五元（这是卅五年一月份的币值），日侨在这种给养之下，生活问题已告完满解决了。

　　六、警卫与督导：日侨集中场所之警戒，由当地军警与日侨所推选代表，轮流戒备，以防不测。并由省当局通告台胞，在日侨遣送期中，不宜以怨报怨，假藉名义检查骚扰，所以遣送的过程，均无情感冲动或骚扰报复等情事发生，使遣送的秩序，井井有条，一丝不乱，充分表现了国人办事的能力。

　　上面所述的都是有关管理方面的问题，至于后面的遣送部分，再作如下的说明：

　　本省日侨经有条理的集中后，更遵循当局所规定的遣送程序，办理遣送工作，它的原则是这样的：

　　一、日本海陆军遗族及留守家属，列为首批遣送，次为一般普通的日侨。

　　二、病人利用医院船载运。

　　三、犯人特备武装专轮派兵押运。

　　四、日籍医生按每次船只分批配遣。

　　五、琉籍列为最后一批遣送。

　　这些原则决定后，则由本省交通机关调拨火车、汽车、船只及美方调配的轮舰，于卅五年四月一日，全省各县市应行遣送的日侨，分在基隆、高雄、花莲等三港口集中登轮返国。统计在四月底止遣送的总人数为二十七万八千四百五十五人，时间仅二十余天。其余未遣送的三万人左右，即为政府核定留台工作的人员。不过，这些留台的日侨，若认为工作上无必要，或接替有人的时候，亦在陆续分批遣送中。不幸的“二二八”事变发生，留台日侨，有从中煽惑嫌疑，事变镇平后，陈公洽先生认为这种残余毒素，不予清除，将来为害匪浅，因此，他决定提前将多余留台的日侨，全予遣送。这工作在四月中旬完成了。据民政处发表的数字，截至目前止，留台的日侨只有二百余人，这些日侨全系各机关所必要的技术或学术人员，将来若接替有人亦予遣送，使三民主义的新台湾成为一块干净的岛。

　　上述各节，已将卅多万的日侨管理与遣送问题，作梗概的叙述。我们回忆这部艰巨繁重的工作，能在短短的时间，作有条理的完成，最近日本政府，再喊出保留台湾有移民特权，我们不得不钦仰公洽先生先见之明，与夫迅速果断的作风，替六百多万台胞，移去心头重担，更使全国同胞认识东北华北还有日军参加共产党作战，台湾为什么较为清静？在这对比之下，同胞们会感到无限的兴奋与快慰！

　　陈公洽先生的民主思想

　　有人说陈公洽先生专制，又有人说他太民主。说他专制的人，因为他思想坚定不移，评他民主的人，知道他是任人叫骂不会动火的。究竟他是民主抑不民主呢？现在正是到处热烈讨论民主时候，各有各的民主见解，今“民主”二字尚无法律上解释，陈公洽先生的民主思想，未始不可供参考。

　　一、两个民主思潮

　　今日国人所叫嚣的民主，受西洋自由经济影响多，尚有一些是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习染，他也有他的民主主张，我们不时在报纸可以看到英美人士批评苏联政治不民主，同样在苏联批评英美资本主义之下无民主。中国夹在这个狂流中，既不能走英美民主，又不学苏联民主，因此左右徘徊，人家的远景可望而不可即，我们始终停在歧路中瞻望。

　　二、中国民主之路

　　中国不是有了英美式议会吗？中国也不是有过了党团的独裁吗？为什么还在吵民主呢？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民主风气，近看由政治体制，而政治体制又是依据经济组织。在经济组织形态不同之下，那是无法削足适履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国家，也不是共产主义一切公有的社会，在不同生活形式之下，如何跟得上呢！所以从两个国度不同习染回来的人，受了西洋教育者，拼命鼓吹表面上如何花样翻新；到过苏联的人，又念念不忘俄国集体行动。国父早就指示过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苏联政治不民主，欧美经济不平等，只有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才是真正的民主。它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和平、中庸的平等主义，一切平等，这是中国的民主。但是真正的民主，还得努力民生主义分配社会化，这才是民主的大道，否则大多数人，家无隔日粮，甚至朝不保夕，“民主”！“民主”！只有让有闲阶级去专利。

　　三、陈先生的民主思想

　　我们要认识陈先生的民主，我们要以三民主义测验他。因为他念念不忘实行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公洽先生自己对于民主的解释是：“我想和各位谈谈民主，台湾是实行民主的政治的，但是这种的民主，必须三民主义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或共产主义的民主，换句话说我们的民权必须与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相配合的民权，以资本主义民主来破坏我们民生主义，或以共产主义的民主来破坏我们的民族主义，这些民主都不是我们要求的民主。”而且陈先生坚信我们中国三民主义的民主，是最完美的民主。他说：“苏联如果要谋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我们的民权主义，英美要谋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我们的民生主义。”但他又不赞同于中国旧式官僚作风：“皇帝时代官僚作风，今天合意的人，是好的，明天有冲突，便变成坏人了。这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作风，不是民主的作风，民主政治是讲理智的，不能专用情感。”我们再看他在台湾所说所行的民主：

　　（一）民主与官主：苏联的民主实在是官主。陈先生痛恨官尊民卑官僚习气的公务人员，从他的言论上可以看出他要在台湾彻底消除日本官尊民卑的错误思想。台湾的日本人以统治者身分出现，凡住屋以及一切排场，都显得十分阔绰。他一度去师范学校视察，见校长坐的椅子，高得像御座一样，他觉得奇怪，他叹息日本人这种思想，永远不能与人同化，批评这是日本最后失败的原因。这种思想和三民主义精神完全相反，三民主义的思想总统以下的官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因此公务人员的生活务必平民化，克勤克俭，人民生活提高，公务人员的生活自然亦提高（见勉公务人员）。他自己以身作则，到过台湾的人都知道日本台湾总督所住官舍，有似皇宫。陈先生自己移住圆山小屋，这个堂皇的官舍，改为宾馆，并开放平民游览参观。他在政治方面实行民权，台湾全省各级民意机构，很迅速的完成，使他们有参政之权。而且改变过去警察政治作风，把原有警察的职掌如户籍等移并自治机关去。他在卅四年除夕广播中说：“政治建设在实行民权主义。其要点在使政府有能，人民有权。”但是任何事业都必定有人赞成和反对，在赞成和反对之间，如何去取决民意？陈先生说：“我常以为政府的政策，只要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民赞成就可以执行，其他百分之四十九的反对票，到我们至诚地执行政策到相当时期，自会逐渐减少的。”有些人以为民主便是一切事情政府不能干涉，甚至于开口骂人也是称为自由。陈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为了自己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譬如在旅馆里夜深还纵声谈笑，而使邻居者无法入眠。民主国家中的人民愈讲自由，就愈守秩序。现在我们有些人误会自由为放肆的，自由并不是放肆，而是自主，自律，自治。”所以陈先生的民主作风，他疾恶不顾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官僚，以及官高民卑的思想。他说：“有些人虽然口上尽管喊着人民，心中还是为了自己。我们现在要痛改这种旧习惯，如果我们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打算，而不为多数人的幸福设想，就不能成为民主国家。要知民主和专制国家的分别，即在民主国家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专制国家是为少数特权阶级谋福利的。”今日中国到处仍有军阀官僚的作风，而不顾人民的利益，社会没有正气，政治被权门所操纵把持。陈先生心目中称这班人为士大夫阶级，中国进步受阻碍的，是士大夫阶级自私自利心理从中作梗。

　　（二）民主不是财主：英美的民主实际是财主。我们试看英美国内政治经济势力都是操在少数资本家特权手里，社会穷者益穷，富者益富，穷富悬殊难以数字计。公洽先生的民主不同于这点，他时时刻刻为最大多数人设想。并且他为着大多数人，而不惜得罪少数的特权显贵。如果说他到处被人责难的原因，那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而与财主奋斗。卅四年十一月四日，他对全省台胞广播：“我们今后经济发展，决不可再走资本主义旧路，我们要为多数人谋福利，不可让少数人发大财，要把国家重要富源归为国有，不要让少数人垄断。我们要抱有福大家享的理想，不专让少数人享受。”所以他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而切实遵照国父指示，执行节制私人资本。可是社会上会争会吵的是少数财主，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但他偏偏把商人资本家握得紧紧。三十五年九月台湾商联会成立之日，请他到大会讲话，他讲的：“想发国难财胜利财是害群之马，不可学他，不可用游资投机囤积居奇，若是投机囤积得来钱，必定悖出悖入。”最后劝他们去增加生产，实在他很不满商人行为。假若走上财主之路，那便不是民生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了。所以经济上民主的作风，是时时严防一部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免穷富苦乐不均。但怎样使财富不落少数人之手呢？他认为只有发展公营事业，由国家来经营大规模企业，以收益平均分配全体国民。他的经济上民主，与夫今日所流行的自由放任的经济适相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评陈先生经济思想不民主，因为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亦有他的见解，这个见解正适合国父三民主义的主张。国父曾昭示吾人：“我们民生主义是做全民大生利的事，所得的利益不归少数人，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所以陈先生在台湾办理许多公营事业，我们不能说他不民主，因为中国的民主不同资本主义的国家财主作风，试看他举一个实例：“我们贸易局创办迄今的盈利一亿七千余万元台币，这笔数目合成法币不算少，试问这些利益假使落入商人的手中，对大众有什么好处？这一亿七千万台币，顶多也不过落入五十个乃至一百个商人的腰包里，除了使他们的生活益发奢侈以外，他们还可以此为武器，再剥削人民。”这就是他的民主与财主分歧之处。

　　四、命运中敌人

　　公洽先生毕生命运注定有两个大敌人，一个是“官主”，另一个是“财主”。他自下民主定义：“民主不是官主，也不是财主。”他已经受了敌人的威胁与打击，但他仍然不屈不挠，他说：“我们要有勇气，不要气馁，我相信人逼人是逼不死的，只要我们不自暴自弃，一切都有办法，不致为环境所吓倒的！”（见养成新作风）他这样为民主而奋斗，值得颂扬！

　　最后愿意提出陈先生的三均主义，为本文的结束，他的民主寄望在三均主义。三均主义也就是民族民权民生的极致：

　　一、教育机会均等。他希望每个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国民教育提高至初中阶段。

　　二、医疗机会均等。一切人类的生命价值是相等的，必须建立公医制度，使每个病人免费可以看病，免费能有药吃。

　　三、工作机会均等。用考试方法以才取人，使大材大用，小材小用，社会无弃材，人人有发展自己能力的机会。

　　民主的极致是一切均等，他说：“我以为社会上除了没有穷人和流氓以外，还要没有愚人病人才好。”人类生命价值均等，这才是真正民主。公洽先生是有其民主独特见解，责难他不民主，那是别有用心的人，不是自己胸有成见，便是对民主还没有十分了解。

　　“二二八”与民意

　　在遍地烽火的中国，各省多乱多故本是意中之事。好像最近一年来，连续不断地掀起：党潮、贩潮、工潮、米潮、学潮、政潮，在内地各省人民看起来，有类司空见惯，并不会怎样打动人们的心弦。因为国人在八年抗战中，过惯了不安定生活，随浪飘泊，他们都有了丰富的经验。幸运的台湾投入祖国怀抱，这个阔别五十年的新奇所在，突然也会冒起“打人潮”，当然会给人们一个新刺激，引起了国际注目，使亲者痛仇者快！

　　一、且从远处看来潮

　　台湾素有美丽之岛的雅号。这个新收复的宝岛，他与祖国文化隔绝了五十余年。光复之后，当然十分迫切的模仿祖国化。少女少妇爱穿上海式时新旗袍衬衣，从生活习尚，到思想行为，亦步亦趋，争奇斗异，这正是国内形形色色的投机家，表演身手的新天地！台湾一向在日本天皇派遣的总督之下，一切一元化，不独是军事机关、行政机关，置在一个系统之下，连人民旅客的思想行动，都不许例外。光复之后，国内有各政党分子，乘机透进，甲说拥护政府，乙说反对某某党，你招党员，我拉同志，教他们喊口号，“革命”、“斗争”、“团结”、“牺牲”，……左一委员，右一个部长，争喊解放，解放妇女、解放农人、解放工人、解放言论……虽各有不同之立场，但有一个共同攻击目标，无论参议会、党、团，……一致的骂公务员贪污，骂机关腐败，骂政府无能，在这样纷纷的攻击政府，以显耀自己，招拉同志。似此在国内视同街头走江湖，卖膏药者，无人一嗅！但天真台湾同胞最初报以新奇眼光，被称服从守法的台胞，终于滚入漩涡，盲从附和有之，政府虽明知其各有背景，但公洽先生主张开放言论，让民众自行取舍，未加管制；截去年十一月止，一个小岛的报纸杂志，正式登记达三十六家之多。报纸杂志最能吸引订户读者兴趣，一定是最会攻击政府的，新生报因为带有机关报色彩，销量由十八万份，降落至仅有四万余份。人民为什么会对政府离心呢？只有弄潮者知道较为清楚。公洽先生说：“你们不要把坏习惯带到台湾来！”但是这话所起效用，微弱得很！

　　二、潮中花絮

　　时代是前进的，人民不可欺骗的，自私自利的人一定是失败的！台湾终于爆发了“二二八”空前惨剧。惨剧起因本来是很单纯的缉私案件，这样因缉私而引起冲突，国内各地随时均有，何以在台湾会星火燎原呢？那很明显的有人从旁投机鼓动，火上加油，企图趁火打劫！因此“二二八”事件，成为一个反动的大集团；但也有一个部分，像敌伪时代上海落水文人，对政府并无敌意，却无法自拔，被牵落粪坑，染得一身臭气！戴上暴徒或奸匪嫌疑，不少这样的人，到现在大呼霉气！更反悔的一群，是坐在监牢里，等候受内乱的罪名起诉。试打开“二二八”暴动首要分子的名单一看，不少在社会上颇有资望的人物，他们参加动机是否有趁火捞官做，不得而知，结果反被许多复杂分子的集体，牵了鼻孔，其狼狈情形，有如落汤狗！到三月七日提出三十二条件中，有要求即时无条件释放汉奸战犯，撤销驻军，法院海陆空军采用本省人，最妙是第四条：“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本省人担任（最好秘书、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长官该如是）。”括弧是照他们所加的原记号，而“最好”二字更用得幽默万分！原文见台湾暴动事件纪实。台湾也有民主联盟出现了，他们也投向反动集团，发出激烈的政见，低头对暴徒“敬启”：“英勇的同胞：三天来我们表现了无比的英雄牺牲，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正和反动封建独裁政府作殊死战！六百万同胞所受痛苦与压迫，就是少数的反动巨头的贪污，独裁，枉法，横暴所造成，同胞的血不是白流的，同胞们起来吧，高举着民主的旗帜，团结牺牲，继续前进，奋斗到底！”但他告同胞书中，一再哀求，“我们是汉民族，不要再乱打外省人员和商民，我们台胞以后也要到国内去生活发展。”因为无知暴徒的行动，是盲目打“阿山”，发出这“敬启”的民盟分子，难免也是“阿山”群之一（暴徒称外省人为“阿山”）。到后来事情扩大了，民盟分子以及鼓吹呐喊者，也销声敛迹，不敢出头讨打！所以在动乱中，很明显分成上下两层，下层只知赶走“中国人”，打死“中国人”，另一般人虽然如此如彼的助势呐喊，提出政治改革意见，但是他们也是时时刻刻提心吊胆，谨防挨打！国大代表谢娥女士便是半天飞来祸。政府始则误信一班自称人民代表者，三次答应要求，四次慎重广播，最后发现原来他们不独不能代表暴徒，连他们自己都是不能自保，很低能的忽隐忽现，偷偷摸摸，喊出一两句迹近叛国的口号，提出条件的是他们，否认条件不是民意也是他们，结果反把打风拖延扩大了，谁也没有能力领导制止。及至军队到达，鸦雀无声，一哄而散，各界代表以及社会团体，纷纷通电向陈长官致敬，表示竭诚拥护！众口昂昂骂奸匪暴徒，谁是奸匪暴徒呢？大家反省一下，必定恍然如梦！

　　三、民意

　　台湾打人潮，有的说是共产分子的阴谋，有的说是台湾政治无能，京沪报纸传为民变。在暴动之中，所表现形形色色的口号和行动，许多是前后反覆无常，时时自相矛盾的，如果说这些都是民意，那么中国旅行社门口，“中国”二字被暴徒铲去，这是台湾民意不要中国吗？台民私人往返函件中，有用“台湾自治邦纪元元年”，我们也不能认台湾民意要独立。民主联盟将打人潮说是：“六百万台民向反动封建独裁政府作殊死战！”共产党当然夸张，这是台湾无产阶级起来响应延安的革命行动。街头发现新台湾民众的主张传单：“建立台湾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台湾民主自卫军！”，“救济台湾解放先烈遗族！”台南市发现标语：“赶走国民党政治”，“打倒国民党一切统治”，“新华民主国成功万岁！”好在民意二字尚未正式定义，所以无论阿猫、阿狗、李四、张三，凡是圆胪方趾，都可以自称民意，弄得民意满天飞，政府决策左右为难！

　　在平时判别真民意与假民意，已经是很困难了，何况在变乱狂潮中？譬如叛乱集团委员们，七日向政府提出三十二条件，并对向国内外广播宣布，为时仅隔一天，他们以书面发表自己不足代表民意的声明：“三月七日本会议决三十二条件，迹近反叛中央，决非省民公意，又如撤销专卖局，工会不赞成，殊不足以代表本省人民利益。”如果要寻求一般人对“二二八”事件真正的意向，只有扩大范围，去看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反响，我愿意举出几个实例，至于谁是谁非，笔者不愿臆断。

　　一、民意在农村。台湾六百三十万人民中，农民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二二八”事件，如果漏去了占全体绝大多数的人民而不计，那么还有什么公意可言呢！很奇怪的在这次事变中，没有听到农民暴动，也没有听到农民集体或个别参加反动集团，倒是有许多被暴徒殴辱的外籍公教人员，纷纷避难农村，获得农民的保护；不独公教人员，即都市中善良分子，也一批批移居乡村避乱。当市上暴徒将作行动之前，一群一群携幼扶老，如类过去B29型空中堡垒，将飞到台湾空袭那样仓皇疏散。为什么农民会收容保护外省人，而不去参加这个所谓“革命”呢？原来日人统治时代，米谷是被政府强迫贱价收买，全省肥美耕地，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握在日人手中，台湾光复，米谷统制解除，粮价贵了，被政府接收的过去日侨耕地，由政府放租给农民了，因此他们生活安定，对于这次暴动，他们眼里认为：“政府为什么不办驴鳗？” （台语驴鳗系无业流氓之称）他们比较认得清，他们祖上是汉民族。

　　二、民意在工厂。台湾工业可算是比较发达，工人也有相当力量。这次“二二八”事变工人态度如何呢？有没有罢工？有没有去破坏工厂呢？事实可以证明，这次事变中工人，对这个所谓“二二八”“革命”不感兴趣，他们都照常工作，没有听说工厂因事变停工，都市上电灯自来水照常供应。从“二二八”处理委会各委员所提条件中，可以看出与工人利害无关得失，撤销专卖局工会不赞成；工人不想做官，什么处长三分之二以上台籍人担任，什么秘书科长、法院院长、推事、检察官、县长、市长、省长，……要本省人担任，“委员们”不厌其详地逐条开列，请陈长官采纳。政治野心家想分官做，工人没有这个“福”享，在长官公署接收复工的二百零八个单位工厂中，并没有发现一厂的工人，利用事变，向厂方提出苛刻要求。所以在“二二八”狂潮中，可以说工人是深明大义的！台湾工人从业者约二十六万人，就数量上说，他们也不是少数人的！

　　三、民意在番族。台湾尚有平地的熟番，和高山的生番，总数计二十余万人。日本人称高山人民为高砂族。他们大部分滞在原始社会生活状态之下。在日人向南洋一带发动侵略战争时，高砂同胞也曾被征召去上战场，因为他们智识简单，性情率直，行为勇敢，博得日人欢心。在日本投降之后，我们政府也一视同仁，向南洋各地接运返台，改善生活，分给他们田地，最使他们欢天喜地，是善后救济分署无代价发给他们衣服、布匹、粮食、肥料。他们全体仅占台胞六百万中百分之四，也有国大代表、参政员、省参议员、县参议员，这次叛乱时，我们在广播台上，时时可以听到唇焦舌烂似的暴徒，以日语广播呼号，煽动他们下山杀人！可是奇怪得很，台湾东部广播台中，也听到番社头目马知礼广播：“我们高山族要保护政府人员（台湾各县均有广播电台，高山族大部分住在东部台湾），不要受暴徒派去的人入山煽动欺骗。”台东和台南两县长，就是高砂同胞把他拥护上山，并派番人巡逻保护。所以白部长莅台时，嘉勉他们深明大义，且与番社头目合影留念。

　　四、民意在各级议会和社会团体。台湾各级参议会成立，没有像国内各省那样先经过一度临时的议会，在光复后短短的六十余天，即由成立庄里民大会，举行选举乡镇区民代表，到县参议员选举，省参议员选举。台湾省参议会成立，距长官公署成立也不过六个月，虽是难免粗工烂制之讥，但总经过了一度法定手续。二二八事件发生，虽有参议员卷入漩涡，但那是个人身分参加，至于团体名义对外表示态度，在事变前后台省报纸中，几乎每日都有各县市参议会，以及人民团体，向陈长官致敬！众目所指：这次暴动是流氓、奸匪、暴徒！下面资料是剪摘自台湾报纸：

　　甲、台湾省各级参议会对于二二八的表示

　　丨议会名称丨表明方式丨申达机关丨内容摘要丨日期 | 　　丨台北县参会丨代电丨陈长官丨本省事变，幸赖睿裁，当机立断。德泽所被，群黎复苏，庶使善良，得以保障，本会同仁仅代表七十万之人民，肃电致敬，藉申拥戴之人民。丨寅感 | 　　丨台南市参会丨电丨柯参谋长丨……查此次事变，乃极少数奸劣分子，乘机滋扰，现正协助政府，彻底清剿，本会领导全市民众，绝对拥护中央，协助政府。……丨寅艳 | 　　丨彰化市参会丨电丨陈长官丨此次不幸，奸党暴徒，无理骚扰，波及全省，殊堪痛恨！……丨寅冬丨 　　丨台中县参会丨电丨蒋主席等丨此次因奸党及少数流氓煽动，酿成本省二二八事变，同仁等德力棉薄，无力压止，遂至毁伤内地及本省同胞生命财产，玷污本省三百年来血泪抵抗强暴之光荣历史！……丨寅八 | 　　丨嘉义市参会丨电丨杨监察使丨此次二二八事件，波及本市，三月二日由中部不良分子，到本市煽动，少数无知流氓帮凶暴动，一时地方治安混乱。……丨寅八 | 　　丨台南县参会丨电丨陈长官丨台北二二八事件发生波及各地，……同仁等身为人民代表，未尽妥善领导，抱愧尤深！……丨寅八 | 　　丨新竹县议会丨代电丨白部长丨此次本省因少数奸暴谋乱，演成不幸事件！……丨 | 　　丨台东县议会丨代电丨陈长官丨查此次本省发生不幸事件，显系少数奸匪歹徒，密谋叛乱，令人发指！……丨 | 　　丨新竹县议会丨代电丨柯参谋长丨此次本省因少数奸暴谋乱，演成不幸事件，赖钧座戡乱有方，使事变平息民安生业。……丨 | 　　丨新竹县参会丨电丨陈长官丨此次本省因少数奸徒谋乱，演成不幸事件！……丨卯微丨 　　丨台南市参会丨电丨陈长官丨……查此次事变，乃极少数奸劣分子乘机滋扰，现正协助政府彻底清剿，本会领导全市民众，绝对拥护中央，协力政府，努力建设……丨寅艳丨 　　丨澎湖县参会丨电丨陈长官丨此次本省发生不幸事件，仰赖钧座除暴安良，全省民众，同深感戴！……丨卯江 | 　　丨嘉义市参会丨电丨柯参谋长丨内容同上丨卯虞丨 　　丨高雄市参会丨电丨陈长官丨此次事变，幸赖钧座果断，力除奸暴，安定民生，恩威并济！政绩灿然，群黎感激，如庆更生！……丨卯真 | 　　丨基隆市参会丨电丨蒋主席丨此次台北事变，纯系少数奸党乘机倡乱，祸国殃民，至深惨痛！……丨二〇 | 　　丨屏东市参会丨电丨柯参谋长/张团长丨此次本省事变，赖公等处理适宜，迅平乱局，除暴安良，万民感戴！……丨卯 | 　　丨屏东市参会丨电丨陈长官丨此次本省因少数奸暴谋乱，演成不幸事变，……敬祈继续领导六百万同胞，向建设三民主义新台湾大道迈进。……丨 卯| 　　丨台南市参会丨电丨蒋主席丨……志谢平定叛乱，除暴安良……丨二九 | 　　丨省参议会丨电丨陈长官/白部长丨少数奸徒，乘机煽惑，以致事件扩大，全台善良同胞，莫不深表遗憾！……丨新生 三、二二 | 　　丨屏东市参会丨代电丨陈长官丨自此次台北二二八事件发生以来，各县市多受不良分子潜入，掀起波涛！……丨新生 三、二七 | 　　丨高雄县参会丨代电丨陈长官丨此次奸党暴徒骚乱，幸赖钧座为国爱民之苦心，将为全台民众长深感仰！……丨新生 三、二九 | 　　丨嘉义市参会丨电丨柯参谋长丨此次二二八事变，波及本市，钧长处理咸宜，治安恢复常态，万民无不讴歌感戴！……丨新生 五、七 | 　　丨台中县参会丨电丨陈长官丨顷阅报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我公功成勇退，省民逖闻之下，不胜彷徨，省民当永颂我公年余治台之荣勋……丨新生 五、四 |

