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研究

• 目录
  • 《二二八研究》前言（李敖）
  • 俞国华找不到二二八的有关文件吗？（李敖）
  • 台湾（卅六年）二二八事变纪言（国防部史政局秘密稿本）
  • 二二八事变始末大事记（国防部史政局秘密稿本）
  • 公私财产损失统计（国防部史政局秘密稿本）
  • 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处理经过（杨亮功/何汉文）
  • “二二八”受难者许锡谦家属对杨亮功调查报告的反驳（江松青）
  • 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何汉文）
  • “二二八”事件后南行杂写（《台湾月刊》记者）
  • 历史情结的系铃与解铃（陈芳明）
  •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哪里？（尹章义）
  • 台湾旅沪六团体关于二二八事件报告书（台湾旅沪六团体）
  • 从台湾事变说起（世纪评论）
  • 台湾的骚动（世纪评论）
  • 台湾发生骚动（东方杂志）
  • 台湾改制后怎么办？（世纪评论）
  • 陈仪文件（陈仪）
  • 为台湾事变向省民广播（王民宁）
  • 中共中央向台湾同胞广播词（新华社）
  • 指示处理事变方针（蒋中正）
  • 事变十日记（柯远芬）
  • 蒋军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纪实（何聘儒）
  • 白崇禧文件（白崇禧）
  • 白部长报告事变起因及善后措施（白崇禧）
  • 宣抚台湾（白崇禧）
  • 随白部长宣慰（白克）
  • 台湾“二二八”事件（台湾警察）
  • 林茂生与二二八（林宗义）
  • 他被杀，但他不是共产党（林淑如）
  • 在地球上有这种事（刘峰松）
  • “二二八”血泪忆从头（郭胜华）
  • 悼新的吴凤们（任山）
  • 熙盈（韵竹）
  • 呼冤（何容）
  • “二二八”被殴记（朱文伯）
  • 台湾别记（曾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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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研究》前言（李敖）

　　1988年2月22日，国民党总统李登辉在中外记者会上宣称，二二八事件是历史上台湾光复不久所发生的一个悲剧，应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为了国家的进步，眼睛要向前看。李登辉宣称后不久，国民党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宣称，二二八事件是历史上不幸的突发事件，现在已事过境迁，四十年后再追问此一事件并无意义，希望大家能往前看。

　　国民党巨头们口口声声向前看、往前看之时，国民党的御用学者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也在立法院为历史学家之研究做了配合与殿后。他说有关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已由三民主义研究所等在“绝对未受政治因素干扰”下进行研究，相关论文将于一年内出版。

　　对国民党这种小动作，在我这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看来，是感到好笑的。国民党对二二八的解释，一直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连二二八发生后十二天的一篇蒋介石《指示处理事变方针》，他们四十年来，都要发行不同的版本，可见在宣传上，这个党已经何等荒唐与混乱！至于说国民党的御用历史学家可以为二二八“中央”研究出何种真相，则更属天方夜谭。“绝对未受政治干扰”吗？没有政治干扰，三民主义怎么会成立研究所？

　　国民党以外，共产党对二二八的小动作也是好笑的。国民党把二二八的原因，归咎于“共党煽惑暴动”。共产党也乐得顺水人情，也就居之不疑，大接起漏油来。一九七五年二月北京召开“二二八纪念会”，共产党巨头廖成志宣称：“二二八事件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这种宣称，又何其与事实不符！但是共产党哪管这些，党之常情，都要归功于己，何况拜国民党之赐，礼物送上门呢！

　　国民党共产党以外，台湾人中的褊狭分子对二二八的小动作也是好笑的。他们和国民党共产党一样的偏执、一样的歪曲事实、一样的“强史就我”，做充满政治目的与作用的解释。虽然他们的心情是悲怆的，悲怆得令人同情，但是因悲怆就觉得自己有权利背离真相，则对历史而言，其不公道，却跟国民党共产党相同。

　　从历史公道看来，二二八不是叛乱、不是起义、不是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民变，一次清朝天理教式的“变起一时，祸往有日”的民变。它以台湾暴民滥杀开始，以国民党部队滥杀结束，中间奉陪了善良外省人和善良台湾人一家一路的哀呼与血泪。任何事后对它的丑化、美化、党化、地方化，都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亵渎，都不是我这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看得过去的。

　　我决定站出来，推出《二二八研究》来，以排比的文件证据，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它。其中有史政局的军方密件、有国民党的官方调查、由共产党的翻案文字、有旅沪团体的抗议报告、有客观舆论的即时评论、有当事军头的公告回忆、有台湾人受难者和人道主义者的毛骨悚然、有外省人受难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心惊肉跳……旁征博引、巨细不遗，目的就在使人从众说纷陈的证据里，慎思明辨，知所去取，了解真正的二二八。人们只有学会了“眼观四面”“无征不信”的理性态度，才能不为国民党共产党和台湾人中的褊狭分子所骗。而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的金针度人，也就正在这里。

　　1989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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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国华找不到二二八的有关文件吗？（李敖）

　　今天《联合报》上登出：

　　行政院长俞国华昨天在立法院答复立委质询时说，二二八事件是近代史上令人悲痛的不幸事件，目前省籍的情结已经不存在，大家应该往前看，不要再徒然制造纷扰。俞院长并强调，目前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刑人都已释放。

　　他并指出，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资料，行政院目前找不到任何有关文件，政府所有的资料也很少，不过二二八事件还有人在研究，据说中央研究院正就二二八事件做历史事实的研究。

　　他表示，中华民族素为宽容的民族，对日抗战八年饱受日人屠杀，胜利后为求得亚洲的和平，仍对日本以德报怨。同样地，今天省籍的情结已经不存在，二二八已经过去了，就不应再挑起问题。李总统登辉曾说二二八应让历史学家来研究，我们要忘记过去，向前看未来，同时要看大的，不要看小的。这才是有利于全体国民的正确做法。

　　俞国华这段谈话，是回应七天前（2月22日）李登辉记者会上的谈话的，显然的，国民党对二二八的态度，在短短一周内，已经一再强调应该历史化而非政治化。

　　历史化与政治化

　　历史事件历史化，未尝不自成一说，但它的成立条件，首先却是让人放手历史化，而不要轻予政治化的罪名。可是，国民党自己几十年来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以我个人的遭遇为例，二十多年前，我以历史家身份研究1933年发生的“闽变”，便遭遇参与“闽变”叛国者的政治化压制。例如国民党立委胡秋原，便是此中之尤。胡秋原提出一种怪逻辑，他说：

　　今日是不问一切，但问共与反共之时。算过去内政史上之旧账，扰乱反共目标，无论如何自称忠贞，也是破坏团结，帮助敌人。

　　他又说：

　　“不算旧账”。过去的教训应该研究。但凡是反共的人，相互不论过去的是非。

　　胡秋原是有过叛国记录的人，当然他要这样说，可是身份清白的人谁愿跟他“相互不论过去的是非”？谁怕他“论”？别人只不过是如他所说，“研究”“过去的教训”而已，怎么就构成了“算过去内政史上之旧账”？怎么就构成了“扰乱反共目标”？怎么就构成了“破坏团结，帮助敌人”？可见在国民党怪逻辑下想把历史事件历史化，固良非易事也！

　　今天国民党总统李登辉、国民党行政院长俞国华的高论，在模式上，其实与当年国民党立委胡秋原的大脑毫无不同，李登辉、俞国华诸公都赞成过去的教训应该研究，但却一再叮咛“为了进步”，“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后面”，看后面就是“徒然制造纷扰”、就是“挑起问题”，这和胡秋原的“研究”“过去的教训”就是算旧账、就是“破坏团结，帮助敌人”的大脑，又相去几希？

　　官方没有档案？

　　李登辉、俞国华诸公宣传该把历史事件历史化，把二二八局限在“让历史学家来研究”的范围，用心之巧，固然路人皆知；不过，如果他们真的尊重学术研究，不带入政治化，我们也不该以人废言。但实情却大不简单。因为李登辉说的乃是“留给以后的历史家去研究”，所用语气，显然表示目前的历史家尚不宜研究二二八；而俞国华所用语气，却又是你历史家要研究也可，但是休想官方会开放档案！俞国华说“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资料，行政院目前找不到任何有关文件，政府所有的资料也很少”，这无异是说，行政院根本没有档案可供开放。——历史家研究二二八却看不到政府档案，纵想“看后面”，也属事实上的不可能也！

　　不过，俞国华这种遁词，只能骗外行人，却骗不了真正的历史家。在真正的历史家眼里，俞国华所说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资料，行政院目前找不到任何有关文件，政府所有的资料也很少”等话，根本是谎话！因为从行政院国防部史政局的秘密稿本中，证实了国民党根本就有大量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资料”！

　　行政院国防部史政局的秘密稿本，题名叫《台湾（三十六年）二二八事变纪言》，全书用五百字红格稿纸，毛笔写定，正文六十九页、附图一页、目录二页。内分六章及附录八件，分别就“事变之原因”“事变前台省之军事状况”“事变经过”“暴乱之罪行”“绥靖经过”“善后处理”六部分，分章论述；再以“二二八事变始末大事记”“蒋主席在中枢国父纪念周报告词”“白部长崇禧各次广播词及训词”“杨监察使亮功广播词”“陈长官仪历次广播词及文告”“台湾人民代表团体电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荒谬之处理纲要”，以及“公私财产损失统计”八部分，作为附录。全书立场虽然是官方的，史论部分并不可取；但是史料部分却异常珍贵，而这些珍贵史料，除了官方档案，又从何而来？由此可见，俞国华所谓的“行政院目前找不到任何资料，政府所有的有关文件也很少”等话，都是瞒天过海的鬼话！

　　国民党政府中明明有二二八事件档案，却公然谎称没有，李登辉、俞国华等人的居心何在，也就欲盖弥彰矣！

　　1988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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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卅六年）二二八事变纪言（国防部史政局秘密稿本）

　　第一章 事变之原因

　　考此次事变之突发，乍睹之似属偶然，究奸党暴徒早已潜伏，伺机蠢动，其暴发时有可能。况台民经日本五十一年长期之统治，对祖国政治文化之认识，极为肤浅，加以战后社会经济等问题之俶扰，尤足引为鼓动之资。政府以为提高其自治精神，凡省政之设施均本宽大为怀，反使台胞误认政府为无能，演成钜变，盖有以也，兹分析远近二因如次：

　　第一节 远因：

　　经日本长期统治台湾，所遗留种种毒素，自非光复后一旦所能湔除，实为此次事变之根本因素，兹就其荦荦大者，分述之：

　　一、潜伏奸党之活动：

　　光复后，奸党首要谢雪红等，死灰复燃，重振旗鼓，即在台中市组织人民协会，王万得潘钦信等，则与原台湾民众党首要蒋渭川张邦杰等合组台湾民众协会，后改称为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两会分峙南北，遥为呼应，一面收罗旧部，强化组织，一面争取新群众，扩充力量。且由国内来台奸伪，日见增加，如：伪台湾省工作指导委员会，伪台湾省工作团，伪中共东南区第七联络站，伪闽台政训组，伪台湾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均潜伏活动。奸党势力，日渐滋长，遇事生端，伺机窃发，已非一日。其他同情奸党之团体，亦相继踵接，如民主同盟等，设立报社，诋毁政府，尽情宣传，为奸党之应声虫。

　　二、御用绅士及归台浪人之煽惑：

　　台湾省在日本统治时代之“御用绅士”及倚靠日人而生存之爪牙，深中日人“皇民化运动”之毒素，既改其名，复改其姓，一切惟日本是尊，数典忘祖绝无“中华民族”之观念，光复时，虽曾一时销声敛迹，嗣以政府宽大为怀，彼等乃死灰复燃，四出活动，妄想冀再攫取以往之特殊地位与宠幸，政府对于彼辈，自不能事事满足其欲望，因此施展卑劣惯技，到处散布谰言，以图恐吓，而过去流落省外之台籍浪人，素受日人之支持及恶意宣传，到处逞凶，无恶不作，初返家乡，劣性难驯，既不从事正当职业，又复夜郎自大，视外省人士来台协助接收工作者，若寇仇，遂倡打倒外省人、台人治台及高度自治等口号，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而独立。

　　三、日本奴化教育之遗毒

　　台湾自沦入日本之后，受日本之种种奴化教育，对于我国极尽蔑视破坏之宣传，台胞之年事较轻者（内以中等学生及小学教员为多），其脑海中对于祖国历史地理及一般情形，茫无影响，而对于日人先入为主之恶意宣传，则中毒甚深。怀有成见，鄙视中国一切文物制度，认为人才学术，均无足取，平时语言皆其本族及日语为多，日常生活以尽情模拟日式为荣，自甘沦为日本臣民，恬不知耻，影响所及，竟至一般青年不复知有祖国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之伟大，更何足以知时代之潮流——光复后，一切设施迥异日本，自然对祖国之美意善政，毫无了解，胸怀成见，以日本第一之错误观念，时有不正确之批评，或诋毁祖国，对于工作生活，不合习惯，发生种种厌恶，由是奸党分子，乃利用其头脑简单，乘隙渗入，推波助澜，鼓动风潮，企图令台湾自外于中国，妄冀趁火打劫之愿望。

　　四、战后经济问题之刺激：

　　日本统治台湾末期，因战事节节败北，经济方面，蒙受军事影响竭泽而渔，百孔千疮，如工业原料之匮乏，生产事业之衰退，交通器材之缺少等等，虽于日人屈膝时，尚未至全部表面化，但经济濒于崩溃之边缘，已成积重难返之现象，台人不知底蕴且怀过高希望，以为一旦归还祖国，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不知政府接收之后，承残破凋敝之余，重以财力与交通之困难，技术人员补充之不易，战时被毁之工厂，限于人力财力，短期中无法恢复，失业日增，加之各地物价高涨，社会秩序不若平时，台湾自亦不能幸免，因此，人民生活不无稍感痛苦。于是，奸党暴徒，乘间渗入，故作挑拨离间之宣传，事事与日本时代比较，曲解事实，批评政府，使极少数之无知与短视者发生怨望。关于专卖及贸易制度，在日本治台时，已实施无碍，光复后，政府继续办理，并改善其制度，而一部分自私台商，误以为政府夺取彼等之利益，遂利用舆论力量，鼓吹撤销，且复从中多方阻碍破坏，并煽惑无知群众，以激发乱萌。

　　五、宣传与教育工作之失败

　　日本屈膝，台湾重光，政府拟涤除日人教育之遗毒，改变其错综歪曲之思想，端赖宣传与教育工作，然台湾情形特殊，且因语言风尚之隔膜，对此等工作收效匪易，又以党团宣教主管人员未能确尽统筹计划实施宣导之责，以致光复经年，台胞对祖国之一切尚模糊如故，此亦酿成事变之一因。

　　第二节 近因：

　　一、迩来以各地经济风潮之刺激波动——本（卅六）年二月间，上海美钞及黄金风潮之勃发，各地物价飞涨，政府为平抑物价，安定民生，厉行禁止黄金买卖，同时对平抑粮价，亦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拨发公粮实行平粜，一面清查大户囤粮，严加取缔。故一般大地主及粮商，遂怨谤丛生，惟恐不乱，以图幸免处分，故于专卖局查缉员警误伤人时，彼等竟中奸党及阴谋分子之诡计，随声附和，认为良机难得，即暗中嗾使流氓扩大事态，以乱政府取缔囤粮之步骤。溯自奸党拒绝和谈以后，先后于鲁中及东北发动总攻势，并拟以台湾为策应起见，曾预定于北平美军强奸女生及黄金风潮波及本省之两时期中，实行开始暴动，嗣以力量不足，除仅仅发动小规模之反美示威游行外，只在嘉义等处发动学生罢课风潮，别一方面，发动铁路汽车员工，以要求改善待遇为藉口，进行罢工要胁，浸潜演成此次之事变。

　　二、特殊阶级之阴怀怨恨——本省日产房屋，在接收初期，多为台人占用。此次政府为统筹处理，拟予标卖，以杜流弊。讵占住之台人，不明政府意旨，以为有碍彼等之权利。奸党分子又从而煽动之，秘密组织所谓房屋委员会，企图妨碍政府标售房屋之进行，当时虽经政府解释而平息，但人民无知，稍有机会，即启发其骄纵之心理。此外尚有旧时农工商业之中间剥削分子，所谓仲卖人者，光复后，情势变迁，失所凭藉，不免徬徨失意，益以政府接收日人之公私土地，过去均由日人利用彼等为爪牙，转租与佃农，任其居间剥削。此次政府决定将此大量之日人公私土地，收回直接放租与自耕农，组织合作农场，取消中间者之剥削，以改善绝大多数之农民生活，彼等为已夺取之利益，势将丧失，怨望又益加深，亦为此次事变原因之一。

　　三、不法分子之勾结蠢动——国土重光，政府大赦，释放台湾人犯数达千人，其中各地流氓地痞为数不少，彼等恶性难驯，寻衅滋事，习以为常，亦最易为奸党所利用，尚有过去被日人征召出省服役之青年，自政府接运归台，多不安于农耕生活，且久受日人训练，残忍成性，当日本投降，南洋及海南岛之国人，以彼辈过去为虎作伥，甘为日人爪牙，辄加鄙视，彼等怀恨在心，遇有机会，即欲发洩其仇恨报复之积愤，受奸党之鼓动利用，其势益张，实为此次暴动发生之导火线。

　　四、驻军之内调——该省于接收之初，担任防务者为两军，后整编为师，旋因转用于国内方面，先后内调，更以整编第廿一师来台接防，但迄事变之初，到台者仅一团又一营而已，除担任监护勤务外，控置部队屡再节约，亦仅一营，形成警备空虚，予奸徒以可乘之机。

　　第二章 事变前台省之军事概况

　　第一节 兵力部署：

　　事变前，驻台部队仅整编第二十一师独立团及该师之工兵营与三个要塞守备大队，总兵力不过五、二五一员名，就中除三个要塞守备大队一、五三二员名担任各该区警备，工兵营五一七员名，于二月一日到台，后稍经整顿，即行接替台中以北监护勤务，独立团主力二、五〇〇员名，担任嘉义以南监护勤务外，本部控置兵力，仅独立团之一个营约七百员名，故感兵力薄弱，应变困难。兹将事变前本部指挥系统暨部队驻地列表绘图如次：

　　1.事变前指挥系统表

　　总司令陈仪兼 　　特务营 　　整编第二十一师独立团 　　整编第二十一师工兵营 　　宪兵第四团（欠一营） 　　辎汽第二十一团（欠两个营） 　　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部 　　空军台湾地区司令部 　　基隆要塞司令部——守备大队 　　高雄要塞司令部——守备大队 　　马公要塞司令部——守备大队 　　第四防空支部 　　师管区司令部 　　供应局——监护营/监护营

　　2.事变前部队兵力驻地图

　　第二节 仓库警卫情形：

　　政府接收该省军用物资数量繁多，虽经数次集中，仍嫌过度分散，警卫不易，兹将事变前监护情形分述于后：

　　1.供应局方面：该局经集中后，仍有仓库一百二十一所，计大小五百余座，分布全台各地，关于警卫勤务，大部由该局之两个监护营担任，该两营除一部任机关之警卫外，可能担任监护兵力无多，其最大最重要军械仓库守兵不过十余人。

　　2.空军方面：空军仓库合计四百四十七座，分散全台各地，最多如台南一四五个，屏东一三〇个。最少地区亦有仓库五六个，除少数由该部地勤中队自行监护外（该地勤中队之士兵多系台籍），余均由陆军代为监护。在嘉义以南，由廿一师独立团负责监护，但该团除控制一营兵力并负机场机关之勤务外，所可使用于监护兵力不过一营。至于台中以北空军仓库，指定由廿一师工兵营负责，但该营除各项勤务中，可使用兵力不过一连，故监护兵力亦感薄弱。

　　3.海军方面：则区分为八大仓库区，分散在二十六个处所，其监护勤务统由该部监护队负责（系前海军陆战队改编）。每一仓库区监护兵力约有五十员名，故此次事变损失较少。

　　第三节 驻台兵力之统计

　　当时国军驻台兵力只有约一个师合其他配属部队总员计二万六千余员名，兵力异常薄弱，其详细统计有如左表。驻台官兵人马统计（附战力估计）表：

　　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暨驻台各军事机关部队2月份人马统计表 　　部别丨主管姓名丨驻地丨编制人数(官佐/士兵/合计)丨现有人数(额内官佐/额外官佐/士兵/合计)丨马骡数(编制数/现有数)丨备考 　　本部丨陈仪丨台北丨344/204/548丨301/13/204/518丨20/2 　　军事法庭丨钱国成丨台北丨18/11/29丨18/-/11/29丨-/-丨无战力 　　战犯拘留所丨毛应章丨台北丨7/6/13丨6/-/6/12丨-/-丨无战力 　　特务营丨沈云山丨台北丨37/630/667丨36/-/591/627丨71/29丨服行勤务 　　通信连丨王根荣丨台北丨7/216/223丨7/-/164/171丨38/-丨无战力 　　总司令部小计丨丨丨413/1067/1480丨368/13/976/1357丨129/31 　　整编第21师独立团丨何军章丨高雄丨198/3046/3244丨196/-/2731/3177丨273/191丨战列部队（主力任监护） 　　台湾师区司令部丨刘仲荻丨台北丨211/283/496丨159/-/187/346丨-/-丨无战力 　　供应局丨李达德丨台北丨982/4494/5496丨871/29/3070/3970丨-/-丨除监护营二任仓库监护外余无战力 　　宪兵第4团丨张慕陶丨台北丨204/1839/1043丨166/-/1515/1681丨19/31丨服行勤务 　　防空第4支部丨陈仪丨台北丨22/21/43丨14/-/17/31丨-/-丨无战力 　　辎汽第21团丨廖忠国丨台北丨180/1386/1566丨172/-/1344/1516丨-/-丨无战力 　　马公要塞丨史文桂丨马公丨326/3507/3833丨231/4/1626/1861丨81/-丨可资使用者惟守备大队 　　高雄要塞丨彭孟缉丨高雄丨535/5971/6506丨292/53/2448/2793丨31/-丨可资使用者惟守备大队 　　基隆要塞丨史宏熹丨基隆丨539/5775/6314丨258/35/2581/2874丨-/-丨可资使用者惟守备大队 　　中训团直属第一军官大队丨朱瑞祥丨台北丨-/-/-丨451/-/88/539丨-/-丨无战力 　　第三飞机制造厂丨云铎丨台中丨-/-/-丨152/9/729/886丨-/-丨无战力 　　海军台澎专员公署丨高如峰丨高雄丨-/-/-丨299/-/2098/2397丨-/5丨无战力 　　空军台湾地区司令部丨郝中和丨台北丨462/1776/2238丨246/47/1846/2138丨-/5丨无战力 　　联勤总部第九监察电台丨施铭支丨台北丨2/9/11丨2/-/8/10丨-/-丨无战力 　　联勤总部无线电第五区台丨熊大恕丨台北丨28/15/43丨28/-/15/43丨1/-丨无战力 　　联勤总部第九六电台丨刘中文丨台北丨2/9/11丨2/-/9/11丨-/-丨无战力 　　国防部第六所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丨叶彦世丨台北丨67/71/138丨32/-/50/82丨-/-丨无战力 　　联勤总部台湾总医院丨吴国兴丨台北丨195/194/389丨151/-/486/633丨-/-丨无战力 　　总计丨丨丨4366/29465/33831丨4090/190/22016/26850丨623/258

　　第三章 事变经过

　　第一节 事变之发端及蔓延：

　　查此次事变之肇始，至为微细，因据报，有载运大批私烟之船只一艘，自省外驶台，拟在淡水起货。专卖局即派员往查，只见空船停泊货已卸运，至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时半左右，于延平路一带摊贩上发现私烟堆积累累，当由该局缉私人员叶得根等六人，会同警察大队警员四人，乘卡车一辆，前往查询，在天马茶房附近与女烟贩林江迈发生争执，当地流氓遂乘机煽动，以乱石围击，混乱之际，伤及该女贩头部，由随行警员护送附近医院治疗，另二警员正在维护秩序，亦被乱石击伤。时群众愈聚愈多，奸党分子与流氓煽惑怂恿亦愈激烈，欲将专卖局查缉人员加以围殴，查缉人员，且行且奔，企免毒手，詎暴徒起而追赶，至永乐町永乐戏园时，查缉人员以情势危急，其中一人迫于自卫，对空鸣枪示威，意在吓止其追赶。不料误伤及街楼上之居民陈文溪，当即毙命，暴徒等因此遂乘机焚毁缉私人员所乘之卡车。其时宪警已出动维持治安，并将躲逸之查缉人员押送宪兵队，暴徒等又涌至市警局及宪兵队，要求交出凶手当街枪毙。虽经宪警负责人员，百般劝慰，并允将肇事人员交法院依法讯办，无如奸党暴徒等视为暴动时机已至，以要求目的未达，沿街打锣号召，尽情鼓噪，彻夜纷扰，迄未稍息，翌日（即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奸党暴徒借题发挥，竟又沿街打锣，煽动市民罢工罢市，延平路警察派出所员警上前劝阻，竟被抗拒，并遭殴打，该所窗户器具杂物均被捣毁，十时许，奸党暴徒率领流氓千余人，拥至专卖局台北分局，当场殴毙外省职员两人，伤四人，抢掠所有烟酒等专卖物品及汽车，脚踏车等物，纵火焚烧，火光烛天，隔夜尚未熄灭，宪警无法制止，十一时左右，复至南门包围专卖局，幸宪警闻讯，事先戒备，未被捣毁，惟该局俱乐部及一部分宿舍之器具，被毁一空，同时在荣町一带之新台公司，正华旅社机关商店亦被捣乱焚毁，至此，暴徒如患疯狂，恣情肆虐，竟高呼打死中国人（即指外省籍人）之口号，于是无论通衢僻巷，公私场所，瞥见外省人士，即加以狙击或凌辱，台籍妇孺亦盲从附和，见有外省人士，以击掌为暗号，预伏屋内之暴徒，即闻声出打。新竹县长朱文伯，是日适由县来省，途中被架殴打，且失踪数日，其最残忍者，为将妇女裸体殴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阴户，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杀之。摔死小孩与活劈致死之事，亦有数起。台北市外省人士之惨遭伤亡者不可数计，迄至下午二时奸党暴徒，自台北专卖分局起至广播电台，以暴力占领，向全省广播，煽动人心，另分一队，以锣鼓为前导，持枪乘车，冲袭长官公署，声势汹涌，当陈长官正觅通译人员，准备出见前之一二分钟，暴徒竟迫近公署大门，卫士加以阻挡，彼等即围抢其枪，并开枪击伤卫士一名，卫士不得已亦开枪示威镇压始将暴徒与乱民驱散，暴徒分散后，仍到处殴杀捣乱，造成恐怖紊乱局面，警备总部见暴动范围迅速扩大，为维持治安，乃于十八时宣布台北市临时戒严。

　　三月一日，暴徒既捣毁机关及外省人经营之商店，复冲入外省公务员之住宅，殴杀劫掠，及集众暴动之事，乃不断发生。此时奸党及阴谋分子，见恶计已遂，遂提出所谓政治改革之要求，以煽惑民众。一般野心分子，从而附和，事态更形扩大。是日到处发现民主联盟，及台湾青年团之宣言或传单，攻击政府，挑拨官民感情，无微不至。政府虽极度容忍，宣布解除临时戒严，禁止军警开枪，抚恤死伤家属，而奸党与阴谋分子之企图固不在此，故暴动事件，仍未稍戢。彼等趁政府解除戒严之际，即派遣暴徒，分别乘车南下，潜赴各县市煽惑民众，并领导当地流氓发动暴动，新竹县密迩省会，首遭波及，即于三月一日晚，开始暴动，二日，台中县及台南、台中、嘉义等市，亦相继叛乱，四五六各日，南部奸党数十人又赴台东、花莲煽动，其他如台北、台南等县，亦均有暴徒抢掠仓库，及殴打外省人之事，其间以台中、嘉义两地情形最为严重，台北市（省会所在地）尤为危急。

　　三月七日，暴徒为提出叛乱主张后，复继以暴乱行动，八日下午十时二十五分，暴徒百余，乘卡车数辆，分向警备总部、长官公署、警务处、台北市警察局、警察大队、南区宪兵队等处进袭，经军宪击退，彻夜枪声，下午六时，辎汽廿一团于圆山附近擒获暴徒二十余名，同时据报，暴徒企图毁坏台北市自来水总设备，以绝水源，并唆使高山人民由新店方面进袭市区，企图攻陷公署，俘获全部公教人员，此时暴徒步步进迫，情势严重已达极点，本部为维护治安，不得不实施紧急措施，乃于九日六时起，再度宣布台北市戒严，继通令全省各地，实施严密军事部署，强力继续搜索匪类，镇压乱党，人心稍告安定。

　　第二节 非法组织之产生及其发展：

　　顾此次事变实际上纯属少数奸党之阴谋叛逆，于暴动开始以后，阳则要求政治改革，阴则唆使暴徒抢劫枪械，袭击军警行政机关及国防要塞，并公然接收机关，以暴力胁迫交通员工罢工，企图达其叛逆之目的，其资为号召之机关，即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彼等利用此组织，发号施令，俨然为另一政府，同时又联络其他分子复杂及思想向不健全之团体，以助长其声势，而又互相勾结，角逐争雄，于是事态益形扩大，阴谋亦随之暴露无遗矣！

　　台湾过去社会复杂情形，于上述远因与近因中，已概略分析，此辈奸恶分子，当此暴动事件，既已发端，遂获得各献身手之机会，兹将处理委员会酝酿时期各种非法团体及阴谋分子之活动情形分述如左：

　　就非法团体言，大别之约分为四：一为台湾共产党首脑谢雪红、林日高、杨克基、杨克煊、张道福、潘钦信、苏新、王万得、林克等，分为ABC三集团，A集团在台中，B集团在台南、嘉义，C集团在台北，其外围组织，为人民协会及民主同盟等；二为民众党，该党早于日本治台时即已成立，以前首领为蒋渭水，渭水死后，其弟蒋渭川继之，重要首领为吕伯雄、骆水源、张晴川等，此辈思想怪诞，行为卑鄙，其所吸收分子，多系地痞流氓，日以图谋不轨为宗旨；三为民主同盟，此系共产党之外围组织，情形与共产党同；四为台湾政治建设协会，成立于本省光复之后，初为台湾民众协会，后改今名，以张邦杰、蒋渭川等为首领，其中重要分子多为民众党首要，活动区域，以台北为中心，各地均有分会组织，就各派活动情形言，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民主同盟分子为此次事件策动之要角，而阴谋分子及附从奸党分子为台湾政治建设协会首要蒋渭川、吕伯雄等。日本时代御用绅士，现任省参议员颜钦贤、王添灯等亦为此次暴动之要角。其他附从者则有失意之政客、流氓、少数之奸商、地主，过去曾为中间剥削之仲卖人等，及现在强占日产之恶霸，至于盲目附从，直接参加暴动者则有一部分自海南岛及东北、南洋一带归来之退伍军人，以白成枝为首领，自闽粤一带归来之浪民，及潜伏境内各地地痞流氓及大赦释放之罪犯。

　　以上各种非法组织及活动分子，或原属隐伏潜藏，秘密活动，或以各种伪面具，藉资掩饰，事变发生后，为号召及活动便利，遂均以处理委员会为护符，该会因此而有非法乱纪之行动。

　　暴动初起时，台北市参议会曾邀请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及省参议员等，组织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于三月一日向陈长官建议，组织二二八事件官民处理委员会，商讨善后事宜之处置，陈长官为谋秩序早定，当经允许，并派民政处长周一鶚、警务处长胡福相、农林处长赵连芳、工矿处长包可永、交通处长任显群等五人，代表公署参加，三月三日该会首次开会，公署五代表前往参加，商定军队于是日下午六时撤回军营，地方治安由宪警学生等组织治安服务队维持，交通于六时起全部恢复，拨出军粮，供应民食等项，不料该会提出无理要求，主张解散警察大队，一面设置治安组，成立忠义服务队，维持市内治安，于是打人劫物，仍未停止。

　　处理委员会本来之性质，原为容纳民意，商讨事变发生后有关恤死救伤等善后事宜，讵该会不此之图，反恃为越轨行动之枢纽，且公然摒弃政府所派五代表，自行造成一非法团体，从事叛乱行动，并通告全省各县市成立分会，扩大叛乱范围，擅行决议凡政府发布新闻，采购粮食，均须经该会证明。强行提取商工银行二千万元，作为购米资金，对台中等地暴徒之占领各机关，目为接收完竣，该日又在省垣威胁青年，举行大会，征求参加维持治安工作，并利用广播电台煽动全台青年，成立所谓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反动面目至此毕露。

　　三月五日，处理委员会之活动范围，逐见发展，各县市分会相继成立，该会更订定组织大纲，标榜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为宗旨，下设处理与政务两局，及治安、交通、调查、粮食、财务、计画、交涉等组，并要胁公署拨款五千万元为该会经费，拟派委员四名，向中央请愿，由该会政务局负责改组长官公署。

　　在该会卵翼下之另一组织所谓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于三月五日公然非法成立，以高度自治为号召，即于是日开始登记台籍陆海军人员编组区队中队，以维持治安为藉口，到处搜索枪支，骚扰闾里，其准备以武力叛国之阴谋，昭然若揭，各县市暴徒流氓，纷起响应，劫夺仓库，收缴枪械，接收机关之事，屡见叠出，奸党之阴谋狡计，于焉大逞。

　　三月六日，处理委员会正式选出常务委员，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准备派员监理台湾银行业务，强迫商民捐款，藉充经费，如大有物产公司被勒捐五十万元，自治青年同盟亦召开干部会议，审议章程，推选部长，市内商店虽多复市，学校亦有开课者，一般情形，表面似较安定，而实际则日渐紧张，谣诼纷传，人心惶惑。

　　此外各党派在各地活动组织之团体，尚有所谓学生自治同盟、海南岛归台者同盟、学生联盟、与台同志会、警政改革新同盟、台湾省青年复兴同志会，类皆为奸党扯线之外围组织，用助声势，而便于诱惑浅薄青年，供其利用，彼辈之武装部队则有所谓台中作战本部、台湾自治联军等，奸党野心家视之为政治活动之武器，真正学生青年及农工群众参加者遂相率退避。

　　第三节 叛乱之阴谋：

　　事变既由奸党主谋指挥，利用机会，要胁改革政治，并进而发表其叛乱之言论，由所谓高度自治，变而为背叛国家、脱离祖国之独立主张：

　　1.初期之要求——自二十八日暴动发生后，台北市参议会曾于三月一日邀同国大代表等向公署要求，解除戒严，释放被捕暴徒，禁止军警开枪，官民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及请长官对民众广播等五点，政府认为上项要求，旨在迅速恢复秩序，安定人心，尚属合理，当即全部接受，并对查缉私烟误伤之人民，予以医治抚恤，开枪之查缉人员，移送法院审办，参加暴动之市民，准由里邻长及家长保释，并由陈长官剀切广播谆谆晓谕。

　　2.纂夺治安权之诡计——政府于三月一日宣布解除戒严，原期恢复秩序，静候善后处理，而暴徒莠民在此期间，仍到处滋扰，政府为维持治安，不能不分派宪警巡逻。但若辈又以此为藉口，一面在处理委员会下成立治安组，组织所谓忠义服务队，擅入军官官舍，沿途设卡，搜索枪械，并征召海南岛及南洋东北一带返台之退伍军人及青年，参加该队，以维持治安为号召，实则进行夺取警备职权，加强武装之诡谋，以增加其对政府威胁之力量，一面公然提出撤销警察大队之要求，企图解除政府警卫之武装，于解严后，要胁宪警停止武装巡逻，军队撤回军营，政府为避免事态扩大，且希望以政治方式解决乱萌，亦均照办。

　　3.伪托要求改革政治——自处理委员会扩大改组后，分子复杂，主张纷歧，越轨非法，益见明显，三月一日以后，各地暴动，陆续发生，非法团体，相继成立，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纷纷提出非法悖理之口号及主张，如打倒国民党十八年一党专政、建立台湾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台湾民主自卫军等，以准备独立为宣传目标，在此期间，又推派代表向长官公署提出所谓政治改革之要求，而所谓自治青年同盟亦揭橥纲领，要求建设高度自治，提早实施省长及县市长民选，民主联盟等不法团体亦宣传，取消长官公署制度，反对专卖贸易政策，怪诞悖谬，无以复加，陈长官认为改善政治，原为人民之合理要求，在合法范围内，自可商榷，因于六日下午又对民众作第三次广播，宣示下列三点：(一)行政机关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向中央请示，一经中央核准即可实行改组，改组时，省府之委员及各厅处长，将尽量登用本省人；(二)县市行政机关，预定在预备手续完成的条件下，县市定期民选，未民选前，不称职之县市长，政府当予免职，由当地民意机关选候选人三人，报请长官圈定一人，充任县市长；(三)行政改革，一方面俟省政府改组后，由其决定，县市方面，候县市长调整后，由其负责，同时又致电各县市参议会，对于现任县市长，认为不称职者，迅于文到三日内，推荐人选三人，报请圈定，政府对于人民，凡属合理合法之要求，可谓已尽最大限量之容纳，而人民对于改善政治之期望，亦可谓已全部达到。

　　4.叛逆阴谋之暴露：奸党及阴谋分子既以政府一再容忍，表示接纳民意，深恐事态从此平静，不能达到其最后目的，乃于三月七日提出所谓处理纲要，分目前处理、及根本处理两部分，共四十二条，于目前处理七条，根本处理军事方面三条，政治方面三十二条，主张撤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反对国军驻台，陆海空军应由台人充任，释放战犯汉奸等，其背叛国家，反抗中央之阴谋，至此大白于天下。

　　第四章 暴乱罪行

　　第一节 占据机关僭夺政权：

　　奸党领导下之此次暴乱，其目的既在夺取政权，故对于各地方机关学校及公共官舍之袭占，实为其主要目标。除省垣之主要机关如长官公署、警备总部尚未被占领，其余如广播电台、铁路管理委员会、警察派出所、电力公司、专卖局台北分局、新台公司、各报社、各学校以及邮电机关，均于二十八日起，先后被强占接管，其中以台北专卖分局及新台公司全部被毁，损失甚钜，其他如新竹、台中两县政府，嘉义、彰化、新竹、台中等市政府均于二日先后被袭占，高雄、台南县市政府于三月四日陆续被占，屏东市政府及东部之花莲、台东两县政府于三月四日及六日先后被占，此外，台北各县属之宜兰、淡水、苏澳、海山、板桥、台南县属之斗南、虎尾、东石、嘉义、曾文、北港、新化、台中县之南投等区署及警察所，均被占领或焚毁，各地广播电台、邮电机关及学校、报社被强占者，不胜枚举。处理委员会代表王添灯公然广播称：台中一切机关业已接管完竣云云，足证彼辈之阴谋欲一举而占领全省各机关，夺取地方政权，无可疑义。

　　第二节 抢夺军械及仓库：

　　奸党在各地开始动乱，其第一步动作，即注意军械之抢夺，奸徒除分头收缴警察人员武器外，并围攻仓库，于数日间，仓库中之武器被服粮秣等损失，殊难以数计。

　　第三节 殴杀及奸淫外省同胞：

　　奸党在暴乱期中，不断挑拨离间，分化本省人与外省人之感情，且复进行仇视殴杀，仅就台北市，外省公教人员被殴打死伤失踪者即有一千余人，他如在轮船火车汽车途中被殴死伤人数，更不计其数。闽台监察使杨亮功于基隆到台北途中，车经汐止时，亦被暴徒拦击，伤随从卫士各一人，幸宪兵护卫得力方得脱险，在各县市服务之外省公教人员，除被殴死伤外，尚有遭受强迫集中者，据各方报告，如台中外省军公教人员及家属均一律被拘，分羁于民众旅社、第八部队仓库、师范学校、市参议会及法院监狱等处，视同俘虏，嘉义市外省公教人员被系者一千四百余人，高雄市亦有七百余人，屏东制糖厂全体外省员工，及屏东之中山旅社外省人数十人均遭拘押，衣服财物悉被洗劫一空，新竹县警局官舍有一公务员眷属，受暴徒胁迫，自缢身死，忠烈祠后山，缢死外省公务员女眷四人，大溪镇国民学校女教员被暴徒轮奸，经高山族女参议员李月娇救护始脱险，后亦羞愤自杀，台北市南门市场，亦有一外省女性，被强奸惨杀，类此惨痛情形，不一而足。

　　第四节 号召退伍军人及学生并抽调壮丁成立部队：

　　此次暴动中，以日本时代退役之军人，受奸党利用为甚，彼等于暴动开始，由奸党煽动，陆续组织武装部队，名称繁多，有所谓台湾省青年复兴同志会、警政改革新同盟、台湾自治青年同盟、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系曾受日本自杀潜艇训练决死队员等）、暗杀团、忠义队、台中自治军司令部、嘉义作战指挥部、屏东游击部队、高雄指挥部、台湾自治联军、台东义勇队……等等。彼等即藉此种名义，以为号召，进行其台湾全面之总叛乱。台北方面于暴动初期，所谓处理委员会之负责人，迭次于广播中发号施令，征召日本时代退役军人、军属、技术人员，分别集合，图谋大举。并于三月五日起在老松国民学校及太平国民学校等处，登记原在日本服役之海陆军人员计一千九百余人，以白成枝为首领，每日集中训练，准备与国军作殊死战，台中方面共党首领谢雪红，煽动流氓地痞及少数青年学生，计有千余人，自称自治军，并组织有台湾青年复兴同志会台中分会，互相策应，声势颇为浩大，彼等并私铸关防印信，发表命令，无恶不作；高雄方面，设伪总指挥部于第一中学，总指挥涂光明及主犯范沧榕、曾丰明等，曾率暴徒万余人，围攻高雄要塞及一〇五后勤医院；花莲港方面，由海外退役军人及流氓地痞等组织暗杀团；台南方面，组织台湾自治联军，计共三支队，第一、三两支队，在北港新营一带，第二支队，在朴子青年旅社及青年食堂，两股共约三百余人，机枪六挺，步枪三百余枝，手枪四十余枝，卡车六辆，屏东市之突击队部，设于屏东市中央旅社，曾向农业职业学校劫去学生练习用之轻机枪六挺，持有海外、海军、陆军等旗帜，使用旗语，指挥伪军，连续向屏东之空军及宪兵进击并加以威胁，如不缴械，即寸草不留，又台北及台中方面之奸党学生强迫每户派出一丁，参加训练，并以处理大纲中所列之解除军权要胁政府。

　　第五节 煽动台籍警察及高山同胞响应叛乱：

　　奸党又利用一部分意识不坚定之本省籍警察，以响应之，除对各地警察所围攻，予以缴械外，又多方压迫本省籍警察之家属，要胁警察离开岗位，参加暴动，于高山同胞方面：奸党亦多方煽诱其下山参加，故桃园方面，当事态严重时，即有少数高山同胞出现。台中、台南、屏东亦均有同样情形，但彼辈甫行参加，已发觉被奸党利用。憬然觉悟，退返高山，其中富有正义感者，且热烈以群力保护地方政府，然后率众回山，例如台东方面，县政府人员即受高山同胞之保护，进而压服奸党之蠢动，台南方面，原有高山同胞八十余人下山，因受该县县长之开导，即表示诚恳接受政府意旨，拒绝参加暴乱，其深明大义，有足称者。

　　第六节 围攻国防要地：

　　奸党暴徒之另一显著反动，即围攻要塞，滋扰国防重地，基隆要塞司令部两次被袭，官兵伤者廿员，失踪者二名，被劫去枪七枝，三月五日，高雄要塞司令部被伪军涂光明等率众万余，剧烈围攻，幸防卫严密，卒予击退，他如二月二十八日，汐止公路运兵车之被拦击，死上尉连附魏兆祺一员，伤士兵二名，三月一日桃园八块子机场仓库被劫，三月三日嘉义飞机场被围攻，三月四日，南方澳一〇五后方医院及海军船艇器材库被劫，三月六日台北北投汽车兵团被抢去汽车及轮胎等件，三月七、八、九数日间，台北陆军医院、供应局、警备总部、长官公署、圆山据点、总部电台等机要地带，均有暴徒大众来袭，但均被击溃，凡此种种，皆为暴徒以武力遂行其夺取国防要地之事实。

　　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既为一般奸党暴徒及少数野心家所操纵，故其所议，乃不在抚生恤死，处理地方善后，反假借名义，滥向商户强行派款，勒抽税捐，藉充叛乱费用，一般商民亦有被谬词所惑，及迫于威吓，无如之何，善良人民，对于强派捐税，稍不如意，即惨遭杀戮。仅台北一隅于一日之间，人民被勒索者竟达数千万元，同时，并向政府要求拨给该会经费五千万元，又以该会名义，监理台湾银行业务，其后并企图以强力接收该银行，以达其控制财政扰乱金融之目的。

　　第七节 妄图国际托管：

　　奸党既泯灭国家与民族观念，对于国族利害，置诸脑后，不仅高唱高度自治，且谬作主张，希望台湾付之国际托管，甚于传单上竟诋毁祖国，言中国在人类史上毫无价值，为世界周知的事实，说谎、贪污、利己等成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的污点——而称马歇尔调解失败，断定中国为无可救药，竟主张台湾应毅然置于联合国管理之下。是其希望脱离中国甘为国际托管之阴谋，昭然若揭，不宁唯是，彼等于荒谬主张之后，更继之行动，迭向驻台美领馆请求将以上荒谬主张，电告世界，此种自甘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行为，其贻羞国际，腾笑万邦，丧心病狂，奚啻汉奸卖国。

　　第五章 绥靖经过

　　第一节 事变初期：（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八日）

　　本省之军事措施：暴乱初期，本部为配合行政方面，企图合理之政治方法解决，不使事态扩大，除一方面宣布台北市临时戒严，以警告奸暴分子不可妄动，旋应处理委员会之请，即予解除；并下令驻台官兵，避免与民众冲突，且令驻仓库之官兵应死力拒守，不得有失外，一面令驻凤山之廿一师独立团抽调一营及基隆要塞守备队抽出两中队开台北拱卫省会，并电请中央，增调部队，以防万一，又先后划定全台为：台北戒严区、基隆戒严区、新竹防卫区、台中防卫区、南部防卫区，以应付事变。

　　第二节 事变中期：（三月九日至三月二十日）

　　本部之处置：自三月七日奸暴宣布处理大纲四十二条，解散总部，解除国军武装，翌日夜半公然武装围攻总部及长官公署、宪兵队后，本部不得不取断然处置，此时由闽沪开台之宪兵第廿一团两个营及整编第廿一师等均将到台，本部乃于九日六时宣布台北市继续戒严，后复通令全省投捕奸暴，九日二时至十一日宪廿一团两营及整廿一师四三八团到达，本部即颁布绥靖计画，其要旨为待廿一师到达后，先期巩固基隆、台北、新竹之防务，逐次向中南部各县市展开绥靖工作，恢复秩序，并令高雄等地守军，竭力保持据有之要点，如情况许可，应即抽调兵力北上，以收夹击之效，三月十一日又以新登陆之四三六团一个营空运至嘉义，以解嘉义机场孤军之围，并为应付军事行动之必要，由本部管制全省水陆交通之通信，实施检查，直至三月廿日，全省秩序始告恢复，绥靖工作初步告一段落。

　　第三节 绥靖末期事变：

　　三月廿日以后，整二十一师全部到达，本部为彻底肃清奸伪，防范其潜伏流窜，免滋后患，乃调整部署，分区清乡，并进剿散匪，区分全省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东部、马公七个绥靖区，各以该区之最高军事单位主官为司令，以专责成，配合绥靖计画，颁布清乡计画及自新办法与情报部署，本部更先后派遣绥靖及宣慰各督导组，以资考核督导，五月十五日，顺利完成绥靖工作。

　　第六章 善后处理

　　第一节 勋奖及惩恤事宜：

　　此次事变初起时，驻台官兵人数之少，已如上述，除极少数人员稍有失职外，多数官兵均能克尽天职，固守岗位，尤以高雄要塞彭司令孟缉之优越独断处置，基隆要塞史司令宏熹之应付沉着，嘉义孤军之固守据点，继以整二十一师之迅速登陆，故能于数日内剿平暴乱，少数官兵不幸殉职，本部均依情节之轻重，授予勋奖，施以抚恤。

　　第二节 军宪人员靖乱死伤统计：

　　此次军宪人员大部皆能尽忠职守，服行命令，是以不避万难，勇敢应变，如高雄驻军之以少胜多，嘉义孤军之死守待援，又如本部突围接兵之辎汽二十一团魏连附兆祺视死如归，达成任务，洵足为军人之楷模，兹将此次勘乱军宪人员死伤统计表如次：

　　台湾省军警人员勘靖伤亡统计表 民国三十六年 月 日 　　部队数量区分丨死亡(军官佐/士兵/马匹)丨伤(军官佐/士兵/马匹)丨生死不明(军官佐/士兵/马匹)丨备考 　　警备总司令部丨-/1/-丨5/10/-丨-/3/-丨 　　整编第二十一师丨1/15/5丨6/48/-丨-/12/-丨 　　空军台湾地区司令部丨-/1/-丨-/-/-丨-/-/-丨 　　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部丨-/4/-丨3/25/-丨-/-/-丨 　　基隆要塞司令部丨2/10/-丨13/90/-丨2/13/-丨 　　高雄要塞司令部丨3/11/-丨8/36/-丨-/7/-丨 　　马公要塞司令部丨-/-/-丨-/-/-丨-/-/-丨 　　宪兵第四团丨-/1/-丨4/6/-丨-/-/-丨 　　辎汽第廿一团丨1/1/-丨3/12/-丨-/-/-丨 　　台湾供应局丨2/30/-丨28/28/-丨1/2/-丨 　　台湾师管区丨-/-/-丨2/4/-丨-/-/-丨 　　长官公署警务处丨7/-/-丨54/-/-丨-/-/-丨 　　空军第三飞机场制造厂丨-/-/-丨9/3/-丨-/-/-丨 　　合计丨16/74/5丨135/262/-丨3/37/-丨

　　击毙俘获以及自新之暴徒统计表 　　单位丨击毙丨俘获丨自新丨备考 　　台北绥靖区丨11丨51丨5丨 　　基隆绥靖区丨19丨22丨46丨 　　新竹绥靖区丨3丨17丨91丨 　　中部绥靖区丨7丨19丨2818丨 　　南部绥靖区丨-丨384丨-丨 　　东部绥靖区丨3丨92丨62丨 　　总计丨43丨585丨3022丨

　　第三节 各督导组之成立：

　　本部为配合绥靖工作，彻底明了各绥靖区武器收缴及清剿情形，并使民众了解政府措施之真谛，乃组成武器收缴督导组，绥靖督导组及宣慰组，先后于四月一日、四月十二日、四月十六日分头出发，各组人员尚能秉承本部意旨，达成任务。

　　一、武器收缴督导组：本部为清查此次事变驻台陆海空军机关部队军用品等损失情形，并对各单位已收缴之军用品就地查明分别发还起见，特成立督导组，分赴全省各绥靖区负责调查处理军用品损失收缴诸般事宜，又订定清查军用品损失督导收缴处理办法。

　　二、绥靖督导组：本部为求如期完成绥靖工作并彻底实施绥靖清乡诸计画起见，特组派督导组前往各绥区视察并指导之。

　　三、宣慰组：为求绥靖期内宣传工作之目的在使民众明了此次事变之真相及体会政府之德政，以求协助政府配合军事完成绥靖任务，借以安定社会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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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变始末大事记（国防部史政局秘密稿本）

　　二月二十七日

　　十九时许，专卖局查缉员于台北市查缉私烟，发生争执，打伤烟贩林江迈，暴徒数人乘机煽动，围殴查缉人等，警员鸣枪弹压，误毙市民陈文溪，寻情噪嚣，焚毁缉烟卡车。

　　二月二十八日

　　八时起，台北市暴徒纠集民众数千人，捣毁专卖局，当场击毙职员两人，并将专卖物品焚毁，继则包围专卖局总局，开始残害内地同胞，占领车站，控制交通，十八时本部为维持治安，保护良善，宣布台北市临时戒严，并电令凤山何团长派一个营，基隆要塞派二个守备中队，准备加强台北市警戒。

　　十二时，基隆市暴动开始，暴徒数千人乘夜围攻要塞，被击退，本部任命基隆要塞史司令宏熹为该区戒严司令。

　　三月一日

　　一时许，本部派赴基隆运兵汽车至汐止，被暴徒拦击，阵亡官长一员，负伤士兵二名。十时由政府及人民代表组织二二八事件调查委员会。

　　政府对民众发表当局已有妥善处置，对肇祸凶手决依法严办，并严令以后不得再有类此事件发生。

　　桃园地方暴徒围攻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并以一股窜大溪，煽动高山族同胞下山未果，一股抢劫八块机场损失轻机枪二挺，步枪二十枝。

　　本部应省市参议员与本省国大代表之请，于二十四时正，宣布暂时解除戒严。

　　三月二日

　　六时，基隆市宣布临时戒严。台北市暴徒普遍殴击，洗劫外省公教人员及宿舍，社会秩序纷乱尤甚。十二时，调查委员会谒见陈长官，经长官面允数项。

　　一、因此案被捕之民众，无条件释放。

　　二、关于本案之死者，由政府发给抚恤金贰拾万元，伤者由政府负责医疗，死伤者不分本省外省，希望民众调查报告。

　　三、不追究本案之民间负责人。

　　四、即时恢复交通。

　　五、武装警察巡逻车逐渐减少（枪口不向外武器放车内）。

　　六、从速恢复工作，商店照常营业。

　　七、食米即运市内，供给民食需要。

　　八、路上倘有死伤者，由警察或民众设法送院医治。

　　十五时，陈长官再向民众广播处置办法（如上），然台北暴徒之暴行有加无已，外省人被击毙而填入沟渠者，虽妇孺亦不免。新竹发生暴动，暴徒企图围攻宪兵队，并焚毁邮件与法院文件及市县官舍。

　　二十一师独立团第二营乘火车到达新竹，车站当局受台北方面暴徒指示，火车不准运兵，遂被阻不得北上。

　　台中奸党乘机煽动民众围攻政府机关，殴杀外省人并驱入集中营，抢劫仓库中手榴弹万余枚。

　　奸党首领谢雪红率领党徒并鼓动学生，组织自治军，设司令部，伪造关防。

　　彰化暴徒威胁市长，提出无理要求。嘉义暴徒闻风响应。十八时，基隆暂时解除戒严。

　　三月三日

　　调查委员会改组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推举代表，借故指责政府，并干涉军政，要求军队于本（三）日下午撤回军营，地方治安由宪兵警察学生组织之青年治安服务队维持，政府为求事态之不再扩大，均经照办，然奸党暴徒竟蔑视政府，猖獗益甚。

　　台中奸党派人煽动高山中雾社番族百余人下山抢杀，嘉义匪徒抢劫空军油弹库，损失步枪二千九百余枝，机枪三十余挺，手枪九百余枝，步弹五十三万余发，声势更形浩大。

　　内地公教人员一部及驻嘉义之二十一师独立团第一营主力，被迫退入红毛碑机场，数度被奸徒围攻，战斗惨烈，双方均有伤亡。

　　十六时，台北市处理委员会决议成立忠义服务队，维持地方治安，本部派遣汽车接运二十一师独立团第二营，至二十三时始到两个连。

　　本部为防范未然，除严令士兵不许外出免与暴徒冲突，以求合理之政治解决外，并秘密部署兵力，划定台北基隆为两戒严区，分别以宪四团团长张慕陶，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为戒严司令，并划定新竹台中为防卫区，发表本部处长办绍文，高参黄国书为该两区司令，前往布置，又急电基隆要塞司令彭孟缉，嘉义以南由该员负责防范，但黄司令前往台中，未展开工作。

　　三月四日

　　处理委员会宣布十七县市同时组会（缉烟事件发生于台北，该会竟宣布全省各县市组会，其居心险恶，已极明显），全省为之骚然。

　　台北学生由蒋渭川（奸党）鼓动学生于中山堂召开治安会议，讨论消灭国军。

　　处理委员会竟占领广播电台，任意播讲，煽动群众，该会并决议电力公司全由本省人负责工作。

　　参议员王添灯，公开宣称，台中一切机关，业已接管完竣。台南暴徒占机关，洗劫宿舍，参议会组织青年军，控制市区，遍贴共党标语。

　　高雄市发生骚乱。

　　台东、花莲港同时酝酿暴动，企图召征海外归台之浪人，出动接收县政府，经当地政府军宪联络高山族，维持治安，未酿成祸灾。

　　宜兰暴动。

　　罗东暴徒自设司令部，内分参谋、情报、交通、联络处，抢劫警察局步枪三百余枝。

　　本部为应付南部之暴动，划定嘉义、台南、高雄等县市为南部防卫区，并令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为南部防卫司令。

　　宜兰代表提出要求：

　　一、各机关首长应引咎自动提出辞职。

　　二、军队及政府机关禁止武装。

　　三、外省人应集中受本省青年监视。

　　三月五日

　　截自本日止，成立非法团体计有：

　　一、台湾共产党。

　　二、人民协会（共党外围组织）。

　　三、民主同盟（共党外围组织）。

　　四、民众党。

　　五、台湾政治建设协会。

　　六、学生自治同盟。

　　七、海南岛归台者同盟。

　　八、学生联盟。

　　九、兴台同志会。

　　十、警政改革新同盟。

　　十一、台湾省青年复兴同志会。

　　十二、伪兴华政府。

　　十三、若樱敢死队。

　　十四、台中高雄嘉义罗东各军司令部。

　　处理委员会讨论组织大纲，并迫政府拨款五千万元（台币）又向各方募捐（实为敲诈）。

　　本部为避免冲突，下令士兵外出，禁带武器。

　　三月六日

　　台北处理委员会派员监视台湾银行业务，各地骚乱尤烈，外省人之商店，无一幸免，甚至本省人商店有上海字样以及侨居本省数十年之外省人，与曾游历内地之本省人，亦遭殴击。

　　台北暴徒攻破驻北投之汽车廿一团第一连。

　　高雄市暴徒涂光明等以手枪威胁市长，共同前往要塞司令部，提出军队缴械及接收凤山军械仓库之无理要求，并图行刺；十四时，高雄要塞彭司令紧急处理，宣布戒严，收复城区各要点。

　　廿时长官向全台民众广播，公署决定向中央请示，改为省府制度，县市长七月一日实行民选，各厅长尽量选用本省人，希望大家赶快镇定，寻求愉快和平的生活。

　　三月七日

　　台北市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向中外广播处理大纲四十二条。

　　二十一时，本部于营房附近捕获匪徒两名，搜出攻击省会军政机关供应局等路线图。

　　从各方证实奸党暴徒，绝非政治要求，和平解决已无希望，且其叛国企图，已昭然若揭，本部不得不作断然决策，除电福建友军就近增援，并候奉调闽宪廿一团之两营来台，及电呈中央增派部队外，更作适切之部署。

　　三月八日

　　各地秩序混乱已达极点，仓库被劫无算，竟有奸徒宣传台湾独立，并张贴打倒国民党十八年专政之标语。二十三时，台北暴徒数百，分数路进攻总司令部，长官公署以及圆山汽车修理厂、宪兵队，均遭击退。

　　三月九日

　　二时由闽开到基隆宪兵，本部派卡车接运回台北，于七堵遭匪徒拦炸未逞。

　　杨监察使亮功来台，于基隆台北途中，被暴徒围击，随员及乘车均受伤。

　　基隆暴徒复围基隆要塞被击退。

　　六时本部宣布台北市继续戒严，并派兵弹压变乱，搜捕奸暴。

　　十一时三十分，台北暴徒围攻本部对国内联络之无线电台，被击退。凤山、左营、屏东三地，继高雄之后，肃清奸暴并恢复秩序。

　　三月十日

　　下令解散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及一切非法团体。高雄要塞彭司令分别肃清台南旗山各地奸暴，缴还武器颇多。

　　三月十一日

　　整编廿一师师长刘雨卿到台，向民众广播国军来台的目的，本部并发告民众书，晓谕大义，分化奸伪反动势力。

　　整编二十一师五三八团本日由基隆登陆，除留两个连守备基隆外，其余全部开台北市，任省会绥靖工作。

　　三月十二日

　　整廿一师师部及直属部队率四三六团由基隆登陆，除以一个营以空运嘉义解围外，师部径开台北，四三六团以火车运输向新竹推进。

　　三月十三日

　　整廿一师四三六团本日到达台中，台中、彰化开始肃奸工作，奸党谢雪红率众逃窜埔里。

　　空运嘉义机场之营（欠二连）协同由台南派遣之部队开始出发，收复市区。匪徒分向布袋、北港、新营、虎尾各地逃窜，我军迫击围剿。

　　彭司令并派队驱逐恒春暴徒，恢复秩序。

　　整廿一师一四六旅旅部由基隆登陆后，即向新竹推进。并令该旅岳旅长率领必要人员前往台中，督剿肃奸。

　　整廿一师独立团第二营即开宜兰，担任绥靖工作，即日到达，恢复秩序，收缴武器。

　　三月十四日

　　整廿一师派兵一营进剿窜逃埔里之奸匪。

　　铁路交通：台北至基隆，台中、高雄，至嘉义，至屏东，均告恢复。

　　三月十五日

　　令饬廿一师独立团即率凤山员兵开台东，并令该团进驻宜兰之营推进花莲港，统由该团长指挥，任台东、花莲港之绥靖任务。

　　三月十七日

　　花莲县开始肃奸与清查武器工作。

　　三月十八日

　　独立团到达台东开始肃奸工作。

　　三月十九日

　　整廿一师一四五旅率四三五团由基隆登陆，继以火车输送旅部至凤山。

　　整廿一师师部及直属队本日开台中，指挥清剿工作。

　　四三五团驻台中，归师部直接指挥。

　　整廿一师一四五旅四三四团继由基隆登陆，以火车输送至台南，加强南部绥靖工作。

　　三月二十日

　　为部队陆续到达，警备总部重新调整部署分区绥靖计，分全省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东部、马公七个绥靖区，以各该地区有关军事主官宪兵团团长张慕陶，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驻新竹之一四六旅旅长岳星明，驻台中之整廿一师师长刘雨卿，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驻台东之整廿一师独立团团长何军章，马公要塞司令史宏桂等分任绥靖司令。以专责成，并自廿一日起，开始清查户口，办理连保，彻底肃清奸顽，现除斗六、布袋等偏僻之处，尚有少数散匪潜伏，正围剿外，五月十六日全省解除戒严，各地绥靖工作均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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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财产损失统计（国防部史政局秘密稿本）

　　二二八事变各县市公私财产损失价值总计表(价值单位台币元) 　　县市别丨公物损失丨私人损失丨总计 　　台北县丨8000000丨2348900丨20348900 　　新竹县丨4754049丨32829258丨37583307 　　台中县丨890000丨35000000丨35890000 　　台南县丨3513900丨7927280丨11441180 　　高雄县丨未估计丨1501500丨1501500 　　台东县丨138766丨1520960丨1659726 　　花莲县丨1574500丨7133930丨8708430 　　澎湖县丨-丨-丨- 　　台北市丨125619373丨228712882丨354332255 　　基隆市丨4880630丨2623504丨7503134 　　新竹市丨8022366丨19841658丨27864024 　　台中市丨1321358丨8540615丨9861963 　　彰化市丨在调查中丨120500丨120500 　　嘉义市丨6566846丨28481338丨35048184 　　高雄市丨7810651丨36279240丨44089891 　　屏东市丨1202225丨9626227丨10928452 　　全省丨175097331丨441066280丨61616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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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处理经过（杨亮功/何汉文）

