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犬将军

• 目录
  • 《鹰犬将军》新版书后（李敖）
  • 《鹰犬将军》前言（宋希濂）
  • 第一章——少年时期
  • 第二章——黄埔参军
  • 第三章——一二八淞沪抗战
  • 第四章——由赣入闽
  • 第五章——参加第五次“围剿”
  • 第六章——八年抗日转战南北
  • 第七章——新疆三年的工作与见闻
  • 第八章——西南的挣扎和溃灭
  • 第九章——获得新生
  • 第十章——美国五年生活概述

　　——宋希濂自述

　　wjm_tcy注：未找到李敖出版社版本，用1986中国文史出版社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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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犬将军》新版书后（李敖）

　　宋希濂将军的自述——《鹰犬将军》一书，是1986年1月在大陆出版的，出书后，承他签题一册送我。1988年7月，我写信给他，建议在台湾出一新版，承他同意。不料好事多磨，一些误解和不如意的其他因素耽搁了出书的速度，拖了一年九个月，才得完成。在我建议出台湾新版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内容上胜过大陆版，“非敢以骄大陆版也，求小异以成大同，复结书缘于两岸耳！”如今台湾新版问世在即，我特写几点，略作表明：

　　一、台湾新版的铜版彩色配图，都是我配的，部分图片是请宋希濂将军提供的，可惜由于战乱，他自己手边所有的，也极欠缺，例如青天白日最高勋章，他就得过，可是在1949年战场中遗失了。他在抗战中的照片，他自己也没有了，都是由我的收藏制版的。以上配图并没给宋希濂将军过目，如有任何不妥，由我负完全责任。

　　二、台湾新版的附录十篇：一、对“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回忆”的补充订正（余立奎）；二、关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的一些补充（宋希濂）；三、新的生活（汪东林）；四、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华裔学者专家（宋希濂）；五、宋希濂的反战函（宋希濂）；六、八十之望（宋希濂）；七、永记“七七”·恕而不忘（宋希濂）；八、万里风尘故地游（李汉础/李晓江）；九、抗日老将重临旧战场（吕德润）；十、忆往昔-喜新逢（王秉文）。都是我基于可补充《鹰犬将军》正文而选定的。以上附录，并没给宋希濂将军过目，如有任何不妥，也由我负完全责任。

　　三、大陆版有一些错字，台湾新版都改正了。在编校过程中，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别具慧眼，提出了一些疑义，由我写信给大风转宋希濂将军，请他答复。3月24日宋希濂将军写来快信，除称赞“吕小姐认真校阅”的成绩外，都逐条答复，现把两人的问答并列于下：

　　（一）原书第8页，招考学生名额三百二十四名，但计算一下各省人数总额，不能配合。

　　招考学生名额……不能配合的问题：在这段的后一节已加说明。第一期原是四个队共四百多人，以后由于第一次东征开始，需要干部，将程潜所办的讲武堂一百多人改称第六队，因训练时间相同，所以称做第一期，合起来共为六百三十五人，在第19页中已有叙述。例如陈明仁、李默庵、萧赞育等，都是第六队的（那时招生是秘密进行的）。

　　（二）原书第76页（第24行），提及“横沥桥”；而在第116页（第23行），提及“横浜桥”，不知是否同为一地，因地图上查不出，且大致位置相似，故有此一问。

　　“横沥桥”与“横浜桥”的问题：原书没有错。“横沥桥”是在上海北约一百华里的浏河县附近。“横浜桥”是在上海租界北边的虹口附近，与闸北邻近。

　　（三）原书第208页（第5行），记者法拉克（Waldo Diake），中英文译名不太相符。

　　记者法拉克的译音问题：这是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提供的。这个公署主是对苏，英文程度好的不多，可能翻译有误。

　　（四）原书第217页（第8行），提及“阿布都克日木买合苏木”，另外第226页（第4行），提及“阿不都艾海提·马合苏木”，此二人是否有什么关系？

　　“阿布都克日木买合苏木”“阿不都艾海提·马合苏木”的问题：原书没有错，这是两个人。

　　（五）原书第274页（第26行），提及“第二十八军军长刘秉义”；第34页（第28行），提及“刘秉哲的第二十八军”，不知何者为真。

　　二十八军军长是刘秉义还是刘秉哲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说明这位吕小姐对工作的细致和认真。刘军长我素不认识，从未见过面，二十八军原驻在鄂北，拨归我指挥，正拟开往鄂西时，因徐蚌紧张，国防部又将其调到武汉，乘船东下到浦口转往蚌埠。当时担任我司令部的副参谋长罗开甲，现在台北乐利路五巷二十九号，我估计他记得清楚，即去信要他写明立即告诉你们。

　　（六）原书第316页（第15行），提及“给辰溪张玉琳匪部以暂编第二军的名义”；第297页（最后一行），提及“收编了辰溪的张玉琳匪部，畀以新编第一军的名义”，前后说法不同，不知是否因前后时间不同，而有改编制之举？

　　关于收编张玉琳部的问题：原书无误，因为当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似无详细说明的必要。

　　（七）原书第387页（第26行），提及一人物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不知是否为谢然之，或另有他人？

　　（李敖按：这问题宋希濂将军曾有明确答复，但注明“仍用×××为宜”，为尊重作者意愿，此处不便公布真名。）

　　关于宋希濂将军托罗开甲将军代为答复一事，我在4月5日收到快信当天即亲访罗开甲将军，并转交原信，罗开甲将军就原信所询有一个问题我想只有您能帮助解决，1948年下半年，我们到沙市成立第十四兵团司令部时，二十八军拨归指挥，随即调到武汉乘船东下开往蚌埠，军长姓名在一处写刘秉义，另一处写刘秉哲，我未和他见过面，记不明确，我相信您是记得清楚的，请你就近告知”一节，当时反复思量，说他不记得有此人或此番号；我告辞后，复得罗开甲将军来信，说：“本人经再三回忆，系于三十七年10月初或中旬直抵荆门防次。此时以前在沙市之事并不知悉。”所以这一问题，暂难解决。但据198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从战犯到公民》一书第221页中，提到“有两个被俘军长，一叫刘秉哲，一叫罗贤达，二人买通了一个挑粪的向外通信，约定接应时间地点，在一个晚上，二人爬上房子，企图逃跑，被哨兵发现，当即逮捕，受到了应得的惩处”的话，似应以“刘秉哲”为正确。

　　1990年4月9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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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犬将军》前言（宋希濂）

　　我是湖南湘乡人，生于公元1907年。先世多为文人，曾祖父蟾桂公曾随左宗棠去到西北，在甘肃省任过县知事、知府等职。祖父公卿和父亲宪文均饱读经书，但未踏入仕途，只在故乡耕读自娱。我父亲为地方兴办学校及各种公益事业，与人排难解纷，极为乡里所推重。我年幼时，父亲教我背诵古文诗词和阅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尚深印脑海。我的母亲姓彭，闺名玉贞，秉性慈祥，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生子女六人，都是躬亲抚养教育。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仅是一个小康之家，约有二十亩田地，雇有一名长工，还够不上称为富农。我母亲恤老怜贫，常尽其所有帮助他人，这种德行，乡亲们无不感激赞叹。她笃信佛教，我后来于役军旅，尽管我掌生杀大权，但从未枉杀一人，这都是受我慈母教诲的影响。我母亲由于抚养一大群子女，操理家务，备极辛劳，不到五十岁就病故了。

　　我上有三兄，除三哥尚在外，均已先后物故，下有一妹，尚健在，现住长沙。

　　1930年冬我任团长时，经友人之介，得识冷兰琴女士。她当时是一位相当有名的钢琴家，执教于中央大学音乐系及金陵女子学院，我们于1933年春结婚，生有子女五人。时值抗战军兴，余率部浴血奋战，无暇顾家，悉由吾妻负责，千里奔波，辛劳备尝。她患有先天性的高血压症，不幸于1949年6月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她不仅仪态万方，而且磊落大方，不同凡俗，其言其行，对我的帮助和启发颇大，结婚十六年，情感深厚，她的早逝，是使我十分伤感的。子女五人，于1951年起，各自在不同的情况下，由台湾、香港到了美国，现散住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丹佛等地，都已成家立业，第三代共有十人，第四代已有两人，真是四世同堂。我于1961年在北京与易吟先女士结婚，迄今二十四年。1980年我们经中央批准，来美探亲，原定一年回国，由于子女们的坚留，负责我们的生活费用，并为我们申请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此我们现在定居于纽约。

　　196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这五年多时间里，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主要就是写稿和审稿。我就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地写了二十八万多字的材料，但从未想到要出书。去年文史会同仁认为我所经历的时代，正处在我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我所写述的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劝我将所写资料编整印发，我考虑再三，如客观上认为我所写的资料可供史学研究者参考，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同意了。

　　历史就是历史，周恩来总理曾一再强调说“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为所谓长者、尊者避讳。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伤二百多万人，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个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事实也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并未树立打到底的坚强决心，致使军队遭受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1980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伸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于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是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宋希濂 1985年6月于北京

　　附录：编辑人语

　　近年来宋希濂先生一直是位被争议的人物。这是由于过去多年来他是国民党蒋介石先生的得意门生，出身黄埔军校，为抗日名将，对国家和国民党都有过巨大贡献。但在中共解放战爭中，宋将军被俘，且被中共的思想教育改造达十年之久。宋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兩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于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许多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尤其难得的是，李敖先生在台湾发表《鹰犬将军》一文，可说是独排众议，言人之不敢言，本刊特予转载，敬请读者注意。

　　鹰犬将军（李敖）

　　——从甘为你鹰犬到甘为他鹰犬

　　4月4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一则消息：

　　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香港侨团联合声讨，呼吁侨胞团结自强

　　〔中央社香港3日电〕旅港黄埔军校同学会、荣光联谊会，今日联合发表“声讨黄埔败类宋希濂等人助桀为虐甘做统战工具”启事，指斥彼等“不明大义，不惜放弃往日献身党国之荣誉，而晚年变节，在海外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甘为中共统战工具。”

　　启事呼吁旅居海外，特别是香港地区的黄埔军校校友，提高警觉，勿为中共所势劫利诱，不中圈套，不受利用摆布，坚定中心信念，团结自强，粉碎中共统战阴谋，致力奉献余生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使命。

　　乍看起来，这一消息，只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后，却有着不少的来龙去脉，很足以观察国民党封疆大吏们的心路历程，因此我清早4点起来，开笔写下这篇文字。

　　宋希濂生于1906年（民国前六年），是湖南湘乡人。他出身世代农家，到他父亲宋宪文时候，开始做小官，在湖南财政衙门做事。宋希濂家中有四兄弟，他是老幺。他不但在家是老幺，1924年考进黄埔军官学校也是老幺，他那时只有十八岁，刚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了业。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黄埔一期有毕业生六百三十五人，其中后来有名的 “将军族”，倒也不少，像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罗奇、黄维、俞济时、李延年、黄珍吾、桂永清、郑洞国、酆悌、李玉堂、罗倬汉、孙元良、李仙洲、黄杰、袁守谦、杜聿明、范汉杰、宣铁吾、胡宗南、冷欣、陈明仁、李默庵、陈大庆、刘戡、萧赞育、李文等等。其中宋希濂是响当当的，他的战功，据1948年上海世界文化服务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丁涤生主办、傅润华主编），是这样的：

　　民十三年适黄埔军官学校创立，乃只身潜走南粵，入第一期习军事，同学中以将军年龄为最幼，在校时曾先后参加第一、二次东征，每战必奋勇争先。民十五年出师北伐，将军任第二十一师营长，转战赣浙，于桐庐战役负伤，愈后，奉派赴日本留学，入陆军步兵学校。为响应国内反日运动，为日政府所忌恨，被捕下狱者屡。十九年5月归国，任教导第一师中校参谋，参加中原会战，嗣调任营长副团长，以战功卓著，调升国府警卫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旋调第二师第六团团长。二十年冬，调升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二十一年改编为八十七师，仍任旅长，值一二八事起，将军时拱卫京畿，闻讯义愤填胸，誓师小营，坚请赴援，于农历除夕，率部增援淞沪，当日军以全力进攻庙行，将军亲率四营之众，强渡蕴藻滨，攻击敌之侧背，予敌重创，因此挽回颓势，粉碎敌人中央突破计划，战局转危为安，回师都门，升任副师长仍兼旅长。二十二年调升第三十六师师长，驻防抚州，适彭德怀率众约两万，进逼抚州之浒湾，将军抽调所部不到五个营，亲临阵地指挥，一举而击破之。时所领三十六师，为八十七与八十八师各抽调两个补充团所编组而成，尚未经过严厉之训练，初次临阵，即获此辉煌战果。寻奉命率部由赣东间道入闽，参加讨逆剿匪，披荆斩棘，历尽艰苦，九峰山及白衣岭各役，均获致决定性之胜利，备蒙最高统帅所嘉奖，九峰山一战，最高统帅通令全国，誉战史之光荣，为惠州第二。

　　二十四年春，共匪残余，流窜西北，闽赣敉平，调戍京沪一带，构建国防工事。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复率部入陕。二十六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奉命开沪应战，一度攻入汇山码头，迫敌败退回舰，战威轰动全国。二十七年调任荣誉第一师师长，旋调升第七十一军军长。武汉外围会战，与日军对抗于大别山脉、富金山沙窝两战役，将军率领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三个师，歼灭日军第十三师团三分之二第十六师团三分之一，战功称最，最高统帅部曾通电全体国军奖扬之。民二十八年冬，调兼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二十九年春，因病请解除七十一军军长兼职；是年9月，调兼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三十年11月，调升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

　　三十一年4月，倭寇由缅甸深入滇西，畹町、芒市、腾冲、龙陵相继陷落，并渡怒江，向保山前进。自缅境撤退之国军，节节抵抗，几无喘息之暇，将军亲率第三十六师，星夜兼程，迎击顽敌于怒江惠通桥畔，尽歼渡江之敌，使我军得以重新部署，保存尔后反攻之基地保山。

　　三十三年5月，为策应远征军与驻印军之反攻，率部冒蛮烟瘴雨，进围龙陵，先后攻克滇缅边境，久经敌寇盘踞经营之平戛、龙陵、芒市各强固据点，歼敌逾万，俘获尤多，抗战胜利，以此导其先声。中途内调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三十五年3月，西北行营成立，调兼参谋长，是年冬，复调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仍兼军分校主任，以历年抗战有功，由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最高勋章，美国政府赠与棕叶自由勋章。

　　将军天性淳厚，豁达有大度，平易近人，而待人诚恳，忠贞以事长上，率直以交朋友，和爱以待部下，尤能奖掖并扶植人才，凡与共事稍久者，莫不服其坦白热情，使人生油然敬爱之感。平日沉默寡言，而喜问人家之意见，能博采众意，与人为善，然一旦处大事临大节，于深思远虑之后，有其独立远到之见，不常发表而胸具成竹，能吸收而有创见。平时饮食简单，起居有时，总观其之为人，既温文儒雅有君子风；又刚毅果敢富英雄气，强者之美与文雅之度，兼而有之。

　　这篇传记最后说：

　　纽约时报社曾称：“宋希濂将军及史迪威将军，在中国云南省及缅甸发动之攻势，动人心魄，而未被注意，唯彼未被歌颂之英雄，在未被歌颂之战役中，克复雨季之障碍，击败日军，在此次战争之历史上，用鲜血写下英勇之一页。”更足见外人对将军之崇敬。

　　就在这篇传记发表的第二年（1949），宋希濂被共产党俘虏了，他那时候的身份是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他和被俘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将军等，一起被关在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正是过去国民党关共产党将军叶挺的同一间，王陵基苦中作乐，把这间房子叫做“四望楼”，为什么“四望”呢？因为“夜里‘望’天亮、早上‘望’吃饭、中午‘望’晚饭、晚上‘望’睡觉”。宋希濂在“四望楼”中似乎不太望，他整天跟黄埔一期老同学钟彬下棋，钟彬是广东兴宁人，宋希濂任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时，钟彬只是第二十六军军长，后调广州第四编练司令。宋希濂因为“天性淳厚”，就向蒋中正说，他自己的第十四兵团司令愿意放弃，愿意让给老同学钟彬做，蒋中正答应了。后来兵败，宋希濂和钟彬一起关在“四望楼”，整天下棋。钟彬下不过他，要求停战，可是宋希濂是棋迷，不肯罢休。同时宋希濂下棋认真，一板一眼，也不相让。王陵基在旁边说：“你连一个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怎么连一盘棋都不让他？”宋希濂一本正经答道：“那是两回事！”

　　宋希濂大概真的感到世事如棋、人生如棋了，他知道共产党要杀他，他在人生最后的棋盘里，认真的要下完全局。

　　可是共产党花样多得很，共产党杀了不少人，可是没有杀他们，反倒把他们当做“战犯”，送去劳动改造。改造啊改造，足足改造了十年，然后分批释放。宋希濂是第一批释放的，时间是1959年12月4日，释放后的1964年，共产党又任命宋希濂做政协委员。这年他和杜聿明、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等先后到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黄山、南昌、吉安、井冈山、长沙、韶山、武汉、郑州、洛阳、西安、延安等地参观了许多工厂、人民公社、水利工程，游览了各地名胜古迹，走遍九个省、市，行程二万余里。1973年，他又和胡厥文、沙千里、季方、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等到河南、广东、湖南三省参观游览，在广州时还特地去看了离别了四十八年的黄埔军官学校旧址，四十八年后的老校友万劫归来，不闻鼓鼙、空思良将，真不胜感慨系之了！

　　宋希濂前妻冷兰琴，1949年去世。他在家破人亡时自己坐牢，备尝人生艰苦。1961年，在他出狱两年后，再度结婚，太太是易吟先。他前妻生的儿女都在国外，最近他到美国，在台湾庆祝黄埔军官学校六十年校庆的前夜，“不惜放弃往日献身党国之荣誉，而晚年变节，在海外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甘为中共之统战工具”，当然是国民党吃不消的。因此，国民党《中央日报》对他的怒斥，也就情见乎词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中国人民害怕，不敢提出真的答案；宋希濂自己心寒，不愿提出真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恶作剧，不会提出真的答案，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

　　198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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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少年时期

　　长沙读书

　　我于一九〇七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溪口的一个富裕中农的家庭里，幼年在乡村读过一年私塾、五年小学，一九二一年到省城长沙考入长郡中学。当时正是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的时期，正是各个帝国主义勾结各地军阀进行内战的时期，连年战争不息，灾祸频仍，真是民不聊生，国亡无日。

　　我国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爱国之士，大声疾呼，号召青年起来从事救国运动，我在长郡中学两年半的时间里，受救国思潮的影响，成为一个积极分子。那时湖南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会长是夏曦（以后才知道他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会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是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随后在长征途中溺毙）。学生会常召集各学校的积极分子开会，讨论进行宣传和组织游行示威等项活动，我曾參加过多次。我在学校的国文教师熊亨翰，对我的作文颇为赏识，常给我打九十分或一百分，有时甚至把我的作文贴在学校的公告栏内供大家阅览。这并不是我会写文章，而是因为我的作文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愤懑，洋溢着爱国热情。我和同级同学曾三（湖南益阳人，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意气相投，两人合作在校创办了一个《雷声》墙报，张贴在学校公告栏的旁侧，有几位热心的同学帮助写稿，这些作品充满着对时事的悲愤。一九二二年，湖南当局赵恒惕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我们在《雷声》上作了猛烈抨击，许多同学都为我们捏一把汗，有些人劝我们不要这样搞，恐有被捕杀头的危险。幸得学校一些师生的同情和支持，我们才没有遭到迫害。

　　到广州去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于一九一一年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既没有得到最广大的农民的支持，也没有摧毁旧政权最大的支柱——北洋军阀体系，所以这次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孙中山号召继续革命，但多次都失败了，到一九二〇年他受到一部分地方军阀的拥护，在广州获得一个立足点，设立军政府，孙中山任总裁。到一九二二年八月孙所畀重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勾结，背叛孙中山，孙被迫离粤赴沪，随后拥孙的各部，声讨陈炯明，向广州进军，陈被迫率部退据东江，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二月重返广州，就大元帅职。孙在未回粤以前，曾于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与列宁特派的苏联代表越飞晤谈，并发表联合宣言，回粤后，获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得到了广大人民和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都把广州看成是祖国前途希望的象征我脑海里也产生了到广州去参加革命的念头。但人生地不熟，又无路费，怎能去呢？心中殊为苦闷。不料事有凑巧，在一九二三年冬快要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熊亨翰老师（湖南益阳人，长郡中学国文教师，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熊在武汉被捕，在汉阳鹦鹉洲英勇牺牲）找我去，悄悄地对我说：“我平时看你的作文和言论，富有爱国热忱，现在广州派人来湖南招收一批青年去受军事训练，你想去吗？”我听了十分兴奋，连答了几声“愿意去”。于是熊老师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叫我去某地接头，很快就报上了名。过了几天通知我们于某日上午八时到育才中学去参加考试，我照熊老师的指示按时去了。

　　考试完后，主考者叫我们等通知。大约过了五、六天，我被通知录取了，并嘱于某天去育才中学集合。我按时前往，见参加考试的一百多人绝大部分都被录取了。一位年约三十左右，身材瘦长的人对我们讲话，大意是：广州现在是革命根据地，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大家抱着爱国热忱，愿意远道去粤（当时粤汉铁路只通到衡阳，去广州要绕道武汉，上海、香港），革命政府欢迎你们去。但革命政府还很穷，不能发给路费，需要你们自筹。这次来湘招生是秘密的？你们不要对外声张。大家可以分批走，三、五个人，十几人一批都可以。大家自行组合，但务于半月内动身，到广州后会有人招呼你们的。

　　听完讲话，我满心喜欢，首先去告诉我的二哥宋栩初（他那时在长沙一个机关里当小职员），他听了我的话，认为我这样小的年纪（那时我还未满十七岁），要千里迢迢到广州去，简直是荒唐，责备了我一番。那时已放寒假，他给我两块光洋（即银元）嘱我日内就回家乡去，而我則坚持要去广州，两兄弟争吵了几个小时没有结果。第二天，我去见在湖南财政厅当一级科员的叔父宋鋆，告诉他这件事，一开头他也认为路太远，不宜去”而我则坚持要去，并恳求叔父为我筹借光洋三十元作路费。叔父见我态度坚决，答应考虑，过了两天，叔父叫我去，二哥也在，叔父对我说：“你既然坚持要去，我们答应你，为你筹措了三十五块现洋作路费，你要找几个好伴一道走，路上要小心谨慎…”真是千叮咛、万嘱咐，我内心里既感激又兴奋。第二天我首先去找陈赓，他和我同县，是在育才中学考试时认识的。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他曾告诉我，他是湘乡柳树浦的，离县城十五华里，曾在县城东山高小读过一年多（一九〇九年，毛泽东主席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湘乡东山书院，是清朝末年废私塾、兴学校的时候创办的），随后在湘军鲁涤平的部队里当过几年兵，觉得没有意思，才又到长沙来进学校。我们约好了一道走，我还找了长郡中学的同学刘进、史书元等人，商定了启程日期。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公推陈赓当领队。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下旬的某天下午四点左右，我们穿着湖南青年学生装，每人带着一个行李包，先后来到了小吴门车站。陈赓把车票发给每一个人，然后大家陆续上了从湘汉铁路去汉口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肮脏污浊，拥挤不堪，这是四等车，票价较廉，据说是专供穷苦人坐的。五点左右，汽笛声不断吼叫，火车缓缓地开动，向北驶去。我们怀着依恋和兴奋的心情，离别了可爱的故乡——湖南长沙。

　　第二天正午到了武昌，我们随即过江到汉口，住在长江边一家三等旅馆里。入夜后，有打麻将的，有抽鸦片的，还有卖倡的，各种声音同鸦片烟的气味交织在一起，令人恶心，几乎被吵闹得整夜不能入睡。这是我离开家乡后，初次踏入社会的印象。

　　在武汉住了两天，我们又乘船东下，坐的是统舱。所谓统舱，就是在轮船的下层，睡地板，没有床铺。一路上风平浪靜，我们一行十余人每天立在船板上饱览两岸风景，真是山河壮丽、田野肥沃。我们感到十分兴奋，觉得这次出门真是大大地扩大了视野。陈赓曾慨然说：“我们的祖国是这样的秀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外国人践踏得一塌糊涂，这些强盗们还想瓜分我国，要叫中国人做亡国奴，我们青年必须努力革命，起来打倒列强和国内军阀。大家对他的话，表示由衷的赞同。

　　抵达上海后，我们住在靠黄浦江边的一家客栈里，这是一栋中国式的楼房，虽然是属于三等旅馆，倒也整洁清静，絞汉口时好多了。上海大部分地方被帝国主义辟为租界，所谓十里洋场，表面上看来很繁荣，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例如贩卖鸦片、贩卖军火、贩卖人口……等等，无不由此而产生，实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大家对这个十里洋场存有戒心，不敢随便出去逛。我们在上海只住了几天便乘船去香港，到港后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即换船去广州，大约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中旬抵达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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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黄埔参军

