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骗了你——李敖秘密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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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歌德（Goethe）有他的谈话对象，康德（Kant）有他的谈话对象，缺德的李敖没有，大体上，李敖永远在一个人谈话，从年复一年一个人在牢房里、到年复一年一个人在书房里、到年复一年一个人在“一人转”的电视节目冷房里，他没有谈话，有的只是自说自话。

　　邱吉尔（Churchill）的仆人偷听到主人在浴室的自说自话，透露说：邱吉尔洗澡时候自说自话是人类最可怕的声音之一，因为一半出自喉咙、一半出自鼻孔。李敖一切自行料理，没有仆人，所以无从偷听喉咙或鼻孔，结果呢？邱吉尔是英国首相，他自说自话完了，外面有太多的谈话等著他，不愁没对象，可是李敖呢？他在浴室照了镜子，走出浴室，另一面镜子在等他。

　　太可惜了！孤独的李敖，失掉太多太多的声音了。不但失去自言自语、失去自说自话、失去thinking aloud、失去“群胡同笑、四座并欢”、也失去了发明录音机的意义。白色恐怖时期，家里被偷装了窃听器，但情治单位最后验收，什么也没录到，只录到叫床与喘息。

　　太可惜了！总得记录出李敖叫床与喘息以外的声音才行。

　　但是李敖越老越彆扭了，他一心写“大书”、写《阳痿美国》这类“大书”、写一部又一部的“大书”，他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并且以世界为对象，“威而刚世界”（“伟哥世界”），没有时间谈到世界以外的鸡零狗碎了。

不过，李敖尽管全天工作，也会有间隙的时候，Even Homer sometimes nods. 荷马也有打盹时、荷马也会有一失。所以，抓住李敖“荷马的时刻”，抓住他呵欠之下的一些鸡零狗碎，也很有趣啊。杜甫就做过“拾遗”的官，“拾遗”就是抓住皇上的鸡零狗碎，皇上是管大事的，但是也有鸡零狗碎，也不无鸡零狗碎可以捡到，所以大诗人杜甫又叫“杜拾遗”。现在，从这本书开始，就是“杜拾遗”的绝活了，不过是拾自己的遗，拾到一本算一本。让世界除了李敖的“大书”外，偷窥到李敖的种种面相，原来皇上是根本不穿新衣的、皇上知道新衣是赤裸的。——皇上太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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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拾穗”到“拿锄头的人”

■你本是谈笑风生的人，可是由于你经常“拒人千里之外”而“失风”了，多可惜啊！希望这部书，可以为你“把风”，拾起许多你“沧海遗珠”。说“遗珠”，也许太狗腿了，至少这部书，使我想起米勒（Jean Frangois Mellet）那幅“拾穗”（Gleaners）。

□好奇怪，为什么不想起米勒那幅“拿锄头的人”（Man with a Hoe）？

■“拿锄头的人”吗？那幅画可被指为有“危险的社会主义倾向”（…was condemned as dangerously socialistic）的哟。

□看来一开始，就不打算问到我“危险的社会主义”那一面。是不是？“非其种者，锄而去之”，拿锄头的人是危险的。

■能闪避得掉吗？你的头脑里，漏掉了“危险的”三个字，别的也就不多了。

□我这么单薄吗？别忘了米勒那幅“播种者”（Sower）。

■“播种者”是1851年的、“拾穗”是1857年的。“拾穗”意味著在“播种”之后，拾到些什么，有不同的感觉。这本《李敖秘密谈话录》就有这种感觉，那该多好。

□尤其加上“秘密谈话”。

■尤其加上“秘密谈话”。at ease的时候，总会说出一些“秘密”吧？

□我对“秘密”的定义很宽，我曾说过：“凡是你没读过的书，就是新书。”凡是你没听到的事，就是“秘密”。关键在你能否学会用“秘密”的耳朵去倾听。你学到这本领，听风声都可听到“秘密”。

■说得太玄了，你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别那么玄吧？

□好，别那么玄。让我尽量说拾穗者的语言。

■《李敖秘密谈话录》该是总书名吧，每一本秘密谈话，该有个副书名吧？

□说的是，这本书的副书名，就叫《大江大海骗了你》吧。

■是不是每次总书名不变，都叫《李敖秘密谈话录》，变的只是副书名？

□是的。

■《李敖秘密谈话录》，要出多少本呢？

□不知道。第一，要看我活多久；第二，要看我兴之所至，拾遗到什么地步。

■为什么第一本谈话录就好像锁定龙应台呢？

□因为她“横亙”在我眼前。

■你用“亙”字，多么老去的一个字，它的意思是从这端到那端，横在你眼前。亙是什么？拦路虎吗？

□不是拦路虎，拦路虎是国民党；也不是过街鼠，过街鼠是民进党。龙应台只是一块木头、“残山剩水”中横亙的一块木头。

■你的意思是她也拦过路、也过了街？

□她的问题是正在拦路、正在过街。她是现在进行式，是代表头脑不清中国人的“文化现行犯”。并且这种“文化”，也是卧虎藏鼠的，洋溢着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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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提议与我拥抱

■我还是有点纳闷，纳闷你出这本书。你在“911”第九周年，写了一部“大书”——《阳痿美国》，明显把你的写作方向，指向全世界了，为什么又有回头的迹象，出这本《大江大海骗了你》，这书对你未免太小了吧？

□我一直躲着，最后还是忍不住了。心想海峡两岸，只有我有本领彻底拆穿了，我好像责无旁贷，我跟龙应台毫无冤仇。以前，她写过信给我，我没回。她官迷，做台北市文化局长，还请我单独吃过饭，在徐州路，饭后她提议要拥抱我一下，抱就抱吧。今天我挪用了写“大书”的时间，快速扯这本回头书，深愧不无浪费。下笔之际，颇有孔夫子作《春秋》的无奈，知我罪我，听之他人，但真情告诉你，我已经先罪自己了。我已志在写一本本的“大书”，扯这本书，对我太小了。幸亏只用零星的时间扯它、幸亏书中还有一定的比重涉及美国、拆穿美国。

■功德所披之处，其实也不能用一个小字抹杀一切。主要原因是你老了，七十五岁了。“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你在文字上变小气了，吝于花时间扯你不想扯的了。

□对，我限期在年底以前，完成“屠龙记”。这个“龙”，是多数。牵扯到许多人、许许多多头脑不清的可怜虫。“龙应台”毋宁是一个代号、一个通称。哦，我老了，我有一点唠叨。

■既然是谈话性质的书，不怕唠叨。唠叨一点也别有趣味，至少增加了细腻感。

□你使我想起我在《李敖议坛哀思录》中的那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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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

汗牛也、充栋也、上网也、下载也，古今自传多矣，但最好的，出自两位老太太，一位是赵元任太太杨步伟，一位是胡适太太江冬秀。老太太式自传的最大好处，在她随意唠叨。唯其随意，故少弄假；唯其唠叨，故无遗珠。……行云流水，成此奇书。能解老妪，方足以读自传，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不避“随意唠叨”之讥，来一本本的《李敖秘密谈话录》，目前只是第一本，先从宰龙老太太开始？

□没错。龙应台还不算太够格做老太太，只是她的思想先老掉牙了而已。

■面对《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一定有看呢还是不看呢的苦恼。

□我终于打开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支出了两个小时，“解决”了这本三百六十页的书。

■“解决”？

□“解决”，就是把它看过了、并且大卸八块、用美工刀切割出一般人看不到的结论。它结构混乱、支离破碎，以许多个人的故事做基点，加以铺陈，如果发挥得妥当，尚可补救结构混乱和支离破碎的毛病，但龙应台铺陈的故事，却发挥不出来，甚至出现严重的错误，这是该书的致命伤，也正是龙应台的毛病所在。

■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根本不妥之处吗？

□没有起码清楚头脑的人，最好不要谈思想、谈历史。不要高谈阔论“大江大海”，因为1949年的局面明明只是“残山剩水”，何来“大江大海”？何况，明明是“残山剩水”，却摆出“大江大海”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思维。龙应台的根本错误在她总是做“虚拟演绎”（pseudo-deduction），“虚拟演绎”好比扣第一个扣子，第一个扣子没扣对，下面的扣子全扣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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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不幸

■看来龙应台有点不幸，她踩了你的线。她如果只写写什么文艺批评，还算恰如其分。她不自量力，扩大来谈“一九四九”的问题，恰恰那是你一步步踩过的线，她跑来乱踩，就闹笑话了。你从十四岁起看“1949”长大，而龙应台呢？“1949”时她还没穿上开裆裤，实际还没出生。

□“1949”对我是目击、是身历、是焦距清楚的见闻、是文件累积的印证，但对龙应台都不是，龙应台只想对大题目速成，那是速成不来的，既不够真实，也容易闹笑话，搞什么大题目啊，连小细节都弄不清楚。像台北的紫藤庐，全不是那么回事。

■龙应台书里说：

我更喜欢在紫藤庐喝茶，会朋友。茶香缭绕里，有人安静地回忆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以及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画下一个社会改造运动：紫藤花闲闲地开着，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

又说：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

她把紫藤庐说得好美。

□比起Starbucks，紫藤庐的确有中国茶馆的特色，但说“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却是溢美了。紫藤庐是我大学时代好朋友周弘的家。周弘的爸爸是周德伟，当年是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家有汽车。周德伟是学官两栖人物，写的德国派文字，有深度但很晦涩。他在家里请过他老师胡适来吃过饭，绝无人文荟萃可言，更没有殷海光与自由主义可资号召。他做了长达十九年的署长，如果公然自由主义，官还能做吗？由于周弘是我好友，我常出入其家，对紫藤庐太熟了。如果说“一代风流人物”出入此宅的，应该只有李敖才是，但李敖眼里哪有学官两栖人物？周德伟罢官后，请我在家吃饭，站在赵夷午的对联前。对联是：

岂有文章觉天下

忍将功业苦苍生

他说上联写的是他，下联写的是蒋介石，我在旁边一直笑。心想此公文章太闷了，岂能觉天下？周德伟死后，他的小儿子周渝还把他老爸的回忆录影本送给我，内容坦诚精采。周渝五十岁生日，我约他单独吃了一次饭，那是我一生最后一次参与朋友的婚丧喜庆。我还挖苦周渝说：“你本来可以雄心大志做番事业的，结果紫藤庐的收入，使你安做小富翁了，你躭误了一个天才洋溢的周渝。”周渝至今叫我“李哥”，他不以为忤。我在狱中受难时，周渝关切我，侠风感人。总之，紫藤庐的前身绝对没那么伟大，说周德伟、殷海光在那儿启蒙什么自由主义，都是美丽的神话。至多周德伟的维也纳学派视野，影响到殷海光，但周德伟绝对浪费了自己。紫藤庐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主义者绝对不能从政，政治人物周德伟躭误了大思想家周德伟。周德伟的长子周弘是我一生交过的最宽厚的朋友，我至今怀念他。至于紫藤庐这房子，龙应台说“紫藤花闲闲地开着，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当然，它更清楚自己的身世。紫藤庐有知，会为之窃笑。

■看来龙应台根本乱写了一段神话，她真不幸。

□不是她的不幸，是我们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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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屁！

■《大江大海骗了你》，这是一个有趣的副书名，并且有张力，用“骗了你”作为提醒，暗示有人是被骗的傻瓜。是个不错的构想。

□本来我的构想是“大江大海，屁”，用一个“屁”字蹦出一切，简明扼要，也不错，更有张力呢。

■在一本正经之士眼里，有点不雅吧？

□毛泽东词中有“放屁”字眼出现，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也大谈“放屁”，屁来屁去的，在他们革命家眼中，都不发生字眼问题。

■《阳痿美国》一书，中国大陆朝中有人视“阳痿”两字不雅，影响了出书。

□我想起我做预备军官排长时候，排中有阿兵哥叫张中尾，读《青春花朵》一类书，老兵班长郑金海不准他看。理由是：书中有“月经”两个字。

■“阳痿”、“月经”、“放屁”都是生理名词啊，在医学书里还是学术名词呢。

□“放屁”两字还够不上呢，该叫“排气”。

■看来该查禁毛孙诸公的著作才安全。

□如果郑金海班长升了官，做了中朝大员，他干得出来的。

■但你还是没用“屁”字做副书名。

□用“骗了你”更有亲切感，因为点出阁下即是被害人、被害人即是阁下。书名把读者给屁进来了。

■你用“大江大海”，还把四个字括起来，显然别有所指。你明明冲着龙应台那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来的。

□没错。

■你写了一辈子的书，在书名上，你都没有这么强烈的针对性，这回怎么这么大火气？

□太气人了吧？多少年来，我们与蒋介石及其“文学侍从之臣”抗争，最后把蒋介石鞭尸、把走狗打得哇哇叫，夹尾而逃。本来已经在清扫战场了，不料又冒出一群“蒋介石超渡派”，在打招魂幡，这是我看不下去的。

■什么“蒋介石超渡派”？

□超渡是佛门用语，是为死者诵经咒，以佛力代死者消除前世罪业。仪式出自《佛说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故事。

■你说“蒋介石超渡派”，显然是指文化人来超渡死者蒋介石吧？龙应台是其中之一吗？

□是其中之一，不过她是隐性的，并且满有技巧，所以“肉麻度”比较低。龙应台在大前提上是肯定蒋介石的团队的，这还得了！媚蒋媚到骨头里了。

■所以你认为很严重，你要拆穿龙应台。

□拆穿龙应台的精确定义分两方面，就人而言，是拆穿“龙应台之流”，不限于龙应台个人的，而是多数的；就事而言，是拆穿“龙应台式错误”，也不限于龙应台个人的，而是多数的。龙应台集“后蒋时代”错误思想的大成，似正而妖、言偽而辩，我们不能不声讨“龙应台之流”、拆穿“龙应台式错误”。

■干拆穿这一行，你可是驾轻就熟呢。这方面的书，你写了好多好多。

□六十多年来，我坐看打着国民党旗号的一批坏人，在祸国殃民以后，退居海隅、窃中国一岛以自娱。随后，又坐看这批坏人，孵出打着民进党旗号的一批混人，在有样学样以后，退居边陲、恃中国一岛以自毁。我生也雄奇，志不在一岛，只缘阴错阳差，不幸与彼辈同土，自不免于周旋、纠缠、与作弄；爱国情殷，亦不免于救溺、热讽、与冷嘲。大体说来，对雄奇之人，未免浪费。但是，龙应台靠着与财团的勾结、靠著财团们提供的金钱与基金会，一路闹得太嚣张了，我实在不得不出手，教训教训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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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的切肤之痛

■谈到教训，先举个例，做个示范吧。龙应台好像也有用功的一面，她跑到美国，去看蒋介石的日记呢，满辛苦的。

□龙应台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日记手稿》，又抄又引蒋介石日记。她的辛苦，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蒋介石的日记，龙应台可以一网兜收吗？第二、要兜收，就不能不对蒋的另一面，视若无睹吧？如蒋私下骂叶公超是秦桧、张邦昌卖国贼，但蒋自己干的，不正是同一勾当吗？蒋口口声声“汉贼不两立”，结果是求在联合国汉贼两立而不可得，真相不正如此吗？别以为那是以后的事，那才真正是“一九四九”埋下的伏机呢。

■美国档案后来公布了，原来蒋介石并没有“汉贼不两立”，他偷偷转告美国人，我们赞成在联合国两个中国、两立出两个中国，当时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就是老布什（George Bush）操盘，可是没有成功，蒋介石给赶出联合国了。

□可是这“汉贼不两立”的把戏还一直挂着，不但国民党的笨蛋们相信，民进党的笨蛋们也相信，笨蛋林浊水还抱怨因为蒋介石坚守“汉贼不两立”原则，害得台湾被赶出联合国呢，这笨蛋。

■叶公超当然看不到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诬蔑他，但是龙应台看到了。看到了却逃避不写，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龙应台的大问题。龙应台这种知识分子，没有真的切肤之痛，不像叶公超。四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他如看得到蒋介石日记里这样诬蔑他，他连头都要埋在泥里了。

■叶公超也可统称“叶公超之流”吧？这些凤毛麟角的知识分子，“1949”年靠错了边，最后被蒋介石耍、被蒋介石羞辱，多懊恼啊、多悔恨啊。龙应台写了一大堆，却不知道为“叶公超之流”的懊恼与悔恨留点笔墨，她的均衡感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的不只写不出“叶公超之流”，而在她竟写出“钱穆之流”。她写《冷眼素书楼》，就是叫人哭笑不得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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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局长的“素书楼”

■《冷眼素书楼》？这篇文章没收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出这本《大江大海骗了你》，所读的龙应台，不限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当然连带也看点别的。当你宰一只猪，不能只宰猪头。

■你讲话，像是奔驰中的罗马战车，不但主将正面挥戈，战车轮子中轴也装上尖刀，随时钻人一下。好吧，《冷眼素书楼》怎么说？

□马英九的文化局长写道：

将来研究台北史的人会在台北大事纪中读到：民国九十一年3月29日，台北市长马英九与钱穆夫人在素书楼共同植下一株松树。植松之前，市长郑重地说明了钱先生从未“占用市产”，并且为钱先生晚年所受的侮辱正式代表政府向钱夫人道歉。

混蛋岂止马英九呢，另一个混蛋陈水扁，当年做市长时，不正是索回公产的正犯吗？陈水扁当上所谓总统，也向钱穆夫人道歉了。事实上，这两个混蛋市长道什么歉呢？更早的市长高玉树“占用市产”不放，反说钱穆和我高玉树一样。钱穆“心有未甘”，投书自明。但自明了一大篇，我们看来看去，还是十足占公产不误，唯一不同的是蒋介石帮他占的而已，但蒋介石帮他占，也是占啊！在“占用市产”上，钱穆其实不如高玉树，高玉树真小人，占就占了；钱穆却伪君子，占了还大谈“委屈”、还要“以正社会人士之视听”。但是伪君子的手法，却比真政客高呢！社会视听中，《联合报》公开说他有“狷介风范”、《中国时报》公开说他“读书人的骨气却表露无遗”……这真是笑话！钱穆住蒋介石假公济私来的豪华别墅，二十二年来一块钱都没花，这是哪一门子“狷介”？哪一门子“读书人的骨气”？社会视听被王惕吾、余纪忠这些混蛋颠倒如此，视听真乱了！

混蛋是有传承性的，到了龙局长时代，却传承出生花妙笔了：

我们今天在草坡上致歉、献花、植树、洗刷钱先生的污名、发愿光大钱先生的文化理念，并不能擦掉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这个城市曾经把一个象征文化传承的大儒扫地出门……

事实上，钱穆发挥了什么“文化理念”呢？钱穆“发愿光大”了一辈子儒家大道，却不懂“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多丢人呐！这是哪门子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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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混蛋

由钱穆这把量尺，可得到四点结论：

一、钱穆是迂夫子、村学究，搞饾饤史学有成就，但不足以谈文化哲学，更不足以称教主。

二、钱穆眼里的蒋介石是皇帝，他自己自然就是文学侍从之臣，蒋介石把他当“草山一皓”供出来，公私不分，代结“素书之庐”，结果闹出弊案。

三、蒋介石供钱穆，意在树立学统道统以给政统护盘，箝制自由主义者胡适。只比较胡适反对蒋介石三任总统，而钱穆不敢反对，反倒曲学阿蒋一点上，就可判出两人高下。

四、“龙应台之流”拾蒋余唾，也不知钱穆的“文化理念”多么有损中国文化的全面性，拿香跟着乱拜，反证了她的无知。

■对钱穆，你的理解太透彻了。你在高中时，钱穆不就写信给你、送书给你吗？

□他对我的私谊，和我对他的公论，是两回事。对他窄化中国文化与神化蒋介石上，我无法不公论论定他。

■龙应台说“在素书楼的草坡上重展钱先生旧作”如何如何，她看不到钱穆的致命伤吗？

□龙应台看得到吗？她这方面的分析能力太弱了。龙应台说：

素书楼所留给我们的却是无穷的不安：那由于缺乏“历史智识”而“蛮干强为”，而“卤莽灭裂”的人，太多了。

多好笑啊，“蛮干强为”“卤莽灭裂”的，其实正是他们、道貌岸然的他们、文化局长的他们、“忍将‘文化’苦苍生”的他们。唯一与流氓不同的，是他们干完了还“高风亮节”呢。噢，我想起来了。在“素书楼”附近，我还看到另一场呢。刘显叔拉我去参观参观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在外双溪开衩处，我参观了这一名宅。查询之下，原来也有丑闻在内。那块地皮本是禁建地区，张大千不管，先便宜买了下来，然后由蒋介石为他变更地目，改成建筑用地，大盖特盖起来。正庭外面，有蒋经国题字“亮节高风”，赫然招展。如此“亮节”、如此“高风”，龙应台当然更不懂了。

■钱穆是把量尺，龙应台不是量尺吗？

□龙应台也是。从她身上，我们量出来，跟国民党一脉相承下来的文化人，不管怎么包装，也是nuts（混蛋）。

■她可是马英九的文化局长呢。

□文化n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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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怎样吃人肉？

■钱穆的文化好一点吧？他写过《中国文化史导论》呢、写过《文化学大义》呢。

□钱穆的头脑是不及格的。只要一比对他的书，就会发现。1939年，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他说：“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可是隔了两年，这位新时代的教主把他所说的话全忘了，他写《中国文化史导论》，却说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看啊，两年前，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就完蛋了；两年后，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还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与国家兴亡在钱穆手里竟变成了这么好笑的一对宝，一会儿生死攸关、一会儿并不相干。这种推理，怎么能教我们适从呢？钱穆为了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国家之生命”来开玩笑、来吓人，这种作风，气是满壮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这样乱变，“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夫子圣者欤？何其多‘变’也！”

■他的饾饤史学还好吧？

□如果没有人“盗墓”，就还好。例如孙武，是春秋时代吴王阖闾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竹简兵书，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证明了钱穆这种成名之作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那怎么办？

□不怎么办，反正钱穆已经成名了，只能怪他妈的孙膑不够朋友！不够朋友的看来还不止孙膑呢。这批竹简中，竟赫然还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也是被钱穆判定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又怎么办？

□不怎么办，反正钱穆已经成名了。

■龙应台“在素书楼的草坡上重展钱先生旧作”，能知道这些真相吗？

□你说呢？

■龙应台跟着钱穆大谈中国文化，她不像钱穆那么“村”吧，她可是留学生呢、还在外国教过书呢。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大为惊奇，问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 us'um fork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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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懂老蒋日记

■不但在“素书楼”草坪上啃钱穆，还跑到斯坦福大学舐蒋介石呢。在她书里，多次提到她去美国看《蒋介石日记手稿》，你认为她上了蒋介石的当，因为她被蒋介石弄糊涂了？

□文明国家的档案，都有定时开放的年限，但是国民党当国，它的档案却不肯开放。除了钦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档案外，其他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许多历史工作者呼吁开放开放，但依我看来，纵使开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别才成，否则的话，往往适中其计。什么计呢？原来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代之人和历史家。这种居心，我最早就看出来了。

■蒋介石日记也有问题吗？

□问题可多着呢。日记是档案中第一线真伪掺杂的，然后才衍生出别的。我在沈亦云《亦云回忆》中，发现蒋介石的把兄黄郛的一则秘密电报，是1933年5月24日发给义弟蒋介石的。那时黄郛正在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电报中有一段如下：

至尊电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黄郛自称）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职，弟（指蒋介石）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惟吾弟其谅之！并盼电覆。郛感印。

黄郛与蒋介石拜过把子，在1911年。二十二年后，他打这样的电报给蒋介石，内心之沉痛可知。他显然不满蒋介石以白纸黑字来跟自己人演戏，使后世之人，看了电报内容，以为爱国的是你、误国的是我。这种沉痛之言，岂不正令我们了然于心么？可见白纸黑字的，处处玄机，何况日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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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专立文字”骗术

■这种专门以白纸黑字来作弄你的干法，可说是“专立文字”而非“不立文字”。

□正因为蒋介石“专立文字”是给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们就不可认真。詹特芳在《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一文中，透露吴嵩庆怎么演政治双簧的事，颇为有趣。詹特芳说：“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元，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拋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他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政署长，是当初徐做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著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这个有趣的回忆，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蒋介石笔下“批给”“批发”的钱，其实不一定拿得到，蒋介石只是“专立文字”给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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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根本没看到

■依此类推，其他的也一样？

□依此类推，其他的也一样。例如蒋介石关了蒋百里，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等人跑去找蒋介石，说“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介石当面批了“照准”字样，下令放蒋百里，可是事实上却仍旧关着，事见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可见这种“专立文字”，你是不能认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兵败退却，对蒋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庆的手下做间接报告，蒋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事见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订版。但是，这种“专立文字”，史迪威（史蒂华）当事人却根本没看到。你若以为蒋介石有种这样责备他的洋参谋长，你就错了。——蒋介石的威武，原来只是给“龙应台之流”看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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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不立文字”骗术

■蒋介石的“专立文字”以外，还有什么花样？

□他还会玩“不立文字”。蒋介石的习惯是，口头上可以答应许多事，但拒绝立成书面。当时没有发明录音机，空口无凭，只要不形诸文字，就没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办。蒋介石这一作风，表现在西安事变上，最为高段。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等提出八条件，蒋介石口头答应，可是“不立文字”；对张学良等不咎既往，蒋介石也口头答应，可是也“不立文字”，口头答应之承诺，且经宋美龄、宋子文、洋顾问“背书”，但事后或认帐或不认帐，全凭他高兴。这种“不立文字”的禅门功夫，表现在对外关系上，也有一手。蒋介石跟日本人办外交，怕卖国事洩，就尽量以“不立文字”偷关漏税，纵立文字也避免条约或协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与满洲国谈判通邮，最后约定“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1934年12月29日外交部致各驻外使署电）；又如《何梅协定》，何应钦一直不承认有所谓协定存在，但是，这只能骗中国人，骗不了日本人的。胡适1936年11月22日日记说：“所以不发表此项文件之故，他们说是‘不愿把此件做成外交文件’。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认作‘外交文件’了！”可见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厢情愿呢！有的时候，纵立了文字，也动手脚，达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协定》，第四条第二项与日本人约定不予公开，并且在签字之协定外，另有口头约诺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项，也没公布。这种立如不立的绝技，更不是禅门人物想像所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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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根本找不到

■沈醉在《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到。”可见蒋介石的禅门功夫，真不是盖的。

□清朝皇帝在臣下奏折上有硃批，上立文字，但规定臣下看过后须将原折交还，那时没照相机影印机，纵立文字，不虞外洩。蒋介石当科学昌明时代，“不立文字”，更形正本清源。看到他这些禅门功夫，谁还相信他是基督徒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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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花十分之一的时间

■龙应台说她写书时有朋友夫妇、有助理夜以继日的帮她；有“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来帮她；有“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倖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她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资料和照片”来帮她。你呢？你有这些外来的帮助吗？

□我没有，我也不需要。龙应台有的，我全没有，我是个体户、单干户，全部自己来。龙应台太笨了，她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花了四百天；我太聪明了，我完成《大江大海骗了你》，只用了四十天。这四十天虽不无棒喝作用与施教作用，我还不免边写边要快快脱身。三年前在《李敖议坛哀思录》一书收尾时，我的玩世之情、情见乎词，我写道：

好像是个顽童，在最后一堂考试。他急着赶快考完、急着在阳光下，一边走一边慢慢吃蛋卷冰淇淋。于是，他决定缴卷，最后一题也懒得答了。他乱画了一个图案，乍看之下，什么都不像，仔细看去，却是一只王八。

王八，再见；冰淇淋，我来了！

这种迫切的童心，如今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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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式错误”

■用一本书来拆穿龙应台，你会不会后悔浪费了你的宝贵时间？

□龙应台的确是“小咖”，不值得我一写，但这鬼岛上，有几个是“大咖”？1993年，我写《李登辉的真面目》，在序言中，我近乎无奈的说：“在思想家兼历史家的眼中，李登辉根本是不值得一写的小人物。但是，由于阴错阳差、因缘际会，他竟不伦不类、沐猴而冠，并且多方面有了做样板的趣味性。如因材施教、以观猴戏，亦不无警世之资。因此我四年多来，写了不少以猴戏为主轴的文字。”今天我写龙应台，正是心同此理。

■写《李登辉真面目》七年后，你和李庆元合写《陈水扁的真面目》，你在序里说，你七年前的感觉又因书而生，你说你可以同样的说，“陈水扁根本是不值得一写的小人物”，但为了“因材施教、以观猴戏，亦不无警世之资”，因此你还是愿意挪出一点时间来完成这本书，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我的确有这种感觉。

■现在写陈水扁十年以后，又逼得你写龙应台了，不是吗？

□是。

■值得吗？

□龙应台太特殊了，她不像李登辉、陈水扁那样在政坛上狗屁倒灶，她在文化思想上乾坤挪移，祸害是另一型的。龙应台侈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实，对“1949”呈现的真正问题、核心问题，她根本不敢碰、也没有能力碰。她碰的，大都是她自己刻画出来的“现象”，还称不上是问题。更糟糕的是，她只谈“现象”，不谈“原因”，因此“现象”引发了盲目的同感与同情，真相从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颠倒了。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就在这里、她的祸害也在这里。我把这种只谈“现象”不谈“原因”的手法，叫作“龙应台式错误”，我要拆穿的，也是这一手法。她在北大演讲，一开始即谈飞弹“现象”而不谈“原因”，只谈飞弹对着我而不谈为什么对着你，就是这种手法。

■人们说龙应台的文笔很好。

□这话要相对说。龙应台窜起在国民党污染下的文坛里，因为国民党文坛的文笔太烂了，所以比这种文笔高明一点的，就被大家说好了。龙应台的毛病不在文笔好坏，而在她用一张银纸，包了一颗臭皮蛋。

■你的意思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可以这么说。问题在“人们”弄不清“败絮”，就被“金玉”给迷糊了。所谓龙应台的“金玉”，也没什么，文字流畅而已，但在国民党文坛中，文字流畅已经是上选了，因为国民党文坛太烂了。

■你口口声声国民党文坛，有特色吗？

□国民党文坛是“党八股”加“鸳鸯蝴蝶派遗蜕”加“三十年代余绪”加“战斗文艺”加“琼瑶”加“无名氏”加“张爱玲月经棉”的综合体，算是特色吧。

■与“鸳鸯蝴蝶派”有关吗？

□别忘了早期为国民党主持宣传的叶楚伧就是“鸳鸯蝴蝶派”。

■“三十年代”又表示什么？

□表示佶屈聱牙、生硬不通，看看三十年代败将胡秋原的《少作收残集》吧，那种要命的“少作”文字，就是典型。

■“战斗文艺”？

□国民党搞出的军中文艺，统统属之。军人是打仗的，不是耍笔杆的，但国民党军人打仗不行却好文墨，于是文墨苦矣。真正好的军人是不耍笔杆的，孙立人将军耍过笔杆吗？他绝不做什么“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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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月经棉

■他们捧张爱玲，表示了什么？

□张爱玲代表的是“十里洋场的非汉奸文学”，十里洋场者，上海也；非汉奸者，嫁给汉奸但自己非汉奸也。张爱玲文笔累赘，但远超“国民党文坛”朋辈之上，人们都写不过她，但心慕手追，所得只是月经棉而已，差得远了。

■月经棉是属于垃圾一类的啊。

□他们迷张爱玲，以致到美国张爱玲的住家外面偷她的垃圾袋检查，回来写文章津津乐道呢。

■你说在国民党文坛下，冒出了龙应台。

□先得从这一纵深看，才懂得龙应台多么浅，龙应台是个文笔通顺却头脑不清的人。再说一遍，她的文章，是“用一张银纸，包了一颗臭皮蛋”。结果呢，怎么包都是徒劳无功，看看那本《龙应台评小说》吧，一篇篇所评，不出“国民党文坛”的生张熟魏，本已不成格局，其中竟评到“无名氏的三本爱情小说”，就更不入流了。无名氏是多么恶心的，你评他，就好像百灵鸟学猫叫，一猫叫，你就先完了。前面我提到方法学上的“虚拟演绎”，大前提错了，你的推论就全错了。《龙应台评小说》的大毛病，根本就在这里。你能在杂碎卜少夫那种杂碎弟弟的杂碎“三本爱情小说”里，看到什么文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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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在哪里？

■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当然不止这一项。

□龙应台的另一个根本毛病，在她没资格谈问题却又喜欢谈问题。结果书一本一本出、笑话一本一本闹。谈问题，要有训练才成，尤其谈历史问题，更得先有“史学训练”才成，并且这种训练，也不能跟眼前这些学术班子接龙，因为这些学术班子也不及格。尽管他们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学、《联合报》、《中国时报》专栏报纸吹捧炒作，但这都属于龙应台“现象”的衍生部分。不管这批学阀如何巧立名目，美化自己、美化蒋介石，说什么他们写的是“大历史”。哪个历史不大呀，蒋介石的御用学者黄仁宇真臭狗屎。

■臭狗屎？

□看看给大汉奸舐痔之作──《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国史释论》吧（执行编辑可有杜正胜呢），看看那篇黄仁宇马屁的《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通篇肉麻已极，说它是臭狗屎，不是骂这票国民党文人，而是据实陈述。

■你说吃臭狗屎，会不会太愤世嫉俗了？

□何必闪躲呢？我们一直在吃臭狗屎。几十年前是老K牌臭狗屎，几十年后在吃老K徒子徒孙牌臭狗屎。具体的说，几十年前我们吃的是蒋介石臭狗屎，几十年后我们吃的是换了精美包装的，不论包装纸上是“野火”，还是“大江大海”，都一样。

■一般人看了龙应台的书，没想到竟是这样分级的。

□那是因为一般人程度不够。读国民党领导人的“遗教”“遗训”，像吃臭狗屎；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像吃从臭狗屎堆中捡起来的烂苹果。烂苹果的特色之一是，你无法吃下它，转来转去，你找不到下口的地方。它浑身不对劲，对了，毛病就出在它浑身不对劲，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换句话说，龙应台即使写“现象”，也出了问题，因为她程度不够，对“现象”只是瞎子摸象，摸到了一条腿，就说象是那个样子。

■你用“现象”的现象拆穿龙应台，看法真是一针见血。

□谈到“现象”，可有得瞧了。龙应台最拿手的是写“现象”，龙应台最蹩脚的是只会写“现象”——瞎子摸象式的“现象”。她不会解读“原因”，也不会阐扬正义，她还喜欢说风凉话，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实有良知的中国人早被这个洋人弃妇气死了。龙应台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因为她不知道“原因”。更严重的是，把“残山剩水”看成“大江大海”，这就连“现象”都看走眼了。明明是“残山剩水”，又何来“大江大海”？可见连“现象”她都观察有误。因为她太盲目了，在瞎子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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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

□南宋画家“四大家”之一的马远，画的特色多是“半边一角”的构图，小中见大、以偏概全，外号“马一角”，虽然从画法上，马远是从中轴线构图、十分线构图、演化到对角线构图，但却衍生出一种解读，就是这位“马一角”，用心深处，就在点出“残山剩水”才是画题所在。既然局面根本就是“残山剩水”，你偏美化成“大江大海”，不是美化臭狗屎、加上新包装吗？你龙应台美化了假的“现象”、抹杀了真的“现象”，岂不太可恶了吗？还作为书名呢，真是其书可诛啊。但是绝对不可以查禁它，因为它是一个好样板，证明某年某月某一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多么乌龙过，他们竟被“角隅法”骗了。

■你说她“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如此吗？

□她的著作谈到史实的部分，不幸统统如此。她的历史训练太差了、思想训练也太差了，好奇怪，这位女士却最喜欢谈历史、谈思想，真要命。历史何辜啊、思想何辜啊。龙应台大胆侈谈“1949”，如果真的对“1949”的“现象”有及格的了解，从而肆其偏见，我们可以原谅她，因为她在“基本功”上面做过功课，糟糕的是，她在“1949”的“现象”上太不及格了，因此她的抽样，既不能通过历史学、也不能通过统计学，一塌糊涂。大都一知半解，比照“马一角”的反讽，可叫“龙半截”，因为对“现象”，龙应台只知道一半。并且，一半之中还有假的。

■莫非是少了真的“现象”，多了假的“现象”？

□你搔到痒处了。

■从“现象”上检定，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从书名上就大错特错了。

□并且，由于这本书，可以测量出它的读者的水平程度。有什么样的作者，有什么样的读者。

■她的书可卖了几万本呢。

□几万本又怎样？美国恐怖小说家的书，卖了一亿七千万本呢，能证明读者是一代圣贤或恐怖分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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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苑长春之一

■你从理论上论定龙应台，已经很清楚了。举个例吧。例如，龙应台用很大篇幅，写国共内战，写到长春围城：

长春围城，应该从1948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10月19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事实这么简单吗？龙应台提出笨问题，为什么长春不像南京大屠杀那样被关注？为什么长春不像列宁格勒那样被重视？龙应台仍是老套，她只写“现象”，不找“原因”。你谈谈原因吧。

□这是根本不可以类比的。南京、列宁格勒是外国人侵略，长春是本国人因革命而内战，“原因”根本不同。问共产党为什么围城，为什么不问国民党为什么造成被围城的局面？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胁人民于先，又驱使人民于后，以“饥民战”恶整敌人；第四、你最后还不是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要投降早投啊，为什么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民以后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光荣解放”吗？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兵不血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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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苑长春之二

龙应台完全不知道，最后的“现象”根本不是单纯的饥民问题，而是国民党蓄谋发起的“饥民战”。我立刻亮证据给你看。根据《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二辑的调查：

长春守军为减轻城内粮食奇缺的压力，还采取了残忍的“杀民养兵”和“逐民出城”的政策。他们规定一个警察要赶走八人，一个保长要赶走八家，将市内饥民、乞丐和开释之犯人，均大批地驱赶出城外。

在共产党这边，一下子冒出“饥民战”，不得不妥为应付，也需要时间解决。我们看看共产党这边当事人的回忆：

敌人驱使大量市民出城，造成十余万市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仅在我师正面就涌出数万难民。兵团指示，立刻把难民收容，转运到解放区就近安置。我师方向的卡哨是难民出口之一。我民运部门协同双阳、伊通、怀德等县委、县政府，转运疏散，经过十几个昼夜，才把难民疏散安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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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杀民养军”到“逐民出城”

可见情况是国民党方面造的因，即“杀民养军”、“逐民出城”，弄出个烂摊子让你收。国民党抢粮食，经过如下：

颁布了《战时长春粮时管制办法》，其中规定市民只准自留三个月的口粮，其余的粮食按议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居民中如有抗拒不交或隐匿不卖者，一经查获，除没收粮食外，还要按军法惩处。于是，城内居民的粮食被“管制”起来，统一分配，搜括殆尽。

悲剧发生，总要找“原因”，据当时国民党第一军头郑洞国的回忆：

〔蒋介石〕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结果呢？蒋介石一筹莫展，根本派不出救兵来。一旦“杀民养军”的戏码用到尽头，“逐民出城”的戏码就出来了，最后的悲剧证实了两点：第一、你蒋介石根本不该守长春孤城；第二、你蒋介石根本无力救长春孤城。是你决策的错误，责任攸归，一清二楚。“原因”在此，可是我们无知的龙应台不知道，她只会看“现象”。“现象”就是共产党不对，这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部书的方法架构，这么头脑不清的人，居然还要写书呢。

■长春非死守之地，根本不该守，结果造成围城惨剧。

□这当然怪蒋介石的头脑不清。死守孤城的作用只为了面子、一时的面子。

■国民党文宣作品，有“蒋总统在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这类主题呢。

□在军事上，守长春是笑话，懂军事的人都知道是战史中的笑柄。并且，从战史中，我们还可领教“饥民战”的伎俩。凯撒（Caesar）书中记录：公元前52年，蛮族守阿勒西亚（Alesia）城，即驱出城中老弱，到罗马军前，乞求一饱。凯撒拒绝收容饥民，因为他看出了这是敌人搞出来的“饥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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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的兵败山倒

■《李宗仁回忆录》中指出蒋介石虽为军人，实不知兵，最后导致兵败山倒。歌颂蒋介石丰功伟业的人，很难想像蒋介石在军事上多么外行。至于所谓北伐成功统一中原云云，成的并非军功，而是收买之功、情报之功，实际上，蒋介石并不会打仗。

□黄埔六期的盛文将军，他是胡宗南的参谋长，打下延安的就是他。他晚年在《盛文先生访问记录》中回忆，就变相指出蒋介石不知兵，只会用死守耗尽兵力：

我可以大胆地说，徐蚌会战是不应该打的，这是政略的错误。许多地方我们不应该打而打，应该放弃的地方到处死守。这样攻占一个地方就多背一身的包袱，最后使自己一点气力都没有。关于这一点共党就不一样，他就不愿背多余无益的包袱，随时保全着实力。到处都要死守，等于和敌人同归于尽。成都最后是我守的，我当时就反对守成都，守它只有同归于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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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看《萧劲光回忆录》

还有共产党那边的，也要看。据《萧劲光回忆录》，特别指出国民党的难民战术：

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部队压力很大。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既要粉碎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

共产党设立了一个“难民处理委员会”：

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民，及时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

像萧劲光这些资料，所在多有，龙应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与原因、不知道共产党怎样抢救难民，就谴责起来了，这种落笔方式，又从何真知“1949”呢？糊涂包龙图龙包图，把国民党、共产党各打五十大板，这叫公正吗？龙应台的程度太差了，在文献上，她看得太少太少、根本跟不上有关文献，她谈长春，谈得太贫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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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的苦难见证

■龙应台喜欢用人证，她做访问“以实其说”呢。

□谁没人证呢？我的三叔、我的六叔，都是那时死里逃生的长春难民。我的老同学吴文立，也是一个。在台中一中，我同吴文立放学走在一起，他讲述这一悲剧，他那时十二岁，同母亲被赶出长春，国共双方还在交火，流弹打中他母亲，当场毙命。奇怪的是，母亲身上都饿得干扁了，都流不出什么血来了。侈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你知道多少？

■吴文立是东北人？东北人见证历史见证得最多？

□是，他爸爸吴广怀是国民党国大代表，是我父亲学生。东北人见证中国本土上的苦难，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就开始了。两个王八蛋国家打仗，战场竟在中国领土上，多可恶啊。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更首当其冲，开始抗日。可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历史不这么算，抗战竟从“七七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年都不算了。尤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媚日的时候，不准你抗日。我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我爸爸的遭遇，画出了一幅謔画，就是：作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做多少“地下工作”，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我爸爸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我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我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产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龙应台侈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好像遍访民隐，她不该不访到这个有特色的故事吧？漏掉这种有特色的小故事，又何以真知“1949”呢？

■这个故事太特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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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爸爸

□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我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吴焕章1935年起做立法委员、1944年做三民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支团代表、1945年做国大代表、兴安省主席，到台湾后做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中研究区主任的闲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和我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我爸爸留在北京，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我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写给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的，吴焕章这封密件，最后使我爸爸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吴焕章虽然一直跟国民党有关系，到台湾后，也沦为闲职了，东北人忠党爱国下场，也不过乃尔。1949年后，大家流亡到台湾，他们这一代报销了，有赖下一代了。

□下一代该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结篇吧？龙应台也该抽样式带到吧？像吴焕章的儿子吴丁凯，学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总教头。吴丁凯最后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给张忠谋。乱世的悲欢离合，有的也颇足醒世。古人写《醒世姻缘》，《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带来的，光从姻缘切入观察、反向追踪，就思过半矣。

■这种两代故事，站在第一线的东北人，他们的故事，才真能使人们知道“1949”吧？龙应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访问访问吗？

□选出访问对象，也要眼光呢。

■谈1949，六十多年前了，很多当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没死的，为什么不访问访问？

■东北人吗？

□就东北人吧，像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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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玩马桶

其实啊，有文字资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访问。关中对我敬而远之，我们从不来往，只不巧吃过一次饭，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着他，想到他的玩马桶故事。

根据1992年11月号《中国男人》的报导：关中的父亲是已故资深立委关大成，在抗战时是地下工作人员。关中四岁那年，关大成被日本特务逮捕，全家人跟着入狱，当时关中年纪还小，但有些际遇片断却使他终生难忘。关中回忆说，他们原先住在平津一带，为了逃避日本人追缉，便搬到父亲的老家安东暂住，安东是荒僻的地方，但日本人还是找到了。他们打他母亲，由屋子这头一巴掌打得滚到屋子那头去，再一巴掌打回来，场面的惨烈，几乎把年幼的关中吓死了。关进监狱后，关中至今仍能回忆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缩在角落，耳边听到的，是犯人脚上铁链的拖曳声和被拷打时的哀嚎声。当时他的玩具是囚房内每天拿进拿出的马桶，那么脏的东西，他却常去把玩，因此总是被母亲喝斥，甚至挨打。他与小他两岁的妹妹同时在狱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过，死在狱中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景象，至今仍是关中难以磨灭的回忆。抗战胜利后，关中的父亲由地下工作人员成为东北的接收大员，但没几年东北局势逆转，全家又随著军队撤退。关中说他记得军车抵达四平街时，刚刚结束战斗，到处是死尸，吓得直哭，连晚饭都不敢吃，总觉得家人分给他的馒头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恶心。清除战场的卡车停靠路边，尸体一具一具往车上扔，水沟内全是血，关中终于见识到什么是血流成河。

关中小我六岁，生在1940，到台湾时才八岁。他在台湾长大，他走的，是国民党当权派的路，留学归来，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工会副主任、政策会副秘书长、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青辅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组工会主任、副秘书长、中广公司董事长、立法委员、銓叙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政组召集人、世界龙冈亲义总会主席、国民党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国民党副主席、考试院院长。他一辈子追随国民党，最后在残山剩水的小朝廷里做了大官。他一辈子对我敬而远之，只是不幸与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头吃饭，一定想不到我这样近距离的观察他远距离的历史。他很勤奋，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记研究和写书，检讨国民党的历史。我遗憾他始终达不到检讨的深度——国民党祸国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岁的乳臭龙应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见识过什么是牢狱、酷刑、和战乱。他在这方面有身历与深度，而龙应台呢，只是一层皮。英谚说“美貌只是一层皮”（Beauty's but skin deep.）。龙应台长得像个不修边幅的弃妇，没有美貌可言，但她的历史知识，的确只是一层皮，她不自量力，大谈“1949”，连关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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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二二八”吗？

■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这个范畴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龙应台明明在闪躲这个大题目。

□不止于闪躲，而在扭曲。龙应台不断闪出一种氛围，就是台湾的文化处处高于大陆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学术名词，要你说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说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么“1949”的题目，“二二八”后两年就是“1949”，龙应台显然闪躲了这个大题目，如果全部闪躲，也就罢了，她特别根据彭明敏的“记得”，来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1947年2月28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著“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龙应台不画龙，却点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说是“流血冲突”，“冲突”总有双方面吧，为什么看来只是单方面的呢？

■这就是龙应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别的都不管了，这叫什么“文化”啊？这不是在恶意挑拨吗？谈“二二八”，只谈外省人杀本省人，不谈本省人杀外省人，单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这是什么意思呢？龙应台谈“二二八”，只根据彭明敏的“文化”，谈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烟酒公卖局职员，“职员被痛打”、“几个公卖局职员被殴打重伤而致死亡”。事实上，这么简单吗？这么仁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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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菁英”怎样奸杀外省女人

□根据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第91页、92页、95页：

一、28日早上11时许，在台北新公园中，除了打死十几个外省人，殴伤二十几个公务员外，更有一个年轻的少妇，搀了她底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时，却被几个流氓们拦住了，他们对她尽情的调戏后，便一刀将她的嘴巴剖开，一直割裂到耳朵边，后将她的衣服剥得精光，横加殴打，打得半死半活时，便将她的手脚捆起来，拋到阴湿的水沟中，该妇人惨叫良久后即身死。当该小孩正在旁边哭喊妈妈时，另一残暴的台湾人，便用手抓住该小孩之头，用力一扭，即将该小孩之头倒转背后，登时气绝。

