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wjm_tcy注：未找到李敖出版社版本，用2014风云版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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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

　　汪政权就是抗战时期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政权。与在重庆的蒋介石蒋政权遥遥相对。它创建在1940年3月30日，结束在1945年8月10日，前后有五年四个月零十二天的寿命。在这政权创建前两年（1938年），汪精卫还是执政的国民党的副总裁、还是领导过抗战的行政首长、还是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还是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议长，在这些重要头衔以前，他还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左右手和遗嘱执笔人，且在革命时代，还是深入虎穴行刺摄政王被判无期徒刑的革命英雄……以这样显赫的身份与历史，“他竟毅然脱离了中枢，由重庆，而昆明，而河内，而上海，而南京。在东南的一片废墟上，在敌人枪刺下的占领地区，树起了与国民政府同一的旗帜、奉行同一的主义、采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一的名称；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绝对相反的另一政权！”这真是一件大怪事！

　　汪政权随着抗战胜利而结束，这时候，蒋介石下令炸毁了汪精卫的坟，这个政权的一切，就好像“‘发’棺论定”了。政权中的要角们，自杀的自杀、枪毙的枪毙、逃亡的逃亡、坐牢的坐牢……就在他们岌岌不可终日的时候，有趣的是，胜利者蒋政权居然也风水轮流转，变成了失败者，逃离了中国大陆。在一阵子尘埃落定之后，汪政权中的一个有心人金雄白，居然在流浪飘零之中，以“朱子家”笔名，从1957年起，到1971年止，十五年间，陆陆续续完成了一部大书——《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把“积非早已成是”的历史，做了一番详尽的回忆。这部书因为写得很动人，颇能轰动中外，当然台湾是轰动不起来的，因为蒋政权不让它进口。金雄白在书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表白：

　　在成王败寇的原则下，一般人对之盖棺论定：“汪政权的创建，是丑恶的活剧，其性质是被敌人驱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发生了疑问，像汪氏这样的人，真会为了利禄或者为了意气，甘心于出卖国家民族，以自毁其半生光荣的历史吗？这一群被指为国家的叛逆者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与想了些什么？……

　　又说：

　　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参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机密部分。而在政权没落以后，我又能躬与其盛，被籍没了所有的财产，以汉奸罪判处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为安慰与认为侥幸的，是法院庄严的判决书中，竟然确认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和证据，“法外施仁”，竟邀末减，以徒刑两年半的一纸判决书，代替了一枚胜利勋章。因此，让我能终始其役，目睹了这一幕不平凡悲剧中许多重要角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赴死。从锣鼓登场，直至曲终人杳。

　　从这种表白里，我们可以看出金雄白写这部书，是别有一番幽愁暗恨的，他显然在所有汪政权“余孽”的沉默中，不服这口气，争是非、张公道、酬死友、吐平生，而要把话说个明白的。在这一精神上，这个作者，倒真不愧是一个收尸型的义士人物。这部书在人情冷暖上面，写得尤其鲜活，是它最成功的地方，读后可以警世醒世，值得特别介绍。

　　金雄白，江苏青浦人，1904年生，1985年死，享年82岁。

　　198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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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对日抗战时期，由汪精卫所领导而在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当其存在的时侯，人们对它有过那样多的揣测；於其覆亡以后，仍然会有那样多的传说。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权，会像它那样给予世人以如此不确定的观念！到今天为止，这政权已经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体早因成败而盖棺论定，但留驻在人们心理的一项微妙感，似乎并不曾完全祛除。

　　当两年前姚励颇兄创刊春秋杂志时，认为汪政权不论其本质如何，目的如何，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不管是让后人齿冷；或者是供后人叹息。而战后尚无人比较完整地写过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写此中事，为读者打破这一个谜样的疑团。我却不过他的盛意，事前也来不及作一个写作的准备，糊里糊涂就写好了第一节交给了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后，才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个大题目“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而又为我安上了我这几年常用的笔名——“朱子家”。无可讳言，这题目在我来说是不够庄重的。而且以我当时见闻的狭陋，我也不至於狂妄地竟会用这个包罗太广的大题目。虽然我也曾受过有类於蚕室腐刑之痛，但我决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笔名写实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头露尾的误会。然而一切既然已经决定了，在过去两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笔下，尽力求其能做到“信”与“实”。

　　在连续写作期内，因为忙於笔债，事前既没有预先拟定一个大纲，更以记忆力的减退，参考资料的全付缺如，事实上连一个大纲也竟然无从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后截稿期，就随便抓上一节往事，完篇塞责，所以前后每多倒置，次序也见凌乱。又因为我力求想做到信实，仅就我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每以孤陋，失之琐碎。假如有一天我还能重回故土，将以我的馀年，搜集资料，重为改写，这只有期之於渺茫的将来了。这一本书，只能说是我参加汪政权的个人回忆录，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纪念，假如谬承读者以史料相视，将会愈增我的惭愧。

　　虽然和平以后，我有过太不幸的遭遇：籍没、羁囚、以及一顶脱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没有后悔，因为我明白本来这就是叫做政治！

　　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飘零第十周年金雄白自序於香港旅次

　　金雄白简介

　　金雄白（一九零四——一九八五）为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是个资深媒体人，一九三零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亦当过律师。一九三九年投靠汪政权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职务，并曾任《中报》总编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以罪名被捕入狱，一九四八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一九七三年曾创办《港九日报》，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病逝日本，除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另著有《记者生涯五十年》（上下册）、《黄浦江的浊浪》、《乱世文章》（五册）、《女特务川岛芳子》及《春江花月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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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历了一幕历史的悲剧

　　我曾经目击过一个政权的创建，以迄其没落；而且我身亲了这个政权的筹备、创建、发展，直到最后的消散。

　　这是一幕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到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十多年，过去的一切，也如尘、如梦、如烟般地逝去了。而曾经使我激动、使我忧伤、使我痛苦的往事，却永远牢系在我心的深处。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是中国前所未有遭受外族侵略的一个大时代，而我刚刚生长在这一段不平凡的时间，而又身历了其间一幕不平凡的悲剧。

　　每个中国人一定会记得一九三八年，中国对日抗战，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战局陷於极度困难与极度悲观的时候。突然，一个曾因革命而行刺前清的摄政王几罹大辟有着半生光荣历史的人物；一个曾经是中山先生的左右手；那时又是执政的国民党的副领袖；一个曾领导过抗战的行政首长；而且还是号称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议长，他就是汪精卫！而他竟毅然脱离了中枢，由重庆，而昆明，而河内，而上海，而南京。在东南的一片废墟上，在敌人枪刺下的占领地区，树起了与国民政府同一的旗帜，奉行同一的主义，采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一的名称，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绝对相反的另一政权！

　　这一个政权，自一九四〇年三月的三十日创建，以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没落，其间经过了五年四个月又十二天的寿命，失败了、消散了。於是在成王败寇的原则下，一般人对之盖棺论定：“汪政权的创建，是丑恶的活剧，其性质是被敌人驱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发生了疑问，像汪氏这样的人，真会为了利禄或者为了意气，甘心於出卖国家民族，以自毁其半生光荣的历史吗？这一群被指为国家的叛逆者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与想了些什么？或许真如人们对他那样地想像，但毕竟经过了五年多的一段时期，以及占据有广大地区的一个空间，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为朋友们洗刷，为失败的政权文饰。我愿意凭了我的良知，就记忆中所留存的一点一滴，尽量忠实地，写出身亲目击的真相，作为后人的殷鉴与叹息！

　　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参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机密部份。而在政权没落以后，我又能躬与其盛，被籍没了所有的财产，以汉奸罪判处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为安慰与认为侥幸的，是法院庄严的判决书中，竟然确认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和证据，“法外施仁”，竟邀末减，以徒刑两年半的一纸判决书，代替了一枚胜利勋章。因此，让我能终始其役，目睹了这一幕不平凡悲剧中许多重要脚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赴死。从锣鼓登场，直至曲终人渺。

　　在写出这一幕往事之前，我所认为值得遗憾的，当一九四九年，又一个大时代来临的时候，我深怕卷入了另一次漩涡，抛妻别子，仓皇南来，临行前把一切文件，包括书函、纪录、照相、密件、报刊、都把它焚弃了。现在只能纯凭藉记忆来追写。其中特别关於人民、时间等，相信一定会发生很多错误。同时，我也不否认人总是容易被感情所支配，有主观，也会有恩怨，虽然我将尽量不向壁虚构，不颠倒黑白，我仍然期待读者们的指教、纠正和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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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似曾相识者的出现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上海四周的炮声，早已趋于沉寂。而租界里却呈现着一片畸形的繁荣，市民们惊魂初定，转而耽于逸乐。也有人于怅惘咫尺之间的南市、闸北、浦东，敌人骑铁纵横，奸淫烧杀，汉奸们所组织的维持会更助纣为虐。同胞们的血泪洒遍了各处，但祖国离他们却一步一步地遥远。对抗战的最后胜利，每个人虽然仍抱着殷切的期望，但谁也不敢预料抗战将再经过多少的时候，与将在怎样状态下取得胜利。沦陷区民众的心理是复杂的，正在危疑震撼之中，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市民们感到惊愕。前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忽然从重庆出走，抵达了越南的河内，而且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了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

　　这一个消息太突兀了！使上海所有的市民纷纷猜测。而接着，上海各报又接到了中央对汪的行动暂时不许攻击的通令。于是，在无法获得真相以前，上海的市民们相信蒋汪之间是在玩着一面抗战一面谈和的双簧。这传言是够厉害的，我竟也是被迷乱者之一。做久了记者的我，窥探秘密的好奇心，已养成习惯，但是当时在沦陷了的上海，却怎样也无法证实这一项传说的真伪。

　　几个月过去了，汪精卫已经由河内到达上海，中央且已通过了对汪开除党籍的决议，汪的言行也一天一天趋于明朗，汪派的中华日报，且已在沪复刊，而人们心理上的双簧阴影，却仍然无法消减。

　　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个中午，我正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园三楼午饭，当饭毕行经二楼时，新闻界的旧友叶如音也正在进食，他起来向我招呼，旁边还坐着一个白净面孔的人，我向他瞥了一眼，好似有点面熟，但我已完全记不起他是谁了，他也望着我，只微微的一笑，他没有开口，我就先走开了。

　　隔了一天，如音忽然同了那位似曾相识的人到我家里来，一开始就由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罗君强，恐怕你忘记了我。十年前，周佛海先生兼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长时，我是他的主任秘书，在周先生南京舒家花园的公馆，你和布雷、力子先生不是还和我打过好几次麻将？”我才记起了确实有一个他。接着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周先生已随汪先生来到了上海，现在暂时住在虹口江湾路，他说在汉口时曾经接到过你的去信，你说希望能转至后方为抗战效力，他本想在中央宣传部中，请你担任新闻处长一职，后来刚因战局不利，政府退往重庆而作罢。今天他要我来看你，希望你能约定一个日期，和他谈一次。”

　　我被出于意外的谈话所惊住，一时不知应当怎样答覆。不错，我与佛海之间，过去十年中存有相当的友谊。民十八，我正担任京报采访主任一职时，奉派随蒋先生北上赴平，在蒋先生的专车中，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是多年的同业；孔祥熙、赵戴文（那时的内政部长）、熊式辉等因采访关系，也早已认识。而当时随节诸人中，不认识的还是很多。

　　当专车开行以后，我们正聚在起居室中闲谈时，蒋先生从前一节车过来了，他问我同车的是不是都相熟。我指指周佛海，表示我与他并不相识，这样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友谊也就这样的开始。

　　在北平的一周中，我们每天共游宴，周氏有湖南人爽朗的脾气，也有书生的性格，因此谈得很投机。以后回到了南京，我们来往得很密，而且他为我在政治训练处挂了一个上校秘书的名义，按月由他所主办的新生命书店送给我一份干薪。自政府西撤以后，就仅仅通过几封信。睽隔多年，在情感上，我无可讳言希望能见他一次；而且我知道他与蒋先生间关系之深，而此次竟会随汪出走，这是政治上的一个谜，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脱口而出的说：“当然，我也希望与他谈谈，但是我不愿意过桥（指外白渡桥）同敌军除帽鞠躬。有负他的盛意，恐只能期之于异日了。”君强说：“那容易办，假如他到租界来时，再约你见面何如？”我不能推却，事情也就这样的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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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

　　四五天之后，民国二十八年的八月中旬，一个天低欲压而又大雨滂沱的下午，叶如音又匆匆而来，说汽车已等在外面，佛海特地由虹口来到沪西，在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专诚等我，希望能立刻去与他谈一谈。我什么准备也没有，就匆匆地随着他上车，不到二十分钟的行程，已经到达了那里。极司斐尔路本是外人的越界筑路，马路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而两侧的房屋，则是华界的主权，沪西一带那样许多越界建筑的道路，就是一个举世所无的特殊状态。

　　汽车到了门口，门外静悄悄地什么声息也没有，铁门紧紧的关闭着，我仰头一望，恍然于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主席陈雪暄（调元）的别墅。房屋建造得并不华丽精致，但所占据的地位却相当广大。就在抗战前两三年，陈雪暄曾在那里为他的母亲祝寿，那时宾客如云，连天的盛大堂会，为上海稀有的场面，我曾经为那里的贺客之一。不料几年之后，陈雪暄死了，他那清幽的别墅，竟然成为一幕历史悲剧的孕育之处。

　　汽车的喇叭声响了几下，铁门上的一个小洞拉开了，司机把我的名片递过去，并且说明了要见的是什么人，警卫室事前似已预先接到了通知，卫兵向车中注视了一下，大铁门就呀然而启。汽车缓缓前进，一个武装卫兵立上了车外的踏脚板，指挥汽车在一条平广的水泥路上，经过了第二道铁门，直向一所广厦驶去。

　　雨下得很大，四周的景色在雨点中显得模糊一片，但气氛令人感到紧张。两面的卫兵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一身给黑色的雨衣雨帽连头裹住，样子像照片上看见的美国三Ｋ党，手里更持有长短的枪械，像随时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我情绪上有些不宁，已很有多此一行的后悔。如音看看我，我发觉他与我有同样的感觉，我轻轻的问他：“你来过吗？”他摇了一下头，像陷入于沉思，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对视中，车停止了，车边的卫兵跳下来告诉屋前的另一卫士，开了车门，导引我们进入一间陈设简陋的会客室。

　　两分钟以后，周佛海已微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蓬松的头发，微带苍黑的皮肤，穿一件蓝绸长衫，几年不见，比从前丰腴了一些，但脸上显出有疲劳的神态。他的外表不必恭维，他有读书人的风格，至多他像一个朴实的中小学教员。从他的面貌以至与人晋接的态度来看，他绝对不像是一个政客。谁会想到他以一个穷学生，民十（一九二一）还在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留学时期，已经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个代表之一，而且被选为党中央的副主席，某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后来佐蒋先生的戎幕，前后二十年中，尽管职务有过许多变动，自黄埔军校的教官起，一直到他离渝前的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为止，除了宁汉分裂一段时期他留在汉口外，其馀的时间，他都朝夕不离的随侍在蒋先生的左右，有许多重要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是CC的最高干部与黄埔系的指导阶层。阐扬孙文学说的所有著作中，也以他所写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为最权威的著作。但在他的形态上，找不出一丝这种气息。我从民十八与他交游起，十年之中，只觉得他具有豪爽的性格，以及亲切的谈吐。现在立在我们面前的他，已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却依然如十年前初见时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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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大使调停失败的秘闻

　　佛海与我们热烈握手，他似乎有些感谓地说：“我想不到你竟然到这里来看我，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个看到的故人了。”看样子他也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目光向四周扫射了一下，发现后面墙壁上，还挂着当年他送给陈雪暄母亲的一副湘绣寿联，他停视了一下，又接着说：“短短几年中，连这里的情形也完全改变了！过去雪暄一切的陈设，已荡然无存，而独独留着这一副我所送的寿联，一饮一啄，岂不莫非前定？谁想到最后胜利的来临之前，我会间关万里的旧地重游，而又亲见了当年我自己的旧物！”

　　我不知应当如何答覆他言下的无穷感喟，我与如音都以微笑来代替言辞。

　　他从回忆中猛然地醒过来，单刀直入说：“我叫君强找你的原因，我是随了汪先生来创造一个局面，但随我来的除了我太太与两个孩子以外，只有君强与惺华（杨惺华是他的内弟）。汪先生已决定如全面和平绝望，为了拯救国家，将另行组府，还都南京。旧日的朋好，都在重庆，上海的一切情形你太熟悉，凭了我们十年的交谊，这次非请你帮忙不可。”

　　我梦想不到他竟会直截了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再不能含糊了，我也老实地说：“虽然在友谊上，我希望能与你见一面，此外，汪先生的行动，引起了外界的揣测，尤其你与汪先生向无渊源，何以会忽然合在一起？做惯了新闻记者的我，好奇心驱使我想解开这一个谜。过去，我没有搞过政治；现在，我更无此兴趣，况且我目前从事的一项自由职业律师职务，业务还不错，温饱有馀以外，还足够供我的挥霍，你们此来预备建立政府，这或许有你们的作用，但我以悠闲之身，无意于卷入为国人所不谅的政治漩涡之内。”

　　“我不会让你糊里糊涂的参加，希望你能静静地听了我告诉你前因后果之后，再作郑重考虑。今天，我并不勉强你立时有一个决定。”“说来真是话长了！”他又叹了一口气，“国事不是儿戏，也不应当纯凭一时的意气。当年日本的步步进逼，迟早会有这一天的；但抗战前夕的形势，显然还不宜轻于言战。自从北伐以后的几年中，国力都消耗于内战，当时空军未曾建立，军备也还不足与强大的日本为敌，但是纯洁的民众与别有用心的党派、政客，正在大唱抗日的高调，蒋先生是清楚知道这一点的，他既无法抑制当时激昂的民气，又不能宣泄国家实力的秘密。抗战固然无可避免，但不应当在准备未完成前，作冒险的尝试。你也许知道当时政府高级人员中，文的如汪先生，武的如何XX（应钦），也曾提出过审慎的意见。尤其我在南京西流湾的寓所中，许多比较知好的朋友，时常聚谈有关国家兴亡的当前局势。如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曾就一般的实际问题，不时加以讨论，加以分析，我们曾经自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而七七事变之后，以日本的得寸进尺，国内民情汹汹之势，终于无法挽救这一次空前浩劫！”

　　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着说：“在过去的一段战争过程中，日本显然已有过两次的错误。在开战以前，日本过于低估了我们的实力，他真以为三天可以占领松沪；三个月可以扫平全国。日军打到南京，国军在大溃退以后，显然一时已丧失了斗志，但日本以为我国政府一定会屈服，只顾肆行屠杀，按兵不动。假如当时他们乘胜追击，抗战的能否持续，还是一个绝大的疑问。而日本犯了两次重大的错误，旷日费时，他们有了前途茫茫之感；而我们也有其不可终日之势，但最后错过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这一个机会以后，双方尽管都已筋疲力尽，事实上还必须僵持下去。”

　　“陶德曼大使为中日调停的一幕，是太足令人惋惜了！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下旬，陶德曼送来了日本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大体是这样的：日本答应分期撤兵，与放弃赔偿。华北一带，恢复七七事变前何梅协定的原状，唯一的要求，是要承认‘满洲国’。我们接到了上项条件以后，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中国银行，召集了一次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在会议中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终于正式通过了有条件的接受日本停战条件。当时蒋先生正在郑州部署军事，国防会议推孔庸之（祥熙）代表向蒋先生报告，以作最后决定。”

　　“会议以后，孔庸之就在电话中，就陶德曼转来日本条件的内容，国防最高会议中委员们个别的意见，以及最后的决议，向蒋先生详述了一遍，请其裁决。蒋先生当时的意思是：除了承认‘伪满’以外，日本的条件不能算太苛，他说：‘如此，日本又何必轻启衅端？可照国防会议的决定，依外交途径去进行。”通话本已告一段落，而蒋先生忽又说还是把全部文件送给他，让他再作一度的考虑。电话就这样结束。而双方却因匆匆通话，未注意到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日本所定最后答覆的期限，竟然没有报告蒋先生。那时日本内阁首相林铣十郎已因外交政策解组，复由近卫文麿组阁，广田任外相，日本所提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广田本限年终答覆，后经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之要求，始允延长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十日。”

　　“汉口方面自孔庸之与蒋先生通话后，立刻专人把有关陶德曼调停的重要文件，送给蒋先生。专人到达郑州时，蒋先生已转赴洛阳，再追踪到洛阳，时间毕竟已有些耽误了。蒋先生最后的指示，仍然依照国防会议的决议，与他在电话中所决定的一样愿与日本谈和。政府立刻通知陶德曼大使正式表示中国政府的意见。陶德曼发觉中国政府的答覆，显已超过了日本所定的最后限期。但他仍然把答覆转达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

　　“当陶德曼转到德国驻日大使馆时，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急忙赶去访问那时的日本首相近卫，希望对期限的延迟，有所解释，但当他到达外相官邸时，才知道近卫正在出席一项重要会议。狄克逊一直坐候他回来，才把中国政府的覆文当面提出，近卫皱着眉头说：日本政府因为得不到中国政府有关停战条件的答覆，在期限届满以后，立即举行了刚才我所出席的御前会议。鉴于中国政府没有谈和的诚意，已有了一个决议，这决议是在御前举行的，是无可挽救的决议。这就是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六日‘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陶德曼大使的调停，至此乃完全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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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卫三原则是怎样来的

　　周佛海一口气讲完了这一节故事，虽然我来此见他的目的，并不为了听听还是汉口时期的陶德曼调停经过。我呆呆地坐着，在猜想他何以要告诉我这些故事的原因。他好似看出了我的神情，继续又说：“希望今后不再提这些旧事了，但我既要你帮忙，我愿意趁今天大家都有闲空的一个下午，把‘和平运动’的前因后果，说个畅快。”我说：“上海离开后方太远了，我们只知道政府是拒绝了德国大使的调停，原来中间还有那么多的曲折。任何有关战局的事，都是我所关心，我所愿意知道的。”

　　佛海在微喟中，又道出一段当时的秘闻，他说：

　　“陶德曼大使的调停，既然阴错阳差的无疾而终，战争也只有延长下去了。那时日军发动的攻势，较前更加猛烈，冲破了武汉外围长江的马当和田家镇的封锁线以后，一向作为行都的汉口，无法再守，政府就一直撤守到重庆。国际形势，显然对我不利，许多人对最后胜利的信念，起了动摇。战局上，北起渤海湾，南至广州湾，完全被日军占领而封锁了。我们已再没有通达国际的海口，英美对我的帮助，却还不如以物资运往日本那样的多，靠自己的国力来支持抗战，所有补给军需，当然是不可想像的。给我国最大的一项打击是仅馀的一条国际通道缅滇公路也被英国宣布封锁了，这予士气与民心以最严重的影响。政府也为了当前的局势所困扰，汪先生等许多政府的重要人士，不得不把抗战前途重加考虑，在考虑中，自然而然会想到汉口时代陶德曼大使所提出的日本停战条件，假如日本仍然维持原来条件的话，国家还不至于灭亡。不如先保全一线生机，以期之于异日的发奋图强，湔雪前耻。况且最高国防会议既然曾经有过接受的决议，在危急中何妨作再度的试探。

　　“那时汪先生把试探日本关于战事意向的责任，付托于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身上，高是著名的‘日本通’。他奉命后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再转赴日本，与日首相近卫晤见之后，就带回来对两国停战问题的三项原则，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宗武回到重庆，首先呈给汪先生，汪先生认为大体上可以同意，遂把宗武携回的近卫原则拿去见蒋先生，蒋先生素来对汪的态度是相当客气的，当时表示经过缜密考虑后，再给日本答覆。

　　“据说，中枢为此曾召集过若干重要文武大员，征询对日停战意见，并以近卫三原则为蓝本，而作进一步的研究。当时在座的人都仅在听取蒋先生的意见，持异议的只有陈XX、XX等数人，他们基本上有一个观念，以为假如终止抗日，是给予国内反政府份子以藉口，不论为共产党、桂系、冯系，都将振振有辞地以行动来反对政府，另一次的内战，势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认为一旦停止抗战，结果必然将御侮之战变为阋墙之争，中枢若抗战到底而成功，无疑领导抗战者将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即便抗战失败，而领导抗战者为国侮御的精神，仍将永垂青史。在座诸人既未有再发表意见，便在这样的结论下，结束了这一次谈话。为蒋先生个人计，停了抗战，再打内战，这算盘无论如何是打不通的。自然，这消息也传到了汪先生的耳里，他正在将信将疑之间，蒋先生派人与汪先生约晤，率直地表示了拒绝近卫所提出的停战原则。

　　“那时国家的实力是这样，而希望得到国际间的援助，又是那样。汪先生对于抗战的看法是，除非产生奇迹，否则前途是黯淡的。何况汪先生又十分了解蒋先生的个性，既经决定了的事很难变更，但他仍然想如何说服蒋先生。对于日本，因此并未立刻予以答覆。在这中间，我（周自称）奉命与汪先生谈过几次，汪先生有很沉痛的意见，以为在国家的存亡关头，不应当以一二人的成败毁誉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标准。他目击中共借了抗战的机会，在扩充实力，志不在小，即使抗战能够获得胜利，但国军于抗战中是在消耗，而共军是在增强，战后的内乱，同样不可避免，肘腋之患，国家的未来命运，更在不可知之数。我与汪先生的观点，不期而有若干相同之处。

　　“然而，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汪先生是决定抗战政策的最高首长之一，在国策未变更以前，他不能发表与国策相反的言论，而且周遭的形势，也不许可他那样做。他经过了几度的踌躇，终于决定了离开职位，离开重庆，以一个党员与一个国民的身份，为了国家前途，向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个人的主张。这是汪先生要脱离重庆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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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汪精卫怎样脱离了重庆

　　佛海为我追述那一段经过时，情绪很激动，但我说不出他是兴奋还是伤感。过去我与他交往中，平日所谈，多关风月，很少牵涉到国家大事，他总是很风趣，也很轻松，因此，那一天特别显出了他态度的郑重。

　　他接着说：“汪先生对抗战前途另有看法，为表示他对于国是的意见，自愿以在野的国民身份，向中枢提出和平建议。他明白那样的建议，在重庆决没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会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相机出国，再把与日人交涉经过，诉之国人，以待民意的公决。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须经过云南，他先派汪夫人单独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迨汪夫人去后返渝覆命，说龙云很同情汪氏为国家牺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决定取道滇境出国，他愿意负安全与便利的责任。

　　“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那时中枢要人离开重庆，若非因公，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学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听命以外，自然不敢问搭机者的姓名。同时，他也梦想不到搭机的就会是汪先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发觉汪先生的动态，机票也由彭学沛于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战时一切处于特殊状态之下，政府所预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为预防敌机袭击关系，也照例保持机密。汪先生的能够顺利离渝，就是得了这一个便利。

　　“那天，离飞机起飞前三分钟，汪先生、汪夫人、曾仲鸣等赶到了，仅携着简单的行李，一到机场立刻登机，派在机场负监视责任的保密人员，平常照例需要查验搭客离渝手续，但是他们对汪先生尽管感到突兀，不敢问，也不敢阻止，飞机飞航在即，连保密人员向上级请示的时间也没有。起飞时间到了，汪先生很从容地脱离了重庆。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后我也以视察党务为名，追踪前往。

　　“汪先生离渝前，留下了一封长信给蒋先生，大意是分析当前的国际环境，指出抗战前途的形势，要求蒋先生能谅解他的苦衷。最后有两句话，记得原文是‘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汪先生的意思，彼此为了国家，原则上决无二致，但所定的策略与应取的途径，一时容有歧异。汪先生所说的难与易，就是指的抗战与和平。因为不论其为胜为败，凡献身于抗战阵营者，无疑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国家元气，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餍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而蒋先生抗战到底之意，既然一时无法动摇，则如其最后胜利，仍然属我，则国家一切，自有蒋先生。如不幸而抗战被迫作城下之盟，则汪先生与日本媾和在前，日人自难反汗，今后一切，有汪先生来担当周旋的大任。和战并进，为国家打算，不能不说是一条万全的计谋。或许外间所传蒋汪双簧之说，即渊源于此。我前后十馀年中受蒋先生推心置腹的知遇之隆，不论从任何方面讲，均不应背弃蒋先生，因此，我在离渝以前，也留了一封信给布雷，请他等蒋先生回渝后转呈，除声述离渝苦衷以外，我同蒋先生矢言得当以报的决心。

　　“迨我们先后到达昆明，龙云果然能克践前言，在我们留滇之时，一连几天，彼此谈得都很投契。以后我们离滇赴越，他还派了人沿途妥为保护。抵达越南的河内以后，汪先生就暂时卜居在高朗街二十七号，准备向中央提出和战意见。因为日本近卫内阁曾经有过今后不与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声明，因此汪先生要求近卫如要谈和，首先必须取消这一项声明。也因此，近卫复于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新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而自动取消前一声明。汪先生也于同月二十九日通电响应，此即艳电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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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内高朗街的枪声血痕

　　“艳电发表了，汪先生离渝的目的，可说已经完全达到。”佛海又继续告诉我过去的一切，他说：“中央的反应，起初是通过私人关系，劝他放弃和平主张，同渝共襄大计。经汪先生拒绝以后，重庆作了一连串的措施，党籍被开除了，与政府有关报纸的猛烈抨击也展开了，最后，由蒋先生自己正面发表了演讲。这一切，都在汪先生意料之中，他本已在作赴法的摒挡，正倚装待发。突然，河内的行刺案件发生了，曾仲鸣因误中而惨死，这是有关汪先生中途变计的一个重要关键。他以国民身份与党员身份，提出国是意见，是否采纳，权在中枢，暗杀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决定改变出国的计划，考虑由他自己来担当收拾残局与实现和平的责任。”佛海一口气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又说：“我已告诉了你所有过去的内幕真相，现在，我再重申前意，希望你能帮忙，假如你还有疑问的话，我仍然愿意掬诚奉告。”

　　事实确是如此，河内的行刺案件，是促成汪政权直接的与主要的原因之一，虽然那天佛海没有告诉我当时的情形，而在以后数年中，我从林柏生等许多人口中知道了比较详细的经过。对此关系重要而又不幸的一幕，我先在这里对佛海的谈话，作一简略的补充。

　　汪氏由滇赴越，抵达河内以后，以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那里是一所两层的普通小花园洋房，没有甚么特别的警戒，当然，汪氏也从没有梦想过竟然会有人向他行刺。

　　当他把艳电发表以后，除了中枢要人不断有函电挽劝外，中央也两度派了谷正鼎到河内。第一次是那年二月中旬，希望汪先生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氏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当局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厕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只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之不愿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的行止。如果中央坚持抗战到底，他决定偕同其夫人陈璧君与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五人赴法，等国家一旦需要他回来的时候，他依然愿意为国家效力。汪并托谷氏转致几句话，汪说：“我不离开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之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

　　他声明他之出此，只是对国是的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的意气之争，他并希望中央能给予他们以出国的护照，请求中央谅解，不必强其所难。谷正鼎即将汪氏的意见返渝覆命。迨第二次到河内见汪，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他携来了汪氏等所需要的出国护照。并且还带来了一笔政府所给汪氏等的旅费。本来汪的和平主张，至此已可以完全告一段落，不料谷氏于是年三月二十日再回重庆的翌日（即三月二十一日），行刺事件发生了，使汪氏的整个行动也随之而中变。

　　高朗街二十七号住的人很简单，除了汪氏夫妇、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以外，仅有朱执信的女公子，与汪氏的秘书陈国琦等数人（陈为陈璧君之侄）。那里的房屋，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向街一连两间，较小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较大的一间，是曾仲鸣夫妇的卧室，白天就作为汪氏会客起居之所。而行刺他们的人，却处心积虑地早已有了周密的布置。在汪氏寓所的对面，于汪氏抵达河内以后，赁定了一所房屋，朝夕有人隔街向汪寓遥窥。他们见到汪氏每天在这较大的一室与周佛海等聚谈，而且里面还有床铺的设备，因此推定这必然是汪氏的卧室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所有汪寓的人，早已熄灯就寝。有人就从花园后面逾垣而入，撬开楼下的门，蹑足登楼，直抵曾仲鸣卧室之外，卧室门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行刺者也早已在隔街看得很清楚，所以行刺的人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即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首当其冲的是曾仲鸣，他在开枪以前，已听到有人登楼的声息，刚好起床察看，而无数的枪弹，就直接命中在他的胸部，尤其腹部给打得弹洞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夫人方君璧（女画家，曾在港日开画展，现侨寓法国。）也身中数枪，幸而躲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尚非要害，得免于死。

　　最幸运的是朱执信的女公子，她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刚好是一个死角，乃得平安无事。刺客听到室内的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又归沉寂，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定已命中，遂携枪下楼准备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赴救，刺客在黑暗中看到人影，再度开枪轰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刺客们乃得以从容逃逸。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受虚惊，未损毫发。

　　虽然这行刺的一幕，结果是误中了副车，但所给予汪氏精神上的影响很大，他认定这是重庆特务人员所为，而绝不是私人的仇杀。汪氏本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自从中央党部被刺中枪以后，一弹尚留体内，益发容易动肝阳。经此刺激，更引起了他很大的冲动。尤其曾仲鸣是他最亲信的部下，他的姊姊曾三姑——曾醒，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与汪氏夫妇有深厚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氏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之对曾，一向视同己子，仲鸣很早就留学法国，虽然就读于里昂大学，但中文则出之汪氏的亲授，随汪诸人临摹汪的字迹能维肖维妙的有林柏生、陈春圃等诸人，独曾仲鸣所写几可完全乱真。仲鸣自学成以后，始终随侍在汪之左右。

　　当汪氏于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时代，曾氏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铁道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大小，汪一以委之。曾在中弹后弥留时，尚说：“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仲鸣之终于不起，实给汪以无限的悲伤与刺激，所以行刺案件的发生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而汪在同月二十七日就发表了一篇题目叫“举一个例”的文件，虽然表面上在证明他的和平主张，曾经最高国防议会的正式通过，而最主要的目的，却是为了曾仲鸣之死，对中央起了绝大的反感，激使他有自组政府之意。

　　汪在河内时就说：“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在这寥寥几句中，已充分表现了汪氏的内心。

　　行刺一幕的祸闯大了！本来已预备赴法的汪氏，因此而打销原意，曾仲鸣代汪而死，竟直接促成了汪政权的出现，这是人谋之不臧呢？还是造化小儿在暗中作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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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香港成为最早的发祥地

　　当汪氏还留驻在河内的期内，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最早发祥地。周佛海等也已先后由越来港，陈璧君则不时往返于港越之间。那时陈璧君是住在九龙汉口道二十六号三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则合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汪系在港的原有机构，一是创刊于民国十八年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一是华人行六楼六号Ａ的蔚蓝书局，本是国民政府战时研究国际情势的机关，亦以林柏生为主任，梅思平、樊仲云、胡兰成等为干事，李圣五、朱仆等为研究员。其性质也就等于汉口时代由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社，而且林柏生、梅思平两人当时还是驻港的中宣部特派员。所以汪的艳电发表，港方就由林梅两人具名负责分送，几乎所有的港报都一律全文照登。

　　汪既然决意从言论而改取行动，就由在港的梅思平与高宗武着手积极活动。影佐祯昭所主持的特务机关梅机关，立刻与梅高取得了联系。经初步谈判协议，梅机关方面派出犬养健亲赴河内与汪氏作进一步之商谈，（犬养健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后吉田茂内阁时代之司法大臣。）犬养健抵达河内以后，为避免国际注意，经常扮作越南的渔夫，在河畔垂钓，把文件放在不注意的地方，由汪方派人取送。经过了相当时期的秘密接触，汪决计由越直接赴沪筹备组织政权，日期定为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七日。汪于上一日离开了高朗街寓所，避居在山上一所秘密的房屋中，那天搭了一艘一百多吨的小船，在东京湾行驶了一百多海哩，那里早由影佐与山下汽船会社商定派一艘货船“北光丸”迎候，遂直驶上海。

　　同时，汪方在宣传上，也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所有有关汪氏之主张，完全由南华日报为大本营，向国内外发表。南华日报林柏生为社长，颜加保为经理。在这一个短时期中，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因为一切对外是由林柏生出面，于是在汪河内被刺前后，林柏生在香港也遭到了袭击。一九三九年三月的某一日，刚好陈璧君邀请周、梅、陶、林等中午在其寓所午饭，而本港警察局的政治部，也约了林柏生于下午四时谈话。林于汪宅午饭后迳赴政治部，谈话完毕，因梅思平、陈春圃、颜加保等约在告罗士打饮茶，当他步行经过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有两个大汉以铁锤从后向林氏头部猛击，林受伤倒地，而暴徒仍继续向其额部面部痛打，林已奄奄一息，幸而有两个外国水手经过，当场将一名叫陈林的凶手擒获，另一名则被乘间逃逸。林经警察送往玛丽医院留医达一月有馀，始逐渐痊可。陈林则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

　　在汪氏由越南去沪以后，留港的人，也先后于那年的初夏，纷纷搭轮追踪而往，汪政权之开场，至此几已完全成为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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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我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那一天，我和周佛海在这一次冗长的谈话中，他虽然已告诉了许多使我惊诧的内幕，但谈话却并未就此终止。他既已决心帮助汪氏一面努力促成全面和平，一面准备全面和平失败后建立政权，而所有筹备与折冲的重担，又统统落在他的身上。做事就需要人，而且既以上海为根据地，更需要熟谙上海情形的人，而我是那里的土著，占了地利与人和之宜。因此，他期待我的应承，更表示愿意答覆我任何所提出的疑问。

　　我那时的心理很复杂、很微妙，我无法怀疑他告诉我的话不是事实，而我那时内心却仍然很坚决，并没有丝毫动摇。既然如此，谈话本该可以告一段落，即使我不愿意使他难堪，也尽可运用让我从长考虑等一类的外交辞令来推搪。而做惯了记者的我，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忍不住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下面是当时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

　　“汪先生与日本之间，就建立政府一点上，所有基本问题，有无取得原则上的协议？”

　　“没有。”

　　“那是否你们的来沪，是表示不问将来结果如何，政权将一定建立？”

　　“我们的立场，刚刚与此相反，假如日本政府坚持不肯让步，而条件又足以妨害我国的独立自主，我们认为完全无补于国家民族时，我们随时会毅然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初步的宣布，仅是展开全面和平运动，而不是筹备建立政府。”

　　“在日军的占领地区中建立政权，你相信会有不致于丧权辱国的奇迹发生吗？”

　　“我们从不加以过高的期望。初步，我们只要国家不亡，我们愿意忍辱负重去做，这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留信中所说‘为其难’的意思。”

　　“除了渺茫的国家前途以外，你以为在敌人的枪刺下可以做些什么事？”

　　“无可否认，日人在沦陷区是可以任意地掠夺与任情地残杀，现在他们要拿走一百分就是一百分。以后，尽了我们的能力，即使只能拖住一分，少拿走一分，就是为国家保存了一分元气！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是要为了自己的国家，给他们以牵制与阻止，而不是协助他们得到更多的便利。”

　　“你以为有此把握？”

　　“应该说：我们有此决心。当然，一切还待我们的努力，以及集合许多实心为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

　　“从事政治活动，即需要经费，和平运动的经费，是不是由日人所供给？”

　　“你真以为我们会受日本的豢养吗？”

　　“如其可能的话，我想先知道这一个秘密。”

　　“如其你答应我不向外界泄露，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在香港时代的活动费用，一共只五万元，是周作民、钱新之、杜月笙三人以友谊关系所自动资助。来沪以后，我们用的是日人应该交还我们存在正金银行的关余。这完全是中国的关税收入，抗战以后给日本冻结了的，现经交涉后解冻，交还我们作为活动经费。”

　　“我相信你不会是为了利禄，必有如你所说的苦衷，但表面上与敌人合作的行动，将为国人所不谅，我不敢说自惜羽毛，我的律师职务足够维持生活而有余。我无力帮你，我也不想卷入这一个是非的漩涡。”

　　“假如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利害毁誉打算，国家的前途是可以想得到的。我很遗憾于你竟会这样斤斤于小我，当然，个人的问题，也应当在考虑之列，你或者知道法国的XX（我忘记了他当时所说的名字），当普法战争的时候，他单独提出了与一般相反的意见，这自然是有利于国家的意见，当时曾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诟骂他，甚至在他所住的四周，用石块投掷。然而百年之后，证明了他的心迹，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者。我并不为了身后是非，才说这样的话，至少，在国家与同胞在目前的处境下，稍有良知的人，应该以但求无愧之心，各人尽一些各人的能力。”

　　“那你以为抗战前途，是完全绝望了？”

　　“目前的看法是如此，但抗战如有一天真能得到最后胜利，国家有救了，个人的成败毁誉，还值得顾虑计较吗？那时我愿意含笑接受法律的任何制裁。”

　　话讲到这里，已无可再讲，我向他告辞，他谆谆地嘱咐我经过考虑以后，于短时期内，给他一个确实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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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形势迫得我作一个选择

　　告别佛海回来，我好像做了一场梦，心里极度纷乱。自从抗战发生，我一直热血沸腾，对于最后胜利，虽然因战事的后撤而感到渺茫，但从来没有认为绝望，听了佛海的话，使我精神上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平时我很少在家，而在家时也总是有说有笑，那天回到家里，窗外的雨声还在淅淅沥沥地落个不停，我意兴阑珊地和衣睡在床上，妻显然看出了我怀有极大的心事，她温柔地坐向床边，问我是否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我微微地摇了一下头，她又问：今天下午叶先生（如音）约你到哪里去的？我不得不简单地告诉她这一个下午的经过。我说佛海的劝我帮他，也不能不说自有其相当理由。我们目击沦陷区的老百姓，在敌人铁蹄下水深火热，汪先生是有过光荣革命历史的人，佛海的为人我是可以相信的，但为自身计，我又不想搞，因此使我踌躇，我不能立刻下一个决定。

　　妻为突如其来的消息所惊愕，一反她平日安详的常态，急忙说：我一向不干涉你的任何行动，但这次我坚决反对你去做那样的事。想想你自己的前途，也为家庭和孩子们想想，没有人会谅解与敌人合作的任何动机！我知足，但求有一个平凡的丈夫，我不忍你给人骂汉奸，我也不稀罕你成为什么英雄，不要再胡思乱想，把今天的经过，尽量忘记。我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她仍然凝视着我，深恐我是表面在敷衍她。

　　第二天起，我真的不再考虑这一个问题，我如常地忙着我的律师职务。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我正在法租界薛华立路第二特区地方法院为了一起案子出庭。一个新闻界的同业，仓皇地奔来看我，在律师休息室一看到我，就一把拉我到外面，低声而焦虑地说：“你胆子真大！你真不要命？”我听了他的话，正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他说得那样严重为了什么？我说：“到底是什么事，值得你如此为我张皇？”他说：“某一方面对你的助汪行为，很不谅解，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已经准备对你采取行动了。而你，仍然照常出入，毫无顾忌！”我以为我与周佛海见面的消息，已经为某方面所知道，我理直气壮地说：“不错，我们见过面，但考虑结果，我并不准备参加。”他说：“中华日报的复刊，你不是出过很大的力吗？”我说：“我仅是为了友谊，毫无其他政治作用。”他说：“够了！谁能够原谅你、相信你？现在已错过了辩白的机会。我特地来通知你，希望你有个防备，不要以自己的性命作儿戏。”说完，他望着我叹了一口气，又匆匆地走了。

　　朋友说的话是不错的，当民国二十一年汪氏从海外回国，我以记者职务关系，到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访问的时侯，我又遇到了随汪氏回来的曾仲鸣。民十六汪氏住在上海善钟路七十七号，我与仲鸣相处得很好，几乎是朝夕相见的人，在那时，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随汪去国，已几年不见，这一天在甲板上见到我，他为我介绍一位我所没有见过的人，那是林柏生。他说柏生奉汪先生之命，来沪创办中华日报，他是广东人，对上海情形不熟，希望我给以协助。此后，在中华日报创刊前后，柏生经常为了报务与我联络，我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尽我所能做的帮忙他，我之如此，纯粹为了仲鸣的嘱托。我既没有参加汪系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受过中华日报的酬劳，事实上我仅是中华日报的一名技术顾问。

　　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淞沪抗战，国军后撤，中华日报停刊了，柏生也回到香港。在他离沪的前夕，他到我家里来向我辞行：他说中华日报只有经理叶雪松等寥寥数人留守，他再三托我就近予以照顾。中华日报的经济一向不太好，到二十八年的春天，已经积欠了房租七八个月，业主起诉的结果，判令迁移，并将中华日报自置的德国高速度“伏美”牌轮转机拍卖抵偿。到那时，雪松才来找我。打官司既是我的职业，我就为他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以机器为蔚蓝书店所有为理由，反对以之拍卖抵偿中华日报的欠租。异议之诉终于获得了胜诉的判决，房屋与机器，也幸而得以保全。

　　直至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季，林柏生电叶雪松将中华日报复刊，以响应汪氏的和平主张。雪松又来找我，要我帮他做两件事：代请几位有经验的编辑，以及疏通望平街报贩发行复刊后的中华日报。一向没有政治头脑的我，自然没有考虑到政治上的问题，仅仅想到了应该为朋友解决困难，我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而且也如他所愿的替他办到了，料不到竟因此而可能召来杀身之祸。

　　那天听到朋友的警告，我自己悔恨天真与卤莽，没有人相信我除了友谊以外，的确毫无其他作用，同时也没有地方可以听取我的辩白。外面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若干报纸上还隐约登出了我是中华日报的总编辑。在我住所的四周，也不时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徘徊，而同业中如申报的钱华等，已被人暗杀身死。无可否认，我内心有些惶惧，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我也得承认，佛海的谈话，给了我相当的影响力，正当我彷徨中，离开与佛海的那次谈话，已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等不及我的答覆，又来信约我见面。那时，他已从虹口搬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居住。我立刻回信约定日期，事实上，在与他见面以前，形势逼上梁山，我已决定参加这一幕历史性的时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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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

　　第二次与佛海见面，因为他先听到我答应参加，谈话就显得轻松得多。我并不讳言我所以愿意参加的原因，我承认受到了他上次谈话的影响，而朋友所告诉我潜伏在我四周的生命危机，是促成我立刻作一个决定的主因。我向佛海声明了两点：我的参加，与其说是为了政治，不如说是为了友谊。以佛海豪爽坦白的性格，我相信他不可能绘影绘声地捏造出许多史实，他也不需要浪费许多时间来欺骗像我那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所以我希望能多做一些为他分劳的事，尽量不给我担任实际的职务。叶如音与罗君强曾告诉我，正在筹备一张报纸，假如建立政权实现的话，就将在新政权登场的一天，在南京出版，以代替“维新政府”所办的“南京新报”。那天我说明我对报纸的厌倦，不愿再投身在最易招惹是非的场合。并且我强调对于与日人合作一点，毫无信心，自己的立场就有些暧昧，也决不可能办出一张符合他希望的报纸。

　　佛海完全接受了我的要求，在我谈话的时侯，不住的点头。等我一切都讲完了，佛海即表示，办报的事已有君强与如音在负责，不必再强我所难。但他很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他劝我立即停止律师职务，暂时离开家到别处去住几天，现在他住处的隔壁一所房屋，目前还空关着。罗君强由渝追踪来沪以后，仍寄寓在吕班路的吕班公寓中，也不是长久之计。他预备立刻饬人装修布置，一星期后可与君强一同迁入，作为我与他共同的住所。如此安全上可以得到保障，而与他之间的联络，也可得到便利。就这样，我后半生的悲剧命运就这样完全决定了。我也于一星期后，抛弃了原有温暖的家，放弃了固有平稳的职业，携了一肩行李，迁住到那边，开始为“和平运动”奔走。

　　有着两个租界的上海，本来已经是一个畸形的世界，而沪西愚园路、大西路，以至极司斐尔路一带，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区。在静安寺路以西，统称为越界筑路，道路的警权，属于公共租界，而路侧的房屋，则属于华界。汪精卫、周佛海等由僻远而且是日本军事地区的虹口搬到愚园路，目的就是得到畸形上的一切便利。他们形式上脱离了日人的控制，用自己的警卫力量来保护自己；向正金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关余，作为活动经费，分配职务，展开筹备工作。这是汪政权在上海所建立的最初雏型。

　　汪氏夫妇所居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于是鸠工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国军西撤以后，一直空关着，在汪氏迁入以前，更在花园四周装置了瞭望亭，墙垣上加筑了铁丝网，利用为在沪发纵指挥与安身立命之处。

　　一一三六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僻，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完全无法进入弄内。当时参加新政权筹备工作比较重要的人物，只有极少数不住在里面，除了岑德广、林柏生等以外，就是陶希圣与高宗武。

　　一切筹建政权的工作，也在那里开始展开了，除了汪自己主持“大计”而外，那时陈公博还没有到上海，财政与对日交涉的重责，都落到了佛海的肩上。大致上职务的分配是：褚民谊与陈春圃分任“中央党部”正副秘书长，梅思平、朱朴任组织；陶希圣、林柏生任宣传。除了上述诸人外，由香港去的有李圣五、陈君慧、樊仲云等，代表国社党的有诸青来、陆鼎揆等，代表青年党的有赵毓松等，军人有刘郁芬、鲍文樾、杨毓珣、叶蓬等，无党无派的有赵正平、傅式说等。而以原上海市党部的旧人参加的为最多，有蔡洪田、汪曼云、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

　　一一三六弄里，不时有你所梦想不到的人物进出，他们是来讲价，来当面歌颂汪氏的“远见与毅力”，以及明白表示他们所希望将来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有的在汪政权成立以后跃居了高位；有的因为斟盘不成而未曾实现。几乎那时间废在上海各朝各代的过去文武大员，自北洋政府一直到国民政府的人，都直接间接有过接触。甚至遥远的重庆与香港，也有不断的鱼雁往来，我不想在这里指出谁曾想附为汪周等的知己，以及谁曾经对于汪政权表示同情与希冀。假使这真是一出历史上丑恶的活剧的话，那末那时的人心，是太值得慨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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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

　　从正金银行提来整箱交通银行发行的十元新钞，是有它无比的力量，“和平运动”的潜势力，立时在上海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每一家报馆中，不问是商办的或官办的，都已有了汪方的地下份子潜伏着，报馆中的动态，重庆来的指示，每一个人的言论，每天都有详尽的报告。若干报纸在消极态度中逐渐转变，对汪方减轻了抨击的成份。甚至帮会方面也发生了关系，青帮如张啸林、季云卿、张德钦等；洪帮如徐朗西等，每个月都送去一笔可观的数目。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政治部的主要人员，也先后有了默契，避免了无数工作上的困难。上海社会之间，有人竟然偷偷摸摸地钻寻门路，有人竟然洋洋得意地告诉别人将不日飞升。任何一个政权的创建，定然会有大批攀龙附凤的人。汪政权在未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在沦陷区中的有利环境，以及足够的经济力，这种现象，应该也同样不足为奇。

　　但是汪方最重要人物所聚居的一一三六弄，知道的人反而并不普遍，“七十六号”才是被认为汪方最重要的所在。一直到战后，还有人提起了“七十六号”而为之谈虎色变的，而且在若干书报上，还有要证明其为魔窟而作了完全不实的记载。

　　所谓“七十六号”，就是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我已在前面说过，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的一所别墅，与一一三六弄同样处于畸形的越界筑路上。主持的人物是丁默邨与李士群，正式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佛海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实际的权力则操诸丁李两人之手。“七十六号”虽然地方很大，但房屋却并不太多，于是像一一三六弄一样，把毗连的一条名叫“华村”的弄堂，划入了“七十六号”范围之内，把原有的住户迫走，让许多参加人员迁入居住。

　　这一个特务组织的形成，事实上还远在汪氏等抵沪以前。李士群是浙江人，本为一个留俄学生，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清党期内，曾经有过七次入狱的纪录，反正以后，隶属于“中统”担任一个中级干部。在一次因违反纪律而将遭到严重处分的时侯，竟然给他逃到了香港，并且很快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发生了关系。随后由土肥原派他到上海做情报工作。就在国军撤退后梁鸿志等所组织的“维新政府”时代，他早已在沪西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建立起特务机构，不时往返于港沪之间。他年轻有活力，那时还不过卅一二岁，而且受过苏俄的特务训练，他对工作表演得很好，颇得土肥原的信任，同时也引起了重庆的注意。

　　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季，中统的第二处处长丁默邨奉命来港，目的要把李士群劝回去。丁在中统中是李的上司，两人间过去的感情还不坏，满拟以私人的情谊，阻止李士群为敌人所利用。当默邨抵港以后，士群却又已去了上海，默邨摸索不到士群在港的线索，而那时周佛海还留在香港，周是CC十个最高干部之一，这一点默邨是清楚的。他在无法覆命的尴尬局面之下，他想到去问一下周，而又不知周的地址，他到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南华日报去访林柏生，而刚巧柏生被狙击后正在疗养时期，于是由该报经理颜加保代见后，丁留了一封信给佛海。结果在两人会面几度晤谈以后，丁反而放弃了原来劝李回渝的任务，随周赴沪，而且负起汪方特工的大任。他将士群的原有组织改组，由他出任主任，而以士群为副，地点也从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迁至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性质也从秘密一变而为公开。

　　“七十六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丁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他们搜尽了三山五岳的人物，弓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六年中在上海制造出不少令人震栗的血腥事件，假如汪政权六年中的措施，最值得令人诟责的话，“七十六号”的所作所为，至少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

　　“七十六号”除了丁李而外，有主任秘书黄敬斋，办公厅主任傅也文，其下的所谓行动大队，有投顺的军统大将林之江、王天木、陈恭澍、万里浪，中统的胡均鹤等；有原来公共租界的特别警察潘达、戴昌龄等；也有帮会中人的夏仲明、杨杰、吴四宝等。

　　特别是吴四宝，更为沪人所切齿、他原是一个黑社会中的流氓，一个汽车司机，识不了斗大几个字，但是有魁伟的身体，体重最少在一百五十磅以上。他是江苏南通人，却像是燕赵间的产物，他生成粗卤野蛮的性格，但知道怎样对上司恭顺，只要能博得他上司的欢心，他毫不考虑，毫不迟疑去执行，别的行动大队所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他奋勇当先，做得澈底，做得干净。什么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的集体枪杀事件，中国银行的定时炸弹惨案，都是他的“杰作”。凡是给“七十六号”所拘捕的人，只要撞在他手里，没有问一句话，先给他一顿皮鞭打得血淋淋的下马威。他的妻子佘爱珍，倒是在启秀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但她也相夫“有道”，能够亲自审讯女犯人，也能够携了枪械出去行动，当时人们对“七十六号”的畏惧，并不下于日本的宪兵队。他的参加七十六号，因为他与李士群都是拜青帮季云卿为老头子的同参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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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在沪积极展开政治活动

　　汪氏在上海那一段时期，尽管对外标榜的是和平运动，但敏感的上海人，都明白将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的前奏。丁默邨与李士群所主持的“七十六号”，虽然是一个特工机构，但开始所吸收的各阶层人物，却并不限于从事特务工作的人员。“七十六号”除了担负特务工作以外，也成为对外最活动的公开机构。许多不甘寂寞而希冀得道飞升的人，都在辗转设法，钻头觅缝地寻觅门路。一向冷落的极司斐尔路，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平时高喊抗战到底的人，有时出乎你意料之外，会在“七十六号”的会客室中出现。租界以内的渝方报纸，逐渐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但若干编辑与记者，却又于暗中取得了默契。汪方的中华日报，也已经恢复出版，由梅思平等轮流主持着社论。在特工战之前，当二十八年的秋季，首先展开的是与重庆方面的言论战。

　　汪氏除了较有份量的人物予以接见而外，那时他本人很少直接出面，一切对日本的交涉责任，都由周佛海负责。每周仅有一两次在汪氏的寓所中召集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李圣五、陈春圃等举行干部会议。以后与日方正式接触之后，问题就显得渐趋复杂，“政府”的组织、名称、权限、国旗，以至对于“维新”与“临时”南北两政权的处置等等，与日本之间，都有着很大的距离。代表军部的犬养健，不断奔走于影佐与周佛海之间。而汪周等所希望的“全面和平”，同时也仍在暗中进行。

　　周佛海曾经派遣张彬人（即影星葛兰之父）赴日试探日政府的意见。留港与重庆有关系的人士，也不断有信使往还，传达消息。但这一切都成为徒劳之举。首先，重庆对汪予以永远开除党籍，及解除一切职务之处分。当是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汪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见以后，中枢更对其明令通缉。之后，又通缉了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至八月间，又有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罗君强、金雄白等二十三人被明令通缉，处处显出双方已无妥协余地。抗战期中不幸的内部分裂，至此到了无可弥缝的状态。

　　筹组政权工作与对日交涉对渝谈和同样地在积极进行，汪系的亲信人物，陆续由港粤行抵上海。周佛海已确定了将在新政权中担任仅次于汪的重要角色，他更亟亟于在沪搜罗人才，因此，设立了类似汉口时代他在宣传部长任内的艺文研究社组织，，暗中在威海卫路的太阳公寓内成立了机构，委派罗君强与我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直接投效或经人介绍的，经过填写一纸履历，即每月给以相当的津贴，留待政权成立时量才录用。短短数日之内，人数已超过五百以上，其间如陈之硕、易次乾等，以后都与汪政权相终始，也有填过履历，收过津贴而为了别的原因，中途变计的，如贾XX、潘XX等。过去在军政界有过地位的人，有的通过岑德广等的关系，而与周直接见面的。每当薄暮以后，常有知名的人物、偷偷摸摸地进入一一三六弄与周闭户倾谈。另外，傅式说在亚培尔路一号接待许多教授，学者与专家，刘星辰、阮毓麒、张素民、徐季敦等，数十人先后参加。上海立时成为双方作政治斗争最尖锐的地区。

　　是年八月下旬，我又突然收到了一封参加“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函。汪氏在创建政权以前，决先利用党的名义，作一次更广泛的宣传，也使新政权之建立，有所依据。这一次会议的召开，使人们知道这一幕历史性的戏剧，势将于不久揭开序幕。

　　当我收到这一纸通告之先，我觉得有一些惊异，因为，虽然从北伐抵达东南地区以后，我以职务上的关系，一直自动为国民党效力，但我始终并不是一个党员，这代表资格，来得未免有一些突兀，而在召开大会以前，我又忙着艺文社的事，也很少与佛海见面，故事前对此一无所知。直至收到通告以后，我去问他，他承认是由他保举我为江苏区代表，希望我能参加那一次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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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登场第一声的六全大会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汪氏所召集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大会系于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昌举行，即汪当选为副总裁之一次），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举行。当我驱车到达那里的时候，公共租界携着长枪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马巡，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着，开着的只是一扇小门，让“代表”们进去。“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密密层层地布满着通道的两侧，虎视耽耽地注视每个人的行动。

　　一个招待员引导我到代表报到处，我发觉了以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因为林柏生也保举了我为广东区的代表。我内心虽然感到一丝尴尬，终于签了一个名，完成了报到手续。广场上已聚集了不少“代表”，一簇一簇地在分别谈话，每一个人的进来都会引起彼此间的惊诧。这样多与汪系素无渊源的人参加了！这样多在今天以前还在激昂地高呼抗日的人改变了！上海社会上形形式式的份子，都成为“和平运动”的拥护者。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我又为热中的人发出了微喟！我无可奈何地与他们握手，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些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时间到了，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歌声，似乎特别嘹亮，一面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这是上海沦陷以后在中国土地第一次重新见到的国旗。我看到许多人在流泪、在饮泣，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直到升旗礼完成，才鱼贯进入会场。

　　汪氏无疑是主席，他经过了冗长的一段演讲，当他讲到国势的阽危，以及未来任务的艰钜，在声音渐渐地抽咽中结束。接着是主席团宣布了近百名的“中央委员”，现在我已不能凭记忆指出正确的数字与列举全部的名单，我只记得旧中央委员，只有汪氏夫妇、陈公博、褚民谊、周佛海、克兴额（？）、何世桢（后来何世桢又声明否认了）等寥寥数人。大会再宣读了一纸长达万言的宣言，就匆匆地结束了那一次会议。

　　我不想再在这里引用宣言全文，因为汪氏对于悲观的抗战论调，已给历史全部否定了，汪氏所希望于日本军阀的诚意谋和，也于六年中的体验证明是错误了。但汪氏在抗战期中所提出的“和平反共建国”的论调，在那一纸宣言中，今天读来，觉得犹有余痛。这一个历史上的文献，我觉得还有摘录的价值：

　　“在此次战争中，……日本深切认识中国民族意识之盛，与建国信念之坚固而不可拔，虽抗战以来，中国丧师失地，然全国人民牺牲决心，久而弥厉，将士效命，前仆后继，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所可痛心者，去岁四五月间，共产党人所秘密传授‘中共的策略路线’一书，已被发觉。其所谓‘一切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口号掩护之下，进行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已定为信条。其见之于行事者：假藉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藉抗战，以实行民穷财尽政策，所至焚杀，使所谓中小资产阶级归于扫荡，且使大多数人皆成为无业游民，供其使用；假藉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藉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永为苏联之附庸；假藉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使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种种，无不根据已定之策略，为有系统的进行。……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则隐身于拥蒋抗日口号之下，使人民为之侧目，将士为之离心，同志为之解体。……盖和平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反共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碍。……”云云。

　　汪政权虽对国际情势因估计错误而覆亡，但对国内未来的发展，宣言中无不洞若观火，至著者执笔时为止，为期适为廿年，而国共的进退成败，无不一如这次大会宣言所指出，汪氏等其能瞑目于九原耶？

　　这次会议，是汪政权开场的第一声，自此以后，政权的建立，已势成骑虎，与重庆之间，壁垒更为分明，而汪方在上海的活动，也更为积极。但周佛海所负起与日方的交涉，很少有进步妥协的迹象，原定双十节“还都”南京的日期，不得不推延至翌年元旦，更自元旦推延至不可知之岁月。汪政权的最重大错误，虽然有近卫声明为其根据，但日本军部与日政府之间，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种种因素，而与汪方直接联系的却是军部的特务机关，影佐祯昭主持着这一件事，而又无权作决定性之主张。影佐所提出的条件，竟然以“满洲国”的一切为蓝本，而汪方则以自主独立为原则，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一切现状，谈判时断时续，始终未能取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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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陈公博决心一死酬知己

　　汪政权除汪氏外，以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为两支最重要的台柱，两人同为出席中共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中共元勋，而又是最早脱离共籍者。他们虽省籍不同（陈是广东而周为湖南），又同具豪爽勇毅的性格。对于汪政权的建立，一样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两人对于汪政权之做法与看法，却有很大的歧异。

　　在抗战发动之前，陈周都是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陈氏不但是中央民训部长、实业部长，而且与顾孟余为汪氏左右的辅弼。周为代理宣传部长，而又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要职，两人处于不同的派系，而对于抗战则具有同一的观点，认为以当时日本军阀的得寸进尺，咄咄逼人，最后的一战将迟早无可避免。但如立即抗战，当时剿共的工作，非但将功亏一篑，而由于中共与附共份子对于抗战的叫嚣，意味着共党的目的，不仅在藉抗战以图存，而是要借抗战求发展。同时，与日本军备的比较，一旦战端既起，国力悬殊，很难乐观。所以最早他们同样认为蒋氏所主张安内攘外的政策，不失为明智的决策。但陈周两人，论其当时之地位与环境，都还没有足以左右当局的力量。佛海最多在其“低调俱乐部”中唱其低调，而公博则连此种兴趣也没有。

　　陈公博自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以后，更有一个新的感觉，他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将削弱党的力量，与召致党的解体。所以他希望从他本身起，不再搞派系。对于“改组派”，更希望从无形的存在，进而为无形的结束。但一切并不能如他的心愿，因西安事变而对于抗战政策的急转直下，因抗战而党的暗潮愈烈，虽然他仍在中枢服务，态度上已经显得很为消极。

　　抗战初期的淞沪撤退，德国大使陶德曼的出面调停，已启和谈之端。至首都沦陷，武汉危急，战局证明了抗战前途的黯淡，最高国防会议接受调停的决议，如前文所述，更可窥见当局对和战问题的态度。一直至退处重庆，高宗武的所以亟亟奉命试探日政府意见，当时的危疑震撼，也不可言知。汪氏对于抗战，自始就抱着悲观的看法，政府迁渝以后，军事的节节失败，缅滇公路的突被封锁，英美态度的暧昧，共党势力的膨胀，当前的种种事实，无时不在加深他主和的主张。但是很早便附和汪氏和运的，不是关系极深的陈公博，反而是向乏渊源的周佛海。

　　周于代理宣传部长任内，在汉口时代，已有“艺文研究社”之设立，为对外宣传抗战争取国际同情的机构，他与陶希圣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陶是老改组派，向得汪氏宠信，与周同事以后，朝夕相见，私谊日深，周与汪的发生关系，陶应该是在中间拉拢的主要人物。汪有和平的主张，而当时尚无和平的行动，正式向日本的试探，也显然出之陶与高宗武的主动与促成，但是陈公博那时方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远处成都，事实上对此是一无所知。

　　汪氏离渝的日期，为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汪与蒋氏最后之一面，则为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而汪在河内发表艳电，为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蒋氏于九日拒绝了汪氏的和谈建议，他才决心离渝，在离渝之前一星期始去电召陈氏由成都回重庆。当时在汪的私邸谈话，在场的也只有汪氏夫妇与公博三人，汪氏告诉他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参阅附录——汪致中常会最高国防会议书），战局前途的估计，与当局争议的经过，以及日本谈和的条件。以当时国内外的情势而论，陈氏虽同意汪氏的看法，但认为在对外抗战的时候，内部不宜分裂。为了国家，应该以最大的忍耐来说服当局，迟以有待，俾归于一致。陈氏曾经以爽直坦白的态度，反覆陈辞，而终未得汪氏的首肯。陈璧君当时以公博不同意汪氏的办法，竟至这样说：“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那一次的谈话，非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反使陈氏感到很大的痛苦。

　　在公博回到成都以后不久，就接到了汪氏离渝赴越的消息，那时曾使他陷于非常焦苦的境地，他一度拟摆脱所有的职务，上峨嵋山去韬光养晦，但他与汪氏多年共同致力革命的关系，以及私人间深厚的情谊，他都觉得无法置身事外。考虑再三，乃借赴昆明演讲为题目，也由滇入越，在河内与汪氏会面。在他临行之前，曾留书给张群，表示他之赴越，目的在拉住汪氏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请张岳军也劝阻蒋氏勿有过份的措施，以免双方各走极端。陈氏到河内以后，请汪氏珍惜其过去的历史，尽管他是实心为国，但谈和的结果未可知，日人的用心不可测，未来局势的变化不可料，国内别有用心之辈，正希望蒋汪之间有裂痕，而不知虚实的民众，对于和谈也可能召致不谅的舆论。在民主国家中，提出国是主张，是光明磊落的事，无人可以疵议，但希望汪氏以从前和平运动为止，主张既已提出，只有静候国人的公决。汪氏也很以陈之意见为然，且表示已向中枢特派来越之谷正鼎要求政府发给护照，如主张不被接受，即随时准备出国。

　　公博也即转道来至香港，为暂居之计。到翌年（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突然发生了行刺汪寓事件。曾仲鸣因而殒命，不久，汪又离越赴沪，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也由港追踪而去，陈公博知道事已决裂，汪政权之建立，亦将不可避免。二十八年的冬，公博赴沪力阻汪氏组府，至于声泪俱下，而未为所动，又黯然返港。翌年初，高陶携走了汪与日方交涉的日本所提条件草案，离沪来港发表。

　　公博是一向很重情感的人，深以高陶由和运之主动者忽变而为和运之破坏者，已使他感到愤怒，且此举将陷汪氏于狼狈之境，他深觉义难袖手，因立即买棹赴沪。抵沪之后，默察当时的形势，知已骑虎难下，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他凄然对汪氏道：“九一八事变后，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这样，公博就参加了汪政权，一直到他的死，他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有一句话：“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这是公博参加汪政权的全部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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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汪日对全面和平之幻想

　　汪方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所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不啻是建立政权的先声，也是政权最初的雏型。汪的旧日亲信人员，以形格势禁，大多数留渝不及同来，即左右的两大将，顾孟余既拒绝参加，陈公博虽一度到沪，又重去香港。其最亲信的曾仲鸣，复在河内刺汪一役中误中殒命。褚民谊虽与汪有姻娅之谊，则亲而不信。所以一切对日的交涉，对内筹备的责任，都由周佛海担当，而以陶希圣与梅思平两人为之辅。每周在汪之私邸，举行一次干部会议，以决定进行方针。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因陋就简，办公地点，就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内的各人寓所，组织亦不完备。仅有秘书厅，及组织、宣传、社会三部，加上财务、特务两委员会。就我记忆所及，人事支配，约如下述：

　　秘书长：褚民谊，副：陈春圃、罗君强。

　　组织部：梅思平，副：朱朴。

　　宣传部：陶希圣，副：林柏生。

　　社会部：丁默邨，副：汪曼云、顾继武。

　　周佛海则身兼财务、特务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汪等于这一段时间内所以不汲汲于所谓“组府还都”，虽然为与日方正积极交涉，以期取得更有利之条件。而最大症结，还是为了贯澈离渝时的最初目的，期待全面和平。汪周等抱着一项决意，如果重庆愿与日本谈和，汪即放弃“组府”计划。

　　至对重庆的全面工作，系分三方面进行：

　　（一）、由华北的多田与王克敏，通过当时留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胜利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于其赴渝时，请其晤蒋先生直接谈商。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司徒雷登曾由平到沪，周佛海亦曾与之晤见，据周之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谒蒋先生时，表示政府即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之障碍，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并表示余只为和平，当牺牲一切”云云。

　　（二）、由周派段运凯数次赴港（按段运凯为段祺瑞之侄，人称为段老二，生前颇得段芝泉之宠爱，与渝方当局人物颇多熟识。段在汪政权中，始终未担任正式职务，仅三十四年中交两行复业，小四行改组，由周派段运凯、萧乃震（即童星萧芳芳之父）暨著者三人出任中国实业银行官方常务董事）与钱永铭、杜月笙接洽，转向重庆谈商。周所提出之意见，“汪之组‘府’，如和谈实现，立即停止，即使因不及等待而组织在先，但中国仍不能不谋统一。可由蒋先生停战，由汪先生议和，佛海负责要求日本打销蒋氏必须下野之议；短时期内，国府迁回南京，军委会仍在重庆”。必要时并请段赴渝传达此意。

　　（三）、由日本军部直接寻觅通向重庆的门路，谈商全面和平。负责此项谈判的，是今井武夫（后任日本驻华派遣军总部的第二科科长，即胜利后首先赴芷江接洽投降手续者）及参谋本部之第八课课长臼井大佐，在港与自称宋子良者会见。汪政权于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成立，而迟至三月十九日，日方还由犬养健正式通知周佛海，谓今井与臼井在港商谈，已有眉目，停战可于一周内实现。所以当时他曾主张汪政权有再延期成立的拟议。

　　关于上述的三项全面和平谈判，其实都是出于汪方与日方的片面幻想，尤其今井等在港与自称宋子良的接洽，更是一幕滑稽的插曲。记得一天于闲谈中佛海突然提起了日方进行的所谓和谈。周谓当今井等在港与自称宋子良的人密谈之际，日人在门外从钥匙眼中偷偷地摄到了一张照片，曾将相片携沪给他看，周一看照片中人，决非宋子良，而日人却坚信其决非冒充，周最后尚指日人之低能与幼稚，为之叹息。

　　以周的推测，认为系重庆特工人员向日方取得直接情报的一种手段。周并谓即使真是宋子良，要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份量也嫌不够。但是不问是司徒雷登、段运凯，或今井，结果都成为一场梦想，而周所派的代表，也不仅段运凯一人，如王宏实，如陈警洲，甚至还有些人利用周之心理，设辞以骗取一笔旅费的。汪方虽用尽了种种力量，结果战争仍然进行，汪政权也终于出现，在对外战争中，国家终于分裂，这真是近代史中一件最不幸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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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高宗武陶希圣何事叛汪

　　在汪政权建立以前，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高（宗武）陶（希圣）出走事件，给汪氏以一个沉重的打击。陶是改组派的老人，而且汪向予以腹心之寄。抵沪以后，汪因嫡系人物，都不在左右，对之更加倚畀。高则于汪兼外长任内，为亚洲司司长，向以日本通见称。近卫三原则，即由高自渝经港，再亲往日本取回。汪之决心谈和，以及决心离渝，高陶两人，事前均曾向汪极力怂恿，高陶可说是汪政权之原动力，而结果在汪骑虎难下之时竟叛汪而去，所以周佛海曾因此表示极大之愤慨，詈之为阴险，称之为人心难测。

　　陈公博周佛海两人，离渝以后，仅提出和战意见之不同，而对蒋氏个人，则从无一语之攻击。在周所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且始终称蒋先生而不名，即在私室谈话，亦满口蒋先生，对日人亦且毫不避忌。但高陶对蒋的态度，比陈、周反要激烈得多。那时高是帮助周作对日交涉。陶希圣担任“中宣部长”后，登场伊始，即积极对蒋先生攻击，据本港创恳社印行之“周佛海日记”中所发表陶手订之宣传大纲，一开头即这样写：“蒋以国殉共，以党殉人，挟持军民，诬主和者为汉奸，以暴力相摧残”云云。他两人对“和平运动”的热心，最初表演得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要精采万倍。｜

　　汪等于民国二十八年底以前，经不断与日方接触后，开始与日方正式谈判所谓“调整中日邦交条件”，地点就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即我与罗君强的寓所所在。当时双方出席代表，日方为影佐、犬养健，其余似为晴气、谷荻。而汪方初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及高宗武四人，高陶在当时所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高陶出走后，改由林柏生与周隆庠代之），会谈一开始，先由日方以油印的具体条件，向汪方提出，等待汪方逐条研究后，再提对案，举行正式谈判。高陶携港后，在各报发表的，即为此项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虽然仅是草案，但以日本条件之苛刻，颇使全国震动，而予汪方以最严重之打击。

　　说到日方片面所提出的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草案，事实上并不是一件什么奇货。因为会谈的会场，就是我住居地方的一间大会客室，一切会场布置等等，都由我指挥部署。当第一天开会之先，我还进去照了一张相，这是仅有的一张历史性的留影，一向什袭珍藏。这次离沪南下，深恐贻累家人，忍痛毁去。

　　当时会议一开始，影佐即以事前油印好的草案一大叠，在会场分发，非但正式参加者之高陶，自然应得一份，即散会以后，多余的仍留置在会谈桌上，并未携去。因为日方明知这不过是一张估价单，凭天索价，汪方势必着地还钱，内心上就对之并不重视。又因会场与后面的小会客室，仅有一重丝绒的门帘为隔，声浪可以清楚的传入，我在小会客室中静听，佛海首先大声表示日方条件如此苛刻，则一切将无从谈起。影佐的答覆则是汪方可以另提对案。中间又夹杂了犬养健调停的话，第一天的会谈，就匆匆散会。不料高陶竟挟之以为邀功之具，港渝亦且视为瑰宝，可哂也！

　　如前文所述，高陶抵沪以后，始终不肯住于保护周密之一一三六弄。那时上海暗杀案件，已层见叠出，汪周等很以他们的安全为虑，屡屡劝其迁入，高陶则一味托词延宕，重庆特工人员之得以达成目的，汪方于出走前的绝未发觉，此为最大之原因。因为高陶事前表演得既积极而又出色，又加上与汪之私人关系，所以从无人对之发生怀疑。但可以断言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中宣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且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对象，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难酬，渝方特工人员乃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

　　事前，周佛海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也有些发觉，所以曾一再以温言相慰，但空言无补，终无法挽回叛离之决心。高陶之出走日期，大约为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或四日，由沪秘密搭轮来港，而汪直至五日才知道这一个消息。当高陶行前之两三日，高尚与周佛海作一度密谈，周一月一日日记云：“宗武来谈，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提，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按指汪政权）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自谅解。”云云。高陶的手段，真无愧于为一翻云覆雨的能手！

　　可以断言高陶的决心离沪，已有相当时日，其所以迟迟不走，必以出走的条件未曾成熟，即可以作为反正之鸷礼尚不够郑重，故俟日方提出之条件一经取到，立即仓皇登程。

　　事前尚有一段小事，应加追述的，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刊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积极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中宣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陶极气愤，曾以君强之原函哭诉于汪。故当高陶离沪后，于一月八日举行扩大干部会议时，汪犹对陶多方袒护，而陈璧君则明白说：陶之去，实为罗君强所迫成。罗为周之亲信，当场曾予周以很大的难堪。

　　陈公博于汪抵港之后，虽于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沪，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悬崖勒马，停止组“府”，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汪虽颇为所动，但已骑虎难下，公博留数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圣之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辅弼无人，颇感惶虑，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陈以友朋之义。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卒恐汪之陷于孤立，毅然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假如陶不走，陈亦决不参加。陶及今清夜扪心，对公博其亦有我不杀伯仁之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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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公馆派与CC间的暗潮

　　天下的是是非非，正是难说！有时至盖棺而仍不能下一定论，千古亦安从得一完人？有人以一瑜而掩百瑕；也有人以小疵而没大醇。汪氏最初以对于国际情势以及抗战局势判断之错误，尤深惧中共之坐大，继之以重庆当局处置之不当，又加以日本特务机构之从中煽诱，遂使国家对外作战之时，陷于分崩离析之局，渐至政权对峙，同室操戈，暗杀盛行，多人殒命。汪政权之不为国人所谅，至抗战之终于获得最后胜利，成王败寇，已属百喙莫辞。汪政权首要诸人，无可否认其中不免杂有权位之欲与意气之争，但也不应完全抹煞其家国之痛与禾黍之思。而在政权建立之前，即不能以孤臣孽子之心，同心同德，覆巢之下，暗中居然已酝酿起派系纠纷。

　　罗君强有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三个中国人在一起，一定分成两派。”而汪政权中，也的确明争暗斗，各自为政，仍然是一个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传统现象。

　　第一：重庆的宣传是成功的，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着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参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佛海以形格势禁，谓维新政府既向在日人卵翼之下，我们今天表面上要与日人合作，如其连形式上也将维新中人摒弃于新政权之外，则今后一切，势将无从谈起。故力劝大家要隐忍，要退让，结果成为一场不愉快而无结果的争论。当时即有人凄然地说道：“与变相的‘维持会’同流合污，将何以自解于国人？岂非‘维新政府’是前汉，而我们竟成为后汉？”终“汪政府”之局，梁鸿志虽任“监察院长”，而诗酒自娱，甘于伴食。任“司法院长”的温宗尧，早已老朽昏庸，尸素其位。此外在“汪政府”中仍在活跃的人如任援道、陈群、邓祖禹之流，虽其后贵为“部长”、为“省长”，陈周诸人，或虚与委蛇，仍随时提防，目的求其不从中向日人作梗，而心理上则始终存有“非我族类”之感。

　　就是“汪政府”的从龙诸人中，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也复壁垒森严，暗潮迭起。汪氏离渝赴沪，其旧日干部，都未同来，参加“汪政府”的亦仅寥寥数人，所谓公馆派，是指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陈耀祖、周隆庠、陈君慧诸人而言。事实上的所谓公馆派，仅基于历史上的渊源，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形成。其中大部份在行动上并无表露，比较突出的是林柏生，与周佛海之间，也不时发生一些小磨擦。

　　就以我为例，像本文前面所述，我与柏生有过一段相当密切的友谊，上海中华日报的创刊，我曾经尽过力，抗战期中国军撤退后休刊期间，因欠租涉讼，法院已命令拍卖执行，我又曾经保全适该报的房屋机器，迨汪氏之“和平运动”发轫，中华日报复刊，我又冒大不韪而助其实现。事实上柏生的对我也并不错，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前，他并未徵求我的同意，由港来电，保举我为广东代表。自他抵沪以后，也有过好几次欢愉的晤谈，但以我允周在先，不便舍周而就林，因此，终以派系观念的作祟，其后数年之中，我与柏生始终弄得格格不入。

　　当佛海邀我参加之始，我就强调不再担任有关报纸方面的工作。但不幸得很，在港时即与佛海谈定，“汪政权”出现之日，同时在南京创刊一张新报纸问世的叶如音，当佛海到沪以后，如音也追踪而来，与罗君强共同负起筹备的责任，时法币犹未贬值，如音先后领到了约十万元的钜款，一事未办，却不辞而别。这事使佛海弄得万分狼狈，因为办报的经费，是公款而并非出于佛海的私囊，开头第一件事，就使他无法向汪氏交代，所以一时情感很冲动，意欲得如音而甘心，我力为缓颊，佛海就提出了由我续办为条件。事实上佛海的左右，的确也没有对报纸略有经验的人，在此情势之下，我只有违背我最初的本愿而勉为其难，这就是其后在南京发行的“中报”。

　　报纸真是一件最容易招惹是非的东西，中报还在筹备期中，即已发生了无数的麻烦，起初陶希圣要求罗君强把他改为“中央日报”，经君强坚拒之后，且贻书诟责，曾成为一轩然大波。陶希圣出走之后，林柏生继陶为“中宣部长”，又向我重申前议，希望改组之后，由我出任“中央日报”社长，我转商之于佛海，佛海倒并无一定成见，“三个人就成两派”的罗君强，却力持反对，以为我们辛苦经营，何苦让柏生坐享其成。当我向柏生婉言答覆的时候，他非但对佛海显出有了芥蒂，连对我也表示了从未有过的冷漠。

　　在汪政权“还都”的前夕，正在安排各“院”“部”的人事时，一天佛海忽然问我：“你希望担任什么职务？”我当时说：“我愿意以友谊帮忙，我过去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闲散已惯，不希望因有职务而受到拘束。”佛海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名义，也就不能做事。我的意思，你最好担任宣传部次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再兼中报的副社长（社长由罗君强担任），较为合适。况且你与柏生为老友，他既希望过你帮他忙，更是一举两得，你先去与他商定了我再报告汪先生。”当我衔命去会晤柏生，道达来意之后，不料柏生竟尔率直拒绝，他说：“宣传部次长人选已决定，为了国际宣传，将由汤良礼（现在印尼侨居）任政次，‘维新政府’的‘新闻局局长’孔宪铿，由日人推荐为常次，无法拒绝，人事已定。政府一切都由周先生主持，难道他竟然能不安插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我碰了一鼻子的灰回去，佛海听见了又是一度冲动。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佛海的日记中有一段云：“旋谒汪先生及夫人，谈一般问题，切陈不可有小组织，以召内部分裂。并坦白直陈林柏生组织小团体，排斥异己为不当。”云云，计其日期，大约即为此事而发。终汪政府之局，公馆派与CC之间，明争暗斗，相处从未融洽。

　　幸而汪氏对周，真能推心置腹，视同股肱，周也能任劳任怨，始终对汪无异志。公博既以与汪氏的私谊而来，对汪政权也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在名义上是陈高于周（汪政权建立以后，陈初任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周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在实权上，则周重于陈。外交、财政、金融，以至军事、特务，无不丛集于其一人之身。直至胜利为止，两人如水乳交融，相处无间。此则不能不说由于汪之优容，陈之气度，以及周之才能，始克相安于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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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组织

　　佛海本为CC系最高干部之一，过去与汪系绝无渊源。在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者，对佛海也仍然以CC目之。周平时与梅思平、岑德广（字心叔，前清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往返较密，过从几无虚日。当周来沪之始，同来者仅其旧部罗君强与其内弟杨惺华（两人迄今仍系沪提篮桥狱中，消息不明），一信而一亲。丁默邨与李士群两人，本为CC的中统旧人，亦被视为周系人物。但汪政权六年之中，梅思平一度曾拟离周而独树一帜，中间屡有不洽。丁李之间，丁之资历远过于李，而李与土肥原之关系，则较深于丁。当汪政权建立之前，丁李为争“警政部长”一席，势成水火，周初则袒丁，终以丁出任“社会部长”，由周自兼“警政部长”，争端始泯。以后周丁之间又不睦，而李忽有向周表示效忠之意，一度成为周左右红人，有驾君强而上之之概。迨周让以“警政部长”，又推荐为“江苏省长”，李渐有跋扈之状，甚且于李所主办之“国民新闻”上，对周公开攻击（周为该报董事长），使周难堪达于极点。以后李之为日人所毒毙，虽为罗君强与熊剑东合谋而成（经过详后），一切则靡不种因于此，而周李之间的感情，亦从此成凶终隙末之局。

　　周佛海对汪氏虽事之维谨，对于小团体亦屡以不得群众之利，反受群众之害为言。但过去于党同伐异中浸染已久，实亦未能超然于派系之外。尤其罗君强朝夕在旁絮聒，以为欲展其抱负，竟其事功，不能不有赤心辅佐者收指臂之效，一再进言，周卒为之意动。在民国二十八年九、十月间，君强曾就同左右较亲密者数十人，拟一名单，呈周核定十人，以拥周为目的，结为金兰之谊，俾成为周系之核心。拟于汪政权建立以后，分任为十部次长，俾周之耳目，得分布于各个部门。后来由周圈定易次乾（后任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局长，旋病殁）、耿嘉基（三十三年以受日人迫害，愤而自杀）、罗君强、汪曼云（后任农矿部暨司法行政部等次长，现为中共拘押）、蔡洪田（后任江苏民政厅长，现在港）、章正范（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中共南下，被枪杀于杭州）、周乐山（后任安徽明光区专员，为罗君强所逼，在狱中仰毒自尽）、张仲寰（后任江苏教育厅长，现在海外）、戴策（后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现留大陆）、金雄白（后任中央委员、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中政会法制专门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现留港），其后，十人出任十部次长之计划终未实现。

　　佛海亦深以构成份子，份量不够，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旬，重加改组，其新组织之名单如下：李士群（后任警政部长、江苏省长等职，三十三年为日人毒死）、罗君强（后任司法行政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现系沪狱）、汪曼云、蔡洪田、戴英夫（后任教育部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现在沪）、金雄白、周学昌（后任南京市长）、沈尔乔（后任浙江民政厅长、代理省长等职，现在沪）、朱朴（后任交通部次长，现在港）、王敏中（后任教育部内政部次长、江苏财政厅长等职，现在港），而以梅思平为顾问。其中李士群、罗君强、汪曼云、蔡洪田、金雄白、周学昌、朱朴为与周之直接关系。王敏中、沈尔乔由梅思平所推荐。时周丁之间已失和，戴英夫被利用为刺探丁方之消息者。仪式系在七十六号举行，备极隆重，即周佛海日记中十二月二十三日记云：“晚，赴七十六号，约集士群、君强、曼云、洪田、英夫、雄白、学昌、尔乔、朴之、敏中十人作恳切之谈话，勉以顾全大体，以事业为重”云云。即指此结盟之一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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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郑苹如谋刺丁默邨颠末

　　在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道，而“七十六号”的特工首领丁默邨，尤其是一个色中饿鬼，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早已到了第三期，但壮阳药仍然是他为纵欲而不离身的法宝，他当年与女伶童芷苓的缱绻，早成公开秘密，而郑苹如的间谍案，更是遐迩喧传。海外书报中曾有不少记述此案的经过，可惜有些是语焉不详，而有些则与事实相去太远。

　　郑苹如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郑钺之女，生母是日本人，她在上海法国学校读书，家住法租界法国花园附近的吕班路万宜坊。万宜坊中有着上百家人家，其中活跃如邹韬奋，艳丽如郑苹如，都是最受人注意的人物。我也有一段时期住过那里，每天傍晚，郑苹如常常骑了一辆脚踏车由学校返家，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不知她怎样竟加入了军统任间谍工作？又不知怎样竟然会与汪方的特工首领丁默邨发生了暧昧关系？

　　丁郑之间的往来，已经有了好几个月，丁默邨是个特工首领，处于那时的环境中，对事事物物，样样提防，而唯独对于郑二小姐却十分放心，数月之间，也从没有发现她任何可疑之点。一天，默邨在沪西一个朋友家里吃中饭，临时打电话邀郑苹如来参加。饭后，默邨要到虹口去，郑苹如也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同车而行。

　　从沪西至南京路或至虹口，静安寺路都是必经之道。当车经静安寺路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时，郑苹如忽然要向西伯利亚买一件皮大衣，嬲着默邨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特工人员知道到一个没有预先约定的地点，而停留不逾半小时，认为决没有发生危险的可能。默邨以为她的邀他同去，目的不外是一种需索的手段而已，于是坦然随她下车。

　　汽车是停在西伯利亚马路对面的路侧，该店是两开间的门面，当他们两人穿过马路店门时，默邨看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彪形大汉，腋下各挟有大纸包一个，里面显然是藏的武器，知道情形不对。而默邨在此紧要关头，能持以镇静，毫不慌张。仍昂然直入店内，而一转身即毫不停留，撇开了郑苹如，由一扇门狂奔而出，穿过马路，跃上自己坐来的保险汽车。两大汉以为默邨进店，至少要有几分钟的停留，突然看到他已跑过马路上车，立刻拔枪轰击，但为时已晚，只车身上中了十几枪，弹痕斑斑，而默邨则毫发无损，汽车也疾驰而去。

　　他回到七十六号以后，已清楚必然是郑苹如出的毛病，既然她能布置得那样周密，那样从容，不露一毫破绽，知道必然是有组织的特务工作。默邨也不动声色，毫不采取行动，以松懈她的警觉。事隔数天，郑苹如也满以为事非预约，对方决无怀疑之理。第三天还亲自打电话给默邨慰问。默邨自然假意敷衍，依然柔情一片，还约了郑苹如下次的幽会日期。她为了表示坦白，居然遵约而至。一到，自然给默邨预先埋伏的警卫立刻把她扣留了。

　　在审讯中，郑苹如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然默邨为追查有关线索，发交给原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林之江看守盘问。拘留的地点，也就是林之江的沪西家里。郑苹如真有本事，她对林之江（林于前数年，在香港病死），眉挑目语，献尽殷勤，一再诱林相偕私逃。林事后告诉我，以郑苹如的烟视媚行，弄得他荡气回肠，曾经几度为之意动。而丁默邨最初也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

　　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饭，我也在座，许多汪系要人的太太们纷纷议论，事前都曾经到她羁押的地方看过，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豸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默邨的太太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余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形势，早知郑苹如之将必难幸免。

　　果然，几天之后，枪杀的命令下来了。由林之江押着她到中山路旁的旷地上执行，上车时告诉她是解往南京，不久即可开释。车抵中山路，要她下来时，她才知道这已是她的毕命之地。但是她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着头，向碧空痴痴地望着，叹一口气，对之江说：“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的撒手西归！之江！我们到底有数日相聚之情，现在要同走，还来得及。要是你真是忍心，那么，开枪吧！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说完，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林之江，面上还露出一丝微笑。

　　一向杀人不眨眼的林之江，对此一代红妆，而又表演戏剧化的一幕，竟至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过脸，指挥他的卫兵上去，他急忙走远了几丈路，枪声起处，血溅荒郊，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就此为国殉身。到今天，还有谁想到她呢？似乎胜利以后，恤典中且并无郑苹如之名！乱世性命贱于狗，真不知曾糟蹋了几多有为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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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如此这般的双方特工战

　　在我开始写本书时，我曾经指出，汪政权的一幕，是时代的悲剧。而重庆与汪方的特工战，非但是悲剧中之悲剧，却又是悲剧中的滑稽剧。双方的同室操戈，流血五步，不论基于何种目的，在文明社会中，以暗杀为制裁或为报复的方法，总是太不光明与值得诟病的事。尤其沦陷区的民心倾向于抗战，对于七十六号不择手段的做法，特工人员的横行闾阎，包庇赌窟，公然开设于南市与沪西区大规模的赌窟，有“好莱坞”等不下数十家，虽然背后有日本特务机关因筹措经费而为之撑腰，但直接使民众对汪政权怀着最大的反感。周佛海虽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李士群等表面虽受命于周，同时也受命于土肥原的特务机关，且有晴气等的日本特务人员常驻七十六号发纵指挥，形成大权旁落之状态。

　　周佛海在日记中一再对特工人员的无所不为，表示痛心疾首，然而形格势禁，无法出以断然的手段。加上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的争权倾轧，周佛海只有用言语加以温慰，以爵禄与金钱以为羁縻。然而丁满足了，又引起了李的反感；李高兴了，又难免使丁失望。周时常调停于两人之间，他居主任之名，而不能对特务工作加以有效的控制。汪府平时固为此而困扰，而最后周丁之间，彼此既各怀不快，终汪府之局，始终处于貌合神离之境。而李士群既如上文所述，置于周之十人组织中，因曾融洽一时，卒以罗君强之专断傲慢，更成凶终隙末之局。今佛海南京永安公墓之墓木已拱，我不必再为他诿卸领导特工之责任。此段所述，系就事论事，仅欲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形而已。

　　暗杀手段，在抗战之前，本早已蔚成风气。始作俑者，固无可宽恕，而其后的变本加厉，甚至累及无辜，不论其出之哪一方面，其罪均无可逭。战前如汪精卫之遇刺于中央党部，中委王乐平、外次唐有壬之被枪击于寓所，已开风气之先。迨国军西撤，维新政权袍笏登场，重庆的军统中统人员，愈趋活跃；日人也在七十六号之前，利用无知流氓常玉清组织“黄道会”从事暗杀。汪政权尚未建立以前，重庆与日方互以上海为展开厮杀的中心地区，如唐绍仪由军统派遣林之江（那时林尚未投身七十六号）冒充古董掮客而以利斧劈死。“维新政府”绥靖部长周凤歧，则乘其送客出外被枪杀于亚尔培路寓所门口（周死后，由“次长”任援道升任）。晶报三日刊主人余大雄（谷民）被斩毙于“维新政府”之上海大本营——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浴缸中。社会日报社长蔡钓徒（一个加入黑社会的文化流氓，现在中共宣布其为共党党员）被枭首后，将头颅悬挂在法租界的电竿木上。申报记者钱华，乘人力车行经跑马厅侧的龙门路时，遭三弹击毙。那时的上海早已阴风惨惨，人心皇皇，报纸上时常有大字标题的暗杀新闻。与政治有关的人物，不论是属于哪一方面的，都有人人自危之感！

　　而汪方特工与渝方的实行暗杀战，是悲剧，是滑稽剧，也是想不到的奇迹。因为，汪方特务工作的最高主持人周佛海，尽管他以汪氏对他信任之专，一直认为汪以国士待之，故有感恩图报之心，但对他的故主蒋先生，在在流露眷恋崇敬之意。以处于敌对的地位，非但未尝有所诋毁，且毫无避忌的在嘴下笔下，尊称蒋先生而不敢名。六年之中，初则千方百计于全面和平之促成，终且输诚效命，冒万险以贯澈中枢的任何指示。他日记中曾屡屡提到只要和平能实现，他愿意束身待罪。

　　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以为抗战的国际形势，不利于我，日人发动了侵略战争，结果亦证明泥足愈陷愈深，为了救国家于危难，拯陷区人民于水火，因此从事于这一个和平运动，但假如这判断错误了，而抗战有日终于胜利了，你又将如何呢？”佛海当时毅然的道：“只要抗战真能胜利，国家前途有望，我们还有什么遗憾？我愿意含笑引颈就戮，又何必靳惜一身？”此数语不失为由衷之言。而且周助汪以后，他的岳父杨卓茂虽被关闭于息烽集中营，但予以充份优待。他的老太太被软禁于成都，而日常费用仍由军统供给，平时生活照片，也不时辗转送周以安其心。以后秘密电台建立，更随时以周老太太的近况报告。直至民国三十四年夏，周老太太病逝，当天即接到秘密电台的电告（当时沪渝间表面上电讯已中断），而翌日沪上各报，即已遍刊讣告。

　　佛海既与重庆有默契、有谅解，而重庆的特工系统，也不外为中央党部CC的中统，与军委会黄埔系的军统。而周在战前南京时代，既是CC的最高十干部之一，又是所谓蓝衣社七个最高干部之一（周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回国后，赴粤出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以此与黄埔系有直接渊源），与重庆的两大特务组织有深切的关系，非迫不得已，即明知为渝方特务，亦决不予以捕杀。如其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日记中云：“晚约陈肖赐来谈，陈为重庆任情报，因系老友，故大胆来此。”又如五月二十日日记：“（陈）警洲报告，在沪晤戴笠由港来沪之代表张某。”又九月九日云：“士群引见陆大槐，甫由闽来之渝方特工要员也。”而丁默邨则为中统创办时的第二处处长（戴笠为第三处处长）。李士群留俄回国后，也一直担任着中统的中级干部，而士群先后投日靠汪以后，尽管一面与重庆方面，以枪还枪，大杀特杀，但与戴雨农氏之间，仍有电台联络，如周佛海日记九月二十日记云：“返寓后，接士群电称：戴笠来电，谓不敢将余致蒋电呈蒋云云（按：指周有关全面和平之建议）。”所以在民国二十八、九两年中，上海虽然表面上杀来杀去，而背地里则声气互通。汪方特工，既要祛除日人的疑心，又要获得重庆的谅解，被杀者并非一定是国贼，或是顽敌，而只是行动人员的工作表演而已，此其所以为悲剧、为滑稽剧、为奇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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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追悼会竟然引开了杀戒

　　汪氏等抵沪以后，尽管特务工作，已有相当的实力，而且军统中统重要人物，如林之江、王天木、胡均鹤、陈恭澍（即当时出版蓝衣社内幕之作者）、万里浪、谢叔锐等纷纷来投，事实上对于重庆方面特工人员并没有出手还击。到了二十八年的秋季，上海参加汪方工作、或与汪方有默契的，已有季云卿（清帮通字辈人物，为李士群之老头子）等十二人遭暗杀了。七十六号的大礼堂中，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十二烈士追悼会”，周佛海、晴气等纷纷致辞，会场充满了一片悲哀的气氛。

　　大会匆匆散会，周佛海也已回到他的办公室，不料十二被害者的家属五六十人，跟着一涌而进，孤儿寡妇，麻衣如雪，全部跪在地上，嚎啕痛哭，大呼“报仇”！“报仇”！佛海最初还百端劝喻，而家属代表在情感极度冲动之下，高声嚷着说：“我们帮你做事，被人杀了，你们不还手，是不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亲该死？你是不是还希望别的人继续做工作？我们有力量，为什么不还手？”

　　那时情形显得有一些混乱，我站在周的旁边，看他舌敝唇焦尽力劝慰之后，家属并未停止喧嚷，佛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呆呆的不发一语。

　　僵持了一小时左右，周的情绪也有些激动了，在稍一迟疑之下，终于提起笔来，批准在七十六号拘留所中的一个沪西恶霸，立即提出枪毙。不料由于这一个追悼会，从此引开了杀戒！当时我目击这一幕，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但在那时情况之下，谁也无力制止，就这样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开始了自相残杀！而且被杀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如蒋伯诚、吴开先等，拘捕后不但营救释放，而且款为上宾。蒋还安闲地在沪照常指挥工作；吴则索性用专机送至边界，安然返渝。汪政权的微妙，在特务工作一点上，尤其显出了它的特色。

　　我不常到七十六号去，而且与特务工作毫无关系，仅偶尔从佛海口中听到一些消息，或者在他卧室的小写字桌上，有时看到若干七十六号呈报的公文。所以此后如中国银行的集体屠杀案、定时炸弹案等，虽曾轰动一时，现在记忆中已无法追述当时详细经过。下面所写的一鳞片爪，仅就我所知道的，写出当时的真相。

　　第一次使我最震动的，是二十八年耶诞夜的沪西赌场枪击钜案。我清楚记得，在那年耶诞之前，重庆国民政府最高检察署发表了第三次的通缉名单。像我渺不足道的人，居然也列名在梅思平丁默邨罗君强等二十余人之中。那时我看到了报上的消息，我说不出是惊愕还是奇异，我觉得有些茫然与恤然之感！在暗杀案件层出不穷的时代，被通缉的照例是格杀勿论，我真是一个叛国者吗？我居然被指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家伙吗？如我这样一个毫无作为的人，也值得政府的通缉吗？而我，有生以来，心里第一次有了“人生朝露”的阴影！

　　通缉令发表后的一两日，就是耶诞前夕，我忽发奇想地向国际饭店十四楼的摩天厅，预定了二十个座位，抱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宗旨。但我不知那是得意还是失意？但我想在未死之前，于佳节中尽一日之欢。认为较要好的朋友，以及来往较密的腻侣都约定了。

　　我那时和罗君强住在一起，他看到我的忙乱，看到我像是兴奋又像是颠狂，而且电话中公然约人跳舞，他忍不住向我劝告了，他说：“不管你为了什么原因，又何必冒此生命危险？倘然为了久蛰思动，真是脚痒了，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兆丰公园对过惠尔康隔壁的兆丰总会，是赌窟，也附设有舞厅，地点在沪西，为我们警卫力量所及之处。而且，有许多我们的自己人决定到那里去玩，且已布置了二十名携枪的警卫，我坚决劝告你不去国际饭店，一定要散散心，不如到那里。”我终于为他说动了，立即向国际饭店退了定位。

　　就在那时，佛海夫人从隔壁过来了，听见我们在争论，她问明了什么事，她说：“与其出外去冒危险，不如坐在家里打麻雀。”就这样，周太太、君强、以及我与忘记了是谁的一个朋友，一起到周家去打牌。

　　牌局继续到凌晨四时，忽然电话铃声响了，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就是置有警卫的兆丰总会，当许多汪方的人员翩跹起舞之际，枪声响了，拔枪的就是自己带去的警卫，目标是相当重要的“和平军”十三师师长何天风，当场中弹毙命（天风死后，由副师长丁锡山继任，丁于胜利前反正投渝，后又投共，在戡乱初期，浦东作战中阵亡，为国军枭首，在青浦等县城门示众）。警卫得手后，乘间逃逸，问题是起于十三师内部人员的争权，而又受到重庆方面人员的运动。这对汪政权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使内部人人自危。而我初由君强的劝阻，几乎躬逢其盛，卒以周太太的怂恿打牌，临时变卦，否则即使不死，也要饱受虚惊了。从这一次起，我怀了戒心，非不得已，决不外出。在这六年中我能幸保残生，不无得益于这一次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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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上海为腥风血雨所笼罩

　　双方展开暗杀最猛烈的时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与二十九年，也就是汪政权在沪酝酿与转往南京建立的那两年。虽然那时周佛海与重庆还未真正取得密切联系，但不能不说在特务工作上，双方早已有了默契，表面上是做得勇猛杀搏，而暗地里却是声应气求。倒霉的是双方没有保护的低级人员，有人为了抗战，有人为了和平，说穿了大多数人是为了衣食，他们为一方面工作，因为是小人物又不能不抛头露面，出外奔走，这样很容易为特工人员造成立功机会。

　　如前所述，首先取攻势的是重庆方面，军统与中统做得都很热闹，除了所谓“十二烈士”之外，如“维新政府”外长陈箓被杀于寓所，公共租界总探长陆连奎被杀于他所经营的中央旅馆门口，法租界政治部的X更生（他是双方都称为烈士的奇怪人物），大舞台老板浑名阿富郎的，“三大亨”中之张啸林，都因与日方有了关系，渝方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手段。丁默邨接盘了上海四马路石路口的文汇报，先后委刘呐鸥与穆时英任社长，报纸还未出版，而两人又被人途次伺伏，乘机遭枪杀了。其他还有我已记不起名字的金融界二三人，都在街头被狙击殒命，全沪乃成为一片腥风血雨之场。

　　现在美国的所谓报复政策，倒是汪方特工发明在前，他们的还手办法，是一个抵一个，你杀我一个新闻界人物，我也还你一个新闻界人物。你杀我一个金融界的，我也还你一个金融界的。最惨酷一次，自然是江苏农民银行与中国银行的集体枪杀与集体绑架，血洗的结果，中国银行屈服了，七十六号派了李祖莱进去担任副理，为停止报复的交换条件。

　　同时，七十六号发表了一张通缉八十三人的离奇黑名单。大部份人是并不重要的新闻从业员。七十六号在申新各报中都潜伏着情报人员，成立了一个新闻小组，每周在七十六号开会汇报一次，租界内各报的动态，应该是清楚的。而这一张八十三人名单，非但连一个普通的外勤记者也列入于名单之内，甚至若干已经参加汪方的人，仍然是通缉的对象。举一个例来说：新闻报的编辑陈达哉，早已在我所主持的南京“中报”担任秘书职务，看到了黑名单中赫然有他的名字在内，非但他感到惊愕，连我也为之啼笑皆非。

　　双方新闻界的浩劫，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入租界以后，才告停止。名单的所以会有此离奇现象，七十六号当局是情形隔膜，以耳代目，为七十六号工作的各报情报员，夹杂有私人恩怨在内，把平时不惬意的同事，不管人家的死活，随便开一个名字上去，既可以塞责，又可以泄愤。乱世性命贱于狗，于此益觉信然！

　　因为我是报坛旧人，对于同业也就特别关心，不幸新闻界的朋友们却死得特别多，我往往于见到报载后才爽然若失，自觉耳目较近，而竟至无能为力，看到同业们的先后殉职，不觉兴兔死狐悲之慨，内心也充满了歉咎之情。因此我时常与佛海力争，以为新闻界的大多数人士，除敬业乐业之外，并不含有任何政治作用；即使言论稍趋激烈，也是凭了他们的良知，以发表其心声。假如和运是为了救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抗战更是救国，对于手无寸铁的人，因逞一时意气，肆加杀戮，于心何忍？佛海也颇韪余说，深为我言所动，我也曾偷偷引若干地位较重要而与余关系较深的抗日记者与佛海见面，取得默契。佛海于接见之时，很直爽的说：“你们对日本人尽管骂，但我们有我们的苦衷，对政府，希望彼此精神上能获得谅解，不要出以过份的攻击。”那时留在上海的报馆重要人员，几无一不曾由我陪同与周见面的，这里我不想列举他们一向自以为忠贞者的姓名了。但我所能为力的，也仅如此而已。

　　经过了大难，会相信“生死有数”的迷信说法。譬如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现在北平，被中共指为九三学社中之右派份子，曾于开会围攻中撞柱求死），我与他是时报旧同事，他在白尔部路民治新闻学院门前被击未中，后逃渝得免，而我事前确是一无所知。又如大美晚报记者程振章在辣斐德路的被杀，他是一个新进，决不应该是狙击的对象，甚至我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而竟然枉送一命。

　　又如前申报记者张寄涯，那时在主持一家采取抗日立场的通信社，又大中通信社的吴中一（前民国日报记者，后病逝内地），事前七十六号呈报佛海，要对他们下手，我偶然在佛海书桌上看到了，暗中及时分别通知，才告无事。大美晚报总编辑张志韩（现在台湾报界任职），汪方特工已在布置窥伺其行踪，在情报上说他时常改穿了短衣，行走于棋盘街一带，我直接用电话警告其防卫，而他反以为我在危言耸听，而结果也终于无事。新闻报编辑倪澜深以及严谔声太太遭拘捕后并没有人请托，都由我自动设法保释。

　　而其中有两位送死与讨死的人，当事发之时，曾经震动沪滨。一个送死的是想火中取栗的英文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据我所知道，他早与汪方接洽成熟，应允改变报纸立场，并且先后已收受过相当数额，而一再迁延，激起了七十六号的愤怒，张似旭也索性避不见面。结果趁他在南京路静安寺路口的凯司令西菜馆午餐的时候，在一阵乱枪下轰击毙命。

　　另一位是中文大美晚报的朱惺公，他是个神经质的人，可以说他是名士派，也可以说他是狂士，喝喝酒，抽抽大烟，酒后兴会淋漓，则写几篇愤世嫉俗的文章，以邀得读者们的喝采，他的目的也不过如此。特别对汪政府不断的谩骂，因为他知道上海大多数的市民是抗日的，而大美晚报的立场更是抗日的。起初，七十六号也目他为狂士，并不要置之于死地，曾经有人警告过他不必为过甚，而他在报上的公开答覆：“老子一定要骂，有本领就来打我。”他的态度，真是在讨死，迫得七十六号不能不杀之以立威，于是趁他行过每日必经之天后宫桥堍时，派几个打手，掩袭其后，就轻轻的断送了他一条生命。他狂得可惊可爱，但是太不智了，太岁头上动了土，又不知如何隐藏行踪，虽然人生自古谁无死，又何必定要如此毫无代价的白白送了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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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特工战中申报首当其冲

　　申报记者金华亭非但是我的老同业、老朋友，而且从民国十三年起，我们同时分任上海两家大报的政治新闻的采访任务，我们都是上海报坛上的第一批专任外勤的记者，又同是北伐时期的随军记者。虽然我们之间，性格上并不融洽，而行迹一向相当密切。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佛海的朋友。当民国二十七年国军退往汉口后，佛海正代理宣传部长职务（部长为顾孟余，始终未莅任视事），那时华亭去了汉口，他去看佛海，佛海知道他还是要回到上海的，立即派他担任宣传部驻沪特派员。他回沪以后，还与我见面，带来了佛海的口信，希望我赴汉帮忙，去当宣传部的新闻处长，我正因律师职务忙迫，接手的案件无法摆脱，兼以交通困难，及至想摒挡启程，汉口又沦陷了，卒至因循未果。

　　不料二十八年秋，佛海随汪氏来沪了，华亭的特派员职务，与那时佛海所担任的角色，由隶属关系一变而处于敌对的地位。佛海深恐他处境困难，由章正范等的接线，约华亭见面，同样佛海坦率地告诉了他一些和运内幕，希望照常做他的特派员，但不要妨碍他个人部份的工作，并月馈五百元为津贴。当时谈话的经过很和谐，以后也逐月由正范将津贴送去，只要华亭能够稍善于应付，以他与佛海的私谊，决不至召杀身之祸。尤其该报主持笔政的潘XX，也与佛海为老友，佛海曾经拉拢过他出任教育部长，彼此见过面，虽以条件不合，未成事实，但对于上海销行最广的申报、新闻报，在佛海心里，则确无敌视摧残之意。

　　华亭为人非但吝啬成性，且好放言高论，一向人缘不佳，所有汪方所接情报，都对华亭不利。在二十九年，一次我去南京，往佛海公馆，佛海一见面就说：“都是你一向为申新两报说情，现在反而使我为难了。汪先生认为过去处置太宽，才弄成现在的状态。”我听了正在莫名其妙，佛海把汪氏的手谕拿出来给我看，那是一纸便条，我还清楚记得写着如下的寥寥几个字：“佛海兄：申报言论荒谬，请兄严厉制裁。兆铭。”

　　我呆呆的看了一遍，问他：“你预备怎样呢？”他说：“昨天申报潘XX所撰的社论，骂得我们太过份了，汪先生既有命令，我无法再为回护，已去电七十六号立刻行动。”我懂得行动的含义，绑架、暗杀，也可能有更甚于此的事。我说：“我是望平街出身的人，我不能不替一班老朋友说话，我仅凭良心，并无作用。是不是能让我再以私人资格去劝劝他们，在此期间，请你暂缓行动。”佛海说：“电报已经发出，一切已无从挽救，那只能看他们的命运了。”我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为老友们无限担心。

　　回到了我所主持的“中报”以后，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因为那时南京只有两家报纸，一是“维新政府”的，由老报人秦墨哂所主办的“南京新报”，一是我主持的“中报”，本来在沦陷区报纸上，外电只准用德国的“海通社”，与日本的“同盟社”，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己建立了一个无线电台，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把反轴心的“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社”（即现在的法新社前身）一古脑儿通过无线电台拍至南京照登，虽然用的是密电码，但简单得可怜，如以一字代三字，以四字代五字之类。我之所谓决定，即由自己电台上秘密通知申报加意戒备，电报由上海办事处转送给赵君豪（现任台湾新生报副社长）与严服周（和平后任申报副总编辑，现在沪）。

　　这一个电报居然发生了效力，七十六号原意要送一个定时炸弹进去大干一下的，因为防范严密，未能得逞。仅由万里浪在三马路外国坆山申报外面，投了一个手榴弹，轻伤了两名路人，作为交账。

　　但是事情还不能就此轻易了结，七十六号既不能深入申报内部，于是等在外面，把七八个排字工人拘捕了，又把副经理王尧钦（本在港，前数年曾佐史咏赓办小画报，近已病逝）、经理陆以铭（现任香港平和洋行买办）的五六个孩子与一位古稀高龄的姨母一并捉来，关在七十六号。申报总经理马荫良与唐世昌一再求我从中设法，我费了几多唇舌，总算把王尧钦与工友们保释了。独陆以铭的家属，始终拒绝释放，我当面向李士群说：“罪不及妻孥，又何苦把无辜的老太太与无知的孩子们糟塌。”士群的答覆很妙，他说：“如果真是罪不及妻孥，为什么重庆要把周老太太软禁起来？”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人家的坏样？”士群答得更乾脆：“我不管这一套。”我受人之托的营救，至此已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不料陆以铭再托唐世昌来逼我，问我是否因为与他不相识而袖手旁观。其实，我与王尧钦及申报的其他工友，又何尝相识？我受不了世昌的催问，又鼓勇再以同样的理由向佛海说情，而佛海的答覆，还是如士群所说；我忍不住道：“重庆把你老太太软禁了，你作何感想？为什么连你也不能有推己及人的恕道？”他想了一想说：“你说得也对，那就由你出面去保吧！”说着写了一张手令，由我亲往七十六号保出后一直送回他们的家去。

　　不料，这事竟引起了七十六号的反感，傅也文、潘达、万里浪等，同去见佛海，说他们以性命博来的工作（因为那时还是租界时代，他们只能用绑票手段，尚不敢明目张胆），全由我得钱买放了。他们向佛海表示从此停止行动。佛海找我去问，也有朋友为我证明可无愧衾影，佛海相信我不至如此无耻，其实托我的人也不过是利用我的傻气而已。一场风波，总算不了而了。但是最后的目标，却不幸转注到了华亭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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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金华亭被杀是自取其咎

　　金华亭的宣传部特派员为周佛海所委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很以此名义为荣，平时开口闭口：“我是中央特派员”，对报馆行政，也常以特派员身份盛气干涉，因此招致了许多同事的不满。但他与佛海的见面，以及收受津贴的事，是很少人知道，而华亭的心里则怀着唯恐人知的鬼胎，于是平时调子越唱越高，言论也越趋越激烈，他的真意，无非要表示特派员的忠贞之气，以祛除人家对他或有的怀疑。但他的一言一动，都经过潜伏在申报的情报员，加油加酱，报告了七十六号，每天所接到的，尽是他的反汪论调，汪方特工，乃决意下手翦除。

　　因为我与佛海贴邻而住，时常有事接触，有时他外出没有回来，我就坐在他卧室中的小写字桌上等候。他的公事，乱堆在桌上，我于无聊中随手翻阅，往往发现我所意想不到的事。民国二十九年的春天，我去时他方在批阅文件，一眼我看到了最上面的一件，附着华亭的照片，我知道这决不会是好事，我指着问他华亭有什么事，他把公事交给我看，原来是七十六号请求对华亭执行（暗杀）的签呈。上面胪举了华亭的“罪状”，详细叙述他出入的时间，以及寄往重庆信件的化名。

　　他那时住在华龙路，把他居住的位置画了一张详图，并黏着他一张照片。佛海已经在签呈批了“准予执行”四字。我一方面惊骇于特工调查的详尽，同时为这二十年的老友无限焦急。我向佛海说：“你与他也是老友了，他的环境有困难，情报也许出之夸张，一时以情感冲动而杀人，事过境迁，你会后悔的，我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佛海当时还很愤激，他说：“我对华亭要说的话当面说尽了，人情也做尽了，我要他做特派员，他就以这个来反对我，他受了我的钱，又做妨碍我的工作，他无情，能怪我无义？”我继续为他争，我说：“以你与他十载交谊，又何忍不教而诛？如我不知这一件事，本来与我无关，但既然知道了，良心上我不能不为老友说话。让我以私谊向他再进一次劝告，无论如何，请你暂时不要动手。”佛海经不起我的再三央求，从我手中将公事取回，把原批的“准予执行”的“准予”两字立刻改为“暂缓”。我为华亭松了一口气。

　　回到我的住所，我急急打了一个电话给唐世昌（前申报夜班经理，为杜月笙门生，战前专为杜联络新闻界者）。我坦率地告诉他有关华亭的一切，我又加上了明哲保身一类的话。最后我说：请转告华亭，这是我对他所能尽的最大与最后一次的力量了。数天之后，世昌给了出乎我意外的答覆，我谅解华亭或许有他的立场与他的隐衷。当世昌把我的话转告他时，他起初有一些惊呆，想了一想后说：“他自己（指我）做了汉奸，居然还公然来恐吓我！我不受恐吓！”我听了虽然很难过，但不敢火上加油，把华亭的话去转告佛海。但汪方的对付华亭的事，也就此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一年以后，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幕了，佛海认为他对申新两报已尽可能地加以维护，加以宽容。因此在分行开幕的时候，两报也应当破例为中储刊一张开幕广告。佛海特别找了我去，他说：你一直为申新两报说话，储备银行沪行开幕，请你去交涉刊登广告（那时日军尚未进入租界，各报一直拒登汪方广告），地位的大小可以不计。我分别以电话向两报负责人接洽，得到的答覆是商量后再给我回信。翌日马荫良用电话通知我，代表重庆在上海作地下活动的吴开先，已严令两报不得登载，请求我的谅解。一日之间，经过电话上的数度磋商，到傍晚我再去电话时，已无人接听，接线生推说负责人不在。这样，第二天开幕的中储分行，除了汪系报纸以外，其他终于只字未登。佛海为此感到愤怒，尤其对我以往一再为各报说情，表示不满。几天之后，他给我看一张情报，说申新两报决然拒登的主因，是由于金华亭的力持反对，他扬言谁主张接受的，他将呈报重庆当局严厉制裁。

　　几个月的时间又平安过去了，我几乎忘记了这一件事。那已经是二十九年的残冬，我正去了南京，这一天我准备搭下午四时车返沪。中午时候，我去西流湾佛海的公馆，向他辞行。他正在花园中背着手俯着头，在阳光下散步，一等我说出下午要返沪的话，他急急地说：“回上海去，你千万要当心！”我以为有什么不利于我的情报。因为那时丁默邨接盘的文汇报，以刘呐鸥与穆时英于筹备时的相继被杀，再无人敢在上海四马路的热闹地区去冒险，出版陷于停顿。默邨顺水推舟，就送给了佛海，因为我经办的“中报”销路已奠定基础，所以他又要我去开办“平报”。我衔命去沪，不到一月，报纸就出版了，但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渡日。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他说：“不，金华亭今日黎明时给打死了。”我一愕，问他在哪里出事的，他说：“在上海爱多亚路大华舞厅门口。”接着他叹了一声，又继续说：“他究竟是我的老友，我因此又觉得很难过。现在的暗杀政策，是一个对一个，你是新闻界最显著的目标，而且又具有最适宜的身份，我真为你耽忧，所以你要特别留神。”接着他又问我坐的是什么汽车，我告诉他是普通的“别克”车，他说：“那赶紧去买一辆保险车吧（装有避弹玻璃与钢板的）！需要钱，可以问我拿。”我闻到了华亭的噩耗，倒真有如他所说的难过，我惋惜地说：“华亭太糊涂了，这个时候，还去跳舞？”佛海答得声音特别轻，他说：“那是我们派人引他出来的。”我在他那里吃了午饭后，下午照常回到了上海。

　　到“平报”去时，已经在午夜，华亭的事，还盘旋在我脑际。我取了一份小报看，记得是卢一方写的华亭出事经过。原来上一天华美晚报的主人朱作同邀华亭到他家里吃年夜饭，饭后怂恿他去大华跳舞，到午夜之后，朱作同说有事先走。华亭兴致勃然，一直跳到四点打烊前才挟了舞女阿二头下楼。刚到门口，就被预伏的人，出枪连发两枪击毙。华亭原也带有自卫手枪，仓卒中竟来不及拔枪还击。

　　当我看完了这一段消息，脑海中我立刻浮起了一项怀疑。因为朱作同与七十六号早有往来，李士群给过他不少钱，要他投靠过来，作同一再推延。我去南京之前，已知道士群正在迫他表明态度，作同可能利令智昏，出卖了朋友，而且这可能性很大。第二天我特地去了七十六号，一见士群，我立刻说：“华亭的事，你做得不错，朱作同那里你花了多少钱？”他问我“谁对你说的？”我说是“周先生”，他摇着手要我千万不可告诉别人。这样我完全证实了我的怀疑，我认为朱作同太卑鄙可恶了！为了钱，竟然出卖朋友。我又打电话给唐世昌要他暗中通知与朱作同来往的朋友，加意防范，不要糊里糊涂再为华亭之续。这事传到了中统耳中，一个月以后，朱作同也被人击毙了，终算为金华亭报了仇。我所能无愧于老友者也止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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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我逃过了五次危险关头

　　和平以后，中统方面的人告诉我，华亭死后，他们本来的确以我为报复的目标，后来因由我口中证实了是由朱作同地出卖，才改变而对他下手。无意中因此一言，却救了我自己的性命。

　　但是汪政权六年之中，杀机四伏，我也先后逢到过五次危险，而卒能安全无恙，未伤毫发。这是奇迹，也是侥幸！

　　汪政权是廿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建立。南京军警林立，是认为最安全的所在，我代佛海办的“中报”，是在城南的朱雀路，虽然是自己盖的房子，但是毫无防暴设备。也就在汪政权建立后的第七日，突然从门口飞来一弹，总算手下留情，炸力不大，微损了营业部的墙壁，轻伤了一名车夫，这大约仅是示威示儆性质。

　　事发时，我刚到颐和路罗君强家，离开报社不久，到达那里的时候，就接到了报社来的电话，我与君强一同匆忙赶回去，已经军警云集，形势紧张，因为这是南京的第一件事，也是汪政府六年中南京唯一的事，我竟然既未受惊，更未遇险。第二天报上还写了一篇“迎弹辞”，吊儿郎当的写了“无情一弹，受惊若宠”一类的风凉话，而结果这一件案子也始终未曾破获。

　　我主办的上海“平报”，地处四马路石路口的繁盛地区（即和平后由吴绍澍接收而改为正言报），是一间普通市房，那里行人络绎，车辆辐凑，本是不容易戒备的所在，又有刘呐鸥、穆时英被杀在前，当我单身去接办的时候，朋友们都很为我的安全耽虑，我自己也怀有戒心，所以我一到那里，立马把面向马路的窗口，装上了铁丝网，墙里加砌了钢板，每一个门口，也添加铁栅，而且雇用三十六名武装保镳，作为警卫。馆内职工的出入，都需经过检查。当平报开办的第一年中，我以社长兼任了总编辑与总经理，几乎整整一年，寝于斯，食于斯，工作于斯，非有必要，决不轻出一步。要到别的地方去，也决不预约，且有保险车，与随行武装警卫人员。暗杀最厉害的时候，身上还穿了钢丝背心。也幸而有这样的戒备，虽然民国二十九年一年中，两次在门口被人投掷炸弹，仅伤了几个路人，略受虚惊，而全报人员未受丝毫损失。

　　那年的小除夕，我妻子因为我不能回家，带了所有的儿女，到报馆来吃年饭团聚一次。饭后，我催着她回去，她还有些不高兴，我说：此是险地，我是没有办法，你何必要使一家同归于尽？她才勉强的带了孩子们离开了。她们走后还不到十分钟，楼下机器房忽然起火，机器房就在楼梯边，木梯是全报唯一的通道，火一起，顿时浓烟密布，杂有令人晕眩呕吐的药味。我们都在三楼，已经无法冲下去夺门而出了，我与同人已准备一起化为灰烬。幸而机器房的工友们努力扑救，未成大患。

　　事后查出就是三十六名保镳中的一人，带进了装满化学品的玻璃瓶，里面杂有磷质等，塞在报纸堆中，一去瓶塞与空气接触后，立刻因氧化作用而爆炸发火。那时危机四伏，防不胜防，而且报馆同事中有两人有为重庆作特务嫌疑，我曾坦白地与他们讲过一些我的立场，一位采访记者原洗凡自动离职了，而另一位编辑芮信容则坚决否认，后来七十六号破获了一处特工机关，查出了他亲笔所写的情报，把我逐日的动态，详细报告，于是七十六号把他羁押检查，最后还是由我去保他出来。

　　最危险的一次是二十九年的中秋，因为我终年住在报馆，晚上搞编辑工作，一直到天色微明第一张报纸印出，经过我亲自过目后方才就寝，写字桌旁边的一只长沙发就是我的床铺。每日十时左右就得起身，继续处理营业部的业务，非必要时决不外出一步。但什么都可以在里面做，天热，里面没有卫生设备，要沐浴，就不能不到外面去，而家又回不得。恰巧一位来自泰州的旧日同学，迁沪避乱，孑然一身，在法租界巨籁达路赁了一宅幽静的小洋房，从家乡带来了一名男仆，他与政治绝无关系，而且因染有烟霞癖，终朝偃卧，与外界也无接触。他来看我的时候，知道了我的困难，邀我随时到他那里去，为沐浴之需。当时他交给了我门上的钥匙。我也认为地点与环境较为理想，以后每隔几天，等午夜宵禁以后，路绝行人之际，乘车到他那里，车停得远远的，连司机也不知我到哪一家去。我一下车，车就开走，自以为十分安全可靠。

　　二十九年的中秋前，他约我中秋晚上到他那里去联床共话，同渡良宵。我嘴上虽然说到时再说，而心里则的确已决定了去休息一晚。中秋的前一天，我去看罗君强，方才坐定，苏州的长途电话来了。周佛海十人组织中的蔡洪田与张仲寰，正分任江苏民政教育两厅的厅长，那时的“省长”是高冠吾，而“省府”所在地的拙政园，颇擅亭台花木之胜，为苏州名胜之一。“省府”预定盛开筵席，赏月飞觞。洪田要我与君强同去盘桓，尽一日之欢。君强说有事不能离沪，我也说他不去我也不去，电话收线了。我正将离去，不料接着又来了仲寰的电话，他说一切为我们准备好了，不去太使他们扫兴。君强劝我不如我一个人去一次，我反正无可无不可，电话中就这样决定了。

　　当天回到报社，料理了一些未了之事，第二天搭早车到了苏州。因此我对巨籁达路朋友家的约，自然再无法分身。苏州那晚的场面是够热闹的，名园赏月，裙屐翩跹，大家兴致很好。正在闹酒的时候，忽然上海有长途电话来找我，一接听是君强，他说：有一些要紧事，希望我明天早车回沪，车站上派人接我，直接先到他家里，千万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虽然我感到有些惊奇，但电话中不便详问，我就说：“好吧，我一定明天早车回来。”

　　第二天，我如约回沪，一下车，他派了副官率领了二三十名警卫把我围住了登车直驶愚园路，我觉得气氛有些不寻常，问问君强的副官，他也莫名其妙。抵君强家时，他已等候着我。一开口就问我，是不是常到巨籁达路一家姓王的家里去？我想不出他怎么会知道的，随身他取出一张草图，那正是我那个朋友的住所，四周的形势，房屋的方位，连我去睡的一间客房，都画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昨天士群四处找你找不到，问到我那里，才知道你去了苏州。他告诉我：他潜伏在重庆特务机构中的反间谍人员，前天突然奉到了命令，当晚要去巨籁达路打一个人。他与其他三人持枪出发，要等这人一下车，立刻袭击。守候了半夜，却始终没有发现。他当时不知目标是谁，第二天（中秋）又奉令继续再去，他拿到了地图与照片，才知道是你（指我），因为时间充份，所以到七十六号去报告，要通知你那夜万不能去。因此士群急得四处找你。”

　　我听了这一夕话，一时目定口呆，到今天我还敢说我这个旧同学决不会出卖我，他的男仆连我的姓名也不知道，其他也别无可疑之处。重庆方面的特工，何以竟会知道得那样详尽？幸而我去了苏州，才侥幸逃过了这一关。如不是朋友的一再以电话相邀，此日恐怕我的尸骨早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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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日军阀徘徊于和战之间

　　从汪氏由河内抵沪，一度赴日与平沼内阁及前首相近卫，及当时的军部首脑板垣陆相晤谈之下，使他知道日本军部和兴亚院的真正意旨，在使汪氏建立一个与“满洲”相似的傀儡政权，假手以代行日本军阀的侵略政策。汪氏无可讳言在政治上有欲望，在私人间有恩怨，但到底还不是甘心于把国家断送的人。汪氏由日返沪以后，表面上盘马弯弓，为筹建政权而积极活动，然内心则已感到极度痛苦。那时国际形势还未改善，在抗战艰苦阶段中：国际通道连仅有的滇缅公路也被英国封锁，他清楚明了国军的实力，认为战既不可，和又不能，实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中间又加上高陶的叛离，内部人事的磨擦，所以他那时肝火也就特别旺盛，时常对左右大声斥骂，尤其对褚民谊更不稍假辞色。而他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以挽救国家于万一，此时显得更真诚殷切了。

　　汪氏左右的两大将，陈公博对政权的建立，自始即不感兴趣，他之从汪，基于两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以东方道义精神为基础。除干部会议中，有时发言外，一切实际责任，均落于周佛海一人之身。我目击佛海自民国二十八年夏以迄二十九年春“还都”前的一段时期中的辛劳忧伤，且不时抱病，内心也与汪氏同样痛苦。唯一可给周以安慰的，仅是汪氏对他的推心置腹，而周之对汪，也确有感恩知己之意。

　　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放在面前，而且极错综复杂之至。首先是日本的态度，提出所谓“三原则”的近卫文麿，在汪氏由越赴沪以后，早已辞去了首相的职位，继任的平沼、米内等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态度上很淡漠。日本军部与外务当局的意见，也不一致。日本军阀们虽然仍然以“膺惩暴支”为口号，议会政党等也附和强硬政策，但又不能不承认侵略战争，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而占领的地区愈广，防守愈困难，兵力愈感不敷；也不能不承认这一场战争，成为泥足之势。

　　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混乱的，但希望和平，则是一致的。日本军阀一面从事战争，并且成立了职权庞大的兴亚院，以后民间的政党也合并成为“大政翼赞会”，推波助澜，为虎添翼，充分表现出侵略的狰狞面目。但是一方面外相松冈洋右且亲自到香港与重庆进行秘密和平谈判。侵华大本营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派了今井武夫在香港与自称宋子良的谈得兴高采烈。与后来国共战争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前后有异曲同工之处。

　　汪氏的心理更是矛盾的、复杂的，他亲自赴日接触的结果，已认识了日本内部的混乱，也体味出日本军人并无悔祸之心。而同时他仍在认为抗战的继续，军事实力上难操胜算，徒然给共党造成坐大的机会。他在二十八年七月九日，作了一次“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中，曾经沉痛地暴露出他的心境。他说：

　　“（上略）十三年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那时候对于中日关系，是照着上述方针进行的（按指孙先生所主张之大亚洲主义而言）。十四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于上述方针，不敢少变。十七年间，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中国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于好转。不幸当时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更恶转，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

　　“我说这话，并非有意责难当时主持国民政府的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是一个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人，对于这种错误，我当然应该分担责任。不过我在当时是一个亡命者，是一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飘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院长，其后又兼外交部部长。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来矫正当时‘反对直接交涉’的论调，……但是我必须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当时所谓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样？这是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我当初以为蒋介石先生与我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蒋辞国民政府主席职后一篇告诫国人的文字，认为蒋与我同心，所以诚心诚意来与蒋合作。然而四年之间，我已渐渐的觉得不对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于大病之后，又受了伤，身体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内，我远适异国，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方才赶了回来，则情形更加大变了。我当时只能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因为共产党是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的。他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了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我当时的言论方针，注意此点。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对于共产党的阴谋，也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后最后，方才于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二十九日发表和平建议。”（下略）

　　这一篇广播辞，上面仅摘录其中的一小段，虽然汪氏旨在为他自己的主和辩解，但字里行间，泄露出他内心对于未来局面的看法。第一、他对抗战结果的看法是悲观的，他认定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不能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虽然谁也无法逆料日本军阀以后竟然敢与英美为敌而掀起太平洋战争，自掘其坟墓；又谁也不会预知美国有惊人的原子弹发明，迫使日本军阀投降。但他对战局的看法，以后事实告诉我们，最后毕竟是错误了。最后的幸胜，这是天佑中国！

　　第二、汪氏的离渝东下，发动和平，还是继续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他希望重庆以军事抵抗，而由他来出面交涉，外间盛传的所谓蒋汪双簧，两人之间，事实上虽无默契，而一切表演，即真像循这一条途径而前进。周佛海时常很得意的说：中国于抗战中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抗战如其失败，有汪先生的和平政府在；和平如其失败，有蒋先生的抗战政府在。譬之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不管开出来的为大为小，总有一方面是押中的，而押中的也必然是中国。

　　第三、汪的主张和平，对于共产党的谋略倒是看得准极了。他是与共党打过数度交道的人，也因此他能洞察共产党的居心与手段，抗战的不论为胜为败，替共产党造机会也是必然的。而他终于不幸而言中，抗战真是给共党造成了机会。今天痛定思痛，也不能不认汪氏对共党确有其见解。所以汪政权揭橥的三大政纲为“和平、反共、建国。”他认为非和平即不能反共，非反共即无以建国。

　　汪氏一行于二十八年夏季抵达上海以后，历九个月的时间，一延再延，而不立即建立政权，虽然原因很多，所迟以有待、所努力不懈的最大的任务，还是期待着全面和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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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青岛会谈后三政权合流

　　汪政权迟迟不克建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如何处置沦陷区的两个既成的政权。

　　当汪等去沪之时，变相的地方维持会，北方有“临时政府”，南方有“维新政府”，早就建立。在汪氏等心目中，本打算新政权一旦实现，此等政权中人，自应悉予摒弃，而一般参加“和运”的人士，尤不甘于同流合污。但是南北两政权各有其有力的背景，有著名特务土肥原及华北日本军部等为之撑腰，非但无排除之望，而且强迫着汪政权与之合流。中间经汪周等的奔走交涉，终无法达成这一个起码愿望。沦陷区政权合并问题之解决，且为汪政权能否树立之先声。而汪等抵沪后居住的愚园路一带，且还在“维新政府”的势力范围以内。

　　当汪氏召开的所谓“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为应付当前环境，汪氏终于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不得不对临时维新两政权及其首脑人物王克敏梁鸿志发表声明，为应付之谋。声明系由周佛海与梅思平主稿，最后经汪氏改定，文字上虽写得冠冕堂皇，而辞气之间，颇多微辞，明眼人不难一望而知。当时周梅等主稿之际，颇有踌躇难以下笔之苦，特将原文照录如下：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因军事失败，失败后放弃北平南京等处，政纲解组，民无所依。王叔鲁（克敏）、梁众异（鸿志）诸先生等挺身乱离之际，相继组成政权，以与日本为和平之周旋，使人民于流离颠沛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当时国民政府因主张继续抗战，对此举动，自不免认为抵触。惟待至今日，和平运动，已为刻不容缓之图。最近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和平反共建国’昭示国人，并郑重声明：‘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本党为完成此重大使命计，对于既成政权，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事理所当然。而既成政权，如王叔鲁先生等，从前曾服官国民政府，投艰遗大，休戚相关。如梁众异先生等，从前虽处于超然在野地位，然以段芝泉先生对于中华民国之勋劳，及对于国民政府之爱护，如必能继其遗志，使国家民族得以转危为安。兆铭承大会授权‘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旬日以来，迭与王梁诸先生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之了解与热烈赞同，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此所引为欣慰者也。（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这声明一发表，事实上三政权之合流，已成事实，所欠缺的仅是形式上的手续。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汪氏率领了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岑德广、罗君强等由沪搭奉天丸赴青岛，与“临时”“维新”两政权举行会议。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开第一次谈话会，汪方出席的除汪精卫本人外，有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临时政府”方面有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朱深因事临时返北平）。“维新政府”方面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方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荻大佐、清水董三等。蒙古方面虽不参加会议，但德王也派李守信赶来会晤。

　　翌日，第二次会谈，决定了“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政府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条例”，及“中政会”开会地点及日期，预定二月中旬在上海开“中政会”。三月中旬建立新政权。一切本属形式，会议至是日中午即匆匆散会，“维新政府”虽决定归并于汪政府，而“临时政府”则仍然维持战前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形式，依旧是华北特殊化与独立化。殷汝耕的“冀东政府”以外，日本人的蓄心把中国弄成四分五裂，于此又得一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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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吴佩孚汪精卫鱼雁不绝

　　七七事变以后，华中、华北，先后沦陷，“临时”“维新”两政权相继出现。自汪政权建立，“维新”取消，“临时”则沿战前华北特殊化的往例，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王揖唐先后任首长。虽与汪政权分庭抗礼，直接受命于华北之日军，但在形式上不能不谓为汪政权治下之地方政权。本书既以追述汪政权之经过，关于华北部份，论理不应独付缺如。而我虽于三十年曾以他事道出北平，且曾与王揖唐一度晤谈，但对华北政权起迄的经过，道途遥远，几乎一无所知。在开始写作本书中，且曾不断访问留居此间当日曾参加华北政权的朋好，而劫后余生，胥已不能有系统地为我述其梗概。关于华北部份的材料，只有俟笔债稍暇，俟他日再为访述。

　　当华北华中沦陷之初，日军阀亟亟于扶掖地方政权。华北属意于吴佩孚，而华中则寄望于唐绍仪。风声稍露，唐即为渝方特工，用利斧毙之于寓所。吴佩孚寄居北平什景花园，土肥原等日军渠魁，朝夕出入于其门，一度曾盛传有立即登场之说。吴且曾由日军陪同公开招待记者，表示亲善，更使人相信其渐趋于成熟阶段。而吴之终未入彀，传者谓其倔强成性，与日军所商之条件不洽，至成僵局，其言是否可信，未敢悬揣。但吴于是时，与日方交往甚密，不问其为作虚与委蛇之误，或竟有久蛰思动之意，而吴之并未向日方断然拒绝，则为无可置疑之事实。

　　汪精卫于二十七年冬，离渝赴越，即电致吴氏，声述和平主张，即得覆电，表示赞同。旋汪去沪，一面继续求全面和平之实现，一面着手为建立政权之筹备。乃专派赵叔雍专程赴平，携其亲笔函交换意见。我在撰写本书时，与叔雍几朝夕相见，不时闲谈当年旧事，而从未及此一段经过。迨本港“联合评论”刊载耘农先生“汲古书屋谈荟”中发表汪吴于二十八年五月至十月中汪政权建立前往来函牍三通。始再询之叔雍，谓确有其事。叔雍告我，当年衔命赴平，谒吴于什景花园，室内仍有八大处之存在，威仪无减，室中且悬有吕纯阳降坛诗屏轴。吴出与叔雍寒喧并互道思念仰慕之忱后，概括吴之意见，和平固与汪氏不谋而合，合作亦有其可能，但宜由汪氏主党，而由其主军，殊不甘局促于一隅云云。叔雍面呈书函后，即南返覆命。在吴氏覆汪氏函中，亦表示对和战之局，谓史无久战之理，宜矜恤同胞，戛然而止。对汪氏个人，自谓彼此有针芥之合，鹤鸣九皋，我道不孤之语，盖未可全以客套视之也。三函诚为历史上珍贵之文献，特为转而补录于后，以实我书。

　　《汪精卫致吴佩孚书》

　　子玉先生勋鉴：

　　去岁冬间，曾致电左右，略陈悃幅，惟辞意未尽，而耿耿之诚，幸蒙鉴察。旋奉覆电，意味深长。循读之余，弥深向慕。中日两国为敌则两败俱伤，为友则共同发达，其理自明。不幸数十年纠纷胶结，郁结至于今日，遂败坏决裂一至于此。欲谋收拾，且引之入于正轨，其事诚难，然又不可以已，且舍此实无他道也。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目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自去腊之末，发表艳电，栖迟河内，未尝别有谋划。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昼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铭一得之愚，亦当作蒭荛之献。但求有益于国，任何艰险，皆所不计。区区之怀，特托赵叔雍先生趋前面承，尚祈鉴察，是所厚幸！专此，敬请勋安！汪兆铭谨启。

　　再者抵此间后，始闻公于二月间曾有赐电，道途阻隔，至今未获拜诵，至深歉仄，谨此陈谢，并乞鉴原为荷！兆铭又及。

　　《吴佩孚覆汪精卫书》

　　精卫先生执事：

　　叔雍先生至，拜展手书，读竟怆感不置。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两国当枋皆一时贤隽，智虑周远，讵谓见不及此？徒因乘隙抵衅，积渐已久。吾国自甲午熸师，庚子喋血，迄于九一八事变，隐忍依违，专以不滋生事端为无上自全之策，敷衍因循，正如痈疡附身，终归一溃。而又内外情势复杂，因风纵火，更有促使炽燃者。平情而论，国民党不过适逢其会，傥亦国运有以致之，不必尽在人也。公怵惕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迳议寝兵，翰音登天，宙合皆晓，复眷眷于风雨同舟之谊，瘏口哓音，冀反众迷，终且险患亲尝，高振六翮，嘤求海内仁人志士，共计匡维。为国忠贞，至堪敬佩！并承谦衷见访，履綦远劳，翘企风猷，弥增感奋。窃谓中华民国四万万民众，实为主体。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矜恤同胞，戛然而止。

　　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以德皇威廉第二之睥睨一时，鉴于大势倾颓，至不惜敝屣尊荣，为民请命。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为准绳也。弟分属军人，昔亦误以武力为万能，经体察国情，默观世界大势，乃于太公所谓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微通鬼神者，一以政治之原理，权衡其际，益憬然经国之略，初不尽恃藉于疆场之决胜也。故自芦沟桥变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和平要领，则以保全国土恢复主权为唯一之主张。区区此志，窃幸与公尚有针芥之合，九皋鹤鸣，敢云吾道不孤矣！尊论谓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立和平，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盖不如是，不但无以奠立和平，且无以见谅国人，并无以改国际之观听，愿共本斯义，力图迈进。友邦诚能具充分理解，悉予赞同，中日真正之亲善，固可依次以举，而被所揭橥于世界之圣战意义，并可即为事实之证明。近德意于西班牙撤兵，复归其政权于弗朗哥，欧洲疑云，因之顿消，此诚友邦之极则，尤望公切为正告也。弟委质国家，誓与国家同其命运，苟能山河无恙，自计已足，幸叨不弃，更当进附贤者，竭毕衷忱。如能教益频施，资为针圭，更所欣盼而不容自已也。修牋奉答，未罄万一，统希惠炤，维为国珍重千万！敬颂勋祺！吴佩孚拜启。

　　《汪精卫再致吴佩孚书》

　　子玉先生勋鉴：

　　（陈）中孚兄来，获诵九月二日大教，敬承一切，并稔福履绥和为颂！窃念铭之与公，为国为民，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数月以来，虽履通函札，而胸怀容有未敢尽吐者。顾国难日深，事势日急，茹而不言，将来必有失人之悔。素仰公忠鲠正直，能受尽言，故终以一吐为快。十五六年间，公尝与国民革命军为旗鼓之周旋，胜负兵家之常，而公对国民政府始终抗节，天下共见。今者一旦以参加国民政府之说造于公前，诚有冒昧之嫌，此铭前此格格不吐之所由也。继而念及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于今已十余年矣！芦沟桥事变以来，军事挫败，和平运动，随之以起，不惟国民党人力持恢复国民政府，以收拾时局；即国民党以外之人，平日不满于国民党，不满于国民政府，不满于青天白日旗者，至今日而拥护之热，不下于国民党人，其故何哉？盖对内为一事，对外又为一事。甲午战败，乙未议和，未闻易政府换龙旗也。庚子战败，辛丑议和，亦未闻易政府换龙旗也。上次欧战，德国战败议和，亦仅威廉二世退位而止，易帝制为共和，待德人民之自决，而国旗之换，则远在国社党得政之后。盖对外战败之结果，至于易政府、换国旗，则内政干涉，国将不国，不可不惧也。

　　为今之计，国民政府急需恢复，以当收拾时局之大任。林主席地位，在法律明文规定“不负实际责任”，故军事当局宜引咎辞职，行政机关宜改组，而主席地位不宜更易，以省纠纷，而利进行。至于国民政府之职权及名称，以及种种制度，如有更改之必要，于国民大会中议定之。如此则对内对外不相混淆，国权民意两得顾全矣！由是言之，今日国民党人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忠也；非国民党人亦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侠也；一忠一侠，其立场虽异，而为国为民之心事则同。铭窃愿公以一忠字对民国，以一侠字对国民政府，则公之风节必照映宇宙，而旋乾转坤之功业，亦必成于公手。铭之与公，并未谋面接杯酒之欢，而于公之人格，夙所倾仰，故敢以率直之辞，贡其诚悃，惟垂察之，幸甚幸甚！专此，敬请勋安，尚祈霁照不宣！汪兆铭谨启。

　　再启者：昨晤陶星余先生，畅谈一切，因托带此函，藉尘清听，尚祈亮詧为荷！兆铭又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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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为民族英雄乎为汉奸乎

　　假如汪精卫等一批人，真是仅仅为了一己的利禄，则汪政权之建立，尽可以随时袍笏登场，大可不必一延再延。其所以迟以有待者，除了上文所述期望全面和平，与解决沦陷区的既成政权以外，与日本之间的交涉，发生了重重困难，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双方的意见，竟至南辕北辙，有着很大的距离。

　　汪氏等由越南东下抵沪以前，初以为日本既陷于泥足，应该认识了中华民族的决不可以武力屈服，日本的军阀们也可能有了悔祸之心，在近卫三原则下，既声明撤兵与不要求赔偿，而双方对于反共的立场又复一致，大原则确立了，其他的枝节问题，不难迎刃而解。但一经实际上接触，谁知竟大谬不然。在这一个时期中，汪氏等心境是沉重的、沮丧的、与焦虑的。他们想到：假如抗战不能胜利，而和平又无成就，不但国家将陷于万劫不复，连自己也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在周佛海日记中，一再表示了这一点，如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他在汉口的日本陆海外联合招宴中演说：“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余等则亦自以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敢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如余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又九月二日在北平日本华北最高司令官多田席上演说有云：“一部份中国人欲杀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此正余之立场。中国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抗日主义者；日本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汉奸。使两国能互信互尊互惠，乃为余之理想”云云。

　　汪周等一批人的心理，确是矛盾的、惶惑的，他们想不惜蒙一时之恶名，救国家于将堕，成为民族英雄；但环顾现状，瞻望将来，有以汉奸而卒之可能。我清楚记得民国二十九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我去看佛海，刚巧那天什么宾客也没有，他独坐在书室中正在呆呆地出神，他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随便谈谈吧！”我说：“我正是专诚来和你谈一件事的，我决意不干了！”他一愕，接着说：“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使你消极？”我说：“几个月来，事实证明了日本人的蛮横狡狯，决无悔祸之心；几个月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许多和运同志利欲薰心，甘为虎伥，我不敢说自惜羽毛，但我不甘同归于尽。”

　　佛海是一个极富情感的人，而我又是一个情感极易冲动的人，他听到我提出了那样率直得近乎讥讽与谩骂的话，他拉住了我的手，眼中流下两行清泪，呜咽着说：“正因为如此，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又那样少，死，也让我们死在一起。”我料不到他的答覆是那样地沉痛，那样地毫无讳饰，“士为知己者死”的一句成语袭上我的心头，我见他那样地悲苦与激动，我放弃了我去看他的本意，不忍再过份的刺伤他。我与他紧紧地握着手，我也觉得喉头有些哽咽，凄然地点了点头，于相对无言中结束了那次的谈话。

　　我在本书的第一节中，开宗明义就说：汪政权的建立，是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而最后，这一幕悲剧，也终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但，这岂是汪周等之始愿；又岂是汪周等之始料所及？

　　汪氏想针对日本人军事上泥足的心理，在日本占领区的枪刺之下，建立政权，而存着近乎幻想的奢望。与日本之间，所谓调整两国邦交，本希望确立平等互惠原则。在政权方面，规复战前国民政府的旧制，即国民党、三民主义、国民政府、五权政制，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以这政权的建立，不曰创建，而曰“还都”。但是他想得过于天真，日军于屡胜之余，充满骄满之气，一心将以关内占领之区，尽成“满洲帝国”之续，以实现其大陆一元梦。如日人真肯对中国平等互惠，将正如蒋先生因陶德曼调停而说的话一样，“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要打呢？”

　　前文已经说过，汪氏等抵沪以后，发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首相近卫已经下台。继任的平沼与米内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既并不热心，而军人一方面希望汪政权成为“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同时又深恐汪政权一旦建成，破坏了与重庆的和谈机会。所以在讨论调整两国邦交的实质问题时，坚不让步。甚至对于一手制造的政权形式上承认问题，也三反四覆，一变再变，汪方提出新政权既为原有法统的延续，日本不必再发表承认宣言，只须派大使呈递国书已足。而日方的加藤公使，即谓可派特派大使，不派全权大使，也不呈递国书。而周佛海以为若如此，则宁可不组织。既而汪方决定于政权创立之际，发表宣言，而影佐的意思，汪方发表宣言，日方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既不表示同意，亦不否认。最后于二月十五日由影佐、清水、崛场，直接谒汪，决定汪日双方同时发表宣言，但不发表条件，惟保证条件不出近卫声明以外。

　　但至月底，日方忽又变卦，仍主张拟派大使而不递国书，直至汪政权建立前的半月，汪方让步，日本先派特派大使，以为事实上之承认，再派全权驻在大使，以为法理上之承认。总之日方认为汪方诸人，并不能一味俯首听命，对政权之建立，并不放心，因此处处表示无扶植其成立之诚意，枝节横生，花样百出。日本有自悔于一时卤莽中选错了对象之意，而汪方亦有贸然从事至进退维谷之心。原定最迟三月二十日“还都”的，先延至二十六日，又延至三十日，始克实现。而其间争执最烈的则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这一个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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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非驴非马的青天白日旗

　　从国军自京沪撤退，日方亟亟于傀儡政权之制造，形式上虽不同于“一二八”时期以汉奸胡立夫为首的所谓“闸北地方维持会”，而代之以莫名其妙的叫做什么上海市“大道市政府”。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辈，在南方想怂恿唐绍仪，在北方胁诱吴佩孚，但对吴佩孚既功败垂成，唐绍仪又被刺殒命，于是北方以王克敏为首成立了“临时政府”，南方以梁鸿志为首成立了“维新政府”，双方虽互不统属，但旗帜则是相同的，除了上海两租界以外，所有华北华中的沦陷地区，已被迫悬挂了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居民藏有青天白日旗的，日本即认为有抗日嫌疑，可以立召钜祸。

　　汪精卫之一生，尽管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但他对于中山先生的崇敬，在任何环境下，不易其志。他以为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所手定的国旗，在他所领导下的政权，也一定必须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所以当他于二十八年夏由越南的河内抵沪，不久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战后第一次在沦陷地区升起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本港创垦社出版的“周佛海日记”附加的注解中，指为周佛海、梅思平曾经想以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混合起来，改为另一新的旗帜，诚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

　　汪周等对于悬挂青天白日旗是坚决的，而日本方面反对新政权悬挂青天白日旗，也同样是坚决的。日本方面的意见，以为日本的对华作战，以打倒青天白日旗为目的，现在前方战事尚在继续，而自己的后方所悬挂的，正与前方攻击的目标相同。如此敌我不分，势将影响军心。汪方以既然是继承从前的法统，国旗决不能更易。在上海与影佐、佐籘等交涉，始终不获结果。

　　周佛海在青岛会谈之后，亲自赴日，与日本军部以去就争，始获得了非驴非马的折衷办法。据他由日返国后告诉我此事谈商的经过：周佛海虽是留日帝大经济系毕业生，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他与日本正式谈判，向来用国语，再由舌人译为日语，那一次赴日，他的翻译是彭盛木（曾任上海同文书院教授，且娶一日女为妻，与佛海素无渊源。佛海抵沪后，始由上海洪帮领袖徐朗西所介绍录用，后来知道他是军统派往汪方的潜伏份子，于国三十二年间病死。以后周即改以黄远为翻译），那次他与日本陆相会晤（我已不能真切记忆那时是东条英机还是荒木贞夫），主要谈的就是国旗问题，当两人争执得最激昂的时侯，佛海等不及舌人的翻译，迳以日语相辩驳，两人搞得面红耳赤，佛海甚至表示如国旗问题不获解决，则汪方即全部解散，将不问后果如何。更说明意大利方面态度，如国旗变更，意国将不予承认。

　　经过几度的交涉，日方提出了在原有青天白日旗上，加缝一条黄色的横布，佛海更以为国旗的形式，不容有丝毫改变，而日本军部则以为为了避免作战时的误认目标起见，必须在形式上有明显的分别，最后提出了暂时于青天白日旗之上，另加黄色三角形飘带，上书汪政权的政纲“和平、反共、建国”，也不与国旗缝在一起，等情势稍有改变，便于随时取消，再回复原来的形态。但佛海仍然要求汪政权政府前所悬挂的旗帜，三角飘带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上，而另以两小竹竿交叉此三角飘带，地位则置于青天白日旗之下，以示附加的飘带，并不是固定的形式，这问题才算获得一解决。

　　但至最后汪政权建立之日，这非驴非马的旗帜在街头出现，中国人固觉得痛心疾首，而日本军人则认为作战三年，死伤累累，而打来打去，青天白日旗，依然飘扬招展。当汪政权建立之日，京沪两地，日本军人险至发生暴动，如不是日驻军尽力弹压，可能酿成大祸。

　　汪政权的一延再延，已使汪政权的从龙群臣，发生疑虑，连周佛海也无法确指新政权的能否实现。周佛海所提出的一旦新政权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军总部，即应迁出南京以外，而连这一个条件，也终为日方所拒。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往佛海家中小坐，约十时左右，佛海醉醺醺地由外归来，神情方面显得有些激动，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政府还都的日期确定了，是本月三十日，汪先生定十七日飞京，我也已定十八日启程，二十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三十日政府成立。”说完了，莫名其妙地又摇摇头。我说：“那么与日方的交涉，一切已获得圆满解决？”佛海作了一个苦笑，他说：“我们与日本合作，好像男女在谈恋爱，我们东来一到他势力范围的上海，就好像女人已跟随男人进入了旅舍的卧室，男人正在其欲逐逐不能自制的时候……”他说到这里，伸出右手，把中指翘然一举，以表示所说“其欲逐逐”的含义。顿了一顿，他又继续说：“这时女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爱情保证品的时候，而我们竟含羞带愧，半就半推地自动的宽衣解带了。罗襦既解，樊篱尽撤，这还有什么可说！”

　　在满室女客们吃吃笑声中，他黯然地踱进了自己的卧室，我也悄悄地离开了那里。

　　这一幕历史的悲剧，终于无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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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同舟胡越凄其一纸名单

　　从汪氏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经过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一面积极筹备建立政权，一面向日本作种种交涉，同时又期待于全面和平之实现，迟之又迟，终于在不利情势之下，在南京草草登场。日期是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的三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日，刚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捐躯的下一日；也是世人所熟知的万愚节的前两天，这意味着是一个历史上不幸事件的延续呢？还是受人愚弄的先声？是巧合？还是故意？总之，这一天，却决不像是一个黄道吉日！

　　在此之前，汪氏率领了陈公博周佛海等一行，于三月十九日往紫金山谒陵，先向中山先生祭告，作为政权建立的序幕。那天正好漫天风雨，景色凄苦。汪氏步入灵堂，举头向中山先生的石像一望，禁不住两行热泪，簌簌直流。等到领导恭读遗嘱时，全场变成一片呜咽之声，这前奏曲，竟是凄凉的哀乐，是不祥的预兆！汪氏即使真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想对国家有所贡献，从此也终将莫挽其精卫填海之恨了！

　　谒灵的第二天，真正的“还都”前奏曲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中山路的国际联欢社举行了，出席的人员，汪方与“维新政府”大致与青岛会议持相同，又加上了所谓“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士”，北方的临时政府出席的有王揖唐、齐燮元、殷同等人。会议自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三天毕事，这本来是一个形式，一切早于事前商定。因此议程中的政纲、政府组织、“还都”日期等，都顺利通过，而此会最主要的一项，则是各院部会的人选问题。兹就记忆所及，列表如下： 汪政权登场人物表

　　主席：林森 　　代理主席：汪兆铭 　　文官长：徐苏中 　　参军长：唐蟒 　　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兼） 　　副院长：褚民谊（后由周佛海继） 　　 秘书长：陈春圃 　　 参事厅厅长：陈君慧 　　 法制局局长：陈允文 　　 印铸局局长：李释戡 　　立法院院长：陈公博 　　考试院院长：王揖唐 　　副院长：江亢虎 　　监察院院长：梁鸿志 　　副院长：顾忠琛 　　审计部部长：夏奇峰 　　司法院院长：温宗尧 　　副院长：朱履龢 　　行政院内政部部长：陈群 　　 次长：李文滨 　　 次长：张秉辉 　　 外交部部长：褚民谊（兼） 　　 次长：徐良 　　 次长：周隆庠 　　 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兼） 　　 次长：陈之硕 　　 次长：严家炽 　　 军政部部长：鲍文樾 　　 次长：陈维远 　　 次长：XXX 　　 海军部部长：汪兆铭（兼） 　　 次长：凌宵 　　 次长：姜西园 　　 教育部部长：赵正平 　　 次长：樊仲云 　　 次长：戴英夫 　　 工商部部长：梅思平 　　 次长：蔡培 　　 次长：汤澄波 　　 宣传部部长：林柏生 　　 次长：汤良礼 　　 次长：孔宪铿 　　 铁道部部长：傅式说 　　 次长：赵叔雍 　　 次长：周化人 　　 交通部部长：诸青来 　　 次长：李祖虞 　　 次长：朱朴 　　 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 　　 次长：汪翰章 　　 次长：薛典曾 　　 社会部部长：丁默邨 　　 次长：顾继武 　　 次长：彭年 　　 农矿部部长：赵毓崧 　　 次长：汪曼云 　　 次长：何庭流 　　 警政部部长：周佛海（兼） 　　 次长：李士群 　　 次长：邓祖禹 　　 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眉 　　 服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 　　 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 　　 卫生署署长：陆润之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兆铭（兼） 　　副委员长：陈公博（兼） 　　副委员长：周佛海（兼） 　　 委员兼办公厅主任：杨揆一 　　 委员兼第一厅厅长：臧卓（原任陈钦若病故） 　　 委员兼第二厅厅长：邹敬芳 　　 委员兼第三厅厅长：何炳贤 　　 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兼） 　　 参谋总长：杨揆一（兼） 　　 军训部部长：萧叔宣 　　 次长：臧卓（兼） 　　 次长：郑大章 　　 政治部部长：陈公博（兼） 　　 航空署长：陈昌祖 　　 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 　　 武汉绥靖主任：叶蓬 　　 上海警备司令：陈公博（兼）

　　以上所列的组织系统以及部次长人选，事隔二十年，记忆不真，颇有模糊仿佛之处，虽然我在初步列表以后，问过许多当年旧侣，其中获得了不少补充与更正，但我仍然相信还会有错误与遗漏的。尤其次长之为政务抑为常务，更属无从确记。

　　汪政权各院部长人选，事前的支配，煞费踌躇，理想中的人，有些不愿参加，有些是负气拒绝，而此攘彼争，你抢我夺者，则实繁有徒。汪氏倒不失为一个有风度的领袖，一切的安排，一以委之周佛海，等佛海把整个名单请他核定时，几乎全无更动。佛海曾以汪政权之由其一手组成，引为自豪自喜，而对汪氏也愈增其感恩知己之心。但在拟议的当时，使佛海常陷于几面不讨好的狼狈之境，他想使汪政权的名单，搜罗一些像样子、有肝胆而真能做事的人；但力争的与自荐的又决不是他所理想中的人物。汪氏离渝以后，他追踪而往，是孑然一身。以后跟着而来，与他私人关系较深的，也只有一个旧部罗君强，一个内弟杨惺华。罗君强桀骜不驯，常为周贾怨。他一开始即与陶希圣磨擦，即其一例。而杨惺华又年事太轻（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不堪重用，只能为他做一些私人事务工作。梅思平虽然与他私谊甚好，但在沪九个月中，处处已显出有独树一帜的企图。陶希圣本与佛海私谊甚笃，中途叛离。那时使他很怀念到留渝的一班旧友，他常向我说：假如陈布雷、许孝炎、陈方等可以互寄心腹的朋友能来共同合作，则“和平运动”可能多一些成就，而汪政权或能真会有些表现，即在他私人方面，更可以得到许多助力。他于以后六年中，对此曾不断努力，而他的殷望之终于成为泡影，那只是胜利来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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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千回百转中的人事安排

　　对于上述的登场人物名单，这里不能不有所补充说明。首先，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为什么汪政权也片面的迳以林氏为主席。中间有着两个原因：表面上汪政权的建立，号称还都，而不是另起炉灶，所以名称、政制、主义、国旗、首都，均要一仍其旧，为对外装点门面计，连主席也依然不加更动。而内在的苦衷，则汪政权建立以后，仍希望全面和平的能够实现，重庆与南京合并，则元首问题虚席以待，不至成为未来的障碍。汪氏本身，亦欲表示其并无欲为领袖的欲望。故主席问题确定以后，且曾由汪氏出面，去电重庆，向林氏促驾，结果当然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

　　其次的问题，就是“维新政府”的人事安排，汪政权中人的希望，即使不能完全把他们排除，也想减至最少数，但“维新政府”自有日人撑腰，形格势禁，于是把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两院位置“维新”的巨头，划清界限，等于各立门户。在行政院各部长中，只陈群一人任内政部长，陈老八（陈字人鹤，行八）外表似乎吊儿郎当的一副玩世不恭样子，其实工心计、有手腕，与佛海等也敷衍得很好，汪政权中人也深怕他向日人面前捣鬼，破例任为“内长”，正所以示羁縻也。任援道则以握有华中军队的实力，得为军事参议院长，以后又调任为海军部长，资历而外，善于应付，雅擅辞令，尤为其特长。其他次长中，除内政部由陈群推荐，自然为“维新”旧人外，其余邓祖禹以与周佛海李士群的人事关系而得任警政部次长；孔宪铿原为“维新”宣传局长，以日人坚持而为宣传部次长。但如此安排，已属煞费苦心。另一维新旧人而在“行政院下”为首长者，则为杨寿眉（即杨翰西）。

　　五“院”之中，记得“立法院”最初不设“副院长”，（其后缪斌南下归汪？曾任此职。）王揖唐为“临时政府”要角，给他一个“考试院院长”位置，表示华北政权，同样隶属于汪政权之下，但王揖唐始终并未到任，“副院长”江亢虎后由代理而至真除。

　　另一点值得一提的，行政院各部长中，除汪方人员外（包括汪之嫡系与所谓CC在内），赵正平傅式说两人为无党无派人士。而国社与青年两党，居然也大唱双簧，玩两面手法，初国社党由诸青来、陆鼎揆两人为代表；青年党以张英华、赵毓崧两人为代表，且谓均得各该党之承认而以党代表身份参加。青年党首领曾琦，且曾亲往南京，为汪氏私邸之上客。两党中伍宪子、毛以亨等人，均曾赴宁观看风色。在汪政权建立之前，两党且各发宣言，表示拥护。佛海初拟以司法行政部长一席与国社党之陆鼎揆，会陆病卒（曾一度拟请罗家衡出任，罗又不就），乃改以诸青来出任交通部长，交通部长一席原已答应给青年党之赵毓崧，转给诸青来后，得赵之同意，以农矿部长一席相酬，汪政权之建立，除国民党外，于是乃包括：“临时”、“维新”、“国社党”、“青年党”以及无党无派之人士，可谓形形式式，鱼龙混杂。

　　参加汪氏“和平运动”诸人，皆认汪政权中，以财政、实业两部为肥缺。汪等抵沪以后，即面允以“财政部长”属之周佛海，以佛海当时之权势，自无人敢与之争衡，因此亦无人敢加以觊觎。“实业部长”则为第二优缺，虽早已内定为梅思平，但陶希圣曾以薄“教育部长”而不为，明言欲为“实业部长”，汪又不许，乃成为其出走原因之一。又一人则为潘XX，亦以任“实业部长”为参加汪政权之条件。而汪氏既以梅思平为最先参加之一人，周又力为之支援，乃终得不为他人所抢走。但在政权建立的前夕，终以人事支配关系，将“实业部”分为“工商”、“农矿”两部，而交通部亦分成“交通”、“铁道”两部，以餍足一般人的飞升之愿。

　　又一趣闻是“海军部长”一席，汪氏本已决定为褚民谊。而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以褚过去唱大花面，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周向汪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但那时外交对象，也仅日本一国，事实上一切对日交涉，均由周佛海负其实际责任，褚不过素餐划诺而已。

　　从“七十六号”开始，以迄汪政权的颠覆，丁默邨与李士群两人之间，久成水火，尤其在“还都”以前，互向佛海面前攻讦，对于警政部长一席，都志在必得，使佛海朝夕调处其间，难作左右袒，佛海本已内定以丁默邨为“警政部长”，而以士群为政务次长，士群坚拒。最后特设社会部予默邨，佛海则自兼“警政”，而由士群以“政次”揽其实权，其事始寝。佛海在“还都”前认为内部有两件事使他伤透脑筋，其日记有云：“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李丁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曾致其无限愤慨之意，也可以说明当时丁李倾轧情形之激烈。

　　当时从龙诸人，在新政权中，都唯恐官阶不大，但有一个冷衙门是例外，就是“行政院”的“边疆委员会”。汪政权中人，就有过一句笑话，说汪政权的边疆，即为南京的城门，盖讽其号令不出城外也。虽然话是说得过份了一些，但是也大足以反映当时日军的专横情形。所以当“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决定人选时，先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蔡洪田，而蔡不屑就；再属意于汪曼云，而汪又宁愿为其他一部的次长，而不当“特任”的“委员长”。正当悬缺未定之际，一次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号汪邸开干部会议时，对于未来新政权的人事，也有所讨论。

　　周佛海的心理，以其嫡系部下“十人组织”，初步一律分任为各部次长，表面上并不偏袒大用，而实际上能收到明了各部真实情形的效果。佛海在民十八出任民众训练部长与江苏教育厅长之前，久任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而罗君强是他那时的主任秘书。那天的干部会议中，佛海提出以君强任“军委会政治部次长”，俾驾轻就熟，为公博之助。公博当场笑着说：“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高宗武与陶希圣虽中途离汪而去，但汪氏夫妇对高陶仍不尽有眷念与曲谅之意，尤其认为陶之所以出走，实由于君强一函所激成，汪夫人余怒未息，那天即站起来说：“谁也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

　　就凭陈璧君这几句话，决定了君强以后的出处。人弃我取，君强听到了这个消息，却沾沾自喜，以为虽无事可做，官阶到底是“特任”，以后他的得为“司法行政部长”、为“安徽省长”，也无不由此而来。宦海浮沉，冥冥中岂真有前定欤？

　　汪政权的“中央政府”院部人选虽然确定了，原“维新”旧人，几乎都处于伴食之列，而日政府对于占领区的地方官吏，则坚持必须逐步更动。所以当汪政权创立之时，除“广东省长”派出陈耀祖（陈后遇刺殒命，由陈春圃、褚民谊先后继任）以外，其他如“江苏省长”陈则民（以后继任的有高冠吾、李士群、陈群、任援道诸人），浙江省长汪瑞闿（以后继任的有梅思平、傅式说、项致庄、丁默邨诸人），“安徽省长”倪道烺（以后继任的有罗君强、林柏生诸人），“湖北省长”杨揆一（以后由叶蓬继任），“南京市长”高冠吾（以后由蔡培、周学昌等继任），“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后由陈公博、周佛海继任），“汉口市长”石星川，“广州市长”彭东原，全部都为“维新”旧人，甚至日人所宠信的“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长”邵式军，周佛海初虽欲全力去之，而终未成为事实，日本人仍然想统治中国，无处不暴露其不可理喻之野心。今天虽已时移势易，而对二十年前不可与为友的旧事，还是值得让每个中国人重温一下。

　　汪政权在此数年中，因不断与日人力争不屈，情势也逐渐改善，如江西派出了邓祖禹任“省长”（后由黄自强继任），以华北一部份土地划出而成立淮海省，由郝鹏任“省长”（后由郝鹏举继任）。苏北也设立了行营，统一指挥，由臧卓出任行营主任，以后改为苏北绥靖主任，由孙良诚继任，这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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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揭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于成立了。原来的国民政府在沦陷中给日军捣毁得像故国山河一样的支离破碎，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那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市民们有一些欣喜，因为五色旗又匿迹了，中山先生所手定与革命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国旗，又见飘扬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但市民们也有一些辛酸，这一条黄布飘带，是玷污了中华民国，玷污了中华民族！

　　所有汪政权的登场人物，衣冠趋跄，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旗在临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式，改变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说，那是民十六他脱离了武汉政府来到上海，地点在善钟路七十七号，他的讲题是“分共以后”。

　　事前我为他想，他参加了左倾的武汉政府，又曾与陈独秀发表过联合宣言，这篇演说，他将怎样自圆其说？而他的演讲，一开始就说：“我为什么要容共呢？'那是遵奉总理的遗教；那末，我们为什么又要分共呢？这是尊重总理的精神！”寥寥几句话，先把自己的立场站稳了。他总是对的，并且说得无懈可击，我佩服他的辩才与机智。三十余年来，这几句话，永远留在我心里。而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我只约略记得他的大意：（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而且“隆重严肃”字样，还是文人笔下的辞藻。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为这一个节日作点缀的倒有两件事。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零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长副院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最感奇怪的，我并不在汪政权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自从林柏生拒绝了我任宣传部次长以后，我倒有失马塞翁的欣喜，佛海屡屡示意我表示我的愿望，而我一直声明愿意不拘名义，以友谊关系从旁帮忙。虽然他终于安插我为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梅思平），那是一个无足轻重而仅有名义的职位。汪政权六年之间，我真是从未去出席过一次。何以重庆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内？而且前后四次通缉令中，我居然已经是第二次获得了这个“不虞之誉”。反正是缉而不通，我也再度有了受惊若宠之感。

　　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虽然也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每个政权的创建，也必然会有这一套，人民在被统治之下，也一定会乖乖儿的听从支配，高呼拥护，这一类戏在我过去半生中是习见了的。但那一天的游行行列，确真是并不热闹。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汹汹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相反地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兵士的心理，不甘于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于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把黄布条取消了。于是日本军人有了藉口，城里到处乱烘烘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满城小小的武剧，也成为这个节日中最热闹的点缀。

　　汪政权之建立，重庆是认为通敌叛国，而日本又以为非但是一个不受指挥的组织，反而是处处予以掣肘的一个累赘。虽然那时沦陷区的民众，寄以若干希望，减少一些被蹂躏的实惠，但是这政权的命运，在两面不讨好中，其未来的结果，是注定为先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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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汪精卫两行酸泪立阶前

　　汪政权之建立，既以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之三原则为依据，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提携，似乎表示得很明朗，而且日本更声明不要求赔偿，以及停战之后限期撤兵。但一旦汪方与日方真正到了折冲的时候，方才发觉满不是这么回事，日本希望拔出泥足而渴望和平是事实，但近卫三原则，不过是和平攻势中的香饵而已。但汪政权既经成立，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先与日本弄好关系。

　　汪氏等一行于二十八年夏秋间先后抵沪以后，即不断与日方接触，非正式交换意见，汪日双方以周佛海与影佐祯昭为交涉的对手。正式开始谈判，则已在二十八年的岁杪，地点是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也即是我与罗君强的共同住处。出席谈判的人员等，我已在前文叙过。起初还是谈的原则问题，到二十九年的新年，日方以油印的文稿，提出了整套的“调整中日间基本关系”草案，内容的苛恶，是可想而知的。

　　当与周佛海梅思平共同出席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取得了日方的提案后，汪氏正拟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案时，于二十九年的一月四日派人召集高陶出席，才发觉了高陶已人去楼空，挟了日方提案高飞远走，而且不久日方提案全文，在香港各报公开发表，条件内容既与善邻友好相去甚远，于是举世大哗。但是高陶拿去的是日方的原稿，汪方连否认的余地也没有。周佛海日记中，认为受尽气的是丁（默邨）李（士群）之争，而丢尽脸的为高陶之走，也可见当时严重之一斑。

　　文件的发表，是揭开了日本并无悔祸之心的真面目。而周佛海即利用这一个机会，并且触到了日本的痛处，对影佐说：如其要让全世界相信高陶携走的文件是出诸虚构，日本与我方合作确具诚意，只有双方以未来的事实来证明。那末，条件方面，日本应该大大的让步。影佐听了虽很以为然，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方面，对汪方却并不肯丝毫放松。

　　日本方面那时的情形怎样呢？据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动乱》一书中所记，可以反映出日军当时的真正动态。

　　事实有回溯之必要：对日抗战始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即芦沟桥事变是。至八月十三日松沪开战，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其间仅四个月的时间，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陷落。翌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复由汉口迁往重庆。前后一年四个月，日军势如破竹，已将中国的华北华中心脏地区全部占领。日军固然感到伤亡惨重，后果堪虞，但同时军事上的胜利，也一时冲昏了日本军人们的头脑。那时华北由杉山继寺内任司令官，华中由畑俊六接松井之任，华南更由古庄攻略广州。

　　至民国二十七年底，日军北进至山西，中抵汉口，南下广州，全部海口，遭到封锁，这是汪氏基于战事上失利的悲观而脱离重庆的主因。日本朝野也志得意满，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和平失败，中国政府坚持不屈，近卫内阁且公然于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以蒋政权为交涉对象”的声明。而这一年中，也使近卫对战争发觉了有无限危机，为挽回过去的错误，于是发表了“三原则”，目的原是希望诱使重庆谈和，而意外地发展为汪氏脱出了重庆。从汪之离渝，以迄其政权之建立，日本内阁已四易其人，由近卫而枢府的平沼，再由平沼而有陆军的阿部，再由阿部而海军的米内，可知日本的如何陷于手忙脚乱的境地。汪之脱离重庆，由沪赴日，经板垣陆相介见当时的首相平沼，而平沼竟会感到不知为何而来的惊异，更可见军部控制了内阁，内阁成为军部的傀儡。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实现，已在汪政权建立之后。近卫基于在他第一次任内所爆发之中日战争，有及早予以结束的责任感。但是军部的“中国派”，还是一意孤行，积极进行“中国占领政策”，创设兴亚院，作统治中国的幻想，希望汪政权成为伪满之续。兴亚院在中国占领区成为最高的统治机构，并且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在上海设有“中支振兴会社”，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双管齐下。

　　汪政权成立之后，日本派出了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将为特派大使至南京，进行“中日间基本关系”之交涉，汪政权要求以平等、自由为原则，更进而废除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则坚持完全相反的占领政策，要求承认日军广泛的权益，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争执中，而在日军枪刺之下，让步的必然是汪政权。那时我看到过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的绝望、痛苦与愤怒的情形。而所谓“中日基本协定”也终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签署，日本正式承认汪政权，互派“大使”，声明“尊重”中国主权，而汪政权也发表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并以影佐祯昭少将为最高军事顾问：以日本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最高经济顾问。

　　到今天，我承认汪氏有意气，看错了局势，走错了路，但我仍然相信汪氏决不是一个甘心卖国的人，因为我目击了汪氏于签订“协定书”时令人酸鼻的悲痛情形。

　　协定书的签字地点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汪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槌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那时，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地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庠，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说着，一面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着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干了面部的泪痕。汪氏像瞿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这一幕动人的场面，十九年来，一直还在我梦境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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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六年中的财政经济概貌

　　经济是政治的命脉，汪政权自然也不会例外。汪氏等一行脱离重庆到达河内之时，当时既未有作建立政权的打算，手头当然不会有充裕的经济。更以汪氏的地位，收受日本的馈赠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河内一段时期，汪氏发表艳电以后，如无行刺误中曾仲鸣事件发生，本已决计启程赴法。当中枢派谷正鼎赴越疏通之际，汪不但要求发给出国护照，而且希望补助旅费，汪氏斤斤于此笺笺之旅费，正所以说明其经济情形支绌之一斑。

　　在河内还只须顾及私人生活。而自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一行先后来港以后，展开政治活动，经费来源，系由若干银行家或出于同情，或基于友谊，暗中资助。去沪以后，则仰给于关余。所谓关余，自清道光二十二年，以我关税收入，作为赔偿英国军费之担保后，嗣即陆续为外债暨赔款之保证。所有国家关税收入，由税务司存入汇丰银行，尽先偿还各国外债或赔款之本息，如有多余，始拨归政府收用。自抗战军兴，国军西撤，经日军之要求，关余改存于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民国二十六年以后的关余，政府即无法动用。汪等抵沪以后，所需经费，即以此为挹注。但是数额有限，且日军也时常出以延阻。

　　当汪政权建立之日，苏浙皖三省当兵燹残破之余，又兼日军的澈底搜括，已有民穷财尽之概。那时市面上所流通的是三种货币：（一）法币，事实上至二十八年，已贬值很多。（二）军用票，日军在沦陷区发行，虽与日元等价使用，但不能倒汇至日本国内，而且无限制发行，后来票上竟至不列号数。总数发出究有多少，除日本军部外，无人能统计其总额。（三）华兴券，维新政权建立后，创办了华兴银行，以维新首长梁鸿志为总裁，表面上称为商业银行，事实上等于“维新政权”的“国家银行”，日军且赋予发行钞票之权。

　　至于财政收入，汪政权成立以后，虽“维新”“临时”两“政府”已偃旗息鼓，“维新”重要人员为汪政权所吸收，“临时”则依战前何梅协定后华北特殊化的成例，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事实上以徐州为界，划疆而治，徒有隶属之名，不受汪政权之直接管辖。湖北方面，日本军人亦有割据之局，形成一片支离破碎。最初周佛海所编列的财政预算，收入部份为华北关税二百万元（仍以法币为标准），江海关与华南关税合计为六百五十万元，统税五百五十万元，盐税二百万元，华北盐税五十万元，武汉各项税收可解缴一百五十万元，合共一千八百万元。

　　而支出预算，以“维新政府”之支出为基础，则只八百万元，汪政权建立后，机构增多，追加一百五十万元，另事业费五百万元，军事费五百万元，国民党党费六十万元，预备费五十万元，合计为二千五百十万元。收支两抵，不敷约七百余万元。作为一个政府，这数目委实已小得可怜。

　　事实上，关税既因国军后撤，情形混乱，船舶之入口大为减少，收入亦因之随而剧降。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关税已等于零。盐务初为日本军人所把持，后日本成立兴亚院以后，设立“华中振兴会社”，下辖经济侵略的各种国营公司，盐务方面亦为华中盐公司所把持。我国盐产，以长芦为最多，而又在华北地区，解交之税款，年仅五十万元，馂余而已。华中方面，海州场归日人以华中盐公司直接经营，松江与淮南两场产盐不多，实际仅有一余姚场。统税则始终操于日本所委任所控制之邵式军之手。

　　汪政权成立，财政部下三大署：“盐务署”长阮毓祺（胜利后病死苏北）。“关务署”长张素民（现在港），均为周佛海所自行物色，惟邵式军则为日人直接关系，虽出任汪政权之“税务署”长，暗中仍受日人之指挥。终汪政权之局，周佛海处心积虑，以去之为快，终未能如愿。故其所收入之税款，半饱私囊，半供日本军用，交“财部”的不过是形式上的敷衍。又一大宗收入之鸦片税，日人又以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侄盛文颐（字幼盦，沪人呼为盛老三而不名）创宏济善堂经营其事，而以日浪人李剑甫负实际之全部责任。汪政权对之几于不能问讯。直至太平洋战后，始收回自办，另立“禁烟总监部”，而由陈公博兼任总监。汪政权财政情形之复杂，就上面所述，已可知周佛海之如何难于措手足于其间了。

　　所以，汪政权一旦建立，在未曾开始收税以前，支出即一无着落。那时代表日方联络经济的是犬养健（即战前日本二二六事件中被少壮派军人所杀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后吉田茂内阁中曾出任司法大臣），由于他的接洽，向正金银行借款四千万元，始得勉渡难关。汪政权之成立为三月三十日，而于开张前一日即三月二十九日，汪政权财部之印信，首先即用于与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经理岸波签署之借款条约上。佛海谓为实非佳兆，事非出于迷信，盖诚有感而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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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法币与中储券两度折换

　　汪政权前后六年之中，预算既捉襟见肘，又当战时币制不断贬值，而始终能平稳渡过，其间向日本借款者似有两次，而不敷之数，则另以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以及田赋为之抵补。

　　我所知于汪政权之财经部份者，如此其少，而有三事则不能不就我直接所留之印象，于此作一概括的阐述。所谓三事，即“中储券”与法币之折算，金证券之发行，以及纱花之收购是也。兹先述“中储券”与法币之兑换与折算经过如次：

　　当周佛海担任“财长”以后，日本派遣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汪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青木后回国出任大东亚相），以代表犬养健之任务。首先计划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政权之“国家银行”，佛海则以“财政部长”而兼任总裁，以钱大櫆为副总裁（钱为江苏太仓人，字书城，本为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虽出于日人之推荐，但佛海以其为周作民之代表，始予以大用。钱胜利后系上海提篮桥狱，初判死刑，上诉减处无期徒刑。共军南下，凡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之汪政权人员，均未释出，一律转入于中共之手。前数年，钱为共党所枪毙）。

　　佛海在“中央储备银行”筹备期间，屡以日本军用票在沦陷区之无限制发出，无准备，亦无稽考，一旦战争结束，将贻民间无穷之害、更使国家蒙受无可计算之损失，深以为虑。故首先提出俟“中储”成立以后，新货币发行，日本应负责将军用票与华兴券扫数收回。这一项建议，对日军来说，无异是与虎谋皮，而佛海则出之以坚持，而且以此为“中储”是否成立之条件。前后经过约一年的交涉，日方终于让步，接受了佛海的条件，这是汪政权对日本经济作战的一项重大胜利。

　　佛海更认为纸币的发行，无论如何应该对人民负责，换一句话说，即不能不有相当之准备。所以当“中储”成立之后，首先依照市价，大量收买黄金与英美外汇。同时并以原国民政府发行之法币，亦为库存准备之一。因之，在“中储券”发行之初，市面上倒并未发生什么波动。

　　最主要的问题，是国民政府原在沦陷区所流通的法币，如何定出一个公允的兑换率。无可讳言，战事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在二十九年的秋冬之间，而收兑法币更在翌年春夏之交），法币已经贬值，如兑换率定得太高，则汪政权无力负荷实际之差额；定得太低，又将使民间蒙受重大之损失。日方最初提出为五十作一，即五十元法币，兑换“中储券”一元，而周佛海所订出的兑换率原为平兑，后退而为两作一，即两元法币，兑“中储券”一元。其间经过了剧烈的争持，日方始于无可奈何中以两作一定案。但在正式实行的前夕，市面上已有了收兑的风闻，黑市曾到过十七元法币换一元中储券的价格，但这只是一两日的情形。

　　在“中央储备银行”前后五年中，曾经发行过大量的钞票。华北另有“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之“联准券”），行使于苏浙皖鄂粤区域，从中储券之发行，日军用票与华兴券也同时由“财部”与“中储”收兑，相信仍留存于民间者已为数很微。但是，“中储”既始终没有宣布过有没有准备，或者有多少准备，民间大部份也以为“中储券”与军票相同，心理上肯定“中储券”是并没有准备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首次传出了日本投降，战事结束的消息。旬日之后，总司令何应钦所派遣的冷欣等定一批受降先遣人员，飞抵南京，也带来了若干关金与法币。南京商会由于胜利所给予的欣奋，定出了二百作一的比价，在市面流通。因为数量不多，市面固未受影响，接收人员随身带来的关金法币，也远远不敷应用。

　　八月十四日，军委会已正式电委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那时“中储”虽已停止营业，但中央仍责令负责维持市面，以及在青黄不接之际，仍以“中储券”供给中央所派遣的军政人员以一切需要，周佛海与钱大櫆也每日仍到“中储”办公。接收人员只凭一纸便条，“中储”即照数付款。在这一二月间，“中储券”增发的数字是可惊的。直至九月三十日周佛海由戴笠陪同乘机赴渝，钱大櫆将“中储”库存等移交后赴上海南市军统局看守所束身待罪，始正式告一结束。中央银行总裁陈行也已受命来沪，主持金融。并由他正式宣布中储券与法币之比值，即以南京的不成文规定，定为二百作一。无人知道这比额是怎样一个计算方法，当然也无人敢予问讯。谁对“中储券”出来说话，谁即被视为有“汉奸”、或袒护“汉奸”之嫌。

　　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的监房中，钱大櫆于初审被判处了死刑。我去慰问他。他神色显得有些沮丧，但态度还很镇定。他告诉我，在汪政权中他没有做过别的事，判处极刑的罪状，就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副总裁”，个人生死倒没有什么，但政府似乎夹涉了一些意气，遗憾的是健庵（陈行字）是金融界的旧人，对中储券的比值，不该作出这样不合理的决定，这是我不能瞑目的一点。

　　说着，他在身边掏出了“中储”移交的账目，他一行一行指给我看，中储券的发行总额是多少（包括胜利后接收人员取用的数额在内），库存黄金若干吨，白银若干吨，英美瑞士的外汇与美元英镑及瑞士法郎以及法币是多少。他说：把房产、股票以及其他货物等财产一切都不算，即依照宣布两百作一的当日重庆黄金白银及外汇的牌价，我详细地精确地计算过，中储券的发行准备与其发行额，应该是二十八对一。两百作一未免过份了，损失的是人民，而人民是无辜的。

　　当时，我曾经将数字完全抄录下来，而这次南来，我什么都没有携带，在现在写回忆录时，深恨不能列出这宝贵的资料。但许多曾经参加过“中储”接收工作的人，都还健在人间，他们应该相信我举出钱大櫆口中的这个比值是正确的、合理的。而二十八比一的数字，也深深的记在我心里。十余年后，一切早已事过境迁，我还在写这笔旧账，其实也已是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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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汪日经济斗争又一回合

　　汪政权的处境，正如重光葵于其出狱后所著的回忆录《昭和之动乱》中所说：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的时候，照甲午中日战争及甲辰日俄战争之例，在东京宫城设立了大本营，以陆军部和海军部为组成机构的中心。从此一般政治，都要依从统帅部的意旨，而军部也完全被侵华军阀势力所支配。汪政权的财经处境，自然一切更受其牵制。

　　军部当时，已准备好占领中国政策的具体方案，将中国全境使之“满洲化”。对华问题已脱离了外务省，在军部势力之下组织兴亚院，由兴亚院来支配中国问题。这方案在内阁会议中，曾发生激烈争辩，没有军部支持的宇垣外相，因反对而辞职，由有田八郎继任，兴亚院也终于成立。兴亚院一共分为两部：第一部管理政治；第二部处理经济。并在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分设联络部。厦门青岛的联络部归属海军，北平、汉口及广州的联络部归属陆军，上海则属于陆海各半的势力。为了作澈底的经济侵略，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上海有“中支振兴会社”，下面有形形式式的所谓中日合办的国策公司，对于主要物资的生产与运销，加以全部的掌握。

　　关于日本军部预算的配额，自二二六事件以来，内阁本已大量放宽，而自成立大本营之后，又变为战时体制，对军部预算，成为无限制供应。陆海两军互相竞争要索，大藏省既不敢拒绝，而又无力支付，只有以滥发纸币来弥补，遂使日本国内经济发生动摇，物资缺乏，物价暴涨。唯一挹注之方，只有在中国占领区里压榨。一切战略物资与原料，都是日军搜括的目的，除了日本财阀所经营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负起这任务外，军部也索性直接征购，例如江苏境内的苏松一带产米区，就被全部划入军米区域，由军部直接收购，中国人的民食，只限于贫瘠的长江以北一隅。

　　汪政权对于这方面非但感到痛苦，而且感到棘手，反抗是无此力量，而依从又绝不甘心。表面上日本要尊重汪政权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汪政权也只有利用这一点予日方以掣肘。譬如说：在“中支振兴会社”下的各个国策公司，照例董事长由华人担任，尽管他并没有实权，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他的划诺，所有“国策公司”的董事长，几乎都是周佛海梅思平等的亲信，因此可由周梅等指示如何采取消极的牵制行动。汪政权的六年之中，也无日不在与日方钩心斗角。

　　日本的国力，在战争中既有着惊人的消耗，到战争末期，早已呈现罗掘俱穷之象，至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以纺织驰名的日本，由于太平洋战争，美国那时已取得了制空权与制海权，几乎完全遮断了日本在南洋取得物资运输的航路，甚至纱布也感到了匮乏。兴亚院提出了在沦陷区全面收购纱布的要求，而且坚持这一个要求。本来，如纱布，如食米，如面粉等早已在上海成立了各种的统制会，隶属于“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之下，主任委员原为上海三老之一的闻兰亭，那时已经辞职，由复业后之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继任。唐氏于太平洋战争前是交通银行总经理（董事长为钱永铭），于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后被俘，押解去沪，以出任汪政权职务为恢复自由的条件。唐又为周佛海之密友。当日本要求收购纱布，周唐计议对策，觉得断然反对，反而激成日本的老羞成怒，不如改以延阻为缓兵之计。于是由周唐分别交涉，提出了两点：

　　（一）、日本与汪政权不但为与国，而且为盟国（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汪政权曾通电宣布参战，其作用与经过，容后再详），应该处于公平原则之下。日本在中国境内设有大规模的纱厂，如内外棉等（即胜利后接收合并而成的中纺），手里有多于华人几倍的纱布，为了表示中日之间的公平，也让中国人看到日商的拥护日本政府的政策，收购应该由日商入手，次及华商。如日商的纱布已经够用，则华商的应该留归中国平民的日常需要。

　　（二）、战时需要的是物资，日本既与英美等宣战，则黄金已等于废物，收购纱布，如以“中储券”支付，将更使通货膨胀，而使汪政权的财经趋于崩溃，因此，向华商收购纱布，必须以黄金为支付，而日本也必需于收购前将黄金由日本运来。

　　这两点对策是相当毒辣的，不敢说日本不明了汪政权的真意，事实上当时日本政局的处境之艰难也与经济处境相同。他感觉到无力长期支持全面战争，尤其与英美在太平洋节节败退中作殊死斗时，迫切需要拔出在华深陷泥淖中的双足。但是重庆坚决拒绝了百计探诱的全面和平，如再与他一手所支持的汪政权为此而闹翻，不但将成为国际上的大笑话，日政府也将无以对国内人民作交待。周佛海正针对着日本这一个弱点，因此敢于毅然决然地提出，毅然决然地坚持。经过数月剑拔弩张的交涉，日本也终于勉强就范，一切照着佛海的意见办理。

　　说到这里，使我现在想来，还觉得汪政权真是一个奇怪的组织。他一方面对重庆作抗战与和平的两个不同政策斗争；一方面又与日本作权力上经济上的斗争。同时汪政权既与日本携手，而其主要人物，如陈公博周佛海等又与重庆直接间接有默契、有联络，甚至奉行重庆的命令。而另一方面，又组织了清乡部队，与中共在军事上作斗争，这真是一幕戏剧，而我又要说：可惜结局是一幕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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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纱布收购后的三项去路

　　在纱布实行收购之前，由汪政权冠冕堂皇地发布了明令；在纱布实行收购之时，也真是先由日商方面入手。等日商办理完毕，所有华商所存储的才全部开始登记，登记终了以后，算出应该折合的黄金数量。又通知日本整批运送来华。日本真也乖乖地由飞机一批一批地运抵上海，送交“中央储备银行”存储。被收购的纱布车送至指定仓库的时候，商统会就发给厂商领取黄金凭条。满十两的直接向“中储”具领（上海一带，黄金以十两为一条，不似香港的以五两为一条，但上海的十两，只合香港八两三钱三分），其不成条之零数，则委托全沪银楼办理。

　　日本与汪政权在这一次经济斗争中，日本最后竟然是全军覆没。纱布收购集中仓库以后，汪方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理由是既然纱布全部收购去了，今后人民穿的将是什么，处于“政府”的立场，应该给人民以最后购买的机会。理由很正当，日本想不出别的说辞反对，于是商统会公告，每人依收购价配给布料一丈三尺（即成人缝制一件长袍的尺度），于是从华商手中收购的纱布，一部份分散而仍然归入于中国人民之手。这聪明的做法，也是汪政权获得沦陷区人民谅解原因之一。

　　另一个有关纱布的插曲，也值得在这里一叙。当时公开在租界里做杜月笙代表的徐采丞（年前在港以神经衰弱自杀身死），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入租界，他非但没有遭到意外，而且立刻取得驻沪日军最高司令部“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的信任，委他做了嘱托（日语，即顾问之意），更通过了我的关系，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日本人注重中国人的资历与既成势力，认为杜月笙在上海有潜势力，而采丞是他的代表，因此也对其重视，采丞的得以活动，大约就基于这个理由。

　　那时，重庆有一个专门争取沦陷区物资的庞大商业机关，叫做“通济隆”，由孔祥熙、顾祝同、戴笠、杜月笙等为董事。采丞在浦东设有一秘密电台与重庆通报，重庆交给了他一个使命，要他尽量把药品、橡胶、纱布等抗战区缺少的重要物资内运，以供战时急需。而采丞也竟然能说服了川本，由“登部队”付出四亿“中储券”作资本，成立了民华公司，与通济隆为交易之对手，目的以上述物资，换取抗战区的矿砂鸦片等物。民华公司表面是以日本军部为背景的大商业机构，占据了上海四马路建设大楼全层的房屋，以上海的名流们出任该公司的董事，就记忆所及的名单，其中有叶恭绰、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唐寿民、吴震修、叶扶霄、朱博泉、周作民、吴蕴斋、汪曼云、段宏纲等人。我则以周佛海的代表资格，任为该公司的常务董事。而且据采丞告诉我，全部名单经电告重庆军委会核准备案。

　　收购华商纱布，经过汪政权的阻延，实行时期已在民国三十四年，即和平那年的初春，民华公司有四亿元资本在手，果然也采办了药品橡胶等其他物资，陆续由京沪路转津浦路，从界首方面内运，纱布则竟然由日军部出面向“商统会”交涉，民华公司以现金及暂欠方式，取得了一部份运往抗战区。本来原则上民华与通济隆是物物交换，但是民华一批又一批地起运了，直至胜利为止，通济隆却并不曾有过任何物资运往沦陷区。这虽然完全是事实，但由我曾经参加过汪政权的人来说，我只能让读者作为“信不信由你”这一类的故事来看了。

　　除了上述配给与内运以外，其余留存在上海仓库中的纱布，直至胜利以后，全部由政府接收，供给军队与市民的需要。日本白送了一大批黄金，结果连一疋一缕都未曾运走。我不知这是日本人的愚蠢，还是被称为汉奸者们手腕的巧妙？

　　此外可以附带一谈的，就是前面所说的金证券问题。到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天，“中储券”已有通货膨胀的现象。而且这现象在急剧恶化中，周佛海又以“大东亚战争”应先以稳定后方金融的老调，要求日本再运国库中的金块金条，作为收回一部份“中储券”之用。日本初时当然予以拒绝，但佛海以去就争，说除此以外他已无力维持，今后也不再负汪政权统治区域的任何财经后果的责任，并且一度表示消极，不去“财部”与“中储”办公，日本方面由驻华大使暨军部参谋长来与访谈，佛海竟一律挡驾。而最后，日本作了又一次的让步，让佛海得如愿以偿。

　　“中储”于取得日本运来之黄金后，立刻宣布发行金证券。办法是以当日挂牌价格，任由人民以“中储券”现金交给“中储”。两个月后，不问以币制贬值关系，黄金涨至任何高价，中储仍以购买日约定之黄金，交付金证券的持有人。这一个办法的宣布，“中储券”又回复了稳定，上跳的幅度减低，购买金证券者也相当踊跃。前后共发行了七八期，最后一期应该是三十四年十月底到期兑换，但以日本投降，和平实现，“中储”行且提前发给，了结了对民间的一项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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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汪周间仅有一次的误会

　　汪政权中虽龙蛇混杂，派系纷歧，但汪氏对周佛海确能推心置腹，有股肱之寄；周对汪亦恭顺不贰，有国士之心，在周之日记中，且不时流露感恩知己之意。虽其间公馆派与CC时有不愉快之小磨擦，而裂痕始终未尝表面化，终汪之身，与周亦呈水乳交融之象，虽周佛海之左右，有十人小组，而誓言中首列以拥汪为目的。六年之中，我与佛海朝夕相见，间闻对汪夫人陈璧君有不满之辞，而对汪氏本人，则从无一语批评。汪之宽容，与周之守份，盖两得之也。

　　佛海与公博，昔虽处于绝不相同之两个系统，但论私谊则为旧交。当民十陈独秀发起中共时，陈周为出席在沪举行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之代表，其经过曾分别著于公博之《寒风集》，与佛海之《往矣集》。当民二十八年夏秋之间，汪氏等一行，分道由越港抵沪，公博来沪劝阻汪氏组府不成，即离沪返港。此时改组派与CC间有门户之见，佛海时常说：“假如公博在此，以他的深明大体，多一个可以商量之人，多一可向汪先生进言之人，一切事情或不至棘手至此！”佛海的思念公博，想与公博携手，真是出于一片真心。以后高陶叛汪离沪，公博于民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毅然再度由港去沪。佛海在是日之日记中有云：“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实在是出之心坎中的话。其后六年之中，汪政权遇有大事，公博、佛海、与梅思平、岑德广等，必事前交换意见，取得协议，然后报告于汪氏。公博的退让与佛海的爽直，是两人免去隔阂的主要原因。而直至胜利后，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忽以一时误会，在南京双方派兵布防，严阵以待，几至用武。幸而悬崖勒马，卒未酿成大祸，此事经过，容后再详。

　　佛海对汪的战战兢兢，见之于他二十九年一月九日之日记：“返寓后约思平、默邨来商我辈之态度，因外间谓我辈为新CC，把持一切，故决定一切慎重，以免外间有此谣传。对于君强之幼稚言行，加以制止。”寥寥数语，可见佛海对汪之一斑。

　　但汪氏以多病之躯（除严重之糖尿病外，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枪弹，尚留体内，渐渐发觉已影响健康），加以建立政权后，百不如意，他本是易于冲动的人，一经左右的浸润，肝阳上升，即不能自制，汪周之间，因此曾经有过一段波折。

　　如前所记，当汪政权之建立，除容纳一部份“维新政府”人物外，其他各省市地方首长，日人希望保留一个短时期，暂勿更动。这自然是汪政权所绝不愿意的事，所以只经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汪氏立即提出首先将江苏省政府改组，旧“省长”陈则民免职，而代之以原为“维新”的“南京市长”高冠吾。当时汪氏要佛海拟一张各厅长的人选名单，佛海没有好好的考虑，而以十人组织中的蔡洪田任“民政厅长”，张仲寰任“教育厅长”，更以顾祝同与陈果夫主苏期间的往日同僚董修甲任为“财政厅长”（民国十八年佛海以中央民训部长兼任江苏教育厅长，时董修甲为建设厅长）。名单送呈汪氏，虽于行政院会议中照案通过，但汪氏对周一经他人的挑拨，亦认为其揽权位置私人，于是心怀不快。

　　至三十年春，汪政权举办清乡，成立“清乡委员会”，以李士群出任秘书长，驻扎苏州，拟首先在苏省境内实行清乡计划。李士群虽为周佛海十人小组之一，但此次的获得兼任新职，非但经过与罗君强剧烈斗争，而且是出于汪氏的直接委任。二年中，周对他的一手扶植，李既以与丁默邨之间的磨擦，认为周不能对他完全偏袒而有所不满，再以与罗君强间意见日深，权力上的冲突日烈，以为周之对罗，好过周之对他。何况，所有汪政权的特工组织，时已完全掌握在士群的一人之手，不时要索钜大的经费，以为扩充他实力之需，周又往往难满其意。士群时常公开对别人说：“我对周先生没有什么不满意，只要钱给得痛快些就好了。”

　　士群是一个年轻而充满野心的人，那时已颇想离周而自成一系。在当时环境中，惟一的途径，必须与汪氏发生直接关系，同时也必先取得汪氏之信任。所以李自己也仿周之所为，暗中组织了一个十人团体，据我不完全的记忆，其中人物，为唐生明（唐生智之弟，年前由港返大陆投共）、汪曼云、黄敬斋、万里浪、胡均鹤、潘达、叶耀先、唐惠民、杨杰等人。以后周李之间的形成水火，李罗之间的势不两立，最后士群之被毒死，其间的曲折，殊非一言片语可尽。而事态的发展，起因都是为了罗李二人权力之争，这是中国任何政坛上成为必有之可悲现象！而为此苏省府人事的安插，竟引起了汪周之间的误会，而且是仅有一次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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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周系十人组织暗潮初起

　　事有凑巧，士群斗胜了罗君强，奉了汪氏之命，欣然去就任清乡秘书长，一到苏州，急急于想在工作上对汪有所表现，而清乡委员会非仅机构庞大，职权方面也在在与“省府”冲突。士群为了取得工作上的便利，更因为“民政厅长”蔡洪田同是周系十人组织之一，因此约洪田兼任清乡委员会的江苏区“专员”，那时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处，已成为事实上的“江苏省政府”，而“专员”则是变相的“民政厅长”，士群以为洪田必乐于兼任。不料士群一经劝驾，而洪田竟然毫不考虑的加以拒绝，弄得士群太下不了台了。

　　洪田是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从北伐成功一直到抗战为止，任上海市党部委员达十余年之久。国军撤退以后，市党部主要人物潘公展、吴开先、吴绍树等先后转往后方，洪田以代理书记长名义与汪曼云潜伏租界，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李士群还是土肥原特务机关下的一个小组织，士群有时还想与中央取得联系，曾经几度要与洪田、曼云晤面，洪田都退在幕后，而由曼云和李虚与委蛇。以后市党部因内部的人事磨擦，蔡洪田、汪曼云等留沪的市党部委员干事，全部附汪。而数年之间，士群腾踔一时，地位已远在洪田之上，但洪田是有一些高傲的人，他既不愿搞清乡，更不愿屈为李士群的部属。这一来，引起了士群的不怿，可能士群在汪氏面前对洪田先已有所媒孽。

　　平心而论，洪田倒还不是孳孳为利的人，他很想为桑梓之乡做出几件事，以减少铁蹄下人民的痛苦（洪田是江苏南汇人），事有凑巧，江都县长潘宏器，那时已逾花甲之年，胸前一部飘拂的白须，外貌很像是年高德劭的样子，而他之所以能出任江都县长，因为他儿子娶的是陈璧君的侍婢，完全倚仗的是这一重裙带关系。战后，沦陷区于疲蔽之余，建筑用的水木材料缺乏而昂贵，潘宏器以县太爷之尊，竟拆除扬州李鸿章之旧宅，目的是因为中间的楠木厅所值不赀。事闻于洪田，派专员赴江都摄成照片，已准备提请“省政府”会议，对潘宏器免职查办。消息传到了潘宏器耳里，他知道证据确凿，万难抵赖。适南京举办“县长训练班”，潘宏器已接到通知为本届受训学员。他起程赴京之前，先到了苏州谒见洪田，要求为他弥缝，洪田却不假以辞色，断然拒绝，他在洪田那里撞了一鼻子的灰。他知道“民政厅”的科长王春元是洪田的同乡而又是幼年同学，洪田对他言听计从。潘于是偷偷地约了王春元在酒楼中再度商量消弭之计。

　　王春元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家伙，当时两人有没有金钱上的要约，虽不敢肯定，但王春元之答应帮忙，则完全是事实。事后王春元代潘向洪田说项，又被洪田拒绝。潘宏器在绝望中到了南京，他以汪公馆丫姑爷的家长的身份，晋谒汪氏，当汪氏问到江苏吏治情形，潘宏器说：“地方上倒还没有什么，就是‘民政厅长’要钱厉害，难于应付。”他反而把拆屋的事说成洪田勒索的藉口。这几句话，触动了汪氏对佛海擅权的不满，又受士群浸润的影响，立时大为震怒。于是不加考虑，打了一个电报给李士群，令将洪田扣押查办。

　　一个午夜，我在上海家中已经睡了，因为第二天洪田要到南京去出席粮食会议，我也需要料理我的银行业务，我们约好同车赴京，洪田就在苏州上车与我会合同行，因此那天睡得特别早。正在蒙胧的时侯，床头的电话铃声忽然大鸣，一听是佛海的声音，他说：“士群有电话给我，说汪先生有手令要他扣押洪田，不知为了何事，你今晚如来不及去看士群，明天早车士群要回苏州去，你去苏州与士群谈一谈，我以全权交托你斡旋此事。”听了电话以后，我想不出为什么形势严重得要由汪氏亲自下手令。这一晚，以我与洪田的私交，自然也就辗转不能成寐。

　　翌日上午七时，我赶往北站，士群已坐在一间包房中，我说明受佛海之托，希望不使事件扩大。士群说：“今晨又接到汪先生的训令，是为了关涉向扬州县长索贿的事。汪先生的命令我虽不敢违抗，但弟兄的情谊，我也一定回护，假如洪田也当我是弟兄的话，我决不使他为难。”我说洪田即将在苏州上车，我们三个人当面谈吧！

　　车抵苏州，我与士群下车，洪田过来招呼，就在月台上我先告诉了洪田此事的经过，士群接着说：“洪田兄，我希望你不要去南京了，留在苏州，在我势力范围之内，我可以保护你。”不料洪田的答覆，硬得出人意外，他说：“假如我有此事，在苏州也逃不了责任；假如我没有此事，到任何地方去我也不怕。”说着，就拉了我上车，这一来，更使士群过份难堪了，我还在埋怨他，他说：“士群想趁机使我屈服，我决不示弱。”于是，问题也就成为僵局。

　　抵达南京以后，傍晚耿绩之在天竺路的家里宴请许多朋友，我与洪田都去了。入坐方定，“首都警察厅长”苏成德、“南京特工区区长”马啸天相偕而来，起初我以为他们也是宾客，不料，他们向洪田作了耳语之后，三人就一起匆匆的走了。我知道是出了事，赶出去已不见影踪。我往四处追寻，以后在马啸天家里看到了洪田。马啸天说是依着士群苏州的来电办理，一切无能为力。第二天，洪田被押解赴苏，在士群家里软禁了达一月之久。幸汪氏不为已甚，士群也算已显过颜色，最后洪田丢了厅长的饭碗，得以恢复自由。他的科长王春元则羁押在南京地方法院，也以缺乏证据而无罪释放。汪政权六年之中，汪周之间的不愉快，这是仅有的一次；而周李之间，感情却从此永难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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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三个人分成两派的习性

　　罗君强时常说：中国人的习性，有三个人在一起，就会分成两派，而他自己就犯准了这个毛病。在汪政权时代的周佛海左右，自以君强与他的关系为最深，而且也最得其宠信。他们是湖南同乡，还带着些世谊，君强在上海大夏大学未及毕业，就一直跟着佛海做事。佛海任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时，他就是主任秘书。以后他的得任浙江省海宁县县长、南昌行营秘书、行政院秘书等职务，直接间接，都由于佛海的提携与嘘拂。至汪政权时期，君强尤其锋芒毕露，由最早的“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而“司法行政部部长”，而“安徽省长”，以至最后的“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其他如“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税警总团副团长”等，兼职更不计其数，可谓煊赫一时。他借佛海以自重，也想包办佛海的一切。任何人想与佛海见面，一定要通过他的联系，否则他就会中伤破坏。

　　当时佛海倒是真想搜罗一些人才，好好的做一些事。而以君强的狂妄、傲慢、偏狭，无形中不知替佛海得罪了多少人。佛海不是不知道他，无奈关系太深，过去信任又太专，虽有时对之厉声叱责，而卒之倚畀如故。他认为君强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是能干、廉洁，与对他忠实。君强的办事却很能干，做一样像一样，而且交托他一件事，总能表面上做得有声有色。至廉洁与忠实，也只能说佛海尚不失为一君子，所以很容易可欺以其方了。在君强最得意的时候，不免有些忘形，且以佛海与他，自比于清室中兴的曾左。但胜利以后，同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时移势易，却一反平时之恭顺，竟至对佛海口出恶声，而且终至相见不交一语，这真是世态炎凉中最可怕的一例。

　　最早佛海的确并无想搞十人小组之事，当二十八年秋君强由港抵沪以后，初寓吕班路吕班公寓。是年八月杪，佛海由虹口江湾路三号迁往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指定君强与我同住比邻之六十号。君强那时，即日日向佛海进言，组织十人小组，以增加佛海之力量，佛海卒为之意动。实则君强是利用团体的力量，在佛海前增高其发言的地位。故二十八年先有罗君强、易次乾、耿嘉基、汪曼云、蔡洪田、张仲寰、周乐山、戴策、章正范、金雄白等十人结为金兰之谊。

　　至翌年，君强认为原有组织份子的力量不够，又主张改组。他拟议的对象是梅思平、李士群与周学昌三人。但十人组织事实上为佛海之嫡系部属，佛海不欲使思平列入，改请他为顾问。而以其连襟王敏中参加。李士群则以手中握有特工机构，是一个实力派，君强初意可以利用联为臂助。至于学昌则在西安事变时，已任陕西教育厅长，资历较深。故将第一次之小团体放弃，又另行改组，其名单为罗君强、李士群、周学昌、朱朴、汪曼云、蔡洪田、戴英夫、沈尔乔、王敏中与金雄白。

　　君强虽是怂恿发起十人组织的人，也是第一个破坏十人组织的人，任何政坛的怪状，本来只有利害，而无道义，上述的十人组织，彼此之间，本绝对没有什么情感可言。而且其中士群素有野心，无日不想独树一帜。他经君强拉拢，而欣然答应，在羽毛未丰之时，不过欲借佛海之实力，以达到其发展之目的。汪曼云则与士群交谊较好，形迹较密。戴英夫原为丁默邨的一系。朱朴与梅思平的交情，与佛海正在伯仲之间。至王敏中与沈尔乔则完全是思平一派。以这样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性格，复杂的关系，与不相容的利害，其结果固然可想而知，不特不能为佛海之助，且成为佛海之累。

　　照原来的计划，第一个十人小组组成之后，在职务上分任十部的次长，以为佛海的耳目。在策略上，汪政权中有任何动态，由佛海召集十人组织征询意见，以定对策。而结果除了最初实行过几次外，以后也无形中冷淡了下来。终汪政府之局，士群以亲周始，而以反周终，且卒为罗君强熊剑东合谋毒死。汪曼云因为既担任了“清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为士群的副手，见周时也往往为士群代为解释，形成误会。蔡洪田则以个性的落落寡合，尤讨厌君强的飞扬拔扈，至受了一度软禁之后，尤其显得消极。戴英夫的加入十人组织，原意要在他口中知道丁默邨的动态，而更因他每有优缺空出，必向佛海絮聒要求，引起了佛海的反感。朱朴则后来郁郁不得志，卒离京赴平闲居。沈尔乔与王敏中，也始终不曾因十人组织而与佛海的感情能更进一步。仅沈尔乔自梅思平辞去浙江省长后，一度以“民政厅长”代理“省长”。敏中则由“教育部”“内政部”次长而得到“江苏财政厅长”的好缺。能始终参与佛海一部份机密的，仅有罗君强、周学昌与金雄白三人而已。以这样的缔盟，自然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又加着君强的专恣，因此非但未收团结之效，先启彼此倾轧之端。

　　再举一个例来说：当第一个十人组织成立时，既预定于汪政权建立之日，各得一“次长”职位。而有一次十人组织在我与君强的寓所中商量汪政权建立后人事支配问题时，某人可当某部次长，都先有了一个拟议，独独没有定出周乐山担任什么职务。乐山当时问了一声：“我做什么呢？”君强面色很难看，厉声说：你最多能当一个“教育部司长”。这样弄得乐山太下不了台，别的弟兄当次长，而他只能当司长。

　　几天以后，刚好由重庆在沪地下工作者的劝诱，乐山在报上发表反汪宣言，悄然搭轮来港。但一到香港，也就无人理睬。他写信给我又露了悔意，我向佛海一再解释，得到了佛海的同意，又让他回沪。他与君强是大夏大学的同班同学，又是十人结义弟兄，而最后君强当“安徽省长”时，乐山出任明光区专员，结果君强为要表示他的“公正廉洁”，竟活生生把乐山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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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税警团成为内讧导火线

　　周佛海左右的十人组织，始终仅有形式，而且同床异梦，丝毫未曾发生过任何作用，以后甚至连聚商的形式也不再有了。在佛海的心理上，是未受其益，先受其累。其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罗君强应该负其全责，他既想包办佛海的一切，他更想操纵这一个组织。其他的八个人都还无所谓，惟有李士群则与罗君强是同样抱有野心的人物，自不甘受君强的摆布。最初士群的加入，系由君强一手拉拢，那时士群还不过是特工总部的副主任（主任是丁默邨），而且还处处受制于默邨，双方磨擦得正不得开交。“警政部”他是“政务次长”，“部长”由佛海自兼，并不能让他为所欲为。士群正苦羽毛未丰，不能不找一个有力靠山。除了汪氏，佛海是最具实力的人物，君强一说，自然就水到渠成。

　　最初，君强几乎没一天晚上不到七十六号去，与士群有时密谈到深晚，有时以雀战来作消遣，双方之间，表面上融洽无间，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君强还拉着我同去。我所听到的谈话内容，不是各人炫耀过去的经历，就是商量如何为扩张势力、排除异己的策略，而想排挤的目标便是丁默邨。君强此时真是出了全力向士群表示好感，他先向十人组织个别疏通，在一次集会中，君强代表组织向佛海提出，要他培植干部，把“警政部长”的位置让给士群。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佛海怎么好意思说不让。不久，“行政院”会议中，佛海以无暇兼顾为辞，声请辞去“警政部长”兼职，并推荐士群继任。汪氏对佛海任何建议，一向言听计从，这一个提案也就照例被顺利通过。君强对士群的这一份人情是卖足了，士群也感到一时踌躇满志。罗李之间，也仅仅在这一段很短的时间中，双方都表现得十分亲热。

　　可是好景不常，不久情形就变，可能是士群为了见好佛海，向佛海献议，援宋子文长财部时创办税警的旧例，成立税警团。他对佛海的说辞，以为佛海在政治上有着无比的潜势力，但没有一个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假如玩政治而不能掌握武力，无异筑层楼于沙土之上。而且，上海是汪政权统治下的一个最重要地区，而又向无重兵驻防，要扼守这一个通向海口并控制南京的咽喉，需要有一支训练优良与武器精良的军队。论佛海当时的地位，他不可能自己拥有正式军队，正好宋子文替他开了一个先例，大可援用。佛海对此举，固然为之心动，委任士群来主持这一个计划。但关键所在，不在汪氏而在日人，要实行这一个计划，首先必须取得日军的谅解。

　　支持佛海的日本军人，有汪政权的军事最高顾问影佐祯昭，有驻沪日军最高司令部“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以及佛海的密友冈田酉次大佐。佛海向日军交涉要成立税警团的理由，固然为了盐政的缉私问题，那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上海仅有公共租界（实际权力完全操在英人之手）与法租界。英国在邓苟克港大撤退之后，正在戒惧德军越过英伦海峡对英伦本岛登陆作战。法国又已经全境沦亡，在德国卵翼下贝当元帅领导的维琪政府，正不遑自保。英法都无力东顾，日本人又久想进驻租界，以攫取储存在租界中的丰厚物资。佛海就针对了日本人这一个心理，他向日军提出的理由是，租界必须收回，而租界究为中国的领土，应该由汪政权出面交涉，交涉而英法不肯就范，则以武力进驻，成立税警团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收回租界的武力。所以税警团有成立的必要，而驻地应该在上海。

　　日本人到底是容易欺骗的，更何况佛海更有人为之奥援，立刻得到了日军方面的同意，而且答应供给较其他“和平军”更新式更犀利的武器，人数也可以扩充到三万人以上，等于三个正规师的兵额。

　　士群的内心，则税警团表面上是佛海的武力，既然由他来主持，实际上就成为他自己的武力，于是派出了“第十师师长”谢文达负责筹备，地址也选定了上海市陆家滨原由教会所办的清心女中为团本部，在短短一月余的时间中，一切已将次就绪。正在士群再度踌躇满志的时侯，忽然遭到了一个无情的打击，打击他的人就是称兄道弟如胶似漆的罗君强。

　　君强看清了士群的心理，事实上，他也同样觊觎着这一支实力，于是向佛海进言，以为不宜以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关系不深了解不够的李士群，一旦太阿倒持，势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佛海初意还不想使士群过于难堪，迟疑不决而经不起君强的一再喋喋，终于通知士群把税警团的筹备责任，移交给君强。士群尽管心中万分不愿，但那时的力量还远不能与佛海抗争，只有俯首听命。忙乱多时，结果成为一场春梦！画虎不成，士群是恨透了佛海，也恨透了君强。

　　佛海自己兼了税警团团长，君强担任了副团长职务。除了向各地陆续招募新兵外，日军更以中条山作战中俘虏而来的一批国军精锐，移交给佛海，作为基本队伍，并供给了最精良的配备。复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附近，成立了税警团干部训练班，营长以上，一律须先受训。我被拉去作了三个月的政治教官，讲授租界沿革、洋迳滨章程以及有关租界内各种必要知识。如此轰轰烈烈的干去，更使士群为之痛定思痛，而成为最后火拼的导火线。

　　那时佛海又突然加委了熊剑东为副团长（熊于胜利后经政府收编，后在江北与共军作战阵亡）。剑东原是国军江苏常熟一带的游击队首领，作战勇悍，又是一个日本通，后被俘向士群投诚，而士群又不能加以重用，两人之间，本已时多龃龉。于是君强乘机把他拉了过来，推荐给佛海，就委任他为税警团的副团长。这一下使士群更如火上添油，从此各走极端，士群也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

　　周佛海对李士群数年之中的尽力培植，而且把“警政部长”的位置相让，却抵不过一次税警团筹备工作的予夺。两人之间，从此划出了一道很深的鸿沟，尤其士群对罗君强恨之入骨。不过那时士群头角初露，尚不敢对佛海公然反抗，仅在背后时常发泄他的满腹牢骚。

　　士群知道佛海左右，有君强在，论疏不间亲之理，他终将不能成为佛海下面的第一红人。一方面他仍与佛海在表面上敷衍，而暗中却直接在密谋博取汪氏的欢心，尤其对陈璧君曲尽其联络的能事。一次陈璧君赴粤，士群即选取一批最新式犀利的枪械，呈献她作为她的卫队佩带之用。士群的决心脱离周系而改入汪系，时机已渐趋成熟。但佛海为人比较率真，对于士群的暗中进行竟毫未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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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关于清乡的一幕争夺战

　　记得那是民国三十一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到南京颐和路一号罗君强家里去，会客室中正坐满了许多人，现在我只记得有周学昌在。一进门，就听到君强大声的谈笑，那天他显得兴致似乎特别好。他看见我进去，又放出了器小易盈的一副狂态，他对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是不是来向我道喜？”我却如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头脑，只呆呆地望着他。君强又说：“汪先生今天要我去谈话，决定成立‘清乡督办公署’，我就是第一任的清乡督办。今后，我既是罗委员长（指他的边疆委员会职务），又是罗督办了。哈哈……哈哈……”他的这一分得意，大有忘形之概！忽然，他又接着说：“我们正在起草督办公署的条例，你是法学家，来帮忙参加一些意见吧！”我一向讨厌他的迷于权位之思，唯唯地只随口敷衍了几句，就托辞引去。

　　日军占领东南地区以后，其力量只能勉强保持几个重点，至面与线，都是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日军为了本身的安全，故向汪氏提出建议，实行清乡办法，汪氏也正想把沦陷区军队的行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尤其耽心苏北的共军已在坐大，此举正合他的意思，于是欣然予以接受。因为君强在办理税警，又是佛海的心腹，所以把这一项任命，内定落在君强身上。而君强又一向好大喜功，认为清乡可以表现他的能力，增高他的权势。无怪其如此地兴高采烈了！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并没有去问讯清乡的事。我只约略知道君强在全力进行，内部人事的安排，各方面兵力的布置，都经详细规划。在君强计划中的清乡机构，将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组织。

　　不久，我被派出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东亚新闻记者大会。我由沪搭机赴穗，住在爱群酒店，整天忙于开会、演讲与酬酢，对这一件不相干的事，已几乎完全忘记了。就在会期的最后二天，我突然接到君强的来电，电文很简单，仅有“要事待商，会毕即返”八个大字。我一时想不出有什么大事发生。本来预定大会闭幕后，还有赴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故居等许多节目，我担任着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按理需要参加的，但为君强来电的关系，我一等大会闭幕，就匆匆地搭机返沪，而且覆电告诉了君强的归期。

　　事情也真不凑巧，飞机由广州降落台北，在机场午餐以后，再度起飞时，飞行还不到五分钟，发觉机件损坏，机身摇摇欲坠，幸而那时离机场还近，赶紧折回紧急降落，幸未出事。但是台北没有所需要的零件，要由东京运去，我们停留在台北两天之久。等我抵达上海时，君强已经去了南京。他留着信要我一到上海，当日搭车赴京，我也来不及稍息征尘，又冒着酷暑连夜赶去。

　　当君强见到我时，面色很沉重，把我在赴穗期内的一段发展详细告诉了我，最后要我表明态度，而且希望共筹对策。他的口吻并不像友谊的商酌，很有些咄咄逼人之势。我当时有些难过，也有些气愤，但我仍然压抑住我的冲动，还希望能够从中调解。

　　事情是这样的：当二十九年君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攘夺了李士群所发动所筹备的税警团以后，面子上既予士群以极大的难堪，实力上也给士群以无情的打击，士群是怎样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君子报仇三年，虽然从此起与君强之间，早已形迹疏远，不相往返，但到底还没有发展到真正火拼的阶段。清乡的事，刚好给士群以一个反击最有利的机会。

　　那时士群已经赢得了汪氏夫妇的信任。从汪氏那里，他也知道了清乡这一回事，于是向汪氏进言，认为清乡是汪政权建立后首次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地区遍及汪政权统治下之苏浙皖三省全境，军力将牵涉所有的“和平军”，兹事体大，不宜大权旁落，过份信任别人。他建议改“清乡督办公署”为“清乡委员会”，由汪氏亲自主持其事。士群的话也的确言之成理，汪氏果然为他所说动。而士群进言的初意，目的仅在破坏君强，尚不敢存取而代之之意。

　　不料汪氏对士群既已存有好感，又经陈璧君的暗中相助，汪氏竟通知了君强，停止“清乡督办公署”的筹备，明令成立“清乡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分任副委员长，而以李士群担任秘书长，并且将秘书长办公处设在那时江苏省会的苏州，就近规划指挥封锁游击区以及进击游击区的军事行动。汪氏自然无暇兼顾，士群的实际权力，乃超过了“江苏省长”，而且又成为士群以后兼任“江苏省长”的资本。士群这一手的反击，与当年税警团的争夺，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下手就把君强打击得一败涂地。君强来电的所谓要事，原来仅仅是如此这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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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我处身在内讧的夹缝中

　　士群那时还不过三十六七岁的年纪，年少气盛，于志得意满之余，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如仅以罗君强为磨擦的对象，或者还不至于有以后的结局，他以为时机成熟，更进而对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都展开正面攻击，树敌既多，而卒召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那时上海的报纸，一共有七家，即：日军直接经营的“新申报”；由日海军管制的新闻报（社长李思浩）与申报（社长陈彬龢）；汪系的“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兼）；周系的“平报”（社长金雄白）；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报”（社长袁殊，事实上是共党地下份子潜伏的机构，如社长袁殊，经理翁永清，总编辑鲁风，以及后为“解放日报”社长的恽逸群等，无一非中共人员），以及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等。国民新闻由士群兼社长，而以胡兰成（前为林系人物，曾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后附李，现在日本）黄敬斋为副社长。胡兰成又兼主该报的笔政。而上述七家报纸中，周佛海却兼任了“平报”“新中国报”与“国民新闻”三报的董事长。

　　也竟然就在周佛海所担任董事长的“国民新闻”上，以社论毫不讳饰地猛烈攻击了周佛海与梅思平等如何生活腐化，如何措施不当。这无异掴了周佛海一记。在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士群还用长途电话给在南京的周佛海，说他在苏州，文章是胡兰成写的，事前他未曾过目，要求佛海谅解（而胡兰成则告诉别人，社论是陶希圣所留下的学生鞠远清写的，不过经他看过而发排）。佛海当时在言语上并没有追究到责任问题，仅轻轻悄悄地说，既然在报章上发现了攻击我的文字，我当然无颜再担任董事长了。事态弄得很尴尬，但还并没有达到恶化的程度。而君强则认为士群已背叛了十人组织，背叛了佛海，他移花接木地把清乡的目标移到“国民新闻”的事件上去。希望十人组织中人对士群群起而攻。他要我提前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帮他一起干士群。

　　我听了君强的长篇经过以后，我也看到他的剑拔弩张之状，我相信两虎相斗，最后必有一伤。我不忍见自相残杀的事情出现。因此我没有正面答覆他要我表明态度的话，我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这半月之中，还有这么多的不幸事件发生。士群的公开抨击周先生，使亲痛仇快，无论如何是错误的。但是我却发生了一个感想，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政府成立不过二年，而一切现象，何以酷似南明与洪杨的两个时代？大人先生们动不动高张盛筵，穷奢极欲，又往往召名伶演剧，继续至数昼夜，这样的粉饰太平，醇酒妇人，与马士英、阮大铖辈在南京迎立福王之后，有什么不同？现在更索性发展到洪杨定鼎金陵以后，立刻展开了同室操戈的内讧，我不忍再见杨秀清与韦昌辉的事重演于今日！国难至此，我认为还是息事宁人，大家来调停和解吧！”我的这一席话，自然不能为君强所接受，而且还疑我是偏袒着士群。

　　我在南京留了三天，又搭车回沪。车次苏州，我正坐着看报，忽然有人向我肩上一拍，我回头一看，却是士群，他向我招招手，要我到他的包房中去。他与汪曼云正一起由苏州上车赴沪（汪曼云那时任“情报事务局”局长兼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为士群之助）。我随着他进入包房。方才坐定，士群板起面孔说：“好！我接到情报，你从广州一回来，就连日在君强家里闭门密商，将合而谋我，莫怪我不念弟兄之情，我要不客气的先对付你了。”我耸了一下肩膀说：“假如有此事，做了也就无须隐瞒。但是我却可怜一个从事于特务工作的领袖，对近在咫尺的情报，尚且如此其误谬！”

　　士群又说：“假如你认为我的情报不确的话，那么，我倒愿意听听你对此事的态度与立场。”我说：“我先愿意问问你，当年我们的十人组织，为的是什么？我相信你不会否认：组织十弟兄的真意，在拥周原则之下，则我们是弟兄；不拥周，就回复到通常朋友的关系；假如有人反周，将是组织上的敌人了。你与君强斗，不应当以枪口移向周先生。没有他，你以一个重庆时代的中尉，何以能于数年之间，身登‘部长’宝座？如此的不分恩怨，至少已使朋友寒心！这是我的态度，但我既没有对付你的力量，也不想卷入箕豆相煎的漩涡，能劝则劝，不能劝就置身事外，这不是我向你示弱，这是我自己应有的立场。”

　　士群想不到我说的话会如此硬直，他反而放下了示威的态度，又拍了我一下肩膀说：“好！你没有被我吓倒，你倒不失为一个好汉。我并不想与周先生开火，只要他今后在金钱上放松些，我将仍如以前一样的拥护他。”我说：“但国民新闻的社论，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士群说：“事前我真没有看到，事后又已向周先生解释，我不负这个责任。”我说：“我佩服你身为社长，倒推得一干二净。”

　　火车已经抵达了上海北站，我们也在彼此苦笑中结束了这一次的谈话。虽然这事并未影响到我的本身，但罗李双方之间，都以为我是左袒着对方，我很烦恼，烦恼处身于内讧的夹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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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李士群是怎样被毒死的

　　以后，我就懒得再过问罗李之间的争端。但我从间接方面知道，双方演变得已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罗君强以税警团做武力，李士群以七十六号的特工为工具，各有欲得而甘心之势。士群的左右，自然怂恿士群于斗争中获取胜利，脱离佛海的控制，君强的牵制，独树一帜。唐生明、黄敬斋等都曾发出最激烈的反周言论。君强则引熊剑东与袁殊为心腹、为谋士。这两人都是由士群那里改投到君强方面的。我每次到上海霞飞路口的牛奶棚对面君强家里去的时侯，看到墙内花园四周，放了步哨。我们在室内谈话时，门口就站着两名武装卫士。这严重的形势，从日本人进入租界，上海暗杀事件停止以后，是从来所未有的。我知道君强是在防备士群的突袭，恐惧士群会随时派人去暗杀他。

　　有一天，我到居尔典路佛海家里去，忽然佛海与我提到了士群与君强间的问题，我就见闻所及的情形说了一说，而我的结论则认为如此演变下去，徒然给外人好笑。佛海对士群倒并没有怎样的成见。我说：“即使你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但因为你与君强的关系较深，你不表明态度，已经可以使士群怀疑到你在暗中支持君强。我希望你能制止事态的恶化，让双方平心静气地先把理智恢复。”佛海恨恨的道：“君强一贯幼稚的行动，怎样说也改他不过来，你替我去骂他，叫他不要再胡闹下去。”我笑笑说：“君强现在的气焰，我还敢去骂他吗？”于是佛海取出了信纸，一口气写了八大张，要我送给君强，信里对君强责备得很严厉。当我送给君强时，我发觉他一面读，一面脸上一阵阵地泛出了青白。他没有和我讲什么话，我也不便说破，就告辞而去。

　　第二天我又到了佛海家里，佛海拉着我到他的卧室中去，他说：“君强什么都不好，但对我到底是忠实的。”说着拿出君强的回信给我看，佛海在信上已经用红笔划出了最主要的一段，我记得信上的大意是“……我受你一手提拔，终身愿供驱策。所做一切，也只是为你，假如你对我印象不好，我将全无生趣，假如有一天你不要我了，我愿意自杀！……”佛海似乎很为这几句话所感动。当然我也不便再表示意见，不过，我心里在暗笑。

　　事情经过了已经一年，风波终未平静。三十二年的夏天，我由沪赴京，行前的晚上，我与耿绩之一同到了士群家里，他正在打牌，看见我去停了下来，很轻松的与我谈了一阵。怎样也想不到这一次无异在与他诀别。我抵京的第三天，清早我还睡在银行的卧室中时，一位行里的同事来唤醒我，告诉我报纸上登出了李士群暴病身亡的消息。我与士群数年来相处还不坏，在情感上使我非常悲悼！但是我万想不到他竟然会是给毒死的。

　　以后黄敬斋告诉我的经过是这样的：士群在我离沪的第二天，虹口的一个日本宪兵队长冈村中佐请到他家晚饭。那时七十六号与日宪之间，也有着不少派系上的磨擦，日宪与士群之间，相处也并不好，如对警卫队长吴四宝的被逼下毒毙命，就是一例。虽然那个宪兵队长与熊剑东有着很深的关系，却并没有引起士群的怀疑，尤其因为彼此常有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士群更不能不去敷衍。晚饭并没有别的宾客，也并没有谈到什么重要问题，表面上仅是联络感情的杯酒言欢，两人且不断在以啤酒举杯劝饮，又食着同一碟中的菜肴。宴会已将终了，厨房里送出了一碟牛肉饼，宪兵队长特别郑重介绍，这是他妻子亲自做的，希望士群能试试他妻子的烹饪手段。士群食尽了这一碟牛肉饼，才告辞回去。第二天又回到了苏州。

　　当晚士群还要出席一次宴会，把衣服都穿好以后，忽然感到头晕，用体温表一量，已发生了高热。等扶他到床上时，竟大量不停地流汗，遍体淋漓，病势显得很严重，赶紧请当地日本驻军师团的军医来诊治，说是中了一种细菌毒，摇着头表示出绝望的意思。士群的汗水就像雨水那样地从体内渗出，黄敬斋的太太金光楣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在旁服侍，转瞬买来的几打干毛巾，一条一条的为他揩拭得湿透。这时士群自己也知道了中毒，他说：“我是一个特工人员，竟然不能觉察到这一点，以后尚有何面目主持特务工作！”屡次要求家人给他一枝手枪让他自杀，家人除了劝慰也别无他法。后来又请了平时为他治病的储麟荪医生为他诊治，竟然不知患的是一种什么病症，无从下药，只有灌注盐水为治标之计。一天余时间的辗转床褥，直至体内的水份排泄尽了，才一瞑不视，整个躯体缩得又小又瘪，变成一个孩子模样了。

　　据事后的推测，这事是熊剑东与日本宪兵队长的合谋。进食的毒物，是下在最后的牛肉饼中，而所下的是一种细菌，服食后二十四小时以后毒菌进入血管，才会发作，一发作即无药可救，将体内水份大量排泄，直至死亡为止。因为实施的是日本宪兵队长，自然没有人敢追究此事。

　　胜利以后，罗君强在南京高等法院受审时，供认李士群是他主谋毒死的，他说：“剪除汪政权的特工首领，是他从事地下工作表现之一。”我很怀疑他的供辞，因为我深信佛海确没有置士群于死地之意。君强不经佛海的同意，是否敢贸然出此？是不是君强在法庭上的供辞，意在邀功，以求末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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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隔室中传来的一阵哭声

　　八一三全面抗战以后，虽然国军节节由松沪先退南京，再退汉口，最后退至重庆。但对东南心脏地区的上海，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太平洋战争以前，藉着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掩护，地下工作人员还在积极活动，有关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一切，仍然在暗中指挥控制。虽然地方军政人员已全部随军后撤，党务方面，潘公展童行白等也先后转至后方。但重庆在上海有着一个统一委员会，详细的名单，不得而知，就所知道的有杜月笙、徐寄庼、蒋伯诚、吴开先等人在内。每当上海有一个问题发生时，就近集商处理。对外出面的是蒋伯诚与吴开先。

　　尤其吴开先虽然行踪极端秘密，但时常以电话向有关方面联络，还与若干较为接近的人预约见面，因此也引起了日军方面的极大注意，对蒋吴两人，乃布置了广大与严密的侦查网。结果，两人都先后为日宪所逮捕，而最后都经周佛海全力奔走营救，蒋伯诚因病在缠绵床褥之中，终得恢复自由；吴开先迭经凶险之后，竟能专机送往抗战区的边界，安返重庆。蒋吴为潜伏于沦陷区的最重要之人物，日人久欲得而甘心，百计侦察，始得成擒，卒又纵之而去，其捉放经过，曾引起沦陷区的街谈巷议，也使抗战区震惊疑愕。其曲折的内幕，局外人自不易明了其真相。事隔十余年，蒋伯诚既已病殁上海，吴开先迄犹闲居台湾。这两件钜案中，至少可以说明汪政权中人，还不是如世人所想像的那样惟知媚敌，而叫着“和平”的人，还不至于对抗战抱着真正的敌对态度。同时，我也感到日本人在战争时期，狂妄得意之中，处处显出其愚昧与无知。

　　吴开先是江苏省青浦县人，上海大学出身，那里是共党最早的温床，因此吴开先也很早就加入了GY。北伐以前，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还在陶尔斐斯路时代，当时的委员有吴稚晖、钮永建、叶楚伧、邵力子、柳亚子等人，吴开先仅是交通科的一名干事。国民革命军底定京沪之后，在实行清党以前，青浦籍的一名共党主要份子高尔柏出任了青浦的首任县长。吴开先也回到了家乡，佐之任县政府秘书，他曾经“轰轰烈烈”地以共党手法，率领了群众，用打倒土豪劣绅为名，把认为土劣的，上门打得落花流水，使地方秩序，一时陷于极度混乱。