　　国共合作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毅然决然改组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同时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启发下，认识到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始终会被一般军阀官僚把持国家，革命就不可能成功的真理，决定创办一个军官学校，作为培养革命武装的骨干。它的名称是“陆军军官学校”。为什么又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呢？这是因为这个学校的校址位于广东黄埔岛上。黄埔岛距广州约四十华里，当时的小汽船一小时可到，全岛周围约二十余华里，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南连虎门，为广州第二门户，长洲要塞所在焉。以前曾为广东陆军军校及海军学校旧址。孙中山以其四面环水，与城市隔绝，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便于兴学讲武，遂指定该岛为军官学校校址，一般简称为黄埔军校。

　　自孙中山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之日起，广东各实力派人物，认为是一块肥肉，纷纷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争夺颇烈，而孙则属意于蒋介石，各头头不同意，争论不休，孙曾忿然曰：“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为什么孙中山当时那样器重蒋介石呢？有简要说明一下的必要。孙中山与蒋介石以往的关系，只是一个党的领袖与一个普通党员的关系。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在上海都督陈其美属下当团长。陈其美死后，他也就失势了，其后他到广东、福建在粤军总司令部（那时粤军总司令是陈炯明，许崇智是军长）任过作战科主任、支队司令参谋长等职，虽与孙中山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但并未被孙中山所重视。因为蒋介石在党内资历较浅，也没有显示他的才智有过人之处。蒋介石在许崇智部混了几年，郁郁不得志，乃跑回上海，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从事交易所的投机买卖，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突然背叛孙中山，指令其广州的部属叶举等包围设在观音山的总统府，并进行炮轰（那时陈炯明本人在惠州），孙事先得到粤军中的几个军官的多次密告，于深夜化装逃出总统府，得温树德海军总司令及所属海军部队的拥护，登永丰舰（以后改称中山舰），与叛乱部队对抗。蒋介石在沪得此消息，立即赶到广州见孙中山，在永丰舰随侍，颇多策划，一直支持到八月九日才共同离穗，经香港赴上海。事后蒋介石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孙中山为之作序，一开头就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等语，随后孙中山又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由此可见孙对蒋之器重。

　　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又继而任命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在省城南堤二号设立筹备处，二月六日正式成立，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五个部，推定王柏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理）、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筹备处自成立至五月初学生入校后，便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至于各级干部的来源，除校级人员多系由各方推荐外，下级干部大部分系由西江讲武堂毕业学生中挑选来的。

　　考入黄埔军校

　　我们以为到广州时想必有人接待，安排好食宿，不料到了长堤码头，并没有人来照拂，真是大失所望，广东话又听不懂，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七问八问，总算找到了一位会讲普通话的本地人，他看我们这些人的穿着和行李都十分简朴，便介绍我们到华宁里的客栈去住，说那里便宜，我们雇车去了。这条巷里除住家的外，有十几家小客栈，每所客栈约有七、八个房间，每间可住三、四人，我和陈赓、萧某（忘其名。此人以后没有进黄埔军校，也一直不知他的下落）同住一室，三人情同手足，每天除看看书报外，总是一道出去游公园、逛马路。在长沙招的一百多人，陆续来到广州，大多数都住在华宁里，每天食宿费为广东毫洋四角（一块银元可换毫洋一元二角），可是事情真奇怪，我们到华宁里住下一个月了，从没有人来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带的旅费都有限，眼看就快用完了，大家都焦急彷徨，总得想个办法才行，随即打听到了程潜的军政部所在地，通过会商，一致公推陈赓、李默庵等人为代表去见程潜，程潜答应自即日起发给我们食宿费，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我们也知道了李明灏到湖南招我们来广州是程潜想招的，而不是孙中山先生要招的，为此，大家不免感到失望。但既然远道来到广州，也只好随遇而安，听其自然发展了。大约到了三月初，李明灏来和我们谈话，说程潜部长决定要办一个陆军讲武学校，地点在北校场营房，正在修理中，一俟修好，就把我们这些人搬进去受军事训练。未去以前，先搬到关帝庙（在越秀公园的东北角）里暂住，自己起伙可以省一点，管理也比较容易些。这个关帝庙荒芜已久，头几天我们天天去打扫，随后搬进去住下，没有床铺，也没有木板，就睡在铺有稻草的地上。

　　我们一百多人搬进关帝庙里住下后，除早晚点名外，仍然是闲着无事。有一天，我和陈赓外出散步，沿着珠江北岸的长堤悠闲地走着，走到南堤码头附近，忽然看见有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布告，我们仔细读完后，商量一下，决定报名应考。招生报名处就在码头附近的一所两层楼房里，报名条文中规定要十八岁以上的，那时我刚满十七岁，但按中国旧的算法，满了十七岁就可以说是十八岁了，所以我就填上十八岁。三月二十九日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参加考试，一进场，我愣了一下，竟有这么多的人参加，心想象我这样一个中学（那时是旧制，规定四年毕业，不分初中高中）还没有毕业的人能考得上吗？不免有些忐忑不安。考试一开始就是作文，题目是“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大意如此，原题记不准了），正好我到广州后，在这两三个月中，阅读了孙中山的一些讲演，特别是国民党改组后发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曾读了又读，基本上领会了这些文件的重要意义，我就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结合试题加以发挥，至于其他如数学、历史、地理等，我都考得一般。考试完后心情是不平静的，能不能考取？总在脑海里打圈，过了半个月，还没有发榜，一直等到四月二十八日才发榜公布，陈赓和我都被录取了。我真是喜出望外。

　　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早在二月十日已分配，原定招生三百二十四名，计东北三省加热河、察哈尔（现在的内蒙自治区一带）共十五名，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每省十二名，共一百六十八名，湘军、粤军、滇军、豫军、桂军各十五名，共七十五名，国民党先烈家属二十名，尚余十一名，另招备取生三十名至五十名。惟当时各省多在军阀铁蹄统治之下，不便公开招生，故预先委托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回籍后，代为招生①。三月二十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委员。三月二十七日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改称中山大学）为考场，举行入学考试，各地投考的学生共计一千二百余人，三天试毕，因考生学识较佳者颇多，故酌量放宽录取，计正取生三百五十名，备取生一百余名。我们入学后，西北三原的于右任，介绍三十多人来校，未经考试即编入第四队，不在上数之内。

　　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上午九时左右，我们到达南堤码头附近集合，由几位负责领队的官长清点人数后，即分登数艘民船，由小火轮拖着驶往黄埔，约一小时到达。正取生共编为第一、二、三三个中队，我编在第一队第三区队，陈赓编在第三队。五月十日备取生一百二十名进校，编为第四队（第一期学生有四个队，第一队队长为吕梦熊，后为陈复，第二队队长茅延桢，第三队队长金佛庄，第四队队长严凤仪），总计学生四百七十名（加于右任介绍来的三十余人，实为五百零几人），总称为学生总队。

　　学校校舍是利用原广东陆军学校旧址，由于久置不用，房舍颓废，筹备期间曾大加整修。至于原海军学校的旧址，系在北面，与本校相毗邻。校舍大部分是一楼一底，一间寝室有的住二、三十人，有的住七、八人。睡的都是木制双层床。

　　从入校之日起到六月上旬，约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操练，即学会作为一个军人的基本动作，如立正、敬礼、集合、整齐队伍，正步与跑步等等。半个月后，每人发了一支步枪，蒋介石对大家讲了发枪的意义，然后由队长讲解步枪的性能，各部分的名称，并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军队要求动作迅速，所以吃饭及上厕所等，都受时间的限制，每天的生活确是十分紧张的。

　　大约是六月上旬，廖仲恺党代表对我们作了一次入党动员讲话，大意是当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有增无已，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无日不战，弄得民不聊生。孙总理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肩负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双重任务，要求大家入党，就是要为救国救民而奋斗，任务是很艰巨的。作为这样一个党员从事斗争，是很有意义的，是光荣的……讲话完了后，廖党代表又耐心地说明入党申请书的填写方法，讲到要有两个入党介绍人时，廖党代表说：“你们对于队上的官长和同学，可能不知道谁已经入党，那就写校长和我也可以。我们两人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就是这样写的，可能同学们都是这样写的。入党申请表填好交上去，经校长办公室审阅后，过了几天就全体集合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开学典礼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上午八时，来宾及本校官生齐集大花厅（有说在大操场）参加典礼，来宾中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次长胡谦，外交部长伍朝枢，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广东民政厅长孙科等人。孙总理偕夫人宋庆龄女士莅校，孙中山身穿白色中山服，戴着“拿破仑”式白帽子，精神奕奕，态度安详。九时许孙先生和蒋介石、廖仲恺登台，举行开学典礼，中山先生作了约两个多小时的讲话。根据记录发表的全文约一万多字，现就所讲创办本校的目的和意义择要记述如下：

　　1.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开办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的年号，没有民国的事实。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革命，完全是失败的。

　　2.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办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组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

　　3.我敢讲一句，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敢叫他们革命军呢？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

　　4.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建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功告成，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民便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的事业。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既到这个学校里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军校生活

　　大约是在七、八月间的一个深夜，大家睡得正熟，突然听到区队长大声叫唤起床集合，并要每人带上洗脸盆，由队长带着队伍向海军学校旧址跑去，原来是房子着火了，火势越来越猛，全校师生职工，在没有灭火器也没有水泵带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投入救火斗争。一部分人爬到楼上和房顶上，拆除一些砖头木板阻止火势的蔓延，大部分人自动组成十多条长龙，用脸盆、水桶从海边取水，迅速传递，向火焰泼去，这样奋战了大约三个小时，火被扑灭了，房子只烧掉一个角，大部分得以保存。这所房子是本校的印刷所，存放着一些器材，住着部分职工，这次火灾损失不大，也没有伤亡。只是爬在屋顶上救火的同学，有几人受了轻伤。我们回到寝室时，已快天亮了，总队长宣布上午不出操，要大家好好睡觉。下午本来是要上课的，队长传达停止上课，三点钟集合，听候校长和党代表讲话。集合完毕，蒋介石和廖党代表缓步走过来了，他们站在楼上，满面笑容，两人都十分高兴地表扬了这次救火行动，说这种迅速、勇敢、奋不顾身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的表现。有了这种革命精神，就一定能消灭敌人，完成革命……大家受到这番奖励也很兴奋。

　　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时，由苏联派来了以鲍罗廷为首的顾问团，随后又派来了以加伦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总共有多少人，我不清楚。他们大都住在广州市东山顾问招待所。人们又称鲍罗廷为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军事顾问团，可能是受鲍罗廷领导的。我们在学校受训期间，加伦将军很少来校，但派来几个校尉级的军官协助训练，只记得为首的一个叫蔡顾问。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军事训练，讲解由苏联运来的武器，如重机枪、山炮等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还从日本雇来两三个日本陆军军士，专门教劈刺、投掷手榴弹等动作。这几个日本军士，教练三个月左右就走了。至于战术、兵器、筑城、地形等教程，基本上都是采用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那一套。

　　商团事件发生后，广州谣言纷起，控制着广州大部分地区的滇军，与商团早有勾结，妄图颠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其中有一个叫范石生的军长，狂妄地声称：“黄埔岛上那几百学生是不能打仗的，我派一营人去就把他们解决了。”针对这一情况，自八月下旬起，全岛实行警戒，岛上兵力，除长洲要塞司令部有一连卫兵外，只有五百名学生和学校的一个卫兵队，因此我们白天仍照常上课操练，入夜即分区担任戒备，严密注视江面船只的行动，每人站岗四个小时，然后回校休息。学校还发给每人两个馒头和一块熟肉作夜餐。虽然较平日睡眠时间少些，辛苦一些，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环境的艰险，因而革命的积极性很高，斗志旺盛，没有人有怨言，更没有人有畏缩情绪。岛上的戒备一直到商团事件完全解决后才缓和。

　　这个军校与保定军官学校以及其他的讲武堂，讲武学校的主要区别，就是重视政治训练，是为革命而创办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要以这个学校的学生作根本，将来成为革命军的骨干。创办之初，就是仿效苏联的红军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可以说是一个新型的学校。中山先生亲派廖仲恺为校党代表，是非常适当的，因为廖仲恺先生是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戴季陶虽然也跟孙中山多年，但他是个右派，反对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任学校政治部主任不久，就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中山先生甚为不满。蒋介石与戴季陶关系甚密，即劝其辞职离粤去沪（以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基本上就是以戴季陶思想为主导的），由邵元冲继任。邵是一个书呆子，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平淡得很。及至十一月间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情形就完全改观了。周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的循循善诱的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他大力加强政治工作：1.经常请些人来作报告或讲演，如知名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以及国民党的汪精卫（汪当时称为左派，善于辞令）、胡汉民、孙科等，他们来讲话的时候，多在大花厅里进行，听众经常挤得满满的。周主任也常为大家作报告，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透彻精辟，增强了大家对革命前途的信心。2.成立政治学习小组，周恩来主任亲自主持挑选一批准备担任部队政治工作的骨干分子。3.成立“血花剧社”，表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对此大家都很有兴趣，学校的文娱生活大大活跃起来了。陈赓当时是“血花剧社”领导人之一，又是一个演员。4.我们集体入党后，在学校成立了一个特别党部，周恩来是特别党部委员之一。这个特别党部与政治部相配合，积极对党员进行革命教育。

　　平定商团叛乱

　　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培植革命势力，不仅为国内军阀所畏惧，且引起帝国主义者的嫉视，香港英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勾结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一方面又勾结在广州的陈廉伯，以谋倾覆革命政府，扑灭革命势力。陈廉伯为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团团长，在广州极力培植商团的力量，秘密组织会党。英国人复而怂恿之，甚至吹捧陈廉伯可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因此陈叛志益坚，乃在香港暗中订购武器，与德商顺金隆洋行密谋，以“哈佛”号轮船悬挂挪威商船旗号运载军械。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以商团购械的名义，欺蒙政府，请得护照，历时不过四天，而九千余支的枪械已运入省河，其中有手枪及手提机枪多支。孙中山先生得到派驻香港的情报人员的报告，发觉阴谋，遂手令军政部吊销其护照，同时派永丰、江固两舰扣押械船。八月十日，蒋校长奉大元帅命令，着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兼任）即饬江固军舰迅速赴沙角附近，将载运军器已被扣留之船，监押来省听候处分。当晚蒋介石派英文秘书张静愚偕同大本营副官邓彦华等乘江固舰赴沙角向运械之挪威商船交涉一切，翌晨发现该船已移动，停泊于白鹅潭，乃由永丰、江固两舰将该船监押到黄埔，泊近校门，严加监视，旋奉大元帅令，将是船枪械全行提出扣留于本校。黄埔位于珠江下游，江面颇宽，大船只能停泊于江的中心，乃派我们这些学生分乘小木船前往提取枪械，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才把全部枪械子弹等运完。经清查军械数目与护照数目不符，足证商团私运军火之阴谋。陈廉伯等见事已败露，乃狗急跳墙，强迫商店罢市，要挟政府。

　　英帝国主义者之利用商团，一开始只是暗中唆使，及见商团计败，形势不利，乃撕下它的假面具，公开进行威胁，当扣械开始时，驻广州英总领事竟公然出面干涉，于八月二十七日向广东政府提出警告；二十八日，再次向大元帅府发出一类似“哀的美敦”书之最后通牒，措词荒谬，其中有“闻华军将轰击商团，如果属实，英国海军司令官也将炮击华军”等恫吓语，孙总理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毅然决定于九月一日发表对外宣言，并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英帝国主义者经孙总理抗议后，稍戢其狂妄，而当时驻在广州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阴与商团勾结，以图不轨，假借以第三者调停名义，从中作祟，是时政府以环境恶劣，不得不委曲求全，勉强允纳调停之议。十月初，命民团督办李福林向商团往返晓谕，要他们通电表明自卫心迹，服从政府，始得发还枪支。商团允许遵办。十月九日蒋校长奉大元帅发还枪支的命令，遂于当晚将长短枪五千余支交由李福林点收转交商团。十月十日商团运输发还的枪械，在西壕起卸，适是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学生及农工团体举行国庆游行，要通过该地，商团监护起械的团兵，竟不许通行，游行群众不服，正据理力争时，团兵竟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伤者更多，继而对伤者复加惨杀，挖腹摘心，备极残虐。第二天，商团联合会竟然散发传单，诬蔑政府，商团总部亦发出布告，有所谓“本团派团兵巡行，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准予痛剿”，同时又迫令商店一律罢市。且一面宣传东江陈炯明不日来攻，一面煽动北江民团准备应援截断广韶交通（广州至韶关），使广州局势十分严重。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率师北伐，进驻韶关，蒋介石曾多次去电，请其班师，巩固省垣。孙得悉广州方面种种恶劣情况时，开始打算舍弃广州，要蒋介石将学生及枪械器材等迅即运去韶关。蒋介石认为广州是根据地，十分重要，一再请求孙总理回师平乱。十月十四日孙中山乃以大元帅名义发出下列命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装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大本营警卫部队，统归蒋介石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十五日蒋介石乃督率所指挥的队伍，进攻商团，于清晨四时开始发起攻击，战到午后一时半，商团支持不住，纷向西关溃奔，我军占领商团总部后，继续向退集西关的商团围攻。十六日晨六时，蒋介石获得情报，谓商团已要求佛山、虎门等地的商团、民团袭击黄埔岛，因此学校立即特别警戒，兼设临时指挥部，蒋介石为指挥官，何应钦、王柏龄副之。溃退到西关一带的商团，被我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攻打益急，商团士兵多系商店职员组成，并未经过严格训练，更无作战经验，至此时已有不少人携械或弃械逃匿，陈廉伯见形势不利，逃到沙面租界英国领事馆。十六日下午五时，商团副团长李颂韶等为代表，到蒋介石的指挥部请求停战，我军坚决表示必须全部缴械，方可谈其他问题，最后他们表示愿意缴械赎罪，我联军允其所请，一律缴械，第二天全市商店复市。这一严重的商团反革命事件，为时一个多月，至此才告平定。我们第一队已于九月十二日奉命随侍孙总理去韶关，未能参加平定商团的战斗。

　　孙总理视察军校

　　一九二三年北洋军阀曹锟在北京用贿选办法窃据总统职位，吴佩孚助曹为虐，孙总理认为有讨伐之必要；又因滇桂军盘踞广州一带，把持财政，不听指示，因此想乘北伐之机调出粤境，以消除隐患，故孙总理毅然主张北伐。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二日，孙总理命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务，亲自出发赴韶关督师，蒋介石派学校中校战术教官文素松率领第一队护卫孙总理前往韶关。孙总理到韶关后，部队接受命令，向韶关集中，愿意出师北伐的，只有谭延闿所部的湘军、朱培德所部的滇军、樊钟秀所部的豫军，总共不到三万人。而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仍盘踞广州及附近各县，不听调遣，使孙中山先生十分愤懑。

　　孙总理的专车停在韶关车站，他和夫人宋庆龄女士住在专车上，我们第一队住在离车站约两华里的一所用木头和竹子盖成的宽敞的房屋里。我队每次派四人到专车附近担任警卫，其余大部分时间仍从事军事训练。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简述如下：

　　在十月间的一天，孙总理让文教官和陈队长（陈复）在附近选择一个高地，把队上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防守，一部分攻击，孙总理将亲来观看演习。文教官等将地形选好，作好了攻防计划，并叫我们实地演习了一次，然后去报告孙总理，第二天上午，中山先生大约九时左右乘轿子来到了山顶。这座山高约八百多米。我们第三区队担任防守，一大早就来到山顶周围挖散兵壕，布置防御；第一、二两区队担任攻击，于九时许从山麓发起攻击。十时半演习完毕，孙总理集合我们讲话，首先赞扬了我们演习中勇敢沉着的精神，然后说到做一个革命军人，第一要抱有救国救民的大志，毕生为这个目的而奋斗。要学习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革命军要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讲话约半个小时。

　　十月中的一天，天气晴和，风光明媚，孙总理兴致勃勃地要去游览“六祖庙”，我们随同乘专车南行三十华里，到马坝下车，孙先生和夫人均坐轿子，我们前后护卫，走了四、五华里即进入山口，又曲径通幽地走了约两华里，然后豁然开朗，见有一块田坝约数百亩地，群山环抱，树木葱茏，风景优美，令人有“世外桃园”之感。我国有句成语“天下名山多僧居”，信不诬也。中山先生夫妇游览了庙宇，仔细看了六祖盘坐圆寂的躯体，向方丈详询了种种情形。我们都在庙里午餐，直至下午五时才回到韶关。

　　商团叛乱事件解决后不久，廖党代表来到韶关，向孙总理汇报情况并请示，他还特地步行到我队驻地看望我们，一一询问我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待人的谦和，态度的恳切，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东北的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分兵六路进迫关内，至十月十七日发生榆关大战，曹、吴的直军失败。二十三日冯玉祥自古北口班师回到北京，并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通电主和，曹锟被迫下令停战，并免除吴佩孚的军职。冯玉祥等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中山先生鉴于形势的变化，乃决定停止北伐，并准备启程北上，我们于十月底随侍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旋即返校。

　　孙总理由韶关回广州后，积极准备北上，由于他对黄埔军校的期望很大，特于十一月三日来校视察，并作告别的训话，广东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亦由广州乘船前来参加。中山先生对我们讲话约一个多小时，用他的话来说，是对大家的临别赠言。主要内容有两点：1.北方这次发生的事变，不能算是中央革命，因为权力仍然掌握在官僚军阀之手。我何以还要到北京去呢？是想借这个机会，大做宣传，联络各省的革命同志，建立革命的基础。2.中国革命十三年来，都是不成功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不远千里来这个学校求学，对革命抱很大的希望，有很大的抱负，广东大学的文学生今日也是不远数十里来到黄埔，听我讲革命的道理，研究革命的方法。大家希望革命成功，就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我们的革命才可望成功。

　　十一月十三日孙总理乘轮北上，是日正午途经黄埔，蒋介石、廖仲恺率全体官生士兵整列校门码头迎接，孙总理又莅校视察。这一天适值第一期学生正在鱼珠炮台圩演习战术实施，午后二时，孙总理偕蒋、廖等亲往视察，见学生们精神饱满，动作娴熟，甚为欣慰。视察完毕后，即对蒋校长、廖党代表说，本党主义的实行，希望寄托在本校的学生身上。人总是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今天看见我的学生有这样吃苦耐劳、努力奋斗的精神，定能继续我的生命，完成我的志愿，所以我这次北上，虽死也可以安心了。从中山先生这段话来看，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否则象他这样一位年仅六十岁的伟大的革命家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成立教导团

　　第二期学生系陆续由上海广州各地考取入校的，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学生队第五队及工兵队相继成立，到十月、十一月又相继成立炮兵队、辎重兵队、宪兵队，所以第二期学生分步、炮、工、辎、宪兵五科。由于学生日渐增加，原有校舍不敷使用，除增设楼房数座于本校毗邻的海军学校旧址外，并在岛上的平冈及蝴蝶冈两地建筑临时房舍，各驻学生数百人。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接收陆军讲武学校全体学生共一百五十八名（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都是湖南人），编为第六队。一九二五年二月，教导一、二两团出发东征，经淡水战役后，前线急需下级干部的补充，由于第六队受训时间大体与第一期学生相等，因此作为第一期学生同样待遇，并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结业后，赶赴前方。所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实为六百五十人左右（本应为六百六十多人，因中间有十多人退学）。

　　本校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开始筹备成立教导团，同时继续招生，第二期约四百五十人，到第三期达一千二百多人，这样迅速的扩充，没有足够的武器是不行的。所用枪械的主要来源有两端：1.平定商团叛变时缴获的长短枪约九千余支；2.从苏联购运来的武器，有日本三八式步枪数千支，野炮、山炮二、三十门，重机关枪（那时还没有轻机枪）约百多挺，以及各种弹药、通讯器材等，记得是租用挪威的商船由海参崴运来的（有说第一期学生所用的是广东石井兵工厂造的七九步枪）。

　　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九月驻节韶关时，深觉有成立党军的必要，当时曾写给蒋介石一信，据云：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枪支处分（指所缴商团的武器而言），当以此事为准。蒋介石当即复中山先生一信，中有云“两个月内可练成一支劲旅”，孙甚喜慰。遂着手筹备教导团。

　　教导团的编制，计为步兵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即所谓三三制）。团部直属有特务连、侦察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团营连三级均设有党代表，并设有副团长、副营长、副连长、副排长各一。

　　蒋介石初派何应钦筹备教导团，十一月二十日呈请任命何应钦为教导团团长，王登云为团党代表。沈应时为第一营营长，陈继承为第二营营长，没有多久，陈继承他调，以刘峙接任，王俊为第三营营长，胡公冕为第一营党代表，茅延桢为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为第三营党代表。到十二月成立教导第二团，原教导团改称为教导第一团，人事仍旧。十二月初任命王柏龄为教导第二团团长，顾祝同为第一营营长，林鼎祺为第二营营长，金佛庄为第三营营长。张静愚为教导第二团党代表，调胡公冕为第一营党代表（胡原在第一团），季方为第二营党代表，郑洞国为第三营党代表。