　　案奉

　　钧座寅支电开：“报载台北人民发生纷扰死伤三四千人，事态严重，盼迅速赴台查办并希随时具报。”等由。亮功当遵于三月七日偕调查员鲍劲安、刘启堃驰赴台北。复奉

　　钧座调字第五二二四号训令内开：“查最近台湾人民发生纷扰情事，除电令杨监察使亮功驰往查办外，兹加派该委员并往台湾查办，仰即知照。”等因。汉文当遵于三月二十一日偕同秘书蓝天照驰赴台北，经会同先后视察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县、台中市、彰化市、嘉义市、台南县、台南市、高雄市、高雄县、屏东市、基隆市等地，垂询各方意见综析全部情形，除建议事项已于三月廿四日廿六日先后电陈，并另陈台湾省善后办法建议案，请 鉴核外，兹谨将本案全部情形分别报告如下：

　　第一、事变之经过

　　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台湾省专卖局业务委员会派遣专员叶德根率领职员钟延洲、傅学通、刘超群、盛铁夫、赵子健等五人会同警察大队警员四人，赴淡水查缉私烟，下午六时左右转回台北，在台北太平町小春园晚餐。以当日查缉结果所获私烟无多，后往万里红酒店附近查缉。遇妇人林江迈携带私烟五十余条，当被叶德根钟延洲二人扣留，该妇人哀求放还，正争执之际，群众围集，情势汹涌，该妇人被击受伤，市民睹状，乃进而围殴查缉员警。查缉员警赵子健、警员张启梓当被殴伤，另一查缉员傅学通逃至永乐町，以前有拦阻、后有追逐遂鸣枪，弹中路人陈文溪，当即毙命，于是群众益愤，即涌至台北警察局要求交出肇事员警予以惩办。结果将叶德根等六人送宪兵队看管，旋即转解台北地方法院讯办。翌日上午群众复鸣锣敲鼓涌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将所长围殴，复捣毁门窗；又至台北专卖分局殴毙职员二人，伤四人，并将局内存货搬出门外，连同停放门外之汽车一辆、脚踏车数辆纵火焚毁，旋复涌至台湾省专卖总局，以该局闻讯早为戒备未被冲入。正午十二时许市民以锣鼓为前导欲冲入行政长官公署，公署门首临时布置之卫兵乃开枪，当场死一人，伤十数人，始行退走。是日台北全市骚动，群情如狂，商店辍市、工厂停工、学校罢课，流氓三五成群手执刀棍，途遇外省人不能通台语日语者，辄被凶殴。同时正华旅馆新台公司（长官公署贸易局所办之百货商店）及虎标永安堂等处，亦先后被毁，事态益见扩大，情势紊乱已极。省警总司令部乃宣布临时戒严。

　　三月一日暴民捣毁机关及外省人经营之商店，冲入外省公务人员住宅殴杀劫掠等事实仍不断发生。台省在台北之国大代表、参政员、省参议员、台北市参议员乃举行会议，组织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议决向长官公署提出要求四项：①立即解除戒严。②释放被拘民众。③饬令军宪警不得开枪、不得滥捕滥打老百姓。④官民合组处理委员会处理善后，推黄朝琴、王添灯等八人为代表，赴长官公署向陈长官提出要求。陈长官均予接受，并以广播宣布自一日晚十二时起解除临时戒严，对死者由政府发给抚恤金二十万元，受伤妇人林江迈发医药费五万元。关于官民合组善后处理机构问题，当经与陈长官商决组织“二二八事件官民处理委员会”。长官公署并派民政处处长周一鹗、警务处处长胡福相、农林处处长赵连芳、工矿处处长包可永、交通处处长任显群等五人代表参加。

　　三月二日，台北方面之暴民依然四出骚动，对于各公私医院所收容之殴伤者多有被暴徒逐出医院再加殴打。下午二时陈长官复接见全体调查委员，并决定四项办法：①对参加事变者不加追究。②被捕人民可免保领回。③死伤者不分省籍一律抚恤。④处理委员会准增加各界人民代表。下午三时陈长官再广播公布四项办法冀事态早日平定。

　　三月三日，处理委员会于台北中山堂召集首次会议（长官公署所派之五处长均出席以后便未参加），商定军队于下午六时撤回军营，由宪警学生组织治安服务队维持治安交通，并拨出军粮供给民食等项，同时该会要求解散警察大队，一面设置治安组，成立忠义服务队维持治安，然市内殴打外省公务人员及搜索抢劫之事实仍未停止。

　　三月四日，处理委员会通知各县市成立分会，并向工商银行强提二千万元以充该会经费。同时，蒋渭川等更利用广播电台号召全省青年成立“台湾自治青年大同盟”并颁布纲领。

　　三月五日，处委会开会决定该会组织大纲通过政治改革案，其要点为：①公署秘书长及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处长及法制委员会过半数之委员，应以本省人充任。②公营事业归本省人负责经营。③立刻实行县市长民选。④撤销专卖局。⑤撤销贸易局及宣传委员会。⑥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自由。⑦保障人民生命身体财产之安全。同日“台湾自治青年同盟”举行成立大会，决议成立市区大队、中队，并以广播召集全省曾服务于日本海陆空军之退役人员、军械技士及海南岛东北南洋各地归台者，即日登记集中训练。

　　三月六日，处理委员会改设二局小组，选举参议员王添灯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同时以台省参政员名义致电中央，正式提出改革政治方案九项：①重用台省人才，行政长官公署之秘书长处长等由台人担任。②各级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及各级校长尽量录用台人。③废止专卖局，改为普通公营事业。④贸易局改为商政机构，废除营利行为。⑤日产处理应考虑人民正常利益。⑥根据建国大纲即行县市长民选。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⑨速派大员来台处理本案，勿用武力弹压，以免事态扩大。是日陈长官更作第三次广播宣布尽可能采纳民意要求：①改组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②各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并希望民意机关推选适当人员。③各县市长定七月一日实行民选，在选举前现任县市长不称职者可免职，另由县市参议会及公法团推举三人由长官圈定。

　　上述情形行政长官公署至六日止，几已全部接受处委会之要求。事变至此本可告一段落，乃其时处委会已为暴民所裹挟，无法控制群众，至七日后提出处理大纲，共计四十二条其内容如下：

　　（一）对于目前的处理

　　一、政府在各地之武装部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由各地处理委员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以免继续发生流血冲突事件。

　　二、政府武装部队除武装解除后，地方之治安由宪兵与非武装之警察及民众组织共同负担。

　　三、各地若无政府武装部队威胁之时，绝对不应有武装械斗行动。对贪官污吏不论其为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应检举转请处理委员会协同宪警拘拿，依法严办，不应加害而惹出是非。

　　四、对于政治改革之意见，可条举要求条件，向省处理委员会提出，以候全盘解决。

　　五、政府切勿再移动兵力，或向中央请遣兵力，企图以武力解决事件，致发生更惨重之流血而受国际干涉。

　　六、在政治问题未根本解决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论军事政治），须先与处理委员会接洽，以免人民怀疑政府诚意，发生种种误会。

　　七、对于此次事件，不应向民间追究责任者，将来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实拘捕此次事件之关系者，对因此次事件而死伤之人民应从优抚恤。

　　（二）、根本处理

　　甲、军事方面

　　一、缺乏教育和训练之军队绝对不可使驻台湾。

　　二、中央可派员在台湾征兵守台。

　　三、在内陆之内战未终息以前，除以守卫台湾为目的之外，绝对反对在台湾征兵，以免台湾陷入内战漩涡。

　　乙、政治方面

　　一、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

　　二、县市长于本年六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

　　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之省议会）之同意，省参议会应于本年六月以前改选，目前其人选由长官提出，交由省处理委员会审议。

　　四、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最好秘书长、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长应该如是）。

　　五、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省警察大队及铁道工矿等警察即刻废止。

　　六、法制委员会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员由委员互选。

　　七、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八、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九、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十、非武装之集会结社绝对自由。

　　十一、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纸发行申请登记制度。

　　十二、即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

　　十三、废止民意机关候选人检核办法。

　　十四、改正各级民意机关选举办法。

　　十五、实行所得统一累进税，除奢侈品税相续税外，不得征收任何杂税。

　　十六、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

　　十七、设置民选之公营事业监察委员会，日产处理应委任省政府全权处理，各接收工厂矿应置经营委员会，委员须过半数由本省人充任之。

　　十八、撤销专卖局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制度。

　　十九、撤销贸易局。

　　二十、撤销宣传委员会。

　　廿一、各地方法院院长、各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廿二、各法院推事、检察官以下司法人员各半数以上省民充任。

　　廿三、本省陆海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

　　廿四、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应改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暂由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之政务局负责改组，用普选公正贤达人士充任。

　　廿五、处理委员会政务局应于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产生方法，由各乡镇区代表选举候选人一名，然后再由该县市辖参议会选举之，其名额如下：台北市二名，台北县三名，基隆市一名，新竹市一名，新竹县三名，台中市一名，台中县四名，彰化市一名，嘉义市一名，台南市一名，台南县四名，高雄市一名，高雄县三名，屏东市一名，澎湖县一名，花莲县一名，台东县一名，计三十名。

　　廿六、劳动营及其他不必要之机构废止或合并应由处理委员会政务局检讨决定之。

　　廿七、日产处理事宜应请准中央划归省政府自行清理。

　　廿八、警备司令部应撤销，以免军权滥用。

　　廿九、高山同胞之政治经济地位及应享之利益，应切实保障。

　　三十、本年六月一日起实施劳动保护法。

　　卅一、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即时释放。

　　卅二、送与中央食糖一十五万吨，要求中央依时估价拨归台省。

　　此项大纲提出后不惟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围，且其叛国阴谋已昭然若揭矣！

　　三月八日，台北之情势更形严重。是晚暴民自北投松山分两路进袭台北市区，攻圆山据点、警备总部、陆军供应局、长官公署、警务处、台湾银行等处。是日宪兵二营由福建抵基隆开入台北。亮功与护送队伍中途遭暴徒袭击，调查员刘启堃及士兵一名受伤。九日警备总部乃重行宣布戒严，十日国军第二十一师陆续开到，军警开始彻底搜索，十日长官公署下令解散各地处理委员会，于是台北自二二八暴发之暴动事件渐趋稳定。

　　总计台北市在此次事变中，据长官公署之统计报告，各机关公务员死亡者三十三人，受伤者八百六十六人，失踪者七人，公物损失价值计台币120261297元，私人损失价值台币151628616元，其他簿籍卷宗之损失值台币2378949元，合计损失价值约国币九十六亿元以上。至人民之损失仅死伤五十二人，财产损失值台币56023806元，然实际上或因参加暴动或为误殴杀而死伤者，当远在统计数字之上也。

　　当台北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全省各县市均先后发生纷扰暴动。兹据调查所悉分述如下：

　　一、基隆市

　　自台北市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基隆以距离甚近（二十九公里），交通极便，故首先波及。二月二十八日晚，当地流氓首于戏院殴打官兵及外省人士，中权兵舰水兵一名当被殴毙，并伤士兵及外省人十数名，继即进攻警察局等机关，经宪警及要塞司令部派出队伍开枪弹压，始行驱散。当晚即宣布临时戒严，以后情形略见平靖。三月四日乃宣布解严。惟以其时台北日趋紧张，暴民又蠢然复动，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基隆分会及青年同盟，同时强迫市民按户征集壮丁准备暴动。八日下午二时暴民五六十人欲冲入基隆要塞司令部，经守兵开枪迎击，死十余人。是晚复宣布戒严，同时宪警搜查户口逮捕嫌疑人犯九十余人，搜获拟炸毁码头阻止国军登陆之炸药二百余箱，于是变乱始告平定。据基隆市政府及要塞司令部之报告，共计死伤军警及公务人员一百五十三人，公私损失值台币6684730元，民众及暴徒死伤一百零三人。

　　二、新竹市

　　新竹市以距离台北甚近，故台北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本市即行波及。三月二日下午开始集众暴动，首先包围地方法院，继包围市政府，捣毁公务员宿舍，焚掠什物，经宪兵及驻军出动弹压，暴徒竟群起围攻，及开枪射击，当死八人伤二十余人，始行溃散，是晚由县参议会出面调停，暴民提出不追究暴动，市长民选，军队撤离市区，警察宪兵不得携带枪枝出外等六项要求，当局以全部警察一百八十余名，除六人外均为本地人，事变发生后，所有警兵或自行逃逸，或参加暴动已无形瓦解，而宪兵及驻军力量极为薄弱，乃允其所请。于是处理委员会分会即告成立，十二日选举市长，原拟以本地人出任，以其时国军开抵新竹乃还原任市政府主任秘书陈贞彬为市长。原任市长郭绍宗辞职，长官公署乃正式以陈贞彬接充市长。总计全市损失，据该市政府报告，计损失公私财产约值台币一千万元以上，公务员死伤者十四人，人民及暴徒死伤者约三十人。

　　三、台中市

　　台中市为台湾中部之最大城市，共党谢雪红等自光复时出狱后即以青年团妇女队长名义以此为活动中心，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谢雪红即乘机煽动纠集群众，于三月二日发动游行示威，殴打外人，抢夺军警枪枝。同时青年团之负责人、警察局之本籍员警、及地方流氓亦相率参加，于是全市情形入于紊乱。三日七五供应站、第四支库、第三飞机厂仓库及第六被服厂均被占领，全部储存武器悉为掠取，同时将全市外籍公务员及眷属三百余名分别集中拘禁，市府以上各机关乃全部被其占领，市长黄克立于三月二日即行逃逸，旋于五日为暴民缉获，押于社会公寓外省人集中营。共党以暴动得手，乃组织时局处理委员会，提出政治要求，组织台中指挥部发展其军事力量，派遣暴徒驰赴嘉义会合嘉义暴民围攻国军，及三月十三日国军开到，谢雪红等率领暴徒向埔里一带逃逸。其损失以枪械弹药为最巨，死伤人数据市政府报告，计死伤公务员五十六人，民众十六人，暴民三十四人，损失公私财产值台币9861963元。

　　四、彰化市

　　三月一日下午暴徒开始于车站殴打士兵，二日暴徒数百人至警察局殴打警官，捣毁什物，并向市长要求将警局武器交其保管，市长王一麟竟允其请，将全部武器集中保管，三月三日暴民遂将存枪全部劫去，于是全市自市政府以下各机关均为劫持。十一日国军开入，暴徒三十余人持械避登城郊八卦山，经县参议员吕世明等往返劝导，始将枪械自动缴还事变始告平息。其损失情形据该市政府报告共伤公务员七人，其他损失颇为轻微。

　　五、嘉义市

　　嘉义市自台北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二日下午暴民即开始煽动群众殴打外省公务人员，市长宿舍当被捣毁，警察局亦被包围，全部缴械，加以青年团分团部筹备主任陈复志及县参议员卢鈵钦等均参加暴动，陈复志组织嘉义市三二事件处理委员会，兼作战司令，分暴徒为高山队、海外队、学生队、社会总队等名目，围攻宪兵队及驻军营，五日围攻飞机场，暴民死伤约三百余人，七日暴民攻陷红毛碑空军第十九军械库，除一部分军械经焚毁外，其所储大量武器均入暴民之手，时全市外省公务人员除被其囚于城内者八九百人外，其余二百余人均困守机场，水粮弹药均告断绝，形势险恶，幸九日以后自台北以飞机装运粮食弹药，及部队来嘉接应，始告解围。综观台省各地此次事变，以除台北外，嘉义为最激烈，军械损失极巨，公教人员之财物无不被掠一空，其死伤人数除战斗死伤之暴民不计外，据市政府报告，计死伤人民一百八十八人，公务员六十九名，正式枪决之暴动人犯计有陈复志等二十名。

　　六、台南市

　　台南市暴民于三月二日晚响应台北，开始骚动，冲占警察派出所各处夺取枪械。四日上午暴民到处殴打外省人士，下午各警察派出所第三监狱及保安警察队枪械弹药被服布疋悉数被劫，海关仓库亦遭劫掠，警察局长被其监视。乃于下午五时提出七项要求，并成立处理委员会。九日市参议会四百余人开联席会议，表决不信任现任市长，另选市长候补人黄百禄（市参议会长）、侯全成、汤德章（市参议员）等三人报请省长官公署圈定。十一日又举行联席会议，适国军开到，乃围捕各首要百余人，全市损失据市政府报告，计死伤公务员四十八人，公私财物损失值台币9283064元。

　　七、高雄市

　　三月三日暴徒百余人驾卡车三辆窜入市区，开始骚动，晚八时即于北野盐埕一带集合三四千人围攻警局，掠夺外省人商店，殴辱外省人士，市内顿形紊乱。翌日警察局本省籍员警青年团干事长王清佐等，及一部分学生均参加事变，事态益形扩大。高雄为一重要工业区，有重要工厂六七家，工人六七千人。事变发生后工人中之不稳分子亦蠢然欲动，全市所有外省籍公务员逃入高雄要塞司令部避难者七八百人，而暴徒于得手之余，于五日成立处理委员会，组织高雄联合军本部，释放高雄地方法院监狱人犯二百八十六名，并胁持市长黄仲图、市参议会议长黄百禄等向要塞司令部提出缴械要求，要塞司令部彭孟缉乃将暴徒涂光明等扣留枪决，以武力攻入市区及暴民大本营（第一中学）毙暴民二百余人，捕获一千二百余人（包括凤山屏东），余众窜散，乱事始告平息。其死伤及损失据市府报告，计死伤公务员三十九人，民众死伤一百七十一人，公私财产损失约值台币七千万元左右。

　　八、屏东市

　　三月四日上午开始暴动，胁迫市长将警察局武器封存，并胁迫宪兵驻军缴械，同时开始殴打外省人抢劫枪枝占领市府及警局，警察局之全部武器均被劫取。同时制糖公司内部之不良分子亦乘机劫夺厂警武器，掳掠外籍员工之财物，其他省属机关均同遭扰害。四日下午组织处理委员会，并于青年团成立治安本部。五日暴民成立参谋本部、作战本部、经理部，猛击宪兵队，并继续胁迫空军驻军缴械。八日国军到达，始告平定，计事变中死伤公务员及人民共三十三人，而暴民死伤则尚未查悉。

　　九、台北县

　　二月二十八日，暴民群集车站殴打外省人士，捣毁公务员宿舍，并抢劫财物。首要林日高等于宜兰组织司令部，指挥暴民抢劫供应局板桥仓库，并放火焚烧，后抢劫空军站宜兰仓库武器及苏澳军需仓库武器，境内军械损失甚为重大，及九日国军开到，始行平靖。计公务受伤者五人其他损失尚未查悉。

　　十、新竹县

　　三月一日晚，暴民开始围攻县政府警察局及职员宿舍，殴打外省人士，强奸女教员，劫取桃园八块子机场仓库枪械，先后组织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桃园支部，及处理委员会。事变中公务员被殴伤者甚多，财物损失甚重，惟尚无详确报告。

　　十一、台中县

　　三月二日下午，台中县治员林发现外来流氓多人，鼓动响应台中彰化暴动，警员劝阻即被围殴，民众因之附和者甚众，乃进扰警察局及县长宿舍，胁迫县政府将警察枪械交地方绅士保管，县长宋振榘及外省籍职员均相率逃避瓦窑厝。暴民乃组织保安队、警备队、青年队、自卫队，并劫取政府枪械，擅自释放监狱囚犯，并选举县长候补人三名报请圈定。七日以后，以流氓渐他去，宋县长始返员林办公。事变中计外省籍公务员被殴伤者二十六人，公私财产损失约值台币三千五百万元。

　　十二、台南县

　　三月二日夜，斗六、虎尾、东石、嘉义、北港等区暴民围捣区署及警所，同时新营（该县县治）亦发生暴动，县长袁国钦逃避乡间，于是新化、曾文、北门、新丰等区均先后发生暴动。十二日以后以嘉义等处之暴民，窜入县境之小梅一带，形势益为严重。十三日国军至小梅围剿毙暴民六十余人，捕获十二人，始略告平靖，惟以地近山区，窜藏奸匪颇多一时不易根绝。事变中公务员被伤八人，公家被劫现款十九万元，其他公私财物均颇有损失，枪枝散失五十余枝。

　　十三、高雄县

　　三月三日，暴民开始入县境策动骚扰。四日暴民于凤山召开青年大会到场群众三四千人，胁持县长要求驻军撤退，同时包围冈山警察所，夺去步枪二十余枝，继复进攻该处要塞驻军，经痛击始退去，六日以后以高雄市之驻军开始入县镇压，乃告平靖。事变中计死伤公务人员十一人，损失枪枝二百六十余枝，公私财产亦损失颇巨。

　　十四、花莲县

　　三月四日暴民召开民众大会开始暴动成立处理分会，并收缴宪警武装先后组织白虎队、暗杀团、青年大同盟，以许锡谦为陆空军总司令，接收粮食所、邮电局等机关，及国军开到，奸匪四十余人始携带枪械弹药向新武邑附近逃逸。事变中，据该县县府报告，公务人员被殴伤者四人，公私财物损失值台币七百四十万元，枪枝十六枝子弹一三二发。

　　十五、台东县

　　三月三日，流氓暴民数十人包围田粮处仓库抢劫粮食，同时包围县长宿舍，四日劫掠宪警及机场驻军武器，仍占据县政府及邮电机关，县长及县参议会议长均逃入高山族总团部，十二日以后国军来省，暴民敛迹，始陆续回县。事变中，据该县县政府报告，公务员伤者十九人，财物损失值台币一百六十五万余元，枪械弹药亦损失颇多。

　　十六、澎湖县

　　澎湖系一岛屿，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虽有处理委员会澎湖分会，及青年自治同盟之组织，以县长与要塞司令部防患未然，处理得法，故无任何乱事发生。

　　以上为台湾此次事变各地之经过概况，综观各地事变情形下列情事甚为重要：

　　一、事变之初期，以由专卖局缉私伤毙人命而起，被击毙之陈文溪系一流氓头之弟，故流氓首先参加利用一般民众之排外心理，及不满政府现况心理鼓吹扩大，为事变初期之主动者。

　　二、事变发动以后，各地政治野心家乃乘机而起，胁持各地处理委员会提出种种政治改革之要求，渠等为第二阶段之主动者。

　　三、事变蔓延及全省后，共党乃乘机渗入实行暴动，以图颠覆政府，然其时参加分子复杂，各地情形甚为紊乱，步骤不齐，意志不一，共党人数甚少亦无控制全局之力量，故事变第三阶段已无指挥全局之主动者。

　　四、省县市参议会议长、议员几普遍参加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其中固不少能顾全大体，使事变消弭者，然亦不免有若干议员推波助澜别具心肠以求事态扩大者。

　　五、各地暴民发动多以警局为进攻之目标，而警局均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本地员警，事发后或自动封存武器任其劫取，或弃械潜逃不予弹压抵抗，或公然参加暴动，以致地方当局不惟无可用之保安警力且反成累赘实为束手无策，坐视暴动扩大之一重要原因。

　　六、全省各地宪兵数量不大，均能克尽职责且深获民众之敬畏，此实堪嘉许者。

　　七、在台各机关工作之外省籍公教人员数万人，在事变中或丧失生命，或身受殴辱，或财物损失净尽，物质上精神上所受之痛苦与刺激过甚，而目前尚无若何安全保障及损失赔偿死伤抚恤，故纷纷求去，即勉强工作亦精神沮丧，工作效率大为减低，实为目前最大损失，且台省今后建设经纬万端，正需向各省大量征聘人才，事变后不惟现有任事者纷纷求去，将来者亦为裹足不前，人才益形缺乏为一大隐忧。

　　八、自国军开入台湾秩序恢复后，长官公署已着手清乡工作，拘捕暴徒剿除残匪，收缴散失枪械，预定四月底完成全省清乡工作。此一措施关系台湾之安宁至为深巨，能否以迅速适宜之方法完成，全在省当局之运用如何而定。

　　九、事变虽告平息而各地本省人与外省人间在精神上依然无形中有一极大之隔阂鸿沟存在，此一隔阂一时似不易消弭，且为随时能发生误会之因子，应如何化除，殊为一不容忽视之重大问题。

　　第二、事变原因之分析

　　台湾自二月二十八日，因台北取缔私烟贩卖发生纠纷酿成命案，不旬日全省十七县市几无地不发生纷扰事件已如上述，其肇事原因似甚简单，然综析实情酿成此次全省纷扰原因实酝酿已久，且甚为复杂，兹述其重大者如下：

　　一、台湾人民对于祖国观念之错误

　　台湾沦陷日人之手逾五十年，台省同胞年在五十岁以上者不乏国家观念浓厚之人士，然中年以下之同胞在此五十年中一切文化教育均受日人之麻醉，不惟对于祖国之情况无从了解，即中国之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情形亦深受日人之曲解宣传，故于光复之初，一般台胞其理想祖国为五强之一必远胜日本，是以对于初莅台湾之政府接收人员均报以热烈欢迎寄以无穷希望。年余以来，以国内共党叛乱、政治纷扰、经济枯竭、物价高涨加以反观日人统治台湾时一切政治经济设施，及人事布置均较有条理、较有规划，而不了解祖国十余年军阀内乱，八年对日抗战及共党不断纷扰之艰苦奋斗，仅以目前情形与日本当日统治情形斤斤计较，遂于热烈希望之余而渐为怀疑，渐为失望终至轻视以日人不若视之，而发生离心倾向。

　　二、日人之遗毒

　　日人统治台湾五十年之结果，在台湾同胞之生活上、观念上及客观情势上已深深种下下列之余毒：

　　（甲）因受日人皇民化运动之薰陶，对于日人崇拜服从存有日本第一之顽固浅狭观念。

　　（乙）日人有计画造成台湾人政治人才之贫乏。

　　（丙）深受日人之教育与恶意宣传而于祖国情形及世界情势均不了解。

　　（丁）大多数民众反已习于殖民地政治经济之绝对统制生活，而养成政治经济眼光之浅视及日人小惠之难忘。

　　（戊）日人之御用绅士与流氓已形成各阶层中牢不可破之恶势力。

　　（己）日人强迫教育不惟语言文字已使全台人民完全日本化，且其生活习惯精神意识亦已深受其影响。

　　（庚）日本投降后留台之日人及以冒用台胞籍贯之日人为数甚多，更不断暗中予台人以煽动挑剔，以此种种日人余毒之遗留未尽，其恶劣影响自不难想见矣。

　　三、物价高涨与失业增加之影响

　　台胞在日本统治时代虽受政治上极端压迫与经济上绝对统制，然其生活颇为安定，在日本人投降之前经济方面已为百孔千疮，如工业原料之匮罄，生产事业之衰退，交通器材之缺乏等虽尚未至表面化，但经济危机已积重难返。台人不知底蕴且怀有过高之希望，以为一旦归返祖国即可迎刃而解，不知政府接收之后承其凋敝之余重以财力交通之困难，技术人员补充之不易，战时被毁之工厂企业限于人力财力短期中无法恢复，加以光复之初台湾物价仅较战前涨十余倍，一年以来台湾物价步步上涨尤以最近国内黄金风潮发生以后，其物价更形飞涨，若干日用品价格甚有超乎国内者。台湾原为产米之区，在日本时以绝对管制粮食，人民不能私自储蓄，光复之初以日人搜括殆尽已形成去年粮荒之危机，益以接收后政府不采用过去绝对统制政策，以致大户囤粮极富而民间粮食发生恐慌，粮价日趋高涨，以此种种经济困难台湾人民生活不免日趋困苦，加以一方面以上述情形原有之工厂矿山停闭或减工者甚多，而他方面各地原在日军服役者均纷纷回省数达十万以上，以此失业人数日多均受生活上之痛苦威胁，此种困苦地方当局又未能积极求取救济善法，其结果，一有奸人煽诱自必随之异动矣。

　　四、政府统制政策之失当

　　台湾自接收以来以情形特殊，故于省级行政设行政长官公署，台人对长官公署呼之为新总督府与国内各省不同，此形式上使台胞不愉快之区别也。按其实际长官公署之权力法令亦几与日人之台湾总督府相若，此又事实上使台胞不愉快之感触也。且一年以来在经济上之种种措施，以工商企业之统制使台湾拥有巨资之工商企业家不能获取发展余地，因贸易局之统制使台湾一般商人均受极端之约束，因专卖局之统制而使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而中央方面对于此新收复之领土不惟不能多予以资本与原料之补给以助长台湾产业之恢复发展，反以种种征取以造成台湾经济之贫血与产业之凋敝，此又在经济统制上使台胞深感不愉快之事实。加以日人统治台湾时以其为南进根据地，故在各种企业设施上均集中其国内一流人才来台工作，一切规划均见经纬，一切兴办均有成绩，我国此类人才素感不敷益以资本之缺乏交通之困难，一旦承乏更不免使台胞有相形见拙之感矣。

　　五、一部分公务员贪污失职及能力薄弱之反响

　　日人统治台湾时其公务员之操守能力及军队之纪律均为台人所称道，光复以后我国最初开入台湾之国军，其服装配备精神体魄已予台胞以不如日军之印象，而在一年中各地驻军，间有少数军纪欠佳士兵欺扰百姓不良情事发生，在政治方面之公务人员其出入餐馆等等应酬娱乐，台胞视之已为过去日本公务员不应有之怪事，至贪污渎职更为旧日所不容之现象，而我来台工作人员亦不幸以少数害群之马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藉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致渐以往日日人指中国官吏无一不贪污、无一不饭桶之蜚语为正确。驯至对于政府官吏有“中山袋”、“阿山”等等轻视之称呼，信仰既失，一旦有事自易发生反动矣。

　　六、舆论不当之影响

　　在日人统治时代，舆论上亦受绝对之统制，光复以后陈长官在经济上采取统治政策，在政治上已较为放松，在舆论上则采取放任主义，一年以来行政当局未能注意应付环境，各方面开罪过多，是以全台十余家报纸之舆论几无日不有批评政府、诽谤政府，甚至不依事实任情谩骂恶意丑诋，长官公署以言论自由均置之不理。台胞初级教育甚为普及，能阅报者占绝大多数，此等攻击政府之舆论为其从来所未见，初则引为怪事继则信为正确，而渐启轻视政府不信任政府之心理矣。

　　七、政治野心家之鼓吹

　　台湾在日人统治时期本地人士能参加政治工作者极少，尤以简任以上之主管官员更无台胞参加之机会。光复以后一般有政治野心者均纷纷亟欲攫取政治地位，如过去之独立派，此时仍继续主张高度自治，甚至不惜拟假借外力要求托治。原在日人卵翼下之御用绅士，此时亦改头换面渗入各地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仍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拥有重大势力。原为反对日人主张归依祖国或亡命内地或为地下工作之爱国人士，光复后亦纷纷回省崭露头角，此种人员中一部分政治野心过炽而尚未获得相当地位者，为满足其欲望计，乃不惜破坏政府纪纲、损失政府威信，利用时机、利用群众，以争取政治地位。

　　八、共党之乘机煽动

　　日本统治期间由其国内思想复杂之影响，台湾方面虽在高压之下亦有各种党派活动，共产党于民国十七年成立台湾民族支部受东京日共中央指导监督，十九年后，与上海共产国际东方局发生关系，继续在台组织各种工会联盟，扩大活动。民国二十一年为日本警署检举该党首要分子谢雪红、潘钦信、苏新、王万得、张道福等五十人以证据确实被判徒刑，台共至此乃陷于停顿状态。光复后，共党首要谢雪红等出狱乃重整旗鼓收罗干部扩充力量，同时国内共党亦有来台活动者，以台湾省工作指导委员会、台湾省工作指导团、中共东南区第七联络站、闽台政治组、台湾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等非法组织在台北、台中、嘉义、台南等地潜伏活动伺机窃发，二二八事件波及各地后谢雪红等乃乘机煽动实行武装暴动以谋攫取政权。

　　九、治安防卫武力之薄弱

　　台湾自光复以后原由国军第七十师及六十二师来台驻防，去年五月以后两师先后调往他处，地方当局对于客观情势未能作正确之估计，致事变发生时，全台仅有宪兵两营、特务营一营、工兵一营，此外仅有各地警察而全台除各地之驻守外，尚有军需仓库四百五十余处，飞机场六十四处均须分派武力看守。故台北及各县市之保安武力极为薄弱，事变兴起后各地之本籍警察或弃械逃匿或相率参加，几全部瓦解，而长官公署更无可以运用弹压之武力以致坐视蔓延扩大，劫取仓库集众日多无法收拾，在各地始终能与暴民周旋者仅宪兵与极少数部队；迄三月八日以后国军先后赶到各地暴动始渐告平息。假如平日驻防武力不似此空虚，当局能事先注意防范当不致有此次暴动发生，即令发生亦不致若是之全面波及也。

　　十、广播无线电台为暴民控制之影响

　　台北二二八事变发生，处理委员会成立后，所有各地重要无线电广播电台大都为暴徒所占领，于是对各地不断虚构事实，谓政府及在台外省籍公务人员如何虐待台胞，国军如何屠杀台胞，飞机如何轰炸平民，以激动台民感情提高台胞之排外怒潮，而台湾平日之无线电广播甚为普及，民间收音机达十余万架之多，受此煽动以讹传讹遂致各地均纷纷起而暴动殴打外人缴取军警枪械，俘囚所有外省籍公务人员，此又事变扩大之又一重大原因也。

　　第三、参加事变分子之分析

　　台省此次事变之经过及其酿成之原因，既如上述。参加事变之分子亦甚为复杂，其参加之动机及其行动亦各有不同，兹分述如下：

　　一、流氓：

　　台省流氓之含义与形成，较之国内其他各地所包括者为广，几上自豪绅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均有其分子之存在。当日人统治时，对于台省流氓故意任其存在或任其为地方之爪牙，或纵入中国沿海各地以为浪人间谍，战时更将其编练入伍，全台无正当职业为流氓生活者据估计不下十万人；故其势力平日已及于全省。二月二十八日晚被警员击毙之陈文溪为一大流氓之弟，故首先于台北发动大规模之骚动，捣毁台北专卖分局，冲击专卖总局与长官公署，殴打外省人员之主动者均为流氓。台省当局曾以各地流氓有碍地方安宁秩序，于去年夏，命令各县市政府加以逮捕解送台北予以集中训练，名曰劳动训练营，于六个月中予以各种职业与知识之训练，期满后发给证书放回原籍，希望以此化为良民，先后共二千余人；不料回籍后其组织更为严密，各地更有联系，事变中各县市均普遍参加，至其参加事变之目的并无政治意义，纯粹为报复行动与窄隘之排外运动而已。

　　二、海外归侨：

　　所谓海外归侨包含之分子亦甚复杂，一为原在日军服军役之台湾籍青年军人，以自海南岛及南洋各地遣送回台者最多，人数约十万人。此等人因受日人之薰陶甚久，为日本军阀之鹰犬，在海南岛时无恶不作，故投降时海南岛同胞不免有乘机加以惩戒者，渠等返台以后大都无正当职业，流浪各地，恢复其流氓生活，对于国人深怀仇视，一旦有事，乃首先参加，在事变中殴打外省人抢劫或捣毁外省人财物亦最为积极。其次为日本统治中流放于火烧岛（在台湾东南）之流氓匪盗，光复前日人均已任其回入台省各地。又次为过去日人利用，在厦门汕头福州等地方作恶之台籍浪人，光复后或自动回台或被遣回台。此三种台人，均平日品行最坏无恶不作之莠民，今均集中台湾又无正当职业，一旦有此变乱，自必竞起参加。其目的一在杀人越货乘机图利，且已深受日人豢养，对于国人反存敌视乘机仇杀，亦为泄忿耳。

　　三、政治野心家：

　　台省政治野心家之构成分子已于前述，此次自台北发生纠纷捣毁专卖局以后，一般有政治野心者以为攫取政治地位之良好时机，故一方起而投入漩涡，一方拟以相当条件要求政府承认，然以共党及流氓继起鼓动事态扩大，原拟利用群众反为群众狂潮所胁持而无法控制，故其结局颇为失望，为政府与暴民双方所不满。

　　四、共党：

　　共党在台活动之情形已如前述，此次暴动发生后，谢雪红等拟以台中嘉义一带为其暴动之中心地带，以乘机鼓动群众夺取政权，然一般青年及市民在认识共党之真正面目后，均纷纷反对不与合流，迨胁持少数暴民退入阿里山一带拟煽动高山族亦为所拒，故此次共党之阴谋已告失败，其残存之势力亦已甚微；惟为防其死灰复燃当局宜予以彻底之根绝也。

　　五、青年学生：

　　当事变发动之初，各地学生均纷纷参加，学校无形停课，其参加之动机多为受日人之宣传教育，轻视祖国、不满意政府狭隘之排外及暴民之虚诳宣传而起，迄后体察实际情形乃憬然觉悟逐渐退出漩涡，各学校自上月二十日以后均已逐渐复课矣。

　　六、三民主义青年团

　　台湾自光复后即开始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各县市先后成立分团部，以事先毫无基础，临时网罗团员，分子极为复杂，故此次事变发生后，各县市青年团负责人参加者甚多，如台湾省青年团妇女队队长谢雪红率众暴动现尚在逃，嘉义青年团筹备主任陈复志，台南青年团干事长张慕侯以充当暴动首要而遭枪决，其他各县市之青年团负责人或经逮捕或已逃逸。故全省青年团之组织已形解体，非彻底改组予团员以严格训练难有恢复活动之余地也。

　　七、高山族

　　台省高山族其性情甚为强悍，日人统治时屡起变乱屠杀极多。此次事变发生之初因受无线电广播之宣传及共党暴民之引诱，颇有参加之趋势；迨后经政府之开导及其族内深明大义酋长之阻止，乃告平息，且阻止共党胁持之残余暴民退入境内，事后政府更予种种嘉奖，目前情况已甚为安静。惟高山族受日人之教育均通日语不解国语，今后高山族之教育问题实为亟应积极注意之事也。

　　八、皇民奉公会会员

　　日本统治台湾时，各地均有皇民奉公会之组织，其目的在罗致爪牙加强皇民化运动以巩固其统治势力，其会员分子自绅士、公务员、商民、技工以及农民各阶层人民均有参加，全台共有皇民会会员二万余人，为虎作伥压迫民众多为对日效忠之分子。光复后当局对于此等分子未能正式监视其活动，惩办其首要以铲除此恶势力之存在，甚至对之反予好感任其活动，于是旧日之皇民会之首要分子一如日人时代之活跃，充任省县市参议员者有之；充任区乡镇长者有之；任公教员职者有之，事变发生以后乃大都参加，今后如仍不予分别取缔、清除，将来恐仍不免为台湾之重大毒素也。

　　九、留台日人

　　光复后全台日人共有三十三万余人，年余以来陆续遣送，目前留台之技术人员及教授尚有九百十八人，连同眷属计三千八百四十三人。此外尚有匿居民间改冒台籍者无法统计，此次事变或正式参加或暗中煽动挑拨以逞其诡计，而台湾目前实已无留用日人之必要，为防范计，实有迅予遣送并彻底清除之必要。

　　除上述九种分子为构成此次全台暴动之主力外，此外工厂及交通电信机关之工人，各机关之本籍公务员亦有少数参加者；惟全省农民则均持安静之旁观态度，总观全台当事变高潮时，各地盲从附和者当不下五六万人，然直接与国军搏斗公然暴动者则又仅数千人而已。

　　第四、结论

　　台省此次事变之初，其中心口号对于现政不满，要求政治改革。细察台湾自接收迄今一年余来之各种措施，大体尚能力求振作，然可议之点亦多，此次事变虽告平靖，而今后能否使台湾长治久安实应于现政加以切实检讨，积极求取适当之善后办法，除于善后方法由职等另行拟具台湾省善后办法建议案请呈鉴核外，兹于现政措施逐加检讨仅择要分陈意见如下：

　　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特殊制度之成立，原为便利当时接收应付当时特殊情况，一年余来一切已趋常轨，且在名义上体制上予台湾同胞以不愉快之观感，实无继续保持此种特殊制度之必要。中央既已允许撤销长官公署成立省政府，自属明允，今后中央对于台湾之治理方针具有三种不同途径之可能。第一、因袭日人治台方法，施以高压恐怖及统制榨取以殖民地视之。第二、任其高度自治或独立。第三、使其一方趋于民主坦途，一方使完全与祖国一元化而不至增加台湾对中央之离心力。此三者第一、第二途径均显非中国之福亦非台湾之福，第三途径为必然之归宿；故今后中央与台湾省政府自宜以此为施政之最高原则。

　　二、我国内地各省自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以来，经军政时期者约十年，训政时期者十余年，刻将开始宪政，台湾省在日人之手沦为殖民地者五十一年，自光复后即准备实施宪政。行政长官公署依照中央限期筹设各级民意机构，自三十五年二月至四月由公民宣誓登记以至各级参议会之成立仅历时八十日。乡镇长民选亦于三十五年十二月办竣，如此仓卒，实不免草率从事，以致民意代表及乡镇长多为旧日皇民奉公会负责人或流氓头目，真正民意无由表现。此次事变各级民意机关之负责人几大都转入漩涡，且彼此排击攫取权利，意志不一，派别纷争。全部民众机关经此事变已呈破产，今后应如何以适当方法训练人民行使政权，汰除不良分子，使各级民意机关能代表真正民意，县市长以下各级选举，能真正得人，台省实施宪政前途不致遭遇意外困难，实又以此次教训而应予慎重考虑者也。

　　三、长官公署以下之行政措施过去有下列缺点之表现：

　　（甲）各处局及县市政府之组织过于庞大。

　　（乙）县市行政区划未尽适当。

　　（丙）县市政府之组织均别立规程不依中央颁布之县市政府组织法。

　　（丁）县市以下之自治机构仍沿用日本时代之组织。

　　（戊）废除日本统治时代之警察制度而未能确实完成保甲组织。

　　（己）自内地调来台省工作人员之水准不齐，工作能力与操守又无严格之考核以汰除不称职之分子，致予台人不良印象。

　　（庚）对于台省人之任用，据长官公署之统计全省公务员54617人中本省人占39711人（72.71%），外省人13972人（25.58%），外国人934人（1.71%）；而简任官214人中外省人占202人（94.39%），本省人仅12人（5.16%）；简任待遇者228人外省人占204人（89.47%），本省人仅24人（10.53%）；荐任者1704人外省人占1385人（81.28%），本省人占319人（18.72%）；荐任待遇者1438人外省人占951人（66.13%），本省人占487人（33.87%）；以下委任及雇员则以本省人为多，由此可知高级公务员本省人所占者过少，此固由于其人材之缺乏较之日本统治时代11万公务员中仅有台胞简任者一名，荐任者六名，大有进步；然以今后台省既为我国领土，台省人民为我国同胞，自应一视同仁而不能不设法培植其本省高级干部人才以求纠正目前之畸形现象也。

　　四、在经济方面日人统治时有两大政策，第一台省一切经济建设以日本为母体而以台湾为子体，台湾之一切经济设施非以台湾之民生改进为着眼点，而以使如何供日本经济发展为着眼点，第二自南进政策决定后，日人更进一步决定日本本土人民逐渐进据台湾，驱使台湾本土人民移入南洋各地，故不惟台湾一切工商企业、交通电信均操日人之手，且土地百分之七十以上均为公有，对于农村经济五十年来毫无改善，农民处于极度榨取穷困。今后在台省经济建设之方策，中央与省政府应注意：第一、如何消除失去其原有母体之危机与国内整个经济建设之方策能作适当配合。第二、一切经济建设应改变日人原有之榨取方法，以大量资本助长其繁荣。第三、应以全力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

　　五、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之经济措施下列数事宜予改革：

　　（甲）专卖政策其制度已与中央统税政策有不合之处，而其人事之配置有欠健全，发生种种使人民不能满意之现象，在缉私方面未能从大处着眼而与小贩为难，以致私货依然横流，小民怨恨且其专卖货物品既劣价格奇昂又无充分出品以应市面之需求，以此种种本身缺点自难求其继续存在。

　　（乙）贸易局仅以消极垄断政策使本地大多数商人均受其束缚，而本身既无充分之资金与交通工具使货畅其流，外地商人更因其种种苛限而无法在台活动，此在其发展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实行民生主义之理想上固属要图，然其方法未臻完善，本身有欠健全，反引起实际需求之若干不良结果，且贸易局所设之新台公司等企业机构徒为贩售洋货与民争利，非为民生所需有失政府威信，引起商民反感，宜其为人所诟病也。

　　（丙）日人统治台湾时全部大小工矿企业均为所统制，接收以后亦全部控制，而资本原料技术配合均感不齐，重以在战时大部被破坏停顿，故一时无法恢复，不惟予民众不良印象，且增加政府之困难，此后除对于国防需要及重要大规模之企业应由国营或省营外，其他中小以下之工矿企业应尽量拨归民营。

　　（丁）台省现有铁道4600余公里，其中三分之一均由官营，三分之二属于糖业林业等专用，其官营者今后应如各省办法由中央统筹经管，此外港务电信亦应由中央统筹办理。

　　（戊）台湾农村大地主之土地过于集中及仲介人之居间剥削，为台湾农民历来之两大痛苦。光复后政府当局似尚无善法解决，而日人原有占全台土地百分之七十以上之公地，应如何以适当方法发放，使佃农、雇农能获实惠，达到耕者有其田，自亦应在此处理之初，作精密适当之筹划也。

　　（己）台湾为产米丰富之区，而一年以来米荒严重，米价步张，今后固能不如日人之绝对统制，然如何以有效方法取缔大地主、大商家之囤积，如何使粮食分配均匀，如何使粮价平定自宜有严密之检讨与筹划也。总之今后之台湾问题系以经济问题为中心，问题之困难亦以经济为最，此后台湾经济之建设与问题之解决，中央与省政府均应有远大之眼光，不能斤斤于目前利益，则现有规模者善为运用，数年以后，不惟台湾本身可恢复其合理之工业化，且将为全国之楷模也。

　　六、文化教育为关系台湾前途之根本问题，对于台省同胞之国语推行与祖国历史地理文化常识等科之灌输，台湾与内地各省之文化交流及日本在文化上教育上遗毒之涤除，尚未能尽其最大努力。此次事变促成亦实为原因之一，今后亟宜研求积极办法以最大之努力，集中于此，则其他问题自均能迎刃而解。抑尤有进者，今后台湾经济问题之重要已如上述，而台湾实亦可作我国将来经济建设之实验研究区，查过去日人统治台湾最有力者推后藤新平，后藤为儿玉源太郎总督时代之民政长官，为实际负责台湾行政之人，渠以科学的政治家自豪，尝谓渠系医生出身治国如治病应先以科学方法究明病源，然后处方治疗；故台湾之地籍户籍及其他关于资源等各方面之调查统计资料最为正确充实，调查工作乃择要研究设计并切实执行。台湾注重应用科学研究（如大学及各研究所），而台湾之学术研究又与台湾各种企业打成一片，此种方法大可供我国经济建设之参考，又台湾经日人五十一年间之惨澹经营开发，已至相当限度，欲再图大量发展似已甚难，惟农林工矿等经济开发之方法在台湾行之有效者似大都可适用于华中及华南全部（尤其是海南岛），此在接收台湾后吾人不可不特加注意者。其次日人对于满洲之经营，后藤新平亦与有力，观其曾任南满铁道第一任总裁即可窥知，日本在旅顺大连及南满铁道沿线之规模大都出其擘画，日人开发满洲方法与计画不仅适用于东北并可适用于华北，故台湾与东北今后足为我国经济建设之南北两实验研究区，意义实至重大，吾人果能善加利用，使全国各省之产业俱能达到台省之水准，则我国真不愧为五强之一矣。

　　七、在军事上吾人应认定台湾为全国今后之国防重镇，台湾固绝无离中国独立之可能，中国舍台湾则永无富强康乐之希望，今后如何以国防武力保障台湾之安宁，更应以如何方法建设此一国防重镇，一年以来中央与省当局均不免有所疏忽，亦今后亟应予以深切注意者也。

　　右报告谨呈

　　院长于

　　福建台湾监察使杨亮功

　　监察院监察委员何汉文 谨呈 三十六年四月

　　（监察院印本，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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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受难者许锡谦家属对杨亮功调查报告的反驳（江松青）

　　监察院在三月九日公布杨亮功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这份尘封四十一年的老档案不但没有澄清历史的真相，反而引发更多的疑问。

　　几位二二八事件目击者在读过调查报告之后，很失望地表示：“它的可信度不到十分之一。”

　　花莲县受难者许锡谦的家属主动与本刊联络，指出杨亮功调查报告中有关许锡谦的部分，完全是捏造的，其荒谬的程度，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个“闽台监察使”之手的“官方调查”。许氏的遗属无奈地说：“人已经被枪杀了四十一年，我们到今天才知道政府杀他的罪名；死者不能复生，但是政府应该还给许锡谦一个清白。”

　　杨亮功的调查报告中，有关许锡谦的部分指称：“三月四日暴民召开民众大会开始暴动成立处理分会，并收缴宪警武装，先后组织白虎队、暗杀团、青年大同盟以许锡谦为陆空军总司令，接收粮食所、邮电局等机关，及国军开到，奸匪四十余人始携带枪械弹药向新武邑附近逃逸。事变中，据该县县府报告，公务人员被殴伤者四人，公私财物损失值台币七百四十万元，枪枝十六枝，子弹一三二发。”

　　根据这份报告，许锡谦不但是花莲二二八事件中的“暴民”，而且还是“陆空军总司令”。但是，事实的真相如何呢？

　　许锡谦的遗孀、今年七十二岁的许杨秀桃老太太说：“这种罪名完全是乱讲的，许锡谦在二二八事件时，既没有闹事也没有犯法，他是被冤枉的；‘陆空军总司令’的罪名，阮到现在才知道。”

　　许锡谦一九一六年生、花莲人，毕业于台北二中第八届，是当年花莲首富许柳枝的独子。一九四七年时，他担任花莲县三民主义青年团第四股股长，二二八事变之后约一星期，他到台北出差一去不回，尸体后来在苏澳附近被亲人寻获，死状极惨，许锡谦与凤林的张七郎是花莲县在二二八事件中最著名的牺牲者。

　　许锡谦被国民党政府杀死之后，由于台湾长期处在政治恐怖气氛中，遗属都不敢追究他的死因。直到去年“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成立，打破了二二八事件的禁忌之后，许氏的长女李许纯子才兴起为他父亲伸冤的一线希望。

　　许家在日据时代是花莲地区的首富，许柳枝当过花莲市评议员，他所开设的泰益商会，承办台湾总督府在花莲地区的烟、酒、鸦片公卖。许锡谦十八岁丧父，台北二中毕业之后就回到花莲继承父业，同时在台湾木材行担任经理。

　　许杨秀桃老太太说：“许锡谦对政治并没有兴趣，光复之后，他拒绝朋友的支持，不肯加入参议员的竞选。”至于他担任花莲县三民主义青年团第四股股长，李许纯子说：“那是因为他头脑聪明，口才又好，被人扶起来的。”

　　许锡谦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态度如何？为什么招致杀身之祸？

　　许杨秀桃老太太说：“二二八事件扩散到花莲之后，有人准备响应，阿美族山胞更是跃跃欲试。三月初在花岗山公园召开市民大会，许锡谦在会中坚持‘刀上不要见血’，并且以生意上的交情，劝退山胞的行动，他可以说是一个功臣。”至于杨亮功报告中所谓“陆空军总司令”，完全是捏造的罪名。

　　市民大会之后，决定将花莲的外省人集中保护，许氏与医生王明进并且和花莲县宪兵队长王辉达成协议，将宪兵队武器运往一处山脚保管，以免发生流血事件。因此，二二八事件史，花莲县死伤者有限。

　　不料，在国民党控制情势之后，宪兵队长王辉却否认双方的协议，反咬对方抢夺军械，一时之间风声鹤唳，气氛极为紧张。

　　许锡谦在谈判中并非主要领导者，当时花莲县三青团分团团长是外省人郑品聪，许锡谦则在事后前往台北市，除了递送一份三青团的公文之外，还到岳父家筹款，准备在花莲建造一座味素酱油工厂。想不到这一趟台北之行，却成了许锡谦一生最后的旅途。

　　许锡谦到台北之后，借住在汉口街的岳家，当时即传言国民党准备对他下手，但是许锡谦自己认为，他在二二八事件中并没有犯法，而且还有安抚之功，因此不太在意。最后，在花莲的叔父被骗发了一份电报到台北后，指出花莲平安无事，许锡谦就因为这份电报而决定返回花莲，同时也走上死亡之路。

　　许氏在台北停留三天之后返回花莲，他先搭火车到苏澳，留宿一夜之后，徒步走回花莲，但是他始终没有走回家。根据许氏家属查访的结果，许锡谦在现今苏花公路（时称临海路）搭上一辆便车，没想到这辆车正是国民党派出的暗杀队，许氏也因此不幸陈尸异乡。

　　许锡谦的姐夫、当年到苏澳寻获尸体的李椎湫老先生说：“阮偷偷到苏澳找人，一直找不到，后来许锡谦托梦给我，阮才在苏澳以南八公里的山谷里找到尸体，当时天气很寒，尸体还没坏，许锡谦双眼被蒙住，双手反绑，子弹从太阳穴射入，杀手用树枝将他的尸体密密遮住。”许氏的女儿则伤心地说：“他的头颅被砍去三分之二。”

　　由于无法确定许锡谦的死亡日期，因此家属选在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作为他的忌日。

　　许锡谦死得冤枉，但是在恐怖镇压之下，家属都敢怒不敢言。许锡谦的尸体运回家中之后，立刻有宪兵配备“尖尾刀”前来监视，一些平日交往热络的亲友都不敢踏入许家。许氏火葬之后，许太太还将他的信件、照片一并火化，以免波及他人，只留下一部分当作纪念品。

　　后来有一种传闻指出，由于许锡谦生前曾对花莲外省籍县长张文成偷盗木瓜山木材的行为表示不满，张氏怀恨在心，许氏也因此招致杀身之祸。

　　许杨秀桃老太太说：“杨亮功的报告是乌白乱讲，花莲县部分也没有提到张七郎。张七郎是国大代表，二二八时，父子三人都被杀死，他的妻子还到南京告状，只是一直没有结果，阮也就一直不敢讲。”

　　八十二岁的李椎湫老先生感叹地说：“日本人对战死的台湾人都有赔偿，政府却对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一点表示都没有。二二八的时候，我躲了三礼拜，许锡谦则被牺牲了。我是一个将死的人，如果在生前不能看到这些冤魂得到平反，我死也不安心。”

　　杨亮功“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的可信度如何，单从花莲县的调查内容来看，它制造出的“问题”恐怕比它澄清的还要多。

　　（《自由时代》第二一六期，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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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何汉文）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人民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统治和剥削，发动了英勇的武装起义。从二月二十八日继续到三月十六日，起义的范围及于全省各县、市，最后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屠杀所镇压下去。当起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采取镇压与欺骗的两手作法，一方面调遣大军赴台镇压（关于当时蒋政府对起义者进行军事镇压的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载有何聘儒先生所撰“蒋军镇压台湾人民纪实”一文有较详实的叙述），同时还先后派遣白崇禧、蒋经国赴台“宣慰”，并由监察院派监察委员何汉文赴台会同台湾监察使杨亮功“澈查”此次事件。当时，蒋介石派白崇禧去台湾，名为“宣慰”，其真实目的是布置对台湾人民进一步的镇压。派蒋经国去台的目的，是因为他和当时台湾的进步分子谢雪红等有留苏同学的关系，企图凭此对谢等进行个人拉拢。但是，他在台湾只待了几天就走了，个人拉拢活动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至于派我去台，也不过是蒋介石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和当时台湾局势的严重，叫我以“钦差大臣”的身分会同杨亮功到全省“巡察”一番，“澈查”这次事件发生的行政责任，藉此掩盖蒋政府的残酷统治对激起事变的直接责任，欺骗台湾人民，收拾人心而已。

　　我是三月二十二日由上海坐飞机到台湾的。当时，各地的起义斗争已被蒋军镇压下去了，我没有看到起义者的实际斗争情况。我到台湾后，为了“澈查”事变真相，曾到全省各县、市与各有关方面做过一些接触，对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及其经过情形曾有较全面的了解，现追记其梗概如后。

　　蒋介石为什么派陈仪统治台湾

　　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夺取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迫不及待地将全国沦陷区划为十五个受降区，派出军政大员，分赴各地进行“受降”和“接收”工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当时，台、澎是在美军控制之下，国民党反动政府即倚仗美帝国主义的庇护，将它们单独划为一个“受降区”，任命陈仪为“受降”主官，委以台湾、澎湖的“受降”和“接收”大权。陈仪于八月二十九日赴台“受降”后，随即着手“接收”台湾的工作。不久，蒋介石又根据陈仪的建议，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任命他为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于是，陈仪便成了台湾的主宰者。

　　日本帝国主义在其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后一阶段，为了把台湾做为南进的据点，对台湾的工业、电力、农业、水利、交通、港湾等曾积极经营，并已具有相当的建设规模。同时，台湾的经济资源，如大米、蔗糖、樟脑、烧碱等出产都极为丰富。所以，当日本投降后，内地的官僚资本立即把台湾当做一块肥肉，竟图攫取；国民党内各派系间想趁机抢夺“接收”台湾这一美差的则更是大有人在。但是，蒋介石却把这份差事派给了陈仪。其中原因，主要是：一、蒋介石和陈仪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对陈仪的军事学识、行政才干和思想作风一向器重，陈仪在历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福建省政府主席、陆大教育长和陆大代校长等职期间，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二、陈仪留日多年，对日本各方面的情况较为熟悉，在他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期间，还曾去台湾考察过，对台湾情况也有较多的了解；三、陈仪统治福建多年，有一个较齐全的统治班底，和福建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士有较密切的联系，而台湾人民，除高山族外，绝大多数都是原籍闽南漳州、厦门、泉州一带的人，这些对陈仪的统治台湾都属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因为他在蒋介石心目中具有以上一些优越条件，所以蒋介石早在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决定了台湾的归属后，为了准备将来接管台湾，特在重庆中训团内举办了一个台湾干部训练班，即以陈仪兼班主任，由他挑选了一批福建、广东籍的官员和厦门大学、集美学校的青年学生入班受训；他们就是后来跟陈仪到台湾搞“接收”工作的主要力量。所以，蒋介石之选派陈仪为台湾的“受降”主官、台湾“接收”的主持者和台湾行政长官，可以说是早在两年以前便已经内定了的。

　　蒋介石为了使新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独占的“禁脔”和反动统治的一块新基地，他在派遣陈仪去台湾时，曾规定了两项统治台湾的基本政策：第一，为防止台湾人民的反抗，实行政治建制的特殊化和政治、军事的绝对独裁统治；第二，为使台湾不受内地经济崩溃危机的影响，以保证四大家族在这块新基地上的恣意榨取，实行台湾经济建制的特殊化，实施统制经济和与内地隔离的政策。陈仪“接收”台湾以后的一切行政措施，都是完全秉承着蒋介石这种基本政策的指示进行的。所以，当我和杨亮功在台湾“检查”他的治台措施的得失时，他很傲慢地对我们说：“人家攻击我在台湾不该实行政治建制和经济建制的特殊化，其实这是主席（按：指蒋介石）交代我的两项根本政策，非如此，不足以安定这块新回祖国的领土，不能防止它免于国内时局动荡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假使不是断然这样做，恐怕台湾早已成为东北第二，不止是今天这一点小乱子了。”

　　变相的总督——台湾行政长官

　　台湾在清代本为我国的一个行省，自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日本统治者为适应其殖民统治的需要，其统治台湾的政治体制一直采用总督制度；其台湾总督总揽台湾地区的军政大权，是具有无上威权的主宰者，对台湾人民操有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光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台湾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也全部承袭了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的方式方法来“君临”台湾人民。以此，台湾虽名义上被列在一般行省之列，在政治体制上却连内地行省通行的委员会制都不采用，而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个人独裁体制——行政长官公署制，设置行政长官；规定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布署令，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法规”、“必要时得设专管机关或委员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第二、第三条）。同时设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由行政长官兼任警备总司令。这样，台湾全省的军政大权尽操于蒋介石政权的代理人陈仪一人之手，长官公署以下的全部统治机构，也大都承袭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总督府的规模，台湾人民又陷于完全无权的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五十年，由其历任总督发布的法令共达五千多种；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其所颁布的单行法令、规章之繁多更超过了日本殖民统治年代。不但是法令纷繁至极，而且许多法令是朝令夕改，使台湾人民经常处于无所适从和动辄得咎的威胁中。

　　由于行政长官公署的组织机构及其活动方式完全承袭了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总督府的一套，加上陈仪个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专断独裁作风，在台湾人民看来，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与过去日本殖民者实一般无二；而陈仪手下爪牙的贪污狠毒也与日本殖民统治时不相上下。当时在台北学校中流行的一首诗说：“总督威风受不了，长官凶焰更难当，除去豺狼来虎豹，脱离地狱跳火坑。颠沛未曾忘祖国，流离何处找中央？哀哀千万倒悬子，何日云开见太阳！”这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暴统治的痛恨。

　　行政长官的爪牙和台籍人员

　　陈仪奉派去“接收”和统治台湾，是以他前所统治福建的老班底和台湾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做他的基本队伍的；其中，他统治福建时期的老班底尤被倚为长官公署的核心骨干。如秘书长葛敬恩、夏涛声，人事室主任张国键、民政处长周一鹗、教育处长赵乃传、财政处长张延哲、农林处长赵连芳、工业处长包可永、交通处长徐学禹（先）、严家淦（后）、警务处长胡福相、粮食局长吴长涛、专卖局长伍维钧（先）、陈鹤声（后）、贸易公司总经理于百溪等都是陈仪的老班底人物，他们都是由陈仪培养提拔而为他亲信倚重的爪牙。他们到台湾后，分据长官公署各要津，把各部门的工作搞得乌烟瘴气，陈仪对他们还是多方曲护，深信不疑。据说，在二二八事变爆发后，陈仪了解到一些其部下平日贪污狠毒、激成事变的事实以后，在召集长官公署各主管会议席上痛哭流涕地说：“主席把台湾交给我，而你们平日瞒上欺下，把局面搞成这样糟，你们如何对得起我！更如何对得起主席！”这话至少反映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台湾人民予取予夺的凶残狠毒，一经败露之后，连陈仪自己也大为吃惊。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长官公署的顾问沈铭训（号仲九）。他是陈仪的内兄，为人富于机谋，一向受到陈仪的尊重和信任。陈仪统治台湾的一切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措施，大都出于他的幕后策划设计。当时陈仪发布一个“台湾建设五年计划”，就是由沈主稿制定的。所以，陈仪在台湾弄到这样一个下场，固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残暴统治和搜刮所引起，而沈铭训种种倒行逆施的策划，以辅佐陈仪去百般迎合蒋介石的意旨，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的一切重要公职完全由日本人所霸占。光复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名义上使台湾人参加了政权，据陈仪说：“按一九四六年十月统计，全省四万四千四百多公职人员中，有台籍人员三万八千二百多名。”但实际上，台籍公职人员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委任和雇员级的低级职员，简任和荐任级的中、高级职务几乎全为国民党反动政府从内地派出的官员所垄断。十七个县、市长，除台北市长为台籍黄朝琴之外，其余都是蒋介石派出的内地人担任。并且，在担任低级公职的台籍人员中，还有许多是蒋介石政府别有用心地选用的日本人冒充的（详下）。在薪给待遇方面，蒋介石政府对台籍人员与内地人员间也采取歧视政策，对台籍人员都是以台币为工资标准，而对派出的内地人员，除了给予安家费和各种照顾补贴之外，还另给以实物或法币的工资补贴。因此，即使属于同一级的公职人员，也因台籍与外省籍的不同，其待遇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些被派赴台工作的外省人，在工作能力和作风方面，又大多是贪污无能。他们去台湾，大都原就抱着极浓厚的升官发财的心情和目的，加以他们多数对台湾人民以征服者自居，到了台湾后，处处摆出“赏穿黄马褂”的身分，鄙视台湾人民。他们也同蒋介石一个腔说：“台湾人没有政治人才”，“台湾人受了日本五十年的奴化教育，要收到重新教育的效果，至少得经二十年的‘训政’才行。”因此，在他们与台籍公职人员之间，已无形中形成了一条对立不和的鸿沟，进而在一般台湾群众中也逐渐产生了对一切外省人的普遍怀疑、不满，甚而仇视的心理，以致“你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这类话也逐渐成了各界群众中流行的口语。