　　乙、台湾省各县市社团人士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表示

　　丨名称丨表明方式丨申达机关丨内容摘要丨日期 | 　　丨省参会等丨建议丨中央丨（1）仍暂时维持台币政策。（2）专卖卖制度系省经费之重要来源，在未有新财源之前仍暂保存。（3）公营贸易制度，如能运用得宜，必能有益国家及人民。（4）铁路公路及航业因地理环境，拟请仍由省营……丨中华 三、二〇 | 　　丨台东县国大代表南志信郑品聪议长陈振宗番社头目马智礼等丨宣达德意丨台东地方丨……宣达中央暨省署德意，并勗勉同胞，全力协助政府肃清奸党暴徒不良分子。丨新生 四、八 | 　　丨吕江水丨书面丨投新生报丨二二八事件当中，夹有日本歌调的行进曲，不少次从无线电收音机里涌出来，……经二二八事件，我们应该努力排除日人遗在我们身上的残毒！丨新生 四、一〇 | 　　丨省教育界丨通电丨全国丨……考此次事变发生原因不外下列数端：（一）为少数野心家政客之煽动。（二）为日人恶性教育之遗毒。（三）为共党离间中伤图谋叛国之阴谋。（四）为国军调防警卫力量之单薄。（五）为台胞对祖国语言文字之隔阂，难免对祖国情形认识不足。……公然提出背叛党国之条件！丨新生 四、一六 | 　　丨省宪政会丨新文化运动丨全省丨省宪政协进会等教育文化团体，共同发起台湾新文化运动，发动长期性之民众启蒙工作，以免再被利用，重演类似“二二八”不幸事件……丨新生 四、二六| 　　丨台湾省新文化运动会丨书面丨告全省同胞丨……在这次事变中，竟有人鼓动殴打无冤无仇的外省人……我们知道这是极少数不明事理的野心家所做的，与大多数善良的同胞没有关系，…… 也是全省同胞的耻辱！经过这一次被歹人利用陷害，耻辱后我们更应该醒悟！……丨新生 四、三〇 | 　　丨台湾粮食局局长李连春氏（台湾籍）丨广播丨全省同胞丨这一次“二二八”事变的发生，是本省一向未曾有过的最大不幸事件，因为受了少数不肖之徒的煽动。丨新生 三、一九 | 　　丨省参议长黄朝琴氏丨谈话丨中央社记者丨奸徒煽动，从中操纵提出无理要求，绝对不能代表吾全台六百余万民众之绝大多数意见。丨新生 三、一七 | 　　丨基隆市黄议长丨谈话丨新生报记者丨此次事变因少数暴徒潜入本市，怂恿暴动。丨新生 三、二四 | 　　丨省宪政会九团体暨台北市参会丨通电丨全国各机关社团各界同胞丨本省此次被少数野心家及奸党，乘机煽惑鼓动，遂使若干外省同胞无端受辱……。丨新生 三、二六 | 　　丨省宪政会暨省文化会省教育会省妇女会省农会省商会联合会省记者工会省革命先烈遗族救援会省煤业同业公会台北市参会丨通电丨中央社转旅台各省市台湾同乡会丨少数野心家和奸党分子，乘机鼓动，酿成殴打残杀外省同胞之不幸事件，进而假造民意，企图造成越轨之局，使我台民众受空前耻辱！……丨新生 三、二六 | 　　丨台北市参会暨十个人民团体丨电丨柯参谋长转驻台国军丨此次本省事变，系少数野心家及奸党伪借机会，强奸民意，企图达成其背叛政府阴谋！……丨新生 三、二六 | 　　丨台北市参会及各区区民代表丨慰问书丨外籍受伤同胞丨此次事件，系少数不良分子，因受奸匪煽惑，致演成空前血案，无知暴徒，盲目行动，对我远离家乡来台之外省兄弟姊妹加以侮辱，乃死亡有之，伤者有之，财物损失者有之，店铺住宅捣毁者亦有之，创痕满目，感痛良深，忆此无意识之行为，自非本省六百五十万善良人民所能容！……丨新生 三、二六 | 　　丨台东国大代表高山领袖郑品聪南志信台东县长陈振宗等丨致敬丨陈长官丨郑氏等提二二八乱中，深明大义，不受奸党歹徒胁迫，全力协助台东县政府维持地方秩序，该县高山同胞及地方民众均能始终镇静，并无非法行为。……丨新生 三、二六 | 　　丨省宪政会省教育会省文化会省农会省商会等十团体丨联合声明丨社会丨“上海台湾请愿代表团领袖陈碧笙”其所作言论，决不能代表台民意见，希各方注意。”丨新生 三、二七 | 　　丨台北市议长周延寿省教育会代表苏维果省煤炭公会代表张聪明司机工会代表江昆源科学振兴会代表刘明文协会代表吴春霖协进会代表苏铁化土木会代表林凤卢等八人丨致敬丨陈长官丨表示对此次二二八事变殊属不幸，对于陈长官之宽大处理深致敬意！……丨 | 　　丨省民一份子丨揭发阴谋丨送新生报披露丨台湾政治建设协会……其存心捣乱，不攻自破，其阴谋奸险焉能欺天下耳目，此次时局恶化，政治建设协会应负破坏责任。台湾民众啊！起来打倒阴险野心政客，千万不要再受政治建设协会一班人之欺骗煽惑！……丨新生 三、一二 | 　　丨省参议会国大代表联谊会参政员联谊会及台北市参会由林献堂氏代表致词丨中山堂茶会招待致词丨陈长官丨陈长官主台一年有半，所做工作甚多，举其主要者而言：第一，维持台币政策，本省经济得以比较稳定。第二，遣送日俘日侨，此项吾人过去认为极困难之工作，已于短期内办竣。第三，迅速成立民意机构，足征重视民间意见。对此三大工作，台胞均极感谢……陈长官表示渠于一年半来所施行之政策，希望各方面加以检讨，倘认为适合台省之需要，则请台胞继续加以拥护。丨新生 五、七 | 　　丨新竹市参会全体参议员代表全市十二万市民丨电丨陈长官丨我公政台疆，一年有半，宵旰辛勤，励精图治，纳庶政于正执，百废之俱兴，尤以维护台币价值，稳定本省金融，禁绝省外游资，扶植台胞经济，举办省营事业，减轻大众负担，德政崇高万民景仰！……丨新生 五、六 | 　　丨台湾省新文化运动委员会民众大会林献堂游弥坚杜聪明诸氏丨发表宣言丨全省民众丨本省前因少数奸人煽惑暴动，劫持武力，捣乱治安，不幸发生二二八暴动事件，我们全省绝大多数人民，实在感到万分痛心！……丨新生 五、二 |

　　四、所谓事变真内容

　　据台省报纸杂志所发表，关于二二八暴动的直接行动者，有下列各分子参加：（一）今年特赦放出来的囚犯。（二）日人昔把累犯囚徒禁在火烧岛，光复后政府把他们释放回来。（三）被日人征召去海南岛及南洋一带作战军役，政府把他们运回来，这次暴动中，被称为海外青年同志。以上三种人，政府在职业上未替他们妥为安置，一部分受生活威胁，流落都市，辗转街头，平日在报端，已不时发现军警与流氓冲突，和扰乱治安的文字。陈长官自信爱国爱民，始终宽大为怀，认为台胞奉公守法，刻苦耐劳，必能接受其一片婆心，便调去驻防军队，以节省公库。开放言论自由，以提倡民主，对少数煽动者、野心者宽大相容，拟以其政绩，取得人心，使此等不肖之徒，在社会上自然淘汰。过分注意事业之经营，而忽略反动势力增长，致过度容忍，反被误会为政府无能，使事件发生扩大。暴徒初则鸣锣集合，手提木棍铁棍，或袖存短刀，打人！杀人！抢劫外省人商店财物，此种行为表演，投机家加以渲染，变成“革命”行动了。也有人自告奋勇挺身领导，投机者说“他乃是要求政治革新”，有类负薪救火，既然是政治革新，那么各机关内台胞，有的自己升为科长、局长、院长，也有暴徒代表，公然到高等法院商洽接收，有的地方把法官推事集中监禁，教员学生也起来迫校长辞职，也有的争吵以县市长身分自居了，这一套恶作剧，打破了中外古今史例！但此种幼稚行为，他们是仿效一年前政府接受日人，遣送日俘的办法，如出一辙，令人啼笑皆非！暴徒武器因此由木棍铁棍到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因为他们被投机者捧为“革命”、“先烈”，想利用他们的人，容纵他，台籍警察将武器拱手送给他。政府怕事反而多事了，终于用军队武力镇压下来。今日全国正在采访民隐、采纳民意的当儿，民意在何处？深望当轴者谨慎小心，切莫把狗齿当象牙！

　　最后摘抄数段游弥坚先生对台省训练团全体学生发表一篇讲演，为本文的结束，游先生算是台籍进步的分子，他说：

　　一、“台湾这一次由于共产党与地痞流氓的煽动，以及少数政治野心家的操纵，借着缉烟事件，爆发了所谓二二八事变……

　　二、“为了要求人民生活得到确实的保障，限制私人资本的集中，增加国家资本的收入，贸易局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本省贸易局一年当中有十亿元以上之收入，假如不是这贸易制度的实行，这十亿元利益必然落到少数资本家手中，即使由国家收税也是有限……

　　三、“二二八事变中，处理委员会提出了所谓卅二条条件以后，本人觉得非常痛心！我曾很气对他们说：台湾六百万同胞，今日都做你们这三个人的牺牲品了！那时甚至有人主张卅二条以外再加几条，后来经我把贸易专卖的实际好处，跟他们说明之后，他们就说：“那么这一条取消如何？”

　　四、“当初许多人乱跳乱叫，糊里糊塗的决定，而现在又可以由一二人随便取消，只由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看出，这次所谓‘事变’的真内容了！……”

　　今后台省财政经济出路的检讨

　　一、本省经济问题之重点

　　台湾自光复以来，最难解决者，即为经济问题。陈长官时代曾拟定五年经济建设计画，决定步骤，思能确立本省经济基础。省政府成立后，仅及二周，魏主席即于五月三十一日向全省广播，宣示本省今后经济政策，大意谓以不妨害经济安定原则之下，推行经济自由政策，业经付诸实施者：（一）裁撤贸易局，另组物资调节委员会，着重物资供需之调剂，目的乃为经济之安定，而非重在财政之收益。（二）撤销专卖局，改组烟酒公卖局，并将属于专卖范围内之火柴公司，开放为民营。（三）撤销公营事业委员会，酌将省营事业，如印刷纸业公司，化学制品公司，及官商合营之工矿企业，开放民营，以提倡经济自由。

　　魏主席以大部精神，谋台省经济问题之解决，决定上举之措施，然上项办法可以说是一种迎合民意的政略，而不是即可以解除目前本省经济的严重性。要使经济之真正安定，仍应置重点于生产之增加。台湾虽为中国一行省，但其经济环境，实有其特殊性，此种特殊性与台湾之经济建设，休戚相关，决不能忽略。拙作“台湾公营事业”与“台湾一年半来公营生产事业之总检讨”二文中，曾有论及。兹再将管见所及，略述于后，对于台湾的经建工作，或有助于万一也。

　　台湾除遭受日本剥削五十一年以外，同样遭受大战影响。都市农村之破残情形，一如内地；农工生产事业方面，破坏尤甚，自非重新建设不可。此种复兴工作之快慢，直接有关台胞之生计，因过去日人除独占农工业之外，再掌握全省土地三分之二，故六百万台胞几乎全都是无产阶级，皆直接间接参与生产事业，以谋生活。故台湾生产及建设事业，无论如何艰巨，必须急求恢复，且决不能拖延。盖生产不能恢复，即有多数民众不能生活，台湾行政之特色，亦即在此。吾国许多省分，支出依靠税收与中央补助，本身多无事业之可言，人民大多数均系无业，为政者对失业问题无从解决，只要把人事应付好便算完事。台湾则不然，因事业一日不发达，则社会一日不能安定，公洽先生有鉴及此，于三十五年度省库支出数字中，建设经费占67%，但因战争影响，各处脱节，物资缺乏，物价高涨，虽尽调节之能事，仍未能照预定之计画进行，生产事业不能于短期内全部恢复，经济遂不能安定，失业问题乃不能解决。二二八事变之主因，实导源于此。唯公洽先生对于经济不安之社会隐忧，实具有深切之认识，参加企业之工作人员，大多数亦均抱有崇高之理想，与坚决之信心，以最紧张之情绪，竞争事业，苦心经营，其所得结果，尚未能尽满人意，盖环境之艰苦，事业之困难，实非一般所能洞悉也。

　　今后修建工作仍极繁重，所需经费，较前尤巨。为使收支平衡，势必设法增进省库之收入。观诸现实，要求中央补助，或增加人民纳税负担，势有困难；发行台币，也是挖肉补疮，盖通货膨胀，反使建设工作，更加困难。所以增加省库之收入，除政府自力更生，实行开源节流以外，并无他途。要研讨开源节流之道，须先明了本省之收支情形。

　　现今接收日产企业，大部分已组成公司，其修建经费，由公司负担，在省预算内并不列入。省预算所列之建设经费，仅包括农林工矿交通等建设行政及各项工程之费用，其百分比亦占全部预算之绝对多数，其比列如次：

　　三十六年度岁收岁入总概算之数字如下：

　　|收入项目|百分率（%）| 　　|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42%| 　　|赋税|27%| 　　|专卖|24.3%| 　　|其他|6.7%| 　　|合计|100%丨

　　|支出项目|百分率（%）| 　　|建设基金|27.5%| 　　|教育文化|25.5%| 　　|经济及建设|14%| 　　|其他|33%| 　　|合计|100%|

　　按照上列收支数字中，即可洞见台湾行政之特色，省库收入之主要来源，有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费计42%，专卖费收入24.3%，合计66.3%，约与去岁全年所支出之经费相等。但此巨大之财源殆赖贸易、专卖及公营事业之收入，这三个机构，主席为着迎合民意，均已予以调整，目下贸易与公费的收入系不可期，亦不应希望。因为物资调节委员会着重物资供需之调剂，非在财政之收益，是则顾名思义于进口物资，应择本省需要迫切者廉价供应，出口物资，应将本省所剩余者尽量输出，而对于所谓输出调节费之征收，当以不妨害生产为度。本省产品可能输出，而可在国际市场竞争者目下为数极微，以不以妨碍生产为原则之调节费应无甚可期。至于公卖方面，原来专卖局时代之最大任务为产制配销，其配销价格即包括政府收益，已改为公卖局，产制方面似应与民间公开竞争，设此方面有盈余当列入公营事业之盈余中，配销价格应仅于出厂价格中加上捐税，不能有多大收益的期待。但是客观的现实环境，依然如此，摆在面前的重建工作，是台湾问题的中心，凡是有收益的事业，政府避免办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若改换名目仍沿用旧制，则易招物议，甚至于与中央法令相抵触，譬如本省现今所通行之调节费，乃是一种税，就是中央已明令废止的厘金，实在需要考虑。且魏主席所提示之安定民生办法，付诸实施时，处处需钱，如大兴土木、组织工程队屯垦等，此等经济之来源，何所依靠？作者参加本省经建事业有日，深感颇有检讨之余地。

　　二、本省财政来源之检讨

　　〔第一〕依公营事业之收入

　　本省公营事业范围相当广泛，首先注目者当为公营事业之收入，但有二先决问题：

　　（一）此等公营公司是否能积极修复，顺利运转，增加生产？

　　台省公营生产事业，经过一年半来之经营，恢复到何种程度？以及其不能顺利进行之原因，在拙著“一年半来台湾省公营生产事业之检讨”一文中，已经论述。自从二二八事变之后，内陆来的技术人员，受不住这种冤枉，大部都想回去，有的百思不解而精神失常的，斗六糖厂的萧先生，即其中之一人，各项生产事业，均受直接间接影响，成为半停顿状态。要恢复事变前之原状，尚须再经一番努力，省府改组，人事变动，交代接替，又无暇及此；经济政策，随省府改组，亦有改变，魏主席已宣布工矿公司的印刷纸业及化学制品二公司划归民营，其他公营事业，亦将次第划归民营，乃使参与此种企业工作的人员，多少都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多半不是仅谋个己衣食而来，他们是有理想的，情愿拿菲薄的待遇，将自己的技能创造国家的资本，而不愿意有更丰富的收入，为私人资本家而劳力。所以这种事业性质的改变，工作人员失去目标，影响生产效率，实非浅鲜。维持现状，尚属不易，修复与增产，更加困难。台币固然是一道防波堤，而且具有调节的作用，但是要有更多生产品的输出，使其成为出超，对于经济的安定，才能起作用，增产应为第一要图，也有助于失业问题的解决。增产和解决失业，都需要经费有来源，政府拟以组织工程队与屯垦，来解决失业问题，本来是积极性的办法，问题是经费的来源在哪里？再失业者可吸收到公营农林工矿事业部门去，表面看来，理所当然，但各公司的情形又是如何？据油脂公司第二厂负责人吴先生谈二二八事变后，收入减少，自待遇调整之后，支出增加，若无贴补，除裁员以外，无法维持，其他各厂亦复类似。何况许多公营公司，准备划归民营，失业者反将增加。此种现象，应加考虑。吾人以为政府为实行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应致全力于公营事业之经营，生产之资本，导源于生产，生产之盈余，用作再生产；吸收优秀之技术与企业人材，并运用政治使生产、金融、运输、销售统筹调剂，灵活配合公营生产事业，对于安定经济，仍具有决定性之作用。

　　（二）此等公营公司，是否能管制合理，使成本减低，品质改良，可与国际市场竞争？其所得盈余，涓滴归公，以充裕省库？

　　公营事业，开支大，浪费多，效率低的确是普遍的现象。而且许多事业的结果，都是私人发财，公家亏本。怀疑公营事业的人，都是根据这些理由。但这些现象，不过是吾国社会的一种病态，其造成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应该归罪于人事问题，制度的本身，实在无可非议的，我们不可因噎废食。要相信有公正廉洁的人去办，仍是有希望的，并可树立种种的制度，以补助人性之不足。例如，台湾的公营事业曾有一桩硬性的规定，就是各公司的原料器材与制品，皆不自行采购贩卖，而由贸易局经手，贸易局的会计人员，由会计处派，且加入许多有关方面的人为评价委员，参与其事，以期杜绝走漏，涓滴归公，经过很多困苦坚难，始将此项制度建立。此种集中管理，实在便利多多，其他对生产单位之人事、会计、文书、购料等均定有种种制度以为准绳，并由公营事业委员会推动各项制度之实施，消除可能发生之弊端，一面使行政与企业分开，一面使金融、交通、贸易与生产密切配合，以提高生产效率，养成廉洁从公之风气，已使公营事业放出一线曙光。

　　〔第二〕公营公司是否可售予民营，以其所得抑归省用，自后以税收代替经营所得负担省库？

　　吾国经济，因收支失去平衡，已面临最大危机，政府为收缩通货，抑平物价，安定民生起见，遂有国营事业让渡民营之议。台湾为中国一行省，表面上看来，不能例外，将公营生产机构，也预备划归民营，但分析客观之实际环境，尚有再加考虑的余地：

　　（一）台湾的生产事业，恢复的速度，较任何一省为快，对于各项管理，也比较周密。台湾受日本搜刮半世纪，游资的衡量，也极微弱，而且工矿公司已经开放优先股，尽量吸收民间资本，使成为最好的投资，台币本身的币值尚称稳定，反有抵御经济狂潮侵袭的作用，台湾物价比较平稳，利率比较低，就是明证。所以标售公营事业，若为收缩通货膨胀，尚可不必，且公营事业标售所得，照中央规定，不能列为省财政的收入。若为提倡自由经济，将经济建设之重担，放在薄弱散漫凋残零落的私人资本身上，是否能达经济安定的目的，实属疑问。

　　（二）日产的标售，已经测验出台湾人民的经济力量连标租也是困难的。许多生产事业，经政府一年半来的经营，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进入稳定的地步。政府为集中力量，着重于建设工作，划出一部民力所能经营者，未始不可，若将规模宏大之公营事业，转为民营，技术上的困难姑且不论，标卖给谁？吃不饱饭的人，当然无权过问，让少数资本家垄断，应非政府所愿，与迎合民意，根本相反。二二八事变中，他们要求参加公营事业，在省内未闻有要求撤销公营事业者，民意机关也有反对划公营为民营之举，因大多数台湾人民，知道自己无力承标，又怕外省人来承标，政府代表人民经营，使之成为人民之企业，民意之所归应该重视的。

　　（三）以税收办法，替代经营所得，是否能充裕省库也是问题。民营事业，对于纳税，认为是额外支出，在其本身未健全时，甚难忠实履行税法。征税技术上亦有困难，稽查缉私，苛扰纷纷，亦难免民怨。且征税机关之开支，也甚巨大。万一省库之来源，仰赖于税收，则对于生产事业，仅有依赖性，而无领导作用，台省之重建工作，只好听任自生自灭了。

　　（四）假定将上述几点，放在一边，而讨论公营事业标售问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查本省公营公司，已依照公司法向经济部完成立案手续，其中包括民股，规定其种种优先特权，股额达30%，若将其中一部分或全部标售，必须征求股东同意，否则，与公司法有违。若政府单独标售，事先必须将已发出之优先股收回，以维持人民对政府之信用。已往民间资本，不敢投资于公营事业，就是因为政府常有改组，人事变动，政策改变，不顾民股权益，遭受损失，以致裹足不前，此种优先股，可能收不回来，则标售就发生问题，若连股标售，则不能保存其优先权。

　　政府将公营事业，开放民股，转移一部分产权，对于修建工作，尚仍可按照计画进行，若一旦决定标售，势将成半停工状态以等待脱手。然又非一标即售，本省日产处理委员会，标售小规模之矿厂，历时两载，成效不著，标售规模较大者，更为缓慢，此种生产萎缩对于经济上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第三〕是否可将国省合营或省营事业之所得，挪归行政费用？

　　我们接收了日人遗产，光复后亦有一部分的生产品，如糖碱等，糖接收下来的十五万吨，接收以后生产约十万吨，以市价计算，是一笔大钱。从前中央规定在中央接收的十五万吨糖，未卖完之前，新产的台糖，不许出卖，现今中央准许台糖公司，不受前项限制出卖台糖，法币的头寸比较充裕，但公司却在亏损中，因其生产能力，尚未恢复及十分之一，修建工作，亟待继续进行。如果政府将卖糖收入，移作行政经费，而不付还糖公司，则糖公司在短期内，便要关门大吉！

　　〔第四〕是否可裁员简政使政府支出，大量缩减？

　　一般行政机构凡经济困难的时候，裁员简政，为必然处置，台湾是否也将走上这条路，兹分别提出应注意的几点：

　　台湾的机构组织比较庞大，但事业范围亦特别大，不能用内陆各省的尺度来量他，譬如台中一县人口，约计一百二十万，那么多的人口，就有那么多的业务，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办。

　　又如台北一县的教育经费预算计台币一亿余元，合国币六十余亿，比国内一省的教育经费为多，也可见其事业的范围之大。过去农林处下的林务局，其中设有林产管理委员会，其中之第一组乃接收的台湾拓殖会社而成，这个会社从前有三千多职员，事业范围，极为广泛。要谈裁员简政，这一连串的事实，是很值得考虑，裁员与失业，简政与事业，都是有连环性的。

　　以上我们所提出的，是一些事实上的问题，归纳起来说：治理台湾必须先安定经济，而经济安定的办法，当以增加生产为第一要图，其他的一切当与之配合，而生产品必须价廉物美，始能立足于商场。为达此目的需要管理合理，技术进步，效率增加，减低成本，提高品质，始能有效。尤须杜绝弊端，点滴归公，并补以统筹调剂，密切配合，更臻完善。而且我们相信，台湾有大部分企业在政府手里正是实现三民主义、创造国家资本的绝好时机，绝不能错过机会，应将大部分事业保持公营。一面辅导民营企业，并于公营公司内发行优先股，奖励人民购买，使民间资本有出路。为中国前途着想，民生主义应该在台湾切实付诸实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要努力做到以公营事业的盈余支持省的开支，不依靠税收，社会始能安定。现今专卖和贸易两局，已经加以调整，公营事业的收入已削去一大部分，今后公营事业的范围也将缩小，渐次将一部放于民营。但是国计民生有关之重要工业，仍应由政府把握住，公营事业之成败，仍支配本省经济之荣枯与全盘之经济建设计画。专负调剂联系的专管机构，仍然有其必要，各种庞大之生产机构，并非一厅一处所能兼办，相互间的关系，亦难以密切配合，行政机构与生产机构的性质有显著的不同。据吾人的经验，行政与企业应该分开，公营事业委员会业已结束，其替代之专管机构，仍应建立，如山西的西北实业公司，四川企业公司，贵州企业公司，在台湾似可成立类似之统筹调剂机构，将划归省营事业，一律包括在内。现有之农林公司、工矿公司等，原来其总公司并无业务，局部之统筹，于事无补，可合并管理，按照计画，针对现状，分别缓急轻重，治标治本兼顾，经营合理得法，讲究工作效率，表现成绩，使人民得有实惠，取信于民，建设新台湾，诚有其美丽的远景。

　　（《陈公洽与台湾》，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南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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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任浙江省主席的历程（蒋授谦）

　　一九四八年春，陈仪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来电，传蒋介石之命，邀陈仪去京面谈。当时陈之体力仍未完全康复，力疾就道，到京见蒋。蒋以浙事相属，陈仪以体力衰弱不胜繁剧相辞，向蒋建议起用壮年，如李良荣（黄埔一期，闽南人，后来一度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蒋以浙江情况复杂，形势日紧，需要老成，希望陈仪出任浙江省政。在座之人（有宋美龄）交相敦促，辞不获已，勉承新命。关于人事问题，蒋没有什么表示，陈则提议调任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省府委员有不愿蝉联继续任职的，加以调补，实际上亦没有多大更动。民政厅长阮毅成、建设厅长皮作琼及教育厅长辞职，以杜伟、贡沛诚、李季谷接任。蒋之左右陈立夫则要求陈仪说：“这回沈先生可不要带去了！”所以陈仪到浙江接事后，沈仲九只以私人关系与陈氏接触，在省政府中没有安置其位。沈随陈仪在福建工作甚久，陈仪调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曾向蒋介石推荐，蒋在曾家岩官邸召见时，陈仪嘱行政院事务科长胡可时陪沈同去。沈仲九出来，我们曾问沈谈些什么？沈说：“仅十五分钟（蒋介石召见，有些是有时间限制的），有什么可谈？”

　　陈返沪后，电邀浙江驻温州专员杜伟来沪，以调任民政厅长征求杜的意见，并询浙江近况。杜同意后，先回浙江。继派秘书长张延哲（文理，闽南人）偕秘书处第三科长郑国士（江山人）等赴杭与沈鸿烈的秘书长雷法章协商新旧交接并部署陈仪接事等事。沈鸿烈本人则于六月二十八日轻装来沪与陈面谈。沈于是日到达陈仪寓所时，立即把随从副官和乘坐汽车遣回，新旧两主席坐谈竟日，寸步不离，共同进膳，酒也没喝，谈兴之浓，时间之长，直至沪宁夜车待发之前，陈仪送沈鸿烈上车，握手言别，犹不胜依依。

　　六月三十日陈仪一行四人，秘书、副官和笔者乘沪杭早快车赴杭，在沪送行者仅陈仪女儿文瑛、婿项经方。当日午间，在保俶路一号午宴后，即驱车至佑圣观巷省政府视事。省政府主席办公室，经过三十多年的变迁，建筑依然，而在三十多年之前，正是陈仪倾向国民革命军而被孙传芳部孟昭月囚禁之处。

　　接事之初，省政府除新任委员钱宗起（绍兴人，寄籍福建）、周一鹗（惠生，福建建阳人）二人外，其余绝大多数均属旧有人员。

　　同年大约八月间，胡允恭（邦宪，安徽人，在福建做过福安县长。在台湾任宣传委员会委员，我们在福建时相识，但交往不深。）来见，带有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历史丛书一部；午后二时左右胡从陈主席那里出来，又去见民政厅长杜伟，同样以神州国光社历史丛书赠杜。我问胡允恭：“杜伟你认识吗？”胡说认识的。胡允恭对我说：“这回我是香港方面派来联系的。”杜伟也对我说：“主席叫我给胡允恭打掩护，我把他安置在里西湖福田庵。”

　　十月间陈仪旧属郑文蔚（临海人）来访，我以为他是“寻巢归燕”，其实不然。郑到我处见人多口杂，说在第一科科长陈国琛那里等我。十一时许，郑知主席会客将尽，来我处说：“这次我去见主席，可能会把我扣押起来，因为我带来香港李济深先生的信，你要不要先看一下？”我劝郑安心去见，信不能先看。郑往见主席后，非常高兴地说：“主席约我吃夜饭时再谈。”时已过午，陈仪回寓。我与陈国琛、郑文蔚到时，陈正和酒店吃午饭，购湖蟹佐酒。

　　入夜，郑文蔚在保俶路主席寓所共进晚膳（笔者同住于此），后郑赴杜伟处宿夜。陈仪派第三科专员徐松青赠给郑文蔚旅费六百元，郑于次日返港复命。之后郑重来杭州，被委以江山县长。

　　当时陈仪同汤恩伯通过几次电话，以有事面谈，要汤恩伯来杭州。而汤一再借口军事紧张，不能抽身（事后证实，这时已在酝酿改组浙江省政府主席人选，认为周嵒最为适当，汤恩伯借故不来，怕与陈仪见面。汤恩伯就任衢州绥靖主任时，通知僚属，对省主席行文署名称“生”以表示尊敬，这时却玩弄手法，置陈仪于脑后了）。时机日促，不能再事迁延，陈仪劝胡允恭去上海见汤恩伯面谈。胡似不愿，而陈力促其行。胡允恭觉得汤恩伯不可靠，陈又为之解释说：“我与汤恩伯是三十年的交情，比和你的交情还久，现在我相信你，自然汤恩伯也可信，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样胡允恭才同意去上海见汤恩伯。陈随手写给汤恩伯一封简短的介绍信，介绍胡允恭和丁名楠（陈的外甥）二人去见，要汤接谈，余由丁君等面告云云（信中所云是胡允恭于解放后谈起的，笔者未见原信）。于是胡允恭与丁名楠约好日期及联系地点，分道去上海与汤恩伯会晤。

　　渡江战火，迫近眉睫，这时“东南日报”记者刘湘女访问陈仪，谈及应变时，陈说没有钱，没有兵，怎么来应变，并风趣地说：“船到桥头自会直”！

　　年终，陈仪去奉化拜望蒋并贺新年。在溪口留连数日，告辞回杭州时，蒋对陈非常客气，挽留在溪口多住几天。陈托有事待理，当晚返杭。在保俶路住所与我说：“陈立夫先生陪蒋先生一起，始终没有离开溪口，还在拟议拥护蒋先生再起的文稿。”

　　二月十七日晨，我到省政府，看到报纸登载浙江省政府改组，由周嵒接任省政府主席的消息。陈仪接到消息后来到省政府，即嘱秘书处办理移交，定十八日新旧交接。新任省主席周嵒以准备不及，一再改期至二十一日交接。在此期间，蒋经国、俞济时先后来电话，邀陈氏去溪口休息，陈答应交代后往见。二十日晚，周嵒的同乡马飞扬见到我说：外面传说，陈主席被扣，有无其事？我予以否认，与马飞扬分手后回至保俶路寓所，见周围依然如故，没有什么变化。夜里水陆码头发现有人看守。我向陈仪报告此事，他听后神色黯然。