　　清党开始，吴氏转变了，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反共文章，又回到市党部，担任很长一段时期的组织部秘书。自民十六到二十六年抗战为止，十年之间，市党部内部纠纷迭起，重要人员，此起彼仆，冷欣、冷隽、陈德徵等先后离去，惟有吴开先自干事而秘书，而组织部长，步步高升。一面得到CC陈立夫的赏识，又曾经一度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面又能拉拢上海的地方势力，与杜月笙有水乳交融之状。他先后兼任了上海市社会局长、教育局长等职务。上海先后发生的几起大工潮，如法租界水电工潮，如英美烟公司工潮等，他都能与杜月笙合作，有过左右全沪的出色表演，手法所及，能使资方知所感激，也使劳方帖然就范。声势之盛，沪人且称他为上海的党皇帝，这是何等的威风！

　　在东南沦陷之后，因为他熟悉情形，继续潜伏在上海租界内工作，各报社时常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指示登载新闻的应取态度，譬如“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幕时，申报与新闻报，本已决定接受刊登此项广告，但吴去电话以严厉的口吻制止，始未实现。

　　那时他住在极为冷僻的法租界麦尼尼路的一所幽静的小洋房中，深居简出，非最有关系的人，不会知道他的居处，也不可能探索到他的行踪。但是由于他的百密一疏，终于俯首入甕。原来为他供差遣的一名男仆，原是市党部的多年工友，人家都叫他“癞痢头”的，熟识他的人多，又有一颗明显的癞头做特徵，日本宪兵就以此为线索，派人跟踪，于短时期内，就很容易证实了吴开先潜匿的处所，终于一举成擒了。吴被捕后，由日宪寄押在“七十六号”侦讯。那事大约发生在民国三十一年的春间，正确的日期，我已记不真切了。

　　吴开先被捕的消息，报纸上固然并未发表，连我耳目较近的人，竟也一无所知。那时周佛海还住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以后在居尔典路自营新屋，和平前也一度迁住过毕勋路），一天，我去看周，一进屋，看到会客室的门紧闭着，门外立着万里浪，手里还握着一枝转轮手枪，情形显得有些异常。万里浪本是军统的重要份子，投降“七十六号”以后，在李士群手下担任行动队长之一，以骁勇凶恶著称，民国二十九与三十两年中，宁渝双方展开特工战时，汪方所做的暗杀事件，以吴四宝、林之江、夏仲明、潘达与万里浪五人表现得最为出色（万里浪于和平后，又转为军统工作，对拘捕汪政权中人异常卖力，兔死狗烹，不久，万亦为军统拘押枪毙）。

　　以一个行动大队长来握枪守卫，而且万里浪平时非召见，是不到佛海那里去的，他的突然出现，可知一定有着严重的问题。我问立在梯边的佛海的副官，他说：“部长在会客。”我问：“是谁？”他摇了一下头。我为好奇心所驱使，就走进隔室去坐候，邻室的门紧闭着，只隐约听到一阵轻微的对话声，完全分不出谈话的内容。突然，又传来了一阵哭声，起初还是呜咽，后来竟转为嚎啕，我只听出一个是佛海的声音。接着又唧唧侬侬了半天，邻室的门开了，看见吴开先在前，周佛海在后，从客室中出来，两个人的眼圈还是红红的，佛海一直送他到门口，用哽咽的声音说：“放心！我会尽我一切可能的力量。”佛海目送万里浪押着他上汽车疾驰而去。我不必再问佛海，目击的一切，已告诉我吴开先是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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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吴开先被捕与回渝内幕

　　吴开先羁押在“七十六号”，因为他是重庆派在上海最重要人物之一，又是日本宪兵直接拘捕的要犯，关防特别严密，除了审讯人员以外，一概不准接见。最早被派审讯吴开先的是陈恭树（陈本为军统派在上海的特工区区长，后向七十六号投诚，为立功计，曾著有“蓝衣社内幕”一书，揭穿军统内幕，和平后又为军统工作，逮捕汪政权人员结束后，陈亦锒铛入狱，羁押于上海提篮桥狱，后军统又责其戴罪立功，予以保释，共军南下前来港，现仍留此）。“七十六号”对于吴开先，与其说是审讯，毋宁说是说服，主要还是希望他为汪政权工作。

　　在那时的特工战中，除非行使暗杀，一枪打死。如被拘捕，只要一声投降，非但立时出狱，而且可以立致高官。如民国二十九年江苏省党部重要人员掌牧民、石顺渊、周孝伯、马元放等被张北生出卖，在上海跑马厅畔旅社中打牌时捕获，以后都受到优待，而且先后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马元放虽始终不屈，也由周佛海百计纵之归渝，受到重庆当局的重视，而且被选为中委。

　　吴开先于受鞫中的态度，最初还是相当强硬，当陈恭澍审问他时，他左一声陈区长，右一声陈区长，区长是陈恭澍在军统中的职位，吴开先这样叫他是意在讥讽，弄得陈恭澍啼笑不得。他被羁禁在“七十六号”二门内右侧拘留所的二楼，一次曾要吞金自杀，另一次当提讯下楼时，他想跳楼，监犯求死，当然并不容易，开先也真能表演。

　　投汪的旧日市党部同事，很多人都为他奔走营救，中间尤以原市党部委员汪曼云与蔡洪田两人出力尤多。曼云屡次要求李士群让他与吴开先谈一次，而格于日人的监视严，无法通融。最后，士群下了一个条子，表面上是派汪曼云去审问，才算得见了，彼此都有家国之痛，两人一见面又是一场抱头大哭。但是以曼云的力量，除一见以外，其他已无能为力。李士群也屡次亲自提他到办公室中谈过几次，且以最客气的态度相待。上有周佛海的关照，下有汪曼云、蔡洪田的请托，因此吴开先除失去自由而外，并没有受到其他不合理的待遇。

　　日本人对吴开先的态度，是非降即死，佛海为此，感到非常棘手。他屡屡向我谈到这一个问题，我说：“解铃系铃”，没有日军的谅懈，一切都是徒然，他为重庆工作，而你虽是主持“中央特务委员会”的人，但拘捕他的不是“特委会”下的“特工总部”（即七十六号的真名），而是日本宪兵，必须先有一个正大的理由去说动日宪，才能保全开先。佛海当然比我更明白关键所在，但一时想不出打动日宪的说辞，他无限彷徨，为了缓和严重的气氛，也为了远离日人的监视（七十六号内有日军顾问，而且有一部份日宪常驻），因以李士群大部份时间在苏州办公为理由，把吴开先移解到苏州特工站拘禁，说是为了便于随时提讯。从此吴开先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待，事实上也渡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饮食是每餐由汪曼云的太太烹制送去的，夏季的冷席与风扇也由曼云为他预备。吴开先的态度也比较缓和多了。他表示如邀开释，不拟担任汪政府的职务，但可以在党务方面尽一些力。经过了一段时期，终于佛海想到了营救他的藉口，他针对日本人希望全面和平的心理，而且经过司徒雷登等的向重庆当局进言的失败，又闹了在香港与假冒的宋子良谈判的笑话。于是佛海向那时汪政权的最高顾问也是最有力的人物影佐祯昭说：“既然日本想和平，就不宜与重庆在军事以外，过份敌对。吴开先是重庆派在上海比较重要的人物，杀之徒激重庆之怒，强其归降，亦并无适当位置可为‘政府’之助，不如释放他以示宽大。”

　　经佛海再四再三的说，几经波折，竟获得日方的同意，吴开先出乎意料的恢复自由了。

　　他住到了南京汪曼云的家里，每天受到旧时朋友们的热烈招待，他那时内心感到友情的温暖，朋友们礼貌上称他为吴先生时，他总是表示谦逊地说：“不要客气，叫我开先好了。”佛海更先向汪氏为他先容，说一时并无适当的职务可以位置他，不必强其出而任事。汪氏曾经召见过他，除了对国家当前的处境彼此慨叹而外，反而对吴开先加以无限温慰。

　　他最受窘的一次，不在被捕审讯的时候，反而是在恢复自由之后。一天，他在我那里午饭，饭后无聊，他与我以及其他两个朋友去逛中央市场，刚到门口下车，正好陈璧君从内出来，吴开先不能不上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又叫一声汪夫人。不料陈璧君望了他一下，瞪着眼道：“吴开先——你好！你也会有这一天。我自有独立的人格，以后除在我家里外，应当称我做陈委员，记住了！”说着回身走了，我看到他面上红一阵白一阵，而又不敢回一句嘴，这味道也确属难受。

　　吴开先闲住在南京，除饮食征逐而外，也实在无事可做，他屡屡向佛海表达了返渝的希望。这一件事，太困难了，而只有佛海竟然又向影佐去说：“留吴开先在此，一无所用，欲求全面和平，与其走许多不正确的冤枉路，不如把他送回重庆，让他把目?的一切，向当局面陈，也可以把汪先生与日方的意思，代为转达，这是求取全面和平的一个捷径。”

　　周佛海当然明白，以吴开先的地位，无论如何不会发生那样的作用的，而影佐却以假作真，又立刻予以同意。当一切问题决定以后，影佐还约定了开先作最后一次的谈话。不料也许由于他的过份兴奋，先纵饮而后赴约。入坐方定，影佐刚开口，吴开先竟哇的一声，当面呕吐狼藉。影佐勃然大怒，以为他在故意侮辱，且竟欲杀之为快。这又苦了佛海，一再疏解，又得化险为夷。

　　三十二年的秋天，吴开先到了上海，我们几个朋友在新都酒楼为他盛大饯行。翌晨由日本专机送往粤省边界，进入抗战区，归抵重庆。从此，我们一直没有接到他的任何消息，和平以后，他又荣任上海市社会局长，我没有去见过他，直到共军南下，他也逃来香港。一次我往广东银行陪朋友开启保管箱时，看到他也在那里开箱。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检点他的财宝，我想到了佛海当时为他奔走的情形，有些惘然，我又恐他见到我发现了他的财产秘密时又一次受窘，我没有上去招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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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日宪兵救了蒋伯诚一命

　　代表重庆隐伏在上海租界中工作的，论当时的位望，吴开先固远不如蒋伯诚。迨吴开先返渝以后，因系由日军公然派机遣送，形迹上就颇有嫌疑，故所受当局的重视，且还不如马元放（马返渝后，值国民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马以在沦陷区捕放之经过，著书散发。竟膺选为中央委员。共军南下后，闻已被杀）。日人对吴开先寄以赴渝后为和平作伏线的幻想，亦始终没有发生过丝毫影响。重庆的一切，日本人的不清楚，固无怪其然，但如何瞒得过周佛海？佛海明知开先在国民党里的地位，不可能发生如此的作用。他的对蒋，即使蒙召见，连当面提出的勇气，事前也断定其不会有的。而佛海为了公谊私交，奔走数月，全力担承，为之疏通说项于汪氏及日军之间。没有佛海的营救，恐吴氏之尸骨早寒；没有佛海的回护，吴氏恐难免于落水。但当和平以后，佛海瘐死监房，其由渝复员之故人中，如陈布雷、陈力、许孝炎、雷啸岑、易君左等，或亲往狱中探问，或代为经纪其丧，不避怨谤，不以生死易交。独受恩深重之吴开先，竟吝于赴灵前一奠！想到佛海会客室中之阵阵哭声，不禁使我低徊无限！现吴氏偕其夫人吴漱芳女士养晦台湾，犹得享优裕之生活，其公子等也以他半生宦囊之所积，赴美深造。往者已矣！南京永安公墓蛮烟荒草间，佛海地下有灵，其亦将欣然于有造故人耶？

　　吴开先案一波方平，不料一波又起。民国三十三年的仲春，为蒋先生代表之蒋伯诚，忽于病亟之中，又为日宪所逮捕，且同案株连者有杜月笙之心腹万墨林（现居台湾）夫妇，有上海市党部委员王先青与毛子佩（王现在台，毛留大陆），有蒋伯诚之夫人杜丽云女士（前名女伶，现又在大陆登台演出），幼子宇钧（现在台）等多人。案情且更较吴开先为严重，而羁押、审问，又归诸沪南日本宪兵队（即贝当路宪兵队，地址在美国学堂）直接办理。案发，中枢密电佛海以营救之全责，在如此情形之下，佛海则殊有鞭长不及马腹之苦。吴开先一去既无消息，更将以何种说辞，代向日人缓颊？佛海那时的彷徨之情，真有非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者。

　　蒋伯诚，浙东人，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初定东南时，曾一度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主鲁，又以蒋先生之私人代表资格，常驻济南，甚著劳绩。东南沦陷之后，密藏于万墨林法租界西蒲石路之新居，从事地下工作。那时蒋氏以高血压症，早已半身不遂，终年偃卧床榻，但以那时主持上海市党部暨三青团之吴绍澍常留皖境屯溪，在沪指挥之责，托之蒋氏（吴绍澍于和平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大陆易手，任中共“交通部参事”，现已久不闻其消息）。

　　日宪对蒋伯诚之行踪，侦察已久，以后如何获得线索，自非我所能知。据事后蒋氏告诉我，当他为日宪破获之日，他以血压剧升，神智昏迷，已陷于弥留状态。正延请经常为他诊治的赵启华医生施救（一说蒋之所以被捕，系日宪跟踪赵医生而得）。赵医生主张非抽出血液一百CC以上，将不能挽救其生命。而蒋之家人，恐其失血过多，影响体力，坚执最多抽血五十CC。正在争持不下中，而日宪掩至，全室各人，均被一鼓成擒。日宪目睹蒋氏病状危急，立以电话召军医驰至，不问情由，为他一举而抽血两百CC，蒋氏竟得悠悠复苏。日宪又以其病重，即派兵在其住宅看守，复得免拘解至宪兵队受鞫之厄。以后蒋氏一再向我说：假如日军来迟一步。不抽出那样多的血液，可能脑部充血，血管破裂，可以立时送命，捕之乃适所以救之也！

　　我一生最厌恶特务工作，避忌唯恐不远，所以任何有关这类的机密事情，除非以耳目较近，偶然得之幕中人的转述，否则便会近在咫尺之间，而竟会懵然一无所知。吴开先之被捕如此，蒋伯诚之出事又如此。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反而是平时与此毫无关系的张善琨（张那时担任中日合作的中华电影公司总经理）。

　　事情大约已经在蒋案发生一两月之后。一天佛海打电话邀我当晚到他的居尔典路寓所去晚饭，因为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我完全不以为意。我准时而往，除了平时与佛海较近的几个常客以外，并无外人。所不同的是那晚餐厅中竟尔星光灿烂，笑语喧阗。大约当时“华影”的红星，几乎全部到齐。似乎李丽华、陈云裳、周曼华、白光、王丹凤、周璇、欧阳莎菲、李香兰等都在。而佛海那天左顾右盼，情绪异常轻松。饭后在花园的草地上放影“华影”刚拍好而尚未公映的歌舞片“万紫千红”，片由李丽华与最近访沪的日本东宝歌舞团合演。

　　我在观影的时候，张善琨刚好在我身旁，我问他今天何以会有这样的盛会。善琨偷偷地告诉我说：“难道你不知道蒋伯老被捕的事？”我摇摇头。他继续说：“蒋伯老被日本宪兵拘捕了，因为我与他平时有来往，日宪在他寓中发现了我给伯老的函件，因此我也受嫌牵连，被拘押在贝当路宪兵队。幸经周部长保释，今天的宴会，并且请了公司中的明星作陪，就是为了表示对他的谢意。”我说：“那末现在蒋伯老呢？”他说：“他关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说：“在宪兵队与你一起的还有些什么人？”他说：“我认得的只有严谔声（即新闻报之小记者）与毛子佩。”这一席话，我才知道了蒋伯诚被捕的事。其实，那时我还完全与蒋氏并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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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保证人所负的两项责任

　　事有凑巧，当天晚上，我于饭后回到报社去，忽然唐大郎（即唐云旌，专为小报撰稿之洋场才子。中共进去上海后，在新民晚报工作）来电话，告诉我毛子佩被补的消息，希望我能为他出力营救，我告诉他我对此事刚刚才听到张善琨所说，让我从旁探明情形后，再为相机行事。

　　接连两个人的谈话，引起了我对此事的注意。翌日，我因他事去看佛海，顺便问他蒋案的情形。佛海说：“伯诚的案子很麻烦，各方面都希望我从速为他设法，即以他的病躯而论，就已觉得十分可虑。我与他为当年的嫖友，论公论私，都不容袖手，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日宪兵已将全案呈报东京，非得军部的同意，当地的日军且无能为力。我只有尽我所能，一切看他将来的运气吧！”

　　我又提到了毛子佩（即和平后接收我所主办的“海报”而易为“铁报”的，那时任上海市党部委员，向随吴绍澍工作），他说：“必须与伯诚的案子一起解决，暂时也不可能先为保释。”佛海又想了一想说：“现在我的处境困难，等我在幕后活动后，将来如能达到目的，希望由你去出面办理具保手续。”我说：“只要你交涉好了，我乐于负担保的责任。”

　　事实上，那时佛海的环境也的确困难，与他交情较好的“梅机关”首领，又是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已经调往南洋作战。继他后任的是前广东特务机关长矢畸堪十，与佛海之间相处得并不好。而且那时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手下握有实权的辻政信，是一个澈头澈尾的军国主义者（即现任日本议员，著有有关中日战事的书籍“潜行三千里”等著作多种，近仍常在报端发表高论，日人当时曾尊之为“战争之神”，他在汪政权时代势焰薰天，倡导所谓“东亚同盟”，并发起至奉化祭扫蒋太夫人坟墓，而对佛海则百计倾陷，一度且欲乘间鸩杀之）。蒋案的营救，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真使佛海陷于最大的困难。

　　总算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佛海兜过了在华的日军势力，迳与东京方面日军最高当局接触，理由还是抄袭了吴开先一案的老调。不过因为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争，由偷袭珍珠港所获得的胜利，已因美国麦克阿瑟元帅所领导的跳岛作战，日海军已完全趋于颓势。佛海的说辞，就针对了现局，以为要使日军能全力应付英美在太平洋方面的反攻，必须先在中国拔出泥足，取得全面和平。而蒋伯诚为蒋先生之驻沪代表，为无可置疑之事实，不如将他释放之后，责其在沪居间谈和。像这样可笑的理由，佛海在无可如何中，一用再用，而日本病急乱投医，竟也居然一信再信。为此事帮助佛海奔走的日人，一是驻沪日军“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一是佛海的密友冈田酉次。他们两人几次为此事飞赴东京，千回百转，不知费了多少心计，东京大本营终于决定了由佛海方面负责将蒋伯诚以次全案人犯，准予一律保释。

　　我还记得在此事决定的前几天，刚刚军统局的局本部秘书长袁惕素潜返上海（袁现在台湾），因为我与他的兄弟是朋友，托我为他掩护。惕素与我一见面就问了我许多别的事情，我也告诉了他蒋伯诚恢复自由之事即将成熟，佛海且已通知我随时准备办理担保手续。袁惕素欣然秘密电告了军统局局本部，据说覆电上当局表示了很大的欣慰。因为袁惕素以后将牵涉到我本身的许多问题，故附带先在此一述我与他最初的一段渊源。

　　到正式办理担保手续的这一天（日期我已完全无法记忆了），下午二时，我与另一位保证人徐采丞会齐（徐为杜月笙在沪重要代表之一，当时颇得“登部队”之信任，任为嘱托，年前在港以神经衰弱，服毒自杀），先赴上海日本陆军部长川本在静安寺路的寓所，由他派出了一名联络参谋，一同驱车驰赴贝当路宪兵队，那时的队长似为杉原，一个肥矮而充满杀气的家伙。起初延我们入会客室就坐，还预备了茶点，礼貌很周到。

　　数语寒暄之后，杉原整一整军服，立起来厉声说：“蒋伯诚等一批人，今天已奉令准予保释，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保证人应负的责任？”说着取出一张预先写就的保证书，上面是用日文写的，他指着说：蒋等保释以后，（一）、今后不得在占领区再作任何政治活动；（二）、如须离沪旅行、必先取得宪兵队之同意，否则一切惟保证人是问。我与采丞点了一下头，又相视作了一次苦笑，取出笔来，迅速在保证人下面签字盖章，办妥了例行手续。于是，由杉原与我们一起到了西蒲石路蒋的寓所，蒋伯诚还睡在中间的房里，但病况已有了很大的起色。其余杜丽云、蒋宇钧、毛子佩、王先青与万墨林夫妇等，杉原要他们排了队，讲了一次话，告诉他们今后应如何如何。最后要他们向我与采丞鞠躬致谢。杉原才命令所有驻守的便衣宪兵全部撤退，杉原与川本的联络参谋亦自行引去。这样，蒋伯诚等七人，才算脱出了日宪的直接控制，得以回复自由。

　　蒋又与我们闲谈了一阵，屡屡表示感谢之意。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从此以后的两年中，我成为他与佛海之间的唯一联络人，我又为他的经济支持者，为他的工作奔走与掩护者，我成为他家的上宾。他给予我无限的鼓励，许下了无数的诺言，我又为他冒过许多危险，代他解除了若干困难。和平以后，使他以一个早已瘫痪了的人，竟能成为上海著有最大勋绩的第一名地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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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被汪亲自所否决的提案

　　在汪政权短短不到六年的时期中，我于身亲目击之余，体验到了一点，假如一个政权自己没有独立自主的实力，而想依附外力来图存，结果未有不受压迫，不被出卖的；也未有不将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利益断送的。如其当政的人是真心与一个力量远超过于自己的国家“友好”，这个人将是天真得到了愚昧的程度。如其你仅想一时加以利用，别人会比你更聪明，结果将是适得其反。汪政权的始末，正好给一切想依附外力，或借重外力而犹在自鸣得意者作一个殷鉴！

　　从汪精卫起以至他的几个主要助手，最少我个人确信他们还不至于卖国求荣。他们从抗战阵营中分裂，以至在敌人枪刺下建立政权，固然无可讳言每一个人除了想救国家于垂亡，也夹杂有一些私人恩怨，与若干意气在内。但是也无可否认，汪氏的这样做，还是抱着九一八事变后，他兼程回国时所说抱着跳火坑的决心。但是一着之错，满盘皆输！

　　他们错误的主要因素，一是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有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日本不会与英美开衅。而自九一八国际联盟李顿爵士调查团没有对日作正义的制裁，与缅滇公路被封锁以后，认定英美不能有助于我，抗战的最后胜利，前途感到一片渺茫。另一原因是那时抗战年余，军事上我们是败得惨，而日本则胜得苦。虽然日本朝野，都已以对华侵略战视为泥足，而近卫三原则在表面上还不是亡国条件，汪氏以为黩武的日军阀真会幡然改图，如抗战而最后失败，则亲日政权建立在先，日军或可不为已甚，甚至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也可实现。当然，事后有先见之明者，对于他们此种想法，定会觉得荒唐。

　　而这一切想法的错误，其实也不必等到最后胜利才发觉，汪氏等行抵京沪，置身虎穴，一旦与日本直接交涉，受到了咄咄逼人的反应，以及目睹了各地日军的蛮横情形，而日方所提“中日基本条约”的苛刻，已使汪氏等恍然于从前的判断完全错误了。所以当汪氏与阿部信行签订条约的一天，汪氏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凄然下泪。而汪政权的渴望能实现全面和平，俾以政权还之中枢，也实在是完全出于真意。

　　汪氏等当时的处境是艰苦的，心境是沉重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尽管汪氏等没有忘记国家民族之大义，千秋万世，恐将终无恕辞！汪氏于离渝以后，提出了和平主张，如不因河内的一击，息影赴欧，尚可优游余年，恐也不至于悲痛悔恨之余，遽尔病死异国吧？

　　周佛海时常向我慨叹着说：“我们主张和平是为了救国；但抗战更是毫无疑义的为了救国。”他对日人的横蛮无理，常常表示愤懑，甚至在他的日记里写出“令人发指”的语句。他是负责大部份对日交涉的责任，他知道得最清楚，他又说：“看来，我们是错误了，我们将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尽了我们最大的心力，充其量日人想拿走一百分，我们予以掣肘，也只能拖住一分算是一分。”惩治汉奸条例第一条就明定汉奸罪的构成要件，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佛海于胜利后在首都高等法院受鞫时的抗辩，他说：“我的参加政权，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不管别人对他的辩解如何看法，我则深信他的这几句是事实，也是真话。

　　我不常见到汪氏，但就我所看到与听到的，汪氏在他主持这个政权的时期中，他变成性情暴躁，完全失去了他平时温文圆融的丰度。每次如“中政会”、“国府会议”、“行政院会议”开会时，往往会发为盛怒，厉声呼斥，有一两次竟然把椅子都抛掷了。我前后参加过三四次“中央全会”，当汪氏分析到国际局势，以及国家前途，与当前的处境时，他的声调由激昂而渐变为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后是哽咽了，热泪沿着他的双颊直流下来，他用衣袖揩拭他的泪水，一面于呜咽中匆匆结束，说出了“完了”两字，声音轻得几乎完全听不到。他每一次总是如此，现在留在此地的许多旧侣中，不少是当年汪政权的“中委”，他们与我一样地曾目击过这悲凉的一幕，可以证明我所说的决非出诸虚构。

　　类乎这样的情形太多了，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以作为对汪氏当时内心的说明。时期大概为民国三十二年，汪政权又一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方在中条山作战之后。许多“中委”们纷纷有照例的提案。依照会议惯例，也照例先交小组审查，许多都是官样文章，没有人注意到有任何特出的议案。

　　会议开到第三天，已到了全部议案由小组审查完竣，提付大会通过的阶段。汪氏是当然主席，那天他步向主席台时，显得面色很难看，依了次序，有若干议案，已完全照小组审查意见通过了。下一案是“开封绥靖主任”胡毓坤所提的“拟请将中条山被俘渝军成立俘虏营案”，大会军事小组召集人是叶蓬，审查意见是：“拟请照提案内容予以通过。”原来抗战时的中条山一役，国军被日军俘获的达二三万人，日军就交给了汪政权处理，胡毓坤是直接办理这接收事宜的人，因此会有这样的提案提出。

　　依当时汪政权表面的立场来讲，既与重庆形式上处于敌对的地位，被俘的士兵以之收容于俘虏营，好似并不足怪。而汪氏一取这提案到手，突然重重的把桌子一拍，厉声地说：“为了国家拼死作战的军人，日本人当他俘虏是必然的，他们抗战难道不是为了国家？我们也当他们为俘虏，这是何居心？胡毓坤荒谬！叶蓬胡涂！否决！否决！否决！”说完把提案重重一掷，珠泪又流满了双颊。全场竦然，心头有说不出的另一番滋味。那天汪氏激怒的行动，决不是他的常态，这可以反映出汪氏的内心是何等的悲痛！对国家与抗战是如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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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陈公博完成了一半心事

　　汪政权中，自以陈公博与周佛海两人为汪氏的左辅右弼。佛海负担了较多的实际责任，而公博提出了较多的客观意见。虽然在汪政权中，公博以“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汪氏逝世以后，又代理“主席”职务，位置一向高于佛海，但是因为他始终不赞同汪氏的建立政权，又不满于日本仍然以侵略为目的的“和平”，他对汪政权的一切，绝不积极。他的所以参加，仅基于与汪氏的私谊，“士为知己者死”的一语，害苦了公博。他自光绪三十三年就参加同盟会，而结果竟以“叛国”伏法。知公博为人的，自不免为之悼惜。

　　在汪政权的六年之中，我与公博很少往还，他当时的心情，我不够深切了解，但在胜利以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他在苏州高等法院受讯期间，他不延聘律师，不推诿责任。被判死刑以后，不声请覆判（即上诉），但求一死，且求速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向苏州高院提出自撰的答辩书，他说明不是希望对之轻判，而仅要求予以公开，使他于临命之前，使世人稍明其心迹。他的话可信其尚无讳饰之处，现摘录其答辩书的点滴，以说明其当时的心境与态度：

　　“原起诉书中目我（公博自称，下同此）为‘甘心降敌，卖国求荣，在敌人铁蹄之下，组织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听。’至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我虽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但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战争时期，最要紧是宣传，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我认为抗战是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不是抗战时期，而是在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需要宣传，我们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更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国人，只有熬苦，更何荣可求？我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而对汪先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们应该想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想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替国家打算，如何替蒋先生负责？……

　　“不过我对于检察官是很谅解的，当日我在重庆，在香港，极力谋党的团结，国的统一，那情形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迨至南京以后，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如保存东南各省。使蒋先生能容易统一中国，那情形也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的。在今日众议沸腾，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是那样困难而波折，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即使他心里很明白，而又肯负责任，哪一个敢挑起千钧重担？说陈公博可以功罪相抵；哪一个敢说陈公博无罪呢？

　　“末了，我愿意声明的，我于自白书中曾几次说：‘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于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所谓未了，因我想：如果中国今日还不能统一，恐怕更没有良机，除蒋先生以外恐怕更没有人统一中国。在日本投降以前，我的工作是铺好一条统一之路，等蒋先生容易统一，最低限度当使东南不致有意外发生。在日本投降以后，我的心情是不愿损害蒋先生的尊严，蒋先生要我离就离，要我回就回，要判罪就判罪，本身以为服法的范则，使蒋先生更容易统一。本案说复杂是太复杂了，说简单也太简单了。因此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不再上诉了。

　　“我于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就任代理主席那天，曾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按指汪政权）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继又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的声明，当然是指在蒋先生领导之下党不可分，国必统一，难道要在我陈公博领导之下来统一国民党和统一中国吗？”

　　公博的答辩，的确并非完全出之文过饰非，当时汪政权中人的心情真是复杂而矛盾，但是说是他们卖国求荣，完全忘记了国家民族，那未免太以成败论人。我对于公博，也只有一句话可说，对他的心情是同情的，而对他最后束身待罪的态度是钦佩的。但我今天不避嫌怨为他们写出当年的事实，又何补于彼等身后之是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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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南进北进所引起的揣测

　　日本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北大营发动的事变中，一举而占有了我国东北四省。中国政府非但没有作积极的抵抗，而且其后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一九三五年六月又签订了何梅协定（按何是何应钦，梅是日本在华北的驻军司令梅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更悍然制造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使华北形成特殊化，整个华北也置于日军的实力控制之下。九一八事变当时，也有所谓维持集体和平的国际组织，即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但告朔饩羊，却与现在的联合国一样，徒以姑息抚绥为能事。对于九一八事变所特派的李顿爵士调查团，既绝未作出制裁方案，列强对此傀儡组织的“满洲国”，亦且默认为既成事实。

　　在华东，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结果在上海外滩英国总领事馆所签订的停战协定，又接受了在上海四周三十哩以内不驻扎正规部队的屈辱条件。中国的退让，却助长了日本军阀的气焰，以为灭亡中国，最多也只需三个月的时间，“大陆一元”梦，普遍地萦回在日本军人的脑海中。福兮祸所伏！日本军阀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的六年之中，在中国境内，随心所欲，予取予求，这是中国受外族侵略的空前灾难；却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回光返照。日本于志得意满之余，既一误于进行对华全面侵略；再误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卒至自取覆亡，换来了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条件投降。

　　太平洋战争是发动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距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刚好四年五个月的时间。日本在华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任何实际利益，徒然使日政府成为军部之附庸，而陆海军之间，又时相龃龉，加以经济混乱，物资缺乏。当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了我国首都南京，溯自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起，至完成攻陷南京止，我国以最精锐部队置于第一线，能以血肉之躯与猛烈的炮火相厮拼，也只抵抗了仅仅四个月，京沪全线，即告崩溃。但日本于作战中明白了中华民族之不可屈。而且军事进展愈速，地区愈广，日军即维持占领区的点与线，也愈觉困难，乃恍然于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看法，完全是一个梦想。那时日本确已有了谋取全面和平之意，但政府在汉口时期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最后归于失败以后，日方一面以军事力量继续向我军压迫；一面通过了种种方式，以觅取和平之路。日本以战胜国而急急求和，在历史上是一个稀有的例子。日本于一九四〇年之所以促成汪政权，目的不在使国民党因分化而削弱抗战力量，其用意想利用汪氏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资望与地位，希冀假以达到其求取全面和平之企图。

　　至太平洋战争前夕，对华的侵略战争，日本已感到旷日持久，泥足愈陷愈深。而所谓全面和平，走尽了无数的冤枉路，国民政府的答覆，是发出了抗战到底的口号，使日本的和平希望化为泡影。但日本任何国策的决定，决不会事先谋之于汪政权，但汪政权中人默察日人对战争的狂热，军阀的老羞成怒，美国又冻结了日本在美的资金，与限制了战略物资输出以后，处境日感困难，军阀们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心理，扩大中国地区以外之战争，形势所趋，已有其必然性。问题是今后的日本，究将南进还是北进？当时揣测纷纭，只有很少数的人以为日军如欲扩大战争，可能会出之南进之一途。而理由却又显得很薄弱，仅以日本陆海军间之积不相能，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海军看到陆军在中国境内的“赫赫战果”，不免眼红心热，大欲一显身手。在汪政权方面对于日本南进的看法，是认为可能的成份很低。

　　北进，乃成为大多数人所同意的看法。理由是：

　　（一）、日俄本为世仇，况抗战初期，苏俄援助中国以抵抗日本的远较英美为多。而抗战开始以后，一九三五年三月，既发生了在蒙古境内日俄冲突的诺门汗事件；一九三八年七月，又发生了满洲境内的张鼓峰事件。旧恨新仇，日本当以一泄为快。

　　（二）、日本的反共态度在那时是坚决的，近卫三原则中，就有一条是“共同防共”，冀东成立的傀儡组织，也以“反共”政府为标榜。而汪政权之建立，更揭橥了“和平、反共、建国”为政纲，意思就是和平才能反共，反共才能建国，而着重即在反共。日本既一切以反共为鹄的，安有不北进之理？

　　（三）、日本既与德国为同盟国家，日德共同防共协定，签订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义三国的轴心同盟，又签订于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切又均以防共为前提。而那时，德俄之间，正在作殊死战，希特勒一定要求日本分兵北进，直捣西伯利亚，而使苏俄腹背受敌。

　　（四）、日本视满洲国为其禁脔，欲确保其安全，也必须扫除卧榻之旁的大敌。诺门汗事件的发生，就由“满洲”与外蒙的疆界而起。

　　（五）、还有一个认为坚强的日军将作北进的理由，因为如其南进，势将与英美在远东以及东南亚地区之利益，直接发生冲突。英国虽在欧洲方面自邓扣克港大撤退以后，惴惴焉唯恐德国之进袭英伦本土，一时当然无力东顾。但是，日本与英国，既为第一次大战时代之盟邦，且美国的庞大海空力量，恐日本尚非其敌，日本即使于日俄战争以后，骄满得有些疯狂，或者还不至有孤注一掷之勇气。

　　上面这样对日本的揣测，虽理论上不无有其根据，而日本为自身打算，这种揣测，无疑成为隔靴搔痒。迨珍珠港偷袭的弹声一响，终于揭开了南进北进之谜。局外人对局势演变的判断，往往以常情来摸索别具肺俯的野心家，管窥蠡测，乃至毫厘千里，日本竟然选择了一条把自己毁灭之途。

　　太平洋战争，直接关系到日本的悲惨结局，也连带使汪政权同归于尽。珍珠港的隆隆炸弹爆裂之声，不啻是日本与汪政权的丧钟狂鸣。当时日本何以会有此决策？这里所提供的事实，系参考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所著之回忆录，以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内阁之外相及大东亚相重光葵在巢鸭监狱以甲级战犯服刑时所著《昭和之动乱》一书为据。以两人曾身亲其事，既是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其所述之内幕，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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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内幕

　　其实，日本以蕞尔岛国，人口剧增，想以侵略达成其扩张领土之野心，并不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始有此拟议。当“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内部发生了二二六叛乱，使军阀势力抬头，对外又宣布废弃了海军条约，陆军以防止我国反攻为理由，把军事预算无限制地剧增；海军又以加强国防为名，无限制地制造军舰。海军的目的，主要在与陆军取得势力的平衡。扩军也必然就是备战。陆军主张北进，以苏联为假想敌；而海军则主张南进，以荷印资源为目标。但海军反对陆军在东北与华北的作为，而陆军则认为南进为危险而又愚蠢。一九三六年，日本号称收拾“二二六”事件的广田内阁，于那年八月七日，举行包括首相、外务、陆军、海军及大藏的五相会议，竟然以陆军主张的北进，与海军主张的南进，同时决定为基本国策纲要。

　　而最后，日本卒放弃了北进政策，改而南进，其间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了天夺其魄的结果。首先，自对华侵略战争发动之后，日本成立了大本营，变成为战时体制，军费乃成为无限度的支出，随着战争的逐步扩大，不得不以滥发纸币来弥补战时的财政。又因物资缺乏，物价暴涨，于是施行了经济管制，而世界市场既被遮断，亚洲局部的贸易，使日本经济更形萎缩。

　　德国在欧洲方面初期压倒性的胜利，给予日本以最大的影响。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日本相信希特勒已赢得了胜利，并将确保其胜利。德外长里宾特洛甫对日本驻德大岛大使公然表示，英国的崩溃，仅是时间问题，而且已为期不远。日本为所迷乱了，他们正在考虑，假如德国真的确保其胜利，那末，在东南亚地区的英法荷殖民地将怎样呢？如被德国占领在先，势将发生第一次大战日本为南洋委任统治地区从德国接受时候的麻烦。而德政府又不断向日本军部游说：“日本必须利用现阶段的情势，向东南亚推进而攻击新加坡，在大英帝国崩溃之前，获取英国在东南亚的权利，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军部方面既跃跃欲试，而促成这项南进政策的重大关键，几系于那时近卫内阁的日外相松冈洋右一人之身，他签订了日德义三国同盟，实行轴心政策，使与英美法民主国家形成对立，并且划定了轴心国战胜后的势力范围，许日本为整个东亚的领导国家。那时日本的国策，由此已改为北守南进。松冈为了实现南进政策，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出发访问德义，当他途经莫斯科时，曾向苏联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为南进政策的后盾。当他返日的归程中，再度经过莫斯科，竟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据重光葵所知道：松冈在柏林的时候，已从德国政府获悉了攻苏的计划，日本提出的中立条约，本不为苏俄所欢迎，而松冈竟泄露给斯大林以这一个德国将攻苏的重大秘密。可能他的作用在使斯大林怕德日两面夹击，而予以就范。果然，苏俄卒让步而签订了这一项中立条约。

　　这一个传说是有几分可信的：那时的斯大林是何等声势，松冈以区区一外相，当其由莫斯科启程返日时，斯大林突然出现于车站送行，拥抱着松冈说：“我也是亚洲人。”这一套把戏，使松冈有受宠若惊之感，从此解除了对苏的敌意，以全力进行实现南进政策，松冈竟一手奠定了日本未来可悲的命运。日本对于苏俄既已无所顾忌，对于英国，更以为崩溃在即，是否南进的关键，仅系于与美国的交涉。

　　一九四一年一月，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被发表为驻美大使，表面上是为了调整美日两国渐趋恶化的邦交，而松冈所给他的训令，要使美国对于日本的轴心政策，发生恐惧而防止其参加战争，坚嘱不许有丝毫要求妥协的表示。野村抵美后对松冈的警告置之不理，不断与美国朝野为改善关系而接触。至四月，美国国务卿赫尔交给野村一个“日美谅解方案”，内容包括下列数项：

　　（一）日美两国所抱的国际观念及国家观念；

　　（二）两国政府对欧战的态度；

　　（三）两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关系；

　　（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兵力及空军兵力和海运关系；

　　（五）两国间的通商及金融合作问题；

　　（六）两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动；

　　（七）有关太平洋地区的两国方针。

　　以上各项，如美日能正式达成谅解，罗斯福总统而且准备与近卫首相在夏威夷会见，再商讨签订具体协定。其实，双方的意见，无论如何是无法接近的，美国藉此拖延以备战，而日本则是在找寻开战的机会，尔虞我诈，各怀鬼胎。但是并不主张与美国开衅的近卫，接到此项报告后认为满意，立刻召开联络会议，席上统帅部与内阁的意见，完全一致，主张与美国开始谈判。正当此时，赫尔又向野村提出了称为“赫尔四原则”的，以作为谈判的前提，其内容为：

　　（一）尊重各国主权；

　　（二）不干涉他国内政；

　　（三）尊重机会均等的原则；

　　（四）维持太平洋方面的现状。

　　日政府对此四原则，正拟接受之际，恰值松冈再度访问德义后行抵东北，立电日政府要求俟其回日后，再作答覆。在这机会稍纵即逝之顷，遂使美日谈判丧失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原因松冈在访欧期内，已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所说服，倒向轴心，立意与英美为敌，所以在他经过莫斯科时，曾对美国驻苏大使口头声明，警告美国不要乱动，如美国对德作战，日本也不会袖手。希望美国考虑三点：一、不参战；二、设法劝中国和平；三、不许有影响三国同盟的举动。此外，并且强调了德国必胜。

　　松冈回到东京后，又电赫尔，谓需要两星期时间考虑，才能对四原则有所答覆。而此时因美日间进行谈判，德国向日本提出了抗议。松冈迅速通知德外长里宾特洛甫，日本决以三国同盟为中心，绝对不中途变更，同时又将“日美谅解方案”秘密告知德义。旋松冈以为赫尔的备忘录是干涉了日本内政，又训令野村予以退回。日美谈判，至此乃益趋恶化。

　　迨近卫第三次内阁成立，始将松冈逐出，并任命丰田海军大将为外相，负责美日间的谈判，但一切为时已太晚了。军部的南进政策，始终在积极进行，日军且已占领了越南北部。美英为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决定禁止战略物资输日，冻结日本在美商人的资金，又公布了废弃通商条约，更对日进行Ａ（美）Ｂ（英）Ｃ（华）Ｄ（荷）的政治经济包围政策。在太平洋战争的前五个月，日本举行了一次御前会议，有一项重要决定，即：“进攻越南南部，不惜与英美一战。”但日皇曾经问永野军令部长与美作战的前途？永野的答覆是：“对美战争实力不能维持到一年半以上，胜利无把握。”

　　丰田登台后，继续训令野村与美谈判，近卫且曾建议与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美国也已同意此点，并指定阿拉斯加为会谈地点。但对主要问题如三国同盟、中国撤兵、南方撤兵、恢复通商等谈商，均无结果。美国对此，遂表示冷淡。其间美国也曾作种种让步，如承认“满洲国”问题，透露可由中日两国间以友谊方式谈判解决。汪政权问题，美国可劝告重庆政府于和平实现后合流等（见日人依据其政府档案所著“旋风二十年”一书之记载）。日本于是年九月间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十月上旬，美日谈判如仍无结果，即行开战。而症结所在的自中国全部撤兵问题，日本无法接受。

　　十月中旬，因与美谈判无结果，而迫使第三次近卫内阁垮台。日本陆海军的焦躁，又已达于极点。认为非南进获得石油等与其他资源为补给扩充，日本将坐以待毙。而日皇召集重臣会议的结果，以认为对军部有统制力的东条出而组阁。东条是主战的，由他登台，不论表面上与实质上，扩大战争至此已无可挽救。新任之东乡外相，更用原任驻德大使来栖协助野村继续对美交涉，日本一面提出新方案；而一面又以电报训令野村来栖，不可过于妥协。但是美国国务院已将日本密码译了出来，完全窥破了日本的诡计。

　　于是迫得赫尔召集了中英法荷等九国条约有关国家，讨论答覆日本最后提案。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将正式答覆递交日大使，内容为：“一切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状态，不但需由中国大陆撤兵，而且也要由东北撤兵。”美国这是摊牌的行为，因为明知日本绝对不能接受。而美国的答覆，乃促使日本犹豫与反对的人士，也变为赞成开战，军部乃下令舰队集中千岛备战。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开重臣会议，对于南进政策，竟无一人表示反对。太平洋战争也从此作出了最后决定。

　　美国赫尔国务卿本来已约定野村、来栖两大使于十二月八日下午一时进行重要会谈。依据哈古条约规定，战争必须事前通告，而日海军希望通告与战争的时间，尽可能缩短，以便于突袭中收获更大效果。军令部强硬主张谈判结束的通告，须缩短至开始进攻前三十分钟以内。美国驻日的格鲁大使，尚于开战前夕，以罗斯福致日皇要求和平的电报，访东乡外相商洽办法，但一切已经太晚了！东乡半夜入宫面呈日皇，珍珠港的偷袭，已经开始，格鲁大使收到东乡故意延迟积压的开战通告时，广播电台早已播出了日本对英美开战的消息与日皇的诏书。珍珠港、香港、上海等处的隆隆炮声，已震动了整个世界。欢迎日美开战的英国邱吉尔首相听到日本开衅的消息，欣奋得大声呼喊：“这样，我们可确定将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汪政权中人，当时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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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断定了日本失败的命运

　　正如胜利后陈璧君在苏州高等法院法庭上讲的话：假使“一二八”日本投向珍珠港的炸弹改投到西伯利亚去的话，不但二次大战的历史要完全改写，而汪政权的最后下场，谁也无法断定其将为失败或是成功。

　　一九四一年，即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那天我在上海，气候已经显得十分寒冷。从国军撤退四郊的炮声沉寂以后，租界中歌舞升平，另是一番畸形繁荣的景象。虽然有人预感到日本会在中国战场以外扩大战争，但当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前夕，谁也没有嗅到过这一股即将爆发的战争气息。

　　那晚，我回家比平时为早，午夜以后，早已拥着重衾，酣然入梦。朦胧中忽然为接连的巨大爆炸声所惊醒，揉一下倦眼，侧耳细听，声音却愈来愈大，而且相距甚近。我急急地披衣起床，在万籁俱寂的时候，我已可清楚地分别出那是爆炸与步枪的声音。我想：或许租界中发生了什么局部的变故；也或许浦东方面的游击队开来袭击。我拿起床头的电话分机，打到我所主办的“平报”去询问，报馆的总编辑告诉我，是日军开进了租界，意向不明，现在情形很混乱。报社已经派出外勤记者去采访，俟获得结果之后，会以电话再向我报告。我感觉到不安，最后决定还是亲自往报社去，希望知道日军开入租界的真相。

　　当我驱车经过寂静的法租界马路时，全市已经宣告戒严，军警的布岗情形，足以显出事态的严重，幸而我车上悬着显著的特别通行证，一路并无阻碍。当汽车由爱多亚路转入公共租界时，我已看到了有日军驻岗。日军的黄色制服，与一顶尖角向前面突出的军帽，很容易辨认，我完全证实了日军的确已进入租界采取行动。基于过去一直以为日本决不敢与英美为敌的心理，我又在想：大约是日军帮助汪政权收回租界罢了。谁会料到日军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竟然掀起了他们所称的“大东亚圣战”！

　　等我到达报馆后，采访人员已经回来，初步证实了三点：（一）这不是上海租界一隅的事件；（二）租界的军警，几于完全无抵抗而让日军长驱直入；（三）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的爆炸声，是租界当局自己炸沉停在黄浦江中的巨型船舶，以免供敌利用。其中最大的一艘，是当时最豪华而行驶于欧洲远东间的意大利邮船“康脱罗梭”号。在黄浦江畔遥望，可看到船身倾侧，在渐渐向江心下沉。

　　关于报上新闻的处理，尤其感到为难，我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在深夜，又逢变乱，已经无法与有关方面联络，幸而最后那时日本的国家通讯社“同盟社”已有稿件送来，才知珍珠港、香港等地日军同时进行袭击。在英美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日军且已取得了初步胜利。此时上海租界以内的枪声与爆炸声渐次停止，可见日军已完成占领上海的租界心脏地区。

　　在这样一个巨变中，而佛海刚又留在南京，许多事情，我与他都有接洽的必要。因此，我与报馆的全体职工，一直守候到天明，安排好了翌日的报纸以后，我就匆匆搭乘京沪早车赶往南京。

　　当午间抵达佛海西流湾的京寓时，他的家人告诉我，佛海一早就到颐和路汪公馆开会，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一直等待着，我希望他能带回一些消息给我。约莫又经过了一小时余，佛海才很颓丧地回家，他看到我，仅勉强点了一下头，神态不似平时那样安闲。我感觉到情形有些不好，但又不便紧紧的立刻追问，也就彼此无言相对。

　　我们一起午饭以后，他精神才稍稍回复了一些。他问我赶来是不是为了战事的缘故，我还没有答复，佛海已接着问，上海的情形怎样？我说：到我搭车的时候为止，居民除了受些虚惊以外，表面上还平静。报馆中所得到的消息，地方上也没有什么破坏，大约日军已经顺利完成进驻了。我问他今天汪公馆开会的结果怎样？今后我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他发出了一声微喟之后，详细地为我解释，他说：“今晨汪先生接到了日本总军司令部与日本大使馆的正式通知以后，临时召集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汪先生很震怒，以如此重大的问题，而日本于作出此决定之前，我们竟然一无所知！汪先生以为日本在反英美口号下发动新战争，如此蛮干，自己将注定其失败的命运，而日本竟然会如此的愚昧与鲁莽，也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汪先生今天似乎异常激动，在他发言的时候，完全失去了平时一般的态度。”

　　佛海又说：“我与公博等的心绪，也是同样的复杂，我们有一些矛盾的感想：到今天为止，日本已自己一手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局，四年抗战，到现在才露出了一丝曙光，瞻望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觉得无限兴奋。但也不能不承认，三年前我们对局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一切的作为，虽惟天可表，但我们应该对国家负起错误的责任。同时，对自己未来的遭遇，也觉得黯淡而渺茫。至于今后问题，处身在人家军事占领地区的枪刺之下，我不敢说会有什么成就，预料如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事能够顺利，军人的气焰，势必更加嚣张；否则，他们在我国的沦陷地区，搜括物资，也自必加紧，态度也必然更凶恶。总之，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苦，应付也将更加棘手，现在谈不到什么态度与办法，我们只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付，尽心力来保全国家的元气，保护人民的被迫害，做一分是一分，谁还敢说会有什么把握？”

　　我所知道太平洋战事发生时，汪政权的真实情形是如此。前几年有人写过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是出于汪氏的建议与怂恿，未免与事实相距太远了，我敢断言其是完全出于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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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武装抗日外的和平抗日

　　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是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一九四一），而汪政权终于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一九四三）宣言参战。明知日本最后的必将失败，而仍然作出此项一时令人难以索解的决定，汪政权是否真的想与日本“同生共死”？要说明汪政权所以参战的原因，应该从日本与汪政权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四日签订的“中日基本条约”说起。

　　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前所签立的遗嘱，谁都知道是由汪氏执笔起草的。在这短短数十字的遗嘱中，反复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汪氏所手签的“中日基本条约”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汪氏自己又岂有不知之理？更安有不痛心疾首之理？该项“条约”自一九三九年底在上海与日本开始交涉起，至一九四〇年冬签字为止，中间也经过了年余的时间。所以迟迟不签的原因，是汪政权还在尽力挣扎，还在希望能从努力中获得改善。汪氏自己不断与日方交涉，而直接负折冲之责的周佛海，也已力竭声嘶。

　　当一九四〇年初，日方把草案在上海提交汪方，还没有开始讨论前，陶希圣高宗武因奉命参加之便，持有原稿，即挟之赴港，全文并且在报纸公布，曾引起全世界舆论的一致指摘，连日方也为之手足无措，佛海当时告诉日方的首席代表影佐说：日本要求得世人的谅解，只有以事实来证明所宣布草案的内容为不确。佛海的激将法却并不曾生效，日方始终并不曾作多大让步，虽有若干点曾经略为改善，但综观全部的内容，依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对于“中日基本条约”，反对得最厉害的是陈公博。公博本反对汪氏组“府”，更反对这一个条约的内容。当汪政权与日本交涉时，汪氏本欲叫公博参加，而公博坚持不肯，他说：“草案的交涉，最多只是文字上的修改，实质上日本是不会让步的，我参加了不会有好处，反而使我以后不能再表示反对。”

　　迨“条约”签订以后，一次，那时日本驻在南京的大使阿部信行（也就是代表日本签字的特使），问公博这个“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公博答复得很妙、很干脆，他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两国的根本大计。照这个条约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而基本条约的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不了好影响，也再不会发生恶影响。”

　　阿部又问公博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一般印象已经坏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本不谅解中的一个证明而已。”（谈话系引用陈公博于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在苏州高等法院的当庭答辩辞。）其他汪政权的重要人物对“条约”的观感，大致也与公博相同，他们也无日不在处心积虑地希望废止。因为参战以后，势必另订一个同盟条约，所以参战就是为了废止“基本条约”的一个手段。

　　果然汪政权于参战之后，于三十二年底与日换订了一个“同盟条约”，内容虽仍然不会达到理想的境域，但终于取消了“基本条约”时代的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了所谓东北驻兵与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归还中国，所剩下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

　　因参战而废除了“基本条约”，确然对汪政权有利，但参战以后，也给汪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当时的日本人时常以半真半假的态度，向汪政权中人说：“重庆是武装抗日；而你们则是和平抗日。”日人当时似乎有个感觉，有了一个汪政权，非但不足为助，而且给予以更多的掣肘。关于汪政权参战以后，与日方的斗争，这里举出两件较大的例子：

　　一、日本在中国广大的战场上，拖住了日军三四百万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本尤感到兵力不敷分配，曾经屡次逼迫汪政权，欲以朝鲜人台湾人视中国人，抽壮丁以为日本作战。关于日人希望把“和平军”的抽调，汪氏以确保地方治安为辞，予以拒绝；要征集壮丁，训练参战，汪氏又以去就力争，不予置理。这几乎成为当时沦陷区尽人皆知的事实。汪政权名义上是参战，事实上始终未派过一兵一卒实际去参加战争。这是所谓同盟国间的一个奇谈，也是一个奇迹！

　　二、日本的目的是以战养战，以中国资源的丰富，日本原欲竭泽而渔，而汪政权则以阻挠迟延为手段。于是日人索性对米粮、面粉、纱布等成立统制会，由日人把持，以削减汪政府的权力。上海日军管理物资运输的一个小小“第七出张所”，其权力且高过于汪政权的“实业部”。日人主要的物资对象是三项：（甲）米粮。日本因为不能予取予求，于是自己划定了“军米区”，向农民直接强迫收买。而汪政权则以必须先配给民间足够的粮食为抵抗，甚至枪毙了舞弊的江苏与南京粮食管理局长后大椿与胡政。（乙）纱布。汪政权坚持先从日本厂商开始，对华商方面的收购，买价不以“中储券”而以现金条交付。全部金条均由日机载运而来。且直至胜利，纱布堆存在上海仓库，未曾被日方运走一匹。（丙）征集废铜废铁。汪政权暗示各地军警，不予合作，除若干大厦中之暖汽管外，民间家宅的铁门铁窗全未拆除。当时处身于沦陷区的人，可以证明我的说法，我决无意于为一个失败了的政权，于事后再为无聊的文饰。在如此情形之下，试问汪政权是否成为一个和平抗日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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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世外桃源立成人间地狱

　　香港，虽然一世纪以来早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因为这里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国人，所以从清末以迄现在，国内任何政治上的变乱，都与香港息息相关，不是为酝酿一项政治运动的温床；就是当一项政治运动失败后的政客逋逃薮。

　　我已在上文写过，香港也是汪政权的最早发祥地。当汪氏脱离重庆，行抵河内以后，他所主张和平的“艳电”，向世界公开发表是在香港。从河内高朗街暗杀事件发生以后，他左右的重要人物如：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陶希圣、高宗武等，也都集中到香港，以南华日报与蔚蓝书店为据点，展开宣传攻势。与日本方面的接触，以从事建立政权，虽然时期很短，仅为民国二十八年自春徂夏的三四个月，但一切原则上的商榷，都是在香港作出了一个初步决定。

　　从汪氏等分批去沪以后，香港冷落了，但是许多与重庆有密切关系的人员，仍然留在香港，汪氏与日本方面想与重庆谈商的全面和平，也还以香港为桥梁。自称代表国民政府谈和的宋子良，在港与日本密谈时，曾给予日本以最大的兴趣，与无限的希望，甚且因之而阻延了汪政权建立的时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与珍珠港等同样受到了突袭，蒙受了一次开埠以来未有的浩劫，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时代，迄今余痛犹在。这百年来的世外桃源，一霎那化成人间地狱！

　　虽然那时我并不在香港，但香港既与汪政权有过如此重大的关系，而且太平洋战争以后，一批在香港被日军俘虏的重要人物，以后都押解到了上海，其中部份人士，更曾影响到汪政权在财经方面的决策。这一段史实，自然应该也有一叙的必要。

　　时间至一九四一年的冬季，日本既然早已加入了与英国为敌的德义轴心，而其所派驻美的野村大使与来栖特使，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谈判，一天一天走向决裂边缘。一向号称为世外桃源的香港，因此渐渐地感到了紧张，而驻军虽在不断演习，也不过是作万一的准备。说来真够可怜！那时英美诸国自以为对情报十分灵通，而日本真正的企图，则事实上却一无所知。

　　“一二八”的前一天是十二月七日，那天是星期日，谁也料不到大祸即将临头。原来快活谷还有一场球赛，许多人都还往那里去想消磨一个假日的下午。报纸突然发行了号外，报导日本海军驱逐舰两艘，急遽开往马尼拉的消息，这消息意味着日军将于中国战场以外，更有事于远东。时局显得更进一步的紧急，球赛临时宣布停止了。球迷们还在怨恨当局的大惊小怪，扫兴而回。那晚，虽然有人已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但暴风雨的前夕，照例会份外宁静。

　　八日的清晨六时，居民为连续的爆炸声所惊醒，大部份的人，还相信这是英国驻军的演习，但是心里总怀着鬼胎，想以电话探询真相，而电话却已为香港政府所管制，当局认为不需要的，已经局部切断了线路，消息虽还没有证实，人们知道这情势是非常的、险恶的。也有人午夜早于收音机中听到了珍珠港遭日本偷袭的消息，但是对香港仍作万一之望，以为日本或许不会这样孤注一掷，向太平洋沿岸各地同时并进。等一阵爆炸声停止以后，更有人到启德机场去探视了一下，机场四周不但凄凉一片，而且一架飞行旧金山——火奴鲁鲁——香港间的水上飞机“夏威夷号”，已在机场旁边海面上给炸得机腹朝天。日军的进攻香港，至此已完全证实。那天来往港九间的天星渡海轮，虽然仍如常开行，但政府已派人在码头检查，认为无渡海必要的，已被阻止来往。整个港九的市面，整天在慌乱与死寂中渡过，仅有晚上日军断断续续的炮声，划破长空，添给居民以精神上的无限恐怖。

　　重庆当局对于香港危城中的重要人物，不能不抢救，而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已只剩空运一项。那时政府所掌握的航空公司，也只有与美国合作经营的中国航空公司，以及与德国合作的欧亚航空公司。八日的晚上，趁日空军在黑夜中不能轰炸的时候，派来了一架飞机，载走了一批留港的重要人物如贝祖诒、陈光甫等人。因为机师要求尽量把他们的家属运走，否则就罢飞之故，以至很少人能搭上这架专机。专机原来决定由香港直飞重庆的，为了争取时间，后来也改变为飞往韶关。

　　九日晚上又派来了一架，在那个紧急逃命之夜，能够搭上这架飞机的，若非特殊又特殊的人物，休想上得去。宋庆龄、宋霭龄姊妹等被载走了，以及传说中的若干卫生用具，有人还带了一条得道的狗，同时飞升了。有些被留下的比狗总要重要得多的人物，只好眼睁睁地望着那最后一架飞机而叹息。以后，因日军炮火的加紧，飞机再也无法降落启德机场，他们从此像被遗弃的孤儿，一任流落在异乡，让日军俘虏、被强迫下水。从此决定了他们后半生的命运！

　　在太平洋战争以前，日军早在大亚湾登陆，占据了广东广大地区。港九弹丸之地，上有空军轰炸，又被日海军封锁了海上交通，英国的驻军力量又那样地单薄，日军从广九路展开的正面攻势，已属很难抵御。而日军在占领以前，已视香港为其囊中之物，香港丰富的物资等等，日人都想保全攫取。所以陆军的轰击并不激烈，长程炮也往往只命中主要目标，不破坏周遭的建筑。在立体包围的情势之下，九龙绝对无法坚守，终于仅仅经过三天的时间，九龙首先陷落了！

　　那天，港九的交通本已中断，日本陆军分三路而来：一路翻过狮子山抵达九龙塘一带；一路由税关道、清水湾道占领启德机场；一路由青山道直至九龙中心市区。日军在司令官酒井隆盛率领之下，长驱直入（酒井曾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参谋长等职，胜利后经香港以战犯罪判处死刑），即成立司令部于尖沙咀半岛酒店。

　　九龙陷落以后，香港本岛更无扼守可能。日本以轰炸全市居民资为水源的水塘，以及截断食米来源为威胁，迫使香港英军放弃抵抗。香港政府开始与日军接洽谈和，第一次为十二月十三日，即九龙陷落后之三日。第二次为十八日，终以条件不合，未成事实。日军于谈判中仍然加紧从九龙隔海炮轰，且扬言将以陆海空联合大举进攻，使港岛归于毁灭。至二十五日的圣诞夜，当时的港督杨慕琦，终于接受了日方条件，香港遂无条件投降。日军于二十六日耀武扬威，举行入城式。同时对香港开始搜捕奸杀，莠民又乘机抢掠，秩序大乱。又因粮食极度缺乏，难得一饱，使全岛数十万居民，陷于香港历史上从来未有之悲惨命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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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一群遭遗弃的被俘人物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日政府发表了矶谷廉介为总督，而以广东的特务机关长矢崎堪十为香港政治部长（矢崎于一手制造汪政权之梅机关主脑影佐祯昭调往南洋作战后，在汪政权末期，继任为最高军事顾问），更以冈田芳政中佐为首，成立了“兴亚机关”，以军事与特务双管齐下，统治香港。这是日军在中国境内的三大特务组织——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以外的又一特务组织。事实上，在香港主持着特务活动的还是梅机关，“兴亚机关”不过是它的支店而已。

　　要统治一个地方，除了以军事力量控制这地区以外，更必需依靠当地居民的合作，为占领势力顺利推行政令。于是有人向现实势力低头献媚；有人因在枪刺下而无法反抗；也有人希望为地方减轻一些损失，因此出现了两个组织。由日军任命下，有香港华人代表四人——罗旭龢、李子芬、陈廉伯与刘铁诚。前两人是香港耳熟能详的绅士，刘铁诚为交通银行港行经理，陈廉伯一度是广州商会主席，也是当年广州商团事件的主脑，矶谷廉介早在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做武官时代，已经和他相熟，因此渊源，特加识拔。

　　华人代表以外，更有“政治协议会”，以二十二名华人为委员，周寿臣爵士担任主席职务，其他各人，都是香港的绅士名流，现犹健在的还是很多，这里我想不必再列举其姓名。何况胜利以后，战时英国的港督杨慕琦氏，又奉令回到香港，在大道中的娱乐戏院，正式宣布英廷意旨：在沦陷时期被迫与日人合作的，除了有直接危害居民的罪行者以外，概不深究。这许多人既与汪政权无丝毫牵连关系，自不必重为赘述，徒成蛇足。

　　港督杨慕琦氏向日军谈判完毕以后，先被拘禁于半岛酒店的六楼。五楼为日军总司令部，四楼以下仍留给旅客居停。当然，平常的人谁还敢再住在那里？杨慕琦氏后来被解往台湾，再转解辽宁集中营，直至胜利后释放，重回香港。港政府较重要的人物被日军残杀的，有警务处副处长司各脱氏，他的夫人是前任港督葛量洪夫人的妹妹，而他的“罪状”是在他家里搜出了秘密无线电台。其余英籍重要人士，如汇丰银行的大班等，则于占领初期，分别拘禁于新华酒店等处。

　　事实上，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前，梅机关就在香港积极活动，对于香港的一切动态，就已有一个详细的调查，尤其比较重要的中国人的居址背景等，已弄得一清二楚。等日军于初步占领九龙后，即由冈田派人分投赴各中国重要人物的私寓中，以保护为名，指定搬往半岛酒店集中居住，这当然就是变相的俘虏了。以后香港本岛沦陷，港九轮渡恢复，又一起送到香港大酒店软禁。中间住在九龙而唯一没有被送进半岛酒店的仅是叶恭绰，他家住河内道，九龙陷落的时候，他身拥重衾，装作卧病在床，因此就被特许留住在家里。

　　最后被日军集中在香港大酒店中较为重要的人物，有陈友仁（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恭绰（前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颜惠庆（前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郑洪年（前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及暨南大学校长）、唐寿民（交通银行总经理）、李思浩（前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林康侯（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贺德邻（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东陆银行创办人）、曾云霈（前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以及胡文虎（香港星岛日报董事长）、许崇智（北伐前任粤军总司令）等人。

　　当部份人士被禁在半岛酒店的时期中，除了不准越半岛雷池一步以外，在酒店内彼此可以往来交谈，甚至还可以打几圈麻将，家人也准许到来探望，小作盘桓。而其中一人是例外，被隔离独处斗室，日军对他特别严加监视，他是唐寿民。唐是镇江人，从钱业起家，初佐陈光甫创上海银行，北伐时期革命军收复武汉，方任汉口银行公会会长，会党军饷糟不继，他把汉口银行界可以移动的款项，悉数借给革命军为继续北伐的经费，因此见赏于蒋宋。以后他出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业务局局长，在江浙籍的金融界中，是颇露锋芒的人物。抗战以后，他正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常驻香港。本来在太平洋战争以前，蒋先生召集在港重要人士谈话，交通银行是被指定的单位之一，唐寿民已预定机票，拟赴渝参加。那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是胡笔江，他们虽然是镇江同乡，而彼此意见参商。胡笔江深恐唐之赴渝，可能在蒋先生前有不利于他的谈话，临时告诉寿民由他代表交行赴渝。不料那次飞机在港起飞不久，即被日机击落，胡笔江等十余人因而殒命，这事曾轰动国际，造成抗战时期的一次著名的大惨剧。

　　唐寿民逃过了这一次性命，却不料竟尔葬送了他的前途。他从此一直留在香港主持交通银行，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攻香港的时候，他督同员工把交行未发行的大量新钞，截角焚毁，以免为敌人利用。自日军完全占领港九，他化装成了一个药材商，预备逃入内地，为日军查获时，他还否认是唐寿民。于是日军认为他有抗拒潜逃嫌疑，因此加紧监视，完全以俘虏身分相待。

　　管理这一批高级俘虏的是井崎喜代太中尉，他的军阶虽不高，但他有实权，而且被目为参谋本部少壮派军人中的优秀份子（此人现任“大陆问题研究所”主任）。这许多人生活上是受到优待，但是管理方面在井崎指挥之下却很严格，且一度禁止同囚者的往来交谈。气焰之盛，使每个人对他有些凛惧。他要每人写一篇自传，详细写出其过去的历史，及与国民党的关系。虽然每个人都能坚持着不失为中国人的立场，但据“兴亚机关”负责人的透露，其中以陈友仁所写的自传最为强硬。他公然说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后必将归于失败。日本人问他，如其给他恢复自由，他愿意往哪里去？他却反问日人，如其是释放他，他当然可以去他要去的地方；如其是教他去，那末不问什么地方他都去。

　　日本人的所以对这批人优待，是基于他们过去的声望，想有所利用，其目的有两种：一是为对重庆谈和的桥梁；一是将以对付日人认为不肯听命的汪政权。梅机关掌握了这许多有地位的人在手里，真想要来作为政治上的一笔资本。这样前后软禁了一百零四天之久，其间汪政权方面曾派遣李浩驹、陈君慧等先后来港进行营救。而梅机关对这许多人尤其不肯放松，先后派了有关的与雇用的中国人如：顾南群（留日医生）、余中南（余祥琴之兄。余祥琴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又为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在军统中化名林基，既为上海三老之一闻兰亭的义儿，又拜在七十六号打手吴四宝门下为干儿子，赖闻兰亭的掩护，与重庆秘密通报。此人现留台湾）以及杜月笙的留沪代表徐采丞，都络绎来港，争取把他们运送赴沪。至一九四二年四月，其中许崇智既为日总督矶谷的老友，又是粤人，乃与胡文虎同时恢复自由。曾云霈则获得日人之谅解，先行释放。其余诸人，以专机直接飞沪。惟颜惠庆以年老不惯坐机，另行搭轮而往。

　　飞机抵达上海以后，日人把他们送到金神父路一处大宅中安顿，消息严密封锁，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被遣来沪。被羁诸人，至此忍无可忍，乃向日军严重交涉，非任其自由回家，即请再送回港。日人既想羁縻笼络，乃曲徇众意，越宿之后，又准许各自自由回去。

　　在这送沪的一批人中，以后的出处，其中惟有陈友仁真做到了闭门养晦，不染一尘的地步，而且写过一本小册子，批评日人的政策，这小册内，我只能约略记得其大意，他说：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争，现在战果越大，将来失败越惨，非至把明治维新以来积累的成就，前功尽弃不可。对于他个人问题，他说：东南虽然沦陷了，但依国际公法，仍然是中国的土地，所以他愿意从香港回到上海。

　　这本小册子，而且曾经半公开的发行过，见到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叶恭绰则只担任了为日军登部队出资而与抗战区作物资交换的民华公司的董事，但与梅兰芳曾举行了几次书画合作展览。周作民出任由汪政权复业后的中国银行董事，且为周佛海之密友，财经方面多所贡献意见。颜惠庆则于周佛海继陈公博为上海市长以后，聘任为上海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没有函辞，但没有出席也是事实。郑洪年后为华中铁道公司（即京沪、沪杭两路）总裁。唐寿民则为复业后之交通银行董事长，又为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之理事长。李思浩为上海市政府咨询委员会主席及上海新闻报董事长。林康侯为商业统制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当然，留港的要人中，自不止上述诸人，被俘的是最不幸的一批，而其余如陈策、陈孝威诸人，拼生死、冒万难，化装潜逃，幸而脱险，能抵达内地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人名及经过，颇多已见之报载，事与汪政权不涉，亦不再赘。其中以后曾经附汪而又叛汪的陶希圣，那时也在香港，住在九龙的柯士甸道。他办有一个国际通信社，社址就在他的居处，日军进攻香港，他先避匿在一个朋友家里，九龙沦陷，又迁住到一个上海裁缝家里，他相貌近乎猥琐，不像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政客，得以瞒过日人耳目。日军第一批疏散居民时，他混入进至曲江，又转往重庆。

　　太平洋战争初起时的香港情形，就我所知道的仅限于此。不过有一段小插曲，不妨作为本节的结束。日军进驻香港以后，日方的特务人员，一时成为天之骄子，威风最足的，自然是广东特务机关长兼香港政治部长的矢崎，他搞特务是狰狞凶恶，而他的私生活则是风流放诞。他与舞后北平李丽的一段经过，曾喧腾众口，也因为他的影响，伶王梅兰芳受到优待，以后被送到广州，再往上海。更得汪政权中人的怜香惜玉，浪博虚名，留得蓄髭拒演的一段佳话。至影后蝴蝶，日军上级人员特别下令保护，以后偕其夫潘有声潜返内地。我曾经收藏过一张矢崎与舞后李丽、伶王梅兰芳与影后蝴蝶四人合摄的照片，矢崎中坐，众香环绕，隐然有左顾右盼之乐。惜乎不及携之俱来，制版付刊，使读者得一睹画里真真，诚不胜其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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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集国内各系军人于一堂

　　汪政权六年之中，军政自然也是一个重要部门，而我与军事方面平时接触不多，因此所知独少。在撰写本书之前，本希望对每一部门都能述其梗概。而且我写这一段沉痛的往事，虽自觉失之于琐屑，凌乱与挂漏，也不免有些记忆上的错误，但我对自己的良心要负责，对读者要有交代，总想做到无一语故意颠倒黑白，无一事出之向壁虚造。故于本节动笔之前，曾访问羁旅于此当年负责军事之若干旧侣，以期稍求详备。然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二十年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以百劫余生，都有对前事已觉茫然之感。大部份的资料，是一位朋友穷数月冥想之苦，始能约略追忆其姓氏与番号。

　　汪政权虽然在形式上，具备了海陆空三军。但无可讳言，所谓海军，仅有日本所移交于战争初起时国军未及撤走之长江小型舰只。汪政权之机构中，且亦有海军部，当成立之初，汪本拟以部长一席，畀之褚民谊，而陈公博周佛海觉以此人而长此席，不免滑稽太甚，卒由汪氏以“行政院长”而兼长海部，以后复由任援道继任。至于空军，虽数目不详，但其形同虚设，亦可断言。而两任航空署长之陈昌祖与姚锡九，则确系学习航空之专门人材。至于陆军，北自鲁皖，西及豫鄂，南至百粤，虽有日军驻守，而维持地方，肃清匪氛，均赖所谓“和平军”者任之，其总数约在六十万人以上，华北部份尚不与焉。

　　有一事足以说明汪政权诸人之心迹者，即汪府有如此庞大之军力，与重庆形式上又处于对立之地位，而终六年之局，未尝与国军有一次之交锋。反而共同抗战之国共双方，不时乃以武力冲突，如此离奇微妙之情况，后之读史者，将其谁信之乎？

　　汪周等离渝之后，自河内辗转来沪，于民国二十八年秋，在沪筹建政权，军事即已为注意之部门。先设军事筹备委员会于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之汪宅（前国府交通部长王伯群之沪寓），由汪氏自任主席，委员有周佛海、刘郁芬、鲍文樾、杨揆一、叶蓬、萧叔宣、臧卓、杨毓珣、郑大章诸人，集国内各系之军人于一堂，共相筹议。时陈公博来沪阻汪组立政权未果，又重返香港，故未列名在内。刘骥先已允诺参加，旋又因故中变。除汪宅外，更设招待所于上海哥伦比亚路，以杨毓珣经理其事。杨为东北军旧人，又为袁世凯之快婿，北京政府时代，久历宦海，而与汪氏更为旅游巴黎中之旧识，所以在汪等抵沪之初，以杨最为活跃，且杨颇欲于汪政权建立以后，出任“上海市长”，而卒未如愿。和平之前，得任“山东省长”，后自投受鞫，遭受极刑。

　　汪所设立之军事筹备委员会，其表面目的虽为建军，而实际的作用，则先于沦陷区求其善后，对于离散军队之收编，由参加诸人分别负责。其职务之分配，大体如下：

　　西北军：由刘郁芬、郑大章接洽；东北军：由鲍文樾、杨毓珣接洽；

　　湖北方面：由叶蓬接洽；苏北方面：由臧卓接洽。

　　除此以外，对国民党直系部队，基于过去私人之关系，由汪氏及周佛海等与渝方军人有所联系。就我所知，当时国军重要将领中，或与汪方信使往来，或则彼此鱼雁不绝。有的是观看风色，迟而有待；有的是格于环境，无法引军远投。其间暗通声气，早有默契者，实不乏其人。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中间拉拢的人物，以及在佛海案头看到的亲笔来书，假如我现在指名发表，不特其本人会断然否认，就是读者亦恐以为我是在故意出之中伤。其实政治就是那么一回事耳！有时觉得其可痛，有时觉得其可悲，如把西洋镜完全拆穿了，更会觉得其可笑！事过境迁，我诚不欲再事徒伤忠厚了。而事实上，汪氏之军事筹委会，于在沪的一段时期中，也并不曾产生什么重大的作用。

　　在民国二十八年的冬季，汪先在沪成立了一个警卫旅，以为“还都”后拱卫之用，以张诚为旅长。并在上海江湾设立了一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由叶蓬主持其事。我曾经冒着严寒，参加开学典礼。在沦陷区中，我第一次见了团员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第二次我听到了奏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庄严国歌声中，并没有附加黄飘带的青天白日旗也冉冉升起。许多人在禾黍离离之中，闪出了晶莹的泪水（第一次在陷区奏国歌、悬国旗的，是汪氏在“七十六号”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天参加的重要人物，除汪氏以外，有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褚民谊、鲍文樾、高宗武、罗君强等诸人，以及日本海陆军佐级以上的军官。我只记得汪氏当时曾经作了一次沉痛的演讲，但说的什么，现在已不能重述一字。在这开学典礼以后，陈公博又重返香港。而最值得注意的，这是陶希圣与高宗武在沪于公开场合中最后一次的露面，至二十九年的一月三日，离沪赴港，又叛汪而发表宣言了。因此我对这一次开学典礼，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而这一个军官训练团，大约经过半年学科与术科的严格训练，至翌年三月汪政权建立之前，始行结业。其受训学员，以后也分散在汪政权各军事机构中担任中下级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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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建军事机构与收编部队

　　汪政权建立之后，既以国民政府“还都”为名，因此一切章制，悉仍沦陷前之旧贯，军事机关之组织，也一本战前编制。由军事委员会集中事权，而汪则自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每周举行会议一次，汪尤必亲自出席。汪氏对于军事上之措施，似较“行政院”尤为注意。军委会设有办公厅与第一、二、三，三个厅，一厅司军务；二厅司人事；三厅司经理。后更将第三厅扩充为经理总监部，由何炳贤以原三厅厅长出任总监。其他人事之支配，六年之中，多所更迭，其嬗递之迹，约如下述：

　　参谋本部：杨揆一——刘郁芬——胡毓坤。

　　军政部：鲍文樾——叶蓬——萧叔宣。

　　军训部：萧叔宣。

　　政治部：陈公博兼。

　　航空署：陈昌祖——姚锡九。

　　军事参议院：任援道兼。

　　武官署：黄自强——郑大章。

　　至于汪政权的军事教育，有中央军校，汪自兼校长，招收新生仅约一期，结业后为警卫军之下级干部。有中央训练团，汪自兼团长，召集已收编之师旅团长受训。有海军学校，以姜西园为校长，训练严格，胜利后学员多为国府所任用。

　　汪政权之辖区，其实就是日军的占领区，除华北冀晋鲁各省，虽然汪政权成立之后，已取销“临时政府”之名义，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但实际仍直接受日人之指挥，而为汪政权之权力所不及，自不在本文叙述之列。汪政权所统辖的有苏、浙、皖、鄂、赣、粤及京沪两市，其军事机构的部署，为：开封绥靖公署：刘郁芬。武汉绥靖公署（后改设行营）：先后由叶蓬、杨揆一出任。苏北行营（后改设绥靖公署）：由臧卓、孙良诚先后出任。上海保安司令：由“市长”陈公博、周佛海先后兼任。南京警备司令：李讴一。潮汕总司令：黄大伟。广州绥靖公署：先后由“省长”陈耀祖、陈春圃、褚民谊兼任。

　　当汪政权成立之初，除前述的一个警卫旅以外，以接收“维新政府”的军队为基础。自国军西撤，游兵散勇遍布东南，对之如何处理，即汪政权内部最初亦多争议，而以后卒决定广事收编，以免为害地方，并由“军委会”设立“点编委员会”专主其事（后经裁撤改由第一厅办理），凡已经核准收编之部队，分遣“点编组”点验其人枪，再行给予番号，指定防地。当时所以决定收编的主要动机：认为（一）有人管胜于无人管；汪政权管胜于日本人管。（二）国军撤退后，散兵游勇到处骚扰，其中或已由日人收编，或为地方势力，及军人中强悍狡黠之徒，从中利用武力，贻害闾阎，故应予点编整训。其未经收编者，尤不欲任其流窜，以靖地方。（三）部份乌合之众，并无统属，主事者但求人多，每多裹胁游民，如不予点编，既不能使人枪集合，亦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四）所有国军之正规军或杂牌部队，有于战时仓皇后撤，与原来部队失去联络的，有与其长官或友军滋生嫌隙的，既已脱离其原有之序列，不能任令走入歧途。投日投共，均非国人所愿闻。（五）战事最后不论如何结束，先事收编，总觉易于收拾善后。平心而论，汪氏当时并无扩张实力之居心，其一切所为，最大的目的，不过是整理一个破烂的包袱而已。

　　所以汪政权的部队来源，除接收“维新政府”所已编者外，大致为：（一）原有国军部队，遗散在陷区自请收编者。（二）接收日军所已经收编者。（三）不及撤退之散兵游勇或小单位之携有枪械而无所统属者。（四）上项游兵散勇，已有人利用之而编成较大单位者。（五）巧立名目，无正式系统委任者。（六）由日军移交之国军俘虏。（七）极小部份，系分向各地招募者。那时沦陷区的情形极端复杂，多半利用国军、日军、共军之三面间隙，或占据真空地带，自由行动。循至兵匪不分，横行无忌，汪政权最后只有出之收编之一途，逐步加以点验、整训与淘汰。以政治之立场言，其间亦不无有其可原之处。

　　汪政权所有的军队，其武器装备，除新建的警卫军三个师，及周佛海所组织的税警团，系向日方购枪三万枝、弹三百万发而外，其他的几十万人，均为收集国军部队原有遗留在沦陷区之枪枝。

　　故就军事一项而言，汪政权也实在是一个奇怪的组织，它和重庆的国民政府在同一主义、同一章制、同一旗帜之下，而有着敌对的形式。它拥有六十万的军队而与国军犬牙相错，又从不曾正式打过一次仗。太平洋战争起后，汪政权宣言参战，日本于节节败退之余，始终不曾能调走汪政权的一兵一卒。胜利以后，全部队伍又重回政府怀抱，更无一师一旅愿意拥兵负隅，这一切，彰彰在人耳目，事实总是事实，讵容我个人为之砌辞文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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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六十万军队的分布情形

　　汪政权的武装部队，我所约计的六十万人的数字，当然并不包括警察以及保安部队等在内。这一股力量，事实上也真不容轻视。虽然汪政权一切以汪氏为主，而实际权力，则操诸周佛海。至汪氏病逝日本名古屋医院时，日本在太平洋的战争，已节节败退，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之局，也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周佛海不但与重庆早已有了默契，而与负起规复东南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更有着密切联系。

　　汪氏死后，虽由陈公博代理“主席”，但公博一向只是消极地维持现状。佛海在军事方面，因为他负有渝方所加给他敌后策应的责任，更其积极从事布置。中间曾经有人劝他不应轻信政治上的诺言，宜预作万全之计，和平以后，如其风色不对，还可拥兵自重。我也曾经问过他重庆将来会对他怎样，他更曾清楚说出张学良的结果，就是他的前车。但是他坚决认为只要战争胜利，国家有了办法，个人的生死荣辱，都可不必计较。

　　他于二十八年离渝到沪，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曾经这样对我说过，而几年之后，他仍然没有变更他最初的立场。当然共产党也想拉拢过他的，尤其是在胜利之后。而他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个出席代表之一，又被推为副主席（主席是陈独秀），而终于在清党以后由武汉间关万里，投奔国府。更加上抗战期内，他担任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他之所以离渝随汪，据他向我无意中所透露的，受中共压迫攻击，也是原因之一。

　　他于胜利前后，一直准备着束身待罪，并没有作任何侥幸之想。所以在胜利前的一两年中，他与汪政权下的各方军人，尽力拉拢。即以我一个毫不懂军事的人，有时也会与我一再谈到一旦策应全面反攻，如何可以使军事上的布置，与重庆能完全配合的话。他于三十三年初写给蒋先生的信里，所谓“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之语，也大半指军事而言。汪政权六十万大军的布置，除了维持地方治安以外，决没有与重庆敌对之意。

　　汪政权六年之中，军队调动频繁，其经过已不暇详述，而大体上最后的布防情形，约如下表：

　　（一）南京：

　　宪兵两团；警卫旅一旅（旅长张诚）。

　　警卫军三个师（第一师师长刘启雄，第二师师长秦汉青，第三师师长钟健魂）。

　　（二）京沪线及皖境：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

　　第一师师长：徐朴诚（原为杭州地区司令，后升任军长，前年死于东京）。第二师师长：徐耀卿（原常熟地区司令）。第三师师长：龚国梁（原苏州常州地区司令）。第四师师长：熊育衡（原镇江地区司令，后一部驻扬州。兼苏北行营扬州办事处处长）。第五师师长：程万钧（原湖州地区司令）。第六师师长：沈钧儒（原皖北地区司令）。第七师师长：王占林（原蚌埠地区司令）。第八师师长：刘毅夫（原安庆地区司令）。第九师师长：任祖萱（原教导旅旅长，为任援道之长子）。

　　（三）苏北行营所属部队：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

　　第一师师长：颜秀五（后升军长）。第二师师长：丁聚堂。第三师师长：秦庆霖。第四师师长：何霖春。第五师师长：陈才福。以上五师，驻泰州、泰兴、靖江、如皋一带。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

　　第一师师长：杨仲华（兼）。第二师师长：徐绍南。第三师师长：田铁夫。第四师师长：孙建炎。以上四师，驻南通、海州、盐城、阜宁一带。民国三十三年，项致庄为“浙江省长”时，以田铁夫师调浙。独立第十九师师长：蔡鑫元；驻泰兴、靖江。独立第二十师师长：刘相图；驻兴化一带。独立第××师师长：潘干臣；驻运河堤、高邮、宝应一带，后调淮阴。独立第××师师长：陈桐；原驻苏北，后调浙江。海州警备司令：李实甫（一旅，驻海州）。

　　（四）孙良诚两个军，番号已不忆，原为西北军，于民国三十二年投汪后，由河南移驻苏北。

　　（五）上海浦东部队：

　　第十三师师长：丁锡山。第十师师长：谢文达（先驻沪，后调宁波）。

　　（六）第二军军长：刘培绪；驻苏州、昆山一带。

　　（七）淮海部队——郝鹏举；共三个师，参谋长刘伯扬，师长为张奇、曾庆瑞、乜庭宾。

　　（八）吴化文部队：驻津浦南段蚌埠一带，番号人数不详。

　　（九）张岚峰部队：共一军三个师，原为西北军部队，投汪后驻开封、兰封一带。

　　（十）武汉绥靖部队：收编三个师，计第十一师李宝琏，第十二师张启黄，第廿九师周屏藩。

　　（十一）广东方面：绥靖主任由省长兼任，参谋长为王克明，全部兵力为一军三师，二十师师长朱存，三十师师长郑洸薰（后由郭卫民、王克明继），四十师师长彭济华。广州另有特务团。海军方面有广州基地司令，招桂章、萨福畴先后出任（萨于出巡时，其巡舰为游击队在顺德附近被袭，萨被俘转解后方）。

　　（十二）财政部税警团总团：约三万人，由周佛海自兼团长，副团长为罗君强、熊剑东，大部驻守上海，一部驻海州盐场。罗君强出任“安徽省长”时，又抽调一部份随往。

　　至华北方面，由“治安总署督办兼总司令”齐燮元统率，后由门致中继任，共约数十团，番号等不详。实际上自成系统，与汪政权仅有名义上的隶属。全部分布于华北陷区，颇具实力。胜利后几全部为共军所收编。

　　以上为汪政权军队的实力与布局情形，但事隔十余年，手头又绝无参考资料，其中缺漏者已多，而番号人名亦恐多误记，甚愿读者之来函补充纠正，俾于再版时得加以增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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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从警卫旅到财部税警团

　　汪政权的武装部队，在政权建立之初，除在沪先成立警卫旅一个旅，由张诚统率，以为拱卫南京之用以外。最先收编的是上节第五项的“浦东部队”。那时汪周等还在上海筹备期间，部署未定，收编军队工作，竟由特务机构的“七十六号”主持其事。首先来归的就是以后改称为第十三师的何天风部队，何部原为国军西撤未及随大军撤退的队伍，由何天风乘机收编后，在浦东一带打游击，人数几及三万人之谱。民二十八秋投汪。

　　是年冬，即耶酥圣诞之前夕，何约同友人赴上海愚园路底之兆丰总会跳舞（兆丰总会一面为赌窟；一面为舞场）。那时上海暗杀之风方盛，何带有武装卫士十人，以为可万无一失，不料舞兴方浓，变生肘腋，其所带的卫士中，有人拔枪轰击，何当场中弹殒命，一阵纷乱中，凶手被乘机逸去。有人说是重庆买通了何之卫士，另一说是由“七十六号”的行动队长王天木以利害冲突，自相残杀。何死以后，由其副手丁锡山坐领其众。

　　丁是一个汽车司机出身，他代何天风之后，竟在沪横行不法，包庇烟赌，犹其余事，许多的绑票案，都出诸他之所为，司令部就是窝藏肉票的所在。沦陷区的人民，对汪政权最感不满的，是丁锡山与吴四宝的无恶不作。以后吴四宝为日人授意李士群毒毙。而丁锡山的桀骜不驯，也渐渐为汪氏所知，因于二十九年抽出其一部份军队，另编为第二军，任刘培绪为军长，以分其势。至三十年，又将丁逮捕，拘禁于镇江监狱，不料丁竟与其旧部勾通，越狱潜逃，率领一部份队部，由杭州转赴内地，又向国军归顺。胜利以后，又复投共，在浦东等处滋扰，于国军围剿中被击毙，并枭首示众于江苏青浦县城门。

　　至第十师师长谢文达（副师长为特工首领林之江，前数年病死于香港）自谓系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其部队来源，与何天风约略相同，初附李士群，拟以其部队改组为“财政部税警总团”，计划失败，调驻宁波。胜利后辗转来港，于一九四九年赴日，易名经商。

　　至于税警团之成立，其间更有一段秘事。周佛海既与重庆通声气，正想能有一直系部队，以供运用。刚巧佛海有一“十人组织”，而李士群亦与其列。士群一面想见好于佛海，一面更想增厚其自己实力，于是向佛海献计，仿战前财政部先例，组织税警团。佛海欣然同意，向汪氏及日人说辞，谓除了缉私暨增强上海防卫实力以外，那时太平洋战争未起，而汪政府已有收回租界之决心，所以拟将税警团包围租界，以为武装收回租界之主力。经汪氏与日人同意后，即委李士群与谢文达在上海南市陆家浜清心女中，积极筹备其事，并拟以谢部为税警之基本部队。不料与士群有同样野心的罗君强，向佛海媾煽，谓实权不宜旁落，佛海意动，乃自主其事，而一切实际工作，则完全由君强取士群而代之。以后佛海与士群间的失和，士群与君强间的火拼，无不肇因于此。

　　佛海于税警团倒真也郑重其事，他准备国军总反攻时，作为保卫大上海之用，故自兼团长，而以罗君强与熊剑东为副团长（熊剑东，本名熊俊，浙江新昌人，民初在绍兴驻军中当一等兵。抗战时在江苏常熟一带打游击，因至上海开会，被日本宪兵所捕，投降后索性当起日人的黄卫军来了，后又托庇于李士群，而与李又不睦，与日本宪兵人员有极密切之关系。旋经罗君强拉拢而又离李附周。周兼“上海市长”后，熊更任上海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胜利后再由国军收编，调赴江北剿共，一战阵亡）。税警团之兵员，初向各地招募，后由日军将中条山大战中的国军俘虏全数移交，实力更为增厚。枪械则由汪政权向日本购买三万支，部份交警卫师外，其余均交给税警团。在该团正式成立之前，并于南京丁家桥成立“税警干部训练班”，作政治训练，我就曾经被聘教授有关租界法律之“洋泾滨章程”三个月。在汪政权中，税警不失为有优良训练与新式武器的一支劲旅。

　　关于税警团有一节小故事值得一记，当民国三十四年的夏季，离开日本的覆亡已经不远。重庆虽与英美为盟邦，但美国对于原子弹制造的成功，除了在雅尔达会议中，由罗斯福透露给丘吉尔、斯大林之外，中国事实上恐还是一无所知。中国战场配合着太平洋的跳岛作战，还准备向沦陷区中美陆空联合大反攻，重庆当局对周佛海的敌后策应，寄以很大的希望。尤以负责反攻东南各省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与佛海之间，电讯与信使，来往尤为密切。佛海则以税警团为其基本武力，在策应反攻中将被用为主力部队，故对之特别重视。

　　就在那年夏季的一个假日，税警团的士兵们成群结队，往市区游览。法租界大世界游戏场旁边由张善琨经营的共舞台，正在开演专讲布景的大本新戏，税警团的士兵数十人蜂拥去看白戏，与戏院中的职员发生了争执。警察前往干涉，士兵不服，于是双方演成武力冲突，一时在市区最热闹的所在，枪声卜卜，流弹横飞，行人走避，秩序大乱。

　　我在报社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吃了一惊，因为佛海既是税警团的团长，又是“上海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冲突双方，他都是直辖长官。我个人的想法，税警团的士兵如此纪律废弛，扰乱地方治安，佛海一定会赫然震怒。我匆匆赶往佛海家里，他却正在与熊剑东通电话，不但态度悠闲，而且面有喜色。在电话中，虽听不到剑东讲的什么，而佛海却有嘉勉之辞，这样弄得我一片糊涂。

　　等他电话打完了，我告诉他外间对税警团的批评不好，不知他将怎样惩处肇事的士兵。而佛海却轻松地说：“我辛苦经营税警团四五年之久，随时准备用着它，这次纪律方面当然有些小问题，但毕竟作出了一个考验，他们有作战能力，而且充分发挥出能各自为战的精神，这几年的训练是成功的，我放心了。哈！哈！哈……”问题自然也就因此不了而了。有时执政当局莫名其妙的措置，使民间惊诧骇愕，但谁能料到他们却另有一副奇妙复杂的心理。税警团的肇事，又添给我更多的一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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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江浙皖三省之主力部队

　　汪政权最初成立的武装力量，说来可怜，除在沪建立警卫旅一旅之外，几无一兵一卒。所谓军队，仅就“维新政府”之已成事实，将其“绥靖军”更易番号，一旦五色帽徽变为青天白日，即成为汪政权之主力部队。而所驻地点，则又为近畿及江浙皖三省之重要地区。查二十六年冬，国军自淞沪节节西撤，日本于我沦陷地区，蓄心久占，故一变“一二八”时代临时性之“地方维持会”组织旧规，沿袭伪满蓝图，公然制造傀儡政权，除首先在沪成立地方性之“大道市政府”，以苏锡文为伪市长以外，北方初拟利用吴佩孚，旋以条件不洽，乃易以王克敏，称为“临时政府”。华中本属意唐绍仪，唐又为重庆特工人员用利斧劈死于寓所，于是抬出梁鸿志，称为“维新政府”。

　　当“维新政府”在沪酝酿组织期内，以北四川路桥堍之新亚酒店为机关，日人更利用地痞常玉清（常于胜利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伏法）为爪牙，组织“皇道会”，横行沪滨，对抗战人员肆意残杀，南市、闸北及虹口一带，除日军铁骑蹂躏之外，皇道会的腥风血雨，险恶阴森，弥漫着一片恐怖气氛。新亚酒店且亦为杀人之巢窟，如晶报社长余大雄，社会晚报老板蔡钧徒等，均先后死于其内。但“维新政府”犹未正式成立，而其“外交部长”陈箓（前驻法大使）既被刺于寓所，“绥靖部长”周凤岐（前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亦于二十七年春在上海亚尔培路巨籁达口之寓所门外，被枪击身死。于是“维新绥靖部长”一职，由“次长”任援道坐升，并收集陷区散兵游勇，组为“绥靖军”，竟扩展至八个地区司令及一个教导旅，分布于江浙皖三省之重要城池。汪政权成立，又改编为“第一方面军”，共辖九个师，番号驻地，已如上节所述。

　　“维新”人员归并汪政权后，以四人最为显赫。但梁鸿志、温宗尧分任“监察”、“司法”两院，六年中从未调任。两院本形同虚设，梁温亦无殊伴食。陈群有佯狂玩世之态，其实则有城府、具手腕，且颇得日人信任。因周佛海忌他防他而又拉拢他，故初任“内政部长”，后竟外调为“江苏省长”。然而这三人于和平之后，均不获善终。梁众异被执行死刑于上海提篮桥监狱，温钦甫初押上海福履理路“军统”看守所之“楚园”，旋移解南京老虎桥狱，因病送鼓楼医院，卒不治身死。陈人鹤于国军未东开接收以前，自份不能幸免，从容仰氰化钾毒剂自戕。独任援道由“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而“海军部长”，并兼“军事参议院长”，而“江苏省长”，风云际会，其得意且更出梁温之上。任与陈公博、周佛海既周旋无间，旧“维新”巨头，亦仍引为心腹，而日军则以其于占领东南之后，率先参加“维新政府”，故绝不加以疑忌。汪政权近畿之拱卫，亦藉任部为主力，实可称为异数。

　　民国二十九年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为第三战区顾祝同所俘，副军长陈毅率残部渡江南窜，势将为患，任援道率部邀截于茅山，一举破之，陈毅仅留千余众复狼狈北遁，遂使共军不遑喘息，而江南亦得幸免糜烂于一时。

　　以任援道在沦陷区手握重兵，因此亦得重庆方面之垂青，任与“军统”之间，既早已暗通声气，与周佛海也往来更密。当胜利之初，佛海方以病缠绵床褥，所有陷区善后事宜，佛海须与上海日本驻军“登部队”联络开会，均派任援道代表出席。不久重庆军委会发表明令，以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而以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名义之高，似反出佛海之上。而奉命接收京沪地区之汤恩伯，又与任极有私谊，故佛海于移交完成后，解渝待鞠，而援道终能得保无事。

　　尤其在胜利后青黄不接的一段时间内，任曾经发挥很大的作用，举两个例来说：陈公博于胜利后，曾飞往日本暂避，事后重庆当局指他为畏罪潜逃，苏高院起诉书中，且列为罪状之一。其实公博既决心为汪氏牺牲，以后的事实，不请律师辩护，判处死刑后，不声请覆判，一切都证明公博从不曾想逃避其任何应负之责任。他之所以赴日，因为那时南京情形已陷于极度混乱，国军犹未抵达，而号称地下工作人员之周镐等，已起而自由行动，“南京市长”周学昌被囚，“军政部长”萧叔宣被杀，汪政权中人，已人人自危，任援道奉重庆命令，两次直接劝告，两次托人转达，力促公博赴日暂避，以候重庆最后之处置。故公博当离京飞日之前，尚留函呈蒋先生，送先遣人员冷欣，请交何应钦转呈最高当局，函内有“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即出而自首”等语，此则见之公博受讯时向苏州高等法院呈递之辩诉状中。公博除已负其应负之责任外，尚含有此一段不白之冤。

　　另一件任援道的表现，是协助重庆的“肃奸”工作。“维新”首长梁鸿志，于胜利后偕其姬人与一才及周岁之幼女，避匿苏垣，潜伏不出，苏州为任援道之防地，梁任之间，私谊甚笃，而“维新”时期，且有僚属关系，梁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不知当初是否有些托庇之意。而结果不知是梁的不幸，还是任的不幸？当梁之姬人由苏赴沪料理私事，竟为人所发现，最后乃得梁匿迹之处，卒遭逮捕，由任亲自解沪羁囚，终处极刑。任于汤恩伯部接收完后，亦避地海外，来港侨寓，以迄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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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李明扬通共投汪的经过

　　隶属于苏北行营的部队，又为汪政权的另一主要武力。民国二十九年，号称皖南事变之新四军事件，叶挺被俘，陈毅率残部渡江南窜，行抵茅山，又为任援道所击破，于是狼狈再窜苏北。时陈毅所部已不足二千人，幸赖叶飞、程玉笙所拉走之江苏保安第一旅的策应，复得渡江而北，潜伏于泰县东南及如皋一带，刚好又与第四游击队总指挥李明扬部驻地相接壤。

　　李明扬字师广，江苏萧县人，曾充李烈钧之卫队长，北伐后，且一度任江苏保安处长。抗战事起，国军西撤，李收集散兵游勇暨地方团队，杂凑成军，以第四游击队总指挥名义，在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苏省代主席韩德勤的指挥之下，由徐州进驻苏北之泰州、泰兴、靖江等县境内。那时江苏省政府，因江南全部沦陷，转辗播迁于东台兴化两县之间，令出自韩，而兵权在李，以权利之冲突，韩德勤与李明扬乃时相龃龉，而李更有取韩代之之心。

　　陈毅部既与李明扬之防地相逼处，李时恐陈毅之突加袭击，不免惴惴于心，而陈毅亦深惧李明扬之进攻，以其时喘息未定，旨在先事整编再图扩展也。适有江西人罗家衡从中拉拢，遂使陈李之间暗订互不侵犯协定（罗家衡为第一届国会委员，汪于二十八年抵沪后，筹备建立政权之时，曾一度延其出任司法行政部长，以条件不妥未就。胜利后又在沪执行律师职务，因其同乡邱焕瀛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推事，主审“汉奸案件”。罗相与朋比，收入不赀。中共进入上海，因与陈毅有旧，曾出任“华东区军政委员”）。协定一签，陈毅乃有恃无恐，竟敢秘密进入李明扬的防地泰州城，逗留多日。共产党在求人的时候，自有他们的一套，故与李相处甚得。李知识浅陋，迷信于圆光及乩坛，陈毅虽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颇喜吟风弄月，他更收罗了不少苏北文人，时相唱和。陈毅针对着李的迷信心理，于是投其所好，暗中嘱左右，伪托吕纯阳降坛，赐李七绝四首，其中有两首云：

　　白日西驰瞬复东，将军草上枉英雄。

　　汉家左袒千秋业，大地横飞草上风。

　　折尽南枝尚北枝，一江春水再来时，

　　难封李广扬名处，马耳东风说与知。

　　第一首说日本将败，李宜靠左。第二首一二句说新四军江南挫败，渡江北来。第三句明说重庆不会给李做省主席，而以李广影射李明扬，尤其妙的是，李的别号刚好叫师广。第四句，更以耳东两字点出陈毅之姓，要李事事请教于他。李明扬真以为是吕祖的法谕，五体投地，对陈毅更深信不疑，于是演成黄桥之变。

　　民国二十九年秋，苏省府主席韩德勤密令李明扬及税警总团陈泰运两部，配合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孙启人部，独立第六旅翁达部，暨省保安队等不下二三万人，拟一举歼灭新四军残部。讵以李明扬与陈毅间既早有默契，奉命后按兵不动。陈泰运又袖手旁观，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对友军态度，竟毫无觉察，节节推进至泰兴所属黄桥镇，彼处素称水乡，港汊纷歧，河道纵横，对大部队运动，至为不利。陈毅部则化整为零，战斗单位缩至一班，到处施行突击，激战至第三日拂晓，李守维下令突围，旅长翁达力谏其非，举枪自戕。时军部附近，有一炮弹走火，部队疑为敌人逼近，一哄而散，李守维于混乱之中，下落不明，事后据传系坠河而死。新四军竟藉此得以重振，循至为中共“三野”之基础，是又岂陈毅始料之所及？李明扬于中共席卷大陆后，得陈毅之奥援，得为“政协委员”，亦所以酬其黄桥一役坐视救死之功也。

　　新四军的捷报到达泰州，李明扬闻讯，满以为韩德勤之失败，将受中央处分，省主席一职，势且非其莫属，得意忘形，乃以敌方之将领，竟至与新四军的驻泰代表举杯互相祝捷。不料黄桥之役不久，日军乘国共自相残杀之际，由南部谦吉挥兵直进，占领泰州。李明扬内既结怨于韩德勤，外又受制于日军，岌岌难于自保，于是再由缪斌之拉拢，投向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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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苏北区另一主力的形成

　　缪斌于北伐期内，曾任何应钦之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民十八左右又出任江苏民政厅长，以出卖县长警察局长缺，贿赂公行，至舆论沸腾，因而落职。华北沦陷后，缪不甘寂寞，又出任日人驱策民众之所谓“大民会”副会长，无权无位，本难自满，乃日惟迷恋平剧女伶新艳秋以自遣。一夕赴戏园观剧，方入座，为重庆特务份子所轰击，几不免。与“临时政府”诸人，更相处不睦。缪为江苏无锡人，以是早有南下投汪之意。缪任江苏民政厅长时，李明扬方任省保安处长，本有同僚之谊，故当李明扬势穷力蹙之日，缪乃出而向汪拉拢。意在实现之后，出任“苏北清乡总司令”，抚领李明扬之众，而培养其私人之实力。

　　他向汪开出了两项条件：

　　（一）李明扬表示归汪之后，愿接受缪斌之直接领导。

　　（二）李长江提出须汪政权给予枪弹若干，经费若干。

　　当缪斌向汪氏陈述时，汪一一加以记录，缪斌离去之后，汪立即派“军事委员会第一厅长”臧卓赴泰，亲与李长江接洽，汪所加给臧卓的最重要使命，就是要询明李明扬何以不愿受汪氏之直接领导，而反愿受缪斌指挥之真意。臧乃衔命赴苏北，那时地方未靖，自扬州至泰州一段，偏地萑苻，交通中梗，臧轻舟而往，夹岸由军队步行卫护。

　　行抵泰州，臧乘缪斌夜间卧寝，潜往城中小泰山李长江母之居处，得与李秘密相晤。臧即询以何以既愿投汪，而又不愿受汪之直接指挥领导。李闻言愕然，谓绝无其事。臧回京覆命，汪已知缪斌挟以自重之心。迨李长江赴京面汪，汪又取出当时缪斌提出之枪械经费之巨额数字相询，李长江又否认其事。故缪斌虽拉拢李部归汪，而苏北清乡总司令之志愿，终未得达，汪仅畀以毫无实权之“立法院副院长”一席以羁縻之。而李明扬于归汪之后，即以其所部李长江为汪政权之“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共辖五个师。李长江本为南京脚夫出身，李明扬任江苏保安处长时，李长江随之任第四团团长。抗战初期，军医署长刘瑞恒用为担架队长，在徐州服务。迨国军后撤，收集散兵，自组成军，拥李明扬统率其众，并由重庆委为第四游击队总指挥。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可以见李明扬之为人。当日军进占泰州以后，李长江率部投汪，惟有李明扬的踪迹不明，或说已投入新四军，或说被日军俘获扣留。我那时对于军事毫不注意，而且与李明扬又素不相识，真相如何，从未探问，但据说李先则匿居乡间，后又挽人托臧卓求见陈公博，旋自动赴京，并写一意见书，文字甚长，公博一笑置之。

　　一天晚上，我到上海霞飞路底“可的牛奶棚”对过的罗君强家里去，闲谈一阵之后，楼上忽然走下一个人来，身穿布袍，颔下飘着一部长须，年龄约在五十开外，一副乡间学究的样子。君强那里我是常去的，我却从未见过有那样的人。他看见君强有客，又拟退回楼上，君强已起身为我介绍：“这是李师广先生，方从苏北来，赴京见过汪先生以后，来沪暂时休养几天，是周先生（佛海）嘱咐我招待他的。”我唯唯不好说什么，敷衍了一阵，我起身告辞。君强又说：“李先生本来住在我这里，因起居不便，现改寓到国际饭店，请坐你的车顺道送他回旅馆吧。”当然我不好拒绝，上车之后，他开口问我了：“先生你是上海人吧？”我说：“是。”“那你对上海的一切，一定很熟悉。”“嗯！”“我想请你陪我去找个姑娘玩呀！”我听了他的话，一面感到他的过分冒失，第一次见面的生人，如何可提出这样的请求？同时我也感到有些气愤，他不知看成我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时我还年少气盛，我就不客气的说：“李先生，不错，我熟悉上海的一切，而且我天天玩，但是我只知道为自己作乐，却从不知道帮忙别人寻欢。”他碰了我这个钉子之后，一直就没有出声，我送他到国际饭店之后，我也没下车，以后就从未见过他。

　　我举此一例，意在说明李明扬是怎样糊涂得近乎可笑的人。

　　我所以要写李明扬的详细经过，因为汪政权除任援道以外，苏北行营所属部队，又为汪之另一主力，而李长江所部，更为苏北主力之主力，同时因李明扬之坐视八十九军失败，使新四军由濒于歼灭的边缘而复苏、而壮大，卒成为中共主力之一的三野。在近代史上，其经过情形，不失为重要之一页。

　　汪政权之苏北部队，除李长江外，为杨仲华之第二集团军四个师。杨曾任韩德勤部省保安队第十旅旅长，抗战后收集洪湖两岸及盐城、阜宁、东海一带散兵而成，投汪后，以旅长一跃而为集团军司令。其他更有刘相图等四个独立师。全部人数，即在十余万人以上。

　　汪氏对苏北也特别重视，不但特设行营，更划分苏北为独立区，所有民财等各项行政，皆直接由行营处理，与江苏省府分立。因汪氏尝有缩小省区之主张，如苏南省、苏北省等，盖有欲效宋代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之旧制以便于治理也。其后之所以成立淮海省，亦即此意。汪并特任臧卓为行营主任。

　　臧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江苏盐城人，不特人地相宜，且娴习军旅，久长师干，饱览古籍，雅擅文辞，向有苏北才子之誉。抗战前曾历任唐生智之参谋长、汉口警备司令、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厅长等要职。自其莅任以后，日驻军初欲以利诱，月馈巨资，而臧坚拒不纳，资望操守，颇使日军敬畏。臧敬恭桑梓，实心任事，凡有措施，日人遂不敢横加干预。苏北于战后残破之余，乃使居民得以安居乐业。臧严于治军，又复一新庶政。当其到任之初，适新四军于黄桥之役之后，死而复整，行营乃先事修筑公路，俾畅通各县镇，于是对共实施清剿，迫使新四军退入鲁境南部。仅存南通县属吕四场之粟裕师，旋亦被行营清乡部队所逐，至不能立足，淮泗以南，几于全部肃清。以后吴化文屹立于蚌埠，淮海省郝鹏举又增建部队，使新四军更无法活动，这是新四军由再盛而再衰至打住的又一时期。臧卓于民国三十三年辞职后，以西北军孙良诚率部投汪，乃委孙继臧之任，但以行营改制为绥靖公署，以迄胜利。苏北军队除一部份于胜利后为共军所袭击，刘相图、蔡鑫元、潘干臣三师长力战身死而外，余均归顺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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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国军陆续来归原因何在

　　如前所述，汪政权武力的来源，一部分是就“维新政府”在沦陷区所改编散兵游勇的既成事实，重新给予番号而成；另一部份则是容纳重庆方面前来归附的国军，如上节所写的李明扬是。

　　问题是汪政权既被称为“傀儡组织”，则一经参加，也就将被目为“汉奸”，重庆国军，有番号、有给养、有防地，照理不应仅仅为了利禄而甘心附“逆”，但是事实总是事实，如李明扬，如孙良诚，如吴化文，如张岚峰等，都先后向汪输诚，其他在接洽而未达成熟阶段者，尤属更仆难数，如其汪政权的寿命再延长数年，或许更会有许多离奇的演变。原因为了什么？虽然各个部队的情况不同，而归纳起来，总不外是：（一）与友军间有磨擦，一时意气用事；（二）受到中共与日军的夹击，势迫图存；（三）非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受到待遇上的歧视，愤而改图。而另一主要原因，则是武装部队在战场上与日军周旋，以武器优劣之悬殊，渐对抗战前途失去其信心。

　　孙良诚原为西北军冯玉祥部，其投汪酝酿了很久，原由刘郁芬从中拉拢，最后至谈判接近，孙即派其军需处长随刘郁芬至南京谒汪。就在颐和路廿三号汪氏私邸的会客厅，商谈归附手续，那时孙良诚所提出的条件，要汪先给以三个军长的委令，而后始率部开拔至陷区。汪氏则必须俟其开到点验以后，再给名义。在汪的意思，如先公开发表，而最后孙部并不来归，或中途为渝方所堵截，徒着痕迹。而在孙良诚的代表一再坚持之下，引起了汪氏的盛怒，除当场厉声斥责而外，竟至拂袖登楼，不顾而去，使刘郁芬与孙良诚的代表陷于狼狈，刘郁芬且急得几至泪下，事情也就弄成僵局。刘郁芬虽请托军委会第一厅厅长臧卓为之得间转圜，而一时又苦无机会。

　　一天，在总理纪念周后，汪氏偶与臧卓谈到此事，汪氏那时犹余怒未息。而臧卓很从容的对汪氏说：“创立非常之局面，必须出以非常之手段，当年国父开府广州，对北洋暨桂滇军人，可于一夕之间，发出大批委令，其中如有百一来归，即足为盛业之助。主席事国父最久，必曾身亲目击。孙良诚之要求虽属不当，但能示以宽大，亦庶可使其益发倾心。”这寥寥数语，果使汪氏为之颜霁，立予照办。孙良诚既满足其要求，于是投汪之局乃定。但后来归之部队，仅得两军，一驻扬州，一驻苏北盐城，以迄胜利后之再归国府。

　　吴化文亦为西北军，而且为西北军的精锐部队，附汪以后，驻扎于津浦路南段蚌埠一带，军纪很好。吴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常私访民间，凡知有措施不当或兵士滋扰情事，归后即对吴化文严厉督责，因此驻蚌时期，与民众感情甚洽。胜利以后，共军乘机来侵，吴化文尚亲自率部力攻于蚌埠以南之小南山，获一全胜，蚌埠之得以保全，尤为居民所感戴。迨李品仙部东来接收皖境，吴化文已再归顺重庆，奉命北调，蚌埠商民初拟作盛大之欢送，终以格于情势而罢，至黯然离去。迨进抵鲁境，再于兖州大破共军，此则为举世所共知。而吴以反正以后，对共作战，则任为前驱；但既经收编，仍视同叛逆，乃以反共者竟尔迫而投共。至共军渡河而南，鲁境全陷，中共且以吴化文为主力，围攻济南，至生擒王耀武。

　　吴化文之所为，如责以大义，可说其反复无常，但中枢不能善为掌握胜利之果实，徒逞意气，处置诸有不当，亦属无可讳言。吴化文之事实，适成为收编伪满部队以外的又一痛史，本为反共者乃反为共军所利用，亦终召神州易手之大祸。

　　张岚峰原亦为西北军，所部共三个师，张任军长，驻豫境开封、兰封一带。他之投汪经过，以及番号实力等，因驻地较远，我与之又素无往还，几属一无所知。但周佛海与他似有深交，不但常在他口中向我提到，且一度曾拟有寄子之事。民国卅四年春，日军在太平洋受麦克阿瑟跳岛作战之结果，节节溃退，胜负之局，已属无待蓍龟。佛海虽已效命渝方，此时忽作战后万一之备，遣其子幼海，投奔张岚峰，或暂留其军中，或转渝待机赴美，一切托张岚峰为其考虑决定。不料幼海那时染有纨绔习气，在沪时已与一交际花王三妹打得火热（王三妹原为上海西医丁惠康之外室，后又与赌棍潘三省姘居），幼海竟偕之同行，行抵济南，公然结婚，且由那时的山东“省长”杨毓珣为之证婚，留恋不复赴豫。事后为佛海的太太所知，曾要我赴济南以父执身分，劝幼海放弃王三妹而照原定计划赴豫。我以在沪不能分身，因循至夏，不久胜利之消息传来，大家也就无暇及此。虽然佛海寄子未曾成事实，而两人之交谊，以及张岚峰与宁渝两方微妙之关系，于此已可想像得之。

　　汪政权淮海部队之郝鹏举，初为苏北行营主任臧卓之参谋长，后调充“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民国卅二年，汪氏划徐州海州两区，另立为“淮海省”，以郝鹏举继郝鹏为“省长”，并成立三个师。胜利后既受中央之委任而为第六路总司令，而仍传有对之澈查附汪往事之说，因内不自安，至为中共所诱，投共为“民主联军”。迨一经共党收编，又欲将其部队分散，正在自危之际，适国军派人劝说，于是再度反正，复发表为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后率部于赣榆县境内，为中共军所层层包围，至全军覆没。郝本人亦为共军俘获后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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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六十万人顿时烟消火灭

　　我所知汪政权的军队情形，寥寥仅止于此。汪政权有军队六十万人以上，到底是一个不可侮的力量！在胜利的前两年，周佛海受重庆付托之重，尚复雄心万丈，颇注意与各方部队，不时密切联系，佛海既长“财部”，又掌握有陷区经济金融命脉之“中央储备银行”，对于军队饷糈，总是优于补给，他满以为一旦重庆中美联合大反攻时，可以敌后策应，一显身手，所以对于各省疆吏的布置，亦煞费苦心。故特别以任援道任“江苏省长”，项致庄、丁默邨先后任“浙江省长”，罗君强任“安徽省长”。他有时还向我欣然提到豫境有张岚峰，皖境有吴化文，苏浙有任援道，徐淮有郝鹏举，苏北有孙良诚，而上海有税警团。如此布置，他满以为最少可以牵制日军，配合反攻。

　　民国卅四年夏，也是胜利的前半年，佛海于大病之后，元气未复，可是也正是他最忙碌、最紧张的时期。有关军事宣传上的部署，我还清楚记得有两件事：一是据佛海告诉我，陈立夫氏来电，希望他在沪成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所，以便大反攻时作为敌后宣传之备，佛海并且要我主持其事。当时我对他说：与其大费周章，反足引起日人的怀疑，不如把我在上海经办的“平报”停版，重加整理，可以事半功倍，佛海当时颇韪我言，因此，“平报”于卅四年六月，突以节约纸张为辞，停止出版，我在报上自己写了一篇社论，称为休刊，而不称停刊，我有几句最露骨的表示，大意是说：“一旦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仍将起而为国效命。”

　　胜利后，我在法庭受鞠，还把这一篇社论提出作为证据，但是不配懂政治而又怀有成见的法院“大老爷”们，如何能使他们相信而又要他们采信呢？平报停刊的结果，果然引起了日人的怀疑，由陈彬龢陪了我分向日本有关机关解释，大费唇舌，始得未生枝节。平报停版以后，全部职工百余人，一人并未遣散，因为我主办的另一张并无政治臭味的“海报”，销行甚好，即以海报的收入来作为维持平报人员的经费。一面又防大反攻时电力中断，添装植物油发动机。更把日人所配给的白报纸，隐砌在夹墙之内。胜利以后，平报由吴绍澍、庄鹤礽等接收，改为“正言报”，绍澍现虽在北平，而鹤礽迄留香港，或者可以指出我所说当时佛海的苦心孤诣，并不是事后的凭空捏造。

　　另一件事我从前已经约略写过，那是主持反攻东南区的第三战区，曾以反攻时机已迫，由顾祝同遣派高级参谋章鸿春化装来沪，与佛海面洽，如何作军事上相互配合之布置，一度曾拟派我常驻第三战区司令部负联络之责，而卒因一切经手未了之事无法摆脱，致不果行。但章鸿春与佛海的两度见面，各事谈得已颇有头绪。谁知佛海的经营，结果白费了精力。两枚原子弹的爆发，就结束了一场世界第二次大战。假如当时真以地面部队实行反攻的话，佛海固然会有一些事实上的表现，而他与其他汪政权中人的最后命运，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其惨！

　　其实，说得更透澈一些，汪政权的一幕，是历史上的悲剧，也是活生生的滑稽剧，所有汪政权的军队，目击日军在陷区的所作所为，愈切敌忾同仇之心，所以在汪政权成立后的半年，最多不到二年之内，大部份汪政权之军队，十之八九，早于暗中收了重庆的委任，其方式是：（一）由周佛海接洽通知；（二）由军统局直接间接送委，都代以白绫一方盖印为凭：（三）由第三战区顾祝同委任；（四）由策反委员会所派地下人员亲赴部队接洽。而且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不论是真是假，只要说一声我是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也无不受到汪系军队的掩护与优待。所以汪系部队，终汪政权之局，从未与表面上敌对的重庆军队打过一次，连日军也深深有此感觉，日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当前最大的敌人应该是和平军而不是重庆军。”所以胜利之后，仍复紧守岗位，听候处置，既从无发生与国军冲突之事，而且在国军开抵陷区接收以前，犹不断与共党作战。

　　汪政权六年中辛苦培养的六十万大军，可说于一夜之间，烟消火灭。可怜重庆政府却是第一个中了中共的“阳谋”。当胜利之初，中共在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所提出的第一项，就是“严惩汉奸”，好唱高调的傅斯年辈，但知整饬纪纲，无异为共张目，惩奸正雷厉风行，山河已不断变色！中共要别人肃奸，而其自己则尽量容纳，东北的林彪部队，几乎就全是所收容的百万伪满部队。汪政权的“江苏省长”高冠吾、“统税局长”邵式军、“江苏教育厅长”袁殊等著名人物，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李明扬到今天还在做他们的什么政协代表。汪系军队，一经宣布胜利，周佛海的税警，成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部，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成为先遣军总司令，其他也无一不俯首贴耳，全部归顺。加着共党在接近沦陷地区，不断向汪系军队喊话：“国民党要杀你们了！抄你们的家了！快将队伍带过来吧！”于是从伪满至华北华中，共军唾手而得百数十万的部队，北有林彪，中有陈毅，南有叶剑英，声势既大，新四军一变而为“三野”，汪系师长刘相图、蔡鑫元、潘干臣，以及税警的熊剑东等，与共党作战之中，先后白白战死。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以后局势之一变再变，是注定的命运乎？抑又是人谋之不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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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我被派去参加伪满庆典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日军阀发动的九一八北大营事变，由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无意而且亦无力对一个侵略国家加以制裁，日政府于是索性在“既成事实”的状态下，堂而皇之地制造了“满洲帝国”。更把逊清废帝溥仪，由天津绑架至东北，出任“满洲国”的“皇帝”。东北问题，日军阀本来认为是一件意外的得意杰作，殊不知福兮祸伏，“满洲国”也几乎颠覆了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满洲国”的成立，不但是中日间永不能解开的仇恨，汪政权与日本之间，也以此事常引起不愉快的龃龉。最后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美日交涉的破裂，美国要日本退出东北，又成为一个主要的症结。

　　但是日军阀于侵占东北之后，全力控制，全力经营，并且拟以统治满洲的手段为蓝本，把中国本部的占领地区，也完成“满洲化”。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政府除了“大东亚新秩序”以外，更喊出“日满支协同体”的口号。日本要以中国为“满洲”之续，其用心更昭然若揭。

　　到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我记不起算是“满洲康德”的几年（康德为溥仪在伪满时的年号），已经是日本侵夺东北的第十周年，日本预备大大铺张一下，举行所谓“满洲建国十周年纪念”。这消息只见之于报载，我并没有加以注意。一天，佛海忽然约我去谈话，一见面他就说：“‘满洲建国’十周年纪念，政府派出了各种代表团去参加‘庆典’，同时举行各式会议，有一个叫做‘东亚操觚者大会’的，事实上就是新闻记者大会，你既然代表我主持着两家大报，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一切出席的手续，希望你准备一下，届时与其他参加人员一同出发。”

　　我听了他突如其来的决定，而且事前并未征求我的同意，使我为之一愕。无可讳言，这使我有些不快。我说：“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惟有在‘满洲国’名义下，我绝不愿意去。尽管政府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须与伪满交往，而我不能做违背我自己良心的事来。如必须有人去参加的话，请你改派别人去。”佛海说：“我考虑了几天，才作出这一个决定。那里，汪先生去过了，我也去过了，但是我们是在被排定的秩序下受招待，什么自由行动也没有，因此，什么东西也就没有看到。你去，和我不同，你可以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分，观察一下亡国以后民间的反应，与在异族压迫下民众生活的惨状。现在不是唱高调的时候，假如东北是地狱，是火坑，也必须去走一遭。今后，我耽心日本将以统治东北的手段来统治我们，让我们先去那里获取一个印象，来作为我们准备的参考。”

　　我又说：“去看了又有什么用？即使有听到的、看到的，但回来以后，还是一字都不能发表。”佛海说：“你过分天真了！如其可以自由发表，或者等可以发表的时候，‘满洲’将不是现在的状态，你也将什么都看不到了。”我还是坚持请他改派别人。佛海凄然道：“我自然不能勉强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我拉你加入了和平运动，可能已把你的前途毁了，但是今天，应该是每个有良心的人毁身为国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自惜羽毛的余地？这次你名义上是去参加‘庆典’，可能不为人谅，但是我认为日人统治下的东北是值得去一看与有必要去一看的。我想不出别的可以替代你的人，不知你能否勉为其难？”佛海平时常以商量的态度对我，我又是一个最吃情面的人，话既说到如此，我也只有点头同意了。

　　同我一起出发的，我记得有“宣传部次长”郭秀峰，上海“中华日报”代理社长的赵慕儒，上海“国民新闻”副社长黄敬斋等人。“满洲国”驻宁大使馆还派了一名叫敖占春的高级职员，作为我们的翻译和向导。敖占春一向在北平的大学受教育，看面相有些獐头鼠目，我们都耽心他是派来监视我们的人，而且我们之中，过去没有一个人与他熟识。在津浦车上，我们尽量避免与他谈话，他显得很无聊。

　　在火车驶过鲁境黄河大铁桥时，当国军撤退的时候，曾经予以破坏，事越三年，日人还没有把它完全修复，而且谣传铁路两侧，时常有游击队袭击，因此，火车行驶得特别慢。我独自立在车厢前面上落的地方，倚着玻璃窗，对着一片黄土，正在呆呆地出神，连背后有人过来我都没有觉得。直到他呼叫我时，我才瞿然如梦初醒。我回头一看，竟是我还不曾和他谈过话的敖占春，他面上露出一丝牵强的微笑，而接着是率直的问话，更使我吃惊，他睁着眼问我：“你为什么要去庆祝满洲建国十年？”口气像质问，也像是叱责。

　　我为他太不礼貌的态度所激怒，来不及研究他质问的真意，我随口冲出了两句话：“因为知道那里是活地狱，所以趁现在要去看看人间地狱的真相！”我话声未绝，他面上已挂下了两行泪水，紧握着我的手，凝视了半晌，又凄然一声不响走去。因此我认为他是良心还没有埋没的人，以后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毫无顾忌的交谈，入境问俗的结果，他帮助我初步了解东北那时候的状态。

　　车抵北平以后，我们停留了四五天，与华北的一批“代表”会合前往。这一批人中间，现在我只记得有华北的“宣传局长”兼“实报”的老板管翼贤，以及天津“庸报”的总编辑童漪珊等数人。在会期前的三天，我们又转搭北宁铁路客车直抵长春（那时是伪满的“首都”，唤作新京）。住宿的地方，是一家在繁盛地区新建筑的“第一旅馆”。我满街听到的是日本话，所看见的是日本兵。我终于抵达了“满洲国”，而且我还是贺客之一。十年之间，这一块干净的土地，已不再像是我国的国土，眼望着咫尺间的白山黑水，当时我自己也辨不出是怀着怎样一个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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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日本统治下的东北惨状

　　当我到达“新京”之后，因为报上发表了名单，就有当地几个过去的熟人，偷偷地来看我。他们善意地劝告我，这几天风声很紧，一切言语行动须要特别谨慎。原因在我到达之前，汪精卫曾经早几天来此与溥仪会晤。当他行抵新京的第一天，就作了一次对全“满”的广播演讲：他开头的几句话，虽然很含蓄、很冠冕，但使久处日人铁蹄下有血气的青年，了然于他的妙语双关，掀起了一片故国之思，因而使情绪很激动。

　　汪氏的演辞，表面上平淡无奇；他一开口就说：“亲爱的满洲同胞们呀！过去你们是我们的同胞！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同胞，将来，更一定是我们的同胞……”每一个人都能体味到汪氏演辞的含意是什么。许多东北的青年们，由于这几句话的影响，曾经做出了一些反满反日的举动。日本宪兵而且已经拘捕过数百个青年，虽然我这一次是以贵宾身分莅临。他们不会对我过分怎么样，但满洲宪兵与中国沦陷地区的宪兵是一起的，等我回去以后，可能会惹出麻烦，这是朋友事前给我的警告。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日满军警防范得本来就特别的严密。我对此一番善意，只有表示感谢，而心头上则平添无限的愤怒。

　　我真料不到汪氏这轻轻的几句话，竟会引起这样大的波动！汪氏是革命先进中反满最烈的一人，他曾经在清末行刺过摄政王，摄政王就是溥仪的生父，虽不幸事前泄露，但实际上他对溥仪有杀父之意。今天，汪氏居然躬访伪满，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其去时的心境，更可想而知。曾经有刻薄文人做过一个灯谜，谜面是“汪精卫访溥仪”，射影片名一，谜底则是“木偶奇遇记”，两人都在日人枪刺之下，分任两个政权的首领，詈之者都目为傀儡、为木偶，而汪氏有过一段行刺溥仪生父的往事，及今时移势易，忽然握手言欢，其会晤也不能不算是离奇，这谜语就谜论谜，不能不谓有巧思，但对汪氏，则纯以形迹衡人，不免讥刺过甚了。

　　当我行装甫卸，即往街头看一看伪满情景，虽然胡骑纵横，长春却已被建筑成一个现代都市，巨厦林立，广场宏伟。我们坐的一辆车头上，高插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引得无数行人驻足，指指点点，唧唧哝哝地表示出兴奋与亲切的表情。我们所住的旅馆，东北同胞的侍役们，常常乘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溜进来吞吞吐吐地表面上是谈的不相干的事情，而我可以清楚地窥察出他们内心的真意，想探问出国军是不是会光复东北河山。重庆离得那么遥远，甚至他们寄希望在汪政权的身上。他们也似乎并不相信汪氏真会和日本合作，他们也如东南沦陷区的民众一样，相信蒋汪之间是在唱双簧。我不便和他们深谈，只有用隐约的言辞，对热望复国的可怜同胞，加以鼓励。逢到我们差遣他们的时候，他们特别显得高兴地为我们服务，甚至托他们买几件小东西的时候，往往还退还了我们的钱，说是送给我们的小礼物。从这小小的事实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出东北的人心未死。我们与他们，可以用得到一句成语，是流泪眼对流泪眼，而他们竟然视我们这一群同样在敌人压迫下的生客，当为传达祖国温暖的特使，这是何等的使人惭愧与惶恐！

　　那时民间的主要物资在东北已实行配给，我们是“贵宾”，什么都给我们预备得好好的，包括“统制”的火柴与香烟在内。吃的是大米饭，和丰盛的菜肴。但是在街头我们所看到的东北同胞，尽是些有愁容的面孔，与褴褛的服装。我们这一群“贵宾”们穿着得过分整齐，夹在这个环境中，就显得很不调和。尤其东北同胞凄苦的神情，可以知道日军在东北的威风不小。虽然我并没有真正深入民间，而自南而北，一路从空气中已可以嗅出一些气息，日本统治中国，对华北比华中为严厉（那时称长江以南为华中地区），对东北比华北更严。也可以说，假如整个抗战失败了，今日的“满洲”，也就是将来华中的影子。我初步感到佛海硬要我走一次，实在不为无见。

　　举个例来说，汪政权所派出的代表团，行前还决不需要与日人商酌，同行中也决无日本人在内，而华北的代表团，居然有名唤佐佐木的日本顾问，全团须事事向他请示，这日本人也公然颐指气使。华北的管翼贤（胜利后被逮，旋即执行枪决），在华北代表中，他是居于领导地位，而对于日人的恭顺卑劣，可使旁观者为之眥裂。这样一个曾在新闻界露过锋芒的人物，具有高等的知识，而其无耻竟会一至于此！我曾经用语言来讥刺他，他赧赧然有惭色，也有愠色，以后就与我避得很远。

　　至于东北，每个日本人都具有双重国籍，日人一到东北，即自然取得满洲国籍，而又不必放弃原有的日本国籍。并公然出任“满洲”有实权的高级官吏，现在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就是当时伪满某一部的次官。而关东军更是“满洲政府”的太上皇。每一个东北同胞与日本人相处，很自然就有着主奴之分。溥仪是“满洲”的所谓“皇帝”，其权力实在也仅限于划诺为止。日本人担任的宫内大臣之类，朝夕寸步不离左右。

　　我见过溥仪一次，那时他还是三十九岁，穿着一套晨礼服，戴了一副阔边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仪表还不俗，虽不一定有帝王之相，却还不失为一绅士的模样，与最近在共报上所看到抚顺集中营中的溥仪，竟已判若两人。他谈话时露出一副牵强的笑容，话题也仅限于寒喧，在他旁边直立着的就是一个日本人。据汪政权“驻满大使馆”的参事竺缦卿告诉我，一次汪政权派在那里的“大使”廉隅，进宫拜会他，他趁日人离开一下的当儿，即轻轻告诉廉隅，希望能以“大使馆”的名义，运一箱大炮台香烟送给他。其处境之可怜，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事实。

　　“满洲”不挂旗则已，一挂旗必须日本旗与满洲旗同时挂出。假如只有一根旗杆的话；老老实实上面是日本旗，下面是满洲旗。民间免得麻烦，也索性将两面旗上下缝在一起。粮食统制很严格，大米只有日本人与“满洲”特任官以上的人可吃，尽管日本人到了“满洲”已成为“满洲人”，但吃大米一点上，他依然保持日人的特权。据说即贵至“国务大臣”的张景惠，虽与他妻子同桌而食，而张景惠吃的是大米，他的妻子儿女只能吃“文化米”。所谓“文化米”也就是高粱米，红色而杂有霉气，很难下咽。我曾经特地到菜馆中去尝过一次，我才体味到东北同胞的痛苦。我们在会前的数天中，很平安地过去了。不料到开会的那天，我一时制不住情感的冲动，闹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风波。如没有佛海的回护，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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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一个荒谬绝顶的日提案

　　所谓“满洲建国十周年庆典”，不料竟是“满洲”的最后饰终之典。四年以后就烟消云散，“满洲国”三字，永成为历史上一个最丑恶的名辞。但在当时，日本人偏要铺张粉饰，在日本军阀们看来，东北既已为其囊中之物，也将为日本帝国万世一系的子孙万世之基。所以，那时除了正式的“庆典”以外，还有什么“东亚运动大会”、“东亚操觚者大会”等同时举行，以炫耀其侵略所得来的成果。

　　“东亚操觚者大会”预定会期是三天，地点在“新京”的民众大会堂。事前，会议的议程是什么，我们竟然一无所知。而我此来既志不在此，也就并不曾加以注意。虽然这一次会议号称东亚诸国，而实际参加的也只有日本、汪政权与伪满三者而已。

　　开会那天的清晨，几辆汽车把我们载往会场。民众大会堂是新建的，规模不算小，前面一片广场，左右矗立着两支大旗杆，一边悬着日本旗，一边是满洲旗。我四面环视一周，看不到青天白日旗，我一惊，也一气。我想：号称国际会议的会场前，怎么竟然没有参加“国”的国旗？我默然随众入内。代表们的休息室各自分开，我们被导入中华民国的一间。坐定以后，议程由会场的职员们分发了。翻开来第一案赫然是“皇军感谢法案”！我虽看不懂日本文法的真正含义，但大意是可以明白的，况且后面还附着华文的译文。我细细读了一遍，提案原文是这样的：

　　“自‘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以迄‘大东亚圣战’以来，我帝国英勇皇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造成赫赫战果。对此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牺牲之皇军死难英灵，大会代表，允宜致其衷诚之崇敬。应以大会名义，电日本帝国政府，表示深切感谢之意。”

　　下面具名的提案人是日本、“中国”、“满洲”三国代表团。当我把提案读完以后，实在觉得心里面有说不出的难过，但环顾一下同去的代表们，都木然毫无表情。上一年，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也曾经举行过同样性质的会议，是叫做“东亚新闻记者大会”的，我也是代表汪政权出席的，而且我还担任着“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可能由于我抱有太高的国家尊严与民族尊严感，那次我的表演，或许太不称职。因此这一届“宣传部”派出了“次长”郭秀峰为团长，而以赵慕儒与管翼贤分别代表“华中”与“华北”为副团长，我不过是区区的一个普通团员，论理我是无权置喙的。

　　那时郭秀峰以团长身分到了主席室去，不与我们在一起。我走过去把提案指给赵慕儒看，他是一个过分老实的人，他只对我摇头苦笑了一下。我再到管翼贤那里，我问他对这个提案有没有意见，事先曾否征求我们的同意？他瞪着眼看我，好像在怪我多事。对此问题，副团长既没有反应，而其他的与我同去的团员们又全无表示，我认为忍耐已超过了限度，我该不问后果，做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来。

　　开会的铃声响了，我们这一间里的代表们已纷纷离座起立，而会场职员也进来招呼我们鱼贯入场。我想，这已是抗议的最后机会。我抢前一步，挡住了通向会场的门口，我开口了，我说：

　　“各位代表，在两个问题未获得解决之前，请先慢一些入场。第一、当我们离开国境以后，国旗是我们唯一的标识，诸位看到了没有？会场前面，飘扬的是日本与满洲旗，而没有中国旗。所以，在青天白日旗未曾升起之前，我们不应该贸然出席。第二、议程中的第一个提案，是什么‘皇军感谢法案’，我们与日本是友邦，因此，我们只称为日军，而不知道叫做什么‘皇军’。我们已经退让到承认‘八一三’称为‘东北事变’或‘北大营事变’，但决不能称为‘满洲事变’，‘七七’也可以说是‘中日事变’，但是含有极端侮辱性，如其所称的‘支那事变’，我们断不能容忍。再次，假如我们要向战死的日军表示感谢，那岂不是说：我们为国殉难的千万军民，都是该死的？我们将何以对此千万军民于九泉之下？在上述两项问题未能获得满意解决之前，我们就不应该出席。如其有人因畏惧而屈服，我虽然无拳无勇，但假如能再给我回去的话，我要昭告国人，让国人来起而制裁。”

　　我这一席过于坦白的话，引起了代表们的惊惧，沉重的面色，可以反映出他们内心的震栗。全室寂然，没有人反对我，也没有人附和我，但也决没有人再移动脚步，想走向会场。一个人在情绪冲动的时候，什么也不顾了，我又充分发挥出我性格中潜在的一股傻劲。

　　场面显得有些尴尬，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僵持着。终于，大会的一个职员陪着笑上来向我解释。他说：“开会的时间已到，贵代表有什么意见，尽可在开会时提出。现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满洲国总理’，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已在主席台上鹄候。请先开会，有什么话，留待慢慢再商量，如其有什么不周到之处，决不是大会的过失，这只是我们办事人员的疏忽。”说完，他想拉着我走，我摔脱了他，只摇头表示我无言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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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在伪满首都胡闹又怎样

　　五分钟在死一般的沉寂中过去了。比较更高级的一位职员走来向我劝导，但辞气已变得严厉了一些，他说：“贵代表所认为不满意的问题是两个：没有悬挂中华民国的国旗，确是我们的疏忽，筹备工作那样繁重，忙中有错，我们忘记了制备，事已至此，现在已无法补救，只有请你原谅。”我抢着说：“没有参加国的国旗，这决不是原谅不原谅的事。”他不管我的答覆，又接着说：“至于提案的赞同或反对，应该到会场上去发言，并且最后取决于大多数的同意。这里，只是代表们的休息室，而不是讨论议案的所在。贵代表有意见，留着开会以后再发言表示。”

　　我听他表面上温和而骨子里凶硬的话，益发触动了我的怒气，我抗声说：“我不在讨论提案的内容，我代表中国的代表团否认曾同意提出这一个提案，不是我们提出的提案，而硬指是我们共同提出的，我们不能随便受别人的支配。”他忽然发出了轻蔑的笑声，他说：“那你们的团长为什么不说呢？”我哼了一声，我说：“我有权利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也有资格与我们的人交换一下我们的意见，不畏惧别人的干涉；而且也不容许别人的干涉！”那位职员似乎有些老羞成怒了，他厉声说：“那你究竟准备做到怎样呢？”我说：“事情很简单，同样升起了我们的国旗，并且撤销不是我们所参加提出的提案，我们去开会；否则，我个人愿意负起任何一切的后果。”

　　我的强硬，使他有些不知所措。的确，主席台上的关东军司令以及当时的“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人，等待得已经有些焦灼，频频催促，而办事人员又不敢说出原委。于是大批日“满”军警进来了，把我团团围住，中间一个中国话说得很流利的日本宪兵指着我说：“你要明白！这是‘满洲国’的‘首都’，不容任何人在此胡闹！”我自认一向很倔强，当我傻劲一发的时候，什么都不再是我所畏惧的事情。我反问他：

　　“你竟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你们所请来的宾客？满洲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今天，我们已反主为宾，而且做着贺客，我欢迎你做出你想做的事，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满洲国’在怎样处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怎样蛮横地对付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以及‘满洲国’境内是怎样的一个不讲道理的地方。我不怕才来的，如仅凭你的恐吓，你将不会得到结果。”

　　没有人帮着我讲话，只投我以同情的眼光。许多东北的同胞拥挤在门口，好似在为我耽心。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轰轰烈烈的死，到底比委委屈屈的生好得多，能表现民族尊严而死，可谓死得其所，一生中能遇到这种机会并不多。因此，每个人都得看出我绝没有让步的意思，而会议已经不能再等待。而且，在所谓庆典中，他们也并不想发生一件太不愉快的事。形势忽然急转直下，另一位好似大会秘书长那样身分的人，很有礼貌的上来向我说：“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补救的办法呢？贵代表的条件是……？”“升起我们的国旗，与撤销事前未得我们同意的提案！”他说：“立刻要制一面旗，事实上已无法办到，把日本旗与满洲旗也卸下来，你以为怎样呢？”我的答复是：“我不作此要求，但也不反对你们自己的决定。”他又说：“对于感谢法案，改为日本代表单独提出，而由日本代表单独电日本政府表示，你以为怎样呢？”我说：“我不拟干涉别人的单独行动。”他说：“那你同意了，我们就这样做。”我点了一下头，问题才算获得解决，但超过开会时间已半小时。我们眼看着大会堂前两面日本与“满洲”旗在日落以前降落了，我们才列队进入会场。其他的议案，都是文化交流等一类的官样文章，三天中终于平静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并没有再发生其他的波澜。

　　上面的这一段叙述，可能有人说我是在故意夸张，目的只是为自己炫耀。其实所有参加汪政权的人，不管怎样去为自己辩白，但也尽有人会臆造了一些故事，以求谅于国人，然而是非系于成败，在任何情况之下，没有人能再脱下单单重压在头上的这一顶“汉奸”帽子。我写本书的目的，只是凭了良知，提供过去的事实，以作世人的殷鉴。在伪满的这一段经过，与我同去的许多旧侣，现在活着住在香港、台湾、大陆的人还不少，但读者不妨以看“天方夜谭”一类文字的态度，就当我在说着梦呓吧！

　　本来会议完毕以后，还要分批出发参观佳木斯、抚顺、大连等许多地方。而当我闹事的当晚，有一位当地的同业，偷偷地来看了我，第一句话他就说：“虽然今天你做得太痛快，但是，你将连累太多的满洲同胞！”我不解他的真意所在，我说：“一身做事一身当，为什么会连累到别人？”他告诉我说：“从前也有过像你这样的人，在‘满洲国的首都’‘胡闹’，但翌日在路上就遭人暗杀。治安当局办理得异常认真，居然立刻逮捕了数十名嫌疑犯，而且迅速地一体执行枪决，这样就堵塞了别人怀疑的口实。但据我们知道，被枪决的都是反满反日的热血青年，而并不是真凶。当局派人实施暗杀了‘胡闹’的人，又假手诛戮了抗日青年，这是恶毒的一石二鸟手法。这几天，你行动要特别留心。”说着，他又悄悄地溜走了。

　　我受了他的警告，既不愿南返示弱，也已无心出发参观，索性与黄敬斋、敖占春三人，游了一次充满俄国情调的哈尔滨，静静地观察了一下民间的惨状，也疏散一下紧张的情绪。一直等我离开东北，总算并未遭遇到如朋友告诉我那样的厄运。

　　等我南返与佛海会面，才知道闹事的翌日，关东军司令部已致电“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指我是抗日份子，日本宪兵总部并且已一度在我的沪寓中搜查。本来等我回来，打算要加以逮捕，幸而主持其事的日本总司令部第二科科长今井武夫（即胜利后赴芷江代表冈村宁次投递降书者）与佛海有交谊，暗暗的通知了佛海。佛海又极力为我回护保证，那时日本不欲与佛海公开破裂，因投鼠忌器，才得无形消灭。然而从此我益加警惕，不但把所有比较机密的文件完全烧毁，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季，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特派高级参谋章鸿春来沪，与佛海商量反攻时由佛海内应的军事政治布置，原定是派我代表长驻三战区的，也因日军对我的注意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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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日人卵翼下的两不倒翁

　　在汪政权的各级机构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职位，一向为日人视作禁脔的，一个是“统税局局长”；另一个是“上海市市长”。

　　东南地区经抗战之后，虽战火已远，而地方糜烂、田亩荒芜，日人又实行以战养战政策，囤储军米，四出搜括，苏浙一带的业主，固已变成无租可收。同时乡间不靖，游击队出没无常，更使业主们望而却步。所以即使东南为中国的半个米仓，而富有的业主，既都避匿至上海租界，秋收以后，日军与游击队又直接向佃农征粮，各地田赋的收入大打折扣，汪政权的国库，也只能依恃关税盐税与统税三项。

　　在民国二十九年汪政权建立之前，周佛海预计全年收入，只有一千八百万元，其中关税为八百五十万元（华北事实上是各立门户，而名义上则仍隶属于汪政府，故协议每年解缴二百万元。广东则仅得五十万元。直属华中之江海关，约计可收六百万元）。而自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除日舰尚有军输物资运沪外，其他海运全停，黄浦江凄清一片，关税几乎涓滴全无。其次为盐税，我国产盐，以长芦为最著，而又在华北地区，不属汪政权直接管辖，“华北政务委员会”也只承认解缴每年五十万元。南方以海洲场产量为多，而又为日本的所谓“中支振兴会社”下的日本国策公司华中盐业公司直接经营其事。在汪政权建立以前，海洲等处盐产，更由华中盐业公司向盐民收购后，交给由特务机关支持筹取特务经费之通源盐公司，销售于江浙皖三省，并远至武汉。通源盐公司当时的主持人为丁剑桥、周吉甫两人（现均在港）。中国数千年的盐政，既为之破坏无余，汪政权对之亦且束手无策（通源盐公司停闭后，又有盛幼盦主持之裕华盐公司代之）。其他有大宗产盐之余姚场，抗战最初数年中，一度废置。所赖以征税的，只产量无多之泰州与松江两场而已。故佛海编列二十九年度之盐税收入，共只两百五十万元（华中二百万，华北五十万）。

　　惟有统税，应该在汪政权掌握之中，因关盐两项税收之收入戋戋，更关系到汪政权的财政命脉，而依二十九年的预算数字，亦只有五百五十万元。但是“统税局长”一职，在“维新政府”时期，就由日人委派邵式军担任。邵式军为浙江余姚人，为文艺界邵洵美之族弟，那时他的年龄还不到三十，已染有嗜好甚深，相貌还算清秀，可是满面烟容，全无一点血色，又加着一个歪斜的鼻梁，连他的笑也有些阴险而不大自然。

　　我与他虽也熟识，但不详细他以何渊源，竟得日人如此宠信。在“维新政府”一段时期内，统税本来黑幕重重，他因利乘便，大事中饱，积资已经不少。将东南财富之区最庞大的统税，半入私囊。南阳路家里的奢豪气派，社会上人士的趋附奔竞，这样一个乳臭方干的小伙子，俨然一下子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当汪氏等抵沪筹建政权之初，统税局即为周佛海所极端注意的一个部门，迨与日人一再交涉，而日本军部方面坚持由邵式军蝉联。迨汪政权成立，非但他的统税局长未能更调，反而又兼任了“财政部”的“税务署署长”（其他财部两署：一为关务署，署长张素民，现在港；一为盐务署，署长阮毓祺，胜利后避往江北，为中共所杀）。直至汪政权的覆灭，邵式军恃日人的卵翼，终始其职，屹然不动。迨至日本宣布投降，国军还未东运的一段时期中，他最感彷徨，他知道与日人合作最先，而又搜括的财富最多，“人怕出名猪怕壮”，接收人员决不会放过他的。每晚他到居尔典路佛海家里，呆呆的坐着，探听消息。

　　有时他问我怎么办，我哪知重庆当局预备怎样做，自然不会给他满意的答复。后来天上虽还没有飞下来，而地下钻出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在沪开始活动，他是一个目标，乃益有不可终日之势。有一晚，他告诉佛海他的处境已经危险，要求佛海给他保护。佛海想了一想说，我把你交给熊剑东，你到我的税警总团的团本部避一避吧。于是邵式军就躲到那里，他还带了厨子，财宝，以及囤积的钢条等物资，做他的避难寓公。可是时移势易，熊剑东也对他不客气了，警告他在军队里还要吃西菜，讲享受，如引起士兵的不满，他不能负责。邵式军察言观色，知道那里也不是什么安乐窝，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一样会吃人的。

　　中共于胜利之后，虽高叫“严办汉奸”，但实行的是人弃我取的政策，伪满军队的全部收编是一个最显著例子。邵式军有偌大家私，岂有对他不加觊觎之理，新四军派人偷偷地与他接洽，正在慌不择路之时，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邵式军乘机溜往了苏北新四军区域，上海人从此不再知他的消息。直至中共南下以后，他又一度出现于上海，据说他在中共杭州的一家银行中做一名中级职员。

　　汪政权中另一个重要的职位，是上海市市长。上海为全国工商业所聚之区，百年的租界，自洪杨以来，在不断的烽烟遍地中，独保安全，更成为全国财富的中心。虽然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尚未收回，华界的繁荣较逊，但仍不失其为富甲全国的都市。当国军淞沪抗战于二十六年冬西撤以后，日军即在浦东制造出一个变相的“地方维持会”，成立了名称就是非驴非马的叫做什么“大道市政府”，以台湾籍的苏锡文为第一任傀儡市长，以后又以傅筱庵继任，改称“上海特别市市政府”。

　　论傅的资历，自远胜于苏锡文。他是宁波人，曾任招商局总办、上海通商银行总经理等职，并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他继聂云台而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依附当时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反对国民党甚烈，迨国民革命军底定京沪，明令对之通缉，傅避匿大连多年，后经虞洽卿等为之缓颊，始于抗战前返沪。国军撤退，傅蛰居无聊，本有静极思动之意，日人亦正欲觅一稍有资望者以代苏锡文，傅在逋逃大连期间，与日人固有接触，而当时趋附傅之左右者，又有周文瑞等人（周为台湾银行买办，娶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孙女，后又娶沪上花国大总统富春楼老六为妾。周现在日本经商，仍不时来往于港日间）。

　　周文瑞藉其先人之荫庇，子继父职，任台湾银行买办前后二十年，为日人道地之家奴。周一面怂恿傅筱庵活动，一面又向日人撮合，乃竟得继苏锡文而为“上海市长”。此事实现，傅并以“财政局长”一职酬周拥戴之功。其后汪政府在南京成立，而日人极力主张各省市地方首长暂不更动，以保持日人的颜面。虽“上海市长”一职，汪政权一再交涉易人，终未得日人之首肯，故傅能仍得安于其位，设非突然被人谋毙，恐也将如邵式军之成为亲日傀儡中之又一不倒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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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六年中的上海三任市长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日的晚上，我往沪西七十六号访李士群闲谈。那天士群也正感到无聊，于是约了另外两位朋友，就在他的办公室内，拉开桌子，打麻雀消遣，牌局一直打至将近黎明，忽然士群桌上的电话铃声大振。士群连说不好，这时有电话，一定是出了什么乱子。他拿起电话一听，打来的是“警察局长”卢英，电话中说得很简单，仅谓“傅市长”被人谋杀，请他去履勘。士群负责特务工作，职责所在，这自然是一件大事，不能不亲自前去，我们的牌局，也就此中断。

　　第二天我从士群方面得来的出事经过，原来傅筱庵的住宅，僻处虹口，已相近市中心区。那天晚上傅熄灯入睡以后，以室内外防范甚严，不虞有他，连寝室的门也未曾加链。不料一个跟随他十余年的心腹仆人，午夜携厨刀掩入，乘其熟睡，挥刀力斩，傅在睡梦中不及呼救，立时毙命。迨家人发觉，床上已成血泊，尸体模糊一片，仅余皮肉牵连，身首几至异处。凶手于得手之后，乘了预先在门外安放好的一辆脚踏车，于人不知鬼不觉中，溜之大吉，传说他搭乘火车，即转赴内地。这案也终究未曾破获，此中真相，虽疑莫能明，大抵为政治性的暗杀，则可以断言。但是傅筱庵的被人谋毙，汪政权对争执已久上海的“市长”问题，得以毫不费力，迎刃而解。

　　汪氏于接获傅筱庵被谋杀之报告后，即于翌日召开“中政会”，汪氏提出以褚民谊为继，而周佛海则认为上海地方重要。应以陈公博出任。汪氏初以公博已任立法院长，不宜再兼地方官吏，而佛海则以已有王揖唐之先例可援（汪政府成立时，最初发表王揖唐为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为副，旋王揖唐又继王克敏而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仍遥领考试院长职务，数年后始辞职，由江亢虎继任）。且京沪密迩，往返甚便，两处要公，不致耽误，经佛海一再陈辞，汪始首肯。而公博初尚谦逊，推梅思平出任，而李士群又力主佛海自兼，卒以佛海顾全大体，持之甚力，最后终得公博同意，上海市长问题，经一周之磋商，始告决定。

　　公博虽然以与汪氏私谊之笃，当高陶叛离以后，日本所称亲善之真面目亦已揭露，不忍弃汪氏于危难之际。但他对汪政权一切的不感热心，前文中我已一再言之，他的兼任“上海市长”，因之也并不亟亟于兴革，日常公事，一以委之于秘书长办理。查公博“沪市长”任内，前后出任秘书长者，计得四人，一为胡泽吾（系日本留学生，为罗君强之妹夫，但与公博渊源较深）；一为彭恂（曦民）曾任北京国会议员，战前并与章士钊合作，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一为赵叔雍，任职较久，后以调任中政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为周佛海）而以吴颂皋继任。

　　在公博莅任之后，战火渐远，地方秩序亦渐复常轨。他自民国二十九年十月担任起，以迄三十三年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旧创复发，受医生劝告，赴日疗养，他代理汪政府之主席为止，前后亘三年有余，其中历太平洋战争，收回法租界等大问题，公博均能应付裕如。民国三十二年的双十国庆，中国军队开入原公共租界跑马厅举行阅兵典礼，为上海百年以来的一大盛事。租界收回以后，法租界改为第八区，以区长一职，逐鹿者多，穷于应付，遂更由公博自兼区长，而以赵叔雍兼第八区之秘书长。当时上海人以公博由院长而竟兼至区长，曾撰一联以嘲之云：

　　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

　　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

　　联语虽属欠工，说的却很切事实。所谓选特简荐委，是国府所定的官阶，汪政权仍继续沿用。公博的“立法院长”是选任，“军委会政治部长”为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而区长则在荐委之间。当时日军虽占有上述各省，也成为汪氏所管辖的地区，而日军只能保持沦陷区的重要据点，部份地区，既仍在国军手中，而部份地区，又为游击队所盘踞，所谓“一省不全”亦确为纪实之言。而这一个联语，无疑多少含有若干讥讽的成份在内。

　　其后公博既以汪氏赴日，代理“主席”，自不能再兼“上海市长”。在汪政权中，才力可以胜任的，当然只有周佛海了，所以一开始公博就推佛海继任，而佛海则踌躇考虑，谦让再三，佛海的所以如此，当时正有其不得已的隐衷，而非出之于假惺惺的作态。

　　在汪政权中，佛海是握有最大实际权力的唯一人物，财政经济固无论矣，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任务，也总落在佛海身上。而军人方面，复多以佛海之马首是瞻，如孙良诚、李长江、吴化文、孙岚峰等都是。他如握有兵柄的任援道、项致庄（有浙江保安司令部一部份兵力）等，都与佛海相处甚好，而佛海自己复有器械最犀利，训练比较严格的税警团，他更与公博分任“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汪政权的一切政务，即汪氏在世之日，对佛海也必咨而后行。特务工作，自丁默邨脱离，李士群毒死以后，也由他直接指挥。而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与CC，一直时有暗潮，佛海的权力已高，如再兼任人人注目的“上海市长”，在他，更恐加深磨擦。那时，日军在太平洋又节节战败，覆亡之祸，已迫眉睫，也不想再加重他的责任。佛海的不愿就此，这是原因之一。

　　另一主要原因，则是佛海参加汪政权以后，早向重庆输诚，一切行止，亦唯重庆之命是听。当汪氏逝世以后，佛海即以汪政权今后的进止，通过密设的电台，不断电向中枢，故当公博力推佛海继任后，佛海即电渝请求指示，在重庆未有覆电之前，自不欲擅作主张，故除了先作谦让外，也实无他途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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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周佛海何为若是其彷徨

　　周佛海于汪氏病逝日本之后，责任愈感重大，心境也愈见沉重。他与重庆联系的两个秘密电台，一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戴笠直接通报。佛海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回国后，即赴粤参加革命，曾一度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与戴笠本有师生之谊，而且佛海以过去曾任教官之关系，又为世所熟知黄埔系之“蓝衣社”十个最高负责人之一，基此渊源，在胜利以前，双方每日通报不绝。另一秘密电台，则通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俾对军事上之部署，与顾祝同就近联系。

　　当顾氏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期内，佛海为教育厅长，两人间相处极好。故当年如美国无原子弹投向长崎广岛，迫令日本投降，负隅之局，最后将不得不于中国战区，由中美陆空联合反攻，以与麦克阿瑟元帅在太平洋之跳岛作战相配合，而第三战区则被指定负规复东南之责。其时顾祝同之岳家许氏，全家寄居上海，一切均由佛海就近照拂，无微不至，公谊私交，两均契洽。佛海身负汪政权举足轻重之责，亦分担重庆反攻时敌后策应之大任，如此微妙复杂之处境，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时日本军之败兆日露，太平洋作战已节节溃退，而外间传言，日军如以一旦大势全去，必需撤出中国，将不惜毁灭大上海以为泄愤之举。而佛海与重庆之暗通款曲，日人中如上海“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如佛海之密友冈田酉次及伊藤等均深知其事。所以当上海市长问题落到佛海的肩上时，深恐引起日本更严的防范，反而妨碍其地下工作之进行，以此之故，遂使佛海踌躇彷徨而不知何以自处。

　　再次，虽然佛海与重庆的通报中，覆电常慰勉备至，且电文都以委员长之名义行之，究竟是否出于蒋先生之直接指示，或仅系戴雨农特务工作技术上之运用，佛海也颇难得到证明。所以有时奉到军委会密令，而觉得有值得怀疑之处时，又往往另电顾祝同，托其转电中枢探问，以窥最高当局的真正意向所在。

　　欲明了那时佛海的心境，可与我两次的密室谈话中以窥一斑：大约在民国三十二年间，佛海还住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一天我到他的家里午饭，刚巧周太太等都已外出，室内除我与他外，并无别人。闲谈时他颇多感喟，我忽然问他：“蒋先生对你究竟如何？”他耸一耸肩说：“现在不是很好吗？”但说话时面上却毫无欣喜之色。我又说：“我问的是将来？”他摇了一下头，声音很低沉：“你看张汉卿现在如何？”我猜度他的意思，大约他认为凡是公开反过蒋先生的，最后将不会获得宽恕，张学良就是他最好的榜样。我看到他的表情很凄惋，不便再说什么，谈话也至此而止，我明白他对于自己前途的瞻望太黯淡了，以他的对我推心置腹，使我对他也发生了无限同情。我一直记着他这几句话，所以当汪氏病逝以后，使我更能体味出他的处境之苦。

　　又一天，我忍不住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说：我看到你最近一篇在“古今”杂志上发表的“大病以后”的近作，最后几句你否定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旧说；你甚至哀伤地说出来不知死所的话，可以显出你内心的阴影。我还记得上次你与我谈到过关于张汉卿的话，我愿意贡献你一个自己掌握命运的办法：我以为日本既无悔祸之心，而且也无为友的诚意，如日本战而胜，目的是要灭亡中国，那时你无回天之力，徒成民族罪人；如抗战而获得最后胜利，依你上次的看法，也不免为张汉卿之续，那末与其偷偷摸摸的做妾身未分明的地下工作，将来的祸福难知，不如现在明目张胆的公开反日，大干一下。把这几年你与日人交涉的经过，以及日本压迫的事实，原原本本昭告世人。同时你宣告辞职，表示抗议，由你来这样做，将给予日本以最沉重的打击，虽然目前祸在不测，但不特洗刷了你自己“汉奸”的恶名，也让追随你的许多人保全了清白。人生自古谁无死？在我想：这是你应选择的一个最好死所。如其你有此决心，我愿意将这文告在我主持下的“平报”发表，你死，我也陪同你死。

　　这一番话，太出于他意料之外，他沉吟有顷，才说道：“事情哪会有这样简单，你不免失之于书生之见，我尽我心，且尽人事以待天命吧！”我看他已黯然欲泪，从此也没有再提到这一个问题。但是佛海做事，却愈来愈小心翼翼，一切总先向重庆请命而后行。上海的市长问题，尤其如此，除他直电请示外，又要我去与蒋伯诚商量，并请他转电中央取决。蒋伯诚倒很爽快，他就表示上海的地位那样重要，佛海当仁不让，而且他手下有直接指挥的税警团数万人，更加上市府的警察与保安部队由他来坐镇，远较别人为宜。他答应通过他设在浦东的秘密电台，报告重庆，俟有覆电，再作决定。但他要我坚嘱佛海在目前，千万不要先行坚决谢绝，以免弄得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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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罗君强自称噬人的恶狗

　　一周以后，蒋伯诚收到了重庆的覆电，内容自然是希望佛海兼任上海市长。那时佛海已由沪去宁，当伯诚把电文交给我以后，我也夤夜赶去。不料他正在发着高热，呻吟床褥。当我进入他卧室之际，看到他面部烧得通红，精神也极为疲惫，我说明了去意，并交给了他转来的电报。我说：“重庆也认识到上海的重要性，国军反攻在即，敌后工作将更形繁重，既非你担当不可，那你也只有勉为其难了。”他想了一想说：“要做，就非把上海大大的整顿一下不可，心余力绌，我想不到好的帮手也是徒然。”我说：“现在市府的一批旧人，不是都很好吗？”他只是哼了一声，又陷入于沉思之中。以后又一个人喃喃地说：“秘书长、警察、经济……都非更换不可。”

　　我在旁听得有些奇怪，插口说：“现在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吴颂皋，不是你的儿女亲家吗？正好驾轻就熟，何必再多纷更？”佛海好似又有些难言之隐，他说：“吴颂皋吗？只是你知道得不多罢了。”讲到这里，他又忽然说：“我想不到别人，上海情形你比较熟悉，还是由你来继颂皋之缺吧。”我觉得太突兀，不加思索地说：“我是决不能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位的。”不料佛海竟然有些生气了，他有些冲动地：“你们都希望我做、劝我做，而你们又不肯来帮我做。”我说：“这不是肯不肯帮忙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帮忙的问题。我自问才具短浅，性情又易于冲动。第一，我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公事不熟，做幕僚长已不相宜，其次，你要把上海好好的整顿一下，而上海却遍地是我的亲故，凡有请托，接受则对不起你，拒绝则对不起亲友，公私之间，殊难为处。再次，日本人骄横如此，我没有委曲求全的耐性，你又不常在上海，我担当不了这样的大任。”

　　说到这里，“南京市长”周学昌也来了，佛海简单地告诉他此事的经过，学昌说：“我愿意辞去‘南京市长’，到上海去担任‘秘书长’。”佛海摇摇头说：“南京地位也一样重要，放弃可惜。”我说：“君强与你相处久，人也能干，不如让他辞了‘安徽省长’来帮你吧！”而佛海仍然表示希望我再加考虑。但“上海市长”一席的由佛海继任，终于因重庆的一纸来电而完全确定了。

　　上海好似是一个太重要太使人向往的地方，从孙传芳时代的松沪商埠督办丁文江起，北伐以后的市长黄郛、张群，都是有分量而且与中枢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唯一的例外是张廷璠，却属于桂系，例外的原因，则为了那时白崇禧方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平定淞沪，兼任警备司令，而张廷璠又以白之参谋长而兼任市长，这是异数。再以后的吴铁城，以劝说张学良东北易帜有功，当论功行赏之际，吴曾薄中央的警察总监而不为，独以一任地方性的上海市长为快。在汪政权时期，陈公博既因代理“主席”，势难再兼，中间也曾引起不自量力者的觊觎。例如原任公博的秘书长吴颂皋，就曾经托日本驻宁大使谷正之，向公博进言，而公博则以其位望未孚而加以拒绝。最后，还是发表了由周佛海继任的任命。

　　佛海于莅任以前，对上海颇想力事整顿，以为策反的基地。所以对人事上的更迭，确是踌躇再四，他希望能以廉洁而有能者来分任各局局长，但在乱糟糟的时代，万事岂能尽如人意？结果除了他自兼“警察局长”，罗君强任“秘书长”以外，其他人选，以最初悬格太高，终只也不过杂凑成局。

　　在佛海到任以前，上海一般的现状，并不能使人满意。尤其警察的贪污，竟至不避耳目。那时没有固定职业的老百姓，纷纷走单帮以逐什一之利，舟车拥塞，莫非此辈。就是上海四郊，也以脚踏车为交通工具。米粮、洋货等大包小裹，此往彼来，络绎于道。警察即以单帮为索贿的对象，沿途拦截，公然勒索。佛海的兼任“警察局长”，希望把沪市警察力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外，兼有整饬警察贪污颓风之意。

　　记得当佛海兼任上海市长之日，曾假第八区（按即旧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之十三层楼，招待各界茶会，佛海的演辞，倒还和易亲切，仅表示他对于沪市的关切与整顿的决心。接着罗君强以“秘书长”资格起立致词。他一开口就说：我辞掉“安徽省长”不干，而来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目的是为了来做一条恶狗。以后只要得到周市长之指示，我将如恶狗一样地随时猛噬恶人。君强真会做官，这几句话不惜以恶狗自比，固然使佛海受听，而先声夺人，也使社会上有所戒惧。但在座者皱眉摇头，颇觉有出言失态之感。

　　以后君强真的把两名贪污的警察枪决，许多人曾认为情罪不当，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一些，但从此警察再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欺压良民，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佛海忙于其原有的许多职务，“沪市府”的一切，均交给君强办理，佛海仅居其名，而事实上之“市长”，则为君强。以后又成立了特种刑庭，专惩贪污，虽去弊绝风清之境尚远，但情形确已有了若干改善。君强不能不说他有一些才干，但民间竟有人呼之为“罗青天”，则未免失之于溢美了。

　　佛海的求治心切，确为事实，他以上海情形复杂，耳目难周，特别设立了一个有类于市参议会的机构，名为“市政咨询委员会”，委员名额只有十九人，除了少数几人因与佛海私谊外，其他都为地方上卓著声望的人士，所有比较重要的行政事务，于决策之前，必先付“咨询委员会”听取意见，以为兴革之张本。就我记忆所及，委员的名单如下：

　　李思浩、颜惠庆、冯炳南、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周作民、唐寿民、吴蕴斋、沈嗣良、项康原、陈彬龢、许建屏、姚庆三、金雄白、赵晋卿、郭顺、颜福庆、裴复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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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佛海手下的三名小人物

　　读者中或有人认为我对周佛海作了过多的讳饰。在本文开始的第一节中，我并不曾否认人总该有感情的，因此下笔之时，即不能不杂有恩怨。我个人对于佛海，论公：我认定他始终并不曾背弃国家民族，而他的才华能力，许多地方也值得我钦佩；论私：他交给我的若干任务，能够深信不疑，使我有知遇之感；而且他饫闻于他左右的浸润之谮，没有动摇他对我的信心，更不能无知己之感。我所写有关于他的一切，都得之于身亲目击，没有一件是出之于凭空捏造。佛海如无国家民族思想，何以在日人严密监视之下，冒险与重庆暗通声气？佛海之与重庆有默契、有来往，不但为通国皆知之事实，而且胜利以后，即民国卅四年八月十四日，重庆对沦陷区的第一道命令，就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委任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着其于国军抵达接收以前，负责地方治安。民国卅六年，当佛海在南京高等法院被判死刑以后，国民政府又明令特赦，减处无期徒刑，命令中明白宣布佛海输诚效命的经过，所有南北参加伪政权而邀此殊恩的，陈公博、王揖唐、梁鸿志等都不曾得，有之，也惟佛海一人而已。由此可以证明我在本书中的叙述，决非因私谊而出于回护。

　　佛海与重庆之间，建立起秘密电台，以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其时间大约是在民国三十年，管理电台的，在当时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彭寿与程克祥——但胜利以后，曾经在沪气焰薰天，反而成为“劫收”人员中最狠恶的份子；与另一名吴四宝的干儿子余祥琴（改名林基），鼎足而三，所以在写到胜利以后的情形以前，有把彭寿与程克祥等的来历，先在这里一叙的必要。

　　当佛海于民国二十八年秋来沪之后，至十月，住所既由虹口迁到沪西愚园路，一切的活动，也趋于积极。汪政权之建立，虽还在与日本积极交涉之中，但事实上已如箭在弦，除非重庆愿意实行全面和平，否则其实现已只是时间问题。佛海为了预先为汪政权找定班底，一面组织了一个学艺研究社，为招兵买马的机构，地点设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中社”对面的太阳公寓，由罗君强与我分负其责。有人愿参加汪政权的，经过熟人的介绍，填写一纸表格，视其资历，在汪政权建立以前，不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坐领干薪。而佛海一面又对过去在上海任何有声望、有势力的人物，也一律加以敷衍。

　　在学艺研究社成立后不久，佛海就要我与君强特别去看红帮领袖徐朗西，月馈五百元，以示羁縻。帮会中人最爱面子，徐朗西对佛海的甘辞厚币，自然有些受宠若惊。所以数天之后，他给了一封信给佛海，道谢而外，更矢言对未来政权的拥护，同时介绍了三个人，希望能加以安插。我们覆信要这三个人办理加入学艺研究社的一般手续。最后持着徐朗西的介绍函而来的是彭盛木、彭寿与程克祥三人。一看他们所填表格上的履历，彭盛木原籍台湾，又是上海同文书院的教授（同文书院设于上海徐家汇，为日人训练学习中国语文的学校，过去日本驻华使领馆的人员以及特务工作人员，大半出身于该校）。彭寿是什么江西“皇协军”的“嘱托”，而程克祥仅是“维新政府宣传局”的一名科员，兼维新机关报“南京新报”的记者，又都说曾经在伪满任职。看到他们的履历，当时使我与君强不住皱眉，而且立刻起了疑心，认为这三个人情形复杂。但我们怀疑的则认为可能是日本派来潜伏在未来政权中从事侦察的份子，而我们却糊涂得绝不曾想到是军统的工作人员。

　　我曾经向佛海说明过我们的怀疑之点，佛海则以不欲开罪徐朗西而结果仍然许其加入，但核定所应发给的津薪，是列入于中下的一级，将来的位置，也预定予以投闲置散。但我们仍然对他们怀有绝大戒心，也并不曾交给他们做什么事。而他们却时常借机会来谈谈，彭盛木娶有一个日本老婆，虽然他态度比较沉默，而他的日本话，不意竟为佛海所赏识。彭寿自称为彭玉麟的后裔，而程克祥则说郑孝胥是他的外祖父，平时喜欢自己吹几句，同时又向君强献一些小殷勤，因此，渐渐地相处得比较熟稔了一些。到汪政权成立，彭寿发表为侨务委员会委员，程克祥仅是边疆委员会的一名藏事处处长。而彭盛木竟得任为财政部参事，实际上做了佛海的日文翻译。所有佛海赴日时或在京沪就地与日人交涉，统由彭盛木担任翻译，就这一点而言，可见佛海的坦率而太少城府。

　　在民国三十年的冬季，彭寿、程克祥两人忽然给日本宪兵队发觉为军统局的潜伏份子而加以逮捕，寄押在“七十六号”。那时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向七十六号投诚，献出了军统的秘密，所有上海的军统份子，几乎给汪日的特务机构一网打尽。彭寿与程克祥本为任职于公共租界捕房一名包探浑号钱麻皮部下的爪牙，钱麻皮原来也是军统的人物，而与七十六号又暗通声气，乃为军统潜伏在上海的行动人员击毙于静安寺路仙乐斯舞厅门口。在这一起案子中，就查出了彭盛木、彭寿、程克祥与军统的关系。

　　程克祥的妻子原是东北的一名舞女，她的父亲是上海浦东的一个木匠，生得并不漂亮，但颇有妖媚之气，程克祥在参加伪满时欢场遇见，竟订终身。彭寿在名义上是独身，而与程克祥夫妇同居在霞飞路，两人倒真有通家之好，霞飞路小小的房子，虽是租来的，对外却合两人的名字，而称为什么“寿祥庐”，连程妻有时向人自称为程太太，有时忽改称为彭太太，其中是否出于工作关系，或者另有别情，自非局外人所能知悉了。而结果三人被捕后，她向佛海的内弟杨惺华一再哀求，终由惺华向七十六号担保释出了。但彭盛木不久即暴毙，有人以为是被日人暗中毒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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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秘密电台怎样建起来的

　　彭寿、程克祥保出以后不久，程即秘密潜赴重庆，论他在军统当时的地位，他没有资格去直接谒见军统局长戴笠的，而戴氏方以军统在沪基础，因陈恭澍的投诚七十六号而破坏无余，正在极端苦闷之际，忽然见到有一名基层份子间关万里而来，为了要明白上海的现状，竟破例予以接见，程克祥借此机会，自称如何混入了汪政权，而且又如何已获得了周佛海的信任，其实，那时他对佛海，连见面的机会也还不曾有过。而他的舌灿莲花，也居然使戴氏深信不疑。

　　程克祥此行的结果，在军统获得了不次的升擢以外，同时戴氏又交给了他一本密电码，俾与佛海经常秘密通报。程克祥返沪以后，用尽了种种手段，自最初跟随罗君强起，又投入了杨惺华之门，惺华少不更事，稍一得志，即纵情声色，程克祥与彭寿二人，几无时不随侍于惺华的左右，献尽殷勤，迨博得欢心，乃又出示密电码作为证据，说是戴氏委他负通报的全责，更由惺华介谒佛海。从那时起，佛海与军事委员会间的秘密电台，就在莫名其妙中建立了起来。

　　以日本人在沦陷区侦察电波的严密，虽以佛海当时的声势，要建立一个秘密电台，并无绝对的安全方法，可以确保永远不会泄露。佛海就利用日本人之间的矛盾，以及日本海陆军间的不协调，更运用其与日人间的私人交谊，借了谋取全面和平的大题目，说不能不有一个可以与重庆直接商洽的电台，以避免如香港假冒宋子良谈和那样事件的重演。日人中间，也不乏忧虑在华作战的泥足，确也有人希望实现全面和平，佛海就针对日人这一项弱点，提出了建立电台的建议，据我所知道的，日本人中知道这一个秘密的，就有上海驻军陆军部长川本，上海市政府顾问冈田，以及“满洲驻华大使馆”参事伊藤等人。前一人在日本军人中是比较开明的，而后两人则与佛海为西京帝大时的同学，且具有较深的友谊。但是日本在沪的机构既那样复杂，陆军、海军、大使馆，以及其属下的特务机关、宪兵队等，也决非三数人所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因此，电台虽然建立了，还是常常有一夕数惊，一月数迁的情形。佛海委任了彭寿、程克祥两人管理其事，电台的地址，有时浦东，有时上海，除了佛海自己家里而外，君强、惺华、税警团，以及近郊的民房中都曾设立过。每天不断有军事委员会的来电，佛海也几于事无大小，均于事先请示，而来电中除了若干指示事件而外，对佛海等也不断加以鼓励嘉奖。宁渝之间，乃成为有敌对的形式，而作密切的联系。在重庆方面说，这应该是特务工作上一次最大的成功，是军统的一次最出色的表现，也注定了汪政权与佛海的最后命运。

　　当然，在那时，很少人知道有这个秘密电台的存在，但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初夏，佛海就曾经做过一件无异自己揭露秘密的妙事。原来佛海离渝参加汪政权以后，他留渝的老太太就被软禁起来了，他的岳父杨卓茂，也被关闭在贵州息烽的集中营中（就是战时一度囚禁张学良的所在），他老太太是由军统方面负责照料，佛海早孤，对太夫人自不免有无限孺慕。军统为了安佛海之心，还不时有她老人家于软禁中的近照辗转寄来。

　　到三十四年的初夏，周老太太忽以病逝，秘密电台上即传来了这个消息。当晚，佛海拟好了报丧广告，打电话给我去要把讣告翌日遍登各报，我当时一愕，对他说：“沪渝之间，除了秘密电台以外，早已不能通报，太夫人昨方仙逝，今发讣告，这消息何自而来？不将启别人的疑窦？”那时佛海方在情感极度冲动的时候，他高声说：“我管不了那么许多，难道为了自己，母死就秘不发丧？”终于这广告于第二日在各报刊出了，但是连日本人在内，也并不曾听到有人怀疑或追查这噩耗的来源。

　　我前面所说胜利后的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重庆对沦陷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委任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当然这命令的传达，也同样是通过这一个秘密电台。记得佛海于八月十日听到日本广播的投降消息以后，第二天即匆匆赶往南京，出席汪政权的结束会议，至十四日下午赶回上海，适电台上穿来了这一道新命，使佛海一时陷于极度兴奋。以后佛海的束身待罪，飞渝受鞫，卒至庾死狱中，虽然原因很多，而当局的手段高明，竟使佛海束手待毙而不悟。

　　上节中的三个小人物，在汪政权当时虽微不足道，而最后对佛海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彭盛木早死了。胜利以后，程克祥、彭寿即曾分任周佛海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正副秘书长，后来又做了军统局调查参加汪政权人员财产的调查员，主持“劫收”盛典，气焰之高，连对佛海的家人，也居然颐指气使。程克祥现犹寄居台湾，任职省府，彭寿则于前数年中传因涉嫌通共，已被当局于逮捕后秘密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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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蒋伯诚所加给我的负担

　　重庆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吴开先与蒋伯诚，先后被日人拘捕以及营救释放的经过，已如前述。吴开先则获得例外的幸运，因周佛海为之全力奔走，竟公然由日人以飞机遣送返渝，帮助了他于胜利后能光荣地重回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宝座的机运。蒋伯诚虽然最后得以恢复自由，但是高血压症已使他半身瘫痪，终年偃卧床褥；同时日本宪兵队依然对他在密切监视之中。他的名义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而实际的工作，则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兼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委吴绍澍的远留皖境屯溪，鞭长莫及，所有潜伏在上海的上述两机构的工作人员，事事均向蒋氏就近请示。而蒋氏以病废之躯，兼以形格势禁，任何工作都无法进行。他于胜利后终能得到政府认为上海区地下工作人员第一名有功人员的殊荣，无疑完全倚仗了周佛海的力量。

　　他被日宪逮捕之时，是住在上海法租界西蒲石路万墨林的寓所，以后蒋万之间，相处得并不融洽。蒋与他的妻子前名女伶杜丽云，以及其前妻所生的儿子宇钧，又举家迁移到愚园路口与百乐门舞厅毗连的百乐门公寓居住。他因一度被捕，居处公开，不必再如前之躲匿，反而获得了工作上更多的方便。由我出面担保释放的时候，日本宪兵队虽然限制不许离沪与不许再作政治活动，而蒋氏以有周佛海的回护，有恃无恐。而我则成为蒋伯诚与周佛海之间的桥梁，负起奔走接洽等一切的责任。因此，百乐门公寓不时有我的踪迹，当他发生一件任何棘手的问题时，不是给我以一个电话，就是差他的儿子宇钧来找我，我就去到他那里，再转告佛海，尽心竭力，使事事得满意的解决。

　　要干这类秘密任务，沦陷区里日人耳目四布，随时随地都是危机，蒋氏既然照旧工作，于是一直至胜利为止，他就曾屡屡添给我超过我能力的麻烦。举几件例来说：譬如民国三十三年的夏季，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奚培文，携同全体名册，向七十六号李士群投诚，于是按图索骥，一夜之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在沪重要份子被捕者达二十余人，其家属纷纷向蒋伯诚投诉。老实说：他又何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只有找我请佛海帮忙。

　　等我去时，他已焦急地等待着，他向我提出了许多要求，设法保释所有的被捕人员，每一家先送二十万元，作为安家费，以后每月还要经常支付家属的生活费。我表示了两点，钱不生问题，但是营救被捕人员，非立时可以实现，只有慢慢的尽力想法。虽然说我那时的经济能力，对二十几家的安家费还无所谓，不过因为时机急迫，必须于傍晚前将全部款项送去，以便其家属作紧急迁移之需，而他通知我时已在午饭之后，那时“中央储备券”因通货膨胀，在日本定印的流通券，又以战事迟延印运，形成了市面上现钞奇缺的现象。我回去向我所创立的南京兴业银行一查，除去必须留作应付客户的需要以外，当天已无法张罗如此巨款现钞（当现钞奇缺时，中央储备银行规定全沪各行庄，视其上日存交于银行联合准备库之总数，准予以本票换领存款十分之一的现钞，如向市面购买，票据与现钞，约以九折计算），我因事机急迫，横了一条心，索性命银行中开具了本票二十余纸，交给伯诚分头送去，才算应付了这一个难关。

　　当时我因事已办妥，也就忘了告诉佛海。不料数天之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家属，又有被日宪拘捕的，也发觉了我所出立给予每家二十万元的本票，日宪乃持以向佛海交涉，指我有通渝抗日嫌疑。佛海要我去面询究竟，我当然也据实相告，佛海当时态度很严重，责备我说：“你为什么做得那样鲁莽，伯诚要你作经济上的帮助，我并不反对，但为自身的安全计，如现钞不够，你可以与我商量；否则你也应当给他们以别家行庄的本票，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得授人以柄？”

　　我当时还误以为佛海胆怯，怕麻烦牵惹到他的身上，因此会有我从未听到过的对我谴责之辞，我也就不客气地说：“凡我可以解决的小事情，我就不想惊动你。给别人家行庄的本票，若要追根究底，我还是逃不了责任，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又何苦牵累别人？如必须要我负责时，我一定挺身而出。假如我熬不了毒刑，我泄露了任何我与你之间的关系，我就不是黄帝的子孙！这样，你应该可以放心了吧！”

　　我的答话，也未免说得使佛海过于难堪，而他又也是与我一样感情极端容易冲动的人，我看到他眼眶里已蕴着两包热泪，他说：“今天，日本人还不敢对我怎样，但是我与重庆之间的事，他们不会全不知道的，我一直在耽心着他们会对我比较接近的朋友采取行动，给我以打击，而我最关心的就是你，你太误解我的意思了！”

　　而事情毕竟已竟做了，但终于因为佛海的负起全责，向日本方面否认了我资助三民主义青年团家属的事实，推说仅是银行业务上的普通往来，而受款人的对象为谁，我是不知道的。日人当然也明知是托辞，但那时还不愿与佛海翻脸，结果幸而又能不了了之。惟日本宪兵队中，在他们的黑名单上，无疑又再度留下了我的姓名。

　　沦陷数年之中，为重庆从事地下工作而为日宪所陆续拘捕，寄押在镇江监狱里的，这时前后也已达五百余人之谱，其中有较为重要的，有王维君等人在内（王现在台湾）。蒋伯诚每次与我相见，总以营救他们出狱相托，但人数既然那样多，而又是日军以军法直接判决的，实际上汪政府且无权顾问，又何况于我。而我仍不时转请于佛海，他也觉得对此感到棘手，迟之又迟，终于借了“大赦”为名，卒将这一般人释出了牢狱。现在看来似乎事情很简单，但当时的踌躇焦虑，以及与日人的饰辞交涉，其间艰苦的经过，自更非局外人事后所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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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又一次意外获得了幸免

　　麻烦的问题还多着呢！而大半都为了“三青团”。我与“三青团”又无丝毫渊源，其所以奔走营救，完全基于蒋伯诚的请托。在我出面保释蒋伯诚的那一次中，一起羁禁的还有毛子佩与万墨林等人。毛子佩是吴绍澍的亲信，他以一个上海小报的广告员而竟然做到了上海市党部委员，是则派系之功也。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出身卑微，而杜崛身于草莽之间以后，万也鸡犬同升。战前活跃于上海，经营米业，而又搞什么农会之类的团体。战时他们仍然留在上海，仍然分秉着吴绍澍与杜月笙的命令，从事地下活动。

　　毛子佩经我保释以后，还不时来看我，也不讳言其在照常活动，且不时向我作经济上的商请。记得有一天是星期日，他仓皇地又到我的寓所来。他说日本宪兵队发觉了他的行动，本来伺隙要把他重行逮捕，不幸上海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庄鹤礽又被贝当路日本宪兵队所拘获，他对外界本来用的是化名，被捕后，他又坚不承认就是庄鹤礽，因此，日宪于上一晚责成子佩于二日内把庄交出来，否则就要对他不客气了。

　　子佩又说，假如这次他再到宪兵队，既不能指认庄鹤礽就是他本人，而又无法再交出第二个庄鹤礽。结果，此次将一定送命。上海既已无法立足，他要求我设法为他向汪政府机构中弄一张职官证（在汪政府中服务的，视其官阶的大小，各发给职官证一份，以为身份之证明，以及沿途免于检查盘诘的麻烦），搭车赴杭，转返内地。

　　但我并不曾主持什么汪政府的任何机构，除了我自己的以外，我手里又拿不出别的空白职官证。我考虑之后，要子佩等我一下，反正佛海的家离我仅十步之遥，我去与佛海商量，我向他说明了此事的经过，佛海皱着眉说：“今天是星期天，停止办公，我不能做得太表面化，假日召一个职员来专办一张假职官证，要有，除非能等到明天。”我回去告诉了子佩，他焦急得本已坐立不宁，他说：“这是我的生死关头，一过今晚，可能明天清晨日本宪兵就会动手，不如请你所主持的‘平报’，发给我一张化名的记者职员证。”当时我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我是他在宪兵队时保他出外的保人，我决不能否认不知道他的真姓名。假如这一张化名的职员证又出了毛病，职员证上又必须有我的签名，我将百喙难辞其责。

　　他看出了我的态度，而表示出一脸哀求的神情，我为同情心所驱迫，终于答应了他，而且立刻去报社把他交给我的照片黏在职员证上，加上了报社的硬印，签上了我的名字，留出了他的姓名、年岁与籍贯的空白，让他自己去填上，他表示千恩万谢，才欣然而去。

　　当天午夜，我早已睡熟了，忽然为床畔的电话铃声所惊醒，朦胧中一听是唐大郎的声音（唐大郎专为上海小型报写稿，与毛子佩为知交，而同时又为我创办的“海报”写稿），他的语音已有些震颤，他告诉我子佩与他的三个同伴上车以后，果然日本宪兵队有了防备，上车搜索，他的同伴因为拿的是真的市民证，所以结果又被拘捕了。毛子佩靠了“平报”的记者证，一时给蒙混了过去，计算时间，此时应已由杭州小径进入内地，可以安然脱险了。但是送他上车的人，于下车时又被日宪逮捕了，据他知道，在这个人身上搜出了子佩给他妻子的字条，字条上除了家务以外，有一点是说今后不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找你帮忙。有此证据，可能日本宪兵随时会来对你不利，希望你事先有个准备。

　　我不料事情居然会生出那么多的枝节，但事已如此，要逃也无从逃起，我索性起床，向妻子嘱咐了一些如我出事后必要的事情，枯坐待旦，以等候日本宪兵的随时光临。我以为这一次或许将不能幸免，而直至天曙，竟毫无动静。

　　第二天的清晨，我急急去看佛海，希望他能为我能于事前把此事消弭，而佛海果然也为我惶虑，但为了免露痕迹，他的意思，只有等待事情的发展，再定应付的方法。但两天过去了，依旧安然无事，而我则一直在提心吊胆中等候恶运的随时降临。

　　三天之后，蒋伯诚约我去一谈，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他说：“为了子佩的事，这两天我也一直在为你耽心，现在事情竟意外地已获得了解决，你幸而已可确定不曾被牵连在内。”他又说：“送子佩上车的人于车行后在月台上为日本宪兵所拘捕，在他身上搜出了子佩的字条，第一点是他妻子交给子佩作为旅费的一枚金镯，他又交给了送他的人要他带回给他的妻子，留作家用，以后如遇经济上的匮乏，或发生别的意外事故，都要她与你商量。字条上清楚地写着你的名字，照例你将无法避免你的责任，哪里知道这个日本宪兵为了吞没这一枚金镯，竟然将这一纸条也连带烧毁了。被捕的人既因没有证据而释放，你也恭喜获得了这一次意外的幸免。”这时，我才真正放下了一颗沉重的心。

　　然而庄鹤礽仍终于被证实而判了刑，送往提篮桥监狱执行，蒋伯诚又要我设法予以优待，当时的“司法行政部次长”是吴颂皋（不久前已病死上海提篮桥狱），与佛海为儿女亲家，由于我的疏通，由佛海颂皋的太太与我同召提篮桥狱的典狱长沈关泉当面嘱咐，要对庄鹤礽等以次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予以充分优待。沈关泉当然唯唯听命，庄鹤礽的狱中生活，从此自由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以狱囚的身分，可以在典狱长办公室进食西餐，隔几天可以在沈关泉的陪同下坐汽车出狱游览，但是这一切，身受者几视为当然。

　　以汪政权的人而肯全力掩护表面上敌对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自然也不仅佛海与我。这心理的造成，不能不说有一些微妙，因为汪政权中人肯这样做，本身又处于日本的占领区中，不能不说必需冒着相当的危险，但我仍然可以肯定地这样说：那时既不是为了邀功，以便胜利后或可将功折罪。因为说句老实话，谁也不敢在国际形势未定战争的胜负未分之前，武断抗战的最后结果，到底会是怎样。同时，也决不是如真正特工人员的所谓“工作表现”，除了佛海本身在军委会备案以外，其他的人，都是或以友谊，或则激于义愤而自然出此。沦陷地区的人，无人否认抗战为不得已的救国措施，也无人否认日军的暴戾恣睢，为人神共愤。这样做去，仅是受良心上的驱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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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性命岂是金钱买得来的

　　毛子佩侥幸借一纸记者证平安到达了内地，而万墨林却因保释后继续活动，再度被七十六号所拘捕。被捕的经过我不知道；被捕的原因我也不清楚，被捕以后的传说，是案情严重，可能有性命之虞。虽然在日本宪兵队保他的是我，但我与他过去既乏渊源，而且绝不相识，除了保他时见过一面以外，以后也就从不曾相遇，因此，我没有过问这一件事。

　　同时，我不能不忍痛指出：当时重庆派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物，泰半多是浮躁浅薄之流。能够冒险在敌人势力范围之内从事地下工作，诚然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但别人应该如此的看他，而他们自己却没有理由要以此向人炫耀。那时的地下工作人员，好似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是在担任着秘密工作，一有机会就自动暴露出自己的身分，而且更夸大其地位的如何崇高，目的是不是仅仅为了要沦陷区的老百姓对之肃然起敬，或者还包含有其他的副作用？我不欲加以武断。所以那时上海有多少国民政府派来潜伏着的工作人员，几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万墨林出身寒微，而又知识程度很差，他当然一样以地下工作而自高其身价；更以他是杜月笙的门下，所以开口闭口不离杜先生。杜月笙在上海，自民十六清党以后，地方上有著其不可侮的帮会势力，同时因为他与戴笠有私人交谊，因此也参加了一部份的军统工作。东南沦陷之后，杜月笙本人虽已由港转赴内地，但其亲友门生留在上海的还不少，即参加汪政权中的人物，也指不胜屈。甚至他的妻子姚玉兰与那时还是密友的孟小冬，也还仍然在沪安居。但是代表他工作的，比较重要的事，一切委之徐采丞，实际上万墨林则仅仅为杜供奔走联络之役而已。采丞为人不但很深沉，而且善于运用手腕，当太平洋战争之后，日军开入了租界，许多人知道采丞的秘密的，很为他耽忧，而不料采丞事前却早与日军驻沪“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早有了联系，而且登部队还委任他为嘱托（日语顾问），直至胜利，始终安然无事。而万墨林则以锋芒过露，一直在日军注意之中。

　　记得我担保他释出以后，我曾告诉杜月笙的另一得意门生唐世昌，希望转告万墨林，言语行动要特别谨慎。我并不代表汪政权对他提出什么警告，这仅是我私人对于一个地下工作人员的关切。唐世昌是一直服务于申报，杜月笙对于上海新闻界有什么事情接洽，都是由唐出面，而唐万之间，又是所谓“自家兄弟”，不料以后由唐转来万墨林的说话，很出于我之意外，据唐世昌告诉我，他说：“墨林要我对你说，你钱太多了，不如现在识相一些（识相为沪谚，为见机或识趣之意）拿些出来分给他用用，预先留一个交情。”唐世昌既把这个话照说了，又要我不必为此动气，我倒真的对此毫不介意，我反而可怜万墨林的既不懂得说话，更不知道如何做人！但是，从此我就不敢再关心到万墨林的事。

　　万被捕以后，经过不知多少人的营救，毫无办法，消息也传到了留港的杜月笙与钱新之那里。万墨林的地位虽不重要，但与杜月笙不但关系深，且还有些葭莩之谊，于是专诚派了一位与周佛海有私交的李北涛来沪，向佛海说情。本来佛海与杜月笙、钱新之过去的交情都还不错，尤其佛海所致力的全面和平，一直寄希望于钱新之为渝宁之间的桥梁。而李北涛抵沪以后，一再向佛海恳商，万墨林非但没有释放，而且传出有不日执行枪决的恶耗，而作此最后决定的，竟然就是佛海本人。

　　一天，“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仓皇地来看我，一见面就问我：“你知道不知道万墨林的事？”我没有作声。曼云又说，假如墨林有不幸，以他与杜月笙的师生关系，而他自己又是汪政府的人，将来与杜见面，将如何解释？他要我全力向佛海说话，于最后一刻中挽救墨林的生命。我问事情何以会突然变得那样恶化？据曼云说：李北涛抵沪以后，先与周作民晤商，作民示意要他送一些礼物给佛海，李北涛就以相当贵重的钻石与翡翠戒指各一枚，送给了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周太太虽当场拒绝了，但仍把事实经过告诉了佛海，佛海又在一时冲动之下，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我当时答覆曼云的话，我说：“我可以去试一试，但事情发展到如此，我自认没有一丝的把握。”

　　当天晚上我去了佛海家里，我有意无意地问佛海道：“外面有一个奇怪的传说，万墨林将被执行枪决，而且是出于你的意思。我不解你又何苦为了这样一个人去开罪杜月笙？”不料一提到这件事，佛海似乎怒气未息，他高声向我说：“新之与月笙太岂有此理了！他们有事托我，只要我能力所及，未有不帮忙的，但是他们竟然要人以贵重的饰物送给我太太。他们是在有意侮辱我，他们真以为我做汉奸吗？我受不了这样的侮辱，我非杀了他不可。”我说：“我倒替你惋惜，想不到以你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会以人家的性命来表示你的廉洁！一旦等你的气平息了，人死即不能复生，或者你会后悔的。”他不料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有些不大高兴地问我：“依你说，怎么办？”我说：“既然已拒收了礼物，索性再释放了万墨林，既表示出你的清白；也顾全了你与他们之间的私谊。”佛海沉吟了一下，接着又点了一下头。数天之后，万墨林终于出狱了。

　　我写出这一段无关紧要的往事，目的在说明佛海能不胶持成见与从善如流的性格。十余年后的今日，一念及这一抔黄土中的故人，音容如在，乃深觉不胜有黄垆腹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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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一封专送重庆的秘密信

　　佛海与重庆之间的关系，抗战区与沦陷区同样有着种种的传说。在沦陷区中传得最盛的，说是佛海曾经有过一封私信给蒋先生，蒋氏在信后批了“无耻之尤”四个字。但我清楚知道这是谣言，除了秘密电台与军委会通报以外，最初佛海委实没有直接写过信给蒋先生。

　　民国卅四年农历元旦的下午，我从佛海家里出来，转往蒋伯诚那里去贺岁，闲谈中忽然谈到了佛海的前途问题，以及蒋先生对佛海的真正态度。我问伯诚以他与蒋先生的关系，以及对蒋先生的认识，他以为将来重庆对佛海会有怎样的后果。伯诚说：“委员长的态度，我完全不敢臆测。但是我终为佛海耽心。他现在虽然与中央秘密通报，而且联络得很好，但是与他直接接触的是军统局，特务工作人员的是否会别有用意，或仅属一时的利用，任何人都无法悬揣。这几年以来，佛海曾帮了我不少忙，我也愿意为佛海尽一次力，你回去要佛海写一封信给委员长，我叫专人送到重庆，试探一下委员长的反应如何。”

　　我当时听了伯诚的话，很为兴奋，立刻又回到佛海那里，告诉他以伯诚的意见，佛海也很以为然。当晚就写好了交给我，原信一共只三四百字，当时我曾经偷偷地将原信照了相，以便留下来做一个历史上的文件。后来因为日本宪兵对我的加强注意，恐留着可能连累了佛海，终于又把它焚毁了。事隔十余年，原文我已无从追忆，但我清楚记得信内的话，有如下的几句：

　　“职离渝经过，布雷知之最详，一切想已面呈钧座。……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露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云云。

　　第二天我持了佛海的信去见蒋伯诚，伯诚看了一遍，认为写得很恳切也很适当，他立刻派人去找了上海市党部委员戴时熙来，把门关上了，连他的太太也嘱咐退了出去，伯诚告诉戴时熙说：“这是一封很关重要的信，除了现在我们三人与佛海以外，并无第五个人知道。希望你把这封信缝在丝棉袍里，即日动身由杭州转往屯溪去见绍澍，你对绍澍说，这是我的意思，要他立刻往重庆，将这封信面呈委员长。并将委员长的反应告诉我们。”戴时熙当时依伯诚的话照办了。但是，戴时熙一去，从此就不曾有过任何消息。

　　以后的发展，虽然是胜利后的事，但为了在本节中求事实的完整，而且因这一封信的缘故，更坚决了佛海为蒋先生效命的至诚，也注定了佛海未来的命运，虽然当时是出于我之善意，但因为我的多事，使佛海于二年之后，竟瘐死于南京的老虎桥监狱！我虽不杀伯仁，而伯仁可说由我而死。所以在这里我提前叙述这一封函件的最后反应，作为胜利后佛海何以毅然赴渝，束身待罪的楔子。

　　当胜利后，吴绍澍以上海副市长的身分，首先抵达上海。当他抵沪的当晚，我去了佛海家里，不久佛海醉醺醺地由外面回来了，他告诉我：“严小胡髭（即严惠宇，曾为汉口水电厂之总经理，与佛海为旧交）今晚欢宴吴绍澍，邀我作陪，我与绍澍已见了面，而且谈得很好。”佛海家里那时还有许多别的人在，他周旋一阵之后，轻轻地邀我到他的卧室里对我说：“你还记得年初我有一封信由伯诚送给蒋先生吗？据绍澍告诉我，当绍澍持函赴渝，谒呈蒋先生，蒋先生看到最后几句，竟然流泪了，据说蒋先生当时就要提笔给我写回信，还是绍澍建议说，还是派人用口头答覆，较为妥当。我不敢相信绍澍的说法，或者他是在故意安慰我。他一到上海就去看了伯诚，他与伯诚的关系与我不同，可能有些真话，明天你替我去看伯诚试探一下，以证实绍澍的话的是否可靠。”

　　第二天，我去到了伯诚那里，那时他已由愚园路迁往大西路，而且奉中央命令，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我与他谈到了佛海的信的问题，不料他告诉我绍澍见蒋先生的经过，与绍澍告诉佛海的话，竟是完全一样，说着，蒋伯诚还从他的枕头下面取出了一封由绍澍带来的蒋先生给伯诚的一封亲笔信，信是写在一张长方形有红格的普通便条纸上，全信共只寥寥数十字，因为信短，又因我的特别注意，所以印象比较深刻，现我还可以一字不误地照录在下面：

　　“伯诚吾兄：贵恙近况如何？甚以为念！某函已悉。一切托绍澍兄面详。中正手启。”

　　伯诚更告诉我：“蒋先生信中的所谓‘某函’，就是指佛海的去信而言，佛海这几年输诚中央，而委员长也能大度包容，我很为佛海庆幸。”我追问了一句：“那么委员长对佛海有没有其他的表示呢？”伯诚说：“绍澍没有提到别的话。”当时我有些怀疑，所谓面详是什么呢？但我不便再追问下去。回到佛海那里，我又据实的照说了，佛海听了连声说：“奇怪！奇怪！不应当会有那样的结果。”但佛海面上的表情，已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无限兴奋。由于这一席话，乃完全决定了佛海的最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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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双方都想杀他的周佛海

　　周佛海在其日记中一再写过类似的句子：“一部份中国人欲杀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余妻甚以为忧，余谓此正余之立场”云云。一部份中国人要杀佛海是当然的，在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之间，双方特工人员在上海展开暗杀战时，佛海当然是一个仅次于汪氏的重要目标。一部份日本人真也要杀佛海吗？还是如佛海日记中所说：“日本人要杀余，证明余并非汉奸。”佛海写此一段，是不是不过为文饰自己的一种诡辞呢？他在民国二十九年的日记上，已说“有证据”，虽然我那时与佛海来往甚密，但有关他的事，我并不能纤悉靡遗的无所不知，所谓“证据”，究何所指？我无法加以悬揣。不过佛海写日记的当时，并不会想到身后会有日公开披露，他所写的我相信是真话，也确实是他当时的实际处境。

　　我知道日本人要杀佛海，非仅有此动机，而且也不止一次。佛海于胜利后在南京高等法院开审时，又曾说过，他的离渝随汪，前半段时间，为“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时间为“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既然通谋敌国，那当然不问其是否有益本国，又以其远在陷区，既不能执法以绳，只有出之于暗杀之一途了。惟以佛海那时防卫的严密，使重庆无法下手。以后情形一变，用之不遑，杀之未免太笨了。

　　至一部份日本人要杀他，也是情理中应有之事。汪氏与陈公博周佛海诸人，总还不至丧心病狂到一味媚敌，日本人觉得有了汪政权反多了一层掣肘，决不像伪满那样的唯唯听命，已经颇不高兴。况佛海的“通谋本国”，日人岂真一无所知？而且日本海陆外之间，派系分歧，互相倾轧，敷衍了这一面，就开罪那一方。李士群之被细菌鸩杀，即是一例。而佛海的未遭毒手，仅就我所经手的两件事而论，则实在是出之侥幸。

　　民国三十三年起，佛海一步步更开始走向逆境。南京西流湾的家，在抗战中曾化为瓦砾。至其随汪回到南京以后，重加修葺，迁入居住。讵那年忽然又以泄电起火，全部焚毁，一家搬住到原来铁道部的迎宾馆。接着佛海以酒色戕身，加着汪政权这几年之中，诸事萃于一人，也确实够他的劳累，正在遭火后不久，又突然发了严重的心脏病，有危在旦夕之势。自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海运中断，尤其药品极端缺乏，佛海需要用以治疗的一种特效针剂，在国内早已绝迹，以至群医束手。经日本驻华军部致电日政府搜求，在东京始觅到最后的一枚。那时的日首相东条英机派了一名心脏病专家的军医，携带药品，搭机赶往南京，始得挽救于垂危。但佛海虽一时已无生命之虞，仍然缠绵床榻。医生告诉他，要避免任何刺激；半年中更要摆脱一切杂务，充分休养，否则一旦复发，再无药救，而佛海病起之后，也没有让他能好好休息，以后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一受重大刺激，也且终致因旧疾致命。正当佛海在病势凶险之时，我在沪忽然又得到了日本人拟加害佛海的恶耗。

　　消息的来源是盛幼盦私下告诉我的，以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应该相信其必有所据。说起盛幼盦，非但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与佛海之间，也有过一段从磨擦到言好的插曲。盛幼盦名文颐，行三，为逊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侄，沪人呼为盛老三而不名。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任过津浦铁路局长等职；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二十年中，从未起用，侘傺无聊，几至贫难自活，而且染有很深的烟癖。抗战时东南沦陷之后，日军一面以鸦片毒化中国，一面恃烟土来搜刮特务经费。盛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即与日本陆军及外交方面的驻华人员有来往，以此渊源，日本以在沦陷区贩卖烟土的事，就委托他办理。

　　“宏济善堂”就是沦陷区的公开贩土机关，各县都有分堂。那时云南四川的烟土，早已不能东来，日人在古北口与皖境亳县一带，大量栽种，南运资为利薮。几年之间，盛幼盦固然靠此发了大财，其盈余所得，除了作为日军在华的特务机关与宪兵队一部份的机密费用以外，据他亲口告诉我，若干东京的海陆军官员，以及支持军部作战的政党要人与两院议员，经常每月均有固定的津贴。

　　那时兴亚院院长铃木，又与幼盦为知好，东京方面有人做他后台，而宏济善堂的实权，则操之日本在沪大浪人里见甫之手（日音为萨多米），他与驻华各部份日军均有密切联系，因此也样样取得了便利，以后又把沦陷区苏浙皖三省销售食盐的“通源盐公司”的专营权取来，改为“裕华盐公司”，从此黑白两物，全归其掌握，当时声势的烜赫，以及日人对他的信任，恐远在汪政权诸人之上。他上海金神父路的一所大住宅，占地十余亩，宏伟美观，又雅有亭台花木之胜（胜利接收后，即为上海三民主义青年团本部所在），有日本宪兵两名，在门房中为他守卫，呼风唤雨，炙手可热，他以直接获得日人的信任，对汪政权也全不在他眼里。但是盐务表面上还是由汪政权管辖，裕华盐公司的事，不能不经“财政部”核准，也不能不听周佛海的指挥，因了权力上的冲突，在最初的几年中，两人之间，有过很多的争执。盛幼盦恃日本人为靠山，为所欲为，周佛海则运用财部的权力予以阻止，数年之间，各不相下，经过多人从中调停，终难释嫌。而且渐渐的更加尖锐化，竟有短兵相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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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明枪与暗箭难躲亦难防

　　裕华盐公司是销商，沦陷区各地的子盐店所出售的食盐，全由裕华独家批销，这又是一件大利所在的生意。但关于运输的管理，零售价的核准，以及课征税款等，都属于财政部的职权。往往盛幼盦向财部有所呈请，又因为这是帮助日军聚敛的机构，其声请也往往破坏了我国旧时的盐政成规，甚至要求过多的特权，或过分的利润。佛海照例予以批驳，虽有时也难免夹杂一些意气。但批驳的结果，日本总军部又再行文给财部，要求照原呈予以照准，这已成为习见之事，不但使佛海陷于狼狈，也使“财部”的威信扫地，佛海能运用的最大武器，一是把公事拖，二是命“盐务署”管。财政部毕竟是一个主管机构，也使盛幼盦样样不能如意，感到头痛。这样明争暗斗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佛海希望我设法与盛幼盦接近，但要不露痕迹，以彼此中国人的立场，劝他有事直接商谈，不应一味依仗外力。但我与他既无渊源，且不相识，正在踌躇之际，事有凑巧，不知谁告诉了他我与佛海之间的关系，他要裕华公司一名与我相熟的高级职员，主动地来拉拢我，这样我正好顺水推舟，解决了我的困难。经过几度与盛幼盦谈商，最后取得了两项协议：

　　（一）以后“裕华”向财部有事呈请，由盛幼盦和我会同“盐务署长”阮毓祺先行交换意见，确定办法，征得佛海的同意后，再上呈文，财部也迅速予以批准。譬如说：主要是售价问题，裕华希望每斤上涨一元，而财部只同意三角，折衷是五角，“裕华”仍以增价一元呈请，财部则依然批准为五角，事前既有了默契，彼此就减少了许多无谓的磨擦。

　　（二）在我国盐政上，场商、运商与销商，划分得很严格。“裕华”是销商，佛海同意在华中地区，除淮北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外，其他淮南、松江、余姚三场，由盛幼盦另设公司独家收购销运。而由盛幼盦与我则各半出资。我部份的资金，则在我所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中拨款参加。从此，汪政权所统治的地区，经营盐业，几乎由盛幼盦一人所包办。

　　佛海所以要我投资的原因，固然因为他与盛幼盦之间系由我联络，投资也表示和好合作，同时也因我有一家银行可以运用存款。而所得利润，则由我负责全部交给佛海，以充他地下工作的经费。

　　佛海奉重庆军委会之命，从事地下工作，已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重庆并不曾供给过他一文的经费，而在他职务范围内的任何部门，都不可能公然支付表面上敌对的为重庆工作的费用。有人以佛海担任了六年汪政权的财政部长，一定搜括了不少，在近人著作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周佛海的家里有金痰盂大金印等穷奢极欲的可笑记载，这实在是一个想当然的说法。佛海到底是读过一些书的人，又何至像暴发户那样的庸俗无聊，虽然沦陷区有的贪污情形，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佛海以部长的地位，既不好意思与部属坐地分赃，佛海的性格，也近乎名士一派，据我所知，还不至如此其贪墨无耻。但地下工作的经费，并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佛海不能不谋有所挹注，以盐务的余利，作他的机密费用，也还是出之于我的献策。

　　从盛幼盦与佛海化敌为友以后，佛海虽始终对他认为非我族类，而盛幼盦倒渐渐的对佛海有了关切。正当佛海在京心脏病剧发之时，大约那是三十三年的夏季。一天傍晚，老态龙钟的盛幼盦由他的儿子与长随扶着突来看我。他既有很深的烟癖，而且衰老消瘦，已到了弱不禁风的程度，平时很难得出门，他来看我，一定有着很重要的问题。

　　一进门他就问我：“佛海先生的病势如何？”我说：“虽已脱离险境，但仍然十分严重，热度也并未减退。”他踌躇了一下说：“这样倒使我为难了。”说着并不透露他的来意，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说：“假如有关于周先生的任何问题，希望能直言相告，我会斟酌情形，再定是否转告给他。”他才接着说：“你知道佛海先生与辻大佐之间的情形吗？”我点了一下头，他继续说：“我获得了最可靠的情报，辻大佐已准备趁佛海先生大病之际，要下毒手，至于怎样下手，是明枪还是暗箭，我还无法探明，但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佛海先生却不能不防。因为辻大佐心狠手辣，一发动也必然是一记杀手锏，我知而不告，友谊上讲不过去，但告诉了他，又恐忧急之下，增加他的病势，于事反而无益有损，所以我踌躇者在此。”

　　我知道辻大佐与佛海最近有着很深的裂痕，我虽不认得他，但传闻中，辻大佐确实是一个可怕的人物。盛幼盦与日本各方面关系的密切，对于这样的事，他断不敢无端造谣，况且佛海与重庆之间的联络，几乎已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两个秘密电台也一夕数惊，迁徙靡定，暗箭固然难防，如明枪交战，以辻大佐那时在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声势，也何求不得。我听完了他的谈话，我只有代表佛海向他道谢，等送走之后，我立刻赶搭火车，赴京想亟亟告诉佛海。

　　翌日清晨，我抵达了佛海铁道部迎宾馆的住所，一上楼，就觉得气氛很黯淡。屋内寂然无声，周太太与佛海在日本人最密切的朋友冈田酉次大佐，于靠窗的一张方桌上默默相对。他们看到我清晨匆匆赶去，已露出了疑讶之色。我一问佛海的病情，周太太说：“热度未退，饮食不进，神志有时糊涂，并不曾见有什么起色。”这样使我说既不是，不说也不好，但是我惶虑的神气，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周太太与冈田一再的追问我，我终于将盛幼盦透露给我的消息和盘托出。不过我要求周太太作是否应该告诉佛海的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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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军国主义者的日军课长

　　盛幼盦告诉我的话，起先我避开了冈田，只对周太太说了，而她对于佛海与日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却并无所知。因为冈田酉次是日本人，而且又是现役军人，他与佛海既具有深厚的友谊，他更明了日本人的一切内幕。因此，这事应不应该告诉佛海，她主张应先研究是不是真会有发生的可能，初步不妨取决于冈田。于是我向冈田又重新复述了一遍消息的来源，他听完我的话，踌躇了半晌，他说：以周部长与辻大佐间最近的状态，盛老先生的话是有其可能性的。如其辻大佐发动在前，再谋应付，一步之缓，后果堪虑。所以，他认为还不如由我告诉佛海，让他自己考虑个对策。在冈田的口气中，弦外之音，可以听出问题并不简单，但是他并没有透露两人之间如何磨擦的任何其他秘密。

　　辻大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当年的辻大佐，也就是现在日本数度膺选为议员的辻政信，他在议会里有“大炮”之名，而在战时，则被称为“战争之神”。他以战略家自命，好标新立异，喜好高骛远，其实是一个典型神经质的人。那时他虽然仅是日本驻华总司令部的一个课长，但读者要知道，日军的组织，实权就操诸佐级，而以大佐的权力为登峰造极，一旦升为将官，反而但有高位之名，减低了实际的权力。辻大佐在南京课长时代，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他曾发起“东亚联盟”，揭橥四大纲领，什么军事同盟、经济提携、文化交流之类，还有一项我已记不起是什么了。经一个小小日军课长的发动，而在汪政权中曾经有过一个异常庞大的半官性组织，汪任会长，以周学昌为秘书长，各院部部长都为常务理事或理事，几乎所有汪政权中人无一不参加在内。我还被推为理事兼文化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缪斌），最初我还莫名其妙，一次佛海告诉我，这是辻政信搞的鬼，是进一步的侵略组织。因此，除成立那天参加开会外，文化委员会虽有常设机构，我就没有去过一次。而佛海与他之间的情形，在他告诉我的这几句话中，已可以清楚一切了。

　　辻政信另外更发起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此事曾为抗战区或沦陷区所周知的事实，日军总部忽然特派“宁波专员”陶孝洁往奉化致祭蒋太夫人之墓。而且事前在报上加以普遍宣传。谁都知道，七年以来，日军正在与蒋先生所领导的政府作战，乃日军忽然以敌军的地位，而致祭对方统帅的先茔，这事使沦陷区的民众，也且为之惊疑错愕，谁也不知道这突然的举动的作用何在，目的何在？当胜利之前不久，辻政信被调往南洋作战，胜利后避匿泰国僧寺，辗转至渝，曾受过军委会的招待，并向蒋先生上过万言书。以后又遣送返日，写过《潜行三千里》等著作问世，述其战后辗转赴渝的经过，现虽一变而又出任民主制度的民意代表，但其言行照报上所载，仍好为高论，不脱过去战时的作风。惟其辻政信是一个不可以常理测度的人，因此盛幼盦所得不利于佛海的情报，也可推定会确有其可能。

　　既然决定把此事告之佛海，周太太就陪同我进入他的卧室。我看到他精神委顿，于思满颊，几天不见，已充满了一副病容。那时一个日本看护正在服侍他服药。周太太示意要她退出，我就将来意宛转地说了，佛海想了一想，问我说：“盛老三有没有讲他将怎样动手？”我告诉他：“盛幼盦只说情报是千真万确，但他无法进一步探知究竟将怎样动手。你又在病中，所以希望你对此特别郑重预作防备。”佛海听完了我的话，忽然变为歇斯底里式的冲动，右手用力拍了一下床口，迸出了“他敢！”两个字，面部通红，加着又气喘不止。

　　我看他情绪过分激动，又深悔孟浪，我说：“我想日本人公然对你采取行动，很少可能，而且你也会有力量对付，所以明枪倒是不必怕的。但假如等他发动之后，再谋消弭，事态就显得严重而棘手了。在日军中你也有着不少可谈的朋友，是不是需要由他们来奔走调停缓和一下？假如你认为事情有此可能的话，我认为可虑的还是暗箭，譬如说：现在由日本军医为你主治，有日本护士担任看护，随时下手，倒是防不胜防。”他点了一下头，要周太太招呼冈田入内，他们用日语谈话，我一句也未曾听懂。这样我又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就告辞出去。

　　我留在南京三天，每天总去看他一次，他绝口不曾再与我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原来雇用的日本看护已不见了，可见佛海也的确已怀了戒心，作了必要的防备。直至我返沪前再去看他，他才说：“你来讲的事并不假，但现在已经成为过去。”我同样没有追问他消弭的经过，我说：“日本人什么都做得出来，你这几年来的事，也难保有些证据会落在他们的手中，一切还要特别当心。”

　　我回到上海以后，又去看了盛幼盦，一方面代表佛海向他道谢，同时希望他以后如还有什么消息，随时与我联络。不料盛幼盦笑着说：“佛海先生确是有几手，病榻之上，居然能把大事化为无事，你放心吧！暂时不会再有问题了。”到今天为止，我终究不曾知道辻政信如何要对他下毒手，以及佛海是怎样去消弭的？但是当年日本人所想要杀的，汪政权中，又岂仅佛海一人？在胜利前夕，日军在太平洋节节溃退，覆亡之祸，已迫眉睫，汪政权中人与重庆暗通款曲的，又岂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日人迁怒而欲于自中国战场撤退前，在京沪大肆焚杀以泄愤，上海不时盛传着这样的谣言。如非美国的原子弹在长崎广岛爆炸，正恐周佛海辈不待胜利后羁身囹圄，或饮弹刑场，早已丧生于异族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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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邵式军有与日同谋嫌疑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民国卅四年的夏季，那时已离和平不远，胜负之局，已经判明，而沪渝间通过秘密无线电台的电讯，往来也益发频繁，周佛海一面在积极布置着如何策应国军的总反攻，一面又须防备日军的随时翻脸。终日战战兢兢，倒真有如他写给蒋先生信中所说的有临深履薄之概。

　　一天中午，我正在上海宁波路的银行里办公，忽然有一位叫张兆彭的熟人来看我（张前数年在港，现已回至大陆），刚巧我那天事忙，同时我与他又并无深交，仅在一个朋友那里一同打过几次麻雀，我知道他在霞飞路开设有一家服装公司，虽然是一个普通商人，但他与日本人以及中国人中的九流三教，都有来往。那天的突来看我，我还以为或许为了银行上有什么借款的事需要接洽，我就派了一个副理代见，但他却说有紧要事必须面谈。

　　我请他进来以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有人要谋害周市长（那时佛海任上海市长），既然我与你是朋友，不能不赶来告诉你。”我表面上装得很镇定，我还笑着说：“不会吧！或许这是外面的谣言。”他说：“不，我有证据。”说着从身边掏出一张大华银行的支票（大华银行为邵式军所设，地址在上海二马路，即成舍我、严谔声所办“立报”的原址），我一看票面所开的数额不算太小，而下面的印鉴是中国人的姓名。他指着告诉我：“这是‘统税局’日本顾问××××（姓名已遗忘）自己的账户，而支票也是他亲笔所开立，中国的姓名本是伪托的，这张支票就是用以暗杀周市长的奖金。”

　　接着他又告诉我取得这张支票的经过，他说：“昨晚我在妓院里应酬，来的一批人，平时都是不大安分的所谓白相人（沪谚、流氓之意）之流，中间有一个人，大家知道他近来手头很窘，所以上牌桌的时候，谁也不愿与他同赌，他闷了一肚子的气。等坐席以后，几杯落肚，已有几分醉意，他借酒骂别人的狗眼看人低，他说他已发了财竟然没人知道。说着就取出了那张支票，同席的人还讥笑他是以空头支票来炫耀骗人，逼得他急了，他说这是统税局日本顾问的支票，要他打死周佛海，这不过是赏金的一部分，等事成之后，还有几倍于这个数额的酬报，别人听了都并不曾追究下去。我因为与你的关系，宁可信其有，所以装着慷慨，当场把自己带来钱庄的本票，把他换了下来交给你，作为证据。”

　　我听完了他的一席话，其实心里充满了怀疑，我以为他倒是可能以空头支票来托辞向我调现。但这事既然关系重大，我不敢放过一丝的机会，因此一面我向他表示谢意，而一面取现款来调换了这张支票。等他走后，我立刻去看佛海，把事实经过详细告诉了他，佛海当时的态度，同我一样，认为不甚可信。因为假如有人真要暗杀佛海，事实上很难下手，他的家以及“中央储备银行”等处，都是警卫森严，出外又坐着枪弹不入的保险汽车，随身又带有大批卫士，他最近身持枪的一名副官，且曾为许孝炎执役多年可靠的人。周许为至好，离渝前周带同东来，平时既足不出户，也不会与外界有什么勾结，但是百密一疏，谁也不敢肯定说万无一失。所以周接到这支票之后，也很慎重表示将先加以周密的调查。

　　一天以后，佛海告诉我初步已获得证实，这支票确是“统税局”日本顾问化名的户头，事情也的确有些蹊跷，佛海说：“不问其事实之有无，现在只有召邵式军来当面责问他了，并且要他负起完全的责任。”我接着问了一句：“会不会邵式军与这个日本人同谋的？”佛海说：“这也难说得很。”

　　邵式军是日本人最宠信的一人，但以直接隶属于佛海，晚上也不时到周宅走动，表面上对周颇献殷勤，但周既不满于其媚日把持汪政权财政命脉所系之统税，有时不很假以辞色，其间貌合神离，为势所必然。邵与日人通同谋害，在乱糟糟的世界中，以权力上的冲突不惜行使卑鄙手段，也未必定无其事。

　　以后我只知道周佛海曾经几度与邵式军谈话，邵当然绝口否认其事，但他不得不承认支票确是他的顾问所开立，而又不能说明支票的用途，与何以落入白相人手中的原因。其中的暧昧，也就可想而知。但事情既然揭破，即使原来定有计划，自也无法进行。这一件事，终于在无意中发现，而于无结果中消灭。

　　事后，邵式军竟然还派了一位苏课长来问我：“你为什么要将此事告诉周部长？”我对他的答复很爽快，我说：“要问‘邵局长’有没有这一件事情；不应该来问我为什么要告诉周先生这一件事情！”邵式军的是否与日人同谋，最后派人向我的质问，不但成为蛇足，也足以说明邵式军的当时必非置身事外。佛海于汪政权的六年中，其类此的遭遇，当然必不止此，而我之所知，则仅此两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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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若数风流人物还看汪朝

　　汪政权中人遭逢着一个非常的时期；而又处身于一个畸形的组织，重重荆棘，茫茫前途，若干人因苦闷的心理，影响到私生活的糜烂，古往今来，醇酒妇人者，又岂独此数人为然？是则我又何必为讳？

　　汪精卫的功罪是非，尽管盖棺论定，且已尸骨成灰，但是他私生活的严肃，不但在近代政权领袖中，很少像他这样的人；即号称为革命导师者，怡情声色，亦恐未必能如汪氏之终身不为物欲所蔽。他不嫖、不赌，甚至不吸烟。糖尿病一直困扰着他，中央党部遇刺后的一颗子弹，仍然留在体内。在汪政权时代，他已届六十高龄，尽管健康很成问题，而他还是那样俊朗，那样潇洒，除了阅读文件时架上一副老花眼镜，微微显出一丝暮境以外，翩翩丰度，何尝稍减当年？现离汪氏之逝世，已倏忽十余年，最近看到胡兰成所著的一本《今世今生》书中，写着在日与那时的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谈话（清水精华语，那时的日本重要人物与汪氏会见，都由他担任翻译。胡兰成曾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中华日报总主笔等职）。清水说：“我对汪先生几次与日方的重要会见，我均在场，我在旁看看，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是汪先生是大人物，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显得渺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丰度气概，如河山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

　　但汪氏以一个极端容易冲动的人，当他还留在重庆时期，他以国民党副总裁暨前任行政院长的地位，他深知国军的实力，以及整个战场的形势。又加英首相邱吉尔又表演了一项杰作——封锁国际唯一通道缅滇公路，使抗战陷于最黯淡的低潮，刚刚高宗武带回来的近卫三原则给了他一个美梦。本来在重庆尊而不亲的地位也使他感到一切总不如意，于是使他例外地不再采纳一向倚若左右手的顾孟余与陈公博的话，而为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的撺掇所惑，离渝赴越，发表和平主张。初拟启程赴法，自甘投闲置散，而又以河内行刺案件，误中曾仲鸣而至于惨死，经不起又一次冲动，竟铸大错！起了组织政权自当大任之念。

　　迨其由越赴沪赴日，一旦与日军阀周旋折冲，方知暴日绝无悔祸之心，且依照伪满蓝图，欲将中国广大沦陷区变为“满洲国”第二，他外痛于日军之横蛮，内怵于疮痍之满目，举目河山，噬脐奚及？而抵沪未及半年，撺掇其离渝之主要人物陶希圣高宗武又叛之而去。那时他的心境，是可想而知，而他的处境，其绝望恐尤甚于民国纪元前两年在刑部狱中时也。我几次目击他在会议中由慷慨激昂，渐至泪流被面，掩袖悲泣，至于语不成声。我时常听到佛海等告诉我，汪氏怎样又在会议中拍桌掷椅，及环顾全场，乃无一可做他出气的对象，不得已只把他有姻娅之谊的褚民谊申申而詈。那时的汪氏，完全不再有他过去温文的态度。“身後是非谁管得？”即汪氏在这六年之中，生前所受精神上的刺激，已有难言之痛，终于使他在凄苦中病逝异国，赍恨千秋。

　　汪氏夫妇之间，患难相从，自不同于寻常的伉俪，以他的温文，虽偶陈璧君的躁急，而两人之间，终其生能鸿案相庄，绝少诟谇。汪氏的一生不二色，也几为一般人所公认的事实，当时有一段微细的事实，大足以反映出汪氏当时的内心。

　　在汪政权时期，汪在南京的寓邸，为颐和路二十三号，本是战前褚民谊的私宅。汪政权成立，由日人交还，稍加修葺，移入居住，一切还是因陋就简。汪氏平日小规模的宴客，就在寓邸举行，而率以简单的西餐为主。至日常用膳，通常午饭分两桌，汪氏夫妇与儿女儿媳及褚民谊、陈春圃、林柏生夫妇、陈国强、陈国祺兄弟为一桌，汪氏上座，右手是汪夫人，长媳则傍着汪夫人坐。另一桌则是侍从高级人员。菜是六肴一汤，十分简单。开好饭，才请汪氏下来，他一到，别人倒不是畏惧，但态度自然会端肃。汪氏胃口极好，且食且谈，总是风生满座。夜饭比较热闹，有时曾醒方君璧或褚民谊太太也来，就改为大圆桌。曾褚方三家都是亲戚，曾醒是黄花岗殉国烈士方声洞的夫人，曾仲鸣之姊，大家都尊称她曾三姑。连中山先生在世时，对她也很敬重。

　　汪氏的私邸里并没有什么陈设，正如寻常百姓家一样，但简洁明净，另有一种气象。汪氏会客在楼下，楼上一间小室，是他的书房，夜间批阅公事，常到深更不倦，写字做诗也在那里。简单得像是一个寒士之家，竟没有一丝富贵气息。一次汪夫人因为汪氏常以西餐飨客，向上海惠罗公司购买了一套其实并不名贵的西餐碗碟，携返京寓，出示汪氏，方在相互观赏，汪氏忽而问起价格，一听到为值不菲，突然盛怒而起，一堆桌把全部碗碟打个粉碎。口中犹是喃喃地说：“我们还忍心在这时竟如此的浪费！”迨看到陈璧君呆立一旁，又不禁无言凄然相对。

　　以后太平洋战事既起，汪氏更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国事前途判断的错误，也知道本身未来的命运如何，曾经有一次，他向他的长公子孟晋说：“若中国还能有救，只有希望我是身败名裂，而我们的家是家破人亡。你必须有这样的准备，也必须有迎接这未来命运的勇气。”孟晋自然不知汪氏的真意所在，呆呆地望着他，他又继续说：“如其我不幸成功了，试问抗战失败后的国家将成何等情形？”由此数语，足见汪氏的到沦陷区来，意气之中，真有跳火坑的抱负。但他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地醇酒妇人，而最多只以诗酒自遣。我曾经几度应邀在他私邸中同饭，汪夫人虽常避席，而汪氏劝饮频频，三杯落肚，又复谈笑娓娓，汪氏尚未尽兴，而陈璧君已姗姗而来，瞪着眼高唤一声“四哥！”汪氏已知其意，吐一下舌头，踌躇停杯。来客想到他的健康，满座亦同有黯然之概。

　　汪氏酒怀难畅，只有寄情吟咏，一生所著《双照楼诗词稿》、《小休集》上下两卷，又《扫叶集》一卷，单行本有民国十九年曾仲鸣在香港刊印的仿宋排印本，编至民十八为止。《小休集》《扫叶集》合刊本，有（一）民国二十九年日人北平印本，前有日译本，汪氏手书序文及照相。（二）民国二十年中央日报社排印本。（三）民国卅一年木刻本。（四）最近香港出版之仿宋排印本，亦惟此为足本。全集得题三百〇五，所为诗词四百余首。《小休集》起自刑部狱中，《扫叶集》凡诗词一百五十四题，开首颐和园等八题，为民十九扩大会议在北平及赴太原过雁门之作。“题秋庭晨课图”为民廿一任行政院长时代所作。“重九集扫叶楼分韵得有字”为二十二年作，南京诗人曾刻有癸酉九日《扫叶楼诗集》一册，汪氏此诗在焉。“七月八日晚泊木洞明日可抵巴县矣”一题，为抗战入川时作。由十九年至入川为止，凡诗八十四题。“舟夜”以后诗五十题，为由河内赴上海及在南京政权时代所作。忆旧游“落叶”一题为在河内时所作，“金缕曲”至“朝中措”十二题，为汪政权时作。集中成于此时者，凡六十三题。其自序《扫叶集》云：“小休集后，续有所作，稍加编次，复成一帙，中有重九登扫叶楼一首，颇道出数年来况味，因以扫叶名此集云”云云。言为心声，汪氏自以扫叶为喻，而道出频年况味，摘录二首，以见一斑。念其“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句，今日读之，仍不无令人有辛酸之感也。

　　重九集扫叶楼分韵得有字

　　惊风飘落叶，散作沙石走。拥篲非不勤，积地倏已厚。仰观高林杪，柯条渐坚瘦。危巢失所蔽，岌岌不可久。宿鸟暮归来，栖托已非旧。踟蹰集空枝，婉孌终相守。此时登楼者，叹息各搔首。西风日凄厉，殆欲摧万有。何以谢岁寒？临难义不苟。蒲柳奋登先，松柏耻凋后。敢辞晚节苦，直恐初心负。高人缅半千，佳节遘重九。还当扫落叶，共煮一尊酒。

　　方君璧妹以画羊直幅见贻题句其上

　　兀兀高冈，茫茫旷野，青草半枯，红日将下。陟砠而瘏，哀吟和寡，临崖却顾，是何为者？君不见风萧萧兮木叶横飞，家家砧杵兮念无衣！羊之有毛兮亦如蚕之有丝。翦之伐之，其何所辞！恐皮骨之所余，曾不足以疗一朝之饥也噫！

　　以汪氏的绝世风流，清才如许，不为诗人、为词客，既身不逢辰，又浮沉政海，未能“不负少年头”，而终至“残躯付劫灰”，半生革命，赍恨以终，汪氏不暇自哀，后死者不能不深惜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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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六年中的一篇风流总账

　　除了汪氏以外，汪政权中其他诸人，十九纵情声色。他们一经由港分批来沪，虽那时重庆的特工人员倚租界为掩护，正在积极展开活动，暗杀之事，日有所闻，而他们仍然偷偷摸摸，以突击姿态，往来花街柳巷，谋取片刻欢娱。上层诸人，有暴发的潘三省在沪西开纳路十号，布置着两幢华美房屋，精治饮食，麻雀、鸦片，固无一不备，而交际花、影星、女伶、舞女，以及长三堂子中的名妓，都杂沓其间，只以能不吝缠头，随时就可在那里作为云雨巫山之所。中下层的人，则宁波路镛寿里，新闸路祥康里，马立斯新村，福煦路邻圣坊等处的高等屠门，无一不有他们的踪迹。

　　初时，全部较重要的人物，分住在两处，一为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王伯群宅，以及在弄内又占据了整条的弄堂。另一处为极司斐尔七十六号，即陈调元在沪的别墅，并将接连的华村房屋，将原有房客逐出，供汪政权中人分宅聚居，集中保护。和平运动方在开始，汪政权且尚未建立，只先成立了中央党部秘书厅，组织部、社会部、宣传部，如此简单的组织，内部就已经先后闹出了无数的风流勾当。

　　梅思平本来就是一个风流自赏的人物，一开始他担任着组织部长，以朝夕相见之故，忽然与部内的日文女秘书杨小姐（以后嫁给周隆庠）有了暧昧，不过春风几度，杨小姐竟以诱奸为辞，告起御状来了。一封信写给汪氏，谓如其不获适当解决，将公开向社会申诉。汪氏接信以后，甚为震怒，交给周佛海办理，结果佛海在公款中给了杨小姐四万元，始寝其事。那时币制尚未贬值，四万元为数不能算小。那时上海有一家专营出差汽车的祥生公司，电话号码为四〇〇〇〇，于是汪政权中人，竟呼思平为祥生公司而不名。

　　同时某部的某一副部长，也向某一女职员追求，女职员不堪其扰，写信给他的太太，某太太又去向佛海诉苦，事情一闹穿，才止了某副部长的继续下手，画虎不成反类犬，韵事又闹得满城风雨。至于佛海本身，去沪未久，已与一长三堂子中人名叫大媛的私营金屋，事为周太太所闻，追踪而往，把金屋捣个稀烂，在金屋查出了佛海的信，发现牵缰的是潘三省，而帮闲接线的是某副部长，周太太把他们叫来痛骂之后，竟以茶具迎头相掷，经两人保证负责解决，始狼狈而去。

　　以后公博又与影星李××，佛海与影星周××的事，成为公开之秘密。其他如丁默邨之与郑苹如，且险至因而送命（事详前记）。教育部长赵正平被传有新台之咏，考试院长江亢虎，则与院内女职员有颇多相当秽亵的传说。褚民谊虽前以在行政院秘书长任内，为女游泳员杨秀琼亲驾马车，为人诟病，但生平似尚少其他艳迹。而在胜利之前，忽与某政要的“敝眷”也有其一手。余如陈群之姬妾成群，李××的妻子与西医储麟荪，钱大魁的妻子与西医苏记之，以及吴××的妻子与李××的好事频传，无非一团烟雾瘴气。

　　罗君强原任行政院秘书，国府撤退至汉口，与交际花孔慧明热恋，事为当局所闻，以行为不检，生活浪漫，下令撤职查办，经陈布雷的缓颊，始得免于追究。他追随周佛海最久，周随汪来沪，君强也挟孔慧明俱至，置其原为族姑的第三任妻子于不顾，但是仅仅三五年的时间，以两人间性生活的不调和，从勃谿而殴打，终至脱辐。在他“安徽省长”任内，又与为他打荷尔蒙针的王小姐结婚了。

　　上面的种种，我只能说是道听途说。除了君强夫妇间反目时，我常被邀去作调人外，其他各人，既然事出暧昧，也只好说姑妄言之。但是当年石头城畔，笙歌盈耳，秦淮风月，又复盛极一时，许多人都怀着醉生梦死的心理，以求眼前一时的欢乐，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汪政权短短六年，一切都像南明时代的气象，歌舞升平，风流名士，其中不少像阮大铖、马士英一流的人物，而结果也与南明的君臣，同其悲惨的命运。

　　那时闹得最凶，而又为我身亲其事的一幕，则为周佛海与女伶筱玲红间的一段经过。在追叙这一段孽缘之前，对于佛海，想先介绍出他一个简单的轮廓。佛海不事修饰，外表仅像一个中小学教员，但是曾见有人写汪政权的往事而说他面有麻瘢，则是一大笑话。他字写得极劣，但文思敏捷，下笔千言，所著《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国民党中迄无人能写出比他更完备更有系统更有发明的党义著作。他为蒋先生司笔札，自民十六清党以后起，至民二十八年离渝时止，前后十二年。最后他在渝任宣传部长时，还兼着侍从室的重要职务。

　　为蒋先生起草重要文稿的，先后有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罗家伦、以至现在的陶希圣等多人，而有关理论的文字，还应推佛海最为出色。十二年中蒋氏能对他倚畀如是之深，不为无故。但佛海一生，以穷书生而跻身青云，不赌、不吸香烟，本人亦不专事聚敛，是其难得处。

　　在汪政权时代，诸事集于一身，而小至友朋间的私人函件，亦从不假手于记室，尽管他私生活荒唐，而早眠早起，很有规律，已成习惯。曹聚仁以史学家自居，而为《周佛海日记》所作引言，特别指出关于他的就寝的时间是不可靠的说法，他的推断力真是惊人！他虽然是这样写的：“有人说：这本日记，关于他自己就寝的时间是不可靠的，因为周佛海的私生活十分糜烂，他不会让他的妻子找到漏洞的。”什么事都瞒得了妻子，就寝时间也瞒得了吗？我很钦佩于“史学家”下笔时一种主观的武断态度。但佛海一生的最大毛病，是酒色，纵酒使他成为致命的心脏病的根源，而嗜色以前既为蒋先生所不喜，已经颇影响了他的政治生命。