　　陈仪为了迎合蒋介石使台湾特殊化的意旨，甚至不择手段地幻想利用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残余力量，以加强他的统治爪牙。他在“接收”台湾以后，以处理日本俘虏为名，设立日俘管理处，由周梦麟任处长（周原为陈任福建省主席时的平和县县长）。据周说：当时陈曾秘密留下了许多日本人，冒充台籍，被分别安置在警务、工矿企业和地方行政等工作岗位上；这班日本人无论在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陈仪认为均具有“驾轻就熟”的优点，因而也被他引为统治台湾的有力爪牙。这类被安置在各项公职中的冒称台籍的日本人，全省共有万人以上。其次，在日本投降以后，由海南岛和南洋各地日军中集中的台籍官兵共有四万多人，他们大都深中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毒素，陈仪竟也同样不择手段地想利用他们做为他统治台湾的驯服工具，当他们被遣返回台后，都被分派各县、市，担任基层工作。陈仪的这种措施，结果是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这两种人被陈仪安排到各地方工作后，逐渐和过去各地方的“皇民奉公会”、“台湾青少年团”、“台湾产业奉公会”、“奉公壮年团”、“实践推进队”等反动、黑帮组织分子①自然地串通一气，在台东、花莲、台中、彰化各地结成反动的秘密组织，利用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残暴统治的正当不满情绪，把持地方，压迫善良的人民，利用台湾局势，大肆宣传“皇军比中央军好”、“总督比长官好”、“皇军顶多在十年以后将再回台湾”等，以挑拨台湾人民与祖国的关系，主张“台湾独立”、“台湾托管”，和受美帝国主义豢养的政治僵尸廖文毅卖国集团相呼应，下压人民，上欺政府。他们在二二八起义爆发后，一开始就别有用心地想利用机会，扩大势力，在起义中兴起一股极端反动的逆流，把台湾局势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便引进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进而实现他们使台湾脱离祖国的罪恶阴谋。美帝国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早已趁台湾处于“真空”状态的有利时机，从各方面安上了它的侵略据点，这些趁机复活的黑帮反动分子正是它楔入其侵略势力的理想工具；因此，美帝国主义设置在台湾的各种侵略组织机构也无不和他们搭上密切的关系。从台湾的美国领事馆和美帝各种驻台机构到廖文毅的“台湾民族独立党”——台籍日人——日军台籍军人——地方反动黑帮分子之间构成一条黑线。而这条黑线的后半部分又得到蒋介石反动政府和陈仪的庇护，所以，他们在台湾各地更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动。

　　“接收财物，不接收人心”

　　陈仪到台湾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以“接收”之名，大肆劫搜台湾人民的财物。他除在各县市成立“接收委员会”接管日本在台湾的一切政治、经济、军警、文教卫生和交通等部门的行政事业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日本殖民者榨取台湾人民血汗所长期经营起来的工矿、农林、商业企业和一切基本建设全部劫搜过来。过去日本在台湾农林方面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都是公有，工、商、交通、电力企业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系公营和几家日本大垄断资本所控制。现在，这一大宗资产，全由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和长官公署分赃垄断。当时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台湾全省的电力、钢铁、煤炭、重要矿产、水泥、糖业、造纸等大企业组织十大公司垄断经营；在一九四六年中，单以糖、煤两项而论，资源委员会就用1300元一吨的最低价格掠取了台糖四千万吨，完全无偿地掠夺了台糖十五万吨。其他农林、水利、交通企业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则归属长官公署所占有。陈仪还在各县、市设立“日产处理委员会”，将全部日产都归长官公署处理标卖。这个组织在各地更是无恶不作，许多属于台湾人民私人的产业也被它不分皂白地没收处理；反之，许多真正的日产却又在它和地方恶势力串通下，变成了个人私产。在处理日产时，名义上是公开标卖，实际上却是由内地官僚资本家和长官公署以下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伙同私下分赃。因为当时大陆上的政治局势正逐渐紧张，许多官僚资本已经感到内地的不安全，及“接收”台湾之后，都视台湾为乐土。因此，这时台湾各地的许多大企业、大商店、大厂房、大住宅都被有实力背景而能在标卖中直接插手的人，以极便宜的价格抢买去了。有些手长的，甚至还买到整街、整町若干栋铺店住宅，连房屋内的生产设备、生活用品都归他们所占有。许多在标卖中无法直接插手的人，便辗转请托，以黄金美钞高价购买，为将来退步之准备。记得我由上海动身去台之前，便有几个中小银行资本家托我设法替他们在台湾购买房产。在二二八前，所有各重要城市的日产就这样被抢购光了。原来抢购得多的人，转手之间，除掉自己已在台湾有了阔绰的房产之外，还获得千百倍的暴利。许多国民党的军政头目赤手空拳到台湾，很快变成了阔人。如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以CC关系到台不久，便在台北市买到了最阔绰的住宅，家里汽车、电气冰箱、钢琴等都很齐全。据他说，他还替内地的许多朋友买了好几栋房子。国民党的官员们为了抢夺这种“接收”财，相互间发生许多纠葛、控告。据杨亮功告诉我，当时台湾监察使署收到的检举控诉案件，就以接收日产、标卖日产、勾结贪污舞弊和人民产业被官方抢夺的案件最多。台湾人民不但眼看着这班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官员把许多由他们自己的血汗所创造的劳动果实劫搜去了，而且这帮官员只顾抢夺生财、房产，使许多工厂、商店停业关门，使台湾人民普遍陷于失业。许多被买下的住宅空置不用，而本地人民却大闹房荒，房租房价飞涨。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台北各地人民曾为此联合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但一直被置之不理。

　　经济特殊化下的重重灾难

　　日本殖民者为加强对台湾的经济掠夺，从一八九七年起在台湾实行食盐、樟脑、烟草、酒精、酒类、石油、火柴、鸦片、度量衡等十种物资的专卖制度。其专卖收入占台湾地方预算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台湾人民在这种专卖政策的沉重压榨下，生活痛苦不堪。光复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竟悍然全部承袭了日本殖民者这一套残酷的掠夺制度。除鸦片因蒋政府仍挂着“禁烟”招牌未列入专卖和食盐归财政部管辖外，上述各项物资均列入专卖范围。对比较重要的物资如烟、酒、樟脑等更于专卖之外，设立工厂、公司以垄断原料收购和加工制造。全省各地的专卖人员、缉私人员和经济警察，自省专卖局长陈鹤声以下，更是藉此贪污勒索、舞弊营私，无恶不作。他们对于大的官吏、军人的包庇走私，都是坐地分赃，不闻不问；对于一般小商贩则处处与之为难，弄得许多人家破人亡。

　　陈仪为了实行全面的统制经济政策，更于专卖制度之外，设立贸易公司以垄断全省主要工农业产品的购、销和输出。他一方面利用台币的特殊化与内地进口的签证办法以限制外省工商业者和台湾的往来，同时用不兑现的台币尽量以低价搜括粮食和各种农产品，以致造成粮食的严重减产。大米原为台湾的特产，一九三四年台米生产达九千八百多万石，到一九四六年却减产为六千二百多万石。这个数字原也够当时全省六百多万人口的供应需要。由于贸易局将台米大量运售上海、南京一带，加上本省奸商大户趁机大量囤积，以致造成台湾严重的粮荒。在一九四七年初，台湾米价已涨到十三、四元一斤，其后在上海黄金风潮的影响下，米价突跳至三十多元一斤。许多人民只好吃洋芋，形成半饥饿状态。因此，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下旬，台北市出现了“台湾民众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的活动。这个组织在元宵节散发传单说：“决定于三日之后，率领民众，实行抢米，并制裁囤积魁首，以申正义。特先警告三点：一、自即日起，限囤户以囤粮出售；二、米价最高不得超过二十元；三、奸商应以孽财捐献，救济饿死者的遗孤及失业民众。”由此可见，因贸易局和奸商造成的粮荒已经到了逼成民变的危险状态。

　　台币的特殊化也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加予台湾人民的重大灾难。台湾经济、金融制度的特殊化，对豪门资本在台湾的活动形成一些障碍，宋子文对此早就不满，藉令中央银行利用调整币值比率的机会强使台币和法币同样迅速贬值。中央银行最初故意将台币比价压低，规定法币比台币为十比一，为豪门资本大量套取台币制造机会。及一九四六年九月初，当内地金钞波动时，台湾方面请求调整比率。这时，中行又改变花样，将比率故意提高为四十比一，到九月底才又调整为三十五比一，而当时市场实际比率只有二十七、八比一。于是许多人就利用裁定汇兑互相买卖的方法套取暴利。如当时从台湾汇一千万元台币到上海，照国民党政府官价规定，可得法币三亿五千万元，只须再将汇票转卖给台湾的进口商人，利用市场汇率二十八比一计，便可赚得台币二百五十万元。由于台币不断下跌、金钞上涨，台湾物价也跟着不断波动。台湾财政当局起初只好采取严格限制汇兑的办法，对普通人的汇兑多方挑剔，甚至不准汇兑，以致内地职工的家属几个月领不到生活津贴，一般商人也因此亏蚀。及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因上海金钞波动更大，对台湾金融市场造成更大威胁，于是台湾银行只好宣布停止内地公务员和商业汇兑。当时，严家淦奔走于南京上海间，请求调整汇率，并拟以台湾土产向中央、中国两行抵押贷款，但扼于宋子文的故意为难，无结果而归。因此，台湾物价，在上海金潮的卷袭下，不断上涨，使全台人民的生活陷于更大的困难。

　　由热烈欢迎到怨声载道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五十年中，台湾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和解放，先后曾兴起过十二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②，直到日本投降前夕，在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召集的“志别式”会上，还演出了流血斗争③。这些都表现了台湾同胞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因此，当台湾重回到祖国的怀抱时，台湾人民也都认为从此真由被压迫被奴役的深重灾难中解放了出来。所以，当最初代表中国去台“受降”“接收”的人员到达台湾时，广大的台湾人民也都怀着深厚的爱国热情欢迎他们的来临。但是，经过蒋政府残暴统治的事实教训，台湾人民原来的美好希望迅速变为失望、不满。蒋政府官员在“接收”中对台湾人民如狼似虎的搜括和掠夺，使他们愤怒地喊出：“中央来的官员只接收财物、不接收人心！”随着蒋政权反动本质的更全面暴露，这种失望、不满情绪也迅速发展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深刻仇恨；在群众中，这种仇恨思想还变相反映为对外省人的普遍怀疑和对立的情绪。在一九四六年冬，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一篇台湾通信中，叙述了一位台湾大学教授对他的谈话说：“你们美国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大，而对我们台湾人却这样残酷呢？你们对日本只丢了两个原子弹，对我们却放下一个比千百个原子弹还厉害的蒋介石政府！”当时在台湾群众中，还广泛流行“宁愿遭到日本鬼子的杀，不愿受内地人欺压！”和“陈仪是大虫、内地人是蝗虫、日本人是臭虫、台湾人是可怜虫！”等一类愤激痛心的话。

　　在台湾人民怨声载道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反而变本加厉。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时，蒋介石亲自赴台给陈仪装面子，陈仪为了讨好其主子，特拨两亿元台币的特别费，大肆铺张欢迎。蒋介石在欢迎会上对陈仪在台湾的“治绩”竭力赞扬，对台湾人民不但没有半句慰问的话，反而杀气腾腾地警告他们：“防止奸党挑拨，以全力支持中央完成戡乱救国之宏业。”跟着，蒋政府资源委员会提出在一九四七年内要台湾供应十五万吨无偿的台糖、三千万至四千万吨台煤和五十万吨大米等任务，加紧对台湾经济资源的掠夺，而蒋政府中央对台湾经济因上海黄金风潮的严重影响所造成的重大困难却置之不理。加以光复后侨居外国的台胞国籍问题因蒋介石政府的不关心和外交上的无能，致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任令他们在光复后反而成了无国籍的人。凡此种种，无不加深台湾人民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失望和痛恨。自蒋介石亲自到台湾对陈仪给以鼓励之后，陈仪也更极力迎合蒋介石的意旨，进一步加强对台湾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他一方面规定内地人进出台湾，除公务员外，一律须持有通行证明和离境证明，藉此防止当时日趋严重的内地政治动荡对台湾的影响，同时对台湾各界人士的言论自由、政治活动进行横暴迫害。如台湾省参议员蒋渭川在报上著文，批评长官公署某些措施失当，竟遭拘押，经他写悔过书后始予释放。当发现“台湾民众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的传单后，陈仪不但不采取措施以平抑米价，反令军警以“奸党煽动”的罪名滥施逮捕。在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是痛恨刺骨的情势下，这种种倒行逆施，更无异火上加油。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利害矛盾以及日本殖民残余势力的伺机活动等种种因素交织一起、互相影响，国民党反动派在台湾的统治危机已早呈一触即发之势。

　　二二八起义的导火线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为了搜查违反专卖规定的私货，出动满载全副武装的查缉员、经济警察的卡车，巡逻全市。车经台北市延平北路（即旧太平町）天马茶房附近，遇见一贩卖私烟④的老太婆林江迈。经济警察除当将香烟没收外，更恣意逞凶，将她打得头破血流，还要带局依法“处罚”，虽经林苦苦哀求，他们仍不肯就此放手。群众对这些一贯欺压人民的经济警察早已恨入骨髓。因此，这事当即激起过往观众的公愤，将他们团团包围，与之论理，这班平日骄恶惯了的员警竟向包围群众开枪示威，当场打死小贩陈文溪，另重伤二人。群众睹此，更加愤激，继续将查缉员警包围不放。附近宪警闻讯赶到，见事态严重，为了庇护查缉人员，当将杀人凶手查缉员傅学通带往宪兵队，对愈集愈多的群众进行武力弹压驱散。当有少数由海南岛遣返的台籍军人利用群众愤激情绪，趁机鼓噪，焚烧缉私卡车，率领群众包围宪兵队，要求将杀人凶犯交由群众自行处理，双方对峙，彻夜不散。

　　二月二十八日晨，有人在延平路一带向过往群众演讲，宣布昨晚流血惨案的真相，群众愈集愈多，议论纷纷，愤激情绪更加高涨。当由台人王民宁（传系台北警备司令部的总务处长）指挥在新公园集合，率赴长官公署请愿。沿途群众汇合益多，队伍抵长官公署时，群众已达数千人。他们高呼“打倒专卖局”、“惩办屠杀良民的经济警察”等口号。长官公署对群众的惩凶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并当将王民宁扣押，增加门卫，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请愿久无结果，群众情绪更加高涨，高呼“打倒长官公署”、“打倒陈仪”等口号，冲入长官公署大门。陈仪紧急调集大队军警，图以武力驱散群众。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余人，伤者无数。

　　这场流血惨案发生后，全市人民闻讯震惊，群起公愤，学校教师、学生、商人自动罢教、罢学、罢市，游行示威，并随即掀起了群众性的武装起义斗争。起义群众开始暴力行动，烧专卖分局，捣毁新台百货公司、台湾银行、正中书局、外省人的职工宿舍和商店，包围长官公署、省专卖局、省贸易公司、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中航公司和无线电台等机关，烧毁政府机关的汽车，抢夺军警的武器；长官公署还几次受到群众的包围冲击。至此，全城陷入军警与群众的全面冲突中，到处喊杀声震天，枪声不绝。这时，许多反动黑帮分子也都趁机混入群众队伍，别有用心地高喊“打支那猪”、“打阿山”、“打豚军”一类口号，煽动群众殴打外省人。一日之间，全市人民被军警屠杀者三百余人，受伤千人以上，军警和公务人员也有死伤，其中外省人死伤达千人以上。

　　经过一天的流血斗争，因为军警掌握有绝对的武装优势，起义群众在市中心区的斗争被暂时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占领了广播电台，立即利用广播电台向全省人民报导国民党反动政府军警屠杀人民和台北市人民被迫兴起起义斗争的详情，展开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群众起义斗争的宣传。同时，许多起义市民、学生纷纷转入郊区和附近各县、市，深入扩大起义的宣传动员。这些地方的群众也迅速投入起义斗争，收缴军警枪枝、夺取交通工具、破坏电线、殴打外省人。这时，台北市变成了一座陷于起义群众斗争怒潮包围中的死城。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的武装起义的怒涛迅速席卷台湾全省。

　　全省各县、市的起义斗争

　　基隆市：基隆市因距台北很近，二十八日台北有许多参加起义斗争的人于当日下午前往基隆联络，立即获得基隆市群众的响应。起义者纷纷占领市政府各机关、港口码头、车站。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开始出动军警、武装弹压，起义群众当将军警包围缴械，并进而袭击要塞司令部。这时，全市军警宪兵均集中退守要塞，凭借工事，以猛烈火力反击起义群众的连续袭击，使群众受到很大伤亡。

　　台北县：台北县治在板桥，去台北十公里。二十八日在省参议员林日高领导下发动起义，捣毁公务人员宿舍，焚烧供应局板桥仓库、空军站宜兰仓库，收缴罗东、苏澳、宜兰等地军警的武器，设立起义军司令部于宜兰招待所，指挥全县的武装起义活动。

　　新竹县：县治在桃园，去台北二十公里。县长朱文伯在二十八日下午去台北，被群众殴打，逃匿不敢回县。三月一日早晨，有青年学生三十多人由台北来桃园，与当地人民联系，发动起义。晚上开始攻击县政府、警察局及各机关，一部分军警公务人员都在警务处的警车掩护之下逃往台北，未逃出的都被集中拘禁。同时，起义群众把开往台北增援的二十一军一个团的军车截留，将副团长扣押起来。全县都在起义者控制之下。

　　新竹市：三月一日，群众在城隍庙附近集会，发动起义，焚毁专卖分局、地方法院、市府官舍，包围市政府、警察局，公务人员逃走星散。

　　台中市：三月二日上午，起义者以宪政促进会名义在台中戏院召开起义大会，由谢雪红担任大会主席，向群众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反动专政，组成包括各党派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联合政府。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随即占领市政府、市党部、空军第三机械厂、后勤部供应分站、第六被服厂、警察局、专卖局、广播电台等重要机关；开放军公粮仓库，配售食米。组织时局处理委员会，指挥起义行动；同时成立台湾自治军台中指挥部，组织武装部队，由吴振武担任指挥官，领导起义斗争的军事行动，起义者用武力解决了蒋军驻台中的六个宪兵队，俘虏官兵三百多人、空军第三机械厂官兵五百余人。警察百余人都被迫缴械投降；各机关的公务人员都集中拘留。这样，全市都为起义者所控制。由于台中的起义比较有领导、有组织，并有具体的斗争纲领，所以彰化、员林、大甲的武装群众，和埔里一带的高山族人都纷纷来台中集合，因此台中成了一个起义的重心。

　　彰化市：三月一日下午，市民在火车站集合发动起义，袭击市政府，包围警察局，迫令缴械，警察顽强抵抗，直到三日上午台中的起义武装部队赶来援助，将警枪全部缴械，起义者才控制全市，与台中联合一致行动。

　　台中县：三月二日下午，在台中市起义影响之下开始起义，占领县政府，枪毙警察局长，收缴警察枪枝，释放狱犯，接管各机关，全县大部分地区为起义群众所控制。

　　嘉义市：三月二日下午，台中起义人民数十人乘火车来市，在车站附近向群众讲演宣传，号召起义。旋即开始行动，占领市政府，控制交通电讯，广播电台。市长孙志俊逃匿宪兵队。三日，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三青团嘉义分团书记陈志复为主任委员，接管各机关。将外省公务员一千四百余人，集中拘禁。组织台湾民主联军，成立作战司令部，由陈志复兼任司令。以武装夺取军械库，进攻蒋军第二十军独立团第一营，该营溃窜红毛碑，所部第三连全部向起义军投降。旋与宪兵队汇合，窜守飞机场，顽强抗拒。嘉义全市除了飞机场一隅外都在起义军控制之下。

　　台南市：三月二日夜间开始起义，包围警察局，缴取枪枝。四日上午，继续迫缴保安队、被服厂、第三监狱的全部枪械弹药。拘捕外省公务人员，接管市政府以下各机关。

　　台南县：三月二日夜间发动起义，围攻平六、虎尾、东石三区署，同时以武装占领北门、新营、新化等区署，夺取县警枪枝。盐水、磨豆两糖厂工人都起来响应拘捕厂中外省人员。三日上午，接管县政府各机关。

　　高雄市：三月二日上午，本市人民开始起义。下午附近许多起义群众进入市区，与市民会合，捣毁警察局及盐埕派出所，缴取武器，占据市政府，成立处理委员会，组织台湾自治军，由涂光明担任总指挥，围缴寿山蒋军枪械，占领一〇五后勤医院，集中拘禁外省公务人员七百余人。全市机关工厂、码头港口大部为起义群众所控制。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集中市区内外蒋军残余武力，凭借要塞，困守顽抗，不肯投降，并不时袭击市区起义人民，肆行杀戮。涂光明率领义民万余人包围要塞司令部，勒令缴械。彭孟缉极其狡恶，初则虚与起义人民谈判，及闻蒋军援军将到，乃实行疯狂反扑，往返冲杀，起义群众伤亡最为惨重。

　　高雄县：县治设凤山，距高雄市仅十公里。三月二日，与高雄市同时发动起义，占领县政府，包围警察局，缴取警察武器，组织处理委员会。三日，进围二十一军独立团部及所属炮兵连、运输连、卫生队，迫令缴械。彭孟缉闻讯，派遣部队来县，对义民大肆屠杀，蒋军随同援兵逃窜高雄。凤山县城及冈山、恒春、东港、潮州诸区署都为起义军所占领。他们还派遣了一部分起义军向台中、台南各地进攻，协助各地起义人民。

　　屏东市：三月四日群众在庄迎领导下发动起义，占领市政府，市长龚履端被扣押，旋逃匿宪兵队。起义军乃包围警察局，缴取警察武器，进攻宪兵队及当地驻军，迫令缴械。同时屏东市制糖公司工人全体响应，投入斗争，收缴厂警武器，拘捕外省人员。下午，成立处理委员会，由市参议会副议长叶秋木主持。成立治安本部，集中武器组织治安保卫队，分别接管全市各机关工厂。五日，设立作战指挥部于省立女子中学，向宪兵队实行武装袭击，死伤很大。下午，附近山地高山族来市协助作战，宪兵队不支，窜守城郊飞机场，继续顽强抵抗。全市除了飞机场一隅外都在起义军控制下。

　　台东县：三月三日夜间市民开始起义，袭击县田粮处仓库，开仓将粮食分给人民。四日，围缴宪警、驻军及飞机场武器库，控制电台、交通工具，接管县政府各机关及各区署，组织处理委员会，全县均为义民所控制。

　　花莲县：三月四日，由省参议员兼三青团干事马有岳领导，在花岗山召开群众大会，提出对台湾善后十二项要求，组织处理委员会，接管县政府以下各机关。成立青年大同盟，以许锡谦为总司令，围缴县中宪警枪械，武装起义军队。同时海南岛归台青年组织“白虎队”、地方浪人组织“金狮队”。殴打外省人，提出“台湾实行独立”、“打支那猪”等口号，情形颇为复杂。

　　澎湖县：自三月三日以后，县中青年学生组织“青年自治同盟”。同时县参议会与各界起来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进行宣传讲演。因该县为海岛，与省内隔绝，反动的武装军事压力太大；所以没有发生武装起义行动。

　　高山族：高山兄弟民族为台湾原住土著，分为泰耶尔、齐阿、不奴、耶美萨特、拔湾、阿美、萨锡多等七个部族。据一九四二年调查，共有159594人。分布于台湾中央山脉地带。性情强悍。在日本统治时期，因反抗压迫，曾有一九三〇年的雾社事件，一九三一年的毕斯屯事件，一九三二年的大关山事件，一九三三年的逢坂事件，先后爆发大规模的流血斗争。陈仪统治台湾以后，对于高山兄弟民族采取歧视压迫政策，因此引起高山族人的仇恨，一九四六年冬，在台中埔里一带曾发生杀害政府职员，抢夺粮食的事情。二二八起义的火焰烧起以后，在台中埔里一带，屏东附近雾头山、大武山一带的高山族人都纷纷集合起来进入城区，响应起义。各地高山族人以平日和外间很隔阂，得信较迟，等到他们起来，各地的起义火焰已被镇压下去了，所以除了在台中县、台北县、台东县、高雄县等地殴杀了一些公务人员外，没有来得及汇合成为起义巨流。据台中县长刘存忠说：“在阿里大山附近，日本曾藏有大批军火，当时尚未运出，这些地方是高山族区，他们因为不知道有这批军火，台中的起义人民也不知道。在起义中这批军火如果落到人民手中，台湾的起义便不会这样迅速被蒋军镇压下去了。”

　　陈仪的应变手法——由欺骗缓和到军事屠杀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枪杀请愿群众的惨案发生以后，陈仪马上宣布全省紧急戒严，准备实行进一步的残酷镇压。但是因为这一天台北的人民已经掀起了群众性的武装起义斗争，基隆、新竹、台北等县市群众已经起来响应，而台北市的蒋军实力薄弱，各县市的驻军，又因各地人民正在纷纷准备起义，无法调动集中。陈仪只好改变策略，一方面暗中向蒋介石告急乞援，部署镇压，一面暂时采取缓和的姿态，来应付起义群众。他在三月一日下午向全省广播，宣布政府对起义群众的行动采取“宽大政策”，要求人民迅速恢复秩序，并允许自当晚十二时起解除紧急戒严；为了迷惑群众，他还指定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参政员林献堂，省参议员蒋渭川、黄添灯，台北市长黄朝琴等和长官公署民政处长周一鹗、农林处长赵连芳、工矿处长包可永、警务处长胡福相、法制室主任任显群等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群众方面已从国民党政府一年多来残暴统治的事实教训中看出了陈仪的两手阴谋的实质，并不因为他这种手法而放松起义。台北市各大专学校中等学校青年学生举行大会，组织学生军，号召全省各县市，积极发动起义；同时揭露处理委员会只是一个政府的御用工具，不能代表民意，要求由工会、商会、学生、市民及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五方面选出代表参加，当即提出各方代表名单。陈仪在群众怒潮之下，只好于二日下午再度广播，表示承认处理委员会容纳各方代表。但是他又暗地唆使长官公署的人都退出处理委员会，企图拆台。可是处理委员会并没有因此泄气，并且进一步运用它做为指挥起义工作的机构，于三月三日上午在中山堂举行第一次会议，决议成立忠义服务队，做为人民自卫组织，要求政府撤退市内的巡逻军警和哨兵。成立治安联合办事处。这时还很快出现了台湾学生自治同盟、台湾自治青年同盟、台湾学生联盟、兴台同志会、海南归台者同盟、警政革新同盟、若樱敢死队等持有各种不同政治主张和目的的组织纷纷展开活动。到三月四日，全省各县市都已经先后相继起义。处理委员会已成了全省起义活动的领导中心，通知各县市参议会都组织各县市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来省，共筹善后大计。同时制定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大纲，于常委会下设政务局、处理局，分总务、治安、交通、粮食、财务、调查、交涉、计划等组；推派代表黄添灯等四十多人向陈仪提出改革台湾政治的各项要求。陈仪这时看到处理委员会虽然成了全省人民起义活动的中心，但是它的内部分子复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所以他又使出进一步的阴谋诡计，继续向处理委员会表示“宽大”，要他们尽量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与政府共同“协商”，藉此争取时间，等待蒋军的援救。处理委员会没有了解他的意图，于三月六日电蒋介石提出五项要求：1.重用台湾人，省府处长以上及各机关负责人由台籍人员担任；2.各级法院院长及首席检察官尽先用台籍人员；3.日产处理委员会必须考虑人民正当利益；4.请速派大员来台处理本案；5.勿用武力弹压，以免事态扩大。同时处理委员会汇集各方意见，向陈仪提出对目前处理和根本善后的三十四条要求⑤。关于目前的处理意见，要点是：

　　一、政府在本省各地的武装部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由各地处委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以免继续发生流血冲突事件。

　　二、政府部队解除武装后，地方治安由民众组织与宪兵及非武装之警察共同负责维持。

　　三、中央不调兵来台镇压。

　　四、在事件解决以前，政府的一切措施须与处理委员会洽商进行。

　　五、立即惩办一切贪官污吏，撤换外省籍不称职人员。

　　六、立即释放事变中被捕的一切人员。

　　七、不追究事变的责任者。

　　八、优恤死伤人民。

　　九、惩办事变的凶手。

　　关于根本善后方面的：

　　一、台湾防务由台籍征兵担任，中央不派兵来台驻防。

　　二、在内战终止以前，除以守卫台湾为目的之外，绝对不得在台湾征兵，以免台湾陷入内战旋涡。

　　三、驻本省的陆海空军军官由台湾人担任。

　　四、撤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

　　五、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行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

　　六、撤销长官公署，成立省政府。

　　七、县市长于本年六月前实行民选，同时改选县市参议会。

　　八、废止民意机关候选人核定办法。

　　九、省处长及单位主管官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

　　一〇、外省籍与台籍公务员一律待遇平等。

　　一一、撤销专卖局，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制度。

　　一二、撤销贸易局。

　　一三、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

　　一四、设置民选之公营事业监察委员会，日产处理应委任省政府全权处理，各接收工矿企业应设管理委员会，委员过半数由本省人充任。

　　一五、合理调整台币和法币的比值。

　　一六、废除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制。

　　一七、无偿送与中央的十五万吨糖，应照价偿还台湾。今后不得再以无偿方式征取台湾物资。

　　一八、禁止政治性的逮捕。

　　一九、除警察得依法拘捕人民外，任何机关人员不得逮捕人民，宪兵除军队之人犯外，不得逮捕人犯。

　　二〇、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

　　二一、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罢工自由。

　　二二、废止新闻杂志发行登记检查。

　　二三、撤销宣传委员会。

　　二四、释放战犯及汉奸嫌疑犯。

　　二五、保障高山族同胞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权利。

　　在提出的各项要求中，据说在最初还有人别有用心地提出“台湾实行独立”、“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要求，也一并提出，旋又由处理委员会声明取消。

　　陈仪当知道蒋介石的增援部队快要到来时，就很快丢开了“宽大”的假面具，首先对处理委员会所提出上述要求断然拒绝，并说处理委员会“分子复杂”，下令解散，随即宣布全省再度紧急戒严。为了防止新闻界揭露其残酷镇压的事实，先后将“人民导报”、“中外日报”、“大明报”、“重建日报”、“民报”、“大公报”台北航空版等六家报馆加上“有异己分子挑拨政府与人民间之感情”、“深中日本毒化之遗毒”的罪名，予以查封，并逮捕“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重建日报”社长苏泰皆，“中外日报”社长林忠贤，“大明报”经理艾瑞生、主笔王孚国等。上海“商报”、“大公报”的驻台记者鲍世杰等也遭到扣押。对台湾和内地的电讯、通信都加以严格检查。他采取这种种封锁新闻的办法，使全国人民听不到台湾同胞反抗蒋政权残暴统治的正义呼声，无从了解他们武装起义的真相。

　　三月八日上午，宪兵第四团的两营宪兵由福建到基隆。当时基隆港口已被义民占领，基隆要塞司令部趁机以兵力内外夹攻，掩护登陆。当即开往台北，开始军事镇压。当晚和第二天，蒋军第二十一军的两个师也陆续由上海赶来台湾，和当地的军警配合行动，向全省起义群众进行疯狂屠杀。

　　这场屠杀一直继续到三月中以后才逐渐停止。据陈仪当时对我说：“在这次事变中死亡的，共计有三千人左右，其中除了四百多人是军警，八百多人是公职人员外，本地人民死者约一千八百人。”⑥其实他这个统计数字，除了军警和外省籍公职人员的死亡数字大致可靠外，对本地人民的死亡数字，是缩小了很多的，被杀害的人民实际远在这个数字之上。当时被屠杀得最惨的是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嘉义、屏东等处。据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对我说：“从三月二日到十三日，高雄市在武装暴动中被击毙的‘暴民’，初步估计，大约在两千五百人以上。”据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说：“基隆大约死了一千人左右。”台中、嘉义的起义人民和军警战斗了三天，据台中市长黄克立、嘉义市长陈东生的报告，单在市区城郊收埋的尸首，在台中有八百多具，嘉义有七百多具。台北市除了二月二十八日一昼夜间被屠杀的人民有三百多人外，以后每天陆续都有死亡。八日蒋军赶到后，陈仪对各学校的教员、学生实行大捕杀，在八、九两日中被枪决的就有四五十人。据杨亮功和台湾监察使署人员的调查估计，台北市民死亡在五百人以上。屏东市民因为和宪兵队几天的战斗，据市长龚履端的报告，市民共计死了四五百人。此外各县市在武装起义斗争中，死亡大都在百数以上。在军事大屠杀以后，接着由党、政、军、宪、警联合实行全面大搜捕，加以秘密杀害，这样被杀害的人民当不下千数。在搜捕高潮中，因为各地方的监狱容纳不下，又怕劫狱、越狱而被送到火烧岛去的，据说有一千多人。在起义斗争中受伤的人数，更是无法统计，因为当时受伤的人，为了怕被军警发现逮捕，大都是忍痛藏在家里，不敢出来，也不敢就医。甚至重伤倒在路上的人，家人邻舍，恐遭连累，不敢抬救，以至在军警清除尸首血迹时，就惨遭活埋了。在台中有人告诉我，事变平息以后，在街道要冲地方，许多人家是全家人死尽，绝了人烟。所以总计台湾同胞在这次起义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连同受伤的，估计当在一万人以上。

　　蒋介石的两手作法——明施“宽大”、暗加镇压

　　二二八起义开始爆发时，陈仪以为问题不大，所以在他最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由于市民与经济警察之误会，发生冲突，虽有少数奸徒，趁机滋事，致有死伤，旋即平息。”到三月二号，他看到群众起义斗争已如火燎原，席卷全省，才慌了手脚，把事变的酿成说是由于“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间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⑦”当时正值蒋介石向东北、华北各地发动大规模的内战，被人民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情势紧张，无军可调的时候，但是为了抢救这块肥肉，除了立刻抽调二十一军的两师军队和驻福建的一个宪兵团，限期开赴台湾，执行军事镇压外，接着特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指挥军事，决心以军事力量镇压到底。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杀气腾腾地说：“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之台胞，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藉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趁机煽惑，造成暴动，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范围。而且昨日又有袭击机关，抢夺武器等不法行动，相继发生，故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蒋介石虽然这样露骨地叫嚣要对台湾人民实行武力镇压，但是白崇禧到底比较乖巧，他怀着鬼胎，不敢马上去台湾，一直等到蒋军在台湾各地的军事镇压已经初步得手，才于三月十七日以“宣慰”的名义飞往台湾。他到台湾巡视各地，知道一些事变真相后，他知道台湾人民的公开反抗虽是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如果单纯继续采取血腥镇压的办法，不但将逼起全台湾人民继续进行顽强的反抗，而且会使这块可供蒋政府大量榨取的土地，遭到严重破坏。加以廖文毅一帮汉奸和日寇余孽，都正在驻台北美国总领事馆的包庇下，想趁机把事情扩大，引进美帝国主义出面干涉，来扮演“台湾独立”、“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把戏。当时台北的美领馆已经公开成为这帮家伙隐藏集合、发号施令的托庇所。三月三日，有称为台湾大学学生代表的几个人到美领馆请求援助，说：“台湾人民因为不堪中国人的压迫，因此有这次的独立运动发生。要求给以正义声援，借给枪械。”美国的报刊也趁机大肆宣传，如“生活杂志”登载爱金生一篇台湾通讯说：“台湾人亟于求得独立，接受美国的保护。”因此，当时美国藉口护侨，把许多军舰都集中到基隆、高雄附近，陆战队准备随时登陆。当时美帝国主义想把台湾趁机从蒋帮手中抢过去的阴谋，已经成了公开的事实。在这种情势之下，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采取暗加镇压、明施“宽大”的两手政策。经蒋介石批准，由白崇禧以国防部长的名义，于三月十五日向台湾人民广播，并于十七日发布国防部宣字第一号布告，宣布对台湾善后措施的四项办法，即：

　　一、调整地方政治制度：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县市长实行民选，日期由长官公署决定，各处民选三人，由省府圈定一人。

　　二、改正经济政策：划分公营民营工业范围，缩小公营事业范围。长官公署现行经济制度及一般行政与中央相抵触者加以修正或废止。

　　三、调整地方人事：主席不兼警备总司令。各厅处长尽先任用本省人。本省籍公职员与外省人待遇一律平等。

　　四、恢复地方秩序：结束处理委员会及临时类似不合法之组织。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人员，除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

　　在四项善后措施公布的同时，还宣布解除全省紧急戒严令，停止军事镇压。又以牺牲陈仪的手法，由国民政府对陈仪明令撤职查办。这一着处理，在蒋介石算是唱一出“挥泪斩马谡”，在陈仪自己也是没有料想到的下场。所以在南京对他撤职查办的命令发布后，台中“和平日报”的台北版首先发表陈仪撤职查办的消息，他在气愤之下，把“和平日报”查封⑧。撤职查办令发表后，陈在和我见面时对我说：“我是为了成全中央，做了牺牲者！”又说：“我在台湾的重要措施，都是秉承上面的意思办事，现在要改弦更张，也未必能把台湾搞好！”言下颇为傲然自得。陈仪虽撤了职，他的重要帮手严家淦等，都一直在台湾得到蒋介石的重用。陈仪去后，台湾省主席的继任人选虽然CC、黄埔各方面都群起逐鹿，结果还是由政学系的魏道明来接任，表面设施换了一些招牌，实际措施都是“萧规曹随”，并无更改。四项措施虽然允许省主席不兼全省警备总司令，但是不久换上镇压起义最凶残的彭孟缉为台湾省警备司令。军事镇压表面宣告停止，而蒋军无限期驻扎台湾，执行镇压。并且实行用党政军宪警联合进行暗中逮捕杀害的办法。所以蒋介石之撤换陈仪，在当时完全是迫于情势，不得不牺牲他。对于台湾人民的镇压，并没有因此丝毫放松。

　　在蒋介石对统治台湾的新手法拿出来以后，我和杨亮功为了配合这一套手法，对已经撤职查办的陈仪放出一通马后炮，公布我们对起义经过和陈仪治台失当情形的调查报告，对陈仪提出弹劾案。在巡视各县市时，召集当地一些人士，宣示“中央德意”，以爱国的大义“慰勉”一番。同时接受一些人民的控诉，惩办了几个贪官污吏，来帮助蒋政府欺骗台胞，巩固对于台湾的反动统治。我们回到南京以后，在向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情形时，还当面向他提出一个“关于台湾善后问题建议书”。在建议书里重要的几点是：第一、台湾是一个已经建设得很好，物资又很丰富的省份，中央应该先行恢复其战时创伤，再行运用其资力，不宜杀鸡取卵，征求过切。所以主张取消专卖制度，改善贸易制度，清查敌产接收，调整台币与法币比值，停止对台粮食、糖、煤等物资的征取，扶植民营企业，缩小公营土地，实行授田制度等。第二、设法调和台湾人与内地人的感情。主张所有外省籍与台籍公职人员一律待遇平等，对内地与台湾的公职员实行交流调动，多选送台湾青年入内地各省市学校求学，撤除在台省不称职的外省籍公职员，肃清贪污，发还误做敌产没收的台民资产等。第三、防止外人势力在台湾的侵入间离。主张清洗日本在台湾的残余势力，征召台籍日军官兵入伍，分散编入各部队，注意美国夺取台湾的阴谋，加强台民爱国教育等项。记得当时蒋介石看了我们的建议以后，在谈话中对于建议中“注意美国夺取台湾的阴谋”一点，表示很不痛快，他说：“在这次事变中，美国朋友还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不相信他，恐怕会要影响中美亲善的。”对其他各项建议，他似乎对于“征召台籍日军官兵入伍”一点特别注意，他详细向我们问：“台湾人原先在日本军队里一共有多少人？他们在事变中是不是都附和共产党？”在听了我们说：“有四五万台籍日军，他们的思想问题不是附和共产党，而是受日本军阀灌输的毒素很深。”他表示很满意，一连来了几个“呵呵！”果然不久就有几万曾经在日军中当过官兵的台湾青年被征召到蒋军中去当内战炮灰。

　　台湾人民英勇的二二八起义，便在蒋介石这种明施“宽大”，暗加镇压的两手镇压之下，暂时平息下去了。十五年来，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继续盘据台湾，对台湾同胞进行变本加厉的血腥统治和压榨，台胞的痛苦和怨恨当已十倍于二二八时。他们一定会踏着先烈的血，举起人民的义旗，消灭他们的敌人，回到祖国的怀抱。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一九六三年六月）

　　①这些团体都是日本在大战期间，为了加强对台湾人民的统治，在青年学生、工商界及农民中以发扬“战时国民运动”精神为幌子，以反动黑帮分子为骨干而成立的。

　　②台湾人民的十二次反日斗争是：一、一八九五年林大北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二、一八九六年刘德杓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三、一八九八年陈发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四、一九〇一年詹阿瑞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五、一九〇七年蔡清淋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六、一九一二年刘乾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七、一九一二年黄朝领导的革命运动；八、一九一二年陈阿发领导的革命运动；九、一九一三年罗福星领导的革命运动；十、一九一三年张火炉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十一、一九一四年罗阿头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十二、一九一五年余清芳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

　　③日本投降时，台湾总督安藤利吉集中驻台日军，于准备遣散台籍官兵前，在台北集合日、台籍尉级以上军官，举行志别式。在宴会上，台、日籍军官分两边列坐。台人饮劣等米酒，日人饮上等清酒，引起台人愤怒，当场提出抗议：“日本人在台湾压迫了我们五十年，今天你们投降。我们是战胜国的主人，还对我们采用这种歧视对待，我们绝不能继续忍受！”纷纷用酒瓶掷击对席日人，演成短兵相接的流血斗争，双方死伤二十余人。

　　④当时台湾的私烟来源，大都为内地籍军人官吏由上海福州等处大批私运入境，由经纪人包买售与小商贩。小商贩在层层剥削下，所得利润极微，而查缉时受累被罚者也都是他们。

　　⑤要求的内容当时各方传述不同，有说是三十四条、有说是四十二条。因为这些要求不同集中在一次提出的，因此对要求的内容和条数都有不同的说法。

　　⑥据他后来发表的正式报告说，军警死亡440人，公职人员及起义群众死亡1860人，总计死亡2300人。比对我说的死亡数字更有缩小。

　　⑦这两个电报是我在动身去台前在国民政府文官处调阅有关案卷时看到的，本文所引系电报大意。

　　⑧在陈仪统治台湾时期，为了钳制舆论，除在长官公署设立宣传委员会，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检查控制，发布歪曲事实并替他个人吹捧的新闻报导外，还由党政军系统办了台北“新生报”、台中“和平日报”、台南“中华日报”，做为官方宣传工具。“和平日报”为军方所办。事变发生后，台北报纸多为陈仪所封闭，“和平日报”即趁机办了一个台北版。平日军方与陈仪因争权夺利，常有齟齬，所以在得知陈仪将倒台时，即首先刊布一些使他难堪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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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后南行杂写（《台湾月刊》记者）

　　风光明媚，四季常春的台湾，一向安谧恬静，多少人艳羡着。来台观光的人，往往留连不忍去。可是，为了缉烟事件的小小风波，一泓止水，竟激起了狂澜，现在虽已事过境迁、风平浪静，但在每个人的印象中，仍留着一个烙痕。身历其境的人，言之尤不胜怵悸。

　　事变发生，引起各方的瞩目。中外记者，纷纷来台，带着不同的心境，透过各色的灵视，从各种角度来认识这件事。立场不同，想法当不免歧异。台湾当局，为使外界明了真相，一任自由访问，俾获各地实录。笔者前后两次，适能偕行，偶有所获。一鳞半爪，愿供参照。

　　三月廿六日来台的有美国时代生活幸福杂志驻华办事处主任葛威廉，卅七岁，来华一年许，老于世故，颇具洋人特有之骄矜习气，为人诡谲精敏。又一为纽约前锋论坛报记者蓝德，卅四岁，爽直有礼，稍谙汉字及国语，来华三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无法判断其对中国有无好感。三为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编辑鲍威尔，廿七岁，生于中国，在美国大学卒业，总计在华约十余年之久，并不谙中文，为人和蔼可亲，但从他回沪后在密勒氏评论周报所发表的东西看来，对中国并不了解。也许太年轻的缘故罢①！廿九日同赴台中，笔者南行，这是初次，本可藉此游览，只可惜这次任务不同，情绪极为郁窒，加之各地真相未明，传说纷歧，实有有口难言的苦处。一路窗外风物虽佳，实在无心恋看。只让它一刹刹地向后驰去。抵台中约下午一时许，已由市政府林局长于车站迎候，介绍后至醉月楼午餐。

　　台中市街道宽广，建筑整齐，通衢小巷，均极整洁，各处并无破坏迹象。店铺存货充实，足征商业情形不恶。饭店酒楼咖啡店尤多，醉月楼是最好的，富丽精洁，菜肴也多京沪口味，笔者经五小时之旅程，腹中早闹饥荒，便乘机吞嚼一顿再说。这次市府全由林局长招待（黄市长公出台北），报告事变经过，归纳约可志者数点：（一）台中市暴徒来自台北，约数十人，先在车上鼓动叛变。（二）由共党领袖谢雪红领导流氓，组织学生，招募日本时代失业士兵，作有计划的“接收”政府工作。设“作战参谋本部”，谢自任“参谋长”。（三）××团团员高良贵，企图混水摸鱼，在事变中很活跃，及后被捕伏法。（四）暴动期间，外省人蒙受损失不赀，被殴致死的仅三数人，伤数十人。（五）国军抵台北，谢闻讯携四、五十人及少数武器遁入山区。经二十一师追击，听说已经驱散。

　　午后，各该记者对谢雪红氏之身世，颇感兴趣，遂同访中央社及和平日报，得本地记者二位，一个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又一个是五、六十许之老者，身体羸弱，衣着褴褛，写字手频作颤。他们详尽的叙述，颇使大家满意，虽经过好几度翻译，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味的资料。

　　当晚，访二十一师师部，因刘师长陪白部长巡行各处未返，由江参谋长接见，所述各点大体如上。

　　卅日晨原拟径返台北，但他们忽然决定在新竹下车，想看×××，以为新闻报导的新奇资料，不曾得到要领。但经过他们繁琐的探询，间接方面究竟获悉了一点。

　　新竹陈市长贞彬就任仅半月，诚恳报导接事经过。陈原系市政府主任秘书，原任郭市长事变后辞职，参议会遵令提出三人，由长官圈定为该市市长。据陈市长报告，新竹市于台北事变发生时，秩序甚为良好，无何台北暴徒来此骚动，遂有殴击当地外省人，劫掠宪警枪枝等事发生，双方接触，稍有死伤，合共死四五人，伤卅余人，及后国军到达，匪徒闻风窜去，现该处仍有国军驻留，下午一时见宣抚归来的白部长，先由部长将事变经过阐明，及后各记者发问，有问今后是否将继续发生类此事件，部长以极肯定之语调答称：“台湾少数野心家及流氓暴徒，已被慑服，枪械几已全部缴出，当决不致再有类此事件，本人这次来台，奉命宣慰，使各地秩序早日恢复常态。善良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当日下午三时搭车返北。

　　三月廿九日晨搭快车赴高雄作第二次南游，同行的计有新闻报谢爽秋先生、王康先生，申报江慕云先生，大公报何添福先生，南京和平日报萧铁先生等五人，其中除谢先生专程来台访问外，其余都是驻台记者，事变中目击一切实况，认识均已清楚，南行目的，旨在明了实况而已。

　　大部记者，与笔者均属初交，但彼此交换若干意见后，逐渐认识，空气慢慢轻松，旅途劳顿，不觉忘怀。

　　火车上并没有茶水送来，必须到餐室去喝，但餐室又座无虚席，也有很多是泡了一杯咖啡要坐到目的地才下车，这样，似已失去服务旅客之原意。尚盼有关当局改善。我们只有嚼食水果解渴。车抵台中，村落甚密，新禾如茵，乡村风物，俨然江南，笔者离乡多年，过此如返故土。农民房舍衣着，以及生活习惯，一如中国本部。今日很多人强调台湾人民生活迥异祖国，实是肤浅之论，因台湾城市不多，都市人口稀少，且有不少来自农村。日人毒化所及，可说仍偏重于都市的，而广大的农村生活、意识形态，仍旧是古中国式的，台湾永将属于中国，尽管有人希望国际托管！这真是笑话，台湾仍是中国的一部，过中国式的生活，怀念着大陆祖先的坟墓！

　　嘉义南去，气候顿感炎热，那边的温度，当比台北高好几度，车外亚热带植物很多，下午六时半抵高雄，驻宿社会公寓，初入时侍女招待不甚周到，何先生顿时神经过敏，认为仍有危险，一时愁眉不展，幸好这种感觉没有传染给别人，后来招呼我们的下女到了，实与一般旅舍并无二致，甚至要更好些，何先生的一场愁云，始告消散。

　　次日晨访高雄黄市长、参议会彭议长、及要塞司令部王参谋长，当晚转嘉义，宿嘉义旅馆，卅一日访嘉义县市长及参议会张主任秘书，及宪兵队李队长。

　　按嘉义市在事变期间较其他各县市尤为严重，因该市为台湾南部重镇，地势险要，进可控制台南、高雄，如果失利，可以退守阿里山，或从海路遁去。事变发生，流氓首领陈复志等乘机活跃，组织“义勇军”、“学生军”及“海军部队”等，并号召各地参加，四日即开始行动，各地到此趁火打劫的，颇不乏人。并有计划攻打宪兵队队部及飞机场，强迫索借红毛埤仓库弹药，当因守军兵力单薄，秩序无法维持，全市混乱不堪，国内人之店铺住宅，被捣毁的很多。公务员损失尤巨，所谓人民代表，都变为暴徒工具，其中参与活动企图渔利的，也大有人在。七日宪兵队感受严重威胁，李队长率全队十八人将公教人员眷属护送至机场，仍返城中队部驻守，次日晨与当地驻军（约二连）取得联络，分两路开赴机场守卫，但一部为暴徒冲散，到机场的只有李队长及驻军一排，即在机场构筑工事守卫，当晚大雨滂沱，暴徒聚众约二、三千人，以极猛烈的火力向机场袭击。宪兵队以少数弹药，沉着应战，始终保持阵地，未被冲入，最后，宪兵们把握时机，利用火力较稀时跃出战壕，向他们冲击，究因暴徒们战斗经验较差，且日来奔跑射击，饥渴劳顿，都手足无所措，不及逃逸，举手投降。也有不少死于乱弹之中的。第二天，暴徒等见无机可乘，逐渐窜散，后来国军空运抵达，秩序渐趋恢复，嘉义市的没有沦于不可挽回的境地，李队长的功绩不小。

　　卅一日抵台中，当晚宿闽南旅馆，次日晨访黄市长，市长以极大之诚意，缕述被困经过，细细写来，可成一极生动的报告文学，午间与黄市长同进午餐，一时搭车返台北。

　　归途中，适与杨监察使亮功何监察委员汉文同车，各位记者先生曾就此次事变因果，与杨何二氏广泛讨论，综合意见，大体不外数端：（一）无业游民，为野心者利用（高雄基隆等工厂工人，参加暴动者殊寥寥，并劝阻暴徒殴击外省人），事变既生，野心分子，便认为有机可乘，恣意骚动，造成星火燎原的结果。（二）少数台胞及青年学生受日人毒化教育对中国认识错误；始则盲目冲动，几则发为盲目排外。（三）台胞识见往往限于“小我”范围，对国内风情也多隔阂，以少数误作全般，尤为一般常情，性情偏窄，胸襟狭隘，这次事件，与其说是积怨的进发，还不如说是盲目的冲动。总之，事变酿成，自属不幸。大家痛定之余，都应该深自反省，同知警惕。台湾既为祖国一部分，已命定了和祖国同一命运，祖国的盛衰隆替，台湾自将休戚与共。若不能高瞻远瞩，分析大势从根本去认识祖国，为积极革新准备，而只一味作幼稚的幻想，或无名的抱怨，那么这次惨痛的教训，还不够深切体验吗？

　　①按鲍氏原文的价值如何，读者自可判断，笔者毋须多论，即就其文内泄露的偏见和攻击的“火气”两点来说，若非出于恶意，那就是不成熟的表示。

　　（《台湾月刊》第六期，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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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情结的系铃与解铃（陈芳明）

　　——评“杨亮功调查二二八事件报告”

　　一份受人瞩目的事件报告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受南京政府的指示，随着福建宪兵第四团的两营宪兵，乘舰抵达基隆。三月九日，整编的第廿一师，也乘坐“太康舰”从上海登陆基隆。两营宪兵与两师军队是为了镇压二二八事件的反抗而来，杨亮功则是奉命来台调查事件的起因与经过。三月廿二日，另一位监察委员何汉文，也从上海坐飞机抵达台北，加入杨亮功的调查行列。

　　杨亮功与何汉文的调查工作，在四月十日结束，十一日离开台北飞往上海，十五日写成报告，十六日把报告书交给当时的国民政府蒋主席。这份报告书送到中央政府之后，便决定不公开了。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整整四十一年的时间，引起不少人对这份文件的猜测。

　　自去年二二八事件第四十周年的和平日纪念活动之后，海内外人士要求公布官方文件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国民党内的高级官员一再否认藏有关于事件的史料。今年二月廿二日，新任总统李登辉在记者招待会上，呼吁纪念这个历史事件者勿“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三月四日，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答复黄主文的质询说：“二二八事件，在行政院运台档案中，并无所见，政府并不阻止任何人来作学术性的研究；但事隔四十一年，这个伤口早已愈合，今天我们不必要再来揭开它。”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来，国民党不想面对这项历史事件，甚至还有意掩盖事实真相。

　　民进党监委林纯子，在三月八日提案，并经监察院院会决议，应该组成特别委员会彻底调查，并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此一决议案，送交内政、国防两委员会深入研究处理。三月九日，监察院在事先没有预告的情况下，把当年杨亮功调查二二八事件的报告书公诸于世，这是国民党官方有关事件的资料第一次见到阳光；此一文件公布时，距离当年杨亮功抵达基隆的时间，整整四十一年。

　　杨亮功、何汉文的报告书，并不是当年事件的唯一见证。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国防部长白崇禧，也奉命到台湾宣慰。在他之后，蒋经国也飞到台湾了解实况。蒋经国到台湾的目的，主要是因为他在一九二五年到莫斯科留学时，与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人领导者之一谢雪红同学。蒋经国希望透过这一层留学的关系，说服谢雪红放弃武装战斗。除此之外，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前甘肃省主席朱绍良，都奉南京的指令赴台抚慰。与此同时，旅居上海的六个台湾人团体，于三月十一日由杨肇嘉、陈碧笙、张维贤等人领导飞抵台北，这一台湾人团体在台北停留一天，就被陈仪胁迫离开台湾。三月十五日，此一团体发表“台湾旅京沪六团体关于台湾事件报告书”。

　　因此，杨亮功、何汉文的事件调查报告，只是当年诸多见证中的一份资料。它之所以引人注意，主要是因为它代表官方对于事件所采取的态度。这份文件公布的内容，果然不出所料，完全是站在陈仪的立场来讲话。如果熟悉当年国民党针对事件所发布的公告、文件、声明的话，那么杨亮功的调查报告提出的内容，并没有任何使人感到讶异之处。确切一点来说，在杨亮功报告书写成之前，国民党的事件观点就已经确立了。这可以从下面数项文件获知：

　　一、“蒋主席指示处理台湾方针”（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中枢纪念周讲词）

　　二、“国防部宣字第一号布告”（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三、“白部长对全国广播词”（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七日）

　　四、“白部长在台记者招待会书面谈话”（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五、“白部长报告事变起因及善后措施”（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

　　这几份官方的声明与谈话，决定日后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解释。以杨亮功报告书的内容，与上述文件相互印证的话，就可知道他们的观点、态度都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杨亮功调查所获的真相，并没有超出白崇禧、陈仪等人对事件的解释。

　　杨亮功报告书，与同行的何汉文后来所写的回忆录，内容截然不同。何汉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留在中国大陆，他参加了中共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在“湖南文史资料”第四辑，写了一篇“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何汉文的回忆承认，他们所写的报告书，是为了配合南京政府的既定政策。他并且形容这份调查报告，是一份“马后炮”。

　　但是，无论如何，在四十一年之后，杨亮功报告书终于能够重见天日，至少能免除多少人的寄望与幻想。国民党既然能够走出第一步，那么，以后应该还会公布其他的文件才对。这样做，必然有助于后人对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尽管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多么偏颇，但至少能帮助研究者去探讨当年国民党在事件中的态度，并且也可以窥见事件后国民党所做决策的一些背景。

　　与民情隔绝的报告书

　　杨亮功是在当年的三月八日到达台湾的，又在四月十日结束他的调查工作。因此，他在台湾期间，正是由民众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遭到陈仪解散之后，而军警特务正式在全岛各地进行清户口、逮捕人犯等等白色恐怖的行动之前。在那段风声鹤唳的期间，杨亮功显然没有机会去了解当时台湾民众的思考与情感。报告书中，提到的二月廿七日至三月八日事变经过，并不是杨亮功亲自目睹的，而是由陈仪供给的资料。这说明了为什么报告书内容，与官方后来出版的宣传书籍颇为相似。陈仪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出版“台湾暴动事件纪实”，以及国防部调查局以“劲雨”名义出版的“台湾事变真相与内幕”，就比这份报告书翔实。正如其他官方书籍一般，杨亮功在其报告书中，都一律把参加反抗的民众称为“暴民”、“暴徒”、“流氓”。至于，这些民众为何会变成暴民、暴徒、流氓，报告书中全然没有提及。军队的大肆镇压与屠杀，是从三月九日开始的，随后又于三月十三日派遣装备极佳的第十四师、第十七师到台湾；三月十八日另派驱逐舰太平号赴台。这些事实，在当年的上海“文汇报”都有清楚报导。当时身在台湾的杨亮功，对于军力的镇压扫荡的情况，竟然都没有写入报告之中，而只反复强调“暴民”反抗的报导，从这点可以证明，这份调查报告并没有反映民意，只是站在官方的立场来谴责受到镇压的民众。

　　报告分为四大部分：一、事变之经过，二、事变原因之分析，三、参加事变分子之分析，四、结论。杨亮功在每一部分，都没有深入调查民情。在四十一年后的今天看来，可以发现杨亮功并不是留在台湾太短，而是他当年没有好好接近民众。在“事变的经过”一节中，报告提到处理委员会的四十二条要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件处理大纲。站在调查者的立场，应该是深入探讨为什么当年的台湾民众会有这样的要求？这些要求的背后，代表了台湾意见领袖对战后初期台湾社会性质的认识。从内容来看，大致可以视为全民的要求，因为除了对“目前的处理”、“军事的根本处理”、“政治的根本处理”提出具体方案，而且也照顾到劳工、原住民的利益。然而，报告书却说：“此项大纲提出后，不惟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围，且其叛国阴谋，已昭然若揭矣。”

　　杨亮功显然不知道，这份处理大纲在三月六日曾以北京话、闽客话、日本话、山地话分别播出，而且陈仪亲口答应实施。三月九日军队到达后，陈仪为推卸责任，推翻先前的承诺，并解散全岛各地的处理委员会组织。报告书既然把这四十二条要求视为“叛国阴谋”，也自然无法进一步去探讨这些要求的原因。

　　台湾子弟被残酷屠杀的情形，报告书中均未提到，例如在台北维持治安的百余名中学生，于三月八日晚上被押到圆山陆军仓库前面的广场悉数枪杀。

　　第二天（三月九日），杨亮功就被引导到现场去观看。庄嘉农（苏新）的“愤怒的台湾”提到这件事，当时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引导监察使杨亮功到场，指遍倒在地上的数百个战尸说：这些就是昨晚进攻这个仓库，被国军击毙的奸匪暴徒。杨亮功无言。后来杨亮功对他的随员人说：仓库附近并没有战斗过的迹象，死者都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又没携带武器。”（该书页一二七）这种描述，当不致空穴来风。如果杨亮功没有到达圆山的屠杀现场，至少，也应该在其他地方看到类似情况。但是，报告书却完全没有提起。

　　至于对事件原因的分析，杨亮功也把远因、近因、事件结果混为一谈。陈仪在事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仅列举“政府统制政策之失当”与“部分公务员贪污失职及能力薄弱之反响”而已，其他的责任则完全推给台湾民众，包括：“台湾人民对祖国观念之错误”、“日人之遗毒”、“舆论不当之影响”、“政治野心家之鼓吹”、“共党之乘机煽动”、“广播无线电台为暴民控制之影响”等等。从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出报告书对陈仪政府之宽容。

　　对陈仪过于宽容

　　这样的分析，完全偏离了事件发生的真正背景，分析中提到的政治野心家、共党、广播电台被控制等原因，如果有的话，那也是事件的结果，并不是事件的原因。其中对台人的指控，说他们被奴化、受日人的遗毒，恐怕没有一位台湾人会同意。前述的“台湾旅京沪六团体关于台湾事件报告书”里，在最后的五点声明就已指出：“政府当局一再称台胞深受日本奴化教育为此次事变主因，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台湾虽沦亡于日本五十一年，但台胞思想绝未奴化。”声明也指出：“切勿斤斤于表面上之尊严，或一二官僚之面子，巧为掩盖，转而辱诬台湾人民。”杨亮功在台湾实地考察，竟未听到台湾人民的心声，其与台湾社会之隔阂由此可知。

　　在日本据台五十年过程中，台湾人抗日、仇日的思想，显然也不是杨亮功能够理解的。台湾人反抗陈仪政府，有一重要原因便是行政长官公署与各县市政府的重要职位，仍然留用不少日本人员。杨亮功的报告书也提到，全台湾的公务人员里，外国人还有九三四人。这里的“外国人”，便是指日本人而言。只是报告书未能进一步提出这些日本人所占的是怎样的缺。台湾人称行政长官公署为“新总督府”，不仅是因为它的体制一如日据时代掌握财、经、军、政的绝对权力而已，并且也是因为有太多日本人仍在统治台湾的缘故。台湾人的反抗意识如此强烈，杨亮功却仍一味指责台湾人受日本人遗毒，显然没有厘清事件的原因。只要像总督府的体制继续存在，台湾人的反抗就随时会发生。台湾人民如果对祖国有错误的观念，还必须有祖国的具体政策来纠正。倘然祖国的所做所为，正好可以与台湾人的观念相互印证，那么就不能责怪台湾人是错误的了。陈仪在台湾建立起来的高压体制，任谁都会反抗。不检讨陈仪的“贪官污吏”、“牵亲引戚”与“崇日媚日”，却责怪台湾人受奴化教育，二二八事件岂有不爆发的道理？