　　一般人往往以为黄埔军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编成了两个教导团，几乎没有什么训练就去打仗，大概这些士兵都是广东人或者由广东的地方团队抽调来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例如，我所看到的教导第二团第四连就一个广东兵也没有。这两个团士兵的籍贯绝大部分是河南、安徽、山东、苏北、浙江一带的。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间，蒋介石就派陈祖焘到上海法租界设立招募处，但应募之人不多，又于十月派王懋功、戴任、陆福廷三人赴沪募收北方士兵，定额五千名，这些新兵有些确实是当过兵的。

　　军校毕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起，我们全总队学生在鱼珠圩及珠村附近进行战术实施的演习，何应钦担任指挥，所有军事教官一律参加，实际上也就是对学生的考试。当时以校长、党代表名义下达命令，大意如下：第一期学生已届毕业，行将分派到教导团和其他单位服务，着各教官各队长将平日视察所得，按加确切考语，限于二十八日前呈报为要。二十九日宣布考试成绩，及格者共四百六十五人。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蒋先云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取得第一名。他是湖南新田县人，共产党员，毕业后先当连党代表，随后调到教导第二团当第四连连长，我当时是第一排排长，约半年他被调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北伐战争打到武汉后不久，他调第四军叶挺师（那时第四军军长是张发奎）当团长，适张学良率领奉军主力向武汉进攻，国民革命军在河南驻马店一带，击退了奉军。蒋先云后于临颍战役壮烈牺牲了。

　　第一期学生毕业时，正值戎马倥偬之际，当时教导第一、二团已相继成立，新兵陆续到来，急需干部，遂宣告于十一月三十日毕业，但没有举行毕业典礼，仅蒋介石对大家讲话，勉励要努力从事国民革命，要刻苦耐劳，作士兵表率，对士兵要爱护，不可随便打骂等。当日即行分发，我被分派到教导第二团第四连当副排长。

　　第一次东征

　　陈炯明叛变败退后，仍盘踞东江潮汕一带，阴谋再起，孙中山先生每欲亲征，予以彻底消灭。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北上，不幸于次年三月十二日于北京逝世。但中山先生的遗愿——统一广东全省、进而北伐的宏图，终于在一九二五年实现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我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分配在教导团工作，任第二团第四连第一排副排长，半个月后升为排长。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和教导团，目的在于培养党军的干部和树立党军的基础。因此，我们这支部队当时有“黄埔校军”之称。

　　一九二五年二月，“校军”奉命东征。东征是以粤军为左翼军，滇军为右翼军，桂军为惠州攻城军，其兵力及部署如下：

　　左翼军：粤军参加作战者约一万人，其任务是担任攻击河源、五华、兴宁一带。

　　右翼军：滇军第一、二、三军（缺第一师）约三万人，其任务是担任进攻淡水、平山（惠东）、海丰、陆丰一带。

　　攻城军：桂军全部约六千余人，任务是担任攻下惠州后，接应两翼。

　　及至二月一日，部队行将出发之际，复变更计划：以滇军为左翼军，由河源、老隆（龙川）以趋五华、兴宁，适当陈炯明部的林虎防地；粤军为右翼军，由淡水、海丰、陆丰以趋潮汕，而当陈炯明部洪兆麟之防地；仍以桂军担任围攻惠州之责。

　　当时黄埔军校只有第二期学生数百人，第三期学生刚刚入伍，加上教导第一、二两团，总计能作战者不过三千余人，初本不属于战斗序列，但军校系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为党军之基干，对于讨伐陈逆，负有很大的责任。孙先生对由军校训练的教导两团亦期望甚殷，故决定参加作战，又以当时粤军与本校较为接近，遂加入右翼军序列。

　　本校以教导团两团，第二期学生总队之步、炮、工、辎各队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编组为校军，由蒋介石统率，加入右翼军作战。时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并负责指挥粤军（主要是第二师及第七旅）。教导第一、第二团之下级军官，均系本校第一期毕业学生，中级军官分别由本校军事教官及第一期各学生队原有官长任之。两团团长系本校战术总教官或教授部主任，且均为教导两团之筹备组织者。故上自校长，下至士兵，精神一贯，同心同德，实为一组织坚强之团体。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本校下动员令，定于二月三日在虎门附近集中完毕，相机动作。教导第一团（缺第一营）于二月一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沙角前进，到沙角后会同前已开驻该地的第一营，限于二日在北栅、大怀德一带集中完毕，教导第二团于二月二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太平圩前进，限当日在白沙附近集中完毕。学生总队（步、工、辎）与炮兵第一营随同校本部于二月三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到虎门寨太平圩一带集中。校长、校党代表将后方及校务交由胡谦教育长负责。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留守，命副总队长张治中负责训练。校长、党代表等于日上午八时亲率各队乘永福、福安两舰出发虎门太平圩，设校本部行营于方家祠。

　　二月四日上午九时，粤军王若周旅首先与在东莞之敌接触，敌不支而退。校军教导第二团与粤军的一个团包围敌西南方，协同进攻，午后四时攻下东莞。五日校本部行营移于东莞县公署，教导第一团及学生总队驻在城外警戒，第二团搜索敌之残余。

　　二月十日，教导第一团由常平圩向天堂围前进，击退平湖之敌。次日，学生总队及炮兵营随校本部行营移至平湖。是日正午，学生总队的步兵队进入深圳，敌望风而逃。十三日，校军进入龙岗，十四日拂晓进迫淡水城。

　　攻克淡水

　　当时据守淡水之敌为逆军熊略部千余人，翁辉腾部五、六百人，林烈部约五百人，还有其他小部共约有三千多人。淡水城虽小，却相当坚固，城壕既宽且深，地多开阔，接近甚难。淡水与惠州相距仅七十华里，惠州敌援军洪兆麟部可朝发夕至，若不即时攻克，势将腹背受敌。蒋介石遂决心于敌援军未到以前迅速攻下淡水，随即下令挑选奋勇队。教导第一、二两团奉到命令后，很快就挑选出奋勇官兵一百零五名，至校部领取攻城梯子七架，第一团担任攻击淡水东南端，第二团担任攻击淡水西南端。蒋介石并令右翼军粤军之第二师及第七旅，分别担任攻淡水东北及西南一带地区，以学生总队为总预备队。决定十五日拂晓为攻城时间，并规定一闻炮兵开始射击，即须准备完毕，俟炮击有效，敌势动摇时，立即乘机奋勇攀登，驱逐城上守兵，掩护部队登城，得手后即竖立党旗于城上。

　　二月十五日拂晓，教导第一、二团的奋勇攻城队挟梯攻城，蒋介石亲在涧井高地之炮兵阵地督战，各团营长均亲在第一线指挥。奋勇队在炮兵及步机枪猛烈火力掩护之下，首先接近城根，城内敌人初尚极力顽抗，后见我军愈攻愈猛，继续奋勇前进，守兵胆破气馁，相继逃窜。教导第一团遂于晨七时首先登城，第二团继之，粤军亦乘势入城，守城之敌均被俘虏。淡水甫克，当日下午三时，敌之援军火至，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与校军教导第一、二团，与敌军激战于淡水城外东北一带山地，至傍晚敌始败退。此次淡水一役，黄埔军校成立的教导两团，训练时间很短，竟能一鼓攻克坚城，嗣又击退增援之敌，实由于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遂能克敌致果，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

　　此次攻打淡水，队伍开到淡水西南角，离城只有六、七百米。我所在的第二团担任攻城任务，集中在一些小高地的后面，敌人的枪弹不断地发射过来。由于我是第一次上战场，心里不免有点紧张。当时挑选奋勇队，我犹豫了一下，便被另一个人报了名，我没有参加，但经过这次战役后，胆子就壮起来了，在以后的多次战争中，胆子越来越大，一奉到攻击敌人的命令，就向前猛打猛冲，再也没有出现过情绪紧张的现象。

　　二月二十日蒋介石发表告官兵书，主要内容有：1.嘉奖这次攻克淡水的英勇官兵；2.军官要为士兵表率；3.要绝对服从命令；4.要能忍耐坚持，争取最后胜利；5.要注意军风纪；6.部队无论住任何地点，都要严密戒备；7.部队驻地要挖粪坑，不要随地便溺。最后勉励大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完全消灭敌人，誓不罢休，等等。

　　攻下淡水之后，第一团团长何应钦（他过去在贵州当过旅长，较有实战经验）马上派出警戒，严密监视敌人动静。而第二团团长王柏龄却马马虎虎，不负责任，只是通知各营连找个地方住下，他自己带着勤务兵找老百姓弄吃的去了。不久，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第一团单独顶着，第二团的官兵在找不到团长的情况下，各营连都自动打了上去。那时，敌人把城外四、五华里的高地都占领了。我们第四连赶过去，马上展开，向山头上的敌人攻击。蒋介石赶来督战，站在我连后面不远的地方。过了一阵，王柏龄来了，蒋介石问他带来多少人？他说带来了一个连，蒋介石气愤地对他说：“我叫你当的是团长，不是当连长……”战斗在继续激烈地进行，随后粤军第七旅也赶来加入战斗，一同把增援的敌人打退了。

　　王柏龄和蒋介石在日本同过学，当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何应钦是他的关系介绍到黄埔来的。蒋介石为了严肃军纪，二月二十一日发布命令：免去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的职务，调校本部服务；升沈应时为第二团团长（沈在淡水攻城时受伤，未到任前由钱大钧代理）；任命王俊为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刘尧宸为教导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刘系福建人，高个子，性格爽朗，英勇善战，部属都尊敬他。此人后来任第四团团长，在第二次东征打惠州时牺牲了）。

　　孙总理在北京卧病，接到校军克复淡水之捷报，甚为欣慰，命汪精卫复电奖勉。电云：“接铣午淡水捷电，逐句禀告总理，不胜欣慰，并谕代电奖勉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的实行。汪兆铭哿。”

　　棉湖战役

　　二十日校军由淡水出发向平山（惠东）前进，遇敌洪兆麟之反攻部队于羊塘圩附近，经半天的激战，我军奋勇冲击，敌狼狈溃退。二十一日进驻白芒花。二十四日进驻白云市，途中遇大雨，道路泥泞，行军甚苦。二十五日进次平政圩。二十六日进驻赤石圩。二十七日向海丰进发。敌闻风遁走，我军猛追。沿途居民，壶浆欢迎，爆竹声喧，如庆升平。

　　这一段战争取得成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部队英勇顽强，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在于政治思想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来总理当时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也是校军政治部主任。战斗开始后，他随军出发，并参加作战。他经常派出宣传队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宣传队到处贴标语，向老百姓宣传，对争取人民群众的了解与支持，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鼓舞了部队。他们对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每个士兵胸前所配符号的背面印着“爱国家、爱人民、不贪财、不怕死”的字样，由各连党代表常对士兵讲解这四句口号的意义。校军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不扰民，不拉夫，买卖公平，不强占民房。这些纪律，在周恩来同志的坚持贯彻下，当时确实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彭湃同志在海陆丰一带出色的农运工作，也有效地支持了这次战争。记得在这次战役中，部队快要到海丰时，敌人跑了，这时天也黑了，面前横着一条河，水较深，无法徒涉，河岸只有一两条木船，这样多人要过河缓慢得很。当时农民多方设法找来了十多条木船。晚上看不见，农民们用竹子捆成火把，用桐油点着，把两岸照耀得如同白昼，数千人的队伍很快就渡过去了，而且沿路居民烧好茶水，煮了番薯，摆在道路两旁。老百姓喊着：“弟兄们辛苦了，请喝茶，请吃番薯。”当时部队的纪律也确实很好，官兵们即使只喝一杯茶水或吃一个番薯，都要给老百姓留下几个铜板。

　　政治部每到一地，即使时间仓促，也要尽可能地召开军民联欢会，这对于民心士气都起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二十八日进驻海丰城。三月二日进驻新田，三日进驻黄圹，四日进驻曲河，五日集中棉湖，六日到达揭阳（揭阳县城经洪兆麟部洗劫，全市荒凉，街头遍贴“被抢一空”、“被劫数次”等标语），随即进入潮州。汕头由粤军主力进驻。

　　此次校军加入右翼军作战，自二月三日出发，于一月之间，连克各城，直抵潮汕，右翼之战争告一段落。但左翼之杨希闵与中路之刘震寰，同敌林虎等人早有密约，始终按兵不动，使林虎得以从容集中其主力两万多人，从兴宁、五华一带抄袭我右翼军后路，阴谋一举消灭我军于揭阳、潮汕之间。林虎乃陈炯明部之猛将，其力量亦远较他部优胜。此时，他亲率逆军刘志陆、王定华、黄任寰等部精兵两万多人，分数路如暴风急雨迫近棉湖向我进攻。

　　当时我军决定留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防守潮汕，留学生总队防守揭阳城，其余校军全部出击。根据派出的侦探报告，逆军刘志陆、王定华、黄任寰等部集中河婆（揭西）后，分两路来袭。三月十二日午后一时，敌军右路前队抵鲤湖，左路前队抵红湖（距棉湖五华里）。蒋介石率校本部到达普宁城后，即令第一团占领棉湖，第二团占领池尾，以抗右路鲤湖一股之敌。粤军许济旅（即第七旅）进至桐坑、狗垭等地（在棉湖之北），邀击敌军。

　　此时林虎各军之位置如下：1.由上栅前进之一部，午后二时其先头抵红湖；2.和顺有敌军七、八千人，似有占领和顺北端高地之模样；3.鲤湖敌军约有五、六千人尚未前进，其后续部队尚有万人左右。总计两军之形势，林虎部的兵力与校军和粤军第七旅相较，以林军占绝对优势。而党军以疲战之余当新锐之众，其势尤相悬殊，所可恃者，常胜之师，余勇可贾，士气常壮，故敌虽众，不足畏也。

　　三月十三日零点三十分，蒋介石命令第七旅许济部于十三日晨七时半以前进至塔头埠向敌左侧包围攻击；命教导第二团钱大钧部于十三日晨五时三十分出发，攻击鲤湖右岸鲤湖之敌，并掩护第一团之左侧；命何应钦团于十三日晨五时三十分渡河，攻击正面和顺之敌。

　　那时既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可资联络，又无骑兵可以传送，完全靠步行，所以上下间、友军间的联系十分困难，而敌情总是瞬息万变的。原已到达鲤湖之敌，仅留两千余人在鲤湖附近一带高地占领阵地，阻止我军攻击右侧，其主力军已转至和顺方面。又因无精细地图，许旅向敌左侧背迂回，越走越远，没有与敌接触的机会，反而使敌减轻了左翼的顾虑。这样，第一团遂独挡十倍多的大敌，成为有名的棉湖战役。

　　是日午前七时三十分，何应钦团长率部进至距和顺约四十华里之曾圹村，得知敌军王定华等部五、六千人已在和顺东端高地占领阵地。何应钦即以第一营、第三营为第一线，每营附重机枪两挺，第一营攻击正面之敌，第三营由右方前进绕攻敌之左翼，第二营及特种部队控置于第二线为预备队。但敌人既控制了有利的地形，人数复多至十余倍，接战之初，即以大部分兵力向我包围，彼此相距不过二百米。我第一营猛烈奋战，以白刃肉搏，反复冲锋，杀敌甚多，正面之敌，始不敢进，而我方损失亦十分严重。

　　敌见正面难以进取，遂以强大兵力向我左翼袭来。何应钦立即命令第三营迅速攻击前进，占领右前方最高地以压迫敌人，并令预备队派出一连掩护重机枪挺进，与敌激战而牵制之。午前十时因第一营左翼向曾圹村东北之小高地转移，于是曾圹村已无兵据守，敌人遂由曾圹村前进至该村东端田地内，距团部仅二百多米。何乃命第二营营长刘峙率预备队的第六连渡小河用刺刀向敌人猛冲，同时命炮兵向曾圹村东面田地内之敌人射击，命中数炮，敌争向后退。我炮兵继续向曾圹村内射击，毙敌二十余人。这时我军跑步追击，敌军被迫退出曾圹村，我第二营第六连占领后据守之。到十一时三十分，敌复增兵反攻，该村东南方田地内发现敌军数百名，对第二营之五、六两连进行猛烈攻击。何应钦复命仅存之预备队第四连加入战斗，增加左翼攻击敌之右侧，并亲自率领团部之特务连（即警卫连）和团部人员，督兵奋战，往来冲杀，敌虽顽强，死伤甚重，乃纷纷向上北湖退却。

　　此役，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众，独当新锐二万多之敌，将士用命，前仆后继，牺牲惨烈。自晨至午，我军已苦战半日，仰视天空，日仅当午，右翼许旅已否到达战场尚无消息，鲤湖方面的教导第二团亦没有联络上，总预备队已使用无余，而敌人兵力雄厚，有增无已，下午半日的战况正不知如何结果。当此情况十分险恶之际，前派出的侦察班适赶回团部报告，称粤军许旅由右翼前进，先头部队已与敌人接触。何闻许旅已到，右翼可无顾虑，第三营与敌激战半日，伤亡甚大，迨许旅到达，遂协令向敌攻击。敌人见我右翼已增加生力军，遂以大部分兵力猛向我左翼包抄，第二营陷入十分苦战中，飞请派兵增援。何应钦乃令团部的特务连残部参加战斗，迅即增援左翼，自下午零时三十分起，会同第二营猛烈冲杀，白刃相接，喊声震天，虽给敌人以创伤，挫其凶焰，但敌恃其人众，仍继续顽抗，战斗激烈达于顶点。此时，第一团已无兵力可以增援，乃命仅存兵力固守几个高地。午后一时以后，右翼许旅及第三营方面战斗渐趋激烈，经我猛烈冲击，敌不支纷纷向和顺方面溃逃，敌之左翼渐趋崩溃。许旅及第三营跟踪追击。同时在中央之第一营亦自阵地兴起，向和顺方面前进，与右翼协同出击，追奔逐北，所向无前。不料进至和顺村附近，村内尚有大量敌人，竟然施行猛烈反攻，并用机枪向我猛烈射击，许旅一部退却，教导第一团之一、二两营死伤枕藉。处此千钧一发之际，何应钦亲率左右二、三十人和尚控制在手的重机枪一挺，对敌人实行最猛烈之射击，并大声呼喊，杀声震天。敌人惊惧，徘徊瞻顾，踌躇而不敢进。

　　棉湖之战，打得十分激烈，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

　　现在来谈谈第二团的情况。我那时在第二团第四连当排长。我们向鲤湖出发，大约晨八点到达鲤湖附近，此时已能听到右翼的枪声和炮声。钱大钧团长估计我第一团和敌人打起来了。我们前面，靠近左边是高山，正面是一个二百米高的高地和一片开阔的稻田。钱大钧召集营长开会，决定立即攻击，迅速击破正面的敌人。刘营长当即召集排以上的干部开会，宣布第二营的任务是担任正面攻击，四、五两连是第一线，六连为预备队。我所带领的第一排投入战斗后立即散开，冒着纷飞的枪弹、炮弹，强行通过一片三、四百米的开阔地，大家拼命往前冲。好在敌人既没有轻重机关枪，步枪的命中率又不高，因此当我们冲过这段开阔地时，仅仅伤亡了几个人，其余都顺利地到达了山底下。连长命令上刺刀，大家一同喊着杀声，不到山顶敌人就跑了。左翼高山是三营去攻击的，也把敌人打退了。到了下午两点多钟，东西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我们便立即去支援第一团，攻打敌人的侧面，终于和一团一起把整个敌人打垮了。

　　是役最激烈之际，蒋介石、廖仲恺党代表和加伦将军均亲赴前线督战，校军士气激昂，均有以一当百之精神。

　　棉湖之战，虽云苦战，牺牲甚大（全团九个步兵连长，阵亡了六个，伤了三个，副连长、排长伤亡甚多，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但能于一朝之间将数年来背叛孙总理、盘踞东江之逆军歼灭殆尽，不负孙总理创办本校、培植党军之初心，亦一大快事。惜乎孙总理已于前一天逝世于北京，不及闻此重大捷报也。

　　三月十四日校军追击残敌，向河婆前进，又将败敌黎生部击溃。十五日午后五时集合训话。蒋介石、廖党代表、加伦将军都讲了话，其要点如下：

　　蒋介石说：敌人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由于我们信仰总理的主义，有为主义而奋斗和牺牲的决心，因此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切记不要骄傲，今后要打的仗还很多。

　　廖党代表说：我赶来是带着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来慰劳你们，犒赏你们的，正好碰上这次棉湖大捷。总理过去曾经想把学校培养成革命军，你们真正当得起这个称号。他着实奖勉了部队一番。同时代表中央委员会奖励给每个团一千块钱。

　　加伦将军的讲话要点：他称赞这次战役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很少的。他说，我们以为俄国十月革命时，处境非常困难，作战非常英勇，但也很少有可以和这次棉湖战役相比美的。他特别着重讲了第一团的战斗，说：当时何团长要是动摇、犹豫，战局将不可收拾。说完当场解下身上的佩剑，赠送给何团长。

　　大家都很激动。这次讲话是在一沙滩上进行的。

　　廖党代表由潮汕回广州后，四月初曾到黄埔对在校学生讲话，特别讲述了棉湖战役的恶战苦斗，以及加伦将军解佩剑赠何应钦一事。

　　清扫残敌

　　五华、兴宁为林虎之巢穴，陈逆炯明之根据地，自党军占领潮汕之后，林即将全部兵力开回，以固其巢穴，并用全力以袭党军之后而谋复潮汕，自前日棉湖和顺之战为党军所败，溃兵仍向五华、兴宁退却，林虎亲自收集余部，部署防务，以图固守，而作背城借一之举。

　　棉湖会战及河婆战斗后，蒋介石与加伦将军策定，命新从广州开来的粤军吴铁城旅向兴宁前进，命校军及许济旅向五华前进。十六日晨我军自河婆出发，经过甘坝，有乡民壮丁九十余人自愿随同校军作战，校本部嘉许之，并予以优待。十七日行抵周江圩，侦得由安流退却之敌，其主力经锡坑、锡坪退往五华。蒋介石遂决心要于十八日占领五华城，命教导第一团于十八日晨五时出发，经龙都、锡坪、高竹园、西林坝等地向五华前进，校本部及教二团于晨六时出发，跟第一团前进，第七旅在后跟进。他规定占领五华后之警戒归教一团担任，另派部队占领电报局，首先收集来电和检查已发电稿，切断老隆、兴宁间之电报线，并派部队占领县府，到各单位搜集军用物品，占领邮局，检查邮件，以及搜集可作情报之资料。十八日午前由周江圩出发的教一团，经锡坪向五华搜索前进，走了约一百里，至午后六时抵达离五华城四华里之五口塘西方，得知五华城内外之敌约有千余人，系王得庆由老隆带来之部队数百人及从河婆逃回来的数百人。敌人不料我行军迅速，未派警戒部队。我获得以上情报后，天已黑暗，何应钦欲使敌人完全缴械，遂采取包围形势，分兵围击，至晚九时布置完毕，敌尚未知。我军前卫部队假称敌军，赚开城门，将步哨缴械捕获，用之为向导，将城内敌人一网打尽，并捉得王得庆部的参谋长及林虎部的副官、参谋多人，械弹、辎重亦颇多。

　　攻下五华后，教一团留守，教二团继续向兴宁前进。十九日一大早，队伍向兴宁前进。第二团的第四连是尖兵连，我所带的第一排是尖兵排，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五华离兴宁只有三十华里，我带着一排士兵一路上搜索前进，快到兴宁，找到了向导。在前进中，遇到一条河，河中有些船，有几个敌兵还在弄东西吃，不知道我们来了。我们出其不意，一下子就抓到他们两个人，其余的几个跑脱了。这几个兵跑到城里大声嚷嚷说：“敌人来了！敌人来了！”然后把城门关闭起来。兴宁南门有一条小街，我们想跟着进去，敌人便在城墙上往下打枪，我们只好就地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这时林虎本人就在兴宁，兴宁是他的老巢，凡是退却的队伍都进入兴宁。从河婆向北走，有两条路，一条通向五华，一条通向兴宁。当时在河婆，除我军外，还有刚从广州来的粤军吴铁城旅，蒋介石令其率部尾随敌后向兴宁前进。我们走小路。

　　林虎准备固守兴宁，背城一战。攻击战开始的头一天，没有打下来。第二天继续强攻，吴铁城部已到城外，在我们的右翼。城外有山叫神光山，和敌人形成对峙的局面。我二营从南门猛攻时，我营营长刘尧宸受伤。奉团长命令，二营暂时不参与进攻，只占领阵地，与敌人对峙。第二天继续攻打兴宁的西南角，粤军也一并攻城，但没有登上城，最后还是我们教导第二团第四连从南门攻进去的。兴宁南门有一小街，晚上可以摸到房顶上，逐步接近敌人，顺着梯子往下滑，因此第二天就把城攻下来了。四连和九连都攻上城头。敌人惊惶失措，一边大呼“学生军进城了”，一边从东门逃窜。没来得及跑的都被我们俘虏了。林虎仅以身免。兴宁遂被占领。