　　我与佛海交往，前后二十余年。首次见面，在民国十八年蒋先生北上赴平与张学良东北易帜后面加慰勉的蒋氏津浦路专车上。当时他任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我还不认识他，蒋氏为我与他介绍以后，一路就很谈得来。一到北平，我们同住在北京饭店，总部把饭店的三楼全包了，除了蒋先生夫妇而外，其余为随从人员居住。蒋氏那一次到北平，比较忙碌，除对张学良慰勉他东北易帜而外，还需要商量东北的善后问题。同时蒋氏与冯玉祥虽有金兰之义，那时双方却已积不相容，为了冯的出洋问题，所以阎锡山也特地由晋赴平，斡旋其事。蒋氏那次的随员中有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熊式辉、邵力子、陈布雷与周佛海等人。随节的记者两人，则为王公弢与我（公弢时为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后办朝报，前数年死于昆明），我是时任京报采访主任（京报实际为蒋氏所办，以陈立夫为社长，吴醒亚、赖琏先后任总主笔，地址在南京估衣廊，后以与中央日报发生磨擦，蒋氏以难作左右袒，下令停办）。

　　蒋氏在平前后停留十日，而每天分别与张汉卿、阎百川商谈，大部份的时间除孔祥熙而外，不需别人参加。于是佛海、布雷、力子、公弢与我，再加上一个孙鹤皋（时任津浦路局长，与蒋氏为奉化小同乡，北伐前在证券物品交易所与陈果夫同任经纪人，与蒋氏且有极深的渊源），无日不由佛海发起，大逛胡同，每天在红弟的妆阁中牌酒连宵。

　　记得蒋氏突然决定启程南返之夕，而我们这一群，却还在“清吟小班”中豪兴方浓，佛海的勤务兵进来报告说路上戒严了，布雷有他的一份机智，说：“不要老总动身了吧？”忙用电话向北京饭店一问，果然蒋氏已赴车站，我们仓皇赶到饭店中，抢了行装，急急到前门外总站时，蒋氏方与阎锡山、张学良在月台上殷勤话别。蒋氏看见我们赶到，瞪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专车一到徐州，我们又乘蒋氏往九里山阅兵，在宝兴面粉厂里，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局长，在全市戒严中，送来了一批娼妓，胡天胡帝以娱贵宾了。人之好色，谁不如我？在任何政治舞台的幕后，都不免夹杂着许多桃色事件。如汪氏之能不以环境而更易，举世能有几人？

　　佛海的好色，我与他见面之初，已深知之，积习难改，而又处身于荆天棘地之中，以求一时之麻醉，其实并不足怪。所可怪者，以他的到处留情，而独对筱玲红的缠绵恩爱，百折不回，当时则醋海兴波，结果为生离死别。这一段孽缘，虽无关政治，似还有一记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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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从中共元勋到汪朝股肱

　　周佛海的一生，就充满着传奇性的故事，他的政治生活，以中共的元勋始，而以汪政权的股肱终。以我与他私交之深，在写他与筱玲红的一段孽缘之前，愿先概序其生平，聊示黄垆之痛。他生于民国纪元前十五年，死于民国三十六年，即二次大战和平后之两年，死时为五十一岁。

　　他是湖南沅陵人，家还在离城二十余里沅水南岸的乡间，父亲在洪杨时曾佐幕湘军，由军功出身，不幸早世。遗有佛海及弟妹各一。家只薄田百余亩，赖其母鞠育至于成长。佛海初在乡村中一家私塾里读书，民国元年，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因国文好，以第一名录取。但入学的第二年，因与同学打架，自动退学，又改入兑泽中学，后又转学到县立中学。那时他只想中学毕业以后，以限于家境，唯一的希望是进长沙的省立高等师范；否则能谋到一个县政府书记，或者当一名小学职员，终其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在县中读书的时候，且曾经想辍读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做一名学徒；但虽曾辗转托人，且终未能如愿。

　　民国六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那年初夏，佛海得到县中校长吕鹤立的器重，更由同学好友邬诗斋等的发起，一共凑了一百三十四元，资送他赴日本留学。那时他还不过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离乡远行之日，曾口占了一首“朝发芦林潭”的别母诗云：

　　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饥。

　　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从此，他与两个同学，由长沙坐船到上海，经长崎、门司而到东京，开始学习日语与补习其他功课。一度因反对段祺瑞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返国至奉天安东的厘金局一个同乡那里，想去做事。无如那里范围狭小，无从安插，他在进退维谷之中，几次曾想跳海自尽。仅仅停留了两个星期，向那位同乡借得了二十元又重到东京。天无绝人之路，居然给他考取了有官费而且最难考的第一高等学校。与他同时考取的，有做过邮政总局局长的郭心崧，以及任过中央日报社长交通部次长，后来在一九四九年由沪至港，因飞机失事而殒命也是汪系人物的彭学沛。佛海在第一高等学校毕业以后，又升学到西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直至学成回国。

　　当佛海在西京帝大时，受了当时左倾的名教授河上肇博士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且成为中共海外日本支部的负责人。民十，回到上海，出席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的一共只十个人，初在法租界渔阳里开会，以法捕房闻讯掩捕，十人越窗而逃，改赴嘉兴的南湖，在船上继续秘密举行，陈独秀被举为委员长，而以佛海为副。所以佛海是中共最早的十个元勋之一。

　　他于民国十三年归国，那时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共开始合作，中山先生方任大本营大元帅，佛海由日本京都径往广州，担任广东大学的教授与黄埔军校教官。当民十五年七月，国民党出师北伐，佛海随节远征。同年双十节进入武昌，他奉命为行营秘书，襄助行营主任邓演达。民十六秋，他又做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先生，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那时国共的磨擦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佛海于民十三冬虽已在广州脱离共籍，中共对他当然是对立，而国民党右派，依然认他是共党分子，左支右绌，使他的处境十分狼狈。

　　清党前夕，中共在武汉已积极扩张势力，邓演达派了恽代英做总政治教官，实际上就是执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武汉的形势日非，张治中已被迫辞去学兵团长及政治分校教育长，佛海与张治中密商决定离汉南下。至民十六四月，蒋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四月下旬，他本来约好陶希圣一起走的，陶起初推说没有便服，佛海设法借给了他一套，而结果陶却留而未去，而且更做了由学生军改编而成的独立师的军法处长，颇有杀戮。以后陶又随着这个队伍去至南昌，直等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以后，陶希圣才算真正的离开了共党。佛海则靠了他的岳父杨卓茂与太古洋行黄浦轮的买办熟识，化装于清晨上船，住在买办房中，得脱虎口。

　　船抵上海，不料已被南京当局所知，总政治训练部副主任陈铭枢（主任是吴稚晖，他向不管事），径电上海清党委员会的陈群，等佛海一上岸，由公共租界的杨树浦捕房把他拘捕了。关在杨树浦捕房中四天，由佛海的夫人杨淑慧找到了那时做上海特派交涉员的郭泰祺及王世杰诸人，用电话告诉了吴稚晖，由他通知了特务处处长杨虎，才由捕房送往第一特区法院过堂后引渡至丰林桥的特务处。这样又关了两个星期，再押解到南京户部街的总政治部，由陈铭枢交给戴季陶，这样才算正式开释了。

　　在这段时期，上海正在大开杀戒，一两个人的生死，真算不了什么，更何况佛海当年在中共中的地位，那时他的生命，真是悬于一呼吸间耳。

　　蒋先生在佛海押解到南京时，赴徐州督战去了，回京以后，就派他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总教官，《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一书，就是那时作为教材时所著。

　　至十六年八月，蒋先生下野，戴季陶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佛海也被邀去当教授，他看到南昌暴动以后广州的形势不对，又回到了上海。蒋先生指定了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陈布雷等办“新生命月刊”，而由佛海负其全责。蒋先生由日返国，于十七年一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他又被派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并为蒋先生代拟重要文稿。至民国十八年，又做了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民国二十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旧中委连任，佛海于增加中委名额中以得票最多，当选为第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当时朋友们曾戏呼之为“状元中委”。二十年蒋先生二次下野，事前发表了几个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出主江苏。顾以军人而主省政，要求蒋先生准佛海去帮他的忙，因此发表了他为江苏教育厅厅长，以后又兼任了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直至抗战军兴，国军后撤，至民国二十七年政府西迁汉口后，训练部长一职，佛海让给了陈公博，他做了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为顾孟余，始终并未莅任），以迄政府迁渝，至二十七年底随汪离渝参加汪政权为止。

　　佛海从民十六起，十年之间，在蒋氏左右，可谓红极一时，除了上述职务以外，世所熟称的CC（原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之缩写，以后又误为陈果夫、立夫昆仲英文姓氏第一字之缩写），他是十个最高干部之一。所谓蓝衣社的黄埔军校组织，因为他曾任黄埔教官，他又为最高干部之一。此外他并兼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追随蒋氏，跬步不离。蒋氏遇有重要函电文告，也无不一以委之佛海。

　　佛海与汪氏，本来一无渊源，两人的发生关系，是当汪氏闻到了西安事变，宣称跳火坑而由法国兼程回国。于廿六年一月返抵香港时，佛海与邵力子奉蒋氏之命，赴香港欢迎，一见相谈甚得。以后佛海的随汪出走，除经过情形，已详本书前记外，无不种因于此奉命赴港之一行。

　　佛海自认为一个率直而缺乏修养的人，以我的感觉，他于率直中寓有诚挚，充分表露出湖南人的性格。与他谈话，使人有亲切之感，因为他有天才，所以读书不肯用死功夫，戴季陶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联语是：“困学乃足成仁；率直未必尽善。”倒是针对他的毛病而言。他又自认为有将将之才，用人不猜疑、不牵制，这两点他真能做到。我于汪政权时随他六年，凡是他所交给我的事，从不怀疑，从不问讯。我做错了，对外他还为我负责。他与熊式辉有金兰之谊，一天与他谈到用人问题，佛海说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熊天翼则主张“用人必疑，疑人必用”。熊说：否则一定会弄到太阿倒持，尾大不掉。而佛海以为要用人不疑，先决条件必须是“知人善任”，而佛海对善任一点确有他的特长。有一天，我也与他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主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真是做到了，但你对好人固然不疑，恐怕对少数坏人也复如此吧！他虽笑着点头，而大有未必尽然之意。

　　佛海的长处是不用手腕，头脑清楚，办事有魄力、肯负责。而他的短处是容易冲动，而又太重情面，搅政治而仍不脱书生率真的本色。在汪政权六年中，我与他见面的时候很多，我比较了解他内心的彷徨与痛苦，这里我可以引用他在那时所写“盛衰阅尽话沧桑”一文中的结论，以说明他当时的心境，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正是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是非未定，功罪难分。如果半途而废，虽存周公之心，终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子孙！后世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好，无声无臭，与草木同朽更好。‘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但是个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计较，国家的利害，却不能不加考虑。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谅于当时及后世，乃在使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实际有益于君父。所以现在距我们企求的目的，虽然道路崎岖，关山险阻，但是救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达到，就是我们的责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哪里因为人事沧桑之感，而改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呢？”

　　这一段话说得很沉痛、很泄气，粗看不过像在为自己掩饰，甚至说出了流芳遗臭之言，但假如知道当时周佛海背了个“汉奸”之名，暗中冒万难万险为重庆效力，眼前是重重障碍，未来是祸福难知。他自称为孤臣孽子，已显明地透露出他的输诚中枢。其中最突出的一句，佛海不说：“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求实际有益于国族”，在民国时代，而他偏偏采用了“君父”字样，这两个字相信自然是指蒋先生而言，所以下面更有“关山险阻”、“鞠躬尽瘁”之语。和平以后，政府励行“肃奸”，主要人物，北自王揖唐、殷汝耕；南至陈公博、梁鸿志，都难逃一死，而独于周佛海经法院判处死刑以后，仍以国民政府主席明令特赦，减处无期徒刑，此或即以其“君父”之思，蒋氏始曲为垂谅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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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那五百年前的风流孽债

　　写过了佛海一段沉闷的履历，再来谈谈他一生荒唐的艳迹吧！当佛海犹在沅陵中学读书的时代，他的太夫人以望孙心切，已急急为之完婚。在他赴日留学以前，已先后生有一子一女（抗战时但知其长子在国军中任职，与佛海间音讯久已隔断。长女亦已出阁，本留在湖南原籍，和平之前，佛海设法接之来沪居住，至其发妻的生死，我与他前后相交二十年中，在佛海口中从未有一字提及）。

　　民国十年，佛海由日赴沪，出席中共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就在他留沪短短的时期中，与他现在的妻子杨淑慧遇见了。她与佛海是湖南同乡，那时还是启明女校的学生，她父亲杨卓茂是留美前辈，而且家境很好。佛海既是靠公费求学的一个穷学生，而且原籍还有着妻室。他们两人之间的恋爱，不久给她的家长所发觉，就防范着他们不许来往。不料那位杨淑慧女士，却一往情深，决心嫁给佛海，逼得杨老先生只好把他的掌上明珠锁闭楼上。而她也真有勇气，乘家人不备，跳楼与佛海双双东渡，荆钗裙布，井臼亲操，在日本时期，过着极度清苦的生活。从此直至胜利为止，两人就再也没有分开过。所生的长女慧海，于和平后嫁给汪政权的末任“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的儿子。不久仳离，再嫁一广东人营保险业的陈姓。子幼海，曾于沦陷期间赴日留学，不久又回沪。和平前夕，佛海遣其赴河南张岚峰处，以便转渝赴美留学，不料行抵济南，竟与交际花王三妹结婚。旋日军投降，返沪后因军统调查财产关系，一度亦被扣留。至佛海被处死刑后，以一时之愤，赴苏北共区，加入为共党，中共南下之前，在沪工作。东南变色，幼海在沪市公安局任组长职务，隶杨帆部下。一九五一年三反五反之后，即不再闻其消息。

　　佛海夫妇之间，以贫贱相从，感情素洽，但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抗战以前，他任职总司令部时，每隔数月，一定到沪一次，他与前鲁皖主席陈调元是嫖友，所以同去的时候为多。那时上海国际华懋等大饭店犹未开设，一品香与大东旅社两处，就作为他们来沪时的居停之处。每晚飞笺召妓，见有合意的，立刻去作牌局，一掷千金，妓院中因为知道他们是当代的达官贵人，又复手头豪阔，往往不敢自高身价，一夕之间，减烛留髡，立成为入幕之宾。

　　记得民十九那年，有一次佛海雪喧（陈调元字）等一批人，同往会乐里“真素心”家，刚于佛海酒酣耳热之际，妓院里嬲着他写一副对联，他居然磨墨伸纸，一挥而就，联句中嵌了“真素心”三字，仿佛记得是：

　　“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

　　佛海的字写得奇劣，虽属游戏笔墨，其辞也究不雅驯，悬之妓院妆阁，实在不成体统，后来虽通知她们除下，但上海知道此事者已经很多了。

　　尽管佛海到处留情，也只是逢场作戏，他太太明知其有时背着她偷偷摸摸，但还能故作痴聋。那年好似是民国卅年前后，“七十六号”的吴四宝在愚园路买了所新屋，迁居的那一晚，竟邀名伶堂会演戏，中间有一出是筱玲红的打花鼓。筱玲红是梨园世家，她的姊姊筱香红也是旦角，另一个姊姊筱月红是须生，曾经在法租界共和台演出。那时筱玲红还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雏凤新声，论演技自然算不得什么，但扮相很甜很艳。

　　那晚佛海与李士群、邵式军，坐在第一排正中，我与几个朋友，刚坐在第二排的佛海之后。

　　筱玲红的打花鼓上场，道白用扬州音说到“我是刮刮叫的清水货呐！”时，摹仿少女羞人答答的情状，冶媚入骨，我看见佛海停眸张口，神情欲醉。我轻轻拉了一下我旁的朋友道：“看来，佛海又要偿付一笔五百年前的风流孽债了。”谁知竟不幸而言中，后来醋海兴波，焚琴煮鹤，终且成为汪政权时代有声有色的一幕无上好戏，而我则居然也串演了这一幕戏中的配角。

　　打花鼓下场，筱玲红也已卸了妆。莫要以为吴四宝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倒亏他能看出了佛海的心意，他往后台伴着筱玲红过来介绍给佛海，就坐在佛海的旁边。两人且笑且谈，十分相得。下面的戏记得有周信芳、谭富英、程砚秋的，而佛海一向是欢喜看戏的人，这晚竟不待终场，与筱玲红就匆匆离座而去。

　　几个月过去了，一天午前，赵叔雍由京搭机来沪，他一下机就到处找我，说有要紧事商量，我赶去看他，他拿出了佛海的一张便条，上面只写了寥寥两句：“××兄：有家事奉恳，一切托叔雍兄面详。弟佛海。”一问，才知道佛海把筱玲红密室藏娇，竟尔东窗事发，佛海夫妇间已闹得不可开交，虽经陈公博、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等尽力劝解，双方竟已濒于决裂。周太太一怒而搭车来沪，说要聘律师与佛海离婚，他与蒋保厘律师的太太是同学，所以来沪要聘保厘经办此事，佛海认为事既不宜外扬，而且还希望能由我从中设法，俾事态不至恶化。因为那时我又重新执行了律师职务，所以佛海希望我于下午四时，赴北站去接周太太，兜揽这一起案子。如此事能由我办理，则结果不论离合，至少不至于将内幕传扬出去。

　　我与佛海的关系，自然义不容辞。等京来车抵站，我准时赶去。周太太一下车，看到我在那里，因为我平时不惯迎送，她很认为奇怪，问我是来接谁的，我故意东张西望了一阵，随便说了一个人，又说我要接的朋友没有来，她也毫不起疑，就与我一路坐车回去。在车上，她问我知道不知道与佛海为了他外遇的事闹翻了。我推说一无所闻，她说：“我这次来沪，就是要聘请律师与他离婚。”说到这里，她忽然呀了一声，说：“我真是气昏了，怎么竟然忘记了你是律师，还想去请教别人。”我当然顺水推舟，认为彼此既是朋友，自当效劳。一切果如佛海所料，周太太见到我，一定会托我，而其实她也并不真心要离婚，不过是作出一种姿态，以逼迫佛海的就范而已。我答应了承办以后，她认真的签了委托书，并详细告诉了我一切的经过，首先要我当晚赴京与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我什么也不去和她争辩，也真的当晚到了南京，想先问明佛海的意思，再定调解的办法。男人自有对付妻子的一套办法，佛海对我所说的话，倒是面面俱圆，那是鱼与熊掌，兼而有之的妙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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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密商中决定了兼有之计

　　佛海为了筱玲红的事，以至引起家庭间的严重纠纷，等我被正式邀请为这一幕的配角时，已经闹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一切发展经过，事后才得之于佛海夫妇与别人所透露给我的。

　　佛海本已神醉于筱玲红台上的表演；又经不起吴四宝的从中牵引，大概经过不久，两人就有了不寻常的关系。那时，佛海既是一个太为人所注目的人物；上海又是双方展开政治暗杀的战场。他们之间的幽期密约，既不能谋之于普通的逆邸，又不便在进出的人太杂的筱玲红家里。他们经常作巫山之会的所在，是法租界莫里哀路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孙曜东的第三妾潘玲九的金屋中。

　　潘玲九原为上海的长三堂子（高等妓院）出身，花名叫玲华老九。后来又转入“百乐门”舞厅当舞女，又改名叫潘玲九，长得并不漂亮，但娇小如法国影星碧姬芭铎，而风情也正如碧姬芭铎。因为她做过妓女与舞女，所以懂得怎样侍侯一个贵人；也正为她出身于妓院，因此也不在乎以她的家供作别人的阳台。那里是一所精致的小洋房，离中山先生在沪的故居不远。一生到处留情的佛海，一遇筱玲红，倾心相爱，竟然为之颠倒得到了疯狂的程度。

　　佛海平时一半的时间在南京，处理“财政部”的事务；一半的时间则在上海，处理“中央储备银行”的事务，只要他不得不去南京时，虽为日无多，在佛海看来，真已“小别亦销魂”了。虽然在家里，他不能不避他太太的耳目，但每天早上一到他的办公处所，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地接通长途电话，与在上海的筱玲红喁喁通话。事实上，一直借别人家里幽会，究有许多不便，数月之后，佛海也早已将藏娇的金屋，迁至霞飞路底的林肯公寓去了。

　　丈夫一有外遇，十九形迹难瞒，终究不免要为妻子所发觉。周太太着实有她的一手，她早已觉察到佛海的行动可疑，买通了佛海左右的人，连他们通电话，她也会取到纪录；藏娇的地点，很快也就为她所知道。一次，正当佛海在那里卿卿我我之时，周太太率领了一批娘子军，直捣香闺。因为佛海的挺身相护，筱玲红仅以身免。秘密终于这样地完全暴露了，虽然佛海又把她迁移到霞飞路可的牛奶棚对面一条幽深的小巷中去，一有机会，仍然雀桥暗渡，而家庭之中，从此闹得也再无片刻的宁静。

　　周太太一定要佛海与筱玲红断绝，而佛海则坚持不肯抛弃。每天总为了这个问题彼此争吵，佛海曾经向她软求，他曾自己告诉我，为了当年是患难夫妻，他甚至不惜向她下跪，又亲笔写给了她一封长信，用尽了最卑屈的字句，以求取她的谅解。而软的方法做尽了，却并不曾打动周太太的心。一次在争吵中，两人几至动武，周太太有一个幼时的同学吴小姐，一直住在周家陪伴着周太太，她上前去劝解时，佛海用力把她推开，一推就推得她俯跌到地上，把她的一口门牙也跌落了。佛海是轻怜蜜爱闹得发疯，而周太太则是醋海兴波，气得发疯。她把佛海写给她不足为外人道的信，取出给每个人看，口中喃喃地说：“我跟他时，他是一个穷学生，我吃尽了苦才有今天，我绝不许别一个人分占他。”说着更从手袋中取出一枝四寸象牙金镶的小手枪，一面做着放射的样子，一面说：“我要打死他们，然后自杀。”陈公博、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等什么要好的朋友都全力调停过，但没有一些功效。

　　周太太也自己去找过筱玲红，领她到银行保管箱中去看她珍贵的饰物，又求着筱玲红不如痛快嫁给佛海，如其这样，愿意把一半的首饰分给她。但是要依她的四个条件：一、必须与她住在一起；二、要她对佛海与她和她的子女，称呼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完全承认是一个侍姬的地位；三、与佛海同宿或外出，须先获得她的同意：四、不许生男育女。

　　头三条已不好接受，最后一条，连筱玲红自己也不敢保证，事实上，那时她而且已经怀有身孕。周太太一下子是像要成全他们，但一下子又要“七十六号”的行动队长林之江，拿了手枪去威逼她和佛海离开，她内心矛盾得厉害，行动也乖张得异常。佛海的态度，则坚持不与筱玲红离开，要合，也决不与周太太同住在一处。问题终于决裂了，周太太一怒离京，于是到上海要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我因佛海的授意，兜揽了这一笔生意，也惹尽了无数麻烦。

　　等我表面上受了周太太的委托，赶往南京与佛海商量时，他很坦白的说：“我与淑慧，贫贱相合，情同糟糠，现在儿女都已长成，我在道义上、情感上，都没有和她分离的可能。我不讳言一生好玩，也遇到过不少各式各样的女人，但我从来没有像对筱玲红那样的衷心喜爱过，你是了解我目前的处境与心境的，更想到我茫茫的前途，已经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图一个眼前的欢乐。而当我无论怎样烦闷的时候，只要有她在我面前，我什么痛苦，都立时抛诸脑后了。况且我已届中年，垂垂将老，花月情怀，这可能是我此生的最后一次了。所以我要叔雍找你，固然免使事情外扬，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况且，她已经有了喜，良心上我更不能抛弃她。”

　　我问佛海：“你太太知不知道她有喜？”他说：“正因为她已经知道了，才愈吵愈严重。”说到这里，佛海勉强笑了一笑，他继续说：“有孩子又怎样呢？不要说我原籍的发妻，早已有了子女。这几年我几次去日本，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个日本女人，只说我是出征的日本军人，她也完全相信，现在已经生了个男孩子，而且面貌生得和我一模一样，我太太哪里知道？她又哪里管得到那么多呢？”

　　说句老实话，男人一定同情男人；朋友也一定帮忙朋友的。我听了他的自我供状，答应了为他尽力奔走，以解决这一件难题。我们开始商量善后，我提出了一个方案，表面上要佛海与筱玲红离开，并且要忍受几个月的痛苦，绝迹不与她见面。等他太太完全相信了，以后再陈仓暗渡，也要加倍小心。否则僵持下去，女人一任性，会弄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佛海同意了我的建议，要我全权去办理，他先于暗中通知筱玲红，要完全听从我的意见，并且还要我先去看她一次，告诉她我所扮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免得她惊疑不敢合作。

　　我当天匆匆地又回到上海，告诉周太太已把佛海说服，他愿意放弃她。周太太自然出乎意外的高兴，她真以为我如生公说法，能使顽石点头。我接着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周太太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作主。但是我绝不能承认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佛海的骨血。”初步，就这样的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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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醋海兴波请尝木樨滋味

　　我依照佛海所告诉我的秘密地址，去看筱玲红。她那时似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稚嫩、白皙、丰腴，但很娇媚，不算怎样漂亮，但绝无一般女伶的妖气。她招待我坐下，由她的母亲陪伴着。虽然我道达了去意，也告诉了她佛海对她坚决不会抛弃的态度，以及暂时不能会面的苦衷。也许我表面上还是周太太的代理律师，她对我仍然怀有戒心。我看到她谈话时还在簌簌发抖，也使我对她发生了无限同情。我说：“反正这是一出假戏，但要做得像真戏一样。”我要她提出作为脱离条件的抚养费，她们数目不妨开得大一些，否则反会使周太太怀疑。她与她的母亲商量了一阵之后，结果还是说不知道应当怎样开价。于是索性由我代定了一个不太小的数目，她们也无可无不可的同意了。

　　我又去到了周太太那里，告诉她与筱玲红接洽的经过，以及由我代定的抚养费数目，她不加考虑地答应了。她催着我赶快办理手续，而她又定出了多项原则：一、脱离据由筱玲红单独签字；二、承认目前所怀身孕，与佛海无关；三、证人除我以律师身份签字外，必须有他的胞弟杨惺华与孙曜东。她说：“皮条是孙曜东拉的。我要他签字后负责佛海与筱玲红于脱离后不再来往。”最后我也征得了佛海的同意，一出假戏，总算很顺利地排练完成。

　　在约定签字的上一日，周太太把整备好了的抚养费用的票据全数交给了我，并且要我把拟好的脱离据给她看，我还约略记得原据是这样的：

　　立脱离据人×××（艺名筱玲红），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承一次给予抚养费中储券××元正，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至立据人现虽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证。

　　中华民国卅三年六月×日 立据人×××

　　周太太看了认为满意，又问了我签字的地点与时间，我也告诉了她就在霞飞路筱玲红的寓所，时间为下午三点。她说：杨惺华由她去通知届时到场，孙曜东则由我通知。当时我还深恐她临时再发生其他枝节，所以我要她明天决不要再到场，由我来负责为她办妥一切，她也完全答应了我。

　　我与孙曜东既无往来，也不熟悉，但我终于相信了周太太的话，打了电话给曜东，告诉他佛海与筱玲红立据脱离，周太太指定要他以证人地位签字。起初他惊异地问我：为什么要他签字？我不便说周太太认定是他拉的皮条，而又苦于不便明说。我告诉他：他如不到场，事情既不能了，更恐另有麻烦。他再问我周太太是否也去，我说我已经阻止了她，因此曜东才答应了届时一定到场。

　　第二天下午，我约齐了惺华、曜东到了筱玲红家里。她与她的母亲一起出来，我取出了写好的脱离据，交付了所谓抚养费用，她看也不看，在她名字下打了个手印（打手印也是周太太事前所坚持的）。惺华、曜东与我也先后在笔据上签了字，三分钟就完成了手续。我们正待离开，周太太突然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有十多名的彪形大汉，都是面生的人，连我也从前所一个没有见过的。更回首向门外一望，那样一条又深又长的弄，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人，好像竟是布岗模样，我已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周太太问我手续有没有办好，我点了一下头，她把脱离据取来看了一下，就折好藏向她的手袋中去。她怒气冲冲再走到曜东的前面，手指着他，只说了五个字：“孙曜东，你好！”就一掌向他的面颊打去，站在前面的一个彪形大汉，一看到周太太动手，也抢前一步，跟着用力打向曜东的头部，把他所戴的眼镜打落了，鲜血从鼻子里直流。接着，又当胸把他穿的一件蓝色印度绸长衫一撕，嘶的一声就分成了两片，更用脚向他的腹部乱踢。

　　曜东本来有两名带枪的保镳跟着的，起初留在外面，此时给周太太带来的人拦着不能进来，曜东只有高声呼喊着救命。惺华看不过想上前劝解，被另一名大汉一推，就踉踉跄跄的又退了回去，筱玲红挺起了一个挺大的肚子，面色变成惨白，周身抖个不住，我立在她前面，为她遮挡着。我怕这样打会闹出人命，而曜东又是我去约来的，心里又焦急，又有些气愤，但以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只有眼睁睁坐视那一幕戏中戏串演下去。

　　这时，周太太又开口了：“孙曜东！你要讨好上司，应当以工作来表现，怎样以拉皮条来献媚？我问你：你是吃饭的还是吃屎的？”十余名大汉轰雷般的应着说：“他是吃屎的！”语声未绝，中间一个手里拿着一只香烟罐的，把盖一揭，直向曜东的头面浇去。原来罐里储满着稀薄的粪汁，浇得他满头满身都是。整间屋里弄成臭味不可向迩，连周太太也掩着鼻存身不住了。她点头向大汉们一示意，簇拥着她返身而去，我也只好乘机溜走了。

　　出来，我到佛海那里告诉了他这一幕的经过，并率直地指出他太太做得太不成话。结果他们夫妇之间，又大闹了一场，佛海写信给曜东表示了歉意，在那时自然曜东也只好不了了之。但以后佛海对曜东暗中倒着实帮了不少的忙，以补偿他那次吃的大亏。

　　以后筱玲红在医院中生了一个女孩，因为外面传说有人要不利于这个婴儿，因此在手术室中一生下来，就立刻从后门急急抱走。筱玲红等举家装着哭泣，做得很逼真，侥幸保存了一条小命。屈指算来，这个堕地即险遭毒手的无父孤儿，如今已经是盈盈十五之年了。

　　佛海与筱玲红之间，形式上虽然脱离了，几个月以后，家庭之内，也已风平浪静了。经此波折，两人感情却反而更增一层。佛海把她改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冈田家里。冈田是佛海的好友，他兼任上海市长时，冈田又是市政府的顾问，周太太怎样也疑不到由他在掩护。平时，佛海要去看筱玲红，就说到冈田家去开会，周太太还是防着佛海到别处去。也常用电话去探询，结果证明确然是冈田的家，而佛海也真在那里，周太太从不曾再怀疑过顾问的公馆，就是丈夫的金屋。其实雷上达路与佛海的沪寓居尔典路，既只隔着几条马路，冈田家里仅多装了一具电话分机，通向筱玲红的卧室，周太太有电话去，佛海大可以在枕上从容接听。直至大战告终，再不曾东窗事发。

　　从那次签据之后，我也从未再看到过筱玲红。不过据别人告诉我，自佛海陷身缧绁，筱玲红洗净铅华，屏绝酬酢，与佛海之间，情意绵绵，仍书函不断。至佛海死后，她向人表示，愿意为佛海抚孤守节。至中共进入上海，据说筱玲红微薄得仅能恃以生活之资，因被人举发，给中共没收了。前数年，我在共报上看到消息，筱玲红已被迫重复登台出演，但不再是在上海等处的大都市，而分配到了穷乡僻壤，近况也就可想而知。

　　当一九五一年我去日本时，我又当面问过冈田以佛海日本的外室与其所生男孩的情形，据他说生活还可勉强过去，我原意想去存问一次，而冈田以为不必使她因见到佛海的朋友再添给她的伤感而罢。回港后，一次我在轮渡上遇到慧海，我告诉她的父亲在日本还生有个弟弟，同气连枝，照理应有个联系，她却并不追问原委，只是淡然一笑，我不便再说下去。现在又事隔多年，故人的后裔，成长之后，自将永沦异国，且恐不再知其生父之为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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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大发其国难财的银行界

　　东南的财富，聚集在上海；而两租界则是储藏财富的库房。从抗战发生以后，各地富户都收拾了细软，趁战火尚未烧到以前，早已涌向租界居住。这已经有了一百年历史的外国租借地，一时呈现着空前的畸形繁荣，大多数的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除了民国二十八、九年，不时闻到暗杀的间歇枪声以外，界内是一片歌舞升平。但是矮矮的铁丝网以外，南市、闸北，甚至同属于租界的虹口区域，在日军的枪刺下过着惊恐悲惨的日子。日军把租界团团包围，住在那里的人，自称是“孤岛天堂”，其情形与现在的香港差相彷佛。这样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于一夜之间，在无抵抗情况下，就接收了全部的租界。

　　所有租界内的各式人等，自日军开入，全部都乖乖儿地成为顺民。饭是要吃的，命是要活的，同时，生意也还是要做的。各业几乎完全照常营业，尽管许多大老板们在抗战阵营内有他显赫的地位；在抗战区以内也有着同样的商业机构，而沦陷区中，尤其为工商枢纽的上海，还是像平时一样地照常进行着他们的业务。

　　那时一般人的生活并不难过，即使一个平民，每个月走几次单帮，就可以藉此养家活口。发国难财的，不问是在抗战区或是沦陷区，都所在而有。当时社会间流行着两句民谣：“做官要做清乡，生意要做五洋。”清乡人员，贪污盛行，日军横行乡僻，鱼肉良民，甚至民间不称清乡，而叫做“清箱”，其情形可想而知。太平洋战争之后，海运中断，欧美的洋货，存底日枯，价格飞涨，更利用币制贬值的关系，利市何止三倍？这一官一商的两项，确是当时发财的捷径。

　　其实，利息最厚的生意，还应推操纵金融的银行。以五洋业与银行业的利润相较，将如小巫之视大巫。战前的许多存款，在中储券收兑法币的时候，银行消息灵通，存入储备银行的法币存款，仍以一元法币换取一元中储券，而对存户方面，则老实不客气的在账上打了个对折。况且经过了几年的战争，可以买一所花园洋房的存额，太平洋战争以后，其真正的币值，已只够买一只大饼了。“中储”对一般银行的放款，不论为存放、为抵押、为透支，利息通常在五厘以下，而那时商场上的利息，已经高至两角半。一转手之间，其获利已是惊人的。更何况任何一家银行，除了留存一些应付存户的现金而外，都在做银行正常业务以外的生意。

　　一般的情况，赚得最多的有三项：一、银行买卖生金银，那时为汪政府财政部所许可。从战后黄金每两一百元起，逐步飞涨至和平前夕，最高峰达每两一千六百万元。六年中就这一项所获得的赢利，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平时在投机市场上买卖，由于币值的不断下降，只要做多头，也未有不赚钱的。有时大涨小回，不是改收现货，就只要能顶住几天，三两月的时间，已经会有几倍的利息。二、另一项好生意是囤货，战时物资缺乏，日用品以及工业用品，往往一日之间，数易其价，那时的中储券，虽远不如以后金圆券的急剧惨跌，但物价的高涨是无可避免。银行照例不能囤货，但聪明的银行家们，是会有一套偷天换日的手段，另立一个公司的名目，事实上由银行直接管理，而表面上则是与银行无关的机构，银行无限制透支给他，无限制地选择可居的奇货囤积。三、是地产，因为那时道契或土地证只要有银行准备库的估价单，随时可以向银行作抵押的担保品，因此上海的地产价格，直线上涨，这是最稳定而又不妨碍头寸的生意，银行界当然又把它为收购的对象了。所以，以银行那时的利润而言，两相一比，五洋业的暴利，变成为微不足道了。

　　从东南沦陷之后，在租界内的银行，官办的国家金融机构，所谓大四行的“中中交农”（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农民银行），除中央银行与农民银行停闭而外，中、交两行仍如常营业；半官性的小四行，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国货四家，也只有国货一家收歇。此外江浙财阀主持的所谓南三北四（南三是上海银行、浙江兴业与浙江实业。北四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从北洋政府起一直左右着全国的金融。北伐后国府成立，声势乃更盛于前。这几家的大老板们，都成为政府的红客，多数兼任了中央银行的理监事。虽然东南沦陷了，以后日军又进入了租界，而这几家的业务，反而更加兴盛。所有这几家的主持人，大多远在重庆，但过去都与周佛海有相当交谊，沪行的人员，一面与重庆呼吸相通，一面与佛海往来极密。大银行有任何困难，佛海都以中储的力量，尽力支持。

　　中储那时已取中央银行的地位而代之，成为“银行之银行”。日军的军用票收回了，独家在沦陷区发行纸币。犹记得当中储上海分行开幕的时侯，中储即以钜额现款，分存给上述几家，以及如新华等的许多大银行，事实上等于是中储白送它们一笔固定的存款。如平时缺少头寸时，中储还无限制帮忙。工厂需要款项向中储请求抵借，更规定了转抵押的办法，工厂必须向商业银行抵押，再由商业银行转给中储，依照原合同取回放出的头寸，中间稳赚一笔优厚的利息，而不必担负任何危险。佛海的目的，就是对他们的一种调剂。

　　和平以后，所有在战前已经成立的银行，经过了六年的一段时间，又得佛海的暗中维护，资财方面，无不有钜额的增加。虽然等到胜利以后，留在沦陷区的银行家们，又在大骂其敌伪如何如何的加以压迫，但在当时，我目睹过他们见到了佛海，如何肃然起敬地高呼“部长”，有声望的银行家，不是担任汪政权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就是成为“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委员，最少也是“上海工商联谊会”的委员。我不想拖人落水，不再在此列举出他们的名字。那时银行界的蓬勃气象，正与上海的畸形繁荣，成为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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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纠纷

　　汪政权的“国家银行”是“中央储备银行”，其人事组织，大体如下：总裁周佛海、副总裁钱大櫆（原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业务局长柳汝祥（现在日本）、发行局长邵鸿铸（现在港）、国库局长俞绍瀛（现在大陆）、外汇局长夏宗德（前数年在港，现踪迹不明）、总务处长吴继云（现在港）、调查处长许建屏（现在南非）。总行在南京新街口，即原交通银行的行址，沪行在外滩，为中国银行的新厦。

　　日军进入租界以后，原来的中央信托局也停止了，汪政权另成立了一个中央信托公司，事实上是“中储”的贸易机构，佛海兼任了董事长，许建屏兼任总经理，佛海的内弟杨惺华兼任副总经理（惺华的本职为财政部总务司司长），但董事长的图章是握在惺华手里的，建屏仅居形式，毫无实权。以后索性由惺华坐升了总经理。

　　日军进入租界之初，中交两行一度停业。以后又奉汪政权之命复业了。小四行亦由佛海派出官股董事而加以改组。关于人事安排，交通银行比较简单，因为唐寿民曾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前后二十年（董事长先为胡笔江，胡于由港飞渝途中被日机邀截击落毙命后，由钱永铭继），即由寿民（现在沪）担任董事长（复业后之中交两行，改为董事长制，以董事长行使总经理职权）。而中国银行初请冯耿光担任董事长（冯久任中国银行总裁，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冯不就，又请周作民担任，周又谦辞，于是由吴震修出任（吴现在北平）。冯耿光、周作民两人退为董事，其他董事有王仰先、朱朴、赵叔雍与我。董事会秘书程慕灏（现在港），沪行经理潘久芬。

　　小四行的改组，除国货银行未曾复业外，四明银行的董事长为孙鹤皋（前沪宁暨津浦铁路局长），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长为朱博泉。通商银行是谁，我已记不起了。其他战前原有的商业银行，营业状况，一般都空前美茂。而新设的银行钱庄，尤如雨后春笋，与日人直接有关系，或者与汪政权中人有渊源，也有原为银行中的中级职员，看到银行惊人的利润，自己也出来另行创立了。到民国三十二年间，迫得佛海通令停止发给银行执照，但无形中对已经成立的，减少了竞争的同业，不啻更予以一重的保障。

　　正因为银行是大利之所在，于是大银行中，也多争权攘利之事，中间闹得最凶的一家是“南三”行中的浙江兴业银行。

　　徐寄庼从战前起，就一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战后任上海市商会会长，前数年已在沪病逝）。他战后之所以留在上海，一半固然为着银行本身的业务，一半为重庆方面潜伏在上海的“统一委员会”委员之一，负责金融方面的事务。因为浙兴是国内有数的大银行，那时的业务又蒸蒸日上，而寄庼对银行的一切，大权独揽，这样就引起了股东间的觊觎。

　　纠纷发生的详细经过，以及其争攘的内幕情形，我因为与浙江兴业太隔膜了，全不知道。只在报上看到大股东竹淼生与徐寄庼之间公庭涉讼，两审都是寄庼方面败诉，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关，徐寄庼则一直处于下风。竹淼生是一个老银行家，也是浙兴的大股东，那时在各方面都很活跃，总之他有意于去徐而自代。支持他最力的是唐寿民，而寿民与佛海又有着深厚的交谊。徐寄庼则只管浙江兴业内部的业务，与汪政权中人，几于绝无来往。重庆方面虽然有他的力量，但到底鞭长莫及，寄庼的形势，已处于倒台的边缘。

　　大约是三十三年的秋天，一天的清晨，徐采丞忽然陪了寄庼到我的寓所来看我，我与寄庼过去并无一面之缘，此来颇觉其突兀。采丞代表杜月笙在上海工作，一面与驻沪的日军“登部队”有良好关系，但他与佛海之间，数年中虽然一直由我在中间联系，可能许多人在佛海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两人一向总有些格格不入。

　　入坐后，采丞先代寄庼道达来意，他说：“有关浙江兴业银行的内部纠纷，报上登得很多，想你已略有所知。截至现在为止，诉讼方面寄老是失败了，但他能控制绝大多数的股东，为了最后挽救这一个危机，银行早已依照公司章程，发出通告，召开股东会。大会的日期，就在明天，而上海市政府经济局突然正式通知禁止开会，这样使寄老所筹划、所布置的将功亏一篑。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得到周市长（指佛海，那时他担任上海市长）的帮忙，但这几天他正病得厉害，曾经托过许多人疏通，无奈他概不见客。现在时机已经非常迫促，所以寄老要我陪来看你，希望你在最后关头代他斡旋一下。”我问：“寄老的意思，是否要我代向佛海先生请求准许浙江兴业银行股东会明天能如期举行？”寄庼接着又说了些客气话，我说：“那么，周公馆近在咫尺，请两位宽坐一下，既然时机如此急迫，我去一趟回来就给寄老答覆。”

　　那天佛海的病势确很沉重，正发着高烧，我闯到他卧室中去，一开口就问他知道不知道浙江兴业银行的事，他摇摇手表示不甚清楚。我说：“采丞陪着寄庼在我家里，经济局阻止他们明天举行股东大会，我以为寄庼只是重庆统一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又何苦为了不相干的事，得罪他们。”佛海道：“问题是经济局禁止开会的是否合法。”我说：“论法，银行依照章程举行股东会，政府无权干涉，如其议案有违反法令或章程之处，事后政府倒有权纠正的。”佛海说：“那么你替我接许江的电话吧。”（许是当时的经济局长，前数年病死香港。）通话以后，佛海告诉他：“明天浙江兴业银行的股东大会，政府有什么权力去禁止开会？你不要随便胡闹。”许江当然是唯唯听命，佛海倒也痛快，他说：“要帮忙索性帮个澈底，寄庼如有其他要求，凡在我财政部与市政府权力所及之内，教他们分别来两个呈文，我亲自来批，让他们可以一劳永逸。”

　　我回到家里，把佛海的话，告诉了寄庼，自然使他喜出望外。我说：“明天的股东会可以如期举行，时间上市政府已不及另补公文。浙兴如有其他请求，希望尽下午把送给财部与市政府的呈文交给我，让佛海先生亲自批过后，我再代你转给财部与市府。”

　　果然，下午寄庼又把公事送来，我又去佛海那里让他批好了“照准”字样，等寄庼看到了佛海的手批，始再三称谢而去。我也分别把两份公事一份交给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罗君强，一份交给了财政部次长陈之硕。这样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的一场纠纷，就此轻而易举地风平浪静。

　　浙兴与我毫无关系，那时我是为了采丞的友谊而好事。而从这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佛海豪爽的性格，遇事决不拖泥带水，说做就做。我帮了他六年，他对我真是做到了“用人不疑”的程度，人生难逢的是知己，我又安得再遇如佛海其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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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抗战前后上海报业概况

　　上海因为有租界的关系，较少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经过了一世纪的时期，租界内的报纸，已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言论反而能影响全国的民意。在北伐成功以前，上海所有的报纸，不但都汇聚在公共租界的望平街一带，而且都挂着洋商的招牌，以托庇于外人。但他们的行销，并不局限于租界以内，有些遍及全国各地，而主要的区域，则为沿京沪、沪杭两路较大的城市。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一方面由于报社表示对政府的拥护，同时，许多望平街出身的报人，都担任了政府的要职，他们是内行，比满清官吏与北洋军阀自然聪明得多，他们懂得怎样对付报纸“越轨”的言论。政府的利器，是扣报，可以一纸命令，使邮局不寄递经制裁的报纸行销至租界以外，这样，无异于剥夺了上海报纸的生命线，洋商招牌，不再是护符，扣报一定使报馆屈服，于是政府很容易地掌握了上海的舆论。

　　当民十六年国民革命军抵达淞沪以后，政府首先注意的是实行了新闻检查制度，虽然租界以内，论主权是政府势力所弗及，但各报无一愿意抗命。起初是由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党政军联合执行，以后改由上海市政府单独负责。而且被删检的新闻，更不得以时间不及为理由，留着空白（沪人俗称为开天窗），以免暴露新闻检查的痕迹。但尽管如此，报业大王史量才主持的申报，战前曾突然一度左倾，而且发出了反蒋、反政府的论调。人事也大为更动，黄炎培主持了总管理处，游俄回来的戈公振编辑画报，李公朴经办补习学校、流通图书馆等社会活动，鲁迅经常为副刊执笔，陈彬龢参加撰述社论，胡风化名混入了编译部。有党派臭味的文汇报也在沪创刊发行。在七七事变之前，上海报纸上论调，一致是激昂的抗日，其中大部份是基于纯洁的爱国思想，而无可讳言，一部份却怀有政治上的其他作用。

　　在抗战前夕，上海报纸盛极一时，除原来比较有长时期历史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与民国日报而外，有大公报、文汇报、中美日报、正言报、中华日报、立报。晚报也有大晚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社会晚报四家，其他小型报更多得无从统计，命名的离奇怪诞，如“叽哩咕噜”、“牵丝扳籘”之类，到了荒谬的程度。

　　“八一三”淞沪战起，国军西撤，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华日报、立报等几家，立即停刊。其他各报，虽然行销已不及租界以外，但仍保持着激烈的抗日立场。日军则在虹口区创刊了华文的新申报，其言论则完全宣传日军阀的侵略思想，日本浪人且在沦陷地区强迫居民订阅。

　　所有未停刊的报纸，继续秉承国民政府的命令，拥护抗战政策，国军退得愈远，论调变得愈趋激昂，政府派驻租界内的地下工作人员，与各报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汪精卫离开重庆，行抵河内，最初中央命令各报，不许对此有所评论，因此引起了蒋汪唱双簧的传言。直至河内行刺案发生，误中曾仲鸣后，汪派人物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等更在香港正式展开活动，各报才一致起来予以猛烈抨击。迨汪等一行抵沪，分别在愚园路与极司斐尔路公开成立了机构，汪系的中华日报也于民国二十八年夏秋之交再行复刊，上海舆论，壁垒分明，双方处于敌对的状态。笔战以外，更杂以枪战，暗杀案件，除了少数军政人员，以及银行界的人士而外，而新闻从业员的牺牲尤多，在汪政权建立以前，为日人所杀的已有社会日报的蔡钓徒（被骗往虹口残杀后，以首级悬诸法租界电竿木上）；晶报的余大雄（被杀死于维新政权上海办事处新亚酒店卧室之浴缸内）。为国民政府所枪击毙命的有申报记者钱华，时报的经理王季鲁则中弹未死。其后以汪政权关系的报界人士，当丁默邨接盘文汇报后，穆时英、刘呐鸥奉丁之命，筹备出版期内，先后遭重庆方面暗杀身死。“七十六号”还击的结果，申报的金华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朱惺公、程振章等人，均难逃劫数。新闻报的顾执中则幸得死里逃生。“七十六号”公布通缉的八十三人黑名单，也大半为抗战报的从业员，而华美晚报的朱作同，以出卖金华亭而为中统击毙，腥风血雨，举市骚然。

　　汪方于六年之中，也在上海创刊了几家报纸，除直接于汪氏的“中华日报”而外（社长林柏生、副社长许力求、颜加保）；有周佛海系的“平报”（社长金雄白）；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社长李士群、副社长胡兰成、黄敬斋）；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日报”（社长袁殊。兴亚建国运动，表面上为日人岩井英一所领导的亲日集团，主要人物有袁殊、陈孚木等人，而事实上则为中共潜伏之地下组织）。

　　但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形势一变，所有与重庆方面有关之报纸，除申报、新闻报以外，全部停刊，主要人员也纷纷走避。当时申新两报仍照常出版，旧日人员，几于原班不动，但一夜之间，好像忽然变成为无恃的孤儿，尤其日人的态度不可知，惴惴焉唯恐大祸之临头。而汪政权中人，则以两报的销路不恶，觊觎染指者也不乏其人。惟汪政权虽曾向日军提出过若干人选，继续主持两报业务，而日人均置之不理。

　　在这一段时期中，申新两报旧人因过去不断有抗日言论，其焦虑为势所必然。当时两报当局，要求我转求周佛海为之庇护，得到佛海的首肯，曾由我分批陪同谒见，记得去见周的新闻报有汪伯奇（现在港）、李浩然（已死）等四五人；申报有马荫良、唐世昌（两人均在大陆）等四人。当他们表达其暗中保护的愿望以后，佛海慨然应允，谓如其日方有不利于他们时，可随时与我联络，他无不尽全力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卒之两报中人，并无一人遇到不测。以后新闻报除严谔声脱离，申报赵君豪与严服周做了一个时期之后转赴内地而外，两报则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亲日，仍日常出版，而全部旧人也仍照常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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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一个亲日报人的另一面

　　新申两报因为地处靠近上海外滩之汉口路（即三马路），属于日本海军的防区，大约在日军进入租界以后约一个月，日海军宣布了接收管理，委出新闻报的社长为李思浩（前段祺瑞执政府时代之财政总长，太平洋战争突发，李氏留港被俘，后押送上海，迫其出任职务），仍由吴蕴斋以股东代表负实际责任。申报则委任了陈彬龢担任社长。

　　在抗战期中，几于无人不知陈彬龢为亲日最力的一人。战前，他担任申报一度左倾后的社评工作，言论偏激，颇为当道所忌，而又参与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的“保障民权大同盟”。从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刺殒命以后，申报又转为原来的态度，比较激烈的份子，纷纷退出，彬龢那时也南避来港，替那时的南天王陈济棠办起“港报”来了。香港于太平洋战争初起时就为日军所占领，而彬龢又立刻与日人方面搭上了线，不久，重回上海，竟出任了申报“社长”。

　　我与彬龢认识了多年，但向无来往，自他由港回沪出任申报“社长”之前，时常见到他与日本人一起在公共场所出现，我甚至没有与他作礼貌上的招呼。当时汪政权中的部份人士，有着一个奇妙的心理，对过份亲日的人，不但怀有戒心，而且鄙视而内心潜存着敌意，对于他，我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在他负责申报的时期，他的表现，有着极端的态度：一、他亲日：一切言论固然极度亲日，而太平洋战争初起日军获得暂时的胜利时，申报屡屡破例以大字红标题为日军宣传“××战大捷”，其立场有时竟超过了日人所直接主办的“新申报”！二、他反蒋：彬龢曾经写过一篇“蒋介石论”把蒋先生二十年来前后不同的言论，引用原文，作了一个对照。在沦陷区内，对蒋先生私人作如此的攻击，可说是稀有的例子。三、他讽汪：申报对汪政权的若干措施，也加以率直的攻击与讥刺。当陈群出任“江苏省长”时，因为任用了上海帮会人物谢葆生（即仙乐斯舞厅主人）等为警务高级人员，申报且詈之为流氓政治。这样引起了汪政权的很大反感。但是“申报”那时处于日本“军管理”状态之下，它代表日军的发言，连汪政权也奈何他不得。而且，他在社会上显得非常活跃，在公开的言论中，也时常对别的亲日人士，加以无情的指摘。

　　其中对彬龢最感头痛的是周佛海，因彬龢不属于汪政权的管辖，而且他又与日本陆海外三方面都有交往，甚至摸不清他的真正背景。佛海又正在做着等待中美联合大反攻时、在敌后策应的好梦，他认为彬龢过于亲日的态度，会影响甚至妨碍到他未来的工作。于是他加给了我一项任务，要我与彬龢建立密切的关系，凡是他所参加的社团，我也必须参加在内，有反对汪政权或妨害佛海的行动，事前阻止他，弄清他的底细，查明他对每一件事的作用。总之，佛海的真意，是要我严密监视他。从此，我与他形迹上显得突然亲密，每天报纸上我与他的名字，一直联在一起。甚至蒋伯诚也一再向我提出警告，假如我仍与彬龢来往，重庆将不会对我谅解，而我则是有苦难言。

　　我不否认我以后与彬龢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真实的友谊，因为有三件事他使我受到感动。本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之义，我愿意在这里顺便追叙一下当时的事实。

　　一次，日本人发起捐献飞机运动，上海的许多“名流”受到了邀请，许多资本家被内定为捐献的对象。那天在虹口公园开民众大会。清晨，彬龢匆匆赶来看我，他悄悄地对我说：“请你暗中分别通知别的朋友，不要去参加今天的大会，也不要捐献飞机。我单独去，以申报名义捐献两架。有事，我来担当。”说完他匆匆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开始有说不出的一种惊异的感想。

　　又一次，上海民食发生了恐慌，配给将告中断。而米粮又掌握在日军的手里，他们把沦陷区最好的产米区，如苏、锡、松、青一带，划为日本军米区，所有出产，都归日军收购为军粮。那时上海市长为周佛海，沪市府的市政谘询委员会开会筹谋对策，当场推定我与彬龢负责这一个问题。海运既告中断，唯一的办法只有与虎谋皮，向日人手中去索取。

　　在苏沪一带日军中具有势力的人，是苏州的特务机关长金子，他刚来沪住在江西路的都城饭店。我与彬龢去看他，说明来意之后，希望于日本军米中拨出若干吨为民食配给之需。金子考虑了一阵，他说：“米倒有的是，但必须有交换条件：一、米价须以现款交易（那时中储券现钞极度缺乏）；二、负责疏散上海部份工厂，迁往内地；三、供给民夫两万人为日军建筑防御工事。”还有其他两个苛刻的条件，现在已记不起了。

　　我正预备与他辩论，而彬龢并不曾征求我的同意，竟爽快地答应了。金子用白纸潦草地写了一个备忘录，要我与彬龢签字，负责履行他所提出的条件。彬龢又迅速地签了字，签完，把笔送到了我手里。对外办交涉，又不能显出内部的分裂，我于十分勉强中也只有照签。接着把交款与交米的日期也都商定了，我们告辞出来。一上电梯，我来不及等待，就埋怨彬龢说：“如此条件，我们如何可以答应？我们没有理由强迫工厂迁往不适宜于生产的地点，我们没有力量征集那么多民夫，去帮助日人建筑工事！”彬龢只是笑，拍拍我的肩头说：“难道我们真会这样做吗？一还价最少时期要拖长了，民食的供应，已到了迫不及待的阶段，让老百姓吃饱了再说，只要米能骗到手，一切责任由我与你共同负担，你怕被日人杀头？……”

　　我听了他的解释，觉得他和日本人打交道，也自有他的一套！我当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以后除由佛海供给全部米价现钞，彬龢向游民习艺所调用了一百余名游民，借给日本作为敷衍以外，米运到了，而且也向全市配给了，而什么条件也没有履行，虽然日人曾几次来纠缠，我们总是饰辞推却，如此一直至和平为止。

　　在胜利前夕，即使在沦陷区的人，也都明白了大势所趋，正如古人所言：“胜负之数，无待蓍龟”。又一天，彬龢约我对未来局势好好的谈一次。我平时一直听到他的言论是“英美一定覆灭，而‘大东亚战争’一定胜利。”那天，密室中并无别人，他也一反以往的常态，承认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失败，已迫于眉睫。他提出了许多意见，要我向佛海进言，总之一切作最坏的打算，与必要的准备。他的意见，倒不失为朋友的善意。我忍不住问他：“既然你知道日本已处于必败之地，何以看见你反而做得格外的积极了？”他说：“你们以为聪明，表面与日本周旋，暗中却替重庆工作，日本人也并不笨，间谍密布，耳目甚周，你们的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假如有一天日军真要被迫撤退的时候，一定焚杀以泄愤，你们非但起不了丝毫阻止的作用，而且你们将被首先开刀。而那时，就用得到我了，我可以向他们说：中国人并非都是抗日的，如我，中国人都在背后骂我，因为我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因此你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乱烧乱杀。我不敢说我的话会发生多大作用，至少，日本人是愿意听我的，而决不愿意听你们的，也可能我的话会有些影响。在这最后关头，我要做得更积极，更使日本人相信我。”

　　这一席话，使我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如其说抗战时期与日本人合作的人，都已忘记了国家民族，沦陷区的老百姓都是顺民，连学生也都是伪学生的话，这是太不公允的。

　　这一次谈话以后的不久，日本就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那天是八月十六日，他又到亚尔培路二号来看我（那里是我会客宴客的地方，不幸胜利被接收后，成为中统的上海站，许多人都被拘禁在那里。从此，亚培尔路二号，也像七十六号一样，成为一个可怖的特务机关的代名辞了），他告诉我，一旦重庆政府回来后，一定不会放过他，他是最后来向我辞行，从此他将有一个时期的隐藏。而他来看我的最大目的，是劝告我与他一起走，他有最安全的地方，可以完全放心。可怜的我，竟天真地说出我做过一些地下工作，秘密电台中且曾对我们以不断嘉奖，而且蒋伯诚等一再表示可以为我保证。他叹了一口气说：“政治只有成败与利害，你竟谈起功过是非来了，你会后悔的！”我谢谢他对我的关切，但我仍坚持着我的初志。我想堂堂政府，安有会欺骗一个百姓之理？他握住了我的手，眼泪从面颊流了下来。我送他出门，看他已放弃了原有的汽车，坐上三轮车，向北而去。以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一些消息，直至在香港的重逢。但处身在另一个时代中，尽管是数十年的老友，因为思想上有了距离，连形迹也变得非常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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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在《春秋》杂志上陆续发表这一部往史时，事前既没有立出一个大纲，手头又缺乏参考资料，每在到必须交稿的那天，才临时构想一节往事，本已见闻寡陋，益觉挂漏贻讥。如曾经在上海横行一时的吴四宝的暴毙经过，也竟然把它遗漏了。

　　在沦陷时期，上海“七十六号”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所在；也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而它的成立，事实上是早于汪氏所倡导的和平运动。当汪氏等犹未抵达上海之前，李士群早已受了土肥原之命，在沪西忆庭盘路诸安滨十号成立了专为日人工作的特务机构。以后汪氏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成立，又加以改组，表面上由原任中央调查统计局的第二处处长丁默邨任主任，以李士群为副，而迁往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

　　在民国二十八至二十九年间，双方正在展开暗杀战时，那时的“七十六号”，就是一个使人闻而丧胆的名字。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虽然是周佛海，但他并不能真正控制这个机构，而且因丁、李的争权，互相齮龁，反使他左右为难。丁、李之下，那时搜罗了许多五湖四海三头六臂的人物，军统、中统、帮会中的亡命之徒，租界上的特别警察，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丁、李而外，有苏成德、马啸天、林之江、王天木、陈恭澍、杨杰、万里浪、胡均鹤、夏仲鸣、潘达、戴昌龄等等，或司情报，或任行动。其他，丁左右的参谋人员，有顾继武、黄香谷、凌宪文、茅子明、奚则文、李子云、翦建午、彭年、孙育才等。李旁边的亲信人物，有傅也文、黄敬斋、唐生明、唐惠民、叶耀先、孙时霖等。但谁也不及吴四宝的能够名震一时，威震一方！上海人尽管可以不知道陈公博、周佛海以及丁默邨、李士群的，但吴四宝这三字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若论吴四宝当时的职位，真是低得微不足道，“特工总部”下除了林之江、潘达、万里浪、夏仲明、杨杰等各领一个行动大队以外，另有两个警卫大队，吴四宝警卫七十六号，而张鲁则警卫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即汪、周等所居之地）。吴四宝与张鲁虽是同等职位，而后者由于比较安分，上海人就很少知道他的名字了。

　　对于汪政府下的两个特工首领，若论私人的观感，我不大欢喜丁默邨，他瘦削得完全是病夫模样，实际上，他那时也真已患了严重的肺病。性情有些阴阳怪气，连笑也好像总是勉强得阴沉沉的。我与他除见面时点一下头而外，很少与他交谈。士群则因为是佛海手下十弟兄之一，就往来较多。他是留俄学生，大约在苏联还受过“格别乌”训练，回国后还是为共党工作，曾经七次被捕，以后又投效了中统。抗战时期，因违犯纪律，将受惩处，开小差逃到了香港，竟然为土肥原工作。但以他的外表来看，他决不像是一个特工人物，身裁不高，面貌还清秀，举止则有些轻浮，说话带着很重的浙东口音，他像是一个纨绔子弟，但脾气还爽快，更多少含有一些江湖气息。在我与他打过几次的交道中，留着一个相当好的印象。

　　除了前文所述他与罗君强斗争中，我当面指出他的错误而没有使他老羞成怒以外，一次，“七十六号”要拘捕上海《新闻报》的严谔声，因为他兼任着上海市总商会与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秘书职务，卷宗以及王晓籁、杜月笙等的私章，都保存在他那里，他听到了风声事前避开了，于是把他患病的妻子拘押了起来。出事时我刚去了南京，谔声派了他一个亲戚赶来要我为他的太太营救，时间已经是晚上，我正在夫子庙太平洋菜馆有应酬。来人告诉我经过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士群，我说明有一些事想与他商量，他问我重要不重要，我当然说重要。他笑着说：“你好糊涂，岂有重要的事而可以在电话中商量之理，有话来当面谈吧。”我来不及终席，就赶到他家里，一进门他更哈哈大笑；他说：“我明天七点钟的早车要回上海去，今晚不睡了，预备麻雀打到天光，这里只有老四（唐生明）与老苏（苏成德）两人，正苦三缺一，你自投罗网，刚好凑搭子，什么事都要等打完了牌再说。”他也不问我的来意，也不由我推却，吩咐下人，拉开桌子，哗啦哗啦的就打起来了。

　　牌打完，我却输了不少。我们一起用稀饭的时候，我提出了谔声太太被捕的事，希望不要累及无辜的家属。他说：“不必说大道理了，凭着你我弟兄一场，况且昨晚陪了我打了通宵麻雀！又让你输了这许多钱！这个交情也就不由我不卖。你告诉他的家属，我一回到上海，立即把她释放。”当天士群回沪后，真也如他所说的那样做了。我觉得他没有像别人那样扭扭捏捏地一当权，就欢喜打官话的一套讨厌习气。

　　再有一次，有一个海员工会的负责人（姓名我已经忘记了），他侵吞了在外籍轮船上服务的中国海员战时在海上殉难的抚恤金，数目不小，“七十六号”把他拘捕了，目的是想敲他竹杠，要他吐出吞没的恤金。数目而且已经讲妥二十万美金。我办理的《平报》的一个职员，要我向士群说情，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此事真相，也并没说出斟盘经过，只说是冤枉的。我受托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和士群去说，事情也已隔了很久。一天周系的十人组织在南京梅思平家里集会，刚好我与士群先到，连思平因在别处开会也还没有回来。我们对坐着无事可谈，忽然想起了那件事，我就随便开口请他帮忙，士群笑笑说：“怎么你也会管起这样的事来？”我说：“不过是受人之托罢了。”他道：“也好，我就帮你这一次吧！”三言两语，就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以后人也释放了，朋友还送了我一桌餐具。

　　直到那年底，我去“七十六号”看士群，他也想起了这件旧事，问我事后得到了多少酬报，我老实告诉他只送给我一套不值钱的餐具。他说：“我当时为的是让你赚一笔钱，少说点，你也至少要拿他个十万八万美金，现在我又不想与你分赃，又何苦瞒我？”他又说：“那个家伙真是侵吞了孤儿寡妇们的恤金，你为什么让他白占便宜，他自己就愿意交出二十万美金的。”我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到士群面上还露出怀疑的神情，我深悔太多管闲事了。但是，我感到士群真还有一股侠林中的豪气，虽然浑水中我并没有摸到鱼，而我仍然感激他对我的一份好意。

　　最后一次我与他见面，是在他被日宪兵毒死的前三天。那晚我与耿绩之（前上海市政府法文秘书；历黄郛、张群、吴铁城、俞鸿钧等多任市长而从未更动，在上海社会中颇有些名气）到他家里，他正在打牌，看到我去，他停下牌起身与我闲谈。那时，我又重新执行了律师职务，他说：“老兄，你真聪明！办几张报纸，开一家银行，更做着律师，与当道又有交情，可进可退，悠然自得。我一天不干现在的事，哪会有你那样的舒服，只有回到上海做白相人了。”哪料到这一次的谈话，竟是最后的诀别了。

　　士群还不失为性情中人，可是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职业，竟然做了杀人的特务工作人员。“七十六号”在沦陷时期的不理众口，士群无论如何既在其位，就难辞其咎。况且他一朝得志，排挤了丁默邨，把“七十六号”的大权独揽，又做了“江苏省长”、“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不免有些忘形，树怨既多，终至不得善终，但在私谊上，我总为他可惜。

　　“七十六号”其实也实在不成体统，羁禁与审问重庆地下人员的所在，就在二门内的一排平房中。有一天白昼我去看他，有人正在那里问案用刑，我走过二门时，但听到鞭笞声与惨厉的呼叫声杂成一片，我上楼时忍不住向士群说：“何必如此残忍呢？白昼施刑，神嚎鬼哭，竟连来客的耳目也不避？”他说：“你是书生，因此不免有妇人之仁。”“七十六号”的用毒刑则完全是事实，皮鞭而外，老虎凳等一切，应有尽有。但胜利后有些报章，说在“七十六号”地下还掘出了累累的白骨，则不免是出于虚构。

　　“七十六号”在特工战时，都是在街头袭击，虽然也有给捕来枪毙的，前后为数恐不足十人，如平祖仁、郑蘋如、张小通等，而执行地点，则不在中山路荒郊，就送往南京，而决不在“七十六号”。士群本人有时还有理可喻，而比较横暴凶残的，则推吴四宝了。难怪汪夫人陈璧君有一次愤然对人说：“七十六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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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吴四宝恶贯满盈遭毒毙

　　吴四宝是江苏南通人，本是一个世界书局经理沈志方的汽车司机。体重总在二百磅左右，紫黑色的皮肤，一脸横肉，外表就是狠巴巴可怕的彪形大汉。在北伐以后，上海帮会势力抬头，下流社会照例拜一个老头子为靠山，吴四宝是清帮通字辈季云卿的徒弟。刚好李士群还是共产党员的时代，为了要取得帮会上的掩护，也拜在季云卿门下，事实上他们是所谓同参弟兄。当“七十六号”成立之初，急于招兵买马，季云卿的老婆，也是一个女大亨，似乎叫什么“金宝师娘”的，在上海社会上同样赫赫有名。那时的吴四宝已经不做司机了，在赌场里抱台脚（保镖或打手之意）。金宝师娘就把他介绍给了士群，担任“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统率着百来名卫士。除此以外，最初也做着士群的副官事务，有宾客来时，开头还站在餐桌旁为人添饭，有时奉命坐在车上保护着客人回去，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会霎时变成势焰薰天的人物。

　　沪西一带，于汪氏等抵沪以前，在日军卵翼之下，早已赌场林立，“好莱坞”、“兆丰总会”、“秋园”等大赌窟规模宏大，电炬辉煌，每晚进去的人络绎于道，报纸早已对越界筑路的沪西一带，称为“歹土区域”。吴四宝就倚仗了“七十六号”的势力，手下又有武装的虾兵蟹将，利用畸形的地区，特殊的环境，向每家赌场收取巨额的保护费。是赌场中的主持人，没有一个不是与他换帖称弟兄，就是执赘做徒儿。渐渐的连富商巨贾也趋炎附势，与他发生关系了。吴大队长家里，臣门如市，一时声势之盛，有驾当年杜月笙而上之之概。四宝这个名字，一看就是出身微贱的下等人，不知是谁替他另取了一个堂皇的官名，报上居然也时常看到“吴云甫启事”的告白了。

　　尤其在民国二十八至三十年间，上海绑票案件频频发生，汽车停在路边也会被偷窃得无影无踪，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谁做的，但道路传闻，都指出一个是“十三师师长”丁锡山，一个是“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所为。尽管有人指证凿凿，但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吴四宝有这样多的收入，应该可以满足了，但他还做着投机交易，纱布与黄金由他指挥操纵，大进大出。一次他买进了大量纱布，忽然市价暴跌，他一急，就自己跑往交易所，取出手枪，强逼拍板的人挂高牌价，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于是非但造成了市场上的大混乱，许多人还给他搞得倾家荡产。大约上海开埠百年以来，这是商场上从来所未有的一次大丑剧了。而当时几起巨案，如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集体枪杀案、中国银行宿舍集体绑架案，别人所不忍为的，吴四宝都以邀功之故而毅然为之。

　　吴四宝是一个不识字的粗胚，而他的妻子佘爱珍却是启秀女中的毕业生，一切运筹帷幄，他都秉承阃命办理。她能够双手开枪，女犯人的拘捕审讯以至用刑，都由她与一个通日语的沈小姐亲自出马。一次还在太平洋战争以前，上海的租界还是存在着，她挟了武器，往租界“办案”，归途经静安寺路愚园路口交界处，即百乐门舞厅的前面，租界警察照例对车辆施行检查，而她出其不意对警察开枪轰击，汽车也于枪声中疾驰而去，捕房终且奈何她不得。试想连一个区区队长的妻子，当年又是何等的威势！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吴大队长的大名，在上海社会上既已全市皆知，即汪政权的圈内人对这位过去称他为“吴大块头”的，也就不能不刮目相看了。他在愚园路立时经营起一所华屋，穷极奢侈，里面且有舞厅、剧场、网球场等设备。进屋的时候，还唱了三天的盛大堂会。周佛海与筱玲红的一段孽缘，就是在那次堂会中促成的。以后他的妻子佘爱珍四十生辰，又演戏摆酒三日，什么平剧的荀慧生、周信芳，沪剧的筱月珍，绍兴戏的傅瑞香之类，全皆到齐。是那时上海的有名人物，吴四宝的结义弟兄、学生、干儿子、佘爱珍的小姐妹，纷纷趋贺，酒席开至上百桌。除了杜祠落成，上海很少有这样的场面。而这六年之中，我所看到的汪氏，却从无一日有自奉自逸的事情，连他夫妇两人的生辰，不但绝没有任何举动，而且我们都绝不知道是哪一日。

　　其次是陈公博，他的老太太是前清的一位军门夫人，又早岁即参加革命，在汪政府时期，她老人家已八十高龄，却不幸病废在床。到她寿诞的前几天，公博夫人李励庄也想演剧助庆，家里已在搭盖凉棚。不料给她老人家知道了，召公博去训斥说：国家残破到如此地步；民生憔悴到这般程度，为了我的生日而铺张演戏，老百姓会将粪溺隔墙丢进来的。公博肃然，就下令停止。人的贤不肖，真是相去远矣！

　　因为吴四宝等部份人的胡作非为，也引起了社会上对汪政府有了不良观感。有一天，我忍不住向佛海道：“我们何至于把流氓地痞也一律招收，忍其横行闾阎，弄成声名狼藉？”佛海倒笑着道：“任何历史上一个政权草创之际，鸡鸣狗盗，应该无所不容。以近事来说，譬如北伐定鼎南京之初，三大亨也曾因此脱颖而出。至其得道之后，要看他自身的如何向上了。”周太太刚在旁边，她说：“你们是不是谈的吴四宝？我看他身裁魁梧，而且很懂规矩，这样的人倒是难得的。”我知道吴四宝见着上司时的一套卑恭的巴结功夫，竟然已获得了佛海夫妇的信任。

　　到吴四宝的全盛时代，与李士群、唐生明且结为拜把弟兄。甚至他手下的一个学生张国震，本来是沪郊的“忠义救国铁血军”，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土匪。经吴四宝招收以后，狐假虎威，到处敲诈，是吴四宝做的坏事，大半由张国震一手包办。一提到张国震的名字，就会让一个安分良民变色。我与吴大块头平时绝不来往，只有一次，是《申报》广告部经理陆以铭的全家老少被“七十六号”拘捕了，我到“七十六号”去保释，这案子是归吴四宝主办。办好手续，我在他的审讯室里等候提人，四宝出来招呼我。他看见我目注着他台上的一条皮鞭，血迹已渍透得成为黑色，他很得意的拿给我看：“谁落在我手里，不待审问，先用这根皮鞭打得他皮开肉绽，给他一个下马威。”我闻言不禁悚然为之毛戴。

　　吴四宝这样的锋芒毕露，而又聚敛太多，李士群果感到尾大不掉，连汪氏也毕竟听到了风声，觉得大憝不除，将使民无宁日，下令免除了他大队长的职务以外，且通缉查办。而他的无恶不作，即日本人也觉得他实在太不成话。大约在民国三十年的夏季，一天，吴四宝正避在家里，忽然外面来了大队的日本宪兵，把吴宅团团围住，他知道事情不好，却仍然给他乘机溜走了。但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吴四宝也知道终于躲不过去。终于由曾经做过“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陪了佘爱珍向李士群与唐生明求情，李士群说：“四宝哥不去自首，案子不能了结。他去，我愿以身家性命保他出来。”这样，就由佘爱珍带了四宝去见士群，再由士群送交日本宪兵队，前后扣留了两个多月，也受到了许多毒刑，日宪以擅长摔跤的人，把这二百多磅重的吴四宝，从背上翻过来直摔到地下，让他直挺挺的躺着摔个半死，还作为笑谑的资料。日宪还追究助虐的高徒张国震，逼得他自己去投案后，交给“七十六号”立即执行枪决。约在民国三十年九十月间，士群倒真把四宝从宪兵队领了回来，但说要移到苏州去由士群负责看管。那天四宝回到家里，沐浴理发更衣，拜祭了祖先，回身过了，又转向士群磕下头去，像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此时居然也流下了眼泪。

　　四宝随着士群到了苏州之后，就住在士群的苏寓“鹤园”，到苏的第二天中午，端出了一碗面给他吃，不料要不多时，腹痛如绞，七窍流血，立时一命呜呼。这显然是中毒毙命，但我无法断言是出于士群的主张，还是由日本宪兵的授意。四宝横行一时，前后短短也不过两三年，就这样的恶贯满盈了。

　　四宝死后，而吴妻佘爱珍还把她丈夫的丧仪大闹排场，翌日向京沪路包了一节火车，预先通知了上海与四宝生前有关的人；赶赴北站迎柩执绋，南京路上，沿途都是路祭，一直到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为止。从前清宫保盛宣怀民十一次大出丧以后，吴四宝的殡仪，算是最出锋头的一次了。

　　汪政权中人甘心为虎作伥，横行不法者，又岂仅吴四宝一人？沦陷区中人对汪氏等以次的主要人物，有去思、有怨辞。胜利方始，且已有人心思“汉”之声，而“七十六号”的不理众口，实为这政权的一大污点，是则吴四宝辈，又岂是一死足以蔽其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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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大悲剧中的无数小悲剧

　　到今天，应该无人再会否认汪政权的全部事实，不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或者说是历史的大悲剧了。以汪氏本人而论，当其离渝之前，以身居中枢要职，熟知内幕，眼里所看到的国际形势，与战场形势，诚有如其艳电中所谓“抗战年余，创钜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所以在国家岌岌可危之际，以国民身份，党员身份，发表和战主张，在民主政制之下，只需动机纯洁，固不得视为越轨；而谋国之心，亦应为国人所共谅。以后汪氏虽受河内行刺案件所刺激，因而改变其放洋赴法的初旨，身入陷区，但在敌人枪刺之下，要争回已失去的土地与主权，以汪氏这样的人，更安有不知其为与虎谋皮之理？所以他离渝前留书给蒋氏中有句云：“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

　　迨由越抵沪，他更立即发觉了日本军人的心里，并没有什么近卫三原则。所以当二十八年还在与日本进行交涉，而政权也还在酝酿之时，汪氏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即有一篇社论出现，题目叫做“战难；和亦不易！”在这五年之中，汪氏对日人则紧守着一个最后限度，对同志则常以热泪来表示他内心的痛苦。人们对于汪氏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和份子。但为了他太清楚国家当时的实力，起初与蒋氏所抱观念，实际上完全一致，即抗战前夕庐山宣言中所谓“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而一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战祸已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又立即主张抵抗。人们也许还记得他曾经致电给张学良，责以不抵抗而约他同时出洋的事实吧！自“七七”事变起，他是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不是不抵抗。迨淞沪之变接踵而来，他知道这已是牺牲的最后关头，要抵抗就得彻底的抵抗。于是他提出了“焦土抗战”的主张。由此很可以看出汪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决定应付的策略，决不是一个像世人所想象的是一味主和的人。

　　当汪氏由越抵沪，发起和平运动，已形成分裂敌对之局。而我有时为他想：他让蒋先生主持继续抗战，而由他来担当和平谈判，俨然是一气生两仪之象。他自己已来奔走和平，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仍有“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之语，也居然仍然是他最先主张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变局，难怪社会上要宣传蒋汪唱双簧了。

　　但是他抵沪后与日人接触的结果，知道了日人无悔祸之心，自日人对珍珠港偷袭，他更清楚了他最初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判断有了剧变，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他向他的长公子孟晋所说：“要国家有救，就得让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而最后他真是这样了，但国家却并不曾有救。国府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但失败于对共的战争。他所揭櫫的非和平不能反共，非反共不能建国，到现在，人们应该会怀想到他的先见。假如日人不掀起太平洋战争，二次大战的战史也将完全改写；再如汪氏不病死于胜利先一年，则最后东南之局面，恐怕也不会如那时这般的情形吧！身后是非谁管得？在汪氏生前，他自己就早已知道将是历史悲剧中的一个主角了。

　　悲剧中的第一个硬里子是陈公博，当他还在重庆的时候，他就剧烈反对汪氏的和平运动，等汪氏抵沪以后，他还专程由港去沪，阻止政权之实现。他之所以继汪氏而离渝，正如他当时给张群的信里所言：为了阻汪氏有发言言论以外的行动，留渝也恐别人疑心他为汪氏在抗战区作内线，引起别人的不安；而他最后之所以参加，还是因高陶叛离，顾念汪氏左右无人，又经不起陈璧君的来港劝驾，以他对汪氏的知己之感，明知其不可为不能为而终于为之。六年之中，他的看法一向是悲观的，他的态度是一向消极的，而最后由日飞回，束身受罪，在回国的飞机上，他还口占了一绝，其最后两句云：“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作楚囚！”国家胜利了，个人的生死荣辱悉置度外，“一笑飞回作楚囚”句，无穷慷慨，无限悲凉！在苏州高院受鞠时，不请律师辩护，不上诉以求侥幸，他甘心情愿为汪氏陪葬，惟一的希望，仅是能发表他数万言的自白书——《八年来的回忆》（参阅本书中册），以表白他的心迹而已。

　　假如公博不离开重庆的话，不愁没有高官厚禄，当局也一定会对他尽量羁縻。今天，如其我一定说他如何义薄云天，以身殉友的话，或者会有人以为我阿誉过当。但是不由我不想起了历史上的一段故事：三国时代，尽管曹操是权臣，而汉朝毕竟是正统。孙吴、蜀刘，以史家的眼光来看，不过是割据之局。当年关羽曾经身在曹营，孟德对他不能不说优渥尽礼，而关羽徒以与刘备有共生死祸福的深情，不惜封金挂印，过关斩将，归为皇叔之佐。或许我拟于不伦，而陈公博终能含笑饮弹，身后十余年，成败之势已定，公博终且难逃汉奸之名。

　　实际上，在汪政权中，周佛海是掌握着最大的实权。有人笑我把汪政权写成了周政权，固然由于我与佛海形迹较亲，所知于他的事情较多，而对于汪陈方面，情形就相当隔膜，尽管我把汪政权往事写得鸡零狗碎，但是我决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任意臆造。在那时，周佛海尽管连“行政院长”也没有当过，而汪政权的一切，的确是全由他于事前决策，于事后执行，然而他的彷徨矛盾，也无殊于汪陈两人。他与汪陈一样，也未尝否认抗战是救国，而“和平”不过是一种对外的手段。他深感汪氏对于他的推心置腹，而又难忘蒋氏对他的优容识拔。他是汪政府的重心，同时又为重庆效力，往往一件事到不能两全的时候，满怀忧急之情，废寝忘食。

　　胜利前，他本自知难逃为张学良之第二，更以原子弹的爆炸，迫使日军投降，连他所布置的策应工作，也无从表现。迨胜利来临，因悲喜交集，步骤更乱，南京因所谓地下工作人员之周镐辈接收中央军校而引起的误会，几与陈公博兵戎相见。而最后与其一亲一信的罗君强杨惺华，随戴笠飞赴重庆，置其追随六年之朋友与旧属于不顾，引起了汪政权中人的最大不满。卒之审理结果，判处死刑，虽邀明令特赦，仍然瘐死监房。汪政权三巨头，于两年之间，先后谢世，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一幕，也永留了不为人谅的一页。

　　而在大悲剧中，除了这三个巨头，在胜利以前，已经是沉浸在悲剧的气氛中，其他还有无数的小悲剧不断发生。譬如：“和平运动”的一开始，上海展开的特工战中，宁渝双方，你打我杀。同一在汪氏领导之下，公馆派与ＣＣ间壁垒森严，明争暗斗。即在周佛海小系统之下，罗君强熊剑东勾结日人，鴆杀李士群，而李士群又受命于日人，毒死吴四宝。其他贪图荣利，但知搜括，或则忘怀国族，助虐事仇，滔滔皆是！除了上述诸事而外，其间有两件小悲剧，或仍足为读者茶余酒后的谈助。一件是耿嘉基的吞枪自杀；一件是周乐山的仰毒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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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耿嘉基吞枪周乐山仰毒

　　耿嘉基这个名字，或者不为海外人士所熟悉，但在北伐以后的十余年中，上海社会上提起耿秘书这个人，知道的就不少。他是江苏松江人，字绩之，父亲是前清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七岁就随父至法比留学。回国以后，一度在外交部供职，从张群出任上海市长以后，他被聘为沪市府的法文秘书。那时沪市府的英文秘书是俞鸿钧，日文秘书王长春、殷汝耕，中文秘书王绍斋、黄剑棻等，人材极一时之盛。他似乎与张岳军有些世谊关系，以后历吴铁城俞鸿钧等多任而从未更动。他主办的是法文事务，华界又与法租界毗连，而绩之对于法公董局以及法捕房上上下下的法国人，几于没有一个不熟。尤其在禁烟时代，从长江上游运至上海的官土，以法租界为营业集中之区。虽由杜月笙等经销，也在在与法捕房有关涉，所以绩之还奉命兼管有关官土在上海的运销事务。

　　有土斯有财！他原籍本有几千亩附郭之田，更以鹤俸与烟土方面的分红，有着可观的收入。不过由于他生性慷慨，而又出身富家，挥霍得也很厉害。他自己已经有一妻两妾而外，还不时进出于舞榭与妓院，千金一掷，举止的豪阔，有时连杜月笙也恐望尘莫及。欢场女子，甚至以能与耿秘书有特殊关系，欣然向侪辈夸耀。在福煦路金门大戏院的隔壁，市政府同人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他几乎很少回去，常时就睡在那里。而即使在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经济上已早有了入不敷出的现象。

　　以后抗战事起，上海沦陷了，他也曾经一度远来香港，而吴铁城、俞鸿钧等昔日的长官，不能为他安顿；鸦片官卖时有密切关系的杜月笙，也对他毫无帮助，请缨无路，不得已又重回上海。他依然维持着过去豪阔的场面，手下又用了不少供奔走的人，而收入毫无，更呈捉襟见肘之像。周佛海抵沪，延揽人才，我因他深谙法文，与法租界方面以及上海各阶层都熟悉，就去邀他参加，不料他已经由其同乡孙时霖的介绍，与李士群发生了关系。但是我认为他既不是过去帮会中的所谓大亨之流，以他的家世、学识、性格，更不宜与特工有联系。当佛海左右有十人组织时，我就拉他在内，可是他既不能与佛海作进一步的接近，而士群的部属，因过去的地位都远不如他，深恐他会后来居上，暗中阻止他与士群的接近。他虽与汪方发生了关系，在鸡犬皆仙的环境中，竟是斯人独憔悴。

　　绩之似乎太好客了！在民国三十年前后这一段时期中，上海暗杀事件几于无日蔑有，汪方的人都蛰居不敢外出。那时还是租界时代，因他与法捕房有多年的渊源，可以派警获得充分的保护，他在劳尔东路一号布置了一所精美的房子，让朋友们可以有消遣的地方，那里有十余名侍役供差遣，常备着精美的烟酒、点心、饭食，谁去就随便要，不必付钱。晚上人头挤挤，四五桌麻雀，以黄金的价值来说，八圈的输赢，可以从最小的黄金二十两到六百两。名妓、交际花、舞女、女伶、影星，以及钜室妇女，都会在那里出现。赌钱终局了，账房上来记账，赢的人明天向他取现，输的人如从此不理，他既不追索，也不问讯。这一派豪侠的气概，充满海派的作风，使别人瞠目结舌；但是使绩之的债台，却越筑越高了。

　　以后汪政权收回租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论他的资望以及与法租界的渊源，他应该出任第八区区长的。但因为有人中伤他，说他开赌抽头，目的就是为活动出任区长之用。结果由“上海市长”陈公博自兼了区长，而他只担任了里面的一个处长职务。屈居下位，使他更郁郁不得志。经济情况也一天一天走向下坡，迫他不能不有所营谋。刚好米粮统制，日本人又划定了军米区，汪政府招商承办日本军米区以外的采购事务。绩之去包了松江青浦几县。他自己不大管事，就派了他手下的几个人负责去做，这批人的弄得不干不净，也是事实，但我相信绩之全不知道这类情形。

　　在卅三年的年底，绩之一度显得很兴奋，因为佛海召他去谈话，告诉了他部份的秘密，为了策应反攻，要他联络表面上是法国贝当政府份子而实际是反轴心的法国人，以及浦东部份的军队。吴铁城与俞鸿钧，也托人有信给他，说总反攻在即，要他好好的相机报国，他忙碌着从事一切准备的工作。

　　到三十四年旧历刚过完元宵的时候，苏州的日本宪兵队忽然派人通知绩之，说他破坏了日军的米粮统制政策，限他翌日早车赴苏投案。他鉴于京苏两个粮食局长胡政、后大椿因粮食问题已遭枪决，知道情形严重，但他仍能不动声色。当晚因褚民谊赴粤任“省长”，他还在劳尔东路为他饯行；又因他辞去了第八区处长的职务，同僚们在福煦路为他宴别。他照常酬酢，一样谈笑，谁也不知道大祸临头，他将以自己的手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等宾客散尽了，他回到卧室闭上了门，写了两厚本的遗嘱，他要把自杀的那枝手枪，于身后送给陈公博，生平无数女人送给他的照片与写给他的情书，在火炉中一起焚毁。欠他钱的人也不少，他把借据等分别封好，无条件退还别人。有几个他的腻侣，他答应她送东西去而未送的，也一一预备好，要人于第二天送去。遗嘱上写好指定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料理他的身后之事。最后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声明是自杀，不要连累他人。

　　那时已经天明了，他还要下人给他一杯牛奶。临出门时，告诉他一个姓顾的账房，说他去了近在咫尺的自己有时留宿的西爱咸斯路的公寓，要他隔二十分钟去看他，临走还望着所有的下人笑了一下，谁也不知他这一笑是在向他们诀别。

　　二十分钟以后，账房遵嘱去看他了，房门虚掩着，门外就闻到沉重的喘息声。推门一看，绩之已倒卧在床前地毡上的血泊中，嘴里含的一支香烟，余烟袅袅，还未熄灭。手枪落在身旁，弹自右太阳穴射入，左边穿出，等打电话报警，救伤车来送往广慈医院，终于不治身死。

　　在绩之生前，他曾经有一次和我谈起，他说：“我只帮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不与日本人合作。如其有一天日本人要对我加以侮辱时，每一间房内，我都放着一枝手枪，我会毫不迟疑地用枪自杀。”我以为这是一时愤激之谈，随便说说罢了。以后我为他料理身后事，检查遗物时，真的发现每间屋内的抽屉中，都有一枝实弹手枪。可见他不受日人凌辱的心，确是非常坚决。

　　绩之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外表上是生活浪漫，而又事事随便，其实内心里面则有其一定的分寸。这次的事，他即使投案了，情节既并不严重，我们也一定全力营救，决不至有生命危险。而他毅然以不受日人的凌辱而吞枪自杀，而又死得那样从容、那样悲壮。我以有他这样一个刚毅的朋友而引为光荣，感到痛悼。

　　另一个被迫自杀而也是周系十人组织之一的是周乐山。他本是上海教育界的人士，因与罗君强是大夏大学的同学而参加了“和平运动”，汪政府还没有建立，罗君强丁默邨就不断在佛海面前说他的坏话，预定在汪政权中的职位，为教育部的司长，而不像别的弟兄的预定为次长，这使他面子上很难堪，正在侘傺无聊之际，以受重庆特工的诱劝，而想改图，竟与原已参加“七十六号”工作，以前是潘公展的旧部的汤增敭、徐则驤两人，于二十九年的春季，离沪搭轮赴港，并在报上继高陶而发表反汪宣言。而一到香港，就因失去了利用价值，再也无人理睬。他屡屡写信给我表示后悔，我与佛海说通了不再追问往事，又让他回沪。迨回抵上海，一直闲废无事。君强出任“安徽省长”，他又要求君强为他安插。等他告诉我将任安徽明光区专员时，事情已经决定了。我力劝他不要去，我认为君强一向对他不好，而君强又是一个反面无情的人，他欢喜杀自己人来表示他的公正廉洁，结果一定不会好，而乐山不听我的劝告，终于走马上任去了。

　　也就在耿绩之自杀后的两三个月，一天，正在上海我的银行里办公，有一封从安徽专差来的信送给我，拆开一看，上面写着：

　　〇〇兄：

　　弟悔不听我兄之言，已为人成功牺牲品。弟上有老母，下有妻孥，身后一切，请兄照应些。弟乐山绝笔。

　　我叫专差进来一问，他说：“周专员因公到南京去时，罗省长指明光专署的一个科长与一个秘书，有移用公款购买物资嫌疑，把他们拘解到蚌埠省府去。周专员闻讯由南京赶往蚌埠，当晚见罗省长，罗省长还说没有什么问题。不料第二天清晨，对派了一排兵把周专员像江洋大盗一样的拘捕起来了，与太太一起关在省政府招待所。前两天，罗省长亲自提秘书科长审问，教周专员立在一旁。因为罗省长是兼绥靖主任的，所以用军法从事，把秘书科长用军棍当堂打得皮开肉绽。以后每天派人向周专员逼取口供，说要送到南京特种刑庭去重办。周专员觉得罗省长将不会放过他，已经预备一死。”

　　我闻言大惊，一面打电报给君强，一面找佛海要他去电制止，下午就接君强覆电，乐山已经自尽身死了。

　　事后我知道乐山因不堪逼供，决以一死了事。他虽失去了自由，但伴着他的太太还可以随便进出，他要她去买来了鸦片吞服，同归于尽。乐山是和着高粱一起吃了下去，当场身死。他太太吃得分量少了一些，又没有和酒，结果经救治后挽回了一条命。君强毒死士群以外，又逼死了乐山。周系的两次十人组织中，李士群、耿嘉基与周乐山，不待胜利，已有三人不获善终。但是，几条人命还不过是大悲剧中的小悲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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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〇、一搞政治就淹没了人性

　　如上面的种种事实，不问为朋友或为同志，一旦参加了政治，磨擦、倾轧，甚至斗争，什么最卑鄙最毒辣的手段都会做出来了。李士群、吴四宝、周乐山等的死，不问其平时的行为如何，而出之于自己人的排布，总觉太残忍了一些。在汪政权几年之中，佛海是想拉拢各方面的，也肯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的，而与公馆派之间，既不断有不愉快的小事发生，即周系十人组织，也搞得烟雾瘴气。

　　为佛海招怨树敌，罗君强不能不负其相当的责任。我很奇怪于为什么人们一搞政治，都就会像把人性淹没了似的？即君强与我，也始终并不曾真正融洽过。但是，当年许多人都认为我与君强是一搭一档的伙伴，所以造成这样错误的观念，因为一开始我与君强同住一屋，以后凡是佛海所经营的有关机构，也必然同时有我与君强。譬如佛海到沪以后首先组职的“学艺研究社”，就以君强为总秘书，以我为总干事，南京的“中报”，上海的“平报”，君强为社长，我为副社长。我所一手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最先以君强为董事长，而我则自退为常务董事。君强任“边疆委员会委员长”，我又做了常务委员。而且出则同车，宴则同席，难怪别人会有那样的看法。其实君强最初对我并不坏，他希望我帮他的忙，而不是直接帮佛海的忙。换句话说，他是要我成为罗系的人。偏我不识抬举，于是引起了他的不满，以后的发展，也不能不说意气之外，杂有一些权利之争。

　　在前面说过，当佛海抵沪要我参加“和平运动”的时候，我所提出条件之一是不办报，讵当“中报”筹备刚开始，主办的叶如音携了佛海所交给他的近十万元报款，不别而去。佛海左右，又并无第二人有办报经验。这责任结果就落在我身上，而使我无可推辞。在我看，这是一种义务，也是对友谊的牺牲。虽然君强对办报并无经验，我还是为了满足他而让他当社长。但是“申报”受了叶如音的影响，经费并不充裕，购买机器、铅字、设备，以及在南京朱雀路盖造房屋，且在待遇菲薄下延聘内行人才，都由我在捉襟见肘中独力做去。而跟着在筹备期间，林柏生希望改为“中央日报”，佛海则无可无不可，而君强则坚决拒绝，报纸未出版，就先引起了我与柏生之间的误会。

　　在刚创刊时，我又兼了总编辑的职务，辛劳忙碌，在我认为是一件苦事。我只知怎样先把报纸办好，忽略了足以让君强认为我有心把持的嫌疑。以后丁默邨在上海购下了文汇报，他所委任的两个负责筹备的人，刘呐鸥与穆时英，又先后为重庆的特工所击毙，没有人再敢于去接手，默邨顺手推舟的送给了佛海。佛海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贸然接受了下来，决定开办“平报”。结果当然要我去主持出版，而且时间只限定了二十天。那时上海正在暗杀盛行时代，我偏偏有一颗好胜之心，我同意了，去了，而且如期出版了。更意外的是，在租界中抗日气氛很浓厚中，销路居然也不坏。而社长一职，我又让给了君强，我自己则以副社长兼任了总经理与总编辑。君强鞭长莫及，更因为“平报”有过两次被人投弹，一次放火，地址又在上海繁盛的福州路，他秉着不立岩墙之义，不履报社一步，但在他的心里，我独断独行，又是一件使他极不痛快的事。

　　然而这还仅是权之争，尚不是利之攘。当我与佛海在民二十八年见面以后，我已知道他将确定出任“财政部长”，同时我也知道他对于重庆的态度，以及对于蒋先生的怀念。搞政治，必需有经济为后盾。我建议由我来创设一家商业银行，利用他的职权，给我全力支持，我也向他保证，如其有盈余，供他作政治上的运用。我们之间有了这个默契，因此当财政部成立的第一天，我就送进了创立银行的声请书，我取得了第一号的银行执照。股本五十万元法币，绝大部份真是南京商界的股款。

　　而我是一个荒唐鬼，以这区区五十万元的股本，却以四十八万元在南京中华路建筑了一所南京战后最堂皇的大厦（胜利后被接收为中央信托局），那时“中央储备银行”还未成立，南京仅有陈公博有关的农商银行一家，“财政部”的公款，很多就存在我的那家“南京兴业银行”里，那时在股款之下，我送了一些给罗君强与杨惺华。于是该行组织，以君强为董事长，惺华与我，暨南京商界中的其他两人为常务董事。任何人一看这名单，就意味着这是周佛海银行。大家认为只要汪政权不倒，存款就不必耽心落空，因此银行的业务，一开张就生涯鼎盛。谁知开办不久，汪政权一声令下，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君强不能不辞职，董事长当然由我继任，而我还兼任着总经理的职务，君强曾经向我开口，要由他推荐一个他亲信的人来做总经理，我又婉拒了。

　　积累了许多因素，也许君强已认为忍无可忍。在民国二十九年的秋天，他去了一次日本回来，忽然暗中召集了与他接近的三十几个人，其中有杨惺华、孙济武、葛伟昶、蔡羹舜等在内，组织了一个“力行社”，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我。有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也不好，凭一时的冲动，就在“中报”上写了一篇冷嘲热讽的文章，以为报复。中间有两句这样的话：“有人想借团体之‘力’，‘行’其鬼蜮”，特别把“力行”两字排了较大的一号字体。君强看到了，明白是我向他反击，事态也自然恶化了。

　　这样双方暗中的磨擦，经了几月之久。以后李士群与朱朴之把这事告诉了佛海，由他出任调停，一面要君强把“力行社”解散，一面要我退出“中报”。要君强退出“平报”，由我接任“社长”。两人分了家，表面上才算平静了。但经此一来，我们心中各自有了一个疙瘩，彼此见面，也只是一味假意敷衍。君强后来当了“司法行政部长”，要我当“政务次长”，他调任“安徽省长”，又要我当“民政厅长”，我对做官既无兴趣，对君强也怕与合作，大家既再无权利上的冲突，总算能于表面上保持和平。当时我并不觉得与君强闹，会有什么后果，直至李士群周乐山死后，乃有些不寒而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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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从头溯说当年一段渊源

　　我个人对于汪先生，虽然可以说除了汪政权一段时期而外，过去绝无渊源。即使在那一段时期中，因为我并没有担任什么实际职务，加之我仅是直接对佛海帮忙，因之就很少有机会与他单独谈话。但是，即此寥寥几面、他的仪态、他的谈吐，他的怀抱，已足够使我留着钦敬的与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从民国廿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汪氏以“跳火坑”而由海外归来赴京出任行政院长时，我因往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去接曾仲鸣，曾再见过他一次。此后因执行律师业务，新闻记者职业，已成为我的副业，我就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他。民国二十八年，他离渝后由越南来沪了，我以佛海之约而参加了“和平运动”，并迁住到愚园路，于是很容易会不时遇到。那时他事实上已经五十七岁的高龄，而温文俊朗，其神采还是值得别人看煞。

　　汪氏也确有其天生吸引别人的本事，许多人都这样说过：即使怎样不满于他的人，只须与他作一次谈话，就往往会立时化除成见，油然而起敬意。对于这种传说，过去我还以为传者言之过甚，在将信将疑之间。民二十九年政权创立后不久，在他南京颐和路廿三号的寓邸，分批宴请比较重要的人士。我以“中央委员”的关系，有一次也在被邀之列。每次被邀的只有十个人，以便分别谈话。在我们进入会客室时，汪氏早已立候在那里了，面上堆满着笑容，殷勤地招待来客入座。从谈笑风生中发挥他对时局的观点，间以轻松幽默的语句。再分别征询别人的意见；也逐个询问他的近状，以及职务上的有何困难。他周旋于十人之间，处处表露他的亲切与诚挚，使场面完全不显得冷落。他也随便得不像是一个政权的领袖，使客人解除了顾忌的心理。半小时的闲谈，事实上已博得了每个人的好感。

　　我刚好坐在靠近他左边的沙发椅上，中间仅隔着一张矮几。他把全场的人都应酬过了，回过头来，向我端详了一下，他开口说：“×先生！你和我似乎曾在哪里常见的；而且你的名字我也非常熟悉，好似与我一件什么事有过关连，而我竟然已完全记不起原因了。”我回答他说：“当您于民国十六年由武汉来沪，住在善钟路七十七号时，因我担任报馆职务，而又因常看曾仲鸣先生，曾不时见过您。”他恍然有所悟地问道：“那么，那次桂系的想不利于我，而迫使我赴法的消息，是你透露给仲鸣的了？”我点着头说：“是，这不过是我无意中得来的。”他立刻改容相向，说道；“啊！××先生，非常感激！非常感激！是当时仲鸣告诉我的，我还没有机会向你道谢。”

　　人们也说给我听过，汪氏对他的左右，依着亲疏的关系，而有五种不同的称呼：最普通的称××先生，进一步则去姓用号，而称为××先生，再进一步则称为××同志，至有相当关系时，则称为××兄，到了真是引为腹心的时候，就呼为××弟了。当汪氏由渝赴越，林柏生在香港为他主持“南华日报”时，于民二十八年夏，行经德辅道中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口，被暴徒用利斧头砍伤头部。汪氏闻讯，立即去电慰问，电文一开始就称为“柏生弟”。柏生第一次见到那样亲密的称呼，竟然忘了身受的创痛，踌躇于汪氏所给他的恩宠。那天，汪氏于三分钟之内，对我的称呼就有了变易，可以证实了人们的传说为不虚。也可见汪氏的搞政治，连极小的细节，也样样留意到了。

　　至于汪氏和我谈话中所指桂系的事，多少关系到一些近代的史实，这里不妨先加以简单的补叙。民十六，北伐底定南京，汪氏也与武汉政府分离而行抵上海，民十七的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首次在南京举行，而国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分裂，桂系与“粤方委员”有了很深的磨擦。那时所指的“粤方委员”，事实上即以后被称为“改组派”的前身，人物包括汪精卫、陈璧君、何香凝、王乐平、朱霁青、陈树人、经亨颐等几个中央委员而言。会后大家又回到了上海，桂系的首领李济琛住在海格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的住宅“南园”里，而汪氏夫妇与何香凝则住于法租界善钟路七十七号。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是桂系的白崇禧，也可说上海的实力，控制在桂系之手。

　　我因为担任“时报”的采访主任，为了获得新闻来源，必须与各方面都取得密切联系。汪氏方面我与曾仲鸣比较相熟，而李济琛方面，则其表弟黎民任与我发生了较好的友谊（黎民任于民国三十八年共军南下前，在广州沙面为李搞“民革”工作，为国府保密人员拘捕后秘密枪杀）。一天晚上，我到南园去看民任。那天月色正好，我们在园中散步，仰挹清光，尘襟尽涤。

　　我问他这几天有没有特殊的消息，他说：“消息倒有，可是为一则不能发表的惊人消息，假如你答应我不披露，我可以告诉你作为私人的谈话。”我答应了他，他接着说；“任公（李济琛字任潮）等认为汪精卫惯于翻云覆雨，留之且为后患，健公（白崇禧字健生）已在准备把粤方委员拘捕，为一网打尽之计。你等着瞧吧！好戏就要开场。”

　　我与民任分别后回到报社，对他所说的发生了怀疑，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内部何至遽尔火拼？为了证实这一个消息，我又驱车去看曾仲鸣。我问仲鸣：“汪先生与桂系之间如何？”

　　他说：“虽有歧见，总望不致决裂。”

　　我说：“不见得吧！桂系已准备对汪先生立刻动手了，你又何必瞒我？”接着我就把黎民任告诉我的话，和盘托出地转述给他听。

　　我当时的本意，不过想激使他透露出汪方的反应，除了忠于采访的职务以外，其实我毫无其他作用。不料仲鸣听到我的消息以后，急急于追问我的来源，我说是黎民任告诉我的。他沉吟了半晌，他说：“是他讲的，不会全假，此事必须立刻报告汪先生。究竟真相如何，明天我再与你谈吧！”

　　第二天傍晚，我再到善钟路汪宅时，司阍告诉我曾先生出去了，留有一封信给我，我拆开看时，只有曾仲鸣给我的一张签名的照片。而我为一个采访政治新闻的记者，竟然糊涂得并未察觉仲鸣送照片给我作为辞别的暗示。到了第二天，才证实汪氏夫妇、仲鸣与郑毓秀四人，已漏夜登舟，又离沪赴法去了。汪氏等的远行，也证明了黎民任告诉我的话确是事实。假如不是我无心透露，破坏了桂系的谋略，汪氏一生的历史，势将完全重写。

　　不料十二年前的事，在那次私宴中，再勾起了汪氏的回忆，并向我殷殷致谢。那天宴罢辞归，到第二天的下午，忽然汪氏派了一个副官送给我四样东西：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自书立轴一幅，“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的特任状一张，与第一个月的薪俸八百元。我接受了照片立轴与委任状三样，璧回了月俸，我告诉副官：“请报告汪先生，我已领了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薪俸，照例兼职是不许兼薪的。”谁知来人说：“主席知道的，他吩咐过请你照收。”

　　我虽不像柏生那样受宠若惊，只是使我深深地感觉到汪氏确有其精细体贴之处，陈公博追随数十年而甘为牺牲；周佛海以一朝遇合而感恩知己，都不是全无道理。汪氏那天送给我的一幅立轴，是写的二十八年六月，他由沪赴日途中去晤平沼首相筹备组府时舟夜口占之作，原诗云：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这首诗里已充满了衰飒之气，汪政权尚未建立，而汪氏目击了沦陷区的惨状；更发现了日人的汹汹之势，慨念生平，已大有英雄末路之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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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永别了这半壁破碎河山

　　从汪政权建立以后，汪氏的心境日趋恶劣，屡屡在公开场合中，不期而涕泗滂沱，在会议桌上，偶有怅触，以无法自制而至于拍台掷椅，肝火炽盛到极点，遂使心境影响了他的形态。三数年间，我看到他渐渐地苍老了、憔悴了！尤其在阅读文件时，架上了一副老花眼镜，已无复如前之翩翩丰度。况且糖尿病一直困扰着他，环境的不如意，使他有机会时就借酒浇愁，更增深了他的病况。而八年前在中央党部遇刺时所留于他体内的一颗子弹，终于成为他致命的直接原因。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五中全会。开幕式后，照例在大礼堂前石阶上全体摄影，除了蒋先生那天意外地留在办公室未曾参加而外，汪氏中立，等照毕大家预备退入时，枪声突作，暴徒乘混乱之际，向汪氏出枪猛击。汪氏立时身被三枪，一中左臂穿过，一在左颞部（即左边之耳门骨），一由臂部再射入背部。暴徒尚欲再发第四枪，张学良突起而前，从后将暴徒紧紧抱住，张继也举脚用力把他踢倒。在场卫队始拔枪轰击，暴徒当场重伤，送至鼓楼医院后不久毙命。周佛海当时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会议，身亲其事。后于其所写“盛衰阅尽话沧桑”一文中，述当时目击之经过情形云：

　　“我要特别详述的，就是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汪先生在中央党部被刺时，我所经历的情形。在大礼堂举行了全会开幕典礼之后，便齐集到中央会议厅大门前去拍照。我站在汪先生左侧后面第二或第三排。当时新闻记者非常之多，秩序混乱极了。记得照相的说：‘各位预备，要照了。’这时不知道是谁说：‘蒋先生还没有来。’随着吴铁城大声道：‘蒋先生不来照。’照毕之后，大家转身拾级而上，我行了两三步后，忽闻背后枪声一响，声音甚小，以为是放爆竹庆祝。但是接着枪声又起，形势大乱。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灰大衣的人，拿着枪向人丛中轰击，于是大家向铁栅门内急跑。

　　我看见朱骝先（家骅）在我面前向地伏下，我也随着他伏身而卧。刹那间，忽想这不是办法，再立起奔入铁栅门，站在门内墙角隐身之处。这个时候，人声嘈杂，枪声大起。说时迟，那时快，忽见一人倒在我的面前，满脸是血。当时惊魂未定，也没有去细看是谁。忽听见有人说：‘汪先生受伤了。’我仔细一看，原来倒在地下的，就是汪先生，已经身中数枪了。事起仓卒，变生肘腋，所以那时震动、惊惶、怀疑等情绪，不仅充满了我心中，且支配了全场的空气。同时一面接医生，一面查缉凶手的余党，混乱、忙迫、而且紧张万分。好容易医生来了，把汪先生护送到医院，这才开会。这一幕惊心动魄的情形，我毕生不能忘记。”

　　自汪氏再任行政院长，这几年蒋汪之间，仍然是貌合神离。论党中资历，自然汪高于蒋，但论当时的地位与实权，又是蒋高于汪。当民十四春中山先生病逝北平，至秋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改组大本营为国民政府，公推汪氏出任第一届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央党部常委会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汪氏将驻粤军之番号，重予更改，以原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之参谋长蒋中正，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许崇智）。故蒋先生曾是汪先生的部属。而此时则显然蒋氏的位望，都远在汪氏之上。故蒋之对汪，则尊而不重，汪之对蒋，亦从而不服。

　　在汪氏尚能顾全大体，周旋之际，能持以礼貌，而汪夫人陈璧君有时恃其革命之功勋，对蒋氏竟也时常不假辞色，积嫌本已非一日。那天蒋氏闻耗，出来抚慰，审视伤势。而陈璧君以蒋氏独不参加摄影，疑为由其主使，愤然向蒋氏曰：“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蒋氏闻言，亦怫然不悦，立刻下令军警，限期十日破案。而当场被击伤的凶手送至鼓楼医院后，不久重伤毙命（凶手的得以混入会场，系以一通讯社记者身份于会前领得入场证）。而凶手的不治，当时且谣传为当局灭口之举。以后虽在上海曾拘获过两个同谋人犯，而当局卒未宣布幕后主使者之究为何人。

　　据事后传说：实际教唆的是陈铭枢。当民国二十年，胡汉民被蒋氏扣留于汤山，胡系要人古应芬曾策动陈济棠举兵反蒋。先是，汪氏与李宗仁张发奎有护党救国军之组织，至此，古汪合作，两广独立，另立国民政府，对抗南京。以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特留第二第三两个集团军之番号，以与华北之阎冯。俄而九一八沈阳之变起，外侮临头，宁粤亦由分而复合。汪氏宣导共赴国难，精诚团结，蒋汪合作又复实现。民廿一，汪精卫赴京，出任行政院长兼中央党部政治会议主席，其间事前奔走拉拢者为陈铭枢。讵汪氏登场后，陈铭枢原任之行政院副院长（时院长为孙科）、交通部长，暨京沪卫戍司令各职，因“一二八”淞沪之战之故，概被免除，远戍福建。其后闽变又归失败，陈铭枢遂以怨愤交并，谋刺汪以称快一时。

　　汪氏受伤后，初送鼓楼医院，由卫生署长刘瑞恒等亲为施行手术。左颞部之碎骨与弹片，于受伤后之七日内取出。而背部枪弹，则夹于脊椎骨之第五节旁，流血过多，体弱不能动手术。迨汪氏体气稍复，出鼓楼医院由南京神策门登车，赴沪就诊于上海著名德医骨科专家牛惠霖处（牛惠生牛惠霖兄弟之母与宋庆龄蒋夫人之母太夫人为同胞姐妹。时牛氏昆仲在上海枫林桥设有上海骨科医院），曾一度再为开刀，仍以未能取出而罢。牛医生当时曾谓，弹留背部，一时虽无大碍，但十年后子弹势将发锈，如锈毒入血，可能危及生命。以后汪氏虽赴法静养，表面上健康业已恢复，而背部仍时感痹痛。更以“九一八”以后，国家忧患重重，汪氏处理政务，既感繁剧，自创政权，益多烦扰，积劳过甚，更感不支。至民国卅二年八月间，背部痹痛，发展至胸部及两胁同时发痛，至十二月，更日益加剧。离他中弹之时起，为时亦已将近十年。

　　汪氏病况的恶化，而又不容他有休养的时间。乃商请日本陆军医官作缜密检查，断定为背部留弹影响所致。遂于十二月十九日晨，在南京由日本著名外科军医后藤部队长施行手术。于二十分钟内，即将留于背部八年之久的子弹取出，当时经过极为良好。

　　当汪氏外科割治完毕，创口平复以后，并继续内科之调治，而未得充分之休养，即须力疾视事。至民国卅三年一月中旬，寒热复作，创痛再起，形神既日见憔悴，病体亦已卧床不能行动。如此延续两个月有余，一面须卧榻批阅公事，一面并须随时召见部属，更日趋委顿，寒热始终亦未全退。复经医生诊察，断为压迫性脊髓症，有待于专家之割治。医生认为汪氏如仍留南京，势不能完全摆脱公务，则在如此形神两瘁情况之下，前途更为堪虑，坚劝其易地疗养。

　　所谓压迫性脊髓症，自为留弹所引起，但是否为锈毒流入血液所致，则无从断定。而一般人则以为汪氏之病系骨痨或称骨癌。病势既已如此，心境又复如彼，汪氏之终将不起，早在意中。但当时犹不能不作万一之望，故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三日，用专机送往日本，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疗治。汪氏于是日上机之前，嘱左右取纸笔倚枕力疾作书，以汪政权之一切职务交付陈公博周佛海会同办理。此为汪氏对其所手创政权最后之手令，亦其一生中最后之遗墨也。时间为是日上午十一时，病亟腕弱，字迹潦草，殊不类其平日所书。谨将原文照录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早日痊愈，以慰远念。兆铭。

　　汪氏此去，与他追随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中华民国从此永别了；与他想从头收拾起的东南半壁的破碎山河也从此永别了！但当时沦陷区内的民间，还根本并不曾知道汪氏的病势，已到了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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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三、新愁旧创汪氏客死东瀛

　　汪氏飞抵日本以后，立即送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无论汪氏在沦陷区创建政权以后，日本对他的观感如何；但在日人眼光中，总不失为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所以对汪氏的治疗，也真是全力以赴。当时由日本医学界最高权威数人，专任诊治，尽了近代医学上的一切可能方法。在汪氏留医期间，病状时进时退，尚无急剧变化。中经酷暑，陈璧君体肥畏热，又只注意了流通空气，常把病室窗户洞开，汪氏每受风寒，即感不适。自三月三日赴日，经过半年以后，始终并无起色。迨九月下旬至十月初旬间，略有微热，体温曾超过摄氏三十七度五分，惟尚未发现其他病象，食欲亦仍良好。据说汪氏曾以血液不够，需要输血，初拟由陈君慧（时由行政院参事厅厅长调任“实业部部长”，梅思平则改任为“内政部部长”）输血，旋以君慧为B型而汪氏为O型，因而作罢。由医院购血输入，则于输血后每发生反应，而其长公子孟晋与汪氏适同为O型，乃每次输二百CC，前后达十余次之多。而汪氏病况，与抵日时仍无大异。对脊椎及骨盘部，前后经七次之X光施治，背腰部份的疼痛，亦见轻松，食欲渐次增进。不过因卧床过久，身体衰弱愈甚。逐渐腰背疼痛复作，又加咳嗽频作，以致影响睡眠。

　　从九月初旬起，忽然有了呃逆现象，本来以一般病人而论，一有呃逆，即已到了危险关头，汪氏既有此种病状，徒恃医学，实已难有回天之力。日医当然更知道病况已转入于危殆之境，为防止有肺炎、心脏衰弱，或其他病症的同时并发，为他注射了强心针及吸入酸素，但仍无丝毫效果。

　　如此又缠绵两月，至十一月九日，美国飞机飞向名古屋实行空袭。帝大医院为汪氏安全计，匆遽中将其连人带床由升降机急降地下防空室。那时日本已极严冷，地下室中，又并无暖气设备，寒气澈骨，常人已难抵受，况汪以久病之躯，虚弱本已达于极点，外受寒气之侵袭；又因病床移置而震动，病势乃至剧变。空袭过后，虽立即迁回病室，迨至翌日上午六时，热度高至摄氏四十度六分，脉搏增至每分钟一百二十八次，呼吸困难，食欲全无，人亦陷于昏迷状态，延至下午四时二十分乃撒手西归。时为中华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十日，随侍在侧者仅汪之夫人陈璧君及幼公子文悌两人。

　　汪氏番禺捕属人，于一八八三年五月四日巳时生于广东三水县县衙门（时汪氏尊翁汪琡，字玉叔，号竺生，又号省斋，方在作幕，汪氏继出，生母为吴氏），享年六十二岁。后中山先生十七年而生，后中山先生十九年而死。一生从事革命，逊清宣统二年，偕黄复生陈璧君，由日赴京，行刺摄政王载沣事件，震动全国，己身亦陷刑部狱。在刑部时两次亲笔作供，直认为振奋人心，图谋行刺不讳；并痛斥君主立宪之弊，归结于革命有其必要（汪氏两次亲供，旧藏刑部档案中，此为民国史上最有价值之文献）。

　　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后，民十四在粤出任第一届国民政府主席。抗战前后，为国民党之副总裁，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为行政院长，为国民参政会议长，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政策。迨国府播迁重庆，战局陷于不利，英国又封锁唯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汪氏既惑于近卫三原则之非亡国条件，更因左右高宗武陶希圣辈之浸润，对未来国际局势之演变，乃有悲观之看法。以至脱离中枢，发表艳电。卒以在河内时遭人袭击，曾仲鸣以此殒命，激于一时之意气，东下建立政权。五年之中，与敌周旋，心力交瘁，至引起旧创复发，经年患病，客死异国。蝶恋花词中曾有句云：“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汪氏对此故国河山，亦从此一瞑不视。如汪氏者，定知其目之不瞑，精卫填海，终成冤禽，何其命名之竟尔成谶耶？

　　汪氏临终前有无遗嘱，迄今还是一个谜。论理，当中山先生在协和医院病革之际，汪氏且曾一再进言，请预立遗嘱，并代中山先生起草，终使国父遗嘱永成为历史上最重要之文献。汪氏缠绵已非一日，赴日疗病，势已严重，更安有不自知病况与不自为之备之理？但据传说，汪氏在病榻中确曾一再拟早日签立，无如汪夫人以为汪氏尚有回生之望，而又不愿有此不祥之物，以至因循未果。当汪氏卧病期间，陈璧君之族侄陈春圃（时为广东省长，胜利后判处无期徒刑，系上海提篮桥狱，前数年已瘐死囚室），曾赴日探望，陈璧君且恐有碍汪之病体，阻不令入。则遗嘱之签立，因受汪夫人之影响而止，衡情亦极可能。以后也曾有人以此询之汪夫人，她摇首不愿置答。或者汪氏确曾预为签立，其中多难言之痛，乃秘不欲为世人知耶？汪氏遗有两子三女，长子文婴（孟晋），次子文悌，现均在港经商。长女文惺（适何），三女文恂，在港服务于教育界。二女文彬，在美为女修士。

　　汪政权接到汪氏在日逝世之噩耗后，一度陷于慌乱失措之中。那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节节挫败，已成为无可掩饰之事实，汪政权中人也清楚知道同归于尽之期，已为日无多。而陈公博以汪氏对他的知遇之隆，他对汪氏的知己之感，本抱著殉葬的精神而来。日本拟利用汪氏国内的位望，促成全面和平。而五年之中，以重庆之坚持，终难实现。太平洋战争以后，反轴心之盟国间，又有不得单独媾和的协议，更完全关闭了和谈之门，而且汪氏生前，虽称与日本“同生共死”，但有关国家主权与民生疾苦之处，则于其生前五年之中，与日方作不断抗争。

　　有一次，日军的参谋长板垣去见汪氏，希望由汪政权的部队与日军并肩对重庆作战。汪氏只说了一句话：“如此则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来打日本军了。”板垣默然而退。另有一次，日本人要汪氏同意某一件事，而汪氏又只有一句话：“即使我汪精卫同意了，百姓不同意还是没用的。”以汪氏如此的态度，日方对他的失望与不满的情绪，也与日俱增。而且公博佛海等与重庆暗通款曲，日人又岂真一无所知？故当汪氏撒手尘寰之际，日方对汪政权今后的态度，无法悬揣，汪政权中人，颇引以为虑。

　　当汪氏赴日治病以后，汪政权本已由陈公博代理“主席”，此时公博表示将不顾前途的生死祸福，继汪氏担当大任，愿为蒋先生铺平战后统一中国之道路。但以不欲触怒日本，所发表汪氏的逝世声明，极为委婉，首段颂扬汪氏，谓其“一生由翊赞国父而至继承遗志，领导国民，致力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与亚洲之独立解放。‘还都’以来，为调整中日邦交，为促进和平统一……卒以内定复兴建设之始基，外结平等互助之盟约。不幸中途殂逝，齎志以殁。同人誓当继承遗志，賡续努力……与日本愿相提携，救中国保东亚之初衷决不稍渝。”云云。一派官样文章，亦在冀日方之不变。而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在共同拟稿之时，确有下笔踌躇之苦。

　　而值得注意的则是日本政府对汪氏逝世所发表的声明，大足以觇汪氏逝世后对汪政权的态度，原文抄录如下：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阁下，为治疗旧创，于本年三月来日，即在名古屋疗养。后以病势突变，竟尔溘然长逝。回顾汪主席阁下，夙具复兴中国建设大东亚之伟大理想，继承中国国父孙先生遗训，为和平建国复兴东亚而奋斗，以迄今日。其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今乃于中道崩殂，丧此伟人，诚不胜哀悼！惟在中日两国之间，已确立善邻友好之关系，奠定东亚复兴与保卫之基础。中日两大民族，深知其使命与责任而益固团结，在此重大时期，中国当能善体汪主席阁下遗志，愈益努力，东亚之将来，益加奋起。帝国亦必坚持既定方针，加强中日两国结盟，互相提携，以完遂大东亚战争，努力实现最高理想，特此声明。”

　　日本既有此明朗声明，表明日本不拟改变对汪政权之既定方针，于是汪政权也于弥留状态中又苟延了九个月的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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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紧急警报中遗骸归国土

　　汪政权对汪氏逝世的消息一经公布，沦陷区的民间，就纷纷有了一个传说，确信汪氏是为日人所毒毙而非由于病死。这传说本是无稽之谈，但到今天，甚至原在抗战区的人士，也仍作如此的看法。此点足以反映出在民众的认识上，汪氏与日人之间相处是怎样的情形，为什么会有日人对汪去之而后快的谣传？汪氏九泉之下，所能引以为慰者，恐亦仅此人民对他的认识而已！

　　汪氏的遗体，于十一月十二日由日本名古屋移送归国。依据当时汪政权宣传部所公布在日启灵情形之公报，照录如次：

　　“是日晨六时起。名古屋帝大医院特别病室中，即挤满了日方文武长官。上午七时二十分，驻日大使蔡培首先进入灵堂。七时四十分由侍从武官凌启荣捧持日皇敬赠之菊花颈饰，引导出室，继即以国旗掩覆灵柩。于汪夫人等随侍下，移至灵车。八时正，于日本胜治、藤斋、名仓、高木、黑川五医博士，及医院全体人员垂首恭送中，灵车缓缓开出，汪夫人及家属亲友亦分别登入汽车。八时七分，一般交通均行断绝，先导车前行，随后为灵车、家属车，其后为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及侍从官蔡培大使扈从车，再后为日本小矶首相、重光大东亚相、石渡藏相、近卫前首相、东条大将，陆军次官柴山中将，及以次文武长官等数百人之随送车辆。九时五十分，灵车驶抵飞机场，早有大队恭送者垂首行最敬礼，随即由日本海陆军人代表、汪夫人、孝子汪文悌扶灵安放在座驾机‘海鹣号’上。机声轰轰作响之时，日本小矶首相、近卫前首相、大条前首相及各大臣，均恭行九十度之最敬礼。座驾机缓缓上升，随行护送机两架，亦一齐开动，于空中作一大回旋后，向南京飞去，时为上午九时十二分。”

　　那天，南京方面是够忙碌够热闹的，事前由汪政权通知了外国使节、文武百官、团体学校，马路上到处见到迎灵的行列，金陵城中，也充满了一片哀悼的气氛。在我短短的一生中，参加如此的丧仪，已经是第二次了。十五六年前，中山先生的遗榇，由北平西山的碧云寺起运南下，在京举行奉安大典，我以新闻记者采访的关系，由下关随着一直步行到紫金山。八八六十四人由北平雇来的独龙杠，杠夫穿著一式的丧服，一个领导者在击竹的托托声中，用齐一的步伐，在新筑的中山路上，缓缓前进。从下关一直到紫金山，夹道都是肃立无哗的民众，宋庆龄一身黑色的丧服，由外表十分英俊的黄琪翔，穿了全白的中山装，色调见得十分明显，扶住她一步一步的走着。我看她，面上像很严肃，但不是悲戚。孔祥熙那天也穿了浅色的中山装，手里持着短棒，在中山先生的灵柩前倒退着走，指挥杠夫们的进止。

　　因为汪氏的丧仪，无端勾起了我十余年前的回忆，这印象还新得像昨天一样。但是两个对创造民国的伟人，饬终之典，虽一样哀荣，而其身后是非，将完全异致。

　　我在默默地念着：“汪先生毕竟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日本已经从‘大东亚圣战’而在准备作本土保卫战了。美国空军向日本大城市作地毯式的轰炸，隆隆之声，也就是日本与汪政权哀乐的预奏。汪先生在这五年中的一切，虽然我是目击的。也尽管他以汪政权为基督的十字架！后人会对他们原谅吗？历史能对他原谅吗？成败是功罪的定评，他竟由志士而被称为‘国贼’！‘一死心期总未了’，‘邦殄更无身可赎’，他自己早就说过了，还是让他早点离开龌龊的尘世吧！”

　　我在如此想，似太荒唐，但凡是人，总应有些感情，他这几年间的悲声泪影，的确曾经多次让我感动。当我参加汪政权时，是万分勉强的，而在面临覆亡的现在，我反而坦然毫无一丝的悔意。

　　飞机降落的地点，是南京明故宫的日本军用飞机场，机场上齐集了几千人，所有汪政权的重要人物，几于没有人不到的。记得那天周佛海正发着高烧，病势很沉重，横卧在自己的车厢里，身上盖了一张厚毡，哼哼唧唧地面上烧得通红。汽车与人，把所有来往飞机场的通道都阻塞了。到下午五时，离“海鹣号”座驾机的降落，还有半小时。突然紧急警报呜呜大鸣。机场上初时有一些轻微的骚动，每个人面上都露出一些惊惶之色。看着日军的防空人员，在奔走布置，电话铃声不绝，指挥着防空哨严密监视。但是陈公博以次汪政权的巨头们，都仍然直立着场边，日本的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大使，以及将级以上的日军，与德国、意大利等承认汪政权的各国大使，也仍安闲地坐在贵宾席上。其实在场的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时太危险了！美国的飞机如与“海鹣号”遭遇，一定会把它击落；如其向机场投弹，因为道路被车辆阻塞住了，无从逃避，所有在场的人，势必同归于尽。有人在接耳轻谈，是否重庆知道了这个消息，因此派机突袭的？幸而十分钟以后，警报突然解除了！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

　　五时三十分，“海鹣号”经过龙蟠虎踞的石头城上，略一盘旋，安全降落于明故宫机场。乐队奏了国歌，机门开处，首先出现的是汪夫人陈璧君，平时她本已面挟重霜，此际更显出悲凉之色，望而生畏。陈公博率同褚民谊、林柏生、徐苏中、陈君慧、何炳贤等上机，于哀乐声中，舁榇下机。随即换乘灵车启行，前为开导车，继为灵车，陈公博车则随于灵车之后，再次为仪仗车，以后为外国使节暨汪政权中人，共达四百余辆。由光华门、经中山路、新街口、中山北路、鼓楼、保泰街，历一小时余，至七时许，抵达“国民政府”，将遗榇安置于大礼堂。由陈公博领导行礼，始完成迎灵之一节。

　　至翌日正午，将汪氏遗体重行大殓。汪政权也忙成一片，成立了“汪主席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委员长，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为副委员长。以一个元首应有的丧仪，制定了哀典条目。下半旗、停宴会、缠黑纱、辍乐等，应有尽有。

　　在汪氏停灵期内，汪夫人及其家属，均宿于大礼堂内之一室，她整日于灵堂卧室之间，进进出出。这几天，她好似以盛怒来替代了哀恸，什么事都会引起她的诟责，为汪氏停灵的位置，东向与南向，她都要坚持，除了她的长公子孟晋还可劝她几句以外，其余的人，只有唯唯听命、不敢辩，当然更不敢争。汪政权虽然有“哀典委员会”的组织，但一切丧葬之仪，等于由她一人指挥决定。她要“哀典委员会”指定陪灵人员：党，中委以上；政，部长以上，要分班轮流值夜，从黄昏以迄黎明。到了午夜，她还不时出来巡视，每个人也都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见人交谈，她以怒目相向；如有瞌睡，则厉声唤醒；带了食物来点饥的，她横眉凝视，使你不能下咽。

　　时南京天气已极寒冷，夜风料峭，阵阵袭来，有人带了毛毡拥坐着，她更不客气地上前说：“汪先生一生为了国家，死且不惧，你们只陪灵一夜，而竟不耐些微饥寒。要舒服，索性不要装什么样子了，何不回公馆去纳福？”谁都会对哀伤中的未亡人要退让几分，何况陈璧君平素的脾气；更何况她有“国母”的身分，还有谁敢与她顶撞？丁默邨、傅式说等，都曾挨过她一顿似讥似嘲的痛骂。最可怜的是褚民谊，他与陈氏有姻娅之谊，所以被推为“哀典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让他负起汪政权与陈璧君的直接联系者，在任何事作出决定以前，先由褚向陈请示，这原是一项苦差使，而褚也就成为她的出气筒。我看到他时常哭笑不得的面孔，他不失为一个老好人，我也为他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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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梅花山巅黄土一抔瘞骨

　　汪政权中人对汪氏之丧，最初不能不焦虑于日本的态度，及至日政府发表声明，谓“关系既已确立，结盟将愈加强”，既有这样明朗的表示，只有硬着头皮再干下去。但陈公博以次，也明知这只是苟延一时，而且已为日无多了。故对汪氏身后之事，不得不急求料理，乃决定先为择地安葬。汪政权先于十一月十四日明令公布，举行国葬。十八日，又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四二次会议”商讨此事。而陈璧君起立发言，反对国葬之举，她说：

　　“汪先生生前曾有遗言，死后切勿有国葬仪典。革命党员身许党国，死后之哀荣，应非所计。而且劳民伤财，袭用往昔封建帝王之恶习，尤为汪先生平所痛憎。当清末革命初期，汪先生曾与革命同志数人，于广州白云山麓，合购墓地七亩，相约以此为革命成仁后共同长眠之所。此数同志不幸均先后谢世，汪先生生前曾言，此数同志有生之日，既为革命而生，余纵不能共死，但死后亦必埋骨一处，偿此宿诺。又谓墓旁但植梅花数株，墓碑亦不需有官职，书‘汪精卫之墓’五字，于愿已足。其后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六日，朱培德上将逝世时，中央对国葬问题颇多争议。会议之后，汪先生心有所感，即书一纸，重申前意，以授之其挚友某氏”云云。

　　既然陈璧君以汪氏遗言如此坚决，乃决定在紫金山麓之梅花山先为卜葬，不用国葬仪式。该地在中山陵园之侧，明孝陵之前，有梅柏、桃林、樱花、红叶，景物幽丽，堪作佳城，陈璧君亦予同意。葬典事宜，始行大定。同日，“宣传部”发表公报云：“本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四二次会议，决追认‘国府’明令国葬汪主席案。并以汪主席遗嘱愿与已死之革命同志，葬于广东，故已在广州白云山下，择定葬地。为兼顾主席遗嘱及‘国府’命令，拟暂行安葬南京明孝陵前梅花山，俟全面和平实现后，再奉行国葬。”会议中并决定了陈公博十一月二十日正式就任“代理主席”，二十三日正式举行葬礼。从上面“宣传部”的公报来看，汪政权事实上已到了日暮穷途之境，而犹念念不忘于全面和平之实现，可笑，亦可慨矣！

　　十一月二十三日汪氏的葬典之期，倒是晴朗的一天，不过山城的南京，已进入于隆冬的气候。所有汪政权的高级人员，规定需于上午六时前抵达灵堂。我们都通宵未寐，凌晨五时许，曙色未开，而街道上已有幢幢人影。我们冲着晓寒，准时赶往。灵堂中灯火通明，群情肃穆，许多人想到汪氏阶前的凄酸之泪；绕耳的悲哽之音；谁无铜驼荆棘之思？谁无身世茫茫之感？现在，汪氏不但盖棺论定，而且埋骨今朝，人孰无情？讵能免于黯然之慨？

　　六时三十分，在灵堂举行了移灵祭，“代理主席”陈公博主祭，“参谋总长”杨揆一读祭文，祭文本是千篇一律的东西，原无足观，而对汪氏，则别有一番意义，可以见当时公博等内心之反映，文云：

　　“维中华民国卅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移国民政府主席汪公灵舆，哀典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副委员长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谨率全体委员，告祭于我公之灵曰：呜呼！自公上殂，淹逾浹旬。百僚失仰，哀恸群伦。兴悲罢社，引慕乘城。庶民子幼，朝夕瞻临。非公盛德，曷克斯臻？惟灵永护，载妥山陵。应钟戒律，玄冥司晨。鵷行肃穆，貔貅骏奔。霜严纁旆，日曜旛旌。灵驭载启，攀挽何胜！敢申祖奠，罄此哀情。尚飨！”

　　七时正，灵柩发引，首为骑兵长官一员，乘黑马，擎开导旗。后随骑兵两员，乘黑马，背骑枪，枪尖向地，分任护旗。继复有骑黑马之骑兵两员，分执党国旗。其后复有骑黑马之骑兵二员任护旗。后为第一方面军军乐队，紧接其后的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骑兵一大队，各倒背骑枪，再后为花圈队、“国民政府”军乐队、中央军校步兵一连。再后为“主席旗”，由一陆军军官执持，护旗兵五名，左右各一，旗后三名。汪氏之佩刀、勋章等九件，由侍从室人员捧持随于“主席旗”之后，分两列前进。再次由陈公博率领汪政权中重要人员、学生代表等全体步行。陈璧君及汪氏遗属，穿丧服，列于灵车前后。灵车上覆国旗，用白马八匹载引，前为遗像，左右为党国旗。灵车之后，为中央军校学生一连，卫士大队一队。再后为外交团代表、外宾以及民众团体代表等十余万人。

　　十时正，灵柩抵达梅花山麓墓地，随即改用六十四抬独龙京杠，移至山巅墓园，停放于墓穴之上。用六十四抬京杠，为汪夫人陈璧君所坚持，她以为中山先生奉安紫金山时，用的是六十四抬京杠，所以一定要依照中山先生的体制办理，于是由哀典委员会致电王克敏，将杠夫用专车由北平运送南下。

　　那天自梅花山的山麓以迄山巅，均用黑白布相间扎结，山路两侧山腰，搭松柏牌楼，墓门正中，悬“汪主席之墓”布幕，四周环挂挽联，墓穴前供汪氏遗像。日大使谷正之、德大使韦尔曼，日总司令畑俊六，暨汪政权重要人员，依次序立。十时卅分，行安葬典礼，仍由陈公博主祭，并将党国旗覆于灵柩之上。至正午十二时正，入墓式开始，由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等六人，面对灵柩而立，两旁为家属等，舁棺人员，以带系棺，徐徐放入墓穴。首由陈璧君洒土穴内，继为各家属、各首长、及军校一二三期学生代表，陆续覆土，迄十二时半，葬礼始告完毕。

　　自汪氏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脱出重庆，至其黄土瘞骨，不足六年的时间。以舍身建立民国之志士，卒蒙垢受叛逆之罪名！尽管他抱着“士为天下生，亦为天下死”的宏愿，千秋万世，其谁知之！然而“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汪氏生前早已自咏及之，则又何恨于九原哉！

　　关于汪氏的家世，这里也可以附带一谈。查汪姓相传为周公之后裔，周公封于鲁，鲁成公生一子，其左掌纹曰水，右掌纹曰王，及长，封于鲁之汪邑，后人即以汪为姓。至鲁哀公时，童子汪踦与齐师战于郎而死，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汪氏之双照楼诗词稿中，亦曾有句云：“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踦作鲁殇。”

　　汪氏出身于诗书之家，代有名儒，其十二世祖明代汪应轸，以翰林出为泗洲知州，官至江西提学，若有青湖文集十四卷，其行谊见之明史。高祖伦秩，字幼湖，乾隆丁卯科举人，初官江西新喻县知县，后调广东长宁县，卒于官。曾祖炌，字明之，历佐督抚大幕。祖云，字曼亭，道光壬午科举人，官浙江遂昌县训导，著有《枕上吟草》两卷。父琡，字玉叔，原籍为浙江绍兴，咸丰年间，洪杨起事，渐次波及浙东，乃只身由海道乘帆船至粤。咸丰十年，佐四会县幕。值县城被洪杨所围，前后十阅月，四乡绅耆，被洪杨胁迫署名，后清廷援兵至，围始解。清兵检获名册，送县究办。玉叔知诸绅系被胁从，非出本愿，漏夜将名册焚毁，所全以万计。娶浙绍同乡卢氏为室，生一子三女。子兆镛，字伯序，号憬吾，中光绪己丑恩科举人，曾官湖南知县，是为汪氏之长兄。

　　玉叔中岁悼亡，娶吴氏为继，又生三子三女，次子兆鋐，字仲器，曾以番禺县案首入庠。三兆钧，字叔和，早世。四即汪氏，名兆铭，字季恂，用精卫的别号，本为光绪乙巳年在日本创刊民报时的笔名，后即以此为号。幼年考取广州府案首，与胞兄仲器同案入庠。汪氏与其嫡出之长兄伯序，相差达二十余岁，故其胞侄祖泽（字通甫），年尚长于汪氏者三龄。伯序之次子宗洙（字道源）则与汪氏同庚，且同出朱孝臧（祖谋）侍郎门下同案入庠。三子宗澧，早死。四子宗准，字蛰菴。五子宗藻，字希文。仲器亦早卒，仅一子，名宗湜，字彦方。汪氏两子，长文婴，字孟晋；次子文悌，均尚未有男孙。现蛰庵、希文、彦方、孟晋、文悌五人，均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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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陈公博以殉葬精神继位

　　谁也料不到汪氏卜葬未及一年，以太平洋战争日军节节溃败，美国又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爆炸，日皇不得不下诏投降，抗战终于赢得最后胜利。而接收人员，或许因突然的胜利而忘形失常，竟将梅花山的汪墓炸至粉碎。是谁授意？是谁主动？也许政府也认为这是一件并不太文明与并不太光荣的事，固讳莫如深，而据外间传说，实施者为新一军廖耀湘部六十四师的两个工兵排。以汪墓用钢骨水泥所筑成，乃以大量炸药爆破，至使汪氏遗骨化为灰烬。在汪氏早已一瞑不视，又何惜于其身后之皮囊？即其生前吟咏之中，亦似若有前知。

　　民国纪元前二年汪氏在北京刑部狱中被逮，口占中有一绝句云：“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又“百字令”后半阙云：“堪叹古往今来，无穷人事，幻此沧桑局。得似大江流日夜，波浪重重相逐。劫后残灰，战余弃骨，一例青青覆。鹃啼血泪，花开还照空谷。”诗词中竟两次提到“劫灰”字样，是则怨禽精卫之命名以外，又复成为一项语谶了。但听到这毁坟消息的人，即使与汪政权毫无关联，也总会感到有些错愕难解。在一个号称文明国家中，即使不念汪氏追随中山先生建立民国的功勋；即使不问其建立政权的目的何在；就算他“叛国”怎样的情真罪当，一死也应可以蔽其“辜”了吧！罪及尸骨，何乃太忍！即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寻常百姓，毁损尸体，尚且国有常刑。此举如出于当局之授意，那气度未免太狭窄；行动未免太任性了！假如是军人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又为什么事后不听到追究责任呢？胜利后的一切——炸坟、劫收等的怪状，层出不穷，卒之把留在人们心里八年抗战的勋劳，一扫而空；把这大好河山，于短短四年之中，又全部断送了！

　　且说当汪氏在南京开刀后把留在体内的子弹取出以后，病势非但未见减轻，反而日渐加剧，医生们认为除非再度开刀，否则已经绝望，但要开刀，京沪医院的设备不够，非赴日不可。而即使再动手术，也是仅尽人事，寄以万一之望。陈公博等主张既然希望甚微，不必让他再受一次旅途的劳顿，以影响病体，如有不测，客死异乡，以一个元首的地位，也觉不好。而陈璧君坚决主张尽一切可能的挽救方法，飞日作最后之努力。谁又能改变陈璧君的意思？赴日疗治终于决定了，而汪氏却自知此去恐难生还，他在飞日前两三日，召公博到他病榻前作了一番叮咛，他告诉公博说：

　　“你与我共事最久，你应该最能了解我的心境，我病况至此，恐怕已无力再为国尽瘁了。今后，我们的成败不可知，而责任不容放弃。一切，我付托在你的身上了！对这东南几省的孑遗，要你挑起这副重担了。世界无不和之战，国家也不容许长期的分裂下去。今后怎样使国家再归于统一，使党再能团结，不必斤斤为我的毁誉辩护，尽我们的心力吧！我出国以后，职务由你代理，重要的事，可与佛海和思平共同商量。”

　　这恐怕是汪氏对汪政权中人的最后遗言了。公博流着泪向汪氏说：“我不会有负先生；也不会有负于先生的付托之重。请先生自己为国珍重！”

　　等到汪氏逝世以后，而日政府的态度，也有了明朗的表示，汪政权就不能不有一个领导的人，当时公博推周佛海担任，自己反而愿意退为从旁协助的人。但是国内与日本方面，都属望于公博，形势上已不容他诿卸，他是反对建立政权的人，那几天他无限彷徨，而最后慨然地说：“汪先生以跳火坑的精神，来收拾这半壁的破碎河山，我对汪先生有知己之感，时局已竟如此，我应当继承他的遗志，也抱一个殉葬的决心吧！”

　　公博的事前一再推辞，倒真是并非诿卸责任，他认为有三点他无法做好的事：第一、以汪氏的才能、声望、尚且无法使日本人改悔；第二、为了将来国家的统一，与重庆蒋先生的关系之密，他自认不如周佛海；第三、汪政权内派系纠纷，他无力改善，所以他力推佛海继任。他以为佛海是日本留学生，而又侍从蒋先生多年，所差的就是“公馆派”中人，势必因他的擢居高位而发生更大的磨擦。

　　当汪氏的遗体运抵南京以后，当晚，许多汪政权中人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商量善后问题，即席一致推举公博继任主席，而公博则推佛海，最后经不过众人的苦劝，他答应考虑以后再作决定。事实上，佛海与重庆暗中往来，本已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而公博的与重庆间也通款曲，那就很少人知悉其事。公博任上海市长时的“经济局长”徐天深，是郑介民的代表，也是直接为戴雨农（笠）工作的人，他的参加汪政权，是奉命而来，公博固深知其事，徐天深所建立的两个秘密电台，都由公博为他掩护，电台直通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当晚，公博就以继汪氏而任主席的事，由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数天之后，据徐天深出示重庆的覆电，希望公博担任“主席”并兼“行政院长”。这事与周佛海的出任上海市长前，事先向重庆请示决定，如出一辙。以汪政权中重要人物的出处，而一切取决于形式上敌对的重庆政府，这不是什么滑稽的把戏，而可以说明中华民族对外能表里相辅，有人不惜辱身蒙垢，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垂危，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处、可喜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公博虽明知将来之祸福难料，而卒以殉葬精神，由中政会一四二次会议推选代理。

　　这样，就在汪氏下葬的前三天，即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就任了代理主席，那天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发表了一纸宣言。宣言的原文我已无法觅录，但我清楚记得有几句重要的话：“国民政府（按即汪政权）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党不可分；国必统一！”这是汪氏的遗志；也是汪政权中有良心的人的老实话。而在当时处身于敌人枪刺下的环境中，公博能坦率地表白他们的心境与立场，也真算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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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

　　时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

　　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

　　（一）内蒙自治。

　　（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

　　（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

　　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覆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

　　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陶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

　　（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

　　（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者相同，但加一句谓：如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撕破，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德国政府：（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任调人到底；（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此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

　　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云：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争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居中调停，而日本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

　　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以为此次之谈话有希望。离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去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注一：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是蒋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铭，当时国府表面上由南京迁往重庆，实际上在武汉办公，蒋主席因军事指挥，留在南京，故国防会议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注二：外交部长王宠惠，亦为常务委员之一，是日因感冒请假，故由次长徐谟列席，且徐次长新偕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报告之必要。

　　附注三：徐次长报告中所说墨三，是顾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潇，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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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艳电原文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钜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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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汪精卫覆孔祥熙亲笔函

　　庸之先生勋鉴：

　　漾日赐电，因辗转周折，直到今晨始获拜读，稽答为歉。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

　　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来书谓“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诚然诚然，然此等爱恶，仅能因势利导，使和平谈判有利于我，不能以为各国必出于参战，此吾兄所洞悉者。然则于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所不以为河汉也。谨覆，并颂

　　勋安！

　　汪兆铭谨启。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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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汪精卫致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最高会议书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

　　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法美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义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

　　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确，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

　　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法美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

　　除已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谨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

　　专此，敬候公祺。

　　汪兆铭谨启（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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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汪精卫在刑部狱中两次亲笔供词全文

　　（供词亲笔真迹原件旧藏北京刑部档案中）

　　（一）汪精卫在刑部第一次供词

　　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著者按：即光绪卅三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麓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著者按：即黄复生）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思闻价言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亲笔原供下半张字迹，已漫漶不辨，而抄本则书辜为“股”字，恐为刑部书吏誊写时之笔误），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二）汪精卫在刑部第二次供词

　　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观之，则数十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稍减于曩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特立宪之说者，以为立宪则必平满汉之界，而民族主义之目的可以达。立宪则必予民以权，而民主主义之目的可以达。如是，则虽君主立宪，奚不可以即于治？以吾党人论之，姑勿论所谓平满汉之界，与所谓予民以权者，为果有其实否？即以君主立宪之制而言，其不能达济国之目的，可决言也。谈法理者，每谓君主仅国家之最高机关，有宪法以范围之，则君主无责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宪，未尝不可以治国，此于法理则然矣；以事实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

　　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经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此强权，无以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法国当路易十六即位之初，盖已几树立宪君主政体矣，而后卒不免于大革命，其故实由于此。此非惟民主国之法国为然，以君主国言，若英，所谓宪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谓君主立宪政体之强国者也。今之言立宪者，多祖述之。其亦尝一按此三国之历史乎？英国无成文宪法，其所谓权利请愿，与所谓大宪章者，实由几度革命所造成，其宪法发达之历史，盖递迁迭变以至于今日者。法学者谓英国之国体，虽为君主制，而以其政治而论，实为民主政治，非虚语也。德国之宪政，由日耳曼诸邦自治制度，夙已发达，足以为其根本，故君主立宪之制，可行之而无碍。至于日本，则所谓最重君权之国也。其宪法上君主之大权，远非德国可比，微论英国。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宜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

　　夫谓日本宪法，君主大权最重者，于法理上则然耳；至于事实，则大权固不在君主也。维新以前，幕府专制，天皇仅拥虚位，是故倒幕之役，实为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西乡隆盛以兵东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权，已移于维新党之手。于是德川归政，天皇总揽大权，要其实，则天皇高拱，国事皆取决于倒幕党之手。是故日本之宪法，以法文而言，则大权总揽于君主；而以历史而言，则其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国立宪之成迹，衡之中国，乃无一相类，既非如英国宪法之以渐发达，又非如德国有自治制度以为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经废藩倒幕之大革命。其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余年以来，且日益加厉，而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一旦慕立宪之名，而制定宪法大纲，其开宗明义，以为宪法所以巩固君权。夫各国之立宪，其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此所言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然则吾侪谓如此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为政府之护符，其言有少过乎？呜呼！如此之立宪，即单以解决政治问题，犹且不可，况欲兼以解决民族问题乎？夫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有密切之关系。民族主义，谓不欲以一民族受制于他民族之强权。民权主义，谓不欲以大多数之人民受制于政府之强权。然所谓强权者，即政治上之权力。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其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不亦宜乎？

　　论者又曰：此惟国会未开时为然耳；国会已开，则民权日已发达，故为政治革命计，当以速开国会为惟一之手段。为此言者，可谓惑之甚也！夫立宪所以巩固君主之大权，上文已言之矣，而国会者，即为此大权所孕育而生，如婴儿之仰乳哺，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如是，国会而欲其能与政府争权限，以为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有所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其结果不出三种：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尝立宪矣，其宪法悉模仿欧洲君主立宪国条文。颁布之后，以亲佞之臣，组织内阁，以各省总督为上议院议员；以阿附朝廷之小人为下议院议员，粉饰苟且，殆如一场戏剧。未几，新内阁颓然而倒，而国会亦闭歇不复开，至昨岁而有少年土耳其党之大革命。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今之俄罗斯是也。俄自与日本战败后迫于民变，不得不立宪，其宪法条文之完善，较之宪法大纲，相倍蓰也。其宪法由民党数少年□□（此二字原本已漫漶不辨）所购得，较之今日所谓立宪，又不可同日而语也。然而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无所变易，国会终不能与政府之威权相敌，故自有国会后，以持正义之故，屡被解散，议员之逮捕者，累累不绝，脓血充塞之历史如故；革命之风潮亦急激如故。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今之安南议会是也。安南隶属于法，法欲苛敛其民，而虑以是激民怒，乃开议会，以安南人之有资望者，为豪杰员，为会同员。每欲加税，辄开议会，使议决号于众曰：此议会所议决也。故安南有议会，实为法国官吏之鹰犬，协力以搏噬其人民者也。

　　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也！

　　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若夫避战争之祸，而求相安之法，则前此革命党人……（此段原文有遗漏，据前清刑部档案封皮上之批注，谓系审案时辗转传送所散佚。）宪政体，则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目的，皆可以达，而战争之祸，亦可以免，诚哉言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满人者，不知果不言立宪则已，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谓民主国体为不利于满人者，非笃论也。或有虑此不利于君主者，然以较诸鼎革之际，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历史所明示，不待详言也。所谓愿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及所谓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何惨也！设不亡于汉人，而亡于邻国，则法之待安南，与日本之待朝鲜，视去其国王，如一敝屣，而其国王，乃日仰鼻息以求活也。以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还大政，身名俱泰者，其相去何如乎？

　　上之所言，于国内现象，略陈之矣。至于国外之现象，其足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致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国乘势进兵于东三省，久驻弗撤，实启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势之故，遂与之战，战役既终，而各国之形势为之一变。前此日英同盟，与俄德法同盟相对抗。迨日俄战后，而有日俄协约，有日法协约，有英俄协约。所谓协约，质而言之，以协约谋中国而已。前此欲谋中国，而各国自顾其利害，势有不均，遂相冲突，今则鉴于战祸，而以协约为均势之不二法门，一旦各国势力平均，则保全瓜分，惟其所欲。顾所以苟延至今者，以英法虑德为之梗，而日本又虑美国之议其后也。

　　比年以来，日美之冲突，日以弥甚，数月前且有日美开战之说，而日英美同盟之议，嚣然大起，日本新闻从而论之曰：日英美同盟成立，则可以制支那老迈帝国之死命，其谋我之亟有若是也。夫美富而日强，两国虽各怀敌意，终不敢遽如日俄之肇衅，则其彼此利害冲突之点，终必以协商定之。诚使英德法俄美日对于中国之均势政策略定，则自甲午以来中国所赖以苟安偷活者，至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分割在人，有为波兰之续而已。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实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识者有忧于此，乃渴望清美同盟。

　　夫同盟之目的，在于互相扶助他。故有两强国同盟者，而决无以强国与弱国同盟者。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钓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其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有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结，而因以攫大利矣。今日国人之思想，已由贱外排外一转而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体面，遂亦竞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此无它，由人人 心目中以为已豫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皆可藉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猥曰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真有不忍言者矣。

　　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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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

　　在每一本书正文的前面，照例应该有几句废话。这次我破例用了这自白两字。“自白”就是被指为一个犯罪者的供辞，是的，我确曾为了参加汪政权而被作为罪犯；而且，又确曾于十五年前在法庭上写过自白。以自白体来为序文，因为有过这一段太宝贵的经验，我自信或许可以写得更为胜任愉快。

　　我曾经执业为律师，代人写过无数的自白书，而不料最后竟为自己写自白书了。我又曾经为无数的罪犯辩护，但当我为自己辩护时，却并不曾发生一丝效力。我当年写的自白书，原期获得法律公平的裁判，而结果反而被拿来作为“犯罪”证据。现在我再写自白，是呈献给我所有的读者，而且愿意接受读者们不论怎样的裁判。

　　我家圣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杀头，至痛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却犯了杀头的罪名而结果并不曾杀头，不亦尤其快哉？圣叹又说：“抄家，至惨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而我家竟得与红楼梦之贾府媲美，亦无意得之也，又岂不快哉？为此沾沾之喜，因乐于以自白名我序。

　　自白书中，应该沉痛地表示出若干忏悔之意，我现在衷心忏悔：忏悔于一生中搞政治，为报人，做律师这三项无可补救的错误。

　　以我完全不懂政治手段的人，为什么要搞政治？像我不具有政治家心肠的人，又为什么要站到政治圈的边沿？“国家事，管他娘！”他人的娘，我又为什么想管？“天坍下来，自有长人去顶。”中国既有那么多的“民族英雄”，我是什么东西？又为什么也想去帮着顶？而顾亭林害苦了我，我中了他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书毒，不问那时是什么时代，什么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现状？盲人瞎马，胡闯乱撞，最后的为罪犯，写自白书，还不千该万该！

　　过去我以为报人是一项清贵的职业，清得号称为指导舆论，贵得自命为无冕帝王。因此，我选择了这个职业。不意四十年浮沉其间，使我知道报纸只是政治的工具，有时且是一个政权的帮凶。同一个人，同一枝笔，于局势多变的时代，可于炎凉易势之中，显出臧否无常之妙。“替天行道”的法庭判你为“罪犯”——报纸更添油加酱地指责你的罪状了。我骂完了别人之后，不意竟让别人骂我。我忏悔！我得到了报应！我选择错了一个专事吠声的职业。

　　我一向天真地视法律为庄严神圣，甚至我费了多年的时间去加以研习。当时我做律师的时候，也俨然以保障人权自负。但我忘记了中国“法律不外乎人情”的一句话，有钱好使鬼推磨，我曾为了保障人权而向“替天行道”的法官们关说贿赂，而得邀网开一面。但至自己被指为罪犯时，一样也行贿求情，虽荷末减，却又并不能网开一面。我经过了一次体验，使我明白法律也者，以之为欺世惑众的工具则可；以之为立国之大本，社会之准绳，将无异如痴人之说梦。一场官司，却给了我十分宝贵的启迪。

　　际此书发行之际，我应先感谢读者对我的包容。为了偿付每天的文债，每一章都是仓卒成篇。为了顾虑周遭的环境，若干地方不得不隐约其辞。而读者厚我，本书于出版之后，更纷纷对我也加以督责与鼓励；更承日本时事通信社社长谷川才次先生经多方审查，尚不以我笔下所写的为臆造，要求将日文版的版权让渡，且已与我签署契约，现正延请名家，从事日译，预定赶于本年九月份在全日本发行。使汪政权的一段往事，能够让日本方面的朋友读了，于事过境迁的今日，或许为之哑然失笑。这更是我一项意外的收获。

　　最后，我更得对政府道达我的无限愧谢之意。当年让我置身牢狱，我是律师，恰如做医生的更多了一次临床实习的经验；我是报人，更使我有实地采访的机会。政府慷慨地让我获得那么多见闻，吸收了那么多资料，真是万分成全了我，使我于现在飘泊潦倒之中，得以摭拾旧闻，疗饥易粟。更使本书得以详叙收场之经过，而无负于读者的殷望，其亦有塞翁失马之意乎？是为白。

　　西元一九六〇年七月　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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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冒险家乐园里的冒险家

　　上海地区长江之口，外洋巨舶直通黄浦，环绕于周遭的又是江南的一大片沃土，先天上已得地利之胜。英法等国经过近百年不断的全力经营，两租界繁荣日甚。自清末以来，虽变乱频仍，咸同间洪杨之役，东南几无一片干净土，而租界以弹丸之地，独能巍然自保。光绪末年的“红头”股匪作战，邻邑都遭蹂躏，租界以内，还是匕鬯不惊。以后民初革命，钮永建等率党人攻打南市华界制造局；民十三江浙督军齐燮元卢永祥构衅，民十六国民革命军驱除军阀，直捣淞沪，对租界都一例秋毫无犯。反而时局愈动荡，愈增加了租界的繁荣；国势愈衰弱，愈显出了外人的威力。到了“一二八”的淞沪抗日，“八一三”的全面抗战，上海四周，火网交织，炮声震天，而租界以内，熙熙攘攘，笙歌不辍。居民们爬上屋顶，以悠闲的心情，遥望炮弹掠空而过，火焰直冲霄汉。租界四周的一条短短的铁丝网，楚河汉界，就划分出地狱天堂。

　　兵燹中，各地难民扶老携幼，从各地蜂拥而至，或求苟全性命，或图保全财产，满坑满谷，以生以息。一世纪中就把上海造成为避乱的桃源，经济的中心，工商业的集中地，全国的第一大都市，以及冒险家的乐园。但是好景不常，八一三后四年的极度繁盛，也只是回光返照。“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宿之间，百年的租界，立成为日军阀的占领之地。昔日威风凛凛的英美等国人士，都向日军登记，最初手臂上缠上一条白布，上面标明着姓名和国籍，神色沮丧，到处受到日军的盘诘与凌辱。以后一声令下，抛弃了奢华舒适的家庭，放弃了辛苦经营的事业，一律禁闭到集中营去，以等候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市区中心静安寺路旁的跑马厅，数十年中，一向是欧美人士驰骋豪赌之地，也成为“反英美大会”的会场，数以万计的群众，在日人指挥之下，振臂高呼：“打倒英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而又是短短四年以后，再看到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大战后的情景，又是数以万计的日本在上海的居留民，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被召集在过去是西洋人的娱乐胜地，一度成为反英美会场的跑马厅，垂头丧气地肃立着，日皇昭和无条件投降的广播，像利刃一般地每一句刺在日本人的心上，没有赛马时疯狂的呼叫了，没有反英美时响彻云霄的口号了，除了日皇的广播录音以外，死一般的沉寂。渐渐的啜泣声起来了，几乎每个人取出手帕，拭着像泉水一样涌出的眼泪，勉强掩住了口鼻，不让悲声高纵。广播停止了，日本人对“御诏”行超过九十度的鞠躬时，那时真已泣不可仰了。唯有战争，才会不断出现那样的场面，胸头块垒，眼底沧桑！也许那时每个人神经都给刺激得有些麻木了，谁也说不出所目击那一幕又一幕的演变，如打翻了一个五味瓶似的，辨不出究竟是什么一种滋味！

　　一般的上海人当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驻租界以后，起初是有些惊惶，惴惴于本身未来的安危，及至看到日人既并不续演南京大屠杀的杰作，除了繁盛地区及日军机关门口派有兵士站岗，行人走过，必须向“皇军”一鞠躬敬礼而外，日军也且无意于变更佚乐的海派生活。在表面上看，汽油是实行配给了，普通市民有过一个时期停止使用，但不久木炭汽车出现街头，汽油从黑市中又能随时买到，一切也就恢复了战前的状态。上海市民好似一百年中已习惯于为外人所统治，而上海人更充满着一份自傲，以为不论满洲人、法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只要长期居留在那里，上海人一定会以物质与声色来诱惑，一定可以把异族同化。各界各业的人，于是与过去同样地活跃，冒险家的乐园里有了更多的冒险家与更多的冒险事业。沪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很快就成为过去的法国人或英国人了。反正祖国离得已很远，抗战从东南大撤退，只是撤退了作战的军队。土地、人民以及物资，一样也没有带走。

　　人类有争取生存的权利，更有享受物质条件的欲望，又以在殖民地主义下久受熏陶，国家民族思想在脑海中久已淡薄。只须战火不直接烧到自己身上，管他是英国人或日本人；也不管它是蒋政府或是汪政府。酒楼、戏馆、妓院、舞厅中，依然充满了欢笑，上海人有一句俗语：“天塌下来自有长人去顶”，留沪的大资本家们与汪政府中人，谁都去勾勾搭搭，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垂青，能够向日本军人直接发生关系的，自然更成为天之骄子了。工厂照常开工，商店利市几倍，投机市场更是大进大出。赤贫的人们，则以负贩为生活，走单帮蔚为一时风气，把乡间的土产交换都市中的日用品，一往来之间，就可以解决几个月的生活。火车上挤满了单帮客，公路上也尽是负贩的人潮。女人以天赋的本钱，博取物质上的收益，那时对有势力的日本人，她们都情情愿愿地以身相献。交际花、影星、舞女、妓女，以及坤伶等，有几个敢说当年不曾受过日人的“雨露”之恩的？

　　但是，统治者也不会放松他的统治手段，表面上做得很宽大，暗地里侦查得却很严密，租界以内，有多少宪兵队与特务机关驻扎在那里？被认为与重庆有联系，或者有抗日思想的人，随时会遭到逮捕。宪兵队里的各种酷刑，使人战栗，皮鞭、口鼻中灌水、老虎凳、用擅长摔角的武士把人摔扑，这种种太平常了。在一间斗室中，放进几条凶猛的警犬，咬得你体无完肤；水牢里水深过胸，浸你个三日五日，使你周身肿胀；严寒的隆冬，剥光了衣服直挺挺地跪在雪地上，旁边还加上一把风扇；盛夏的暑天，炎炎烈日之下，四周还开起几个电炉，等你昏过去了才停止。十八层地狱里尖刀山血污池，样样俱全，不肯招供，则周而复始，请遍尝一切的刑罚。女人给脱得一丝不挂，给大兵们指点调笑，羁囚的处所，男女不分，某一位影星在宪兵队中时，起卧、饮食、大小便，就一直与男人在一起。宪兵队就是阎王殿，中国人的性命是他们作为泄愤取乐的对象。许多事实说明当丈夫被捕以后，宪兵借调查为名，胁迫其家属，榨取资财倒也罢了，有几个以杀死她的丈夫为威胁，强迫奸淫。“皇军”的威风，真是不可一世！

　　这还不过是个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罢了！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决定了以战养战的政策。中国地大物博，战后几年，日军已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米粮、五金、钢铁、皮革，任何与战争有关的物资，予取予求，一律在搜括之列。日本政府所成立的“中支振兴会社”下的各种国策公司，商人组织的“三菱”“三井”等大财阀的大洋行，都是榨取的机构，民间是无力反抗的，汪政权则在主权独立的名义下，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商业统制委员会”等，暗中予日人以掣肘，尽量加以牵制，不让日人随心所欲的竭泽而渔。然而人们只知道这是汪政权帮助日人搜括的机构，谁也不会体察到汪政权暗中所发挥的作用。

　　足使原来是租界内的人民怵目惊心的，则是局部的封锁问题。凡是任何一个地区发生了暗杀事件，只须预先在街道安放的电铃铃声一响，日本宪兵立即出动，用麻绳将出事地点的广大四周封锁，画地为牢，在屋内的不许跑出门外，在街头的直立着原来地位不准走动一步，等候检查身分证，接受盘诘。封锁的时期，有长至数星期的，大马路贵州路一段一次大封锁中，且有饿死人命的事件发生。中国人为了想活下去，口头中也在说亲善，表面上在竭力敷衍，而私室中谈话，则称日本人为“萝卜头”，意思是有朝要把他们像萝卜那样放在俎上切成为一段一段，这只是徒作阿Q式的咒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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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为物望所归的上海三老

　　上海的租界，虽然完全是外国人的势力，但为了最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外国人也不能不对若干有声望的绅士加以笼络。绅士们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有时也出来讲几句话，以表示出他的绅士身分。所以到日军进入租界以前，公共租界工部局（事实上就是英国的上海租界政府）也已在形式上安插了几名华人董事，为了维护华人利益的，更有纳税华人会。但是抗战后国军撤退，租界已经成为孤岛，原来最有力量的地方团体——市民协会的正副领袖，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已被人枪击毙命，杜月笙先留香港，后已赴渝。另一上海人所熟知的虞洽卿，也因了他所经营的三北轮船公司，船只给征用的征用，被击沉的击沉，业务无形停顿，更以向海外采办米粮经营得不好，亏累太钜，远赴重庆，一走了之。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那时也早已离开了上海。社会上似乎完全失去了可以获得民众信仰的有重量的人物。当时既并没有人推举，自然更并无人组织，忽然有了一致公认的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的三老出现。

　　他们既并没有担任什么崇高的职务，又并不凭藉像“三大亨”那样政治或帮会的势力，在沦陷期间，也并不与任何日人勾结，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是民众心理中认为年高德劭的三位。是社团，都请他们担任一个名义，有纠纷，请他们出而排解，有婚丧喜事，请他们点主证婚。他们在上海社会中数十年，有着他们在社会上一定的地位，但是他们同样过着清贫的生活，这或许是他们所以能够赢得民众信仰的原因。

　　沦陷区的老百姓，那时像是失怙的孤儿，人们相信三老不会媚敌卖国。尊重他们，就像为了获得内心的一种安慰，于是尊呼三老是表示内心的崇敬。虽然后来有一个名叫徐铁珊的自居为四老之一，但是只招来了社会上的嗤笑。三老当时的所以肯任劳任怨，除了为社会为民众服务这一个目的以外，我相信绝不会有其他理由。以我平时与他们晋接的观感所得：三老的个性，总评一句，兰老是方正，康老是通达，而履老则是忠厚。

　　闻兰亭是江苏武进人，民国三十七年逝世时，是七十九岁，他幼时就从家乡的常州来沪习纱布业，渐渐的在本业中有所建树，当民十上海交易所正在风起云涌的时候，最大的一家是虞洽卿主持的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闻兰亭就是常务理事，另外一家华商纱布交易所则担任理事长。谁都知道在民国十年左右，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又陷于另一个最低潮的时代，经费异常枯窘，许多党中重要人物，都蛰居在上海，而藉交易所的盈利来为革命经费的挹注之方。陈果夫、孙鹤皋等均曾为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连蒋介石氏也时常出入其间。虞洽卿固然对于革命曾经有过劳绩，即闻兰亭也不无赞助之功。

　　当日军进入租界以后，汪政权想抵制日人的独占经济政策，而成立了“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又必须延揽一个方正而熟悉上海商场的人物，自然以闻兰亭在上海商场中的地位，为最适当的人选了。兰老一生不直接参加政治，敬业乐业以外，惟以社会福利为事。他于三十余岁丧偶，即不再续弦，茹素念佛，寡欲清心，在现代为物欲所蔽者太多，兰老倒确是一个难得的人物。他虽然不是上海的土著，但他早已以上海作为他的第二故乡，为保全物资，减除商民痛苦，他觉得义不容辞。当时他提出两个人能帮他的忙为条件，一个是大陆银行的叶扶霄，一个就是林康侯，经他几度的登门劝驾，林康侯刚自香港被俘后解往上海不久，他觉得以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无论哪一方面，都不会让他永远韬光养晦下去的，以兰老的盛情难却，于是答应了担任“商统会”的秘书长。

　　商统会下面有“米粮”、“粉麦”、“纱布”、“日用品”等五个分业委员会，兰老在那时对物资的保全，确是厥功匪浅，尤其如我在前面所述，收购纱布后的不为日人所运走，他的擘画之功，不应抹煞。事实上以闻兰亭那样很刚的个性，更以他的高龄，要他周旋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让他做得得心应手，他出任商统会的理事长时期并不久，即毅然辞职，以后由唐寿民陈国权等先后继任。事实上，兰老最多的精力是用诸市民福利会方面。关于冬赈、回乡等的几次救济运动中，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爱麦虞限路他的家里，而且还设着一个秘密电台，为他的干儿子余祥琴与军统间通报之用。而胜利以后，他也被捕下狱了！起初羁押在福理履路军统优待所。每天他以打坐与念佛为排遣他心中的愤怒，有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反躬自省，为了百姓，为了国家的物资，我是汉忠，而决不是汉奸！”最后被解往提篮桥监狱。

　　他起初不肯出庭，禁卒来传他时，他闭目趺坐着，不闻不问，红红的面色，飘拂着的一部银丝样的长须，有凛然不可或犯的庄严。禁卒不敢强制他。而经同难的人苦苦劝他，既然抱着我佛入地狱的宗旨，尽管去受审，看国家如何对待你？虽然他到庭了，而还是一言不发。结果似乎判处了他五年有期徒刑，罪状自然是“通谋敌国，不利本国”了。他的被判为“汉奸”，上海人都曾为他呼冤。他在胜利以前，本已尿道有结石的病症，不久终于在狱中病倒了，终算法官一念之“仁”，交保后送入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而病势已经有进无退。

　　民国三十七年的初夏，我出狱后去探望过他一次。病榻上的他，已经失形了，他睁开眼一看到是我，口中不住地说：“咦！咦！咦！是你！是你！你回来了！”他再也没有别的话，两行热泪代表了他心中的无限悲伤。当我不堪刺激，来港作小住的时候，噩耗传来，他撒手西归了，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中的一面，竟是永隔人天的最后诀别。

　　林康侯是上海人，前清秀才，清季任南洋公学的小学校长，旋又主上海时报笔政，以后弃儒服贾。宣统末年，一直至民国二年，他与张菊生、沈曾植、唐蔚置等创办苏州铁路，以后由政府收回，改为宁沪铁路。又与张謇、王丹揆、汤寿潜、梁士诒等创办新华储蓄银行，对于国内交通金融事业，不特开风气之先，也有过很大的贡献。民十七以后，一直担任着上海银行公会的秘书长。抗战国军自东南撤退以后，他目击情势不稳，来港侨寓，不幸为日军所俘，押解返沪。固以闻兰亭的促驾，而在铁骑横行之时，确有敬恭桑梓之意，除出任商统会秘书长外，他为社团奔走，尽瘁于慈善事业。人民赖其掩护保全者不少，而日军于予取予求之际，他与兰老同心同德，为国家保全元气。乃和平之后，被捕入狱，先押南市拘留所，受到非人的待遇，经亲友的奔走营救，始改押“楚园”军统优待所。

　　那时政府似乎不问功罪是非，只论形迹，而他既不曾担任汪政权中的官职，而终于不免渡过了几年的牢狱生涯。康老今已八五高龄，现侨寓香港，精神矍铄，杖履清健，犹在为苏浙同乡会等奔走尽力，不但是当代的人瑞，而对其不幸的遭遇，且绝无一句愤懑之辞，前辈丰仪，自更非我辈能望其项背了。

　　袁履登是浙江宁波人，他本是教会学生，又为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一生以乐育英才为其素志。他在上海社会中，有人缘，亦负时望。先后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纳税华人会理事等职。其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等，为上海大企业之一。为人和平敦厚，桃李遍于沪滨。在沦陷期间，他出任了米粮统制委员会及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对于民食治安，颇多劳绩。日军投降，履老亦以名重闾阎，难逃缧绁，我还记得他在法庭上说：“我出任米粮的事，以必须按期配给民食为条件；我出任保甲的事，以不许再封锁为条件。”是上海曾处身于沦陷区的人，都知道那时的米粮于海运中断以后，是何等的重要，日军划地为牢的封锁办法，是何等的惨酷，他在庭上的口供，真是披肝沥胆之言，然而一朝被逮，谁也难逃罪责。如三老而负“汉奸”之恶名，未免太忍心了！履老于中共南下之初，一度来港，旋又返沪，即以病卒，死时年七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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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无意中揭露了伦常巨变

　　在沦陷的八年之中，上海曾经先后发生过两件伦常惨变的巨案，当时都曾轰传遐迩。一件是詹周氏谋杀亲夫案。詹周氏因为有了外遇，把她的亲夫在新闸路的一间亭子间中，用刀戮毙以后，更一段段的亲手把尸体支解，藏诸皮箧，以图灭迹。乃因血水下流，被同居所发觉而报警破案。这事的经过，虽相当曲折有趣，但我仅得之于报载，现在已苦不能详其颠末了。而另一件华美药房小主人胞弟砍毙胞兄案，更曾成为上海人所注目的最大社会新闻。而其破案经过，若以迷信来说，冥冥之中，真若有神差鬼使，而且以后又牵涉到汪政权司法界高级人员间的磨擦，以至凶手终于伏法。首先揭露此案的，却是我于无意中所酿成。

　　这事的发生，大约是在民国三十年间。一天，我去我所主办的上海“平报”。那天来信特别多，而里面却有一封匿名函件，来信是在责问我：“华美药房发生了胞弟杀兄巨案，如此伦常巨变，何以报上一字不登？是否在华美药房的银弹攻势下，你们也被收买了？你们得到了多少钱？”报社中每天收到读者来函，是习见之事，有些都是不尽不实，目的只在挟嫌攻讦，本来并不足以重视。但我仍然照例找负责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来，给他看了这封来信。像这样的匿名函件，记者甚至可以不去覆查，报社也不会再去追问，即使经进一步采访而仍无新发现的话，也就一笑置之。那天，因为我对那位负责社会新闻的记者，数日前刚有人告诉过我，说他在外边有些不大干净，我就无意中采用了来信中的一句话：“这事你得了多少钱？”他当时的声辩，说既未受贿，而且也绝不知道有此事实。我不再说什么，他也退了出去。这件事我办完了例行手续以后，也已完全置之度外了。

　　不料这事倒真是冤枉了那位记者，他没有尽职去注意每天发生的每件新闻，倒是事实，因我疑心他受贿而代人遮掩，他觉得有些气愤，因此一经我的提出，就以全力奔走，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目的仅在想洗刷他个人的受贿嫌疑而已。

　　华美药房在上海四马路画锦里口，外表上规模虽并不十分宏大，但主人徐翔荪却是西药业中的巨擘，而且家产巨万，为上海的富豪之一。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一向帮他管理业务，前数天突然暴卒，尸体曾经车送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经法医检验结果，谓系因病身死，尸体且已由家属具领收殓，本来此事已告一段落。我报社中的那位记者初步调查，觉得毫无其他疑点，但依照匿名信上的言之凿凿，又受了我的责问，心有不甘，一定要穷根究柢，作出一个结论，以便向我交代。而他的本意，是希望匿名信中所说的全出于捏造，那末他的受贿嫌疑，不辩自明。

　　数天中，因他怎样也见不到徐翔荪，就想到辣斐德路的济华医院，是他女儿徐济华开的，因而改以死者的胞姊为目标。他去到了那里，假如徐济华能好好的招待一下，把真相用言辞来巧为掩饰，记者手里并无证据，这事仍然可以遮盖过去。不料她心中有病，以为事过境迁，报社记者又是来上门敲诈的，竟然给他以最不礼貌的待遇，什么话也没有谈，就关门把他赶走了。他既为我所怀疑，又受了徐家女儿的闲气，格外激使他欲罢不能。事有凑巧，报社中的另一位编辑，却与徐家有一些葭莩之谊，采访记者就托那位编辑从旁探听，不料他向徐家的有关方面一查，匿名信上所指陈胞弟杀兄的事实，竟然一点不假。

　　徐翔荪那时年事已高，虽然华美药房还是由他亲自主持，而款项的出入，均交托给他的长子管理。长子已经结婚，专心店务，倒是一个克家的令子，或许由于得了父亲的信任，性情不免恃宠而骄。次子那时刚在二十左右，在血气未定之年，未婚而又染有纨绔习气，那时正沉迷舞榭，与一个舞娘打得火热，旋且有嫁娶之约，用钱自然如流水一般，因老父严厉，要钱总向管理经济的长兄索取，一个是收得紧，而一个是用的多，兄弟之间，龃龉本来已非一次。

　　有一晚，弟弟又向哥哥要钱，长子责次子为挥霍，而次子则指长子为把持，两人之间，遂大起冲突，而偏偏做老弟的出言无状，哥哥赶着要打他，一追一逃，至无路可避时，无巧不成书，刚刚屋角放有一把利斧，次子顺手拿来当武器，当头一斧，哥哥应声而倒，伤在要害，又以流血过多，立时毙命。等家人赶到，已经返魂乏术。伤痕是那样显著，殡仪馆向由警局管理，发现有尸体情节可疑时，必须呈报。徐家知道无法掩饰，一时没有了主意，经亲友商量的结果，自己把尸体送往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那里是一个民间的慈善团体，而由法租界当局监督，经常收殓路毙的流民乞丐，给棺埋葬，有意外事件发生，则报官检验。

　　徐家把尸体送去之后，又忽然中悔，因为如其验出因伤致命，则凶手难逃罪责。徐翔荪有偌大家产，又只有这两个宝贝儿子，长子已经横死，如次子再要抵命，若敖氏之鬼，不其馁尔？语云：“钱可通神”，而徐家正好有的是钱，于是买通了同仁辅元堂的职员，把一个病死乞丐的尸体拿来顶替，法医检验结果，所填的尸格，自然是：“委系因病致死，并无别情。”但各报派驻在那里的采访记者倒都是耳目难瞒，于是徐家又花了一笔钱收买记者。

　　事实上，记者们起初倒并不曾发觉偷天换日的事实，收到了钱反而要探问一下别人何以会大破悭囊。一经查问，真相就无法掩饰，而且知道了事主是豪富的徐翔荪，但用以贿买记者的钱，又如此其少。中间自然有人不满。但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既然已经接受了，也就不好意思再公然反悔。当时居然做得四平八稳，各报一字未登，除了徐家较接近的亲友以外，谁也不知道有此伦常惨变的案件发生。尸体也已领回棺殓，事情总算做得毫无痕迹，假如没有受贿记者之一封匿名信向我揭发，这事自将永无暴露的一天。

　　我报社中的记者和那个与徐家有戚谊的编辑，穷数日之力，把全案的源源本本写了出来，向我缴卷。纯以新闻的立场来看，不失为一篇不易得来的特稿，我批了照刊字样，在翌日的“平报”上，就以本埠的头条新闻披露，顿时也轰动了整个上海。以后又连续登了两天，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等几家同业，也接着报道这案的内幕，乃成为街谈巷议的新闻。这样一来，却急坏了徐翔荪，曾挽出中法药房的经理许晓初转托报界出身而与我又有私交的章正范来向我疏通，希望停止刊载。我的答复是，对于此事，本来毫无成见，但是别报既已同样登了，我们报纸自不便单独中断，如其他能保证各报同时停止再登，我也一定可以办到。而事情既已闹大，终于未能取得别报的同意。这样，每天的各报的社会版中，这一案成为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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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政治上的磨擦逼送一命

　　因为各报的渲染过甚，法租界警务处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由捕房律师向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提起公诉，首先开棺检验的结果，斧痕斑斑，证实了因伤毙命，罪证确凿，凶手也就被捕锒铛入狱。徐翔荪舐犊情深，自不忍其次子之再死于非命，他几乎不惜毁家以图挽救。外面盛传那时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原法租界会审公堂）的院长孙绍康，以及承办的推事，有收受苞苴之嫌。而徐家所延聘的律师，也忒嫌高明，教导被告装傻，法庭上怎样对他盘诘，他永远默不作声。而最后的判决，是宣告处以有期徒刑十年。

　　在那时的社会，伦常还是受到极端重视，以弟杀兄，归入于逆伦之列，徐翔荪一开始对各报的社会新闻记者出钱太少，于是有人恨他的吝啬，不惜用匿名信告发。迨至长子身死，次子又陷身缧绁，方寸与步骤都乱了，钱又用得太多，行贿受贿，风风雨雨，传遍了全沪。对此案的判得太轻，更是人言啧啧，一致认为其中定有蹊跷。其实，就案论案，被告如当庭承认长兄动手在前，因防御过当，一时失手，既无预谋的证据，那末误杀罪充其量也不过判个无期徒刑，社会上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大的反响，况且以后逢到大赦等仍然会有出狱机会。而结果乃爱之适所以害之，被告的当庭不出一声，不答也不辩，非但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反而显得有情虚之嫌。

　　最不幸的是刚巧以“廉明公正”自命的罗君强出任了“司法行政部长”，他太懂得迎合一般人的心理，一向主张“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以表示他的廉洁。所以地方法院一经宣判，他立刻命令检察官以原审处刑太轻为理由，提起上诉。司法行政部长干涉审判，原是违法的事，但在过去数十年中，几曾真正有过司法独立的时候？行政长官，也有几个不于明示或暗示中曾干涉过审判的？而此案的上诉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院长乔万选，又是对君强一味唯唯听命的人。徐家知道情形险恶，既然上诉是出于当局授意，凶多吉少，这一条小命也就岌岌乎可危。

　　那时我很讨厌政治圈子中奔竞倾轧的习气，君强出任“司法行政部长”以后，屡次约我担任政务次长，我认为以君强的个性，我绝难与之合作，过去既然已有过一些芥蒂，如何再可以与他共事？因此我又悬牌重新执行律师职务，以示决绝。但外面人不了解我与君强之间的微妙关系，以为可以向君强说话的就是我。他们托了耿嘉基请我辩护，条件是愿意支付不论多少的律师公费与其他任何费用（当然指的是所谓运动费在内），只要我开价，他们就照给。除了耿嘉基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人向我包围絮聒，以利诱外，有人更以见死不救的大义相责。说案情是我于无意中揭发的，如徐翔荪的次子再遭极刑：徐氏之嗣，将自此而斩。但是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办的报纸首先揭发了这一宗罪案，而我又为此案作辩护，或者会有人疑心我觊觎多金，最初就怀有制造这一起案子的私意，人言可畏，我终于坚决地谢绝了。

　　徐家这起案子，经罗君强一关照，承办人员自然只能仰承意旨，上诉审理中被告还是效金人之三缄，而判决则由十年徒刑，一变而为死刑。最后的希望，只有系于最高法院的一线生机。那时最高法院院长为张韬（孔修），据说徐家已与他通了关节，甚至外边的传言，已决定可免一死，改处为无期徒刑。张韬倒是一个好好先生，不知何以罗君强对他始终取了敌对的态度？案子在最高法院还未到判决阶段，在一次“行政院会议”席上，君强公开提出质问，说徐家这一起案子，最高法院有受贿的谣言，将改处无期徒刑，问张韬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决定。张当然极力否认，但此后这案如其不维持原判，无异张韬就有了受贿嫌疑，以此政坛人事上的磨擦，最后竟造成了被告非死不可的结局。

　　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所留下来的手续就剩执行问题了。原任地方法院院长孙绍康已因该案涉嫌受贿去职，继任的是陈秉钧。刚刚执行的翌日，我因别的事去了君强那里，陈秉钧以法院院长奉命为监刑官，执行完毕之后，他正来向君强报告。我在旁听他陈述执行经过：执行的地点，不在原来羁押的法租界薛华立路监狱，而把犯人移送到南市，似乎那里是漕河泾监狱前面的旷地上，竖了两个短短的木桩，把犯人提出去跪在地上，两手则反绑在木桩上，头上替他套了一只蒲包。到这时，被告知道死期已至，不能再继续装傻，于是又呼救命，又喊冤枉。法警用两根弓弦扣上他的颈部，中间有一段木头把弓弦越绞越紧，直至完全不能呼吸为止。经过了一两分钟的时间，又把弓弦慢慢放松，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接着再绞，到第三次时，肚腹逐渐膨胀了。执行绞刑，一定要经过三收三放，至此法警用脚在他的腹部猛力一踢，嘶的一声，气从肛门中泄出，这样才算毕命，而目突舌伸，七窍流血，形状很为可怖。死囚气绝之后，还要露尸一宵，等第二天法医验过，始允家属收殓。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比了枪毙还惨酷得多。家庭变故，兄弟阋墙，徐翔荪的两个儿子，就在一年中好端端的先后送命。

　　陈秉钧向君强报告执行经过完毕后，先自告辞去了。君强倒真是一个忍人，我看他神色不变，像在听一件完全不相干的故事。他看见我流露出悲切的容貌，睨着我只是笑，他又说：“这条命是我与你两人合送的，不是你报上揭发这一起案情，本来已经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了。如不是我坚持依法惩处，徐家有的是钱，可能捕房不会上诉，也可能张韬会从轻处断。断送了这条命，我与你应该各负一半的责任。”我闻言为之悚然。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是无心，而他是有意，尽管杀兄罪有应得，又何必因我而死？由此足见政治太龌龊，司法界太黑暗，而新闻业也真是可为而实不可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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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特殊政权下的畸形地区

　　汪政府已经是一个特殊的政权，而在汪政权的治下，更多畸形的地区。华北数省，自其建立，虽经青岛会议之后，取消了“临时政府”，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而仍如战前“何梅协定”之后的华北特殊状态，徒有名义上与形式上的隶属关系，实际为汪政府的权力所勿及。即江、浙、皖数省，支离破碎，国军、共军、日军、和平军，杂处其间，如犬牙相错。其间广东一省，则又为属于另一种形态的特殊地区。

　　民国二十七年秋，于全面抗战一年以后，日军从大亚湾登陆，粤省韶关以南，全部沦陷。广州就在日军导演下出现了“治安维持会”，由彭东原为会长，吕春荣则收集了地方上的游兵散勇，成立了什么“和平救国军”，那些自然都是些助桀之辈，人民在铁蹄下过着悲惨恐怖的生活。

　　汪政权建立了，最初发表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是陈公博，然而公博在汪氏离渝的前后，一直为反对另创政权最力的一人，他自更无意于收拾疮痍遍地的广东残局，始终并未到任，乃由“建设厅长”陈耀祖代理。“秘书长”为周应湘、“民政厅长”王英儒、“财政厅长”汪宗准、“教育厅长”林汝珩、“建设厅长”张幼云。以后“省主席”改为“省长制”，“民政厅”亦改为“政务厅”，由周应湘调任。“建设厅”则由“广东省银行行长”李荫南代。王英儒以后又出任“粮食局长”。至广州市长则由彭东原、周化人、张焯堃、周应湘、汪屺等先后充任。彭东原由“维持会会长”，而“广州市长”，最后调任为驻日本神户领事。“省政府”的警务处长一职，初为汪屺。广州市警察局长先为郭卫民，汪任“市长”后，一度升任警务处长。宣传处长由顾士谋、郭保焕、林珈珉等先后担任。盐务处则为李尚铭、谢匡、陈伟枢等。其间陈耀祖为汪夫人陈璧君之族弟，汪宗准为汪氏之胞侄，周应湘最得汪夫人宠信，历陈耀祖、陈春圃、褚民谊三任“省长”终始其事，而从未去职。郭卫民战前曾任广州燕塘军校教官。林汝珩年前死于美国，为公馆派三林之一。（三林为林柏生、林汝珩及林珈珉。）

　　我对于当年广东方面的事，以远处京沪，情形相当隔膜，但知首任“省长”为陈耀祖，其后陈在文德路古玩肆中为渝方特工人员所狙击殒命，先后由“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外交部长”褚民谊继之，以迄胜利为止。上面所述人事嬗递之迹，系得之读者邓瀚钧先生所函告，其间有无误忆之处，不敢必也。

　　我所以称那时的广东，为特殊政权下的畸形地区，因广东虽名为汪政权所直辖，而其一切用人行政，均由陈璧君直接在幕后指挥主持。此种特殊状态的形成，固然由于陈璧君的爱强好胜，颇欲于其桑梓之乡有所表现；自亦由于汪氏的伉俪情深，辄多曲徇其意。而最初则以陈公博之不愿赴任，陈耀祖资历较浅，汪府与粤省除遵海或航空外，中间为渝方所遮隔，鞭长莫及，亦望能有一大员坐镇其间。于是由汪氏委任陈璧君为“广东政治指导员”，对一切政务，即“省长”亦须向其请命而后行。故三任省长陈耀祖、陈春圃、褚民谊等或为同族，或属姻娅，胥出于陈氏的推荐，亦所以便利其指挥也。但汪政府对陈璧君的此项委任，并未正式公布，仅指令“广东省政府”遵照办理而已。此种内幕，现在港的周应湘、李荫南、陈良烈诸人，应该都深悉其事。

　　形成广东畸形状态的原因，不尽在陈璧君与汪氏的夫妇关系，大半由于陈氏过分刚强的个性，她总是想影响别人，而不肯受别人的影响。或许她自恃对中华民国开国的功勋，中山先生生前且对之优礼有加，不同于其他的同志。所以她的个性有些流于骄矜，我所看到她的外表，就一直如面挟重霜，从不露一丝笑容。

　　在战前，汪氏并不是什么国家元首，而当汪氏会客的时候，不问来者是怎样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倾谈稍久，陈氏即昂然排闼而入，高声说：“汪先生疲倦了，你们可以去了。”一面说，一面伸手示意，逐客出门，但是在沦陷时期，她仍然不改其故态，当她出门的时候，有日方的人向她包围要求谈话，她的侍从人员就把众人一拦，高声说：“夫人不谈话，不照相。”说完，不管前面是什么人，把手一推，头也不回的径自扬长去了。前后二十年中，不论处于何等环境之下，她总是维持着这个一贯的作风，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似乎她从不曾对别人假以辞色。

　　在汪政权六年之中，陈璧君留京留穗，大约是各半的时间，汪氏死后，则以在粤的时间为多，所以她的受逮，也在广州。虽然说广东那时有些割据的情形，但原则上，陈璧君对于汪氏的立场，还是能够坚守不渝。许多人或许因为她的性情，而影响了对她的观感。惟在她幕后主持粤省的六年之中，有若干措施，也实在是未可全加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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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陈璧君出任粤政指导员

　　当彭东原组织“治安维持会”时代，欧大庆是建设处长。此人小有才，而又具有很大的野心。

　　陈耀祖出任粤省“省长”以后，欧大庆藉日人卵翼之力，得任中山县长。中山顺德一带，本为盗薮，欧莅任之后，与大天二辈大事联络，他的计划是组成一个支队，以增厚其实力，而且还得到日本驻军的支持，助以器械，遂得顺利进行。迨支队组成，欧大庆首先拟进攻恩平开平两县，欧以为可以为“粤省府”开拓地盘，事前公然呈报陈耀祖备案。

　　但陈耀祖于莅任之前，曾先谒见汪氏请训，汪谆嘱枪口决不可向内，只望与重庆合流，谋致全面和平。在此原则之下，所以汪政权的武力，尽量避免与重庆军队作战。陈耀祖抵粤以后，曾向日方将汪氏的意见提出，且得日方同意。陈耀祖即以汪氏的立场告之欧大庆，而欧以有日人奥援，意态恣肆，以为计划已定，万无变更余地，且日军亦欲利用之以肃清粤省渝军。陈耀祖阻止无效，乃向陈璧君报告，陈氏谓：欧大庆为粤省府的中山县长，又兼任支队长，如其引导日兵进攻恩开，则无异于广东省府与日军协攻重庆，这与汪先生枪口不向内的主旨，大相违背。陈璧君乃令陈耀祖立刻把欧大庆撤职，而以鲍文接任。迨日方特务机关长矢崎勘十闻讯，向“省府”交涉，而明令已下，已属无可挽回。陈璧君能于这种情势下，不顾一切而断然为之，其倔强的作风，亦自有其可爱之处。

　　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香港沦陷，日军既纪律废弛，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而莠民乘机劫掠，民不堪命。其间如革命老同志邹鲁之子及媳，且因拒奸至被残杀，香港已成为人间地狱。陈璧君听到了这种消息，她告诉陈耀祖说：香港虽然已经割与英国，但人民十九还是中国人。你为广东“省长”，在势不能久离职守，我当代你一行，为民请命。但我不愿直接与日人接触交涉，最好由民政厅长王英儒、外交特派员周秉三、教育厅长林汝珩与我同行，由我亲往主持，而以王英儒周秉三负交涉之责。广东大学、鸣崧学校（鸣为曾仲鸣，河内刺汪案件误中而殒命者；崧为沈崧，汪氏外甥，在港遭斧劈身死）成立未久，正在物色师资，旅港侨胞中不少饱学之士，大可抢救回省。陈耀祖当然一切唯命是听。陈璧君遂与王、周、林三人去港，而特务机关长矢崎那时已经先在香港，遂由王周向之交涉，以先行疏散难民，俾其归返原籍为第一要务。

　　那时交通未复，请日军派轮运载，而日人则以军事倥傯，无轮可以调拨。结果雇了大眼鸡船七艘，用小轮拖带返穗，直至满载为止。其不及搭船者，则结队步行，由“粤省府”派队沿途保护，一路并遍设米站，接济粮食，总计得以脱离魔窟者约在万人以上，其间如老翰林张学华、古应芬夫人何明坤等，教育界如谢祖贤、陈焕镛、郑震寰，西医如梁金龄、蒋歧、林开第等，都得藉此机会，脱离虎口。此外有不愿赴省者，如胡汉民夫人陈淑子，及女公子木兰等，则由陈璧君资助其转往内地，此举得赖以保全者不少。

　　广东一直是缺米的省分，承平之时，除输入泰越洋米及安徽之芜湖米外，东北流域，则赖湘赣两者的接济，西江流域，则赖桂省的分润，自太平洋战起，美舰实施封锁，越泰遂无颗粒进口，而湘赣桂三省，则以旧法币为本位，与粤省之中储券，币制不同，两不通用，购买綦难，以至米源枯竭，渐至路多弃孩，乏人抚养。陈璧君为之恻然，创设难童学校，以附设于广东大学，而由教育系学生主办。更以汪文恂汪德馨躬亲其事。所有难童衣食，均由粤省库拨给，人数也由数十人增至数百人，穷苦之家，更纷纷把儿女送往教养。陈璧君常亲往规划照料，并组织太太团，轮流为难童沐浴制衣。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汪氏以鸣崧学校落成，特由京赴粤植树，并特往难童学校参观，颇加嘉许。曾有两诗纪其事云：

　　（一）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广州鸣崧纪念学校植树，树多木棉及桂。

　　仲鸣殁于三月二十一日，次高（沈崧字）殁于八月二十二日，适当两树花时也。

　　两手把树枝，两泪滴树根。故人不可见，见树如见人。

　　木棉花殷红，桂花皎以洁。想见故人心，如火亦如雪。

　　花飞还复开，叶落还复生。有如故人心，万古常青青。

　　故人心何在？乃在人心里。相爱复相亲。故人良未死。

　　树人望成才，树木望成林。收拾旧山河，勿负故人心。

　　故人若归来，临风闻此曲。愿山益以青，愿水益以绿。

　　（二）三月二十六日别广州，飞机中作此寄恂儿。

　　秦淮绿柳未抽芽，南海红棉已着花。

　　四野春光融作水，千山朝气蔚成霞。

　　老牛含笑看新犊，雏鸟多情哺倦鸦。

　　乍喜相逢还惜别，却愁风雨阻行槎。

　　上诗第一首，曾仲鸣、沈崧均为汪氏的“和平运动”而死，故汪氏诗中，备切哀思。后一首中，老牛用以自况，而以新犊称文恂，嘉其为难童服务也。文恂为汪氏之女公子。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海上交通为美舰所封锁以后，一向赖以调剂民食的暹越洋米，已无法输运，这对粤省来说，是一项严重的威胁。而日军方面反又向粤省府通知，日本所需军米，拟在粤境划分军米区，由日军直接收购。香港仓库中洋米存底虽丰，只限于移作日本军米之用，香港民食需由粤省接济。同时澳门葡督又派经济局长罗布赴穗，以澳门米粮存数无多，要求粤省府对侨民立予供应。“省长”陈耀祖面对如此紧急情况，束手无策，即面请陈璧君核示。她当场就决定了八项办法，交省府施行：

　　（一）缺米既成定局，不患寡而患不均，处此情况，广州市应先试办配给制。

　　（二）如日军直接采购，不仅对农村之骚扰欺压堪虞，政府亦且大权旁落，应责成粮食局统一收购，以一事权。

　　（三）广州既施行配给制，日商三井三菱两公司购存之大量洋米，应全数照来价交粮食局为配给民食之需。

　　（四）应筹谋对策，设法就近收购湘赣桂闽四省产米。以前日军封锁边境，不许将食盐运往抗战区，抗战区人民久苦淡食，为今之计，应即弛禁以盐易米。潮汕盐场由盐务处汕头办事处接管，责成广东财政特派员督饬重价收购，用帆船运省后用以易米。

　　（五）广东军饷，向由中央财政部发给，即以广东财政特派员所收国税抵拨，并不另发军米。此时师长彭济华、黄克明、警务处长郭卫民颇感焦虑。陈璧君认为军警生活不足，足为地方隐忧，应以三井三菱移交之洋米等免价发放，庶不致影响治安。

　　（六）香港既需粤省接济食米，应由粮食经济两局与港方商洽，以日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交换，俾资互利。

　　（七）澳门既无存米，又无存货，既不忍侨民绝食，如不供应，亦恐蜂拥来省就食，可准由澳门政府出价购买。

　　（八）中国田亩，向征田赋，清代称之谓地丁钱粮，简称为丁粮。本来以征收粮米为原则。以后变为有本征的，有折征的，有本折各半的。本征是全收谷米，又称为漕，故清代设有漕运总督。折征则按谷价折钱。广东原为本折各半省份，自海禁大开，洋米输入，始改为折征。广东虽然为缺米之区，而各县仍多田稻，陈璧君以为因时制宜，应规复征粮旧制，改用征实。又广东田赋，向分钱粮与警学费附加两种。钱粮为省财政收入，警学费附加为县财政收入。征实之后，规定由钱粮所收之谷，由各县汇解财政厅核收，拨充为军警及难童食米之用。

　　如此八项办法，陈璧君能于嗟咄之间，断然有所决定，使皇皇不可终日的米粮问题，获得解决。其中收购日商三井三菱存米一事，与京沪收购纱布时由汪政权力争先由日厂着手为同一深得人心之举。而盐米互易办法，以抗战区缺盐已久，一旦实行，争先轮换，抗战区与沦陷区间，肩挑负担，耶许之声，相属于道。此事实行年余之后，以盐船常被美机轰炸，盐源减少，陈璧君又令“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将从前收换得来之法币，为向抗战区购米之用。粤港澳民食之得以勉渡，实以陈璧君擘画之力为多。

　　此外尚有小事数则可记者，于以见陈璧君平时虽似骄蹇无理，而不畏强暴，虽细故必据理力争，亦不以日军而稍易其故态。当日军攻陷广州后，于通衢要道，遍设岗位，市民经过，必须向之脱帽行礼，稍有疏忽，辄受凌辱。自粤省府成立，陈璧君返穗，目击此种情形，立召陈耀祖饬与日本特务机关长矢崎勘十交涉，终获以警察驻岗，解除市民不少行动上心理上之威胁。又广东沦陷之后，彭东原即出而组织维持会，而竟以广州沦陷之日，定为广州的纪念节，机关放假，报纸且发行特刊。民国二十九年“广东省政府”成立后，适陈璧君在粤，见报纸的纪念特刊，大为震怒，立召陈耀祖与“省府委员”至其寓所训话，谓广州沦陷之时，西濠口双门底等繁盛地带，尽付劫灰，市民创钜痛深，尚何纪念之可言？彭东原而为此，尚不足怪，“省政府”竟对此熟视无睹，殊觉荒谬。乃于翌年起，一切纪念仪式，从此全部革除，连日人所办的迅报，亦不复敢再发行特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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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日本中共相表里的组织

　　汪政府的建立，形式上是一个多党政制，除以汪氏所领导的国民党为中心以外，国社党有诸青来（即现在的民社党之前身），青年党有赵毓崧，无党无派有赵正平、赵叔雍等人的参加。而国民党以内，又分成公馆派与CC壁垒森严的两个系统，仍与战前的国民政府时代一样，“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但国青两党不过是素餐伴食，分得杯羹，丝毫不曾起过一丝作用。

　　在汪政权成立的前后，一度在京沪地区出现过一个“兴亚建国运动”，藉日人的包庇，大肆活动。表面上算是像国社党青年党那样的一个政党组织，实质上是一个受日人驱策像“大民会”“新民会”一般的民间团体。日人想利用无耻的亲日中国人渗入汪政府，以获得情报，左右政权，加紧控制。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本人利用中国人，而共产党则利用日本人和被日本人利用的中国人，作为在沦陷区的活动机构。

　　“兴亚建国运动”的“兴亚”两字，一望而知就充满了日本人的味道。当汪精卫于民国廿七年底脱离重庆，转抵河内，翌年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骐一郎会商组“府”计划，一切都通过在华著名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在幕后策划（汪政权成立后，影佐被任为最高军事顾问，太平洋战起，又调往南洋，战后的第二年病死）。当时日本政府希望汪政权以汪氏所领导的国民党为中心，而容纳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人士。换句话说，日本人的真意，是希望一手扶掖的“维新”“临时”两“政府”人员的不被踢出。影佐是清楚未来的汪政权将以怎样一个形式出现的，有“维新政府”的人参加，还不能满足他包办的欲望，他希望培养出一批直接可以听他指挥供他驱策的中国人，渗透在内。他就想到了组织一个变相的政党。

　　当民国二十八年汪政权正在积极酝酿的时候，影佐急急找他在日本时已有交谊的岩井英一商量此事，并以组织所谓“政党”的责任委托了他。岩井是上海同文书院出身，能够讲颇为流利的国语，与写出相当通顺的华文。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重光葵任上海总领事时，他已在驻沪日领馆服务，那时他的职位，虽然还不过是一个副领事，但因为他是日领馆的发言人，由于职务的关系，与中国报的记者、知识份子，以及上海社会的各界人士熟识。从“九一八”以后，他一直在上海活跃，他所负的任务，可以相信也不止名义上仅是保护侨民的外交为止（岩井于抗战后期，首调任为广州与澳门的日本总领事）。

　　岩井接受了影佐的委托以后，他一念就想到“一二八”以后曾经与他合作过情报的袁殊。经过几次密谈，袁殊表示愿意为岩井效力。既有日人作靠山，又有日人供给经费，在当时的环境中，事情还有什么不好办的？于是“兴亚建国运动”就在上海开始露面了。

　　说到袁殊这个人，真是有他的一手！侏儒其形，而诡计满腹，他又名学易，号逍逸，籍隶湖北，留学日本，一口纯熟的日语，人们就不会相信他是中国人。他好似天生的一个特工人才，在抗战前后，情报工作的迅速而正确，推他为第一手。他能与绝对不相容的四个方面，都发生了密切关系，分别供给情报。日本方面，是受岩井的领导。军统，他是驻沪的情报员。同时他又受命于中共，或许他还是党员。中统，他因为与CC的健将吴醒亚为同乡而又有一些世谊，因此又为中统工作。他从一个方面以自己人资格得来的情报，供给其他三个方面，又以同样的手段，窃取情报，供给情报，交互运用。他负责四个不同的方面，而又深入里层，情报的准确而迅速，也就无怪其然了。

　　他能够抓住任何机会，利用任何一个他所能接近的人。我也曾经于不知不觉中受过他一度的利用。时间大约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不久，有人把他介绍给我。他那时初到上海，还不过是严谔声所主办的“新声通讯社”的一名练习记者。相见之初，他就着实恭维了我一阵。以后他又常来看我，表面上是当我为新闻界的前辈，而向我虚心受教。我是太没有城府的人，而又犯了好胜与爱受恭维的习性，渐渐我与他交上了朋友。

　　一次当上海市新闻记者改选的时候，他向我表示希望当选为执行委员。爱出风头，是少年人的常情，我绝不怀疑会有其他作用。论他在新闻界当时的地位，无论如何他是不可能当选的，而我竟为他全力奔走，终于使他如愿以偿。从此，他在上海新闻界开始露头角，在这一段时期中，与我的形迹也相当密切。

　　渐渐我开始对他发生了怀疑，因为他每天在舞场与酒楼中挥霍，这排场决非是一个正当的新闻记者所能负担，更不是一个通讯社的练习记者所应有。同时他除了与一个影星××有不寻常的关系而外，在各级的妓院里他都是豪客。他又为我介绍了岩井英一，时常约我到最豪阔的“六三花园”等有日本艺妓的酒家饮宴。他们以日本语交谈，显然在避忌着我，而辞色之间，透露出谈话内容有很大秘密。种种的迹象，使我意识到袁殊一定在为日本方面作情报，但我绝不曾想到他与中共、军统、中统都有关系。

　　抗战前，吴醒亚到上海来担任社会局长，他是奉有CC的命令负着其他特殊任务，因为我与醒亚一度在陈立夫所办的“京报”同事（他任总主笔，我任采访主任），有时去到醒亚那里，每遇袁殊也总在那里，更使我确定了他关系的复杂，而开始对他怀有戒心，遂决计与他和岩井疏远。直至抗战发生，国军后撤，政府迁往武汉，在报上看到袁殊以间谍罪在武汉被判处有期徒刑，我过去的怀疑，此时才完全获得了证实。

　　汪氏等在沪筹组政权的时候，袁殊刑满后又回到了上海，有时在欢场中邂逅，仅一颔首而未作深谈，我可以想到他与日人有关系，而我完全不知他究竟此来又将搞些什么。大约是民国二十八年，忽然他被“七十六号”拘捕，罪名是“军统”的在沪情报工作人员，情形相当严重。而不料去保他的不是与重庆有关的中国人，反而是敌方的岩井。

　　袁殊被捕的时机，太有利于他了，刚好在他接受岩井委托他筹组“兴亚建国运动”之后。那时，他每天与岩井见面，忽然有一天在约定的时间袁殊例外地不曾去。经岩井分别向各方面查问，才知已被“七十六号”所拘捕。岩井正在需要运用他的时候，于是以袁殊被捕消息报告了影佐，要求影佐向“七十六号”疏通，同时更迫不及待地直接去了“七十六号”看丁默邨，以及日宪派驻在那里为联络官的塚本中佐，请求把袁殊释放。给默邨与塚本拒绝以后，岩井改变说法，说有一项重要任务正交给袁殊办理，尚未终结，必须由他出来完成，岩井最后的要求，是借用两星期。

　　以当时日人的声势，“七十六号”终于不能不予以同意。袁殊获得释放了，岩井就把他藏在虹口外白渡桥北堍，也正好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对面的礼查饭店。他以几天的时间，用“严军光”的笔名，草成了一篇“兴亚建国论”，大意说了些如何应与日本协力，早日回复全面和平等一派极端亲日的言论，并声明首先要推动兴亚运动，俟发展至一定阶段时，将成立政党。所谓“兴亚建国运动”，乃因袁殊的被捕，反而提早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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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兴亚建国运动一篇旧账

　　“兴亚建国运动”的主干袁殊，除了过去假新闻记者为名，进行种种不同方面的特务活动以外，他在社会上是绝没有任何地位的。论他的资格，更绝不配搞什么政党。但是在他的背后，有日本人的全力支持，影佐祯昭做了幕后的动力，岩井英一以总顾问名义实际指挥，更由岩井的拉拢而予以支持的日人，尚有千原楠藏（称为“中国通”的朝日新闻记者，为前副首相绪方竹虎亲信之一，战时回日，以反对东条政策而瘐死监狱）、儿玉与士夫（现在日本政界活跃，与自由民主党要角河野一郎有密切关系）、武井龙男（大川周明的学生）、岩田幸雄（现任广岛竞艇协会会长）、高桥忠作（战后在日成立亚细亚恳话会，自任理事长）、富冈天行（战后曾访问大陆，现在东京创办亚细亚研究所）。看一看“兴亚建国运动”的日方人物，就可以知道日方对此如何的加以重视了。

　　而且，“兴亚建国运动”一开始，本部就设在闸北宝山路岩井私人的寓所（那里原为新华银行行员宿舍），挂的牌子不是什么“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而索性称为“岩井公馆”，其性质更不问可知。当时中国人方面参加的除袁殊外，有翁永清（时任兴建机关报“新中国报”经理，战后重回中共工作，在石家庄因所乘汽车出事身死）、刘慕清（那时易姓名为鲁风，为“新中国报”总编辑，太平洋战争发生，又兼任新闻报总编辑。战后重回中共工作。大陆易手，出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之主任秘书，“三反五反”后杨帆遭整肃，刘亦失踪）、陈孚木（陈铭枢任交通部长时之政务次长，后任招商局总办。和平后转入新四军区，再赴大连。共军南下，任国华银行董事长。一九五一年来港，旋被解除国华银行职务，闲居多年。三年前突然赴穗，据传他之参加“兴建”，系奉廖承志之命，此去为结束此一段公案，向中共作一交代，去岁已因心脏病死于广州）、张资平（著名三角恋爱小说家，曾与郭沫若郑振铎等合办“创造社”）、彭义明（北京国会议员，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战前在沪与章士钊合作执行律师职务。参加汪政权后，一度任上海市长陈公博之秘书长，胜利后赴日，在东京病死）、汪浩然（洪帮有力份子）、周伯甘（旧云南军人，现在港办“周末报”）、张修明（汪政权时曾出任县长）、唐巽（CC系）、白某（军统人员）、汪馥泉（大学教授），以及费一方等。

　　就这张名单而论，形形式式的人物，杂凑在一起，已极光怪陆离之至。实际上，一切的实权由袁殊秉承了岩井的命令执行，而左辅右弼则是中共的翁永清与刘慕清。以日人的傀儡组织为形式，而其实是中共在沪的活动机构，在沦陷八年之中，现在可以肯定说：中共在沪的地下组织，“兴建运动”也是其中之一。

　　在民国二十八年的秋天，岩井率领了袁殊等八个最高干部，堂而皇之地赴日拜访阿部信行首相、近卫文麿枢府议长，以及陆、海、各首脑，在东京耽搁了好几天才回到上海。他们那样地公开活动，于是引起了汪政权的密切注意。周佛海是创立中共的最初十个代表之一，他是敏感的，他就不以为“兴亚建国运动”是日本的傀儡组织，而确定为中共的潜伏机构，他已在暗中准备采取行动。此事终为岩井所悉，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前数年任日本驻台大使馆参事官，现已退休）与佛海约晤，岩井亲往佛海家里当面解释，全力为袁殊等辩护，坚决不认为他们与中共有任何关系。佛海与岩井只作了假意的周旋，但并未改变他应付的决意。

　　佛海所采取行动的第一步，因为袁殊被“七十六号”拘捕后，岩井当时出面要求保释，本约定以两星期为期的。因此由丁默邨交涉，向冢本提出要岩井负责将袁殊交还。岩井既有影佐为之撑腰，当然置之不理，而袁殊又经常躲在日军警备的虹口地区，“七十六号”更无法将之实施拘捕，迫得佛海不能不直接向影佐责问。当时佛海的态度相当严厉，说假如在汪政权下日本要扶掖一些背景复杂的人另树一帜，公开活动的话，那末汪政权即停止组织。佛海一掼纱帽，迫使影佐不能不让步，在“兴建”发起后的第二年，即民国二十九年的三月间，影佐找岩井到他家里，严令解散。岩井不能不同意，袁殊等更自然不得不同意。“兴亚建国运动”的名称虽宣告死亡，但袁殊等的活动却并未终止。他们决定改采思想文化运动为形式，进行他们预定的工作。并以袁殊为主干，负责领导。于那年七月间，由岩井、袁殊、陈孚木三人往南京与周佛海商谈，由佛海答应每月给予三万元的津贴，作为经营文化事业的经费，就我记忆所及，似乎还把袁殊补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以为“兴建”解散的交换条件。

　　“兴亚建国运动”是完蛋了，而袁殊等的活动更为积极，首先创办了一张“新中国报”，因为每月要向周佛海领取三万元的经费，于是推佛海为董事长，实际上则除利用日本人以外，更利用佛海为掩护。该报以袁殊为社长，翁永清任经理，刘慕清为总编辑。出版的第三天，第一版正中就登了一张日皇昭和的照相，下面的说明，俨然是“天皇陛下御照”。虽然说：汪政权表面上与日人合作，但在汪政权治下的报刊，从不曾出现过什么“天皇陛下”一类的奴相尊称。那天我与佛海谈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是董事长，弄得他也摇头叹息。现在想来，不能不使人佩服共产党，当他们需要利用别人时，可以不顾一切的做得十足，使人们毫不怀疑。过去潜伏在国民党机构的份子，还可能被认为是最忠实而可靠的人员。共党的手法，确实另有他的一套！

　　“新中国报”中还隐匿着另一个中共重要份子，他是恽逸群。过去他是严谔声所办的新声通讯社记者，后来谔声与成舍我合办“立报”时又调任为编辑，那时他早已加入了中共。沦陷期间，他在“新中国报”写稿，形式上并不担任什么重要职务，而可能袁殊还要听他的指挥。他每天往“因风阁”（那是一群写稿人聚集的地方）抽抽鸦片，讲讲笑话，有时还为我创办的“海报”写稿，为文殊不足观，内容也从不稍露痕迹，谁也不知道他竟是一个潜伏的共党重要份子。胜利后不知去向，直至中共占领上海，他做了华东大行政区的“宣传部长”又兼“解放日报”的社长，显赫一时，在三反五反中被斗倒，现在不明下落。

　　附设于“新中国报”的，还出版了其他许多刊物，如“兴建”月刊、“杂志”等。单行本也出了不少，“蓝衣社内幕”等都曾行销一时。在沦陷时期，崛起了几个女作家，如周炼霞（经常为我所办的“海报”写作）、苏青（原名冯和仪，先为朱朴之办的“古今”一捧成名，后为陈公博周佛海赏识而自办“天地”杂志），而现在驰名海外的张爱玲，她因是前清显宦张佩纶的后裔，自称有贵族血液，有些恃才傲物，但她一面与曾为汪政权“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秘密同居，一面开始写作，她倒是为“兴建系”的“新中国报”与“杂志”所捧红，《倾城之恋》等长篇说部，就是在那时发表的。

　　袁殊这个人，也真是不可捉摸，“兴建”停办以后，他一度出任江苏“教育厅长”，先与李士群如水乳交融，以后又依附了罗君强，他与熊剑东一文一武，曾成为君强左右的哼哈二将。他的私生活的浪漫，也不改战前故态，为了要抛弃发妻，另娶新欢，不惜报告日宪兵说她是重庆份子而拘捕受刑。曾经为杜月笙宠眷的花国副总统含香老五，与他生过一个男孩子。影星英茵的自杀，外面只知道她因旧情人重庆的地下社会局长平祖仁被“七十六号”枪毙而以身殉情，实际上为袁殊始乱终弃而怨愤自尽。他又曾想与某政要的“敝眷”结婚，其“敝眷”提出先要试婚。在苏州同宿两宵，嫌他鼾声太重，扰人清梦而告吹，此事曾喧传京沪，成为一大笑话。胜利以后，袁殊还每天出入于罗君强的家里。迨君强随周佛海飞渝，他也转入共区，现在北平“外交部”日本问题研究室做事。

　　“兴亚建国运动”虽并不值得重视，但当时除周佛海外，连岩井在内，都不知道是中共的运用机构。中共胜利后对外宣传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是做过汉奸的。”看“兴建”中共党的人才济济，就可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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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李思浩不愿做和平工作

　　战争，促使社会道德堕落，尤其于对外战争时，常常会发觉到人心有时竟那样地可怕！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惜甘心媚敌，为虎作伥。日本人的翻译，宪兵队的宪佐（宪佐是被雇用的中国人，协助日宪执行职务），其残忍凶恶，鱼肉同胞，有时且较日人为尤甚。但是沦陷区中，岂尽是些丧心病狂之辈？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抗日气氛，沦陷区恐较抗战区更为激昂。因为沦陷区中，目击身亲，国未亡而先受亡国之痛，即使平时想明哲保身，苟全乱世，而一旦激于义愤，即不遑顾及辱身蒙垢，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与敌周旋。如我前文中所写的上海三老之外，真正为了哀哀无告的人民，牺牲其一己的，还有李思浩（赞侯）与张一鹏（云搏）两老。

　　李赞老是浙江慈溪人，他是前清举人，在北洋政府时代，屡屡出总度支，向为段合肥所倚畀。直皖战争以后，曾被列为十大祸首，而遭通缉。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建都南京以后，他早已退隐。抗战军兴，避居香港，而太平洋战起，香港沦陷，赞老以过去政治上的地位，为日军所俘，软禁在香港大酒店，以后又被押解赴沪。

　　那时的李赞老，已近古稀高龄，早由绚烂而归于平淡，茹斋礼佛，不复萦心于俗务。我原来并不认识他，而且当我正在青年时代，可能受了国民党过多的宣传影响，对北洋政府中人，事先存有成见，尤其赞老曾被称为安福系的人物，在我的理想中，他一定是锋芒毕露或者会有浓厚的官僚气息。不料以后我与他竟然成为同业，而且又共事了二年，他外表完全是一个恂恂儒者，而精细、切实、温厚的作风，使我对之完全改观。

　　赞老由港去沪以后，不久即恢复了自由，住在惇信路一宅狭小陈旧的洋房中，一直在闭门养晦。除了与他接近的亲友以外，社会上很少人知道他已以俘虏身分，又回到了这歇浦之滨。

　　日军阀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一夜之间，占领了上海中心地区的租界，日军也像过去我国的军阀一样，陆海各有其一定的地盘。上海是被决定为陆海共同管理的地方。为全国舆论中心的上海报社，丛集在以望平街为经而以二马路至四马路为纬的一带地区。那里靠近黄浦江，因此被划入为海军管理的区域，抗战时原有上海的几家大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华日报、中美日报、正言报等，都已先后停版。中华日报自汪氏由渝行抵河内，即由林柏生重予复刊，鼓吹“和平运动”。其他则有日人直接经营的“新申报”、周佛海系的“平报”、“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报”、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加上“申报”与“新闻报”。

　　从日军进入租界，申新两报仍照常出版，原有人员，无一人敢于离职，但以过去激烈的抗日言论，深恐日军报复，在职诸人，都为之惶惶不安。此时要希望免为敌人所残害，只有期望于汪政府的保护了。因为我是望平街的旧人，因此两报同业，都恳托我能为他们先容。两报的重要人员，几乎没有一个不曾由我分批陪着他们去谒见周佛海。佛海除面加温慰而外，答应如其日人有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一定事前消弭，或事后疏解。因此，两报人员，除新闻报的严谔声中途辞职、申报的赵君豪、严服周在日军接管以后，又继续做了几个月，再转赴内地而外，其他的人，都一直服务到胜利为止。

　　初时申新两报的人是那样地不可终日，而汪政权中人则觊觎者却大有人在。因为申新两报是一直赚钱的报馆，而且是居于舆论界领导的地位，许多人钻头觅缝，全力奔竞，但日海军既然声明置于直接管理之下，那末，出面主持的人选，当然是要为日海军所可以相信的极端亲日的人。一切活动的人都失望了，首先发表的是申报以陈彬龢为社长。他算是申报的旧人，抗战前史量才左倾了，黄炎培主持总管理处的时候，彬龢很为史量才所信任，而担任过申报的笔政。他在香港为陈济棠办“港报”的时候，就与日本人发生了关系，所以他的出任申报社长，人们完全不感到意外。

　　新闻报本来是公司组织，从创办的美人福开森退出以后，汪伯奇汪仲韦藉其尊人汉溪的余荫，数十年掌握了报馆的大权。在民十七八改组时，史量才想成为中国新闻业的托辣斯，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量股票，一部份则为银行界方面所购得。那时金城银行的吴蕴斋方任新闻报董事会主席，汪伯奇任总经理，李浩然、严独鹤分任正副总编辑，日海军认为力量尽够控制，人事方面，不欲多事更张，因此一仍其旧，仅责成该报遵循日本的国策而为日本宣传而已。

　　吴蕴斋却不失为一个好好先生，周作民由港去沪，一切退居幕后，而由蕴斋代他出面管理着金城银行，又为北四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共同经营的国际饭店的董事长，同时也为银行界投有大量资金的新闻报看家。蕴斋为了团体与友谊，以照顾辛苦经营的事业，却并不曾为重庆当局所谅解，尤其在他仍然为新闻报董事会的主席，重庆对他下了严重的警告。其实蕴斋对新闻报很少问事，什么都由他的一个亲戚郑鸿彦办理。重庆的警告，使蕴斋彷徨了，他急于想摆脱这一个职务，而又苦无善策。有人献计给他，如非他能寻到一个可以为日海军满意的人物做他的替身，才有脱身的机会，而且提出了李思浩这样一个人选来。

　　蕴斋一面托人向李思浩劝驾，希望他出来在被人侵夺时期中，保全一张全国销行最广的报纸。赞老通过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重庆也认为由他出面担当，是最理想的人选，因此覆电同意。蕴斋一面向日军驻沪武官长近藤提出由李思浩继任的意思，近藤以赞老肯出山，立即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不久，李赞老也真是出任了新闻报的社长，他过去与新闻界向无渊源，乃引起了别人的疑讶，但谁也不会知道这其间曲折的经过。蕴斋这样的苦心周旋，而胜利后仍被捕入狱，虽然钱永铭等到庭为他作证，仍然不免于处刑，难怪他这几年寄迹香江，投身禅院，要以红鱼青磬、呗叶梵经，来渡他的余年了。

　　汪精卫病逝以后，陈公博代理主席，由周佛海继任上海市长。佛海倒决心想把上海好好的整顿一番，延揽了地方上有分量的人士，组织了一个“市政咨询委员会”，事实上就等于是一个变相的民意机关。搜罗的人物有颜惠庆、上海三老等，而以李思浩任主席。那时上海的市政，佛海忙于财政、外交等其他工作，日常公事，委之秘书长罗君强，而对于兴革事宜，无不采纳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前后将近两年中，赞老主持着会务，对于民食、治安、市民福利等，都有很大的贡献。凡是不能由汪政权直接与日人交涉的问题，他都以民意的名义与日人折冲。他几乎完全不谈政治，而关心的只是在敌军枪刺下的民生疾苦。我当时也备位其间，最初我很奇怪于赞老的过于和易，从没有疾言厉色、剑拔弩张的时候，而后来发觉他自有一定的不可让步的尺度，到了这一个限度时，他坚持下去，而态度和缓，不激使敌人引起反感，这样使问题反而很容易地于谈笑中解决。他不时要我们到他的寓所，研究问题的症结，并指出应采取的步骤。

　　他也真是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使我无限钦佩于他的前辈风仪与老成典型。日本人屡屡希望他与重庆谈全面和平，因为翁文灏是他的亲家，当政中许多重要人物又都是他的同乡后辈，而他总是说二十年来早为闲云野鹤之身，久已不问政治，始终拒绝了这一项任务。我知道他的内心，他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一人，自然不会为日人所利用。当一九五〇年，我离开上海时，我去向他辞行，他向我表示：将以余年本着我佛慈悲之意，做一些慈善救济工作。十年不闻他的消息了，在羁旅中，仍不时为这样一个慈祥恺恻的老人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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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张一鹏出山一语竟成谶

　　另一位肯舍身救人的前辈是张一鹏。苏州二张，一麟（仲仁）一鹏（云搏）昆仲，颇得东南之民望。在抗战前夕，敌忾同仇，曾开抗战风气之先，要组织“老子军”与敌周旋。谁也料不到张一鹏最后竟然会在汪政权中，做了六个月的“司法行政部部长”。

　　张云搏是苏州人，前清留学日本时，与汪精卫氏为法政同学。归国后在北洋政府曾任司法行政部次长，此后在苏沪执行律师职务，担任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很久。他为人短小精悍，而其刚毅倔强的赋性，恰与李赞老的优容相反。东南沦陷之后，他仍留在上海未及撤退。他是不肯自逸的一个人，上海有一个民间福利团体“贫病救济会”，表面上是由闻兰亭、林康侯两老主持，而实际则由张云搏在幕后负责。他与闻兰亭之间，常常因意见相左，而两人又都是容易动火的人，就会不时大闹，但是他们倒都不是为着自己，各人坚持着的只是怎样才能做好会务。

　　其实，日本人也真够可怜！许多自命“支那通”的人，事实上对中国的一切，并不能深切了解。日军一面残杀抗日的人，而他自己机构以内，就容纳着许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前面我写的“兴亚建国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日本驻在上海的军部，称之为“登部队”，具有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无上淫威，而“登部队”以内一个名叫苏森的高级翻译员，就是与多方面发生关系的人。他是台湾人，本姓林（此人于胜利后回台，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时期内，曾任民政厅主任秘书，现已辞职，迁住嘉义），在日本士官学校受过政治训练。他具有新知识，而又研究中共问题。他虽然是日军部的雇员，但他是反日的。在上海梅格路大沪花园内，就建有一个直通重庆的秘密电台，而且有重庆的工作人员派驻在内。同时，登部队与新四军作物资交换，又是他从中居间促成。那时他不过三十二三岁的年纪，与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生瞿女士结婚。他对张云搏却非常景仰，不时去向他虚心请教，由于他对登部队方面的影响力，张云老渐渐的为人所注意。

　　一次日大使向汪氏闲谈中，提到汪政权的人事问题，日大使表示如能罗致张一鹏在“行政院”内任职，以他的资望，可以增强阵营。汪氏想到了在日的一段同窗之谊，也起了请其出山之意。经陈公博与周佛海一商量，认为如能得张云搏参加，当然是好事，但苦于过去并无深切交谊。他们想到陈彬龢是与他苏州同乡，于是由佛海打了一个电报给彬龢，以后公博赴沪，又约了彬龢谈了一次，要他去向张云搏先容。那时云老住在静安寺路仙乐斯舞厅对面的一条弄里，彬龢一见就道达了来意，不料他闻言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与我兄仲仁为朋友，我与你也已两代世交，你为什么不为我谢绝，却反而来劝我？这分明你是有意来害我。”

　　彬龢在港办“港报”的时候，张一麟住在九龙汉口道，相处密迩，往来有素。他们的立场，应该为彬龢所深知，所以张云搏以严辞相责。彬龢当时却接着说：“我没有为日本人拉过一个人，但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爱国份子，有六百余人被日宪逮捕后分别寄押在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的中国监狱中，不审也不判。他们的生命正处于危险的境地，非有肝胆的人出来主持，将不能挽救。我请你出任司法行政部长，希望你能运用权力，使他们得重睹天日，这与你的立场并没有什么抵触。”云老听到这一番话，半晌没有作声，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那末，三天后你来听回音吧！”

　　三天后，彬龢遵约前往，原来他已通过徐采丞设立的秘密电台，把经过情形向重庆请示，重庆的覆电，是由钱新之与杜月笙具名的，电文只短短的两句：“请念令兄遗志，公病万勿食冰。”他取出来电给彬龢看，问他懂不懂电文的含义？彬龢一看就知道“冰”字与“彬”字是谐音，意思很显然教他不要听彬龢的劝诱。彬龢叹了一口气道：“像你还只会为自己打算，那六百人的命运，只可委诸天命了！”不料云老跳起来说：“我做，但我只做六个月，一天也不多。”彬龢又说：“六百人如能由公释放，就是三个月也可以，六个月后的去留听公自便，决不再来相强。”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彬龢覆电给公博，就由汪政权发表为“司法行政部部长”。发表后汪精卫去沪，还亲自往张寓去存问过一次。

　　还记得张云搏就职以前，在上海华懋饭店招待各界，起立致辞，我清楚记得他声明了两点：一、任职以六个月为限，决不多一天恋栈。二、他说：“人家以为南京政府（按指汪政权）是有传染病的，而我是戴了口罩去的，我保证自己不会被传染。”他的演辞，公然指汪政权为有毒菌的传染病，在报上公布之后，自然引起了汪政权中部份人的不满，结果还是汪氏支持他，汪氏说：“我一向主张负责任，说老实话，他说的就是老实话。能牺牲一己，现在肯实心为国为民的人太少了，我们不能徒作口舌的争辩，予他以不快。”这事因汪氏的恢宏，而终于没有生出别的枝节。

　　另一次是汪政权收回了租界，上海各界假戈登路“美琪大戏院”举行民众庆祝大会，请张云搏演讲。那天我担任主席，我对收回租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就国家的主权来说，这自然是一个一百年来的污点；但在中国动乱时期中，租界不但保全了无数仁人志士与避乱逃难者的生命，也积聚了东南的财富，租界收回以后，将失去了这一项人为的保障，今后从事革命工作者，势必永无藏身之地。因为我心理上有着这项矛盾，我根本没有准备演辞。事实上主席需要讲的话，只须对演讲者作简单的介绍就够了，而那天云老来得迟了，我勉强敷衍了十分钟已经期期艾艾，再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不知将从何说起，正在为难的时候，他赶到了，一上台说了一些照例的法权等的意见而外，而他的结论，却寄以无穷感慨，他说：“希望租界收回以后，不要使举国再无一片干净土。”言外之意，对日人势力的踏入租界，表示异常的不满。两次演讲中，他能不为当时的势力所屈服，侃侃而谈，处处表现出他的倔强精神。

　　在他担任“司法行政部长”任内，经他与日方的交涉，真把寄押在镇常苏锡一带监狱中的爱国份子，如三青团的王维君等全部释放了。他是法界的前辈，对司法界也雷厉风行的加以整顿，记得一次上海北四川路宪兵队长去看他，说有一个他的寄女在镇江被中国法院拘捕了，要求他徇情下令开释。云老只厉声反问他一句话：“你是不是要干涉我们的司法？”使得那个宪兵队长哑口无言，狼狈而去。

　　他并不整天做磨桌子的功夫，常常出巡各地监狱，与羁押的狱囚谈话。不料他在巡视狱中时沾到了专门传染斑疹伤寒的白虱，因此得病，终于不治而死。他死的一天，刚刚不多不少，是就任“司法行政部长”后的整整六个月。一语成谶！事实上，竟为了六百个爱国份子而牺牲。他保证自己不会得到传染病，汪政权却并没有给他任何一丝不快的影响，而他终于死在真正的传染病中。

　　苦难的沦陷区民众！还幸而有几个人能挺身而出，为他们解除若干痛苦，上海的三老，是大家知道的，三老背后的李赞侯、张云搏两老，今天还有谁纪念他们的辛劳？胜利以后，沦陷区有人上书当局，为张云老表白，而政府终于在他的身后，把他苏州原籍的祖产都没收了。人死了，论理刑事责任也自然归于消灭，不料民国时代，还有类似鞭尸的古风！

　　我与这两老，私人间并无什么恩怨，而在当时受他们一柔一刚的熏陶，对他们“我为人人”的精神，犹觉不尽低徊景仰。沦陷区中的一切，本来全是变局，即表面上与敌人合作的人，不少都有他们的抱负与苦衷，但是千载而后，又其谁知之其谁悯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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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周佛海拒不听书生之见

　　汪政权好似注定要成为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不待二次大战的终结，在短短六年之中，患难重重，不幸事件已接踵而来。当在沪酝酿时期，想全力进行的全面和平，重庆方面几乎全无反应，政权既已决定成立，而以日方坚持以“满洲国”为蓝图，汪氏等以尽力挣扎之故，日期又一改再改，中间加以高宗武陶希圣的叛离，发表的日方提案原件，为举世所诟病、所腾笑。汪政权成立于民国二十九年的三月三十日，汪氏于同月十九日往紫金山谒中山先生陵寝祭告，为其序幕，而悲声泪影，俨同丧仪。其后不及两年的时间，日本倒行逆施，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的爆炸声，已成为日本与汪政权同归于尽的丧钟。旋汪氏以不堪精神上的磨折，民国卅三年冬，又抱恨以终。那时盟军麦克阿瑟元帅领导的跳岛作战，已发挥无比的威力，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地毡式轰炸，由东京而遍及各大城市，日海空军已近于歼灭的阶段，乃不得不以神话式的“神风特别攻击队”，用血肉之躯，与炽烈的炮火相拚。而在沦陷地区，以汪氏的声望与才智，尚且只能稍解民众一时倒悬之苦，终未能扭转乾坤，有所作为。陈公博于日暮途穷之日继位，更何能有裨于大局？汪政权的将随日本以“共死”，任何人都知道已仅是时间的问题。

　　到了和平的那一年，即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年）的春夏之交，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败绩，已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于是不得不叫出“本土作战”的口号了。汪政权中人，尤其惶惶然感到紧张危急。其间最为焦虑的当然是周佛海。他负着双重任务，一面要与日本人继续敷衍，不使老羞成怒，至使沦陷区的地方与人民为其泄愤的对象；一方面更要负起重庆所交付他的使命，等一天大反攻发动时，如何配合策应。因此与重庆军委会暨第三战区的两个秘密电台，这期间每日通报频繁。正如佛海写给蒋先生的密函中所云：“急则泄漏堪虞；迟恐准备不及。”以佛海的处境，诚难做到自全与两全之道。

　　在华的日军，总数约在三百万人之谱，汪政权区区六十万军队，加以武器窳旧，真要在反攻时担负敌后作战的使命，实属不堪一击。而佛海于无可奈何中仍对之寄以重视。他时常与我谈及军事问题，以为他可以掌握的部队，有孙良诚、吴化文、任援道、李长江、郝鹏举、张岚峰，以及他直接可以指挥的财政部税警团，与上海保安部队，尽管作战不足，牵制总是有余。但是这不过是他所作的万一之想，他自己也知道以当时情形的复杂，今后实属毫无把握而言。

　　一次，他与我谈到未来的问题，他一再以处境的艰苦，频频叹息。我为了与他私人间的情感关系，发为卤莽之谈。我说：

　　“你现在的做法，是被动的，是等候着局势的演变再定应付的方针，事实上，你是在等待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为今之计，应该只有两条路可走：假如你是忠心于蒋先生的话，并为了洗刷你的与敌人合作的嫌疑，现在应该立即采取主动。一面秘密调遣你认为绝对可以信任的部队，出其不意，与敌作战，从里应以求外合，或许可以提早中美联合大反攻的时间，也加速了敌人的崩溃。准备完成以后，应该光明正大地发表宣言，表明心迹，历数日人在沦陷区的罪状，以及揭发其如何有灭亡我国的野心，昭告世界。这宣言，我愿意在我所主持下的南京‘中报’、上海‘平报’与‘海报’揭载。以微弱的兵力，而且在敌人占领的地区，这样做当然万无侥幸之理，但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一死不但洗刷了被人所加于你我‘汉奸’的恶名，死得也太有价值了，我认为这是你应走的上策。中策是为着你个人打算了，一切维持现状，与日人和重庆两面敷衍，但以精锐的主力，集中至苏北一带。日本的失败，已可以断言，一旦重庆赢得最后胜利，东来接收，因为你有兵力在手，当局为顾全地方的糜烂，不能不对你有所羁縻。而且，依照过去的事例，在中国，有兵斯有权！当局更不能不有所顾忌。上策是采取积极的主动，中策是运用消极的主动，陈兵以待，看风使舵，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留一个退步，比之将来俯首贴耳，受人宰割，为保身之计，这中策也值得你的郑重考虑。你曾经对我说过：‘张汉卿的结局，就是我的榜样。’像你现在的踌躇却顾，静候别人到时的生杀予夺，这无疑是下策了。”

　　我自以为这一席话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以佛海的智慧，或者会有所斟酌改变。不料他对我的反应。只轻描淡写地在苦笑中叹息，他说：“这是你的书生之见！”话不投机，我自然不便再多说。佛海也就如常的一直因循了下去。