二、又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民众将双脚捆起，将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直至脑浆流出时方将其拋于路旁。

三、又在台北桥附近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民众，因逃跑不及，即被民众捉住，民众一手执一学生，将他们两个人的头猛力互撞，等到该两小学生撞得脑血横流时，旁观之民众犹拍手叫好。

四、又当天下午，在台北太平町，有一开旅馆之孕妇，被民众将其衣服剥光，迫令其赤裸裸地游街示众，该孕妇羞愤无已，坚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军刀之台湾人，从头部一刀下去，将该孕妇暨一即将临盆之婴孩，劈为两段，血流如注，当场身死。

五、又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个小职员，当他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即被一个台湾人当头一棒，打得他脑浆迸流，随即殒命。

六、这时，适有一对青年夫妇路过此地，又被群众围住，吆喝喊打，吓得他们跪在地上求饶，时有很多台湾的小学生挤进人丛中，一看原来是“阿山”，便连忙你一脚、他一脚，将他们两人踢在地上滚成一团，这时民众更拳脚交加，棍棒齐挥，不一会，他们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两具破烂的孤魂。

七、在新竹县政府的桃园，被羁囚于大庙、警察局官舍与忠烈祠后山三地之外省人，内有五个女眷被台湾一群流氓浪人强行奸污后，那五位女眷于羞辱之余，均愤极自缢殉难。

八、而该县大溪镇国民小学女教员林兆熙被流氓吕春松等轮奸后，衣服尽被剥去，裸体彻夜，冻得要死，后被高山族女县参议员李月娇救护始脱险。

若说以上唐贤龙的书不可信，那么李登辉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为何一再引证？该报告全书中，在这一章有注释五百九十七个，其中光唐贤龙的书就引了十九个，可见倚之甚殷，只是奸杀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凶，加上但书而已，如“打杀”“砍杀”就要给加上“据闻”并予以消音？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学术？把同一作者、同一书予以前言不对后语，这是什么唐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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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奸杀文化论

■龙应台口口声声把“二二八”定位在台湾人与大陆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条史料，倒跟龙应台不谋而合。据《台湾警察》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转载《台湾“二二八”事件》（1947年4月1日）：

当28日下午开始焚毁专卖局时，全市各街巷到处皆有暴徒集团寻找来自国内之外省人施以殴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为彼辈所瞥见，皆不能逃过“打”的劫数，重时毙命，轻亦在残废之列，虽妇孺孕妇亦无一幸免，据记者所知：一数岁之儿童随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将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将衣服剥光痛殴垂毙拋之于水沟，其子被用力扭转面部倒置背后即时气绝毙命；又一小孩被其双足扠起倒吊，将头部猛向地上碰击，至头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将两小孩之头互为相碰，至脑血横流，而引为快事；又一孕妇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对腹部插入，即时两命呜呼。此种狠毒手段，不胜枚举，惨绝人寰之事，不意竟发生在此号为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闻者毛骨悚然，何况目睹其状者。

这是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以外的另一报导，其中特别提到“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不正是龙应台文化优劣论的先驱吗？从残杀小孩到奸杀妇女，重重暴行，岂能以“文化”一笔带过吗？有这些残暴行径的人，还有什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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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俄奸杀大比赛

□什么例子能跟“二二八”时的“文化”高于外省人的“台湾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龙应台的书里，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书中绝口不提“台湾菁英”强奸、轮奸又残杀外省妇女的事，但却看见俄国大兵强奸、轮奸又残杀中国妇女的事，在她书中，特别有这么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龙应台的视野，到了中国东北，但我奇怪，她为什么到不了台湾？就在“那一年冬天”后的两三个月里，“二二八”的场面岂不出现了俄国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强奸轮暴、杀死妇孺，试问哪一样少了？龙应台为什么提都不提？当然俄国人的暴行要振笔直书，可是，台湾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二二八”的台湾人供成“台湾菁英”，但怎么掩饰那有俄国大兵行径的“菁英”呢？他们不是“台湾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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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只写俄国大兵在强奸

■他们当然是台湾人，尤其是手执武士刀的台湾人。但在“二二八”时候，与俄国人有什么不同呢？

□俄国人是白种人、台湾人是黄种人。并且，俄国人暴行的对象是外国人，大陆人对台湾人说来，是外国人吗？

■他们是台独分子吧？当然把大陆人看成外国人。

□台独分子吗？先成立“台湾独立国”再说吧。民进党执政了八年，连个所谓“中华民国国歌”都不敢改，还吹牛什么台湾独立呢？

■他们说改国歌要修宪，有困难。

□他们胡扯。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中，根本没有国歌条款，改国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当政八年的民进党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谁相信他们真搞台独啊。

■别扯远了吧，还是比较比较“台湾菁英”与俄国大兵吧。

□看了龙应台的文字，对照起“二二八”时“台湾菁英”轮奸外省人的记录，一何酷似啊，我们能无惊心的对比吗？“台湾菁英”奸杀中国人，与俄国大兵奸杀中国人，大同小异之处，该是俄国兵在残忍上，恐怕甘拜下风呢！试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1947年）中记录：“其最残忍者，为将妇女裸体殴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阴户，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杀之。”看来俄国兵还干不出“以石塞其阴户”吧？再看曾今可《台湾别记》（1947年5月16日）的记录：“还有些妇孺是被暴徒把双脚拉开拉死的！”看来俄国兵还干不出把“妇孺双脚拉开拉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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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须走一趟才知道

■结论呼之欲出了，“台俄奸杀大比赛”，裁判结果，台湾人胜了老毛子。龙应台去了一趟长春，回来写出了俄国大兵，又引伸写道：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1945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砲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

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对龙应台说来，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1990年，吕秀莲去了一趟大陆，回来说：她发现，大陆十一亿人口对“台湾是我们的”的观念，加上军事力量，对台湾是相当大的威胁，而独派人士若不能摆脱闭门造车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对我方人民利益的伤害，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吕秀莲的觉悟，自然令人高兴。不过，我总觉得，作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了解一个地区，若一定得靠“走一趟”为必要条件，才知道什么、才觉悟什么、才猛醒什么，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费了、太迟钝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本领像中国大哲学家老子那样“不出户，知天下”，才算功夫。对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对台独绝不可行的认知，还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吗？这样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点吧？

龙应台去了一趟长春，令我想起吕秀莲。不过，龙应台还不如笨蛋吕秀莲。龙应台说她“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仆仆风尘的，她回来了，其实她连这件事也没搞懂。哎呀，她还是做点文艺批评吧，国家大事、思想趋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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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引来俄国大兵？

■龙应台大谈俄国大兵在东方的暴行，并比照他们在西方的，同样是只谈“现象”，不谈“原因”。记录上说，一个俄国大兵强奸了德国女人，从女人身上爬起来，说：“你们的德国大兵在我们苏联，就这样。”嫁到德国的龙应台，从来不谈这一因果。不是说被强奸的是应该的，而是说“原因”也该同时摊出来，并且要区分出来。德国对苏联是侵略者、苏联对中国却是加害者，中国还是战胜国耶，战胜国的女人还要被强奸、被奸杀，这是什么道理？要问谁啊？

□要问蒋介石啊、要问蒋经国啊、要问王世杰啊。是谁引来俄国大兵，看看记录吧。一般说法是“雅尔达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FDR）逼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从“顾维钧回忆录”里，明明看到：不论从美国总统的回信里，还是从英国外相、美国国务卿的谈话里，还是从中国老外交家的失望里，都证实出在外蒙问题上，蒋介石及蒋经国、王世杰之流做了不该做出的让步。——美国主子要你蒋介石卖国，没有错，但没要你卖那么多！事实上，可以不卖那么多！可以不卖那么多却要卖那么多，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给一块”式的加码卖国，也是美国逼你的吗？

在蒋经国的回忆中，我们得到了答案：

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併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写得多清楚啊，因为是“你要我来帮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过，所谓要苏联帮忙，不论人家盟国的目的也好、自己卖国的目的也罢，都在使苏联出兵、请苏联“来帮忙”。但是，8月8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杰的宣布，证实中苏关系尚未达成协议前，它已出兵了，那么国还要不要卖，就该从长计议才是。但是，妙的是，这些卖国者，却仍要照卖不误，这不是贱种吗？更妙的，8月14日日本都投降了，8月15日蒋介石以下卖国者还向苏联签约大卖。王世杰8月15日日记上说：

中俄文约稿书写需时，签字手续直至今晨6时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但苏联已于数小时前广播，谓已签字。盖日本接受投降条件之答覆适于今晨2时到达此间也。

为什么苏联方面要捏造签字时间，提前“数小时”呢？因为日本已在“今晨2时”投降了，连苏联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后向战胜国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说外蒙古是在日本还没投降前就独立了。多气人啊！日本投了降，战胜国的中国还要签约卖国。蒋介石、蒋经国、王世杰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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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俄国大兵以后

按照卖国者与苏联订的《中苏友好条约》，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又三个月又三个月，老毛子犹在东北奸淫掳掠中。到了第二年（1946）3月6日，《王世杰日记》写着：

中苏交涉，如利用民众反苏游行，及本党公开之攻击，纵能促使苏联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与东北共产党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结，造成更不利于国家之形势。予不主张与苏联公开决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后予以外交部部长名义，致正式照会于苏联大使，促苏联即行撤兵。蒋先生尚拟缓发此照会。予因恐未来局势或使我政府不能诉诸国际会议，故断然决定发出，但仍未在报纸发表。晚间予面向蒋先生辞外交部长职，蒋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国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苏联原因，另一方面，却是蒋介石挽留，“尚拟缓发”“照会”呢。

当时在东北第一线与苏联打交道的董彦平将军，写了一本《苏俄据东北》送给我，1966年8月11日，在他家里，我与他长谈，我彷彿知道了什么，蒋介石被斯大林（Stalin）耍成白痴，最后还要求俄国大兵帮他在东北防共产党呢！

蒋介石引来俄国大兵，下面才是龙应台片段又断片的故事。龙应台照旧只写“现象”，她不写“原因”、不写俄国大兵奸杀中国女人的“原因”，她开脱了美国人罗斯福、开脱了中国人蒋介石、也开脱了苏联人斯大林，她的视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窥见了豹斑。龙应台的读者跟她窥见了豹斑：

1949年3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1996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但是，对长春街上的“原因”，龙应台永远闭目以窥豹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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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还慰劳俄军呢！

■龙应台在字里行间，明示斯大林如何如何、感谢俄军如何如何，在在均为共产党杰作，在她笔下，引狼入室的祸首国民党是不见媚骨的。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看看刘毅夫少将的回忆吧。刘毅夫在《我亲历国军拒绝收编伪军的一幕——随侍蒋夫人赴长春慰劳俄军的回忆》（《传记文学》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说：

蒋夫人到长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国军营拜会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蒋夫人仍然豪气干云的昂然进入俄国兵营，当时由会讲俄语的经国先生在前领路，我与孔二小姐紧随夫人身后，以防不测。当时看了蒋夫人的神情，心中无限钦佩，同时想到了历史上郭子仪独踏番营的英勇故事。

夫人进入俄国军营时，首先检阅了列队欢迎的俄军。当夫人走过之后，俄军都对神采飞扬的蒋夫人，万分钦仰，有些人小声说：“马达姆倭钦克拉细微”（俄语：夫人好漂亮），我听了之后，立即回头用俄语小声说：“不要乱讲！”当时我穿的是国军将官制服，他们听了我的话，便不再讲了。

夫人见了马林诺夫斯基时，晓以大义，俄军乃于夫人离去之后，立即撤离长春。

事实上，这位女郭子仪不论“施以颜色”或“晓以大义”，都无助于苏联撤军。对照一下董彦平书中写的吧：

苏俄军部自1月10日美国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共匪纠纷，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停战命令以还，态度突转恶化。对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协力，2月1日第二次撤兵之约，显亦无意履行。主席夫人适于此时冒恶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严冬，万里冰天中飞莅长春，代表国家劳问苏军，存眷父老；并向苏军阐明中苏友好同盟之真谛，获致热烈反响。但苏方并未因此改变其预定计划。

龙应台为什么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蒋宋美龄可是“代表国家劳问苏军”呢，长春市政府一条“斯大林大街”又算老几啊！“长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战机、坦克纪念碑”又算老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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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强奸也是“国家利益”？

■看来龙应台谈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却谈不出大事。蒋介石卖国签下《中苏友好条约》是何等攸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龙应台侈谈“大江大海”、侈谈“1949”，却对大事只字不提。只提俄国大兵在沈阳强奸中国女人，为什么不追究谁是引狼入室的祸首呢？

□从头目言，是罗斯福与蒋介石，从细部作业言，是王世杰与蒋经国。最后，龙应台的“1949”到了，蒋介石王世杰之流给赶出大陆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台湾岛上了。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秘密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但是，王世杰这边呢，却仍旧一言不发，但却不断放出风声，他是“为国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蒋介石研究四集》有《蒋介石、王世杰卖国》一文，收有张九如影印给我的一封王世杰1966年2月22日致他的信，谈到“中苏谈判”之事，“惟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

■什么“国家利益”呢，让人强奸也是吗？

□《王世杰日记》在王世杰死后出版了，1965年12月20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12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锋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

“他人之过”的“他人”是谁呢？龙应台到美国看蒋介石日记，忘了找这一段了吧？在日记里、在“国家利益”之下，应该看到一个名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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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王世杰听命于蒋介石，签了《中苏友好条约》，卖了国。1945年8月23日，他向党中央报告，日记中说：

……外蒙，不能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依约不能不自东三省撤退！……东三省之主权可以收回……蒋先生请大家起立表决，结果全体一致起立。

由此可见，国民党不但主事者是卖国贼，它的团体也是卖国集团。在蒋介石面前，对卖国成果，无人敢于拒绝“起立通过”！

讽刺的对比是，1912年，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警告“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1919年，“军阀”徐树铮收回了动摇中的外蒙。谁想得到，二十六年后，外蒙却在国民党手中失去。1949年，在“中华民国”亡国前夜，戴传贤自杀了，真应了1912年的预言：“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戴传贤死在“1949”年2月12日。他二十一岁办《天铎报》，惹出文字狱。二十二岁亡命日本，革起命来。二十三岁辛亥革命成功后，做孙文机要秘书。此后青云直上，二十八岁做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兼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三十五岁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宣传部长。三十七岁做中山大学委员长后改为校长。三十九岁做考试院长，长达二十年。最后做的是国史馆馆长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以这种显赫的履历，可知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热的。但这个炙手可热的党国元老，却随“中华民国”之将亡，自己先死了。

龙应台书中写了一个小军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鸿毛之轻，象征的意义有限；戴传贤却不然，他的自杀，有太多象征的意义。他的一生，随“中华民国”而兴、随“中华民国”而亡。但他在国民党中，是少有的颇有“纯纯的信仰”的一位，他关怀国民党的前途，总是真诚的、情见乎辞的。1944年，他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这种“纯纯的信仰”，在国民党中，又有谁比得上呢？结果呢，“1949”到了，一千年的豪语，遭到挑战，戴传贤五十九岁，一死了之。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征一个信仰的结束。多么可爱的“1949”，卖国的“中华民国”统治者，使“中华民国”沦为死尸；而统治者呢，却沦为守灵人，戴传贤死了，他留下了一个孽种，“过继”给蒋介石，孽种不是别人，就是“蒋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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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只见一彭

“原因”越来越大了、头绪越来越多了。解答龙应台没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来不在东北，却在台湾。还是回头从“二二八”来追踪吧。

□这叫环环相扣。1946在东北的事，竟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隐。还是回头看看“二二八”。

■龙应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证的毛病？

□当然是。据《高雄市“二二八”事件报告书》：“……有案可据者，计伤公教人员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获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众伤五四人，死八六人，其余不详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计死一二五人，伤八五人。”足证外省人有死亡；再据陈桐《杀戮起源蓄意煽动》（《自由时报》，1991年2月27日）：“……（暴徒流氓）甚至挟持外省人集体软禁在高雄中学内，每天只供给一粒饭团，境遇也相当凄惨……”足证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见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词，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杀被关于不闻，只记彭孟缉怎样怎样，其实，照彭孟缉《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回忆录》、《彭孟缉访问记录》，是会议席上涂光明先掏枪。彭孟缉固非善类，但此彭非彼彭，也别有说词，龙应台也该知道。至于龙应台引彭明敏“‘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云云，简直替彭孟缉搽胭脂抹粉了，哪来“审判”啊？兵荒马乱之际，彭孟缉这种恶棍还给你“审判”吗？

■看来龙应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当。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会上当；彭明敏他们太偏执，才会只看单方面的历史。其实这是一种“弱者的偏执狂”。谈“二二八”，众口一声，把悲剧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说破了，这就是“弱者的偏执狂”。人一变成“偏执狂”，则虽遭苦难，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小数点——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个小数点，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缉私人员惊慌中开枪误杀了一名看热闹者，这种缉私人员应予严办，是对的，但群众包围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这种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员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动，把外省人中的无辜者予以打、砸、抢、杀，妇女予以强奸、婴儿予以摔死，这种行为，不该反省反省吗？由这种暴民滥杀行为招致来的暴君派部队登陆滥杀，能够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吗？我绝对不是说国民党政府惹起民变、处理民变是对的，但相对方面，本省人的肆虐与招祸反应，也不无反省之处。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后的今天，又有几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陈仪答应“惩凶赔款”、“不秋后算帐”，本已息事宁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价码节节升高，答应了三十二条，又来了四十二条，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员都做不到，最后只好兵戎相见，进一步造成悲剧。这种没有底价似的讨价还价，活像六四天安门前的学生，最后乱开价，逼得对方忍无可忍，只好动粗。如今一家哭引发一路哭、一路哭引发全岛哭，说不该动粗，你看你把我打成这样子，动粗的确不该，但不动粗，又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四处蜂起的暴乱呢？六十四年了，谁又假设假设，如果你设身处地，你怎么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师的抗战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复了台湾，台湾人居然戴起日本人军帽、唱起日本人军歌、拿起日本人军刀军枪，沿街打杀外省人，这种亡国奴习性，老子还不教训教训你吗？——如果你是那种老兵，你会有更理性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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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爸爸杀台湾人？

■这番话引起我的假设。假设当时宪兵连长龙槐生、龙应台的爸爸在台湾，他是当年“杀敌无数”、杀日本人无数的“那种老兵”啊，他会客气吗？因为在他眼中，台湾人绝非那么无辜，他们可残暴得像日本兵呢。

□外省人不设身处地替台湾人想，台湾人至今谴责；但台湾人有无也该设身处地想想外省人呢？想想无辜被打杀的外省人呢？想想仇日老兵的报复心态呢？想想龙爸爸的满眼血丝呢？我绝不说外省人对，但我觉得，台湾人的真正菁英，应该勇於站出来，矫正矫正自己人的方向，“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而不是听任暴民胡来。台湾人菁英林献堂就是一例。在台中地区的外省人被暴民集中、要予以杀光的当口，林献堂挺身而出，大声说：外省人像蚂蚁一样多，我们今天杀光他们，他们明天就来杀光我们。暴民听了，怕了，才没一错再错。相对的，同是本省菁英的林茂生，以他那么崇高的学术地位，照他儿子林宗义的回忆，却是“他同意，加诸大陆人的暴力，以及对政府大楼与公务员的伤害，来表达极端的愤怒，乃是人民的幻灭与普遍而强烈的挫折感的一种合理表现”！林茂生明知“这种对财产与大陆人的普遍而不分皂白的暴力，用来作为有效的政治行动。是没有意义，也是没有用的”；明知“后果会狠严重，真吃力（台语）！”但他无法像林献堂那样挺身而出，大声引导自己人适可而止。作为菁英，在百川狂澜当前，他是不是少做了点什么呢？尤其与林茂生的“文化”不对头的，他竟相信“加诸大陆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现”，结果换来大陆人的暴力回敬了，要怪谁呢？

更严重的是，林茂生犯了大忌，他相信了美国人。他被杀的三个“罪跡”是，身为台湾大学教授，却“一、阴谋叛乱，鼓动该校学生暴乱；二、强力接收国立台湾大学：三、接近美国领事馆，企图由国际干涉，妄想台湾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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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害了台湾人

“二二八”时美国人的手法，太明显了。据《陈仪致蒋主席1947年3月虞电》：“此次事件有美国人参与，反动分子时与美领事馆往来，美领事已发表种种无理由的反对政府言论。”再据《陈仪报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吴鼎昌等电》：“（1947年3月24日）……事变中，弟派员赴美领馆接洽，据报若干台湾野心分子适在内开会……”可见美国人介入“二二八”，官方早已得知。

再看一些史料：

一、林宗光《美国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卡儿氏说，在2月中旬有一群台湾青年人的代表写了一篇很长的请愿书，给当时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要求联合国免陈仪之职，让台湾受联合国托管……”

二、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页108）：“……另有台湾大学学生八人，曾向美国领事馆请求声援，谓台湾人因不堪中国人之压迫，乃有此次改革政治之运动发生。希望美国能予以精神上及物质上之援助……”

三、《新生报》（1947年3月3日）：“……关于本案，需要周知全世界及国府之动议即刻成立，即选出林宗贤、林诗党、吕伯雄、骆水源、李万居五人为委员，拟托美国领事馆善为办理……”

以上抽样，绝非蛛丝马迹，而是美国领事葛超智（George Kerr）总提调的杰作。葛超智最后演出撤侨戏，意图火上加油。报到南京美国大使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面压住撤侨阴谋，一面密告蒋介石，蒋介石再密令陈仪防范。结论是，台湾人被美国人摆了一道，领事搧风、大使放水。台湾人信美国人，不知美国人出卖了他们。林茂生被枪决了，“接近美国领事馆”竟成“罪跡”，多不值得啊。

■当时美国高层对台湾不感兴趣吗？

□1947年时候，氛围的确如此。林宗光《美国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有一段：“……国务院的官员却自始不愿意使美国卷入台湾问题的漩涡之中……事变之后，卡儿氏被召回美国，与当时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约翰·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谈起台湾人对美国、联合国以及台湾将来地位的意愿时，文森曾以坚定的口气告诉卡儿氏：‘没有一位联合国人员——华盛顿的官员不用说——对台湾有任何兴趣。’……”美国人是大陆丢了的前夜，才打台湾主意。“二二八”时候，还不成气候，相信美国人的台湾菁英，无异是台湾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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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请我吃饭

■龙应台扯出“二二八”，那样草率的“彭明敏”一下，仿彿点燃引信，就不管了，不是吗？

□当然是。这叫什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呢，点了火就跑，留下一大团错误与荒谬，这叫什么著作呢？

■龙应台点到“二二八”，表示什么，是正义感吗？是显示外省人同情台湾人吗？

□即使是，也太迟了吧？何况她根本扭曲了正义。今天，人人会谈“二二八”了，这是一个好现象。不过，穷本溯源，大家这么勇敢，原来是有更勇敢的外省人带头的。外省人孟绝子早在国民党不准谈“二二八”时就谈“二二八”了。他先在几次演讲中提出，应该把“二二八”这一天定为“台湾苦难反省日”，后来他写成《台湾苦难反省日——化解台湾的隐痛“二二八”》一文，登在外省人李敖办的刊物上。孟绝子提出的“台湾苦难反省日”构想，比后来跟进的郑南榕、陈永兴、李胜雄发起的“二二八和平日”来，显得高明而深刻。把“和平”跟二二八连接在一起，本来就怪怪的。耶稣（Jesus Christ）有言他不是带来和平，是带来刀兵，所谓和平运动，往往是挑起刀兵的。因为倡言和平的，总未免舍末逐本——先搅起本已愈合的旧伤，再倡言抚平，这不太奇怪了吗？他们口口声声希望二二八的阴影尽快结束，但却勇往直前，遮住阳光，这样下去，阴影反倒越难结束了。今天二二八问题所以治丝益棼、越炒越不能结束，就在人们搞错了方向。我看遍了今天所有的“二二八”谈话与作品，他们的哀呼、他们的悲恸，都是令人同情的。我个人早在他们哀呼与悲恸之前多年，就刊出更勇敢的台湾人刘峰松为“二二八”受难者张七郎平反的文字，从哀呼与悲恸着眼，我与我的台湾人朋友早就先人著鞭，力斥外省人的凶残无情。我为义助台湾人而受刑受难受苦坐牢，记录俱在、路人皆知，我无须澄清我早就同情台湾人的立场。六十四年来，外省人为同情台湾人而被国民党迫害既深且久者，无出李敖之右，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台湾抗暴的先行者异口同声说的。

■提到为“二二八受难者”张七郎平反的事，马英九不是干过吗？

□是干过，可是却在李敖刊出刘峰松平反文字一二十年以后了。马英九请我吃饭那次，我拿出证据，给马英九看，并且当面提醒他，我和刘峰松是在“白色恐怖‘时’”为张七郎平反的，不是“白色恐怖‘后’”为张七郎平反的。马英九知道我在当面反讽什么，他脸红了。英国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说：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迟来的正义不算正义。）他该再补一句：迟来的正义是投机的正义。马英九是投机的正义，他的文化局局长连机都不会投呢，她在乱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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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局长乱投机

■乱投机？你指龙应台做马英九的文化局局长时的德政吗？

□最大的德政之一是，龙应台带头捧大汉奸李春生。李春生，台湾大买办出身，1866年，干到英商台北的宝顺洋行（Dodd & Co.）的总办。最后成为台湾第二大富翁，仅次于板桥林家。甲午割台后，他投靠日本，中西牛郎写的《泰东哲学家李公小传》里登录他的名言，说：

独我日本维新以来。三十余年。微特不妨教。且纵民奉教。无何上帝既助。终至享有台湾全岛。是可鉴也。

真是马屁十足。中西牛郎写道：

明治二十八年。5月10日。朝廷以海军大将桦山伯爵任台湾总督……全台骚动鼎沸。官民忽分三派。甲则归顺帝国。为其臣民。以保生命财产者。乙则退去台湾。以归清国者。丙则倡台湾之独立。抗于帝国者。甲居大半焉。乙居少半焉。丙亦不少焉。且丙未就剿戮之先。甲乙亦多观望成败。向背未定。若夫自初投诚归顺。欢迎王师者。亦非无其人。如我李公固其一也……呜呼向背之决。明白如此。此岂非文明人民之态度哉。

多妙啊，一开始就对日本侵略者“投诚归顺，欢迎王师”的大汉奸，归为“文明人民之态度”，这不正与口口声声“以文明来说服我”的龙应台若合符节吗？马英九的文化局长，最后文明的投机到大汉奸身上，岂不太荒唐了吗？中西牛郎又写道：

二十九年2月桦山爵帅归京。告厥成功。文武从者甚众。李公亦忝后车之荣。滞于帝都者。凡数十日。以台湾新附之民。观光母国。与朝野名士交者。盖自李公始。

这样一个大汉奸，马英九的文化局长却大捧特捧，以投机本土挂帅，这种投机投过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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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是媚日派吗？

■龙应台做台北市文化局长时，除了捧媚日大汉奸外，她自己呢？她的马英九市长呢？这对宝贝，一个台北市长、一个台北市文化局长，他们一起去见日本排华大将石原慎太郎那次，可丢了不少人呢。

□说来有点话长。我喜欢收集好的漫画，我收有早年《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刊出的一张，画面上小两口儿上床做爱，为了变花样，男方手拿性交之书以为指南，但因一时弄不清姿势，以致两人扭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男的一边查书一边说：“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We must have made a mistake somewhere...）后来我每想到这张漫画，就联想到马英九。马英九在处理日本鬼子石原慎太郎来台一事上，就犯了“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的毛病。马英九竞选市长时，有一天秘密来我书房拜访我，问我秘笈，当选后，未曾再来了。有一天，我顺手翻到他选举时的一本小册子，题为《二十一世纪台北》，其中有一段是：“去年，北一女校庆，班联会邀我去演讲，演讲对我本是家常便饭，但是那场讲得患得患失，因为我的女儿提醒我，北一女学生对不精采的演讲是何种反应，当天她也坐住台下。会后，虽然现场反应热烈，我也觉得讲得不错，却一直等待女儿的反应，女儿那天回家，第一句话说：‘爸，I'm proud of you ！（我以你为傲！）’这句话像天籁，让我快乐了好几天。记得鼓励别人，即使是你家人也不例外，你想像不到他们多么需要这些鼓励。”我看了，为之一笑，我笑的是，即使哈佛大学博士头衔的马英九，竟也在英文中译上不小心弄出乌龙。因为I'm proud of you不该译成“我以你为傲”，这样译是错误的。正确的译法是“我以你为荣”，马英九的英文当然有基本水平，但他一旦发生短路，也会“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

■说了半天，错在哪里呢？

□我还是要说来话长一点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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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打电话来

1999年，李登辉勾引日本鬼子“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来台湾，11月13日清早报上出消息，下午，新党党主席李庆华就约我召开了临时记者会，我在会上“警告”了台北市长马英九，我说你是“保钓健将”，而石原却说钓鱼台是日本领土，又否认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你不可以见他，否则我跟你没完没了。晚上10点20分，马英九电话打到我家，向我解释，谈了半小时，我劝他注目在最高层次，我说客人不是你请来的，并且是李登辉秘密作业直接请来的，你何苦为他背书、蹚这浑水？何况，“行客拜坐客”，这是起码的规矩，现在变成石原在他住的国宾饭店等你，你去拜访他，说得过去吗？马英九说我不到国宾饭店石原住的房间，而在国宾饭店中另一间房见面好吗？我说又有何不同？马英九说他尽量改在国宾饭店以外的第三地见面。我说我根本反对你见他。14日晚上，我在高雄演讲后北返，路上接到我太太来电说，马英九又来电话了，解释他总算不在国宾饭店跟石原见面了，改在第三地晶华酒店见面了。意味接受我的建议，做到“个人不失身份、团体不失立场”了。15日见《台湾时报》报导：“马英九昨天傍晚以首都市长身分，在晶华酒店设宴欢迎石原慎太郎，不过，因飞机误点，会面时间比原订晚了三十分钟，又因石原晚间六时与李登辉总统有约，马英九与石原的会面时间只得缩短。”缩短结果，只谈了二十分钟。马英九最后还是被摆了一道！马英九13日告诉我四点半见石原，我说为什么时间这么紧凑，他说要迁就石原在台湾忙。我说石原来台湾有三天行程，再忙也不会只跟你从四点半见到六点见李登辉这么短的时间吧？现在报上登出了，原来石原不但叫马英九白等他三十分钟，并且只花二十分钟就谈完了。前天晚上我特别叮咛注意别被日本人在程序上占了你便宜，果然不出我所料，这小白脸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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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局长陪同见日本大人

15日《中央日报》报导马英九见石原慎太郎后的“成绩”如下：“台北市长马英九昨日趁着与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会面的机会，主动进行城市外交，表达双方缔结姐妹市的意愿，不过在中共可能出现的压力及东京与北京已结为姐妹市的情况下，石原并不愿正面答覆，只表示，透过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实质交流比形式上的姐妹市更有意义。为尽地主之谊，马英九昨日下午4时30分在晶华酒店安排茶会，欢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过，因行程延误，石原慎太郎迟至5时10分左右，才在行政院经建会主委江丙坤的陪同下，抵达茶会会场。在近二十分钟的会谈中，双方分别就文化、建立救灾体系及推动公害防治等议题交换意见，并未谈及外界关注的保钓及慰安妇等敏感话题，随同的人士包括台北市政府副市长欧晋德、文化局长龙应台、新闻处长金溥聪、消防局长张博卿及律师王清峰等人。马英九主动表达台北与东京缔结姐妹市的意愿，他说，台湾和日本每周飞机往返五十九个班次，每年旅客各有七十至八十万人次，来往相当频繁，他建议双方进行更深度的往来及实质交流。不过，石原慎太郎并未正面回应，只表示，他赞同首都之间进行城市与城市经贸及文化各方面的交流，而与其进行形式上的交流，不如在文化、经贸层面展开实质交流。”我“警告”马英九会得不偿失，证明了我又一次是先知。如今马英九陈（陈水扁）规马随，也把“城市外交”当成了牌来打了，我认为对外交部而言，又犯了越俎代庖的错误。更何况这一外交，根本涉及内交，因为王八蛋石原慎太郎所象征的，明明不是“东京市”与“台北市”市与市间的层次，而是“日本”与“中国”（包括台湾）国与国间的层次，马英九此时不知深明大义，反倒斤斤以“城市外交”做着眼点，浩浩荡荡，带领包括龙应台在内的市府大员去贴日本鬼子的冷屁股，真可说又贱又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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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刚斥责龙应台无耻

■还没完呢。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化学系的资深教授潘毓刚，他是全美华人协会的领袖，看不过去了，有信给你，向你抗起议来。潘毓刚说：

顷由媒体上得悉，你对马英九之流会见石原慎太郎，只轻描淡写地“认为”“相当不智，有损个人政治形象”。我却认为他们相当无耻，不但有损个人人格，还有损中华民族形象！对石原这类丧尽天良、不知悔改的日本军国主义余孽，竟和他谈友谊、谈人道、谈交流，还要接待他，岂不显得我们的民族太没气节、骨气？被他侮辱之后，不但不给他点颜色，竟还要和他友好交流？更无耻的是龙应台还把她的著作送给石原，把书中批评李登辉的部分勾画出来，以为这样就可以掩盖她怕丢官（不敢不会见李登辉邀请的“贵宾”），和想借机会出锋头的伪君子无耻行为。（你不是最恨伪君子吗？）何况龙应台批评李登辉的部分，可能是石原最欣赏李登辉的地方。你能说服狂傲和偏执的石原？她无非想借机宣传一下她的著作，（要不是看到媒体报导，我还不知她有那本著作呢！)并借书中批李登辉的内容，以洗脱她怕丢官和出锋头而去会见石原的无耻行为罢了，她还说与石原会谈只谈文化和人道援助台湾地震而不谈政治。作为台北市“政府”部门的“文化局长”，竟不知她掌管的文化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她不是无知得没资格当文化局长，就是无耻得故意混淆视听，以掩饰她与没有人性的混蛋谈人道、谈文化交流的无耻行为！不知李总统候选人以为然否？

你怎么答复的？

□我说：

施寄青告诉我说：龙应台是媚白种人主义者，她媚西洋人，且嫁给西洋人。但这次她对日本人的态度，证明了施寄青说得还不够，龙应台其实还是媚东洋人（日本人）主义者，大概她采取南非政府的认定标准，不以日本人是黄种人吧？日本人种中的确有一种白种人，叫虾夷人（Aino），他们住在北海道与库页岛，可惜石原慎太郎不是虾夷人，未免美中不足，不然龙应台媚起来就更起劲了。

上面所说的，都是1999年的事，十几年过去了，龙应台简直越来越嚣张了，我只好出这本书，好好教训她一次。我实在不得不这样下结论：龙应台不但是媚美派、媚德派、也是媚日派。马英九用到这种货色大谈“文化”，该怎么归类马英九，我们也就恍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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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写美国大兵在强奸

■还好，至少龙应台不是媚俄派，她谈到俄国大兵在强奸中国女人。

□俄国人的暴行固然该揭发，美国人就是好东西吗？俄国人1945年的暴行，龙应台都不放过，为什么却放过美国人1946年的暴行呢？1946比1945更接近“1949”吧？

■美国人在马路上强奸中国女人，你指“沈崇事件”？

□“沈崇事件”不是单一事件，是蒋介石勾结美国人一连串在中国作恶的一件。按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你们美国大兵不回美国，盘据在中国干什么，很清楚，就是要干涉你们内政啊。美国大兵不回国，反倒开到北京（当时叫北平）、天津、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等地。骄横跋扈，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甚至大杀中国人，光在上海，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就死伤达一千五百余人。美国军舰在黄浦江上横冲直撞，民船被撞翻，落水而死的群众达六百六十人。自1945年10月至1947年9月，驻天津美军共发生车祸、枪杀、抢劫、捣毁、强奸等案件，达三百六十五起，受害死伤的中国人近两千名。其中美军汽车肇祸事件竟占全市交通事故的百分之七十。1946年9月3日，在北平火车西站，三个美国大兵比试枪法，竟以正在调车的铁路工人王恩弟的人头做靶子，当场将其枪杀。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行至东单，被两名美国大兵拥至操场，予以强奸。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各地抗议美军暴行。蒋介石政府乃捏造事实，说北大女学生是共产党，故意勾引美国大兵犯案的。几十年后，这一说法发酵到高希均、陈长文伙同出版的《钱复回忆录》，更加油加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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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复替美国人“缓生殖器”

钱复写道：

大约同一时间，发生了所谓“沈崇事件”（1946年）。沈是北大外文系的女学生，据说在公园中被美国士兵“强奸”了，当时北大亲共职业学生乘机发动罢课，风潮席卷了全国，各地大学纷纷罢课，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很讽刺的是，当时国民政府虽然财政异常拮据，全国的大学生不分公私立，却可以一律享受政府公费，也就是说连三餐都由国家供应，这些受惠的职业学生竟大喊“反饥饿”。这次罢课持续很久，对政府造成极大困扰，引起社会重大动荡。多年过后，中共当局公布沈崇是主动诱惑美军，而非被“强奸”，其主要目的是唤起全国民众反美情绪，减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这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使我彻底认清共产党的面目，数十年来未有丝毫改变。

“沈崇事件”中的美国大兵暴行，被国民党官僚钱复嫁祸遮丑后，又怎样呢？美国大兵的强奸暴行又来了，并且来到了台湾。这回赖不到共产党头上了、也无法捏造“中共当局”来规划了。《钱复回忆录》只好写下：

正在中美为“地位协定”积极进行谈判，1964年11月初，又发生琉球美军来华参加“中美天兵六号演习”，数名黑人士兵在彰化县埤头乡和丰村集体强暴并殴伤我农村女子的严重案件。外交部在事发第三天才由美国大使馆获悉，同仁均认为事态严重，除与国内主管机关联系、充分掌握资讯外，积极向美方交涉将嫌犯留置台湾（其余美军在演习结束，均须返回琉球驻地）。

但是美国主子才不甩你，把被告三人，运回琉球。开庭时，却要求钱复他们退席：

2月9日上午辩方传讯七名证人，五名为被告同僚，另两位为台北美军宪兵组长及路长宏。在后二名被询问时，辩方律师又要求我们退席，庭长裁示同意，我们因不宜阻挠庭讯进行即离席，但是我立即请联络官通知一七三旅军法组长雷农（Daniel A. Lemon）上校来晤。我说明刚才的离席是使庭讯能顺利进行，但是当初沈部长向赖特大使所要求的是政府观察员应能观察一切审讯的进行，现在美方作法与当初协议是抵触的。雷农上校一再致歉并表示这是美国法律的规定，他也无能为力。我即提出虽然我们为配合军事法庭的运作离席，美方有责任提供我国全部庭讯的记录，我当场写了一封信给他，正式要求全部记录。

多妙啊，原来是这样配合美国主子的。

■历史教科书上，不是早就说蒋介石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了吗？怎么美国人又来了“领事裁判权”？并且裁判到要你离席以利“庭讯能顺利进行”了？

□我也奇怪啊！废除不平等条约奇门遁甲，又回来啦。还有更妙的呢，一派汉奸口气的钱复在回忆录里竟还赞美：“美方审理公正严明使我们印象深刻”！多贱骨头啊！

■钱复真贱骨头。古人说“缓颊”，钱复可是“缓生殖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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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复从“外交”到“性交”

□还有更贱的呢！三名大兵中有一个叫英格瑞（Engram），钱复写道：“英格瑞在犯案时，因紧张未深入，亦无高潮，且犯案后即在台中找军中牧师忏悔，因此处刑最轻。”多妙啊，承办“外交”的，最后美化起“性交”来了，替美国大兵开脱，我说蒋介石集团是亲美集团、媚美集团，我说错了吗？

■龙应台总该看过《钱复回忆录》吧？总该有点美国大兵强奸“中国人”“台湾人”的常识吧？

□钱复的书是高希均、陈长文那一挂人出版的，龙应台的书是殷允芃那种货色出版的，他们都是天下书系，颠倒黑白，是一窝的。

■殷允芃的《天下杂志》，自己选二百个影响台湾的人，有琼瑶、有柏杨，可没李敖，公道吗？

□这是高希均、殷允芃式的公道。我从不向国民党的天下要公道，在那种天下里，这世界没有李敖。

■但美国人眼里有你啊，你的照片，又上了《纽约时报》啊。

□他们美国主子很识货。我第一次出狱时，《纽约时报》派它的特派员到我家访问我，其中之一，跟着洋人来的，就叫“殷允芃”什么的。

■国民党天下里，由陈奇禄主持的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印出所谓《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全书七百零三个作家，竟没有“李敖”呢。你看，七百零三个作家，都轮不到你，你多么小咖呀！

□小得不足道了，我真感谢他们放过我。

■在那七百零三个名作家里，可有你明星前妻“胡茵梦”呢。

□看来我只好在报纸影艺版里找我“李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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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引来美国大兵？

■多么熟悉的标题，《是谁引来了美国大兵》，前面不是有过《是谁引来了俄国大兵》吗？问题是，引来俄国大兵，还可说是为了打走侵略者日本；引来美国大兵，要打走谁呢？那时候二次大战打赢了，中国变成了战胜国，战胜国的美国大兵，还在战胜国中国不走干什么呢？

□干什么？答案不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吗？国民党老立委王兆民跟我说：“谁说美国人不帮国民党啊，冰天雪地里，在锦州替我们守桥的，不是美国兵吗？”原来美国兵留在中国，是帮助蒋介石的军队打共产党。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透露：

蒋见没人附和他的意见，急得头胀眼红，从沙发上起来拍桌瞪眼大骂卫一顿，然后又举起拳头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之谜由此揭穿了……这时我反问蒋介石说：“校长（这是我对蒋介石亲切的称呼）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蒋说：“六成把握总有。”我觉得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军决战。为了竭忠尽力维护蒋家王朝苟延残喘的局面，这时我心里还有一种热气，觉得不能不对蒋介石讲明胜败之道。于是引《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下面还有‘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我怕触怒了蒋介石未敢说出）。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这时蒋介石有些窘态。停了好久才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这是蒋介石必须收复锦州的又一个谜底的揭开。

正因为蒋介石有这种“锦上添花”的锦州好梦，所以，照廖耀湘的参谋长杨焜《辽西战役补述》的回忆：“10月15日锦州解放了，蒋介石还是一再催逼廖迅速向锦州前进，还梦想与东进的国民党军会师恢复锦州呢！”杨焜问廖耀湘：“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前进？”廖耀湘说：“我判断不会出几天，锦州就会被解决，那时我们就不要前进了。”殊不知锦州纵已丢了，蒋介石的大梦犹未先觉，直逼得廖耀湘兵败被俘，不得罢休呢！蒋介石引来了美国大兵，听美国将军马歇尔的话，越过锦州还要向前打；又同美国顾问商量好了，保全锦州，一切都有办法。结果锦上还没添花，就先开了花。共产党打进锦州之日，锦州城门上还挂着国民党立法委员选举的招贴，“拥护石九龄为立法委员”。“石九龄”当选了，却在台湾干了代表锦州的老贼立法委员，一干几十年，他的儿子就叫“石锦”，后来成了我的三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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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是亲美派吗？

■也许龙应台会说，我不止各打五十板。我没有只怪国民党共产党，我还笔杆朝外，描写了苏联军队强奸中国女人，也讽刺出“斯大林大街”的不当，中国的城市里怎会有以外国元首为名的大街？

□“斯大林大街”最后被共产党作废了，可是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呢？今天还在那儿。在雅尔达会议出卖了中国的罗斯福，还在罗斯福路上纳福呢。

■罗斯福以外，还有麦克阿瑟（MacArthur）公路呢。

□我忍不住要问的是，苏联军人强奸中国女人固然该谴责，同一个龙应台，为什么对美国军人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只字不提？北大女学生不是中国女人吗？何况，美国军人强奸中国女人，时间离“1949”更近，地点就在北京名城里，又怎么说呢？又何况，还不止在北京呢，在武汉，美国军人还搞集体强奸名媛呢，龙应台为何默不吭声，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吗？你龙应台的公正的大板呢？

■龙应台是亲美派吗？

□她当然是。她留学美国。

■留学美国一定是亲美派吗？

□理论上不一定，事实上却难看到不亲美的，至多只是亲的程度不同而已。照道德标准来衡量，你不积极拆穿美国，你含蓄，你就是外交辞令的亲美派。看一段我在立法院时与驻美地下大使李大维的对话吧：

李委员敖：请问我们买的武器，如果对岸攻打台湾，我们可以支持多久？

李代表大维：我坦白报告李委员，牵涉因素很多而且复杂，也得视情况而定，例如哪种情况下挑起武力冲突，这是很重大的因素。

李委员敖：你回答得太含蓄、太外交辞令了。如果我们买了武器，可以抵抗对岸攻打，国防部长有明确告知我们时间，请你告诉我可以支持多久？

李代表大维：我不是国防部的官员。

李委员敖：请你告诉我，你到底知不知道？

李代表大维：不知道。

李委员敖：我告诉你，国防部李杰部长告诉我们，买了武器之后，我们可以抵抗两个星期，我问李部长，两个星期之后会有什么结果？他说等美国人来救援。请问美国人会来救援我们吗？

李代表大维：就我的报告所提，《与台湾关系法》里的安全条款，当台湾受到外力威胁时，美国总统应该立即通知国会，共同依据宪法程序决定采取适当的行动，这里面有许多前提，第一挑衅是北京方面要负完全责任或是……

李委员敖：你讲的都是外交辞令。

李代表大维：因为我是外交官。

李委员敖：我可以仔细阅读你的书，不用听这么多的话。书里第203到204页，台湾关系法所谈，如果对岸攻打台湾，美国表达不是立刻出兵而是严重关切，对吧。你在书里举四个例子，虽然美国说了严重关切，但届时不会出兵，你记得四个例子吗？

李代表大维：那是我二十几年前的博士论文。

李委员敖：记得吗？你讲话太绕弯子，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李代表大维：我不记得。

李委员敖：第一，1956年前苏联出兵攻打匈牙利，美国表达严重关切，结果没有任何动作；第二，1975五年前苏联军援安哥拉，古巴出现了，美国也表示严重关切，但没有动作；第三，1976年朝鲜杀了美国兵，美国表示严重关切，但没有下文；第四，1979年2月9日美国说中国攻打越南，美国严重关切，但是八天后中国攻打越南，美国没有动作。美国参议员裴西（Percy）举例，依台湾关系法，如果大陆攻打台湾，美国表示严重关切，照国防部李杰的说法，我们可以抵抗两个星期。如果美国严重关切，比照参议员裴西的说法，如果美国没有救援动作，怎么办？有这种可能性吗？

李代表大维：当然有可能。

在我引蛇出洞，逼出美国不来的可能性后，我进一步的逼亲美派露出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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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大使吐真言

李委员敖：可是在假设对方打过来的情况下，国防部长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买武器，我们就会完蛋，但买武器也只能抵抗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后，你办外交的责任就出现了。老美如果不来救我们，到时台湾将成为一片废墟和火海。如果比照本席刚才所说的，美国参议员评估，有四次退票的记录，导致他们不再来的时候，届时我们该怎么办？你现在根本没有答复本席这个问题，你只是告诉本席，美国可能来，也可能不来。你的报告里面提到，该法虽未规定美国必须以武力回应，当然也未排除任何可能之做法。今天请你明确的告诉本席，美国可能不会来，是不是？这是yes or no的问题。