　　当我军进攻兴宁时，粤军第二师主力由潮汕沿韩江北进，攻克梅县、大埔以达蕉岭。

　　在这次战役中曾发生了桂永清贪污事件。攻打兴宁时，桂永清是九连连长，进城之后，乘林虎部仓忙逃窜之际，将凡是值钱的东西都据为己有（可能还搞了些钱）。第三天桂把这些东西包好，送到邮局去寄。我军一攻进城就去控制敌军司令部的文电室和地方上的邮电局，进行信件、电报等的检查。邮电局负责检查的人，发现桂永清寄了好几个包裹，都是抢来的，于是截下包裹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十分恼怒，下命令立即枪毙桂永清，并通令全军想借以整肃军纪，教育部队。正要执行时，恰逢廖党代表到来，此时廖已知道孙总理在北京病逝，怕影响士气，一路上都不曾透露，这时即以孙总理刚刚逝世为理由，一再商请蒋介石不要枪毙桂永清。蒋碍于廖的面子，最后只给桂以撤职处分，桂的性命才被保留下来。

　　三月二十二日，正式宣布孙总理逝世的消息，并在兴宁集中所有部队举行追悼大会。大会是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布置的，蒋介石、廖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在会上都讲了话，意思都是要继承总理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其间，蒋介石派蒋先云等人在林虎的司令部专门检查了文件和电报，得到了他们同广州杨希闵、刘震寰秘密通电的情报，才知道杨、刘按兵不动的原因，也是以后要回师打杨、刘的原因。

　　校军自东征以来，所向披靡，敌胆早寒，陈炯明于二月二十六日由汕尾逃往香港。迨校军克复兴宁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潮汕久为逆军所盘踞，政治方面亟宜整顿，以苏民困，乃任命蒋介石兼任潮汕善后督办。三十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兼任校军指挥官。蒋应许崇智之邀，由兴宁赴汕头。四月一日蒋偕加伦将军抵汕头，与许崇智会商潮汕善后事宜。三日离汕头返黄埔本校，七日任命王懋功为潮汕校本部行营主任。十一日校军全部由兴宁移驻梅县，于是第一次东征战争遂告结束。

　　校军东征，战绩辉煌。四月十三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以本校教导团成立党军，并训令云：“查本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廖党代表仲恺提议，请以陆军军官学校教导第一、二两团成立党军第一旅。任命何应钦为第一旅旅长，沈应时为第二团团长，全旅仍归蒋校长中正节制调遣，此令。”随后又在广州成立教导第三团。那时沈应时伤已痊愈，接任第二团团长，钱大钧为第三团团长。以后党军第一旅改为党军第一师，第三团收入第一师建制。

　　兴宁战役结束后，我连连长王声聪奉令调升为本校入伍生团少校连长，由蒋先云接任第四连连长，我由少尉升为中尉排长，不久又调为副连长。

　　回师广州

　　杨希闵所辖的滇军和刘震寰所辖的桂军，本是地方军阀，既无爱国思想，更谈不上参加革命。一九二三年，他们假追随孙中山先生干革命的美名，会同粤军许崇智部攻打陈炯明。当陈逆退出广州窜据东江后，杨、刘就窃据广州及附近各地，把持财政，扩充个人势力，胡作非为，不听孙中山的调遣。一九二五年春东征时，统率左翼军的是滇军的杨希闵，统率中路军的是桂军的刘震寰。但当右翼军攻击前进时，杨、刘却是按兵不动，并与林虎密约，唆使其邀击我军后路。林虎部主力原驻兴宁、五华一带，以有力的一部驻守河源、紫金、老隆等地，防滇军之进攻。由于有了这一密约，林虎便得以集中其所有兵力约两三万人浩浩荡荡向东急进，企图一举消灭我右翼军（特别是校军）于揭阳、普宁地区，致有棉湖之役的恶战。

　　迨我军将林部主力击溃，东江肃清，杨、刘遂益不自安，乃又派密使与北洋军阀勾结，公然反对由孙中山先生所建立的革命政府，阴谋夺取广东全省政权，致使革命政府处境十分艰危。

　　先是，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春自上海回到广州，设大本营于珠江南岸的“士敏士厂”，当时尚未修建桥梁，两岸交通全恃船舶。南岸驻军为粤军的李福林部，是忠于孙中山的。但该部仅有三、四千人，武器亦不充足。孙中山北上后，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及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杨希闵、刘震寰等遂更为骄横，截扣所有税款，全入私囊，使李福林军及黄埔军校常濒于伙食都难于维持的境地。胡汉民以代大元帅名义严肃谴责滇桂军的这种行为，要求杨希闵、刘震寰严加约束。杨希闵自恃其兵力强大，根本不把胡汉民看在眼里，竟回答说：“请代帅命令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其狂妄竟至如此。在杨、刘反革命阴谋暴露后，广州市各机关纷纷迁往河南，市区成为滇桂反革命军耀武扬威的地方。市区街道到处都是滇桂军人，对商民货物任意拿取，不给钱或少给钱，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使全市居民恨入之骨。

　　滇桂军公开背叛后，当然企图消灭南岸的李福林军，尤其十分嫉恨黄埔军校的存在。我方亦严密戒备，到处构筑工事，在南岸各重要交通口，堆集沙包，架设重机枪，对船舶实行管制，士兵昼夜巡逻，严防敌军偷渡。在黄埔岛上，更是以缜密的计划，分区布防，积极修建工事。白天除部分担任警戒外，其余加紧训练射击、投掷手榴弹等作战技能，夜间则戒备森严，防备敌军的袭击，使杨、刘二逆无隙可乘，以待党军之回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廖仲恺党代表来到汕头，会商讨伐杨、刘的计划。当晚在粤军总部开会，由许崇智（粤军总司令）主持会议，蒋介石、廖仲恺、朱培德等人参加，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亦列席。会商结果，决定暂时放弃潮梅，全部回省铲除障碍革命的杨、刘，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当时策定的作战方针和指导大纲如下：

　　方针：将主力作战诱导于东江方面的石滩附近，寻求敌之主力而击破之，命令驻在西江和北江的军队同时包围，以达完全歼灭敌军的目的。

　　指导大纲：第一期作战，以东路军——即党军和粤军的第二师、第四师（该师系以原粤军第七旅许济部扩编的），由潮汕方面西进，先将驻守在东江之敌军击破之。俟两军会战正酣之际，令黄埔军校的学生及教导第三团相机出击，将敌军向西压迫。第二期作战，命北江军（即驻在韶关一带的湘军等部队）南下，将新街敌军击破后，以一部南迫广州，以主力绕至东江，夹击东江敌军。同时命西江军（即李济深的粤军第一师，原驻肇庆一带）东进，直迫省城，以收包围之效果。在河南的粤军李福林部担任地方的警备，并防阻敌军南窜。

　　杨、刘侦悉我军将回师讨伐后，乃将滇桂军主力集中广州，并强征民夫，在广州及郊区挖掘工事，企图作顽强的抵抗。我方乃任命蒋介石为讨逆军总指挥，率粤军、党军克日回省讨逆，同时允许被击溃的陈炯明残部（主要是洪兆麟、林虎等）投诚，准许他们回驻潮梅一带。我则留粤军第二师之一部在汕头及沿海几个城市监视之。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亲率党军第一旅何应钦部、粤军第一旅陈铭枢部、粤军第四师（由第七旅扩充的）许济部、警卫军吴铁城旅（由欧阳驹指挥，吴本人未来），分为第一、第二两个纵队，由潮梅地区出发，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当时党军第一旅驻在梅县及其附近，由于军队纪律严明，政治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军民之间感情十分融洽。老百姓及学生们听说我们要走，十分难过。在我们出发时，许多人都自动来送行，招手告别，依依不舍。在回师的路上，老百姓仍然是热情接待。孙中山先生曾设想要建立这样一支军队：第一步使武力和人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当时的党军确是做到了第一步。

　　党军第一旅基本上是沿着原来的路线回师的。行至海丰附近，我连连长蒋先云奉命调总指挥部担任蒋介石的少校侍从参谋，由我升任第四连连长。那时我刚满十八岁，真是年幼无知，竟然充当“百人之长”，实在有些诚惶诚恐。

　　六月九日前后，蒋介石率党军、粤军回抵石龙附近，也就是到达了攻击准备的位置。时滇桂军并无充分的作战准备，且其第三军军长胡思舜、第二师师长廖行超各欲扩张势力，暗与革命政府方面通款，不听杨、刘之指挥。杨希闵几次召集军事会议，商讨作战计划，由于各怀鬼胎，难以作出正式决定。及至党军、粤军已经逼近，乃始谋抵抗，仓促应战，集中其主力部队于广州之东郊，设重兵于龙眼洞、瘦狗岭及广九路一带，以图背城借一。蒋介石先令党军向占据石滩车站一带的敌军发动进攻。敌军力图抵抗，经党军奋勇进击，仅激战数小时，该敌即向增城退却，党军当日即占领石滩。当时蒋介石得到情报，获悉原驻惠州之滇军正向广州运动，增援逆军，即令粤军第四师绕道迎击之。在此同时，我军主力直趋龙眼洞、瘦狗岭附近，又以一小部沿广九路前进，一则牵制广州方面之敌，一则与黄埔本校学生总队联络。

　　为了一鼓歼灭杨、刘两逆所部，我方在北江之湘军谭延闿部与建国军朱培德部，由粤汉路南下，粤军的李福林部由河南隔珠江进攻广州市，西江之粤军第一师（李济深部）抽调一部沿广三路东进以攻广州。廖党代表并派人密与铁路、电船工人等联络，及时乘机弃职避匿，使得滇桂军的调遣运输，莫展一筹。

　　六月十二日，我各部队进攻龙眼洞，党军第一旅担任右翼，粤军第一旅担任左翼，警卫军吴铁城旅为总预备队，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即将龙眼洞占领。至此紧缩了对滇桂叛军的包围圈。当时滇桂军号称有四、五万人，均麋集在广州附近，除以一部防守我珠江南岸部队的进攻，以一部阻止由北江南下的湘军外，大部分据守广九路车站、瘦狗岭及白云山一带，而以瘦狗岭为阵地的轴心。我军攻占龙眼洞后，士气十分旺盛，无不思一鼓作气灭此朝食。总指挥部乃下令各部队于十三日拂晓发起总攻。党军第一旅奉命担任攻击瘦狗岭，第一团在左，第二团在右。我营在刘尧宸营长的率领下，于黎明时即开始从山麓进攻，夺取了敌军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扫除了敌军设置的层层障碍。我党军第一、二团攻势凌厉，人人奋勇争先，战至十一时左右，即完全占领了瘦狗岭南北之线，毙伤敌军千余人，俘虏约三千人。滇军各级军官无不嗜好鸦片烟，士兵亦颇多抽吸，所以滇军当时每人有两支枪（一支步枪，一支鸦片烟枪）。我军攻占瘦狗岭时，无论是山背面或山沟里，都可嗅到鸦片烟的气味。

　　在此同时，黄埔军校学生队的野炮与海军的大炮亦向广九路一带轰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借炮火之掩护，乘机由猎德村渡江进攻广九路。激战数小时，敌军师长赵成梁被我炮火击毙于广九路车站，敌军阵地动摇，学生队乘势攻占了广九车站一带。入伍生学生总队第一队少校队长王声聪在渡江攻击时，亲持手枪立于船头，行将登陆之际，被敌军击中，英勇牺牲。他是我当学生时的区队长，在教导第二团第四连当排长时的连长，为人沉毅勇敢，待人谦和诚挚。他和我共事一年多，深得其益，闻其战死，不胜伤感。

　　当党军及学生总队攻占瘦狗岭、广九车站等地时，粤军亦奋勇攻击白云山之敌，于正午前占领之。至此，敌军全线崩溃，死亡枕藉，残部纷纷向广州市溃退。由于滇桂两部逆军，平时纪律很坏，盘踞市区两年，胡作非为，恣意掠取，居民早已恨之入骨。闻其败也，市民奋起，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将其击毙，为数颇多。

　　我军进入市区时，几乎到处都有逆军尸体。逆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及部分将校级军官，多逃匿沙面租界内，借英帝国主义者的掩护，随即逃往香港。溃退的官兵退至广州市西区的兵工厂附近时，适湘军及建国第一军（朱培德部）亦已进至该处，遂尽将敌人缴械。号称有四、五万人的滇桂军，把持广州两年之久，一与党军及其他拥护革命的部队接触，不过二十四小时即完全崩溃。

　　当我军于六月九日攻占石滩车站一带时，敌军胡思舜残部向增城方面退去，约有三、四千人，我总指挥部以为是小股兵力不足为患，遂忽略了派兵追击或监视之。及至我军扫荡了广州市区的敌人后，党军第一旅之一、二两团均住在北校场营房里。六月十五日，部队休息，官兵多有在小河边洗衣服者，不料败退增城的胡思舜部，竟于十五日上午九时左右突然占领北校场营房附近一带小高地，向营房内猛烈射击。这是对党军的一次严峻考验。如果我军秩序混乱，乱奔乱跑，不仅有损党军的荣誉，而且有使广州得而复失之虞。但是党军的每一官兵，都懂得自己的责任和荣誉，决不能在敌人袭击之下溃散，每个人都自动拿起了武器，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各个连或排，在连长或排长指挥下，跑步越过一段开阔的田野，向着占领一些小山头的敌军猛打猛冲，杀声震天。随后，营长、团长等都紧赶着上来了，士气益旺。敌军本是乌合之众、惊弓之鸟，见党军如此英勇，立即向北和东北方向溃逃。我军猛追，或抄截敌人退路，自上午九时起战到下午两点多钟，终将这股敌人完全消灭。

　　回师广州，削平杨、刘，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对以后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役结束后，党军第一旅改称为党军第一师，原由钱大钧成立的第三团归入第一师建制。

　　成立国民政府

　　讨平杨刘、统一广东后，经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多次商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改组广东军政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正式成立。并且推举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汪兆铭、徐谦、张继、谭延闿、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戴传贤、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为委员，选汪兆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委。由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

　　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兼任主席，委员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朱培德、许崇智、谭延闿、蒋介石。

　　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负责整编和节制当时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的所有部队。

　　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下令取消“粤军”、“湘军”等名称，所有部队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一律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仿照苏联红军，设立各级党代表及各级政治部制度。国民政府成立后，即改组广东省政府，力图统一广东的民政、财政，提出严惩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统一税收等口号和方针；在军事方面，则采取整编旧军队、严肃军纪等措施。这样就必然触及广东的一些旧官吏和旧军官们的利益，遂又形成另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斗争。

　　沙基惨案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主要有两种手段：一为直接出兵，强占我领土，残杀我同胞，强迫历届卖国政府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让领土，开辟租界，开采矿山，修筑铁路，创办工厂，夺取内河航行权和领事裁判权等等。一为勾结我国军阀，利用买办阶级，贩卖军火、毒品等，以制造内乱，弄得国内连年内战，他们利用机会，大发横财，吮吸我国人民膏血……总之，自一八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诞生时为止，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和对我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毅然改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使全国人民日益觉醒，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号召，深入人心，这是帝国主义强盗们所最为嫉恨、最为恐惧的，必欲以破坏之、摧残之而后快。沙基惨案的远因在此。而其近因，则是由予“五卅惨案”的发生。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旬，继上海日商纱厂罢工后，日商内外棉第十二厂再次进行罢工。日本资本家故意关闭第七厂，并开枪杀害工人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市学生为顾正红案举行示威游行，在南京路为英租界巡捕开枪射击，死伤多人，遂演成上海南京路之大流血。惨案发生后，全国民众愤激万分，各地响应支援者相继而起，广州就是以援助此运动而演成沙基惨案的。

　　广州市珠江南岸有一块地叫沙面，过去被英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朝卖国政府辟为租界，受英国人统治，并驻有少数军队。“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州各界即行组织“各界对外协会”，努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六月二十二日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于六月二十三日示威游行以为声援。是日上午十一时各界群众（包括工、农、学、商、军）有组织地向东校场集合，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八百多人，党军第一团第三营全部，第二团第二连、第四连（我当时是第四连连长）、第七连共约二千人前往参加。总计人数约有七、八万人，以学生为最多。集合完毕时，各界公推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为总领队。依工、农、商、学、军的次序由东校场出发，每人手执一面写有“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者报仇”……等口号的小旗帜，四人为一列，整队游行，沿途高呼反帝、反封建的各种口号，声音响彻云霄，士气激昂。当经由长堤西进时，队首工人、学生将次过沙基入内界时，沙面租界的外国人及其武装队伍忽躲入于事前构置的沙包后面。当我武装部队将进入调元街口附近时，沙面维多利亚酒店楼上突有外国人开枪射击，同时英国工部局及屈臣氏药房（在沙面西楼口内）附近洋楼内，机关枪声大起，向游行队伍猛烈射击，沙包内之排枪同时并发，河面上的英、法、葡各国兵舰亦发炮轰击，一时枪炮之声震动全市、惨不忍睹。我武装部队立即散开卧倒，向沙面之敌还击，许多楼房的玻璃门窗等被我打得粉碎，我们全力向据守在沙包内的敌人射击，藉以压制它的火力，同时我们派人掩护徒手群众避难。当敌人向我武装队伍用机关枪扫射时，我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营长曹石泉、第二团第二连排长陈纲、李道明，入伍生第七连排长文起代均被当场击毙，士兵及入伍生死难者二十三人，受伤者五十三人；其他群众，死者百余人，伤者三、四百人，血肉横飞的惨状，实数倍于上海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凶残，暴露无遗。

　　我连在第二连之后行进，我与第二连的陈排长相距仅十步左右。一闻枪声，我立即大声叫大家卧倒，减少目标。广州的街道下面一层都是每隔五、六步就有一个石柱，我又命士兵逐步退到石柱后隐蔽并继续向敌射击，故我连仅有三、四人受伤，没有死者。

　　到下午五时左右，游行群众疏散完毕后，何总领队乃下令我们武装部队停止射击，旋即整队回营房。

　　沙基惨案发生后，我广东省政府立即对英、法、葡三国领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向日本、美国、德国、挪威、瑞典、瑞士、比利时、意大利、荷兰、丹麦、智利各国发出照会，说明惨案情形，……游行时和平肃穆，绝无可以引起误会之处，不料于午后三时十分行经沙面对岸之沙基一带时，突有沙面外国兵警发枪向游行群众射击，继以机枪扫射，又继以外国兵舰之大炮轰击，事起仓猝，路狭人稠，以致死伤枕藉，现时所知道的，游行群众死伤人数达四、五百人，其中有幼童及女学生，路人为流弹所毙伤及被挤落水者亦颇多，尚在清查中。

　　广东省政府对英、法、葡三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而法国领事为先发制人之计，竟于当日晚即致函省长公署，不顾公理，捏造事实，诬我向他们开枪，要求赔偿损失，保护外侨生命。英、葡两国领事亦于六月二十四日致复牒于省政府公署，葡领事不承认开炮，妄图抵赖。英领事则反诬我游行群众先行开枪，对此惨案推卸责任，我政府对此极为不满，继续提出第二次抗议，因未得圆满答复，乃更提出第三次严重抗议，仍无相当结果，因而我在香港的工人完全罢工，全市民众实行经济绝交，以谋抵抗，同时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积极支持香港工人的爱国行动，此一斗争，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

　　为纪念先烈与策励后死者，于沙基惨案之第一周年纪念日（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建立沙基惨案纪念碑，上刻“毋忘此日”四个大字，以志不忘，而坚卧薪尝胆复仇雪耻之志。

　　廖仲恺被刺始末

　　当党军回师讨伐杨、刘之际，预料到陈炯明残部必然乘机复据东江，为一时策略计，允许林虎、洪兆麟等投诚，回驻潮梅一带（原留在汕头等地粤军第二师的部分队伍，随后也相继撤回）。当时广东一般政客及野心军官，目睹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感到自身有被革命势力冲刷的危险，乃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相聚密谋推翻革命政府。他们以拥护许崇智（许那时是粤军总司令）为名，与香港的英帝国主义相勾结（英方许以二百万元助其为乱），积极准备进行暗杀和暴动。

　　这里，顺便说一说许崇智这个人。许是广东人，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跟随孙中山干过革命，加入过同盟会，在一个时期里表现得颇有作为，为孙中山所器重，得任粤军总司令。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说：“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敢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孙先生这段话里就包括许崇智所率之粤军在内。事实上，许崇智自回到广州后，日渐骄横，沉溺声色，在其所霸占的地区内，截留税收，贩卖鸦片，大开赌馆，多方聚敛以自肥。当时在广东的一般政客、军官等均趋炎附势，奔走于许氏之门。当孙中山锐意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许崇智不是一个积极的拥护者，而是各种反动势力的总代表。

　　在另一方面，廖仲恺先生及其夫人何香凝则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最得力的战友。一九二三年春，孙先生重返广州，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进行革命，以及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武装等措施，拥护最力、工作最力的首推廖仲恺先生。当黄埔军校创办时，仿效俄国十月革命时的红军制度，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孙先生即指派廖仲恺担任军校的党代表。当时军校经费十分困难，常常有断炊之虞，如果没有廖党代表的多方设法，竭力支持，军校几乎无法继续办下去。廖常到各学生队视察，问寒问暖，极为学生们所爱戴，称之为“军校之母”。廖真诚与共产党合作，积极支持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及各行业的工会等。党军回师广州消灭杨希闵、刘震寰等部叛军后，廖仲恺除仍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外，并以一身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诸职，劳心焦思，废寝忘餐，力求军政民财政之统一，力谋黄埔军校的发展与扩充。而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以其所为不利于己，遂萌谋杀之念，此廖党代表被刺的主要原因。

　　当党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部失败后，其残部退据闽粤边境，伺机卷土重来。那时一般广东野心军人及官僚，如魏邦平、梁鸿楷、张国桢、梁士锋、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招桂章、杨锦龙、赵士觐、谭启秀、郭敏卿、莫雄等，以封建思想为主导，阴谋盘踞广东的地盘，乃利用土军排斥客军的口号，从事种种反动活动。当党军刚刚离开潮汕梅县等地回师广州之际，魏邦平、张国桢、杨坤如等人即赴汕头见许崇智，陈述拥戴之意，并议定条件：1.由魏邦平联络粤籍军官一致拥许；2.由张国桢联络叶举、洪兆麟、林虎、熊略等部一致拥许。同时彼等又与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勾结，由英方在金钱和物资方面给予帮助。及杨、刘平定之后，革命政府的基础益形巩固，党军的势力亦渐扩充，更使彼等自怀不安，谋乱益急。魏邦平、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等，连日密谋，策定首先刺杀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三人。至八月初间，此种传说颇盛。当时有人曾劝廖党代表加以防范，廖仲恺说：“我们天天与群众接近，如何防范得许多。听他们来便了。”至八月十九日在政治委员会会议后，廖仲恺曾对汪精卫戏言曰：“听说人家要用手提机关枪杀死我们。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若是用手提机关枪，却新鲜得很。”孰知此语，不幸而中，廖党代表竟于翌日为奸人所杀害。

　　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时许，廖党代表赴中央党部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甫抵门首，突被凶徒六、七人乱枪狙击，身受数伤，弹贯胸膈，急送至医院抢救，卒因弹中要害，创重殒命。当时有一凶徒叫陈顺的，被廖党代表的警卫兵打伤，当场捉获，且搜出手枪及证据多种。于是谋杀内幕始稍有端绪，并查得手枪系朱卓文常用之物，所使用的子弹果系手提机关枪子弹。

　　廖党代表被刺之当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指定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办理此一重大事件，对政治、军事、警察等得全权处理。当晚三人在粤军总司令部商议应付时局方法。时梁鸿楷在室外对吴铁城（梁鸿楷是粤军的一个军长，所部大多驻在广州及附近。吴铁城那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说：“现在政府派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三公组织特别委员会是很妥当的。听说廖仲恺之所以被害，完全是因为他主张共产。朱卓文如果是为反对共产而打死廖仲恺的，怕什么不敢承认，出来看看有没有人替他帮忙？请你告诉特别委员会三公，此案还是放松一点的好。”吴铁城当即将梁鸿楷讲的话向特别委员会报告。因而推断此案并非简单，牵连甚广。二十二日复得密报，胡毅生等连晚在魏邦平家开会。二十三日又得李福林（为粤军的一股，驻珠江南岸一带）报告，说胡毅生对他说，党军已由粤汉路开向河南（即广州市珠江之南）攻打福军，希预为准备，免遭消灭等语。又据李福林说：“在八月初间，我亲闻朱卓文、林直勉等公开声称非杀死廖仲恺不可。”特别委员会根据以上各种报告，即于八月二十四日下令捕拿胡毅生、林直勉等。林直勉被捕后，供出彼等受香港英帝国主义方面的金钱帮助，参与刺杀廖、汪、蒋等人的阴谋。二十五日又捕获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梁士锋、谭启秀、郭敏卿等一般广东旧军官，押送到黄埔岛上关押。张国桢被捕后曾向许崇智报告说，他对此案早已知晓，两星期前梁鸿楷、魏邦平、杨锦龙、梁士锋等，曾在张的家里开过几次秘密会议，策划推翻国民政府，暗杀廖、汪、蒋三人，捕杀共产党人。至此，本案真相大白。但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要犯，均逃脱法网。