　　其实这时离日本的投降，已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我也问过佛海，日本还能有多久的挣扎。而他的判断，认为至少还有一年以上，理由很简单，到此时为止，日本的海陆军还保有四五百万人的实力，他们一向热心于军国主义，即使太平洋方面完全败绩，日本本土作战还是有此力量。尤其大部份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他们夸耀从“七七事变”起，还没有打过一次真正的败仗，所以甚至日本本土的战争结束，而在中国领土上还可能继续顽抗。佛海的完全不理我的献策，以为我想得太单纯。他所焦虑的是日本在中国战场作困兽之斗时，人民比侵略当时将要遭到更大的浩劫。他希望以螳臂之力，配合重庆的反攻，阻止日军最后失去理性的蹂躏。当然，那时他不会知道结束大战，仅凭藉了两个原子弹就避免了以后牺牲于战争中无数人的生命。雅尔达会议中，虽然罗斯福曾经以美国已有可用的原子弹透露给邱吉尔与斯大林，但相信重庆的最高统帅，也可能不会知道。美国的在华军事人员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前，与重庆当局，仍在会同部署反攻计划。佛海也在暗中着手布置驻军的分配，以及经费的筹措。

　　负责对东南地区反攻责任的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虽然他与佛海之间有秘密电台经常保持密切联系，但卅四年的夏季，又派遣了高级参谋章鸿春来沪。（陈公博在南京宁海路狱中所著《八年来的回忆》中，指顾氏派了高参柏良与公博商订军事共同行动纲领。我没有见过柏良，可能顾墨三在从事两面手法，分别与佛海公博商洽。）当然，我事前并不知道，老友何西亚（战前曾任上海时事新报香港国民日报总编辑多年，与陈布雷因同事关系，有深厚友谊。太平洋战起，在港被俘，来沪后在我主持的平报撰稿，虽未参加汪政权，但生活由周佛海李士群和我维持的，他向我亦不讳言在第三战区中负有名义，在沪工作）来告诉我，顾司令长官派了高参章鸿春来沪，布置地下军事，希望我引见佛海。当天我见了佛海，他承认电台中顾祝同曾经事前通知过他。那晚由西亚偕章鸿春到我福开森路的家中，佛海的家与我仅相隔十余步之遥，我立刻就陪了章鸿春去见佛海。他们谈话时我没有参加，记得以后他们又继续面谈过一次。

　　一天，西亚又来看我，说章鸿春向周佛海商定了要由佛海派一个比较熟悉佛海情形的人，常驻第三战区司令部，顾祝同所属意的人选已决定是我，要我向佛海请示何时可以偕章鸿春同赴内地。虽然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会要我去，因为我想到可能是出于西亚的推荐，也可能当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曾经枪毙了一个新闻记者刘煜生，而引起举国的轩然大波，尤其上海的报界更为愤激。虽然最后由顾祝同托杜月笙出面调停，无形消弭，但当时佛海方任江苏教育厅长，曾经有电报给我从中斡旋，得使事态不至扩大。也许顾氏还记得我与佛海的关系，就随便指定了我，所以我并没有问西亚，等我去见佛海提出这个问题时，佛海说：“我向章鸿春曾表示同意派你去，不过是敷衍他。日本人这几年对你相当注意，如你去而复返，会立时发生问题；如你常驻那边，那我有许多事是你居间联络的，我还想不出可以继续你未完成任务的人。况且策应反攻军事上的共同纲领，我已与章鸿春当面说得很清楚，以后从电讯中接洽也就可以，事态会随时变化的，派去的人一经离开，就会变得隔膜。”

　　我以佛海的坚持，就失去了早日离开沦陷区的机会，也就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以后章鸿春何时离沪，我完全不清楚。而大约三个月后，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佛海终于没有接受我的这“书生之见”，他太信仰政府，绝不曾为自己设想，至落得个瘐死狱中。而其他握有兵权的，政府多予优容；佛海反正最先，联系最密，终不免于家破人亡，可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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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八、以临终的心情赶办后事

　　章鸿春的事方告一段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的机要秘书袁惕素又潜行来沪了（惕素现在台湾）。我与他的胞弟是共同发起“南京兴业银行”的人，而且平时的感情也不坏。他来要求我对他的哥哥予以掩护，说他的哥哥只为探亲而来，并无其他任务。但我知道探亲一定是饰词，军统局本部的机要秘书，如无特别使命，不会随便放他到沦陷区的。我仍爽脆地答应了尽我的可能后，随后他们同来看我。我毫无隐讳地谈到佛海的用心与处境，我说：“假如戴先生（笠）真心与佛海合作的话，这里的一切策应反攻筹备工作，不必费重庆一人一枪一钱，一定尽力接受重庆的任何调遣。从佛海起，大部份人都愿意为国家效命，所虑的是军统局与佛海间的联系，不知是否全出于最高当局的意思。”

　　惕素似乎颇为我诚恳的态度所感动，他表示虽然他是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而他曾经在侍从室做过事，与陈布雷又是同乡关系，他似乎与布雷有更深的交谊，他说：“我知道佛海先生与布雷先生为好友，布雷先生一直关念着佛海先生，我回渝以后，愿意把此地的一切，除呈报军统局备案外，同时也以私人关系，报告布雷先生。”

　　我把与袁惕素的谈话经过告诉了佛海，更附加了一些意见，我以为现在佛海与军统间的联络，在我们是出于真挚，而军统可能仅是一种手段上的运用，所有通过秘密电台的来电，虽一律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但蒋先生是否真知此事，无从证明。况且由蒋伯诚带去给蒋先生的信，迄今尚无回音，既然袁惕素自告奋勇，愿与陈布雷接洽，以布雷与蒋先生的关系以及对佛海的友谊，他为人谨慎，或许可以窥探蒋先生的真意所在，而我们也可以有所准备。佛海颇以我言为是，要我详细告诉袁惕素此间的一切真实状况，以及兵力的布置情形，请他避开了戴笠，直接向布雷说话。如其布雷接受为蒋先生与佛海之间的桥梁，需要进一步接洽时，只要布雷随便写一个纸条，上下不必具名，给日军搜到了也不要紧，反正我们认识他的笔迹，佛海可以派我赴渝与布雷作具体磋商。惕素以为因此或可立一大功，他在军统中曾一度被禁闭于息烽集中营，他希望能重回侍从室跟布雷做事，于是匆匆提前离沪。他说初步见到戴先生以后，将先有电报。但是他这一去，从此就如石沉大海，直到胜利以后，才随同军统参谋长李诵诗等来沪襄办所谓“肃奸”工作，我又与他再度见面。

　　又一天，佛海要我去谈话，他说：“陈立夫要他办一个较具规模的印刷机构，以为反攻时作敌后宣传之用，我付托给你负责尽快筹备。需要多少钱，可以问我要。”我没有问他是谁带来的信，我认为不问是否出于陈立夫的意思，既然佛海决心付出生命的代价，从事策反工作，宣传工具是必要的，而且我也乐于担任这一项任务，但是我以为要筹备一个印刷机构，钱是小事，需要的时间太久，战事以后，海运中断，器材的购买极为困难，因此我提议不如把毫无用处的“平报”停刊，不必另起炉灶，就利用“平报”原有的职工与机器，留待他日之用，佛海同意了我的建议，并且要我立刻进行。

　　那时已经是卅四年（一九四五）的六月，即使完全昧于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佛海彷徨焦虑的神态，已明白告诉了我局势的紧张，我像一个患有癌症者经医生告诉了他的死期一样，不必佛海的叮咛，我也急急的需要办理我经手的一切后事，平报终于在三十四年的六月底停刊了，我是以战时节约物资为辞，但我写的休刊辞出了毛病，在那篇文章中，我说：“等待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将随时立即复刊，起而效命。”这双关的语意，并不曾逃过日本人的注意，他们知道我说的“国家需要”的含义，日本宪兵将对我采取行动。幸而为日人所信任的“申报社长”陈彬龢陪了我分向日本陆海军报道部、宪兵队、大使馆，以及其他有关机构费尽唇舌，再三解释，才算又逃过了一关。

　　“平报”是停版了，但全部职工，一个也未曾解散，因为我个人同时办了一张“海报”，虽然是一张小型四开报纸，但内容绝不谈什么“和平运动”，更不谈什么“大东亚圣战”，写稿的人也极一时之选，现在台湾、大陆，以及香港的许多文化人，还都是那时的编辑与撰稿人员，销路曾经盛极一时，钱也赚得不少，我就以海报的盈余，维持“平报”职工的生活。那时纸张来源已缺，早经由“宣传部”配给，我在停版前抑低了“平报”的发行额，把积余的纸张，有数百吨，把它砌在夹墙之内，以避日人耳目。更恐怕反政时电厂被炸，电源中断，更装置了植物油发电机，以备不虞。我比了“平报”未停版前反而更为忙碌，其实一切的准备，徒然白费了心力，胜利后吴绍澍来接收后改为正言报，原班人马，原来设备，换了一个报头，就顺利出版了。原意作为敌后宣传之用的，却始终没有机会能有所表现。

　　其他，我没有担任过汪政权的任何实际职务，排的空名，不须做什么结束，而我一手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在南京有自建的大厦，在上海有分行，因为这是能供给佛海机密费用的所在，他也曾以全力来支持。因此行中有著庞大的存款数字。我算一算积存的盈余，不动产、物资等不计外，所掌握的金条与现款，照那时的开支，即使立即停止业务，也足够维持两年之久。我为了一旦反攻开始，将无暇料理，因此分别通知几个大存户，如上海市政府、统制会、禁烟总监部、盐公司以及许多政府机关，将存款全部尽于六月底前提前清，准备开门坐食。不料我手下的经副理等，他们固然不知我用意所在，同时，没有了存款，他们也将无从于中取利，他们误会我一时为了什么意气，竟去通知别人提款，他们却反而去疏通存户照常存放。平报是顺利结束，毫无后累，而“南京兴业银行”则仍继续营业，和平后乃加重了我无限的困难。

　　我真是以临终的心情，在积极赶办后事。我不以为国家会对我有所处分，因为我幼稚得确信“国无信不立”的话，虽然我没有建立一点功绩，只是帮着佛海奔走，但秘密电台上不断传来对佛海等的嘉奖电报我是看见的，又因为我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蒋伯诚办理了一切他所应办的事，他一直向我提出过无数次保证。而自称有蒋先生亲笔手谕、从事敌后工作的前北平市长袁良，我又参加了他的秘密组织。徐采丞从日本人手中取得来的钱，成立了民华公司，把沦陷区物资尽量送往内地的孔祥熙、戴笠、杜月笙、顾祝同等所办的通济隆公司，我又是常务董事，而且采丞确言曾向军事委员会备案。我甚至没有想到我曾经前后遭遇三次通缉，将来在“整饬纪纲”的名义下将不会幸免。我想到的只是眼前的事：日本人可能发觉我的行动而随时牺牲，反攻时我必须如常奔走，锋镝下也无法避免危险。我自己知道不论哪一样遭遇，总之已到了生命的尽头，要趁我一息尚存，把可以料理的事料理清楚。

　　两个月内，差不多一切整理得已有了一个头绪，随时准备接受局势的突然变化。因为自维死期不远，心理上有了变态，要趁未死之前，尽量享乐，有人看到我带了成群的女侣，过着豪华的生活，以为我是得意忘形。除了佛海，谁也不了解我那时怀着的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八月四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所投掷原子弹的爆炸，报纸上已宣布了这一个消息，我们只知道这个新型炸弹威力的伟大，但日本并未发表死伤人数，我们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原子爆炸，这爆炸将迫使日本放弃本土作战，而日本的投降已在眼前。八月十日的中午，我还在佛海家里与他同饭，他说由于长崎广岛被炸损失的浩大，看来战事将缩短于半年以内结束。反正总有这一天会来临的，我仍然不以为意。那天晚上，我在上海亚尔培路二号的私人招待所中，依然自得其乐地约了许多朋友饮宴。

　　八月上海的天气，还是十分酷热，我们在草地上的晚风中进餐，餐毕回到室内平剧清唱。记得那天宾客不多，有名伶姜妙香、张淑娴以及名票张四小姐（影星葛兰之姊），以及影星胡枫等人，他们在轮流吊嗓。我悠闲地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侍役告诉我是周公馆来的电话，我一接听是佛海的声音，他说：“有要紧事，你立刻来吧！”我送走了宾客，急忙去至居尔典路周家，佛海坐在楼上起坐室中，面容很沉重，一看到我进去，第一句就说：“电台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为突如其来的消息所惊愕，不料这可以想到的这一天竟是那样快就来了，我为他的话所惊住，呆立着不知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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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飞下来钻出来放出来的

　　佛海所告诉我的日本投降广播，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使我情绪一时有些陷于混乱，心里浑不知是喜是忧。八年抗战，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尽管胜得很惨；胜得很侥幸，而凡是稍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定会因国家的得救而感到高兴，沦陷地区也可以不再因反攻而重受锋镝之苦。但是日本在华军人的态度既不可测；自己未来的遭遇更不可知，思潮起伏，既然彼此具有同样复杂的心境，我与佛海遂至相对无言。

　　正在此时，罗君强醉醺醺地也来看佛海，他刚从虹口参加了一个日本人的宴会回来，宴会是磋商有关上海的某一个问题，君强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身分代表前往，交涉中，大概日方作了若干让步，君强满怀得意地向佛海絮絮作报告，因带有几分酒意，就显得特别轻松，而佛海似乎完全心不在焉地在敷衍着他。最后君强又说：他曾经与在座的日军人谈论到战局，一致认为日本还保持着强大的陆军实力，即使在太平洋各岛中战况不利，海空军损失重大，而一旦在日本本土作战时，将一定给美军以惨重的打击，时期也至少能维持至一年以上。再不幸日本本土作战失败，那末中国境内的三百万兵力，更将战至最后一人。

　　佛海在苦笑中说：“难道你们还没有听到日本投降的广播？”君强愕然，好似酒意也就醒了一半，默然不复唠叨。我忍不住问佛海道：“你今后将何以自处？你有没有准备好收拾残局的整个行动计划？”佛海道：“此时我心里乱得很，不知应如何着手，大体上我一面将先向重庆请示；一面将赴京与公博洽商。政府（按指汪政权）一定应该迅予解散，但要应付这复杂的环境，与收拾六年特殊的局面，我焦虑的是是不是能不再另生枝节，至使地方再遭糜烂。我所能为力的，也只能随机应变。你与君强经手的事，也先好好的作个结束，以等待我最后的决定。”我与君强在黯然中一同离开了周家。

　　那晚回家以后，自然不再能好好的入眠。我告诉妻以日本投降的消息，彼此商量了一阵，也谈不出什么道理。一切当然应该作最坏的打算，彻夜我在检讨自己六年中的所作所为，更在猜想不知重庆将采取怎样的手段。我为佛海的命运焦虑；也为了自己的前途而烦乱。这样辗转反侧，直到天明始朦胧入睡。忽然妻来唤醒我，说蒋公馆（伯诚）来电话，有要紧事要我就去。我匆匆起床，一看时间已是中午，胡乱吃了饭，就赶着到了百乐门公寓蒋家。

　　蒋伯诚自经那次于病况危笃中，为日本宪兵掩捕，替他抽出两百CC血液以后，高血压虽未平复，半个身体也仍然瘫痪，惟一时已无生命危险，但一直仍卧床未起。他的继室前名女伶杜丽云把我领入房内，有两个已先坐在他的病榻之前，我认得一个是曾经为了要优待被捕的重庆地下份子而与他谈过的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沈关泉，另一人却并不曾见过。伯诚招呼我坐下，为我介绍这一位生客，说就是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书记长庄鹤礽（庄现在香港办学校，胜利后曾帮吴绍澍接收我主办的“平报”，恢复“正言日报”，后赴台主持台湾省党部，并出版“平言日报”。我所认为惊异的，是他的报名竟合“平报”与“正言日报”为一。在我刑满归来赴台旅游时，他并曾托人请我担任笔政，我以一个被接收人员而不免于自惭“形秽”，终于谢绝了他的邀聘）。伯诚一介绍，使我想起了我与他虽未谋面，而渊源不浅。在他刚遭逮捕，还羁押在贝当路宪兵队时，因他自己不肯供认为庄鹤礽，而限期要毛子佩交人，结果由我供给了“平报”的职员证助子佩脱逃，我也且险遭连累（事详前回）。而在他坐牢期内，他的一位为邵式军任看护的胞妹，又不时来我的银行作经济上的通商。我与他虽非故人，经伯诚一介绍，就上前与他挥手，欢然道“故”了。但是我心里在想：他还在服刑期间，如何会自由出入？而且公然由典狱长陪同而来？

　　伯诚终于开口了，他说：“鹤礽等已经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们急于出狱展开工作，提篮桥全体被押的同志推他为代表，要我设法，所以请你来去与佛海商量一下，让所有关闭在提篮桥监狱中的地下工作同志，一律予以释放。”庄鹤礽也接着说：“我们今晚要出狱，而且一定要今晚出狱。我坐等在此，听你的回音。”我照事实告诉他：“这事我不能擅作主张，我转告周先生后再给你们答复，但我不能担保能如庄先生所提出那样紧迫的期间。”

　　我辞别了伯诚，径往佛海的家里。不料佛海一场大病之后，并未复原，一受刺激，又复病倒，我去时正发着高烧。日本驻沪军队“登部队”的参谋长也去看佛海，两人正在病榻前密商。我不便进去，在起居室中坐候，大约经过了一小时有余，才看到“登部队”的参谋长辞出。由于他面部所表现的一脸愠怒的神情，使我感到事态的可虑，我进入佛海的卧室时，看到佛海烧得满面通红，而且发出微弱的呻吟之声，本意不必急急冒昧代陈，但想到沈关泉与庄鹤礽还坐等在那里，我鼓勇把蒋庄两人的话和盘托出地告诉了他。

　　佛海听完之后，哼了一声说：“你不要理这般孩子们的胡闹，伯诚竟也会不顾当前环境，如此卤莽！”他喘息了一阵，又继续说：“刚刚‘登部队’的参谋长来看我，他表示：‘在华部队，将不奉日皇的谕诏，拒绝投降，继续与中美联军作战。’他进一步希望我能统率我所能指挥的军队，共同进退。”我反问他道：“那末你是怎样答复他的？”佛海又说：“自然，当重庆军队未开到之前，我还不能有太明显的立场。我敷衍着他，但坚持不应再使疮痍未复的地方，再受浩劫。但他毕竟也窥察出了我的真正态度，谈无结果，含怒而去。在如此情形之下，日人正在谋作困兽之斗，假如我把日本寄押的狱囚释放了，我相信他们还没有走过外白渡桥，势必再被抓回，可能日军在失却理智之时，会加以杀害。我不忍他们到胜利以后，因一时之冲动，枉送生命于日人之手。况且，狱囚是寄押的，要放也得与日方交涉，我虽是行政院副院长，但无权下令，此事也得商之吴颂皋（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长）处理。他们给我期限，那竟像是哀的美敦书了，谁也不能强迫我这样做。你去告诉伯诚，要他们想想明白，但我也一定尽我力之所及。”

　　佛海的话也自有他的困难，他的见地，我于不得要领中，去答复在焦待中的庄鹤礽。

　　我把佛海的话改得尽量和缓，惟仍然把佛海说的意思完全转告。不料庄鹤礽跳起来了，他厉声说：“到今天，你们还怕日本人，我们却不怕。胜利了！这是你们的立功机会，最迟今晚，我们一定要出狱，你们倒要想想明白。”

　　当时他说的话还不止这几句，言辞神态，都超出了请求帮忙的应有礼貌，虽然我原谅他因胜利的消息而陷于狂乱，因有了出狱的机会而失之冲动，我仍然感到愤怒，我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姿态，胜利者的面目！他自己不知道现在还是生杀由人的时候，而已忘记了当前的危险，我于怜悯中忍住了怒气，我告诉他：“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有生命的危险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并不是重庆的工作人员，过去与现在，基于我们的良心，以尽做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不想立功，也无意邀功。假如你认为我们是同志而来商量的话，不应当有此态度；假如认为我们是敌人，那暂时我们无法接受。希望你能恢复理智，转告大家忍耐一时，周先生一定尽力设法。”

　　一场无结果的争论，经伯诚的调停而结束，伯诚劝鹤礽仍暂回监狱，我眼看着沈关泉带了他离开了蒋寓，再渡最后几天的狱囚生活。

　　我往佛海那里告诉他这事的经过，我声明不愿再预闻此事，怀着不快的心情回家。那天是八月十一日，似乎到第二天不知第三天晚上，终于由佛海向各方安排好了，让这批关在提篮桥监狱中渴望恢复自由的地下工作人员，提出释放。我知道那晚佛海夫人杨淑慧还亲自带领了一批人去至监狱，并给予每一个人以一笔现款。因为局面尚还未定，周太太谆嘱他们这几天要格外小心。沦陷区的老百姓颇有不满于当年的接收人员的，说是一声和平，有些从地下钻出来，有些从天上飞下来。其实应该说：第一批实实在在是从监狱中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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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上海第一个被接收的人

　　局面一变，社会上的一切也全都变了，连友谊与人情也不例外。胜利的消息已传遍全沪，除了我主办的《平报》，以及《国民新闻》先期停版外，各报都照常出版，而且又回复刊载出不利于日本的言论。人心于兴奋中很安定；就是物价突然高涨。全市重要地区仍然由日兵站岗，日军布告继续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汪政权所属的一切有关机构，都纷纷赶着办理结束，静待接收。

　　八月十三日的下午二时，我在亚尔培路二号吃了中饭，事前接到了中国实业银行召开董事会的通告，因为我代表官方财政部担任着常务董事，那天开会办理结束，这是最后一次的会议了，各种文件都等待我会签，为了责任关系，我必须参加。我正待出发，忽然黄敬斋来电话，说有要事面商，务必要我等他。我告诉他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会开会的时间已到，有事可在傍晚时见面。不料他的口气突然变得严厉，他说：“中统局与市党部的嵇希中与朱应鹏因要立即开始活动，责成我为他们预备廿辆汽车，五百枝木壳枪，以及配备五千发子弹。”

　　我对敬斋说：“你是知道我的，我既不管理物资，也不带领军队，我哪有这种东西？”他说：“这是伯老同意的（按对蒋伯诚的尊称），你必须照办。”敬斋的口气，既不像是汪政权的当年同僚，更不像是一向相处无间的朋好，他用的竟是命令的口气，与敌对的态度。我那时虽已像丧家之犬，而又并不希望成为漏网之鱼，惟许多事亟待处理，因此什么人也不敢得罪，我曾对庄鹤礽隐忍了，何妨再对黄敬斋退让，我急得要去开会是事实，我说等我考虑后再行报命。我知道他是不会满意于我这不识时务家伙的态度的。

　　我与敬斋的交情，过去不太泛泛。他是李士群的心腹，继傅也文之后负责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总办公厅，李士群出任“江苏省长”，被日宪下毒暴卒，他又曾以秘书长代理“省长”，他又是士群左右与唐生明等为反周集团之一人。不料士群死后，《国民新闻》的董事长是周佛海，他呈周要求辞职，佛海因为《国民新闻》曾著社论骂过他，早已声明不管，敬斋的辞呈，也就如石沉大海。他既不敢擅自停办，而又无力维持。他想到与我曾经同赴伪满，庆祝“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纪念”的同伴，一路上也谈得很投机，因此他与我设法一天一天接近，目的是要我向佛海疏通，准许他脱卸《国民新闻》的责任。我也真为他一再向佛海进言，《国民新闻》乃终得继《平报》之后而停刊。在胜利以前，我们常在一起吃喝玩耍，而他的夫人金光楣，因为与我同宗的关系，承她的不弃又认我做大哥，谁知时移势易，连他也来迫我了。但我当时很谅解他自全的苦衷，因此，中国实业银行会毕以后，我急急又去看蒋伯诚问个究竟。

　　伯诚告诉我：“事情是有的，既然胜利了，中统急于开始工作，嵇希中来要我转请你帮忙。但汽车并不需要，枪弹也不必有那么多，我看能有二十枝快慢机，与二百发子弹，也就够了。请你与佛海商量一下，早晚能送给我发给他们应用最好。”我又转往佛海家里，转达了伯诚的意思，佛海打了一个电话给“上海市政府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让我直接去取枪弹。我又驰往那里，从士兵身上挑了二十枝木壳，加上二百发子弹，傍晚时分，又亲自送到蒋家，伯诚向我道谢时，我说：“务请伯老转告他们，希望不要以我送来的枪弹，就用来对付我们。”伯诚只是向我微笑。

　　十四日的清晨，还未起床，我银行里的一个襄理仓皇来看我，说亚尔培路二号给中统占据了，把所有的职员逐出，扣留着工人与厨子为他们服役，因为来人持有枪械，所以无抵抗地退出了。我想不到他们竟然以我之枪，攻我之屋，而又来得好快也！既然事已如此，职员们除了报告我以外，实已无能为力。我叫他回去以后，独自考虑应付的办法，我明知不会有用，在历史上、在舞台上，我看惯了被征服者的如何俯身刀俎，任人宰割，但我并不甘心于束手待毙。

　　说到亚尔培路二号，以后曾成为上海谈虎色变的地方。接收以后，至中共南下，一直是中统的上海站。在国民政府退出大陆以前，不少朋友都曾被拘禁在那里，许多近年出版的书籍中，不时发现“亚尔培路二号”的名字。不料我当年谈笑周旋之私寓，竟成为审讯看押之机关。那里占有十余亩地的面积，一所三开间三楼的旧洋房，面对着松柏参天的大庭园，原来是我所办的“南京兴业银行”没有在上海设立分行前的办事处。以后宁波路有了分行，而亚尔培路二号的地方仍旧保存着，就作为我日间会客、夜晚欢宴宾朋之所。因为那里地方宽敞，又不是公开场所，而且我有几名擅制法国菜、福建菜与四川菜的厨子，朋友们也时常借来为宴客之所。屋内除了家具陈设以外，杨惺华的中央信托公司与财政部印刷厂借我地方储藏有一部分的资财，我银行里配给职员的米油等物资也放在那里。

　　朱应鹏原为上海市党部委员，但我与他是时事新报的同事，一次敬斋陪来要借我那里举行画展，因为我不想开放，自己也每天需要作为憩息之地，当时就婉谢了他，不想这样就开罪了一个朋友。至于嵇希中我与他原不相识，陈希曾的令弟宝华，战前向在上海社会局任事，与我本为旧交。他在香港被日人拘捕后，又遣解赴沪，在沪就依附着李士群，间或也去看佛海。和平之前，他取得佛海的同意，潜返重庆，行前把嵇希中领到亚尔培路二号来介绍给我，说是他的表弟，要我照顾。我绝不知道他是“中统局”的专员，而且他也不曾对我提出过任何要求，我自然不知如何对他帮忙。和平前间或在蒋伯诚那里见到，相见仅一颔首，且没有深谈过。或许他认为我对人不够慷慨；也或许他认为我那里的地点与设备，合乎他的理想，所以收到了我交给他的枪械以后，就立刻以我为目标而采取行动了。

　　那时我除了去看蒋伯诚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责问他：“这几年你以卧病之身，在沪指挥地工人员，我为你奔走效力，你屡屡向我提出过保证。今天政府没有回来，你是蒋委员长的驻沪代表，有权可以指挥他们，为什么上一晚我亲手送给你的枪，第二天清晨就用来对付我？中统嵇希中接收我的亚尔培路二号，是否出于你的意思？”

　　伯诚听了有些愕然，强调他绝不知道此事。说着就叫人打电话把嵇希中找来，伯诚问他：“金先生是自己人，历年也帮过我们不少忙，你为什么首先要对付他？”

　　希中的话讲得漂亮得使我有些受宠若惊，他说：“正因为金先生是自己人，中统上海站缺乏适当办公地点，所以向他商量借用的。”我肚子里在想：这样的方式还说是借用？但我并没有出口。伯诚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的，他却乘机劝解了，他回过头来问我：“既然如此，你能不能借给他们暂时应用呢？”我还敢说不借吗？从前供利用时是自己人，现在是罪人敌人了，落得一个“借”字，已经是十足的面子，我说：“现在，我何敢再享用那样的大房子了，借用不敢当，我愿意奉让。我提出唯一的请求是屋内所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一律奉让，但我藏有线装书近万卷，这是我半生心血搜罗得来的，预备自己晚年与儿辈阅读之用，机关中用不着那些骨董，好不好还给我呢？”

　　当着面，伯诚也许内心本来就有些抱愧，于是嘱咐嵇希中翌日让我把全部书籍车走。虽然政府对中统并未授有接收之权，在形格势禁之下，我终于同意了像租界那样九十九年期的租借。这是胜利后全沪第一处被接收的地方。我侥幸独占鳌头！

　　第二天我派了个职员居然把书车寄到别处，中统的办事人员告诉我的职员说：“叫你们的老板识相些，再要向伯老噜苏，我们就要对他不客气了。”我闻言悚然，从此俯首贴耳，噤若寒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沪西福开森路的住宅，同日下午，当我在外料理其他事情的时候，又出事了。第三战区驻沪工作人员张叔平派人把我的住宅封了。张叔平是湖南人（此人现在港，与影星张织云同居），倒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是满清学部尚书张百熙，本人也酷似一副书生模样，他与佛海是同乡，不时在周家出现，我去时常遇见他，也偶而彼此胡聊。不料他也向我首先下手了，我与他一向客气，自信无开罪之处，或许因我开着一家银行，住宅的外表也不坏，遂至引起他的好奇。中统对我还是奇袭，而张叔平索性公然查封了。“借用”的“借用”了，“查封”的又“查封”了，难道我还能反抗？乖乖儿地把家人寄住到亲戚那里，我也住到了朋友家去，好好的一个家，就此于一日之间，拆得东分西散。

　　第二天，我为了别的事去看徐寄廎，因为我与他有过一段帮助他解决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纠纷的渊源，谈话中他说出第三战区在沪的最高负责人是何世桢，他与他有交情。他要我坐一坐，自告奋勇地去为我疏通。不到半小时他回来了，他说何世桢也不知此事，他表示第三战区并未奉令接收，这是他部下的胡作妄为，现在已经下令启封了。我谢了他，通知家人重回旧居。这一来，使我完全信仰政府是依法的、讲理的，我为自己庆幸；更为胜利后的中国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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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周佛海被任行动总指挥

　　国军还未开到，接收人员也尚未抵达，而就是地下钻出来的几位过去与我相识甚至相熟的人们，已经弄得我焦头烂额。胜利以前，我们对他们做到谬托知己，惟力自视；一旦局面变动，他们就这样分清敌我。若论搞政治，倒本来应当如此的。谁教我们天真得背了“汉奸”的恶名，而做可以为日人杀头的事来？这是对我们这批不懂“政治”大道理而要搞什么政治者的惩罚！但是这时悔之已晚，而且一切还在开始，未来的遭遇，谁也不敢预为悬揣。

　　我所参加或投资的工商业虽然不少，但我都不是主持人，无需由我来料理。我在上海实际负责了两个机构。《平报》在那年的六月底早已停版，我因全部职工患难相从，在出版期间，又被人投了两次炸弹，放了一次火，他们以生命来博取微薄的薪金，所以停刊时，我出私囊发了一年的解雇金。全体仍照原薪容纳于《海报》工作。此时中宣部已经对沦陷区的文化机构广播：各守岗位，保全全部器材者有奖！所以《海报》仍照常出版，职工们也并未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总算由于他们的谅解，平安无事。

　　惟有“南京兴业银行”却纠纷不绝，弄得我筋疲力尽，穷于应付。南京行先来电话，说第一批开到的宪兵，勒令要给他们以一笔“慰劳费”，因为数额太大，而我又不在南京，无人作主，磋商半天，未有结果。宪兵们一怒而将朱雀路总行自建的大厦，把店堂中的全部大理石的柜台等设备，一夜之间，捣个稀烂。在此情形之下，总行赶着办理结束，请存户提清存款，解散职工，行址也就拱手让人。

　　这倒先替我解除了一个包袱，反而免得我多一个后顾之忧。本来房屋落成之日，当贺客盈门纷纷向我道贺之时，我早就公开对人说过：“时局如此，几年之后，谁来做主人？也不知将会变成为什么机构？”短短五年，竟不幸而言中了。但这毕竟是商业银行，我又不过是股东之一，大部份南京商界的股东们，他们并未参加什么汪政权，而终因我不祥之身，连累了他们池鱼之殃，至今我还对他们感到衷心的歉咎。

　　上海宁波路的分行，那时虽然并无接收人员光顾，但应付得也够苦了。我因战时币制不断贬值，所以把大部份的存款，都买了金条作为库存。胜利前，金子曾涨到每一两达一千四百万元中储券，而胜利消息传播之后，连日暴跌，几日之内低至三百余万元一两。银行既已宣布结束，存户当然要来提款。我行里几年中有着太多的存款，我不得不出卖金条来应付，市价变动，损失当然不少。到存款提清，库存也已空空如也了。

　　本来，在六月底前，我一面通知存户取回存款，而行里的人，不肯照我的意思做，以至吃此大亏。我一面曾发给职工以半年的花红，另加金子、米油等实物。当时我声明过，将来如局势突变，环境不允许我另行补偿时，请原谅我不另发解雇费了。而正当六年心血废于一旦之际，不料少数职工们发动风潮了。拉上了铁门，把副理襄理等软禁在办公室内，要求另外再发照原薪八个月的遣散费，相持一日，我不能不挺身而出了。

　　我打了一个电话去，要为首的人听电话，我说：“我遗憾于共同相处了六年，到分散的时候，还有这样一次不愉快的收场。我很珍惜这六年的宾主之情，不管你们的要求是否合理，假如行里有此力量，我愿意接受。但你们都比我还要清楚，应付存户以后，现在库存还有没有现金？我希望还有得多，那么拿来你们怎样分我都同意，能每人有八十个月更好。否则，就是事实问题了，能不能相信我的人格，如我能平安渡过这一个时期的话，将来我一定会补偿你们。”

　　听电话的人回答我，要商量以后再给我正式答覆，半小时后我再去电话，他们过分尊重我用以保证的人格，放弃了原来的要求，风波竟这样意外平息了。到今天我还对行里的职工们内心里觉得感谢与抱歉，因为以后放出去的巨额存款一笔也不曾收回，银行完了，连我的家也毁了，我这以人格为担保的诺言，今生已不会再有兑现的一天了。

　　佛海于十六日去了南京，我为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搅得昏天黑地。初以为自己的事已可告一段落，此后将帮同佛海为收拾残局而奔走。到十九日上午从周家知道佛海将于下午回沪，午後两三点钟，我就去了周家等待，适巧罗君强也在那里。从他的神态上可以看出他很轻松，我心中暗暗地钦佩他临危不乱的定力。

　　枯坐了一阵，君强向我招招手同到佛海的卧室去，他把门先顺手带上了，面容突然变得很严肃，他一开口就说：“老兄：这几年恐怕你钱揽得不少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是最懂得明哲保身之道的。我看你不必将来等别人问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痛痛快快自动献出去以后，反而可以使你脱然无累。”

　　我不料第一个追问我财产的，竟然是两度结有金兰之义的他，但我还想或许真是出于他对我的关心，我说：“是不是交给你？”他摇摇头说：“你知道上海区归第三战区管的，张叔平是此地的负责人，昨天他与我谈过，希望你交给他。现在你先开一张你私人的财产目录给我。”他的口气竟然是命令，我真有些愤懑，但佛海不在上海，与他作口舌之争也是徒然，我认为他太不了解我，以为我真发了大财，一使气，在佛海卧室外洋台上的小书桌上取了几张纸，把所有不动产与值几个钱的动产等，就我自己记忆所及，一古脑儿开了出去，双手交与君强。他取来端详了很久，瞪着眼望着我的面说：“你的财产怎样会这样少的？”那时我真也忍不住了，我以讥讽的口吻回答他，我说：“我没有做过官，括不到地皮；我懂得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像别人的装腔作势，伪示清廉。”我看他面色变得青白了，彼此就不出一声，一时陷于沉默的窘境中。

　　正在僵持的时候，佛海从南京回来了。他上楼时步履显得有些蹒跚，头发散乱，本来他是力疾而去，这时更觉得他满脸病容。一上楼，先发出微弱的叹息声，接着没头没脑的自言自语：“我很难过，我很难过！与公博从发起共产党起，数十年的交情，到今天会酿成这样的误会！”我们还不曾知道佛海在南京险至与公博因周镐接收中央军校事件而造成武装冲突的一幕，所以都莫名其妙他在说什么，但当时并没有人追问他。说完，他颓然地坐在沙发上默默出神，充满了一副懊丧的神气。

　　为他管理秘密电台的程克祥来了，取出了一束电报递给了佛海。他一读完就从沙发上直跳起来，高声说：“重庆军事委员会来电，委任我为京沪行动总指挥！在国军开到以前，责成我维持京沪一带治安。”他精神一振，但立即又显得满腹踌躇。筹思了半晌，过来向我说：“请你立刻代我拟一个就职谈话，即晚送交各报发表。”

　　我一提起笔，就觉得难于措辞。以佛海在汪政权中处于那样重要的地位，突然接受重庆当局的命令，担任新职，应该用怎样适当的话，向民众解释呢？是不是也装出地下钻出来的一副面孔，大打官腔呢？况且新职的“行动”两字，更充满着特工任务的味道，是不是仅是过渡时期的继续利用一时，佛海又将怎样应付当前那样的环境呢？我比之佛海自己，当然要客观一些，我不禁为他的前途而担忧。

　　我在这样的情绪下，一时搔首摸耳，隔了半小时，竟不曾写出一个字来，只有苦笑着对佛海说：“我今天心里太乱，这个就职谈话，只能交白卷了。”幸而那时陶希圣带来留在汪政权的学生沈巨尘来了，我转请他起稿，亏他敷衍了几百字，一下就写好了。佛海平时任何文稿都是自己写的，一向不假手记室，那天要我们来为他代拟，足见他的心绪之乱，也一定不下于我。

　　周太太问我：“方才你与君强关了门密谈些什么？”我据实讲了。佛海插口对我说：“莫要以为张叔平一副书生模样，这几年他以第三战区，的名义，不知用了我多少钱。这次我与他一起去南京，已清楚知道他玩的是什么一套把戏，我已上够了当，你不必理他。现在你如其把财产交给了他，假如有一天重庆的人回来了，又要追问你的财产，你将怎样交代呢？”

　　佛海的一席话，使我完全明白了张叔平何以本来无权接收而偏要接收的原因。当然也不尽是他的主动，或许还出于君强的授意。中国的政治竟是那样可怕的一件东西！利害置于一切的最前面，离胜利消息还不到十天，重庆人员既未抵达，政府还在不断声明“宽大”，而我个人，已遭逢到了这样多的麻烦，而且迫我搞我的又多是平素很熟的人。我如此，其他汪政权的人这几天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战争已本来会促成社会道德的堕落，更何况于不上轨道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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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二、新任命下笼罩着的阴影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其威望超登到了巅峰状态。所有沦陷区的民众，以为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敌人的屈膝为止，国家且已跻于世界五强之一，多难兴邦，此后，怎样抚慰敌后孑遗，怎样使之重登衽席，必然会是真正的太平盛世了。因为存了过高的期望，于是加以过分的信仰。甚至汪政权中人，也毫无例外。他们相信政府将会有合情合理合法的措施，无偏无枉无纵的纲纪，来收拾这破碎山河，来昭苏这劫后黎庶！谁也没有料到并未奉命撤退的沦陷区民众，将被目为伪民顺民的；所有必须不废弦诵的学生尽成为伪学生的；而或者为了某一理由而参加了汪政权的人则尽是“汉奸”的。胜利消息传来了，大家静候着政府的复员，等待一脑子幻想的出现，确信来的当然是西望八年的王师了。有谁会预料到接收的一幕，将成为历史上的又一悲剧！

　　在我无数的朋友中，只有陈彬龢是有其不同的看法。当我亚尔培路的房屋被武力“借用”的上一日，他特地跑来看我。他说：“我已准备了妥当的地方，将有一个长时期的隐藏。今天我来，与其说是辞行，不如说是劝驾，没有人知道我将离开，除了你，我只看了三个人，佛海先生、李赞老（思浩）与闻兰老（闻兰亭），对他们还只是公事上的交代，为了市政府、市政咨询委员会及市民福利会的缘故。对你，则完全基于私人的友谊。”

　　我看到他态度的诚恳，我竟“恬不知耻”地告诉他：“我不走，而且我不需要走。我在佛海先生之下，为重庆做过一些工作，秘密电台中曾不断有过奖励，蒋委会长驻沪的代表蒋伯诚向我一再提出过保证，我完全信仰政府。关于你，政府不会对你原谅的，你应该离去，我祝颂你的平安。”他惋惜地说：“你过去的事，我有一些知道，但做政治工作怎样可以如此地天真呢！功罪将基于成败利害，而不会讲什么是非信义的，你如坚持，我不便勉强，我希望你考虑，否则你会后悔的。”他那时执着我的手，竟流下了眼泪，我颇为他的友情所感动，而我不以他的意见为正确。最后我送他出大门，眼看着他已舍弃了汽车，雇了一辆三轮车疾驰而去。这是朋友中唯一有先见的人，也是惟一劝我不要发傻劲的人。

　　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决定沦陷区民众是否将会遭受另一次浩劫的命运的一天。那天是日皇昭和与日本铃木内阁正式公布无条件投降的一日，在华日军，已决定放弃负隅的困斗，所有留居上海的日本侨民，事前都被召集到静安寺路跑马厅的广场上，日兵在四周布置了周密的戒备。临时装置的扩音器里，把日皇的投降广播，一字一句地送入每一个日人的耳朵里。在场的日侨，听到日皇低沉的声音，他们渐渐地垂首至臆，渐渐地泣声四起。这满眼的亡国凄凉景象，使目睹这一幕的中国市民们于同情中发出的是痛快而不是怜悯。甲午战争以还半世纪所受国家的耻辱，才算在这一天获得湔雪，而且能目睹他们受到应得的惩罚。当广播完毕日侨退出广场时，一个个垂头丧气，露出失神的目光，拖着歪斜的脚步，茫茫然像是面对着世界的末日。六年来的无比威风一扫而去，但中国神圣的国土，仍将永留余腥！

　　在佛海由京回沪的翌日，一清早我就去看他，他正忙着部署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事，他看到我以后，表示要我担任宣传处长一职，而天真得已到了愚騃程度的我，竟会向他提出要求说：“假如你定要我帮忙，我愿意担任军法处长。”佛海听了我的话，似乎觉得有些意外，他问我：“你怎样会想做军法处长的？”而我的答覆，却愈来愈可笑，我说：“我想杀几个我所知道的与看到的汉奸们！”佛海为之失笑了，他说：“军法处长是不适宜于你的，为了驾轻就熟，还是帮忙我搞宣传吧！”我还有些不服气，我说：“我学的是法律，我为什么不能当军法处长？”佛海摇摇头，最后说要让他考虑后下午再给我答覆。

　　饭后我再去时，在他楼上一向作为起坐室的宽敞洋台上，堂皇高坐着另外有两个人，一看就是我前文中所记一向被目为佛海手下小人物的程克祥与彭寿，过去他们在周家地位，几乎相等于被随意使唤的副官，他们一向追随在杨惺华的左右，以惺华为靠山。当我进去时，不知道这两位已经是风云际会的人物了，我竟然有眼不识泰山，仅对他们随便略一点头。

　　佛海要我坐下后，立刻告诉我：“总指挥部的人事安排已定，而且已去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备案。克祥任秘书长兼军法处长，述先（彭寿字）任副秘书长兼宣传处长，钱大櫆任经理处长。请你担任宣传处副处长一职。”佛海的话刚说完，程克祥立刻接着说：“现在已不是敌伪时代，你要好好的做事。”这一番话使我听得心惊胆战，程克祥以一个为“满洲国”与“维新政府”科员的脚色，彭寿是道地为虎作伥的江西皇协军的嘱托，一夕之间居然成为佛海的左辅右弼，而且当着佛海的面，说出对我教训的口吻。我没有置可否，默然退出。但以这样的两个人来充任这样的要角，使我最早怀疑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特工机构，完全证实了。

　　晚上，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佛海，问明没有别人在他家里，我又去了。佛海拉着我说：“克祥与述先担任正副秘书长是雨农（戴笠）来电所推荐，他们似乎与你不对，反对你任宣传处长，此后你要特别小心，暂时委屈一下，先敷衍了一个时期，再谋脱身的机会吧！”我看到佛海的神色，知道他正有一肚子的难言之苦，而且他此时已失去了自主，我如推辞，将徒然会增加他的困难。我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

　　既然佛海透露了这样的消息给我，虽然我想不出程克祥与彭寿对我不对的原因，唯一可以想到的，平时也许我的态度对他们有些傲慢。继而我又想到了蒋伯诚，自他经我保出之后，一向视我为上宾，我应该把佛海的处境以及我个人的问题与他商量一下，因为他此时已是重庆在上海的最高人物了。

　　我仍然赶往百乐门公寓去，不料他已迁到了大西路。我转往那里时，门口已挂出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的招牌，门口停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正有臣门如市之概，与以前蒋寓的冷落，崇朝之间景象已完全不同。我投刺请谒，居然仍立刻被延见。本来我进入时一路就满腹怀疑，我在想，他为什么不住到早已布置完成了的福履理路去呢？

　　这里有一段插曲，应该先向读者补述。原来在民国卅四年的初春，有一次我去看伯诚，闲谈中他忽然对我发出叹息。他说：“为了国家，我把上海的一所住宅都卖了，现在住在这租来的简陋公寓中，倒也罢了。不过政府正在布置大反攻，一旦实现的时候，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的，那时恐怕我连躲藏的地方也没有。”当时我虽不曾有什么表示，而事后我也确然为他耽心，我与佛海商量以后，由我在“南京兴业银行”盈余项下拨出了一笔款子，恍惚记得是金子一千六百两，我在三天内就买下了福履理路的一所洋房。前面一宅是两开间三楼，中间一个花园，后面一宅是三开间三楼。买定以后，我把道契（租界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凭证的名称）与印鉴当面送给了伯诚。他当时还与我客气，我说：“这是为你到紧要关头时隐避的所在，我知道你目前的景况，所以垫款先代你买了，这是紧急措置，你收下再说，将来有钱时再还我吧！”承他们夫妇两位，向我再三道谢。那所房屋比之现在的大西路的公署还要宽敞得多，而且我早已为他布置好了室内的设备，伯诚为什么又要另起炉灶呢？避嫌还是别有原因？但我知道这情形绝对不利于我，四周笼罩着的阴影，在我心上越来越深。

　　好不容易，等到一批又一批的宾客去了，我进入他的卧室，他与以前一样的殷勤招待着我，问了一些外间的情形，他更对我表示关切，他说：“这几年承你对我的照顾，以我病废之身，一切工作全仗你代为出力，你放心吧！我会履行我对你保证的诺言。”那时，我对当前形势还存有幻想，我说：“谢谢你的好意，国家胜利了，个人的得失，已是微不足道的事。我自己做的事，我愿意对政府有个交代，你如能为我证明，当然求之不得。”他又说：“现在外面很乱，恐其他机构对你过去的形迹有所误会，我先设法保护你吧！”说着就叫人请他的秘书长黄伯樵（前京沪沪杭两路站长）进来，要他立刻办一张证明书给我。一会，黄伯樵真的就把证明书撰好送进来了，上面写得很道地，什么“查××同志，于沦陷期内——掩护同志，供给经费，效忠抗战，著有劳绩，……合为证明”等语。

　　这太使我喜出望外了，因为这不但保护了我免于受滋扰之苦，也为我洗刷了与敌合作之嫌，我向他再三道谢。接着我又说明了来意，他皱着眉说：“你卷入了这新的漩涡，对你虽然不好，但坚辞不就，恐怕会另生枝节，不如敷衍一时，让我再为你设法脱身。”我觉得蒋伯诚对我这样古道可风，关怀备至，是这几天中唯一的安慰，而他的意见也都是正理，我应当照做。自此，我也摇身一变，胜利后做起政府委任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宣传处副处长”来了，这机关不是“伪组织”，而我也不再是“伪员”了。于是一身武装，满脸官气，带了四名卫兵，坐着保险汽车，招摇过市。但是又有谁能知道我那时内心的彷徨与痛苦反十倍于以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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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兴奋与惶惑中过了一月

　　照理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政府于胜利后公开以明令发表一个重要地区有关治安的官职，即使不是说为了以酬有功，至少也应该不会是一种手段的延续。周佛海在汪政权中所担任的角色是那样重要，故如政府要整肃纪纲，即不应再颁新命，如承认其输诚有案，则显然在念其微劳，弃瑕录用。所以当佛海从秘密电台中传来了“京沪行动总指挥”的委任时，自难怪其满怀的欣奋与感激。而我，似乎真是太不受抬举的人，虽然我在被人称为伪组织的汪政府中，担任过不少名义，而我却并不曾感到有丝毫内疚。一旦在抗战胜利后的正统政府下，又做起什么行动指挥部的副处长来，反而有些彷徨不能自已。尽管那时也抱着政府既经任用，或可以不追究既往的侥幸心理，但我还是处心积虑，以求摆脱。也尽管我求去之心，由于翻了身的程克祥与彭寿两人的气焰委实难受，但假如只求苟全，又何妨吐面自干？而我不此之图，受职一星期以后，终于要求蒋伯诚藉辞“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有所驱策，行文“京沪行动总指挥部”准我辞职。

　　佛海是知道我的真意的，一笑就立即加以批准了，那时我倒真有着无官一身轻之感。我所希望于未来的：今后跳出是非圈外，做一个安份良民，甚至是一头太平之犬。我把所有的武器分别送给了朋友，本来为防卫“平报”与保护我自己的安全，我有着三十六名武装保镖。他们原是在中条山作战的国军，被俘后，经佛海要求改为他所主持的税警团税警。最初我那里的警卫人员是由“七十六号”派来驻守的，自“平报”那次被人纵火，而发现把化学品的火种带进报馆的，就是“七十六号”来人中之一。因此，我亲往税警团挑选了廿六名比较精壮的汉子，以代替“七十六号”的那批旧人。我辞去了“行动总指挥部”的职务以后，又把这批保镖给资遣散了，他们身上都有比较犀利的武器，我收了下来一律送与别人。最后我防身用的一枝新式转轮枪，也送给了蒋伯诚的儿子宇钧。

　　虽然从八月中至九月初，国军还没有开到。南京由周镐为首的地下钻出来的人员，已闹得烟雾瘴气。上海的秩序，大体因仍由日军维持而表面上看来还平静，但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已四出活动。只要与重庆的大员沾亲带故的，就以地下工作人员自居，有人承认为中统，也有人承认为军统，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身分的真假与职位的高下。所有汪政权的人没一个不提心吊胆，只要有人向他示意一下，不是自动的以金条珠宝奉献，就是乖乖儿的让出自己的住宅，以及所有的家具与应用东西。短短半月之间，全沪已有了“王侯宅第皆新主”的情形，日军不管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行动总指挥部”更不敢管土行孙们的自由行动。虽然重庆还在不断表示宽大，要沦陷区的旧员各守岗位，而许多人已预感到事情不妙，溜走的溜走，隐藏的隐藏。惟有我，丝毫未曾作出任何准备。

　　佛海与钱大櫆每天照常到“中央储备银行”办公，一面办理结束，而另一方面因为市面上流通的还是“中央储备券”，所有与重庆有关的在沪工作人员，只要凭一纸字条，就可以领取现钞。佛海他们忙于应付的，还是为了无限制的支付经费。到最后，“中储券”领光了，更取出库存的法币与关金券。只有金条、银块与外汇外币没有动用。以后钱大櫆在狱中告诉我，从胜利到中央财政特派员陈行来沪正式接收中储为止，于此一个多月中，中储券的付出，约略相等于六年沦陷时期的总数。所以前文我写过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折合率为二百作一，让人民受不应受的损失，是不公平的。依照重庆中央银行当天所挂出的牌价，与“中储”库存的金、银、外汇、外币相抵，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实值每二十八元中储券抵一元法币。而其中半数，还是胜利后为重庆方面自己所动用的。所以那时重庆来的人，只要身边带个几千元法币关金，一换中储券，就成为相当可观的数字，正因为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从天上飞下来的人，其浪费挥霍，也到了惊人的程度。

　　重庆正式宣布派来接收上海的队伍，不是近在咫尺可以立时开到的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忽然变了有待空运的汤恩伯部。那时共军加紧活动，浦东方面已有不稳的情势，而谣传宁绍方面的共军游击队“三五支队”有来沪袭击的消息。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佛海向日军“登部队”提出要求，声明只有中央部队有权接收，如共军进袭，希望日军还击，否则沪市如为共军捷足先得，日方应负完全责任。同时，佛海把他可以指挥的沪市保安队与税警，开赴浦东一带防守，以为万一之备。幸而经先期部署，共军又以实力悬殊，总算上海又侥幸避免了一次兵燹之祸。

　　表面上，上海居于最高地位的委员长驻沪代表蒋伯诚，他并不曾因为胜利而带给他喜悦，相反地他充满了失望与烦恼。抗战六年，他以病废之身，始终冒险在上海力疾工作，被日本宪兵拘捕时，他又几乎送了性命。他得到佛海的全力协助，也不能不说他曾经为抗战立过一些功勋。以他与最高当局的关系，他满以为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长，舍他莫属。不料重庆广播发表的竟然是钱大钧，他辛苦一场，什么也没有得到。听到这消息之后，一时使他血压上升，屡屡陷于昏迷状态，他经常服羚羊角为治标之计。加着他与军统之间，又搅得不好。一次，军统人员接收了一处房屋，屋主与伯诚的儿子宇钧有些交谊，宇钧就持着我送给他的枪前往出头交涉。事后军统以很不客气的态度通知伯诚，说代表公署无权干预军统的行动。伯诚一怒，叫宇钧在申斥之际，顺手一记，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半个月才恢复听觉，身上的枪也给父亲缴械，蒋伯诚的满腹牢骚，与他形式上的优势，很少人知道有这种微妙的情形。

　　大约在九月初，正确的日期我已记不起了。第一个到达上海的是副市长吴绍澍，他以英雄凯旋式的姿态进入沪市。那天全沪如痴如狂，以欢迎由重庆派来的正式官员。爱多亚路一带人山人海，满街的爆竹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人民在敌人的铁蹄下渡过了八年的凄凉岁月，虽然汪政权的确曾尽过一丝回护的力量，而到了国家胜利的时候，民众对于政府拥护的热烈，满怀将再过承平盛世的日子，不由得不造成那空前的场面。吴绍澍抵沪的当时，严惠予为他设宴接风，主要的陪客是周佛海，那晚因绍澍说出了初春佛海给蒋先生的一封秘密信，由他带渝面呈之际，蒋先生读到最后，不禁热泪盈眶的话（事详前记“一封专送重庆的秘密信”一节中），使佛海一切听命于重庆的决心，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影响。

　　第二个抵沪的，是所谓“海上闻人”杜月笙，那天赴梵王渡车站迎接他的亲友故旧，以及徒子徒孙，又是万人空巷。传说中他在重庆时因金潮案而声势远不如前的谣传，也为之一廓而清。总之，胜利之初，凡自抗战区来的人，都被人望若神仙，又何况在上海社会有过深厚基础的杜月笙呢？当他抵沪的第三天，徐采丞来电话要我去看他一次，并且已为我约定翌日下午二时。起初我婉谢了，我声明过去与他并没有什么交谊，不想冒昧惊动。却承采丞的好意，他说：“一切已为你安排好了，杜先生与戴先生（按指军统局长戴笠）有着很深的关系，或许他能帮你的忙，我已将你的一切告诉了他，他也欢迎你能去一谈。”这样我就不便固却，第二天准时去华格臬路杜宅。

　　那里宾客满堂，重见国民革命军抵沪后清党时代的杜宅盛况。他的手下哼哈二将唐世昌与万墨林迎我进去，告诉我这几天杜氏喘病剧发，要我谈话尽量简单。我进去后稍作寒暄，他问我在汪政府担任过什么职务，我据实说了。他说话已很艰难，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之概，发出的声音极为微弱，他说：“你就做过这一些事，当然没有什么关系，采丞告诉我，你曾帮过我们不少忙。将来戴先生前，我一定会尽量替你解释。”我立即起身告辞，前后还不到五分钟时间，世昌与墨林惊讶我谈得何其快也，我苦笑着说：“本来，我就没有什麽可以与杜先生谈的。”但杜月笙与戴笠之间，倒是不仅有通常密切的友谊，而且更有著工作上的联系。以后军统在沪的办事地点杜美路七十号，就是杜月笙战前新盖好的私宅。我与杜一面以后，始终并未得到任何反应，我不知那次他又何以要与我见面。

　　第三人来沪的，实际上为有关汪政权收场命运最重要的人物戴笠了。军统是奉命全权主持逮捕、接收等的一切工作。最后他由青岛乘机飞京，在南京近郊戴山撞死为止，才由郑介民、毛人凤等接替了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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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戴笠出现在周佛海家里

　　戴笠不仅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又主办着中美合作所，得到最高当局宠眷，具有无比的潜力。他悄悄而来，事前我当然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有天中午，我往佛海居尔典路的家去。警卫是知道我的汽车号码的，驶抵门口，两扇大铁门还像平时一样地不待询问呀然而辟。车子沿着通过花园的甬道，在室门前停落，推门而入，右面就是楼梯，我毫不介意地也像平时一样地拾级而登，不料梯旁一名驻守的副官，伸手把我挡了一下，我向他瞪了一眼，仍自管自的上去了。不料周太太的同学一向为她管家的吴小姐与慧海（佛海的女儿）听到有人上楼，已先等在楼梯口，看见是我，轻轻地告诉我佛海有客，要我到慧海的房里去坐，意思就是不让我到佛海的起居室去。我觉得今天的气氛太不寻常，只好随着到了慧海的寝室，隔着窗可以望到佛海正与一个肥黑的人交头接耳地在密谈。我忍不住问吴小姐来客是谁，她细声细气地说：“是戴先生。”我又隔窗端详了一下，竟已完全不认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戴雨农将军了。

　　十八年前，我是见过他的。就是民十八蒋氏北上与易帜后的张学良在北平见面，我以随节记者身分在蒋先生的专车上，也就是蒋氏为我介绍佛海的那一次。当时戴氏虽是蒋先生的随从之一，不过他还是不受人们重视的总司令部随从副官而已。记得是瘦瘦的身裁，白净的面孔，远不像十八年后那样的黝黑肥硕了。前后的形态已经变了很多，难怪对他我已完全想不起了。

　　在汪政权的这几年中，佛海曾写过不少文章，登载在“古今”杂志与“平报”上。一次，主办“古今”的朱朴之为他整理已经发表的文字，刊印《往矣集》单行本，佛海因为北伐时我当过随军记者，拍过不少新闻照，要我为他寻几张旧照，作为卷首的插图。大部份的照片，在抗战初起时，我乡间的房屋被炸，早已荡然无存，而在箧底中，我终于找到了一张摄于泰山顶上日观峰前的旧照，里面有蒋氏、孔祥熙、熊式辉、赵戴文、陈布雷、周佛海等数十人。

　　我拿去给了佛海，他正在欷歔展玩之时，罗君强忽然指着立于最后卫队中间的一人说：“这是戴雨农。”以后戴氏负责保密工作，为了他本人的安全，他的照相，向不公开刊印于书报之上。因此这张照片被认为是难得的一帧，《往矣集》出版后，此影就成为主要的插图。说明上还特别指出戴氏，更把摄影者是我也标明了。《往矣集》发行以后，传来的不经之谈，说我公开了戴氏的照相，使他极度不满。我想或许佛海的不让我与戴氏觌面，这一段往事，不无原因所在。但毕竟那天周家的情形，显得过分有些严重而紧张。

　　我不曾逗留多少时候就走了。等同日晚上再去时，佛海蹙着眉头，正在室中背着手往来盘旋。佛海见我上楼，招招手要我到他的寝室中去。他关上了门对我说：“雨农来了，今午还在我这里午饭，他表示得很好，或许他能负起一切的责任。”他又踌躇一晌，话题转了，忽然问我：“你银行里还有多少金条？”我问他：“有什么用，需要多少？”他说：“总数要二千条（按为二万市两），我希望由你与（邵）式军、（孙）曜东、（杨）惺华四人平均分担。假如筹足交去了，我相信大家将会获得平安。”我忍不住冲口而出，问他谁要那么多金条，他期期艾艾的尚未出口，我自己已觉得这问得委实是多余的，所以不等他的答复，我就接着说：“银行里本来不止这许多条子，但前几天因为应付存户提取存款关系，大多数已经卖出了，而且你知道还是卖给中央储备银行的。既然你急需，我尽我的力量设法就是。”他木然没有再作他语。

　　要我分担的五百条金条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我已不死而僵，怎样也凑不出这个数目来。三天以后，我再去看佛海，先把我的实际情形告诉了他，我说：“你需要的东西当然是必要的，现金条我已所剩无几，不敷此数，但银行里还有不少房产，我南京的银行大厦连房带地，时值就不止五百条，我另外又带来了几处住宅的房产道契，由你挑选随便作什么价钱，为求简捷，最好卖给中央储备银行，解决你当前的困难。”佛海说：“现在不要了，因为从前的那个办法已经作罢。”到现在为止，我到底不知道谁问佛海要这二千条的。佛海的所谓作罢，究竟是托辞呢？还是他已另行设法交付了。在当时，盛传有关接收怪现状的所谓“五子登科”：条子、房子、女子、车子、与面子，有此五子，可以免罪，也可以买命。但一要就是二千条，这未免太有些骇人听闻了。

　　从戴笠到沪以迄与佛海一同飞渝的这段时期中，戴氏几于没有一天不在佛海家里，两人唧唧哝哝地促膝深谈，表面上像是水乳交融，而佛海的神色却愈来愈沮丧，脾气也愈来愈暴躁。到了晚上，周公馆中还是高朋满座，罗君强、熊剑东、邵式军等，也几乎每天必去。事实上都是去探听吉凶消息的，虽济济一堂，已无复如胜利前的满室欢笑之声。沉寂得形成大家面面相觑之状。比较泰然的是罗君强，他还是那样地轻松。他告诉我，他的前途，决无问题，他与第三战区有关系，而又与蒋经国有联系，他表示得很乐观，而且好似怀有充分的信心。

　　但周家的情形，显得愈来愈黯淡，原来像下人一样的程克祥彭寿，此时飞扬跋扈，颐指气使，早有喧宾夺主之概。周家住宅门前本来以厚砖建成的防御堡垒的，家中数十名警卫人员本来一律穿军服的，从戴笠到沪以后的一星期，门口的堡垒拆除了，警卫也已改穿了便服，据说就是出于戴氏的劝告。

　　从胜利以后的一个月中，社会上已渐渐的显得趋于混乱，到处都是接收机关。而原来留在沦陷区的人，谁也无可否认，明的、暗的，直接的、间接的，不是与日人有关系，就是与汪政权中的人有来往。当然他们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有人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更有人想浑水中摸鱼。而真要如政府那样地严格相绳，那所有沦陷区的人，谁都是顺民，谁都可以戴一顶汉奸帽子，人人都犯了滔天大罪。那时接收机关林立，军统的李诵诗等已在杜美路七十号成立了机构；中统的嵇希中等也在亚尔培路二号开始活动；宪兵队姜公美已经开拔抵沪；三民主义青年团庄鹤礽等接收了金神父路盛幼盦的住宅挂出招牌；第三战区张叔平则在五金商人陈咏仁家里十分忙碌。而且下面各有很多分支机构，有许多单独活动的工作人员，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机关是有权接收，哪一个机构是奉命工作的。凡是重庆方面来的人，就有无上权威。新新公司的总经理李泽、新闻报的副社长陈日平，首先以汉奸嫌疑遭到了逮捕。

　　正式开始拘捕汪政权的人，是九月二十七。那天清晨，我已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消息。一早我就到佛海家去，不料进门以后，下面的会客室已经改为卧室，罗君强迁来住在那里。他一眼看到我进门，嚷着说：“大家都去自首了，你为什么还不去？我部下比较重要的如满其蔚、蔡羹舜、葛伟昶等全都听了我的话去了。”我心里对他置身事外的优悠态度与风凉话有些反感，但我不想与他争执，笑笑说：“譬如这次是盛大的招待宴吧！我既没有接到请帖，就不好意思自己送上门去了。”说完话不等他再说，掉首径自上楼。

　　佛海方在独自进早餐，满面愁容，他懒洋洋地告诉我：“军统已奉命对我们采取行动，许多人被拘捕了；许多人已经去自首。吴颂皋、闻兰亭等三老都去了，听说地点是在南市火车站的看守所，雨农说：‘进去的人，都予以生活上的优待。’但政府最后的处置，尚未决定。”我说：“刚才楼下君强也要我去，你看如何？”他迟疑了一阵说：“暂时你可以不必去，等待情势的变化再说。”

　　这几天之内，不断传来朋友们被拘捕的消息，某人锒铛入狱了，家里也同时有“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的武装人员看管，要供给他们住宿，任何东西的毁损与取走，不受物主的干涉。中间也有些不自爱的抗战英雄们，对妇女有些轨外行动的。令人想到在专制王朝时，对叛臣的妻孥们，可籍没为官妓的，易代之际，这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我是学过法律的书呆子，还以为假如参加汪政权的人，都违犯了国家的法纪，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由法院来办理，而要交付给军事性的特工机构来主持呢？败则为寇，当然这只是我的空想！我决定不逃避任何责任，静候未来不可知命运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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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人人自危的上海市民们

　　这时，所有重庆的军政人员，尤其是从事于特务工作或者负有接收使命的人，他们个个以英雄自居；抗战期内，住在沦陷区的“顺民”们，自然更以英雄相视了。凡是被目为“顺民”的人，八年之中，谁没有吃过“敌”“伪”配给的户口米？谁又不曾与“敌”“伪”来往过？因此，每个人都有着洗不掉的“汉奸”嫌疑。谁不想自保？而自保的方法，不是说理，更不是讲法，他们运用着两项武器：第一、消极方面，尽量唾骂汪政权中人怎样“无耻”，怎样“压迫”他们做不愿意做的事。越是抗战期间与汪政权中人关系越密切的，骂得也越是厉害，忠义奋发，溢于辞表。这是太值得怜悯的事！不骂，就显得有同情之嫌，自身就更有遭祸之虑。第二、积极方面，尽量使重庆人员谅解，口头上的歌颂以外，除了性命，就愿献出所有的一切。于是，重庆有关的人员，住的是设备完善的华丽洋房，坐的是八汽缸的名牌汽车，袋里有用不尽的金子、美钞与法币，身边有“顺民”或“叛逆”们的妻孥、交际花、红伶、红舞女等。平时身价自高的影星们，有些是经“敌”“伪”一手培植起来的，有些做过反英美的“春江遗恨”“万世流芳”等一类的电影。那时，投怀送抱，更献出她们的灵魂与肉体。抗战英雄们为了抗战流血流汗，此时还不应予取予求？真是一朝得志，八面威风！

　　重庆对收拾沦陷区的手段，也发挥了最高度的技巧，就地取材，因利乘便，运用参加过汪政权的人，以对付不必再运用的汪政权的人。捉人有“七十六号”横行一时的万里浪、陈恭澍等。接收有周佛海部下的小人物程克祥、彭寿，以及吴四宝的干儿子余祥琴等。既驾轻就熟，更大义灭亲。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其情形大可以借用中共目前的两句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是上海的市民们却有了人人自危之感。参加过汪政权职位或大或小的人，自然一体“罪”有应得，做生意的难免不与敌“伪”有交易，安份的居民，就与用以自保的保甲有着关系，是“顺民”，更是附“逆”！只要抓住任何一点，就有毁家杀身之祸。这就是说：为了整肃国家的纪纲，所以，只要有人检举，只要被林林总总的执“法”人员所注意，谁也就逃不了未来任何的遭遇。其间应付有术、趋附有方的人也不是没有，这只能说是法外开恩了。

　　胜利以后的一个月中，看情形越来越严重，不像政府所三令五申的将出以宽大。接收人员抱着“超额完成”的热忱，执“法”如山。程克祥、彭寿等换上了校级的军服，好不威武！霞飞路的家中，过去一向是冷冷清清的，此时宾客如云，臣门如市，送礼的络绎不绝，其间有案可稽的如孙曜东送给XXX的妻子六克拉钻戒一枚，另卧室红木家具全堂。钻戒的重量还够，自然欣蒙笑纳了。家具则彭太太认为质料不好，饬令重换。此事以后曾经闹到高等法院检察处，也居然开庭侦查，结果当然为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而了。

　　原“维新政府”旧人中，搜罗古代书籍字画最多的，要推陈群、梁鸿志两人。陈群倒不愧有先见之明，胜利以前，早将所有藏书公开，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泽存书库”。自杀以前，更遗嘱以全部藏书奉献国家，料理得一干二净。梁鸿志一生收购了不少宋代字画，以及古版孤本，平时摩挲展玩，爱不忍释。一声胜利，其家人想寄藏他处，而为他所阻止，他说：“我无事，这东西将来还是我的；否则一经搬迁，即易散失，即使由别人拿去，还是让它留个完完整整的吧！”所以全部珍藏，还是好好地放在上海毕勋路他的家里。谁料梁鸿志避匿苏垣，尚未被逮，忠义救国军陈默部队进驻，放在案头上的一幅苏东坡的真迹，立刻不翼而飞。许多宋明版的书籍，家人眼睁睁地望着兵士们已经用来拭秽了。

　　在提篮桥监狱中时，忽然一天把梁鸿志提审，原来在陈默家里发现了上面有梁名字的扇面，因此有劳法院查问，似乎陈默还因此被羁押过一时。梁鸿志开庭后回来告诉我说：“我这次被逮，生命不足惜，毁家无所憾，但有两事将永不能释然于怀。第一、拘捕我的人却是我所提携的‘维新政府’的部属；第二、像苏东坡墨迹那样的稀有国宝，而竟落入于武夫之手。”他又叹了一口气说：“你还年轻，而我已是大梦初觉的人了。我诚恳地告诉你：世间有两件最肮脏而男人最欢喜玩的事，是政治与女性生殖器。你是会出去的，今后，希望你要有勇气能对这两样东西远而避之。”虽然，这是他出于一时的愤激之谈，到今天，我还是一直萦回着他这几句将死的善言。

　　在汪政权中最有权力的人是周佛海，而对重庆效命最力的人也是周佛海。他向重庆军事委员会反正有案，他奉命经办了许多地下工作，秘密电台不断传来的命令，是立功有奖！但当我于胜利后每次去看他的时候，反而见得神色沮丧，心绪历乱，他常常一个人独坐着呆呆地出神。原来是他部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程克祥、彭寿之流，现在居然在他面前，指责这样，诉说那样。他们完全不像是他的僚属，而俨然成为太上行动总指挥了。许多跟从他六年的人，大半都已在缧绁之中，幸而还未入狱的，也都在束手待捕，他更不能不无动于衷，我看他时移势易，已失去了当年的气派，竟至一无作为。

　　军统局长戴笠留沪时期，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他家里详谈，我相信戴氏一定给他以安慰，而且也一定曾对他提出过安全的保证。因为以后佛海在狱中听到戴氏撞机殒命的消息以后，他曾露骨地表示说：“雨农死，我也完了！”对京沪行动总指挥的事，除了从“中央储备银行”中取出钞票尽量供应以外，他几乎全不过问。每天他仍照常到“中储”去办公，回家后仅剩得借酒浇愁。我去看他时，也不再如前的有说有笑，往往相对而坐，默默无言，偶尔在他脸上露出微微的一丝苦笑，在神情上已可以看出他有了“凶多吉少”的预感。

　　胜利以后，佛海也的确曾经为了自己的命运而挣扎过。他于八月十六日赶往南京的时候，因为他与顾祝同战前共事于江苏省政府（顾任主席，周任教育厅长），战时靠了密设的电台有很好的联系，电讯不绝，信使不绝。战后第三战区以驻地关系，应该是受命接收京沪的负责机构，佛海也且视为最大的助力。所以那天同去南京的人，就有第三战区的在沪人员何世桢、张叔平等。他于启行时一团高兴，而回来以后，始终就绝口不曾提过此事，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当他在留京期内，曾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的章克去看过他，章克自称是新四军的代表，要佛海带兵往江北与新四军合流。佛海因为是中共的“元勋”，所以太了解中共的真相；佛海因为还是在长沙曾公祠劝毛泽东加入中共的人，因此也太知道中共领袖们的性格。他拒绝了章克的诱劝，在南京与陈公博闹了几乎兵戎相见不愉快的一幕以后，又垂头丧气地回到上海。从戴笠与他见面以后，在无数次的长谈中，他已死心塌地把自己未来的命运，完全付托在戴笠之手。从战时直到胜利之初，军统的运用周佛海，可称为特务工作上的一项最辉煌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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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六、蒋伯诚向周佛海进忠告

　　我记得那一天是九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周佛海飞往重庆前的两日。他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一次，我立即前往。他领我进到他的卧室，把房门紧紧地关上了，情形显得异常严重。他沉思了一下，对我说：“我想要你到蒋伯诚那里去一次，因为有人劝我避开上海这乱糟糟而又多是非的环境，飞往重庆去易地静养。我心绪已乱，你代我去问问伯诚对此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的话有点感到突然，不便详询究竟，我只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那末你决定了没有？”他摇摇头说：“因为没有决定，所以请你去听听伯诚的意见。”

　　这样，我辞出后就直接去大西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去看蒋伯诚。那天，代表公署的宾客特别多，我去时会客室里已坐满了候见的各式人等。蒋伯诚的太太杜丽云要我在她的房里守候，因为她与伯诚的房间正好相对，她说：“今天客人那样多，不知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小坐片刻，等里面的人出来了，你就先进去。”我谢了她的好意，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她向我招招手，我随着她到了伯诚的房门口，而从房里出来的人竟然是丁默邨。他看见是我，有愕然的表情，他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也来这里？”我含糊其辞地答他：“有事。”

　　伯诚还是病废在床上，我落坐后直截了当地道达了来意。他沉吟了一下，又皱皱眉头说：“这事使我为难了，你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的，如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真话，可能会破坏了戴雨农的好事，招人之恨；但不说真话，过去我和佛海是嫖友，这几年他也照应了我不少。那这样吧！照我的想法告诉你，你回去和佛海转述时，千万不要说出是我的意思。”他停了一下，又继续道：“其实，佛海既已决定偕雨农飞渝，又何必多此一举，再來问我？”我忍不住问他：“你怎么知道他已决定飞渝了呢？”伯诚失笑了！他说：“丁默邨将与佛海雨农同去，刚才你还不是看见默邨来向我辞行的吗？”我有点出乎意外，这六年中，我发觉佛海竟然会对我讲假话。

　　伯诚突然精神似乎显得有些亢奋，自言自语地说：“雨农真够聪明，也真有他的一手！佛海留在上海，虽然已经诚心诚意的听命中央，但他手里还拥有可以指挥的数十万军队，雨农不能不防会碍手碍脚，或许有人会出而反抗。调虎离山之后，蛇无头而不行，这样更方便于他的‘肃奸’和接收工作了。妙计！妙计！”

　　他忘记我还坐在旁边，说到妙计时，把他一只无力的手拍着床沿，此时他回头望着我，向我正颜相告：“绍澍回来告诉我；尽管委员长对佛海的态度很好，读到佛海的去信时，还为之流泪。但是，我以为佛海此去，前途还是凶多吉少。因为（一）美苏两国的态度不可知。如其美苏有不利于佛海的主张时，中国与美苏为盟国，即委员长也将无法为佛海回护。（二）国民参政员都是好事的破靴党，像佛海在汪政权的地位，他一下飞机，他们自会立刻起哄了。（三）报纸最爱唱高调，有这样的好题目可抓，还不大做文章？（四）佛海可惜了！他与CC有这样很深的渊源，而他竟然为后辈戴雨农所主持的军统效力，恐怕CC对他也不会谅解吧！佛海一去，情形会变得格外严重。以他的聪明，而且过去太熟悉于当局的事与当政的人，又何必再来问我？”说着，他又长叹了一声。我向他道谢之后，再回到佛海那里。

　　我上楼到佛海的起居室中，一个在上海前后数十年的老日侨船津辰一郎坐在那里，正与佛海密谈。我那时心里乱得很，面上完全露出了不安的神情，佛海虽然与船津用日语在交谈，但他不时回过头来看我。等船津去了，他急急忙忙来问我：“伯诚怎样说？”我一五一十地照伯诚讲的话都照直告诉了他。他听完之后，在室中盘旋，我问他：“CC究竟对你怎样？”而佛海的喉咙忽然拉得很高，他含有怒意的说：“难道他们不要我，我跪在他们面前去求他们不成！”我看到佛海的神态已经失常了，仅仅又加问了一句：“到底你去重庆是否已经决定了？”他很干脆地答复我：“不曾。”我再没有话说了，我向他告辞，这是我与他最后的一面。前后三十年的朋友，从此再也没有能见他了。

　　因为从他那一天的态度来看，佛海似乎已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与我见了面也已没有什么可谈，程克祥、彭寿等又每天在他家里，我更看不惯他们飞扬跋扈的情形，周太太又出出进进的一片忙碌，不暇招呼别人。去既显得无聊，我也就没有再去。那天晚上，我知道汪政权已到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的一天，我决计离家暂时住到朋友那里。这时天气还很燠热，我命厨子特别制备了平素欢喜的西菜，在花园内草地上设了长桌，于夕阳余晖中与家人作最后一次的团聚。孩子们还不知家破人亡，已迫于眉睫，高高兴兴地狼吞虎咽。我与妻子漠然相对，对一草一木，都像有无限的留恋。匆匆地食毕以后，往每间屋内巡视了一周，挟着几件更换的衣服，悄然而去。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我半生辛苦经营的家。

　　直到九月三十日的下午，我从晚报上看到了大字标题佛海飞渝的消息。我才知道佛海没有留给我一句话真的去了。新闻中报道同机而去的除戴笠而外，有罗君强和佛海的内弟杨惺华，以及“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处长”马骥良。那时佛海病体未痊，每天本是勉强支持着起来应付当前的一切。马骥良一直在他身畔照顾着他。君强、惺华、铁良三人的同去，当然出于佛海的要求，此外，丁默邨是与戴笠当中统局初成立时，同任处长的同事，那当然是与戴氏直接的关系。起飞时间是那天的清晨，起飞的地点是引翔港飞机场。等我看到报纸的时候，大约佛海等已经到了重庆。

　　佛海飞渝以后，初在嘉陵江畔的一间大宅中软禁，供应还算周备。一度他的夫人杨淑慧、子幼海等也被一同关在那里。戴笠死后，移禁到重庆的土桥监狱。到翌年，又解往南京老虎桥监狱。两审判处死刑，国民政府蒋主席以其反正有案，明令特赦，改处无期徒刑，直至瘐毙为止。这是后话。

　　周太太在重庆一度被羁，旋即释放回沪，军统局又因追查财产，把她与其女慧海，由余祥琴（在军统中易名林基）经手，拘押在上海福履理路楚园的军统看守所，朝夕逼查，弄得周太太吞金求死，终于把所有的财产献出以后，才得留着一条性命回来。

　　我对佛海的飞渝，个人受了很大刺激，我追随他六年之中，承他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当我几度想退出汪政权时，他总流着泪，拉着我的手，凄然地说：“我们同心协力的做一分是一分，将来如不获政府谅解，死也死在一起。”言犹在耳，而到了最后关头，尽管他对君强的骄矜作风，平时深致不满，对惺华的年少轻浮，颇多戒责，而结果还是相携与俱。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能算不深，而及其行也，竟至无一言相告。我从伯诚那里回来问他时，他还说未作决定。看到了他飞渝的消息，我不能不自笑过去的太谬托知己了。

　　本来，当我为蒋伯诚奔走的时候，承伯诚的好意，对我的一切，他愿意一力承担，时常拍着胸膛说：“我对你负责，我向你保证。”我总是向他道谢，我说：“为了国家，我愿意对自己负责，斧钺之诛，我不会逃避，功罪是非，我愿意受国法的裁判。”这时佛海去了，我有了前途茫茫之感，没有人再可以商量，也不知将怎样自处？自己的命运，只有等待自己的决定了。那时每天不断传来了朋友们不幸的消息，某一人进去了，某一家被占了。我彷徨得很，也矛盾得很。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已有了应变的方法，在亚尔培路一条幽静的弄里，住的都是在中国有优越地位的外国人，他们约了四个人，雇了一名厨子，单身住在那里，打打小牌，谈谈笑话，即以此为世外桃源。他们要我也住过去，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以为搞政治即不必谈是非，现在户口办得并不周密，决不能挨户搜索，况且此地住的都是外国人，当局如非得到确实情报，否则决不至于卤莽行事。他们的意见事后证明是准确的，这几位藏匿在那里的朋友，终于一个也不曾出事。而我，有不同的意见，以为我个人对国家的行为应当不逃避任何责任。同时，经过了八年身处在沦陷区中，使我天真地完全信仰了政府，尤其我是学法律的人，我不能不信仰法律的尊严。因此，我不理朋友们的劝告，想以“英雄”的姿态，昂然作出了自首的决定，把六年中的一切，向回来的政府有个坦白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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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曲终人未散的南京情况

　　和平以后的上海，虽然因接收手法所引起的人心极度惶惑，但表面上还能维持平静。各式各样的接收人员忙着于幕后进行交易，大约由于无往不利之故，晚间酒楼、舞厅、妓院空前热闹。捉人是尽量用“诱捕”方法；接收更是得心应手。汪政权中人，以至在沦陷区所有有地位的、有财富的工商，社会上的各式人士，一个个任凭摆布，无人敢于反抗；甚且无人愿意反抗。政府此时的威严，发挥到了极点，使“顺民”们看得眼花撩乱，动魄惊心！

　　作为汪政权首都的南京，反而例外地一片混乱，且一度几乎酿成巨祸。日本投降的消息，京沪两地都于八月十日黄昏后不久收到的，但日政府既未正式公布，日本陆军大臣南部还是倔强地下令继续作战。在华的日本驻军，尤其少壮派军人，叫嚣激动，他们固然不甘于身受亡国之惨，更不甘心于向中国投降。他们傲慢地说：我们在华作战八年，节节胜利，前锋曾推进至独山，假如没有“大东亚战争”的发生，最低限度国民政府早已迁至西康。今天，在华还有三百万人的军力，大可一战，如以战胜者而向战败者投降，誓死反对。一部份军人且以行动迫着直属长官不接受日政府投降的命令。如前文所述，上海驻军“登部队”的参谋长，还曾奉令正式访问周佛海，声明在中国地区将继续作战的意向。大约那时驻华日军内部的争持，与东京少壮派军人因反对投降而采取激烈行动的情形正不相上下。直至八月十五日日政府正式公布投降，由于日人传统上对皇室的尊敬，少壮派军人终于被上级说服，和平也终于获得了实现。

　　周佛海于十五日证实了日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势，京沪地区接收部队，必然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因于当晚带同第三战区的在沪地下工作人员何世桢张叔平等，搭乘京沪夜车赴京，与陈公博会同结束政权，收拾残局。

　　汪政权最后的解散会议，公博直等至佛海抵京以后，于八月十六日下午，在南京颐和路新“主席官邸”举行，凡是汪政权在京的“部长”以上人员，全体出席。由公博任主席，报告日本政府已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无条件投降，在华日方，亦已分别由谷正之大使、陆军今井少将、海军少川少将正式通知，奉行日政府命令。和平愿望既已实现，“政府”自应宣告解散。各机关应照常办公，负责结束，静待接收。出席各人，无一人对汪政权之解散表示异议，公博即取出预先拟就的解散宣言，当场宣读，大意是勉励各地军队以统一为重，不得拥兵反抗。会议中对解散宣言仅有字句上的修正，经过很短的讨论，就顺利通过。惟以政权既已结束，而重庆军队尚未开到，在青黄不接之际，把汪政府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而以原“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以为指挥办理各部门的结束事宜以及维持各地方治安的总机构。同时拟就了电报，托何世桢电第三战区司令部，转电重庆呈报蒋氏。至此，汪氏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永成为历史上的名辞了。自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三十日建立，至卅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六日宣告解散，前后仅经过五年四个月又十七天的寿命。

　　虽然说：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然。但陈公博、周佛海等以次，那时手中还拥着数十万受过训练的军队，如负隅反抗，东南一隅，即不言逐鹿，或许他们本身不必引颈待戮，尚能有幸存之道。但看伪满军队的一经转向，试问结果如何？而他们既欣忭于抗战之胜利；热望于国家之统一，尤尊敬于蒋氏之声威，乃不顾一己前途的祸福，俯首贴耳，以等候雷霆斧钺之诛。这些人，假如真是国家“罪人”的话，这最后的表现，是否还值得人们予以一丝的怜悯？我在本文开始时曾写出汪政权之创建，沦陷区民众曾经认为是蒋汪双簧。周佛海也屡屡笑着告诉我：重庆与南京虽是分别下注，实为共同赌博。譬之在赌场中押“大小”，重庆押大，南京押小，总有一面是押到的，不管开出来为大为小，而押到的却一定是中国。看到汪政权人最后的态度，也真像在唱双簧，而再看胜利后国府处置之严厉，又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读者们一定会感到疑诧，其实连此中人的我，也一样糊涂！

　　汪政权有疾而终，气一泄，什么“治安委员会”之类，也不过徒有其表，迨至镇慑无人，于是魑魅尽现。天上还来不及飞下来，如上海一样，地下就先钻出来了。就在汪政权宣布解散的当晚，一个名叫周镐的人出来行动了。周镐我绝不认识他，而且以前也从不曾听到过是怎样一个人。据陈公博在狱中亲撰的“八年来的回忆”中的记载，说是由周佛海推荐为军事委员会的科长，以后又荐为江苏无锡区的行政专员，大约是不错的。他趁情势混乱之际，存浑水里摸鱼之心。自称受重庆委任，用了“京沪行动总队”的名义，首先占据了新街口财富所聚的“中央储备银行”，在门前挂起了“蒋委员长万岁”的红布标语，狐假虎威，先声夺人。而且公然张贴“告示”，就利用汪政权中少数部队，胡作乱为。他希望汪政权中人服从他的指挥，但是高级人员有谁会去理他？他想把“陆军部长”萧叔宣拘捕，萧在奔避中周镐竟发枪在后轰击，中弹当场身死。“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南京市长”周学昌、“宣传部长”赵尊岳，都曾给他禁闭在“中央储备银行”。

　　周镐觉得汪政权既不镇压，日军也不干涉，于是肆无忌惮，益发为所欲为。他于晚间派人至“中央军官学校”演讲，说要接收军校，军校向兼校长陈公博请示，公博的答复是“倘然对国家统一有好处，于地方治安有好处，那就让他接收！”但是军校学生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少年，偏又不肯就范。从十六日晚僵持到十七日的下午两时，军校全体员生全副武装到西康路公博的办公室四面布岗，一面表示反抗接收，一面保护公博安全，学生代表要求见公博，表示国家胜利，他们绝对拥护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明来历的人的“收编”。众意所趋，连公博的劝解也全归无效。周镐也居然派兵对垒，双方建筑工事，中间且曾开枪互轰，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南京秩序陷于最大的混乱。幸而佛海及时与日军部小笠原交涉，由日军部派人通告周镐，在国军开到正式接收以前，日军仍负有维持治安之责。周镐看到日军出头，不敢反抗，就被日军解除了附和他的部队的武装，并释放了被拘禁在“中储”的人员，轩然大波，总算得以化险为夷。周镐于国军开到后，被审讯枪决了。这事我得之传闻，经过详情，却毫无所知。

　　由于周镐接收军校事件，使陈公博与周佛海从民十共同发起中共时起，数十年的交情，付之流水。公博方面的人，认定佛海倚仗了重庆的力量，卖友求荣，对他发生了最大的反感。今天，公博与佛海先后死事都已十余年了，身后是非，我殊不必再为佛海作无谓的辩解，但我写本文的目的，既在提供事实，发抒观感，则我所耳闻目击的真相，我还是愿意加以赘述：

　　公博方面认为佛海故意与他为难的理由：一是佛海早已为重庆效力，而公博则并无直接联系；二是汪氏逝世后，公博代理“主席”，或许佛海有意存阙望；三是周镐既是佛海的人，且重庆发表佛海的名义是京沪行动总指挥，而周镐则自称为京沪行动总队；四是当周镐“行动”之际，公博要求佛海制止，佛海先说找不到周镐，也不与公博见面，情形可疑。

　　佛海于八月十五日晚车赴南京时，我没有同去，事实如何，不敢悬揣。但佛海于十九日下午回抵上海后，到家一进门，于沮丧懊恼中连说：“我很难过，我很难过！与公博数十年交谊，最后竟然险至兵戎相见，他以为是我主使的，我有什么话可说！”说着连连叹息，且凄然几至泪下。那时家中并无外人，他又何必这样的来向我们装腔作势？周镐是他的人，那是不容否认的，论周镐在汪政权时地位，亦仅是佛海部下的一名小人物。政治也真是一样太可怕的东西！一旦情移势易，和平前在周家站着报告的人，此时高坐堂皇，横眉怒目，指责这样，数说那样，佛海只有苦笑而默无一言。

　　周镐的“行动”事前没有得到佛海的同意，是可以想像的。至秩序大乱，佛海真找过他而抗命不来，也是可能的。周镐自称地下人员，真正的来历不明，连佛海也不免于投鼠忌器。据我确实知道佛海南京西流湾家里的卫队长周某，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是湖南人，而且与佛海为本家，平时一向对佛海忠顺恭敬，而此时首先被周镐收买，不但不再听佛海的指挥，事实上佛海已被他在监视之中，一次周太太要坐车出外，那位周队长也要坐车，竟戟指对周太太说：“哼！到了这个时候，还摆什么架子？”附和周镐者且如此，周镐的气焰更可知了。

　　再有周学昌被非法拘禁经过，倒是事后佛海亲口告诉我的，周镐先想追捕学昌，学昌急了逃往佛海家里，学昌正在向佛海诉苦，而周镐持枪直入，虽然当时经佛海喝止，暂时退出，学昌就躲在楼上，经半日之久，以为周镐已经去远了，逡巡出门，而一离周宅，就为周镐所捕。学昌是佛海左右十人之一，而且平时也与佛海处得不错，这时佛海既已不能使妻子免于被侮辱，又不能回护一个亲信人物的被拘辱，假如周镐的行动，真是出于佛海的指使，最后又何至乞援于日军的干涉？周学昌为佛海之亲信，吴颂皋为佛海之亲家，除非是佛海神经错乱，否则又何至一发动而即以亲友为侮辱之对象呢？汪政权于曲终人未散的最后刹那，还造出那样的误会，这又是大悲剧中的一幕小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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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陈公博避往日本的真因

　　正在南京乱糟糟成为无政府无秩序状态之时，传来了陈群仰毒自戕的消息，他死得干脆，也死得干净，倒是值得一提。陈群是福建人，字人鹤，行八，人家背后都叫他陈老八而不名。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革命很早，中山先生在粤任大元帅时代，他已经很露头角。北伐时期，任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后来在昆明被杀的李公朴，还是他那时的中级部属。民十六清党，他与杨虎主持清党委员会事务，杀戮甚多，后因他与胡汉民接近，开始反蒋。除孙科为行政院长时期，又做过首都警察厅长而外，一直赋闲在沪。但与杜月笙形迹甚密，挂牌做过律师，也做过杜月笙主持的浦东中学校长。抗战军兴，国军西撤，他竟参加了梁鸿志领导的“维新政府”。汪政权创建，他历任“内政部长”、“江苏省长”诸职。他姬妾众多，行为放荡，其实佯狂玩世，八面玲珑，他在受歧视下参加了汪政权，既得日人的信任，也为汪政权人所戒忌，周旋应付，锋芒毕露，与任援道两人，为以“维新政府”旧人身分参加之红人，在汪政权中声势且犹在梁鸿志温宗尧之上。

　　胜利以后，他还在南京，深知决不能见谅于蒋氏，早已蓄有死志，但以他的外表而论，谁也不会相信他会决意自杀。他对第一个透露出他真意的人，是“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曼云是与杜月笙有着师生关系，在陈群看来，则是自己人。一天曼云去看他，他正式告诉曼云说：“重庆不久要来接收了，对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与其将来受不必要的罪，还是趁早自裁，求一个痛快。我预备有毒药，毫无痛苦，只需几秒钟的时间，就好脱离这恶浊的尘世。你要，我可以分一些给你。”曼云固然不相信他会藏有毒药，而且也不相信他真会有自杀的勇气，还以中央屡屡表示宽大等的话来加劝慰，而人鹤正告曼云：“政治失败了，对胜者不必寄幻想，对自己不必图侥幸。”曼云竟未为所动，以为是他的一时的愤激之谈，于一笑中辞出了。

　　而陈群真是从从容容地料理好了家务与后事，写了一封长长的遗书，最紧要的意思是：“他是中山先生的信徒，愿意死后听总理的批评，而不愿生前受蒋氏的裁判。”他独自上楼，仰毒毕命，前后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迨家人发觉，早已陈尸榻上。据猜测，他吃的是氰化钾，大约很早就向日人方面要来的。陈群的死，证明了他决非像他外表那样真是狂放不羁的人，看到最后政府对汪政权中人的严刑峻法，也证明了陈群也确有其先见之明之处。最少他是真能了解蒋先生的。

　　陈公博与陈群相同的一点是，对于生，已毫不留恋。但公博的责任不同，他要对政府有个交代，并且愿意受法律的裁判，丝毫不想逃避责任。他要留着个不死之身，面对现实，在庭上声述他的理由，对国人剖诉他的衷曲。不过他既已放下了权力，一切变得束手无策，他周遭的环境，随时可以遭遇不测。实在不容他再存身下去。他决意飞日的真因，有如下的几点：

　　（一）周镐的事情，已使他怵目惊心，他既与佛海有了芥蒂，佛海又接受了重庆的命令，在公博甚至不能不防佛海会对他有不利行动。

　　（二）他既已负责结束了汪政权，声明接受重庆命令，重庆军委会也已委出了先遣军、行动总指挥等名义，照理他只能听从先遣军等的调度，但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告诉他，说接到蒋委员长的正式通知，不承认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于是更使他左右为难。

　　（三）有人谣言公博挟兵自重，如他留在南京，可以指挥反抗，将为国家统一之障碍。他为表明心迹，尤不能不急急于远离这是非之地。

　　（四）任援道向他表示蒋先生希望他暂时离开南京，以免增加处置善后的困难。

　　（五）先遣军要着手接收军队，而“警卫师长”刘启雄与海军人员却不愿受编，他无力迫使他们听从先遣军，也不能对他们作同意的表示。

　　（六）开往西康路保护公博的军校学生，于周镐事平之后，仍不肯撤退，使公博如芒刺在背，最少形式上有了拥兵自卫之嫌。

　　（七）那时中共已发动攻势，南京城内繁盛地区的新街口，已发现新四军散发的传单。自称新四军的代表章克，且公然向日军要求投降。江北一带叠次告急，时安徽的宣城，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如共军长驱而来，公博既无可以指挥之军队，不但己身可以被俘，也将会无法向政府交代。

　　（八）林柏生与陈君慧两家的狗，同于十四日中午被人毒毙。在混乱中，公博等更觉人人自危，可能于不明不白中会被人谋死。

　　他所唯一感到踌躇的仅是重庆接收人员尚未到达，负责无人，不便擅离职守。刚巧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其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于八月二十一日专机赴芷江向主持中国地区受降的何应钦氏接洽受降事宜，于二十三日又返抵南京。翌早今井往颐和路新“主席官邸”谒见陈公博，报告赴芷江接洽投降经过。并说代表何应钦的副参谋长冷欣将于二十六日来京，中央部队将于二十七日起开始空运，何应钦本人可于三十日抵达。公博认为这样可以暂卸仔肩了，他向今井表示：认为他如留在南京，会使重庆对接收工作发生疑虑。他希望能离开南京暂避，以待后命。今井同意他的见解，乃与军部及日使馆方面联络，最后借定了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作为交通工具。但因为盟军总部已有通告给日本政府，日本飞机于二十五日正午以后，就不许再在日本国内飞行。所以如不得已而赴日，公博必须于二十五日中午以前赶到日本。

　　一切计划拟定以后，他先写了一封信呈蒋氏，说明他的心情，信内有“钧座一有命令，公博自当出而自首”之语。这封信是留给浅海和冈田两顾问转致何应钦王东丞代呈的。一封信留给任援道胡毓坤，要他们负责维持治安，因为他们是“治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另一封信是留给冷欣的，请他到达后召集原有军警机关，维持地方治安。最后还发出了一个通电给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郝鹏举等。谆嘱要静候重庆命令，不得意图反抗。

　　公博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研究此行地点，他认为原汪政权的辖区，均有军队驻守，他去了，更有拥兵割据之嫌。青岛为华北地区，为公博势力所勿及，故决定初步先至青岛，再定行止。不得已时，候船转日本。

　　至二十五日天色尚未破晓之前，陈公博与他的夫人李励庄女士、“安徽省长”林柏生、“实业部长”陈君慧、“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经理总监”何炳贤、秘书×××等一行七人，齐集颐和路官邸，由军事顾问部的小川哲雄大尉随机任向导，而在机场照料的也只有军部的小笠原参谋一人。一行静悄悄地黯然乘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启飞，离开南京，初步的目的地则预定为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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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专机中一笑飞回作楚囚

　　陈公博等一行所搭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南京起飞后不久，忽因气候关系，转向直飞日本。事实上公博如留在青岛，那时日本既已无条件投降，海空运载的交通工具，都已成问题，能否再去日本，了无把握，或许随机作向导的小川大尉为了责任关系，藉口天气，改道飞日。原定日本的目的地是京都，可是又为了机中燃料将罄，乃经济州岛而达西京附近的山阴县米子机场降落，本来还预备加油续航。那时已近中午十一点，离盟军通告在是日正午以后，不准日本飞机再在国内飞行的禁令，已只有一小时的时间，乃决定先留在米子暂住。可是公博此次飞日，事前与日本政府毫无联络，米子又不是预定降落的地点，因而毫无招待的准备。且机场已先破坏，场中亦且阒无一人，幸有载货汽车经过，始得载往市区。临时只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暂时安身。可是战争末期，日本国内一切物资已非常缺乏，米粮、副食品等都实施配给，公博等也只好被视为一个普通的旅客，食物就很成问题。直至三天之后，东京外务省始得讯，请前汪政权的经济顾问冈部长二，及事务官山本晃仲村清市及科长吉川赶往照料。

　　公博表示在南京混乱时期，来日暂避，束身待罪，以后如蒋先生一有命令，将立即启程回国。惟以米子地方太小，起居不便，要求在京都觅地居住。乃从米子机场附近温泉场的望海楼，迎往京都。为避免耳目起见，经商得天龙寺管长关牧翁师同意，借住郊外幽静的金阁寺为居停之处。他们一行七人，就住在寺内较为深邃的一角，连京都市民，也不知汪政权内的几个重要人物，在那里做了最后亡命的藏身之地。

　　他们行动当然没有受限制，但谁也不出寺门一步。特别是公博很沉默，也很镇静，对于他今后自身的命运，已经有了一个决定，每天只以看书来消遣他最后的岁月。食物是由日本外务省配给的，每隔三天送来一次，面粉白米是够吃的，副食以小小的几尾鱼类为多，猪牛肉已被视为珍品，白糖尤其缺乏。他们此时的心情，对食物已经不是一件注意的事了。来往的人，也只有非正式代表外务省的冈部，不时来探视，对他们的生活上作一些照料。

　　如此在金阁寺住了半月有余，约在九月十八九日，外务省突派大野局长往见公博，说何应钦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宁次，指公博私行逃日，而对外宣传已经自杀，要日本负责护送回国。公博问大野，他离开南京时曾留给蒋氏一函，究竟浅海和冈田已经负责转递了没有？大野表示不知此事。公博乃又托他致电冈村，候得到确实消息，再定行止。至九月二十四日晨，大野又去看公博，说公博呈蒋氏一函，迟至九月十九日才由冈村交给何应钦。何氏曾派处长钮先铭往见冈村，希望公博归国自首。公博当时草了一封电报，要大野回东京拍发，另又照录一份，寄交何应钦氏。函电原文如下：

　　南京何总司令敬之兄勋鉴，并请转呈蒋主席钧鉴：

　　公博于八月二十五日离京之前，曾留呈一函，想达钧览。数年郁郁之私，一旦得达，殊快所怀。公博原决留京待罪，只以当日传闻，有请公博宜早离京沪，庶免钧座处置困难。以故对于京中善后事宜，处理完毕，即匆遽离京。此行决非逃罪，故留呈函中，曾有钧座若有命令，即行出而自首之语。顷闻本月九日总司令部对于公博之事，有一备忘录致送冈村。二十日复派钮处长传达钧意，辗转传递，今始得悉。公博能回国自首，本为日夕祈祷以求。今既出钧意，归心更急。惟交通困阻，船机不通，伏望能派一中国飞机至日，俾得早日回国待罪。区区之忱，尚希明鉴。陈公博叩。有。

　　敬之总司令我兄勋鉴：

　　八月二十五日曾于离京之前，曾呈蒋先生一函，托兄及东丞兄转呈，内容想已达览。弟之离京，决非逃罪。只以当日传闻，谓弟再留京沪，将使蒋先生处置困难。因是不得已匆遽离京，以待后命。顷闻总司令部对弟归国之事，曾有备忘录致送冈村，复派钮处长传达尊意。弟决本留呈蒋先生函中原意，归国自首。惟有一事请兄代弟转达者：当日来东，本非夙愿，惟无论暂居国内何地，皆有军队，深惧予人口舌，造作蜚语。今蒋先生之意既明，弟归心更急，最好能由国内派一中国飞机来日，俾得早日成行。此种请求，或为逾分，然区区之心，度亦为兄所深谅。再者：本月二十五日，弟为自首事，曾有一电致兄，并请转呈蒋先生，恐电报梗阻，文意或有不明，兹再抄录一份，尚乞转呈为祷。专此即请勋祺。弟陈公博谨启，九月二十五日。

　　在这两封函电中，实已赤裸裸表达出公博当时的心境，胜利后政府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中，指汪政权中人为“图谋反抗本国”，虽然日本已无条件投降，而公博佛海等尚各有可以指挥之军队，与有可以负隅的土地，而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公博非但毫无反抗的意图，而且渴望于国家之统一，适身异国，避嫌唯恐不远，更置一己之生死于度外，一闻明令，即急急求归。国家整饬纪纲，形式上之如何处置，自为应有之措施，但公博等对国家的心迹，或尚足以邀后世读史者之同声一叹乎？

　　公博的电报托大野拍发以后，消息沉沉，直至九月三十日夜间，日本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山本往见公博，谓已接到外务省的长途电话，中国派来的飞机已飞抵米子。公博闻言，表示稍事摒挡，即当于翌日赶往米子搭机返国。十月一日，公博正在收拾行装，而近卫文麿为了祭扫他先母的坟墓，去至京都，特往金阁寺与公博密谈了两小时。近卫是发表中日谈判三原则，至促成汪政权建立的一人，而公博则是于太平洋战争日本已濒于崩溃之日，继汪氏而支持残局的一人，此日穷途日暮，又值公博挺身回国，甘受法律裁判之时，两人都已抱有死志，形同诀别。谈话内容，以无他人参加，虽不可知，而两人的相对欷歔之状，自可想见。

　　在公博等由日回国之前，中间尚有一段插曲。护送公博等由京赴日的小川哲雄大尉，以为公博等一经抵日，即永不会再行返国，所求的恐仅是羁旅异土，了劫余生了。忽然看到公博作摒挡归国之计，他暗中竟进行为公博等寻觅藏匿处所，东京的中野，奈良的郊外，以及别府、鸟取等地，均有了准备，粮食亦早为储藏，以为计策万全。故于公博离日之前夕，全力劝阻，谓将来如事败，愿以一身当之。而公博死志已决，愿挺身以俟斧钺。故公博与近卫谈毕以后，仍于当日晚间，除其夫人李励庄女士（以何应钦致冈村之备忘录中无其名字），仍暂时留日而外，与林柏生、周隆庠、陈君慧、何炳贤、×××等六人匆匆就道，赶搭火车至米子。本拟翌日（二日）下午由米子启飞，乃为风雨所阻，在福冈又住了一晚，始得于三日正式启程回国。计自八月二十五日抵日，十月三日飞回，留东前后为一个月又八天。在京都时期，公博等也真是做到了闭门思过的地步，并没有特殊的事情可以补写。

　　国府派往日本的飞机，是一架运输机，除驾驶人员外，派有宪兵连长一人，士兵八人，由日直飞南京。公博在机上，仰视白云变幻，俯瞰沧海汹涌，态度平静得像一次旅游后的重归故乡。他曾口占一绝云：

　　烽火纵横遍隐忧，抽刀空欲断江流。

　　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作楚囚。

　　公博一向具有潇洒的风度，此诗尤显得其能临危不乱之状。第三句系指东南于胜利之后，未为中共所据，飞回自首，犹能身履国土。而结句的潇洒从容，于沉痛中备见其风度。飞机飞抵南京上空，已在下午。因为事前消息封锁，市民全不知公博等之又如旧燕归来。机场四周，有疏疏落落的宪兵布岗，迨飞机降陆，戒备森严，机场是一片冷静，仅有武装宪兵等候。押机的兵士，将公博等移交之后，即分别押上预停在机场上之三四辆吉普车，两旁各有兵士防守，由一个连长率领，直驶何应钦之陆军总司令部。本来陆总决定就把他们安顿在陆总二楼的办公室内暂住，而且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床铺。迨到黄昏时候，忽然又用一辆公共汽车，把他们载向城南宪兵司令部拘禁。

　　在宪兵司令部大约又是一个多月，没有审问，也无其他动静，至双十节前后，一行又被解送到宁海路二十五号去了。那里，是一所三楼的民房，在汪政权时代，是“七十六号”的南京特工站，曾经羁押过不少政治犯。现在变成为军统局的临时看守所了。二十五号的后一幢房屋，是关的陈璧君等，三楼已先有梅思平、岑德广等二十余人在那里。就以二楼的一部分，共两三间囚室，为公博等的羁幽之处。

　　胜利后的一切，都有些不寻常的现象，譬如宁海路二十五号，不是司法衙门，而是特工机构。那里的看守所所长，又原是汪政权里的下级人员，而摇身一变，竟然成为支配汪政权最高级人员的堂堂看守所所长。他不念昔日的一段香火之缘，颐指气使，毫无惭色。而且克扣囚粮，曾使公博等受着最恶劣的待遇。依照法律，有犯罪嫌疑的人，应于被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移交法院开审，但公博等在宁海路二十五号两月有余，除了责令各人写一纸自白书，要详述参加汪政权前后经过外，也绝不提审。公博的“八年来的回忆”，就是在那时候所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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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〇、起诉书罗列了十大罪状

　　在拘禁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是主持“肃奸”工作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曾亲往探视。他与陈公博密谈了二小时以上。因为戴笠是与蒋氏最接近的人，所以公博曾经把这八年的经过，详细地向戴笠诉说了全般心事。也许戴笠也透露过对他最后的处理办法。事后公博告诉同囚的难友，此事有用政治手段解决的可能。而以后戴氏于飞行中撞机身死了，无人再担得起不付司法审判的千斤重担，情势一变，所有被拘的汪政权人员，一律移送各地高等法院审判。

　　在民国三十五年的初春，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三人，首先提出押送至苏州狮子桥监狱。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三个人要单独易地受鞠，当局也并没有宣布任何理由。大约政府对“肃奸”案件，是采取政治内定的办法，再通过司法审判的形式。所有汪政权人员的命运，因戴笠之死，而完全改变，此时当局已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汪氏逝世以后，陈公博成为汪政权的最高领袖，一旦失败，当然天下之罪皆归之了。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为郑重将事，由首席检察官韩焘，亲自主持侦查手续，亲自起草起诉书，洋洋万言，罗列了十大罪状，兹为摘要录下：

　　一、缔结密约、辱国丧权

　　“被告与汪兆铭于组织伪政府之初，即与日寇缔结基本条约，继又改订同盟条约，均承认伪满帝国，承认华北驻兵及经济合作，此无异将东北四省割让敌人，无异放弃华北自主之权。虽签订条约者为汪兆铭，但被告身任伪立法院长及中央委员，不能谓未参与未议，自应共同负责。”

　　二、搜索物资、供给敌人

　　“伪政府于民国卅二年以后，陆续在上海及各县，组织各种物资统制委员会。表面虽以确保军需，安定民生为词，实际则以贱价强迫收买物资，供给敌人。对于当时沦陷区内米麦面粉棉花物资之收买，雷厉风行。此为被告任伪立法院院长、伪上海市长及代理伪主席之行动。”

　　三、发行伪币、扰乱金融

　　“伪中央储备银行，系于民国三十年间成立，滥发纸币，毫无限制，一面以二对一之比例，收兑法币，削弱我政府之经济力量；一面做成通货膨胀之现状。此项伪币之发行，虽另有主持之人，但伪储备银行之法规，则确经伪立法院通过后方能施行。被告身任立法院院长，对于扰乱金融之罪责，亦应共同负担。”

　　四、认贼作父、宣言参战

　　“自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我国对德日宣战，始终与盟邦合作。故与英美在此次战争中，实为一不可分之整个集团。反抗英美，即无异反抗我国。乃该被告竟认贼作父，附和日寇，对于我国之盟邦英美，公然宣战。至汪兆铭死后，被告继任伪主席，仍保持其一贯政策，毫无变更，其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更于此可见。”

　　五、抽集壮丁、为敌服役

　　“查敌寇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即感兵力不敷分配，乃迫令南京伪政府征集壮丁，运至南洋训练，被告与汪兆铭并不誓死力争，密令各地区抽募壮丁，以应敌人之命。尝据某报登载河南伪政府运送壮丁数百名至南京时，伪政府大加奖励。虽当时有无承认敌寇密约，无从发现，然就沦陷区内各地乡镇保长，或径征壮丁，或向业主勒派壮丁捐款之事实窥察，则伪政府之允许以壮丁为敌寇服兵役，可以断言。”

　　六、公卖鸦片、毒化人民

　　“抗战军兴，各地区之沦陷于敌寇者，范围甚广。敌寇在其占领区以内，实施麻醉政策，大量贩卖毒品。伪南京政府不设法制止，乃从而抽收捐款，允许各地开设烟馆，公然吸食。据三月十四日上海新闻报所载，在沦陷区内吸食毒品者，数在三千万人以上。”

　　七、改编教材、实施奴化

　　“抗战以前，各学校所用之教科书，至伪组织时代，一律改编。凡有关于抗日言论及爱国思想之文字，悉予删除，且禁止教授英文，改习日语。虽主其事者有主管之伪教育部，然被告身为伪中央委员及伪立法院院长，不能诿为不知。”

　　八、托词清乡、残害志士

　　“伪政府于民国三十二三年间，曾制定法令，分期清乡。实行之时，设置封锁线，断绝交通。名为肃清奸匪，实则除搜括民间储藏而外，殆以残害中央官吏及抗战志士之伏处沦陷区者为唯一目的，如李士群之在江南，张北生之在苏北，忠贞之士，牺牲于清乡旗帜之下者，何可胜数？此等清乡法令，系被告任伪立法院长时所制定，即至被告继任伪主席时，犹在雷厉清乡之中，其残害志士之罪责，当然应由被告负之。”

　　九、官吏贪污、政以贿成

　　“查南京伪政府成立后，上自伪中央官吏，下至各县伪县长、伪区长、伪乡镇保长，无一不以搜括金钱为目的，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机关之内，几至无一事不要钱，无一人不要钱。有充当区长数月而腰缠数百万者，其他可知。上行下效，因而火车轮埠之搬夫苦力，亦从而大敲其旅客之竹杠，当时有红帽子黑帽子之称，京沪线上，黑幕重重。即被告本人代理主席时，曾一度至苏北泰县，抵达之日，凡床帐被褥，以至毛巾杯碗，无不一一备办。濒行时为其随从之人，席卷以去。一夕之间，该地商会开支招待费用，达一万万元之巨，其贪婪成性，至于如此，可为浩叹！”

　　十、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查伪南京政府于成立之后，犹积极收编杂色部队，先后编制所谓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及第一集团军等伪军。合计其数，何啻数十万之众。既无军饷，又未训练，因而类似土匪之军队所在皆是，掳人勒赎，视为固然。其祸国之深，殃民之烈，古今中外，无与伦比。”

　　本来相骂无好言，于法院之起诉书为尤然。周内锻炼，几成为检察官的天职。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的起诉书，不像是一个法律文件，而极似不负责任的报纸上一篇夹叙夹议“有闻必录”的杂评。公博当时怎样逐条抗辩，皆另详于以后的庭审情形中。而公博对起诉书的一段结论，有先抄录在此的必要。不知当时主办该案的法官，阅后是否也且为之啼笑皆非。公博当庭对起诉书的结论侃侃陈述，他说：

　　“我看起诉书各点，很多臆测之辞，如‘不能谓未参与未议，自应同负其责。’‘虽另有主持之人……亦应共同负责。’‘然就……可以断言。’‘不能诿为不知。’‘当然由被告负之。’其次，有许多不是我的事，或者我都不知道的事，或者绝无其事，也罗织起来。又自白书中常有某一件事，不引全文，而只截取了某一段。因此我觉得起诉书中，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而且文字间很多是徒快口舌的文章，而不是根据事实的起诉。不过我对检察官是很谅解的，当日我在重庆、在香港，极力谋党的团结，国的统一，那情形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的；迨至南京以后，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那情形也太曲折而复杂了，也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的。在今日众议沸腾，真相不白，尤其是政治是那样困难而波折，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即使他心里很明白，而又肯负责任，哪一个敢挑起千钧重担，说陈公博可以功罪相抵？哪一个敢说陈公博无罪呢？不过，汪先生在生时，我是辅佐汪先生的一个人，在汪先生死后，我名义上总是负政治军事的全责，那就够判重罪，其实不必要再苦苦罗织成齐齐整整的十大罪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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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褚民谊甘为汪精卫牺牲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汪政权亦随之而解体。重庆国民政府，阳示宽大，意在株连。陈公博既由日提回，周佛海又送渝囚禁，自九月二十七日起，逮捕汪系人员，各地同时并举，雷厉风行，竟欲一网打尽而后已。则地位如汪夫人陈璧君者，自属更无幸免之理。但迄今事隔仅十余年耳，其被捕经过，报刊已多臆测之谈。当时政府既不依通常法律程序进行，竟付特工人员出之以诱捕之手段，用心之深，设计之密，自无怪外间之莫明真相。兹篇所述，则作者得之于随汪夫人同入笼牢者之口述，事经亲历，堪信其全为当时之事实。

　　当汪氏病逝日本，于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卜葬于南京梅花山巅之际，汪夫人在广东之亲信赴京送葬者三人，为陈春圃（广东省长）、林汝珩（教育厅长）与汪屺（警务处长）。葬事既毕，陈璧君召诸人集商今后行止。春圃等力劝其及时引退，他们的意见是：“汪先生当时之所以主张和平，纯以抗战屡遭惨败，土地日蹙，外则国际形势，英美且对日惟求抚靖，内则共党坐大，渐成割据之局。如一旦抗战不克持续，后果何堪设想？故挺身支柱，以不易见谅世人之变局，预为国家维一线之生机，则不论抗战成败，不患担当无人。汪先生毁身为国之精神，早为同人所深仰。但目前战局已定，德意败降，日本海空军亦渐次被歼，胜负之局，不问可知。为国家计，果无继续提倡和平之必要，而为夫人计，自北伐统一以来，汪蒋之间，屡生歧见，而汪先生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日，夫人以一时之愤激，出言过于率直，曾使蒋先生怒形于色。他日胜利归来，能否恝然相谅？更有值得考虑之处。夫人此时勇退，于国无损，而于己有利。”云云，林汝珩、汪屺两人持之尤力。

　　陈璧君沉吟良久，卒不谓然，她说：“汪先生赴日疗病之日，曾力疾亲下手令，以职务交公博佛海负责，现陈周均照常供职，我独飘然远引，则凡是我的干部，势必随同进退，无异拆陈周之台。就个人言，我对汪先生为有违遗命，对公博佛海言，则有负友谊，祸福可以不计，良心上殊不愿为。对国家言，今日之抗战必胜，已仅属时日问题，即我与公博佛海同时引退，亦已无损于国家，但日本驻华部队，尚有三百万人，和平政府不惜扬言参战，造成与日本为盟国同等之地位，以杜塞军人对我施政的干涉，有我等在，陷区人民尚有交涉回护之人，如我等同时引退，造成政权解体，日军于屡败之后，势将益加迁怒，以我为敌，横加摧残，则陷区人民，将何堪命？我不忍以一己之安全，贻亿万人无穷之祸害。”

　　林汝珩又言：“公博佛海对重庆均有相当之联系，已成公开秘密，汪先生生前与夫人今后，不知与蒋先生间，亦有相当联络否？”陈璧君答复得很干脆，她说：“汪先生秉承孙先生大亚洲主义之遗训，认为东亚两大民族，必须和平合作，故欲于战祸方烈之际，以精诚斡旋一切。汪先生留渝之时，留蒋一函，即有‘兄为其易，弟为其难’之言。自汪先生离渝之后，各行其是，即与蒋无联络。至如何劝蒋合流，并明白我人的处境，因佛海与蒋之左右陈布雷戴笠有深切之关系，故任由佛海为之。目下情形，合流既已谈不到，我们亦已尽过我们力量之所及，前途如何，可以一任其自然之发展。”林汝珩又说：“陈周既与渝方有联系，则一切善后事宜，自应由陈周负责，夫人既无联络，何必躬冒危险，徒快不慊者之心意。汪先生既已病逝，夫人亦宜去国以跳出这是非圈外。”陈春圃、汪屺亦附和甚烈。陈璧君虽为他们的说辞所感，而意不为动，即出汪氏“双照楼”遗稿，指一诗相示，原题为“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诗云：

　　年年颠蹶关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

　　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

　　轮兮轮兮！

　　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

　　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

　　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陈璧君又凄然道：“这是汪先生早年得意之作，一生行事，均本此意。清末入京谋刺摄政王时，致胡展堂（汉民）函中，即有‘我愿为薪，子当为釜’之语。汪先生的离渝为和平运动，亦仍是红炉一掷，甘作寒灰，待新稻蒸腾，为苍生一饱。我与汪先生患难相从，中道诀别，不愿使汪先生手创之局自我毁之。任何牺牲，所不敢辞。”林汝珩仍以为强支残局，已为不必要之牺牲。陈春圃与汪屺亦持同一论调。陈璧君又朗诵汪氏在北京法部狱中口占之诗云：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她说：“如你们不愿再干，我自不便勉强，但我以敬服汪先生而仍当于沧波万里之中，孤飞不倦。京粤同人中，我也仍当以此勉之。”由于双方坚持，终至不欢而散。事后陈璧君又以此事问褚民谊，褚说：“我与汪先生既有葭莩之亲，兼受知遇之德，将不辞一切牺牲，惟姊之马首是瞻。”以后褚民谊的被发表为汪政权最后一任的“广东省长”，即以有此情深义重之言，由陈璧君所保荐。卒之同时被捕，由粤之鱼窝头，而南京、而苏州，而终遭枪决。

　　陈璧君虽然于汪氏死后，决定了她的态度。但自此留京时甚少，一直住在广州，对汪政权事，也就颇少过问。在汪氏生前，人每以其对汪氏多所干预，不为世谅，但此则纯出于夫妇之私，提供意见。而此时避嫌远引，诚足征其能识大体。迨日本宣布投降，她的态度极为镇静，有人说她因为接收广东地区的是张发奎，在国民政府的军人中，惟唐生智与张发奎曾与汪氏有过深切的渊源，遂谓其以私谊而寄望与侥幸。实则汪氏与张发奎之间早有芥蒂，而造成芥蒂之原因，陈璧君以平时态度倨傲，自有其相当的责任。她自己明知尽管是开国的元勋，此时将未必能邀别人的谅解。而她的甘于遭受未来不可知的命运，当陈春圃林汝珩等苦苦相劝之时，由于这一席之谈，可见早已立定了决不逃避现实的志愿。

　　褚民谊真是一个太倒霉的人，他外表好似很糊涂，其实为人还不失为忠厚，虽无力为善，但也绝对是无心为恶的人。当汪氏脱离重庆，潜赴河内之际，他正在上海担任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只因他与汪氏有亲戚关系，一经去函要他参加，他就无法推辞。在汪政权六年之中，他虽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驻日大使”、“外交部长”等职，都是有名无实。汪氏目击日人无悔祸之心，而生灵有涂炭之苦，肝火太旺，更往往以褚为出气之对象，他也总是逆来顺受，始终对汪氏从无愠色。迨最后发表他继陈春圃之后，为“广东省长”，既有“政治指导员”名义的陈璧君在粤，即使战局不急转直下，也仍然只能伴食而已。

　　褚民谊赴穗就“广东省长”职务，已是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年）的七月五日，即离日本的投降已仅一月有余，褚也明知赴粤有汪夫人在，不会有多大作为，所以只带了“立法委员”高齐贤与日文秘书徐××两人，抵达广州以后，前后有两周的时间，耗于应酬接洽。迨对广州各方面稍有头绪，又于八月初匆匆至香港拜会日本华南司令官兼香港总督田中，作礼貌上之周旋。回穗就职未及一周，至八月十日，从广播中传来了日本投降消息。这消息自然不胫而走。幸市面仍极平稳，褚的态度，倒也能镇静如常，除考虑粤省善后问题，以及遣散省府所属职员以外，对自身前途，好似全不关心。至八月十五日，日皇及内阁正式下诏投降，褚即与日本驻军方面接洽，维持治安，静待政府接收。那时重庆已派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原警察局长郭卫民为副司令，共同负治安之责，褚每天也照常赴省府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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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陈璧君在粤被诱捕详情

　　大约到了八月二十日那天，一个自称军统在粤负责人的广东人郑鹤影，突来法政路褚寓求见。经褚延接以后，郑鹤影除表露他的身分以外，谈的仅是在国军开抵前的地方治安问题。翌日又来，表示关于褚的个人问题，或须赴渝解决。至二十二日，郑鹤影三次见褚，当场取出重庆来电，交褚过目，原电如下：

　　重行兄（按褚字重行）：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印。

　　来电上并附有密码，毫不像出之伪造。郑鹤影而且说：他所得重庆另一电文，知专机后日即可抵穗，望即转告汪夫人早为准备云云。郑当时的态度不但保持相当礼貌，而且外表极为诚恳，褚对他所说的一切，因之毫不怀疑。他的法政路寓邸，与汪夫人所居，刚刚望衡对宇，所以他立刻去谒汪夫人转达了郑鹤影的来意。当时陈璧君表示：所有老友既都在重庆，也应把汪政府六年来的情形，去渝开诚面告。所以同意重庆如派机来接，即当首途。并决定汪夫人带其长婿何文杰与女佣一名，褚民谊带高齐贤与徐××同去。两人分别漏夜整理简单行装。那时粤省特产洋桃刚才上市，还购备两筐，陈璧君拟送与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褚则拟送与吴稚晖。这样一切整理就绪以后，就专等机来启程。

　　在这几天之内，市内一切虽无特殊事故，但唯一值得疑讶的是民政厅长周应湘、财政厅长汪宗准、教育厅长陈良烈、建设厅长李荫南，忽然不知去向。鹄候至第三天，郑鹤影始来告飞机业已抵穗，希望立刻动身。陈璧君褚民谊及随员等遂于是日下午三时，齐集省长官邸。陈国强等多人也往送行。郑鹤影派来了汽车十余辆，宣布每车只准乘坐二人，车内其余各人，当然为军统的“陪送”人员，褚民谊看到那时的形势，已经知道情形有些不对。车行后，褚问“陪送”人员是否开往白云山机场登机，而军统中人说，来的是水上飞机，所以要至珠江上船过渡。

　　车至珠江大桥附近，已有小汽船两艘停泊等候，一艘则已满载了军统人员。陈璧君等相继下船以后，郑鹤影向汪夫人称，他有事留穗，不能去渝，介绍另一年约三十余岁的人相见。说完，郑鹤影即急急登车离去，汽艇亦即开行。那个代郑鹤影执行职务的人员先宣布说：在飞机上不能携带武器，如有，即须交出。汽艇开行方五分钟，他又取出一通电报宣读：“蒋委员长现因公赴西安，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等一行此时来渝，殊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那时褚民谊已明白有了变故，知道郑鹤影过去说的一切，都是预先做好的圈套，但他并没有出声。陈璧君此时则已再也沉不住气，起立拍桌厉声道：“既是老蒋不在重庆，我就没有去的必要。若论安全，我自己的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她坚持着要把船开回原处，而军统中人见她大发雷霆，不住向她解释，说是奉命办理，请她原谅。褚民谊也帮同婉劝，暂时忍耐，以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以后陈璧君虽已不再坚持开回原处，但一路仍在大吵大骂，使军统的人，面面相觑，竟也对之毫无办法。

　　汽艇就这样一路开到了市桥，军统人员又要他们改坐小船，这时，一切已经显明是怎样一回事了。陈璧君厉声说：“我决不下小船去，再听从你们的摆布，除非你们用枪打死我。”四边的手提机枪也正环向着她，形势显得很紧张，但她毫不畏缩，还像她平时一样地用着申斥的口吻，与命令别人的态度，她老实不客气的瞪着眼说：“老蒋都知道我的脾气，你们是什么东西！”双方一时相持不下，成为一个僵局。

　　反而褚民谊又向她劝解，认为这样闹下去，与事无补，假如重庆方面立心要为难的话，我们只能听天由命。这批人是奉命办事，与他们争吵，也不会有用。陈璧君想想褚的话也不错，才算下了小船。又开行了一截路，到了李辅群的住宅，那里显然早已给军统接收了，而且已早有了布置。那里是一所二楼的房屋，在一个空大院子里，有十余个士兵携着卡宾枪防守。陈璧君等一行被领上二楼，指定两人合住一房，陈璧君与她的女佣，褚民谊与高齐贤，何文杰与徐××，另一间是看守人员的卧室。

　　看守人员告诉她们，除了不准下楼以外，行动完全可以自由。饮食用品有需要的，可以通知他们照办。床上蚊帐、毛毡、凉席等也一切齐备。每天，她们唯以看书、下棋来消磨最无聊的岁月，以及等待不可知的前途。最可怪的是，楼下每天大声开放着留声机片，从清早到深晚，终朝无休无歇。与看守人员交涉；推说是另一机构，不便干涉。忽然一天留声机有了故障，只发出沙沙之音，喧声一静，忽然传来了一阵吃吃的笑声，陈璧君与褚民谊听觉很灵敏，断定这是周应湘与汪宗准的声音，他们事前失踪之谜，至此也已明白了一半。

　　这样到了十月下旬，约在农历重阳之后，郑鹤影又来了，通知要重回广州。下楼时与四厅长周应湘、汪宗准、陈良烈、李荫南相遇，原来久已同系一屋，而彼此不知。当时不许彼此交谈，只能相视以目。每一人被送上一辆汽车，两面有武装兵士夹持，已经完全是押解的形式。汽车一直驶到广州法政路附近的一所房屋，胜利前是一个日本军官的住所，就作为他们新的幽囚之处。每一个人住一间房，待遇很坏，已远不是市桥时代的情形，但看守人员的态度还算客气，表面上也还不是监狱的样子。

　　那时国军已开穗正式接收，所有军政人员，与陈璧君褚民谊非部属即为旧友，但自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以次，谁也没有一念旧谊，前去探望。仅余汉谋派了一个高级人员代表前去，与褚民谊寒暄慰藉了几句。此时他们也已经陆续听到了消息。当他们被诱送往市桥的那天，凡是赴省长官邸送行的陈国强等人，全部已被扣留，禁闭在另一地方。所有各人的住宅，亦已被接收占领。渐渐的天时转凉，衣服棉被，全付阙如。乃要求分赴各家取回应用，经再三交涉，始准由高齐贤一人前去。高到汪夫人家里的时候，里面满地杂物狼藉，一片苍凉，所有较为贵重的陈设，以及有些革命历史价值的文物，亦已全部不翼而飞。最近有人在香港过去某要人的家里，曾发现了不少是当年汪家的旧物，在胜利后“逆产”人人得而有之的普遍现象下，又有谁还去追究什么来历呢？高齐贤去了，真是只许拿了一些简单的衣被，其他较为贵重的东西，则完全已非复己有了。

　　在广州又是两周余的时间，军统方面，派了一个姓徐的去告诉他们，不日将送往南京解决。陈璧君当时说：“我有受死的勇气，但决无坐监的耐性。”而来人却委婉解释：“将来一定用政治手段解决，不会付司法审判的，请暂时委屈一下，为时也不会太久了。”至十一月初，先一日，军统方面著各人把所有贵重物品全部交出代为保管，连各人身边的手表、墨水笔等也无一幸免。飞机清晨由穗启飞，陈璧君、褚民谊等原来六人外，有陈国强、汪德敬，以及汪氏的长女公子文惺、次公子文悌，再加上一个年甫两岁的汪氏外孙女何冰冰。许多人挤塞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里。至下午四时，飞抵南京。

　　陈璧君等的幽禁之处，也在宁海路二十一号，战前本是冯玉祥的住所。他们的囚室，也就是陈公博的后院。我在前文说过，那里的看守所所长徐文祺，原是汪政府的旧人，胜利前任汪政权的行政院庶务科科长，不知如何摇身一变，又担当起看管汪政权要犯的所长来。或许他为避嫌之故，对在押诸人，尽量予以恶劣的待遇，除不准接见外人外，食物竟至以黑面粉加一些盐粒制成的面疙瘩为囚粮，此时他们才算真正的在过着牢狱生涯了。

　　在翌年（一九四六年）的初春，陈璧君与陈公博褚民谊三人，于午夜解送苏州。旋陈公博褚民谊先后枪决，陈璧君亦被处无期徒刑。共军南下前，又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转入共手，前后在狱几达十四年，终以不堪磨折，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在狱病死。其他与汪夫人同去各人，也分别被处有期徒刑，无一人得邀宽免。

　　关于陈璧君被捕的经过，约如上述。尚有一亦趣亦惨的小插曲，附带一叙，或足供读者之啼笑。

　　当陈璧君等由穗解京之时，被捕同机而赴京受审的尚有汪夫人之两岁外孙女何冰冰，不意襁褓之儿，亦犯通敌叛国之罪！在宁海路看守所时，她时常哭着说：“妈妈！我要回家去。”同囚的人们都哄着她说：“这里就是家呀！”而她还是哭闹着：“不，不，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不是这样的。”以一个无知的孩子，竟陷身于缧绁，已经够辛酸、够滑稽了，而她照样还经过侦讯的形式。如狼似虎的狱卒提人时，对每个人一定高呼“×逆××”，冰冰当然也不会例外。她对这样的称呼在狱中听惯了，以后虽然当局念其无知，从宽开释。但此后好几年中，有人问到她叫什么名字，她还泰然告诉人说：“我叫何逆冰冰。”天真无知的孩子总以为这“逆”字是她名字的一部分。我不知这样是维持国家的纪纲呢？还是给尊严的司法以一个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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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三、冠盖满沪滨的接收大员

　　周佛海悄悄地随戴笠飞往重庆，给了我精神上一个很大的打击。本来，日本的覆败，汪政权的同归于尽，随着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的逐步被歼灭，不但佛海清楚地知道，凡是沦陷区的民众，也已没有不知道的了。在过去，佛海曾不知反复向我说过多少次：“我们死也死在一起。”不料最后他一声不响地带了罗君强杨惺华走了，行前没有告诉我一些消息，遂使我陷于极度迷惘之中。

　　但佛海对自己六年中经手的事，倒一一都先有个清楚的交代。上海市政府已由新副市长吴绍澍接收，军事方面分别由戴笠与汤恩伯负责，金融方面，重庆派了“财政金融特派员”陈行到沪整理。而佛海所负最大的责任，应该是流通的“中储券”如何善后的问题。当民国三十年“中储券”发行的时候，本来以换取日本收回“军用票”为最大的目的。当时几经交涉，始决定以二作一收回原由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此时经过了四年的时间，又以战事关系，法币固然贬值了，“中储券”的同样贬值，也为当然之理。但希望政府以原价一作二收回“中储券”，其间如有损失，可向日本索偿，这一点，连老百姓也知道将是不会有的。而照胜利时重庆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大体上是二十五比一，即“中储券”二十五元作法币一元。虽然南京市商会为了表示对胜利的欢欣；又为了博取接收人员的欢心，毫无根据地宣布了“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作一，老百姓方面也相信是不会有的。

　　当佛海飞渝前将“中央储备银行”移交给陈行时，曾正式布告民间：“中储券”的全部发行额为一万九千万万元。而“中储”的库存准备，白银、瑞士法郎、英美等国的外汇、法币以及“中储”的附属机关“中央信托公司”的地产与物资，都不计在内。仅黄金一项，除提前付出市民购买的金证券以外，就有五十万七千两。以当时重庆官价黄金每两十七万元计，共值法币八百六十一万九千万元，即每二十二元“中储券”合法币一元。以后重庆的黄金官价，从每两十七万元减为售价八万九千元，收进价八万五千元。如照售价计算，“中储”的黄金值四百五十一万三千三百万元，照收进价计算，为法币四百三十万零九千五百万元。照前者折算，每法币一元可收回“中储券”八十四元，照后者计算，则每法币一元可以收回“中储券”八十八元。然而不知何以陈行决定的比率，竟然为二百作一？

　　财政部长俞鸿钧对这一项决定，还发表谈话说：政府为顾念人民，不使受过多损失。事实上单是政府接收到的黄金，不论从什么时候的牌价计算，最多售出百分之四十，就足够收回全部“中储券”了。而国民政府在这一次币制的整理工作上，少说点一举手而赚到了黄金三十万两以上，约合法币二百七十万万元之谱。更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我前面所说：“中储券”流通额的一半，还是胜利后中央接收人员所取用。当“中储”副总裁钱大櫆以其经手发行“中储券”指为扰乱金融而被判处死刑后，在狱室中，他从身边取出一张黄金、白银、外币、法币等的清单告诉我说：“个人的生死不足惜，但法币与中储券的折换率是应当二十八对一才算合理。现在使老百姓于战祸之后，再受不必要的损失，对于这一点，将使我死不瞑目。”

　　从前有过这样的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汪政权的人，在重庆人的眼光里看来，自然是“乱臣贼子”了，但诛不诛倒是次要，着重的是其财产似为人人得而“搜”之。因之，上海接收机关之多，连复员的人，自己都弄不清楚。周佛海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正副秘书长程克祥彭寿气焰薰天。蒋伯诚以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被发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以王伯樵为秘书长。第三战区由何世桢、张叔平等成立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驻沪办公处。军统由李诵诗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宅成立了中美合作所。中统以化名为刘青白的三人组织，由嵇希中接收了我的“亚尔培路二号”而变为上海站。

　　汤恩伯抵达上海以后，成立了两个接收委员会，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张雪中为主委，非军用接收委员会以市政府秘书长沈士华为主委。十月中旬宋子文到了上海后，又发表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及“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委员会的秘书长及上海处理局长由刘攻芸一人兼任。在中央信托局内，更成立了一个逆产组，以军统的邓宝光负责其事。

　　据张雪中的报告，上海地区共缴到日本枪枝六万左右，但胜利之前，上海的日本驻军由松井中将统率的登部队（即第十三军军团），在太湖三角洲一带，就有七个师团的实力，人数不少于二十万人。收缴的枪枝何以变得那样少？也是一件令人难以索解的事。

　　除这上面的许多机构以外，其他还多着呢！上海市党部接收了盛幼盦的金神父路住宅，三民主义青年团又接收了盛幼盦主办的古拔路裕华盐公司公开挂出了招牌。何民魂以军事委员会宣导委员名义，在京沪各地设立了地方工作委员会。上海的负责人是王克修，原来是汪政权的上海市银行性质“复兴银行”的秘书，而又自称是蒋经国一系的人。那时罗君强的有恃无恐，认为既是中央明令发表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副指挥，因与张叔平一时交好，以为有第三战区作后援；王克修把他吸收，又以为与蒋经国有了渊源。社会部特派员陆京士由军统委为“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忠义救国军的张阿六驻在浦东，而忠救的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即袁亚承）部开入了市区。而武装部队到得最早的有中央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姜公美，直至宪兵二十三团开抵后，姜公美部份才告结束。

　　这样多的接收机关，对于汪政权人员财产的接收，也只好不分彼此，先下手为强，各行其是了。刻薄的上海人至称接收为“劫搜”，老百姓对胜利后的政府，初步已流露出不满的表示，而内部的倾轧，也回复了战前的状态。军统与中统之间的磨擦，本属由来久矣。军统对委员长代表公署也屡起纠纷，一次军统接收了一处房屋，蒋伯诚的儿子宇钧与屋主有旧，出面干涉。军统不客气地用正式公事行文给代表公署，指为无权干预，气得蒋伯老把儿子叫到床前，一记耳光打得一只耳朵聋了半月之久。

　　吴绍澍本为杜月笙的学生，自贵为副市长，而且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支团长、国民政府上海政治特派员、军事委员会上海军事特派员、上海市社会局长。论官阶大有青出于蓝之势，他居然敢与戴笠杜月笙相抗。十月底的一天，他坐着汽车驶经大马路时，被人打了四枪，幸而坐的是保险汽车，得以有惊无险。其他因接收有贪污行为遭到处分的，宪兵队长姜公美被枪毙了，陈默被拘押后移送至法院了，阮清源据说是因与戴笠争辩而被禁闭了。到十一月，吴绍澍飞回重庆之后，副市长也被明令撤职了。这时期的上海，实在又是一番混乱的景象。

　　上海的报馆，因为都有比较完备的设备，自然更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其中经过，也显得极光怪陆离之至。新闻报先由“忠救”方面的陈默接收，因戴笠不同意而又退出。直至十一月，由中宣部派了程沧波为社长，詹文浒为总经理，仍以原来的名称复刊。申报在胜利后被接收前一直照常出版，以后由陈景韩（冷血）为发行人，潘公展为社长，陈训畬为经理，名称也一仍其旧。日文大陆新报在外滩十七号，原是英商字林西报。大陆新报又附设华文的新申报，为日军在沪的机关报，由汤恩伯接收后改出日文版的改造日报。林柏生的中华日报，原设于天后宫桥堍的市商会商品陈列所内，先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后经中宣部命令胡朴安恢复战前的民国日报。新中国报在河南路汉口路转角，由袁殊主办，表面上是极端亲日的报纸，实际是中共的地下机构，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晚上，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就派人去接收了，十六日又有吴绍澍系的地下总部去接收，出版正义报。仅一天，何民魂又把他们赶跑了，改出革新日报。八天之后，顾祝同的前线日报又去接收，同时文汇报也奉了中宣部东南专员冯有真之命再去接收。冯有真直接主持的中央日报又占了一份，于是“新中国报”成为中央日报、前线日报、文汇报的三位一体。李士群的国民新闻，胜利后由代理社长黄敬斋送给了CC方面的朱应鹏，出版光华日报，又代印中美日报、时事新报与大晚报。但国民新闻，军统认为是“七十六号”特工组织的机关报，后又为戴笠所接收。至于我所办的平报与海报，在四马路石路口的平报，由庄鹤礽代表吴绍澍接收而改出正言报，海报由我送给毛子佩而改为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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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四、天真造成了绝大的错误

　　接收财产以外的所谓“肃奸”工作，除了中统、宪兵队等同样随便捉人外，实际上是政府命令由军统主办。开始对汪政权人员的实施逮捕，系发动于九月二十七日。事前由程克祥彭寿觅定了原南市火车站附近的烟犯拘留所作为看守所。许多汪政权中较为重要的人员，数天之内，就先后束手就擒，俯首入狱。外面也传说当局列有一张人数庞大的黑名单，势将按图索骥，一网打尽。除了极少数的人见机离沪他避外，大家都安坐家中，听天由命。只要有人驾临，不问是什么机构，也并不索阅逮捕证，就默无一言地随着就走。甚至我许多朋友，有人千方百计地去探明了哪里是接收“人犯”的机关，自己带了一些衣被去自首的。更可怪的是，竟尔有人上门自报汪政权中的履历，要求收押，而被认为身价不够，被拒绝接受的。

　　我自佛海离沪以后，一直在盘算如何作自处之道。眼看着还留在外面的人，已经是亲朋寥落故人稀了。佛海一去，我内心已决定了自首，我不怕入狱，因为我太相信政府所一再表示的宽大政策；与胜利前秘密电台传来的嘉勉之辞。况经八年苦战以后，河山重光，政府惩前毖后，也一定将是一个循法循理的民主政府。而我所耽心的是机关太庞杂，而且“肃奸”以外，还包含着别的因素。所以我先离开了自己的家，避居在一个朋友那里，再作最后的考虑。

　　当然，我与蒋伯诚之间相处不恶，也寄望于他能为我说几句公道话。在这时期，我到大西路的代表公署去过几次，承他夫妇俩如前一样的延见我。但在病榻之前，谈的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因当不着上海市长而大发牢骚，又因受军统的压迫而表示愤慨。没有一句话问到我的前途，也没有一句话作关切的慰问。我觉得那时的身分，已经不再是沦陷时期的他家唯一的上宾了。

　　也就在我决定自首的前三天，我与伯诚谈过后退出时，他的夫人杜丽云忽然要我到她的卧室中去（伯诚病后，夫妇分房而睡），她把一卷土地证与一枚印鉴坚决退还给我，她说：“你不肯收回，将连累伯老。”我自不便强人所难，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份房产，就是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季，我所买的法租界福履理路一处包括两所的花园洋房，因他的暗示而送给他的。当时这块一两亩的土地，产权凭证却太复杂了，有租界的道契，市政府发给的土地证，前清时代的方单，还有与隔邻共有的分道契。当时费了很多的力，才把它统一起来了换成了整个的土地证，我又把篱笆拆了改建围墙，屋内也为之装修粉饰一新。诸事完毕，才把产权凭证和印鉴送给了伯诚，他要他的夫人与儿子宇钧去看了一次，认为满意，才向我千恩万谢地蒙他赏收了。胜利后，他既没有搬去住，此时又把原件退还给我，对于我来说，自己的生命且难保，要这身外之物何用？但蒋太太既如此坚决，我也只好于赧赧然中又收下了。同时，使我明白现在的蒋代表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稀罕一两所房屋了。

　　我对此正在为难之际，上海市党部委员毛子佩从屯溪与吴绍澍又一同回到了上海。他是给日本宪兵队拘捕后经我保释，仍在沪照常活动，第二次日宪又要捉他时，我给了他一张“平报”职员证才得安然归返内地。这时他来看我，当然彼此的地位，已因局面变动而大不相同。他率直地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他在宪兵队保出后，借了朋友的一张道契，放在我处，问我借过不少钱，此时他表示好不好先把道契还给他。我的回答是：“好！钱不必再还，道契拿去。”二、他过去曾经在小报里混过，希望把我办的“平报”交给他，易名出版。我向他进了一些忠告，我说：“老兄，我不客气的说，你办报还是半内行，平报是大报，拿去了对你没有好处。我的一张小型报‘海报’，有个五六万份销路，人事方面还健全，京沪杭沿线，发行网也还周密，反正我是办不成了，送给你好好的干，已够你今生吃着不尽。”他欣然表示感激。但他又代庄鹤礽要求为吴绍澍恢复正言报。我说：平报本来周先生要我准备策应反攻时作敌后宣传之用，所以停版后，机器、铅字、纸张等备得样样齐全。人员也都未遣散，那末就送给绍澍吧。以后平报的成为正言报，海报的改为铁报，就是由于这一次的私相授受而来。三、他又说：我有两个太太，过去住得太局促了，有没有较宽大的房屋？我一想，立刻说：有！本来在福履理路有一处是买来送给蒋伯老的，现在空着。我派人领你去住。那天，他真是出乎意外的满意。

　　后来他住到那里，先是住在前面的一所，不料以妻妾争闹，如夫人一时气愤，跳楼死了，他认为不利，又搬到了后面的一幢，把前面的一幢，送给了章士钊住。前几年章士钊由北平来港，我为了朋友的一件家务事去看他，也许我这个人太平凡太渺小了，他已不认得我这律师同业，待我通名道姓之后，他才好似恍然里钻出了一个大悟，“噢！我上海住的房子，不就是你的吗？”这早已是被指为“逆产”的，我还敢说是我的？但我又不愿抹杀事实，我只好忸怩地向他表示着歉意说：“招待不周，”不知何以他横了我一眼。

　　我还在徬徨不决之时，军统的局本部秘书袁惕素（现在台湾）也调沪在杜美路七十号协助“肃奸”工作了，承他还念及民国三十三年来沪时我为他掩护的微劳，虽然他回到内地前约定由他全力进行，分别向戴笠及陈布雷接洽如何使与佛海作进一步的联系，必要时由我赴渝的计划，去后就不曾有过消息（事详前記），总算他一到上海就来看我。一见面，他说：“我回去后，就把我们洽商的经过报告了戴局长，他因为本来就已联络得很好，所以认为不必再别辟蹊径，我也因此一直没有给你回信，但李参谋长（诵诗）也知道这一件事的经过，所以我一到上海，他就对我说：你应当帮帮你那个姓金的朋友了。今天我来看你，就是告诉你这一件喜讯。”我问他，承当局对我的谅解，使我感愧，但是不是还需要经过一个手续？他说：李参谋长表示：最好你自动向军统报到，这样我们才能帮你。否则，目前机构太多，你又不是组织里的人，在外面，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他走后，或许由于他的话，我坚决了我的意思，初步作出了去自首的最后决定。

　　当天晚上，我偕了妻同去看蒋伯诚。我对他说：“过去，我一直向你表示，抗战如能获得胜利，政府有日重新回来，我愿意负责我所做的一切，我会向国家作一个交代。现在，我决意日内去自首了。基于这几年之间的私谊，希望你能对我的家属有个照顾。”伯诚点了一下头，我妻插口问他：“伯老，我丈夫过去做的事，你是清楚的，而且你不断向他提出过保证，他去自首以后，你是不是会保他出来？”伯诚又摇了一下头，迟疑地说：“只要已经进去的人，有一个人能保出来，我一定会保你。”

　　承杜丽云的好意，自动代我迫了他几句。她对伯诚说：“金先生这几年帮得我们够了，你为什么牵丝扳藤地一定要等有人保出来你才去保他？”伯诚用责备她的口气说：“你是女人，哪懂得政治上的一套！假如保释是由我去开的端，以后随便放人，他们会向委员长报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雨农（戴笠字）对我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的。”我怕事情弄僵反而不好，我向妻望了一眼，意思要她不再多说。我又对伯诚道：“保不保倒在其次，我进去以后，希望你能为我证明心迹。”他连说“当然，当然。”我立刻向他告辞。不，我应该说是在向他告别。以后讨来两年半的狱中生活，完全由我自己凭一时天真的主观所作出的错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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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毛森拍着我肩头说可惜

　　把自己的命运作出了一个决定之后，反而又使我有些踌躇起来。为了我是一个报人，而且又是一个律师出身的人，前者总不免有些书呆子气，后者则过分相信要入人于罪，最少要符合法律所明定构成犯罪的要件。

　　从“八一三”抗战发生以后，政府为了防止被日人利用的莠民在后方破坏和捣乱，尽管刑法中已有着外患罪内乱罪等周密的条文，但政府一向是欢喜制定特别法例的，所以那时又颁布了一项所谓惩治汉奸条例。做过律师的我，当然知道即使是去自投罗网，也得准备一切必要的手续。

　　在九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开始缮写自白书。首先我把民国二十六年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逐条细读，尤其把构成汉奸罪责的十款犯罪行为，逐款研究。什么井中下毒、扰乱金融、供给敌人军械之类，都是清清楚楚指在后方的人民助敌而言。我在淞沪作战时，绝没有此丧心病狂的行为，我又不曾去过抗战区，这罪名套不到我的头上。我更以自己的良心，在暗室中逐条逐款与我在汪政权六年中一切的所作所为相核对，对自己下裁判，最后我确认无论事实、证据、法律，我都绝对没有触犯。我坦然了，逾加确定了我自首的决心；也加重了我无可挽救的错误。

　　我以通宵之力，写成了洋洋万言的自白书，分为序论、政治之部、报纸之部、金融之部、律师之部、社会之部、结论等七章，把全部事实，赤裸裸地写了出来，并附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等的公文证明书，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这一篇写得哪里还像是什么去投案吃官司的自白书，倒有些像要申请发给胜利勋章的呈文了。书呆子也照例要咬文嚼字的，记得开首要辩明我不是汉奸，所以我为自己写了这样两句：“既非守土有责之吏；更非开门揖盗之奸。”最后也总得自谦几句。所以我又写了“报国无方，曾无寸功之建立；附‘逆’有据，虽有百喙其奚辞！”的酸腐冲天的屁话。

　　这样去自首，总算准备好了应备的手续，但我又再度踌躇了，那样多的接收机构，哪一处是奉命专责办理之处？更恐怕有些机构，是接财而不接人的地方。政府没有明令，机关也不分职权，使我有些茫茫不知何去之感。

　　事有凑巧，当我奉佛海之命，赴伪满庆祝其“建国”十周年纪念之时，与我共同出席的有一位天津庸报的总编辑童漪珊，我与他相处几日之中，认为他为人似还不错。天津的“庸报”，正如上海“新申报”同一性质，是百分之一百的日本军部的华文机关报，我觉得老童为日人服役，太可惜了，我劝他辞职到南方来，我愿意负担他的全部生活费用。我由伪满回沪以后，老童真是举家南迁。他于数年之中，我并不曾为他在汪政府中安插一个位置，只是每天跟随着我一起为游宴逸乐之事。他有一位旧同事蔡英，据说为了不愿再为日人做事而也南下向他投奔。我就介绍在我的一个做南京米粮统制分会的部属那里工作。

　　就在十一月一日那一天，有人告诉我蔡英在四处找我，终于我约了他在一个朋友处见面了。他告诉我说，他已在陈恭澍那里做事，陈恭澍奉了军统戴局长的命令，成立了一个小组，专管部份的“肃奸”工作。“因为陈恭澍过去是‘七十六号’的健将，耳目较近，知道你的事较多，他很‘钦佩’你在胜利以前所做的地下工作，他愿意保护你，并且为你洗刷。”我听了蔡英的话，固然觉得突兀，却完全不知道特工人员的神机妙算。因为陈恭澍原是军统的上海区区长，抗战时期，他投降了七十六号，对昔日军统的同僚，曾展开过激烈斗争，吴开先被捕以后，他还亲自审问过他，为了显耀他在特工中的地位，他为“新中国报”写过一本暴露军统秘密的书，叫作“蓝衣社内幕”，不料现在又还原做起军统的工作来了。

　　蔡英转述陈恭澍的一番话，与几日前军统局本部秘书袁惕素对我讲的若合符节。我就深信他真是出于善意，于是欣然与蔡英一同去看陈恭澍。说来惭愧，他是“七十六号”当年的一员大将，我却还是与他初次见面，他竭力把我恭维了一阵，并力劝我去自首，认为躲避不是办法，他表示最多三四天的时间，稍加调查，一定就可平安归来。

　　虽然他说的话，十分冠冕堂皇，但他为了牺牲别人立功自赎的真相毕竟在辞气之间流露了，我觉得素昧平生的人不会那样热心，显然他不是为公道，而是为的工作表演，我告诉他我早有决定自首的准备，正苦不得其门而入，既然承他热心，就请帮忙送我到负责的机构去。我告诉他我预备明天再来，今天回去先料理一下家务。他完全同意了我的要求，送我出门时，他以命令的口吻告诉蔡英：“好好的保护金先生，明天同来看我。”从此蔡英就与我寸步不离，他说恐防在这一晚之间，别的机构不明经过，把你先抓了反而误事。至此，我完全明白了他的来是诱捕，现在的陪我是监视。我仍然完全装着糊涂，丝毫不露声色。我通知了我的妻子来与我诀别，在她哭泣声中，我还竭力对她安慰，要她负起责任来照顾所有未成年的孩子。我还以为即使要入我于罪，也断然不至于累及妻孥。

　　那晚，狂风暴雨，落了一个整夜，前尘后事，起伏萦回，无限的感慨，无限的凄凉！虽然此去的祸福不可知，此时，我忽然想到基于曾经执行过十年律师职务的经验，深知中国司法界的内情，又追悔于何以竟如此地于卤莽中作出了决定。曙色未开，我再也不能入睡，风雨虽已停止，而满天阴霾，仍是天低欲压的气候。挨到了九点多钟，蔡英陪着我先到陈恭澍那里去，我与他坐上了我自己的车。途中，为我驾车已十余年的司机，忽然回过头来向我说：“先生，不料前几年一批一批关在七十六号的重庆份子，由你去保出后，就是用这部车把他们送回去的。今天，你却自己坐了这辆车自愿去吃官司了。先生，你为什么那样的傻！”说着，他有些哽咽了。我颇为他的话所感动，想到皮包里还留着的一些钱，就取出来一古脑儿的送给他。他连望也没有望我一眼，他说：“留着你自己用吧！哪一个衙门不需要钱的？”说着车子已到陈恭澍的门口，他以得意的笑脸预先迎候着我，蔡英像是个押货员，把我点交给他以后，就匆匆一挥手逃也似地走了。

　　我坐了陈恭澍的车子，一路开到了贝当路附近的一宅小洋房，那房子显然也是接收来的。他上楼去了不久，又下楼领着我到了楼上中间的一间，那里已经站着一个穿军服而矮矮很结实的人，陈恭澍为我介绍了以后，连招呼也没有向我打又掉首而去。那个人先向桌上一翻，取出一叠用十行纸写的表格，翻到第二页，我的名字就赫然在内。他指给我看，并用浙东口音告诉我，这里你是有名字的。说着他在我名字下面的备注项下，填上了“十月二日自首”字样。我才知道这就是外面喧传揣测的黑名单了。我从皮包中取出了自白书与其他证件授给他。他要我坐在他写字桌旁的一张椅上后，把我的自白书全神贯注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他放下了自白书，又向我端详了一阵，开始与我谈话了。他说：“你不认识我吧？我倒是深知你的，我叫毛森。老实告诉你，前几年我奉派在此地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敌宪拘捕后，曾担任过沪西日本宪兵队的密探长。以后我又逃往了内地。所以，你们过去的事，什么也瞒不了我。你在自白书上所写的，我知道大部份都是事实。……”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突然伸过手来向我肩头一拍，转为同情的语调，又继续说：“金先生！可惜可惜！你过去所做协助抗战的工作，只算是友谊上的帮忙，而不是什么工作上的表现。”我接口说：“毛先生，承你对我的了解，我表示感谢。我一切做的仅是求心之所安、以尽国民的天职。我也没参加过任何特工组织，我更绝不计较什么工作成绩。”毛森说：“到今天可就完全不同了，哪一个机关能为你的工作承认证明？恐怕代表公署的文件，不会发生多大的效力吧！”说完，他陷于沉思中，而我也在想：“原来为国家效力，还有什么组织关系与工作表现那一套。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了。”

　　毛森又继续说话，才把我从幻想中惊醒过来。他说：“这样吧！我所能帮你的就是送你到优待所去，上海三老之一的闻兰亭也在那里，那里你可以与家中通电话，可以在花园中散步，一切受优待，就是不能出去。”说完他起身与我一起下楼，登上他的汽车，向西疾驰。他忽然问我有没有带行李，我才想到除手中的一只公事皮包外什么也没有。就要求他把车子开往福州森路我的家。车到门口，出来的是帮我多年的一名男佣，我嘱咐他赶快把简单的被褥与更换的衣服取来。当他再送上车时，他告诉我上一晚有大批武装人员到家里来搜捕我，现在还留有八名忠义救国军的“定平”部队的士兵驻守着，我妻子儿女都已失去了自由。我默然点了一下头，汽车继续向西开行，我向家门投下了最后的一瞥。我所作错误的决定，这时初步证明了实实在在是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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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六、戴笠提出政治解决保证

　　汽车终于到达了愚园路一条长长弄底的一家住宅门口，使我记起了这原来是吴四宝的家。毛森吩咐卫兵帮同取了我的一肩行李，一直上楼，几间卧室中已经疏疏落落有了十几个人，温宗尧、唐寿民、闻兰亭、袁履登等都已先我而在。看到我上楼，大家一握手，彼此就黯然相对。毛森向负责的人关照了几句先自走了。他们有的比我先来一天，有的仅早到数小时。他们告诉我自当局于九月廿七日开始捉人以来，已有几百人关在南市看守所，这里是军统的优待所，与重庆政府的私人有渊源，或者认为沦陷时期有微劳足录的，才得享受这里的优待权利。每个人虽尚未习惯于羁幽生活；但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确信政府将会分皂白、别功罪，有兼顾人情与国法的处置。

　　在我到达那里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清楚记得继我而来的又一个人，我对他只是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形色仓皇，言语激越，看到每一个人都诉说他的焦急，他宛如一头飞鸟初初关进笼子里时那样的慌乱。他过来招呼我，因为知道我曾经做过律师，所以问我对前途休咎的看法。我既说不出他的名字，又不知道他在沦陷时期做过什么？其实连我自己未来的命运，也完全不知，教我如何能为他解答？所以我只摇摇头对他苦笑。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与他没有交谊而不肯说什么，他很诚恳而又焦急的向我诉说了一大段，他说：“我是严庆祥，前年苏州商业银行开幕时，你以董事长身分主持揭幕礼，我来道贺，与你见过的。我不曾在汪政府做过事，只是家父严裕棠一生辛苦创建的大隆铁厂、泰利铁厂、苏纶纱厂与成德纱厂四处大企业，淞沪沦陷后，为日人占据了。家严委任我做了四厂总经理，几经艰苦交涉，始得收回。我只是办工业，军统要拘捕家严，我挺身出来承担了，试问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我看到他惶急失措的情形，忘记了自身的遭遇，反而对他无限同情。我对他说：“照你的说法，那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了。”他长叹了一声，又转头去和别人诉苦了。

　　当晚，睡眠就发生了问题，床铺不够，睡地板倒也罢了。前广州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的温宗尧，以为一室中不应睡那么多的人，还大摆其总裁架子，坚决拒绝让我睡在里面。唐寿民、闻兰亭等都在帮我说话，我觉得到了今天的处境，这样的小事，哪里还值得计较？我自动退出，睡在梯头的地板上。警卫人员来回的脚步，彻夜在我头边跨过，我眼睁睁的直望到天光。

　　几天之内，陆续又来了七八十人，楼上的三间卧室，已挤得满满地。上至汪政府的院部长，下至赌场老板，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概在我进去后的一周左右，军统局长戴笠突然光降了，他由看守的负责人陪同向各室巡视。当他进入我们的一室，我是不久前还在佛海家里看见过他，唐寿民本来是与他为熟人，但我们都装作不认识。袁履登看到来人声势不凡，趋前问他贵姓，他头一侧，胸一挺说：“戴笠！”他回过头去对温宗尧说：“温钦老，我与令侄应星是朋友，以你过去的资望，又为什么要投身做那样的事呢？”温钦甫用广东音与他喋喋不休地诉说他的理由，戴笠似乎有些不耐烦听下去，摆着手要他停止。

　　他又向我们说：“请各位安心暂时在此地委屈一下，我奉委员长的命办理这起案子。我知道许多位在沦陷区中为国家出过力，我将尽力为各位洗刷，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可以向各位保证：将不经过法律程序，而最后会以政治手段来解决。这里你们姑且当作一家漂白厂，把诸位在沦陷区中容或沾到的一丝污渍漂洗干净，时间也不会太久。此地太局促了，我已觅定了一个比较宽敞地方，不日请各位搬过去。你们辛苦了多年，那里就算是一间疗养院，先作短期的休养。可能，政府还想借重各位。”

　　他声音很低沉，说完话邀唐寿民到楼下去一谈。半小时后，寿民回上楼来了，脸上充满了满意的笑容，他偷偷地告诉我们：“雨农表示，政府不为已甚，将对我们出以宽大的处理，且将甄别各人的专长再加录用。雨农要我草拟一份收复区的整顿金融计划，我也告诉了他在此环境中，实在无从着笔。好在健庵（陈行）最初是我介绍给政府的，他既已受命为财政金融特派员，还是一切由他来主持的好。”

　　戴笠又到了别的两室作了同样的谈话，复与沈长赓等几人作了个别谈话，才离开那里。戴笠一两小时的逗留，给了许多本来垂头丧气的人以无穷希望与无限幻想。这里确是太挤了，大家等待着到一家“疗养院”去享几天清福。

　　在双十节的前一天，忽然不知谁说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他说听到下面的警卫人员在讲，双十节庆祝国庆的那一天，将要把我们这一批人装上卡车，在全市热闹地区游行示众。许多人听到了这消息，都为之失色，纷纷议论着假如事情不幸而实现的话，自己将在卡车上采取怎样的态度？我倒不客气的说了：“真是要把我们尽情侮辱以求取快的时候，当然不容我们不去。在这六年中，我们的所作所为，上海的市民应该心里有数，我们自信并非不能见人，我会昂着头向天微笑，瞪着眼看市民的表情。他们这样做，应该不是要市民看‘汉奸’游街，而是我们要看人民是否还存着一点公道。”我的话虽然说得有些牢骚，也近乎高调，但大家还是以我这个态度是对的。到了双十节的那一天，大家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而政府却真能矜恤我们，而并未实行传说中的活剧。

　　双十节平安过去后的三四天，我们在吴四宝家里也已停留了约半月。忽然一天清晨，一声令下，说要当天迁移，大家纷纷整理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又在耽心不知将迁往何处。终于开来了多辆汽车，把我们分批装到了福履理路的楚园。那里有一宅五开间三楼的房屋，前面是一个花园，底层是禁卒们的办事之处，二三楼一排五间房，每房五人，就“优待”着我们这一批待鞠之囚。这里原来是“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卢英的住宅，因为他的号是楚僧，于是房屋就称为楚园，这个不祥的名字呀！结果就成为一群楚囚的居所。

　　当我们全体到达以后，看守所主任上来招呼我们了，连声说：“招待不周，招待不周。”每一间并派发了当天的报纸。他谦恭的态度，真使我们有些受宠若惊。他宣布办法，是供饭不备菜。梁鸿志的私人厨子也被拘留在这里，专为我们制菜，每天可集合多人，隔日自由点定。需要金钱、衣服、用品、香烟，可开条由所方派人往家中去取，食物可给资代办。除了限制下楼及不准亲友探视而外，总算尽其优待的能事。

　　中间有两个人是更受到特异的待遇，梁鸿志独居在二楼的一间亭子间中，但准许他的一位新太太每天进来为他料理私人事务，早出晚归，给了他以最大的方便。另一人是盛老三（幼盦），他那时已七十余的高龄，而且有很深的烟瘾，军统特准他取来烟盘，公然进吸。鸦片烟味，于是每天弥漫在这一所特殊的牢房之内。

　　看守我们的一批警卫人员，是中美合作所的青年学员，他们在抗战区受训练，习闻于“敌伪”的如何如何，最初几天，他们以敌视的眼光向着我们，在他们的心里，以为所谓“汉奸”也者，必然如他们过去想像中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像日本宪兵队中翻译密探那样的人物。所以看到我们就怒目相向。而几天以后，渐渐觉得我们这一批中，有些是风烛残年，有些是翩翩文弱，于是渐渐地与我们交谈了，一问某人是留美的，而某人又是留法的，都有其一套的学历与资历，完全使他们惊异得出乎意外。在慢慢对我们刮目相看之时，似乎他们反而同情了我们的处境，非但不再是监视，而处处给予我们以帮助，甚至不惜做出违反纪律的行为，替我们做传递消息等的勾当。有过一个时期，林康侯教他们春秋左传，郑洪年教孟子，唐海安教英文，孙曜东教唱戏。我们竟由狱囚而变为师尊。我相信，假如戴笠不因撞机身死的话，对于汪政权的这一重公案，真如戴笠所说将有完全不同的处置，至少不会全体交给法院，在“有条有理，无法无天”的怪状下，见人就判，一判最少要坐牢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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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七、军法官不断来审问我了

　　戴笠说楚园将是一所漂白厂，可以洗尽认为因为参加了汪政权而染上的政治污点，而结果却证明事实并不如此。本来有人认为汪政权的创建，是在与重庆唱双簧，尤其周佛海等的行迹，加甚了这项传说，所以论到实际，该是灰色的，是在半白半黑之间的、而所有的人自送入楚园以后——除了一个盐商周吉甫因毁家脱难，另一个五金商人陈咏仁因将一只毛公鼎献给了政府，又把设备得不坏的家招待了第三战区驻沪工作人员张叔平住居，因而得以省释外，其他的人，一律转解法院。不论有何地下工作，也不问有何犯罪证据，或轻或重，结果全部判刑。所以楚园应该像是染厂而不是漂白厂，把原来的灰色，依照了黑名单所列，一律加深，染成为纯黑色。我不敢武断事态所以会有这样的演变，是否由于戴笠的突然撞机身死而无人担当所致。

　　那里名称上是优待所，实际是军统的看守所，除了所长一名看守我们的行动外，另有军法处侦讯我们的“罪行”。军法处长是沈维翰，我没有见过他，好像他原来也是上海的一个不大为人知道的律师。下面有十几名法官，倒不愧为人才济济！凡是参加过汪政权的，以后法律上都指为“汉奸”——而法官之内，却就有了好几个应该也一样是“汉奸”的人。让我先介绍出他们的姓名和担任过的伪职吧！计开：程克祥，伪满的科员，维新政府宣传局的科员，汪政权的边疆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彭寿，江西日本皇协军嘱托，汪政权赈务委员会委员。林基，七十六号大队长吴四宝的干儿子。李时雨，汪政权上海市政府警察局的刑事处处长。其他，还有的事，我不再清楚地一一指出了。再加上行动方面有沪西日本宪兵队密探长毛森，七十六号行动队长的陈恭澍与万里浪等。新贵虽是旧人；而同僚已成敌对。当局的意思，恐怕欲责令戴罪图功，乃不惜以“毒”攻“毒”。

　　在我们移送楚园之后的第二天，就发下一张表格，要我们把过去种种，详细填明。再过了几天，开始问案了！第一个出现的是程克祥，对我来说，那是太熟的人！他是上海洪帮领袖徐朗西的学生，由徐朗西的介绍而投效尚在上海酝酿中的汪政府，经我的审查而核准的。以后我任边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时，他是我下面的藏事处长。在佛海家里，我时常看到他把秘密电台中重庆军委会发来的电报送给佛海。在舞场中，我看到他一直趋奉在杨惺华的左右，而使惺华得到私生活的种种便利。可是，我与他工作上并无直接联系，我又是有很深成见的人，我认为人格上我所看不起的人，我承认我的态度会有些傲慢。所以六年中我与他甚至连谈话也是很少有的。

　　胜利后，他一跃而为周佛海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秘书长，我由于他的反对，只当了宣传处的副处长。那时与他有“通家之好”的副秘书长彭寿，两人的神情上显出对我有着成见。他告诉过别人，说我平时架子太大，他曾经问我讨二十担米，我都靳而不予，这明明是不给他面子。言下大有不轻轻放过我之意，所以别人曾经要我当心。我能安心任“伪职”，而对胜利后的副处长的皇皇官职终于百计辞去，说老实话，这也是原因之一。

　　说我架子大确是有原因的，我对他们平时不甚假辞色是事实，他与彭寿捧过一个三流的女戏子，写了一篇不甚通顺的宣传稿，要登在我主办的平报与海报，我没有为他刊出。就在胜利那一年的初夏，佛海的女儿慧海与吴颂皋的儿子在佛海毕勋路的寓所订婚，于花园草地上散步的时候，程克祥曾过来向我要求，他说秘密电台里的职员生活太苦，要我捐二十担米给他们。当时我虽然感到惊讶，何以为周佛海卖命的秘密电台职员，甚至连吃饭也发生了问题？但是区区二十担米，那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我仍然答应了。可是，我事情太忙，过后我忘记了关照银行里的庶务处送去。程克祥等急了，送来了一封信，拆开来只有“二十担米如何？”六个大字，我以为他太不懂礼貌，哼了一声，把来信撕毁了就没有去理他。不料睚眦之怨，他竟然会发挥出无毒不丈夫的威风！

　　那天，他在楚园出现，他的随从高呼着我的名字，我预感到这时是应该他哼我的时候了。就在我们卧室外面的穿堂中，放了一张桌子，他在中间高坐堂皇。我上前去尊称了他一声程秘书长，承他挥挥手要我一旁坐下，从身边掏出了一只金香烟匣，取了一支茄力克烟给我，我取来把烟端详了一下，以不大尊敬的态度开口说：“程秘书长！你不再抽过去的高乐牌而改抽茄力克了！谢谢你赏我好烟！”他瞪了我一眼，接下去查问我的房产，而他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我同谢克明、许冠群等合办的沪东齐齐哈尔路仁丰染织厂的股权。那是一家上海首先能自造阴丹士林布的染织厂，战前的资本是一百万元，杨惺华看到了设备而眼红，曾经想攘夺，给我打破了他的迷梦，因之一直恨得我牙痒痒地。这一天他的严厉追究，我明白除了要报他自己的睚眦之怨以外，还替他过去一向趋奉的人仗义“锄奸”。而我所有的答复使他失望，我太高亢的声音与一副吊儿郎当的态度，损伤了他的尊严。我感谢与我同房的唐寿民与闻兰亭怕我吃眼前亏。当我抗声争辩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房中为我念着佛经。程克祥无法以声势夺人而不能获得他预期的收获，满面孔不高兴而悻悻以去，到梯口还听到他口中在喃喃地说：“这家伙！真是一个宝贝！”

　　为我到家中去取衣物的职员，也偷偷地告诉了我，我福开森路的家，家人已完全失去自由，由彭寿派了八名士兵驻守着，不许出入，只有一个厨子，早上可以出去买菜，但也有兵士随同监视。彭寿每天出枪对著我的妻子，逼问财产，形势非常凶险。竟然罪及妻孥，此时我已经有些追悔为何要充什么好汉而去自投罗网？

　　再几天之后，看守员又来唤我去问案，地点在楚园同一弄内的另一所房子，下面客堂中间放了一张案桌，一位瘦小而面上微微有麻点的法官坐在那里，我一看原来是战前的同业楼允梅大律师。过去他的事务所设在恺自迩路小菜场侧的一个衙堂里。刻薄的人，对没有在大楼中另设写字间的律师，称为衙堂律师。楼大律师也就是衙堂律师之一。过去颇承他不弃，每逢案件上发生了疑点，总蒙光临寒舍，不耻下问。此日情移势易，他是堂上的法官，我已是阶下的囚徒，觌面若不相识，情也，亦理也！

　　他问了我姓名、年龄、籍贯，以及在汪政府的职务之后，我一一都照供了。他接着问：“南京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是谁？”“是我。”“总经理呢？”“是我。”“上海行经理呢？”“也是我。”“那末你在平报担任的是什么职务？”“社长兼总编辑兼总经理。”“怎么重要职位都是你一个人兼的？”“请法官明鉴！我们本来就是站在轴心国一面的嘛！意国首相墨索里尼曾身兼八部部长，我与他比，已经觉得太渺小了。”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案桌，再也问不下去了。就结束了这一次的审问，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囚房。

　　又是几天之后，另一位不相识的法官又提我去问案，问到中政会的部分时，他问：“你是伪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吗？”我承认“是。”“主任委员是谁呢？”“梅思平。”“伪组织的一切法令，都须先经过法制委员会的起草通过，可见你对伪组织倒曾经出过大力。”“回法官的话，我一次也没有出席过。”“胡说！岂有身为副主任委员而不出席一次之理？你倒推得干净！”逼得我有冤难明，我不能不拖朋友落水了。我说：“如其法官不相信我的话，你总该相信你同僚的话，我请隔室也在问案的李时雨法官和我对质，他是我过去法制委员会的同僚，请问他，他去出席时有没有看见过我去出席。”他说了一句“岂有此理！”掩好了卷宗起身去了，我还是呆呆地恭立在案桌的前面，直等禁卒牵着我走，才算把我惊醒了。

　　楚园里面，倒曾有不少军统要人光临过。前香港区的区长王新衡来过（战后他任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现在是台湾的立法委员），态度倒还和气，与熟人唐寿民等亲热地招呼了一次。戴笠也来过一次，却没有上楼。林基（余祥琴）也亲临视察，闻兰亭是他的干爷，战时他的秘密电台，也设在兰老的家里。胜利之后，大义灭亲，兰老又是他伴送进来“疗养”的。此日见面，官职在身，当然不会亲亲热热地再叫一个老囚徒一声干爸爸了。而兰老的态度却是妙极，他趺坐在沙发上，白须飘拂，闭目凝神，口里在默诵着佛号，听到他干少爷的声音，连眼睛都不曾睁过一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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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八、缪斌为何被杀得那样快

　　更有一天，听到楼梯上人声杂沓，知道又有什么贵宾来视察了。我们真是以待罪而又自负的心情，从不向人望一眼。只听得来人上得楼来，不断在询问“金××在哪里？”我想不到有谁会来找我。一下有人进房来了，拍著我的肩头说：“××兄，你太可惜了！你在伪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你又为什么去参加呢？”我抬头一看，原来是王一之。

　　潘公展在上海办晨报时，最初我担任过采访主任，他那时是一个采访记者。殊不料他也是军统局的高级职员。我听过了毛森说我可惜，现在王一之又再来一个可惜。我且不暇自惜，更不受别人的怜悯。我有些负气地说：“你甚至不晓得我在汪政府里做过些什么，又为什么先来个满嘴可惜？”他说：“老朋友久不相见，不要抬什么杠了。我今天在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特地来探望你的。我是杜美路七十号的主任秘书，别的事我没有力量帮你什么忙，你太太那里如有什么话，我可以为你转言。”他这样诚恳地对我，刚才的发作，反而使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不得不谢谢他，我说：“对家里我已无话可说。但罪不及妻孥，有罪，也应该让我一身做事一身当，请寄语彭寿，不要对内人逼得太凶了。”他点了下头，皱皱眉，又与我殷勤握别了。

　　楚囚生涯，倒也颇不寂寞！有那么多的熟人聚在一起，每晚商量好了菜色通知厨房，天天有鸡鸭鱼肉，足供大嚼。有人饮酒遣愁，有人对奕解闷。闻兰亭吴蕴斋等劝人学佛，间或还升坐说法。卢英留在那里还有一部四部丛刊，许多人取来翻阅。梁鸿志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大家又争着向他为学问上的请益。有时他也做几首小诗寄慨，或者发起来一次做对。

　　有一次，他要几个人以眼前风光，各做一个小说回目。十九是做得无限牢骚，说不尽的满腔愤怒。我是顽皮惯了的人，以为越是处身困境之中，越要能善自排遣。难友之中，一位在战前曾任某省民政厅长的，此时虽随着闻兰亭念经学佛，本来是一个老尚风流的人物。他在书橱中发现了一本木刻的淫书“肉蒲团”，又不好意思当众展览，地上放了个坐垫，盘膝坐了，双手合十，谁都以为他在一心南无，向十方礼赞，不料那本书就铺在一旁，却正看得津津有味。另一位于战前久任海关监督，家中本多姬妾，此时犹在中年，每逢酒后，难免绮思。一根未甘闲废，时时变作怒蛙，他于万般无奈之中，出而自击。我就摭拾了这两件眼底风光，做了一个回目，上联是：“发动春心，×监督痛打生殖器。”下联是：“皈依佛法，×次长偷看肉蒲团。”引得难友们暂展愁眉，哄堂大笑，忘记了这是处身在什么地方，竟值得如此地高兴？

　　在楚园数月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人进来。就是杨揆一、林康侯、唐海安三人由南市的看守所调至楚园优待。一进门看到我们还有床铺可睡，有可以下饭的菜，看不到看守们狰狞的面目，听不到士兵们凶恶的叱声，呆呆地立在那里，嘴里不住地说：“天堂，天堂！”两行眼泪，已禁不住簌簌地直流了。而我们看到他们形销骨立，囚首垢面，须发鬑鬑之状，数月睽违，几已完全变了一个模样，尤其林康老宛如贩马记中的李奇，触目伤心，大家只有握手唏嘘，更不知如何出一言以相慰了。另一位来的特客是陈公博夫人李励庄女士，她与公博同去日本，交涉引渡回来时，照会上因为没有她的名字而仍留在日本，此时才由轮船押解回国。在楚园只住了几天，总算恩施格外，把她放走了。

　　在还可以有一丝自由的时候，还会高谈法律，等到完全失去自由的时候，再也无人谈什么法律了。依照政府自己所制定颁布施行的提审法，嫌疑人犯应该于逮捕后二十四小时内，非释放，即需解往审判机关。而我们“疗养”“漂洗”了数月之久，一直在“优待”之中，政府既迟迟没有解决的办法，家属谁也不敢声请提审。转瞬却已是农历的年关。那一天，却意外地又添了一个新人。缪斌穿了笔挺的西装，手里夹了一只装满了文件的皮包，满面笑容，气概轩昂地由人陪了进来。

　　我认识他还是在民国十六年北伐时期，他正担任何应钦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他又出任过江苏民政厅长，政声却不甚好。抗战事起，华北沦陷后，他曾去当真正汉奸团体的什么大民会的副会长。与名坤伶新艳秋一同在北平戏园里看戏，遭人狙击，虽未命中，已够他丧胆了。不久南下就汪，一度担任过立法院副院长。在胜利前不久，他去过日本，据说是奉了重庆某当局之命，去与日本谈全面和平。以后汪政权的驻日大使蔡培告诉我，说他携有某人的亲笔函件，对全面和平，提出了七项原则。缪斌在东京时期，东条政府曾以国宾之礼相待，为稀有之殊宠。我与他是一度同事，分任“东亚联盟”文化委员会的正副主任。所以看到他在外几个月能平安渡过，于此时又姗姗而来，不免上前去殷勤问讯。他笑着说：“雨农因为外面机关庞杂，恐因误会被别的机关误捉，反费手脚。所以要我来这里暂避几时，随时可以回去。”说着，他指指胁下夹的那只大皮包说：“里面全是奉命工作的证据，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料三天之后，他忽然解往南京，临行前面上不似进来时的神情，已充满了焦急之容。解送南京以后，他还是看押在宁海路的军统看守所，与汪政权的其他诸人关在一处，但情形显得太不寻常。当他解京的前夕，宁海路先是一片忙乱，把关在三楼的人一起迁出，将三楼完全腾空。据看守人员私底下的透露，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进来。等缪斌解京的当日，所方却又接到了来自重庆有关方面的电报，要对他充分优待。于是看守所长的办公室，临时重新布置，缪斌解到以后，即改为他的卧室，此时他完全像是一个贵宾，而决不像是什么囚徒。而这样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所方又续奉重庆来电，着严加看押，因此他不再能享受特惠待遇，迁入三楼，独自一人羁禁在那里。不过显然他的身分仍然与众不同，由何应钦的总司令部每餐送来丰盛的食物，是指定菜馆为他特制的，丰盛得近乎像是筵席，由他一人据案大嚼，狼吞虎咽。也有同难的人偷偷上楼去看他，他态度与在上海时一样乐观，坚信当局一定采取政治手段解决，而且将于极短时期内实现。

　　一天深晚，大家都在酣睡中听到了不平常的履声杂沓，每人于惊慌中又不知出了什么变故。第二天清晨，才知道缪斌又忽然被解送苏州去了。他从“贵宾”一变而为重犯的原因，据无稽的传说：他之所以受特惠优待，战争后期赴日斡旋和平，确有微劳足录。而后来的突变，则谓盟军当局在日政府档案中查出了缪斌携去的和平条件。依照在开罗会议中会谈的决定，任何一个盟国，不得对日单独媾和。因此向重庆提出了质问。重庆虽坚决否认了这一件事，而缪斌则终于立解苏州。解抵苏州以后，法院以全速度进行审判，司法行政部以全速度加以核准，短短几个月，首先提出执行枪决的就是缪斌。他皮包中的法宝，也终于全无用处。

　　他在五花大绑临刑之前，一路对当局破口大骂，我不便在这里代他写出这将死之言了。缪斌究竟何事赴日？是奉了谁的命令？皮包里有些什么证据？当局何以要急于把他处死？这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谜。现在缪斌与日本的东条都已尸骨早寒，死无对证，又安得再起死者于地下而问之？读者原谅我对这事不能再有什么交代了。反正整个汪政权的事，又何尝不是谜样的一段往事呢？

　　缪斌进来的一天，因为是民国卅四年旧历的除夕，所以那天大家要厨房多预备了一些菜。晚上，起初大家饮酒吃菜，还杂着笑谈，到了将近半夜，人人酒已半醺，四面的爆竹声已震耳欲聋。此时谁都念到了一样在患难中的家；谁都想到了不可测的前途，不免悲从中来，梁鸿志发起写一张字，有一天能够重见天日，大家不要忘了这同处的患难之情。他噙着一包眼泪，用笔在白纸中间写了“息壤在彼”四个大字，后面还有一个短跋，他首先签了字，唐寿民、吴蕴斋、朱博泉等几人与我也都签了。其实这又有什么用呢？只是泄一时之愤而已！我们的字还未签定，而几间屋里的呼声与哭声已四起，只听到有人在喊：“我是汉奸吗？我是汉奸吗？”这样引得不哭的人，也随着为之泣不成声了。

　　时间已到了翌年的初春，对我们将如何处置，还是没有什么动静。一天，忽然看守唤我下楼去接见。我觉得奇怪，这里是不许别人探望的，难道老妻竟有通天的本领？进到看守所长的办公室，所有看守所长以及法官人等都在那里。而来人竟是军统局局本部的秘书袁惕素。他一见我，立刻拱拱手说：“恭喜！恭喜！你是光荣的！”我听了他没头没脑不伦不类的话，以为他又是来审问我的法官。既来审问，又何必再来挖苦我一下？我面上毫无表情，恭聆着他的下文。他又继续说：“我是奉了戴先生与李参谋长（诵诗）的命令，作为公事来看你的。你的事调查清楚了，等戴先生北方去一次回来，你就好恢复自由了，现在再暂时委屈几天，戴先生或许还想借重你呢。”此时我才相信他真是出于善意的来探望我。他又轻轻地问我：“你与程克祥过去有什么不睦？前天杜美路七十号举行会报，程克祥攻击你得很厉害，说像你这样年青的人，为什么要受优待？毛森倒帮着你讲话，说你是他送来优待的，因为他确信你有过营救与掩护地下工作人员的事实，应该优待，他指程克祥假公事来报私怨是不许的。还有王一之也为你说话。你与两人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毛森本不认识，我是向他地方自首而由他送进来这里的。王一之则是过去的同事。惕素又说，“现在好了，程克祥碰了这个钉子。以后想来不敢再提，你可以不必耽心会把你送往南市去受苦了。况且不久你一定可以回去了。但今天我来说的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谢了他，他匆匆地走了。我满怀高兴地回到楼上，朋友们问我谁来接见，我含糊其辞地搪塞了过去。每天我等候着有人再来唤我，那将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了。谁知这仅是一场春梦，以后怎样也逃不过两年多的厄运，以及终身被套上的一顶压死人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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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九、量身裁衣式的惩治条例

　　不料一切希望完全归于幻灭！我初意以为袁惕素既然奉了戴笠之命，来通知我不久可以恢复自由的消息，我既已身入樊笼，特工人员当然没有再施用手段之必要。这消息应该是可信的，而在我焦急地等待之中，不幸的消息却反而接续而来。

　　当惕素来过后不久，又有军法官来提我审问。地点在同一弄中的另外一所房屋，样子像是一间会客室。来的人却例外地是三个，他们过去我都么有见过的。他们居然很有礼貌地要我一旁侍坐，而且有意无意间，让我看到他们带来一张压在桌上的字条，我一眼就清楚瞥见上面写着严厉的字句：“提金逆雄白严行追问其财产，查明具报！程克祥。”原来昔日“伪组织”里我的部下，一度为我“上司”的程法官，此日大义灭亲，有似三堂会审，又要把我苦苦地折磨一番了。难道他真是怕了我这个他口中所谓的“宝贝”？难道他在靳惜一枝好烟？自己又为什么不亲来审问呢？今天这个关恐怕会难逃的，但我只有硬着头皮，等候着他们的摆布。

　　一位瘦得有些猥琐的人首先开口了，他说：“你是做过律师的人，应当懂得法律。我问你的话，你要据实回答。否则，哼！”“是，凡是法律以内的问题，我一定据实答复。”“那么我问你：你有几个太太？”“回法官的话，法律上既不许同时有两个太太，我也就苦于不能有两个太太了。”“你不要狡辩，人家都说你是有两个的。”“那是别人说了不懂法律的话。”“难道你不曾玩过女人，也不曾送过女人东西？”“我很惭愧，瞒得了你法官，也瞒不了派你来审问我的人。我玩过，程先生亲眼看见过我，而且非常羡慕过我的。今天我是囚徒了，而从前我自命还是个阔少呢！”“那末她们是什么人？你送过些什么东西？”“论人，长三堂子里有老三老四，舞场中有曼丽、莉莉之类，玩得多，实在记不起了。送的东西有衣服、首饰、现金等，送得多，也实在记不起了。”“你不要尽是这样油腔滑调，不从实招供，优待了你还不知好歹，你是不是想送到南市去？”“请为我谢谢程克祥先生，已经多多承他栽培了。但我既来此地，生杀由人，何苦还要征求我的同意？请问法官，我实在无供可招，是不是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一下东西，随着你们到南市去？”

　　我这样过分强硬的话，完全出于他们的意外。固然那时我心里怀了满腔怨愤，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以言辞挺撞，徒为取快一时。但我也并非真是什麽好汉，袁惕素前数日来告诉我的话，使我有恃而无恐。但是这三位奉命差遣的法官大人，又哪里会知道其中的底蕴呢？三人窃窃私语了一下，向我又横了一眼说：“今天对你客气，是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下次还不把你隐匿的财产供出，我们只能对你不客气了。”那一次，我像与他们在赌“沙蟹”，我看准了他们的底牌是一张小“二”，我在全军覆没中，竟赢了这一场舌战。这是在羁押时期我的最后胜利了，因为从此，再也没有人来向我问案了。

　　主持全案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戴笠，那时他押送周佛海赴渝之后，一直以留驻在上海的时候为多。有一次，楚园的一名看守人员，参加了杜美路七十号的纪念周之后，回来偷偷地告诉我们，他说：“戴先生今天在纪念周上，指名指姓痛骂了许多人，其中对潘三省尤其骂得咬牙切齿，他认为有血债的、为日人服役而直接危害人民的，将一律枪毙。其他的人，不会徒以参加的形迹与名义而送法院。”自从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许多同难的人，又很欣奋地无限乐观。反正凡是失去了自由的人，所以能够把生命支持下去，就是把一切的消息，自己加以乐观的想法，让自己安慰，让自己陶醉。

　　但是所有汪政权的人，不待戴笠之死，命运已先决定了大半。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六日，国民政府又把十三年前公布施行的“惩治汉奸条例”重加修订了。我们初由看守透露了这个消息给我们，为了这条例有关我们的身家性命者太大，千方百计地觅得了一份，我详细看过之后，立刻知道情形太不利于我们了。我在前面写过，当我自首之前，曾以自己抗战八年中的行为，与民国二十六年所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逐条逐款的对过。因为那时所谓汉奸罪行，条例中都是指在后方帮助敌人为破坏工作与间谍行为者而言，没有一条是针对沦陷区的。那时立法的人并没有错，因为国土一经沦陷，政府既未命令人民随军撤退。那末，人民为了争取他自己生存的权利，或者在敌人威迫下而从事工作，文明国家，以政府既不能保护人民，因之即使有行为失当之处，原情略迹，也就概不为罪。

　　现在，政府把条例又于汪政权解消之后，而且把汪政权的人员一网打尽之后，而又重加修订了。修订条例的第一条，犯“汉奸”罪成立之要件，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也就是说，其真意是只要参加汪政权的人，就将被认为符合了这一个规定。据说：当时国民政府把条例起草完成之后，送交国民参政会审议，而由好为高论以博清誉的参政员傅斯年主持了这条例的审议工作。原来条例中也规定有“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之事实者，得减免其罪。”而傅斯年轻轻地把“免”字改成为“轻”字。换句话说，不管你对抗战有着天大功劳，只须参加过汪政权的，也不管你为了什么目的，与怎样参加的？以及当时有无其他罪行，依据这条例罪是办定了的，最多只有轻重之分而已。当然，由特工机构派驻在沦陷区工作的，自然不但无罪可言，而且还得论功行赏。故在羁留中，以“汉奸”审“汉奸”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我自首时，毛森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太可惜了！你的一切工作，只算是友谊上的帮忙，而不是组织上的表现。”也就是这个意思。政府虽然不谈法治，但无可怀疑倒是一个太讲所谓“组织”的政府。

　　同难的人，推出了几个过去是法律界的人来研究这个条例。许多人酸腐冲天地居然就法论法。有人认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不应当仅以参加汪政权为已足，必须有“通谋”与“反抗”的具体事证与积极证据。也有人以为不溯既往，是刑法上的一大原则。譬如说：今天政府公布了一个禁止吃饭条例，那末昨天吃的饭，因为是在条例公布以前吃的，老百姓不知道“吃饭”是犯罪，也就不应作为犯罪，否则，就成为古人所谓“不教而诛”了。所以刑法第一条就明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同法第二条又说：“行为后法律有变更者，适用裁判时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于行为人者，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人之法律。”许多法学高深的难友，引经据典，坚决认为所谓“通谋”“反抗”，即使参加汪政权就算有这种罪行，但那时法律上还无此明文，依法即不能处罚。虽然法律变更了，裁判时可以适用，但显然是最不利于行为人的，依然仍不应援用。

　　我独持着相反的意见，我以为这次的事件，拘捕等既不以通常的法律程序而出之以特工手段，则将来的审判，决然是以政治手段而巧妙地通过法律的形式。一谈政治，就要看当局的运用之妙，如何存乎一心了。假如修订的条例，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形，许多政府的大法学家们又何必庸人自扰徒劳一场？况且，这时还在训政时期，五权虽云分立，但党权高于一切，党方的一纸训令，司法官敢不奉命唯谨？有人反驳我说：“你以为政府把条例修订，是要削足适履吗？”我说：“不，不是削足适履，而是量身裁衣。修订的条例，不仅为我们戴一顶帽子，而且为我们着一件衣服，制订的人，于量过身裁后定出的寸尺，一定是十分合身的，谁也不必再妄想逃避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会知道当局的心理怎样呢，卒之，法理之辩，仍成为一场无结果的争论。

　　据事后所知道的消息：假如戴笠不死的话，将有完全不同的处置。认为应当惩办的，移送法院，概依修订的条例治罪。认为可以不办的，则用政治手段解决。或者如张学良之长期禁闭，或者径行予以开释。但谁也料不到人有旦夕祸福，戴笠竟会撞机身死！难怪周佛海在重庆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就说：“雨农死，我也完了！”戴笠一死，所有在押人的命运，完全改变了。最幸运的当然是见机而能百计隐避，不受诱骗，不存幻想，不为弋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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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〇、戴笠撞机身死情势大变

　　在楚园中虽然在室内行动还自由，到底与外界完全隔绝。袁惕素来看我的时候，曾告诉我戴氏即日要飞回重庆一行，预定于民国三十五年的二月十二日离渝，遍历北平、青岛、济南等地，视察“肃奸”工作，要等去了北方以后，再回上海。我与戴氏素乏渊源，为了他的再度返沪之日，即是我恢复自由之时，因此，对他的盼念，乃真有一日三秋之概。

　　大约在三月中旬，有一天，楚园里的一切看守人员，有紧张的神色，与诡秘的行动。我们这一批待决之囚，只要看到一些风吹草动，就惴惴焉唯恐大祸之将临。起初他们守口如瓶，渐渐的有人告诉我们戴氏身死的消息，其中最失望的自然是我了。

　　因为戴氏的存亡，关系于我们之命运者太大，这里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先补叙出他撞机殒命的经过。本来戴氏于三月十七日，经过平、济等地的视察以后，决定返沪。那时，据军统的公布，截止此时为止，全国已经拘捕直接为日人工作的，以及汪政权的人员，总数共为五千四百五十五人，当然人数以上海为最多（东北因地区特殊，虽然伪满成立较久，人员参加较早，反而网开一面，除为苏联俘走者以外，其他人员，概不追究。在同一国土之内，同一法律之下，乃有不同之处置。）戴的急于返沪，就为首先决定上海这一批人的命运。

　　所不可解的一事，戴氏抵平以后，将比较重要的十三人，立即决定移解南京。计有：王荫泰（华北政务委员会司法总署督办）、江亢虎（汪政权考试院长）、齐燮元（临时政府治安总署督办）、余晋和（北平市长）、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官）、潘毓桂（天津市长）、汪时璟（华北经济总署督办，兼联合准备银行总裁）、唐仰杜（山东省长）、陈曾栻（河北省长）、文元谟（教育总署督办）、刘玉书（北平市长）、邹泉荪（北平商会会长）、周作人（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而最主要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前后两任的“委员长”王克敏与王揖唐，独不与其列。东北的附伪份子放弃追究，还有理由可说。而本来拘押在南京的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缪斌四人，为什么要独独解往苏州？华北的这十三人，又为什么要解送南京？东移西调，真不知当局葫芦里在卖些什么药？

　　戴氏于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由青岛率同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等七人，搭乘航空委员会DC47型二二二号专机起飞，目的地为上海。在起飞之前，据报上海天气恶劣，所以临时改为在南京降落。如果南京的天气也不佳，那末改飞重庆。为了准备长距离飞行，所以带了汽油八百加仑。飞机一路平稳地前进，迨飞抵南京上空时，已为下午一时零六分，机上报务员与上海机场联络不通，而南京的天气，云层过厚，使飞行员视线不清，也不能下降。本来已拟折向青岛，同时已有电通知了北平方面。不知他有何要公，非要当日在京沪两地着陆不可？所以折回青岛的飞行不久，北平方面又接机上来电，说决定在南京穿云下降。

　　自发出这电报后，即杳无消息，连飞机的下落也不明了。这样一直到了晚间，南京方面认为飞机定已遇险。当晚即由航空委员会，及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海军分别派机沿途搜索。直至二十日上午，由美空军在南京板桥镇附近二十华里之山上，发现了飞机残骸。奇怪的是，这一座山的名字，竟就叫作戴山！经美空军通知军统局后，派员驰往查看，飞机机身已经全部焚毁，仅仅剩得机尾。遗尸共十三具（戴氏与其随从共八人，连机上驾驶员、报务员等五人，合为十三人。他在北平决定解京的是十三人，现在全机又是十三人。十三，好似真是个不祥的数字了），均已模糊难辨，经寻获了龚仙舫的图章一枚，戴及其随员所佩的手枪四枝，以及戴氏常用的物品几件。经该局多数人员的研究辨认，根据齿牙特征及所佩手枪，将戴氏及其随员七人，分别辨认清楚。乃于二十二日运京成殓，并组织治丧处，以朱绍良为处长。

　　据目击该机失事情形的农民称：当时该机飞行甚低，先碰及一高约三丈的大树，螺旋桨一枚即告脱落。继仍前冲，先碰山脚，再撞山腰，遂发生巨响，全机起火焚烧，火势直至晚间方始熄灭。

　　查戴笠，浙江江山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由总司令部副官而军统局处长，而升为局长，为蒋氏左右最亲信之一人。死时年五十岁。戴氏奉令主办“肃奸”工作，有若干人本已由他决定处死，讵其任务方在开始，遽先撞机殒命，修短有数，天道难知！但以戴氏之横遭不测，负责无人，本来决定有部份人员可以政治解决的，此时政府虽发表了郑介民继其遗缺，但谁也担不起如陈公博在苏州高等法院中所谓的“千钧重担”，只好不论情节，不辨轻重，一起送向法院，以预定之刑期，作形式上之审判了。但当时我们这一群，对戴笠之死，并不曾感到关系的重要，且更有人正在拊掌称快。

　　戴笠死后，楚园以内，表面上仍一切如常。本来楚园是一所私人住宅，周围都是民房，在最左面的一间房间中，仅不到一丈远的一弄之隔，窗口相对是一家普通人家。有一天，忽然有人轻轻的拉我过去，我从窗口中对面一望，赫然是我妻子在那里，那时我心中说不出的惊是喜。因为下面有士兵驻守着，虽然声息可达，自然不便讲话，难为她想得周到，预先用大字写在白纸上，像幻灯字幕那样的一张又一张的取出来，好让我们看见，第一张写的是我的姓名，所以别人看到了就拉我过去。她看到我于强笑中挂着泪痕，先是一张写着：“家人平安”，再一张是“财产已被全部接收”，又一张是“家已另行赁屋居住”，最后一张是“自己保重！”我点头表示看清楚了，她急急地如逃一样地离去了。

　　以后有好几个人的家属，都曾这样地如法炮制过。而为我取钱物的人，受我妻子的嘱托，事后暗中又告诉了我家中的经过情形，他说：“彭寿每天取了手枪逼着你太太供出财物，三四个月来，被禁闭在家里，完全失去自由，一天要经过几次的逼查。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威胁，已把所有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交出了，是祖传的、是她自己所有的，什么也没有留。她要我告诉你，三只银行保管箱都领去打开了，连祖宗的手泽也当为财产而被拿去了。她说：要请你对她不得已的环境加以谅解。现在你一家已搬到沪西一处湫狭简陋的租屋里住去了，大概可以不再发生什么问题。”无财一身轻！只要家人平安，我可以放心了，我也实在累得她们太苦了，我如何还会忍心对她有什么误会呢。

　　而有人还痛惜于一生血汗之积储顿时化为乌有，还斤斤到法律的问题。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以为我们不要说判罪，连起诉也还没有，如何先把房屋占据了，财产没收了呢？不依法律程序，谁给他们以这样的权力的？假如说是民法上的假扣押吗？法院又没有下过裁定。况且刑法上规定要没收的，也只应限于犯罪所得之财产，怎么连千百年祖遗的也包括在内？田亩没收了，连祖宗的坟墓骨殖也当作财产吗？那不但是罪及妻孥，简直是祸延祖宗了。我倒听了为之好笑起来，秀才遇着兵，尚且有理说不清，败则为寇，还叫什么撞天屈？抄家就是抄家，从前只要下一道谕旨，家人且要没官为奴，现在能这样，已经算深仁厚泽了。法律，又岂是对罪人讲的？社会上的口碑，称之为“劫搜”，不正是已经代我们说了吗？

　　在三月底的一天，楚园当局，忽然要我们开出一张随身的贵重物品，包括手表、墨水笔、手指上套的结婚戒等在内。我们遵命照开了，当晚就要我们把东西一起交了上去。到第二天，又命令我们全体在押人员，下楼赴花园散步。等我们离开了羁囚之室，发现看守人员在忙乱着澈底搜查房间，情形显得一天紧张一天。大约戴氏一死，群龙无首，也就无心“肃奸”，显然已把我们视为是一群的累赘。

　　到了四月一日的晚上，看守所长通知杨揆一、温宗尧、盛幼庵、沈长赓、罗洪义等五人，收拾行李，第二天的清晨，即将起解赴京。当第二天他们锒铛就道时，我们都送到梯口，兔死狐悲，此时真有“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之感。大家知道案子终于发动了，半年来的一切希望，已经成为泡影。政府在整肃纪纲的口号下，每一个人都得准备着接受不可知的遭遇。在自首以前，我是过分的天真，而自成为罪犯以后，忽然变得聪明多了，我能抛开了法律的立场设想，如此竟不幸而居然臆则屡中，而且一一迅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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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一、楚园以外的另一看守所

　　军统在上海的捉人行动，始于九月二十七日。刚好于一个月以前，即八月二十七日起，国民政府开始以飞机将武装部队分运京沪。每天天空中不断传来马达的怒吼声，儿童们一听到就响起一片欢呼，在他们幼稚的心灵中，也以为带来的将是安定、繁荣与幸福。经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政府已经能够控制原来的沦陷地区了。日军既已由驻华总司令派了参谋副长今井武夫赴芷江洽降，在华的三百万日军，亦已等待缴械与接受任何所加给他们的命运。汪政权中人，陈公博等一行，既已远飞日本，周佛海亦已接受了所加给他过渡时期的京沪行动总指挥名义。所有汪政府的六十万军队，全部归顺，无一人反抗。政府眼看大势已定，且已布置好了天罗地网，乃收拾起“宽大”的诺言，在“整肃国家纪纲”的名义下，实施逮捕行动。所有汪政府的人员，一个半月以前还像是丧家之犬，此时一个个不啻成为瓮中之鳖了。

　　我在前面写过：当军统于二十七日开始行动以后，较为重要的人士，如“广东省长”陈春圃、“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魁、“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等，都已纷纷俯首就缚，但外间还不尽知道此事。我于二十八日清晨往周佛海家里去时，罗君强就怂恿我去自投罗网，周佛海则要我再稍为观察一下。我还记得那天佛海独自一个坐在上海居尔典路家里骑楼的起居室中，愀然似陷入于沉思。见我上楼，他就告诉了我吴颂皋被捕的消息。颂皋是他的儿女亲家（佛海的女儿慧海嫁给颂皋的儿子，不过那时只订了婚而尚未结婚），应该在他关心之列。也许因颂皋的进去，而佛海问过戴笠以那里的待遇情形，佛海那天还对我说，南市特辟了一个地方，进去的人只是表面上失去自由，当局极尽其优待之能事。在里面，是每人一室，而且还可以自带厨子。佛海没有骗我的必要，我只能说，他曾一再指我为书生，而他毕竟也同样是一个可怜的书生而已。

　　还有一个事后的传说，很可能是事实，按说戴笠要佛海自己开一张他左右重要人员的名单，说是拿来作为优待或者继续“借重”的参考，而佛海真是毫不怀疑而照开了。当然，在九月杪的几天中，正是佛海要决定自己命运的几天，心绪历乱，他完全失去了思考力、主动力，甚至应有的一份镇定。起初他很怕会上了军统的当，但当戴笠每一次与他谈话以后，样子又显得有些释然了，而周遭的形势，又不能不使他仍然有所戒惧。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正副秘书长程克祥、彭寿，系由戴笠推荐，过去虽是周几年来部属，但摇身一变，现在他们的主人是戴局长了，佛海对他们有了顾忌，而他们再不必对佛海要有所顾忌了，所以他们在周家颐指气使，咄咄逼人。

　　佛海自己意味到他已在被旧时部属的监视之下，所以戴氏要他把家里一切警卫的措施撤除，他照做了；要他飞赴重庆，他同意了。现在要他开一张名单，自然尤其不必说了。也许佛海的心里，真还以为是他对旧时部属的一项最后的照顾。他把可以想得到较为重要的人一起照开了。在他笔下所开出的，不是他主观上认为有才能的，就是与他私人间有感情的。或许由于他的选择；也或许由于他的烦乱，名单中有些较为次要的人物倒开上了，而若干地位较高的反而遗漏了。以“中央储备银行”而言，局处长中如国际汇兑局长夏宗德等有几个就没有列入。谁也不料军统以后的查抄拘捕，所有关于佛海方面的人，就以他所开的名单来作为蓝本，按图索骥，几乎无一漏网。所以在牢狱中时，就听到许多人在抱怨他、诅咒他，以为是他把朋友与部下出卖了。

　　我是不幸中还算侥幸的一个，当九月二十七日政府开始捉人的时候，罗君强已经迁入了佛海家的会客室居住，而且他知道在“戴先生照顾”下将随同佛海飞渝，脑子里装满了幻想，心中充满了喜悦。他代军统向我促驾，要我去南市军统的看守所自首，我没有能曲徇朋友的好意。佛海也许因我不曾实际担任过汪政权的正式职务，也要我再看一看情势的发展。虽然最后我还是去了，而且意外地由毛森送我到了楚园而获得优待，精神上的折磨当然是一样的，毕竟肉体上能减少了半年多不堪忍受的痛苦。

　　军统在上海收容汪政权中人的地点，一是我前面所写的楚园优待所，另一处则是南市的看守所。一样是失去自由的地方，假如说：楚园还是人世的话，那么，南市只能说是人间地狱了。那里离沪杭铁路的上海南站不远，原来是汪政府实施禁烟政策后来作为烟犯拘留所的。前面一所是二楼的房屋，楼上每一边相对着各十间房屋，楼下部分是看守人员的办公室，有几个女犯也关在那里。本来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监狱，所以房间还是用的木门。每间大约十尺阔十九尺长的地位，容纳十人以上。但是每一层梯口仅有一具抽水马桶，排泄就很成问题。后面一所是军统禁闭自己人的所在，著名的如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军统旧人，“七十六号”行动队长，胜利后捉“汉奸”有功的万里浪等，功成身退，铁索锒铛，此时也在那里渡囚犯生涯了。

　　南市看守所中，除了军统自己人以外，汪政权中人一共有二百余名，其间较为重要的有钱大魁、吴颂皋、赵叔雍、严家炽、张韬、汤良礼、汪曼云等。父子同囚的有“中储国库局长”俞绍瀛、“最高法院院长”张韬父子，翁婿同囚的有“宣传部长”赵叔雍与谭仲将，夫妇同囚的有“国信银行”行长章叔淳与阚四小姐。初在南市而以后因人事上的关系得调往楚园的，有杨揆一、林康侯、唐海安三人。不待解法院而立即提出枪毙的，有中统旧人而后为丁默邨一派的翦建午。

　　被拘的女性，大约一共是六个人。除其中一个日本女人我已记不起她的姓名外，有李士群太太叶吉卿、吴四宝太太佘爱珍、章叔淳太太阚四小姐、孙科的“敝眷”蓝妮（业珍），与徐佩玲。至于她们的罪状，主要理由，李士群太太是因为她是李士群的太太，吴四宝太太则因为她是吴四宝的太太。平心而论，叶吉卿除了妻以夫贵，对李士群主管部门的人事安排上有些干预，平时态度倨傲而外，对汪政权的事可说毫无关系。士群有些惧内，对妻子就不免于放任。有一次我对士群谈起过这个问题，我劝他公事方面不应让她多所置喙，而士群却回答我很痛快，他说：“我过去以留俄而加入了共党，前后曾遭当局八次拘捕下狱，她为我送牢饭、求人情，曾吃尽辛苦。今天我做了部长省长，还不应该让她痛快一下！”

　　士群话说到如此，外人自不便再有什么可讲了。至于佘爱珍，双手放枪，骁勇善战，相夫有术，周旋有方，她可以出马捉人；她有时也对女犯亲加审讯。蓝妮与徐佩玲，则于六年之中，天生丽质难自弃，不免与日人有些来往，不一定有什么政治上的关系，最少也为了生意而勾搭，乃以形迹之嫌，至受缧绁之苦。至于阚四小姐，叔淳仅担任过完全商业性的国信银行的行长，与汪政府毫无牵涉，论理，怎样也轮不到对他按上一个“汉奸”头衔，阚四小姐更完全是一个家庭主妇，他们的夫妇同牢，却完全因了祸从口出，一言贾祸。

　　她与一位名门贵妇朱太太不睦，沦陷期间，曾于背后批评过她与某一位“肃奸”当局间的“交谊”。指摘别人的隐私，就不免招来了睚眦之怨，胜利以后，贵人贵妇久别重逢，一经于无人私语中告发，倒真是变成犯了“莫须有”的重罪。以后叶吉卿与佘爱珍解送法院，各被判处了五年徒刑，蓝妮以太子妃而得以免究，徐佩玲不知因何神通而获得释放。阚四小姐解往法院以后，连最懂如何入人于罪的检察官，也苦于乏辞罗织，只好网开一面，但已经平白地失去了七个多月的自由。

　　与蓝妮、徐佩玲有同样幸运的，在男“犯”中只徐天深一人，他是陈公博任“上海市长”时代的经济局长，但他是军统人员，因误会而被拘，以查明而释放。公博那时的与重庆方面联络，徐天深也是其中的接线的一人。应该“汉奸”就是“汉奸”，而竟有奉命而为“汉奸”，有获得默契而为“汉奸”，也有因手握兵权而不当他是“汉奸”的，形形式式，不一而足。莫怪民间对接收一幕，已觉动魄惊心，而于“惩奸”巨案，尤且为之瞠目结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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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二百余囚人半年多时间

　　南市的军统看守所，当然绝不同于还具有“疗养”形式的楚园了。那里是十足的一所监狱，看守人员也是中美合作所的“定平”部队，名称既非优待，情形不问可知。十个人住一间，都是睡在地板上。虽然衣服等也可以写了条子由所方派人到各人的家里去取，但食物是绝对不许带进的。而所方所供给的，是一只洋铁皮碟子中装着一些米质很粗粝的米饭，象征式的加上两样菜，名义上算是一荤一素。吃饭的时间到了，木门一开，十碟饭菜，像抛一样地在地上推了进来，有时一半就倒翻在地上，看守们当然不理这一些，迅速地又把木门锁上了。虽然曾经由在押人犯集体罢食，但那里是牢狱，而且是由特工机关管理的牢狱，“罪犯”会有什么争取改良待遇的权利？罢食的结果，自并未邀得当局的矜怜。偶尔在押的人，向若干看守人员贿通了在取衣物之便，偷偷地夹带进一两只咸蛋，那就是无上的珍馐了。想到家，就不忍吃它；因为是难得，更不敢吃它，等看守人员不注意时，取出来展玩着，到高兴得忘形的时候，像孩子玩球一样地，抛上了又接住，接住了又抛上。

　　吃，已很成问题，吃了还需要排泄，那更是一件惨事了。一层楼上二百多人，只有一只抽水马桶，清晨“开封”，排着队轮流上厕，轮到的人一急就便不出，后面的人却嚷着已迫不及待，患腹泻的当然更不得了。平时要小便，木门上有一个小洞，伸出一只手让看守看到是需要排泄的表示，有些是视若无睹，仍优闲地在踱步，直至走近门口，“犯人”哀声乞怜：“同志，我要小便。”“谁和你做同志？汉奸！”“不，先生！对不起，我要小便。”“这样忙，我是你用的？”他又远远地走过了。便急的到底是大人了！难道就让它像孩子那样拉在裤裆里？年轻一些的，还好咬着牙忍下去，老年的如严家炽等；只有便在漱口杯里。明天，当然还得如常地拿它来作为漱口之用。

　　法官们也如楚园一样的跑来问案，注重不在案情而在财产。可能当时政府打错了如意算盘，以为“中央储备银行”库存的金银外汇等，只限于充实国库之用。在抗战期内，美国曾经两次借给国府以美金五亿，与金子五万两。这一笔借款，当时宋子文想取偿于“汉奸”的私产上面，所以在“惩治汉奸条例”中，明定着：“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不要说以后事实上没收就是没收，执行人员也并不曾为“罪犯”的家属留什么必需之生活费，而且不待定罪，早已由接收人员照单全收了。“扫地出门”倒还是这时开的先例。无如“汉奸”们的财产，也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多，最大的财产是房屋、设备与汽车，而一律化公为私，只让接收人员自动分享。可怜时期又不久，不到五年，竟双手让给中共受用了。对于国库，却并不曾有什么实际裨益。胜利后复员人员一到上海，就很得意地逢人便说：“我们抗战八年，流血流汗！”但他们并不曾向日人方面取得赔偿，而只在“汉奸”头上打尽主意。没收来的财产以后怎样支配了，当然没有人问讯，大部份移不动的，送给了中共，我知道前数年台湾还发行过珠宝奖券，这当然就是由没收而来所留下的次货了。其间有些当然是“汉奸”们自己的，而恐怕大部份还是“汉奸”们在不曾做“汉奸”时候妻子的妆奁吧。

　　戴笠也去过那里几次，但不曾与“押犯”谈话。其他军统要员王新衡等也去视察过。而其中有一个是特殊的，他敢于去那里的勇气，曾深得汪政权中人的钦佩。他是唐生明，是唐生智的胞弟，他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与戴笠同期而又具有深厚的交谊，他曾经靠了他哥哥的荫庇，在湖南做过警备司令。在民国二十九年汪政府刚成立的时期，他忽然由重庆间万里带了他的妻子，前电影明星，黎锦晖太太，号称标准美人的徐来，以及标准秘书张素贞来到了上海。招待他的，就是于沦陷后与日人合作经营内河轮船公司起家，以后又在戈登路开过大赌场发财，专为汪政权人拉马的潘三省的开纳路家里。

　　潘三省倒真曾奉他为上宾，供应他住食以及一切花费，那时两人同出同游，形迹之亲，逾于昆季。莫说潘三省如此，周佛海因为与他是湖南同乡，也待他很好。汪精卫且推屋乌之爱，更对之另眼相看。他一到上海，汪立刻要他到南京去，殷殷问讯唐孟潇（生智）的近状，还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现金。因为在国民党的军人中，唐生智与张发奎都曾与汪氏有过密切的关系。汪对唐生明的一召见，谁都不再怀疑他为什么而来，因此他得以安居下来而且过着最舒适荒唐的生活。

　　而此后，唐生明忽然又与李士群非常接近，士群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时，他宁愿随他到苏州在他下面担任一名处长，更进而成为结拜兄弟。唐生明在苏沪两地，整天没有事做，他打得一手好麻将，每天与士群等作豪赌，而他总是赢的。徐来管得他很严厉，游必有方不算，每次出去回来，还得除了亵衣，要验明正身，才能放过。但他与影星陈××就曾缱绻过一时，东窗事发，又让渡给了张善琨。影星们因为他是徐来的丈夫，如李丽华等都争着叫他姐夫，他也嬉皮笑脸地欢喜与她们鬼混。当李士群反对周佛海最厉害的时候，他是士群左右反周最激烈的一人。士群被日人毒毙，他又成为佛海家里的常客。而胜利以后，基于他一家和戴笠的特别交谊，非但无事，更委任他主持了苏州的“肃奸”工作。

　　那天，他随着军统的一批要员赴南市看守所视察。潘三省也正好羁押在那里，因为戴笠对潘特别憎恶，所以还替他加上一副重镣。唐生明昂然而过，连正眼也没有看他一眼，而潘三省自恃对他不止有一饭之恩，急急呼着：“老四，老四！”（唐生明行四），唐生明不能不立住脚了，潘三省用手指着他的一副脚镣说：“老四！你看这算什么？替我说说情，帮帮忙开了它吧！”唐老四却哈哈一笑说：“这有什么关系？”说完，不等潘三省再讲别的话，径自匆匆地走过了。这使听到的人回想两人过去的情形，不免发生了异样的感想，也钦佩于他气派的真是不凡！

　　在南市看守所发生的另一件故事，是万里浪的被杀。万里浪原是军统中的一名行动方面的重要份子，身高才五尺有余，瘦弱如一书生，谁知他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当“七十六号”成立了不久，他就向李士群投诚，因为心狠手辣，得与吴四宝、潘达、夏仲明、杨杰、林之江等同为行动队长；上海一时成为腥风血雨之场，都是这几个人的拿手杰作。据我所知道的，申报的投弹案，就是由他亲自表演的。在“七十六号”中他与陈恭澍一样，是一个“劳苦功高”的人物。而胜利以后，军统固弃瑕录用，而两人为了立功自赎，更毫不留情地以逮捕汪政权人员为卸免其罪责的唯一手段。

　　当我于自首后还在吴四宝家中的时候，目见万里浪就曾几次押着他的猎获物亲来交账，他看见了我们，还得意洋洋地满脸骄矜之气。由他经手以围捕诱捕方式而来的，总数就在数十人以上。狡兔死，走狗烹，捉人事件初步告一段落之后，军统下令把他禁闭了。拘押的地点就在南市禁押汪政权人员的后面一进房屋中，小小的一个身裁，拖着一副沉重的脚镣，这样的处境，是他兴高采烈捉人时所万想不到的吧。而当时关在南市的一个日本宪兵队的中级人员，名字似乎是中村什么的，他曾经派在“七十六号”里工作，与万里浪拍过档。眼看到时局一变，万里浪却反过脸来捉汪政权中旧日的朋友，连日本人都感到气愤了。当军法官审问他有关杀害与拘捕重庆地下工作份子时，他自己什么都不否认，但说一切都由于万里浪的献策与行动。这样万里浪变成积案如山，结果不待汪政权人员的解送法院，他已先被提出枪毙了。

　　在南市拘留期中，曾经有一个日本人用毛毡撕成了条子在囚室中悬梁自尽。另一个我忘了姓名的汪府人员，患病不得适当的治疗，而终于瘐毙在内。南市看守所自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开始，至翌年四月三日分批解往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为止，前后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汪政权的人腾空了，那里又变成了军统内部的禁闭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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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三、首批七十一人移解法院

　　这事也确然难怪，由于戴笠的意外撞机殒命，对于汪政权中人的处置，以前的所谓“政治解决”，这时自然更没有人能挑起这千钧重担了。但既然人已捉来，而且家产亦已接收了，总不能平白地就随便再放出去。留下来的唯一办法，只有通过审判的形式，以达到预定惩治的目的。大约政府方面等戴笠一死，立刻就作出了如此的决定。我们这批待鞠之囚，却还在痴心妄想地等候“宽大恩典”的降临。然而军法官的问案此时已完全停止了，从看守们的口中，约略知道他们正在紧张地工作，但是祸是福，谁也不敢悬揣。至四月一日的清晨，温宗尧、杨揆一、盛幼盦、罗洪义、沈长赓等五人解送南京后，至少我就预感到案件在发动了，情形也显然有些不妙。

　　四月二日的上午，楚园的看守当局宣布要各人收拾行装，准备随时离开楚园。没有说明去处，也不说迁地的原因。有人还以为可能是将邀释放了，但大部份都怀着一颗忐忑的心，预感到前途的凶多吉少。当天傍晚，一个年轻的看守偷偷地告诉我，我家里已经向杜美路七十号查明，所有在押诸人，将分批移送法院，而且名单上，我是在第一批移解之列。不久，这消息知道的人已经很多，有几位很天真的朋友，他们还满怀高兴，因为戴笠曾来声明过，我们的在优待所，既是疗养，也是为我们漂洗去一重“污渍”。所以梦想一旦送交法院后，将由检察处略一侦查，即可不起诉处分而获得开释。这样，政府会让我们完全洗清“通敌叛国”的罪嫌，更以实践其宽大之诺言。我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但因我曾经吃过律师饭，所以知道司法界的情形。我深信一经司法程序，将会用量身裁衣的法律来指出我们这批人的情真罪当。但此时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既然已经自投罗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四月三日的清晨，早餐过后，楚园当局分别通知第一批应该移解的人迅速集中行李，准备立刻动身。问他们将去哪里，都回说不知道。我也是被通知者之一，反正行李也真正只有一肩，胡乱地整理捆扎了一下，各自拎了下楼。不久，开来了五六辆十轮军用大卡车，逐一验明正身后，四五个人被驱上一辆车，全副武装的兵士，握着卡宾枪，坐在车内的前后，形势的严重，好似我们都是能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惟一的恩典是没有把我们另外加上一副刑具。许多不在移解之列的朋友们，面上表现出复杂的情绪，对我们的要去对簿公庭，总不免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同时，凡是人，也一定有冀图徼幸的幻想，因为他们的并不一同起解，于是联想到可能会网开一面，因此于同情中可以看到眉梢上透出的一丝愉悦。

　　楚园部份的三四十人上齐了车，即用高速率一直向东行驶。卡车是用帆布遮掩着的，不许揭开向外看望，但在隙缝中依然隐约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景象，熙来攘往，六个多月与世隔绝，情形完全没有改变。仅仅冲要地区的岗位，国军代替了日军。车行数十分钟，车辆停止在一处墙高墉厚的大铁门前。坐在我左右的一是梁鸿志、一是唐寿民。他们几乎同时推着我异口同声地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口气中充满着焦急。

　　等我说出了“提篮桥”三字，唐寿民是咬牙怒目，梁鸿志则默无一言。大铁门呀然而辟！全部车辆都开了进去，铁门又訇然而阖。我们都跳下车来，已有几十名各报的记者预候在那里。有些是我多年的同业，有些是我过去的旧部，他们远远地向我点头招呼着，我报给他们以勉强的微笑。不久，又有车辆开到，钱大櫆、赵叔雍、严家炽、吴颂皋、柳汝祥（中储业务局长）、张韬等都来了。那是从南市开来的，两路会师，第一批一共是七十一人。我们在楚园的半年来都是吃自己的饭，形体上的磨折较少，外表上就与前无大差别。而南市来的一批人，苍白憔悴，须发鬑鬑，半年不见，前后竟已判若两人。

　　提篮桥监狱是我太熟悉的地方，当我在执行律师职务的时候，凡公共租界内第一审判决有罪的被告，立即从捕房移解到这里羁押。遇有委任我办理上诉手续的，为了询明案情，签立书状，必须到此接见，因此过去就不知来过多少次了。提篮桥监狱，是上海以西牢著名的地方，现代化的建筑，严格的管理，最多可以容纳一万余人，平时也总在八九千人之谱。过去为一代国学宗师的章太炎，也曾是此地的狱囚，因苏报案被清廷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判罪后送来执行，做裁缝以渡其多年的狱中岁中。

　　那里一共有十二所大监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所而外，有囚禁西人的真正西牢，有医院、女监与儿童感化院。当我们站在庭院中等候分配入监的时候，使我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一年前的旧事。吴颂皋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调任为司法行政部长时，我们为设宴致贺，饭后他要出发视察提篮桥监狱，他因为我挂着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名义，坚决邀我一同去一次。记得当时我告诉他：我做律师的时候是常去的，至于内部情形，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在上海开会，我以上海区代表出席会议，也曾经去参观过这所全国最大的牢狱。这不是什么名胜风景之区，我不想再旧地重游了。那天颂皋带了几个随从去匆匆巡视了一周，回来时还赞不绝口，他说：那里高爽洁净，远非内地监狱的湫隘肮脏可比。那时在夏季，他还说这竟像是避暑的地方。我想到了这件旧事，特别上前去向他说：“戴先生生前要我们疗养，他一死，当局格外优待了，索性让我们到这里避暑来了。”他也想到了以部长身份视察时的观感，听了我的话，显得有些哭笑不得的样子。

　　依照提篮桥普通罪犯入狱的规矩，一进到办公室，登记了姓名、年籍、犯罪案由、刑期等以后，先打十个手指的指模，接着在另外一间小室中把头发剪成光头，一把轧剪，足有一尺多长，宛如花园中轧草的大铁剪，坐下去不到两分钟时间，三千烦恼丝已剪个精光，因为人多刀钝，常会把头发吊得眼泪直流，这些他们当然不管了。好在剪自由他剪，头还自我头！做罪犯，什么也不再计较，什么也不再在乎了。剪光了头，进入另一室，把周身内外衣服剥个精光，赤条条到洗澡室中，冷水和着臭水，淋浴冲洗一遍。发给囚衣一套，毛毡一条，竹筷一双，于是进到指定的监房，才算完成了入狱的手续。而当局对我们确是特别优待，除打十个指模以外，其他一概恩准豁免，仍然穿了常便服，也不必加带什么南冠，从此，就让我们“从容作楚囚”了。

　　我们被指定集中在“忠监”，那里原有的普通刑事罪犯早已迁移一空。因为依照中国的法律，犯内乱或外患罪的，以高等法院为第一审法院，所以“忠监”划出来成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临时看守所了。我们被称为“汉奸”，犯的是“汉奸”罪，照例忠奸不两立，而偏偏要“忠”中藏“奸”，把“汉奸”关在“忠监”之内。或许是当局故意对我们的讽刺吧！已到了家破人未亡的现在，只要扪心自问，即使当我们为人彘，又将怎样呢？

　　每一所监房都是四层楼的建筑，每一边有三十余间囚室，三面是厚墙，一面是粗粗的铁窗，建筑的牢固，任何人插翅难飞。每一间囚室长约七八尺，宽约四五尺。照例每室非一人独占，就要合囚三人。照西人管理牢狱的经验，如每室两人，在心情恶劣之下，容易引起互殴而乏第三者从中劝解；又以性欲无从发泄，更容易发生鸡奸行为。但是三个人同囚一室，阔度就不够并头而睡，所以要两人睡在一面，而一人睡于另一面。

　　囚房之内，什么也没有，只是墙角一只洋铁皮做的马桶，供排泄之用，大概用过多年了，古色古香，已大可进得古物博览院。问题就是积秽太多，臭气薰蒸。左邻右舍，每一便溺，到处就弥漫着一股不可向迩的恶臭之味。而且桶口锈烂了，坐上去就像有千百把小刀，直扎你的尊臀皮肉。

　　囚室之内是没有电灯的，每隔五六间，外面走廊上高高地装着五枝光的一盏小电灯，只有一丝黯淡的红光。更显得阴森而凄厉。室内当然是不会有床铺的，水泥地上就是我们的安眠之所。

　　那里已经先有十几个人在那里，是别的机构因去接收财产而发现了人犯，就顺手牵羊地捉来了送交法院的。经手逮捕的机关，有中统，有姜公美的宪兵队，也有忠义救国军。我还能记得这批我们的“先进者”，有“广东省长”陈春圃、新闻报副社长陈日平、新新大百货公司总经理李泽等人，又加上我们这七十一人，总数就有了近百人了。

　　这是汪政权中人的最后归宿之地了！不管是要没收你的财产，杀死你的生命，或者给加上一个恶名，在法律的名义下，自然最为名正言顺。中国人唯一的本领，是最能在文字上显出功夫，过去皇帝对臣民生前有封号，死后有谥法。字字斟酌，褒也褒到极点，贬也贬到极点。而民国建立迄今，政治上的嬗递之迹，也可从若干恶毒的名辞上得其梗概。有所谓“满奴”、“乱党”、“军阀”、“奸匪”、“蒋帮”等等。而汪政权中的人，一旦解往法院，不待其身后，已先赐谥曰“汉奸”！不给一批人加上个奸字，怎样能显出另一批人的忠贞呢？应当！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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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四、提篮桥监狱的五光十色

　　进入提篮桥监狱的当天，照例上午十时与下午四时，分送两次牢饭。每人一只椭圆形洋铁皮做成的饭匣，大约装着半匣红黑色的米饭，饭面盖上没有油水的几叶菜皮，从饭里发出的一股霉蒸味，直冲鼻观。谁也不敢下咽，谁也不愿下咽。这一天，就没有一个人进食。本来已经到了性命关头，一天的不吃，又算得什么呢？

　　狱方规定，上下午再开放半小时，可以在囚室外面的走廊中散步。其馀时间，都需锁闭在囚室之内，到了应当退入囚室的时候，看守人员一盘吆喝，即纷纷自动入内。接着一间间大铁门沉重的关闭声，看守们以成把的大钥匙的加键声，这声音就好似一声声的直接打着在押人的心头。大家在囚室中坐在地上，眼睛所望到的就是前面铁窗上一根根的铁条。到了晚上，一切声音沉寂了，只听到走廊中看守们来回的步履声，每一间囚室中间歇地有着叹息声，偶然，有人于梦魇中发出了惊呼声。

　　交谈是被禁止的，同室的人彼此窃窃私语着。这景象非但是黯淡，而且是凄凉。幸而监狱的看守们，倒并不像想像中那样地如狼似虎，他们不但有人情味，而且懂得生意经。当走过我们室门前，有意无意地与我们攀谈。他们表示都是从租界时代开始服务，经国民政府、汪政权，以迄现在。所以对我们同情，也愿意为我们效劳。如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在他们制服中可以掩藏的，都可以为我们带进，就是除了枪械与女人。家书的传递，自然更是义不容辞了。当天的晚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已接洽好了一条夹带的路子。他们甚至从身边掏出香烟来送给我们，公然狂吸。

　　一宵都在辗转中渡过，清晨，指定为监狱服役的犯人，每一层楼的每一边，运来了一大桶滚水：限定每人只许装一漱口杯。看守偷带进来当天的报纸，大家争着看，哗！本埠新闻第一条大字标题：“七十一名大汉奸起解了！”次一号字的小标题更有“政治梁鸿志等，经济钱大櫆等，文化金雄白等。”我自己感到面都红了！我不敢自高身价，说我是“汉奸”，已经受之有愧，而这“大”字，尤其未免太抬举我了。我本来在社会上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自由职业者，参加汪政权以后，还是个半官半商的起码脚色，而政府对我过分优宠，六年之中，已先后经过了三度通缉。从汪精卫等离渝以后，国民政府于民国廿八年的春，明令通缉了汪氏一人；到了那年的夏季，第二度的通缉命令是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是年十月，当汪政权在沪酝酿时期，又通缉了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罗君强等二十余人，而我，竟然也列名在内（我已记不得那次通缉名单中，有没有以后急流勇退的陶希圣与高宗武两位重要人物在内）。第四度重庆最高检察署的通缉命令，是发表于汪政权创建之日，即民国二十九年的三月三十日，把汪政权自汪氏起，院部长以至次长阶级的人，又再全部通缉一次。我当时并不曾担任什么实际职务，而当局却又并不曾把我遗忘。至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开入租界，中国、交通两行复业，又把两行的董事全部通缉。我因周佛海要我担任了一个中国银行的董事名义，自然更得敬陪末座了。过去政府的对我逾格重视，已经受宠若惊，现在同业们又意外捧场，我倒反觉不敢再妄自菲薄了。

　　和平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事事都有着歧见与争执。而唯有一事是情投意合的。在方始胜利后的重庆时代，中共因汪政权是揭橥反共的，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许多政治条件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严办“汉奸”，国民政府却完全照办了！现在国民政府治下的报纸，又把我跻于“大汉奸”之列，虽非“元恶”，竟成“大憝”！在我那时读到了这样的标题，不禁大感意外。而最近，朋友送了我一本书——《蒋党真相》，是中共占有大陆后，于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大众出版社”出版，惲逸群以“翊勋”的笔名写的，在该书第一五五页上，居然有如下特别写我的一段：

　　“报界败类金逆雄白，是周逆海手下的红人，一身兼金融、新闻、律师三界的领袖。不久之前，以八十条（八百两）黄金购进一住宅，他对部属说：‘过去是混混的，老中央来后，我才真正兜得转（有面子，有办法）！’”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看我倒也是一致的，而中共的所以称我为“逆”、为“败类”，口气之间，显然以为我与“老中央”有些勾结（当时沦陷区称重庆国民政府为老中央，而称汪政权为新中央）。总之，既同被目为“汉奸”，而又一样被目为“大汉奸”。这一次的自投罗网，最早，我对政府存有幻想；以后袁惕素来看我后，又寄以希望。而经过了六个月又二天的密藏，直等把各人的财产抄没以后，这时首次把我们的下落向社会公开了。而我，还被划入于“大汉奸”之列，我是惭愧于不克当此大名，恐怕社会上也不会相信我竟能膺此殊荣，但我清楚在“大汉奸”的头衔之下，这罪名将是不会太轻的了。

　　大家正在看了报相顾错愕之际，忽然狱中另一批服劳役的犯人，两个人一组，身上系着铁链，大包小裹的分送食物来了。原来是各人的家属看到上一日晚报上我们起解的消息，也查明了监狱对未被判决人犯每周可以接济两次食物的规定。据说：天还没有亮，各人的家属，已经在狱外排成了长长的行列。把东西依次送入，经过了领取卡片、检查东西等许多手续，到此时才得送进。一只菜格里装满了平时所喜爱的东西，有鸡、有鱼、有肉。另一只锑锅里，外面还做好了棉套，严密地包藏着。揭开一看，一满锅白米饭还是热气蒸腾。一个送菜的同难难友偷偷地塞给我一张字条，一看是妻的笔迹，上面写着：“请安心！我们会以全力奔走的。菜是我自己送来的，这样我觉得与你离开得可以近一些了。希望你能努力加餐！”许多人在家庭这样的关切之下，大家都感到了一阵心酸，痴痴地望着饭和菜，谁也不忍下箸，有些人且在掩泣了。大约这一天，又是很少人能够下咽。

　　其中胸襟豁达的也未尝没有，梁鸿志是当代的诗坛祭酒，赵叔雍又是词林巨擘，两人面对着这样的场面，竟然以宫体诗互相唱和，把一所阴森森的监狱，描写成皇宫似的锦簇花团，诗成传观，以博同难诸人的破涕一笑。梁鸿志本刻有《爰居阁》诗集，自楚园羁禁，以迄魂断篮桥，先后又成诗二百余首，分为两集，上集名为《入狱集》，下集名为《待死集》，手稿原存我处，几经沧桑，竟至散佚，我又健忘，迄今连一首也已无法背诵，诚觉多多有负故人于地下了！

　　汪政权此时命运已定，真是到了收场的时期了。接收已经是五光十色，而审判更属光怪陆离，我写本文前后已近五十万言，更将趁此未死之身，将当年的耳闻目击，有关陈公博、梁鸿志、周佛海、陈璧君等主要人物的如何受审，如何死事，再详详细细地慢慢写来，以显出法治国家的如何执法如山，让我对朋友留个纪念，对历史有个交代，也让读者中有些踯躅快意，有些欷歔凭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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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五、陈公博被押上法庭就鞠

　　若说汪政权是一幕时代悲剧的话，悲剧的主角那当然舍汪氏莫属了。因为汪政权的创建，一方面形式上是与正在作战的敌人为友，实质上则如陈公博所说是一个和平抗日的组织；而另一方面，形式上又与本是同根生的重庆国民政府为敌，但汪氏于创建政权之前，渡日访平沼内阁，与陆相板垣的正式会谈，即郑重声明即使不得已而建立军队，也永不与重庆作战。汪氏在抗战最黯淡的时期，建立政权，其最大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如一旦抗战无力持续，或者以此作为全面和平的桥梁；或者以已建的政权备为法统之延续。周佛海于高陶在港发表秘密文件时，即在报端公开声明，他说：“如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则现在与日方所订之一切条约，自然成为废纸。”（见周氏所著《往矣集》。）直截指出，这已经不仅是弦外之音了。而不足六年的汪政权，终于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归于覆败，汪氏更以旧创新愁而病逝日本，迄今十余年来，人们于窃窃私议中，时间寄以哀矜之意，而一到公开场合，又未敢直谅其谋国之心了。

　　汪氏以外，陈公博的为友殉身，从容赴死，成为悲剧中的第二主角。当汪氏离渝之前，他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从成都赴重庆，汪氏告诉了他对日和平主张以后，即力持异议，以为对日既不应和，更不应走。陈璧君甚至厉声对他说：“你反对，那你尽管做你蒋介石的官去。”到那年的十一月底，汪氏又去电要他赴渝，告诉他决定离渝发表和平主张的决意，他仍然加以劝阻，至汪氏于十二月十八离渝至昆明，派人通知他赴滇会晤，以班机受天气延误影响，等他抵达昆明，而汪氏已于先一日去了河内。他曾写信给张群朱家骅转呈蒋氏，效辞曹故事，追踪赴越，目的还拟挺身斡旋，希望汪氏既已离渝，也应至发表主张为止，而不再进一步作出实际行动。无如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一日，重庆中央党部既下令处分汪氏，接着三月二十一日，又发生了高朗街的行刺案件，误中曾仲鸣。以汪氏易于冲动的性格，一连串的事实，无异驱汪氏于一不做二不休的地步。