　　二十一日上午，在省政府举行新旧交接仪式。周在讲话中对陈推崇备至。仪式完毕后，陈至太平洋电影院出席各界举办的欢送会，然后经沪杭公路返沪。我与杭州市长任显群及其家属亦趋车随行。下午四时，到闵行渡口，轮渡因雾重无法开渡。我乘民船先过江与轮渡当局洽商。该局负责人非常客气，他说我们知道陈主席今日要过江，因为雾重不能开，待雾气消散了一些，就开始摆渡。渡口本来只有陈仪和任显群乘坐的两辆汽车，后来又来了一辆汽车，乘坐三人，从这三人的装束打扮看，似乎是尾随陈仪汽车的。车到上海多伦路寓所，已是万家灯火。

　　二十二日上午，陈仪外出至其大哥（公孟）寓所（陈氏到上海后首先必至大哥处），就留在那里午膳。毛森于是日上午来见陈仪，未遇，坐待甚久，我与丁名楠陪同座谈，毛还假惺惺地请名楠早些去汤恩伯那里就上校秘书职，丁未加可否，时已近午，陈仪犹未回，毛无法再等先告辞回去。

　　二十三日上午，我离开陈仪寓所，坐浙江省政府汽车回杭州，了清手续。次日，盛传陈仪已被蒋介石派人看管，寓所不能随意出入。

　　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见到陈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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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主浙见闻（严家理）

　　当“二二八事件”发生不久，陈仪还没有离开台湾时，陈仪幕府中有人透露出一个消息，说是国民党中央内部反对陈仪的派系——主要是CC派，主张追究事变责任，纷纷要求蒋介石下令查办陈仪。蒋介石认为台湾人民之所以敢于起来暴动，是由于陈仪坚决执行了他的命令——将中央军调出台湾，补充进攻解放区的兵力，造成省防空虚，给台湾民众可乘之机。当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企图集中兵力进攻解放区的时候，各省军政长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接到调兵的电令，多借口省防空虚，讨价还价。只有台湾一岛，与大陆隔断，陈仪自信自己的统治能力，认为驻台蒋军太多，人事上反难应付。他亲自制订“台湾三年自治计划”，认为台湾警务处处长胡福相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只要依靠警察便可统治台湾，不需要留驻过多的军队。因此便将驻台蒋军全部调出。当时蒋介石是满意的，认为这是陈仪对他的“忠诚”。据传蒋介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我们要调兵开去前线，各省都推称兵力不足，讨价还价，不肯把军队调来，才弄到今天这样子。只有陈长官深明大体，严格执行了我的命令。台湾这次发生的事件，我要负一部分责任，不应太苛责了他。”正由于蒋对陈仪这一表态，因此陈一离台，蒋即聘他为国民政府顾问。到一九四八年夏天，蒋介石又提出由陈仪主浙。其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相继取得重大胜利之后，蒋开始发现他向所倚重的将领都不太可靠，就想采用“家长制”来巩固地盘。在湖南起用了程潜，在浙江起用了陈仪。

　　陈仪走马上任之时，正值法币恶性膨胀已经到达不可收拾之境。法币改为金圆券，不及半月，仍走上法币的老路，贬值更快。市场上实际是用金银粮棉计价，货币已完全失去信用。浙江省各级政府公务人员的薪金已无法维持生活，陈仪乃实行以稻谷实物来作薪金的办法：每个公务员不论地位等级都是每月三担稻谷，另外根据等级差别，仍发金圆券以一抵一。

　　陈仪上台后不久，就命令全省各县县长务必亲自督促所属实行“二五减租”。此事虽雷厉风行地做了一场，但原任田粮处长陈诒，是个贪污分子，依靠CC派的关系，大搞粮食舞弊，陈仪十分恼火，决心换人，与钱履周密商，委托钱担负起粮食管理的职务。钱鉴于当时形势，已知事不可为，不敢答应下来。于是，陈仪决定由原财政厅长陈宝麟暂兼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另放了一个吴锦文（浙江人，中政校毕业。陈仪主闽时期旧部）做副处长，实际上由吴锦文负处理全责。这样，才把田粮问题解决了一部分。

　　陈仪任内属于省府直辖机关的人事部署或有关业务问题，还有下列两事：一是垦务委员会的改组和农民学校筹备委员会的设立；一是以省府的设计考核委员会为主体，起草了“浙江十年建设计划”。

　　浙江省垦务委员会是早已成立的机构，主任委员是沈鸿烈任省主席时代的省府委员贡沛诚。贡在陈仪接任后蝉联为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陈仪将垦务委员会加以改组，以新省府委员周一鹗兼该会主任委员。当时物价一天百十倍地上升，垦务委员会仅有其名，实际无事可干。陈之用周，其目的在于筹办一项“新政”——农民学校。因之在他手令改组垦委会同时，另发出一批聘书，聘周兼浙江省农民学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垦委会合并办公。农民学校筹备委员会日常事务，由垦委会在编制名额内指定人员兼办。筹委会的委员除有关各厅处长外，有浙江大学、金陵大学、英士大学的农学院院长，及浙江湘湖师范学校校长金海观等一些人。我当时以浙江省府设计委员被聘兼任垦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驻会处理日常工作，并协助周一鹗审核有关农民学校筹委会文稿和计划。筹委会工作是：（1）办农民学校的师资训练班，招收农科毕业生（大学及高等农业学校），训练后派充各农民学校文化教师。这个训练班设在杭州近郊黄龙洞，由陈仪向台湾电调台中农学院院长周进三做班主任。这个训练班直到陈离职时第一期还未毕业。陈还在他任内的最后一次省务会议上，提出划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给师资训练班使用。（2）督促各县筹办农民学校的工作——主要是征用大片土地，准备房屋。对于学生只计划招收亲自耕耘的农民，以便师资训练班结业后即在各县开始办学。（3）农民学校的教育方针，表面上是下列十六字——“改进技术，提高文化，即学即用，用中再学”，实际上是准备组织农民，实现陈仪“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主张。陈仪的想法，周一鹗曾为之奔走鼓吹，在一次对师资班学员的讲话中说：“农民要求土地是合法的，因为孙中山的主张是‘耕者有其田’。如果农民起来革命，即是合法的革命。”周一鹗得到陈仪的支持，有一次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要求他去讲农民学校的情况时，他第一句话就说：“有人说，办农民学校有政治作用，不错，这话很对，总理说：‘政治是办理众人的事。’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陈仪当时办农民学校，引起国民党省党部和省参议会的反对，说有“政治作用”。意思说陈仪想走共产党的路，打算组织农民做政治资本，而CC派和军统则是最怕农民组织起来的。至于垦务委员会则只是计划了一套三门海涂开垦方案，打算采取洗咸养淡办法来开发浙江三门湾海涂。由于资金、人员、材料一无着落，结果是一事无成。

　　设计考核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为了实施“行政三联制”所规定的一个常设机构。实际上只是印制几种报表，装饰门面而已。陈仪到任后，强化了这个机构，要其负起“浙江十年建设计划”的起草责任。先由各厅、处、局、会提供基本情况，再交沈铭训（仲九）以苏联几个五年计划为样本，整理出一份底稿，由钱履周进行文字上的整理。这个计划直到陈仪被免职前的一次省委会上才提出通过。陈仪在会上说：“以今天的时局和财力论，这个计划的实行是有困难的。但我们有了这个计划，至少可以留给后来的人做参考。”当时听到这些话的人，都感到愕然。在这个“十年计划”起草期间，有一件事引起人们的注目。即浙江省府正式办了公文给南京外交部，要求电致东欧波、捷、匈、罗各国，请这些国家提供战后建设计划。结果只弄到一份波兰的战后建设计画文件，是美译本，抄袭了一些。陈仪当时对苏联的建设计划，也极感兴趣，有一次他看到“大公报”上登有关于苏联建设报道的书籍的出版消息，他即刻打电话通知部下去买。实际上此类报道，都是国民党人赴苏参观的报告，如立法委员陈伯庄所写的“苏联经济制度”之类。要想通过这些东西来了解苏联建设的实际，真可谓“缘木求鱼”。

　　陈仪当时在思想上是倾向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做法。有一次我因浙江省垦务委员会草拟工作报告等事项去见他时，他问我有未看到当时出版的一本有关苏联情况介绍的书籍，接着又说他认为英国采取的办法做得比苏联好。那时“中英文化协会”出版的有关英国“合作社”、“英国国有化”等小册子，推行颇广，引起了他的兴趣。

　　国民党统治下的省主席，例兼全省保安司令。省保安司令部的“警保处”是由“保安处”和“警务处”合并的。当时浙江省警保处处长是毛森（原名毛鸿猷）。陈仪在闽时期，毛任福建省福州市警察局督察员，是福建省军统特务张超的心腹。张超在闽被陈仪枪杀，毛时刻不忘替张报仇。由于他反共有功，爬上了浙江警保处长一职。陈仪回浙主政，他继续任职。陈对毛森的印象极坏，向不假以辞色，两人矛盾日益尖锐化。一九四八年的初冬，毛森为了加紧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浙南温州一带向他的党羽“指示机宜”、搜取情报。随后一下子就抓了一百多个“犯人”，回到杭州，毒刑拷打之后，他给陈仪上了一个签呈，列出名单，说这些人的罪状是“奸党”或“奸党嫌疑”，要求陈仪批准将这些人一律枪决。陈仪看完签呈后，批了“一律送政治犯反省院”几个字，交还毛森。毛森坚持非枪毙不可，陈仪则坚决不答应，纠缠了半天，毛森讨价还价地要求陈仪准将名单前有“重大嫌疑”的二三十人予以处决。陈仪仍是不肯，毅然地对毛森说：“照我的指示办！我负责！”毛森愤然退出主席办公室，手里拿着签呈向秘书长张延哲大发牢骚。离开秘书长办公室时大肆咆哮喊道：“这种警保处长再干下去不是人！”不久“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成立，毛就去汤恩伯那里当第二处处长。第二年，陈仪在杭交卸后回到上海的第三天，他带了二十多名军警，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到陈仪寓所，割断电话线，把陈仪囚禁在家里，后来又押去衢州。事后他得意忘形地到处告诉人说：“我替张佑民（张超）出了一口气！”

　　在毛森离开浙江省警保处前，陈仪和毛森还闹了一次口角。有一天中午，陈仪乘车经过杭州，看见一警察坐在岗亭里打盹，连他的汽车驶过都不理会。陈仪一发怒，回去立刻打电话质问毛森，要他着实整顿杭州警察“风纪”。毛森接着电话，也没好气地回答说自己事忙，除了警保处工作外，在上海还另有特殊任务；说杭州警察风纪，要市局来负责，他实在管不了许多。不久他就向陈仪请一个月的假，说是上海方面有重要公务须他亲自去处理。陈仪懂得这是毛森倚势作态，也毫不客气地批了“准予长假”四个字交由秘书处批复。后来不知由何人出面转圜，这个批复才被留下。但毛森终于走了。

　　当时在浙大教师中，有的同我们经常往来。杭州刀茅巷的浙大教授宿舍，尤其是经济系主任严仁赓教授的家里，我们去得更为频繁。在他家里，我们时常偷听延安发出的消息。有一晚我们听到了中共中央公布的战犯名单，一面听一面笔记下来。我们当时觉得奇怪的是那份战犯名单，国民党各省政府主席大都名列单上，偏偏没有陈仪。第二天，钱履周将这件事告诉了陈仪。不料陈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抄件，对钱说：“我已知道了。这件事可能闹出问题来。有我名字对我反而有利哩！”原来陈仪每晚都派有专人替他收听并抄录延安发出的电讯，向未间断。

　　记得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突然发来一个密令，说在这次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了一批飞机，叫各省赶紧做好防空准备。在省府会议上，秘书长张延哲宣读了电报后，出席的人都吓呆了，面面相觑。当时一向吝啬的财政厅长陈宝麟忽然变得非常慷慨，说：“目前财政虽然万分困难，但这一笔防空费用，一定设法拨济。”他话音刚落，陈仪却大唱“反调”，从容地说：“共产党不是日本人，我们不能以对外作战的办法来对付。国内的军事防空没有必要，可以缓办。”

　　一九四九年元旦，浙江省府举行新年团拜。一开始，陈仪站起来致新年贺词，他说：“新年开始，我们要去旧迎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今天总统发表文告（指蒋介石为保存力量发表的求和声明），说明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中国总要革命，新的总比旧的好。辛亥革命后，比清朝进步了。北伐成功后，中国又比北洋军阀时代进步……”最后他又重复了一句说：“新的总比旧的好！新的一定代替旧的。我们庆祝新年，我们一定要去旧迎新！”他这一段短短的新年祝词，大家都感到新奇。接着，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参议会议长张强就站了起来，大叫大喊说：“迎新必要反共！……”

　　在我记忆中，曾有几个“要人”访问过陈仪。一个是李宗仁，他是在当选了副总统后和他的妻子郭德洁带了一批随从人员来杭游览的。国民党省党部、浙省府和省参议会的首脑们在陈仪官邸联合设宴招待，并邀请了一些“社会贤达”作陪。李宗仁即席演说，大唱“反共”高调。省参议长张强也站了起来，大加附和。马寅初先生当时应邀参加，见状即拂袖而去。

　　其次是蒋经国。他到杭州时，陈仪请他在家吃晚饭，还作了长谈。那时正是金圆券开始贬值，国民党向民间大肆搜刮黄金美钞时期。上海市面秩序混乱万分，而杭州比较之下相对安谧。蒋经国的来意，是要求陈仪支持他在上海的做法，在浙江维持金圆券的信誉不坠。

　　再其次是张群带了妻女同来。当时陈仪正要动身去南京开会，所以只招待了张一顿饭就出发了。张群留杭住了四五天才回上海。他过去的老上司吕公望（张早年曾任吕部副官）访张长谈。

　　又有一次，陈诚来访陈仪。陈诚去后，陈仪对他的亲信透露了两句话：“辞修（陈诚号）头脑太硬了，有的话听不进去。”那时陈诚正被蒋介石遴选做台湾省主席，特地找陈仪来了解台湾情况。

　　此外专程来杭向陈仪讨教的还有一个李良荣。他是陈仪兼任驻闽绥靖主任时期的部下——八十军军长，为陈在闽时所赏识的“爱将”。李来杭时已被蒋内定为福建省政府主席。他先到杭州向陈讨教，还打算要求陈仪将陈素所信任的行政干部借调数员去福建。结果陈仪只举荐了袁国钦。

　　以上都是蒋介石未离南京前的事。后来蒋介石又托称不做总统，要“下野”了。在离南京的前夜，就电话通知了陈仪，说要经过杭州回奉化去。这时忙煞了省府秘书长张延哲和杭州市长任显群，纷乱了好几天才把蒋介石送走。陈仪除照例迎送并设宴招待外，陈曾劝蒋出国一游。蒋告陈：“请去奉化玩玩，一切以后再谈。”这就是蒋陈之间见面的情况。

　　自从蒋回奉化以后，经过杭州去奉化的人就多了。但这些人一到杭州就直奔奉化，一般都来不及再去探访陈仪。徐学禹是陈仪的旧部，那时期任招商局总经理。他是由奉化回杭时去见陈仪的。徐当时趾高气扬，相当神气。

　　最后访陈仪的是翁文灏。他到杭州，当晚，在陈仪家里晚餐。次晨翁正准备上车到奉化，浙江各报已登出了浙江省政府改组，陈仪被免去本兼各职的新闻。钱履周在翁上车前赶到旅邸，报纸刚刚到手，彼此都因这次浙府改组的事来得突然，感到莫名其妙。翁对钱说：“我昨晚深夜才离开陈家，陈主席对这件事一字也没有提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除了以上这些人外，秘密来杭访陈的只有一个陈铭枢。陈自然是奉命来谈起义的事。当时民政厅长杜伟和陈是保定军校同学，曾悄悄地招待过陈铭枢。

　　陈仪在杭州的住所，向有一班警察担任守卫。平常有客来访，站岗的只问一声就通过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我离开杭州请假回闽。不久杭州警察局就突然将守卫岗警换了一批，借口保护主席官邸，对出入人员严加盘诘。但住在官邸的人还没有察觉。有一天常住杭州的陈仪旧部胡允恭到官邸来找钱履周，被岗警拦在门口，一再盘查，并要胡拿出名片填写访问单。胡发觉情况有些异样，就扬长而去。第二天胡遇到了浙省府主任秘书李民本，把这情况告诉了李，李又告诉了钱履周。经过钱等人的追查，并得到许多来访亲友的证实，才知道岗警已被秘密更换了多次，而且是分批陆续更换的。钱正想迁到外边居住时，报上登出了浙省改组的消息。

　　陈仪交卸那一天（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杭州的进步人士在太平洋电影院为陈仪开了一个欢送会。任显群、钱履周、周一鹗、张延哲等都被邀请在内。在主席致了欢送词之后，陈仪走上台去，简短地说了几句表示谦逊感谢的话。最后他强调说：“世界不断革新，时代的巨轮总是前进而不后退。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说到末一句时，他提高了嗓音，全场震动，在座的杭州警察局长吓得面无人色，深怕台下会有什么反响。欢送会结束后，任显群随着陈仪夫妇乘车离开杭州，当天抵上海。第三天陈仪就被毛森奉蒋令拘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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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陈仪主浙时的几次谈话（洪集成）

　　陈仪主政浙江省，从一九四八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仅七个月。在此七个月内，他召见我四次。现将召见时的亲历事实，追述如下：

　　第一次召见，是他到任第七天（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星期五下午，在省政府主席会客厅召见的。这次先后召见的有张亨（黄岩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王希贤（黄岩人，陆大毕业生）、钦达（军校六期），还有一位姓名俱忘，连我共五人，职务都是“视导”。我是召见的最后一个人，差不多快下班了。陈仪一见我即问道：“你跟沈鸿烈主席多久？”我答：“我是去年七月间由中央训练团警政班毕业后分发到此的。过去黄绍竑先生主政浙江省时，我跟着黄先生在浙有八年时间。”陈仪又问：“我看了沈鸿烈任内移交下来的温州视导团的总汇报中有你草拟的一份‘关于温区军事机构调整和军事配备及防御工事的设置’，我看了，觉得太庞大，不实际，不适合目前环境的需要。我打一个比喻：一个人想做好一套衣裤，一定要以适体为宜，还要考虑季节和地区，所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穿短袄，就做短袄，穿长袍，就做长袍，穿绸就做绸，穿棉就做棉。你今拟的关于军事上的设置，重在构筑防御工事，筑多少碉堡，开多少壕沟，这其实没有用处。现在应着重恢复地方建设，经过八年抗战，地方遭受的破坏真令人难以置信，迫切需要恢复交通，繁荣市场，建设住宅，兴修水利，安定民心。今你反以搞防御工事为主，于民不利，于国无益，劳民伤财。派民夫、派款项，徒使老百姓怨声载道。以我之见，对军事上的措施，重在整编、整训，对开沟设堡，毫无用处。我说的这些，你听懂吗？现在我要你草拟一个以适合目前需要的，作为统一指挥的军事领导机构——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编制。”他说完这句话，就拿出中央颁发的编制表一份，说：“你就在此会客厅草拟吧！”我就在他对面桌子上，拟订了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编制。拟就后，他看了一眼，说：“你另抄一份带回去，和王云沛处长（此时王是警保处长）、蔡××、叶苕中连你，再加研究。”隔了五天，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成立，人员如下：司令陈仪，副司令王云沛，参谋长蔡××，参谋处处长叶苕中，副处长洪集成，警保处处长毛森，副处长揭锦标，政训处处长汪浩，军法处处长孙宾，视导室主任徐式（或玺）。

　　一九四八年八月初，在上仓桥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室，陈仪第二次召见我，在座的有王云沛副司令。陈仪说：“中央催促速即成立浙江省戡乱工作指挥组，但如按照中央颁发的省戡乱工作指挥组编制，实在庞大，不适合浙江省现况，我正和王副司令研究中。况且这个机构的人员，全以调用为原则，只要保安司令部提出一点办公费，人员可由衢州绥靖公署、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等三方面调拢来。至于这个机构的指挥性质，我认为不要进剿和商同邻省包剿，更不要随便逮捕人，应全以宣抚、策反为主。我原想交由省党部派员专事宣抚、策反工作，因张强、罗霞天、方青儒、吴望汲等意见不统一，他们各自施行一套，我想还是由绥靖公署派员主持其事。我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想起黄绍竑先生主政浙江省时，将‘浙江日报’社长张强解职，改派严北溟先生接替，至今成为美谈。再说军事干部人员（浙保团营长或司令部科室人员），有些是宣铁吾旧属，有些是俞济时旧属，王副司令，这你可以看到。所以司令部人员和团营连人员，均未安置妥善。”说到此，停了一停，看他内心似有无限沉痛，转过头又向我说：“中央颁发下来的省戡乱工作指挥组编制，完全不适合浙江省地方治安需要，你即另拟一个，以有助益于国军和保安部队联系工作就可以了。但是着重做好宣抚、策反工作。”我即面拟浙江省戡乱工作指挥组编制，而且硬性规定隶属于省保安司令部。每个专员公署（即区保安司令部）成立戡乱总队，总队长由区保安副司令兼任或另行报请专任，总队部人员由区保安司令部人员调用。下设若干戡乱中队（两县一中队），中队长由县警察局长兼任，部队人员由自卫队抽调四五十名，警察三四十名。每县成立县宣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县长或秘书兼任。我就这样拟就一个编制。陈仪看了即说：“办公室除设主任一人外，应添列秘书一人。至于区总队的编制，应由各区保安司令部自行规划拟定，报省保安司令部备查即可。你虽这样拟就了，亦须等待衢州绥靖公署派员来省后，再与所派人员共同商酌，才作决定。”不数日，衢州绥靖公署派毛森来了，并带了一个特务连。我把所拟的编制给他，毛森说：“很好，就这样委任人员。”后由省保安司令部人事室在“日日命令”上委派了各级人员。

　　陈仪第三次召见我，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间，地点仍在本部司令室，原因是为了我释放了一名嫌疑分子、某学校老师洪某某（淳安人），他是被驻杭州的第八区戡乱总队逮捕的。这位洪老师是保安司令部上校秘书周廷洛的小儿子的班主任，经周的请求，并经毛森面许而释放的；可是毛森面报陈仪时，却不这样说，原因何在，我亦不知。这次召见，气氛很严肃，他一开口就说：“当一幕僚人员，应以服从主管为天职，不能蔑视主管，像你对毛森的这样态度，是不对的。经查虽未受贿而释放，亦属不是，你说说看。”听了他一顿责备，我即告以毛森是我的学生，是浙江警官学校四期生，当警校校长王固磐卸任由赵龙文接替时，我曾是他受训队的区队长，他至今对我还很恭敬。陈仪听我这么一说，态度有些变化。我即讲了下面这段话：“毛森来浙江，要大展一番鸿图，似欲利用这个机构，争取浙江民心，但事与愿违，百姓怨声载道，恨之切骨。例如他纵使驻在杭州和富阳一带的第八区戡乱总队队长胡朴人，随便对人恐吓并逮捕稽审；驻在金华和东阳的第四区戡乱总队队长金烦新，更是扰乱地方；驻扎在江山第五区戡乱总队队长毛×和驻新昌第七区戡乱总队队长李××，虽未闻有扰乱地方安宁之举，可是经常派员到所辖县府派款派粮，种种不法之事，实不胜枚举。至于各县应成立的宣抚策反委员会，都在袖手旁观，这些毛森毫不过问，我屡次告诉他，他都不理，反说我爱管闲事，太啰嗦。现在请主席把我调回参谋处。”陈仪听了我这番话，只说了声“你先回去。”到了十月初，我被调回参谋处工作。不久，浙江戡乱工作指挥组的机构也撤销了，毛森调上海任市警察局局长，庄心田继任本部警保处处长，就在此时，国共双方和谈正式开始。

　　陈仪第四次召见我，时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吃晚饭后即往他的公馆会客室，他笑容可掬地伸出右手和我握手，这是他从未对我有过这样的礼遇，我很诧异，反而有些坐立不安。他笑眯眯地对我说：“打是打不出头的，过去冯、阎、桂系，也曾与中央互相火并，结果仍是言归于好。今中央派张治中等四人为和谈代表，赴北平进行和平谈判，我相信双方都很愿意携手言好。昨接南京黄绍竑部长（内政部长）回电……”说至此，他将已译好的电文递给我看，上有“可派洪集成来”等语。他又继续说：“他们每位代表，可带三个顾问，我听到这个消息，就拍电报给老黄，我急需要了解北平那边情形，拟派一人随黄同去，因你与黄部长共事多年，所以推荐你去，你准备即日动身到京。明日你到司令部向王副司令要取公函，公函上要写明是派你到南京警备总司令部去充当联络员，给你本部高级参谋的名义，这一点你必须记住。”他说完了，又和我握手作别。第二天，我即派人把家眷送回浦江去。上午十时，到司令部，走进王副司令办公室，蔡参谋长、叶苕中处长、还有参一科科长周新都在等着我，谈了一些与南京联络的注意事项，接着参二科（情报科）汪科长也来了，十一时半始散。庄心田处长见到我，邀我坐轿车到他寓所，同吃午饭。因他老婆住在上海，约我明晨同赴上海，他是去祝贺毛森荣任局长之喜。午后我到省府见了陈仪，向他报告我决于明晨与庄心田同赴上海，顺便往毛森家道贺，然后转往南京。陈仪嘱以“路上有伴，很好，但不要在沪多住”等语。翌晨，与庄心田乘车到沪，先到毛森家道贺，吃了午饭。第二天，我乘车赴南京，因路上军运频繁，直到正月初三日晨始抵南京。当时旅馆饭店都没开市，我雇了马车到孝陵卫，找到警备总司令部，留守主任是张光宇，总部副官处长是我六期同学，他安顿了我的住宿。当天，我就去找黄绍竑部长的公寓，只见门上挂了锁，问邻居，说黄部长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已迁往上海。我即向杭州挂长途电话，直到第七天才打通，王云沛副司令接电话。我告以“南京夫子庙一带纸扎的花灯沿街放满，可是南京的各机关纷纷搬走，几无一留，前线仍在停战，没有动静，我准备回上海一趟。”王同意。直到（农历）十七日我才成行。一路上非常拥挤，（农历）二十二日晚搭上车，（农历）二十五日到上海。适毛森把上海警察局的老干部和新干部都集中在意大利大使馆的俱乐部里整训，名为警察干部训练班。那地方很宽敞，毛把我安置住在这里。我就查询黄部长行踪，一连查了五天，始悉他已往北平，这样，我只得在第二天赶回杭州。到杭州后，又得悉陈仪已下落不明。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省主席已由周嵒接充。我亦随之解职而去。

　　回忆陈仪主政浙江的九个月，我深感他确实有一颗爱国之心。当他听到国民党派出张治中等四名和谈代表前往北平时，他那种喜出望外的欣慰神情和期待心境，至今犹在我眼前。他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希望国共携手合作。这与他后来为避免乡梓遭战火，决心响应起义的举动是一致的。虽起义未成身先死，但陈仪将军的爱国精神与最后的抉择，是值得后人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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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建设与陈仪的设想（贡沛城）

　　一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在重庆举办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一期，我是该班学员。最初班主任是张厉生，后来由陈仪接替。我们师生朝夕相处了半载。

　　陈仪中等身材，体躯坚实，精力充沛，服装整洁，仪态严肃。自他任职后，经常深入班内，同学员进行家常闲话般的谈心。在这半年中，陈仪曾与我五次恳谈。

　　我没有进过中学大门，高小未毕业，仅学了三年中医，读了一年县立师范速成班，后考入南京高师。工作十多年后，靠自学考入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陈仪第一次与我恳谈时，肯定我在学习中的坚强毅力，又特意告诫我莫因此而过份自信自负，形成执拗的心理状态。

　　他还饶有兴趣地询问大西北的情况，我向他详谈了两度留滞河西的经过与见闻。一次是带领参谋本部派遣的新疆旅行团，第二次是担任甘肃武威、张掖地区的行政督察专员。陈仪听了我对大西北的介绍，慨然叹道：“我国边区辽阔，情况各异，急须派遣更多的旅行团进行考察调查，汇集资料。这是参谋本部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是依靠这种不断的积累，当政者应具有这种远见。我深为你们半途而废惋惜啊！”这席话反映了陈仪目光远大，非一般政客可比。