　　杨亮功报告书之难以令人信服，便是一味袒护陈仪的统治政策。陈仪到台湾主政之后，对台湾的言论就采取紧缩的措施。然而，报告书却说“全台十余家报纸之舆论，几无日不批评政府、诽谤政府，甚至不依事实，任情谩骂，恶意丑诋。”这样的调查，显然又与事实相违。

　　在短短一个月的调查期间，杨亮功不知有否亲自阅读过当时的十余份报纸？事实上，事件发生后，所有的报纸就已经被查封了，根本无报可看。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前，各报的编辑、记者往往遭到警特的监视、检查、恐吓。在新闻检查制度的控制下，如果十余家报纸仍然在“批评政府”，陈仪就应该好好自我检讨了，为什么杨亮功居然会调查出“舆论不当之影响”？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一九四六年出版“台湾一年来之宣传”，书中并不避讳陈仪对台湾人民的思想箝制，在接受台湾后的短短一年之内，警务处及宪兵团就查禁书刊八百三十六种，共计七千三百余册。这种情况，在日据时代也是空前未有的。被命令停刊的报纸、杂志，如“大新报”、“远东时报”、“青年周报”、“政经报”、“台湾评论”……等等，不下三十种。陈仪对言论的控制，似乎也不是杨亮功能够理解的。

　　杨亮功私底下认为，“陈仪本人清廉，但处理事务刚愎自用，易为手下蒙蔽”（见八八年三月十日台北“联合报”），当年与杨亮功同行的“中央社”台湾特派员叶明勋，在最近写了“不容青史尽成灰——二二八事件亲历的感受”，也提到陈仪“全副的精神都投入了公务上”，并且“没有享受”。问题是，这种“清廉”并不能为陈仪的失政辩护。他的滥权与揽权，是统治台湾的万恶之源；也因为他握有绝对的权力，才能够容许他的手下为所欲为。也恰恰是因为他拥有太大的权力，才能够允许他的体制内发生三大贪污案，即专卖局长任维钧、贸易局长于百溪、台北县长陆桂祥，这些事件所造成的民怨，并没有在杨亮功的调查范围内。陈仪的私德再好，也不能用来掩护他所包庇的失败。

　　在参加事变分子之分析的部分，报告书举出流氓、海外归侨、政治野心家、共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高山族、皇民奉公会会员、留台日人，换句话说，承担事件的责任者，便是这些人士。但是，调查报告并没有指出，这些社会阶层、教育背景、经济利益完全不同的人士，为什么会同时参加一个政治事件？如果“皇民奉公会”的人员是“媚日”的，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是“爱国”的，他们竟然能够并肩反抗，这是什么原因？至于什么叫做“流氓”，什么叫做“政治野心家”？报告书也说得语焉不详。

　　以“流氓”为例，报告书也提到陈仪设立“劳动训练营”予以管训。然而，报告书并没有分析劳动训练营的真相与本质。陈仪为了达到政治上的报复与镇压，遂以“流氓”罪名加诸于无辜的民众或政治人物身上，这样的事实，又是杨亮功未尝深察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七日的上海“文汇报”报导台湾劳动训练营的情形，指出许多社会知名人士都被罗织入狱，其中以“扰乱治安”者被拘押者最多。四十年来，台湾社会岂不也见证了类似的手法？陈仪的失政，能够免于杨亮功调查的批评，能够躲过四十年来官方舆论的检讨，无怪乎四十年来的民怨仍难以解除。

　　再以“海外归侨”为例，报告书提到海南岛与南洋归来的台籍日军青年，说他们是“日本军阀的鹰犬”，又说他们返台后，“恢复流氓的生活”。这种说法，已不是“污辱”、“歧视”、“诬蔑”的字眼可以概括的了。这些复原的军属，达十万余人，他们竟然都是流氓？杨亮功没有谴责陈仪留用“日阀”在政府机关做事，没有责备陈仪以礼遇方式遣送日侨归国，竟然本末倒置诬指被迫征召服役的台湾青年是鹰犬、是流氓。这种调查方式，已经违背现实环境过于遥远了。这些被迫当日本兵的台湾青年，在海南岛、南洋所受的奚落，所受陈仪的遗弃，在获知日侨的特别待遇之后，其内心的愤懑是可以想见的。

　　事件需要重新调查

　　从杨亮功的调查报告来看，台湾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受害，显然是罪有应得。非常清楚的，这份报告书对台湾人是极其不公的。身为监察使的杨亮功，似乎忘记了他要调查的任务，而且也忘记自己的职责。既然是监察，就必须完整观察事件的全面，而不是袒护官方，谴责民众。

　　然而，报告书显示出来的，民众的损失、伤亡全然没有交代，事后如何抚恤，也没有具体的办法。仿佛事件过了，生命结束了，历史也就可以擦拭了。四十年来这份报告迟迟没有发表，原因岂非如此？如今，在各方人士的呼吁之下，这份报告终得重现，毕竟仍属侥幸。面对这一份报告，台湾人才获知，四十年前的调查工作，竟然做得那么简陋，那么草率，那么不公。捧读着这份文件，想必有许多台湾子弟感到惆怅无比吧！

　　民进党监委林纯子，能够秉持道德勇气，促使这份文件公开，毋宁是值得首肯的。尽管这份文件还不足以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但是公布历史档案的本身，就具有正面的意义。这一点足以说明，在各个机关内，一定还藏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史料。像国防部新闻局、台湾警备总部调查室，以及省政府新闻处，无疑还收藏当年的档案，这些单位都分别出版过事件的报导专书。纵然他们的报导偏颇，却也正好证明他们各自收藏不少史料。

　　对于事件中杀害的人数，一定可以求得较为接近的数字。何汉文的回忆见闻就说，他与陈仪、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屏东市长龚履端等人谈过话，可以估计台湾民众死亡人数最少有七、八千人。由于军队后来展开“清乡”的行动，在偏远地区的死亡数目仍然未获证实。只有人数确知之后，事件的原始形态才能掌握，从而才能够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做这种基础性的工作之后，就必须超越屠杀的事实，进一步去探讨事件的原因。做这样的工作，需要科学的方法，可靠的资料，与冷静的态度，绝对不能像杨亮功报告书那样粗枝大叶，只凭借印象与片面资料下判断。同时，对于事件的后续性，还必须深入研究。因为，事件并不是在调查报告完成时就结束了。这个事件的逮捕、监禁、审判，一直延续到一九五〇年才告一段落。它影响了四十年来台湾人民的思考方法、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也在当政者与民间、本地人与大陆人划下裂痕。

　　要做到这样的境界，只有成立一个客观、公正的调查委员会，重新做调查工作，为受害者抚恤，为受冤者平反，为受创者复健。今天公布的“杨亮功调查二二八事件报告”，是我们重新面对历史的开端。谁是历史情结的制造者，谁就有责任予以解开。成立二二八事件调查委员会，是台湾全民共同的期望。

　　（美国《台湾文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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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哪里？（尹章义）

　　从来没有一份监察院公布于世的报告像杨亮功先生的“台湾二二八事变建议案及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杨报告）这样令人瞩目。

　　“官民冲突”转变为“语群冲突”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四十一年前。在台湾民变史上和“朱一贵事件类型”——“官民冲突”转变成“语群冲突”——相当类似；和“分类械斗类型”——以语群各分气类产生冲突——有很大的不同。政府处理各类型事件的方式却相当近似：首先由地方政府处理，继之则由中央政府自大陆调兵镇压，继之则派遣监察使探求民隐、调查事件真相并提出治台方略，防止事件扩大与再生。

　　监察使的调查报告和建议案在清代多半由监察使刊布。朱一贵事件后的巡台御史黄叔璥出版了“台海使槎录”——已经成为我们研究早期台湾史的重要史料。“杨报告”即将随着“杨亮功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的消息也与之相近。

　　“二二八”事件与清代民变不同的是：一、事件前后的国际背景，政治势力的斗争，意识型态的纷扰，大陆和台湾两地在政经、教育上的差距等等，使得事件呈现相当复杂的面相。二、事件发生不久，中央政府迁台，必须直接面对“二二八”事件衍生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大陆新移民的引进也导致台湾语群结构的变化，改变了语群冲突的压力。三、民主意识逐渐成熟，民主政治逐渐成型；“二二八”事件成为抗争势力的重要政治诉求，要求公布事件真相的呼声逐渐升高。

　　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李总统登辉先生在记者会上谈到“二二八”事件，希望大家“向前看”，“二二八”事件留给以后的历史家去研究。李总统登辉先生的话引起相当大的回响。传闻中“杨报告”即将随着“杨亮功先生年谱”的出版而刊布的消息，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三月五日，联合报首先刊出参与年谱编纂工作的蒋永敬教授的“杨亮功先生与二二八事件”一文，把“杨报告”内容的主要部分刊布，接着，三月九日监察院公布了“杨报告”。

　　面对事件所遗留的各种问题

　　“杨报告”由监察院公布和由“年谱”刊布，其间的意义截然不同。“杨报告”由监察院公布，显示政府和执政党有意坦然面对“二二八”事件所遗留的各种问题并担负其政治与道义的责任。但是，只有落实的后续行动，才能进一步解决“二二八”事件所衍生的问题。

　　学者、教育工作者出身的杨亮功先生，自民国二十七年起担任皖赣监察使，台湾光复后担任“福建台湾监察区监察使”，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到台湾，在台北市济南路设立闽台监察使署台湾办事处。“二二八”事件发生不满十天就到达台湾“查办”，四月十一日离台，杨监察使在台湾各地停留了三十四天，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物和机关，调查的范围也相当广泛；离台时也携带了相当多的原始资料。

　　“杨报告”是了解“二二八”事件关键性的文件。我们由已公布的“杨报告”中对于“二二八”事件原因的分析、参加事件分子成分的分析，尤其是“政府统制政策之失当”、“一部分公务员贪污失职及能力薄弱之反响”、“物价高涨与失业增加之影响”各节，以及对于“台湾长官公署”的制度的批判来观察，“杨报告”无愧于中国的监察制度。“杨报告”结论部分的检讨建议中，例如：成立省政府，实施宪政建立民主政治，培养本省高级干部，恢复生产力，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农村经济，重视文教；使台湾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之实验研究区等，衡诸此后的历史发展，显然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行。“杨报告”所引述当时“二二八事件官民处理委员”的“处理大纲”四十二条，大抵也受到尊重，若干部分被忽略，今天的“民怨”也因此而造成，是相当令人感慨和遗憾的事。

　　更进一步追求历史的真相

　　监察院公布了“杨报告”，“杨报告”的各项附件假若仍然存在的话，希望也能随着“年谱”刊布。笔者谨就已公布的“杨报告”提出要点看法，供各方参考：

　　一、“杨报告”是一份“巨视的历史文件”，“事变原因之分析”、“参加事变分子之分析”以及“结论”部分最足以显示这层意义，这三部分也占了“杨报告”一半以上的篇幅，是报告的主体。“杨报告”的分析相当翔实、深刻，比我读到的所有的官、民报导、分析和研究成果都更为周全、有力，“杨报告”的信度和效度，若由此一角度来理解，对于“杨报告”才是公正、公平的评断。各地区和个案的描述，可能在各项附件中有比较详尽的纪录。要求“杨报告”有全部的个案和完整的区域报告，和真确的伤亡人数、损害报告等等，都是事实上的不可能，那也不是“杨报告”所当担负的任务。

　　二、“杨报告”是国民政府五院之一——监察院的报告。监察院行使的是体制内的监察权。对于中国监察制度史略具常识或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稍微了解的人，都应当知道这项事实，就此一观点立论，“杨报告”对于体制的批判，可以说已经到达了极限。

　　由于“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极其复杂而杨亮功先生必须在短期间内覆命，时间和资料都受到极大限制，再加上监察院调查报告性格的限制，“杨报告”自然不是“二二八”真相的全部而是我们追求“二二八”历史真相的基点。

　　“杨报告”公布之后，笔者曾经撰文呼吁“组织中立的‘二二八’事件调查委员会”，三、五年后刊布调查报告，再就实际情况，依情、理、法处理；建议成立“国家档案局”以“二二八”事件的调查与研究与起始，征集、典藏各机构的档案资料；也呼吁朝野双方记取“二二八”事件的教训，避免流血冲突，不要再长期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追求历史的真相，使朝野双方有更坚实的史实为依据，以便处理二二八事件衍生的问题，应当是当前最迫切的工作。

　　全面进行个案调查研究。

　　我认为“杨报告”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参预者成分的分析已经相当周全，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固然仍可以着力于此，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在事件责任、小区域情况和受害者以及受损情况的调查上。

　　“二二八”事件之后，如想澄清四十年来的疑点，只有全面而且深入的个案和区域性的调查研究，才能弥补巨视的“杨报告”之不足，帮助我们了解“二二八”的真相，进一步解决“二二八”的问题。

　　笔者曾经调查新店地区“二二八”事变的情况时，受访者都说新店地区相当宁静，只有一个叫做“鸡米”的流氓纵火烧毁陈姓中尉的住宅，陈太太被本省籍的邻居所救而幸免于难。政府要派兵到新店搜捕，因地方耆老请求而兵止于景美溪畔，未尝入境。

　　花莲的张七郎父子三人受害一案，是“二二八”事件中相当凄惨的大案。张七郎先生是名医、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国大代表，从大陆返台未久，两个儿子也是医生，父子三人同一天晚上不明不白的被诱杀。张七郎守正不阿，不依附于当时的花莲县长而生隙是众所周知的。张七郎死后张夫人辗转日本、大连等地，到达南京“告京状”，由于当时蒋总统下野、大陆情势混乱，不得要领而返。张七郎父子受害案的疑点是：张氏父子是被“独立军”军部的人所诱杀，而带领“独立军”军人到张宅的却又是当地的警察人员。我再三追问受访者“独立军”的真相，受访者告以他亲自到过独立军军部想救援张氏父子，也看到斗大的“独立军”三个字挂在军部门口，而张夫人见到蒋介石先生时，也曾经告诉蒋先生是“独立军”杀死了张氏父子。花莲的“独立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期盼能够了解真相。

　　新店和张氏父子案是众多地区和案例中的一个，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若非深入调查研究，基层的真相不易显露。

　　期待更实际更负责的行动

　　政府和执政党在公布“杨报告”时所表现的诚意，我们期待他们有更实际、更负责的行动，为当前的政治革新在观念和运作上，迈开一大步、开创一新局；我们也希望在野党和关切“二二八”事件的人以及以“二二八”事件为诉求的运动的团体，不要停留在言词、政治诉求和持续运动上，更应该积极地从事调查、研究的工作，特别期待他们对于受害人和受损情形，从事全面而深入的调查，一方面以此监督政府；另一方面，基于经验事实的调查报告，才算得上是运动成功的具体成果。对于当前的政局和受害人而言，才有正面的贡献。

　　（《联合报》，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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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旅沪六团体关于二二八事件报告书（台湾旅沪六团体）

　　（一）台湾民变风潮于二月二十八日由台北开始，以次延及台中台南各县市，最初四日间情形极为紊乱，少数民众感情冲动，盲目殴击外省人，殊可痛心。三月三日以后，官民联合组织处理委员会及忠义服务队，秩序渐趋平定，经地方领袖一再劝告之后已无殴击外省人之事发生。八日国军开到，陈仪、柯远芬等立即推翻诺言，对无辜民众实行大规模之屠杀，对地方有名人士大事逮捕或枪决，造成台湾有史以来之大恐怖，一直继续至十八日白部长抵台始略告缓和，然恐怖行为至今仍未完全停止。

　　（二）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杀之人数初步估计以高雄最多，约三千余人，基隆台北次之，各约二千余人，嘉义一千余人，淡水约一千人，新竹、桃园、台中、台南、苗栗其他各地各一二百人不等，总数在一万人以上，连重轻伤者计之，至少在三万人以上。

　　（三）屠杀方法残酷无伦：1.基隆军队用铁丝穿过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为一组，捆缚一起，单人则装入麻袋，抛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就时有尸首浮出。2.高雄军队对集会中千余民众用机枪扫射，全部死亡。3.台北别动队使用机枪及坦克车杀害平民。4.基隆军队割去青年学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后用刺刀戮死。5.台北将所捕平民四五十名由四层楼推下，跌成肉饼，未死者再补以刺刀。6.高雄将人钉在树上，听其活活饿死。7.卡车上巡逻兵见三人以上之民众即开枪击杀。8.哨兵遇路过民众，不问情由开枪击杀。9.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经审讯即绑出枪决或半途处决。10.嘉义台南一带人民因闻蒋主席白部长一律从宽免究之广播后，向当局自首竟亦被捕枪决。11.军队以清乡为名，入民家搜查，将财物取去后复杀人灭口。

　　（四）对屠杀罪行负全盘责任者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以次为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诸人，厉行恐怖，杀人最多之部队为陈仪私人或武力之警务大队，别动总队，与驻防基隆、高雄两要塞之部队。捕人最多者为宪兵第四团，新开到之二十一师较少杀戮行为，于汐止一地，凡能救出被围之徒手民众数百人免于屠杀。

　　（五）被杀害之人民以青年学生为最多，一般民众次之，社会中坚阶层又次之，真正流氓反多被编入别动队，用以残杀民众。被捕失踪或已被害之知名人物中有：1.民意机关代表如国大代表林连宗，参政员林茂生，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张晴川、李仁贵、林水田，台南市参议会副议长叶青木，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2.金融界实业界领袖如台湾信托公司董事长陈炘，台湾茶商业商会长王添灯；3.新闻界人士如人民导报社社长前任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民报社长负责人陈旺成、林宗贤，大明报总编辑王孚国，外省人新闻记者如艾鹭声、马锐寿、王孚、谷文野、鲍世杰；4.司法教育界人士如台北地方法院推事吴鸿骐，律师林桂瑞、李典元、李瑞汉，建国中学校长陈文彬，医生施江南；5.党团负责干部如黄埔出身青年团书记李友邦，黄埔第八期学生青年团干事长陈复志，台湾省党部调查室主任苏秦阶，宣传处处长林紫贵，基隆市党部书记张振声，台北市警察局局长陈松坚等。凡平素不满地方当局之设施者，一律被目为“奸党野心家”加以逮捕或枪杀。

　　（六）今台民间报纸五家：民报、大明报、人民导报、重建日报、中华日报及所有定期刊物全数被封，报社负责人及总编辑全数被捕。国防部机关和平日报因登载三中全会撤办陈仪之议决案，被封而诿为白部长所下令，大公报航空版被封两日，复刊后关于台湾记事一律被删除（即开天窗）。国内报纸有关台事之记载者一律没收，邮电经过严密检查，不许将屠杀真相传出，虽中央机关与南京直接通报三电亦不能例外，延平大学校亦被封闭。

　　（七）目前恐怖行动似在继续，清乡运动在严厉执行中，三千以上之青年学生逃往山林陷于被歼灭或戮死之恐怖，而倚赖“野蛮”的生番为其救主。蒋主席白部长所一再发表宽大处理台变之诺言所未兑现，甚至被利用为诱骗台胞出面就捕之工具，白部长离台之前一日尚有参议员及中学校长等五人被捕。

　　（八）所谓三十二条要求，所谓“奸党煽动”，所谓“新华共和国”，所谓“某国领事接济金钱”，以及袭击闽台监察使杨亮功，攻击台湾银行，基隆、高雄要塞等等，现有种种迹象可以推断其非出自官方伪造，即故意张大其词，以为对民众推翻诺言实行屠杀之借口，对中央加重事变之严重性，从而减轻其应负之责任，只要政府能将陈仪、柯远芬及其部属调离台湾，同时保证告发者生命之安全，多数台湾人民（包括在场目击之外国人），均能出为作证。

　　（九）三月八日以后普遍及全台湾之屠杀罪行，不仅台湾有史以来所未有，亦为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之耻辱，求之二十年前之军阀与十八世纪之帝国主义时代，亦所罕见，台胞被祖国遗弃五十一年，今日复归，遭此惨祸，只有“欲哭无泪”四字可告于国内四万万亲爱之同胞。

　　声明五点

　　（一）关于台湾大屠杀之真相，我们主张由监察院、国防部、最高检察署、国民参政会、宪政实施促进会，及国内新闻界，台湾旅外团体，会同组织调查团赴台作长期详尽之调查，对主持屠杀之军政长官陈仪、柯远芬、史宏熹、彭孟缉等依法起诉，处以极刑。

　　（二）关于台变善后应特别注意：1.停止清乡；2.保证实现政府诺言，释放被捕士绅，并劝谕青年回学；3.调防肆行杀戮，与台胞结有深仇之部队；4.扣留“四凶”周一鹗、包可永、彭孟缉、葛敬恩等贪官污吏，予以究办。

　　（三）陈仪、周一鹗等指使刘启光、黄朝琴、李万居出面强迫国大代表、参政员等十七人，及省县市参议会，各保甲长联名通电挽留陈仪，并保留行政长官制度与专卖局、贸易局之组织，此种盗窃民意之伎俩，不值识者一笑。最近由台来京之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黄国书，已向同乡公开表示，联名通电一事绝非其本人之意思。近陈仪更派李万居来沪，游说旅外台人，阴谋留陈运动。

　　（四）纽约华盛顿邮报主张将台湾交与联合国托管，或脱离中国，此种幸灾乐祸意欲分裂中华民族团结之言论，我们坚决反对。 　　 　　（五）政府当局一再称台胞深受日本奴化教育为此次事变主因，我们绝不能承认台湾沦亡于日本五十一年，但台胞思想尚未奴化，且光复当时倾向祖国，热烈欢迎国军及官吏之程度，实超过国内任何一省之人民。政府如真欲收复人心确保台湾，应虚心检讨一年半来台省行政设施及人事失败之所在，从而坦白承认，实行改革，切勿斤斤于表面上之尊严，或一二官僚之面子，巧为掩盖而厚诬台湾人民，排斥台胞于国族之外，终至一误再误，不可收拾也。

　　台湾革新协会

　　台湾重建协会上海分会

　　闽台建设协进会上海分会

　　台湾旅沪同乡会

　　台湾省政府建设协会

　　东京台湾同学会

　　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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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事变说起（世纪评论）

　　台湾台北市自上月二十八日起，发生了市民骚动的不幸事件。到今天（三月十二日）这个变乱还没有完全平息。从一个地方局部的变乱，在几天以内蔓延到整个台湾的各地，情形至为可怕，县长市长有好几个没有下落，外省人士多被殴辱，官署多被占领，财产的损失更是不可胜计。

　　这次变乱的导火线，据报纸的记载，是二月二十七日夜，专卖局警员，因为要缉私，殴伤一个姓林的女贩。从这一件小事而引起偌大的动乱，星星之火，竟致燎原。我们一方面希望政府赶快善为处理，勿使这个事件再行扩大，一方面希望政府对于台湾此后的作法，自我检讨，彻底改正，以期同样的变乱，不再发生。

　　台湾经过五十年日本的压迫和剥削，对于祖国的期望原来是很殷切的。前年日本投降之后，陈长官仪代表中华民国前往接收，曾经受到台胞热烈的欢迎。我们相信陈仪本人对于台湾问题曾经下过一番的功夫。远在日本投降以前他在中央设计局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又在中央训练团设立台湾训练班，前者研究台湾问题，后者训练接收台湾的干部。他之所以被任为行政长官，正是因为他已经早有了准备，一定可以驾轻就熟，应付裕如。但过去一年多的经验，却使台人彻底的失望。政府的各种统制，和日本人没有根本的差别，而行政效率的低落，官吏的贪污横行，却为日本人所望尘莫及。中上级的官吏都是从内地来的，本省人反无平等的机会。这都足以使台人对于政府不满。加之物价上涨，生活不安，更是助长台人的愤恨。因此，从一个偶然取缔摊贩的惨案，一变而为有组织的民变。在这变乱的当中，难免有人从中煽动，事态愈演愈复杂，如不从速处理，将来就不可收拾了。

　　从台湾事件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中国边疆各地情势的严重。新疆闹了好几年的民变，到现在所谓“东土耳其斯坦”运动，还是在那里进行着。西藏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下，与中枢的关系，若断若续，不绝如缕。西康的骚乱也拖延了一年多，至今还无正当的解决。来日大难，方兴未艾，关心国家前途者自不能不深为忧虑。

　　抗战初胜利之时，中枢的威信尚高，边疆各地对于政府存着无限的期望。可是胜利以后，内战跟踪而来，中枢哪有力量顾到边陲远地。应兴者不能兴，应革者不能革，政治腐败，比内地更甚，人民对于政府自然不能满意。现在世界政治又至复杂，人们在失望之余，最容易受外来宣传的影响。边疆人民所以风起云涌的发动所谓“自治运动”者与外来宣传不无因果的关系。如果中枢控制的力量还有相当的强大，边疆人民虽心怀愤恨，尚不至公然反抗。可是中枢的控制力已经很薄弱了，边疆的离心力自然一天比一天的加强。这样的下去，像台湾、新疆、西康的民变，还要重演于其他边陲区域。

　　我们瞻望边疆的近势，觉着非常的可怕。不知道我们的政府对于这个严重的问题作何打算！

　　其实，何必边疆。内地的情形又何尝不严重呢？现在随时随地都有发生事变的可能与危险。“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未及燃，因谓之安”，非愚即谀。去年上海取缔摊贩所引起的骚动，我们或者还没有忘记。幸而这个骚动不久就平息了。不然，其结果就不堪设想了。

　　八年的抗战已经把人民弄得筋疲力尽了。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关，人民还可以咬牙忍受。胜利以后，情形就不同了。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痛苦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他必思有以改善他的地位，或是设法逃避他的痛苦。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长期的痛苦，会使社会发生改善或逃避的思想。思想是危险不过的东西。思想可以引起行动，行动开始以后，其结果就不可预料了。欧洲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中间，人民的痛苦已达极点，其结果是把在位三百年的俄国皇室，二百七十年的德国皇室，七百年的奥国皇室都打倒了。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民变乱的事实。

　　中国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民不能生活。不错，就是在平时中国总是有相当数目的人民徘徊在饥饿线上。遇着荒年成千成万的人民饥饿以死。不过现在的情形和以前不同。以前还可以把饥饿的原因归之于天，天丧斯民，莫可奈何。现在老百姓的饥饿明明是人造的，他们不能不把这个责任放在政府的身上。如果再有人加以煽动（现在煽动的人可多了！）立刻就会闹出乱子来。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一句至理名言。人民到不能生活的时候，国家的根本就摇动了。中国老百姓忍耐的能力为任何国家所不及。但这也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发生危险。

　　我们以十二分的诚意，吁请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

　　（《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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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骚动（世纪评论）

　　二月二十八日台北发生了严重的骚动，肇事起因，为专卖局特警取缔纸烟摊贩，激动台民公愤。民众要求释放被捕摊贩时，宪警开枪射击，事件乃形扩大。大事本可化小，小事亦可化无。乃政府一味图以枪炮镇压，反弄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台民愈聚愈众，情绪亦愈激愈高，竟至携械暴动，围攻官署。众怒所集，内地官员居民亦遭波及。据各方报导，双方死伤已达数百人之多，交通电讯断绝延至一周之久。而星星之火，本可燎原，骚乱一起，台中台南等市以及基隆花莲等港民众亦群起响应，于是整个台湾乃陷于混乱骚扰的漩涡。

　　摊贩事件只是大风暴的前奏。中央接收台湾十八个月来，政治经济各项措施，无不弊窦丛生，头头失道。台胞隐忍已久，怨深似海，他们藉此揭开台湾的铁幕，发出震天的怒吼。他们不但要求清算这十八个月的统治政绩，就是对中央的信念也发生了动摇。

　　三月八日台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向陈长官提出三十二条政治革新建议。细按内容，政治、经济、军事、警政、以及司法等无不包括在内。如果笼统举其大端，可以四事概之：一曰实行自治，省县长民选，军警首长及司法官员均由台人担任；二曰取消特殊化的长官制度改行省制；三曰保障人民身体集会结社思想之绝对自由；四曰革除特殊的经济设施与税课弊端。

　　这三十二条建议，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或者可以说只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求“台人治台”，并且是毫无折扣的台人治台。他们不但要求省县长民选，连全国统一的军警司法制度，亦将为之割裂。就现行国家的法制说，这个要求自然难免有过激的地方，不过由此也可以充分的说明，台胞对“内地人”的统治，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至于保障人民各项自由，这不仅是台胞的要求，亦早为国人普遍的呼声。

　　看了这个文件，不但陈长官“极为震怒”，连中枢当局亦不得不“极为重视”。不过震怒徒遭更深的反感，重视亦不能就算解决了问题。风暴之来也必有所自，要想敉平骚乱重建秩序，还须鼓足勇气，正视现实，下点自我检讨的功夫，从收拾人心切实做起。

　　首先让我们反问一句：日本以异族入侵，统治台湾达五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容有小骚扰，却未闻大动乱。而台胞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时不过十八个月，欢欣鼓舞之不暇，何至竟不能与其同种同文的胞族相共处？其次，日本投降之初，台胞之望中央真似大旱之望云雨，原想从此出头有日，可做堂堂大国民。而不旋踵间，何竟有自治独立的呼吁？

　　台湾本是一片干净的土地，而短短十八个月中，竟弄得乌烟瘴气漆黑一团。现在炸弹终于爆发了，台胞要求清算这十八个月的统治政绩，政府亦该乘机会算算这笔烂帐。

　　要算帐应该从根算起。第一个祸根是不伦不类的长官制度。光复之初，政府明明规定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一省，何以竟用这特殊化的长官制度？日本统治台湾有总督，中国接收台湾则用长官。我们姑不问这种制度的好与坏，直觉的必使台胞有一种歧视的感觉。单单挂起这块黑招牌，就无异在台胞的心里上投下一道不可磨灭的暗影。

　　其实所谓歧视，还不只是一种虚幻的感觉，也还实实在在的见之于行动。陈长官到任后，重要官员都是由内地带去的，接收之初，这本是权宜之计，平心而论，亦未可厚非。而陈长官竟公开宣称，台胞缺乏从政的才能，故而必用内地人。日本视台湾为属地，视台胞为奴民，祖国视之如何？

　　我们没有亲见我们的接收官员在台湾是如何进行接收工作的，不过我们却亲见接收大员在内地诸省的政绩。他们俨然以战胜者的姿态，对付自己的同胞。他们接收的范围无所不包，却就不接收由衷的欢迎他们的人心。台湾孤悬海外，我们无由亲见，但是我们却早不断的听到台胞的哀诉悲鸣。

　　至于庶政保安经济措施，凡是国内经见的伎俩，也都如法的搬到了台湾。贪污舞弊内地有，台湾也不能无；人民自由保障内地无，台湾又何能有？内地有不松不紧的经济统制，台湾则更变本而加厉。台湾本是一个食米输出的富岛，现在却弄得天天闹饥荒；台湾以盛产蔗糖闻于世，现在的蔗田则已少到了可怜的地步，这一切都拜经济统制之赐。

　　胜利以来，政府在内地的作法，已经失尽了人心。台湾当道也许原有一番雄心，想关起门来做出一番大事业，但是不管其主观如何，这十八个月埋头的结果，却有更甚于此者。

　　或谓这次台湾事件内容并不单纯，有共党分子从中鼓动。如此说属实，我们不得不佩服共党分子的高明，竟能煽起了整个台湾的大骚乱。然则偌多官员宪警所司何事？中枢对台湾事件重视的第一步工作是派兵维持治安。增调军队能不能维持治安姑置不论，仅这派兵的举措，已够给台胞一个更大的刺激。政府威信当然需要维持，不过问题总得从正面解决。如果这个骚乱只是少数不良分子参与的，现在台湾的警宪已该有从容对付的力量；如果这次骚乱是普遍而深入的，更多的军队也不能解决问题。

　　平情而论，在目前感情激荡的浪潮中，台胞的要求确有逾越规范的地方，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应该同情的。现在事急时促，政府必须当机立断把握事机，凡能允准的要求，就该速作圆满的处置，以免夜长梦多，致事态牵延扩大。

　　（《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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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发生骚动（东方杂志）

　　二月二十七日晚台湾省专卖局在台北市延平路查缉私烟，与市民发生冲突，致伤及人命，引起纷扰，次日民众聚结包围市专卖分局、市警察局、捣毁电工业公司、贸易局及专卖总局等，以军警开枪，颇有伤亡，死难民众百余人，伤者三四百人，形势严重，风潮扩大延及于台省他区，台北宣布戒严。台省行政长官陈仪为解决事变计，宣布处理台北纷扰事件办法三项：一、凶手交法院严办，二、拨款抚恤死伤市民，三、一日午夜起解严，三日台北各界召开军政民联合调解委员会，分向民众劝导。六日陈仪接见民众代表蒋渭川等十二人，检讨此后施政，并于当晚向台胞广播，全文如下：

　　台湾同胞，自从“二二八”台北事件发生以后，我曾两次广播，宣布极和平的解决办法，台北方面这几天经宪警及地方人士的全体努力，秩序已安定。曾经有过问题的各县市，亦趋好转，想不久可恢复原状。不过各位所关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善政治，但要改善政治须先调整人事。关于这一点，我也考虑到，此刻特将我的意思和你们开诚布公的说一说：第一、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向中央请示，一经核准，即可实行。改组时省政府的委员，九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希望省参议会及其他可以代表民意的合法团体，推举人格高尚思想正确能力卓越的本省适当人选，以便向中央推荐。

　　第二、县市级行政机关，我已预定在预备手续能完成的条件之下，定七月一日开始举行普通直接的选举民选各县市长，至于县市长未民选以前，现任县市长之中，当地人民认为有不称职的，我可以将其免职，另由当地县市参议会，各合法团体，如要参加，亦可由当地人士协商决定。总之，希望能代表多数民意，共同推举三名人选，由我圈定一人充任县长市长，并负责办理民选县市长的准备工作；人民认为称职的现任县市长则继续执行任务。至于各种行政如何改革，在省一方面，俟政府改组以后，由其决定，在县市方面，俟县市长调整后由他们负责。

　　政治问题，我已决定如此解决，但是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赶快恢复秩序，否则奸党可乘机捣乱，极易糜烂地方。今日下午，还有坐着卡车在路上抢夺士兵枪枝的不法之徒。就是粮食问题，现已日趋严重，现在因为秩序未定，米价黑市听说已激涨至六十多元，一般人民大受影响，生活痛苦极了。又听说台湾大学学生已经吃了几天稀饭，我都非常关怀。你们要知道，目前的粮荒，完全是秩序不定造成的，要解决粮荒，须赶快恢复秩序。

　　我听说因为奸党造谣惑众，致有同胞迁避的，我希望你们信赖政府，万勿轻信谣言。中华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宽大，不以怨报怨，我们对于本省自己的同胞，难道还会不发挥宽大的美德吗？我今天下午已经召集本市公教人员讲过话，要他们发挥我们中华民族宽大的德性，忘记这次悲痛的事件，与本省同胞相亲相爱，精诚团结。

　　同胞们：政治问题解决的原则，我已经告诉你们，只要办法决定，即可实行，从今以后，大家赶快镇定下来，协助政府，恢复秩序，解决粮食问题，准备改组省级政府及民选各县市长。言而有信，我的话完全负责，在这次沉痛的经历以后，希望政府人民共同争取安定、繁荣、愉快、和平的生活。

　　次日长官公署分电各县市参议会，设法恢复地方秩序。

　　但台湾的局势似乎仍在恶化中，八日台北市内又发生骚动，而因处理骚动而组织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于同日递交长官陈仪改革台省政治建议案三十二条，其中范围牵涉甚广，全案如左：

　　（一）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二）县市长于本年六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为省议会）之同意，省参议会应于本年六月以前改选，目前其人选由长官提出，交由省处理委员会审议。（四）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最好秘书长、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长应该如是）。（五）警务处长及各县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省警察大队及铁道工矿等警察即刻废止。（六）法制委员会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员由委员互选。（七）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八）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九）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十）非武装之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十一）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纸申请登记制度。（十二）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十三）废止民意机关候选人检讨办法。（十四）改正各级民意机关选举办法。（十五）实行所得税累进税，除奢侈品税直接税外，不得征收任何杂税。（十六）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十七）设置民选之公营事业监察委员会，日产处理应委任省政府全权处理，各接收工厂矿应置经营委员会，委员须过半数由本省人充任之。（十八）撤销专卖局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制度。（十九）撤销贸易局。（二十）撤销宣传委员会。（二十一）各地方法院院长，各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二十二）各法院推事检察官以下司法人员，各半数以上省民充任。（二十三）本省海陆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二十四）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应改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暂由“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政务局负责改组，用普选公正贤达人士充任。（二十五）处理委员会政务局应于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二十六）劳动营及其他不必要之机构废止或合并，应由处理委员会政务局检讨决定之。（二十七）日产处理事宜，应请准中央划归省政府自行办理。（二十八）警备司令部应撤销，以免军权滥用。（二十九）高山同胞之政治经济地位及应享之利益，应切实保障。（三十）本年六月一日起，实施劳动保护法。（三十一）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释放。（三十二）已由中央运沪之白糖十万吨，请由中央依照市价拨款归还台省，尚有未运之五万吨，暂停运输出口。

　　陈仪以其所提要求越出改革政治范围，迹近背叛祖国，于十日下令解散。台北各机关规定一日起恢复办公。

　　十日中枢举行纪念周，蒋主席报告台湾事件之经过，略谓：

　　此次台湾不幸事件之起因，各报多已刊载，不必详述。缘自去年收复台湾以后，中央以台湾地方秩序良好，故未多派正规军队驻扎，地方治安，悉由宪警维持，一年来台省农工商学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与拥护中央精诚，愈表示其爱国自爱之精神，实不亚于任何省分之同胞。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之台人，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借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动，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中央以宪政即将实施，而且台湾行政本应早复常轨，故凡宪法规定地方政府应有之权限，中央尽可授予地方，提前实施。陈长官秉承中央指示，已公开宣布，定期改设省政府，取消长官公署，并允于一定期限内实施县长民选，全台同胞对此皆表示欢欣，极愿接受，故此次不幸事件本已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该省所谓“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突提出无理要求，有取消台湾警备司令部，缴卸武器，由该会保管，并要求台湾陆海军皆由台湾人充任。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范围，中央自不能承认，而且日昨又有袭击机关等不法行动相继发生，故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据报所派部队昨夜已在基隆安全登陆，秩序亦佳，深信不久当可恢复常态，同时并将派遣大员赴台，协助陈长官处理此次事件，本人并已严电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派员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亲爱团结，互助合作，务希台省同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勿为奸党所利用，勿为日人所窃笑，冥行盲动，害国自害，切望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的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全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始能无负于全国同胞五十年来为光复台湾而忍痛牺牲，艰苦奋斗也。

　　奉派赴台接防之国军第二十一师于八日由沪出发，而原拟派赴日本执行占领任务之太康号军舰，亦已于八日晨离沪迳驶基隆。国民政府于十二日明令特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前赴台湾宣慰，并对此次纷扰事件宣明实际情形，权宜处理。据十一日陈仪致台省驻沪办事处电，称“台北、台南、高雄、基隆、花莲港、新竹各地，业已安谧如常，惟台中及嘉义尚未十分明朗化。”

　　（《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六号，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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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改制后怎么办？（世纪评论）

　　台湾改制，终于四月二十二日实现，以前驻美大使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出任第一任省政府主席，各厅处又增设副首长一人，俾可多用台湾本土人士参与省政。收复台湾是我国一件大事，改建省制是台湾一件大事，我们对此不能不有所论列。

　　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原是一种过渡办法，终须改变的，而在此次二二八事变后改制，与其说是长官公署制的任务已达，无宁坦白的承认是陈仪治台的失败。现在因为战事的破坏，交通之不畅，益使机器不能修理，配件无法补充，使整个工业陷于半停顿状态。技术人员与周转资金之缺乏更使工商无法自力更生。在这种情势下，失业人自然一天比一天的增多，一般人民的生活自然远非昔比，对于政府自然也不能有什么好感。复次，日本统治台湾的爪牙是警察宪兵，所用的固然是高压，但他们的训练尚佳，纪律还好；在台湾的官吏，虽然尽剥削之能事，究竟个人的贪污还不多见，效率还能维持到相当的水准。我们在台湾的公务员和军警，如和内地相比，固无逊色，但在看惯日本标准的台胞的眼光里，终不免相形见绌。就是说，制度是改变了，但制度的改变仍然是表面的，陈仪任内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不能因此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尚有待于今后负台湾政治责任者之善为处理。

　　综观陈仪治台之失败，有属于客观情势者，有属于陈仪个人者，我们检讨以往，不能不分别论之。

　　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在政治上自然说不上自由，但在经济上，却能维持到相当的繁荣。台湾的经济基础是整个的与日本本岛相配合的（例如台湾的原料和半制品运日，日本的精制品和消耗品运台）。现在台湾与日本是隔绝了，而与内地又一时联系不起来，再加上战时的破坏，交通的不便，台湾的治安行政无论如何不能与日本统治时期相提并论。这是客观的事实，有目共睹。台胞对于祖国的期望原来是很大的，但因为期望愈殷，到后来的失望就愈深。究竟切肤的利害关系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台湾自接收之日即踏上失败的路途。陈仪个人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但这是中国人的根本弱点，即另换别人，也不见得能使台胞满意。

　　陈仪个人的廉洁勤恳是没有问题的。但陈氏的毛病是廉而不明，勤而无当。他用人失察，误于宵小，以致行政低能，贪污横行。陈氏为人刚愎，善善而不能从，恶恶而不能去，命令不能贯彻，下情不能上达；所听到的都是好听的话，他自己虽然宵旰勤劳，日不暇给，而所得到的效果和他所希望的却恰恰相反。陈仪治台的失策第一要算搜括。在这一点上中央也要负责任。中央认为台湾是棵摇钱树，但却不肯花钱去培植。外汇不给，法币不给，使机器不能修理，工厂不能复工，还要把一些日人所剩下来的存糖，一吨一吨的运走。省公署从中央是拿不到钱的，那就应该脚踏实地，极力撙节，而陈仪却是好大喜功，举办了许多不急之务，机关重叠，人员浮滥，不得不妙想天开，到处找钱。所以堂堂公署居然开起百货公司、印刷店，及其他与民争利的设施。就是这次惹起风潮的专卖局，虽然人民一再反对，政府置之不理，还不是因为它是日人搜括的一个法宝？陈仪治台始终未能注意到如何尽速恢复生产事业。日人遗下的几百个生产单位，现在复工的有几个？所谓标售日产，为什么只标售不完整的和不生利的，而把设备好的和有利润的去省营？为什么在内地标售敌产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既予标售，为什么上海的大报，从未见过他们的广告？有人说，这是陈氏一向主张事业公营以走向民生主义的理想之途。但是在他这样地把生产事业把持着，除了那一般奉承他以取得职位而藉以营私自利的人们发了些冤财之外，人民得到了什么好处？陈仪治台，对台胞的爱护，真不啻如保赤子。但因此他训政的心理也特别浓厚。他从没有把台胞看作成人。看他种种设施，无不是在施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遗训。管、教、卫，尽有我在，你们不必操心。反正有我在把你们弄好。他确也实在时时刻刻的想把他们弄好，但他不许他们知道他在怎样的弄。

　　以上所说的有些是陈氏不能负责的，有些是陈氏不能辞其咎的。但其结果，是使惯于生活安定的台胞，由于物资的缺乏，货运的不畅，失业的增加，物价的高涨，治安的不良，而日益加深的感觉生活的压迫。台胞中百分之九十五是靠工作收入来生活的，他们的知识水准，比内地人口高得多。他们只要想一想，今天为什么生活这样困难，我们就难怪他们对政府的不满。那么二二八事变的起因，我们也不难测其一二了。

　　二二八事变，自然已不能挽回，在内地与台省的情感之间，不能不算是一个伤痕。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觉得这次事变，也许有它的好处。第一、我们接管台湾后，经济及行政的措施，难得赶上日本人。所以台胞虽然吸收精神上自由的空气，终是过不惯眼前的生活环境。此次因事变而促成的人事和制度的改革，也许在某某几点上，能较前任求进度、求改良，则多少能收回几个人心，这是行政上第一要紧的条件。第二、我们不能把台湾当作一个只孵蛋不吃米的母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不但不能取利，还需要投资。倘若这一点能为中央及地方当局彻底明了，这次事变的损失，也就不算没有代价。第三、台胞与外省人士，情感有好有坏。表面上不容易看出。这次事变中前后一二十天的恐怖，翻云覆雨，有时台胞保护外省人士，有时外省人士保护台胞，都是冒了相当的危险，受了相当的牺牲。这些患难中的友谊，多是火焰中炼出来的真金，将来一定会发生它的作用的。

　　日前报载台湾旅京沪七团体代表晋谒新任魏主席，面陈处理台湾善后及改革省政意见，其中不无可资采择之点，我们希望魏氏对于台胞的意见能切实考虑，以为施政的张本。魏氏以通达见称，我们希望他对于省政府的人事调整，选贤任能，对于省政的改革亦能实事求是，不要专做门面工作。好在前车可鉴，如何兴革利导，应该深思远虑，以事实去证明祖国对于台胞关念的恳切。我们痛惜过去的失败，所以更不能不切盼新政府的成功。

　　最后，我们要特别指出陈仪治台固然不能使国人和台胞满意，但在他的任内，内地的豪门资本，虽然也曾用尽方法和力量，终未能伸足到台湾。在这一点上陈氏不无微劳。我们希望此后的台湾当局在这一点上不要为陈氏窃笑。

　　（《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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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文件（陈仪）

　　一、陈仪第一次对台胞广播词

　　——三十六年三月一日下午五时

　　台湾同胞：

　　台北市在前天晚上廿七日夜里，因查缉私烟误伤了人命，这件事，我已经处置了，缉私烟误伤人命的人，已经交法院严格讯办，处以适当的罪刑。一个被打伤的女人，伤势并不重，但我已经为她治疗，并给以安慰的钱。一个因伤死亡的人，我已经很厚的抚恤他了。这件事的处理，我想你们应可满意的。

　　昨天发生暴动的情形，人员有被打死的，房屋和物件有被烧毁的，损失很大。这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政府为保护人民及维持秩序，不得不施行戒严。

　　今天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国大代表、参政员等，请求我解除戒严。你们要晓得，戒严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有了暴动的原因，才有戒严的结果。如果暴动不再发生，戒严自无必要。参议员们的要求非常恳切，我已答应了他们，自今晚十二时起，解除戒严。不过解除戒严以后，必须维持地方秩序，社会安宁。集会游行暂时停止，罢工罢课罢市殴人及其他妨碍公安的举动不准发生。

　　至于昨天参加暴动而被逮捕的人，我晓得其中亦有胁从的，随声附和的。参议员们请求释放，我亦答应他们。但这批人里面，难保其中没有很坏的人，释放时，邻里长须负责具保。

　　还有一件事情，即是参议员们愿派代表与政府合组委员会，来处理这次暴动的事情，我也答应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可告诉委员会转达给我。

　　我知道大多数的台湾同胞，是守法而安分的。希望你们今后要信赖政府，与政府合作，自动自发的维持治安，严守秩序，恢复二十七日以前的情形。这是关于本省同胞的名誉，希望你们特别注意，切实实行。

　　二、陈仪第二次对台胞广播词

　　——三十六年三月二日下午三时

　　台湾同胞：

　　关于这次事件的处置，我昨日已经广播过，你们都应该听到，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现在为了安定人心，迅速恢复秩序，作更宽大的措施，特再宣布几点处置办法：

　　一、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由于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

　　二、因参与此次事件已被宪警拘捕之人民，准予释放，均送集宪兵团部，由其父兄或家族领回，不必由邻里长保释，以免手续麻烦。

　　三、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

　　四、此次事件如何善后，特设一处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政府人员及参政员、参议员等外，并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俾可容纳多数人民的意见。

　　台湾同胞们，政府这样宽大的处置，大家应该可以放心了，我爱护台湾，我爱护台湾同胞，我希望从我这次广播以后，大家立刻安下心来，赶快恢复二月廿七日以前的秩序，照常工作，经过这次事件，人民与政府，想更能和衷合作，达到精神团结的目的。

　　三、陈仪第三次对台胞广播词

　　——三十六年三月六日下午八时半

　　台湾同胞：

　　自从二月二十八日台北事件发生以后，我曾两次广播，宣布极和平的解决办法。台北方面，这几天，经宪警及地方人士的共同努力，秩序已安定，曾经有过问题的各县市，亦趋好转，想不久可恢复原状。不过各位所关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善政治的问题。但要改善政治，首先调整人事。关于这一点，我也考虑到。此刻特将我的意思，和你们开诚布公的说一说：第一、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向中央请示，一经中央核准，即可实行改组。改组时，省政府的委员，各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希望省参议会及其他可以代表民意的合法团体，推举人格高尚，思想正确，能力卓越的本省适当人选，以便向中央推荐。第二、县市级行政机关，我已预定在预备手续能完成的条件之下，县市长于七月一日民选。在本年六月三十日以前，须拟定选举法，请中央核准，七月一日开始举行普通直接的选举，选出各县市长。至于县市长未民选以前，现任县市长之中，当地人民认为有不称职的，我可以将其免职。另由当地县市参议会（各合法团体如要参加，亦可以，可由当地人士协商决定，总之希望能代表多数民意）共同推举三名人选，由我圈定一人，充任县长、市长，并负责办理民选县市长的准备工作，人民认为称职的现任县市长，则继续执行任务。至于各种行政，如何改革，在省一方面，俟政府改组以后，由其决定，在县市方面，俟县市长调整后，由他们负责。政治问题，我已决定如此解决。但是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赶快恢复秩序。否则奸党可乘机捣乱，极易糜烂地方。今日下午，还有坐着卡车在路上抢夺士兵枪枝的不法之徒。就是粮食问题，现已日趋严重。现在因为秩序未定，米价黑市，听说已激涨至六十多元。一般人民大受影响，生活痛苦极了。又听说台湾大学学生已经吃了几天稀饭，我都非常关怀。你们要知道，目前的粮荒，完全是秩序不安造成的。要赶快解决粮荒，须赶快恢复秩序。我听说因为奸党造谣惑众，致有同胞迁避的，我希望你们信赖政府，千万勿轻信谣言。中华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宽大，不以怨报怨。我们对于本省自己的同胞，难道还会不发挥伟大的美德吗？我今天下午已经召集本市公教人员讲过话，要他们发挥我们中华民族宽大的德性，忘记这一次悲痛的事件，与本省同胞相亲相爱，精神团结。同胞们，政治问题解决的原则，我已告诉你们。只要办法决定，即可实行。从今以后，大家赶快镇定下来，协助政府，恢复秩序，解决粮食问题，准备改组省级政府，及民选各县市长。言而有信，我的话完全负责。在这次沉痛的经验以后，希望政府人民，共同争取安定繁荣，愉快和平的生活。

　　四、陈仪第四次对台胞广播词

　　——三十六年三月十日上午十时

　　台湾同胞：

　　昨天我再宣布临时戒严。我此刻以十二分的诚意告诉最大多数的善良同胞，我的宣布戒严，完全是为了保护你们，你们千万勿听奸人的谣言，有点疑惑，有点恐慌。对于守法的同胞，绝不稍加伤害，你们千万放心。

　　我的再宣布戒严，完全是为了对付绝少数的乱党叛徒。他们一天不消灭，善良的同胞，一天不得安宁。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广播过三次，关于缉私事件，伤人的查缉员，依法严办，伤亡人员，分别医疗抚恤，殴打人者不予追究。关于改善政治事项，长官公署可改组，尽量容纳本省人士；县市长可民选。改善行政事项，将来可依法商定，这样，多数同胞所希望的，所要求的，只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我几乎完全答应。无论如何，我以为从此即可完全恢复秩序，平静无事了。

　　可是自从三月一日解除戒严以后，台北方面，抢夺军械，搜劫财物，以至于袭击机关仓库的事，仍然不断发生。而且公然发表叛国言论。在各县市，亦发生劫夺枪械，拘捕公务员，包围行政机关等事情。诸位同胞想一想，这一类行动，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应该。我想凡是善良的同胞，无论哪一位，都会知道这种行为是不法的叛乱行为了。

　　诸位同胞，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你们所希望解决的是缉私伤人问题，是改善政治问题。可是绝少数乱党叛徒，却假借这机会，乱造谣言，用挑拨离间欺骗恐吓的方法，以实行其叛乱的阴谋。十天以来，善良的人民，生活都很感痛苦。诸位，这种痛苦，都是乱党叛徒所造成的。政府为解除诸位的痛苦，不得不宣布戒严，以肃清为害同胞的乱党叛徒，这一点，希望诸位彻底了解！

　　至于国军移驻台湾，完全为保护全省人民，消灭乱党叛徒，绝无其他用意。我台湾同胞当中，虽然有绝少数叛逆之徒，但大多数人民，都是非常善良的，对这次被殴打的外省人，多有救护，这种义气，完全是一种同胞爱，我很为感动。我对善良的台湾同胞，表示衷心的感谢。更希望善良的台胞们，能鼓起勇气，发挥正义感，大家相亲相爱，建设新台湾。

　　以下各项，为恢复秩序，维持治安的紧要措施，我在这里特地与你们说明，你们必须明白，立刻实行。

　　（一）各交通机关，不论铁路公路，所有一切从业人员必须照常工作，不得规避。如有叛徒来加威胁，我必予以严厉制裁，你们不要害怕。

　　（二）工人须复工，商店须开门，一切人民，须回复生业。

　　（三）集会游行，严厉禁止。

　　（四）不准用任何名义向人民捐款。

　　（五）一切物价，不准抬高。

　　（六）其他一切不法行为，我必严予制止。

　　最后，希望大家守法，重秩序！

　　五、告民众书

　　全省台湾同胞：

　　此次二二八事件发生，政府当时除将专卖局肇事人员解送法院，依法严惩，并分别抚恤伤亡外，对于因二二八事件而引起之政治问题，政府亦曲从民意，接受所提条件，意味事变从此可告一段落，乃竟有少数阴谋分子，企图利用机会，夺取政权背叛国家，从台北一隅开端，占据广播电台，歪曲事实，尽情渲染，鼓动民众暴动，风声所播，全省骚然，以致全省行政官吏或被挟持，或被殴辱，政府机关或被占领或被捣毁，外省公务人员及经商来台者或被劫杀，或被伤残，惨毒所加，虽妇孺不能幸免，死伤之巨，既难数计，事变演成，史乏前例，日来则变本加厉，愈变愈烈，言论行动，均置国纪民彝于不顾，造成无政府状态以为快，更进而主张解除国军武装，撤销警备总部，势焰弥天，殆非使台湾自外中国而生存不可，报纸宣传，事实表现，均可按验，殊不知军队系整个国家武力，民族生存所托命，政权为宪法所赋予元首（即最高统帅）绝非任何人所能任意侵犯，今既公然主张解除国军武装，撤废军事机构，其为反叛中央，背叛国家，昭然若揭。

　　本部受命统帅驻台三军，警备台湾，社会之安宁秩序，人民之生命财产，敢亏职责，凡我全台同胞，应即深切了解斯意，自今起各安生业，各守本分，信赖政府，遵照政府政治解决途径，共同建设三民主义新台湾之途迈进。倘或轻信谣言，徒逞意气，毁法坏纪，行动越规甘为二三野心分子所利用，本部为求安定地方，保护人民，此后遇有事变，只有行使职权，依法处理，不稍游移，希望全体台胞，父戒其子兄勉其弟，以自治自爱，表现民主精神，以守法守身，寻求自由真谛，至于参加此次暴动分子，或被胁从，或系盲动，于法虽不可恕，论情自有可原，如不自外坐成，再蹈法网，当予从宽免究，路予自新，特此宣告，其各知之。

　　六、为实施清乡告全省民众书

　　亲爱的台湾全省同胞们：

　　这次由乱党叛徒所造成的暴动，使社会秩序一时陷于混乱，善良人民闻风匿散，目下社会秩序已经恢复，但政府为尽保护善良人民，维持全省治安，彻底肃清恶人起见，决定实施清乡，使少数的乱党叛徒，无法匿避，再在暗中继续作扰乱治安，危害国家的阴谋，我们必须把这少数的乱党叛徒肃清了以后，善良的人民才能重过真正和平幸福的生活。

　　清乡的目的，是在确保治安，清乡的主要对象，是武器和恶人。凡是武器和恶人，都应该交给政府，由政府作合理合法的处理。

　　第一、交出武器，在这次暴动之中，乱党叛徒抢劫军械，致枪枝散失民间不少，大家要知道，武器乃是国家的力量，人民是绝对不能私藏的，如果私藏武器，就是犯法行为，所以因这次暴动而散失在民间的武器，不论长短枪枝、弹药、机炮及倭刀等等，都应该自动的交给政府，过去日本占据时代，民众交枪献枪，是有危险的，要受处罚的，现在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只要人民自动的交枪，绝对没有任何危险，政府对自动交出武器的人，非但不予处罚，而且还有奖赏，希望善良的同胞，如果知道或发现暴徒劫夺隐藏的武器弹药，或者原来私人所有的，千万不要埋藏，不要送人，不要毁弃，应该交给政府，最好直接交给驻军宪警机关，或者交给乡镇区公所，或者交给市政府，交给武器的，是善良的人民，政府自然奖赏保护，倘若私藏武器，匿而不交的，自然是乱党叛徒，一经政府搜查出来，即将予以最严厉的制裁。

　　第二、交出恶人，这次暴动平息以后，少数乱党叛徒畏罪隐匿各地，实是本省未来的祸根，大家要知道，凶暴不除，善良的人无法安居乐业，我们要求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必须先把这少数的乱党叛徒彻底肃清，所以如你们的乡村邻里里，匿藏着奸党叛徒，你们应该立刻检举密报当地乡镇区公所，县市政府，或驻军宪警机关，由政府来查明他们的罪行，按其情节重轻，或予惩罚，或予感化，这样，恶人无所匿，治安自然良好，如果有人竟敢窃藏乱党叛徒，匿而不报，一经政府查出，即与乱党叛徒同罪。

　　以上两点，是清乡时期最重要的工作，希望全省善良的同胞，发挥爱乡爱国的精神，鼓起勇气协助政府，交出散匿武器，肃清乱党叛徒，重度幸福生活，尤其是全省各县的乡长、镇长、村长、里长、邻长，以及各市的区长、里长、邻长，和各级自治人员们，都是地方的基层干部，你们一方面代表民众，推行地方自治，一方受着政府委托，执行国家法令，任务特别重要，只要你们鼓起爱国热情，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忠则乱党叛徒的一切行为，绝对逃不过你们耳目，为了国家，你们都应该负起责任，协助政府，收缴民间枪械，剪除本地恶民。

　　清乡工作自三月二十一日开始，希望获得善良同胞协助，在最短期间内完成清乡的任务，使治安确保，人民安居，继续努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

　　七、告驻台全体官兵书

　　亲爱的全体官兵同志：

　　这次本省发生事件，由于少数奸伪及有政治阴谋的人，藉专卖局缉私烟案件，乘本省同胞不明真相的时候，煽惑鼓动，以反抗政府，复利用流氓莠民，破坏治安，袭击机关及驻军，到处暴动，因此政府和人民都遭受很大的损失，这真是一桩很不幸和悲惨的事件，实令人有无限的痛心，现在我们为着安定地方、保护善良，所以我们要迅速将这些奸匪和少数的暴徒肃清，保国卫民，原是我们国民革命军人的天职，我们一举一动，不可片刻忽略了这个神圣的使命，这次奸匪和叛徒，曾用本省人、外省人的分别，来煽惑人心，离间情感，但是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本省和外省人都是黄帝子孙，都是中华民国的同胞，我们都应该互相爱护，精诚团结，我们驻台各官兵，无论何时，不许有任意侮辱本省同胞，或稍怀报复的意图，我已经命令你们的长官，和你们详细说明，告诫你们了，你们要切实做到，同时我希望你们遇着不明白这次发生不幸事件原因的同胞要很亲切诚恳的和他们解说，不要因为他们不明白，而责备他们，此外，我再将绥靖期间大家应该遵守的事项列举于后，使你们都知道。

　　一、肃奸及逮捕人犯，着由宪兵负完全责任。

　　二、战斗部队只负警备及作战任务。

　　三、绝对禁止官兵藉端抢掠以及枪杀良民，违则讯明枪决。

　　四、严禁哨兵，藉口检查，污辱良民，一经查出，决以军法从事。

　　五、各部队机关派出车辆，押运官兵，不必取射击姿势，以安民心。

　　六、严禁官兵任意放枪，恫吓人民。

　　七、宪兵部队对军纪应加强巡查。

　　以上各项是为避免扰民而规定的，我们所有的官兵，应切实遵守，以期于爱护人民中，完成肃清奸伪的使命，使社会早复安定，全省同胞得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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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台湾事变向省民广播（王民宁）

　　（一）希望本省父老 协力恢复治安

　　——三月八日在台北广播——

　　台湾同胞，我离开台湾二十多年，自前年底前进指挥所回台迄今，一年有余，未曾向台湾同胞广播，因我觉得台湾父老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话可以对大家讲，自二月廿八日发生事件以来，全省同胞都在过着凄惨紊乱的日子，好像台北十数日来笼罩着阴雾的天气，这真是非常不幸！

　　过去政治设施，其间有未能依照长官理想，现在长官也很诚意的接受大家的建议，这是很圆满的，专卖局查缉人员肇事已依法惩办，伤亡的也从优抚恤了，这事也应该告一段落，可是经过八日，还有不认清国家法令、纵情滋事的，影响着治安很大，我是本省人，我与本省全体同胞一样爱台湾，尤其爱台湾同胞，看了这样情形，不得不向本省同胞讲几句话，像今天早晨报纸所登的，要在台的国军解除武装，这种荒谬的意见，简直是国家之叛徒！我希望本省同胞认识清楚，是与非，好与坏，真理与正义，有正确的辨别，如近日少数之青年，无故进入公务员之住宅，抢夺东西、金钱，还有去抢夺士兵之枪枝，其他种种不守秩序之行为，实在是我们台湾同胞最大之耻辱！

　　我今天奉长官命令，担任警务处处长，负责维持本省治安，我希望本省父老，各县市参议会议员先生们，及各县贤明之士，赶快协力恢复台湾全省治安，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本省籍警察同志，应即恢复工作，不可观望，从明日起，应即回到各人所工作的局所工作，使本省之治安能在最短期间内恢复，台湾同胞，以充任警察，无论是本省人外省人，我一定要他们能尽责任，我希望自明日起，各务所业，本守法的美德，守社会秩序，并协助警察维持治安，台湾同胞是中华民国的良好国民，台湾也终究是中华民国的。

　　最后，我要向外省籍警察同志讲几句话，经过这次事件，大家精神上一定受很大的打击，但这是少数人误会结果的一时现象，不是常态，我希望大家安心，并应立即恢复工作，自明日起应立即到各人的岗位工作，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国家社会而服务，不是为个人而服务的，希望大家深明大义，负起应负的使命，使台湾治安能够恢复，使台湾同胞能够安居乐业，这不仅是我个人所希望的，亦是台湾同胞所祈求的。