李代表大维：这个问题不能用yes or no来回答。

李委员敖：这只有来和不来两种情况，难道还有来了一半还跑回去的情形吗？

李代表大维：这也不无可能。美国用兵的原则是如果他们决定要来，就必须做有把握的事情。如果他们发觉台湾已成为一片废墟，军事就派不上用场了。

李委员敖：你今天让本席明确的得到一个结论，就国防部长的说法，我们买了武器之后可以抵抗两个星期，并等待美国来救援。但你今天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就是美国可能不会来，本席在此谢谢你。

李代表大维：报告主席，我能否再补充一点？

李委员敖（在席位上）：这违反议事规则。

以上质询是2005年12月14日的事，由于我的犀利和慧黠，我终于从马嘴里（from the horse's mouth）掏到亲美派的真话。乍看起来，这跟龙应台好像没关系，实际上，与美国问题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关键问题。亲美派的龙应台一直闪躲这个关键问题，甚至连“现象”都闪躲，“蝉曳残声到别枝”，这是不可以的，我必须指出来，指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在逃避什么。逃避于先就会蒙混于后，龙应台引导读者，都以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些问题，其实还多着哪！她带著她的笨蛋读者都溜走了。

■你出版这本《大江大海骗了你》，就是要扭转这一龙应台现象？

□的确如此。

■这样扭转够吗？亲美派，两岸的亲美派就不亲美了吗？

□亲美现象是根深蒂固的、日积月累的，需要大规模的扫荡战才行。

■写《阳痿美国》这本书，四十万字、六百五十二页，就是大规模扫荡战吧？

□是一个起点而已。

■扫荡战有篇广告词，倒像一篇檄文呢。你亲口念一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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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阳痿美国》

□阉割美国太不幽默了，让我们阳痿它。

对美国，我们不是“治疗阳痿”，我们是“阳痿治疗”。是用使美国阳痿的方法，治疗美国“强阳不倒”的绝症（“强阳不倒”的学名是“阴茎异常勃起”，priapism）。

美国的绝症很邪门儿，它得了“政治上的强阳不倒”（political priapism），祸害世界和它自己。

美国得天独厚，变得强大，却不知以其强大，与世修好；反自恃强大，与世为仇，惹来人恨，又不知自己多么可恨，其骄纵狂妄，亦复可知。美国以拳头威胁世界，它的“拳头开支”（军费），占世界一半，它不但自己伸出大拳头，还卖小拳头给四方，激发军备竞赛、制造世界紧张。全世界六十六亿人口，平均每人要花二百零二美元玩拳头，听任全世界穷死、饿死，这是什么对比？美国宣传说它爱好和平，现在查出来了，它花在杀人的钱与救人的钱的比例是三十比一；美国宣传说它慷慨，给欧洲多少钱，现在查出来了，原来美国人每人只花了六点七美分的钱，相当于一块糖的钱，给了欧洲；美国宣传说它对世界捐助最多，并且有八成一的美国人如此相信，现在查出来了，比例上，它是全世界最小气的国家，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只要拿出美国所得百分之零点一的钱救人，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出一毛钱，即可救出成千上万条人命，可是美国人却一毛都不拔！

如果钱是美国大富翁自己的，它小气，倒也罢了。真相是，这大富翁越来越是假的，它外场的珠光宝气，却建筑在“以邻为壑”的内场上。

美国曾经安分过、曾经有钱过，但是今天它变了，它变得鸭霸四海、狂吃八方，债台高筑之下，它的政府，每花一美元，其中四角一分是借来的；它的人民呢，一美元当十美元大花特花、虚掷浪费。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金总数，比在美国本土还多得多，这就是说，美国在用印钞机吃世界，一张百元美钞的印刷费只要两分钱，一张张印出来，全世界都被它偷吃了。

美国变了，美国是他国的祸害、是人类的噩梦、是世界的狰狞。

美国动用排山倒海的“柔性力量”（soft power）载歌载舞，在欢乐中使我们向往它，淡化它的恶形恶状。我们曾经向往过，但是，我们必须觉悟了。我们用这本书，举证历历，表达我们的不安与愤怒，我们决心不再受骗了。

阉割美国太不幽默了，让我们阳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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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只会访问一些小人物

■龙应台写书搞访问，有方法学上的缺失吗？

□访问是好的，但龙应台犯了一个大毛病，她只会访问到一些小人物，也就是低层人物。其实要弄清真相，要从高层人物下手才行。高层人物掌握动态与动向，从他们身上，才能看到全局。一九四九的故事，常常不是个人的、片段的，而是断续的、一组的、一代两代三代的相沿发展的。以蒋介石身边第一文胆陈布雷为例，爱国者陈布雷第一代是国民党、爱国者陈琏第二代是共产党、叛国者陈师孟第三代是民进党。三代故事的高潮是陈布雷为国民党而自杀、陈琏为共产党而自杀、陈师孟为民进党而杀了国家。为了亲切，听听陈琏在北京贝满女中的一个学生的回忆吧：

另一次是清早到学校就听说教语文的田先生和教历史的陈琏先生被捕了，学生组织罢课，我立即参加，因为我喜欢陈琏先生，抓那么好的老师太不公平！……

解放后一次全校联欢会在风雨操场举行，这种不在大礼堂举行的全校聚会，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正式。但陈琏先生突然穿着解放军的灰色棉军装出现在台上，引起全场沸腾般地欢迎！陈先生的样子依旧羞答答，与军装那么不协调。显然那套军装对娇小的她是太大了点，她举手敬军礼又那么不习惯不自然，但是台下长久持续的欢呼声和掌声，说明她多受同学的欢迎和敬爱！陈先生用平静的微笑等待台下能听她讲述自己被捕后的经历。

与陈琏先生一同被捕的还有她的丈夫。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专门打电话到南京请示陈布雷“他的女儿有叛逆行为怎么办？”陈布雷回答：“依法查办！”就因为这句话不是求情，才更不敢动她，将她押送到南京开始在家被软禁。她只有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推测局势的实际变化情况，也意识到国民党在南京撑不下去了。陈琏说自己始终没屈服过，并对陈布雷宣布：“你走你国民党的路，我走我共产党的路！”最后国民党往台湾撤退的时候陈布雷自杀，陈琏重获自由参加了解放军。

陈琏的丈夫解放后曾在报社工作，反右的时候被划为右派。陈琏在华东局工作很多年，文革期间跳楼自杀身亡。

可叹陈琏先生本以为自己与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想不到最终竟然是父女“殊途同归”！

陈布雷、陈琏死而有知，绝对想不到陈家的第三代竟是这种“幽明虽异路”“殊途不同归”的怪胎。多么有代表性的“一九四九”故事啊，可惜龙应台不会写。龙应台的年份太轻了，她踮着脚也够不上“1949”。要躬逢其盛的人才行，才写得真切，像上面写陈琏的，就是陈琏的学生李珣。李珣不是别人，是我的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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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他们在集体说谎

■理解“1949”，有特别要当心的吗？

□当心说谎，尤其集体在说谎。

■为什么要集体说谎？

□因为有了集体挫败，别忘了“1949”给打到台湾来的蒋介石人马，都是失败者。失败的人、失败的马。马的好处是不会失败后说谎，人却会。集体说谎的最大案例，就是所谓“太原五百完人”。这一谎话不是一阵风，吹过就算了，它还有古迹呢，就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前面的丛林里，有所谓“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塚”，有碑有庙，虽然有点荒烟蔓草了，但还健在，五百完人的集体谎话，正在琉璃瓦的钩心斗角间。

■那个地方有好几条高速路交叉，叉得不太容易被发现。亏得你特别注意到它。

□因为我小时候去过太原。“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塚在圆山，圆山虽然一点也不高，但是看起台北夜景来，倒也有气象一新的迥异。这种迥异，一上山就立刻显出来了，它使你立刻感到你已不在台北，虽然事实上，你还在台北，我满喜欢这种立刻脱离台北的一股错觉。尤其上山前经过“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塚，宫殿式建筑的阴影，更增加了你立刻坠入“时光隧道”的气氛。“太原五百完人”是国民党在大陆撤退前的一批死难者，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嫡系，而是“山西王”阎锡山的人，他们在山西太原，在城陷以前，自知逃不掉，共产党也不会饶过他们，乃在太原城中最高的山头死守，其中有的还强掳城中美女一起世纪末，最后一起死了。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唤做“太原五百完人”。我小时候，曾在太原这山头玩过，如今他们魂兮归来，从太原最高山头到台北最高山头了，我也幸逢其会，也从太原而台北，恍惚之间，我好像是一个大历史的小证人，冷眼看尽国民党的洋相。我每次路过圆山，在坠入“时光隧道”之余，常常浑忘台北，反倒想起太原，为之在生死线外，别有所思一番。

■如果真的是五百人一齐殉死，倒真是“1949”一件大事。

□那天正好是那年4月24日，倒是典型的“1949”呢，如果是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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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原五百完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真的？

□至少数目灌了水，灌了十倍多。根据1950年9月13日的所谓总统令，明说：“故山西省政府委员梁敦厚，前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太原被共匪攻陷之际，率属集体自戕……偕同僚五百余人，从容就义。”这是“五百余人”的官方说法。但照阎锡山“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纪念碑”，则说：“是役也，除战死及军民殉难者无算外，我文武人员义不反顾，集体自杀以报国家者，举今所知已五六百人。”两者说法，死难人数在五百到六百之间，至为明确。不过，照《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公布的调查报告，事实上，死难者“全部只有四十六人”而已！的确有人死了，但没死那么多。号称五百，是串连并比美古代田横五百义士殉死的故事，于是就吹起牛屄来。

■这种集体谎话，太荒唐了吧？

□谁说不呢，据调查报告，台湾这边所捏造的五百完人《题名录》，就是所谓名单，只有二十个人是真的，调查报告说：“太原四十六人自杀，《题名录》列出其名的不到二十人，除此之外，都是捏造的。其中，有的名字确有其人，但不是仰药成仁，他们有的还健在人世；有的是战死或病死的；有的是被阎锡山或其军政机关处死的；而有相当一部分名字，是并无其人的；而这些人的职务百分之九十以上又是虚构的。“以上所根据的，是文证，就是调查报告，无独有偶的，也有人证，就是台湾这边的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将军。他是山西人，对他家乡的内幕，了解独多。他告诉我，“太原五百完人”中，有人活到台湾来了，不过都改了名字了。龙应台不是喜欢拈出“1949”吗？她怎么面对所谓“太原五百完人”呢？如果真的，她不能不写；如果假的，她不该逃避。五百完人太特殊了，他们是漂洋过海而来的五百个死鬼，比起逃到台湾的残兵败将，他们太“大江大海”了。龙应台听好啊。

■听说所谓五百完人中，有十八九岁的少女在内，她们跟共产党有什么仇，死个什么？

□她们是被裹胁的，例如特警处代处长徐端的小老婆刘建德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山西徐沟人，死时才十九岁。特警处副处长兰风霸占的晋剧女演员王桂燕也陪做“完人”了，她本要逃走，被兰风当场击毙了，死时才十八岁。龙应台喜欢向失败者致敬，请致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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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是烈士，你就是烈士

■这叫什么，叫强迫做烈士吗？还是烈士缺额，强迫你补空缺？

□就算强迫你做烈士吧。不过，有一种比较仁道的，就是明知你生前非烈士，但硬说你是烈士，大家听了高兴。

■有例证吗？

□当然有。以辽西战役被俘的国民党军头廖耀湘为例。廖耀湘由于蒋介石胡乱指挥，以致兵败被俘。1961年，共产党放他出狱。1968年死去，活了六十三岁。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1978年编印），在台湾出版，算是“私史”。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都说他“殉国”了。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出狱后，出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后半生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1981年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说“其后被共军包围猛击，廖耀湘不幸殉国”，可见这种廖耀湘殉国的谎话，已由国防部史政局列为“正史”了。多微妙啊，“1949”后的一件公案的历史，从“私史”到“正史”，可以这样公然捏造。硬把一个活生生的降汉扮演成血淋淋的烈士，多微妙啊。这是一幅奇异的“1949”忠烈图，可惜龙应台不知道。五百完人中的假烈士只是“远景”，因为他们不能上比“近景”的廖耀湘，共产党最后还为廖耀湘开了追悼会呢，所有廖先烈的所谓殉国谎话，都给拆穿了。向失败者致敬吧，可怜的“大江大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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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得了省吗？

■明明是“残山剩水”，却摆出“大江大海”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思维。

□蒋介石流亡到小岛上，一开始是中央政府架构的流亡，后来“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吹牛都变成吹泡泡了，蒋介石有一天自己也撑不住了，在流亡到小岛十七年后，蒋介石在1966年12月19日有了在台北阳明山做“行政革新的要旨”秘密谈话，透露他早就有一个“直觉的想法”，他说：“既然政府暂时只辖有台湾一省和澎湖、金门、马祖以及东沙、南沙群岛等几百个岛屿，虽说在制度上要有中央和地方的区别，但是在工作业务上，实可以化繁为简。我当时的意思，行政院长就可以兼任台湾省政府的主席，内政、财政、教育、经济各部部长，也就可以兼任台湾省政府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如此中央和地方业务，统一集中，其指挥运用或将更为灵活有效，这是我在当时对于行政组织改革的构想。”蒋介石这一构想倒是承认现实的，但是，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的理由是：“由于形势改变，对外关系发展以后，自不能这样来做，无论对外即使对敌也不能这样来做。”蒋介石透露了他不能这样务实的原因，说穿了，是他还需要所谓“中华民国”的大架构，有所谓一国在手的大戏台，比较好演戏，虽然台下只有一群狗，没有听众了。蒋介石死后，政权延续到儿子的手里；儿子死了，又延续到儿子的奴才手里。蒋介石用人，把人才当奴才；他儿子用人，把奴才当人才，结果第一号大奴才被当成人才使唤，一旦沐猴而冠，竟嫡传起蒋介石当年那中央地方政府二合一论，不过，这奴才更彻底，他拦腰一斩，从下面切断了，蒋介石希望行政院长兼台湾省主席，这回可真做到了，因为根本连省都废了，根本没有了台湾省主席！整个所谓“中华民国”，变成了头大脚轻的怪物。当时废省的第一大理由是说，你共产党不是说台湾是你的一个省吗？好了，我们今天把省给废了，没有省了，看你怎么说是你的一个省！多妙啊，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你说没有省了，共产党就会跟着你一起废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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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水螅国”

■由此看来，蒋介石儿子的奴才，可真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呢。

□不但从行政院长以下一通到底，把所谓“中华民国”这个怪物，通成了“腔肠动物”，并且不是水母型的腔肠动物，水母型的至少还能游泳到外面世界竞争，而是水螅型的，并且是“群体水螅体”，挤在一起。台湾小岛正是他们“水螅型群体附着基”（polypary），困在那里叫什么“中华民国”，其实该叫“中华水螅国”，才更传神呢。由蒋介石儿子的奴才传下来的蒋介石思路，阴魂不散在政治人物身上，倒不稀奇，这一道阴魂，其实广被群生，还散在许多莫名其妙的人身上，其中老朽的不必说了，说个时髦的，是个女的，她的名字，就叫龙应台。从历史的规格讲，龙应台没有什么好提，因为她是一个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的产品、一个蒋介石辐射下的小人物，但她有代表性，不同于直接做蒋介石政治鹰犬的李登辉之流、或文化鹰犬的钱穆之流，龙应台跟蒋介石没有直接渊源，蒋介石逃到台湾第三年，在台湾南部的乡下，她才出生，外省人的家庭背景，却生在鸟不生蛋的地方，可见没什么显赫可言，跟蒋介石有渊源的，不会那么寒酸。龙应台在渔村中长大，在南部念了大学、在美国留学九年、在欧洲嫁洋人十三年、三十一岁回到台湾，蒋介石已死了八年了，龙应台一回来就在大学教了书，三十五岁，她以《野火集》专栏成名，她的文笔不错，能够把小写字母放大，她在蒋介石儿子统治下敢小声骂人，只小声骂到警察总监而已，骂警察总监自不是骂封疆大吏，所以，极为安全，但却声名窜起。这一点，跟一个国民党文人太像了，那文人就是柏杨。柏杨也是靠骂警察起家的。只是擦玩具枪出水，被抓起来，抓他那天报上，还有他拍蒋介石老婆的马屁文章呢，柏杨坐了十年牢出来，又回复到国民党作家身分，只是连警察也不敢碰了，他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引起鲁迅徒子徒孙和洋记者的喝采。事实上，他要骂的是蒋氏父子，可是不敢骂，就把全部中国人包裹起来一发斩掉，害得中国人一起倒霉，相对的，他还捧蒋氏父子是他“孺慕”（叫爸爸）的对象，歌颂他们“热情忠厚”、“二代英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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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柏杨路线

■柏杨的作风还有他轨迹可寻，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文人，龙应台就莫名其妙了。

□她走柏杨路线，也骂起中国人来。她的招牌文章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所举的的例子都是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她谴责商人偷杀老虎，但却绝口不提“苛政猛於虎”；她要求立法保护老虎，但却绝口不提保护“法中之法”的宪法，她写道：“我爱台湾，无可救药的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但她不敢恨土地上的蒋介石，就把中国人给品头论足个够。一如柏杨的怯懦。柏杨明明想骂关了他的元凶，但他不敢明指，就拖全体中国人下水，都谥以“丑陋的中国人”了。有一点，要特别一提的是，柏杨在国民党“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伪组织里做大将，是非常“得君行道”的显赫人物：在横贯公路完成时，国民党“层峰”“巡视”，他会“随侍”在侧，为“横贯公路十二景”题名，他的显赫，由此可见；他的“文学侍从之臣”地位，也由此可证！后来，因为办救国团活动，假公济私，诱奸女学生，罢官下台。严格说来，柏杨还没做到国民党伪政府中的官，只做到党官团官。

但龙应台却不一样．她一做官，就做到大官，当了马英九市长下的文化局局长，这任局长干得妙，因为使龙应台不但坐而言，并且有了起而行的机会，糟糕的是，文化局长干下来，却不文化已极，她要捧这块土地的所谓文化人物，却大捧特捧起汉奸来，并在日本反华大员面前，展示软功。

说龙应台没什么好提，却又提到她，基本原因是直接与蒋氏父子有关的奴才们媚蒋，还不奇怪；龙应台太年轻了，得不到“圣眷”，却一脉相承起媚蒋大业来，就太奇怪了。正因为这个女人有样板作用，所以检查她的一贯言论，便成了必要。大体说来，她前期的著作，是在这一基调上反思中国人的，但她不敢反思蒋介石和蒋介石的伪组织、不敢擒贼擒王。所以千言万语，不过假“野火”闷烧，都是避重就轻。龙应台做过德国人的太太，嫁给洋人不算错，但处处指着被她背离的中国人，以德国腔说三道四，就偏差不妥了。龙应台如果只是以她的身份，限于“德国人太太思维”，问题尚小。不可收拾的是，她又扩大大谈思想问题、历史问题，但她的头脑跟训练，实在不能谈这些问题，所以一谈就露了馅、漏了气，并且限于“蒋介石思维”而不自知，这就麻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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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思维

她的著作，前期尚属“德国人太太的思维”，十年二十年过后，她越来越“蒋介石思维”了。什么是“蒋介石思维”？“蒋介石思维”是一群人，他们篡了革命，祸国殃民，“1949”年后，逃到中国东方的一个小岛上，年复一年，说中国是他们的。事实上，他们只霸占了中国千分之三的领土，号称反攻大陆。但蒋介石死时，已经拖了二十六年回不去了，但教科书上的首都还说是南京，说得过去吗？你成功的只是祸国殃民，但你最后被赶出中国大陆了，太久了，你连“偏安政权”“流亡政府”都称不上了，你只是鼠窃狗偷，在中国的叛乱一省上张牙舞爪。蒋介石在这一省上霸占了二十六年，他死了。他儿子又拖了十三年，近四十年过去了。他儿子的奴才又拖了十二年、他派生的另一个党又拖了八年、再换回他嫡传的党又两年，如今足足六十年了，你还敢叫建国一百年的什么“中华民国”吗？有这样在千分之三领土上“遥领”的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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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文人

■“蒋介石思维”都是由国民党文人推动的，谈谈国民党文人吧。

□从国民党文人说起。实际上是指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为了语含贬义，就统称国民党文人了。文人是舞文弄墨的，国民党总理号召发挥“笔墨之权威”，但国民党的笔墨实在不怎么样。它早期的文胆是叶楚伧之流，本是海上“鸳鸯蝴蝶派”那种货色，文字恶劣，一路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后来拾点左派余唾，但文字一出手，就不脱传统国民党文人那一套。传统的国民党文人太老派了、太迂腐了、太教条了，党性太强了、文字太笨了、臭招牌太明显了。他们这些人，表现在“党八股”上、“战斗文艺”上、“军事文艺”上、“复兴岗学报”上、“中央日报”上，到处屙屎、臭气熏天，他们的作品是集体失败的，但他们“肉麻当有趣”，写个不停。他们之中有一股流派，以“阐扬主义，反共抗俄”号召，其中任卓宣（叶青）、胡秋原属之，文章又臭又长又无趣。本来还有人信什么三民主义的，被任卓宣一本又一本大阐扬特阐扬后，大家都怕死主义了。胡秋原是另一宝。抗俄抗了千言万语，被人问道：“你说你抗俄，可是我们感觉不到啊。”他的答复竟是：“我一路骂的是日本，日本即是俄国！”这样子乱七八糟，难怪国民党在开除他一次后，多年后又开除了他。以上所说的，都是传统的国民党文人，这些人写文章，总评八个大字：“暴殄文字，乱七八糟！”这样子搞宣传，当然没人信，甚至适得其反。最后，传统的国民党文人没指望了，只好冒出有点花哨的，可叫花哨的国民党文人。

■花哨？你指章回小说《儿女英雄传》所说“进场这天，打扮上花哨花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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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比国民党还国民党

□正是如此。花哨的国民党文人，在这个被国民党盘踞的岛上，蔚为特色，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原生型的国民党文人（如柏杨之流）

第二种——派生型的国民党文人（如余光中之流）

第三种——衍发型的国民党文人（如龙应台之流）

三种形态的共同特色是：乍看起来，他们不怎么国民党，甚至不是或不再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们的基因，却是国民党，并且是十足的国民党，甚至比国民党还国民党。

■比国民党还国民党？

□当国民党自己，都说不出口的“大道理”，有人代他说出，这不正是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吗？

■谁？

□从余光中到龙应台皆是也。龙应台尤其见首又见尾。试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她的主轴就是“逃亡有理，祸国无罪”，不但有理无罪，还要我们向“失败者”致敬呢。这种不要脸的主轴，今天的国民党都没脸这样说了，但由龙应台将“大道理”发扬光大，这不正是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吗？

■你用“国民党”这个词汇时，是广义的吗？

□是广义的，但也有贬意。

■“蒋介石“三个字呢？也有广义和贬意吗？

□也有。在广义方面，包含蒋介石的走狗，和蒋介石引发的种种思维，所以范围比较宽，宽到了“大江大海”呢。

■“大江大海”跟蒋介石等号吗？

□蒋介石弄成的“残山剩水”，竟被“目光如炬”的龙应台看成“大江大海”，并且写书发扬，害得傻瓜们视为“优良读物”，这种局面，都是蒋介石作俑的，当然要算在蒋介石头上。孔夫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蒋介石真会作俑，因为他自己就变成了俑。结果他有了后了，后就是一群“蒋介石超渡派”，从德国弃妇、到大陆学人……统统部是。这派人士的贱处，在他们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孤臣孽子或直接受益人，既非郝家也非连家、马家、吴家……而是八竿子打不到的“甘为人后”之家，这些人，甘为蒋介石超度，太贱了吧？

■因此，你忍不住了，提出了质疑。

□是的。

■我们对这种贱，有了好题目，可以谈谈了。

□有时候，正面谈它们太乏味了，我们要来一点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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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在质疑啊

■孔夫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夫子只是问问问，他反问吗？

□“入太庙，每事问”就不是问，而是反问。在《论语》中的原文是孔夫子进太庙，问东问西，大家就奇怪，谁说这老先生是礼的专家啊，他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问。其实，真相是，孔夫子的语气是一件一件的在反问、以反问代替反讽，间接证明你们在太庙中逾越了礼的规范。我们背背《论语》的原文吧：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市面上的孔子专家们把这段话翻成：

孔子做鲁国大夫的时候，初次进入周公庙助祭，每件事情都去问人。有人便讥笑他说：“谁说这个鄹邑的年轻人知礼呢？进入周公庙，每件事都要问人。”孔子听到了，便说：“凡事谨慎，不懂得的便问，这就是礼啊！”

事实上，孔子专家们都翻译错了。《论语》中“是礼也”中的“也”字是“耶”字的意思，“是礼也”乃是“是礼耶”的反问语气，意思是反问：这是礼吗？在周公庙里竟用到天子之礼，这是逾越礼的规范的，礼该这样吗？我刚才说了一大堆，就在点出孔夫子不是在问，而是在反问。是“大江大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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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一棒，大喝一声

■你的答复很“当头棒喝”。“当头棒喝”，你赞成吗？

□禅宗和尚教导徒弟的方式，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前者德山、后者临济，都是用粗线条的开门见山，很痛快，我赞成当头棒喝的痛快态度，当然不赞成又吼又叫又动棒子，虽然孔夫子有时也动粗，“以杖叩其胫”，那是他生气了，痛骂原壤这小子的无礼，张开大腿等本夫子到来。

■别人问你问题，你喜欢天南地北聊天式的问法吗？

□那要看问问题的人是不是笨蛋。天南地北是好的，但对象若是笨蛋，就非天南地北了，而是天昏地暗。

■你怎样面对笨蛋？

□谁要面对他？而是背对他，快快逃掉。

■面对笨蛋，你不选择教育他，而选择逃掉？

□一点没错，先逃掉再说。

■如果逃不掉呢？比如说大家一起吃饭时候。

□吃饭也可以小便啊，“鸿门宴”中刘邦就是“尿遁”的。何况，人总有一点选择权，为什么要跟笨蛋吃饭？

■饭局中有美女，你不选择与美女吃饭吗？虽然美女旁边有笨蛋，你面临了痛苦的选择。会不会你的痛苦是尿急了，却不愿“尿遁”？

□可以约美女出来一起小便。

■你在中国台湾一住六十一年，碰到的笨蛋一定不少，你都能快快逃掉吗？

□当然有技术困难。我承认，六十一年来，我不得不支出太多太多的时间，去应付笨蛋、与大大小小笨蛋周旋。周旋到第五十八年（2007），我讽刺性的组织一个“中国智慧党”，严格说来，党员只有我儿子李戡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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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党”的反讽

■台湾伪政府不准你成立吧？

□我不理它，并且不准也好，正中我下怀，我毋宁要的，正是一个“碍难照准”的记录啊。我在《中国智慧党灌顶宣言》中强调：“我中国，所以我智慧；我智慧，所以我中国。我怕变成‘台湾笨蛋党’，所以我标签‘中国智慧党’。”我在《中国智慧党章程》第二条中特别指出：“本党为政治学理上英美式柔性政党，其宗旨，顾名思义、非‘台湾笨蛋党’、非刚性政党。”两度提出“台湾笨蛋党”以为对比，反讽意味，已跃然纸上。

■你的党，显然不志在赢得选举。

□谁要赢得选举呢？政治学里有常常被忽略的一章，就是“使命政党”（missionary party）。成立“使命政党”的人们，他们知道无法赢得选举，但却因此散播了理想跟理念。美国的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就是显例。它在1988年总统选举中，拿下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八张选票，是所有选票的千分之一。它显示了：美国人不全是大党刍狗、美国人还有骨气和正义、美国还有千分之一的星火。这一星火，到了2000年和2004年，由美国消费者保护英雄纳达（Ralph Nader）出面，分别以绿党（Green）和独立参选人身份下海争雄，在二零零零年，还得到千分之三十的选票。一般市井小民不能理解“使命政党”和“使命人物”的怀抱，长夜漫漫，这需要时间。

■如果龙应台要加入“中国智慧党”，你收她吗？

□龙应台其实是笨蛋、不可救药的笨蛋。

■有人跟着她跑。

□是一群笨蛋、一群不可救药的笨蛋。

■也许你太狷介，太不“与人为善”了。

□我太不“与人为笨”。看看龙应台，和跟着她跑的画面，你会想起凯塞琳·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那本《愚人船》（Ship of Fools），全船跟着一个智者犹太跑，结果智者犹太原来最笨。但龙应台很会包装，会用银纸包个臭皮蛋，其实，作法和“演艺人员”没有两样，但龙应台不会歌舞、不会跑跳、也不会赛车，姿色平平，人又老大，但她会“文化苏珊大婶”，这是她得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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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是“文化苏珊大婶”

■从孔子的入太庙式的反讽，到你的“中国智慧党”的反讽，处处机锋，都显出高人的幽默。这种幽默，凡夫俗子太缺乏了，一般自恃不凡不俗的知识分子，也好不到哪里去。龙应台呢？龙应台有这种幽默感吗？

□除部分冗滥外，龙应台有流利的文笔，但是缺少幽默感。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吗？

□一点都没有。

■《大江大海》全书欠缺幽默、也欠缺解决问题的幽默，这是很枯燥的，对问题，我们总不要失掉幽默感才好。即使你提出近乎荒谬的主意，也比一筹莫展好。例如人们抱怨邦交国太少了，要“突破外交困境”，你有什么高见吗？

□1987年，我的朋友石之鉴在我办的刊物上提议：“台湾独立为台东国、台西国、台北国、台中国、台南国、澎湖国……仿俄国加盟共和国方式，分别争取与国，互相建交（至少可增加五个以上邦交国），并加入联合国。台湾组中华民国‘邦联’或‘国协’。自得其乐，意淫梦遗。”石之鉴这些提议，看来极为有趣。现在全世界承认台湾的，只剩二十三国，此议若成，“至少可增加五个以上邦交国”，对自己“自得其乐，意淫梦遗”而言，有裨身心。为了计划细节，我建议我们可以大举师法动物。由台东国、台西国、台北国、台中国、台南国、澎湖国……的“互相建交”，使我最先想起蚯蚓。蚯蚓每条都是阴阳人、雌雄同体，它可以用身体第十五节射出精液，然后用第九节和第十节受精，此犹台南国派出大使，而由台北国大使接受“互相建交”也。我继而思之，蚯蚓不够看，似不如蜗牛。蜗牛也是阴阳人、雌雄同体，它的阴性器官有个囊，其中充满爱之箭，一发情就乱射。两只蜗牛交配时，就彼此发射。此犹台南国大使压在台北国大使身上，“互相建交”也。我再而思之，蜗牛也不够看，似不如欧洲扁牡蛎（European flat oyster, Ostrea edulis）。欧洲扁牡蛎不同时阴阳人、不同时雌雄同体，而是每只都分别扮演两性的角色，先扮雄的、后扮雌的。用它具有的两性器官，做规律性的两性变化。在较寒冷的大不列颠水域，每几年为一变化周期；在较温暖的地中海水域，每一季为一变化周期；在台湾水域更温暖，理当每个月即可为一变化周期，如此台南国大使和台北国大使自可隔月为雄、“互相建交”也。我又而思之，欧洲扁牡蛎也不够看，似不如海兔（sea hare）。海兔是群交专家，因为无法借一对一的交配来互相受精。在群体交配时，第一只海兔卧底，第二只爬到第一只身上，第三只又爬到第二只身上，如此叠罗汉式的纷议其后，一次群交，可叠成十二只之多，足够台湾各独立小国“互相建交”之用，当然最下面的仍是台北国大使，总被别的大使压在身上也。

■哈哈！听来极为幽默，只是诸家动物太辛苦了一点。不知有否群交局面少一点的法子？可以直接加入联合国。

□也有一个。我在立法院时候，办公室斜对面是国民党外交官谢文政委员，他出身外交部秘书，为人风趣友善，见面笑嘻嘻的。有一次，他在院会发言说：“本席开个玩笑，院长听听即可，本席认为我们有钱，院长只要到南太平洋买个小岛，有二万或三万人就可宣布独立，称为台湾国，然后申请加入联合国的会籍，接着再将中华民国跟台湾国合併，这样台湾国就正正当当的在联合国，这是加入联合国最简便的方式。”谢文政这番话，真有道理。问题是二十三个所谓邦交国中，南太平洋地区就有六个，地球暖化，都要灭顶，人心火热、人身水深，他妈的去买哪一个岛呀？哈哈！龙应台缺少幽默感，她永远搞不出这么多的蚯蚓、牡蛎、海兔、和谢文政，龙应台的知识太单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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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相湘的“国民党史观”

■谈谈“1949”以后的男苏珊吧，他们窜功不如龙应台，但爬功显赫，你的老师吴相湘就是其中之一，他写过《孙逸仙博士传》。

□吴老师的书名在瞒天过海。因为孙中山只是“医生”，不是“博士”。事实上，医生身份也不无争议，他在澳门行医，记录一塌糊涂，呈密医相。只是后来变成大人物，记录也跟着美化起来了。

■吴相湘跟你的交情不错啊。

□不但不错，甚至满深呢。我念研究所时，第一个临时职业，每月赚一千块钱，就是他介绍的，我一直感念他。但他一辈子的努力，都限于“国民党史观”的框框里，不能自拔。在他晚年的时候，我曾劝他拋掉“国民党史观”，重新改写或翻作他一生的著作，我甚至愿意提供协助，可惜他无此魄力。他得享高寿，活了九十三，最后写《三生有幸》大陆版结局，他始终没有“反正”。一生勤奋，却写错了历史。

■吴相湘从三十五岁起，就活在台湾，搅在“国民党史观”中，其实所有在台湾的历史工作者，又有谁例外呢？有谁能例外呢？

□我李敖就例外！

■尽管你写了那么多禁书，好像各行各业，都不承认你是他们那一行，没人承认你是历史家。你算什么，至多是所谓“民间学者”。

□什么“民间学者”、什么“公共知识分子”，跟着美国的名词瞎跑，其实欠通。为什么要假货承认你呢？并且，又何必做历史家呢？历史家对我太小了。

■你也根本看不起“国民党史观”下的历史工作者。

□根本看不起他们每一个。

■有看不起的名单吗？

□就是那本“中国历史学会”会员名册吧。

■有所谓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吗？

□像张玉法之流，有的。你看这种货色写的《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纲》，一派“国民党史观”，作为历史，可恶极了；作为院士，可耻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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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法那些人的心态

■张玉法那些人什么心态呢？

□那种心态，该叫国民党式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Stockholm syndrome），本来是被裹胁的受害人，结果却反过来讨好裹胁他的，不论是合作、宽容、附逆、或代为开脱，都算。张玉法当年做流亡学生，在澎湖被国民党“刺刀从军”——在刺刀下强迫学生从军，反对者当场用刺刀扎过去，人人自危。张玉法因为年纪小、个子矮，没被挑中当兵，但他亲历了国民党的残暴与迫害，却终身追随国民党，曲学阿世，太莫名其妙了。

■也许被裹胁得太久了，不是几天而是几十年，只有认同国民党了。

□几十年下来，这种认同者变成国民党的一份子了，会有戏剧性的结局呢！张玉法变成了国民党学阀了，还有变成国民党军阀的呢。像李桢林，他当年是“刺刀从军”下的强迫入伍者，几十年后，他从小兵混到了将军，并且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陆军总司令，多不可思议呀。他还写过一封信给我，说他多佩服我呢。

■你怎么解释李桢林呢？

□李桢林下台后、退伍后，他跟许历农他们，一群国民党的老将军，跑到北京，促成两岸军事互信了。他们因为附逆，一辈子人生都走错了路，可是垂老之年，却奋其余勇，在两岸之间多少做一点矫正工作了，也算可圈可点。比起张玉法之流来，高明多多矣。张玉法之流只会抱国民党大腿，可见国民党文人还不如国民党武人。

■你赞许李桢林他们？

□他们一生无奈，但老有所终，是个好故事。龙应台“大江大海”了半天，她能参透李桢林的悲惨故事吗？她的“大江大海”，太偏颇、太皮毛了吧？她的“大江大海”，收了许多屁故事，整本书都看不到“伤心人别有怀抱”的真正“怀抱”，整本书中没有一个英雄，在龙应台眼中和文化水平中，看不到一个英雄，这是什么视力呢？什么视野呢？此外另一些“一九四九”的劫遗，像阳明大学校长张心湜，他七八岁就跟在兵工厂服务的亲人流亡出来，饱受艰辛。功成名就以后，为两岸医学教育努力，至今不懈。他是“1949”浩劫下的前卫人物，龙应台不去访问，这是什么视力呢？什么视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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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与“刺刀从军”

■刚才你谈到张玉法，龙应台以专章写这个人：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我真不明白，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人，这么艰苦的离乡背井干什么？十四岁就反共吗？龙应台总该探索一下答案吧？可是她没有，只有一幅学生流亡图，这样子写书，太偷懒了吧？

□我想，以龙应台的程度，不偷懒也未必找得出答案。其实答案早在我的书里。我那本《李敖生死书》中公布当年当事人（当然不是张玉法）给我的信，提出当时“出山东记”带队的领导者，“可能是中统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有国民党特务的身份，以致要带八千个学生逃亡，用心是良苦的，但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大队出走的行动，是可疑的。“一九四九”逃难时候，谈何容易，何况是八千人成队，从火车山洞摔下毙命，都在所不辞，对十四岁的小孩子说来，有必要吗？可是龙应台只有“现象”，没有“原因”，这是她写作的故技，只要你动容，不要你问为什么。八千人最后减少到五千人，千辛万苦，到了澎湖，自然引发了觊觎。1949年7月13日，事件发生了。龙应台写道：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了声。

不管你满不满十七岁，只要够一个高度，全部当兵去。士兵拿着一根竹竿，站到学生队伍里，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线。张玉法才十四岁，也不懂得躲，还是一个堂哥在那关键时刻，用力把他推到后面去，这懵懵懂懂的张玉法才没变成少年兵。

龙应台写到这里，照例“现象”毕陈，“原因”不见。她用感性的滥套、用不高明的中文，下了结论：

为了能够平平顺顺长大、安安静静读书而万里辗转的五千个师生，哪里知道，他们闯进了一个如何不安、如何残酷的历史铁闸门里呢？

没有前因后果，这叫什么著作呢？“刺刀从军”，谁是元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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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开脱蒋介石

■照龙应台原文，元凶不是站在司令台上的司令官李振清吗？

□精于搜索史料的人，不相信这么单纯。蒋介石的侍卫长、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将军老去后，托周之鸣邀我一见，我婉拒了，俞济时送我一些书，其中一本是《八十虚度回忆》，在1948年7月条下，有这样一段：

蒋公命余赴南京中央医院探望第X集团军总司令李振清将军，并转达数事：……（二）部队……到达青岛后速换船直运澎湖驻防……（三）军眷均随部队行动，沿途并收容流亡青年学生偕行。

可见沿途“收容流亡青年学生偕行”，本是蒋介石的正式指示。再看秦德纯《青岛于役前后》（《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七期）所述：“同时接受军事训练”的作业，本出自上级的指令，并不是李振清的一己之见；而“思想动摇确认为有问题者，必须设法除去”的作业，也早在设计之中，也不是李振清的一己之见。再据《李振清将军行述》，在第二十二章《防卫澎湖》内，曾将“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学生编入部队，接受军事教育，充实部队战力”，并承认“由于少数干部思想之偏差，假借肃奸之名，瞒着我做了许多失当的措施，牺牲了许多可爱的青年”。这些话，都透露了为推动“刺刀从军”，不无冤狱存在。总结起来，李振清是蒋介石强迫学生从军秘密作业的执行者，在执行之时，用尽恐怖手段以遂上意，祸首总归户，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龙应台程度不够又心态可议，无法掌握上述几件重要史料，所以写了半天张玉法，却写不出真相来。张玉法是所谓“民国史的专家”，又躬与其役，理应有以告白，可是他不敢。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如果来真的，就该伙同张玉法写出真相。但是，真相已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给丢到海底了。结论是：光是“刺刀从军”一个例子，就可反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本不及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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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一张试纸

■可见真要了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必须先弄清楚你对蒋介石的态度。扩大的说，了解现代史、民国史，必须先过这一关。这一关你闪躲、你含糊，你就被看穿了，思过半矣、不足论矣，是不是？

□正是。这是检验历史的第一标准。由一个人对蒋介石的态度，可以检验出你有没有是非观念、正义观念、方法训练、史学程度、对真相了解的程度，还有，你是不是冷血、包括你的国家观念、对美国对日本的观念等等等等，都可从蒋介石这张试纸上检验出来，说来既奇妙又有趣。

■龙应台敢反蒋介石吗？

□一点也不敢，还曲予维护呢。

■从龙应台的作品中，字里行间，好像她也是白色恐怖中反抗威权政治的一员？

□龙应台是冒充的。附带要说一句，冒充的不止她一个人。从李登辉以下，有太多人是这样插队的。

■你说对美国、对日本的观念，也由蒋介石开端吗？

□远的先不说，蒋介石在台湾，二十六年，搞美、日、台“三角架构”，做尽了媚美媚日的事，那是真正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杰作，龙应台却给“漏”了，不拆穿蒋介石，谈什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敢碰蒋介石，这是典型的“龙应台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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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陷入一种错乱

■“龙应台式错误”其实不全属于龙应台，早在她出生前就有胚胎了？

□是的。我1949年来台湾，当时只有十四岁，作为见证人和介错人（日本切腹场面，替死者料理死相者，叫介错人）、作为第一流思想家和历史家，我最能清楚看清这半个世纪的台湾真相，这种看清，别人都望尘莫及。从“1949”以来，台湾就有意陷入一种错乱，错乱是美国、日本、台湾“三角架构”形成的，它的基调是使台湾脱离中国大陆的范围，也就是说，台湾要变成中国统一的阻力。乍看起来，蒋介石是中国统一的信仰者，但他实际做的，却反其道而行之，并沦为美、日“第一岛链”的正犯。蒋介石有一点值得“赞美”的是，他替美国做看门狗，并且做第一名犬，却花的是美国主子的美援，到他死了，他的接班人，不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却“看门狗自费”了，这种下贱，的确为蒋介石所不及。总之，有错乱于先，才有“龙应台式错误”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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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在争自己的人格

■在上一“三角架构”下，蒋介石就安心做了小朝廷的老皇帝了，由他死后余威，可见一斑。

□首先是蒋介石变成“反共先觉”“民族救星”，他的声势，光在死后余威就可反衬。在他生前，在他淫威所及之处，没有人敢拆穿他、没有人能拆穿他；在他死后，在他的余威犹在之处，也没有人敢拆穿他、也没有人能拆穿他。中国人中，真正敢也真正能拆穿他的，是从李敖开始。我认为这种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为什么？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就已指出：“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争自己的人格。时至今日，凡在对蒋介石态度上没有觉悟的，都可认定这种人的人格层面出了问题。或许有人说，民进党在蒋介石铜像和纪念堂上作文章，不是觉悟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民进党至今一脑袋蒋介石“仇共架构”等思路，他们是真正“蒋的传人”，移移铜像、挂挂布条，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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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爱错了国

■国民党中有些好人也如此。

□此中文武大吏多矣，也有来过我家，我熟识的，像杨西崑大使、像许历农上将，每当我以这一疑义旁敲侧击时，当事人每见苦笑。这表示了什么？表示了在大方向、大前提上，他们再完美的品德与才干，都陷入迷失，说他们是蒋家鹰犬或嫌刻薄，但说他们是阻碍中国统一的罪魁，一点都没冤枉。最后呢，蒋氏父子，接连死去；“中华民国”，一片魂幡，效忠者保住什么？结论是，即使不为了“蒋家”而为了“中华民国”，在大方向上，也是错误的。因为你的一切所谓“爱国”，都是阻碍中国统一的，至少你推迟了中国统一。你自己不能统一又跟别人统一捣蛋，你干的是什么呢？不管你是多么好的人，你是共犯。助纣为虐的自己不是纣，但扶同为恶，与纣相去者几希！一群好人，做了坏事，这是台湾岛有头有脸人物的集体写照，至于坏人，就更别提了。

■这叫什么？叫“好人做坏事”？

□至少在大方向上，做的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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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爱错了家

■“龙应台式错误”之一，就在她分不清爱“中华民国”还是爱“蒋家”。

□美国口口声声以人权牌谴责异己，但却从不以人权牌谴责它的走狗，所以，全世界的独裁者，只要被美国卵翼了，就绝口不提它的人权了。蒋介石狗仗美势，有恃无恐，在台湾搞白色恐怖，“杀人如草不闻声”，美国主子视若罔闻，从来不打“人权牌”。蒋介石沦为美国奴才，但他自己另蓄奴才级的党羽，这些党羽，正如《水浒传》石秀所骂的：“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这些奴才不全是坏人。也不全是无能之辈、甚至也非不爱国，只是他们酱在蒋介石政权下，在大节上，就走向反动、走向阻碍中国统一，这些人绝不承认他们不爱国，但爱国爱到了为“中华民国”做孤臣孽子、为“中华民国”打拼，而这种效忠，戏谑性的追踪起来，效忠的对象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蒋家”，却发生沾黏与错乱，也就是说，发生了疑义。“龙应台式错误”是她切割不开这种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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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以正的迷失

■国民党的驻南非大使杨西崑佩服你，从南非带回一只大象牙送给你。你怎么看他？

□他一生做国民党外交大员，其实内心很困惑。他晚年和我单独吃饭一次又一次。八十生日要我和他坐在一起。那次吃饭时，杨夫人和亓丰瑜以外，陆以正夫人也在座，陆以正正接替杨西崑，在南非做大使。

■陆以正不困惑吗？

□当然困惑。不过说迷失更正确。看他自传《微臣无力可回天》吧，他写道：

我对大陆的感情，复杂二字犹不足以形容。虽有半世纪的隔阂，我在大陆的亲戚朋友，仍远比台湾或美国多。我一生的工作，都在为中华民国争取应有的地位，所反对的只是共产制度，与大陆人民无涉。

事实上，陆以正的一厢情愿是欠通的。你如何能把“大陆人民”切割出来呢？这在事实上是根本做不到的。陆以正说他“一生的工作，都在为中华民国争取应有的地位”，这是陆以正和千千万万人共有的集体错误，包括龙应台在内。

■龙应台写这本书，喜欢搞访问，总该访问访问陆以正吧？“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前后，陆以正给国民党《大刚报》做记者、在美国主控下的韩国战场做翻译官，后来一路跟着蒋介石政权，最后做到南非大使，为了他的中华民国和李登辉，非法收买南非党政政要，这么一个专为国民党做浊事的清官，太有代表性了，龙应台为什么不访问？

□何必访问呢？问不出来所以然了。陆以正在《盼望的一年》书里，以《我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题，已先向龙应台交心了。陆以正说：“我曾在记者会上说，龙应台这本新书是她从心底里掏出来的，今日如果再被问，我会说‘这是本一百年后仍然可读的好书’。”“即使回到六十三年前，我在南京《大刚报》做记者，采访国共和谈以及制宪国民大会新闻时，说来惭愧，也不会像龙应台那样，为一条新闻锲而不舍地穷追到底，不找到采访对象，绝不罢休。”陆以正不知道，好书的条件是，如用采访，你的“采访对象”不找到绝不罢休是好的，但“大江大海”这种大题目，多少人都死光光了，光凭采访怎么够？何况，龙应台的采访对象是“小咖”，又怎知道高度、广度、和深度呢？龙应台能采访得到蒋介石吗？所以，即使对“大咖”，也得靠资料和史料才成。但是，龙应台书读得太少了。陆以正说龙应台“要描绘的，是那个混乱时代的真正面貌，与信仰或主义、党派或个人、恩惠或仇恨、痛苦或希望，全无直接关联”。陆以正错了，龙应台所作所为，悉在“直接关联”之中，她写出来的，距“那个混乱时代的真实面貌”太远了。例如对所谓“中华民国”的定位，她和陆以正就是糊涂的。当然糊涂的不止他们，国民党文人无一例外。