　　二

　　一九四五年秋，抗战胜利，陈仪受命接收台湾。我亦于次年五月到杭州，那时沈鸿烈为浙江省主席，我任浙江省府委员。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中训团党政高级班同学、台湾长官公署财务处长张延哲来浙找我，他说：“公洽先生将来浙执省政，派我先行，想请贡先生蝉联省府委员并兼民政厅厅长一职。”因为我曾在浙西兼任过二年的省垦委会主任，又在杭州西部创办过归侨农场的缘故，对经济建设颇有兴趣。所以，我对张延哲说：“民政厅人事问题复杂，倘若陈仪能予我建设厅兼垦委会工作，这样会更有利于浙江建设事业。请你为我转达这一心愿。”没想到，第二天就获得了陈仪欣然允诺。

　　六月三十日就职后，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我请求调省府法制处主任曾子唯转任建设厅主任秘书，以协助我摸清厅属单位情况。七月十日上午，我单独谒晤陈仪于石涵路一号寓所，请予工作裁示。他笑容可掬地说：“充分引发旧人员的经验，重视他们的见解，这是继往开来的良好开端。”接着，我们谈到时局，陈仪忽然对我说起一些有关“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活动情况，并言及他在上海时曾在寓所里与“孙盟”负责人陈惕卢等人密谈。我始知陈仪对“孙盟”的情况早有了解，并愿意支持“孙盟”活动。便告诉他两年来“孙盟”在浙江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工作，其中包括派遣韩梅岭等人到香港与民革和中共负责人联系等内情。陈仪非常仔细地听完我的介绍，轻轻点头表示赞许。从他的言谈中，我感觉到他对中国的政局前途有清醒的估计与应变之远见。

　　他不愿意看到家乡再受战火袭击，他希望在这任期中做几件利民之事。他对我说：“我们应当拟定一份建设浙江的长期计划。先筹建一条轻便铁路，沟通山区与沿海的运输；加强推广稻、麦、玉米良种，优先发展桑、麻、茶、竹等特产；整顿渔市，改善渔民生活，这是建设厅当前最主要的工作。”他还说：台湾仅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与浙江相比仅三分之一。但台湾的经济繁荣程度超过浙江。日本人为了榨取台湾资源，广筑轻便铁路，深入山区，构成运输网络。浙江自然地理与台湾类似，山区丘陵绵亘于浙西南；东面临海，经济发展不平衡。我们理宜借鉴兴筑轻便铁道于山区，先恢复武义至金华五十余公里的铁路，这样，武义盛产的萤石（氟石）便可由水运与日本互换轻磅钢轨；同时供应国内炼钢需要，积累资金，再继续推广本省轻便铁路的建设。

　　我遵照这一设想，成立了浙江省轻便铁道筹备处，分别向浙赣路局借闲置的钢轨，并和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商洽拨发钢轨，力争先恢复武义—金华路段。待萤石能定期按量运到港口，便可和日本钢铁公司以及国内各钢铁公司签订贸易合同。

　　陈仪还准备敷设萧山至宁波镇海间轻便铁道。此线一经恢复，将改进宁波、镇海、象山诸港的吞吐能力。这一设想连同疏导萧山至宁波运河航运等工程都作为首期工程列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布的“浙江十年建设计划”中。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携陈仪亲笔信到南京，要求交通部部长俞大维拨给六十公里的钢轨。俞大维反复推说军情紧急，拿不出钢轨，他还说拟即通长途电话请陈主席恕宥。

　　我无可奈何地回杭复命，但陈仪仍乐观地认为：掌握了武义县大量质佳的萤石矿，用它换钢轨，是水到渠成的事，不必发愁。在十年计划中，可另辟途径，尽先自购钢轨。

　　陈仪早年主浙，抗战期间主闽，固而对浙闽沿海港湾岛屿、渔民的情况非常熟悉。浙江沿海渔民每次出海皆需大量资金购买食物、冰块、围网等，大部分渔民皆受制于高利贷，捕鱼归来又遭渔霸盘剥，所剩无几，渔民生活毫无保障。记得八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他感叹地说：“这些习惯于与大海风暴打交道的渔民，既是捕捞海鲜的能手，又是补充海上水手的可靠力量；平时是民，战时则是兵。可是，渔民吃了千辛万苦得来的海鲜，还得忍受大小渔霸的盘剥，以致生计毫无保障……我们不予解决，就是犯了渎职之罪呀！”陈仪指示我先从近处的宁波渔市场着手，以铲除渔霸的敲诈陋规为起点，然后逐步引导渔民自集资金，并请农民银行发放一些低息渔贷。俟摸索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后，再整顿沈家门、温州等渔市场。

　　八月下旬，我推荐鄞县训练所教育长李斐荣任宁波渔市场主任，负责整顿渔市场。整顿中，遇到地方上土绅、渔霸的激烈反对。但陈仪对改革社会弊端的态度坚决，毫不动摇地支持我们。

　　可惜的是，陈仪的建设计划以及种种改革的措施都未来得及实施就夭折了。

　　三

　　陈仪到杭履新之始，第一件“大胆”的政治措施，就是恢复农工民主党蔡一鸣等十人的自由。这十人是五月间被特务机关非法逮捕的。陈仪还接受浙大校长竺可桢的要求，以省主席名义命令陆军监狱典狱长陶礽，准予保释在押的二十余名浙大学生。我的好友浙大教授严仁赓曾为“观察”杂志撰稿，横议时政，被杭州市警察局列入“黑名单”，并受到威吓。陈仪知道后，召集省、市警官人员，训诫他们对学者、教授必须尊重爱护；同时训示各县县长不得乱抓青年学生，压制学潮。他甚至嘱省府法制室主任邵某，做好撤销浙江省特种刑事法庭的准备工作。他在当今之“帝乡”如此地“离经叛道”，引起了一贯拥蒋的杭州市参议会议长、浙江省党部主委张强等人的恼火，他们领衔到溪口，弹劾陈仪胆敢破坏特种刑事法庭，干涉军统、中统事权。张强从溪口回来，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一次省党政联席会议上，别有用心地问陈仪对时局有何看法。陈仪毫不迟疑地回答曰：“采取以人民利益为重，适应时局变化的方针。”席间，人们莫不为陈仪暗中捏一把汗。

　　春节期间，陈仪到溪口给蒋介石拜年。回到杭州，“东南日报”记者来访，陈仪斩钉截铁地说：“时局如斯，要有勇气认错，改过。一字以概之，曰：变！”他反复强调要“变”，无非是善意委婉地在敦促蒋氏以国计民生为重，改弦易辙。这种忠言，蒋介石是根本听不进去。

　　四

　　陈仪在主浙的八个月中，给予“孙盟”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一九四八年春，“孙盟”在南京龚云邨住宅（龚云邨——原贺耀组秘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本盟政治纲领，选出中央委员三十三人和各部负责人。明确当前任务是：“在蒋政权内部瓦解蒋政权。”

　　陈仪与“孙盟”负责人陈惕卢等人很熟悉，在他的支持下，浙江支盟成立了一些外围组织，如“浙江农村文化促进会”；谌小岑同志主持的“农工通讯社浙江分社”，团结了一大批基层群众。

　　我经常与陈仪闲谈“孙盟”的工作情况，并转告“孙盟”负责人陈惕卢、许闻天、高宗禹等人的意见：“现在的汤恩伯不同过去了，请公洽特别注意。”可这话没有引起陈仪的重视。有两次，我不避“疏不间亲”之嫌，劝陈仪不可过份信汤，陈说：“汤等于亲弟子，他听我的话。”

　　陈仪根本想不到，出卖他的正是这位“亲弟子”。一九四九年二月，蒋介石由奉化发密电给国民党行政院，改组浙江省府。陈仪交卸后二月二十一日返回上海。当时，我在上海借宿于施高塔路贺耀组先生家。晚上，参加了陈文瑛及婿为其父接风洗尘小宴，席间，我预感奉化老蒋不会就此罢休，劝陈仪即赴南京暂依李宗仁。陈仪说：“我与桂系向无瓜葛。”

　　二月二十二日晨，我趋谒陈仪，面告二十三日上午贺耀组前来访晤，请其稍候。翌日，贺按时去多伦路，发现有彪形大汉把门，始知陈仪已被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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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陈仪及其被扣见闻片断（侯定远）

　　一九四八年春，浙江省主席沈鸿烈鉴于浙江是蒋介石家乡，又是CC派的老巢，乡绅殊难应付，况且四明山地区临近奉化，共军游击队出没无常，倘若危及蒋介石安全，自己性命难保，风险实在太大。陈肇英、蒋鼎文、徐桴、胡宗南等人都在明争暗斗想当浙江省主席，沈决定辞职不干。

　　蒋介石经过考虑，认为陈仪在军界望重威高，有经验，富魄力，主浙能压众，于是邀请陈仪主浙。

　　陈仪迫于形势和情面，托辞不已而就任浙江省主席。他深知地方豪绅权势大，派系也根深柢固，因此抱定不轻易得罪这些人，但也绝不受这些人的任何干扰。他曾对秘书长张延哲、省人事科长郑国士说：“地方派系复杂，积习很深，不好办事，我们抱定廉洁奉公，不加重百姓负担，宁可随时卸职，也不能加深人民灾难。你们应督促各科室，平时要有准备，随时可以办出移交。”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辞去七十一军高参兼军官队队长一职，从沈阳回到上海闲住。看到国民党非垮台不可，不愿再迷恋官途，辞谢刘安祺、陈明仁等邀我任兵团参谋处长和副师长等职，同爱人到杭州看望生病的三姨妹。在离杭返沪的前一天，我们拜会了陈仪。在办公室里，他详细询问了关于东北情形。我直言相告：“将帅不和，军队无士气，士兵无斗志，团长以上将领都腰缠万贯，而士兵三餐不饱。文武官员，花天酒地，纵情求乐。东北矿山、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已关闭，机器被破坏，都市居民迫于军需供应，搜刮无存。军事上，从吉林到天津线上，处处被切断，四平已保不住了，现在郑洞国在长春起义了，东北只剩下沈阳、鞍山、铁岭、营口和锦州几个孤立无援的据点，迟早就会被各个击破的。”

　　陈仪很仔细地听完我的谈话，目光深沉地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地长叹一口气，轻声缓慢地说：“不能再打下去了。”“你打算怎样？”他忽然回头问我。我说：“不想再干下去了，否则将愈陷愈深。儿女都小，只想做点生意糊口。”他说：“你还年轻，这不是你的出路。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一个不是警察系统的人来帮忙我整顿一下警察。我在台湾就是吃了警察的大亏，他们借机敲诈勒索，任意打人骂人，甚至随便逮捕人，闹出了许多乱子，老百姓都归责于我。你知道浙江是我的家乡，在北伐时，乡绅就拥我搞浙江自治，今天，我当浙江省主席，绝不能让警察来毁我名誉。杭州警察之坏比台北更甚，积习由来已久，担任此事，职小而任务重，困难多。我知道是不合你意的，但为了要把这件事交给一个放心的人为我办好，这非你帮忙不可。”他一直不让我插嘴，又继续说：“会有许多困难和阻碍，你可直接找我解决，人事上由你作主，放手去做，出了什么问题，我替你负责。”“在适当的时期，我再找人来接替你，另调比较适合你的工作，你就不必推辞了。”他一口气讲完，使我碍于老上司情面，无法推辞，自违赴杭初衷，勉强地接受陈仪交代的任务。

　　十一月中下旬，我将原杭州警察局的保警大队，改编为浙江省警保处的保警总队，并扩编了两个大队。陈仪向我指示：“一、浙江省政府门卫由保警总队派队担任，只许徒手便衣，不许带任何武器和木棍。还有我的住宅区，也只许派便衣，屋门口的岗哨要撤除；二、杭州市巡逻交市警察局由巡官带警察执行；三、保安警察总队只负责社会治安，市区交通岗哨和车站及江河轮船码头的岗哨，另由市警察局派人会同宪兵共同担任；四、任何宪警不许镇压民众（包括工人、学生）游行示威，不许对摊贩（包括鱼、肉、菜贩）敲诈勒索和买东西不给钱，吃馆子不付款等，不得打骂黄包车夫，不准侮辱乡下进城的村民；五、没有命令保警总队不得随便调动；如发生了什么急事，警保处和警察局需要保安警察出动时，你可以说要主席手令或主席电话指示才行，绝不许轻易出动武装。这就是你的责任。”

　　当时宁、沪、杭线上的大城市，出现银元贩子从事黑市兑换，有暴利可图。财政厅以扰乱金融问罪，布告取缔。杭州市原驻有伤兵医院，这些伤兵常出闹事，加上前线败溃下来的散兵游勇，日益集多，他们常拥塞街头，公开叫兑银元。警察局认为有碍市区交通，力劝不散，于是派出警车和警察逮捕了一部分伤兵，引起伤兵不平，聚众闹事将警车推翻，并包围了警察局。警察持枪实弹，上了刺刀，紧闭铁门。伤兵与散兵多是战场兵油子，见状破口大骂，扬言要以手榴弹相抗，硬要警察局长出面赔罪。警察局周局长电告我要求加派武装解围，我用电话向陈仪告知实情，陈仪大怒，要我亲自赶赴现场解决，不许带武装，不许发生流血事件。

　　我赶到警察局，从一小侧门进入。然后在铁门内，当着门外群集的伤兵和散兵游勇的面大声斥骂巡官与警察，打开铁门，用和颜悦色的口气说：“今天的事情很对不起，因为局长不在杭州，下面办事的人不懂得，所以发生了很大的误会。本案不关我的事，我是保安警察总队长，听得你们双方有误会，特赶来为你们调解。逮捕的立即释放，银元分文交还。取缔银元贩卖，是政府的命令，南京、上海都一样实行，杭州也不例外。我是军人出身，很同情你们的生活困难，只要你们不在大街上贩卖，你们今后可以改到弄堂小巷去做银元生意，保证警察局不过问。你们看这样办如何？”

　　一场流血事件避免了。陈仪次日召集了杭州市所有警察系统的官兵讲话，很生气地责备警察局周局长，说不应该惹怒伤兵，警察对违法者只能劝解，不要随便捕人，并规定今后不准带枪上街。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后，沪杭线上兵荒马乱，物价早晚不同，随时暴涨，人心惶惶。当时受国民党欺骗，从徐州、淮阴、蚌埠一带跟随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溃逃下来的流亡学生达数千之众，他们以原学校为单位，由教师领队，分住杭州市各庙宇祠堂。学生中常因住地不够，发生争执而至互相械斗；或因衣食不足，举行游行，向浙江教育厅或杭州市政府示威。陈仪最怕学生闹事，要杭州市长任显群和我负责，把流亡学生生活、住所安排好。他们所需主副食品由市政府和杭州市商会协商筹集，一定要使学生吃饱，绝不许镇压，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在一月下旬和二月上旬，我和任显群常为此事疲于奔命，基本上满足了学生的要求，因而未发生逮捕与镇压事件。

　　约在一月中下旬，杭州军统站与浙江警保处配合逮捕了浙江大学几个所谓“异党分子”学生，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特种刑庭处理。据说一般送到特刑庭去的人，多是活的进去，死的出来，不是被活埋，就是用麻袋装扎，捆上石头，沉入钱塘江，无一幸免。所谓特刑庭，是专门用以公开杀害进步人士的地方。浙江大学查明了被捕学生下落后，立即向陈仪交涉营救。陈仪事前毫无所闻，得知后，立即电话询问军法处，该处答称是警保处送押来的交特刑庭处理。陈仪了解到是省保安司令部的谍报股执行了庄心田和章微寒（军统杭州站站长）等命令逮捕浙大学生，事前又没有向陈仪请示，故大发雷霆，立即令保安副司令王云沛保证这些学生安全释放，不得有任何伤害。一面告知浙大校长派人去领回被捕的学生，并电话召我去当面交代：“明天上午特刑庭要释放几个浙江大学的学生，你要做好一切准备，防止有人从中破坏（指军统），街口巷口多派便衣监视，禁止闲杂人等停留，并派便衣警察暗中护送被扣学生安全回校。”

　　浙江大学组织了庞大的师生迎接队伍，并高举着横幅，高呼“反对内战！反对物价上涨！反对饥饿！打倒新军阀”等口号。于是杭州城街头巷尾，满城风雨，市人互相传告“陈仪释放了共产党”。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真是特大奇闻！杭州的军统、中统特务，借此事大肆诽谤陈仪，告其“通共”。

　　蒋介石自“元旦文告”下野后，一直住在奉化，遥控南京，当然密切注意陈仪在浙江的一切动向和发展。听到陈仪释放浙大共产党学生后，即电询汤恩伯沪杭防务设备如何，并特别指示汤恩伯亲自到杭州布防。

　　在此之前，汤恩伯曾往返杭州、上海之间多次，与陈仪商量杭州布防问题，准备调一两师人来加强杭州城郊工事设施。陈仪推辞说：“只要你们在沿江沿海能守住，杭州还用得着打什么仗？杭州素来是历史文物重要地，并非兵家要地，何况是国际有名的风景区，花园都市，无论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都未遭战争破坏。我是浙江人，在孙传芳时代我就受杭州父老之托，要使杭州免于战火，难道我今日能忍心见杭州百万乡亲和历代积存下来的名胜古迹付之炮火之中。希望你不必再提杭州布防事宜。”汤恩伯一向对陈仪恭恭敬敬，从不违抗陈仪的意旨。原来想把从天津海运逃回上海的国民党二〇八师和青年军预干局的几个直属大队调驻杭州，因遭陈仪拒绝，改驻宁波、嘉兴、平湖一带，借保护总统安危要紧并抽其一部分驻奉化作卫队。

　　杭州的军统特务知道了不设防的措施，造谣说陈仪与共产党通气。因此更引起蒋介石对陈仪的恐惧与疑虑，对陈仪也就更加监视与防范了。凡是每个去访见陈仪的人都有特务盯梢。

　　陈仪与汤恩伯的关系很深。陈早年曾资助汤一百元光洋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又推荐其到南京总司令部当少校，后调到中央军校六期当大队长和上校教导总队长。一九三二年，陈仪又向何应钦推荐其为八十九师师长。汤恩伯视陈仪为亲生父。这就是陈仪后来敢于大胆给汤恩伯写信主和迎接解放军渡江的因素。陈仪素来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被他重用，任何人想从中挑拨离间，是无济于事的。

　　十七日清晨，“浙江日报”发表了国民政府任命周嵒接替陈仪任浙江省主席。陈仪知道了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诉张延哲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情，我早已作了准备，随时可以移交。限你两天内把省政府各部门的事务交代清楚，我决定十九日举行移交典礼。”十八日上午，我去陈仪家中，告诉他我已经向警保处辞去保警总队长的职务，日内也可移交清楚。他说：“你不干了，也好。明天移交典礼完后，我即回上海家中。你赶紧办清移交手续后，来上海找我，我还有事情要你帮助，希望你在杭州不要耽搁。”显然，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密谋已经泄露。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在省政府礼堂举行移交典礼，仪式很简单。半点钟后，陈仪由杭州市长任显群（任同时辞去杭州市长职）陪同来到太平洋电影院，参加杭州市各界人士自发组织的盛大欢送会。陈仪向群众告别后，即分乘三辆小汽车，由任显群夫妇陪同循沪杭公路向上海进发。从太平洋电影院到艮山门外笕桥一带，沿途街道挤满了欢送的群众……

　　陈仪的汽车进入上海时，即被特务车辆前后左右跟随着，一直跟踪到北四川路陈仪的家门，随即将陈仪软禁起来。对来往于陈仪家中的人，准进不准出。当时从杭州到上海去看望陈仪的人，被株连的不少。后来，陈仪家中做工的娘姨，借上街买菜的机会，把消息传给任显群和陈仪的兄弟陈公亮等人，要他们派人送信到杭州，所有事前相约到上海会晤的同事和朋友，一概不要去他家，以免遭到牵累。我是由沈仲九的爱人（在西湖长堤某女子中学任校长，湖南平江人，早年留学过日本，与陈仪有亲戚关系）当面告诉我的。

　　随后，蒋介石准汤恩伯之请，将陈仪秘密押送衢州原汤恩伯总部。该总部尚留副总司令张雪中主持一切事务，并有总部直属的一个特务团，团长名朱丹，衔少将，湖南人。陈仪被囚禁一小楼中，四周戒备森严。我曾派人侦察多次和向该特务团官兵作试探活动，均不得要领，无法动手。况陈仪年岁已高，平时行动迟缓，加上个性倔强，难接受劝告，亦不敢鲁莽行事。后因人手不齐，我虽作过劫狱的准备，却终未能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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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解放前夜的陈仪（杜伟）

　　一九四八年六月，我在温州行政督察专员任内，突接陈仪来电邀我去上海面谈。我因到差不久，待理事繁，一时不能远离，拟先到温州各县视察后再去上海。据此电复陈仪，陈再来电促行：务必速来上海面谈。我就不再犹豫。途中，看到报上发表他已被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我也被任为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我到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三十五号陈仪家中和他会面，他首先说：“请你帮忙！”我谦逊未遑，接着问他此番去浙，在政治上采取什么措施？他说：“在政治上想效法东欧民主国家作风。”谈到军事，他认为比较棘手，呆了一下，接着又说：“汤恩伯对保安团队有办法，可以掌握调遣，他愿意帮我负责。政治上悉听我的主张，已保荐他为衢州绥靖主任（事后得悉，衢州绥靖主任原内定蒋鼎文充任，陈去力争，始由汤接任）。”当时我们还谈到CC在浙江的势力根深柢固，应付不易。他说：“不必顾虑，你从中联系联系就是了。”一面催我先赴杭州准备接事。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我们同时在杭就职。这一届的浙江省政府委员除我们两人外，尚有张延哲（兼秘书长）、陈宝麟（兼长财政厅和省田粮处）、李季谷（兼长教育厅）、贡沛诚（兼长建设厅）、钱宗起、周一鹗等。陈的老友、历年都充当他的智囊的沈仲九也同来，但不挂任何名义。新进人物任显群、高良佐等，分别担任省、市要职。其他省府内部人事，更动不多。

　　七月初旬，陈仪单独接见“东南日报”记者时发表这样的谈话：“我这次回浙是倦鸟归林，新陈代谢，应该是退休的年龄了，还要我们这批老朽出来干吗？无如蒋先生坚决要我重作冯妇，我不得不来。我自问平素还能注意多看一点新书，总感到形势比人还强。物极必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如今实在是非变不可的时候了。你要我说，如今我还说不出一套；仔细想想看，不说也罢，我们绍兴人惯说‘且看’，等着瞧，好吗？”从这番谈话可以看出陈仪当时的心境了。

　　在这段期间，陈仪事必躬亲，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在工作，中饭多半是在办公室里吃的。钱宗起、周一鹗、高良佐等，整天要伺候着他。这是他的老作风。那时正当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引满待发，经济上处在金圆券改制前夕，南京政府面临军事、经济大崩溃，可是还想苟延残喘，作垂死挣扎。陈仪的老友张群虽则也在说要“变”，但只是口头说说而已。陈仪认识大势比较清楚，他说要“变”，倒确是预备着若干举动的。问题在于当时浙江在蒋介石严密的控制之下，绝对无法说变就变。在我日常和陈的接触中，深深领会他的内心是苦闷的。

　　当时全省各县，CC和军统特务控制极严。由于汤恩伯的保荐，有名的“三毛”之一毛森（汤的死党，另外两个是毛人凤和毛万里）以军统特务身份充当省保安司令部第二处处长，到差后疯狂捉拿他心目中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在杭州市区不幸被捕的，多数被押赴艮山门外活埋；有的被送往外县处理，嫌疑较轻的则暂时在各县政府寄押。我记得郭春涛有个侄子，在浙做地下工作，也被捕去，胡允恭托我代查下落，我私询保安处长王云沛，他调查后告我：确实有个郭某被捕，但人已不在省城，被带到金华方向去了，确证不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陈仪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先到浙西各县查一查当地未决政治犯的处理情况。我到十月份带同胡允恭、民政厅应占先一共三个人，从杭州出发，周历浙西长兴、吴兴、德清、嘉兴、平湖、海宁各县。由胡允恭负责检查在监犯人名册，尚无青年学生和中共地下工作嫌疑人员发现。同时，我对各县县长传达了陈的指示：切勿乱抓青年，压制学潮。另外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疑难，我都一一秉承陈之意旨作了答复。经过十多天，任务完成，我们一行返杭复命，陈表示满意。

　　一九四八年五月间，在沈鸿烈任内发生的农工民主党浙江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蔡一鸣等十人被捕一案，搁置多月，迁延未决。陈仪到任不久，就迅速了结，蔡等十人都恢复自由。浙江大学教授严仁赓经常为“观察”等刊物写文章，被杭州警察局列为注意对象；陈仪有一次对警察人员训话，吩咐对学者、教授要尊重、保护。有一次特务头子毛森和CC分子协同逮捕浙大学生有共产党嫌疑的二十余名，送押陆军监狱，陈仪获悉，立即接受浙大校长竺可桢的要求，以省主席名义下令典狱长陶礽即行予以保释（按特务捕人，向来省主席不能干涉）。他还准备撤销特种刑事法庭，派省府法制室主任邵某负责联系，这都大大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他却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当时在省政府内的中统特务俞嘉庸，娄子匡和军统特务毛森之流，不敢在杭州市乱捕人，但在外县仍横行如故。

　　在经济方面，当时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吏都在大抓黄金美钞，但陈仪很少染指。他没有子女，以其兄之女为女，家庭极其简单，自奉也较俭约。但他的亲信任显群之流，却是贪污能手。在他任内，关于经济行政的措施，首先是成立一个省物资运用委员会，由任显群负责主持（任后又继杭州市长）。据说是为了收购物资，控量制价，保证供应，调剂有无，事实上完全相反。其次是充实省银行，由老友斯烈负责主持，并与金润泉（与陈私交甚笃）密切联系，取得中国银行的助力。第三是缩小省田粮处，另组省、市民食调节委员会办理粮食问题，但这问题没有搞彻底，原任田粮处长陈诒（朱家骅系统）虽走了，下面的骨干仍没有大动，勾结粮商，从中舞弊，一切还是老方一帖。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李济深由香港派郑文蔚持函来杭联系，信是写在一张白绸片上的，胡允恭给我看过，大意是：北方傅作义维持北平秩序很好，希望公洽先生一致行动，及时响应大军渡江。陈仪其实早有此打算，接信后，曾电傅作义询问北平解放经过，得到怎样的答复，我不晓得。当时我曾建议：恢复浙东、浙西两个行署，以浙东行署与中共括苍、四明、温州地方党挂钩；以浙西行署与中共苏皖地方党联系。陈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他说：“上面既有联系，自然会通知下面的；下层工作很难做，特务很多，我们只走上层的一路就是了。”

　　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隐身幕后，“退居”奉化。李宗仁上台，酝酿和谈，欺骗人民。有一次陈仪同我闲谈，他说：“和谈代表的人选很难找，五个代表我只想到两个：邵力子和张治中，其余三人我想不出。”我说：“白崇禧、黄绍竑也少不了，你是中间派也相宜，可能膺选。”他说：“我与桂系向无渊源。”

　　一九四九年春节，陈仪去奉化向蒋介石拜年，适陈立夫也在那里，负责策划“机要”。临别时，俞济时出示已经有省市“官长”签名的拥蒋再起的通电稿（此稿未公开发表），陈仪看了之后，表示同意，却未签名。他回杭后，“东南日报”记者立即来访，陈仪表示：“国事至此，要有勇气认错，要有勇气改过。”奉化方面看到这个消息，认为陈仪这些谈话是针对蒋介石而发的。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各方纷纷准备“应变”，“东南日报”记者又一次来访，询陈作何准备？他说：“拿什么东西来准备？船到桥头自会直！”这更遭奉化方面的大忌，CC和军统特务尤为不满。也是在同一期间，蒋经国从奉化专程前来看他，试探虚实，他竟毫无顾忌地说：“你父亲最好暂时到南美去休养，等形势的变化；如果将来对他作出适当的安排，再请他回来。”显然，他对和谈是衷心盼望其成功的，这固然未免天真，而且这种话也太不像“老谋深算”如陈仪这样的人说的。然而事实上他毕竟这样说了。