　　（二）赶紧恢复秩序 勿为庸人自扰

　　——三月十二日在台北广播——

　　全台湾的同胞们：

　　我自奉命担任本省警务处长以后，曾经在本月八日晚上向大家广播一次。我虽然早年离开台湾，在中央服务很久，可是，我没有一刻不纪念着我的故乡台湾，我敬爱台湾，更敬爱祖国，因为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被日本侵占了五十余年，经祖国这次抗战八年收回的。

　　祖国与台湾，犹之躯干与四肢，凡是爱护台湾的人，必然爱护祖国，而爱护祖国的人，也必然爱护台湾，况且台湾的人民，也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只要有这个基本认识，我敢说是不分省籍的。除了丧失良心，另有作用，或者自甘菲薄的人以外，也不会否认的。你们只要看看台湾被日本蹂躏欺压的五十一年中。有不少反抗日本的事迹，就可以明白台湾同胞没有一刻不在想念祖国，憧憬祖国怀抱的热爱的。

　　这一次所谓二二八不幸事件的发生后，陈长官一再采纳我们的意见，向大家三次广播措置的原则，很可使大家满意的，本来应该平息下去了；可是少数人又受了奸匪的诱惑，越出了正轨，助长奸匪叛乱的企图，这是何等不幸的事！我们翻阅世界的历史，没有一个民族能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仁爱宽大，而有崇高德性的。我们可以回想，当日本投降之初，伟大贤明的蒋主席就昭示全体军民：我们要以德报怨，发挥中华民族优容仁慈的精神，这样大的仇恨，我们都宽恕了，何况我们是同胞？所以陈长官自始至终，抱着同胞爱，甚至以人类爱理想，处理这件事变，我们除了反省感激，只有精诚团结，共同建设新台湾、新中国，才有我们的前途。凡事应从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上去谋解决，才是正当的解决，现在全省的秩序正在迅速恢复之中，我们全省同胞又可重度和平愉快的生活了。

　　不过，近来还有若干不法之徒，趁秩序尚未完全恢复的时候，非法侵入私人住宅，抢劫财物，又有若干别有居心的奸人，造谣惑众，企图动摇国本。还有穿着警察制服，假冒名义，在各处滋事的，我已都与军宪机关联络，派人注意防范。对于这些暴徒奸人，将予最严厉的制裁。至于各级警察机关，希望县市长迅速设法恢复常态工作，本省的警官警员，尤应赶快回到原来服务机关服务，要知道我们职责所在。秉律己爱人之旨，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表现我们神圣的使命。而人民方面，亦盼拿出协助政府的精神来，使政府更能有所作为，政府与人民结成一片，自然，人民所希望政府的，就一一可以实现了。

　　从此以后，我们对是和非，好和坏，一定要分别清楚。我现在是负责全省治安的警务处长，我可以向大家确切的保证，善良的人民，不分本省人外省人，必定一视同仁，受政府的保护，但应该信赖政府，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替人民工作的政府，除暴安良是政府的责任，希望善良的人民镇定勿惊，尤勿轻信谣言，自滋纷扰，大家各回原业，商店开门，工厂开工，学校开课，一切照常工作。最要紧的是青年学生的父兄，应劝诫你们的子弟，立刻回校读书，不要在外再受奸人的利用，作无谓的牺牲，青年学生是民族的菁华，我们作父兄的应该好好的加以管教，使他们成为一个完人。

　　（《台湾警察》第二卷第十、十一期，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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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向台湾同胞广播词（新华社）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台湾人民和平的自治运动，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武装大屠杀，迫得起而自卫，已发展为武装斗争。台湾人民所组织的“二二八惨案处理委员会”通过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议案”卅二条，并颁布命令于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政务局，其委员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选产生，同时又命令接收蒋政府在台湾以“公营”为名的四大家族独占企业。二月廿八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紧其武装的进攻，开往台湾省有两个师，即廿一师与廿师，蒋介石并派了白崇禧、朱绍良等往台湾指挥，蒋介石的意图显然地想把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淹没在血海中。

　　如果略为温习抗战胜利以后台湾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台湾的自治运动完全是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迫出来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之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不少访问过台湾的中外记者，老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蒋孔陈宋四大家族以劫收和专卖的方法，完全垄断了台湾的经济，这批中国封建法西斯，对于台湾人民的掠夺如此残酷，简直连一脉生机，也不留给他们。最近由于蒋介石拚命在打内战，在台湾征兵、征粮，使台湾人民更加求生无路。台湾人民的要求是极其平凡的，不过是要自治，废除专卖制度，要台湾人民能在台湾当行政官吏等而已。蒋介石既然“还政于民”，台湾人民提出如此合理的要求，采取合法和平的手段，以求其实现，有何理由不答应他们？然而蒋介石竟不但不答应，反以比日本法西斯更残忍的手段来加以镇压。二月廿八日的惨案中，台胞死伤者至少二三千人，其残暴程度旷古未有，蒋介石的所谓“还政于民”，所谓“民主宪政”，在这里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其纯粹欺骗的性质。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在其目的没有达到以前，是一定不会停止的，欺骗与镇压都是只能激起台胞更大的愤怒而已。仅仅为了要求自治就非武装不可，这不仅是台湾的经验如此，解放区的经验也是一样，中共二十余年的斗争，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地方自治，在这廿余年的斗争中，我们已有很充分的争取自治的经验来贡献给全国人民和台湾同胞作为借鉴。

　　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

　　我们要贡献给台湾同胞以下的几点经验，以便台胞的自治运动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第一：武装斗争既已开始，必须反对妥协、反对出卖，须知对法西斯蒋介石妥协投降，将使台胞受到蒋介石最残暴的血洗，任何上层领袖，如果主张妥协，就是叛卖台胞，就应该坚决把他清洗出去，驱逐出去！只要坚决反对妥协，反对出卖，坚持下去，台胞的自治运动就一定会得到胜利。

　　第二：处理委员会通过的卅二条纲领是好的，应该坚决为其实现而斗争，接收蒋政府财产供作自治运动的经费，和建立民主的“政务局”为自治机关的初步，这些都是对的。除此之外，应立即成立“军务局”，将武装的人民组成台湾人民自治的武装队伍，把广大的劳动人民武装起来，并指挥这些武装为自卫和平争取自治而奋斗。由于蒋介石决心向台胞作更大的武装进攻，因而武装斗争成为极其重要的斗争形式，应该很快的把“军务局”成立起来，并组织基干的正规自治军，掌握在最忠心最坚决最有力的革命者的手里。

　　第三：应立即设法满足劳苦人民的经济要求，在城市中把日本人的房屋和蒋介石的财产分配给工人平民，组织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城市贫民团体及其武装。在乡村要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如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自治运动才真正有了力量，自治的纲领也才会实现，这就是真正切实的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如果不这样做，以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为借口，来阻碍劳苦大众的发动，则运动就没有力量，就会有失败的可能，因而，就无法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实际上乃是叛卖了全体台胞的利益。

　　第四：为了使自治运动取得胜利，必须有坚强的政治团体来做领导，这个团体对自治运动的敌人能坚强不屈的斗争，对于敌人派在自治运动中的内奸能够加以识别和肃清，参加自治运动的各党派各团体和个人应当团结在自治而坚决奋斗的阵线中，这个阵线中所有的党派都应当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并且大家得到自己的发展，使这个共同的阵线成为自治运动中坚强的核心，这个阵线应该公开出来指导自治运动，以免自治运动的领导机关被动摇分子所出卖或被反动派的内奸所篡夺，必须时时警惕自治运动内部的叛卖是比外面的敌人更凶恶的敌人。

　　第五：必须立刻训练大批的干部派到各地方去，派到城市和农村去，领导武装，领导政务工作，训练得愈多愈快愈好，派出得愈普遍愈好。台湾人民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的，这是一个便利的条件，可以一开始就能够从劳苦人民中多训练出干部来。

　　第六、蒋介石对于台湾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加以猛烈的镇压，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运动的中心由大城市到小城市和农村中去是不可免的，要迅速在蒋军鞭长莫及的地方，派出重要的领导人员和大批干部去建立自治运动的根据地，把接收的资材运到这些地方去，并适当地分散开来，建设起长期支持自治运动的财政基础。把这里的人民武装起来，坚决的采取步骤满足这里劳苦人民的经济要求，大城市及其周围，将来蒋军来后，不可免的变成为战场，该地的工作应当以此为着眼点。

　　中国解放区有无数经验可以供献给台湾同胞，上述的几点是当前对于台胞最重要的，台湾的自治运动，无疑的还会经过许多曲折，但是它一定胜利，而且时间是不会很久的。蒋介石决心以武力反对台湾的自治运动，但是他的兵力已经非常枯竭，现在调往台湾的两个师，是原来驻在台湾而后来调去参加内战的，其廿一师是在徐州战场那里。蒋军从十二月下旬以来，一连被歼五个整师，十六个整旅，正在痛感兵力不足，廿一师战斗力薄弱，其新七旅已被全部歼灭，两个师一共只有三万八千人，只要台胞采取坚决的立场，这些兵力绝无办法镇压燃烧全台湾的自治运动。蒋介石再要加派兵力到台湾去是不可能的了，相反的，如果蒋管区各地都有自治运动，解放区战场再打几个胜仗，蒋介石的兵力将更感不足，对于台胞的压力就会减轻。因此台湾同胞的自治运动是一定胜利，而且不久就要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热烈颂扬台胞的英勇奋斗，而且预祝台胞的光荣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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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处理事变方针（蒋中正）

　　——三十六年三月十日上午九时于中枢纪念周

　　此次台湾不幸事件之起源，各报都已有刊载不必详述，缘自去年收复台湾以后，中央以台湾地方秩序良好，故未多派正规军队驻扎，地方治安悉由宪警维持，一年来台湾农工商学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与拥护中央精神之表示，其爱国自爱之精神实不亚于任何省分之同胞，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之台胞，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藉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动，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中央以宪政即将实施，而且台湾行政本应早复常轨，故凡宪法规定地方政府应有之权限，中央尽可授予地方提前实施，陈长官秉承中央指示，已公开宣布定期改设省政府，取消长官公署，并允于一定期限内实施县市长民选，全台同胞对此皆表示欢欣，极愿接受，故此次不幸事件本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该省所谓“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突提出无理要求，有取消台湾警备司令部，缴卸武装由该会保管，并要求台湾陆海军皆由台湾人充任，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范围，中央自不能承认，而且日昨又有袭击机关等不法行动相继发生，故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据报所派部队非但已在基隆安全登陆，秩序亦佳，深信不久当可恢复常态，同时并将派遣大员赴台，协助陈长官处理此事件，本人并已严令驻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派员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勿为奸党所利用，勿为日人所窃笑，冥行妄动，害国自害，切望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的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全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始能无负于全国同胞五十年来为光复台湾而忍痛牺牲艰苦奋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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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十日记（柯远芬）

　　前言

　　这是我在事变中的日记，因为希望将这一次所谓“二二八”事变使人们更多了解一点，所以我将事变中最重要的十天日记公诸于世。

　　战后的贫困、饥饿、纷争、骚动……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到现在为止，国际和国内许多或许大部分的地方都在演着这一幕历史剧，其热闹的性质虽然有别，但剧情的内容，大致总是相同的。所以台湾省卅六年的“二二八”事变绝不是偶然。

　　事变的原因似乎为着缉私案，但随即牵涉到改革政治，从取消专卖局，改组长官公署打倒一党专政政府；但不几天又从改革政治到解除军队武装，提出高度自治、独立……等无理要求。这是偶然的事变吗？

　　因为有阴谋在导演，所以只不过十天，由缉私事，变而政治改革，解除军队武装，最后全变成叛国的暴乱，因此最后亦全变了军队的事了，我亦就此成了事变中的一个主要人物。

　　如果将全事变分成两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就是从二月廿八日起到三月八日为止，这九天是叛乱时期，亦是一黑暗时期。第二个时期就是九日以后的平乱时期，亦是一光明时期。在台北二月廿八日至三月八日这九日都是下着雨，和愁云惨淡，在三月九日的下午我们才见着太阳，光明照耀人间，虽然这是偶然的现象，但是这个天时却帮助了我们不少，妖魔鬼怪是无法在光天化日之下生存的啊？

　　经过一次事变以后，忠奸顺逆自然会分明的，所以我的日记绝对没有批判任何个人。

　　二月廿八日 星期五 阴

　　照常是五点四十五分钟左右起床。虽然天是亮了，但房间里光线是阴森的，推开窗子一看，阴云四布，南国的春寒也有些令人难受，心里想这是象征着暴风雨快要来了。

　　六时十五分由寓所到司令部，大清早马路上除了些穷人外，照样是冷清的，六时三十分我们升旗，因为有些微风，所以国旗飘扬得更有神气，升旗后照例是演讲和晨操，大家都不觉得今天有什么异样。

　　七时早餐，餐后是我写日记的时间（写昨天二十七日的日记），打开日记先看这一天日记上的格言（正气日记），因为这些格言，都是蒋主席所辑的，这一天的格言是“居安宜操一心以虑患”，是居安思危的意思。对面一句格言，就是今天的，则为“处变当坚百忍以图成”，意思是处变要坚忍忠贞。今天所看见的格言，使我有异乎寻常的感觉，好像预示着今天会有什么大难来临的样子。

　　在二十七日的日记里，我记下了两件事：一件事：日前有奸人造谣，而且报纸上亦经登载，他们说：“有一天由苏澳至花莲港长途汽车一辆，在中途遇着数位军人拦阻，强欲搭乘，因为业已客满车夫不肯，致军人动武殴打车夫，车夫无奈，愤而请乘客下车，再请军人上车，然后便连人带车驶进海洋去了。”这是一件绝对不近情理的事，但一时传遍各处，我为慎重起见，因请公路局和驻花莲港部队调查，结果证明全属谣言，公路局的车辆并无一辆不见，亦无一名司机和士兵失踪，此必为奸人造谣，以求中伤军民感情，其计实甚毒辣，由此亦可知奸伪的阴谋在逐次展开中。另一记事为今晚因专卖局缉私人员执行任务不得法，致伤害人民，引起事端，民情甚为激昂，此事应由专卖局和警察局负责处理，优恤死者，重罚失职人员，以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目前下级公务员如此不健全，影响政治诚非浅鲜。

　　写完了昨天的日记以后，七点三十分上英文课，不到半小时，长官来电话要我到长官公署有事相商，至则台北市游市长，陈警察局长和警务处胡处长均在座，当时得知延平路一带流氓在打锣，民众在集合，因昨晚缉私命案将有示威行动，当时大家均认为这是流氓所鼓动，所以长官有意逮捕流氓，但我的感觉有些不同，认为幕后必定另有人在煽动，同时民众在蠢动中，流氓混在群众里，又无特别记号，在此群情激昂之下，如以武力制压和逮捕流氓，恐易引起冲突发生不幸流血（如过去许多惨案相同），因此我主张对缉私案立即宣示处理办法，同时以宪警设法解散已集合的群众，和守护各机关衙门，然后再设法对付流氓，长官亦同意此办法，我们就分头去处理。

　　群众集合的虽不多，但是围观者甚众，一共约二三千人，声势相当浩大，当时游市长（本省人）市参议会周议长陈警察局长和宪兵张团长等均前往劝导，并宣示政府对失职人员必定从严办理，但群众要求即刻枪毙失职人员，故无结果，扰攘至十一时左右，群众拥至专卖局，有捣毁专卖局模样，当时我要张团长派兵保护专卖局，同时张团长和胡警务处长亦先后前往制止，不久闻专卖局门市部和贸易局的新台公司均被捣毁，至此群众逐次失去理性，星星之火从此便成燎原了。

　　午饭后我命副官处王处长（本省人）前往劝导，并请群众推派代表前来商谈解决办法，不久王处长偕同七八位代表前来，此时国大代表谢娥女士亦来部，告知事态严重，要我速谋解决，当时我就请她亦参加商谈，希望她能发生些作用，代表们提出了六个条件，除了立刻撤换专卖局长，因为职权关系我没有答应他们外，其余我都圆满的答复了，惟正在商谈中我接到长官的电话说群众又拥向着火车站，有向长官公署进扰的模样。我于商谈完毕后，即令代表们速去制止群众继续暴动，并应速行解散，随后长官电话要我前去，至则葛秘书长军法处徐处长和法制委员会方主委均在座，正讨论戒严的法律根据，后来又和秘书长商量，讨论许久，对于戒严不戒严仍无结果，我以时机紧急，转瞬天黑，一切布置均来不及，所以我即先回部作一切戒严的准备。回部后见及曾经商谈的代表，他们亦说事态严重，因为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在煽动在领导，要求派交通车贴些标语，标语写的是事件圆满解决了，请民众们回家去，在他们还没有去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四五响枪声，知道事态不好了。果然葛秘书长来电话说，暴徒进扰公署并抢夺卫兵的枪，且有暴徒开枪，向卫兵射击，卫兵不得已还击，致双方伤数名，暴徒虽已驱散，但仍在各处骚扰。我即饬代表们迅速前去设法制止民众的暴行。此时我已知道事态极为严重，奸伪已经混入群众中，积极的在煽动，因此我召第三处卢处长商讨军事布置，同时计画今晚戒严的部署，当时最感困难的是兵力不够，在台北我们可以使用的兵力只有宪兵一个连，特务营一个连，其余都有勤务。所以当时决定调驻凤山独立团所控制的一个营和基隆要塞守备队二个中队开台北，凤山的部队是远水不济近火，只能希望基隆要塞的守备队来应急，经将此情形报告兼总司令后，决定自今晚十二时起开始戒严，禁止民众的集会，然后再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

　　不久大暴行开始了，时间大概是下午二时以后，疯狂了的民众（大部分是流氓和浪人）对所有外省人，无论公教人员工商各界与男女老幼均为暴徒们殴辱的对象，只要遇着了暴徒是无法幸免的，星星之火在燎原，事变毕竟是扩大了。

　　目前的局势，我们只有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横逆之来，只有镇定和忍耐啊！我当时召宪兵张团长来部商议应付这一个恶劣的局势，我们共同的意见是无论如何不可中奸人之计，我们要设法避免不幸的流血，因为奸暴们很巧妙的利用了这缉私的事件，而且又以改革政治为号召，如果就因此而发生大流血，是不会为国内外人士所原谅的，亦将是国家的耻辱。所以当时只决定以仅有的少数宪兵和特务营的一部守护军政机关，和仓库、工厂、金融、交通、通信等场所，而以警察去制止暴行。同时规定非为自卫，绝对禁止开枪，此时并商议今晚戒严的部署。

　　商议完了后，电话基隆要塞史司令速将守备大队抽出两个中队，由大队长率领开台北归本部指挥，同时因为火车受暴动影响停止了，只得由本部派车去接运。

　　黄昏前戒严令下达，是以宪兵张团长兼台北市临时戒严司令，使用的兵力只宪兵二个连（将淡水基隆各地宪兵集中）和守备两个中队，戒严开始时间为今晚十二时。

　　同时电令基隆要塞史司令，为基隆戒严司令，除调台北守备两个中队外，由渠抽调炮台的守兵编成使用之。

　　黄昏时候，我们抽调辎汽二十一团的汽车九辆，并派参谋随同开基隆，载运守备两个中队来台北，本来由台北至基隆平时行车时间只须四十分钟，但这一次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结果花了两小时才到达基隆，原因是沿途均有暴民阻碍，和车辆不好，时常发生故障，晚十时至十一时调来的兵总算是安全的开到了，但是我们却牺牲了一个忠勇的汽车兵团的连附，在开基隆的中途——汐止，为暴徒们用刀杀死，这消息我一直不敢向士兵们公布，因为怕激怒士兵们的感情，怕他们去报复。

　　中夜，戒严的布置完了后，我才安心的休息，在休息前我曾虚心的检讨今天的事变，我的结论是：“这次事变的发生自然有奸人从中煽动，但是吾人未能防患未然，政治的松懈，群众运动的没有注意，没有切实掌握群众，领导群众，这是我们党政军团最大的失策，不过事变到来后，我们尚能本着‘处变当坚百忍以图成’的格言，尽量的压制着自己的感情，否则恐怕要造成一次大流血，嗔笑中外。”今夜在沙发上和衣而睡。

　　三月一日 星期六 阴

　　早晨仍然是六时起来，但今天官兵均因为有任务不能集会举行升旗典礼，国旗今天也寂寞了，在静悄悄的寒风中独自招展。

　　早起无事，我照例的写日记，今天主要的是写上月的反省录，和本月的大事预定。

　　二月算是过去了，这一个月来的工作尚能按照预定的进度去实施工作的精神，也始终没有松懈，这实足以自慰。

　　过去我们只注意本身的工作，没有去关心外界的环境，只知道埋头的苦干，而不知道运用环境来帮助工作，在中国的社会，这样是会失败的。“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明证。做事和在战场上作战相同，人和最为要紧，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成功事情的必要条件啊！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这是论语上的话，我自己这样想，本省政治失败，并不是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或者人事的不臧，而完全是这“信”字没有树立，本省的同胞，因为尚缺乏中心思想，又没有国家观念，对国家的一切都没有信心，所以一切的施政，他们都以为是压迫是虐待。一切的误会都从此而生。

　　“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这一个信条，在“二二八”事变中又找到了证明，宪兵因为纪律较佳，平时甚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所以在台北的暴动中，人民对宪兵的执行任务，均极满意。

　　“处变要坚百忍以图成”，这是一个正确的处变原则，这次事变如果不采取这个原则来处置，可能情况更恶化。

　　在此次事变中，我发觉社会上的人可分成三种：第一种为上等人重名，第二种为下等人重利，第三种为中等人既不求名亦不求利，大多数是善良的民众。但是社会上是由少数的上等人和下等人控制着大多数的善良民众。以上是我记的上月反省录。如下就是我下月大事的预定。

　　一、和平处理“二二八”事件，但务必争取主动，一切都要有所准备，才不致有失。

　　二、重新调整部署，注意控制全省各要点，同时要设法掌握机动的兵力，以应事变的扩大。

　　三、调查伤亡和损失，并妥为处理善后以安官兵的心。

　　四、照预定时间举行春季参谋旅行。

　　五、编辑“统帅学讲授录”讲义，为军官团讲授之用。

　　六、指导全省粮食调剂事宜，务必平抑全省粮价，俾安民生。

　　写完日记以后，各方来电话询情况，我均告以事变业已平息，实际亦是如此。上半天街头的行人稀少，各机关学校工厂均已停止工作，我以电话询基隆史司令亦说情况甚好，绝无问题。

　　因为兵力不够，暴徒转在市郊活动，所以中午以后又有些小骚动。他们的目标为警察，似乎有计画的在抢夺枪械。午后二时，暴徒们欲捣毁铁路警察署致发生冲突，双方均有损伤，虽然情势仍极严重，但民众的情感冲动，似乎已经减低。

　　郊外的情况逐次的恶化，而尤以桃园为最，桃园亦于今日午后发生暴动，据报告是由台北南下暴徒所鼓动，最先是攻击警察局，然后围攻县政府（桃园为新竹县治），并有攻击桃园飞行场仓库消息，我得到此消息时已经是午后三时了，当时我的处置是要他们防守县政府的警察和县府职员沉着抵抗，同时计画由南部北上的部队来解围，我认为无组织的暴徒是不会持久的。

　　由凤山北上的独立团一个营于今晨运输至新竹时，司机为奸人威胁，于到达新竹站时逃亡，因此列车无法再前进，部队只得暂时占领火车站，以防不测。同时我电话新竹郭市长，设法征用汽车交部队使用，希望部队今天仍能到达台北，但是新竹市亦有不稳象征。

　　情况是复杂起来了，我想可能会蔓延及全省，所以我请示兼总司令电令全省各部队确保仓库、机场、要塞等地区，但非为自卫，不得向民众射击。

　　因为戒严，士绅们以为过于严重，而且会因而刺激物价，尤以粮食将成问题，有一部分的人实是希望事件早日和平解决，他们向长官献策，建议立即撤销戒严令，同时他们保证不再发生暴动，然后再组织调处委员会调查真相再作处理，长官因爱护人民，和信任士绅，所以同意了这一个建议。

　　兼总司令告知我这消息，空气似乎和缓些，但我总是担心会上他们的当，所以我建议解严时间可于在今夜十二时，而且是暂时解严，部队仍照原位置驻守控制要点，如果情况恶化，即马上又恢复戒严，兼总司令亦同意这办法，我们就照这样去实施，不久，长官便向全省同胞广播，宣示解决事件办法，词极感切动人。

　　晚上台北、基隆，均平静无事，只是桃园暴动仍未平息，由新竹北上的部队始终没有到来，心里总是不安。

　　十二时仍利用沙发和衣而睡。

　　三月二日 星期日 阴雨

　　天还未亮，为电话声所叫醒，以为又有什么意外发生，拿起电话筒，知道是陈参事达元（前本部调查室主任）的声音，他告诉我，他和新竹县府外省籍的公务员均平安的回来了，这是多么使人高兴的消息啊！我请他即刻到总部来，我想探知桃园方面确实的情况。

　　他说桃园的暴动是在昨天的下午二时左右，完全是由台北南下的暴徒（两个卡车）和在桃园潜伏的奸伪所煽动才暴发的，最先是抢劫警局的武装，然后是桃园飞机场台籍守兵的枪亦被夺一部，就此他们便开始围攻县政府，因为他亦正在县府，所以只有集合外省籍职员和外省籍的警察坚守着这神圣的官署，但终因援军未到，结果由警务处派警察大队的警察乘车来救援，大家才安全的回到台北。

　　不久接到何团长由新竹来电话，报告昨晚北上的部队，于经过中坜时为民众阻塞道路，及鸣枪敲锣示威，车辆无法通过，而且因为夜晚情况不明，故又开回新竹。我即告知恐情况将有变化，饬该营即在新竹待命，并负责维持新竹的治安。

　　自昨夜解除戒严后，台北市的情况已较为缓和，长官亦接受国大代表、参政员和参议员等建议由其等组织调处委员会负责调查处理，同时长官并命长官公署有关各处长和我为委员，参加调处。

　　早饭后士林镇镇长及警察局长偕民众代表二人来见，报告昨夜该镇有劳动营邱中队长击毙民众一名，要求惩凶及抚恤，我即电话劳动营查询，结果得知昨夜确有流氓抢劫邱中队长住宅并欲杀害，该员为自卫不得已开枪击毙一人，当时为平息民众愤恨，故即将该中队长拘押交军法讯办，同时发死者抚恤金台币十万元，代表们亦咸认为满意。

　　今天虽然台北是安全了，但这星星之火，却燃到了新竹、台中，新竹为有北上的部队，兵力比较雄厚，所以暴徒除了捣毁警局和抢掠公教人员的官舍以外，尚无十分严重的骚动，但是台中情形却比较不同，因为台中除仓库守兵外，无部队驻守，而台中情形又比较复杂，奸伪分子较多，这里暴动方式也不同，红色的恐怖从此开始，对宪兵队、仓库，及团管区等军事机关亦开始攻击了，这是事变的一个划时期，他们提出了打倒一党专政、打倒国民政府……等反动的口号，而领导人物就是有名的女奸伪谢雪红，从此我们亦改称暴徒为奸伪了。

　　因为情况的迁变甚有规律，由北而南顺次的蔓延，当然我们亦应有通盘的打算，此时我的计画是先求确保南北两部的安全，再相机恢复中部的秩序。因此，我建议成立新竹防卫司令部，和南部防卫司令部，新竹防卫司令派本部第一处处长苏绍文兼任，因为他是本省的新竹县人，人地至为适宜，要他率在台北的基隆要塞守备一个中队和宪兵一排，先恢复桃园的秩序，然后进驻新竹，指挥新竹方面的部队，防止中部的奸伪北窜。南部防卫司令由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缉兼任，指挥南部所有的军警宪（南部兵力较厚）确保嘉义以南的地区，任务是防止暴动再发生。北部的部署则照旧，因为北部已较安定了。我们于得到兼总司令同意后，即作一切必要的处置。但此时我们所担心的是东部，因为东部除了仓库的守兵和少数的宪警外，全没有兵力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只能令台东与花莲两县的县长，相机防止暴动的发生，同时电驻花莲的本部特务营一个连（本来是事变前令饬调回台北归还建制的），如果尚未开拔则仍留驻花莲港负责东部治安的维持。

　　因为情况的恶化，我们不能不作万一的准备，所以我建议向中央请兵，但此时兼总司令告诉我，业已电主席速调整编二十一师一个加强团来台平乱，但这是远水不济近火的，所以当时又决定要求将宪兵第四团留驻福建的一个营，调来归还建制，并且由交通处即派船接运，同时又决定调马公要塞守备两个中队开高雄归彭司令指挥，预期使用在中部。

　　苏兼防卫司令是午后三时出发的，我勉励他要努力完成任务。

　　奸伪和政治阴谋家逐次出现了，街头不但很多反动的标语和传单，暴动的实行者流氓浪人反而少出现了。奸伪是混进在群众中企图掌握群众利用群众，来达到他倾覆政府的目的。政治阴谋家则在上层领导，鼓动群众，要胁政府，他们最初是想做官，后来反为奸伪所利用操纵，而趋向高度自治、独立、托管……等叛国行为了，这一类的人，多半是日寇统治时代的御用绅士、地主……日寇的鹰犬。政治阴谋家、奸伪、流氓、浪人，虽然他们各有目的，但是推倒现状则是一致的，事变便由此大合流而起，这是建设新台湾的反动，我们必须与此反动派战斗到底。

　　晚上仍未得到苏司令的消息，不知道已经进驻桃园否？心中极念。

　　中夜后休息，仍睡在沙发上。

　　三月三日 星期一 雨

　　晨六时起来，第一课是写日记，我先写上星期的反省录，然后写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我上星期的反省，是就“二二八”事变发生后的感想将他记下。我觉得我们无以对国家和民族，这五十年来革命，八年抗战所收复的台湾，只仅仅一年半，便发生如此大的变乱，我们只有自省，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败。但是失败的原因，我却以为不在政策，而在实行政策的人和方法，尤其过去我们在台湾工作的同志，只知道埋头的去工作，而没有注意宣传，和排除工作上的障碍，用革命的方法消灭反动势力，消毒的工作没有做好，便服大补药，自然会发生反作用啊！

　　本星期预定的工作课目：第一，迅速平息叛乱，要设法争取民众，以民众力量来消灭这种暴行，才是办法；第二要努力读书励志，在是非不分、正气湮没的今日，为革命、为国家要坚定信心，以奋斗为天职，以牺牲为当然，与反动势力作殊死战。

　　早饭后召副官处易课长，指示对于本部防御设施和部署，以防奸伪的袭击。

　　今天台北的局势，表面上平静得多了，商店仍在关着门不愿营业，马路上除好事的流氓、浪人、奸伪外，善良的百姓都不愿意出门，自然街市上零落得多了，而且零落得有些像战时景象。

　　上午“二二八”调处委员会，在中山堂开会，台下有千数百群众在鼓噪，因此性质改变了，由调处委员会变为处理委员会，委员除国大代表、参政员、参议员而扩大为各界代表。因此处理委员会亦全为毫无理性而又被奸伪所把持的少数民众所控制，政府代表不得已退出。同时他们号召全省各县市普遍成立分会，不论已否暴动均如此，此一姿态的出现，政治阴谋已全部暴露，他们正企图以此处理委员会来接管现在的政权。

　　下午所谓处理委员会推派出二三十位代表到长官公署向长官提出要求，长官以关系治安问题派我代表出席。我当时看了所来的代表，知道分子相当复杂，里头有流氓、浪人、奸伪，和政治阴谋家，因此我想这是不易和他们讲理的，只有以情感动他们，以威力压他们，才有就范的可能。所以我最先表明我的立场。我说：此次事变的发生，无论政府与人民都对不住国家和民族，发生事件的那一天，我接到两个报告，第一个是说美国人在那里拍影片，第二个是说日本人在欢喜庆祝。我听了这两个消息，比较听到政府人员及民众的死伤更痛心，我的泪也落下来了，我想大家亦必有同感。至于问题的解决，只要不离开国家民族的立场，那怎么解决都可以，假如离开了国家民族的立场，那我们就死了也不会答应的。这是我们做军人的本分，也就是国家给与我们所应尽的义务。话说完了，我就请他们将要求提出来讨论。最先一位姓林的代表提出“组织治安维持会”的要求。我当即驳斥他这是抗战期中汉奸的把戏，敌寇于夺得我们一城一池以后，在新政权尚未树立前，利用无耻的汉奸来组织治安维持会，替敌人来控制我们的人民，现在你们承认是要树立新政权么？是否与现政府站在敌对的地位？结果蒋渭川代表比较聪明些，他马上说这是名词上的误会，并且说我们只希望能协助政府早日恢复治安，同时提出修正案，要求组织治安服务队。我当时答复，治安之所以不好，是由于你们的破坏，如果你们没有暴行，自然治安就无问题，以你们破坏的人来组织治安服务队，岂不是滑稽的事吗？同时我亦提出修正案，就是在宪兵团组织宪警民联合办事处，负责治安的维持，至于维持治安的办法由张团长去负责处理。代表们都被我说服了，不再坚持他们的原案。但是他们另外又提出要求，除宪兵外，战列部队均回驻营房，以免再发生不幸的冲突。我当时亦提出一个反要求，就是要他们担保今后不再发生暴行。他们都说愿意以生命来担保，所以我也就答应了他们，同时我说下午六时前本市的部队可以全部回驻营房，他们都认为满意，大部分欢喜得要流泪。有一位代表临去时对我说，如此处置，真不知救了多少生灵。同时他们要求我在今晚八时广播，向军队和人民报告今天商谈的结果，以缓和情势。会毕我即将会谈经过面报兼总司令，我说因为兵力过少，而且这两天来都下雨，部队亦实在疲劳了，似以回驻营房为佳，但为应付不期的事变，晚上可多派汽车巡逻。兼总司令表示同意，我即以电话告知张团长去实施。

　　事件似乎已寻获了解决的方法，我想只要各地不再发生暴动，那问题就可急转直下圆满的解决，所以我已在晚上八时即到广播电台广播。内容大意是要求人民守法，听候政府合理的解决，同时要求部队回驻营房，除守护仓库、机场、场站……等外，治安交由宪警与民众去负担。广播完了，楼下有二三十位学生代表在开会，讨论参加治安的办法，他们要求我出席，这似乎是一个预谋。至则看到会场没有主席，秩序亦很坏，你一言我一语的乱说，知道是为奸伪所操纵。他们要求我发给学生武器俾参加维持治安。我说学生的责任在读书，维持治安可由社会青年去负责，而且人民协助维持治安是协助宪警的，是做宪警与人民之间的媒介，俾免发生误会，所以无须使用武器。他们又说这样就变成了差别待遇。我说你们是学生，我们是军人，各有职守，这是无法相同的。他们无可奈何，我也就先回来了。

　　回来后一想，问题恐仍甚长，奸伪又在做破坏和平解决的工作。

　　中夜接到广播电台来电话，知道嘉义亦于今日午后发生暴动，军民在冲突，但我尚未接到正式的报告，事变已经蔓延到南部去了。

　　心里极不安，一夜未睡。

　　三月四日 星期二 雨

　　六时起床，天仍是黑漆一团，而且还是下着绵绵的春雨。

　　最先的工作是打听台中嘉义的情况。由广播电台、宪兵团和铁路方面所得来的消息，知道台中已经被奸伪占据了，十余名的宪兵和几十名的仓库守兵，亦被迫解除武装，嘉义方面则正在冲突中，十余名宪兵已突围转进至飞行场，协同空军地勤中队固守机场中，内角驻军罗营一部于暴动发生时开进嘉义协助仓库守兵，但亦被围困红毛碑营房，嘉义是揭开了正式的战斗，闻有潜伏的日俘和高砂族参加奸伪方面，显然事态是愈益严重了。

　　早饭后我向兼总司令报告如上的情况，并且商议解决中部叛乱的办法。当时公署沈顾问亦在座。我建议派黄参议国书为中部防卫司令，做新竹防卫司令部办法，率领一部兵力前往戡乱，沈顾问则主张派黄参议去宣慰，因为他是本省人，素有名望，或者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兼总司令同意他的案，但名称究为宣慰使抑宣慰特派员则未决定。

　　我回到司令部后继续考虑这问题，总以为对奸伪绝非宣慰可能为功，尤以政府的威力尚未表现以前，宣慰适足壮奸伪的胆，所以正式签请以黄参议国书为中部防卫司令，亦为兼总座批准了。我当时电话黄参议告知此种任务并请来部商讨实施办法。黄参议来部我即告知全般情况，并询需要多少兵力，其当时似有难色，我勉励他这是立功报国的时候，但他不主张用兵平乱。此时我只得请他去晋见兼总司令作最后的决定，希望他能以国事为重，前往一行。

　　不久兼总司令来电话，告知将黄参议的防卫司令改为宣慰特派员，我则建议仍兼防卫司令，加重他的职权，俾易完成任务，结果就此成为定案。

　　黄参议于见过兼总司令后又前来相商，商定暂不率兵前去，他以本省人的资格，率领若干士绅前往，然后相机求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因为兵力的不敷使用，和奸伪的阴谋尚未全部暴露，我亦只得同意他的办法，同时答应他签请派陈参议汉平同往。

　　因为嘉义方面的战斗继续在进行，嘉义的奸伪利用广播电台在造谣，所以今天整个上午陆续有处理委员如黄议长朝琴、林参政员忠……等前来要求嘉义方面的部队停止向民众射击，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他们颠倒是非，无理要求，明明是暴徒、奸伪围攻军队，还要求军队不要抵抗，要他们束手待毙吗？天下岂有是理。

　　今天台北、新竹、基隆，各地表面均平静无事，铁路和公路的交通，亦恢复了一部。但是处理委员会有一个无理要求，暂时铁路不得运兵，他们的理由是会刺激民众的感情，易生事端，我则为着民食，和不使物价因事变而高涨，同时亦无兵可运，所以我答应了他们，但我说只是暂时的办法，而且时间绝不受限制。

　　为着要分化奸伪，和运用民众力量来打击奸伪，所以昨天兼总司令批准了设置义勇总队，并以林顶立同志为总队长，他是本省人，极为忠实而有作为的同志，所以今天我召他前来商议组织的办法和任务，并且批拨他装备和经费，要他今天就成立，因为问题是很紧迫了。

　　下午街头上出现的反动标语更多，而且还有战报，说是台中、嘉义的人民军胜利了，要求各地民众均武装起来，打倒一党专政的政府，而且还张贴内地奸伪的战况。今天街上的商店虽然有一部分开业，工厂亦有一部分复业了，但人心仍是不安，各机关和工厂，本省人较多的都在纷纷组织接管委员会要求接管，其方式有些像前年我们向日本人接管一样。学校完全未复课，街头上出现很多类似浪人的学生，这些都是奸伪，或为奸伪所利用的分子。

　　黄昏后再暴动的谣言甚盛，我当时有些不相信，以为这必是奸伪的谣言，虽然事件的和平解决，是他们所不愿意的，但他们尚未有力量，尚未能完全掌握全部的群众。不过为防万一，我电话张团长要他特别注意警戒，晚间多派巡逻车警戒和搜索，同时告知易课长，今晚本部的警戒兵力要特别加强。

　　晚饭后下着倾盆的大雨，我特别到黄参议公馆为他送行，但他又改变了行程，今天先派陈参议汉平偕嘉义士绅刘传来前往，先到嘉义解决该方面的冲突。我给予陈参议和刘传来先生的任务是要求奸伪立刻停止围攻仓库和飞行场，其次要供给驻军的给养。

　　由黄参议公馆回来后，心里想事情如此变化莫测，忽晴忽雨，真是不知如何处理才好，此时我经过周密的考虑后才决定尽速作军事上万全的准备。一俟他们叛国的罪证公开后，马上即使用军事力量来戡乱。如此，一则可得到本省同胞的同情，再则省外人士亦可以原谅，但此时要注意的是努力争取民众。

　　晚八时稍过，供应局李局长来电话，报告新庄仓库守兵捕获奸伪分子二名，身上搜出有地图并标示有攻击路线，同时讯明是传令的，并供出预定今晚十二时至一时暴动，而且集合地点在台湾大学和建国中学两处附近，我精神上突然的紧张起来，奸伪的阴谋毕竟要暴露了。我当时与李局长相商将该奸细即送来本部研讯，同时即将此情况转知张团长和义勇总队林总队长，要他们准备一切听候调遣。

　　十时两名奸细解来了，我派副官处王处长（本省人）研讯，结果所供与前情相同，他们是建国中学的学生，是受奸伪利用的，他们只知道送命令和到何处集合，其他则茫然不知。事情是明朗了，我当时即令林总队长派便衣队员前去建国中学和台大搜索。不久得报告，建国中学方面无情况，台大方面则未得回报。此时我与张团长协商，以一部兵力固守各机关与要点，主力作为机动使用，只要情况一明了即机动出击，迅速消灭叛乱，十一时三十分台大方面的报告来了。据说在大学附近有一人在徘徊，经询今晚是否集合，他说是在此集合，我得到此情报后，即令林总队长派队员多人前往相机将其解散，一方面饬各部队戒备。

　　紧张的情绪一直到次晨二时，陈参事达元电话来了，据义勇队员回报说台大方面奸伪的集合，因为下雨，只集合了二三十人，结果为义勇队员劝说解散了。奸伪的预谋虽然没有实现，但我已完全明白了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和平解决的。

　　三月五日 星期三 雨

　　今晨七时才起床，马上摇电话给黄议长朝琴，请他在早饭后前来一会，我想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他，使他亦有所警惕。

　　奸伪的阴谋业已完全证实了，事件是无法和平解决的，只有准备充分的力量，与此反动势力奋斗，目前所感烦恼的，是一般人尚不知道奸伪的阴谋，因为他们都有主观的成见在心，是无法和他们说明的。

　　驻花莲港的特务营一个连，于昨晚返抵部，因为在他们得知事变发生的消息时业已上船。昨晚到达基隆，本来火车是不肯运兵的，但他们不知道兵从何而来。他们以为是中央所派押运钞票的部队，因为昨天中兴轮到基隆，运有一批台湾银行的钞票，结果很顺利的将这一个连运到了台北，在正感兵力不足时候，也给予我们不少的勇气。

　　午前八时三十分黄议长朝琴来见，我告知昨晚奸伪预谋的暴动，因为事实他没有看见，自然不易使他相信。我诚恳的要求他，为国家，为台湾，处理委员会应速谋结束的办法。我主张处理委员会马上正式表示完全接受长官所宣布的政治解决办法，同时处委会即作结束处理，如此则本省同胞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已可达到，而且可免奸伪利用，使事件圆满解决。同时我警告他，如果奸伪真的成功了，连你议长也不复存在。我们是同志，我们的成败是一致的啊！但他表示无法控制处理委员会，他自己对此也感觉悲观，不过他说决尽最大努力照我所说的去做。至此他们才感觉放火容易，救火难啊！

　　台南消息也不好，据张团长接驻台南的宪兵队电报，说台南在昨日午后亦有骚动，市政府人员退入要塞总部，宪警尽力制压暴动，而且宪兵营长对民众挥泪劝导，要他们勿为奸人利用，致受无谓的牺牲。

　　马公史司令再来电，要求守备队暂不调本岛，因为马公亦甚不稳，为免刺激马公民众的感情，是以不调为宜。同时澎湖县参议会议长亦有同样要求，兼总司令本来于接得第一电时是决心要调用的，但至此各地亦陆续发生暴动，马公离开本岛甚远不易救援，故改变决心该守备队暂不调用。

　　事变已全为奸伪所操纵控制，所以今天本部电请省党部，青年团和公署宣传委员会，要求他们发动党团员加紧宣传，政治斗争的方法是要以组织对付组织，以宣传对付宣传。

　　因为情况的愈演愈趋严重，所以卢处长于今晨建议电请福建刘主席调借保安团来台协防。因为福建的保安团全为兼总司令的旧部，亦经我训练和指挥过的，兼总司令同意此项建议，我们就试发一电与刘主席相商。

　　下午接奉主席来电已调驻淞沪一带的整廿一师一四六旅来台，并且于本月十日前可全部到达基隆登陆，同时又将驻福建的宪兵第四团一个营亦归还建制。

　　嘉义的部队均突围集中于飞行场，虽然奸伪不断围攻，但均不得逞，将士忠勇，诚为可喜，惟守军弹药和给养则极为困难，今天与空军郝司令相商，可派机输送弹药和粮食，心中稍慰，并决定明日派机输送弹粮，我即令卢处长速与供应局李局长商办。同时电饬罗营长等务必死守机场。

　　晚上接高雄要塞彭司令来电，得知高雄屏东均已发生暴动，高雄的外省籍公教人员和眷属数百均退入要塞收容，宪兵亦退入要塞，高雄市区已为奸伪所占据，并纷纷组织各色各样的部队，屏东暴动虽不十分厉害，但市府人员与宪兵亦均退守飞行场，市区为奸伪所控制，但凤山则安静无事，因为整廿一师独立团团部驻此，戴副团长以威吓的姿态镇压，结果奸暴不敢骚动。其法良善，功亦至伟。

　　整个台湾西部均已逐次发生暴动，较大的城市除了彰化和凤山无事外，其余均无法避免，而且各县市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均相继成立，并有接管政权的趋势，虽然此对独立的口号尚未发现，但高度自治，台人治台……等口号则已成为处理委员会的正式要求，而处理委员会亦有政务局，财务局，外事局……类似政府机构的组织，独立的趋向愈益显明了。

　　各地将领和本部官兵均要求迅速采取断然处置，以戡平叛乱。当然这是我们军人的任务，而且凡属有血气的人，看了奸伪这样残忍没有人道，和种种无理要求，自然会难以忍受，此时我虽然亦义愤填胸，但为着不可小不忍则将乱大谋，所以我不现一点形色，只告知他们时机未至，一俟他们叛国罪行暴露后，民众均争取过来了，这就全属我们的时候，现在还只占一半有利的形势。

　　三月六日 星期四 阴雨

　　早起后详细研讨目前的形势，我认为目前的暴动已成为政治化了。独立派在进行着所谓高度自治的要求，奸伪派在继续着鼓动暴动的工作，托管派亦在秘密进行其阴谋。因此，我可以为政府对处理此事变的办法，要有一到最低的限度，要设法满足大多数民众的要求。将民众争取回来，然后才可对反动派施用压力。我当时拟定有政治解决的办法数条：第一，现任各县市长如有不能尽职的可以撤换，并准许由各县市参议会推荐三人再由长官圈定任命；第二，长官公署请求中央改组为省政府，而委员厅长尽量选用本省人士；第三，政治上应兴应革之事，交由新省府酌量办理。早饭后我到长官公署向长官建议上述的政治解决办法，亦是政府采纳民情最后的一个限度，长官当即告知，其亦已如此决定，并定今晚向全省民众广播，我当时向长官建议，如已经决定则广播时间不妨提早，于是又改在下午三时广播。此为事变一个转捩点，因为此为政府容忍的最后限度，超此限度即将以叛逆视之，将使用军事力量来平乱。

　　上午在微雨中向嘉义输送弹粮的飞机出发了，心里少了一种心事，嘉义的将士得此物质上的补充，其精神上的作用必更大。

　　主席又来电，将整编第二十一师全部调台，同时驻闽的宪兵二十一团亦调两个营来台湾，而且指示处理事变的方针，政治上可以退让，尽可能的采纳民意，但军事上则权属中央，一切要求均不得接受，这是最高的指导方针。

　　福建刘主席的回电来了，因为福建的保安部队驻地星散，集结费时，恐不能应急，他同时建议可向中央请求调驻闽的宪兵来台，较易为功。当即覆电致谢，告知本省兵力已足应用，前议取消。

　　下午接高雄要塞彭司令来电，报告今日上午奸暴代表多人胁迫黄市长仲图来部，要求解除要塞武装，并有暴徒数百在外包围，当以叛迹昭彰，即将代表多人扣留，并派兵击退包围的暴徒，当场俘获暴徒百余人，枪刀无数，随即进兵市区占领各要点，守护政府机关，同时令凤山何团派兵进驻高雄车站。高雄叛乱大致已平息，奸暴的力量实不堪一击。

　　花莲、台东方面，据该两县长来电报告，昨今两日情势均不稳，煽动的都是由西部过来的，最先是台东骚动，然后传染至花莲，台东县府人员暂退至高砂族，花莲县府人员则与宪兵退守飞行场。幸该两县人士尚明大义，未有暴行，尤以高山同胞最可爱，他们始终与政府合作不为奸伪所利用。

　　至此全省均为暴动所波及，十七县市均组织有类似政府的处理委员会。台北的广播电台全为处理委员会所控制。奸伪亦利用作煽动的工具和指挥之用。

　　今天广播电台日夜播送退伍陆海空军军人集合（曾在日寇部队服役者）、本省籍警察集合，和号召组织青年同盟、学生同盟……等。奸伪的气焰高涨，他们均以为暴动成功了，今后一切是全属他们的。

　　晚上我请卢处长计画部队到达后的登陆和以后的部署，我的腹案是部队到达前即宣布全省戒严俾便部队登陆和行动，然后部队即占据全省各要地制止一切不法的暴行。同时告知部队长注意奸伪和政治阴谋家的行动。

　　三月七日 星期五 阴雨

　　事变到昨天为止刚好是一周，到现在奸伪全部阴谋均暴露无遗了，目前是力量的问题，和平解决是绝对不可能的。为防万一，本部全体官佐和驻兵均予装备并予编组，以备不时的使用，同时本部防卫的指挥，因为易课长副官业务繁忙，无法兼顾，故又派由邓尔员担任，全体官兵均愿与奸伪奋斗到底。

　　新竹方面自苏防卫司令到来后，桃园和新竹的秩序均恢复了，而且留驻新竹的何团一个营，除留一个连归该司令指挥外，亦均输送来台北，新竹以北巩固了，高雄以南亦无问题，目前只台南、嘉义较为严重，大局已为转好了。

　　今天上午空气又紧张起来了。虽然市面似乎已恢复了，行人亦较多，但奸伪的活动反较厉害，早晨许多外出采买的士兵和有公务外出的官兵均被奸伪搜查，有武器的即被抢夺，特务营的士兵在新公园附近亦被抢去长枪两枝，总值星官向我请示，官兵对此不法的奸伪可否开枪自卫，我指示被动的自卫，徒引起纠纷，不会有效的，明天以后我们将采取主动的戒严，自然这些事情就会消逝。我们原预定九日晚开始戒严，目前只有无公务的官兵勿外出，个人外出勿带武器，传令则可利用便装，以减少目标，以为对应。

　　上午接第二女中一位学生来信，他是去年青年夏令营的学生，亦为青年夏令营的同志，他全封信均充满真理与正义，他说省民要求改革政治未尝不可，但不能够如此残忍，尤其改革政治不能由地痞，流氓，浪人，御用绅士去领导，至于打倒贪官污吏，他不主张分本省人与外省人，最后他的结论，以为此次事变绝对不是省民的公意，希望政府迅速以武力平定，否则将不可收拾，同时他在信的最后用手指的血写“台湾省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蒋主席万岁”。这才是真正的民意，这一封信给我的帮助很多。

　　下午三时左右黄议长来电话，要我通知长官，他们处委会有条件提出，请定时间接见处委会的代表，我想长官已于昨日宣布了政治解决的办法，今天他们又提出条件，必定是无理要求，我说不能代为转知，请你直接去交涉。

　　四时三十分左右长官来电话，告知他已拒绝了处理委员会无理的卅二条要求。我知道事情是严重了，但我却更为安定，因为我知道事情终归会到来的，而我所有的准备均已完成了。

　　不久广播电台已将卅二条广播出来了，因为我没有时间收听广播，许多人都来告知卅二条的内容，其中与我们有关而又为叛国的证据的，是取消警备总司令部，和解除国军武装，台湾的陆海空军军官由台湾人充任，其次司法人员亦要由本省人充任，这些都是离开了改革省政的立场，完全是要求独立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想中央绝不会同意，中外人士亦绝不会同情的。

　　晚饭与师管区刘司令等一同进餐，今晚大家的话更多，真是谈笑风生；刘司令说为什么卅二条提出了后，大家反而增加了饭量，这就是为国珍重啊！现在他们的阴谋大暴露了，现在是我们理直气壮了，我们苦守了八天，今天我们才争得了主动，黑暗的日子快去了，光明就在前面，我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晚上召卢处长前来，商讨戒严事宜；因为情况的急变，所以原定九日晚戒严的，不得不作万一的准备，提前在八日晚实施，而且一切的准备均要在明（八）日完毕，命令亦要先行下达，只要信号一到，即照计画实施。

　　一切吩咐完了后，我打电话给黄议长，想告诉他，我们的准备完了，请转告处理委员会的诸公前来接收，但因为他的电话坏了没有接通，随后电话游市长（本省人）请他将此意转知处理委员会，我表明了我的态度，我要与反动派奋斗到底。

　　晚十二时就寝，心里极愉快，睡眠也好。

　　三月八日 星期六 阴雨

　　早晨起来，官兵们的表情都与往日不同，大家的颜色都好像光彩起来了，因为神圣的任务，就将交给他们了。

　　早饭后我命令各官佐将眷属集中部内居住，表示我们的决心，同时也免得他们有内顾之忧。

　　上午接基隆史司令的电话，告知基隆市处理委员会将率领民众前去接收市政府，请示守兵应否抵抗，我当时很难决定，我总希望时间能拖延到九日再说，所以我说尽量制压他们不得有此行为，非万不得已切勿开枪。后来我请示兼总司令，他要部队绝对保持军权，不得给奸伪去接收。我即将此意转知史司令，后来奸伪亦因有备而不敢轻举妄动。

　　台北、基隆今天反而不安起来了，一则因为卅二条件提出后，一般人都感觉到不幸的事件就会到来了，二则谣言援兵不日可到，对本省同胞将有不利。因此商店均关门停止营业，街上的行人也减少了，谣言甚多，又好似战时景象。尤以基隆方面骚动得更为厉害，基隆的码头工人因为受奸伪利用，预备爆炸码头，以防碍军队登陆，但幸为史司令所破获，搜获炸药廿余车。

　　下午由福建调来的宪兵到了一个营，我随即派车去接运，希望能及时到达台北使用。但因为起卸困难，官兵亦极疲乏，所以直至午夜后始抵台北，而台北的暴动业已平息。

　　台北基隆的兵力已加强了，足以应付任何的事变。今晚特别命令各部队严为防范，一旦发生事故，即照预发的命令实施。入晚街上无行人，只到处听见许多口令的声音，巡逻车今晚亦特别加勤。

　　十时左右我正在与黄主任谈话的时候，中山东路方面突然发生步机枪的声音，而且极为密集，知道事情终于到来了。我即命令卢处长通知各部队即照预定计画实施。同时守护本部的部队亦即展开准备迎敌，不久枪声在街市各处蔓延，但我仍随时以电话与各部队取得联络，知道奸伪只有三个卡车由北投方面进入市区，分向长官公署，本部和宪兵队等处进扰，当时我即令张团长及卢处长准备出击，并以巡逻车进剿，不及一小时枪声逐渐稀少，奸伪溃散了，随即平静无事，午夜后部队即作戒严部署——预定明（九）日拂晓前宣布戒严并开始肃奸工作。

　　次晨二时我正在假寝的时候，由基隆开来的宪兵到达了，他们亦于中途汐止附近为奸伪所袭击，幸无死伤，只同车的杨监察使的随员手部受伤，会及杨监察使惊喜交集。

　　精神至为兴奋，未入寐即天明。

　　三月九日 星期日 晴

　　天刚亮就起来，虽然一夜未睡身体较为疲劳，但精神是旺盛的，因为现在要采取主动，有许多的事情等待处理。

　　起床后最先与基隆史司令通电话，得知基隆方面亦于昨晚发生暴动，奸伪数十百人袭击要塞，但当即击退，现基隆业经戒严，平静无事。

　　今晨下了五六个手令，分配各部门的工作，我最先处理的是控制通信和铁路与公路交通，广播电台，自来水，电灯等，其次宣布开始新闻检查，一切集会结社均停止活动，处理委员会，和一切未立案的团体均令解散。

　　广播电台今天第一个播送的是宣布全省戒严和戒严的许多事项。从今天起广播电台才恢复正义之声。

　　今天全体官长均以愉快的心情分头的工作，只一个上午所有的交通通信和水电机关均控制好了，而且火车马上就可通行，下午即可有列车开至基隆接运部队。良善的人民均纷纷出来，协助军队了。

　　上午接到许多处理委员会委员的电话，他们纷纷声明卅二条件非全体同意的，并表示自己不赞同，完全为奸人所利用，至此是非才被他们知道。

　　上午各处仍有零星枪声，这是叛乱的尾声，奸伪们最后的挣扎。但下午枪声停止了，街上反而静寂得很。

　　下午整编二十一师刘师长乘专机抵台北，我派范副参谋长去迎接，见面后知道部队到达的确期，今晚先遣团即可到达基隆，我即派参谋前往基隆迎接部队登陆。

　　我于见过刘师长后即召卢处长商讨部队到达后的使用方法，我们决定先遣团于到基隆后除留置一部归基隆史司令指挥外，主力即进驻台北，并抽调一部空运嘉义解围，然后再将先遣团主力车运台中，进剿台中方面的奸伪活动。

　　上午本来还接台中方面的电话，他们说奸伪拒绝军队进驻并准备抵抗，我即警告如奸伪抵抗，伤及无辜应由地方人士负责。不料下午接黄市长电，他说台中奸伪已星散，一部向埔里退却，外省籍公教人员均平安脱险，市府即可恢复办公，此真所谓望风而逃。

　　晚上得知整编二十一师先遣团到达了基隆，准备明早登陆，同时接台东花莲两县的县长来电，均说今天民众均欢迎他们回县府办公，秩序即可恢复。

　　今日天也放晴了，全省同胞又兴高采烈的欢迎国军，携手合作。卅二条件又重新把善良的可爱的本省同胞唤醒了，他们永远是中华民族，台湾永远是中国的领土。

　　我所要公布的事变十日记，至此完成，从三月十日以后因与事变无甚关系，所以不予公布。

　　（《台湾新生报》，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十二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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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军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纪实（何聘儒）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早饭后，我（时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副官处长，军部驻江苏昆山）刚走进副官处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一听，原来是参谋长江崇林叫我马上到军长办公室去开会。走进军长刘雨卿的办公室，副军长岳星明、参谋长和各处室及直属营连主官先后来到。大家围着会议桌坐下后，参谋长即宣布开会。军长手里拿着一张电稿纸，对大家宣读：“奉主席蒋电令！”大家照例一挺胸，军长接着念道：“（一）台湾乱民暴动；（二）该军全部开台平乱；（三）军部及直属营连和一四六师即日在吴淞上船直开基隆，一四五师在连云港集结候轮开高雄，并限三月八日以前到达；（四）该军到台后归陈长官（仪）指挥。”随后参谋长也宣读了军直、一四五师、一四六师的行军命令及细则规定。至此，大家才知道台湾的“暴动”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先是三月一日，军部收到驻台湾独立团的急电，大意是“台民发生暴动，情况紧急，除遵陈长官命令行动外，请团长即日返台（团长何军章时在军部汇报工作）。”那时军部认为是台湾少数捣乱分子兴风作浪，不足介意。不料竟然严重起来。这次紧急会议散会后，参谋长即以长途电话和上海办事处钱主任、上海港口司令部以及船舶管理所联络安排出发事宜。

　　有关军司令部后勤方面，规定副官处的任务是清还驻地临时借用各方面的家具杂物，指挥军部及直属营连队小行李的运输工作，以及管理随军行动的三百多个眷属。四日，我率领中、少校级及尉级副官十一人和一个汽车排，运送公文行李到昆山车站；五日，车运吴淞军用码头；六日中午，上船出吴淞口。

　　二十一军在一九四六年曾改为整编二十一师，在奉命开台“平乱”前不久，蒋介石为了虚张声势，曾令恢复原番号二十一军。军部及直属营连（欠工兵营）驻昆山及其附近地区。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四三六团（团长骆周能）、四三八团（团长曾厚泽）驻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一四五师（师长林谏衔因病休养、代师长李志熙）驻苏北盐城、东台一带。另有军直属独立团（团长何军章）含军直工兵营早于一九四六年冬开驻台湾，归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指挥。关于驻台独立团含工兵营的部署是：团部及直属连队含第二营驻凤山，第一营驻嘉义，第三营驻台北，工兵营驻台中；并由各单位分派少部兵力，分驻附近各县市镇。

　　二月二十八日晨，台北市因林江迈流血事件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和台省长官公署守卫部队枪杀请愿群众，引起了全台人民的抗暴运动，一时遍及整个台湾的广大地区。自三月一日到六日不到一周的时间中，人民武装先后在台北、基隆、桃园、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区，给蒋政权的统治机构以沉重的打击。如桃园人民在三月一日，扣押开往台北增援的蒋军一列火车，并将二十一军独立团副团长郭政扣留。二日，台北市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建国中学等校学生五千余人在中山堂举行大会，决议组织学生军。三日，台中人民成立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领导武装解决了蒋军六个宪兵队，俘获官兵三百余人、枪械百余；同日迫令蒋军第三飞机厂投降，俘虏官兵五百余人。嘉义人民也于同一天武装进攻二十一军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罗迪光率部溃窜红毛碑，再窜飞机场；所属第三连连长张庆丰率全连缴械投降。三天后的三月六日。嘉义人民又成立台湾民主联军。高雄市人民也在三月五日成立武装总指挥部，全面进攻蒋帮军警，俘虏官兵七百余人。总之，这样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已使台湾国民党统治机构无能为力。台湾行政长官陈仪鉴于形势对己不利，乃施用缓兵之计：一方面答应人民要求的“恤死抚伤，依法惩凶”，同时利用一些“参议员、参政员、国大代表”等御用人物和蒋政府合组一个“处理委员会”以缓和民愤；一面急电南京蒋政府，迅速派兵到台进行镇压。当时南京政府的重兵多在东北及华北地区进行反人民战争，闽、浙、苏等省无兵可调，只好将驻在宁沪线上的二十一军开台进行血腥镇压。

　　三月五日，一四六师的四三八团先行在吴淞军用码头上船开台。四三六团随之在一码头登另一只海字号轮船；由于行动仓促，所以秩序混乱，官兵随便乱丢烟蒂，以致引起船上的火警。部队一面扑火，一面抢运弹药上岸，差一点延烧到弹药堆存处。事后团长骆周能告诉我：“真把人急死，假如真把弹药烧燃，不能开台，我只好跳海。”可见当时部队增援台湾是怎样的紧急程度了。

　　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团乘船开进基隆港，尚未靠岸时，即遭到岸上群众的怒吼反抗。但该团在基隆要塞部队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机枪向岸上群众乱扫，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脚断，肝肠满地，甚至孕妇、小孩亦不幸免。直至晚上我随军部船只靠岸登陆后，码头附近一带，在灯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迹。

　　部队登陆后，即派一个营占领基隆周围要地，并四出搜捕“乱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进，沿途见到人多的地方，即疯狂地进行扫射，真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到达台北的当天下午，又空运一个营到嘉义。嘉义罗迪光营残部在增援部队刚一下飞机场，即配合援军向四周武装的人民进行大屠杀，当场死伤数以千计。