■举个“大咖”的例。

□像国民党文人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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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是“中华民国”未亡人

■龙应台捧过的余英时。

□国民党文人余英时，在《中国时报》上发表《四十年的矛盾与悲剧》专文，一开始便有一段怪论，他说：“首先我要提出来的是共产党‘建国’这个概念，我不承认所谓‘共产党建国’这个命题。中华民国建国结束了两千年的中央王朝的系统，成立了共和，这是改变了国体，而不仅仅是改朝换代。中华民国建国不只是国民党一党之事，同时也得到了清朝的承认和国际的承认，所以它是合法的。共产党有自己一套理论，认为自己是代表工农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共产党的‘建国’只是新的政权取代了旧政权，而国家早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了。”余英时这番话，真是狗屁不通的话。说不是“建国”，“只是新的政权取代了旧政权”，这是绝对不通的，试问哪一个“建国”不基于新旧政权的取代？若说只是政权的取代，中国早就在那儿，那么他余英时的其他文章中，怎么会出现“明太祖是开国之君”的话？（见余英时著《历史与思想》页七九。）试问明太祖开的是什么“国”？连蒋介石都承认中华民国是“亡国”了，余英时还马屁什么嘛！

■若说“共产党的‘建国’只是新的政权取代了旧政权，而国家早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了”，那还得了，依此类推，如中华民国没亡，则大清帝也没亡、大明帝国也没亡、大元帝国也没亡……统统存在。这是什么历史家嘛？

□余英时说“中华民国建国不只是国民党一党之事，同时也得到了清朝的承认和国际的承认，所以它是合法的”，又说共产党的“建国”只是政权的取代，“而国家早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了”。这些怪话，与历史和法理都不合：

第一、中华民国的建国，根本与国民党无关，国民党是建国以后才成立的。今天把兴中会、同盟会说成国民党前身的，是扭曲历史。事实上，兴中会、同盟会跟国民党是两码事。

第二、清朝是被迫退位的政权，它的承不承认，没有任何意义。张三把李四扫地出门，即使李四承认张三喧宾夺主，事实也是鹊巢鸠占。张三并不因此就理直气壮，当然张三也无须因李四承认才合法。

第三、至于国际的承认，更算不了什么，清朝就是被各国承认的，照余英时的怪逻辑，则中华民国的建国，也是政权取代，因为国家早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就存在了。

第四、在国际法中，虽有“国家的承认”（Recognition of State）和“政府的承认”（Recognition of Government）的差距，但“共产党的‘建国’”，却无不符合，历史如此、法理也如此。

■这种怪逻辑怪史观如成立，余英时是中华民国未亡人了。

□岂止中华民国，他还是大清帝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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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蒋介石都招认“中华民国”亡国了

■你从资料和史料下了大工夫，揭发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真正面貌”，你被恨死了。

□我写了很多经典之作、也是划时代之作，其中一篇，就是1984年9月3日写的《“中华民国”亡国考》，其中我从蒋介石的秘密谈话中，发掘1950年3月13日在“阳明山庄”那篇内幕史料，蒋介石说：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

我的反讽结论是：

看到了吧！照贵总裁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也！

我的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纷纷推说蒋介石的亡国论乃是愤激之言、训勉之词，但是，不论怎么愤激或训勉，客观事实就是客观事实，蒋介石口中的“亡国之民”、“亡国之痛”、“亡国的境地”，难道是危言耸听的？当然，这在当时是对自己人的秘密谈话，对外是不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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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百年个屁！

■结果，“1949”年就亡了国的所谓“中华民国”，又僵尸般的活到二十五年后蒋介石之死了。

□更好笑的是，蒋介石死了，亡了国的鬼国还在鬼岛上鬼混呢，今天不又庆祝什么建国百年了吗？说建国百年，其实比“1949”没亡国还荒谬。因为“1949”至少还剩下千分之三的“残山剩水”，建国百年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三十八年后的一场错误算术的加法罢了。

■马英九他们搞“建国百年”大活动，表示了什么？

□表示了蒋介石骗局的阴魂不散、表示了谎话越说越大、表示了马英九这些国民党余孽多么可恶、多么混蛋。

■民进党也跟着“中华民国”呢。

□民进党也一样可恶、一样混蛋。

■共产党那边怎么看呢？

□“中华民国”只是一具死尸，一具被共产党消灭了的死尸，但共产党盼国民党在旁边守灵，为了怕另一个孤魂野鬼借尸还魂。台独就是那孤魂野鬼。

■看来国民党也真歹运，哪里不好定都，却定都南京，结果执政一回，首都丢了两次。

□南京作为首都，常常亡国，本来就有“历史反革命”贼底的。六世纪梁武帝定都南京，他怕亡国，向志公请教，志公正在忙着弄南京古寺那个塔，回答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宋人题灵谷寺诗，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灵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国民党连“堕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为六朝至少还在原地“亡国”，国民党呢，连“亡国”都要亡得开小差呢！

■开了小差还自动延寿，延到所谓“中华民国”一百年，庆祝建国百年。

□建国百年个屁！

■年轻人在欢欣鼓舞啊。

□年轻人懂个屁！连陆以正都不懂呢。

■陆以正一表人才，却被“中华民国”这一鬼魅迷住，要做无力回天的“微臣”，太可惜了吧？

□是呀。我前一阵子回信给他，说“甘‘微臣’以终古，窃为公惜之”。

■他真的那么“中华民国”吗？

□我看也未必，有时候会藏头缩尾。宋楚瑜带他访问北京，在胡锦涛面前，他也没那么“中华民国”嘛。

■其实“中华民国”是他们这种人一生的胶合与苦恼，一辈子昏睡，不愿大梦初醒，尤其大梦初醒就是噩梦初醒，否定了自己，就难堪了。这种心路历程，倒是“1949”失败者们的集体特色，陆以正只是令人惋惜的一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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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不起跟蒋介石的知识分子

■虽然不乏私交，但基本上，你看不起跟蒋介石的知识分子。

□像戴高乐看不起法国国会议员一样，我看不起来台湾的知识分子。因为基本上，他们是蒋介石的人马。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兵败山倒，逃到台湾，为维系所谓道统政统法统或什么什么统，从故宫的六十五万件古物以下，能搬到什么都朝台湾搬，其中人马自然在内。蒋介石想搬知识分子，但信誉破产，知识分子不跟他了。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八十一位院士为例，跟着伪政府到台湾的，只九个人，占院士总数的11.1%；去美国的十二人，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达六十人，占院士总数的74%，光在这一范畴，就看出人心所向了。相对的，来台湾的是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蒋介石搬到的知识分子是杂碎。

■来台湾的知识分子，总有几个例外给你放生吧？

□胡适、殷海光两位稍好。胡适晚年一筹莫展、有点鬼混，大方向上尚能义正辞严，例如他反对蒋介石任终身总统。殷海光政论光芒万丈，很了不起。胡殷死后，都被假货接管，今天的“胡适纪念馆”也、“殷海光故居”也，都被又软又混的知识分子接管，抱着胡殷死尸不放。其实胡殷二公早已灵魂出窍了。龙应台搔到一点胡殷的尸毛，与那些假货的唯一不同，是她不太跟他们成群结队，她自己有资本家给她的“龙应台基金会”，比那些穷鬼阔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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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百里一起无知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出现了一岁不到的林百里呢。说林百里“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也就是说，全家逃到香港了。下面是龙应台与资本家林百里的对话：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1932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你看到了吧？

□我看到了三个错字，就是龙应台和林百里都弄错了将军的名字，他们把“翁照垣”错成“翁照桓”，还一连错了三次。翁照垣生在1892，广东潮州人。名腾辉、字照垣。自幼从军。1925年参加中国青年党。1929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31年自法国航空学校毕业回国。1931年任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1932年参加一二八抗战。1933年11月参加闽变，任闽南民军司令。1937年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1938年任第七战区东江游击司令。抗战胜利后，解甲归田。1949年去香港，1972年病死。著有《一二八淞沪血战史》。

■龙应台和她的林百里，历史程度这么差吗？

□就这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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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爸爸小兵立大功？

■手民之误吧？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龙应台把“满洲国”错成“满州国”，并且前后错了N次，也怪手民吗？

■看来龙应台在历史上真是无知了。

□开句玩笑，这种无知可有点遗传呢！

■谁遗传她？

□她那做蒋介石宪兵连长的爸爸龙槐生啊。龙应台书中引她爸爸的一段自传，原文是：

我们固守南京雨花台一线，杀敌无数，无奈守将唐生智无能，使保卫首都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互相践踏，加上日人海空扫射，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真相是这样吗？历史上从来没有蒋介石的宪兵在南京雨花台“杀敌无数”的局面。日本鬼子打南京，局面是“像潮水涌入城中”。怪“守将唐生智无能”吗？那蒋介石的嫡系大将为什么没人自告奋勇？为什么在军事会议上，个个龟缩？反倒让杂牌的、非黄埔的唐生智任此艰巨？龙爸爸的历史知识，又如何解释呢？唐生智生在1889，湖南东安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入湘军。曾先后参加辛亥革命、讨袁和护法战争。1926年任湖南省代省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组织护党救国军，任总司令。后在反蒋战争中失败。九一八事变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七七事变后，任南京卫戍司令，有能无能，史有定评，但是再有能，南京也守不住也不该守。《李宗仁回忆录》透露了军事上的正确观点：

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

这些话，无能的蒋介石是听不进去的。他一意孤行，要守南京，以“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

■一切都算到孙中山头上。

□孙中山、孙中山，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守南京是罪恶吗？

□要问南京三十万被屠杀的冤魂。不能守却摆出守的架式，更使日本鬼子杀得理直气壮。不是罪恶也是罪过。

■抗战胜利后，南京大屠杀的帐没算吗？三十万冤魂没昭雪吗？

□算的什么帐呢？蒋介石没问任何人意见，就先“以德报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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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报怨”，三个人头了事

■没枪毙日本鬼子吗？

□枪毙？日本鬼子在南京作战序列分北路兵团和南路兵团，从兵团司令官朝香宫鸠彦、到柳川平助、到第三师团的藤田进、第九师团的吉住良辅、第十一师团的山室宗武、第十三师团的荻洲立兵、第十六师团的中岛今朝吾、第一零一师团的伊东政喜、重藤支队的重藤千秋、第六师团的谷寿夫、第十八师团的牛岛贞雄、第一一四师团的末松茂治、国岐支队的国崎登、第三飞行团的值贺忠治，除了谷寿夫一个，谁被枪毙了？至于旅团以下，从第五旅团、第二十九旅团、第六旅团、第十八旅团、第十旅团、第二十二旅团、第一零三旅团、第二十六旅团、第十九旅团、第三十旅团、第一零一旅团、第一零二旅团、第十一旅团、第三十六旅团、第二十三旅团、第三十五旅团、第一二七旅团、第一二八旅团到旅团以下，众多作恶多端的军官，有谁给枪毙了？搞了半天，只枪毙了两个日本兵。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不惜篇幅、大力揄扬这两个日本兵，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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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爸爸“杀敌无数”？

蒋介石要“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结果，在天之灵俯视到的是：“数十万大军”，三天以内就被日本鬼子打垮了，雨花台失陷、紫金山五分之三失守，你宪兵才几个人，龙爸爸说“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与日军血战四昼夜”云云，太威武了吧，中国守军“数十万大军”都抵不上你们六千多宪兵吗？战史可以这样吹牛吗？实际真相是：日本鬼子在12月9日打雨花台，11日就守不住了，是七十二军守的，朱赤旅长、高致嵩旅长，都战死了，大军在前，轮不到宪兵邀功了。龙爸爸更不可能在雨花台失守后，还“与日军血战四昼夜”，除非是鬼打架吧？唐生智在12日下午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撤退的，是在“杀敌无数”的龙爸爸守不住“固守南京雨花台”之后，看来“无能”的唐生智，要怪“杀敌无数”的宪兵龙爸爸才是，怎么反倒被龙爸爸怪起来？

■龙应台的爸爸的私人历史，我们领教了，在蒋介石这边的档案中，又怎么说呢？《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里，一定透露不少吧。

□1937年12月6日，蒋介石有一重要密电给李宗仁、韩复榘诸长官，声言：

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

原来寄望的是“一个月后，国际形势必大变”，蒋介石可真是老天真啊！六天后，12月12日，同一个蒋介石，又密电给唐生智、罗卓英、刘兴：

……五日激战，京城屹立无恙。此全赖吾兄之指挥若定，与牺牲精神有以致之……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荣，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

龙应台口口声声说她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看蒋介石日记，真不知她是怎么看的。蒋介石在1937年12月6日，还致电李宗仁、阎锡山他们说“南京决守城抗战”呢，头一天的日记里面，就自道“本日敌攻句容与醇（淳）化镇，见我军士气与兵力，彼已熟视无睹矣”，说穿了，就是早被日本看透了，又何“决守城抗战”之有呢？到美国斯坦福看蒋日记，正该看的，是这些言行不一啊，可是龙应台什么都看不到。同样的，蒋介石在1937年12月12日、给唐生智他们电报的同一天，日记里明明记着：“本日南京唐孟潇处已无人接电话，敌已过江占领江浦，则南京恐已不守乎？”却依然官样文章，留下要唐生智他们“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的鬼话，表示责不在己。看蒋日记，正该看的，是这些言行不一啊，可是龙应台什么都看不到，也完全没有比对史料的能力。

我飞去加州，至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1949年前后的日记。

但天知道她看到什么，看来是小学生龙眠一阵、昏睡而归。

■蒋介石还没睡吧？

□蒋介石老天真希望再多守半个月，以待“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结果心想事不成，徒留口德。三天以后，12月15日，南京丢了。蒋介石发表《蒋委员长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摇身一变，竟说：

……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败，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多妙啊，既然抗战“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南京”，那么九天前到三天前通电死守以待“大变”、“一大变”干什么，是玩人民的命吗？到了12月24日，唐生智、罗卓英、刘兴联合呈文蒋介石，检讨得失，共十二点，无一句提到龙爸爸的宪兵，显然的，六千四百五十二员宪兵，比照起正规作战部队“数十万大军”来，太微不足道了吧？可是，龙爸爸不那样想，他要参一脚，制造历史神话，这不是飞龙在天，这可是飞龙在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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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爸爸的历史神话

■看来这位龙爸爸可真神，一个小宪兵，不但勇于作战，还勇于造历史。

□危险就在这里，碰到历史行家，就穿帮了。

■这位军史造史家的身世也怪怪的。这位龙爸爸，南京保卫战时十八岁，1949时三十岁，怎么在蒋介石麾下，只熬到个宪兵连长？好怪啊。

□连长又怎样，光荣呢。龙应台的回忆是：

（母亲）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宪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1949年5月，先总统搭中美一号莅天河机场，时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就连龙应台那点历史知识，都感到有点不对劲了。龙应台写道：

我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1949年5月，蒋介石已经下野，不是总统了，而且，5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上海即将失守，蒋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5月他没去广州啊。

5月间蒋介石的确没去广州，他去广州的日子是7月14日，这是龙应台不知道的。龙爸爸说“5月”，也不算什么，问题在龙爸爸的心态，当时蒋介石的身份只是一介平民，龙爸爸以一介宪兵排长，视此一保护行动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如此光荣，我们不觉得有点奴性格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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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奴才们的奴性

■你对蒋介石制造出来的奴才们的奴性，非常厌恶，不是吗？

□蒋介石一生努力的对象，不是培养奴才们的奴性吗？他的儿子克绍箕裘。我要再强调一遍：蒋介石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把奴才当人才用，其反若正、其正若反。最后效果见诸蒋介石之丧。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

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一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之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的一笔勾销。对这种行为，我们是看不起的！

西太后和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最突出的一对长期祸国者。近代中国的祸国人物不少，但以君临式的地位，长期祸国既深且钜者，则无人能出这对狗男女之上。西太后自二十七岁起，就夺到垂帘听政的大权，自此君临式的祸害中国达四十七年。其间虽因身为女人，两度归政给皇帝（同治、光绪）做，但是无伤她的实际权力；蒋介石自四十二岁起，就夺到国民政府主席的大权，自此君临式的祸害中国，也达四十七年，其间虽因身为奸雄，两度下野给国人看，但是也无伤他的实际权力。不过后者赶不上前者的是，西太后虽然祸国，最后还能寿终于首都；蒋介石却连寿终首都都不可得，相比之下，实在逊色；蒋介石唯一可夸口于西太后之前的，是他把西太后祸掉的台湾收回来，但在收回的同时，他却祸掉了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此乃蒋介石之大手笔，而西太后之长指甲自愧弗如者也！

对这一对长期祸国者，正义和历史都不会放过他们。在西太后方面，祸国之罪，已有定评；在蒋介石方面，由于蒋家王朝几十年刻意制造迷雾和假象，我们还得时时努力，遇到太不像话的奴性表示，必须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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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奴性

■你说龙应台对你说来，不是单数，而是复数，龙应台只是“龙应台之流”的代表，其她同型的，可多着哩。是吧？

□是呀，许多上男厕所的龙应台，有时候，奴性表现，独树一帜，龙应台绝对没有他肉麻。举个代表性的吧，不是别人，就是余光中。余光中是文星时期认识的朋友，此人是王安石看不起的“福建子”，为人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但聊天时满有趣，尤善巧思。他为人最喜招朋引类、结党营诗，我在文星时，他极力拉拢我，邀我参加师范大学的“现代诗朗诵会”，奉我为贵宾，介绍到我时，人人争看文化太保真面目，掌声之大，任何人不能比。事后诗人夏菁说：“他这种散文家这样受欢迎，我们下次非让他也朗诵几首诗不可！”余光中又拿梁实秋和我的文章在师大的翻译课班上试由学生翻译，试验结果，认为我的文章比梁实秋的容易译，换句话说，语法比梁的西化得多。他又再给我写信，又约我到他课堂上讲了一次演。凡此种种，都是刻意交好的动作。后来文星被官方封门，势利眼的余光中也就见风转舵。最不该的，是他明知文星被勒令停业，他在香港谈话却说文星结束，是经济上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词，反倒如此曲为之讳，真是太没脊梁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岂有哑巴缪思？》他不敢说真话，至少也该哑巴一下，别说假话，可见“哑巴缪思”，亦未易为也。为了报复他的可恶，近二十年后，我受萧孟能太太朱婉坚之托，到法院告余光中违反著作权，为了他把卖断给文星的著作一物两卖，在法院，余光中狡赖说所谓的文星书店只以出版一次为限，事实上，若只以出版一次为限即付“三千元”，当年余光中尚无此身价！

■余光中这样自抬身价，物以类聚吧？

□余光中这种自抬身价以为狡赖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坚控告满脸买卖人相的蔡文甫时，也同样发生过。蔡文甫竟说他当年跟文星签约，是“不平等条约”，我在法庭上斥责他，说：“当年签约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时他实年三十八岁）、又没有心神丧失、又没被暴力胁迫，契约如有不平等，你为什么要签？何况那个约，比你们现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约，在许多地方，还对作者有利得多，你说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当时买断你的大作，付了你三千元，那时一幢新公寓才不过十二万元，三千元不是小数目，如果说有不平等，我看该是文星根本不该出那三千元！——其实一块钱都不必付你，你也会高高兴兴给文星出书，因为你当时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价十倍。如今你这么‘有名’啦，也该想想当年文星捧你有功吧？也该回馈回馈文星书店负责人萧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书，甚至礼貌上都不送萧太太一本，我给你的存证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还说什么不平等的话，你可真好意思！你现在也是开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样，被政府给关了门，作者们这样对你，你愿意吗？”我这番话，说得蔡文甫面红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也大率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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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为虎作伥

文星为余光中出书时候，他亲笔写自吹自擂的广告词，自道：“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如今他签下与文星这种约，真不知该怪右手还是该怪左手，《新约》中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理论上反之亦然。但两手相互间纵不知情，签约者必居其一，总不能不认帐也。十六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玛（Thomas Cran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手写了太多的违心之言，而该先遭火烧（…I have writen many things untrue. And forasmuch as my hand offended．writing contrary to my heart, my hand shall first be punished therefore; for , may I come to the fire, it shall be first burned．）。有的历史没记载总主教怪自己的右手还是左手，四百年后如时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现身说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他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加拿大参与国际笔会，大会关心大陆被捕下狱作家，余光中与焉。令人奇怪的是，当台湾被捕下狱作家在牢中的时候，余光中为何不关心？会喊“狼来了”的他，却为何为虎作伥？至于笔下写“天安门，我们来了”的诗人，却在台北景福门纳福，且为诗拍蒋家马屁，更证明此人是势利中人，绝无真正诗人的真情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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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拍蒋肉麻诗

■余光中对蒋家的马屁，让我们领教一下吧。

□就看那首《送别》吧：

悲哀的半旗

壮烈的半旗

为你而降

悲哀的黑纱

沉重的黑纱

为你而戴

悲哀的菊花

纯洁的菊花

为你而开

悲哀的灵堂

肃静的灵堂

为你而拜

悲哀的行列

依依的行列

为你而排

悲哀的泪水

感激的泪水

为你而流

悲哀的背影

劳累的背影

不再回头

悲哀的柩车

告别的柩车

慢慢地走

亲爱的朋友

辛苦的领袖

慢慢地走

多肉麻啊，最后三段，我真想为他改补一下：

悲哀的马屁

臭臭的马屁

为你而拍

悲哀的新诗

无耻的新诗

为你而写

亲爱的朋友

辛苦的领袖

慢慢地走

快了我跟不上

因为我是你的狗

■奉劝你不要狗来狗去的，爱狗家从“王N加一条”王丽莎、到“陈六条”陈文茜、到“张五条”张小燕，都会伏地哀号，告你对狗诽谤。

□如果他们真告我，我愿对狗道歉。

■龙应台至少没有肉麻到写新诗来捧蒋。

□这的确是龙应台的优点。余光中这种文格，只有余英时、余秋雨等余家帮可以相比。龚定庵说“文格渐卑庸福近”，龙应台只要“庸福”不要“诗”。，

■你不喜欢余光中他们的新诗。

□我不喜欢。我要改写王尔德（Oscar Wilde）的句子There are two ways of disliking poetry; one way is to dislike it，the other is to read Yu．（不喜鬼诗，厥有两途。一途迳厌之，一途读余光中可也。）

■还是龙应台好，至少她不写诗。

□还是龙应台好，至少狗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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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自称“民族救星”

■余光中的奴性，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因为他肉麻的水平，的确不凡。至于一般凡夫俗子，他们谄媚起蒋介石来，自然不能望其诗人项背。不过，一言以蔽之，凡夫俗子也有他们谄媚的文字吧？我们习见的是什么？

□是四个大字——“民族救星”。

■民进党立委余政宪，在1991年4月2日质询行政院长郝柏村，说“抗战胜利时的蒋介石，那时他声望如日中天，被民众吹捧为民族救星”，当时有这种吹捧吗？

□民进党中许多人是无知的。余政宪所说“抗战胜利时”蒋介石“被民众吹捧为民族救星”，并无此种事实。“民族救星”的吹捧，是到台湾以后“发扬光大”的。而其肇始，乃出于蒋介石自己不要脸的钦定。1962年，蒋介石亲笔写《对匪军口号》，其中第五条自写“蒋总统是大陆同胞的救星”、第八条又写“蒋总统才是你们的救星”。蒋介石自称救星，死不要脸极了。蒋介石既自称救星如此，歌功颂德的奴才们趁机把救星民族化，也就习以为常。如今，在主子死掉十六年之际，郝柏村“在国会殿堂”，公然肉麻的连称“民族救星”二次，其奴才嘴脸，真是老而弥坚。

■奴才郝柏村当时的答询原文是：“个人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今天虽有幸担任行政院长，担负责任，但不能与先总统蒋公相提并论。蒋公为民族救星，中华民族如果没有他，老早就没有了民主政治；如果民国三十八年没有蒋公率领六十万军队护卫台湾，岂有今天台湾的民主政治？恐怕台湾早已沦入中共统治。所以蒋公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了不起的民族救星，我怎能与他相比？”

□这段答询很有代表性，因为可以显出奴才心态。第一、蒋介石是扼杀民主政治的元凶，奴才竟把民主政治归功给凶手，此荒谬者一；第二、蒋介石是丢掉大陆的元凶，奴才竟把台湾没沦入中共统治归功给凶手，为什么不反问一下，是谁之过，使大家来了台湾呢？此荒谬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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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替他不要脸了

■捧蒋介石是“民族救星”的，郝柏村以外也大有人在。监察院长于右任就整天大笔一挥，写“民族救星”呢。

□有点麻烦是，“民族”范围越来越小，“救星”高寿越来越老。偏安到一个小岛上了，还能救多少“民族”呢？还好意思“民族”来“民族”去吗？“救”星最后把大陆救光了，“救星”变成了“祸首”，还好意思吹牛吗？

■看来国民党再不要脸，也不好意思再说“民族救星”了。

□美国谐星鲍勃霍伯（Bob Hope）说得好：里根（Reagan）总统不必说谎话，因为有人替他说。国民党不必不要脸了，因为有人替他不要脸了。

■是谁呀？

□龙应台呀。明明是“残山剩水”，龙应台却代国民党吹牛成“大江大海”，这跟明明是“祸国元凶”却被吹牛成“民族救星”有什么不同呢？国民党多爽啊，五十年后，有了这么好的嫁到德国的“中华民国”女公民！

■提到德国，我想起德国格里芬猎犬（German griffon）、德国长毛指示犬（German longhaired ‘langhaar’ pointer）、德国粗毛指示犬（German roughhaired ‘stichelhaar’ pointer）、德国短毛指示犬（German shorthaired ‘kurzhaar’ pointer）、德国刚毛指示犬（German wirehaired ‘drahthaar’ pointer）。

□我想起大型曼斯特兰达犬（Munsterlander ‘large’）、和小型曼斯特兰达犬（Munsterlander ‘small’）。

■我想起德国猎鹬犬（German spaniel ‘wachtelhund’）

□我说不过你，算你赢了，你对德国走狗的研究高人一等。

■话扯远了，还是谈谈你看不起的知识分子吧。在这岛上，蓝色的固无论矣，绿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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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双糊涂

绿色的人中，我举两个有点知识分子味道的。一个是林浊水。林浊水当年跟我办过党外杂志，称我为“贤者”、为“老大”。在立法院重逢后，互开玩笑。我说你别忘了你是小弟级的，你书面称呼我是“老大”。他笑着说：“当时年幼无知呀！”林浊水好谈台独理论，但不能自圆其说，结果头脑越用越浆糊。他很努力，但多弄错了方向。他最后和李文忠一起辞职，只知“自杀”以谢国人，不知“宰扁”以谢国人，真是蠢人一对。他不失为好人。但“死”得太软弱了。林浊水很喜欢写文章批评老K，但他在老K术中而不自知，他说老K因搞“汉贼不两立”而使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其实蒋介石早都暗中放弃不两立政策了，可是无济于事，美国档案早都洩漏此事了。林浊水笨蛋，他居然也信蒋介石。

另一个是沈富雄，我选立法委员时，民进党的沈富雄吵着同我电视辩论，我懒得理他。邱复生为了促成这一辩论，向我说，找个漂亮女主持人来邀你吧，你就会答应。他问你喜欢谁，我说李文仪很漂亮，由她来吧。李文仪就来了。辩论时，沈富雄被我宰得哇哇叫，那天我分不少心在正视和偷看李文仪，不然的话，我会宰得更重，沈富雄不是哇哇叫而是惨叫了。基本上，沈富雄是不堪一击的。原因是他有“首鼠两端症”，又要清高又要讨好道德败类们，结果两面失落。另外他话太多，脸上皮肤呈青蛙皮状，令人讨厌。他为了选举，写了一本名叫《不时奋起》的书，书名倒像壮阳药广告。他落选两年后，2007年9月3日，在陈文茜的节目上，承认我在辩论时打败了他。后来，他终于退出了民进党。平心而论，沈富雄是民进党中水平最高的，但他不知道民进党主轴已是劣币和伪钞，最后，欲同流合污都不可得。政治呀，或者做真君子、或者做真小人，两样都不做，你就只有出局。做真君子也要出局，但出得比较体面。沈富雄之流不知也。

从林浊水、沈富雄身上，我看到民进党知识分子的糊涂，他们比起龙应台来，糊涂有余，智力不足。不论有余还是不足，其实他们男男女女，都属于一个大类，就是一堆烂苹果。

大体上，他们唯一的不同只是上男厕所上女厕所的不同。龙应台这位上女厕所的好奇怪，她好谈问题，但谈得怎么都不对劲，她谈文学批评大体还好，因为那是她本行，糟糕的是，她一越界，超出她的本行，她的言论就像烂苹果，让你一口都咬不下去。有人咬得下去，是因为这种人没有敏锐的辨别能力，就好像麻疯病者的双脚一样，脚失去知觉，故老鼠可以来咬它。烂苹果理应不是双脚，去咬烂苹果并加赞美的人，水准实在鼠辈之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卖了多少本，我看买它的读者，绝大多数不幸沦为鼠辈水平。真可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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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闪躲的一幕

■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必须要面对撤退的大场面，不能躲过不谈。龙应台谈五十二军，谈军长刘玉章如何如何，其实谈的都是胜进的五十二军，而不是败逃的五十二军。五十二军最后派去参加所谓“上海保卫战”，被丢到第一线，根本不告诉五十二军。那段撤退史，太逼真了，请用史料说点给龙应台听听吧。

□1991年4月10日，国民党军报《青年日报》登出军事记者刘毅夫的专文——《一身肝胆生无敌，百战威灵殁有神》，对他“亲眼目睹”的刘玉章，有以追忆。刘毅夫提到1949年上海撤退时的一段事，他说，刘玉章的“五十二军到达上海之后，奉命据守沪西……当上海撤退时，又是五十二军殿后，才使上海的转进安全无恙”。关于这段史实，刘毅夫另在《常胜将军刘玉章》一书里，有详细的透露。他记录刘玉章：

谈到上海保卫战，这时他真正气愤说：“我们正在拼命打得有板有眼，想不到人家已经开始撤退了，事先一点风儿都不透，当我发现路上只有往码头去的车辆，没有往回走的，以后越过越多，咱才觉得不对劲儿，派人去打听，去了一整天，也得不到要领，咱只好亲自出马，嘿，嘿？果然是开始撤退了，原因是浦东顶不住了！咱还蒙在鼓里，如果稍微迟钝一下，后果还堪设想吗？”

对这一绝妙的现象，刘玉章在《戎马五十年》里，有专章写“上海撤退”，写“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保卫了半个月，到了5月25日，发现情况越“保卫”越不对了，好像别的部队，“络绎不绝，均驰往吴淞码头”，好像是准备撤退了。他心里疑惑：

我虽有浦西副司令的名义，对实情竟一无所知。遂派副军长李运成，至浦西指挥部联络，期能较早获知行动消息，以便早做策划，然迄无回报。但情况所显示之撤退迹象，则又越来越显明，于是我在不得已中亲往探察。先当面就连日战况，有所陈述，期司令将尔后行动，有所透露，结果仍毫无所获。不得已，复以市区中及沿途所见情形，相询是否撤退，司令方告以浦东方面战况逆转，匪已向吴淞侧背，压迫而来，现仅距吴淞约二、三十华里，准备今夜撤守，一再要我绝对保密。

■按照当时的编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是陈大庆、淞沪防卫司令官是石觉。所指司令，是哪个司令啊？

□刘玉章没有明指，事实上有顶头三个司令，不论是谁，我们逃命要紧，不要五十二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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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抛海，徒手上船”

■五十二军不知道还好，可是最后得知了，当然要参加逃命。

□刘玉章被上司摆了一道，最后得知“准备今夜撤守”后，匆忙赶回。在决定牺牲“第一线十五个连”来断后以后，接下来的撤退局面是这样的：

我于二十时后，离开军指挥所。吉普车行不多久，即无法前进，只得下车，在人潮中步行到码头附近，有的正在登船，见我官兵有的整齐席地，等待上船，心中甚觉安慰，然要在人潮中通过，则十分困难，迨士兵发现，遂大喊“军长来了，赶快让路”，我才勉强挤到船边，停靠码头的，是一艘三千余吨的商轮，没有经过舣装。船身侧面，仅有可容一路纵队之一座舷梯，部队沿梯循序而上。不久，因舷梯不胜负荷而折断。事前既无应急准备，情急中，将空汽油桶用裹腿捆绑叠起，勉为攀登。然上船速度因之更为减慢，且不仅一船如此，其他各船亦莫不皆然，整个装载之艰难缓慢情形，迄今忆及仍为心酸。我站在码头边，从二十时许直到二十三时，才由船上士兵，用裹腿连接，将我吊上。上船后，首先派人暗中监视船上工作人员，特别是轮机驾驶人员，以防万一。其最着急者，此时本军尚有约一万之众，急待依次攀登，我最后决心“要人不要枪”，大喊：“武器抛海，徒手上船，越快越好”，转瞬叠集之油桶塌垮，营救乃益无望。悲惨之情。何堪言状。二十四时，即将退潮，匪炮射弹的爆炸声，距码头越来越近；同时，在上船之处，有一匪谍将一枚手榴弹，投上甲板，适在我所站附近，幸未爆炸。该匪谍当即被我岸上士兵，乱刀刺死，船长要求开船，我仍请其稍延，因能多上一人，心理上的沉痛，就可以减弱一分。直到零时三十分，已至起碇最后时限，只得挥泪发航，看到岸上未能上船的官兵，仍在整装等待，不知其将遭受何种厄运，生离死别怆然心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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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也被踩在脚下

刘玉章这里做的，只是军长的观点，我们再看看当时团长张晴光后来在《血战余生》一书里的回忆吧：

军长率军部人员来了，码头已挤作一堆，谁也进不去！我在前头喊着：“军长来了，让路。”并叫就近的人“蹲下”；并又表明“我是七十三团张团长”。弟兄们各都蹲下不动，我才在前面分开一条路，带军长及随从人员上了船，其间有一些人被挤倒而踩在脚下，爬不起来，有的可能因时间久了竟被踩死了，听说军政战部陈主任炳寰也被踩在脚下，被我命令蹲下的队伍是不挤了，如此才把陈主任及一些被踩在脚下的人救了起来。上了船，我找到师长、副师长，请示他们如何办？他们表示现在乱成一团，毫无办法。

从这些回忆里，我们知道：国民党在逃难前夜，是怎样牺牲自己的守备区指挥官刘玉章；刘玉章又怎样自己抢上了船，牺牲自己的子弟兵。当年他们来台湾，是这样子来的！来了以后还吹牛呢！而龙应台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竟避而不谈这么惊心动魄的撤退图，这叫什么比例呢？龙应台至少看过刘玉章的回忆录，她只谈五十二军雄赳赳的北上，却不谈五十二军惨兮兮的东渡，这叫什么取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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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军老兵

■人家是“急来抱佛脚”，龙应台是“书来抱访问者脚”。龙应台写“1949”，可是她没有根柢，年轻也是原因之一。像你，就完全不一样。你无须访问张三李四，因为张三李四就同你一起走过从前，你自然而然亲历了他们身历的，不是吗？

□是呀，例如我谈到五十二军，它的好色军长就出现在荣星保龄球馆，出现在我眼前过。他还做过警备总司令呢，国民党透过军方整我时，前五十二军军长就在眼前啊。还有，五十二军劫后生还的老兵，曾是我日常生活的帮手。

■帮手？

□一位五十二军退伍老兵，每天清早，在附近擦车维生，我请他帮我擦车，有时与我小聊。在营口、在上海两次大撤退时，他都参加了。最后船开前，上面也顾不得仍在上船的战友了，上面下令砍断攀绳，以致战友们纷纷落海了。刘玉章这些军头们会写出他们砍断攀绳的糗事吗？龙应台看过《戎马五十年》又怎样？她不但没有能力解释出书中穿插的障眼法，更解释不出闪避的真相，那五十二军擦车老兵口中的真相。

■你真有办法，把史学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你用到刘玉章的《戎马五十年》，但你用张晴光的《血战余生》补正它，也听到了五十二军老兵的心底话。

□我还用到崔永德的《拉车忆旧》呢。崔永德是五十二军的少校，他的书中有这么一段：

在五十二军，有一个传统下来独特作战检讨会，等于奖惩会，无论大小战役或胜或败，必须召开，检讨得失，以利来兹。大家公认一个事实：打了胜仗，有英雄，但也有狗熊（孬种），打了败仗，有狗熊，但也有英雄。英雄受奖，狗熊受罚，逐级检讨，公开审理。如果你是被检讨出来的狗熊，绝难逃法网；如果是英雄，则当场升级。三十八年五月，上海战役，军属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第三营一位魏副营长，在团的检讨会上，被检讨判定“作战不力，贻误戎机”。当时的团长张晴光，曾以“挥泪斩马谡”的悲痛心情，当场处决了这位与自己既沾亲又带故的同乡副营长。又如第二师的一位传令班长，建立了奇功，当场晋级排长。

在张晴光的《血战余生》里，我们看不到这一段军中内幕，但是被退伍下来拉车的少校写出来了。光是五十二军的一些麟爪，我就可以动用出这么多的物证人证，龙应台谈的，都是一知半解啊。

■谈到老兵，人们会记起你是真正替老兵喊话的人。你写过《为老兵李师科喊话》，感动了太多太多的人。光是老兵的一身哀史，就是“1949”的主干，可是龙应台知道得太少了，看看她只知道一个下来做警察的宪兵连长，就是她爸爸，而这位爸爸又是忠蒋爱吹牛屄的家伙。

□龙应台不该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

■她想放野火吗？

□程度不够，只能拉野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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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懂什么逃难

■书中一大主题，在写“1949”的大逃亡，美化说法是“1949大迁徙”。她落墨了一些小人物的逃难，但却规避了从蒋介石以下达官贵人是怎么跑的。这个主题一定得对照着写，才得知真相。作为对照，你说来听听吧，龙应台细皮嫩肉，她懂什么逃难？

□六十多年前，逃难到台湾的外省人，他们逃难，可分两类：一类是“大老爷式逃难”，一类是“小百姓式逃难”。“大老爷式逃难”是在逃难前，占尽消息、工具、财力等方便，其逃难也，其实与搬家无异。国民党大员中，逃到台湾来，连同豪华家具一并上飞机上轮船者，比比皆是，此“1949”大搬家也。

“大老爷式逃难”外，剩下就是“小百姓式逃难”了。小百姓消息不灵、工具不行、财力不够，其逃难也，只能扶老携幼、手抱婴儿，大队而行，但是一兵荒一马乱，大队就冲散了，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沦入沟壑的沦入沟壑、流落街头的流落街头。其中最惨的是小孩，以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为例，慈善团体光在一月九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与小孩成对比的，是大姑娘。大姑娘流离失所，劫后余生，只好卖身，青岛撤退前，大姑娘在码头上苦等，没机会上船，因为船都给骄兵悍将占了，当时任何军人只要肯带走她们，不管做姨太太或做丫鬟，她们都干。唐诗中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说“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正是古今通用。

■小百姓逃难，千辛万苦，即使惊魂甫定，在心理上，也会有点故障吧？

□“小百姓式逃难”中，逃到台湾来的，至少都经过千劫百难，他们在劫难之后，喘息虽定，可是却惊魂难平。多年逃难的经验，使他们之中，有的已有“心理变态”。1961年，我住在台北陋巷里，对面住着陶泓，比我大几岁，是逃难来的。一天，施珂大哥同陶泓聊天，施珂说：“我过去逃难逃久了，全部家当一背就走。所以今天养成习惯：我的全部财产，只要一背就走那么多。”陶泓说：“这有什么稀奇！我的全部财产，只要一提就走那么多，我比你的习惯还要好！”我在旁边听了，忍不住苦笑，真的，一提就走的速度，的确高于一背就走；一提就走的重量，的确低于一背就走。他们都是逃难专家，他们逃得心有余悸，他们不再有“恒产”了，因为他们没“恒心”了。他们的“恒产”只在一提一背之间，他们随时准备仓皇就道，因为他们午夜梦回，耳边经常有炮声一响！十九世纪英国打油诗人爱德华·李耳（Edward Lear）说两把旧椅、半截残烛、外加断柄老壶，是他“全部的身外之物”（all his worldly goods），比起施珂、陶泓来，逊色远矣。今天在温床上诞生的、在暖房里成长的人们，他们无法想象逃难前后的一切情况，他们会说，既然逃难，何不早走？其实哪里这样简单！以出走的时间而论，一定得万事俱备条件才成，否则安土重迁，人之常情。首先是“敌情判断”，这一点上，小百姓就差大老爷一大截。大老爷洞烛机先，小百姓如何赶得上？当然大老爷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抗战期间的长沙大火，就是一例。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杰作，说日本鬼子要来了，为了焦土抗战，所以自己先火烧长沙，不料烧的烧了、逃的逃了，日本鬼子却没来，这下子群情愤激，举国大哗，国民党只好枪毙个把将军来为上级做替死鬼。长沙大火的例子，说明了逃难的“定时”（timing），实在良非易事。长沙大火以后，国民党学乖了，再也不说哪个地方会失守了，相反的，不但不说失守，反倒硬说“共存亡”了。所谓“共存亡”，就是“大家谁都别走”的意思、“大家谁都不许走”的意思，国民党既然守土有责，小百姓自可稍安毋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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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亡”的骗局

■“共存亡”三个字，的确是1949的大哲学。

□“以共存亡”为例。北平被围城前，国民党在北京的头子傅作义，宣称“誓与北平共存亡”，为了表示“共存亡”的决心，上上下下，谁都不许走、不许开小差、不许逃难，同时在北平城内加做市内机场等，决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国民党教育局长王季高洞烛机先，看到所谓“誓与北平共存亡”是鬼话，于是，自己就先逃难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义大怒，致电中央，请将王季高截回。这一事件，说明了逃难时不该逃而先逃，是不行的。

国民党侨委会委员李朴生，有一次回忆，说他逃到广州后，一天国民党开大会，宣称“誓与广州共存亡”，他正好生病，没赶上这种宣誓，心里至为不安。可是，曾几何时，宣誓“共存亡”的衮衮诸公，一个个都逃难到台湾来了，他这时候，才平衡了他内心的不安。李朴生真是老实人，他竟把这些泄底的话给泄了底了。但是，反过来说，该逃而后逃了，也是不行的。后逃了必然“搭不上巴士”、也搭不上一切飞机与轮船，只有“陷匪”的份儿，一旦“陷匪”，再出来就“交代不清”了，这是一切冤狱的祸源，国民党随时要整你，就可以整到。郭衣洞（柏杨）的冤狱，就是因逃得不快，“陷匪”而来。一旦“陷匪”，其不为国民党疑云盖顶者，几希？

由此可见，所贵为逃难者，不能快似王季高，不能慢似郭衣洞，要不快不慢，恰得其中。这种恰得其中，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赛跑式逃难”。赛跑时，先跑会犯规，后跑会吃亏，只有一声枪响，同时起步，才算及格。今天到台湾的许多外省人，能够不为傅作义截回、不为共产党追到、又不为警备总部或调查局疑云盖顶者，皆当年精于起步者也！这种同时起步的逃难，乍看起来，虽然形似“公平竞争”，其实大大不然。因为大老爷起步，总得消息、工具、财力等方便，小百姓又如何赶得上？沈阳撤退时候，最后一架飞机是国民党省主席坐的；成都撤退时候，最后一架飞机是国民党党中央坐的。大老爷想逃难，只消飞遍了千山万水；小百姓想逃难，就只好走遍了千山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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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他们的两脚安息

走遍了千山万水的小百姓，他们已是强者，他们虽然条件不足，但仍在不足的条件下，能够浮海来台，苟全性命于乱世。像施珂大哥、像陶泓，他们都是这种“逃难油子”、“逃难老油条”，我暗笑他们习与性成，什么都能做，唯独不宜参加赛跑，因为他们在一连多年的“赛跑式逃难”以后，他们走到运动场上，必然油然而生抢跑偷步之心，而去做“逃难式赛跑”。为什么跑，他们不知道、也不必先知道，只是枪声未响就先跑了再说。他们是苦难时代的倖存者、是受难时代的见证者、是逃难时代的“牙刷主义者”。真的，他们是最正牌最纯真的“牙刷主义者”，他们虽逃难到美国，但是那早年的午夜梦回，还一次一次的变成他们的梦魇，他们永远不会安枕，因为枕头之下，有他们一点点细软，或背着、或提着，随时伴同他们，去仓皇就道、去远走高飞。我相信，所有到台湾的人，他们最有资格去美国、最有资格去世外桃源、去天涯海角。我祝福他们：愿他们的生命长寿，愿他们的两脚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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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子先逃啊！”

■令人感兴趣的是，蒋介石父子怎么逃出来的，龙应台书里只提到她爸爸为蒋介石在广州机场护卫，其他一律按下不表。

□龙应台能够知道多少呢？《南齐书》记王敬则讽刺东昏侯父子说：“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意思是说，檀道济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你们父子快逃才是上策啊！在蒋家王朝丢掉大陆的那段日子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早已深得“父子唯应急走耳！”的上计，即使在遍地烽烟中，由于得情报消息与交通工具之便，照样急走得很从容。这在蒋经国1949年4月24日日记中，显示甚明：

中午，奉父亲嘱咐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我当即请示此行的目的地点，父亲没有回答，当时只好准备一艘军舰，听候命令。

在父子急走之时，可以随时有“一艘军舰，听候命令”，这是何等气派！

蒋家父子急走之时，不但随时有军舰待命，还随时有飞机待命。这在蒋经国1949年11月29日日记中，也显示甚明：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当此兵慌马乱之时，父亲指挥若定，其安详镇静有如此者。

蒋介石当然“安详镇静”，因为有专机随时待命带他逃走，他又慌个什么呢？我想起1924年到1925年间，邓本殷督琼州时，所带的兵，只能扰民，不能保境，作起战来，见匪就退。有一次，有一营人驻防琼东县嘉积市，突遇匪袭，不敢抵抗，仓皇急走，一面逃一面大骂挤在路上一起逃的老百姓，说：“我们背了价值好几百块的枪械子弹，为了怕被匪抢去，才逃啊，你们老百姓又有什么好逃的！要逃，也让老子先逃啊！”整个国民党的逃亡图，从蒋氏父子以下，理由与顺序，不外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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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大官逃亡图

除了蒋氏父子急走的这种气派外，别的人急走起来，可就差得多了，但随着职位大小，还是不无气派可寻。换言之，大官急走起来，还是胜人一筹的。以当年沈阳失守时，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等人为例，便可见端详。据当时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少将师长许庚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第五十三师》一文回忆：

卫立煌正在第三招待所召集军政大员们准备开会逃跑，当他得知董文琦这一意外消息后，立即命令所有高级官员搭车驰赴东塔机场逃走。他们匆匆忙忙到达机场，等候了约一个多小时，来了两架草绿色C－46型运输机降落。卫立煌和他的副官们先行上去。然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接着上。但因争先恐后，秩序大乱，挤在机梯上的终于被副官们踢了下来，然后关门，飞机起飞走了。第二架飞机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人们又慌乱起来，而这架飞机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

搭上第一架飞机逃走的共有八人：卫立煌、赵家骧、政委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政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政府主席王铁汉、沈阳市市长董文琦及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外有几个随行人员。其余的大员如：吴翰涛、彭济群与宋子英等等，都未爬上第一架飞机。卫立煌逃走的时间是10月30日下午四时许。