　　那个阶段，陈仪是有所准备的。可是环顾周遭，并无可调之兵与可遣之将，缺乏傅作义所具有的条件，而且杭州的环境也不及当时的北平。他也估计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来浙之初，早已预布了一着棋——汤恩伯。他对汤恩伯深信不疑，以为汤是他多年培养、一手提拔、亲如子侄，可托腹心（汤于陈抵浙之后，出任衢州绥靖主任，不久，济南就解放了，他随即建议要求把全省专员一律调由武职人员充任，陈即答应汤的要求。一时汤介绍的新专员有七个之多，都是他的自己人，陈照单全收，一一发表，此后汤即经常留沪）。陈仪先曾以电话约汤来杭面谈，汤借故一再推诿，而形势又日趋紧张，是他认为非干不可的时候了。他虽也经人劝告，汤为人未必可靠，不宜推心置腹，须谨防被他出卖，陈却置之不理。就在年头岁尾，他派外甥丁名楠携带所提条件和自己的亲笔信去沪晤汤，并授权丁名楠：如所谈之事有眉目，可就近和中共组织联系。胡允恭、丁名楠两人分头出发，丁抵沪即与汤恩伯见面，汤看过陈的亲笔信以后，表示很好，当约丁留沪，在警备司令部挂一上校秘书名义，从中策应。同时又问起：“还有一位姓胡的为何不来？”丁答以不日约胡同去。由于胡允恭对汤恩伯这个人不放心，抵沪后没有去找汤恩伯，就近隐蔽下来了。胡、丁两人于是失却联络。汤恩伯既得陈仪密信，一面摄影寄行政院（据曾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祝绍周见告，他在南京晤何应钦，何从皮包内出示陈仪致汤密信的原件照片，还说公洽真糊涂），一面把原信送给奉化蒋介石告密。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根据蒋介石从溪口发去的密电，行政院会议通过：浙江省政府改组，主席陈仪，秘书长张延哲，民政厅长杜伟，建设厅长贡沛城，委员周一鹗、钱宗起等一律免职，任命周嵒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我当日见报后，急忙去见陈仪，问他辞过职没有？他说“没有”。接着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也没有再谈别的。第二天，蒋经国还假惺惺地从奉化打电话来问，为什么免职的？并邀陈仪去奉化谈谈。陈答以等移交后再去。新任主席周嵒（浙江嵊县人，京沪警备副总司令）迟迟其行，虽经催促，延至二十一日才来接手。陈仪在省府办理交卸后，当日上午出席太平洋电影院省会各界举办的欢送会，在临别讲话中还殷殷以浙省大事向后任嘱托。他第二次主浙，历时半年，至此就告结束。会后循沪杭公路乘汽车赴上海，同行除家属外，有卸任的杭州市长任显群、钱宗起和陈仪的秘书蒋授谦等。下午五时许，车至闵行渡口，因雾，轮渡不开，经交涉后，过了半小时才渡过江。其时待渡的还有另一辆汽车，内坐三人，穿中山装及西装，似为监视陈仪行动的人。当晚八时返抵北四川路私宅。

　　第二日（二月二十二日）上午，毛森单独来见，适陈外出，由丁名楠和蒋授谦接谈至午。毛森装作关心地问丁准备何时向警备司令部报到。二十三日上午，毛森带同特务三十余人又至，一到就出示蒋介石电令，随即收缴卫士枪械，一面实施搜查，并当场扣人，陈的随从副官王占周、勤务师满盈两人被扣（此两人一周后由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保出）。

　　二月二十七日陈仪被押飞衢州，被看管在当地东门街一号张雪中司令部。初还自由，可与上海家属通电话，也可和杭留办交代的人员通信。陈的女儿文瑛，自陈抵沪后一直跟在身边。

　　四月二十七日，杭州解放前六天，国民党反动派又将陈仪自衢州移解上海。飞至中途，借口上海气候恶劣，不能下降，改飞台湾基隆。下机后即被看管在当地旭丘宾馆。开始一、二星期，还能与大陆家属通讯，后来门禁森严，杜绝交往。在此期间，传说蒋介石曾迫陈具书悔过，还叫他赴日本进行活动。但陈仪态度倔强，拒不接受，终于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被害于台北松山机场附近，时年六十七岁。在押期间，蒋介石还组织特别法庭，派顾祝同为审判长，卒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的罪名加害（当时台北、香港各报，均有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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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丁名楠）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陈仪出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我当时是北平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只差毕业论文未交。申请休学获准后，我于八月底到杭州，经教育厅长李季谷的介绍，到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当编辑，想利用该室收藏的书籍，撰写未完的毕业论文。

　　我在杭州的几个月里，国内局势发展很快。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相继取得巨大胜利。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军随即挺进到长江北岸，士欢马跃，引弓待发，准备横渡长江，解放江南地区。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上频遭致命打击，一片慌乱，加上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其统治朝不保夕。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蒋介石被迫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宣布“引退”，回到奉化，隐身幕后，继续指使其死党，倚仗长江天险进行顽抗，俟机再起。

　　陈仪任浙江省主席的最后一两个月内，默察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以人民利益为重，积极准备起义，希望浙江全省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不遭破坏。他还打算使饱经忧患的苏南和上海人民，同浙江一起免受战祸，决意策动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起义，于是派我携带其亲笔信和开列的五项条件去上海，面呈汤恩伯。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陈仪通知我去见他。陈仪住石塔儿头原日本领事馆内靠里面的一幢二层楼里。上楼后，看到他与沈仲九正低声谈话，神态凝重。他对我说：“你去上海走一趟，把信交给汤恩伯。你到他家里去，已经替你联系好了。”他告诉我汤恩伯的住址后，随即交我一信，内容简短，说我是他外甥，到上海“晋谒崇阶，请予延见”。在另外的一张不大的纸片上，开列五条，分成甲乙，没有上下款，也不具名，内容如下：

　　甲：

　　（1）释放政治犯。

　　（2）停止修筑工事。

　　（3）保护一切属公财物，不得破坏。

　　乙：

　　（1）按照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

　　（2）取消×××（按指战犯名义），给予相当职位。

　　以上五条，可能个别文字与原件有出入。信是毛笔写的，字迹很浓；五条的字迹很淡，像是圆珠笔写的。我对陈仪的思想有所了解，他要汤恩伯起义，并不感到突然。但我不认识汤恩伯，从未与他见过面，只知道他们的关系很深。陈还对我说，楼下客厅里有一位胡先生，你去见见他。我下楼后见到胡允恭（当时叫胡邦宪）。我们简单交谈以后，他说可否再添上一条“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胡还说，他也将去上海，但我们不一起走。我又上楼请示，陈仪同意加上这一条，由我口头上向汤提出。我当天到上海，第二天，即农历除夕傍晚，按电话约定时间，到蒲石路汤恩伯家，在传达室等了大约半小时，然后被领到楼下一间大厅里，室内没有陈设，连桌子也没有，汤在那里单独同我见面。我说明来意后，把信及另纸开列的五条交给汤，口头上转达了开放长江渡口的要求。汤恩伯说，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去杭州面谈。

　　一月二十九日，我回杭州，火车上乘客稀少，杭州商店休业，街上满地果皮纸屑，爆竹声零星不断，依然一派新春承平景象。翌日（一月三十日）向陈仪报告与汤会见经过，并说汤恩伯家眷已去台湾。

　　汤恩伯原说不日来杭州，过了大约一个星期，陈仪久候不见汤来，他再次命我持其亲笔信去上海，内容有两个：一介绍胡允恭去见汤，二要他委任我为秘书。陈仪交我送汤第二信的全文如下：

　　恩伯弟台如晤：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予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顺颂

　　刻安

　　仪手启二月×日（日期失记）

　　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陈仪提出要汤委派我为秘书，原意他有什么要汤办的事，可经我转告；汤有什么情况向陈报告，也可由我代达，我起居间联络的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后在汤宅与汤单独见面，他劈头就说事情太忙，未能去杭州，表示歉意。汤看信后，我介绍胡允恭的情况，他说欢迎胡先生来见，随时都可以，并同意委任我为秘书，又说委令不久就能发下。我转述陈仪要他多住上海、少去南京的嘱咐。汤对我发了一通牢骚，抱怨解放区电台经常斥责他是战犯。

　　第二次去上海，陈仪要我住多伦路志安坊即他在上海的寓所（第一次去上海住表姐陈文瑛家）。在等候委令期间，胡允恭曾两度来志安坊看我。我转告汤恩伯欢迎见面的意思，胡没有确定什么时候去见汤恩伯。他对我说，上次来上海曾去警备司令部找熟人，发觉有人监视他，于是机警地搭上汽车，才摆脱特务的跟踪。胡允恭第二次来志安坊时，我告诉他警备司令部曾派人来看这里的房子，觉得事情很怪。胡当即说，以后他不再来志安坊见面，接头地点另定。他没有告诉我他在上海的地址。过了一两天，毛森来电话说因委令的事，要我去见他，我刚好外出。毛森是特务头子，我是知道的，他曾在浙江镇压过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这时毛任警备总司令部的处长。我的委令同他不相干，为什么要他经办？心里很纳闷，但又不能不去。按照电话里留下的地址，在沪西高安路外表像民房的一所屋子里，见到毛森，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中年男子。他们问了我的学历和经历，要我填一张履历表。毛森说委令即可发下，接到后马上去办公。

　　第二天，我回杭州，向陈仪报告见汤经过以及警备总司令部派人看志安坊房子和毛森约见的事。我在杭州停留了一两天，收拾行李，预备去上海工作。临走前一天，陈仪交给我一份拟好的致李宗仁的“快邮代电”，内容主要是请求调走浙赣路浙江境内沿线驻扎的国民党军队和停止在浙江征兵。他说到上海后，把这份“代电”给汤恩伯看一下，他如同意，浙江便以正式公函发出。

　　二月十六日，我乘火车去上海。这天正值上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火车到上海西站就停了。我雇车随行李到志安坊，天时已晚，饭后就休息了。第二天一早我被喊醒，说报上登出浙江省政府改组，陈仪被免职的消息。取报一看，果然刊有孙科在广州主持的行政院会议作出改组浙江省政府（同时改组的还有湖北省政府）陈仪免去省主席的决定。我大为吃惊，因为昨日在杭州，陈仪对此事还一无所知。于是马上赶到蒲石路见汤恩伯，问他浙江省政府改组与进行中的事有无关系。汤回答说：“毫无关系，先生（指陈仪）早上已来电话，交卸后即来上海。”我回志安坊后同陈仪通了电话，他要我在上海等候。

　　二月二十一日晚，陈仪回到上海。第二天亲友盈门，他没有机会同我细谈，只要我去通知沈仲九立刻隐匿起来。我到沈叔瑜家见到沈先生，转告陈仪的叮嘱。二十二日我随陈仪秘书蒋授谦先生乘浙江送陈来上海的便车回杭州。就在当天上午，毛森率大批特务，包围志安坊陈仪寓所，翻箱倒柜进行搜查，严密监视陈仪，自此陈仪就失去自由。特务还查问我的下落，陈仪趁特务监视稍松的瞬间，示意在他身边的女儿陈文瑛，通知我躲避。陈文瑛连夜派其侄子来杭州报信。我先躲在杭州友人家，后来转到绍兴，直到解放。为了不使陈仪致李宗仁的“代电”落入特务手中，我把它毁掉了。蒋介石强迫陈仪在奉化、台湾、衢州三处中任选一地，陈仪选择了衢州，于是被押往衢州软禁。解放军渡江前夕，又押赴台湾。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蒋介石以“通匪叛国”的罪名，杀害陈仪，时年六十七岁。

　　陈仪策反汤恩伯的大胆果断行动，主要是从渴望尽快结束内战、免得人民重遭战乱的考虑出发的，也包含他对汤恩伯的关怀。汤平日对陈感恩戴德，必恭必敬；陈对汤也推心置腹，爱护备至。他切望汤乘机立功，带领所部走上自新之路，叮嘱汤多住上海，少去南京，也是真诚地关心汤本人安全，万万没有想到汤会出卖他。汤恩伯利用陈仪对他的绝对信任，玩弄卑劣伎俩，进行欺骗。他一面原则上同意起义（只是时机未到），表示不日到杭州面商，欢迎胡允恭随时去见他，并接受陈仪的提议，答应委任我为秘书；一面又将陈的亲笔信和秘密条件向蒋介石告发，心狠手毒，置陈仪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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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胡允恭）

　　一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陈仪准备去浙江赴任，临行前，我去找陈，他不在，我留下一张便条，大意说：你明日赴浙江履新，可能送行的人很多，我不便来，以后专门去浙江拜访你。

　　陈仪自从台湾回来后，闲居上海。这一时期，他读了许多书，思想上有很大的变化。我是陈仪的老部下，在上海又得到陈仪的帮忙，摆脱了特务的纠缠。我在志安坊东南租了石库门的房子，无事时便常去陈仪处。

　　开始，我们主要谈论董仲舒的学术思想。到后来每星期天上午我都到陈公馆聊天。某日，陈仪问：“上海出的‘文萃’上登了一篇‘台湾真相’，你看过没有？”我答：“未注意。”其实，这篇文章是主办“文萃”的黎澍同志要我写的，用笔名张琴。文章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分析了台湾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文中说陈仪昏庸，用人不当。发现吏治不规，又顾全面子，不敢声张，致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所以说陈仪负有一定责任。但造成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视台湾人民为匪，一味欺压、盘剥的结果。事变后，又派军队到台湾各大城市挨门逐户屠杀台湾同胞，这个罪责应由反动派承担。文章说是非应明，罪恶各有攸归，不能让陈仪代人受过。陈读到这些深受感动。他不知文章是我写的，但知道“文萃”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刊物。他不胜感慨地说：“共产党有是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

　　我们一般都在客厅里交谈，有时也到他楼上的卧室里谈。卧室很朴素，一张普通的床，两张沙发与一写字台外，没有别的摆设。写字台上堆放了很多书。

　　一九四七年夏，刘邓大军过了黄河，直插大别山区。当时报上说有十万人，很难扑灭。而白崇禧则夸下海口说，刘邓军队不过三万，不足惧。我问陈仪有何想法。他爽直地说：“三万人、十万人的看法，都是从皮相上看问题。从前北伐军不过十万人，竟打垮了北方数十万军队，全在人心向背。今年大专毕业生仅四千多人，无人去吵闹要工作，听说快跑光了。跑去的绝大多数是官僚、富家的儿女，连他们都投了共产党。蒋介石已失尽民心了，他有什么办法？光靠无纪律的军队，能够消灭刘邓？”

　　陈仪还表示：“不出洋，不再做官，即令共军到了上海，也决不逃走，深信共产党不会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假使我有祸国殃民的事实，也不希望共产党宽恕。我已垂垂七十之年，难道还想向共产党投机吗？”

　　当蒋介石要陈仪重掌浙政时，陈一再拒绝。后经多方相劝，陈终于答应再度掌政。

　　二

　　陈仪到浙江后，叫民政厅厅长杜伟写信邀我去杭州。赴杭前，我向往上海的领导同志汇报对陈仪的工作。我们作了详细商量，认为可明确向陈仪指出蒋家王朝各方面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别是蒋介石所依恃的美式装备的军队损失惨重，无法再战。此外，要告诉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几年内将完全肃清蒋家王朝一切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

　　八月一日，我来到杭州，住在杜伟家。三日见到陈仪，我们谈了几次。随后，我返回上海。

　　某日，杜伟来上海告诉我：“陈公洽有一天晚上大发感慨，认为国民党失败是肯定了。将来恐怕没有人有资格同共产党讲和，连张文白（张治中）恐怕共产党也不欢迎。”我说：“以我个人的看法，要是陈公洽出面去同共产党讲和，共产党可能会欢迎他。”杜问我：“那有什么根据？”我说：“陈是爱国的，他自己又不贪污，真正想做事，共产党为什么拒绝他？”

　　杜伟回去转告了我的话，陈仪直接写信邀我去浙江。他问我想做些什么事，我说：“等把神州国光社的工作做完，干什么都行。”他说：“恩伯就要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这是托何应钦、张群等人疏通的结果。现在保境安民有了条件，浙江有五个保安团，我准备扩充整理，恩伯还有两个军，这样就不空虚了。我想请你做嘉兴专员，选几个好科长，事情由他们做，你住杭州，有事可随时商量。”我同意住杭州，但不做专员。

　　我回到上海，劝陈铭枢去杭州和陈仪见面。中秋节时，陈同爱人汤质彬及我夫妻共四人同去杭州。陈仪殷勤地招待我们，并专请陈铭枢一人共进晚餐。陈铭枢回来后告诉我，吃饭时，他们开门见山地谈到反蒋。陈仪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陈铭枢说：“你现在反蒋也不迟嘛！”陈仪再三问他：“胡先生是不是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共产党？”陈铭枢回答：“我想他应该是吧！”陈仪极力主张通过共产党的关系，才有力反蒋。

　　我将陈仪的情况返上海汇报后，决定与陈仪直接谈判，双方谈判订立了几条简单的口头协定，并无成文纪录。

　　对于我们的要求，陈仪却一一付诸行动。

　　首先，陈仪准备改编保安团队，拟定扩编为两个乙种师，后因财政厅提出财政困难，致使扩编无从着手。而汤恩伯又言及他有两个可靠的军，足以援引解放军渡江，陈对汤极其信任，故扩编一事终未实行。

　　其次，释放政治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特务头子毛森率戡乱大队在浙江富阳数日内逮捕了一百多名嫌疑犯。陈仪得知，即电令毛森回杭。毛森报告了此行的“功绩”，要求将证据确凿的要犯十余人立即枪决。陈仪只是冷冷地说：“前方战事吃紧，后方以安定为主，不宜生事，扰乱社会秩序。”毛森深为不满，愤愤而去。

　　陈仪将十余名“证据确凿”的要犯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慎重审讯；数十名“要犯”交富阳父老具结领回；余下无罪释放。毛森闻讯，与陈仪力争。陈当面申斥：“谁教你到富阳生事？”毛答：“逮捕共匪，安定后方，不是生事。”陈斥责说：“富阳父老来省控告你偏听戡乱大队的谎报，任意捕人，且罪及家属，抢劫人民的财产，怎么不是生事？”毛无话可答。陈仪释放了这批青年后，下令将毛森所率的五个戡乱大队全部解散。毛森一气之下，递上“请假一月养病”的呈文，陈批：“辞职照准。”

　　有一次，杭州“东南日报”记者访问陈仪，记者问：“全国正在戡乱救国，浙江有什么准备？”陈答：“我这次来浙江，准备在建设方面多少替父老尽点力。浙江无兵可调，仅有五个保安团，枪械陈旧，子弹缺乏，怎样戡？‘船到桥头自会直’，戡什么！”“浙江青年都是故乡优秀子弟，哪个是奸党？我一生从来没有为故乡做一件好事，现在用余年为故乡服务……”我在报上看到这些谈话，着实为他捏一把汗。我劝他不要把“帽子”弄红了，妨碍工作。陈说：“浙江是我故乡，谁也不是匪。”并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一生很少说过良心话，现在应该说点良心话。死生祸福，早置之度外。”陈为人耿直，他认为要说的话，必吐为快。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并“下野”了，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李曾通电国统区释放政治犯，其实是一纸空文。唯陈仪接到这项通令后立即实行，释放了浙江大学的学生。与此同时，教育部派督学刘某持代总统李宗仁的命令来浙，要求逮捕浙大师生三十余人。陈仪与浙大校长竺可桢商量后，暗中通知三位被认为“嫌疑”较大的学生，然后答复来者：“这些人平日大都无任何政治活动，毫无嫌疑。只有三人嫌疑较大，可以考虑逮捕。”结果只逮捕一人，“审讯”后，认为没有证据，又释放了。

　　这一段，陈仪在浙江的言行，招来了特务的不满，蒋介石也更加注意他的一举一动。然而陈仪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依旧我行我素。

　　三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穿了蒋介石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虚伪建议，提出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条件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蒋家王朝眼看就要崩溃了，整个江南陷入无政府状态中，散兵游勇到处杀人放火。沪宁、沪杭铁路一带地区的人民，更陷在水深火热之中。

　　陈仪在杭亲眼看到这一切。这时各县代表纷纷来杭投诉，要求制止散兵游勇的为害。他一面予以安慰，一面急筹对策。最后，陈决定以电话邀汤恩伯来杭共商，汤口头答应，但迟迟不至。陈十分焦急，便派他的外甥丁名楠执信去见汤，要我也去见见汤恩伯。

　　我到上海后，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遂决定不去见汤，并连夜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但陈表示怀疑，他说：“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就是我的儿子，志安坊的房子就是他送我的。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陈认为他们相交甚深，对此已不止谈过一次，汤如果不赞成，完全可以直接向他提出，不至于出卖他。陈仪甚至认为这消息可能是毛森的造谣。

　　我见陈不相信这一消息，十分着急，便去见沈仲九先生。沈是参与这一活动的，且为人谨慎细密。他考虑了一下，也不置信，因他是深知陈和汤的历史关系的。他又加以解释说：“汤和蒋的关系完全是公洽介绍的。他们关系至密，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试问汤何故中途要卖友呢？”

　　无奈，我又回到上海。等待再一次证实消息绝对可靠，又星夜赶回杭州向陈仪面述情况，请陈放弃他的旧观念，迅速设法避难。但陈仪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汤恩伯背叛的消息。

　　二月十七日，“杭州日报”发表陈仪免职调周嵒主浙的消息。我立即见陈，意图证明汤恩伯出卖他是实，陈依然不相信，并说：“我刚才同恩伯通电话，他说，这件事（陈免职事）事前他完全不知道，请我迅速移交后到上海详谈。”陈还宽慰我说：“老蒋日暮途穷，各省主席都要换有实力的军人，何足为奇呢！”

　　我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向陈告辞。临行时，他嘱我回到上海后，可选一风雨较大的早晨，约陈铭枢一同到他家谈话。

　　陈仪移交后，回到上海便失去了自由，随后被囚禁于衢州；这期间，汤一次也没有去见陈仪。待到浙江快解放了，又被特务押解台湾基隆。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终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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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迫汤投共始末（毛森）

　　《传记文学》先后登载汤恩伯与陈仪的关系、陈仪诱降汤恩伯经过等文。我的旧袍泽陈浩泰适与绍唐先生是好友，他也参与办理陈仪案工作，但他所知不多，他们要我撰写全案内容，我是主办人，当然洞悉哪些是实情、哪些是外间揣测。为顾及私人恩怨，实不忍下笔，然为历史作证人，又不得不据实写来。

　　抗战胜利时，我奉调汤恩伯部工作，汤发现我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委我重任，对我推心置腹，相遇恨晚，无论大小公私，都和我商谈，我们间已无任何隐私。民国三十八年初，东南吃紧，我临危受命，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有一天汤私下告诉我陈仪迫其投共这件事，我非常惊讶，我问他有无告诉过别人，汤说：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而已。我续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要求把陈仪迁住我家，不准其自由行动。我说：陈是封疆大吏，亲友甚多，他要出去访友，或友来访他，或打电话，怎能阻止，一旦被人知道我把他幽禁家中，我怎能应付？且我家生活设备极简陋，无法招待大员，我一口拒绝。当时我对汤的想法，还有点怀疑，因他俩亲如父子，无话不谈，可能言语冲突，对陈的一时气话。汤说：“绝非气话，陈的思想早已变了，他自台湾铩羽归来，即促我去北方率领十三军独立（汤的基本部队，似驻热河，由石觉统率），那时我认其牢骚气话，我和林蔚商量，推荐他出任浙江主席，我们对蒋公说：‘陈是政治大才，热忱工作，今赋闲无聊，如委其主浙，必能为家乡做一番大事。’蒋果任陈为浙省主席。陈在主浙之初，因忙于工作，较少晤谈，不久他又要我准备和谈，停止军事行动，我才认定他的思想确实变了，恐其闹出大事来，我私下对蒋公说：陈已年老，恐难应付大动乱，并推荐驻浙军长周碞接任主席，蒋一一照准。我把陈接来上海为他夫妇安排住所，照顾其生活，原意可以朝夕承欢，让其韬光养晦，安定快乐，享享清福，不料他火气更大，骂我不识时务，大势已去，还作无望的挣扎，我实无法对付。”我说：“他年将古稀，投共之后，难道还会给他比省主席更大的官吗？”汤说：“这个老糊涂竟明对我说，并非为自己打算，是为我向中共找条出路，再提拔我一次。我向他表白，我是军人，追随蒋公几十年，决不能弃他投共。他骂我没有头脑，不识时务，不为国家人民保留元气，每次见面，总是将我痛骂，无法向他解释。”

　　其实，我与陈仪的关系也极密切，他主闽时代，我任省会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帮他做了许多大事，所以对我推心置腹。抗战开始，我奉调北上杀敌，离开他。其后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尚未与我晤面，即发表我兼浙江警察保安处处长。

　　陈仪个性刚愎自用，但学殖颇深，听说他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名毕业，被誉为卓越的兵学家，其见解亦甚独特，与众不同。记得在一九四八年暑间，汤、陈和我都在南京，某日我们三人在金粉酒家共餐，酒酣耳热之余，闲谈沧桑，陈仪感叹的说：“袁世凯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袁如不死，好好统治国事，中国早已富强了。”我听了非常诧异，我生也晚，所听到一般人谈论，以及所读书报评述，从来没有人对袁如此赞佩，当时我不敢向陈追询，事后曾以陈之怪论问汤，汤答：“他确是佩服袁世凯，我曾听他提过几次。”难道他与袁同类人吗？（陈仪体型倒颇似袁世凯）出卖光绪、撤销民国称帝是“应天顺流”之举吗？他背弃孙传芳、迫汤投共是“识时务”吗？他的举措又表示不为自己。对汤欲尽忠死节，认为是“愚忠，不识时务”，难道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每一朝代更换，常有两类人表态：

　　第一类，失败了宁死不屈，像史可法、文天祥等慷慨成仁或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再图复起。

　　第二类，自认为识时务俊杰，看风转舵，乘时倒戈，尤以内战为甚，更自美其名为保存国家元气，免人民于涂炭。陈与汤亲如父子，陈却错估汤之为人和品质，竟异想天开，再想提拔他一次，迫其投共。

　　现国共仍续对峙，国府标榜反共复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共方提议“一国两制”，希图拿下中华民国招牌。如果有一天统一成功，总有一方（或国或共）被吃了，败方官员要走哪类路线，且看以后分晓，何者是“忠贞不二”？何者是“识时俊杰”？须待史家评论，那时也可将陈仪定位了。

　　当时我曾对汤说：你不接受策动，不理他算了，他光棍一个，让他去投共好了。汤气呼呼的说：“他不断打电话叫我去见他，一见面就骂我不识时务，不识抬举，要我派架飞机送他去共区，我实在受不了。”我看出汤、陈争吵已濒决裂，汤已不愿再见陈仪，我又不愿接陈去我家居住，实无法处置。

　　当时汤命我即在陈寓软禁陈仪，不准他自由行动，禁止会客，但可陪其上澡堂、理发、购物、上街散散步，他发脾气时，只好逆来顺受。我乃率领刑事处长郑庭显及干警多人，亲去虹口拜谒陈仪，进入陈寓后，我手下即令陈之副官交出佩枪，陈之副官初想抗拒，见我在场，即听命缴枪，我向女佣表达拜望陈主席，陈即下楼接见，我对陈说：“时局不宁，我奉令派人保护你……”陈仪当然明白已被监视了，默然颔首。我即指派陈浩泰、甘觉两组长，日夜轮流监护，然后恭恭敬敬向陈鞠躬辞退。现在丁名楠发表文章说我们在陈寓翻箱倒柜进行搜查，谅其只是想当然耳的信笔写来，陈是廉洁官员，无身外财物，住的是汤寓，食用的全是汤所供应，迫汤投共的手令已铁证如山，还搜查什么呢？

　　我与丁名楠在蒲石路汤公馆确实见过面，汤介绍说，丁是陈主席的外甥，系陈介绍来沪担任汤的秘书，以后似又见过，但所见的是丁或另一人胡邦宪，我已记不清了。汤私告我，丁、胡是共方人员，并说：陈仪思想转变，也受其秘书沈仲九的影响。要我设法阻断陈与丁、胡及沈等的来往，只是怕他们继续打扰陈仪，并无对丁、胡追踪逮捕之意。

　　我们办理陈案与办理一般“刑事”、“政治”案件完全不同，绝未追究“余犯”、“同谋”、“图谋”。因陈已明迫汤投共，公然手谕“应做纲要”，还有什么可追究呢？至于丁名楠、胡邦宪（现改名允恭）只是联络人员，陈要汤委其担任秘书，只为便于秘密联络及刺探军情，主犯既不能法办，自无法只办其传信人。我们还怕因汤不听陈命，对方为了逼上梁山，故意泄漏风声，传扬汤通敌，打击人心士气，使汤无地自容，汤才决定采取行动，将陈软禁。

　　那时国府系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公退居奉化，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暗中指挥各地军政长官，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此事体大，不能私了，但他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不能去奉化请示，我建议派其心腹陈大庆或石觉为代表。汤说：陈是淞沪警备司令，石是上海防卫司令，都有重要公职，且不知全案经过，不适宜去。汤问我走得开吗？我说：现正币值狂跌，物价飞涨，治安混乱，我是警察局长，日夜面临七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危，时刻准备紧急应变，如果一定要我去，我自勉力应命。他见我食无定时，夜不解衣，只在办公室座位上或汽车里略打瞌睡，实在累得可怜，他再问我有无妥人可派，我忽然想起毛人凤。