　　梁鸿楷部约有一万多人，分驻在广州市内及市郊一带。蒋介石那时兼任广州卫戍司令，他得知梁鸿楷是刺杀廖党代表主要凶犯之一，遂决心解决梁部。八月二十四日傍晚，蒋介石来到北校场党军第一师司令部（那时一、二、三团都驻在北校场附近），要何应钦立即召集营长以上干部到师部开会。人到齐后，蒋介石向大家说明了廖案的重要情况，从口袋里掏出一份调查表，系梁鸿楷部队连以上的驻地，命令党军第一师务于当晚采取行动，限于二十五日拂晓前将梁部全部缴械。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指示，详细地规定了各团的任务、出发的时间、行动的机密等。

　　那时我在第二团当第四连连长，八点半钟左右被召到团部开会，由团长沈应时说明情况，即分配各营任务。我记得第二营是负责解决驻在东山附近（那时的东山还算是市郊）梁部的一个营。我受命后回连只告诉副连长和各排长，同时命司务长务必在晚上三时前把早饭做好。及到三点多钟全连吃完了早饭，即全副武装集合去到营部。营长刘尧宸（他在第一次东征受伤痊愈后仍回原职，不久即调升为第四团团长）亲率第四、第五两连向东山附近的一个庙宇行进，严格规定不得点火，不得有响声，队伍必须紧紧跟着，不得有掉队的。我们部队在黑夜里秘密运动，天将破晓前就把敌军的一个营团团围住。当天色有点微亮时，我们就命令该营官兵一律不准起床，将武器弹药全部收缴，随即将俘虏、武器等带回北校场营房。事后了解到，各部队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响一枪，就把梁鸿楷部解决了。

　　许崇智本是蒋介石的上司（蒋那时仍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廖案发生及被揭露，这些要犯多是许的心腹，尤以未经许的同意就解决梁鸿楷部，这当然使许难堪和感到愤怒。这样，许崇智和蒋介石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记得梁鸿楷部解决后，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书，要求许崇智暂离广州，信颇长，语多贬斥，原文记不得，记得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1.廖案发生，阴谋毕露，害党叛国者均为吾兄所部。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竟酿成此巨变惨祸。2.收编不少旧军队，名称繁多，毫无整顿计划，致令奸人逞虐。3.控制各地的收入月达一百万元以上，而部队缺食少衣，几个月不发饷，官兵怨愤。大宗款项用于何所？日事聚敛，将欲何为？4.霸占中央银行，囊括全部税收，不给各军。最后蒋介石要求许崇智暂离粤境，免得阻碍革命的进展，成为先总理（指孙中山）的罪人，等等。许崇智得蒋介石信后，便于第二天离广州去香港。

　　廖案发生，胡汉民之弟胡毅生是要犯。胡汉民为避免嫌疑，请求辞职，随即离开广州。

　　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解决驻在广州的梁鸿楷部后，不久又派兵解决驻在东莞、宝安等地的粤军。他将这些缴了械的士兵和部分下级干部进行整编，改称为党军第三师（没有多久，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辖第七、第八、第九三个团。派谭曙卿为第三师师长，以陆瑞荣为副师长兼第八团团长，卫立煌为第九团团长。他还从军校和第一师抽调了大批干部去第三师担任各项军职，并指令该师驻石滩、石牌、新塘等地整编训练。

　　自回师广州消灭杨、刘后，蒋介石即先后成立了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团，随即以这三个团编为党军第二师，派王懋功担任第二师师长。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黄埔岛上成立教导第一团起，到一九二五年九月，仅十个多月便由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师，辖九个团，还有炮兵、工兵、通讯等营。黄埔军校陆续招生，这时已有三千多人，大部分为第四期入伍生。此外还办有航空训练班，购进了十来架飞机（多为教练机）。发展之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现将当时第一军的主要负责人记述于下：

　　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副军长何应钦。周恩来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

　　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一团团长刘峙，团党代表贺衷寒。第二团团长沈应时，团党代表金佛庄（共产党员）。没有几天，沈应时调升为第三师副师长，团长由金佛庄接充，团党代表为倪弼。第三团团长钱大钧，团党代表包惠僧。

　　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师党代表及政治部主任记不得了。第四团团长刘尧宸（刘在惠州战役阵亡后，由惠东升升充团长），团党代表徐坚。第五团团长蒋鼎文，团党代表严凤仪（共产党员）。第六团团长和党代表都记不得了。

　　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不清楚。第七团团长一开始是谭曙卿暂兼，以后不详，团党代表蒋先云（共产党员）。第八团团长陆瑞荣，团党代表张际春（共产党员）。第九团团长卫立煌，团党代表王逸常（共产党员）。

　　此外还有几个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后由鲁涤平继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第二次东征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陈炯明残部洪兆麟、林虎、刘志陆、熊略等部回驻潮梅，并据潮县以叛。我留守该处的粤军，因兵力悬殊，当即撤回淡水。此时，驻在连州一带的川军熊克武部（约有数千人），与陈炯明部勾结，企图向广州进攻；驻在南路的邓本殷部进至阳春、恩平，亦准备向广州进攻，造成环攻的形势。国民政府为消灭各路叛军、统一广东计，九月二十八日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统率国民革命军再举东征。

　　我军为达到消灭东江之敌的目的，将东征作战计划分为两大作战地区：

　　（1）沿东江右岸东逾紫金、岐岭以达兴宁、梅县、大埔间以北地区为第一纵队作战地区。但作战初期，第一纵队须担任攻克惠州之责。因为第一纵队为我军攻敌的主力军，使之担任此地区的作战地区较为宽广，容易截断敌军向北逃遁的去路，使敌人不得不麋集海岸方面与洪兆麟、谢文炳部混杂，自相交哄，我军得以聚而歼灭之。

　　（2）沿东江以南地区绵延东向经海丰、陆丰、揭阳、潮汕、饶平而至福建之边境，为第二纵队作战之地区，但不担任攻惠州之责，专事该方面的作战，直捣潮汕。

　　两作战地区，为作战上之便利起见，分配三条路线如下：1.北路——龙门、立溪、锡场、和平、罗冈。2.中路——博罗、河源、老隆、兴宁、梅县、大埔。3.南路——淡水、海丰、揭阳、潮州。

　　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

　　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应钦

　　第二纵队纵队长：李济深

　　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

　　关于战斗序列，我只记得第一纵队是以党军第一师、第二师之第四团、第三师及炮兵一营、工兵连等为主，其他纵队的部队番号及兵力均不详。

　　九月三十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在广州八旗会馆发表命令如下：一、潮梅残敌，近得各方的救济（特别是香港英帝国主义对他们的帮助），企图死灰复燃，确有分途向我进犯之意。二、我军为巩固革命策源地起见，拟于最近肃清东江之敌。三、各部队分期出发，集中地点按规定严格执行。四、各纵队所属各部队的后方联络线，应由各纵队长自行筹设之。五、各部队出发后到达集中地的时日，应立即报告。

　　攻克惠州

　　惠州后枕东江，前临西湖，三面环水，城高而坚，形势雄壮，夙称天险，为南方第一坚城。自唐代迄今一千余年，历经军事，从未失守。惠州县县志写惠州之形势有云：“铁练锁孤身，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由此可知惠州的险要。故惠州为东江之要塞，军事在所必争。

　　当时据守惠州的是杨坤如部。杨坤如凭借险要，复加以种种副防御，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我军欲平定东江，最好是先攻破惠州，惠州一下，则藩篱撤而破竹之势成矣。东征军之奏功难易，实视此城之得失为枢纽也。当出发之日，蒋介石曾在石龙致杨坤如一电，劝其输诚政府，许以自新，免得兵戎相见，殃及民众。讵料杨逆竟置不答，妄图恃险顽抗，于是我军遂决定攻打惠州。

　　此时，杨坤如部约二千余人在惠州府县两城固守待援。李易标、陈修爵部约三千余人，已于十月三日在老隆集中，其先头部队已到达河源附近。黄任寰、练演雄等部约三千余人，亦于九月二十九日在紫金集中，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兰塘附近。洪兆麟、李云复部约二千余人在平山附近。谢文炳部约二千人在梅垄附近向我前进中。

　　我担任攻城的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三师及第二师的第四团和两个炮兵营。

　　当时我在第二团当第四连连长，我团的主要任务，是在惠州城外的东北角一带占领阵地，对河源、紫金方面之敌，严密戒备，并以一部对惠州城的东北角施行佯攻，借以牵制敌之兵力。

　　十月十三日上午九时，我野炮在大牛堂占领阵地开始射击西北角一带城垣。第一师之山炮连，在下角坳附近射击北门城楼敌军的指挥部，另一连射击敌之炮兵，统归炮兵营长陈诚指挥。第一师的另一个山炮连及第三师的炮兵营，统归炮兵营长蔡忠笏指挥。当时组织了十几个先锋队，多为营连长或党代表领队，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十三日午后二时，我炮火显示了很大的威力，北门城楼及其城垛被轰崩塌颇多，城楼两侧的侧防机关亦多被毁坏。我第二师的第四团步兵陆续通过北门桥，由桥下徒涉向城垣逼近者亦颇不少。同时第三师亦冒敌火冲过飞鹅岭山麓隘路，猛攻西门。是时，双方枪炮声杂作，如波涛之怒吼，如风雨之暴至。我飞机亦频临上空翱翔，散发宣传品，劝敌军官兵投降。我炮兵不时改换目标向城内猛射。这时我第四团步兵将次逼近城脚，惟敌方火力甚为剧烈，我军扛抬竹梯之勇士虽到达城脚，但死伤过半，无从登城。

　　午后五时半，得第四团团长刘尧宸报告，谓我团已逼近西门，被该处敌军的侧防机关向我猛烈射击，我军死伤枕藉，以致暂时停顿。何纵队长接此报告，即给刘团长命令云：“现在天将傍晚，野炮炮弹所存无几。若不于此时登城，则无登城之机会矣。”刘团长得令后复奋勇指挥部队前进，躬扶竹梯，大声喊杀，与先锋队疾驰抵达城下。敌以机关枪扫射，刘团长身被数弹，血流遍体，犹大呼迅速登城，壮烈之气，风云变色。刘团长终因伤过重，在阵地上壮烈牺牲。在第一次东征时刘是我的营长。他不仅能与士卒同甘苦，尤以打仗时总是在最前线奋勇冲杀，因而在兴宁之役受伤，其后调升第四团团长。惠州攻克后，我得知刘之噩讯，不觉热泪盈眶，十分感伤，深感革命事业损失了一员勇士。何应钦得刘团长阵亡的报告，即令该团中校团附李赓护代理团长，指挥部队继续攻城。本晚城内敌人在西北门外一带燃火照明，如同白昼，不断向左右扫射，以防我军黑夜爬城。

　　十月十四日上午六时，何纵队长以李代团长未能完成任务，仍调任团附原职，改令第三营营长惠东升代理团长，并面谕惠代团长极力整顿队伍，调回北门准备攻城，同时将第三师第八团由西门调至北门协力攻城。由夜达旦，敌军不断地以火药罐、石灰瓶等向城下抛掷，复经常以火力向城外射击，及至正午始稍沉寂。午后二时，我军复发起总攻击，蒋介石亦到飞鹅岭炮兵阵地亲自指挥炮兵射击，颇多射中要点。何应钦则亲至北门前线督队环攻。是时野炮、山炮、机关枪、步枪、炸弹，密似鞭炮，声如鼎沸，约向选定之目标注射，城垣城垛及两侧防机关被我破坏者举目皆是。惟敌人之侧防机枪火力极为隐蔽，使我爬城部队死伤枕藉。营长陈诚即调山炮一连推进至北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对准敌之侧防机关轰击，将其侧防火力悉行摧毁。我步兵乘敌机枪毁坏之瞬间，将竹梯迅速移至城根。是时，何应钦立即命令第四、第八两团长，迅即爬城突进。我官兵勇猛冲锋，缘梯登城者蜂拥以赴，前仆后继，敌遂纷纷溃散。午后三时五十分，我第四团健儿鼓勇先登。陈明仁那时在第四团当连长，亲率该连最先登上城墙。何应钦乘时率总预备队涌进，于是党军的旗帜遂于四时十五分迎风招展于惠州城上。

　　周恩来主任（那时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派政工人员向城内居民慰问。大约是十五日或十六日在城内举行庆祝大会，蒋介石、李济深、何应钦、周恩来都在大会上讲了话。

　　向潮梅进军

　　惠州克复后，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于十月十六日颁发向潮梅进军的命令：以第一纵队出海丰，以第二纵队出三多祝、紫金，以第三纵队出河源，限各纵队于二十二日以前占领海丰、紫金、河源之线，二十六日以前占领河田、河婆、老隆之线；十一月三日以前第一第二两纵队占领潮州、汕头，第三纵队出五华、兴宁向梅县、大埔追击。

　　蒋的总指挥部于二十日进驻平山，综合各方情报判断敌情，知敌之主力林虎所部活动于紫金、兰塘方面，遂决心增强第二纵队作战地区之兵力，檄调第一纵队之第三师，并抽调第一师的一个机关枪连和一个山炮连，由赤石向三多祝、埔新方面转进。

　　当时第一师独立作战，于二十二日克海丰。当我们到达海丰时，老百姓得知即是第一次东征时的教导团部队，许多人从农村赶来欢迎，盛况空前。老百姓十分热情地要我们喝茶水，吃番薯、花生等。在军民联欢会上，周恩来主任讲了话，代表军队感谢民众的热情和帮助。地方负责人及群众代表亦热烈赞扬党军的作战英勇和纪律严明。当时我军的政治工作在周恩来主任的指导下，确实是做得很出色的。政工队总是随同先头部队行动，每到一城市或乡镇，总是宣传军队的纪律：不扰民，不拉夫，公买公卖等，有条件的地方还举行军民联欢会。

　　第二纵队于二十一日驱逐了新庵圩之敌，蒋介石当时认为中路是敌之主力所在，仍由埔新进攻龙窝。正当激战之际，南路贼匪邓本殷竭全力向广州附近进逼，第四军留在该地戒备部队抵挡不住，连连告急。蒋介石乃与李济深商定，由李率第四军主力回援，蒋亲率一个独立旅及两个补充团向河源前进，留第四军之十一师在紫金待命。这时我第一师已攻占河婆，第三纵队的主力亦出河源到达老隆。

　　当时林虎主力集中在华阳，我第三师系由旧粤军改编成立的，素少训练，师长谭曙卿不探听虚实，也不作周密的部署，竟贸然向华阳前进，卒与敌军遭遇。敌军火力超过我数倍，兵力亦远过之。战至正午，敌以大部兵力向我左右包围，谭部陷于苦战中。蒋介石得报，立即驰赴华阳方面督战，企图激励官兵，阻挡敌军的猛攻。卒以敌众我寡，敌人不断向我冲击迂回，我第一补充团团长周保山（共产党员）奋战阵亡，官兵亦死伤甚众，形势异常危险。

　　时陈赓（黄埔一期，共产党员）在第三师当连长，蒋介石对陈赓向有好感，特别指调他这个连到总指挥部担任护卫。蒋见形势不利，立即要陈赓到前线去向谭曙卿师长传达命令，不准退却，并且要谭曙卿枪毙任何一个临阵逃跑的官兵。谭曙卿接到命令后，亲率少数部队据守一高地极力抵抗，但也无济于事，该师几乎全线崩溃。蒋介石曾要陈赓代理第三师师长，收集溃散的部队重新组织抵抗。但兵败如山倒，陈赓亦无能为力，连总指挥部的人员也都逃散了。蒋介石气急败坏，对陈赓说：“我唯有自杀以成仁。”陈赓极力劝慰，并亲自背着蒋介石走了一段路。他们到达一条河边找到一条船，陈赓命自己那一连占领阵地，竭力阻止敌人的追击，掩护蒋介石渡过河去，脱出险境。总指挥部的东西，包括蒋介石的坐轿及行李等，都丢得精光。蒋狼狈不堪，大发脾气，见人就骂。蒋写了几句话给何应钦，派陈赓去找第一军的队伍。陈赓于深夜经过崎岖的山路（在路上还遇到过狼及其他野兽），历尽艰难险阻，至第二天正午才找到何应钦、周恩来，报告华阳方面第三师失利的情况。何应钦立即派了第一团去接蒋介石，并支援第三师，使第三师得以收集溃散的部队加以整顿。不久，军中便传开了“陈赓搭救校长”的佳话。

　　我第一师于二十五日占领河田后，照原定计划应派一部至琴口遮断敌之退路，并与第三师取得联络。不料为洪兆麟逆部所牵制，未能实行。当第一师进占河田时，洪部尚据鲤湖，迨二十八日得第三师华阳失利之情报，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命第一团留守河婆，自率第二、三两团向罗经坝威胁华阳，不期与敌军遭遇于横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当时敌众我寡，但党军发扬其光荣的传统，以一当十，奋勇冲杀，毙伤敌人甚多。在此同时，洪兆麟亲率所部精锐向河婆猛攻，第一团坚忍抗拒，亦大败之。林虎部既败于横冈，退走安流、双头时，我第一军第一师已出塘湖，第三师已出梅林，左翼队到达安流、双头、横流渡附近，敌军处于我军包围之中，豕突狼奔，无能为力。我军包围林虎部主力和洪兆麟残部，激战一整天，许多山头的争夺战往往反复数次至十多次。当时，我们那一营把敌人约千人围困两个山头，自晨至午，往返冲杀，激战到午后二时左右，才将该敌全部解决，除毙伤的外，俘虏七百余人，缴枪七、八百支。是役，第一军共计毙伤和俘虏敌军一万多，缴获敌军步枪六千多支，重机枪二十多挺及其他许多军用品。林虎、洪兆麟两逆仅率数百人乘间向汤坑方面逃去。至此，敌军其他残部闻风而逃，毫无抵抗力了。

　　我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于十月二十三日攻克河源之后，以一部警戒兰湖，以主力沿东江南岸向兰口墟挺进。但兰湖驻敌有相当多的兵力，我军兵力不足，接触稍受挫折，河源又陷于敌手。程潜放弃河源，照原定计划前进，于二十八日占领五华，十月三十一日克复兴宁，遂使我中路军之作战，亦收进展顺利之效果。及敌军自河婆、横流渡败走，大部分被歼缴械后，实已溃不成军，我第一纵队由普宁、揭阳进击，十一月四日克复潮州、汕头。第二纵队由汤坑、高坡进展，十一月七日进抵饶平，第三纵队于同时肃清了梅县、大埔之敌。东征军总指挥部于十一月六日抵汕头，东江地区完全平定。

　　敌残部共约数千人逃窜到福建边境，蒋介石计划乘胜入闽，扫除残逆。十一月十四日，我军进攻永定，俘获颇多，刘逆志陆仅以身免。时北洋军阀部队控制福建，派来使者与我军接洽，愿意负责悉数收缴退入福建境内之残敌的武器交给我军，请勿入闽。我军以苦战匝月，亦暂不准备大举入闽，遂撤回永定之师，命令全军休整待命。

　　东征告成，期仅一月，奏功之速，前所未有，固由于指挥统一，将士用命，而东江民众痛恨逆匪，与革命军合作，给予军事上莫大的助力，也起重要作用。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斯之谓欤！

　　统一广东

　　熊克武在四川失败后，率领残部来归，号称两个军，即余际唐的第一军，汤子模的第二军，实际兵力只有六、七千人，入粤后盘踞北江的连县一带。他表面上与国民政府合作，骗取政府发给的经费、武器及其他军需品，背地里却与陈炯明、林虎等勾结，图谋不轨。我从抓获的陈炯明的代表张炽万供词中，得知彼等阴谋，遂于十月一日以招宴为名，将熊克武扣留监禁。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命令云：“熊克武率部来粤，入驻连州，阳与政府合作，阴与陈逆炯明勾结，危害政府，证据确凿，亟应将其部队解决，以遏乱萌而消隐患。着由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两军各以一大部协同桂省各部队遵照计划严密实施。此令。”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奉到命令后，派鲁涤平为指挥，分兵向连州进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奉令后，即令其第一师王均部向水口圩前进，第二师朱世贵部向青莲前进，并与第二军联络，会师连州。川军节节败退，纷纷向湖南边境马头铺等地逃窜，于是北路遂无敌踪。

　　当陈逆残部侵犯东江之际，广东南路陈之余党邓本殷部亦同时来犯。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以陈铭枢（那时他是第四军第十师师长）为南路军指挥官，俞作柏副之，率军讨伐。邓本殷所部兵力较我优胜，我军应付困难。国民政府军委会乃令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指挥，率第二、第三两军主力大举南征。朱培德将各部分为四路：以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柏部为第四路，陈章甫部为右侧支队。朱培德先令各路驱逐当面之敌，预备与敌会战于阳春、阳江两县之间，将其一举而歼灭之。十一月七日，陈铭枢部攻占阳江，其余各路亦分别将当面之敌击溃。十一月二十三日，俞作柏部进占廉江城，邓本殷率残部退回琼州岛（即海南岛），其余残部窜往廉州。陈、俞两部进攻廉州，第三路戴岳部进攻雷州，均次第克复，消灭了残敌。海岸上之敌既经肃清，仅剩琼州岛邓逆本殷之老巢未破。但时隔不久，我军在琼州登陆，一举攻克琼州城，邓逆本人泛舟而逃，其余残部均经收编缴械。琼州大定，南路肃清，于是多年来四分五裂，纷乱扰攘的广东，获得了完全统一。国民政府的基础愈益巩固，为北伐奠定了基础。

　　统一广东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我写述的仅侧重于军事，尤以自己所在的党军的作战为主。

　　没有孙中山先生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及创建新军，要在这样短的期间内使革命势力迅猛发展，扫荡一切反革命力量，完成广东的统一，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广东的统一，当然不可能有声势浩荡的北伐。所以广东的统一，是为北伐奠定了基础。而这一伟大的胜利，则是国、共两党精诚合作的产物。

　　出师北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令军队伙同上海流氓袭击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屠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公开背叛革命后，紧接着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与当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到七月间，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决议与共产党分裂，遂使“第一次国内革命”宣告失败。汪等反共后，坚持其正统地位，与蒋记的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对立，到八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重要军事会议，蒋提出对武汉用兵，暂停北伐，白崇禧则力持异议，坚主与武汉和解，继续北伐；争论正激烈，蒋忿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白崇禧说：“为了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暂时离开一下也好。”蒋顾问何应钦，何默不作声，蒋遂愤而去职，跑回他的故乡——浙江奉化去了。这是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

　　先是国民革命军的势力进到江苏浙江地区后，蒋介石便迅即扩充他的军事势力，下令成立七个补充团，所有团长，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当时有关麟征、李园，刘保定等。蒋介石那时向外国购买了一批武器，主要是步枪、重机关枪、驳壳枪等。蒋介石派其亲信蒋鼎文为宁波警备司令，买来的武器，就存放在宁波附近，预备装备这七个补充团。这七个补充团当时大部分都驻在浙江境内。蒋介石离职后，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完全由桂系的李、白操纵一切，他们首先要求何应钦解散新成立的七个补充团，何即遵从他们的意旨，下令解散。蒋介石在奉化闻悉此事，大为愤懑，痛骂何应钦愚蠢，误大事……并大骂黄埔同学会（当时主要负责人为曾扩情）为什么不号召补充团在职的同学加以抗拒，甚至说：“万不得已时上山当土匪都可以，也应把力量保持下来。”

　　紧接着，桂系又要何应钦下令，将驻在京沪一带由黄埔学生带领的军队一律开往江北，防堵孙传芳军队再次渡江反攻，所遗京沪一带的防地，统交广西部队接防。蒋介石得悉此事，认为桂系阴谋是要置他的嫡系部队于死地，如不抗拒，有被歼灭的危险，这样，他也就没有政治资本了。于是蒋立即密电在杭州的黄埔同学会负责人曾扩情（黄埔同学会会长为蒋介石，曾为秘书，实际负责）立即通知团长以上的同学到上海朱绍良的家里开会，筹商对策。那时我是黄埔同学会的交通股长，曾扩情便把这一秘密任务交给我办理，此事必须避免使何应钦知道，不能用电报通知，所以我就昼夜在沪杭、京沪两线上奔波，几乎所有大站都下来去通告。

　　朱绍良和何应钦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九期同学，并同在贵州王文华下面共过事，听说那时彼此就不大融洽，一九二七年朱绍良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下野后，朱便到上海闲住。住的地名我记不得了，房子不怎么样宽敞，二十多个人在他家的会客室开会，挤得满满的。会议形式上由朱绍良主持，而胡宗南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他发言最多，态度慷慨激昂，对问题较能分析，获得了到会者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当时他的地位是第一师副师长（不久便调充第二十二师师长），其余大多是团长。他当时发言的主要意思，大略如下：

　　1.校长（指蒋介石）的英明，在国内无出其右者，现虽暂时下野，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来收拾时局，我们军校同学带领的队伍，绝不能脱离他的领导。

　　2.李（宗仁）、白（崇禧）阴险，敬公（指何应钦）忠厚，不易对付他们，容易上他们的当，补充团的撤销，使我们的力量受了很大损失。

　　3.李、白要我们开过江去，而把京沪杭一带交广西部队接防，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很明显吗？就是要我们去和孙传芳、张宗昌等北洋军阀拼打，而他们却截住我们的后路，想借以消灭我们，至少也可扼住我们，这是很危险的。