这回忆还语焉不详，再看当时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兼东北剿总军粮采购委员会少将副主任胡圣一《回顾沈阳解放》一文回忆：

卫立煌等一行先跑到浑河机场，这时浑河机场已挤满了要想逃跑的人群。一架飞机刚着陆，便被候机人群拥进舱内，连飞机门都关不上。卫立煌等人到此，望机兴叹，无可奈何。这时，驾驶员偷偷告诉卫等转向东塔机场，他设法转到那里迎接。卫等走后，驾驶员假装开动几次，对机内人员们说：“机身发生故障，你们已经上来的人，东西不要动，排队下机，站在一边，帮我推动飞机，能开动了你们再依次上来。”这些人不知受了骗，他们怕外人挤进，组织起来，排队下机，帮助推动。这时，驾驶员关上舱门，突然起飞而去。这些人不但没有上去飞机，连个人携带的贵重物品都被人骗去了；并且在飞机起动时，靠近机身的人受了很重的创伤。顿时机场上哭天骂地，开始没有抢上飞机的人，反而喜笑讽刺起来，呈现一片混乱景象。

王化一到了东塔机场，正是这架飞机着陆以后卫立煌等抢上飞机的时候。来这里的多半是机关中、上级以上的职员和军官的家属，场内充满了大小汽车和人群。驾驶员有了经验，先不开舱门，打设扶梯，一般人也爬不上去。卫立煌等由卫兵保护，上了一辆卡车，卡车的后门正对机舱门，门一打开，卫立煌首先跃进。此时军人的车辆同时也开近机舱门，有不少人跳上拉卫的卡车，蜂拥而入，这些大员们哪里挤得过他们。因此，顿时造成混乱，除了喊叫怒骂而外，枪把子、手杖都挥舞开了。大员们由卫兵们拥护着，多数还是挤进去了，当时由卡车上挤掉下来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瀚涛夫妇、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等。还有几个人扶着机翼爬到机顶上，其中一个军人打破了机窗想由窗口进去，当飞机发动徐徐前进时，那个在机顶上的和钻窗口的都被甩了下来受了重伤。丑态百出，狼狈不堪。一时走不了的人望着飞机大骂：“打仗你们后退，逃命你们抢先。”其实骂的人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上面我举出的这些国民党大官逃亡图，根据的资料，都是龙应台没有能力见识到的，所以，虽然她口口声声“1949”，其实没有程度深入“1949”。上面的例子，显示了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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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竟不看《雷震日记》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缺点很多，其中一个是她口口声声“1949”，但是许多与“1949”直接有关的重要文献，她都不看，这叫什么“1949”呢？例如《雷震日记》中，就有“1949”全年份的日记，多么重要啊，龙应台却一无所知。这不是笑话吗？谈“1949”，能不谈这部日记吗？

□《雷震日记》中“1949”部分，字里行间，透露秘密不少。如5月6日日记：

今日经国见告，青岛之刘安褀师长将青岛之主和分子三百二十余人丢在海中，内有立委二名，此辈均为主张局部和平者，经国颇赞成此项办法。

可见蒋经国之流在兵败山倒时，仍不忘杀人而去的狠毒。

5月8日日记：

今日桂永清发牢骚向谷正纲说，汤恩伯汇了五十万美金至美国，正纲以此事于午间在吴公馆吃饭时，告诉我与方治也。我此次在沪协助恩伯守沪工作，未有公职，未接受分文公俸，完全以党员资格在此吃苦，食宿仰俯于人，心中万分难过。

雷震难过归难过，他要去台湾了，还不忘带部汽车走。

绍唐拟购车至台，出口需警备司令部允许，乃与渠访陈大庆，虹口之司令部四周堆了沙包，汽车绕道通行，正如临大敌也。

多少军民死於沟壑，逃不出来，可是雷震的汽车却能抵台。

5月11日日记，透露国民党如何乱抓人：

对于被捕学生四百余人，迄今已有二周之久，迟迟不结案，外间来保者亦不理。据上海医学院朱恒壁（？）云，该院被捕十一人，无一人是真，有二位学生原是国民党，近来不愿做被指定之工作，政府认其有嫌疑，亦加逮捕。今晚会报时正纲提出，余再主张结案，无辜者释放，恩伯再三认为不可，说此种人放出来，必妨碍作战，如做错了，亦要错到底，我对此深为不满。

5月16日日记，透露蒋介石出尔反尔，又要人撤退又要人做烈士：

晚至总司令部指挥所见介公致恩伯之亲笔函，嘱其支持到底，战至最后一人，与晨间恩伯所言者完全不同。上午听到恩伯之话，且经国两次与恩伯谈话，我们以为这些意见，当系介公授意，欲保存部分实力，不料经国返定海后，介公亲笔函与恩伯，嘱其为国民党争光荣，死守到底，战至最后一人，因此陈良对上下午之截然不同，深感诧异也。

5月19日日记，透露前线败兵要反攻回去，否则格杀勿论：

晚间迁至虹口司令部旁白健生宅与汤公同居，下午五时至周至柔处，渠告以浦东共匪冲至江边，因罗泽闿已崩溃也，缺口有七公里，返寓后汤公亦如此云。因此渠赶紧布置，命令罗军反攻，不准渡江，凡渡江者格杀勿论。

多逗啊！后方要逃跑，可是却不许前方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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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百怪图

8月22日日记，透露蒋介石找来日本军官为他打内战：

晚间日人根本博及吉川大佐来会，谈甚久。根本为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吉川为参谋人才，两者均在中国多年，根本可说简单之中国语。两者均计划守厦门工作，吉川曾至金门岛亲往视察，并拟防守计划。彼等一共来台七人，除彼等二人外，尚有一通译（根本的）及一飞机师，一高射炮手与其他二日人，此二人闻与李某（去日本邀约之台人）有债务关系云。

10月22日日记，透露汤恩伯的作风：

下午访雪艇谈甚久，渠言语之中对厦门弃守不满意，想有许多谰言，渠从各方听到。渠云李德公对汤恩伯做事认其暴戾，过去在河南滥杀人，雪公谓过去或有此事，但今春在沪一段工作甚好，不然我辈必被俘虏也。渠意金门必须久守。

总裁约下午七时半晚饭，饭前详细报告厦门失守经过及金门现在情况，因话未说完，饭后再报告并请示。渠云金门必须坚守，嘱转告恩伯不可在船上指挥，尤不可住在船上。予云16日以前，以人格担保其未住船，总裁云根本不应上船，即刘汝明亦不许其上船，不可老是逃跑，名誉要紧，将部下丢下自己上船，太不成话。

11月15日日记，透露日本鬼子感谢蒋介石对日俘宽大的回馈：

日本军政经济界有六十余函汤恩伯，希其去日一次，日人感于总裁在胜利时对日所发表之不念旧恶，及对日俘宽大，日人甚愿助其至少返南京，故愿恩伯至日妥谈。至对麦帅之事，日人愿负责去疏通也。

12月29日日记，透露特务头子毛森的秘密谈话：

毛森对时局甚悲观，谓李弥、余程万均已投降，罗广文及胡宗南所属之李振、盛文等三兵团均已投降，西南已完，台湾亦可危，劝我可速离开，不然实很危险。我劝其不可如此悲观。

12月31日日记，透露国民党伪造人民币、雷震还希望明年回南京过年呢：

今日政务委员会开会，议案甚少，有一案即印制人民券在匪区发行，以扰乱匪之金融。此事由辞公负责办理，对外绝对秘密。

今日天雨，岁末，但台湾同胞亦系过旧历年，阳历无过年气氛。今年在台湾度岁，令人甚难过，希望努力明年可克复国土，在南京过年。

以上随手翻出《雷震日记》，乍看东一片西一片，贯串起来，却是一幅“1949”百怪图。“1949”的画面太多了，龙应台只会摭拾几个断片，乱扯一气，又如何得其真相？

■由雷震“1949”日记的例子看，资料和史料太重要了，可是龙应台所知太少了。她只会搞一点访问，不但事半功倍，并且难得真相，尤其在高度、广度、深度上面的真相，更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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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知道的乱伦

■在你看来，玩“1949”这题目，基本功没做好，访问也做不成的，是不是？像《雷震日记》都没看，谈什么“1949”？

□龙应台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去做访问，却不知从文献资料上去回溯，以致事半功倍、治丝益棼。访问不是不能做，而要先靠文献资料打底子才行，否则访问在选样上，在高度、广度、深度上，都会一一出问题，并且，因受访者的极限，还会漏失大量珍贵的题目。所以说，文献资料太重要了，在这方面下功夫，可说是玩“1949”的先决条件。龙应台太外行了，她搞的是速成的、即溶的把戏，这怎么成？

■你举个例，证明文献资料的重要。

□记得希腊的俄狄浦斯（Oedipus）神话吗？神话主题就是人会受命运播弄，乱世中、冥冥中，人会不自知的乱伦。俄狄浦斯的遭遇，在希腊是神话；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人间故事。1948年4月5日的天津《大公报》上，有这样一则报导：

从军廿年妻女流亡

结识少女竟是亲生

西安一幕乱世乱伦悲剧

（本报西安通信）在此战乱时期，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古怪事情就不免接二连三发生。所谓乱世多悲剧，真是一点不假。市区日前发生一件乱伦案。父亲出外多年，竟姘识了亲生女儿。到西安来结婚，才遇到前妻。

有一个河南夫人王李氏，二十年前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丈夫便去从军，女儿今年已十九岁，名叫瑞芳。瑞芳的父亲从军后一直没有音信，抗战时，她母女逃难到西安，举目无亲，告贷无门，就住在北关铁道北边的新王村，替人洗衣做活，补破缝穷，维持生活。胜利后，战祸不停，她们仍然有家归不得。由于物价狂涨，她们收入不多生活艰困，去年春天，她便把瑞芳寄养在三原县干亲家刘某家里。刘家的少爷宝生在三原县某中学读书，家道也还富裕，她颇有以女妻之之意。瑞芳虽是贫家少女，却喜爱虚荣，母亲又不在身边，无人管束，便终日打扮得花枝招展，和干哥眉来眼去，暗暗调情。同时并且和当地驻军排长王杰生认识了，苦于无缘幽会，颇为苦恼，在情不自禁时，便和干哥发生了关系。

本月中旬，刘宝生因事去宝鸡，瑞芳空帷难守，又勾搭上那位相思已久的王排长。王排长虽已年近四十，除了以金钱衣物魅惑瑞芳，而且会献殷勤，使得瑞芳死心塌地，以终身相许。嗣后经秘密商议，来西安结婚。瑞芳在干妈面前撒谎，借口探母，于三月二十一日与王杰生同来本市。

下车后，二人曾一同去新王村，可是瑞芳的母亲恰巧已去三原了。瑞芳就在家和王杰生双宿双飞，俨若夫妇。

二十三日清晨，瑞芳与王杰生春梦正甜，被敲门声惊起，瑞芳以为母亲回来，披衣下床，欣然相迎，谁料闯入的竟是干哥刘宝生。刘见王杰生横躺在被窝里，不禁醋性大发，恶声咆哮。王某哪肯相让，三言两语，大打出手，邻舍相劝无效，终于拉拉扯扯，扭往法院论理。

王李氏到三原，知女儿已返省，住了一天，即刻回家，刚到家，就听到瑞芳的丑事，迳又急赶进城，到地院追寻，终于发现他们。而且王杰生右眼下一颗斗大黑痣，更使王李氏失声惊呼；被刘宝生扭着的中尉王排长，一时也惊呆了，直瞪着瑞芳的妈。原因王李氏发现的正是一别二十年当兵的丈夫，而王排长也发现“姘头”之母竟是结发爱妻！

上面这个报导，一点也不是神话，而是乱世中国的乱伦奇闻。——人家成为神话的，我们却是活生生的人间故事，乱世使神话“落实”至此，呜呼，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我说资料和史料重要，这就是一个例子。龙应台访问得到吗？但这一来源，是“1949”前一年4月5日的天津《大公报》，若说龙应台能有本领看到，也太难为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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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知道的断后

■龙应台笔下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一个主轴，就是台湾，百川归海，正因为有个可以容纳逃亡的台湾。但是逃到台湾，谈何容易，需要有人为你“断后”、为你挡住共产党大军，你才有机会争取到时间空间，“孔雀东南飞”。这些为你“断后”的人，都是牺牲者，死于战场、死于沟壑、死于牢狱，不可胜数。这些人中身居领导地位的，个个有一段哀史，可是龙应台由于无知或是什么，一笔勾销了。所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写出来，像是悲剧中删掉了男主角，无法连贯起剧情了。国民党一代名将宋希濂的故事，不是最动人的吗？谈谈宋希濂吧。

□1984年4月4日，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大骂宋希濂，指斥“宋希濂甘为中共鹰犬”、“不明大义，不惜放弃往日献身党国之荣誉，而晚年变节，在海外助桀为虐，为虎作倀，甘为中共统战工具”云云。我看了以后，写了一篇标题《鹰犬将军》的文章，抱起不平来。我说：

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中国人民害怕，不敢提出真的答案；宋希濂自己心寒，不愿提出真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恶作剧，不会提出真的答案，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

我这篇文章主题很明显，就是责备你们国民党太无情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斥责当年为你们“断后”的同志？没有他们的牺牲，你们能从容逃到台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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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犬将军”的转折

■你的文章美国转载了，宋希濂将军看到了。他有了回应。第二年，1985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书名就叫《鹰犬将军》。他在《前言》里说：

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许多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是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看来这可真是一段佳话了。

□的确是佳话。宋希濂最了不起的是，他在廿载戎马以后、十年监狱过后，最后有了“白头誓不归”的大彻大悟，彻悟中国的前途，原来掌舵在他当年的敌人手中、在关他十年的敌人手中。这种转折，太动人了、太动人了。这种转折真是自动自发的，因为宋希濂1984年2月发表宣言，地点是在美国华盛顿，丝毫不受任何控制，自无被中共指使的可能，他能有这种反省、觉悟、与动作，自然动人感人。试看二十五年来，在海外的中国人，有宋希濂这样清醒头脑的，又有几人？在台湾的，就更不用说了。对比之下，龙应台不是糊涂人又是什么？她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对宋希濂的一生和转变只字不提，这也就是我说的男主角给写丢了，这种手法、这种程度，还要大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真荒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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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知道的叛变

■蒋介石兵败山倒时，为防止手下大员投共，每每以大员家属为人质，裹胁到台湾，他好像没裹胁到宋希濂的。

□宋希濂当时太太方死、家破人亡，没有什么好裹胁的了，不过，最后有一个惊悚的插曲，宋希濂在前方打仗时，得到消息，蒋介石特派郭汝瑰解决他。《鹰犬将军》回忆这一幕，十分精采：

不料到深夜，突然有人猛力推醒我，我惊醒了，睁开睡意很浓的眼睛一看，原来是警卫团副团长宋展翔（他是我的堂弟）。我问他深夜来此有何事，他说：“我有一个在军校第二分校十五期的同学，也是同乡，一向和我很要好，他现在郭汝瑰部某师某团当副团长，他那个团奉郭汝瑰之命开来牛喜场监视我们，半夜里由宜宾秘密出发，可能不怀好意，他恐宋先生（指我）遭人暗算，特故意请求同尖兵排在前面走，利用机会乘马快跑来通知我们。”我问那个副团长（忘其姓名）现在哪里，他说：“他已急急赶回去了，计算时间，明早六、七点钟可到这里。”我一看手表，已是三点多钟。

我当时猜想，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很可能是奉蒋介石（听说蒋介石那时还在成都）的密令，想趁我的不备来解决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立即起床，通知各部队马上做饭吃，大约在天色微明前，我们便全部离开了牛喜场，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泞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足足走了八个钟头，才走完四十华里。

有趣的是，宋希濂躲避追兵跑了半天，却得知“追兵”自己叛变了，“宜宾郭汝瑰部叛变，已派人前往欢迎共军”了。蒋介石口口声声“黄埔精神不死”，当然不死，因为叛变的比例达六分之四。盛文将军回忆：

三十八年最后在成都时，很多部队都被他分化了……我们在成都就有很多兵团都叛变了，如第七兵团裴昌会、十五兵团罗广文、十六兵团陈克非、十八兵团李振、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等都过去了，他们都在成都附近叛变的。最后剩下的是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和我突围出来，六分之四是叛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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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知道的密码

■和宋希濂同样是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将军，他的一家人却被裹胁成功了。“1949”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作“徐蚌会战”）结束，杜聿明被俘前，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最后，你见到杜聿明的儿子杜致勇，你终于勾串出完整的真相。说一下吧。

□杜聿明将军其实不是淮海战役蒋介石这边的总司令，总司令是刘峙。刘峙在《我的回忆》里透露，他本来在徐州坐镇，可是后来才得知，蒋介石有意让他去殉职、去做文天祥，因为刘峙正好和文天祥同乡！所以，突来一纸命令，把刘峙调到蚌埠，“当淮海西岸大军南撤的时候，照一般作战原则，是高级司令部先行后移，而我这次恰相反，为着镇定人心，只留我和一个团在蚌埠，等于总司令担任前哨。”多妙啊！其实，蒋介石对让总司令刘峙去殉职、去做文天祥的兴趣，也发生在副总司令杜聿明身上。杜聿明被派赴前线前，蒋介石曾召见他，表情沉痛的明告，这一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你放下枪，我脱军装！”师生前途，在此一战。于是杜聿明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绝招降，也是感于老师“你放下枪，我脱军装！”这一番秘密告诫与叮咛，是杜致勇亲口告诉我的。但是，蒋介石毕竟是奸雄，一方面，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面，却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以表示他珍惜部下与将才。因此，形式上派飞机去接杜聿明之举，也就一再演出。冯亦鲁《徐蚌会战见闻录》说，杜聿明“不忍于危难中抛弃其麾下的健儿们，独善其身地飞去，是故迟迟不肯登机”，其实另有隐情。隐情是蒋介石虽然派去了飞机（并且派了两次），但是驾驶员并没带来蒋介石的手令，没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飞机的。——原来他们师徒二人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当杜致勇亲口向我透露了“密码”的约定，我恍然大悟，一切都勾串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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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知道的人质

■杜致勇在台湾干什么？

□杜致勇是杜聿明的二儿子，他和三儿子杜致严是双胞胎。他一生潦倒，最后见到他是在台中，我向他借看他家的一些老照片，他在保龄球馆的屋顶上取出来给我，那时他正在球馆打工，专门给保龄球钻指孔。

■杜致勇的妈妈呢？

□这可说来话长。在杜聿明当年被俘的日子里，他的太太曹秀清正困居上海。首先传来的消息是丈夫已被共产党所杀，她半信半疑。不久，在上海陷共前夜，当时明明已非总统而是“国民一分子”的蒋介石，居然派人送来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去台湾，并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这一目的，显然是要扣住人质，使共产党不便利用杜聿明，也使杜聿明自己心存恐惧。曹秀清遵命到台湾后，发现一切都是蒋介石的骗局，房子没有、衣食无着，全家只有一点点生活费，但是，上有婆婆、下有儿女，浩繁之家，又何以维生？她无奈之下，只好找蒋宋美龄、找杜聿明的老朋友、找杜聿明的老部下、找张群等等，奔走求职。最后，她总算在台北烟酒公卖局制品厂找到一个管内部收发的差事，用微薄的工资，维持全家。她每天八点钟上班前，给全家做好饭；十点钟人家休息时，匆匆忙忙跑回家照顾婆婆，再匆匆忙忙赶回工厂。年复一年的，过着惨澹的岁月。即使在惨澹的岁月中，家中的不幸，还没有停止。婆婆由于念子心切，终告不治；长子杜致仁也自杀了。自杀的原因之一是：他在美国，白天上学，晚上打工，后来生病，无法再打工了，他求妈妈想办法。曹秀清向蒋介石申请补助，蒋介石批了一千元，还规定分两年给付。但与学费一年相差甚远。杜致仁非常气愤，认为爸爸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承诺的子女学费，原来如此！气愤之下，就卧轨自杀了。

■龙应台不是喜欢写“1949”现象吗，杜家血泪，正好写一笔啊。

□要写，写到这里还不算完呢，后面峰迴路转，还有续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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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知道的说客

曹秀清的岁月虽然惨澹，不过，一件意外的姻缘，改变了她处境的劣势。她的大女儿杜致礼，“1949”嫁给了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在婚后第八年（1957），得了诺贝尔奖。这下子，一切都有了微妙的改变。1958年的一天，忽然蒋宋美龄又认识起曹秀清来了，突然派车子去接，要见见面。见面以后，蒋宋美龄满脸堆笑的握住曹秀清的手，说：“啊！杜夫人，你胖了！上次见你，你是很瘦的。”曹秀清想起蒋宋美龄口中的“上次”，那正是这位贵夫人佯装不认识她的那一次啊！蒋宋美龄又说：“杜夫人，恭喜你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荣获诺贝尔奖金，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蒋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么和杨振宁说？”曹秀清回话：“我不知道。”蒋宋美龄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大陆。”

在谈话中，蒋介石居然穿着长袍，悄然而至。几年前，曹秀清求见蒋介石，他拒不接见，如今却不期而遇，曹秀清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在谈话中，曹秀清表示愿意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蒋宋美龄喜不自胜。她亲自为曹秀清点烟。就这样的，敲定曹秀清离台赴美。于是，当年的人质，摇身一变，成了说客。——蒋介石的势利眼，真令人哭笑不得！

曹秀清办出境手续，想带一个儿子出国，还是被拒绝了。另外在手续上，还得有两个比杜聿明地位高的人连保，方可放行。期限还规定是六个月，期满可延长六个月，逾期不归，反正你有二子二女在台，大家有得瞧！曹秀清但求成行，一切已不计较。就这样的，说客曹秀清一名，获准离境。

曹秀清到美国后，住在女婿杨振宁家。她的第一件举动，就是把回程的飞机票退掉了，同时把退回来的钱，汇给了她在台湾的二儿子杜致勇，以补助杜致勇念大学的学费。（她临走时候，家中只剩下三千元，算是全部财产！）这一举动，显然有着初步的象征性意味。——她显然无意遵守六个月返台的秘密协定，她似乎不想再回来了！

曹秀清到美国后一年多，传来了杜聿明出狱的消息。曹秀清久冷的心又燃烧起来了，但她陷入很大的矛盾。她在大陆有丈夫，可是在台湾有四个儿女，她不能不替儿女设想，这一亲情的吸引力，对她构成拉锯战。在矛盾中，她有一次跑到了“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表示请代买飞机票，她打算回台湾！可是，大使馆方面居然说：“我们不相信杜将军的夫人没钱买飞机票！”——蒋介石官吏的可恶与颟顸，竟一至于此！

经过年复一年的内心拉锯战，1963年，曹秀清终于回到了大陆，和十五年不见的出狱丈夫重聚。乱世情鸳，丈夫五十八岁、太太五十九岁，两人一起辛苦成巢，做饭、洗衣、参观、访友，小日子过得倒也写意。杜聿明还为她做过几件衣服。曹秀清说：共产党把她丈夫的脾气也改造好了，他这个带兵打仗的，从前脾气可大了！

曹秀清刚回大陆的时候，中共给杜聿明的身份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专员。她回去的第二年（1964），杜聿明就当上了人大代表、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得到这种任命后，杜聿明写信给他黄埔时代的老师周恩来，表达他的百感交集。再过七年（1971），杨振宁回到了中国。又过了一年（1972），美国总统尼克松（Nixon）、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杜聿明且应邀参加了两度国宴。曹秀清感慨说：我丈夫吃的是国民党的苦，享的是共产党的福。——以一个战犯，最后能有如此“上”场，人间浮沉的离奇，真是不可思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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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门不准出

1980年11月，杜聿明七十五岁，他当年为国民党打天下，失去了一个肾，如今另一个肾支持不住了。他住进医院里。在医院里拖了半年，1981年5月7日，他终于死去，死前以不能重见在台湾的四个儿女为恨。他最后说，若生不能见，死后儿女能来奔丧，也是好的。可是，在他死后，这一最后希望，也被无情的国民党粉碎。——国民党不准他在台湾的儿女出境，什么生见最后一面、什么死后奔丧，都成泡影了！

国民党在台湾，把杜聿明家属当人质，历史是悠久的。其中受害最大的，是杜聿明的二儿子杜致勇和三儿子杜致严。在曹秀清去美不归后，杜家兄弟的处境也就益发艰难。不能出境不必说，即使是基本生活与职业也备受干扰。杜致严辍了学，去开计程车；杜致勇力争上游，所受干扰尤多！找任何职业，都被“安全考虑”；甚至把房子出租，房客都要被管区警察半夜查户口。杜聿明黄埔一期的老同学黄杰等人虽然走红，可是无情与冷眼都是一样的，一点也不肯帮忙。最后逼得杜致勇放弃土木工程专家的职业，学非所用，为保龄球钻指孔终老。杜家的二女儿杜致义、三女儿杜致廉在台湾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她们嫁了人，连下一代出境，都遭到麻烦。大小姐杜致礼早年留美，嫁给杨振宁，算是早脱了樊笼的，不过1952年返台那一次，就被蒋介石扣留过。其中经过，1972年7月1日，香港《春秋》杂志有《杨振宁、杜致礼闪电结婚记往》一文，曾有报导。由这个例子看起来，蒋介石对扣留人质，是多么感到兴趣。他这种残忍的心态，说穿了，其实是一种病。

为什么是病呢？因为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他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作英雄般的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教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

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职此之故，纵使他的手下，为他卖命多年、受苦多年、家破人亡多年，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手下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难道还不够吗？答案是还不够！手下被敌人惩罚后，难道还要被自己人惩罚吗？答案是还要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他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之苦、无情之烈，竟一至于此！

杜聿明是“天子门生”，他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但是，杜聿明对蒋介石以及所有逃到台湾的师长同学，他是洵无愧色的：没有我在前线殊死战，你们能在后方开小差吗？没有我在大陆十多年牢狱之灾，你们能在台湾享三十多年清福吗？你们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革命军人，你们在台湾庆祝全家福之余，又有何脸面，苛责我家破人亡的杜聿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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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显然的，杜聿明在大陆，经过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十多年的沉思默察、十多年的反省比较，他真的有了觉悟——巨大的觉悟、根本的觉悟。他真的从内心深处，忏悔了他青年时代跟蒋介石那一段日子，他真的“觉今是而昨非”、真的抛弃了他那流血流汗误造的旧中国！

1973年9月，杨振宁路过香港，谈到他对岳父杜聿明的观感说：

杜先生给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他对于新中国在历史上的意义，有很深刻的了解、有很坚定的信心。这在一切方面都流露出来。他跟我们谈到在旧中国的情形。杜先生过去在国民党中，是负有重要任务的人物，我想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对于旧中国的一些问题——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深刻的了解。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今天对新中国的成就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杜聿明如此，杜聿明的太太其实更是如此。曹秀清年轻时，本来就做过共产党，认同问题，她比杜聿明方便得多。在她回到大陆后，她与丈夫共度了十七年的岁月，直到丈夫死去。——大陆是她真正认同的地方，她从美国回大陆，随身携带的是大儿子的骨灰，她自己不但要生还故土，连大儿子也要归葬中原了！

杜聿明1981年死后，国民党又来了，认为曹秀清在大陆已无亲人，四个儿女都在台湾，大可把老太太统战回来。于是，国民党同意杜致义、杜致勇、杜致廉出境，目标：香港；命令：统战杜老太！

1982年，八十岁的曹秀清到了香港。她在香港和阔别二十多年的子女相会，但不肯回台湾。1983年，大家又重在香港聚首，曹秀清还是没有归意。1984年，她再来香港，等子女，未及见面，就病死在那儿。杜家姐弟的奉母心愿，空留余憾；国民党的统战杜老太计划，也随一纸公文（七三勇局字第一八九零号）付诸东流。——老太太“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她恨透了蒋家天下，她再也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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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度带骨灰，白头誓不归

■整个的杜家故事，太离奇了！太精采了！它才是真正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典型故事，那么起伏、那么动魄、那么转折多变、那么将往复旋。你能想像杜老太太从美国回大陆那段人生旅程吗？随身携带的是大儿子的骨灰、自杀以去的大儿子的骨灰，她老人家是什么心情呢？“国破家亡”四个字，对她不是文学字眼，而是自己一生的诠释，他们满门受害，最后回归重新界定的祖国，离别其他在世的子女、找回自己多年失散的丈夫，你能想像出来她的心情吗？什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知道的太皮毛了。

□杜老太太随身携带大儿子的骨灰，那一画面，使我想起龙应台大费笔墨谈到的长春。龙应台只谈到长春“浩劫时”那一段，却对“浩劫后”一无所知，她当然更不知道“长春人物”的骨灰，被战友携回大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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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长春

■又见长春？长春还没完？

□怎么会完？龙应台只谈“现象”，其实也只是前一半的前半截的现象，长春的后一半可多着哩，那就是“秋后算帐”。蒋介石一路歧视杂牌军，但守长春的一半军队就是被他歧视的六十军，最后那边的六十军起义了，防线出了大缺口，这边的新一军也守城无望了。新七军本是孙立人的老班底，他们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听凭放下武器的长官解甲归田、不对军官及眷属搜身、不没收私人物品。新七军的长官主要是军长李鸿、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一一三团团长曾长云。

1950年，孙立人奉蒋介石之命，接李鸿等人来台。李鸿在1950年3月底抵达香港，携在东北作战时再娶的妻子马真一及岳母和一个女儿来台。夫妻不久即被捕。马真一在吉林师范学校学音乐，受过高等教育，成了被罗织入狱的罪名。蒋介石认为从沦陷区逃难出来的女性知识分子必定都装了共匪的思想，用刑都比教育程度低的妇女来得重。马真一当时已怀身孕，李鸿家里的岳母和幼女被官方人员赶出原住宅，改住到一间很简陋的房子。在牢狱里，李鸿被用酷刑坐“老虎凳”，双脚几乎残废。长期秘密隔离侦讯后，难友们可以讲话时，李鸿要靠难友扶助，才能进行简单的复健，慢慢步行。李鸿夫妻关在相同的地方、不同的牢房，无法见面。直到长期秘密隔离侦讯后，移送到桃园保密局监狱，夫妻才能在经过彼此的牢房门口时匆匆打个照面。马真一即将临盆时，送到监狱一间空房里产下一子，此子陪同坐牢七年半，可算是最小的囚犯了。至于李鸿一干人犯，个个坐满二十五年牢，连张起诉书都没有，沉冤三十八年，无人知晓，直到我请曾心仪担纲，明察暗访，才得知真相。1988年，曾心仪在《最后的活口——彭克立将军携曾长云骨灰返乡》写道：

李鸿将军自去年在家里中风后就不能讲话，面对亲友只能用点头、摇头来表达简单的意识。

陈鸣人、曾长云于数年前先后病逝。四人之中，彭克立老将军以七十九岁高龄，还保持清楚的意识，能行走，能与人交谈。

笔者跟随李敖做《孙立人研究》专书工作，其中采访工作是多方面同时进行。当笔者得知彭克立将军的住处时，同时听说他可能近日内就要回湖南长沙老家探亲，谈到他的人几乎都认为他此行不会再回台湾。为做“孙案”采访，南北奔走。从台湾北赶到台湾南，听到关于彭克立的一点线索，又急急从台湾最南端赶回台北。真担心到达台北时，彭老先生已经搭飞机告别台湾，不再归来！所幸，笔者终于能在彭克立返乡之前与他见面数次。彭克立的谈话虽然相当保留，但他亦坦然回答了一些关键性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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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院的彭克立将军

曾心仪又写道：

曾长云与彭克立两人是只身来台，从被收押后，就一直在一起。头几年，同案的人不能见面、交谈，直到被移送到龙潭保密局后，白天大家在庭院里可以见面、谈话。1975年被释放后，官方安排曾长云、彭克立一起住进台北市立广慈博爱院中和敬老所。陈鸣人的住处离中和敬老所不远。陈鸣人生前，常从家里走到中和敬老所和两位老难友闲聊。三位老人在中和市圆通路这里消磨他们的晚年。陈鸣人、曾长云在出狱后不为世人所知、静默地在病魔摧残中活了十多年，先后病死。

曾长云的晚景非常凄惨。他患有眼疾、心脏病，还有其他各种毛病。眼疾开刀前，视力已经很弱，几乎失明。开刀后，视力情况一度好转，他就从医院搬回中和敬老所。不多久，又因眼疾病况转坏以及其他毛病常往医院跑。后来，眼睛全瞎了，使他极为惊恐，引起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北市立仁爱医院。这一去，就没有再回到中和敬老所。1985年7月12日，他在医院病床上，孤独地在黑暗中消失最后的生息。彭克立在他去世前一天曾去看他，对他说隔天再来。彭克立再到医院病房时，才知他已死了，遗体移送到民权东路台北市立殡仪馆。彭克立为曾长云料理后事。曾长云遗体火化后，骨灰罈放在台北市善导寺。彭克立申请返乡探亲，他一边等着香港的签证，一边忙着办理手续将曾长云的骨灰带回湖南老家。彭克立年老体弱，装盛骨灰的大理石罈对他来说是很重的负担。他后来改用木盒装盛骨灰，这样提起来就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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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心仪的动人文字

彭克立的“台湾之行”可真干脆，1950年，来台，两个月后入狱；二十五年后，1975年出狱，入老人院；七十九岁，离台、带着老战友老难友的骨灰离台。曾心仪写彭大将军：

矮小衰弱，背部微驼。他背脊长骨刺，会痛。有风湿病，视力极差。他说，身上还有很多毛病。他走路时，有点摇摆不稳，即使他手持手杖，我也十分担心他会跌倒。他的身体看来是太衰老了，我实在很担心如果跌倒，骨头会散掉。

我和他谈话，觉得他思路清楚，反应尚灵活。有些年轻人在思考和反应上，显得比他还迷糊多了！我不确知，他对很多事，人、地、名，记得颇清楚，是他的记忆力好呢？还是经过多年侦讯造成几乎可以背出很多事来？或是因为他的时间大都在牢狱中度过，因而把精力和记忆都花在那些过去的事情上？

中和敬老所每个房间里，放了几张双层床。曾长云生前的睡铺，现在住着一位讲台语的老人。语言不通，对老人们来讲，似乎不成为很大的问题。老人家彼此谈话的机会并不多。我虽然很想和彭克立及其他老人多谈谈，但是他们谈话总是简短得一句、一句，谈话似乎会使得他们虚弱的身体容易疲劳，因此我也不太想干扰他们。

彭克立的睡铺离曾长云的睡铺隔了两间房间。双层床的下层睡觉，上层摆个人的用品。每个睡铺、每个房间都显得拥挤、杂乱。似乎，每位老人毕生的随身物就只有这些简陋、陈旧、简单的东西……

我用生硬的台语和现在睡曾是曾长云睡铺的老先生交谈。他对我的语言似懂非懂，我原担心他或是有其他路过的老人阻止我拍照。使我惊讶的是，看见我照相的老人几乎都没有反应。仿彿，他们的悲欢喜怒感情已经沉落到生命的底层。

彭克立曾为香港签证迟迟未发下来而显得焦虑。他能否顺利出境，显然对我们的谈话有影响，也影响到他对透露他与李鸿等四人案的内情。当我得知他即将启程时，我去见他，向他道贺就要看到三十八年未见面的两个女儿（他的妻子于数年前在老家病逝）。我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喜悦。他是李鸿等四人案中唯一活着能说话的人，却在离开台湾前没有为公开本案内情稍微再尽一点力。他告诉我，辅导员和另外两个人将开车送他到桃园国际机场搭飞机。我怀念和他谈话、相处的每一分秒。本文写作过程中，得知他已抵达湖南老家。在我为《孙立人研究》做采访工作中，彭老先生已是一位相当友善的受访者；虽然，他也像多数“孙案”受害人一样，仍有疑惧、有自我封闭的倾向。采访“孙案”所接触到的事实，以及采访工作所遭遇的困难和压力，在在都显示出：我们都是在这个腐败大环境里生活。是什么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可贵的情和义？是什么使感情自然流露变得困难、不自然，要抗拒看不见、无比的压力？我每想到彭克立要经过刻意安排，假装在火车站巧遇孙将军，用这种方式才能见到老长官；每想到两位老将军在人群熙攘、有着监视人员随侍的情况下见面，就忍不住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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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行矣！

■曾心仪的文字好动人。

□好动人。她是江西人，在台湾是外省第二代。在党外时代，她永远跑第一线。党外被民进党偷走后，曾心仪的功劳被遗忘了。十多年前我碰到她，她在画画，我买了一幅她的画。二零一零年九月孙立人纪念馆开幕，胡志强约我到台中做演讲，我还公开称道了曾心仪，在座的一些老人还记得她。

■曾心仪的采访功力，很了不起。

□曾心仪具备成功的采访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机警，看她的另一段：

我第二次去中和敬老所看彭老先生时，他告诉我，所里的辅导员知道我。我没问彭老先生，那位辅导员怎么会知道我。我很想拍摄曾长云生前的睡铺，以及彭克立的睡铺，我请彭老先生帮忙我向他的室友们征求同意。彭老先生却说：

“要问问辅导员。”

我急忙拉住他说：

“不要问辅导员。问了，就拍不成了。”

这就是机警。

不过，彭克立似乎逃不过无所不在的“辅导员”。他临行前，到我家拜访我，我私下塞了一把钱送他，他也收下了。可是，他登机前夜，却托曾心仪把钱奉还了，理由是：“辅导员说不要收李先生的钱。”

彭克立回大陆后，与两个女儿合照一帧，寄来给我，那该是我最后一次得到他的讯息。

将军行矣！

这是长春故事、真正的长春故事、完整的长春故事。蒋介石祸国殃民后，又错误的派军守孤城，最后万骨枯了、一将功也败了。天真的“彭大将军”们爱国爱到台湾来，多样刑求、二十五年的黑狱在等他们。没有李敖和曾心仪，他们的故事永远被埋没，但是，有了李敖和曾心仪又怎样呢？《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照样抹杀了一切。

龙局长啊，“请用文明先说服我”，你的文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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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祥症”外一章

■整个的长春悲剧，系于蒋介石一念，那一念就是要求别人去做文天祥，这是蒋介石的“天祥症”，你没打死，反倒被俘了，这是不行的。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不也被俘了吗？俘虏他的孙铭九，晚年由陈平景转资料给我，详述始末呢。

■“蒋天祥”例外啊。并且，若论守城该殉死，他蒋介石可两次从南京逃掉呢，还向人吹胡子瞪眼呢。

□由“天祥症”，使我想起一个胡子笑话。1991年4月13日，华视晨间新闻报导，老兵王贯英说，他随政府迁台，就留下胡子，声言共匪一日不灭，他一日不去此胡，并定名此胡为“反共纪念胡”，我一边吃早餐一边看到，哈哈大笑。我想到一个绝妙的对比。前面提到国民党老将刘峙，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时，蒋介石派他做总司令，但真正实权却不给他，只是暗示他最好做一次文天祥，以给屡打屡败的国民党冲冲喜。刘峙心知肚明难逃一死，也就打电报向蒋介石表示：我不会辱及我的乡先贤文信国公，请放心。蒋介石大喜，乃进行此一“文天祥计划”。一、先由刘峙的三个旧部——剿总办公室少将副主任麻安邦、上校附员戴以道、第二处上校科长周英，暗中做了准备，到时把刘峙干掉，不让庐陵文天祥专美于前。二、后来蒋介石计划改变，把刘峙调到蚌埠，但只留一个团给他。蚌埠是最前线，照一般作战原则，是高级司令部先行后移，而这次恰恰相反，蒋介石等于是叫总司令担任前哨，一个团当然挡不住共匪，共匪来时，文天祥唾手可得矣！

不料刘峙是“福将”，他虽在最前线，但共匪不屑打他，结果文天祥没做成，老命一条，捡回来了。蒋介石气得不要他来台湾，他也不敢去见蒋介石，只好流亡到南洋，去教“高小六年级的国文、地理课”了。

刘峙晚年写《我的回忆》，有这样一段，写他孤悬蚌埠时，“铁路常断，飞机已去，交通工具缺乏，我们等了很久，可是匪又不来；所以才留下这一条早已由光辉而趋于黯淡的生命，到今天来写这篇简略的回忆录，实在感慨万端！我前面说过：‘真正的生命，是建筑在生命的价值上。’而今国家如此，偷生何益？一个革命军人，纵使曾立大功，而不能马革裹尸，到头来还难于自寻死所，其悲痛可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于民国三十八年1月20日撤销。我调到总统府任战略顾问，从民国三十八年1月23日起，为记着此一奇耻大辱，我决定从此剃须，不消灭共匪誓不再留。而今十七年了，每对镜自照，嘴上还是光光的，这一份怅惘的心情，诚非笔墨所能形容……”从此直到刘峙死去，他再没有留胡子了。

■老兵王贯英留胡以示反共抗俄；老将刘峙去胡以示反共抗俄，这一对比，岂不太有趣了吗？《三国演义》曹孟德在战场上“割须断袍”，所有动作，是为作战；但国民党将士所有动作，却在战败之后，赌气跟自己过不去，古今对比，亦别有奇趣。当然，国民党上将割须也好、老兵留胡也罢，多少还表示他们有所知耻。而那祸首蒋介石呢，却若无其事，仗打败了，还吹胡子瞪眼呢！

□上将割须，老兵留胡，反共纪念，其惭何如！看了龙应台的书，我想起龙爸爸，不知在他英勇的自传里，有否有关自己的陈述。龙应台说她爸爸看京戏《四郎探母》时泣不可仰，四郎可是留胡子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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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

■“1949”，蒋介石表面上引退，事实上仍旧一把抓，这种动作，大家都看在眼里，没人敢公开讲话，可是有一个人忍不住了，就是老报人龚德柏。“1949”，一篇轰动全国的文章出现了，龚德柏写的《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龚德柏外号“龚大炮”，湖南泸溪人，生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他是中国最有个性的老报人。在家乡念书的时候，因揭发校方内幕，被开除；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反对日本风潮，又被开除。他很早就从事新闻工作，一生所办报刊，有《国民外交杂志》、《东方时报》、《中美通讯》、《世界日报》、《大同晚报》、《革命军日报》、《申报》、《救国晚报》、《救国日报》。勇气之大、笔锋之锐，中国报人中无出其右。他办报树敌，家常便饭。1947年，他在《救国日报》上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写文章标题《反对孙科当副总统》，惹起广东代表和亲孙人士的公愤，他们在上将张发奎、薛岳带领下，纠合国大代表一百多人，乘坐国民大会交通车，浩浩荡荡，直奔《救国日报》社，予以捣毁。——全世界报社被捣毁，竞由上将级军头带队、中央级民意代表参加，如此风光，龚德柏可谓千古一人也！

□龚德柏真是千古一人。办报树敌，树到副总统候选人头上，还不稀奇。他还树到第一当政者的头上。1924他写《亡满蒙者段祺瑞也》；“1949”他写《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都惹来入狱之祸。他一生为办报，八次被捕，最后一次开罪蒋介石，为期最长，表面上理由是“在陆军大学演讲，公开毁谤政府”，骨子里原因是这篇文章。他在1950年3月8日被秘密逮捕后，妻儿不知其所在、朋友不知其所往，消息全无，云深不知处。这样拖了五年，老婆儿子，都从没见过他一面，老婆急到把头发秃成光顶，一家大小，啼饥号寒。到了1955年4月5日，蒋介石始在《在国父纪念月会中讲述保障人权及言论自由问题》时，提到这一老政治犯，说龚德柏交付感化后，“乃迭据感训所长报告，龚德柏在所毫无悔改之意，种种荒谬言论，均存有记录可查，治安机关检核感训考核报告，其思想言论，尚无悔悟，故迄今尚在继续感化之中。”这一“继续感化”，前后拖了七年，龚德柏六十七岁了，仍然“豪无悔改之意”，国民党毫无办法。最后，只好放他出来，还给他补上了国大代表。他在一九八零年死去，活了九十岁。国民党幸亏有眼光、识时务，及早把这老顽固放出来，否则“感化”到九十岁，仍不悔改，不但累死人，也丢死人了。

■你跟龚德柏见过吗？

□我在法院旁听打官司，见过龚德柏，但从没讲过话，他生前死后，都不知道我是他的“贵人”。他生前出版《愚人愚话》、《也是愚话》、《又是愚话》、《还是愚话》，都和我在文星书店的推动有关。不过，龚德柏一生最精采的著作，乃是他晚年偷偷写的《中日战争史》，书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出版。在他死后，我得到这部书的稿本，发表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陆续为他流传于世。龚德柏除《中日战争史》外，另有秘密回忆录一册，写他狱中见闻，也不能出版。稿本最后落到我手里，给它全文发表了，我把它标题作《蒋介石黑狱亲历记》，精采极了。我们不谈“1949”则已，要谈“1949”，“1949”年这样令人顶礼的文章和作者，怎可忽略？可是龙应台一片陌生，关键的不谈，反在某些小事上蜻蜓点水，小哉龙应台也！

“1949”除了《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外，同年年底，12月28日，龚德柏那篇《新国难之由来》演讲，直指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为反蒋演讲做了广陵散，也是他入狱以至死去的安魂曲，这么重要的“1949”的光芒人物、重要文献，龙应台只字不提，这是什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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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德柏亲历的黑狱

■龚德柏的黑狱坐了七年，他抗战有功，得过胜利勋章的。

□有功又怎样？李鸿他们有功到国际去了，英国给过他们勋章呢，还不照关不误。

■龚德柏和李鸿他们，都被关在钦定的“锦衣卫”，龚德柏是能文之士，他追忆出许多细部黑暗，一定都写出来了。

□真的，都写出来了，像他写《保密局的酷刑》：

我须将保密局的酷刑先行叙述。盖以后每一案件，几与酷刑均有关系也。他们第一件酷刑叫“老虎凳”，即一很坚固之长板凳。每捕来一人，若觉其重要，或有证据证明其重要，则先上“老虎凳”。其法将受刑者之头用带紧紧束住，再绑在“老虎凳”之将军柱上，使其不能动摇。其次将腿部平放在凳子上，两脚向前。若这样绑后，尚未使他们获得所需要的供词，则用砖一块，放在脚下，使脚向上，而脚后之筋为之延长，使人非常痛苦。若仍不招供，则再加一砖。至此，任何人均无法忍受，非招供不可。若再不招，则用大棒重打腿部前方（从前官家打屁股，系用小板打后方，与保密局所打处完全相反）。不论任何铁汉，只要一棒，无不鬼哭狼号。但有被打数十棒而不招供者。被打过的人，两腿均成黑色，不但不能行路，即解小便亦非常费力，因为身体上的机关均发生障碍而失灵了。我在最初数月内，亲眼看见这种被打的人在百人左右。或系同号，或见其由门前抬过。与我同号而被打最惨的一人，则为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刘被打七小时（中间当然有停打的时候），三十九年五月二号晚九时上老虎凳，至次日上午四时，始抬至我住的四号。看守将门打开，刘即倒入室内，动弹不得。他占了我的地位，我只得坐以待旦，由次早起，刘大小便均是我同一共党施姓，抬之出入。刘之狼狈情形，使人为之可怜。

刘是福建人，上海震旦大学毕业，法国留学生，为电机工程专家。他之被捕，系他儿子由匪区来函，嘱他保留台湾电力公司的一切财产，不要破坏，以便共党攻下台湾后接收。这函被检查人员检得了，为之照相，仍将原信交刘，看刘如何处置。刘得函后，并未呈报政府，保密局认他通匪，遂将刘逮捕。

在南所大约四五天工夫，刘出了南所。我们以为他获释了，为之庆幸。但他并非获释，而是转至武昌街一段八十八号，即台北市警察局对面监狱（现已废止）拘禁，六月十三日即枪毙。较吴石之枪毙仅后数天。刘可说是无妄之灾。