　　我和军统局长毛人凤虽系同乡同志，但接触甚少，胜利后我调汤部工作，更少来往。李宗仁代总统时，为徇共方要求，撤去毛之职务及该局外勤工作，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为人谨慎服从，颇得蒋公所器重，仍指派其担任黑市局长，闲住上海，有时求助于我。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他，乃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十分恰当，立刻同意。

　　我偕毛人凤见汤，汤即面告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即贵刊三〇八期所登陈仪促汤投共亲笔字据，也是杀陈的证据）。汤的唯一要求，即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表示对蒋公绝尽忠到底，不听李宗仁屈服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以后李宗仁来上海想谈缓和军事对立，汤避不见面，派我代其去机场接李，嘱我转告李，他去前线视察工事，检阅部队，不知何时返防，借词拒与李见面）。

　　汤派机送毛人凤去奉化见过蒋公后，很快即回上海。毛说，蒋听报告后，嘱仍善待陈仪，好好看护他，一切照我们意见办理。汤再问起，蒋有无答允保全陈的生命。毛说，当然没有问题。汤也放了心。

　　我还要加插一个促汤投共的张治中。汤的恩人有两个，陈仪是资助汤留学日本的恩人，张治中是最初签荐汤带兵的上官，中国人最崇敬的“天地君亲师”。汤的心目中对蒋当然尊为“君”，视陈仪为“亲”，对张则敬为“师”。陈、张要他做任何事，汤都会奉行，唯有叫他叛“君”，他不肯接受。张治中代表李宗仁与中共谈和，怎样谈法，我不知道，他嘱汤停止征兵征粮、停做防御工事、停止敌对，我是知道的，张常由南京打来电话，要汤停这停那，汤唯唯诺诺，张知没有遵“停”，大肆训斥，责其破坏和谈，至少两次我在电话机旁亲眼目睹汤被骂得搔搔头皮，唉声叹气的说：我遇到这样的恩师，真是头痛。

　　大陆情况紧急时，陈仪被送去台湾，幽禁基隆要塞司令部，国府迁台后，汤深怀念陈仪，其本人不便去探望，特派陈大庆携带日用品去请安，我们以为就这样了了，陈可颐享天年。不料民国三十九年六月间，蒋公突下令审判陈仪，汤知不妙，往求见蒋，传话者转示，蒋已去台中，俟杀陈之后，才能接见，汤嚎啕大哭，四处求人营救，大家都摇头无能为力，拜托当时在沪共患难有三剑客之称的谷正纲、雷震、方治及上海市长陈良转求缓颊。雷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谷等认为蒋要用陈头镇压人心，都认为陈仪牺牲定了。汤又请毛人凤求蒋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特来汤府复命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辞出后，我在送毛回家的路上，埋怨毛人凤：“你做事没有肩胛，不负责任，当时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要保全陈一命，蒋公既曾允诺，你应据理力争才是。”毛被我责怪之后，却耸耸肩说：“你忘了吗？陈仪是杀本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我一听此言，如冷水浇顶，使我猛然省悟，我怎么竟未想到抗战初期的一件往事，陈仪确是军统局的仇人。依毛人凤的语气看来，当时他受托飞溪口向蒋公报告时，可能当做大功一件，而并未向蒋提出汤所要求保全陈仪生命的条件。陈死后，使汤蒙受“卖师求荣”的骂名，也使蒋背负“不守诺言”的恶名。而我因一时疏忽举荐陈之仇家，以致铸此大错，实愧对汤、陈。

　　按张超，福建人，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福建负责人，志大才疏，结交甚广，常为人利用而不自觉。抗战开始，组织游击部队，只表效忠蒋委员长及戴笠先生，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等尤深恶张，怂恿陈仪除张。陈是蒋所授权宠信，求治心切，刚愎自用，费尽心力，平定了有小四川之称的福建各股民军，自不容张超再组地方武力。陈自命公正廉明，不畏权贵，也知戴先生执法严明，不许部属胡为，岂知他自己受小人愚弄，而又用迅雷手段秘密电蒋，请准将张超就地正法，伏下本身日后的杀身之祸。

　　当时迨戴闻讯，张已枪决，戴求蒋公彻查申冤，蒋即电邀陈仪去渝面询。陈到重庆谒蒋，戴在邻室等候，认为陈必受申斥甚或撤职。讵陈在蒋室谈了很久，辞出时蒋送至门口握别，状甚愉快，戴即跟进蒋室，问蒋对张案如何处理？蒋说：“张超私组武力，图谋不轨，陈将其处死，乃我批准。”戴气愤填胸，退出时用力关门，砰然大声，蒋令回去，斥戴粗暴无礼，戴即跪蒋面前哭诉：“要为死者申冤，为生者求保障。”蒋指戴说：“我从不受人威胁，小时即不受母要挟。”戴吞声回去，写了一封三十八页的长信，向蒋辞职，蒋不批示。过了几天，气稍消平，可能认戴对其重要性，不能失戴，乃邀戴回去，不提处分陈仪事，只嘱厚葬张超，优恤其家属，算作了事。此乃军统局与陈仪结下宿仇之始末，戴本人胸襟宽宏，至死从未再提敌视陈仪，岂知十年之后，其继承人毛人凤仍记此回帐，陈仪竟为张超偿命，真是报应耶？

　　张超的死，实际是被其“知交”谢荫坡害死的。张广结交，却分不清好人坏人，谢荫坡险诈奸黠，张超把他当做智囊，并荐其为省府参议，谢知陈仪深恶民军，为求腾升县长，竭尽播弄，害了不少地方有力人士。抗战开始，张超筹组游击队，其计划还是谢所草拟，谢同时向陈仪告密，说张超筹组地方武力，图谋不轨，结果县长梦达到了，想不到陈仪铁腕手段，杀了张超，谢甚恐慌，恐怕军统局报仇，后知戴求蒋申冤未遂，惊魂稍定，讵张亲信尹增，洞悉张实死谢之手，某夜潜入谢家，杀了谢荫坡全家，潜逃无踪，循环报复，令人慨叹。

　　陈仪被处死后，蒋始召见汤恩伯，汤垂泪无言，蒋似余恨未消，训汤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许设立牌位祭奠。汤在家原为陈设立灵堂，祭奠尽孝，受蒋训责后，只得含悲忍泪，焚牌除灵，从此落落寡欢。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他确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因筹不出费用，即在日本草率动手术，竟死庸医之手。溃疡本不算严重的病，故有人怀疑系被日本人害死，因汤是抗日名将，互相杀伐，日医可能有亲属死于战场，记恨于汤，趁此报复。据动手术时在场目击者称：汤似痛苦不过，虽然上了麻药，仍图挣扎，日医用力揿住，直至力竭而死，岂真日人谋杀耶？蒋公则认为良将都应死于战场，汤恩伯死于病床上，不死于沙场，尚为汤惋惜。

　　当时蒋公为镇压人心，连杀吴石、李玉堂等大员，看在美国面上孙立人得留一命。故蒋杀陈，汤虽哀痛，并不怨怼，只认陈仪倒楣，为时代牺牲。今人写陈、汤之事，多为“忠贞”与“卖友”争论，忘了汤对国家的贡献，汤护送大批金银物资来台，撤出十几万部队守台，宝岛得以安定生聚，其部属常以此表功，汤总训诫他们，这是应尽职责，不许他们邀为己功。时至今日，我们平心而论，若不是当年汤恩伯将军撤出这许多部队和抢运出这许多金银物资，宝岛又何来这些反共的基础和本钱。汤若听从了陈仪的话，倒戈投共，那东南全局，早已倾覆，台湾也保不了。所以台湾能有今日的安定与繁荣，汤将军实在厥功匪浅。现汤已去世卅多年，除其旧部之外，只怕很少有人怀念他了。

　　抢运物资，有一事对汤伤害甚大，我特一提：那时有某君对“某强人”表功说“汤私运一船金银财宝去日本”，某强人未经调查即授意某财政大员贸然问汤，汤暴怒咆哮，我在邻室趋出，见汤从无如此狂怒，目眦尽裂，张口似将吞噬那人，并戟指大骂：“我是军人，只管打仗，你管财物，你把财物运往何处，不问你自己，反来问我吗？……我为支持领袖，不顾一切，护卫你们，如今竟来咬我一口吗？……荒唐、该死、混蛋、可恶的东西……”那人慌忙退至门边，穿错鞋只，抱头鼠窜而去（实际运台物资由兵站总监杨政民派船运输），汤因暴怒过度，弯身呕吐，我扶其坐定喘息，伤痛似达极点，一个人竭尽心力，舍命效忠，到头来竟受这样侮辱，其痛心与伤感，实非外人所能体会，像这样大小是非，一再困扰他，也使他肠病不断增剧，以致不起。

　　最后我要代陈仪说句公道话，“二二八”的帐都记陈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日本投降时，台人确实欢迎接收人员及国军。嗣因接收人员行为不检，部队军风纪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陈仪素重纪律、军容，故坚持撤走驻台之破烂叫化兵，因陈坚拒驻军，汤恩伯、林蔚等苦苦劝说，徐学禹也从旁力劝，汤恩伯曾抽忙去台，与陈争得舌敝唇焦，那时大家最大顾虑，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须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决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大家建议由他最心爱的李良荣军驻防，陈说：“我信任李良荣，但不欢迎他的叫化兵。”故“二二八事变”发生，毫无维持治安力量，只靠一点要塞部队及少数机关警卫，勉维省政，以后镇压部队开到，在混乱中牺牲不少人命，指责陈仪屠杀台人，实不符事实，只能说：“陈仪爱护台人不以其道，适足以害台人。”他的同属谅能体会得到陈仪深爱台人的史实，我不多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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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相会（陈文瑛）

　　——和父亲最后相处的日子

　　我父亲陈仪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在台湾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六十七岁。

　　在父亲就义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是唯一与他保持密切联系的亲人。当他被捕后囚禁在浙江衢州时，我从上海赶去探望，与他朝夕相处生活了半个月。这不仅使我在他生命未息之际给了他最后的慰藉，也使我多年一直向往侍奉父亲膝下的宿愿得以实现。更主要的是，我有机会对父亲生平的所作所为，对他的思想抱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一

　　一九四七年四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撤销，父亲调任国民政府顾问。五月中旬，他离台湾飞南京，旋即返沪，接着又去绍兴原籍探亲访友。因为旅途劳顿，加上长期为糖尿病所累，心力交瘁，所以他回上海后就深居简出，埋头读书，间或招几个旧友、部下谈天说地。“国民政府顾问”是闲职，不必常去南京，因此他得以读了许多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杂志，自谓颇有进步。当时我每周总要到多伦路志安坊三十五号父亲寓所去几次，总看见他在读书看报，或者写毛笔字，颇有“无官一身轻”、“悠哉游哉”的样子（实质上他内心是很不平静的）。这个时期他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默察大势，思想变化很大，不仅深刻反省了他在台湾的失败，而且对未来有了新的设想。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来电，邀父亲去南京。其时父亲患感冒未愈，辞不获已，勉力一行。到南京后，蒋介石很快接见了他，以浙事相属；父亲以体弱多病，力不胜任辞谢。但蒋认为局势紧张，浙江更显重要，非要他出任此职不可。父亲不得已，答应回沪后考虑省府人选。

　　数日后，吴鼎昌又来电催促。父亲再次赴宁，提出省府人选，并要求以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都一一允准。但蒋是否对父亲就完全信任呢？那很难说。举一小例子：沈仲九跟随父亲多年，一直任父亲的顾问，沈的思想比较进步。陈立夫在南京时曾当蒋的面特意对父亲说：“这回可不要带沈先生去了。”父亲回来后对我说：“这次不能邀沈仲九到杭州去，只能让他住上海，有事再找他商量。”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父亲在杭州正式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父亲这次重主浙江，公开对人说：“既有倦鸟归林之感，又想在有生之年为桑梓办一些好事。”所以他一到杭州就埋头工作，从早上六时起床直忙到深夜十一二时就寝。当时，解放战争正进入高潮，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贵人都在为自身考虑。但父亲一如既往，淡泊宁静。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自我接事以来，一般的批评好得多，将来或许会变坏，等我离开以后，又会变好的，这是我的经验，所以说好说坏的话，我一直不大注意。我终究还是个我，保持本来面目。”

　　这期间，父亲的思想明显地倾向革命，有人在史料中说到：他在杭州八个月中“态度是积极的，言论是乐观的，行动是大胆而敏捷的”。当时有那么几件事给我印象极为深刻：

　　一、一九四八年十月间，我到杭州探望父亲。他突然接到蒋介石来电，要他去南京，我便陪同他乘火车先到上海，他在峨嵋路我的住所住了一晚，第二天早车去南京。后来父亲告诉我，蒋介石要他去南京没有什么事，只表示了有引退之意。父亲当场就表示极为赞成，并力劝蒋出国。

　　二、杭州“东南日报”记者刘湘女访问我父亲。第一次谈话时谈到政治，我父亲认为政治家“要有成功的勇气，也要有承认失败的勇气”。这段话明显影射蒋介石，报上登出这段话，立即引起社会上的注意，远在北平的邵力子先生也来信表示赞同。但蒋介石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大发脾气。第二次，谈到“应变”，我父亲引用越谚说“船到桥头自会直”，暗示了愿意等待解放的意思，又引起一阵波动。

　　三、傅作义先生响应共产党和平号召，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傅先生的通电传到浙江，我父亲即嘱秘书覆电，电文为“×日电敬悉”。虽寥寥数字，但诚恳地表达了他内心对傅先生义举的赞赏。

　　四、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上海的空气也紧张起来，不少人变卖家财，准备离沪，另谋生路。当时我还年轻，举棋不定，为此专程到杭州去征求父亲的意见。他很简单而干脆地嘱咐我：“你们安心住在上海。”回想起抗战初期，父亲一次催我尽速离开上海，一次是不让我母亲去上海治病，唯独这一次他的决定绝然相反。可见，他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一定的了解。我幸而听了他的安排，安心在上海等待解放，至今全家幸福。

　　父亲在杭州的言行当然不能符合蒋介石的意愿。一九四九年春节前，父亲到奉化作礼节性的拜访，临离开奉化时，蒋对他非常客气地说：“没什么要紧事的话，可以在奉化多住几天。”父亲以政事繁冗为由当日返杭。根据知道蒋介石脾气的人说，蒋待人越客气，则结果越不妙。果然，没过几天，二月十七日各报突然刊登父亲被免职的消息。

　　免职的消息来得突兀，事前连父亲自己也毫不知道。这份免职令不是由南京李宗仁，而是由迁到广州的孙科行政院发出的。毫无疑问，孙科执行了远在溪口的蒋介石的遥控指挥。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父亲向接任的周嵒办完移交后，即来到太平洋民众电影院参加省会各界举行的欢送会。随同出席的还有张延哲、钱宗起、周一鄂、任显群等。浙江大学老教授郑晓沧先生为大会主席。郑教授说：浙江大学从来没有欢送过达官贵人，今天师生欢送陈主席，不是因为他是浙江人，而是因为他爱国、爱民、爱乡里、爱护青年。最后我父亲致词，他说：这次回乡本想为人民做点事情，但是做得很少，今天承大家这样热情欢送，觉得很惭愧，感谢大家的盛情。他说话时态度从容，语调平和，十分谦虚，但只字不提国民党和南京政府。

　　父亲一行离开杭州时已近中午，同车有钱宗起、蒋授谦和王占周。任显群及其家属则乘另一辆车随行。下午四时到闵行渡口，发现还有一辆吉普车在后跟随，状似特务跟踪监视。抵达上海多伦路寓所已是晚上八时。当时在多伦路寓所等候的有陈公亮（我五叔）、袁守谦（我七姑夫）、徐学禹（招商局总经理）、我丈夫项经方与我。父亲见到我们，说：不做主席也好，回上海还有许多事情可做。他还告诉我，离开杭州之前，蒋介石从奉化打电话来，要他到奉化去，他不愿意去，找借口先回上海来了。

　　自从父亲到上海以后，我一有空就到多伦路去陪伴他。二十二日我陪父亲去探望亲戚。二十三日下雨，我没有去，然而不幸的事件就在这一天发生了。

　　二十四日清早，五叔来接我，说父亲叫我去。我觉得很奇怪，问有什么要紧事。五叔不肯细说，只是说：“你去了就会知道的。”五叔开车送我来到寓所门口，在转弯处他就停下车，让我独自步行前去。事后我才知道，二十三日毛森来的时候，五叔正在我父亲那儿，特务本打算扣留他，经交涉，才把他带到汤恩伯处。虽然免于被扣，但汤威吓他，不得将此事告诉外人，否则汤不能担保我父亲的生命安全。汤恩伯又令他来通知我。

　　我独自走到父亲寓所门口，给我开门的是一个穿军服的陌生人，我没想到家里会有什么大事，只觉得很奇怪。那人一直送我上楼，但上楼后他居然站在门口不走了。我看到父亲和继母坐在阳台上，神情非常严肃、愤怒。我这才意识到家里出了大事。父亲见到我说：汤恩伯要他去衢州，下午就乘飞机走；继母则两个星期后再去。我问他：为什么要到衢州去？父亲说：汤恩伯要他去衢州休养。我又问：汤恩伯是否能担保他的生命安全？父亲说：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有特务监视，我们说话不便，我只好要求下午去送他，他同意了。

　　从父亲寓所出来，我又急又怕，就跑去找五叔打听情况。但他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告诉我，毛森来时，徐学禹也在场，特务把副官王占周、勤务兵师满盈都带走了（父亲到衢州后，徐学禹把他们保释出来）。

　　下午，我再去多伦路，因天气阴雨，飞机不能起飞，父亲那天下午没有走。我和父亲说着家常话，趁特务分神的一刹那间，父亲急急地暗示我通知沈仲九、丁名楠躲起来。他还轻轻地说：“革命总会有流血的。”从父亲那里出来，我就直接去通知沈仲九。因丁名楠已于二十三日乘车返回杭州，我立即托我丈夫的侄儿项斯琨去杭州通知他。沈、丁二人随即就隐蔽起来。

　　那几天连日阴雨，去衢州的飞机不能起飞。我每天去探望父亲，心里很为他担心，可又不愿意表露出我的忧虑，只能与他聊些家常，以分散他的精神。二十七日雨停，飞机下午起飞，我又到江湾机场为他送行。押送我父亲去衢州的有三个特务。机场上阴霾满天，一派萧瑟景象。随父亲去衢州的还有勤务兵陈树声及炊事员陶承喜。

　　父亲一到衢州后就寄我一封短信，信中写道：

　　文瑛吾女：昨在机场分别后，一路都好，衢州机场虽尚有积水，因飞行员技术甚优且很小心，故安全降落，毫无故障。因衢州上空多绕几转（为侦察机场跑道）故稍费时间耳。

　　虽然只有这寥寥数语，使我安心不少。因为我从信中看到他一如既往地坦荡和镇静，并未露出一丝一毫为自己安危而惴惴不安的迹象。

　　父亲在衢州两个月的监禁生活中，经常与我通信或通电话。我寄给他的信用的地址是：衢州东门开明坊一号；收信人姓名是陈树声。

　　父亲一生所念兹在兹者惟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前途。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今天有一件事告诉你：我的胡子今天早晨已剃掉。这胡子是民国元年三月间留起来的，那时我正三十岁，到今已足之三十七年了。剃胡子的动机是去年十月在南京参加粮食会议时，我们日本士官同学（同期同班并且同一书桌的）何成浚先生（字雪竹，湖北人）多年不见，忽然碰见，他就劝我剃胡子。问他为什么？他但说无用，不好看。我说我的胡子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剃掉觉得可惜。他说，你不要可惜这一点。自从被何君说了以后，对胡子的爱惜渐渐的动摇了。这次来衢州，是我有生以来未尝有的意外的遭遇，不可以无纪念。所以今早我自己用剃刀把它剃了，作一个永久的纪念。

　　我一生淡泊，别无希冀，所念兹在兹者为人民，为国家，想把我未尽之生命作涓滴之贡献。我现在仍觉得时间不够，因为要补充我的不足，需要读的书很多，总是读不了。有一本“战后苏联印象记”（系英国人詹森著，宾符译的，上海世界知识社出版）我这里有此书，无庸寄来，你可买来读一读；请经方也可一读。

　　父字　三月十五日

　　这封信是父亲身被拘禁以后写给我的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封信。

　　当时我在给他的覆信中不便涉及时政，我当时还十分幼稚，根本不懂政治。因此信中大多是写些家庭琐事、亲友交往，并一再劝他多多保重身体。我知道父亲对部下的安危非常关心，为了免除他的惦念，我请蒋授谦、周一鄂代我写信，父亲见到他们的笔迹可以知道他们都是安全的。

　　三月中旬，五叔陈公亮来通知我，说何应钦要我去谈谈。在五叔的陪同下，我见到了何应钦。何应钦和他的妻子，还有保志宁（贵州王伯群的妻子）一起与我见面。一见面何就说：“你父亲真是个老好人，怎么去和汤恩伯搞在一起，汤把你父亲给他的条子到处拿给人家看。”何应钦又给我看一份上海“东南日报”，那上面登载着有关我父亲的事。大意是说：陈仪是国民党的叛徒，与共产党有勾结，共产党提出了三个条件等等。报上还提到胡邦宪（即胡允恭）和丁名楠的名字。当时我并不了解父亲的事，但对父亲是信赖的，我相信他这样做一定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对何应钦的话没有回答。

　　我去衢州探望父亲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去的目的有三个：一是探望他老人家的健康，因为他长期患糖尿病，身体虚弱，今又独处异地，我不能不为他的生活和健康担心；二是我急于告诉他“东南日报”上的消息和何应钦与我的谈话；三是我希望父亲能告诉我怎样设法营救。

　　三月十七日，父亲来信同意我去衢州。他信上说：

　　现在我的下落，经汤恩伯公开向记者说明以后，大家已知道，不必再秘密。所以你来一趟也好。

　　父亲　三月十七日

　　三月下旬，我带师满盈从上海乘火车去衢州。浙赣路车行甚慢，火车常常误点，我到达衢州时已是掌灯时分，街上很暗，什么也看不清。我们一行来到父亲的寓所，父亲还在等着我吃晚饭。我一见父亲，喊了声“爹”，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为什么软禁我！他们没有这个权力！”我们父女俩一起吃了晚饭，饭后就一直在楼上书房里坐着谈话，直至深夜。我把带去的“东南日报”拿给他看，又将何应钦说的话告诉他。父亲谈了许多过去的事情。

　　一是关于与胡邦宪联系之事。父亲告诉我，胡是他的旧部，曾在福建当过县长。父亲是通过胡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但细节他没告诉我。二是与汤恩伯联系之事。父亲与汤恩伯早就认识。汤在读书求职时多次受到父亲的帮助和保荐。汤平时对父亲十分恭顺，一直以“恩师”相称。有一次汤去见我父亲，流露出对蒋的不满，又说自己有两支军队，一支在常德，另一支在某地（地名我不记得了），准备反蒋。父亲劝他不要轻举妄动，并约定以后汤负责军事，父亲负责政治，俟时机成熟时起义。他还说此事从未向任何人道及。由于有这一层关系，父亲对汤更是信赖。却不料事未成，机已泄。即使到了此时，父亲还没有完全识破汤的庐山真面目。他把汤给他的信拿给我看，信是汤亲笔写的，大意是：他很痛苦，有难言之隐，俟以后到衢州去看我父亲时再面谈一切等等。当时父亲以为汤是受到外界压力，或是在别人的威胁下，出此下策。汤始终没有到衢州来，他出卖了我父亲，一手破坏和平解放事业，使老人受到囚禁之苦；同时却依旧施展其伪善的欺骗手段，实在令人切齿痛恨。三、我父亲问沈仲九和丁名楠的近况，我告诉他都已通知他们躲起来。我告诉父亲，徐学禹说捉到沈仲九可以释放我父亲的话；沈叔瑜（沈仲九之弟）来找我，想让沈仲九之女去求汤恩伯为沈仲九找一个安全的去处，我极力劝阻。汤恩伯对我父亲尚且如此，如今求他为沈仲九找安全处，不啻是飞蛾投火。父亲认为我的分析是对的。

　　父亲希望丁名楠最好通过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同学或朋友，赶快到共产党那边去。当时我与丁名楠失去了联系。此话已无法向丁去说。

　　谈到家庭的安排时，我告诉父亲，自父亲被绑架到衢州后，对多伦路寓所的监视撤销了。父亲认为继母不再受到威胁，行动能自由，倒不如仍在上海，又考虑到继母来到中国几十年（她是日本籍），不忍她在老年再受失去自由之苦，因此继母未去衢州。

　　我们就这样秉烛而谈，直至深夜。

　　第二天清晨，我起床后才看清楚父亲居住的房子和周围环境。

　　据说这所房子是汤恩伯在衢州的住宅。五开间的一栋楼房，前面有花园，共占地两亩多。楼房上层东面第一间是父亲的卧房，第二间隔成前后两间，前间是书房，后间是我的临时卧房。中间一间是客室，平时用作吃饭。西面两间白天关着门，我不记得是否有人住。从楼上窗口可以望见花园的大门口，门口有警卫站岗。特务、严副官等都住在楼下，楼上没有人监视。父亲说：“精神上亦不如在沪时受威胁，得以静养读书，余独居生活已习惯，怕烦嚣而不怕寂寞。”他在给我的信中还写到：“此间张司令官雪中（是陆大将官班毕业的）待我甚亲切，打电话、通信均自由。我也自知谨慎，免得他们为难。不出门，不见客，每日读书，吸纸烟，吃饭，睡觉。”

　　父亲的日常事物由严副官照料，每日菜蔬，由陶承喜去买，有特务跟随。

　　父亲对生活上的要求本来不高，喜欢吃家乡菜，如笋干炖豆腐、“盐种”（绍兴话，即炭火上煨透的粗盐）蒸豆腐、鱼干、咸鸭蛋、干菜丝瓜汤等等，每天早上吃两个嫩鸡蛋（用沸水泡两次即食）。

　　父亲在衢州订阅的报纸有上海“新闻报”、“申报”、杭州“东南日报”；杂志有“时代”、“世界知识”、“展望”、“文学评论”、“中苏文化”等。他手头经常看的书有鲁迅、茅盾的作品，“战后苏联印象记”、“大众哲学”和中国的历史著作。我到衢州去时，还遵照他的吩咐，带去“辞源”下册及续编。

　　父亲到衢州以后不再饮酒，每星期送一次小便到衢州医院化验。在衢州的两周，我与父亲朝夕相处，每天总有说不完的话。过去父亲几十年忙于政事，父女俩很少有机会促膝长谈。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他总是正襟危坐，读书看报一如既往，谈吐议论都非常镇定。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要我一家安心住在上海，等待解放。他说：“经方是医生（当时是上海市第六医院院长），将来共产党用得着的。”

　　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地图，每天看完报，他总要指出解放军进展的地方给我看。国民党军队撤退，就是解放军胜利前进。他说：“将来解放军所有的地方都会到的，逃出去有什么用？”

　　父亲钦佩毛主席共产党，看到报载邵力子和张治中去北平和平谈判，他说：“假使我当政的话，别人比我治理得好，我一定自己去北平谈判。只要有诚意，共产党是会接受的。”他对个人的安危只字不提，生死置之度外。他知道蒋介石对他不满意、不放心。毛森之流早就造舆论说：万一浙江发生事变，陈某人是靠不住的。父亲说：“这次被撤职直至拘禁远因近果很多。”

　　我担心父亲会被送到台湾去，父亲对此未作答复，只是对我说：“我要留在此地，共产党是不会为难我的。我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已经这样大年纪了，将来我不会出来做事。我对共产党的一套做法是不懂的，我只为江南千百万百姓免受灾难。北平的和平解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你们年轻一代，将来能过好日子。”

　　有一天，他对我说：“将来共产党胜利后，国旗一定要改的，你想想用什么做图案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上面用‘众’字做红旗好吗？”

　　他的乐观和镇定大大地感染了我。父亲早年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后不断探索，几十年如一日，未有丝毫懈怠。当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立刻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在他个人生命即将以悲剧结束的时候，我日夜侍奉在他身边，充分感受到这一点。

　　四月初，浙江形势开始紧张。父亲担心日子一久，我可能也会被扣留，因此急急催我回上海。

　　四月九日清晨，我们早早就起来了，父亲陪我吃了早饭后，千叮万嘱要我安心住在上海，等待解放。父亲到衢州后还从来未下过楼，这天他一直送我到大门口。他双眼含着泪，我不忍心使他过分激动、难过，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我除了再三要他注意饮食、保重身体之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踏上汽车，我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透过车窗，我看见父亲还和平时一样衣着朴素整洁，频频向我招手。上火车后，我还无法控制离别父亲的悲痛。“相见时难别亦难”，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此别竟成永诀！