　　4.江浙地区富庶，我们要向北进，必须有江浙地区物资的支援，必须要有巩固的后方，而现在却要由他们来控制，等于使我们没有后方了，这是多么危险呀！

　　胡宗南这一段话，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支持，并表示决心，如何应钦要强迫的话，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使李、白的目的和何应钦的命令不能实现。

　　这个会议，给何应钦一个重大打击，决定了他不能领导黄埔系的军队。胡宗南的坚决拥蒋，获得蒋介石对他的重视，这是胡宗南以后一直被蒋介石信任和寄以重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留学日本被囚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在南京复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后，于一九二八年二月蒋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北伐，由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四月八日又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第一集团军的作战任务，是由徐州沿津浦铁路进攻济南、沧州、天津。日本政府田中内阁立即增兵青岛、济南，企图阻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四月三十日，第一集团军的贺耀祖军（番号为第四十军）及直属之第九师，击破北洋军阀张宗昌部的抵抗，攻占济南。五月三日驻在济南的日军，到处寻衅，乱放机枪大炮示威，五月四日日军残杀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并屠杀我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员，我方军民死伤者达四千余人。五月七日，日军司令福田提出无理要求，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线两旁二十华里以内，同时日本又向山东增兵一万五千人。

　　“五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极为愤慨，上海等各大中城市成立“抗日暴行委员会”，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主张。

　　那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有三、四千人，大多住在东京，我们四十余人均系黄埔军校毕业的，于一九二七年冬经蒋介石派赴日本学习军事，住在东京牛亡区若松町振武会馆，先学习日文，他们推选我担任黄埔军校留日学生小组组长。日军在济南的暴行发生后，大家非常愤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议决设法举行留日学生大会进行抗议和示威，当即推定了一些人分赴有组织的团体接洽，很快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参加者三十余人。会议决定：（1）定于五月某日上午十时假神田区中华青年会馆开大会；（2）推定大会主席团十一人，并由宋希濂担任主席团主席；（3）拟定抗议宣言，经大会通过后发表；（4）允许到会的人自由发言；（5）会后游行示威，并拟定口号，制备旗帜。大约是五月十日左右的某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明确了）上午，留学生一千多人从各地区来到中华青年会馆，十时按时开会，首先由我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演，痛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行为，紧接着发言的有十多人，辞多愤激，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到十二点过后，准备出发游行示威时，突被日本大批警察（至少有四、五百人）包围，不仅阻止游行，而且立即抓人，有不少人纷纷散去，当场被抓的约有四百多人，到晚间大部分释放了，有三十多人被关禁于神田区警察局拘留所，到第二天又释放了十多人，剩下的被他们认为是首要分子，到现在还记得的，除我以外，有葛武棨、胡启儒、张显之、罗佩荣等。我被两个大个子警察挟着，不断地拳打脚踢，打得我遍体鳞伤。说到神田区的那个拘留所，真是人间地狱：从一条小道进去，打开一道闸门，里面有八个小间，分成两排，每间长约二米五，宽约一米八，墙壁是砖砌的，门是铁条做的，地面没有日本通行铺的“蹋蹋咪”，而是水泥地，这是最容易因潮湿而得风湿病的。每间经常关押七、八人甚至十人，被拘押的人，有政治犯、杀人犯、盗窃犯、强奸犯、酗酒犯等，犯人相对地坐着，晚间睡觉时只能靠着墙打打瞌睡，不能伸直腿，因为怕碰到对坐的人身上。每天上午十时下午四时开饭，每人每次两片黑面包，一杯清水，隔两天也给两片咸萝卜。进门口处摆着一张小桌一条小板凳，供警察轮流看守之用。不许讲话。我和日本犯人被关在一间里，和其他中国同学隔离。这间囚室只有一个小窗户，光线是暗淡的，由于经常关押着五、六十人，发出来的热气、汗气，与隔壁厕所所透进来的臭气交织在一起，常常使人感到恶心甚至想要呕吐。有时在半夜里抓来的抢劫犯、酗酒犯，大吵大闹，简直无法休息。就这样，我们十多人被整整关了半个月。当时我并不颓丧，心里总是想着我们中国被日本征服了，大家做亡国奴，这日子怎能受得了！不，我们决不能亡国，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青年们必须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强大而奋斗！我在狱中十多天，真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痛恨极了。

　　大约关押了半个月，有一天上午有我国驻东京的叶领事（福建人，年六十多岁，人极忠厚）来看我们，对我们说：“经过驻日公使几次交涉，日本外务省同意释放我们，今天就可出狱了。”大家听了当然很高兴。到十一时左右，东京的警视厅派了一辆大车把我们分别送到各自的住地。回到振武会馆，同学们都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小组同学被关的有三人）。我们不仅浑身气味浓重，而且蓬头垢面，衣服肮脏，生了一身虱子，从头发里都可以随便抓出几个来，于是立即去洗澡、换衣服。

　　当天下午我们开了一个会，经过讨论后，一致决定上书蒋总司令，请求罢学回国参加战斗，但是没有批准，要我们继续留日学习。

　　①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是秘密招考的，当时要有两个国民党党员负责介绍才能报考，不少学生是在中国国民党上海办事处（法租界环龙路44号）报名，在该处初试录取后，再到广州复试录取入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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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二八淞沪抗战

　　淞沪请缨

　　1932年1月日本人在上海多次挑衅，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方媚日，命令上海市政府取消抗日救国会，并令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撤退。1月28日晚11时，日军突然向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袭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当时我任陆军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下辖第五二一、第五二二两团，驻在南京的小营、马标一带。全旅官兵深感形势严重，非奋起抗战将无以图存，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寄以深切的同情，一致要求立即开赴上海参战。我代表全旅官兵，于1月30日下午3时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强烈愿望。何应钦听了后，不仅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反而板着面孔对我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这是不行的。”我和他争论多次，都遭到他严词拒绝，不得要领。

　　我乃返回旅部，于是晚7时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干部开会。我将何应钦不答应本旅开往上海参加抗战的情形传达后，大家情绪异常愤激，发言者甚多，有的声泪俱下地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大门来了，友军已奋起抵抗，我们反而袖手旁观，难道要叫我们当亡国奴吗？”最后决议由旅长率营长以上干部向何应钦再度请愿，务要达到目的。

　　当晚11时，我率干部三十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何应钦住宅，向何再次请求开往上海参战。他没有想到半夜里突来这样多的人，感到十分尴尬。一开始大家还是很有礼貌地向他陈述官兵的抗日要求，请他准许本旅开往上海支援十九路军作战，但何应钦仍然拒绝，态度顽固，说什么“日本现在是世界上头等强国，工业发达，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不能造，一切要从外国买来；国家没有真正的统一，各地方军阀口头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自为政，又有共产党到处捣乱，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形势，怎能同日本人打呢？……”何应钦说了一大套亡国谬论，大家听得不耐烦了，就向他质问，态度很激昂。记得有一位王作霖营长（陕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说得最为剀切动人。他说：“我是部长的学生，也跟部长当过参谋，我听过您多次的讲话，您总是勉励大家说，当军人的要保卫国家，爱国爱民，才算是克尽了军人的天职。但是九一八事变丧失了整个东北，我们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都骂国民政府丧权辱国，骂我们军人无耻，现在日本人打到大门口来了，我们还不起来抵抗，这同部长平日对我们教导的话，是多么不相称呢？难道作为我们的老师（何应钦任过黄埔军校的总教官、教育长等职），作为我们的长官，竟要我们甘心当亡国奴吗？我们是决不愿意当亡国奴的！”这些话说得何应钦哑口无言。随后大家纷纷发言，一致表示抗战的决心。僵持到深夜1点多钟，何应钦看到大家情绪激昂，言之有理，知道单纯用高压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他站起来，以和婉的态度和语调对我们说：“现在南京空虚，明天一大早你们就开到幕府山、狮子山、下关一带，对江面严密警戒。我即调第二五九旅从徐州开回来，等第二五九旅到达后，视情况的发展，如有必要，再派你们这个旅开往上海参战。”大家认为多少有了指望，不便再闹下去，遂即退出返部。次晨，我们致电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及全体官兵，向他们致以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表示全旅官兵抗战的决心，誓以全力支援。此外，我们将由我领衔和全旅干部（共约三百人）签名的一封请愿书，派人送交当时的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同时我又派员到京沪铁路局接洽，要求他们准备车辆随时运送本旅去沪参战。

　　军人报国在今朝

　　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坐失广大国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责骂。数以万计的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蒋介石使用空言搪塞和高压手段，都不能阻遏全国人民蓬勃发展的爱国运动。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是意见纷歧，矛盾重重，最突出的表现于宁粤间的分裂。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被迫于1931年12月宣告下野。随后国民党政府改组，选林森为主席，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但孙内阁对各项重大政策及经费的筹措，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及至沪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号召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并决定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于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于2月2日前后到了洛阳，又于2月6日回到浦口举行会议。

　　这时上海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中央并无派兵增援的动向。许多社会人士及国民党内反对派纷起责难，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孤军作战，按兵不救。蒋介石是善于看风色行事的。当沪战爆发时，蒋介石以下野之身曾发出一个给全国陆海空军官兵的通电，号召大家奋起抗战，并说他愿与诸将士誓共生死。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重要关头，酌派一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所以当张治中于2月初在浦口见蒋报告各方舆情，并表示愿意去沪参加作战时，他立即同意了。张治中那时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蒋介石关照何应钦，即调动驻在京沪、沪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这两个师原为警卫军第一、第二师）合编为第五军，并任命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任第八十七师师长，率领所部开沪参战。我这一旅奉命首先出发。当我在南京尧化门外集合全旅官兵宣布这一消息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有的甚至把军帽抛到空中去，蹦跳，鼓掌，欢笑……形成了一个很动人的场面。我当时以“军人报国在今朝”为题，对全旅官兵作了一次情绪激昂的讲话。

　　我部于2月9、10两日开到南翔后，即往见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参谋长报告部队到达情况，并请求赋予任务。蒋、蔡等表示嘉慰，嘱暂在南翔集结待命。11日，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亦率该师的一部来到南翔。当时上海有一种传说，说中央有意使十九路军孤军作战，任听牺牲。因此，在俞济时提议之下，我们几个人出名通电全国，表示共同御侮的决心。通电由俞济时领衔，列名者为八十八师副师长李延年，旅长杨步飞、钱伦体，八十七师旅长宋希濂。电文大意如下：济时等忝列戎行，救国具有决心，……值此国家存亡关头，爰本中央团结御侮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开抵上海，听命于蒋总指挥。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等语。

　　2月11日（或12日），我旅奉蒋光鼐总指挥命令，接防蕴藻浜北岸阵地由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于12日（或13日）晚接防完毕。蕴藻浜是一条自西向东（稍偏北）的河流，河幅不宽，但水深泥多，不能徒涉。当时对岸只有日军少数警戒部队，本旅接防后，积极增修工事，并派出少数搜索部队渡过河去，施行威力侦察，与日军警戒部队常有小接触，在殷家行附近的日军炮兵，常不断向我射击。我的旅部驻在由刘家行至吴淞镇的公路的南面一个小村庄里。15日，我曾去吴淞会晤守备吴淞要塞地区的要塞司令谭启秀和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大家热烈地谈论着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意义，一致认为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情势下，一定可以打败侵略者。18日，张治中军长率军部及八十七师师部人员、直属部队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八十七师的二五九旅等，先后抵达刘家行附近。他根据蒋总指挥的命令，用左翼军指挥官的名义（右翼军指挥官为蔡廷锴），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旨如下：

　　一、奉总指挥蒋2月16日午后12时命令（附军队区分）如另纸印发。

　　二、本左翼军应占领江湾北端亘庙行镇东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桥之线，主力控置于大场镇北、杨行镇南及刘家行之间，迎击由江湾北方地区来犯之敌，乘机出击，向殷行镇附近压迫敌人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以一部在罗店、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机策应吴淞。

　　三、本左翼军兵力部署如左：

　　（1）第八十八师（缺一团）应占领由江湾镇北端至周巷无名河南岸之线，右与十九路军、左与本军八十七师确取联系，惟主力须控置于大场镇以北地区。

　　（2）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应占领由无名河北岸经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右与八十八师、左与吴淞要塞地区部队确取连络。第二五九旅应派兵一营归二六一旅宋旅长指挥，其主力为师预备队，应控置于杨家行至刘家行大道上之火烧尝、董陆宅附近。

　　（3）吴淞要塞地区队之任务，如总指挥蒋命令所规定。

　　（4）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军预备队，集结于刘家行北之太平桥、张家桥附近。

　　四、各师须于明（18）日下午3时以前分别与我十九路军接替防务，并完成一切之战斗准备。

　　五、关于通信联络、补给、卫生事宜，悉遵总指挥蒋命令办理。

　　根据这个命令，本旅归还了第五军的建制，所担负的作战任务，没有变更。

　　庙行激战——强渡蕴藻浜

　　“一二八”战争爆发前，日军驻沪部队为海军陆战队，约有四五千人，加上日本侨民所组成的武装约有三、四千人，共有八、九千人，统归盐泽海军少将指挥。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中国军队一击即溃，所以悍然发动进攻。不料遭到十九路军的坚强抵抗，在闸北江湾一带，激战十余日，日军伤亡枕藉，屡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日本帝国主义为挽回它们的所谓“大日本皇军”的声誉起见，乃派其驻金泽的第九师团、驻久留米的一个混成旅团及飞机数十架和相当数量的海军舰队，陆续开抵上海，统归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指挥。植田到沪后，策定了一个“中央突破”的计划，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企图于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席卷，将第五军主力歼灭于杨家行、吴淞地区。

　　日军自2月20日拂晓，开始向我进攻，先以飞机十余架更番轮流向我八十八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猛施轰炸，同时以重炮野炮向庙行一带阵地集中射击，另以一部分炮火向本旅阵地纪家桥、曹家桥一带轰击。敌步兵在飞机及炮火掩护下，向庙行镇附近阵地冲锋数次，均被我击退。

　　21日晨，敌又以炮火向八十八师阵地集中猛轰，尤以庙行镇以南阵地工事被毁颇多，继之敌步兵以主力向我严家宅、庙行镇之线，猛烈攻击。我官兵掩处战壕内，沉着应战，等敌步兵接近，以机枪扫射和使用手榴弹迎头痛击。敌军进攻数次，均未得逞。同时在21日午前1时许，敌步兵数百，借炮兵掩护，企图强渡蕴藻浜。本旅官兵，早已严阵以待，当发现敌军这种企图后，立即以炽盛火力向敌射击。双方激战约两小时，敌知我有备，未再进犯。本日我师二五九旅之五一七团小炮连击落敌军八四六号战斗机一架，驾驶员田中大尉当场殒命。

　　至22日，敌更倾巢来犯，先以重野炮五六十门向庙行镇一带阵地轰击，连续四五个小时，火力之猛，前所未有，许多工事，多被摧毁。上午9时左右，敌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重点指向庙行镇以南的大小麦家宅一带。守备该处的八十八师五二七团，伤亡甚大，第三营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阵地被日军突破了一段，形势很紧张。张治中军长当命八十七师的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率部向庙行以南地区增援，同时张军长亲率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前往八十八师指挥所策应。另由蒋总指挥命第十九路军的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率兵两团由竹园墩出击。

　　在22日午后1时左右，张军长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庙行方面激战甚烈，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向这一地区猛攻，企图突破我阵地，情况十分紧张，想要我旅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增援，问我意见如何？我答：“如果情势需要，自当遵命照派。但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至快要四、五个钟头才能赶到，白昼行军，更易被敌机扰乱，也不无影响。这样恐怕缓不济急，可否以本旅主力立即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借以减少正面的压力？”我这一建议，张军长毫无犹豫地同意了，并问渡河有无困难，我说我们会设法克服的。张军长最后说：“好，就这样办吧！”我接受任务后，感到十分兴奋，立以电话召五二一团团长刘安祺、五二二团团长沈发藻来旅部，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我向他们说明庙行方面的战斗情况及张军长赋予本旅的作战任务，命两团各留一营守备阵地，主力立即在各团的正面渡河。渡河成功后，五二一团在右，首先夺取齐家宅，然后向北孙宅、西港方向攻击；五二二团在左，先攻占陆家桥，然后向南孙宅、顾家桥宅一带攻击。我问刘、沈两团长有无困难，他们以异常兴奋的情绪满怀信心地说：“有办法。”随即他们就回去部署了。

　　还不到下午3点，当我带着旅司令部的一部分人员走向蕴藻浜河边去的时候，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但很快就终止了，我想大概是最先渡过河去的部队和日军的警戒哨兵发生了战斗。从旅部驻地走到河边，约半个钟头就够了，当我走到河边一看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哪里来的这许多五花八门的渡河工具呢？除几只小木船外，有竹筏子，有用门板扎成的平板船，还有大木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打听之下，才知道两团的队伍，除留有一部分在北岸阵地戒备外，全都渡过河，迅速驱逐或消灭了敌军的哨兵，向前攻击去了，我真没有想到这样快的速度！当我登上一个小木船准备过河的时候，突然西面阵地工事里跑来五二一团的一个连长（忘其姓名），一面向我举手敬礼，一面大声说：“报告旅长，请准许我们这一连也过河去打日本鬼子。”我说：“那怎么行！北岸阵地的戒备还是要紧的。”他说：“旅长，我们在南京一再请求要来上海抗日，总算达到了目的，来了十多天，却没有机会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了！现在有了机会，却不让我们去，全连士兵简直难过得不得了，纷纷向我质询责难，弄得我也很难应付他们。”这个连长的这一番话，使我恍然理解了有这许多形形色色的渡河工具和部队，这样快就跨过了蕴藻浜的原因。是的，“大家都憋不住气了！”我在船上望着那位满面红光、意气风发、带着恳求的目光而又显得有些失望的表情的青年军官，我感觉到当一个军人真正认识到为何而战的真理时，他就会不知道什么叫做困难危险了！

　　我到了南岸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侧约三十步地方躺着一具敌军的尸体，走近一看，这家伙显然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我站在蕴藻浜河堤上，用望远镜观察情况，正面的齐家宅和左前方的一个村庄，已经看不见有我军的部队，只有少数的担架正在向后运送伤兵。我们走到齐家宅去，在那里设立指挥所，叫通讯部队向两个团指挥所架设电话。这时得到两个团长先后送来的战斗要报，得知五二一团已攻占北孙宅，正向西港攻击中；五二二团已攻占陆家桥及附近的另一个村庄，正向南孙宅及顾家桥宅攻击中。两团都有相当缴获，以迫击炮弹、机枪弹药及各种罐头食品为多。五二二团并缴获迫击炮一门。两团击毙的敌人共有四五十人，我方亦共伤亡了八九十人。这是下午4时左右的战况。

　　我部随即继续向前猛攻。五二一团于下午5时攻占了西港，击毙敌大队长一名，毙俘敌军二十余人。五二二团亦同时攻下南孙宅，颇有所获。我旅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外，敌军的指挥部根本没有预想到我军会强渡蕴藻浜来攻击它的侧背。本旅攻势的迅速猛烈，使向庙行镇进攻的日军感到严重的威胁。而我左翼部队的绕袭，更使在殷行镇附近的敌军炮兵阵地感到威胁。敌军指挥部为应付这一意外的严重局势，乃从进攻部队中迅速调出约两个大队的兵力来阻遏我旅的进攻，其炮兵的一部亦向我猛烈射击。22日将近黄昏的时候，战斗异常激烈，双方进行了肉搏战，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受伤的官兵，被刺刀刺伤者颇多，我亲见一班长的左腿和左臂均被刺入一寸多，可想见战斗的惨烈。由于官兵战斗意志旺盛，英勇杀敌，经过两三小时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军的几次反扑。我即命各团在已占领之线上构筑阵地，彻夜警戒。

　　向庙行镇及以南地区进攻的敌军，在正面遭受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坚决抵抗，同时其左右两侧受到六十一师出击部队及本旅的猛烈攻击，伤亡枕藉，损失甚大。敌军在三面夹击之下，不能不停止进攻，植田谦吉的中央突破计划，至此完全落空了。第五军的两个师，这一天几乎全部加入了战斗，一日之间，伤亡官兵达一千余人，这一天战斗的激烈，实为自沪战爆发以来所未有。

　　抢占浏河

　　敌人受到这次挫败，自不甘心，日军统帅部随即派其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来沪担任最高指挥官，并加派其第十四师团的全部及第十一师团的大部开来上海增援，至此，日军总数达到十万人以上。敌人知道如仍继续从正面进攻，必须付出重大代价，且未必得逞，因此白川义则采取在我左侧背浏河附近登陆的计划。沿江七丫口、杨林口、浏河新镇及小川沙一带，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仅有左翼军指挥官所辖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一个营，会同少数冯庸义勇军担任守备。稍为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守备这一线的重要性，因为如敌军以有力的一部在此登陆绕攻我侧背，就会使我军全线瓦解。但当时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总兵力不过六七万人，自闸北、江湾、庙行经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几无日不在战斗之中，各部队都有相当大的伤亡，纵然控制了一些预备队，为防备敌军的正面攻击，也只能适当地控制于阵地的稍后地方，不能过早地使用于远在二、三十公里外的浏河、杨林口一带，所以该方面的守备兵力十分单薄。

　　3月1日拂晓，敌军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进行全面攻击，同时，敌舰多艘携带大量民船和马达船，施放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薄弱的六滨口、杨林口、七丫口登陆，并以海军舰队上的大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轰击，飞机数十架从吴淞要塞起沿江轰炸各要口，严密监视我军的行动。敌登陆后，即连续占领浮桥等地，向浏河西端约五公里的茜泾营猛扑。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抵御，伤亡殆尽。本旅主力自2月22日跨过蕴藻浜向南攻击敌军侧背，缓和庙行方面友军所遭受的压力，完成任务以后，于24日奉左翼军指挥官的命令，仍撤回北岸守备原阵地，只留一小部在南岸监视敌军的活动。至29日，又奉张指挥官命令，将本旅所担任的防务交八十七师独立第一团（附教导总队第三营）接替，并命本旅集结于庙行镇左后方之唐乔田湾附近，为左翼军总预备队。是晚，本旅又奉命担任构筑第二线阵地。

　　3月1日上午，我率各团营长正在侦察地形，经始工事线的时候，突然旅部的一个参谋快步跑来报告，说张军长叫我立即到刘家行军司令部去，并要部队整装待命。我于上午10时左右到了军司令部，张军长告知浏河方面的情况，并当面交给我一道笔记命令，要旨于下：

　　一、敌有一部由七丫口（在杨林口西北约三千公尺）登陆，似有扰我侧背之企图。我四十七师的一个团，正由黄渡向太仓方面前进中。

　　二、本军为使敌在立足未稳之前，在浏河以西地区，将其歼灭之。

　　三、着宋旅长希濂率所部两团由现在地经刘家行、罗店向浏河前进；惟因汽车不敷，只可以一部乘车，其余徒步用疏散队形向浏河前进。

　　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之一营，应固守浏河，以一部在茜泾营严密警戒，俟宋旅长到达后，即归该旅长指挥。

　　命令的其他部分从略。

　　我接奉这个任务后，理解到形势紧迫，必需尽可能使部队迅速到达浏河，尤其要有一部分尽快抢占茜泾营，拒止或迟滞敌军前进，否则敌军必然先我占领浏河，对整个战局将会发生严重的不利影响。部队官兵听说本旅负有紧急的战斗任务，大家都异常兴奋，认为又可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仗了。队伍很快就到公路集结完毕了。我把情况和本旅任务对刘、沈两团长交代后，即命五二一团的第一营由顾家宅汽车站用汽车运输，只有十一辆车，很勉强地装载一个营。

　　大约是上午11时左右，我仅带参谋、卫士各一人，随同五二一团第一营营长唐德乘车出发，面嘱刘、沈两团长率部用强行军向浏河前进，并适当地用疏散队形行进，万一受敌机扫射和轰炸时，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我和先头营快要到达浏河（大约相距约两公里的地方）的时候，被在天空盘旋的敌机四架发现了，我立命停车，指示队伍迅即向公路两边疏散隐蔽。果然一刹那间，敌机便俯冲下来，疯狂地在汽车周围投掷轻磅炸弹，并用机枪扫射，而且竟然在离地面只有一百多公尺的低空肆无忌惮地飞来飞去。原来隐伏在地面上的官兵，看到敌机如此猖狂，十分愤怒，有些士兵便不顾暴露目标的危险，站起来以一个人托着轻机枪的两个脚架，另一个人便对着敌机瞄准射击。一个连这样做了，其他的连跟着仿效起来，一时便构成了对空射击的火网。我看见一架敌机冒着烟，一扭一拐地向东方飞去，很可能这架敌机是被打伤了，其余敌机也都不敢再低飞了。敌机的扰乱，耽误了我们的行动约二十分钟。待其走后，检查汽车，有八辆被炸毁不能行驶了，只有三辆还勉强可用。我乃命这三辆车开回去接运后续部队，我们步行去浏河，很快就到了，这时大约是十二点半钟左右。