另一被打得最惨的，则为前长春警备司令新七军军长李鸿，李住三号，与四号正对面，故我目击得很清楚。其余如吴石案中被牵连之陆军中将陈宝苍，虽被打得最厉害，但不如刘李二人之狼狈，则为次等了。

上老虎凳后，又被打数十或二三百，尚不肯招供之人，则连老虎凳在身，一齐吊在空中，这叫“坐飞机”。受到这种刑法的人，比较少些。我问过房间之人，只有警官学校教官吴星全（发音如此），他坐过飞机后两只手完全不能动弹，吃饭、大小便都要别人帮忙。经过月余，左手渐渐能动作，于是用左手吃饭，把饭碗摆在地板上，人俯在地上，照狗那样吃。不过多一只左手，能把饭送入口中而已。

龚德柏追忆提到李鸿等人的案子，他写道：

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四人，迄五十一年十月我记述此事时止，仍在桃园监狱，既不判刑，亦不释放，仍坐无罪之牢。因为李等四人，既不是匪谍，也不犯他种罪过，保密局已完全清楚。因为酷刑逼供无效，诱骗与严刑逼其部属，使诬供李等是匪谍亦无效；甚至保密局同志潘德辉、吴颂阳二人，系由保密局派至李鸿军中做情报者，亦不肯诬供李鸿等是匪谍。保密局曾调潘吴两人至南所，派人与他们情商说：“请你帮帮忙，供述李等是匪谍，局方也好结束该案，你也有升赏。”但潘吴二人（不同时审问）则一致答称：“我凭良心，实在不知李等是匪谍。若昧良心说话，天理难容。”于是诱供骗供，方法用尽，仍无结果。

直到1975年蒋介石死了，蒋经国宣布减刑，李鸿等四人列入开释名单，要放人了，总要有个罪名、有个刑期，这时才发给他们判决书。罪名是“阴谋颠覆、进行策反”，判处无期徒刑。但因他们已经坐了二十五年牢，又获减刑，所以，才活出牢门。而不肯诬攀他们的潘德辉、吴颂阳各判七年，罪名是“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早已出狱。潘德辉出狱后还来拜访过我，他说他太太受到拶指的刑求，也被关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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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碰到李敖

■龚德柏真是有心人、有心报复的人，他真了不起，留下了这本书，最后幸亏碰到李敖，由你成全了他。

□龚德柏秘密写下他当年坐牢的心境：

我已做长期坐牢的决心，我决定与蒋氏竞争寿命的长短……只恐我的死不为世人所知，则未免使死我者太占便宜。所以还希望活着出牢门，把我的故事与牢中离奇古怪的事，告诉世人。因为世人只知道有特务，但特务有这等牢狱，使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牢狱亦为之减色。中国在牢狱进步方面，竟能占世界极权国家的第一位，世间殊少有人知道。欲为之记录以传于世，不但是我的希望，而且也是一切“享受”其牢狱风味的人一致的希望。所以我对于这种任务认为责无旁贷。

1957年2月18日，龚德柏一出狱返家，立刻埋头开写：

我于（1957年）2月18日晚七时回到家中，但新闻界仍不知道，我乃在走到台北之前，在家中记述我牢中七年之经过，以免我再遭事变，可以使从前七年之经过不被湮没。这等于珍珠港事变后的美国，不能不加以防范也。这项记述完成后，即保存于最安全而政治魔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以后我虽会仓卒遇难，这项记述自会与世人见面。我现在发表的这本小书，就是那时所记；五十一年（1962年）10月加以补充；五十八年12月略微修改者。我相信这本小书颇有历史价值。

“这本小书”写成后，就“失踪”了，龚德柏乐观的说“自会与世人见面”，实际上，那是三十四年（1991）以后的奇遇了，这三十四年间，蒋介石先死了，八十九岁，1975；五年后，“竞争寿命的长短”的龚德柏也死了，九十岁，1980。可是天下还是蒋家的，“这本小书”，仍然杳如黄鹤。直到龚德柏死后十年（1990），与他有同牢之雅的国民党大特务乔家才将军到我家来，才心照不宣的塞给我一部稿本，原来就是龚德柏这部黑狱亡魂的记录！龚德柏生前“自会与世人见面”的心血，三十三年后若不阴错阳差落到我手里，不知湮没到何年何月了。如果乔家才将军没把书稿塞给我，这部书稿，也可能“没世而不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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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知道的监牢

■这些都是“1949”啊，可惜龙应台不知道。

□龙应台只要用点功，就可以知道，因为我早在白色恐怖尾声，就给掀出来了。

■到了白色恐怖尾声，老一辈的政治受难者才松动了？

□可以这么说。乔家才将军到我家的时候，同时塞给我另一部稿本，原来是他本人的黑狱亡魂记录。乔家才黄埔四期出身、是蒋介石在华北的特务头子、军统局北平站站长。1948年7月1日，军统局局长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蒋介石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蒋介石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可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而乔家才死里逃生，还得力于蒋介石神来九字御批：“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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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部秘密稿本

■乔家才将军本人的黑狱亡魂记录，你又给发表了？

□当然，这不正是我干的事吗？乔家才将军出狱后，前后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书，包括《关山烟尘记》、《铁血精忠传》、《戴笠和他的同志》、《海隅丛谈》、《为历史作证》等书，对他传奇的身世与交游，做了不少透露。可是，唯独这九年的黑狱内幕，却写而不印、不愿发表。理由是：“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微妙的，他“不愿发表”，却暗中塞给李敖，这不等于把一条鱼一言不发塞给一头猫吗？我收到后，就以《乔家才入狱记》为名，一字不漏的发表了。

■他的反应？

□据谷正文将军告诉我，发表后，乔家才的老朋友们假惺惺的说：“你怎么被李敖利用了啊？”乔家才假惺惺的答道：“李敖不够朋友呀！”我听了大笑。谷正文告诉我：乔家才坐牢后期，毛人凤以关人无名，有缓和之意。毛人凤告诉谷正文：如果你这位山西老乡答应出狱后不追究不骂我毛人凤，我就放他出来。可是，当谷正文去跟乔家才商量的时候，这个硬汉一口拒绝。谷正文说：“最后毛人凤死了，我们请他出狱，他还发脾气不出来呢！我们没办法，只好把他抬了出来。”谷正文一边说一边笑。乔家才是硬汉，但他的硬度，在《乔家才入狱记》发表时无以自解，就假装怪起李敖来了。这一心态，使我想起小女儿“李谌怪菲佣”故事。李谌没做功课在看电视，我问：“你为什么看起电视来了？”她生气说：“我们家的菲佣好坏啊，她老是把电视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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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白描

■《乔家才入狱记》一定有“1949”吧？

□不但“1949”，才真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呢，因为乔家才在中国大陆上经过大风大浪的，见过“大江大海”的。看看他书里的几个片段吧：如他写一生被抄家三次，先后是“（军阀的）山西宪兵、日本人、国民党（自己人）：

二十一年参加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工作，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二十四年在太原被山西宪兵逮捕，钉上脚镣，关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没有抄到什么证据，几乎丧命。二十八年10月24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后来吞金自刎，都没有死成功。我先一个星期离开北平，离开家，倖免于难。哪里料到，现在会被保密局局长捉起来，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戴雨农先生所谓“同志如手足“的精神是怎么样！

他感慨革命的下场：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什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他白描了黑狱的种种：

一、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二、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有几十人关进来，我们牢房里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岁刚出头。有一位很英俊，戴着脚镣，脚镣太短，迈不开步子，走路必须跳着走。

三、这里关了三四个月，度过三十八年的新年。因为不能看报，大陆上的情形一点也不清楚。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又是两个人铐在一起，各人提着自己的东西，离开这里，徒步走了十多分钟，到达中山堂隔壁、警察局背后、武昌街靠近中华路的一栋矮楼上。楼的北端，隔出一大间统舱，里面已经关着三十多人，是新从大陆来的，（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先生也在里面，（牢房轮转）我们是第三次碰头。

四、这一大间新建的牢房，木栅门非常特别，半腰开了个两尺见方的洞门。通过这个洞门，必须先抬高一条腿，迈过去以后，再把身体钻过去，最后把另外一条腿带过来。我们加入，成了四十多人，中间还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女人，靠近牢门，放着一只马桶，男女共用，无遮无拦。人类的尊严、民族的道德，给毛局长一扫而光。

五、过了几个星期，在楼房的南端又隔出三间较小的牢房，我们一部分人迁移过去。不久吴景中兄也来了，关进另外一间，他好像很恐惧，看都不敢看我们一眼。大陆一天比一天恶劣，可能已经丢掉，囚犯却不能丢，一批接着一批，运来台湾。

六、这座监牢是日本人造的，非常坚固，水泥墙，地板下面是空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不潮湿，木门很厚。一人高的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三根铁柱，罩以铜丝网。每间牢房大小一样，不到三个榻榻米。到了三十九年，牢房生意兴隆，新客大量涌进……一间挤到十五人，莫说不能躺着睡觉，坐都要挤着坐。夜以继日坐着，成了名副其实的“坐牢”。

七、在牢房里，夜阑人静的时候，偶尔可以听到前面审讯囚犯用刑的惨叫声，动人心弦。有位空军军官，高高个子，留着小八字胡子，据说是一位高空氧气专家。有天提出去审讯，一会儿两个看守搀进来，塞进牢房，两腿垂在门外，人已经死了。那间牢房，正在我们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后来弄进一个棺材，放在我们牢房后面。因为人高棺材短，装不进去，有个看守在他肚子上用力一踩，塞进去了，横着从后门抬出去。

八、另外一位浙江人何震，是位警官……来台后也被关起来，罪名是称呼总统“老蒋”……关着，他肚子痛、胃溃疡，整天喊叫，后来成了精神病，不再喊肚痛，散步时在院子里大摇大摆，高喊打倒包庇匪谍的×××，看守对他毫无办法。

九、坐牢坐到四十三年（1954）3月31日，屈指一算，转瞬两千一百天了。坐牢以前，我正是壮年，经过两千一百天煎熬的岁月，眼睛花了、耳朵聋了、头发也苍白了。感慨万千，题诗一首：

卅年革命有何求？

国破家亡两重忧，

牢里二千一百日，

大觉醒来已白头。

多么你不知道的“1949”啊！多少粗枝、多少细叶、多少大事、多少小节，龙应台啊，你太小化了“1949”！你太小看了“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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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知道的血祭

■看来龙应台书的封面书腰上写的：“一本书改变一个时代”，“酝酿十年，行走万里／跨三大洋五大洲，从松花江到巴士海峡／闭关四百天，一出航波涛壮阔／龙应台让人最震撼、最心疼的作品”等等，都是坐井观天了。

□如果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样大题目，先天缺乏临场感、后天缺乏史料训练与功力，再“酝酿十年”、再“行走万里”、再“闭关四百天”，也是井底的动物。

■你是说白忙了一场。

□不是白忙，是瞎忙吧。

■看到你谈“1949”，你的训练与功力都是斑斑级的，血泪斑斑、血证斑斑，并且，每一事件，你都伙同着有当事人出现，难道你没有纯就史料发挥出来的人与事吗？

□当然也有，有时当事人全不见了，就只好从史料上重建，从一堆枯骨上重建天马行空。

■例如？

□例如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将军，他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被无知的龙应台无知掉的项目之一。为什么呢？乔家才将军来台湾，是被蒋介石铐来的，杨虎城将军呢？铐都免铐了，台湾你别来了，在大陆就先把你灭门了。并且，这一灭门，还不止于对杨虎城一家人，除了杨虎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还灭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还灭到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一一都被乱刀扎死。这些细节，我见不到当事人了，我根据的是香港报刊登出的《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同乡。由于戴笠的介绍，1932年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1933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起，到1949年被俘，周养浩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1949”。“1949”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奉蒋介石之命，谋害杨虎城的案件。1949年9月6日，

杨虎城一行在周养浩及看管杨的军统特务队长张鹄等的押送下，分乘三部汽车，驶向重庆。

第一辆小汽车上坐的是周养浩；第二辆汽车是救护车，坐的是杨虎城及其儿子拯中，还有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第三辆汽车所乘坐的人最多，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丽芳、儿子振中、杨虎城夫人在狱中诞生的小女儿，以及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周养浩所乘的第一部车子开得特别快，黄昏过后已抵海棠溪。这时候由毛人凤派专人拦路转交一封亲笔信，嘱周养浩先回家休息，一切后事由来人接洽。毛人凤并已准备好渡轮，于是他们很快就过了江。周养浩立即回到了“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他自己的家里，等待消息。

十点钟过后，第二部汽车也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戴公祠”的时间是午夜十一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即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介石接见，另一方面等待到台湾的飞机。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他们走进了“戴公祠”。

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的骨灰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

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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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惨叫了一声：“爸！”

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将军倒下后不久，从贵阳来的第三辆汽车也到了“戴公祠”。这时除了杨将军的两位副官在过江后已被带往“戴公祠”坡下汽车间，宋绮云夫妇及两个无知小孩都先后下了车。本来毛人凤也想把阎继明和张醒民两位副官一起杀掉的，但是周养浩反对，他认为阎、张两人是无辜的，如果说他们对上司尽忠，那也是应该的，不是他们的过错。毛人凤勉强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车子过江以后，秘密把他们押往渣滓洞监狱。特务们哄骗他们说，毛人凤想要了解杨将军的生活情况，好向蒋介石汇报，所以要先见见他们两位。但是他们始终逃不了死亡的厄运，在后来的重庆大屠杀中，他们也都先后遇难，不能倖免。

再说宋绮云夫妇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下车之后，跟着就被刽子手带往一间警卫室。一进门口，两把早已等待在那儿的匕首，先把宋氏夫妇逼向墙角，在他们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时，利刃已刺进他们的躯体。这时候，两个本来正玩得开心的小孩，突然被这种可怕的局面吓住，他们不约而同的哭着跪在地上求饶，但是年幼无知的他们，又怎知道眼前是一批军统的刽子手呢？这时候，一名刽子手一个箭步向前，拿着利刃往小孩的背上插入，小孩哇的惨叫一声，往前扑倒在地上。

第二个小孩马上扑前去，正准备抱着自己的小伙伴，但是刽子手从后又是一刀。血，从孩子们的身上淌着，染红了地面。就这样，两个小孩也终于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短促的生命。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特务们埋入花园的一座花台里。刽子手们为了保守秘密，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而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小孩的尸体被埋在附近。这一天，是1949年9月6日午夜十二时半。杨虎城将军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杨虎城被残杀后两个多月（11月30日），国民党丢掉了重庆，当然也丢掉了他们的“戴公祠”。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12月1日），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

杨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对政治黑暗而参加革命；因参加革命而守死不变；因守死不变而为国民党稳住西北江山；因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长年坐牢后又惨死刀下。他在青年时代，有一首诗自誓：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最后，他一世男儿，凶死他乡，在大干一场后，付出了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国民党兵败山倒之时，仍不忘把他杀掉、把他十七岁小儿子杀掉、把他八岁小女儿杀掉，然后逃到台湾。

主凶周养浩呢？他被共产党抓到了，坐了二十年大牢，出狱以后，共产党让他去台湾，与儿女团聚，可是，台湾关起了大门，自己人也不许回来了，连他的儿女要去香港同老爸会面都不准，一代功狗，下场无限凄凉。如今，国民党在浪花尽处，已经离黄河日远，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烛照香熏，却是人们越来越近的血祭。有良知的中华儿女，必将永远不忘蒋介石和国民党干的下流事。有良知的中华儿女，必将永远不忘。可是，有一个人似乎忘了，她叫“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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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式错乱

杨虎城死后近六十年，一件怪事发生了，杨虎城在大陆的族人，竟写信给台湾的马英九，竟要国民党的马英九来平反杨虎城。多荒谬的想法啊，竟还把国民党这一烂团体当成某种正统呢，这显然是一种错乱。为什么要凶手为你平反呢？曾心仪有感于孙立人案的老将军的心态，有三段动人的话：

我怀疑，老将军所谓的“当局”能够找到最真确的方式达到恢复他们名誉的目的。

我怀疑发还没收的勋章、在涂白的空格里重新填上战史、恢复军职、复职补薪，是最高价值和最有意义的象征。

不干净的手摧残、夺取，再用不干净的手发还，值得肯定吗？在有限的生命里，当还能说话时，不说；那么，打开囚房的门又有什么自由的意义呢？

为杨虎城平反？我们岂不自囚了自己？

“1949”引发的错乱，太多了、太多了。

■我们看看1949年龙应台笔下败兵和流亡学生的一幕。豫衡中学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重新整队出发时，又失散几个学校；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链，珠子滚落不见……

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黄杰的兵团在前面砍荆棘开路，二四六团的士兵在后面掩护，中间夹着孩子们，疾疾行走。枪声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来，天崩地裂，战马惊起，冲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晒衣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炮火交织、血喷得满面，孩子在破碎的尸体中乱窜……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龙应台花了太多的生花之笔，写出“五千多个孩子”最后“剩下不到三百人”的故事，并写出国民党败军之将黄杰的“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就这些吗？龙应台一定发生了错乱，一定少写了什么。

□少写了什么？还是那个老缺陷，她少写了“原因”。也许龙应台程度不够，写不出“原因”，但她总可以反问一些问题吧？龙应台为什么不反问一下，为什么这“五千多个孩子”，要从河南往南跑到越南，为什么？什么动机值得他们这样冒险？什么暴政值得他们这样躲避？什么仇恨发生在“五千多个孩子”心里和身上？有必要这样子南逃吗？“五千个孩子”最后“剩下不到三百人”，偌大的牺牲、惨痛的代价，就是为了大人煽动的“反共”？龙应台啊，为什么不反问一下？为什么要这么错乱？为什么不问问，大人们在兵荒马乱之际，带着“五千多个孩子”，在洪流中流窜什么？所为何来？

■龙应台写道：

1953年6月10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

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这段故事，可有后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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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义与王光临

□王尚义跟我太熟了吧，他绝没想到，在他死后，竟成了我女儿李文博士的舅舅。王尚义台大一毕业即死去，肝癌死的，在台大医院，死在我眼前，那本《野鸽子的黄昏》还是他死后我找出版社帮他印的。不止一次，王尚义透露他向往的是大陆与祖国，这说明了一切。他糊里糊涂流亡到台湾来，但他清清醒醒的憧憬台湾以外的地方。而他的爸爸王光临先生，却是先期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河南省高干，到了台湾，沦落到做南港成德国民小学校长，但是煞气不脱，有一次为了李文的问题，与我在电话中吵起来，他的直接反应就是直斥我是共产党。他死前几年，海峡两岸通了，可以到家乡走走，别人都回去了，他不肯回去，人家告诉他：“共产党已经宣布既往不咎了，你怕什么？共产党还会杀你吗？”他回答得很凄楚，他说：“共产党不会杀我，但被我杀掉的那么多人，难免有家属找我算帐。”他的漂亮女儿王尚勤，就是李文的母亲告诉我：她的舅舅，也就是王光临的小舅子，都被姐夫当共产党给杀了。我笑着说：“那次电话里吵架，我就被王光临当作共产党过，幸亏台湾不是河南。”王尚勤听了大笑。

上面所说，都是龙应台绝不知道的后话，她还谈王尚义呢，我真要偷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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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局长知道多少“中国文化”？

■你的绝活之一是书读得真细，以致任何人写书做手脚，都难逃被你抓出来。例如，李登辉写《台湾的主张》，书中《对中国文化的省思》一节里，自谓“当时才二十几岁的我，也曾经详加研读这些书”。所谓“这些书”，原来只有四种，即胡适的《名教》、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不过，1928年胡适发表《名教》时，李登辉只有五岁，纵使是神童，似乎也难读得懂，若说“二十几岁后”才读，也很可疑，因为《名教》并没成为专书。不过，一个人有本领找到一二十年前的《新月杂志》，从中找到这篇《名教》来读，自当别论。至于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乃1945年3月31日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十批判书》乃1945年9月30日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已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前后，在日本军中做帝国陆军少尉的李登辉，恐怕难以读到。换句话说，“二十几岁”的李登辉，似无在日本看得到敌国大后方重庆这类出版品的可能。若说是在台大农经系时看到，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书，一般历史系的都难以卒读，农经系的越界前来，恐怕读不太懂吧？何况当时中文并不在行的。不过，神童例外。综合印象是：李登辉只读以上四种，就在书中“省思”贬抑起“中国文化”来，未免太离谱了。对比起马英九的文化局长龙应台呢？看来龙应台的“中国文化”，连这四种“书”都没得吹牛呢。

□这四种书，龙应台的主子马英九也靠边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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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的牛屄与鼠窃

■马英九的主子李登辉自谓还读过别的呢。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节里，李登辉又自谓：“我开始研读三民主义是在念高等学校的时候。当时日本的‘改造社’曾翻译《三民主义》，所以，我与三民主义的接触，是从日文版开始。而蒋介石总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也曾翻译成日文出版。这些书籍我在战前都已经读过。”查日本“改造文库”有金井宽三翻译的《三民主义》，时间是昭和四年，1929年，出版后十二年李登辉进高等学校，自谓读过《三民主义》日译本，似有可能，但他既定时在“战前都已读过”，则与事实不符，因为根据书中《李登辉先生年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乃在他“考入台北高等学校”之前，又何能“在战前都已读过”？至于读过《中国之命运》更是疑云重重。《中国之命运》出版在1943年，已是战争期中，何能“在战前都已经读过”？——还没出版呢，怎么读过？至于日译本，由波多野乾一译出，由日本评论社出版，已是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的事，战争早已结束了，又何能“在战前”读过？综合印象是：李登辉根本不可能如他所说，“以一个高校生的角度来研读这些书籍”，尤其不可能在“战前”，除非“大日本帝国”为他推迟发动“太平洋战争”。上面这些李登辉的牛屄，都被你一一抓出来了，难怪大家怕你，你的书，读得真细。

□因为读得细，所以一路读来，笑话连篇。不但是牛屄部分，连鼠窃部分也照抓不误。李登辉在同一节中又写道：“《中华民国宪法》前文明载：‘依据国父孙中山先生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奇怪的是，该宪法原文明明是“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竟把“创立中华民国”六字删去，不知何故，“中华民国总统”竟对宪法条文这样生疏么？可见书读得细，便会揪出李登辉在做了老鼠的手脚，“鼠窃”之下，“中华民国”就给偷走了。

■龙应台也搞“鼠窃”手法吗？

□看她在书后脚注所引用的书目，不但贫乏处处，并且“鼠窃”随之。她引用刘玉章的《戎马五十年》，只知《传记文学》连载而不知已出专书，且对专书中最令人惊悚的部分略过不引，就是“鼠窃”勾当，龙应台可真李登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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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冒充，就失风

■李登辉书中还冒充白色恐怖受难者呢，但因不悉实情，闹了笑话。

□笑话可闹大了，李登辉书中附录一《回首来时路》中说，他1969年被捕时，来的是“四、五个穿着制服的宪兵”的“警总人员”，这种陈述，我们真政治犯和“警总人员”都会笑起来，因为“警总人员”抓人时都穿便衣，即使抓现役中将吴石那次，都派的不是“穿着制服的宪兵”，李登辉何德何能、又非军人，竟被这样宪兵伺候？冒充政治受难者，也不能这样离谱啊？何况，依据“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第186页到190页，我们可以看到“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这个案子，共有叶城松（三十一岁）、张璧坤（三十岁）、胡沧霖（三十一岁）、赖正亮（三十一岁）、吴玉成（二十六岁）五人判死刑，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一律枪决。而在“案情摘要”中，第一段赫然就是“叶城松于三十六年十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可见“奸匪李登辉”逍遥法外，事出有因。因为同案中，除五人死刑外，蔡耀景（三十五岁）判无期，李显章（三十八岁）、钟茂春（三十四岁），池仁致（三十三岁）、李显玉（二十八岁）、王新德（二十一岁）、黄其德（六十岁）六人判十年，黄顶（四十一岁）判七年，黄青松（二十七岁）判五年，吴长流（六十四岁）判二年。但原始介绍人“奸匪李登辉”，却未闻有法办之事。他占了便宜还卖乖，今天还冒充白色恐怖受难者，真太离谱了。

■刚刚提到的“国家安全局”的“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记得是你给翻印公布的。

□这套“机密”的印刷品，原来藏在安全局退伍少将谷正文老将军家里，他被局长请去吃霸王饭，他怕给搜到，秘密交给他的义女张美信匆忙送到我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高速印出来了。证据俱在，李登辉再也冒充不起来了。

■龙应台也冒充吗？

□也冒充，不过是泥鳅式的，很滑头，但仍然冒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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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刚笔下的《即溶英雄》

■潘毓刚教授在《即溶英雄》里，点破说：

李敖在台湾为民主、自由、人权奋斗三十多年，二次坐牢前后共六年，著作等身，为人权和真理奋斗越挫越勇，也不见世上有任何人权团体对他表扬，甚至对他的贡献认知的都没有。而实施类似黑暗世纪神权统治、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度的统治者达赖喇嘛十四世，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并到处受人权团体的欢迎，天下荒唐的事真莫过于此！这些都证明李敖所言：“我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台湾的微不足道而小化了。”正因为中国已是有核子武器、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那里发生的事件都为世人目光焦点所在，而一些投机政客和浅见之士借此为自己“作秀”，于是“即溶英雄”大批出笼，与无耻政客和肤浅之士一一亮相。

潘毓刚指的“即溶英雄／英雌”（instant hero/heroine），龙应台之流算得上吗？

□其实龙应台之流连做“即溶英雄”都要脸红吧。

■但他们的确参了一脚呢。

□参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一脚。

■哭笑不得？

□我讲一个故事，就知道什么是哭笑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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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三毛与假三毛

在龙应台还没出道前，女作家中三毛是最夯的。我第一次政治犯出狱后，有一次，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了给我。三毛很友善，但我对她印象欠佳。三毛说她“不是个喜欢把自己落在框子里去说话的人”，我看却正好相反，我看她整天在兜她的框框，这个框框就是她那个一再重复的爱情故事，其中有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如果三毛是个美人，也许她可以以不断的风流余韵传世，因为这算是美人的特权，但三毛显然不是，所以，她的“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她真人不胜负荷的，她的荷西也不胜负荷，所以一命归西了事。我想，造型和干哪一行还是很重要的。当年林青霞同我晚餐，餐后在我家谈了十小时，我仔细看了她，我看她就是明星造型，正好干明星；美丽岛军法大审时，陈菊在电视里出现肉身，面目坚毅肃杀，我仔细看了她，我看她就是政治造型，正好搞政治。如果林妹妹搞政治，陈姐姐干明星，我想就说不出来的不对劲。三毛现在整天以“悲泣的爱神”来来去去，我总觉得造型不对劲，她年纪越大，越不对劲。有一次我在远东百货公司看到她以十七岁的发型、七岁的娃娃装出现，我真忍不住笑。这种忍不住笑，只有看到沈剑虹戴假发时，才能比拟。我总觉得，三毛其实是琼瑶的一个变种。琼瑶的主题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三毛则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之外，又加上一大把黄沙。而三毛的毛病，就出在这大把黄沙上。三毛的黄沙里有所谓“燃烧是我不灭的爱”，她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Schweitzer），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作“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三毛式伪善”。如果这种伪善只限于在台湾发展，倒也罢了，问题是它流窜到大陆，一切弄乱了。因为出现了真假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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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了的张乐平

■三毛这笔名不是渊源于张乐平《三毛流浪记》吗？

□那才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年代的真正凄惨故事。“1949”，难民们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掉了，流落在都市街头。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毛流浪记》，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毛乐园会”，以收入所得，救济难童。三十三年后，我在1982年4月1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封面，刊出了一幅姐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着弟弟，坐在马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感人。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入美国出版的《1949年年刊》（YEAR 1949 SECOND ANNUAL EDITION）。不料出版后，警备总部管制出版的曹建中处长却大表不满，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种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来丑化政府！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我说：“这些无知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却有感于台湾朝野对人间苦难的陌生，才有这种“误会”。警总的曹处长固然不知人间苦难，但是以关切人间苦难为职志的所谓台湾作家们，又知道多少呢？最谑画的对比是，居然有人以三毛为笔名，整天做的，竟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这对苦难的真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侮辱。当年的真三毛，他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场、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是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头。三毛的作者张乐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的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却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毛画像，就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三四岁的我。可是，谁能想到，台湾的三毛，竟摇身一变，到大陆找到行年八十岁的张乐平，拜起干爹来，张乐平老糊涂了，竟也认起亲来了，于是，真假三毛合流了，真三毛的那种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湮没不彰；托名三毛的媚世作品，反倒泛滥于市，这就是我所说的，一切弄乱了，这些假货多可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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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了的萧乾

■孔夫子讨厌“紫色”，因为“紫色”扰乱了“红色”。张乐平好可怜啊！他的三毛被偷天换日了，张乐平好可怜啊！

□可怜的还不止张乐平呢。

■还有谁啊？

□还有大作家萧乾。1987年12月，香港《九十年代》有一篇报导，全文如下：

萧乾为龙应台唏嘘（石敬棠）

香港《文汇报》在11月15日的“文艺”版上，发表了中国著名作家萧乾的一篇评论：《热爱台湾的龙应台》。评论大量抄录龙应台《野火集》中的文字，力加称许。不过，文首却说《野火集》为龙应台惹出乱子，并说，“听说她已在那岛上待不下去了，悄然他往。台湾容得下擂大鼓的李敖，并为之而自豪，竟没能容下这位直言不讳的年轻女性，思之不免令人唏嘘。”

龙应台于八六年秋离开台湾是事实，不过那是因为她的德籍丈夫接受瑞士一份工作，她是随夫携子而去的。离开台湾后，她一直还在台湾报刊发表文章，最近在《中国时报》的文章，有一个“本报驻德、瑞特派员”的头衔。今年夏天，她又回台湾待了一个多月。《野火集》在台湾曾引起军方的不满，但没听说过“惹出乱子”。至于李敖与龙应台，谁较能为台湾当局和社会所容忍与接受，萧老若了解情况，当会觉得自己白白唏嘘了一番。

想想看，如果孔夫子看了这篇报导，他老先生会做何感想？恶紫乱朱，不可免也。龙应台真有本领，大红大紫之下，她能乱到自己变成大红了，她比李敖还李敖了，你信吗？看来只有好可怜的萧乾才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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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之流”以假乱真

■这不是以假乱真吗？

□谁说不是呢？以假乱真，在这岛上已蔚然成风了。龙应台还算含蓄的，“龙应台之流”就明目张胆了，以假乱真以后，进一步就是弄假成真了。

■在卢建荣《从根烂起》，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

即使在如此黑暗政治之下，两个世代的自由主义者，诸如殷海光、张忠栋及李敖等人，兀自不屈服于坐监和枪决的威胁。台湾的民主和人权薪火端赖上述人士传将下去，才有后强人政治民主运动思潮。

这段话对吗？

□这段话的三个人名，出现了“张忠栋”，就是积非成是、弄假成真的显例，张忠栋是一个投机分子，当殷海光、李敖在“黑暗政治”之下奋战的时刻，张忠栋不但一个屁都不敢放，还在写文章拍蒋介石马屁呢。这是什么自由主义者啊！不料，这种假货却集体插播历史，硬在自由主义者的战士中，塞进“张忠栋”、“张忠栋”、“张忠栋”，张忠栋也趁机写点有关自由主义者胡适的论文，就俨然同类了。真恶心人。卢建荣是有正义感的史家，可是他太年轻了，所以在书中也会被假货混珠，因为一切弄乱了以后，假货就明目张胆了。所以呀，可以这么说，“龙应台之流”还不如龙应台。

■2000年6月10日、11日报上说：前台大教授张忠栋逝世周年前夕，财团法人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定10日下午2时至5时，在台大校友会馆三楼A厅举行“张忠栋与台湾自由主义讨论会”，邀请澳洲昆士兰大学邱垂亮教授发表“自由主义的新境界”、刘季伦教授“谈夏道平先生与张忠栋教授的一个因缘”两场演讲，并以“张忠栋与台湾自由主义”为题座谈，由台大哲学系教授林正弘担任主持人，台大历史系教授李永炽、前《九十年代》负责人李怡、世新大学教授李筱峰、台大法律系教授颜厥安，及张忠栋关门弟子潘光哲担任引言人。此外，包括台大法律系教授李鸿禧、内定央行副总裁陈师孟等张忠栋生前友人也到场致词，总统府秘书长张俊雄也代表陈水扁参加并致词，表达他们对张忠栋一生献给自由主义及台湾民主运动的感念，李鸿禧等人还表示张忠栋对台湾诚挚的爱，令人动容，而他加入外独会，是外省人献身台湾、从事台独运动的典范，等等等等，听起来感觉这是哪门子殷海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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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巢张占

□消息传出，台大哲学系教授陈鼓应打电话给我，深感气愤，认为殷海光基金会这样干根本是糟蹋殷海光；同系教授王晓波也写信来，十分愤慨。其实这整个故事，就是“殷巢张占”的故事。《诗经》里说：“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易林》里说：“鹊巢柳树，鸠夺其处。”这些说法演变出“鹊巢鸠占”的成语。殷海光基金会是两梯次鹊巢鸠占的局面，却正是“殷巢张占”。第一梯次，它排除了当年对殷海光的真正支援者和真正追随者。得手以后，第二梯次就排除了殷海光自己。这次闹出的由殷海光基金会大力吹捧假自由主义者张忠栋的闹剧，就是顺理成章的卑鄙作业。其实在殷海光提倡自由主义和反抗国民党时，张忠栋根本是国民党反自由主义的学术鹰犬，其他张忠栋的吹捧者更无论矣！

今天以殷海光基金会做鹊巢，而以群鸠鸠噪，其目的，无非想借殷尸还张魂而已，其实殷与张，除了同是湖北佬外，实无一相同，鹊永上升为鹊、鸠永沉沦为鸠，鱼目想混珠，终归死鱼之眼而已。我常笑说：“殷海光的朋友，死后比生前还多。”笑话原来如此。真正的关键是“龙应台之流”要偷走名器、偷走自由主义的神主牌和诠释权。《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可恶，是它展现了“神偷范本”，“龙应台之流”的本领的确赶不上龙应台本人，一如国民党文人赶不上张爱玲的月经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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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

■看来殷海光如果活着，他会被气死；如果他死了，他会死不瞑目。

□被气死、死不瞑目的原因不在他被人肯定，而在他被人不由分说，硬把他排排坐在一些假货中间。

■举个例。

□龙应台对李登辉说：

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湾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台湾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过的李敖和柏杨？雷震、李敖、柏杨、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在牢狱里没没无名的大陆人，都不属于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台湾人”，可是他们对台湾民主发展的或多或少的贡献，有目共睹吧？这些人敢于挑战强权、颠覆统治神话，大致基于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识无关。

龙应台开出的名单，假货之一就是柏杨。我深知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国，他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迳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给他太太的密件里，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党中央的深厚关系。柏杨离开救国团后到《自立晚报》，虽然开始另有调门儿，但正如姚立民《评介向传统挑战的柏杨》所说：“柏杨批评台湾政治，批评传统文化是实，但对‘元首’父子则毫无指责侮辱之处，与陈琳、骆宾王二人檄文中之偏重人身攻击者，实不可同日而语。”姚立民自然没有看过柏杨给他太太的密件，不知道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中华日报》自五十六年夏天起就有大力水手漫画，画是美国原稿，我只担任翻译对话说明……被调查局认为有影射总统及蒋部长的嫌疑，就于三月初捕我侦讯，肯定的认为我是出于恶意，可是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这段话，极值得我们注意。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的背景与素质，即使入狱前后，亦未少衰。

以上所说，当然还有许多旁证。柏杨在给高琛的信里，就有“《自由中国》是国内反对政府最烈的刊物，这刊物的本身，已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是自由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由”的回护官方之言；而最有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在《自立晚报》发表的，竟是响应“蒋夫人的号召”（1968年3月2日）的马屁之作！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混人硬当作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即使是回护他的孙观汉，在1973年5月，在《连政治犯的“罪”都谈不到》中，也明说了柏杨案的这一特色。龙应台说的“对民主发展”、“对自由主义”如何如何，其实柏杨完全沾不上边。龙应台全是胡说八道。即使柏杨出狱后，仍二次发表对蒋政权捧场之文，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还写出“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回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由于我对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卑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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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追封自己”

■2007年12月13日，《壹周刊》刊出对龙应台的专访，有几段满关键的话。谈到二十年前的《野火集》，她说：

野火的效应，对我某个程度而言，也是一种暴得虚名，因为前面有李敖、柏杨、雷震、殷海光那些人所做的贡献，到了我那个时候，野火里的观念没有一个是新的，因为我的文字有感动力才发挥效果。

对这段话，你有何感想？龙应台又冒犯了你的屁股吧？

□龙应台说“野火里的观念没有一个是新的”，因为前面有李敖他们早做了贡献，她只是“某个程度”的“暴得虚名”。这段话的最大败笔，是她把柏杨混进来。柏杨是不及格的，根本无法跟李敖等人并列，这样并列，充分看出龙应台分不清鱼目与珠子。她又一次把柏杨这种国民党文人硬塞在我的屁股后面，我的屁股自然又一次为之不悦。

■龙应台说她写《野火集》，不碰“禁忌的议题”，“这是策略写作，我从消费、环保开始写，一步步来。很多人说我打苍蝇不打老虎，我也不必去解释，因为我不想一下变禁书。”可见一开始，龙应台就是胆怯的、逃避的。《野火集》“从消费、环保开始写”，多么安全又讨好的起点啊。

□龙应台的确很滑头。她在访问中说了一句话——“批判的力道和必须冒的风险是成正比的”，这话看来很文责自负，事实上，她的表现却是风险不沾的。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你注意到没有？龙应台风险不沾于先，可是在多年以后，她往往在字里行间，把她同冒险犯难的人连在一起，给人印象是，她龙应台当年也是冒险犯难的一份子，俨然她也是白色恐怖下的先驱人物、反派人物，你有否感觉出来？

□我感觉到了。前面我们谈过这个现象了。

■这种“追封自己”的现象，也不只龙应台一人吧？

□我说过，还有别人。从吹牛“四大寇”的胡佛、李鸿禧之流以下，比比皆是。你看看许倬云之流的谈话录，一本又一本的，字里行间，你会惊讶的发现：这些一路上在文教界、学术界做当权派的，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我们绿林角色？太扯了吧？太给自己贴金了吧？

■龙应台跟柏杨最像的一点是什么？

□是他们只敢骂警察总监，再上面一点的，他们碰都不敢碰。龙应台把只敢骂警察的人与雷震、殷海光、李敖并列，看来屁股引以为耻的，不止李敖一人了吧？

■这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即溶英雄”的怪相吧？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一切军警特务力量，都密集在小岛上，小岛中有高山、外有大海、交通发达、人民奴性，尤其便利军警特务的统治。所以几十年来，国民党在台湾搞极权小朝廷，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搞得得心应手、快乐已极，简直没有力量约束得了他。相对的，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只会写妇人文章、出闺秀书；写死人文章，出“严制”书，对国民党不敢捋虎须，日以逃避现实、善保首领为务。在这种“你可怕，我怕你”的相对局面下，几十年来，台湾十足是“冰河期”，写出来的书，满坑满谷满书店，都是婀娜取容的。婀娜取容也就罢了，偏偏冒出一种假货，俨然以异议分子自居，假货男人中以柏杨居首、假货女人中以龙应台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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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如军阀”

■龙应台用冗长的篇幅写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并下结论说：“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真相真的如此吗？

□“战败的一方”，真“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了吗？我看正好相反。“失败的一方”，在台湾岛上，可有太多太多的闲工夫夸耀自己呢，从官方的国史馆、军史馆、各种报刊，到私人的《传记文学》、《中外杂志》，话可一句都没少说呢。从龙应台书里便可找到，龙应台的爸爸就写了一大堆呢。他不过是个宪兵连长。

■这些“失败者”的记忆，都可靠吗？

□当然有问题。因为“失败者”太容易掩饰他的失败原因了。相反的，他们还要“好汉要提当年勇”呢。当然，“失败者”中，也有不堪回首的，他们纵使回忆，也逃避什么。“一九四九”有诸多的面向和心态，值得探讨。龙应台一再向“失败者”致敬，但“失败者”本人呢？他们反省了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不要抬出宪兵连长那号人物吧，找个大号的，齐世英怎么样？他是国民党党务上的东北王呢，立法院CC派的领袖，实际上，他是陈立夫的代理人。他真是一个样板人物，被蒋介石开除了党籍，但又有了转折。蒋介石一死，蒋经国就送还党证，齐世英又是国民党了。他们毕竟是一家人。齐世英曾不止一次来我家，请我吃饭。有一次，他在双城街请我吃牛排，感慨的说：“当年我们革命，为了打倒军阀，可是今天啊，我们还不如军阀。”我听了他这句话，心头一震！多么坦白的告白啊。可是，在《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里，我们却看不到这种心坎里的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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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城墙上滴血的人头

那次晚餐，齐世英坐在我面前，他的一生，对我一拥而上，他向我细诉蒋介石怨他“逼反张学良”的细节，他一一自辩。不过，我关心的毋宁不在这里。我关心的，是他难以自辩的部分。多年以后，他的女儿齐邦媛在《巨流河》里，无意中泄漏了这些：

1948年11月，东北全部沦陷，我父亲致电地下抗日同志，要他们设法出来，留在中共统治里没法活下去，结果大部分同志还是出不来。原因是，一则，出来以后往哪里走？怎么生活？二则，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家在外逃难十四年，备尝无家之苦，好不容易回家去，不愿再度漂泊，从前东北人一过黄河就觉得离家太远，过长江在观念上好像一辈子都回不来了。三则，偏远地区没有南飞的交通工具，他们即使兴起意愿，亦插翅难飞。这些人留在家乡，遭遇如何？在讯息全断之前，有人写信来，说：“我们半生出生入死为复国，你当年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于不顾，你们心安吗？”

我父亲随中央先到广州，又回重庆参加立法院院会。1949年11月28日，在重庆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会后备了两桌饭，吃饭时大家心情非常沉重，有散伙的感觉，次日搭上最后飞机飞到台湾。初来台湾时，肺部长瘤住院，手术后一夜自噩梦惊醒，梦中看见挂在城墙上滴血的人头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

齐邦媛说：“二十年的奋斗将我父亲由三十岁推入五十岁，理想的幻灭成了满盈的泪库。”泪库里有“巨大的憾恨，深深的伤痛”，虽然“五十岁以后安居台湾”，活到八十八岁，但他午夜梦回，内心不无痛苦。他的女儿在访问康宁祥时回忆：

他真正要说的是我们那么大的土地和人民的命运，就是给少数几个人错误的决策所断送的。而且到后来，死活不管。他从前允诺那些地下工作者的孤儿寡妇，等到国军反攻，什么都好。他曾向中国银行要三百万救急，给那些孤儿寡妇初期的安抚金，结果因为他不在其位，上面只给了二十万，一人一杯茶嘛！结果当年的孤儿寡妇骂我父亲，说他言而无信。为什么我说他端起酒杯掉眼泪？倒不是为自己，而是觉得对不起那些孤儿寡妇。劳而无功，而又无可奈何。

为什么我说齐世英是样板人物？因为他阖不上眼、缴不了卷。他跟我来往一段后，疏远了我，我入狱、我出狱，他都躲着我、一躲十七年。我想，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李敖身上看到什么令他不安的，李敖老是捏他一把，使他更难自欺与自解。无独有偶的，他死后二十二年，2009年7月，我收到“寄赠李敖乡弟”的一本书——《巨流河》，他的女儿写给我：“我们来自同一片乡土，有同样的愤怒，却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盼望你读此书后赐寄数语”。一年多过去了，我没有写一行字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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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对齐邦媛说的

■为什么不写一点给她呢？

□因为我要说的，太多了。

■现在说一点吧。那可是真正的“1949”，龙应台不知道的。龙应台是蒋介石宪兵连长的女儿，齐邦媛可是蒋介石卵翼下的国民党大员的女儿，身世决定了她们不同的见闻，对照下，使我们更知道一点龙应台绝不知道的“1949”。说说看，你怎么对《巨流河》的作者说读后感。

□我要先说的是：《巨流河》比龙应台的书扎实得多，并且细腻，因为齐邦媛把范围扣得很紧，她不像龙应台那样速成、强不知以为知。至于其他要说的，不外是：齐大姐啊，我能说的是：你们父女两位的愤怒是可疑的，因为你们不去怀疑蒋介石的天下，你们一生都弄拧了一切，政治上，齐伯伯相信康宁祥那种假货，至死方休；文学上，你齐大姐相信李乔那种赝品，至今未已。齐伯伯最后又回到了国民党，而你齐大姐一生，相信亡了的“中华民国”、相信子虚乌有的“台湾文学”，还要“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你齐大姐的英文造诣是一回事、头脑清楚是另一回事。看看你1990年的回忆吧，你回忆张学良到荣总来看齐伯伯的病，他们那时已经四十五年未见了，你写道：

此次会面令一向沉稳宁静的先父内心激荡甚久，前尘往事俱回眼前，常常自问：“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时光即使倒流，合作亦非易事。一方是二十岁即掌军权之军阀少主，一方是坚持人性尊严、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鸿沟难跨。

齐大姐啊，在我们历史家眼里，相对于“军阀少主”的那位，当年绝非“坚持人性尊严、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哟，齐伯伯追随蒋介石、陈立夫做他们自以为救国救民的事，有违“人性尊严”、有违“民主革新”、有违“理想主义”者，可太多太多了吧？齐伯伯又是哪门子的理想主义呢？人家李宗仁还是总统的时候，他齐世英就在常会里提议“请蒋总裁出来视事”了，党中央“决定请蒋先生复职”的第一声马屁，不是齐世英媒孽的吗？关于齐世英的反动历史，史料里其实很多。《阎宝航年谱》寥寥数行，就破了题：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四十八岁

蒋介石为了控制东北的救亡团体，指使CC分子齐世英等组织“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强令“东总”併入该组织，严禁再用“东总”名义进行活动。宝航与高崇民等原“东总”负责人拒绝加入“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东总”被迫解散后，宝航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继续做东北籍上层人士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总之，齐大姐啊，你对中国现代史实在太隔阂了，作为齐世英女儿，你当然会一片好话，但历史真相是“虽孝子贤孙所不能改”的，整本《巨流河》，一涉及大问题你就外行了。还是谈你的本行西洋文学吧。但是，太可惜了，你在台湾岛上，把自己锁死了，并且以文学殉了葬，教了很多假货、做了很多错事。你跟我说：“李敖啊，你的《北京法源寺》是很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但我反问你：“那你为什么不翻成英文啊？”你无词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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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大姐啊，他们要杀光我们呢”

齐大姐啊，相对于真正文学，这个岛上的作品是赝品，我在老人院跟你聊天时提醒过你，有些你相信的“文学工作者”是很可疑的。看看李乔下笔露出的狰狞文字吧：

我是小说家、文化思考者；在乡土大地要沦亡之际，我也可以是革命者，甚至于“暴徒”……，也许以千百个血肉之躯难挡中国的枪林弹雨，但请注意：凭千百人的性命，在敌军登陆之前把大部分台奸消除，应该是做得到的。

我好奇怪，李乔竟然可以写出在台湾因抵抗“中国入侵”而成“一片废墟”前，他可以以“暴徒”身份，联合和他一票的人物，“在敌军登陆之前把大部分台奸消除”！他的一片杀伐之声，使我们得到的推论是：第一、台湾抵抗不了“中国入侵”，因为“中国入侵”会使台湾变成“废墟”；第二、台湾他们这一票人，消灭共匪做不到，但是消灭台奸“应该是做得到的”；第三、他倡言“捍卫我台湾乡土大地”，但捍卫方法，竟不是杀光敌人，而是杀光他们所认定的自己同胞、杀光他们轻予认定的台奸，这真是既恐怖又滑稽的怪事啊！一个“小说家、文化思考者”，是这样杀气腾腾思考文化的，我真忍不住想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下手的画面。齐大姐啊，他们要杀光我们呢。