　　六月，汪氏且已赴沪展开“和平运动”，迫成形势的剧变。公博先于那年夏末，赴广州与汪氏晤面，还是一贯地怀着劝阻之意。到十二月再赴上海，而所谓“中日基本条约”草约已在开始讨论。他看到了草约，认为内容显然是日本要控制中国。他曾对汪氏恳切指出了这一点，而汪氏非但有冲动的个性，且以自信太深，他对公博说，他的所以要组府，就是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终于公博又于那年除夕，废然返抵香港，而出乎意外的是首先发动与日本接洽和平的高宗武，以及在渝参与汪氏出走密勿的陶希圣，突然拆台而在港出现。他想到汪氏冲动的性格，而左右又少可以进言的亲密同志，如顾孟余、陈树人等既未随往，次一等的曾仲鸣已死了，彭学沛等亦复留渝。汪氏左右，此时只剩得一向为蒋系的周佛海梅思平等。佛海虽与公博于民国十年因发起中国共产党，在沪开创立会时已经相识，但此后近二十年中，以派系关系，很少见面。佛海与蒋氏关系之深，不同泛泛，而佛海过去与汪氏的素乏渊源，亦尽人皆知。以是外间传言，佛海的忽然随汪出走，有衔命监视之嫌。至梅思平向来又是CC的一系。汪氏已经易于冲动，而陈璧君更甚。随汪而去的，陈春圃、林柏生等在汪氏之前，尚无犯颜直谏之力，他觉得汪氏的处境太危险了，而且组府先声的青岛会议亦已仓卒举行。他为汪氏牺牲的意念，此时实已油然而生。所以当三月初旬，一经汪夫人来港再邀公博赴沪，他就放弃了原有主张，毅然应允。

　　离港赴沪前夕，还与钱新之杜月笙谈了一次，他表示一面将赴沪劝阻汪氏的组府，仍然寄以一线之望；一面希望蒋氏能有转圜的办法，以免国家分裂局面的出现。当他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抵沪之时，周佛海于日记中云：“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渠谓高陶实非人类，我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从未对蒋先生有一恶语相加，亦未宣布其秘密，高陶如此，实人类所不能作之事也。”云云。可见公博的参加汪政权，直接原因，系由于高陶之叛汪而纯粹为友道上的义愤所激。

　　但他抵沪以后，目击组府已如箭在弦，非口舌之争所能打销，但汪氏要他出任行政院长，仍坚辞不就，而只允任立法院长。在这六年之中，他最初虽任“立法院长”与“上海市长”，但态度消极，第尽其为友之心，平时亦唯以醇酒妇人为事。迨汪氏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在日本名古屋逝世，那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象毕露，覆亡之祸，已迫眉睫。他终于又以殉葬精神，毅然出任“代理主席”职务。

　　胜利以后，他为避嫌之故，而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乘机飞日，静候政府命令，愿意面对国法，以明责任。至十月三日，以何应钦交涉提回，而以专机由日押解回京。初押宁海路军统看守所，政府最初尚拟以政治手段解决，等主持全案的戴笠撞机身死，于三十五年三月间，乃与陈璧君、褚民谊同时转解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径付司法审判。事实上由京解苏，他的命运也已被最后决定了。

　　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五日，苏州高等法院定期讯陈公博，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由首席检察官韩焘亲自承办侦讯手续，并且草拟了齐齐整整的十大罪状为起诉书，欲以证公博的“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庭期是定于那天的下午三时，而临时天气忽然转变，彤云密布，狂风四起，阴森森地一派暗无天日景象。甚至苏州高等法院庭院中的古柏，也为狂风吹得摇曳不定。下午二时二十分，高院法警警长苏子民、宪兵第十五团班长叶桂，分率警员四名，宪兵四名，至看守所迎提。那天公博穿淡青夹布袍，西装裤，戴黑呢船帽。当他步出看守所时，面带笑容，态度的潇洒一如平日。经过走廊时，各地报馆记者排立走廊两侧，纷纷摄影。旋由宪警押上道旁停候之马车，解赴法庭。沿途由宪兵十五团协同警察担任警戒，路旁民众驻足而观的拥塞于途。车行七分钟而抵达法院，直入刑事第五候审室。

　　是日第一刑庭的布置，也显得异乎寻常，庭上除满布摄影机与录音器外，中央摄影场更在庭内遍置水银灯，以摄取纪录片。庭角设有坐椅一把，以供公博的休息。在上午十一时许，全庭已告满座，高院发出的旁听证虽仅二百八十张，而到者却达五百余人，法院临时把法庭的长窗全部卸除，使旁听席伸展至阶石，人多秩序也显得有些混乱。民众的如此踊跃旁听，究不知在沦陷区内，于身亲目击之余，为对汪政权之首长出于一念之同情，抑真为称快而视其就鞠也？

　　至二时三十分开庭，院长孙鸿霖亲任审判长，庭长石美瑜为主任推事，陆家瑞为陪席推事。最奇怪的是主任推事石美瑜不伦不类，那天在普通法庭执行职务，而法衣之内，偏偏穿了军装，而且还挂上了少将领章。他在沦陷时期，一直留在上海，领市民证，吃户口米，直到胜利的上一年，英雄能识时务，眼看大势已定，始转赴内地。他的夫人刘玉琴女士（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主审上海“汉奸”案件刘毓桂之女公子），却仍留上海，不辞玷辱门庭，躬向“汪记伪组织”领有律师证书，在所谓“敌伪时期”，加入费席珍律师事务所，执行保障人权的职务。首席检察官韩焘，则戴黑粗边眼镜，一部乌乱长须，飘拂胸前，更觉外相威严，风头十足。

　　宣告开庭后二分钟，法警两名，押公博到庭，而公博似抱有坚决之死志，亦且知这决不是法律问题，所以并未延请律师，仅由高院随便指定了一位花甲年龄老态龙钟而又一口吴侬软语的高溶律师为其形式上的辩护人，却与操着满口江北音的首席检察官韩焘相辩答。这配搭得太妙了，庄严法庭，乃如上海舞台上的开演方言滑稽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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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六、对十大罪状的逐款答辩

　　正式开庭了，首先公博答复审判长照例的询问：

　　问：“年五十五岁，广东南海人。住南京北平路六十四号。”

　　答：“未参加伪组织前，担任过什么职务？”

　　问：“我的履历说来很长，大略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部部长。抗战退渝后，并兼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

　　问：“你是否国民党党员？”

　　答：“光绪三十三年即参加同盟会，以后改称国民党，也一直是党员，直到如今。”

　　问：“你有没有财产？”

　　答：“这一点倒很难说，如果我自称没有财产，人家会不相信；但说有财产，那末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了。我在地上没有房子，在银行里没有存款。最好还是请法院依职权调查吧！”

　　问：“那末你在南京的住所呢？”

　　答：“是租来的。”

　　至此，首席检察官起立宣读十大罪状的起诉书后，公博也当庭逐条答复（起诉书摘要已详前载）。兹记其答辩的大意如左：

　　关于“缔结密约，丧权辱国”部份，他说：

　　“我反对中日基本条约，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在‘基本条约’签订以前和签订以后，我都一直反对。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签定了，在正式讨论的时候，汪先生叫我参加讨论，我坚持不肯。因为我知道修改也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参加讨论以后，那么签订以后，我再不好反对。我要保留我反对的地位，所以不肯参加。

　　“在签定后，阿部信行其时是驻南京的大使，他问我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我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两国的根本大计，照这个条约的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而基本条约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不了好影响，也再不会发生恶影响。

　　“阿部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一般现象已经恶劣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本不谅解中的一个证明而已。其后不论本多、重光来任大使，我都这样反对。三十一年和东条英机见面，也一样反对。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谓中日基本条约废止。至于同盟条约内容，已取消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所谓华北驻兵及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返还中国。所剩下来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了。

　　“对于‘满洲国’这一个问题，我认为不撤销终为中日间一个极大障碍，而且将为中国生存的一个致命伤，在三十三年的夏季，柴山陆军次官衔小矶内阁之命来南京，希望与重庆媾和。我首先提出不撤销满洲国，则一切无从谈起。柴山的答复，说是可以讨论。是年十二月我赴东京，也为了这个问题，小矶对我的答复可以于和议席上讨论。我曾把撤销‘满洲国’的消息通知了重庆，可见数年来我对于东北问题的真意及设法谋撤销的事实。现在检察官单单提出签订‘基本条约’这一段为起诉，对于我反对‘基本条约’及其后废止基本条约，以及对日要求撤销‘满洲国’的事实只字不提，我认为过于割裂了事实。”

　　关于“搜索物资，供给敌人”部份，他说：

　　“检察官愿意引用我的自白书作为起诉的理由，那是再好没有了。因为看看我的自白书，就知南京因为争取物资和日本苦斗的情形，不独不是搜索物资，供给敌人；而是争取物资，反抗敌人。我的自白书中说：‘日本是以战养战，物资在所必需，倘然由南京支配，南京一定不肯尽量供给日本的需要。’又说：‘日本在二十九年乃至三十年还企图南京能够进行全面和平，及后慢慢承认南京是含有敌性的政府了。几年以来，除对汪先生表面尊重以外，他们发出一种批评，说重庆是武装抗战，而南京则是和平抗战。因为日本既视南京为其敌性政府，对于政治上以前所采取的一种半干涉态度，即不复打算解除。对于南京军队的调动，亦且故意拖延，遂使南京无集中军力的机会。对于经济，以办理统制应由民间办理为名，要求南京在上海成立各种统制委员会，而实际上是由日人把持处理。’关于物资我还有一段说：‘南京和日本间的斗争一天天的尖锐化，末后日本已采取孤立南京，转而直接压迫民间的政策。所说商统会、食粮统制委员会、棉纱布统制委员会等，都是孤立南京的一种奇妙方法。’

　　“至于征集废铜废铁，日本曾以献铁为名，要求南京协助，南京始终敷衍不理。所谓雷厉风行，我实不知怎么说法。外间谣传说：家屋的铁门铁窗，都已拆卸。现在我请查查上海的铁门铁窗真是都已拆了吗？征集的数量若干？便可作为我的反证。因为南京无意于征集废铜废铁，日本曾说南京毫无战意，绝不协力。日本且对于南京暨各地政府，起了极大恶感。说到军粮，日本径自划定了他的军米区，都是日军自行购买，南京还在与他们争。这种斗争，直至日本投降，尚未解决。所谓供给敌人制造军械原料及供给敌人军粮，全非事实。而且因为南京和日本斗争，使许多物资，日本都不能拿走，单以棉纱布一项而论，尚有数万捆存于上海，可以问接收人员，都应该知道的。”

　　关于“发行伪币，扰乱金融”部份，他说：

　　“立法院通过的案是根据中央政治委员会交下，原则是不能变更的，这一点我应该声明。起诉书说：‘此项伪币之发行，虽另有主持之人。’那么，我不必负这种责任了。不过，我最喜欢说公平话的，当时中储券的发行，最大目的是在抵制日本军票。日军当日发行的军票，完全没有准备基金，把几种物资统制起来，非用军票不能购买，藉此抬高军票价值。因此影响其他物价，一日数涨，真是民不聊生。南京曾经和日本经过几多艰难交涉，才能发行中储券，曾使一个时期物价稍告安定，这也是事实。其后物资缺乏，日本更不恤南京抗议，滥加收购，才有膨胀现象。至于今日之物价高昂，我以为是政府的处置问题，而不是中储券的本身问题。中储券是有库存现金准备的，何以与法币的兑换率一定要以一对二百？使日本占极大的便宜；使物价继长增高不已，这真使我无从索解。”

　　关于“认贼作父，宣言参战”部份，他说：

　　“太平洋战争是发生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南京政府的参战是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为什么南京要参战呢？因为日本太平洋战争后，在中国搜集物资，供给军用，毫无止境。南京政府既不能过问，而人民痛苦更不能申诉。因此南京以为欲保存中国元气，争回物资，舍利用参战名义以外，别无良策。而且一用参战名义，可以要求收回租界，可以要求撤销治外法权，更希望因此而要求政治与军事之自由独立，脱离日本的军事束缚，以待时机的转变。

　　“南京政府自参战以后，没有出过一兵一卒，参加太平洋战争；也绝不曾出过一兵一卒，和重庆作战，这都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应为国人所共见共闻。至于说到‘被告继任伪主席，仍保持一贯政策，毫无变更。’那么我更有话可说了。我于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就任代理主席那天，曾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还都以来（按指汪政权），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继之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的声明，当然是指在蒋先生领导下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难道要在我陈公博领导之下来统一国民党和统一中国吗？

　　“在对太平洋整个问题，我希望早日结束，我在三十四年五六月，劝日本托中国（重庆方面）出面调停太平洋战争，曾对日本大使谷正之表示我的意见。可是谷正之不敢作主，要电东京请示。以后九月，我才知道日本在铃木内阁登台之前，决定请俄国调停，并有派近卫文麿赴俄商讨的决议，遂置我的建议于不顾。我为什么主张日本托重庆调停？我有我的深意，以为能如此，中国可以增高国家的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并且将来收复东北，不致有其他意外。我这些行动都是有人证物证，绝对不是虚构的。如果这样行动说可以构成‘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责，那我不愿再有所辩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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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七、国家胜利就恐难免骄盈

　　陈公博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庭上的作供，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提供事实，他不延聘律师，不声请覆判（上诉），是求死而不是求生。他的所以侃侃陈辞，也只是为明心迹。检察官所起诉的十大罪状，就法论法，实在是以想当然的态度而出之以罗织的方法。

　　关于原起诉书中第五点“抽集壮丁，为敌服役”一款，他说：

　　“我可以断然答复，南京政府不独绝无此意，而且绝无其事。我从未闻南京政府替日本征集壮丁，运至南洋训练，参加作战。至于所谓密令各地区抽募壮丁，以应敌人之命。至少我没有下过这样密令，同时也相信汪先生没有下过这样密令。至于起诉书说：‘曾据某报登载：河南伪政府运送壮丁数百名至南京时，伪政府大加奖励。’要知河南省政府系属于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范围，从不听南京之命，某报如果有此种记载，那此种记载是连造谣也失了根据。且所谓某报究属何报？起诉书并未说明。至于各地乡镇保长有无迳征壮丁，或向业主勒派代募捐款，我既没有接到报告，也没有接到人民控诉，有无其事，不得而详。起诉书认为南京允许以壮丁为敌寇服兵役，且加以‘可以断言’的结论，我认为纯系摭拾浮言，未免过于疏忽。”

　　关于“公卖鸦片，毒化人民”部分，他说：

　　“事变以后，日人利用所谓宏济善堂运售鸦片，绝非南京所得而过问。据传说：此种收入，均为内阁及军部之机密费。南京对此，非常疾首痛心，延至三十三年三月，日本以国内政潮关系，才允由南京政府接办。南京当时拟定三年为禁绝期，由三十三年起，每年递减三分之一，贩售所亦依三分之一数目关闭。同时月拨一千余万元交卫生署设立戒烟医院，命令各地凡开灯吸食之烟馆，勒令闭歇，此皆有档案可稽。至扬州一地究竟有无大烟馆至五六十处，小者不计其数，及沪报所传沦陷区吸食毒品者数在三千万人以上，是否事实，我没有这种报告。不过更比鸦片尤甚的，厥为白面海洛英等，多由北方私运而来。南京对之更比鸦片嫉恶，曾处制贩者多人以极刑，这又是在档案及报章上可以查考的。如果以公卖鸦片毒化人民为南京的罪状，事实上实在适得其反。”

　　关于“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部分，他说：

　　“原起诉书也知道我不是主管人，我可以不必多说了。但据我所闻，教科书的改编，是在维新政府时代，而不是在还都的南京政府时代。南京政府还都后认为不满意，又复重加修改，并且教育部和当时日方的所谓兴亚院曾起过极严重的冲突。（按：当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李圣五在首都高等法院开庭时，此点也被列为罪证之一，但经承审推事金世鼎将过去维新政府之教科书与南京政府修订之教科书罗陈满桌，两相比照，判决书中只有确认汪政权之教科书，并无涉有奴化教材之处。）然而这还是小事，现今教育的最高精神，莫过于三民主义。南京政府还都以后，把维新政府的五色旗恢复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国父遗像又重挂起来了，国父遗嘱又重新在开会时朗诵了，三民主义又正式公开宣传了。但我自己还以为不够，对于提倡民族主义，尤其特别加以注重。

　　“我自白书中有一段说：‘南京政府自还都之后，三民主义重复在沦陷区内宣传，我尤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我深怕人民习惯于日本统治，更怕军人习惯于日本支配，使中国永远不能翻身。我对汪先生提议重复设立政治训练部（按公博且曾兼任该部部长职务）。我的用意，因为南京政府还都的时候，一个兵都没有，所有的仅为维新政府任援道的绥靖军，和日本利用完了的谋略部队。这些部队在民国二十六年底即归日本军队支配，到了二十九年初南京政府还都，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日本称谓谋略部队，只求他们不向日本放枪，其他概所不问。因此部队中思想庞杂，纪律废弛。我深怕他们贻害人民，尤其怕他们倾向日本，将贻国家以无穷之患。因此我把各部队的军官抽调来京训练，灌输他们以民族思想，提倡不可依仗外力，更鼓励他们以国家自由独立的精神，勿为外人利用。我就用在成都时对中学生演讲的《三民主义与科学》作为蓝本，另外写了一本《政治工作须知》，最注重三点：负责任、求知识、守尊严。我的所谓守尊严，固然一个军人，一个国民，不能骄傲，同时却决不应卑屈。我当时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对日本那样卑屈的态度，我不独引为国耻，更恐怕由此堕落而使民心不能自拔。’我这番话都不是虚构的，《三民主义与科学》，及《政治工作须知》两本小册子还在，可以覆按。如果以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为我的罪状，事实又是适得其反了。”

　　关于“托词清乡，残害志士”部分，他抗辩说：

　　“我首先应该声明的，当时所谓清乡，本为临时的行政和军事处置，一切规程命令，无须交立法院通过。我对这一点声明以后，可以用个人的地位，作清乡的平心观察。当时的所谓清乡，南京政府和日本的见解不同。南京的见解：以为事变之时和事变之后，人民实在痛苦不堪，应当设法使他们能安居乐业，稍稍解除痛苦。当日农村对省政府要纳税，对新四军要纳税，对游匪要纳税，水深火热，因此南京才有发起清乡之举。而日本的见解则想借此题目，使得容易收购物资。

　　“起诉书中所以残害中央官吏及抗战志士为唯一目的，我想当时谁也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清乡多所任非人，则完全为一种事实。自然有些地方因清乡而百姓得以安居；但有些地方也因清乡而更加骚扰，因此至三十三年八月以后，已无形把清乡撤销了。起诉书内所说：如李士群之在江南，张北生之在苏北，忠贞之士，牺牲于清乡旗帜之下者，何可胜数。如果李士群、张北生有此罪行，应由他们本身负之。我固然素来不诿过，也未便冒昧代人受过。而且我自白书中说过：凡是重庆人员有被日军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则必定设法保释。我不是藉此欲见谅于同志，而是援党不可分之义，实行我的主张，这都是大家所知的事，可以去查问的。”

　　关于“官吏贪污，政以贿成”部分。他说：

　　“我对起诉各款中，以这一点最所怪诧，因为我最痛恶人发国难财，同时更痛恶人发和平财。以我平生以廉洁自矢的一个人，而加以‘其贪婪成性，至于如此，可为浩叹！’的按语，我不知检察官是故意加以毫无故实的罪名，让我容易开脱呢？还是故意拿我来消遣？我在自白书里曾说：‘我最引为耻辱的，是在民国廿三四年，听到日本批评中国说：中国无一公忠体国之人。同时我更反省到中国之受外侮，常因政治不修而起。我感悟四书有句话：‘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因此我想：我不来则已，既来应当示日本人以中国并不是没有公忠体国之人，因此首倡廉洁政治以为表率。而且我更标出四句格言：‘复兴中国，从做人起。建树人格，从立志起。’我以为不会做人，也无从救国。国家虽然丧败，如果人人立志做人，不以和平为发财门径，或者中国还有出头的一天。

　　“不过我承认失败了，我虽然这样标榜，而且在上海实际干了四年，连对僚属也发生不了很大的影响，贪污一样层见叠出。对社会也发生不了影响，奢侈淫靡还是茫无止境，人们如饮狂药，似世界末日将至，能够享乐一天算是一天，什么是中国危险？他们似乎毫不在乎，怎样才可使中国复兴？他们更以为全不干他们的事。这真是使我非常痛心！我和检察官也一样为之浩叹的。

　　“我在自白书中说：‘最后更有一个严重问题，那是民德的堕落。自此次战争发生，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内地情形怎样我不深悉，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有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我也想过，在一个国家破败之余，明日我将如何？我还不知，倒不如尽此一日之享乐，以求一时满足。但这种风气所趋，恐怕非一时所能挽救。一个国家胜利，是不是会骄盈？充骄盈之所至，是不是会宴安淫逸？这是我引为极大忧虑的。’我为什么要洁身自矢？因为我常见许多人做学生时候骂军阀、骂官僚。及自己做了军人便是军阀，自己做了官也便是官僚，我深恶而痛绝之，因此绝不肯蹈这般人的覆辙。而且我们的聪明才力并不下于人，要钱可以做商人，何必做官？既做了官，而且更做了革命时代的官，既应替国家和人民打算；就不应当替自己打算。要之，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说，若在京沪两地，说我贪婪，虽执途人而问之，恐怕没有一个不失笑的。

　　“至说到招待费一事。我视察苏北回京之后，也听到这种谣言，说泰县曾因我视察一回，摊派了很大的一笔招待费。我不禁大怒，曾去一函给苏北绥靖公署政务厅长谢卿云责备，大意说：‘如此实属骇人听闻！我承孙良诚总司令的推荐，派你作政务厅长，原想你能辅助孙总司令，现在如此，我实在非常失望！’我虽然不知道这笔招待费是否由谢卿云摊派，但谢卿云是政务厅长，我自应责备他，这封信在南京有许多朋友都知道的。至于说床帐被褥以至毛巾杯碗，皆为随从之人席卷而去，我深信不是事实。因为我去泰县是轻车简从。在泰县仅食了一顿饭，宿了一夜。以几个随从，焉能席卷？我以为起诉的理由，也应当使人能够相信，才可成为信谳。而且我于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离京，曾将支配所余现款中储券五十七万万元交回国库，所谓‘贪婪至此’的人，恐怕不会那样做吧！

　　“说到这里，我也想替南京官吏辩护一下。在南京之下，我们不能说没有贪污及发和平财的人，尤其在各地受日人支持的官吏军人，肆无忌惮，这都是南京所深恶痛绝的，但洁身自好之士，也不胜缕指。所谓卖官鬻爵，所卖何官？所鬻何爵？没有见起诉书指出。所谓贿赂公行，也没有说明公行为何事，倘以‘几无一事不要钱；无一人不要钱’两句话来赅括一切，殊不足以服南京之心。如以在日人管理下铁路的红帽子黑帽子的黑幕，也加在南京头上，更类于深文周内。南京为铁路腐败问题，屡向日本使馆提出抗议，不下百十数次，这都可以问历任的丁默邨、傅式说等主管人的。”

　　关于“收编伪军，祸国殃民”部分。陈公博说：

　　“南京之整编部队，完全为防共及保护地方。同时各部队亦不愿归日本支配，成为日本之谋略部队，都希望归中国政府管辖。南京对于各军每月均有的饷，均有军米，在经理总监部有案可查，不能说没有的饷。各军的军官，皆曾分别调京受训，不能说没有训练。至于今日在东南各省，未如山东等地沦入共产党之手，致劳中央忧虑，各军不能说没有微劳。至于说各地有种种捐税，则南京未接各地控诉，无从制止办理，亦不能负此等责任。

　　“说到卅四年春间某伪军由河南调防苏北，那当然指的是孙良诚部队了。那是三十三年年底的事，起诉书说三十四年是错了。我为什么调孙良诚的部队到苏北？因为我收到情报，共产党以延安为第一根据地，苏北阜宁为第二根据地，并且以苏北为基地，推进江南，以实行所谓‘三山一湖’计划。我为中国前途计，为使蒋先生容易统一计，不能不作出一个对东南的全盘考虑。在苏北，仅有李长江部的兵力是不足的，因此才调孙良诚部南下，以作东南的屏障。所谓勒派捐税及拆毁孔庙来作戏院，我均未闻，自更不与闻。南京对于军队风纪是极为注意的，首都且设有‘平价维纪委员会’维持纪律，雷厉风行。若如起诉书所说，那变成我命令军队派捐拆庙了。平情而论，当日若不作此军事打算，不但苏北全部沦于共军之手，恐江南亦早已受其蹂躏。起诉书谓‘收编伪军，祸国殃民’，当时若不收编军队，今日东南必全陷于共手，国之受祸，民之受殃，恐更千百倍于今日。我不是替各军鸣功，这是一种事实，希望大家作一公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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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八、一段结论为汪代明心迹

　　陈公博对于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起诉他的十点，逐款答复，他所历举的，我相信都是事实。在他的抗辩中，对于起诉书中所指的一切，正如公博所说：“很多是臆测之辞，许多是不是我的事，或者知都不知道的事，或者绝无其事，也罗织起来。起诉书中，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而且文字间很多是徒为快口舌的文章，而不是根据事实的起诉。”若就法律上的证据法则而言，公博为自己的辩护之辞，反因承办人员的无能，起诉书的徒托空言，显得公博的理直气壮。他在第九点“官吏贪污，政以贿成”中的答复，明说：“中日战争以后，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明日，只知有今天。不知有理想，只知有享乐。……一个国家胜利，是不是会骄盈？充骄盈之所至，会不会宴安淫逸？这是我引为极大忧虑的！”他把胜利后的情形倒给他完全料到了，也骂尽了只知有自己，只知有今天的人。而惨胜的结果，居然骄盈淫逸了，他的杞人之忧，此后四年间，一切事实，都证明了他的不幸而言中，公博的一死不足惜，而国家如此，当政者的远虑，且不如一个被指为“祸国殃民”者的预见，这真是太值得惋惜了！

　　公博对于起诉书所指的各点，他还有一个结论。他说：

　　“起诉书说，我‘以伪专使职衔，率领使节团赴日答谢，低首虏庭，歌功颂德。’我那次被派赴日，不是答谢，而是答礼。因为阿部信行以特使名义先来，我才被派答礼。我一生就没有对任何虏庭低过首，歌颂过功德。那次赴日，首先对米内内阁总理，及外务省的有田提出质疑：北平兴亚院的森冈，很怕南京政府还都，影响到北方，曾秘密电东京，主张华北应当采取永久半独立的状态，有无其事？这一段是载在自白书内，可以查考的。

　　“我尤其在日本各处和九州帝国大学公开演讲，批评日本对华政策。说日本人常说中国人没有诚意，但中国没有一个人知道日本对中国的要求怎样，而要求又什么是日本的限度。这不是中国没有诚意，而是日本应该反省。这也载于二十九年我的‘文存’中，原文俱在，可以覆按的。而且我历年所手写的文章，并没有称呼过日本‘友邦’，因为我确认日本还不足为友。至于说我‘自动取消伪政府，然犹秘密赴日，托庇敌人，一面散布自杀消息，以冀幸免。’我的离京，是经先遣军总司令任援道的两次直接劝告，两次托人劝告。说蒋先生对我谅解的，我若留京，反使蒋先生为难。同时京沪还发生一种谣言，说我要拥兵反抗，因此我才延至八月二十五日，俟治安稳固之后才离京。临行之时，又曾留呈蒋先生一函，说明我离京的理由，并说：‘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即出而自首。’至于所谓散布自杀消息，还是我回京之后，才知道有此谣言。我既离京，何从散布？事前呈明蒋先生，又何得谓为‘以冀幸免’？我在日本全盛时候，在各地独往独来，没有托庇过日本，焉有在投降时候，反希图托庇？而且日本在交战时候为敌人，在投降时为俘虏，一个人而希图托庇于俘虏，虽至愚还不会出此罢？

　　“再说到政府电令引渡回国，实在说，我是回国自首的，而谈不到是引渡的，我在九月二十四日，为了履行我留呈蒋先生函中的诺言，曾拍一电致何总司令（应钦），并托其转呈蒋先生，希望派一飞机至日，使我早日回国，而飞机也于九月三十日到了日本。但是在回国之后，各报登载都不说是自首，而说是引渡和逮捕，我不胜骇异！然而我在羁押之中，又哪能向报纸更正？并且我也不愿更正，说引渡被捕就算引渡被捕吧！”

　　“原起诉中所说，目我为‘甘心降敌，卖国求荣，在敌人铁蹄之下，组织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听。’至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我虽不赞成汪先生离开重庆；我虽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但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曾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在战争时期，最要紧是宣传，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我认为抗战时是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不是抗战时期，而已是在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再需要宣传，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更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及人民之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捱骂，对于个人，只有煞苦，更无荣可求？我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而对汪先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们应该想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思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替国家打算？如何替蒋先生负责？对一个已逝世而不能复生起而自辩的人，不应该如此的谩骂和比拟罢！”

　　“末了，我愿意声明的：我于自白书中曾几次说，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于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所谓未了，因我想：如果中国今日还不能统一，恐怕更没有良机了；除蒋先生以外，恐怕更没有人能统一中国了。在日本投降以前，我的工作是铺好一条统一之路，等蒋先生容易统一，最低限度是使东南不致有意外发生。在日本投降以后，我的心情是绝不愿损害蒋先生的尊严，蒋先生要我离就离，要我回就回，要判罪就判罪，束身以为服法的范则，使蒋先生更容易统一。本案说复杂是太复杂了，说简单也太简单了。因此，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不再上诉了。”

　　陈公博答辩终结之后，又将其自白书计四十七页，朗诵一过，历时两小时始毕。至五时三十分，庭上宣布休息十分钟。继续开庭时，审判长孙鸿霖问：“大家齐心抗战，而你独向敌人求和，你知道是违法的吗？”公博答称：“和平运动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以政治观点言，并不违法。”最后检察官韩焘提出八点为攻击的理由。再问公博说：“你还要辩论吗？”公博含笑道：“还要辩论啊！但因检察官说的满口江北口音，有些未听得懂，就能懂的可以稍作辩论。使我最受感动的，其惟方才检察官所谓‘春秋责备贤者’一语，虽然我非贤者，但承认许多事情应该由我负责。不仅华中，即华北种种恶劣罪行，也可由我负责。在南京被押时期，戴笠曾问我何不致函蒋委员长，然我并不肯哀求他人，以有罪终是有罪，无罪终是无罪也。至于说到清乡是坏事，而将一切罪孽都加诸余身，则我真要大呼‘大老爷冤枉矣’！所谓伪和平军，死于剿共者甚众，足见彼等颇忠于国家，请勿轻视他们。今天我所陈述各节，不像被告之供辞，全为第三者以客观立场说话，因只有第三者之立场始能将话说明白也。深望我的心情能为人所了解，至于个人生死，非所计及，但望当局早日判决。”

　　审讯至此，由年届古稀之指定义务辩护人高溶律师起立陈辞，声细如蚊，几不可辨，寥寥数语，即敷衍了事，即立于其前之陈公博，亦且不闻其所作何语。至晚间八时三十分，由审判长宣告审讯终结，定于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宣判。如此钜案，一庭草草终场，当局对陈公博生死之早有内定，即在形式上之审判，也可以窥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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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九、陈公博束身为服法范则

　　关于所谓“肃奸”案件，依据以后判刑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由政府先决定了原则，而由法院作形式上的审判。虽然行政干涉了司法，但表面上仍不失为一个法治国家，政府仅知“整饬纪纲”的威严，当然不再斤斤于五权分立的虚务了。二、量刑的标准，只问职位，无关罪状。大致“维新”“临时”与汪政府的最高首长，自是“罪无可逭”，所以王揖唐、梁鸿志、陈公博都难逃一死。其他省长以处死刑为原则，以幸邀末减为例外。部长为无期徒刑，次长为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局长为二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其他，不论是谁，凡稍有涉嫌之处，而被拘解到法庭的，概处以二年六个月的徒刑，用示“薄惩”。

　　汪氏死后，陈公博为代理“主席”，所以四月五日一庭终结之后，同月十二日即宣告判决。虽然开庭是定在下午四时，到午后一时，旁听的已纷纷涌至。到三时左右，观众云集，像戏院一样，不得不临时添座。三时一刻，高等法院签发提票，派出武装法警六名，往看守所提陈公博到庭聆判。那天公博穿青灰色花条呢夹袍，黑皮鞋，戴船形帽，态度非常镇静。三时五十分押解到院，四时正，宣布开庭。审判长孙鸿霖、主任推事石美瑜、陪席推事陆家瑞、首席检察官韩焘、书记官秦道立升坐第一法庭。中央摄影场预在庭上装置的炭晶灯，此时电光大明，照耀全场，加上摄影的机声轧轧，法庭又变成为拍戏的摄影棚了。

　　孙鸿霖起立宣读判决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公博听完判决主文，依然神色不变。孙鸿霖再宣读判决理由，约五分钟匆匆毕事。

　　判决理由是公式的，依据的法条，当然是事后修订以为追溯既往的“惩治汉奸条例”，陈公博是汪政权的“主席”，即此名衔，已属罪该万死！况且条文的制订，即在为一网打尽之计，凡是汪政权的人，必然就是通敌；是通敌，也就必然反抗本国。至于如何通敌与如何叛国，都可以因想当然而加以附会，不必列举什么罪证。虽然该条例也订了：“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之事实者，得减轻其刑。”而以公博之职位，自更不在考虑斟酌之列。但是孙鸿霖还告诉公博：“如不服判决，可向最高法院声请覆判；即使被告不声请，法院也将依职权呈送。”公博向庭上说：“刚刚听到判决理由，对我的答辩书虽未采信，毕竟是采用了，应该向庭上表示感谢。况且上次开庭时，还容许我宣读自白书与答辩达两小时之久，而事后还在报上公布，我的希望已达，就无容再声请覆判了。法院所以判我死罪，是为了我的地位关系，也是审判长的责任关系，我对此毫无怨意。本来我回国受审，就是要表示出我束身以为服法的范则。”

　　公博说完话，就宣告退庭，那时为四时二十分。仍由法警把公博押回看守所羁押。

　　陈公博在苏州审讯期内，当然这新闻轰动了全国，他的自白书，以及在庭上的供辞，论理应该是一派的“汉奸理论”，沦陷区民众受过汪政权的“鱼肉荼毒”者，一定将戟指唾骂，然而，旁听者面上既表露出同情之色，而至公博侃侃陈辞之际，且不时杂以哄堂掌声，怪状也，亦奇事也！

　　他的自白书与答辩书，上海书商汇印成书的，不下十余种，而民众竟又争购一空。甚至某报说他：“开庭时昂首直立，态度从容，至诵读其长凡二万余字之‘自白书’时，更见理直气壮，口若悬河，滔滔直下，竟使听者动容。”某报则说：“照其声辩，实无死刑可判。”另一报亦谓：“如此人材，殊为可惜！”当时的舆论，人所共睹，不是我现在在装点臆造吧！

　　四月十二日苏州高等法院初审判决了，三天后，把判决书也送达了，而至五月十四日高院照例呈送以后，最高法院就迅速宣判了，主文是：“原判决核准。”照法律规定，所有死刑案件，虽经最高法院为终审判决，其应否执行，与何时执行，尚须送司法行政部核准。大约司法行政部对陈公博核准执行死刑的公事，于六月一日即送达苏州高院，距最高法院判决之期，仅为半个月。所以苏州高院接奉司法行政部命令以后，于六月二日，即将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三人，由高院看守所移送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公博既已身入狮口，更安有幸免之理？

　　在公博临命之前，我愿意再稍述我一些私人对他的观感。我对公博在汪政权之前，了无渊源，在汪政权时期，也可说绝无来往。说句老实话，我除了对他潇洒的丰度很欣赏，当他于汪氏赴欧，他在上海办杂志时所写的文章，有些共鸣以外，若论他的私生活，我觉得他不免流于狂放。当他在任实业部部长时代，与南京秦淮歌女曹俊佩的艳事，虽然我不知道是否是事实，也或许政治上有作用地予“改组派”人物以打击，但是在报上写得如此有声有色，自不能不使人对他发生不良的印象。

　　到汪政权时代，虽然我与他私人间并没有什么接触，而在佛海家里与其他私人寓所，见到的时候，自然要较前为多，因此我对他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以坦白的说，除了发觉他头脑清晰，谈吐爽朗以外，我对他的印象依然不佳。有时看到他与周佛海、梅思平等睡在烟榻上纵谈风月；有时风传人语，说他与女作家、女明星等不免于欲海浮沉，我颇以为他在汪政权中处于那样重要的地位，让汪氏于荆天棘地中为痛苦而煎熬，而他是汪氏左右唯一亲信的人物，何醉生梦死，一至于此！更其他任上海市长而后四年，不仅颇少建树，其本身尽管未闻有什么贪污之事，而市府所属机关人员的并不干净，亦殊无可为讳。尤其警察方面的公然勒索，道路上啧有烦言。虽然佛海告诉过我，公博对汪氏，每到重要关头，常能尽言。那时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壁垒森严，互相对立，而公博与佛海、思平等朝夕过从，往来无间，有问题时能互相平心静气开诚熟商，一致对外，他虽不拘小节，而能识大体。这种浮光掠影的观感，其实以我与他的疏远，又何能窥察到他内心的所在？

　　在汪政权中，汪氏是有所为而然；佛海是有所为而来，反对建立政权最烈的则唯公博一人。他在重庆时反对汪氏离渝，在河内，主张以发表艳电为止，希望不再作进一步的发展。在上海、在广州，他力劝汪氏悬崖勒马。他在重庆本来不怕没有官做，汪氏离渝，如他能留而不去，当局为示羁縻，更不怕没有大官做。而他终以避嫌远引，又自居于汪氏之知己，犯颜极谏。谏而不听，来港蛰处。迨闻高陶叛离，深恐汪氏左右再无心腹之人，瞿然以起，兼程去沪，为了朋友，自愿牺牲以尽友道。他在汪政权时代一切的趋于消极，而且甘于逸乐，原情略迹，不能不说他是在不得已中以醇酒妇人来忘其当前的苦闷。

　　叔世友道凌夷，政坛上尤其只知趋炎附势，暮楚朝秦。公博对汪氏的数十年追随不舍，耿耿愚忠，方之古人，恐关壮缪之与刘皇叔差堪媲美。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公博确不失为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与公博的毫无渊源，已如上述。我创办了一家南京兴业银行，以有佛海做后盾，营业自是不恶。有一天，禁烟总监部的会计处长顾宝廉，突然送来一笔为数极钜的款项，说要向我银行存放，而且口头约定提款的日期，等于是定期性质。那时币制正在贬值，只要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会跌去数倍的币值。我感到太突然了，因为不论为公为私，都没有存放到我那里的理由。论公应该存到“中央储备银行”，论私应该存在他手创的农商银行，我以为可能是经手人弄错了。而来人坚决说：这是陈兼总监（公博）亲自批办的。我又想到搞政治最怕人事关系复杂，我收了公博的存款，又怕佛海起疑。所以为了我帮佛海的忙，那时我愿意开罪多年的老友林柏生，避嫌疏离，几至绝迹。因此对送款的人说，让我问清楚了再定应否收受。

　　那晚我把此事告诉了佛海，他也感到有些奇怪。第二天他打电话要我去，他说：“此事我问过了公博，没有错，你尽管收受好了。原因是以耿嘉基对于上海法租界情形的熟悉，以及他为人的不错，前年收回租界改为第八区后，区长一职。应该由他出任，而公博听信了别人的浸润，最后自兼区长，使耿嘉基郁郁不得志，以后的举枪自杀，虽然由于他不甘受日人的折辱，而以自杀的手枪，于遗书中，写明送给公博留为纪念，使公博愈觉对他充满了歉咎之情（事详前记）。绩之（耿嘉基字）生前负债累累，公博一问身后事都由你一手料理，于是乃有此爱屋及乌之举。”从这一件小事来看，更发现了公博能处处笃于友道，我对他的改观，当然决不是为了存款，因为如他那样太富情感的人，搞政治就难免不召杀身之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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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〇、有面目见汪氏于地下了

　　六月三日的清晨八时半，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的囚房开封了（狱中术语，囚房之启闭，称为开封与收封）。许多人都在外面散步与谈话，以疏散他们一夜局促在铁窗以内的身心。陈公博正在写字，虽然应该知道死期已不远，但怎样也料不到执行的命令，会来得如此其快！他写的是一副对联，倒是管理犯人的典狱长求一个囚徒写的，联语是：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

　　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联意是显然的，上联还寄望于当局能放宽气度，对不是真正什么“民族罪人”，或者政府曾经加以运用或利用的“汉奸”份子，加以宽容，要如大海能容百川之所汇注。但是我相信公博自己决不再存一丝侥幸之心。因为他既要求派机回国受审，为服法之范则，在审讯中，又没有延聘律师为他辩护，判处死刑以后，更声明不再上诉。他说得很清楚，这是为了他的地位关系，也是法官的责任关系，他的难逃一死，已成定局，此时自再不必有所哀吁了。下联却不能不说是充满了讽谏之意，希望当局不要因胜利而骄盈；但愿能如明月有心，一轮岂能常圆？应知朔望盈亏之道。又谁知政府之终于不克持盈保泰，以至复员未定，战乱重临，仅及四年，神州易手，其祚命且不及称为伪组织的汪政权焉。

　　当他这副对联写得只留最后三个字时，他发现身后有几个法警立在那里，这情形是不寻常的，因为狱室中平时绝没有法警会进入。公博是够机警的，他已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回头笑笑问法警：“是不是来提我执行了？”法警们竟然不好意思直认，还是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回答就是证实，于是公博又说：“那末请劳驾再等几分钟，让我先把这对联写完了吧。”他又继续写了“满为心”三个字，又加写了上下款。一掷笔。起身向法警说：“好了！真对不起，再请稍候一下，让我回囚室收拾一下吧！”他从容地回到了只留过一宿的监房，取出一支烟，点上了火，送向口里，悠闲地吸着。把东西略一整理，身上也更换了干净的衣服，外面穿着一件蓝布大褂，样子像是要去远行。

　　许多难友已经知道了这消息，立在外面个个神色凄婉地看着他。最后公博忽然变得有些踌躇，他在挑选一样东西，一时委决不下。终于取了一把小茶壶，双手捧着，退出监房，头也不回地去到了陈璧君的羁囚之处，面容表现得十分严肃，先向陈璧君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又庄重地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做个纪念吧！”

　　当公博伸手来与她握别的时候，陈璧君纵声痛哭了！面对着她夫妇数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此时却眼睁睁地望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一刹那之后，就将永隔人天。她应该会想到在重庆时，因公博的反对汪氏离渝，曾厉声说过：“你反对，那你尽管做你蒋介石的官去。”在香港，因高陶的叛离，她曾由沪专诚去港，怎样以朋友的大义相责，让公博违反了自己的本愿，而赴沪参加。此刻，他因可以了却对汪氏的心事而表现得视死如归，生者何堪！当此生离死别之时，陈璧君诚何能免于追悔悲恸之情！

　　公博又去看了褚民谊，在握手之际，同样说了：“重行（民谊字）！我先去了，保重保重！”回头来更向所有的难友们点首招呼以后，才让法警们簇拥着大踏步走向法庭。

　　法庭上奉令执行的江苏高等法院的检察官、书记官等，早已坐候在那里，公案前放了一张小桌，一把椅子，上面置好了笔砚纸张。监刑的检察官先向公博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以后，告诉他说：“你的案子经最高法院覆判维持原判后，又将全案移送司法行政部核准。今天已接到部令执行，你还有什么遗言？”公博只要求给他写几封遗书。于是就在那小桌边坐下，写了一封给家属，另一封是写给蒋氏的，意思是要陈述对于今后时局的意见，以贡献于政府应如何的措置。

　　两封信都写得相当长，那时已近中午，而给蒋氏的信，还只写了一半，公博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微叹着说：“当局自有成竹在胸，将死之人，说了也未必有用，不如不写吧！”他搁笔起身向法官说：“快要到中午了，我不再耽搁你们用膳的时间。我死后，遗书请代交家属，现在就去吧！让法官也早些了却一桩公案。”说完，伸手与监刑官、书记官等握手道别，法官们居然也情不自禁地与他相握。死囚临刑，竟与监斩官相互握别，这未免是千古稀有的奇闻了。

　　刑场就在第三监狱以内，当局总算对公博特别优待，没有像缪斌那样地还用五花大绑，手脚上也并没加上刑具。可是情形还是特别严重，四周跟满了武装法警，木壳枪取在手里，随时准备着开放。公博安步前行，当将要行抵刑场之前，回过头来向执行的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一些。”他的意思就是希望能一枪了毕。刚走到刑场的一半，法警不让公博知道，就从后开枪，弹从前面穿出，立时俯到地上，鲜血不断汨汨流出，又经过了几分钟的抽搐，才气绝身亡。经法医检验后，移送于狱内的停尸室。

　　公博执行的时候，他的家属都不知道，以后由法院通知了公博一个在苏州的亲戚，至四日下午一时，才由他的表妹林徐X嘉赴监狱把他的遗体领去，因为这日已是端午节的前一天，天气炎热，尸体已有些发臭，即移送娄门苏州殡仪馆，于下午六时三刻匆匆入殓。棺木是公博生前的朋友刘觉所购赠，价为早已贬值后的法币一百六十万元，乱世而犹有不避嫌忌如刘觉者，其风义诚属难得！此后由其家属运送上海，连墓碑也没有立，就悄悄地埋葬在一处公墓中了。从此，荒草蛮烟，永埋地下！

　　这个想以身殉友的人，还希望由他在中间斡旋，能看到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一天，而终于以叛国的罪名伏法。尽管不说公博求仁得仁，而他早有拼将一死酬知己的决心，他只是求死得死而已！公博对“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另一半对蒋先生的心事，只能抱恨于九泉了。他所认为胜利后的上下骄盈之状，将贻大患，不料于他死后的三年，居然被他不幸而臆中，大陆也终于不旋踵而变色了！周佛海在南京开审时，应新闻记者的要求而题过“十年以后真知我”的一句，谁知陈公博所预料的局面，竟于三年以后就出现了。

　　公博死时为五十五岁，还有一妻二子。夫人李励庄，子陈干、陈迈，长公子为正室所出。在汪政权当时，许多要人们的少爷，都不免染有一些纨裤之气，独陈干能够安分读书。自公博死后，即赴美留学，现年已三十二三岁了，任职于有名的“西屋电器公司”为工程师，奉母居美，有子如此，公博宜可瞑目于地下！

　　公博的死讯真是太突然了！当局似乎决定了要把几个必欲处死的人早日了毕，所以法院的审判草草终场，法部的核准迅速办理；公博倒有预见，明白当局的意思，所以放弃了上诉的权利，决不希冀一份侥幸，也显出他到死的一份风度。当公博执行的第二天，报纸上自然都登载了这一件胜利后最大的事件。我们在提篮桥监狱里的一群，从看守手中取得了报纸，看到这消息以后，谁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伤，与说不出的感想。

　　记得立在我旁边的是梁鸿志，他急急的读完以后，默不作声，离开我们回到了他自己的狱室，半小时后，他取出了一首哀挽公博的七律，以梁众异的诗才与公博生前的交谊，以及想到他自己的未来，诗意于沉痛中另有一种哀怨，可惜我现在只能记得其中的两句，那是：

　　逝者如斯行自念；

　　路人犹惜况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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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梁鸿志匿居苏州铸大错

　　苏州高等法院以闪电式的手段，先后把缪斌与陈公博判决执行。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看守所，羁禁人数之多，为收复区各地之冠，而犹迟迟未开杀戒。但铁窗中人，以事实已经明显地摆在眼前，把过去的一切幻想，已都从睡梦中觉醒，知道不可测的恶运之来，将只是时间问题。在一千多政治犯中，论地位之重要，无过于梁鸿志，别人有此感觉，曾为“维新政府”首长之梁鸿志本人，自然更明白他自己未来的结局了。所以他挽陈公博诗中，即有“逝者如斯行自念”之句，自知将终于不获幸免也。

　　梁众异（鸿志字）是福建长乐人，为清季名宦梁章钜之后，出身于诗书仕宦之家，读书能博闻强记。蚤岁举于乡，公车北上，会试由房师龚心钊荐而未中，终其身对之执礼最恭。后从段祺瑞游。民初段任执政，梁为执政府秘书长。直皖战后，被指为安福系十大祸首之一，列名缉捕，遁隐大连、上海等处，以诗酒自娱。其所为诗，闽籍人士中，与黄濬（秋岳）齐名，为民国以来之诗坛祭酒，刊有《爰居阁诗集》，为海内外传诵。

　　当“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华北沦陷，日本先想怂恿吴佩孚出组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工作几乎成功了，吴佩孚且曾经由他伴同露面招待过记者，当众表示和平主张，但是最后为了条件问题，卒因吴氏的倔强而破裂。于是，又捧出王克敏组织“临时政府”。王克敏甘为傀儡，据可信的传闻，事前得到过重庆当局的默契，一切旧时著名的军阀政客，如王揖唐、齐燮元、王荫泰、董康、汪时璟、朱深、殷同、余晋龢，甚至鲁迅的胞弟周作人等都被网罗在内。

　　“八一三”淞沪继起而作全面抗战，不久，国军后撤，政府把东南几省的人民、土地、财富，就全部丢给了敌人，哀哀无告的老百姓们顿时像失恃的孤儿，一任他们自生自灭。

　　各地立刻就有汉奸们如“一二八”淞沪事变时那样地组织了维持会，以供日军驱策。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都市，连汉奸组织的规模也有所不同，不再如“一二八”时代由苏北流氓胡立夫组织什么维持会，而是由一个台湾人苏锡文出面在浦东出现了连名称都不伦不类的叫作“大道市政府”。这名称最初传播的时候，人们听了认为是“大盗市政府”，不免为之失笑。本来中国有句成语：“窃国者侯”，历史上称帝称王的，试问有几个不就是大盗的行径？真叫“大盗市政府”的话，细想也就并不可笑。

　　日本军阀们以“九一八”北大营事变，一夜之间，而攫得东北三省，“满洲国”成立了，连国际联盟形式上派了一个李顿爵士调查团后，并不采取进一步的积极手段，英美等国竟也视为既成事实而袖手旁观。日本军阀尝到了第一次的甜头，看清了现世界中并没有什么所谓正义，乃想以整个中国成为“满洲国”第二。华北既已有了“临时政府”，在华中也就依样葫芦，再来制造一个傀儡政权。

　　最初，日方属意于唐绍仪，工作已经做了一半，不料风声外泄，给重庆的特工人员冒充骨董掮客，在唐氏的上海寓所中用利斧将他劈死。于是，闲废多年髀肉复生的梁鸿志，经由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的怂恿，即出而领导组织了“维新政府”。

　　不知是国民政府不能忘情于沦陷区的民众呢；还是沦陷区的民众不能忘情于国民政府？传说中“临时政府”的王克敏，是与宋子文有联系，而“维新政府”的梁鸿志，则与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通款曲。后者应该不再是什么传说了，因为以后在梁鸿志开审当时，孔祥熙曾不惜仗义执言，特派报界旧人薛大可到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出庭为梁氏作证。事后梁亦曾有一亲笔函向孔致谢，原文如下：

　　庸公院长赐鉴：昨者对簿法庭，得知我公曾经覆函章薛两君，证明鸿志曾输诚中央，俾薛君得以出庭作证，足征我公古道热肠，不遗患难待罪之身，感激涕下。倘邀公之福，得以余生，著书蚕室，成全之德，生生世世，所不能忘也。谨申谢悃，恭颂道绥

　　鸿志谨上

　　“维新政府”的组织更有些不伦不类，没有“政府”的“主席”，仅置有“行政”、“司法”、“立法”三院，以前北京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为“行政院长”；以前广州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的温宗尧为“司法院长”；似乎陈群是“立法院长”。附和的更有任援道、高冠吾、夏奇峰、杨翰西、王子惠、周凤岐、严家炽、陈箓诸人。政府名义上是设在南京，而实际办事的地点则在上海四川路桥北堍的新亚酒店。旗帜与“临时政府”一样，恢复了北洋军阀时代的五色旗。当那面废旗又在租界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以及闸北、南市、浦东等区出现，人民看到了，有说不出的感想，也有说不出的难过。

　　事实上，“维新政府”什么事也没有做，参加的人，命倒送了不少，“绥靖部长”周凤岐（前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外交部长”陈箓（前中国驻法大使），先后被重庆特工人员暗杀于上海租界。南京一次大宴会中，有人在菜肴中下毒，全部重要人员，几至同归于尽。而就在“维新政府”的大本营──新亚酒店中，前晶报主人余大雄被杀死在浴缸之内。

　　汪政权建立了，由于日人的奥援，青岛会议中，把他们几乎全部兼收并蓄，梁鸿志做了“监察院长”，温宗尧做了“司法院长”，陈群做了“内政部长”，任援道做了“军事参议院院长”，夏奇峰做了“审计部长”，严家炽做了“财政部次长”，杨翰西做了“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在汪政权中的梁鸿志，倒是名副其实的“伴食宰相”，他还是做他的诗，收买他的骨董字画。在我的记忆中，“监察院”总是息事宁人，连一起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弹劾案也不曾有过。

　　胜利以后，他希望仍如直皖战争以后能以隐匿而逃遁者之目，他知道京沪两地，目标太显，于是他把家里草草的料理一下，就携了他的以位新娶的姬人及年才两岁的幼女，赁屋匿居苏州。在“维新政府”诸人中，他与陈群两人搜罗古物最富，陈群藏书多，因为日军攻陷南京时，所有国府要人家的珍藏之品，以仓皇逃奔，不及携走，都散佚在外面。陈群陆续收买了几万卷，在胜利以前，日军在太平洋作战已节节溃退，自知不免，在南京建了“泽存书库”，以供市民阅览。至于梁鸿志除购得若干宋明版本，与珍本、孤本，以及抄本外，更有宋代字画三十三幅，因以名其斋曰“三十三宋”。当他走避苏州以前，坚嘱家人不许携置他处，深恐一经搬动，难免散佚，他说：“我无事，仍为我有；我不免，则籍没归官，仍求完整。”不料在接收之初，即已被搜劫一空，最后真由政府接收的，早已所剩无几。

　　他所以选择苏州为逋逃之处，或者因为“维新”旧人任援道奉重庆之命为先遣军司令之故，他原是汪政权的末任“江苏省长”，那时以苏州为省垣，所以常驻苏州。梁鸿志尚以为任或能念及当年同僚的一段旧谊，暗中便于回护。谁知这样对任援道反而加给了他以一项困难，而在梁鸿志却选择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地方。

　　本来那时的户口管理并不严密，苏州又多深邃的旧宅，如其真是能蛰伏而毫不露面的话，也可能避过锋头，再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但人总不能深藏不动，他的那位新太太一次要到上海去料理一些私事，不幸在车上给先遣军司令部的人员发现了，追踪的结果，查出了梁鸿志匿迹的所在，于是派人围捕，束手成擒。这是梁鸿志在狱中亲口告诉我的经过，他还认为是生平最大的遗憾。然而也有其他方面的传说：则是梁在苏州的居处，为他的一个侄婿暗中告密。谁捉了他，应该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像梁那样的人物，终究是不会逃过这一关的。尤其胜利后的苏州，军事虽操之于任援道，而肃奸工作，却由军统局委令担任过汪政权清乡职务，而又为李士群拜把兄弟的唐生明主持其事。驾轻就熟，本来就何求不得？

　　梁鸿志被捕以后，立刻打了个电话给任援道，任在“维新政府”因“绥靖部长”周凤岐被枪击殒命，他以“次长”坐升“部长”，又是“绥靖军”的总司令，但当时他是梁的僚属。因此任于得讯以后，立即赶去会晤，并把梁带回司令部。这事在人情上言，使任处于一种微妙而又尴尬的地位。考虑结果，由任陪同去沪，与李思浩商量决定。李思浩与梁鸿志是段执政时代的同僚，梁任秘书长，李任财政总长，两人都是当年段祺瑞的左右手。

　　李思浩在香港被日军俘虏以后，与颜惠庆、陈友仁等一同押解赴沪，虽然表面上出来做了一些民间工作，但他与重庆的关系始终并未中断。胜利以后，军统局长戴笠的族人戴菊生就住在他沪西淳信路的家里，保护着他。梁鸿志送到以后，李赞侯自顾不遑，筹思至再，认为除与军统接洽以外，别无他法。结果，军统决定把他送楚园优待，与别人一样，说是最后将会用政治手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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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二、上海首被判处死刑的人

　　在汪政权六年中，我与梁鸿志素鲜往来，偶而在公开场合中见到，也仅一颔首而不交一语。可是我自投罗网之后，戴局长要我们易地“疗养”，从吴四宝的家里迁到楚园，梁鸿志已经先在那里。记得那天他穿着一件蓝绸大褂，方面大耳，有些南人北相，福建人而说得一口流利国语。看见我们解到，他以欢迎而又难过的表情，与我们握手。而我们都是五个人合占一间大房，惟他独居在二楼梯头的一间小亭子间中，身分就显得太不寻常。

　　在楚园中，有两个人是获得优待中最优待的：盛老三（文颐）可以公然吸鸦片，家里还派人来为他装烟，整日与帮会头子徐铁珊一灯相对；另一人便是梁鸿志，容许他的新太太早晨来，傍晚回去，为他料理一些身边的琐事。做楚囚而有特别待遇，在我们看来，就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同样，在饮食方面，他也比别人为便利。因为在“肃奸”运动中，他家里的厨子也竟因池鱼之殃而给拉了来，专门为楚园的一群囚犯做菜。我们可以每天点菜，而菜钱则由各人自己支付。梁鸿志是老东家，厨子知道他欢喜什么，每天都给他做几碟他平时所喜爱的菜。

　　从那时起，我与梁鸿志每天闲聊着，我才发现他真是无愧为博闻强记，在史的方面，他能够随便说出某一朝、某一帝王的某年发生过什么事，他连难记的数字也绝不会错。在诗的方面，那里有一部全唐诗，我们随便抽一本选择一个很冷僻的诗人的诗，读出上一句，他能应声而背诵下一句。腹笥之富，我所见当代的鸿才硕学之士不为少，而如他的渊博，还不曾见过。在文学上，我对他是无限钦佩，因此把“前汉”的成见，也为之减低了不少。他鼓励我做诗，愿意为我指点润饰，而我以自惭形秽，因循蹉跎，终于把这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

　　在楚园的几个月中，他似乎对我特别好，所以由楚园起解到提篮桥监狱之初，囚室还可自由选择，我的两面，一边是唐寿民，而一边就是梁鸿志。当每天开封的时候，他时常拉着我谈话。到提篮桥的第二天，清晨，他就愀然告诉我：“我不会再回去了，昨晚我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我身上的红痣都隐没了。‘红痣’与我的名字‘鸿志’同音，这噩梦不是明白告诉了我的前途？”但第三天，高等检察署开始侦查，而我与他又一同被提讯。法庭就暂设在监狱之内，有高厚的墙，坚固的铁门阻隔着，插翅难飞，而这几步路还得替你带上一副手铐，每两个连在一起，把这一个的右手铐住另一个人的左手。我与梁鸿志是例外，禁卒只要我们手拉手装着上铐的样子。这不是格外开恩，而是钱能消灾。家属在外面早已打听明白哪一天开庭，预先付了一笔钱，就获准通融，免尝镣铐的滋味。

　　那一天开庭的情形，梁鸿志又显得特殊，别人是由一个普通检察官随便问几句，姓名、年龄、籍贯，以及在汪政权中担任过什么职务，主要是还有没有隐匿的财产。至于如何“通谋敌国”，如何“反抗本国”，自都在不暇查问之列。反正参加汪政权的就一定有罪，理由总是千篇一律，对梁鸿志问的倒也与别人一样，而问他的人，除了一个普通检察官外，为昭郑重，由首席检察官杜保祺亲自出马。那天回来后，梁鸿志告诉了我以他的开庭情形，我就觉得事情有些不妙。

　　梁虽在缧绁之中，而吟咏不废，在楚园时代，成诗一百余首，名曰“入狱集”。自解牢狱起，以迄其死，又成诗百余首，名曰“待死集”。曾将其手稿交我保存，而自我出狱，又经世变，不特原稿早已散佚，即其念女诸作，缠绵悱恻，可称绝唱，只以健忘，竟已不复能再忆录，而他对我或者在患难之中，有所偏爱，曾赠我五律和七律各一首，亦已只记七律一首之起句云：“所见今知胜所闻，亦狂亦侠亦温文”，虽系集龚定庵句，而未免出之于溢美，乃反觉有肉麻之感。

　　客中抄得其“七无诗”，辗转传抄，自不免鲁鱼亥豕之误，姑录如下，以见他狱中生活的一斑：

　　一、“高大禅床佛所诃，只今寝处似头陀；泥涂已辱心无滓，鼾睡从人笑老坡。”（无床）

　　二、“隐几纷纭况据梧，了无依傍是吾徒；不须更袭龚开法，儿背图成汗血驹。”（无几）

　　三、“不爱长檠爱短檠，谁教驼坐数鱼更；十方昏暗灯何用，留取心光伴月明。”（无灯）

　　四、“旧时端歙几云腴，片罐亲磨墨亦濡；莫道砚田无恶岁，今年穷到砚全无。”（无砚）

　　五、“手挈方壶日乞浆，点茶风韵已全忘；纵教留得龚春在，狱吏前头不敢尝。”（无茗器）

　　六、“北海尊前亦屡空，放言吉利论英雄；余生似酒从渠泻，拚付囚中更病中。”（无酒，时身体劣极）

　　七、“难全性命书何用，粗解文章盗亦知；我自读书半袁豹，并时谁是庾元规。”（无书）

　　记得提篮桥狱中，第一个被判决的是新闻报副社长陈日平，一判就是无期徒刑，这完全出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他在新闻报仅是挂名性质，除名义外无他罪行。则名位高于他的，又将如何？而对于梁鸿志，法院也似乎特意提早办理，不久，检察处的起诉书就送来了，历叙官衔之外，对罪行都属推定之辞。承办人员的颟顸低能，读后为之啼笑皆非，连欲加之罪，竟患无辞，更是不可思议之事。而天下事竟然无独有偶，有如此的检察官，也竟有如此的辩护律师。

　　梁鸿志延聘的律师是诗酒风流的章士钊，他们又是段祺瑞执政时代的同僚，章于那时曾任司法总长与教育总长，论文章自无愧为古茂。梁的家属还出了一大笔公费，求得了章氏的一纸辩诉状，偷偷地送来，引经据典，洋洋洒洒，极像报上的论文。但以法律的眼光看，一派空言，毫无是处。梁鸿志因为我在律师界滥竽过几年，首先拉我去拜读一下。我一读开头的两句：“为依法答辩事，窃被告虽曾为汉奸……”就吓了我一跳，当时我说：“众老！既然诉状中开头就自承为汉奸，那还辩些什么呢？”他也似乎猛然有所醒悟，他说：“那你替我改一改吧！”我有些惶愧，我说：“大文豪章行老的手笔，我安敢佛头着粪？”他坚决要把这致命的一句修改，我踌躇了一下，还记得结果是这样改的：“窃被告虽曾组织维新政府，但并未设置主席，权宜之计，足证仍奉中枢为正朔。……”反正当局既然决定了惩治的原则，辩诉也不过是聊尽人事。

　　果然，梁鸿志案很早就开庭了。梁在庭上的答辩，主要是出任伪职，曾获得中央的默契为理由，并且提出了人证与书函为证。但这些事实，结果当然也没有让一味“自由心证”的法官采用，似乎与陈公博一样，一庭了结，就定期宣判。时间我已记不真切，大约在公博执行了死刑的一月之后。

　　宣判的那一天，当他由庭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这同难的一群，都十分关心他宣判的结果。从走廊的铁栅中，可以看到他远远缓步被押送回来。窗口挤满了人头，表情都显出是在为他焦虑，他仰头看见了我们，开颜一笑，伸出手来举起了他的大拇指。他意思是说：被判的是第一等的重刑。兔死狐悲，见他还从容镇定，谁都不免于黯然之感。这是上海方面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虽然还可以声请覆判，无疑最后也必然归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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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梁鸿志生前的两大遗恨

　　梁鸿志在声请覆判的一段时期中，虽然还寄望于孔祥熙方面的证言，能为法院所采信而邀末减，但他当然也明白这只是万一的希冀。所以，自初审判决之后，情绪显得不像初来时那样的安宁。有时他也于无人时问我：“你看我的上诉会有希望吗？”我除了用假话慰藉以外，还有什么可说的？事实上，他在被移解到提篮桥监狱以后，以其所成诗，称为“待死集”，即可见其早有自知之明了。

　　有一天，他忽然拉我进入他的囚室，他于微喟之后说：

　　“我清楚当局的意思，将不会放过我。我死，无所憾。所不能释然于怀者有二：不应拘捕我的人而竟然拘捕了我；我一生所收藏的宋代字画，乃为傖夫所取走，不料，我遭此劫运，而连国粹所系的书画亦不能免！这两事，将是我的遗恨。此外，我所生的幼女，年方两岁，我已不及俟其成长。我死，如其生母在，自不敢以之相累。过去我与你很少来往，而自陷缧绁，相聚经年，看到你有时为别人打抱不平的傻劲，还有一股难得的血性。而读你的家书，于字里行间中，深佩嫂夫人的贤淑，同为难友，况我待死，不复辞冒昧，如我幼女不幸而将来照顾无人，你是一定会重见天日的，就请贤夫妇代尽教养之责。趁我未死，分嘱家人，在外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先拜尊嫂为母，使弱息付托有人，我亦庶几可以死而瞑目。”

　　当时我突然听到了这意外的要求，于凄惋之中，错愕不知所答，踌躇了一下，我说：“众老！你是我的前辈，况且我与令袒又曾有金兰之谊，承你器重，你所加给我的这份重担，我不敢辞，而此事则万不敢当。这样吧！我通知家里，就认令媛为义妹。”他说：“这是狱室中一个死囚在临命前的托孤，客气就是推却。如以交浅，那么，我不敢过分勉强。”话说到此，我只有说：“那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握着我的手，相对欷歔，我看到他已经面容惨淡，泪盈于睫，他取出了事先写好给这幼女的一张遗嘱，写着他累代的家世以及他本人的身世与最后的遭遇，谆谆嘱咐她将来如何为人之道。他把自己的死期留着空白，要我将来为他再补上。连同他在狱中所珍藏女公子的一张彩色小照，小照后面又题了一首诗，诗意中充满了无限的亲情，他郑重地授给我，说要等她长大之后再交付给她。我接受了，而且各别通知了家里，以后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真的收了她为义女。这事离现在已经十五年了，而我已十年不见这位义女了，想必早已亭亭秀拔。我受了托孤之重，乃以世局屡变，自顾不遑，万里萍飘，孤身客寄，对于她，曾未尝尽半丝的责任，回想当年囚室付托之情，殊觉深负故人于地下！

　　众异在羁幽的一段时间中，好似颇不寂寞，自己每于无可奈何之时，吟诗寄慨，而许多难友，又都以诗稿丐其润饰，其他，请其题纪念册的、写条幅的，纷至沓来。惟提篮桥的囚室像是一只空气不能流通的花瓶，一面是铁栅，三面是坚壁，又小又狭，季节还没有到夏令，已经斗室如蒸，他有着一个肥硕的身体，往往爬在地上写字，常有汗流浃背之苦。而自己的诗稿，还顺次用工楷誊正。我觉得他一生浮沉宦海，尤其曾经参与过段合肥的密勿，他的所见所闻，颇多关系于民初的史实，我自然不便明说他的生命将为日无多，曾屡屡对他用暗示的方法，劝他写下他的回忆。但是在半年之中，他只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直皖战争始末记”，内容确多未经人道之处，他也郑重地交给了我。并且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一段往事，虽然我写得很简略，但都是事实，我全没有加以讳饰，请你代我保藏好，留待他日有机会时再发表吧！”而我则竟因于两度无可抗力的世变中，不知又把原稿散失到哪里去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其实死倒并没有什么，而最可伤可悯的，是明知死期已近，而仍然保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与一颗清晰的头脑，即不能不有对生命之留恋，对家属之眷念，以及对身后种种的踌躇，蝼蚁尚在偷生，更何况于人？在梁鸿志声请覆判以后，一两个月的时期中，毫无消息。最高法院对死刑的判决书并不送达，一经核准原判，就送司法行政部作最后的核夺而迳付执行。梁鸿志原已不同于其他难友的两人同室，一送提篮桥，就指定他一人独住一室，连居处也确有与众相异之处。大约高等法院于知道了最高法院驳回他声请的判决之后，在他的囚室之前，夜间专派了一名狱卒，彻夜在门口守视。我们都发觉到形势的不寻常，而梁鸿志自己也已觉察到这一点。

　　有一天，他忽然与我偷偷地说：

　　“你看到我门口夜间的特别加岗吗？他们防着我自杀，其实，在牢狱中自杀又谈何容易？我曾经写信给家人，要他们送一些毒药给我，让我用自己的手，了却我自己的生命，落得一个干净。但是她们太傻了，以为我还会有万一之望，也许她们不忍我早离尘世，靳不给我，然而又何苦让我多挨几天，受尽精神上的磨折呢？现在，我知道为期已近，死没有什么可怕，然而假如有一天提我去执行，在我与你握手诀别的刹那，我真将受不住这一份与朋友生离死别的痛苦！”我听到了他的这一段太沉痛的话。使我也想到那时眼睁睁地看他给人牵着去像一头待宰的牛羊，将不免于“生者何堪”之感。

　　于是我急急地想回避他，与他能够隔得远一些。我不忍真有一天与他握手诀别，使终生留着一个惨痛的印象。运用了许多人事的关系，而且支付了一根金条的代价，狱医认为我“有病”，必须迁入监狱医院治疗。我离开了忠监，由几个犯普通刑事案件的难友，为我搬着少得可怜的行李，正式住到病房中去。我总算达到了我的目的，但对他来说，让他更加寂寞，未免太残忍了。

　　病房虽然防范严密，一样插翅难飞，但一间大房间中，排列着二十几张病床，有着钢丝的床垫，经年没有床睡了，一旦得此，说不出有一种舒适的感觉。房里除了病床，还有宽敞的地位，可以容得我们绕室而行，已不像普通囚房那样局促得令人窒息。而且狱医真是“仁心仁术”，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让我们与鸡鸣狗盗之辈分层而处。还指派了若干人为我们服役，房里有电灯，医生用的煤气灶让我们煮食物。在失去自由中，用了那一条金条的代价，其所得实益，比了送给法官数十倍的贿赂，要有用得多了。唐寿民、傅式说、赵叔雍、严家炽、汪曼云、孙耀东、郑洪年、周毓英、谢葆生、张松涛等总有几十人，都成为无病的病人，享受着特别的待遇。

　　记得是梁鸿志被执行死刑的前三天，他突然来看我了，送来他为我写的一张条幅，在我床上靠了一下，他慨叹着说：“到底是床舒适啊！我大约不会再有睡床的机会了。”他与别人也周旋了一阵，才怏怏地回去。

　　照牢狱中的规矩，从这一所监房要到别一所监房去，事前必须有正当理由，声请核准，核准后还得派看守押同来去，咫尺之间，往来委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更何况他是一个判处死刑的重犯。所以当我送他下楼，到门口的时候，我不能再越雷池一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你来，比我便利，为什么那样久也不来看我一次？”我用别的话搪塞了一下，答应他日内即去回看他。他接着说：“没有几次可以相见了，要来，早些来吧，来晚了恐怕就会见不到了。”我心里有些辛酸，哽咽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明知他死期已近，人总是(有感情的)，竟不知如何说出一言以相慰藉，望着他远远地走进忠监，我才黯然而回。

　　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了，三天之后，果然他就被提出执行了死刑。除军统直接枪决的万里浪、翦建午等诸人外，形式上经过司法程序的，上海却以梁鸿志为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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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提篮桥狱中四人遭枪决

　　日期已经完全记不起了，应该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季。那天提篮桥的忠监里，有着不寻常的情形，清晨送了热水，清除马桶中的粪便以后，立刻提早收封了。每个人屏着气退回囚室，从铁栅门中注视着长廊中的动静。有时，有人来视察参观，也会有那种情形，所以大家还在希望不是有什么恶运降临到任何一个难友的身上。

　　几分钟过去了，听到楼梯上履声杂沓，一群法警出现在眼前，最先一个狱卒手里拎了大把的钥匙，直趋梁鸿志的门前。因为已经有了半年的时间，朝夕相见，搞得很熟，人孰无情？当他投钥启门的时候，由于一时的激动，手抖得连开门的腕力也失去了。结果，换了一个人上去，才算把铁门呀然而辟。梁鸿志这时当然知道这已是他生命的尽头，他过去徬徨焦虑之状，此时倒反而消失了。整理了一下囚室中的杂物，穿齐了衣服，外面是一件蓝色长大褂，布底的缎鞋，神色自若地走了出来，向左右邻室的难友们握握手，嘴里连声说着“珍重！珍重！”就随着法警等下楼，步履那样地安详，还回过头来向所有同难的人表示告别。法警等他一到楼头，前后左右都拿出手枪指向着他，形势的严重，使旁观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心悸。

　　法庭也就在监狱之内，监刑的高院检察官等早已坐候在那里，他被解上法庭，宣读了最高法院的判决的主文，理由自然省略了，再告诉他已奉到司法行政部电示核准，今天就要执行，如有遗言，可以在旁边已经安放好纸墨笔砚的小桌上书写。梁鸿志向庭上颔首表示知道了，坐向桌边的椅上，把袋里的手表等杂物，一一取出来放到桌上，特别把他会试时房师龚心钊送给他随身佩带的一样玉器，摩挲了一下，继以一声叹息，就伏案作书。一封是给家属处分家事的，一封是给蒋先生贡献国是的。他仍然用悬腕写小楷，写得一笔不苟，历时一句余钟，把遗书写完了，立起身，他是知道陈公博赴刑场前与监刑官握手的一幕，他趋向公案前伸手待握，而上海的法官却比了苏州的法官威风要大得多，心肠也要硬得多，理也不理地拒绝了。

　　法警们一片忙乱，簇拥着他走出临时法庭。好在庭外就是刑场，那是一片大草地，四周有着一条水泥路，刑场事实上也就在忠监的下面，从忠监楼上的铁窗中，可以清楚地望到。所有忠监里的羁押之囚，一等梁鸿志提出，立时又开封了，于是大家都聚在窗口要看一看同难一个活生生的朋友，怎样在片刻之间，用人为的方法来弄死。大家看到本来法警还要让梁鸿志绕场一匝，他瞥见草地当中放着一把椅子，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坐席了。他似乎不耐烦再多走，径自由草地斜穿过去，走向场中的坐椅，端坐到上面，仰首看了一下皎皎白日，淡淡青云，忽然回过头去，对持枪行刑的法警在说话，不问可知是在打招呼，希望他能够打得准确一些，少受一些痛苦。他正回转头去，后面离开他不到两尺的法警发枪了，克察一声，原来是轧住了子弹。梁鸿志听到枪机声跳了一下，法警立刻扳了一下枪，子弹始能射出，从后脑直贯而进，再从口腔穿出，连带把两枚门牙都击落了。法警在后再用足把坐椅用力一踢，人也随椅而俯倒在草地之上。鲜血从枪洞中流出，抽搐了几下，两分钟内就气绝身死了。

　　我受他托孤之重，成了儿女亲家，因此，对他的为人，以及他帮段合肥的一段，与组织“维新政府”的一幕，我不愿再有所置评。我所感到弥足惋惜的事，论他的学识诗才，并世颇少能与其颉颃，当局为什么不原其曾与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输诚在前，贷其一死，俾以著述了其余生，于现代荒芜的学术界，或可不无有所贡献吧。

　　当局既然在上海方面也开了杀戒，除梁鸿志以外，其他较为重要的人，自然也不能免。这里我先附带谈一谈我在狱时目击被执行死刑的其他三个人。其中傅式说、苏成德是汪政权方面的；常玉清则是日人的爪牙，实际上却与汪政权无关。

　　傅式说（筑隐）是上海大夏大学三个创办人之一，在教育界有相当地位，夫人是章太炎的女公子，唱随甚得。而他的参加汪政权，则以日本通的关系，又出以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身分。当汪政府在沪酝酿时期，他设立了一个机关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一号，吸收了不少大学教授及专家等人物。至汪政权成立以后，初任“铁道部长”，以后又调任为“浙江省长”，照政府的内定，“部长”如在汪政权中不是特别重要的人，以无期徒刑为止，“省长”则就很难幸免。所以他被逮入提篮桥监狱后，初审就判了死刑，理由是“开府两浙，罪不容诛”，接着上诉也被驳回了。

　　在他死前的一段时间中，他一直与我们同住在监狱医院，而犹孜孜于小学的研究。自被判死刑以后，我看他对生死之间，很踌躇也很畏怯，每一次听到传唤接见，他总以为是来骗他出去执行死刑的，趑趄不敢举步。我们很怕他临死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贪生的态度。不料真到执行那一天，却反而显得很自然，在法庭上写完给家属的遗书以后，还做了给他夫人的五绝一首，结尾的两句是：“人间欢乐少，天外月长圆。”他视死为解脱，似已了澈人生的真谛了。那天是民国三十六年的六月十九日。

　　苏成德是山东人，曾经在苏联受过特工训练，一向是中统方面的人。“和平运动”在沪展开，他很早就成为“七十六号”李士群下面的一员健将，担任过“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首都警察厅长”、“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等职，而他的被判处死刑，倒不是为了职务，而是为了“罪行”，但这“罪行”却是冤枉的。原来重庆方面的上海市党部委员张小通，在沪活动，被“七十六号”拘捕了。其实一个市党部委员，在当时的情势，也未必一定会死，如吴开先、王先青、毛子佩等都不是捉了仍然放了吗？而惟有张小通却以过去人事上的倾轧关系，在抗战前与他同事的人，有不慊于他的，在丁默邨与李士群面前说了他许多坏话。丁李因恐已经参加汪政权而从前是他市党部的旧同事，必然也会有营救他的，于是索性解到南京去执行枪决。苏成德是那时的南京特工区区长，他以职务关系而为“监刑官”。法院遂认为张小通是他所杀，遂被判处死刑。

　　苏成德在被执行之前，自知不免，预先写好了遗嘱。执行的那天，被押赴法庭时，依然健步如飞，法警要在左右扶持他，他摔脱了。一到法庭，他看到庭内白昼开着电灯，不等法官照例告诉他奉令执行的话，他先问法官：“为什么白天还要开电灯？是不是法庭里面太黑暗了？”法官只好显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他的身体又特别壮健，到了刑场，坐上椅子，执行的法警在后持枪发弹，已经贯穿脑壳，别人是立时俯倒，而他一挣扎竟仰倚椅背，两目圆睁，形状极为可怖，法警把他推倒地上，又补上一枪，才算气绝。他以张小通案奉命监刑而被杀，代人受过，知道内情的人，不免为他叫屈。

　　常玉清本来是一个帮会中人，一向是上海的地痞流氓，在上海公共租界泥城桥开着一家“大观园”浴室。淞沪抗战，国军西撤之后，日人就利用无耻的败类，为其鹰犬。常玉清有着不少亡命之徒的徒子徒孙。日军就要他组织了一个叫做“黄道会”的机构，给他钱，要他暗杀抗日份子。在民国二十六年冬至二十八年的一段时间中，上海租界以内，就曾发生过不少暗杀案件，那都是常玉清的“杰作”了。而“黄道会”的成立，事实上还先于苏锡文的“大道市政府”。胜利以后，他当然被捕了，也羁押在提篮桥监狱，积案如山，百口难辩，所以法院立刻判处了他死刑。

　　他肥得像一头猪，体重总在两百磅以上，而又生着一对猪眼。执行死刑的那天清晨，他还在走廊中穿了缎子长袍，在练他的太极拳，成群法警上来通知他要去执行枪决了，他挣扎着说：“我还在上诉！我还在上诉！”赖着死也不肯下楼，法警把他推的推，拖的拖，才算拉了出去。到了庭上，还在说上诉的话。而结果被押赴刑场时，半途中已经昏倒了。那样重的一堆肥肉，法警们为之束手无策。就在通向刑场的一条长衢中，半途就开枪击毙了事。就当局处死的数人中，我感觉到一点，为什么平时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到自己临死的时候，就会惶怯得昏厥？上海有常玉清，而南京有丁默邨。文弱书生如陈公博、梁鸿志、林柏生、梅思平、傅式说等反而能从容不迫，视死如归，这或许真是读书养气之功吧？

　　在国民政府时代，上海被执行死刑的，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这几个人，至于钱大櫆、卢英、潘达等的以后被枪决，则都已在国民政府撤退时，将羁押在提篮桥无期徒刑以上的人留交给中共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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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江阴之虎常熟之狼的死

　　日本的民族性在战争中暴露无遗，得意时的骄横自大，咄咄逼人。在他们所谓占领区的所在，一个尉官阶级的军人，已经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佐级以上，自然更不必说了。一副狰狞的面目，周身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气，满嘴粗鄙的言辞，完全像是失去了人性似的。及至失意时候的卑屈恭顺，表演得竟又那么自然，不由我不想到“惟骄人者能谄人”那一句老话了。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完全抹煞了他们忠君爱国以及能守纪律的精神，尽管他们是敌人，看到了投降以后他们的遭遇，他们的表现，也不能不使人感动。

　　统兵作战，打胜仗容易，打败了而要于兵败如山倒时收拾残局，就不能仅仅依靠主将的指挥驾驭了。平时没有严格的训练，士兵没有严守纪律的精神，就会弄得不堪收拾。日本于战败之后，在中国境内有着三百万的部队，他们甚至于八年战争中说出“没有打过败仗”的狂言，而一旦日皇下诏投降，终于没有再制造出一件抗命的不幸事件，这以日本自身来说，是难能而可贵的。前文我所写上海跑马厅中日本侨民恭聆日皇投降广播时的情形，全体肃立饮泣，一片凄凉景象，虽然是他们自食其果，但也不能不使看到的人承认日本确是一个有充分组织的国家。除此之外，我在处身牢狱之时，又目击了日本民族性可钦与可畏的两幕。我钦佩他们忠君爱国的精神，我震悚于日本一定将会再有一天重起，黷武主义也不会因战败而从此戢止。

　　在缧绁之中，中国人有了一个可悲的现象，散漫、自私、偏狭，都会于在在处处中流露。当人类在社会上周旋的时候，谁也戴起了绅士的假面具，彼此之间，总保持着相当的礼貌，自己也竭力要装出一些风度。但是一到牢狱，立刻把真面目暴露无遗了，正如男女一成为夫妇，再也不必有婚前谈爱时的种种顾忌，再也不必装出过去一派虚伪的殷勤，随便说出他们要说的话，做出他们想做的事。同为难友，而不能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反而是倾轧、争执，以至于陷害。有许多以往是属员，在外间一见面就会奴颜婢膝的，而此时可以反唇相讥；有许多本来曾受恩深重的，而此时可以怒目戟指。譬如说：有一个人在汪政权中曾经担任过相当高的职位，而判处了较轻的刑期，就有人可以上前去当面责问：“你为什么判得那样轻？你化了多少条子？”其实这人判轻的刑期，不会加重到别人头上，而竟然会有人不代难友庆幸，反而表现出嫉妒的劣根性来！这难道也是人类的本性？

　　日本人反而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形，他们看到牢狱里的禁卒，规规矩矩的向他行礼，对于过去的长官，仍然与平时一样的尊敬，并不因情移势易而前恭后倨。本来，日军投降以后，有一部份也羁押在提篮桥监狱中，不过与我们并不在同一所监房，我们是“忠狱”，而他们是“孝监”，以后大部份在“以德报怨”的“宽大政策”下遣送回日了，一小部份有血债的，移送到了军事法庭审判。不知何以有一个海军大将（我已完全记不起他的名了）仍然留在那里？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的寒冬，那位日本海军大将犯了重病，移送到监狱医院来等死。监狱医院虽也有几个狱医，也备了一些药物，但几乎全靠美国战时剩余物资的捐赠，要应付一万多囚犯的疾病，供求相去太远了，肯去做狱医的，学术也当然决不会高明，于是让汪政权的两任“上海市卫生局长”袁濬昌与袁矩范担任了义务医生。我迁到医院以后，狱方指派我做他两位开方的助手，所以让我知道了一些真实状况。药物是那样少，有寒热而能给他一两片“阿司匹林”，已经算恩施格外了。外症，普通给他一些冻滚水洗洗。一般的刑事犯，家中没有食物接济，牢狱中的囚粮，营养是谈不到的，一般都以缺乏维他命而犯着严重的脚气病，而监狱所给他们的药物，是将麸皮煮了水，给他们饮服。在如此的医疗状态之下，曾业律师而又是帮会人物的张德钦囚死了，那个海军大将的卧以待毙，也自然不必说了。

　　等他扛到病院时，已经在弥留状态中。他的病房，就在我那一间的前面，刚是在楼梯口，一面是墙，三面是铁栅，毫无遮掩，那时正在隆冬天气，寒风阵阵，我们本来就叫那一间为“风波亭”的。那位海军大将就直挺挺的躺在两块木板上面，身上只盖了薄薄的一条棉毯。板床的左右，放着两条长板凳，分坐着四个日本海军军官，大约都是尉佐的阶级，原是这个海军大将的旧部。他们笔挺的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旧日长官临终前的面容，各人脸上毫无一丝表情。这样在朔风中整整坐了一日一夜，我们奇异于他们竟然没有走动过一步，直等那个海军大将咽气了，他们替那死尸拉上毯子，遮盖住面部，才深深的鞠了三个躬，满含眼泪，列队正步离去。这是何等的精神！使目击的人，在钦叹中不期会有震惧之感。

　　而本来在“忠监”对面的“和监”里，也奇特地关着两个日本宪兵头子，报纸上称他们为“江阴之虎”与“常熟之狼”的。那“江阴之虎”的名字，似乎是下田二郎。胜利后，经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以后，我又目击到他们执行前壮烈的一幕。

　　所有汪政权的人的执行死刑，刑场都在狱内，而“江阴之虎”与“常熟之狼”的枪决，临刑前还曾游街示众。那天，大约是民国三十五年的初秋吧！狱中旷地的通道上，已站满了武装军警，形势突然显得十分紧张。当局为了怕这两个死囚的倔强挣扎，派了一个会说日语的翻译，同了一名狱卒，去通知他们家属接见，当他们向下面一看这不寻常的情势时，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了。他们笑笑，对那个译员说：“不要骗我们了，那是……”说着两手平举，作出开枪瞄准的姿势。两人又对语了几句，再告诉那个译员说：“我们等待这一天已很久了，我们早求能光荣地为国捐躯，现在成全了我们，一小时以后，得以重归国土，我们也将永远置身于神社中了。”说完，回到囚室，把衣服脱个精光，周身用清水洗抹了，穿上了进入牢狱时的军装。两人并立着，向东方行了很深很深的九十度鞠躬，嘴里像在默祷什么。遥向祖国行完礼，回身随着译员下楼，一出门看到两行的军警，举手行军礼，大踏步前进。这不像去伏法的死囚，还很威武地像在检阅部队。如此，一直走出了狱门。

　　下一天，更从报上看到，他们押赴刑场游街示众时，直立在卡车上，意气轩昂，大声唱着日本的国歌与军歌。这一狼一虎，在沦陷时期的无恶不作，当然死有余辜，但看到他们为国家而真能视死如归，日本到今还只有十余年的时间，国势已在重振，这不能不归功于忠君爱国的精神。对这狼虎的死，也使我曾经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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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有条有理无法无天数例

　　和平以后，在东南地区的复员情形，对所谓“敌伪”产业的接收，民间目之为“劫收”，而法院对汪政权人的审判，既制定了量身裁衣的惩治条例，一网包收，其间的暗无天日，笑话百出，早已口碑载道。从前叫做“八字衙门荡荡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而那时社会上送给法院八个大字的定评，叫做“有条有理、无法无天。”下句的“法”，兼指法币而言，上句的条，竟然不是法条，而是金条。不管是“劫收”，或者是“有条无法”，在汪政权中人身受者固觉痛心，而国事如此，军政司法人员的行为又如此，为国家想，即除了身受的汪政权以外的人，也会觉得痛心吧！

　　无“法”则一定无天，有“条”真能有理吗？也并不如此。因为所有在沦陷区的人，无可避免不与日人接触，所以不问是否曾在汪政权做事，几无一不可说是符合于惩治汉奸条例的规定，任何人判决有罪，也决不至抵触量身裁衣的法律。惩治汉奸条例所定的刑罚是死刑、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判死刑是不错的，不但显得法官的奉“公”守“法”，而又可表示出他的弊绝风清。当然判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也都法有明文。即使从轻判了五年以下，依照刑法的加减，青天大老爷对量刑也自有权衡。其间轻重出入，妙用就在这里。当时凡是被捕的一定起诉，起诉的也一定有罪。有“条”也并不真能有理。但有了条即不说你全属无理，据说论情节应判无期徒刑的，因为有“条”的关系，采信了一部分辩诉理由：得减处为十五年或十年的有期徒刑了。

　　用了条子的结果，不在乎理之有无，而获得轻判的优待。我因为曾经执业做过律师，所有同难者的诉状，大部分都交给我过目，而且很多人的辩诉状还是由我写的。因此关系，难友们也给我看偷带进来的家书，某人用了多少条，某人事前法院方面据中间人的传言，本应判多少年，因有了“条”“法”的关系，可以从轻末减为多少年，在家信中让我知道得一明二白。这一笔条子的数字，应该我知道得比别人更为详细，除了中间也的确有人假名招摇以外，“有条有理，无法无天”的话，并不曾冤枉了当时号称庄严执法的人员。

　　无“条”而又无“法”的又怎样呢？且不要说审判的结果，会被处远浮于罪的刑罚，即在开庭时法官的严厉申斥，已足够你魂飞魄散。数万人的案件中，本来极光怪陆离之至，而对无条无法者的庭讯，一问一答之间，有时会使人哭也不是，笑也不得的。就我记忆所及，先举出两起案子的实例吧。

　　一件是上海三友实业社的以物资供敌的“汉奸”案件。三友实业社起初是制售棉织品的，沦陷时期，一度改营成药，也附设了一所牛奶棚，供应鲜奶。或许老板沈九成出名有几个钱，不知如何却会把他的儿子捉来了，也居然以“汉奸”罪起诉了。开庭时法官问被告：“你牛奶棚的牛奶供给不供给敌人饮用？”被告答：“是订户，我做生意，不能拒绝。”法官说：“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那你显然在以物资供敌。”“请庭上明鉴，敌人向我订饮牛奶，我怎敢拒绝？一拒绝，他们会说我抗日的，又谁能保护我？”法官把桌子一拍说：“你不会去报告警察？”这位倒不愧是乌天大老爷，亏他怎样说出来的？警察且怕日军，报告岂不惹祸？而且据我知道，那位大老爷在沦陷时期也是在沦陷区中一样吃户口米，一样向日本“皇军”鞠过躬的，当时老百姓是怎样的处境，他何尝不知道？而此时他高坐堂皇，老百姓的不敢与他分辩，也正如沦陷时期他的不敢与日军分辩，反正被统治的老百姓永远是错的！这案审理结果，也居然以牛奶为物资，判处了两年半的刑期。

　　另一起案是“中央储备银行国库局局长”俞绍瀛的儿子，在该行某一处小县中任办事处主任。承审的法官邱焕瀛问他：“为什么你要在伪组织中做事？”他的答覆是“家庭开支大，不做不能活，所以父亲要我在他做事的银行里担任一名职员。”法官厉色说：“你父亲做了汉奸，你就应当杀了他！”懂得法律的法官，居然当庭教唆杀害直系尊亲属！无他，没有钱的“汉奸”，而有劳法官费心升堂问案，怪不得使他肝火大旺也。我所举这两个例子虽然是事实，但读者正不妨当它笑话看算了。

　　为了无条无理，闹得最大的一件事，是周更生的病毙案。周更生原是上海的一个小商人，沦陷时期与日本人做了些生意，发了些小财，胜利后也被拘送到提篮桥监狱，以汉奸罪待审。入狱以后，一直患着病，缠绵不愈，而且病势日见沉重，屡请交保出外就医，法院始终待价而沽，搁着不予恩准。

　　大约是民国三十六年的三月，一天清晨起来，“开封”以后，有人去探望周更生的病，不料发觉他早已气绝多时。更一检查他的遗物，有他母亲的一封来信，大意说：“你的病怎样了？我忧急得日日夜夜不能安睡。关于你交保的事，我向法院已递了好几次声请状，一直没有批下来。原因是必须先送十条金条，我四处张罗，已筹到了七条，现在尚缺三条。但不论用什么方法，我一定会设法筹足的，望你安心养病，再忍耐一时。……”谁知周更生的一条命，竟为了缺少三条金条，终于不救。当时看到他家书的人，不免兴了兔死狐悲之感，消息一传出去，全狱顿时沸腾了！

　　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一件事。因为那所监房是五层楼的建筑，我住在五楼，而周更生是住在底层，而且平素我与他向不交谈。这时我只听到呼号声、叫骂声、捶胸顿足声、震撼铁门声，一呼百应，全狱天翻地覆。不要说监内一片混乱，人人如醉如狂，声音不但闹到了外面的街上，连高等法院也知道了这事。狱中吏役怎样的喝止，以积怨在心，当一千余人情绪激动的时候，已经无法轻轻地平息下去。

　　这样大闹了一小时有余，高院派了庭长刘毓桂出现在狱内。高院方面表示如此人多口杂，无法查明真相，要每一层楼推举代表二人，有什么意见，可向刘庭长当面陈述。我在狱中一向是好事的人，而这次例外地不想多事，听到要推举代表，就躲向厕所中去了。五层的十个代表推定了，本来并没有我在内，不知是谁突然喊出了我的名字，立刻引起一片掌声，苏成德等从厕所中把我拉了出来，五楼的一群难友把我高高擎起，坐在他们的肩头送下楼去，在喊着我的名字与掌声中，我已经绝无推诿的余地。十个代表先一商量，又推我做发言的总代表，这样我虽不是祸之首，形式上是成为罪之魁了。

　　刘毓桂已坐待在一间办公室中，当我们鱼贯进入，居然恩施格外，还让我们这班囚徒坐下。他板起面孔说：“你们如此闹监，是不是想暴动？有什么话，可以提出来，这里是法院，也是监狱，不许随便胡闹。”他说完，众人望着我，我战战兢兢地起立，先尊称一声“刘庭长”，我说：

　　“请庭长明鉴万里，政府替我们戴上了一顶‘汉奸’帽子，已觉百身莫赎，现在庭长再替我们按上一项暴动罪名，更将万死难逃。但我们这一群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又处身在铁窗之内，怎样能够暴动呢？到现在为止，发生的就是呼号，有过什么暴动的事实呢？庭长给我们下的暴动罪名，我们实在再也当不起了。同难的人死在里面，法律难道不许我们有一丝同情之心的表现吗？现在庭长准许不自由的囚犯能够自由陈述，但我不敢在尊严的法官前面乱说。我想先请问庭长：你学的法律与我学的法律是不是相同的？假如我读的与刘庭长用的根本不同的话，那我因不懂现在的法律而自然不敢有所胡说乱道了；但假如现在你用的还是我从前学的那一套，那我愿意一知半解地在庭长面前放肆了。”

　　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刘毓桂知道我在讥讽他，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却以他的白眼当为青眼，我又接着说：

　　“当然，应该我所读的法律也就是现在高等法院所通用的法律。那末，我又要问；周更生应当不应当交保呢？依照我所学的法律而论，一个羁押的犯人，不问其犯罪情节之轻重，假如在狱患病非保外显难痊愈的，必须予以交保！刑事诉讼法上规定得那样地明确。周更生现在死了，死的事实，已足以反证当时实在具备必须交保的原因与理由了，然而法院居然并不曾准予交保，终于让他死在监狱之内。

　　“以周更生的死，就可以这样说：法院是违法了，而法官是渎职了。反过来讲，假如周更生的病决不是绝症，所以法院不给他交保，但周更生现在的死是事实呀！如此，最少他的死可说不应死而死，那就足以反证监狱没有尽其应尽的责任，给他以必要的照顾与适当的治疗，以至草菅人命。但监狱既是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则高等法院就不能辞其咎了。法院违了法，而不许犯人作合法的要求，这不像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也不像处身在法律的围墙之内。”

　　说到这里，刘毓桂的头低了下去，连向我白眼的兴致也消失了。

　　我继续说：“同样犯的是‘汉奸罪’，为什么有的患了重病而不准交保，而有的并没有病而特许交保？”刘毓桂插嘴了：“是谁？”我说：“有重病不准交保就医而死的是周更生；没有病而交保外出且在报纸刊登广告为人治病的，也是犯‘汉奸罪’的是储麟荪医生。不知庭长有什么理由来加以解释？”我又故意等了一下，接着说：“我们不想听刘庭长解释了，为什么犯同样罪名，有人可以交保，而有人不能交保呢？犯人虽不敢与法官相视而笑，最少也应该彼此莫逆于心吧！”

　　这时，刘庭长又忍不住向我白了一眼。我想，在他的心里，恨不得再加我以亵渎尊严罪，立刻起诉。但刘庭长我一向是认识他的，他的女儿刘玉琴、女婿石美瑜都与我很熟，刘庭长终于隐忍了，真也显出他的宽大。我说的这一段话，还仅是我们的开场白，我为一时的血气之勇，忘记了自身的处境，以及将遭逢的后果，竟又滔滔地说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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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对一个放肆囚徒的惩罚

　　一个犯人放肆到如此程度，真像目无王法似的。现在想来，若是专制时代的官吏，一定会一拍惊堂木，大呼混账，或者拖下去重责三百屁股。但刘毓桂到底不愧为民主政制下的公务员，真有风度；也真有修养！他不动声色地整襟危坐，让我这个犯人一味的昌言无忌。

　　正在这时，一位平时很具威风姓江的牢狱科长，走进室内。他好似真怕我们“暴动”，因此虎视眈眈地立到了刘毓桂的身后，预作防卫。许多同难的朋友曾受过他不少次的侮辱。我这时情绪已很激动，一年半积储的满腔怨气，但求尽量发泄。我指着这位顶头“上司”说道：

　　“以这位江科长为例，倒是牢狱中的三朝元老，他在租界时代是洋人的雇员，‘伪组织’时代是道地的‘伪员’；现在却蝉联为真政府的科长了。别的人只要与‘伪组织’拉扯上一丝关系，有人用匿名信向法院一告发，检察官就照例起诉；审判官更照例判罪，一判也就是起码两年半的徒刑。而这位江科长呀！却洪福齐天！非但没有做犯人，而且由伪员一变而为管理犯人的真员。在他，应该知道帝德皇恩，政府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在他，也该想想毕竟是漏网之鱼，理应稍稍敛迹。尤其对昔日的‘汉奸’同僚，念过去的一段香火之情，多少该有些惺惺相惜，怀着兔死狐悲之意。不料，狐非但不悲，还要假借虎威呢！对在押诸人，稍不当意，一开口就‘妈的’连声，若是现在他仍然是‘伪组织’的汉奸，伪员而不知自爱，犹有可说。岂有‘妈的×’三字，竟出之于堂堂真政府官吏之口？实觉有玷官箴，不成体统！况且说我们‘犯法’，‘犯’的是国法，还不是犯什么人的家法。请刘庭长明鉴！为使国家稍全体面，请他以后郑重说话。

　　“最后我不得不声明的，我对江科长的斗胆冒渎，仅是一群犯人们哀吁，我们已备受磨折，更不愿他人的同遭厄运。所以对江科长尽管认为荒唐，还不忍有检举其为‘共犯’的意思。不过，以后希望他摸摸自己的良心，给我们以一丝同情。”

　　话说到这里，我斜睨了这姓江的一下，他那具二百磅左右臃肿的身体，已在微微颤抖，额汗不断地在两颊下流。这副可怜相，我忘记了他平时的威风，实在更不忍再往下说了。

　　最后，我代表向刘庭长提出要求了，我说：“庭长！过去，在南市的军统看守所中，张国元（汪政权的国民政府委员）病死了，而在钧院管理下的看守所中，张德钦以外，周更生已经是第二人了。假如我们这批人真是罪大恶极的话，不必使我们一个个的囚死狱中，还是让我们暂时苟延残喘。反正生杀予夺，都在庭长的一念之间。留着这许多条命，多费政府一颗子弹，明正典刑。这样，大可以一显国家的纪纲，一显法律的尊严！所以，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一、以后如其再有患病的人，与认为犯罪嫌疑不重的人，应该依照我们所知道为政府所公布施行的法律，予以交保释出；二、延长‘开封’时间（开封就是开启囚室，使押犯得在室外走廊中有散步的机会），免致继续削弱健康；三、狱吏应停止以秽语骂人。这三点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以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

　　我说了话，刘毓桂不愧为一个老吏，也许当时他也认为我们的要求，天理、国法、人情上还说得过去，他心平气和的说：“你们提出的要求，让我回去向郭院长（云观）报告后，下午给你们答复。院方将尽量考虑接纳，但以后不许再吵闹！”说完，他急急地离去了。我们也各自回去，向全体难友们报告经过。大家听到刘庭长的结论，都觉得兴高采烈地，以为我声泪俱下的一席话，真是感动了笔下随便可以要人性命的法官大老爷的天良，连我自己也有些陶醉了，因为刘庭长当时的确曾经表示出同情与诚恳的态度。

　　到了收封的时间，有人主张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之前，全体不回囚室，也不让周更生的尸体迁出，可怜而又糊涂的我；“犯”了法，还想守法，我反而做了法院的帮凶，劝告人家，刘庭长既未拒绝我们的要求，那末在他没有正式答复以前，我们就应该等待。否则，不服从监狱的管理，将是我们错了。

　　这捞什子的法律真害死了我！当我自首以前，彻夜检讨，以为我并不曾犯法。关起了已一年半之后，仍丝毫未曾获得启迪，还在迷信法律。难友们也同我一样的谨愿，居然接受了我的劝告，乖乖儿各自回自己的囚室，我们又听到铁窗沉重的落锁声。同时，周更生睁着眼还在等待他慈母凑满三根金条保他出去的那具尸体，也被狱方迅速地移走了。

　　到了下午，照平时应该到了开封的时间，却并不曾开封，走廊中反而加多了大批禁卒，形势显得很严重。谁都看到有些不妙，起初还有人嚷着开封，而狱方的宣布，却代替了高等法院的答复。谓由于押犯的无理取闹，决定以禁闭为惩罚的方法，最少今后的几天中，不再开封。禁闭到几时，要看监犯们的改悔情形而定。

　　这一个宣布，太出于我们这十分愚蠢的一群的意外了，政治解决已经变为司法惩治，而不料为了这一点人类应有的同情心，向法院的哀吁，刘庭长考虑请示的结果，竟然作出了如此的决定。在政府一贯的手段下，本来，以已经失去自由的人而想争取自由，即使是最小的一点，既成笼中之鸟，也就无异于梦想了。所以我对同难的人说：犯人“犯”字的俗写，本已明白告诉了我们，一边是犬旁，古人造字的时候，原就说明一做犯人，便被视同畜类，而另一边的“己”字，也就是“死”字的一半。周更生白白关死了，再关死几个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提议用绝食的方法来抗争，而有人认为以挨饿来感动司法当局太不值得，于是全监寂静无哗，不知是为对周更生的静默哀悼呢；还真是在闭门思过？逆来顺受，也许人类就是一种最抵受不了压迫的动物，汪政权中人，又一次俯首贴耳！胜利后的一切，对汪政权中人来说，政府的威严，实在已达到巅峰状态。

　　对一般人的惩罚，就以禁闭作为了事，但惟有对被认为是“祸首”的我，当然不肯从轻发落。下午，突然一个看守来通知我，要我立刻收拾一下所有的东西，随着他走。因为现在羁押的地点是从前外国人住的监房，虽然里面有一所问吊的刑室，住在里面，不免觉得阴风惨惨，但一切设备，较之其他关中国人的监房为好，面积宽大一些，而且里面建有简单的抽水马桶。这或许是当局的苦心，对一般“卖国的汉奸”们的特别优待，但优待了还要肇事，就难怪当局要震怒了。

　　在周更生一事发生以前，高院方面本想把我们这一群废物利用，有已经判决确定的，本应送大监执行。所谓大监，就是与普通犯盗窃案的刑事犯杂处在一起，不再有通融优待之处。法院利用的决定，凡其中曾经学过法律的，仍然留所服役，指定把一部英文的英国民法，分担译成中文。其中李祖虞、赵钲镗、孙绍康、孙祖基、吴凯声，和我等诸人，已经确定了担任这一项工作。就因为我开罪了刘毓桂，胆敢为首滋事，出言顶撞，所以取消前定，要提早解往大监执行，把我移送的地点是仁监。

　　这消息当然立刻传遍了整个监房，但没有人再提出抗议，也并无人发动为我声援，几乎是全体一致沉默，寂静得像看到一具尸体的将要放进棺木，谁都会想到让我孤独地一个人解送大监，一定会遭到加倍的凌虐。尽管我为了大众，而大众并不能为我的后盾，而我应该原谅他们在积威之下，已经是敢怒而不敢言了。事已至此，畏怯又有什么用？我等待着任何磨难降临到我的头上。整理好了所有的东西，还记得那天身上是穿了一套浅灰色的呢质夹袄裤，一手提了一捆被褥等杂物，腋下夹住了少得可怜的衣服，另一手拎了一只搪瓷的便桶，由两名看守押在身后，我昂起头准备离开那里。当我一回顾的时候，发觉每一个难友的面部，像是目睹同难者押赴刑场殉难前同样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在为我耽忧，我点一下头来表示诀别，就这样走向不知将遭到些什么的另一处。那一天是民国三十六年的四月一日，也刚刚是我自投罗网的一年半。谁教我如此的不受抬举不知死活呢？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囚徒，还不应该好好的收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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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八、最后胜利属于放肆囚徒

　　沿着监狱里的夹巷，一路行去，越过了几所监房，寒风一阵阵袭着我的身体，一片苍凉。那时神经好似已变得麻木，茫茫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行行重行行，终于走到监狱的办公室，那是我们于一年前由楚园解来的时候已办过手续的地方。狱吏要我按了十指的指模，登记了姓名、年龄、籍贯、犯罪案由等以后，还蒙另眼相看，并不曾办理照例手续，不须换囚衣，不必脱光了衣服检验肛门曾否有过被人鸡奸的痕迹，也不需去洗和着臭水的冷水浴。仅仅检查了一下名为行李的杂物，在我胸口的衣服上缝上了一块布质的囚徒的号码，推我进向里面的一间。原来这是一间新犯的理发室，里面有几张凳子，我坐上了一张，一个中年的矮胡子过来为我剪发，手里一把剪发大轧刀，大得可以在花园刈草，连着皮带，通向下面脚踏的木板，用脚一踏，轧剪的齿轮自动开阖，剪一个头，只要推动三四次，就把满头黑发剪个精光，时间最多是两分钟。因为齿轮不太犀利，往往把犯人的头发一根根吊起来，痛得眼泪直流。

　　我刚刚坐下去，过来的那个矮胡子本来也是服役的犯人，他向我端详了一下，失声叫道：“你是金老师？”我愕然，因为我从不曾教过书，以为也许是他误认了。我回过头去说明了这一点，当他看清楚我以后，反而说：“真是老师！”原来周佛海创办财政部税警团时，曾先开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要我去担任学科方面法律部份的讲师，他就是税警团里的一名营长，确曾上过我的课。居然因为有了这一段师生之谊，他不忍让我受痛，脚踏时改缓了许多，剪一次发，经过了五分钟的时间，才算毕事。那晚我就待在监狱办公室墙隅的铁栅之内，睡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与我一起的人，都是普通的刑事案犯，肮脏，粗犷，我有如羊入虎口。而我那位“高足”，也极尽其弟子之道，偷偷地又塞给了我一包香烟，我就在那里眼睁睁地渡过了一宿。

　　翌日的清晨，解往大监去了！当我进入仁监时，监狱里的一名看守长张福林，是著名凶恶的酷吏！他出现了，双手背在身后，握着一根大竹片，教我们排齐了队，点过了名，指着其中一个犯人问道：“你犯的是什么罪？”那个人答复的声音很轻，回说：“是窃盗。”张福林立刻举起了竹片，向他的浑身上下乱抽乱打，口里还不住地骂着“臭贼！臭贼！”挨打的人只用双手抱着头，莫说不敢反抗，连走避也不敢。也许看守长打得手酸了，一停打，就横了我一眼，厉声说：“到这里的人要知道安分守法，否则，哼！”我才明白原来刚才表演的那一幕，是在向我施下马威。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还他一个白眼，同样也回了他一声“哼！”

　　这样，我被送进了仁监的监房，独占一室，左右的邻室，每间都是三个人，而且都是杀人强盗等判处大刑的重犯，脚踝上都有一副铁镣，日日夜夜只听到不断地传来铛锒、铛锒的声音。格外使人心烦意乱。看守长又下令对我的处置：一、长期禁闭，不得享受开封散步的权利；二、不准任何人与我交谈，否则重罚！我就被孤零零地隔绝着。

　　好动成性的我，最初几天，在一间七尺长四尺宽的囚室中绕室盘旋。早上，门一开，一个难友由狱吏押着把我的便桶取出了，迅速地关上门，又迅速地离去。吃饭的时候，把一只洋铁皮制成的囚粮罐，从铁栅中塞进，急急地走开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自己觉得四肢瘫软，浑身无力，食欲完全消失，情绪更极度低落，自己唯一的感觉，是等候死神的降临。

　　每天，我就睡在水泥地上，像是患了重病那样地已剩得恹恹一息。而张福林真有他虐待犯人的一手，把认为犯了狱规的监犯，特别拉到我室前的走廊，施行体罚。不是几个如狼似虎的狱卒，把一个监犯按翻在地，用木棍打屁股，直打得皮开肉绽；就是喝令监犯双膝跪在地上，把他们一只手绑实在椅上，用竹板打手心，十几下打下去，立时红肿高胀。朴击声、呼号声闹成一片。最初，我不忍看，闭着眼装死，做出不闻不见的模样，忍受一切的横逆。

　　两个星期之后，不知怎样又重起了求生之念，为了求取生存，就会产生无比的力量。忽然我有了决心，有了勇气。再一次有同难者在我面前被打时，我索性站起身，圆睁着眼，注视着他们。张福林对我说：“你看看，不守规矩的人的处罚，就是你的榜样。”我的声音却比他高，我不客气地说：“你敢？”他哈哈说：“我管理过几十年监狱，说我不敢打一个囚犯？”我说：“看守长！对我，我不客气地说，你是不敢的。我没有什么神通，我只知道有法律。假如你打我，我一定反抗，反抗的结果是激怒了你，你会下毒手的，下毒手一定重打得让我受伤。而这正是我所祈求的，那时我会向法院告你，刑法上的规定，狱吏虐待犯人，可以判个几年徒刑。尽管现在司法黑暗，官官相护，我倒不在乎，因为官司打输了，最多加我几年，我还是住在这里。你输了，对不起，也来做犯人，那时你与我平等了，你失去了权力，平时受你虐待的人一定报复。看守长！我知道做犯人的痛苦，我不愿你来，所以忠告你，你要郑重考虑，同时，我也因此断定你不敢打我。”

　　我看到他有些毛骨悚然的样子，回身走了，连继续打人的兴趣也立时消失了。

　　一不做，二不休。当天晚上，我写好了一封呈文，与一纸信件，呈文是预备送给国防部、司法行政部、上海市政府等许多有关机关。信是写给上海各报的，题目叫做“一个犯人的呼吁”，罗列了监狱当局的十大罪状，有克扣囚粮、虐待犯人等等。当张福林巡视走过我门前时，我叫住了他，我说：“张看守长，对不起，你们这样对付我，我不能坐以待毙，困兽犹斗，我要反抗了。明人不作暗事，我已写好了两个文件，但在寄发之前，要先给你看看，里面说的都是事实吧？在八千多囚徒之中，我写得还不愧为一个刀笔能手吧？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机会。”

　　张福林一手把我的文稿抢了去，也许他还看不懂，因此并不先读一下，就先急急问我：“不经许可，你有什么本领可以将这书信送出狱墙之外？不要糊涂得再自讨苦吃吧！”说完还显出一副很得意的神情。

　　我倒并没有故弄玄虚，连做法也不想瞒他，我说：“假如四十八小时以内我没有办法把文件送出，那我甘愿领受你有甚于打手心打屁股的任何私刑，好让你逞足威风。但我要明白告诉你，你不要以为狱卒是你管理的，在你管理之下，他们为犯人私带东西进来，夹带私信出去，早成公开的秘密。尽管我告诉你以后，你检查得严，我可以请狱卒带口信，或者打电话到我家里，要我的律师来接见我。政府还在装作法治的模样，总不好意思公然剥夺犯人接见律师的权利吧！那时，我公开交给律师要他投递，你只好对我瞠目而视。当然，你也会自己监视我，但你不能四十八小时不眠不食。当然，你也可以派心腹的狱卒不替我带口信，但是，看守长，待遇那样菲薄，狱卒会贪我的钱而不听你的命令的，我这个办法，不是吓吓你吧？”

　　张福林到底是一个不识字的粗人，还没有刘毓桂的老练，不等我的律师来，已经瞠目结舌了，声音也放得缓和了，他告诉我说，让他报告典狱长后，再给我答复。

　　第二天，他就来告诉我，奉典狱长之命，从现在起，对我停止禁闭，白天，可以在狱内自由行动。十天以后，索性把仁监的五楼，专门作为政治犯的执行所在（感谢他称我们为政治犯而不是汉奸了）。因为现在还存放着囚衣，而且需要扫除，要我耐心再等待。

　　果然，在这十天以内，他发动了数十名狱囚，把五楼存储的东西搬移一空，而且重新粉刷一新。我的一间狱室外，还装了一盏光明的灯泡。整理好了，要其他的狱犯把我的“行李”搬上去，而且把楼头的总钥匙交给了我，对我说：“自己关好梯口的总门，不要让普通犯人上来。钥匙你自己管，给你自治。以后，到晚上才收封，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这时，我倒真是衷心感谢政府对囚徒的宽大。我又高踞到铁窗里面的窗槛上，嘴里衔了一支香烟，有悠闲自得之概。那里居高临下，可以遥遥看到我原来关在一起的许多朋友们，他们也抬头望到了我，起初是一愕，以后发觉了我已打开了一条血路，抢回了一条性命，不禁有人竖起了一只大拇指表示我有办法。但我并不得意，因为我感到法院的唯利是图，监狱连收拾一个囚徒的本领也没有。贪污一定无能，我是身受者，为了国家前途，这应该不是件好事，一时忘记了小我的胜利，不免有些感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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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九、有啼有笑的狱中人百态

　　但是，不能不说上海提篮桥监狱方面，对汪政权中人确实曾给予以最大的优待。在我牢狱生涯的两年半时间内，两度换过典狱长，他们似乎对汪政权中人都抱有一丝同情。监房既然与普通的刑事犯隔离，连监狱的病院也并不例外，让我们这一群，另外分占着一层楼，而又特别指派了几个年富力强的普通刑事犯为我们服役。所有粗重的工作，一律由他们担任。典狱长更不时邀请几位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口称×先生，让坐，奉茶，谈笑风生。最尴尬的是狱卒，平时在囚室内是叱骂随心，而此时则变为趋承恐后了。

　　看守长除了要显一显小吏威风的张福林以外，其他大部份也并不曾当我们是囚犯，有时来作闲谈，态度竟完全是请教的样子。就是普通的狱卒，也很少故意为难，一方面由于他们都一直住在沦陷区，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还并不真是“罪大恶极”的一群，而且许多现在归他们监管的人，都是不久以前耳熟能详的人物，多少还有些偶像作用。同时，他们又做着囚犯们的大主顾，当他们轮值上班的时候，帽子里、衣服的内层，以及绑在裤内小腿上的，都是被监狱认为违禁的物品。其中有家书、香烟、火柴、刀片、药品、金钱，以及任何不能公开带入而又为极端需要的东西，这就是说：危险品除了枪械，体积大得像一个女人而外，一律可以带进。狱卒那时的任务，已变成为犯人的运输工具了。

　　这样整齐的人物，而且是集体的囚犯，在提篮桥的监狱史上应该还是第一次。这一批罪犯，尽管已经过了洗劫，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然不是如平时监犯那样地都是赤贫之辈，家属为了尽量减少狱内人的痛苦，把罗掘得来的钱，尽量化用在法院以及监狱方面。法官是一定巨数才收，倒真成“一芥不取”，而狱卒则是细大不捐，冒着职务上被开革的危险，以博收戋戋之利。所有带入的东西，并不按件计值，一般的情形，都由家属预先接洽好，每个月给予固定的酬劳。也许从一个犯人身上所得的月费，还要远远高出他原来的薪水。在这样两利条件之下，狱卒与犯人之间，就融融泄泄，显得一派祥和。

　　人类本是最虚伪的动物，身上披了一重衣服，就觉得人类真是有异于禽兽，至于冠裳黼黻之流，好似尊严神圣，而一旦把彰身之具剥光了，也许其丑恶且更甚于禽兽。在人性方面的表现，亦复如此。在社会上周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带着一副假面具，谁都彬彬有礼，俨然绅士模样，及至置身牢狱，彼此之间，同属囚犯，就不再有什么利害上的关系，也就不必要什么虚伪的掩饰，于是本性暴露了，也许可以说得更深刻一些，是兽性流露了。几乎大部份的人，变得自私、偏狭、暴戾、阴险，为了一个很小的问题，或者一样很小的东西，会发生很大的争执，礼让等所谓人类的美德，一古脑儿不再存在了。

　　过去我对有几个很钦敬的人，在牢狱中原形毕现，立时使我完全失望了。像温宗尧那样曾做过广州大本营七总裁之一的身分，而在楚园时期，竟不惜对难友向军统打小报告而冀图获得优待。像“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魁，在胜利以前，何等的享用，而到了牢狱以内，由于家产的被查抄得很彻底，而他的妻子又正热恋着一位医生，食物的接济全无，连香烟也至断绝，同囚的有着他不少“中储”的亲信旧部，谁也不再理睬这过去趋承唯恐或后的上司了。囚粮是难于下咽的，迫得他过去的一名保镖见义勇为，以劳役换来的钱，对这旧日的主人按时送食。什么朋友的道义，什么夫妻的恩情，这时都让你看个清、受个够。

　　但是，也应该原谅狱中人的心境，在备受磨折，而又到了生死关头的当儿，悬悬于未来的命运，忧伤煎熬得影响了性情。加以长期禁闭，生理上的刺激，变得容易动怒而流于暴躁。性欲是囚犯的一大问题，狱中尽管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同性恋的现象，若干普通囚犯中，同样会有卖淫的人，而且有人还在从中兜揽，代价是香烟一包。但汪政权中人，相信还无人有此雅兴。

　　坚强的是暴躁了，而素性懦弱的则变为颓丧，常常发现有人作歇斯底里式的哭泣，想到家，想到过去，想到前途，就无法抑制他的情绪。失去自由的人，才会知道自由的可贵。收封以后，在一间狭小的囚室中盘旋，心里说不出的愁闷，胸口像要爆裂，脑子陷于昏沉，天上的飞鸟掠过，恨不得也插翅高翔。我是莫名其妙的人，到真正闷得无可排遣时，独自回想着过去舒适的生活，一个腻侣的声音笑貌，一件得意事的得心应手。自己在幻想中陶醉于已往。因为我想保护我自己，身体既已受到了折磨，不要再把脑子自己再去摧残，看到别人在哭泣时，我去鼓励他们的勇气，我时常说：“搞政治，成功为主席、院长、部长；失败就被枪毙、坐监。一时成功的人，不必忘形；一朝失败的人，又何用追悔。”

　　真的，许多人在胜利以前，官唯恐做得不大，钻营得唯恐不力，而现在的政府，偏偏判刑不问罪行，但论官阶。此时我倒占了很大的便宜。汪政权的人事之权，几乎完全操在周佛海手里，我是近水楼台，有时有空缺出来，承他总先来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一直摇着头表示婉谢。有一次，他说：“你真不想做官？”我笑笑说：“不是不想，而是无官可做。”在他的疑诧中，我接着说：“这次政府成立，高官厚爵，裂土分茅，不是讲的什么资历与能力，全凭私人关系，立地鸡犬同升。在‘还都’以前，我们的十人组织，预备分任十部次长，现在，周学昌已任南京市长，罗君强先后任司法行政部长与安徽省长，而李士群则兼任警政部长与江苏省长。即不是十人组织中的顾宝蘅，还都时仅为司长阶级，而现在且已为粮食部长。要我做，除非也做部长。但我看看他们都不像什么部长的样子，如真要我做，我自己先照过镜子了，我也不像。所以，我没有官可做。”佛海当时固然给我说得啼笑皆非，以后也就不再提对我安排之事。胜利前也许有人以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而现在我倒可以少却一重追悔了。

　　我们这一群人，精神上的刺激过重，而身体上的不至太受影响，还是靠了家中食物的接济。普通罪犯，每月只准家属送食物一次，而我们特别准许每周两次。泰半的家属，都亲自将制成的食品，于破晓前后，携来狱门前排队，依次轮候。饭锅用了棉套包裹着，里面是热腾腾的白米饭，大口热水壶里沸滚的是汤，饭格里是各式各样的菜，加上水果、罐头、乾点，惟恐狱中人的饿死。我们就以两次的接济，精打细算，用为一周的粮食。此外，亲友还被指定在永安公司购买罐头，可以写明姓名，由公司直接送至狱中，人们看到汪政权中人到了日暮途穷，依然有此享用，又谁知家人节衣缩食，奔走张罗之苦？

　　狱中生活，最难挨的是漫漫长夜，下午五时收封以后，每一个人都关闭在自己的囚室之内，每一层楼头的铁门也下键了，廊间只剩得狱卒的履声躞蹀。于是一片喧声，隔着几间房还在高声交谈，此外有的在引吭高歌，有的在揎拳叫骂，间杂着叹息声、呻吟声，闹得人们片刻难安。声浪到午夜以后才渐渐地低息了，在如豆的灯光下，静得无比凄凉，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转辗反侧，忧虑、愤怒，在胸中交织，再也不能阖眼。灯光斜射，把铁窗的黑影横照在狱室的墙壁上，一眼望去，百感交萦，阴森森地好似置身在墟墓中，在人间的地狱中。这难挨的岁月呀！但由不得你不能不一日又一日的挨受下去。

　　说荒唐，也荒唐得可以！说腐败，也腐败得委实不成样子！记得民国三十六年农历的岁暮，不知是谁发起，在狱中来一次盛大堂会，这请求居然还被狱方批准了。丝管都从外面送入，狱内还用木板搭上平台，八音齐奏，一阕高歌，人才显得还嫌寥落，更从别的监房里调来几名原来是唱戏为业的烟毒犯，登台表演，与众同乐，歌声掌声，惊天动地，谁会相信这还是监狱？

　　我因为学过法律，这时见得特别忙碌，难友们都以法律上的意见相询，大部份人的辩诉状都要我起草。政府对我们的惩处，本来成竹在胸，死谈法律，不免庸人自扰，而人们处于绝境之中，总想稍尽人事，狱内人对我的直接请求，已觉应接不暇，而每一个都聘有律师，他们因为与我同业，我又是个中人，索性转言由我捉刀。每天我日以继夜的手不停挥，到了晚上，数十步外高悬在半空的五枝烛光电灯，光线实在不够了，我索性把铺盖一卷，坐在上面，膝头铺了一张硬纸板，不看行数，就用铅笔在上面乱画，积累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我的一双眼睛生生地弄坏了。但是我也有收获的，不但打发了无聊的岁月，因为难友要我写，一定得将真相告诉我，于是把秘密传递来的家书也给我看了。某人向法院用了多少金条，法官允许减判几年徒刑，并且指示辩诉应着重于哪一方面，才能使他定谳，这秘密让我全部知道了。当年的司法界，下自高等法院，上至最高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司法院等，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我不敢说这几个人全是贪污的，但也未必都是有人假名招摇，从中取利吧！当年的污吏之中，在港在台，现在优游余年的还不少。口碑早已载道，稍存忠厚，让他们自己去抚躬自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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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〇、褚民谊在苏狱临刑情形

　　在东南一带，各地牢狱中，都系满了汪政权中的大小人物，但除上海的提篮桥以外，大部分较为重要的，不是关在南京的老虎桥，就是放在苏州的狮子桥监狱，换句话说，不膏虎吻，定饱狮腹。

　　从民国卅五年春，当局决定于戴笠死后，变政治解决为司法惩治后，苏州方面，第一名以闪电手法被枪决的是缪斌，其次则为陈公博，中间除陈璧君当局忽以一念之仁，得免一死外，论资历，自然应轮到褚民谊了。

　　谁能了解为什么当局一定要置褚民谊于死地呢？他在任何政权中，都碌碌无能，只是一个帮闲的角色，大家都应该可以承认他是不能为恶也无力为恶的人。而在国民党里，他是具有相当深长的历史。还在他留法时期中，已经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郑毓秀等从事革命工作，为了出版宣传刊物，自己排过字，为了筹措经费，更开过豆腐店，在革命历史上不能不说他有微劳足录。他学的是医，而他的博士论文，是把雌兔解剖后，研究其月经与性欲方面的现象，因此人家曾称他为“兔阴博士”，在学术方面，也显出他为人好似不拘小节的样子。

　　褚于回国以后，在党的方面，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而在政的方面，因为他与汪氏有姻娅之谊，一直追随着汪氏。汪任行政院长，他当过政院秘书长。但他本人对做事，倒真是俯仰由人，自己并没有什么政见、抱负与政客必有的野心。他过去为人所不满的是他于公余之暇，好踢毽子、放风筝、打太极拳、拍昆曲，学医而一生不为人治疾，闲来则临摹几笔颜字。而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时，曾为香港的游泳选手杨秀琼执鞭赶马车。也许那时风气未开，于是有人认为有辱官箴；若以近代眼光来看，一个政要于公余打高尔夫、玩桥牌，事实上并不为奇。但，我相信他与杨秀琼之间，却并无什么暧昧关系。反而到汪政权的后期，年事已高，忽然与某要人的“敝眷”来往甚密。临老入花丛，也许也是于无可奈何中的醇酒妇人吧！

　　中日抗战发生时，他正担任着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国军西撤，他仍然留在上海，暗中还为重庆政府担任一些工作。汪氏离渝由越抵沪以后，由于他和汪氏过去的渊源，要他参加，他自然没有拒绝的勇气。在汪政权六年的时间中，他虽担任过不少名义，在沪酝酿时期，他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汪政权成立之前，又任“还都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汪政权创建了，起初汪氏想给他“海军部长”的位置，事实上汪政权哪来什么海军，冷衙门也不过把他投闲置散而已，而且还遭陈公博、周佛海认为滑稽而告吹。以后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但政院既由汪氏自兼，而实权又操之佛海之手。至驻日大使，那时日本政府既一切仰军部鼻息，试问尚有什么外交可办？汪氏死后，他又任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把汪氏饰终之典办好之后，更随着陈璧君同样以殉葬精神，赴粤任广东省长。此时离开日军的投降，已仅一月有余，事实上又为汪政权的广东地区办后事而已。

　　胜利以后，为军统工作人员与陈璧君同时在广州被捕，先解南京，旋又与陈公博、陈璧君同解苏州。民国卅五年四月十七日，苏州高等法院开庭审讯，对他的起诉，指出五大罪状：

　　一、附和汪逆，反抗中央；

　　二、随同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三、对英美宣战；

　　四、助敌成立振兴公司；

　　五、在广州擅加关税。

　　褚在庭上答辩的大意说：

　　“年六十四岁，住南京西康路二十一号。我与汪先生的关系，论亲戚为连襟，论私谊为早期留法同学，在党则为同志。而我以对汪先生的为人，一切非常敬佩，所以与他感情之笃，非仅为亲戚同学同志之故。在‘一二八’事变之后，方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直至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汪先生在中央党部被刺后同时辞职。二十七年七八月起，担任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其间曾因校务，两度赴渝有所接洽。至汪先生如何与日本接洽谈和，根本不知其事，即近卫声明与汪先生发表艳电，亦均毫无关系。至南京政府（按即指汪政权而言）成立，已距首都沦陷，在两年之后，沦陷区民众痛苦万分，以为有一政府与敌折冲，可以稍解人民倒悬。况南京政府承党国大统，与重庆实为相辅相成。我的所以参加，亦不欲以国家作孤注一掷，南京政府之建立，可为国家前途留一余地。至对日所签条约，虽为外交部长的责任，但我并未副署，不应责令负责。若论粤省加税，我且不知有此事。若说我是叛国之凶，实觉太不敢当。但我仍然愿意请求一死，一死或足以满足若干人之希望，省得我再活十年，虚耗国家囚粮。如能将我囚粮供我子女求学，我愿足矣！总之，蒋汪两先生救国心同，今一则賚恨而终，一则光荣获胜，汪先生在九泉之下，对国家的剥复，当亦笑于九泉。我能于国家胜利后随汪先生于地下，更所甘心。”

　　苏高院于同月二十二日下午，终于宣告了死刑的判决。在向最高法院声请覆判期内，党内老同志，不少为他向蒋氏缓颊，其间以当年留法同志吴稚晖、李石曾等奔走尤力。且曾以美国方面的一位白司令对褚联络协助的证明文件，面呈蒋氏。经蒋氏考虑后，亲笔于美军文件上批准免予一死，文件交由褚之家属收执。亲友欢庆，以为可有生理。果然，褚案以其保存中山先生手迹有功为理由，由最高法院发回苏州高院更审。褚氏女公子孟嫄持蒋氏之续命符由沪搭车专程赴苏，向高院呈递时，不料在车上独有此重要文件竟被人窃去，虽然事出离奇，但无从证明是否另有原因。而褚民谊终以铁券既失，起死无方，更审仍判死刑。

　　褚当庭说：“我对判决极为满意，因为死刑是我自己所要求的，相信当局与检察官也一定可以满意了。”据一个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事后亲口告诉我，当他在胜利以前，奉派至沦陷区工作，临行请训，当局即说万勿与褚民谊接触，像他那样毫无作为之人，当局何以早怀成见，对他见嫉如此之深？实在令人难以索解。

　　褚民谊受刑的一天，是卅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州狮子桥监狱于清晨开封后不久，他正领导着许多难友在作太极晨操。突然若干法警出现在他的身后，他知道事有蹊跷，回过头来笑着问：“是不是提我执行？”法警们倒忸怩地不好意思直截承认，还向他摇摇头。他又与难友们继续操了一节，再回头一看，法警依然未去，此时他断定真已到了生命的末日，遂向难友们一拱手说：“对不起，只能就练到这里了！”法警们跟着他回到监房，他整理了一下杂物，又整一整衣裳，复检出了一双新袜想换上，踌躇了一阵，又放下说：“还是留给孩子们穿吧！”有同难的朋友在旁帮他料理，结果还是劝他换了新袜。

　　首先，他向汪夫人陈璧君诀别，当陈璧君涕泣的时候，他还是连声“珍重”。这样，法警就押着他出去，许多难友都跟在后面，一直到二门口，已到了狱犯不许超过这界限的地方，大家站住了，他回过身，抱拳过顶，作了一个大揖，嘴里还在说：“请各位留步，请各位留步，还是请先回去吧！”但是谁也没有走。他又指指旁边的一间空屋说道：“反正半小时后，我又重回到这里可与大家见面了。”原来那正是一间停尸室。在褚民谊有些视死如归，而听到他的人，就不免同声饮泣了。

　　过堂以后，立即押赴刑场，成群的新闻记者，早已聚候在那里，有些过去还与褚相熟，手里的摄影机对准了他在拍照。褚那时已须发皆白，又向他们笑笑说：“请各位当心，这次希望能照得好一些，因为这是拍我照片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就这样，一路走向狱内的刑场，还未到草地的中央，执行的法警乘他不备，突然在他脑后开放一枪，子弹贯穿脑壳而出。照例，受枪的人，一定直仆倒地，大约褚氏平时练习太极拳确有些功效，当他中枪之后，一个鹞子翻身，又挣扎了几下，才仰跌在地。鲜血从创口不住的流出，经过了一两分钟的抽搐，才算毕命。继陈公博之后，又一人追随汪氏于地下了！

　　以褚在国民党里的历史，以及他在汪政权中所担任的职务，若论罪行，应该罪不至死，而终于难逃极刑！迄今其夫人陈舜贞等犹羁留大陆，情况不明，但其遗属之凄凉现状，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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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一、陈璧君到底是怎样的人

　　陈璧君在汪政权这一幕中，自不失为一重要的人物。不仅仅由于她是中华民国开国的元勋、汪精卫的夫人；更由于她有著强项的性格，与不同于寻常妇女的作风。

　　汪精卫在民国史上是应该有其地位的，但也不能不说陈璧君对汪是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的。她以同志的立场，儿女的私情，鼓励汪氏献身革命。同谋行刺前清摄政王载沣，就是惊天动地的一幕。但也因为她不逊的态度与凌厉的辞色，不断为汪氏招怨树敌。在汪政权一段时间中，她所负公开的名义，仍然是从国民党第一届起一直蝉联着的中央监察委员，那是完全一个空洞的名义。而实际的任务，则是广东的政治指导员。单就汪政权而言，她在粤时期的专权，形成割据之局，令人有“请看今日之广东，究是谁家之天下”那一种感想。但她不畏强暴，对日本人且为所欲为，也不能不说在胡骑纵横之下，确实曾经为民间减除了一分痛苦。

　　人们不慊于陈璧君的，最主要就是因她辞色的凌厉，以为她凭借了汪氏的地位，乃有此一股骄矜之态。几乎曾经与她晋接过的，都会有同样的批评。不问怎样有着高贵身分的人士，往访汪氏，她可以毫不客气地代为挡驾，面上无一丝笑容而厉声地说：“今天汪先生不见客。”就随便飨人以闭门羹。或者某人与汪谈得正在兴会淋漓，她可以排闼直入，瞪着眼说：“汪先生疲倦了，有话改日再谈。”又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国民党的老同志，固然无人不对之摇头蹙额。即如民国二十年中央党部举行五中全会，汪氏被暴徒开枪行刺，蒋氏闻警出来抚慰，她会愤然向蒋氏曰：“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其意显然指蒋氏为主使者了，如此怎安得而不结怨于人？又如军人中亲汪者有张发奎等人，而最后的疏离，说者也归咎于由陈璧君的骄蹇所致。

　　她与汪氏的待人接物，适得其反。汪氏态度温文俊朗，而辞令更婉委动人，一席晤谈，就能博得人们的好感，每于谈笑之间，化敌为友。至于陈璧君，则非但不假辞色，而且每每出语伤人，常有挟善意而来，终怀睚眦而去。但我们不能不原其半由性格使然，半由于积渐之故。当年中山先生在日，且对之另眼相看，其余如何香凝辈，一向趋承恐后。在汪政权时代，她已经垂垂老矣，人矮而肥，面頳而厉，更傲岸不近人情，直有冷若冰霜之势。汪政权中人无不怕她，也无人不讨厌她，背后我们不客气地称她为“老太婆”。但是她对朋友与汪氏的部属如此，在沦陷区敌人枪刺之下，对任何日本人也是如此。

　　最近我去日本时，遇见了前广东特务机关长兼香港民政长官的矢崎堪十，他在广东时与陈璧君时有直接接触的机会。一次在宴会席上谈到汪政府当年旧事。他问我：“汪夫人判的什么罪名？”我说：“当然是什么通谋敌国了。”矢崎听说，哑然大笑，他说：“说别人通谋敌国犹可，说汪夫人通谋敌国，就有些近乎滑稽。莫说她向我们通谋，有时我们去晋谒她面谈一件事，她看到我们日本人就像有气似的，不是指责这样，就是诉说那样，喋喋不休。我们都怕了她，连声辩的勇气也没有，只好诺诺连声而退。所以，说她通谋敌国，连我们日本人也万难置信。”

　　当汪氏病逝东瀛，在京安葬已毕，太平洋战争日军之败象毕呈，她那时尽可飘然远引，陈春圃、林汝珩、汪屺等劝之尤烈，而她认为“今日之抗战必胜，已仅属时日问题。有我等在，陷区人民，尚有交涉回护之人，如我等引退，造成政府解体。日军于屡败之余，势将益加迁怒，以我为敌，横加摧残，则陷区人民，将何以堪命？我不忍以一己之安全，贻亿万人无穷之祸害。”这是怎样一种肝胆！又岂寻常妇女所能有此？

　　她平时的态度凌厉，就是我，也以为她凭借了汪氏的地位。而胜利以后，已经是屈为阶下囚了，在粤被诱捕的经过，已详前述，她仍然对军统中人颐指气使，呼叱诟责，并不曾稍易其常态。据说她系在南京狱中时，最初提讯的时候，狱卒照例直呼其名为陈璧君，她立时瞋目怒叱：“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的委员长不敢这样叫我，你是国民党下面雇用的人，你配这样叫我？”从此，狱卒们不称她为汪夫人，就叫她为陈先生了。她这态度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而以一巾帼妇人，能不为威武所屈，不是我的阿私，大丈夫且难，况于为一狱囚之女流？

　　陈璧君晚年，不为人谅的又一点，是指她为好货，在粤东的时候，人言啧啧，诚不免有聚敛之嫌。还记得有一次，周佛海因公将由沪搭专机赴粤，那时我们都还住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时代，佛海正将启行赴机场，忽然汪邸的副官送来箱箧一事，说汪夫人之命，托佛海带往广州。箱箧体积不大，而极为沉重，佛海笑笑对我说：“或许里面尽是黄白物吧！”这虽然是笑话，而弦外之音可知。

　　她蚤岁以华侨富室女，毁家输财，投身革命，而晚岁如此，是否都难逃于如孔子所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的公式？但据接近她的人解释她那时的心理状态：

　　“汪夫人的不免于好货，主要还是在民国二十七年脱离重庆之后，一旦抵达越境河内，艳电发表了，和平主张提出了，汪先生本决意偕同汪夫人、周佛海、曾仲鸣、陶希圣等赴法，而孑身离渝，旅费立成问题，至不得不请重庆派往河内挽劝的谷正鼎向政府请求资助。以后因曾仲鸣的被刺，汪先生认为被迫太甚，起了组府之念，搞政治就需要钱，而汪先生犹留居河内，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在香港开始展开活动之时，几乎不名一文，而有赖于周作民、钱新之、杜月笙等以友谊关系资助了港币三万元。汪夫人一生初次受到了那样左支右绌的教训，也许这是使她突然改变常态的最大原因。”

　　许多人先不满于陈璧君的，迨其身陷缧绁，而依然能强项不屈，对军统人员，对狱卒，对检察官，掀眉怒目，捶台戟指，绝不因环境而有所畏惧，在法庭上的侃侃陈词，理直气壮，须眉且难，就不能不对她刮目相看了。惟其她有着强项的性格，所以她就毅然参加革命；也惟其她有着强项的性格，而后为汪氏开罪了不少同志故旧。

　　她是虎虎有丈夫气的人，也许一生中很少有流泪的情形吧，但她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日，移送苏州狮子桥江苏第三监狱以后，当陈公博、褚民谊先后提出执行枪决，趋前与她诀别之际，也不免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汪氏停灵于中央党部之日，卜葬于南京梅花山巅之时，我并不曾看到她如何的哀恸，而与同志生离死别，就无法再抑悲怀，以她一生的倔强，在此等处，可以见得其自不失为情性中人。

　　当她在苏狱的一段时间中，不少汪政权的人都同系在一处，也许这是她一生中所没有过的温柔吧！她不再是落落的神态，对难友们常常殷勤地抚慰，常欷歔着说：“你们的被累，都是为了汪先生！”有家境贫寒，而不能接济的，她真肯解衣推食。到了盛暑，买了成担的西瓜，分享各人。狱室燠热，她又恳求当局由她出资盖搭凉棚。这时，她又完全表现出是一个慈爱的母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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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二、有须眉气概有儿女情怀

　　行将于本文中结束陈璧君一生之际，我既已指出了她的小疵，也不能不再补叙她的略历。无论如何，她献身革命的功勋是不应抹煞的，而与汪氏一生的情深伉俪，至死靡他，也是足风末俗的。

　　陈璧君，字冰如，原籍广东新会县外海人。生于光绪十七年旧历十月初四日，死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九岁。她的先人在槟榔屿经营橡胶业，渐成巨富，举家就一直侨居在那里。当清末汪氏奉中山先生命，赴南洋筹募经费，宣传大义。汪氏在各地演讲，而陈璧君还在龀龆之年，竟然醉心于革命而无日不往听讲，她对汪氏似乎是一见倾心，固然为中山先生“驱逐鞑虏”的革命精神所感召，也无可讳言她为汪氏俊朗的丰神所吸引。等汪氏在南洋的任务完成，拟赴日覆命时，她毅然提出了舍弃家庭投身革命的要求。她携带了家财，偕汪赴日，立得中山先生的批准，参加同盟会，并指定住在东京的同盟会女宿舍中。那时革命经费正在最拮据的时代，陈璧君的捐献，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同盟会中的女性同志，陈璧君乃与秋瑾、何香凝鼎足而三。

　　在留日时期，汪氏与陈璧君之间，除同志关系外，私人情谊也与日俱增。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汪氏随中山先生河口起义失败之后，再度返日，而同盟会忽起内哄，张继、章炳麟等拟倒孙拥黄（兴），而同盟会在日的唯一机关报——民报，又以清廷交涉，被日政府所封锁，革命大业竟陷于空前低潮。汪精卫认为非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足以激扬意志，重图团结。他屡与黄复生、陈璧君计议，决定舍身谋刺摄政王载沣，以为震惊天下之举。计议既定，由黄复生先赴北京，设“肖真”照相馆为掩护。汪与陈璧君也于宣统元年十一月相偕而往，因清廷早已悬赏五万元购缉，于是变易姓名，潜踪密藏。经过了三个月时间的勘察，终于觅定载沣由私邸进宫每日必经的地安门外什刹海之银锭桥下，埋藏炸弹，以电流通桥上，拟俟车过，按钮轰之。

　　自宣统二年庚戌二月十五夜起，汪与黄复生冒寒往桥下掘土，至第三夜，因犬吠惊觉巡逻者，黄汪先后被逮，羁法部狱，清廷以不欲杀汪激使革命行动之加速爆发，又以汪氏文弱韶秀，当庭所书供辞，洋洋数千言，意气激昂，字迹尤挺媚，肃亲王善耆有怜才之意，乃判处终身监禁。直至武昌起义，弛党禁，咨询院对汪案提质询，两广总督张鸣岐，徇粤人请，亦电奏释汪，乃于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奉旨出狱。

　　当汪氏系狱时期，陈璧君虽以未曾参与掘土工作而独获幸免，但她仍不避艰险，留住北京，奔走营救。在汪氏定谳之前，以为此“大逆不道”的罪名，自将万无生理，而陈璧君独于此时，密函汪氏，示爱意，愿以终身相托，不以生死而易志，这实为恒人所难能。

　　此后两人情好之笃，可于汪氏在狱中寄陈璧君“金缕曲”一词之缠绵悱恻见之。原词系以长叙，尤反映出那时紧张严重之情形，特为照录如后：

　　金缕曲（民国纪元前二年北京狱中所作）

　　余居北京狱中，严冬风雪，夜未成寐，忽狱卒推余，示以纸片，褶皱不辨行墨。就灯审视，赫然冰如手书也。狱卒附耳告余：此纸乃传递转辗而来，促作报章。余欲作书，惧漏泄，仓猝未知所可。忽忆平日喜诵顾梁汾寄吴季子词，为冰如所习闻，欲以书付之，然马角乌头句，易为人所骇，且非余意所欲出。乃匆匆涂改，以成此词。以冰如书中有忍死须臾句，虑其留京贾祸，故词中峻促其离去。冰如手书留之不可，弃之不忍，乃咽而下之。冰如出京后，以此词示同志，遂渐有传写者。在未知始末者见之，必以余为抄袭顾词矣。此词无可存之理，所以存之者，亦当日咽书之微意云尔。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词中“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又“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诸语，一字一泪，柔情如许！与陈璧君函中“忍死须臾”句，均至情流露，感人肺腑。

　　汪氏出狱以后，有情人亦终成眷属，两人于民国元年结婚，女傧相即为何香凝。终其生，双方情爱无间。民国十二年黄埔军校创办之际，经费不敷，陈璧君犹鬻饰物以助其成。但她除对中山先生执礼甚恭外，其他党内同志，常盛气开罪，国民党元老，几无人不对之不满，近亲中如朱执信为汪氏之甥，且常扬言汪氏而有此内助，将为终身之累，甚有杀之为快之语。汪氏温婉如处子，丰神有玉树临风之慨，陈璧君则肥矮而貌仅中姿，性情又傲岸，但终汪氏之生，未尝有二色。自国事以至家庭细故，汪辄曲徇其意。而陈璧君之对汪，亦爱护无微不至，虽然平时汪氏对之备极容谅，而凡值真怒，陈璧君亦从不敢争。汪氏于民国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赋七律一首以赠云：

　　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当年百感并。

　　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

　　头颅似旧元非望，恩意如新不可名。

　　好语相酬惟努力，人间忧患正纵横。

　　情意深厚，二十五年如一日，亦正有如诗中所云“恩意如新不可名”也。后五年，陈璧君早垂垂老矣，而汪氏诗中，仍有“悲欢离合无数重，喜尔清光总如故”之句，是真情人眼里出西施矣！

　　当汪氏在日本名古屋医院病剧之时，前后数月，陈璧君有衣不解带的精神，而为汪氏治疗之胜沼医生告人，汪氏的骨癌症，其疼痛有异寻常，这唯有医生才能知道，但汪氏于病中，尽管在极度痛苦之际，而从不出呻吟之声，对医疗人员的态度，还是谦恭和婉，一如平时。医生嘱咐他的饮食起居，也无不尽量遵守。但陈璧君独多所干预，辞色亦咄咄逼人，但大家原其爱夫心切，从不与争。他们夫妇给人的观感，就一直如此。

　　以陈璧君的性格，尽管她到狱中，一再表示她有受死的勇气，而乏坐牢的耐性，但当局似乎不欲其死，也不欲其生。民国三十五年初春解抵苏州后，屡经侦讯，就于三月二十八日经检察官起诉，控以“汉奸”之罪。起诉书已编列为“起字三九六号”了，指她在汪政权中担任中央监察委员的职务而外，因她粤寓的案头有着“明”“崖”两本密电码，于是说她“足见与汪骈肩主政，把握实权，声势烜赫，至为明显。”也罗列了她五大罪状：

　　一、说她惨杀地下同志，但并未举出被害人的姓名。

　　二、说她两月驻京，两月驻粤，取决粤政，目的在断绝政府物资来源。此点非但说得笼统，而且情罪不当。

　　三、与汪同恶相济，陈春圃辞广东省长以后，返粤主政达四月之久。又收编张逸舟及前第四路军李辅群部，并派王英儒赴泰为联络员，许少荣调任为民政厅长，何丽闻代汕头市长。

　　四、主持特务，是因为特工总部华南区本部廖公劭、陈赓廷、简树等有各项情报分送给她之故。

　　五、用人行政，一切仰敌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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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三、陈璧君偿精卫填海之愿

　　至四月十六日开庭，那天旁听的又是人山人海。其有不慊于陈氏的，以为她平素傲岸，此日俯首就鞠，想看看她的狼狈之态；或有同情于汪氏的，也想听她如何供述，以打破汪政权六年中谜样的内幕。

　　陈璧君出庭时穿了一件黑色的旗袍，架上一副细边的眼镜，圆圆的面孔，虎虎的生气，仍然是神色自若，目空一切，态度之骄蹇如前，辞锋之凌厉益甚，在面对生死关头之际，而仍能有不屈不挠的表现，汪政权下数以万计的人被逮、被审，当庭不是诿责于被迫参加；就是侈言于先有默契。许多人更作茧自缚，斤斤于当局特制的法条之内，以求解脱。而陈璧君却以为汪政权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绝非法律问题，她在庭上的抗辩，为汪氏辩白，为汪政权辩护，为从汪诸人开脱，很少说到自己的个人问题。对当局抨击，对法官讥嘲，有时且近乎申斥，常使检察官韦维清为之狼狈不堪，她的强项，虽巾帼而有愧须眉。在她辩论的时候，旁听席中不时传出掌声，而她的若干言辞，事后更予人留着一深刻的印象。

　　她指检察官不懂政治，而且也不配懂政治。她不承认汪氏有甚么错误；更不承认汪政权的卖国。她问检察官：“说汪先生卖国，重庆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汪政权治下的地区，是中国的沦陷区，也就是日军的占领区，并无一寸之土，是由汪先生断送的。在沦陷区是沦陷了的土地，只有从敌人手中争回权利，还有甚么国可卖？日军攻粤，广州高级长官闻风先逃；几曾尽过守土之责？我们赤手把沦陷区收回，而又以赤手治理之，试问我们收回后怎样能交还重庆，重庆又怎样能来接收？”

　　她又说：“今天，你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审问我，为什么不想一想？假如当年日本的炸弹，不投于珍珠港而投之于西伯利亚，今天将又是怎样的一个局面？若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不与他国出之以盟好的手段，这样而就被认为汉奸。那末，中国的汉奸应该不止亲日的汪先生一人。我等为救民而死，我死也甘心了。”

　　陈璧君在庭上的辩论，虽然赢得若干人民的同情，但并未能变更当局对她预定的处置。或许还是顾念她为中华民国开国的元勋；也或许平时受够了她的睚眦之怨，所以，在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三日，给她定谳了，却没有要她死，是判处了她无期徒刑的终身监禁。她聆判后对法官说：“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要上诉，因为上诉的结果，必然还是与初审一样。”从此她就在苏州狮子桥的江苏第三监狱中执行，她自称没有吃官司的耐性，而此时偏要让她受尽余生的煎熬。以她躁烈的脾气，又加上目击同囚的陈公博、褚民谊等先后被提出枪决。公博是汪氏最亲密的同志，陈公博、顾孟余为汪氏之左右手，其情形正如中山先生对汪精卫与胡汉民同样的倚畀。而褚民谊又是她的妹婿。当他们就刑前趋前诀别的时候，一向坚强的陈璧君也不免为之老泪纵横了。重重刺激，她致命的心脏病乃种因于此。

　　当一九四九年的初春，中共渡江前夕，国民政府为应变而南迁，政府重要档案、库存、物资，以及从汪政权中所没收得来的珠宝，非迁穗，即运台。而对羁押在牢狱中的汪政权人物，不知是谁作出了一项特殊的决定，就是：除了已经执行死刑者以外，凡被处无期徒刑以下的一律释放，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分由南京的老虎桥、苏州的狮子桥，一律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羁禁。当局移走了他们的私产（不能移动的房产等，接收者享用了仅得四年，此时当然也只好拱手让人了），而仍然扣押他们的人身，倒很合古谚“弃椟藏珠”之义。汪政权中被处重刑的百余人，中共抵达沪滨，就像剩余物资那样地转入了中共之手。

　　那时集中在提篮桥的，现在我还能想得到的名字，已寥寥可数，只及全部的几分之几了。此刻经过了十年的时间，有的已被中共枪决了，如钱大櫆、卢英、潘达等人，有些是瘐毙了，如陈璧君、汪时璟、吴颂皋、徐苏中、盛幼庵等；唯一侥幸的是蔡培的因病得以保释。大部分人则因为禁止与家属通信接见，早已生死不明。

　　国民政府移交给中共的汪政权狱囚，就我记忆所及，有陈璧君（中央委员）、王荫泰（华北司法总署督办）、江亢虎（考试院长）、余晋龢（北平市长）、潘毓桂（天津市长）、汪时璟（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裁）、唐仰杜（山东省长）、陈曾栻（山东省长）、王谟（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刘玉书（北平市长）、邹泉荪（北平商会会长）、陈春圃（广东省长）、罗君强（安徽省长）、吴颂皋（司法行政部长）、钱大櫆（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卢英（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潘达（七十六号行动队长）、蔡培（驻日大使）、杨惺华（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陈日平（上海新闻报副社长）、周学昌（南京市市长）、徐苏中（文官长）、周隆庠（行政院秘书长）、陈济成（驻伪满大使）、郭秀峰（宣传部次长）、夏奇峰（审计部长）、盛幼庵（裕华盐公司董事长）等，我太健忘了，这张名单当然是挂一漏万，而且还不免有误记的。旅中并无参考资料，容俟他日再为补正吧！

　　我真有些莫测高深，不知当局何以会作出如此的决定？假如汪政权中人真是罪大恶极的话，国有常刑，杀之可也！否则国事至此，何不网开一面？即不然，亦尽可押解台湾，以贯彻其刑罚的目的。汪政权是揭櫫反共的，而那时国府面临的危机，是与中共作生死斗争，那何以定要以反共的人而交诸共党之手？其他的人不必说了，陈璧君既为国民党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又是对缔造中华民国有功勋之一人，中华民国有国法，国民党有家法，怎样处置她都可以，为什么要以党的元勋，党的中委，而委诸敌人之手，使其备受折磨而终至瘐死狱中？是则徒使亲痛仇快而已，又抑何其忍也！

　　当一九五〇年我还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对提篮桥的狱囚们依照一般常例，每隔相当时期，还准许家属接见一次。那时据狱内传出的消息，附共的国民党中人宋庆龄、何香凝等，曾经为陈璧君向中共当局疏通释放。而中共的条件，必须陈璧君有“悔过”的公开表示。那年的初春，提篮桥狱内特别集中群囚，召开大会，要陈璧君当众认过。

　　四年的羁幽岁月，却仍不曾使她豪气消尽，她登台演讲，她说：“如其中共与苏联友好，是为了国家的前途，那末在当年抗战形势不利于我的情况下，汪先生的离渝与日人周旋，彼此又何能分其泾渭？假如说中共政权的建立，是为了为人民服务，那汪先生才是真为沦陷区哀哀无告的人民服务。我是最知道汪先生的人，我有为汪先生表明其心迹的责任。”她并历举汪氏生前与日人争持的事实，始终无一语有所谴责。这一次的演讲，就确定了她的命运，从此也就断绝了她出狱的希望。

　　移沪以后，陈璧君的病势逐渐恶化了，以狱中营养的关系，以及身受的遭遇，况且已届高龄，至此，也只不过仅能迁延时日。而其家属又都离开了上海，经过接收之后，家产荡然，其公子乃不得不在港重刊汪氏生前遗著《双照楼诗词稿》，以书款戔戔所得，汇沪为她的疗病之需。

　　至一九五九年的三月，陈璧君病势已到了危急的程度，于是狱方把她移送至监狱医院。又缠绵了三个月，终于在六月十七日下午九时，病逝狱室。自胜利被逮以迄撒手西归，两易朝代，六迁囚处，前后在狱渡过了十三年有余的羁幽生涯，距汪氏之死，且已十六寒暑。因为长子孟晋，次子文悌，长女文惺，次女文恂均在港，三女文彬，又在印尼为修女，上海没有直系亲属留居。当她病殁之后，才由狱方辗转询问其亲友，领尸收殓。有些为了环境关系，不敢挺身出任，最后由一个子媳的近亲，将其遗体领回火化了，一代半命女杰，也终于化为劫灰！

　　遗灰不久由沪运抵了广州，迟至一九六〇年的仲秋，因办理手续需时，始由家属派亲戚赴穗垣迎来香港。骨灰是陈在一只红木小匣内，洁白无垢，先供在她次女公子的寓所举行了一次家奠，然后雇了一艘游艇，集合了在港的亲友暨同志部属四十余人，静悄悄地乘艇出发，环绕着香港的领海，将骨灰散放在烟波浩淼的海水中。留下小小的一撮，以备他日的归葬首丘。以陈璧君的不以贵贱而易态，与汪氏的不以生死而易志，及其死也，犹以遗灰一偿汪氏精卫填海之愿，她尽管有许多可以指摘的地方，也不能不说始终没有因环境的变易，而湮没她反抗的革命精神，女流中又能有几人可以企及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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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周佛海的私产究有多少

　　汪政权中汪氏以下最有权力的人物，应该不是陈公博而是周佛海。有人认为我写的汪政权几乎写成周政权，固然我以私人交往的关系，所得资料，实际上偏于佛海的一面，而我于最近一次旅日期内，日人谈到当年的经过，也无不认为汪政权的一切重要事务，自决策以迄执行，事实上泰半也确由佛海独任其难。佛海终于与陈璧君同其命运，瘐死狱中，而政府对佛海的处置，总算在汪政权诸人中已能独邀“宽大”的“恩典”了。

　　佛海在胜利以前，还清楚当局的态度，他不是亲口向我说过：“张汉卿就是我的榜样”吗？而自日本的突然投降，把他的心思搞乱了，他既自恃有些“功勋”，陶醉于秘密电台中不断传来的嘉奖之语，也许他又中了“国无信不立”的书毒，政府宽大的宣示，使他迷乱了。胜利以后，先之以京沪行动总指挥名义的发表，继之以吴绍澍所说当他面谒蒋氏呈送佛海的私函时，蒋氏读后竟为之流泪的告语。戴笠抵沪以后，又无日不在佛海家中盘桓，两人闭门密谈，当然戴氏更一定曾给他以许多保证。我所看到的佛海那时的态度，有些以戴氏所开远期的支票当作免死的铁券。戴氏对佛海的说服，应该可认为特工史上最大的成功吧！

　　佛海那时手里握有数十万可以指挥的军队，中央储备银行中存有可以运用的五十多万两黄金，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当局的把他以全力争取过来，真是太聪明的办法，而戴氏仅凭三寸不烂之舌，竟取得了佛海的完全信任，甚至他忘记了身边两个军统中的小角色——程克祥与彭寿且如此其跋扈。他也绝不理蒋伯诚认他飞渝四不可的诤言。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三十日清晨，戴笠押了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等专机飞渝了。从此，周佛海做了瓮中之鳖，也许他还以为只是嘉陵江畔的一名特客罢了。

　　政府的“肃奸”，照例以肃产始！如周佛海在汪政权中所担任“财政部长”与“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两项职务，一定被认为是堆金积玉，富可敌国了。就在汪政权未覆亡以前，民间早对佛海有过谣传。大约是民国卅二年，他南京西流湾的住宅，以失火重建，实际上日人为见好于佛海，一切建筑材料且都为日方所赠送，而社会上就曾轰传过这一次祝融之祸中，佛海家藏的数十箱现钞，给全部焚去了。连佛海自己也听到了这传说，曾经为之失笑。这几年我又在报刊上看到有人写佛海当年穷奢极侈的生活，说目击过他家里的痰盂也是纯金制的。佛海即使有钱，他到底还是读过几年书的人，又何至庸俗浅薄一至于此。而社会上往往对臆造不经的事实，也居然有人会信以为真的。

　　如其我说佛海真是一芥不取的话，那是讳饰得太过分了，我为他经手的，盐的方面，盛老三就每月有一定的贡献，其他方面自然也可能会有相当的收入，但我相信他真不曾向他部下要索过。而他所必须支付的机密费，以及应酬各方的津贴与酬劳，每月也为数不赀。尤其他受命担任的地下工作，重庆不会给他经费，他更不能报在汪政权的账上，靠他的官俸，又有多少？挹彼注此，事所难免。然而那时财政部附属的税务机关，也确实贪污盛行。就我直接获得资料，上海所得税局向商人勒索，有一次我一个亲戚因为局方要他交付几十倍于应付的税额而向我叫苦，经我出面斡旋而解决。又有一次，我先父母卜葬沪郊，运柩经过中山路税关时，竟公然要我出卖路钱。有许多事佛海当然是不知道的，有的佛海在“用人不疑”的自信心下，乃使墨吏敢肆行无忌。当时有贪污情形完全是事实，人们当然把他部下的账，一起都上在他的身上了。

　　佛海也真有他莫名其妙的一套用人哲学。更有一天，我们许多人在与他谈到财政机构的贪污情形，有人且指出某人的如何如何，而佛海却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现代还有谁能见利而不忘义的？某人做久了，也许刮得也不少了，应该可以适可而止。如换一个新人去，那将像一个饿瘪的臭虫，吮血吸髓，恐怕更要变本加厉。”他说来似言之成理，但他的言论，有时也自陷于矛盾。民国三十三年，浙江省长项致庄有调动的传说，项方有人托我为他缓颊，我问佛海项致庄是否将调动，他承认是事实。我说：“你与他过去是江苏省政府的同事（佛海任教育厅长，项致庄是保安处长），况且他在浙江任内，不要钱总是事实。”不料佛海竟然说：“假如做官只要不爱钱，那请个泥菩萨去，岂非连饭也可以省了？”而项致庄毕竟调走了，卒由丁默邨继任，以迄于胜利。

　　佛海手里并没有太多钱的另一证明，他在我所办的南京兴业银行开了一个往来户，专为支付一切机密费之用，盛老三盐方面的钱，也就直接存入这一个账户中，而数年之内，他时常会开出空头支票来，而且数目缺得很多。但周太太手里，不能说毫无积蓄。那时币制在不断贬值的时候，谁都手里不会放什么现款，周太太钱的来源，也并不全是汪政权时代佛海搜括所得。她有的是很名贵的珠宝饰物。

　　在民国二十八年，佛海刚由香港抵沪以后，有一天，周太太忽然与我谈到“富贵在天”的大道理，她说：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刚刚底定淞沪，有一次淞沪特派交涉使郭泰祺举行盛大的晚宴，参加的都是金融界与所谓上海名流，那晚赴会的贵妇们都盛装而往，满身尽是珠光宝气，而我则了无饰物。当回到我们住的霞飞路霞飞坊的亭子间中时，佛海问我是否羡慕她们的财富，我还笑着说：“我有这个命，将来不怕没有，没有这个命，有了也会保不住的。”不料十二年之后，我现在所有的，珍贵且远远超过我当年在贵妇人身上所看到的。

　　她说得一时高兴，翌日还坚邀我去国华银行的保管箱中，参观她的宝藏，钻石、翡翠、珍珠、宝石、无一不有，多而且精。我倒禁不住问她佛海哪里来这么多钱买这许多宝物，她说：“我嫁他时，他还是饔飧不继的穷学生，从日本回国后，教书时写出了这本‘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为教材，民十六年后由上海新生命书店印行，成为国民党党义书籍中最权威的著作，全国中等以上学校都采为党义教科书。十余年中，版税的收入着实可观。佛海与我约定了这书得来的版税全部归我，我没有其他用途，就陆续都购置了饰物。”

　　周太太告诉我的，我相信也是事实。但以后因佛海与女伶筱玲红的一段罗曼史，周太太约了我与筱玲红又同去过一次银行，她愿意以饰物之半分给筱玲红，而换取她正式嫁佛海为妾，三人同住，以便监视为条件。那一次我又看到她的东西是添了不少。也许佛海比较值钱的私产，就是保管箱中的这一批饰物了。

　　胜利以后，军统的追查财产，不管佛海的实况如何，自然也以他为最大目标了。大约军统也知道佛海手里不会有钱，所以当他与他的儿子幼海一起关在嘉陵江畔时，并没有向他直接查问。而周太太与女慧海则在沪被拘押了，就关在我们移解到提篮桥以后的上海福履路“楚园”，由军统的余祥琴主持追查。日夜不断的疲劳询问，周太太不堪磨折，一度吞金求死。最后，除上海居尔典路以及南京西流湾的住宅早被占据外，国华银行的保管箱被打开了，寄存在亲友处的细软都献出了，仅以身免，才算获得了自由的恢复。

　　当局有一件不太合理的事：佛海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汪政权前后六年之中，也一日都未曾间断过，这是有关汪政权最重要的史料，佛海于胜利以后，也把它郑重安放在国华银行的保管箱中。以后保管箱被打开了，这起自民国二十八年，迄于三十四年的七册日记，也一并给军统所没收。而没收以后却不曾当作为文献来保管，而是由主管的中央信托局逆产处处长邓宝光取来供他为私人消闲的读物。当我自牢狱归来以后，周太太以为日记并不是财产，要我交涉索回，整理后为佛海写传记。我曾为之交涉再三，而终遭拒绝。

　　一九五〇年邓宝光在沪投共。还曾来过香港一次，他抽了佛海民国二十九年的那一册，以为途次阅览之用。带港后为陈彬龢所见而借去。迨邓宝光由港返沪，竟忘未索回。以后陈彬龢以港币三千元的代价卖给了创垦出版社，一度登载于“热风”杂志，又曾出过单行本。这是佛海日记流落人间的经过。至其他的六册，刻已不知散落于何处了。

　　此外，佛海的私产，有为国民党所漏未查抄的，是愚园路柳林别业的一所房屋，那是民十八佛海正为蒋氏司笔札时，皖主席陈调元为见好于佛海而送他的。共军抵沪以后，周太太自动献交中共，而中共特为此发表了新闻，又把佛海痛骂了一顿，造成求荣反辱的事实。筱玲红成为佛海秘密的外室以后，生了一个女孩子，佛海死后，她则有意为佛海守节抚孤，而周太太余恨难消，与幼海又向中共报告后，籍没了她仅能恃以活命的私蓄。现在从报上看到，迫得她重现色相，又在偏僻的乡镇中登台演唱，重为冯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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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渝郊特客变成虎牢狱囚

　　国民政府决心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惩治汪政权中人，别人自不待言，连与军事委员会有直接联系、最高当局承认反正有案的周佛海，对他也仅网开半面。所谓整饬国家纪纲，似乎还在其次，而政府之所以如此雷厉风行，或许更有其外来的压迫，与内在的原因在。 由于美国原子弹的在日境爆炸，苏联大军的向东北进兵，旬日之间，使日本不敢再作困兽之斗，而宣告无条件投降。这使重庆方面全出意外，不期而有胜利来得太快了之感。在手忙脚乱之余，对沦陷区的如何接收，对汪政权中人的如何处置，凭一时的意气与一时的利害，不能不说措置有些乖张凌乱。若说通日即为“汉奸”，那末“满洲国”成立在先，何以恩施格外，政府却下令对满洲中人除溥仪等已被苏联俘虏者外，概置不究？若说伪满中人在东北沦陷后为国家权力所不及，至被迫参加，因而法外施仁，则伪满久经日人训练且有较佳装备之数十万军队，又何以不予收编？反供中共利用，增厚其力，而贻陆沉之祸？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本来刑法中早有着外患罪与内乱罪的规定，而政府还特订了“惩治汉奸条例”。胜利以后，又感觉所谓“汉奸”也者，其成立之要件，要在政府管辖区域内为虎作伥通敌谋叛者而言，汪政权成立于沦陷区内，根本不合条例之规定，于是事后量身裁衣，于行为完成之后，而又因法无明文处罚，于是重加修订，以贯彻严办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根本违反了刑法“不溯既往”的大原则，也伤损了国家的法治精神。修订之前，政府草案中本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者得减免之”的规定，一送国民参政会讨论，主持审查的为专唱高调的大炮傅斯年，把草案中的“免”字改为“轻”字，于是即使立过天大的功劳，只要一有形迹之嫌，即难逃“汉奸”之罪。

　　国家惩“奸”以外，却还附带着另一项副作用。抗战期内，军费支出浩繁，财政不免于拮据，因此乃谋桑榆之务，于是而法币对中储券，应该以二十八对一收回的，弄成为两百作一，使人民于劫后余生，更负担这一项不合理的损失。而对汪政权中人，更有没收全部财产之规定。本来籍没抄家，系封建王朝之苛政，现代刑事政策，应没收之物，明定仅限于犯罪所得，当局不择手段的措施，不特为后来开恶例，也只便了贪官污吏的私图，于国库既无裨补，徒使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国民政府本身，在抗战八年中，鉴于汪政权中人不乏“身在曹营，心存汉室”之辈，在敌人铁骑之下，犹躬冒万险为中枢效命，未必一一都欲置之于死地。中共尽管于胜利以后，对汪府中人收容了不少，我所知道的军人就有吴化文、郝鹏举、李明扬等，文人就有高冠吾、邵式军、袁殊等。但中共有着他的政治目的，第一：汪政权揭橥反共，此点与重庆不无有些声应气求之处，而对中共则自然视为敌人。其次，沦陷区为全国的心脏之区，地域且广及苏、浙、皖、鄂、赣、粤、冀、鲁、豫，以及内蒙诸地，而规复接收，悉由政府主之，共产党乃以惩“奸”为借口，实欲造成收复区混乱之局面。因此，重庆时代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所提政治条件的第一项，即为严办“汉奸”。大概重庆当局只要对本身并无直接利害，也落得顺水推舟，于是收拾起“宽大”的诺言，实行“纪纲”的整饬。在中共的心目中，是以“毒”攻“毒”。于是军事上则东北的伪军，人弃我取，林彪悉数收容之后，即资为攻略之资本。而收复区内，既称伪民，即无人不可涉嫌，至弄得鸡犬不宁，人心全失，卒成失去大陆悲剧的原因之一。

　　迨至实行“肃奸”，倒霉的一批，家里有些钱，则“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平时有些睚眦之怨，则一封匿名信，如响斯应，缇骑立至，罪责难逃，连祖宗传下的基业，也一并没收，本人则两年半徒刑，已算从轻发落。至于法院经办人员的贪污盛行，“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那是口碑载道，通国皆知。幸运的则除了被认为有“组织关系”而得幸免之外，还请他们驾轻就熟，箕豆相煎。此外，势力与人情，也有起死回生之效。这里可以举出男人女人的一个例子：蓝妮初押在上海南市看守所，立法院长孙科表示是他的“敝眷”，于是当局爱屋及乌，得邀释放。从维新政府而转入汪政府为“水利委员长”的杨寿楣，胜利以后也拘押在南市，据说他的令妹杨令茀，在美国与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相识。马歇尔使华后，在与最高当道谈话中提及了他，又因投鼠忌器，而免予追究。如此的“肃奸”，一切表现的事实，又几曾真像为了整饬国家的纪纲？

　　而“肃奸”运动的由“宽大”而严办，由政治解决变为司法审判，关键所在，可说完全由于军统局长戴笠的突然撞机横死所致。戴笠一死，没人再挑得起这副千斤重担。事实上除了部份日宪兵的密探、翻译等丧心病狂之徒，利令智昏，甘为虎伥以外，其他以人事上的关系，或多或少都会与派驻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所接触。而反间谍工作，则以军统总其成，事关保密，其间细微曲折之处，唯戴笠一人知之。戴笠死，既无人敢向蒋氏直接进言，亦且无人有此肝胆，敢蒙庇“奸”之恶名，挺身为人洗刷。所以戴笠一死，上海的军统看守所就把所有羁押的人，一律移送法院，卸除重担。也正因为戴笠一死，周佛海就憮然地说：“雨农死，我也完了！”

　　这个嘉陵江畔的特客——周佛海，因相信戴笠的话而毅然赴渝，因听到戴笠的死而爽然若失。他是向不会作诗的人，狱中于无可奈何的生活中，也学吟咏以寄慨，录其两诗如下：

　　偕妻儿幽居渝郊嘉陵江

　　山草萋萋山鸟飞，乡居虽好意多违。

　　亲朋远隔音书断，妻子同羁事业非。

　　满目疮痍悲浩劫，连天烽火欲安归？

　　国忧家难浑无赖，愁对嘉陵送落晖。

　　送内子由渝飞沪

　　前途风浪恶，骤别更魂消。

　　家室皆分散，天涯共寂寥。

　　凭栏温旧梦，对月立中宵。

　　明月惊相顾，关山万里遥。

　　佛海的诗是不足道的，但可以反映出他狱中哀怨的心境。“前途风浪恶”这一句，也可见其一旦身入瓮中之后，自知前途必然凶多吉少。果然，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季，汪政权的人早已全部解送法院，陈公博梁鸿志等且已执行死刑，他也被以专机押解赴京，关在首都高等法院的老虎桥监狱。这里我先抄一段佛海任江苏教育厅长时，为其编审室主任的湖南同乡易君左所记探望佛海在京狱时的情形如左：

　　“我从西北回南京，遇着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我说：‘我要看看佛海去。’淑慧很惊奇，同时淌出了眼泪来。这是因为当时在南京的周佛海的朋友以及他的部属，都讳莫如深地怕提起周佛海三字，免遭‘汉奸’的嫌疑，自然更没有人敢到监狱去探视他。

　　“一天，我随杨淑慧到老虎桥。杨淑慧真是一位既淑且慧的太太，她费了多少心思，化了多少钱，才打通了狱吏的途径，每周可以出入监狱两三次，送点衣服和牢饭，还得经过严厉的检查，看人嘴脸。

　　“我被引进去后到了一处，一派高墙里面，有一栋小房子，周佛海等便幽禁在那里。墙中间开一个小小的圆窗，由粗铁丝网着。周佛海从小窗子那边出现了，穿一件长袍，光着头，气色还好。一见我来，笑着说：‘君左，隔着铁窗，我们今天无法握手了。’这次是他重庆出走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百感茫茫，而他还幽默如常。我站在窗口和他谈了一小时之久，他只希望我送些画报给他，因为这里太寂寞，旁的东西又都不许看。

　　“和佛海谈话将毕，发现窗内小院里一个正打着拳的停下手脚，走来窗口看我，原来就是罗君强。君强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学生，他还那样年青、漂亮，比以前还胖了些，满脸堆着笑容，向我频频点首。我和罗君强又谈了一些话。接着窗口又出现两个面孔，一个是丁默邨，一个是杨惺华。丁默邨罩着一个口罩，说是伤风，杨惺华有些憔悴，神态仍自若。

　　“哪知第二天，丁默邨便被拖出枪毙了。周佛海那时已由特赦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罗君强是无期徒刑，杨惺华比较轻一点。（笔者按：杨惺华初审亦被处无期徒刑，上诉中政府迁穗，案卷遗失，无法定谳，共军渡江前夕，亦被移沪转入中共之手，以迄于今。）我和他们谈话后便告辞出来，周佛海忽然又喊我回去，我问：‘还有什么事？’佛海又笑道：‘你回去最好写一篇文章，题目是虎牢探奸记，是汉奸的“奸”，不是监狱的监字呀！’我也笑了，对佛海道：‘你还是这样开玩笑。’

　　“关在牢狱里还开玩笑，我真佩服他的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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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六、蒋氏官邸中低沉的哭声

　　佛海解抵南京老虎桥监狱以后，经过了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的例行侦查手续以后，不久就被正式起诉了。除了一视同仁的所谓“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外，更着重他所负财政与金融两项的责任。为了预防听审的人太多，特地借了夫子庙的大殿为法庭。而法院对他，也显得特别郑重其事，由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亲任审判长。开审的那天，果然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在鞫讯中，周佛海的抗辩，也不时为掌声所打断。这现象，陈公博、陈璧君而外，周佛海鼎足而三。我们不应引以为喜，该为国家的法治前途而叹息。

　　赵琛与周佛海原是朋友，那天当然一个是堂皇高坐，一个是局促阶前。赵院长倒真是不念旧谊，执法如山，当照例问过了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以后，奇峰突起，问到了题外文章。赵琛问：“你的离渝随汪，参加伪组织，是否为了想做部长？”佛海答：“审判长是知道的，我部长做够了，民国十八年我就做了中央民众训练部长，民国二十七年我又代理了中央宣传部长，我并不希罕为了想做部长而参加南京政府。”

　　佛海对于被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抗辩，他说：“这一点的起诉，与我的情节太不相符。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因为民国二十八年底我随汪先生离渝之时，唯一国际通道的滇缅公路被英国封锁了，我们的与国英美两国，仍然对日本一味抚绥，抗战形势极度危险，我希望能与日本直接谈和，以挽救危亡。我参加南京政府后半段的情节，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在与日本直接谈判之后，我发觉日本的并无诚意，我更通谋了本国，希望做些不利于敌国之事。我与中枢数年之中，既已取得直接联系，我的一切工作，也大都奉中央之命而行，假如不是原子弹提早结束了战争，在中美联合反攻时，或许我会能有更多的表现。”他并举出了戴笠、蒋伯诚、吴开先、何世桢、袁良、张叔平等许多有关人士为证人。

　　佛海在庭上说的话，以我与他六年中交往之密，我相信他说的话的确是由衷之言。而且，有部份太机密的话，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领袖的尊严，他因顾识大体，宁愿不为自己辩护而隐忍了下去。退庭之后，当他被押返监狱时，成群的新闻记者上前去请他在纪念册上题字，他只写了一句话，是“十年以后真知我。”现在已是离他题字在十年之后了，国际的形势如何？中国的现状如何？台湾与日本间的关系又如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无奈给他不幸而言中了！

　　佛海一切的辩论，并不曾影响政府既定的方针，初审的宣判，还是处了他以极刑。虽然还有声请覆判的机会，但前途太渺茫了，也真太险恶了。佛海的夫人杨淑慧知道刻舟求剑，一味倚仗法律的正当途径，将无法挽救她丈夫的性命。她了解到中国人法律不外乎人情的话。佛海在参加汪政权以前，不但随侍蒋氏，前后十有余年，而且为部长、为中委、为CC的十个最高干部之一、为黄埔系的领导人物。凡是政府中的要人都是他的同志与朋友。周太太几乎向所有有力量的人磕遍了头、诉尽了苦，但谁也为了避嫌之故，不敢向蒋先生进言。

　　她救夫心切，不得已而呼吁于异党。因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沪成立时，佛海以日本海外支部代表资格为出席的十代表之一，而且还被选为副主席（主席是陈独秀），据说：毛泽东还是由他在长沙曾公祠会面谈定，而由他介绍入党的。毛以次周恩来等中共要人，在沪、在汉，也都与佛海曾经有过一段香火之缘。所以当周恩来到南京时，她去看了他，要求他向当局说情，这本来是病急乱投医的办法，也不过姑妄试之之意。而共产党人不愧透剔玲珑，真能窥测别人的心意，他告诉周太太说：“我不是不肯为佛海帮忙，我不说，有人还能念他十余载追随之旧谊，六年中驱策之微劳，或许尚能有一线生机。我一说，是反速其死了。甚至，你今天来看我，也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此外，假如佛海手里还握有任何证据的话，赶紧呈送上去，好让别人放心，也许还能有救。”周太太听得毛骨悚然，知道他说得有理，倒并不是托词推却。

　　在“肃奸”运动中，自有许多掮客在四处活动，招揽生意，有人介绍她与某一个保密机关的首长夫人见面，那位贵夫人拍胸担保，自称回天有术，代价是黄金一百五十条（一千五百两），周太太相信她的丈夫确实有此魄力，于是东拼西凑，如数筹措到了这一笔巨数送去。以为赎命有方，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不料钱是化了，而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维持了高等法院死刑的原判。现在佛海唯一可以不死的机会，只有国民政府主席依照约法之规定（那时宪法尚未制定），予以特赦之一途了。

　　佛海生前最好的朋友，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同事陈布雷，从民国十六年起，蒋氏所发表重要的文电，大半出于他们两人之手。他们私人间更有著很深的友谊，平时两人几于朝夕相见，无话不谈。佛海离渝随汪以后，固无时不以布雷为念，民国三十四年春，由蒋伯诚转给吴绍澍面呈蒋氏的那一封佛海的私函，一开头就是这样写的：“职离渝经过，惟布雷知之最详……”有人怀疑佛海离渝，不会让布雷知道，但我誓言目睹佛海的亲笔函中，确实有此二语。周太太一切营救的方法都走尽了，最后只有不断向布雷哀吁。布雷一生唯谨慎，他只知如何效忠于蒋氏，很少应朋友的请托而肯向当局有所进言。为了友谊，也经不起周太太的纠缠，他竟破例地为他昔日的朋友，向蒋先生恳求，而且终于得到了蒋氏的同意，给予周太太谒见的机会。

　　到了蒋氏指定的日期，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陪同下，领她到南京蒋氏的官邸。进入室内，蒋氏已经坐候在那里，周太太一见到这国家的元首，是她丈夫多年忠心相事的领袖，现在，生死就操在他的手上，她止不住眼泪簌簌地下流，面向着他，立刻就跪倒在地上，她只剩得抽咽与悲泣，什么话也没有讲。其实，什么话还用得着讲吗？佛海为什么要参加汪政权？参加以后与蒋氏之间的关系如何？胜利前这六年中他做了些什么？戴笠虽然死了，蒋氏应该是最清楚的一个人。今天，周太太所祈求的，不是什么功罪是非，而只是能留得她丈夫的一条性命。她以无言来代表千言万语，除此而外，她还能说些什么呢？

　　室中的空气，显得凄凉而严肃，除了周太太低沉的泣声而外，万籁俱寂。蒋氏面色也很郑重，还不时皱着眉头，终于他向周太太以轻缓的语调说话了，蒋先生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蒋氏的寥寥数语，以一个私人的家室来讲，已经是生死肉骨的纶音。她爬在地上再磕了三个挚诚的感激的头，含着一泡眼泪，随了毛人凤退出官邸。

　　这一段事实的经过，是我从牢狱里回来以后，周太太在怅惘与悲痛中亲自告诉我的，应该不会是什么空中楼阁。

　　周佛海的一生，风险重重，这次已经是他第二次的死里逃生了。民国十六年清共的当时，他由武汉逃奔南京，途次上海，为陈群杨虎所捕，几遭枪决，也是由周太太的奔走营救，得以逢凶化吉。这次终审已判处了死刑，最高当局又以一念之仁，面允贷其一死，而他终于在精神体力无法支持下，最后病死狱中，而他的不克自永其年，未免太辜负了当局对他破例顾恤的大恩大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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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七、全国一人政府下令特赦

　　是蒋先生所答应的事，还有什么办不到的？更何况区区周佛海的一条性命。终于经首都高等法院初审判处死刑、又经最高法院覆判核准、更经周太太声请覆审遭驳回之后，事实上已只等司法行政部的命令执行了。山穷水尽，正是束手待毙之时，民国三十六年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公布了一条特赦令，承认周佛海于民国三十年起，已向政府反正，胜利以后，维持地方有功，依照约法，予以特赦，将死刑改处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原令如下：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令：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地治安事迹，请求特赦。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局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则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前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主席蒋中正

　　对这一条特赦令初看一下，觉得一派官腔，无穷笑话。若逐字细读，更觉矛盾百出，好似为作者所杜撰。当这一份特赦令发表时，我犹在缧绁之中，报纸为狱中禁物，转辗觅得一份，略一过目，就觉怀疑满腹。数年来我只记得其大意，而早已忘记了明令的原文，直至本书写到此处，为求真实起见，穷了数日之力，始于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中，检出民国三十六年香港“国民日报”的三四月份合订本，将所刊载之原令，一字不易，照抄发表。于再度捧诵之余，前尘历历，益使我发生了无限感想。

　　因为：政府之所以对周佛海颁令特赦，说是由于周佛海于判处死刑之后，始行自动呈报其于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地治安有功。佛海的曾否呈请，我并不知道，但他对东南治安真是维护有功的话，事非细小，有关机关，所司何事？而必待本人呈明经过，始予考虑？这说法徒然显得官吏的太过懵懂，而国家对功罪的太过马虎。

　　其次，命令中事实上无异承认了周佛海的与重庆暗通款曲，最迟亦为民国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汪政权成立之翌年）间的事，而命令中偏偏不说反正，巧妙地称之为“自首”。试问周佛海人在京沪，又何能向重庆自首？如系通过与军委会联络之秘密电台为之，双方既经通报，则既经取得联络，自为获准反正，而决不应再称为自首。况佛海时犹置身虎穴，当局尚须加以运用，更何能“明令允准”？如“明令允准”，不啻明告敌人，加速其死。再按当时“惩治汉奸条例”中本有明文规定，凡于胜利前自首有案的，得免除其刑。佛海如果确已自首，则司法之判决应为“免刑”而不必再劳国家元首之特赦。即依普通刑法之规定，犯罪自首，应减轻其刑，法律仅有鼓励之规定，从无拒绝之理由（刑法总则第六十二条），所谓“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云云，就法论法，束身待罪的自首，居然也有准不准的，是奇闻也；亦笑话也！

　　而更大的笑话是明令中说：“惟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局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等语。”查日本政府通过其国家通讯社（同盟社）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为民国三十四年的八月十日，日皇与铃木内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则为同年八月十五日。那末八月十九日，日本早已投降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什么再要于此时转呈？国民政府又为什么再要令周佛海“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假如我当时对这一条特赦令，不留一些印象，现在又于国民党主办的党报“国民日报”上照抄下来，连我也将认为是语无伦次了。当局的所以在这三百余字的一条明令中弄得矛盾百出，而又完全抹煞了在胜利前佛海对于抗战的“不无贡献”，也足见其还有着我所不知道的微妙曲折在内。

　　此外，再就这条特赦令来看，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纯以法律立场来说，假如佛海真是屡经呈请反正，那末“处理汉奸条例”中本有明文规定：“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之行为者，得减轻其刑。”姑不论佛海之投汪，是否做过有利人民之事；而佛海之反正，总属为了协助抗战。那么佛海在法庭上的自白，以及他所提供的人证物证，足够证明他确已反正，那何以司法人员毫不采信，不予末减，而仍处极刑？即不说司法官有违法之嫌，也就不能辞其失入之咎。

　　其次，胜利以后，政府对参加汪政权的较重要人员，一概否认了暗通款曲之事实，如陈公博对军事方面，与顾祝同、何柱国有联络。情报方面，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起即有两个秘密电台与重庆通报：一是与委员长侍从室的刘百川，一与军统局的陈中平。甚至为“维新政府”首长的梁鸿志，也且与行政院长孔祥熙有联络，而法院对之，全加抹煞。

　　周佛海的离渝随汪，事前是否先得当局的核准，事关国家机密，佛海生前，我从来不敢向他探问，但他的离渝，既然陈布雷“知之最详”，我是深知布雷的为人的，他对蒋氏的忠贞，与他一生处事的谨慎，我想他是绝不敢欺蒙领袖，如此大事，竟会隐忍不报。即佛海等抵沪以后，汪政权即将创建之际，谈全面和平，则沪渝之间，犹且信使络绎。与重庆有密切关系的钱新之、杜月笙、周作民等，在港仍公然作双方桥梁，暗通声气，且曾资以经费助其活动，一切蛛丝马迹，通国皆知，而政府竟撇得一干二净，何以必要装得如此壁垒森严？

　　其实政府能运用几个“叛徒”，正显的手段高明。或许当局既以汪政权中与日人周旋，称之为“通敌”，则政府与“伪组织”的“汉奸”们有来往，岂不成为“通奸”？通敌叛国固不可，通“奸”谋国，其名亦不雅驯，为了政府的尊严，为了领袖的威信，牺牲几个人以显出当局的威风正派，大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问题就在司法人员的颟顸无能，既不懂法律，更不懂政治，对周佛海两审中本可依据事实、证据、法律，判他一个无期徒刑，岂非可以丝毫不着痕迹？而定须于严刑峻法之后，再劳国家元首出头露面，法外施仁，下了一条牛头不对马嘴的赦令，使民间加深了“双簧”的误会。这一批法官，委实太不更事了！

　　蒋先生亲口向周杨淑慧答应羁押一两年后，仍然将让佛海回复自由，而结果特赦令下，仅能免其一死，据说那是蒋氏左右，有人竭力反对之故。然而不使佛海“明正典刑”，即使这一份恩典，已经算是浩荡的异数了。抗战八年中，陈公博之外，沦陷区南北政权首长中，“临时政府”的王揖唐，“维新政府”的梁鸿志，以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殷汝耕，既无一幸免，而次一级的人物，如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齐燮元、傅式说、胡毓坤、李讴一、管翼贤、姜西园等也不稍宽贷。

　　据民国卅六年（一九四七）七月廿三日中央社发表司法行政部正式公布关于处理全国“汉奸案件”情形，截止是年六月底止，检察方面已结者四万零九百五十四件，未结者八千二百六十一件，其中起诉者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四人。审判方面，已结者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件，未结者七千一百五十七件。其中科刑者二万六千九百七十人，判处死刑者三百卅一人，处无期徒刑者九百零二人，其他为年期不等之有期徒刑。连同军事机关合计，处死刑者已有二千七百二十人，无期徒刑者有二千三百人。如此说来，周佛海的特邀宽赦，虽不能还其自由，已属全国一人，恩出自上了。

　　特赦令中也提到他于胜利之后，维护地方秩序，不无贡献，对此我更有两点感想：

　　第一、所有汪政府的武装军队六十万人，佛海可以指挥的，总在半数以上。如其他负隅以求自固，或投共再图一逞，东南半壁，尚不知是谁家之天下。中枢也未尝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尽管对汪政权的军队称之为伪军，而仍悉予收编，对伪官几概予录用，孙良诚、吴化文、郝鹏举、李明扬、张岚峰等只要手上有实力，即不再问其功罪是非，甚至佛海的直系部属熊剑东（税警团副团长），也且为中央所重用。而佛海独以输诚出于至诚，所保全者尤多尤大，乃俯首听命之余，反而难逃罪责，虽宽赦而仍为罪囚；虽非明正典刑，仍然病死狱中，与其他诸人相较，不能不为佛海叫屈。

　　第二、胜利后佛海所保全的，所谓地方秩序，不幸而涂炭者为生灵，对政府来说，尚非有关痛痒之实利，但“中央储备银行”移交之黄金五十万七千两，既不无对国库稍有裨补。所谓敌伪物资，珠宝已经入库，房屋供官员居住，其他于“劫收”时代大部份早已化公为私外，而政府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公布：已经变卖之敌伪物资（未变卖者与直接公用者当然尚未估计在内）价值已达法币二千五百六十九亿余元。这保全的力量，也应该归功于佛海。中枢的予以特赦是情真理当，但特赦而仍为终身监禁，仍不免显得其尚有欠恢宏也。而在佛海则已觉出于望外，他听到了特赦的消息，曾吟有句云：“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时年恰为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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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八、周佛海身历兴亡感慨多

　　政府特赦的结果，并不能留得佛海一命。他于一九四四年患过一场心脏病的重症，缠绵经月，本已到了绝望的地步，幸赖日政府派遣专家由日飞京，携带了一枚特效药及时抢救，始得夺回一命。但是医生曾告诫过他，最少要充分休养半年，不仅要戒酒戒色，而且绝对不能再劳心劳力。而以当时佛海在汪政权中所处的地位，委实由不得他偷闲憩息。起床以后，仅仅经过两三周的时间，就照常办事了。他需要应付汪政权的政务，又要完成重庆所加给他的任务，日夜操劳，当时即感有难于支持之势。

　　胜利以后，事实上佛海已经一反常态，完全失去其固有的光芒。半生酒色淘空了的身体。汪政权六年中要应付宁渝两方繁剧与复杂的任务，他时常因发高烧而卧病，当呻吟床榻之时，仍然要力疾处理必要的工作。胜利后局面初变，就给他重重刺激。他与陈公博从民国十年共同发起中国共产党时起，已经为朋友、为同志。在汪政权时期，又同为汪氏左右的股肱，两人也比较投机，而汪政权才告解体，在南京就因周镐事件，几至兵戎相见，造成无可解释的误会。我更明白他内心中的无限彷徨，因为他为重庆所做的工作，都是由秘密的无线电台通报。从重庆发来指示与嘉勉的电报，尽管由军统局出面，电文前面也总写着“奉委座谕”等字样，但都是由他自己派人录下的电码，如其当局否认，就算不得什么反正的真凭实据。他唯一认为可以表明心迹、表现事实的，就是如特赦令中所说：“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

　　从民国三十二年，日军在太平洋作战初露败绩时起，他已处心积虑地在积极布置。军事方面，他与汪政权下的各地军人积极联系，俾一旦有事，收指臂之效。而他更以“税警团”与“上海市保安部队”的几万人，为基本武力，拟俟美军与国军联合大反攻时，在敌后发动，里应外合。在日人监视之下，就是这样的秘密行动，也正如佛海上蒋氏的亲笔函中所谓“急则泄露堪虞；迟恐准备不及。”至卅四年的夏，第三战区派来的高级参谋章鸿春，就是为了作策反配合的决定。在军费方面，他以“中央储备银行”的名义频年购进了大批金条，更以收购纱布、发行金证券等名目，逼迫日本将成吨成吨的金块运沪积储，表面上是为“中储券”的发行作准备，实际上是筹措未来策反的军费。

　　在宣传方面，于民国三十四年的六月底，将我在沪主办的“平报”停版，积储资材，留用人员，加强设备，以为反攻时敌后宣传之用。无如两枚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胜利真是来得太快了！他的苦心尽付流水，让他永远失去了明心迹、建功勋的机会。已往的劳绩既不可恃，未来的命运无限渺茫，于是使他变成焦急、烦躁、彷徨与深思。以我旁观者的观察，一切既已转眼成空，壮志销磨，只落得个求生之念。戴笠来沪与他数度见面，他已经失去了自主力，要他拆除家门口的防御工事，他照办了；要他解除卫士的武装，他听命了；甚至要他飞渝候命，他也随同启程了。

　　在重庆郊外嘉陵江畔幽居的时候，妻子杨淑慧、儿子周幼海也同被羁禁，而军统对妻女追问财产的严厉，处处显出情形险恶。他所唯一寄望的人物戴笠，又复撞机身死，使他禁不住说出了“惊心旧友成新鬼；澈耳呼声变怨声”的哀诉。陈公博、褚民谊等的先后执行死刑，不仅是兔死狐悲，自然更是惊心怵目。

　　由渝解京以后，当年是何等声势，此日情移势易，与一般旧属同作狱囚，尽管他故作旷达，还说什么“敢嫌朋旧世情凉”，然而人情上的刺激，毕竟给他以过分的难堪。同难中人，有的因为他舍弃了其他的同僚部属飞渝，说他独善其身，而不断的加以冷嘲热讽。甚至有人在法庭上的供辞，一切都诿责于佛海，自称所以参加汪政权，是为佛海用手枪所逼成，过去所做的事，又都说是奉了佛海的命令。我敢说佛海从未强逼过一个人参加汪政权的，否则如潘××如贾××等，谈得不合，就任其半道中止，毫不为难。如吴开先早为瓮中之鳖，且百计让他远走高飞。其他的人，当汪政权盛时，钻头觅缝，事唯恐不成，官唯恐不大。即有些不失为可用之才的，一经表示婉谢，佛海总说士各有志，不要去勉强他们。这时一切诿过于佛海，他虽不怕担当许多的枝枝节节，但在心理上总不能了无感触。

　　所使他最伤心的是他一向认为最亲最信的杨惺华与罗君强，对他从当面指骂而至觌面不交一语。他们会白着眼、横着眉向佛海说：“都是你害了我！”他们两人的竟至如此，这是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杨惺华是她夫人杨淑慧的胞弟，交大土木系毕业，一向在内地做建路造桥的测绘工作，生活得很清苦，随了佛海于民国二十八年抵沪时，年纪还不过二十六七岁，他为佛海管理经济，佛海因他年纪轻，总说他是小孩子，而惺华也向以孩子自居，“哥哥、哥哥”地叫得异常亲热，一切奉命唯谨。佛海有时天真地问别人，“惺华这小孩子怎样？”人们因为是他的内弟，秉疏不间亲之义，也异口同声的说他年少有为。于是佛海由怀疑而深信了，推心置腹，委他做财政部的总务司长，做中央信托公司的总经理。他好货而又好色，这六年中着实享受过不少的福，而平时也以恩人视佛海。佛海飞渝时，到了这生死关头，且还带了他同去，足以见得佛海的心理上对他亲到什么程度。

　　至于罗君强从学生时代就受佛海的提携，以他一个大同大学与大夏大学都读得未曾毕业的人，把他栽培得战前为总政治部的主任秘书、为海宁县长、为南昌行营秘书、为行政院秘书。汪政权中，为部长、为省长，那时他当着佛海的面是一味恭顺，背着他的身是骄蹇万状。他恨不得包办佛海的一切，也为佛海树了无数的敌，人们不满于佛海的，大都由于君强的开罪，对陶希圣就是一例；与李士群又是一例。他平常老着面皮对人说，他与佛海，就是曾左。佛海居然相信他“忠实”而“廉洁”，关于后一点，在他犹在存亡莫卜之时，我不想说什么了。记得当他由空洞的“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发表为“司法行政部长”时，他高兴得有些忘形了，竟然向我说：“以前我只知随周先生为进退，现在我对汪先生有了知遇之感，以后唯汪先生的马首是瞻了。”

　　佛海是自命用人不疑的人，他就相信君强操守的廉洁，与对他的忠诚。而到了狱中，如此亲者信者的面目且毕露，他如梦初醒，追悔莫及，刺激既深，还会有什么生趣？以他一个久病之躯，能经得起几多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当他在五十初度时吟出了“身历兴亡感慨多”的诗句以后，病了，病了，而且这一回是致命的绝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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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九、廿八天惨叫口鼻中血痕

　　周佛海何以不病于特赦之前；反病于特赦之后？则以特赦令只免其一死，自分前途之命运已定，终身将永无重见天日之时，一年多强自打起的精神，挣扎到最后，此际乃于绝望中不复能支持，气一泄，从精神的打击，而影响到躯壳的崩溃。

　　胜利前他的“通谋本国”，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原为尽其在我，不存一丝徼幸之想。既曾经对我说过：张学良的遭遇，就是他的榜样，最后呈蒋先生的一封私函中，更有：“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之语，他这时真是置死生于度外。而最后胜利终于来临了！当局对他，好似恩宠备至，他既陶醉于蒋氏读其私函后为之雪涕之传言，以为前情可恃。而委令皇皇，复锡新命，付以维护京沪之重责，亦不啻为承认其反正之证明。军统局长戴笠在沪时之密室私谈，必有承诺。专机送渝，亦且以为政府曲庇有心。这不期而来的际会，让他忽然滋长了偷生免祸之念。尽管在重庆幽居时不免于终朝忐忑，而仍然寄望于过去密电中所传来的温辞。

　　所以，尽管他再由重庆押解到南京，尽管昔日共事诸人如陈公博、如梁鸿志、如梅思平、如缪斌、如褚民谊等，已先后身殉。而他还以为或可独邀恩遇，因此还能保持着一股旺盛之气，与病魔相搏斗。尤其在首都高等法院受鞠时，南京市民的赶赴听审的，数以万计，旁听券争领一空，使法庭上坐无隙地，迫得法院特装扩音机而通院外，以便利无数市民能在街头倾听到他在庭上的供辞。市民观审的心理，不像在看一个“大汉奸”最后的结局；而似在考验一个号称法治国家的能否持法维平。

　　他最后一次审判是在民国三十五年的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他穿了一件灰绸的长袍，手里挟着一大叠文件，态度镇静，他自己所作最后辩论，历时竟达三小时之久，且不时为听审市民的掌声所打断。

　　他说到：“请到庭的市民为我作证，当年被指为‘伪组织’统治下南京的物价与治安情形，较之胜利后的今天现状如何？”全庭报以一片掌声。他又把策应大反攻时，所布置与配备的兵力，加以详细说明，认为没有原子弹而实行反攻，政府不知将如何地倚重他？胜利以后他如不为国家，不为地方，只为自己的话，则凭他一念之间，东南半壁又岂是今天的局面？

　　佛海殊无愧为蒋氏多年的近侍，循理说法，侃侃陈辞，供未毕，而掌声又大作。政府认为可杀的“汉奸”，而人民乃给以同情与鼓励，但这样对佛海并没有一丝好处。他是一生搞政治的人，而于此生死关头之际，忘记了政治的是非功罪，岂真会凭什么公道人心！从开庭到宣判这期间，他竟另外有了一番陶醉。因为他认为家属的到处磕头请托，必然会有人肯向当局仗义执言。一百五十根的金条，也应当能发生一些法外的效力。人民在听审时所表现的同情，或许让法官能有一些考虑。此外蒋氏读信时的泪影，军委会堆积如山的档案，许多人证在法庭上的证言，在在对他有利。

　　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等从辩论终结到宣告判决，法官们好像成竹在胸，所定的日期只是短短几天，而佛海十月二十一日开庭至十一月七日判决，历时竟达半月有余，大约是以他在汪政权中那样重要的一个人，而与蒋氏过去关系又是那样密切的一个人，主审者不敢擅专，大有可能是欲向层峰请示。他想得太多太好了，但幻想终属幻想，宣判之日，庭长赵琛、主任推事金世鼎、陪席推事葛之覃升座宣读主文，还是认为罪大恶极，判以死刑！

　　据说：在向最高法院声请覆判以后，家属已经事前获得了消息，不能平反，不邀末减，仍将维持原判。他在接读家书时，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始知欲求为张学良之续而不可得，悔恨交萦，忽然眼前一片漆黑，对纸上的字迹竟至全难辨认，他用一只颤抖的手，将家书授给同室的人代为诵读，他听完了就默然而倒。这时，他明白了兔死狗烹，毕竟是千古一辙！

　　最初佛海是心脏症复发，慢慢的变成为其他疾病的并发症，牢狱里一个囚犯的抱恙，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他自己也到了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就一任他的病况一天一天地加剧。在特赦以前，他是被禁押在看守所，还是几个人同一囚室，先后与盛幼盦、卢英、马骥良等同室过。

　　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恩施格外，把特赦改死刑为无期徒刑后，案已确定，就于四月四日，移解首都监狱，独居一室，从此更乏人对他照顾了。在病势恶化中，同难的人也看到情形有些不对，劝他赶紧医治，他总叹口气说：“我太相信了政府，而我太对不起那么多朋友，还是早点死了的好。”

　　病势就于迁延下越来越沉重，前后约有一年的时期，已经变得形销骨立。至民国卅七年的初春，渐趋于绝望之境。当局倒特别为他指定了陆军医院的郭院长为他诊治。连政府的军医也认为如继续幽囚，在医药与设备等一切处于如此缺乏的状态下，生命将无法挽救。

　　佛海的家属，在接见时自然也知道了这么危急的情况，日夕在外四处奔走，要求保外治疗。按理，依照法律，囚犯患病非保外治疗显难痊愈者，一定应当准予交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四条第三款，又监狱行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一项），即依人情而论，既然蒋氏有让他再休息一两年后可以回来的诺言，也有再度施恩的可能，而杨淑慧尽了她最大的努力，用尽了一切人情上的请托，都丝毫未能稍动当局之心。

　　佛海与死神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挣扎，已到了油尽火灭的阶段，在他死前的一两个月，变得既不能睡，亦不能坐。他把被褥叠高起来，就日夜俯伏在这上面，喘息着、呻吟着。最后周身痛楚，经过了二十八昼夜不停地惨呼号叫，至死前的六七日，因为全身的肌肉已经销尽。郭院长为他施行肌肉注射时，以臀部只剩得一层宽弛的皮，不得不改在大腿的后肉为他勉强注射。甚至已经为他注射过了，而佛海竟茫然不觉，还连问医生针打过了没有。到了此时，佛海身体上的感觉也已完全丧失，病入膏肓，连郭医生也为之摇头叹息，毫不讳饰地告诉狱中人，周先生已经危在旦夕了。

　　延至民国三十七年的二月，终算他受尽了两年半的折磨，以五十一岁的中年，就这样静静地死在南京老虎桥的囚室之中。死后，同难的人发觉佛海的口鼻等处，有流血现象。他致命的病源是心脏，即使有其他并发症，又何至惨怖一至于此？这委实太使人难以索解了！我想佛海是不会瞑目的。

　　记得他那次大病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交给“古今”杂志与“平报”发表，内容完全叙述他那次的病况。结尾的一段大意说：古人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并不尽然。他引用了一段广东的民间故事，说有一次某县洪水为灾，一村的人都被淹毙了，独有一老翁因攀登树巅，未遭灭顶，于是大家都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相祝颂，谁知过了一年，他上茅厕大解，失足下坠粪坑中，因年老力衰，无力自拔，乃不死于清流，反而淹毙于粪窟。他文末更慨叹地说：“我这次的病已处绝望之境，而意外地告痊了，但局面如此，不让我寿终正寝，恐怕未必是福兆吧，我尚不知将来何处是我的死所呢？”

　　他那篇文章是交给我去发表的，我当场看了一遍，至最后一段，觉得他病既好了，又何必再作如此悲观的论调，认为不但语出不祥，而且也太觉气短，曾力劝他加以删除。而他当时还认为是我迷信，苦笑着向我道：“一切我们只能尽人事以待天命，不幸处身在这样的环境中，而又担任着这样尴尬的角色，日本与重庆，反正总有一面不会放过我们的，我文中的这几句话，有感而发，并不全是无的放矢。”当时我是瞭解他的心境的，于是不再多言，就让他全文发表，这一篇还收入在他所著的《往矣集》中。谁知一语成谶，而他不病死于四年前安适的家中，而终于病死于四年后凄凉的牢内。大难不死，也真是如他所说的未必定有后福！

　　佛海也不能不算是一个人才，否则他历事蒋汪，何能如此获得两巨头的信任？他前后侍从了蒋氏十有二年，久参密勿，在蒋氏左右，陈布雷与他，应推为当代两枝健笔，在民十六至二十八年之间，蒋氏的重要文告，几乎都出自这两人之手，以后虽离渝随汪，以他过去与汪氏毫无渊源之人，而汪氏对他言听计从，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而能够应付裕如。我所看见佛海所有政治上的决策，以及人事上的安排，凡有签呈，汪氏照例亲笔批“如拟”字样，佛海之对汪氏，不仅有知遇之隆，且有知己之感。而他自汪政权之建立，更无日不思全面和平之实现，俾蒋汪再度携手，以收拾这残破的山河。

　　他于民国三十年前与蒋氏的有無默契，虽不敢悬揣，而三十年以后的密电来往，终朝不绝，佛海在汪政权中的任何措施，几无不向重庆事先请命，而当局于胜利之后，似乎把这一切全部抹煞了。不过，为什么要赦？既赦了，为什么不让他生还？而政府只知避“通奸”之嫌，任令一个有为的人，瘐毙狱室。佛海是否真是辜负了国家、辜负了蒋先生呢？盖棺也未必就算论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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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〇、两辆客货车数十名家丁

　　佛海逝世的消息，翌日刊载在报上，我那时刑期未满，在牢狱中看报才知道这噩耗。我与他有二十余年的交谊，在汪政权六年的时间中，他之对我，更可说是推心置腹，既从未有疾言厉色相加，而有时在私室之内，我反而时以直言诘难，他非但不以为忤，而且与我心平气和地于研讨之后，立即幡然改图。这样做朋友且不易，更何况在政治圈内？人生难得者知己，当其撒手尘寰之际，安得不使我有腹痛之情？我的刑满释放，本离他的死期只一月有余，我还在打算一经出狱，立即赴京探问，谁知缘悭一面，就此永隔人天。在报上看到了他的噩耗，回想到从前我所耳闻目击的一切，更使我兴了人间何世之感。

　　我出狱三四个月以后，是民国三十七年的秋季，佛海定期卜葬，我特地由沪赶往南京。

　　他西流湾的住宅，早已在“王侯宅第皆新主”的情况下，不知作了哪一位达官的私邸了。周太太在成贤街后面一所陈旧的民房中借了两间破烂的房间，前面的起居室中设了他的灵位，后面是她的卧室，陈设简陋，一派的凄凉景象！短短三年，再也想不到这就是烜赫一时周佛海覆巢后的家了。我向他的肖像行了礼，周太太一面哭，一面为我诉说了这三年来的经过。她看到她丈夫的朋友，居然又活着回来了，自然更增加了她的一份伤感。我只呆呆地望着她，竟不知怎样用言语来对她慰藉。

　　南京是我太熟悉的地方，那里有着我的许多朋友，更有过我一手辛苦经营的事业。民国十七年与十八年，我先后曾经担任过陈立夫主办的“京报”，继罗时实而为采访主任。在阎冯战争时代，中央日报因需要派往平汉线的随军记者，又奉陈立夫之命而承乏采访主任，都曾有过短期的勾留。汪政权建立以后，我先在那里办了一张“中报”，又创办了一家南京兴业银行，我更必需不时去南京照料。这次刑满归来，为送佛海之葬而重莅斯土，面目全非，本已有隔世之慨。

　　最使我感喟的两件事，我忽然踅到过去常去的“三新池”洗澡，而一群侍役看到我又复生还，以惊喜的表情来欢迎我，听到此来是为了送佛海之葬，一致对佛海说出了无数悼惜的话。他们身处在胜利后的环境中，而竟意外地还在怀恋“伪组织”的一切。当我洗完离去之时，他们一致说账已代我付过了，是他们怜悯我破家之后的贫穷？还是对“汉奸”竟会另有一番亲切？这一份人世间的温暖，使我感动得几乎下泪。

　　出来路经中华路，那里是我手建的南京兴业银行的大厦所在，当然此时已易主多年了。而我那天经过那里时，门口有人正在工作，我上去一看，原来大厦兴建时，门口有一块石碑，我是立石者，上面自然刻着我的名字：“立石者董事长×××”，而石匠的工作，却正在凿去我的名字。为什么竟那样凑巧呢？好像特地选择了此日此时，专为凿给我看似的。凿石的工匠，又哪会想到旁立的一个人，就是石上的我。从前看到咏别人的“起高楼，楼坍了！”尚且那样地伤感，我自己面对着如此场面，那时心里所感到的滋味，自然更可想而知。如我一个渺小的人身经世变，且复如此，又何怪周太太那样地悲伤欲绝了。

　　佛海卜葬的一天，更是凄凉万状。他过去是蒋氏的亲信、蒋氏左右的红人，此刻胜利重回，满朝朱紫，也尽是他当年的老友。而今天到了老友黄土埋身的时候，谁还会想到这当年的旧侣，敢去灵前一吊？政治上无形的威胁，甚至竟毁灭了五伦中的友情。即使有人有诣奠之心，又谁敢作蒙嫌之举？同志的勇气，还不如听审的市民。

　　佛海的灵柩是寄放在一处佛寺中，那天只雇了两辆大汽车，一辆是运货的卡车，一辆是南京载客的公共汽车。运货车上装了佛海的棺柩，亲朋远避，只剩所有佛海京沪两处公馆中的副官侍役，此时虽早已星散，都改投到别处服务，而全部数十名，此日却整整齐齐地请了假，远道赶来，向他们的旧主人致最后的敬礼。他们就团团围在运货车上的棺柩之旁，还像对佛海生前那样地小心卫护，柩前也寥落地只放着我所送的一枚大花圈。那辆公共汽车上面，家属之外，昔日亲友故旧就是我、“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石顺渊，以及“财政部次长”陈之硕的夫人。当两辆大车在通衢行使时，谁也不知道这是周佛海的葬礼，谁也不曾特别投以一瞥。

　　车子停到了南京郊外的永安公墓，静悄悄地数名扛夫，把棺柩慢慢地送入了墓穴，那时万籁俱寂，四野萧条，只有周太太的悲恸声，秋风初动，震撼着四周的树木声。大家围着墓穴，眼睁睁看到佛海的下葬。他生前的声容笑貌，他当年的苦心孤诣，使我感不绝于心。墓穴中石灰只装得半满，周太太为了劫后艰难，连这区区小费也靳惜了。棺木入土，就潦草地封闭了墓穴。一个曾经为国家尽过力的人，就这样长眠于地下，而且将永远带给他以一个“汉奸”的恶名。但是佛海应该可以瞑目了！且不说什么遗爱在民，元首的皇皇特赦，市民的盈庭掌声，还不够补偿你六年中的蒙垢受辱吗？

　　佛海在湖南原籍本有发妻，生死不明。元配为他生有一子一女，子一向在抗战区军队中工作，与佛海已久不通音讯。女亦已适人，在胜利的前一年，由湘来沪，依父以居，搬家后即不知所往。续娶杨淑慧，本出湖南世家，其父杨卓茂，为留美前辈，还是我在上海市商会任职时的同事。民国十年，佛海由日本来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两人由邂逅而热恋，那时佛海不但是一个穷学生，而且原籍还有妻子，她家长反对他们的结合，而淑慧不顾一切出奔偕赴日本，亲操井臼。

　　她也生有一子一女，子幼海，胜利后鉴于父亲的遭遇，以一时的愤激而远赴苏北，加入中共。因为参加了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的一系，中共进驻上海后，曾任公安局下面的经济组长。在一九五一年中共“三反五反”时，上海部份的饶漱石、潘汉年、杨帆等遭到整肃，幼海也多年已不知踪迹。他娶了交际花施丹苹，一度夫妇都表示得十分“积极”。女慧海，与吴颂皋之子离婚后，改嫁给一个在美商保险公司做事的广东人，我只知道他的英文名是Winston陈，前数年在港，现在已到了星洲去。此外佛海与筱玲红还生有一女，在日本与一个日妇生有一名女孩，是托他的好友冈田与伊藤照顾的，现在应该都早已成长了。

　　当我于一九五〇年离沪来港前，还不时到周太太南阳路赁居的一所小公寓去，她那时已经病了，饱经患难，忧伤成疾之外，生计也已陷于拮据。或许为了佛海之故，愤国民党之无情，而又幻想于佛海为中共的最早发起人，因此与中共方面颇有来往。那时中共正需要熟手，认为佛海方面或许有几个专门人才，就经过她的推荐，借用了不少汪系旧人，其间如戴霭庐（中储沪行经理）、戴英夫（原名鹏天，清党前为中共江苏省委，汪政权时代任教育局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刘星晨（浙江财政厅长）等，都曾正式为中共工作。她还不断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希望赴北平一谈，而覆信总被婉拒。

　　国民党把她抄了家，独有愚园路柳林别业的一所房屋，是陈调元送给佛海的，竟漏未籍没，而周太太又自动献给了中共。中共发布新闻时，直称“查周逆佛海，为著名汉奸，通国皆知，……”等语，周太太如此的求荣反辱，我对她“丧家之犬”求自保的心境，却寄以无限同情。这几年消息不通，据说她已经又被逐出了南阳路的小公寓，而且以贫病交迫而去世了，但愿这是海外东坡之谣。

　　当我还留沪时有过这样一段经过。有一天我方去看周太太闲谈，有一位穿着“人民装”的人来访，一问是奉了“上海市长”陈毅之命，因为中共要修党史，而对于民国十年在上海白尔路渔阳里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以法捕房的搜捕，而逃往嘉兴泛舟开会的情形，已经无人能详道其颠末，佛海写过那次会议的详情，刊在他生前所著的《往矣集》上，因此毛泽东来电索取。而周太太手头已无存书。因为《往矣集》后来是我为他出版的，我家里还留着仅有的一本，就取来交给来人带走了。想不到佛海生前对于国民党，仅留得一本《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而对于共产党，则是这一篇最重要的党史了，人已云亡，一切又何关于他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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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汪精卫晚年诗词

　　汪氏晚年诗词，系录自“双照楼诗词稿”。其长公子孟晋，前数年曾在港刊印其全稿，分贻亲友。此篇所录，凡诗词共六十五题，内诗五十一题，词十四题。起自民国二十八年六月由越赴沪时“舟夜”之作，迄于其病剧辍笔，盖皆为汪政府时代所作也。其中诗，“六十生日口占”以下，词，“百字令”以下，均成于民国三十年后。言为心声，观此，或足以稍觇汪氏当年之心境乎？

　　舟夜 二十八年六月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夜泊

　　雨底孤篷梦乍回，苹花香傍水田开。

　　浪声恬适知风定，云意空灵识月来。

　　嚣蛤吠人如有恃，饕蚊绕鬓若无猜。

　　寻思物我相忘理，演雅当年费尽才。

　　不寐

　　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

　　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

　　郊原仍作青春色，鸩毒山川亦可怜。

　　张孝达广雅堂集金陵杂咏有云：兵力无如刘宋强，励精图治是萧梁，缘何不享百年祚？鸩毒山川是建康。其然，岂其然乎？

　　久旱既而得雨

　　梦回凉意入灯檠，向晓千家曳履声。

　　云脚四垂天漠漠，独看新绿雨中明。

　　夏夕

　　万叶空灵受月光，隔林徐度水风长。

　　平铺一簟天阶上，消受人间片晌凉。

　　去腊微雪后至立春七日始得大雪适又为上元后一日也诗以纪之　辛巳初春

　　立春七日雪盈途，时过犹能泽万枯。

　　引领几疑天雨粟，惊心真已米如珠。

　　花前雁后思何限，月色灯光景未殊。

　　最是老梅能耐冷，朝来添得几分腴。

　　冰如手书阳明先生答聂文蔚书及余所作述怀诗合为长卷系之以辞因题其后，时为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距同读传习录时已三十三年，距作述怀诗时已三十二年矣。

　　我生失学无所能，不望为釜望为薪。

　　曾将炊饭作浅譬，所恨未得饱斯民。

　　三十三年丛患难，余生还见沧桑换。

　　心似劳薪渐作灰，身如破釜仍教爨。

　　多君黽勉证同心，抚事伤时殆不任。

　　纵横忧患今方始，敢说操危虑亦深。

　　六月十四日为方君瑛姊忌辰，舟中独坐怆然于怀并念曾仲鸣弟

　　又向天涯剩此身，飞来明月果何因？

　　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

　　南去北来如梦梦，生离死别太频频。

　　年年此泪真无用，路远难回墓草春。

　　冰如以卢子枢所画长卷见赠因题其后

　　幼读渊明诗，每作山林想。北江幽绝处，一舸数来往。

　　他年任耕稼，于此得片壤。闲来取书读，便在羲皇上。

　　弱冠撄世变，此几不敢望。崎岖尘土中，举步即罗网。

　　偶逢佳山水，耳目始一放。磋跎将六十，人事益抢攘。

　　登临久已废，归梦余惝悦。蛰居不出户，自诡因鞅掌。

　　屋梁风雨夕，白首空自仰。孟光有深意，把卷邀共赏。

　　青山千万叠，茅屋著三两。苕苕俯洲渚，翳翳傍林莽。

　　依依见樵迹，隐隐听渔唱。苍茫烟水外，天地忽开朗。

　　川原相秀发，云日同澹荡。有如历三峡，山尽见夷旷。

　　扬帆溯曲江，晚翠接朝爽。谁欤香光笔，墨意清且畅。

　　唤起儿时事，高咏众山响。附手成哑然，画饼真可饷。

　　为榆生题吴湖帆画竹册

　　飒然英气出萧森，尺幅中存万里心。

　　供向斋头同宝剑，听他风雨作龙吟。

　　初秋偶成

　　玉楼银汉两无尘，一雨能令宇宙新。

　　草本渐含秋气息，川原初拓月精神。

　　放怀已忘今何世，顾影方知孑（一作剩）此身。

　　愈近天明人愈寂，鸡声迢递不嫌频。

　　豁盦出示易水送别图中有予旧日题字，并有榆生释戡两词家新作，把览之余万感交集，率题长句二首

　　酒市酣歌共慨慷，况兹挥手上河梁。

　　怀才盖聂身偏隐，授命于期目尚张。

　　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

　　渐离筑继荆卿剑，博浪椎兴人未亡。

　　少壮今成两鬓霜，画图重对益徬徨。

　　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錡作鲁殇。

　　有限山河供堕甑，无多涕泪泣亡羊。

　　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

　　八月二日乘飞机至广州留七日别去飞机中作三绝句寄冰如

　　一鹤遥从万里归，劫余城郭倍依依。烟云休作空濛态，泪眼元知入望微。

　　才作孤鸿海上来，飞飞又去越王台。山川重秀非无策，共葆丹心不使灰。

　　年年地北与天南，忧患人间已熟谙。未敢相逢期一笑，且将共苦当同甘。

　　海上

　　风雨纵横欲四更，映空初见月华明。

　　重悬玉宇琼楼影，尽息金戈铁马声。

　　险阻艰难余白发，河清人寿望苍生。

　　愁怀起落还如海，却羡轻帆自在行。

　　秋夜即事

　　月轮冉冉御天风，万瓦新霜皎皎同。

　　树影满庭人不语，秋声只在碧空中。

　　辛巳除夕寄榆生

　　梅花如故人，间岁辄一来。来时披素心，雪月同皑皑。

　　水仙性狷洁，亦傍南枝开。忍寒故相待，岂意春风回。

　　菊

　　菊以隐逸称，殆未得其似。志洁而行芳，灵均差可拟。

　　生也不逢时，落叶满天地。枝弱不胜花，凛凛中有恃。

　　繁霜作锻炼，侵晓色逾美。忍寒向西风，略见平生志。

　　一花经九秋，未肯便憔悴。残英在枝头，抱香终不坠。

　　寒梅初破萼，已值坚冰至。相逢应一笑，异代有同契。

　　六十生日口占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看花绝句

　　冰霜禁受不相猜，笑向东风把臂来。

　　为使年年春似海，万花齐落复齐开。

　　癸未中秋作此示冰如

　　幼时嬉戏慈亲侧，最爱中秋庆佳节。遶庭拍手唱新词，大饼团团似明月。

　　今年两遂含饴愿，对月开樽翁六一。坐闻咿哑为忻然，却忆儿时泪横臆。月兮月兮！

　　我生与尔长相从，有影必共光必同。周旋朔漠千堆雪，流转南溟万里风。

　　悲欢离合无重数，喜尔清光总如故。屹然照此白发翁，铁骨冰心不相忤。

　　芙蓉花影今宵多，依然壁上蔓藤萝。不辞痛饮醉颜酡，却顾恐被孟光诃。

　　春暮登北极阁

　　近槛波光照我襟。栖霞牛首远中寻。湖山自郁英雄气，原隰终兴急难心。

　　风定落红依故砌，雨余高绿发新林。低徊未忍寒衣去，坐待冰蟾破夕阴。

　　白芍药花

　　薌泽丹铅总莫加，转于狷洁见风华。

　　嫌名若不嗔唐突，合上徽称绰约花。

　　题画　方君璧作任重致远图

　　负山于背重千钧，足趾沾泥衣著尘。

　　跋涉艰难君莫叹，独行踽踽又何人？

　　壬午中秋夜作

　　明月有大度，于物无不容。妍丑虽万殊，纳之清光中。

　　江山既辉媚，尘土亦清空。花木既明瑟，灌莽亦葱茏。

　　城郭千万家，关山千万重。缟洁扬其晖，緇磷汨其踪。

　　化瑕以为瑜，无异亦无同。玉宇在人间，悠哉此一逢。

　　孰云秋已半？春气何冲融。愿言生六翩，浩荡扬仁风。

　　题画　方君璧作黄山云海图

　　松籁萧骚响上头，下看人世晚悠悠。

　　千岩万壑如波浪，欲放乘风一叶舟。

　　偶成

　　新绿涵春雨，微寒一院生。

　　日光动啼鸟，清绝是初晴。

　　方君璧妹自北戴河海滨书来云海波荡月状如摇篮引申其语作为此诗

　　海波如摇篮，皓月如睡儿。篮摇睡更稳，偃仰随所之。

　　凝碧清且柔，湛若盘中饴。微风作吹息，漾漾生银漪。

　　畴昔喻素娥，有类母中慈。今也儿中孝，形影长不离。

　　青天静无言，周遭如幔帷。慇勤与将护，勿遣朝寒欺。

　　读史

　　窃油灯鼠贪无止，饱血帷蚊重不飞。

　　千古殉财如一辙，然脐还羡董公肥。

　　石头城晚眺

　　废堞荒壕落叶深，寒潮咽石响俱沉。

　　一声牧笛斜阳里，万壑千岩尽紫金。

　　为曼昭题江天笠屐图

　　笠屐修然似放翁，江天鱼鸟亦从容。

　　盘空黑羽频捎月，跃水赬鳞欲化虹。

　　别浦灯光深树里，归舟人语淡烟中。

　　画图但溯儿时乐，嗟尔披吟泪满胸。

　　重光大使属题三潭印月图卷

　　水色澹而空，月光皎以洁。水月忽相遇，天地共澄澈。

　　一月落千波，千波各一月。空灵极动荡，涵泳归静寂。

　　我心亦如水，印月了无迹。愿持澹泊姿，共励贞明节。

　　惺儿画牵驴图戏题其右

　　驴为哲学家，负重无不可。四足已蹩躄，一背仍磊砢。

　　怡然逢孺子，引手释所荷。牵曳就刍秣，目动两头朵。

　　长劳得少息，此乐吾亦颇。泉声如引睡，芳草随所卧。

　　书所见

　　网密蛛肥踞画檐，两獒争骨殿门前。

　　瓶花妥帖炉香静，始信禅房别有天。

　　腊梅

　　后山诗句古今传，我更拈花一惘然。

　　古色最宜邀冻石，孤标只合耦冰仙。

　　淡黄月色无风夜，凝碧池光欲雪天。

　　著此数枝更清绝，不辞耐冷立阶前。

　　（广东通志：蜡石一名冻石；群芳谱：水仙单瓣者，名冰仙。）

　　偶成

　　雨后春泥已下锄，一庭芳秽有乘除。

　　炉灰爆得花生米，便与儿童说子虚。

　　即景

　　月光水色化处无，月是冰心水玉壶。

　　化到竹林更清绝，竿竿都是碧琳腴。

　　三月二十六日别广州飞机中作此寄恂儿

　　秦淮绿柳未抽芽，南海红棉已著花。

　　四野春光融作水，千山朝气蔚成霞。

　　老牛含笑看新犊，雏鸟多情哺倦鸦。

　　乍喜相逢还惜别，却愁风雨阻行槎。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广州鸣崧纪念学校植树，树多木棉及桂。

　　仲鸣殁于三月二十一日，次高殁于八月二十二日，适当两树花时也。

　　两手把树枝，两泪滴树根。故人不可见，见树如见人。

　　木棉花殷红，桂花皎以洁。想见故人心，如火亦如雪。

　　花飞还复开，叶落还复生。有如故人心，万古常青青。

　　故人心何在？乃在人心里。相爱复相亲，故人良未死。

　　树人望成才，树木望成林。收拾旧山河，勿负故人心！

　　故人若归来，临风闻此曲。愿山益以青，愿水益以绿。

　　杂诗

　　文章有万变，导源惟一清。欲致云海奇，先求空水澄。

　　澼之不厌纯，淬之不厌精。未能去荒秽，安在储菁英。

　　星月有昭质，荡荡行空青。虚中乃翕受，冰雪发其莹。

　　非俭不能仁，非廉不能明。政事亦如此，感慨泪纵横。

　　即事

　　风咽瓶笙茗熟初，砚池花落惜香余。

　　青灯不碍明蟾影，双照楼中夜读书。

　　满江红

　　蓦地西风。吹起我乱愁千叠。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燐碧血。

　　魂梦不堪关塞阔。疮痍渐觉乾坤窄。便劫灰冷尽万千年。情犹热。

　　烟敛处，钟山赤。雨过后。秦淮碧。似哀江南赋。泪痕重湿。

　　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

　　读陶诗

　　愚观赠羊长史诗，知陶公于刘裕之收复关河，不能无拳拳之念。然终于废然意沮者，以裕之所为，不过自创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充此一念，患得患失，必无所不至。陶公胸次有伯夷之清，孟子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者，其攒眉而去，亦固其所。史但称自以曾祖晋室宰辅云云，似未足以尽陶公。而诸家评注，惟知著眼于此，可为一叹！裕之手翦燕秦，固快人意，然以汲汲于帝制自为之故，功业不终，致成南北朝扰攘之局。是则全谢山之推崇宋武，亦不免有所偏也。因作此诗。

　　寄奴人中龙，崛起自布衣。伯仲视刘季，功更在攘夷。

　　嗟哉大道隐，天下遂为私。坐令耿介士，弃之忽如遗。

　　钱溪始自励，彭泽终言归。岂为耻折腰？耻与素心违。

　　世无管夷吾，左衽诚可悲！若无鲁仲连，何以张国维？

　　夜坐竹林中作

　　露叶风枝密复疏，碧琳腴映玉蟾蜍。

　　含光弄影知何意，伴我林间夜读书。

　　飞行机中偶作

　　苍天近咫尺，风日清且旷。

　　白云如莲花，开满碧海上。

　　飞机中作 时为十二月二十日月将望故云然

　　重云覆海下茫茫，上是晴空色正苍。

　　中有控鸾人一笑，东西日月恰相望。

　　菊花绝句

　　一体兼众芳，极妍与尽态。惟有金石心，凛凛常不改。

　　梅花绝句

　　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彻长夜中，遂令天下白。

　　二十余年前，尝自江西建昌县驿，徒步往拓林村访四姊，侵晓行夜半始达，留一日以小舟归，沿途山水清峭，意殊乐之，欲作诗，久未就，癸未夏夕，苦热枕上忽得之录如左。

　　天明下艇辞田家，双棹纡折穿蒹葭。忽从小汊出江面，潋滟玉境开秋华。

　　建昌山水夙秀峭，盥沐风露逾柔嘉。波远白帆点初日，天空绿树明朝霞。

　　澄漪绝底作碧色，俯视可辨石与沙。云居缥缈在天半，倒影入水清而葩。

　　昨宵苦热体流汗，咽漱未毕寒齿牙。欣然腹馁思朝食，小舟相值多鱼虾。

　　十钱买得径尺鳜，和以豉汁参姜芽。青蔬白米久已备，尚有村酿名橙花。

　　回头烟树乍明灭，柘林村与人俱遐。卅年骨肉一相见，苦泪在眼犹蔴茶。

　　须臾酒香饭亦熟，鸥鹭探首声哑哑。

　　即事

　　日光猛烈水风凉，水畔山头百仞强。

　　度壑穿林无限好，万松香会万荷香。

　　朝中措

　　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

　　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金缕曲

　　绿遍池塘草。（用梅影书屋词句）更连宵。凄其风雨。万红都渺。

　　寡妇孤儿无穷泪。算有青山知道。

　　早染出龙眠画藁。一片春波流日影。过长桥又把平堤绕。看新冢。添多少。

　　故人落落心相照。叹而今。生离死别。总寻常了。

　　马革裹尸仍未返。空向墓门凭吊。

　　只破碎山河难料。我亦疮痍今满体。忍须臾一见搀枪扫。逢地下。两含笑。

　　竹

　　修竹竿竿绿到根，下为流水上为云。

　　茅亭更在深深处，只有书声略可闻。

　　飞机中作

　　拂耳飞星若有声，俛看足底月华生。

　　山林城廓濛濛地，惟有长川一道明。

　　虞美人

　　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

　　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剩水已无多。

　　夜深案牍明灯火。阁笔凄然我。

　　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

　　迈陂塘

　　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晚饭时，家人忽以杯酒相属，问之始知为五年前，余为贼所斫不死而设，也因赋此词。

　　叹等闲。春秋换了。灯前双鬓非故。艰难留得余生在。

　　才识余生更苦。休重溯。算刻骨伤痕。未是伤心处。酒阑尔汝。

　　问搔首长吁。支颐默坐。家国竟何补。鸿飞意。岂有金丸能惧。

　　翛翛犹剩毛羽。誓穷心力回天地。未觉道途修阻。君试数。

　　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踽踽。听残叶枝头。霜风独战。犹似唤邪许。

　　满江红 庚辰中秋

　　一点冰蟾。便做出十分秋色。光满处。家家愁幂。一时都揭。

　　世上难逢干净土。天心终见重轮月。叹桑田沧海亦何常。圆远缺。

　　雁阵杳。蛩声咽。天寥阔。人萧瑟。剩无边衰草。苦萦战骨。

　　挹取九霄风露冷。涤来万里关河洁。看分光流影入疏巢。乌头白。

　　虞美人

　　庚辰重阳前三日，方君璧妹在南京书肆中，得满城风雨，近重阳图盖，前岁旅居汉皋时，悬之斋壁者为题二词于其右。

　　周遭风雨城如斗。凄怆江潭柳。昔时曾此见依依。争遗如今憔悴不成丝。

　　等闲历了沧桑劫。枫叶明于血。却怜画笔太缠绵。妆点山容水色似当年。

　　秋来雕尽青山色，我亦添头白。独行踽踽已堪悲。况是天荆地棘欲何归。

　　闭门不作登高计。也揽茱萸涕。谁云壮士不生还。看取筑声椎影满人间。

　　木兰花慢 君有辍弦之戚赋某词见示依调慰之

　　人生何所似。似渴骥。涌奔泉。叹一曲清泓。无穷况味。甘苦咸酸。

　　几番。醉醒未了。早滔滔哀乐迫中年。侠骨英雄结纳。情场儿女缠绵。

　　萧然。落日照烽烟。夜枕绿沉眠。又孤梦初回。淋铃凄韵。和入惊弦。

　　灯前。尚留倩影。对丹心华发耿相怜。离合从来一瞬。至情无间人天。

　　忆旧游 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

　　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挐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槭槭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

　　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浣溪沙 广州家园中作

　　英石岧岧俛画阑。观音竹映小盆山。余生还得故园看。

　　橄榄青于饥者面。木棉红似战时瘢。尚存一息未应闲。

　　郊行即事

　　平原芳草绿初酣，马足踟蹰未忍探。

　　最是日明风又静。楟花如雪烛天南。

　　金缕曲

　　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余晤宫崎夫人于日本东京，承以民报时代照片见贻，盖丙午之秋革命军在萍乡醴陵失败后，余将偕黄克强赴广州谋再举，行前一日在民报社庭园内所摄，克强倚树而坐，宫崎夫人之姊氏立于其左，余立于其后，在余之右者为林时爽，再右为鲁易，为章太炎，为何天炯，凡七人今存者余一人而已，把览之余万感交集，为题金缕曲一阕，护林残叶辞忍枝时爽，诗句断指谓克强也。

　　小聚秋声里。近黄昏篱花摇暝。庭柯雕翠。

　　残叶辞枝良未忍。耿耿护林心事。

　　正呜咽风萧易水。三十六年真电掣。

　　賸画图相对浑如寐。谁与揽。澄清辔。

　　故人各了平生志。早一坏黄花岳麓。

　　心魂相倚。为问当时存者几。落落一人而已。

　　又华发星星如此。賸水残山嗟满目。

　　便相逢勿下新亭泪，为投笔。歌断指。

　　水调歌头 辛巳中秋寄冰如

　　一片旧时月。流影入中庭。问天于世何意。岁岁眼常青。天上琼楼皎洁。

　　人世金瓯残缺。两两苦相形。拂衣舍之去。欹枕听长更。

　　饮孤光。似冰雪。夜冷冷。银河清浅。怎载得如许飘萍。鸿雁北来还去。

　　乌鹊南飞又止。无处不零丁。何辞千里远。共此一窗明。

　　百子令

　　连日热甚，夜不成寐，既望月出布簟，阶上卧观，久之遂得酣睡至于天明，赋此为谢。

　　闷沉沉地。忽飞来明月。万花齐醒。香气因风成百和。瑟瑟动摇清影。

　　历乱茅茨。寻常草树。也入空灵境。四围寂寂。浩歌宜在松顶。

　　堪笑玉洁垣娥。独清未办。与众生同病。赖有一丸灵药在。化作冷波千顷。

　　蜀犬收声。吴牛止喘。美睡从吾领。梦回蛙鼓。广寒仙乐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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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周佛海狱中遗诗四十四首（附自序）

　　自序

　　余于十八九岁在中学时略学作诗，未入门径也。二十岁赴日本留学，以后三十年不弹此调矣。自看守所移居监狱后，长日无事，辄将感想所及，抒为吟咏，自鸣天籁耳，谓之为诗，不敢当也。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廿一日生前廿七日记。

　　忆上海故居二首

　　满园春色竞芳菲，浅草如茵柳似丝，

　　燕子不知人事易。双双犹向旧巢飞。

　　小楼半角挂斜阳，绿柳红花映碧窗，

　　四壁图书消永昼。一回追忆一神伤。

　　春夜

　　哪堪伏枕听鹃声，寂莫春宵怨恨深，

　　好梦乍回魂欲断，半窗明月照孤衾。

　　感怀

　　敌骑纵横闪电飞，仓皇无计挽危机，

　　投身虎穴欲擒虎，成败安能定是非？

　　夜梦淑慧以寄

　　孤臣孽子心空费，救死扶倾事最辛，

　　我为苍生君为我，二人一样义忘身。

　　偶成

　　清议安能辩是非，宋明往事最堪悲!