　　四三六团于八日下午在基隆港登陆后，即派一个营分赴新竹、桃园、中坜等地镇压人民武装。团部率其余各部直开台中，驻大华酒家，同时命令所部向埔里、日月潭等地进行镇压。该部在沿途，对于因问询语言隔阂，摇头摆手的无辜群众，亦予枪杀不少。不久，团部移驻中坜，在离开大华酒家时，把屋里的电扇、衣服、盆碗等日常用具，几乎洗劫一空；并把这家酒家改为俱乐部。其行为甚于盗匪。

　　军部于八日晚在基隆登陆后，午夜到达台北，进驻师范学院。军长立即去晋谒陈仪面聆机宜。军长回来后据说陈长官指示他四点：（一）军部及直属营连即日进驻台中，一四六师（欠一个团）驻台北，另一个团驻台中（军部到台中不久移驻中坜）。一四五师到台后，驻凤山，并与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取得联系。尔后根据情况，由该军长自行调整部署。（二）在平息暴乱中，凡有抗拒者严厉镇压。（三）严密搜缴民间藏枪和其他一切武器。（四）配合当地侦察组织，秘密调查参加暴动的主要人员……。军长还谈到陈仪对他表示，“台湾人民太对不起他了。”言外之意，陈本来对台湾老百姓最好，老百姓反而“以德报怨”。其忝不知耻，已到极点。

　　翌日，军部由台北开往台中。但当晚驻在台北师范学院时，因为没有柴烧，把学校门帘拆来烧火；数百军眷同住一处，到处大小便，乱拿学院东西，连电线、电灯泡也取走不少；使台北师范学院遭受一次空前的洗劫。由此可见蒋军军纪荡然，军眷如此，其他可想而知了。

　　台湾南部的情况，事后据独立团第二营副营长刘家驺告诉我：“在三月一、二两天，暴动声势浩大时，彭孟缉和他的要塞部队，都缩在要塞中不敢外出一步。三日上午我（刘自称）带领一个连分乘四部汽车，去解救高雄七连的围。当时不顾一切，把架在汽车上的机枪，向沿途阻拦的人扫射。一时七、八挺机枪劈劈啪啪，被打死打伤的人真是不少。中午冲到高雄，解了七连的围。”言下大有无限得意之感，接着又谈到：当时又顾虑凤山团部只有卫生队、输送连、迫炮连，战斗力薄弱，等于耍空城计，所以又命汽车在当天下午一、二点钟，开回凤山；为了显示部队没有离开高雄，叫所有士兵睏倒在汽车里，使外面看不出车上有人，如空车一样，急忙开回凤山。临走前派一个指导员与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系，告以“暴民”力量很弱，已被我军击溃，并打死不少，请彭适时支援七连。彭当时对指导员说：“我的要塞部队，尽是老弱残兵，战斗力差，今后作战还要依靠你们。”彭孟缉听到“暴民”已被驱散，当天下午对前往劝降的群众代表，立即扯下羊皮，暴露豺狼本性，当场欺骗他们说：“你们的来意很好，等我进去和部属研究一下。”转身离开会客室，即命十几个士兵将几个代表，都拖到屋子外面枪杀了。

　　彭孟缉接到南京电报：“八日前二十一军可以陆续到台”的消息后，更加疯狂起来了。三日晚下令高雄军械库，将库存械弹尽量装备高雄伤兵，成立一个大队，担任高雄守备。自己指挥要塞部队和独立团部队，对高雄、台南等地进行血腥屠杀；并说：“错杀几个人，没有关系，一切由我负责。”因此不分什么“暴民”、“顺民”都成为他们邀功的对象。所以等到三月十三日一四五师到达高雄登陆后移驻凤山时，所谓“台民暴乱”基本上已经平息。先是一四五师由盐城、东台一带开连云港集结候轮开台的行军途中，部队昼夜行军，一师人七零八落，拖了几十里路长，三三两两，好似麻雀队伍一样。沿途官兵给养，到处劫夺民物，不给分文；还有强奸妇女的行为。纪律坏到极点，人民怨声载道。而他们认为镇压台湾“暴民”的任务要紧，一切都顾不得了。

　　自三月八日二十一军一四六师到台开始“平乱”以后，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各部队每天都听说有“战果”报到军部，但从未看到俘获一人缴获一枪。由此可以推想：其所谓战果，实即血腥屠杀的代名词。由于我的职务关系，没有掌握具体材料提供参考，深为遗憾。但从下面片断情况中，也可看出当时台湾人民受害程度的深重如何了。

　　三月中旬，在“暴乱”初步平息以后，长官公署为了防备人民的再度武装起义，即时下令收缴民间武器及一切军用物品，并布告“如有暗藏不缴者，以军法治罪”。在军、宪、警严密配合下，把当时民间所有的鸟枪、大刀、叉矛等等均缴到当地驻军，转缴到台中二十一军军部，一时军械堆积如山。我这时已调军部军务处长，负责清点这批武器，但始终没有发现其中有一枝步枪、一挺机枪和一门炮。

　　同时陈仪利用地方土、劣，如黄朝琴和林献堂父子等人，出面宣传蒋政府“德旨”，什么“既往不咎，各安生计”等陈词滥调，无非是瓦解人民的斗争意志。并且又成立一个党、政、军、宪、警的联合特务机构（可能就是党、政、军、宪、警联席会报、简称特种会报），调查进步人士、制造黑名单，到处捉人。我记得在台中方面，二十一军派参谋处第二科科长喻忠信和政治部几个指导员参加这个机构。他们的任务就是秘密调查参加“二二八”事件的主要人物，执行逮捕、审讯、监禁、屠杀等工作。

　　“二二八”事件平息以后，即时成立台湾警备司令部，以进一步控制台湾。当时对司令人选，各方面暗斗甚烈。何应钦系的萧毅肃以参谋次长身分，推荐旧同僚二十一军军长刘雨卿充任，理由是刘的资历较深，又是目前台湾的驻军最高长官。陈诚系的桂永清以海军总司令身分，推荐所属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充任，理由是彭有才干，镇压二二八事变有“特殊功勋”。这时彭本人首先托他的日本士官同学钮先铭，活动钮的亲戚新任台省主席魏道明，从旁推荐彭为警备司令，并洽定事成之后，以钮为副司令，因此魏亦为彭吹嘘。其次是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平息以后，到台湾了解事变经过，在高雄时，彭孟缉向白报告处理事变情形，表彰自己如何杀害劝降的人民代表；如何装备伤兵、固守高雄；如何指挥部队，镇压台南各地“暴动”，大吹法螺，颇得白崇禧的嘉许。白回南京转报蒋介石，蒋认为彭孟缉适合于作他统治台湾的工具，一九四七年秋，发表彭孟缉为台湾警备司令。这时彭就充分利用职权和机会，竭力靠拢陈诚。待蒋经国到台湾掌握党、政、军大权后，又紧密靠拢蒋经国。从此彭孟缉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先后两任参谋总长，一次陆军总司令，为目前台湾蒋帮重要帮凶之一。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〇三辑，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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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文件（白崇禧）

　　一、国防部宣字第一号布告

　　——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此次台省发生不幸的事变，使人心骚动，社会不安，中央格外关怀，并已决定采取宽大为怀的精神来处理，在确保国家统一的立场，并采纳台胞真正民意的原则之下，以求合理的解决。崇禧此次遵奉国府蒋主席之命，特来台湾宣慰，并对这次的纷扰事件，查明实际情形，权宜处理，现在特将中央处理此次事件的基本原则，向我全台同胞，扼要昭告：

　　第一：台湾地方政治制度之调整：（一）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为省政府制度，其组织与各省同，但得依实际需要增设厅、处，或局等机构。（二）台省各县市长，提前民选，其办法及日期，由省参议会拟具呈报内政部核准施行。在县市长未举行民选以前，由省政府委员会依法任用，并尽量选用本省人士。

　　第二：台湾地方人事之调整：（一）台湾警备总司令以不由省主席兼任为原则。（二）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局长以尽先选用本省人士为原则。（三）政府或其他事业机关之职员，凡同一职务或官阶者无论本省或外省人员，其待遇应一律平等。

　　第三：经济政策：（一）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公营与民营之划分办法，由经济部及资源委员会迅速审拟呈报行政院核定施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现行之经济制度，及一般政策，其与国民政府颁行之法令相抵触者，应于分别修正或废止，一面由行政院查案审议，一面由中央所派人员听取地方意见，随时呈报以供修正或废止之参考。

　　第四：恢复台湾地方秩序：（一）台省各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类似之不合法组织，应立即自行宣告结束。（二）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

　　上面这些原则，是经过中央慎重研究决定的，中央深切知道，我全体台胞，刚刚自异族日本长久压迫的生活里解放出来，重归祖国的怀抱，台胞们对于自身的权利及利益的希望，一定是极其迫切的，中央在可能范围内，一定加以最大的注意与扶助，希望全台同胞们体国府蒋主席爱护台胞的原意，确保守法安分的美德，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亲爱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努力建设新的台湾。

　　二、对台胞广播词

　　台湾此次的事变，实在是我们台湾光复后一件极不幸的事，国民政府蒋主席对于此次事变已决定采取和平宽大的方针，订定处理原则，本席奉蒋主席的命令，宣慰台湾，除对此次遇难同胞代表宣慰外，并对二二八事件权宜处理，切希全台同胞遵照法纪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台湾过去受日本五十一年的残酷统治，光复后投归祖国的旗帜下，祈求政治制度之进化，经济政策之改良，社会秩序之安宁，至为殷切，在不违反民族利益的前提下，中央无不尽量采纳台胞意见。况在宪政行见实施，凡于宪法中所规定之人民权利义务，莫不绝对尊重。切实赋与，关于此后台湾行政措施，自必采纳真正民意，加以改善，在政治制度上决将现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各县市长可以定期民选，各级政府人员以先选用台人贤能为原则，在人事上不分畛域，一律平等待遇，在经济上极力奖励民营企业，发展国民经济，至于此次与事变有关之人民，除共党分子煽惑暴动图谋不轨者，决予惩办外，其余一律从宽免究。

　　台湾为我海防重镇，台胞为我黄帝子孙，在二百八十年前，随着中华民族英雄郑成功，抵抗异族，表现我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光绪甲午年间，台湾督抚唐景崧，抵抗日本割据台湾，而称东亚第一任大总统。更表现可歌可泣惊天动地之事迹，充分证明台湾不但为中华民族抗拒异族之根据地，更足见全台湾同胞倾向祖国的精神，自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我全台同胞已从日本压迫之下获得解决，希望我全台同胞发扬团结精神确保守法的美德，一致奋发淬励，在中央政府及贤明领袖领导之下，向建设新台湾建设新中国之光明大道勇往迈进。

　　三、对台北各机关人员训词

　　（一）本省接收事项之办理大体均称满意。（二）本省建设基础较好，生产工作之恢复亦很有成绩。（三）二二八事件，系受共党及少数本省暴徒乘国军他调，煽动爆发，幸经陈长官敏捷及镇静处理，社会秩序即告恢复，关于此次事件主动之共党及暴徒决从严惩处。（四）被殴辱或丧失财产生命之外省籍奉公守法人员，中央至为关心，长官公署亦在设法补助厚予抚恤。（五）深明大义之本省人士，如林献堂先生、谢娥女士等，政府至为嘉许。（六）潜匿本省之共党及受日本教育遗毒之本省暴徒，彼等阴谋将台湾与内地划一鸿沟，造成有利局势，但吾等应从教育与宣传两项工作入手，设法消弭此种阴谋，并希望本省一部分人士，应改变浮躁、狭隘、冲动、轻率等不良习气，要发扬我国仁爱宽大等固有道德。（七）公教人员要安心工作，继续努力，使理想之新台湾建设得能实现。（八）我希望本省今后不再发生不幸事件，亦保证绝不容许再有此等事件。（九）台湾为我国国防重镇，中国不能分离台湾，更不能离开中国。

　　四、在台中向全省同胞广播词

　　台湾各位父老同胞，今天崇禧自高雄来到台中，沿途经过台南、新营、嘉义等县市，除接见各地方机关首长，民意机关，参议员，各界代表分别听取报告，并代表国府，蒋主席面达宣慰外，因时间所限，未能与台省其他各地父老同胞见面，现在特在广播中表达几点恳挚的意思。

　　此次崇禧奉令来台宣慰，关于中央处理此次事变基本原则。我在前两次广播和宣告中已经说明，不再重加申述。此次事变的远因，即是台胞青年过去受日本狭隘偏激教育，及其对殖民地所施奴化教育的遗毒，不正确的思想，不了解国情，以致轻视祖国政府人民，和军队；近因：即是受少数共产党分子的恶意宣传，误中了他们的阴谋，因此由于少数共产党分子暴徒浪人之煽惑胁迫，台胞青年群起盲从，迭辞叛变，使社会不安，人心惶惶，这反动派的野心，是要想颠覆政府，夺取政权，所以藉专卖局缉私人员取缔烟贩作导火线，扩大暴动，而少数台胞青年一时盲从误入歧途，实在是极大错误，痛心的事，我们知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固有的道德，我国能够独立存在到今天，绝非偶然，所以共产党污蔑诋毁，我们全台同胞绝不要轻于慿信其蛊惑，须知中国国民党，自辛亥起义，推翻满清，民国五年推翻洪宪帝制，民国十七年完成北伐，领导抗战协同盟军争取光荣的胜利，凡此都是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国家民族伟大无比的功绩，早应为中外所共知，绝非少数反动派颠倒是非诋谤所可诬蔑的，现事变已大致平定，对此次图谋叛乱的主犯，必须从严惩办，以振纪纲，惩罚恶暴，即所以保护善良，至目前逃窜各地共产党暴徒和盲动的青年学生，应从速觉悟，凡被胁迫的青年学生，只要觉悟来归，政府决本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共产暴徒如缴械投诚，亦准悔过自新，从宽处置，现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亦已决定分区绥靖，如共党暴徒仍执迷不悟，将劫夺警察枪支，及仓库武器弹药被服不肯缴还，国军为绥靖地方，必定痛剿，彻底肃清，更不许民间隐存枪械贻害地方，希望地方父老和机关首长，一致协同军队贯彻执行，这是善后治标办法。至于治本的办法，应从教育着手，来纠正台胞青年狭隘偏激的思想，过去台湾青年，在日本统治下，受五十余年狭隘偏激的教育，今后真正最主要的是要增强台胞青年对国家观念民族意识，革除轻视祖国的错误思想激发宽大仁爱的精神，然后中华民国国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才能亲爱精诚团结一致，自此次变乱澄清后，政府当尽力防止绝不容再有此类事变发生，更希望全台父老同胞一致协助政府，及驻军，共同努力安定台湾，共同完成建国的使命。

　　五、对本省高山同胞广播词

　　台湾高山族同胞们，此次台湾发生不幸事变，国民政府蒋主席至为关怀，特命崇禧前来宣慰，此次事变乃由少数共产党分子、暴徒及野心者，造成扩大暴动扰乱地方，各高山同胞不但未被其煽惑参加，反能协助所在地的县市政府保卫地方，如南代表志信，马代表智礼，以及其他高山族同胞，功绩最著，此种爱护国家遵守法纪的精神，至足欣慰，尤堪嘉许。

　　现事变已经大致敉平，对此次图谋叛乱主犯，为明顺逆邪正必须从严惩办，以振纪纲，惩罚暴徒，即所以保护善良，至目前逃匿各处共党暴徒及盲从青年学生，仍希望他们悬崖勒马，从速觉悟，凡被胁迫青年学生，只要能够觉悟归来，政府本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共产暴徒如缴械投诚，悔过自新，亦当准予从宽处置，现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已经决定分区绥靖，如共党暴徒仍执迷不悟，将劫取各地警察枪械及仓库武器弹药被服等，不肯缴还，国军为绥靖地方必定痛剿，以安地方，据报一部共产党暴徒已向高山族地区逃窜，希望各高山族同胞应一致在县市政府领导之下，协助国军清剿，如能擒斩共党暴徒，或缴获其武器弹药，送交政府者，当予重赏，如有隐藏叛乱分子，及枪械弹药者，一经查出必予重罚，这是高山族同胞应该深切注意的，高山族是台胞的一部分，和全体台胞同为黄帝子孙，同是中华民族。过去在日本五十多年统治下，受尽压迫痛苦，自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才算重见天日，回到祖国旗帜之下，中央政府对于台胞尤其是高山族同胞，实在异常硕念，但是高山族同胞因为言语风俗习惯特殊，和祖国不能沟通，以致陷于孤立，仍在过着贫苦的生活，为谋补救起见，政府当尽可能提倡教育，使高山族同胞有机会读书识字，一致来接受祖国的教育，先求明悉祖国的历史、文字、语言，然后才能加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互助，而达到生活的改善，希望全体高山族同胞，自立自强，来作现代的国民，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

　　六、对台北中等以上学校训词

　　今天得与诸学生暨全体青年学生在曾为日人压制五十一年之台湾见面，极为兴奋，台湾乃为我国国防重镇，同时亦为海军根据地，历代以来均以此为是，由此次太平洋战争中，更可以看出台湾之重要，而历史上又有许多革命历史遗迹，明朝郑成功据台湾反抗满清，虽因去世过早，未得成功，但其精神实堪为吾人模范，满清甲午战争后，唐景崧、丘逢甲等，组织民军反抗日本，亦是台湾民主政治最早便有之表现。日人统治时代，闻台湾革命运动时时怀念祖国，此实受祖国革命精神影响之所致。本人抵台宣慰，北由基隆南至高雄，时近十日，沿途所得报告，深知此次不幸事件之远因，为过去日人毒化教育，使台胞轻视祖国，与祖国来台军政人员造成对敌形势，近因系自抗战胜利后，中央开放言论自由，各阴谋家乱党乘机四起，恶意造谣，企图推翻政府，此项浪潮，亦入台湾，台胞尚未全部明了真相。

　　此次事件，起于查缉私烟，查缉即有不对，亦应由法院法办，而少数阴谋乱党野心家，及暴徒却借题发挥，企图争夺政权，煽动排外心理，殴打公教人员及眷属，种种残忍行为，惨不忍闻，此实有过于满清义和团盲目打外国人之不智行为，结果引起八国联军，清朝首遭亡国，此种错误狭隘思想及行为，今后应予改正，来台之公教人员，纯为建设台湾而来，彼等在台待遇较国内低，暴徒殴打彼等实系以怨报德，与中国之以德报怨精神相反，彼等绝未将台湾看作私产，台湾因日人占领五十一年，一切法令制度，风俗习惯，均早变为日本化，光复后不能马上全部都给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时代，连一小学教员都是日本人，各军政要职中本省人并不在少数，以后更将逐渐由本省同胞全部办理自己之事，此点全体台胞应该明了，目前实因人才缺乏，即如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中均系无政治眼光无智无能力的一群，其中实无一人是以领导政治的人，即中央要派来台之公务员，全部离开，以短期间之处理委员会一切表现及行为，实不能成功，关于中央对台处理方针，已经广播数次，当依大家意见，改革政治，至此次盲目，或被胁迫参加之青年学生，政府亦不咎既往，惟各家长今后应严加管束，各青年学生希望迅速复课、读书，各宪兵当不再逮捕学生，本人代表中央来台宣慰，当可负责保证此点。希望全省青年及民众，今后应大彻大悟，政府当局亦改变政治方针，不再容许有此项不幸事件发生，并望各学生安心向学，努力学习，尊重校规。

　　七、对全国广播词

　　——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下午八时

　　全国同胞：台湾此次发生不幸事变，崇禧奉命到台湾来宣慰，从多方观察，探取真相，均已获得充分的了解。此次事变是由台湾同胞受了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日人对台胞褊狭的恶性教育。一方面是把统治殖民地为基本的来驯服和分化他们，另一方面是歪曲宣传中国政府、人民、军队的不良，使台胞轻视祖国和祖国人民军队，发生深刻恶感，所以台湾同胞先入为主，深深种下了不良的印象，这是暴动的远因，光复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恶意宣传，诋毁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并且称兵造乱，破坏统一，希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台湾少数共产党及野心家，亦同时在台颠倒是非，造谣惑众。利用缉私案件，掀起二二八事变的暴动大风潮，我们从看到所谓处理委员会所提的“三十二条件”，和各地检获暴民所发的命令、宣言和标语，不仅是要求改革政治，曾经使用暴力围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警备总部及基隆、高雄两要塞，以及空军基地，军需仓库等处，其企图欲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其行动极为褊狭残忍，内地来台帮助台湾建设教育台湾子弟的公教人员及其眷属，被暴徒击毙、击伤者，在千人以上，这是暴动的经过概要，这确是一件可痛心的事情！

　　崇禧于三月十七日到达台北，曾与当地政府及民意机关交换意见，询明经过情形，即于本月二十日出发视察曾被暴徒袭击之基隆、高雄两要塞，并经过屏东、凤山、台南、台中、彰化、新竹、桃园各县市，这些地方，在事变当中，都被暴徒占据，陷于极度混乱，现在秩序均已恢复，人民复业，照常工作，台东秩序恢复更早，看了十分欣慰，现除少数共党及暴动分子，畏罪窜匿山中外，其余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均能深明大义，拥护祖国，不为乱党所煽惑。

　　至于中央政府今后治台方针，正在拟定合于台湾民众的要求的妥善方案，大致在政治方面，拟将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改为省政府制度，惟为配合实际需要起见，将增设若干厅处，省政府各厅处人员，并将尽先选用当地合格优秀人士；在经济方面，拟积极整顿公营事业扶助民营事业；在教育方面，当加强国语、国文。积极传播祖国传统的道德和文化，一面更彻底铲除日本教育之余毒，务使台湾与祖国密切连结，增进台胞与全国同胞的情感，中央关于具体的施政方针，虽然有了上述原则的指示，至实施方策，想不久必可颁行。

　　台湾与祖国虽然一水之隔，但因沦陷达半世纪之久，内地人士或国外侨胞对于台湾事变，深恐未能十分明了，难免以讹传讹，有失真相，故将台湾事变真相作一公正明确的报告，关于台湾同胞得以安心。

　　台湾是中国的国防重镇，台湾的人民多数是闽粤各省迁过来的，他们与国内同胞血统相关，利害与共，深望全国同胞，多多扶助台湾，更深望台湾同胞本国家至上的精神，爱护祖国，并与全国同胞相亲相爱，协同一致，建设三民主义之新台湾，建设团结统一强大的中华民国。

　　八、对台湾省参议员等训词

　　台湾省县市各级行政机关首长民意机关参议员诸先生各位地方父老，今天在此和各位见面，藉此机会，贡献几点意见。

　　崇禧此次奉国府蒋主席命，到台湾宣慰，经过十多天分赴台南、台中，各地视察与各民意机关代表、地方父老，各地方行政首长接谈，对于此次事变真相已获相当了解，关于中央处理此次事变善后基本原则，崇禧在前几次广播中已经说明，并由报纸发表不再重述，现事变已大致平定秩序逐渐恢复，对于目前善后工作，提出报告几点。

　　（一）对于一般被胁迫盲从的青年学生，希望从速觉悟回校上课由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当不咎既往，我可负责转饬军警不许擅自逮捕，并绝对保证各学生的安全，同时我更对各校教职员深切说明此次事变中一部青年学生，因受共党分子煽动作用，一时的情感冲动，丧失理智，致有侮辱师长的行动，应本家长对子弟之精神，子弟有过犯，父兄要以宽恕规劝来感化，促其改正，同时台湾青年过去受日本五十多年狭隘偏激教育之影响，光复不久，在宣传与教育方面，更须特别注意，严加管教，使这般青年的思想，彻底转变过来，希望地方父老一致宣导来唤醒他们。

　　（二）此次事变中，共党暴徒及盲从的学生围攻袭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警备总司令部，基隆、高雄要塞，所有在暴动时捕获人犯，按照军法，对此暴动分子，本当处以极刑，但中央为宽大处理，即予严正审讯，除首要主犯，予以惩办以振纲纪外，其情节较轻者即准具保开释。

　　（三）共党暴徒尚有挟持武器逃窜山林地带，国军绥靖地方即将清剿，各县市长及地方乡镇长应协助军队肃清反动势力，如共党暴徒或被威胁民众，只要能知觉悟，将武器弹药缴送地方政府，悔过自新，出具保证，当予从宽处理，此次事变中所表现之一切行为，不但是野蛮，而且幼稚，如二二八事变处理委员会所提三十二条，要军队要塞缴械更要接收政府机关，等于我们战胜后对日本受降一样，毫无理由，充分表现幼稚无常识，不度德、不量力，我相信台湾大多数父老同胞都是深明大义的，此次事变绝不是民变，不过善良人不愿说话，不敢说话，以致少数共党暴徒扩大叛乱，所以这种罪恶，绝不能加在整个六百多万台胞身上。

　　台湾过去有极光荣的历史，在明朝，中华民族英雄郑成功曾以台湾作根据地，反抗满清，嗣后光绪甲午年间，台湾巡抚唐景崧，和刘永福、丘逢甲诸先贤，领导台胞反抗日本割据台湾，台湾是我们民族革命的根据地，乃大家所共知。台湾过去在日本统治下五十多年，抗战以前和抗战期中，也曾发生不少次的革命运动，光复后中央派遣公教人员和军队来台湾接收，台湾民众父老欢喜若狂，足征爱护祖国的热忱。这次事变，完全是少数反动派和野心家所造成，经过此次事变，如果能接受教训，相信历史是绝不会重演，于此我特别要加以说明者，即此次事变，有人说是不满意现状而发生，殊不知此次事变，就是少数共党野心家妄想夺取政权，绝不是单纯的不满现状，而采取暴动，我们更要明白，不满意现状是进步者，祖国经八年抗战之后，牺牲无数军民的生命财产，才得到最后胜利，战后一切社会经济组织，都需相当时间，才可恢复，目前的困难，内地比台湾更甚，我们不满意现状，可以尽量向政府提出建议，以求改善，绝不可采取暴动，这是任何民主法治国家所不容许的。尤其要知道祖国在过去八年血战中，前方将士牺牲达二百万以上，内地同胞的生命财产损失，更不可以数计，抗战胜利后，共党扰乱，民众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八年血战后的武装将士，还在继续剿匪任务，台湾同胞光复后，对祖国并没有内地同胞的负担和受共党扰乱以致流离失所的痛苦，纵然因政府接收后，一切由日本的制度，改变为本国的制度，不免有若干困难，但只要台胞与政府互谅互助，是一定能设法克服的。

　　今后治理台湾措施，我再说明几点：

　　（一）尽量培植登用台省人才，台湾在过去日本统治五十多年中，台湾高等教育的学校（专科学校、大学校）之学生，差不多都是日本人，台湾青年只占十分之一，并只准学习农科、医科，不准学政治，更不准养成高级统治人才，大家知道台湾以往在日本高压下，无论大中小学校长都由日人充任，凡是有一个长字的单位首长，绝无台湾人充任的，光复后中央和台湾行政当局，无不选贤任能，尽量扶植台湾人才，进一步希望由台湾人自己来治理台湾的。

　　（二）经济政策：自日本投降后，中央接收日本在台湾一切重工业规定应归国营，其他轻工业当尽量由台胞接办，但应顾及多数台胞利益，不许少数资本家所操纵为原则。

　　（三）贸易局、专卖局存废问题，台湾省行政经费预算总数为四十亿，专卖及贸易局收入约占二分之一，如废除此两项制度后，势必另须增税，当广泛征集台胞意见，顾及台胞利益及事实原则下审慎决定办理。

　　（四）台湾土地问题，台省公有土地（山林河川均在内）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公有土地中可耕种者，约占全省可耕种地（水田旱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按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公有土地放租办法，尽量分配有耕种能力者耕种，以救济失业台湾，而增加自耕农利益，减轻地主剥削。

　　（五）教育问题，台湾过去受日本五十多年狭隘教育，积重难返，现在要改组为祖国的教育，必须积极推行国民教育，发展中等与高等教育，至少必须五年始可得转变。当向中央建议多选派内地师资来台担任教育，同时选送台胞学生赴国内求学，促进文化交流，不过此次事变中内地来台教职员，有受暴徒横加侮辱，饱受威胁，因此多不能安心，希望台省父老应予以安慰及保障。

　　现在台湾事变已算大致平定，经过此次事变所得教训，政府对于治理台湾，必更能求合理方案，事变已过去，应本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旧事不再重提，应有远大的眼光和胸襟，尤其要认识一个少数民族和少数领土，在现在的世界是不易独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十几个小国家，在极短时期中便遭覆亡，可为鉴戒，我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众多人口，一千余万方公里广大土地，五千年悠久之文化，实具有立国的优越条件，希望大家协心同力来共同建设新台湾、新中国，最后并祝各位健康努力。

　　九、在台招待记者书面谈话

　　——三十六年四月一日下午五时

　　本席此次奉国府蒋主席命来台宣慰，遵照中央宽大为怀精神及指示原则，于三月十七日抵台后，即颁发宣示第一号布告，并在历次广播中述明关于事变真相及善后措施，并经决定以下数项办法，交由台省军政主管机关执行，即（一）逮捕人犯须依合法手续。（二）审理务求公允迅速。（三）遇有特殊重大案件，须呈国防部核准施行。（四）逮捕人犯应由警备总部统一办理。（五）处决人犯应宣布罪状，当众执行，以收杀一儆百之效，所有事变中捕获在押人犯，除共党暴徒首要分子应依法严办外，其余盲从附和者，如情节轻微，即准具保开释，在清乡期内逮捕人犯，亦仅限于共党首要暴徒，及私藏武器弹药迟不缴出者。又高雄市因地方情形特殊，且组织二二八事件嫌疑人犯调查委员会，由当地军政民意机关司法机关审慎处理，其情节轻微者，即准保释，情节重大者仍须由军事机关会同司法人员组织会审，并报告警备总部覆核，以昭慎重。再事变中因共党暴徒煽惑盲从之青年学生，中央为爱护此辈青年，予以自新，以为未来建省建国之干部，一律从宽免究，只须由其家长负责告诫，率领到校，即准回校复课。现逃窜潜伏各处之共党暴徒，如知悔悟，缴械投诚，亦当从宽处置。至此次专卖局查缉人员非法伤毙人民一案，已催请当地司法机关从速判决，以昭大公。

　　此次，本席抵台后，经分赴台南、台中各地宣慰。经过半月来之观察，听取地方民众代表，党政军机关首长及民意机关人士意见，与个人实际观感，对于今后治理台湾措施，拟向中央建议者，兹略举如下：

　　政治方面：（一）改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为适应环境，将省府委员额数较他省略增，省府各厅处局增设副职，以便尽先选用台籍贤能人士，培养高级政治人才。（二）各县市长，准予定期民选，在准备未竣以前，应遴派地方贤能，富有资望人员充任为原则。

　　经济方面：（一）台省重工业，照中央规定应归国营或与省合营，轻工业则尽量开放奖励民营，并以由台民多数集资办理为原则，竭力避免为台省内外少数资本家之垄断或操纵。（二）台省公有土地，即依照台省公有土地放租办法施行，将公有土地分配有耕种能力之台民耕种，以裕民生，而救济失业同胞。（三）专卖制度，按现行专卖物品计，烟、酒、樟脑、火柴四种，樟脑系由省经营，且并不普遍配销，火柴原料，均系仰给外来，制品量亦并不大，现经与主管机关交换意见，拟将专卖局撤销，另设烟、酒公卖局。（四）贸易局拟即取消，拟改为类似物资供应局之机构，因省营工业成品外销或购入原料机器等，均须有统一主管机构，至民营工业，亦可委托代办。

　　教育方面：台湾同胞过去在日本统治五十余年中，所受教育皆以学习日本语文为主，现在教育之改革，亟应首先注意以下诸项：（一）中央应选拔优秀师资来台办理教育，同时奖励台籍学生赴内地求学培养师资促进文化交流。（二）社会教育，查台省广播事业较为发达，全台有广播收音机达十万架以上。今后可由台省教育主管机关作有计画利用广播，普施社教，以便台胞学习，并提倡国语比赛，使语言与内地一致，以促进情感之团结。（三）利用电化教育，凡电影片应注意选用富有民族思想爱国精神者，以激发台胞对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之增进，更望台省各报社本此精神，努力宣传，以资启发，尤其对高山族同胞之教育问题，更须加以注意。

　　经过此次事变所得教训，今后对于治理台湾方针，除注意政治与经济之改进外，而教育尤为其根本，此次事变中，若干内地来台服务之公务人员，被共党暴徒侮辱殴打，或财物被劫，各公教人员为同情台湾协助建设及教育而来，此次事变精神既受威胁，物资又遭损失，甚至有负伤及殒命者，已由政府调查妥予抚恤救济，切盼内地来台之公教人员，应本初衷，安心服务，更盼台胞一致认识此次少数暴徒排外行动之错误，使此种不幸事态，不再发生；否则现在台省服务之内地公教人员，既不能安心工作，而内地人才，更视来台服务为畏途，致台省建设及教育前途，感受阻碍。总之现事变已大致平定，应本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精神，一切不咎既往，全台同胞一致精诚团结与省外人士协力同心，为建设台湾、建设中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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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部长报告事变起因及善后措施（白崇禧）

　　——三十六年四月七日上午九时于中枢纪念周

　　崇禧此次奉命宣慰台湾，于上月十七日自京飞台，本月二日返京，计留台半月，遵照中央宽大为怀精神及指示原则处理事变善后。关于此次事变之起因及善后措施，在台时曾于历次广播中述明，京沪等地各报多已登载，各项内容均系根据实际观察及接见台省官民两方人士所表达意见，如台省县市民意机关之代表地方贤达林献堂、丘念台、黄朝琴、南志信等，与台省军政首长之报告。今天奉命出席纪念周报告，谨再择要陈述：

　　（甲）台湾事变之远因。

　　属于教育者：台胞过去被日本统治达五十一年之久，被强迫学习日本语文，当时日本统治阶级之野心，不但欲使台民变为日本之台湾，直欲使台胞变为日本之国民，极尽分化之能事，尽量诋毁中国政府人民与军队，务使台胞发生不良之印象，台胞处于日本军警高压之下，积日既久，虽大多数仍深明大义，不免有少数人对祖国语文既感隔膜，对祖国国情消息又被封锁，从而对祖国政府与军队缺乏正当之了解。

　　属于社会者：过去日本统治台湾，对无业流氓施以特殊训练，作侵略祖国之鹰犬，或驱逐流氓于台湾东南之火烧岛，禁锢终身，光复后，此辈流氓重回故土，习惯难改，成为扰乱分子。

　　属于经济者：台湾过去经日本五十余年之开发经营，农林工矿建设均具规模，历年日本本土取给于台湾之粮食资源，为数至巨，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因受军事影响，工商企业，逐渐衰落，民生困苦，与日俱增，光复后，益以战时被日本征调之台民壮丁达十万余人，陆续遣回，形成严重之失业情形，此亦为潜伏事变之原因。

　　（乙）台湾事变之近因。

　　属于经济者：台湾经济向来与日本经济配合，丝丝入扣，台湾产原料，半制成品，日本则产制成品，例如米与糖为台湾之大宗产品，台湾米糖生产之所以丰富，全赖化学肥料，而此化学肥料则仰给于日本。日本战败后，工业停顿，无剩余肥料足以供给台湾，按台省年需化学肥料总量约为二十五万吨，台省工厂所能生产者年不过五万吨，供求相差甚大，经多方向世界各地搜购，亦仅获少量，以致米糖生产大受影响，胜利后，台湾之经济可谓完全脱节，加以原有工厂，尚不能完全恢复，工人失业者为数不少，在此情形之下，人民不满现状，自不待言，亦如内地人民经八年抗战之后，民生凋敝，对政府常有激烈之批评，此几为难以避免之事实，此种经济状况之调整，自稍需时日，非可一蹴而成。贸易专卖两局之设置，在收入上年达二十余亿台元之巨，占台省卅六年度总预算二分之一，政府财政上虽获补益，然因贸易局统制范围过广，民营工商业范围日狭，遂使人民生计困难，失业增多。

　　属于行政者：台湾光复之初，民情兴奋，皆以重归祖国得与各省同胞获得平等自由为光荣，迨台省行政组织颁布后，则感于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之职权，固与日本之总督相类似，初犹以接收伊始，或将徐图更张，台民对政府之拥戴颇具热忱，乃各级行政人员，虽多廉能之士，然低劣者亦所不免，尤以省市县高级人员任用台籍者过少，如台省行政长官公署八处正副主管中，仅有台籍副处长一人，全省八县九市中亦仅有台籍县市长二人，此盖为台省人士所甚为不满者。

　　共党分子之煽惑：自抗战胜利后，言论结社均极自由，国内共党遂藉此诋毁政府及国军，歪曲事实，作种种恶意宣传。台湾光复后，台省行政当局对于政治上亦扶植民主，各县市普遍成立民意机关，准许言论自由，共党及少数野心家乘机诋毁当地政府，挑拨台胞与内地在台服务公务人员间之恶感，亦与国内共党同出一辙，影响所及，乱源滋生。

　　综上所述原因：皆为演成事变之起源，少数共党分子及野心家、暴徒、浪人藉专卖局缉私人员取缔烟贩作导火线，煽惑胁迫，遂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台胞群起盲从，乘国军调防之际，扩大暴动，此辈少数反动派之野心，绝非出于单纯之不满意现状，乃欲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自二二八事变爆发数日间即蔓延全台，所谓“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更提出无理之三十二条件，要求国军缴械，接收政府机关及仓库物资，同时暴徒围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警备总司令部，袭击基隆高雄两要塞、空军基地、军需仓库等处，由此种非法行为所表现，充分证明其企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又对内地派遣来台协助台湾建设教育台湾子弟之公教人员及其眷属，横加殴辱伤害，或劫夺其财物，此等公教人员，不仅精神上受到威胁，物质遭受损失，甚至生命失却保障，此种排外行动，迨整编第廿一师及宪兵调台增防，始告稍戢。

　　（丙）台湾经过此次事变以后，就个人在台实际观察所得及征询台省各方意见，崇禧认为对台省政治经济制度，必须从速改革，人事方面，必须从速调整，现已拟具建议，呈报主席察核施行，在原则上即：

　　（一）政治方面：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即改为省政府制度，为适应环境，将省府委员人数略增，并于省府各厅处局增设副职。

　　（二）经济方面：①台省重工业照中央规定，应归国营或与省合营，轻工业则尽量开放，奖励民营，并尽先由台民多数集资经营为原则，竭力避免为台省内外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或操纵。②台省公有土地（包括山地在内），约占全省百分之七十，应将可耕种者即依照中央核准台省公有土地放租办法施行，将公有土地分配有耕种能力之台民耕种，以裕民生，而救济失业台胞。③专卖制度：按现行专卖品计烟、酒、樟脑、火柴四种，决定缩小专卖范围，拟将专卖局撤销，另设烟酒公卖局。④贸易局拟即撤销，改为供应物资之机构，仅统一管理省营工业成品之外销，及机器原料之采购，并可接受民营工业方面之委托，代办上项业务。

　　（三）人事方面：过去任用台籍人士，确实太少，今后台省府县市各级政府负责主管，当尽先选用台省贤能为原则。为澄清吏治，杜绝贪污，经建议请由监察院于台湾专设一监察使署，以专责成，俾充分行施监察职权，而树立廉洁之政治风尚。

　　最后须加说明者：即此次事变伤亡人数，据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报告，调查结果，计军警人员死亡官佐十四人，士兵七十四人，受伤官佐一百零八人，士兵二百十八人，生死不明者官佐二人，士兵二十四人共计伤亡及生死不明官兵四百四十四人，各县市公教人员及暴动人民死亡者三百零四人；受伤者一千五百五十六人，共计伤亡一千八百六十人；此项数字系截至三月卅一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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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台湾（白崇禧）

　　宣抚台湾的经过

　　所谓二二八事变是指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发生事变。事变原因很简单，当时烟酒公卖是重要财源，卖烟酒不贴印花税为违法，某次有经济检查人员见有一老妪卖无印花之烟，该经济检查人员在饭馆吃饭，钱不足买酒吃，遂向老妪讨烟，遭其拒绝，他一用力将老妪推倒地上，一时群情激愤，该员遂取枪向天鸣放想镇压，结果群众越来越多，他跑掉，群众遂包围长官公署，长官公署门口及楼台架起机关枪，如临大敌，百姓起初不可理喻，后来经过劝解及警察疏导，慢慢离去。后因有人从中作祟，群众遂占领广播电台，蒋渭川至电台广播，要陈仪投降，条件苛刻，事情越闹越大，陈仪下令全省戒严，原来有广东黄涛一单位在台，陈仪怕负担粮饷，遂将该军调回大陆。台湾仅有三两团人，陈仪下令地方成立维持会维持治安，下令大陆来台人士不准外出。当时愈闹愈凶，中小学生参加游行，中小学教员多系大陆来台者，被不肖分子所殴，被打伤者公教人员与人民一千八百十三人，死者三百零四人，其中有叛乱首领分子，然多为大陆人士，地方维持会也不敢阻止乱民行动，越闹越大，莫斯科留学生谢雪红（台中人），乘机操纵民众暴动，谢现在北平。二二八事变原来是很小的局部事情，扩大到全省，几乎成了全省的民变，一个检查人员同小贩私人间的争执变成有政治意义，原来部分人民的暴动，经谢雪红操纵变成有政治意义的事变。

　　台湾事变的处理

　　奉令后我是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由南京起飞，午间到松山机场，宣抚台湾的原则，奉主席指示：

　　甲、政治制度，可以修改，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可改为省政府制度，看台湾的需要，可酌量增设其他必要机构。

　　乙、县市长可定期民选。

　　丙、县市政府首长以选用台湾之贤能人士为原则。

　　丁、台籍与外籍公教人员，资学历职务相同者待遇同等。

　　戊、经济政策，缩少公营范围，发展国民经济。

　　己、凡不合法之组织，例如二二八事变处理委员会之类应立即取消，参加事变人员除共党分子煽惑暴动者外，一律免究。

　　十七日晚上，我在台北将以上诸要旨广播给全台湾同胞，一面将预先印就之布告遍贴全台，十七日下午到台不久即访问陈仪长官及秘书长葛敬恩，我是礼貌性的拜访，他们稍做简单报告。

　　奉主席指示来台宣抚，我自己的原则是中国有句俗话“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本来是件小事，后来共党及地方的野心家乘机推动。我下令通缉谢雪红，她知道我是反共的，我来她即跑了，其他盲从的人，我都一笔勾销了，不予深究，这个原则当然也合乎主席的指示。

　　经过我广播了主席指示的要旨，先使家喻户晓，后来又在台大操场向台北及附近之大中学生及远道派来的学生代表讲话，我又就广播之主旨向学生当面讲了一遍，要他们了解真相，不要再游行，安心读书，既往不究，限他们于四月一日复课。本来学生回校要有人保，无人保，学生就不能复课，我说不需要保，凡打了老师的，在尊师重道上讲不过去，一概由父母陪同向老师道歉认错。我除了这两次广播外，并对山地同胞广播，要他们保持警觉，不要受别人煽动；随后我又向宪警广播，对犯罪者要依法公开逮捕，公开审判，不能私自逮捕。

　　以后我由台北开始分别到党政机关视察，个别听取负责人的意见，并召集社会名流父老座谈，告诉他们政府的意见，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十九日起至基隆，二二八事变时基隆的要塞曾受到攻击，码头为暴民爆破，我去参观过要塞，里面有刘铭传设置二十八吋口径的炮，新要塞有日人在昭和时设置的十二吋炮，暴民未能攻破有这样武力的要塞。基隆除做军港外，也是个好商港，有防波堤，挖泥的船有二十八艘，起重机、仓库都有，对于建设有价值的这类事物，我当时都记录起来了。

　　二十日返回台北再飞高雄，在屏东机场下飞机。这个机场是日军南下的军事基地，仓库中枪械很多。我召集地方绅士与二十六军官兵一起谈话，要他们彼此相安。在屏东说话之后，下午去高雄，住海军官舍，房子和招待都不错。

　　二十一日开始在高雄工作，先向陆海军官兵、要塞官兵训话，要塞司令即今日之彭孟缉总长，要塞中有十几架雷达，有双管要塞炮，设备比基隆要塞完全。

　　暴民准备攻高雄要塞，陈长官下令要地方成立维持地方委员会，在台宪警有限，军队只有要塞部队，陈长官要要塞部队只守在堡内。要塞长官报告陈长官，要在开始暴动时扑灭，陈长官不许，待暴民攻击要塞前三百多人开会，他自行围捕，将暴动分子一网打尽，彭孟缉报告我这件事，我很嘉许，要不然，将来攻击要塞，受害的人更多。我在要塞时对官兵做同样的训话，我由高雄坐车至台南，招集地方绅士宣抚，并照样在街上张贴布告。台南本来是郑成功的政治中心，为纪念郑成功，有延平郡王祠、明嘉靖王妃的墓、赤崁楼，郑成功由澎湖来攻台湾时，经过赤崁楼，攻九个月之久，下台南，有一张荷人投降的油画在赤崁楼。我到台南住了一晚，视察各处，郑成功奉明正朔，不肯称帝而称王，在天坛祭典，我在此题字“仰不愧天”，现在还在，我并亲题“忠肝义胆”，我又亲拟一对联：“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万古；正人扶正义，莫教成败论英雄。”

　　二十三日，我坐火车去嘉义、彰化、台中，照样召集地方父老说话，在台中并召集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刘湘的川军）官兵训话。台中有个林献堂和丘念台一直陪着我，请他们做向导，夜晚去日月潭，日月潭有山地同胞，召集了山地同胞来说了一次话。说话之后，有个毛信孝，是番社的首领，他召集了他的两个女儿及其他男女一同表演唱歌，收获及爱情山歌、跳舞。那儿没有电，点煤油灯，他向我请求设电灯，我要地方政府即予照办，一直到至今，他还为此念念不忘。去年我同四子去游历，毛信孝要我题字，我题“民族平等”。后来我去游日月潭及大观水力发电厂，该厂在日据时代即发十八万瓩的电，为全台动力之大半。至大观发电厂参观，厂长持笔布要我题字，我写“认识宇宙，主宰宇宙；征服自然，利用自然。”

　　日月潭附近还有个水社高山族，我也同水社的高山族去讲话。在日月潭住了两晚，把工作做完之后，在湖内打了一次猎，在湖中见一对高大的野鹭鸶。地方人士很讨厌这种野鹭鸶，因为它们常来吃鱼，我听了即想打鹭，果然发现两只高大鹭鸶，都被我打中了，晚间想大家吃一顿，未料肉味极腥，都稍尝即止。

　　以后经新竹等县沿途宣抚，回到台北同台湾父老们交换意见。台湾在日人统治下五十余年，现在要大家转变观念，除教育外，对于社会工作应注意道路、公园，以及各地方名称，应以先贤的名字命名，例如逢甲路、景崧路、永福路等，公园的名字也要改，还有在日据时代好多地方的名胜、桥梁多用日本昭和多少年以立志碑，应将昭和年月改为民国年月，日本各处设神社，纪念日本人侵我台湾有功将士人员，台北及各县市皆有此神社，台北忠烈祠及圆山饭店原都是忠烈祠，这些敌人的遗迹都有修整之必要。台湾在日人统治下五十年，日人在文化教育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用尽种种方法鼓励人民倾向日本，例如不懂日文者不能任公职，甚至连配给食物都无份，这种文化的遗毒，不仅在平地上，因文化教育的侵略而使人人会说日语，即连山中的同胞也非说日文不可，例如木屐的普遍就是日人提倡的结果，当然气候及经济也是因素之一。学校制服固然要受日人的规定，即乡下人的穿着也难免受了日人的影响，有些人家的衣、食、住、行都有日人的色彩，盖以仿效日式为荣之故也。鼓励台湾人入日籍，有皇民奉公会之组织，约二万人，此等人享有特权，并规定人民经过机关门口有卫兵时应低首而过，充分表现出殖民统治的丑恶，凡是机关学校首长绝无台湾人，总是由日人领导，台大的前身是日本帝国大学在台的分校，专研究植物学，及热带病，本省人只准学农、工、医，不准学文、法，所以今日我们要台湾人出来竞选县市长、议员，多是学医出身；再就是学农工的，学政治、经济者绝无。即对于在文化上落后的高山族，日人也不放过，当然高山族有反日事件也是引起日人特别注意的原因，日人经过武力对付高山族以后，仍不忘教他们日语，以文化来同化他们，所以光复时高山族多会说流利的日本话。抗战末期台湾总督的统治方式比以前纯殖民地方式稍有转变，但管制更严。经过日人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同胞受日人的文化影响非浅，我沿岛宣抚回台北后，即召集台省有名望父老如丘念台、林献堂等等，向他们提供我的意见。

　　在我来之前圆山日本神社已经改成忠烈祠，我来后除要他们将唐景崧的名字加进去外，他们要我题横匾——天地正气。

　　国父曾经到过台湾，他来台时住在中山北路一段四十八号——今日的国父史迹纪念馆，我去参观时，他们要我题横匾，我写“人杰地灵”。有位老先生周赤牛每年在国父诞辰纪念日必下请帖，邀约几个人去吃饭，他现在已八十余岁，当国父下榻该馆时，这位老先生任保护的责任。

　　陈仪当时是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葛敬恩是行政长官公署的秘书长，张延哲是秘书处长，柯远芬是警总参谋长，民政处长周一鹗，财政处长严家淦，交通处长任显群，警务处长王民宁，教育处长范寿康，工矿处长包可永，农林处长赵连芳，烟酒专卖局长陈鹤声。

　　甲、民政：（周一鹗）

　　一、据负责人报告，民政完全照中央法令，已经由殖民地制度改变为民主制度。

　　二、皇民奉公会两万人已解散。

　　三、台湾公有土地占全省总面积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大约合计二百六十余万市亩，可耕地占百分之五十四，其余为山地。

　　四、可耕地：公有占三分之一，私有占三分之二。

　　五、公地放领：公有土地以放租的办法租与农民。

　　六、台湾的土地地质并不肥沃，多半依赖化学肥料。

　　乙、财政：（严家淦）

　　一、日本的财政政策是间接税重，直接税轻，许多消费品皆由公家专卖。

　　二、财政收支一元化。

　　三、台湾银行保持战前低利的月息，高则一分，普通七厘，较上海比较，上海要高二倍。

　　四、贸易局将改为信托局，附设于台湾银行。

　　丙、教育：（范寿康）

　　三十六年我来时，台湾全省有一所大学，五个专科学校，省立高中有七个，有百分之七十一受六年制小学教育，台湾教育普遍而不高深，台湾光复后，对于教育方面，一面借重大陆人才，一面培植师资，以前连小学都用日语，光复后改学注音符号，用国语教学。

　　来台湾的人，以福建闽南人为多，广东潮州等地次之，福建省教育厅早就规定用国语教学。所以教师们多会说国语，今日国语在本省之普遍，这是原因之一。

　　丁、交通：（任显群）

　　一、接收后由任显群任交通处长。

　　二、据任处长报告，铁路全长有四百余公里，机车多三十余年旧车，台湾铁轨不是重轨，是轻轨。

　　三、原有飞机场七十一，现共有五十四，我指示他们用不着这样多，还可以减少。

　　四、公路，各地大都可通汽车，惟仅高雄至台南，台北至桃园是柏油马路。

　　戊、工矿处：（包可永）

　　大工厂保留，小工厂变卖，我来时工厂已复工百分之四十，像台糖糖厂、樟脑厂都已开工，人工樟脑虽已发明成功，但人们仍愿用天然樟脑。

　　己、农林处：（赵连芳）

　　三十六年据赵连芳说，台湾土地可耕种者百分之六十四，公有林占全省面积百分之四十三，台湾以水利、森林、肥料依次皆具有其重要性；台糖、茶叶为农产品出口大宗，渔业原来产十万吨，接收后只有三万吨，因渔船之损失及日本渔人之撤走为主因，生果之出产也比以前为少。

　　庚、专卖局：（陈鹤声）

　　据陈报告：专卖制度可以实行计画的经济。

　　一、生产要企业化。

　　二、樟脑生产最高额，日据时代五千万吨，接收以后仅有一千三百万吨，樟树种植二十年后才能制樟脑。

　　三、纸烟，每日制一千二百万支香烟，以人口平均每人每日最高额五·六支至二·三支。

　　四、中间配销商，领照配销，可得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利润，零售商可得百分之七的利润，日据时代由地方绅士及退役军人为中间配销商，因为利润高，他们会自动去缉私，用不着政府去管。

　　辛、贸易局：（于瑞熹）

　　三十五年的预算，台湾贸易额旧台币两亿六千万，结算四亿多。

　　我视察返回台北后，召开绥靖清乡会议。

　　警总参谋长柯远芬说，警总已令各县乡地方实行清乡计画，限期年底完成，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结党，他说此等暴徒淆乱地方，一定要惩处，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柯还引用列宁说的话，“对敌人宽大，就是对同志残酷”。我纠正他，有罪者杀一惩百为适当，但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今后对于犯案人民要公开逮捕，公开审讯，公开法办，若暗中逮捕处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怀疑为冤枉。

　　刘师长雨卿报告：小梅村乱党杀人，打死乱党三十余人，获三十余枪支，尚有一百几十人逃去。

　　在台两周余，我事毕返南京，我建议将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调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为警备司令，陈仪及柯远芬皆应惩罚，陈仪调离台湾。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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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白部长宣慰（白克）

　　国防部长白崇禧将军于三月十七日由京飞台，奉命处理台湾事件并宣慰全台军民，四月二日才率随员全体返京覆命，在台一共住了半个月，记者因工作关系不离左右，有许多新闻圈外的新闻，爰志别记。

　　险遭不测

　　白部长于抵台北后的第三天即出发台湾中南部宣慰，原定的日程系由台北乘火车经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由屏东坐飞机返台北，临时却改为先飞屏东，再乘车北行，沿途宣慰，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白部长及随员一行三十余人分别搭国防部专机出发屏东，白氏坐机系建国号，记者与之同机，起飞时天气即已十分恶劣，升空后十五分钟，在台湾上空的山岳地带上飞，气流变化极大，一会儿往上抛，一会儿突然朝下跌，并且左右摇摆得厉害，机上的人大半都吐了，白部长却神色自若毫不在意，驾驶员拟折返台北，白部长嘱向海岸飞行五分钟再看，幸飞向海岸后，天气渐渐明朗，二小时后安抵屏东。下机时许多随员均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白部长却依旧精神奕奕到屏东市政府立刻对当地民众讲话。

　　对谢雪红发生兴趣

　　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中部出现了一位领导暴动的女领袖，叫谢雪红；据说曾留学莫斯科，在台湾受日本统治时代，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被捕后关了九年，光复以后，在台中开了一家酒馆，家里很有钱，丈夫死了，有人说她是人家的姨太太，今年已经四十多岁，长得并不漂亮。三月八日国军登陆后，谢雪红率领了人马三百余名逃进台中埔里一带，上山与高山族同胞打交道；白部长到台中以后，即有人向他报告，白部长听说谢雪红是个女领袖，因此非常注意，曾表示如果谢雪红肯自动将枪械缴出，解散队伍，政府仍一本宽大为怀，不究既往，并要人设法去劝说谢雪红。可是等我们离开台中的时候，听说谢雪红跑到雾社深山里去了。

　　日月潭忙里偷闲

　　日月潭是台湾八大风景区之一，在台中水社大山海拨（拔）七百二十六米突的高山上，有着周围三十余公里的这么二个大湖，那里真是山明水秀，风光奇丽，去年蒋主席夫妇莅台也特地到此一游；该地并住有一部分高山族同胞，白部长原定去向高山同胞宣慰的；从台中坐一段火车再换汽车，三小时即达，白部长到日月潭后，预定节目只住一个晚上；但看到那么好的风景，却决定多住一夜；这可忙坏了负责招待的日月潭电力厂，他们仅预备一天的饭菜，第二天早上不得不派专车下山到台中去买菜。

　　白部长在日月潭那样好的地方，一面却仍不放弃时间，接连召集随员举行会报，研究和讨论各方面的资料，并对五十个来自深山内的高山同胞训话，还送了该族二十万元台币的慰问金；一面却颇能忙里偷闲，领略日月潭的美景，电力厂特地备游艇一艘绕湖游览，还到湖的东岸番社看高山族同胞跳舞，高山族同胞向白氏提出该村装电灯和扩大耕地的要求，白氏都答应了，回来对电力公司的柳协理和台中县长说：“我的支票是开出去了，希望你们兑现，否则高山族将失去信任。”

　　白部长在日月潭住了两天，该是心情最恬静时候，因为这高山上不会有那么多的僚属和宾客去打扰他，他难得和记者们竟能畅谈了二三小时之久，和旅馆的主人涵碧楼主，合摄照片，和记者们，和他的随员，和保卫他上山的宪兵一起摄影，离开台湾后，相信白氏一定不会忘记日月潭，虽然时间是那样短。

　　研究郑成功，不平唐景崧

　　白部长对郑成功的史迹极感兴趣，他在台北博物馆中参观了很久，陈列着的史料，嘱记者一一为之摄下，到台南后并谒郑成功祠，亲自撰书：“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万古，正人扶正义莫教成败论英雄”一联留赠祠中。

　　白部长曾谒台湾各地忠烈祠，他对台湾当局建议，台湾民众对郑成功、刘永福、丘逢甲这些台湾的先贤应让他们多知道，主张各地路名多用这些先贤的名字，或铸铜像于忠烈祠，以示表扬，他替唐景崧却非常抱不平，因为忠烈祠中独缺了唐的牌位，白部长认为这位五十三年前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的大总统，台湾人是不该记不得他的。

　　认本家白氏老妇热泪迸流

　　白部长离台湾的前一个晚上，有一位老太太到台北宾馆去看他，这位老太太年已八十五岁，一双三寸金莲走路十分不便，家中颇为富有，去年曾捐法币一千万元赠中央大学，白部长在百忙中亲自接见这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外家姓白，是福建安溪人，嫁给姓李的台湾人，她说：“想不到我们白家出了这样一位统管陆海空军的部长，我活得这样老了，我听说部长来台湾，我一定要看看他，今天真的让我看到了。”白部长听了高声大笑，随即和这位老太太谈家常一样谈起来，临行白部长扶着她出门送上汽车，这位老太太抚摸着白部长的手久久不忍释，带着一眶热泪登车而去。

　　以见不到民众为憾

　　台湾“二二八事件”后各地均宣布戒严，白部长所到之处，沿途均军警持枪布岗，甚少老百姓通过，白部长对此颇不以为然，曾叫当地军警首长解除，多让老百姓出来，到高雄、台南、台中均如此，只有从日月潭下山时，在集集小镇上，老百姓和小学生围在车站上高呼口号欢迎，白部长高兴得很，要记者摄影留念；白部长很想多见到些台湾老百姓，但各地方当局似乎都不大了解这个意思，常常只有几位参议员代表奉命来见，白氏因此颇有以见不到真正民众为憾。（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于台北）（《新闻天地》第二十三期，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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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二八”事件（台湾警察）

　　——野心家打算混水摸鱼，狐尾巴毕竟暴露无遗

　　台湾自卅四年十月廿五日归返祖国以后，在初期是忙于接收及整理，所以陈长官亦定卅五年为接收年，当日本移交给我们的时候，所有的工厂、矿场、及各生产部门都陷于停顿状态，简直找不到有继续在冒烟的工厂，是以在去年虽云接收，但是一面仍恢复原有工作，工厂也逐渐地冒了烟，生产的场所，也拥有成千成万的工人在作着工，不论哪一部门都有长足的进步，陈长官为稳定台省之金融安定社会秩序，俾免受国内外之经济危机所影响，除请中央准台省仍用台币外，并推行专卖政策以防外资的侵蚀，影响物价的波动，这是为着台湾的建设，人民的生活，亦得以补助省库的收入。

　　专卖局的任务

　　谈到专卖政策，主要的机构便是专卖局，他主要的专卖品也就是烟、酒、火柴、樟脑等，他每月补助省库的收入约占全数百分之五十强，专卖局为求业务之发展，当然是专卖的推销，因近来发现外来烟充斥、满街满巷的小烟贩，排满私烟，我们中国人素来都是喜欢吸洋烟，台湾亦不能例外，于此一来，专卖局的业务受影响得非常严重，于二月下旬据报有帆船一艘满载洋烟在淡水登陆，欲侵入本市，乃派查缉员前往查缉，结果船是有的，而洋烟已起卸完毕，各查缉员乃分头查缉各私烟摊，以期杜绝。

　　祸端开始

　　二月二十七日的晚上约略是七时的光景，查缉员盛铁夫、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傅学通、叶得根等六名，便乘卡车一辆前往台北市最热闹之延平路（即太平町）一带查缉，一般眼快的小贩皆奔逃躲避，中有一女烟贩林江迈因逃避不及被获，查缉员依法当然是没收，而女烟贩以血本所关，抗拒查缉员没收，致双方发生争执，时民众围睹者甚众，里面即有一班终日寻求是非之流氓，乘机附和乱闹，并用石块投掷查缉人员，至而轰轰之声不绝于耳，打声一响，拳足千枝，蜂拥而前，少数的查缉人员难以抵抗，乃弃车分头逃逸，但是这一班暴徒竟仍不愿，集队尾追，非得之不甘心之概，中有一查缉员被追逼近，为自卫起见乃发枪一响，不意即命中人群中之一人，名为陈文溪，弹穿左胸，当场毙命，女烟贩林江迈亦为击伤，于是暴徒拥着一般民众迳到宪兵队及台北市警察局要求将凶手交出，由民众处决，以偿被击毙之人命，一面打锣呐喊助威，宪警虽力加解释，均不得缓和局势，暴徒一面又将夺获查缉员所乘之卡车推到西门圆环焚毁，如此竟胡闹终夜。

　　掀起打风

　　至翌日（廿八）上午九时，民众又沿街打锣打鼓强令商家罢市，全市商店，相率关门，到处骚动，群情惶惶，时有一部分民众敲锣打鼓至太平町时，某派出所黄警长欲上前阻止，不但无半点收效，且被围住毒打，该派出所亦为暴徒捣毁，伤害政府人员及捣毁政府机关之行为从此开端。旋又有民众万余包围专卖局及台北分局，各处民众如山崩倒海般蜂拥而至，冲至局里，遇见外省籍人员劈头便打，并将局里之火柴、香烟、酒、汽车、脚踏车、及其他公物，财产一概搬出马路焚毁，虽门窗户扇亦皆罹难，无一完整，一时火光冲天，至三月一日余火尚未全熄，围观之民众仍有二、三千人之多，宪警虽赶到，亦无法维持。