■你要对齐邦媛说的，和龙应台有关吗？

□龙应台的家世和教养，都不能上比齐邦媛。但在“1949” 的惊涛拍岸下，她们的头脑都一比一坏掉了。不必同情上一代的“失败者” 了，她们自己就是新一代的“失败者”。看看龙应台的怪论吧：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想想齐邦媛高高在上的党国大员爸爸、想想龙应台低低在下的宪兵连长爸爸，她们竟能“教导”出“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多可悲啊！多厚颜啊！龙应台的“唯K史观”多令人浩叹啊。“失败者”之一的龚德柏，反倒有了难得的自忏。他对学医的儿子说：“父亲一辈子高唱救国，竟把国救亡了，你不要再谈救国了，今后只救人便了！”看来真正能追求“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的，另有其人、另有其爸。有其父必有其女吗？我们不愿相信，nuts不该是遗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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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诀别书是假的

■龙应台以浅薄的历史知识，却貌似深入，大谈历史，结果却笑话百出，不但笑话，并且泄漏了她的史观，原来是国民党的历史观，例如她写“忠烈之士”“王牌将军”张灵甫，在孟良崮之役，“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龙应台还大引所谓诀别书全文：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傑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诀别书怎么带出来的？谁给带出来的？俘虏吗？信里还指斥“十余万之匪”呢？还效忠“领袖”蒋介石呢。带得出来吗？

□诀别书是伪造的，不但是伪造的，甚至秦孝仪主持的《中华民国史画》中张灵甫的照片都是假的。并且张灵甫“举枪自尽”了吗？照《粟裕战争回忆录》的记录，是“敌军官兵纷纷就擒，猖狂一时的张灵甫及副师长蔡仁杰（傑）均被击毙”，看来“举枪自尽”，还不是定说吧？并且，照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剿匪壮烈战史（合订本）》中的神话：

该师苦战四昼夜，粮尽弹绝，伤亡殆尽，且援军仍未到达，而匪已尽陷山腹各阵地，迫近指挥所附近，孟良崮山顶已陷入混战状态中，此时师长张灵甫见大势已去，无力扭转战局，抱定与部队同生死之决心，实践其以最后一弹为成仁弹之诺言，急以报话机向汤司令官及整八十三师、整二十五师师长等发最后电报：“谓本师已尽最大努力，唯有舍身成仁，以报党国”，随即同蔡副师长由师指挥所（孟良崮岩穴内）从容步出，举枪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蒋主席万岁！

声震石谷，匪胆为寒，旋入指挥部内自戕成仁，该师第五十八旅旅长卢醒及团长周少宾，因负重伤卧岩穴内，闻张师长等口号悲壮激昂，亦振臂高呼，声相应答，同时自戕，时参谋处代处长刘立梓见师长等均已壮烈成仁，亦举枪自戕，又该师第五十七旅副旅长明灿，在张师长成仁之前目击蜂拥前来之匪军，曾愤然率同卫士在指挥所前与匪肉搏以身殉难。于是孟良崮失陷，我整七十四师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对照龙应台的马屁，国民党意犹未足，因为张灵甫死前喊万岁时“声震石谷，匪胆为寒”呢。但照蒋经国《胜利之路》的神话，最后高呼的是“许多战士”，他们喊的，还有一句“三民主义万岁”呢。

■龙应台又说“邱清泉饮弹自尽”呢。

□照共产党记录，邱清泉也是被打死了，他们还公布了他胸前伤口裸照，死鬼邱清泉不帮忙，龙应台又错了吧！

■1947年5月19日，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讲“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谈到孟良崮之役。蒋介石说：

最近孟良崮之役，七十四师单独抵抗极优势强大的匪军包围，到最后司令部被围，自张师长以下，高级将领如副师长、旅长等，都是从容自戕……过去事实上许多为匪军俘虏的将领，并不是没有志气，甘心屈辱；都因为突围受伤，或不预期的受匪袭击或中伏，仓卒之间，为匪军的侦探所劫持，而不及自裁的。

□乍看起来，蒋介石对“许多为匪军俘虏的将领”，有所开脱，事实上，却对他们“永不叙用”。一九五零年四月二日，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第三任务’如何达成”演讲中，已公开道出“被俘归来的将领，永不叙用”可以为证，可见他的“恕词”，都是假的。例如，陈左弧在孟良崮之役时是营长，尚不预“将领”之林，按说是不在“永不叙用”之列的，可是，事实上，却待遇更惨，最后竟以匪帽加顶、坐牢十年出局！蒋介石集团的卑鄙残忍，由此可见！

■陈左弧出狱后，把身历一切，都写给你了？

□写给我了，血泪之作。

■要怪就怪他自己被俘没死。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自己不也被俘没死吗？他的死节标准，连他自己也做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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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被我活捉”

■记录上说，蒋介石质疑为什么他的高级将领老被活捉。

□周恩来有一篇《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1947年9月28日发表的，给了答案。

周恩来说：

去年一年自卫战争，蒋介石用三百万军队进攻我们。一年作战，死伤和被俘一百一十多万，就是说被消灭了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从人数上说。从建制上看，蒋介石共有二百四十八个旅，被我消灭九十七个半旅，平均一个月八个旅，还多出一个半旅，也超过三分之一。蒋军建制被打垮这样多，把打垮的再补充起来，就没有战斗力。如胡宗南有几个旅就被消灭过两次，被我消灭一次以后，再来就容易打了。不少俘虏军官在放回去时说，再碰到我们一定举手缴枪。敌军的新兵是绑来的，像我们在“抓壮丁”那个戏中看到的一样，他们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弱，逃亡的比老兵更多。蒋军被我俘虏和击毙的将级军官就有二百多……在蒋介石下面的军官，见到蒋介石时腰挺得很硬，说一定消灭共产党，但一背过蒋介石就摇头。开始大打时，蒋军是一旅一旅地被消灭，后来成为一师一师地被消灭。蒋介石说我们专门打他们的司令部，所以，旅长、师长都被我活捉了。哪有这样的事！他们的司令部都是在自己队伍的紧紧围护中，部队全部被我歼灭了，旅长师长当然被我活捉。

■周恩来还提到“美造装备有许多缴获到我们手里来了”。古人是“因粮于敌”，共产党是“因武器于敌”，用美国给你的武器打垮你。

□国民党老贼立委张九如跟我说，王世杰偷偷告诉他：王世杰以外交部长身份，到美国见总统杜鲁门（Truman），要武器。杜鲁门从抽屉里掏出一纸证据，上面说，国民党打败，没有一次是因为美援武器不足，反倒是这武器被共产党抢走了，回过头来打你。所以，我们美国越给你们国民党武器，就越帮了共产党。

■难怪共产党戏称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队长”，美国武器都运输过去“资匪”了。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却说武器卖给八路军了，太小看了共产党了吧。能免费抢到的，又买什么？龙应台真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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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瞄高一点”

■蒋介石在1947年5月19日的讲话中说：

去年七月间，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的时候，曾经收编了三千俘虏。后来该师师长张灵甫来见我时，我曾当面警告他：“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一定要送到后方收容。”他说：“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而且并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只是做杂役兵，想必没有关系。”我说：“做杂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后方。”我当时以为他照办了，哪知他并没有做到。此次该师和匪军作战，一遇到猛烈炮火，阵地就生混乱……

但在第一线的陈左弧的回忆却是：

七十四师自从三十五年8月离京北上参战，直到三十六年5月16日在孟良崮全军覆没，数月之间，由苏北而鲁南而鲁中，戎马倥偬，转战不已。在这段时期内，张灵甫并未离开部队回到后方去过，蒋老先生也并未御驾远征，亲临前方。他们之间，电信联络，或甚密切；若说张灵甫曾亲诣蒋老先生听取耳提面命，似非事实。如果我的记忆没错，那就是蒋老先生说了谎话——以炫示他的高瞻远瞩，察察为明。

蒋介石这样怕俘虏，共产党却有办法，看周恩来说的：

我们队伍的来源，除了大量的翻身农民参加以外，同时还有大量的俘虏参加进来。在我们部队里，解放战士占半数以上。经过诉苦教育，他们就掉转枪口打蒋介石。例如这次打陝州的炮兵，前一天才从灵宝解放过来，第二天原人原炮就参加了战斗，这是历史上世界上所少有的。

多妙啊，经过一晚上的“诉苦教育”，第二天就原汤化原食起来了。

■你当兵的时候，不也带过被俘的国民党军人吗？

□就是老兵啊。我下部队，派在十七师四十九团。一到即派往四二炮连做副排长。不久又自四二炮连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去“搜索集训队”报到。有个老兵叫曹梓华，永远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们有一次被共匪俘虏，女匪干热烈招待，劝我们留下来一起打国民党，我们不肯。她们就放我们回来，临走让我们大吃大喝，还送路费。最后说：‘你们回去后，国民党还是会把你们抓来当兵的。下次在战场上见到我们，在瞄准时候，请瞄高一点。’”——共产党化敌为友，高明细腻有如此者！

■按照蒋介石的标准，这被俘过的老兵曹梓华也不能用吧？

□理论上如此，但已败到台湾来了，兵源不足，您就将就一点吧。

■龙应台怎能知道这类“1949”的故事呢？

□她没闻过老兵的臭脚，她永远得不到这种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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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带头投降

■照你说来，张灵甫是“失败者”，但“失败者”的光荣历史也不可信。

□也不可信，因为国民党有计划的捏造了历史，只能骗龙应台之流，却骗不了行家。

■“剿匪”史不可信，抗战史呢？

□前面我提到老报人龚德柏出狱后写的另一部书：《中日战争史》，其中论述了所谓蒋介石带头抗战的“丰功伟业”原来是：

中日战争历时八年有余，上海一役精锐尽歼，徐州、武汉两次会战尚能做相当抵抗外，其后则未见激烈战斗。虽有台儿庄、第三次长沙会战与湘西会战三次克捷，但均系我军死守，敌攻不下，我援军将敌包围，敌遂突围而逃，这就是大捷。至于敌人据守之重要据点，我虽以重兵进击，从无攻克之事（滇西战役为例外）。这是事实，即我们宣传家亦无公布我军攻克某据点之事可以证明。

但在国内战场虽无赫赫之功，而在缅甸战场则真能接连攻克敌人重要据点，歼灭强敌，扫清缅甸北部，打通中印公路，这为中国民族争光不少。因为这是英美人所亲见，并且是参加的，不是我们的凭空宣传（所谓第二次长沙大捷，经中外记者视察后，认为并无其事，由此中国宣传更为外人所轻视）。这是在缅甸作战的我军有新式武器，又经美国人严格训练，所以有此成绩。这证明中国人只要有好武器，都是能作战的。

可见八年抗战，军事方面的真相，不过乃尔。蒋介石宣传下的所谓大捷大捷，原来是禁不得查证的，尤其所谓“第二次长沙大捷”，更是“并无其事”。

■马英九之流，还在争抗战是国民党带头打的呢。

□也该争争带头投降的帐吧？

■带头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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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脸都绿了

□古代金世宗曾骂“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八百年后的国民党，恰恰如此。在抗战时候，由于日本人大，所以国民党做汉奸，就十分自然，尤以“将军族”为甚。其他小萝卜头的校级以下军官，更是甚中之甚。例如1941年2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就率领五个司令八个支队共四万人投敌；到了3月，国民党江苏保安八旅旅长杨仲华、新编第五军副军长刘月亭等等，也率部投敌；接着是国民党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又率部投敌。1942年2月，国民党骑兵第一军赵瑞、杨诚两个师也投了敌；到了4月，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孙良诚也率师长三名、旅长三名、纵队司令两名投敌。到了1943年的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已前后有十八批将领投了敌，包括将校以上军官七十多名、军队五十多万，另外党国大员六十名以上也投敌。其中1943年4、5月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与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的投敌，尤为壮观。据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Henry Morgenthau, Jr.）日记，他在1944年11月10日就收到这样的报告：“这实在是一个丢人的纪录：伪军中的百分之六十二是以前的国民党军队，自1941年以来，足足有六十七个全衔将级军官投敌。”看到了吧，“国民党军队”中的将官，一投敌就高达六十七个！马英九口中抗战是国民党带头的，原来带头干出来的，还有更精采的呢。马英九脸都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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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国民党两次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对降将比照汉奸办吗？

□办个屁！以吴化文将军为例，吴化文是陆军中将，1931年起任韩复榘的独立手枪旅旅长兼济南市警备司令，抗战发生后，韩复榘被枪毙，他改隶孙良诚部，孙良诚投敌，他也投敌。他引导日军进攻于学忠，摧毁了山东省政府经营多年的抗战基地。抗战胜利后，因他手上有兵，国民党奈何他不得，就不敢以汉奸办他，不但不敢办他，还给他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最后在济南之战，他又倒戈而去，他一辈子倒了国民党两次戈，而国民党奈何他不得，其高杆可想。

■可见国民党“教忠”教了半天，却“教奸”起来。

□国民党老立委吴越潮告诉我一个故事。1938年，李士群下海做汉奸，一天，请吴越潮吃饭。吴越潮劝李士群说：“汉奸不能做，做了洗不清。”李士群说：“自己是洗不清，但是谁要自己洗呢？要由骂我是汉奸的人来洗，那就洗清了。”李士群这一理论，真是国民党的真理。对国民党的叛徒说来，关键只在你够不够大，不在你是忠是奸，做了汉奸若能吃得开，国民党照样“不咎既往”，照样高官给你做。李士群的不幸是他心机太深，最后被日本人下毒。三十八岁就先行横死。他如不死，绝对有办法叫国民党给他“洗清”，说不定还会干到特务头子呢。

龙应台访问不到吴越潮，吴越潮早死了。这种“1949”的串连内幕，龙应台不会知道，所以，她理解的国民党是口口声声仁义道德的国民党，不是王八蛋的国民党。她被骗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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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能亡中国也，是不为也

日本的战法基本上是扰乱性的，使中国军队丧失反攻能力，打散这种能力后，就自动撤退。龚德柏《中日战争史》论断得很精确：

上述各战役，海南岛为南进基地，南昌一以保护敌长江航路，一以切断我浙赣路，在所必占，他们占据了。其余各战役敌之目的，在扰乱我军，使之不能反攻。譬如某一战区集中多数兵力，有反攻之可能，敌乃先发动一攻势将我军冲散，使之整理费时，反攻不可能，敌于任务完成后仍退回原地，而我当时在宣传上不能不云敌被击溃退回原防。编历史者则可不必如此，所以将夸张宣传之词多予删去，然仍有若干不合事实者。

这就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攻势屡停、自动撤走”惯技的真相，蒋介石党羽的抗战史是吹牛的。正如日本军头所自评的，日本要打下中国，绝对有此实力。因为世界大战略的考虑和日本人想占小便宜的习性，以致呈按兵不动状，不以灭亡蒋介石政府为优先了。纯军事上，日本鬼子非不能亡中国也，是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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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夫还要假扮吗？

■龙应台不但被国民党骗，还被洋人骗吗？

□像她那样媚外的人，当然更上洋当了。一介平民蒋介石竟能下令搬走国库黄金，龙应台也在所必写，但却妙文两行：

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这又是典型的龙应台程度！她完全轻信了洋人的荒谬陈述。西格里夫（Sterling Seagrave）在《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中写道：

Chiang's plans for the Bank of China had been laid with considerable care. A dingy freighter was tied up on the Bund … Its coolie crew, dressed in filthy rags, were hand-picked naval ratings in disguise… Nationalist troops cordoned off an area of several blocks around the bank… Out of the darkness came the steady chant of “coolies” as they carried their heavy loads.

这些情节都是洋人瞎编的，并且逸出常理。试问既然军队都沿路布岗设哨清场了，“挑夫”还藏藏躲躲干什么呢？还化装成衣衫褴褛的苦力干什么呢？这不是故意制造不通的情节吗？

■龙应台跟着洋汉子玩历史，结果玩出笑话。

□笑话多着哩，当然并非只在龙家。以史学家自居的，也同此一笑。看看国民党文人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说他去岭南大学看陈寅恪，陈寅恪

因事赴城，未获晤面，仅与其夫人小谈即别。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词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中未再往访，遂于寅恪失此一面之缘。今闻寅恪因红卫兵之扰，竟作古人。每一念及，怅恨无已。

照钱穆的说法，陈寅恪“决意不离大陆”，是真的；但是陈夫人却是要跟国民党的。钱穆这种布局，到了钱穆学生余英时手里，就更滑稽了，余英时甚至说陈寅恪晚年写诗，诗中有想要来台湾的“密码”呢！这种“密码”式索隐解释，还有程靖宇可称一对。1979年11月，程靖宇发表《陈寅恪大师逝世的年月日与大量遗作的情况》（《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五期），竟说陈寅恪诗中“幸得梅花同一笑”的句子，乃是“想到中华民国之花为梅花”！这种妙解，真令国民党梅心怒放矣！

以上这些，都是“1949”的主题曲，它告诉我们，黄金是怎么来的、陈寅恪是怎么不来的。当然，主题曲以外也有变奏曲，龙应台也乱写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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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半也写错了

像她写伪君子聂华苓：

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苓，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平。

我就不知道《自由中国》创刊与聂华苓这伪君子有什么关系。《自由中国》是“1949”11月20日创刊的，是胡适的许多朋友早在南京在上海就筹划的，并定出《自由中国》这名字，他们还不知道这名字孙陵早就用过。“1949”4月14日，胡适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自由中国》创刊时，还轮不到伪君子聂华苓吧？

龙应台写前一半、写“现象”，但“现象”的前一半也写错了。无心写错是难免的。但其中有意蕴含了伪君子的丰功伟业，就要拆穿。《自由中国》全盛时代，聂华苓跟前跟后的跟着享尽盛名。《自由中国》垮了、胡适死了、雷震坐牢了。聂华苓却怪起胡适来，说胡适鼓动雷震组党闯祸云云。现在，胡雷之间的密件，都由李敖和胡虚一（胡学古）公布了，文件俱在，胡适何曾鼓励过雷震？胡适生前，奉侍惟恐不谨；胡适死后，厚诬惟恐不严，这是伪君子行径，也是小人行径。真不巧，聂华苓也是嫁给洋人的“和番派”，不过她的洋老公比龙应台嫁的体面多了。多年前，我和这洋人一起吃过饭，聂华苓当场就朝洋人飞起眼来，后来钓上了、嫁出去了。龙应台笔下跟聂华苓共过患难的那位“新婚丈夫”，不知道哪儿去了。说来这也是“1949”的众生相之一。“1949”制造出许多乱世情鸳，也制造出许多乱世冤家。胡茵梦的爸妈，本来是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趁“1949”之便，双双私奔到台湾了。多少年后，私奔的一对变成怨偶，胡爸爸六十生日，胡星妈竟以一瓶盐酸为寿，要毁丈夫的容，吓得胡爸爸有家不敢回。全世界但闻十六岁小男生翘家的，未闻六十岁老男生翘家的，真是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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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以不说话自豪呢

■胡爸爸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有代表性吗？

□当然有，他代表了助纣为虐后的一片沉默。胡爸爸叫胡庚年，先进南京金陵大学、再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二十三岁去日本，先进早稻田大学、再入东京帝国大学，追随日本学者神川彦松研究国际政治，前后五年。他是一位爱国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The Lytton Commission）调查真相，该团路过东京时，胡庚年曾递上英文报告书，并在帝国饭店向该团先行阐述真相。这种爱国绝不后人的精神，使他在归国后，毅然跟上国民党，先后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陕西韩城县长、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旅顺市长、辽宁青年团干事长、沈阳中央日报社长、沈阳市立法委员。“1949”胡赓年到台湾的时候，只有四十五岁，对政治已万念俱灰。1980年5月6日，我与胡茵梦结婚的当天晚上，他请我和胡茵梦吃饭，谈到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地说：“三十一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听了，感到很难过。难过的不是胡庚年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我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讲话，——一连三十一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吧？一个警察如果三十一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连三十一年都讲的是恶心话、马屁话，那倒真不如不讲话为佳。也许胡赓年之得意处，正在他能看破政海而别人看不破吧？

胡星妈在胡赓年跷家后，同意放他一马，但是立法委员的每月薪水和福利，她要全部拿去，胡赓年为了自由，全部同意了。从此每月胡星妈进出立法院，代夫出征了。后来胡赓年住进荣总，我去看他、送钱给他，老境堪怜，但是立委薪水，未闻胡星妈有以酌赏一二也。最后的结局是：胡赓年身背“老贼”之名，却是真正的“无薪制”，亲人花了他的薪水几十年，最后女儿还奚落他“占了四十多年的位子白拿钱，早该走路了”。人间道理，岂可如此颠倒？吃了老爸几十年黑心钱还说风凉话，这种秀，作得太伪善了吧？

龙应台是外省挂的小村妇，她虽比胡茵梦痴长一岁，但不能跟“最后的贵族”相比，胡茵梦是满洲贵族格格级的，她看到小村妇龙应台，恐怕会不屑的咯咯一笑吧？胡茵梦可真“嫣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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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龙应台谈“1949”，另一个大缺陷是，她着墨在一群人的夹尾而逃，却对比不出另一群人的扬长而去。她完全看不到“1949”的另一面。所谓首都，从南京搬到广州以后，那些“首都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的灯红酒绿，龙应台视若无睹吗？

□至少在广州做宪兵连长的龙爸爸应该看到吧？我帮龙爸爸剪一则资料。

1949年1月3日香港《星岛日报》的《看广州新岁》特稿：

“一流”酒家座无虚席，“江南豪客”一掷万金，脸不“改容”，旁人视之，自是肃然起“惊”。“七彩”舞场，名副其实，“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气球、纸花、香槟、口红、大腿、钞票、“肉香”，充满舞场内每一角落，绅士辈三分“酒意”，“名媛”们一张“快刀”，“得”者不吝财，“受”者无愧色。市内十四间“大舞厅”热烘烘，乱糟糟，践足碰背，你推我挤，蛮腰在抱，“贴面闭目”，猗欤盛哉！

相对的，龙爸爸效忠的国民党政府在干什么。1949年2月6日美联社《广州通讯》：

孙科政府南逃以后，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经济的加速崩溃”……人民叫苦连天，公教人员则垂头丧气，一如末日之来临。余汉谋、薛岳劝告南迁官员不要到市场上去套买黄金、外币。但连省府和绥署的官员都不听话，一发薪饷，马上去购金钞、港币。南迁官员更是当耳边风。薛岳诉苦说：“别的我都可以想办法，唯有对金融物价问题我毫无办法。这是抵挡不住的洪流，我解决不了！”孙科政府必然被这股洪流所淹没。

1949年2月11日《星岛日报》：

国民党由南京逃向广州时，将大批中下级公务员及大批流亡学生弃置不顾。不少公务人员在国民党机关中，在不足糊口的薪水待遇下工作了几十年之久，但行政院长孙科和一群部长们，一点遣散费也不发给，就把他们丢开了。南京各大学中的公费生已被停止发给补助费，因而陷于无食无助的境遇。

龙爸爸的宪兵连长职务，应该与众不同。做鹰做犬，主人总得先喂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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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的郑成功们

■国民党逃到台湾来，不是要学郑成功吗？在报上连载《海天孤愤》，学得可有声有色呢。

□的确有声有色，不过是声色之娱的声色。再看看1949年6月10日香港《星岛日报》的《台湾航访》吧：

……排山倒海地涌到台湾来了，在东北、华北、华中以至凡是他们到过的地方，刮透了地皮，吮走了脂膏，一个个脑满肠肥，腰缠累累，拥妻抱妾的到台湾来了。于是台湾的香水精的气味浓厚了；最新流线型的汽车多了；草山北投温泉的生意兴隆了；酒家饭店的气势豪华了；台湾女人的卖淫风气开了；社会道德日趋低落了；民生也一天天的凋敝下去了……把人民的生活拉到十八层地狱的边沿，这“功劳”是谁的呢？那只有些善弄权术善作投机生意的“寓公”们，才配承受的。

这些大官显宦们，因为有的是“条子”（金条），所以在他们“无官一身轻”的条件下，他们唯一的消遣，就是到温泉野浴和游山逛景……“草山”“北投”的旖旎风光与人民的艰苦生活相比，简直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他们那种闲情逸致、心旷神怡的样子，直若天下太平、万籁俱寂似的……你不要看他们背后淨做些丧心病狂的事，但是表面上却都是一本正经的，说是要完成郑成功的遗业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学郑成功，在台湾做再起的准备的……

看到了吧，有脸学郑成功吗？说“反攻大陆”，郑成功至少打到了南京呢！蒋介石呢？连东山岛都打不到啊。我们的龙应台呢？你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什么弥缝得那么好？蒋介石真该赐姓你，改叫“蒋应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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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换掉开裆裤

■龙应台笔下的“大江大海”，在抽样上的缺失，不限于下层，在“庙堂之高”的层级上。她因为读书太少，太缺乏文献上、史料上的训练，缺失更多。“庙堂之高”的层级上，以国民党大员为主，他们或躬与其事、或扶同为恶、或愧而知悔、或怙恶不悛、或迷途知返、或一死了之……样式繁多，足以警世，但是龙应台竟悉所不及，有了这么大的遗漏，还侈言江海云云，就闹笑话了。“庙堂之高”的层级才是祸源，不谈祸源、只谈尾闾，又怎能了解真相呢？谈谈祸源吧，先从蒋介石、蒋经国开始。

□你很会点唱。蒋纬国最该知道的一句歌词是“哥哥爸爸真伟大”。这个蒋介石的假儿子，原是戴传贤的真儿子，偷偷过给蒋介石，以其无能爱现，一辈子占了不少便宜、也受了不少窝囊气，最后连太太都不能保，眼睁睁的看太太被蒋介石下令打毒针处死，这也是家庭悲剧啊。

■如果龙应台只会写“1949”的“小咖”，写得完整，也足称道，但她写得又是前半截的前半截。

□看她写王晓波他们，就思过半矣。看多了龙应台的文字，你会越看越气，因为那种文字，只会在“现象”上游走，并且是片段的“现象”，龙应台太偷懒了、太闪躲了，她只用片段的“现象”引发悲情，而躲避用全面“原因”去追究悲愤。她写王晓波的母亲：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1953年8月18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罈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番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多么“傲慢与偏见”啊，什么政权枪决了王晓波的母亲，使他们全家凄惨至此，这个“原因”，为什么龙应台一个字都不追究？并且，要追究起来，其实是一幕连续剧，光从王晓波的成长史上，就可串出完整的“1949”故事、完整的两代故事。王晓波在台大，追随殷海光；可是殷海光被人迫害死了，他又倒向迫害殷海光的人，他直到我们对抗白色恐怖的硬仗打过以后，他才“迟来的勇敢”，叫出他母亲的名字。王晓波今天仍是我的朋友和小弟，但我一直不谅解他做了“殷门叛徒”，认为他从悲情转到悲愤的过程，太迟太懦弱。但是，比起龙应台来，这位国民党宪兵军官的儿子比国民党宪兵军官的女儿正点得多，至少王晓波没跟外国人跑，他是了不起的爱国者，虽然爱得醉眼醺醺的。

■龙应台写王晓波时又带出一个郑宏铭：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龙应台又在写“现象”，不写“原因”。

□为什么不多写一笔，追究一下日本人怎么“靖国神社”了台湾人？为什么不把事件写得完整一点，写写伟大的高金素梅如何带队“奔往靖国神社”，向日本鬼子“讨回英灵”？为什么只窝窝囊囊的欲说还休？为什么不多一点悲愤、少一点悲情？《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啊，你会死去，但那位嫁到德国的女士，会使你死不瞑目。

龙应台在《两个小男孩》一节中写王晓波与郑宏铭，但忘了使小男孩换掉开裆裤。她应该完整的写出王晓波他们的下半生，不露小鸡鸡的下半生，才能彰显出时代的悲剧。王晓波是这一悲剧的典型人物，在苦难中、挣扎中、迷失中、摸索中蠕动，如今是老鸡鸡了，为人热心勤勉、鸡鸣不已。但龙应台都按下不表，此不足以知王晓波、亦不足以知“一九四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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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复的肉糜之言

■“1949”的大特色之一就是骨肉失散、生离死别，龙应台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谈到生离死别，但她规避了一个生离死别中的奇象——国民党方面硬性建构出来的生离死别。也就是说，经过几十年后，本来可以松动了的条例，国民党却毫不放松，造成可以不再生离的，仍要继续生离；可以不必死别的，仍要来生再见，这是什么意思呢？

□1982年11月，香港《明报月刊》登出《访钱复·谈三通》，有这样的问答：

问：许多老人家从大陆出来，其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老干部。现在政府不让他们到台湾与家人团聚，这真教人感慨。老头子、老太太都快走不动了，来到台湾，能干什么事呢？

答：有些事是很令人奇怪的，举个例子，我的兄弟（按：钱煦）的岳丈是国民党老一辈的党人，以前有名望，在台湾有很多老一辈的朋友。被共产党关了几十年，放出来了，现在在纽约。共产党真会洗脑，关了几十年后，现在他还整天说共产党的好话。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在牢里就知道我的名字，现在还要见见我。于私方面，我应该去见见他。于公方面，我不好见他。所以从来没见过。他还要到台湾来呢！来了以后我们怎么办？也不能不准他到处见人，他又要宣传那一套，怎么能让他来呢？家人团聚也不一定要在台湾，去美国不也一样方便吗？

国民党驻美地下大使的这段答话，真使我们顿开茅塞，太精彩了！我们没想到：在国民党一大堆不“三通”的冠冕堂皇理由中，居然还有这种“黑理由”！我们对国民党的真面目，真要刮目相看了！

■这种“黑理由”真可恶！

□国民党虽然“黑理由”如此，但是，流亡到台湾的外省人，又有几家能够“家人团聚也不一定要在台湾”呢？所谓“去美国不也一样方便吗？”其实是一种没心肝说法。试问离开台湾要不要出境条件？这些条件，从国民党肯放行到美国肯签证，岂是人人达得到的？又试问前去美国要不要路费条件？“团聚”在美国要不要生存条件？这些条件，又岂是人人达得到的？钱复去美国做地下大使，可以公然全家放洋，包括他十七岁儿子——按照兵役制度不得出境的役男钱国维，这种非法“团聚”的特权，又怎么说？钱复大言不惭的说这些混蛋话，其混蛋程度，和中国昏君在百姓没饭吃时候反问“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不吃肉？）”有何不同？真是大笑话了！

■这昏君你指的是晋惠帝，但别忘了昏君也有德政时候，像陈后主陈叔宝。他在位六年，总喜欢大赦天下，有十次之多。他深知司法黑暗，要靠大赦来救济。除了这一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好像在台湾的外省人），“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说：“今旧土沦陷，复成异域”，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肉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必令安达”，保证平安送到家。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岂不太令人欣赏了吗？

□我爱昏君。

■他可是浙江人耶。

□我爱浙江人。

■正因为去美国“团聚”不是像钱复所说那样“方便”、正因为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团聚”本是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对国民党满口忠孝伦理，所作所为，却让人骨肉离散的行径，不得不予以声讨。而声讨对象，要包括龙应台在内，因为她无异回护国民党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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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石之死——不准看活爸爸

■1975年，共产党放出了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放出以后，安排参观、安排工作，如有人要去台湾的，也悉听尊便。结果有王秉钺等十人表示愿来台湾，于4月14日由“统战部”送往香港，由“中国旅行社”在香港招待，等待办理入台手续。可是，国民党政府不准他们来，也就是说，不准他们与家人团聚。十人中有一名张铁石，原是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头子，在绝望之下，愤而自杀了，时年六十一岁。你怎么说？

□他们之中的一人段克文，在《战犯自述》里，曾有这样的陈词，写出他们这些国民党“功狗”的心境：

我自己对国家对人民不曾犯过任何罪，我所以被囚禁了二十五年成了“战犯”，唯一原因就是我曾是国民党的一份子。从我的《自述》里（没有遗漏，没有夸张），谁都理解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不是好过的。我受尽苦难冒着危险最后走出大陆，赴台湾被拒，幸亏美国出于人道主义接纳我的避难申请，否则，我肯定是与张铁石一道去了。

但国民党很“宽大”，同意张铁石在台湾的儿子张润佩到香港收尸，六月六日，张润佩拿到“宽大”政府的出境证，领回了爸爸的尸体。

领回尸体一幕，得详细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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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不要死人尸

张铁石自杀后，群情大哗，国民党自然不见谅于公论。这时香港方面通知张铁石的儿子张润佩，6月7日，张润佩在台北表示：“是否来港办理父亲的后事，乃国家之事，要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因此，他是否来港，要等待决定。”言谈之间，显然身不由己。到了6月13日，张润佩获准来香港了，来的目的很奇怪，是来抢死尸。13日晚深夜11点，在数名神秘大汉陪同下，张铁石之子张润佩在星加坡酒店咖啡室举行一个名为记者招待会、实际上可说是向记者道歉会。张润佩在会上除向记者道歉一番外，其他事情一概避答，并且被陪同的神秘大汉催促离去，使得记者招待会只举行了一两分钟便告结束。

6月21日，张铁石的尸体在歌连臣角火化，张润佩先回台湾了，不能来香港；二十天后，7月11日，张润佩的朋友把骨灰运到台湾。张铁石九十四岁的母亲白发望亲等了二十六年；张铁石自己黑发亡魂等了二十六年；张铁石的妻子、二子一女苦海余生等了二十六年，最后，在结束生离的关口，他们反而遭到了死别！——来到台湾的，不是张铁石的一个活人，而是张铁石的一匣骨灰！张铁石不死于战场、不死于监狱、不死于二十六年的望眼欲穿、不死于二十六年的挣扎期待，反倒死于二十六年后追求一家团圆的绝望里！

6月16日，国民党办的《香港时报》社论说：

人人看到的事实是：共产党不但要剥削生人，利用生人，而且还要利用死人，一直到这个生人或死人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被剥削利用干净才肯罢手。

但，人民的眼睛到底是雪亮的，共产党越是叫喊，人们就越是看清楚这是一出统战丑剧；同时也看清楚，正是毛共，才是阻挠与破坏十人回台的真正罪魁祸首。

正因为伟大的国民党不要“利用死人”，所以，他们最后抢到了死尸，以防中共“利用”。于是，在死尸的宗教意义之外、在死尸的法律意义之外，国民党为“真正罪魁祸首”，做了最离奇的举证；为人间不近人情，做了最冰凉的洗礼；更重要的，为死尸的政治意义，做了最伟大的阐扬与教训。我们中国人，在海峡两岸的夹缝里，不要忘记也不该忘记：我们怎样在受难、怎样在被作弄、怎样在生离死别、怎样在“不得亲其亲、不得子其子”的悲惨里，为他们生殉、为自己默哀。——我们永不忘记！

龙应台呢？她是例外，她不会忘记，因为她一开始就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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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均衡之死——不准看死爸爸

■张铁石之死可称作“不准看活爸爸”，只许你儿子看死尸，不准看活人。在国民党“不准看活爸爸”以后第八年，国民党又日新月异的修补他们的家庭伦理道德了，——他们竟从“不准看活爸爸”，前进到连死爸爸都不准看了。这一新猷，就是台湾报纸封锁的“杜九森事件”。你怎么说？

□杜九森是国民党大员杜均衡之子。杜均衡是四川省至乐县人，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法科经济系，本来在中学教书，抗战开始，他加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任四川团部组训组长，1945年时候，已经升任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科长。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63年任财政部次长兼亚洲开发银行副理事、国家建设计划委员及中国银行监察人等职务。1969年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兼台湾土地开发公司董事长及台湾银行常务董事。1972年又回财政部次长并兼世界复兴开发银行副理事及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这样一位国民党的“聚敛之臣”，不幸天不永其年，1983年七十五岁死去。不料这一死，有分教，死出祸事来了！

原来杜均衡在随国民党逃到台湾时，把原配“抗战夫人”谢素云和“抗战儿子”杜九森弃于大路，在台湾历任要职，别娶了“戡乱夫人”钟幼梅，并产下“戡乱子女”两子三女，生活美满，不在话下。不料在他离开大陆三十年后，谢素云和杜九森在四川申请去香港，中共批准了。母子二人，就这样以“万里寻亲”的心情，离开了大陆。到香港后，住在筲箕湾东大街，相依为命，设法与杜均衡联系。杜均衡去香港看过他们一次，但是不肯把他们接过来，也许他不便接、也许不能接，总之，“万里寻亲”的结果，是痛苦与尴尬。——杜九森对爸爸的一片亲情，显然弄得进退维谷了！更进退维谷的，还在后头呢！1983年9月13日，杜均衡死了。杜九森从朋友口中得知了消息，决定到台湾看看爸爸最后一面。他探听出9月29日公祭，他必须在公祭以前赶到，才能达到生离后的死别。他知道国民党不让他入境，他就花钱买了一张“中华民国护照”，并买了由香港飞往汉城的机票，盼趁飞机过台时，能够蒙国民党开恩，让他这中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看看爸爸的最后遗容，然后上机离开。

不料事与愿违，国民党是不喜欢这种“温情主义”的，飞机过台时，国民党任凭杜九森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就是不准这场生死会。杜九森没办法，在飞机场要求“庶母”和“弟妹”为他担保一下，可是他们反倒不承认他。杜九森气不过，偷偷服下了事先准备的毒药。国民党发现不妙，强迫给他洗肠，并在他迷迷糊糊之中，把他架上到香港的飞机。

9月30日晚上8点30分，一个昏迷不醒的旅客，被丢弃在香港机场候机室，大家好奇的围观着，一位好心肠的妇人找出一瓶药油，把他救醒。他喃喃的说着“让我见见父亲最后一面吧！让我见见……”的话，最后救护车来了，他被送上车，又回到“万里寻亲”的中站了。后来杜九森写了一本书，详述经过，他寄了一本给我，要我帮忙，我很惭愧，我无能为力。

杜均衡的例子，杜九森的事件，十足说明了整天嘴巴上仁义道德、提倡家庭伦理的国民党，在行为上，怎样使人不能团圆、怎样使人不得见最后一面、怎样使人“不准看活爸爸”、“不准看死爸爸”。只有“观其行而察其言”，我们才能对一切恍然大悟。当然，如果这一切发生在钱复身上，都不成问题。——大家美国见！如果这一切发生在龙应台身上，也都不成问题：本姑娘的“1949”里没有你们，所以，“大江大海”容不下你们，你们只在阴沟里，大家阴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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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处长的“内在美”

■龙应台书里逃避的“1949”现象，还有很多千奇百怪吧？

□龙应台逃避了许多“大江大海”现象，其中之一就是：这批族群中，有许多人表面上效忠党国、“与台湾共存亡”，骨子里却“内在美”（内人带小孩全在美国）式的暗做移民打算。

一个代表性的小故事，特别值得写出。我出狱以后十多年，路遇当年抓我的蒋家鹰犬、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处长吴彰炯中将，那时他已退役，在富贵楼餐厅任总经理，他约我到他办公室，做了他单方面“相逢一笑泯恩仇”式的长谈。我最后打趣他，我说：“你们军人有‘五大信念’，所谓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现在呢，你们革了几十年的命，民族主义等被敌人实行了、领袖死了、国家变成千分之三了、责任扯不清了、荣誉也不好意思说了，全没了，处长啊，你也老了，你输了。”不料他眨眨眼睛，神秘的告诉我：“李先生，我没输，我移民到美国了，我子女都是博士，个个在美成家立业，李先生，我没输！”吴处长的话，对我真是醍醐灌顶：真的哟！这些鹰犬没有输。输的是他们的“五大信念”，但谁信这些信念呢？五大、六大、一百大，管他妈的几大！

■“内在美”以外，有些可是“全在美”，内人小孩以外，自己也跑了。像国民党大员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在台湾做尽坏事以后，全家都跑了。

□如果全家都跑了，跟台湾全不相干了，也算结帐清楚。怕的是还滴滴答答呢。碰到全民健保，他们就跑回来拿便宜药、享受便宜医疗照顾了。

■举个例吧。

□例不必远求，还是吴处长。别忘了，他虽然“内在美”，却是死在台湾病床上的。吴处长八十岁变成了渐冻人，靠健保公费，躺在台北秀传医院的病床上，全身除了眼珠外，哪儿都不能动，但旁有护士二十四小时照顾，又有外劳为他负责清洁整齐，头髮都理得如见大宾。真是卧床如见大宾。有一天，我李敖出现了，他一定想不到我来探望他。他眼珠转向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双手叉腰神气活现对着他的李敖，为什么我要双手叉腰呢，因为当年他到押房来看我，就是双手叉腰的，也神气活现。我李敖今天来了，以其人之腰还其人之身。

■哈哈，你这叫什么探病呢？你在报复、在示威吧？

□也有探病的成分，只是不怎么百分之百而已。

■吴处长自己的故事、吴处长跟你的故事，多么深长，可惜“大江大海”不知道。

□也许是不想知道吧？蒋介石鹰犬与黑狱亡魂间的恩怨情仇，那龙应台会面对吗？龙应台没有对黑狱亡魂的英雄做过任何一次访问，这是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应有的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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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大改特改历史了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特色很多，“1949”后，国民党文人有工夫大改特改历史了，就是特色之一。拆穿他们窜改的伎俩，你的功力，无人可及。你往往小处着手，然后妙手成真。蒋介石的辫子问题，就被你搅得天翻地覆。1986年10月20日，国民党大举筹庆蒋介石百年冥诞前十天，你写了《蒋介石研究》自序。在众口一声、马屁隆隆的时代里，你独自一人、逆势操作，真够得上“虽千万人，吾写书矣”。

□我从写《胡适研究》到写《蒋介石研究》，研究的对象虽然每下愈况，自己的成绩却扶摇直上。换句话说：被研究者的人格，跟我的文格适成反比。——我敢在刀光剑影和黑狱幢幢的压力下研究蒋介石，这种文格，是何等勇气！我敢在资料封锁和众口一声的困难下研究蒋介石，这种文格，是何等突破！

■你就是不服这口气。

□我李敖就是不服这口气，我就是要站出来，一一拆穿蒋家的神话。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而入狱，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别人会服气吗？

□每个人都会骂人王八蛋，但我的可怕是我能证明谁是王八蛋。我不是空口说人王八蛋的，我有证据证明谁王八蛋，不服气又怎样？你不服气，但你无法抹杀证据。看了证据，你必须心服口服。一读再读之下，将会发现其实李敖写得很公道。——李敖并没丑化蒋介石，他只是把美化了的拆穿罢了。

■你无须丑化猪八戒。

□对了，对猪八戒，你只须据实描写他那副尊容即可，何须丑化？

■其丑self-evidence,不言而喻的、不证自明的。

□因为猪头自己就是人证、自我人证。

■大概他们做假的手法太拙劣了吧，以至于被你拆穿了。

□的确有太拙劣之处。试看清朝男人要留辫子，这是何等大事，除了和尚，谁敢不留辫子，但蒋介石的党羽却公然说蒋介石在中国军校，可以公然不留辫子，他可以特立独行，而环境居然也允许他特立独行。可能吗？照《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总统蒋公年表初稿》，蒋介石是民国前六年（1906）3月，“以感痛国族陵夷，立志革命，乃自剪辫发，托友寄家，以示决心”的，剪辫子后第二个月（4月），就“东渡日本”了。他在“东渡日本”后第二年（1907），再回国进保定军校。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校中一切学生除蒋总统外皆有辫发”，这一说法，历来蒋介石传记都是众口一词，直到1985年11月出书的《蒋介石传》（国民党军方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德籍远东问题专栏作家施德曼与弗德林史坦夫妇合著、国立编译馆主编、辛达谟博士译），还都这样一路宣传、相沿不断呢。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真的在严格的军校管理中，人人有辫子，唯独蒋介石可以“唯公无辫”（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语）而不受“制裁”吗？这种逸出常识的说法，我们能相信吗？

■这种说法，死掉的蒋介石知道吗？

□蒋介石生前就这样说了。董显光的《蒋总统传》可是蒋介石“钦定”的。董显光做过蒋介石的新闻局局长。

■于是你的本领就来了，你推翻了这一没辫子的神话。

□我找出直接证据，推翻这一神话。我找到当年的图证——一张蒋介石与同学的合照照片，用放大镜仔细查看照片中蒋介石的发型，却赫然是留辫子式的正面发型，可见“唯公无辫”之说，根本是捏造的！除了图证以外，还有文证。根据蒋介石当年的同学张群的回忆，所谓“唯公无辫”之说，也可推翻。据陈香梅《张岳公闲话往事》记录，张群说：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留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

据《蒋总统秘录》中访问张群记录，当时“留日考试合格的学生，好像有六十人左右。能够畅通日本话的人，由保定启程直接前往日本：我们（包括蒋总统在内）虽然能够阅读日文，但因为说得不好，暂且先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然后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达东京”，可见蒋介石他们当年一起“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出国时既然有辫子，则在保定军校时，蒋介石必然有辫属实。所以，蒋介石在民国前六年（1906）就“自剪辫发”之说，不是真相、不是历史，乃神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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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烈死不暝目

■你用图证和文证，双杀了这一神话。

□对。我不但杀了这一神话，还杀了同类的没辫子神话。蒋介石的党羽1984年出版《国父图像墨蹟集珍》，页88刊出皖浙起义时“徐锡麟烈士”照片，予以变造。除面目全非外，最骇人者，是将徐锡麟的发型，变造为西式分头。事实上，徐锡麟一辈子没留过西式分头，且他行刺满洲大吏恩铭时，职务是满清政府的安徽警巡处会办兼巡警学校校长，不留辫子，何能担任斯职？于是，资料大王李敖又来了，我找出徐锡麟当年原照，一经比对，即知蒋介石的党羽把徐锡麟脸部全部加描，眉清目秀描成粗眉大眼、细鼻薄唇变成宽鼻厚唇、辫子发型变成西式分头。乍看还以为不是同一张照片，细核之下，却发现原来两张照片在衣领上完全相同，尤其左领在高低上、内领上、褶痕上，一模一样，瞒得过外行人，但瞒不过李敖，当然也瞒不过徐锡麟，这位革命先烈死而有知，一定奇怪怎么头上给理了发、变了发型了？

■想来徐锡麟一定不甘心。

□不甘心的还在后头。徐锡麟绝对想不到，蒋介石的孙子后来上了徐锡麟的孙女。原来蒋孝文的床头人徐乃锦，竟是徐锡麟的孙女。你姓徐的革命，他姓蒋的坐享其成；不但享受你的直接革命成果，还享受到你的直系亲属呢。

■徐锡麟一定很窝囊。

□还有窝囊外一章呢。徐锡麟万万想不到，他的孙女徐乃锦，后来竟嫁给蒋介石的孙子蒋孝文，你性好革命吧，最后连个孙女都保不住啊，革命先烈死不瞑目。看来蒋介石也死不瞑目，本来满清政府只准他一个人不留辫子的，怎么徐锡麟也可以了？

■龙应台不懂这些吧？

□龙应台无需懂这么多吧，她很干脆，她为国民党买了一顶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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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妇的后路

■龙应台书里扯东扯西，为什么不探讨一下“1949”的元凶蒋介石动向呢？那才真有代表性呢。蒋介石后来对手下说，“1949”时，他本人打算死在南京，后来还是没死。可见他本人也动摇了、也贪生怕死了。