　　荆公贬去袁熊死，运祚从知已暗移。

　　鹊噪

　　星晨寥落晓烟昏，彻耳窗前鹊语喧，

　　遮莫连朝传喜讯，慰情无奈只空言。

　　怀公博思平二首

　　水流花谢太匆匆，往事如烟梦亦空，

　　地下相逢应共笑，成仁毕竟是成功。

　　握别原知再见难，人间天上剧辛酸，

　　秦淮河柳台城月，阅尽兴亡忍独看。

　　在渝闻淑慧在沪被禁

　　异地同时作楚囚，云天望断恨悠悠。

　　痴心欲化嘉陵水，流到春申好聚头。

　　忆西流湾故居四首

　　暮霭苍茫夕照料：炊烟缕缕万人家。

　　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

　　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

　　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

　　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

　　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

　　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

　　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偕妻儿幽居渝郊嘉陵江畔

　　山草萋萋山鸟飞，乡居虽好意多违。

　　亲朋远隔音书断，妻子同羁事业非。

　　满目疮痍悲浩劫，连天烽火欲安归？

　　国忧家难浑无赖，愁对嘉陵送落晖。

　　羁渝感事

　　巫峡云垂雾气横，闭门独坐倍伤情。

　　惊心旧友成新鬼，彻耳呼声变怨声。

　　披发徒劳投火宅。拊膺幸未误苍生。

　　是非成败浑无据，付与巴山月夜评。

　　送内子自渝飞沪

　　前途风浪恶，骤别更魂消。

　　家室皆分散，天涯共寂寥。

　　凭栏温旧梦，对月立中宵。

　　明日惊相顾，关山万里遥。

　　与楚僧同羁一室作此以赠

　　风雨同舟忆昔年，艰危共济沪江边。

　　羁居今日逢重聚，明月满窗抵足眠。

　　狱中五十初度四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人天俯仰都无愧，万里凌霄入网罗。众口纵能淆黑白，千秋终可辨真讹。

　　心存忠厚愆尤少，身历兴亡感慨多。莫道更生当庆幸，茫茫身世尽风波。

　　半百韶光梦里过，文章事业叹蹉跎。读书深愧专精少，报国宁辞险阻多。

　　两字恩仇劳辨别，一生肝胆漫消磨。丹心未死身长寄，岂屑书空唤奈何。

　　济困原知濒自困，一身忧患本寻常。关山战激悲烽火，野草愁多望曙光。

　　愧对妻儿生计苦，敢嫌朋旧世情凉。重生今又逢初度，漫话沧桑对夕阳。

　　六月十五寄内子

　　去年今日巴东别，岂料想逢老虎桥，

　　忍泪殷勤相慰问，夕阳无语树萧萧。

　　谢苏青女士新作二首

　　新书劳赠意殷勤，妙笔生花思绝群。

　　冷暖不因成败易，时宜未合独怜君。

　　凄凉身世似秋蓬，历尽艰辛感慨同。

　　乱世是非浑莫定，漫将毁誉付流东。

　　望月

　　斗室闲无赖，举头望远辉。

　　天如窥井小，月似逐云飞。

　　对影愁来日，伤时惜逝机。

　　年荒兼世乱，惆怅意多违。

　　内子由沪返京来见

　　小别兼旬亦苦思，堂前偶语复分飞。

　　怜君心血消磨尽，劫后残家独护持。

　　初夏

　　转眼槐风又楝风，韶光来去太匆匆。

　　无情晴雨农时失，隔夜炎凉世味同。

　　运甓何心期致用，问天有意但书空。

　　燕忙莺老浑闲事，深巷沉沉似禁中。

　　食枇杷思羁渝时情状

　　四月枇杷三月鲥，去年千里费相思。

　　系囚也是江南好，春水一篙翠满枝。

　　感怀并谢牙医洪范宇

　　半世都从劫里过，草间偷活意如何？

　　利生有意成功少，医国无方感慨多。

　　多得齿牙徒餔啜，忍教意志坐消磨。

　　临餐辄忆君情重，未至迎风废啸歌。

　　内子由沪携来旧鞋

　　容貌依稀似旧观，兴亡曾阅也辛酸。

　　艰难步履劳常共，可作微时故剑看。

　　生日口占

　　前年淞沪去年渝，今日都门一罪徒。

　　居地三迁人两世，乾坤俯仰旧头颅。

　　端阳杂感二首

　　去年客里逢佳节，触景生情旅思增。

　　底事龙舟迟不发，登山空自望嘉陵。

　　何处吹来艾酒香？斜风细雨度端阳。

　　湘累遗恨留千古，小劫宁须话短长。

　　刘果斋画梅为寿并附以诗因步原韵谢之

　　佳篇读罢几寻思，惭愧江头空折枝。

　　多谢刘郎珍重意，梅花欲种待明时。

　　狱中偶成

　　一片笳声破寂晨，荒庭满目尽烟尘。

　　青山无恙空生翠，芳草多情亦自春。

　　世上风云多澒洞，院中岁月递新陈。

　　忘机自在桃源洞，莫任烦忧扰此身。

　　箧中检出在渝所用蒲扇

　　千里相逢照石头，记曾巴蜀共淹留。

　　烦忧酷暑两难遣，赖有清风为解愁。

　　幼儿来京度节

　　劫后饥驱各一方，端阳小聚叙家常。

　　覆巢幸喜还全卵，话到沧桑莫断肠。

　　哭丁默邨二首

　　一腔热血竟成烟，疑梦疑真复愕然。

　　从此人天惭后死，哪堪风雨忆当年。

　　东南板荡凭同保，巴蜀幽羁感互怜。

　　赢得千秋无限恨，孤魂应是化啼鹃。

　　题刘果斋画竹石

　　风前潇洒声疑雨，月下依稀影化羊。

　　变幻无端君莫笑，不徒人世有沧桑。

　　接见三首

　　见时欲语事偏多，对面却忘可奈何！

　　相视无言情脉脉，一窗人似隔天河。

　　邦家殄瘁事堪哀，欲语还停恐怆怀。

　　乍别蓦思言未尽，返身遥语暂徘徊。

　　嘘寒问暖意温柔，话到伤心泪忍流。

　　狱吏无情催客去，可怜一步一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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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

　　影佐祯昭遗作

　　本文作者影佐祯昭，为对汪政权建立最有重大关系之一人。自高宗武秘密渡日，接洽和平起，以迄汪政权之创建，胥为其奔走促成。汪府在沪酝酿时期，一切以影佐为军部代表而为交涉之对象。陶希圣高宗武携港发表之“中日基本条约日方草案”，亦为其所提出。战时任汪政权之最高军事顾问：实际则为日本在华最大特务机关“梅机关”之首长。太平洋战争后期离华任师团长，参加东南亚作战，一九四八年九月，病死东京。本文为其遗稿之一部份，由其壻谷垣专一，及其任最高军事顾问时期之秘书仓冈克行整理发表，洵为对汪政权建立经过之第一手资料，因就有关部份迻译附录于此，俾供参证。

　　第一次近卫声明

　　在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底和翌年年初之间，日政府曾经把阁议通过的十四项和平条件，托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而斡旋。但是，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国民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的答复缺乏诚意，近卫内阁乃决定于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以蒋介石政权为交涉之对象”的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

　　声明的内容说：到现在为止，日本政府一直以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寻求和平的对象。现在国民政府既然没有和平的诚意，就无法期待它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不得不改与中国同忧共识之士相提携，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国民政府有意改变政策，排斥极端抗日主义份子，和日本携手的话，当然日本还是希望和它共同建设新东亚。

　　既然声明了“不以蒋介石氏所领导的政府为交涉之对象”，那么怎样才能赶快收拾事变？这就需要去从长考虑了。而研究的结果，唯一的通路就只有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有与日本寻求和平的热诚，同时又孚众望的新势力，来同日本的和平主义者，共同造成一个使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不可抗拒的和平力量。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春，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和原任亚洲司科长董道宁来到东京，我以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同两人见了面。他们表示此来的目的是：“日本政府既然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汪氏因痛感中日问题有早日解决的必要，曾经主张和平，但国民政府内部不予接纳。因而只有从政府外部唤起人民展开和平运动来以求转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理解此点。”我为他们专程而来的热诚所感动，相约和他们为此而协力，并且得到了参谋次长多田（中将）的同意。

　　日本政府虽然对高宗武的意见没有表示异议，但对汪氏应如何采取行动也毫无表示。高宗武回去之后，也没有了消息，我以为这事已经归于消灭了。这年秋天，因公到上海去的今井武夫（大佐）回来的时候，带来了高宗武和梅思平共同拟订的“中日和平条件草案”。陆军中央部把这个草案根据已往制定的“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加以修正。由我和今井于十一月十九日带到上海，交给高梅两人，他们又以中国方面的立场，也修正了几点。

　　这个和平条件草案和这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形式虽有不同，内容则无大异。高梅二人并提议：“如汪氏按照计划离开重庆之后，日本政府始可公布和平条件。”因为这是为了汪氏和平运动顺利进行的必要步骤。这些，都由陆军大臣报告了五相会议。

　　汪氏从河内到上海

　　汪氏同意了上海高梅与日方会谈的结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二十日到达河内。

　　近卫（首相）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所谓“近卫三原则”的日支关系调整方针。汪氏为了响应这一声明，二十九日以艳电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会建议和平，力陈中日和平的必要……。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决议开除汪氏党籍，并褫夺其所有职务。随着重庆的特务也来到了河内，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鸣被暗杀了。日本方面得到汪氏环境危险的消息，五相会议决定派我们到河内去协助汪氏转到安全地带。我和犬养健等乘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的北光丸，于四月十七日抵达河内，矢野（外务书记官）、伊藤芳男等则已经先期飞来了。

　　四月十八日，我在河内高朗街汪邸会见了汪氏。汪氏对中日事变的发生和发展表示了惋惜之后，说：“关于中日必须和平的信念，曾不止一次用书面或当面与蒋氏讨论过，而蒋氏一则怀疑日本的真意，一则为环境所支配，无法实行和平。”他又接着说：“正在考虑放弃在重庆内部促使蒋氏改变的企图，改由外部策动重庆转向的办法，恰恰从高梅两人那里知道了日本的和平方针，我想日本如果真能坚持这一方针，相信未始不能得到舆论的支持。”他又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是给和平运动发展的一个最大保证。”

　　汪氏认为：“留在河内，既危险，且无意义，应以上海为基地，发展和平运动”，他又顾虑到“由河内动身，需要得到越南当局的谅解”，并且“在研究到上海之后，如何开展比原计划更进一步的方法”。汪氏一再声言和平运动主旨，是在扩大和组织民众对和平的要求和力量，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换抗日政策，并不是要另外成立政府。

　　汪氏在越南当局谅解和越南保安局员护卫之下，于四月二十五日从加特巴岛乘法国轮船出发，二十八日夕刻，在拜亚士湾东北方换乘了北光丸，经由台湾基隆，五月八日抵达上海虹口码头。

　　在这里，应该把汪氏那时的想法，叙述一下：

　　“原来的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重庆转变方向。但是详细考虑之下，单凭言论来使重庆政府转向是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和平论固然是为了爱中国，抗日论更是由于爱国精神的激发。但是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反之抗日论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就只有靠日本公正无私的行动，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

　　“不错，近卫声明如果能够十足兑现，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会失去根据，甚至会顺从舆论，倾向和平。但是，问题在怎么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和平计划，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上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来唤起民众舆论加速和平的实现呢？当然，这个和平政府的建立不是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和平政府为必要而备有军队，也绝不是来与重庆为敌。如果一旦和平实现，不论是否双方政府合并，或者采取其他形式，我（汪氏）决不过问，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

　　总之，我确信汪氏的想法，是在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以为与日本和平的示范作用，用事实来证明和平论的正确，使一般民众和重庆政府由倾向和平而导致全面和平。尽管新政府成立后，表面上暂时是与重庆政府相对立的，中国形成了和平和抗战两个阵替，但是结果是会合并的，也只有两者合并才能实现全面和平。这是汪氏和平运动的指导原理。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汪氏的和平通电中说：“望蒋先生以国家民生为重……与日本停战言和，……兆铭与同志等必当与先生戮力同心，以促全国和平之实现……。”这可见汪氏的心境的一斑。

　　汪氏与板垣会谈

　　这一年六月初旬，汪氏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等人，由日方的矢野、清水两个外务省书记官，犬养健和我，陪同由上海飞到了东京。汪氏一到东京，即与平沼首相会见。平沼首先力言中日在道义上有合作的必要，然后对汪氏挺身努力解决事变的热情表示敬意。汪氏答称，为了中日两国长此相争的无意义，因而决心努力和平。汪氏认为日本方面对解决事变，不外下述三种方法：一、坚决采取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进行和平的方针；二、或在国民党之外，找寻在野有志之士为对象，讲究和平方策；三、不然就是不问在朝在野，不论是否国民党，只要是为了两国的前途而赞成和平的人，大家一起来进行和平，解决事变。汪氏说：如果日本方面认为第三种方法是适当的话，他有决心作为建立和平政府的中心；竭力来达成和平的目的。平沼首相当表示现内阁坚持继承近卫声明的精神，赞成汪氏的意见，只要汪氏有这样的决心，日本方面当绝对的协助。

　　六月十五日，板垣陆相承平沼首相之命，申述日方的希望和汪氏交换了意见。板垣在会谈中为了避免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措辞上格外慎重。当时双方会谈的要点是：

　　一、板垣问：“过去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可否借这个机会来清算一下？”汪氏对这点表示赞成，并且说这次组织政府，当网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人士来参加。

　　二、板垣提议：“临时和维新两个既成政府的人士，已经忍受了许多诽谤来努力中日和平，如果一旦全部取消，在日方觉得过意不去。可否把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改为经济委员会，作为局部处理中日关系事项的机构。”汪氏说：“华北远隔南京，设立一个政务委员会，在某种程度的政务交其办理固无不可，但是华中没有设立这个机构的必要。不过对原来维新政府的人士，自当考虑予以安插。”

　　三、板垣说：“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生主义，许多人解释以为这就是容共抗日主义。当然，这不是孙中山先生的意思。这次是否可以把这点加以修正，明确地表明中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汪氏对这点完全表示同意。

　　四、板垣说：“许多日本人解释青天白日旗是抗日的标帜，同时日本军队在军事行动上，如果和平政府及其军队和抗日政府一样都用青天白日旗，难免发生意外的情事，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可否加以考虑？”汪氏绝对反对这一个说法，但是他答应考虑如何与重庆方面识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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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陈公博狱中遗作——“八年来的回忆”

　　我这篇回忆是从二十七年离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说是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简单实录。本来在今日大统一时候，我对于保存国家和地方人民元气的心事已尽，对于汪先生个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置而不述。但既然奉命要写一篇简述，那么，对于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运动就无法说明它的起源。对于我的主张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我的主张，这几年的经过，便无从说起。对于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便不知道这几年来此间人们的苦闷和挣扎，类于矫饰，而不是坦白的自白。

　　我也知道，我参加和平运动的经过，由反对而卒之参加，重庆的同志们都很了然，就是不写，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决定不诿过，不矫饰，很简单的写一篇回忆。不过，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还抱极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国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总想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共产党的捣乱，国民党总不至于再有破裂了罢。若要不破裂，只有从我做起，所以由民国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离重庆止，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于党始终没有批评过，对于实际政治也没有批评过，然而还有汪先生离开重庆的一件事，更有组织南京政府的一件事，这是我梦想不到，而引为绝大遗憾的。以下分段说明这几年来的经过：

　　一、汪先生的心境

　　关于汪先生的和平理论，我不打算写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论，这几年来有出版的言论集。我要写的是汪先生由民国二十一年以至民国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后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还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是很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日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画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按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把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么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党内有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份子很多，惟恐国民党团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于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明回国，说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场，报上还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后，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女儿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离职之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长，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份子，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现在我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要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至到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年，我的确苦闷达于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面时主和，离开汪先生时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还来见我，要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的。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于极点，战固然说得太早，但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末后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复，这样一直拖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后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病。在八月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带有对日方案，定于八月五日由沪来青一谈。”我于六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候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后，没有说什么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要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与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夜我和我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至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使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次我面红耳热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天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后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有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病态的说话，我今日是醉态的说话。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

　　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于二十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那时那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决定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内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去再问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于中央党部被刺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于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汪先生出国一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匆匆归国，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造机会。总括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口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我个人的观察还是相信比较别人的观察为正确。关于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于后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后反对了二十余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二、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

　　如果有人问我，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实在没有方法答复，因为我至今还不知始于何时。在汪先生通知我的时候，我只知尽我的力量反对，无暇探问始于何时。到后来事机已经成熟，我仍是反对，也懒得去探问始于何时。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我正在成都筹划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常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

　　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我当时对汪先生陈述几个理由：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他的对我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其他还有许多理由，我现在也记忆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

　　这种辩论到十一时，汪夫人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我离开汪公馆，便一径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并顺便找陶希圣。佛海对我说：“你一定吓一跳罢？”我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哪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下午食了午饭，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这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次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说到此地，我可以说说自民国二十年底至到离开重庆，甚至乎至到今日我的主张了。我的主张说起来是很简单，就是个人无论如何牺牲，最要紧党万不可以再破裂。我还记得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我个人到欧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召集，我即没有过问。到了九月，我想这样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国试试进行一种党的团结。归途刚抵锡兰的哥伦堡，即闻有沈阳九一八之变，我还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自是决心进行党的团结，中心总以为党有办法，国事才有办法，否则党一失败，国亦随之而亡，纵然幸而不亡，亦必衰败。

　　但要党团结，先从哪里着手呢？我以为先须从本身着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对于实际的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来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批评和意见，但是再想想，多一种意见，便多一种纠纷，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绝对的好，那更不必说，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说，我为谋党的统一和团结，先不必期之别人，还是先求之自己。我心中所祈求的，党万不容再分裂，蒋先生和汪先生千万须合作到底，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后以至今日的一贯主张。

　　而且当日国家实在也太危险了，中日问题时刻都有立刻战争可能，军需工业，中国还谈不到，而且也不能一促而几。但中国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万担怎么办？每年缺乏面粉二千万担怎么办？民国二十一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这都是我的实业部职权范围，我应该埋头于解决这些问题。党的问题，我为团结，我且让其他同志干去。

　　我对党务求团结，不但我在实业部四年如此，就是我离开实业部后也是如此。我还记得我离开实业部后，张岳军先生曾奉蒋先生之命征求我同意做义大利大使，我坚辞不就。固然我的母亲太老，我不愿离开她，同时我深怕离国太远，而汪先生又离国治疗，易为造谣者制造谣言的机会，党内的谣言一生，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我离实业部以至八一三事变，始终未离南京一步，这是我为力求党内团结的苦衷，当时或者没有人会了解的。

　　在民国二十七年我们退到汉口时候，党的统一呼声又起。我记得有一次陈立夫和陈辞修两位先生来德明饭店看我，陈辞修先生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说，在民国二十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在二十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先生也说，这几年来公博先生实在没有责任。党的统一是我极端赞成的，不必等到二十七年，我在二十一年已经开始以静默的态度而等时机的来临了。其实在我历年的回忆，在每次纠纷当中，我都不是居于发动地位，而结果每一次都变成首要。例如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迁汉，当时我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总想以国府与总司令部同时迁汉，可以镇压下去，但后来毕竟引起宁汉的分立。在十八年自革命评论停版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和汪夫人促我回国，遂有张桂军之役和扩大会议。至今回忆，自己也觉有些不可思议。我叙述这些经过，我并非诿过，更并非卸责，因叙述之便，不禁引起这么的感想。

　　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我对于第四第五两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我的最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从何谈起。汪先生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常时我已辩无可辩，我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借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汪先生说，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前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汪夫人这时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无法可辩。我也无法可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汪先生是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左右离渝了，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数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都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时日已记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日左右，汪先生派一个副官来成都通知我，叫我务于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气关系，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飞云南，但汪先生已前一日赴河内。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覆，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去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中央党部终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对汪先生下令处分了，末后更有曾仲鸣之死，我想我劝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的主张怕又会中变了。我那时悲观达于极度，想请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恐怕不能实现了。我那时真是感觉人微言轻。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关系，不能阻止他离渝，以六年来苦心孤诣以求党的团结统一而败于一旦，我尚有何话可说。恰值我的母亲病重，我遂闭门不出，更不表示意见。不久听见汪先生赴沪了，而且更听见汪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忍不住打一个电报给汪先生，那个电文我已不存，我只记得大意，说以先生的地位万不宜赴日，并且最后一句话说得很严重的，“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汪先生覆我一电，说“弟为爱国爱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面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我接到这个电报，又只有长叹而已。

　　大概是二十八年夏末罢，汪先生到了广州，叫我到广州一行，并且派人对我说，他和日本已定有一种君子协定，他不求我赞成，只希望一见以便讨论。我到了广州住了两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协定，现在内容我也记不清，大致和近卫声明及后来的中日基本条约差不多，我终认为不满，以为非中国所能接受。

　　不久，上海召集干部会议，邀我和何炳贤出席，我决定不去，只是何炳贤赴沪，我嘱咐他最要紧是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其后何炳贤的确极力反对组织政府，并且和当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当日有一种痴想，以为我什么都不参加，或者汪先生不至于组织政府。哪里知道以我个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决心，更不能排除当日的群议呢！

　　到了十二月，汪先生又要我到上海一行，说中日基本条约的草约已开始讨论，如果我不到上海，以后就是反对也来不及。我想这或者是一个关键罢，如果我逐一反对，那么组织政府可以延搁，以后就要和平也可以等到全国一致才举行，因此我又到上海住了半个月。哪里知道我到上海时候，所谓基本条约已讨论了一半，因此我知道汪先生是不必等我来才讨论了。我在上海住了半个月，只是和须贺辩论些海军问题，这都是无关宏旨的虚话，我再无心逗留，终于十二月底又回到香港。在将离开上海的几天，一夜汪先生请我吃饭，我碰见影佐祯昭。我说：“这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答覆我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饭后，我把影佐的话报告汪先生，并希望汪先生慎重。汪先生忿然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三、南京政府的组织和我决定的原则

　　我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到香港的，当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见有组织政府的消息。可是汪先生始终没有谈起，只是从旁听说某人预备做什么部，某人预备做什么部而已，我反正不愿与闻，就不愿与闻到底，我心想赶快离开上海再说。同时我希望重庆急急出一个办法，我不是因为汪先生要组织政府，要重庆不能不及早谋和，而是重庆最好有一种表示，使上海一般人们不至急于出以积极行动。可是回香港以后，我没有办法通知重庆，在香港谁人可以代表重庆，我是不知道的。

　　我在二十七年到欧洲时候，曾携张岳军先生一本“群密”，在八月时已知道不适用了。正在焦急之中，在二十九年一月的初三或初五罢，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位早上忽然来访我了，我吃了一惊，问他们为什么来香港。他们说我上船之后，他们也隔一两日便走了。他们两人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只说他们走后，汪先生便要找我了。我当时实在惊诧不已，找不到什么话可谈，等到第二天再找他们时，一个也找不着，我那时实在不知高陶二位的意见。在沪时候，他们对于佛海不满意，说佛海许多闲话，我是知道的，至于对基本条约不满意，我始终没有机会听到。直至后来他们公开发布基本条约初稿，我才恍然大悟。对基本条约不明白的，但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也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

　　汪先生毕竟赴青岛举行会谈了，在事前我是毫无所闻，不过至今回想，就是事前有所闻也毫无用处，那时似乎箭已离位，扣弓无益。我心想汪先生实在太危险了，在一般和运的份子，我所稍为谂熟的只有周佛海和陶希圣两人。佛海是我在民国十年认识，其后因职务的不同，不但谈话很少，就是见面也很少。至于希圣是比较熟稔的，现在已和高宗武脱离。在上海汪先生左右的，我实在找不出一个熟人。汪先生脾气易于冲动，我是知道的，如果径情直行，对于汪先生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我真抱莫大的忧虑。

　　如是又延至三月初旬，汪夫人又来邀我到上海，我问汪夫人是不是要组织政府。汪夫人说你对于这点赞成或反对，请你到上海对汪先生说。我还记得在我临行之前数夕，曾和钱新之杜月笙两先生见一次面，他们问我是否要到上海，我率直答覆：“是的。”他们托我最好劝汪先生不要组织“政府”，我说当然要劝汪先生，同时我表示我实在对高陶两位不满，倘然他们早些对我明白表示，或者合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末后我仍希望他们两位转达蒋先生有无更好的办法，使我得以从中尽我最后的努力。

　　我是在三月十四日到上海的，比到上海时候，还都南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简直无法开口，我知道劝也没有用的，不过劝虽无用，也不能不劝。汪先生说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宣布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我知道事已至此，挽救是无法了，今后只有从事补救的一法了。当时我向汪先生提出两点，第一点，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由蒋先生和，南京地位只好处在一个中间交涉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然后乃和。第二点，南京对于日本在中国作战，应当极力阻止，尤其万勿命令所辖的军队参加作战，以免由外患而转变为内战的方式。这两点意见，汪先生极为赞成，并且说这些意见就是他的意见。

　　汪先生允许我的提议，并且要我干行政院，我坚辞不干，转而就立法院。我当时极愿以闲散之身，使得心胸稍稍宁静，徐谋补救，使国家和党复归于统一。至于我本身又该怎样呢，我自己也决定应该做的几件事：

　　第一是反对中日基本条约。在基本条约签定以前和在签定以后，我都一直反对。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签定了，在正式讨论的时候，汪先生叫我参加讨论，我坚辞不肯，因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参加讨论，那么签定以后，我再不好反对，我要保留反对的地位，所以不肯参加。在签定后，阿部信行大将其时是驻南京的大使，他问我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我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中日两国友好的百年大计，照这样条约的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但基本条约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了不好影响，也不会发生恶影响。”阿部问这是何解？我说，“一般现象已经坏极了，大家早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不谅解中一个证明而已。”其后无论本多，重光来任大使，我都这样反对。三十一年和东条英机见面，也是一样反对，并且对任何各界人士，我都这样解释和宣传。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谓中日基本条约废止。

　　第二是反对华北特殊化。在基本条约中，华北中日经济合作，只是那么一句话，但事实上何止合作，简直是独立。在二十九年三月底，我得到美联社一个消息，说北平兴亚院的森冈很怕南京政府还都，影响到北方，曾秘密电东京，主张华北应当采取永久半独立的状态。我在二十九年五月以答礼的名义赴东京，首先对米内内阁总理和有田内务大臣提出质问，而且更对近卫文麿质问。米内和有田极力否认，而近卫则因已下野，说是否有此事，他以不在其位，毫不知情。然而事实上，华北何止独立，简直是一个国家。举凡政治，军事，经济，金融，交通，无一而非独立，尤其特殊中之特殊的，是南京和北平的文书交涉和一切接洽，都要经日本的手。

　　我在三十一年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日本杂志，题目是“告日本国民”，当中一段攻击华北特殊化，并说我们绝无南北之见，要中国南北分立的不是中国，只是日本罢了。因为那时，日本宣传说中国的南北见解不同，似乎华北的特殊化是出于中国北方的要求，而不是日本故意使其分立，所以我有这么一篇公开的言论。华北独立，一直至基本条约废止之后，及日本采取所谓对华新政策，才慢慢有统一的倾向，然而也只是到倾向为止，因为日本军人把持于上，商人把持于下，至日本投降时候，还保存一种特殊的状态。

　　第三是提倡民族主义。南京政府还都之后，三民主义重复在沦陷区内公开宣传了，我尤其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我深怕人民习惯于日本统治，更怕军人习惯于日本支配，使得我国永远不能翻身。我对汪先生提议重复设立政治训练部，我的用意，因为在南京政府还都时候一个兵都没有，所有的仅有任援道的绥靖军，和日本利用完了的谋略部队。这些部队在廿六年底即归日本军队支配，到二十九年初已有两年多。日本所谓谋略部队，只求他们不对日本放枪，其他事情日本是不问的。因此思想庞杂，纪律废弛，我深怕他们贻害人民，尤其怕他们倾向日本，则国家将贻无穷之患。因此我把各部队军官抽调来京训练，灌输他们以民族思想，提倡不可靠人，更鼓励他们以国家自由独立的精神，勿为外人利用。我就用在成都时对中学生演讲的“三民主义与科学”作蓝本，另外写一本“政治工作须知”，最注重“负责任，求知识，守尊严”；我所谓守尊严，固然一个军人，一个国民不能骄傲，同时更不能卑屈。我当时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对日本那样卑屈的态度，我不独引以为国民之耻，更恐怕由此堕落而使民心不能自拔。

　　第四是提倡廉洁政治。我最引为耻辱的是民国二十三四年，听到日本批评中国无一公忠体国之人，同时我更反省到，中国之受外侮，常因政治不修而起。我感悟到四书有句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因此我想，我不来则已，既来应当示日本人中国并不是没有公忠体国之人。以此首倡廉洁政治，而为人表率。而且我更标出四句格言：“复兴中国，从做人起，建树人格，从立志起。”我以为不会做人，也无从救国，国家虽然丧败，如果人人能够立志做人，不以和平为发财的门径，或者中国还有出头的一天。不过我承认失败了，我虽然这样标榜，而且在上海实际上干了四年，对僚属发生不了很大的影响，贪污还是层见叠出。社会也发生不了影响，奢侈淫靡还是茫无止境。人们都如食狂药，似世界末日将至，能够享乐一天算一天，什么是中国的危险，他们似乎不在乎，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复兴，他们更以为不干他们的事。这是使我非常之痛心的。

　　南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与日本斗争。除了和日本力争和平条件之外，在政治上，争行政的自由和统一，在军事上，争军事上的独立和脱离日本的束缚，在经济上，争取物资的保存和国家人民的元气的保存。至于具体事实，我因为没有档案在手边，而且太长而琐碎，只好问各部门的负责者了。我还记得去年有人对我说，“和平运动是失败了”，我说，“南京这几年中对日本就没有和平过，无日不在那里斗争，和日本的总军部门争，和日本大使馆斗争，更和东京政府斗争。”既然没有和平过，那么更谈不上失败。至于全面和平更谈不上，这都是五年半的事实。

　　四、敌性的南京和危险的南京

　　我所谓敌性的南京，是日本人眼中的南京，我所谓危险的南京，是我眼中的南京。现在我分两段略述如下：

　　（甲）敌性的南京

　　日本人对于汪先生是相当尊敬的，同时也认为南京是含有敌性的。因为汪先生有汪先生的理想，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见解。汪先生的理想：以为我以诚待人，人总是有良心的，也会感格的，近卫既然声明日本并无灭亡中国之心，那么日本在华军民也是一样的，因此日本应当让南京统一南北，使南京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使南京得以建树强有力的军队以保持和平区的治安；使南京支配一切经济以保持国家人民的元气；使南京可以自由处置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数年以来的战争痛苦可以稍得苏息；使南京自己可以保护人民，排除日本宪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而日本的见解那就大不同了，许多军队和官吏曾受日本支持的，他们不得不继续支持，至于贪污与否与日本无关，有时或者因为贪污，他们才更容易利用。至于南北对立，更是他们夺取物资的机会。军队不必强有力，只须能够做到日本人的步哨为已足，南京政府军队有了力量，总有一天会联合重庆反攻日军。

　　日军是以战养战，物资在所必需。倘然由南京支配，南京一定不肯尽量供给日本的需要。南京是和重庆休戚相关的，对重庆份子，南京必然掩护，就足妨害日本的安全，凡此种种，都是汪先生的理想，和日本的见解完全对立。日本在二十九年乃至三十年，还企图南京能够进行全面和平，及后慢慢承认南京为有敌性的政府。几年以来，除对汪先生表示尊重之外，又发出一种批评，说“重庆是武装抗战，南京是和平抗战。”因为视南京为敌性政府，对于政治，以前采的一种半干涉的态度，不复再打算解除。对于军队的调动，故意拖延，使南京无集中军力的机会。对于经济，以办理统制应由民间办理为名，要求南京在上海成立各种统制委员会，而实际上由日本人把持处置。

　　除了各种束缚以外，更发出南京毫无力量的宣传，由于这种宣传，对于各地方政府以及物资处置，更采取一种脱离运动。照我的观察，假使日本的军事不失败得那样快，南京政府的存在也很成一个问题，倘若美军登陆，南京的部队无疑会先给日军缴械。

　　（乙）危险的南京

　　去年，即三十三年三四月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党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而为共产党宣传。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汪先生于三月二日赴日本治病，把军事委我负责，把行政院委佛海负责。我既然负军事上的责任，我不得不替中国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不得不为中国统一后打算。因此我决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产党妥协，只有和日本破裂。同时我得到一个情报，说共产党决定以苏北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样，东南经日军破坏之后，更要经共产党一次蹂躏，我实在对不起国家，并且不能履行离重庆后呈蒋先生信内“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诺言，因此我一面决定一种军事计划，并一面召集各将领在南京会议。

　　日本的态度暧昧如此，而南京的军事情形又怎样呢？除了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分布于苏浙皖各不相联外，苏北的李长江旧部和原有的部队，自经项致庄改编以后成立两军，这些部队以分防的关系，没有方法训练和教育，而且械弹缺乏，配备不完。我打开地图一看，我们没有一个队伍不给共产党包围，而警卫第一、二、三三个师，除了第一师刘启雄留守南京以外，日本总以分防为词，不让我们集中。至于三个师的内容，配备，比其他各师较优，一三两师的军官多数是军校学生，虽然反共的意识坚强，但是待遇方面因为不是地方部队，无特别的津贴，也较各师为薄，以是逃兵很多，兵额不足。我经过很长的时间考虑，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先作一个防共区域的准备。因此同时将苏北、江苏、浙江三省长官更迭，将江苏交任援道，将苏北交孙良诚，将浙江交项致庄，企图将这个地带保持住，使东南得一个安全地域，一旦有事，不致沦于匪手。

　　当日我召集各将领会议，我曾声明：为中国的前途，为未来的统一，我不能不做这个打算。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反脸的。当时我曾提出（一）由河南调孙良诚的部队到苏北，增厚苏北的兵力。（二）将苏北三个师调浙江，因浙江除第一方面军程万军一师外，没有其他队伍。（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四）以上海交税警团和保安队。（五）将警卫三个师集中于南京，清剿茅山匪区，打破共产党三山一湖的计划，并防止共党渡江之路。

　　我这计划是在三十三年四月提出，而孙良诚的部队于十二月才完全到达苏北。因为孙良诚的部队是驻在河南，而调动河南队伍，必须和华北日军部商量，东一拖延，西一阻挠，竟费了八个月的光阴，才能完成一部分计划，中间犹幸东条内阁倒台，日本和共产党妥协的计划又告停顿，否则今日之南京及东南三角地带成何状况，我是无法去悬想的。可是因为日本的种种障碍，共军已得自由来往渡江，浙江各地的共军曾一时非常猖獗，攻陷天目，威胁于潜、玉山，莫不由此。如果当日没有日军那样障碍，或者可以早遏乱萌，也未可料的。

　　至于吴化文部队由山东调驻安徽，还是今年的事。起初我想将吴化文调陇海，而将张岚峰调安徽，末后也因日本的障碍，没有实行。除了军队布置以外，最缺乏是子弹问题，日本是从来限制我们部队的子弹的，南京修械所是没有办法了，无烟药是买不到了，我只好嘱咐各军自行设法购买和制造，最好不要让日军知道，以免又发生掣肘的事情。其次更密嘱各军于中央部队联合剿共时，设法密送械弹过来，使得增厚剿共的战斗力。其余我专候中央部队的反应，使东南各地于日本退兵时，不致沦入匪手，致对统一又多一重障碍。

　　以上所述的军事布置，都是事实，我今日不是以为还有功可言，更不是以共产党问题为投机的题目，政府可以询问各军，都可以知道我的布置和主张。

　　五、汪先生逝世以至日本投降

　　汪先生终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不治逝世了！我一方面非常悲恸；一方面更想到我对汪先生的心事已了，但怎样可以结束这个局面以使国复归于统一呢？南京政府不是我一个人主张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受到日本的胁害，同时也没有别的机关可以维持治安，如果东南一乱，我仍旧对不起国家，仍旧不能达到中国顺利统一的理想，因此我不肯就主席职务，只以代理名义维持，等待国家的统一。同时于十二月二十日我发布声明，宣言“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更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这个声明是表示我几年来的思想，并且回应我离四川后呈蒋先生的那封信。当时南京仍在日军挟持之下，我不惮率直地表明南京无与重庆为敌之心，而南京政府真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合作的，我也不惮明白表示党不可分的理论。我并不是今日要叙述我的勇气和决心，这只是八年以来的一贯主张，到了我可以发言的时期，应该披肝沥胆与人以共见。

　　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张也表示过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蒋先生通消息。原来我本有两个电台，一个是我自己设立的，在上海开纳路七十四号，那电台设于三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那呼号是GWAZ, XZWW, IXY。我从来没有直接消息报告蒋先生，因为总感到关于日本普通情报自然有人报告，关于日本谋和事件，总以这些条件我自己都不满意，哪能告诉蒋先生。至于关于个人问题，只有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无自己表示的必要。其次一个电台是戴雨农先生底下的陈中平的，那个电台有一次为上海日本宪兵破获，把人全部捕去了，我出面保释，并要求交回电台，叫陈中平继续设立，那电台呼号是QSF, AVL, EQB, JYO, GDT, JOH, VGQ。后来陈中平因为恐宪兵监视，或作或辍，多数电报都送往浦东。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刘百川早回内地，第一个电台已经日本宪兵干涉了几次，终于把电台封闭了。剩下陈中平的电台，据说没有和蒋先生通信的密码，那时我竟没有办法，只好企图蒋先生有人到京沪，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布置。

　　我还记得我见过几个人。一位是何世桢先生，一位是顾宝安先生，一位是两路党部负责人（姓名我已忘记，可以问傅式说），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赵冰谷先生，我都托他们把我的心情和布置传达蒋先生。我告诉他们，我对汪先生心事已了，责任已完，现在此间，正候蒋先生指示办法，至于防共，我已尽我的力量，大致东南不致有什么问题，将来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割据，我绝对服从蒋先生，我极盼望党能团结而国复归于统一。何世桢先生是驻上海的，其余各人或者回去内地，或者自己去内地的，我并且郑重告诉顾宝安先生，请他转告立夫先生，在可能时呈明蒋先生，派一位相当重要人来沪，这样可以直接联络，直接通电。可是直到我离京之时，我依旧没办法和蒋先生通消息。

　　不过军事方面已和顾墨三和何柱国两位取得联络，大概今年五六月间，有一位姓杨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记，可以问赵尊岳），奉陶广军长之命来见我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议之后，派陆军部督练处处长张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张海帆不但见了陶军长，并见过顾墨三先生，顾先生还派高级参谋柏良来沪商议具体问题。我立刻叫参谋次长祝晴川至沪，和柏先生商订军事共同行动几个纲领。后来我回京之后，听说柏先生又因道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回达浙江没有，我不知道。除共同剿共问题，我曾和柏良谈起日本问题，我主张不必在日本本土登陆，只在台湾登陆，日本即会屈服。在台湾登陆牺牲较少，而成功则一，柏先生主张我派一代表往见蒋先生，可是我实在没有一个熟人可派，只请柏先生转告顾先生，请他代达我的意见。

　　何柱国的代表吴树滋也来南京见我了，并携有何先生一封信，说奉蒋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那位吴先生是林柏生介绍的，我嘱军令部次长杨振和吴先生接洽，何先生并要求我派蚌埠绥靖公署参谋长郭尔珍和他接洽，可是郭尔珍患病未行。我后来到蚌埠，还催郭尔珍前往，并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何先生。我叫杨振在南京设立一个电台和何柱国先生通电，并曾嘱张岚峰和何柱国先生见一面，商议军事问题。

　　军事合作正在进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过因叙述之便，简单说一个大略。以下还简说我的心情，然后说到南京政府解散后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几个原则之外，我决定第一不批评抗战，更不愿诽谤蒋先生，我总觉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赞成蒋先生的主张的。因为和平到了南京，目睹日本的种种行动，我更感觉有抗战的必要。我还记得，内地有人出来，传说南京的人们以为“抗战愈烈，和平愈有办法”，这种传言，并不是谣言，的确是事实，也是南京的见解和主张。第二，我手写文章不曾称过日本为友邦，因为我不认日本为朋友，大家覆按过去几年我写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请重庆的同志和部队参加和运，我总以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关系，我是来补救的，是准备受苦的，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愿拖其他同志受苦。至于部队，除了后来因联合剿共之外，我始终没有和一个内地的长官交通过，因为我不愿拆散抗战阵营，尤其不愿以一个师长或一个团长受日本一个尉官指挥监视，我不愿和留在重庆一个同志或部队通过信，或者希望他们出来，除非同志已经出来，那我只好给他找一件工作，这可以查考的。第四，凡是重庆同志有被日军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则必定设法保释。我不是藉此以见谅同志，而是援党不可分之义，实行我的主张。第五，凡是被俘的军官，我都赞助汪先生设法安置，我总觉得内地军官的民族意识和反共思想比其他杂凑的队伍强烈的多，中国不幸而败，可以作复兴中国之基，幸而战胜，则这部分军队终可为国之用。第六，在上海范围之内，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后，我对于重庆的情报人员极力掩护，并同意于各地军政人员和中央人员交通。

　　至于传达日本和平条件，我只有两次，两次都托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内地报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时间记不清。比较具体的是去年小矶内阁登台以后，由柴山陆军次官携来五条，内容我已有些模糊了，大致是中日对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国在和平后可以中立。我以为这些都不相干，最要紧是可以谈东北问题，撤销满州国。柴山答复可以讨论，我认为比较具体，所以和佛海商量，又托朱先生往重庆一行。朱先生是商人，与政治无关。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动身的，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问日本有无更进一步的表示，那时已过了旧金山会议了。我劝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托重庆调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报告东京。后来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于报上得到消息，日本拟派近卫赴俄，托俄国调停。我当时主张由中国出面调停，以为可以增强中国的地位，增加中国的发言权，并且将来收复东北不致有其他意外，不料日本倒信苏联而蔑视我的提议，大概日本还以为日苏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关系，而且在德苏战事正猛烈时候，日本不动，总以为苏联可以帮她的忙罢。

　　六、南京政府解散和赴日归来的经过

　　日本于八月十五日公布投降消息，日皇和铃木内阁总理广播投降，南京政府也决于十六日宣布解散。南京最危险的时期是在十一日至十三日那几天，因为南部陆军大臣在十三日还发布继续作战命令，并勉励官兵努力作战，而在南京的日本总军部态度始终不明。我那几天分头和军部及大使馆接洽，以为中日感情如果要恢复，如果我们更为中日两国前途计，应该服从日政府命令投降，并且千万勿在此时更在中国留一恶劣印象，使中日感情万劫不复。我当时所最忧虑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日军继续作战，如果日军不顾一切，那么中国一半地方必会糜烂不堪，人民伤亡更加惨重。一件事是日军和共产党联合，成为长期内战。因为日军部许久就散出谣言，万一无路可走，只有和延安携手。

　　一直至八月十四日，情形已比较安定，谷正之曾劝冈村，说投降已是不免，但日本能够协助中国复兴，使中国能为东亚领袖，则东亚尚有前途，而日本也可以依中国自存，这也是一种事实，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到十四日谷正之正式来见，说明日本投降已没有问题，军部的今井少将，海军的少川少将也分别来见。报告日军决以最大诚意履行投降条件，并表示一切设备都不破坏，俾得换取中国的好感，以留将来中日合作之基，至此我才放心。

　　十六日早上，佛海也由上海来京，下午举行会议，宣布南京政府解散并发布宣言，勗各将领以统一为重，不得有轨外行为，更不得意图割据，宣言的全文已登在报纸，并即夜广播，请大家去查考，我手边也没有这种原稿了。同时因为办理各部门的结束是要有机关的，于是成立一个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维持各地治安也要机关的，于是将以前的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

　　我连夜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南京政府业已解散，并报告蒋先生几件事，那个电文我已没有存稿，大致第一件是说明日军投降没有问题，不过集中是需要时间，由小队归中队，中队归大队，集中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听候缴械归国，希望中国勿迫之太急，免生意外。第二件是日军决定不再对共产军作战，因为冈村说共产党也是中国的部队，是与重庆军队无别的，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产军袭击，否则日本必定退让，我特别请中央注意。第三件报告宣城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大意如此，并乞指示机宜。这个电报是写了，可是没有密码，更以电台叫不通，十七日下午我才交何世桢先生转译电呈蒋先生的。

　　南京政府解散的那夜，京沪行动总队发动了，我在下午六时接有报告，说周镐拟于是夜行动占领各机关，我只知周镐是佛海推荐为军事委员会的科长，后又推荐为无锡行政专员。我打一个电话给佛海说，在此时治安是第一要紧，南京一乱，恐无法收拾，劝他劝周镐不要随时举动，等候蒋先生派人来接收各机关，以免南京混乱。佛海说已派人找周镐劝告了。不久警察总监李讴一又来报告说：周镐已张贴告示，着银行不能提款，其他还有几条，都可以摇动治安的，并揭一张告示来见。我叫讴一去见佛海，请示办法，因为我那时已解除一切职务，所以临时政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只是临时机关，就是指挥部署也只能指挥原有机关，对于行动总队，我是无法处理。我又电话问佛海，佛海说找不到周镐。

　　到了十一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有人至军官学校演说，要接收学校。这样四方八面报告，使我无法处理。如果要镇压，必至立刻冲突，以致刚在日本投降以后，同室操戈。如果不镇压，眼看南京立刻成了混乱状态。我徘徊至天明，我想，支持南京残局是佛海和我共同负责的，佛海既无意见，想或者另有办法，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卸责了。拂晓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是否让人接收。我立刻答覆，倘然于国家统一有好处，于地方治安有好处，就听候接收罢。到了十七日八九时，说萧叔宣受伤，赵尊岳、吴颂皋及其他许多人都已被捕。我只好回到西康路办公室听候事态的发展，我托人约周镐和祝晴川于十一时来一谈，我想接收机关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南京治安一切善后，我倒想知道他们的办法。等到十一时，两人都不来。我决定三件事，一再不打听消息，二不向日本人要求援助，三静坐办公室内等候逮捕。这样在办公室内吃坐，一直至十二时半才回家。

　　到了下午两点钟，军校全体员生都武装到西康路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奉命来要我表示态度，或是来逮捕我的。我一问才知道他们不肯改编，而是来请示的。我集合了学生的代表，问他们有何要求，并且告诉他们在中国大统一的时候，应该服从蒋委员长。他们说他们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知哪里来的人收编。我只好向他们安慰，答应去电蒋先生，请示办法。同时佛海派人送来一信，说已由日军部小笠原出面调停，周镐已停止行动，此事已告一段落。然而这次行动之后，南京真是一日数惊，新街口新四军散发传单了，四郊的新四军也蠢动了。南京秩序，我只好勉强维持。十七日下午五时后才会见佛海，我和他两个人打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请即派大员来京维持，以免纷乱，佛海终于十九日上午又匆匆的回上海去了。

　　任援道在十四日以前曾两次派人来京，说已就蒋先生委任的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路及南京治安。我极盼他早日来京，商量一个办法，不知任先生从哪里听来谣言，说我在南京集中兵力反抗，所以他原定十六日和佛海同来的，到时也不来，并且在苏州车站对佛海说：“公博要干，那我是不能去的。”我想想真是奇怪，我于去年十一月已发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为什么援道还有这种怀疑。而且日本有一百多万的军队力量都投降了，我难道拥这些残破部队来反抗中央吗？我深深自叹，数年来的心情，而被人误会至此，真是无话可说。我在十六日见援道不至，和佛海连名去电促其来京，恰巧援道也派他的军长徐朴诚来探听消息，我把我的心情告诉徐朴诚，并嘱其转致援道立刻来京一行，共商维持治安办法。

　　任援道于十八日下午到京的，可是局面又僵了，

　　第一，冈村说没有蒋先生的正式通知，不承认有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

　　第二，警卫师刘启雄不愿受援道的改编。

　　第三，海军不愿编入先遣军，要等候蒋先生的命令。

　　我那时地位已处于万难之境，南京治安是要维持的，治安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够指挥的，军校学生住在西康路不肯撤退，正等蒋先生的后命。江北叠次告急，无兵可调，眼见南京感受极大的威胁。行动总队还要行动的消息每日还有这种情报。我还能指挥的，仅有军校一千余学生，宪兵，和警察，倘然南京一旦有警，我是无法可对国家的，只有尽我个人之力维持罢。我又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以上情形，那电报是借市党部许志远的密码打的，那个电稿我已不在手中，大概说明援道不便指挥刘启雄，盼示机宜。海军最好仍暂以凌霄主持，等候交代，军校请蒋先生自兼校长，候蒋先生到时再行解决。

　　最后想到我本身问题，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求之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事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罪。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我终是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两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只有任先生。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但我还是等候蒋先生命令，而且我一离京，治安是否发生问题，殊不敢必，我非候至有人来京，我不好轻易离开。

　　到二十四日今井少将已由芷江见了何敬之先生回京，报告赴芷江经过，并说，冷欣副参谋长将于二十六日抵京，中央部队将于二十七日由飞机输送抵京，何总司令可于三十日抵京，这样负责有人，我可以暂时离京了。在国家大统一的千载一时之机，我怎么可以使蒋先生为难，而且二十四日任援道还带张海帆来见，海帆劝我急于放手，我想还有什么手可放，因此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时，与日本使馆接洽，借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二十五日离京。当时预定或飞青岛，等候海船赴日，或飞日本京都，没有决定，因航空已发生种种障碍了。

　　临行之前，我曾呈蒋先生一函，说明我的心情，并谓“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而自首”，那封信很长，并没有留稿，但回京之后，曾问萧毅肃参谋长，他说已经见过，那么蒋先生一定也见到了。我那封信是留交浅海和冈田两顾问转致何敬之先生和王东丞先生的，我把那封信交浅海和冈田，是我不知我离京之后，南京再有何人留京。日军是等候缴械，不致走的，所以我托了他们。此外留一函给任援道和胡毓坤，要他们维持治安，因为他们都是治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我再留一函给冷副参谋长，有云：“望兄之来有如望岁”，请他召集原有军警机关，维持治安。我预料我二十五日离京，冷副参谋长二十六日抵京，南京治安便没问题，我也可以放心卸责了。

　　于此，我附带说明几件事：第一，我离南京是不是放弃责任？我记得何世桢先生在八月十六日到南京，携有顾墨三先生的一个电报，是给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任援道和我五个人的。那电报据说是侍从室打给他转的，因日本投降，叫我们协同国军缴日军的械，可是那个电报并没有命令叫我维持南京治安之责。同时另外有一电报是命佛海维持上海，委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线及南京治安。援道已受命维持南京不必说，警卫第一师刘启雄也已接援道的通知为先遣军第一路指挥，既负责有人，我再不能负责了。

　　我呈蒋先生两个电报，一个是报告南京政府解散及日军动态情形，一个是报告警卫第一师第二第三师，海军，及军校情形，中间免不了有所条陈，是亟盼指示的。除第一个电报何世桢先生代发，我恐怕辗转迟到，后来因重庆和南京电台已叫通，两个电报一起都借市党部许志远的密码再发，及后又以电告的密码再发（重庆电台和南京电台约好暂以总理遗嘱做密码），可是截至二十四日，我得不到蒋先生或侍从室的密电或指示。不过我因为任援道还未能执行先遣军的职务，依旧勉强维持。

　　这九日以来，真是筋疲力竭，寝食不安。幸而据今井报告，冷副参谋长可于二十六日到了，中央部队也可于二十七日到了，我在二十四日下午还召集宪兵和首脑，会议治安，这样我自问已尽了我个人应尽之力，而且我不但顾到南京治安，并且顾到各地治安。

　　我深怕各军还有疑虑到没有保障，我于二十前后打了一个通电给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郝鹏举，勉励他们，并嘱咐他们接受中央命令，维持地方，同时我更广播，叫各军接到蒋先生委任的，应该立刻接受和服从，没有接到委任的，请他们直接电呈蒋先生请示，这个广播词也登在各报，都可以覆按。这样布置完毕，我才准备离京。

　　第二，我为什么赴日呢？因为当日京沪谣传我还要拥兵反抗，援道疑我固不必说，而且援道对我说已有人报告蒋先生，蒋先生并说“公博断不至此”，可见有人报告我拥兵自卫是真的了。我要离京，最近的不外扬州、蚌埠、徐州，那三个地方都有南京前辖的部队，岂不又要发生谣言，使我无从自明。我想青岛是没有南京部队的，日本是打败仗的国家，国军就要进驻的，这总可以免去拥兵反抗的嫌疑了。

　　第三，我要声明的，这次同行的有五六人之多，或者外间又会谣传有一种结党的行动。其原因为林柏生和陈君慧在那天（十四日）中午，两个人的狗同时被人毒死了，这事太过于离奇，令各人不由得不发生恐怖，他们都愿意受合法的裁判，而不愿受恐怖的威胁，所以一并暂离，而且我当时也曾声明，何时蒋先生有命，即何时回来，所以大家同去，大家也同返。

　　二十五日离京，飞机以天气关系，一直飞日本米子。事前毫无联络，到了米子才找旅馆，三日后，东京外务省才派吉川科长来见。我当日表明我到日本只是暂居，何时蒋先生有命，即行归国，并不要求日本任何保护。九月初旬离米子赴京都，住在金阁寺，大概是中旬的十八九日，外务省大野局长来见，说何总司令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说我自杀是假的，要日本护送归国，日本政府已指示冈村答覆，说陈公博是爱国的，绝不反对政府，希望中国重行考虑。我当时答覆大野，我爱国不爱国，自有国人公评，日本无代为辩护之必要，可是我引为骇诧的，我已留呈蒋先生一函，为什么有我自杀的谣传；只要命令我即自首，更何必要备忘录。我问大野，我留呈蒋先生一函究竟浅海和冈田已交何总司令没有，他说不知道，我托他打电报问冈村，俟得消息然后归国。九月廿四日早大野又来，说我那封信到了十九日才由冈村交何总司令，至于何以延误，他不知道，并说了许多道歉话。他并说何总司令曾派钮处长见冈村，依旧希望我归国自首。我立时草了一个电报叫他回东京拍发，我又恐怕密码有错，自抄一份电文，和致何总司令一封信，交他寄南京，因他说最近将有交通机可以到京沪各地。我现在把函电文稿抄录于下：

　　南京何总司令敬之兄勋鉴，并请转呈蒋主席钧鉴。

　　公博于八月二十五日离京之前，曾留呈一函，想达钧览。数年郁郁之私，一旦得达，殊快所怀。公博原决留京待罪，只以当日传闻，有请公博宜早离京沪，庶免钧座处置困难，以故对于京中善后事宜，处理完毕，即匆遽离京。此行决非逃罪，故留呈函中，曾有钧座若有命令，即行出而自首之语。顷闻本月九日总司令部对于公博之事，有一备忘录送致冈村，二十日复派钮处长传达钧意，辗转传递，今始得悉。公博能回国自首，本为日夕祈祷以求。今既出钧意，归心更急。惟交通困阻，船机不通，伏望能派一中国飞机至日，俾得早日回国待罪。区区之忱，尚希明鉴。陈公博叩，有。

　　敬之总司令吾兄勋鉴：

　　八月二十五日于离京之前，曾呈蒋先生一函，托兄及东丞兄转呈，内容想已达览。弟之离京，决非逃罪，只以当日传闻，谓弟再留京沪，将使蒋先生处置困难，因是不得已匆遽离京，以待后命。顷闻总司令部对弟归国之事，曾有备忘录送致冈村，复派钮处长传达尊意，弟决本留呈蒋先生函中原意，归国自首，惟有一事请兄代弟转达者，当日来东，本非夙愿，惟无论暂居国内何地，皆有军队，深惧予人口实，造作蜚语。蒋先生之意既明，弟归心更急，最好能由国内派一中国飞机来日，俾得早日成行，此种请求，或为逾分，然区区之心，度亦为兄所深谅。再者：本月二十五日，弟为自首事，曾有一电致兄，并请转呈蒋先生，恐电报梗阻，文意或有不明，兹再抄录一份，尚乞转呈为祷。专此即请勋祺，弟陈公博谨启，九月二十五日。

　　托大野拍了这封电报，发了这封信以后，渺无消息，直至九月三十日夜间，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山本来说，已接外务省的长途电话，说中国飞机已到米子。因于十月一日夜间乘火车到米子，翌日下午拟于米子动身，因为风雨所阻，在福冈又住一晚，在十月三日回京。抵京以后，又听到两个离奇的消息，一个谣言说我自杀是收买新闻记者故意放出的，一个谣言是我曾和一个共产党叫做马隆的接洽过。第一个谣言实在太不知我的心情，我一生就没有收买过新闻记者，而且自杀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实在说，汪先生逝世后，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我所谓未了，是怎样可以表示拥护统一和服从蒋先生。固然蒋先生用不着我拥护，但我终不愿有任何反抗的痕迹。自宁汉分裂以后，或者蒋先生对我有误解，我不免对蒋先生也有误解，但自二十九年到南京以后，身受公私的痛苦，深知以往党的纠纷，并非我想的那么单纯，非身受其痛者不能自知，所以我决定找一个机会向蒋先生有所表示和自见。在中国千载一时的大统一时候，我应该束身受罪，任何处置，我甘受无词。我是自命主张“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而有反抗行为，那么共产党破坏统一，更使中央难于处置。至对于死生，我早已付之度外。当二十九年来京，赤手空拳在敌人的势力下要保护人民，要保护物资，随时随地可以死，不过以死而反抗蒋先生我是不为的。

　　我离京时曾留呈蒋先生一函，说若以过去数年为有罪，请蒋先生处置，就不以过去数年为罪，而认我是为将来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处置，这是我一种对蒋先生心事未了的心情，这是我的一种见解。至于说我和马隆接洽，任援道先生更对人说他化了二百万才买到这个证据。我自十六年分共之后，即没有和共党来往，前年我曾草过一篇“我与共产党”一文，登在“古今”杂志，可以参考。马隆是怎样一个人，我不知道，共产党有无马隆其人，我更不知道。空穴来风，是丹非素，谣诼之来，我真不知什么原因和怎么一回事。

　　在日本一个月，所得的材料也不少，尤其在日军投降后的动态，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于十月三日抵京，在五日曾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托何总司令转呈蒋先生，因我想将来受处分是一件事，而我是一个国民，有向蒋先生报告日本情况的义务又是一件事。现在把那报告抄在下面：

　　蒋先生钧鉴：

　　八月二十五日留呈一函，九月自首有电，谅达钧鉴。兹将居日一月以来亲察所得，择要报告，或于将来对日政策，可供采纳。

　　（一）美国在华盛顿公布交麦克阿瑟执行处理日本方针，中有只利用日皇及现政府，而不一定支持日皇及现政府之语，则美国政策，至为明显。惟公博观察，日本皇室有一千余年之历史，自明治维新以来，人民迷信已久。恐集体革命须期之第二代，而非目前可以一促即成。目前日本自降服之后，举国秩序尚大致安堵，军阀经已铲除，而社会尚无新生之力量可以继起，我国对日宜注意此点，不知钧意如何？

　　（二）日本降服之后，其政策绝对倾向美国，而感情则绝对倾向我国，以为日本已无力量，极盼我国成为实际之东亚领袖国家，不但可以使日本有靠，并可使东亚地位有一转机，其意正诚，可谓举国朝野一致，不但日本本土如此，即在华之投降将领，亦复如此。惟日本国力已微，举措均感不便，例如对英之外交，本有渊源，今亦犹疑不敢进行，因对某一联合国（按指中、英、美、苏等国，非现在之国际机构之联合国）表示亲善，深虑其他一国不满，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苟加上七千万之日人怀诚，于中国前途有更大裨益，至于如何运用，则钧座已有成竹在胸矣。

　　（三）联军初进驻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对于赤化非常恐怖，恐美国极端提倡民主主义，或足煽动共产气焰。最近联军总部曾秘密通知日政府，令其严防赤化，日本政府始告放心，此系近卫文麿亲对公博所言，谅为事实，亦殊可注意。（公博居日一月来，未尝与日政府要人往来。上月底近卫以母丧吊于京都，而公博亦决定十月一日离京都归国，于十月一日上午始允一见，合并陈明。）

　　（四）现在日本政府决履行波士坦宣言，朝野均具诚意，惟其中尚有若干距离，联合国所希望，要日本履行该宣言最大之限度，而日本以国力太微，希望实行该宣言之最小程度。因此距离，此后内阁将不断更迭。闻吉田已有组织过渡内阁之议，将来日本内阁不断更动，政府当然长在动荡之中，是否可以因此惹起向上之革命，抑因此而惹起反动，对中国孰为有利，深望钧座预为考虑。

　　（五）日本国情，自降服后有相当之转变。举国上下，绝不矫饰，皆自省自责。全国报纸即在美军统制之前，亦公然承认错误，谴责军阀，并登载日本在外之暴行。使全国妇孺皆知愧怍。其余，政府命令全国一致遵守，曾无异言。中间虽一度八月十五日警卫师事件，然迅即平伏。公博对此，觉殊出意表，故对今后之日本，亦似不宜轻视，亟应定一政策。

　　右所报告，皆是在日所得。至于内政，公博不敢妄有所陈，然亦不敢以待罪之身壅于上闻，谨此报告，万请钧安。

　　陈公博，十月五日

　　关于日本问题，我可以不再说，不过我实在不能已于言，呈蒋先生的信还是很简单，可是我们不可不加以注意，日本有两个极大的难关：一个是每年缺乏食米三千万担，一个是将来解除武装的军人回国都失了业，于政治社会都有极大的威胁。

　　除以上两大问题以外，日本的组织力和教育科学仍是不能漠视，麦克阿瑟元帅经发表谈话，说“不使日本国力伸张于本土外，日本已不能成一强国。但就以本土范围而论，无论你想也罢，不想也罢，日本终不失为东亚领袖。”我听他这句话，心中有无穷的感想，我们现在讲复兴，日本也在讲复兴，但结果谁的收效快，我是有些不寒而栗的。日本如果成功比我们快，我们至少精神上很受一种威胁，日本如果不成功，又增加了中国的负担，并且间接必受其累，这真是一个论理学上两难之论，我深盼蒋先生对日早定一个政策。

　　七、结论

　　平情而论，南京政府组织以后，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元气保存不少，这是事实。可是无论如何，我终不以为然，我不愿汪先生离开重庆，不愿眼看汪先生牺牲，更不愿汪先生受人批评，更不愿蒋先生与汪先生有裂痕致为别党所乘，这是我个人的心情。而汪先生认为我的理由是单为汪精卫而不是为中华民国的，但是为汪先生也罢，为中华民国也罢，我就是这样，不但民国二十七年如此，就是二十七年以至汪先生逝世也是如此。

　　汪先生现在逝世了。他的理想，我是不忍埋没的，他总以为中日两国是邻国，终不能永远打仗，应该找一个机会和平，他总以为中国力不能抵抗，只求日本无灭亡中国之意，不妨讲和平。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他总以为日本总说中国没有诚意，我现在表示极大的诚意，这样可以成立中日间的真正和平。中日能够真正和平，我汪精卫是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的。中国能够多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国家复兴之基，我汪精卫就是受人家唾骂也是甘受的。可是理想常与现实相反的，我不承认日本无灭亡中国之心，可是他无灭亡中国的力量，并且无灭亡中国的勇气。无灭亡中国的力量是大家所知道的，至于无灭亡中国的勇气，就因为日本的文化。大部分的日人除了以武力自骄之外，心中总有日本文化胎息于中国的思想，因此不由得起了对于中国有一种说不出的和潜伏的敬畏之心。不过不灭亡中国是一件事，而要控制中国又是一件事，有了控制中国的心，无论汪先生的理想如何远大，诚意如何真挚，总是格格不入。而且日本是还要战争的，在中日事变没有结束以前，仍然以军事为第一，因为军事第一，军需也第一，任凭你的理论如何远大，日本还是搜括物资，压迫民众。

　　南京和日本无日不在斗争之中，“中日协力”是一个斗争的代名词，日本所谓对南京协力就是干涉，而南京所谓对日本协力就是争取。其初南京以中日合作为号召，日日向日本争回中国物资，末后太平洋战争起后，更以参战名义，日日向日本争回中国的物资。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取消辛丑驻兵条约，都是南京向日本斗争中的一种表现。至于各部门的斗争，看各部的档案，可以知其大要。斗争一天天的尖锐化，末后日本已采孤立南京，转而为直接压迫民间的政策，所谓商统会，米粮统制委员会，棉纱布统制委员会等等，都是日本孤立南京一种奇妙方法。我认汪先生的理想失败了，以前我在廿八年十二月，也曾劝过汪先生在中国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尚且不能实行我们的理想，何况外国军队占领的地方，而可以实行我们的理想。无如汪先生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勇气，总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为日本总会觉悟，而且已慢慢的觉悟，他总有办法。

　　沦陷区的人民对日本痛恶极了，我此次在日本还看过日本报纸一篇社评，说日本失败的原因，和平区内的人民不信任日本比较抗战区更甚，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不过觉悟太晚了。南京不止对日斗争失败，本身的行政也是失败。除了任免本身的官吏比较自由外，各省的长官任免是须当地日军同意的，各县的长官任免是须各省的联络部征求军队的同意，因此各地有些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无论如何，贪官污吏骄兵悍将，一有日人支持，不要想惩办他们。而日本反日日宣传，说南京政府怎样没有力量，时时都在那里鼓吹改组。物资是在日本人手中，金融是在日本人手中，交通也在日本人手中。这样南京是失败了，然而还是斗争，一直至解散为止。自然如我文所述，自有南京，国家和人民的元气保存不少；但保存至何程度，我却不好妄为臆测。此外，军队被日军监视很严，特工更可由日本用一个某机关直接支配。二十九年和三十年我因为特工纲纪太过败坏，并且影响及于一般政治，报告汪先生应该注意。汪先生也曾太息过说：“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汪先生这一句话，实在非常痛愤。

　　日本失败，在日本自己批评说没有大政治家。在我看来，自从二二六事变以后虽有善者，已无如何，因为权已下移，人各骄纵，日本的皇室不敢过问，而政府只好迁就军人，而所谓军人权皆不在将官，而在佐官阶级。这一般佐官，对于政治是不懂的，经验是没有的，理想是盲动的，意气是固执的，因为这般骄横的官佐，日本就这样失败，而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个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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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汪政权重要人事表

　　（左表录自战后国民政府所印行之年鉴，极多错漏，以别无旧籍可资核对，姑先附刊于此。）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

　　主席——汪兆铭。

　　秘书长——褚民谊。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焦莹、何世桢。

　　（按何世桢被发表后拒绝参加）

　　执行委员——刘郁芬、杨揆一、陈耀祖、陈群、叶蓬、鲍文樾、傅式说、郑大章、樊仲云、金章、陈春圃、汪曼云、李士群、陈君慧、彭年、唐惠民、蔡洪田、罗君强、王敏中、缪斌、韩清健、李圣五、戴英夫、顾继武、袁殊、徐天深、周作人、徐苏中、刘仰山、金家凤、申听禅、胡兰成、陈伯藩、马典如、石星川、陈孚木、夏奇峰、孔宪铿。

　　候补执行委员——何炳贤、凌宪文、陈昌祖、林之江、李景武、李浩驹、林汝珩、邝启东、章正范、奚则文、汤澄波、胡泽吾、戴策、马啸天、杨惺华、冯节、翦建午、曹宗荫、金雄白、黄大中、张克昌、李凯臣。

　　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褚民谊、陈璧君、傅侗、张永福、顾忠琛。

　　监察委员——恩克巴图、克兴额、葛敬恩、萧叔宣、陈披荆、王天木、陈中孚、任援道、朱朴、周廷勋、刘云、陈维远、陈述修、黄香谷、艾鲁瞻、周学昌、卢英、汤良礼、梅哲之、李讴一。

　　候补监察委员——张宪之、陈允文、萧恩承、汪翰章、武仙卿、周隆庠、茅子明、王汉良、陈济成、苏成德、刘培绪、唐启元、耿嘉基、杨杰、廖家楠。

　　●国民党中央党部

　　组织部部长——陈春圃。

　　副部长——戴英夫。

　　宣传部部长——林柏生。

　　副部长——马典如、冯节。

　　社会部部长——陈济成。

　　副部长——顾继武、汪曼云。

　　●中央政治会议

　　主席——汪兆铭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曾醒、李圣五、叶蓬、刘郁芬。

　　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

　　维新政府代表——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

　　国家社会党代表——诸青来、李祖虞。

　　国家青年党代表——赵毓松、张英华。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卓特巴扎布、陈玉铭。

　　社会贤达——赵正平、杨毓恂、岑德广、赵尊岳。

　　额外参加者，武汉政权代表——何佩镕。

　　广东政权代表——彭东原。

　　●中央政治委员会

　　中政会主席——汪兆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当然委员——汪兆铭（行政院长）、陈公博（立法院长）、温宗尧（司法院长）、梁鸿志（监察院长）、江亢虎（考试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指定委员——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李圣五、叶蓬、丁默邨、傅式说、杨揆一、鲍文樾、萧叔宣、李士群。

　　延聘委员——齐燮元、朱深、卓特巴扎布、殷同、高冠吾、赵正平、缪斌、赵毓松、诸青来、赵叔雍、岑德广、王克敏。

　　当然列席委员——周佛海（行政院副院长）、诸青来（立法院副院长）、朱履龢（司法院副院长）、顾忠琛（监察院副院长）、缪斌（考试院副院长）。

　　秘书长——周佛海（兼）。

　　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

　　●中央政治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一）法制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梅思平、副主任委员——金雄白。

　　（二）内政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群、副主任委员——苏成德。

　　（三）外交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颂皋、副主任委员——张显之。

　　（四）军事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鲍文樾、副主任委员——凌霄。

　　（五）财政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之硕、副主任委员——梅哲之。

　　（六）经济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君慧、副主任委员——何炳贤。

　　（七）交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祖虞、副主任委员——陈伯藩。

　　（八）教育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黎世衡、副主任委员——刘云。

　　（九）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金家凤、副主任委员——翦建午。

　　●国民政府

　　主席——汪兆铭。

　　委员——张永福、傅侗、董康、王克敏、张英华、赵正平、杨寿楣、倪道烺、廖恩寿。

　　文官处文官长——徐苏中。

　　参军处参军长——唐蟒。

　　●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汪兆铭。

　　常务委员——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齐燮元、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叶蓬、萧叔宣、孙良诚。

　　委员——陈群、唐蟒、丁默邨、凌霄、门致中、胡毓坤、李讴一、陈维远、刘培绪、郑大章、申振刚、孙祥夫、金寿良、卢英、富双英、陈文钊。

　　总参谋长——刘郁芬、副参谋总长——黄自强、许建廷。

　　经理监督署总监——何炳贤。

　　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总监——叶蓬、参谋长——富双英。

　　参赞武官公署武官长——郝鹏举、副武官长——苏继森。

　　陆军部部长——鲍文樾、次长——郑大章。

　　海军部部长——任援道、次长——招桂章。

　　南京要港司令——尹祚乾

　　中央海军学校校长——姜西园。

　　水路测量局局长——叶可松。

　　威海卫基地部司令——鲍一民。

　　航空署长——姚锡九。

　　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政务次长——杨杰、常务次长——夏仲明。

　　政治警卫总署署长——马啸天。

　　委员长苏北行营主任——臧卓、参谋长——郝鹏举。

　　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耀祖、参谋长——郑洸董。

　　政部训练部部长——钟福之。

　　开封绥靖主任公署主任——孙良诚。

　　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胡坤毓、副司令——张岚峰、参谋长——潘伯豪。

　　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黄大伟。

　　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杨仲华。

　　●中央陆军

　　陆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陆军第一师师长——徐朴诚（杭州）、陆军第二师师长——何燮柱（常熟）、陆军第三师师长——黄其兴（苏州）、陆军第四师师长——熊育衡（南京）、陆军第五师师长——程万军（湖州）、陆军第六师师长——沈席儒（蚌埠）、陆军第七师师长——王占林（庐州）、陆军第二十师师长——方颐、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路朝元。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泰州）、第二军军长——刘培绪。

　　警卫师师长——郑大章。

　　陆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

　　●清乡委员会

　　委员长——汪兆铭、副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

　　委员——陈群、梅思平、鲍文樾、任援道、杨揆一、赵正平、林柏生、李圣五、丁默邨、赵毓松、罗君强。

　　秘书长——李士群、副秘书长——汪曼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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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我几乎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汪政权的这一幕往史。

　　为什么再要有这一册类乎蛇足的补篇呢？我有着太多的感想：首先，我想对自己的写作有所声明。当我一开始撰述本书时，开宗明义就曾坦白地说过：“现在纯凭记忆来追写，相信一定会发生很多的错误”。果然，就有人出了专书，批评我为“向壁虚构”，为“公然说谎”。我检讨了我所写的前文，十九被指为虚构为说谎的，我却都有所本。惟英国对滇缅公路的封锁，确是已在汪氏离渝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记忆上的错误。但我并不是在蓄意造谣，假如我要以此来为汪先生辩解的话，对如此一件大事，我又何至留下这样一个漏洞，以供别人的吹求？但是，虽然没有被别人指出，而我自己却发现了不少无心之失，这册的刊行，就是为了要自动更正前书中若干的疵谬。

　　其次，最初我自己不敢对此书能够有完篇的信心。在以煮字疗饥的处境下，文债山积，不暇周谘博访，故每出於仓卒成章。更加以我当年微不足道的地位，十分狭陋的见闻，而又以“知之为知之”的态度，大体上所写出的仅限于我个人亲见亲闻的一角。若干重要情节的遗漏，自属难免，我也以此引为莫大的遗憾。

　　在这年余中，我不断访问了现犹羁旅在香港而又确信其当年曾对某一件事曾身亲的旧侣，以穷其隐微曲折。无如朋好凋零，半已作古，即或犹健在人间的，亦以几经世变，百感萦怀，对此陈迹，形同隔世。更有以“往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心情，不愿再有所赘述。这一册的续印，原是为了补漏，而一鳞片爪，仍然远难满足我所祈求的愿望。

　　战后十余年，在我之前，国人中似还不曾有人写过对这一幕往史较为完整的记述。不意拙著一经问世，抛砖引玉，竟尔风起云涌，似以写汪政权为一时的风尚。就我所能见到的，已不一而足，对我有批评的，更实繁有徒。当我一一诚心诚意地拜读之后，我有些惊诧，也有些慨叹。在我所见到的许多巨著之中，有些人并不在想供给史料，也并且不能供给史料。他们都对汪政权是全无关系的人，有些当年又并不曾处身在沦陷的地区，现在也不想发掘真实的资料。他们只是摭拾一些不经之谈，加上自己神奇的构想，以大造其空中的楼阁。而他们却有着一个共通的原则，是先挟了一个成见，立意要把这一幕时代的悲剧，尽量丑化，尽量歪曲。好像不骂汪政府，就不足以显出作者的忠贞；不多指出几个“汉奸”，也就不足以显出中华民族史上的“光荣”！

　　有些人写的不仅是小说，而且简直是神话，异于我所闻，异于我所见，自不足为怪。但竟有与我同姓同名的人，在书中出现。若说是我，那么他所描绘的情节，连我梦也不曾做过；若说不是我，何以对这同名同姓的人，我竟会无缘识“荆”！

　　也有人想以栽赃的手法，指主和者即为汉奸，而主和的也仅为汪氏。不料他所剽窃得来的资料，处处显得当年主和者却另有其人，弄巧成拙，我只有怜惜他处境的艰难。更有人指我前书中所写，可信者不足一百字，其人且自命为“史家”，而居然一笔抹煞，乃有此像是苛论的妙论，我鄙薄他这无知的武断。至于有人说：凡是参加过汪政权的人，都在可杀之列，我又代扼腕于他们的未能得居高位，得以诛尽异己！

　　真是够热闹的！引来了各式各样的“珠玉”，实非我始料之所及也！

　　我一直留心着有关这一幕的记载，有些他山之石，确足用为攻错。在日本出版的书籍，与报刊上有些国人的著作中，也常常发现我所不克知与不获知而认为可信的资料，不辞抄袭，标明出处，尽力搜罗，杂之本册，以补我书之不足。这一段近史，我前后虽已写了六十万言，定知遗缺者尚多，而错误也定不在少，自己于校阅中，感到因初稿于匆忙中陆续写成，太多辞意重复，层次凌乱之处，更安得以余年重加整理呢？甚愿读者诸君的不吝指正，所有一切善意的批评，我自将乐于承教。

　　西元一九六四年元旦 著者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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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

　　胜利之后，政府对于所谓“敌”“伪”人员，不知基于何种心理，何种原因？决定了分别处理的办法。这办法矛盾紕繆得令人可啼可笑，又谁能测其高深？对于敌人，经过八年进侵，蹂躏及于半个中国，杀害了千万军民，而且几至颠覆国祚，然而政府偏说“以德报怨”，耗费了多少国帑，动用了无数人员，经过了多少周折？把留在中国境内的数百万军民一一遣送回日。结果赢得了敌人的欢呼：“宽大的蒋委员长！伟大的蒋委员长！”

　　而对于“伪员”，其中不能说全无仇事、作为腼颜虎倀之辈，但毕竟有许多人密电输诚，虎穴效命，以敌对的形式，在敌后作呼应，虽蒙形迹之嫌，讵全无可原之处？然而政府瓜蔓株连，雷厉风行。“伪军”、“伪员”、“伪民”、“伪学生”，本是政府遗弃于沦陷区苟延的人，而政府认为无一不伪，亦无一不应受惩。而其间却又有不同之处。伪满成立在先，而政府下令：伪员不究，伪军不收。所谓不究，是有罪而不予追究呢？还是无罪而不便追究？伪军不收，适以资共，而林彪却人弃我取，照单全收，乃成为国民党所送一笔最大的礼物，而资为共产党一笔最大的资本。循理说法，汪政权中人即不说什么双簧；也不谈什么反正，若论“罪恶”，较之暴敌，究应罪减一等；若论时期，较之伪满，也落后多年。而结果独对汪政权人治罪者以万计，处死者以千计。此中与伪满又有不同处，如有实力的“伪军”是全收，而无实力的“伪员”则全办，弄得收复区内鸦飞雀乱，匕鬯难安，又是一番景象！在东南地区，大部份汪政权中人被羁禁的，都在京沪两地。在上海，则由军统之楚园与南市看守所而集中到提篮桥；在南京，则由宁海路而送至老虎桥。

　　南京城北住宅区的宁海路二十一号，战前本是冯玉祥的住宅。汪政权建立前，已由“七十六号”的特工总部用作南京的特工站，苏成德、马啸天等曾经先后在那里主持过。胜利以后，军统局接收之后，改为看守所，就像上海的楚园优待所与南市看守所。军统局是一个军中附属机构。名义上所管的是有关军事方面的“调查”与“统计”事项，它本身应否设立看守所，与能否成立一个看守所？以及他在法律上有没有逮捕人犯之权，尤其是逮捕非军人的人犯，本已成为疑问。即使命令可以改变法律，而赋予以逮捕人犯与查抄财产的职权，但政府明令公布“惩治汉奸条例”为民国卅四年的十二月六日，而军统开始拘禁那个未公布条例中的“汉奸”，是同年的九月底。事先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事后羁押嫌疑人犯，绝大部份都在半年以上，也不依照约法、提审法等于拘捕后应在二十四小时内解交审判机关的硬性规定。但是到今天没有人曾经提出过疑问，自然更没有人曾表示过疵议。几个劫后余生的“伪员”何足惜！政府方食胜利之果，不旋踵而终见神州陆沉！

　　这一所由要人住宅而为犯人监房的宁海路二十一号，开始收容人犯是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一月初，而第一批的来客是由穗解京的陈璧君与褚民谊等人。那里分为前后两院，后院较小而前院较大，陈璧君等先被安顿于后院之内。首任所长是徐文祺，原是汪政权周隆庠任“行政院秘书长”时代的“庶务科科长”！他竟有孙悟空的通天法术，摇身一变，忽然由伪员而为真官，由昔日的僚属，变为此时的狱官。当陈璧君等解到时，徐所长还临场监视，一位与陈褚同被押解来的看见了徐文祺，以为是同难的难友，还用惋惜的口吻招呼着他：“老徐！什么你倒先来了？”徐所长听到了有些忸怩，尴尬地说：“我们不谈这些！”

　　我说陈璧君等是来客，并不过分，她们还应该称为贵客呢！初到时真是极尽其优待之能事，一日三餐，都是从外面酒肆中叫来的，下午且还供应茶点，室门并不下锁，在里面行动也极自由。而一两月之后，南京陆续拘捕的梅思平、岑德广、周学昌、李讴一等来了。又一月之后，由日本提回的陈公博、陈君慧、林柏生、何炳贤等一批又来了。北平方面的重要人物，如王荫泰、汪时璟、唐仰杜、周作人等一批也移解到了。最后则重庆土桥畔的特客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等也来汇合了。济济一堂，人数已增加到二百多人。待遇从此就逐渐降低，尤其伙食变得最为厉害，一度曾经用黑色的面粉制成面疙瘩作囚粮，犯人至称之为“原子弹”。室门也加锁了，而且终日并不开放，这时，来客与特客，才真正在渡牢狱生涯了。

　　到了翌年的四月，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缪斌等已经又改移到苏州狮子桥监狱，宁海路看守所的组织也变更了。汪政权中人全部改移到前院，后院则变为军统局内部人员的禁闭之所。法院也对羁禁多时的人，开始提讯了。

　　在此之前，在押的汪政权中人，还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抱着无穷幻想，他们陶醉于政府宽大的诺言，又相信戴局长政治解决的保证。因为，当戴笠在撞机身死之前，数度赴京，到京也必到宁海路探问。他于谈话中表示：很谅解汪政权中人的苦衷，况且一部份还与他曾经有过直接联系，这既然是一个政治问题，最后当然应以政治手段来解决。每次谈话，在押诸人都推陈公博为代表，两人也常常长谈至数小时之久。戴笠离去后，公博即与李圣五、梅思平、胡毓坤诸人交换意见。

　　有些人深信以戴氏所负当局付托之重，而诸人且已身入牢笼，自不必再以假言相给，因此十九都充满了乐观情绪。其中唯有一人却抱着不同的见解，那是褚民谊。他平时为人好似糊涂，而此刻对其本身命运，则看得反比别人为清楚。他说得很妙，他说：

　　“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的头上了，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手了，也决不会就此轻轻放过。汪先生虽然死了，还要让他于盖棺之后，再给他以一个定论。因此，追随汪先生的人，心理上应该先作出一个牺牲的准备。”褚民谊的这一番话，政府的最后决定，也许真因为戴笠横遭惨祸而有所改变，但终于让他不幸而言中了。以后他自己在法庭上的一再求死，也无非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所形成。

　　当局初期的所谓政治解决，也并不完全徒托空谈。有一次，戴笠到宁海路去，曾经提出过先就在押诸人中挑选一部份人，来组织一个对于中共问题的研究所。军统方面且已在南京阴阳营布置好了两所房屋，作为所址。

　　初步的人选有梅思平、林柏生、郭秀峰（曾任宣传部次长、中央电讯社社长等职）等多人。梅思平有冷静的头脑，文学上的修养，以及有些见解的理论。林柏生为留苏留法学生，且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决定容共政策时，曾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多年。郭秀峰则为留日学生。戴氏的这一项建议，似认汪政权中真还有几个人才，而政府也确有爱惜借重之意。然而最后经诸人的共同商讨，认为对国家出些力是应该的，但本身的问题未曾解决，“汉奸”罪名未曾洗刷以前，一误不容再误，于是终于向戴氏婉辞谢绝了。以后戴氏撞机身死，此事也就无人再提。

　　这个宁海路的军统看守所，第一任所长徐文祺调离后，继任的为一姓张的人，他是首都警察厅长乐干的部下，大约还是中央警校毕业的，他年纪很轻，而却懂得怎样要钱。汪政权中人的家属，只希望能减少一些在押者的痛苦，自然千方百计地向他走门路。也许他钱拿得太多了，引起了别人的眼红，因此与看守所门前的法警发生了意见，更由于不同机构派来的人，更容易形成对立的现象。

　　按照所方的规定，人犯接见家属，既然有一定的时间，当然也一定是在白天的时间。接见的地点，家属则在门口的一间小室中，律师则在客厅里。而“南京市长”周学昌的太太，有一天到晚间才去宁海路，而竟然准与学昌接见，而且两人谈话的地点，就在所长的办公室。这种破例的与特殊的待遇，显得无私有弊。

　　此事自然逃不过门警的耳目，本有积怨，就向上级机关检举，张所长立时被扣，经解送法院审判结果，证实了他确有贪污的事实，而且不仅这一事为然，于是判处了两年半的徒刑以后，送进老虎桥的首都监狱执行。这一所监狱，本来是准备着“接待”汪政权中人的，而不料第一个入狱的，却反而是执行法律管理“汉奸”的堂堂所长。

　　那时本是怪状百出，罄竹难书，张所长则只是一个倒霉的苍蝇。胜利后的劫收审判，黑幕重重，所谓功罪是非，钱不失是万能的东西，就在神圣庄严的法界之中，对法官则可说通神，而对狱卒则只是使鬼，偏偏张所长囊橐未丰，即邀严惩，他可说是千万人中最不幸的一个了。

　　在宁海路的一段时期中，即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七年的五月止，其中被执行死刑的，较重要者，文的有梅思平与林柏生，武的有凌霄（海军部次长）、胡毓坤与李讴一（首都警察厅长、警卫师师长），其中以李讴一死得最惨，执行时被连击十余枪，打得脑壳破裂、面目模糊。胡毓坤因临死前沿途诟骂，也让政府多费了好多颗宝贵的枪弹。其他在陆军监狱中的齐燮元，于送往雨花台刑场时，骂得最凶，甚至说：死后做了厉鬼也要报仇。自然更要让他们多受些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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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二、丁默邨殷汝耕虎桥毕命

　　一九四七年五月，汪政权中人大部份已经都草草判决了，让政府完成了一件大事。人犯就陆续移送至老虎桥监狱执行，宁海路二十号的看守所，也告结束。

　　老虎桥才是一所正式的监狱，在沦陷时期，是日本宪兵队的牢房，一代新人换旧人，尤其政坛与牢狱，这情形尤为显著。那里规模宏大，植立着无数监房。最初汪政权中人判决确定之后，移送老虎桥，与普通刑事犯的窃盗等混合羁禁。以后才算腾空了一部份，将普通刑事犯迁往另外的几所建筑，让汪政权中人隔离集中羁禁。

　　周佛海口中的“虎牢探奸记”，这一部份共有着五所监房，称为“温”、“良”、“恭”、“俭”、“让”，像扇形那样地整齐排列着。每一所有着十余间囚室，各半对峙着，中间是一条长廊，以便禁卒的监视，室门是木质的，倒不像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真是铁窗，门上有一个大洞，监饭从那里送进，禁卒的眼光由那里窥察。每一所最头上的一间是黑房，没有透入光线的窗，于是室中更暗无天日，那是禁闭滋事的人犯之处。监房前面是狱方的办公室，再进有一处是犯人接见家属的铁笼，在监房的最后是晨起洗面的地方。东面有一处操场，作为收封时散步之用。靠北有一处礼堂兼饭厅，南边的一所监房是单人室。普通监房每一室囚三至六人，当然没有床榻的设备，所有从北平解来的一批，如王荫泰、汪时璟、周作人、潘毓桂、邹泉荪等都在“良”监中。刑场就在狱内东边旷场，执行时，狱中人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

　　狱内的生活规律，晨六时起身，洗脸后仍押解回室。一天两餐，是上午八时与下午四时，每餐一饭一汤，汤是菜叶加滚水。早饭后放封半小时，下午饭后再放半小时，至晚间八时即须就眠。由于狱内的伙食过分恶劣，有人发起要求自己出资包饭，终于获得了狱方的核准，出得起钱的，可以在饭厅中用膳，能吃得好一些，也多了两次开封的机会，以后有部分较为重要的人，如周佛海、王荫泰等都迁往单人室去。

　　看守对待犯人的态度是因人而异，并不全是如狼似虎。经常有好处给他们的，犯人可以颐指气使，看守则反而逆来顺受。有时“服务”得不周到，有些性情较暴躁的犯人，可以瞋着眼大声呼叱：“要钱，好好的说，用不到这样！”看守们却总是低声下气惧怯地摇着手说：“别大声，别大声！”狱卒地位低，就经不起风浪，他们真是怀着窃钩般的一副可怜心理。而狱中终因待遇的不善与不平，曾经引起一度鼓噪暴动，秀才造反且不成，更何况于监犯？有几个人而且因此受到了惩戒。

　　老虎桥监狱中最受人注意的人物，自然是周佛海，他由特赦而抱病，终且瘐死，二十八昼夜的惨叫，曾经激动了同难人的心肺。著名文学家周作人，他因担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而获罪，在平被捕，移解南来，虽为狱囚，仍然受人尊敬。他安详地度着狱中生活，以读书自遣，做过不少诗，别人在文学方面有向他请益的，也总是虚心指教。更难得的是在横遭缧绁之余，而口中却从未稍出怨言，风度自有不可及处。

　　在老虎桥监狱时代，被处死刑中较重要的人物，有丁默邨与殷汝耕。

　　丁默邨原为特工中的旧人，当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初，他就与戴笠同任处长。且以CC关系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汪氏等由渝出走，他衔命由重庆来港，任务是劝止若干人的行动，结果反而随周佛海赴沪参加，领导“七十六号”的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前身，本是日本大特务土肥原所指挥的李士群的特工组织，地址在上海忆廷盘路诸安滨十号，为李士群的既成之局。李投汪以后，才迁到极司斐尔路，名义上改归“中央党部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佛海管辖，而实际上则由丁默邨与李士群分主其事。

　　在汪政权成立之前，丁李之间就以权力上的冲突，双方形成水火，互相在佛海前攻讦，使佛海大感头痛。汪政权创建时人事上的安排，也煞费踌躇。本来内定特务性质之“警政部”，由默邨任“部长”，士群任“政次”，而以士群不愿为默邨之辅，且以全力反对默邨的出任“警政部长”，迫得警政部由佛海兼任部长，另设社会部以位置默邨。此后，默邨过去虽与佛海的关系较亲，而士群反而后来居上，且以罗君强之拉拢，加入为佛海的十人组织之一。佛海与默邨之间，日趋于貌合神离之境。以后无形中丁且已脱离了汪政权的实际特工任务，“七十六号”由士群大权独揽。迨士群被人毒毙，始与佛海间的关系又稍为好转。因为默邨与戴笠之间，过去有着同僚共事之谊，当时亦早已暗通声气，所以在胜利前不久，竟得由“交通部长”而出任“浙江省长”，为佛海布置策应大反攻的一个前哨环节。

　　默邨患有肺病，身体荏弱，面容苍白，殊不类为一个特工首脑，而以如此身体，偏还性喜渔色。与郑蘋如的数度缱绻，几至送命于枪弹之下，以后又与女伶童芷苓打得火热，艳事频传。在汪政府六年之间，事实上丁默邨并不得意，声势且远在李士群之下。

　　而胜利来临，戴笠飞沪以后，丁与数度接洽，戴笠极尽其抚慰之能事，默邨以为有此奥援，或可苟全性命。故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周佛海专机送渝时，默邨受戴之邀，欣然随机同往，也一起做着重庆的土桥特客。也许戴笠之死，对他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以后又解送南京，受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初审判处死刑，覆判仍加核准。本来那时的法官要表示出他们的大义凛然，以苛刻为能事，判刑之前，庭上的呼叱讥讽，司空见惯，而首都高院中，以推事金世鼎尤为凶辣，狱囚为其恭上徽号曰“金剥皮”。如默邨的曾为汪政权特工首领，又何能逃其必死的命运？

　　他在老虎桥狱中被判处死刑以后，一直就沮丧、焦虑，悬悬于朝夕的被拖出执行。在民国卅六年七月五日的正午，终于到了他毕命的日期，那天法警去提他时，他已知道了是执行的时候到了，面色立刻惨白得了一无一丝血色，两腿也瘫痪得已不能行走。由两个法警左右夹持着他的双臂，挟着他提出狱门，迨行至二门时已经神志模糊，知觉尽失。所以在法庭上无遗言，也无遗书，就匆匆送赴刑场枪决。

　　所有汪政权中人被执行枪决的，几无一不表示出从容镇静，陈公博、褚民谊等固无论矣，即我所目击的梁鸿志、傅式说、苏成德等，亦都有视死如归之概。最使我感动的是曾任“行政院秘书长”“广东省长”的陈春圃，他是完全一个文弱书生，当他初审判处死刑后刚回狱室，我去慰问他，看到他竟然神色自若。不料我尚未开口，他却先对我说：“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生死大事，竟能处之泰然。而唯独平时以杀人为业者，至一旦被人所杀时，反而惊惶失措，丑态百出。上海既有“黄道会”的常玉清，而南京又有特工领袖的丁默邨。

　　另一个在老虎桥监狱中被执行死刑的是殷汝耕。他以“冀东防共自治政治”首长的身分，被判极刑。我认识他很早，还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他任上海市长吴铁城的参事，专办停战协定前后的对日交涉与收回失地诸事。“九一八”以后，他到了华北，竟然做了“冀东长官”，那时一般人总认为他甘为傀儡，是一个道地的汉奸。但胜利以后，与他同狱的人告诉我，他在狱时所表现态度之好，出人意外，终朝念佛，了无嗔意。及至被提出执行枪决时，还是从容自若。他临命前在法庭上，检察官问他有无遗言时，他说：“我很奇怪当初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人，为什么竟是今天要枪毙我的同一人？”说到这里，检察官立即阻止他的说话了。

　　他写了一封给家属的遗书，另外写了一封给曾同囚室的潘毓桂与韦乃纶（宣传部司长），信上只寥寥两句：“我先去了，请多多保重！”就这样被送往刑场。我与他无深交，不知最后他在法庭上的两句遗言，到底是怎样一段微妙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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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三、又一个未曾揭开之谜底

　　写到这里，全书事实上真应该结束了！如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说过：“我目睹了这一幕悲剧中许多重要脚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赴死！”现在，连读者也已看到了。汪先生病逝扶桑，汪夫人瘐毙沪狱，陈公博在狮子桥既完成了殉葬的心愿，周佛海亦且在老虎桥抱遗恨于九原，真正已到了“曲终人渺”的时候，而其间在汪政权中地位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梅思平与林柏生，他们的死难经过，就我所知道的，也有为他们一写的必要。因为在整个汪政权中，除陈公博与周佛海为汪氏的两大柱石而外，论地位之重要，则梅思平应列为第三位。至林柏生则号称为那时“公馆派”之中坚，虽未握大权，但以关系之亲，对汪氏自有其相当的影响力。

　　梅思平为浙江温州的永嘉县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战前曾历任江宁实验县长、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甚著政声，职位虽不甚高，但却是CC系重要干部之一，而且被认为学问、才具杰出的人物。论理，梅思平与汪氏向无渊源，何以竟在汪政权中始终居高位、握实权？其经过情形，也颇为奇特。

　　在追述梅思平随汪组府原因之前，不能不补叙最早促成“和平运动”而又最先与陶希圣叛离“和平运动”之高宗武。高留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研习历史，于一九三四年返国，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间之关系，已趋于极度紧张。高回国后，即赴南京活动。以一个初返国门的留日学生，而且还充满着一身土气的人，自难有所发展。会李圣五方主中央日报笔政，高与他素不相识，而投刺请见，自陈愿撰文投稿，李姑令一试，投来一文，尚觉可用，略为润饰之后即予披露，这是他初露头角之始。以后他又在吴颂皋主编之外交评论上写稿，竟引起了汪氏的注意，事为陈立夫所知，立即先邀其担任参谋本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办理有关日本方面的事务。

　　汪氏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圣五已转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再由他的汲引，高宗武遂得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并加帮办衔。那时政府的外交，以对日为主，高宗武谙日语，熟悉日本情形，时势造英雄，一时在坛坫之上，顿见活跃。在这一段时期中，中日关系始终无法打开僵局，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赴法治疗，对日政策从此尤趋混乱，甚至有过联俄抗日之议。张群时出任外交部长，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间愈搞愈坏，川越茂甚至公开声明，以后不与外交部直接谈商，遇有必需交涉之事，概与时已任亚洲司科长之高宗武接洽。由于日方对高宗武的重视，至政府方面也对他刮目相看。一次他往庐山晋谒蒋氏，蒋且备致优宠，亲为斟茶。然而高宗武的得志，却为时不久。抗战既起，最初虽未与日本宣战，但外交关系已告断绝，因为战前他与日本间的声势，且凌越部长之上，此时也就被摒之于部外了。

　　而蒋氏却认为战争虽起，高宗武对日尚有可用之处，于是每月给以八千元的经费，令其来港专办与日本联络事务。他在香港太子行五楼成立了一处日本问题研究所，对外则以“宗记洋行”出面。他与日本驻港的外交、特务人员，以及同盟社的松本等经常有密切联络。从日本人的口中，窥悉对于这次侵略战争陷于泥足的结果，乃有早谋结束之意。一九三八年的春季，他偕同原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董道宁潜行赴日，此行事先是否获得蒋氏的同意，我不敢臆测，但我敢于断言，此行却并非由于汪氏的授意。

　　他与董道宁由港抵达东京之后，立与参谋本部的“支那课长”影佐祯昭会面，表明寻求和平的意向，并且由影佐的居间，还得到了当时参谋次长多田中将的同意，对结束战争，原则上获得了初步的协议。

　　高宗武回抵香港以后，更积极从事于此项工作之进行。那时他住于香港铜锣湾现在湾景酒店的原址，李圣五则就住在相距密迩的摩顿台。这样重大的一件事，他希望能获得蒋汪双方的同意，但要向汪氏转陈此事，必须有一个向为汪氏所信赖者作桥梁，而李圣五不但为高宗武腾达的最早提携者，而且他更深信与汪氏有着深切的关系，认为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

　　李氏是山东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民国九年加入国民党，初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任，并主编当年风行一时的“东方杂志”，在文艺界驰名于国内。在抗战之前，他已先后参加了“国难会议”，与奠定蒋汪重新合作的洛阳会议。在会议中，圣五的言论意见，得见赏于汪氏，数加延揽，乃出任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专门委员等职，抗战前夕，又膺选为国民参政员。自汪氏卸任外交部长，他也来港参加国际问题之研究，而与汪氏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至一九三八年的秋季，高宗武向李圣五率直提出了与日进行交涉结束战争的意见，而进行方法，说是由他代表蒋氏，而由圣五代表汪氏，共同赴沪与日本驻华的军事首长谈商，必要时并同往东京，与日本参谋本部作进一步的接洽。当时圣五的意见，认为中国的抗战，既是应战，那末如能在公平合理条件下结束战争，自是求之不得。但是政府的真正态度不可知，此事虽有可为之道，而应出之以万分郑重。他们两人既然都是政府的官吏，如此行有其必要，应先取得政府的密令；否则擅自行动，结果牺牲无益。而以后高宗武并不能做到圣五所提出取得密令的先决条件，因此谢绝合作，于是高宗武乃改邀梅思平共同进行。

　　东南沦陷之后，政府播迁汉口，思平已告赋闲，仅由中央宣传部给他一个专员名义，来至香港，住于黄泥涌道，为蔚蓝书店主编国际丛书。恃每月二百五十元的微薄鹤俸，过着清苦的生活。因为他与高宗武是温州同乡，而且向日方草拟结束战争条件，以思平的学养，亦有丐其参加意见的必要。当思平久蛰思动之时，高与他一谈，即欣然同意。他们于数度研究之后，于是年秋，乃连袂赴沪。与他们谈判的人，就是以后代表冈村宁次赴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他们提出了共同拟订的“中日和平条件草案”，由今井带着飞回东京，由日本陆军中央部根据已往制定的“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加以修正，再由今井于十一月十九日带往上海，交给高梅两人。他们更以中国方面的立场，又修正了几点。这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所发表三原则声明的蓝本。

　　高梅两人携带了日方修正的条件，回抵香港之后，不久又相偕搭机飞赴重庆了。他们把这所谓草案初步呈送汪氏，以窥意向。而汪氏最初认为两人对国家的和战大计，竟敢如此轻举妄动，当面指斥甚厉。于是高又挽出了陶希圣周佛海等人向汪反复进言，而且暗示事前获有指示，汪氏始为意动。以后汪蒋之间对此的如何交换意见，以及蒋氏何以卒加拒绝的原因，在本书开场时，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述。

　　我认为汪政权之成立，除了一般所传双簧以外，这里更有一个难以索解之谜。即使局中人的我，也且莫明究竟。因为汪氏所领导的“和平运动”，以及以后汪政权之出现，无可否认，高宗武与陶希圣是直接的促成者。因为“和平运动”之发动，是由于近卫三原则之声明，而三原则竟出于高宗武的向日方提出试探，获得日本军部同意之后，汪氏在渝最初还加拒绝，更由于陶希圣之力劝，才使汪氏改变意向。起先汪是一个被动者，但千秋万世之后，又将其谁信之？像这样一件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事，原来汪氏左右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却都力持反对，一向为汪系干部的陈树人、彭学沛、谷正纲等也概不参加，这是为了什么？以后由怂恿而酝酿而组织，所有汪政权之重要台柱，竟无一而非蒋系人物，且最早之促成者高宗武与陶希圣，一等锣鼓喧天，汪氏骑虎难下之际，立即远走高飞，叛离而去，造台人一变而为拆台人，这又是为了什么？

　　汪政权之出现，与日方之进行接洽，既非出于汪氏之动意，参加汪政权的主流，亦非汪氏的嫡系，汪氏离渝时致蒋之函件中有云：“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观于这一段的离奇经过，实在也应该说：蒋为其始，而汪为其继。至艳电既发，周佛海林柏生等已在港公开活动，最初三万元之经费，却又为与汪向乏渊源之钱新之杜月笙等所出，如此迷离扑朔的内幕，如非汪氏真有容人之量，即为政治上一种高明的策略。褚民谊所说有人要将一只臭马桶套到汪氏头上，岂褚真有感而发耶？现在，事隔数十年，汪氏牺牲了，汪政权也早已覆亡了！往事虽已成尘，而双簧之传说而外，此实在为又一尚未揭开之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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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四、梅思平从庐山得来凶讯

　　高宗武与梅思平在渝对结束战争的原则，获得了汪氏的同意，并作出初步决定之后，即重行返港。汪氏离渝赴河内，梅与林柏生代表在港发布艳电之后，梅又一度专程赴越往谒，以后即在港展开活动。梅与周佛海陶希圣等更为汪氏在港之机关报“南华日报”轮流撰写社论。直至二十八年的夏末，始与佛海等买棹赴沪，正式策动全面和平或进行组织政权。

　　在上海的酝酿时期，先之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之以成立“中央党部”，其下先设三个部与两个委员会，“组织部长”梅思平，“宣传部长”陶希圣，“社会部长”丁默邨，“财务委员会”与“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佛海，一开头这四个汪氏的中坚人物，竟是清一色的蒋系CC人士，而梅思平却担任了最重要的“组织部长”，其地位且仅次于周佛海。而在汪政权还在筹备时期，梅已由汪氏内定为实业部长，如陶希圣等对此席虽觊觎者不止一人，而卒无法动摇汪氏之属意。

　　梅思平在汪政权中，风云际会，红极一时。最初在沪的对日谈判，高陶去后，汪方出席的即为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而他任“实业部长”前后达五年左右，其间又一度兼任“浙江省长”，直至和平之前一年，始调任“内政部长”，则以东南沦陷以后，华人在日军部卵翼之下，设立宏济善堂，公然贩卖鸦片，时汪政权决定厉行禁烟禁毒政策，此事归内政部管辖，梅之调任，主要就是为了主持禁政。其他，他以“部长”身分，自得出席“行政院”会议，而汪政权重要机构，也无不有他在内，其兼任之职务，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清乡委员会委员等，名义之多，不胜枚举。汪政权六年之中，即其部下的司长，如顾宝衡者，亦且经其扶掖而早已任为粮食部长。

　　据我所知道的，梅思平在汪政权中之力量，尚不仅为名义上之所表见，汪氏虽有领袖欲，而确有为领袖之风度，有时虽不免冲动，但大体上能信赖部属，从善如流，并不集大权于一人一手，自加专断。汪政权的一切，汪氏仅作原则性之决定，而一切委之于周佛海。几乎每一天晚上，公余之后，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与岑德广四人辄相聚谈商，一切政策之制订，人事之更迭，都内定于此，竟不啻形成一小型阁议。梅思平之为人，也真为纶巾羽扇型的人物，他与佛海之间，表面上如水乳交融，一切推重佛海，如佛海左右有十人组织，思平表示愿意参加，而以佛海的谦逊，请其任为十人组织之顾问。当十人组织初次在“七十六号”集会宣誓时，思平亦曾列席参与。且有过一次，就在他的京寓举行。其实思平饶有野心，颇欲从佛海系统之外，另树一帜，其私人每有作为，也唯恐为佛海所知。六年之中，两人曾数度发生误会，而思平发觉佛海有不慊之后，常能于谈笑间使佛海释然于怀。终汪政权之局，周梅之间，得保持亲密之关系，在他人亦且认两人为一体，所以李士群系之“国民新闻”因内部的摩擦而出之著论攻击，对陈、周、梅三人且无分轩轾焉。

　　我个人对思平的印象，病其自视过于高岸，又佩其手腕极为灵活。他任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为副主任委员，为了我知道他的自命不凡，所以我先则从不出席，终且坚决辞职。我在上海主办的“平报”，他也是董事之一，有时他会在佛海处对我的报纸加以指摘，佛海把他的话转述给我后，我那时还年少气盛，立即把他有关的言论消息，在我报上一律封锁，而他知道了我对他的报复行动，反会设宴相处，虽终席不提此事，终使我不好意思再为己甚。

　　日本投降以后，思平似乎完全不作避祸之计，仍然安居京寓。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十月初，他为军统所逮捕，即羁押于宁海路看守所。也许政府认为他在汪政权中的地位较为重要，所以一经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略事侦查，即被起诉。翌年的五月三日在刑庭公开审讯，此为汪政权中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人。思平在庭上的供辞，除在其职务范围内有关实业、内政、禁烟方面多所辩白外，因为他是与高宗武最初与日本接洽结束战争的人，关于这方面他在庭上供得较为详尽，他承认奔走和平，系自动主张，至汪政权之成立，以为对非常的事变，不得不出以非常之手段。反正那时之法庭，被告人任何抗辩，都不足以挽回政府内定的处置，因此，同年五月九日，即对思平宣告了死刑的判决。

　　思平与他的家属对一点是极为清楚的，不管他之是否有罪，要救他一命，决非遵循法律途径所能生效，于是由他的胞弟仲协，专程赶往庐山，求援于李济深。李于听取了全部经过之后，立即满口承诺。允于晤蒋时乘机缓颊，并留仲协暂留几天，等候消息。当胜利之后，政府有团结内部以共同对付中共之意。因李济深对西南方面具有实力，所以经蒋氏邀往庐山，朝夕相晤，甚见倚重。当时对汪政权中人除政府蓄意排除外，其他方面尚认为其中不乏有才具之士，亟谋争取，李济深肯对思平帮助，也涉有此种因素在内。而仲协在庐山鹄候数日，李济深向他作了绝望的表示，仲协黯然离山返京，并于暗中通知了思平作最后准备。

　　思平从庐山得来了凶讯之后，已知决无生望，从此放弃了一切营救的企图。他虽然仍能持以镇静，也始终不出怨言，但他本不善饮，自此即托看守员暗中陆续带白干进来，每晚饮至半醺，使他白皙的皮肤，酒后变成遍体通红，乘着酒意，始颓然就枕。他不得不以酒精来麻醉自己，也足以反映出他内心的何等痛苦。

　　到了民国三十五年的九月初，思平尚在声请覆判期间，一天狱中于放封之后，收封时间未到，突然将各人驱回囚室，重行加锁。移时狱吏来传唤思平了，他以为如此严重的形势，定然已到了执行的时候，他与同室的李圣五、余晋龢、王谟诸人一一握手诀别，并将事前准备好的遗书一束，授给圣五，要求于他死后转给其家属。当时圣五却对他说：“你是懂得法律的人，今天绝不可能会是执行的，因为依照法律的程序而言，初审虽经判决，既已依法声请覆判，在终审判决书尚未送达之前，程序并未终结，即无遽尔执行之理。即使终审的判决书已经送达了，依法还可以提起非常上诉。况且案子一经确定，即需移送牢狱，法治国家，决无人犯犹羁押在看守所时，即执行死刑之理。”果然思平去后，不久又安然而返，只是检察官的传出问话而已。

　　事后大家猜测，为什么当局要故布疑阵，做成枪毙人犯那样严重的形势，思平是在京狱第一个被处决的人，而法院用的竟然是特工手段，要看看汪政权中人的反应，是否会有反抗的举动。不知政府既已把汪政权中人一网打尽，而且均已一一投诸牢狱，何以尚需怀此不必要的鬼胎？

　　圣五是一个书生，乃不免有了书生之见，他以为政府即使要用严刑峻法，也一定会遵守司法必要之程序，安知大谬不然。到了九月十四日的上午七时，照平时的规定，室门应该开封了，而那天竟毫无动静，思平向外一望，从木门的小洞中看到有两名法警驻在门口，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现象。正在疑讶中，看守所长已来到了室外，高声说：“检察官请梅先生问话。”思平就起立向同室诸人说：“这回是真的了。”他亟亟穿齐了衣服，外面是一件纺绸大褂，脚登缎鞋，手里挟了一卷遗书，他又与同室诸人分别握手，口里不住说：“来生再见，保重保重！”就安然步出囚室。

　　他到了庭上，取出预先写就的函件，一封呈给蒋氏，对国是尚有所献替，一封写给过去的朋友——当时任司法行政部长的谢冠生，与次长洪陆东、谢瀛洲三人，一封给他的胞弟仲协、祖荫。一封给他夫人的遗书，是宣纸的横幅。另一给子女的字条，上书“努力读书，忠贞报国”八字。临时又在各函上补填了年月日。最后向法官要求行刑时勿多予痛苦，并请转告家属，遗体即就近葬于南京。手续完了，即由检察官陪同走向刑场。在行走时，执行的法警即在其脑后瞄准开放一枪，弹自后脑入，从右鼻穿出，立时毕命。

　　梅思平虽为在京被执行死刑之第一人，而汪政权中死难者，梅已为第四人——缪斌最先，死于民国卅五年五月廿二日，陈公博为六月三日，褚民谊为八月廿三日，梅思平则后于褚者又二十二日，又三周而林柏生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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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周作人吟诗哀悼林柏生

　　在汪政权中，正如一般政权会发生的情形一样，也不免有着派系纠纷，其间所谓CC与公馆派就不时有些摩擦。而公馆派中，陈公博明识大体（事实上公博与汪在师友之间，并不能算为公馆派），褚民谊优游自适，曾醒不问外事，陈耀祖远处百粤，陈春圃守己随和，陈君慧则依傍较迟，其他陈氏诸侄，又以地位较低，对外不甚有直接之接触，其间自以林柏生锋芒较露，与佛海之间，不时意见相左。但他以能获得汪氏夫妇之信任，隐然为公馆派中之中坚人物，在汪氏左右，代替了昔日曾仲鸣的地位。

　　他于汪政权在沪酝酿时期，佐陶希圣而负责“中央宣传部”，自陶叛汪，即升任“中宣部长”。汪政权成立，转任“行政院宣传部长”前后达五年之久，胜利前一年，以罗君强辞“安徽省长”而改任周佛海“上海市长”时代之沪市府“秘书长”，柏生乃调任“安徽省长”，仅八个月而日军投降。他随陈公博飞日，以后又同机回国，即被羁押于南京宁海路军统局之临时看守所。

　　我与柏生论理交非泛泛，我的所以参加汪政权，为了中华日报之故，引起重庆方面的误会，为许多原因之一。以后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柏生更电保我为粤省代表。不幸以后因我为佛海筹备之南京“中报”，柏生欲改称“中央日报”直隶于中宣部，为罗君强所反对，而他以为是我从中作梗，遂生芥蒂。从他拒绝我担任“宣传部”次长以后，直至汪政权之颠覆，我为了避嫌，与他乃少往来。但我相信柏生尚具有一股朝气，为挽救颓风，对新国民运动、青年运动与禁毒运动，都能不恤引起日方之反感，努力进行，且私生活亦极为严肃。

　　我认识柏生，已在民国二十一年之后，其过去经历，不甚详尽。但知他是广东高州信宜人，民国三十五年死难时，年四十五岁。初毕业于岭南大学，又先后留俄留法，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容共政策之后，他回抵广州，任苏联顾问鲍罗廷之秘书，因此获识汪氏，渐被见重。一度曾担任执信女校的训育主任，不久又率领了一批中国学生赴苏留学，其间就有以后的中共闻人王明、张闻天等在内。

　　清党后的武汉分共时代，柏生仍留居苏联，而以汪氏电召，兼程回国。嗣汪氏赴法，他亦与曾仲鸣等随同前往。于留法期内，先办“留欧通信”刊物，后改称为“欧美通信”。至民国十七年底，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所属两大机关报，三藩市的美洲国民日报与纽约的民气日报，要求中央派人指导宣传，柏生即衔汪氏之命而往。直至民国十八年夏来港，先办南华通信社，至翌年的二月，为汪氏创刊南华日报，更有一“胡椒”三日刊的发行，至民国二十一年又往上海创刊中华日报，自二十二年起，并任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八一三”抗战事起，淞沪沦陷，中华日报休刊，柏生又由沪回抵香港，经营南华日报外，任中央宣传部的香港特派员，更办理蔚蓝书店。所谓蔚蓝书店，是为了避免香港政府注意作政治活动之故，乃出之以书店的形式，事实上就是军事委员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柏生任主任，而以梅思平（CC）、樊仲云（CC）与张百高（政学系张群关系）为干事。另有研究员多人，为朱朴（汪系）、连士升（陶希圣关系）、李圣五（汪系）、高宗武（CC）、龙大均（汪系）、胡兰成（林柏生关系）。这个表面上为汪氏系统的机构，既然容纳了汪系以外的人士，内部意见就颇见庞杂。

　　艳电发表以后，汪系的龙大均即表示反对。尤其可怪的是，连士升受了陶希圣的影响，拒绝参加。在重庆时期，陶希圣对汪氏所发动的“和运”，怂恿最力。在香港时期，奔走宣传，尤异常热心。去沪以后，他出任了“中宣部长”，而他所手拟之宣传大纲，分为五点：曰“一、汪先生出国后仍期待重庆幡然改计，停战讲和，因此为结束战事之顺利方法。二、蒋以国殉共，以党殉人，挟持军民，诬主和者为汉奸，以暴力相摧毁。此种期待，已无可能。三、今后惟有在汪先生领导之下，以和平运动挽救国家，恢复主权行政之完整。此种运动，现已从理论进于具体实现之初步。四、在汪先生坚苦奋斗之下，凡和平反战剿共运动所到之处，即日方撤兵还政之地。五、现在战区半毁于焦土政策，而非战区尚为蒋氏所劫持，因之，此种运动，必须全国军民同心协力，从各地各区一点一滴做起。”（见香港创垦出版社印行《周佛海日记》一书中陶希圣电版手迹。）其指摘蒋氏，态度之凌厉，且远过于汪氏本人，又谁知数月之后，竟叛汪归蒋！

　　他于盗取“中日关系调整纲要草案”赴港公开发表时，其与高宗武联名致函大公报之原函如下：

　　记者足下：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有识者，战事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去年之夏，武承汪先生相约，同赴东京，既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日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纪录。

　　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予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蓗，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日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先生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嗣于十二月三十一日签字。

　　武，圣认此为国家存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走港。离沪时曾嘱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他各位，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影与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整份。（另附译文），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覆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知，勿使真相长此掩没，以至于不可挽救。更有须附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关于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两条日文原件内未列，此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庠君纪录，今照所纪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略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书不尽意，即颂 撰祺！

　　高宗武陶希圣谨启。

　　民国二十九年正月廿一日

　　看看高宗武陶希圣这封给大公报的公开信，忠义奋发，何等冠冕！试重读同出一人之手为汪政权所拟宣传大纲的原文，前后不过数月时间，而矛盾悖谬一至于此！究竟忽而骂蒋，忽而骂汪，读者能指出哪项才是他们的真意呢？这是文人的狡狯吗？不，恐为文人之无行耳！甚至蔚蓝书店研究员中陶希圣关系的连士升，以最先反对参加和运而留港，可能是陶希圣为日后叛汪留下的一着棋子。则陶自民国二十七年秋，以迄二十九年初春的一切表演，不能不令人怀疑是政治上一项有计划的阴谋。

　　在艳电发表前后，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之南华日报，为汪氏在港之主要宣传机构，其他华人行六楼之蔚蓝书店出版有国际丛书（梅思平主编）与国际周报两种（樊仲云主编）。汤良礼亦主编英文的民众论坛发行，各机构胥由林柏生负其总责。

　　柏生由日飞回羁押于宁海路后，不久即被提起公诉。首都高等法院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廿五日开庭审理，同月三十一日即对之作死刑之判决。论柏生在汪政府之所为，决无判处死刑之理，法院方面的处以重刑，或许仰承了政府决定“省长”判处死刑的原则。此外，因为柏生那时是汪氏的亲信，除了“宣传部长”与“安徽省长”两项实际职务以外，他更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当时常务委员七人，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焦莹、何世桢（始终并未参加），其间汪系人物，就仅公博与柏生两人。又“中央政治会议”中，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资格出席。

　　“中央政治委员会”之当然委员除汪氏外，为陈公博（立法院长）、温宗尧（司法院长）、梁鸿志（监察院长）、江亢虎（考试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指定委员为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李圣五、叶蓬、丁默邨、傅式说、杨揆一、鲍文樾、萧叔宣。延聘委员为齐燮元、朱深、卓特巴札布、殷同、高冠吾、赵正平、缪斌、赵毓松、诸青来、赵叔雍、岑德广、王克敏诸人，林柏生又是其中之一。以他在汪政权中之地位，以及与汪氏之关系，于是而政府必欲置之于死地。

　　他于五月卅一日判决后，与梅思平一样，正在声请覆判中，终审判决书既未送达，人也还押在临时看守所中，而民国三十五年的十月八日下午二时半左右，竟把他从囚室中提出执行。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立祖已率同书记官法警等在监狱布置了临时法庭，柏生那天穿了中式灰色短衣裤，戴眼镜，着灰色袜，黑便鞋。手持纪念册及英文书各一本。到庭后，检察官告诉他奉命执行，问他有无遗言，他说：“今天，我不想再有什么话说了，请庭上放心吧！这既然是为了国家的事，那对个人的生死，就不必抱什么遗憾了。”最后又要求写几个字，经准许后，即趋公案前，于所持西文书前面的扉页上写着：“余妻徐莹及诸儿留念：春来春去有定时，花落花开无尽期，人生代谢亦如此，杀身成仁何所辞！”下署柏生，十月八日下午二时五十分。

　　遗书中的四句诗，是摘录自双照楼集中“飞花”一咏之结语，足见他临命前犹念念不忘于汪氏。复于书籍封面里页书“革命救国，科学救国”八大字，签名毕，对检察官说：“我事先并没有接到确定的判决书，遽付执行，似乎法律手续太有些欠缺。现在我对家里没有话说，自己也并无财产，执行时希望不要用专制时代的捆绑，死后并望能及时通知家属。”说完，取下所戴的眼镜交给检察官，从容步向刑场。迨行至监狱空地，执行的法警在他身后开放一枪，弹由后脑入，前额穿出，柏生已应声倒地，复以两手支地，上身离空半起，怒目四顾。执行的法警又续发一枪，始偃卧血泊中气绝，时为下午三时零一分。

　　柏生与周作人同羁一处，当其死后之六日，曾作七绝一首以哀之云：

　　感逝诗　知堂老人

　　当世不闻原庚信，今朝又报杀陈琳。

　　后园恸哭悲凉甚，领取偷儿一片心。

　　诗后附以短跋云：“林石泉同室有外役余九信，闻石泉死耗，在园中大哭。余年十九岁，以窃盗判徒刑三月。十月十四日作。”石泉，是柏生发表文字时的别署。

　　柏生夫人徐莹女士，现留港，一子在美，一子在港侍母，一子及两女现均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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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一个闲角也终被起诉了

　　胜利以后，我既已失去自由，对汪政权中诸旧侣的悲惨结局，除了沪狱诸人，曾经目击而外，其他都于事后得之于家属之泣诉，或为同囚者所转告，虽失之简略，但均为实况。

　　其实，我在汪政权中，仅是一名微末的闲角，虽然那时曾挂了数不清的名义，但从未担任过一项实际职务。汪政权人事上之安排，十九为佛海所决定，我以近水楼台之故，本可无求不得，即遇有空缺，佛海也不时问我是否愿意一试，而我则总予谢绝。当时朋友们都羡慕我的闲散，以为我办几张报纸，创一家银行，可叨汪政权之光，而不蒙汪政权之祸。在我自己，也满以为无官一身轻，若说我“通谋敌国”，未免太抬举了我，若说我“图谋反抗本国”，也觉近乎滑稽。至胜利以后，虽然查封接收，已经搞得我头昏脑胀，岌岌可危，而既激于佛海的未曾告语而飞渝，亦且自恃六年中尚无力为非作歹。更为“国无信不立”一语所陶醉，为“法无明文不罚”一语所迷乱，弃家自投，“以身试法”！本来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最后之遭遇如何，殊不值得书告读者，但我“试法”的结果，使我亲身体味出了政治与法律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因为别人怎样受鞫，如何被判，其中曲折，或不免有所隔膜，迨自己一经对簿公庭，才知道胜利之后如何“厉行法治”，以及如何“整饬纪纲”，于是深以区区一身之被毁，反觉不暇自惜了。

　　当我羁身于楚园之时，但知接收真同劫搜，连祖宗的庐墓，妻子之妆奩也一并籍没，半入国库，半饱私囊。而由“汉奸”一变而为军法官者的嘴脸，也觉实在难看。其后既信任主持者戴笠亲口告诉我们，当局将苦心为我们洗刷，最后也必出之以政治解决之保证。以后军统局本部秘书袁惕素又奉命特来押所通知我将获得自由的喜讯，盛情稠叠，高兴得我不住地念着：“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然而戴笠撞机身死，重担无人承挑，情势一变，全部在押诸人，乃如商店之出清存货，一概送至提篮桥监狱处理。我是做过律师的人，自然明白号称持衡维平的法官大老爷们，又是怎样的一副心肠。胜利勋章当然领不成了；而“汉奸”官司倒势且吃定了。

　　许多人都先被起诉了，大家庸人自扰，一番忙乱，延聘律师，撰状辩诉，孜孜于钻进了法律的牛角尖里，从各人的家信中，也不时透露了一些消息，因为对“汉奸罪”的处罚，高至死刑，低至五年徒刑，而另有规定：有早经自首者，可以免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者，得减轻其刑，有于民国三十二年以前退出者，或情形可以悯恕者，又得减轻其刑。种种为法官预留地步，让其能上下其手，出入其刑。不问对谁，也不问如何判决，从死刑到徒刑一年三个月，法有明文，也总是不错的。而判得愈重，愈显得法官弊绝风清。家属们闻风丧胆，于是别出奇谋，上至司法院、司法行政部，下至法院院长、法庭法官，或靠人事上之关系，或以金条为武器，各显各的神通，各走各的门路，法律之外，济之以贿求，其间幕后交易，掂斤播两，讨价还价，五花八门，千变万化。而黄金的代价却又不是罪责之有无，而只是量刑之轻重。我冷眼旁观，会心微笑，忘自身之疾苦，但愿同难者真能通神。又以曾经执业为律师，难友们纷纷请我写状，我也落得与人方便，读读大学时代未曾读过的法律妙文，消遣着这牢狱中的无聊岁月。生意兴隆，不暇应接，是为律师时所未有之盛也。

　　在我正式入狱以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与梁鸿志一起解送狱内的侦查庭，检察官略略问了我在汪政权的官衔之后，倒是大方得很，并不苦苦追求，仍然押回狱室，听候发落。几天之后，检察处认为我有罪的起诉书终于送来了。起诉书也只短短几行，倒像是我在汪政权中的一纸履历而已，仅记得其大略如下：

　　查该被告曾任伪组织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边疆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政府市政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先后在南京上海创刊“中报”、“平报”，又开设南京兴业银行。迹其所为，实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嫌，合依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予依法判决。此致本院刑庭。

　　我收到了起诉书之后，真是回环雒诵，越读而越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我不知道是检察官的办事草率呢，还是在故意为我开脱？依照法律规定，必须有如何通谋敌国之事实，以及如何图谋反抗本国之证据，始足为起诉的根据。现在对此一字不提，从好处说，是犯罪证据不足；从坏处想，是参加了汪政权即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简言之，是想当然，也就是“莫须有”也。

　　我懂得中国的法律，不同于其他民主国家。别的国家要指一个人犯罪，必须由检察官先行提出犯罪之证据以为证明，而后嫌疑人始有抗辩之义务，有提反证之义务。中国则不然，法院说你有罪，即无须有积极的与法定的证据，你说没有犯罪，就得提出不犯罪的证据来。因为我当律师的时候，不知看到多少刑事简易庭中，常常可以遇到三分钟判决一起案子的怪事。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来说，检察官起诉一名嫌疑人犯了窃盗罪，推事觉得案情太轻微了，就不必浪费精神。照例问了姓名年岁籍贯之后，就接着问：“你是不是于某月某日在某处偷了某家的某物？”嫌疑人答：“大老爷！这是冤枉的！”“哼！为什么不冤枉别人而单要冤枉你！判你有期徒刑三月。”推事一说完，如狼似虎的法警，已在后领一把抓住，押下法庭去了。是的，窃钩者而不诛，已经是法官的宅心仁厚了。我接到起诉书后，回想过去法庭上目击的怪状，心中一凛，自己就连叫不好。

　　身在牢笼，自然一筹莫展，于是通过狱吏，偷带家书，要妻子准备法律上的应办事项。过了几天，收到覆信，告诉我已请定了两个律师，一个是当年上海律师公会的同事陈霆锐，一个是大学时代的同学黄济元。家信中还问我有什么有利于我自己的证据，需要收集，我又覆信去一一告诉了她。几天之后，济元仓皇来接见我，他说：他已阅过全卷，对于起诉各点，倒并没有什么要紧，就是卷里夹着一封匿名信，说我是“大汉奸”，曾经国民政府先后三次明令通缉，要法院千万不要轻放了我。济元的意思，政府对我的三次通缉既然是事实，那就会影响法官的观感。法官们但求保持禄位，如被指为“大汉奸”的，就不敢轻判了。

　　同时，卷里还附着一张小报，上面有一段红笔钩出的记载，那是笔名“老凤”写的，说我是周佛海左右的红人，不知搜括了多少财产。他就曾经连到我银行中两天，亲眼看见我每天收进现金条三千条。济元问我小报上的记载，是否是事实？我对他说：“非但不是事实，而且显得那个人也太无常识。即使上海是一个大埠，全沪现金条的买卖，每天的总数，也无进出三千条之钜。”济元又问我，那为什么要对你捏造中伤呢？我有些啼笑不得，我告诉了他结怨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

　　“老凤就是朱凤蔚，吴铁城任上海市长时代的科长。有一年农历年底，他来信向我告贷，因为我适巧没有去银行，及看到来信时，已经是新年了，急忙着人如数送去。不料老凤接到借款，就哼了一声说：‘好！他真是辣手，知道我不能过年，偏偏拖到了新年再送来，这是故意向穷人开玩笑！’不料墙倒众人推，他趁我家破人亡之际，还忍心投井下石。”

　　济元说：“现在事已至此，此将如何应付呢？”我告诉他：“如法官问到这件事，可以要求传他到庭对质。”济元亦以为然，但他总以为政府的通缉，显得我地位的重要；小报的记载，渲染出我财富的丰厚，案情本身以外，却在在与我不利。其实，他也不说，我也岂有不知之理？即使没有这种攻诘的书函与文字，一般的情势如此，家中已被接收一空，也再无余力满法官之意，前途的凶多吉少，自不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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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一纸起诉书忙坏了家属

　　如真是就法论法，那参加汪政府就并不能即认为有罪。舍“双簧”“反正”等一切五花八门的奥妙于不谈，就算汪政权真是一个叛逆的组织吧！惩治汉奸条例中规定得很清楚：“汉奸”也者，要具备“通谋敌国”与“图谋反抗本国”两个条件。所以尽管参加了汪政权，而其行为上如既不曾“通谋敌国”，也无意于“图谋反抗本国”，尚不足入人于罪。如其不问原因，不究事实，认为一经参加汪政权就是“汉奸”的话，那么，胜利后主持“肃奸”案中的军法官，如唐生明、程克祥、彭寿、李时雨、余祥琴，以至毛森等人，他们有些久事汪朝，有些为敌服役，那就无一而非“汉奸”了！也无一而不应受“汉奸条例”之惩治了。然而不然，政府也以为他们虽参加“敌伪”，因系奉令，就不算是“汉奸”，也不必要受惩。政府自己就否定了参加汪政权就是“汉奸”的原则。其他，除了“奉令”者外，如无犯罪之故意与犯罪之事实，或有所为而为的，岂真全是丧心病狂之徒？若说对外战争时，遍地都是“汉奸”，何必定欲造成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洗不清的污点？政府好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己可以因有所为而派人参加汪政权，人民因为所为而自动以参加为掩护，或以在沦陷区中为避免生命上的危险而参加汪政权的，就必需严惩吗？

　　其次，即算这个人真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事实，但法律上还要有证据才得起诉。要有证据才得判刑；如其有事实而提不出证据，叫作犯罪事实不能证明，政府虽明知其为巨奸大恶，只能眼睁睁的让他逍遥法外了。所以在法治国家中，入人于罪，要有可以依据的法例（事后添造的，当然不足为据），要有确实的证据，在法院没有提出犯罪的积极证据之前，嫌疑人绝无提出无罪反证的义务。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法理，而只是普通的常识而已。

　　然而，我却不幸而为中国人，而且不幸而为现代的中国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察处对我的起诉，虽绝无有罪的证据，但我不得不有证据以证明我的无罪。于是就苦了家属，到处求情，到处磕头，希望取得些证明，也只是为了稍尽人事。

　　妻收到我从狱中寄给她一封可以在庭上作为“丑表功”事实的书信以后，她开始奔走。又谁知政治行情一变，连友谊行情也全变了。中间果然有投桃报李的好人，但也有反面无情的忍人。我自己知道官司是吃定了，安坐牢中，静候怎样判决都好，而家人偏偏痴心妄想，还用全力在为我搜求不通敌不叛国的反证。

　　正在那时，领导八年抗战的统帅蒋委员长来到上海了，欢迎的盛况自然是空前的。犯人的家属虽然不配参加欢迎的行列，但在报纸上还是可以看到这空前的盛况。蒋氏首先接见上海一批当地的父老，面加抚慰，而代表父老发言的是颜惠庆。这一则新闻曾使上海五百万居民感到兴奋，因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最高当局并不曾把所有遗留在沦陷区的人，视为“伪民”。但是我的家人却有着另外的一种感想。她们已看到了我的起诉书，罪状之一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市政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名义，而那位前北京政府时代的国务总理，现为上海市父老代表的颜老先生，在沦陷时期却是周佛海所聘任上海十九名市政咨询委员之一（颜老先生并没有出席过会议是事实；但也并未辞去这名义也是事实），在同一法律之下，为什么一个为阶下之囚，而一个成座上之客？

　　另一件新闻是：蒋先生更接见了抗战时期中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面加奖励。地下钻出来大大小小的人员中，功勋列为第一的是蒋委员长的驻沪代表蒋伯诚，那天他以病废在床，由他的夫人杜丽云女士代表谒见。报纸上更把蒋代表的工作详细列举，什么营救、掩护工作人员，什么供给地下经费等等，勋绩彪炳，谁也得承认他实在无愧为功勋的第一！

　　上海的市民们当然不会想到蒋伯老多年来早已半身瘫痪，连饮食起居都需人扶持，从日宪那里保释以后，仍在被监视之中，他有什么无边法力，能够大显神通？千千万万市民中，惟有我妻是明白的，她在报上一条条读着所列举蒋伯诚的功勋，再与我在投案时自白书上所写的工作经过，核对之下，好像是我预先抄袭了他似的。她想：原来蒋代表竟是卧享其成？妻既然要为我搜集证据，自然应以蒋伯诚为第一个目标了。

　　她去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公署”，仍蒙蒋太太另眼相看，殷勤招待，陪着她到了蒋伯诚的病榻之前。妻开口了：“伯老，我丈夫在沦陷时期，颇承赏识，得供驱策，他有时回来告诉我，你曾不断向他保证将来一定向当局证明他的心迹，几年来督促他为你冒险效力。胜利后自首之前，你当着我承认只要有一个陷身罗网中的人被保释了，你会把我丈夫保出的。今天，他被法院以汉奸罪起诉了，基于你一向对他的爱护，我恳求你由代表公署出具公函，证明他过去的事实。”

　　蒋伯诚沉吟了半晌，以低弱的声音说：“你丈夫在敌伪时期太红了，我无能为力。”妻一向反对我参加汪政权，她只希望我做一个安份的百姓，对国家事用不到我来瞎起劲的。而且她一向有神经衰弱症的，在我生死关头之际，向一个比较了解我的人请求，不但受到了峻拒，而且语气中还含着讥讽的口吻，她只说了一句：“伯老！那时你是唯恐他不红吧！”说完，她以精神上受不了刺激，就昏厥在沙发上了。

　　也许蒋伯老面对着这凄惨的情形，也不免为之感动了，等我的妻子苏醒的时候，居然承他于无可奈何中改变了态度，他说：“不要难过了，但我已经记不起他曾经为我做过些什么事？”妻从衣袋中取出了登载有蒋伯诚地下工作的报纸，她以哀求的目光看着他说：“这上面登载着你为国家效忠的功勋，这其间或许有几件是我丈夫为你代劳的，就请你随便挑几件写一纸证明书吧！”蒋伯诚忸怩地点了一下头，要她先自回去，等饬人写好后再送给她。几天以后，赶着在我开庭之前，就把代表公署的证明文件送来了，倒承他不是含糊笼统地写几句官样的文章，也许怕我家人再去骚扰，竟蒙列举了十几项事实：什么营救地下工作人员王维君、曹俊等五百余人；掩护毛子佩等转赴内地；保释他自己以及王先青、万墨林等多人；接济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党部经费两年；供给地下工作人员枪械若干。以他委员长代表身分，仗此一纸灵符，毕竟把我从有期徒刑十年，让法官好为我消灾而减为两年六月。

　　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证明书，不能不求地位较高者，让法官容易采信。当年在上海工作的，除蒋伯诚以外，自然应推一度号称“上海党皇帝”的吴开先了。尽管我们是小同乡，而家人对他却并不相熟，新闻报的严谔声因我曾经营救过他的太太，自告奋勇，愿向吴局长（胜利后吴开先又回任上海市社会局长）请命。当他看过了吴开先回来以后，黯然作出了效劳不周的表示，他见过他，也求过他，而吴开先的回答，直截痛快，他说：“我不知他帮过我什么忙。”谔声自然无法再行强求，结果徒着痕迹，反使我增添了想冒“功”的一份惭愧。

　　我是望平街出身的人，在汪政权建立前后，双方对新闻从业员的彼此残杀，总觉得有些恻然于怀。他们都是我的同业，我的朋友，因此，凡是我见闻所及，棉力所及，实在不忍他们遭池鱼之殃，由于良心的驱策，暗中多少有些照顾。家人想到这一点，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邀请了一批我曾经帮过一些小忙的人，请他们为我证明。那天到的似乎有严谔声、赵君豪、何西亚、严服周、毛子佩、唐世昌、倪澜深、陆以铭、王尧钦等十多人。一经我家人提出请求，他们都坦然签名在证明书上，而其中何西亚与唐世昌两人，态度都有些与众不同，而且这两人过去与我的关系，要比其他诸人为亲密。

　　何西亚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前后达二十余年，战后一度任香港的国民党党报“国民日报”的总编辑。太平洋战起，在港被日军所俘，被释后来沪，先在我所办的“平报”上写稿，我又陪他谒见周佛海与李士群，因为他们原系老友，颇受资助。他来沪后，又与第三战区搭上关系。第三战区高参章鸿春来沪与佛海见面，即系他与我先行联络。顾祝同要办一个“墨三图书馆”，我帮他在沪筹集经费，他有时暗中来往，事先我也为他掩护。甚至他在浙江开了两家店铺，还是我出的资本。在汪政权时代，他无日不在我处。胜利后，潘公展出任申报社长，他做了申报秘书。那天别人都坦然签了名，惟有他说要考虑后再作决定，使阖席的人为之惊讶不已。

　　至唐世昌一向是申报的夜班经理，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杜对上海报界用金钱有所贿托，总是由他经手。他衔杜月笙之命与佛海间联络，也一向由我转手。逢到“七十六号”要对付新闻界人士时，我托他秘密转告防范。至于这几年中他借故向我要钱，还是小事。而那天杏花楼席上，他是签了名。但在高检处为我作证时，十九他说过这样的话：“在汉奸群中，金××尚算有良心，有廉耻的人，所以我对他有往来。”他又告诉过蒋伯诚说：“他这几年唯一的污点，是用过汉奸金××的钱。”人与人之间就这样的可怕！我一向以为西亚有些书生的道义，而世昌有些帮会中的侠义，日久见人心，终于使我为了友道而难过；也为了友情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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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八、屈辱的生不如干脆的死

　　此外，吴绍澍为我证明“平报”改出“正言日报”时一切设备的完整，王维君、曹俊等为我证明被日宪判押在镇江监狱时经我营救出险，而在胜利以前，前北平市长袁良，自称奉有蒋氏手谕，从事敌后工作，我参加了他的组织，而且为他奔走，此时他嘱咐我家人不宜提出，杜月笙代表徐采丞在沪设立民华公司，以大批战略物资运送抗战区，我为常务董事，他曾经告诉我们曾去电向蒋委员长备案，而此时也说不必提出。真相如何，一切使我如坠五里雾中。我们真是可怜的一群，也是处处被人玩弄的一群！

　　即使这一些证明文件，已经使家中人于声泪俱下中，疲于奔命。在我想来，肯为我作证的，是对“汉奸”的一份同情，盛谊可感！不肯为我作证的，则是不欲对“汉奸”有所包庇，也觉大义足钦。不投井下石，已为叔世所难，对人一味苛求，将是我太糊涂的奢望了。

　　到了三十五年的冬季，江苏高等法院开庭的传票送达了。主任推事是邱焕瀛，他是江西人，战前仅任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做一名民事简易庭的推事，上海沦陷后，他仍留沪未走，不知何以吃了几年“敌伪”配给的户口米，胜利后竟升任了高院的刑庭推事。家里知道了这消息，认为他是与南京的金世鼎一样的尖刻，如徒恃证据，将是无用的。初步不得不谋人事上的救济。据别人传言，他与罗家衡律师不但同乡，而且有着深厚的友谊，于是除了已聘定的陈霆锐、黄济元以外，更以法币五百万元的代价，加聘了罗家衡为我的辩护人。

　　开庭的正确日期我记不起了，我但记得是与周佛海的开审是同一天。所以当我被提出庭时，我还笑着对同难的人说：“明天报上应该这样做标题：京沪两大‘汉奸’，同日开审！”法庭就在提篮桥监狱以内，我到庭以后，邱焕瀛升座了，案下的庭丁，还是我做律师时的旧人，过去我办案出庭，他们叫惯我金大律师的，那天我非但已经不再是保障人权的大律师，而是不再享有人权的囚犯了，而当他们传唤我时，竟脱口而叫出了：“金大律……”一想不对，“师”字没有喊出就缩了回去，但又不好意思直呼我的姓名，用手指了一指我应站的地位，我缓缓的走向案桌之前，肃立待鞫。不料记者席上，坐着四位采访记者，他们一望到我，其中三位竟又起立向我鞠了一个躬。我一看，原来其中两人是我办“平报”时的记者，另一位则是当初曾经由我训练过的旧属。邱焕瀛见到我这犯人的“声势不凡”，脸上显出了一面孔不高兴的神气。

　　事实上我并不应该怪他的，他也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起诉书上只有我在汪政权中的职位，既未开明事实，亦未提出证据，除了吹求以外，实在也无话可问。而邱焕瀛却不愧为老吏，他能别出心裁，也随时对被告表露出做法官的在判决以前不应有的成见。有若干的问答，亏他匪夷所思。事过境迁，不必再说什么痛定思痛的话，到今天还觉有些笑定思笑倒是真的。让我追写几句在下面，以作为我个人永远的纪念吧！

　　问：“你很早就参加伪组织，是不是想做开国元勋？”答：“那时国家到此地步，但求不做亡国大夫。”问：“既然你不想做亡国大夫，为什么不到后方去？”答：“假如沦陷区不需要人工做，那为什么后方还要派人来？”问：“周佛海是由留日学生而做大汉奸，你怎样夤缘与他相识的？”答：“十二年前，由蒋委员长好意所介绍。”法官沉着脸道：“胡说！”我肃然改容，恭声回答：“不敢，请打电报去问。”问：“我看到你呈案的证据里面，你曾经营救过五百多人，是吗？”答：“我已记不清确数了。”邱焕瀛脸一沉，他大声说：“可见你那时的势力真是不小！”我有些震悚了，凄然道：“今天我万分后悔，当时真不该去救那些人的。”问：“周佛海是大汉奸，你为什么帮他？”答：“我不知道他是大汉奸，我只帮他做重庆命令他做的事。”法官又说：“又是一派胡言！”我急了，我说：“假如我是胡说的话，难道我所目睹由秘密电台上传来用蒋委员长名义发来的千百通电报，竟是有人捏造的吗？”法官说：“你当时帮一些小忙，不过为后来想免罪留些地步罢了。”我说：“审判长！那时的成败恐还未可知呢！”“……”“……”

　　邱焕瀛看到我憨不畏法的态度，不想再与我徒作口舌之争，教我退坐一旁，传证人到庭询问。而为我作证的人，却少得可怜，一个是毛子佩，一个是蒋伯诚的儿子蒋宇钧。

　　毛子佩胜利前是押犯，是逃犯，在押是我保他的，逃走是我帮他的，而胜利以后为市党部委员，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市委。我送给了他海报，他改名为铁报，仍留用着我办理时的班底，也保持着我办理时的销路。我让给了他福履理路我的一所洋房住，他住了后面的一宅，还把前面的一宅送给章士钊住，转眼之间，他已声势大异。法院传他到庭，承他侃侃作证，怎样他被宪兵队拘捕，由我去与蒋伯诚等一起保释，又怎样宪兵队要二次加以逮捕，我给了他一张“平报”职员证，始得脱险逃往内地。并将有我签名的职员证呈给法官看，法官要他附卷作证，他说这是他当年靠它救命的东西，要保留作终身的纪念。

　　关于毛子佩的那所洋房，确然是我的。有一天，曾经有检察官传我去询问，要证实这所房子是否是我的，我当然否认，因为一承认就成为“逆产”，即在充公之列。而检察官与法官却一样糊涂可笑，他说出了太没有常识的话，他说：“不是你的，你有什么证据？”我答：“假如检察官定要说连跑马厅也是我的，我怎样能提出不是我的证据呢？”检察官碰了我一鼻子的灰，总算又逃过了一关。

　　法院本来要传蒋伯诚到庭的，因他瘫痪在床，所以派他的儿子宇钧做了代表。庭上先发下他父亲的证明书，问他是否是真的，他当然说是真的。又问他证明函中列举的各项是否事实？他说：“虽然我并不知道全部详细情形，但我父亲是委员长的代表，不可能说假话的。”又问：“你既不知道你父亲的事，怎样又说是事实呢？”宇钧答：“在沦陷时期，我和我父亲等被敌军宪兵拘捕了，以后由金先生来保释的。那时我父亲早已半身不遂，不能行动。恢复自由后，仍奉中央命令在沪工作。每逢有事，我父亲就要我请金先生来，请他帮忙。因为我是晚辈，而他们谈的又是最机密的事，所以我陪了金先生到我父亲的病榻之前，我父亲就教我回避退出了。”宇钧庭上的证言，确是完全照事实讲的。他与毛子佩的作证，虽然对我并无多大帮助，但我在投案时“自白书”中所写的，最少证明了我并非全是“一派胡言”。

　　这一庭，也就草草了结，最后检察官论告，只背了我在汪政权中一连串的履历，并没提出罪证，承办推事也不着边际地又问了几句，完成了他们职务上的例行公事。

　　第二天，妻子偷送给我的家书，却显得万分严重，她无限地抱怨我，为什么要在口头上求一时之快？家里到处求人，到处磕头，就被我在庭上几句话完全断送了，即使不为我自己，也得可怜可怜家属呀！尤其为什么要一再提到蒋委员长呢？为了我说的“用蒋委员长名义发来的千百通电报，竟是有人捏造的吗？”这两句，家里人又向所有报馆里的朋友，要求登载时把这两句删除掉。她信中的结论说：“事到今天，要尽量隐忍，被指为‘汉奸’就‘汉奸’吧！先留着一条命再说。”她知道我太冲动的性格，祸从口出，所以向我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那时在我的心理上，是与其屈辱的生，不如干脆的死！我只想在公开的法庭上，宣泄我的一腔冤气，其他，什么都不再是我所顾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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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协助抗战有利人民者罚

　　当然，在宣告判决以前，尽管法官成竹在胸，总还得装点出一番形式，以进行所谓言辞辩论。明知我不管怎样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既然自投罗网，就不必妄想脱罪。因为如对我一经宣告无罪，最大的问题，难道把已经入官或私吞的财产，再重新吐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原是最浅显的道理。况且我既不能像佛海太太那样还好拼凑出一百五十根金条为赎命之计，而又没有近侍之臣如陈布雷者，肯为上达天听。所以自知万无可以侥幸之理，能有“委座”代表肯屈尊证明，已算得来非份。而家人偏还不肯死心，因为知道该管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郭云观，与上海市商会会长徐寄廎是温州的小同乡，凭着我与寄廎一些小小渊源，于是去向寄廎恳求，只要郭院长能够法外容情，我们更愿唯力自视。

　　寄廎倒很坦白，他表示他深知郭云观的为人，为了要博一个清正之名，以保持他上海的优缺，乃以严厉苛刻，显出他为廉吏为能吏。刚与首席检察官杜保祺的为人大异其趣。如由他去求情，空口说白话，当然不会生效，若输金纳贿，则投鼠忌器，更为不妙。寄廎一说，家人也只好知难而退。

　　辩论庭的开审，刚在我入狱将近一年半的时候。审判长是刘毓桂，我因以前执业为律师之故，与他本属相识，连他的女婿主审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的军法官石美瑜，他的千金刘玉琴为律师，也都在沦陷时期颇有往来。彼此虽具两代交谊，而一旦局面一变，过去的关系，自然就全不可恃了。

　　开庭那天，刘毓桂略略问了几句之后，就命我作最后陈述。我概括地提出了如下的几点。我说：什么叫汉奸？汉奸是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那末，如其是汉奸，就毫无可以悯恕之理，如其是汉奸，而只须轻判几年徒刑，那太便宜了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了。但是，如果既没有反抗本国的行为，也无通谋敌国的证据，汉奸这罪责不是好玩的，汉奸这恶名更不是好受的，法院持衡维平，就有为民昭雪的责任。

　　其次，若说我真是触犯惩治汉奸条例，那末，我参加汪政权时还没有这个条例，依照刑法总则第一条就有明文规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再退一步言，怎样才应负刑事责任呢？依照刑法原则，必须犯罪的意思与犯罪的行为合致而成。就算我参加了汪政权，名义就算是罪行，那末怎样证明我有犯意呢？检察官对此并未提出证明，而我却有无数的反证。这样多的证人证明我营救、掩护还不够吗？他们是抗敌的，他们与我们表面是敌对的，我为什么要营救他们、掩护他们？我的如此做，就足以证明我的并无反抗本国之意思。犯意与犯行不一致，依法就不能判我有罪。我还要反问一句：政府为什么还要特派人员冒险到沦陷区做工作？他们自然是有功的，但有人在沦陷区自动地尽匹夫之责冒险为国家工作，政府也且曾经密电奖勉，鸟尽之后，难道就变为有罪吗？假如我不能取得汪政权的名义，我如何能营救地下人员？难道政府一面派人工作，一面公然敢向日本宪兵直接交涉吗？政府如徒逞一时之快，以后再逢对外战争时，试问有谁再敢挺身效命？

　　我说完了这一段废话，我的三个辩护律师也依次辩论过了，就宣告终结，定期宣判。

　　家人在这一段时期中，还是为我在作最后努力，凭藉了我与刘庭长过去的两代交谊，家人居然能够不时去到刘家，陪刘庭长的太太打个八圈卫生麻将，逢到他家有生日等事，也准许犯人的家属参加庆祝。为了我，家人的敷衍巴结，无所不为。总之，是想尽了方法以博取他们的欢心。

　　此外，对我生杀有一半权力的主任推事邱焕瀛，更通过了两重关系向他疏通，一个是他朝夕相见的朋友，也与他有着同事关系的某人，一个是我的辩护律师罗家衡，与他有乡谊而又有交谊。但邱焕瀛对我的量刑问题，总是唯唯诺诺，永不表示出一丝明确的态度，使人无法揣度他的真意所在。

　　到辩论终结以后，已经到了我的生死关头。家人积极向某一法官求情，希望以他们于胜利前也处身在沦陷区内耳闻目击的所得，给我一丝同情的斟酌，家人而且说过，如其能宣告我无罪，只要把这一顶“汉奸”帽子摘掉，愿意把所有查封的财产奉献给国家，为接收人员“劫收”去的东西，概不追究。

　　某法官似乎很同情我，也表示愿意帮忙，他说：他可以尽义务，但合议庭是三个法官组成的，其他两位，总得点缀一下，使他更便于说话，代价是黄金五十两，在那时确实是一项最公道的交易，已多承推情放盘，在“肃奸”案件中，这自然是罕有的低价。不过，黄金也并非万能，宣告无罪是做不到的。他说我尽管没有罪行，但那时我在上海太活动，名声太响，人家总以为我有着不少的钱，一经宣告无罪，他们所担的责任太大，最大的帮忙，按照条例中五年的最低刑，再打对折，判个两年半徒刑吧。

　　家人又苦求他判个一年半，那末，一宣判我已坐满了刑期，就可出狱。而法官终于为了避嫌之故，还是说，反正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委屈些，将就多坐一年吧！幕后交易的结果，确定了我“汉奸”的罪责，也决定了我两年半的刑期。

　　在宣判前两日，家人已经秘密通知了我，我回想到当年秘密电台上传来的嘉勉之辞，我痛恨自己的既蠢又愚！谁教我那样天真？那样糊涂？死完了沦陷区所有的“顺民”，死完了从事地下工作的“民族英雄”，又关我什么屁事？太不自量力了！短短两年半的薄惩，对一个不懂政治玄妙的糊涂蛋而言，真是千该万该！

　　宣判的那天，刘毓桂起立宣读主文：“金雄白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褫夺公权两年。全部财产，除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我毫无感想，只觉得暗盘与明盘是相符的。读完主文以后，刘毓桂简单宣示判决理由，他说：“你在‘伪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显见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构成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本来要判处你有期徒刑十年。但经本院斟酌委员长代表公署的公文书，以及其他证人到庭的证言，确认你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行为，依照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特别为你减了两减，从轻判处你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如不服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后十日内声请覆判。”我抗声说：“我不服！”

　　我重回监狱，许多难友为我庆幸。因为能判处两年半，以全案一般的情形而论，那是算得最轻的了。固然也有判两年与一年三个月的，上海一千余人中，也仅得一二人而已。有些难友还说我到底是律师出身，才能获得这样的结果，但我怎样可以告诉别人，谈法律有什么用？我还是靠了“五子登科”中的两子，是“条子”与“面子”。

　　我更感谢上海新闻界的许多旧友，他们除为我作证外，第二天“申报”的本埠新闻中，登载了我判决的消息，标题这样写的：

　　金雄白协助抗战有利人民

　　高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我看到了这张报纸，使我惭愧，也使我感奋。朋友是为我不平，也在对当局讥刺。因为标题是根据刘毓桂当庭的宣示要旨而来，但粗看则成为我的被判处徒刑，是为了“协助抗战，有利人民”。在患难之中，这是很难得的公道了，最少让我在不尽低徊之际，为之开颜一笑。

　　收到判决书以后，我自己写好了理由书声请覆判，而且已经依限呈递了。但刘毓桂却对我万分关切，暗嘱我家人说，我被判两年半，已是法外容情，上诉决无希望，又何必多此一番手脚。经他一提醒，我也想到陈璧君的话，尽管不服，尽管我自认有理由，但上诉相信还是无望的。考虑了几天几夜之后，我终于忍痛自动声请撤回。案子从此确定，让我在牢狱中前后渡过了九百十二天的悠长岁月，也终身戴定了一顶汉奸的帽子。

　　我在汪政权中没有担任过任何的实际公职，事实上本是一个闲角。而周佛海是汪政权的最重要台柱，他所担任的地下策反工作，以他表面的立场来说，本是在多管闲事，而我却为他在这方面稍供奔走，更是名副其实的帮闲了，不料却以此换来了九百十二天的缧绁之灾，正如我在序文中说：“无意得之，岂不快哉！”到今天为止，我对汪先生的抱负与处境，是钦佩的，同情的！周佛海对我的推诚共事是欣慰的。他们都先后为国事牺牲了，我能够也为他们分担一些责任，我再有什么遗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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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我终于写完了汪政权的一代史实，以一人之力，而且在几于全无参考资料的羁旅之中，要写出一个政权的往事，非但不能求其完整，自也不免于有太多疵谬。除了本书已写者以外，值得一书的当然还有许多，有些是写本书时所遗漏的，也有些是见到此书以后，由当事者的向我剖述，只有等待他年有机会时再为追补罢。

　　我写这本书，最大的目的，仅在想为历史作证，自信尚无捏造之处，亦并无攻击别人的存心。汪政权的功罪，其实曾身历其境的沦陷区人民，都可以为之作证，又何必我来哓哓多说！身后是非谁管得？功也罢，罪也罢，忠也罢，奸也罢，当读者们看完了全书之后，应该对这个被目为“伪组织”的政权，自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我更愿在本书结束之前，纯以客观的立场，平心静气地对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抒写出我一些自己的感想：

　　汪氏的所以创建这一个政权，不应完全否认他个人的具有领袖欲，以及与蒋氏之间的杂有若干意气。但也不应完全抹煞了他以跳火坑的精神，为沦陷区收拾善后，为国家担当大任的苦心。他的离渝，因为他是中枢仅次于蒋氏的领袖，对内，他比别人更明白国家的实力与战争的形势；对外，希特勒在东西欧正有席卷之势，而英美与日本也方在眼去眉来，英政府的封锁国际唯一通道的缅滇公路，给了他一个最大的刺激。他认为国家的存亡，已间不容发，是否应该仅仅为了个人之利益而出之以孤注之一掷？正于此时，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加以煽惑，他以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使政府已由汉口再迁至重庆，如这一次再错过的话，政府势必远迁到西康，而胜利的希望也愈趋渺茫。及至在河内准备赴法时之高朗街的行刺案件发生了，无可否认某方面在手段上是无异迫其走向极端，而汪政权之出现，直接原因多少是为着意气所激成。

　　那末，汪氏的赴日军占领区创建政权，有什么把握呢？汪氏离渝时给蒋氏的私函中就说“弟为其难”，他早已知道了前途的艰险，至他临终赴日疗病前，又对他公子所说：“一定要有准备家破人亡的勇气，国家才能有救。”可见他始终没有作过“成功”的打算。他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九日在广州广播“怎样实现和平”中，有一段话说得最为明白，他说：“有人说我一到沦陷区的地方，就会失去自由。我既然下了决心，走到这地方来，难道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道理也不懂得？我只会死，绝不会失却自由。不但此也，我时时刻刻准备着以我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换取同胞的自由。”在日军占领地区他能发表这样的言论，他真是甘心媚敌吗？

　　汪先生于抗战中途主和的看法对不对呢？当然没有全对，却也并不全错，他是对了一半，而又错了一半。他对抗战的局面太悲观了，如原谅他的话，可以说是救亡之心的过于沉重。他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致重庆诸同志筱电有云：“以抗战胜利之希望，寄托于国际援助，弟等久已痛言其非。欧战既起，情势愈显，论者犹谓英法虽无暇东顾，苏联仍可恃；今则德苏夹攻波兰又告急矣。强国之风云变幻，其不测既如彼；弱国之远交近攻，其受祸又如此，瞻念前途，能不憬然！”汪氏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论断，不能不说言之成理，但汪氏既知“强国之风云变幻，其不测如彼”，而短短数年之后，德苏由缔约互不侵犯而至生死搏斗，希特勒在狱中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曾力言第一次大战德国之所以失败，完全犯了两面作战的兵家大忌，而希特勒一经当政，居然再蹈覆辙，德苏而不战，二次大战之鹿死谁手，正不可知。

　　以中国的命运而论，太平洋战争发生前之美日谈判，已有接近协议之可能，而以日外相松冈洋右由欧返国，途经莫斯科时，以斯大林的赶往车站送行，且与松冈拥抱时说：“我也是亚洲人呀！”而松冈乃为其所迷惑，破坏了日美协议垂成之局，正如陈璧君于苏州高等法院就鞫时在法庭上所云：“假如‘一二八’日本之炸弹，不投于珍珠港而投于西伯利亚，试问今日又将是何等的局面？”战后日本出版过一本行销达百万册的二次大战秘史，作者为日本“每日新闻”报的社会部长森正藏，系根据日本政府战时的秘密档案所写，其中有一段有关美日谅解方案的内幕，原文云：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美国外交当局提出了一些和平条件，一共是七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罗斯福总统就中日战争部份承认下列条件，如日本政府愿意接纳，则美国政府将进而对中国政府（指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这一项包括了六个条款，即：一、中华民国独立。二、中日间成立协定，日军应自中国领土撤退。三、不赔款。四、恢复门户开放政策。五、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指汪政府）合流。六、承认满洲国。”

　　假如希特勒不向苏联进攻，二次大战史势将完全改写，如松冈洋右不破坏美日谈判，则上述罗斯福所承认的美日谅解方案中“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合流”一款，势将如雅尔达会议中的秘密条款，非压迫重庆接受不可。如此，则汪政权的命运，也将完全改变，又何来顺逆与真伪？而强国不可测之风云变幻，汪氏明知之而躬蹈之，抗战终且幸得惨胜，汪氏之误，其在此乎？

　　汪氏主和一面为了国际形势与战局的不利，而另一面则为抗战持续，必使中共坐大。他所主持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说得很透澈。他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九日广播“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概念及前进目标”中说：“抗战以来，军队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现了民族意识，这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同时我们又必须知道，这种民族意识，如今已被共产党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众断送国家的工作。在共产党是以为当然的，他们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要把中国来牺牲，牺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牺牲的时间越长越好，牺牲的人数越多越好。中国固然牺牲个精光，日本也必受创，这在第三国际看来，真个是一举两得。何况天从人愿，抓着了蒋来做幌子，以尽情发泄十六年以来‘剿共’的仇恨，等到尽情发泄之后，他们自然会回到第三国际老家去，用不着一些留恋。因为这样，所以三番几次得着了恢复和平的机会，偏要说抗战到底。这就是说：中国永远得不着和平的，非替第三国际牺牲到底不可。”

　　汪氏这番沉痛的言论，不料十一年后，无一不如他的所料，虽然他看错了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但对国内的未来情势，是看得千真万确。抗战胜利了，只是为共产党造了机会。到今天，毛泽东可以昂然地说：“最后胜利，乃属于我！”

　　况且，汪氏等的离渝，其原意本在和平而不在组府，自赴沪以后，周佛海等仍在奔走和平，所谓和平，自希望由蒋氏领导的和平，而非汪氏所领导的和平，以是汪政权之建立，且以等待和平而一再延展。那末，蒋氏究竟有没有和平的意思呢？汪氏除举出了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一月，德国驻华陶德曼大使调停经过之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纪录外，他于上述广播词中，更透露出一项外交秘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固然在近卫声明中方才轮廓明白，但是数年以前，日本已经有此提议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有吉大使与蒋会见，曾提出以三原则为改善中日关系之基础，蒋表示赞同，并表示无对案。其后忽然反复：一则曰：那时他是军事委员长，不是行政院长，所说的话，不能算数；二则曰：那时是以私人资格谈话，不是以公式谈话；三则曰：所谓赞成者，乃是赞成对于三原则之讨论，不是赞成三原则；四则曰：所谓无对案者，乃对于三原则之实施而言，绝非无条件的赞同。这是二十五年整整一年中日交涉反复停顿之原因，也是二十六年中日冲突终于爆发之原因。”汪氏对由蒋领导之全面和平的期待，终于落空，卒使汪政权之出现，成为时代之悲剧。

　　汪氏以次诸人，自以陈公博与周佛海为两大柱石，陈公博不信日本对和平有诚意，更反对政权之建立。他的参加，只是以身殉友，为知己者死耳。至于周佛海，虽然我与他关系较密，而迄犹无法确定其真正之立场，他的事汪而通蒋，有国民政府之皇皇赦令，其为事实，已不待于作进一步的说明。所留下的疑问是佛海的追踪汪氏，是否系奉命之行动？按说，佛海的离渝，既如其于民国卅四年春呈蒋函中所谓“职离渝经过，惟（陈）布雷知之最详。”布雷知，蒋未有不知之理。另一项旁证，是周佛海经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周太太杨淑慧去看周恩来，周恩来除切嘱她万不可透露曾与其见面的消息而外，又曾经对周太太说：“佛海手里有没有蒋先生的凭据？如其有，立刻秘密缴还，或可尚有一线生机。”

　　事后周太太对周恩来之言，越想越觉有理，据说她手里确实握有蒋氏给佛海的一纸亲笔手谕，名字当然不是写的周佛海，而改为“蒋信”。“蒋信”两字却用得很妙，也很有深意。淑慧就偷偷地把它送给陈布雷，布雷也一声不响地放在蒋氏的办公桌上。及至蒋氏看到了这一个秘密文件，他心里当然有数。就对布雷说：“你看佛海在抗战中对国家是否多少有过一些贡献？”布雷与佛海为至交，当然为他说了许多好话，蒋氏说：“那末你就拟一个特赦令的稿给我斟酌一下吧！”布雷拟就后，送给蒋氏，又经蒋氏加减了一些，其间有些显得与事实有些矛盾之处的，即为蒋氏亲笔所改，而为布雷所不敢再改的。如这事经过是真实的话（告诉我的，是出于有关系者的言之凿凿），那末，周佛海根本就谈不到是什么汉奸，自更不应受什么汉奸罪的惩治了。

　　汪政权既然结果覆败了，那就不必再谈什么功罪是非。但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对汪政权的人严行处治，而且瓜蔓株连？说是为了整饬国家纪纲，那末接收与审判人员的弄得烟雾瘴气，接收则“五子登科”，审判为“有条有理”，民怨沸腾，又几曾像有过一丝国家纪纲？而政府且熟视而无睹，岂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纪纲犹在其次耶？

　　在沦陷地区，为国家权力所勿及，而且人民亦不再能获得国家之保护，其与敌人合作，依世界文明国家的法例，应不为罪。即中国的刑法上也规定“因避免自己生命、身体、自由、财产之紧急危险而出于上述不得已之行为”，亦且在不罚之列（刑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沦陷区人民而与敌人合作的，可说很多都是出于上述不得已之行为。甚至若干文明国家，到撤退的时候，会命令前线的军队投降，使官吏或平民能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或自由而准许其附敌。以亚洲各国而论，菲律宾最受崇敬的刘礼博士以及连任十余年的泰国前任总理銮披汶，不是都曾于战时与日人密切合作过的吗？战时因赴日开会而中途以飞机出事殒命的印度鲍斯，迄今印人且称之为民族英雄。同样是民主国家，这不是一反中国当时的措施吗？

　　这本书我是在香港写的，那就以英国与香港为例吧！战时向日军投降的香港总督杨慕琦，不但战后英廷令其迅即回香港原任，向市民宣慰。而一九四六年元旦，英政府且认其劳苦功高，特授予G. C. M. G勋章。又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英政府公布：凡在东南亚被指有助敌之罪者，倘无残暴行为，即不能对其提起刑事之诉。

　　香港人迄今耳熟能详的大爵绅罗旭龢，现在香港半山还有一条纪念他的“旭龢路”呢，而他于香港沦陷后，且是与日军密切合作的香港华人四代表之一。假如香港仍然是中国领土的话，他的遭遇将是怎样？而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伦敦新闻处发布消息称：“英国上议院昨曾有一问题提出，香港获得解放后，何以罗旭龢爵士曾被督辕招待，及罗氏是否将因曾与日人合作受审？窝克顿勋爵代表政府答称：罗爵士之与日人合作，乃由港政府高级官员所示意，而为中国居民谋福利者。总司令认罗爵士虽然或有欠缺审断之处，但渠之忠诚，为无可非议者。”

　　上述数例，投降之总督犹称为劳苦功高，附敌之爵绅，且指为忠诚无间。而国民政府与众不同，凡涉有形迹之嫌，即处以汉奸之罪。然陈公博等之从容赴死，反使民间寄予同情，周佛海、陈璧君等当庭供述，竟使听者报以满堂掌声，纪纲未整，威信全隳！仅及四年，而风云又变。我写这汪政权的一幕，或有人认为是满纸荒唐之言，而我对于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实际却是国家的悲剧，迄今于痛定思痛之余，是弹出的一把辛酸之泪耳！汪氏双照楼诗有云：“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又云：“忽忽余生恨；茫茫后死忧。”拊膺一恸，我尚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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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没有打早就有人谈和了

　　汪政权经千回百转而终于创建，众口铄金，一般人都深信当时的政府要人中，惟汪精卫与何应钦为始终主和的人物。因有此先入的成见，更以与日本穿针引线者为高宗武，汪氏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高为外交部的亚洲司司长，自更易附会于高之与日方暗通款曲，必系出于汪氏之授意。究诸事实，其然，又岂其然耶？

　　假如真是众“醒”独“醉”，主和者确惟汪氏一人的话，则南京犹未陷落，而却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之出任调停。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举行之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一闻蒋氏有接纳条件之意，衮衮诸公，随声附和，何以全场竟无一人表示反对？如主和即为卖国，则满朝且尽成醉汉。固然有以“大炮”闻名，且不久前以言行无状，曾被台湾当局管训多年之龚某其人，写了一本《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骂汪骂周，兼又骂我，而所依据的却又并不是他耳闻目击的资料，仅剽窃了日本人出版的三本书中的记载。他认日人所说的为绝对可信，而指我所写的则为向壁虚构，这一份奉日人的言论为金科玉律的态度，煞是可惊！我写了五六十万言，而他在标题上却大书“金雄白向壁虚构者”有三，五六十万字中如其所称虚构者仅有三点，那他不是在骂我，实在是在捧我了。而这三点中记佛海之家世及清党时在沪被捕经过，我则录自其生前所著《往矣集》中之“苦学记”及“盛衰阅尽话沧桑”两文（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有收藏），实有所本，我并不是向壁。至于上述的最高国防会议记录，他说是我写书时捏造的，他眼中只有日本人，连汪氏在河内亲自起草曾经在港沪报纸发表的“举一个例”也不知道，还治些什么史？那么，政府方面偷偷地想与日本谈和，究竟是谁发动？如何谈法？这千丝万缕的经过，前书未尽其详，有先加以补充的必要了。

　　在抗战开始之前，中央的决策是十分明显的，庐山会议的文告，曾有传诵的警句，说得最为明白，即“和平非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也。那时日人虽步步进逼，而当局鉴于国力未充，“安内攘外”是当时一再坚持的国策，文告中还把抗战说成是一种牺牲，而不是“必属于我”的胜利。这抗战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到今天仍深印于国人的脑中，是谁主和？自决非一二人可以凭宣传方法来抹煞事实，改写历史的。

　　正因为当局内心之决不轻言牺牲，故当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极度紧张之际，就有人出而暗中奔走和平。那时与日本谈和的既不是文的汪精卫，也不是武的何应钦，而是蒋氏的最高智囊黄郛的日本同学吴震修。吴震修那时是中国银行的南京分行经理。当时，我与他尚未相识，以后沦陷区的中国与交通两行由汪政权命令复业了，改制以董事长为实际的负责人，交通银行由原任该行的总经理唐寿民出任董事长，中国银行周佛海本属意于周作民，他因有不能出任的苦衷，而改推北京时代中国银行的总裁冯耿光，冯又坚辞，只肯担任董事名义，于是卒由吴震修承乏。

　　这位人称吴二爷的留日前辈，因为我以后也备位于中国银行的董事之列，与他有过两年的同事关系。我个人对他的印象：是机智、沉着而又明识大体，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不但与黄郛有着同学的关系，与宋子文更有著密切的渊源，他的终于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也许并不是真正与汪政权合作，而是为了保护中国银行在沦陷区的资产，为宋子文看家而已。所以胜利以后，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处，居然不查背景，冒昧行事，首席检察官杜葆祺以为他只是有钱的银行家吧，对他发了传票，要以“汉奸罪”侦查起诉。他于接到传票后向法警说：“传我，我是不去的，一定要我到庭就鞫，那么就来拘我罢。”那时宋子文方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有时飞穗去作贵宾，回沪以后，仍安居原处，法院也就法外施仁，秋毫无犯，这是所谓“肃奸”案中唯一不敢肃的特例。所以不嫌求详地叙述我所知于他的事实，因为他是奔走中日和平的第一人，也是与当局极有关系的一个人。

　　早在抗战发生的前两年，日人西义显奉南满铁路总裁松冈洋右之命（按松冈最后出任日本外相，美日谈判之破裂，日军南进政策之促成，均负有极大的责任。故胜利后，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将其列入甲级战犯二十八名之内，在审判中病死东京巢鸭监狱），担任南京办事处主任。那时东北早已沦陷，南满铁路在南京有什么设立办事处的必要？而且政府又何以竟然准其设立？足见西义显的衔命南来，也必附带有更重要的使命。

　　可以相信吴震修倒决非是一个亲日媚敌的人，为人淡泊自甘，一生绝不奔竞于名利，但以与当局为近水楼台之故，必然明白此时的国力还不能与日本作战；而此时最高当局的意志，也尚还不愿与日本立时破裂。他与西义显为同住在南京江苏路的近邻，因之过往极密，对于挽救中日间当前危险的局势，在半公半私下就不时作深切的密谈。微风起于苹末，谁也不会料到这两人像是私人间的行动，以后会演变而拉扯到当时毫无关系的汪精卫身上，最后竟至挺身号召和平，终且出现了汪政权的一幕。

　　真正的发动和谈，则是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一向以日本通自命，出入于ＣＣ及汪派之间，为一时最露锋芒的人物。他与吴震修的相识，也许由于当时外次唐有壬的介绍。吴高均认为局势已到了最严重的阶段，如一旦演变而成为全面战争，中日有同归于尽之势。经高宗武与吴震修不断交换意见之后，决定由高向当局建议，由他担负起说服日相近卫的任务，早日恢复和平，以避免战事的扩大。高宗武的自效，竟获得最高当局的默许，乃即着手进行既定的步骤，即由吴高邀请西义显在吴宅会面，促其遄返大连，通过松冈洋右而向近卫进言。西义显返抵大连，并将南京实际情况详为分析之后，松冈终为西义显所说动，既济以巨款为此后的活动费用，且又写了一封恳切的介绍信著其回日面向近卫陈说。不幸当西义显返抵东京，上海的战事也已爆发，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军人又气焰方张，连近卫也乏旋转乾坤之力了。

　　当“八一三”淞沪发动全面抗战后不久，英国驻日大使与德国驻华大使，都曾先后出任调停，英国方面的调停，曾由驻华大使与蒋氏夫妇当面谈判，在原则上蒋氏表示可以接受，问题仅在日外相广田所提出的条件中的非武装区问题，此事卒以日本军人的反对而终止。其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中国虽表示接受，而又以耽误了日方的最后限期，再归泡影。

　　局势演变至此，秘密谈和似可告一段落了，而高宗武以受当局付托之重，仍不甘于半途而废。一九三八年的一月，政府已西迁汉口。而奇峰突起，西义显方寄寓于上海南京路口外滩的惠中饭店，外交部亚洲司的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突然去叩门访问，此举使西义显大吃一惊。他认为以一个政府的外交官员，而潜身至沦陷地区与敌国人员接触，当必有所为。他立刻想到这时正在德国陶德曼大使的调停期间，很可能就是为了想使日本所提出的条件能有所让步。

　　一经见面，董道宁也坦率承认了系奉高宗武之命确是为此而来。西义显是对和谈有兴趣的人，就怂恿他亲自赴东京一行，俾与日政府当局直接磋商。董道宁也欣然同意，经过一切必要准备后，于同月的十四日抵达日本。而两日以后，日政府因汉口延误了德使调停的限期，宣布了“不以蒋介石政权为交涉对手”的声明。高宗武方衔命在秘密进行和谈，而日本竟出之以不与蒋氏谈判的声明，虽原因不在高宗武本身，但在工作上则无疑证明了高宗武的彻底失败。其后高改而拉拢陶希圣、梅思平相与沆瀣一气，转向汪氏劝诱，除了无法证明的别有其他政治上的谋略而外，至少因他无法向蒋氏交代，乃为个人的功利而另谋出路，这是一个最关重大的转捩点。

　　这里可以附带谈一谈董道宁这个人，我看到他已经很晚了，已在我参加和运之后，且已搬入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与罗君强同住在一起。他那时已随同汪氏去过日本回来，而且不再做什么外交部的科长，表面上系在上海的金城银行做事。他几乎每天必到我们那里来，分别与汪周谈话。他操着一口宁波的土话，胖胖的身材，饶有商人的气息，决不像是一个搞政治或外交的人物。自高宗武对汪氏叛离以后，他的踪迹，也就此在愚园路上消失了。

　　董道宁的赴日，也并不是全无收获，他由西义显的介绍，得以晤见时任参谋本部专办对华问题的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董对之大谈其中日全面和平问题。以董道宁当时的地位而论，自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但以敌国的外交官吏，而秘密间关赴日，实予日方以极佳的展望。故当董道宁由日于三月初启程赴大连，再经港折回当时政府所在地之汉口时，影佐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托其带交张群与何应钦两氏。函中备述董道宁来日所传达中国谋和之诚意，更望继起有人云云。影佐的致函张何，当然其目的在蒋，故董道宁回抵汉口，即以之交于蒋氏侍从室的周佛海，而由周直接呈交于蒋氏。

　　蒋氏当时对此如何表示，当年我虽与佛海朝夕相见，深悔未及一询其究竟。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高宗武公然敢遣其部属，于战争当时赴敌国通谋，如未奉有命令，自不至胆大妄为，一至于此。但假如这是出于汪氏的授意，则影佐之函即应径致汪氏，又何至托董道宁呈给毫不相干的蒋氏之腹心？所以不论在抗战以前，及至南京沦陷的一段时间为止，所有吴震修、高宗武、董道宁的活动谋和，均与汪氏无丝毫关系。英德两大使之调停，亦均直接与蒋氏谈商。当时政府的态度，也仅有条件上的磋商，绝未对原则上有所拒绝。是则主和谋和者，不论为下令者或奉行者，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又岂能一律目之为通敌叛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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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高宗武坦承奉蒋命谋和

　　因为董道宁的赴沪转口，又折往大连，稽延了过久的时日，使奉命办理对日谈和的高宗武，有了迫不及待之情。他于一九三八年春，由汉口启程取道香港直达上海，又与战时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密谈和平条件。松本不仅为日本首相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亦且与孔祥熙之间有联络。不久高宗武又回香港，而松本即将高宗武的接洽情形转呈给近卫后，在三月二十七日那一天，高宗武、董道宁、西义显、松本重治与伊藤芳男五人，相约在香港浅水湾酒店进一步谈商和平问题。所谈论的已经从和平的原则谈到了条件的细则。五人会商后，日方即派伊藤携带高宗武送来之意见，直赴东京，高宗武与董道宁则又回汉口向当局报告。

　　至四月十六日，高董又回到了香港，高约西义显单独见面，他郑重声明：“系奉蒋委员长之命，向日方传达中国方面的意见。并谓影佐致张群、何应钦的密函，经蒋委员长阅读后，对影佐表示钦敬与感激。对于中日的和平条件，蒋委员长认为：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如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则，请西义显立即转告影佐。”

　　西义显于四月二十七日返抵东京，在参谋本部次长室将蒋氏之和平条件提出。此时徐州会战，正达决定阶段，战事的胜利，更增加了日人的狂妄，恰好又不是谈和的有利时机。日首相近卫且在地方长官会议席上，公开有彻底膺惩蒋政权使之溃灭的强硬表示，卒使高宗武又遭到了第二次的失败。所应引为惋惜的，这谋取和平的动议却都出之于我方的政府官员，而换来的只是日方蛮横无礼的峻拒，而且近卫内阁竟两次表示了不与蒋氏妥协的决意，遂使奉命谈和的高宗武陷于最狼狈的境地。

　　高宗武似乎是对中日和平特别感到兴趣的一个人，他虽被日方的一再拒绝，却并不曾使他灰心，如此锲而不舍，是为了他个人的功利或者竟是出于政治的因素，我不敢武断。不过他这时正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香港太子行以宗记洋行名义表面办理商务，实际则代蒋氏负担对日联络与搜取情报的工作。经与日方一再接触，深知要日方直接与蒋氏谈判已经绝望，于是眼光就转注到地位权力仅次于蒋氏的汪氏身上。他先与汪氏有深切渊源的李圣五在港商量合作，他自称代表蒋氏，而请圣五代表汪氏，既为圣五所谢绝，于是乃转商于他的温州同乡梅思平。思平此时正在港担任蔚蓝书店的编辑，渡着清苦的生活，静极思动，因此而一拍即合。

　　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五日，高宗武忽由港乘日本皇后号船抵达神户，与日方再谋接触。即由影佐引见板垣陆相与近卫首相，高竟提请以汪氏为交涉和平的对象，并要求近卫写一亲笔信给汪氏，申述日本之诚意，希望汪能出面主持和运，最后此函是由板垣代写。高宗武这一着是高明的，他要挟日方负责当局的书函为证，用以说服汪氏。但也可证这次高宗武的赴日，仍非出于汪氏的授意。即龚某虽大骂汪氏，而在他书中引述张群对他的谈话，也一再说：“汪在开会时从未发表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言论，且举出一重要证明说：‘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已经失陷，蒋委员长由南京经庐山到汉口，决定发出继续抗战决不讲和的宣言。在发表之前，由我亲自持往汪之寓所请汪阅看，以征求汪之同意。汪当时毫不犹豫，就在宣言稿上签字。’”所以说汪自始主和，这是不公道也且不符事实的话。

　　在影佐的遗稿中，也有如下的一段记载：“高宗武来到东京，我以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见了面，他表示此来的目的是既然日本政府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的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这可见当时还是高宗武一厢情愿的私人意见，不过捧人上台以求攀龙附凤的一种政客行径而已。

　　但高以此行竟获得了板垣陆相的私函，于是在愉悦性情中返港，即与梅思平积极商量，但因高宗武奉有蒋氏的命令在港工作，不便随时赴汉，于是由梅思平担负起怎样疏通蒋氏与打通汪氏的任务，就不时往来于香港汉口之间。本来以高宗武的地位，尚不够资格可以随时谒见蒋氏，如有请示报告之处，已往都经周佛海之手转呈。关于高宗武此次赴日的问题，据周佛海在沪时与樊仲云无意中谈到了这一点，周说：当高宗武赴日后，他曾向蒋氏报告，只说到高宗武去了日本，还来不及说别的话，蒋氏连声说：“荒唐！荒唐！”蒋氏口中的“荒唐”，不知是否系指近卫既有两度声明而高宗武依然进行，因此而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因为与蒋谈和之路既已为日方所阻断，故梅思平的按照与高宗武商定的计划，在渝转向汪氏进攻。梅思平与汪氏过去也是缺乏渊源的人，但因他与陶希圣有私人间良好的交谊，因将日方意向托陶怂恿汪氏出而主持。陶希圣为改组派旧人，又是周佛海寓中所称“低调俱乐部”里的常客，他与汪有说私话的资格，乃力劝汪氏出而负此大任，浸润既久，汪氏竟为所动。至周佛海之参与此项活动，相信初因职务上的关系，过去屡为高宗武代呈蒋氏，因得备悉与日秘密谋和的内幕，以后又受了高陶鼓励之影响。至此，周佛海、梅思平与陶希圣三人，遂成为事实上主和的核心份子。佛海在沪时也曾亲口告诉别人，因汪氏从陶希圣那里获悉了高宗武谈和的经过，曾召他与梅思平同往谒见，当时他们二人尚心怀疑惧，以为或是汪氏的故意试探。而最后由周梅二人的反复陈说，汪氏始决意出面。但汪氏以高宗武年纪太轻（那时不过卅三四岁）且学养不足，竟委派梅思平为正式代表，以与日方进行谈和。

　　高宗武最后一着是成功了，梅思平再回香港后，即积极草拟和平方案！适近卫亦于十一月三日发表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梅思平乃与高宗武于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同赴上海，与日方的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及伊藤芳男两人开始谈判，中国方面即以梅思平为首席代表，高宗武为副，周隆庠任翻译。初步谈判后，今井以之报告于参谋本部，由日方作成了对案，名为“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十一月十九日，影佐偕犬养健飞上海，又与梅高继续磋商，就双方同意各点，先行签字。以后汪氏所领导的和平运动，就在张冠李戴的情况下出现了。

　　本节的资料，除我所直接知道者以外，其他系参考犬养健与西义显所出版书籍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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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秘密谈和者有些什么人

　　和与战，本来只是一时的策略，可战则战，应和则和。论理，和战的决策，只应为了国家的存亡利害着想；假如因被迫而甘受利用，至不得不出于一战；或者藉战事而用为固权位，息内争的方法，这又岂是忠诚谋国者所应尔？而我国自宋以来，以国势衰弱，外侮侵凌，民愤难平，乃不问能战与否，视乾坤为孤注，求一掷以逞快一时。此风至清代而尤甚，李鸿章的忍辱负重，迄犹不为世人所谅，循至酿成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理，以为主战即为爱国，而谈和就是汉奸。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军人气焰嚣张，对我国步步进逼，既有鲸吞蚕食之心，田中奏折的内容，证明了侵略者的阴谋；北大营事变的幸成，更增炽了侵略者的野心，中日之间的必将出于一战，终将无可避免，问题仅在如何选择一最适当最有利的时间耳。当时叫嚣战争的，有些确是激于爱国热情；而有些则不能不说另有其为了国家以外的政治作用。但是国力的虚实，事关国防机密，知之者惟当政之人。未战时，牺牲是否已至最后关头；既战后，胜利是否能必属于我，蒋知道，汪也应该知道，不论为和为战，相信都出于谋国之心。而有人以事后有先见之明，以国际形势的变化，因而获致的惨胜，于是以成败论人，定欲以谈和者为“汉奸”，而且强以谈和者惟汪精卫一人的主张，别有用心，盖亦可怜甚矣！

　　龚某就是认为汪氏主和而专门写了一本《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先刊载于台湾的“时与潮”杂志，以其不祥之身，竟不俟完篇，即祸延该杂志奉令停刊。又自费刊印单行本，摭拾了日人早已出版、行销已历多年尽人皆知的书籍，密于何有？而犹自诩为“密史”，已觉令人失笑。他本意是要加罪于汪氏的谈和为“降敌卖国”，而书中他所认为信而有徵的事实，却弄巧成拙，反而处处证明了战前谈和的并不是汪，战时政府已一退至汉口，再退至重庆，而仍有人谈和的还不是汪。因为这书是在台湾出版的，他所写当时谈和的人，又是现在台湾最有权势的人，龚某自由方复，覆辙堪虞，我倒相信他不敢再信口雌黄、“向壁虚构”了，姑先照抄他笔下所指出的几段政府当局怎样与日本谈和的秘密，再说我所知道的事实吧。

　　龚某原书第六一至六三页登载：“这时（按指一九三八年）近卫内阁之外相宇垣一成，以组阁未成之总理大臣，降任外相。中国的政界要人张群，虽在交战中，亦曾致电宇垣道贺，他们有心谋和，自不待言。……宇垣之谋和，发源于张群致宇垣出任外相之一贺电。其后经宇垣提议：由孔祥熙经手，较为便利。宇垣要孔经手，一是孔当时方任行政院长，在名义上较为正当；而孔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由英美回国，曾发表中日不应作战之言论，为宇垣所注意。故宇垣指名要孔出面交涉。孔乃派其秘书乔辅三为代表，日本则派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为代表，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六月二十六日夜，在香港中村官舍开始谈判。日本不坚持‘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手’之宣言，所有重要条件，都有相当谅解。本已决定由孔亲赴长崎，与宇垣作最后的谈判。宇垣乃向阁议报告，要求政府予以全权，而海相米内亦愿派巡洋舰一艘接孔赴长崎。不料此宇垣孔祥熙将在长崎谈判之消息，由阁员泄漏出去，遭军阀之极力反对，而近卫为其所动，不再支持宇垣，故宇垣只有提出辞职了。”

　　又该书第二四至二五页载：“据原田文书（按指原田熊雄所著《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所载：九月间（按指一九三七年）上海战争正在如火如荼之际，英国驻日大使即向日外相广田询问讲和条件。广田以私人之意见答称：第一、在北平、天津稍南划一线，作为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均不驻兵。第二、排日侮日之停止。第三、防共。第四、华北对外机会均等。

　　“但英国不愿触及思想问题，对防共问题感觉困难，主张此点须中日间另结条约以解决之。十月初，英驻日大使告广田：英国驻华大使曾将日本条件告知蒋委员长，由蒋夫人宋美龄任翻译，对于其他条件，均不反对，惟对于非武装地带之设定，非常反对，而蒋夫人尤其反对。英大使提议：非武装地带附以期限如何？

　　“到十一月初，英驻日大使又向广田探询，广田以日本原拟打到保定为止之条件告之（其具体条件未知）。但英驻日大使以密电拍到中国的英国驻华大使馆，被日军阀偷听到，认为广田以‘打到保定为止’之条件告知英方，未合战局进展讲和条件应随时增严之原则，对广田非常不满，竟有主张打死广田者。……而外务省从此不敢再向英国请其调停了。”

　　又龚书第七四页载称：“有些文人，亦内心深抱反战思想，很希望与日妥协，以求苟安一时。他们以武汉太平洋学会派为首，与西南联大若干教授，在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八月即武汉失陷前，参政会第一次开会时，已发传单，主张放弃东北，与日本讲和。幸经张彭春、孔庚等在参政会怒吼，始不敢再有所活动。”

　　这是龚某从日文中录来的所谓“密史”，却证明了与日秘密讲和，有直接谈判的，也有出于第三国调停的，上至主帅，下迄行政院长，似均以谈和为当务之急。谁主其事？事实昭然，应该决不是汪精卫。那末，我要问：为什么别人谈和，像是忠诚谋国，而汪精卫谈和，就是降敌卖国？我又要问：在上海没有失陷以前，蒋先生夫妇原则上且已同意谈和，那末京沪沦陷之后，德使陶德曼的出而调停，国防最高会议且予以通过，足证是政府一致的意思，而龚某能笃信日本人之记载，却一定要否认汪氏所发表的国防会议之纪录：龚之言曰：“中国对于日本所提的条件，根本没有与之开始交涉之意。但金雄白在其书中则诬称国防最高会议与日本开始谈判，更诬称蒋委员长亦有谈判之意，更捏造出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纪录”“我（按龚某自称）为更进一步证实此事，特访当时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张氏斩钉截铁地对我说：绝对没有该项纪录，除居觉生（正）一人外，也绝对没有人主张与日本讲和，即汪精卫亦不作此主张。汪在逃出重庆之前，从未主张与日本妥协。”（以上见龚书第三一页）

　　龚某一定要指和谈者为汉奸，而且一定要说谈和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出”的唯汪氏一人，而他书中却绝大部分是写的汪以外的人怎样在与日本偷偷摸摸地谈，每一次的失败，又都不是重庆的不愿和，而是日本的不愿谈。在他书里第十二章中所译西义显书中另一上通于天的和平运动，更是朝野风从，精彩百出，原文太长，姑节录其经过如下：

　　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中旬，曾任张公权铁道部长时代的财务司司长张竞立（按：即影星葛兰之父），突到香港找寻西义显，想与日本谈和，未能相遇。以后经盛沛东与沈恒的寻访而终于在翌年一月在香港会面了。西义显告张竞立，他的意思要找张公权，而张竞立心中的对象，则为钱新之（按：即钱永铭，为号称江浙财阀之一，颇得蒋氏信任，时任国家银行之一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最初以为对和谈之可能性很少把握，姑请王正廷赴渝试探，王赴渝后仅与孔祥熙晤谈，未及见蒋氏而回港。钱新之又继之而赴重庆，住了相当久的一个时期，始于七月间返抵香港。因为西义显已去了东京，所以命张竞立派盛沛东去日促西义显回港。在西义显启程前，更曾与松冈洋右详谈，而且做了松冈的非正式代表，这情形亦为钱永铭所了解。因此西义显在港与钱会面四次，又经过了三日之考虑，钱新之提出了三项和平条件：

　　一、重庆南京两政府合并为一，成为真正统一政府。

　　二、日本政府以新中国统一政府为对手，从前派来中国之军队，由中国完全撤退。撤兵实施之具体的技术条件，留俟将来缔结停战协定时决定之。

　　三、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订结防守同盟条约。

　　西义显与张竞立即携带了这项条件同赴东京。他们先到上海，西义显并赴南京向汪精卫说明这次主动和谈的经过，立即获得汪氏的同意。西再访周佛海，希望获得表示赞同的书面证明，也由佛海代汪出立了。他们办完这手续后赶抵东京，已是七月十七日，这时米内内阁已倒，近卫再起，松冈也出任了外相，而德国所派特使斯妥玛已先到东京，正在开始日德意的三国同盟谈判。

　　当晚西义显即会见松冈，报告与钱新之的交涉经过，并呈出由周佛海代笔的汪氏同意书。松冈并托西义显代拟一奏折，以便面呈日皇。张竞立与松冈经两度会谈后，松冈在钱新之所提出之条件上签字，并对张竞立与西义显说：“我无条件信任钱永铭。希望此项交涉，于两星期内办妥。”并加派时任驻香港总领事之田尻爱义及前任驻上海总领事的船津辰一郎会同负责办理。日本参谋本部并特派运输机把他们专送上海。

　　因为钱新之坚主邀周作民合作之故，故张竞立转沪请周作民一同赴港，周张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始抵香港。钱新之当时因患风湿病不能过往重庆，乃缮一亲笔信，将其决心从事和平运动，及交涉之经过，并附曾经松冈外相签字的他提出的谈和先决条件的文件，直函蒋委员长。另由周作民致函于张群、吴鼎昌请其从旁协赞。钱之专差于十一月二日飞渝，至十二日返港，携回由张群代笔之中枢覆函，据钱新之告西义显，内容如左：

　　“在此次战争中，外间虽盛传日本与重庆间有谋取意见上之疏通，但真能直达蒋委员长之手者，此为第一次，尤其日本外务当局之意见而能到达蒋氏之手者，更属创举，我对松冈外相之毅然有此一举，表示满腔之敬意。”

　　钱新之接到重庆初步表示后，又再函中枢恳词劝告，重庆乃派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赴港，传达重庆作成之两个条件，同意以下两点：

　　一、在中国的日本军全部撤兵之原则。

　　二、撤销承认汪氏在南京建立政权。

　　此两项条件于十一月十七日晚十一时始送交西义显，由西义显立即转给田尻爱义，当晚由香港日总领事署以密码拍发东京。鹄候一星期，仍无音讯，二十三日钱新之问船津对此的看法，船津认为松冈要变更御前会议所决定的政府既定政策，恐有困难。张季鸾以为无望，遂于二十四日飞返重庆。其实，日政府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首相官邸召开了五相会议，决定承认重庆所提出之条件，但附以“重庆政府须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日本政府始可延期承认南京政府”之建议。此电拍至香港时，正张季鸾由启德机场起飞时也。

　　钱新之于接到日本承认重庆条件之消息后，为慎重起见，派张竞立向日本总领事馆索阅原电，经证明无误，乃由钱新之写一详函，托杜月笙赴重庆传达。二十五日杜赴机场，香港政府正严查旅客行囊，杜以身上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密件，即行折回。二十六日无班机，至二十七日始得成行，故要二十八日前答覆日本，事实上已不可能。

　　此时离日本承认汪政权已只有三日，日军阀知松冈欲延缓承认，故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企划总裁铃木贞一，代表驻南京特使阿部信行回东京催促承认南京政权之影佐祯昭，向松冈示威，武藤章竟要拔刀相向。二十八日午後，在首相官邸又开阁议，松冈询问，是否再行等待重庆之覆电，各阁员无一人发言。因此十一月三十日承认南京政府之既定国策，自无可改变了。重庆政府任命许世英为首席代表，张竞立为正式代表之电，于二十九日始抵香港，然日本阁议既已决定如期承认南京政权，中日间遂再无进行交涉之余地。

　　这是重庆继德国大使调停坐误时机之又一例。龚某于章末发为感叹说：“数小时之差，竟造成了中日两国两败俱伤之命运！”原来龚某的内心里亦是主和的，他书上说：“金雄白书中也有真话。”于此，我也不得不承认龚某笔下，倒也有几句真话的。

　　好了！好了！这位龚大炮前言不对后语，倒成为无的放炮，既称“中国对于日本所提的条件，根本没有与之开始交涉之意”，而自己却引用了上面日人所透露的几段事实自证。开始交涉的就有蒋氏夫妇、有张群、有孔祥熙、有王正廷、有钱新之、有张季鸾、有杜月笙、有吴鼎昌，主和的还有居正。子矛子盾，难怪汪氏在“举一个例”中说：“谈和之事，何止千百”！汪氏所不忍泄漏者，而龚某公然暴露之，身在台湾，犹且方弛管训，自己没有资料，摭拾他人之陈言，居然写出政府当局之密史，其人于可哂中似亦有其可爱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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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从一面抵抗到一面交涉

　　因汪精卫的离开重庆而后有汪政权的建立，虽然促成汪政权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河内的一击，但如汪氏留身陪都，则不管抗战的演变为和为战，总不会有汪政权的出现。前书中我曾写过汪氏离渝之经过，但仅得之于周佛海邀我参加时的寥寥数语，不免失之于简略。对此最重要之一节，我更向与汪氏朝夕同处之亲属，穷究始末，得悉详情，特为追补于此。

　　关于汪氏之离渝，有两点是颇关重要的，即汪氏为什么要离渝？与汪氏是怎样离渝的？

　　关于前一点，答案应该是十分简单的，就是汪氏因主和而离渝。但若说汪氏一味主和，却又并不尽然。首先要问：汪氏对日的态度是否自始是主和的？事实告诉我们，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当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东北发生了北大营的“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汪氏曾因张学良放弃武力抵抗，至其不抵抗的原因，不问为奉中枢之命或出于张之自动，既身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全国副帅，而又是东北数省直接负责的军事长官，对暴敌进侵，罔知抗御，失地之责，自是百喙难辞。汪氏时任行政院长，曾于八月六日从上海致电张学良加以严责，原电中有云：“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云云。汪以身为全国行政首长之行政院长，电末声明自愿引咎辞职，并望张学良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

　　汪氏对日抵抗的态度是那样地坚决，终于在发电后即不至行政院办公，到十月下旬，更实践他的诺言，辞职出洋。这样固然迫使张学良也不得不辞职，但当局却另予新职，竟然像是鼓励似的反而发表他为代理华北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名义。这是通国皆知的事实，这一事实，证明了汪氏非但不是自始主和之人，而且显得他曾是以行动来反对不抵抗最烈的一人。

　　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形势已十分紧张。蒋先生召开之庐山会议宣言中，曾明白宣示国人，其中有最重要之一语曰：“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可见中央在国力未充实以前，既以抗战为一种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起而应战，虽局势已至不得不战之时，而当局谋和的意思，还是多于求战。但汪氏于此阶段之意见，却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认为不抵抗，无以戢敌人之凶焰；不交涉，无以免国家于浩劫。甚至最后叛汪归蒋的陶希圣也于其所写“乱流”中“国际调停的三幕”中指出和战大计，蒋汪一向和衷协商，文中说：“二十七年春夏之交，义大利驻华大使亦到武汉来提出调停之议。他这次特别向汪精卫致意，认为他是主张和议最适当之一人。汪表示谢绝，义使未得要领而去。”“在武汉的这一时期，汪精卫没有违背蒋委员长而另主和议的意向。首次在日本与汪之间奔走的人是唐绍仪的大小姐诸太太。她从香港到汉口来专诚见汪，说明日本政府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却希望汪出面讲和。汪的答覆是他离开抗战而独自言和，是不可能的事。他告诉唐大小姐说，这件事要立刻报告蒋委员长，并劝她立刻回香港去。”“高宗武在港，与重本（重治）遥相联络。日本参谋本部的‘中国课’影佐祯昭在上海设立机关，派一个叫伊藤（芳男）的少尉到香港与高宗武往来。高秘密往东京一行，探悉近卫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意向，回到香港，即派周隆庠携带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汪看了这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其次，汪氏当时主和是为了什么？最低限度决不会为了他个人的富贵尊荣。姑不要说他是民国十四年在粤时期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任何朝中巨宦，谁不是其旧属？此时虽刚卸任行政院长职务，但他仍然是中国国民党的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主席与国民参政会议的议长。不论在党、在政、在指定的民意机关中，领袖群伦，其地位仅次于蒋先生一人，可说是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且政府供给他以舒适的住宅，丰厚的官俸与机密费用，有汽车代步，有佣仆侍应，居官，有安全的防空设备；有事，他必获首先迁避，虽兵危战凶，而汪氏固不虞有锋镝之厄，对他个人打算，似无冒天下大不韪之必要。

　　那他又为了什么主和呢？他不会不明白历史上当外敌侵入，国家危急之秋，不论国力之能否继续作战，主和者都将不谅于国人，那他又为什么要自毁其半生光荣之历史呢？全面抗战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十三日爆发，倾全国之精锐相抗，而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首都南京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了，政府一迁至汉口，同月二十日更索性宣布以重庆为战时首都。汪氏系于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又四月离渝，那时的战场形势又怎样呢？华北由杉山大将指挥，从河北经过济南、徐州，而北进至山西。华中则以畑俊六大将为主将，占领了苏、浙、皖、赣诸省而直指汉口。华南则由古庄司令官率领，登陆拜亚士湾，攻略广州。在广泛的中国地区，北占平绥线，中占平汉、津浦、陇海、京沪、沪杭各线。年余的时间，证明庐山会议宣言中所言抗战将是牺牲的一语的准确性。

　　假如这只是战争一时的失利，或者，许多全国精华所在心脏地区的沦陷，真如政府所宣示的为战略上的转移阵地，那倒也罢了。汪氏曾秉政中央，而且为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他明了国家的实力，知道战场的形势，以及能听到从前线归来的将士们的报告，那时抗战的形势，显然不利于我。于是他想到上一年英德驻华大使调停时所提出之条件，蒋氏及最高国防会议既认为可以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由当时之七条件而此时已变为近卫之三原则，反而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呢？

　　其次，德大使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而和平谈判中央已可接受，此时形势日非，反而连进行试探也不可呢？汪氏对和战的意见，在他所写“举一个例”中是这样说的：“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这话不通！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和。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以和。”这一段，就是汪氏主和的理由。

　　那末，主和是否汪氏一人为然呢？在“举一个例”中所发表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纪录，透露德大使的调停和平，蒋先生是赞成的，不过第一、对日本不敢相信，要德国始终为调停者；第二、要先停战，而后谈和；第三、日本不得先作宣传，以免引起国内的反响。当蒋先生在京征询中枢重要人士意见时，在座诸人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等均认为可以答应，可谓众谋佥同。在国防最高会议开会时，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张群等，又无一人表示异议。至于国际方面，德国的希特勒且出而斡旋其事，据日本战时外相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动乱》一书中揭载：“当时驻日的英美两大使，也曾向广田外相表示愿意调停中日纠纷。”此外，国府当局从战争爆发，也一直未关闭和平之门，九国公约在比利时首都开会时，提议调停，国府曾予接受。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九月，国际联盟开会，中央更训令出席代表，要求适用盟约第十七条，仍欲以和平方法解决纷争。所以说主和的就是汪氏一人，这是违背了历史的事实。

　　如上所述，是汪氏的出走，仅是为了和战意见的不同，汪氏之所以要离开他的职位，用以表示不为一己的利害打算，离开重庆，也只是为了可以以国民身分自由发表国是的主张；他之离渝，也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原意。但除上述表面的原因以外，尚多隐微曲折之处，兹再根据身亲目击者之所见所闻，录之以留待后人之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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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充满着惶恐戒惧的重庆

　　谁都知道汪氏左右有两个最重要人物，是陈公博与顾孟余。两人对于抗战前途，也早已同抱悲观。尚在汉口时期，顾孟余即数数为汪氏言之，他认为两国军力悬殊，仅仅一年的时间，华北、东南与沿海地区已悉数沦陷；再战，将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他乃以消极的态度，虽中央发表他为中央宣传部部长，而他始终并未莅任视事，一直由副部长周佛海代理部务。他飘然远引，寄居香港，置认为不可为之国事于不顾。

　　当时汪氏还批评顾孟余谋国态度的不当，以为他们到底还是个书生，政治家应该不管成败，不问毁誉，鞠躬尽瘁，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但是汉口沦陷，政府迁渝，当时日军的长驱直入，有破竹之势，人们对局势的悬虑也随战事之不利而愈甚，朝野惴惴焉，有抗战究竟还能持续到什么时候的疑问！虽然在公开场合中，无人不高呼抗战到底，而私室聚议，则惶惶然充满着一片悲观的气氛。我想在这里再举一个或者为读者所难于置信的事实，以说明战时首都的重庆，当时的惶恐戒惧，是到了何等的程度。

　　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与宴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到当前的局势，人人为了累卵之危，情绪不免有了些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唏嘘。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

　　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余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的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这一幕，可以说明重庆当时对抗战前途的实际气氛。

　　人人都知吴稚晖与汪精卫于民国十六年以后早成政敌，彼此且以文字公开对骂。现在吴稚老墓木早拱，我对此党国元老与学术界的先进，又何至为左袒汪氏而昧良去厚诬贤者？此举不特有汪季筠女士在场目击，而事后汪文惺女士也且亲闻汪夫人为此对汪氏的一幕谈话。而且别的人尽管心里有想法，为了矜持之故，是决不会如他那样去做，惟以吴氏一生不修边幅，不拘细节的性格，也相信可能会这样做的。

　　吴氏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学者，而在政治上却常常扮演为一个丑角，举动的突梯滑稽，也许他正以东方朔、淳于髡自命。所以他写文章，指人举债结婚，公然写出传诵一时的“×宽债紧”，他与政敌笔战，也可以用别人所不敢用的秽语相嘲骂。北伐以后，蒋氏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对蒋氏也确是鞠躬尽瘁。但是他与汪氏的渊源，事实上却还远深于蒋氏。

　　当民国元年，袁世凯窃政以后，汪氏与吴氏都流亡在巴黎，吴氏还在搞他的无政府主义，那时两人有着最亲密的交谊，时常在一起，也且无话不谈。曾经有一次，吴氏手里捧着一顶军帽，很严肃地献给汪氏，他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当时汪氏表示他对军事没有兴趣，以他的学养，也不可能成为军事专家。汪氏的一席话竟使吴氏曾感到了无限的失望。而此后吴氏半生依附于蒋氏之门，恐怕还基于民元时崇拜军人的一念所造成吧！

　　由这一件小事来看，汪吴之间的交情本已不薄，而陈璧君之对于吴氏，尤具好感。直奉战争前夕，吴氏在北京创办了一所“海外预备学校”，汪夫人认为以吴氏的学识，以及两家的交谊，毅然遣其男女公子，孟晋、文惺、及族侄陈国强、国新，与以后坦腹东床的何文杰远离膝下，专程北上立雪程门。同去的尚有向来由汪氏夫妇照拂的至戚朱执信两女公子朱始与朱媺。当时两家的情谊，于此可见。至以后的转友为敌，不过是政治所造成常见的悲剧而已。是日吴氏的席前下跪，也许是酒后真情复露，而且目击时艰，以吴氏对汪氏的素向推重，乃不期而有此戏剧化之表演。

　　战事一天一天地在恶化，共党以抗战为坐大的目的，也渐次显露。正在此时，奉蒋氏命令在香港以“宗记洋行”为名成立“日本问题研究所”的高宗武，他先后偕董道宁、梅思平数度赴东京上海，与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松本重治等积极进行谈和工作，最后携回了作为和平谈判的近卫三原则初稿。当高宗武于一九三八年的秋季赴日前，自称代表蒋先生，曾约留港之李圣五代表汪氏同去。圣五以并未经汪氏委派，而予以拒绝。高宗武于是年的十一月中，在上海收到了日本陆军中央部所拟订的“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后，径回香港，又立即飞往重庆。以后重庆上清寺的汪氏官邸中，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时常清晨就到，一直到午间同饭后才去，相信谈的当然就是这中日间的和平问题了。

　　这忽然成为汪宅常客的四人，原来都是清一色CC系的人物。周佛海是汪氏由欧返国时，奉命赴香港迎接才与汪氏发生渊源，陶希圣则任武昌县政训练班主任时汪去演讲因而相识，高宗武则在汪兼任外交部长时曾任亚洲司长，有过僚属关系，梅思平是与高一同去沪与影佐及今井接洽后又相偕赴渝，应该是由陶希圣介谒的。无论如何，至少这四人与汪氏的关系都不深，何以忽然那样接近？而谈的又是有关于国运的和战大计。而汪系人物，如彭学沛、谷正鼎、谷正纲等，在渝的尚不在少数，却反而并无一人参加？

　　陈公博那时虽以担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之故，留在成都，相距不远，而汪氏且未向其征询意见，这又是为了什么？以后在汪氏离渝前，一切已经决定了，始由陈璧君以姊弟的口气，隐约其辞地写信给陈公博。

　　到了汪氏离渝前的四五天，才派了一名副官赴成都通知，要他于十二月十八日到昆明，那已不是磋商，而真是通知了。而公博终因天气关系，飞机不能起飞，至二十日飞抵云南时，汪氏已于先一日去了河内，连最后劝阻的机会也且失掉了。

　　据陶希圣为台湾“传记文学”所写“乱流”一文中说：“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惶失措。”

　　大约高宗武抵渝后不久，汪氏即已决定了如蒋氏不能接纳和平的话，将离开重庆以发表其个人对和战的意见。在这前后大约一个月的时期中，汪蒋两人间，曾有过数度的会晤，为了蒋氏的事情太忙，有时还用函牍来磋商，最后一次的晤谈，则为十二月九日，那次两人争执得很激烈。

　　蒋氏是全国的统帅，他安有不知胜败之数，原则上他并不反对和平，惟他所顾虑的有两点：第一、日本无诚意，任何既订的条约且可以撕毁，谈和更怕毫无保障，坠入陷阱。所以谈和要以停战撤兵为先决条件。而日本方面则必需和谈成功而后，两年内始行分期撤退。

　　这对外问题，其实尚非关键的所在，而蒋氏所最顾虑者，一旦与日谈和，则中共自将振振有词，抗战虽告终结，而内战势必继之以起。同一战也，则抗战既能赢得民众之同情，亦且为个人争声誉，与其打内仗，自不如打外仗。而汪氏则认为中共欲藉抗战以成长，现在对外军事既处于劣势，对内则中共之叛迹已日著，遂与蒋氏反复辩论。河内案件发生之后，汪氏于其手书之两项文件内，始将双方辩论之要点予以透露，兹引用其原文以为说明：

　　河内凶案发生后的六日，即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汪氏于其所写的“举一个例”中有云：

　　“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却以之为对内统一之手段！中国是求国家之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的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有人说：‘如果主和，共产党立刻捣乱。’我以为共产党是以捣乱为天性的。主战也捣乱，主和也捣乱。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比之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有较好，没有较坏。”

　　汪氏又于同年四月六日所写“曾仲鸣先生行状”一文中有云：

　　“夫和战大计，为国家生死安危所关，不得不战则战，可和则和，此为谋国之常规。况中国自抗战以来，全国被兵，失地延及九省，将士死伤百余万，人民肝脑涂地，其数不止倍蓰。如和平条件无害于国家生存独立，则结束战事，以图补救，尤忠于谋国者所宜出。惟共产党人心目中无祖国，其始欲藉淞沪战事牵制国军，俾得以盘踞江西。及频年被剿，由东南窜西北，穷蹙垂尽，则又藉西安事变，托名抗战，转移视听。抗战既起，乘举国存亡呼吸之际，益扩张其政治组织及军队，以终遂其颠覆中华民国之谋。知和议若成，必不利于所图，乃悉力破坏之、转辗勾引，所以挑拨离间煽动中伤者无不至。兆铭既痛国是之被挠动，又怵于国家大计为宵人所挟持，将不免于覆亡。数数言于国防最高会议，十二月九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复激切言之，卒不纳，遂于十八日去重庆，十九日至河内。……”

　　汪蒋两氏在重庆时期所争论者，大抵如此，换句话说：抗战的必须持续，原因是为了博取共党的谅解，是则江西剿共时期政府所标榜的“安内而攘外”，西安事变以后，则又一变而为“攘外为安内”了。观于汪氏文中所言，似汪蒋之间，对此再变之政策，已趋于决裂，双簧之说，又倒像是无稽的揣测之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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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离渝计划先得龙云默契

　　但是汪氏一面与蒋氏商谈，也许他默忖到蒋氏的终难接受，同时已预作离渝的准备。在数月之前，陈璧君以出席演讲并视察锡矿，曾一度赴河内，路经昆明时，并曾与龙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龙之参谋长卢汉亦有深谈，以后汪之经昆明赴河内，能得到龙云之协助，则以事前因先经汪夫人之联络，早有默契故也。朱培德夫人侨居河内，陈璧君去时，因当地没有良好的学校，托其将朱公子维亮携渝入学，回渝后，陈璧君就将之送入重庆的南渝中学，俾与她的次公子幼刚、幼女公子季筠同窗就读。

　　一天的傍晚，陈璧君托其妹陈淑君女士（谭仲揆夫人）特赴南渝中学，要他们三人当晚回家，抵家后告以决定辍学，送他们去香港，当时且并未说明所以要辍学的原因。在家中留宿了一宵之后，翌晨即搭机转赴昆明。时陈璧君之介弟陈昌祖（现在侨居马来亚，为朱执信之长婿）方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本拟托其就近办理赴越手续，而忽于事前得讯，不知何故突为当地的警备司令所拘押。朱培德夫人又留住河内，昆明举目无亲，因此嘱咐他们抵滇后可径访龙云请予照顾。

　　当三人赴滇省府见到了龙云，龙立即应允为他们代办一切手续，但以日机正在不时空袭为言，将朱维亮及汪幼刚季筠姊弟藏于省府客厅的大桌下，桌上并覆以厚被，表面似为避免空袭的危险，实则为防止他人的窥见。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莫名其妙地整整闷在桌下一天，直至下一日始令匆匆搭乘货船赴越，而且事前还为季筠女士化装成为一成年女子模样。龙云对汪氏家属之态度，神秘竟一至于此，盖即深恐为渝方所发觉也。

　　汪氏本人离渝时所需之机票，早于两周前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预定。彭学沛向为汪系人物，汪氏需要机票，除奉命照办外，自不敢有所询问。蒋氏则本有赴西安之议，汪氏原拟俟其他往，再乘机离渝。而蒋氏的行期一再展缓，遂使汪氏亦一再改期。而事实上汪氏之行将离渝，不仅参与密议之蒋氏心腹周佛海等均知其事，汪氏亦且并不故为讳隐，汪宅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汪氏因主和而有离渝的计划。他不时告诉他的部属与家属，认为抗战再继续下去，国家将无前途，现在战局已到了危险边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已无路可退，再退也只有往西北，结果将必为共党之俘虏。至各人去留，一听自便。大家听到汪氏的话，都表示愿意始终追随，其中惟汪屺一人，曾对汪氏极力谏阻。汪屺说：“为了国家前途，固不得不然，我对叔父的行止，自无话可说。但为叔父个人设想，此举将会蒙受不利影响，我不赞成你一人为国家而作如此的牺牲。”而汪氏的答复，则谓与其一路哭，就不如一家哭了。

　　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汪氏知道蒋氏将于十八日向全体中央委员训话，他就决定趁机于那天启程。清晨汪氏还为家中的佣人老宋、阿王等讲了一次话，最后再说明他的态度，并征求各人去留的意见，所有全宅的下人连潘凌、阿六等，都表示仍愿跟随为汪氏继续服务，于是其秘书佣仆等匆匆携带了行李，分乘了四辆汽车，循公路出发，先汪而径赴河内。

　　上午九时许，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四人，先赴重庆珊瑚坝机场。约定汪氏至起飞前数分钟再行赶到，陈璧君等到机场时，刚巧空军司令周至柔也正拟搭机飞滇。陈璧君即示意曾仲鸣上前与他周旋，仅含糊地说汪夫人有事赴滇，当然周至柔丝毫并不曾怀疑其他。离预定起飞的时间将届，而汪氏仍踪迹杳然，何文杰等心里都非常焦急，陈璧君嘱咐曾仲鸣，如汪氏迟到，可向机场说明有汪氏乘搭，令飞机延缓起飞。直至开行前数分钟，曾仲鸣等一直注视着外面，终于从机场远远仰望到珊瑚坝上，一辆汽车正疾驰而来。不久，汪氏偕其卫士桂连轩缓缓拾级而下，及时抵达机场。周至柔等看到汪氏，照例上前谒见，陈璧君到此时才告诉周至柔说：汪先生是去昆明演讲。飞机预定的开行时间到了，而为加油之故，迟迟仍不起飞，汪氏还从容地在机场上散步，环绕了两匝之后，始登机起飞。

　　在航行中，却发生了一支插曲。周至柔因为机内有汪氏在，为要在副总裁面前显一下他的飞行本领，还走入了操纵室亲自去驾驶飞机，经过了长长一段时间，而周至柔兴犹未尽，别的乘客自然不觉得什么，汪氏本人也仍安详地神色如常，唯有陈璧君对之发生了很大的疑虑，她想：是不是当局故意让汪氏上了飞机，再命周至柔亲自将飞机驶回重庆？她偷偷地问曾仲鸣将怎样办，曾仲鸣只有暗中告诉汪氏的卫士桂连轩戒备。汪氏家属正在忐忑不宁之际，周至柔却已过足了驾驶的瘾，从操纵室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当他掠过汪氏的座位时，还向他致敬，只可惜那天汪氏竟连赞美他一声的兴趣也失去了。

　　飞机于当天的下午一时抵达昆明机场，因为事前陈璧君已遣陈春圃先至昆明，故于启程前发电通知，春圃接电后即转告龙云，因此机场上龙云率同僚属及乐队等作了盛大之欢迎，场面就显得非常热闹。出机场后，汽车直驶龙宅。汪氏与龙云两人上楼在室内娓娓长谈，从下午就一直谈到了深晚，谁也不知道他们二人所谈的到底是什么。

　　当时汪氏的又一内侄陈国强正在昆明任航空学校机械部份的教官，由他向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樅商洽包定了一架专机，乃于翌日下午，从昆明起飞，于傍晚时飞抵河内，汪氏在昆明整整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他于离昆明前，还打了一个电报给蒋先生，寥寥数语，仅谓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云云。

　　汪氏就是这样离开重庆的！照我所知道的经过情形而论，在渝时汪蒋之间，对战力的看法是一致的。和，当前的形势上也有其必要，两人的分歧点完全是在中共问题上。汪认为惟对日和平之后，而后可以有力量对付中共；蒋则认为惟有继续抗战，始可以堵塞共党的借口。至少，要在和谈进行中，不让中共知道。因此分歧，两人之间的意见，直至汪之离渝，并不能获致调和。然而疑点也就很多，汪的出走，事前既并不秘密，定机票且还在两周之前，交通部中除彭学沛而外，岂无他人知之？他人知之，如汪氏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又安有不向当局报告之理？机场上军警密布，汪的出现，众目共睹，如当局格其成行，则只需一个电报，三小时的飞行中，仍可以令原机折回。在昆明的二十四小时中，且可以令龙云扣留。蒋氏还留在重庆，自瞒不过他的耳目，也尽可以阻止汪氏的离开，为什么在那样充裕的时间中，竟会一无动作呢？汪氏在昆明给蒋氏的电报中说，决多留一日。那末是否蒋氏事前是知道汪氏之赴滇的，而行前也有留滇一日的约定呢？

　　只要为了有利于国家，任何手段都可以做的，也都是应该做的，一切都显得是出于谋国的苦心。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的，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见陈公博《八年中的回忆》一文中）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决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而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

　　汪氏能泰然赴滇，并由昆明顺利离国飞往河内，与龙云的早有默契，自为必然之事。据传闻所得，龙云当时不但赞同汪氏的主张，而且有于汪氏离国后采取行动之说。兹见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中刘健群所写“我与龙云”一文，获得了进一步的证明。至龙云以后的中途变卦，则是受了说客的影响，转而为他自己的利害作打算。特为节录其原文如下：

　　“有一天，乡下（按当时刘健群在离昆明不远之大姚养疴）忽然来了一部军用吉普车，上面跳下两个人，一位是郑道一，一位是宣介溪。久别见了面，大家很高兴。详细谈询之余，才知道他们的来意。第一、日寇向滇西进侵，我留在大姚，诸多不便，想先接我到昆明，再商量安全移居之计。第二、他们有一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昆明城防司令黄维（是黄埔第一期学生，也是同志。郑道一任城防司令部的粮秣处长，与黄过从甚密。）获悉在这时局紧张当中，龙云与南京伪政权的汪精卫，信使往还不绝。当时中央军驻在昆明的力量甚微，对于此事，过问也不好，不问亦不可，十分陷于困难。虽然屡次秘密向中央报告，但中央也实在难得有效的处置。因此他们商量，不如接我去昆明，大家研究，看有没有救济挽回的对策。所以黄维亲派一部吉普车，由郑、宣二人来乡下接我。当时日军已快到保山附近，大理大姚接壤，距离不远。所以我毫不迟疑，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回到了昆明。

　　“到昆明后，先多方研究行情，才知道：

　　（一）龙上次去南京归来，即盛赞汪为国家之人才，以后一直往还甚为亲密，确是事实。

　　（二）内容不得而知，但龙与重庆中央政府间存着不大不小的隔阂，也不是虚话。

　　（三）时局到了目前的紧张阶段，龙虽无表示，但其左右理财的亲信大员（龙之威权极重，其军事干部，虽如卢汉、卢濬泉之类，亦只是服从龙之命令，不会表示主张。）可以略有主张的多半是文人与亲信。这些人大都主张龙应保全实力，退保昭通（龙的故乡）。而且有几个人，已经在迁移财产了。

　　“大家商讨的结果，一致认为龙若听其部下意见去做，滇中虚实，必为日寇所知。龙虽不公开反对中央，但重庆抗战政府的处境，必十分艰危可虑。因此主张：要我不管结果如何，与龙见面一谈。事关国运，义不可辞。于是便由李一平去向龙建议。由龙约我去他的家中，早上吃早点，单独与我一人细谈。

　　“就我记忆所及，我和龙见面，先谈世界大势，我用各种证据，说明德、义、日轴心必败，同盟国必胜。再说无论局势坏到任何程度，日寇决不能征服中国，更绝对谈不上统治中国。龙为人很细心，不能仅以口号一类的方式去说服他，他边说边问之后，对我的意见，似乎没有反对。我看时机渐渐成熟。便很直截的问，我说：‘龙主席，听人说你很佩服汪精卫，是不是？’他说：‘是的。’我说：‘你认为汪是人才，并没有错。凡是追随国父开国的人物，几乎在南北各省都是不折不扣的头等人物。但个人的才情为一事，国家大事又为一事。论汪的才情，不单你佩服、我也佩服。即如演说一件小事，我听过汪几次极平常无意义的讲话，不单词句精炼，而且声容动作，无一不如初写黄庭，恰到妙处。至于他的文章诗词，更非我等所能望其项背。说他是个人才，谁也不会否认。但民族大义，千古是非，绝不可以相提并论，事既至此，我们对汪的同情，只好为之惋惜了。’

　　“话说到这种程度，我看龙尚无怫然不悦之色。我乃鼓起勇气，直接说到问题的核心。我说：‘时局到了今天，国家的处境，是艰危万状。你龙先生处境亦系千难万难。我到昆明后，滇西方面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听说你有一些部下，觉得你左右为难。不如集中实力，退保昭通，以观世变。假如有人是这样的主张，我想他不单是对不起国家，更是对不起你。现在外寇入侵，若果你反而移兵回乡，让出正面。天下将以你为何如人！况且纯就利害来说，日寇若入侵不胜，你便是千古的罪人；即使日寇胜利，政府更陷于苦境。以东北的经验而论，日寇对于云南，起码分割为四五省。别人做主席，还可以说是求荣。龙先生！到那时你做哪一省的主席恰当呢？日本人能容你存在吗？这种人的办法，可以说一开始便害你到底，而且害得惨！’

　　“他笑一笑向我问道：‘健群兄，那末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说：‘龙先生，承你看得起我，我只是书生之见。我以为你此时此地，先集中你军力的大半，表示配合中央，与敌人一战。幸而胜，你是民族的英雄。不幸而败，你收拾残余，再退保昭通。以滇黔的地利，和敌人打三年五年的游击，还有问题吗？不管胜败如何，云南省流亡主席和地下游击总司令都非你莫属。我这个办法，可算胜亦胜，败亦胜。你觉得如何？’他始终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但看出，他有时唯唯颔首，并无倦意。

　　“从早晨七点谈到十一时许，吃早点又吃午饭，最后我想我该要告辞了。我说：‘龙先生，你晓得我是一个隐姓埋名，与现实政治生涯无关的人。我今天在你面前，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我想请你在一两天内，作一番缜密的考虑。如果你同意我的见解，我很快地愿意去重庆跑一趟。我的一切，你都晓得，关于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面前去说明，你相信我是能够胜利的。万一你是否定了我的意见，也希望你叫人暗示于我，我几天之内，必定离开昆明。’

　　“我知道龙不会立刻有所决定，他必需晚间在灯盘子上（吸大烟时）仔细用心思，也许还要约人谈谈。所以我不勉强求得结果而退。第二天一早，龙派车来接我一同进早餐。他取出一封亲笔写给蒋委员长的信。他说：‘我一切决定了，完全照你的意思。你确是为国家，也很爱护我，请你为我去重庆一行。我和你是朋友，请你以后不要客气，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随时告诉我。’

　　“事情便是这样决定的，我次日即飞重庆，记得天气尚热，到南岸黄山见委员长，看得出来委员长也是充满了内心的喜悦，纵然不是附带有云南的事件，也还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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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

　　汪精卫氏是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的。那天，刚好蒋先生对全体中央委员训话，汪氏是副总裁，可以豁免随班听训，乃得利用这一个机会离渝，翌日匆匆又乘专机自昆明飞往越南之河内。

　　汪氏离渝以后，尽管重庆方面知道此事的仅限于少数的负责当局，但已引起了内部极大的混乱。最初也许还想弥缝，所以曾下令各报严密封锁消息。直至同月二十六日，以汪氏为全国注意之人物，自无法继续隐瞒，蒋氏始于那天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席上公开宣布，但诿称汪氏因病告假四月，赴河内疗养。

　　有关汪氏之离渝，曾发生过一个迄今难以索解之谜。汪氏回宁建立政权，当抗战期间，民间曾盛传有汪蒋双簧之说，说者且言之成理，以为那时抗战之形势，正陷于极度黯淡，是年十月，江浙沿海各省，早经陷落，日军进攻华南之军事部署又告完成。徐州会战失利，次一步的武汉会战迫于眉睫，而以军事实力而论，武汉会战的前途，仍然毫无胜算之把握。且当前形势，还不是作战的胜负问题，而措置已陷于乖张，如长沙不待日军之侵入，竟先纵火自焚，日抗战而实畏战。所有通往国外的海口，又全部为日军所占。政府既已再迁至重庆，竟又有人更主张三迁至西康的拟议。至于国际形势，英美不仅与对我作战的敌国交往极密，供应日本的战略物资，远较供应于我者为多，此时抗战的有着难乎为继之势，实属无可讳言。于是论者以为汪蒋密议的结果，为了救亡图存，乃于不得已中采取双管齐下的两面手法。如此，若最后胜利之竟属于我，则牺牲汪氏一人，而国事有蒋先生在；如最后胜利之不属于我，则蒋先生仍为失败之民族英雄，而国事有汪先生在。此种应变之道，有其理由，应亦有其可能。

　　我所以重提这不经之传说，意并不在为汪氏作辩护，空穴来风。欲求正于当世耳。因为当汪氏离渝时，蒋氏既总绾军政大权，而所有特务工作人员，又都归其发纵指挥，汪氏之预定机票，且早在两周之前，机场为当局密切注意防范之地，如不得蒋氏事前之默许，汪氏又何能堂皇举家离去？如其为一时之失察，则事后彭学沛与驻守机场之军警与特务人员，何以又未闻有一人之被惩？此其一。

　　其次，龙云与汪氏过去向乏渊源，渝滇又近在密迩，他何敢事前与汪氏密谋，而临事又公然庇护，结果中枢亦未闻以一辞相谴责。其间自有其疑莫能明之处。生者不肯言，死者不能说，千载悠悠，自将永成为历史上的一桩疑案。

　　汪氏于十二月十九日由昆明飞抵河内，初寓朱培德夫人宅，以人多不便，由曾仲鸣赁妥铁路饭店为暂时居停之所，而陈璧君又病其嚣杂。当地三桃山（一称丹岛）有避暑旅馆，此时天未酷热，阒焉无人，汪氏亦曾于此留宿数日。最后租定了高朗街二十七号，乃集中居住。他十九日发出艳电，分致重庆中央常务委员会及最高国防会议，呼吁和平。并于三十日交由驻港负责宣传责任之林柏生、梅思平、陶希圣等在港报公开发表。

　　汪氏之所以必要于离渝后始公开其主和之意见，第一、在重庆决无发表之机会。第二、舍高位以谋国是，则以平民之身分，宜有言论之自由，所以示不为一人之利害，亦不欲启内部之纷争也。故汪氏于发表艳电以后，认为既已对和战意见，得一吐为快，离渝之目的已达，实不曾有采取任何进一步之行动以与现当局对立的计划。

　　重庆方面，最初似对汪氏亦并不欲采取严厉之手段，故既密令全国各报社不准发表攻击汪氏之言论，而且两度派谷正鼎衔命专赴河内，与汪氏有所商洽。当时汪氏所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如中枢无意采纳其主张，自不宜再回渝担任公职，他希望政府能给他以赴欧的外交官员护照，并资助他出国的旅费，以便其成行。

　　谷正鼎第一次赴河内为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的二月，第二次携同汪氏等的出国护照与旅费再赴河内时，已是翌年的三月。他一直留至三月二十日即凶案发生的上一日，始返渝覆命。汪氏亦准备与陈璧君、曾仲鸣、以及其女公子等赴法休养。他还欣然拍着他长女公子文惺女士的肩头说：“我上次赴欧，是带着你三妹去的，这次，我将携你同去了。”在理，汪氏实不必对自己的子女说什么假话，可见当时确有飘然远引的决意。

　　谷正鼎的两度赴越斡旋，送护照、资重金，不知是重庆的故意敷衍，以疏汪氏防范之心呢？还是态度的忽然中变？当汪氏正在摒挡一切，拟作远游之际，据事后从各方面调查所得，有人已在积极布置暗杀的阴谋。曾仲鸣奉汪氏之命，在河内的都城旅馆负对外联络之责，事实上既早已为特务份子所监视。而汪氏所赁高朗街二十五号及二十七号相连的寓所，四周就常有些形迹可疑之人，不断徘徊窥探。他们还租赁了汪氏旁边的一所洋房，每天在楼窗中遥望汪宅中的动静。直至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的二月中旬，准备实施暗杀的人，已分自昆明、广西、香港各地来到河内，二月底至三月初，一个特工首领戴笠，且曾亲自到河内布置。而汪氏却万想不到中央党部的行刺事件会再度重演，仍照常与其长女公子同乘三轮车外出，有时在河畔散步，有时还上咖啡室中小憩。

　　凶案发生上一日的上午，汪氏还到了三桃山去，刚到那里，当地警察就赶来报告，说外面风声紧急，嘱汪氏左右劝阻汪氏以后勿随意外出。汪氏于返寓途中，经红河铁桥，下车休息，而警察仍追随保护。以后车过东方汇理银行时，忽有怪车一辆，从后疾驰而过，车中人显得神情有些诡异，而汪氏仍坦然不以为意。

　　高朗街二十七号，地居河内僻静之一角。屋凡三层，底层：前面左右两大间均为汽车房，相连的后半两间为仆役室，楼梯则处于全屋的中央部份。中层：向北两大间，与楼梯两侧各有小室两间，均为汪氏随从人员之卧室。向南的两间，前一间为客厅，后一间为饭厅。顶层：梯头左为两浴室，右为两厕所。向北两室，右为朱执信次女公子朱媺女士等的卧室，左为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之卧室。向南两室，右为何文杰、汪文惺夫妇卧室，盖与其左汪氏夫妇之一室相毗连，而曾仲鸣之卧室，又刚与汪氏之卧室相对，相距且仅数尺之遥（参见下页房屋各层位置图）。

　　三月二十一日的深晚二时许，夜深人静，全宅的人都已入睡。忽有人从后园逾垣而进，循屋后的小门入室，当行经底层仆役室时，一个随从戴芸生与厨子何就，闻足声启户查看，凶徒见之，即发枪射击，戴芸生手臂中一弹，何就腿臂各中一弹，另一随从陈国星，闻枪声逃匿车房汽车下，暴徒又发一枪，地上水泥碎片伤其胸部，乃循梯拾级而登。中层梯头的一室，为汪氏内侄陈国琦所卧，亦闻声而出，凶徒迎头相遇，再发一枪，又弹中其腿部，迫令折入邻室，行凶者于是再登顶楼。朱女公子首先听到间歇之枪声数响，出室至楼头查察，通其邻室的曾仲鸣亦同时出现，闻楼梯有杂沓的脚步声，亟拉之一同退入曾之卧室，急阖其户，而凶徒已追踪而至。他们用利斧把木制的室门劈开一洞，将驳壳枪伸入室内，凶器是可以连发的快慢机，幸朱女公子入室后，正躲在门右的贴墙处，刚好是一个为枪弹射程所勿及的死角，得幸免于难。而曾仲鸣夫妇，则立于卧榻之前，直对着暴徒的枪口，他们一按枪钮，子弹如连珠发射，仲鸣腰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璧亦中三弹，一在臂，一在腿，一在右胸，两人同时倒卧于血泊之中。

　　此时何文杰夫妇也早被连续凄厉的枪声所惊醒了！起先在楼下的数响，睡梦中尚疑为炮竹声，但以后向曾氏房中发射的排枪近在咫尺，又值夜深人静，才觉得巨变已生肘腋。他与文惺女士披衣而起，方步出室门，汪氏亦已闻声而出。低声问文杰：“什么事？”文杰含糊地说：“没有什么。”就急急把汪氏推回室内。于是汪氏夫妇与文惺就于黑暗中坐在门旁靠壁的地上。迨汪氏闻到对室仲鸣夫妇所发出沉重的呻吟声，几次想冲门而出，都为文惺女士力持不放。如汪氏出室，当然也必遭毒手，又如凶徒们知道汪氏所居即在对房，则只须一回身，汪氏夫妇也势必为仲鸣夫妇之续。而仲鸣夫妇受伤的倒地声，凶徒们却以为已把汪氏一击而中，就仓皇下楼而去。

　　何文杰是最幸运的一个，当他把汪氏推回卧室时，他还不知受伤的是曾仲鸣夫妇，所以，假如他从汪氏室内出来，对着仲鸣的房间走去，又刚好与得手后的凶徒们遇个正着。而他无意中竟先折而向右，经过自己的卧室，再走到梯头向下俯视，看到中层有人伸手正在扭熄电灯，他发觉情形不对，急急退回。仍沿原路回至汪氏室中。前后经过了约三十分钟的时间，枪声停止，凶徒也料已远飏，文杰才敢去至仲鸣的卧室，推门而入，朱女公子在门后颤栗，而仲鸣夫妇都已倒在地上，伸手一摸，湿漉漉滑腻腻的鲜血竟流满了一地。在床头灯发出微弱的光线中，他看到自己的半个指头已经被鲜血所染红了。朱女公子下半身的裙裤，也溅满了血渍，放在前面的竟是那样一片惨怖的景象！

　　没有人确实知道进入室内的凶徒究有多少？在行凶的时候，因为汪宅以内，全部都是赤手空拳，连一枝自卫的枪也没有，所以他们乃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为所欲为。在中下层各个寝室的门口、楼梯口、窗口，以至屋外的四周，且都有人驻守监视，直掩护至他们全部离去，汪氏的秘书汪屺，才在二楼窗口向街外狂呼：“救命！救命！”因为朱女公子谙法语，由何文杰陪着下楼用电话报警。事后知道，那时凶徒们还公然留在后园以侦察室内的动静，直听到朱女士在电话中呼援的声音，他们相信目的已达，始从容再逾垣而逸。

　　受伤的五人中，陈国琦伤在腿部，自己已把手帕裹好了伤处。随从戴芸生、陈国星、厨子何就都伤势不重，初步加以包扎以免流出过多的血液，就留宅疗养。救护车开到汪宅，只把伤势最重的曾仲鸣夫妇送往军部医院救治。高朗街的汪宅，到此时河内当局才派警来保护，而来的又是几名当地的土著警察，抵达以后，方由法籍警官临时教授他们怎样装子弹与怎样开放的技术。连武器也不会使用的武装人员，则所谓保护，也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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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曾仲鸣在河内医院不治

　　曾仲鸣夫妇在医院检查的结果，仲鸣腹部中弹累累，真成了百孔千疮。医生为他剖腹施行手术，竟割去了尺余长的一段肠子。又因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在南京时因日机不断轰炸关系，为防万一，全家都曾验血，何文杰与曾仲鸣血型相同，因此就由文杰输血。此时医生即表示伤势过重，已经绝望。至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臀部与腿部两弹，尚无大碍。胸部一枪，中弹处在右肺尖，可说间不容发，如再略向下移，就可能会当场毕命。又幸而她体气素健，以后经多时的治疗，不至与曾仲鸣成为同命鸳鸯，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因为河内的军医院，不但设备简陋，医生的医术也太欠高明，且缺乏疗治枪伤的经验。当医生为曾仲鸣输血时，由于器具的不良，文杰的血液，不能直接输入仲鸣的体内，竟滴滴流在地上，仲鸣看到那样情形，还皱着眉头对文杰说：“浪费了你那样多的宝贵血液，真是太可惜了！”曾夫人方君璧女子，经动过手术，送回病房，汪文惺女士忽然发现她背上还露出一个大创口，血水仍在不断外流，原来竟然是医生遗漏了不曾为她包裹。

　　当天的下午二时，汪氏听到曾仲鸣伤势绝望的报告，他坚决要亲往医院探视。但是河内对他，仍然危机四伏，凶徒们显得有着有力的背景，在街上还可以随时袭击。故当汽车由高朗街驶往医院时，何文杰汪文惺夫妇与陈国琦三人坐在车厢中，而汪氏则潜身蜷伏在他们前面的足畔，上面并用衣服覆盖，希望人们不疑有汪氏在内。汪氏抵达医院时，离仲鸣的死，也已不足两小时的时间。

　　汪氏探望的一幕，辛酸得引人泪下。仲鸣自己当然知道已回生无望，而神志偏偏又仍极清醒。汪氏面对着这个垂危之人，他从幼年起一直追随在他的左右，是革命志士的遗族，也已视同是他自己的骨肉，是他最忠实的同志，更是他多年来的左右手。今天，为他牺牲了，眼看命在呼吸，而两人为了不顾伤对方的心，彼此还装着笑容在相互慰藉。事实上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汪氏噙着满眶的热泪，无限悲伤地望了几眼之后，终不得不离之而去。