　　翁县长的妻子和韩副官送我到火车站。车行半途，因铁路被炸，停车抢修，第二天才到达杭州。那天火车不通，父亲下午没有收到杭州的报纸，他当晚就派人到车站打听，又拍电报到杭州询问，为我的安全担心，直到收悉我平安抵达上海的信才放心。

　　四月二十七日父亲的来信说：

　　我眠食如常，心境安静，一切都好，勿念可也……此间楼上楼下的电话均行拆卸。此后只好时常通信，不能打电话了。

　　四月二十九日，父亲在不准告诉任何亲人的情况下，被绑架到台湾。据翁县长后来到杭州对人说，第一次由他去通知我父亲要送他去台湾，还说汤恩伯说到台湾就可以完全自由；父亲当即予以拒绝，坚持回上海。第二次换了别人去，骗我父亲说已同意送他回上海。待他上机后，飞机即飞往台湾。

　　父亲到台湾后，被囚禁于基隆。在五月九日的信上说：

　　我昨日接到你五月四日的信，很高兴地看了两遍。因为我到台北已十日，没有接到你的信，时在挂念中。……你唔娘（即继母）是否来台问题，我已于本月六日覆你唔娘请其不要来。……汤恩伯虽说，在台湾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是不然的……现在和在衢州大致差不多。……我想你四姆、七姑再过些日子总会来看我的，基隆离台北有相当的路，来时恐须总部的陪同来，这也是迟迟不来的缘故。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父亲到了台湾以后，不仅行动没有自由，反而受到更严格的监守，连亲朋好友相见也得由“总部”人陪同。我七姑夫袁守谦离开上海去台湾时，我曾托他带火腿和黄油给父亲，但父亲来信从未提及。

　　不久，上海解放了。我同父亲不能直接通信，而要通过香港我九姑陈郁芬代转。我给父亲去信报告全家平安的消息。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他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来信说：

　　我昨日接你八月三日的信，知你们平安，甚以为慰。我起居饮食俱好，生活也习以为常，惟通信断绝，不觉惦念耳。糖尿病近来虽未检验小便，但我饮食很小心，酒绝对不喝，所以不觉得厉害。

　　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十月十四日写的，此后便音讯突然中断，我再也见不到他那端庄的颜体书法的信札，再也得不到他的一点消息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叔陈公培从香港回来，带来了几张香港报纸的剪报，从上面得知父亲已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被反动派枪杀。这真不啻是一声晴天霹雳，顿时使我肝肠寸断，痛不欲生。港报上还登载了一张父亲就义前的照片。父亲身着西装，戴黑领带，器宇轩昂，神色镇定，正气凛然，视死如归。那神态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难以忘却。

　　父亲被害后由我五叔陈公亮收尸火葬，骨灰安葬在台北，立碑曰：“陈公退素之墓”。“退素”是父亲的自号。父亲生平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为人耿直，清廉方正，与一般国民党官僚不甚相得，故常遭贬挤，父亲不为所动，以“我行我素”处世待人，故自号“退素”。五叔以号为名立碑，是为免遭国民党当局的破坏。

　　父亲一生走过了许多曲折的道路，最后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条真理。他毅然决然筹划起义，反动派以“通匪叛国”之名杀害了他，不正证明父亲最终做出的抉择是完全正确的吗？

　　早在三十年代，父亲就写下他的理想：“入其境，田野辟，道路平，学校、工厂多，山林葱翠，河川通畅，衣服、屋宇皆整洁；及至旅舍，招待亲切，宾入如归。这是文明国家一般的现象，我们也应迅速做到。”旧中国，这些都是幻想，而新中国，父亲的理想才成了现实。父亲若地下有知必将含笑。（项斯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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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之死（郑文蔚）

　　一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奉李济深、朱蕴山两先生之命，自香港潜赴杭州，策动当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投向革命，响应解放，陈仪接受了。他为协助大江以南的解放，进行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布置，其中包括策动当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不幸陈氏为汤出卖，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在上海被捕，旋被押往台湾，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在台北就义。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在香港。某日，朱蕴山先生在“香港仔”一艘餐艇上与柳亚子先生等小叙，我被邀叨陪末座。席间，诸前辈忽谈起陈仪，对他为人，有肯定，有批评，臧否是很公允的。记得蕴老最后说道：“且看此人今后如何表现！”言下颇有期待之意。

　　饭后，我与蕴老同回宿处，我把自己和陈仪的关系告诉了蕴老。我是从二十岁追随公洽先生的。他当福建省主席时，我以一个小办事员作他的随从记录；到他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时，我被任为一家省营企业公司的协理，先后追随他近十年。我对蕴老说，陈公洽先生有三个特点，为一般国民党军政大员所难企及的：一爱国，二廉洁，三私德很好。我还告诉蕴老，一九四七年底我曾与公洽先生作过一次长谈，了解到他对蒋介石的信仰是动摇了的，他曾明确对我说：再不做张罗补壁的事，有生之年就在上海作寓公了！但谁知又做了浙江省主席。蕴老听后，从卧榻上欠身而起，点上一支烟，笑盈盈问我：“你能不能到浙江走一趟，去策动他？”蕴老说他自己这些年专门做拆蒋介石墙脚的工作。他说：“我们再来掀掉它一块砖，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回答蕴老，可以去做这件事。蕴老问：“你看有没有危险？”我说不会，至多他不愿听，训我一顿叫我走，难道值得拿我这个小小人物去请赏？第二天，蕴老就同我一起去见李任公（济深）。任公听了很高兴，勉励我为革命立功。他当即命蕴老起稿，他亲笔在一方白绸上端楷书誊正，这就是他写给陈公洽的一封密信，交给了我。我于九月底到杭州，晋见陈仪于省政府公廨，在我说明来意后，公洽先生面露喜色，使我安下了心。他劈头言道：“要我做什么呢？我手上只有一个保安特务团，成不了事。不过，浙江是我桑梓之地，省民是我的父老兄弟，我岂能看着地方涂炭！……”当时我瞥见办公室外走廊上坐着五六个武装卫士，恐一窗之隔有所不慎，遂要求改日到私邸晤谈。他当即要我晚上到私邸吃饭。饭前，我与先生促膝而谈，面交了李任公的信，告诉他这是任公的亲笔。他看后略略颔首，继续说着他日间在公廨所说的话。他说：“要我为解放作贡献，但我手中这点微不足道的兵，起不了作用。我至多只能做到不抵抗，也就是和平解决吧，为地方保存点元气吧。但是，你知道汤恩伯和我的关系，他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他是会听我的话的，他放弃抵抗，掉转枪头，作用就大了。还有福建李良荣（新任福建省主席），我也可以对他说的。”最后，命我即时回香港向任公复命，并嘱咐：当中共大军决定渡江时，只须派一个联络参谋，携一本密电码，由我陪同到他身边就行了。

　　公洽先生接受我方策动后，曾断然下令释放“政治犯”。一次在官邸与当时正隐蔽活动的陈铭枢相会。两人抵掌畅谈，对蒋介石多所讥评。酒酣兴至，陈铭枢挥毫为公洽先生作书，写下谭嗣同两句诗为赠：“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不料，这对公洽先生却成了诗谶！

　　公洽先生罢官离杭时，曾出现市民自动聚集热烈送行场面，国民党官僚哪个得到过如此待遇呢！

　　二

　　汤恩伯原是浙江武义县一穷书生。“恩伯”不是汤的原名，这个名字，是他为不忘陈仪早年的提携之恩才取的。后来汤已成了蒋介石军事系统中的一名中将时，仍对陈仪执弟子礼，人前人后，汤常声言他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我者”，一个是“育我者”。陈仪的随从副官曾对我说，老人家每次到南京去，汤必到站恭迎，火车一停，便跳上车厢，扶着老人下车，步出月台。公洽先生怎想得到他所一手栽培提携的人，后来竟出卖了他！

　　三

　　当陈仪被特务头子毛森押出上海多伦路住宅上囚车时，回头对他的家人言道：“我一生糊涂，只有这次做对了！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亦无憾。遗憾的是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但我相信，我去后亲戚故旧是会照应你们的，你们好好生活。”说罢上了车，不再回头。

　　先生从衢县汤总部被押上飞机时，押解人员说要送他去上海，后藉天气有变，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

　　一九五〇年陈仪被害前，我们在福建不断听到从台湾传来有关他被囚禁中的消息：陈仪先生被关在基隆要塞内，后来转到台北市“励志社”（原日人海军俱乐部“昭南阁”）。蒋介石的参谋总长林蔚（蔚文）、财政部长俞大维，以陈仪故交、旧属的关系，曾先后去探望他。林蔚劝说先生向蒋介石认错，写一纸悔过书，蒋允许恢复其自由，在台湾居住。陈仪凛然色变，说：“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林蔚说：“总得让蒋先生下台。”先生说：“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

　　香港某报一记者打通关节去探望先生，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只说了两句话：“很光明，很有希望！”还说：“最近有故旧给我送来一千块银洋，我收下二百，我看足够了。”这些话，意味着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他还曾对记者说：“我相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我的。”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清晨，天色方曙，陈仪在囚所被唤醒，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手中。他抬头，见来者是蒋鼎文，这位执刑官原是与先生积有旧隙的人。当年在福建，一个是省主席，一个是绥靖主任。陈仪鄙视蒋鼎文的为人，议事多不合，每加面折。蒋介石对这情况是深知的，今天他选蒋鼎文来监斩，亦可见其用心！陈仪说了声“好吧”，便嘱咐唯一随身的厨子，为他准备汤水沐浴、更衣。先生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了领带（我看到数日后香港“工商日报”通讯专栏上登载的先生就义后遗容，那根白底黑点的领带，是我多年所见的）。蒋鼎文命行刑军士捧来一盘食物，美酒一瓶，先生拂袖而起，说道：“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先生将两臂一摔，拒绝了，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一辆指定的吉普。车抵马场町刑场，先生安详地下了车，回头对执刑的说：“向我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走去，口中频频说着：“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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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杂记、书信选（陈文瑛）

　　先父陈仪遗下的手稿，由我保存下来的有书信六十余封，杂记四十余页，“随感录”一本以及诗词、文章、摘记等若干件。这些都是了解先父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对国家建设的设想，对社会改革的向往，对自己对家人的严格要求；还在于这些材料并不是为发表而写的，而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给自己家人看的，因此最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

　　这里辑录了杂记、书信三十九封。这些材料始自一九二八年终至一九五〇年，基本上以时间先后排列并稍加注释。

　　一、杂记（一九二八——一九四四）

　　（一）随感录（一九二八年，赴欧考察过程中作）

　　中国宜以道德文物超越世界

　　1.道德：宽大仁慈，忠厚，耐苦种种美德应保持而光大之。不洁，无秩序，私心重，不服理，无公德，种种恶习宜革除改良之。

　　2.文物：应培植有文艺天才之人，使其尽量发挥本能。国家宜特筹经费将中国之文物介绍于世界。

　　意大利之建筑及陈设整齐华丽，固为中国所不及，但总觉其为呆板的人工，无优美的天趣。中国文艺似宜发展天然的、点朴的、写情的特色。

　　凡属中国固有之器具、装饰，宜分门别类，加以一番研究改良之功夫，然后择其优美可爱者，推广于世界各国。

　　一九二八年四月

　　耐烦，有恒，毋伐善，此三者余宜刻刻留意。

　　九月五日 拟向教育部建议者

　　1.应派视学欧洲、美洲、日本各一人。视学人选，应具下列资格：（1）留学生。（2）道德上无劣迹者。（3）有新思想及相当之学识，以学经济及工业者为宜。（4）公正廉洁而有度量者。（5）热心有抱负者。

　　2.改良派遣留学生方法：（1）官费生必须在本国大学校或专门学校毕业，且毕业后，对于本业有二年以上之实际经验者（或充助教或充技师等）。（2）自费生必须经教育部之考试（最小限有中学毕业之程度），且确知其父兄有担负学费之能力者。（3）为熟练外国语并深知外国社会情形，备特种用途起见，得选拔十五岁以上、十九岁以下之优秀学生，资遣出洋留学。但其人数应以必要为限不得滥送。

　　3.视学任务：（1）调查学生之优劣、勤惰，其品性不良屡戒不悛者，官费生则停止其官费，自费生则告知其父兄召还中国。自费中有勤勉好学而学费困难者，与以资助。（2）学生欲进工厂实习者，予以介绍。（3）将驻在国学制及教育情形，随时报告政府，如政府欲聘请外国教授及采办教育用品，则为之承办。

　　4.各省派遣学生之经费，令各省汇解教育部，由教育部汇交视学，发给其学费，必须一律，不得参差，必须按期准发，不可拖欠。

　　5.视学按照事务繁简，得酌用会计庶务等员，但会计必须公开，不得有私弊。

　　九月二十五日 在哥伦布船上整理旧纸片（一九二八年），二十年以内（即民国三十七年以前）余所希望达到的阶段。

　　1.全国人民有教育（有营生能力，有做人的知识及道德），有职业，有人的生活。

　　2.衣食住及日用必需品，交通上、国防上主要品均能自制自用。

　　3.国防稳固。

　　4.学问渐能独立。

　　应迅速设立工厂

　　1.制铁炼钢厂。

　　2.火药厂。

　　3.煤气厂。

　　4.飞机厂。

　　各种工厂，最好就现有者，加以切实之改良。

　　民间各工厂，宜切实调查其与国防及基础工业有关系者，不问其失败未失败，由政府助其改良或收回改良之（对于永利制碱公司尤宜注意）。

　　建设新都会：地下工程（下水沟，自来水管、电灯、电话、电报线、煤气管），最好预先做好，其地上工程（家屋、桥梁、道路等）因目前经济困难，不妨简单粗朴。家屋式样亦不必纯仿西洋，惟室内装置以洋式为宜（即电灯、冷热水管、拉水便器等）。

　　用人上的注意

　　△凡一新事业、新机关之创立宜以新人才为主体。

　　△旧事业或旧机关之改良，宜采用旧人才中之操守可信、事理明白者。

　　△留意出众之才，加以充分之培植，使成大器。

　　服务上之注意

　　1.严守办公时刻。

　　2.办公时间内，来客不得冗谈。其无关公事来者，应于休息日，在私宅接见。

　　3.事业上、手续上应令各职员随时具申意见，以资改良进步。

　　4.一切坏习惯，陈腐思想，均应革除，务使职员脑中有新鲜之活力。

　　规定官制之原则

　　1.人才及经济的经济，即官不虚设，款不虚糜。

　　2.权必集中，事必分掌（集权分事），以增加办事之效率，减少纷歧排抵之阻力，即大官不宜多，小官不宜少。

　　十一月六日 记于茄菲号船上（一九二八年）

　　欲建设新中国，必先养成新国民。这所谓新国民，并不要新生养起来，只要请现有的同胞，把不合现代潮流的旧思想、旧习惯打扫一清，输入点新知识，增加点新能力，那就算是新国民了。我们要打扫出去的旧习惯、旧思想是些什么东西呢？吸鸦片，爱赌博，依赖心。吸鸦片的害，我想没有人不知道的。我的思想以为这样东西，简直是要亡国灭种的，此害不除，中国民族永无出头的日子了。赌博的害处，我想在座的诸君亦没有不知道的。我以为不但要禁止赌博的行为，简直要铲除赌博的思想。人间万事都是积累而成的，无论学问、财产、事业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断没有突如其来，忽然成巨富，忽然成博学，忽然成大业的。所以这种学问、财产、事业都是劳力与时间乘起来的结晶。但是好赌的人，总想得意外的成功，不想日积月累的努力；所以赌博是废事失业、扰乱社会秩序的东西，非严厉禁止不可的。

　　依赖心，是独立心的反面。中国人依赖心最重。只要亲戚本家中有一发达的人，大家就都去依靠他，恬然不以为耻，反以为是应该的。这实在是最不好的思想，非铲除不可的。

　　至于新知识的输入，新能力的增加，当然亦是人人所赞同的。我以为我们对于人民与国家，先要有一种确切的意志，就是要使人民有做人的生趣，国际上有国家的尊荣，这个意志确定了，我们就向着这方向走。

　　十一月八日 在茄菲船上，是日下午四时到神户。

　　图书甚重要，务必多多设备，最好每五百家有一小图书馆；杂志、新闻均齐备。往看者免费，但有一证章。如非会员欲往看，只要有一介绍状即可。

　　研究所、试验所、检查所均宜多多设立。

　　小规模之博览会、文艺美术品之展览会亦宜常开。中国人太无生趣，往往从嫖赌中过日子，此甚不好，故对于正当有益之娱乐设备，必不可少。

　　凡属生活必需之物，宜分科设专员研究。譬如衣之一物，有研究原料的，有研究制造的，有研究裁缝的，有研究式样的。余类推。

　　凡一种学术或事业，起而行者，固属必要，坐而思者，亦甚重要，二者万万不可偏废。

　　中国这几十年来，贫弱到这样地步，与欧美文明国比较，简直羞愧，又害怕，几乎无地自容。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没有科学的缘故。

　　（二）杂记 一九三三——一九四四（福建及重庆时期所作）

　　存心与厚道，作事与认真，待人要和气，东西要爱惜，收拾要整洁。

　　一九三三年六月

　　矢勤矢勇，一心一德，发挥民族固有之德性，砥砺献身殉国之精神，念念为救国而牺牲，时时作卫国之准备。

　　凡欲满足需要，必先讲求生产，合作是增加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的最好办法。

　　今日中国所急需者，富强。顾真正之富强，皆由举国一致、克勤克俭、铢积寸累而成。决无傥来之富，偶得之强。愿吾同胞努力生产，尽量节约，以自力来致富强！

　　一切失败后悔，皆生于不明。明则头头是道，暗则处处碰壁。改良而不知推广，等于不改良。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交通为一切建设事业的先决问题。积极的，通功易事，增进生产；消极的救灾疗疾，维持治安。同胞啊！我们要尽心尽力地发展交通。我们要利用轮子，我们要创制新的交通工具。我希望在五年以内，福建河上不看见拉纤，福建的路上不看见挑担和肩舆！

　　一九四〇年七月

　　立国，必须有立国的思想：科学的，组织的，社会的，得之者存，失之者亡。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读书人下笔千言而不辨粟麦，不知稼穑之艰难，这是向为老百姓所讥笑的，也就是老百姓看不起读书人的地方。现在我们觉悟了，所学的都要能实行，并且要行得多，行得熟，还要虚心地注意旧有的好方法和好习惯，那，才能真正的领导老百姓，来发展生产。

　　最后胜利必归最后努力者，大勇必基于大仁。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立国之宝也。

　　一切的力量当中，聪明是最大的力量。国民聪明，国家才能富强。失学的成人们：大家一起来受教育，增进你们的聪明。不肯受教育，不识中国字，那，还能算得是现代的中国人么？

　　健全的精神，寄宿于健全的身体。没有健全的身体和精神，怎能担当抗战建国的大责重任？愿大家注意卫生，增进健康，平时的卫生保健，其价值尤大于病时的治疗将养。

　　中国是有大希望的，但目前正在困难之中，需要大家的帮助。俗语有“烧冷灶”之说，就是对于一个能出山有希望的人，要另眼相看；他在困难时候，若是能好好的帮助他，比帮助一个已有场面的人，效果要好得多。我们对帮助今日的中国，也要作如是观。等中国已富强之后，那时买些公债，借些钱给政府，是很平常的事，看不到什么大功效。今日则不然，今日的一个钱，比将来的一个钱，效率大得多。我愿同胞们，大家来“烧冷灶”，多多的节约储蓄，帮助中国的建设，看他飞黄腾达，迅速达成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大希望！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入其境，田野辟，道路平，学校工厂多，山林葱翠，河川通畅，衣服、屋宇皆整洁；及至旅舍，招待亲切，宾入如归，这，是文明国家一般的现象，我们也应迅速做到。

　　害人者，终必自害，爱人者，人也爱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想做圣贤，想成佛成仙，到达一个什么境界。这，也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理——优越感，占有感。我则导于是，只想做一个齐民，安分尽职，多工作，少享受而已。

　　应创造世时而勿为世时所遗弃。应帮助人类而不为人类的累赘。

　　公正认真有勇气，淡泊耐烦有牺牲。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闲空是堕落，懒惰是罪恶。

　　寸心报国浑忘老，不忍偷安了此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避也。

　　身要庄重，心要慈祥，意要安定，志要果毅，气要和平，色要温雅，语要简切，行要迅速，机要缜密。

　　信心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1.应该相信科学。后进的国家，要赶上先进的国家，只有彻底相信科学、利用科学的一法。

　　2.应该相信世界和平是能实现的，大同并非空想。

　　3.应该向上，向进步方面想，不可后退，开倒车。碰到前进路上的障碍，应该排除障碍，不可屈服于障碍之下。

　　二、书信（一九三六——一九四九）

　　（一）一九三八——一九四四（福建、重庆时期所写）

　　梧卿①如晤：

　　自倭寇深入以来，吾同胞所受苦痛，不可以言语形容，惟望大家觉悟，痛改过去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国家之旧观念，祛私心，重公道，戒奢以俭，习勤耐劳，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自有否极泰来，建国复兴之日也。

　　余不多及 顺问

　　旅吉 文瑛均览

　　仪 八月二日（一九三八年）

　　蕙妹如晤：

　　经方②长在同济教德文，把所学的专长，没有使用，真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亦极愿他用其所长。

　　经方是否决意离开同济？如果决意从事于医，现在医生很需要。经方是学过军医的，在此抗战重要关头，最好请他当军医去，不计地位，不论报酬，不问待遇，以极大的忍耐力，为国家民族去服务。这是中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千载一时的机会。我亦希望他能鼓舞最大的决心，出以积极的行动。不过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觉悟，所谓“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的毛病，还普遍地存在。我们是抱着牺牲的决心，为民族去服务的；但在不肖者的揣测，以为没有事做而去抢饭碗的。所以需要极大的忍耐力。余续书。即问

　　近好 经方、文瑛均览

　　仪手启 四月一日（一九三九年）

　　文瑛吾女：

　　接读你八月四日来信，备悉一一。余前曾致你母亲一函，内附致七姑③函，并请赠送七姑五百元，谅经收悉矣。贵阳人口激增，房屋难找，自在意中，不审进屋以后，一切都好否？至于房租稍贵，可不计较也。每天早起早睡是很好的。我现在每天四点半钟起床，晚上十——十一点就寝（办公钟点改为上午五时半至八时半，下午三时至八时）。贵阳寓次用度当由余汇来，但每月约须若干，请告我。余鉴于此后中国非与苏俄合作不可，但中国人研究苏俄事情者甚少，现决定派公亮赴俄留学。但旅、学费均拟自备，因现在政府财政困难，不欲动用公款。请你将家中存款调度壹万元，以备你五叔赴俄之用。倘急切不能汇来，拟在此间先向他处移借，稍迟归还亦无不可，因你五叔急须出国今不能久待也。余续函，即问近好 你母亲均阅

　　父字 八月卅一日（一九三八年）

　　文瑛吾女：

　　一昨三十日到考核会，接到你二十六夜的信，已悉一切。郁飞④、新月等被录取，我二十九日已经慰悉。你做母亲的成绩良好。大凡女子的幸福，有三个时期：一、是做女儿的时期；二、做妻子的时期；三、做老母的时期。这三个时期都得到幸福的是很少的。你在一、二两时期，已经得着相当幸福，我望你在第三期能得更多的幸福。但幸福不是无代价的傥来之物，我望你继续努力！儒家说“修天爵”，西哲说“天助自助者”，皆勉人终日乾乾，自强不息的意思。我平日说肯吃亏是道德，就是宁可多付代价，少得报酬，万不可贪便宜；宁可被人说忠厚，说傻瓜，不可被人说刻薄。这是我的信条，供你们做参考。顺问斯文⑤好吗？经方均此。

　　仪手启 九月一日（一九四四年）

　　（二）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在台湾行政长官任内）

　　文瑛吾女：

　　十月二十三日别后，无时不在念中。知你平安到沪，我心才放。昨日接你十八日来信，具悉一切。你追痛你娘，固由你娘的慈爱感人，亦是你天性纯厚处。你娘一生所钦钦在抱者，唯你与介三⑥与余耳。今你娘逝世，转瞬已将四周年，牺牲于抗战颠连之中，余亦时以为戚。余二十年来，许身国事，置家于度外，尤其九一八以后，念兹在兹者，惟此危急存亡之国家耳。甚或因公事烦心，太淡忘，不注意家事，有时使你与你唔娘之间，发生不必要之误会。然余晓得，你心地光明，你唔娘虽不懂世故，但其居心爽直无他，彼此终能谅解，亦遂置之。语云，好心有好报，信非虚言。你有慈母，有贤夫，有优秀可爱之儿女，社会上对你又多青眼相看，斯亦足以自豪自慰矣。余固忙甚，自晨六时顷起床，直至夜十一、二时就寝，没头于公事之中，盖深感责任之重，遂亦自忘其疲劳耳。你唔娘一时不便来台，因我曾经命令总司令部及各部队官员，在日俘未送回日本以前，尚属军事时期，一概不准携带家眷；余身兼总司令，不能不以身作则也。郁飞事，你如此安排甚好，此后路费等项嘱杨今吾⑦垫付可也。介三大约在台湾大学教科。余再信顺问你及你孩子们的好。经方均此。

　　仪 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三夜（一九四五年）

　　文瑛吾女：

　　两接来信，已悉一一。

　　上海物价激涨，你们入不敷出，生活困难，我亦常在系念。郁飞的事，还是由他自己决定，希望他多用理智，不要感情用事。我觉得郁飞是可以培植的，可以使他发展成一个优秀人才，为国家、为社会造福。这是我的同情心，也是我的责任心，此外无丝毫别种心思。我既有培植他的诺言在前，我必履行到底。我日内当筹措国币柒拾万元，由胡景溪⑧汇给你；贰拾万元请你给郁飞用，伍拾万元补助你的家用。

　　禹丞⑨的事，倘如你大伯父⑩的开源银行可以用他，最好；万一不能，只好到台湾来。不过我不愿意许多本家亲戚到台湾来，一则招物议，二则我年力已衰，不能长期在台湾，与其集中在一起，将来树倒猢狲散，不如分路自立，不相依赖为得策。

　　仪 五月五日（一九四六年）

　　（三）一九四八年（在杭州，任浙江省主席时）

　　文瑛吾女：

　　我到杭州以来，身体尚好，惟忙碌耳。现寓石塔儿头前日本领事馆，不拟迁移，因黄主席、沈主席所住的孝女路及长生路房子，均系民产，现均准归还原主矣。你们想必都好，顺问。经方均此。

　　仪 七月七日（一九四八年）

　　经方、文瑛：

　　你们的信我已收到。我因忙，小便尚未验过。膀胱炎觉得没有复发征象，糖尿总是不能免的。

　　我去年托新月(11)做的横领结，还有一个没有做给我，夏衣横领结比较便，请转致新月做给我，这是我要讨的债。顺问你们都好。

　　仪 七月十四日（一九四八年）

　　文瑛吾女：

　　今天王成昱君送来（差人送来）你的信和领结两个。领结很合式，谢谢你。剪来的新闻，这里新闻处，亦在剪取，以后不必寄来；你们如感兴趣，请你们自己留下来。自我接事以来，一般的批评好的多，将来或许会变坏，等我离开以后，又会变好的，这是我的经验。所以这些说好说坏的话，我一直不大注意。我终究还是个我，保持着本来面目。再谈，经方均此。

　　仪 三十七年七月十八日（一九四八年）

　　（四）一九四九年（被捕后，关押在衢州时所写）

　　文瑛吾女：

　　昨在机场别后，一路都好。衢州机场虽尚有积水，因飞行员技术甚优，且很小心，故安全降落，毫无故障。因在衢州上空多绕几转（为侦察机场跑道），故少费时间耳。

　　仪 二月二十八日

　　文瑛吾女：

　　昨托彭副司令带沪一信（附在致你唔娘(12)信中）谅已收到。余自前日飞到衢州后，起居饮食，均称安适，精神上亦不如在沪时之受威胁，得以静养读书。当余到衢州时，地方人士亦有知道者，旋由翁县长（衢县县长）告知大家云：余已于昨日原机返沪。因余不出门，故似无人尚知余在衢州者。此间系一乡下县城，你唔娘沪寓(13)尚有人监视否？如监视已撤销，精神上不受威胁，行动已能自由，倒不如仍在上海。一则恐怕你唔娘住不惯衢州；二则衢州小地方，你唔娘一来，地方人士一定会知道，反多不便。至于余独居的生活已习惯，怕烦嚣而不怕寂寞，正可安静读书，自得其乐也。余自杭州带沪的大木箱（书籍）中，有《辞源》上册，请便中检出邮政带来（《辞源》有上册、下册及续编，共三册，来时只带下册及续编）。再来信请寄“浙江衢州东门开明坊一号陈树声先生收”。余再信，顺问近好！你唔娘处不另函，经方均此。