　　冤魂满天飞

　　当廿八日下午开始焚毁专卖局时，全市各街巷到处皆有暴徒集团寻找来自国内之外省人施以殴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为彼辈所瞥见，皆不能逃过“打”的劫数，重则毙命，轻亦在残废之列，虽妇孺孕妇，亦无一幸免，据记者所知：一数岁之儿童随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将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复将衣服剥光痛殴垂毙抛之于水沟，其子被用力扭转面部倒置背后即时气绝毙命，又一小孩被其双足叉起倒吊将头部猛向地上碰击，至头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将两小孩之头互为相碰，至脑血横流，而引为快事，又一孕妇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对腹部插入即时两命呜呼，此种狠毒手段，不胜枚举，惨绝人寰之事，不意竟发生在此号为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闻者毛骨悚然；何况目睹其状者，是时外省人无不人人自危，逃者逃，避者避，几有“风声鹤唳，草木皆流氓”之概，沿街喊打“阿山”之声响彻云霄而不绝于耳，各机关亦皆闭门大吉，人员也咸以走为上策，在此时期可谓流氓世界，廿八日下午二时许，又有一部分群众约一、二千人趋向长官公署，企图暴动，为卫士阻止，并鸣枪驱散，双方略有死伤，然暴徒并不因此而散归回家，情势反而复杂，复有趋往北门围攻铁路警察署，该署职员被殴重伤者多人，并被劫去枪械多杆，幸宪兵赶到始得解围（因军警奉陈长官之命令不得擅予开枪），继而学生停课，各机关团体员工怠工，商店不开，居家闭户，一切皆陷入极混乱状态，综计本日暴动之处几遍全台北市，公私汽车、卡车，被毁十余辆，外省人及公务人员被殴或伤毙为数甚多，虎标永安堂与台北唯一之大百货商店新台公司皆被捣毁或乘机抢掠一空（据民政处初步之调查统计仅台北一隅公教人员死伤四百余财产达台币五亿元数目相当惊人），其他各县市尚未列入，最不幸者新竹县长朱文伯因公乘自备轿车来台北，至太平町便遭暴徒重殴，幸得逃脱，此时由南部北上之火车中乘客有外省人者，下车时亦皆为预伏在车站之流氓殴打，死与伤亦为数至巨，长官公署暨警备司令部为安定秩序起见晚间即宣布戒严，但夜来流氓仍带枪刀集团行动，枪声频闻，未能入寐，宛若置身战场。

　　政府的处置

　　这事件从廿七日晚酝酿至廿八日晚独不见得减低声势，反而益加扩大，是以长官公署暨警备司令部除宣布戒严外并发表对此次案件之处置，其要点如下（一）对于缉私肇祸之人员决予法办，并严令以后不得再有类此事件发生，（二）少数暴徒因此事而发生越轨行动致危及治安，总司令部已实行临时戒严藉以保护秩序，一俟平复，戒严令即可撤销。

　　人民的要求

　　至三月一日晨起仍是一片打声，继续捣毁公营事业机关，公务人员宿舍，无孔不寻，极尽“打”“毁”之能事，至十时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大代表、省参议员、参政员等组织缉烟血案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召开成立大会，由议长周延寿主持，略谓：本会应尽量接受市民之要求，将之传达政府，以求本案之圆满解决，并经出席人员热烈发表意见，结果决议派代表省参议长黄朝琴，台北市参议员周延寿，省参议员王添灯，参政员兼广播电台长林忠四人前往长官公署谒见陈长官，并提五个条件（一）立即解除戒严令（二）被捕之市民即时开释（三）下令不准军警宪开枪（四）官民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五）请陈长官对民众广播。当时陈长官即面允，第一条于四时以前召集各机关处理解除戒严令，第二条由各被捕市民之父兄里邻长联名保证释放，第三、四、五允予照办，而廿七晚被缉私人员击毙及受伤之市民，警备总司令部即函台北市参议会以当局决定拨付台币廿万元为抚恤，伤者五万元请代转知具领。

　　政府一再宽大

　　此事政府既完全接受市民之要求，本应可得和平之解决，但民众仍毫无系统的提议，而政府也尽量采纳，至二日上午陈长官接见民意代表听取意见，并再加决定四项办法：（一）参加此项事件者不予追究（二）被捕人民可由家长向宪兵团领回（三）死伤者无分本省外省一律抚恤（四）处理委员会增加各界人民代表，以容纳大多数人民之意见。陈长官复于二日下午三时向民众广播，郑重宣布上项四个办法，但结果仍未收效，暴徒仍是一味横行，变本加厉，处理委员会增了各界人民代表，流氓藉以坐大集团的机会，于是提议越来越多，本来由于缉烟的局部小事，进而酝酿至政治方面的改革。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谈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组织，顾名思义，他的任务也只是负责协助政府来处理此次二二八之缉私事件而已，但他们会里的委员的目的并非如此，是藉此次事件来要推翻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并要求厅处长应任用本省人，司马昭之心，路人共见，由于其动机不良，因此对杀人放火之流氓，和感情冲动缺乏理智随声附和之民众，非特不加劝阻，使社会秩序早日恢复，甚且占据广播电台，公开煽动民众反叛，唯恐天下不乱，以遂其浑水摸鱼目的。

　　野心家暴露锋芒

　　会里的委员除小部分是政府派去参加组织外，其余大部分就是所谓人民代表了，他们这班所谓人民代表，泰半为毫无国家观念，不谙国家法律，坐井观天盲从附和之辈，镇日盘据广播电台，妄自发表言论，鼓动风潮，非法组织，危词惑众，并誉专门残杀手无寸铁之外省人而被击毙之流氓为革命先烈，真滑天下之大稽亦为背叛国家显然之迹象，但政府为求和平之解决，不愿有流血之现象发生，无不晓以大义，曲予接受，并严令警宪不得对暴动之民众开枪，是以事变以后，警宪被流氓缴去枪械及遭殴打伤亡者大不乏人。哪知不独不能体谅政府之苦衷，反益变本加厉。缉烟案原仅发生于台北市一隅，而竟藉端通告全省十七县市成立二二八处理委员会，遍树羽党，遥相呼应，其用心可以想见。组织既日渐庞大，叛乱之心亦日豪且决，要求更苛繁而无理，例如要求解除军警武装撤销警备总司令部，要求国军缴械，都是叛国的意图。并组织一个忠义服务队，其中分子多为流氓，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同时大中学学生亦组织所谓自治青年同盟，发表意见参加维持治安，到处侵占机关，谓之接管，连十多岁之学生亦竟然参加行动，如此荒谬，实为亘古所未有之奇闻。

　　首被集中

　　其最先被接管者为台中市各机关，而全省唯一之发电厂，及铁路委员会亦为其占据把持，台中市所有外省籍公务人员均集中于前日军之集中营，日给酸饭一碗，且肆意殴辱美其名曰保护。台北市之大明报大登其词，谓外省人集中后米价反跌，对此种无理性之行为竟大字标题以翔得意，我们且冷静一下头脑想一想，台中市之外省籍公务人员只数百人，在未被他们集中以前，所消耗米粮微之又微，何能造成米价上涨之主因，何况台湾最大之粮区呢？其实这次全国各地因受到京沪的经济影响，物价无止境的上涨，台省为防止此种现象，当局采取紧急处置，禁止黄金买卖及粮食登记，这一班大地主资本家眼看不能操纵来发发非法之财，心里早存不甘，是以藉口二二八缉烟事件，怂恿一班素被豢养之流氓造出是非来捣乱，而奸党亦乘此千载难逢之机会参加煽惑离间，以致造成此背叛国家之行为，言之宁不痛心！

　　打风延遍全省

　　自台北二二八事件发生了后，一、二日间打风延至北达基隆南及高雄，全省每个角落皆掀起巨浪狂潮，政府虽多方曲予优容，仍未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一时几陷在无政府之状态中，火车停驶，轮船停航，邮电不通，商店冷落机关闭门等等公私损失，人民之痛苦何可胜计。

　　挂羊头卖狗肉

　　他们这个处理委员会的组织，根本就是狐群狗党的大结合，名为要求改革政治，但事实都是想争取官位，要求县市长民选，高下级人员应全用本省人，如需用外省人者应须处理委员会之核准等，陈长官本以他们若有参加改革本省政治之诚意，允予将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各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并通知他们将名单提出，以便向中央推荐，各县市推出县市长候选人三名以便圈定，但他们在此就发生了内讧，他们都想要争取机会能自己的名字列在名单上，可是官位是少，争做官的人是多，僧既多粥又少，根本势难分配，于是大家开始攻击，打倒蒋渭川、吕伯雄，等等的传单便在满街上飞扬，而被打倒者以此次事件之造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何能被打倒，于是各携匕首相见，并各向长官公署条陈意见，冀图登录，对于真正之政治改革与人民之痛苦及主要应该商谈之缉烟案之善后已抛之九霄云外，他们究竟是爱国乎！叛国乎！于此显然可见。

　　非法的组织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处理委员会吧！他们这个会无异是取全省参议会而代为全省之民意机构了，该会的组织分组织、总务、联络、治安、粮食、调查、宣传、交通、财务、救护等十组，还设二个局，一个是处理局，一个是政务局，并订有组织大纲二十四条，为加强机构起见，全省各县市均设立处理分会互为呼应，并向政府提出建议，五日政治建设协会亦发表省政改革纲要，计共九条，可是他们发表的省政改革纲要，根本就没有经过处理委员会的同意，而且处理委员会已扩大打倒政治建设协会的主持人蒋渭川，同时处理委员会亦发出声明，及处理政治改革大纲二十二条，又再追加十条共三十二条。

　　背叛的声明

　　其内容皆显出荒谬绝伦之背叛国家之锋芒，如警备总司令部应撤销，以免军权滥用，海陆空军皆任用本省人，限至三月底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应改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暂由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政务局负责改组，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者，要求无条件释放等，又在其声明中以政府在各地之武装部队，应自动下令解除武装，武器由各地处理会保管等等这些明显叛逆的迹象，暴露无遗，台湾为国防之最前哨，孤悬东南海中，对于国防的设备当应时间在戒备中，警备总司令部之设立，当然亦是为国防上之需要，武装部队更为国防上唯一之基本条件，不独是不能削减力量，且应时时予以加强，军队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个人与某一地方的，处理会何乃无理智至此耶，大言撤销国防上之机构，罪大恶极！处理委员会有什么资格可以发出如此之要求，又有何权来保管武器，而处理委员会，政治建设协会，自治青年同盟各行各事，各发出声明，各提出意见，没有一个系统成为一国三公，莫衷一是，既要改革政治，根本就没有半点政治常识，只得挂一个政治改革的幌子，实行其叛乱的行为。

　　宽大误认是无能

　　自始至终政府都极诚恳的接受民众的要求，在合法范围内无不采纳，可是这班无理智的野心家，口是心非，一面仍唆使流氓到处抢掠仓库，袭击军事机关，受奸徒煽惑之深，毫无觉悟，政府之宽大，竟认为是无能，其台中、台南方面复将政府之武器解除，取而残杀国内同胞，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日本法西斯所遗下的劣根性，依然存在！

　　中央蒋主席与陈长官以台省离祖国五十余年，备受日寇之蹂躏，抗战胜利以后，归还祖国，处处皆宽为抚慰，就此次事件之发生，蒋主席在中枢纪念周时明白昭示，陈长官亦先后向人民广播过三次宣示政府态度，监察院复派闽台监察使杨亮功氏来台查办，依此，如果确为要求政治改革，应用合法合理之方式分向当局请求，政府无不接受。

　　背叛国家付之行动

　　讵知这一班野心家复于八日晚十一时教唆大批流氓向基隆要塞司令部及台北警备总司令部袭击，企图攻占，是夜之枪声如联珠鞭炮响，少有间断，闻奸徒为数甚众冀望一鼓而下，是夜又在凄风苦雨之中，数日来已皆在生死不卜之间，乍闻猛烈枪声，均为之木然，面呈死色，亦可见是夜奸徒袭击之剧烈，其叛国之事实，更为昭彰，长官公署暨警备总司令部以这班野心家如此顽固，已无改革政治之诚意，肆而行其叛乱之事实，为维持地方秩序，保障善良起见，九日仍实施戒严。

　　人员被集中迫唱日本歌

　　当打风飘至台中时，该处亦遍地都是流氓地痞，在野心家一声号召之下，蜂拥而起，围攻仓库，缴去军警武器，殴辱外省人员，各机关首长（外省人）与外省籍公务人员皆被集中监视，失去自由，其中男女老幼均有，迫令学唱日本国歌，但中有少数商人以钱贿赂，经认为确系“良民”，即发注有日文之“良民证”后释放，似此岂非咄咄怪事！高雄港务局设计课长黄宾因公搭火车南下至台中亦被拘入所谓集中营后，乘机逃出，此为黄君所亲历其境之事。

　　谢娥女士大义凛然

　　当全省各地在极度紊乱，群情汹涌之中，台省国大代表谢娥女士，为劝阻他们勿越常轨，应以理智行事，不独未能收效，反遭暴徒殴辱，并将其私人财产器物药品（谢女士业医院）捣毁一空，谢女士虽明知野心家与地痞流氓勾结之下，一发有不可收拾之举，但为激于国家民族之义愤，挺身出面阻止，不畏强暴，其精神勇气真有愧为须眉男子者，反观许多国大代表、参政员、省县参议员，及自命为社会贤达，地位声望不亚于谢女士者，为数亦不少，总都是想在局势混乱之中来混水摸鱼，推波助浪，无所不掉其花枪，据占电台，大放厥词，鼓动民众，印发日文号外，煽惑民心，希冀能受拥出而作领导人物，真是“阿Q造反”无复有加。

　　中央派了大员与大军

　　中央得到台省骚动的报告后，监察院即命闽台监察使杨亮功氏来台查办并慰抚，杨监察使即在福州乘舰来台，于八日抵达基隆，处理委员会藉词欢迎，率领大批人员前往迎接，实存不良之心，当时杨监察使一行汽车数辆，前导者为宪兵及随员，他本人则在最后之一辆车中，车行中途竟被奸徒拦车袭击，随从人员有被枪伤，幸军宪力加护卫，始得脱险，其居心之毒，图刺大员，背叛国家，已无可讳言！

　　中央叠据报告，以叛徒袭击军事机关，企图解除武装，公然施行背叛国家行动，已非普通之合法政治要求，乃派陆军廿一师来台以资维持治安，安定社会秩序，保护善良，于九日安全抵达基隆，同时登陆进驻台北市，及先后向各县市推进。

　　非法组织烟消云散

　　非法组织的所谓二二八事件处理会此时已人散据空，自知行动乖谬，必受国法制裁，均逃之夭夭，流氓星散，据占各警察派出所之青年学生，各机关之非法接管委员，亦皆逃走一空，冷清清，未见敢如数日前之耀武扬威，招摇过市，真是邪不却正，一刹那，数日来弥漫整个台湾之气氛，逐渐烟消云散，重见天日。

　　台北之现状

　　同日国军即进驻台北市，除警戒及维持治安外，宪警亦出动拘捕叛逆分子，警备总司令部并发出布告安定民心，陈长官暨各机关首长先后向民众广播，国军之进驻台湾系为维护治安，保护善良，千万盼望善良之台胞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对于军警宪方面亦剀切告诫，不得采取报复心理，一秉宽大政策，一二日后，一切秩序均恢复旧观，火车公共汽车轮船亦皆照常行驶，各机关及各县市政府于十一日起均照常办公。

　　解散政建协会

　　台省自光复后，各地之所谓社会贤达者，即组织一个政治建设协会于省垣，各县市组织分会，其旨趣系协同政府办理本省政治之建设与改进，由蒋渭川主其事，但成立以后，未见有何贡献，只挂一个幌子而已，此次二二八事件，该会对于政府政策之推行原应比一般人民更为了解，广为人民劝导，哪知该会竟公然征调日本时代之退伍军人，勾结当地流氓地痞非法组织，危言惑众不法至极，实举世亦再找不出有如此荒唐之举动，堂堂大中华之国民，因自己局部小事情，竟公然征调法西斯战败国之日本退伍军人，如此昏庸，似此背叛国家行为罪不容诛，警备总司令部即下令将该会解散听候查办。

　　封建思想想做法官

　　在国军未进驻以前，满天仍是罩着阴霾，八日上午处委会复派人向高等法院长杨鹏提议，以各级地方法院院长、检察官，应全用本省人，以下职员亦须任用本省人在半数人以上；似此非法提议，完全存封建思想的心理，我们都知道法院是代表国家执行法律最高及最神圣之机关，岂容苟且，滥竽充数，非娴熟法令与忠正之优秀人才，弗得充任，何况法院之人事权属于中央，非院长之力所能办，对于任职勤奋者，应予切实保障，不得调动，任用条件除取得合法资格者外，且应回避原籍，此蒋主席亦经屡次训示，处理会其糊涂，充满封建思想，意图裂土封疆殆无疑矣！

　　本省人与外省人之分

　　我们大家来认认皮肤吧！假使眼睛没有挂上有色的眼镜，应该会同声说是同色的黄种人，台湾的祖宗哪里人？无疑地是福建的泉州，明朝随郑成功来台开疆拓土的文武官兵是哪里人？无疑地是闽粤二省的人，至今蔓延了这六百余万的子孙，也都可以说是闽、粤籍的一分子，不过只是生长在台湾而已，同是黄帝子孙，中国同胞，今竟以闽粤人为外省人，数典而忘祖，而本省人与外省人之分，亦出之于衮衮诸公之口，国姓爷地下有知，宁不为不肖子孙，而痛哭流涕耶！

　　要彻底铲除皇民化的思想

　　这次事件之发生，在那十余日中，一班学生可谓够出尽风头，他这个风头，是受野心家及奸徒所渲染，深深印在脑里，不好好读书，研究学术，竟然肆意参加行动，组织自治青年同盟，组织服务队，挂上臂章，扬威过市，占据机关，发表主张，盲目附和，是非黑白，不知判别，连十余岁之学生亦参加行动，这班野心家竟将此脑筋单纯，国家未来之栋梁，诱入漩涡，荒弃学业从事于倒行逆施之行为，其居心之狠毒，无可复加，归究根柢，也是接收一年以来，教育之失败，对于国家民族仍未能彻底认清楚，致今日始有此种怪现象之发生，教育当局应负其责，所以我们从此次得到宝贵之教训以后，应要有深切的反省，对此后之教育方针，必须彻底铲去受日本所遗下之“皇民化”“法西斯”之思想，否则，终无以为功。

　　大地回春

　　自九日起各县市经国军先后进驻后，对于非法团体，次第解散，铲除奸凶，抚慰善良，一切秩序即时恢复常态，所有各机关照常办公，各工厂矿场的烟筒亦都继续冒烟了，台中市被集中之外省籍公务人员也恢复自由，台东县各界电省署挽留县长谢真返任，台中市各界电省署挽留市长黄克立，新竹市参议会电陈长官致敬，并派员来台北迎县长朱文伯继任，澎湖县参议会亦电陈长官致敬并报告该县状况，各县市皆有秩序恢复之报告，火车南北通行无阻，物价逐渐下跌，南来北去之轮船开始通航，一切皆复旧观，但当局为彻底肃清奸徒起见，即将清查户口，以期保护善良民众，十余日来，全省六百余万人民，被阴霾罩下，几透不出气来，九日以后一切如旧了，秩序安全，街市热闹了，商店开门，行人拥挤，无不喜形于色，又逢此大好春光，上天放晴，桃李又再争春，各呈欣欣向荣之象，我们最后希望全台的同胞，历此次惨痛经验之后，要彻底明了国家民族，切实与政府共同携手，把我们美丽的台湾，建设成一个模范省，最后此次二二八事件，中央至为关注，还派大员国防部长白崇禧将军来抚慰我们的同胞。猛省吧！台胞们！

　　（《台湾警察》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转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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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茂生与二二八（林宗义）

　　——他的处境与苦闷

　　要把我个人对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观察与经验，写成一篇扼要的历史论文，并非易事。特别是涉及到我父亲的生平与志业，则更不容易。这些事，总是引发我剧烈的情绪与痛楚。在过去漫长四十年的过程中，有些细节已经湮灭；但是，我记忆中的重要事件、情景、主要人物，特别是我父亲的言谈和思想，仍在我心中栩栩如生。事件中几乎每一天所发生的事，伴随着无法忍受的痛苦，回到我心中。有时，即使没有丝毫的刺激，也会使我想起这些事。

　　紧跟一九四七年之后的政治、社会事件，以及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无疑加深了我对二二八悲剧意义的思考。不过，我相信，我对事件中所发生的一切主要见解与记忆，并没有因而受到影响。

　　在本文中，我尝试扼要叙述我父亲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他对一些特定事件的看法。

　　二月廿七日：父亲迟归

　　父亲自“民报社”很晚才回家，看来很忧虑。他说：“我希望事情不要恶化，或是蔓延到其他地方。台湾人对于重大动乱毫无准备，纵然每个人都理解并同情这些民众。我们所有的台湾人，对政府实在都感到挫折，几乎到了迫切的程度。特别是现在，昂贵的粮食供应，已是全体市民共同关心的事，尤其是劳苦大众。我诚挚希望，这场与公卖局的冲突，不要引发更严重的暴动与混乱。台湾人并没有准备。”

　　二月廿八日：在台大医院

　　学生与同事来催我到医院外，去看民众游行走向政府大楼；年轻的、年老的，都很兴奋，十人百人，成群结队，脸上都涨红了，有些人头上还扎了布巾。有一些队伍，由锣鼓带头，有一些则举着布条，要求惩处殴打烟贩与枪击民众的公卖局专员；还有一些，是要求公卖局与政府的行政改革。

　　忽然间，枪声自政府大楼响起，顿时造成民众的惊叫与后退。约一、二十分钟之后，一群年轻人朝台大医院抬起伤患。所有的医生与职员，都被召回医院等候更多的伤亡。

　　不少年轻职员、学生，都来报告台北许多地方与其他城市随后发生的情况。他们都很激动，也为台湾人的英勇行为感到骄傲。

　　当晚，父亲迟归，看来比前一天更为疲倦、忧愁。他似乎陷于沉思，那是每当危急时他一贯的行为。我们也知道最好不要向他提问题，或与他闲谈，以免扰乱了他。母亲很谅解，示意我们要保持安静。

　　晚餐后，他问起我们这一天的见闻。我们兄弟的报告，大多是殴打事件的描述，以及民众攻击警察局的风闻等等。谈话的重点是，台湾人现在已觉悟到要明白告诉大陆人，把我们当作二等公民或未受教育的村夫看待，我们已经受够了。而且，自一九四五年十月战争结束以来，我们已经受够贪污与独裁统治了。

　　沉默许久之后，父亲在长叹中表示他的看法。

　　第一、他同意，加诸大陆人的暴力，以及对政府大楼与公务员的伤害，来表达极端的愤怒，乃是人民幻灭与普遍而强烈的挫折感的一种合理表现，他们已没有其他方法来表达或发泄他们的愤怒。

　　第二、他提高声调说：“但是这种对财产与大陆人的普遍而不分皂白的暴力，用来做为有效的政治行动，是没有意义，也没有用的。”他又说：“后果会很严重，真吃力（台语）！”

　　第三、为什么“政府不会听我们的。不论我们在报纸上，在会议上，做了多少批评，他们的贪污，与暴政式的统治方法一点也不会改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迫使他们改变这种恶政。”我的一位弟弟几乎叫喊着说：“我们不应该吗？”其他的兄弟则点头附和。

　　第四、父亲依旧在沉思中抽他的水烟，然后说：“我希望这场反政府的暴动，不要蔓延太过分，暴力越恶化，越扩张，台湾人就忍受越多的牺牲。”“你们在问为什么是不是？……我以三个成语来说三个理由：一、‘朝内无臣’，在政府里，我们没有一个有力的支持者，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为我们说话。二、‘身无寸铁’，我们没有武器。三、‘乌合之众’，我们没有组织或纪律，不能成为有效的群众。”

　　第五、我一位弟弟问起，在整个情况里应该怎么办，父亲很坚决的说：“冷静下来，减少任何不必要的挑衅与冒进，尽可能缩小可能的损害。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意气用事，纵然台湾人有理由反对陈仪政府的出卖与虐政。我们要想出一个较好的方法——有建设性的和平的方法，以达到改革政府并获得平等待遇的目标。我们未来努力的关键是，对民众的民主政治教育，以及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开展。”最后，他又叹了一口气说：“‘民报’社还有很艰巨的工作。”

　　三月一日至三日：暴动普遍蔓延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总部设于台北市中山堂。许多戴着臂章的年轻人在市区内巡逻、维持秩序，取代那些逃亡或藏匿的警察，那几乎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消息传来；处理委员会与政府正进行许多接触与谈判。

　　三月四日：父亲忧虑而疲倦

　　我问：“我听说你受邀到市政府、中山堂与台大去开会。”

　　父亲：“我去了处理委员会，因我被邀担任主席，我发表了简短的意见。我督促他们要公平，要有建设性。我们的目标必须是长程的，使台湾真正重建。台大的委员会，并无举足轻重。”

　　我：“你对处理委员会的看法如何？”

　　父亲：“群龙无首。多的是有能力与热心的人，但似乎没有人能够负责。”

　　我：“那台大呢？”

　　父亲：“秀才造反。在中国历史上，秀才造反，从未成功。他们只会讲，只会计画起义，却不能使计画付诸实现，因为缺乏经验、勇气，也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持。”

　　他又说：“我不知道，我非常担心这次事件会持续下去，直到灾难降临。”他一再重复“群龙无首”与“秀才造反”一边闭着眼睛抽水烟。他看来极为忧愁、黯然。

　　三月五日：大濑教授的忠告

　　大濑贵光教授来看我，他是公共卫生的日本教授。我们是好友，常常一起打篮球与其他运动。他要我回家时，顺便去他家，我去了。

　　他看到我在他家的玄关时，松了一口气，把前门紧关起来。我觉得他的动作有些异样，因为他平常是随和而不在意的人。这次访谈，拖了两个小时，与我原先以为顺路聊天全然相反。我们的谈话大约如下：

　　一、“台湾人不要梦想，以谈判或要求的方式，就可迫使政府放弃任何权力。”

　　二、“处理委员会的谈判方式，全然是疯了。他们有什么力量可以使政府让步？”

　　三、“我的看法是，政府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等到他们准备妥当，就会反击，肃清不驯的民众。我的感觉是，这个时机已经迫近。”

　　他告诉我从前他在中国时的一些经验细节，以及他对在台政府、军队领导人的认识，如陈仪、柯远芬、钮先铭等等，以证实他的看法。

　　四、然后，他说到要点：“林医师，你父亲不应留在家里，会有危险。”我感到震惊，不信地叫说：“什么？”我摇首，反对他的看法，说：“他并没有参加任何反政府的活动。”这次轮到他微微摇头，很正经的说：“这是你的想法，你的父亲也可能这样想。对中国人来说，由于他的社会影响力，他在报界与国际的声望与关系，他是一位可畏的台湾人领袖。不论他是否实际参加会议，撰写任何文件，或做任何广播，这都无关紧要。仔细听我说，林医师，告诉你父亲留在其他地方，等事件全然过去。”我很吃惊，无可置信地摇首：“他并没有做什么？”

　　他又说了；“林医师，听我的，你父亲到别处过几天，有什么不好？你要记得，这个政府是军阀政府。我们要看这个封建军阀的颜色，他什么都不在乎，只是在乎他的权力、贪婪与面子。经过了这次的暴动与处委会，台湾人已经威胁到他的权力，也使他失去面子。他不会原谅全体台湾人的。他的报复一定是迅速、严酷，而且不容辩解。照我说的做法，林医师，为了你自己，你们两位都是我所尊敬的，也为了台湾人！台湾非常需要你父亲和你。”

　　当晚很迟时，我把大濑教授的话告诉父亲。“那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生又没有做什么非法或败德的事。为什么我要藏起来？让他们（特务）来好了，我会支走他们。”这是他的答复。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大濑所说的，陈仪政府在拖延时间，等到军援到来的时机，就会痛击台湾人。我与母亲互望，彼此示意，我们都帮不上忙。

　　三月六日至七日：谣言四起

　　台湾人英勇行为的报导，仍然从全岛各地传来；也有谣言盛传，从中国大陆来的援军就要到来。处委会与政府的谈判，似乎毫无进展。

　　当天稍晚，谣言四起，说中国的军舰已快到基隆，他们再度盘据政府与军方的大部分设施之后，就会进驻台北。

　　父亲很晚才从民报社回来。从他透露的一点消息，我们知道他极为担心他所听到的岛上各处的情况与事件。“台湾人一定会被消灭，我不知道如何防止这事发生。台湾人实在把事闹大了，政府与大陆人都想报复。”他大概是指处委会所提的要求，以及全岛的许多自命的革命团体。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杨亮功代表南京中央政府来处理这个事件（他事实上是在三月九日清晨两点到达台北）。

　　三月八日：大濑教授再度警告

　　在三月八日，我又遇见大濑教授。他问及我父亲，知道父亲仍然照常忙着他每天的公事，感到很不高兴。他再次警告我，我们不应该低估国民党的力量与残忍。他提醒我：“台湾人的没有权力与没有防备，面对的是军事武力与恐怖分子。”他继续说：“我知道，你父亲对自己很有把握，一生都是诚实、正义的人，但他应该考虑政治黑暗的一面，也应了解紧抓权力的政客与军人之迫切。中国人，尤其如此，在生死关头，他们是残酷无情的。在那种时刻，讲理是不算数的，只有权力、武力或计谋才算。”他又举了几个中国的斗争实例，计谋胜过诚实或节操，我才稍微相信他的说法。他举西安事变为例，张学良是蒋介石的俘虏者，结果终生反被囚禁。

　　三月九日：父亲对事件的见解

　　戒严令又在早上六点生效。在获得来自大陆的援军之后，中国军队又重新占领一度被台湾人接管的电台、火车站与政府大楼，同时，处委会被命令解散。

　　台北市的整个气氛转瞬间都改变了，台湾人的心情也一样，特别是那些与处委会及其他活动有关者。当天下午，父亲很早就回家了，因为台大办公室没有任何情况。他的神情，有着明显的哀伤与忧虑。他拿出棋盘，独自下着，这是他焦虑、犹疑时惯常行为，似乎可以使他净化，并转移注意力。

　　提早用过晚饭后，我向父亲提议，在天黑前散步到我家，大约需十至十五分钟，表面上是去看我的内人美贞，她已怀孕，不能常常来探访父亲。

　　在散步之际、之后，我们谈了许多。我们谈话的重点自然是“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前途将会如何”。有几个重点，约略可以分成下列三方面：（一）他对二二八事件起因的看法，（二）事件对台湾前途的冲击，（三）可以乐观的因素。

　　第一、他从两个相反的角度来看二二八事件的原因

　　一方是政府或统治者，另一方是人民或台湾人，或臣服者。

　　一、有几个显著的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政府与大陆人的态度与政策：

　　（一）他们是以征服者与统治者来到台湾的。在他们的观点，正如他们不把台湾人看在眼里所显示的，日本人投降，等于是已自动把统治权转移给他们，而给台湾人一种臣服的身份。

　　（二）中国统治者的封建观念：整个中国历史中，统治者始终是万能的，自求多福的，一个人可以随意控制天下的一切；也就是政策、政府、国库、军队、司法、商业、资源，以及他领土之内的每一个人的命运与生命。

　　（三）对台湾人的偏见：台湾人必然是比中国统治者或大陆人还劣等，三个理由如下，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人的眼光里，每位台湾人生下来就有三个原罪：

　　①台湾人，是从前一无是处的移民的后裔。依照中国的一般看法，只有那些不能在家乡过体面生活，或是那些被贬逐的罪犯，才会到外地去，特别是南洋的土地。台湾在历史上、地理上就属于这种地方。

　　②台湾人曾经被日本人打败并统治过。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百年对敌，是众所周知的。在中日战争，以及一九三〇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对日本人的仇恨更加强。这些负面的情绪，现在就转嫁到台湾人身上，而台湾人被日本人统治五十年的事实，更使这种情绪加倍升高。

　　③台湾人并不了解中国文化——他们甚至不会恰当说出或写出中国话。就像传闻所说，他们有些人在战争期间，还与日本人勾结。

　　所以，在中国人的眼里，台湾人对政府的批评，并要求改变政策，实在是放肆而无可原谅。二二八事件时，有几个特定实例，有一些台湾人的激烈者，甚至企图取代统治，又对大陆人施以肉体伤害。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些人必须予以严惩，必须予以教训。（只是如何教训？那时我与父亲都不知道……）

　　在陈仪周围人物的想法，他们一定怀疑有一个潜伏的力量在制造阴谋，来设计利用烟贩妇人被杀的小小事件，扩张成为全城以及全岛的叛乱。他们一定在猜测，整个事件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是谁？事实上，既没有这样的阴谋，也没有这样的个人，更没有这样的团体。

　　二、台湾人的责任：

　　这场冲突的另一主要因素，来自于台湾人有理由觉得幻灭，甚至觉得被陈仪政府或一般大陆人所出卖。父亲一直说：“台湾人对大陆人的行为、态度、处事都很失望，也对大陆人所说所做之间的出入感到迷惑。台湾人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安全感，怀疑新来的政府与大陆人，是不是如他们所宣称的，是手足同胞。”

　　“不过，没有人能够避开这样的想法，台湾人一直有，现在还有，一种无可否认的过分期盼，那就是希望在日本于二次大战结束，放弃对台主权后，就可变成‘平等的或一等的公民’。”父亲继续强调说：“台湾人要摆脱二等公民地位的那份急躁，是可以理解的；这份急躁，也见诸于他们对当前形势环境的失望与内心里。”

　　他又进一步分析导致台湾人失望的一些组成因素：

　　（一）对于变成“一等公民”的美好幻想。有些台湾人，也许是怀有期待的大多数人，沉醉于这样的幻想，他们自然而然有权也有能力去取代过去殖民者日本人的地位与权力。

　　（二）台湾人无条件欢迎陈仪，把他当作解放的代表者，当作联盟的最高统帅，也无条件欢迎他的随从、跟班，还有那些跟来的“大陆同胞”；另方面，台湾人对他们的甜言美语，也照单全收。

　　（三）日本人据台五十年，严重削减了、或在某些方面全然拭去了，台湾人对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应有的警觉与了解。日本人不仅企图切断台湾人与海峡对岸的交通，而且也有计画地努力怂恿台湾人采取日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他们的天皇效忠。为达此目的而采取如下的方式：

　　①使用日语为官方语言，另方面则阻挠，后来还禁止使用方言与中国器物。

　　②尊崇日本器物与日本人的成就，特别强调对权威的效忠。

　　③在社会上的各种活动中，以巧取的、或是以粗糙的错误信息的散播方式，来酿造反中国的情绪，特别是在学校里，以达到认同混淆或认同危机的目的。

　　因此，台湾人对中国文化或日本文化，或对二者的接触，依其性质、时间长短、程度，有一些次团体，在内心对新来的中国人存有一种或多种混合的形象。

　　第一种是，老一辈台湾人的一群，对中国人很尊崇，有时还把他们统治者，拿来与中国经典里的“君道”比较。虽然这样的台湾人并不多，他们通常来自受较好教育的富有家庭，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

　　第二种群体，是年轻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台湾人全体的改善很有兴趣。他们视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为英雄，对于长期战争年代里，对抗巨大艰难的中国人也视为英雄。就对抗日本共同敌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与中国的“英雄”有一连带感。

　　第三种群体可能是最多的。他们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管道，获得一大堆有关中国的片断消息与传闻，对中国人没有特别的看法，也不像其他两个群体，有着正面的情感。这个群体里大部分台湾人，他们拥有的共同信息是，中国分成两个鲜明的阶段：一是有钱有力，一是贫穷悲惨。前者人数少，但据有军中的要职，或据有省分的事业成为军阀，或据有中央政府。未受教育的穷人，仅能够苟活像农民，像城市里的劳动者，或流浪于乡间的难民，历经千辛万苦。他们有些人，则乞讨、偷窃、卖淫维生。

　　不过，父亲对未受教育的农民做了审慎的看法：“但是，不要低估这些文盲大众的力量。他们有机会时，就会形成武装的团体，变成帮会，构成社会动乱的潜在来源。军阀在这里征募士兵或奴隶为其工作，是穷寇军队的供应来源。他们有些人则自己变成军阀，甚至皇帝，历史有记载。”

　　看到陈仪的跟班、随从与破陋士兵时，台湾人简直不知道如何辨认这群无可形容的人物之奇异组合。他们几乎呆住了，只能喊出事先想好的口号：“高兴重回祖国，欢迎你们协助我们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很快就知道这些新来征服者的权力是多么巨大而全面，以致他们来后不到数个月，台湾人的命运就几乎全部改写了，失去的是岛上生活的稳定，是社会的结构与组织；失去的也是超过一半以上库存的武器、机械、谷物、衣服、化学品、盐、糖等等。

　　台湾人吓得半呆，看到大陆人这种行为，看到这样搬运货品，都无可置信地摇首。另方面，却又仍然在庆祝摆脱日本的统治，而且还在设定目标与策略，重建“我们热爱的祖国”。

　　父亲继续说：“在这一点上，必须提到一些台湾人，他们曾经到过中国，现在回到台湾了，通常称为‘半山’。由于一般台湾人对国民党与大陆人缺乏认识或经验，这些半山就是消息的重要来源，可以帮助台湾人多了解大陆人。在遇到像这次事件的紧急情况时，你会认为他们可以担任中间人，不是吗？可悲的是，他们并未担任任何角色。为什么？他们都未得到双方的信任。对大陆人而言，他们极可能是亲向台湾的；对台湾人来说，他们却又代表一群国民党的合作者或受惠者。此外，他们中间又有派系，分别属于CC派、政学系、黄埔系，甚至共产党。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他们的政治身分，这使我们很难与他们打交道。当然也有许多例外的，这些人乐于帮助台湾人争取他们的财票。在‘民报’就有这样的同事与我工作。”

　　第二、二二八事件的可能影响

　　有关这次事件后，对台湾的前途的可能的影响，父亲把一些重要的思考与忧虑告诉了我，这些后遗症大多对台湾岛上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思考与忧虑如下：

　　一、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鸿沟扩大。

　　二、政府对台湾人的态度趋硬，政策会向右转。

　　这两种影响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如下不幸的政治发展：

　　（一）政府权力的加速集中，会绝对控制军队与警察；可以理解的，还会控制经济政策与活动（包括主要日用品的生产与分配），以及教育政策。

　　（二）在政治活动上，全面升高镇压台湾人，使台湾人沦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三）如果政府有办法的话，其他非政治活动，如文化、社会、宗教、教育等等活动，以至语言，日后都会受到控制。

　　三、台湾人分裂成两个主要集体：即勾结者与非勾结者。“这将是要发生的最不幸的事。但你知道，当年日本人在时，这也发生过。”台湾人有一种脾性，划分成许多小派系，而有特定的一群人与政府合作，这种危险性总是在的，台湾人很难排除权力的诱惑，以及特权、钱财上的牟利。

　　四、此外，政府无疑会利用台湾人身上这种划分派系的脾性，以及某些政治上、经济上的报酬为饵，使一派系反对另一派系。就我所知，国民党早已努力在省籍界线上操纵不同的派系，亦即以福佬人对抗客家人。父亲特别强调，台湾人需要警觉到宗派的危险性，他们才会以有效的方法团结在一起，来对付可怕的新殖民当权者。

　　第三、可以乐观的因素

　　父亲对二二八事件以后的描述，极为黯淡，他对前景也感到可悲。不过，他说得慢，间断地抽他的水烟，在他的语气里，还是可以发现他惯有的乐观。

　　一、杨亮功，以南京政府代表的身分来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他是公正的人，对政治了解有远见的话——我希望他是——就会看出陈仪统治下台湾人的现在与未来的可能处境，也应该看出台湾人与大陆人急需修好关系。我要尽快看到他，但我不知道他们（指国民党政府）目前的心情会不会做如此的安排。不过，杨亮功能够完成多少使命，端赖蒋介石的态度与政策。我一再重复说过，战争期间一般人对蒋介石的尊敬，战后以来已日益受到质疑，包括我自己与其他人。许多关于他在战中的行为与国家事务处理的中文、外文报导，对他的统御能力、节操，甚至国民党政府的稳定，都表示怀疑。我诚挚希望，他的政治良心仍能引导他走向正途，纠正陈仪及其党羽在台湾的错误。

　　二、美国干涉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台湾是合法受到联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统辖，陈仪只是来此监督日本军队与殖民统治的投降。当然，中国人并不认为，也不担任麦克阿瑟的随从。可以确定的，要是有人提起他们政治的合法性，以及他们在台湾的错误，他们就很痛恨，尽管如此，在想到或计画台湾的前途时，就不能忽略这点。

　　三、对台湾前途而言，报纸的角色乃是重要的关键。报纸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忠实报导事件与发展，应该有分析性的公平社论，强调大众的社会教育，以及台湾人良心与台湾文化的提升。台湾人在新殖民权力者的统治下，在政治上学习生存、成长之际，这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过去一、两年里，我致力于利用“民报”，做为教育大陆人的一个方法，但徒劳无功。他们不但拒绝接受我们正确角度的建设性意见，而且还以负面的、仇视的态度，回应这些有事实根据的公平的评论，好像他们被蛇咬到一般。这太不幸了，所以他们现有的胸襟，也许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来说，但怎么做呢？

　　四、青年的教育，特别是下一代的领袖，很重要；尤其是共事的艺术。在本质上，台湾人的真正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素质，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人物。我们已见到，过去的教育是多么不足，尤其是社会与政治方面。

　　如果我们不学习战后十七个月以来的教训，特别二二八事件以来的过去十天，更坏的情况还会到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共事？为什么我们对别人的批评那么敏感？为什么我们固执己见全然忽视或排斥别人的看法？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理性民主的方式来妥协？为什么观点与团体之间一直是两极化的？我们的许多基本问题，都与我们的社会、政治活动有关。

　　他继续说：“日本人曾经教导我们一些特定的事，使台湾人变成有用，而达到他们统治者的目的；另方面，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改善一般大众的生活水准。不过，他们有意防止我们学习如何管理自己，或参加政治作业。更不幸的是，台湾人只知道一种政治体制而已，那就是殖民的政府。这乃是悲剧，新的中国政府以征服者君临，采用同样的政治取向，这只有加强它封建、帝国、独裁的传统。要以政治民主的程序，来解放台湾人‘二等公民’的身分，就需要加倍的努力，而这需要时间与耐性。从二二八事件的行为来看，我们诚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十天中，我好几次怀疑，我们是否能应付现在的挑战。台湾光明前途的唯一希望，就在于教育！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产生社会上负责的公民，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乐于担负起角色与任务。真正的年轻领导者，只有来自这样的教育背景，通过民主程序，由社会上负责任的、创造性的心灵选出来。”

　　三月十日：最后的相聚

　　父亲在第二天，三月十日，过得较悠闲，几乎是独自读书与思考。他的眼神，流露出忧虑与哀伤，他前额的皱纹，也显示了他内心的挣扎。大约在十五年前，三十年代的早期，我也看到他那样，为了反抗日本人“到神社参拜”的问题，而在内心严厉挣扎。身为长老教中学（现为台南长荣中学）的董事长，他拒绝遵照日本政府的指示，就像台湾其他学校那样，学生必须到神社参拜。不遵从的话，学校就不能得到正式的地位与承认，从而蒙受许多严重的后果。虽然知道这种情况的严重性，父亲与同事多年来努力所得，完全会被抹杀，但是父亲仍坚持他的原则，台南长荣中学不能被迫去日本神社参拜。

　　为了这种教育与宗教的原则之“生死”问题而在内心挣扎之际，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神情，有着同样的“眼底与额前皱纹里的忧虑与悲伤”。因此，我本能地感觉到，重大的事件正在他的思考里酿造，只是我不知所以。他连接不断抽着水烟，烟盒里的烟丝急剧减少，这又显示出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他脑海深处活动之激烈。

　　父亲要我到附近店里去取烟丝。我跑到商店，店却关了，也许是因为戒严令的缘故吧！我返回后，自愿要到父亲的家去拿一些来。他说：“不用了，我自己去。你知道我还在读一些书，我也想下下棋。棋盘要携来这里，太重了。”我坚持让我去，为他效劳，但还是无效。知道父亲在内心紧张时，喜欢下棋的习惯，以解除压力和分散注意力，我还是不能说服父亲留下来，一如大濑教授极力敦促的。父亲离去时，我说：“一定要回来这里晚餐。”他说：“当然。”

　　直到天黑，美贞与我仍在等他来晚餐，结果一位女佣来告诉我们，父亲要留在家里，与祖母、母亲及其他家人一起晚餐。我有着冲动要到父母那里说服父亲来我家，但是我知道那很费力，于是就不想试了。我与美贞单独用饭，总觉得心里非常失落、空虚。

　　三月十一日：母亲的交代

　　吃过稍迟的早点后，美贞与我在屋内踱步时，父母那边的一位小佣人，子弹一般从门口冲进来，这训练有素的佣人的行径，在那时候是很不寻常的。意识到有什么差错，我叫了出来：“怎么回事？”她几乎楞住，又是发抖，又是喘气：“喔，喔，主人被带走了。”我不愿相信，又叫出来：“再说一遍！”她喃喃着，吃力地再说一次。听完，我立刻冲到父亲的家里。

　　我一边跑，一边咒骂自己没有听从大濑教授的劝告，而让父亲在前一晚回家。我怒吼自己是“大笨蛋”。我一直问自己：“再过一天，就没事了，”“为什么要让父亲走？”我当然得不到合理的回答。我跑进屋里，见到母亲与其他家人，充满了失望与罪恶感。

　　母亲还是平常柔和的声音要我坐下来，不过她惯有的温暖平静的神情，并没有焦虑、紧张、恐惧的迹象。“两个中国人进来，着中山装，腰带有枪，要向父亲说台大校长有口信给他。我进去告诉你父亲时，他说他已听见了。他仍穿着日本式睡服，出来到客房与这两位差使见面。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几分钟后，他来卧室换衣服，要与他们出去。然后他取出皮包与印章，悄悄递给我。我问他要去哪里？他只是说：‘去看陈仪。’这两位武装人员，站在你父亲的两旁，走到屋外等候的黑色轿车。那里又出现四个人，他们已在监视这幢房子，他们都坐进车里走了。”

　　我问：“他们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

　　母亲只是说：“当然他们都是大陆人，看起来就像‘特务’。”

　　就在那时，我脚底的土地好像陷落了，我感到晕眩，勉强叫出“父亲！”回神过来后，我告诉母亲：“原谅我的愚蠢，昨晚我让父亲回来。”罪恶与痛楚使我受不了，我跑到后院去哭，让我在孤独中冷静下来。

　　母亲与家人都在客厅等我，要讨论怎么办。我们立刻决定，母亲去拜访台大校长，告诉他父亲被武装匪徒架走的事，他们是以校长差使的藉口进屋的。母亲见到校长时，他坚决否认派任何差使出去，他答应要探听这件事，而去问陈仪办公室，以及保安司令部的柯远芬将军，他是负责戒严期间的安全。

　　我到台湾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的家里去见他。听到父亲被绑架的消息，他脸上显得很吃惊，说：“你父亲与二二八事件全然无关，虽然有不少人要他在紧要时出面。我会去见陈仪与柯远芬，问你父亲的事。这是很严重。”

　　在回家路上，我折到北一汽车行的总部，那是绑匪架走父亲所使用的黑色轿车的车主。我问他们时，经理说：“是的，那车牌号码的黑色轿车是我们公司的，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帮你认出绑匪，因为我们所有的车子，都被保安司令部征去，做为公事用的。”

　　我们都徒劳无功，母亲与我默默互望，但我们以眼神交通。“我未能找到父亲身在何处。他是否还活着？是不是还活着？啊，上帝，请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我祈祷、祈祷、又祈祷……。过了多久，我也不知道。张开眼睛时，我看见母亲也同样在祈祷，但是她温柔的笑容、惯有的宁静，已不复可见。她睁开眼睛，试着站起来时，却跌进椅子里，坐在那里，眼睛久久静望着我。我知道，她有一些重要的想法要告诉我。所以，我也静静等着，等她随时要告诉我那些想法。

　　这样面对面与母亲单独在一起，我发觉自己震慑于这位非凡女人的美与力量；我是够幸运的，可以称呼她为母亲。我立刻感觉到，母亲已承担起林家的家长地位，而且在整理她内心的思绪，把我当做心腹一般，要给我指示。过了十至十五分钟，她才缓缓启口。她一字一句低声而清楚告诉我：“宗义，我要你知道，在战争期间与结束之后，你父亲与我数度讨论过一些重要的事。也许现在正是时候，我应该清楚告诉你。”

　　第一、“你父亲说，这一付骨头要交代给宗义。”（也就是说，我必须负责他的葬礼，以及身后崇祀的一切必须事宜）。我很吃惊，因为这样重大的事，在习俗上都由家里的长子负责。

　　我问：“为什么不是大哥来做？”

　　母亲说：“不是，你父亲要你来做。你知道你大哥生病，我们不知道他会活多久。而且，我们都知道你会很坚强，这样重大的事应由你来负责。”母亲的面容看来冷静而坚决，我只有点头接受这份荣誉与责任。这是荣誉的，因为负起这样的责任，等于是负起全家的领导地位。

　　第二、母亲又说：“宗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要你清楚知道。你父亲一直在照顾你祖母，她很脆弱，需要爱心与关注，虽然你有两位叔叔，我想最好让祖母与我们同住，除非你的叔叔反对。你要不要与我同负这个责任？”“我要，我也看不出美贞会有理由反对。”母亲点头，表示赞同。

　　第三、母亲还有话要说：“宗义，你父亲非常担心的是‘父老子幼’。咏梅与宗光都很小，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此外，宗昌是残废，需要一辈子的保护。还要养育三个小男孩，帮助另外三个男的，宗人（廿三岁）、宗和（十七岁）、宗平（十三岁），再加上照顾病入膏肓的宗正，这些责任都落在你身上。你能接受吗？”她以平常宁静、温和的态度望着我。“我一定尽力扶养我的兄弟，给他们每个人受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我知道父亲会坚持那样做。”“妈，请不要担心我的财力。我知道从台大领取的薪水并不多，但只要我有什么，我每位兄弟就有什么。”母亲显然很满意我的回答。

　　第四、“现在我要给你一个特别的指示。我知道那些军阀如何从事狡诈的念头。陈仪和他的跟班，会把你视为敌人，不管是假想的或真正的；他们会监视你的言行，就像鹰犬觊觎着猎物。如果你的言行使他们怀疑或不快，他们就会来取你的生命。你现在负责林家的十一条命，再加上你第一个孩子就要诞生，我要你特别小心。”

　　“就这样，宗义。我想你会完成你的责任，我会祈祷上帝来帮助；没有上帝，每个人，特别是你，都难以完成。现在我很疲倦，我要休息一下。”

　　她缓缓站起来，仰首走向卧室，把房门关起来。她的风度、姿态，都使我想起曾祖母——我母亲的祖母——王老夫人。在王家，她是雍容、头脑清晰、心地善良的家长。她处理王家重要事务的细节，全然没有留下来。无怪乎她以高龄九十五岁去世之前，王老夫人会选择母亲来接受“权柄”，那是继承人的象征。

　　父亲被绑架后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是一个谜。在戒严期间，每一负责安全的政府部门，都否认知道父亲或他的遗体的命运与下落。相形之下，谣言却特别多，例如他为什么死、如何死、或死在何处，或是被一位特务处死。虽然大部分的谣言不值得去认真注意，我弟弟宗人与我却一一去查证，始终未能水落石出。经过六个月的努力追查之后，母亲与全家人都放弃看父亲活着归来的希望。我哥哥宗正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及祖母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的相继去世，使得这个家更形黯淡。大家都觉得，林家悲剧的一页是应该结束了。（慧文译）

　　（《台湾文化季刊》，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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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杀，但他不是共产党（林淑如）

　　——记“二二八”死难的萧朝金牧师

　　不愿接受访问的遗族

　　我听到自己在电话里头用最轻柔、最小心翼翼的声音说：“萧先生吗？听讲您厝内有人，在二二八事件里面，遇到冤枉的代志……”

　　我和二二八事件中惨死的高雄冈山教会萧朝金牧师的家人联络上了。

　　是的，他就是萧牧师的家人。声音透着传统老一辈台湾人的敦厚和礼貌，但是已听不出抗辩和申诉的热情了。四十年了，他们独自隐忍的过了这么多年，靠着亲戚的帮助，把萧朝金的一子一女养大成人——因为萧牧师遽然惨死，他的儿子并未受到良好教育……。不过，和其他许多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比起来，他们算是幸运的，至少有一两位亲戚还肯按月接济他们。他们还能要求什么呢？活下去，安静的、安全的，让萧牧师的孩子、孙子能够和“普通”人一样，有着不受干扰的生存的机会，此外还有什么更真实的东西吗？

　　在恐惧中默默不甘愿，在搞不清楚是遗忘还是原谅的岁月中，混乱的自责……，这些能说出来吗？说出来有用吗？又有谁能保证说话的人安全呢？

　　电话那头的人，带点惶恐和谦卑的解释着，婉拒我的访问，声音是一迳的敦厚和礼貌；但是他越礼貌，我就越感到那如潮的辛酸，在那谦卑的声音后面，交织着自责、恐惧……，所构成的决定：等候四十年之后，他们却拒绝了公开真相的机会——为的是想要安全的活下去。

　　我能说什么？这是他们从台湾社会学到的宝贵“教训”。他们有权利不相信这个社会的正义感，他们有权利不相信，一旦发生不测有谁会挺身出来帮助他们——这么多年来，即使教会也没有表示过帮助，他们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上帝知道，他们曾在祈祷中流下多少眼泪。

　　我谢了他，放下电话，耳边充满他直说抱歉的声音，心里盘旋着一句讲不出来的话：没关系，我知道萧牧师死前被割了鼻子和耳朵，我了解……

　　他是最优秀的

　　萧朝金牧师的一位朋友告诉我：

　　“萧牧师不到二十岁就追随林献堂参加文化协会，到处去演讲。伊个（的）抗日精神很盛。伊认为中国人应该爱中国，日本人是统治者，在日本统治之下，台湾人永远不会出头。”

　　民国前二年，萧朝金出生在彰化社头乡，父亲萧明炉是当地的赤脚医生，也是虔诚的基督教长老教会信徒。萧明炉待人仁慈，穷人来看病都不收钱，只收“好业人”（富人）的钱。

　　在五个兄弟中萧朝金排行第二，由于家中食指繁多，家境困苦，萧朝金从小必须出外打工帮助家计，念到小学毕业就没有办法再升学，是他凭着优秀的头脑和坚定的毅力，参加日据时代通信教育（函授学校），苦读通过高中资格的检定考试。

　　拥有高中资格之后，萧朝金得以报考台南神学院，三年后由南神毕业，在台南的南门教会担任传道师，接着升任牧师，后来到冈山教会担任第二任牧师。

　　“伊的头脑好，口才好，是伊家族里面最优秀的，伊的人真好……”

　　“伊在冈山教会真得人和，教友真济（多），大家都尊敬他。光复以后，伊真欢喜回归祖国，别人请伊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长，伊就答应了，伊还告诉那些青年，要为祖国打拼，能回归祖国真幸福。”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长”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类似台湾早期壮丁团的组织，在日本人撤离台湾、国民党军队尚未来台接收的真空期间，热心维持治安的民间组织，参加的大多是有正义感和行动力的年轻人。不久，这些年轻人就发现，这个“祖国”是个不把台湾人当“同胞”的祖国。期待幻灭，陈仪军队公然劫掠的行径令人厌恶，失望变成绝望。二二八事件爆发，青年团的团员占领冈山教会，当作根据地。

　　这时候，萧牧师还是劝年轻人不要轻举妄动，但是他谨守传道者的角色，既无法改变外在的现实，亦无法说服愤懑已极的年轻人。

　　“后来，有怨妒萧牧师的人，去诬告这些年轻人是他煽动的。还有一些年轻人被抓以后，说伊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人，团长是谁？——萧朝金牧师。”

　　“有一日，我还记得，是三月初十左右，有教友来报，说人家要来掠伊（抓他），叫伊那时候跑还来得及。伊讲：‘我又没做什么代志，我是一个传道人，就是伊抓错人，那也是误会，解释一下就好。’”

　　半个钟头之后，兵仔抓走了萧朝金牧师，他还交代家里的人，他马上就会回来。

　　四、五天后，萧牧师的母亲和太太听到枪声响起，一位会友神色慌张的跑进来说：“牧师被人枪杀！”萧牧师妈立刻昏倒，萧牧师娘赶到冈山通往大冈山的平交道一看，萧朝金和一位台大学生同时遇害。

　　被割掉的鼻子和耳朵

　　“萧牧师娘转来说，伊的鼻子和耳朵都被割掉，那些伤口都没抹药仔……一颗头肿得若斗那样。好几天前，伊枪杀的好几天前，就受到非人道的处罚……什么同胞！比畜牲还……”年老的叙述者勉强压抑住颤抖的声音，他激动的沉默下来。空气中，抗日、祖国、同胞……，这些字眼好像飞舞的石块不断打在脸上。

　　“我真不服，伊是真好的人，伊给我真济教诲，我也最感佩伊，我实在不能不对社会公开这些代志，不能让人说伊是因为共产党才被枪杀去。”

　　萧朝金牧师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七十八岁了。他的惨死，是台湾如何失去那一代菁英份子的一个缩影。

　　我常常想，为什么有人对南京大屠杀愤恨难平，却把二二八事件视为历史的“意外”，是不是发生在南京就比较“伟大”，发生在台湾就是历史的“泡沫”？不然，如何能说明这种心理上的歧异现象呢？

　　对日本篡改史实大声抗议的人们，请想一想，成千上万二二八事件的死者、见证人、家属、亲友，他们是不是同样也有大声向国民党抗议、要求公布真相的权利——在他们含悲忍辱的过了四十年之后？

　　请想一想。

　　（《自由时代》第一六一期，一九八七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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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有这种事（刘峰松）

　　——记花莲张七郎父子惨死事件

　　一、政治大悲剧

　　在花莲县凤林镇凤明里，有个“太古巢农园”，庭院深深，无人居住，里面门边写着：“先夫七郎张公，一九二二年春，东旅凤林，悬壶济世，并务农于斯，号农园为太古巢。兹值先夫父子遭难念四周年，立门留念。一九七一·春詹金枝立”。农园有一块“纪念碑”，一块“张詹金枝”（一八九二、二、十-一九八二、一、六）墓碑，及一座“张七郎、宗仁、果仁父子遭难之墓”，碑文记有“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四日夜屈死”一行字，又有一副醒目的对联，写着：

　　两个小儿为伴侣

　　满腔热血洒郊原

　　农园中还有一座木屋，高敞肃穆，据说是女主人詹金枝女士生前住的。这里果木林立，绿草如茵，艳阳高照，鸟语花香，如不是有这些怵目惊心的墓碑、纪念碑，倒像一个世外桃源。

　　这些埋在地下的古人，究竟遭遇到什么灾难，怎样“屈死”的呢？原来主人翁张七郎，和他的两个儿子张宗仁、张果仁，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一个月后被害；这里曾发生一件震惊东台、惨绝人寰的政治谋杀事件哩！

　　二、死者是众望所归的社会领袖

　　张七郎原籍新竹湖口，廿一岁时跟詹金枝结婚，一九二二年迁移花莲凤林定居，他当医生，开设仁寿医院，她则担任助产士，夫唱妇随，家庭颇为圆满。他们育有五男三女，即宗仁、依仁、果仁、秉仁、存仁及秀惠、性惠、和惠。宗仁是凤林初中校长；依仁、果仁都是医生，在仁寿医院工作；秉仁后来留美研究神学；存仁师大音乐系毕业后，到美国攻读哲学，可说是一个医生世家、书香门第和名重乡邦的望族。

　　老医生孚人望，一九四五年战后，被选为花莲县参议员及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后由台湾省参议会推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在卅位省参议员中，他得廿一票，列第八，李万居才十五票，可见众望所归，为全岛民众所敬重。

　　一九四六年，他赴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翌年返国。同年二月底发生所谓二二八事变，事变中虽被推为县长候选人和处理委员会委员，但并未参加“暴动”。据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纪要（三六年三月三十日行政长官公署初编）所载，他既非主动者，也非附从者。该纪要所列的花莲县“嫌犯”，是马有岳、陈耀星、叶东杞和一位陈姓“匪首”。事变中他干什么呢？据他太太说：

　　“查亡夫张七郎由国民代表大会闭幕归台匆匆，抱病奔驰花莲县下，宣传国宪，遂至卧病不起，每日体温三十七八度，乃至四十度，终日汗流如注，病状经过，时重时轻，反覆无常，至二二八事变，自始至终，终日缠绵于床笫之中，此乃咸知事实，断非一言可以掩饰者也。”（见第二诉冤状）

　　他没参加“暴动”是可信的，因为从日据时期以来，他一直是个“祖国派”，支持“祖国”，战前他数度回到“祖国”，而日警则以“间谍”视之。战后为欢迎“祖国”官员来台，他还在花莲筹建一个不亚于赤嵌楼的城门，城门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并在城楼上书写：“万众回春事事须把握现在，一元复始处处要策励将来”两行字，上款则题“天下为公”、“国为民有”；而且他又刚从“祖国”开会回来，像这样一位对“祖国”忠心耿耿的“半山”，断然不会参加什么“暴动”，可是竟然惨死于“祖国”军队的枪口和刺刀下，惨的是连两个无辜的儿子，都难逃浩劫，一起陪葬，成为墓碑上说的：“两个小儿为伴侣，满腔热血洒郊原。”

　　三、一部牛车载回三具血迹斑斑的冰冷尸体

　　张七郎父子的被捕经过，詹金枝女士在三十六年六月间递出的诉冤状（下称第一诉冤状），有详细记载，它说：

　　“四月一日，第二十一师独立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董志成、指导员卢先林所领率之国军，开驻当地，随着手筑造阵地，类如交锋对垒，以小小凤林，在各通衢十字路傍，建筑十余军垒，民心为之惶惶，善良人民虽能自问无愧，无如杀气腾冲，平安市忽变若死街，恐怖情状实难描述。然市民各自镇静，极表欢迎。军队维持治安以联谊起见，于四月四日下午四时余，设宴招待，藉披诚意。当时民夫七郎因病躯未痊，尚躲在卧床静养，不克赴宴作陪，以长男宗仁现任初中校长，兼代理乃父赴宴作陪，时至下午六时余，宴毕席散，长男宗仁即归医院。（一）旋即接踵而至，该连兵士到院，对宗仁伪称：连部有兵士多人患病，特请张医生（宗仁）多带药品及注射药类，速到连部诊治，而宗仁依命而往，即遭被骗拘押矣。（二）三男果仁适出街买物，八时归院，时承兵士询问：汝是张果仁？答曰：是张果仁。在应答瞬间，即被逮捕，背手力缚，拘解连部矣。（三）同日下午八时，民夫七郎适由浴室浴后出厅，尚衣便服，突闻犬吠异常，复闻人声，语杂声嚣，继则叩门甚急，开门迎迓，始知国军十余人荷枪实弹以来，正欲握手表敬寒暄，遂被背手捕住，不示逮捕理由，不云何方指派，又不容辩白，情实无异捕捉强盗。（四）二男依仁一同在家，同遭此厄，国军如狼似虎，七郎父子则若绵羊。押解到连部，在连部搜检身体时，竟发见依仁衣袋内，有依仁之现职军医上尉证章，又询悉前在东北病院服务时，曾蒙蒋主席面加奖饰等情，乃将次男依仁带去拘留所，调换三男果仁出来连部，时在四月四日。夜间十一时，即将民夫七郎父子三名，不经审问，不依法办，一同起解押至凤林郊外约二台里公共墓地东侧，各受二枪，‘铳创创口辨明’毙命。”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知道抓人的是二十一师第五连连长董志成、指导员卢先林所率领的“国军”。抓人时或使用骗术，如“伪称连部有兵士多人患病，特请张医生多带药品及注射药类，速到连部诊治”，然后即加拘押；或“不示逮捕理由，不云何方指派，又不容辩白”，强行逮捕。最荒谬的是，四月四日下午抓人，当晚十一时，“不经审问，不依法办”，就各受二枪毙命，难怪她要愤怒地控诉：