　　仲鸣平时经不起一些伤痛，而受此致命的巨创，反而显得异常的镇静与坚强。他忽然想到汪氏的经济向来由他经管，存入银行的现金，支票也向来由他签字，他如一旦身死，可以使汪氏立即陷于窘境，他坚决要求让他签好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人们也只好把他从病榻上扶了起来，他以颤抖的手，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终于在支票上签完了字。第一张签得却完全走了样，他咬了一下牙关，创痛使他不能忍受，额角上已沁满了汗珠，总算把第二张支票又以最后的力气签好了，他又颓然地倒了下去，不住地喘息。

　　汪氏离开医院后不久，仲鸣的病况逐渐恶化，医生断定已危在旦夕。本来仲鸣夫妇同处在一室，深恐在临命之前，给两人以太大之刺激，故医院方面决定将方君璧移至隔室。在曾夫人迁离的刹那，两人心里明知道已是诀别的一刻，为了都不愿引起对方的悲恸，还在用微笑与温语互相安慰。仲鸣至弥留的时候，他以微弱而断续的声音，说出最后几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延至下午四时，终于一瞑不视。因仲鸣之死，乃激成汪政权之出现！反过来也可以说，曾仲鸣之死，实为汪政权牺牲的第一人。

　　这一幕河内的刺汪事件，也可以说是离奇的、微妙的、令人难以索解的。为什么凶徒会直抵曾仲鸣夫妇的卧室？一般人认为那是由于这一间在全宅中布置得最为整齐之故。汪氏抵河内以后，其长女公子文惺女士方与何文杰在河内成婚，汪夫人特别为洞房购置了一套新家具，而何文杰夫妇却以之让给了仲鸣。汪氏夫妇的一间，却反而简陋得有如下人的卧室。暴徒们在对窗一直在侦察，自然误以为最整齐的一间，定是汪氏的卧室了。

　　其次，仲鸣卧室的窗外是一片园地，隔园对面一所房屋，相信是早为暴徒们所租赁。因为这卧室内有一张圆桌，汪氏于日间就经常与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在那里谈话，暴徒们用望远镜窥视，目击到一切，于是更可能相信这是汪氏所居。当汪氏等迁入后不久，有一天忽有一个自称是装修工人，要求往各室覆查，经何文杰拒绝后，仅许其进入他自己的卧室。事后想到这人一定也是暴徒们的同伙，在下手前来作最后实地的侦察。照这样说：行刺时的误入曾室，应该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中间就有着太多的疑点，所有当时进入屋内行刺的暴徒，手上带有手套，足上穿上软底橡胶鞋，腰间束上无数的子弹（一般相信这是通过重庆方面驻河内的领事馆而取得，当时的领事是一个姓许的人，台湾方面传出的消息，实际指挥行刺的则是郑介民率领了王鲁翘做的），从他们这种情形来看，显得这一项行动有预谋、有计划、而且有有力的背景，如此从容准备，又何至那样不经调查清楚，就冒冒失失地行事之理？

　　据事后被捕凶手的透露，他们本来准备要把室内的人全数击毙，因为误以同伴所放的枪声，是汪宅侍卫人员的回击，所以未及完成全部任务，就仓皇退走了。假如这是真实的话，那政治为什么竟残忍到那样的地步！而疑点也就在这里，暴徒们进入时在底层放了几枪，打伤三个随从。到中层时又放一枪，打中了陈国琦，到顶层一排枪打到了曾仲鸣夫妇，枪都是按步就班地为他们自己放的，又何至会出于误听？又何至于为此而惊逃？已经逃出了，为什么还在后园中逗留着窃听电话？他们真要赶尽杀绝的话，他们尽可从容下手。因此有人说：这事所以会以曾仲鸣为目标，就有三个可能：最宽厚的说法，随便杀一个人，意在向汪氏警告。第二个说法，是明知汪氏的性格易于冲动，而又明知汪氏对曾仲鸣的感情，杀之，所以激起汪氏之愤怒，迫之从言论而采取行动。第三个说法就有点不经了，那是说，某方面片面地要把双簧表演得更逼真，使各方面相信汪蒋真是对立的；也或者说，起初是约定唱双簧的，而最后却变成了骗局。尽管现在计划者、行凶者尚多健在，又谁肯出而自承？这事，也只有成为千古的疑案了！

　　刺汪案发生后，河内当局立即缉凶，虽然主要份子于“行动”以后，立即远飏，终于有袁伯勋、孙亚东、杨卫河三人落网。河内法庭对侦查工作，迟至六个月之久，始告完毕。于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月二十五日提起公诉。凶手在庭上经法官的严诘之下，俯首无言，承认了一切。原告律师瑟恩当庭指出“凶手行凶的动机，并不在政治思想之不同，而实在系被金钱所收买。三凶手虽自认是做小生意的人，但从他们的行动和行凶的手段来看，足证他们的所谓生意，实在是特务的生意，他们被人所收买，得到枪械供给，假借爱国名义，实行刺杀毫无抵抗的人”云云。最后由高等检察官陈述意见，大致说：“一个领袖的政见，是非不在一时，谁敢说将来历史上将作如何的判定。你们真能了解汪氏的主张吗？你们更有何权力可以任意胡为？此种手段残酷之行为，应予判处死刑或永远监禁。”而结果陪审员虽认定罪证属实，法官则竟以误杀罪判三凶手各入苦工监七年。如此巨案，就这样的轻轻了结了。

　　汪氏对曾仲鸣之卒于因伤不起，以身代殉，无限悲愤，无限哀伤，曾亲为其撰行状云：

　　曾仲鸣先生行状 汪兆铭

　　呜呼！余诚不意今日乃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来视余，戚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今则君竟一瞑弗视也。国事至此，死者已矣，生者当以死继之，其有济于国与否，未可知也！即幸而济，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

　　君以中华民国纪元前十六年岁次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生于福建之闽县。幼孤，母氏至贤。君于诸兄弟姊妹中，年最少。姊氏醒，适方氏，少孤，携孤子贤俶与夫之女弟君瑛，及夫弟声涛声洞同留学于日本，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从孙先生致力革命。庚戌之岁，尝与君瑛暨黎仲实、俞云纪、黄复生、陈璧君及兆铭谋刺清摄政王，事败，复生兆铭被执，复与君瑛等，参加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云纪声洞战死。元年，与君瑛璧君等得官费留学于法国，各携其弟妹偕行，节三四人之所得，以资六七人之用。

　　君于此时，年十五。君瑛之妹君璧，则少于君二岁，自幼时，备闻姊氏之教，知以身许国之义。既入蒙达尔智中学，锐意力学，孜孜矻矻，又自以年幼，去国远，每学校休假，则移游息之晷，以补习国学，兼程并进，学识日懋，而习于勤俭，志节坚定，他日为国服务，廉节之操，亦于此养成焉。

　　元年以来，国事靡定，兆铭仆仆奔走，留学之愿，有志未逮。君则沉潜专一，中学毕业，更入大学，初治化学，兼治文学，先后在法国波铎大学获化学士，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名实斐然。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长之职，于华法教育，多所尽力，且留心国内政闻，其政治主张，亦确定于此时也。君与君璧幼同学，志趣相得，既成夫妇，伉俪尤笃。君璧致力绘事，有声于中外。十四年相将归国，皆任教授于广州中山大学。迨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君被任为秘书，是为君尽瘁国事之始。自是以后，数年之间，中国之进步与纷乱，更迭起伏，君与兆铭，相从患难，识定而气闲，然备尝险阻，习知情伪，其恢弘之度，遂与日俱进。

　　二十年十二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君被举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任行政院秘书长，旋调铁道部次长。其时东北已丧，淞沪又被兵，举国岌岌，以救亡图存为务，而共产党则乘机益猖獗于江西，谋颠覆中华民国。中央于是决策，对内务根据三民主义，以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其尤要者，充实民力，发展国力，以裕民生，以固国防，凡有障碍，悉扫除之。对外则务以和平正义，求得国际之同情与援助，且期待日本之最后觉悟。凡此决策，盖深维本末之义，而确定救亡图存之方针与步骤。大计既定，颁之全国，一致进行。军事委员长蒋中正，督师南昌，当剿匪之任，其他行政诸机构，亦皆同心协力，谋国是之实现。

　　君在铁道部，佐部长顾孟余改进路政，虽库帑奇絀，债务积累，而运筹作策，不遗余力。先后举办京浦轮渡，延长陇海铁道，复完成粤汉铁道，此为前清末造以来，举国所跂望而迄未能竣事者，至是始得由广州直达武汉，与平汉铁路相衔接，于国防民生，贡献甚巨。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复被举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旋辞铁道部次长职。于翌年二月，偕兆铭出国，及十二月闻西安事变，遂归。

　　二十六年二月，就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八月，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抗战军兴，特设国防最高会议，以君为秘书主任。其时中央决策，悉全国之力从事抗战，而于和平斡旋，仍并行不悖。当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既发，中央仍宣言愿采取一切国际调停和解诸手段，以息战争。当八月十三日以后，战事蔓延淞沪，而九国公约国开会议于比京，提议调停，中央仍予接受。及十二月初，南京垂陷，德国大使奉其国政府之命，传达日本和平条件，中央承诺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二十七年九月，国联开会，中央复训令代表，要求适用盟约第十七条，亦为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凡此事实，皆中外所昭见，而隐微曲折，君以参与机要，知之尤深且切。

　　夫和战大计，为国家生死安危所关，不得不战则战，可和则和，此为谋国之常规。况中国自抗战以来，全国被兵，失地延及九省，将士死伤百余万，人民肝脑涂地，其数不止倍蓰。如和平条件无害于国家生存独立，则结束战事，以图补救，尤忠于谋国者所宜出。惟共产党人心目中无祖国，其始欲藉淞沪战事，牵制国军，俾得以盘踞江西。及频年被剿，由东南窜西北，穷蹙垂尽，则又藉西安事变，托名抗战，转移视听。抗战既起，乘举国存亡呼吸之际，益扩张其政治组织及军队，以终遂其颠覆中华民国之谋。知和议若成，必不利于所图，乃悉力破坏之，辗转勾引，所以挑拨离间煽动中伤者无不至。兆铭既痛国是之被挠动，又怵于国家大计为宵人所挟持，将不免于覆亡，数数言于国防最高会议。十二月九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复激切言之，卒不纳，遂于十八日去重庆，十九日至河内，君偕行，二十九日以建议书公布于世。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丑时，天未明，凶徒数人，持械突入寓所，发弹数十，伤五人，君伤最重，是日申时卒。夫人君璧以奋身救君，亦中三弹，余三人伤，轻重不等，凶手被捕者三人。越日，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据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云云。

　　君生平文学著述甚多，而于政治则重实行，少言论，且以处机要之地，益以慎密为务，然亦正由于其处机要之地，于中央决策之经过及其蹉跎变幻之所以然，了然于中。忧国之心既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积诚已久，一旦决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悠之毁誉，及其一身之死生祸福，固所不计也。呜呼！是可谓仁且勇矣！

　　君自受伤至逝世，神志清明，语亲友曰：“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无不放心者”！夫人君璧，身受三伤，目睹君之临命，茹痛言曰：“在此时代，抗战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吾人要当以一己之死，换取国家民族之生存。”君卒时，三子均幼。方曾两家，自前清末造，参加革命，至于今日，或身死国事，或尽瘁未已。兆铭往还既密，以公义兼私交，于君之死，为国家痛，为两家痛。仓猝记述，未足以尽君之生平，仅举其志事之大者，告之同志，俾知所继述云尔。（二十八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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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汪氏亲撰“举一个例”全文

　　河内谋刺汪精卫一幕，无论如何这是一件政治性的暗杀事件，应该毫无疑义。事后汪系的香港“南华日报”，当时曾把这案的蛛丝马迹，还提出了六点线索：“……据我们所知道的：一、重庆方面为着要刺死汪先生，特别开一条由昆明到河内的航空线。一方面便利运来行凶的人与凶器；一方面便利行事之后，人和物都从飞机上运走。二、他们利用外交官为掩护，拿出红色派司，凶器就可以自由运入河内。三、凶手中有一部份由香港蓝衣社机关派出，这个机关是西南运输公司的一科。四、当日河内警察所获枪械，并非法国出品，安南境内一向没有这种枪械。五、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凶徒们以高价向一外国人转租在汪宅对面的洋房一所，为便利行凶之用。六、凶案发生之后，河内法文日报大字登载，指为系由蓝衣社所为。……”上面的这些指证，“南华日报”以立场关系，还可说未必全有其事，但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所说也不至会全无根据。

　　刺汪案发生之日，因为汪氏已准备赴欧，所有他左右较为重要的人士，都已先后来港。迨凶案的消息传到香港后，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何炳贤等都聚集在九龙太子道的周佛海住宅，集议此事。这一批人，除了在文字上的抗议以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当时他们认为不论主战或者主和，都是为了国家的存亡，应该不是为了私人的利害。汪氏提供意见，是希望由政府谈和，而不是由汪氏自己去主和，即使政府不以为然，对一个陈述国是主张的人，中央既已有了严厉的处分，何至更出此卑劣的手段？在座最表愤慨者却为陶希圣，他自告奋勇地愿意动笔起草抗议，当人们还在纷纷议论之际，他就坐在沙发椅上，俯身矮几，振笔疾书，为“南华日报”写就了一篇社论，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疑重庆之执政者”。

　　我手里尚存有此当年的全文，但因为写时陶希圣正为一时之意气所激荡，字里行间显得颇为率直。文中一面为汪氏作辩护，而汪氏的庐墓早毁，尸骨成灰，盖棺几成定论，是非谁能管得？因此我不想再提了；而另一面对当局不无诋毁，而陶氏今日亦且变为台湾党国之柱石，我更不欲再提至有妨他的前程了。兹仅节录其中的一节，可概见当时陶氏是怎样对汪氏的忠勇悲愤：

　　“夫中华民国为生存独立，不得不战，战争归于挫折，则战争终于和议。故为政者在此时期，不可不支持战争，亦不可不准备和议。从表面言之，战和固不相容；而里面言之，不得不战而战，战，乃所以为国家；不能再战而和，和，乃有裨于民族。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纵令认定汪先生与现政府为国民党之两派，两派之政见不同，可决民意；两派之方略不同，可决于枢府，何必诉之于暴力？以摧毁此无机心无防备之在野领袖？汪先生出国以后，只发表其素日一贯之主张。且发表艳电以后，更无相继而起之言行。……”

　　从这一节中，还可以证明汪氏的出国，初意亦仅以发表主张为止，并没有艳电以后“相继而起之言行”。事实上则经此巨变，使汪氏于愤怒与哀悼中已在筹维他今后的行止了。高朗街二十七号的住宅，河内警务当局作贼出关门之计，把后园原来高人及胸的短垣与竹篱都砌高了，室内的窗户，均加装了铁栅。汪氏以危机四伏，只好整日蛰居室内，不再能往河畔小步，也不再能去茶室遣愁，绕室彷徨，寝食均废，终于在凶案发生后的六日，即三月二十七日，一面遣送他的爱婿何文杰赴港，为了曾仲鸣的惨死，向其胞姊曾醒慰唁，并改变原意，作出了赴沪自任折冲与敌周旋的决定。所以要何文杰由港随同曾三姑赴沪，先为住所作安全上的布置。

　　汪氏除了艳电上已说者外，更进一步亲自从文重申他的主张，与阐述他的意见，他写了一篇“举一个例”。当他在高朗街住宅起草此文时，还俯瞰到路上的电杆木旁仍然有人在徘徊，还不断仰起头向楼中窥察，他为万一之备，招了他的女公子文惺亲把写字台移往墙边，始得安心写作。

　　这一篇四千余字的“举一个例”，虽然冗长了一些，文中虽也仅是他个人主观的意见，但可以反映出他那时的心境与抗战前后的环境。以后汪政府的成立，也无不基此一念而兴。为了保存这一份有关汪政权最重要的文献，故将全文重为刊出。原稿中发现有若干笔误之处，以汪氏的学养，更显出他草拟时心境的烦乱。汪氏原稿，本由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保存，兹承由美寄阅，附此志谢。

　　举一个例

　　曾仲鸣先生弥留的时候，有郑重而简单的两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曾先生对于国事的主张，与我相同，因为主张相同，所以此次不免于死。曾先生之死，为国而死，为对于国事的主张而死。他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经应该更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何况这主张的实现，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

　　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吗？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

　　时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

　　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祥熙），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宠惠），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中国当局。其条件为：

　　（一）内蒙自治；

　　（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

　　（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

　　“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的机会可以讲和，但终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祝同），白健生（崇禧），唐孟潇（生智），徐次辰（永昌）。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之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的相同。但加一句，谓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件、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德国政府：

　　（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任调人到底。

　　（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

　　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谓：‘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事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居中调停，而日本亦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为以此次之谈话，有希望。返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去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此外还有证据没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质尚未过去，为国家利害计，有严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调停之事，则已成过去，故不妨举出来作一个例。于此，便会发生以下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之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对于以上三个疑问，我不欲答复。但对于和战大计，却不能不再为国民一言。

　　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此话不通！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是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对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以和。“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言犹在耳，试问主和有何不可？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却以之为对内统一之手段？中国是求国家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之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

　　有人说：“如果主和，共产党立刻捣乱。”我以为共产党是以捣乱为天性的，主战也捣乱；主和也捣乱。共产党的捣乱，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比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有较好，没有较坏。

　　有人说道：“国际并不盼望我们和。”我以为和与战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立于主动的地位，运用外交以求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决不应该俛仰随人。何况现时除第三国际外，并没有其他国家反对我们和。

　　如上所述，已经明了。还有郑重声明的，甲午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庚子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这是说起来就难过的，我不愿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有屈辱的讲和，直到大战，然后吐气。大战之后，德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今日而后吐气，这是说起来就得意的，我也不愿意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因为这样的循环报复，无有已时，决非长治久安之道。我所诚心诚意以求的，是东亚百年大计。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对于和平，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长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这种看法，两国人都有怀疑的；然而也都有确信的，尤其二十个月的苦战，日本的消耗，不为不大；中国的牺牲，不为不重。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又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毁誉而徘徊瞻顾，不敢毅然有所取舍吗？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干去！和平建国之第一做牺牲者——曾仲鸣先生，已将自己的血，照耀着我们这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之大路而前进！

　　末了，我还有几句话：当二月中旬，重庆曾派中央委员某君，来给我护照，俾我出国。我托他转致几句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只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以上几句话，定然是构成三月二十一日事变之原因。所可惜者，曾仲鸣先生比我年青，即赍志以殉，先我而死。

　　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国人能留心看看我这篇文字，明了我的主张，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张虽暂时不能为重庆方面所采纳，总有一日为全国人民乃至中日两国人民所采纳，则我可以无憾。（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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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汪为曾仲鸣之死激动了

　　在抗战期间，汪精卫之所以离渝赴越，发表艳电，主张和平，不能说全没有一些私人意气在内，而对大局的看法，他是怀着三种心理：国际形势与战事形势不利而外，更认为中共将藉抗战而坐大。他之毅然出走，在消极方面，欲以个人身分发表和战主张，不使人怀疑出于政府之授意；而在积极方面，以政府亦正在暗中努力促成国际调停，希望以在野之身，得从旁协助。他留在河内时期，已经取到了出国的护照与旅费，而最后的突然变卦，卒于赴沪筹组政权。是当年曾经与汪氏接触过的人，谁都会肯定其最直接的主因，是由于河内高朗街的一击所促成。他既痛心曾仲鸣之以身代殉，且茫茫天涯，今后无时无地，也无不有被杀之危。

　　本来，以一个堂堂政府而出之以暗杀的手段，总是号称法治国家的一个污点。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旧创未痊，而异国客寓中的枪声又起，所以他于惊魂初定，即愤慨地说：“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之不足，还要夺其生命！”由于这一时的冲动，于是决心而自建政权。他在河内亲自起草的那篇“举一个例”的文字中立即宣布了这一项决意。里面有两句最明显的话：“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干去！和平建国第一牺牲者曾仲鸣先生……”“和平建国”，汪政权的基本政策，乃首次出现于汪氏的笔下。

　　因曾仲鸣之死而使汪氏无限痛心、无限悲愤，终于不惜自建政权。有人怀疑这仅是汪氏“附敌”的一种借口，甚至有人加以穿凿附会，坊间且有“汪精卫恋爱史”的出版。是一个人而有男女间的爱恋，正是人类的常情。中外古今所谓大人物之流，远之如项羽之有虞姬，拿破仑之有约瑟芬夫人，近代则不管是混世魔王的希特勒，或者称为“革命导师”的史大林，在我国如中山先生之有宋庆龄，蒋介石之有宋美龄，毛泽东之有蓝苹，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而风流行径，也许正是志士情怀。故汪氏而如有恋爱史，正不必为讳，更不必为辩。然而汪氏一生，若说有恋爱史的话，则与陈璧君自同志，而恋人，而夫妇，白首相偕，此情不渝。若摭拾汪氏“双照楼诗稿”中之一二语，遽推断为别有隐情，则汪氏对胡汉民诗且有“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之句，别有用心者，岂非更可任意作曲解耶？

　　我以这一段过去的革命历史事实，作为我所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补遗之一，不仅在正社会视听之误，亦以见汪氏对生死同志方曾两家间历年深厚之交谊，与汪氏何以对曾仲鸣之死，如此其激动之故。至此篇资料，系得自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之由美来鸿，正是历数家珍，自应不同于一般的道听途说之谈。

　　在清末革命时期中，汪氏与朱执信为亲戚而兼同志而外，与曾醒（就是以后人们称她为曾三姑的）、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这几个人意气相投，相约共同献身革命。人称方七姑的方君瑛，也就是有人所写《汪精卫恋爱史》中被指为女主角的，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生于福州，当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伯父出仕浙江，于是举家迁往。方家不但开风气之先，而且颇有家国之思，以仕宦之家，独不使子弟从科举中求“进取”，竟先后遣赴日本留学。君瑛的堂姊君笄及她的两个胞弟声涛（行六）、声洞（行七）此时都已先后东渡。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君瑛二十一岁，也得到了家长的允准，赴日留学。

　　那时在日本的中国女留学生，可说绝无仅有，方君瑛是第一个进入日本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人。她在离国前，本已由父母之命与王简堂订了婚，而这丈人峰对此未来的东床快婿，既寄以厚望，也许他也发觉到膝前弱息，并不怎样满意于这项婚约，所以一并遣之赴日，原意或可使两人有较多接触的机会，以增进双方的感情。一九〇六年方声涛回到福州娶亲，以后又带了妻子偕同赴日。方声涛是在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的，那时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都痛心于清廷腐败，绝大部分都抱有以身许国的宏愿，方君瑛、声涛姊弟，尤其慷慨有大志，先后都已参加了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

　　曾仲鸣的胞姊曾醒，一般误以为是方声洞的夫人，其实他是方声濂（行四）的妻子。她生于一八八二年，十八岁时嫁给声濂，生了一个儿子，讵新婚方及三年，声濂在上海读书时，遽尔患病身故。曾醒在福州守节抚孤，渡着悲苦凄凉的日子。但她与方君瑛虽份属姑嫂，而情同姊妹。君瑛头脑开通，她以为夫亡女人总不应当那样地白白牺牲了一辈子。出来做一些事，既有利于国家，也可藉此稍杀其身世之痛，因此君瑛向堂上尽力进言，让这位年青寡嫂，也同赴日本留学，君瑛并愿将自己的官费，分一半给曾醒，不使家庭加重负担。终于在一九〇七年曾醒也带了儿子贤俶赴日，不久她也毅然参加了当时唯一革命团体的同盟会。

　　以后成为黄花岗烈士的方声洞，在方家这一群骨肉中是幼弟，而他又是学医的，君瑛以为她们都已将生命奉献于革命大业，既抱必死之志，照从前的礼法，对堂上不能无晨昏定省之人，对祖先更不能无一脉相延续，幼弟可不必冒万险以同归于尽，俟其将来学成归国，鲤庭侍奉，代尽子职。所以诸兄姊都劝他不要参加同盟会。而他于一九〇八年夏回国与王氏夫人结缡后（方夫人迄今仍留在大陆，这烈士遗孀，最近消息不明），再至日本，竟瞒着家人，也偷偷地毅然加入了。

　　汪精卫与陈璧君两人的一段结合经过，除已详前述而外，兹据曾夫人方君璧女士函中透露，有些为外间所未知者。原来陈璧君从星洲追随汪氏赴日，其时在前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中山先生以其年青有志，毁家纾难，对之另眼相看，故特嘱方君瑛与曾醒予以照顾。君瑛其时加入同盟会已久，并且担任了党内的重要职务“暗杀部部长”。她为人正直热诚，而又刚毅沉着，因此中山先生以及胡汉民、朱执信诸氏，靡不深加器重。陈璧君因初抵日本，年龄又比君瑛小七岁，对君瑛极为敬佩。曾醒则赋性忠厚，平时沉默寡言，璧君对之也异常亲爱。

　　最初君瑛、曾醒姑嫂与璧君住在一起，以后为彼此商量党事便利之故，另赁了一栋较大的房屋，汪精卫、黎仲实也迁住到那里。当汪氏决心潜赴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以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时，这五人实同预其谋，运送的炸药，也是五人合力为之。当时系将行刺用的炸药实于一件棉背心中，且由曾醒亲加缝制，而由黎仲实穿之以赴北京。据黎仲实事后告人，那件背心异常沉重，炸药压着心口，一路上感到十分难受。

　　当汪氏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启程之时，本抱着有去无回之志，讵陈璧君坚决要求同去，以为共死之计。汪氏本已由家中为他与刘氏女订定了婚约，后因汪氏参加革命，在专制时代，谋叛为大逆不道，可以株连全家，他的长兄兆镛（字伯序，又号憬吾，光绪己丑举人，曾官湖南知县），深恐贻累家人，故宣布将汪氏出族，并向刘宅通知退婚，而刘女士却坚持反对，不予同意（汪氏与陈璧君婚后，刘女士矢志不嫁，现仍在香港一尼庵中茹素礼佛）。婚约虽退，而汪氏对此却认为良心上应当负责，始终备感不安。

　　事实上，陈璧君蚤岁也与梁宇皋氏（梁氏于马来亚独立后出任司法行政部长，方于一九六三年春老病逝世）有婚约，与汪氏邂逅后，得梁氏同意而告解除，故自两人自相识而成为同志，虽情爱日笃，各以礼自持，始终未敢存白头之愿。直至此时相偕同赴燕京，只要行刺事件一旦实行，势将同归于尽。汪氏认为对此深情厚爱而又同生共死之人，不能不于临死之前有所表示，而陈璧君亦望早定名分，胥可以告慰老母，因此于宣统二年庚戌二月既望，即预定行刺载沣之前两日，毅然定情，先为名义上的结婚（以前我所写陈璧君以终身相托，是在汪氏入狱之后，自出传闻之误）。

　　而汪氏行刺之谋，事前先被发觉，汪氏与黄复生先后被逮，而陈璧君则以不住于用为掩护的“肖真”照相馆，得邀幸免。翌年九月初六日汪氏被赦出狱，有情人乃得终成眷属。他们的正式宣布结婚，则已在民国元年的三月底，许多革命志士都赴广州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汪陈也于此时大宴宾朋，而由胡汉民担任主婚人。那天的婚筵自是十分热闹，而婚礼则十分简单，且未举行什么仪式。

　　关于国民革命史上最壮烈的广州起义一幕，七十二烈士同日成仁，据方君璧女士所知道的经过是这样的：宣统二年，方家都住在汉口，暗中推动革命，陈璧君在营救汪氏时，也曾去过那里，并且在方家还住过一个时期。到第二年的辛亥三月，他们陆续都去了香港，密谋在广州举义。直到此时，君瑛才知道方声洞烈士也参加了同盟会，且已担任过像运送军火等一类的危险工作。君瑛还是劝他归侍老父，以尽人子的责任，而方声洞烈士却慷慨地说：“你们都踊跃愿为国赴死，我又何忍独生？鞑虏未除，更何以家为！”君瑛见其志不可移，也就不再坚阻。广州义举，本定在四月初一日，几乎所有留日的青年，尤其是同盟会的会员，全数参加。那时方声洞烈士的胞兄声涛也已学成归国，潜伏在满清军队中准备随时响应，他那时正率队驻在广西。

　　在广州起义的志士们，是先到香港，再分批赴粤的，由黄兴任领队。曾醒、方君瑛、陈璧君、李佩书等几个女同志，因为要等待掩护胡汉民等若干重要同志，决定到最后一天再进广州。一时有那么多神情举止与当地土著完全不同的外国留学青年齐集广州，他们大部分又是外省籍的人士，而又早已剪去了垂于脑后的长辫，尽管有人装了假辫，仍然很容易被人觉察，风声多少也有些泄漏了。满清的官吏觉得情势急迫，关起了城门，已在大举搜捕“乱党”，而各路响应的军队，因为约定的日期未到，尚未抵达。领导的黄克强有些焦虑了，与大家一商量，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冒险一试，于是就在三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提前起义，围攻总督衙门，结果卒写成革命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也成为革命史上最壮烈的一幕。

　　方声洞烈士当时非但没有接受乃姊君瑛的劝告，而且还急急的先行赶赴广州，在临行之前，他与方君瑛、曾醒三人在香港还一同照了张照相，各人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家人，作为最后的绝笔。他终于为了国家民族而成仁了！等到君瑛与曾醒到预定的日期赶去，广州的城门已经关闭，无法进入。虽邀幸免，但是眼睁睁的看着骨肉牺牲，行迟一步，以至未能同殉，使她们觉得遗憾终身。方声洞烈士殉国后，还有一妻两子，等他的夫人在日本闻耗回抵汉口，那年六月间又生了一个遗腹女公子。从此君瑛对守寡的弟媳与三个孤儿，负起了绝大的责任，也埋下了她以后自杀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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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汪与方曾两家渊源深厚

　　汪精卫、陈璧君、黎仲实、方君瑛与曾醒这五个誓同生死的革命同志，终于因汪、陈、黎三人于宣统元年离日赴燕都谋刺摄政王载沣而如劳燕之分飞。当启程之前，彼此认为此生将无重见之望，相对郑重叮咛，形同诀别。不意汪氏等之误刺未成，被逮入狱，而清廷又以笼络人心，于宣统三年九月竟邀赦释。出狱之后，旋即赶赴上海，方君瑛、曾醒亦偕同方君璧由汉口赴沪相晤，此五人于死别之后，又复生聚，非但出诸意料之外，且有形同隔世之思，其欢慰自应不同于寻常，他们还共同摄了一张照相，留一难得之纪念。

　　那时方君璧犹在童年，也还是初次见到汪黎两氏，在她幼稚的心灵中，所留下的印象是：黎氏短小精悍，谦逊而随和，什么人都对他有亲切之感。汪氏则温文儒雅，寓和蔼于严谨，平时衣冠整洁，一言一动，拘守礼节，即有时讲笑话，也决无逾份之处，但他自有一股慑人的威严，在他面前，谁也无形中觉得会有一些拘束。方君璧叫黎仲实为二哥，称汪精卫为四哥。但汪黎二人，对方君瑛与曾醒却都极敬重，遇有较为重要的事，也一定提出来共同就商。他们在上海盘桓了一两个月：除上述诸人外，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也来了住在一起。这时期汪氏等还是十分忙碌，每天去谈话，去开会的人来来往往，户限为穿。民国元年的初春，汪氏等转赴广州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并与陈璧君宣布结婚。方君瑛带了她的妹妹君璧，曾醒也带了她的幼弟仲鸣一起从福州赶往广州，作了一次欢聚。

　　由家长作主与方君瑛订婚的那位王简堂，有婚约前两人固未尝觌面，即在他东渡以后，彼此的相见，也仅于偶然机会中的不期而遇。过去未婚夫妇，不论思想怎样开通，男方自会有着一份矜持，而女方也总有着一份腼腆，为了避嫌，虽同处一地，而两人形迹仍然是十分疏远。王简堂读书倒是不错，但满脑子都是“学而优则仕”那一套的陈腐思想。他对革命无认识，因此对方家的热心奔走，自更深致其不满，他曾经在方声涛声洞昆仲前予以指责，声涛等不免就把王简堂的话转告君瑛。她认为未来夫婿如此迂腐顽固，一旦结为夫妇，思想上既有着太大的距离，则婚后生活，预料也决难美满。那时在她的内心中早有了解约的决意，且存了以丫角终身之心。不过因为其时她既即将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而且又担任着革命的秘密任务，不愿因私事的张扬，而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尚隐忍未发。

　　民国成立以后，她桑梓所在的福建省政府邀君瑛去出任教育厅长。她以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欲为同志作表率，因此力辞不就，只允担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并请曾醒为监学（当时的监学，相等于现在的教务主任）。王简堂最初听到未婚妻的获任高官，自不期刮目相看，而对她的敝屣尊荣，却又深致惋惜，在对她有了新的认识与新的估价下，更急急提出了结婚的请求，而君瑛非但予以拒绝，且屡禀高堂，要求解约，她的尊翁也觉得匹妇的不可夺志，卒俯顺其意，乃正式提请退婚，但王简堂却有他一份旧时读书人可喜而又可憎的执拗，他坚不承认退婚，且以后亦且终身未娶。

　　汪氏与曾仲鸣的一段渊源，也由方家而来。仲鸣是曾醒的幼弟，当曾醒与方声濂结婚的时候，方君璧还不过一岁多的年纪。仲鸣大她两岁，也尚未满四岁，虽然那时就曾经见过，但彼此都在童年，过后早就淡忘。民国元年，仲鸣随曾醒等赴广州公祭七十二烈士，他已经十五之年，与方君璧两小重逢，而与汪氏却还是初次见面。陈璧君有一个妹妹叫纬君，比仲鸣小一岁，而比君璧大一岁，君瑛、君璧等都很欢喜她，见面时，方君瑛、陈璧君、曾醒等拉着她们的手说：“我们三个人相处多年，一向有着亲姊妹那样的情分，希望你们三人也同我们一样能永久相亲相爱。”这很平淡的一席话，却留给了她们以很深的印象。

　　君瑛、曾醒等重回福州之后，不久汪氏夫妇又同去探望，就一起住在曾家，前后十余天中，谈往事、游鼓山，备见欢洽。而陈璧君对方君璧却特别喜爱，君璧原来的名字叫君玉，而君瑛嫌“玉”字显得有些俗气。君字是曾家的排行，另一个字又必须从玉旁，请汪氏代为更易一字。汪氏当时笑着说：“七妹（他叫陈璧君做七妹，叫曾醒做三姊，而叫君瑛为七姊。君瑛本比汪氏小一岁，但汪氏为了表示敬意，就叫她做七姊）名璧君，那么巧，两家都是用‘君’字排行的，陈家的‘君’字排在下面，而你们方家的君字排在上面，她既然那么喜爱十一妹（君璧行十一），不如改叫君璧，不知七姊的意下如何？”当时方君瑛就欣然地同意了，方君玉从此也改名为方君璧了。此虽小事，可见汪方两家渊源之深，与情谊之笃。

　　在福州的时候，他们认为鞑虏既除，民国肇建，革命之目的已达，仔肩克卸，遂有离国赴法留学的动意。汪氏夫妇离开福州后，就到了马来亚庇能的岳家，以后与方君瑛等书函往还，泰半为了商量赴法之议。民国元年六月底，终于商定了赴法之行。君瑛、曾醒辞去了学校的职务，开始补习法文。到八月，一切摒挡就绪，先往庇能与汪氏夫妇会齐，他们一起住在汪氏岳家的一处海滨别墅中，前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始买棹启程赴法。

　　这次同行一共是八位，汪氏夫妇而外，曾醒带了幼弟仲鸣，公子贤俶，君瑛带了君璧，璧君则带了她的幼弟陈昌祖。船抵法国的马赛，李石曾、张静江、褚民谊等往迎，在巴黎稍作观光之后，由于李石曾夫妇的建议，决定一起住到李氏卜居的一个小地方蒙达尔城。那里离巴黎不到三小时的火车行程，李石曾为他们另觅了一所房屋，同住在一起。那里有男女中学各一所，仲鸣、昌祖、贤俶在男中学寄宿，君璧在女中学寄宿，君瑛等四个人则在家请教师补习法文，不久也都去了学校上课。每星期的周末回家，由汪氏亲自教授国文，每次也总讲解几首诗词。他们几人的国学根柢，都得力于此时。汪氏左右学汪氏字迹的，有曾仲鸣、林柏生、陈春圃等多人，而以仲鸣写得最为神似。当仲鸣在河内被击殒命后，林柏生在沪曾为出一纪念专册，册中还影印了那时不少的国文课卷，汪氏每一篇都为批改详明，足见当年的督教，确曾用过一番苦心。仲鸣学的是化学，而以后多年中，喜与文士交游，生平著作，亦以中法两国的文学为多，这自然全出于汪氏诱导启迪之功了。故以汪氏与仲鸣的关系而论，渊源肇自革命同志，往来居处，几同家人骨肉，而芸窗课读，更有着师生之谊。

　　一九一三年的四月，汪氏的长公子孟晋在那里出生了，因为一切全出于君瑛的看护，汪氏乃为命名文婴，“婴”字的取义，就是为了与君瑛的“瑛”字同音。孟晋出生未及匝月，汪氏奉中山先生之召回国，不久，陈璧君、曾醒、李石曾夫人也相继东归，所有在法的孩子们，都由君瑛独力照管。到翌年的夏季，汪氏等又再到法国，连汪氏的岳母也同来了。而是年八月，战云突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都废学避地到了法国西北部阆乡城的乡下。汪氏又继续为她们讲授中文与中国历史，连君瑛也跟着向汪氏学习诗词，君瑛的诗稿已散佚，只记得她有首念父之作的一句云：“苍天如海月如舟。”却大有汪氏笔下的神韵。

　　在阆乡两越月，为了孩子们的学业不容久辍，又南走至法国的一个大城都鲁司，很多学生都避难在那里，蔡元培全家也在。而汪夫人陈璧君此时又正身怀六甲，为了避难之故，仓皇奔逃，惊动胎气，孩子未及七个月就早产了，生下来时只重三磅，医生都以为生存的机会很少，而卒赖方君瑛、曾醒两人的负责照顾，竟得免于夭折，这就是汪氏的长女公子文惺，汪氏命名为惺之故，也与长公子同一意义，“惺”“醒”同音，用以志曾醒辛劳抚育之德也。

　　一九一五年的三四月左右，袁世凯有了篡国的帝制之谋，叛迹日露，汪氏等都兼程回国，那时文婴还不过两岁，而文惺也只三个多月，一切家务料理，却不得不落在仲鸣与君璧两个大孩子的身上，蔡元培夫人仍不时前去照顾，而蔡氏则又为两人教授中文。

　　孰料君瑛回国尚在途中，她的尊翁忽在上海病逝。迨回抵国门，接着她的庶母又去世了，临终把她的一个七岁大的小女儿君琦托孤给了君瑛。君瑛准备也把这幼妹带到法国，两家里人都反对她那样做，以孩子太小，在旅中将徒然成为累赘，而君瑛向重然诺，觉得既经应承于前，就不应有负死者于后。他们又于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再至法国，君瑛带了君琦，陈璧君带了她的两个妹妹纬君与顺贞，仲鸣的哥哥伯良也同去了。

　　本来他们几人中，方曾两家，以有功革命，故方君瑛、曾醒、曾仲鸣与方君璧，政府均给以官费留学，以四人所得的官费，紧缩一些，本可勉敷七人之用。那时她们已迁到了法国的波尔都，分赁两屋，汪陈两家住在一起，方曾两家另住在一处。一九一六年的六月，汪氏又以国事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到翌年夏，陈璧君携同弟妹子女至法国南部的比那莲山游玩，九月因汪氏决定留在国内，于是陈璧君也举家东归。临行时，她的妹妹纬君与谭仲逵结了婚，曾仲鸣与方君璧也订定了婚约。直至第一次大战告终，一九一九年的六月，汪氏又由上海经美国而至法国，出席凡尔赛和约会议，多年通家之好，小别之后又得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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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方君瑛仰毒自戕的真因

　　在方曾两家留法的几年中，最后他们都进了波尔都大学，君瑛学数学，曾醒学哲学，仲鸣学化学。其实仲鸣的天性是接近文学的，无如他是福建省的官费留学生，那时官费生都规定必须学习自然科学，仲鸣乃不得不选了化学一门。民初政府财政困难，官费时常中断，而闽省尤为支绌，此时官费忽然宣告停止。一九二〇年秋，仲鸣因经济影响，一面赴巴黎学生会任职，一面仍继续攻读，君璧也由波尔都美术学校升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而方声洞夫人王颖女士把这位烈士的遗孤贤旭，又送到了法国，交君瑛教养。费少人多，更见捉襟见肘。为了省钱，一切家务，均由君瑛亲自操作，晚间仍赴校上课，弦诵常至夜午。一九二一年秋，她终于考得了数学硕士学位，这是中国女学生在法国获得如此荣衔的第一人。

　　那年，李石曾等在里昂创办了里昂中法大学，以吴稚晖任校长，褚民谊为副校长，而曾仲鸣则担任了秘书长的职务。一九二二年，方君璧由巴黎赴波尔都探视君瑛，已看到她心力交疲，形容憔悴。不久，又不幸为汽车撞伤头部，虽经医愈，但医生就认为将来或会影响神经。在一九二〇年左右，方声涛夫人郑萌女士，曾汇寄一笔款子存在君瑛处，准备她的公子贤卓将来留学之需。当时有两个在波尔都读书的青年学生林秋生与黄国治，他们都是福州人，因一时学费没有寄到，商请君瑛暂济缓急，说只要国内汇款一到，就立刻全数归还，君瑛慷爽有丈夫气，立允其请，谁知从此竟一去不归。君瑛以钱为寡嫂所寄存，责有攸归，徬徨不知所措。刚在这时候，汪氏驰书要她回国担任执信纪念学校校长，并请曾醒为监学，因她们在临行前希望其弟妹能早日成婚，故仲鸣与璧君遂于一九二二年夏，在安纳西湖之畔，赁小室一楹，完成了婚礼。君瑛曾醒姑嫂又同赴德国游览后，于是年十二月，带了君琦回国去了。

　　君瑛在法前后十年，既过着简单的学生生活，专心读书，很少注意到国内的情形。及至安抵国门，看到朝政的腐败如故，民间的疾苦如故，已为之愤怒忧伤，而当年的一般所谓革命志士，一旦革命成功，高官猎得，腐败贪污，且胜畴昔，想到国家前途了无希望，志士头颅全成虚掷，使她多年来的理想，一时归于幻灭。国事已如此，而家事也使她触处兴悲。方声洞烈士慷慨成仁后，其寡嫂日惟以泪洗面，自其尊人弃养，弟妹又均未成立，抚养教育，深觉来日大难。她所受聘的执信学校，尚未正式开学，而人事上的复杂，已使她穷于应付。她自从头部给汽车撞伤后，脑力不复如前，深觉不能负此重责。从前曾经订婚的王简堂闻她回国之讯，事隔十余年，忽又坚请履行婚约，函电交驰，更觉不胜其烦。此时厦门集美学校请她担任教授职务，君瑛因声涛夫人的存款为林秋生等所借用，很想应聘后以束修所得，陆续归偿，但汪氏以集美聘约，条件过苛，校方有解聘之权，而教授不能自动辞职，十年聘约，自由全失，故力劝其勿贸然应聘。正当她进退维谷之时，陈璧君因急于为执信学校筹款，赴美劝募基金，曾醒亦归省老母，遄返福州，亲朋远去，举目凄凉，竟忽顿萌厌世之念，而左右又无劝解之人，卒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仰毒自戕其生。其轻生经过，可从汪氏致方君璧女士等的书信中，得其梗概：

　　一 汪氏致曾仲鸣等第一函

　　九弟、十弟、十一妹（按九弟为曾仲鸣之胞兄伯良，十弟为仲鸣，十一妹为方君璧）同鉴：六月八日由上海赴广州，在法邮船中曾作一书寄十弟，想已收到。十二日早，抵广州，各路战事正剧，北京怪变又作，正忙迫间，十四日午，忽得上海来电如下：

　　瑛姊于十二晚十时陡觉痛苦，五姑（按为陈璧君之母卫月朗）询之，她云服了药散，后请牛医生（牛惠霖，为宋子文姊妹姨母之子）到，据云服了毒药，遂送往医院，恐不能救，似觉出于自杀，可否电知璧姊（陈璧君）？请尊裁。（十三日未时发）

　　我得此电，魂魄飞越，急发一电如下：

　　瑛姊生死如何？速覆！

　　及十六日早，得上海覆电如下：

　　瑛姊医无效，今午三时已逝，遗书已检出，系自杀。（十四日申时发）

　　呜呼已矣！七姊何以出此？未见遗书，无从推测。我此时方寸甚乱，至欲回沪一行，又适以要事，须即赴港，故于今日搭船赴港，明日由港搭船赴沪，此书即作于省港船中也。

　　七姊（君瑛）何以出此？未见遗书，不知其故，痛苦之余，妄事推测如左数条：

　　一、七姊回国后，王氏子（王简堂）在福州，曾来函电，纠缠数次，七姊厌之，曾覆以电云：“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但七姊何至因此以一死绝其望。

　　二、七姊因债务萦念（其详我未知之），形于辞色，我屡劝之。此时公私交困，诚无力筹措，但总可慢慢想法。然而无论如何，七姊何至因数千元之故。（其数我亦未详知）而轻其生。

　　三、最近广州执信学校有电来，催促三七姊去，三姊（曾醒）在福州，我已汇去盘费，请三姊赴沪，与七姊同赴粤。七姊曾为我言：“自去岁在法国被车撞伤后，脑力大不如前，恐担任不来。”我答：“此时六月矣，七月中即放暑假，七姊到广州后，不必接事，可在筹备会中，与诸筹备员筹商一切。暑假后，度力所能任，即任校长，力如不能，则先任教员，随后再任校长，亦无不可。”但无论如何，七姊断无因执信学校责任太重而自轻其生之理。

　　四、一月以来，三姊在福州，四月以来，璧姊又往美国，我则忽南忽北，奔波无定。七姊在沪，往来于我家及六嫂（方声涛夫人）寓所，我家有五姑，七姊与之同房，复有小儿女辈共相团聚。六嫂家亦七姊所乐往。惟数月以来，每闻五姑言，七姊似带有神经病，眠坐起止，往往不甚自然，我劝七姊往医，七姊以为不必。我因在沪之日无多，且见七姊无大异状，而三姊又将至，故满以待三姊到，以为陪伴，且可随时体察，七姊初非绝对拒医，初四五日七姊患眼红，五姑与我劝之往牛医生处诊察，七姊诺而往，持眼药而归，以此我更不疑七姊之有他也。据此，则又无因精神病而轻生之理。

　　以上种种，皆妄事推测，迟数日抵上海，即可了然知其所以然矣。临书怆痛！并候大安。俶侄均此。季新手启，六月十八日。

　　二 汪氏寄曾仲鸣等第二函

　　九弟、十弟、十一妹同鉴：兄于二十二日之夜行抵上海，晤五姑、三姊、六嫂及顺贞妹，询悉七姊系服吗啡自杀，吗啡系从六嫂医生处购得，乘人不见，潜服之。分量太多，故不获救。遗书另纸录呈，其真笔迹存六嫂处，系用洋墨水笔所书也。依此遗书，则七姊之自杀：

　　（一）由于不忍见社会之腐败。

　　（二）由于在世甚觉无聊，而债务亦为一大原因。

　　七姊甚惴惴于仲弟（曾仲鸣）之不能保存七万二千，又其惴惴于一万三千（法郎）之无着。遗书所言，占此一大部份。此外据六嫂所述，七姊不忍却集美学校之聘（聘书所订，谓十年以内，校主可自由辞去教员，而教员不能自由辞职，太無理！兄等皆反对之）；及对执信学校之难办，此亦为劳身焦思之一端。然此种理由，决不足以促成七姊自杀，以七姊平日之明决，遇此等事不难立断，何至为此自戕？故以七姊去岁被汽车撞伤及近来精神异状推测之：七姊自杀之原因，当为神经衰弱所致，此医生及蔡孑民（元培）张溥泉（继）诸先生所推定以为必然者也。

　　呜呼！自民国元年以来，我等结合成一家庭，感情浓挚，有逾骨肉。今幸诸弟妹日以成立，每思之犹有余甘，不图今日乃有此恶果！兄去岁不招三七姊回国，七姊可以不死。七姊回国后，在兄寓多时，兄苟善于调护，七姊亦可以不死。今则七姊竟死矣！兄非惟无以对七姊，且无以对诸弟妹，神明痛苦，莫可言喻。诸弟妹以此责兄，兄固无辞，即以此绝兄，兄亦无怨。

　　七姊绝命前数日，与五姑闲话，谓“渠等哭数日便没事了”，当时五姑以为闲话，不知七姊已潜蓄此心。但七姊所言甚误，七姊此举，无异在我等身上，留一伤痕，将终身难愈。我等不能同七姊自杀，不能终日哭，我等仍有事要做，然而我等之伤痕，却除七姊复生，无人能治也。七姊十二日之夜服药，其在十二日，忽然给婴儿（汪氏长公子孟晋）字格三个，阿好姊（女）银一元，人皆莫明所以。我昨归室，见案头置一十一妹磁片影相，此片乃七姊常置之于自己书案上。询之阿好，则云：“七姑于十二午亲置我书案上。”并云：“我于八日离家搭船赴粤时，七姑亲送至门，伫立久之，别人亦见之，以为伤别耳，不知乃永诀也。”噫！如此，则七姊未忘十一妹，并未忘我，不知何以自戕？何以忽加此创痕于我等身上也！此请均安。俶甥均此，铭泐。六月二十五日。

　　三 方君瑛遗书全文

　　“君瑛之死，乃出于自愿，非他人所迫也。盖因见社会之腐败不可救药，且自己无能，不能改良之，惟有一死耳！在世甚觉无聊，我对不住所有爱我者。我已去矣，所有之恩惠，来世再报罢。六嫂之款七万二千，存在法银行，乃仲鸣弟经手，问之可也。伯母之款，亦存仲鸣弟处。六嫂尚有一万三千佛郎，被张国治及林秋生借去，请醒姊代追之，谅不至全数无着。瑛诚对不住六嫂，请恕我。瑛。绝命书。字据在第二小皮包内，请六嫂取之。”

　　此遗书在七姊日常手携小皮包内检出，所谓第二小皮包者，检得沪币百元，佛郎二千，封面上书“还六嫂，对不住”六字而已。

　　这一代才女，这巾帼丈夫，这革命志士，就这样以她自己的手毁灭了自己的生命，看了她的遗书，死因极为明显，而有人还故作谰言，曲加附会，这真是何苦来哉！

　　我把这一段故事写出，似乎与我所写的汪政权并无直接关联，而我在书中指出汪氏之赴河内，本已决意远赴欧洲，乃以河内之一击，误伤曾仲鸣，使汪氏于极度冲动之下，以为对发表国是意见之人，惩处之不足，派员携械，追踪国外，而必欲戕害其生命，此后汪氏即远赴西欧，天涯海角，仍无时不可遭毒手，乃起了组织政权之意。观于他为了君瑛之死，在函中所谓“自民国元年以来，我等结合成一家庭，感情浓挚，有逾骨肉”等语，方君瑛自杀于前，曾仲鸣又代死于后，终使汪氏为之一怒而赴沪。这一切经过，足征仲鸣之死，系为酿成汪政权直接原因之说明，故不嫌辞费，特为絮述其经过，补叙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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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日政府遣影佐助汪离越

　　汪精卫遇刺以后仍然留居河内的一段时期内，其心境应该是危疑的、悲伤的与愤慨的！既伤曾仲鸣的代之而死，对重庆当局的施用暗杀手段，自更不免于愤慨。留既危机四伏，去则茫茫天涯，求一能苟全之地而不可得。谷正鼎虽代表重庆济以川资，赉予护照，但这只是普通平民的出国护照，而非外交官吏的护照，当局固可随时予以吊销，各地使领人员，也到处可给以留难，对其今后行止，乃大感彷徨。不获已而思其次，他选择了广州、香港与上海的三个去处。但这三处也各有其弊，广州此时已完全在日军控制之下，香港虽为英国属地，但林柏生既曾遇袭受伤，环境之险恶，亦复无逊于河内。此外上海虽亦为日军所占领，惟租界依然存在。而汪氏虽有迁地之心，但在草“举一个例”这文件的当时，只反复重申其谋和的主张，虽有动念，而尚无组织政权的决意。最后日本政府遣影佐祯昭助其离越，终且促成汪政权之实现，是则不能不归之于命也、数也了！

　　汪氏如何离开河内的经过，当年亲与其事者，汪氏夫妇已谢世多年，影佐亦于战后不久病死东京，周隆庠犹羁身沪狱，陈昌祖则远在星洲，已莫得其详。当时为影佐主要助手之犬养健（已于一九六〇年九月病逝），身前曾为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用“不尽长江滚滚流”（译意）为篇名，对此所述甚详，因采其概要，兼参己意，以补我前文之缺漏。

　　汪氏于一九三九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被行刺遇险，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即接获其驻河内总领事的详细报告，认为汪氏以主张和平而脱离重庆，以响应近卫三原则而发表“艳电”，以至身陷险境，手无寸铁，难于自保，乃即日召开五相会议，筹商对策。在会议中决定派遣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影佐祯昭赴河内负责护送汪氏至其他安全地点。影佐奉命后，又向日阁推荐犬养健偕行为助（犬养健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后曾出任吉田内阁之司法大臣），其他随员为大铃军医中佐、丸山宪兵准尉、松尾军曹等七人。并向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租定五千五百吨之“北光丸”货船，专轮前往越南。经过了半个月的准备，一切保守着严格之秘密。至四月六日晚，一行出发至九洲下牟田港，即“北光丸”之寄泊处上船，旋于翌日启碇。直至远离海港一小时之后，始由影佐向船长宣布，此行之目的地为越南之海防。因“北光丸”行驶速度甚低，至四月十六日黄昏，始向越南之红河缓缓驶入。

　　因一小时后，海关人员却须上船作例行检查，而轮上所载的人数较之船员名册上所列者却多出了一人，影佐乃饬松尾军曹藏匿于轮上的救生艇内，以免暴露形迹。这时影佐已脱除军服，改易西装，满怀心事，在甲板上不断往来徘徊。他告诉犬养健，以此行系负担秘密任务，故必须掩藏原来的身分。影佐所用的名义，为日本糖业联合会的庶务课长，犬养则为该会的书记。身分证明书均由糖业联合会会长藤山爱一郎所签署（按藤山为日本财阀之一，战后曾出任外相），连两人的姓名也早被更易了。犬养以事前未先告知，深感遗憾。影佐则表示为了保守机密而不得不然，显示歉意。

　　犬养以既不懂糖业情形，又不知糖业联合会所在东京的何处，一遭海关人员盘诘，势必破绽百出，因之颇表踌躇。影佐说：请藤山签名时，系径往他的私宅办理，糖业会所，连他也不敢确定在东京的“银座”或“丸之内”区域。不期日人办理如此重大的秘密任务竟草率疏忽，一至于此！

　　“北光丸”靠岸后不久，关吏上船检查，船员名簿等点查完毕后，对影佐与犬养两人的相片，查看得特别仔细。关吏又向船员询问有无携带武器，海员不得不承认手枪外且有来福枪两支。越南法当局，自海南岛被日军占领后，对日籍人员之来往越境，防范已转严密。此时关吏认为货船无携带武器的必要，虽有日政府的携带执照，而越南自不予承认，因令在停泊海防期内，将武器全部交由海关保管，此点使影佐大感惴惴。因为从海防至河内，相距尚有一百公里之遥，路上治安虽尚平静，但公路中之红河铁桥正在修理，此段暂时为单程交通路线，每隔二十分钟，始得通行一次，如临时有人追踪，于半途拦截阻扰的话，势将受到意外的危险。

　　影佐等一直在船上焦急地等待海防方面联络人员的抵达，直至天黑，日本在越南的驻在武官门松少佐始匆匆赶到。他向影佐的报告，大要如下：

　　（一）影佐等一行离日至目前的一段时间内，并无什么特别事故发生。

　　（二）预定当晚住宿于海防的石山旅馆，河内方面则已商定假台湾拓植株式会社河内支店长坂本的住宅为居停。

　　（三）此次“北光丸”开抵越南，系托辞为台湾装运矿石。

　　（四）与汪氏方面的联络任务，亦由同盟通信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指示该社的越南特派员大屋久寿雄负此责任。大屋能操流利的法语，与高朗街的汪宅已经有了接触。

　　此时，日本外务省的矢野征记书记官却已先于四月十一日由香港搭乘飞机来到河内，满铁的顾问伊藤芳男也在影佐的先一日到达，都住在驻河内的日领事馆内。影佐等在海防留宿一宵，翌日即匆匆赶往河内。由日领事馆为他们准备的台湾拓植株式会社河内支店长的住宅，虽是一所中上等的建筑，但它的特点是与日领事馆前后相连，两宅间往来，不必经行屋外。二楼又各有一个小窗，遥遥相对，在此时期，犬养与矢野就常在那里用暗号互通消息。

　　矢野与伊藤知道了影佐的到达，急从日领事馆的后门赶来拜会。矢野身材高大，讲话风趣而流于夸大，但办事则细密而能把握中心，故外务省特派他担负起进行与中国间的和平工作。他告诉影佐：大屋与汪宅间的联络，常常于晚间利用舞场等公共场所，故意操着下流的法国话，以暗语与汪宅通电话。汪宅方面接听的人，总是汪氏的外甥。又据大屋说，最近重庆方面来到河内的人，份子异常复杂，上一天他与铃木总领事在公园中同饮啤酒，就曾看到前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也出现在那里。虽然黄强不会与暗杀汪氏有关，但忽然有各式各样的人一时麇集，对汪氏的安全，就格外值得忧虑。所以大屋一经知道影佐的到达，已于先一晚与汪宅取得联络，商定翌日下午一时半，请影佐等赴汪公馆晤见。

　　为了避免外人的注意，约定日方各人先至郊外跑马厅佯作购买门票，届时汪宅将派一熟谙日语之青年前来接应。因为越南是法国的属地，一般都操法语，所以汪宅派来的人，一见面将特别用英语“您好”How are you作为暗号，上前招呼，彼此要像老友忽然邂逅似地再互相热烈握手。遇到有此暗号的人，即可随之登车。

　　矢野又说：有件不太愉快的事已经发生。当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方由日本启碇，重庆的大公报却刊布了有关汪氏宣导的和平运动的消息。日政府本派有一名一田中佐者在香港担任秘密工作，一田表面上是以出售蚊烟香的商人身分来作为掩护，与高宗武之间不时有联系，矢野看到大公报的记载后，却赶往高宗武处提出责问。一田问高宗武：“大公报的消息是哪里得来的？”高说：“这应该是日本方面泄露的。”一田闻言大怒道：“但新闻内有一点，就是我与你知道，如你我不说，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对此你有何解释？”高宗武忸怩而未有所答。

　　矢野又说：“高宗武听我要去河内，力劝我不要来，我问他为了什么？”他说：“以我的冷眼旁观，汪氏的做法，已不以蒋氏为和平运动的中心。”我又问他：“蒋氏认为什么事最要紧？”高宗武又说：“第一是反共。”我又说：“既然如此，重庆政府就应下令对共讨伐，如蒋氏肯下讨伐令，我可以负责由日本政府发表全面和平宣言。”高宗武又说：“这事留着再谈，但你总以不去河内为是。”

　　犬养也说：“高宗武托伊籘从香港带来了一封信，系由日领事馆转来的。”影佐问：“来信是否阻止你和汪先生会谈？”犬养说：“是的，全信只写此一行，且未附理由。”犬养答覆影佐的问话以后，继续着又说：“这事我也有责任的，我曾经屡次对高宗武说过，将来全面和平如能实现，中日国交恢复，签立和约时，要由蒋氏为负责签名者，汪氏仅为副署。”影佐听到了矢野等的谈话，也说：“因为我也屡次向高宗武说过，希望汪氏的和平运动，不会变成为反蒋运动。现在内部秘密既已泄漏，则对当前的行动，就有重加检讨之必要了。”

　　上述犬养健笔下所透露日本方面的秘密谈话，可以证明两点：

　　（一）、矢野指出高宗武坚决主张全面和平应以蒋氏为中心，而反对由汪氏为领导，则可以知道高宗武于抗战期间的一再与日政府秘密接洽，决非出之于汪氏的授意。

　　（二）、由犬养与影佐的谈话来看，到此时为止，只有发动和平之拟议，倘无另组政权之计划，故说订立和约，应由蒋氏签署，而和平运动，也不使成为分裂的反蒋运动。故终汪政权之覆亡，汪氏等似亦始终秉此信念。此后以情势之演变，汪政权虽经创建，而对渝方也只有和战之争论，实未尝有过正式敌对的军事上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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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由越赴沪一段艰险航程

　　第二天气候晴朗，影佐偕同矢野、犬养三人，依照约定，驱车径往跑马厅。因恐有人追踪，故车行极速。迨抵达目的地，影佐等刚下汽车，身旁另一汽车也戛然而止，从车内出来的为周隆庠（按周通日语，在重庆时即在外交部亚洲司任职。汪政权期内，始终为汪氏之日语翻译，最后任行政院秘书长。现犹被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迄今生死未卜）。彼此照约定以英语互说“您好”之后，又逐一握手，影佐等即坐入周之车内。车以最高速度驶行，几行遍了河内之大街小巷，最后向一铁门内冲入，此即为河内高朗街二十五号汪氏之寓所。

　　影佐等三人被延入楼上之一客室中坐候，不久，室门呀然而辟，一穿白色西服而丰神俊朗的人物，已出现于眼前。影佐等虽尚初次晤见，但从照片上早已熟识其即为汪氏。由周隆庠向影佐介绍后，仅略事寒暄，影佐深恐耽延过久，行迹暴露，势将发生第二次不幸事件。故立即转入本题，告汪氏谓：“我奉敝国政府命令，来协助先生迁往安全地区，故今天特意前来奉谒。”说完，并为犬养与矢野两人介见。

　　时周隆庠坐于汪氏的右后，担任翻译。汪氏出语甚慢，国语中既杂有粤音，且兼有法语的声调。他说：“承三位远道过访，至为感谢。我也觉得在河内不但有危险，亦且无意义，我正在准备如何避离此地。适承贵国政府派各位来此，很感谢对我的关切。”影佐说：“听先生的话，重庆方面是否又有对先生新的暗杀计划？”汪氏答：“是的，已发觉有此迹象。二三日之前，忽然有人将邻屋的三楼租下。其他有形迹可疑的人，也已包围在此屋的四周。越南当局对我个人虽有善意，不过对政治活动，系采取封锁政策，他们深恐发生政治纠纷，故有此项顾虑。如我仍再留在河内，将无法与香港及上海的同志取得联络。”

　　影佐问：“先生的意思，将去哪里？”汪氏说：“我几经考虑，认为以上海最为适当。此外，则是香港或广州。但香港、英国官吏监视极严，陈公博、林柏生等在那里不能活动。广州虽为中山先生和我关系最深之地，不过已为日本军队所占领，如我去广州，中国国民将以为我所从事的和平运动系在日军保护之下进行的。至于上海，虽为世界有名的暗杀之地，但那里到底还是我的国土。我愿意冒此危险，以说出我心中的主张，使全国国民能谅解我爱国运动的诚意。当然，上海也同样在日军占领之下，不过，上海是一个很大的地区，中间还有着未经日军占领的公共租界等，仍由外国人管理市政。从中国人行动可较为自由这一点上看，去上海比去广州为较有意义。周佛海、梅思平等已先去那里，预作准备。”

　　影佐又问：“先生要离开越南，准备怎样与越南当局谈判？”汪氏答道：“总以不给予越南当局任何刺激为主，现正在研究如何谈判的方式。在我想，越南对于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虑，如一旦我要离此他往，他们断无不予赞同之理。”影佐又问：“那先生将怎样离开此地？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五千五百吨的货船，驶来海防，以供先生的应用。”汪氏说：“谢谢对我的好意，但我已经租妥了一艘法国的小船。”影佐问：“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的？重庆对先生已下令通缉，在中国沿海岸航行时，需要非常小心。”汪氏回过头去问了周隆庠，周笑笑说：“这条法国船是七百六十吨的。”影佐、犬养、矢野等一听到竟是那样的一条小船，不禁彼此愕然相望。汪氏接着说：“谢谢各位对我的关心，这一条小船，虽然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战后我第一次去上海，如就坐了贵国的船只，对于和平运动，或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准备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

　　谈话至此，对汪氏离越的原则，已经确定。矢野遂对周隆庠说：“请汪先生去休息吧！现在要谈的，已只剩了事务上的细节，可否请办理总务的再来共同商量一下。”汪氏即把陈昌祖叫来后退出。这样又详谈了两小时，影佐等三人始行告辞，汪氏又特来相送。当行经走廊时，汪氏特地把一间房门打开，里面却阒无一人，仅一张空床上置有以黑丝带裹扎的一束鲜花，影佐等明白这定是曾仲鸣的殉难之处，于是影佐等均上前行了礼。汪氏又问影佐，对曾仲鸣遇难前后的情形，是否清楚知悉，影佐表示已完全知道。这样他们才离开了汪宅。仍用汽车将他们送至公园附近，再自行回抵寓所。

　　影佐等发现寓所门口，既有多辆人力车停放在那里，又有卖花的女人，不断在徘徊往返。问屋主人坂本以往是否也有如此情形，坂本说，过去决没有那样多，目前的情形，确是显得有些形迹可疑，乃嘱各人要特别当心。这时伊藤也从外面回来，据说：当他坐汽车出外时，领事馆的旁边有三辆赛车用的自行车一路跟踪，他觉得有些不妥，至法国药房买了一些东西后，即急急回来，而此数人却依然跟踪在后。

　　汪氏所说汪宅邻屋的三楼有可疑的人租去的话，据同盟社的大屋经调查结果，知道租屋的人是用的欧亚航空公司名义，欧亚航空公司为宋子文所办，当然属于重庆系的公司。况且汪氏所居公寓的下水道正在修理，如其有人乘机在此埋藏炸弹，或者索性由隔邻的三楼以一枚炸弹掷向汪氏的二楼，在在可以遭到不测之祸。依大屋的观察：越南当局对汪氏的行止，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感。大屋说：下次他遇到越南总督的秘书时，将给他一些刺激的话。因为越南对汪私人虽有好感，但日军占领海南岛后，越南与英国为了保护其公司利益，两国关系日趋接近，对日本也已作了戒备。而影佐认为应该对越南总督的秘书这样说的：日本政府对汪先生的安全异常关心，已训令日本驻越总领事尽一切可能予以护卫。

　　至四月二十日的中午左右，大屋又与犬养通电话，说事情已趋明朗化，越当局昨日一整天已在等待巴黎外交部的训令，也许最迟今晚会有确定的指示，影佐等全部人员也都在等候汪宅的正式通知。矢野与门松并在商量汪氏离越时，万一有不得已的事故发生，将准备在汪氏乘车的前后，以机关枪强行突破。

　　幸而到了当晚十时，获悉一切问题都已解决。越南当局已奉命同意汪氏离境，并负责将全部警察动员，自汪宅至码头，沿途加以严密保护。汪氏等已定翌日（即二十一）离河内赴鸿基港（这是从日文译音而来，是否即此二字，未敢确定。）汪氏所租的法国船，船名为“芳福林哈芬”，载重七百六十吨，也已获得离越许可。惟为万全计，需先解散原有船上的全部中国水手，改雇安南籍的船员，以及添装食水，购备粮食等，的需三四日的时间始能竣事。希望能于二十五日中午，在离海防港五海里的一个名叫“拔苛朗平”的无人岛海上，与“北光丸”会合前进。

　　至四月二十五日的正午，“北光丸”在那个无人岛的四周驶行巡逻，终未遇到汪氏所乘的船只。至夕照衔山，天已垂暮，海中浓雾渐重，视线模糊，事实上彼此已无法会合。但“北光丸”仍不断发出约定之密码电报探索。不久船上接到海防军司令部发来的警告，谓如再继续拍发意义不明的密码电报时，将派驱逐舰采取行动。“北光丸”不得已乃向海南岛方面开行。如此经过了三天，对汪氏的乘船仍一无消息，影佐心理上且已陷入绝望之境。

　　犬养向船长探问意见，船长认为尚有一线希望。以“北光丸”所用的无线电报机过于陈旧，距离稍远即无法通达，如至明日而仍未能获得联络，则大事已完。因为“北光丸”明日将走完海南岛的一段航线，“北光丸”走的是海南岛南向的外海一面，可能汪氏的船因避大洋中的风浪，在介于海南岛北向与大陆中间的海峡中通过，因有海南岛上的山岭阻隔，遂至电讯不能通达。

　　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的天长节，船上照例举行庆祝，犬养至影佐的舱房中闲谈，以今日为佳节，且以船长的话相告，聊作空言的慰藉。旋犬养又与船长至无线电室，据电报员说，一过中午，“北光丸”将驶过中间没有山岭阻挡的海域，他准备在此最后关头，二十四小时不停的以密码联络。至下午三时左右，电报员忽然笑颜逐开，谓在耳机中已听到“我们安全，我们安全……”的微小之声，以后无线电报的电波也逐渐愈来愈清晰。始知果如船长所料，那艘法国船以船身太小，不能冒风浪在外海行使，故取道内线海峡，以致电报不能相通。犬养等即在无线电室取出地图查阅，决定两船在汕头附近之碣石湾会合，经汪氏覆电同意。“北光丸”先到，在碣石湾口又停候了一宵之久。

　　到了第二天的中午，见一小船在湾口海面一颠一簸中出现，不久一艘舢板从小船驶来，靠拢“北光丸”后，周隆庠与陈昌祖相继登船。据谓：鸿基港湾以码头工人不够，食水系用桶载，再用旧舢板驳运上船，离预定开行时间，已经迟了三小时之多。租船时原说该船速率每小时可行驶八海里，而实际上最高速度仅得七海里，兼值雾大，小船不耐风浪，故只能在海南岛内线行使。周隆庠表示，这艘法国小船危险太大，不能再继续乘坐，于是汪氏等十人全部移登于“北光丸”上。汪氏的“双照楼诗词稿”中二十八年有“舟夜”诗云：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上诗疑即汪氏在“芳福林哈芬”小船时之作，语含哀愁，且不可为而为之意，更跃然于字里行间。

　　“北光丸”以载人加多，米与食水均感不敷，乃于五月二日改变航线，驶往台湾之基隆港，加以补充。停留一宵，再向上海直驶，经三日之航程，于五月六日溯扬子江口西上而至黄浦江，停泊于吴淞炮台湾附近海面。因当日上午，塚本少佐曾来电要求变更汪氏登陆地点，此时塚本上船，影佐询以突然来电要求改变之故，塚本谓，汪氏来沪，外间知者已多，“朝日新闻”上海支局人员，且已全体出动在虹口码头伫候，此消息大约为东京的内阁大臣们所泄露。现在为汪氏的安全计，在一切防范准备未完成前，再不能向外界宣泄。塚本并向汪氏道达歉意，请其再在船上停留一宿，俟其将“朝日新闻”记者设法打发后，再行上岸。而其时汪夫人陈璧君却坚持立即登陆，当晚非回至法租界的寓所不可，影佐尚认为恐有危险，而陈璧君说：如再阻止，即跃海游水以去。日方深恐再加劝阻，易生误会，即任由汪夫人独自离船，而汪氏则于翌日始行登岸。

　　汪氏由离渝以求发表和平主张，进而拟赴法协助政府作外交上之折冲，再变而为在民间发动“和平运动”，追至身入虎穴，以环境与事态之不断演变，卒至自组政权。其间综错复杂之原因，既非事前所能逆料，亦决非如若干局外人之想像汪氏为求荣而附敌。犬养健对于这一段的记载，仅详叙其经过，似尚无故为隐饰装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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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周佛海路线终于登场了

　　汪氏主和的心境，在那篇“举一个例”中已流露无余。和战既是审择国家利害的政策，那末主战的未必是民族英雄；而主和的也未必即是通敌叛国，而且最早谈和的既不是汪氏，高宗武既直承为蒋氏之代表，周佛海一向又为蒋氏之腹心，以成败论汪可；以和战罪汪，似乎有失公道。其次，主和是一件事；而组织政权则为另一事。

　　汪氏在“举一个例”中说：“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西义显也在书中说：“汪氏所以脱离重庆，系为保障最低限度的言论自由，以力促成和平。”所以汪之离渝，在求得能发表国是之主张，当时尚全无组织政权之心。影佐护送汪氏由河内抵达上海后，即向汪氏表示他的任务，只奉令将其移送至安全地带为止。所以，在汪政权成立之前，与日本谈和，蒋汪所取的是同样的态度，而最后变成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汪的主和是公开的，而其他的人主和则是秘密的，事实上或仅为手法的不同而已。

　　汪氏抵达上海以后，也许其心境较之在河内时，更为彷徨，问题就在如何进行他的和平运动，汪氏自己最初却并未作出任何决定。但那时在他周围的人，显然分成两派，周佛海与梅思平等，极力主张组织政权，以为如此，使从事和平运动者能获得安全之保障，同时也可与日本积极办理交涉，以窥察日本提出的整个条件。论佛海与蒋氏的关系，按理不应有此态度。而周的所以会插身到和平运动中去，据犬养健向高宗武探询蒋氏侍从室方面的主要人事时，高宗武以为陈布雷过于持重，很少发言，而周佛海则遇事较为积极。因此高宗武的奔走与日谈和，也总是通过周佛海转呈蒋氏，高宗武曾承认以直接得周的指示为多。

　　周佛海亦对西义显曾明白表示系由其对蒋委员长负责而使高宗武赴日。论当时情势，蒋氏身为事实上之极峰，决不敢有人假传“圣旨”，等于以后在汪政权时期周佛海与蒋氏不断秘密通报，也均通过军统戴笠的转呈，我看到过无数的重庆来电，开头总是这样写的：“奉委座谕……云云。”至于是否真出于蒋氏之意，连周佛海随侍蒋氏多年，也且深信戴雨农之不敢出于捏造。故以常情来测度，最初周佛海确是代表蒋氏督饬高宗武试探和平，其后以英德两大使调停不成，孔祥熙之代表又谈判失败，始一怒而绝和平之意。

　　周佛海本为“低调俱乐部”的首脑人物，认为和谈之中辍可惜，于是转而说汪。但情形亦颇有可疑之处，佛海与汪氏向乏渊源，而与蒋氏关系之深，尤尽人皆知，如此国家大事，如不获当局之授意，佛海又安敢轻举妄动？其次，汪氏犹滞留河内，此后之行踪且未决定，而佛海偕梅思平却已先兼程赴沪，与日方谈判组织政权之事。及汪氏抵达上海。坚主另组政权者，亦以佛海为争持最力之人。佛海之所为，似欲造成既成事实，使汪陷于欲罢不能之境。其间有无政治上之谋略，是否真如褚民谊所说：“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的头上。”我不敢加以悬揣。当年我与佛海几于朝夕相见，以佛海为人的爽直，如我向其探询真相，想其定肯吐露衷曲，而当时我既以不便探人秘密，而且也从未梦想过在十余年之后，会写此一幕的悲剧，对此重大的关节，虽觉疑窦重重，而谜团终于不及在其生前打破，现在说来，这是我的一大遗憾。及至胜利之后，权不及佛海之重，位无如佛海之高者，而数十百人均处极刑，邀赦减者又唯佛海一人，此中自应不至如特赦令中所谓奖其于胜利后反正之功的如此其单纯也。

　　西义显书中也肯定地认为：“周佛海由香港出发时，不暇与汪联络，即赴上海。且这时汪之意见，尚不明了。”因此，西义显在汪氏抵沪前，亦于一九三九年的四月上旬，由东京至上海与周佛海会面，当西义显提出所谓“高宗武路线”已被日方拒绝，今后将有如何之对策时，周佛海即率直提出“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和平工作”之建议，佛海并且明白说明“采取言论之和平运动，为汪先生之原案，但我以为只有言论，尚感不够。”“若日政府能忠实履行近卫声明，我们亦可成立强有力之政府。惟近卫这声明的分量还嫌不够，对最重要之撤兵问题，竟避而不谈，其价值已大为降低，若能恢复我们所提的原案，并忠诚付之实行，则庶几中日事变可以解决。现汪先生既已出面主持，应飞往东京，直接征询日本最高当局之意见。若认为条件不能接受，仍可返于民间的和平运动。如日军能保证并尊重我们政治独立，即应毅然赴南京组织政府，我将以此意向汪先生进言。”云云。

　　佛海的这一席话，日人称之为“周佛海路线”的登场，也说明了汪氏的组织政权，全出于佛海的主动所促成。故当汪氏于一九三九年的五月六日抵达上海后，险地方离，又投虎穴，最初寄身在日军势力区内的体育会路，那时向他进言的也只有过去为蒋系的周佛海与梅思平，而他们两人又是一致主张组织政权来为推行和平运动的，汪氏对此颇感踌躇。其后李圣五、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等也陆续由港去沪。上海方面，除原本在沪的褚民谊外，更由佛海等的拉拢，有四个较为重要的人士参加了这一项运动：一为赵正平，是民初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时的旧人，与蒋氏及黄郛、张群等为当时的同僚；一为岑德广，是前清两广总督与广州大本营七总裁之一岑春煊的公子；一为傅式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创办人，又是日本通，与东南一带的学者教授们向有联络；另一为云南富滇银行的袁砚公，则是李根源、龙云的在沪代表（他参加后不久，即为重庆特工所暗杀身死）。那么多的人围绕在汪氏的左右，而对于是否应组织政权一事，却仍难作出最后的决定。

　　那年五六月间，汪氏想召集一次全体干部会议，对此广征意见。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犹留在香港的陈公博。汪氏去电要他赴沪参加，而公博覆电坚决谢绝。汪氏二次去电，情辞愈加恳挚，电中并说如他真正不愿赴沪，亦望派遣一代表出席，而公博所认为可以代表他的何炳贤，又坚拒成行。最后公博以为当此重要关头，而他又是与汪氏多年相共，不忍不作最后阻止其组府的努力，卒坚请何炳贤赴沪。那次的干部会议，所有重要人士全部参加，人数达五六十人之多。汪氏在会议中简单陈述了为挽救危亡，不得已而挺身和平运动的苦衷后，要求大家对应否组府发表意见。周佛海发言力主组织政权，他的理由是：一、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不避嫌怨，不择手段，出而担当大任；二、如能与日本交涉，取得有利条件，可使渝方疑虑尽释，更易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三、没有政权，则安全无保障。而公博的代表何炳贤，以公博一贯主张的“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侃侃力争，以为在对外战争时，国内既不应有分裂的现象，有光荣革命历史之汪氏，发表国是主张已足，更不应进一步从事于可为别人所误解的工作。

　　在这次会议中，只有他们两人针锋相对地反复辩论，而余人都噤若寒蝉。最奇怪的是当初奔走最久的高宗武，在渝怂恿最力的陶希圣，以后且以反对汪氏组府为理由而联同叛汪而去，而在那次的干部会议中，却如置身事外，不发一言，会议也终于无结果而散。

　　但最后周佛海的主张终于被采纳了，汪氏也由虹口而迁住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沪宅，着手与日本交涉，而且作出组织政权的种种准备与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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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司徒雷登任宁渝间桥梁

　　汪精卫为什么最后终于决定另建政权？在他左右唯一采取反对态度的陈公博既远在香港，连在上海召集的干部会议时曾引起激烈辩论的何炳贤也已离沪回港。而周佛海、梅思平以至高宗武、陶希圣等，却每天在他旁边提出种种应该组府的理由，汪氏几于在众谋佥同的环境下而卒为所动。汪氏甘冒天下之不韪，而挺身谋和，蒋汪之间是否真会有着默契，如当时所盛传的合唱“双簧”？迄今还是一个无法解答之谜，使人怀疑的是：主张组府最力的周佛海，是离渝前蒋氏最亲密的近臣，而在渝怂恿组府，等决定以后忽叛汪而去、又立即成为蒋氏最亲密近臣的陶希圣，为什么这两人都不是汪氏的嫡系呢？汪陈周等都已“人之云亡”了，仅有一点可供玩味的资料，是陈公博在京狱中所手写“八年来的回忆”那一篇自白书的第二节“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中，有过这样一段的描写：

　　“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我正在成都，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公博对什么细节都记鍀一清二楚，而对此最重要的两大关键，却连来了两个“仿佛”，这“仿佛”得真太令人值得玩味了！蒋先生不知道是仿佛吗？是不是一个羁押中的囚徒，下笔时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呢？

　　除了这无法证明的一点而外，汪氏认为“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因此而主张和平，又以“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所以到了河内，才发布“艳电”，但抵沪以后，又进而作组织政权的准备，他对陈公博所说的理由：“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仅此寥寥数语，又是否真是那样的简单呢？

　　在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当佛海邀我参加时，组织政权的事早成定局，以后我曾经与他闲谈到这个问题，他曾说出过一大篇的理由，一半是他自己的主张，而一半则是汪氏的意见。综括他谈话的主要内容，以为：

　　（一）这次的战争，我国不但是应战，而且是被迫而抗战，经过了二年的时间，日军长驱直入，已深达我国的腹地，国力的未可与敌军长期相抗，情势与庚子的八国联军之役极为相似。当年两江的刘坤一、两广的张之洞，就曾不惜违忤清廷，毅然倡东南自保运动，为国家保元气，为将来留地步，似分裂，也似抗命，而权宜之谋，后世且认为不失为明智之计，这次的所以另组政府，也具有与庚子同样的意义。

　　（二）民国二十一年汪先生由海外回京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即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现在的组府，还是继续这一个主张，而变更了表面上的方式，即是由蒋先生抵抗，而由汪先生交涉。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给蒋先生的留书中所说的“兄为其易；弟为其难。”尽管行动上是分道扬镳，为国家计，则无疑是殊途同归。但只是呼吁和平，那是民间的一种运动，有什么立场可与日本交涉？公博向汪先生所建议的：“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由蒋先生和，南京地位正好处于一个中间媒介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如能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汪先生非但完全赞同公博阻止组府不成后的意见，即在他的广播与演辞中，更曾一再表示，如蒋先生采纳和平，出而主持，愿即飘然远引。所以我们呼吁的是“全面和平”，而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面交涉”。自信个人并无权位之私意。试问在这疮痍满目的沦陷区，在日军占领的枪刺之下的环境，亦尚复有何权位之可言？

　　（三）日本既已一再声明“不以蒋政权为交涉的对象”，事成僵局，重庆有谋和之心，却断了谋和之道，除由汪先生出而担当这艰巨的任务之外，讵再有他途之可循？

　　这应该不会是佛海的饰辞，到一九四〇年的二月中旬，离汪政权的出现，已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汪政权的所有主要人物，却仍然并没有放弃由蒋先生主和的原意。我在书中曾经提到过美国司徒雷登到沪斡旋和平的一事，只是写得过于简略了，当现在我又补写形形式式的和谈与偷偷摸摸的和谈时，又勾起了我对此事的回忆。

　　查周佛海那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云：

　　“司徒雷登晤王克敏，谓将赴渝，望王出任汪蒋及重庆东京间之调人。多田（作者按：多田骏时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提议托司徒赴渝，转达两点：一、如蒋有诚意，根本变更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政府共产份子，而与汪先生合作，汪先生或可接受。二、蒋对于收拾时局若有意见，最好与汪径谈；否则王（克敏）可从中传达，并盼渝派密使来谈。询我方是否同意，余答可照办。并谈商其他问题。旋报告汪先生，亦同意。”又其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谒蒋先生时，表示中央政府（作者按：指汪政权而言）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障碍。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并表示余只为和平，当牺牲个人一切。”又同月二十五日日记云：“谒汪先生，商谈司徒雷登赴渝事。”又司徒雷登的私人笔记中，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日本的主和派曾多次派人和我与傅泾波商量怎样跟蒋介石讲和。……我把这消息告诉蒋，蒋也以他的条件非正式授权给我。”

　　司徒雷登战前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战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沦陷时期，为保护校产，仍留在北平。他与蒋氏一家都极接近，每年不辞跋涉，总远道赴重庆一次，目的即在调停中日的战事。而王克敏则据一般传说，与宋子文有密切联系。故司徒雷登有蒋汪之间的商谈，可由他从中传达之语。他由北平赴渝，须先经上海，那年汪氏等正在积极筹组政权，于是他主动地希望与周佛海一见，以便抵渝后得与蒋氏有所接洽。

　　司徒雷登于二月初由平抵沪，即急急托人请周佛海秘密会见。最初佛海对此邀约迟不敢应，因为过去与他既绝无交谊，显然想谈的又必然是与日本间的和平以及与重庆间的沟通问题有关。可是政权的创建已如箭在弦，此时与司徒雷登会面，而谈的势必是由南京居间而由重庆主持的谈和，与创建政权表面上就有了抵触；且此时汪先生的意向如何，也很值得考虑，佛海因此迟疑而不敢有所决定。

　　据当时我听到较为详细的情形：佛海首先把这事和岑德广商量，岑略一考虑后就说：“司徒雷登以第三国人的超然地位，对重庆当局更相信有其相当的影响力，他既然自愿挺身而出，这机会倒不容错过。我们既为国家的利害而谋和，那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不必有其他的顾虑。”周说：“另一个问题是，他来看我与我去看他都有不便，这样消息就容易泄露出去，深恐画虎不成反类犬。”岑说：“这事更容易解决了，你与中间人约定了一个日期与时间，到时派我的坐车去接他，在我家中秘密一谈，自可完全不露痕迹。”周欣然说：“那就这样决定罢。”岑忽然又想了一下，向周道：“我看应该邀公博一同参加，这样对司徒雷登来说，表示我们祈求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将来报告汪先生时，有公博在场，也较易获得汪先生的谅解。”周说：“本来我们并没有为私人作任何打算，如此自然更好了。”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他们与司徒雷登的见面，前后一共两次，即一九四〇年的二月十二日和二月二十四日的晚间。按照约定的办法，由岑派车去接，司徒雷登就偕傅泾波同往，与陈公博、周佛海、岑德广一共五个人，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岑宅的客室中开诚谈商。经过一番寒暄之后，司徒雷登的谈锋立即转入本题，他说：

　　“我侨寓在中国数十年，与中国已有了深厚的感情，中国却不幸于此时与日本发生了战争，在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若能于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则生聚教训，以蒋委员长的励精图治，相信数年之后，仍可再起而周旋。所以对汪先生的倡导和平，我极表赞同；惟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所传属实，在对外战争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且表现了分裂状态，似非中国之福。我此次赴渝，自将谒见蒋委员长，极愿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告于蒋先生，以谋共济之道。所以特地约各位一谈，以便听取汪先生方面的意见。”

　　公博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说：“中国内部的分歧，尤其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不论本意是否为了拯救国家于危急，仍然是个不幸的现象。我们所以主张和平，也只是本着个人的立场，发表国是的意见。至与日本进行交涉，本就竭诚希望由蒋先生出来担当。至于目前的筹建政府，原为不得已的举措，目的想以政府的地位，希望日方能真切悔悟。俟商得有利的条件后，拟仍请蒋先生出而主持。”

　　佛海也说：“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我们所以拟进行组织政府，诚如公博所说，是为了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于进行交涉。同时以我们赴日本的亲见亲闻，有两点可以供蒋先生的参考。若干日本人士，如近卫、平沼等确有和平之诚意，但如和平绝望，日本国内虽亦有其困难，而其军事实力，仍未可轻视，如我国单独与日本作战，胜利却不会有一定的把握。其次，汪先生发布艳电，倡导和平，是愿意牺牲一己，以便于蒋先生的进行，迄今仍未改变他的原意。所以请司徒先生把我方的态度，婉为向蒋先生转达，为了国是，希望捐弃成见，消除意气。如我们政府在创建前而重庆与东京间的和谈已在进行，则政府的成立自可从缓；如重庆的和谈而能获致协议，则政府虽已建立，仍可随时解消，我们的目的纯在求取和平以拯救国家。”

　　司徒雷登听到了陈周的坦诚相告，也为之肃然动容。但他仍然提出了一点，他说：“照两位的说法，汪先生是否能同意这样呢？”陈周同时说：“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我们将保证履行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这时岑也说道：“兹事关系重大，如和谈实现，更希望由贵国居间保证。”司徒雷登也连说：“当然，当然。”这一幕经过了两次谈话，遂于双方满意中结束。

　　事实上，二月十二日初次会见司徒雷登后，翌日陈周即将谈话经过向汪氏报告，汪氏表示得很恳切，他说：“只要蒋先生肯于此时谈和，则我主张和平的目的已达，尚复何求？”因汪氏的无条件同意，故复有二十四日的二次见面。

　　但是，司徒雷登由沪赴渝以后，从此即杳无消息。汪政权以既无答覆，也终于在三月三十日在南京以“还都”名义实现。司徒雷登曾否与蒋氏交换意见，直至胜利复员，才于司徒口中在无意间透露了一些。我于出狱以后，不时与几位律师同业谈到了所谓“肃奸”案件中的无数微妙荒唐的秘闻，岑之代理律师也告诉了我一桩内幕。原来和平以后，岑德广以曾经担任过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被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其家人为他进行声请复判，除了提出其他的理由与证据而外，并拟申叙与那时已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沪谈和的经过。当时岑却坚持不愿牵涉到外交关系，更不愿以外力来压迫政府。而他有一位亲戚方自美返国，热心奔走，竟不顾岑本人的反对，径以函件与电话同司徒雷登要求见面，司徒雷登在电话中立时约定了时间，岑的亲戚就在南京美国大使馆中与司徒相见，并率直提出为岑具函证明的要求。

　　司徒雷登听到了岑德广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表示出惊讶与惋惜的态度，他立时从大使馆的档案中检出一份纪录，指着它说：“当年确然有此事实，纪录还保留在这里，我到达重庆后，也曾向蒋委员长详细报告，当时蒋氏只说：‘好！很好！容我考虑后再答覆。’而从此即未再作进一步的联络。但此事虽未实现，而经过却不容抹煞，岑先生等以我直接会面所得的印象，确无叛国之心，但我以大使的地位，不便私人具函向法院证明，可由岑先生的经办律师详细撰写一份经过，我可以在文件后面签字承认有此事实。”

　　岑的家属照他的办法做了，司徒雷登也真在上面为之签字证明。案卷送呈最高法院后，判决书中虽未提到司徒大使的证明一节，而卒为改判了较轻的刑期。

　　岑德广还是幸运的！缪斌以奉命谈和，遂成为“肃奸”案中的第一个被杀者。岑是自动谈和，又有司徒的证明，他是美国人，而且是美国的大使，到底发挥了力量，赖此得邀末减。现在岑正流寓香港，我以本节的经过向他证实，他摇摇头说：虽有此事，但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以徒乱人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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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汪氏赴日谈判组府条件

　　为了组府，更为了试探日方的和平条件，汪氏于一九三九年的六月四日，曾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与日方的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矢野征记等由上海大场飞机场搭乘日本陆军专机飞日，在横须贺机场降落，换乘汽车驶往东京。日方以古河男爵的郊外别墅，作为汪氏等一行的居停之所。那时发表三原则的近卫已辞去首相职务，而由平沼继任。

　　汪氏在日期间，曾先后与首相平沼、陆相板垣、前首相近卫会见，并访问松冈洋右及中山先生的老友头山满等。当时平沼的态度尚还和缓近情，而板垣则一肚子充满了侵略的意味。据影佐祯昭遗著中的记载，汪氏与平沼会见时，汪氏主张解决中日事变，应坚决采取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进行和平的方针。而平沼则表示现内阁坚持继承近卫声明的精神，仍将不以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作为交涉的对手，希望汪氏能决心担当大任。而六月十五日与板垣的谈话，板垣竟对一党专政、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旗等多所指摘，汪氏与他反复辩论，最后提出的组府条件，据西义显的书中（所）记，约有下列各条：

　　（一）由汪氏领导另组中央政府，继承原国民政府之法统，采取还都南京之形式。

　　（二）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的基本方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三）已得日方承诺之撤退日本驻华军队，应有更具体的答复。

　　（四）在中国之日军占领区内，所有一切公私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与房屋应迅速交还。

　　上述条款如不能取得协议时，汪氏即放弃组府计划，将以民间立场推动和运。而日方的答案，却意外地无理取闹。几于完全推翻了汪氏所提出的条件，日政府是着重在下列三点：

　　（一）三民主义为排日之根源，理论上需有所修正。

　　（二）重庆现仍似青天白日旗与日本作战，如新政府采用同样图案，将使前线军队之攻击目标陷于错误，故必需予以更换。

　　（三）在日军占领区内的民房、工厂、商店可以交还，但铁路因与军事有关，须于全面和平实现之后实行。

　　由于双方的条件相距过远，当时曾引起最激烈之争执。汪氏所持的理由，以为日本既承认新政府为继承原来之法统，还都南京，则三民主义为原来的建国纲领，青天白日旗为原来之国旗，否则与继承旧法统之原则不符。且三民主义为中国建国的基本方针，指为排日根源，更属毫无根据。中山先生最后北上时，船泊神户，曾经提出“大亚洲主义”的口号，力谋唇齿相依的中日两大民族间的亲善，可证明三民主义的确并非排日主义。且本人为中山先生之信徒，对中山先生所手定之三民主义与青天白日旗，绝不容其有所改变。如日政府干涉中国之内政，三民主义妄加修正，青天白日旗一经改换，适足以使举世知道日本无和平之诚意，而对新政府竟施行压迫之手段。如此，则本人只有放弃组府的主张，更自认和平运动的归于失败。

　　影佐从河内护送汪氏抵沪赴日，因不断的接触，对汪氏有较多的理解，在他的遗著中，有这样一段纪录汪氏对他的谈话，汪氏说：

　　“原来的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批评继续抗战的错误，逐步扩大和平阵营，使重庆转变。但单凭言论，也有困难，因为和平固然为了救中国，而抗日更是由于爱国情绪所激发。而且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反之，抗日论却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要靠日本无私的行动，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近卫的声明如能十足兑现，则重庆的抗日理论将失去根据。问题就在怎样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和平计划？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上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这个和平政府当然不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为必要而建立军队，也决不以之与重庆为敌。如果一旦全面和平实现，不论双方政府是否合并，或者采取其他形式，我决不过问，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

　　汪氏初意想建立政权，与日本交涉取得有利条件，以证明近卫声明日方确具履行诚意，而板垣的对案恰得其反，却反证了日方的毫无悔意与抗战政策的正确。汪氏在日前后二十日，于舌敝唇焦、心灰意懒中黯然返沪，只留周佛海在东京继续交涉。结果以汪氏态度的坚决，日本方面终于完全放弃了修改三民主义的要求，对此外两项问题，也采取了折衷方案，即铁路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暂由中日双方会同办理，而由汪政权成立铁道部监督之。国旗则仍用原来的青天白日旗，在作战期内，为避免前线日军之误认，上面另加一黄色三角布条，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为区别，但与原来的国旗并不相连，也非固定的形式，所以在南京汪政府的门前，所悬的为没有黄布条的青天白日旗，仅在有相当距离的国旗的下端，用两小竹竿交叉两面黄三角的布条。

　　汪政权决定于三月三十日创建，汪氏则于十七日先期飞往南京，在临行的前晚，一切都已部署完毕，随行人员也都已决定。唯有代表陈公博曾出席干部会议的何炳贤，虽然已内定他出任军事委员会的经理处长，而他却坚决重回香港，船票且已预先购定了。那晚他正在愚园路汪氏的寓邸中收拾行装，陈璧君看到这情形，上前厉声责问说：“你不随汪先生赴京帮忙，是什么居心？”何说：“我不忍见汪先生为国家牺牲到如此地步，在干部会议中我曾经激烈反对，虽然是代表公博的意见，我已尽了我之所能。现在一切既已决定了，我只有离去以随我自己的心愿。”

　　双方谈话的声浪很高，为汪氏所听到，令副官召他与汪夫人同到汪氏的私室中去，时汪氏正与陈公博默默的对坐着。当他们进入时，汪氏很久不发一言。他以为汪氏一定会勉强他同去的，孰知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汪氏回过头去对陈璧君说：“士各有志，不要勉强别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这次我只有跳火坑的勇气，做一分是一分，而成败则操在别人的是否能澈底悔悟者的手上。在这情势之下，还是让我一个人去牺牲，多保留几个年青一代的同志吧！”说着又对何炳贤道：“那末，等我明天飞京后，你仍照原定的计划去港，我对你非但是谅解的，而且也是同情的。”说完话，汪氏已清泪满眶。

　　作为追随他多年的人，面对着如此情况，也只有放下他的行装，随同去等待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了。我写此一段闲文，是要以事实来说明汪氏那时的感想，决不是一般人想像中汪氏因自创政权的得以实现，而欣然去抱笏登场的那一份态度。但千秋万世之后，有谁会了解汪政权中人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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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高宗武为甚么出之一走

　　汪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以与英美为敌，其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汪精卫到底是一个书生，而且还有着他革命者的热情与诗人的气息，偏偏就缺少了搞政治那一套应有的枭雄行径。而渝方的对他，自始至终倒用的全是特工手段。重庆方面当时拥有两大特工机构——“中统”与“军统”，虽对日对共，都曾一败涂地：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前既一无所知，至陷统帅于险境；对日战争时期赖以获取日方情报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主持者的王芃生，现在已查实竟是共产党员。那时中共唯恐抗战之不能持续，难求喘息，所以他所供给的情报，尽是不利于日敌的，而当局茫然不知也。但渝方以特务手段来对付汪政权，则得心应手，精彩纷呈。人们但知上海租界以内有声有色、以血还血的枪战，为特务工作的拿手杰作，谁知这仅是整出戏里穿插的一段微不足道的打斗武场而已。汪精卫的离渝主和，是不是先有“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的密约？以后的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是不是既已入彀，中途变计？若真如此，这是无上的特工手段也！奈此千古疑案，除当事者外，无人能加以证实，亦且无人能予以否定。

　　姑且把公开的事实来说吧！汪氏一经离渝，方抵河内，先有谷正鼎之奉命驰往疏通，疏通之不成，乃赉予护照，济以川资，形式上一切都为便其出国，以安汪氏之心，而结果则军统大员亲往指挥，高朗街众枪齐发，而汪氏却奇迹似的死里逃生。这一幕做得却并不高明，因为既太着痕迹，也且又并不能如理想中的赶尽杀绝也。

　　较为高妙的一着，则是汪政权中最重要的台柱，暗中可能是重庆所布置的，实际则无疑是受重庆所运用的。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李士群等过去无一而非蒋系之人物，当时又且无一不与重庆藕断丝连。连陈公博因反对组府而终于参加，自甘伴食，却又抱着“党不可分”之素愿，而仍与重庆暗中建立关系，妄图自效（见其“八年来之回忆”一文）。日本投降之后，却由任援道奉命再三劝之离宁，最后又像煞有介事地明令逮捕归案，此仍然是特工手段也。至和平后之所谓“肃奸”，索性完全以特工面目出现。堂堂“整饬法纪”之行为，而竟委之“军统”主办其事，“诱捕”“劫收”，腾笑中外。而渝方特务工作中最成功之一着，则应推“高陶事件”为一记最佳之杀手锏。这事曾经震动世界，也曾经给予汪氏方面很沉重的打击，前书已略记其事，兹再汇合各方资料，补述其经过。

　　我与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均无私人间之丝毫恩怨，当他们在沪随汪与我“同流合污”之时，甚且从不曾相交一语。前书所写，不过就我所知，略述梗概。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对高宗武尚情有可原，因既有其不得不走之苦衷，且二十余年来，也从无一语相辩饰，他由沪一经抵港，稍作勾留，即亟亟挟重赏赴美。从此隐姓埋名，以昨死的精神，连与他有相当交谊的犬养健笔下，也且改称他为“康绍武”了。他的态度，说他是功成身退可，说他为闭门思过，也无不可。而陶希圣却以此一役，在蒋氏左右几取陈布雷、周佛海当年之地位而代之，著书立说，俨然一派忠贞之气！这两人虽一度志同道合，而最后则平淡绚烂，却又大异其趣。

　　高宗武是最早也是最热心谈和的人，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即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二年起，即与吴震修对日人西义显有所联络。至抗战发生以后，他是奉蒋氏之命在港专门担任对日的情报与联络工作。他曾经亲往日本与上海，以全力来谋致和平之实现。不幸日本两度拒绝了他经手的与重庆谈和，以至功败垂成。乃转而通过梅思平而拉拢陶希圣，由陶希圣而撺掇汪精卫。汪氏既已脱离重庆而至上海，组织政权也已决定。论理，高宗武大功告成，开国元勋大可伫候封赏，而他终于到了这最重要的关头，自弃前功，潜行逃叛，别的人还可说因不满于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而迷途知返，但对高宗武来说，决无此理。他最知道日本人，而且从战前到战时，一直由他与日方谈判，停战的初步条件，还是由他与梅思平所共同草拟而提交给影佐的。他明白日本的态度与日本的底牌，已非一日，又何至于临时变计？从曾经身与其事的日本人所著的书籍中，写出了他所以叛逃之故，才使我恍然大悟。

　　总括一句话，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氏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换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也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求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不幸他的形迹，却为日本方面所察觉，日方不仅对他起疑，而且除有人当面严词质问以外，并监视了他的行动，尽量使他与汪氏隔离，甚至有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传说，乃迫使他不能不一走以求自保。有几件事实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是高宗武公然泄露了日本与汪方间接洽的秘密，也就是前文所说，当日政府派遣影佐祯昭租赁“北光丸”出发河内营救汪氏时，“北光丸”方启碇离日，而重庆大公报即发表了汪氏主持和谈的消息。日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认为此举必出于高宗武所为。因为日方派有一名一田中佐者在香港活动，一向与高有密切联系，而一田在表面上则以出售蚊香为掩护，而大公报所发表的消息中，部份即为高宗武与一田间的秘密。矢野于是偕同一田向高宗武责问大公报消息的来源，高还诿称是日本方面所泄露，一田听到了他的话就大为发怒，厉声问他：消息中有一点，是只有你我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对此你又将作何解释？高宗武当场虽窘得无言可对，但他竟然反而还劝矢野不要去河内，他以为汪氏的做法，似已不再以蒋氏为和平运动的中心了。就因此明显的态度，乃开始引起了日方对他的怀疑。

　　日方也从此对高宗武采取了戒备的态度，当汪氏乘“北光丸”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抵达上海后，汪之行踪因已被日本朝日新闻的驻沪记者所知，因此那晚汪氏仍宿于轮上。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则在虹口的重光堂等候，直至晚饭以后，汪氏已决定当晚不再登陆，高宗武即兴辞向周梅等表示要单独回家。影佐问他到哪里去？高说：“我要回到我兄长的家里去。”影佐说：“只有这寥寥几位同志，暂时应该住在一起。”高又说：“我兄长的家里防范得很好。”影佐又以带有命令的口吻说：“今晚就请住在这里！”高也以坚决的口气说：“我要回家。”影佐有些生气了，对高说：“周先生和梅先生都住在这里，你单独离开，是不是想破坏同志之间的团结？”双方抬杠，演成僵局，幸而这时周佛海出面排解，不理影佐的话，对高宗武说：“宗武！你还是回家去吧。”影佐始不再坚持，就由犬养健与周佛海送他到门口，高还是十分气愤的说：“影佐有什么权力，可以对中国人随便发脾气？我为和运拼着性命，绝不能接受影佐的命令！”这一举确使高宗武过分难堪，他当然更知道日本方面已不仅在对他怀疑了。影佐的态度，很明显地认为他会泄漏汪氏的行踪，有发生意外危险的可能而出此。

　　日本方面的对付他，还不止此。一月之后，汪氏等一行赴日试探组府条件，汪氏与周佛海、梅思平、周隆庠、董道宁等被招待在东京北郊泷野川的古河男爵别墅居住，而对高宗武以其有肺病为辞，却被指定另住在隅田川西岸桥场町大谷米太郎的家里，使与汪氏等远隔。犬养健而且听到有将高宗武毒死的消息，连高宗武也知道了这个风闻，自此乃觉形迹已露，处境危殆，乃不得不急急谋脱身之计了。

　　日人将对高宗武采取行动的消息，尚为一九三九年六月间事，那末高宗武何以迟至是年十月始决然离去？以我旁观者的看法，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对日人失望之后，对汪氏更为失望。他原意如和平政府成立，他自恃有开国之殊勋，定可平地飞升，得居高位。不料他费尽周章，说动了汪氏，而当他由港赴沪与影佐等磋商和平条件时，汪竟派梅思平为代表，他已屈居为副席，形同梅思平之随员。迨汪赴日与平沼谈判后回抵上海，亟亟作组府之谋，而一切对日外交重责，再一变而索性由周佛海大权独揽，高宗武的地位已每况愈下，而他仍然等待着能一过外交部长官瘾的迷梦。

　　照例汪政权成立之后，除对日而外，亦诚无其他外交可言，高宗武的出任此职，论劳绩，论才力，均应有可能，而汪以他年事太轻，又且为日方所疑忌，只允给予外交部次长之位置。至此，他一切希望全归于泡影，乃觉再也无可留恋，于是去志遂决。到了汪政权成立之前，与日本之间正在全力交涉，在会议中，高宗武是参加的，而日方对之已严加防范，任何文件均由梅思平与矢荻负责收藏，不许携带出外，高宗武当然明白一切是在对付着他。至会场以外的对日交涉，有时他甚至要偷偷地向别人查询，才能略悉端倪。从此，他对汪氏怀有怨望，而对周佛海则更为妒恨。

　　高宗武于什么时候才起意叛汪与如何离沪走港的呢？据当年在上海被称为“大亨”而以后又为戴笠助手的杜月笙之私人秘书胡叙五，以“拾遗”笔名在香港春秋杂志所写“杜月笙外传”中，有“助反正高陶离沪”一段，揭露此事真相。依我所知，胡叙五于杜月笙生前，朝夕随侍，不离左右，其所记应可信为事实，兹特摘录他所写的经过如次：

　　“高宗武因密约问题作第三度东京之行（按即上文随汪赴日的那一次），处处受日人疑忌，于满怀忧惧之余，蓦地念及其同乡父执黄溯初，侨居长崎之晓滨村，相距非远，何不登门就教。于是驱车就道，一夕深谈，反正之念遂决。黄溯初为留日老前辈，历任国会议员，隶研究系。宗武自游学日本，以至服官从政，黄溯初之提携诱掖，致力甚殷。相晤后彼此约定，宗武先归，黄溯初随后亦回上海。黄到沪后，由于他与徐寄廎以同乡而兼至好（按徐寄廎时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又为重庆在上海活动的秘密机构“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所以遇事商酌，寄廎率直地提出杜月笙来，于是决将这桩买卖奉送与月笙承办。其时已是十月，徐采丞（按为杜月笙之在沪代表）适从香港返沪，甫抵家门，寄廎踵至，将大致情形撮要告知。随手掏出一张条子，上面仅书‘高决反正，请向渝速洽’九个字。即挽采丞原船返港，速与月笙接洽。

　　“在一个阴沉的下午，采丞拎着手提箱，突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七〇五号杜之办事处出现，月笙看过字条，认为事不宜迟，即于翌晚飞往重庆，一面嘱采丞留港稍候。其时蒋委员长适有桂林之行，原拟小驻，闻此密报，一宿返渝，召见月笙，即嘱从速返港，秘密进行。月笙返港后，又着采丞从速返沪，付以两项任务：一为速挽黄溯初来港面洽；一为协助高等及其眷属安全离沪。才逾十天，溯初莅港；当将宗武去日经过，逐一和月笙细说，并制成笔录。于是月笙在同一月内又作第二次重庆之行，向蒋报告既毕，蒋委员长亲笔作书，露封交由月笙转致宗武，许为‘浙中健者’，欣慰之情，流露行间。迄至民国三十年一月五日，高陶两人同乘美国总统轮安然到港，两家眷属，不久亦先后南来。宗武终且领得了官吏护照，并将其名改为‘其昌’，夫妇乃横渡大西洋向美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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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陶希圣怎样为自己表白

　　至于陶希圣为什么竟与高宗武偕逃呢？他当时原是对和平运动最热心的一个人，在重庆时，又为怂恿汪氏最尽力的一个人，在上海时，更是攻击蒋氏最猛烈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也要叛汪而去？应该也不单是如其表面所说的是为了反对和平条件吧。我们同情陶氏今天在台湾的处境是困难的，他在党内与文化界中，有着那样不平常的地位，而且他又必需发表对国事的意见，但谁都知道他有过与汪氏那一段往事，当年何事反复？不说，也许会被人认为他内愧于心，终于在一九六二年春，他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以“揭发日汪密约的幕后”为题，发表了一篇数千字的长文，为自己作辩解，姑先照抄一段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沦陷后的上海公共租界愚园路，日汪之间，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完毕，定于三十一日签字。我是参加谈判之一人，眼见那日本军阀分割中国的狂妄野心企图，白纸上写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字，这件事是断不可为的。当晚，我回到法租界环龙路私宅，即称病不出，与内子冰如计议如何脱险走港。

　　“二十九年元旦，为避免汪周诸人怀疑，我抱病到愚园路拜年，当我从周佛海住宅告辞出门的时候，佛海送到门口，他说：‘你的面色不好，要休息才好。’我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这样说。’几天以前，有陈某秘密告知我，说七十六号有计划要刺杀我。我说这话，就是暗示这件事。

　　“元旦赴汪宅拜年之后，陈璧君主张我补签密约，汪说道：‘他面色不好，改日再补签。’这是一个生死关头，倘使我被邀补签而不肯下笔，那就是我的生命断送的时候。这天自愚园路回法租界，仍然卧病在床。高宗武兄来拜年并问病，我对他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宗武说：‘走了吧！’我们决定趁四日开航往港的胡佛总统轮。

　　“四日上午，我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作者按：上海无国泰饭店，大约是中文名华懋饭店之误吧）前门，下车之后，进入大厦，从后门叫街车到黄浦滩码头，直上轮船。中午，船开了，航行到公海之后，我才从船上打电报给冰如（按此冰如为陶之夫人，竟与陈璧君不约而同名）报平安。至五日清晨，冰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愚园路诸人得知我离沪往港，大为惊骇。我的住宅门口，一时之间，有亲友来问讯，亦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

　　下面是写他的妻子儿女怎样获得汪氏允许而离沪的经过，与本文无涉，故从略。

　　中央日报上的一段，多少还说了些不是事实的事实。这几年他又为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写他的自传，于“乱流”一节中，写他从武汉到重庆，再由成都转河内，最后去广州到上海，这正是他随汪时的重要关节。那时关于他自己的言论与动态，几于一字不敢提，却又何也？就上述中央日报所登的一段陶希圣所亲笔写的经过来看，就我所知，非但有些重要关节，与事实颇多出入，而且前后亦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我很同情他写作时心境之乱，在台湾众目睽睽之下，更应有不知如何下笔之苦。因为首先他说出走的原因是为了反对分割中国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但他又自承为“我是参加谈判之一人”，那末在谈判时他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呢？以陶的自命忠义愤发，当不至看到了日本人就会噤若寒蝉。固如所说，当场不敢反对，事后畏势潜逃，又何其怯也！这项托辞，另有一项旁证，当他与高宗武抵港以后，晚间赴九龙塘去访何炳贤，何开出门来一看，竟是这两位“和运健者”，倒真是既惊又诧。延入客室之后，何炳贤问他们何以突然来港？陶说是为了反对汪先生组织政府。何又问他：“那么上年汪先生召集干部会议时，我一个人在席上声嘶力竭，反对汪先生另建政权，你何以又让我单独作战，而默不作声？”陶氏讪讪地说：“如我也反对，恐怕佛海他们将有不利于我的举动。”何炳贤又说：“你这就不对了，即使你不便公开发表意见，难道你没有资格在私室中与汪先生谈话？”至此，陶氏为之语塞。本来还要约陈公博与他们见面的，而第二天去寻他，却已搬到不知哪里去了。

　　其次，陶氏在那篇长文中还说，因为怕迫他签字，所以于二十九日“称病不出”，但到元旦那一天，却说是“抱病到愚园路拜年。”又说元旦陈璧君主张他补签密约，汪因他面色不好，所以让他改日再补签。他说：“这是一个生死关头，倘使被邀而不肯下笔，就是生命断送的时候。”我很奇怪何以有“文胆”之称的陶希圣，竟于短短数行中就矛盾百出？既说“称病”，又说“抱病”，究竟是称病、抱病、卧病还是心病呢？

　　再则，假如说这是密约，应该由汪氏来签字，他还无签字的资格。假如当时因陶氏是和运柱石，又是谈判的出席代表而必需由他签字，那只是“面色不好”而已，能拜年，岂又不能举笔？且因病而不能举笔，又何至断送生命？汪先生到底还是个文人，几曾听到过他在政坛数十年中，对他一有违忤，即有随便杀人之例？陶希圣未免太危言耸听了。陶希圣说谎的另一人证，是现在留港的樊仲云。他告诉我：“那次赴汪宅贺岁，是陶希圣、朱朴之和我同去的。我们三人一直在一起，我绝没有听到过汪先生夫妇要他签字于密约的话。而且那天宾客满堂，贺岁时的气氛，也不是谈正事的时候，而且也没有谈正事的可能。”汪氏虽逝，朋侪尽在，他又岂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的耳目？

　　陶氏叛汪出走的另一理由，说是“七十六号”有计划要谋杀他，我敢说绝无其事。因当陶离沪前，为了我在负责筹备之“中报”，陶与林柏生要把它改为“中央日报”，罗君强写了一封给陶太不客气的信，周佛海还重重的责备了罗君强一顿。但周陶之间心中有芥蒂则是事实，周佛海时常不满于陶经手的宣传部经费，时常指为滥用公款，账目不清，而陶对和运也以首功自命，而佛海此时大权独揽，后来居上，心中的不无愤愤，亦属情理之常。他本希望汪政权建立后，出任宣传部长（前书误为实业部长，附此更正），而汪已内定由林柏生担任，只为他安排了一个教育部长。但芥蒂是一件事，刺杀是又一件事，佛海对他即有不慊，以高陶当时为和运健者，而汪氏对他们又宠眷未衰，况当政权未立，周佛海羽毛未丰，亦何敢同室操戈，轻举妄动？自更无论于丁默邨李士群之流了。证之高陶出走以后，汪氏夫妇仍无一语相谴责，陈璧君且大骂为罗君强所逼走，而周佛海在一月八日的日记中，亦记有“汪先生为陶希圣解脱”之语。若“七十六号”果有“阴谋”，恐就不易让他如此扬长而去，又何至当他已经离去之后，始亡羊补牢，“派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之理？

　　陶希圣高宗武出走的决定，在他那篇长文中，仅仅“走了吧”一语，事实真是如此简单吗？真是到了出走前六日方始决定的吗？他把高宗武长时期的准备略去了，他把杜月笙的积极帮忙抹煞了，更其把重庆对他优惠的条件隐藏了。拾遗撰《杜月笙外传》，其中又曾写出了陶由沪到港后的如下一段秘闻：

　　“在这一段光阴里，陶希圣过的倒是闲适生活，经由月笙之手，政府按月拨给港币三千元，办着一份月出两期的‘国际通讯’。薄薄的小册子，完全赠阅，不须发行。出版后包扎一大捆，交由月笙托人带往重庆分送，香港市面却看不到一份。……无如好景不常，太平洋战争陡然爆发，那时月笙已去重庆，抱病颇重，当局嘱他开列旅港重要人物名单，以便派遣飞机前来抢救，他开出的第一名便是陶希圣，一面急电希圣紧急准备。无奈飞机只能在深夜到达，着陆时间极短，车辆已被香港政府征用，希圣根本无法跑到机场，回渝之念，只得放弃。迨至九龙失陷，希圣吓得不敢回家，终日在街头盘旋，东住一宵，西宿一晚，最后挈带家眷，匿居弥敦道黄医生家的后楼。好在日军不久疏散人口，希圣参加由杜宅一班人组织的难民回乡队，始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脱险离港。……夫妇临行，彼此互约，一踏上中国地，第一件事就是给杜月笙打电报。因为随身带着极少的钱，没有月笙，没法得到充分的接济。后来他夫妇俩和孩子们都平安地到达重庆，月笙始告放心。希圣旋由陈布雷先生汲引，分担了文学侍从的工作。官俸无多，缓急时有，月笙便成为他的外府。尽管月笙经济情形，当时并不甚佳，但于他的需求，总是有求必应。胜利以后，希圣地位日高，踪迹日远。在月笙公子维屏涉及破坏金融案件时，偶然也想到他，可是月笙沪寓的十八楼头，座客常满，却不易见到陶希圣的纡尊降贵了。”

　　这一段完全可以相信是该文作者亲见亲闻的事实，离沪前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并没有说有不利于他自己，那为什么也要走呢？原来一登龙门，就是身价三千！也许这懋赏还只是表面的呢？看了陶希圣对于杜月笙的前后大易其态，那对汪氏的有始无终，也就无怪其然了。但如一念及当年汪氏的推心置腹，于其出走后尚且力为回护，及今回思，正不知其作何感想？他始终附骥于高宗武，而得现在的安享尊荣，其成就也且远胜于高，真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悬想其定有欣然于“不悔当初”之感吧！而我对他的观感，则是：他在重庆时最拥护汪先生，最后是最伤害汪先生，他在上海时最攻击蒋先生，而现在又最效忠蒋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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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旧创诱致多发性骨肿症

　　汪政权六年中一共有三桩最重大的事件：即政权的创建与覆亡，及汪氏的逝世是也。假如二次大战期中日本不采取南进政策，则世界历史，自将完全重写；假如汪氏不于和平的前一年身死，则中国的历史，相信也将完全重写。日本投降时，周佛海与重庆既早通款曲，陈公博又一向持“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因此胜利以后，俯首贴耳，任凭“劫收”。政治是无情的，而汪氏却是一生搞政治的人，安有不懂得失败之后将会无情到如何程度。以他的性格，是决不会甘心于束手待毙，他不死，则局面将有如何的变化，正未可知。但他终于受不了旧创所导致的绝症，影响到身体上的痛苦，更受不住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悲伤，使其精神上受到更大的痛苦，在和平的前一年，先其手创的政权而撒手以去。

　　到今天，民间对于他的死因，仍然还有不经的传说，一般竟认为是给日人所毒毙的，为什么会有此无稽之言？可以证明汪氏在南京的一段时期，连民间也知道他与日军是在抗争而不是在俯首听命。虽然我在前书中，已详叙了他的病中与逝世的经过，为了要求详确，又与汪氏在港的遗属们作了几度的长谈。我于一九六一年初冬赴日时，并特别亲往名古屋分访了曾经为他治疗过的帝大附属医院的医生与护士，可以说已经问遍了可以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因此，本节所述，自信与事实不会有太多的出入。

　　汪氏患此绝症的导因，完全是为了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后，子弹留在体内的关系。当时他被送往鼓楼医院，由沈鹏飞外科医生开刀，仅将左颞部之碎骨与弹片取出。颊部与背部的子弹，因流血过多，身体虚弱，未敢再动大手术。颞部开刀以后，眼旁红肿极烈。向为汪氏好友而兼医学顾问的德籍诺尔医师Dr.Knoll于出事时，方去西安打猎，迨得讯赶回，已在一周之后，经其施行手术，先将颞部子弹重为开刀取出外，认为伤势仍极严重，力主移沪治疗，于是注射了破伤风预防针后，即匆匆易地赴沪。

　　上海的骨科医生，那时以与宋子文为姨表弟兄的牛惠霖牛惠生兄弟为最著，在沪西枫林桥设有上海骨科医院。汪氏泰然延请为他再度施行手术，以期取出留存于体内的子弹，而施行手术的地点，竟就在安和寺路汪氏的岳家沪寓。那天牛惠霖医生于施行手术之前，却先饮了一大杯拔兰地酒，即令汪氏俯伏在沙发椅上，作为手术台，且用的又仅为局部麻醉，牛医生于酒意醺醺中动手施术，手术粗重，徒使汪氏受了更大的痛苦，而子弹亦且终未取出。

　　汪氏于受伤前本患有糖尿病，自赴青岛疗养后，渐次康复，已可吃少许巧克力糖而无碍。自经这次手术，发现时有脉搏间隙现象。回想牛医生开刀情形，何以如此草率从事，阖家乃大为惶虑。诺尔医生以奥国嘉士伯的矿泉水，对肝病等极有益处，并为汪氏介绍一欧洲热带病专家，力劝其出国疗治，于是汪氏乃率同夫人、曾仲鸣、次女公子文彬，及内弟陈耀祖离国赴德疗养。直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未及彻底治疗，又为国事以跳火坑的精神兼程赶回。至三十二年八月间，胸背以留存在体内子弹的影响，突然又感疼痛，乃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日本陆军病院将子弹取出，一时经过良好。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的元旦，汪氏自南京的北极阁回归私邸，忽觉身体不适，四日傍晚，诺尔医生来为他诊断，诺尔请汪氏试作小步，方行数步，而诺尔睹状，以两人平时感情素笃，竟为之失声痛哭。诺尔以为病虽初发，势甚严重，观其行动，且有癌症现象。那时家人犹未之全信，不幸此后腰部以下，渐感麻痹，且不时发高热，病源不明，终且缠绵床褥。延至那年的二月，病况逐渐恶化，适陈璧君以胃病延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赴南京为她医治，顺便为汪氏诊察，诊断结果，认为已达危险阶段，非立即施行手术不可，经黑川与日政府商洽结果，决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三月三日，汪氏率同夫人陈璧君、男女公子文惺、文彬、文悌、婿何文杰，暨周隆庠、杨绍芬、韦东年、程岛远、侍从医生中央医院长黎福。侍从官凌启荣、梁汝芳、司机潘宁、佣人周有、阿文，专机飞日。因名古屋为日本工业重地，盟军空机不时空袭，日政府于事前令名古屋师团司令部在预定汪氏之病室外南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限于一夜之间完成。并动用了全日本外科、整形外科、内科、放射线科等第一流权威医师组成医团，为汪氏疗治，当地的军警机关也实施全面戒备。

　　汪氏的病室，系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病院四楼的最后一间的特别室，地位相当宽敞，包括有卧室、日式起居室、厨房、浴室、日光室、厕所等。除四楼全部，专供汪氏家属随员居住外，三楼亦有三室供汪夫人会客及日方关系人员之用。因防谍关系，对汪氏来日，严守秘密，其病室，且特以“梅号”为代表。

　　经各医师会同诊视结果，一致认为汪氏因过去所中子弹留存体内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胸骨自第四至第七节间，因肿胀而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至压迫及于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之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手术系于抵达之翌日，即三月四日的傍晚，由斋藤教授主持施行，用局部麻醉，由背部开刀深入及于前胸，切除胸骨三四片，经过一小时许而毕，汪氏当时感觉腿部能有些微活动。其后三四日间，情形良好，家属方在庆幸中，而仅经过这短短时间，又立即转而恶化。

　　病中，林柏生、陈春圃等曾先后赴日探望，他向林柏生表示，他的文章无可留，对共思想亦曾先后发表，均为世人所熟知，可留者惟诗词稿。至八九月间，病势更见沉重，且极度贫血，先后由两公子孟晋、文悌、及程西远、程岛远、韦东年、凌启荣等，各为输血五百CC，终未见效。至十一月九日，以美机轰炸关系，将汪氏移至室外防空壕，因无暖气设备而受寒，当晚回至病室后又发高热，同时又并发了肺炎症，至夜间呼吸渐感困难，延至十日下午四时二十分而逝世。关于汪氏的病况以及丧仪与葬礼，已详前文者，兹不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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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在名古屋医院中的汪氏

　　我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赴日，于上一年东渡时即有意赴名古屋汪氏逝世之所，一为凭吊，卒以牵于尘俗，因循未果。这次终得陈伯藩、张履两兄的导引，得偿所愿。名古屋大学的病院尚为汪氏养病时的旧时建筑物，入门才数步，在大礼堂前，砌石为范，铺草成茵，中间竖一汪氏纪念木碑，上书其入院及逝世年月。碑旁植梅两株，系汪氏逝世那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由陈璧君饬汪氏生前之侍从官韦东年所赠。原为三株，我去时已枯萎其一。日本方面松井太久郎、今井武夫、松方三郎、高信六郎、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一百余人，本拟于翌年五月的汪氏八十诞辰时，换立石碑，以垂久远，且已获得医院当局之同意，石碑亦已着手动工，中书“汪兆铭氏纪念碑”，旁为其生卒年月，碑背以汪氏生前爱梅成癖，既预嘱其夫人于死后卜葬于广州白云山时，墓前植梅数株。而其以后之墓地，又为南京之梅花山，为体其遗意，故拟刻其生前所手写之咏梅绝句云：“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彻长夜中，遂令天下白。”而结果以台湾方面的阻梗，碑已刻成，终于未克实现。

　　我去访问时，曾为汪氏医治而仍在继续供职的，已只有事务部长山元昌之一人。承他亲切款待，谈到汪氏留院经过，不禁相与欷歔。又承他召来曾侍汪氏疾的护士森岛喜津与长屋静江二人，在纪念碑前共留一影。因为所有当时为汪氏治病的医生，有些早已物故，有些则已离开了名古屋，也只太田元次医生一人，正任当地的掖济会病院院长，他为我们约定了时间，于当天的傍晚，与他作了一次谈话。

　　太田元次在汪氏入院前，本已决定派遣至塞班岛“玉碎部队”服务，玉碎部队正如空军驾驶自杀飞机的“神风特别攻击队”，名称玉碎，可知去者即无生还之望。正当他行将出发之时，适汪氏来院，因其挽留而得照常供职，竟得保全性命，以后且即以汪氏所患的“多发性骨髓肿症”提出论文，而获得了博士荣衔。我们和他会见的地点，系在名古屋的医师公会。他谈话的要点，大致如下：

　　“汪氏的病源，确为弹伤所诱发，渐渐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这病为世界上稀有之病，不仅骨髓与肌肉到处发肿，而且作极烈之疼痛，为任何人所不能忍受。而汪氏在病中，却从不发出呻吟之声，忍耐力的坚强，在病人中也属稀有。他在施行‘椎弓切除术’前，腹部以下，本已麻木，开刀后渐能活动，在那年的六七月前，腿部渐有知觉，而七月以后，又复恶化。我们全体医疗人员，以比天皇更视为重要的努力来为他治疗，终以极度贫血与极度衰弱之故，卒于不起。他是一个模范病人，能充分与医生合作，对他任何处理，他都表示感谢，且有康复的信心。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绝不如所被指的‘汉奸’。日本政府对他尽力照料，而他也只表示对医生的感谢，而决不对日本政府有一句感激的话。他说：他的想治好，是想再为中国努力奋斗。所以如果他不死，而于和平后受到战犯审判的话，我愿毅然为他挺身作证。”

　　太田元次在医院的年刊上，并写有一篇以“汪兆铭氏入院琐谈”为题的纪念文，详述了汪氏病中的经过，特为译述如下：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的二月，已故的斋藤教授，突然飞往南京，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主席汪先生看病。汪先生曾经受过凶徒的枪击，子弹留在第五胸脊髓骨突起的左近，上年虽在南京陆军医院中动用手术，已将子弹取出。而到了那年的一月初，下肢开始发生麻痹现象。到一月末，两腿已不能行动，且时常发生原因不明的高热，膀胱与直肠部份更发觉有明显的障碍。当时汪夫人也在患胃病，正受东北帝国大学的黑川利雄教授检查，乃同时为汪先生诊察。在南京商洽的结果，黑川教授推荐日本神经系外科泰斗斋藤教授为汪氏治疗。后经斋藤教授的诊断，认为汪氏脊髓神经发生严重故障，有立即施行手术的必要，并决定在名古屋帝国大学的附属医院施行。

　　“汪主席乘坐专机带了大批随员，于三月三日飞抵名古屋，住于四楼的特别室，并改称为梅号室，所有医院的三四两层，划归中日双方关系者的住用。医院方面完全出乎意外地迎接到了这样一位贵宾，人手立感不敷。于是负责者田村医学部长、胜沼院长、山元事务长，他们当时所尽的努力，决非寥寥数语，所能尽其万一。

　　“战时各种物资困难，连斋藤外科教授施行手术时所需用的橡胶手套，也竟难于买到，结果在名古屋所有公私立医院中尽力搜求，始将应用器物勉强备齐。

　　“汪氏抵达之翌日，即三月四日，由斋藤教授下令，决定将医务局各重要人员分配职务，尤其为了防谍关系，用严肃态度传达军部命令，不许泄漏任何消息。但当时因汪夫人穿着中国服装，并携来了许多随员，她下楼要先往检查手术室，她的出现，使医院中的病人与家属们都看到了，不仅引人注目，而且都感到了惊奇。特别是为汪氏施行手术的三月四日当天，名古屋大学内外，尤其手术室的附近，有便衣宪兵与特派的特高（政治）警察严重警戒。医院中负责人的忙碌与紧张，使斋藤教授动辄为了小故而大发雷霆，三泽医务局长、森岛看护长等都默然顺受，连胜沼教授也且逡巡不敢入内。

　　“所施行之手术，系将汪氏第四至第七胸骨以椎弓切除术切除，为斋藤教授之助手者，则为已故之户田教授、三泽讲师与田代助教。笔者（按为太田元次医生之自称）则负责随时注意手术进行中之状况，以报告于汪氏之家属及军部派来之高级临场人员。

　　“在手术进行中，汪先生之足部即恢复有温暖与抚摸之感觉。迨手术完成，汪先生一面致谢，一面说，如能幸而康复，今后将更为东亚和平而努力。院方将汪氏体内切除之骨片与其血液加以检查，确定病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症’。

　　“那次为汪氏主治的医生，除斋藤真（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外，有高木宪次（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名仓重雄（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的整形外科、胜沼精藏（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的内科。

　　“以后又加入田村春吉（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兼医学部长）、三矢辰雄（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的放射线科。助手团为户田博（名古屋帝国大学助教）、上田文男（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专门部教授）、中泽由也（陆军军医少佐）及笔者（时为陆军军医大尉）。黑川教授会同汪氏的侍从医生黎福对他的糖尿病仍不断检验其尿液。这样一个诊疗团，系集合了全日本医学界的最高权威所构成。每日轮流为汪氏诊察三回，晚间一律住宿在附近的观光旅馆，随时待命，助手团则留在医院轮值夜班。

　　“汪先生身高将近二米，有清朗的目光，温俊的容貌，庄重的态度，以他的外形来看，决不像挺身革命、力挽狂澜的伟人，凡与他接近的人，一定发生尊敬与亲爱的情感。因汪氏每夜必大量盗汗，派有中国护士与日本护士各两名，为他拭汗更衣，汪氏也总对她们合掌为礼，表示谢意。

　　“汪氏于手术施行后之最初三四天，健康顺利恢复，笔者也常与他的青年侍从们闲步街头，遇有空袭警报，警察们驱逐公园附近的小流氓们，有时从小流氓手中还取得了春画，我们轮流争着观看，足见那时心情的轻松。不料再过三四天以后，汪氏病体又忽然恶化，院方只能依照一般常态为他悉心治理。当我进入他的病房，而又无他人在旁时，他问我还能够再活几天。他说：你不必瞒我，因为在我未死之前，还有很多的事需待料理。

　　“每当他这样问我时，常使我难于答覆，我也总避免以真实病况相告。汪氏的痛苦情状，迄今仍盘旋脑中而无法忘却。

　　“不幸至同年的十一月十日，这一位风云人物，终于不治而长眠。关于主持医生当时对汪先生所尽之努力，以及汪氏逝世后汪氏阖家对我们所表示之隆重谢意，亦将为我所毕生难忘。本来我已奉命决定参加塞班岛的玉碎部队，而以汪先生的要求参加梅号勤务，才使我能活到今天。汪先生生前曾赠我三针的黑面手表，现在当我每次用到它时，当年情景，就宛然历历如在眼前，更使我发生了深深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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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汪墓原来是这样被毁的

　　这里还应附带一谈的：胜利以后，汪氏在南京梅花山的坟墓，终于被毁了，而且搞得尸骨无存。那时，不仅所有汪政权的人员以及汪氏的家属，几已全部身入囹圄，即毁墓当时，亦在极度秘密之下所进行，我以前所写的，曾说明系得诸耳食，因为非此中人自无从备悉箇中事也。偶阅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的香港大公报，以“十六年前的大秘密首次揭露，蒋炸汪坟纪实”为题之记载，对汪墓被炸经过，写得历历如绘，悬想写此文者，非中共口中所谓“蒋帮”的旧人，至少亦为与“蒋帮”有深切渊源之人。其所写时间、人物、谈话，极似确曾身历其境者，因将原文节录如下，以补我前书之缺漏：

　　“一九四六年一月中的一个晚上，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的会议厅内，何应钦召开了一个会议。南京市政府、陆总工兵部队、南京宪兵司令部、七十四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均出席。何对他们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的坟墓居然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会生气，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仔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他并再三叮嘱此事要严守秘密，不得泄漏出去。何应钦说完，即行退席。以后他的参谋长萧毅肃引伸何的意见：‘总司令接到重庆的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之内，把它处置好。’当即指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宪兵司令部在迁移期间，派兵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在迁移时，南京市政府（按当时市长为旧太子系的马超俊）要派员协助。

　　“工兵指挥官马崇六说：汪墓的工程已侦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太大，但相当坚固。他问七十四军的邱维达，最好用什么方法搞开。邱说：工兵有的是炸药，还怕弄它不开？马还说：‘总座的意思，时间愈快愈好，因为还要整理和建筑别的东西。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的条件下，乘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由于时间的短促，当时就决定只能使用爆破，再使用其他声响来掩盖。

　　“爆破的工作在一月二十一日执行。三天前，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断绝行人来往，禁止游览。关于爆破坟墓的任务，邱当面指定五十一师的工兵营姓李的营长负责，估计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才可以把它炸开。爆破时，马崇六、马超俊和邱维达等均在现场监督。

　　“据一位姓孔的工程师曾向邱维达等指出，汪坟的图案是仿孙中山的陵墓设计的，造价约计五千万中储券。坟墓刚把核心工程初步完工，日寇宣布投降，施工就此停顿下来。工兵爆破这个核心工程，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部份，第二部炸开盛棺的内窖。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见尸骸上面覆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文官礼服，系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所以整个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揭开棺盖后，马崇六指挥不必要的人员暂时退离墓地，由马超俊进行全部棺内检查，主要是寻找有什么殉葬物。而检查结果，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其他遗物。这张纸条上用毛笔写‘魂兮归来’四个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说这张纸是陈璧君从日本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马崇六当即吩咐工兵营长，把棺木装上陆总所备的卡车，并即晚将墓地平掉，务使不留原来痕迹。据邱事后对人说：他当时见马指挥开棺，觉得事甚突兀，因为开会时何应钦明白指示将汪墓迁移，并没有说要开棺查验。现在把棺木搬走，又没有提出迁移到哪里去的打算，不知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为了弄清楚这个谜，他想叫姓李的营长去看个究竟，以目示意，故意对他说：‘为了负责到底，请你随同汽车护送一趟，以防中途发生意外。这里的任务交给你的副营长就行。’同时向马力言李营长为人诚实可靠，一切问题都可放心。马乃同意让李同行。

　　“这个李营长上车后，还不知道目的地何在。汽车停下来时，才知道到了清凉山。那里有一个火葬场，马崇六吩咐把汪的尸体交付火葬。只费了半个小时，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并没有遗留什么。汪精卫自己所作的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至此都成了谶语。

　　以后，“但见一座新筑小亭屹立于原来汪墓所在之处。山之南北两面，还开辟了两小径，添植各种花木，周围修饰一新，与中山陵的景色遥相映对，而汪坟已经无影无踪了。”

　　若一切经过，果如上文所述，不禁使我发生了两项感想：第一、胜利以后，为什么要兴大狱，株连者至数万人？若说是为了整饬国家纪纲，所以诱捕、拘押、杀戮、甚至毁尸，逞一时之快，为所欲为。我不知所谓纪纲也者，是否包括法律在内而言？若参加汪政权的即为违法乱纪，则于胜利后始修订一个违反刑事大原则，溯及既往的条例，是制订的什么法？拘捕以后，长期羁押，公然不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法院，是依据的什么法？刑法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损坏、遗弃、污辱或盗取尸体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又无“毁损犯有汉奸罪嫌者之尸体不罚”的规定，那末毁坟之举，为什么对教唆者、实施者、帮助者不依法检举？这是整饬的什么纪纲？第二、当局之所以要毁去汪墓，若果系为了和孙中山陵墓并列在一起，是玷污了河山，且也有碍各方的视听，我现在倒要为之失笑了。有些人却真想于身后和中山墓并列在一起，自以为可为河山生色的，其如风波再起，神州陆沉，今日欲归正首丘且不可得，又岂他们始料之所及耶？吁！亦可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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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三、黯然无语中开结束会议

　　我再要说：汪政权是先天上就注定了要失败的！当汪氏离渝之前，梅思平、高宗武等与日本军部方面有过多次之接触，当时日方表演得似尚有谋和之诚意，连贵族出身的文士近卫文麿所发表的和平三原则，也且较之德使陶德曼调停时颇有让步。汪氏以为两国经过了一年多的苦战，日本以为三个月可以征服中国的梦想破灭了，数百万的派遣军在中国本土所能占领的，也仅是点与线，这一场侵略的战争，显然已经成为泥足。日本向我们领教过了，即至愚至狠至恶者，也应该已到了悔悟的时候。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共存共荣与两败俱伤，也应该会有所选择了。孰知等汪氏脱身至沪，且亲往日本折冲之后，竟发现日军阀之野心非惟未戢，而且还要以伪满的蓝图，施之于中国本土的沦陷地区。故不论太平洋战争最后的结局如何？所谓中日合作，迟早也必归于破裂。汪政权中人悲惨的命运，终将无可避免，非被杀于异己，亦不免见戮于异族耳。

　　其次，汪氏身体上既为被刺的旧创而日渐削弱其健康；精神上又为当前的环境而满怀着忧愤，身心交困，终于不支而病死异国。迨其一旦撒手尘寰，群龙无首，内都诸重要人物，也且各自为谋。其间，日本军事上的败绩，影响到各人的心理，重庆特工手段之巧妙，玩弄各人于股掌，陈公博周佛海以至梁鸿志、任援道、丁默邨等人，无不与重庆暗通款曲，人人对此政权早已缺乏信心。我相信如汪氏不死，他有着一股革命者顽强的勇气，他也有从政治经验中得来的机智，必不甘于俯首贴耳而生杀由人。如汪氏在，则汪政权最后之结局如何，恐正未易言也。

　　至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汪政权诸人可说为国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却了政治上有成败而无功罪，有权力而无是非的通例，忘却了自身的危害，也不信政府会食言，一夕之间，雀乱鸡飞，山崩瓦解，使重庆得以顺利接收，使当局得以尽情惩治。也许，汪政权中人最后服法的表现，虽足以表明为国家的心迹，但这又何裨于死难的诸人？

　　汪政权自创建以迄覆亡，为时未及六载，国民政府自接收以至撤退，不足四年，攘外了，又并不能安内，中原逐鹿，祸结兵连，世事靡常，沧桑又变，虽快意于一时，固同属一场春梦耳！

　　汪政权之终将归于解体，也许局中人较之局外人有更早的预见。当汪氏于敌人枪刺下创建政权之始，一呼而至者数以万计，不能不说有些人确是信赖他的谋国之心。故当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汪氏以病亟赴日医疗，人心即大感惶虑，不幸施行手术后，仅经过极短时期内有过好转现象，以后缠绵床褥，又日趋沉重。自是年十月起，以迄十一月十日逝世止，中间曾先后三次急电南京，报告病况危急情形。汪政权在十月初第一次接到是项来电时，陈公博以次都有着大厦将倾之感。以为如汪氏一有不幸，日军人之态度如何，重庆方面之行动如何，在在可虑，领导无人，政权有随时崩溃之可能。

　　汪氏于离京赴日前，本留有亲笔手谕，将职务交由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代理。自接汪氏病危的电报后，陈周曾立即召集过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这一次的会议，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次结束会议，也可以说是事实上的一次结束会议。举行的地点系在南京颐和路汪氏官邸的大客厅中，所有汪政权中较为重要的人，大都出席，使厅中U形的会议桌上，座无隙地。陈公博以代理主席身分主持会议，他首先报告了汪氏在日病况危急情形，以及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现势。他认为如日本溃败，而汪先生也有不讳，总不能束手以待局势的发展，他与周佛海共同提出了一项建议：拟集中精锐部队十万人于苏鲁交界的沂蒙山脉区域，备为万一的根据地，以保持实力为求得将来合理解决的准备。

　　接着周佛海起立补充理由，他说：“在座中认识蒋先生的，应以陈代主席为最早，但我自民国十六年起至此次离渝为止，侍从蒋先生前后十余年，自信认识蒋先生的，应以我为最深。蒋先生的为人，只知利害，只重实力，因此不能不先有自保之谋。此项建议，虽为不得已之举措，但为必要之举措。”当时在场的，曾有多人先后发言，大致都附和原议。

　　此建议固不能不说自有其先见之明，但我怀疑那时周佛海早与戴笠有着密切的联系，汪氏逝世后，我也对他有过同样的说法，他还批评过我为书生之见，这次会议，我并未参加，不知当时何以有此建议，发此言论，是否其别有作用？不过胜利以后，有空名而无实力的军人，则以叛国而悉被先后处死，手握重兵的如任援道、吴化文、郝鹏举、孙良诚、熊剑东等数不清的实力派，则一律以卫国而仍加重用。所谓国家纪纲也者，原来只是如此而已！

　　但当时李圣五却力持反对，他说：“我们随汪先生不惜牺牲一切以谋求的，即在全面和平之实现，以免于国土的糜烂与民生的涂炭。如到了全面和平可以实现的时候，反拥兵相抗，使国家重陷于分崩离析之境，这岂是我们组织政府的初意？五年来同人与日本周旋交涉，在沦陷区内抚死救伤，已属筋疲力尽，有日如能克卸仔肩，还我初服，论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否则，国人将以我等为何如人乎？”李圣五发言后，当场附议他的意见的就有陆润之、陈君慧等人。公博与佛海却也并未坚持，经过许多人发言之后，公博就说：“今天我们不必急急作出任何结论，兹事体大，留待他日再谈吧！”会议就这样于无结果中宣告散会。在以后汪政权存在的经年时间中，此事就无疾而终，也从不曾再有所讨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广播了投降消息，至八月十五日，日皇又正式下诏。汪政权自陈公博以次，虽已有了决定的方针，却还有着很大的踌躇，表现得非常镇静，而内心里则怀有极度的紧张。在八月十六日之前，陈公博曾先召开过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十六日又举行了一次正式的解散会议，“国民政府”与“行政院”也分别举行了会议，会议中各人所表现的，尽是以待罪的心情，静候重庆派员接收。各次会议的出席者，现在已无法清楚记忆，每次会议的参加者也并不一律，留京的重要人物，都有过一次或多次出席，会议席上，当金陵王气黯然收的时候，大多数人，因国家的胜利与个人的命运交萦于中，遂致默然相对。那时出席过的人，有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温宗尧、梅思平、李圣五、何炳贤、陈君慧、岑德广、陈群、傅式说、赵尊岳、任援道、鲍文樾、胡毓坤、夏奇峰、凌霄、周隆庠、王家骏等。

　　陈公博总是以主席身分首先发言，声述一些当前的局势，并以他一向主张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决定把政权解散。在重庆派员接收之前，仍然负责辖境以内的治安，促各机关单位赶办结束，静待移交。对这一个大原则，全场没有一人反对，连后来以自杀来表示抗议的陈群，也默不作声。

　　发言最多的，是此时已由重庆明令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的任援道。主要在报告他与重庆取得联络的经过，以及今后的立场。据他说：在半年以前，他正在苏州的江苏省长任内，有一天，正在午睡中，忽然有一个不相识而且是不知名的人到来访谒，说是有机密要事必须当面谈话，经他接见之下，来客就立即表明身分，却是重庆军统所遣派的，希望任援道能为渝方效力以自赎。从此任即与重庆搭上了线，开始于暗中工作。以后重庆曾不断派来军事人员，都由他介绍至汪政权的各个军队中潜伏。因有此渊源，此时已正式由重庆军事委员会明令付给他以维持南京治安的责任。虽然他奉令担当这一项任务，但有人说他为了讨好重庆，出卖朋友，他矢言决不会那样做，尤其对梁院长（鸿志）将尽力保护。他迟疑一下之后，又说：对陈主席（公博）也将同样负责。任援道于发言时，有时竟至失声痛哭。接着陈公博也表示与重庆有着联系。

　　最后一次会议，则是八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在南京颐和路新主席的官邸举行。会议的时间很短，数分钟即已毕事，陈公博取出了预先拟就的解散宣言朗诵一遍之后，梁鸿志对字句上提出有所修正，即匆匆宣告散会。汪政权于千回百转中建成，就这样于一夕之间全盘解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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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四、又见那一片降幡出石头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的重庆政府，于胜利来临之后，虽然是踌躇满志了，但胜利来得不仅出诸意外，而且来得也委实太迅速了，一切接收的手续，且尚未有所准备。幸而当局却有指挥若定的本事，一面命令等待投降的敌军，为我们捍卫国土，以防止共军的乘机蠢动；一面又利用汪政权固有的武力，以维持地方的治安。并以行动总指挥的名义给予周佛海，以先遣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任援道。而且还兼用特工的手法，重庆电台不断广播：“宽大！宽大！宽大！”并且说：汪政权中人，如能各守岗位，保护财产的，还将论功行赏。这是过去在秘密电台上对周佛海等不断嘉勉的一贯手法，许多人也真是天真地中了“国无信不立”的书毒，确实相信即使蒋汪之间不是唱的甚么双簧，政府总也不至自食诺言，公然说谎。从日军宣布投降起，以迄重庆派人接收止，大体上确是于宁静中渡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两位荣膺新命的周佛海与任援道，却表现得完全有着不同的态度。我所看到的周佛海，当他于八月十九日的下午，刚从南京回到上海，才从秘密电台中接到了这一道委令，最初，他似乎松了一口气，有些欢欣，也有些感激。继而，也许他真是知道得蒋氏太深了，乃不免觉得有些受宠而惊。在他飞渝以前，戴笠常到他上海湖南路的家中，作长时间的深谈，这时还需要他，应该曾听到过不少的甜言蜜语，而我发觉他的神情已有些失常，做事也消失了他固有的魄力，整日背着手，或静坐凝思，或徬徨绕室。那时他所忙碌的，最多只注意到中央储备银行怎样办理结束，以及如何保存好多年行里苦心积累下来的金条、银块、外汇、外币、瑞士法郎以及法币。荣膺新命的行动总指挥部的一切事务，又全让给军统的两个爪牙程克祥与彭寿，一任他们飞扬跋扈，胡为乱作。甚至如我要辞去宣传处副处长职务那样一件小事，他也且投鼠忌器，竟至不敢作主。

　　大约此时他已知道了未来的命运，终将不免于兔死狗烹了。难怪以后他在南京老虎桥狱中时，虽然已经全国一人，由死刑特赦而为无期徒刑，而积悔之余，旧病复作，呻吟狱室，几度拒绝服药，将死之前，他还对人说：“我不再受骗了，我太对不起许多的人，此时已噬脐莫及，但愿我能早一些死去，以终止我内心的苦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时连他自己的生命，也已觉得无足留恋了。

　　而任援道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自维新政府起，虽先后担任过部长、省长以及总司令等的职务，若论地位，在汪氏以下的诸人中，尚非顶儿尖儿的人物，此时，就显得气象万千了。他有着环绕在京沪四周的部队，而且有胜利者所给他的权力。陈公博在他那篇“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中，笔下就有很多隐约的含意。惟此时人人但求自保，乃人情之常，自不当苛于责人。但我所认为怀疑的，则仅是他在汪政权解散会议上所报告与重庆沟通时间的问题。他出身于保定军校，民初即参加革命，北伐以前，与政府当局早有渊源，秘密效力，也已不止一次，在港时，我曾与他的介弟西平闲谈中，他坦然承认，于沦陷时期由渝东归，是获得当局的默契。则任援道既有手足之亲的线索，又何至与一冒昧求见之生客，贸然担负起这秘密的任务（西平在任援道任江苏省长时，为江苏地方银行总经理。前数年因在港作政治活动，已被递送台湾）？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于重庆接收完毕后，独能安然无事，来港寓居，能获得政府真正之宽大，足见关系之太不寻常。

　　但是，从“一片降幡出石头”之后，石头城内，在风鹤频惊之情况下，有人狐假虎威，横行无忌，箕豆相煎，戈操同室，至弄得一片混乱，既使陈公博与周佛海之间数十年良好之友谊，造成了无可解释之误会，捣乱份子，杀人拘禁，剑拔弩张，几至因武装冲突而使地方陷于糜烂，最后迫使陈公博等避乱扶桑，为汪政权之解散，更添一不必要之插曲。其事我在前书中已略述其事，兹就所知者的点滴，再为略加补叙。

　　即在汪政权宣告解散的当晚，自称行动总队的周镐，谓奉有重庆之命，抢先实行接收。过去周镐是周佛海关系的人，自汪氏死后，公博与佛海之间，以主席问题，彼此不免存有若干芥蒂，那时汪政权虽已宣告解散，而公博仍责有攸归，因此认为周镐的捣乱，可能出于佛海的授意。但周镐擅自拘捕的周学昌，为佛海十人组织中之一人，吴颂皋又为其儿女姻亲，萧叔宣之被枪杀，又在西流湾周宅之门前，第一个接收之中央储备银行，且始终为周佛海所主持之机构。若谓出于佛海的授意，照以上的行动来看，是说不过去的。我相信那时佛海自觉前途茫茫，吉凶难测，彼此即有不洽，也已无此闲情，大势既去，很易形成尾大不掉，且看在上海的程克祥与彭寿气焰之嚣张，在南京的周镐行为之暴戾，连他向来视同家人的姓杨的财政部卫队长，也敢于对周太太厉声诟辱，均足为佛海穷途末路一筹莫展之证明。而最招致公博等之不谅的，则是周镐接收中央军校之一幕。

　　局势突变之后，所有汪政权的武装部队中，其主管长官或中级军官早为重庆方面所渗透，南京城内所认为可以信赖的，卫士大队以外，是中央军校之千余学员。他们年青而有血气，只知服从校长，尚不知政治为何物。汪氏逝世以后，公博继任为校长，佛海曾要求参加为副校长，而公博未予同意，因之周镐之图谋接收军校，佛海更蒙有重大之嫌疑。事情系发生于八月十六日之晚，周镐派人到校演说，要求接收，被坚决拒绝之后，卒将总队长鲍文沛捕去。至翌日中午，由第三大队长桂春廷用电话向公博请示应付办法，公博以不明周镐底蕴，未有明确之裁断。至二时许，公博与何炳贤（兼任军校秘书长）等正在午饭，突然全体军校学员在桂春廷率领之下，全副武装，驰抵西康路。大队赶到，以来意不明，一时形势极度紧张。经公博先派人出外询问原委，桂春廷说明因有不明身分者擅来接收，电话联络未得要领，故要求校长当众训示应付方针。学员的代表们也表示只知服从校长命令，否则将以死自卫。此来的另一目的，将以全体的生命来保护校长的安全。

　　当时公博对于军校学员们的表现，感到异常激动。遂即向学员们训话说：“我绝没有反抗中央、破坏统一的意思，但我还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我要以一个完整的沦陷区交还中央，不许有人假借名义，胡作非为。今后我与你们将生死与共，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公博的训话，给予全体以莫大的鼓舞，旷地上响起了一片“校长万岁”的呼声。学员从此也不再回校，就在清凉山官邸四周实行露营，严加戒备。

　　但学员们的给养，既全无着落，而总队长鲍文沛尚被羁押在中储行中周镐之手，更不足以平学员之愤。复经陈公博下谕向中储银行提取现款，充学员们的饷糈，并派员率领少数队伍，营救鲍文沛出险。队伍驰抵新街口中央储备银行时，大门紧闭，门口则悬有行动总队五十二中队的番号。军校方面先声明要求与鲍文沛谈话，里面静悄悄地不予理会，于是绕道屋后缘墙而入，周镐部竟意外地未曾抵抗，卒于提到了款项，也救出了鲍文沛，始整队而回。

　　经此一场虚惊，周镐的气焰稍戢，南京城中表面上虽未发生重大事故，但人心惶惶，不逞之徒，活动加剧。至八月二十四日，代表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赴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回抵南京，谒见陈公博，报告此行经过。据今井透露，中国战场总司令何应钦的正副参谋长萧毅肃与冷欣表示：对日本军民，如得盟军之谅解，愿以德报怨，将出以最宽大的处理。今井曾追问对汪政权中人的处置，冷欣默不作答，可见前途未可乐观。那时，共军既已开始在苏皖袭击，南京城内又复份子复杂，更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经陈公博与左右详商的结果，何炳贤、陈君慧、周隆庠、林柏生等认为对国事的功罪是非，愿受国家法律的审判，但不甘于混乱时不明不白地死于乱兵之手，于是乃作出赴日暂避之议。

　　当时在京诸人曾被征询意见而婉谢偕往的，则有梅思平与岑德广诸人。在他们专机赴日的上一日，汪公子孟晋始获得了消息，却独持异议，他对陈公博说：“一个形式上与日人合作而失败的政府，最后还像欲托庇于日人，将何以自解于国人？父亲生前一再训示我们：‘说老实话，负责任。’对国家事，应有负责到底的精神。如必须离开南京，则赴日不如赴渝。由我母亲（按指汪夫人陈璧君）、你，以及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六位应负最大责任的先生同去，我愿意充一名随员跟同前往，包一架专机赴渝，一切听由政府的处置，不管生死荣辱，倒显得正大光明。”

　　林柏生夫人徐莹女士也对柏生说：“六年来，为国家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个政治运动失败了，要死，你是一直追随着汪先生的人，能在汪先生的灵前自尽，了此一生，这应该是你最好的死所了。”

　　不幸汪孟晋与林夫人的忠言，终不能阻止他们已定的行程。八月二十五日陈公博等一行秘密赴日之后，南京方面的治安，陈公博留下的函件，交由胡毓坤、任援道、李讴一维持。当任援道看到了公博的留函，曾不住摇头叹息，说公博他们去得未免太可惜了。以当时任援道的表示来说，那末公博的自白书中所说任援道劝他赴日的话，又从何而来呢？陈公博等一去，烟消云散，汪政权从此也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南京真是一个不祥的首都！朱元璋定鼎于此，不久而有燕王之变。南明播迁，终于覆灭。洪杨据守，城破而亡。汪政权解体后之四年，大陆又告易手，不料号称龙蟠虎踞之地，三百余年来，竟然不时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降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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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五、汪精卫国事遗书发现经过

　　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那一天，春秋杂志社转给我发自本港的一封挂号信，信封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而且用了“朱子家”的笔名而非我金雄白的本名，发信人却又无姓名。所列的地址，是本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楼的一间保险公司。我起初以为仅是平常的读者来信，当时并未急急拆阅。迨晚间回抵寓所，启视之下，有一叠四张半纸蝇头小楷复写的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又一张荣宝斋信纸上汪氏亲笔写的“最后之心情，兆铭”七字。另一黄色纸条，写了汪氏长公子孟晋的九龙地址，并有孟晋夫人“汪谭文素”的闺名，下面用原子笔写着：“请烦转交”字样。遍查封内，并无发信人附给我的函件，我已深以为异。迨细阅信封上的邮戳，发信日期为一九六三年的十二月卅一日，而我之所以迟至一月有余始行收到，则以我久不去春秋杂志社，该社也认为只不过是平常的函件，而未即为我转来之故。

　　最初，我为笺纸上汪先生的字迹所吸引，再四审视，虽确信为汪氏之亲笔，但仍抱有一个先入的成见，认为汪先生当时并没有立下遗书。所以会有此成见，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当汪先生的遗体从名古屋奉移到南京时，许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陈璧君探问：“汪先生有没有立过遗嘱？”她当时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而在这留港的几年中，我不时与汪先生的家属有所接触，当汪先生在日卧病时，他们都是朝夕随侍的人，而他们又几乎一致说：“先生在病中，没有看到写过什么遗嘱遗书一类的文件。”所以，这次我收到那一份“最后之心情”时，我最初以姑妄看之的心情来从头阅读。迨读毕全文，以我当时曾始终参与这一幕“变局”的人，而且在当年的中央全会中，有过多少次听到汪先生哽咽中所作的言论，与看到汪先生在拭泪中所表现的神情，使我坚信这一份确是汪先生自己所作对国事的遗书。

　　不仅仅这“最后之心情”几字，无可怀疑是他的真迹，虽然他秀逸的字体，这里显得较为苍瘦，但以年龄与久病之故，固应有此现象。其次，曾经看惯了汪先生文笔的人，一眼立能辨其真伪，五千字的长文，有谁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亲属，而且不愿透露他的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况且汪先生深藏的心境，别人是无法体味的；过去的许多事实，也是别人所无法知道的。纸张的陈旧，显然已有了一二十年的时间，连上面的一枚回纹针，也已锈迹深印在纸上了。我前后读了三四遍之后，在又高兴又悲伤的心情中，终宵辗侧，未能阖眼。

　　我投身报坛前后四十余寒暑，生平最痛恨的是稿件的抄袭或捏造。所以当我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时，尽管有些记忆上的错误而造成无心之失，但我对事实的经过，以及谈话的对白，每一事都在下笔前穷思瞑想，力求真实。在这一本著作中，我认为最大的遗憾，就是汪先生对这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不应没有一些遗言。因此，当我再四细读之后，不再是怀疑真伪的问题，而是想查明在两度世变中，怎样把它保存下来，以及是由何人保藏寄发的问题。第二天，就依照了来信上所开列的地址，去到香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〇六室，那里确然是一家上海人经营的保险公司，我取了那件来函，问遍了整个公司内的每一个人，连他们的经理在内，但无人承认曾经寄出过这一信件。结果只好在不得要领下废然而返。

　　不得已而求其次，我约晤了汪先生的长婿何孟恒兄，告诉他收到汪先生对国事遗书的经过，并依照寄件人的意思，请他将原件转交给汪孟晋兄伉俪保存。约晤的另一主要目的，自在想共同研究这遗书是何时写的，由何人保藏，以及最可能是由何人寄来的问题。最初，他表示在日本侍疾期内，以他所目击的经过，不曾知道有过遗书，而且事实上以那时汪先生的病状，也不可能写此长文。但当他读毕全文之后，对字迹，对笔调，对文中所说的一切，却并不能指出任何可以认为有伪造的疑点。而且就那份复写的遗书原件字迹，与黄纸条上所写地址的笔迹，显然出于一人之手，笔迹很熟，因为他来港后还经常与他通信之故，可以相信是出于汪先生生前的诗友龙榆生之手。

　　像这样一件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既然信以为真，自不应让它在书中遗漏，即将这一文件作为附录而予以补入。

　　经我与朋友们的共同研究，可以推想到这文件的来源，大概汪先生于病中定稿誊正以后，当初是由汪夫人保管的，因为依照汪先生的遗意，要在他逝世二十年后始予发表，她因此就一直讳莫如深地深藏不露。也可以推想到这一份遗书是一向藏在汪夫人身畔的，迨她自知出狱无望，始暗中交给了认为可以信赖的龙榆生。汪先生是逝世于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保藏这份重要文件者，也一直等到汪先生逝世第二十周年的除夕，始以之付邮给我。里面所附的那一张黄纸条上，却很正确地写着香港汪寓的地址，悬想他的所以不辞周折而寄给我，意思很显然是希望我能把它发表。虽然我把它发表时离汪先生的忌日还有八个多月的时间，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遗书的前面所指定的发表时期着重在“于国事适当时期”。所谓“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忌日发表”一语，也不过是最迟发表的日期而已。

　　当遗书在春秋杂志刊出时，正值农历的岁尾年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份忙碌，我不暇去与汪氏的亲属作进一步的探讨，而终于由何孟恒兄转告了汪孟晋兄之后，约我去作了一次长谈。当时我只静静地听取了他的意见。他认为“最后之心情”几个字，尽管比平时写的要苍瘦一些，却看不出会是别人所模仿的。当他在阅读全文之前，对遗书的真伪问题，与我所取的态度也有不同，他先假定这是真的，而后逐句加以咀嚼。虽然经他详细阅读之后，并不能否定这是别人所伪造的，但他认为仍然存有若干的疑点。

　　总括他的意见：汪氏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施行手术，取出体内留存的子弹后，未及一月，旧恙复作，有不明原因的高热，下半身渐感麻痹。以后知道是由于背部肋骨的肿胀，压迫到脊髓神经，遂使大小便也失去了控制。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飞往日本名古屋，进入帝大附属医院，翌日开刀。经过手术后，当时两足在病榻上一度可以自动抬起约六七寸，但仅经短短三日的时间，病情又立即转而恶化，贫血、盗汗、周身肌肉有难忍的剧痛，只要有人进入病室，足步有一些轻微的震动，影响到病榻，便会立刻使汪氏疼痛难禁。尽管他并没有发出过一声呻吟，但医生相信为患这一个病症者必有的现象。

　　因此，当病情再度恶化以后，孟晋不断地催促汪夫人进言汪氏，预立一张遗嘱，但汪夫人还想汪先生一定会康复的，更不忍于病中因此而刺激病人的精神。如此一直迁延了七月之久，病情已到了使医生束手无策之境，除了用雷锭放射治疗以延缓病情的发展外，已无其他方法。孟晋就于那年的十一月初飞往上海，拟向雷锭医院商洽如何将器材运往日本急救，而就于那时，汪氏就撒手尘寰，对这破碎山河，从此一瞑不视了。汪氏在病中，除医生与护士及汪夫人外，只孟晋一人。每隔两三小时，必往探视一次，他可以确定没有看过口授这遗书的事。如其这一份真是汪氏所亲撰的话，唯一的可能，那是一九四三年底动用手术取出子弹后，汪氏在南京北极阁宋子文的私宅中休养的一段时期内所预拟，至病笃时而又略加修正的。

　　他也认为关于遗书的整个内容而言，也有着几个疑点：第一、汪夫人以巾帼而有须眉气概，不屑从事于那种誊写工作，如有重要文件必须抄录的，向由何孟恒为之。第二、汪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正如他所说“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强烈反对社会上一切无意义的习俗，所以他的长公子长女公子婚嫁时，都用了最简单的仪式，并宴请最少数的亲朋。每逢他的生辰，如私邸中为他稍有形式上的庆聚，反会遭致他的责怪，那末遗书中更何来“忌日”云云？以上的看法，当然只有做子女的人，才能体味到父亲的一切。但我以为这仍然不能影响到遗书的真伪问题上去。以我的推想，在临命前撰写一个有关他晚节问题的重要遗言，而且需要暂时秘密保存，因此破例地请夫人誊正，不是不可能的事。“忌日”两字，也多半是笔录者依照他口授的原意，而致用了这样的字眼而已。

　　孟晋又指出全文的大意，有些不太符合于他父亲的性格之处。遗书主要在解释他离渝组府的心迹，他说：“我父亲的确一生对国事无时不在操危虑深中，他只要认为良心所安，责任所在，即毅然起而行之，不求人们的谅解，也永不为自己辩白。他如欲立遗书以昭告后人，也应指出今后的途径，不必斤斤于自己的行迹与个人的成败。况当他逝世之前，病体已影响到他的情绪，何以在那份文件中，又说得如此的温和委婉？”

　　我对此有些主观的看法：那时汪先生认为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渝府既与英美结盟，以整个国家来说，前途已有一线曙光。他既舍身谋国，因形势的演变而国土有重光之一日，逆睹国家将终于不会覆亡，欣喜之不暇，以汪氏之抱负，更安有个人恩怨与成败之足计？其次，汪氏奔走革命四十年，一生行迹，应无可訾议，所不为人谅者，仅为汪政权之一幕，如千秋竟成定论，九泉又岂能瞑目？吐露其最后之心境，实为人类之常情。遗书的文意，又岂他人所能模造？朱朴之兄前后追随汪先生二十年，他说：我看惯了汪先生的文章，这是别人所万难模拟的。又陈君慧先生对我说：他曾赴日本视汪先生疾，曾经委婉地问他对将来有什么交代，汪氏的回答说：“一切已详在我的著作中。”不知是否即指所留下来的这份遗书而言？汪氏之长女公子也说：假如这份遗书是出于某些人的伪造的话，不论文笔与内容，也都到了无瑕可击的地步。

　　其次，汪氏之所以离渝，是认为当时之战局已不可为，有此看法的自不止汪氏一人。而战局之不可为，还不在日军实力之强大。对外则英美无助我之心，而苏俄则另有其狡计，故遗书中首段即谓“回亿民国二十七之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惟一苏联，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汪氏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对中共的藉抗战而坐大，引为深忧。我现在抄一段战前国民政府的驻德大使程天放氏在其所写《使德回忆》文中的一段云：

　　“三月中旬（按指一九三六年，即汪氏在中央党部被刺后之第二年），汪精卫到达巴黎，过了几天，就转到德国的劳海温泉去养病，由诺尔医生为他治疗。我奉外交部的命令去慰问他。所以在四月六日坐飞机到佛兰克府，转坐飞机到劳海，在汪所寓的卡尔登疗养旅馆住了两晚。汪被刺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身体已复原，只是枪弹没有取出，心脏有衰弱现象，因为劳海温泉能够医心脏病，所以到此地来洗温泉浴，同时接受诺尔的电疗。陪伴他的是曾仲鸣和陈耀祖，陈璧君留在国内没有同来。那次我和汪有好几次长时间谈话，他对苏联阴谋，看得很清楚，认为日本压迫中国太过，中国非抵抗不可，结果则将两败俱伤，而苏联中共坐收渔人之利。抗战以后局势的演变，证明这种看法是对的。”

　　程天放现留台湾，非出于本心，必不敢盛誉汪氏之先见。在这一段中，更证明汪氏的所以主张和平，一半的原因，他深爱国民党，不忍见因长期抗战，而使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之摧毁。但不幸今日之现状，又一如其所预言。

　　汪先生这五千字的遗书，充分写出了他谋国的苦心、他对世局锐利的观察，又岂仅徒为阐明他自己的心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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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六、汪氏遗书所引起的纷呶

　　当汪精卫氏逝世二十周年，我把其生前对国事遗书——“最后之心情”的发表，曾引起中日双方广大人士的注意。日本方面经“每日新闻”与英文“日本时报”先后转载，举国轰动。香港“新闻天地”杂志也于发表了半年之后，看到了日本方面的反应，始觉“其流传影响所届，已不能无视”，因而将遗书全文一字不易地照录之外，前面还附加了一段隔靴搔痒式的妄断，大放厥辞，自称为“汪兆铭遗书真伪之辨”，真不能不令人为之失笑了。

　　反而在日本方面，当日人读了之后，洞悉了当年汪氏的真正心情，于嗒然若失之余，愧慕交并。但竟有一个中国的妄人，腼颜无耻地说出了忘记自己尚是一个中国人的谬论，以歪曲汪氏遗书的真意（这一鼻孔出气的妄人，刚好又是该杂志的日本通讯员）。两者虽有不同的立场，而以之作为向日本或向台湾献媚，其出发点无疑是相同的。

　　这半年中，各方面对于汪氏遗书所引起的纷呶，总结来说，不出真伪问题与作用问题的两点。我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因书中人全部是真姓真名，且大都犹复健在人间，又因我力求信实，罔知忌讳，因此多年以来，曾遭到不少内外的困扰。原意对这一幕时代悲剧的往事从此搁笔。但汪先生的遗书既由我发表，面对着各方的攻击与揣测，为一种责任感所驱迫，乃又觉有不能已于言者在。

　　汪氏遗书的发表是突然的，不但汪政府当年的旧侣们感到突然，其实第一感到太突然的还是我自己。当收到了这份文件之后，正因为一向我也深信汪氏生前并未立下任何遗嘱，因此面对着汪氏亲笔所写的“最后之心情——兆铭”七字，惊奇与疑虑，满腹交萦，曾反复审察，想于笔迹中辨其真伪，而对遗书全文，更回环雒诵，拟在字里行间中寻其瑕疵，以免误被他人所利用。但彻夜研思的结果，终觉汪先生之字迹，文笔与心情，他人无可摹拟，即欲摹拟，亦安敢作五千字之长文。其间并将数十年来对国事的心情，对局势的盱衡，还夹杂了许多不为外间人所能知道的琐事，曲曲写出，如为伪托，岂非将自贻于弄巧成拙之讥。

　　但是，在把它发表之前，我还是万分郑重的。我写汪政权这一幕，曾尽了我微薄的力量，就当年的所见所闻，并尽量搜求有关资料，前后写了六七十万言，总想凭我良知，写得不有背乎事实真相，故当收到这份遗书的时候，拙著已在印刷中，忽然又意外得来了这样一份文件，确曾使我踌躇万状，陷于取舍两难之境。我不愿最后收进一个伪造的文件，使全书全被否定；但我也不愿仅凭一己之主观，使汪先生将死之言，从此湮没不彰。关于发表遗书的前后经过，已备见于前文，其间尚有略而未详者，为了祛除读者之疑，不嫌辞费，愿再补述于此。

　　当我收到了这一个文件之后，除了于翌日亟亟访问寄给我的那个信封上所开香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〇六室，先求证而终于使我失望外，我更希望从遗书中所提到的若干小事之有無，以求反证。因此我先与汪先生的长婿何文杰兄约晤，问他遗书中所说：“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尝告冰如（按为汪夫人陈璧君字），此为雪中送炭”云云。汪先生生前，究竟曾否有此表示？而何文杰兄说，“汪先生生前确曾为我等屡屡言之。”又遗书中又有“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之语。我又询之于留港南华日报的少数老人之一的颜加保兄，亦谓确有其事。这两项旁证，使我对遗书更增加了一份信心。

　　但也有人责备我，何以于发表之前，不先征求汪先生子女的意见，自不能免于轻率之咎。汪先生遗属在港者，虽有两男公子与两女公子，但这一文件是汪先生国事的遗书，而不是家事的遗嘱，理论上就无需先得其家属之同意，况我是收件人，寄件人的意思，也很明显地希望我能公之于世。我自不能等待汪氏家属会议的通过，再定取舍。我当时的想法，何文杰兄虽为汪先生的半子，而追随汪先生者前后十余年，几于朝夕不离左右，形迹之亲，心腹之寄，或且有逾于子女。况当汪先生卧病名古屋医院时，更一日未尝远离，他应该是最清楚汪先生之一人，故于发表的前夕，我专诚征询他的意见。当我未曾取出这一份遗书以前，他固力言据他所知并未见有汪先生写过什么遗书，但当这份遗书经他细心读毕之后，我现在所得而言者，他是表示惊讶，而并不曾反对我或阻止我加以发表。因此，我自问已经在事前曾出以最郑重的态度。

　　不意把全文发表之后，最初的反应，几乎全是汪政府当年的旧侣们，各凭个人的主观，纷纷议论。固然有人当面对我说、也有人远道贻书给我，认为遗书全文，不论从文笔与内容来看，都是真之又真。但也有若干汪朝“老臣”，却断言是出之于有人的伪造。而他们又提不出任何可以作为否定的反证，只是相信汪夫人生前所言，而挟此成见。复以此件来路不明，尤其因为我既不是什么“公馆派”，而当年在汪政权中，又仅是一个清客型的人物，与汪先生接触的机会不多，认为不够有辨别汪氏手笔的能力；甚至即使真是出于汪先生的亲笔，似乎也不应当由我一个清客身分的人来发表。有几位朋友，甚至对我十分武断地说，我不必读内容，已可确定其决不是汪先生的亲笔。我对于这一切的批评，多时以来，也总是唯唯否否，除了写出我所知道的事实以外，雅不愿在口头上作无谓之争辩。

　　论事实，在名古屋一段时间内，如此长文，不论为亲撰或为口授，以汪先生当时的病况，确属无此可能。但是我曾经与汪氏最有关系的几位一再讨论过，假定这篇遗书是不假的话，何时何地，汪先生最有从容执笔的可能？熟悉汪先生情形的人（这人当然也是汪氏的亲属之一），以为应该是一九四四年，即汪氏逝世一年的正月间，在南京北极阁宋子文私邸休养的那一段时间内所为。

　　汪氏于上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经日本军医将体内留存之子弹取出，至翌年元旦，又感不适。一月四日，汪氏私人的德籍医生诺尔为他诊察，请其起立试步，不数步而诺尔医生竟为之失声痛哭，认为有了癌症的现象，遂迁居于北极阁宋邸静养。以诺尔与汪氏私交之笃，断无危言耸听之理。亦以癌症的决无生望，其生命亦只是时间问题，汪氏既然知道了自己身患痼疾，而于此时预立遗书，有此时间，有此精力，自亦有此可能，至于在名古屋时代所口授的，相信只是前面数十字的一段有关发表时间的短言而已。

　　以我来想，有谁愿意越俎代谋，需要为汪氏伪造一份遗书呢？又有谁瞭解得那么清楚，而文笔又能那样地神似呢？伪造之作用又何在？从正的方面来说，最可能伪造的是我，有人曾经骂我为汪氏之“忠臣孝子”，但我已写了六七十万言，正不必多此蛇足，虽愚也万不至此。其次，是汪氏的遗属或汪氏的部属，欲为汪氏代明心迹。而到今为此，所有汪氏的遗属，对此还始终抱著怀疑的态度，至汪氏的主要部属，更纷纷向外否定这遗书为真迹，对我更备肆讥诮。

　　从反面来说：台湾是不愿做的，安有如此雅度来无端为汪氏洗刷？日本是不能做的，何必自居于“敌”而又自曝其丑；共党是更不肯做的，否定了抗战的正确性，反而自承藉抗战以“弱我国本”而为坐大之谋了。

　　我认为遗书的决非出于伪造，有无其他的证据呢？首先对“最后之心情”这几个字，亲如其哲嗣汪孟晋兄，且以为看不出是出之伪造。试问汪氏生前除本文而外，亦曾有其他“最后之心情”的著作乎？其次，最令人怀疑的是我收到的原文，既不是汪夫人的字迹，又何以确信其为汪氏之真意？现在为了取信于当代，不能不对此进一步透露出一部分的事实了。首先，我要辨正的，日本“每日新闻”于全文发表之日，把寄件之事实弄错了。每日新闻说：原件系寄交春秋杂志托为转交给孟晋夫人汪谭文素女士，再由汪宅送交给我予以调查的。本港某杂志也以讹传讹，据此而谬下论断。事实上，这个文件是直接寄交给我，而非寄交给春秋杂志的编者。惟在函内附有一页，书明请我转交给汪谭文素女士。

　　为什么要我转手？意思很明显，因为我在写这一幕的史料，希望遵照汪先生的遗意而于正当逝世后的二十年，及时发表。为什么不寄给汪孟晋而寄给汪谭文素女士？遗书全文的笔迹，既然认为系龙榆生所写，而龙氏与她曾有师生之谊，可以辨认其字迹，不至怀疑为他人所伪造。龙榆生与汪先生夫妇之关系，当汪氏生前，双方为文字之交，和平以后，与汪夫人又为同羁之友。而汪谭文素女士则曾为从学之人。

　　对于汪政权昔日的一般朋友们，今天，我不能不惋惜地说：他们当年既太多是浮沉其间而未尝有所作为。迨至事后，明知汪氏之冤，事过境迁且已历二十多年，他们当年职位尊于我，关系亲于我，见闻胜于我，掌握的资料多于我，学识又高于我，而一任他人之呼“奸”为“奸”，指“伪”为“伪”，含垢忍辱、噤若寒蝉，从未敢挺身而出，为历史作证，为同志鸣冤，为自身洗刷。这种吐面自干而又惜墨如金的懦夫行为，我感到痛心！及至我不甘默尔而息，忘其菲薄，笔之成书，则一味吹求，诸多挑剔。中国人往往坐而谈，决不起而行，勇于对内，而又怯于对外，置身事外而又明于责人昧于责己的态度，我更感到万分的遗憾。

　　关于日本方面何以会如此重视？朝野各方的意见如何？其经过情形，也颇值得一谈。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受邀赴日本各地演讲有关中国问题。已定四月十日搭机首途，讵于启程的上一日，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每日新闻”香港支局长江头数马很紧张地约我相见，一谈之下，原来东京来电，知道春秋杂志发表了汪氏对国事的遗书，需要取得有关的全部资料，在日发表。当时即就我所知，为江头氏详道之。他当晚写成了一篇报道，翌日，赶至机场，托我必须于抵达东京的当晚，送交每日新闻社，他并电告总社，说我已经来日，如对此遗书再有所疑问，可与我当面详谈。

　　我抵达东京时，已在深晚，立将原件托人送交每日新闻社，因为翌日我即出发赴大阪、京都一带演讲，迟至四月二十七始再返抵东京。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午，乃与每日新闻的评论委员会委员长橘善守氏同饭于赤阪的三王饭店。他详细询问我遗书得来的经过，遗书抄本字迹的究系出于何人之手，以及汪氏遗属对于遗书真伪的意见，我一一据实告诉了他。当晚，他为了郑重起见，又派人往访汪政权时代曾任经济顾问，而在汪氏卧病名古屋大学病院的时期中，且曾数度往探的冈部长二氏，征询他对于遗书的意见。时冈部亦正卧病医院，由其家人接见后，将汪氏遗书全文请其鉴定，冈部亦认为决非伪造（汪氏遗书在每日新闻发表后之二日，冈部氏亦即病逝），“每日新闻”遂于四月二十九、三十日两日，以最大篇幅，将全文予以译载。在译文前面所加的引言中，认为“汪氏以爱中国、爱日本，并为东亚前途设想的精神，写此遗书。而二十年后之今日，对于这一份遗书，在中国可与中山先生的遗嘱同其重要，而且为日本昭和史上之重大资料，更极有一读之价值”云云。

　　“每日新闻”在日本日销五百余万份，影响所及，遂使日本全国轰动，我的寓所因关心于中日史事而来访者络绎，尤其日本外务省里的朋友对此更为注意，曾两度约我详询前后经过。而“美联社”且据此向全球各地发布电讯，认为是中日事变的一项新的发现。本港若干报纸，竟以两个半月前之旧闻，又重新加以刊载，这不能不说是新闻界的一件奇闻了。

　　至五月七日，东京英文“日本时报”对汪氏遗书也发表了一篇专论（据“新闻天地”日本通讯员的介绍：日本时报畅销于日本及亚洲各地，该报与华盛顿邮报及洛杉矶时报且订有交换新闻及特约稿件之契约，对特殊资料互相采用）。并将我发表于春秋杂志之汪氏遗书原文，依照同样大小，影印随报附送，这也许是日本新闻界过去所罕有的现象。

　　在“日本时报”的专论中，有若干意见，可以反映出日人的态度。社论的题目，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副题是“汪兆铭的遗书，再揭开历史的新页”。专论中的要旨说：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根据当时这一个人的行动与所能看到的当时一切的资料：今天被认为坏人的，也许明天会变成英雄；某一时代的卑怯者，在历史的另一阶段中，也许会变成真正的勇士。所以，历史常常要重写。至于洗刷一个被诬失足的人，实有赖于有识见与肯努力的历史家。对于汪氏的情形而言，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一向被认为系日本统治下的南京一个傀儡政权的领袖，他却用自己的遗言，为他的过去重作表白。”

　　“即使在汪政权存在的时候，有些日本人也曾怀疑过汪氏与日本合作的真正动机何在，现在汪氏死后二十年，对这些疑问，始有了解答。如果汪氏的遗书真正反映了他二十年前的抱负与心情，那么，我们可以说：那时一些日本人之选择这样一位中国领袖，可称是‘慧眼识英雄’了。汪氏所采取的方法，是极高明的政治谋略，以假的合作使敌人放下武器，不用一兵一卒而战胜敌人，可惜其终于功败垂成，则仅因其未能得到他国内的政敌的支持而已。”

　　日本对于研究历史的精神是可佩的，因为遗书发表以后，外务省方面部份人士的意见，以为这可能因中共正在与日本力谋交好的时候，出于伪造，以证明国民党的谋略，而与中共作进一步的亲善，这设想是离奇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他们所深信的汪氏，尚且其真正的企图只在拯救自己的国家，又遑论于早已指日本为假想敌的中共了。至于日本民间的态度，则是懊丧的，他们恍然于汪氏当年的有所为而来，决不是日本人想像中的傀儡、与中国人口中的“汉奸”。因有此强烈的反应，“每日新闻”乃更不惜咨诹博访，广泛地征询各方面的意见。

　　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无论如何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正因其为重要文献，对于真伪问题，自有汇集各方意见，予以郑重研究的价值。但在要下一个断语之前，不应是凭空想像的武断；更不应挟了某种立场而故意作出一种偏见。凡一切歪曲的、揣测的与意气的论断，都不是研究历史者应有的态度。

　　那末，我又为什么在没有获得确切证明以前就贸然予以发表了呢？首先，我认为这一篇遗书是无可摹拟、也且不必伪造的；其次，在发表以前，我曾多方奔走，与汪先生生前最有关系者多人共同探讨，先从怀疑的态度，甚至是否定的态度，而向各方求证的结果，虽然认为尚有若干小节上的疑点，但这遗书是汪先生的文笔，也是汪先生当年的真正心情，小的疑点，自不能推翻整个的真实性。

　　曾参加汪政权的有些朋友们，反而把这篇遗书否定得近乎武断。他们以为汪先生生前如确曾留有遗书，何以汪夫人陈璧君当年以十分肯定的态度，说过汪氏并无任何遗书之签立。我以为在遗书正文之前，不是谆嘱要于其逝世后二十年或适当时间才予以发表吗？既然尚远离发表的时间，则为尊重汪先生的遗意，自不得不以否认来掩饰了。

　　倒是日本方面的想法，无人怀疑乃出之于有人的伪造。而对于这一份遗书，却充满了怀疑、懊丧、羞愧与惊讶的复杂情绪，他们看到了这一份遗书之后，方才开始在想：汪氏的组府还都，真是一种政治的谋略吗？汪氏对日本的痛加指斥，真为是敌非友吗？他们有被愚弄的羞愧，有上了大当后的懊丧，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于惊讶之余，怀疑到这是否汪氏的真正心情与汪氏的何以会有此心情。

　　日本一般的看法，认定这是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有重大价值的文献。并进而探求汪氏何以产生此种心情之故。日本报纸竞争剧烈，因此颇有以失去了这一件重大资料而引为遗憾的。据我所知，日本另一大报××新闻，在“每日新闻”全文译载之后，曾对驻在香港的特派员发电严厉诘责。也就是为了已被“每日新闻”抢先登载了，所以除了英文的“日本时报”之外，其他日文报纸只有忍痛割爱了。

　　但“每日新闻”于发表之后，仍出以极端郑重的态度。于译载遗书后之第三日，即五月二日，专员访问了战时在华与汪政权有密切关系之文武两人，一为“支那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他于汪政权建立前与影佐祯昭为共同策划者，亦为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后代表冈村宁次赴芷江洽降者。另一为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他因能操流利的华语，而且前后数十年驻在中国，汪政权时代的历次中日重要会议，均曾由其出席担任翻译。这两人，一可代表军部，一可代表大使馆，他们深悉日本方面当时的真正意向，也能直接体味出汪氏的反应。因此，他们的意见，实在不容漠视。

　　今井武夫那篇对汪氏国事遗书的读后感，倒是很坦率地以“日本背信之遗憾”为题。全文的大意说：

　　“每日新闻所发表的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是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以我私人的判断，这份遗书，确然为汪氏的真正心情。遗书一开始所叙民国二十七年（昭和十二年，西历一九三八年）的局势，那时欧洲方面，盟国的军队正在不断败退，远东的中国境内又为日本军所压制，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又复缔结，而各国对华，则一味采取旁观态度，日本于中日事变后，且急剧酝酿着发动太平洋战争。

　　“汪氏曾经对我当面表示：如对英美发动战争，日本将冒最大的危险，自应尽量避免。汪氏遗书中所说：当时日本政界的混乱，军人的跋扈，陆海军之间的齮龁，以及军阀无止境的野心，他也引为非常忧虑。当时他虽声言与日本抱着‘同生共死’的精神，但一直对日本怀有戒心，日本当年所采取的立场，使他于失望之余，而有遗书中所表露的心情，实在是可以想像的事。

　　“举一个例来说：昭和十三年，我与影佐祯昭大佐（按当时影佐尚为大佐阶级，战争末期，他已晋升为少将）与汪氏左右谈判对华新政策，并拟由汪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促进和平工作。但是商定的和平条件是要尊重中国主权；归还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因此才得汪氏左右的同意而作成纪录（按今井似指一九三八年秋，在上海与梅思平高宗武把日方的‘中日关系调整方案’修正而共同拟订的‘中日和平条件草案’）。这样才使汪氏脱离重庆而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但是以后签订的‘中日基本条约’，以日本军部态度的突然改变，违反了最初的纪录，成为一个侵略性的条约。当时我毫不能有可以出力之处，也一直引为莫大之遗憾。日本对双方最早协议的终于背信，至使汪氏对日本于失望之余，而怀有如遗书所表露的心情，此不但可以想像得之，而我以为也是应有的结果。

　　“汪氏脱离重庆时的心境，如遗书所谓‘非脱离重庆，建立南京政府，深入日军占领地区，不足以保全沦陷之广大地区。待战事终了，将负责将敌人占领地区，交还于国民政府（重庆）。’我以为以汪氏的性格而论，当时似不会有此心境。他脱离重庆时，纯粹依照中国国父孙文的遗训（按似指中山先生最后北上时所提出的‘大亚洲主义’而言）以求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而最后卒以日本方面的破坏诺言，竟出之以背信的行为，至使汪氏遗书中以日本为敌人，事实上是日本迫使汪氏产生了这一种心情，日本应引为遗憾的事。”

　　清水董三的谈话，则以“这才是真正的遗书”为题。他说：

　　“我在汪精卫氏脱离重庆以前，就早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职，以后又为影佐祯昭主持之梅机关服务。南京国民政府之建立，对日和平运动之发动，我一身都参与其间，对汪氏始终的行动，他的思想与他之政治信念，我都深切知道。由于我对他长期的体验，因此对汪氏的国事遗书，一经拜读之下，就直觉地感到这才是真实的遗书。

　　“当汪氏在日军占领地区内，由于日本的协力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当时日本的若干批评家认为汪氏的所以脱离重庆，是出于一种‘权位欲’而是私利的追求者，我以为这是世间的俗论，而大大的误解了汪氏的为人。

　　“汪精卫是一个非常的爱国者；而且是一个具有理想的爱国者；他是国父孙文所信赖的信徒，而且他始终又是一个革命家。他绝不会有出卖其祖国的行为，连最初‘梅机关’的关系者对他也有坚定的信念。读了他的遗书以后，他以全部的身心来防止日军的侵略，他是为了和平救国而牺牲了。

　　“战争结束后，我应传至东京审判战犯法庭作证，曾力言汪政权决非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假如这篇遗书早一些发现的话，我更会引用汪氏的心迹来加以辩明。”

　　日本人的见解是如此，而有些中国人的态度却是可悲的。当我那部拙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日文译本（日译本改名为《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时事通信社出版）在日发行之后，一位战时在华的日本朋友以似讥刺又似责问的口吻问我：“原来你们真是和平抗日者；原来你们是私通重庆者！”我坦然地答覆他说：“是的，假如一个能甘心出卖自己国家的人，那么，国家都可以出卖，试问还能做朋友吗？”然而，世间真有不知国家民族的尊严，为了取媚“朋友”，竟愿出卖自己人格的人！

　　“每日新闻”于听取了日本方面人士的意见以后，也想听听中国人的意见。不幸得很！“每日新闻”于五月十五日刊出一篇以“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思想混乱之反映”一文。作者为一个变了质的中国人，他的名字是胡兰成。在那篇文字中，一开头他就自我介绍出他的辉煌履历，是汪政权的“阁僚”，并兼任为汪氏的机要秘书。而据我所知，他并不曾兼任过汪氏的机要秘书，他在汪政权的最高官阶是宣传部次长，次长也能算得是阁僚吗？他实在原是林柏生的部下，以后又依附了李士群，一度为汪氏所拘押，最后直接为日人在汉口创刊了“大楚报”。现在久居日本，自称为汪氏嫡系的“公馆派”，而以在日写稿为生。在那篇文字中，他主要表达了三点意思：

　　第一、他公然对我以造谣为攻击。他说我那本《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成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为对日抗战的从属手段。他说：他因此曾经当面责问过我，有把汪先生写得小人物化之语。在我那本六十万言的著作中，我从不曾说过和平运动是对日抗战的从属手段，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抗战与和平，是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我连当年盛传的“双簧”之说，也从不曾有过任何肯定的语气。我写这本书，仅就我之所见所闻，尽其可能，忠实地写出，不敢随便加以按语。照胡兰成的意思，汪先生在日本的“中日亲善”幌子下，要抛弃了个人与国家的立场，无考虑的也无条件的与之“亲善”，这样，才能算得是大人物化吗？

　　他在报纸上公然造谣，说曾当面责问过我。也许他是鲁迅的同乡，因此也有着那份阿Q式的精神。当一九六〇年我去日本时，我那本日文译本正将发行，为我翻译的池田笃纪来看我，池田也约了他同来，我们在一家饭店中进膳。当时他倒的确问过我关于他自己的两点：为什么在我书里“同舟胡越凄其一纸名单”的一节中的“汪政权登场人物表”，没有把他宣传部次长的荣衔列入？又何以不写他为“公馆派”而置之于李士群系之内？可是他却绝不曾提到我所写汪先生的任何批评。

　　当时为了中国人不必有的礼貌关系，我委婉地告诉他说，这一份名单，是汪政权建立那天发表的人事，可惜那时他还不曾弹冠相庆呢。又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李士群所办的“国民新闻”的副社长，所以在我们老朋友的心目中，他只是由接近林柏生而接近李士群的人物。当天也就没有再谈下去。不料四年之后，他会发出如此梦呓似的谰言，我十分钦佩他造谣的勇气！

　　第二、他倒不认为汪氏的遗书是伪造的，但以他的意见，汪先生怎样才算得是大人物化呢？他说：对日和平运动，是中山先生一贯的理想。汪先生是一个政治家，必不轻率地预言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必败，而且汪先生是热望于日本的能取得胜利。近卫文麿死后所发表的遗书中，指汪先生的南京政府为“傀儡政权”，曾经使人觉得伤感。现在，汪先生的遗书又称日本为敌，同样使日人感到痛心。遗书的有此论调，反映出汪氏于临终前思想的混乱。

　　第三、所有当年从事和平运动的同志，除了周佛海一人私通重庆之外，其他同志，无不充满着建国的信念。

　　虽然胡兰成发出如此的言论，既不像是曾经追随过汪先生多年的人，尤其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立场。尽管我很同情他现正亡命在日本，而且一向自称为“公馆派”，汪氏遗书中明指日本为敌人，自会使他的处境很尴尬，因此，觉得痛心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日本人吧；也许他为了想求得日人的谅解，不得不违背他的良知而发出此种谬论了。他的意思是很明显地说：“汪先生始终是你们的朋友；我当然也是你们的朋友了”！但这是有关整个民族的问题，我不能因同情他而就此默尔而息。因此，我写了一篇驳斥的文字，也刊载在“每日新闻”六月二十四日的报上，以正各方的视听。

　　汪氏的遗书中，自谓为“行险侥幸”，为“与虎谋皮”，为“谋一己牺牲之拙策”，而称日人与日本军阀则曰“铁蹄蹂躏之敌人”，曰“重利之酋”，曰“军阀野心无已境”。东京英文“日本时报”，却并未因汪氏称之为敌为酋而觉得痛心，专论的题目且尊汪氏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今井武夫则以当年对汪氏之背信食言，日军部也确实具有侵略性，至使汪氏之理想未能实现，在二十年之后，仍觉有无限歉咎之意。清水董三更断言汪氏绝不出卖其祖国，而称之为具有理想的革命家，其牺牲一己，用和平救国之策略，乃在防止日军无止境的侵略，所以断言遗书为真正的遗书，也就是说：最后之心情，为其应有之心情。讵胡兰成因汪先生称日人为敌而竟觉痛心，一片痴情，其偏袒日本，且有甚于日本人者，其忠爱日本，亦有更甚于日本人者。如此立论，假如日本人认为可以代表汪政权中一部份人的想法，我相信稍具国家民族思想者，决然无人会与之苟同。所以我于同年六月廿四日刊载在“每日新闻”的那篇文字，主要就在驳斥他的两点意思，即：一、汪氏最后的心情，是否为临终前思想之混乱？二、周佛海之通国卖番，是否应该引起不是日本人的胡兰成的愤怒？

　　汪氏在从事和平运动的六年之间，虽然先后曾发表过无数言论，而最主要的文件，则仅有两个：即最早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从河内致重庆中央党部的“艳电”，以及最后的一九四四年十月间逝世前所定稿的对国事之遗书——“最后之心情”。从这两个文件中，完全可以看到汪氏对国事的真正心情，究竟前后是一贯的意思呢；还是如胡兰成所说遗书所表露的是“思想之混乱”？

　　“艳电”中的要旨，曰：“自塘沽协定以来，我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我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的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

　　在一开始的“艳电”中，汪氏对今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与其所处的立场，说得很清楚：就是如其日本政府能遵照其郑重声明之方针对我，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能确保完整，则不惜捐弃前嫌，政府与政府之间，再成为与国，而私人与私人之间，也自将化敌为友。不料汪氏离渝以后，徒以日军阀之野心不戢，置举世共闻共见之声明于不顾，欲以“满洲国”之蓝图，统治其广大的军事占领地区。据胡兰成文中所引述，则连发表上述三原则之前日首相近卫文麿，于其遗书中也且公然目汪政权为“傀儡组织”，日人之背信弃义，今井武夫、清水董三诸氏尚且感到歉憾，所以我在“每日新闻”指出胡兰成以中国人而有此谬论，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与不折不扣的汉奸心理。

　　汪先生生前，胡兰成总也看到过他沉痛的言辞、伤心的落泪，以及对日本军部的蛮横，一再表示其最大的愤怒，他最后的遗书中称日本为敌酋，正如日人所说是意想中应有之心情。而以自称为“公馆派”、为“机要秘书”者，反以“思想之混乱”来重侮汪氏。他这种以顺为正的态度，算是把汪先生写得“大人物”化了吗？更遗憾的是，在胡兰成的笔下，在他那本《今生今世》的皇皇巨著中，举世称得为大人物的，依他的看法，也只有目不识丁的“七十六号”大队长吴四宝一人而已。

　　汪氏之所以离渝赴宁，还是抗战前如艳电中所说，要“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的一贯态度，他也自知此行将为辱更甚而责愈重，故离渝时留书于蒋先生，函中有曰：“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汪先生的所以主和，也仍然是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张，交涉不成，出以抵抗，抵抗不利，再谋交涉。也许他真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中山先生弥留前病榻上的“和平！奋斗！救中国！”之呼声，给予他太深的印象，故其致孔祥熙函中有曰：“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而终且出之于“行险侥幸”，“谋一己牺牲之拙策”。

　　曾一手促成汪政权的前“梅机关”首长影佐祯昭的遗稿中，有一段专写汪氏由河内抵沪，在政权建立前的心境中说：“在这里，应该把汪氏那时的想法叙述一下：原来的和平运动计画，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出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希望使重庆转变方向。但经详细考虑之下，单凭言论来使重庆政府转向，是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和平论固然是为了爱中国，抗日论更是由于爱国精神的激发。但是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很难得一般谅解；反之，抗日论却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就只有靠日本公正无私的行动，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不错。

　　近卫声明如果能够十足兑现，重庆的抗日理论自将失去根据，甚至会顺从舆论，倾向和平。但是，问题就在怎样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和平计画，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来唤起民众舆论，加速和平的实现。当然，这个和平政府的建立，不是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和平政府为必要而备有军队，也决不是来与重庆为敌。如果一旦和平实现，不论是否双方政府合并，或者采取其他形式，汪氏郑重表示决不过问，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

　　从“艳电”与影佐祯昭的遗稿来看，汪氏的建立政府，只是一种救亡的策略，既不以打倒重庆为目的，而且一旦和平实现，还将毅然引退。遗书中还谆谆告诫其同志：“当知国不可分，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他对和平运动，是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以为“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乃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所以他对日方的交涉，是希望能化敌为友，以免于两败俱伤之局。但怎样才算交涉有得呢？则如影佐所说：“要靠日本公正无私的行动，与近卫声明的十足兑现”，否则“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对中国仍“采取侵略性之态度”，既不能化敌为友，则敌人仍然是敌人耳！故当民国廿八年冬在沪酝酿组府时期，开始与日方商讨“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时，即发觉日本仍无悔祸之心，故汪氏对陈公博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总观汪氏最早与最后之态度，各种文献俱在，可证为实出于一贯之意思，何有于‘混乱’之可言！

　　其次，胡兰成指暗通重庆者仅周佛海一人。原则上不能不先有所说明。当年重庆南京两政府，目的同一为了救亡图存耳，所不同的则仅为所取政策上之歧异，重庆虽视汪氏为敌，而汪政府中人则未尝一日以重庆为敌也。故汪氏告影佐祯昭曰：“不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其遗书中，说得更为清楚：“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政府之解组混乱。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是则蒋汪之间，虽分而实未尝分也。

　　周佛海日记中也说：“我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从未对蒋先生有一恶语相加。”陈公博向江苏高等法院递呈之自白书“八年来的回忆”中说：“我总觉得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周佛海等离开重庆时，希望日本之能憬然悔悟。而一旦着手交涉，就发现日军阀狡狯成性，知与虎之终于不可以谋皮，乃再与重庆暗通声气，正如其在南京高等法院之庭供中所谓：“我在汪政权六年之中，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按当年所谓“汉奸”成立之要件，为“通谋敌国，图谋不利本国”，故佛海乃作此言。）

　　革命本可不择手段，胥视对国家之有利与否，而有态度上或手段上之变易，佛海所为，最少尚不失为有迷途知返的勇气。而胡兰成竟以此对佛海在日本报纸上肆其攻击，试问是何立场？况且与重庆暗中联络者，是否如其所言仅周佛海一人乎？汪氏左右过去以陈公博顾孟余为两大股肱，左辅右弼，正如中山先生当年之有汪精卫与胡汉民，而公博在法院中坦白自承“有两个秘密电台，一个我自己设立的，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一个是戴雨农底下的陈中平的”，且他与渝方之间，信使来往不绝。难道胡兰成因身居异域，连公博的自白书也没有看到过而就贸然下笔，以至抹煞一切吗？他的那篇登在“每日新闻”上的文字，真是名符其实的是一派“胡言”而已。

　　更离奇的事还多着呢！我把汪氏遗书发表后之整整六个月，香港“新闻天地”杂志于那年八月十五日即该刊总号第八六一期，忽然以六页的篇幅，刊登了一篇什么“汪兆铭遗书真伪之辨”的旧闻，主要虽在一字不易地照录汪氏遗书的全文，而前面却加上了一段冗长的冒头，总括作者的意思，指遗书为“谬说”；为“伪造”。

　　在对此有所辩正以前，首先我倒是应该向该杂志竭诚道谢的，所以要道谢的理由有二：一、我把汪先生遗书之所以要发表，目的就是希望让国人能够明瞭汪先生所以创建政权的原因与他真正的心情。某杂志销行最多的区域，也正是春秋杂志与拙作不能行销的区域，该杂志这样慷慨地不惜以“谬说”来全文照录，藉此得以广为流传，不期而有深得我心之感。第二、该杂志既认这遗书是伪造的，那为什么对一篇伪造的文件，还要郑重其事的于半年以后全文转载呢？伪造的东西也值得照录吗？假如说这一个文件是“谬说”，那为什么还要把有“毒素”的“谬说”介绍到海外地区去流传呢？不再以为“宣传的效力，真是可怕”吗？不怕“影响所届，不能无视”吗？这岂非自陷于矛盾而有“推波助澜”之嫌吗？但以我来说，总应当说是盛情可感的。

　　该杂志“大义凛然”，大有代圣立言、替天行道的那一份忠贞之气。他们的态度，恨不得上效秦始皇，焚尽一切不是代圣立言、替天行道的书。但是历史不能仅凭一二个人或一二十年的时间可以完全抹煞的，而且该文作者的断然伪造，其实他对此事却是一无所知。冗长的言论，一切仅出之于想当然耳。是不是“汉奸”，或许他们也知道太难说了，譬如有些自命为“汉忠”之人，而且当年却是好端端的生活在抗战区内，是“八年抗战，流血流汗”之人，而也或者会因莫须有之“汉奸”罪嫌而被捕受鞫，假如那时竟然冤沉海底，则墓木且早拱了。当年留在沦陷区的，本来人人都有“奸”嫌，所以叫顺民，称伪学生，今天我还能为历史作证，为朋友呼冤，已经算是异数了。忠奸顺逆，在这乱世的黑暗时期，也正有其难言者，天下亦安有真是非耶？

　　陈公博在苏州法庭上说得好：“有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的。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曾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在战争时期，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已是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再需要宣传，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我于此也有同感，当年的不得不加以痛骂，是为了情势而不得不然；现在真是应该平心静气的探求历史真相了。虽然历史并不可全信，身后是非，也任谁都管不了，但以汪先生的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的人才，而且是国民参政会的议长，而最后如真是甘心为“汉奸”的话，这岂非是中华民族史上的大耻？以一个革命元勋，国父生前的左右手，而且是党副总裁，如竟甘心为汉奸的话，这更将是国民党的大耻了。二十年后，又何苦于逆我者既亡之后，尚必要加给他以万世不能洗刷的恶名，而加深民族与党的耻辱呢？历史又岂几个人造得了的？耳目也岂是几只手掩得了的？

　　我对该杂志也寄以无限惋惜，作者在全无资料的情况下，轻轻对汪氏遗书下一断语曰：“明明属于伪造文件。”这已经不是研究者的态度了。正如我前文所说只是主观的武断与立场上的偏见而已。该杂志虽列举了很多理由，但却是真正的如他自己所说“其中并无新事”，一部份是依据日本报纸错误的记载；一部份则断章取义，摘录了我所发表的经过。其中如遗书的如何发现，却是“每日新闻”弄错了的，因此该杂志所载像是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其实是道听途说，吠影吠声罢了。而且他武断的程度，也委实惊人！甚至硬指汪氏亲笔所书的“最后之心情”数字，也或者全自其他文献中拼凑剪辑而来。果如他所说，那中山先生的遗嘱，当年还是汪先生起草，还是汪先生撰写的，该杂志何不索性也武断一番，说这是汪先生的意思，而不是孙先生的意思呢？这一笔抹煞的本领，我不知该文作者为何如人，而玩其语气，觉大有官气存焉！也许官做久了，连写作中也不免露出了官话来也。

　　最令我失笑的事，则是说我于一九六四年二月间将遗书发表的时期，“正在中日关系因周鸿庆案闹成了外交僵局，几濒于绝裂之时，亦即法国承认中共（一月廿七日）我政府对法绝交（二月十日），中华民国国际环境最坏之时，不能不令人怀疑何以如此巧合？究竟此种用心何在？……无非打击中华民国政府‘最适当的时期’而已。……此伪造文档发表之目的，乃冀使日人相信还是他们的汪先生好。”哈哈！我发表一个历史上的文档，竟然可以发生打击中华民国政府的作用，他可以如此说，我可不能同意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会如此其脆弱，而我更不敢承认我竟会有此力量也。该文作者的捧我，颇使我太受宠若惊了。

　　我钦佩该文作者别有会心的那一份“聪明才智”，因过去凡与日本交好者，不问是否为了有利国家，一律目为“汉奸”！“正在中日关系几濒于绝裂之时”，台湾朝野，总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之情，假如遗书的发表算是“巧合”，那倒是并非打击中华民国政府，而是提醒中华民国政府。如汪先生当年“不望为釜望为薪”而与日本谈和，其至诚尚且不曾感动了日本，则今日再欲“与虎谋皮”，形势且已不逮当年，则敦睦修好，讵可得乎？语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读汪先生的遗书，是否也会有一些爽然若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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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七、追怀白骨早枯的周佛海

　　汪精卫于抗战时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在南京建立政权，不论后世将对它作怎样评论，无可讳言，这已成为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这政权，覆亡了已经二十余年，作为这个政权最重要台柱的周佛海，病死狱中，也已二十余年。对于这一个盖棺定论的人物，究竟是政治上的牺牲品；还是求荣卖国的汉奸？“身后是非谁管得”！人微言轻的我，自更不欲再有所论述了。因此，本文所要谈的，只限于他生前生活上的细节，以及我与他之间的若干琐事而又为前书中或有所未详者。

　　过去的事，一切都已成为陈迹了。回溯生平，数以千计的亲友，已先后成为异物，有些在我的记忆中，且不曾留下丝毫印象。唯独佛海，在羁旅困顿之中，在寒窗独坐之际，他的声容笑貌，依然不时萦回脑海，无限怀念，也无限悼惜。

　　佛海在外表上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而且含有浪漫的文人气息，谈话时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每当酒酣耳热，就口没遮拦，高谈阔论，谈女人与谈政治一样的起劲。有时在他的谈话中，不正经中却显出率真的性格，不脱一个书生的本色。他黑苍苍的脸，貌不惊人，加着蓬松的乱发，终年一袭长袍，显得不修边幅，却活像是三家村的一名小学教员。有谁会相信：他曾经是中共的创始人，在国民党内，竟又先后受到蒋介石、汪精卫两氏的特达之知。他写得既笨拙而又潦草的字体，连当年在汪政权发行储备票上 F.H. Chow 签名，也有似出于一个幼童之手，更有谁会相信他竟能下笔千言，写出动人的文字？

　　他以一个穷苦学生而成为风云人物，但换来的结果，却是狱室中病痛带来的凄厉呼叫；因政治而留下来的万世恶名！二十余年的时间，斯人云亡，早寒白骨，在我与他相交前后十七年中，我目击他的腾达飞黄，跻身显要；最后又凭棺一吊，眼看他埋骨荒郊。

　　一九四八年的初春，我还处身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即将刑满释放。那时我一直在暗中盘算，出狱以后将尽量往南京老虎桥去探视传说正在病中的他。不料就差这几十天的时间，竟然缘悭一面，就此永隔人天！

　　某一天的清晨，提篮桥狱室的门刚刚开锁，囚徒们在长廊中散步，狱警偷带进来的一份报纸，大家正在争着围看。这时一群读报者的惊呼声传来了，囚徒们的脑筋是特别敏锐的，知道一定在报纸上发现了什么大事，我上前去只一瞥，“大汉奸周佛海瘐毙狱中”的大字标题，映入眼帘，已清楚告诉我发生了些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再也不忍读下去了。我默默地退回监房，心里很乱，自己也不知道是悲伤还是愤激。

　　这时长廊中引起了纷纭的议论，那些议论他的人，当年自然都是佛海的同僚或者是部属，而现在则以事过境迁，便表现出前后绝大不同的态度。大部份的人不免兔死狐悲，正有梁众异（鸿志）吊陈公博诗中“逝者如斯行自念”的那一份感伤。有些人当然也对佛海这样一个人而得到如此收场，有所悼惜。但其中却不乏高声詈骂他的，有人指佛海当大权独揽之时，使其屈居下僚，未加重用，今天却同样要受缧绁之灾；也有人认为当年的高官厚禄，都是佛海强其所难，以至加重了他现在的罪责。

　　抗战胜利以后，当局说是为了整饬纪纲，因而要严办“汉奸”。不过判刑的标准，却非常简单爽脆，并不需要什么卖国的行为或犯罪的证据，只依照官阶的大小，而为量刑的轻重。大官判重刑是当然的，而只要与汪政权沾上一些关系，而又有一些财产的话，最轻也就脱不了两年半的囚禁。因此在这一群骂声中，骂得最为激昂的自然又是些过去汪政权中的达官显宦，他们忘记了过去怎样奔走营求，而此时为了生死未卜而怀着无限惶恐，骂骂佛海，自不失为发泄一肚子牢骚的最佳方法。

　　反正佛海再也不会听到这种身后是非了，而在骂声中，却使我想起了与他之间的一段谈话。佛海在汪政权中权力之大，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之外，他不但总揽了财政、金融、特务、外交等大权，也控制了一部份的军队，他创办的税警团，武器最精良，人数约达三师之众。特别是整个政权人事的任免，几乎由他一手包办，一个部会首长的更调，或一个省政府的改组，都由他预拟名单，呈送汪氏，汪氏也总是照批“如拟”。如此得心应手，尽可挑选出一些适当的人才，但他还是很不满于汪政权内的一批大小人物，有时愤慨地对我说：“你看，这些家伙都是来浑水里摸鱼的，哪里有一些国家民族的思想？有那么多的败类，我们怎样也不会搞得好的。”但是有时他却又颇陶醉于他左右对他的忠诚。

　　一天，当他又提到这一个问题时，我笑了，我说：“想不到你也与别的政治上的巨头一样，总以自己为察察为明，左右尽是最可靠的人。其实，他们恭顺的态度，满嘴：部长！总裁！佛公的尊称，以及自己怎样夸张‘政声’与文饰劣迹，竟然也会把你蒙住了，你只看到了恭顺的一面，但你看不到他们横行无忌的另一面。”他瞪着眼说：“是谁？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说：“假如我说某人如何，某人又如何时，岂不成为挟嫌攻讦？你就能偏听我的一面之辞吗？好吧！还是等有一天你不做部长，不做总裁的时候，再让你来当一个笑话听吧。假如你真要看看有些人的真面目，不妨等某一个你认为最恭顺、最卑谦、最忠实的人，当他鞠躬而退之后，你可以在窗口暗中窥察，他在招呼他的佣仆与司机时，你会看到他又是怎样的另一副神态？”

　　当然，我说的话，当时佛海是无法置信的，现在有那么多人正在诟责他、谩骂他，他自然更不会再听到了。我又在想：有些威福自恣的政治巨头，身后有谁能免于与佛海遭同一的结果？斯大林尚且要被赫鲁晓夫鞭尸，况乎他人！

　　事实上，佛海的死，也并不出我意料之外。数十年中营营役役的政治生涯，又被醇酒妇人淘空了的身体，在胜利的前一年，一次心脏病剧发的时候，医生就曾警告他：以后如仍然过分操劳，耽于酒色，或者精神上有重大刺激，旧病再复发，那就无药可医了。而在牢狱之中，他不但身体上受到种种的苦厄，尤其政治上、人情上所加给他的打击，相信即使是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也会无法再支持下去的。

　　在过去所写的内容中，有一个政治上的谜，却始终未曾打开。周之与蒋，随侍左右，朝夕不离，前后整整十年的时间，而且参密勿、司笔札，以一个黄埔教官，而两长中央民众训练部与中央宣传部，又是两个核心组织所谓“蓝衣社”与“CC”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之与汪，过去却并无丝毫渊源，在其笔下且曾有不少讥评的文字。而他终于弃蒋就汪，这到底为了什么？虽然佛海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与我谈话，向不有所隐讳，独对这一段内幕，却从未讲过，我又不便问他，佛海已死，这永远将成为历史之谜了。

　　不过，他在汪政权时代，对于蒋氏，仍不改以往尊敬的态度，不论对日本人或者在私室中密谈，总是满嘴蒋先生而不名。在汪政权的前后几年中，由秘密电台传来的嘉勉之辞，他的欣喜，且远过于汪氏的对他的推心置腹。固然这是主持军统的戴笠工作上的成就，但佛海时常在无形中流露出对蒋氏的向往之情，无论如何，决不像形式上两个敌对政权应有的立场。相信在佛海的内心上，认为胜利以后，要收拾沦陷区的乱局，当局极有可能再度加以倚重，而且，他以在过去六年中，由秘密电台以蒋氏名义发来的电报，任何任务，总是奉命唯谨，不避艰险地一一完成，他也作了策应反攻充分的准备，供给了不少情报，营救了无数重庆方面在沦陷区被日军逮捕的重要人士。他深信胜利以后，有把握地会继续他的政治生命。但佛海的心境，却又是矛盾的，对于自己今后的命运，在心理上仍存有一个绝大的阴影，他曾几次谈到这一问题，以怀疑的口气对我说：“我将来会不会成为张学良的第二？”政治本是无情的，他最后的结局，正是他的过分天真所造成。

　　周佛海为什么去蒋就汪？对这个历史上的重大关键，使我一直怀着绝大疑团。也就是说，佛海的离渝，事前曾获得过谅解或默许，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因为不但在汪政权时期，佛海对蒋氏的一片忠诚，常于无形间流露，尤其在这六年中，佛海唯一曾写给蒋氏的密函，是由我经手，而由蒋伯诚（当时蒋介石氏在上海的最高代表）交吴绍澍（上海市党部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任委员）专程带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现侨寓香港的一位许先生，前几年曾亲口告诉我：当这封信带到重庆后，在呈送给蒋氏之前，因为吴绍澍不敢冒昧上达，曾就商于他，他指点他先与陈布雷接洽再作决定，当时他曾经细读过这一封佛海的亲笔信。他说：与我书中写出的原文确是相同的。而在这一封信里，一开始就说：“职离渝经过，唯布雷知之最详，”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布雷的忠于蒋氏，是尽人皆知的，而布雷与佛海，不但很长时期，一直同事于军事委员会侍从室，而且两人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佛海离渝以后，他重庆的寓所，即由布雷迁入居住。那末，既然布雷“知之最详”，以布雷的忠于蒋氏而又是胆小谨慎的人，如此大事，自不敢不据实报告于蒋氏，则佛海又何能从容脱身之理？

　　疑问中也并非没有其他疑问，据我所知，在佛海参加汪政权的最初两年中，与重庆并无正式联络，建立秘密电台，最早也是一九四一年以后的事，正如佛海在南京高等法院的辩护状中所说：“我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按：“惩治汉奸条例”中成立罪责的条款，就是“通谋敌国，图谋不利本国。”）如其佛海离渝时未获默许，又何以早期与蒋氏的关系会中断如此之久？我所以写这一段的疑问，意在探索一个历史问题的真相，决非对盖棺论定的周佛海，为他作无谓的辩白。

　　在佛海的心理上，的确一直无限徬徨：一方面有获得“宽大”的自信；而另一方面，也常存或有万一的戒惧。胜利以后，摆在眼前的事实，使佛海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从重庆土桥以至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的待遇，法院对他死刑的宣告，其夫人杨淑慧因追逼财产而曾吞金图谋自戕的经过，都使他从迷梦中觉醒。虽然最后国民政府还是在千千万万的“汉奸”中，他是独邀特赦之恩的，但特赦的结果，不是让他出狱，而是减为终身监禁，且不说以他多病之身，还能在狱中偷生几时？更其重要的，他明白了他的一生，也从此断送了！大错已成，生趣全绝，佛海自有其必死应死之道。

　　佛海一死，其离蒋投汪之谜，将从此无人索解。现在可以这样说：如其佛海真是服膺汪氏“和平救国”的主张而毅然相从，那是患了书生的幼稚病而自取其辱；如其当局事前曾加默许，而把他当为潜伏在汪氏左右的一着棋子，这将是政治上最成功、最巧妙的一幕，是佛海虽死，尚有何遗恨之可言？

　　佛海在牢狱中所受人情上的打击，也是够沉重的。汪政权时期中，他一直以罗君强为最可信任的人，而杨惺华则以妻舅关系而成为最亲密的助手。君强是佛海的湖南同乡，好似还有一些世交关系，罗的学历并不好，曾在上海大夏大学肄业，曾否毕业已不得而知，一出校门，就跟随着佛海做事。在汪政权一人得道的现象下，君强也就红极一时。六年之间，由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起，历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安徽省长以至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他不能不说有一些聪明，也有一些才干，但是得意忘形，官僚气十足，又往往倚仗了佛海的势力，处处得罪别人，为佛海树敌。尤其那时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壁垒森严，引起明争暗斗，这一方面，君强更应负起绝大部份的责任。有时佛海也会加以申斥，而君强总是流着泪不发一言，显出一副委曲可怜相。特别因君强与李士群间的摩擦，佛海且曾贻书切责。但是在中国政坛上都有相同的现象，有挨骂资格的，定是最亲信的人物。佛海几次对我说过：“君强这家伙脾气不好，时常为我找麻烦。但他对我总是忠实的，操守上也还是廉洁的。”虽然君强的年龄，小不了佛海几岁，而不论在关系上，或佛海的心理上，早已视君强如家人子弟了。

　　至于杨惺华，是佛海夫人杨淑慧的胞弟，出身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在重庆时期，仅任道路桥梁工程方面的职务，而在汪政权中却靠了姊夫的关系，职位虽不高，但是他所任的财政部总务司长与中央信托公司副总经理两职，都是有实权的，而且又是管理钱财的。尤其中央信托公司的总经理虽是许建屏，而佛海是董事长，佛海的印章就交在惺华手里，因此权力远在建屏之上。那时惺华还是三十岁刚过的人，少年得志，又经不起人家对他的捧拍，不免有些飘飘然了。但他在佛海面前，总是“开口哥哥，闭口哥哥”表演出天真的稚气，又因为佛海是看他长大的，对别人谈到他，也照例说：“惺华这个小孩子如何如何。”他又怎样会想到他早已人细鬼大了。

　　只要看看佛海到了生死成败的关头，才会发现谁是他最亲信的人物了。胜利以后，佛海被戴笠说服，决定前往重庆，等候不可知的命运来临。这一架由沪飞渝的专机中，除了戴笠与佛海之外，丁默邨因与戴氏同为早期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处长，是由戴氏直接指定的。马骥良是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他之同机赴渝，是为了随机照料佛海，侍候他的起居。事实上，佛海真想携带的，也就是君强与惺华。日军一投降，佛海表现得非常烦乱，有时垂头丧气，默默沉思，有时又像前途还有无限光明，寄以幻想。

　　在他赴渝前的半个月中，戴笠无一日不去和他闭门密谈，使他一时深信此去会是凶少吉多，否则以他拥有的实力，总还不至于俯首就缚。君强与惺华的同去，也满以为可在他的羽翼之下而脱然无事。谁知最后的发展，竟然大谬不然。迨由渝一起转解南京，佛海被判处死刑，君强与惺华也判处了无期徒刑，佛海自然也不再是他们的靠山，过去靠他得来荣华富贵，已转眼烟云，不免由怨生恨。他们的想法，如当年不给他们以高官厚禄，何至有今日；如当时不携同赴渝，也不会遭重刑。遂视佛海如仇，从恶言相加，终至不交一语。佛海面对着如此的环境，如此的现实，又安得不旧病剧发，而卒之抱恨以终。

　　我在一九四八年的四月一日出狱了，离佛海的死，已有二三个月的时间。回家不久，就得到了他下葬的消息，我立刻赴往南京。当然，此时王侯宅第皆新主，南京早已面目全非，连所谓佛海的家，已迁至成贤街附近的一所平房里，又破又旧的建筑，陈设着简陋的家具，与他火毁后又新建不到五年的西流湾住宅相较，份外显得满目凄凉。左侧一间厢房里，是佛海的灵台，中间悬着一帧遗像，记得还是当年挂在上海居尔典路的旧照。相识遍天下，而四壁却再也看不到什么朋好的哀挽之联了。

　　下葬的那天，萧条冷落的场面，更使人伤感。葬仪一共只有三辆车，包括两辆运货卡车，一辆租来在南京市内行走的公共汽车。这一辆上载着佛海的棺木，第二辆上站满了佛海生前京沪两处私宅中的副官与杂役。自佛海飞渝，他们全被遣散后，早已另投新主，各自安身立命去了。但在这一天，却不约而同地请了假从外地赶来参加旧主的葬仪，人数约有二三十人。

　　最后一辆公共汽车是载的家属和亲友，除了家属，只有我和石顺渊（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及汪政权财政部政务次长陈之硕的夫人，亲友就是这样寥寥三人。在汪政权时期，我并不曾担任过实际职务，更不曾在佛海主持的任何单位中工作。南京的“中报”与上海的“平报”，他虽是董事长，但我是董事长兼社长与副社长，谈不到隶属关系，不过一想到原来朋友之间，会因炎凉生死而易态，当年视若神明的部属，有些系身囹圄，有些远嫌避祸，再也不敢出头露面，为了一时的感触，我特地备了一个大花圈，放在他的棺木之前，上面写着：“佛海先生千古，旧属金雄白敬挽”字样。

　　三辆汽车沿着闹市进行，没有引起一个路人的注意，不要说汪政权时代显赫的声势，就是他在夫子庙开审时，也有过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而最后的饬终之典，竟然在如此凄凉沉寂中默默地进行。他的埋骨之所是在南京近郊的永安公墓，圹穴是预先就掘好了的，但坟前没有墓碑，四周也并未种树，葬礼既没有音乐，更没有牧师或僧道为他祷祝或超渡，寂静得更可怕而可哀外，全不像是一次葬礼。佛海地下有知，又何能瞑目？

　　棺木缓缓地从平地下降至墓穴，柩夫们迅速地把泥土一铲又一铲地把它掩埋，不到一小时，一切都完成了，所有送葬的人鞠了个躬又匆匆回到了车上。一路上，我呆呆地坐着，心里不知是悲伤还是惆怅，二十年前我与他相识的经过，他后半生的遭遇，以及我与他之间的交谊，他爽朗的谈吐、热情的对人以及从政的艰辛，这一切，又都袭上了心头。真也想不到像他那样的人，竟会有这样的结局。成王败寇，未来历史上的记载，已可以预料到的。

　　这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五月间的事了。陈立夫氏在南京估衣廊创刊的“京报”，不论规模与销路，都足与国民党的唯一大报——“中央日报”相颉颃，更因为“京报”是半官性的报纸，内容与评论可获得较多的自由，创刊不久，且有凌驾中央日报而上之势。那时主持“中央日报”的是叶楚伧，两报因营业上的竞争，免不了会有磨擦，叶氏屡屡在蒋先生前，对“京报”啧有烦言，卒使光芒初露的“京报”无疾而终。就在京报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我却因一度滥竽而与周佛海开始相识。

　　“京报”原任采访主任是罗时实（佩秋，现在台湾），佩秋为CC系的核心人物之一，因陈果夫派他留学英国而将告离职，陈立夫氏就要我承乏其事。我于一九二八年春进入京报时，佩秋尚未赴英，采访部的工作，事实上仍由他负责督导，我则奉命先起草一个有关采访的整个计划，刚刚脱稿，已在三月间了。蒋先生为了慰勉东北易帜的张学良，更以冯玉祥方蛰居山西晋祠，又有蠢动之意，因此也约了阎锡山一起在北平会晤，请他转劝冯玉祥出洋。蒋氏北上之行既定，京报就派我为随节采访。

　　那次北上，蒋氏带了不少随员，有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阎系人物，时任内政部长）、熊式辉、陈布雷、周佛海等人。记得以后任军统局长的戴笠也在，不过那时还是总司令部的一名侍从副官而已。长长的一列专车，蒋氏夫妇同住在前面的一辆花车中，衔接的一辆内，就是上述各人，我与另一位记者——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王公弢，也混在其内。后边还有几辆，则载了蒋氏的副官与卫队及其它随从人员。

　　因为我们的一辆是与蒋氏的一辆相衔接的，每逢早晚，蒋氏总过来在花车的客室中与各人闲谈。一九二七年蒋氏北伐到达上海的当晚，在记者群中，我是第一个获得接见的人，以后在采访上又不时见到，他自然认识我。当他在车上第一次过来，一落座就问我车内各人是否全都认识，我指指佛海，表示不熟，他就为我介绍了，我与佛海也只相互点头微笑，初不料因此介识，就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命运。那时的佛海，其正式职务为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而更重要的则他与布雷同为蒋氏幕中的文胆。

　　胜利以后，我在上海高等法院受鞫，法官对于每一个被告，总要问他如何认识汪、陈、周等的几个汪政权中的巨头，好似当年相识，不论是否远在汪政权成立之前，早已就心怀不轨了。审我的法官是邱焕瀛，是一个十分残刻周纳的家伙，厉声问我道：“周佛海是大汉奸，你怎么会认识他的？”我照事实答道：“是蒋委员长介绍的。”他凶悍地直斥我为“胡说”！不要看法官审案时高坐堂皇，威风八面，一副大老爷的神气，其实他们在政治上，只是一名官卑职小的可怜虫，他们又哪会懂得政治上的什么。

　　在火车上的一群政要中，我虽与陈布雷因过去为新闻界的同业关系而一向相熟，但经过几天中的朝夕相处，我发觉佛海爽朗的性格，杂以戏谑的笑语，一些没有做作，很率真，反而与他较为投契。一路上，布雷、佛海、公弢与我，也总是聚在一间车房中无话不谈，有时不免彼此之间也有些争论，公弢一直帮着布雷，而我则站在佛海的一面。一天天时已经入黑了，照例蒋氏这时已经赴寝而不会再来。我们又刚刚起了其实只是玩笑的争端，其时我还只有二十五岁的年纪，想到就做，什么也没有顾忌，我与公弢正在你推我拉地扭作一团，活像真在打架，布雷与佛海则在一旁抚掌助兴。正在热闹声中，他们两人忽尔肃然起立。回头一望，蒋氏正站在门口注视我们，我们讪讪地停了手，蒋氏还笑笑说：“辛苦了，还是早些休息吧。”蒋氏去后，我们又是一场哄堂的大笑。

　　古人云：“患难见交情。”而我与佛海，却因赌博而见交情。此行抵达北平以后，总司令部包了北京饭店的两层楼作为行辕，蒋氏夫妇住在三楼，我们住在二楼。蒋氏一到，要接见许多人，出席各种欢迎宴会，并与张、阎会议，十分忙碌，反而佛海等难得有这样的清闲。佛海一生的毛病，就在酒色两字，有时朋友们劝他不宜如此放纵，他却还很得意的说：“醇酒妇人，正是男儿本色。”故都风月，本来甲于全国，所谓八大胡同的旖旎温馨，也早为有男儿本色的人向往已久。到达北平第二天的傍晚，佛海就张筵于南妓清吟小班红弟的妆阁了，我们也自然免不了随着一轰而去。

　　说来奇怪，介绍佛海去的却是一位女性。过去北平有所谓四大名记者——林白水、邵飘萍、黄远生与徐凌霄，前三人都以触怒军阀而不得善终。飘萍死后，其未亡人又把飘萍一手创办的京报复刊，延潘公弼的介弟绍昂主持编务。飘萍夫人生得颇具风华，她虽是女流，却风流不让须眉。每晚她也流连于八大胡同之间，出手豪阔，人们去开盘子，照例给现大洋二元，而她是加倍，几于所有北平的清吟小班，几乎无人不知有邵×爷其人，她所眷的名妓绿珠，俏丽妩媚，更是人间的大绝色！

　　不论上海的长三堂子或者是北平的清吟小班，在开席之前，照例以打牌为序幕，佛海是一向不赌的，布雷、公弢、与时任津浦铁路局局长的孙鹤皋及我，凑成了一桌麻雀。这一场牌局，使我惨败，一共输了我五百〇四大元，倾囊而付，还赖了人家四元的账。我所以会记得那么清楚，因这次京报派我赴平，来往乘坐的既都是蒋氏的专车，食宿又一律由总司令部供应，报社给我的五百元是作为活动费用的。五百元在一九二八年时代，不算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我于抵平的翌日，在三场麻雀上就输得一干二净。我是一向挥霍成性的人，输了倒也不觉得怎样，反而佛海却表露出一脸的歉意，主要因为新闻界中人可耻的待遇，大家都是知道的，于是佛海竟因此而感到不安。

　　回到北京饭店，佛海，布雷与我三个人一起在睡房中闲谈。佛海又提到了刚才的赌局，他问我：“你在报社中一个月有多少薪水？”我照实答复他说：“一个月一百八十元。”的确，那时一百八十元的待遇，已经算是很高很高的了。而佛海“呀”然一声说：“这样，岂非一场麻雀，就输掉了你三个月的薪金？报社中的工作既如此辛劳，何以待遇却如此菲薄？”布雷在旁，有感而说：“一百八十元还算少？前两年我任上海商报的总主笔，每月薪水只有一百元，而且还要六折支付。不得不在商业机构中担任兼职来维持生活。”到底佛海见我为他输了钱，又能坦然若无其事，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印象，我们之间的交谊，也就此建立了起来。

　　佛海不失为一个重友道而颇有人情味的人，我们在北平停留了一个星期之后，又随节南下。我辞去了京报的职务，重回上海。有一天忽然接到了一个机关用的大信封，拆开一看，原来佛海委任我做他总政治训练处的上校秘书，里面还附着一封信，说既不需到差，自更不必办公，每月的薪饷，就近由上海新生命书店送来。那时佛海正与陈果夫氏等创办新生命书店，并编印颇具水准的“新生命月刊”，佛海所写曾经风行一时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一书，也由新生命书店发行。佛海这样给我一个挂名职务，很显然是为了补偿我在北平时赌负之款，我觉得无功受禄，于心有愧，去函辞谢，而佛海坚决不许。到一九二九年我改任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时，刚值征伐阎冯的中原大战。我又奉派赴京汉线作随军记者，沿途兵荒马乱，如以平民身分远赴前线，会有无数麻烦，接受了佛海的劝告，居然军装一袭，以总司令部的上校身分抵达河南驻马店、漯河前线，得到了不少的便利。

　　说来也够奇怪的，在汪政权以前，佛海曾两度邀我投笔从政，都没有实现。而在汪政权筹备时期，与他一度长谈，即被他轻轻说服了。又在我担任记者时代，一次几乎锒铛入狱，幸而得他的解救而获免，但终因为他而参加汪政权，以至落得个身败名裂。这也许正如古人所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吧？

　　时期已记不真切是一九二八或二九年了，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叔平），坚邀佛海出任该省的建设厅长，据叔平对佛海说，已先获得蒋氏的同意，将于下一次的中央政治会议中通过任命。佛海给我一个电报，要我赶速赴京，他告诉了我这一事实，约我担任安徽全省公路局局长。我又回到上海，因从没有担任过政治工作，不能不邀请几位有经验的朋友们帮忙，班底组成了，也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但两次中政会都开过了，却并没有安徽省政府改组的消息。刚巧佛海来沪，他说：“这事已成过去，而且还碰了蒋先生的一个大钉子。”原来方振武准备有异动，早为蒋先生所觉察，他为了还想取信一时，因此自动要作为蒋氏心腹的周佛海赴皖，以示自请监视之意。故佛海向蒋氏请示时，蒋氏对他说：“你太糊涂了，你想去安徽送死？”不久之后，方振武也真被监禁在南京羊皮巷总司令部的禁闭室中了。

　　佛海除与陈布雷、邵力子、孙鹤皋等知好外，尚有不少的金兰兄弟，如熊式辉、陈调元（雪暄）等都是，其中以与陈调元的过从最密。两人都是大玩家，时常藉故连袂到上海，花天酒地，一味纵情声色。那时上海最好的旅馆是西藏路的“一品香”，他们一来，总卜居于此。我算得是上海的识途老马，只要他们一到，行装甫卸，就急急找我，每天共同流连于秦楼楚馆，他们也襄王大圆其高唐之梦。现在的所谓“小电影”，已到处皆是，那时还是当为稀世之珍，有一次佛海坚要看一看小银幕上的妖精打架，我曾付出了十担米的代价，才使他们认为大开眼界。

　　我也因佛海的关系而与陈雪暄相熟，正在此时，雪暄奉令由山东省政府主席调任安徽。在酒肉场中，最容易发生感情，雪暄以佛海的力荐，竟然要我一同赴皖，担任省政府的机要秘书兼安徽省会所在的芜湖县长。什么都说定了，陈立夫忽然来电邀我赴京，他告诉我，新任中央日报社长鲁荡平，原为阎老西的人而投靠中央的，立夫要我担任该报的采访主任，实际还兼带要我对鲁荡平暗中注意他的行动。我告诉他与陈雪暄已有约在先的事。而立夫却对我说：“你帮了这个忙，将来还怕没有官做？”因为从北伐军抵达上海与他相识起，陈氏一向待我不薄，在情不可却的情况下，我只好舍彼就此，又辜负了佛海的好意。

　　佛海帮我最大的忙，是一次脱了我的缧绁之灾。在一九三〇年（？）中央召开国民会议之时，蒋氏与胡汉民氏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症结所在，不在约法的内容而在大总统问题。我那时又改任了上海英文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与申时电讯社的驻京办事处主任，自以为在那个年龄，有朝气，有敬业乐业的精神，对于新闻的采访，有不顾一切与不避艰险的勇气。国民会议揭幕了，胡汉民氏也被软禁在南京汤山，这正是新闻记者大献身手的时候。有一天，在我所担任职务的报上，同时出现了三条触犯时忌的新闻。一条是我在汤山胡汉民囚禁的陶庐门前，拍了一张照片。门上贴有一张纸条，赫然为“奉命休养，概不见客。”“休养”岂可奉命乎？一经刊布，给予国际上的观感又如何？另一条花边新闻，虽仅寥寥数十字，我还清楚记得这样写的：“此次国民会议，除通过约法外，将讨论大总统问题。”字数虽少，却道出了国民会议的箇中真相。

　　报上另一幅最要不得的是两块电版，是胡氏在幽禁中牢骚讥讽的两首七律。为了胡氏被软禁在汤山，我们既无法见到他而又不甘放弃，只好百计另辟蹊径，想从任胡氏立法院秘书长的邵元冲口中能得到一些线索。我单枪匹马去拜访邵氏。一投刺，门房就请我在他的书房中坐候，我看到他书桌上留有两张诗稿，是胡汉民在汤山的口占，一张由邵氏笔录，而一张为胡氏的女公子木兰所写，诗里充满了愤愤不平之气。我如获至宝，不顾一切地竟然做了一次梁上君子，把两份诗稿急急的塞入了衣袋。邵氏进入书房，却并未发觉诗稿已不翼而飞，我也言不由衷地随便发问了几句，就匆匆地逃一样的离去了。这两份诗稿，一并制版在报上同时刊登了出来。

　　上海每天的报纸，照例于下午四时，运抵南京，蒋氏对舆论很注重，上海所有的大报，每天也总要亲自过目。当他发现了时事新报上竟然登出了太要不得的三则消息，不禁勃然大怒，就高呼隔室的侍从人员。那天当值的恰是佛海，他不知道蒋氏为什么无端盛怒，而蒋氏把这几段新闻指给佛海看，要他立即通知南京卫戍司令部拘捕时事新报的驻京记者。佛海知道我闯了大祸，不得不为我缓颊。他对蒋氏说：“我知道负责采访的是金××，他在北伐时期，曾尽过一些宣传之力，也从未有过越轨的言行，如在此时而拘捕一个新闻记者，也恐引起外面的揣测。是否可以让我来切实告诫他一次？”蒋氏沉吟了半晌，终于接纳了佛海的意思，也幸赖他的片言解纷，使我脱了一次大难。

　　此后佛海调任为江苏教育厅长，我又转到了潘公展创办的上海“晨报”担任采访主任。我的脱离中央日报，虽然是我自动坚辞的，但中间即夹杂了一些政治上的微妙因素。如上文所述，我的所以被邀加入中央日报，多少因中央对新任社长鲁荡平有所怀疑而要我暗中注意。但像我这样一个年轻时既暴躁而又口不择言的人，更不知所谓政治为何物，鲁荡平对我，焉有毫不觉察之理。而他对付我的手段却十分巧妙，削减了我事前谈定的薪金，目的就在迫我不安于位。我曾据实告诉陈立夫氏，他安慰我说：“不要斤斤于待遇问题，我自会补偿你的。”因此，我也只好恋栈下去。