　　仪 三月一日

　　文瑛：

　　我今晨已与你大伯母通过电话，这封信请你阅后转交。三月三日的申报载有……陪同前往者尚有其部属张延哲、钱宗起、周一鄂等数人……又杭州《东南日报》也有同样的记载。不知这些消息，从何而来？

　　三月三日出版《新闻天地》第六十期，登有关于我的新闻，请你买一册寄来。此外上海各报如有登载我的消息，你如见到，请剪留下来！

　　仪 三月六日

　　文瑛吾女：

　　你五日的快信，此刻刚收到，同时周先生(14)代写的信亦收到了。你带出的书和信，还未收到。如学禹还未送出，可交此间训练司令部（衢州绥靖公署已撤销，改为衢州训练司令部，司令官张雪中）来沪的人带来。至于你想到衢州来看我一节，请你作罢。一则浙赣路秩序不好，而车走得甚慢；二则此间被、铺等设备，亦都缺乏；三则衢州小地方，你来了必定会有人知道，传出去，唯恐又发生误会，所以还是谨慎点好，千万千万！学禹亦请你告诉他不要来。我打长途电话（在我的房间里）是自由的，但上海的电话线很忙，碰得巧半个钟头叫得来，有时半天、一天都叫不来。今天我早晨七点多钟打电话给你，一直到十二点钟过才叫来，可惜你已经出门了。你五叔替我定的“大公报”今天也已收到。我本来在此间订阅三种报（上海“大公报”、“申报”，杭州“东南日报”），现在此间订的“大公报”，将改为“新闻报”。此间张司令官雪中（是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的）待我甚亲切，打电话、通信均自由。我亦自知谨慎（免得他们为难），不出门，不见客。每日读书，吸纸烟，吃饭，睡觉。信要付邮，不多写了。

　　父字 三月七日傍晚

　　文瑛：

　　顷间接到鲁迅《阿Q正传》一册，茅盾的《蚀》三册，又杂志共六册：《时代》二、《世界知识》二、《展望》一、《大学评论》一，请你告知你五叔。又写旧作一首，亦请转交。经方均此。

　　父字 三月八日

　　文瑛：

　　你十日夜写的信，我已收到，“新闻报”也收到。我一切都好。你如固要来看我，过些日子来一趟也好。我今天有一件事告诉你：我的胡子，今天早晨已剃掉。这胡子是民国元年三月间留起来的，那时我正三十岁，到今日已足足三十七年了。剃胡子的动机，是去年十月在南京参加粮食会议时，我的日本士官同学，同期同班并且同一书桌的何成浚先生，字雪竹，湖北人，多年不见面，忽然碰见，他就劝我剃胡子。问他为什么？他但说无用，不好看。我说我的胡子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剃掉觉得可惜。他说你不要可惜这一点。自从被何君说了以后，对于胡子的爱惜，渐渐地动摇了。这次来衢州，是我有生以来未尝有的意外遭遇，不可以无纪念，所以今朝我自己用剃刀把它剃了，作一个永久的纪念。我一生淡泊，别无希冀，所念兹在兹者，为人民，为国家，想把我未尽之生命，作涓滴之贡献。我现在仍觉得时间不够，因为要补充我的不足，需要读的书很多，总是读不了。有一本“战后苏联印象记”（系英国人詹森著，宾符译的，上海世界知识社出版），我这里有此书，无庸寄来，你可买来读一读。请经方也可一读。祝你起居安善！

　　经方均此

　　你唔娘请将此函送她一阅

　　父字 三月十五日

　　文瑛：

　　我前日寄给你的信，想必先此收到。我昨晚与你唔娘通电话，她说：你快要到衢州来。现在我的下落，经汤恩伯公开向新闻记者说明以后，大家已知道，不必再秘密。所以你来一趟也好。你来的时候，可带师满盈同来。我书桌上的一块蓝布写字板，最好替我带来。经方均此。

　　父字 三月十七日

　　再我曾两次写信给你五叔，第一次托他定购杂志四种，第二次托他买“中苏文化”亦是杂志，想必均已收到。如书已交邮局寄出不必说；如未寄出，请一并托来友带来。

　　文瑛：

　　我十三日写给你一信(15)内附诗一首。

　　昨天接到你十二日的信，知道你路上耽搁的情形，但与我这里打听来的消息，很多出入，中国人说话做事的马虎，真是可怕。像这样重要的事情，车站上负责人应该明白知道，不能随便胡说的。徐松青(16)那天来，要送我银洋叁拾元，我不肯收。我说你来的时候，有银洋带来，现在我不需要，请他收回去了。他还送我一瓶“维他命C”，本来我亦不要，因为他的好意不可却，我收下了。昨天他由江山来，大约要往杭沪去，陶承喜看见他在门口（并且他送我一包香菇，已送进来），想来见我，因守卫的不许可，他不曾能上来，就回去了。俞元方(17)君请他不必来，此间衢州省立医院替我检验小便（附奉检验单三纸），亦甚亲切。我现在酒已不吃了。经方均此。

　　仪 四月十六日

　　文瑛：

　　你二十一日的信已经收到。我的小便，衢州医院约我每星期送去检验一次，其检验结果，糖分总是两个十号，与过去一样，没有增减。

　　此间天气，最近一星期以来，已很温暖。我已洗过澡。蚊子已活跃，帐子也挂上了。承喜(18)、树声(19)也替他们各买一顶帐子，每顶银元四元五角。此间银元价值不比上海低。翁县长昨日已回到衢州。他本来想辞职，因为我在这里，汤嘱他不要辞，他也决定不辞了。王处长早已离开衢州。编练司令部没有人来过，此间日常的事，还是严副官在照料。但是他胆小，好些事都不敢做主；譬如有人想来看我，他就不敢准他们进来。可是这也难怪他的。至于其他照料都很好，请你放心好了。

　　上海已入战时状态，人心一定很紧张，请你们多在家，少出门，一切格外小心！今天早晨六点半打电话给你，到此刻下午四点还没有接通。此后我隔三天写给你一信，不打电话了。因为电话一定很忙。祝 你们平安！经方均此。

　　父 四月二十五日

　　文瑛吾女：

　　我前天（二十五日）写给你的信，想必先此收到。我眠食如常，心境安静，一切都好，勿念可也。沪地进入战时状态，人心必然紧张。斯月、斯芬假期满后，是否照旧去学堂读书。如仍去学堂读书，应改为住读，不可每天来去。

　　此间楼上楼下的电话，昨日下午均拆卸。此后只好时常通信，不能打电话了。望你们一切格外谨慎小心为要。经方均此。

　　父 四月二十七日

　　（五）一九四九年（被解押到台湾后所写）

　　月芳吾妻，文瑛吾女：

　　二十九日，三十日到台湾的函(20)，想必先此收到。我于二十八日早饭后，张司令雪中来说：共军渡江后进展甚快，衢州已感觉威胁，所以与汤总司令商量，请我移往他处——大概是上海。至午饭时，汤总司令派来之飞机已到衢州，并派其司令部总务处曹副处长来接，云飞往上海。三时顷由衢起飞。起飞后约经过一点钟，飞机师送来一电报云：“上海气候恶劣，空军总部命令改飞台湾。”遂于七时顷到台北机场，由副总司令彭孟缉等在机场迎候，云：接汤总司令电报说我要到台北，请其招待。于是即到顶北投招待所。翌日晚移到此间，大约须长住一些时间。我身体都好，请勿为念。望你们保重！

　　仪 五月一日

　　公亮五弟均此不另函

　　月芳吾妻：

　　你三日的信，收到了。此地风景及房间设备，比衢州好。不过此地是要塞区(21)，警卫当然要严重些。好在我在静养，无须亲友来看我，所以进出的方便与否，并没有关系。至于你来台的问题，我想你还是不来的好。因为（一）你的身体是有老病的，天气热，郁闷不自由，你是吃不消的。（二）此间房子亦不够住——三间房子，一间我住；一间吴副、朱副官（均汤恩伯总司令部派来）及陈树声住；中间是饭厅，吃饭等用。另外有一小间，陶承喜住。你如果来，房子成问题。（三）我一人幽静惯了，怕烦噪而不怕寂寞，只要你身体好，文瑛他们都平安，我就放心了。此后我每隔两三日写一信给你，使你们安心。文瑛我到台北后曾给她三封信，不知收到否？我起居饮食都好，室内气温华氏八十二度。

　　仪 五月六日

　　文瑛：

　　我昨日接到你五月四日的信，很高兴地看了两遍，因为我到台北已十日，没有接到你的信，时在挂念中。你所问的几点（一）你唔娘是否来台的问题。我已于本月六日函覆你唔娘，请其不要来。（二）一切东西我都不要。因为一切食用，器物均由公家置备。至于衣服，夏衣已带来，足够应用。（三）报纸是有得看的——台湾报是“新生报”和“中央日报”，又台湾版的“大公报”；上海报是“申报”。你五叔替我定的杂志，我已经有信给你五叔，如能寄来固好，不寄亦可以，因为我还有别的书可看。——台湾有书店，亦可托吴副官去买。（四）汤恩伯虽说“在台湾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是不然的，因为各主管的责任问题，他们总觉得小心点好，这也是难怪他们的。现在和在衢州大致都差不多：一、礼貌很恭敬，说话极客气。二、余的饮食起居都很关心，使无不适。三、吴朱副官对陈树声、陶承喜都很客气。四、通信尚自由。——来信有无检扣，余尚无所知。报纸、书刊可阅看。五、亲友则务使不接见。——你四叔(22)、七姑，至今没有来过（你四叔处，我一到台北，即托项副处长、林处长通知他；七姑处托彭副总司令通知的）。七姑夫已于六日到台北（是日午后彭副总司令来看我，恰巧总司令部来电话，云：“袁守谦已到台北，明日要回去，现须与他见一面。”于是彭就告辞回部），也并没有来看我。我想你四叔、七姑，再过些日子，总会来看我的。基隆离台北，有相当的路，来时必须总部的人陪同来，这也许是迟迟不来的缘故。台北熟人虽很多，因为这种关系，除了警备总司令部及基隆要塞司令部的主管官以外，绝没有人来。好在现在我已静居成习惯，亦不希望亲友来看我，只要有报看，有书读，一日的光阴，很快地就过去了。请你们一切放心好了。经方均此。

　　父 五月九日

　　经方、文瑛：

　　我一昨九日寄给文瑛信，收到否？

　　七日的信已收到。托谭伯羽(23)转来的信，迄今未送来。文瑛四月二十六寄衢州的信，没有收到，或者退回，或者浮沉了。台湾报纸，不实不尽的记载，当然不能免。但就我所看的几份报来说，还相当可靠。我饮食睡眠均照常。此间西瓜、番茄都很好，所以水果比衢州有得吃。

　　父字 五月十一日

　　文瑛：

　　十一日我给你的信，想必收到。昨接你十二日的信，已悉一一。（一）企止到台北后，没有来见我，托他带来的火腿牛油，也还没有送来。好在不等吃，过些日子，也许七姑会来。（二）寄衢州的信纸没有收到，此地信纸有得买，请你不必购寄了。（三）托伯羽转交的信，至今未转到。（四）此间用钱，大部分都是公家出的。要零用时，可以现银元兑换台币，一切没有什么不便。

　　你唔娘来信，怕我坐着不动，需要散散步。此地散步倒比衢州方便，因为房子系平房，房屋四周，有点空地可以散步。此地是一个小高山，位置在基隆港口，所以风比较大，下雨的日子亦较多，但因此，气候比台北凉快点。我到旭丘以来，天气最热的时候，室内温度亦不过八十四度。昨天下雨，只有七十四度。我昨天写信给你唔娘，想买两只手表，送给陶承喜和陈树声，因为他们没有表，公家又没有钟，感到不方便。并且可以给他们做个纪念品。买好后托便人带台北，交警备总司令部彭副总司令孟缉（号明熙）或军法处处长徐世贤转交给我，均可。祝你们健好！经方均此。

　　父 五月十五日

　　斯文：你写的信我看过了。谢谢你，我还要过些日子才回来。我希望回来时看到你更聪明！更乖！更健康！

　　芳妻：

　　我十四日寄给你的信收到否？

　　你十二日的信，收到了。托徐处长世贤转交的衬衫六件，及法兰绒裤尚未送来，不知托谁带来？此间天气，这几日很风凉——因为下雨。我每日早晨及傍晚，亦在室外散步。因此地是平房，四周有空地。你教我“精神上空的好，甚么都不用想”，这话很有理，我现在除注意卫生、看报、读书以外，甚么亦不去想他。惟日记，我总没有长心写，现在还是这样。你现在视力弱，看书、写字都头痛，我想用日本的“大学眼药”，每日点两次，是有益的。可惜这眼药都在我这里（前托学禹由日本买来），有便人时，当给你带两瓶回来（我共有四瓶）。陶承喜、陈树声的工钱，还没有与他们说过。我想承喜每月给他银洋八元或十元，树声五元或六元。你看如何适当，回信告我！学禹(24)不知道他已否来台湾？我这里他们都没有来过。

　　仪 五月十六日

　　芳妻：

　　我十四、十六寄给你的信收到否？

　　你十六日的信，收到了。托守谦带给我的食物，还没有送来。新做的衣服，可以不带来，因为我穿的衣服还有。他们不来看我，不要怪他们，因为公家不许可。我平生相信人，待人厚，这是我的性情。可是不知不觉中有好处，有人会暗中帮助。人究竟是有感情的，公道也自在人心。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做善人的，有时也许吃意外的亏，但是不要灰心，这是一种储蓄。你说你没有娘家人，没有朋友，精神上苦恼。可是真正有缓急的时候，娘家人何尝不势利，不见得肯帮忙；普通的朋友，更不必说。我相信我是最爱你，最能体谅你的，现在我虽然已经年老。你的长处很多，但是性子太急。希望你随时注意。

　　我十四日的信中想买手表两只，送给陈树声、陶承喜，他们很忠实，应该酬谢他们。此外我亦想不起要买什么。我有一件白大绸的睡衣，请便中捡出带来。祝你平安！

　　公洽 五月十九日

　　芳妻：

　　我十九日写给你的信，想必已经收到。顷接文瑛来信，云“手表已买好交师满盈(25)带台湾，由学禹送来”，甚好甚好。学禹恐怕不能上山来看我，我已写信通知彭副总司令矣。今日报载：中航公司客机已停飞。不知道航空信亦停寄否？此后恐致中断。请你保重身体，一切镇定、安静，不可慌乱。我饮食、睡眠都好，钱亦够用，尚有剩余。因此间食用，均由公家开支也。

　　仪 五月廿二日

　　文瑛：

　　我昨日接你八月三日信，知你们平安，甚以为慰。我起居饮食俱好，生活亦习以为常，惟通信断绝，不免惦念耳。此间气候，今年似乎比我所记忆的灼热，所以生了一身痱子、疖子。因为秋老虎亦属厉害，还没有完全脱体，可是已经好得多了。糖尿病，近来虽没有检验小便，但我饮食很小心，所以不觉得厉害。你大伯父处我不及写信，望你替我致意。顺问康健！经方均此

　　父字 八月廿七日

　　覆信：九龙山林道三号二楼

　　唐庚先生转陈郁芬(26)

　　芳妻、文瑛如面：

　　文瑛九月二日来信已收到。你们身体安好，甚慰。我眠食如常。糖尿病，小便亦时在检验，糖分并不多。今夏及初秋，天气虽较炎热，但我仅生点痱子，其余均好。一切请你们放心可也。顺问康健，经方均此。

　　仪 十月十四日(27)

　　①梧卿：我母亲沈蕙之字。

　　②经方：项经方，我的丈夫。

　　③七姑：陈缤芬。七姑夫袁守谦，字企止。

　　④郁飞：郁达夫之子。

　　⑤斯文：我的小儿子。

　　⑥介三：沈介三，我母亲沈蕙之胞弟。

　　⑦ 杨今吾：台湾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

　　⑧胡景溪：其时在行政长官公署管财政工作。

　　⑨禹丞：陈禹丞，我的堂叔。

　　⑩大伯父：陈公孟。

　　(11)新月：我的大女儿项斯月之小名。

　　(12)唔娘：陈月芳。

　　(13)唔娘寓所：指多伦路志安坊三十五号住宅。

　　(14)周先生：周一鹗先生。我特意请他代我写封信，以此告诉先父周先生并未被捕。

　　(15)十三日信已遗失。

　　(16)徐松青：先父的部下，浙江省政府事务科专员。

　　(17)俞元方：医生。

　　(18)承喜：陶承喜，炊事员。

　　(19)树声：陈树声，勤务兵。先父被解送衢州时，他们两人随行。

　　(20)这是先父被解送到台湾后的现存的第一封信。四月二十九、三十日两函遗失。

　　(21)此信发自“基隆要塞旭丘宾馆”。

　　(22)四叔：陈公铨。

　　(23)谭伯羽：谭延闿之子，陈诚之内弟。

　　(24)学禹：徐学禹。

　　(25)师满盈：勤务兵。

　　(26)陈郁芬：九姑。

　　(27)这是先父最后一封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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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论（李敖）

　　陈仪曾名陈毅，字公侠，又改字公洽，号退素，清光绪九年（1883年）生在浙江绍兴，他的年纪，跟汪精卫、阎锡山同岁。

　　陈仪出身浙江求是学堂，是浙江大学前身。1902年留日，进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跟何成濬、姜登选同期。这一期学生是老资格的前辈，仅晚于蒋作宾一期，却早于张群五期。张群是第十期的，国民党钦定说法是蒋介石与张群同期，但是根据《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第十期根本没有蒋介石，遍查第四至第十期名单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的大曝光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至于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

　　陈仪不但有日本士官学校的资历，还有陆军大学的资历，且是中国学生留日陆大第一期的毕业生。这种显赫的军事条件，使他早在1922年就担任了师长。

　　陈仪受知于士官学校晚他一期的孙传芳，孙传芳1925年任浙苏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时，陈仪任军长、浙江省省长。因为他要加入革命军，孙传芳扣押了他，幸经总参议蒋方震、参谋长刘宗纪等营救，得以放回上海。杜伟在《孙传芳羁押陈仪的经过》中说：“陈仪被禁在南京联军总部，孙传芳大动肝火，恨之入骨。夏超、周凤岐之后，加上一个陈仪，在孙传芳当时的心目中，凡是浙军，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痛定思痛，杀机顿萌，陈之性命，有如悬丝。但孙传芳的左右如总参谋蒋方震、参谋长刘宗纪、秘书长陈訚等和陈仪都私交不恶，他们异口同声，婉言向孙传芳为陈缓颊，终于达到‘刀下留人’的目的。刘宗纪还说：‘公洽不是劝过大帅和南方联络，沉机观变，保全实力的吗？为今之计，不如利用他和南方的关系做个缓冲，我们可以从容应付。’孙传芳既释陈仪，接着就要他回浙收抚一师部队，陈因此脱险。他从南京到上海后，得知国民革命军军事进展奇速，又知第一师已被周荫人击溃，立即修书剖陈局势，建议孙传芳悬崖勒马，与南方合作，信由弁目李锦文送交南京联军总部孙大帅亲启。但孙的目光，始终没有看到进步的一面，终于丧师辱名，厥后再经龙潭一役，全军覆没。1929年9月陈去东北为宣慰使，道经天津，与孙相值，对此往事还不胜其惋惜。”

　　冒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对陈仪很敬重。派他到德国考察，并聘请德国顾问。在欧洲半年，取道美国、日本返国。1929年4月出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5月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4年任福建省主席。1937年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41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42年任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长。1943年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任台湾行政长官。

　　陈仪在做福建省主席的时候，又以强悍而得罪奸商与地主，也得罪了特工；他做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又以强悍而得罪了副院长。此公敢作敢为，勇于任事，是他的大长处。他任台湾行政长官，这一长处，就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职一年七个月，有功于台湾者甚多，遗爱亦甚久远。但每为国民党和台湾人所抹杀。例如他力避台湾感染到大陆的腐化，此中苦心，就是很动人的。1947年7月1日，《亚洲世纪》第三期有暮云写的《魏道明莅任后的台湾》，其中说陈仪“他有理想、有信仰、有坚定结实的意志、有承受任何阻力的魄力。他企图在这个与大陆绝缘的海岛上，种植自由和平欣欣向荣的花朵，六百三十万人民在安定、自在的生活中求进步。正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他更追求于经济的理解，和总理民生主义的实现，将经济重点安放在专卖、贸易、公营事业和土地政策上，为了保存台湾的元气，为了台湾的生产，他不惜用种种方法关起海岛的大门，抗拒外来的经济浪潮，可是也正因为这样，在实施新政策时遭遇到莫大的阻力。”

　　而陈仪对这种来自大陆的抗拒，甚至不只是经济的，而是全面的。《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二期有沈云龙遗稿《陈仪其人与二二八事变》，对这些抗拒，曾有举例：“为了应付中央各方面来台接收问题，对他也是一大困扰。例如孔宋系统的中、中、交、农四行及中信、邮储两局派员来台设行及接收金融机构，陈认为台省原有台湾、第一、华南、彰化四银行，毋庸增设，即命来台人员原机返回，并呈准由台银发行台币，不让大幅贬值的法币在台省行使，以稳定物价。又如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派员来台接收日本人所遗留的工矿事业，亦为陈所拒绝，几经往返折冲，决定国省合营而告解决。再如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以行宪在即，党费须自筹，电令陈将全省电影院交由党营，陈为中执委，无理由可以反对，经过不少函电洽商，最后保留台北西宁南路国际戏院一所，作为教育处实验剧院（今已改建），其余悉属诸党营事业。另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接收《台湾民报》后，长官公署改为《台湾新生报》，并聘派青年党人李万居为社长，至感不满，乃以台湾须办党报为由，强令分与《台湾民报》印刷机器设备之一半，命特派员卢冠群筹备《中华日报》，陈则以该报须设在台南为条件，免在台北与《台湾新生报》发生冲突，最后双方勉强接受，打开僵局。”从这些例证里，可以看到陈仪的许多苦心。抗拒中的首功，自然要推他坚持“一国两币”，以台币代替法币，稳定了台湾的金融。没有这种远见与决断，台湾必将重蹈大陆收复区的覆辙，最后一块干净土亦不可得，又哪有今天呢？

　　1947年5月3日《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社论《台湾改制后怎么办？》中，在称道陈仪阻止内地的豪门资本伸足到台湾的功劳以后，责备他“始终未能注意到如何尽速恢复生产事业”，其实此中困苦，局外人似难深知。陈仪本人，在1946年9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光复后台湾种种”为题，就指出当前的困难是“人力的不足”和“物力的不足”。在“人力的不足”方面，“因为日本以往统治台湾的政策，是要使日本人永居台湾人之上，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等一切机会，都不让台湾人站于与日本人同等的地位。因此，日本人的知识、技能、职位都高于台湾人，而台湾人只能被迫处于从属地位，做些低微工作。光复以后，大批日本人遣送返日，其中除日俘约十七万人以外，还有日侨约二十九万人，这二十九万人的日侨当中，多数都在台湾有相当高级的工作和地位，譬如充任警察的达七千余人，担任中小学教师的达一万一千余人。这批大量工作人员的亟须补充，一时实在感到人力的不足。现在除了邀请内地人才来台服务外，正积极训练本省人，授以各种比较高级的知识技能，使能胜任各种职务。”在“物力的不足”的方面，“日本以往在台湾的经济政策完全是以日本为本位的。在这次大战以前，日本人统治之下的台湾乃是农业的台湾，到战争爆发以后，因为军事上的需要，才来发展台湾的工业，但是无论农业或工业，日本总不让台湾自给自足，一切都须依赖日本。譬如台湾的主要农作物米、甘蔗、茶叶及凤梨等，都需要化学肥料，台湾每年即需硫酸铵二十五万吨，但是台湾的肥料要从日本运来，我去年抵台时即着手筹购二十五万吨硫酸铵，唯至目前为止，仅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硫酸铵二千七百吨，相差甚巨，足证台湾物力缺乏之一斑。而本省农作物因缺施肥工作，产量自然因而减少。至于工业器材，更须自日本运来，战后来源断绝，物资缺乏，可以想见。”从陈仪这些深入的谈话里，可以看到随便责备陈仪的人，实在是不了解实际的情况。

　　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当年是陷害陈仪的要角之一。但在近四十年后，他垂老写《陈仪迫汤投共始末》，却也有这些“其言也善”的尾语。毛森说：“最后我要代陈仪说句公道话，二二八的账都记陈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日本投降时，台人确实欢迎接收人员及国军。嗣因接收人员行为不检，部队军风纪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陈仪素重纪律、军容，故坚持撤走驻台之破烂叫化兵，因陈坚拒驻军，汤恩伯、林蔚等苦苦劝说，徐学禹也从旁力劝，汤恩伯曾抽忙去台，与陈争得舌敝唇焦，那时大家最大顾虑，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须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大家建议由他最心爱的李良荣军驻防，陈说：‘我信任李良荣，但不欢迎他的叫化兵。’故二二八事变发生，毫无维持治安力量，只靠一点要塞部队及少数机关警卫，勉维省政，以后镇压部队开到，在混乱中牺牲不少人命，指责陈仪屠杀台人，实不符事实，只能说：‘陈仪爱护台人不以其道，适足以害台人。’他的同属谅能体会得到陈仪深爱台人的史实，我不多言矣。”

　　此外，于百溪在《陈仪治台的经济措施》里，也有这样的回忆：“陈仪对我说：我们负责前往接收，总想励精图治，把台湾搞好，才对得起台胞。我们到台湾后的一切措施，都是为公，而不是为私，都是为绝大多数的台胞设想……谈到二二八事件，他说：这是由于我襟怀过于坦白，太相信自己，而缺乏政治警惕性所致。我为了军民关系处得好些，将军风纪欠佳的原驻军撤走，我没想到新军抵台后，竟演出不应该有的报复性镇压，真让人痛心。我相信许多人，包括台湾人民是会了解我的。”其实，陈仪说这番话，还是“襟怀过于坦白”了，能够了解他的“台湾人民”，四十年了，又有几个呢？不懂事的“台湾人民”，还在跟着国民党一齐恩将仇报啊！

　　陈仪卸职后第二年，又出任浙江省主席。邪门的是，每当他出任浙江省头儿，他都要遭到被扣押的命运。前一次是孙传芳扣押他，为了他“通蒋”；二十三年后，这一次是蒋介石扣押他，为了他“通匪”。邓文蔚《陈仪之死》对这一幕有动人的描写：“陈仪先生被关在基隆要塞内，后来转到台北市‘励志社’（原日人海军俱乐部‘昭南阁’）。蒋介石的参谋总长林蔚（蔚文）、财政部长俞大维，以陈仪故交、旧属的关系，曾先后去探望他。林蔚劝说先生向蒋介石认错，写一纸悔过书，蒋允许恢复其自由，在台湾居住。陈仪凜然色变，说：‘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林蔚说：‘总得让蒋先生下台。’先生说：‘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1950年6月18日清晨，天色方曙，陈仪在囚所被唤醒，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手中。他抬头，见来者是蒋鼎文，这位执刑官原是与先生积有旧隙的人。当年在福建，一个是省主席，一个是绥靖主任。陈仪鄙视蒋鼎文的为人，议事多不合，每加面折。蒋介石对这情况是深知的，今天他选蒋鼎文来监斩，亦可见其用心！陈仪说了声‘好吧’，便嘱咐唯一随身的厨子，为他准备汤水沐浴、更衣。先生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了领带（我看到数日后香港《工商日报》通讯专栏上登载的先生就义后遗容，那根白底黑点的领带，是我多年所见的）。蒋鼎文命行刑军士捧来一盘食物，美酒一瓶，先生拂袖而起，说道：‘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先生将两臂一甩，拒绝了，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一辆指定的吉普。车抵马场町刑场，先生安详地下了车，回头对执刑的说：‘向我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走去，口中频频说着：‘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就这样的，陈仪壮烈的死去，由同父异母兄弟脱下血衣，把他火化，埋葬在观音山墓地，立碑曰“陈公退素之墓”，如今已无人扫祭，早成荒坟了。

　　陈仪有两首《无题》的诗，全文是：“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治生敢曰太无方，病在偏怜晚节香。廿载服官无息日，一朝罢去便饥荒。”此公一生清廉，辛苦从公，痴心爱国，最后着魔而死，真是人间悲剧。不过，如今在历史学家笔下，蒋介石遗臭万年，陈仪却晚节尤香，历史循环，倒真的为这位烈士有所偏怜。陈仪精神，真不死矣！

　　1989年2月17日夜1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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