□还有更精采的呢。周宏涛《蒋公与我》中，不但透露了蒋介石要在日本买房子、躲到日本去，并且他的老婆宋美龄也早失信心，劝老公离开台湾。《蒋公与我》明明有这么一大段：

那阵子混乱里，各种影响人心的传言纷至沓来，包括蒋公准备离台的谣言。就在杜鲁门形同放弃台湾的宣布同时，我从黄少谷那边听到一个消息说，蒋夫人已遣孔祥熙的女婿陈继恩自美国经香港抵台来见蒋公，劝蒋公赴瑞士“休养”。这是何应钦夫人在港晤见陈继恩时，陈自己讲的；何夫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何应钦向黄少谷求证，这才冒出传言来了。陈继恩是孔令仪的丈夫，孔令仪后来离婚后，再嫁驻美武官黄雄盛。

可见宋美龄早已要跑路，那时她已先在美国一年多了。并且，这不是单一事件。后来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后，宋美龄又觉得苗头不对。杨西崑亲口告诉我，他到美国洽商《台湾关系法》，宋美龄叫杨西崑过去报告，告诉杨西崑说，你别回台湾了、台湾完了。杨西崑没听，宋美龄还向蒋经国告了杨西崑一状。杨西崑在台北四季餐厅二楼透露这一段秘密时，还心有余怒。别以为蒋介石多会殉国吧，“1949”，他跑得可快呢；也别以为他会死守台湾的，他曾经想开小差，开到日本呢。周洪涛《蒋公与我》透露：

4月17日上午，蒋公在溪口接见了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朱世明辞出后告诉我，蒋公除了指示接洽聘用日本教官事宜外，也谈到自己出国的事，说是打算在适当的时机到日本小住，要他安排一下。

我没想到蒋公真的有出国考虑，对于蒋公指示朱世明安排赴日，我那时认为蒋公之所以有出国的念头，可能是想到如果政府万一和中共和谈成功，形同投降，到时他就不便在国内居住了，要不然就可能是蒋公想亲到日本共商反共大计，并且亲邀日本教官来华协助练兵。

隔了一个多月，朱世明来函除报告了日本教官聘用等问题，也在信中特别提到，已在箱根为蒋公找了一处宅第，是前闲院宫亲王故邸，价格约为一万五千美金。我对照蒋公回复李宗仁函的内容后，有这么的想法——如果中华民国覆亡的话，这该是蒋公最后的退路了。不过，蒋公一直没有要朱世明买下那栋住宅，以后也誓言大陆未光复前，绝不离开台湾。

蒋介石的动向，总是“1949”的关键大事吧，龙应台呢，碰都不碰这种问题。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却躲开不碰关键大事，还被当作好书，太奇怪了吧？

■还以为蒋介石多“守死不去”的，总该听听这些内幕。蒋介石多有种，我们终于领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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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看“媚美主义”

■你选立委的第一目的不是“对付美国”吗？

□极少人知道我选立委的第一目的。第一目的是“对付美国”。国民党伪政府的一贯特征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外斗之首，在斗外国帝国主义，可是蒋介石搞的却是“媚美主义”，结果且是“一路媚美却又被美一夜不寐”，因为美国老是出卖他、欺负他，还欺负他儿子，半夜三更叫醒他儿子说：我们断交了。蒋氏父子的媚美贱骨头行为影响到李登辉、连战、马英九等留美走狗，也影响到国民党分身政党民进党走狗，所以，仅管表面上政权轮替，但在“媚美主义”上，却相沿不替。两朝政权最大的不同是越媚越贵、越媚越没保障，最后连战下订单的那笔军购案到了陈水扁手里，一跳变成六千一百零八亿，却又拿不出像样理由。我到立法院，本来就要教训“媚美主义”的，正好碰上六千一百零八亿，我自然迎头痛击。今天有人拿连战当香饽饽、当连爷爷、当两岸穿线者，殊不知连战是李登辉旗下第一“引美入室”的留美走狗，他的“媚美主义”、他的唯美是从，其实比陈水扁还下贱呢。马英九也如此，陈水扁把连战下订单的军购案拖了三年两个月，才送立法院审议，留美走狗马英九呢，下贱的马英九一上台，就向美国主子交心了。这贱货！这贱货！龙应台不知道吗？对美发贱是“大江大海”的顶级故事，龙应台为什么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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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底的下贱

形式上，蒋介石媚美，媚得比他的走狗们有点个性；实质上，因为他大权一把抓，所以媚得可以脱底呢。

■什么脱底？

□就是脱得露出底牌。看看杨帝泽回忆录《饮水思源》吧，透露司徒雷登养病时说出的一番话。司徒雷登说：

马帅和我在马帅离开中国、回国出任国务卿之前两天，一同去谒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重申邀请马帅以他个人最高顾问身份继续其对中国的伟大服务。他以很大的诚意，表示愿把他本人握有的一切权力付予马帅，并保证给予最大程度的合作……马帅极为感动，但觉得不能随便说话，只能说他感谢给他的这份荣誉，和这么一个大好机会，他并表示将做慎重的考虑。

看到了吧，脱底关头，蒋介石媚美就媚得这么贱，“把他本人握有的一切权力付予马帅”！你能想像吗？他的惯技，一走投无路，就把“一切权力”交给美国爸爸，哪里还有中国总统的尊严！

■这样下贱，也就难怪洋大人总以总督口吻训话了。胡颂平《朱家骅年谱》和陈立夫《我与马歇尔将军》文献中，不谋而合的提到马歇尔对国民党大员说话时的“总督式口吻”、“殖民地总督式口吻”，真是奴才所见略同啊。

□蒋介石的媚美下贱，一路流传到他的徒子徒孙，包括民进党，形成媚美政权，直到今天。龙应台的上司马英九啊，你不会懂他，直到你把他当成美国人，你才懂，你的一切困惑才会迎刃而解。马英九跑到美国，以国民党主席身份，公开而肉麻的说：

就算两岸于三十至五十年后达成和平协议，台湾仍然需要有力量的国防，需要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由于追求和平与繁荣的两岸关系，便不会错误解读和判断与台湾有长期关系的美国朋友好意，让美国进入它所不愿意的矛盾当中。

龙应台啊，你知道你的马老板多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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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大陆的残梦

最后，蒋介石总算落草在台湾，抬出“反攻大陆”的口号，拖了二十六年，终于寿终正寝了。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政权被赶出大陆、流亡到台湾的最重要口号，首见于“1949”6月26日蒋介石《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讲话，在这次讲话里，他清楚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期限。可是，就在一年将尽之际，蒋介石改口说“三年反攻……三年成功”（1950年3月13日）了、又改口说“五年成功”（1950年5月16日）了。但五年过去了，还是反攻无望。拖到第九年（1959年5月19日），在《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讲话里，做了最后的哀鸣，他说“再过十年”（指1969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结果呢，十年又过去了，蒋介石自定希望破灭之期终于到来，他一筹莫展。六年以后，蒋介石有疾而终、“反攻大陆”无疾而终。这一骗人骗了二十六年的口号，虽然自蒋经国以下犹未放弃，但却尸居余气而已。

“反攻大陆”只是一个梦，且是一个残梦，它没有可行性，雷震的《自由中国》早就拆穿了它，但是，说真话的先知者被迫害，罪状是你的真话打破了别人的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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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三字，何以服天下

我愿帮国民党回想一段历史：当中华民国成立，“北洋军阀”袁世凯做了第一任大总统时候，国民党掌握了国会议长，由国民党员林森做参议院议长。开会第一天，袁世凯全副武装，走进议场，不料林森立刻拉下脸来，向袁世凯说：“参议院是代表民意的地方，不能在这个地方耀武扬威，请袁总统解下武装入席！”袁世凯虽然是“北洋军阀”，但他不敢“大军压境”，只好解下武装，给国民党留下光荣的记录。很快的，七十年过去了、1982年到了，国民党已从媳妇熬成了婆，国民党不但掌握了国会议长，并且掌握了国会、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国防部长。国民党的国防部长宋长志大将，面对国民党掌握的国会，按说应该有优于袁世凯的风度了，可是，事实上，却显然没有，他的态度是蛮横的。例如在“反攻大陆”问题上，他竟公然向“自己人的国会”，悍然表示：“什么时候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这种气派，说他不是“耀武扬威”，实在也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汇了。令人玩味的是，宋长志大将前半句未尝不说了真话，什么时候“反攻大陆”，他真的不知道啊。因为驴年马月的空中岁月，又有谁知道呢？别说宋长志了，连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啊，他如果知道了，还会把日期改来改去吗？

“不知道”三字，何以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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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百年个屁！

最后，他们算封口了，不谈“反攻大陆”了，也不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了，却大谈“中华民国一百年”、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了。

■世界上忧虑生态失衡，谈“百年孤寂”；这岛上倒好，谈“百年牛屄”。

□“百年牛屄”是先从国民党史吹起的。国民党历史自称从兴中会时起算的。但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的前身，因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比京兴中会开会时，所有参加者，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如今国民党翻掌一扑，一律不由死人分说，把会吞下、把人吃光，天下滑稽之事，还有过于此吗？何况，檀香山兴中会的历史，是可疑的。

■你是说檀香山兴中会根本是假的？

□它的真度，禁不住精密考证吧？不过，国民党说有，我们先姑妄听之。因为有了又怎样，照样是笑话。因为国民党吞下兴中会、吃光兴中会会员，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一吞一吃，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来了。因为同盟会的成立，是靠当时许多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其中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而兴中会那时候，已五年之久，没有革命动作了，当时开会时，六十多个代表中，孙中山仅仅认识十个人，兴中会早已没落了。

非但兴中会、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即使1912年的国民党，也都无法硬加衔接。1912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今天的国民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它在1919年成立时，照党史会《国父年谱》所说，“加上中国二字者，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显然在和“元年之国民党”划清界线。“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当年党同伐异，界限惟恐其不分明；今天捏造历史，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国民党之可笑，竟一至于此！

至于中华革命党，严格说来，它跟1912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1924年孙中山在《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演讲里，明说：“二次（革命）失败，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可见连孙中山自己，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改组”的，而是“重新组织”的新东西，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已很显然。

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1919年的事、只不过只有九十二年，但国民党为了把革命功劳“一切笼为己有”（章太炎语），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但纵使这样，吹牛也有程度之不同。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只是说“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虽然吹牛，也只吹到同盟会；如今国民党在台湾，越吹越大，“走过从前”，兴中会都难逃牛腹矣！牛哥哥国民党何苦来啊，年轻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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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假民主

■“百年牛屄”以外，龙应台之流口口声声台湾有民主，至少蒋介石死后，台湾有了民主。

□蒋介石的最大罪孽，不止“1949”那一大段的血腥统治，更在有空前绝后的对民主的结扎功夫，因此岛上的民主，一路给掐死了，留下的，是种种假民主的怪相。最后演变到今天的，不是真民主的主流，而是假民主的乱流，台湾没有真民主，但台湾有太多的假民主。一般浅人分不清，以为台湾有了民主，并且可以向大陆炫耀，其实全不是这么回事。龙应台开口闭口“一九四九”，但自“1949”以来，蒋介石有二十六年的机会搞民主，他不搞；他死后，蒋经国有十三年的机会搞民主，他不搞；他死后，又有二十年的机会搞民主，但国民党民进党却给搞得中台二分、拳头四向、金权纵贯、血肉横飞。天天政治挂帅，人无宁日；日日宦海生波，举世称奇。我们多少年来一路追求真民主的人，看到这种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的假民主，能不痛心吗？我们眼巴巴等死了老蒋、等死了小蒋，等走了李登辉、等爆了陈水扁，如今等出了假美国人马英九，我们等得寒心了。

■你说蒋介石的最大作孽，不止于生前的祸国殃民，且在于死后的遗患。你这种见解，倒是发人所未发，龙应台书中根本不敢碰。

□蒋介石父子在台湾四十年中，由于自私、狭小、与僵化，他们造就出两派头脑不清的混人，一派是蓝色的，一派是绿色的，表面有蓝绿之分，其实混同一气，在思想型模（Pattern）上系出同门。这就是今天的乱局。乱局又不止于颜色上的相持不下，且在于引发新的贻害：一、使这个岛，在世界出局、还一再闹出世界级的笑话；二、使这个岛上的青年人，一潭死水。青年人本该是抗争、改革、进步的动力，但是，岛上的青年人浅薄、麻木而软弱，他们任凭宰割、窝囊没用、未老先衰。几十年下来，就蒋家王朝而言，是及身而绝；就蒋家走狗而言，留下几条幸运家犬（如郝家、马家、连家、吴家之类）；就国民党而言，是空忙一场；就台独而言，是假忙一场。蒋家王朝到台湾后，它的问题不在及身而绝，而在及身而不绝。它延续出两股接班人：一股是绿色的；一股是蓝色的。这绿蓝两股，为了争政权，固然小异其无趣，但在大方向上，却是蒋介石的传人。传出了一个像民进党的国民党、和一个像国民党的民进党。但像来像去，更像蒋介石自己的反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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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假国会

■既然民主是假民主，立法院这种假国会，有可能弄假成真吗？

□我看不会。假国会呈现出来的：

一、这是孙中山闭门造车造出来的不伦不类机构，再加上蒋介石调教出来的坏的外省人和坏的台湾人，共同加工翻造出来的怪胎。

二、这怪胎成长的所谓民主是假民主。

三、彰显假民主的现象很多，最大的特色是，少数党民进党竟可用暴力阻止多数党国民党等投票，而国民党等竟因之就范，真是世界级的奇闻。国民党是一个令你哭笑不得的党，它的最大本领，是能培养出比它更坏的反对党。

四、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国民党每逢选举，它给你选它的理由竟是：你要不选我，它比我更坏。

五、这是个贤不肖杂处所在，绝大多数是不肖，偶有贤在，也就是说，偶有好人存在。但好人扶同为恶，形成好人做坏事局面，好也好得十分可怜。

六、从世界级（包括中国级）的标准看，他们全部昧于大势、不识大体。眼里只有台湾，但下手干的，又害死了台湾。

七、部分成员跟美国的关系暧昧，不仅在美国国籍案上劈腿，甚至涉嫌CIA，所以打着军购台湾旗号，使台湾变成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凯子岛，假国会变成了输美大国会。

八、最后，台湾根本不是真国家，自然不会有真国会。

九、国民党、民进党，双方都是“列宁式政党”、“列宁式政党”会产生民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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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枪毙还来得及吗？”

■假国会不能做出一点真的正义之事吗？

□正义？先看看我们的正义。自来独裁者死后，他的大小走狗奴才，稍有良知或表现乖巧者，总要收拾人心，以为慰藉。自其小者观之，要平反前朝冤狱，所有冤案、假案、错案都要意思意思；自其大者观之，要把死去的主子拉下马，像赫鲁晓夫（Khrushchev）之于斯大林，即其著者。但是蒋介石的大小奴才什么都不做，他们扶同为恶又怙恶不悛、将错就错又一错到底，甚至到今天还奉蒋介石之名而“阿门”之，想来实在太可恨、太可恨！因此我们特别点破鞭尸蒋介石的时代意义、不过时意义，以告天下。自李登辉、马英九以下，都是我们要口诛笔伐的丑类，他们是蒋介石的守灵者、身后卫护者，他们的可恶，我们也一样不会忘记。因此，挥鞭之余，也会兼打他们，以正视听。陈水扁他们也同属丑类。古人说：“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在诛及既死之余，我们也不忽略活在世上的奸谀。——死的、活的，都跑不掉，这是我们的正义。

■假国会不平反这些冤案、假案、错案吗？

□白色恐怖时期，共有二万九千四百零七件案件（二万九千四百零七是他们自己承认的数字，天知道实际数字是多少），但假国会并没立法平反任何一件。看看共产党，共产党平反了多少文革后的冤案、假案、错案，而口口声声人权法治的海峡这边，却一件都不平反，凭什么跟共产党比？

■假国会毕竟立了法，送了每个政治犯一点钱。

□那是“补偿”，不是“赔偿”，“赔偿”才是平反，“补偿”不是。假国会掐死了平反之路，只送小钱，想就此了事

■按照案情分多少吗？

有个上限，上限是六百万，不能超过。所以坐牢坐了二十年、三十年的，也一律以六百万为上限；被枪毙了的，给家属也只六百万。

■你年资不够，只拿了二百八十万？

□很惭愧，比起被枪毙的或坐牢二十年、三十年的，我年资太浅了。一个笑话，我拿了二百八十万支票回家，交给太太小屯，小屯手执支票、白眼一翻，冷冷的问：“现在枪毙还来得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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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程度不够、心态可议

■二百八十万啊，龙应台连“现象”都写不出来呢。本来你说龙应台只写“现象”、写不出“原因”，难道她不知道“原因”吗？看这一段：

1949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可见龙应台明知“早有埋得极深的因”，但她写不出来。原因是——

□原因是既不能也、又不为也。不能，是程度不够；不为，是心态可议。心态可议的部分尤其可恶，因为她理应写出一点。

■程度不够，还能写出吗？比如说，她没看过这本书、这本史料，她根本涉及程度不够，怎么写呢？

□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脚注，她看过区区几本当事人的专书，但她引证时却故意漏掉关键的文字，这就心态可议了。你可以说你不知道这本书，但你既然在脚注里提到了，你怎么赖呢？龙应台用一页又一页，写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十几页下来，我们看不到一行大义与是非。她绝口不提共产党是革命者、国民党是反动者，她的板子照例是各打五十，但在字里行间，却加重一方的罪戾，龙应台只质问：“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但她从不质问国民党军中的农民是怎么来的，龙应台甚至一再把解放军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伯仲其间，她在暗示些什么呢？打板的数目是一样的，可是五十板的轻重疾徐可有了文章，她在暗示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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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德国人史观”

■最不搭调的，是在龙应台书中，常常冒出“德国人史观”，行文穿插，耳漫汗漫之下，忽然日耳曼起来，实在怪异。

□龙应台的基本立场是怪异的，我们简直看不出来她是中国人，事实上她是吗？看她写的：

那是1949年的前夕，从9月到11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

“我想大概很像”，这是什么话？德苏之战，是两国交兵，是一国抵御外侮；国共之战，是国内揭竿革命，再怎么打，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难道中国人在打外国人吗？不论胜败，也没有跟德国人有关系吧？有婚姻关系吧？但是龙应台喊出的“飞力普”是什么人啊？是她与德国人产下的谬比不伦的儿子吧？

龙应台的基本立场是怪异的，她的史观是德国人的，所以用来看中国，总是格格不入。她写的千言万语，但是氛围却中国不像中国，倒像一边一国，纵使她有时说得婉转，但扑鼻之感，总不可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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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他，你就否定了你自己

龙应台提到被送进日本忠烈祠的台湾兵名字，她写着：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我总要接下去想一想，“彭明敏、李登辉”这些与死者的“同龄少年”，他们“有机会变老”了，他们的变老过程，是不是也该补一下呢，补了，“1949”才有个收尾啊。不然的话，断尾的故事又算什么“1949”呢？

龙应台最后写道：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

我好奇怪，也好好笑，你“致敬”什么呢？多少该写的英雄你逃避不写、多少不值得写的泡沫你却信笔谬传，多少人又被你杠上开花、窝囊加倍，你还要同他们“携手相惜”，老天爷！“龙门一入深如海”，窝囊的死者，又何辜啊。

我曾奉劝彭明敏说：“当年老K提拔你，你不要做狗，你不干，你跑了。结果李登辉做了狗。如今你从海外回来，居然肯定起李登辉这条狗来。别忘了肯定他，你就否定了你自己、否定了你自己当年不做狗的一番苦心，这说得过去吗？我常常用严格的标准去检定人，不单看他赞成什么，也要看他反对什么、点名出他反对什么、列举出他反对什么。可怜的龙应台，她在老K的鬼岛上，除了说风凉话，又显示了什么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前，你为出生地做了些什么？就算受苦受难吧，你受了多少？被迫害、被打压吗？都没有，你每天只吃一顿饭吗？你失业过吗？你蹲过黑牢吗？你有一本书被禁过吗？你捐过一块钱给慰安妇吗？你捐过一毛钱给红衫军吗？你浇在红衫军头上的凉水，比别的多吧？你奚落红衫军反扁无效，那你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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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二毛子”

■义和团时代，有一种“二毛子”，也就是“假洋鬼子”，被中国人痛恨，那时候文化水平不高，只会痛恨而已，不会用“文明”方法拆穿。但是，“二毛子”这种字眼，倒满传神的。

□义和团时代的“二毛子”，不念什么书，只是“主耶稣”一阵咒、占地建堂、迷惑乡民而已；今天的“二毛子”就不同了，博士挂帅、革履登堂、念的是一大堆“中国崩溃论”，他们实际是“文化二毛子”，他们背后的基础只是“毛子水”，虽然水水的，但打扮得洋貌岸然，口口声声是美式民主呢、美式全球化呢。并且，他们很温和、很“文明”，绝不“横眉冷对”。“横眉冷对”那一代的，一辈子未见其骂日本人，其实也是“二毛子”之一，是“东洋二毛子”。但是“横眉冷对”太落伍了、胃口太不现代化了，只好给革命狂欣赏。“文化二毛子”绝非革命狂，他们只是颠覆狂，你的辛苦，一概不表；你的毛病，我整天挑，你怎么都不对。你是我妈又怎样，你有梅毒。这就是“文化二毛子”，千言万语，就是要颠覆你，因为那样才“文明”。

■他们不承认是颠覆。

□当然不承认。美国大兵强奸了中国女人，也不承认自己是强奸犯；日本大兵侵略了中国，也不承认“侵略中国”，而是“进出中国”。

■因为他们很“文明”，所以，一旦你用“二毛子”字眼说他们，他们就“嫣然”道破：别理他，他是义和团，他会用“二毛子”这种字眼骂我们呢，他不“文明”。他们这样一“嫣然”，你还敢用“二毛子”字眼吗？

□为什么不敢？我觉得“二毛子”这三个字，真是“深入不毛”。但我用这三个字可学问大了。出这本《大江大海骗了你》，不就是学问比赛吗？你是“文化二毛子”，老子可是用文化打“文化二毛子”的专家呢。

■所以你放胆用“二毛子”这类字眼

□放胆用、放手用。为文化水平不足的前辈中国人扬扬眉、吐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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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错用中文”

■龙应台的中文还好吧。

□要相对的说。大体上，龙应台的中文比一般“国民党文人”好，甚至好很多，当然不如汉奸女张爱玲及其月经棉，但还是值得肯定。龙应台的文字毛病像得了哮喘病，有时没头没尾的，这在她那本《目送》里最明显。还有一个致命的，就是“常识不足”和“错用中文”。

从欧洲回台湾。先去探视一位长辈。他看起来颇为疲累，问及缘由，长辈遂谈起“摄护腺肥大”的种种苦恼。告别之后，匆匆赴好友殷允芃之约。赶到时，允芃已嫣然在座。见我形色匆忙，允芃关切地问：“怎么看起来有点疲累？”

实在不知该怎么回答——我觉得很好啊，可是既然看起来“疲累”，那——我不假思索对她说：“可能摄护腺肥大吧。”……

她是在等着看我解释自己的“玩笑”。等了半天，发现我没开玩笑的意思。于是她把身体趋前，那种尴尬的神情，好像在告诉一个男人他的裤裆拉链没拉上，她小声地说：“应台，恩……女人没有摄护腺。”……

我为自己的无知觉得羞惭，很抬不起头来——这故事要在台北的文坛江湖怎样地流传啊，一直到有一天，见到了好朋友J，他是个赫赫有名的、粉丝群庞大的作家兼画家。J听了众人笑我的故事，很有义气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紧。我都到最近才知道，原来摄护腺不是长在脖子里。”J，可是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男人。

龙应台的“常识不足”尚不严重，因为自然有“常识不足”的“长在脖子里”的雄性动物伴随她、分担她；但是，“错用中文”却令我们受不了。她说殷允芃“已嫣然在座”，天啊，中文“嫣然”两个字，可以这样用吗？并且，好死不死的，竟又用在殷允芃身上、头上或脸上，中文何辜啊？“嫣然”何辜啊？古人用“嫣然一笑”，从宋玉到苏东坡，都是指名花倾城的，可是，殷老太太那副尊容要倾谁啊？“允芃嫣然”事件上，显然的，龙应台非但“错用中文”，又同时发生了“常识不足”问题。殷允芃毕生与“嫣然”无关，此乃常识啊。龙应台说：

当天，就在那中山北路的咖啡馆里，当我的玛奇朵咖啡正在一个白色瓷杯里颤悠悠地被送过来的途中，台湾《天下杂志》发行人殷允芃决心创办《康健杂志》。她的理由是，如果像龙应台这种人对于医学常识都糟到这个程度，那么显然很多人都需要被她拯救。

我看，龙应台的殷允芃还是“拯救”她自己吧。办什么《康健杂志》呢？先办一本《整形专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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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三阶段

■龙应台从1984年出道以来，至今二十六年了，她的作为，有段落可循吗？

□大体来分，可有三阶段。她刚出道的时候，《野火集》阶段，本来只是“为什么不生气但别生国民党的气”阶段。她坐计程车，司机因跳过马路上的大坑，大骂“操国民党”。龙应台指摘：“这司机完全错了”，“可以操养工处、操市政府”，但不能“操国民党”，因为马路上的大坑，“与国民党完全没有关系”。这种对国民党的开脱论，真令我们大开眼界。

国民党是执政党耶、国民党是太上政府耶、养工处长大人即是大人国民党耶，不“操国民党”，“操”谁啊？即使你“操”到“养工处”、“市政府”，坐在那儿的公务员的“欧卡曾”（黑屁股）也是国民党正字商标耶。龙应台如此解救国民党的“欧卡曾”，真是操海奇闻，国民党真爽死了！不但没挨“操”，并且天上掉下来救“操”的礼物——龙应台，自愿做打手，国民党真爽死了！龙应台日后吹牛，说她遭遇了白色恐怖，白色恐怖怎会发生在她身上呢？龙应台说她“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冒着出毛病的危险”，全是吹牛，国民党疼你还不暇呢，何“危险”之有？如有点跌撞，只是国民党内的“文学侍从之臣”因争宠而怒目相向而已。以上所说，是第一阶段，可叫“文学侍从保卫老K阶段”。

■第一阶段，“文学侍从保卫老K阶段”。

□接着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龙应台，已暴露了文化在我、文明在我的本质。整体的印象是，不但“文化台独”、并且“祖述汉奸”，她大捧特捧李春生这些亲日货色，实开自己又美式又德式奸情的先河。“请用文明先说服我”，但她的“文明”基调，是充满奸情的，你无从说服她。这一阶段的龙应台，主轴在拈出“文化台独”渗进汉奸思路，攻击中国不文明，但她只字不提日本怎样残暴东方、德国怎样残暴西方、美国怎样残暴世界四方，不提残暴的文明可以说服谁。这是第二阶段，可叫“文化汉奸贬低中国阶段”。

■第二阶段，“文化汉奸贬低中国阶段”。

□最后是第三阶段，把“残山剩水”当“大江大海”来颠倒是非、错乱历史。这第三阶段，可叫“文化丐词翻江倒海阶段”，是更深入的干法，只是这种深入，都被李敖给揪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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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完全罩不住这种大题目

■她本来只放放野火就算了，她不该膨胀自己，写什么《大江大海》，她完全罩不住这种大题目，尤其牵涉的资料、史料太多了，她的程度，一下子就泄了底了。

□第一阶段的龙应台，她写书所用的证据是单薄的，证据来自计程车司机，从计程车司机操人开始，站稳了脚以后，她开始膨胀，又文化又学术起来，进入第二阶段。但是，由于程度不够，她竟把李春生等文化汉奸当宝贝乱捧瞎捧，虽然著作日丰，但是败象已露。最后，靠财阀等支持，她成立了“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除了广邀美国主子演讲外，又埋头狂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结果，越求详赡渊博、越求批共扬K，越泄了底，终于被我逮住，用一本《大江大海骗了你》一次斩绝。

■本来龙应台就近似滑头的说道：

我没有答案，可以就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当然没有答案，因为你如果讲生态环境问题，我又不是专家，我怎么可能提出答案来？我又不知道垃圾应怎么焚化，那是专家的事情。如果讲教育的问题，我要是当个大学校长的话，说不定做得更糟糕。讲政治问题的话，我也不见得能够处理。我绝对没有答案，而且我根本不应该有答案。

龙应台这种不见答案论，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适用吗？

□当然不适用，并且她所谓的“我根本不应该有答案”这一结论，也是根本不通的，因为你表面上提出“讲环保”“讲垃圾焚化”等问题，你的答案其实都已明示在你的问题里了，至于如何环保、如何焚化，不是答案本身，而是执行者遵循的技术问题，“那是专家的事情”。就如同你龙应台上了计程车，你的答案就是“去那里”，如何去那里，“那是专家的事情”、司机的事情。上了车，你不能对司机只问：“阁下欢迎我搭贵车吗？”你必须少说废话，讲出你“去那里”这一答案。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呢？

□龙应台更没有搪塞的理由了。龙应台的障眼法是只谈“现象”，一如她只提“问题”闪躲“答案”，但在“现象”里，她早已埋伏下偏见和结论，也就是说，她把“答案”藏在问题里了。在逻辑上，这叫“丐词”（beg the question），是把前提藏在“问题”里引君入彀。所以，整个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即使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但对国民党却轻轻放下。问题还不限于她的心态，而在她的程度，她完全罩不住这种大题目，结果单在资料、史料上，就先栽了。

龙应台不说客气话，但说漂亮话；不说俏皮话，但说风凉话。我出这本书，重点不在跟龙应台纠缠她的漂亮话和风凉话，我没兴趣落墨在那些浮辞上面；我把重点落在务实的考据上，一点朴学，一点纠谬，一掌一掴血，一步一脚印，棒喝给龙应台，你的资料、史料基础太薄弱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种大题目，你碰不得的、你太不自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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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革命者的篝火

■谈谈你的总感想吧。

□首先，我觉得龙应台偷走了一个好名词——“野火”，使人们感觉到某种叛逆的快感，觉得这位放野火的在伙同我们叛逆了什么，其实我们被骗了。根本不是野火，而是烟火。在黑夜里，看看烟火是有快感的，但烟火不是星光、也不是萤火、更不是革命者的篝火。并且，相反的，龙应台的烟火秀，内容很贫乏、很守旧、很小心翼翼，她跟柏杨一样，向上冒犯只敢冒犯到警察总监而已。她一本书都没被查禁过，而李敖却被查禁了九十六种书，这一比较，显示了一切。

■为什么畅销？

□一个重要的原因，都被忽略了。畅销是龙应台取得了和她一样喜欢说风凉话的“平均公民”（average citizen）的自况与认同。大明星范伦铁诺（Valentino）死的时候，影迷们哭得死去活来，报章一版又一版满版伺候，可是同一时间，哈佛大学校长死了，却少人闻问，报章版面，豆腐干一块。一旦列等“演艺人员层级”，“平均公民”就会追随着你加减乘除，当然扭不过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但是可以亦步一下；当然跳不过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但是可以亦趋一下，至少穿上你穿的T恤与球鞋。即使更假的，也无碍俗人崇拜，电影里的“超人”飞檐走壁，真实的他却从马背上摔下来，瘫痪至死。但是，无伤于“平均公民”崇拜，他们要的就是认为你是“超人”，与君相随。为什么不追随哈佛大学校长呢？太难了。龙应台的成功，就在她把自己定位在“演艺人员”的标准，她邀你一起梦寐星梦，但不要求你做哈佛校长。她放的是烟火而已，却叫你错认为野火，你感觉很爽，因为你是叛逆少年，其实，这是哪一门子叛逆呢，在龙应台带领下，你只是顺民、蓝色的顺民、绿色的顺民，甚至是做了“文化汉奸”而不自知，甚至可以大骂义和团野蛮。问题是，义和团不是不可以骂，但只骂义和团野蛮，不骂英法联军烧圆明园、不骂八国联军中美国大兵第一个进中国皇城奸淫掳掠，你就上了当了。

你可以喜欢龙应台，因为喜欢她最安全，书不会禁、人不会关、姿色平平，却名利双收，这不正是“平均公民”的向往吗？谁要做哈佛校长？谁要做一入狱再入狱的被禁九十六种书的作者呢？她拉了“跟不上英雄的弱者们”一把，显示说，别跟什么英雄了，跟我吧，你可以跟我一样，不必“人人可以为尧舜”了，跟尧舜太累人了，何必像英雄们放火呢，只要把烟火当野火放放，就算功德了。爆竹不是火箭，但止于爆竹的、安于爆竹的，就火箭圆满了。所以，“弱者们”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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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段安可曲吧

■刚才听你反问龙应台，很有趣，再详细多问几句吧。来段安可曲吧。

□问题是，对言论不自由的种种，你龙应台说的全对，但，亲爱的，请告诉我，你做了些什么？对抗或打败言论不自由的恶势力，你做了些什么？你有一本书被禁吗？你有印书时被抢走的经验吗？你有被抓到警察局的经验吗？你有看装订厂女工被扣留、为你罚站的经验吗？你有因书被抢走而负债累累的经验吗？你有漏网之书也要切去封底才能上市的经验吗？你有遇到连摆书摊的老婆婆都拒绝代售的经验吗？……亲爱的，你全没有。在长夜漫漫中，“为谁风露立中宵”的是我们，是作者、印刷者、装订者，是一起被抓到警察局的我们全体，龙应台在哪里？正在美国、德国纳福吧？龙应台失业过吗？龙应台坐牢过吗？龙应台又司法又军法又司法又军法给连番整过吗？没有、没有、统统没有。龙应台最后却来说风凉话，甚至冒充她是我们之一，俨然也是白色恐怖被害人，少恶心了吧。“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好一个投机的文明啊！好一个公然插队的文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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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博大真人”

■最后了，该下结论了。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毛病，我们终于挖出来了。她只会写“前半截”，而且是“前半截”的“前半截”，所以看“现象”，也看不到完整的，“1949”的现象总有来龙去脉，但从龙应台的书里，却很少看到完整的龙脉。张玉法的少年“前半截”是可怜的，但可怜却无补于他中年“后半截”的“斯德哥尔摩”，认贼作父，变成“斯得爸儿摸”，龙应台写不出完整的被贼所陷又认贼作父的历程，这就是说，龙应台的“1949”是藏头缩尾的。

■你是说，写“1949”必须完整写出它的源流与流变，光写片段的苦难是不够的，反倒引起误读与错觉？

□对。必须写出被贼所陷又认贼作父的历程、完整的历程，从陷贼到从贼的完整历程。当然也包括有没有最后的觉悟，最后的觉悟是很重要的。《鹰犬将军》宋希濂就是最好的觉悟例子。他最后人到了美国，与儿女团聚，完全自由，没有了任何人质或牵挂，但他觉悟了，终于知道了谁是贼。

■在海峡这边的岛上，没有这些人吗？

□也有吧，但程度有差。

■因为他们没有写《鹰犬将军》这类书，坦白得不够？

□觉悟并不以写书为唯一条件。但执迷不悟的，往往著书立说呢。

■像龙应台。

□龙应台“1949”还没出生呢，她不算。她只是nuts中的后起之秀，结果好好笑，执迷不悟的，都写不过她，比起nuts来，她一马当先，至少追随马英九，直奔nuts而来，在文字上，她比马英九还马英九，是个上女厕所的马英九。

■有人怪你用字遣词，太不庄重了。

□请用庄重来说服我？

■龙应台写了一本《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明即梅毒。）龙应台的文明叫什么文明，她显示的，只是“和番派”的标准与伪善。

■“和番派”？你指嫁给美国人的陈香梅、聂华苓之流吗？

□龙应台嫁给德国人。

■后来被德国老公给甩了。

□关键就在这里。林语堂一个女儿被洋老公甩了，最后自杀了事。这位女士没有回过头来大放“野火”、怎么看中国人都不顺眼、整天以刻薄中国人为能事、还引发许多不懂事的中国人三心两意跟她起哄，林语堂的女儿真伟大，她不说一句话，也不骂中国人、也不嫌自己皮肤黄色，她一死了之。

■听说她的英文是第一流的。

□第一流的。

■听说她最后不喜欢讲话，到商店买香烟，朝架上的香烟一指，一句话都不说。

□真有点凄凉。

■她没到阳明山来，住在蒋介石送给她爸爸的别墅吗？

□她不屑如此吧。噢，林语堂就是另一个“1949”的主题，龙应台没写到。林语堂是现代中国唯一一个可以脱离“不入于杨、则入于墨”选择的有名知识分子，但他一直搞鲁迅骂他的“尖头把戏”，最后钻到蒋介石给他的别墅里了。

■晚节不保吗？

□此公晚节以前的节，似乎也不多。不过他不算说中国人的坏话、也不算谄媚洋人。并且，顺便带一句，林语堂的德文、英文、闽南话，都不是跑龙套的。

■听来有点可惜，林语堂躬逢乱世，却未能跳出他的时代，给“1949”做颗海外的流星。

□更可惜的是，在乱世已近尾声的时候，也就是“1949”一甲子以后，有人不痛定思痛，却还自掀伤口，以媚洋人与世俗、唐突真相、错乱史实，这样子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拆穿了。

■要什么样子的知识分子呢？

□在中国，不论在它的昆仑之顶或东方之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高明光大的知识分子，是反暴君暴民的、是反政治挂帅金钱挂帅的，智足以拒非、勇足以抗暴，不媚俗也不媚外，作风磊落，独行其是，古代智者向往的“博大真人”，应该就是那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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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乌龟与抓兔子

■这本《李敖秘密谈话录》即将告一段落了。顾名思义，主轴乃针对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而发，以拆穿《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主，其他龙应台的言行，只是顺便带一下。为什么锁定《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呢？它与龙应台其他的书不一样吗？

□非常不一样。龙应台其他的书，以“托诸空言”为特色，因为“托诸空言”，所以像个兔子，抓起来会溜，甚至有所谓讨论上的争执余地；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不然，它像个乌龟，可以手到擒来。

■乌龟比兔子好抓？

□其实不然。粗略来分，“抓兔子”是“玄学”工作，是哲学争执；“抓乌龟”则是“汉学”工作，是史学硬功夫，事实查出来，一翻两瞪眼，没有争执余地，你输了。龙应台过去著书，在以“玄学”阿世，天花乱坠下来，见仁见智，或有讨论余地。但这回她不自量力，“艺高人胆大”，玩起“汉学”来，并想用四百天速成，结果露出龙脚，被我逮住了。

■“汉学”不就是“乾嘉之学”吗？

□是。“汉学”也叫“朴学”，顾名思义，它是扎扎实实的朴实考据之学，不是“托诸空言” 的，而是“见诸行事”的，谈“大江大海”，你不能“野火”了、“文明”了、“目送”了，或什么什么了，你必须交出证据来，而这证据又不是《野火集》中听人说的、听计程车司机说的就已足，得靠真功夫、真的考据、真如傅斯年描绘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换句话说，涉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现买现卖即溶速成是不行的，但龙应台这回却自以为行，所以，踫到李敖，她栽了。

■你李敖也栽了，牛刀是杀牛的，你竟用来杀鸡。

□龙应台之流太嚣张了，如果只是《野火集》层次，我还懒得理，现在闹得不像话了，我只好牛刀小试一次。

■你为什么不用鸡刀？

□我从来没有鸡刀。大师啊怎会有鸡刀？

■过去林海音的老公何凡批评你，说你“伤人过重”，你的牛刀一出手，绝非小试。

□我记得何凡跟我说：“你李敖什么意思？好像不把自己写进警备总部就不算？”我回答他说：“你何凡什么意思？你在《联合报》独霸一片天，专栏写了二十年，二十年间，你没把言论自由拓宽一点点，警备总部一篇文章都不查禁你，你不觉得脸红吗？”好了，何凡可真不觉得，他还洋洋得意呢，真是士林之耻！五十年过去了，新一代的何凡们。看来比何凡还何凡，他们更得意了、他们的手法更新了，一文之出、横跨各报；一书之立，横陈颠倒，这世界，成了说风凉话的“文化二毛子”奚落“丑陋的中国人”的世界、“中国崩溃论”的世界、“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世界，我李敖就是气不过。我看到“一个高调以文章公开声援台湾独立建国的香港华人”钟祖康，出版《来生不做中国人》，封面且印有“孙隆基、倪匡、金恒炜、金钟、李敏勇、卜大中文化菁英一致推荐”的广告，我真气不过。何必来生呢？有种今生就不做嘛，关键是金发碧眼的肯收留你吗？你的“华人”皮毛，还是委屈了你吧？做狗也得有人要啊。由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以还、由于柏杨之流自贱丑陋以还，此调之弹久矣，但是最后证果的，却应在龙应台身上。龙应台这位“华人”，也许没有那么露骨，但是，从《野火集》以来，她的调门越来越高。本来只是《野火集》层次，对我们这些英雄而言，《野火集》其实是一种搅局、一种抢戏，它把大事化小、把大题目化成鸡毛蒜皮。所有的大牌演员都厌恶配角搞小动作，因为小动作会搅局、抢戏。电影还好，最怕的是舞台剧，不像电影可以修剪，有人抢戏，你修不掉。对官方说来，“文字警察”也乐得有《野火集》吸收注意力、分散注意力、小化并转移革命者的焦点，又何乐而不为。现象恶化的是，龙应台的调门越来越高，她的真面目也就越来越暴露了。她最新的暴露是在澳门大谈“商人无祖国”形势大好。其实，对今日的帝国而言，所谓全球化后的“商人无祖国”，其实是替他们的祖国建立另一种滩头堡，一如历史上的传教士，传教士乍看起来没有祖国、只有天国，但是，“炮舰外交”保护的，就是无祖国的传教士。龙应台已经妖妄到这种层次了、嚣张得太不像话了。并且，流风所及，混蛋越来越多了，我只好“浪费”四十天，大开杀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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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材的右翼

■你的总感想扯得太远了，最后收收尾吧。

□龙应台暴得大名，有一个插曲，不失为她的利多，龙应台阴错阳差，得到“不成材的右翼”的攻击。从《野火集》开始，国民党中“不成材的右翼”，大体是《青年日报》《青年战士报》《中华日报》等发出的攻击，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毛病出在他们只会做结论、不会做推论；只会骂王八蛋、不会用证据证明你王八蛋，所以结果适得其反，使龙应台得学李敖出版《文化论战丹火录》一样，集合“不成材的右翼”的乱枪，代你宣传，以为取笑。因为你们的乱枪毫无杀伤力，反倒衬出吾火熊熊。

这是一个有趣的怪现象，一件对事，不幸给不对的人捞去做了，由于“当事人不适格”，反倒砸锅。例如中国统一联盟，是何等好题目，可是给口沫横飞的胡秋原捞过去做了，别人就不敢领教了；例如共产党党名登记，是何等好题目，可是给披头散发的王老养捞过去商标化了。别人就退避三舍了。依此类推，没人否认范兰钦是爱统一的，但你的文章出来，制造的恰恰是族群紧张关系；没人否认黑社会是爱国的，但你的枪声出来，不论是干掉江南还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得到的后果都是负面的。有个笑话说，一个人自称书法家，但书法奇劣。一日有人手摇白纸扇一柄，书法家抢过来就要写字，那人立刻跪下来。书法家说：“不过写几个字而已，何必行此大礼？何必下跪相求？”那人哭着说：“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胡秋原是整天检举别人是“匪谍”之人，这种货色，适合做两岸统一的工作吗？

□我也纳闷。他曾公布了他给老贼钱纳水的一封信，气冲斗牛的说：

弟乃最后反共者，然不反则已，反必大反特反之。纵世界无一人反共，（我）一人亦必反之。……今后除反共外，无他事矣，有生之日即反共之年矣。

哈哈！这么一位莫名其妙的反共大王，适合组织“中国统一联盟”吗？所以我才说，如果“不适格”的人带头乱来，会坏事的。王老养也一样，该改名叫“养老王”就歇歇好了，别在台湾组织共产党了。

■王老养认识吗？

□我有一张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印台湾共产党主席等等头衔，吓了我一跳。

■看来龙应台正点得多。

□的确正点得多，虽然也是“当事人不适格”，她谈文学批评就好了，搞什么思想啊。看到她，我就联想到我常使用的那包“文山糊”。

■你不用胶水等黏合剂？

□我只用手指抹浆煳，手指速度最快。

■不觉得落伍吗？

□比摩登的人有效率，是谁落伍啊？

■浆糊是消耗品？

□浆糊放在手指上，是消耗品；放在脑袋里，就是女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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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的流变

■谈到女作家，龙应台算是后来居上的吧？

□从写批评文字上看，龙应台比起其他女流作家来得出色。但是你不能只做批评家。就像西比留斯（Sibelius）的老师安慰学生的话：全世界都是给创作者立铜像的，没有给批评家立铜像的。作为批评家，龙应台再出色也没用，她没有文学作品可言，当然其他女作家的文学作品也不足道。不过，在三毛走红时节，她和其他女作家们，倒有一个共同优点，就是“不出其位”，三毛的范围是自恋、海市蜃楼的荷西和撒哈拉；琼瑶的范围是恋老师、苍白又苍白；于梨华的范围是恋别人汉子、一心想偷人养汉。……她们不谈大道理、也不越位。但从聂华苓开始，却谈起大道理来，结果厚诬先贤、令人恶心。降至龙应台，则女人大谈起思想来。傅斯年曾做讽世之言，讥笑女人不能搞历史，龙应台冒出来，傅校长必然杠上开花，讥笑女人不能搞思想了。龙应台一手文字，胜过聂华苓百倍，但满脑浆糊，与聂华苓相等。天可怜见，请放思想一马吧。（附带要说的是，小龙应台一岁的胡茵梦，迟暮发疯，也酷谈思想，但有两点，我们不与计较：第一、她的文字晦涩、不知所云，大家看不懂；第二、她是美人儿，大家原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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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疼丑类

林肯（Lincoln）说上帝一定疼面目平常之人，不然为什么造那么多。龙应台的本领是她自己毫无姿色、“泯然众人矣。”但她发而为文，把鸡毛蒜皮之事，写得天花乱坠；把人间正义之事，转移焦点、李代桃僵，一律归罪在“不文明的中国人”头上。于是吸引了众人的认同，“小人物当如是也”、“小人物可取而代之”。龙应台使面目平常的小人物统统升等，自以为也可讨论大道理了。就这一点看，龙应台是一个标竿，她把标尺定位在古庙门槛上，再高你也可以迈过。她使她的读者人人有了信心。但是这算什么呢？以“丑陋的中国人”为制高点，你就置身其外了吗？麻醉读者，把别人归罪为“丑陋的中国人”、“不文明的中国人”，只是拾柏杨的臭大便而已，当然，龙应台的文字高于柏杨一百倍，但又怎样呢？你今生还是中国人，多倒胃啊。最后，龙应台化柏杨的大便为自己的大便，她成功了，并从满街野屎变成TOTO牌抽水马桶的家屎，又怎样呢？充其量，你是个坐在马桶上的说风凉话的“文化二毛子”。“一毛天下乱，色变谈三毛”，做二毛子也最安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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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心软了”

■好啦，终于“浪费”了四十天，你完工了。

□用四十天完成这本书，龙应台啊，总算弄清楚了她，她是一个用银纸包得美好的臭皮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完全不能谈思想等大道理。但她不是没有优点，她的文章，如不谈大道理，有些小品写得很不错，《目送》里有一篇《卡夫卡》，坦承她怕长虫的故事，写得真好，她写“千足虫”马陆，最后说：

无数只的脚，无穷尽的奋斗，一生的努力，只能走一点点的路。（打死它）我有点心软了。

其实，这句话可改写成：

一生的努力，只能走一点点路，并且还走得倒行逆施，小龙啊，拆穿你，我有点心软了。

■这就是你这本书的“最后一课”吧？

□学生的“最后一课”，老师朝前走了。

■学生在哪里呢？

□学生在马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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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李敖全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