　　而鲁荡平一计不成，却又生一计，这时正好发生阎冯大战，蒋氏亲上前线，指挥陇海路的进攻，而平汉线则由何成濬担任总指挥，鲁荡平却要我远赴河南担任这一线的随军记者。我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佛海，他认为我应该随蒋总司令任陇海一线的采访工作，因这样可与佛海他们在一起，既热闹，也可得到许多采访上的便利，他自告奋勇地打电话给鲁荡平提出这一意思。而鲁荡平答复得非常圆到，他在电话中说：“陇海线上由你帮忙，中央日报派谁去都是一样的，就因为金××能力强，所以特别要他去平汉线的。”佛海听到这样的说法，既然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就不便再说什么，而使我去作了一次死亡的行军。

　　在我出发赴豫鄂之前，鲁荡平加给我的任务，是每日拍发战讯电报、摄取前线照片、撰述长篇通讯，而又不给我译电等的助手，也且不给我应有的旅费。我问他：“不带钱去，如何能生活与活动？”他倒说得好：“我已打电报给何总指挥，你到了那里，他会指派一个助手或勤务给你。需要旅费，也由他先垫付而由中央划账。”我听他言之成理，糊里糊涂的欣然就道。抵达河南驻马店总指挥部的所在地时，何成濬刚已前进至漯河，那时我已身无分文，第二天就去看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告诉他此来的任务，并要他先借给我一些旅费。他听了我的话，发出了冷酷的笑声说：“新闻记者要津贴是见惯的，但从来没有像你那样一到就来伸手的。”我又羞又急，我说：“我不是来拿什么津贴，中央日报已先有电报给总指挥部，请垫付后再由中央划账。”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这个电报，你不必再藉词行骗了。”碰了一鼻子的灰，即使饿死他乡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

　　这里不但是炮火连天，因为那年刚值大旱，又且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而我则早已囊空如洗，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人急智生，忽然想到只有去车站上等候火车经过，找寻熟人，告贷盘费。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当天下午一列军车靠站，上车就遇到了佛海政治训练处的第二宣传大队长蒋坚忍（第一宣传大队长似为康泽），借到了五十大元，才能狼狈回抵南京。采访的任务自未完成，连一条小命也几乎送掉。见到鲁荡平时，我自然不免与他大闹一场，结果且愤而辞职。这时陈立夫方卧病在鼓楼医院，临走我没有去看他，也不想辩白，即朴被归沪。我走后，鲁荡平即振振有词地在陈氏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陈氏来书中有责怪之意，我又覆书顶撞，从此与他有过年余的时间，不通音问。

　　我在晨报工作时，一天，公展由京返沪，对我说：“立夫先生请你立刻赴京，有事面谈。”我告诉公展过去的一段经过，表示不想再去见面。公展却笑我有孩子气而太不懂政治，力劝我不要固执，在他的敦促之下，我终于赴京与陈氏见面，却不料又受到了人生途中的又一场挫折。

　　陈立夫约我见面的原因，也许因为他一手创办的“京报”，有过辉煌的成就，以人事上的磨擦，而遭中途停刊，在惋惜之余，引起了对于新闻事业的雄心与兴趣。他计划另创一家规模宏大的“民族通信社”，从全国性开始而扩展至世界性，要在中央通信社之外，别树一帜，又承他想到我而来邀约我。

　　我抵南京的当日，就在他螺丝转弯的私宅中相见，他留我一同晚饭，两人谈得很兴奋，也很和谐。他要我于一星期内把创办通讯社的整个计划草拟完成后送他参阅，并再三叮咛我要严守秘密。我回沪后如期写好，再度赴京，可是一见面，尚还没有看过计划草案，就表示已打销原意。隐约说出为了消息的泄漏而遭到了某种阻力，因此不得不胎死腹中。最奇怪的是，他把泄漏消息这一点，竟有归咎于我之意。其实在草拟计划的一周中，除公展外，我的确并未对任何人有过半点透露，他既然不想办，自属无可勉强，但在我，当时不免多少有些气愤，我愤然对他说：“好吧！你既不办，那末，就看我私人来办吧。”谈话也就在这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直到今天，再也没有与他再见过面。

　　虽然当时我夸下海口，但事出突然，又何曾有过什么办通信社的打算。从陈宅退出来后，感到不胜踌躇彷徨。忽然想到时任铁道部次长的曾仲鸣，多年来与我具有一些友谊，何妨一试。我匆匆地去看了他，只表示出要创办一家通信社的意思，请他帮忙，当然我不会告诉他过去的经过。他倒十分的爽快，竟然一口应承。几天之后，就为我筹定了经常费用，先交给了我一笔为数不算太小的开办费。

　　我自问一生从事新闻事业，除薪水与稿费外，从不曾收过以任何名义得来的馈赠，而这一次却为了负气而乞援于人，到今还觉耿耿于怀。更不幸的是，就在留京等候的几天时间内，闲着无事，每天与同业们以打牌来排遣，不料几场麻雀，把刚到手的开办费又输得一干二净。最后还是再请佛海帮忙，才把“大白新闻社”开办发稿。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不久也就关门大吉。我于心灰意懒之余，脱离了新闻界，在上海改操律师职务。由于上海情形熟悉，朋友众多，居然生意滔滔不绝。职务羁身，与佛海的交往也就日渐疏远。不久，抗战爆发了，国都也由汉口而迁往重庆，中间虽然佛海曾有来信，要我赴汉在他的中宣部内工作，由于交通不便，终于未能成行。

　　一九三九年的八月，汪精卫氏离渝赴越、发表艳电、主张和平，在河内遇刺之后，间关万里，转抵上海，佛海也与陶希圣、梅思平等来沪，帮同汪氏筹建政权。佛海命罗君强光临寒舍，约我见面，一次晤谈，就作出了参加的决定。当时我对佛海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不担任政权内的任何实际职务；

　　二、报纸不但为是非之地，我对新闻事业也早已厌倦，不愿再从事报社的工作；

　　三、过去半生，我一向为记者与律师的自由职业，放任惯了，受不了官场的拘束，这次的参加，也只能算是友谊上的帮忙，以后对我如有所不满，给一个暗示，可以随时退出，希望不要让我杂在堂下百诺的班子中，一任呼来唤去。佛海当时毫不迟疑地全部接受了。

　　以后，佛海因委托一个新闻界的朋友担任筹备工作，拟于政权建立之日，在南京发行一张报纸。不料那位朋友竟然卷了一笔巨款溜之大吉，遂使佛海有骑虎难下之势。在他的左右，也确实没有一个对办报有经验的人，最后在无可推却的情势下，不得不由我来负责。南京的“中报”与上海的“平报”，就都是我一手在千辛万苦中为他搞起来的。

　　佛海对我其他两个约定，却真能始终信守不渝。汪政权的人事大权操在佛海之手，因此每有更调，我以近水楼台之故，不时承他先来征询我的意见，尤其财政部所属的有些税务机关，人们认为都是些所谓肥缺，他几次想我去担任这方面的事，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这样的肥缺，还是留给别人吧。因为负了刮地皮的名，入宝山空手而回，将是对不起我自己；但如其因勇于为‘财’，而落得个怨声四起，那是我对不起你了。”他当时倒能一笑而罢。

　　佛海的性格，有时失之冲动，亲如杨惺华，信如罗君强，也常遭厉声斥责，但对我幸能始终保持友谊的立场。有两件事曾使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最钟爱的是他的女儿慧海，约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那时日军已败象毕呈，在日暮途穷之时，却在中国的占领地区大量搜括物资，汪政权既无力制止，也且是制止不了的。难处就在日方指这些物资是军用上必需，而汪政权对太平洋战争，又曾宣布参战，如反对供应物资，将何异为反对日人的所谓“圣战”了。佛海却给他想出了一个对付办法。日军收购物资，要以黄金来支付，以之作为中央储备银行的准备。他的理由是，如其不是这样做，势必引起通货膨胀，他将无法应付他所主持的财政与金融。日本人当然不会愚蠢得连佛海的真意也会昧然无知的，经几度交涉，依然不得要领。佛海以决绝的态度，采取了杯葛的手段。这几天不办公、也不会客，整天躲在家里连电话也一概不予接听。面对着日人的强硬，他内心上无疑是十分焦急，在这件事日人最后屈服之前，肝火自然很旺，一天不晓得为了一件什么小事，竟把这已经玉立亭亭的爱女，也痛痛地打了一顿。

　　另一件事，显得佛海的天真。那时几乎所有的税务机关，没有不是贪污横行。人们也总以为是出于佛海的授意，而由其部下来敛聚。到今天还有人对佛海的财产，作出了种种不是事实的传说。其实，佛海也真是有苦说不出，有人告诉他，某一税务机关的首长如何如何，他长长的叹一口气，而又不采取主动。有一天我问他：“你既然几次提到某人贪污，为什么不把他撤换了？”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旧的固然不好，但他做了几年，已经捞饱了，有时还能适可而止；如换一个新的，正如一个饿瘪了的臭虫，哪会见了膏血不拼命吮吸之理？”这种妙论，也只是在无可如何中的一种自我譬解。

　　他往往也会为了从某一个角度来对贪污问题作另外的看法。在胜利前不久，浙江省长项致庄有更动的消息，有人托我为他说项。我向佛海一提到这事，他说已经决定了将由丁默邨继任。我说：“项致庄过去既是 CC 系的人物，又与你为陈果夫主政时的江苏省政府老同事，几年来，他在浙江，至少操守上是被称为廉洁的，是不是可以有挽回的余地？”

　　佛海却说道：“做官而只是不要钱，那不如请个泥菩萨去，岂非连饭也不必吃了？”

　　但在佛海的内心上，代人受过，对贪污也确是深恶痛绝。当时财政部直属的箔类税局局长杨天运，不但与佛海的夫人同姓，人家因他能由财政部的参事而得此肥缺，总以为他也是佛海的妻舅，有人问这位局长与佛海的关系，他却但笑不言。事实上则是杨某的妻子，十年前早与佛海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就凭借了这一层内助，他在税局任上，敢于放胆胡为，佛海自然也听到了风声。一天，我正在他家里午饭，他吩咐副官打电话去要杨天运立刻就来。饭后他却进房睡午觉去了，我问佛海：“不是你要叫某人来吗？”他说：“我没有见过这样要钱的人，让我睡足了精神，再来痛痛地教训他一次。”我想到场面的尴尬，就先悄悄地溜走了。佛海有时的天真，类乎这种的事却例不胜举。

　　不过佛海在平时却显得很轻松，晚上八时以后，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上天下地，谈笑风生，他兴致一高，就会口不择言，说出太不雅驯的话来，他讲咸湿话，也决不像广东人那样所谓“细声讲、大声笑”地遮遮掩掩，大声讲、大声笑，毫不做作。

　　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正与日方谈判所谓“中日基本条约”，日方提出了以伪满为蓝图的条件，在我们的想像中，汪政权决无贸然成立之理，甚至会有打销的可能，佛海对此，一直表示得极为悲观。有一晚，我们都在他家里闲谈，他醉醺醺地由汪氏那里回来，一进门，就摇着头说：“组织政府，不久就要实现了，不会迟过明年四月。”

　　有人问他：“条件未成熟，为什么那样仓卒？”

　　他说：“正是这样，因为日本人在战争中感到已成泥足，因此需要由我们来促成和平。我们与日人的现状，正像男女间的苟合，当男人在迫不及待的时候，”说到这里，佛海伸出了手，把中指翘然直举，来表示所谓跃跃欲试之状；他再继续说道：“要谈条件，就在此时，而我们却先已自己褪下了亵裤，试问让他得了手，则生米已成熟饭，以后还会有什么可谈的？”他这样的又说又做，阖座在狂笑，而他却在叹息中悄然回房去了。

　　另一个笑话是关涉到汪政权中的另一位部长的艳史，这位先生，一向风流自赏，在汪政权中，他的权势也许仅次于佛海，每有重大事件，总喜欢大发宏论，俨然一个手持羽毛扇的人物。一次当他高谈阔论之后，先行离去了，大家正在研究他的意见，佛海说：“正经事不必多谈，健谈是他的积习，而他的一桩笑话，却不能不讲。在香港的时候，他不时召妓荐枕，连对不相知的妓女，也一样会喋喋不休。一次，正到了神魂飘荡的时候，无病呻吟，倒也罢了，他却不断喊出许多梦呓似的肉麻话。妓女的义务是作为一个被人泄欲的工具，她哪有兴趣来听你自作多情的废话，况且，他一口浙江土白，也实在令人难懂。当那妓女听到不耐烦时，用纯粹的粤语厉声对他说：‘你讲我唔知；我讲你唔识，丢×就丢×，讲乜！’正是落花在有意，流水无情！这在身当其境的，将如何大煞风景！而现在我以久居香港之故，总算懂得了粤语，回想这寥寥四句，犹觉如闻其声，如见其状，还不免令人绝倒。佛海在正事之余，往往会有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平时很豁达，也很风趣，而结果还是经不起太沉重、太出乎意外的打击，卒以心脏病毕命狱中！”

　　佛海在事业上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他的学识与文才，思想有条理，处事决断而敏捷，与人谈话，显得坦白而亲切，使人觉得易与接近。他一向自以为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外，肯负责、能受言，也是他的不可及处。在汪政权的六年中，像我这样既有要不得脾气而又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能始终彼此相处无间，不能不说是出于他的优容，而使我迄今仍怀有知己之感。

　　就以办报来说，佛海要我筹办的南京“中报”，创刊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即汪政权成立之日。南京有一处游乐场“大世界”，却也于那一天开张。搞这个游乐场的，是一个所谓生意白相人的潘三省。最初他是一个保险掮客，日军占领上海后，不知他怎样拉上了日本人的关系，开办了一家内河轮船公司，转眼之间就发了大财，他娶的一位太太，是上海颇有名的交际花王吉，夫唱妇随，在社会上就搞得风生水起。佛海等一批人由重庆到达上海之后，又给他交结上了。

　　他在沪西开纳路十号，布置了一处不俗的房屋，更有好厨子，每晚大吃大喝，宾至如归。舞女、妓女、交际花、女伶、电影艺员等，都应召到那里来陪酒陪睡，现在几个当年上海老牌影星，又有几人不曾在那里出入过的？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等都是常客，每晚没有事，就踅到那里，潘三省因有此关系，与人方便，也自然自己方便。在戈登路上，又开了一家赌场，益发财源滚滚。他对人谈话，一开口非公博如何，就佛海如何，更使人刮目相看了。汪政权建立之前，他以振兴南京市面为名，倚仗了这几个靠山，筹设起这一家游乐场。

　　我一向以此人为可鄙，故在“中报”创刊的翌日，就令采访部对“大世界”写一篇特写，不必有什么顾忌，要尽量予以打击。在第三天的报上，就出现了严批厉评“大世界”的文字，指它藏垢纳污、影响治安。潘三省怎样也想不到周佛海办的报纸上会有不利于他的记载，也亏他还向佛海哭诉，使佛海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找我去说：“为什么中报要对大世界攻击？”我说：“是我特别要他们写的。”他说：“那又为了什么？这样不使三省太难堪吗？”我说：“正是要他难堪。为公，这还不是歌舞升平的时候；为私，他公开向人宣传你与他亲密的行迹，以及他为你牵缰拉马的劳绩，发表这一篇，就是为你澄清这一点。”他愕然了半晌，才点点头说：“今后还是适可而止吧。”

　　又一件事是佛海在无意中对我说起梅思平一直在他面前提到平报办得不好的事。我说：“平报的确办得不好，但此时此地，我已无能为力。”那时平报也是上海的大报之一，在沦陷时期，上海发行的大报，有申报、新闻报、中华日报、国民新闻、新中国报、平报与日军机关报——新申报。平报的销路还不错，开办六个月后，就能做到收支平衡，而梅思平既未提出具体意见，笼统地在佛海那里对我指摘，就使我心里有气，我又对佛海说：“我很奇怪，梅思平是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论私人关系，他不是不认识我；更何况，平报他也是董事之一，有意见，他有权提出，也应该向我当面提出，你是平报的董事长，他偏偏要对你说，态度就显得太不光明。”

　　我从佛海那里出来回到报社，就通知编辑部，以后所有梅思平的消息，以及有关他的实业部、粮食部等的新闻，今后一概予以封锁。几天之后，刚刚思平发表了一篇实业方面的重要谈话，各报都以头条新闻刊出，而平报却一字不予登载。思平把这事告诉佛海，佛海又找我，问我不登他谈话的原因，我说：“思平不是对你说过平报办得不好吗？不好的报纸登载了他的伟论，岂非反而辱没了他？”佛海知道我还在负气，笑笑说：“好吧！你等着我如何来消释你的不满。”果然，几天之后，就收到了思平请我吃饭的请柬，那天人虽不多，却让我坐了首席，尽管席上并没有再提起这一件事，但思平表现得特别谦恭而亲切的态度，就是无形中在向我打招呼。现在想来，当年年少气盛，多少有些嚣张跋扈之状，换了别一个人，对我能如此容忍得了吗？

　　我对佛海的念念不忘，也不全是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面。在我前书中，曾经有过赴伪满大闹的经过。这事的结果，自然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极大不满。当我返抵南京后，日本宪兵司令部就奉令采取了行动，我上海的寓所被搜查，上海广播电台故意要我去广播赴满感想，却又给我谢绝了，一时面临了危险的处境，但这事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而终得安然无事，我一直不解日本何以忽然会停手的原因。直至前数年去东京时，今井武夫来看我，闲谈中提到了这一件事。

　　今井告诉我说：“你在满洲的时候，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电报，指你反满抗日，要严厉查办。我那时正担任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第二课课长，奉令负责办理。我先去看周佛海先生，详细告诉他你在‘新京’（按即长春，时为伪满首都之名）的一切，要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获得他的谅解。不料周先生对我说：‘某人所做的，也就是我所要做的，假如日军对某人要有什么行动，无异就是直接对我。’因周先生有此强硬的表示，使我们投鼠忌器，而不得不停止追查。”佛海不失为一个有血性、肯负责的人，我对他的怀念，可见也决非仅仅出于私人的交谊而已。

　　附带再谈一件小事：当“中报”创办刚刚半年，一九四〇的秋季，他又要我去上海筹备发刊平报了。那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租界以内，抗日空气非常浓厚，要去办一张宣传和平的报纸，不会得到人民的同情，也不容易有良好的发展。我对佛海说：“当年我曾与你有过不办报的约定，现在又要我去担任这一任务，一之为甚！请派别人去吧。”他说：“有人，我就不会再勉强你去。”佛海左右，也确实无办报有经验的人，我也知事实上无可推辞，我说：“那末一定要我去，我就勉为其难，关于经济方面，请你派人管理，惟报纸内容，希望你绝不要加以干预。”佛海说：“内容我自然不会干涉，你尽管放手去办，有什么事，一律由我担当。至于报社的经济，别的机构我尚且会请你代我去管，何况由你主持的报纸。你这种话，不是我不相信你，却是你太不相信我了。”佛海这样说，可能是一种手段，居高位而不颐指气使，能推心置腹，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又谁能免于得意而忘形？

　　以后平报发行了，佛海也的确遵守着他的诺言，我每个月把账目连同单据送给他，他就高高的堆在家里的写字台旁，从来不加拆阅。我忍不住问他：“即使忙，也尽可以把这些账册间或抽查一下。”他爽快地对我说：“送，是你的事；看，是我的事。我不干涉你，你也不干涉我。”

　　佛海与我，前后有十七年的交谊，我所知于他的事太多了，侈谈他在政治上的功罪是非，不为人信，也恐不为人谅。把我们之间的往事，在回忆中随便摭拾一二，加以记述，决不在炫耀我自己的微不足道的经历，只是要分析佛海的为人与他真正的性格。在淑世之季，朋友与朋友之间，就是这样的友谊，就已经太难得了，就以此文作为对一个朋友的悼念吧。

　　写这一段经过时，我又一直在想，像我这样一个平凡而渺小的人，仅因在风月场中与他谈得拢，尚且会如此推诚相与，他真会背叛国家、背叛他一向的景从者吗？如其真已竭尽其所能来完成他所接受的任务，那么既然鞠躬尽瘁，我不负人，即使含冤而死，还有什么不可以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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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八、罗君强这个“青天”大人

　　岁暮天寒，异乡飘泊，处身在不平常的时代，自会有一份说不出的心情。回念生平，交游遍于海内，而转瞬数十年的短短时光，故人十九都已谢世。许多曾经是一时风云的人物，而最后竟至不克善终，读双照楼诗，至“良友渐随千劫尽”句，不期掩卷长叹，百感萦怀。

　　在过去若干朋好中，相别已二十余年的罗君强，我总不时怀念着他。回想到当年交往之时，就有著一份复杂的感情，连我自己也无法分辨出对他是喜是恶：有时他的不测之威，使我莫名其妙地为之震悚。我钦佩他干练的一面；而又讨厌他骄妄的另一面。在他出任上海市秘书长的时候，雷厉风行，甚至有人曾称过他为“罗青天”，而在胜利之后，周佛海自己无力保护他，与他有过联络的若干重庆大员，此时却又并不支持他，于是锒铛入狱，由渝而宁而沪，不免以楚囚终其身。这二十多年来，久已不闻其音讯，假如现仍健在的话，亦已过了古稀高年了。当握笔概叙其生平之前，先遥为这一位“畏友”祝福。

　　我与君强真正做朋友的时期并不太长，就在汪政权建立前至汪政权覆亡为止，但关系却不能算太浅，不但是两度共同参加了周系（佛海）的十人组织，有着金兰之谊，又共同创办了等于汪政权机关报的南京“中报”。而且有过七个月的时间，同住一屋早夕相对；更有六年的时间，时相过从。在许多工作上，别人看来我们是最密切的搭档，但我们之间，非但始终格格不入，而且一旦卷入了政治漩涡，也就免不了会明争暗斗。

　　当然，这一切，都早已成为陈迹了。现在的所以要先为他祝福，不但为了友谊，我相信像他这样一位雄心壮志的人，如何经受得起长期的囹圄生活？精神上的打击，就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一九四九年的初秋，我离沪来港的前夕，去上海南阳路探望佛海夫人时，刚巧君强的最后一位夫人王小姐也在座。她来向佛海夫人告贷一些钱，说君强在狱中已患了肺病，想买一些药物送去给他治疗。虽然中年以后的肺病，不会立时恶化，但在狱囚绝对缺乏营养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支持二十年的时间？到今存亡莫卜，我不知他是否仍在人间？

　　我与君强的相识，还早在一九二八年。那时佛海正担任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政治训练处处长，君强当他的主任秘书，他们同住在南京明故宫旁舒家花园的一所小洋房内，佛海是从不上赌桌的，而佛海夫人却嗜麻雀如命。每天公余之暇，几个长搭子如邵力子、陈布雷、孙鹤皋（原为奉化的富商，民国十年前后，上海交易所风起云涌的时候，曾与陈果夫同为虞洽卿主持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资助国民革命有功。时正由京沪、沪杭两路局长调任为津浦路局长）以及罗君强等，总要打到深夜为止。我刚好因任上海英文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与申时电讯社的联合驻京办事处主任，有时也去到周宅，搭子不够的时候，我就凑上一脚，与君强相识，就从麻雀桌上为战友开始的。

　　君强早年的经历，我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曾进过上海大夏大学，但不敢确定曾否毕了业，所以论他的学历，却毫不足道。但因他与佛海不但为湖南同乡，而且还有较深的世谊，所以一离开学校，从北伐前的广东时代起，一直获得佛海的提携爱护。两人的年龄虽相距不远，若论交谊，佛海视他如子如侄，而在关系上，也在半师半友之间，其情形彷佛如汪精卫氏之于曾仲鸣。

　　君强在参加汪政权之前，虽然已在政治舞台上混了不少时候，但并无了不起的地位。北伐时期，随佛海任军中的政治工作。国府定都南京，宁汉分裂，佛海是中共最早创办人之一，而且中共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还被选为副委员长的人物，而终于脱离中共由汉潜逃，远走京沪。佛海在南京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政治训练处长时，即以君强为主任秘书。政治训练处干得最有声有色的一段时期，即在征伐阎冯的中原大战这一役中有较好的表现。还记得那时所属赴前线工作的两个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为康泽，第二大队长为蒋坚忍。而那时君强却已离开了政治训练处，由佛海的推荐而出任为浙江省的海宁县长了。

　　君强一生的吃亏处，在锋芒太露，树敌太多，我也曾经婉劝过他，而他还以“不遭人忌是庸才”来自炫他的才华。其次是风流成性，因此不断受到挫折，他之所以脱离政训处，就是以家庭变故而不容于佛海。本来我并不知道这事的原委，大约在民国十八、九年间，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有不稳的消息，蒋氏也已有所觉察。为了佛海是蒋氏的心腹，方振武向蒋氏请求调佛海为安徽的建设厅厅长，意在自请派人监视。当时蒋氏却一口应承了，叔平即以之转告佛海，说已得到蒋氏的同意，请他准备摒挡赴任，当时佛海也颇为意动，即着手布置人事，我也且为他所邀约之一，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新闻记者实可为而不可为，我想请你帮忙，一起到安徽去。”我说：“我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对机关的事，素来一窍不通，会有什么工作可做？”佛海道：“你帮我去处理厅里的一些文字工作；但这一位置实太清苦，兼一个安徽全省公路局长来作为调剂如何？”我说：“要帮你办秘书的事，不是有驾轻就熟的罗君强吗？”他皱皱眉头说：“他已离开我数月之久了。”我骤闻此语，不禁为之愕然，因我亲眼看到过去他们两人间如家人父子的关系。我问他：“那为了什么？”于是佛海告诉我，君强除正室之外，又纳了一位如夫人，嫡庶之间的酸风醋雨本已闹得不得开交，而君强又处理不善，他的如夫人竟因一时气忿，悬梁自尽，在南京造成了轩然大波。佛海以舆论的攻击，亦以君强如此为人，非糊涂即属荒唐，为他安排好了出任海宁县的县长后，就把他遣走了。

　　君强的风流韵事，此后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在海宁县长任内，又与他的族姑在县政府的大礼堂正式结婚。此后他调任为总司令部南昌行营秘书，再调为行政院简任秘书，都是凭借着佛海一人之力。当对日抗战发动后，不久京沪沦陷，政府也西迁武汉，君强却又风流自赏，纵情声色，又娶了一位交际场中颇为活跃的孔慧明女士，做了第四任太太。也许君强冶游的风声闹得太大，竟至上达天听，以风流罪过，竟获得了免职查办的处分。幸有陈布雷为之缓颊，始勾去了“免职”两字，才得免于不测之祸。君强不能不算有些才，而常为才累；君强也有些好色，几度又为色累。他与孔慧明女士的一段姻缘，也终于中道仳离。在安徽省长任内，续娶了一位为他抚领养女的女护士王小姐，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五任妻子，也是最后一任妻子了。

　　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君强突然到上海的寒舍过访。说来惭愧，阔别多年，见面已不相识，他自道姓名之后，才记起了这是十年前佛海家的牌友。他衔佛海之命，来邀我参加汪氏来沪领导的和平运动。这一经过，曾记述于前书中，兹不再赘。不过，当时我对佛海的再度引用君强，不免有些疑讶。因为从君强离开了政训处之后，佛海除侍从室的职务以外，还先后担任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而君强早已失去了追随的机会。为什么这时忽又成为佛海的亲信人物？

　　以后我才知道，君强在武汉，因荒纵而被惩戒，布雷的所以肯为他说情，还是推了佛海的屋乌之爱，佛海自不免对他又加深了一层反感，使两人之间，感情上益趋疏远，因此佛海由重庆随汪出走，并不曾携带君强同行。更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一天，君强和他的夫人孔慧明及我在闲谈中，君强正在侈言佛海如何对他关系之深与信任之专时，而孔慧明突然说：“周先生对我们有什么好？他离开重庆，不是完全瞒着我们吗？”这样使君强于尴尬之余，大肆咆哮，险至挥拳相向。

　　在汪政权六年之中，整个的权力集中在佛海一人身上，而汪氏却能大度优容，而在佛海的左右，君强却又成为最倚畀的心腹。这是因为佛海随汪氏由河内抵达上海以后，所有他的友好部属，都留渝未来，而重庆的特务又遍布四周，非过去有过相当渊源的人，自难加以信任。最初与佛海同来的仅有妻舅杨惺华一人，那时惺华的年龄还不过三十左右，而且是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的人，不要说没有政治经验，连社会经验也显得非常欠缺。蜀中无大将，遂使君强得以得道飞升。

　　当我两次与佛海晤见后，终于为他所说动而决定参加。并指定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为我与君强共同办事与居住之所。我与君强的友谊建立在此，此后有人因不满君强，而对我也发生过不少的误会，却也是为此。

　　汪氏于一九三九年夏到达上海以后，先住在虹口的重光堂，不久即迁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旁的一所大住宅中。这本来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沪寓，为了安全起见，令整条弄内的居民，全数他迁。弄内每一所都是独立的小洋房，就由汪氏左右较为重要人物用为居停之所。住在弄内的有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一一三六弄与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在汪政权建立前，曾一度成为和平运动两个最主要的机关。

　　佛海是住在弄内的五十九号，我与君强则同住在比邻的六十号，这是佛海为了便于联系而特意作这样安排的。君强到上海时，原住在法租界吕班路面对法国公园的吕班公寓，我则住在同路的万宜坊，相距咫尺。由于他初来人地不熟，也因为我有架老爷车还可供乘用，虽然我暗中已经参加了这一运动，但仍然在执行律师职务，除了出庭的时间以外，几乎与他终日形影不离。等到一一三六弄六十号的布置完成了，君强与他的太太孔慧明立即迁入。我最先还有些犹豫，尤其内人极力反对我蒙恶名、冒危险、而去做这傻事，阻止我离家他住。但后来我以形迹已露，上海的暗杀案件愈演愈烈，每隔几天，总有一个熟识的人陈尸街头，为了保全性命，就不得不住到有充分保护的地方，但内人始终不愿同去，因此只好由我独自移居。

　　六十号为中医殷姓的产业，一所二楼的洋房，后面也是一排二楼的小屋，下面为一间大会客室与一间餐厅。楼上有三间房，我与君强各占一室，望衡对宇而居，较大的一间，就作为我们的共同办公之所。说到下面那间大会客室，对汪政权而言，一度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曾经作为与日方交涉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的会议室。出席过会议的，汪氏方面的代表，有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人，都已作了古人，现还生存的在台湾的陶希圣，在美国的高宗武，与羁押在上海监狱的周隆庠。

　　六十号也有一个小小的庭园，但没有什么亭台花木之胜，事实上只是一片草地，因为佛海要我最先做的事，就是预定在汪政权成立日出版的南京“中报”，但那时在日军占领地区发行的报纸，只许采用以日本同盟社为主的电讯，其次为德国的海通社。而我却决定了要兼用英国的路透社与法国的哈瓦斯社的消息，于是在后园又添盖了一幢房屋，作为通报的电台，以路透社等稿件，从上海拍往南京，供“中报”的采用。

　　在汪政权的一段时间中，罗君强可称也是个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尤其在他以后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全盛时期，曾被称为“罗青天”，而君强也且居之不疑，甚至以他与佛海，自比于曾左。但是我相信，对君强的认识，因为他对我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不必做作，也不必有顾忌，一切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因此我应该较佛海认识更为真切。也就在六十号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七个月中，我们谈得太多而且也谈得很深很远。每一天晚上，不是麻雀打到天光，就是长谈直至破晓，他把心里隐藏的一切，毫不讳饰地向我倾吐无余。那时他还不曾想到以后会有那样飞跃的进展，所以说话更毫不保留，遂使我如得见其肺腑，这可能就是以后不能和他和好相处之故；也始终成为我心理上的真正“畏友”的基本原因。

　　假如没有利害关系夹杂在内，君强倒并不是一位不可交的朋友。在我们初初迁入一一三六弄的时候，并无多大的事情可做；也尽管政治暗杀事件已经不断发生，但君强那时的地位，还不是一个主要的目标，而且在上海也很少人会认识他。因此，我们还有出外到处流连的雅兴。我不否认是上海风月场中的识途老马，这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他的义务向导，几家所谓“贵族屠门”，就时常有我们的踪迹，有时在看“妖精打架”的真人表演时，君强总不肯后人，拉了一张椅子，坐到最靠近“火线”的边缘，屏息静气地观看两人的肉搏。

　　有一次，我同他和另外一位朋友到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去跳茶舞，那里我有不少相熟的舞女，舞罢，拉了她们一起去晚饭。这三位舞娘是胡弟弟、杜爱美和朱玉英，不料三杯落肚，她们竟然嚎啕痛哭，诉说她们做舞女的惨况。其实非但这三位还是红舞女，而且当时的舞客，都还要保持出一些绅士的风度，出手爽，举动也还不会失之粗卤，她们的哭，不过在吃一行怨一行中一时的感触而已。不料君强也居然陪着她们涕泗滂沱，伤心欲绝。我发觉他是一个属于神经质的人，也以为他在本质上还不失其富有同情心的人。

　　佛海给我们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招兵买马。既然“和平运动”的最后目的在建立政权，不得不在上海就地取材，作为未来的班底。一一三六弄无疑使人会望而却步的地方，于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租赁了一层公寓，为接洽的地点，那里挂了一个艺文研究社的招牌。那是佛海在汉口任中宣部长时代，与陶希圣曾合办的一个宣传抗战的学术机构，这时就假用了这一旧日的名称。佛海委君强为总秘书，我为总干事，开始向熟识的朋友拉拢。反正政治这东西不论是真是伪，也不问什么主义与政策，有利禄，就会有人钻营，不招自来的，或辗转托人介绍而来投效的，就颇不乏人。入社的手续十分简单，写一张履历片，再填一份志愿书，由我持请佛海加批，批准加入以后，每个月不必担任任何工作，即可坐享厚薪。现在想来，这是十分危险的事，由于我毫无政治工作经验，更不知道特务工作人员的无孔不入，并不经过调查，就来者不拒，概予录用。这其间自然鱼龙混杂，各有其不可告人之目的。以后发现的，就有红帮领袖徐朗西介绍而来的程克祥、彭寿、彭盛木三人，是道地的军统份子。当时能不出大乱子已算得十分侥天之幸了。

　　君强在这一时期，态度很好，他专心于包围周佛海，以图再获得周氏对他的信任。佛海发动筹备在南京出版的“中报”，虽然名义上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但他从不对我干预。因他正忙着江湾开办的中央军官训练学校政训处长的职务。直到林柏生向我提出希望把“中报”改名为“中央日报”时，由于他的从中破坏，使我与柏生之间，有了很大的芥蒂，但君强却因此种下了此后飞黄腾达之因。

　　依常情而论，既要建立政权，自应有一张政府的机关报纸。南京在沦陷以后的“维新政府”时期，就出版了由老报人秦墨哂主持的“南京新报”，这是南京当时唯一的报纸。汪政权在上海筹备时期的中央宣传部长是陶希圣，副部长为林柏生，如某南京有一张新报纸出版，名为“中央日报”而由中宣部管辖，自是顺理成章之事。林柏生所以会与我谈，因为“中报”是我在负责筹备，加之柏生在上海办“中华日报”时，我帮过他一些小忙，也产生了一些友谊。所以柏生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只要一提出自无不予接受之理，所以就由柏生来与我商量。

　　当柏生与我谈过之后，我即以之转告佛海，他倒是毫无成见，认为怎样都可以。本来事情已告一段落，但我也不得不再征求君强的同意，把柏生与佛海的意思都告诉了他。不料君强却大表反对，理由很简单，以为我们辛苦筹备，从房屋、机器、铜模、铅字以及全部工作人员，都已万事齐备，而忽然要由中宣部来坐享其成，哪有这样便宜之事，于是坚决予以反对，并致书陶希圣大事诟责。这却使柏生对我发生了很大的误会。并且由于以后事态的不断演变，于是六年之间，一直有“公馆派”与“CC系”间的暗中磨擦，君强也成为在这一局中派系纠纷的始作俑者。

　　但是，为了这一件区区小事，却使君强因祸得福。因为“中报”的事，刚发生在陶希圣、高宗武出走之前不久，也正值紧锣密鼓在安排政权建立后的人事之时。一天，在汪邸召开会议，以决定各院部的人事支配。在会议席上，汪夫人陈璧君先提出了陶、高出走的事，颇多惋惜之辞，汪夫人且认为陶氏之所以去港，是完全为君强一函所逼走。

　　会议接着就商量到政权的人事问题。原定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外，还兼军事委员会的政治训练部部长，佛海以君强从事这项工作有年，推荐为公博之助，而公博摇摇头说：“君强的这份脾气，我不敢领教。”为了汪夫人正在盛怒之下，佛海就不敢为他有所解释。以后各院部的人选，均已决定，最后只留得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一缺。本来内定由汪曼云或蔡洪田担任，而两人都认为这是无事可为的冷衙门，婉辞不就，而一时又无适当人选。忽然汪夫人起立说：“反正边疆委员会与其他各部会都无关系，不如就让罗君强关门去做他的皇帝吧！”一言九鼎，就为君强铺平了一条坦途。因为边疆委员会虽确然无事可做，但论官阶，却是特任。君强求为简任的政治训练部次长不可得，不料人弃我取，从此竟然在汪政权中脱颖而出，为部长、为省长，得心应手，八面威风，实非其始料之所及也。

　　也不能不说君强是搞政治的能手，他能翻云覆雨，无中生有。他知道因过去的若干作为，已失去了佛海对他的充分信任，于是给他想出了一项两面手法，而且这手法显得十分巧妙。他向佛海进言，说他负的责任太重，方面又太多，需要与各单位的人做到手臂相连，才能指挥如意，尤其现在来参加的，过去与他都缺乏深厚的渊源，应当设法拉拢，集中人材。他建议选择十个人，以金兰的形式，作为佛海的核心组织，将来把十个人安排为十部的次长，使部部有耳目，人人肯出力。佛海觉得君强处处为他关心，而且佛海过去就是军统与CC的负责人之一，搞惯小团体，自然欣然应允。君强开定了二十多人的名单，送给佛海圈定了易次乾、耿嘉基、罗君强、汪曼云、蔡洪田、章正范、周乐山、张仲寰、戴策及我，成立了第一次的十人组织。不过君强一手组成这样的小团体，是有其讨好佛海以外的其他作用的，一方面拟挟周以自重，使组织中之十人归其支配；另一方面，以十人的团体来向佛海显示其重要。

　　但这一个十人组织的组成分子，既显得分量不够，而其间除君强及易次乾与佛海有不太深的直接关系而外，张仲寰与周乐山为君强的大夏大学的同学，耿嘉基系我所拉拢，汪曼云与蔡洪田则为原上海市党部委员，章正范从佛海到沪后，任与上海新闻界联络工作，都与佛海过去并无关系，戴策则属于褚民谊系。这样杂凑而成，本不为佛海所满意，以后周乐山因不堪君强与丁默邨的压迫，愤而离沪，且临走发表宣言，丑诋汪氏，于是这第一次的十人组织，不久即无形停顿。

　　君强又再接再厉，至一九四〇年的年杪，重加改组，除君强与蔡洪田、汪曼云及我四人外，由李士群、周学昌、戴英夫、沈尔乔、朱朴、王敏中六人代替旧有份子。其中李士群以土肥原关系而参加“和运”，周学昌在抗战前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时已与佛海相识，戴英夫本为丁默邨系，沈尔乔为傅式说系，朱朴原为公馆派，王敏中则与梅思平为襟兄弟。这样，原以为吸收了各个实力派的份子的加入，可以声气相通了。无如意见纷歧，本是知识份子的通病，何况君强自己就说过：“中国人的习性，有了三个人，就会分成两派。”这个第二次的周系十人组织，非但始终不曾发生过任何作用，而以君强与士群之间却因权力上的冲突，凶终隙末，出以生死斗争，士群虽因此而曾飞黄腾达，也因此而终于断送了生命。

　　这个第二次十人组织，君强内中有其很妙的安排。固然因为佛海与丁默邨之间常常发生意见，而君强的对默邨攻击尤烈，他拉进戴英夫，就是为了探听默邨方面的消息。至于默邨与士群之间，更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因为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的这个特工总部，本是在汪氏到沪前由士群一手所建立，但论过去的历史，默邨曾任中统的第二处长，且与以后军统的实际负责人戴笠有同等资格。而士群在重庆时，不过是中统的一位中尉级的人物。因此默邨一到上海，就成为七十六号的主任，士群反而屈居为副手。一山岂能容两虎？两人之间早有不两立之势。君强处心积虑要拉士群加入十人组织，固然因为他拥有特工的实力，也用以打击默邨。

　　最初，君强对士群真是竭力交欢。几乎每一天晚上，都拉着我去七十六号，非聊天、即打牌，谈笑风生，一时有水乳交融之状。以士群来说，那时羽毛未丰，也希望有个坚强的靠山，因此双方一拍即合，连第二次十人组织等于歃血为盟的仪式，也就在七十六号内举行。而且依照原定计划，这个组织中的十个人，每一人要再吸收十位，作为次一级的嫡系份子，但以后除了士群曾经在七十六号与他的亲信干部有过同样组织外，其他各人，全未实行原定计划。甚至佛海也因为有了这个组织，反而增添了不少麻烦，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渐渐失去了兴趣，此后口头上的绝不再提，可知其心理上也早把这一个组织摒弃了。

　　到一九四〇年的二月杪，我带领了“中报”全体人员前往南京。因为汪政权已决定于三月三十日以还都名义宣告成立，“中报”预定于同一日出版，要于事前试版，俾作好充分的准备。创刊一张大报，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在那时我在新闻界已混了将近二十年，一些浅薄的知识与经验，最多也仅限于编辑部方面，一旦要统筹全局，就感到才力不胜，自己毫无信心。君强对报纸更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廖化作先锋，也只好由我来独任其难了。尤其“中报”是患上了先天不足的重症。因为佛海一到上海，曾拨出过一笔为数不菲的开办费，却给一位自告奋勇而最早负责筹备的朋友卷走了。我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又却不过佛海的情面而勉为其难。当我接手以后，所能筹划的经费很不充裕，有限的钱而既要在南京朱雀路自建社屋，又要购买印刷机、铸字机、铅字、铜模、制版机、白报纸等，一切就非出以精打细算不可。因此在先天的不足之外，又形成了后天失调。

　　最困难的还是在延揽熟手的各部份工作人员方面。报馆工作辛劳而待遇低微，尤其在那时的非常状态下，除了要背“汉奸”之名，还要冒生命之险，试问又有谁愿来吃这碗苦饭？也尽管上海执新闻界的朋友，我与他们十九都相识，而我又雅不欲强人所难。还幸而淞沪沦陷以后，如时报、时事新报、中华日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许多大报，都停刊已久，长时期的失业，为了生活，不少朋友就不顾一切地应邀参加了，这样，一个班子，也总算能在不用一个外行的情况下而凑成了。

　　那时，我非但年少气盛，又且过于好胜，不免失之操切。为“中报”担任总编辑的是褚保衡兄，他有数十年的经验，有熟练的编辑技术，先后主持过时事新报、国际日报等编务，在新闻界是一个知名人士。编副刊的是以后写《秋海棠》得名的秦瘦鸥，都是当时报界中的佼佼者。可是就在试办期内，保衡正迷恋着秦淮歌女王玉琴，第一第二两晚，迟至午夜还不见总编辑驾到，派人追寻，才没精打采而来。据传来的消息，他又已应承林柏生而将担任宣传部的新闻司司长。我知已无可再留，遂毅然把他解职了。瘦鸥的文笔，应该是不坏的，可是第一天他所写副刊“中流”的开场白，竟然写得不知所云，我竟然当晚就请他离职了。其余如创造社三杰之一的张资平，为“中报”写长篇小说，我又认为内容不能满意而予以腰斩了。这一切，都出于我一人的独断独行。君强居社长之名而无社长之实，也就难怪他会对我心怀不满。况且他还定出了许多衙门式的清规戒律，如他来社时，要全体职工起立之类，我又认为这决不宜行之于文化机关；也且不应施之于文化人而予以拒绝。因此君强对我，渐有去之为快之意。

　　有人告诉我，君强拉拢了他的左右三十余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名叫“力行社”，目的就是为了要对付我。最初我不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毫不足道的人，何必杀鸡而用牛刀，要这样大动干戈，但后来却从别的方面证实了确有其事。我一时又沉不住气，也出以十分幼稚的举动，在“中报”上写了一篇短评，揭露其事，虽并不明言为某人某事，而一开始就写着“有些人想借团体之‘力’、‘行’其鬼蜮。”把“力行”两字嵌入了文内，事实上已说得很明显。这对君强而言，无疑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向佛海投诉，指我过分跋扈。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佛海查明了事实，乃召集“力行社”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训话，勒令解散，并告诫不得再对我有其他行动。这样的结果，君强自心有不甘，而又不敢与佛海抗争，终于不久之后，另起炉灶，委于肇诒另外创刊了一张名叫“京报”的小型日报，这足以反映出他内心已加深了对我的恶感。

　　当然，君强对我的敌视，也不仅为了“中报”一端。他要在佛海左右包办一切，任何人得受他的支配，而我偏是一个不受羁勒的人，有事自然都直接去与佛海商办。其实，我从无野心，更从不曾要在这样一个局面中有过任何打算，但君强则以为我是他的劲敌，处心积虑要给我以打击。

　　其次，说来惭愧，当我们同住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时候，还发生过有类于水浒传上杨雄与石秀的故事。君强夫妇之间，我一开始就发觉他们并不和睦。他的那位太太，说话有些口没遮拦，举动上有时也显得充满神经质，我们在背后索性就称她为“十三点”。有过几次，君强把她压在床上，挥拳痛打，第一次惨厉的呼救声惊动了住在对房的我，不能不进去劝解，而君强却铁青着脸对我说：“这是我的家事，你不要来管。”话说到这样，我也只好逡巡退出。但我从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何事，抑且以后见怪不怪，也总是袖手作旁观了。

　　有一天，君强外出了，他那位太太静坐在房里，默默地似乎正陷入沉思之中，听到我的脚步声走过，才瞿然惊觉，向我招招手，要我进去，竟流着泪对我说：“金先生，好不好请你帮一个忙？罗先生买给我的一点首饰，我私下与人合做生意因亏本而押光了。假如有一天给他发觉的话，我耽心真会给他打死的，可否请你借一些钱给我，去取回那一批饰物，更千万不要告诉罗先生。”经我一追问，所需要的数目却又不少。虽然她并没有说出是和谁合作做生意，但我可以确定这必然是朱二少爷的花样。

　　一一三六弄原是一个禁卫森严之地，外面的人是绝对不许随便出入的。但在我与君强同住的六十号中，有一个人是例外，他以一个局外人而可以任意来往，那人就是所谓朱二少爷了。他是杨惺华交通大学的同学，他的祖父曾是上海洋场中尽人皆知的钜商，与以后的虞洽卿后先辉映。因惺华的关系而介识了罗君强，君强认为他是名门之后，居然另眼相看。但这一位风度翩翩，而又能舌粲莲花知道趋奉的人，行为却很不妥当，特别在女人方面，就有过很多传言。他的成为六十号的常客，不论从任何方面说，都不太妥当，不过我一直隐忍而无从劝告。忽然有一次，我与惺华同车从上海到南京，车中无聊闲谈，就提到了这位朱二少爷。惺华告诉我说：“我后悔把他带进了一一三六弄来，虽然他是我的同学，又是朱××的孙子，但他的行为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有一天，他与我坐车去看一个朋友，我因先要回家去拿一样东西，就留他在我车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回来了，谁会想到我留在车中公事包内的现钞，竟全部被窃了，不是他还会有谁？”

　　听到了惺华的话，我愈觉得这个人问题太大了，以我与君强的交谊，实在不忍再不告诉他，问题仅在如何不至伤害到他们夫妇的感情。刚巧事隔几日，君强将随佛海等去参加与临时、维新两组织举行的临时会议，几个朋友就在他启程的当晚，在六十号为他饯行。在终席之前，我拉了他一把说，我有点事想单独与你一谈。我们就避开了别人上楼去，我就把惺华告诉我有关朱二少爷的事转述了一遍，我说：“这里是一个政治机关的所在地，而让一个不相干的人随意进进出出，这责任似乎太大了。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君强是一个十分机伶的人，一听到我的话，面上就变得铁青，气吼吼地直冲下楼，大声吩咐副官们说：“以后不许朱二少爷再来，谁再放他进来，我就会杀谁的头！”说完又转过头向他的太太说：“金先生明天要去南京，你和他同去，在我离沪期间，不许你留在上海。”我看到他太太也立时变色了，向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她一定以为我已把首饰的事告诉了君强，或者说的还不止饰物的这一件事。

　　第二天，我上车去南京之前，打了个电话给君强太太，她拒绝与我同去南京，而且语气之间，显得怒气未消。等君强由青岛回来后不久，对我态度也大变，据别人告诉我，君强说我看不起他的太太，也就是为了看不起他之故，因此不可能再继续做朋友。虽然在形式上并未绝交，此后却永留芥蒂，我们之间终是落落寡合。直至事隔五年他们离婚之后，在重提当年的旧事时，我才将详细经过向他说明，难得他还向我表示了歉意，但事过境迁，毕竟太迟了，五年中的种种纠纷，竟然泰半由此而起。

　　罗君强手段毒辣，视杀人如无物，他自己说，这是他充当南昌行营秘书时公事批惯了，在无形中所养成的。他对待我在形迹方面，以别人看来也许会觉得异常亲热，活像是两个一鼻孔出气的搭档，特别在大庭广众之间，他常常表演出与我有一份十分深厚感情的样子，不要说周系以外的人因此对我有所误解，连李士群身前死后，都曾使我为了君强而受窘。

　　当罗君强与李士群开始交恶的时候，刚好我到广州以代表团团长身分出席“东亚新闻记者大会”，事前我并不知道罗李之间，已演变到生死斗争的阶段。当我正在参加会议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君强的来电，电文很简单，寥寥“要事待商，会毕速返”八个字，我接电后莫名其妙，不知出了什么岔子。本来大会闭幕后，还有去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故居等一连串节目，为此，我只好提前回沪，当天即赶往南京。君强一见我就提出了许多士群的不是处，表面上指他非但不再接受佛海的命令，而且有反抗的意思，他激昂的态度像真是为了佛海；不过说来说去，归根结柢，还是两人间权力上的冲突而已。君强要我参加他的反李阵营，共同对付，而我却断然拒绝了，我反而劝告他，千万不要再蹈洪杨内讧的覆辙，有问题，应该开诚布公地商量，不宜意气用事。而君强却认我有坦李之嫌，弄得不欢而散。

　　第二天我又匆匆搭车赶回上海，正在车厢中静坐阅报，有人向我肩头一拍，回头一看，原来是士群与汪曼云。他邀我到他的包房中去，一坐定，士群就板起了面孔向我说：“你好！从广州赶回来就与君强闭门密谈，竟想合谋对付我！而我也只好对你不客气了。”我哈哈一笑道：“你太看不起你自己了，既是警政部长，又是江苏省长，还兼着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有特工、又有军队，大权在握，试问像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勇的人，你竟还怕我会对付你吗？”士群道：“不要赖了，昨天你与君强鬼鬼祟祟地谈了一天，还说不是为了对付我？”我道：“我又代你惭愧，作为一个特工领袖，情报却如此不灵，亏你对待一个朋友竟然不问情由，摆出那样大的威风来。”士群道：“那你对我与君强的事，是取怎样一个态度？”我说：“我不问谁的是非曲直，但我有两个原则：第一、你还记得歃血为盟的一幕吗？这为了什么？因此，我要说：如其你还是拥周的话，那么我们是弟兄；你如不拥周了，我们只留得朋友的关系，但如你反周了，那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其次，我反对自相残杀，我也不参加任何一方从事自相残杀的行动。”

　　假如我这几句话是对君强说的，相信他会老羞成怒了，而士群却又在我肩头一拍说：“好！你有种！我们还是弟兄，不过请你转告周先生，就是希望痛快一些给钱，我并无反他的意思。”经过了这一场戏剧化的场面，以后我与士群之间，反而彼此增深了一层认识，但他的左右、连他的太太在内，仍然认为我是参加君强方面的一切活动的。

　　士群最后终于惨遭毒死了，他在初丧时期，我并没有去吊，但其他所谓十弟兄中的八位，除汪曼云外，也一个也并没有去。曼云做人，看来好似十分圆到，但在罗李斗争中，却处在夹缝中落得个两面不讨好，连佛海也受了君强的影响，认为他已与士群沆瀣一气，而士群则又疑心他暗中在为佛海侦察动静。到了五七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去吊唁，情义上太讲不过去，但如我一去，相信又会引致君强的不满。但我还是为了要无愧于对一个已死的朋友，不顾一切，从南京特地赶往苏州。

　　那时，士群的棺木仍然停放在苏州家中的大厅上，大批僧众正在做佛事。事前我还恐引起误会，弄成尴尬局面，特地约了与士群关系较深的汪曼云与黄敬斋两人陪着我去。因为曼云正做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兼清乡事务局长，敬斋则是士群主政的江苏省政府的秘书长。我进入李宅，在灵前行礼之后，方才落座，士群夫人叶吉卿女士，一身缟素，挂着两行泪痕，就怒冲冲地走到我面前，手指直指着我，一面哭，一面骂道：“你们这批狼心狗肺的家伙！害死了我丈夫，还不够开心？再特地要来看看我们孤儿寡妇的惨状。请你告诉罗君强与周佛海，难道你们是不死的？我看你们将来将会怎样一个死法！”这样唠唠叨叨地骂了一个多钟头，对着一个伤心欲绝的朋友遗孀，我不好辩，又不好走，她一定以为我真在学柴桑口吊孝的一幕。好不容易给曼云与敬斋把她劝停了，我才能狼狈离开，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尴尬场面。

　　而且，士群夫人以后非但不曾对我谅解，反而误会越弄越深。我在上海发刊过一张小型日报的“海报”，其实是专谈风月不问政治的刊物，而写稿人中间，有几位是笔下毫不留情的，如唐大郎，不知骂过我几多朋友，害得我一直向人打躬作揖到处陪罪。又如平襟亚，骂人的尖酸刻薄，有笔如刀。一次他写了一篇“海上两富孀”，就是指士群夫人与吴四宝太太佘爱珍的，看了题目，内容就可想而知。其实从“平报”与“海报”的创刊，我整整有一年的时间，一直住在报社里，足迹不出大门一步，以后基础立定了，我又忙于其他的俗务，就不常去，稿件刊出前，十九都未曾经我寓目，甚至襟亚还写过一篇“云楼两豪客”，那是指的我与陈彬龢两人。云楼是那时上海最大的国际饭店十八楼的一间西餐厅，布置最豪华，价格也最昂贵，我与彬龢确是那里的常客。问题在于我与彬龢都是当时“上海市民节约会的副会长”（会长是上海号称“三老”之一的闻兰亭），节约会副会长而如此奢华浪费，当然是极大的讽刺，但我抚心自问，文中所写，确然并不曾冤枉我，尽管这一篇稿刊载在我一手创办的“海报”上，而我还可一笑置之。但士群夫人她们如何能有所谅解？到今天，这两位一提起我，仍然会切齿痛骂。

　　人们是这样看我对君强的关系；而君强的对我，却不断在步步进逼，他显然并不蓄意要如对付士群那样的对付我，其真正的目的，似在用压迫的手段来要我向他降服而为他所用。而我正在朝不保暮的危险时刻，君强又准备给我以致命的打击。

　　丁默邨于抗战以前，曾在上海为中统工作时，还办过一张小型报，这时又有了办报的雅兴，他收买了业已停刊的“文汇报”，预备改名出版，不料为他负责筹备的穆时英与刘吶鸥，先后为重庆的特务暗杀身死，因之接收了一年多时间，一直无法出版，他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无条件地送给了周佛海。佛海因为“中报”创刊半年，居然销路蒸蒸日上，已迫使“南京新报”停刊，因此并未征求我的意见，而欣然加以接受。等他约我去谈话时，不但已成定局，而又委我负起实际责任来筹备发刊。佛海左右，也实在并无一个曾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因此使我无可推诿。南京“中报”本来想取名中央日报的，因我认为官气太重而用了其中的一个字。中之为义，有不偏不倚之意，也还说得过去。上海的那家报纸，他提议称为“和平日报”，而我又以为“和平”是一时的政策，而且政治色彩太浓，取“持平”之意，而又把它缩成为“平报”。

　　事情决定之后，第一要布置人事问题，而我一向主张，从事一项专业，决不可任用一个外行。回到“中报”，就立即召开了一次社务会议，在会议中，我宣布了将来再接再厉，去上海开办“平报”，询问有无人愿意与我同去的。不料全社的职工，一听到要去上海办报，等于是去送死，就面面相觑，全室鸦雀无声，连工人在内，竟没有一个敢于自告奋勇的。

　　当然，我自不便勉强他们去冒生命的危险，因为“平报”的社址，位于上海最繁盛而环境又最复杂的福州路（四马路），是租赁了一所三层楼的市房，穆时英与刘吶鸥轻易被人取了性命，虽发生的地点不在社内，但负责人的成为目标，自毫无疑义。我为了朋友而不得不去，因此单枪匹马，决与死神作一次搏斗。

　　我接手的“平报”，使我吃惊，地方是那样地湫隘，设备是那样地简陋，而且除几个留守的事务人员外，没有一个懂得编写的人。那架报社生命线的印刷机，又是向一家日文报纸买下来三十年前的旧货，而且还是一架平版机，没有一副铜模，没有一架铸字机，残缺不全的铅字，使我一见而啼笑皆非。

　　“平报”的社长一职，佛海还是委了罗君强，而我则仍居副社长的名义，由于人手缺乏，我还兼任了总编辑与总经理；也许那是一个太危险的地点，所以身为社长的罗君强，连一次也未曾来过。晚上九时，我要处理编辑部工作，直至破晓前五时，等第一张报纸印成经我覆核后，始能就寝。但上午九时，又得起身处理经理部发行、广告等各项业务。在一九四一年的整整一年中，报社受过两次掷炸弹与一次纵火的事件，那时我几于终年不出大门一步，食于此、宿于此、工作于此、办公桌旁边的一张藏满臭虫的破沙发，就是我的卧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精力的充沛，也值得自慰而自豪。

　　正在我随时可以毕命的时候，君强不同情我，反而在布置着对我作进一步的打击。因为我不在南京，他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召集了“中报”全体高级职员到他颐和路一号的南京寓处，关上了门，不许自由离去。他正颜厉色的告诉他们，他已掌握了我在“中报”的舞弊资料，要“中报”的同事自己坦白出与我串谋的详情。不错，“中报”一切都是我从头做起的，从建造社屋以及采购机器纸张，曾经用了不少钱，如其我稍不自爱的话，也的确大有油水可捞，这就无怪君强要认我一定已经捞饱了的。君强甚至用了威胁利诱的手段，说揭发我舞弊情事的，将会给以优缺，但如坚持为我隐饰，则将送往法院究办。这一天，从下午四时一直逼到晚上十一时，因各人必须回报社工作，才于无结果中而散。

　　“中报”的事情方了，“平报”的事却又发生了。一天佛海找我去，笑着说：“君强这家伙总不能与人好好相处，为什么他常要在我的面前说你的坏话？昨天他又来对我说：‘雄白经办“平报”，表面上不支薪，不受车马费与交际费，事实上暗中的收入却不少，买白报纸，洋行照例送回佣，余下来出卖的“白破”（指不能用在卷筒机上有些残破的白报纸，还可以切小了出售），每月的数目也可观。’他对你无的放矢，岂非可笑？”我对佛海说：“我很佩服君强的消息十分灵通，他说的却全是事实。不过，我想让你知道这两年的数目究有多少，我去取账簿来给你过一下目。”说完，就匆匆赶回“平报”，携着我一本私人的小账簿，交给佛海，他一面看，一面不住了的皱着眉摇头叹息了。

　　原来，买大批白报纸，洋行于事后必然以回佣送给经手人，白破每个月也总有不少出售。这两项收入，都没有归入报社的公账。我之所以如此，鉴于报社的待遇过分清苦，尤其在“平报”服务，还要冒生命危险，职工中遇有疾病婚丧等事，或逢年节，应当有调剂的方法。但如一入了公账，一定要一视同人。我把这笔钱暗中要作为津贴特别出力的部份职工。因此在那本小账簿上，既写明了回佣与白破的收入，而在支出项下，也由职工领款后，分别签名于数字之下。因此，我可以不必用言辞解释，而使佛海得了然于胸。

　　政治舞台上的彼此攻击磨擦，实在是一件大丑太丑的事，正有同于婢妾争宠，无端诟谇。我同君强关系的划分，却得力于李士群、朱朴之两兄的为我代抱不平。从一九四〇年二月起，我虽已离开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于经办“中报”与“平报”期间，不再住在那里，但那间卧室一直还是如常地保留着。君强却事前并未通知我，就把我的行李搬至后楼的一间小室，那里本来是副官佣仆居住之所。在我，既早已决心不再去住，倒是毫无所谓，而李朱两兄去对佛海说：“君强这样做法，是逼着他住在‘平报’，如此危险之地，他是否意欲送他的性命？”佛海听了非常愤怒，约我去要我住到隔邻他的家里，当时我声明为了工作上的便利，非住在报社不可，这事与君强毫不相干。而佛海还是决定了要君强退出“平报”，专主“中报”，而由我担任“平报”社长，这样使我与君强之间，从此划清了界限，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磨擦。

　　君强为人，有时显得器小易盈，流于浅薄。他的帮助佛海，却又常常为佛海树敌，而添给他以不少麻烦。而君强的对待部下，约束得非常严厉，要求得也非常苛刻，除了他的堂弟罗光煦外，蔡羹舜、唐建侯、葛伟昶、彭望轼等都成为他的死党。他本来生得面白无须，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格外显得脸上又青又白，煞是可畏。梁众异氏在狱中临命前说：“世界上最肮脏而又为男人最喜欢的两件事，就是政治与女人的生殖器。”君强不愧为一个男人，所以对这两件事也最感兴趣，其他友谊等等，都不在他考虑之列。我与他两人私室对谈的时候最多，常常风花雪月，谈得兴致淋漓，但一涉到正事，尤其在他权力范围以内的事，如有一些人情上的请托，君强就立刻会收敛起笑容，突然面罩重霜，一口拒绝，假如再加多讲几句，他就会说：“本来对这事还可以马虎办，既然有人帮忙，那我不客气，就不得不重办了。”君强这种令人畏惧的性格，可以用下列两件事实为例：

　　当他任司法行政部部长时代，上海发生过一件藉法律来敲诈的案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喉科中医朱紫云，以行医致富，有一个小孩因喉病请他去诊治，朱紫云为他在喉部划了一刀，几天以后，这小孩不幸死了。病者的家长，一经别人的撺掇，因为朱紫云有钱，就想用控告他业务上的过失杀人罪来达到敲诈的目的。我当时正恢复执行律师职务，最初有个申报记者姓梅的朋友来看我，要我承办此案。我问他：“究竟这个孩子是否朱紫云医死的呢？”他说：“当然不是。”我说：“既然不是他医死的，那又为什么要告他？”他说：“有钱人最怕事，更何况由你来出面代理，我相信只要你去一封信，朱紫云就会乖乖儿拿钱出来了事。”我听了很生气。我说：“那是你想我帮你敲诈，也当我是背着老虎皮的吴四宝。”当然我拒绝接受。但以后他们终于又请了别的律师进行诉讼。

　　代表朱紫云辩护的是袁仰安律师，他要我向君强解释一下关于这一案的事实真相。我真去看了君强，并连姓梅的委托我承办的经过，也向他和盘托出。而且我还陪着仰安去看过君强，再度加以说明。不料案子一开审，承办推事却奉了君强的命令，立即把朱紫云当庭收押了。朱紫云是染有很深烟癖的人，年事又高，如长期羁押下去，可能会有性命之忧。我受仰安之托，又去问君强说：“你明知朱紫云是无辜的，为什么还要收押他？”君强大笑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就是他的理由，我为之悚然无语。

　　还有两件事是发生在君强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时期。过去的上海，原为全国的第一大都市，是金融、工商、文化的中心，有时且成为政治的中心。尽管所有心脏地带，是英国与法国的租界，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无不觊觎上海市长的宝座。当年吴铁城因拉拢张学良，实现东北易帜，完成统一有功，他所要求的酬庸，就是薄江苏省政府主席不为而出任上海市长。在他以前，任上海市长的有黄郛、张群等人，又都是蒋先生最亲近的股肱；过去一百年中，也往往因这一隅而会影响及于全国。

　　记得一九三九年君强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与他在马路上闲逛，途经四马路公共租界工部局（事实上就是英人在公共租界中的最高统治机关，却用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名称），这所建筑，虽非高楼，却无愧为大厦，全部以整块的大石筑成，显得雄伟壮丽，无限威风。君强于徘徊瞻望之余，忽然对我说：“有一天，如能置身其中，也就无负此生了。”仿佛有项羽“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概。

　　一九四四年汪氏逝世以后，陈公博因代理汪政权的主席，势不能再兼任上海市市长，而在汪政权中，除周佛海外，也无人能当此重任，又以重庆方面，深望保全这全国精华所在之地，通过了蒋先生驻沪代表蒋伯诚的秘密电台，务必要佛海继任其职。而佛海当时最踌躇的问题以本身职务太多，且又常驻南京，事实上无暇亲自处理上海的事务，因此，最为难的就是秘书长的人选问题。最先，他属意于我，我自知材轻任重，力辞不就，十人组织中的周学昌也曾自告奋勇，而佛海又以学昌南京市市长的地位也很重要，不欲放弃，最后终于要君强由安徽调任此职。表面上好似君强由封疆之寄而屈居为僚属，但可以相信正为君强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名义上虽为幕僚地位的秘书长，事实上却掌握了市长的实权，所以佛海就职后，第一次招待全沪绅耆时，君强在席上的演讲，摆出一副要为佛海卖命的面孔，演讲中竟然自比于一头噬人的恶犬。我得知他的意思，自称为“犬”，是为了取悦于佛海，而“噬人”也者，则是向市民立威。我看到当时君强说话的神态，真也有些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概了。

　　佛海任上海市市长时期，还兼了警察局长，他之所以要兼理警政，主要还是为了那时升斗小民，盛行以走单帮为活，以上海的日用品来换取乡间的米粮，公路之上，男女老幼，络绎于途，警察乘机公开勒索，竟至毫不避人耳目，贪污盛行，形成处处关卡，警察风纪之坏，实为前所未有。佛海就任后，多半出于君强的意思，在跑马厅首先枪毙了两名警察，乱世用重典，此风才得稍戢。

　　君强一到上海，也真想做一头恶狗！这是为了要表演他干练的人材，也是为了要显示出他的“廉明公正”，但又不免失之于专打苍蝇的苛细。他到任后的第一炮，就把跑马厅对面高乐歌场的经理胡佩之以偷税罪嫌，拘押在新成区警察分局，说要送到专为惩治贪污而设的特种刑庭重办。这确有被处死的可能。我本来并不知有此事，因胡佩之过去曾办过小报，虽为同业，但与他向无来往。一天我正在银行办公，我所主持的海报长期作者唐大郎忽然闯入，还偕同一名妇人同来，一进门未及开言，那人已涕泪交流，就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使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以后经唐大郎说明原委，原来同来的妇人，正是佩之的太太，她定要我为她的丈夫设法营救。

　　在尴尬的场面下，使我了无拒绝的余地。他们去后，我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君强，辞意写得十分委婉，信里说，不是我来阻挠他对市政的整顿，由于胡佩之是新闻界的同业，为了生活，不得不经营这种职业，其行虽有可议，其情亦觉可哀！如真有偷税情事，亦请从轻发落云云。不料去信以后，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大郎不断来催问，如说我与君强的关系，而连回信也没有，朋友又如何能信？

　　佛海出任上海市市长后，网罗了一批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组成了一个市政咨询委员会，性质有类于一个市参议会，其中有颜惠庆、李思浩、冯炳南、闻兰亭、林康侯、周作民、唐寿民、郭顺等人，都属一时之选，我则因与佛海的私人关系，也滥竽其间。咨询会每月开会一两次，因佛海在南京时为多，常由君强代表主持。就在我写信给他之后不久，又值开会之期，我故意与他离得很远，不去睬他，他倒不时远远的望着我微笑，我背过身装作木然不觉。

　　会议终了后，我匆匆地起身离座，他向我招招手，我还是一直跑出室外，他派了一名副官追了上来说：“秘书长有请。”我说：“我有事。”君强也真会做戏，自己上前来拉住了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满脸笑容地说：“动气了？”我说：“言重了，对秘书长，哪里敢？”他又说：“老兄，何必管此闲事？”我说：“事关一个朋友的性命，岂能说是闲事！”他问我：“你要怎样？”我反问他：“你要怎样？”他倒笑起来了，说道：“既然你一定这样，现在我不能说定要怎样了。”经他那样一说，我倒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说：“胡佩之即使真有偷税的事实，也不过是为了钱，何必定要人家的命？不过要张罗钱，就必须让他出去亲自料理，要保，不论怎样的铺保都找给你，这样，总不怕他会跑掉了吧！”君强说：“好！既然你要管，我就要你保。”说毕，把桌上的纸笔授给我，我毫不考虑写好了一张保证书交给了他，他拿起电话，打给新成分局的局长，立刻由我把胡佩之领了出来。这是第一次我与他在不愉快的气氛中，办好了一件愉快的闲事。

　　心软，却不过情面而多管闲事，确是我一生的大弱点。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之季，日军在太平洋作战，节节败退，上海不时举行防空的灯火管制，一切娱乐事业，本已受了很大的打击，而作为上海繁荣象征的大小舞厅，市政府又下令营业时间改为晚间九时半止。舞厅全靠夜市。这样就弄得门可罗雀。生意人的钻营门路，也不能不使我佩服。我有一个相识的舞女名叫唐湘英，有位朋友本与她有着特殊关系，因朋友远离而托我照顾。她早年曾经红极一时，与舞国总统王小妹隶于同一舞厅而且有同样声势，一度嫁给浙江省长杨善德的儿子，不久又脱辐下堂，重披舞衫。我认识她时，红颜不驻，已是垂老徐娘，可是舞跳得身轻如燕，也没有一般舞女的习气，因此到夜总会去，常邀她作舞伴。就在那一年的农历年关之前，她忽然以电话相抵，说因我不曾去过她的家，因此想亲自下厨，烧几味可口的菜请我一试。我以为也许她年关需要钱，借此名目，使我不能不稍解悭囊。在风月场中，既要买笑，手头就不能不松，出手也不能不阔，她既然来邀，在理也就不应推却。

　　本来她约我先在霞飞路“提提斯”咖啡室见面，再一同到她的家里去的。我准时前往，她说；“居处湫隘，不便迎迓贵客，改借到一处小姊妹家中，共谋一日之欢。”地点就在离“提提斯”不远的华龙路，一所小洋房，布置得还很整洁。一进去，她为我介绍屋主是当时舞业公会的副主席孙洪元（现在台湾），还有舞业公会的主席郑炜显也在座，其他六位，都是上海第一流的红舞女，除了我与两个事实上的主人为男人之外，其他尽是群雌粥粥。

　　那天，有丰盛的菜肴，殷勤的招待，使我置身在珠围翠绕之中。酒过三巡，话入正题，郑孙两人说：“因素未谋面，不得不请湘英冒昧代邀，想有一事恳求。现因市政府限令舞场营业时间至晚上九时半为止，已弄得舞客萧条，上万职工生计将绝，可否代求罗秘书长把营业时间放宽一小时，至十时半为止。”不料一餐晚饭，找来了如此麻烦，在席上的几个舞女中，有些本属相识，在她们你一言我一语连恳带逼之下，也就不容我不点头答应。

　　几天后，我向君强谈到了这事，不料他板起了面孔说：“雄白，以你的身分，怎样竟然会为出卖色笑的场合说情？”当然我有些不高兴，但他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使我不能再说什么。而舞业公会方面却以为我真有一言九鼎之力，为了配合我的暗中疏通，还送了一个呈文给市府，而君强批示下来，是照原来规定的时间再缩半小时，结果弄成求加得减。

　　刚巧佛海听说亚尔培路二号我的宴客之所，地方还宽敞，布置也还不俗，而所雇的厨子，烹调得亦尚堪下箸，更主要的是他知道我“人不风流枉少年”的那副脾气。在抗战以前，他有空就溜来上海，目的就是为了玩，与他同来的，常是又一位好色成性的陈调元。我既是上海的半个土著，而且新闻记者的职业，需要深入到各个阶层，风月场所，处处熟识，因此，他们每次来上海，也总少不了有我一份。但当他一九三九年邀我参加“和平运动”时，我曾经说明不再参加他正事以外的其他活动。因为彼一时，此一时，地位与关系既有所改变，雅不愿以此受人批评，所以尽管他仍不免于怡情声色，在过去几年间，确实没有再来找我。这一次他要我请他吃饭，提出另外一个要求，则是希望约几个洋场尤物。

　　那晚，我集女伶、明星、交际花、舞女、长三堂子的姑娘于一堂，四五十位宾客，倒有一半以上是女人，形成了阴盛阳衰之局，醇酒妇人，本是人生的一乐，佛海左顾右盼，更显得十分高兴。散席以后，他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还流连忘返，左右是两个红舞女周丽娟与许爱娣，他越谈越起劲，忽然问到近来舞场的生意情形，周丽娟装着娇嗔说：“都是你不好，晚上营业时间那么短、那么早，连鬼也已不来上门了。”我正坐在他们的对面，想起了别人的请托，乘机对佛海说：“跳舞与和平运动和大东亚战事有什么关系？何不把时间就放长一些？”佛海毫不迟疑地立刻要他的随从打电话给警察局副局长卢英来，吩咐他道：“你去与日本方面联络一下，说是我的意思，要将全上海舞厅的营业时间，延至半夜十二时。”果然，一星期之后，就容易地获得了实现。佛海的为人，就是那样干脆、爽直，既不拖泥带水，也不矫揉造作。

　　但是这一个小小宴会，却曾经给君强带来了一项小小的麻烦。那晚，佛海去后，君强仍留着未走，有了几分醉意，不免流露出轻狂的本性。他取出了一张名片，双手送给在座影星白光说：“我就是市政府的罗秘书长，不要以为我只是秘书长，事实上我就是市长，有事，尽管来找我。”这一份酒后狂言，以后竟使君强一度陷于狼狈。原来君强这时正在严行禁赌，雷厉风行。一个名叫王茂亭的，他虽是一个留法学生，却在马立师路设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赌窟，君强命令警察局予以包围查抄，并把王茂亭拘押了。而白光那时与王茂亭的儿子杰美正在热恋时期，国际饭店中时常见到她们的双双俪影。事情一出，白光想到了君强，就去霞飞路他的寓所求见，君强当然知道来意，一再予以挡驾。好一个白光，竟效秦庭之哭，天天立在君强门前，等他出来，想拦车叫屈，君强有好几天竟至不得不避道而行，改由后门出入。

　　君强有些官僚气，也不免仗势擅权，他开罪于人，人们也总以为是佛海所授意。佛海对君强的作风，不是全不知道，有时把君强叫去痛骂一场，君强也总是拭泪无言。尤其他开始与士群交恶时，佛海颇不以为然，面斥之不足，更贻书切戒。而事实上佛海还是事事委之。在怒斥之后，又生悔意，一次他叹口气对我说：“君强这家伙，脾气那样坏，为我得罪了不少人，我所以总加以原谅，正因为他操守尚称廉洁，而对我也还忠心。”佛海确是有着他“疑人不用”的那份天真。

　　君强之所以对佛海百般恭顺，正因视佛海为赵孟所贵之人。记得他从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调任为司法行政部部长之翌日，我去向他道贺，他在得意中有些忘了形，对我说：“过去我唯周先生之命是从，今后，汪先生要我如何我就如何了。”但是君强错了，把他调任为司法行政部部长，固然由汪氏所提出，但汪先生亦只是对佛海作屋乌之爱耳。两个职位虽同为特任级，不过边疆委员会实在是无事可为的冷衙门。我们就常常笑着说，所谓汪政权的边疆，就在南京的城门口而已。最初，君强虽以能获得此特任缺而引为自傲，久而久之，自然也渐觉乏味，一旦得此可以大显威风的法曹首长，又安有不踌躇满志之理，而无心之言，不期流露出对佛海的真实感情。

　　君强的不要钱，倒真是遐迩驰名，在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时，人们称之为“罗青天”，即胜利以后，在首都高等法院受审时，依照当时内定量刑的标准，部长为无期徒刑，省长则为死刑，因此，梅思平、林柏生、傅式说、丁默邨、项子庄等，无一不处极刑，君强之终得末减而判处无期徒刑，在判决书中就记明因其廉洁而加以末减的。

　　君强的是否真是一钱不要，我无从为其作证。但当其盛时，蚌埠、南京、上海三处公馆，仆从如云，开支浩大，我诚不知其将何以能谋其挹注。但若有人公然向其行贿，则不论至亲好友，君强真会大义灭亲，立时送往有关机关严办，这是千真万确的，周乐山的事，即其一例。但他的堂弟光煦，与他的心腹如蔡羹舜、唐建侯、葛伟昶之流，却又一一为他们谋到了税务上的优缺。

　　抗战时期，上海曾经发生过三件刑事巨案，一件是我在前书中所写的华美药房胞弟弑兄案；另有一件是詹周氏支解亲夫案；尚有一件为集体谋杀继母疑案。其在除詹周氏一案与本书无涉，这里不拟追述外，第一、第三两案最后所以产生相反的结果，都为了君强与我的关系。华美药房胞弟杀兄案，第一审所以轻判徒刑十年，相信法院方面可能有些不干不净之处。初审判决后，法捕房当庭不服判决，声明上诉（上海两租界均称警察局为巡捕房，并代行检察官职权）。上诉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事实上为上海法租界内之高等法院，而以公共租界内之高等法院称为第二分院）审理时，君强正任司法行政部长，暗中已谕令经办人员严办，被告家属闻讯，曾挽知友不惜重金，要我进行辩护，他们认为可向君强疏解者，律师中仅我一人，而我则坚予拒却。因为该案既为我所主办的平报于无意之中所揭发，而最后反而由我来担任辩护律师，即使别人不说我故意制造案件，为敛财之计，自觉亦问心有愧。也有朋友问我是否因打不通君强这一关而未敢接手，我则但笑不言。知君强者无如我，要改变他的主意，非不能为，而我不欲为之也。

　　第三案发生后，是由我经办的，而我之再度执行律师业务（本为律师不得担任公职），为避在这政治的是非圈中牵惹无谓的麻烦，原意并不想接办任何案件，但对谋杀继母疑案终于接办之故，就是为好奇心所驱使。

　　案件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上海丝业巨商朱静庵，除缫丝厂外，又在河南路开设朵云轩裱画店，家财巨富，娶一继室后，不久身故，继室无所出，而原配生有子女三四人，长次早已结婚成家。而那位继室，正值盛年，难安孤寂。与一无锡籍的律师名张桐的，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且在家公然留宿，不避儿媳耳目。继室又向诸子诸多需索，稍不遂意，因为张桐是留日学生，与日本颇有勾结，几次向日本宪兵队诬告长子仲平等私通游击队，被拘后惨受榜掠。

　　仲平等缺乏法律常识，怨忿之余，竟出以卤莽幼稚的举动。诸子合谋，将其继母的卧室之门，在外加以反锁，目的只在阻其与张桐往来。而这位继室也大有神通，在香烟空盒上写了求救的字句，从楼窗抛向街上，说儿媳把她禁闭，将遭杀害，请路人拾到这空盒的代报捕房，迅即营救。固然有人为她报案，法捕房认为是一件杀人巨案，派出警车抵现场，事实证明她确遭禁闭，从而推定也确会有被杀的可能。于是把儿媳一起带往捕房，以杀人未遂罪嫌向法租界的第二特区地方法庭提起公诉。

　　这案刚发生在华美药房弑兄案不久，因之特别受人注意，因前一案曾经轰动上海，于是各报也把这一案当作最大的新闻，连篇累牍地还作了过分的渲染。又有朋友把这案介绍给我承办，说罗部长也受到宣传的影响，又已谕令法院郑重处理，因此非我就无人可以解救。既有司法部长要严办的授意，则不待审讯判决，其儿媳自己难逃无可避免的厄运；但正因为有君强的干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而接受办理。我想到主要关键既在君强身上，解铃系铃，首先应当向这方面进行，也是要对君强的一种考验。

　　当天晚上，我就去看了他，幸而并无其他访客在座，可以从容长谈。我们天南地北东拉西扯地不断闲聊，我总是作洗耳恭听状，到他夸耀政绩，侈言廉洁的时候，我就乘机说：“廉洁当然是美德，也没有人应该劝你改变这一美德，但在政治舞台上总有一天会下台的，我一直在为你耽心，以你的排场与手面，真到那一天时，看你将如何过活，难道你还能仰面求人？”他说：“我对钱财既看得轻，而且也向没有求财的本领。”我说：“你做你的官，我经我的商，做官确应有为有守，经商则不得不操奇计赢，我们总算有过两度金兰之谊，最近我投了一笔资金，预计会颇有收获，日内就可结账，我会分赠一部份给你，以留作他日下台后的活命之需。”君强当时却并无推却之意，也或者他以为我不过是说说而已。

　　我向当事人要求了一笔惊人数字的公费，于是进一步约见了法院院长陈秉钧，我与他过去毫无往来，而见面后一谈到这一案时，他却十分客气地说：“既是你承办的案件，一切我无不唯命是从，为了事实上的困难，希望你能做到三件事：第一、得到罗部长的谅解；第二、初审判决以后，捕房不再提上诉；第三、即日起各报停止刊载这一案的消息。”这样就作好了初步的安排。

　　那时，上海各报编者，都与我有一些友谊关系，经分别去了一个电话，就把这一切消息完全封锁，首先祛除了陈秉钧对宣传上的恐惧心理。大约一星期之后，我又去看了君强，还带了一批为数不菲的金条。我告诉他：“前几天说的一笔投资，已经结束，幸而赚了些钱，我带来给你，你可以安心做事，但为了免得你随手送人，所以换成了金条，交给你太太代你保藏。”说完就将一条条灿烂的黄金双手奉上，君强于惊愕之余，终于欣然接受了。

　　他对我说：“看不出你倒有偌大的本领，竟会赚到那么多的钱。”我说：“上海十里洋场，遍地黄金，可说俯拾即是，区区之数，哪里谈得上什么本领？赚钱的机会多的是，但是我有了你这个朋友，却反而阻碍了我许多的机会。”他愕然说：“怎样我会阻碍到你的事业？什么事我影响了你？”我说：“现在我又执行律师职务了，老实说，上海发生较大的案件时，也一定先来找我，但是有了你这一位部长大人的朋友，就使我不敢贸然接办。譬如最近一件谋杀继母疑案，愿出很大的公费，为了不愿办的案件都是败诉，因此也只好放弃了。”他问我这是怎样的案情，我就据实告诉他了，我又说：“这明明是一件妨害自由的案件，而捕房的起诉为杀人未遂，听说你又已谕令法院要重办，我是为被告辩护的，既有你的谕令，我又何能为力？”他说：“既然事实如此，你又何必有那么多的顾忌。”我说：“既然有你的同意，那我就去接洽承接如何？但至少我们不是冤家，希望你不要让我为难。”谈话也在他的笑声中结束。

　　我再度与法院院长陈秉钧相见，告诉他本案已得罗部长的谅解，他迟疑了一阵说：“不是我不相信你的话，但对这案要重办是罗部长当面吩咐的。”我说：“好吧，那你就去再见罗部长，约定了时间之后，请先通知我，我会当面给你证实。”

　　果然，几天之后，陈秉钧借了别的因由去见君强，到时我也去了，他们正在客室中谈话，我就闯了进去，一见面，我就对他说：“陈院长，我最近接受了一起谋杀继母案，为被告辩护，案属贵院管辖，请依法秉公处理。”陈秉钧听我说话，却不敢答复，回过头去望着君强，期期艾艾地只说出了：“部长……”两个字，我就接着说：“部长万无干涉审判之理。”君强笑着点点头，陈秉钧看见君强的表情，当然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了，才敢向我说：“我一定尊重金先生的意见。”到此就算内定了一个结局。当然，我另外也以一笔巨款疏通了法捕房的刑事处长范郎当与首席律师费席珍，同意了不论法院如何判决，捕房方面将当庭声明放弃上诉。

　　案子开了三庭就终结了，在宣判的前夕，陈秉钧又来看我，提出了无罪或缓刑两点，请我选择。这样的判决，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的话，实在求之不得了，但我也不能不为陈秉钧着想，而且华美药房一案，就为了初审处刑太轻，才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我说：“尽管这案所谓杀人未遂是毫无佐证的，但妨害自由，则是毫无疑问，也是无可抵赖的。一般人对继母而言，虽非法律上的直系尊亲属，人情上总重于一个普通的人，无罪是说不过去的，缓刑却嫌拖了一个尾巴，不如判处徒刑，准予易科罚金吧，你以为如何？”结果当然照我的意思办了，而君强事后也并未有何发言。我又送了一笔钱给陈秉钧，他却毅然坚拒，怎样也不肯接受，这样让我心理上欠下了一笔很大的人情。

　　事有凑巧，大约一年之后，几乎成为君强心腹之一的陈秉钧，忽以贪污渎职罪嫌，为君强下令逮捕，并立即送往南京特种刑庭惩办。他的太太来找我帮忙，为了前一起案子，我觉得义不容辞，就一口应承为他设法营救。我明知道直接就去对君强说情，不特毫无用处，也许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特地为此事由上海赶往南京，去见司法行政部次长兼特种刑庭庭长的乔万选，等我一提到陈秉钧三字，他立刻就知道了来意，摇头说：“这是罗部长交办的案件，请原谅我无能为力。”我说：“我知道，也不想让你为难，只要请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在定谳宣判的先一日，无论如何能先通知我。”万选对此不费之惠，自然满口答应。几星期之后，我在上海接到万选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我陈案将于后天判决。我就匆匆于翌日又赶赴南京。一见面，万选就对我说：“陈秉钧一案已经审结，从轻只判处了有期徒刑九年。明晚七时，已约定罗部长将判决书先呈他审核。”我称谢而退。

　　第二晚的七时许，我也去了君强的京寓，乔万选正在楼下客室中谈话，我就上楼在他的书房中等候，不久君强上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卷宗，我明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却故意问道：“是谁来看你？手里是什么重要的公事？”他漫不经心地说：“是陈秉钧案的判决书正本。”我问他：“陈秉钧犯了什么案，将判他什么刑？”君强当然不会察觉到我的意思，就说：“贪污罪，判九年。”我道：“陈秉钧为人还不错，过去你也曾对他另眼相看过，我为他求个情，可不可以略予减轻？”君强又是面孔一板，厉声说：“想不到你竟然来干涉到我的公事！”我说：“部长大人，不要生气，司法行政部长既然可以违法干涉审判，你总不在乎一个朋友来为人求情吧！”他说：“陈秉钧贪污证据确凿，你如再说，我还要加重。”

　　他既然毫不讲理，我也就不客气了，大声道：“你说他贪污，我却知道他比别人还要廉洁。你还记得上海那起谋杀继母案吗？他帮了个大忙，我送去五十根十两的大金条，他还曾全部退回。为了这一事实，我相信他决不贪污，为了顾全你的面子，我希望最多也只能判他两年。”说到这里，我在书桌上抽起一枝笔，沾好了墨，送到他手上，又接着说：“你如坚持不肯减轻，我自不敢勉强，但我既干涉了你的职权，我会将前后经过，去报告周先生（佛海），自请处分的。”君强沉思了一下，也许他想到过去的经过了，终于拗不过我，居然把九字改成为二字。我那时年少气盛，做得有些太过分了，现在想来，君强会恨我，这恨也是应该的。

　　事隔二三十年，我还是不明白当年君强的对我究竟是好是恶。有时他做得反面无情，而有时又把我竭力拉拢。喜怒无常是他的性格，而在政治圈里，就免不了尔虞我诈，此排彼挤，君强又沾染了很深的官僚习气。我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失之冲动，过去在言辞上我是从不肯让人的。两个倔强的人，非但常常闹出不愉快的事件，有几次竟至当场发生冲突。

　　在那个时期，我创办了一家南京兴业银行，除了部份南京商人投资外，其余都由我认股，并且在南京中华路盖了一所大厦，在当时，规模确然不能算小。我对银行本来是百分之百的外行，所以敢于尝试，无可讳言，为了有任财政部长的周佛海的奥援。我送了君强与杨惺华乾股各三万元，并推君强为第一任董事长，惺华与我及其它两名南京商人为常务董事，这样做，为了友谊，也希望把这一份事业能够做好。

　　南京兴业银行开幕时，连中央储备银行也尚未成立，又因建起了战后在南京仅见的巍峨大厦，获得市民的信心，因此第一日就收到比之资本要多数十倍的存款，君强对这个不劳而获的董事长，自然踌躇满志了。可是他仅仅做了三个月，因政府下令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不能不辞去银行这一方面的名义，于是由我自己来继任。可是君强还是无法忘情于此，此后还常常很关心地盘问到业务情形，以后因在上海又开设了分行，规模与业务都不断飞跃进展。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向我要求，希望我仅保留董事长名义，而以总经理兼职，让给他的湖南同乡唐建侯。唐是君强的心腹之一，过去已有过坐享其成的事实，当创刊“中报”时，我辛苦地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印刷所，本来一个报社的大部份资产，都在印刷部份，君强忽然把印刷所与报社分开，而成立了“新中印刷所”，即以唐建侯任经理，这次重施故技，我自然一口加以拒绝，因此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

　　君强因为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不免老羞成怒，大声对我说：“与你情商，不肯喝这一杯敬酒，你应当知道湖南人的脾气？”我说：“但你又何以不知道江苏人的骨头？”我懂得他所谓“湖南人的脾气”，意思是（硬），我回答他“江苏人的脾气”，也是硬，就是说：坚持而不受威胁。我们怒目相视了一会，也终于不了而了。

　　但是我不了解为什么一有机会，他又总想拉我与他一起共事，也许是出于他的善意，不过也不会绝无其他的作用吧。在他出任司法行政部长时，显得最为志得意满，他一就职就约我担任他的政务次长，我表示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而向他婉谢。有一次，我去司法部看他，他打开了次长室的门指着我说：“虚位以待久矣！”我还是但笑不言。

　　他等待了几个月而我迄无改变初衷之意，竟向我下了最后通牒，他说：“你是学法律的，你与我的关系又是人所共知的，我担任司法部长而你不肯屈就次长，对我的面子太不好看了。今天我对你下最后忠告，就是非做不可。”而我的答复，虽然是由衷的实话，但不免失之于过分的率直。我说：“请原谅我向你说老实话，我知道你的性格，如我帮你而做不好，将受不了你的气；如我幸而能有些表演，你当然不会容我。因此，我如不做这个位置，我们还是弟兄，一旦做了，连朋友也就完了。我早有一份决意：你做部长，我不做你的次长；如果我做了部长，也决不要你这样一个次长。”

　　这次伤害他太厉害了，也使我们之间，更加深了一道裂痕。但是，我越来越糊涂，他调任安徽省长后，却又一次要我与蔡洪田去分任省府的秘书长与民政厅长。真的，我对政治，在当时已经十分厌恶，而且自己也清楚知道，心不狠而手不辣，决不是搞政治的料，因此终汪政权之局，我始终做了一个闲角。

　　胜利以后，君强的心境，也许陷于十分矛盾复杂的苦闷中，他不能不惴惴于未来不可知的命运，但他仍然陶醉于无限的幻想中。他曾亲口告诉我，他与顾祝同、戴笠、蒋经国之间，都有联络，他确信不会有问题。日本人一投降，他第一个向我追逼私产，军统在上海开始逮捕汪政权的大小人物时，他要他的亲信如蔡羹舜等人，去自投罗网。但是他最亲信的人罗光煦与唐建侯，却让他们及时远避，传说中，所有君强的私财，也一并被这两人挟之而去。最后在牢狱中的医药费用，还需要由他的太太来告贷张罗，几年的荣华富贵，也真不过是黄粱一梦！

　　在君强随同佛海飞渝之前，也显出他的方寸已乱。他与熊剑东及袁殊两人，突然往来得十分亲密。熊剑东是与他共同鸩死李士群的人，而且佛海一手所建立有着最精良武器的税警团，以及上海市的保安部队，剑东尽管只担任副团长与参谋长的名义，而实际权力，则完全由他掌握，君强与他联络，有渊源，也因为有枪杆子，尚不足异。而与袁殊间的密切关系，不免使人疑讶。

　　我与袁殊相识甚久，知道他的底细也较深。他是湖北人，曾留学日本，说得一口流利日语。他肥矮的身裁，毫不显得风流潇洒，但偏有许多女人自会对她投怀送抱。抗战前他刚到上海时，不过在严谔声主办的新声通信社当一名练习记者，事实上他以记者的名义，来便利他从事特务工作。搞情报，我还没有见过比他更出色的人。那时日本早已蓄心侵略我国，间谍遍布，以刺探我国的军政秘密。当时上海的日本总领事是重光葵，而副领事岩井英一则负责情报部份，袁殊就是岩井下面的一个谍报员。他同时又是军统与中统的份子，相信他也早已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以任何其他三个方面的情报，供给另一方面，以此挹彼，又以彼注此，因为他都是幕中人，因此他的情报既快速而又正确，竟获得了四个方面的赏识。

　　我因朋友的介绍而与他相识。有一段时期内，不时在一起游宴。他与红影星王莹似正有秘密同居关系，因王莹与蓝苹为好友，常常相偕同来，因此，我与他们三人也屡共谈笑。那时蓝苹在电影界还不过是二三流的角色，而且还不曾与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下结婚。假如今天她不是已成为一人之“下”的人物，也许我早已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在今天还能对她留有一些回忆的话，只是她与王次龙主演的那部“王老五”电影所引起。现在称未婚或失婚的男人叫作王老五，也就是由那部电影而来。

　　“王老五”的影片，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我即因他们的邀请而往观。剧情已记不清楚，大抵说一个工人最初因贫穷而失婚，并有所谓“衣裘破了没人补”的惨状；而结婚以后，又以家累之故，骈手胝足，尚难谋全家的一饱。有一幕在三十年前，已算是色情的表演，影片中映出蓝苹饰演的妻子，正横躺在陋室中的床上，而饰演丈夫的王次龙方工毕回家。看到妻子如海棠春睡，不禁意兴大动，正拟谋片刻之欢，而妻子却唠唠叨叨地不断数说柴米，饥饿的孩子们又在旁牵衣索饼。

　　面对着这样的场面，自然雅兴全消，一变为垂头丧气。那时床前的破桌上，本有一支翘然直挺的蜡炬，忽尔也随着主人的意志消沉，倏地弯曲下垂。这一烘托，全场不禁作出了会心的大笑。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面清算三十年代的文艺毒草，独有“王老五”榜上无名，也许就是为了是蓝苹主演之故吧。

　　袁殊在汪政权时代，不愧为搞风搞雨的能手，先与日人岩井英一搞“兴亚建国运动”，但因“军统”关系而为“七十六号”一度拘捕后，又与李士群搭上关系，在胜利之前，忽又成为罗君强家的常客。沦陷时期，他在上海创刊了一家“新中国报”，出版的第一天，封面正中印了日皇裕仁的照片，下面赫然是“天皇陛下”四字，谁都相信这是一张十足的亲日报纸，有谁知道这竟然是中共的地下机关。同时也永不改他的风流行径，电影明星英茵因受骗而为他自杀，交际花X妮一度与他试婚，因鼾声太高，扰侬清梦而告吹。君强的忽然与他契合，必有政治上的原因，但不知是为了要由他来勾通军统呢；还是与中共之间有何作用？听说袁殊现在还在中共外交部日本问题研究室工作中。

　　但是，君强认为有办法的几个靠山，却并不曾产生任何有利的影响，也且终不免于智者之一失，在日军未投降前，与这些当代权要即使有过任何默契，也不过因为当时势力的不及而暂时作为利用的工具，佛海且不免于瘐死，更何况于他！日军投降以后，他一度在重庆任命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担任秘书长名义，似乎已不感兴趣而并未正式办公。不久，又结束自己的家，迁往湖南路周宅的一间客室中，还是谋托庇于佛海。其后，随同佛海飞渝，在重庆的土桥监狱羁押半年之后，解往南京老虎桥监狱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共军渡江之前，所有狱中一切无期徒刑以下的人犯，全部释放，而君强以终身监禁之故，又被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监禁。一九五〇年我留在上海时，其家属还可定期探视，就证实了已患有严重的肺病，以后就被完全隔绝，消息杳然，再也无人知道他的生死存亡了。

　　我与他的最后一面，是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季，他刚由南京解抵上海之后。本来依照提篮桥监狱的规定，探视人犯，只限家属于指定日期每月可以接见一次，还要隔着铁丝网才能谈话，而君强独邀例外，不论何人，不论何时，随时可见。我去了，一经通报，即刻在一间会客室中相晤，他穿了一袭蓝色的绸质长袍，当时完全看不出有一些病容。他问了我许多朋友的近况，还谈到他将来出狱后的计划，并不曾因为已经禁押了三年而消失他的坚强意旨。当他谈笑风生之时，我感觉到一阵心酸，他还在做他的清秋大梦，此时不放，是当局正把他们等待共党来接收，结果哪会有好的收场？况且他早年还加入过CY的组织，岂有不把他作为“叛徒、内奸”之理？我不忍再与他长谈下去，就匆匆握别。不论他现在还在挣扎地活着，或因受不了长期磨折而早已撒手尘寰，总之，当时的一面，竟成诀别，生死殊途，此生也再无见面之期了。

　　我对君强这位六年中朝夕相见而又共富贵同患难的朋友，我怀念他，也感激他，尽管因为我太渺小了，因杀鸡不必用牛刀，虽有过不知多少次的龃龉冲突，他总没有以对付李士群的手段来对付我。过去的恩恩怨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两度世变，早已一笔勾消，一切现在也已只供回忆了。我认为他有时对人的任性忍心，也不过是政治害了他，应该是非其罪也。但是最后他所表现出对佛海的态度，无论如何，是无可宥恕的，也不是友道所应有的。他同押在南京监狱时，佛海先被判处死刑，以后虽特赦为无期徒刑，而心脏病复发，惨呼号叫，亘数昼夜，即使是路人，也应为之恻然心动，君强受恩深重，昔日且以曾左自况，而佛海当临命之际，非但不加慰问，反以讥刺之语加诸佛海，一若过去佛海所给他的荣华富贵，都是为了今天让他受缧绁之灾的预谋，使佛海受到人情上的刺激，更对人生增添了一层绝望，以至于加速其死。

　　君强有一子一女，子伯伟，系元配所生，战时与周佛海、岑德广、梅思平之子一同遣送日本留学，今不知其所在。一女则君强于一九三九年到沪时，为其第四任太太孔慧明从难民营所抱养，因尚在襁褓，特雇一护士王小姐者加以抚领，兼为君强注射补剂，因近水楼台之故，两人似已早有情愫，迨与孔慧明仳离，即与王小姐结婚。孔慧明于共军南下前辗转来港，再嫁与人，夫妇间偶以细故诟谇，竟一怒仰药自尽，距今亦已多年。那位王小姐的近况，则久已不闻其消息。

　　罗君强并不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虽在沦陷时期，一度是上海尽人皆知的人物，而在我笔下，却写的尽是我与他私人之间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要了解一个人，正要观人于微。在细小处才能显出其真性情、真面目。君强不能不算是一个干才，能说能写，可屈可伸，做文像文，做武像武，而且有灵敏的脑筋，坚强的意旨，面白无须，仪表也是不弱，神态有时显得不怒而威，性情更难捉摸，正在谈笑风生之际，忽焉面罩重霜，凛然若不可犯，御下严，其部属无不趋承唯谨，常恐违忤。他与周佛海相较，显得两人截然不同，佛海的外型宛然一书生，对人诚恳，坦白而温厚，虽有时失之冲动，迨怒气稍平，即尽忘前事。佛海常自诩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则笑他对好人固然不疑，但对坏人也复深信，佛海的长处，肯负责，肯代人受过。但佛海也因相信君强，而有时过分听信了君强的话，至与“公馆派”间有摩擦，君强诚难辞其咎。

　　君强由于野心太大，自信太深，在政治圈中打滚了数十年，沾染了坏习气，有官迷，更有官僚气。对人总是板起了面孔，大打官腔，而且很会装腔作态，以显示他的无比尊严。常常我与他在书室中闲谈，谈的不过是不及于义的风花雪月，有人投刺请见，经他同意后延入客室，而他还是与我纵谈如故，我有时不禁天真地问他，不是某人已等待了很久吗？先去见了他再谈吧。我还以为他谈得忘记了这一件事，不料他意外地说：“谁教他来看我，我就是要他多等一些时间。”

　　以君强之才，假如他从事别项职业，也不愁不出人头地，可惜他一出学校，就投身到政治漩涡中去，至耳濡目染而不自觉。有人说，政治像舞台，我以为政治是粪坑，一群粪蛆在臭坑内你挤我拥，人家正掩鼻而过，如粪蛆者，却正乐此不疲。汪政权如此，其他政权中又何独不然？于右任说得对：“江山代有才人出，各苦民生数十年！”所谓政治，也不过是如此一回事耳。

　　记得君强与士群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士群手中掌握的实力，无疑超过君强，而君强对士群曾经说：“搞政治是看寿命的，谁活得长，谁将取得最后胜利。”士群虽在盛年被毒死，也尽管君强的寿命要长得多，但二十多年的囹圄生活，即使到今天他还偷息人间，长寿换来的却只是尝尝政治的最后苦果而已。写本文时，回忆君强的声容笑貌，我念斯人，为斯人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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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九、梁鸿志狱中遗书与遗诗

　　关于梁众异（鸿志）系狱事，曾略述于前书中，挂漏太多，不足尽其万一。尤其感到遗憾的，则是像他那样的一代诗宗，除于其生前刊有《爰居阁诗集》而外，曾先后在上海“军统”优待所的“楚园”与移解至提篮桥监狱后的就鞠时期，续成两卷，命名为《入狱集》与《待死集》。我与他共戴南冠，隔室相处者一年有余，目击他在长廊中徘徊吟哦之状，也看到他趺坐在狱室的水泥地上，凭一小木箱为几，以洋铁桶盖为砚，俯首悬腕，以其所成诗，工楷誊录于白纸上，一一编其次第。每有惬意之作，则辗然微笑，若顿忘其身在何处，命在何时矣。

　　梁鸿志字众异，以爰居阁名其诗集，福建省长乐人，生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为梁居实之子。梁氏名门之后，曾祖梁章钜，为嘉庆进士，道光间，累擢广西巡抚，调江苏，有政声。众异家学渊源，且又天资颖悟，弱冠成秀才，光绪二十九年，又中举人，时方二十一岁。入京会试，座师龚心钊激赏其文，荐而未中，感恩知己，毕生师事之。翌年科举废止，入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历任山东登莱高胶道尹公署科长，奉天优级师范学堂教员等职。旋受知于段祺瑞，罗致幕下，任法制局参事兼京畿卫戍司令部秘书处长，肃政使等职。民国七年，任参议院议员兼该院秘书长，成为安福系要人之一。民国九年八月，安福系失败，指为祸首之一而被下令通缉，逃匿北京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得免。民国十三年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又为执政府秘书长。民国十五年，随段下台，此后十年之间，隐迹天津、上海、大连等处，以吟咏自遣。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人在南北制造政权，华北为王克敏领导的临时政府，华中则为梁鸿志领导的维新政府。维新政府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成立，众异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直至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汪政府成立，维新解体而改任新政权的监察院长。汪氏在日逝世后，原任立法院长的陈公博为代理主席，又由众异继任立法院长，直至日军投降为止。

　　梁氏的诗，与其同乡郑孝胥、陈散原并称，为清末以来当代三诗伯，自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二十六年的三十年间，先后刊有《爰居阁诗集》十卷，录存诗九五六首。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日被捕入狱，至翌年十一月九日毕命止，又成诗三百余首，分为《入狱》、《待死》两集。

　　提篮桥狱室，长不过八尺，阔才五尺，三面是坚厚的围墙，前为铁栅，室西向而不通风，夏日苦热，众异体又肥硕，常挥汗如雨。室内又无灯，仅长廊中疏落高悬若干盏，作为禁卒窥视狱囚动作之用，光线黯弱，阴森可怖，众异常移几近铁窗前，偷一线之光，伏身握管作书。系狱已是人生的大不幸，况乎党锢？因此，到了深夜万籁俱寂时，狱囚们众声杂作，叹息声、梦魇声、呼叫声、啼哭声、狂笑声、咒骂声，此起彼落，声声相应，我总清楚听到众异犹未入睡，在这斗室中或绕室彷徨，或咿哦吟咏。有时，他以指叩壁作暗号，我们就贴面于铁栅之上，仅透一鼻与两唇，低声细语，各诉衷曲，但闻其声，一邻之隔，竟至各不能相睹。

　　众异在任段合肥执政府秘书长时期，我生也晚，还在就读中学时期，自属无缘识荆，迨至抗战军兴，国军西撤，“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出任了等于首长的行政院长，我与他仍乏一面之缘。及汪政府成立，他贵为监察院长，而我则仅为摇旗呐喊的闲角，除在公开场合相见一颔首外，连一次谈话的机会也不曾有过，直到“楚园”时期，同羁一楼，我与唐寿民、闻兰亭、李闳菲、张连舫五人在二楼合住一室，而众异则在楼头独居一小室，像是优待，实际上当局早已把他另眼相看，敏锐的我早知道这情形绝对与他不利。

　　楚园司炊事者即为梁宅的旧厨，煮闽菜极为出色，我们于前一晚书就菜单，自行出资，交其代办，因此虽为楚囚，饮食尚极丰腆。众异之新太太意真夫人，又许其每日来探一次，照料其起居，逗留室内，行动自由，不受任何干预。与盛老三（文颐）的特准吸食鸦片，为楚园的两大特客。似乎众异尚未觉察到当局对他的所以特加优待，未来的命运早已有所决定。而众异此时，心气和平，既绝口不谈政治；也且绝口不谈狱事。与我们相处，有时只研讨学问，或述民初故都风光。我不信他也会与我一样天真，安有不知政治上的只论成败而不问是非功罪，早成千古定律。在他以后就鞠中，当时渝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且特派薛大可到庭为其作证，这说明了他之所以建立“维新政府”，曾得孔院长之同意，或竟为其所授意，然而这奥援又真可恃耶？

　　直至主持所谓“肃奸”工作的军统局长戴笠撞山身死，于是上海被拘在楚园及南市看守所的汪政权中人，不问职位大小，也不问罪嫌轻重，一律移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处理，从此再也无一人得以幸免于罪。众异在与我同乘十轮大卡车押解之时，始露不安之态，方抵狱门，即紧握我手，惶急而问曰：“此何地？”我方吐“提篮桥”三字，众异即仰天而吁。提篮桥监狱本为公共租界时代囚禁罪犯之所，一般人称之为西牢，我以过去曾执业律师之故，此处曾是常客，所不同的就是以往以辩护人的身分来探囚，今日竟一变而自为狱囚耳！

　　古人往往以“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来作春联，我于当局对我们这批“卖国叛徒”在狱中的优遇，无限感激之忱，亦只能以此十字报之。拘留在楚园时代，当我们从愚园路的吴四宝宅迁入时，堂堂拘留所长，竟亲自迎迓，指挥安排，还连声说“招待不周，多多原谅”的话。室内窗明几净，有床有桌，戴笠来视察的时候，也说：“这里只是一处供你们疗养之所。”在外表看来，也真绝不似什么囚室，这已使我们有受宠若惊之感。迨移解到提篮桥监狱，这是上海有名虐待犯人之地，管理的严厉，狱卒的凶恶，积弊重重，使人谈虎色变，而独对我们这一群，却又例外地放宽待遇，入狱时不必剃发，不必以冷水和臭药水沐浴，也不必换穿囚衣，狱室可在同一建筑内由我们自己选择，可以选择谈得来的朋友住在左邻右舍，而我们住的一所，却是“忠监”，不知这是对我们的讽刺，还是代替我们表白心境。

　　因为本文与众异的遗书和遗诗有关，有两件狱中生活，值得先为说明的。第一，狱中虽禁与外间通信，甚至不许阅读书报，但是我们与家人鱼雁往返，几乎无日中断。交通的方法：我们分别与一狱卒约定，每日由家中取得来信，藏在他们的绑腿布或制帽的夹层中偷偷地交给我们。下班时，再付以覆信，即可当晚送达。如此日以为常，而我们也每月给以固定的报酬，因此乐于效力。本文的两封遗书，就是依靠这一办法而传递的。

　　第二，狱中准许家属每周于星期二、五两天，携送食物，这对我们是一种恩赐，而对家属来说，则是一件惨事。在半夜时分，家人就得起身煮菜，还在晨光曦微的时候，各人的妻女已经在狱门外排队，等候检查交付，迨送到我们手里，饭和菜都还是热腾腾的，许多难友们睹物思人，想到她们的辛劳和受辱，呆呆地望着面前的大锅小壶，哽咽至不能下咽。因为每周只送食物两次，但要维持七天之久，到了夏季，家人固然对选择不易变坏的菜肴，煞费苦心，我们也必须精打细算，以免食尽中断，以我来说：在狱中前后九百一十二天，始终未食过一次囚粮，但狱中对这二十余人的伙食，当然如常报销，监狱当局对我们的放纵，也许多少有些知恩报德之意。

　　沸水也是一项珍贵的物品，每天在晨间第一次开封（开封是开启狱室的铁门，让犯人们可以出室在长廊中散步半小时），服役的普通刑事囚犯扛来了一大铅皮桶的沸水，吆喝着让我们持杯汲取。尽管名为沸水，但因停沸已久，早已变成微温，要用以泡茶，这只是对茶叶的一种浪费。众异向有卢仝癖，其间曾二十日未得茶饮，因此家人送来了一热水瓶的沸水时，竟为之欣喜若狂，更且付之吟咏。

　　我与众异在楚园时期，见到他的博闻强记，在我服务文化界数十年中，所遇的文人名士，不一而足，而渊博如他的，曾无一人可与颉颃，在衷心钦佩之余，就不时向他作学问上的请益，因此短短数月，如我那样的末学肤受，竟得备蒙青睞。他也一直鼓励我向其学诗，虽偶有新作，以自惭形秽，不敢向其请益，至坐失大好良机，迄今仍觉犹有余恨。

　　众异在狱中的诗境，随着他心境的变幻而日趋于消沉，初在提篮桥时，他似尚寄以一线之生望，所以入狱之翌日，犹强颜欢笑，以宫体诗七律描绘狱中景象，与赵叔雍（名尊岳，以珍重阁名其诗集，为况蕙风之入室弟子，尤工于词。在汪政权时代曾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出狱后来港，转赴星洲曾执教于马来亚大学，前数年已病逝客中）唱和，叠韵至二十首以上。自被判处死刑后，作诗更勤，用以寄意，亦所以忘忧也。其《入狱》《待死》两集，共成诗三百余首。全部诗稿及留给其幼女公子的遗书、暨身与其事而又饶于历史价值，《直皖战争始末记》一文，在他临命之前，一并交我保藏。而我则以两经世变，生命之苟全且无计，仓皇避地，远走天涯，竟不克携以与俱。古人云：“言为心声”，又云：“诗以言志”，以众异在诗学上之戛戛独造，狱中诗两集，凄怆愤慨之情，跃然纸上，实为传世之作。当拙著在“春秋”杂志连载时，不少读者曾纷纷来函要求发表，而我既不克为其妥为保存，自更不能为其刊行，深觉愧对故人于地下。

　　最近，于众异之女公子朱省斋夫人梁文若女士处，得读其遗书两函暨遗诗十六首，获其同意，亟为发表，所以稍赎我之愆尤也。众异遗诗，十九写于粗劣之纸上，若干且为拭秽用之厕纸，足见在狱中之惨状，除两函为制版以存其真外，兹并为添入注释，藉明真相，分别录之如下：

　　遗书一 （）为笔者按 〔〕为原注

　　有儿（笔者按，即文若女士）阅：去秋狱事将起，我避地吴阊（按为苏州）城外，惟慧（其第二姬人慧真）、意（第三姬人意真）两太太知之。吾家枭獍（按指其侄女星若，为黄秋岳之弟竹生之妇），误听人言，以为我不出头，则累其夫婿。于是勾结我旧部（按指任援道），意图破我秘居。适我令意来沪，晋（即星若）遂圈置其家，强迫同行，并有某人（按为任援道）及其副官偕往。吾秘居既已不密，只得归案。先在楚园〔军统羁人之所〕五阅月，移交法院者又已三阅月，至十五日前〔即六月二十一日〕已处死刑矣。〔顷已上诉，入狱后得诗甚多。〕先在楚园时得家报，如报载左笔（按指其令婿朱省斋）在平被拘。前一个月，珊侄（按即李珊尘，为其内侄）报知其诬。并谓得汝消息，心中稍慰。吾身将死，决不恐怖悲哀，惟三十余年父女之情，吾又特别喜汝聪敏，故狱中作此以诀汝也。〔狱中无几案，用小木几代桌子，洋铁桶盖作砚，其苦可知。〕

　　汝生甫十月，革命事起，汝母奉祖母避津，汝随乳母寄居二姑家。乳母因乱辞雇，二姑又不肯管，我抱汝由京赴津，历五小时始到。汝沿途哭闹不已，吾抱汝未尝释手，此景如在目前。今汝幸得所归，家室雍睦，而老父含冤待尽，异时坟头麦饭，纵汝不忘祭扫，所谓一滴何曾到九泉也。人世空华，于兹益信。

　　左笔诸友，在沪同羁者，为英（指戴英夫）、雄（指笔者）、曼（指汪曼云）三人。雄因本来认得，又因同居楚园之故，感情尤亲。雄与左笔为异性弟昆，辄欲以长者相待，我则以四海兄弟晓之，近日则吾与雄为亲家，此一段事实，不得不详细告汝也。先是，去年九月，枭獍既破吾秘居，余则决心就吏，当时已预料有今日之事。慧意二太誓言与我同死〔非必同日，俟我身后事了，相从地下也。〕吾谓意尚有稚女（即毛妹），似无死理，而意执意不回。故狱急时，商量毛妹将来保护教育问题，不可无人负责，遂令其拜雄夫人（指内人）为母。因雄夫人中西学问皆好，善于持家也。吾于狱中又珍重托雄，且将与毛遗书〔非遗嘱，皆言其年庚、家世、名字〕，交雄保管。而毛妹两母，遂于上月廿八，携毛亲往金家拜母矣。

　　又数月以来，亲朋交绝，独龚怀老（按即龚心钊，为众异会试房师）全家，待我至厚，我在楚园时生日，尚在其家为我置酒，其他可知。安英（按为龚怀老之女公子）世姑，侍父不嫁，汝所认识，故春间已决定将毛与彼作义女，亦于上月底正式寄名。将来教之养之，有金龚两家，其父母可九泉含笑矣。毛妹性质如何，因不可知，而颖悟则超常儿数倍。余老得此女，不无爱怜少子之讥，然汝今见之，亦必深喜也。雄与左笔交亲，自是异姓兄弟〔此左笔事，与汝无涉〕。汝如念老父冤死，弱妹无依，恃雄夫人以教以养，又是一门患难亲眷，则推汝爱毛妹之意，必以长者事雄夫人，如一切平等观，则非吾之所望也。

　　左笔社友陶柳（按指陶亢德与柳雨生）二人，亦同缧绁，渠对我亦相当亲切，吾之观察，柳之前途甚有希望也。二人风流罪过，已定东山零雨之期，至迟明春必可出狱。雄始受讯，看来亦无大问题。曼、英或以地位问题，较雄略重耳。〔今日新闻杨淑慧（按即周佛海夫人）及其婿（按为吴颂皋之子，名已忘）、女（按名慧海），皆拘于吾所居之楚园，不知何故来沪？〔来沪已一星期矣，真属不识环境〕。

　　吾之薄产，损耗已尽，然慧意生活，渠如将首饰变卖，亦尚可生，所以不乐生者，正不关生计也。字画尚有数件，将来拟择两件以畀左笔〔我于诸婿中最爱左笔，汝当默喻〕。三年翁婿之情，常苦未能深谈。我之为人，自爱太过，及不合时宜二事，实为我之病根，〔此次狱事，则政治问题，与此无涉。〕即左笔亦恐知我不尽。

　　去年初夏，周宅晤安英之姊〔即胖子〕（按即张燕卿夫人，盖龚安英女士之叔伯姊妹也），说汝有身，娩在何时？是男是女？至今未详，望来信告我，速来信或尚可亲见也。左笔沈室（按为省斋兄之前夫人，早逝），只有一男，汝必须视如己生，彼自能忘其失母。此事似难实易。万一存世人尔我之见，使人笑汝，兼及老翁矣。汝对左笔必力守礼让二字，设时时欲以口舌胜之，则所胜少而所失多矣。

　　去年因飞机炸弹，将肇火灾，遂葬汝母于静安寺公墓。五圹之穴，与祖母伯父共占三圹，当时知汝有身，故未告汝，知不能来也。嗣后则时局骤变，亦不遑告汝矣。将来到沪，汝可一往祭奠。

　　书尽三纸，吾力已惫，不多述。书由珊转。此或为汝父最后之函，已嘱其慎寄勿失。珊为去年乱后亲友中最有肝胆之人，不可轻视，将来将以遗嘱托之。

　　丙戌（按为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父书。

　　遗书二 杂诗之一 丙戌五月廿一日狱具论死旬月间得杂诗十章此其一也

　　昨日诣讼庭，庭外见娇女，牙牙初学语，见爷呼不止，径前抚其颊，父女缘尽此，

　　狱成人聚观，所恨不见尔，佛言别离苦，此苦缘爱始（内典爱别离苦为人生八苦之一），

　　徒今断诸爱，心或先身死，期汝为缇萦、嗟汝未毁齿！

　　那知汝爷冤，此冤真井底，他年汝长成，字与谁氏子？

　　慎勿学汝爷，读书识道理！

　　有儿阅：得书深慰，居然老眼得见覆笺，亦一快也。书上说到孝女缇萦，因忆及狱具之日，家人抱毛妹来，已九个月未见面，呼我不已，感怆作前诗，并说到缇萦事，汝读之，必坠泪也。暑尽凉来，尚羁缧绁，在沪儿女，无以一肴一饼相饷者，身后之坟头麦饭，何待言耶！佛经疏中有言：“痴是爱因，恼为爱果”，这八个字真真透澈。我平日视民如伤，舍身救世，何尝不是爱字驱使；何尝不是爱字种因？结果得今日之绝大烦恼，小之如妻子儿女之爱，又何尝不是痴耶？左笔宜息交绝游，过今年再说。文字之友，更不宜往来。至于汝之来札，随付丙丁，不必交珊火之，更多周折也，小纸两条，阅之当知为（按此处疑漏一“谁”字）氏之笔，因彼我近已相隔一楼，故以书代面。东原后人（按指戴英夫）刑期阑干之数，圣叹裔（按指笔者）尚无朕兆也。宝孙（按指省斋次子明）像肥硕可念，郑良斌（亦为提篮桥难友，现在港）谓与其两兄小时面貌相同。

　　八月廿八迂叟字，写成半月始发

　　这两封遗书，骨肉之情，真有因爱成痴之概，及今雒诵，虽外人亦觉荡气回肠。函中若干事，局外人不易明其真相，不嫌辞费，再为叙述其梗概：

　　首先是众异被逮经过，在前书中所述，这是众异生前亲口为我言之，但遗书中“枭獍”云云，当时痛心之余，或不愿自泄于外人，故于我所记述的，于事实不免有所缺漏。

　　当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时为农历乙酉年七月初八日）无条件投降之后，相隔一月，至九月中，重庆特工人员已先在南京上海各地开始行动，占住房屋，追查财物，与汪政权稍有牵缠的大小人物，不问情节，悉加拘禁，人心惶惶，秩序大乱。众异在苏垣赁屋一楹，携意真夫人与毛妹俱，秘居以求苟全。他所以会选择苏州来作为避地之谋，我相信是为了他“维新政府”时代的旧部，时任汪政权的江苏省长，胜利后又奉重庆政府委任为京沪线行动指挥的任援道，手握大权，以为住在他的辖区，总会念到过去的一段渊源，即有什么风吹草动，或能阴为之庇。不料事实刚好适得其反，任援道为了要邀功，对众异这样一个地位的人物，自无怪其不肯轻轻放过也。

　　正因为过去有过深切的关系，任援道自然容易获得线索。众异的侄女星若之夫黄竹生曾任苏州某一机关的处长，胜利以后，凡是与汪政权有过关系的人，虽然政府一再说宽大处理，但总不免怀有徬徨的心理。任援道认为黄竹生既与众异有姻娅之谊，自是最理想的工具，他以这样的理由来打动黄竹生，他说：“只要梁院长肯挺身自首，我敢保证他生命的安全。至于你，只要能供给情报，能使梁院长归案，自然更是一项最大的功勋。”黄竹生竟然相信了任援道的话而甘为鹰犬，而星若也以为是出于任援道对她丈夫的另眼相看，如其找不到众异，则办事不力，后果堪虞，于是便百计寻访众异的踪迹。刚巧众异令意真夫人赴上海，途次与星若相遇，即被邀往其家，不许离去，并立即密报任援道，强迫意真夫人同返苏，这样秘居既已败露，使众异再无法隐藏而不得不挺身投案，终且难逃于一死（众异殉难日为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

　　这位任援道先生，我是十分钦佩他的手段灵活，变幻无端，在政坛上手挥目送，确是一个玩弄政治的能手。他一生为政府立了不少奇功，但在“维新政府”以前，却似乎并不得志，虽对邓演达等几件大案，他都曾表演过他的一手，而始终不获重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虽颁有“惩治汉奸条例”，而事实上则是不问功罪，但问职位，即或枉或纵，亦爱憎随心，以任援道在沦陷时期之职位，似无脱身事外之理。而有汤恩伯为他庇护，又以拘捕梁众异立了大功，终于逍遥法外，安然先后为香港为加拿大的寓公，盖有由也。

　　当任援道在国军复员接收前的一段时间内，左右逢源，确曾一度气焰高张，当年同事六载的汪政权中人，都不免要看他的颜色，但他住在香港一再向人表示，众异的系狱，完全不是他处心积虑的结果，他所以有此表示，盖以彼一时，此一时也。但依我的判断，众异遗书中所言，绝非出诸虚构。任援道想一网成擒的人物，也且不仅是梁众异一人。前上海“申报”社长陈彬龢，在港时曾欣然屡屡对我说：“日本投降以后，任援道曾一再坚邀我赴苏州暂避，自谓有力为我回护，而我鉴于任援道过去的作为，不能不疑其别有用心，因而婉言加以辞谢，始得保此残生。”是的，论政治上的地位，彬龢自还不如众异，当在沦陷时，因他与日人关系的密切，“申报”上对重庆方面攻击的猛烈，确为当局欲得而甘心者。我也不能不疑心到任援道的邀他，是有其友谊以外的其他目的的。

　　陈公博在苏州高等法院囚禁时所写的自白书，名曰“八年来之回忆”，其中有一段是表白他所以赴日暂避的经过说：“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以求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罪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案；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为我终是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两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也只有任先生。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当时公博既鉴于南京秩序的极度混乱，又以任援道的一再劝告，终于在临行赴日之前，先呈蒋先生一函，函中有“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而自首”之语。公博总不会无端端卸责于任援道吧！而任援道在香港时却又竭力否认其事。但是当去年我赴日本时，遇见旧时任部师长刘毅夫时，闲谈及于这一经过，毅夫说：“任老总的确力劝陈主席离京暂避的事，其中有一次，还是任老总要我面见陈主席代达的。”我不知任援道先生何以要事事隐饰？或亦有其难言之隐耶？

　　众异遗书中的第二件事，是有关其幼女公子毛妹过寄给愚夫妇为义女的事。众异共有男女公子八人，其中长女公子现留大陆，存亡不知外，二女公子以腰病早逝，存年仅得十八。六女公子在战时以伤寒症转为肠出血不治而死，七女公子又早自戕。省斋夫人文若女士行三，现在港。公子两人，长渊芳，战前赴法，即不知所终，次公子秋若，又因肺病穷困而死，现所存者省斋夫人外，仅为羁身大陆之毛妹耳。

　　爱怜少子，本是天下一般做父母者的常情，况毛妹出生未久，众异即陷身缧绁，想到她未来的教养，骨肉之情，自不能恝然置之。既自知决无生还之望，而要以愚夫妇为其义父母，无他，在入狱以前，我与众异可说毫无交情，但入狱以后，那时我还血气未衰，对狱中不合理的待遇，好抗争，也好为难友抱不平而出头干预，众异却颇赞许我的这一副傻劲。至于内人，众异却从未谋面，而在其遗书中溢美的盛赞，则以难友之间，已到了彼此间全无秘密的境地，通常即以秘密递入的万金家书交换阅读，他以内人尚能持家，遂要以毛妹相托。当时我曾力辞以为不可，最大的原因，即因我与其爱婿省斋，既有金兰之谊，行辈不称，再则，自问破产之后，更恐无力加以照料，而众异却正颜对我说：“这是在狱室中于临命前的托孤，任何藉词，即为推托。”这样才使我不得不惶恐从命。但是当我出狱后不久，即襥被南来，对毛妹也未曾负过一天的责任，及今思之，犹觉内愧于心也。

　　遗书中提及陶亢德、柳雨生二人，实则他们与汪政权绝无关系，仅因他们在沪颇有文名，又均以家累不克舍之而远走内地，在沪共同主持太平书店时，笔下也绝无媚日言论。但以日人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作家大会，迫人参加，在日人枪刺之下，抗拒即杀身，于是一经出席，遂成罪证，终于同系提篮桥狱，又各被判处徒刑三年。亢德恢复自由后，家居闭门养晦，共军南下后，又被送往远地劳动改造。柳雨生在众异遗书中谓：“吾之观察，柳之前途，甚有希望。”今雨生以苦学成名，浸成为国际著名学者，可见众异之目光如炬，确有其知人之明。

　　众异在狱中于绝望之余，俯仰兴悲，惟以吟诗来遣愁明志。同囚者虽泰半为知书之士，但真正能诗而堪与众异唱和者，又仅得叔雍一人，故其遗诗中，甚多为两人间次韵之作。众异在狱，又常为难友所窘，人人知其为诗学中当代的泰山北斗，乃纷纷向他请益，有些人文字且未达清通之境，居然也大胆写作，诗成，且丐众异为之润色。记得有一天，我正与他在狱室长廊中小谈，他忽然匆匆走避，我以为有事发生，他却附耳向我低言说：“检察官来了，我怕了他！”举目遥望，来者只是油粮商人陈子彝。我说：“这是子彝。”众异也不禁莞尔说：“是的，他又来与我谈诗，我怕他的与吾谈诗，或尤胜于检察官的问案。”自他判处死刑以后，人人都知道他命在旦夕，于是不论为难友，为狱卒，或为难友外间之亲友，向他索诗索书者应接不暇。众异又常为他们在黯淡的灯光下彻夜为之，狱居而又不能得一日之清闲，其可怜可悲又为何如耶！

　　兹于省斋嫂处获得诵其尊人遗诗十六首，片羽吉光，弥足珍贵，亟为誊正录刊，以作为本文之殿：

　　梁鸿志狱中诗

　　狱述

　　賸有宜州数卷书（箧中惟山谷集），铁棂疏处任咿唔，

　　窥天未肯呼苍昊，席地浑疑返古初。

　　妇饁泪凝方寸肉，家书形似脍残鱼，

　　平生饮水今知味，便与卢同碗盏疏（久不茗饮）。

　　次和狱居春暮

　　不见朝曦见夕晖（狱室西向），人间春不到圜扉，

　　诛求更比追逋急，罗织从知漏网稀。

　　岂有茶汤供晚食，断无风浴厌春衣，

　　无差别定吾能入，穷子何须更念归。

　　落晖 次叔雍韵

　　又见遥灯送落晖，旋凭高枕对窗扉，

　　渐空尘障冤亲尽，回念朋尊故旧稀。

　　洗面细君惟有泪，忍寒声叟不求衣，

　　一房久作无家客，已信春归客未归（室人书来言以泪洗面与李后主语暗合）。

　　狱中送春索叔雍同作

　　春在江南何处春，晓钟才动便无痕，

　　乱红作态连玄圃，新绿骄人点白门。

　　一客坠鞭瞻马首，千家啼血怨鹃魂，

　　危困何与南冠事，烟柳斜阳懒更论。

　　入狱日叔雍有诗奉和

　　壶觞难赏不赀春，缧绁犹留未死身，

　　孤负清明连上巳，本来无著是天亲，

　　无灯暗坐星窥客，引被酣眠梦趁人，

　　却笑南冠珍重阁，强持宫体遣芳辰（叔雍同日入狱有移居宫体之作）。

　　狱圃闲步

　　眼底芳春似晚秋，意行聊用散幽忧，

　　雁行何限范兴话，鸢站今忍马少游。

　　垂老英雄宜种菜，已衰筋力怯登楼，

　　妻孥莫问眠和食，自有丹心照白头。

　　无题

　　早是元龙豪气尽，云表空谈百尺楼，

　　砌阴初长三年放，新词忍谱扫花游。

　　旧梦渐散随水逝，底事行吟集百忧，

　　不关春恨不悲秋，漫劳恩怨在心头。

　　四月一日雨中午睡叠前韵

　　细雨斑斑入远村，高楼惘惘惜春痕，

　　尊前岸帻知无地，花底支节别有门。

　　余沈尚堪书牍背，小眠聊与慰诗魂，

　　风波屡试身犹健，一霎阴晴不待论。

　　狱中骤热三次前韵

　　骄阳未夏已晖晖，便想藤床倚竹扉，

　　我自弃材天亦妒，世皆疑狱古应稀。

　　招凉正待髠霜髩，作健犹堪试赭衣，

　　初闻生还等闲死，算来无往亦无归。

　　晨起四次前韵

　　蜂房处处见晨晖，诇卒迟迟为启扉，

　　沃盥持匜成惯习，旗枪试茗久疏稀。

　　朝饥自瀹前宵饭，老懒谁更卧内衣，

　　昔为众生今入狱，此心禅定算知归。

　　雨中五叠韵

　　弥天阴翳失朝晖，云气垂檐雨打扉，

　　不为鹏来伤运蹇，转因麟获悟知稀。

　　然多囊篋供群盗，有限缁尘点素衣，

　　依旧年时闵农意，课晴占雨憺忘归。

　　狱述寄内六叠韵

　　了无夕月与晨晖，以地为床铁作扉，

　　杂报传观公论少，故交弥望尺书稀。

　　势如潮涌囚争饭，静待风生客浣衣，

　　举室饥寒莫关白，无家我已不思归。

　　闺人饷沸水一瓶始得茗饮盖二十日未尝此味矣九叠前韵

　　自挈军持犯晓晖，相携来叩讼庭扉，

　　煎成定觉羊肠绕，瀹后稍怜蟹眼稀。

　　与子同心指瓶水，不须门茗溅春衣，

　　兼旬磊块浇难尽，累汝衔愁缓缓归。

　　楼居十叠前韵

　　楼居无地赏林晖，狱户何人更款扉，

　　补睡光阴春梦浅，食贫风味晚餐稀。

　　讼冤自奋哀时笔，忍辱先裁盖瘿衣，

　　世议万端身一笑，余生焉用苦思归。

　　赠陶柳二生意有未尽再赠一绝句

　　东坡二友共南迁（东坡渡岭上携陶靖节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

　　与古为徒意凛然，

　　伴我幽囚得陶柳，

　　故应一笑傲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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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〇、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的蒋伯诚

　　现在居留在海外的侨胞们，也许已很少人知道蒋伯诚这个名字了，但是距今二十六年以前，在对日抗战后的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他曾经无愧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尽管他以一个病废之身，也并不曾真正建树过什么丰功伟绩，但因为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就凭着这一个头衔，自然而然的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重视。

　　上海是特工战最激烈的地方，抗战初期，两个对立的政权，都在全力活动。自一九三九年以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每隔几天，就有一桩暗杀事件发生，大街小巷，到处有枪声，到处有伏尸，上至军事委员会政治人物，下至新闻、经济界的人士，稍涉嫌疑，不问是为了抗战或者是为了和平，都不能免。汪政权因得地理之便，在特工战中渐占优势，重庆政府派在上海的各种组织，军统、中统、三青团等，投降的投降，破获的破获了。过去有一个时期曾经潜伏在上海的，如吴开先被捕后，以半投降形式换取了遣回重庆的特殊待遇，主管三青团的吴绍澍，主管教育的蒋建白等等，都以无法立足而纷纷远离了。唯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蒋伯诚，却能一直留驻在上海，这就算得是一个奇迹了。

　　本来，我与蒋伯诚绝不相识，而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之前，连他过去的经历也所知甚少。在我的印象中，仅知他一度曾代理过浙江省主席，在韩复榘主鲁时代，他代表国民政府在济南负起联络与监视的任务。抗战以后，又奉命到上海主持地下活动。

　　像他这样一个人物，而又留在沦陷区内，是不会不受日本宪兵的注意的，迟早也总将逃不过被捕的厄运，而这事也终于发生了。事发以后经过了相当的日子，我才于无意中获得这个消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九四一年的初春，一次周佛海上海居尔典路（后改称湖南路）的住宅中，举行一个电影晚会，放映一部刚拍好而尚未正式公映的歌舞片——中日合作的“华影”公司出品，而由李丽华主演的“万紫千红”。那天的晚会，是为了张善琨在不久以前，因为私通重庆嫌疑而被日本宪兵所拘捕，得周佛海的营救而获得保释，他为表示谢意，以这一部影片送至周宅献映。

　　善琨是太懂得一切世故人情的人，他知道佛海不一定欢喜看电影，但一定高兴欣赏影星们的丰姿与演技。那天的场面，因所有“华影”的影星，几乎空群而往，倒真称得上“万紫千红”。周宅的大厅上设了四席酒，影片的放映地点，是在大厅前绿茵一片的草地上，善琨悠闲地立在草地一角，因为我与他也是朋友，为了他的脱险，不免上前去向他道喜。说来惭愧，我对善琨的“捉放”，事前也是一无所知。由于我当时在南京与上海办有两张报纸，就不免要向他探问在宪兵队中的遭遇，他偷偷地告诉了我两项秘密消息，一件是新闻报以“小记者”为笔名的严谔声与他同囚在一处，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惊愕。

　　严谔声与我是新闻界的老朋友，但由于个性相距得很多，他是稳重而又严谨的人，刚与我的放荡冲动相反，因此尽管是同业，而且多年来又同是上海记者公会的执行理事，但以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很少有友谊上的来往。他不但主编新闻报的副刊“茶话”，而且还兼任了上海市总商会与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秘书。国军从上海撤退以后，主持该两会的负责人，如王晓籁、杜月笙等都相继离沪，而私章却都交在谔声之手。因此日本宪兵队就处心积虑地要把他拘捕。

　　早在一九四〇年汪政权建立不久，严谔声的太太就被汪政权的上海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所拘押过了。关于这事，倒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谔声太太被捕之日，我正在南京。第二天的傍晚，我在夫子庙的太平洋菜馆与朋友们共进晚餐，谔声的一位表弟由上海赶来看我，说是受谔声之托，要我对他的太太加以营救。谔声夫人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纯粹家庭主妇，患有很深的胃病，身体十分孱弱；决不能抵受长期羁禁。而她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七十六号”捉不到谔声，遂以他的夫人来作为人质。

　　当年我的基本态度，还不懂什么是“忠贞”、“爱国”等一类自装门面的高调，我对特工的行径，心理上一向深痛疾恶，我以为不问中国历史上的东厂或西厂，外国的盖世太保或格别乌，他们的残忍卑劣，都是一丘之貉。尤其当对外战争时，尽可以不同的见解，各行其是，又何必箕豆相煎，自相残杀，这是因政治而埋没了人性。因此，我对谔声的请托，就一口应承。

　　因为李士群也是周佛海左右十人组织之一，我与他也算有着金兰之谊，于是毫不考虑地就在菜馆中打了个电话给士群，我在电话中刚说了一句“七十六号为什么要把严谔声夫人拘押”，士群就抢着说：“雄白！你真是糊涂，这种事岂可在电话中商量的？有什么问题，可立刻来我处面谈。”我一想不错，于是放下话筒，就立刻赶去。到得那里，士群京寓的起坐室中，除士群外，正坐着苏成德（首都警察厅长）与唐生明（唐生智之四弟）两人，见我赶到，同时发出了笑声。士群说：“我明早将搭七点钟的京沪快车回上海，在火车上正好休息，今晚就不拟睡觉了，想打一晚通宵麻将来消磨时光，正苦三缺一，而你却来了电话，恰好自投罗网。现在赌意正浓，无心听你讲别家人的闲事，什么话等打完了牌再说。”他也不等我的同意，拉开牌桌，这样就一起打到了清晨六时，我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在士群起身搭车之前，笑着对我说：“看在你陪我打了一场通宵麻将的份上，又输给了我们那么多钱，不是你来要为严谔声太太说情吗？那么，你可以打电话到上海去，要他们来‘七十六号’把她领回好了！”想不到这事就轻轻松松的如此解决了。士群虽然是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外表瘦削斯文，对人也很有一些人情味，决不像外面对他那样的种种传说。既然张善琨说谔声是与他同囚在一处，事实当然完全可信。

　　善琨告诉我第二个消息，是蒋伯诚也被日本宪兵所拘捕了。蒋伯诚怎样被捕与关在何处，他都不知道，但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他之被捕，就是受到蒋伯诚的牵累。原来蒋伯诚的太太，是名坤伶杜丽云，凡是老夫少妻，家庭中总不免有些难言之隐，杜丽云一度曾弃家出走，最后仗善琨之力，才把她追寻回来，始得重圆破镜。因此，他与蒋伯诚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蒋伯诚被捕后，在他家里却搜出了善琨的去信，于是也一并株连。

　　事有凑巧，两三天后，为“海报”长期撰稿的唐大郎也来看我，告诉我他的好友毛子佩与蒋伯诚一同被日本宪兵拘禁了，他要我设法营救。毛子佩在战前曾办过一张小报，但我与他并不相识。子佩不知以何渊源，抗战后攀附上了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而竟然也荣任为委员，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说来可怜，虽然我参加了汪政权，但除公开场合以外，向不与任何一个日本人来往，一无门路，试问我有什么力量帮忙。但由于大郎的苦求不已，而且他还告诉了一个秘密，就是毛子佩等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在押所还可以看报，因此大郎就在他“海报”所写的稿件中，与他暗通消息。大郎说：“你自己不留意，我在‘海报’上已通知他将由你设法营救，份属同业，只有请你勉为其难了。”

　　我是绝无办法的，唯一可以进言之处，只有转求周佛海。我去见他，一述来意之后，佛海就说：“毛子佩虽情节较轻，但因他与蒋伯诚同案，不便单独为他说项。关于伯诚的问题，我与他是老友，论公论私，都应为他出一些力。我已奔走了多时，请川本（当时日军驻沪“登部队”的陆军部长）与冈田酉次两人向东京军部疏通，已经有了眉目；现在只候日军部的最后决定。一旦如能实现，我还想请你出面，完成保释手续。”这一席话，颇出乎我意料之外，不但不费吹灰之力，使我可以对朋友有个交代，而且像堂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如蒋伯诚这样的一个人物，要由我来担保，这自然是出于佛海对我的好意了。

　　大约至一九四一年的仲春，佛海通知我蒋伯诚等于翌日觅保释放，但日期已经记不起了。那天的下午二时左右，约会了另一保人徐采丞（徐是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但他有办法同时获得日军的信任，不但与川本好，而且与日军特务机关“松机关”的阪田也有密切关系。在抗战中，后方物资缺乏，由孔祥熙、杜月笙、戴笠、顾祝同等办了一个通济隆公司，专向沦陷区搜购物资济急。采丞竟然说动了阪田，拨出巨资，也成立一个民华公司作为联系，曾将大批纱布、橡胶、药物等源源由沦陷区运往抗战区）会齐，先往上海静安寺路原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私宅的川本公馆，由他派出了一名联络参谋，同赴贝当路宪兵队会见杉原队长。杉原取出了一纸保状，要我们签字盖章，而担保人的责任，又是异常吃重：一、今后被保人不再作任何政治活动；二、如需离开上海，应先取得日本宪兵的同意。对皇军是没有讨价还价的，我们只有硬着头皮把名字照签在保状之上。

　　写好保状，才一起驱车赴西蒲石路本为万墨林住宅的软禁之处。那时蒋伯诚还偃卧在床上，其余几人，是他的太太杜丽云，他的儿子宇钧，上海市党部委员王先清、毛子佩以及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夫妇。杉原要他们在室内整整地一字排列好，肃立听他的训话，然后再要他们向我和采丞深深一鞠躬致谢，才命令监视他们的便衣宪兵全部撤退，完成了保释手续。

　　全部七个人看到保释他们的竟然是一个绝不相识的我，那时脸上所露出感激与欣喜的表情，以及蒋伯诚的连声称谢，现在回想起来，此情此景，还如在目前。但是政治就是政治，所有参加汪政权的人，都天真得可笑，往往把友情放在政治之上，就以这事而论，在营救方面，我虽未出力，担保却要负起很大的责任，而以后他们对我的报酬，将使我永难忘却。

　　在一九四九年时，抗战胜利所获得的成果，短短于四年之间，又全部断送了。他们也与我一样，仓皇辞庙，远走海外。一次，我与朋友去九龙五芳斋进餐，旁桌上坐着王委员，见到我竟然若不相识，朋友是知道过去这一段经过的而又与他相熟的，就上前去轻轻问他：“雄白不是曾经救过你，怎样你连招呼也不打一个？”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这回事”，朋友回座告诉了我王委员的话，我感到一阵莫大的追悔。

　　其中的万墨林与杜月笙为上海浦东同乡，两人的关系，介乎主仆、师生之间。杜月笙离沪以后，他仍然留在上海供奔走之役。他的两次被捕，都是我营救脱险的。除了我受他夫妇一鞠躬之外，此后即不曾再见过面。他前年在台湾的某刊物上写过一篇两次被捕的经过，笔下大义凛然，我是心知内情的人，读后就不免为之哑然失笑了。

　　毛子佩的钻营本领，我十分钦佩。他在保释以后，当然仍照常工作，也承他不避嫌疑，常来看我，多半是为了经济上的通融。一次日宪又要把他拘捕时，他乘夜来我寓所，要求为他掩护，我临时给他一张我所主持的“平报”职员证，填上假姓名，才得避过日军耳目，登上火车，从容自杭州逃往内地，非但我没有履行担保的责任，反而协助了他的逃亡。

　　日本投降以后，毛子佩就急急赶回上海，一到就来看我，提出了两项要求，第一：今后要展开工作，身分不同，应有一所像样的房子居住；第二，想接收“平报”，改名继续出版。我很清楚自己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生命且难保，况乎身外之物的财产？当场就痛快地答应为他安排。

　　在旧法租界的福履理路，我有两所连在一起的花园洋房，同一大门出入，中间仅隔着一个花园，买来以后，重加改造装修后，即不曾有人居住过，我就贡献出来作为新的毛公馆，他自然欣然迁入，与他两位夫人一同居住。不幸妻妾之间，偶因诟谇，他的如夫人竟跳楼自戕身死于此。他住的是前面一所，后一所他代我送给了章士钊居住。记得一九五〇年时，这位章行老为了某家析产的事来港出任调停，当他住在香港利群道时，我因受某家长兄之托，也参加为鲁仲连，与他相见。虽然我与他是当年的上海律师同业，而且曾经办过几起对手案子，不知他是身价自高呢，还是年老健忘？通名报姓以后，他竟表示从不相识。在谈话中却忽然若有所悟，问我道：“现在我上海所住的房子，是否就是你的？”不错，房子本是我的，但既由毛子佩慷我之慨，更何况成王败寇，敝产早成“逆产”，教我怎样好意思还以房东自居？我只有惶恐答道“招待不周！招待不周”！

　　关于第二问题，我劝毛子佩，“平报”是一张大报，不易经营，不如接收我另一张小型报的“海报”，因在东南地区有着良好的基础，倒不失为生财之道，他虚怀若谷，当场决定，就将“海报”改称为“铁报”而继续发行。在中共南下以前，四年之间，仍行销如旧。对毛子佩而言，这是他一生际遇上的回光返照。至于“平报”，由他送给了吴绍澍，改名“正言报”，应了我那句话，始终没有经营好。

　　言归正传，蒋伯诚经我保释以后，自由虽然恢复，而身体仍未复原，一直到他逝世为止，长年睡在床上。但因为除他本身工作以外，他与吴绍澍公私上均有联系，上海风声紧，吴绍澍远避在安徽的屯溪，所有吴绍澍所主持的上海市党部与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事实上均由蒋伯诚就近直接指挥，但他以瘫痪之身，试问尚有何事可为？这一时期我不但成为他家的常客，而且是他家的特客。也不但是他与佛海之间的联络人，也且是他工作上的助手。

　　他在保释以后，即迁住到静安寺路愚园路口的百乐门公寓，名义上虽然已恢复自由，而在他寓所的四周，仍有日本宪兵队的密探在暗中监视，因此真正的抗战工作分子，反而明哲保身，裹足不前了。我因系保证人之故，且负有他们不得擅离上海的责任，故由佛海通知日军，为了需要经常前往探察，反而可以公然出入。每当我去时，总先由杜丽云殷勤招待，再陪同进入伯诚的卧室，立时摒退左右，就坐在他床前与他倾耳密谈。直至抗战胜利为止，他们对我的优礼，始终不衰。凡是他对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也总是奉命唯谨，如上海市党部与三青团的经费，从此都由我一人负担，被日宪拘禁在镇江监狱的重庆工作分子，数达一二百人，由我奔走释放。当我每完成一件任务，他总恳切的对我说：你如此为国家出力，我已代你向军委会呈报备案，将来有关你的问题，也将由我完全负责。我也照例对他以微笑来代替道谢。

　　周佛海对蒋伯诚可说关顾备至，日常生活费用都交我送去，有事商量，总使他如愿以偿，而伯诚对佛海说，确然也有过一些真心，如一九四四年佛海兼任上海市长时，还是由他去电重庆请示的。一九四五年的初春，因不放心佛海与戴笠之间的关系，要佛海写好亲笔信后由他辗转带渝呈给极峰，以窥探真意。日本投降之后，他又托我转言佛海，力阻他随戴笠飞渝。以上各种经过，已详前书中，兹不再赘。

　　蒋伯诚尽管以病废之身，做不了什么事，但他的处境无疑是危险的，无日不可以被日宪逮捕，也无时不可以送命。一次他在闲谈中向我叹息着说：“人家是发的国难财，而我在沪为国家辛苦了几年，却换来了一身的病，连上海一所住宅，也忍痛卖掉了。你是知道的，这里四周都为敌人所监视，如其有一天需要逃难的时候，将连一个藏身之处也没有。”那时我自问只是对一个为国家出力的人同情，三天之后，就在旧法租界一处隐僻的所在，用了一个化名，为他买进了一所不算太小的洋房，还立即重加装修，并加添各种安全设备。等一切布置就绪之后，我把产权凭证与印鉴一并送给了他，他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还命杜丽云亲往察看，表示出十分满意。

　　其实汪政权中的人冒险帮忙，只是一时利用的工具而已，不要说我，连地位与关系如蒋伯诚者，最后也逃不过鸟尽弓藏的命运。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二三晚，我又去看他。杜丽云告诉我，他受了一些刺激，血压剧升，情势危殆，我走到他床前，看到他满面通红，正呻吟不已，一问原因，原来是听到广播中重庆任命了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之故。他一直以为在上海冒险工作，如一旦胜利，上海市长一席，自然无人可以与之争衡，势将非他莫属了。这一消息，使他失望，也使他冲动。我与他谈话时，在他低微断续的谈吐中，充满了愤激牢骚之语。

　　以后虽然曾在大西路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一时臣门如市，当年的蒋委员长又曾亲笔写给他一封全文二十九字的慰问信，可称慰情聊胜，但依照常理而论，这一公署应该是上海的最高指挥机关，而他无疑是最高的负责人，但等到天上飞下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卷土重来之后，他却反而处处受制于人。某一天，他的儿子宇钧，因帮人交涉误被查封接收的房屋时，军统认为干涉了他们的行使权力，到门向他指责，他在气愤之下，一记耳光就把他的儿子宇钧一边的耳朵震聋了好几天。

　　不知怎样，连我送给他的那一所房子，也给军统查出来了，派人去向他询问。这一来，却急坏了杜丽云，连夜把内人找去，将房契与印鉴强行退回。我那时已置身缧绁，本来不知有此事，而追查财产的检察官忽然将我提审，专门审问我那所房屋的事，我当时竭力否认，检察官却妙想天开，厉声说：“你说不是你的，有什么证明？”我战战兢兢的作供说：“大老爷明鉴，如其你以为连跑马厅也是我的，试问我又怎样能提得出证明？”一次审问就在尴尬场面中不了而了。

　　胜利以后，我被安上了一顶帽子，抄了家，也入了狱，在法庭宣告判决以前，连生死都不知道。我自己反因既然插翅难飞，就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倒是把家人急坏了。照理最应该帮我忙的是这位蒋伯老了，但今非昔比，情形既已大变，一切交谊，早成过去，今天我仍然不能怪他的食言而肥，因为我知道他胜利后的环境，也许比之秘密工作时更坏，于是心境影响了情绪，环境也影响了他的出力。在审判中，内子曾去求他证明，他说：“你丈夫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丈夫当年太红之故！”内子向来有遗传性的神经衰弱症，怎样也料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勉强说了一句“伯老！当年是不是你都曾经唯恐我丈夫不够红的？”说完，就昏倒在他床前的沙发椅上。

　　大约由于内子的这一举动，激发了他对我的同情心，终于由“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以正式公文送交了法院，按事列举，证明我当年曾经做过些狗捉老鼠的闲事，并派他的儿子宇钧为我到庭作证。我感激他的成全，也因为他的证明，帽子减小了，一再末减结果，渡过了九百十二天的牢狱生涯，使我今天还得优游海外。

　　一九四八年，当我出狱以后，我去向他道谢，那时他又搬到了王家沙的一处小公寓中，早已门庭冷落，不再有一些风云人物的迹象，只有杜丽云还陪伴着他，他也仍然斜卧在病榻上，病况毫无起色。我表达了几句谢意之后，彼此就默默的相对着。因为我正在想：过去的事，像是一场大梦！相信他也是在想吧！过去的事，真像是一场大梦！这是我与他最后的一次见面了。因为我来港以后不久，就由大陆来人，传来了蒋伯诚逝世的噩耗。此后数年，又有人说：连杜丽云都也因病而追随她丈夫于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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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黑白大王”盛老三

　　在不寻常的时代中，往往会出现些不寻常的人物，所谓时势造“英雄”也。一般乱世英雄，固不必定有什么济世匡时的能耐；吹得了牛，狠得起心，依靠一些凭藉，拼着一条穷命，不难际会风云，出人头地，特别在战乱之际，这情形就更为显著。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其例：如一个微不足道的泗上亭长，一个皇觉寺里的酒肉和尚，也且能称王称帝，则章士钊所谓“居然吾郡成丰沛”，适见其少见多怪。所以，等而下之，不论哪一次易代，许多鸡犬同升的新贵们，也尽多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屠沽之辈而已。

　　即以本刊所写汪政权一代而论，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以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侥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粱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命运。其中，使我想到了盛老三这个人。

　　在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一个手握鸦片与食盐两大利薮，被称为“黑白大王”的盛老三，很少人知道他本来的名号。而别人却并不如此，如同一时期，同样受日人卵翼而红极一时的“苏浙皖统税局”局长邵式军，人们且绝不知他的排行为第几。

　　盛老三名文颐，字幼盦，是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胞侄。盛宣怀的几个儿子，藉了先人的余荫，又当宋子文初自美国返抵上海，曾一度进入盛家事业圈的汉冶萍煤矿公司任事，因此渊源，在抗战以前，盛氏诸子，有些得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的税收机关中出任肥缺。而以排行被人所称，又似是盛家的特征。如盛老四、盛老五、盛老七等人，都曾经是上海“上流社会”中的一时知名人物。可是好景不常，战后情形大变，老七于一九五一年去了日本，不久逝世，身后萧条，他的一位由如夫人扶正的妻子，还是在香港时期补行了一次简单的婚礼，而由我证婚的，听说现在在东京竟屈为一家中国菜馆的女仆。老五前数年还住在香港英皇道，已是贫病交迫，连医药费也至无法张罗。我与他本不相熟，因他自知将不久人世，由朋友约我去为他写一张遗嘱。有一天，方告落坐，刚好他家里叫来了几斤白米，一罐火油，总计不过十余元港币，而戔戔之数，竟讪讪要向我告贷。老五死了以后，他的那一位遗孀，情形之惨，更甚于老七的那一位，她最近的遭遇，就不忍言了。

　　现在比较得意的是老四的儿子毓度，十余年前他在香港时，同样一筹莫展，结果迁地为良，去了日本。因他祖父的关系，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在东京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留园”中国菜馆，名宦之后，卒以吃上海人所谓“油炒饭”为生。每次我去东京，有时也往那里进食，看到他对主顾们卑躬迎送。口中还不断喃喃地多谢连声，见此情景，心中自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留园”原是盛宣怀生前在苏州所置的一所颇有亭台花木之胜的花园，而其令孙却移作为食肆的招牌，而且在大门口处还悬上了一幅他令祖巨大的遗影，朝服辉煌，仪容肃穆，尽管这地位有些像是司阍模样，但总是出于这位贤孙的光辉门庭，孝思不匮之意。

　　我并不知道盛老三过去的经历，在交往以后，才在他口中告诉我曾经在民初出任过京汉（？）路局的局长，因此，熟识了不少华北方面的日人。数十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他相识的日本人，到了抗战时期，都已跻身高位。盛老三正值穷愁潦倒的时候，日人想到了他，而要他办的却又是一件专卖鸦片的发财事业，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自是求之不得之事。

　　战时，日本人在军事占领地区，不但搜括物资，以战养战，而且大开赌禁，贩卖鸦片，以毒害中国人民来筹措特务经费。被人称为“歹土”的上海沪西区外人越界筑路地带，以及南市的华界，日人发动许多“白相人”开设赌馆，规模宏大，无数市民为之倾家荡产。至于鸦片，则委由盛老三组织了一个机构，而名字怪得很，销售害人的毒品，反而叫作“宏济善堂”。那时因为交通中断，云土、川土来源不继，日军负责自古北口及安徽亳州出产的烟土，源源南运，向华中各地倾销。街头巷尾，吸食鸦片的所谓“谈话所”，到处都是。

　　“宏济善堂”是沦陷区中早期唯一专营鸦片的机构，除总堂设在上海之外，各省各县，下至各乡各镇，无不有分支机构来经营其事。鸦片这一项生意，向来就是一大财源，尽管中山先生在他的遗教中指出：要靠鸦片来筹一文钱的，就是卖国贼！但“特货”一向成为国家除正当税收以外的一项最大收入。过去数十年中，秘密经费以至内战费用，无可讳言，都仰此挹注。各省的武人们更视此为生财大道，甚至战前上海几个所谓“大亨”也者，也以此起家发迹，居然由草莽而成为庙堂中的人物。盛老三一旦获得专营，财源滚滚，利润之高，自可想而知。

　　盛老三对鸦片原是一个外行，但在上海租界内鸦片公开时代，经营此业者以潮州帮为最具实力，郑家木桥一带，鳞次栉比，挂满了金字招牌的鸦片字号，都掌握在潮州帮手里。盛老三在经营鸦片方面，也以潮州帮中的蓝芑蓀为他手下的第一大将。但日本人总想利用中国人来为他们的傀儡的，对盛老三也并不例外。一个名叫萨多米，而有着“李剑父”中国姓名的日本浪人，才是真正的“宏济善堂”的主持人，盛老三完全受他的指挥监督。

　　“宏济善堂”固然以筹措日军在华的特务经费为主要目的，但因收入过于庞大，于是由李剑父经手，在华的军部以外，连日本国内的大臣及国会议员，都按月获得分润。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又成立了一个“兴亚院”，事实上等于过去英国的殖民部，而院长铃木，又是盛老三在华北时代相识的朋友，有此奥援，声势更是不凡。

　　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是一处占地二三十亩的大花园洋房，论气派之大，是那时中国人中的第一，连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的住宅，也还不足与比拟。房屋四周一带高崇的围墙，两扇乌黑的大铁门又常年紧闭，防范严密，有人往访，汽车开到门前，喇叭一响，大门上一个小洞开启了，因为门后的右侧，就是传达处，不但有司阍，而且有四名日本宪兵经常驻守。来客取出名刺，日本宪兵记下了汽车号码，用目光向来客仔细端详，认为并无可疑之处，才以电话通报。准许进见的，大铁门开启，汽车缓缓驶入，两个日本宪兵紧握手枪，立时分左右跳上汽车两旁的脚踏板上，像押解犯人似的，通过长长的花园通道，在花木扶疏中，直送至大厅阶前，那时早有屋内的佣仆接应，送入楼下的大会客厅，恭坐等待。

　　盛老三预约的普通宾客或宏济善堂的职员们，往往许多人约在同一时间接见，他居中上坐，放言高谈，来客们屏息而听，连声喏喏。有特殊身分的人，才被延至楼上他的烟榻畔相见，他一面抽烟，一面谈话，房中也只有一个姓罗的心腹长随随侍在侧。前见近人在报上所写的记述中，说看到周佛海的大厅上，竟然放的是金质痰盂，这才是天大的笑话。姑不论周佛海的政治立场如何，他到底还是个读书种子，又何至庸俗一至于此？况且，即使是一个金质痰盂，试问又所值几何？如要以金痰盂来炫耀他的财富，不但显得庸俗，亦见得十分愚蠢。倒是盛老三的鸦片盘中，确然放着一个金痰盂，也不过高两三寸的小小一具而已。

　　我认识盛老三时，他已经六十七八岁的年纪，大约由于染有太深的烟瘾，清癯瘦削，体重不会超过一百磅，望之俨然一头猴子模样。但当他过足烟瘾之后，发音清朗，精神健旺，谈数小时而娓娓不倦。他家中只有一位如夫人，本出身于长三堂子，一个弱冠的儿子，又是螟蛉而来的。如此简单的家庭，不但房屋宽敞，而且陈设豪华。一九四四年前后，上海因煤斤缺乏，实行节电，而盛家却自置发电机发电，整日灯光灿烂，全上海不知有多少巨绅富贾，能够有如此排场的，也恐只此一家而已。

　　我与盛老三从相识而合作的经过，说来话长。原来当周佛海随汪精卫氏由渝辗转来沪，发动“和平运动”，进而组织政权的准备时，他邀我参加。他告诉我，他的职位，虽是财政部长，但他将协助汪氏展开全面的政治工作。意思很明显，他所负的责任与所处的地位，是仅次于汪氏。我忽然心血来潮，以为搞政治，第一就是要钱，没有钱，则一切无从谈起，基于他将出任财政部长这一点上，我作出了两个计划：第一、创办一家银行，让他可以有所运用而放手干去。以后我所主持的南京兴业银行，不但开办还远在“中央储备银行”之前，而且领到了财政部的第一号银行执照。第二、我想到食盐非但一向为大利所在，而且在沦陷地区中，中国的盐政与盐业，早已被日军所攫夺，他们不但控制了产盐最多的华北长芦盐场，也占有了淮北盐场。过去经营盐业的场商、运商与销商，分得很严格，不得兼营，而这时早已紊乱不清。在东南地区，由日军直接卵翼下，成立了一个通源盐公司，主其事的为丁剑桥（伯雄）与周吉甫两人，为华中地区的唯一销商。

　　佛海这个人，确是有些气度的，他也决不斤斤于细节，只要你能言之成理，无不坦然采纳。我的两项建议，一经得他的同意，在汪政权建立之前，即已着手准备。此后，银行业务依赖他的支持，办得很有成绩，南京总行，在中华路自建了一所战后最具规模的大厦（胜利后被接收而成为中央信托局局址），以后在上海又开设了分行。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后，事实上成为上海的市库。佛海为重庆工作，从未领过一分经费，这银行多少给了佛海一些政治上运用的便利。

　　对银行我已经是门外汉了，而对盐业，更是一窍不通。我先收买了一些还是前清遗留下来的运盐凭证的引票，就开始筹备。佛海同意将来淮南、松江、余姚三个产盐区域的食盐，因日人尚未染指，交给我一家收买。这应该是一个最优惠的条件，无如我本身已是外行，而延聘来的专职人员，又了无经验，如此，岂非是盲人又骑瞎马？因此，一直等到汪政权的建立，虽然分在三个盐产区成立了三个公司，而业务仍然无法开展。名义上我是个三个公司的董事长，但事实上却又一直无暇过问。

　　事有凑巧，不知怎样，周吉甫走通了佛海的门路，又时常出入于佛海的私宅，而佛海对他，也有着不坏的印象。有一天，佛海突然问我盐公司的情形，我只有据实答覆。佛海迟疑了一阵对我说：“通源公司几年来已办得有些成绩，周吉甫为人尚还干练，他也想摆脱日人的羁绊，重新改组，我以为你不如和他合作，较之另起炉灶要有利得多。”既然佛海的意思很坚决，于是事情就决定了下来。

　　我开始与周吉甫商谈进行合作的事，在我这一方面，参加谈判的还有担任常务董事的杨惺华。惺华的参加，因为我想到如盐公司办得好，将会有庞大的利润，佛海虽信任我，但我觉得总也应该有所交代，因此拉了他的妻舅杨惺华担任常务董事，以示清白。更因为惺华与周吉甫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在谈判时也许可以格外方便。吉甫表面上是一个十分圆滑的人，而实际却见风使舵，无孔不入。初次的商谈，就在吉甫跑马厅畔的卡尔登公寓他的私寓中。他认为惺华与佛海的关系，远较我为亲，拉得住惺华，就可以抓得住一切。因此入座未久，他就拉了惺华进他的卧室中闭门密谈，反而把我这个名义上的董事长冷清清地搁在客室中，尽管我感到他的做法过分浅显，还是不露声色，独自枯坐了达一小时有余。吉甫给我第一个印象，就引起了我对他的警惕。

　　以后，合作虽然还是勉强谈成了，并签了合约，由双方各半出资。我这一部份的资本，全由南京兴业银行拨付。改组后的业务尚未开始，而吉甫忽然向佛海献策，他说：湖北方面盐价很高，那里虽也在汪政权的管辖之下，但对于盐政，向由当地的日本军人包办而政府无权过问。吉甫向佛海担保，已疏通好日本军人，今后的运销，可以改由通源公司承办，只要经过再度形式上的接洽，即可实现，这是他对新公司的一项献礼。

　　佛海是性格极端冲动的人，对吉甫的话，也就深信不疑，他立刻找我去，欣然对我说：“吉甫确有办法，我正为湖北方面的盐政而头痛，他居然能轻轻易易地办好，这机会就不容错过。他要求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同往武汉，向日军作最后接洽，你就物色一个人与他派出的代表一同启程。”佛海的话，不无使我有怀疑之处，因为通源公司虽然完全以日军为后台，而力量也仅在苏浙皖地区，我不以为吉甫真会有此办法，或许有钱好使鬼推磨，他向日本人答应了一笔很大的代价，来换取这项权利，若真是如此，就不能不考虑到条件的内容。

　　吉甫的代表是芜湖分公司的经理，姓名已记不起了。我则派了一位向无人知的李正兆同去。正兆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外表看来十分拘谨而老实。我给他的指示，要他装成完全不懂日语，任何与日人交涉，他只要静坐倾听而不必参加任何意见。但要把每天的工作情形与谈话内容，详细纪录。半月以后，他们从武汉回到了上海，正式向我报告，在与当地的日本驻军与特务机关谈话中，证明了吉甫事前与日军方面并无任何接触，他向佛海说的话，不但是一种买空卖空的手段，而且完全是投机取巧。他派去的代表向日本方面的说辞，明言通源公司最近改组了，由周部长参加了一半资本，因此希望日本方面看在佛海的面上，让出经营食盐的权利。而这次接洽的结果，事实上也并未获得任何进展。

　　我不清楚吉甫是怎样向佛海搪塞的，因为他们由武汉回来以后不久，佛海又找了我去，我知道定然是为了湖北销盐的事，就携带了李正兆的一份武汉之行的谈话纪录。佛海似乎还并不曾知道此事已经失败，自然更不知道与日人谈话的内容，他表示出吉甫的报告，仅为尚未获得预期的结果。我笑笑说，这一件事，在我表示意见之前，我想先请你看一份在武汉与日军部等谈话的纪录。他取来看了几页，脸上就表露出非常愤怒的神色，把这份纪录一掷说：“周吉甫这家伙真是岂有此理，不但把我来招摇，又岂能向日本人说我一个财政部长而可以参加投资经营食盐之理？”佛海说完，立刻呼唤他的副官厉声说：“今后不准周吉甫到我家来。”经此一幕，我不必再有所说明，与通源公司的合作，自然就此完结。

　　以后，通源公司也终于结束了，照理，通源在东南地区的统营食盐，还在汪政权建立之前，不论从历史上及日人的关系上说，都已根深蒂固，这是否受了佛海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继起经营盐业的，就是盛老三，这却给予佛海以更多更大的麻烦。

　　由盛老三主办的、叫作裕华盐公司，也许由于他办理宏济善堂，为日军开辟了一大财源，因此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因为他有这样的靠山，于是就不把汪政府看在眼里。形式上，盐政应由汪政权的财政部管理，一切业务，都要经由财政部批准。但裕华常有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向财政部呈请，佛海就予以批驳，而批驳之后，日军驻华司令部却又以种种军事上的理由，行文财部，为盛老三支援。这样，常使佛海陷于非常狼狈之境。这种磨擦，而且在逐渐加深，竟形成了一个私营公司与一个政权对立的状态。盛老三又常于得意之余，公开对佛海加以口头上的攻击。尽管如此，在他的内心上，为了财政部到底是他的一个主管部门，他不能事事向日军声诉，也不能事事仰仗日军出头，军部更未必能使佛海件件屈服。这情形的延续，使双方都感到了无比的困扰。

　　佛海曾经派人向盛老三那里暗中斡旋，但数易其人，而迄未能有何改善。一天，佛海向我赤裸裸地谈到了这一件事，而且希望我能打入盛老三的圈子，使他能够就范，我也觉得不容推辞。

　　在有意无意间，我终于结识了裕华公司的两位大将周旭初与恽艺超。他们当然知道我与佛海的私人关系，而他们在平时，总也听到盛老三谈起财政部所加给裕华公司的掣肘，因此，相识未久，就深入地谈到了这种种问题，终于有一天他们为我介见了盛老三。盛老三平时架子很大，平常人轻易莫想见他，这次主动约我，我已知道对这一任务有了几成希望。初次在金神父路与他见面时，在我面前，他还故意恭维了佛海一阵，但又明显地表示出他与日人间密切的关系。但既然他约我是有目的的，也就不能不透露出办理盐务上的困难，而希望我能向佛海有所解释。

　　到了这关键所在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单刀直入说：我知道你和周部长之间，过去不免有些误会，这只是由于双方隔膜之故，我以为只要有人能从中解释，那什么事不可解决？但中国的内政，如盐务那样由你经办的事，而要事事由日本人来出面代向当局进言，即使成功了，也将使日人怀疑到你的力量，我以为这与你的面子，多少有些不太好看。他听了我的话，倒并未老羞成怒，反而表示出一副诚恳的态度说：“那末，你肯不肯作为今后我与周部长之间的桥梁呢？”我自然答应将尽力而为。

　　果然，此后盛老三与佛海之间，由我从中奔走之后，居然在表面上化敌为友了，这发展而且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快。因为盛老三知道我也在淮南、松江与浙东地区办有三家盐公司，他也明知道这与佛海有些关系。因此他建议三公司与裕华合作，统一办理，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我转告佛海，取得他的同意之后，就实现了这一计划，我在裕华公司又投下了该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资本。

　　裕华不仅资本额大，而且每当盐泛，就得向盐民大量收购，流动资金的需要尤多。投资裕华是由银行筹付的，但我这家银行也并非力量雄厚得可以经受得起任何风浪的。因此我与佛海有个约定，投资由我负责，如有盈余，全部移作为佛海政治工作上的运用，特别因为他所负起重庆政府的工作，总不能开支到南京政府的账上。但如一旦我银行因投资而出现现金不敷时，不能不请他全力支持。因而他曾经写给我一张给中央储备银行各局处长的手谕，要无限制供应我这家银行的头寸。这事无疑会使中央储备银行的人感到惊诧，但谁也不知道他的动机与真正的内幕。

　　佛海的作风也确是可爱！他绝不拖泥带水。自从我与盛老三在盐业方面合作之后，他告诉了财政部的盐务署长阮毓祺，任何盐政要先与我商酌，各地的盐务管理局长，也几乎全由我保荐，这样使我取得了无限便利。裕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食盐的加价，过去争执得最厉害的，也是为此。自从由我居中联络，每一次要加价，均由裕华先于事前提出一个数字，经我与阮毓祺商酌后，依实际情形加以核减，再报告佛海而定案，裕华等候我的通知，才正式备文向财部呈请。说来可笑，佛海大刀阔斧，不避嫌疑的作风，又往往使我受到了若干不虞之“毁”。因为裕华的正式呈文，是先由我迳交佛海，由他核批后，再送财政部收发室，等主办人员看到，部长却早已在上面批示决定了。为此，财政部方面，又对我作出了种种的猜测。

　　事情已过了将近三十年，到今天已再无将内情掩饰的必要了。在裕华每一次加价中，是暗中约定了每担提出若干数额交予佛海的。因为我是经手人，不能不在手续上搞得清清楚楚。办法是这样的：裕华在我银行中开了一个化名的户口，解款簿在裕华，支票簿交佛海。每月再由裕华交给我一张销售清单，盐务署也凭各地管理局的报告，制成销实数的表格，用以作为两者的核对，我再将银行的月结单一并送交佛海，这样做，数额不会错，经手人自也无从中饱了。

　　胜利以后，各方对佛海不断有聚敛的传说，这因为他主管了汪政权的财政、金融两大部门，就不免有想当然的成份在内。即以我所清楚知道的在我银行中的这一户而论，却时常会出现赤字。我行里的职员不知道是谁的户口，记得签字是写的一个“飞”字，竟有过因存款不足而退票的笑话。佛海并非是一个圣人，白骨早枯，我也不必定要为他掩饰，但到底他还有一些书生的气息，又自恃与蒋先生的关系，又正在为重庆冒险工作，他一直对未来存有天真的幻想，又何必于此时搜括以自毁其前途？

　　说来惭愧，合作以后的裕华盐公司，无可讳言，曾经赚过不少钱，但对我来说，结果却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参加的资本当然不能半途收回，而收盐时的流动资金，又需要各半筹垫。一九四五年胜利的那一年，余姚场食盐增产，裕华一口气就收了上千万担，以战时交通关系，都搁在当地盐场。而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了，这许多收来的食盐，也自不及抢运。使我代佛海投入的资金，以及临时垫付的款项，全部血本无归。

　　盛老三这个“黑白大王”，在当年的上海，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记得胜利上一年的冬季，他刚逢七十生辰，就在他金神父路的寓所大张寿筵，邀来了南北名伶，日以继夜地整整唱了三日三夜的堂会，满院笙歌，人头簇拥，好一派的荣华景象也！但这只是他一生中回光返照的一刹那。

　　胜利以后，他的住宅不久即为中统所接收，那年的十月中旬，也被拘捕后羁押在上海军统拘留所的楚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军统对他也另眼相看，知道他烟瘾深，特许他在内公然吸食，依然一榻烟霞，横陈笑傲。但数月之后，又与杨揆一、罗洪义、沈长赓等四人，解往南京，最后判处了无期徒刑，终至瘐死狱中。

　　一九四八年当我出狱以后，一天收到他托人转来的一页纸条，上面仅写了六个字：“雄兄，请来救命！”我特地去了南京，往老虎桥监狱探望。见到他更老、更瘦、更憔悴了，以当时的健康情形而论，即使恢复自由，也将活不了多久？他要我为他向当局疏通，早谋出狱。试问我这劫后余生，还会有什么力量？说了几句空言慰藉之后，就匆匆告别，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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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倚病榻，悼亡友

　　飘泊在天南的海角，不知不觉已渡过了二十多个年头。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天晨起读报，不时会看到有相熟的人或至好朋友们的讣告，出现在眼前。他们为了苟全偷生而来，但终于受尽了煎熬之后，长辞人世去了。在悼惜之余，我总为自己庆幸，尽管旅中生活，偃蹇了无善状；也尽管势易时移，受尽人间白眼，而我却能浑浑噩噩地忘记过去，不计将来，只求得存一息。因能忘我，于是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从未病倒过一天，常常还以自己六十八岁的高年，仍能有四十八岁的健康，而且还保持着一颗二十八岁年青的心，也一直以此自慰而自豪。

　　可是这种聊以自娱的仅有心情，在一九七〇年两场大病以后，就完全幻灭了。还记得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大人”杂志编者沈苇窗兄约我在大人饭店晚餐，那晚菜肴既丰盛而又精致，不禁频频下箸，已觉食得有些过量，不料最后又端来了一个大“一品锅”，这本是家乡卒岁时的珍肴，不尝此味者亦已二十年，乃有如遇故人之感，于是又恣情大嚼，饭后虽微觉饱胀，而越宿就已无事。到第三天的七月二十五日，方在办公室洽事，苇窗兄来电话说有事见访，我还说一定等他相见。讵放下听筒后不久，忽觉胸口作呕，周身发冷，一按额角，竟已火烫，于是不及等他的光降，就匆匆返家。

　　当晚寒热高至摄氏三十九度，不时呕吐，因为第二天是星期，不克就医诊治，以后接连四日，经针药兼施之后，体温虽已回复正常，而精神却日趋萎顿。三十一日晨起如厕，发觉大便乌黑而有光彩，宛如印刷用之油墨，急持赴医生处查验，断为胃出血，一量血压，最高已仅得八十度，自觉已陷于半昏迷状态。医生以失血过多，要我立即入医院输血，那时身体渐觉不支，连说话亦已无力，回到家去，就倒卧在床上，懨懨待毙。刚有朋友来探我，他认识一位可以输血的医生，立刻扶我起身，赶去诊治，原意本为输血，而一经测量血压，竟又剧降至最高仅得五十度，一探肛门，全是黑色的瘀血，他认为输血已无补于事。因已濒于休克状态，如再迟两小时，因失血过多，势将不治，除非立即一面输血，一面施行手术，尚有万一之望。我那时已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只是呆呆地望着医生，朋友代我决定了，立刻送往九龙圣德肋撒医院，先作一切必要的准备。到当晚八时二十五分施行手术，至九时十五分毕事，把胃部割除了五分之三，发觉上面已穿了四个小孔，还幸而将割下的患部送去检验后，证实仅是溃疡，尚非癌症。

　　在施行手术时，因全身麻醉、一任摆布，虽有切肤之痛，却能了无感觉，但苏醒以后，臂上因输送血液、盐水以及葡萄糖水，吊着一条橡皮管，数十小时中不能移动，鼻孔中又插入了另一根橡皮管直通胃部，不时抽出黑色的瘀血。创伤部份，稍有转侧，即痛楚难当，真有如被凌迟处死之状。人也迷迷糊糊地时醒时睡，面部表情又忽笑忽啼。一只可以移动的手，食指更不停地在被单上钩划，作爬格子状。护士们注意着我莫名其妙的动作，她们哪里知道，这个垂死的病人，这十余年来，正以衰残之岁，日夜以此作为疗饥的职业，不意习惯竟成自然，病中犹且不忘其本职，是诚大可哀矣！

　　留医了十天，先后输血达五磅、刀口也缝合了，总算又把残喘苟延了下去。但是体重减了二十磅，偃卧起床时，就会一阵昏眩，摇摇欲坠，形销骨立，变得真有“扶上雕鞍马不知”那一份弱不禁风之概。不料祸不单行，十一月十三日起又患了另一场大病，忽然小便作黄褐色，大便作蓝色，肤色泛黄，高热又作，一验血，才知是又患了传染性肝炎症。医生说：肝炎症虽无大碍，但如不节劳，一旦变成肝硬化，就成绝症。他要我终日睡在床上，不起身，不操作，严禁油质，而要食大量的糖份。无如我在上一年四月赴日本时，刚应允再为他们写一本新书，约定字数达二十五万字，迁延已久，乃不得不力疾舍命赶写，因此复原较迟，缠绵又达三月。对我来说，一九七〇年真是太不幸的一年。

　　活了这一把年纪，可以算得已是百劫余生，一生所遭遇的坎坷，不一而足。一九四五年，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失败了，蚕室腐刑而外，更有破家之痛；一九五一年投笔从贾，全军尽墨，又不意会尝到饥寒之苦！一九七〇年这两度大病，在进入手术室的时候，自维衰弱至此，也许将不复回生，真觉生死只是一间耳！因一生历尽了艰苦，也就洞澈了人生，在飘泊的二十年中，意志本已极度消沉，自经疾患，益觉万念皆空，所不能恝然忘怀者，则以过去多得朋友的奖掖扶持，始能混迹于社会，因此在病榻上，无时不在追念故人。尤以一九七〇年中，在香港的寥寥朋好中，胡叙五、陈彬龢、朱省斋三兄先后淹化，回念半生交游之往迹，自不能稍已于悲怆。

　　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五方杂处，伏虎藏龙，其间最特出的人物，无疑是杜月笙。我既是记者，又为律师，但与杜氏却无丝毫渊源，自更不会认识在杜左右有胡叙五这样一枝健笔了。

　　这还是十余年前的事，我方为天文台报及春秋杂志写稿，有人介绍叙五以“拾遗”笔名写的那部“杜月笙外传”投刊春秋，编者姚立夫兄以原稿见示，想取决于我。读了开始的几行，就觉得意外的好，我一向认为为杜月笙这样的一个人，自然不失为极佳题材，但任何人有他的长处，也会有他的缺点，更何况于他。所以为杜氏立传，褒贬之处，下笔颇难得当，而叙五以与他多年宾主之情，知道得多而翔实，评论得生动而中肯，文字的优美，反成余事。在春秋连续刊载中，他不时亲自送稿，而此时彼此仅目逆而未交一语。

　　直至他那册单行本问世，因印刷与发行上的种种问题，使他煞费踌躇，我忍不住将我经验上所知道的告诉了他。而一经交谈，此后的十余年中，就时相过从。叙五状貌如三家村学究，木讷又如一谦谦君子，对同文中稍有一得的人，即服膺勿替，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土音，虽讷讷不出于口，但嫉恶如仇，极富正义感。他因曾为杜月笙佐笔政，过去时与侠林中人交游，最难得的就是他能不沾此中习气。叙五下笔轻灵，辞意茂博，如以貌取人，会不信是出于其手。

　　在最近数年间，他孑身客寄，仅持笔耕为活，人情冷暖，时遭拂逆，尤以眷属困居大陆，备受摧残，由于处境的不佳，流露出性情的急躁，每以小故，辄发盛怒，又常因稿件上的问题，大起纷争，而颇承不弃，总由我出面片言解纷，这种反常的现象，我早为他的健康耽忧。还记得去年春，有一天与他同饭，匝月不见，叙五显得憔悴而萎顿，他本豪于饮，那天竟涓滴不入口，而咳呛频频，咳声亦有异于寻常，我更确信他的病况已到了严重的阶段。

　　至去年四月初，我因受邀赴日演讲，正摒挡准备启程的前数天，忽得“春秋”杂志伍爰嫂的电话，谓叙五已因病亟送入玛丽医院。翌日，我们就约了省斋、憨珠、陈孝威夫人、爰嫂与韦窗兄等同往探视。他偃卧在三等病房的一张病榻上，上面高悬着的一瓶血浆正在为他输血，他发音虽较微弱，但神志仍极清明，完全看不出是已危在旦夕的人！我还以为稍加疗养，他年事不算太高，总还能霍然全愈。我们略加慰问，却即珍重道别，不料这竟然是与他最后的一面了。

　　第二天，知道他病况已有转机，正为他庆幸间，不意到第三天的清晨，他自行起身漱洗，因无人扶持，稍一倾跌，就此一瞑不视。他在客中，没有一个家属，也没有一个亲戚，寥寥十余朋友，为他在殡仪馆草草办妥了饰终之典，就送往火葬场火化安葬。从此，宿儒又弱一个，在客中，谈得来的朋友又少一个！

　　在赴日的飞机上，叙五的声容笑貌，还时萦脑中，念到朝露人生之句，不禁无限低徊。又哪里想到，抵达东京之后，又与一个数十年老友的陈彬龢再演出了诀别的一幕。

　　人们对于彬龢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也因此有着种种不同的评论，我自以为在数十年的交往中，知道得他很多，但知道得越多，却越是觉得了解他得越少。他是尘海中的妙人，尤其是文化界中的奇人。且不要看他肥胖秃发，貌不惊人，一口苏州官话也且语不惊人，而行动十分飘忽，说话每流于高调，但先后却能受知于陈济棠，在港创办“港报”，以黄炎培的汲引，于战前史量才革新“申报”时，人材济济中，竟延其参加笔政，太平洋战争突发，他由港抵沪，在日人接收上海两大报“申报”与“新闻报”时，逐鹿者不知有多少人，而“申报”社长一席，却为他轻易取得。

　　他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甚至我不知道他的学历，但他在教育界先后担任过上海启秀女校，有名哈同花园附设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席，又做过澄衷中学的校长。我没有读到过他亲笔撰写的洋洋大文，而他批评别人的写作，不能不说有他的一种见地。甚至他写给朋友的信札中，文言与白话杂出，决不类是此中高手，但，他在战前，商务、中华两大书局中，就出版过不少他有关文艺等的著作。在他为“申报”写社论时，家中就延聘了不少有名的文士，由他口授大意，而由别人为他执笔，胡风就是其中的一人。在港时，他说为日本与美国写稿，而从未看到过报刊上发表他的文章。他不事生产而举止豪阔，在他过去的早期半生中，总有人为他作经济上的后盾。

　　在他一九六七年赴日定居之前数年，忽然又于极度潦倒中否极泰来，酬酢宴客，几无虚夕，一方面他确是好交游；也不能不说有些不脱苏州人爱好空场面的积习，所有朋友都惊讶他不必要的挥霍，但所有朋友，谁也不知道他经济的来源。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如此，在上海，他是佛教会的副会长，在胜利后的逃亡时期，他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获得掩护，来港以后，又成为一个基督徒，改名为“陈约翰”而长时期出版基督教刊物。十余年前，他于战后第一次去日本，而且还以代表身份参加基督教的一次大集会。

　　在私生活上也是如此。还记得战前上海有过“上海市民节约会”，由上海“三老”之一闻兰亭任会长，我与他分别担任副会长，我自问是一个浪费无度的人，内愧于心，从不敢出席一次，他却十分热心提倡，在“申报”的社论上也常常发表劝勉市民节约的鸿文，他以身作则，家中且以杂粮作主食为市民之表率。不过说来可笑，那时上海最豪华最昂贵的西菜，首推跑马厅畔国际饭店十八、十九两楼的“云楼”，我与他几乎每天携艳侣，恣笑谑，以此处为最多饮宴之处。我创刊的“海报”上，唐大郎写了一篇“云楼两豪客”，备加讥刺，所谓“两豪客”，指的就是我与彬龢。

　　尽管我与彬龢是上海新闻界的同业，但在战前，相见仅一颔首而不交一语。太平洋战争以后，他已由香港来到上海，有时在公开场合相遇，因为他总是与日本人一起，说来也许读者认为难以置信，我与许多朋友们虽然参加了似是“亲日”的政权，但见到真与日人沆瀣一气的人，却总是侧目相看，因此，与他还是保持着相当距离。与他的订交，是在他担任“申报”社长之后，那时我在上海也创刊了一张“平报”，业务上就未可避免地常有接洽。上海那时不时举行市民大会，绝大多数由我和彬龢轮流担任主席，因此，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从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以后，网罗了当地所有的名流如李思浩、颜惠庆、冯耿光、周作民、唐寿民、朱博泉、吴蕴斋以及三老的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等，组织了一个性质等于市参议会的上海市政咨询委员会，虽由李思浩担任主席，而事实上一切对内的接洽，对外的活动，都以彬龢和我为中心。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佛海正奉了重庆的密令，着手准备一切策应反攻的敌后工作，对十分活跃而与日人有较深关系的陈彬龢就特别加以注意。

　　从彬龢一切的表现来看，他不但亲日，而且是媚日，“申报”上对日军的作战，有过分夸张的渲染，他不但对重庆政府，而且以有日人为靠山之故，对汪政权中人，也同样指名攻击。彬龢的性格，有时十分冲动，在报上，集会上发表的言论，但求一时之快，不问后果，时时提出激烈的主张。又因他与日人之间，海军、陆军，外交方面，似乎都有一些关系，而外人又莫能测其底蕴，那时所有东南地区的人，也都以他为一名道地的亲日汉奸（前数年，他在“春秋”杂志发表过一篇“一个汉奸的自述”一文，他既不自讳，因此我也只好如此写了）。佛海深恐有这样一个中国人，会使他的工作受到阻扰，因此给了我一项严密监视他的任务。从此，是他参加的团体，我也一定参加，是他活动的目标，我更份外注意。每天报上，总见到他与我一搭一档地把名字相连在一起，因此也有人误会我与他是一狼一狈。

　　但是彬龢在这方面却成功了，他对朋友，不能不说是有着一份热情的，那时我住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他住在赵主教路，相距咫尺，每天清晨七时前后，他由家里出门，第一个就来看我，同我商量当天的工作，以及征询我的意见，而且他也总屈从我的主张。我为他的诚挚所感动，原来奉命监视他的，反而在佛海前为他解释而渐渐获得了佛海的谅解，如其不是原子弹促使日本投降，汪政权曾经有过使他出任粮食部长的拟议。现在想来，彬龢之所以发出似乎不避嫌怨的议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当局的注意而自显其地位，这是高明而又冒险的一着，他一生行径，大抵类此，也不断有过若干收获。

　　彬龢常常自承为“汉奸”，我曾与他有过好多次的争论。我说：“如果是‘汉奸’，即是出卖了国家民族的败类，一旦自己觉悟了，就应当自杀以谢国人。但如认为当时的所以如此，还有真正为了国家或民族的其他原因，乃不惜自毁其声名而从事一项不为人所谅解的任务，则别人加给他的一顶帽子，即万无自承的理由。”而他则以我为迂腐，处于危险边缘而不自知，贻祸人民而不自觉。我对他政治上的作为，外表的行动与内心的反映，大异其趣，因此同样也难以了解。因为在大战结束的前夕，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这样说：“你们不要太自作聪明，以亲日为幌子，而与重庆暗通款曲。你们以为日本人真是傻瓜而对你们的秘密毫无所知吗？果然这次战争，日本已是败定了的！但他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在这里，随时收拾你们是太容易了，你们的牺牲将是无可避免的，但如日军迁怒而在投降前大肆杀掠，这是你们害了地方，也害了百姓。那时，也只有我陈彬龢可以挺身而出，日本人相信中国人中尚有如我那样真正是日本朋友的人，我的说话，就有了分量，到了这最后的关头，也只有我可以发生一些阻止他们的作用了。”彬龢的话不能不说自有其相当理由，于是对他一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彬龢性格上的冲动，特别表现在用钱方面，这十年来，他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开支的庞大，谁也不知道如何挹注，而使朋友们都为他耽心。他可以把艰难告贷而来的钱，于一日之间，浪费净尽。有时邀人饮宴，已到了酒楼，而身边仍不名一文，他会临时以电话请朋友送来应付。到了一九六七年，香港正在大骚动时期，他经济上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不幸又患上了老人常有的摄护腺症，一度进入医院施行手术，出院以后，就悄然买棹前往日本。迁地为良，他原想改换一个环境，以图重振旗鼓，哪里知道从此与世长辞，终至葬身异国。

　　我每年为了卖文之故，照例去日本两次，在彬龢抵日的最初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依然酬酢频繁，举止豪阔。前年十月，我到东京的第二天，他就来逆旅看我。已患了风湿症，眼疾，且有血管硬化现象，他告诉我他的经济来源已告中断，正在另谋出路。由于健康的衰退、经济的艰窘，流露出无限伤感，最后且潸然下泪了。

　　一九七〇年四月，我又去了日本，因朋友告诉了我他的情况，我急急的约他见面。本来由他的住所到我所住的旅馆，汽车的行程，仅需十五分钟，而我等待他一小时有余，始见他蹣跚而来，形容的消瘦，又使我几乎不认识他了。在卧室中落座以后，我首先发觉他手部颤抖，竟至无力端起一个茶杯。语音含糊，发言无条理而不相连续，神志已在若明若昧之间，记忆力也濒于丧失。

　　在短短的半小时谈话中，他提到了日本一个知好朋友对他的势利刻薄的情形，大哭了一次；再提到一个日本小姐当他有钱时曾呵护备至，一旦艰窘，就反面若不相识，且有逐客之意，再大哭一次。最后又说到留在大陆他所最钟爱的幼女即将结婚，但男方提出的条件，必须与他断绝关系，到伤心处，再大哭了一次。他一向是极端乐观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总说“天无绝人之路”，那天的情形，已显出他有了绝望的感想。他一面说，一面又从他带来的一个大纸包中，取出了侨日的身分证，向各医院诊病的门诊证，还有张季直的年谱，说要把它重印，最后还送给了我一帧他的近影。我与他相交数十年，过去从未送过我照相，这一切，都显示出不祥之兆，而终于这次的晤谈，成为诀别，也是香港他的无数友好中成为最后见到他的人。

　　竟然从那天起，他完全陷于精神错误状态中，那天与我握别以后，即未曾回到寓所，流浪在街头，有时竟闯入不相识者的家内。在我留日期的不到一个月中，曾三次进入警局而由朋友们代他保出，最后就把他送入了医院，缠绵四个月，终于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卅日午后五时五分，逝世于日本茨城县水海道市的厚生病院。古人说：盖棺论定，但我与彬龢，当他盖棺之后，对他仍然无法作一定论。

　　一九七〇年的十二月九日，朱省斋兄又突然逝世了，在报上看到他的讣告以后，使我十分震动！那时我正在患肝炎症，卧病不起，竟不克赴灵前一吊，尤其感到了无限的歉憾。

　　省斋兄在留学英伦时，很早就在巴黎遇见了汪精卫氏，从此就注定了他前半生的命运，他一直被目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少壮人物。我的与他相识，还在东北事变发生后，汪氏由法赶回共赴国难之时，他为汪氏主持宣传工作，我因服务在上海的新闻界，就不时与他接触。到了抗战，他由港到沪，一起参加了汪氏领导的和平运动。他不但与我同为复业后中国银行的董事，又同为周佛海左右十人组织的一员，因此，我们更有着金兰之谊。那时他虽先后担任过组织部副副长、交通部次长等职，但他志不在此，也从不在此中热衷奔竞。他为人诙谐风趣，是典型的名士作风，因此他最大的兴趣，还在一手创刊的“古今”杂志。他网罗了当代所有的文豪，为“古今”撰稿，一时成为东南地区最畅销也最有分量的定期刊物，而“古今”的社址就设在我上海亚尔培路二号的一处地方。因此不但五年之间，我们朝夕相见，有空时非去饮宴，即同雀战，可是他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忽然骤萌退志，远离这政治漩涡，在一九四四年，悄悄地举家远去北平，闭门谢客，以读书看画为乐。

　　在香港二十余年中，他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物的赏鉴专家。以他的天赋聪明，兼得他丈人峰长乐梁众异氏之指点，又因先后与吴湖帆、张大千交游，耳濡目染之余，又寝馈于此，乃卓然有成。近来他的著作中，也十九属于谈论古今的书画人物，远至美国，每遇珍品，辄先央其作最后的鉴定，以为取舍之标准。

　　最近两三年来，因为他与我都是到下午才去上班的，几乎每天就会在轮渡上相遇，相遇也必然先同往附近咖啡室中小坐，从此习以为常。前数年，他曾经患过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在途次看到他憔悴瘦弱，行动迟缓的情状，一直为他耽忧，但他以乐观的心情，又以书画陶冶，身体竟然逐渐转好，面部的痛容也已消失，又恢复了青壮年时代谈笑风生的常态，我为他庆幸而他自己也以此为慰。一次他与我谈到了往时的朋好，他说：“当年我们义结金兰的十人，现在犹偷生人世的，也只有我与你了。”我看得出他谈话时的表情，有着复杂的感想，为朋友的逝世而悼惜，又为自己的健康而欣慰。我真以为他吉人天相，期颐有望。

　　去年四月，也在他吊过叙五的丧后，与我在同一时期去了日本，我是为了一些俗务，而他是去欣赏一些流传在那里的中国古代名画。闲来无事，每天总相约在帝国饭店的咖啡室中见面，由于此行他有些超过预期的收获，因此精神就显得特别愉快。大家事务办完了，又相约同机返港。在飞机上，我首先发现了他的宿恙并未全愈。飞机遇到云层，不免有些震动，他搭机不是第一次，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而他竟然惊惶失措，连面色也有些变了，与他并坐的我，觉察到他心脏仍有病态而深为之感到不安。

　　说来似乎是迷信，当“大人”杂志创刊之前，苇窗兄拉他写稿，第一篇他写的是以往半生中的若干赏心乐事，而安上的题目竟然是“人生几何”，发表时偏为他改易了，他还为此而有些不怿，且一再为我言之。他对“人生几何”这一句成语，不知何以偏好得会有些流于固执，终于他为另一杂志写了另一篇“人生几何”，出版以后，又欣然指给我看。言为心声，现在想来，也许省斋那时的心理上，早有此不祥之感了。

　　当我胃部施行手术时，因为不愿惊动亲友，事实上在入院以前，早已陷于半昏迷状态，也已无力通知亲友了，但在我病中，他多方探问，表示出异常的关切。大约是一九七〇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是我与他最后的一面了，我们又在常去的咖啡室中会面，他看见我病骨支离的样子，殷殷嘱咐我还要加以调养。我想到他已是六十有九岁，我说：“明年是你的七十大庆了，以你早几年的病况而能霍然全愈，更值得祝贺了。”他竟然说：“真是人生几何！明岁的贱降，拟约少数的亲友，欢聚一天。”又哪里料到，这一天就永远不会来到了。

　　他逝世那一天，晨起还偕同夫人同出早餐，回家以后，坐在客室中的沙发椅上，忽然觉得胸口有异常的痛闷，神色又转而大异，他夫人知道情况严重，立即延医诊治，迨医生来到，早已返魂无术。那时我又患着肝炎症，在病榻上看到了报上的噩耗，使我无限震悼，相别还不及一月，而从此人天永隔，使我也更有了“人生几何”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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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海报”的创刊与停刊

　　提起“海报”，它是汪政权时期在上海地区风行的一张小型报纸，其事距今，已将近三十年之久，过去种种，早成陈迹，但是这张小报，不辞自我标榜之嫌，尚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它在东南地区的行销，曾创过新纪录，内容的活泼生动，在在能引人入胜。记得创刊两周年纪念之日。我在上海金门饭店广宴同文，一堂济济，朱凤蔚在签到簿的封面上题上了“宾主尽东南之美”七个字，除了我这个主人庸碌无能，愧不敢当之外，而为“海报”撰稿的同文，妙笔生花，的确都是一时之选。其实“海报所能引以为荣的，也正止此而已。”

　　报纸是历史的纪录，关涉到某一时代的政治、社会与文物，尤其“海报”创刊在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而行销的区域，又是在胡骑纵横下的沦陷地区，尽管“海报”极力避免谈论政治，也总脱离不了受政治的影响，今天来追述过去的艰危，依然足以反映出当时的情景。在香港及东南亚各地现在还有着不少曾为“海报”长期撰稿的朋友；更有着无数爱看“海报”的读者，拉杂写来，好一起去追寻旧时的梦境。

　　“海报”这一名词，本来是专指戏院在街头张贴开演剧码的招贴而言。我与梨园行向无渊源，“海报”又非专谈戏剧的刊物，所以抄袭这一名词，说来可笑，因“海报”不仅是在上海创刊的报纸，当年上海的许多朋友，往往说成我是一个充满海派作风的人物，我无从否认，而且也不想否认。事实上，我想创办的一张小型报纸，内容也希望十足表现优良一面的海派作风，那末，叫它做“海报”，不是十分贴切吗？

　　我之所以创刊这一张“海报”，虽然只凭一时的心血来潮，但也有其复杂的内幕。当我于一九二四年投身报坛之时，上海尽管有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与商报六张大型日报，而最受读者欢迎的却是三日一出版的小型“晶报”。“晶报”原为“神州日报”的副刊，“神州日报”停刊了，而“副刊”却单独发行，由余大雄主办，而为该报撰写的有张丹斧、袁寒云、毕倚虹、钱芥尘等人。“晶报”臧否人物，指桑骂槐，内容多姿多采，文字的尖酸刻薄，为板起面孔专发高论的大报纸所万万不及，我对此早有效颦之意。

　　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前后，由于友人张恂子的怂恿，就曾办过一张“今报”，体例虽大致与“晶报”相仿，但问心却并无影射之意。但“今报”的“今”字依上海的读音，确与“晶”字相近，当定名的时候，只顾字义而疏忽了字音，“晶”报却指为鱼目混珠，张丹斧在“晶报”上撰文大肆讥评，当然我也不甘示弱，立予反唇相讥，因为丹斧的笔名是丹翁，因此在我反击的文字中说：有人骂赤佬（赤佬是上海通常骂人之语，意谓鬼），丹翁是否就以为骂的是他？但是“今报”办了十期就停刊了，那时我因执行律师职务，无暇兼顾，内容也确然不如理想，而我对这一次的失败，数年之后，还是耿耿于心。

　　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我放浪不羁的性格，更其因为做久了新闻记者，洞悉政治的黑暗与齷齪，一直对于所谓政治，十分厌恶，却偏偏为了友情关系，无意中卷入了那次的政治漩涡，一九三九年起先后在南京与上海，创办了两张半官性的大报——“中报”与“平报”，半官性的报纸，就不能不打些官话，每天愁眉蹙额地要看要写那些言不由衷的官腔，内心上的反感，早已与日俱增。忽然想到有着“平报”现在的基础，一切人力物力都不必外求，办一张只谈风月的小型报，大可用以自娱娱人，于是“海报”就在我这样的心理状态下问世了。

　　“海报”也并非顺利产生，因为办报，就得向当局申请登记，也尽管我与当时的主管人员有些交谊，但在战时，白报纸早已实行配给制度，为了核准登记，就得配给纸张，这一关就很难打破。我特地去南京访问了宣传部部长林柏生，等我陈述了来意之后，他说：“你手上已掌握了两张报纸，何苦另起炉灶，再办第三张？”我说：“性质完全不同，南京的‘中报’与上海的‘平报’谈的是国家大事，而未来的‘海报’则是专谈风花雪月的。”柏生说：“在这个非常时期，是否需要那种软性的刊物？”我幸而执行过几年律师职务，习于诡辩，装成理直气壮的样子对柏生说：“报刊称为精神食粮，那末，大报有如米饭或面包，有了米饭或面包，是否还应当有些副食，因之，连大报在言论与报导之外，也还有副刊。我理想中的那张‘海报’，即使连称为副食也不配；那末，就算它是副食以外的香烟吧，战时既给米粮，供应副食，也并不禁止香烟的制造，如此是否还可援例批准呢？”说到这里，我见他有些迟疑，索性针对他的苦衷，单刀直入地对他说：“我知道现在纸张供应较难，‘海报’如能邀准出版，将永不要求白报纸的配给。”谈话至此，柏生也只好点头应允，而“海报”也终于得以问世了。

　　尽管“海报”在形式上是附属与“平报”，但除了利用设备上的房屋与排字，业务上的庶务与发行而外，其他还是完全另行建立。由于没有配给的报纸，市面上那时又无法买到卷筒纸，先后就添购了四架对开平版机；也为了“平报”编访人员各有专职无法兼顾，就得另外物色编辑人员专司其事。于是延聘了汤修梅主持辑务，吴崇文编电影版，请名书家马公愚写了“海报”的报眉。为“海报”长期撰稿的，可谓人才鼎盛，几乎网罗了上海所有的健笔，计有王小逸、平襟亚、唐大郎、陈定山、徐卓呆、郑过宜、蔡夷白、吴绮缘、范烟桥、谢啼红、朱凤蔚、陈蝶衣、卢一方、冯蘅、柳絮、沈苇窗诸兄，连以后贵为中共华东地区宣传部部长兼“解放日报”社长的恽逸群，也在因风阁上于烟霞笑傲之余，为中共作地下工作以外，兼为“海报”撰稿。女作家则有周鍊霞、陈小翠、潘柳黛等。

　　汤修梅这个人，到今天我还在怀念他。他显得有些迂谨、固执，而且蓬首垢面，不修边幅，又染有很深的烟癖，但不能否认他是编辑小型报的能手，版面编得既活泼而又美观，一扫过去呆滞的编排方法，“海报”能有那么多作家，他们不以一张小型报而有所鄙弃，也应该完全归功于他的拉拢之力。但他也不是没有弱点的，因为有嗜好，经济方面就常常陷于左支右绌之境，而不时来向我有所要索，虽然我已尽量设法使他满足，但无厌之求，当然有时也会使他失望，也许烟瘾发作时会变得歇斯底里，他会用不逊的语言来与我争吵，但一吵完，又回上他的桌子，像完全忘记了刚才不愉快的争论，伏案埋头，一字一句地如常继续工作。我相信他的爱护“海报”，还远在我之上，前后五年之间，我们之间，始终精诚合作，从未有过真正的芥蒂。

　　为“海报”撰稿的同文，每一位都有他的才华，有他特出的笔调，使“海报”的内容，愈来愈精彩生动，从上海起，沿京沪、沪杭两路的各大城市，销路飞跃进展，因为那时非但限用电力，销路超过了四架印刷机所能负荷的能力，“平报”地位局促，已无余地安装新机，对各地的需要，只有以限制份数来作为应付。在许多同文中，有几位的作品，特别受到欢迎。如王小逸，他的外表，俨然是一位三家村的学究，而上笔之轻灵，尤其写男女之私，生香活色，而且他的才华又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点题请他写四个中篇小说，每一篇要分别仿效中国著名小说“三国”、“红楼”、“水浒”及“西厢”的笔法，竟然写得相当神似，这就不能不令人折服了。

　　假如一份刊物的内容，因要表示风格而过分严肃，即会流于枯燥，变成懨懨无生气，尤其在小品文字中，要力求俏皮、轻松或尖刻，毫无顾忌地言所欲言，才会吸引读者。在过去的国内，关于言论的法网，远较任何地区为宽，对某一人肆意评谴，或报导某事，即偶有失实，一经涉讼，充其量也不过罚款为止。这给予报社以较少的约束。在海报的作者中，骂人最厉害的是平襟亚唐大郎与蔡夷白三人。

　　襟亚在“海报”上以秋翁为笔名，他在上海，原本开设有一家中央书店，专门翻印旧书，以廉价出售。因他本身是律师，当然就是一枝刀笔，过去他以“网蛛生”的笔名，写过不少长篇小说，如《人心大变》、《人海潮》等，把上海的“洋场人物”尽情挖苦。他与以“百花同日生”为笔名的张秋虫，同负盛名。襟亚笔下，骂尽了上海所有的人，包括我也在内。他讥讽我挥霍浪费，也调侃我若干荒唐行径，他都不假情面，秉笔直书，而修梅则全稿照发，朋友们常常惊讶于在我自己的报章上竟会出现骂我的文章，而我则以为这许多风流罪过，说说何妨？总也一笑置之，而“海报”也的确一直保持着不避嫌怨的这一份风格。

　　唐大郎骂人是另一种形式，他会直指姓名；可以写出“我×你的祖宗”那样的粗言秽语，但我欢喜与他做朋友，因为他正是写小报的第一长才，且自称为“江南第一枝笔”，一段很平凡的细节经他一写，就变得趣味盎然。他无疑是个玩世不恭的“真小人”，譬如说，他没有唱戏的喉咙，也没有演戏的训练，而居然常常上台票戏，情不自禁时会搂着合演的女伶不放，穷形怪相，引得全场大笑，他会站到台口，用上海话向观众大声说“×伊拉起来，有啥好笑？”尤其他的打油诗真是一绝，捧女人更为擅长，他会借了钱去舞场捧舞女，第二天做出“穷极书生奢亦极，与人挥手斗黄金！”的诗句来。前几年他以刘郎笔名为香港某报写“唱江南”，为政治所束缚，江郎才尽，早已面目全非，不再有丝毫当年唐大郎的韵味了。

　　他明明知道某人是我知好的朋友，而又故意在“海报”上对他大骂。我还没有去找他，而他却先找我来了。一进门就说：“某人是你的朋友，我在你的报上骂了他，你知道为什么？我需要钱，他有，我穷，我又知道你一定会帮穷朋友的，所以请你告诉他，要我不再骂，就得请他高抬贵手。”我一面要向朋友打躬赔礼，一面只得自解悭囊，以满足大郎的愿望，虽然我吃了两面耳光，仍旧以为他的真小人行径，觉得可爱。

　　不要看大郎一副真小人面孔，但他有他的办法。在沦陷时期，他为上海市复兴银行的孙曜东赏识，而要他办了一张小型“光化日报”，胜利以后，又与一班军统人员搞在一起，迨中共南下，又以夏衍的关系而再办“亦报”，以后一直在“新民晚报”任职，文化革命以后，久不闻其消息，我为故人忧！

　　蔡夷白也是一个奇人，他是一个富家子，有豪华的宅第，而偏肯为“海报”长期写稿，他正如别的同文一样，是为了兴趣，也为了“海报”有较多读者，而决不是为了稿费。他的文字深入而有含蓄，且富于幽默感，但他的题材是讽世而不是骂人，不满于当时的现实，但以游戏的笔墨来表达他心中的愤怒，他骂户口米，骂防空演习等若干作品，曾传诵一时。

　　在沦陷时期，上海产生过不少女作家，其中以自称“有贵族血液”的张爱玲，人称“宁波娘姨”的苏青，“航空母舰”的潘柳黛，与“练师娘”的周鍊霞为最知名。张爱玲和苏青与“海报”无关系，潘柳黛在嫁给她的第一任丈夫“热带蛇”之前，是“平报”的记者，她在香港出版的《退职夫人自传》中的白社长，指的就是我。练师娘不能不说有些才气，书画诗词都有相当造诣，姿容也在女作家中最为艳丽。她在一首词中写出过“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的名句，与苏青把论语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了一个标点，变成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同样为人激赏，蕙质兰心，真所谓妙手偶得之了。

　　电影界中，总不免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丑事，若干明星，在私生活中，也总会有些男女不正当的关系，“海报”在这方面却与“平报”一样，作了无情的揭发。因之当时的电影界中人，提起这两张报都恨得牙痒痒地。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忘记了是哪一年，汪政权在南京举行一个庆祝还都几周年纪念的盛典，所有上海著名的电影明星，包括编导人员在内，都踊跃参加、空群而往。就我的记忆中，不论现在有些已是“前进”的，有些是“忠贞”的，而在那时对汪政权的效忠，也一样不肯后人，宣传部借了我在南京设立的一家银行，宴请众星，我自然被介绍为这家银行的主持人。

　　说来惭愧，那时我还不到四十的年纪，银行的大厦，又是新盖的宫殿式的建筑，金钱是最具吸引力的，那天我在明星们的心理上，至少会当我是与香港看外埠片商同等的人物，因此多蒙她们与我特别笑语相亲。而我却做了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我向她们自我介绍说：“除了这里以外，我还担任着一件最不讨你们欢喜的职务，就是‘平报’与‘海报’的社长。”话未说完，全场竟是一片“呀！呀”声。有些还向我说：“你太缺德了！‘平报’、‘海报’上登载的消息，不知让我们哭了多少次。”今天，我还以当年的焚琴煮鹤为荣，因为我居然曾经赢得过不少美人的情泪！

　　有些人以明星们为崇拜的偶像；也有些人以明星们为取乐的玩具，越是大红大紫，越能颠倒众生，而值得报纸上记载的，更当然是大红大紫的明星。在那时有两位丽质天生，曼妙芳华的美人儿，虽然她们都已明花有主，但依然游戏人间。“海报”就乐于常常登载她们的风流韵事。“海报”是我独力创办的，但因我私人与周佛海有较深的友谊关系，朝夕相见，一天清晨，他来电话要我立刻去看他，意甚急迫，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见面他就说：“为什么‘海报’今天又登了×××与×××的事”，实际上我早已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两位明星如此关心，而且我又深知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但我还想他亲口说出个中的秘密，因此，明知故问道：“为什么你这样回护她们？”他哈哈一笑道：“×××与公博有关系，×××则与我有关系，一大早，她已经来电话向我诉苦了，你又何必使我为难。”但是佛海却并未说出另一个秘密，与公博有关系的×××，同时还与佛海的儿子幼海有过嫁娶之约呢。

　　另一位粤籍大明星，却用另一种方法来对付“海报”。她刚刚获得了很好的归宿，与一位有专门技术的名家结了婚。“海报”登了一段消息，说她婚后已怀孕了。本来，结了婚就得行周公之礼，行了周公之礼就得怀孕，更何况她的丈夫是一位专家，这样一段消息，论理并不影响她的名誉，但因为她曾经拜了当时的“第一夫人”陈璧君为义母，以为有势可仗，于是小题大做，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要“海报”登报道歉，我自然置之不理。不料，她竟然挽出了上海市警察局长苏成德来向我施加压力，说如我不登报道歉，将采取法律行动。

　　我与老苏本是朋友，很奇怪他何至为了一个女人而对我作出伤害友情的事来？我相信在他的背后，一定还有别人支持。当时轻描淡写地答覆老苏说，容我考虑三天后再作答覆。事实上在这三天中，我请朋友另外写了七八篇有关那位影星的稿，当然揭露的事实，比怀孕要严重得多。我取了全部的稿件约老苏见面，我说：“我在新闻界混了数十年，还不曾有过向人道歉的事，局长大人的吩咐，恕难遵命。而且我也总算做过几年律师，懂得一切法律，依照法律规定：基于一个意思的连续犯，仅从一重取断，既然对方如此嚣张强硬，我也只好一不做，二不休，另外写了有关于她的几篇稿件，预备再行连续发表。诽谤罪最多是罚款，官司即使打输了，不论要罚多少，你也相信我是负担得起的。现在我等待你三天内给我答覆。”老苏怎样也想不到我会有这样的态度，幸而三天后没有得到回音，这事终于不了而了。

　　当年的电影界，所有几间大公司如明星、天一、艺华之类，都先后合并消灭了，唯一存在的是“华影”，而由张善琨主其事。我与善琨时有往来，也觉得他很够朋友，论我与他的交谊，在“海报”上万无骂他之理，而且我还数度嘱咐过编者，避免对善琨有不利的记载。不料有一次我去了南京，半夜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说善琨与他太太童月娟女士去看她，指出“海报”发表了一篇长篇小说，小说中的男主角就是影射善琨的，我仔细一读，果然如此，虽然我立刻以长途电话通知修梅把稿件腰斩了，但相信当时在善琨心中，仍多少会存有嫌怨。这类的事太多了，对朋友而言，为了“海报”，真称得上我是罪孽深重。

　　当年我对影星做过唯有一件好事，是作了一次护花使者。日军驻上海“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木，那时正势焰熏天，有一天，我在上海静安寺路一幢大洋房中宴请所谓海上名流，我忝居末座，团团四桌，每一桌上还请了两名影星作陪，说老实话，影星们的对我，见了面，因为我手上有一张“海报”，不得不做出敬鬼神而“亲”之的那份演技。偶一相遇，也总是刻意周旋。譬如白光那时与李香兰是窜得最红的明星，她在国际饭店摩天楼一度献唱，而如有我在座，她手中的一撮鲜花，总是送来我桌上的。

　　日本军人的性格，在平时装腔作势，显出无限威风，但三杯落肚，就兽性暴露。那天的宴会，开始时很正经，很严肃，我不理他们说些什么，尽与同桌的女星们闲谈。不料酒过数巡，在座的日本军人先则得意高歌，继之狂呼乱叫，一个陆军报道部长站在四桌中间表演歌唱，一手持着一双筷，一手擒着一面盆，一面击，一面唱，越唱越疯狂，就像舞娘们表演脱衣舞那样，把身上的衣服逐件卸除，终至一丝不挂。须眉毕现，羞得在座的影星们个个抬不起头来，急得要哭。哪里知道“皇军”自有他们无限的威严，八个兵士上来，一人一个把四个桌上影星们的头扶起，硬要她们注视这一头剥皮的野兽。到此时，我真认为这对中国女性侮辱太甚，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霍然起身，拉了座旁的两位影星，离座退席。一走到门口，两个日军却上前来伸手阻止，我出手一推，昂然而去。才算把她们救离了尴尬的局面。也许我这一个当年的“海报”主人，做了唯一讨影星们欢喜的事。

　　“海报”获得东南地区广大读者的欢迎，给了我精神上无限的鼓励，但因同文的笔下无情，又不知开罪了多少朋友，也给我添了无数麻烦。朋友还容易取得谅解，但一旦关涉到政治上的牵缠，就不免要焦头烂额。“海报”在创刊之初，就决定了绝不刊载有关政治的文章，纵谈风花雪月，宁顾其卑之无甚高论，意在让沦陷区的同胞们，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中作乐，破涕为笑。

　　但是一切的统治者，在他们的治下，希望事事都成利用的工具，尤其“海报”销路大，内容又常有讥刺的文章出现，于是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海报”的第一版，原来专载较有趣味性的社会新闻，内幕新闻与特写，而日军当局一再通知我要改登为政治服务的宣传文章。正因为沦陷区的读者与我一样鄙弃政治，才创刊了“海报”，如一有政治性的文章，岂非完全违反了创刊的本旨？但在政治势力下，更其在生死由人的环境中，一再的迁延，已招致了日军的愈来愈大的压力。更不幸的刚于此时在“海报”第四版的一篇“清宫藏宝记”中，登出了“伪满傀儡溥仪”字样，在那时，这自然成为天大的罪状。我知道日本宪兵队将采取行动，如其没有大力斡旋，将有不测之祸。我把这一件事告诉了周佛海，佛海虽然是政治上的人物，不过他还处处不脱书生的本色，对“海报”也向来有所偏爱。他听到了我的话，皱皱眉，沉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今晚你到我家来吃饭，我设法替你疏解。

　　当晚来客虽不多，除我与主人外，尽是日本军人，有宪兵队长与报道部长等人物。席间，佛海在表面上像是一味闲谈，他于有意无意谈到了他与我的关系，也谈到了“海报”的特殊风格，尽管没有一句请托的话，日本人当然明白了这一次宴客的真意所在。碍于佛海的面子轻易地化险为夷，安然渡过。

　　“海报”仅有一次出了事，连主编的汤修梅也被日宪所拘捕了，那次却出尽了我的全力，才不至影响全局。论理，问题却远不如前一事的那么严重，而日军则居然遽施毒手。太平洋战争以后，日军因搜括物资，在沦陷区内收购纱布，有一个纱布商人从跑马厅边的国际饭店跳楼毙命，“海报”就据实登载。而日军却认为这是破坏收购政策，扰乱民心。日宪直接到跑马厅路修梅家里把他拘捕了。这样不但危及修梅的生命，尤其重要的是他弱不禁风而又有烟癖，将抵受不住长期的羁禁。

　　我运用了一切办法，通过佛海，命上海市保安副司令熊剑东向日本宪兵队疏解，剑东是日本留学生而又与宪兵有着密切关系，形势才告缓和而终于获释，在释放之前，又请托盛老三把鸦片烟泡公然送给修梅抵瘾。

　　“海报”前后发行了四五年，人们但看到毫无顾忌的笑骂由我，而且销路惊人，哪里知道所遭逢外来的打击，有时使我坐卧不安，也不是在这短短的篇幅中所能尽述。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之后，我知道“海报”万难保存。就把它送给了毛子佩，他借尸还魂改名为“铁报”，仍以“海报”原来的作家与原有的发行网继续出版，依然又一纸风行了三年之久，直至国民党退出大陆为止，才算真正的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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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言

　　经过四年时间，前后写了五十多万字。我感谢读者对我的同情，鼓励和原谅；而更难得的是承蒙读者能相信我笔下所写的都还不离乎事实。当年汪政权时代的许多旧侣，他们对于那一幕历史的悲剧，同样曾身亲目击，虽然每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毕竟对本书也由怀疑而趋于谅解了。

　　有人说：我这本书只是要为汪先生翻案，也是为了发泄我个人的私念，结果徒然成为讨好了死人而得罪了活人。我不承认这点；我也不管这些。人微言轻的我，没有力量，而且也不敢妄想对几乎盖棺已成定论的汪先生等诸人翻案；甚至在他们生前，恐就不曾有过求谅于后世的意思吧。

　　当然，本书中有些太率直的内容，或许会使有些人不高兴的，而我却相信他们也终于会对我谅解的。已经抄了家，吃了官司，又戴定了一顶汉奸帽子的人，在劫后余生的十多年后，再渡着飘零的余年，才诉出了满腔哀怨中的一点一滴，书中只提供了事实，而且更尽量地为贤者讳，为活着的人讳，更为位尊者讳，这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可能。尽管人们仍会指斥我是满纸荒唐言的，而在我，则无疑是一把辛酸泪也。有些人也应该回想当年，前尘历历，我不是在向壁虚构吧！既曾经逞过一时之快，今天，事过境迁，虽不喜也总应有些哀矜之意吧！

　　至于在国家存亡绝续之交，牺牲几个小我，这已是微不足道的事。我认为只要牺牲得值得，也且乐于坦然承受。往事早已成烟，白骨何能复肉？更有何私忿之可言？

　　那末，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呢？既然我生长在这一个时代；而又躬历了这一幕变局，我应该为历史作证，我应该向时代交代。无论我的见闻怎样狭陋；我的文笔怎样拙劣，既留此未死之身，让它在挂一漏万鸡零狗碎中把这一段往事留传下去，供后人的惋惜也罢！供后人的唾骂也罢！

　　我写本书的另一目的，我要告诉所有炎黄的子孙，让他们知道这一群被指为“汉奸”者们，并不如宣传中想像中那样地丑恶。陈公博说：“抗战是对的，和平是不得已。”周佛海也说：“抗战是为了救国；和平也是为了救国。”所以，我全书中绝没有非议过抗战，而且我也不至于为了小我，而昧着良心以左袒“汉奸”。我要以事实来告诉所有炎黄的子孙，假如一国而真有那么多卖国“汉奸”的话，自将成为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洗不清的耻辱；尽管你不曾做过“汉奸”，而民族中会出现数十百万“汉奸”的话，也就是整个民族的耻辱，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例外。现在，读者们于读完本书之后，是不是对汪政权中人会感到有些惊奇呢？所有汪政权重要诸人，在生之日，何以敢与敌抗争？临命之前，又为什么会那样地从容赴死呢？

　　同时，我更要让当年与我们作战的日本人知道，汪政权的这一幕，应该足够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了。稍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会在威胁利诱下被收买，被压服的；民族大义，也不会在中国人的心理上轻易消除的。日本有日本的霸道；而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权变。他们尝到过坚韧不屈武装抗战的味道，也该尝够了曲线的和平抗战的味道了吧？到今天，日本人是不是已憬然于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华民族，并不太容易能加以欺凌收买吧？

　　此外，我迄今还有一个无法解开的疑点：究竟在对外战争时，如不幸有部份国土沦陷了，应该只是为了所谓“纪纲”也者而让人民被残杀，元气被蹂躏呢？还是应该有几个不知死活的人，在人民生死不得之际出来担当一下？汪政权这一幕过去了，这疑问，还是让当年处身在沦陷区的人来解答吧！

　　一九六一年三月 著者金雄白序于香港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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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陈璧君狱中诗词残稿

　　怀四儿

　　映雪囊萤愿已赊，

　　书生本色漫堪夸。

　　情深太傅过秦论，

　　志切留侯博浪沙。

　　动静久乖禅定味，

　　推敲难得隔年花。

　　相逢何事悲摇落，

　　如此良宵浣月华。（末句一作万里长空浣物华）

　　戊子十一月二十三灯下一时半。

　　戊子孟冬和品伯先生出狱留别病后四十余日初次试笔

　　推窗零露正瀼瀼，久病支离断客肠，

　　放鹤岂期闻碧落，风波未雪又离觞。

　　人情轻薄秋云厚，世态崎岖蜀道康。

　　寄语行人好珍重，躬耕随处是南阳。

　　中秋

　　玉宇无垠限太虚，无端风雨打阶除。

　　窥窗偏有团圆月，旋照愁人夜读书。

　　满耳笙歌听未真，思君此夜倍相亲。

　　嫦娥底事多娇懒，才拨重帷又隐身。

　　高阳台 中秋却寄诸儿

　　玉宇昏昏，银河郁郁，夜阑微语高墙。

　　砌影蛩声，隔帘人自相望。

　　姮娥不恨听风雨，恨哀鸿遍野痍伤。

　　最难禁，山软梅花，泉冷蒲梁。

　　吴宫历历经行处，痛雁行摧折，

　　血满江乡。一瓣心香，伶俜聊拜空王。

　　清吟不绝中秋谱，晕星眸，襟袖淋琅。

　　愿儿曹，恻隐冲和，蕴抱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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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汪精卫逝世前对国事遗书——“最后之心情”

　　《作者对于汪精卫过世的说明》

　　这一篇是汪政权一代的最重要文献，系汪氏逝世前一月，口授全文，最后由汪夫人陈璧君誊正者。题为“最后之心情”，尚为汪氏在病榻上亲笔所写。汪氏自知病将不起，此文为其对国事最后之遗嘱。

　　文中历述他对抗战的态度——自信是为了拯救国家；所以离渝的原因——则是想保全蒋氏；组府的苦衷——为欲与虎谋皮；对甘心附敌者的观感——称曰：鹰犬；汪政权最后之立场——应不背“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原则；生前的遗恨，为未能目睹东北四省之收复。

　　汪氏以保全国家命脉抢救陷区人民而不惜自毁其四十年之光荣革命历史，大仁大勇！固仍为其蚤岁行刺前清摄政王一贯的只知牺牲一己的爱国热忱之表现也。观此文，语重心长，沉痛已极，汪氏六年中在宁之全盘心境，悉备于此。

　　因遵汪氏应于其逝世二十年之岁始可将此文发表之遗意，故为汪氏保存此文者什袭珍藏，从未以此示人。今汪先生逝世二十年矣！多承见贻，爰为刊布，以供后世为国者之参览。

　　著者附志

　　最后之心情 兆铭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谨按：为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日 兆铭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加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片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惟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国际演变，已至千钧一发局面，此时不自谋，将来必有更艰险更不忍见内外夹攻之局势发生，驯至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余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壬（唐）、仲鸣（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

　　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拏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按指汪政权之创建），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兆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参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弥深，而国府（按指汪政权而言）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而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国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势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为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兆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之旧官僚（著者按：自系指维新临时两政府之人而言），兆铭即可于此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虽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

　　又日军阀气焰虽盛，进退时见逡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其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见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拙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

　　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辈（似指梁鸿志等），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汪政权）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著。苟国人能稍抑其虚骄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其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

　　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

　　今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中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天祥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终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之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余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余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唯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

　　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努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汪政权）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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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汪政权大事编年表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 　　七月廿七日：北京失陷。 　　八月一日：国军退出天津。 　　八月十三日：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全面抗战开始，日军进犯上海、吴淞、江湾等地区。 　　八月廿一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九月廿二日：日机开始轰炸南京。 　　十月廿六日：蒋氏下令撤退上海地区作战军队。 　　十月廿七日：国军退出上海市的闸北、江湾。 　　十月廿八日：国军再退出大场、真如。 　　十月三十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访外交陈介，调停中日战事。 　　十一月三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访日外相广田调停战事，广田提出停战五条件。 　　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将日方停战条件，面呈蒋氏。 　　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江苏境的金山卫登陆。 　　十一月六日：德义日签订反共公约。 　　十一月九日：蒋氏下全军撤退命令。 　　十一月十二日：大上海全市陷敌。 　　十一月廿八日：陶德曼在上海建议，努力进行中日和平。 　　十一月三十日：谢晋元部国军一团，退守上海公共租界内光复路四行仓库，即有名之“四行孤军”。 　　十二月二日：外次徐谟陪送陶德曼由沪至京，谒见蒋氏，续谈中日和平。蒋氏提出三点： 　　　　　　　　（一）以日本的建议，作为和谈的基础； 　　　　　　　　（二）保持华北领土主权的完整； 　　　　　　　　（三）和谈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的已成协定。 　　十二月五日：蒋氏离京飞往汉口。 　　十二月五日：苏锡文在上海市浦东区成立傀儡组织“大道市政府”。 　　十二月六日：蒋氏在汉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德使调停经过与日方所提停战条件。会议内容，即汪氏所发表的“举一个例”。 　　十二月七日：南京攻防战开始。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守军突围西撤，首都陷落。 　　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殉难。 　　十二月十四日：北京成立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 　　十二月十四日：日首相近卫发表中日和平三原则： 　　　　　　　　 一、中国承认伪满； 　　　　　　　　 二、中日共同防共； 　　　　　　　　 三、中日经济提携。 　　十二月廿六日：陶德曼再谒蒋氏，蒋派宋美龄、孔祥熙代见，调停失败。 　　十二月三十日：附日的上海“市民协会”主要份子南市水电公司经理陆伯鸿被暗杀。 　　十二月卅一日：上海“市民协会”又一主要份子米业领袖顾馨一寓所被投掷手榴弹。

　　一九三八年

　　一月十六日：日近卫内阁发表宣言，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中日和谈的对象。 　　二月六日：上海社会日报主笔蔡钓徒之首级，发现高悬在法租界薛华立路之电竿木上。 　　二月二十日：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接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 　　三月十八日：南京成立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 　　五月一日：上海南京路有人投掷炸弹，伤十人。 　　五月二十日：日军攻占徐州。 　　五月廿六日：日外相宇垣发表声明，希望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六月廿一日：李鸿章之孙李国杰被杀殒命。 　　九月十九日：“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在沪寓被杀。 　　十月廿一日：日军攻占广州。 　　十月廿五日：日军又攻占武汉。 　　十一月三日：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口号。 　　十一月十三日：长沙实行焦土政策。 　　十二月六日：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离渝飞往昆明。 　　十二月十八日：汪氏由重庆飞往昆明。 　　十二月十九日：汪氏由昆明飞往河内。 　　十二月廿二日：日首相近卫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 　　十二月廿六日：蒋氏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 　　十二月廿九日：汪氏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 　　同年(日期待考)：前内阁总理唐绍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周凤岐、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后被暗杀。

　　一九三九年

　　一月一日：重庆中央党部宣布开除汪氏党籍。 　　一月八日：汪氏发表以“举一个例”为题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纪录。会议中显示当局对和战之真意所在。 　　一月廿六日：吴佩孚发表“和平救国通电”。 　　二月十一日：吴佩孚在开封成立绥靖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二月廿一日：高宗武抵日，在长崎登陆，与日接洽和平条件。 　　三月十八日：香港日本总领事田尻将日方停战条件交高宗武。 　　三月廿一日：军统特务在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向汪氏行刺，曾仲鸣遇难，其夫人方君璧重伤。 　　四月廿五日：汪氏由河南转赴海防，乘日轮“北光丸”由越赴沪。 　　五月六日：汪氏抵沪，暂住虹口重光堂。 　　六月二日：汪氏飞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谈。渝府下令通缉汪精卫氏。 　　六月廿四日：汪氏赴天津分别与王克敏、吴佩孚会见。 　　八月九日：汪氏由上海飞广州，陈公博由港往见，力劝汪氏以发表国是主张为止，勿另组政府，贻人口实。 　　八月廿八日：汪氏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改组国民党，选举中央委员，并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政治纲领。 　　九月一日：欧战正式爆发。 　　九月十九日：汪氏飞南京，与梁鸿志、王克敏会见。 　　九月廿一日：“维新”、“临时”两组织发表联合宣言，愿在汪氏领导下，成立新中央政府。 　　十月一日：日本在华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发表宣言，赞成汪氏领导之和平运动。 　　十一月廿三日：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达夫之兄郁华被刺殒命。 　　十二月四日：吴佩孚病逝。

　　一九四〇年

　　一月廿二日：汪氏等一行赴青岛，与“临时”、“维新”两组织及蒙古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会期五天。 　　三月十三日：陈公博由港抵沪。 　　三月二十日：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青岛会议议案。 　　三月三十日：汪政权以国民政府还都名义正式成立，“临时”、“维新”两组织宣告结束，日政府发表“回应国民政府还都”声明。 　　七月十八日：英首相邱吉尔声明封锁抗战区唯一国际通道的滇缅公路。 　　八月一日：上海英国驻军开始撤退，租界防务交美军接管。 　　八月十四日：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被其私人保镖开枪击毙。 　　十月十一日：“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其家仆以菜刀杀死。 　　十一月廿六日：日政府发表宣言，承认汪政权。 　　十一月三十日：汪政权与日签订“中日调整国交条约”。

　　一九四一年

　　二月廿二日：军统特务人员向上海“中央储备银行”投掷炸弹，有一人被炸死。 　　三月廿二日：汪政权特务组织“七十六号”为实施报复，将极司斐尔路中行别业之中国银行住宿职员一百廿八人全部拘走，后其中三人被处死。同时赴白赛仲路中国农民银行宿舍，将行员十二人全数枪杀。 　　三月二十五日：“七十六号”又分别在逸园跑狗场及爱文义路之中央银行办事处与中国农民银行内，放置定时炸弹，中央银行死伤多人。 　　四月十三日：苏日缔结中立条约。 　　四月廿四日：羁留在上海胶州路的“四行孤军”营，团长谢晋元被部下士兵刺死。 　　六月十四日：汪氏率周佛海飞东京，与日首相近卫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 　　七月一日：德意两国宣布承认汪政权。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一九四二年

　　二月二日：汪政权接收上海租界内法院。 　　二月四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 　　二月四日：“七十六号”行动队者之一的吴四宝被毒毙。 　　三月一日：伪满庆祝成立十周年纪念。 　　四月一日：汪氏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 　　五月二日：汪氏飞长春与溥仪作历史性会见。 　　五月七日：日派军用机送吴开先至广州湾，日小林少将送行。 　　五月廿七日：汪政权宣布法币对“中储券”之兑换率为二对一。 　　九月一日：中国、交通两国家银行，在沪复业。 　　十月十日：英美宣布废止在华治外法权。 　　十一月廿五日：日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作战课长辻政信，赴奉化祭蒋母墓。 　　十二月十九日：汪氏飞东京与日商参战问题。汪氏提出 　　　　　　　　（一）收回各地租界； 　　　　　　　　（二）统一华北政权； 　　　　　　　　（三）恢复国旗原状的三项条件。

　　一九四三年

　　一月五日：汪政权发布声明，不限制人民向银行提取存款。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广播，决不抽取壮丁。 　　一月九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参战案。 　　一月十八日：意大利声明放弃在华租界。 　　二月五日：汪政权宣布取消附于国旗上的黄色三角标记。 　　二月八日：统一华北政权，改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并任命朱深继王揖唐为该会委员长。 　　二月九日：华北地区废五色旗重悬青天白日旗。 　　二月九日：汪政权宣布参战。 　　二月十三日：法国声明放弃在华租界。 　　二月十三日：日首相东条来华，抵达南京，作亲善访问。 　　三月十四日：汪政权与日本签订“日本交还专管租界条款”，定期将苏州、杭州、天津、汉口、沙市、福州、厦门、重庆之日租界交还中国。 　　三月三十日：日本交还在华租界，苏州、杭州、北平等地举行盛大庆祝。 　　四月一日：日本宣布停止使用军用票。 　　四月十三日：苏日签订中立友好条约。 　　七月十日：同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 　　七月廿五日：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下台。 　　七月三十日：法国交还上海租界。 　　八月一日：林森逝世。 　　八月一日：收回上海公共租界。 　　八月九日：汪政权宣布以黄金强制收买纱布。 　　九月八日：意大利投降。 　　九月九日：李士群被毒杀。 　　十月廿二日：汪氏飞东京。 　　十月三十日：汪政权与日政府发表联合宣言，废弃以前所订的“中日基本条约”，改订“中日同盟条约”，声明全面和平实现之日，日本分期撤兵，并愿放弃北京条约中的在华驻兵权。 　　十一月五日：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参加的除汪氏外，有缅、泰、菲、印，各国首长。 　　十一月廿七日：林柏生主持之青少年运动，在上海等地发动“烟、赌、舞”之除三害运动。 　　十二月十九日：汪氏在南京日本陆军病院将留存在体内之子弹取出。

　　一九四四年

　　二月七日：耿嘉基以不愿受日人凌辱、吞枪自杀。 　　三月三日：汪氏飞名古屋帝大附属病院就医，职务交陈公博、周佛海代理。 　　三月十五日：因米粮贪污案的江苏粮食管理局长后大椿、粮食部水产局长胡政因贪污罪被枪决。 　　四月二十日：日军占领郑州，继占新郑、汜水、荥阳各地。 　　五月一日：许昌失守。 　　五月廿五日：洛阳陷落。 　　六月六日：盟军在诺曼第登陆。 　　六月十日：长沙又失守。 　　七月十八日：东条内阁倒台，小矶国昭组阁。 　　八月八日：衡阳被陷，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被俘。 　　十一月十日：汪氏于下午四时二十分逝世。 　　十一月十二日：汪氏遗体由“海鹣号”专机运回南京。 　　十一月廿二日：蒋介石、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 　　十一月廿七日：开罗会议发表公告，声明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十二月二日：日军进至贵州独山。 　　十二月廿七日：陈公博继任汪政权代理主席，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

　　一九四五年

　　二月八日：王荫泰继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三月九日：日军解除上海法军及警察武装。 　　四月一日：美军在冲绳登陆。 　　四月五日：苏联宣布中止“苏日中立条约”。同日小矶内阁倒台，由铃木贯太郎继任。 　　四月十二日：美总统罗斯福逝世。 　　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经五年八个月零六天的欧战，乃结束。 　　七月廿七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宣言。 　　八月六日：美机向日本广岛投掷第一枚原子弹。 　　八月八日：苏联向日本宣战。 　　八月九日：美机向日本长崎投掷第二枚原子弹。 　　八月十日：日广播接受波茨坦宣言。 　　八月十五日：日皇下诏，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六日：陈公博下令正式解散政权，并电蒋氏，日军决在南京、上海、杭州、徐州四地集中，待命缴械。 　　八月十七日：萧叔宣被特工周镐部枪杀，陈群仰毒自尽。陈公博、周佛海间发生误会，一度有武装对峙局面。 　　八月廿一日：日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飞芷江洽降。 　　八月廿五日：陈公博留函呈蒋氏，在混乱局面下，暂时赴日待命。偕林柏生、陈君慧等一行八人，飞往日本京都。 　　八月廿八日：首批美军降落东京近郊厚木机场，实行占领。 　　九月二日：日政府在横滨附近海面美舰“密苏里号”上签立投降书。 　　九月九日：日本在南京签立投降书。 　　十月三日：陈公博被递解回京。

　　一九四六年

　　四月十五日：陈璧君在苏州高等法院就鞫。 　　六月三日：陈公博在苏州殉义。 　　六月廿一日：梁鸿志被判死刑。 　　八月廿三日：褚民谊在苏州监狱执行枪决。 　　九月廿八日：重庆公布以中储券二百作一，兑换法币。 　　十一月九日：梁鸿志在沪狱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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