　　浏河街市店门紧闭，阒无一人，只见有三四个手缠“义勇军”臂章的青年，神色有些紧张。探询之下，始知他们就是属于冯庸义勇军的，共有一百余人，奉蒋总指挥命令在浏河一带担任对江面敌舰的监视，冯庸本人到上海去了，现这方面发生了战争，他们不知怎样行动才好。我当告诉他们，我军大部队即可陆续到来，此间可能发生一场激战，要他们立即离开浏河转到后方去。这些青年大半是东北籍，激于爱国热情，不畏艰苦来参加战地工作，是值得表扬的。

　　我到浏河后，立即搜集情况，得知敌军自今晨以来，已有数千人在七丫口、杨林口一带登陆，尚有大批敌军正在继续登陆，判断当在万人以上。首批登陆之敌，在占领浮桥镇（浮桥镇位于七丫口附近，在茜泾营以西约七、八公里）后，已向东急进。我认为茜泾营为浏河屏障，位置扼要，必须先行占领，才能掩护后续部队展开，乃立命唐营长率该营迅速向茜泾营搜索前进。哪知才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而敌已先我到达，于是与敌展开了白刃战，杀声震天，战斗愈演愈烈。敌后续部队不断赶到加入战斗，而我方到下午3时后，五二一团刘安祺团长才率第二营到达浏河。这时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低空飞行，掷弹如雨，敌舰的重炮亦连续轰击，浏河的房舍多被炸毁，部队亦颇有伤亡。至4时许，茜泾营的敌军向我左翼迂回绕攻。原在右翼方面的教导总队第一营伤亡甚大。在茜泾营附近苦战的五二一团第一营，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紧迫状态，战死者甚多，伤者亦无法运下来。而该营官兵仍然沉着应战，视死如归，营长唐德左臂受了伤，不仅继续指挥作战，且亲自投掷手榴弹与敌肉搏。这种英勇杀敌的精神，在我国抗日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到了5点多钟，天色已昏，我五二一团第三营才赶到，我当命已到达的部队迅速沿浏河南岸积极布防，并命唐营仍暂在原地抵抗，俟浏河防务布置就绪后，即逐步后撤，归还建制。我五二二团全部是徒步行军，加以沿途受敌机扰乱，到晚10时尚未到达浏河。

　　第一次淞沪抗战结束

　　3月1日这一天，除浏河方面的战况已如上述外，而在江湾、庙行一带的正面阵地，亦均被优势之敌压迫，敌飞机大炮不断猛炸，我阵地工事，多被摧毁，敌步兵向我军反复冲锋，我官兵奋勇迎战，伤亡甚大。延到午后，正面阵地有数处被敌突破，各师旅控制之预备队皆已使用，而从后方调来增援的部队，据闻因路程遥远和运输困难，决非几天内所能赶到。淞沪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蒋光鼐盱衡全局，为与敌作长期抵抗起见，决定当晚转移阵地，命右翼军撤至黄渡、方泰镇之线，左翼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是晚10点30分左右，我接到张指挥官派专人送来的笔记命令，命本旅及军校教导总队经由浏河、陆渡桥向太仓集结，应警戒西竹桥、横沥桥、太仓城、西湖川塘之线，右翼须与二五九旅（孙旅）联系。奉命后我即派人通知尚在途中的五二二团立即向太仓转进，我亦率五二一团及教导总队于当夜开往太仓，均于3月2日上午集结完毕，并以一部留置于陆渡桥一带，对浏河之敌严密戒备。下午奉张指挥官命令，本旅及教导总队担任右自陈家宅（西竹桥西南一千五百米达河岸）联系孙旅左翼，经太仓城、铁港滨河左至西湖川塘之线，构筑阵地。并指示各部队应尽可能地依河川为外壕，先于各要点构成据点式工事，然后依时间逐次增强之。奉命后，本旅不顾一切疲劳，又立即积极从事阵地的构筑。

　　3月3日上午，浏河方面之敌数千人附轻炮十余门，向守备娄塘镇一带阵地（在本旅太仓阵地的右翼约八、九公里处）的我二五九旅五一七团猛攻。该团正面过大，阵地被敌截成数段，两翼被敌包围，该团官兵奋勇抵抗，死战不退，因而伤亡甚大，营长朱耀华壮烈殉国，下级干部及士兵战死者甚多。张指挥官得报后，即命在嘉定的八十八师及在太仓的本旅派兵前往支援，正行动间，突又奉急令中止。旋接张指挥官3月3日晚7时的笔记命令，大意谓奉蒋总指挥3月3日午后2时的电报指示，略谓：“敌企图截断嘉定、太仓之线，阻我归路，各军应留一部散据各要点，即第五军分占钱门塘、太仓之线，十九路军由吴淞江北岸亘安亭望仙桥之线，节节抵抗，拒止敌之西进，即于本晚开始，第五军主力撤至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之线，第十九路军主力撤至周巷沿青阳港西岸至陆家桥之线，构筑强固工事固守之。本军遵令以主力于本晚撤至石牌、白茆、新市之线，以一部在钱门塘镇、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本军的撤退。八十七师宋旅应以有力的一部固守太仓，拒止敌人，掩护本军之撤退，其主力应俟孙元良旅通过太仓后经直塘镇向白茆、新市占领阵地，对敌警戒，该旅固守太仓之一部，如敌不来犯，不得放弃，如受敌压迫，不能固守时，准予相机撤退，归还建制。”

　　本旅根据这个命令，主力转到白茆、新市之线占领阵地。到5月5日，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至此，“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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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由赣入闽

　　蒋介石对闽变的态度

　　一九三三年八月，我奉命由八十七师副师长调升为第三十六师师长。这个师是以驻在南京附近的八十七、八十八两师（这两个师的前身为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一、二师）的四个补充团编成的，下辖一〇六、一〇八两个旅，每旅两团。部队编成不到一个月，即奉命开江西抚州，于九月中旬全部到达，派出一部到上顿渡、浒湾两地担任守备，主力集结在抚州附近。那时北路军总司令部刚刚成立，亦设在抚州，总司令为顾祝同。蒋介石的行营设在南昌，但他有时常来抚州小住，住在抚州中学的后花园里。因此，我又被派兼任抚州警备司令。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济深、蔡廷锴等以十九路军为基干，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取消国民党，换了国旗，并发表反蒋宣言。同时听说派人与红军接洽，谈判停战和合作等问题。

　　闽变发生时，蒋介石在南昌，他根据所获得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的整个国内形势，认定不迅速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他和熊式辉、顾祝同、陈诚、林蔚等人进行了几天的商讨后，决定立即从各方面抽调部队入闽讨伐十九路军。其作战指导大要如下：

　　一、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赣东进入闽北，集结于建阳、建瓯一带。

　　二、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赣路运到衢州，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的刘和鼎的三十九军，亦归张指挥。

　　三、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刘戡的八十三师、汤恩伯的八十九师，按第四、三十六、第十、总指挥部、八十三、八十九等师的顺序，经金谿、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

　　四、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当时蒋军的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福州等地。

　　五、将原驻在南京的最好的两个炮兵团——第一、第五两团（这两团各有德造卜福斯山炮三十六门，装备齐全，系经由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的大部分，运到建瓯集结。

　　六、派海军舰队到福建海面活动，进行侦察和威胁。

　　七、俟各部队大体集结完毕后，蒋介石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队开始攻击。

　　从上述概要的部署，可以看出两点：（一）抽调入闽的兵力，全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并集中了海空军及炮兵的优势力量。（二）蒋介石当时在福州、厦门等地有其情报网，加上刘和鼎军在闽北一带表面上敷衍蒋、蔡，实际上效忠于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对于十九路军的兵力位置及李济深等人计议的政策方针了如指掌，乘李、蔡等议论纷纷、部署未定之际，迅即兴师入闽，取得了先发制人之利。

　　进入闽西

　　大约是闽变发生后第九天的早晨七点多钟，蒋介石亲自从南昌打电话给我，问我部队的装备情形和部队的战斗力如何。我一一答复了他，并以自信的口吻对他说：“官兵的战斗意志是旺盛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过了两天，他乘汽车来到抚州，立即召见我，又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随即下一手令，发给三十六师轻机关枪二百挺、驳壳枪三百支，叫我立即派人到南昌军械库去领取。同时他嘱咐我，将在抚州附近的队伍于明天上午九时集合，听候他的检阅。当天我就派军械官乘一辆大卡车持蒋的手令前往南昌领运武器。翌日上午八时半部队在飞机场集合完毕，蒋介石于九时偕顾祝同、林蔚等乘汽车到场，随即乘马巡阅一周。当时三十六师官兵精神颇为旺盛，服装也相当整洁，因之军容颇盛。蒋介石检阅后，显得很满意，笑着对顾祝同、林蔚说：“看来这个部队不错。”继而集合官兵讲话，说的是勉励大家要英勇杀敌，保家卫国，严守军纪等。下午四时，蒋介石叫我带各旅团长去他那里开会，参加的有旅长伍诚仁、傅正模，参谋长钟彬及四个团长。会上蒋介石首先宣布李济深、蔡廷锴等公开“叛党叛国”，在福建组织什么“人民政府”，国民政府已明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负责讨平叛乱，随即说明讨伐十九路军的重要意义；继而命令三十六师归卫立煌指挥，日内由抚州出发，经金谿、资溪进入福建。他反复叮咛，此行要经过共军区域，也可能与共军发生战斗，务要特别小心戒备，行进时两侧要多派搜索队伍，宿营时必须把兵力集结，不可过于分散，宿营前要先做好工事，布置好警戒，夜间要严密巡查等语。最后他下一手条，发给各旅、团长特别费各一千元，师部特别费一万元。

　　三十六师部队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旬自抚州出发，到金谿停留了两天，主要是充分地准备粮食，因离金谿后一两天就要进入苏区，筹集粮食是很不容易的。规定每个官兵必须自带粮食五天，非万不得已时，不准食用，团的输送连和师的输送营，均以携带粮食为主，弹药次之。自离金谿后，规定每日行程不超过六十华里（一般都是以每天行军五十里为限度），并尽可能地将部队集结于一个地区为原则，规定了各团的宿营地域。因此，部队于每日上午七点多钟由驻地出发，到下午三时左右就到了宿营地，到达后立即侦察地形，配置警戒，构筑工事，大家忙碌约两个小时，才准入宿营地吃晚饭和休息。所有这一切措施，都是为是防备红军的突然袭击。离金谿进入苏区后，所经过的地区绝大部分都是崇山峻岭、羊肠小道。在路上很少看到老百姓，就地征发粮食和找人带路都感到困难。自金谿到邵武，在将近二十天的行军中，真是提心吊胆，这说明当时蒋军官兵对红军的畏惧心理。但是说来也很奇怪，我们除了在资溪附近与地方武装稍有接触外，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斗。

　　部队大约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了邵武，大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这里是蒋军管辖的地区，记得好象是福建部队周志群旅驻在那里。此地人烟稠密，物产相当丰富，蒋介石已先派出后勤人员在这里设立补给站，准备了大批粮食和副食品，部队已不再感到补给的困难了。我们在邵武休息了两天。

　　攻略延平

　　我师奉命由邵武向洋口（洋口在顺昌东边约一天的行程）前进，到达洋口后，接蒋介石电令开往延平（又称南平）以南地区，协助刘和鼎军攻击延平，尔后暂由蒋直接指挥。这时蒋介石已到了建瓯。

　　最先到达邵武的第四师和最后到达邵武的八十九师，蒋介石派汤恩伯为纵队司令，指挥这两个师经将乐、永安、华安向闽南方面活动。

　　卫立煌率第十、第八十三两师沿着三十六师行进的路线于元月中旬到达顺昌后，奉蒋介石电令向沙县附近集结，待命作第二步的行动。

　　延平城位置在闽江的上游，是建溪、富屯溪、沙溪三江的会合点。江面水深流急，险滩暗礁甚多。闽西北地区盛产木材，就是经由这些河流放到延平，再由延平结成木筏后运到福州去的。延平城高出水面数十公尺，东、南、北三面的大部分都是江水环抱，西北面是一带高山，南面为九峰山，形势雄伟险要，为易守难攻的要津。

　　一九三一年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驻在这里，害怕红军进攻，曾以全师兵力并征调一部分民伕及大量木料等，在西北面的一线高山及南面的九峰山，构筑坚固工事，将山地的好些地方削成陡壁，于工事周围设置了铁丝网、竹签、鹿砦等防御障碍物，轻重机枪全有掩盖工事，挖了许多交通壕将阵地连贯起来，并设有掩蔽部及储水设备。

　　当时守备延平城的为十九路军的教导师，是新近由一个旅扩充的，师长为司徒非，全部兵力约五、六千人。

　　蒋介石到建瓯后，刘和鼎向他报告了延平的敌情和地形，特别强调工事的坚固，蒋介石根据他的报告，决定集中全部炮兵的火力及空军的大部分力量，协助刘和鼎部向靠近延平西北的一带高地进攻。蒋介石还亲自写一手令派飞机空投给我，说九峰山工事坚强，不宜猛攻，只要派相当兵力相机攻击，以牵制敌军兵力，俟正面攻击奏效后，再共同歼灭延平之敌。同时他命我派一个团开往下道、吉溪（这两处都在延平下游，约一天行程），防备十九路军由水口派兵前来增援。我当即令派二一二团团长李志鹏率部前往下道、吉溪布置。在预定攻击开始的头一天（确切的日期记不清楚，大约是一月二十日左右），我率各旅团营长对九峰山的地形及敌军阵地的构成、工事的强度等，进行了详细的侦察。九峰山紧靠延平城对岸，以有九个山峰而得名，自河边西南端起向东北延伸，山峰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高，到最高的一个峰，有如狮子的头一样。靠河边的一段，山形陡峭，不易攀登，最高峰（第八、第九峰）工事最坚固，有如一个堡垒。中间一段，即第四第五峰间，虽地形也很险要，但树木茂密，易于接近，看来工事亦不如东面一段那样强固。侦察完毕后，我叫各营长先回去，随即与各旅团长在一个山头上开会，决定以二一一团担任第八第九两峰的攻击，所有各团的迫击炮、平射炮均集中起来支援二一一团，主要在先摧毁敌军工事，步兵相机进攻而不要猛扑，以避免过多的伤亡；以二一五团（这是全师中老兵较多的一个团）于夜间运动先开到九峰山麓，第二天利用树林逐步接近第四第五峰间地带，行动必须十分隐秘，不要使敌军发现；以二一六团为总预备队。部署大体完成后，即电蒋报告概要。

　　第二天对延平的攻击正式开始了。上午八点多钟，大炮数十门以猛烈的炮火向延平西北一带高地轰击，到九点多，飞机十余架亦向那一带投弹。大约十一点左右，刘和鼎部的一个旅开始冲击，但守军十分顽强，利用地形及工事，多次打退了刘军的进攻。听说司徒非部还举行局部的逆袭，刘军的一部溃退下去了。这样，从正面的攻击顿挫了。要到下午才能再组织第二次进攻。

　　三十六师的二一一团于是日上午九时开始行动，先以猛烈火力向敌阵地射击，并利用平射炮对准敌军的机关枪口射击，制压了敌军的一部分火力，到十点多钟，来了两架飞机低飞向第八第九峰的敌军工事投弹，颇多命中。这时，二一一团利用敌军混乱之际立即冲锋，攻下了敌军阵地的几个支撑点，伤亡达六十余人，敌军仍顽固地据守着主阵地。我当命暂停进攻，将平射炮迫击炮向前推进，以便更好地摧毁敌阵地和制压敌军火力，同时命二一五团以极秘密的行动，更向前接近敌军阵地的中间地带。到下午一点，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迫击炮等射击约半个多钟头后，二一一团以两个营猛力冲击，大声叫喊“冲锋”、“杀”……敌军误以为我师是集中全力攻击第八、九两峰，遂从守备右翼阵地的部队抽调兵力增援。正当第八、九峰战况白热化的时候，我二一五团看破了敌军中间地带的薄弱，立即发起冲锋，仅仅遭到微弱的抵抗，不到十分钟就占领了第四第五峰。不久，敌军有组织的抵抗就瓦解了。除毙伤的外，在阵地上俘虏的有三百余人。有一百多人逃到江边，企图渡过河退到延平城内去，结果也多被消灭了。九峰山紧靠河边，而河幅并不宽，在山上俯瞰延平城内敌军行动，清清楚楚，步枪机关枪都可以射击城墙上的守兵。敌军失此屏障，显然无法继续顽抗了。下午二点多钟，来了四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我师在九峰山上用对空联络布表示已完全占领了九峰山，一架飞机立即飞回建瓯向蒋介石报告去了。同时我亦将作战经过及攻占九峰山情形，用无线电向蒋报告，并认定延平守敌将无法继续顽抗，建议派人劝其投降。到下午四时左右，来了一架飞机在九峰山上低空盘旋三圈后，投下了一个布口袋，我们拾着打开一看，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一封嘉奖三十六师官兵的信，大意是：顷据飞机侦察报告，三十六师已攻占九峰山，使余喜出望外。……原以九峰山地形险峻，工事坚强，故只要三十六师助攻以牵制敌军兵力，因此我没有叫炮兵支援你们的攻击，而你们英勇奋发，竟一举攻克九峰山要点，此种精神，实堪嘉奖等语。同时，蒋介石又于当天晚上发出的一个给全国军队的通电，也是表扬三十六师的，大意谓三十六师是一个新编成的部队，由于士气旺盛，英勇奋发，竟一举攻占敌军的坚强阵地，于讨伐叛乱战役中首建奇功，为平定闽变奠定了基础等语。

　　十九路军延平城守将司徒非因九峰山屏障既失，自知难以固守，遂于翌日晨派军官向刘和鼎军接洽投降，刘部的桂旅于当日进入延平。至此，“讨伐”十九路军的第一仗，是胜利地结束了。

　　开往古田

　　延平是闽北的要津，而古田、水口则是屏障福州的两个要点。这两处如不能保，福州是不能守的。十九路军派其新扩充的一个师（番号弄不清楚）守备古田，师长为赵一肩，在上海抗日时，他是总指挥部的参谋处长。

　　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刘和鼎军及三十六师攻打延平的同时，命张治中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经玉山街、西溪向据守古田的赵一肩部攻击。部队到古田附近后，得知古田城池的防御工事做得坚强，张治中估计如果攻坚，纵能攻下，伤亡亦会很大。因此，他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赵一肩，以大义相责，以利害相劝，望他悬崖勒马，及早归顺“中央”。赵一肩原则上同意和平解决，派其副师长陈任之出城来接洽。在洽商的过程中，在张部右翼的第三路总指挥蒋鼎文，一再责问张为何屯兵城下，迟不攻击。蒋鼎文并直接命令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进攻，张治中力阻王部开枪，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一切由我负责，上面要砍头，砍我的头，……”张仍坚持和平解决。由于时间的迁延，蒋介石感到不快，乃嘱蒋鼎文传达给张治中一个命令，限即刻攻克古田。其时适值延平已经克复，蒋介石命我师立即开往古田受张的指挥，协助攻取古田。延平克复后仅半天，三十六师便向古田前进。到达后，张及八十七、八十八师官兵都很高兴，因为三十六师和八十七、八十八师是姊妹师，也都是张的旧部。这时，张一方面电蒋介石力陈和平解决之利，一方面加紧谈判，派其参谋长祝绍周入城见赵一肩，反复陈说利害。延平攻下后，不用说，对赵一肩部走向投诚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赵部感到援兵无望，而蒋军兵力不断增加，孤城困守，终非长策。于是，赵一肩接受了张治中的劝降，于某天早晨亲自来到张的总指挥部。张对他很客气，要他把部队撤出城外，到指定地点驻扎，赵接受了。这样，古田问题解决了。随后蒋介石命令张将赵师解除武装。听说蒋介石以后送了赵一肩一笔钱，叫他出洋考察。

　　延平克复后，蒋介石命蒋鼎文指挥第三，第九两师沿闽江北岸东进，进攻水口。水口由十九路军谭启秀（听说他那时是军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谭是吴淞要塞司令）带一个多团在那里驻守。当时因蒋军声势浩大，防守水口的部队相当惊慌。据第九师师长李延年亲自告诉我说：“我们拿下水口，是一个通讯兵的功劳。我们部队到达水口附近后，我率第九师干部正在一个山头观察形势，忽然一个通讯兵跑来报告，说在长途电话线里可以听到敌军的通话。于是我立即叫一个参谋去窃听，不久那个参谋回来报告，说听到那个团长和谭启秀通话，十分恐慌，一再要求增加部队，谭则说无兵可派等语。我利用了这个有利的消息，立刻派一个团开始攻击。敌人扼守在桥一边，我军炮兵只打了几十发炮弹，步兵开始向前冲，敌军就动摇了，纷纷向福州方面逃窜。本来以为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拿下的水口，结果只伤亡十余人，不到一个钟头就解决了。”

　　向闽南追击

　　古人说“谋定而后动”，依我看，福建事变的组织者们，可说是动而后谋。例如在政治上最首要的问题，是否与共产党合作，一开始并无确定的决策，听说只是事变发动后，才派人去苏区接洽。对各地方势力，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军阀势力，事先亦未派人切实接洽过。因此，当他们的“人民政府”组成并发表反蒋宣言后，各地方军阀势力，皆存观望无一响应。至于抓住人心，发动群众，更谈不上，所以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处于孤立。军事上，十九路军原有的基本部队为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个师，一二八淞沪停战后扩充两个师，共为五个师，实有力量不足五万人。事变发生后，发表了五个军的番号，而实力并无增加。在当时那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即单从军事观点而言，十九路军应将主力控置于闽南地区，第一步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第二步进而与红军密切合作互相支援。这样，才能保存自身的力量，并逐步得到发展。但从事变的发生到消灭这一短促的过程中即可以看出，闽变的首脑人物在军事上也是毫无计划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部队的作战能力，以为蒋介石不可能于很短时期内调动大批部队入闽，即来了也以为在闽北的延平、古田、水口一带可以支持相当时间。在这种错误的计算下，结果几乎没有怎么打就被全部消灭了。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已抽调大批部队集结闽北并准备向延平、古田一带进攻时，乃下令将原在闽南一带的部队向福州附近集结，而那些队伍刚刚开到福州附近时，蒋军已攻下延平，围攻古田，水口亦告紧。在福州的军事首脑部想派部队往援古田，尚在踌躇未决之际，而古田的赵一肩投降了，水口失守了。与此同时，原集结在沙县附近的卫立煌部（第十、第八十三两师），正向闽南的仙游方面前进。这样一来，所谓福建人民政府，已陷于蒋介石的军事包围中，弄得惊惶失措。首脑人物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等及其他一些要员，均仓皇由海道乘船逃往香港。仅由蔡廷锴亲自率十九路军主力向闽南的泉州方面撤退，几万人均沿着由福州通往闽南的一条公路走，拥挤不堪。

　　蒋军攻下水口后，蒋介石命蒋鼎文率第三、第九两师迅即向福州前进，十九路军已向南撤，未经战斗，即占领福州，至此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垮台。时间当为一九三四年一月底或二月初，我记得正是过旧历年的时候。

　　我师随第九师之后到了福州北边的一个市镇——洪山桥，那时蒋鼎文正在那里，我去见他。通常在打了胜仗的时候，人总是兴高采烈，但出我意外的是蒋鼎文却一点欢乐的样子也没有。他板着面孔懒洋洋地对我说：“十九路军大部队离开福州才一两天，委员长已命第三师由马尾乘船，在海军舰队的掩护下，到厦门登陆后直取漳州，第九师暂留在福州附近。三十六师应即由峡口（峡口在福州东边二十多华里）过江，沿公路向南追击。”我看他态度不好，接受任务后就退出，心里感到很纳闷，便到党政处去找顾希平。他是我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彼此见面很热情，聊了一会儿，我就问他：“我刚才见蒋总指挥，他好像很不高兴，懒洋洋地对我说了几句话。我看他态度不对，没有说什么就出来了，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吗？”顾希平连忙摇着手对我说：“老宋，你不要误会，我们一路来，在路上他常说你能干，从未说过什么不好的话。蒋铭公的生气，是为了福建省主席的问题。在江西出发前，委员长（指蒋介石）叫蒋铭公的总指挥部设立一个党政处（其他两个总指挥部是没有的），并授权于他，沿途可以委派地方行政人员。因此，蒋总指挥认为打下福州后，一定会发表他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所以带来的人很多，单是党政处就有二百多人，许多都是蒋铭公的亲友推荐来的。但昨天晚上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消息，行政院已决议派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蒋总指挥听了后，气得暴跳如雷，一脚把收音机都踢翻了！……”这是本文中的一段插曲。可以看出蒋介石集团中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可说一切就是为了升官与发财。