　　“呜呼，痛哉！亡夫父子究犯何罪，遭此惨祸也。耶想世界和平搅乱祸首之东条英机，尚在国际法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五，迄今尤未终审，每以道德国自许者，果是乎？具有五千年历史，而且位列四强之一之国家，又果如是乎？”（见第二诉冤状）

　　父子三人被毙掉的惨状及尸体发现的经过，詹金枝在同年八月廿八日的诉冤状（简称第二诉冤状），也有不忍卒睹的记录，它说：

　　“次晨冤妇携饭四筐，欲为亡夫父子早餐，仅收一筐，发还三筐，斯时冤妇五内崩裂，不得已侦探四出，于本年四月五日下午五点钟，于凤林南郊约距凤林二公里公冢，发见亡夫张七郎长男张宗仁三男张果仁父子遗骸，并发觉亡夫父子所穿着衣服及所携带物品等被剥洗，殆空遗骸，仅残衬衣裤护体而已（失单并附状尾）。睹此惨状，虽铁石心肠局外人，亦为之三叹而流涕。兹录亡夫父子遗骸惨状于左：

　　（一）、亡夫张七郎背贯前胸，受两枪创而亡。

　　（二）、亡长男张宗仁眼眶受层层密密剑刺伤痕，而且右手腕下骨折，更由背贯前胸，受两枪创而亡。

　　（三）、三男张果仁由背贯前胸，受两枪创，腹部更受剑刺，以致大腹外露而已。

　　亡夫父子虽死，犹背缚埋于新挖墓穴内。冤妇睹此惨状，询诸附近居民，据云：于四月四日约近下午十一点钟，闻有哀号惨切之声，继闻轰然六响，旋即寂然。”

　　这些血淋淋的叙述告诉我们：他们父子三人不仅被枪毙，张宗仁眼眶还有“层层密密剑刺伤痕”，右手腕下又有骨折；而张果仁腹部更受剑刺，以致“大腹外露而亡”。这样的杀人是不合法、不合人道、不合五千年中华文化、泱泱大国的传统作风的！最可耻的是，这批刽子手竟侵占了死者的毛质衬衣裤、橡皮雨鞋、呢质礼帽、赤色西装……，好像圣经记载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兵士们瓜分了他的外衣一样（约翰十九24）。

　　詹金枝女士为亡夫爱子收尸的一幕，陈惠操所写的“艰苦中的真信仰——张詹金枝之信仰历程”一文（载一六五六期“台湾教会公报”），有一段令人鼻酸的描述：

　　“可是，有一天，太阳依旧早早地升起。而一辆蹒跚的牛车，却在灿烂的晨曦中载回晴天霹雳的绝望——三具血迹斑斑，沾满泥土，并且冰冷了的躯体。一个是当国大代表的丈夫，两个是继承父亲医业的儿子，刹那间，眼前除了黑暗，还是黑暗，今生将不会再有其他色彩了！这是一场政治大悲剧。政治原是没有是非黑白可说的，尤其，她硬生生地吞下一切愤怒、悲痛，来安排摆在眼前的混乱，这何尝不是人生的无可奈何啊！丧礼完毕，她重新面对这满门孤寡——四个失怙的儿女，两个年轻丧夫的媳妇，两个稚龄的孩子和一个未出世的遗腹子。前途是一片苍茫，苍茫中隐约可见重重的荆棘和坎坷，她想把背脊挺得更直，然而，停止了忙乱，思绪顿时变得敏锐。想到那父子三人凄惨的下场，忍不住一般锥心的痛楚，终于迸出了一声裂地般的嘶喊：‘夫啊！子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吗？’那一刻，她脑中闪过死亡的念头，也闪过圣经的教训，一死或可暂解千般愁，只是，死后的景况不管天上、人间，都将更加凄凉。那么，活下去吧！然而，瘦弱的双肩如何担当现实里接踵而来的困顿和磨难？于是，她紧闭双眼，高声地祷告：‘主啊！给我力量！给我力量！软弱的时候扶持我，哭泣的时候安慰我！’终于，她还是艰苦地活下来了。成为那个破败的家里，一根矗立挺拔的栋梁。”

　　凡是有血有泪的人，读过这段文字当作何感想？

　　四、罪名是背叛党国，组织暗杀团

　　在二二八事变中，有无数的人被杀，有无数的人失踪，有无数的人被关。被杀的找不到尸体，失踪的至今下落不明，被关的有超过二、三十年才释放，也有暴尸黑狱的，虽是旧话重提，但过去谁敢吭声呢？但这位遽遭亡夫丧子之痛的詹女士，却是一个例外。她真坚强、真难缠、真要得，一方面命令媳妇儿孙们说：“不许再哭，我们还要活下去！”一方面据理力争，到处呼冤，这种勇气、这种斗志，也只有卅多年后的陈庭茂老先生差堪比拟！

　　她先提出第一次的诉冤状，为亡夫力辩，并严责暴政，说：

　　“兹有国大代表张七郎一家父子四名，横遭逮捕，为政官员竟效东窗故事，毒害忠臣。国大代表实受莫须有三字，蒙不白之冤，父子三名果犯何罪？惨遭枪毙，以含不白之冤！而次男一人投诸牢狱，久宕未结，以案悬。死者不获依法审办，何由得知所犯罪状？生者无法陈诉委曲，岂能营救幸免？冤哉枉也！人非禽畜，岂得恣意屠杀？罪状若果明白，死者亦属无怨，何得爱之欲其生则生，恶之欲其死则死，商鞅、夏桀无过如此。

　　“日政虽曰专制，尚可吴越同舟，循循就范，不敢肆意捕杀，而美名民主，竟无生命保障，为所欲为！官既不循法律纲纪，民将从何说起守法？哀哉！民夫父子何不死之光复以前？不致污辱一生洁白清廉，今死于光复以后，被诬臭名难堪，惟闻有人叹曰：‘父子忠国死衔冤，天道昭昭自可怜，留得青青公道史，是非千岁在人间。’然此三人到底是故杀，还是误杀？由普通常识就可以明白矣。久闻此等人常用先杀手段，杀了以后始研究搜寻罪名，可怜此三名，竟遭一贯作风之莫须有三字捐躯。”

　　又说：

　　“窃为久所期望之宪法行将实施之年，而民主政治近将施行于吾台之期，社会得以明朗，政治得以上轨，正所谓拭目可待之矣。不幸天乌地暗之专横政治，重演于东部台湾，酷虐无道、惨无天日之视人命如草芥杀人事件，竟发生于地处偏僻之凤林，而县府区署官员，假籍暴动题目，擅自创造罪名，蓄意诬害，捏造理由，暴戾恣睢，毒杀无辜，肆虐荼毒，罪加忠良，二十世纪之今日，尚有独裁县政存在。”

　　三十余年前的这种抗议，现在听来还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可是当时的高等法院检察处，却这样答复她：

　　“本年七月不列日，诉冤白状乙件，为亡夫张七郎、子宗仁、果仁被捕枪杀，诉讲申冤由。”

　　“状悉。兹据该民本年六月不列日所具诉冤呈乙件，经本处函请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司令部查复去后，兹准快邮代电，略以张七郎、张宗仁、张果仁等叛背党国，组织暗杀团，拒捕击毙一案，前经前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电准备查在案。”

　　对这样含糊笼统的答复，她大表不服，立即辩驳，向白崇禧提出第二次的诉冤状，说：

　　“冤妇固知杀人不眨眼、残酷成性者，既杀之后，必捏造罪状诬陷，庶可消除自己责任，故亡夫父子当不免有抗拒逮捕而被击毙，或其他种种可杀名辞，竟不岀冤妇之所料。据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民国卅六年八月五日，以检犯字第贰叄壹捌批示云：曾函请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司令部查复，以亡夫张七郎、长男张宗仁、三男张果仁父子，背叛党国，组织暗杀团，拒捕击毙云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批示另附状尾）。悲呼冤哉！亡夫父子也，既作牺牲，更蒙污名千载，冤妇虽曰至愚，宁不痛彻肝肠而鸣鼓呼冤也。耶故敬据官方报告，逐条辩驳诉冤于左：

　　（一）、背叛党国，组织暗杀团体事。

　　凡组织团体，必预有目的及集会与团员。诚不知捏造事实诬陷亡夫父子之官方，其调查报告究竟亡夫父子于几时集会？集会几次？集会场所于何地？所组织团体名称？团员几名？组织目的，及所欲暗杀对像人物？必须凿凿有据，断不能马马虎虎，指鹿为马。

　　（二）、拒捕而受击毙事。

　　凡拒捕而受击毙者，断无绳索系身，而且应仆于拒捕现场者，理也。想被捕当时亡夫张七郎、次男张依仁，均居于凤林山下自宅，既系拒捕理应仆于凤林山下自宅。而二男张依仁与亡夫同居，必目击乃父抗拒而被击毙，斯时义不能袖手，既不能袖手，亦必抗拒，理应父子同仆，方为合理。而长男张宗仁、三男张果仁居于亡夫经营之仁寿医院，故张宗仁兄弟，理应仆于仁寿医院。何竟超出意料之外，二男张依仁竟得幸免，亡夫张七郎、长男张宗仁、三男张果仁均照前述背缚，各背贯前胸，受两枪创，埋于凤林公冢新挖墓穴。窃思匪类结巢于公冢，事或有之，然末作拒捕之前，预挖墓穴以示死拒捕者，除三国庞令名抬榇拒敌之外，则未之闻也。亡夫张七郎、长男张宗仁、三男张果仁父子，受背缚枪毙，埋于凤林公冢事实，乃系众目昭昭，凿凿有据，何官方报告与事实之相违如是也耶？”

　　这位“冤妇”可真聪明，卅多年前就知道“杀人不眨眼、残酷成性者，既杀之后，必捏造罪状诬陷，庶可消除自己责任”；而且她也善于揶揄，说除了三国庞令名抬榇拒敌外，还没有听过有预挖墓穴、誓死拒捕的。如果留意一下她提出的“失单”，我们知道这几个医生都是头戴呢质礼帽，身着赤色西装，还提着往诊皮包，要出门应诊的，这样的绅士哪有能力拒捕！哪会拒捕！

　　这位又聪明、又坚强、又难缠的“冤妇”，必然在台湾历史上占有一席，我们不妨记下她的个人资料：詹金枝，新竹九芎林人，民前十九年二月十九日生，自幼接受基督真理，七岁时由著名的马偕博士洗礼，日据时期毕业于第三高女（今中山女中）。据说她的养女很多，因为穷苦人家生了孩子，如果是女的，母亲往往偷偷溜走，把女婴弃置在医院中，于是她一个个收养起来；养女长大后，她还替她找对象，并割一块地作陪嫁。她死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享年九十岁。

　　五、其实假手“国军”，借刀杀人

　　我们回头看张七郎父子惨死的真正原因，这一点，詹金枝是很明白的，她说：是官派县长公报私仇、挟嫌报复——

　　“是矣，亡夫父子之祸，是亡夫素日直言不讳，有以致之也。冤妇颇知亡夫致死之因，大约有三：民国三十五年度花莲县预算数字不符，而被亡夫除斥，其死因之一也。常因县政与凤林初中校务，以直言谏阻，其死因之二也。于二二八事变中，被选为县长候选人，其致死之因三也。有此三大原因，故县长目为眼中钉，遂捏造事实，假手国军，其居心险恶，诚令冤妇切齿；而国军信凭一面之辞，不加审察，遽行诛戮，虽非本心，亦难辞其责。”（见第二诉冤状）

　　这样的官派县长真可恶，这样的“国军”真糊涂，张家父子死得真冤枉！

　　其实他们的死，只是二二八事变中无数惨死中的一例而已，被假手“国军”给干掉的不知多少！想到地球上有这种事，想到美丽岛上有这种悲哀，想到地下、空中到处有冤魂，而当政者又始终不认错、不道歉、不公布真相，住这里可真他妈的窝囊！

　　一九八五、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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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血泪忆从头（郭胜华）

　　——家父郭章垣四十年前殉难始末

　　我的父亲郭章垣，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在二二八事件中官方发动屠杀报复的恐怖岁月里遇害，殉职于台湾省立宜兰医院院长任上。他当时才三十三岁，自日本庆应大学外科学成归国不久。归国前，曾为日本著名农业专家铃木梅太郎（调味品味素发明人之一）的肠扭结手术担任主刀外科医师而成为新闻人物。我在父亲牺牲后七个月，在他的故乡嘉义县溪口乡出生。

　　我要声明在先的是，本文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描述，主要是根据家母的见证及亲身经历，忠实于当时的情况。我的目的只是想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无隐瞒地披露发生在我父母亲身上的不幸遭遇，一来纪念我的父亲，二来唤起世人对这一段台湾历史的重新回忆和检讨。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今日台湾政治起伏的一些根源；台湾的朝野，若能从此事件来了解台湾人近百年来所经历之悲惨历史的心理情结，而引为借镜，于愿足矣！

　　脱离日人统治心情振奋

　　对于日本的战败，在日本的台湾留学生普遍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扬眉吐气的感觉，大家都有整装归国、贡献所学、重建家邦的兴奋。那种脱离日人统治，自己将成为自己国家主人的心情是十分舒畅的。父亲当时听卫生局第三课王金茂先生说，省立宜兰医院院长一职出缺，便拿他的介绍信去见当时的卫生局长经利彬。后来他拿到经利彬发给他的聘书，主要是得力于他的学历才能，而没有语言的障碍也是因素之一。这并不是说他会说北京话——他是以英语和经利彬交涉的。

　　经利彬发给我父亲聘书的时候，曾好意地警告他说：“中国的政治很复杂，不是你想像中那样单纯的。”父亲的同班同学陈拱北教授，当时决定放弃原来所学的耳鼻喉科，改入台湾大学研究公共卫生。陈教授为人仁慈和蔼。他也曾对我父亲说：“浮起来的钉头子，总是要叫人用铁锤给锤下去的。”陈教授劝他留在台大治学，人才济济，比较不会惹眼。但父亲那时因为身为家中长子，下有弟妹十几人，食指繁多，以为能到宜兰去当院长，比较有能力赚钱养家。他私下曾对我母亲表示：当省立宜兰医院院长一职，只是暂时性质，相信以自己的才能，将来一定能为国家和社会做更大的贡献。我后来不只一次听别人说，如果没有二二八事件，原可轮到父亲到美国研究，他并且极可能是后来卫生署署长的人选。

　　光复初期的艰辛岁月

　　父亲在庆应大学医科五年级时，回台与我母亲凭媒妁之言结婚，没几天，就带母亲回日本继续学业。从他们留下的许多照片，我可以想像他们短短七年的夫妻姻缘，是十分幸福甜蜜的……

　　从父亲自民国卅五年五月赴宜兰省立医院任职起，至卅六年三月十八日被害时为止，短短的十个月之间，工作上真是困难重重，上面时常没法发下薪水，院内员工也普遍缺乏宿舍。我母亲曾拿出娘家给她的私房钱买菜，并亲手准备伙食给医院员工度日；父亲也曾以糖等稀有品到乡下和农人换些鸡鸭菜蔬来补充员工的伙食，各人等领到薪水时，才拿出钱来还我母亲。当时日本人在台湾囤积的许多粮食、军备、物资等，全被陈仪运回大陆去卖了，台湾发生严重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那时父亲一个月领薪水六千六百元，一斗米则要四百元。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前，台湾又有霍乱流行，许多蔬菜生鱼是霍乱猖狂的媒介，在抗生素尚未普遍使用的四十年前，霍乱是很严重的流行疫病。我父亲曾要求当时的宜兰市长朱正宗下达禁卖蔬菜生鱼的命令，但不得要领。此人是大陆籍，据说是连震东在大陆时的私人司机，不知靠何等神通，此时竟然当起宜兰市长，更在二二八事件后，摇身一变而成为公卖局长。朱正宗一丁点卫生常识也没有，官商勾结也许是他本事，为了怕得罪商人，叫我父亲去义卖蔬菜生鱼，逢到商人抱怨，就推说是郭院长的意思。在此之前，父亲曾因院内员工宿舍不足而市政府宿舍尚有许多空位，商得市长首肯，把自己院长宿舍让出来给护士员工住，自己搬去市政府宿舍暂住。照我母亲事后的私见，朱市长对我父亲住进市府宿舍，明里没话，肚子里是不快的，加上霍乱事件，我父亲以省立医院院长之职，代市长下达命令管制蔬菜生鱼买卖，也许多少种下日后被“公报私仇”的祸因。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湾省籍和大陆籍的学生发生冲突，有些台湾省籍的学生到机场去接收武器，双方各有人受伤。我父亲身为外科医师，抢救不少冲突中受伤的学生。被他救治的学生当中，有台省籍的，也有大陆籍的。事件扩大时，陈仪政府要求地方上推派代表去和政府协议，某些深思熟虑的宜兰地方人士建议说：“我们本地人有党派，不易推派代表，郭院长是外地人，无党无派，由他来当代表最恰当了。”于是年纪轻、经验有限、对中国政治存着太天真想法的父亲，就被推派为地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长了。

　　处理事变善后种下祸因

　　没多久，就有人警告他：各地凡是被推为代表或参与事件的人都列入黑名单，陈仪的士兵、援兵即将到来，正在开始大举搜捕黑名单上的人物。有人劝他到山上去躲一躲，他倒也着实去躲了一两天。也有人告诉他，有渔船可以载他逃往大陆，但他私下对母亲说：“我不愿去，我又没有犯什么罪，何必怕政府？”那时让父亲避难的人家也有些怕被波及，于是自认为没犯什么罪的他，坦荡荡地又回到宿舍去了。他也许盘算，如果与政府有什么误会，也应有法律可以做公平的仲裁。后来他由市政府宿舍迁回医院宿舍，因为有人告诉他，市府宿舍中安置了不少机关枪，怕会有变故。

　　那是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陈仪的士兵会同警察来敲门，指名要找郭院长，我的父亲在里面，一边应声，一边穿衣，那些士兵一瞬间便打破玻璃门和窗户，开门闯进来了，接着以枪口抵住我父亲和母亲。随手抓了一条领带绑住我父亲的双眼。他们接着在整个屋内翻箱倒柜，似乎想找什么，但是什么也没寻着。隔室的另一位医师闻声赶来，要求让我父亲换整衣装，却被那些粗暴的士兵拒绝了。后来母亲替父亲在内衣裤外加罩大衣，便被他们架走了。那些士兵还顺手牵羊，带走靠在廊墙上的一把雨伞。

　　军队上门抓人就地枪决

　　几个小时之后，宜兰头围乡附近村民听到枪声，有人赶来报告出事了。事后少数目击的村民，说出了事实的经过；当时仅在宜兰地区被抓走的台湾人有一百多人，大部分都被抓去丢入海中。与我父亲同车被抓的共有八人，陈仪的士兵本来也是打算将他们载去丢海的，但车子走到头围乡一村庙附近的小桥，车子开不过去，因此他们决定就地解决。他们到附近找了几个村民，要他们拿了锄头工具去挖了一个大土坑，挖好了，八名手被反绑的无辜者，在胸膛心脏处各被开了一枪，然后推入坑中埋了。此时距我父亲从医院宿舍被架走还不到十二个钟头。后来乡长依乡民请求，向军方陈情，谓枪杀地点附近有村庙民家，必须容死者家属收尸，否则日后恐有不靖，民心不安。军方于是答应，夜间撤走站岗士兵，容许死者家属趁夜认尸。大部分的家属都得到乡长的通知，要他们准备工具、衣服、牲礼和棺木前去收尸。母亲除了不知比父亲较晚被挖出的牺牲者是谁外，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据母亲回忆，第一位被挖出来的是一位年在二十七、八岁左右的小学教师，他是台北人，单身，当时因为家属没能赶到，后来又被埋了回去。第二位是苏耀南，一位当时在省立宜兰高等农林学校任教的音乐老师，头发已白了。据说他被害的原因，是他的一些学生曾参与武器接收之事。第三位是叶芳古，业警员，他被杀的原因可能是他曾到市政府抗议领不到薪水。第四位是林×礼，银行员，新婚不久，遇害原因不明。第五位便是我父亲，双手仍被反绑在背后，心脏处中了一枪。我母亲连忙以准备好的药水替他洗净伤口和身上的污泥，接着被挖出来的三位是谁，我母亲也不清楚了。母亲替父亲换了全身衣服和穿上一套新西装，并替他盖上一条白布，一股清洁鲜红的血又从伤口涌了出来，染红了白布。母亲和友人将父亲简单地埋葬在宜兰，直到我念小学四年级时，才迁葬回故乡——嘉义县溪口乡。

　　我的母亲在父亲被害后，发现一张他亲笔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遗书，上面写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这明白表示他是抱着就义的精神去赴死的，也许是为了某种理想，也许是对陈仪政府彻底的绝望和抗议。

　　我相信二二八事件中遇害的人，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是为求台湾历史所没有的民主而壮烈牺牲的，也可以说是被陈仪暴政所残杀的。我相信二二八事件中牺牲的台湾人缺乏对中国封建政治历史的认识，他们是天真纯朴的一群，由于比较开放的地理环境，他们有比较积极的政治理想。可怜的是他们对当时的祖国——中国的幻想是虚幻的，他们不了解那时的中国已是破碎的大地，他们没有料到来到台湾的陈仪军队是那样一支素质参差的队伍，多的是炮口余生、疲惫不堪、甚至目不识丁的老粗。他们更不知道身为省主席的陈仪早已在闽浙一带恶名昭彰了。

　　祖国辜负台人回归热望

　　父亲对台湾的回到祖国怀抱是十分兴奋的，他对于被派任院长一职是充满憧憬的，他认为从此可以贡献所学，为自己的同胞服务了。父亲曾请来了教师，教全体职员及眷属学习北京话。那时的台湾人是期待着重新做一个中国人的，他们是怀着热情和期望的。然而他们理想中的中国政府与现实的陈仪政府是大大脱了节的。当他们发现这一差距时，他们震惊，他们不平，他们要发表意见，他们要抗议。他们有的是理想、有的是精神，他们不缺乏组织，唯一缺乏的是武器。他们认为武器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抗议的对象是自己的中国同胞。不再是异族的日本人了。但是他们错了，陈仪的政府认为他们反了，他们要作乱了，或者认为他们不再是中国人了，那不是中国老百姓对待行政长官所应有的态度。于是陈仪及其军队以征服者的态度，“提出十日屠城”的手段，对他们的台湾“同胞”来一个“十四日台湾大屠杀”。据估计约有二万到三万之数的台湾人在二二八事件中丧生。台湾的菁英几乎全部断送在二二八事件中。他们许多人是法官、律师、民意代表、教授、教师、学生、医生。其余的许多平民是被多处架设的机关枪扫射杀害的。大部分的人被以杀人灭尸的方式处理，或拋入海中、或枪杀后丢入洞里、或集体射杀后共埋土坑中。

　　我在嘉义县溪口乡——父亲的故乡出世，五岁时随母亲迁回她的故乡云林县土库镇，舅父照料我们的生活。我初中毕业于省立虎尾女子中学，高中毕业于省立嘉义女子中学。后攻读私立高雄医学院医科。大学七年，生活费、学杂费所需甚巨，幸蒙陈拱北教授发起庆应大学在台同学会“三·四会”为我设立奖学金，以及我叔公、叔叔们的鼎力帮忙，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每念及此，深感无以为报。

　　心灵上永不磨灭的伤痕

　　四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对许多台湾人，尤其是牺牲者的家属来说，是一场恶梦。我虽然没有身历其境，但由于我父亲的不幸遭遇，这场恶梦仍然会进入我的脑海中。我把它写出来，像是完成了一件我父亲交代给我的使命。我也觉得似乎尽了一点点责任，也许从此可以睡得好些。有时，我会想，那些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参加屠杀的杀人者，是不是夜夜都睡得心安呢？

　　（美国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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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新的吴凤们（任山）

　　就在昨天，还是以兄弟相称，而今天，竟然反目成仇！

　　历史难道是无情地重演？残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使我们有所警惕？数百年前，有位理番通事吴凤，他从大陆上远涉重洋来到这个蛮荒的岛屿，这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受着伟大的人类爱的感召，他冒着绝大的危险，进入到杀人成性的番族中间，他生活在他们的一群中，不为了想升官，也不为了想发财，而是跟番人一起过着半原始性的艰苦生活，在做着启发人性的工作，沟通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并不是一种轻易的工作，一面他要与番族的传统恶习斗争，一面他要与清廷错误的理番政策斗争，一面他忍受着番民的无理埋怨，一面他忍受着外人的嫉忌嘲讽，他到任后最感到棘手的事，就是番人的猎取人头祭祖的恶习，恰好当时番人有一次暴动，杀了四十多个人头，他便约定每年祭用一个，虽然他的许多德政使番人把他当做恩人，但在四十多年中，他却无法克服这种顽固的恶习，在那些人头用完之后，为了不愿牺牲别人，他只好让番人割下自己花白的头颅。对于吴凤，这种报应真是太过残酷了！

　　吴凤的被杀，是由于番人的顽固风习；而此次外省同胞的遭受迫害，则由于所加的罪名是“阿山”。

　　成群结队的、如醉如狂的人群，骚动着、叫嚣着，捏着拳头，拿着砖石、木棍、铁器、日本刀、甚至枪械，以可怕的渴血的眼光，搜索着迫害的对象，只要看到被认为是“阿山”的人便殴打、残杀，只要看到“阿山”的东西便捣毁、焚烧。

　　“‘阿山客’，打！打死他！”在那种盲目的失去了理性的冲动情形之下，不管你的年龄，是老的是少的，不管你的性别，是男的是女的，不管你的身份，是公务员、是学校教师、是技术人员、是军警、是做买卖的、是自由职业者，只要你给碰上了，便无可幸免。

　　那景象是可怕的，那些穿日本式“国民服”的、登着日本木屐和军靴的、手里拿着凶器的、各式各样的人群，等在大街口、等在广场上、等在公园中、等在每个角落里，你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走进了人为的陷阱，除了静候宰割外，还有什么办法？

　　那景象是悲惨的，暴乱就像一阵狂烈的台风，到处毁屋伤人，一具又一具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一堆又一堆的捣杀烧残的物资，任何一个有理性有感情的人，都会掩起眼睛不忍正视！但在这里人类应有的理智已经泯灭了，对着自己亲手所造成的灾害，人群里竟发出一种残虐的满足的狂笑，鼓掌呼啸，这种笑声，使人联想起原始民族在“生人祭”时的情景，而不禁毛骨悚然！

　　那些穿中山装佩挂证章的小公务员，无疑地成为疯狂的人群猎取的最显明的对象，他们到处被追逐着，没命地奔跑，但却四面八方被包围着，拳脚交加，终于踣倒地上，没有反抗，只有求饶，这时候是没有人情好讲的，即使有什么可讲的，反而被殴打得更厉害，石头铁器像雨点似地落在身上，他哀号着咽下最后一口气，而人们还恨恨地用木屐军靴在他身上践踏着。

　　还有那些保国卫民的官兵宪警，也成为人群追逐逼害的对象，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光复了这沦陷五十余年的土地，但是现在他们却被这亲手所收复的土地上的人民殴打，而且他们还奉令不准开枪，他们是只许被打，不许打人，不是被打伤，便是被打死！

　　从轮船上从火车上来的外地旅客，也给人群拖下来毒打，或者被打死在铁轨上，或者被抛落在海浪里，他们更是被打得莫名其妙，死得不明不白，连尸身都找不到，也没有亲人替他们收拾。

　　一位穿长袍的外省商人，被人群追逐着，他情急计生，从袋里抓出一把台币边跑边散着，但在这时候钱竟没有救了他，人们先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再回头捡台币。

　　一位穿西装的男人，当人们要打他的时候，他用闽南语说：“都是自己人！”

　　可是人们却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有人对他说：“是台湾人都会讲日本话，都会唱日本歌，你会吗？”

　　“唱一个《君が代 》（日本国歌）就放你过去。”另外的人说。

　　就是从前在沦陷区里，日本侵略者用着刺刀也不能强迫人家唱日本国歌，何况在目前的中国领土的台湾？当然，他也挨了一顿毒打。

　　一位穿旗袍的外省女人，落在暴徒的手里，他们把她的全身衣服撕碎剥光，让她赤身裸体在大街上走，这种凌辱，是比被毒打被杀死还要难以忍受的，她只得掩面匍匐在墙角里……以后便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一个三岁的天真无邪的孩子，在他的爸爸被人家打死以后，这可怜的孩子也被人们撕起两腿，摔死在阴沟里，孩子何辜？竟遭受这种毒手！只有残酷的日本侵略者曾经演过这种惨剧。不幸的是，在这次暴乱之中，一切竟都承袭着日本侵略者的衣钵。

　　不是吗，有些暴徒居然穿戴全副日本武装，讲日本话，唱日本军歌，散发日文的传单标语，几乎使人怀疑到是处在日本占领区里，但是这里却是中国收复一年后的领土。日本人应该在欢笑了吧！在战败一年以后，还可以看到他们“皇军”的“杰作”在这土地上死灰复燃！然而许多中国人——包括绝大多数善良的台湾民众，却只想哭！这是多么痛心的一件事！

　　也并不是所有的台湾同胞都丧失了理性，多少有正义感的台湾同胞，对于这种疯狂的暴行是不敢赞同的，他们给予被迫害的外省同胞以最大的同情，甚至冒着危险来保护外省同胞，例如救护新竹县长朱文伯的一位本省同胞，他手指也被斫伤。可是当时是疯狂的时代，这些有正义感的台湾同胞也被认为是“半山”，也得挨打，譬如那位国大代表谢娥女士，因为在广播里讲了几句公道话，呼吁大家拿出理性，人们便把她的家屋和一切财物全部捣毁了。凡是台湾同胞家里藏有外省同胞的，也有挨打的危险。甚至有些医院都不敢收留受伤的外省同胞，不敢替他们治疗。

　　失去了理性并不可怕，戴着文明面具而实则别具用心的人，才真正地可怕！他们口口声声声明：“只是要求政治的改革，绝无其他用意！”而实际上却借着这个耸人动听的幌子，施行大屠杀和恶性的破坏！

　　他们在广播机里再三申说：“不打外省人，有些外省同胞被殴打，只是出于一时的误会！”多么漂亮的外交辞令啊！这话是说得那么轻松，打死人是由于“误会”；奸淫杀戮是由于“误会”；放火打劫是由于“误会”；把外省同胞关在集中营里，逼做苦工，倍加凌辱，也是由于“误会”；连军用犬都嗾使出来搜索躲藏起来的外省同胞，也只是出于一时的“误会”！多么不负责任的“误会”啊！

　　他们表面上说是“绝对拥护中央政府”，可是实际上却口口声声“打‘阿山’”“打‘中国人’”，包围并“接收”政府机关，要求国军缴械，捣毁国家物资，甚至连中国旅行社招牌上的“中国”两个字也给挖掉了，“要求政治的改革”是应该这样做的吗？

　　最精彩的是他们也“呼吁”着“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可是那几天内却是新闻界最大的厄运，人们包围着报馆，要求照他们的意思刊载新闻，发表言论，出版号外，不然就打人、就捣毁，只有顺着他们的才有“自由”，这就是“言论自由”，连广播电台都被“占领”了，还有什么不“自由”？在任何动乱时代中，新闻记者都可以照常活动的，但在这次连新闻记者都挨打了，谁也不敢上街，这给予那些一向抱着“替民众讲话”的记者们一个极大的打击！

　　他们还“呼吁”着“人身保障”，但是，没有“保障”的该不是他们那些拥有“打人自由”的人吧！只有“阿山”才处处受着威胁，而感觉到没有保障！

　　还有，他们说打的只是“贪官污吏”，可是，那些不幸被打死伤的女人、小孩子、商人、自由职业者，和中下级公教人员，那千百个人难道个个是贪污的？他们拿了你们一根草还是一块泥土？他们里面倒有不少是跟吴凤一样，有抱负、有理想，受着伟大的人类爱的感召，远涉重洋，过着刻苦的生活，任劳任怨，为着参加建设新台湾，为着替民众谋福利，要想把这个久被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土地变成中国自由的国土，可是，也跟吴凤一样，却被牺牲于一向所关切的、所爱护的人们手里。

　　我相信吴凤死了是不能瞑目的，他的头颅虽然被切下了，但他仍然用着明澈的眼光注视着那些亲爱的同胞，在那眼光里没有丝毫仇恨的含义，而却包藏着莫大的怜惜和惋叹，他怜惜他们的无知，他惋叹他们的盲动，同时他一面痛心着自己的前功尽弃，一面他更担心着他们以后的生活。在这一次事变中被迫害的死伤的外省同胞，我相信大多数是跟吴凤抱着同样的心情，仇恨的成分少，而叹惜的成分多，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真是从何说起？一向善良守法的人民，一旦竟如此凶残，这完全是少数奸恶分子所鼓动造成的，而大多数的人则是出于无知、出于盲动，假如以怨报怨，这仇恨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所以不但在事后政府表示“宽大处置”，要大家发挥“以德报怨”的美德，甚至有一位被殴伤在医院里的公务员，也寄了一封信给报馆，说他虽然被打了也并不怨恨。

　　真的，只要在盲目的感情冲动过去之后，再冷静地想一想，这种举动是智慧的还是愚蠢的？是可夸的还是可羞的？我相信：就是当时亲手参加暴动的人们，也要感觉到忏悔吧！你们口口声声“打‘阿山’”“打‘中国人’”，而你们的祖先难道不是“阿山”、不是“中国人”吗？你们打的不是自己的兄弟手足吗？你们焚烧捣毁了公家的物资，而那些物资难道不是用你们的血汗换来的吗？你们焚烧捣毁的还不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吗？天下难道有打了自己的兄弟手足、毁了自己的东西财物，而还自鸣得意的吗？有什么事物比这个还要令人痛心的呢？难道一直到现在还相信日本侵略者的那种蒙骗的教育，认为日本的一切都是好的，而祖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吗？难道真的要使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吗？

　　吴凤的庙至今还在，他的伟大的牺牲使那些顽固的好杀成性的番人大受感动，而发誓不再猎取人头。他虽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却救了许许多多人的性命，他用他的肉身铺成了一座桥梁，沟通了汉人和番人之间的感情，他是没有死的，人们至今还纪念着他，他是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的。

　　在这一次事变中死难的人们，也并不是平白牺牲了的，你们所流的血是有代价的，用着众多的血，用着众多的肉身，筑成了一条比吴凤当时更平坦的道路，你们的牺牲必然会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仇恨，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使后来的人可以继着你们的道路前进。和吴凤同样，你们将要活在人们的心里，人们将要永远地纪念着你们！

　　但是，死难者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牺牲是无可补偿的，我们还活着的人们，应该如何地珍惜他们的成果，继承他们未完成的工作，使这新收复的美丽的岛屿，成为中华民国自由的国土，他们的血才不至于白流，他们死了也才能够瞑目。（《台湾月刊》第六期，194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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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盈（韵竹）

　　一

　　晚饭后，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父亲对我们说：

　　“今天到张先生——父亲的朋友——家里去，他说：‘我家里现在住着一位远房亲戚的女孩子，她父亲在二二八事变时被人打死了，哥哥在台南，只有她一个人在台北；二二八以后就没有上学，可是她很喜欢读书，她很想到学校中做图书馆的管理员，听说府上藏书很多，不如叫她到府上帮忙，闲空的时候读读书……’”忽然门外有同学来找我了，父亲的话，我没有听完，下文怎么样，后来我也没问父亲。

　　二

　　两天后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一个女孩子正在厨房里洗菜，母亲告诉我：“她叫熙盈，就是张先生介绍来的女学生，年龄和你一样大，怪可怜的！一个女学生来做‘下女’，唉！人世的变化太快了……”

　　“韵儿！你不要把‘小姐’‘下女’分得太清楚，命中是没注定谁是‘小姐’，谁是‘下女’的，你要把她看做是你的朋友，要帮助她。”父亲郑重的对我说。

　　黄昏时，她走向我的书桌，对我说：“大小姐，请吃饭吧！”“大小姐！”我听了心里感到一种不安，熙盈，不久以前不是受别人称呼为“大小姐”的吗？“好！谢谢你。”我笑了笑，默默地走去吃饭，父亲母亲要她上桌和我们一道吃，她起初不肯，经大家再三劝说才答应了。晚饭后，我帮她一同洗碗。她的身材差不多和我一样高，白皙的脸，乌黑的头发和光亮的眼睛，眉宇间似乎隐藏着无限的哀怨；但又有些英爽气概，偶尔目光交触时，她微微的一笑就过去了。事情做好了，她问母亲，能不能让她晚一些时睡，多开一会儿灯。“可以的，不过睡得太晚了对身体有碍的。”母亲温和地回答。

　　我帮她做事，起初她总是推辞，后来也就习惯了，不过我们间很少说话。

　　三

　　大考到了，我和熙盈说话的机会更少了，每天晚上我念书——“开夜车”——总要念到12点钟，有时经过她的房门，看见她屋子里的灯还亮着，窗帘还没放下来，她伏在桌上写，不知在写什么。

　　一个星期过去了，该闲散一下了！星期日父亲带我们到淡水海水浴场去玩，我和熙盈、维竹——我的妹妹——在沙滩上拾贝壳，又到水浅的地方玩海水，下午返台北。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写大字，仿佛桌旁站着一个人，以为是维竹，没有理她；等写好了大字，抬头一看是熙盈，她正在看我写字，我有些不好意思，我的大字写得像狗爪爬的一样，岂不叫她耻笑。

　　“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事吗？”我不由得站了起来。

　　“大小姐！您有事吗？”

　　“没有！”

　　“那么我可以打扰您吗？”说着递给我几页纸，“请您给我改一改可以吗？作得太不成样子了！”她说。我觉得我的脸在发热，“什么！”我想答。这是她第一次正式的和我说话。低头一看，是一篇作文——《淡水游记》。

　　“改作文，真要命！我的作文糟透了，怎能给你改呢？……”

　　“大小姐！您太客气了，您念书总比我念得多。”她说。我没法推辞，只好把作文接过来，她出去了。

　　《淡水游记》仿佛又将我带到淡水海边。她的文笔很秀丽，在秀丽中蕴藏着一种力量——像海一样的辽阔而有力，她把自己也融合在这力量里。这样的文字我怎么改？只改正了一两个错字，反复看了几遍，第二天便把作文还她，对她说：“真对不起！我不会改！”“哪里！小姐客气！”我的脸又热起来了。

　　从此她常常借我的各种教科书去看，同学送我一些稿纸，我全送给她了，希望她能多多写作。她笑了，脸像一朵灿烂的春花。

　　后来，我常常在报纸副刊上看见署名“西莹”的文章，写得流利极了，我恍惚在哪儿听过这名字，对了！“西莹”会不会就是“熙盈”？

　　四

　　许多天没下雨了，谁都嚷热，尤其是胖人，晚上很难入睡，因此到晚上我常常在院子里坐到十一二点才去睡觉。

　　一夜，我独自倚着树干，下弦的月渐渐地转过树梢，被薄云遮住，给万物涂上一层朦胧的色彩，夜静得像死去，偶尔有一两声夏虫的悲鸣，像在唱夜的挽歌。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我的荒芜的小园，——尘封的小楼，紧闭的朱扉，零落的玫瑰，倒折的荷梗，——忽然一阵低泣，我直觉地想到了“鬼”，我有些害怕，但终于鼓足勇气去找这声音，树丛里，一个人坐在大石上掩面低泣，我不由得叫了出来“熙盈”！她慢慢抬起头来望我，站了起来。

　　“大小姐！我惊动您了！”“不！你怎么啦？是不舒服呢？还是想家？”她低下头，没有说话，轻轻拭去她的泪。

　　“熙盈！你要是不舒服，我扶你回屋去，给你找一点药，好吗？”“谢谢您！让我在这儿坐一会吧！”我再也找不出一句话来说了，我后悔，刚才为什么那么好奇，她心里有委屈就让她哭够了，为什么来打扰她呢？她又坐下了，我也茫然的坐下，“大小姐！请您原谅我刚才的冒昧，实在，您对我太好了！”她握着我的手说：“您对我太好了！”

　　“自从父亲去世后，没有人对我这么好！”她接续说：“痛心的二二八！多少无辜的人这样死去了！27日濂哥由台南到台北，28日早晨父亲出去买东西，就一直没有回来，晚上听得风声不好，我就带一些细软的东西和濂哥跑到张伯父家里，只留下女看守，几天之后秩序恢复了，我们才回家去，家里除了几件笨重的家具外，什么都没有了，下女也失踪了。邻居说：‘3月2日曾经有人来找你们，说你们的父亲上一天死于××医院，请你们去领尸，你们不在家，他就要给埋葬了！’我们打听××医院的地址，但是找不着，登报也无效；经过一场暴风雨，什么都完了！当时我几乎昏厥过去！

　　“濂哥回台南，我只好暂住在张伯父家，我精神恍惚起来，我看见父亲苍老的脸，在向我招手……我接二连三的给母亲去信，又接二连三的退回来。因为有病在身，请假过多，我只好停学了！……多少次我想追随父亲去，可是又有一种力量阻止我：‘活下去吧！你有老母，你有兄弟，社会多少大学毕业生没有饭吃，又有多少人比你命苦，然而他们都活着，你为什么那么懦弱？不要怕打击！勇敢的活下去吧！’……”她仰着头，闭着眼，沉在回忆的梦里了，月光从树隙透过来，照在她脸上，像一尊高贵的女神。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此刻她有点兴奋了。“我来到这里，就只是吃饭，不会做事，可是先生、太太和您，都待我这么好，我真惭愧极了！……”

　　“不！你……”我还没说完，她又说：“刚才我一个人在望月，这朦胧的下弦月光使我想起离开故乡的前夕，我们一家在院里吃啊，唱啊，说啊，笑啊！一点也没有离别的痛苦，母亲浦弟也很高兴，说家乡太乱，希望我们能早一天接他们到台湾；濂哥还说明年的今日，我们一家都在台湾赏月呢！——可是，一年了！我望着月亮，我看见母亲慈祥的脸，我看见浦弟长高了，我看见父亲倒在血泊里！……”

　　“大小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的境遇变化得这么快？”

　　“好熙盈！我求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你太兴奋了！”

　　我把她拉到院子中央，月儿更明朗了，我们把整个的身体都浴在月光里，夏虫的鸣声显得更凄凉了，默默地，默默地，隐隐听见屋里的钟敲了两下。

　　“大小姐！两点了！我耽误您的睡眠，请您睡去吧！”

　　“好！你也睡去吧！不要想了，晚安！”躺在床上，熙盈的影子在我眼前跳动，跳动……”

　　五

　　过了几天，我因为替维竹到学校去看榜，回家后，熙盈对我说：“大小姐！濂哥来信说，他所服务的机关解散了，得了一笔退职金，他要我下学期继续读书；我打算上您上的学校，可是新生已经报考过了吧！”“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招考新生，——从今以后，你可不许叫我大小姐了！”她也笑了。

　　第二次招考新生时，我陪她去考试，我想她的成绩一定很好的，一出校门就对我说：“大小姐！我半年没进学校的门槛了！”“大小姐？”“哦！韵竹！”

　　要发榜了，我们抢着去！母亲预备了许多菜，看完榜又抢着往家跑，一报！二报！三报！熙盈考上了！母亲高兴得流眼泪：“阿弥陀佛，考上了！”父亲高兴得把我叫去说：“韵儿！能培养一个人求学，胜于给他许多财产，财产会花光，会造成罪恶，只有学问最靠得住。虽然我们没有培植熙盈，但是能见一个失学的孩子重度学生生活，真的替她欣慰。熙盈很聪明，前途一定无可限量……”

　　大家快快乐乐的吃了一顿丰美的晚餐，她也很高兴，不过她仍然很沉默，谁晓得她在想什么。

　　快开学了！我们去注册，回家，见有一封熙濂寄来的信，我向熙盈说：“你看！你哥哥都来道喜了！”

　　她看完信，呆了半天，就把信交给父母看，然后又给我看，原信节录如下：

　　“熙盈：接来信，知已考上学校，闻之甚为欣慰。汝能重度学生生活，诚属幸事。惟昨忽接浦弟来电，言‘母病重，速返舅家’。又得友人书，闻故乡已遭战祸，或已成焦土矣。……陈先生陈太太对汝甚厚，汝应知感激。余原拟亲往道谢，无奈行期仓卒，未能如愿……望汝于9月2日晨9时，到张伯父家，然后同往基隆登轮返里，毋误为要。……兄濂草”

　　六

　　我们倚在船栏上，海风吹动了衣襟，吹乱了头发，晨曦照射在绿色的海面上，闪着无数道金光。海伸展开去，伸展到水遥远与天相连接的地方，变成了醉人的蓝色。对岸的山峰俯瞰着这绿色的海。

　　“山依然雄伟，水依然碧绿，和我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一切都改变了……”沉默了半天的熙盈说。

　　“呜……”汽笛叫了。

　　“熙盈！再见吧！回家问伯母好！请多多写信来！好好珍重着自己的身体，祝你顺风！”

　　“让我再叫你一声吧，——大小姐！伯父母送我许多东西，又来送行，我——我真说不出一句话来！……好！后会有期！再会！”

　　我和父亲离了船，在码头站着，“呜——”汽笛又响起来，船渐渐地移动了，熙濂和熙盈倚在船栏上向我们挥手帕，船远了！更远了！我还是痴望着那只船。

　　“韵儿！还不想走吗？”父亲说。

　　七

　　晚上，下弦月又孤高地照着大地，熙盈的屋里电灯没有亮，也没有人伏在桌上写字了。

　　回到屋里，墙上贴着一张相片，白皙的脸，乌亮的眸子，眉宇间似乎隐藏着无限的哀怨，又有些英爽气概，她在微笑，仿佛听见她在说：

　　“大小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的境遇变化得这么快！”（《中学生杂志》 第一九六期，194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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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冤（何容）

　　我并不是要为我自己呼冤；就是我被人打了，我也不呼冤，尽管冤，我也不呼；谁叫我出生在台湾以外的任何一省而又要来台湾做事呢！我同我周围的朋友，不是像内地有些报纸早就全称肯定的说过，到台湾来“挖金”；我们是来“卖命”。真的，我们的伙伴已经累死了四个。其中的一位陈天齐君，下雨也远道去上课，带着病也照常去上课。他说：“五十多岁的老头儿，跑二十里路去上我的课，我怎么好意思请假呢？”所以他累死了。我们在台湾的收入不比在内地多，台湾的物价不比内地低。拿我自己来说，住的房子诚然比重庆的草房好得多；吃的呢，比在重庆多了一瓶儿我生平认为“奢侈品”的牛奶；穿的是在上海青年会旁边儿的旧衣摊儿上买的一身破西装，仍然是像在重庆一样儿，体无完“服”。工作时间平均每日十小时。我常勉励我的同志们说：“我们是来台湾作战，同日本语文以及日本思想作战！”作战总不免要死，无论是累死，或是更不幸而被自己的同胞打死，死也不冤，何况没死？

　　我为谁呼冤？首先要为台湾省的农民呼冤！因为查私烟的人打死了人，而引起了聚众“请愿”，而引起了以“打阿山〔猪〕”为口号下的“暴动”。这件惊人的事变，经陈仪长官镇定而迅速的处置，很快的就平息下来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最初提出的处理办法，像改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市长民选，解严，军队回营等等，陈仪长官完全接受，并且开始实行。如果处理委员会善为处理，事件可以不至于扩大，生命财力也不至于损失这么多。不料这个处理委员会后来有点儿“变质”了，于是愈处理愈乱，到三十二条的提出，那真是登峰造极了。国军要缴械，中央机关也要接收，连汉奸战犯都要释放等等。这已经不是“要求”，简直是向“中国”宣战了。至于这些条件，谁都可以想得到，不但说不上是省民的公意，就是28日亲自动手打人的那些“民众”恐怕也想不出来吧！从事情的演变上来看，由于一件偶发的暴动，引起了一些无常识而有野心的所谓各界“代表”要“凭暴而兴”。兴到改革省政阶段，算是适可，还不肯而止，一定要做到“接收”！暴力得到了声援和鼓励，自然也就继长增高，何况那些“代表”还利用广播向各地“号召”。于是各个大县市闻风而起，并且比台北市闹得更凶。终于在3月8日晚上，台北市也演出了武装夺取或武装镇压。诚然这里面也不免有预谋，但是那预“谋”，想来也是在这个偶发事件发生之后才“合”起来的。至于那几位所谓“代表”，从他们的行动方式来看，要说他们有“谋”，那也许太恭维了吧！他们平常在言论上就鼓励“反”外省人，在“打”外省人事件发生之后，正好以“领袖”的姿态出现，对于“偶发”和“预谋”两种力量，他们恐怕先是游离的、架空的。然而他也的确发生“号召”作用，把事态号召得恶化了。他们号召各界，以至于各个“角落”。于是有少数学生青年被他们号召出来参加了，然而确是少数。至于农工商各界的职业人民参加的更少，绝对不是主体。台北市的一般居民，很有些人偷偷的或公然的救护外省同胞，而这救护行为又绝非尽是出于私谊，而是出于正义；后来愈闹愈凶，他们在8日以前早已同外省同胞同样的恐慌起来。有的内地大报，根据缺乏判断力而昧于社会情形的通信员的报导，竟说台湾起了“农民暴动”！实在于报纸的威信有损！台湾省的农民在某种条件之下会不会暴动，那当然谁也不敢妄断；但是这次事变从开始到最高峰，都没有农民暴动的迹象。我这个未死的“阿山”要为台湾的农民呼冤！

　　其次，我要为主持台湾省政的陈仪长官呼冤。我先声明：我不是他的旧部，我没受过他的汲引，我没有任何党籍，更不要说政治上派系和倾向。我和他没有任何“私人关系”，我只是由他向教育部借调来台服务的一个公务（其实是教育）人员。同他私人，我只见过两（三）次面，第一次刚来到的时候的拜会，第二次是他召集有关机关负责人商讨“全省公务人员语文补习教育办法”的时候，第二（三）次2月26日“台湾省国语运动周”举行开幕典礼的时候。我说的话也许只能算是“私见”，但是绝不是出于“私心”。攻击陈仪长官者，平常就大有人在，有内地报纸的通信和社论为证。这次事变发生，当然更是个攻击的机会。如果他们自以为公正，我也相信不比他们偏私；假设他们自以为真实，我也自信不比他们虚妄。

　　陈仪长官被攻击之点，主要的是“政治”和“经济政策”。关于政治方面，当然，我不敢一定说他廉洁（如果我那么说，那就是根据我在台湾一年来的粗浅的认识）；但是在没经过法律或社会指出他的贪污证据之前，谁也不敢随便说一个人贪污。至于台湾省有没有贪官污吏，凭我从历史上和社会上得来的常识来判断，我可以断定“有”，但也绝不是百分之百。至于其百分比如何，那也没法儿估计；不过我也没有理由断定台湾官吏中的贪污者比内地各省的百分比更高。在这个概括的认识之下，我曾被一个受过国民教育而知识不很高的台湾同胞问得闭口无言。

　　他问：“陈仪是不是好人？”

　　我答：“是”。

　　他问：“他用的官吏有没有坏人？”

　　我答：“有。”

　　他问：“那么他为什么不剖腹？”

　　我答：“……”

　　他这一句话，比任何大报的社论都有力，我无以对。我请求攻击台湾政治贪污的人，自愿以及不得不来主持台湾省政的人，无论是民选的也好，中央派来的也好，都想一想这一问应该怎么答？

　　关于经济政策，就是“公营事业”与“民”争利。这些被争去了“利”的“民”，并且不见得都是“省民”，当然要反对公营事业。但是发展公营事业的政策是不是根本要不得，恐怕还是值得考虑的吧！陈仪长官发表过多少次关于经济建设的言论。主要的意思是：中国的经济建设，走资本主义的路子是走不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国纺织厂兴办了许多，战争结束，全都不能支持了，便是一个教训。因此我国今后的经济建设只有走民生主义的路子，发展国家资本和公营事业（这话是凭我的记忆，不是从言论上抄来的原文），台湾省的公营事业政策，可以说是从这一种认识出发的。我自己不懂经济，如果我说他的经济政策是对的，那也只是凭粗浅的常识；假如我对他的经济政策怀疑，那也是历史（而且是最近的历史）告诉我们：我国的公营事业没有成功的，原因我不懂，而且也不必说。此外还有台湾币政策，据说也有本省的旅外人士反对。为什么有台湾币政策，我不懂；凭常识，我觉得它保护了台湾的经济“从缓崩溃”。当然这种政策会给有些人以“不便”，什么不便，我也不必妄谈。假如我是台湾省民，至少我个人不反对台币政策。现在我个人感觉到的不便，是往内地汇款；不过我也无款可汇，除了汇公款购公物。

　　在跟一位朋友闲谈的时候，他问我：“陈长官的经济政策，你以为怎么样？”我说：“我不是经济专家；凭常识，我以为是对的。”他又问：“那么他会不会失败呢？”我反问：“王安石的经济政策，现在一般人都认为是对的，为什么他会失败呢？”那位朋友说：“喔！……”之后他就在那里沉思起来。我只是举了一个“对也会失败”的例而已，并不是说陈仪长官的经济政策已经失败了。失败成功是另一问题，不论对于多数省民利害如何，而一味攻击，被攻击的人总不免有点冤！

　　生平讨厌“好谈其所不知”的人，现在也做了一次讨厌的事，谈自己所不知的政治经济。不过这也不算是“好谈”，因为一年以来连一篇关于台湾的文章也没写过，这次还是第一次。平常因为工作占去大部时间和脑力，连信都没工夫写，许多在内地的朋友早已不免“吾以汝为死矣”之感。该死而没死的人应该有权利说他自己的私见，而且也借此表示他还没死。（《论语半月刊》第一二七期，1947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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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被殴记（朱文伯）

　　这次“二二八”事变，少数奸党暴徒，企图叛乱，鼓动无知愚民，殴打外省同胞，袭击政府机关，本人也是受难者中的一个，因遇本省同胞救护，得以不死，现在向各位报告我受难和脱险的经过，证明台湾同胞多数是善良的，可敬可爱的，以及同胞爱的伟大！

　　二月廿八日下午，我从桃园来台北，准备向土地银行和善后救济分署，接洽新竹县下农田水利，以及修理学校校舍的贷款和补助费，到了太平町中段，就被暴徒拦住去路，问我是哪里人，我就拿出我的名片给他们看，表示台北任何事故，都和我毫无关系，哪知暴徒们不由分说，将我拉下车来，拳棍交加，一面将我的汽车捣毁，我看见情势不佳，无可理喻，立即向商店走避，哪知商店竟闭门不纳，正在万分危急的当儿，有一义士向我招手，就在他掩护之下，逃到附近小巷他的朋友家里。

　　这时才知道这位救我的义士姓吴名深潭，他的朋友是林刚朗先生，林的父亲是林木先生，是永乐町方圆材木公司的主人，他们因为我已经被打重伤，但又不便送入医院或请医师治疗，怕被人发觉是外省人后，彼此都有危险，只有设法使我安睡，替我购买药物，施行紧急治疗，这时我才听他们说，是因为专卖局查缉私烟伤杀人命，激起暴民乱杀外省人，千万不可外出，免得再遭毒手。

　　第二天戒严，常有枪声，暴民气焰更凶，林宅在暴乱中心不很安全，又趁黑夜，化装忍痛，走避吴先生本宅藏匿四天，在这期间，暴徒到处搜查，宣言凡查到有隐藏外省人的，要烧房产杀全家，但是吴林两家，无论男女老小，不顾身家性命的危险，对我都很亲切同情，招待食宿，非常周到，并且随时外出，探听事态演变的消息，来告诉我、安慰我，吴先生在我被打的一天，就知道事态一定扩大，桃园和其他县市，都要受累，当晚派人到桃园通知我女人，避到本省人家中，可惜因为戒严，当晚未能到达，否则桃园损失还可减少。

　　吴先生又因为常在外探听消息，不幸在本月三日下午五点钟，被宪兵流弹所中，右手折断两指，左手手掌洞穿，流血很多，但没有丝毫怨言，四日情势好转，五日清晨，吴、林两位就用汽车护送我到长官公署，安全出险，在我受难期间，无论省内省外，多传我已经遇害死亡，而照当时的情势，如果没有吴深潭先生挺身救护，或是林家也不肯收留，那我的生命也实在无法保全，听吴先生说，在我遭难的同时同地，打死的外省人有数十位之多。

　　吴先生失业很久，家道贫寒子女六、七人，生活很难维持，但在我藏匿期间，我所知道直接或间接为吴深潭先生救护出险的外省同胞多至十一人，我因为他受了伤，出险后曾经送他疗伤费两万元，哪知他坚决不受，并且说我的救你，不是为钱，不是为图报效，而为的是人道，为的同胞爱，你如果给我钱，是轻视我的人格！

　　像吴先生这样义胆侠肠的人，实在值得钦佩，听说这次事变中，和我有同样遭遇的外省人很多，像新竹县政府以及所属各区乡镇的外省籍公教人员，虽然财物损失和受伤的不少，但截至现在止，还没有接到有死亡的报告，就因为本地同胞，救护得力，这种伟大圣洁的精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同胞爱，实在可敬可佩，足见多数台湾同胞是善良可爱的，暴乱分子毕竟是少数，希望今后善良同胞在政府领导之下，亲爱团结，不要再让少数流氓暴徒所劫持操纵，社会安宁，才有保障。

　　（《台湾月刊》第六期，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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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别记（曾今可）

　　少数野心家导演的悲喜剧“台变”，拙劣，幼稚，残暴，皆无以复加。“新华民主共和国”的“国旗”“国玺”及“组织纲要”都准备好了；而且连“总统”和文武百官都“内定”了。可惜国军迅速地开到，好梦即醒。

　　台中等处的外省籍公务员已由暴徒拘禁于集中营，原已决定全部杀光的。幸赖国民参政员林献堂先生（台中人）警告暴徒：“你们如果把外省籍的公务员杀光，国军来了就要把台中的人民杀光！”暴徒们才不敢杀。九百多个外省籍公教人员的性命，因林先生的一言保全了，真是功德无量。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严家淦先生，2月28日由台北到台中去主持3月1日举行的彰化银行改组成立典礼，事变发生后躲在林献堂先生家中，到12日才返台北。如非林先生保护，恐怕也要尝尝“集中营”的滋味。台中市长黄克立，本来也躲在林先生家中的，后来他化装出外，被暴徒发现，捉进集中营。

　　台北方面的外省人，如果9日国军没有赶到，10日起也要“集中”；听说预备在12日夜间把台北的外省人全部“解决”。好在国军9日就赶到了。真是“间不容发”！

　　台中方面主持暴动的，据说是一个女子，她的姓名是“谢雪红”。谢是台中一个商人的姨太太，早年随夫到上海办货，在旅馆里和一个青年相识，即同该青年以手枪威吓其夫，索得巨款同游苏俄。谢之胞姐，现在狮头山水月庵为尼。

　　国军9日到达台北戡乱，10日下午4时有联合勤务总部台湾总医院士兵萧明山、张芳基二人持枪抢劫万华汕头街一带金华美、金源珍、金如山、亚细亚等金铺的金银首饰及财物，报经宪兵第四团台北宪兵队破案，由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审明属实，于27日将萧张二犯执行枪决。市民敬佩。

　　新竹县的高山族，深明大义。12日横山乡地方发现暴徒十余人，胁迫人民参加暴行；该乡人士不但不肯附和，且面加申斥。后又有暴徒多人登山，乡长张福田乃召集村长及乡民代表会商防止暴乱，一面约束山地青年勿被利用，一面驱逐暴徒退出山地。青年张良运并冒险骗取暴徒的武器，送交警察派出所，听说暴徒及参加暴动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还有一部分逃避在山中，并且听说其中还有日本人。

　　台湾话和闽南话完全相同。这次台变中，暴徒行凶时先以台语问：“你是哪里人？”各地都有好些闽南人及能说闽南话的外省人因答以“我是台湾人”而未遭毒手，幸免于难。也有被暴徒识破的，就打得更凶暴、更恶毒，甚至毒打后再投入海中或杀死。后来，暴徒们用台语问过“你是哪里人？”之后再用日语问一次，如果仅能用台语而不能用日语答复的，一定是“阿山”——台人侮辱外省人之称呼，这次到处打外省人，他们说是：“打阿山”——其结果自然是更惨。如果能说日本话，在台湾是可以“无往不利”的。

　　二二八那天的下午，从基隆来台北的火车中有一些外省籍的旅客，下车时被暴徒殴打，有些打死的。从高雄来的火车中，有一外省旅客被打九次，过铁桥的时候，被丢入河中，在台北车站附近，有好些穿中山装的公务员被打后，把皮包、手表、自来水笔、金戒指等抢去；有些被抢后逃脱，有些被抢后再被打死。万华车站有一个穿旗袍的少妇被暴徒脱去衣裤，迫令裸体跳舞。太平町有某公务员之妻怀孕将产，被暴徒剖腹，将胎儿取出掷地。某公务员之小孩被暴徒将双脚倒悬，再向下掷，头破而死。还有些妇孺是被暴徒把双脚拉开拉死的！

　　谢娥女士是国民大会台湾省唯一的女代表，事变发生之初，她即广播演说，劝民众冷静，听候政府合理合法之解决，不要被奸匪野心家利用。她就被暴徒们“饱以老拳”，而且把她开的“康乐外科医院”也捣毁了，到现在还不能复业。

　　外省籍公教人员在这次台变中受损失的很多，但报告损失价值的数字，不完全是真实。损失了数十万的也只能报六万，损失不到一万元或不到一千元的甚至并无损失的，也可以报六万！主管人自然无暇也无法去确实调查究竟谁损失若干，只好一律准予证明申报。各机关的雇员，大概都有本来在内地时是跟他的主管长官当勤务兵的，全部行李只有几件破旧的换洗内衣，外衣则多数是以前公家发的，虽然到台湾做了官，也只能买套把新衣穿在身上，买双把新皮鞋穿在脚上，穿在身上脚上的自然并未损失。他们损失的大概都在千元以下，但他们申报的也都是几万元。不是“公教人员”的文化工作者，虽真有损失，也无从“申报”。正气出版社助理编辑张君，于事变中被流氓打伤头部，并且把他的脚踏车抢去。但他未报分文的医药费（规定重伤五万元，轻伤五千元），亦未报损失，就因为是“无从申报”。

　　整编第二十一师独立团的郭副团长，因公外出，被暴徒围攻，击鼓聚众，把郭君绑起来了，正要把他烧死。他面不改色地对暴徒们说：“你们这种举动简直是叛乱！我是中华民国的军官，我不怕死，我只怕你们害死我之后，我的部下一定会找你们算账的；你们的狗命还能保全吗？”暴徒们听了这话，起初是呆若木鸡，继则惊惶不知所措，终于急忙把捆缚在郭君身上的绳索解去，把郭氏放走，并再三道歉，全体鞠躬相送。从基隆来的朋友说：“有一个上尉在基隆某理发店理发，‘修脸’的时候，被理发者用剃刀割断喉管而死！”这消息传到台北后，那些福州人开的理发店，生意就特别好。外省人开的菜馆，近来也是每天客满；虽然还没有听到有台湾菜馆给外省顾客的“料理”中下毒药的事。

　　因为这次台湾确实有日本人秘密参加，及事变发生，又有日本人庆祝，暴徒亦不打日本人，足证其狼狈为奸。听说留用的日侨，将于5月底以前全部遣送返国。（《论语半月刊》第一二九期，1947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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