　　三十六师到达福州附近后，又值旧历年节，大家满以为可以休息几天，但结果是进福州城去看看的机会都没有，在微雨中立即开往峡口去渡闽江。这里离马尾很近，已是闽江口了，所以江面颇宽，一师人马渡过去，需要相当时间。我命以营为单位，一个营渡过江集结完毕后，立即向前追击。全师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渡完。先头部队过福清后，便和十九路军的后卫部队接触上了，一路都有小打。这次追击相当勇猛，我叫参谋人员和政工人员沿途在墙壁上或树上大书“劲者先，疲者后”六个字，凡两腿能走的，都拼命地向前赶。大约是二月中旬，三十六师的主力部队到达了莆田县属的涵江。涵江在莆田县城北二十华里，是一个很繁华的市镇，有四层楼的大旅馆，三十六师指挥所就设在这个旅馆里。到涵江后，得知十九路军的最后一个师离开涵江还只有几个小时，我们从地形上判断，认为这个后卫部队可能要据守莆田县城一个时期来掩护其主力的撤退，因此命各部队均在涵江附近休息一夜，恢复体力，准备明天可能发生的战斗。第二天一早，部队继续向前追击，先头的二一六团行抵离莆田五华里的一个桥口，便遭到十九路军后卫部队的抵抗。团长王作霖听到前面发生枪声，便亲自跑到前面去侦察，并指挥一个连向右翼去包抄。由于过予接近，他又不隐蔽，被敌军用机枪扫射，命中要害，抢救不及，仅半小时，这个王团长便牺牲了。我得报后，对王的阵亡殊为伤感，同时立命该团中校副团长胡家骥代理团长，指挥部队继续攻击。扼守这个桥口的是敌军四十九师的一个连，经过两三小时的战斗，二一六团攻过了桥，并俘虏了这个连的大部分，继续向莆田攻击。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四十九师师长为张炎。过去在上海抗日时，张炎是六十一师的副师长，从那时起我便和他建立了友谊，他到福建后我还和他通过一次信。由于这种关系，我便写了一封信，劝张炎赶快归顺中央，交被俘的四十九师的一个排长带回去。这时，一〇八旅正在攻击莆田，并派两个营取小道绕到莆田南边去。据守莆田的敌军后卫部队恐被包围，便弃城向南撤退，我师于是日正午进入莆田。在莆田休息午饭后，继续向南追击。到下午四点多钟，前卫部队送来一封信，是张炎给我的回信，并附有致杨永泰的一份电报，长约千余字，是用密码翻好了的，托我代发。当天晚上我就交无线电台代为拍发。当时杨永泰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是政学系头号人物，以后我才知道杨永泰和张炎是小同乡（都是广东高州人），杨永泰并有将其女嫁给张炎的意思。十九路军还在江西时，蒋介石就叫杨永泰对张炎做工作了。同时听说蒋介石也早就叫熊式辉对十九路军的另一个师长毛维寿做工作（十九路军所有团级以上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只有毛维寿是江西人）。十九路军主力退到泉州后，蔡廷锴离开部队跑到香港去了，群龙无首，毛维寿、张炎两人力主接受中央提出的改编条件，和平解决，就可见绝不是偶然的了。

　　当十九路军大部队沿着公路向泉州方面撤退时，卫立煌所指挥的第十师的先头团已赶到仙游、惠安间的涂岭附近，在公路西北侧一带小高地设伏截击。适蔡廷锴率其警卫部分乘大小汽车多辆蜿蜒向南行驶，该团以重机枪数挺向之猛射，蔡廷锴下车步行，得免于难，有汽车数辆被击毁。十九路军当即抽出有力部队展开攻击，勇猛冲杀，该团招架不住，稍向后撤。卫部的八十三师二四九旅行抵仙游南面公路一个山口附近时，与十九路军的侧卫部队张君嵩师遭遇，张部战斗力强，横冲直闯，将该旅打得落花流水，纷纷向后撤，幸八十三师主力赶到加入战斗，空军亦协助作战，才把张师的攻势挡住了。在这里激战了一天多，张师便向南撤去。卫立煌率两师尾追，到达惠安县以南约十多华里的洛阳桥，便成了隔河对峙了。洛阳桥相当长而宽，全系大块石头砌成，做得坚固而又美观，相传宋仁宗南巡时曾到过这里，说此地风景似洛阳，因此几百年来这个桥一直就叫洛阳桥。由洛阳桥再向南去四五十华里，就是泉州了。

　　我率部队沿着公路继续南进，大约是二月二十日前后到了惠安，又和第十、八十三师会师了，重归卫立煌指挥。卫命我率部于当夜出发，尽走的一些山径小道，绕到泉州西面约四十华里的一个市镇去，在那里布防，防备十九路军向西突围。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那里，立即作了必要的部署，追击任务，至此基本上结束了。

　　十九路军被消灭

　　占领福州后，蒋介石发表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所有在福建的部队，均归他节制。张治中所指挥的八十七师开入福州，以后即担任福州及闽东地区的警备任务。命八十八师开往闽西北地区，归汤恩伯指挥，以后参加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张治中辞去第四路军总指挥，仍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原职。蒋鼎文率第九师继第三师之后，乘海船到了厦门，第三师已先到了漳州，原在漳州的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的特务团（即警卫团），听说实际还不到一团人，离开漳州经龙岩逃入广东境内去了。归汤恩伯所指挥的第四、第八十九两师部队，有一部分到了同安附近（同安在泉州的西南方向）。这样，就把十九路军退集到泉州的部队完全包围住了。蔡廷锴看到局势已毫无希望，便只身离开了部队。蒋介石每天派飞机到泉州上空散发传单，指明中央军已经到达的位置，告诉他们已完全陷于重围中，要他们派代表到厦门或到惠安向蒋鼎文或卫立煌接洽投降，如果拒绝的话，便将大举围攻，并派飞机轰炸等语。同时卫立煌派八十三师参谋处长符昭骞前往泉州劝说。符为广东人，与十九路军的一些中上级干部熟识，经过几次会谈，尤以毛维寿、张炎等力主和平解决。最后，接受了中央提出的改编条件，照原番号缩编为师，所有师长团长均由中央另派人接充，原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由中央资遣出洋留学或考察，中级干部依其志愿送入陆军大学或高级教育班学习。

　　协议达成后，十九路军部队离开泉州开到仙游、莆田一带去整编，我奉到蒋介石的密令，嘱妥为布置，收缴他们的武器，以免发生意外。我依据蒋介石的意旨，作了适当的安排，在莆田附近布置妥当后，当他们部队开到后正在休息时，即宣布解除武装的命令。这时，十九路军已无一个高级军官在军中，真是群龙无首，所以未鸣一枪，便完成了收缴武器的任务。随后，这些队伍便陆续运到河南等地去整训，听说营长以上的军官全部换成了军校出身的，以后这几个师变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曾一度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被彻底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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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参加第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

　　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军在江西对红军第四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才认识到对红军作战不能固守老一套的作战方法，想依仗兵力的优势，长驱直入，一举“歼灭”红军的企图，是行不通的。因此他被迫采取修碉堡筑公路、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驻抚州（临川）；所指挥的部队计有：冷欣的第四师，姚恂的第五师，周碞的第六师，陶峙岳的第八师，萧乾的第十一师，万耀煌的第十三师，霍揆彰的第十四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冯安邦的第二十七师，王懋德的第二十八师，邹洪的第四十三师，李韫珩的第五十三师，韩汉英的第五十九师，傅仲芳的第六十七师，李生达的第七十二师，李汉章的第七十四师，宋天才的第七十五师，张钫的第七十六师，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师，欧震的第九十师，柏天民的第九十二师，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李树森的第九十四师，萧致平的第九十六师，孔令恂的第九十七师，夏楚中的第九十八师，郭思演的第九十九师，郜子举的新二十师，还有几个独立旅，番号和主官姓名，都记不清楚了。北路军总司令以下，有第三路总指挥陈诚，第六路总指挥薛岳，第二十路总指挥张钫，第二十六路总指挥孙连仲，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第五军军长薛岳（兼），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第十九军军长李生达，第三十军军长彭振山，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第三纵队司令樊崧甫，第四纵队司令汤恩伯等。陈诚又兼任前敌总指挥，大部分军事指挥权，实际掌握在陈诚手里。

　　上述这些部队，绝大部分分驻在南城、南丰、黎川、硝石、宜黄等地区，积极从事修碉堡筑公路，整补部队实力，准备进犯苏区的广昌、宁都一带。

　　一九三四年二月间，蒋介石亲自指挥其嫡系部队约十个师入闽，平定十九路军的“变乱”后，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驻漳州，所指挥的部队计有：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卢兴荣的暂编第五十二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陈明仁的第八十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以及周志群旅等。

　　上述这些部队，大部分分驻在闽西南的漳州、龙岩、上杭、新泉、连城一带，积极从事修碉修路，准备进犯苏区的长汀。

　　蒋介石又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驻韶关。陈济棠曾派其所属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李振球的第一师，叶肇的第二师及桂军王赞斌师，驻在赣南一带。当时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他们之所以派出这几个师到赣南，并不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利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进入粤桂地区。及至蒋介石讨平十九路军后，陈济棠害怕中央军乘机由闽南进入广东，乃将所属部队的大部分，驻防于梅县、兴宁、大埔、蕉岭一带，防蒋军入粤。蒋介石利用陈济棠这种疑惧心理，以重金诱陈增兵协同进攻苏区。陈济棠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加派其第三军军长李扬敬，指挥李振良的第五师、黄延桢的第七师、黄质文的第八师、黄任寰的独立第一师，并附以广东空军部队的一部，集结于平远一带，向苏区的寻乌、筠门岭进攻。

　　蒋介石复任命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驻宜春，所指挥的部队计有：王东原的第十五师，彭位仁的第十六师，朱耀华的第十八师，李觉的第十九师，戴岳的第四十六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罗霖的第七十七师，陈渠珍的新编第三十四师，陈光中的新编第六十三师。这些部队大部分使用于湘赣边区，进攻当时在平江、浏阳、醴陵、修水、铜鼓、万载一带的红军第六军团，与蒋军对中央苏区的进犯起配合作用。

　　另外还有一些部队是对赣东北地区方志敏所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团作战的，部队番号及主官姓名，记不清楚了。

　　上面所列举的五十多个师，当时大多数都是两旅四团制，只有少数是三团制的师，每师兵力约七、八千人，加上南昌行营直接控制的一些部队，各方面军和各军所辖的炮兵、工兵、通讯、运输、警卫等部队，再加上赣、闽、粤、湘四省的保安团队，总兵力约为一百万人。

　　就我所知，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有部分用于对付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和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以外，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这也说明蒋介石是倾其全力来孤注一掷了。

　　故军事学家杨杰（曾任国民党政府时期陆军大学校长多年）曾讽刺陈诚是个猪头将军，就是说陈在江西对红军作战时，不了解红军的作战方法和红军的特点，总是凭匹夫之勇冒险直冲，结果弄得损兵折将。蒋介石吸取了以往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乃于第五次“围剿”时改用修碉堡筑公路、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一九三四年九月中旬，顾祝同衔蒋介石之命，乘飞机由南昌飞往龙岩，因飞机发生故障，在中途被迫降落，顾和驾驶员均受了轻伤①。他们在新泉我的司令部住了一夜。那天晚上，因为并无他人，顾对我说过一段重要的话。他当时曾嘱咐我不要对旁人说。现把顾祝同当时所说的主要内容记述于下：

　　顾说：“委员长估计共军真正能作战的兵力，约为十五万人到二十万人（指中央苏区的红军而言）。至于那些梭标队，只是摇旗呐喊，没有枪支，是谈不上有战斗力的。共军所占地区有限，他们的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都很缺乏。如我军不再失利，他们一定不能持久下去。委员长过去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共军扩展的范围愈大，我军兵力就愈难以对付。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福建事变的迅速平定，把十九路军消灭得这样彻底，是始料所不及的。这个问题的迅速解决，扭转了整个局势。我军的有力部队进驻闽西，和北路军联成一气，共军窜往皖浙苏的可能性减少了，而且缩小了对共军的包围圈，这一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现我军把重兵放在北路和东路，采取稳扎稳打、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先攻下宁都、长汀，然后再进取瑞金、兴国，压迫共军于赣江而消灭之。这是我们的作战目的。但委员长估计到我军压力过大，共军招架不住时，可能逃窜。他们这样多的人，想从赣江下游渡江西窜的可能性不大，唯一的就是从赣南窜入广东。委员长认为如万一共军窜往广东，我们一定能消灭它。因为共军离开根据地，到了广东，东临大海，活动的范围缩小了。陈济棠为了他自身利益，必然会拼命打，中央大军几十个师跟着进入广东，共军主力就很难生存了。现两广和中央处于对立的状态，阻碍国家的统一，这是使中央最头痛的。如共军入粤，我们大部队跟着进去，不仅可消灭共军，也可迫使陈济棠就范，岂不是一箭双雕吗？广东问题一解决，广西的李、白就孤立了，将来也比较容易解决。至于其他地方军阀，力量都不大，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号召力，是不敢与中央抗衡的。这样就可完成国家的统一。”

　　从顾祝同这段谈话，可以充分看出当时蒋介石的战略着眼和所打的如意算盘。

　　福建事变平定后，蒋鼎文的东路军总司令部驻漳州。所辖部队驻地如下：第九师驻漳州附近，第十师驻龙岩、永定、上杭一带，第八十三师先驻在龙岩西北地区，以后开驻连城；第三师原也驻在漳州附近，到五月间曾一度调往江西的黎川，随后又从黎川调到连城一带，第三十六师驻在晋江、惠安一带，到七月间经漳州、龙岩开驻龙岩、连城间的新泉一带；第八十师驻在沙县，第八十七师驻在福州附近。至于刘和鼎的部队，则仍驻在闽北地区。先是汤恩伯指挥的第四、第八十九两师，曾由江西开入闽西的永安附近，福建事变解决后，这两师又调回赣闽边境的建宁一带，改归北路军指挥，于是年九月间进攻石城。驻在闽西南的几个师，自五月至八月，主要任务就是修筑碉堡和公路（主要是龙岩至新泉、朋口的公路），并对红军严密警戒。

　　九月初，东路军奉蒋介石命令担任进攻长汀的任务（北路军进攻宁都、石城地区）。蒋鼎文根据命令所给予的任务，策定的部署概略如下：

　　（一）兵力不详的共军（估计为一、二万人），其主力在朋口以西白衣洋岭一带高地占领阵地，构筑了相当强固的工事，企图阻止我军进攻长汀，其一部在上杭、新泉间活动，企图相机扰袭我左侧背，另一部在连城以西地区活动。（二）东路军以击破朋口以西一带高地共军主力后进取长汀为目的，决定先将主力集结于朋口南北地区，待命开始进攻。

　　到九月十五日左右，各部队集结的情形大略如下：第三师，朋口以西地区；第九师，朋口以东地区；第三十六师，新泉附近地区；第十师，龙岩至新泉间地区；第八十三师，朋口、连城间地区；第八十师由沙县经永安推进到龙岩附近；炮兵第五团第一营，朋口附近；汽车兵团运送大量炮弹及各种弹药器材到朋口中屋村（在朋口东面）一带存放；东路军总司令部由漳州移驻龙岩。

　　大约就在这时，蒋鼎文由龙岩来到中屋村，召集营长以上干部开会，除说明这次进攻的重要性，要求大家努力争取胜利等一些话以外，并赋予各部队以任务：“（一）第三师、第九师、炮兵团（欠一营）及通讯兵团的一个营，统归第九师师长李延年指挥，担任进攻白衣洋岭共军主阵地的任务；（二）第三十六师主力集结新泉附近，担任左侧的警戒，并派出小部队向新泉以西一带进行威力搜索；（三）第十师担任新泉、龙岩间地区的戒备，防止共军破坏我交通和运输；（四）第八十三师主力集结于连城，担任右侧的警戒，并派一部向连城以西地区进行活动；（五）福建省保安第十团接替第十师所遗上杭、永定的防务，右与三十六师联系，防止共军窜扰我侧背；（六）第八十师担任龙岩的守备，并负责维护龙岩、漳州间公路的安全。”

　　命令下达后，部队开始行动。第三师第八旅（旅长许永相）首先开到朋口以西的温坊（温坊在白衣洋岭山麓），就攻击准备位置。这个旅长既没有亲率干部侦察地形配置警戒，也没有严格要求各团严密警戒，如同普通行军宿营一样，随便派几个哨兵就算了。就在那天晚上，红军来了个突袭，不到两个钟头把这个旅消灭得干干静静。旅长许永相于睡梦中惊醒起来，乘黑夜只身逃脱。这一失利，给东路军以很大的震动。指挥官李延年不服气，立命他的第九师开上去，对当面红军情况也不侦察，就下令进攻。结果第九师又损失了一个团的兵力，攻势顿挫了。

　　蒋介石在南昌得悉第三、第九两师失利情况，极为恼怒，立电蒋鼎文将许永相扣押交军法讯办，随后枪毙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降两级（由中将降为上校），革职留任。蒋鼎文、李延年均受到严厉申斥。

　　蒋介石深知蒋鼎文无能，他感到纵然给予这样的处分，也未必能使蒋鼎文振作起来，挽回局势，因此仍不放心，乃派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乘飞机来闽西，名义上是来协助蒋鼎文策划进攻，实际上是要顾祝同来指挥东路军作战，把蒋鼎文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顾祝同到龙岩后，立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军官开会。他在会上代表蒋介石说话，主要内容有三点：“（一）第三师之所以失利，不是兵不能战，完全是因各级军官，尤其是团长以上的军官，懒怠偷安，不负责任所造成，如不严明纪律，则‘剿共’军事不堪设想。（他当场严斥李玉堂，并声言必须严办许永相，决不姑息。）（二）中央现倾全力‘剿共’，自福建事变解决后，我军处于有利态势。这次大举‘进剿’，其成败关系到党国的安危存亡，大家必须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务期于短期内歼灭共军的主力。北路军现正以全力进攻宁都、石城，东路军应迅即击破当面的共军，进取长汀，配合北路军的作战。（三）重新调整部署：命三十六师担任进攻白衣洋岭共军主阵地的任务，命第十师即推进到新泉、中屋村一带；命第九师主力集结于朋口以西地区，以一部在三十六师的右翼协助进攻；命第八十三师集结于连城、朋口间，担任右翼的警戒，并派一部向连城以西地区活动。同时命第三师暂调到中屋村一带整理。”此外对炮兵、对空联络、后勤、通讯等，均作了一些具体指示。

　　我回到新泉师部后，即召集各旅团长开会，传达龙岩会议的决定，并讨论了进攻时应注意事项和补给等问题。翌日我部即开赴温坊集结。九月二十五日，我师开到温坊后，各部队立即占领附近各高地构筑工事，严密戒备，以免重蹈第三师的覆辙。九月二十六日，我率各旅团营长侦察白衣洋岭红军主阵地带的情况。

　　白衣洋岭是一条自南向北山峦重叠的高山，形势险要，是通往长汀的一条主要道路。越过这带高山，再向西去，地势就没有这样险要了。红军利用这线山岭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在最高的几个山峰上构成主阵地带，阵地布置相当周到，大小据点组成交叉火力。主要据点是在几个山顶上，挖下深沟，并用大木头盖成掩体，又在上面铺一层二、三尺厚的土，最上层伪装着草皮或树枝。阵地内各主要据点间，挖有交通壕。阵地前挖有外壕，并用鹿砦或竹签作为障碍物。主阵地带前面的一线高地，比最高山峰要低一些，也筑有较为简单的工事，似为红军的前进阵地或警戒阵地。这是我们侦察情况时使用炮兵用的观测镜所窥见的大概情形。在几个小时里，我们很少看到红军士兵的活动，说明他们隐蔽得很好。

　　我们侦察完毕回到师部后，随即开会讨论进攻方法和兵力部署等问题，主要是步炮兵的密切协同及要求空军的支援。因为大家认为红军阵地工事相当强固，单靠师内拥有的迫击炮是难以摧毁的。除当场和炮兵第五团的团、营长作了详细的具体协商外，我还以电话向在龙岩的顾祝同汇报侦察所得情况，并提出请派空军支援，同时用密语告诉他，我们预定攻击开始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七日上午七时。顾答应即电南昌行营核派飞机助战（当时蒋空军飞机大部分集中在南昌，在闽西并无空军基地）。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大家进行了相当紧张的准备工作，来完成一切必要的部署。二十七日上午六时，担任攻击任务的一〇八旅（旅长钟彬）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一〇六旅（旅长李良荣）的二一二团担任右翼的警戒，并派出一个营协助攻击；二一一团为总预备队，位置于攻击部队的左后方。七时，炮兵开始向红军的警戒阵地射击。约莫二十分钟后，一〇八旅部队即开始前进。红军警戒部队稍事抵抗后，即撤到主阵地去了，我部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夺取了警戒阵地。我组织了一个指挥所，随同一〇八旅的二一六团前进。该团担任进攻的目标，是红军主阵地的一个最主要的堡垒。二一五团担任进攻的目标，是红军主阵地右翼的一个稍为突出的山峰。我随二一六团部队进至离红军主阵地前约五、六百公尺处的一个山坡，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见红军的堡垒不仅工事坚固，而且地形陡险，仰攻不易。而左侧的那个山峰，攀登较易，如能占领那个山峰，即可以之作为基点，沿着山岭向前攻击，绕攻红军主要堡垒的侧背。到那时，正面部队再发起冲击，奏效可能较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参谋长向贤矩和二一六团团长胡家骥，他们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当即以电话召旅长钟彬及二一五团团长刘英来我处，经过就地观察和研商后，决定以主力向左侧山峰（即红军主阵地右翼稍突出的那个山峰）攻击，同时正面亦以有力的一部进攻，借以牵制红军的兵力。我又命预备队二一一团在二一五团后跟进，必要时归旅长钟彬指挥，适时投入战斗。

　　上午九时半，炮兵开始以主火力轰击红军阵地右翼的突出地带，以一部火力向正面的主峰堡垒射击。空军在上午八时有战斗机六架由南昌飞来，在红军阵地上投掷了一些轻磅炸弹；到九时半左右，又来了九架，内中有六架是轻轰炸机，三架是战斗机。轻轰炸机在阵地上投下了破坏力较大的炸弹，对摧毁红军阵地工事起了一定作用。战斗机则在上空监视红军的行动。在飞机和大炮轰击后，步兵即开始冲锋。向正面主峰堡垒进攻的二一六团的一个营，到达堡垒边，遭受红军的炽盛火力和从阵地内扔下的手榴弹，伤亡甚大，暂时中止攻击。向左翼山峰进攻的二一五团，在强有力的火力掩护下，利用红军阵地工事被摧毁的瞬间，约有一个多营冲入了堡垒，占领了那个山峰。但不到十分钟，红军乘该部立足未稳之际，立即进行反攻，以强烈的逆袭赶走了侵占山顶的二一五团部队，重行保有那个山峰。我目睹这种形势的危险，立即命令二一五团团长刘英亲率所部冲锋，务要迅即夺取那山峰。这样，就随即造成了在这山峰上一场十分激烈的争夺战，喊杀之声响彻云霄，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亦很猛烈。红军由于伤亡巨大，人数不够，终于被迫退出，二一五团遂又占领了那个山峰。这大约是上午十一时左右的情况。

　　一〇八旅部队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发起新的进攻时，第三次来到上空（这次共来了六架战斗机）的一架战斗机，在我的指挥所附近投下一个布口袋。拾起来打开一看，在一张纸上写着：红军大部队约有二、三千人，正从南面山谷里向我左翼运动，请严密注意。署名“毛邦初”三个字（毛邦初当时是蒋军的空军指挥官）。我得到这一通知后，即以电话告知钟彬，并命预备队二一一团向前移动，统归钟彬指挥，来应付红军向我左翼包围攻击的企图。同时命在右翼的二一二团，除派一部在右翼警戒外，亦调到师指挥所附近集结，以防万一。大约到十一点半左右，向我左翼迂回攻击的红军，以主力指向二一五团攻占的山头，以一部攻击更左翼的一些山头，来势甚猛。我当命炮兵集中火力支援左翼部队的作战，同时命二一六团向正面阵地猛攻，借以牵制红军兵力。在一个多钟头里，左翼一带高地，双方争夺异常激烈，有的山头彼此间反复冲击达五、六次。由于我部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加上又有空军的支援，红军遭受相当大的伤亡，攻势顿挫，便迅即撤走了。我部打退了红军在左翼的进攻，部队官兵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士气大大提高了。我们随即继续进攻红军主阵地，在飞机和炮火的猛烈轰炸下，红军阵地工事多被摧毁，而进攻兵力亦更为优势和集中，到下午二点多钟，二一六团在正面，二一五团在左翼，均突入了红军主阵地。红军知道难以再守，主力便迅速向西撤走，留置一部分于白衣洋岭西边一带高地，监视和阻滞我师的行动。下午三时左右，我率师指挥所人员来到白衣洋岭最高峰。当我用望远镜向前了望时，突然从西面山坡的丛林里，由轻机枪射过来一排子弹，我和一个卫士均受伤了。当命部队继续向前搜索。我由于伤势颇重，不能留在前方指挥，将职务交参谋长向贤矩代理，便转到后方疗养去了。

　　瞿秋白被害经过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和红军作战负伤后，被送医院治疗，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才回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

　　我回来时，瞿秋白先生已经被捕，从上杭送到长汀十多天了，这里将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先生被捕到就义的情况记叙如下：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离开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但仍留下了一部分力量于赣闽边区，继续从事游击战争，以牵制蒋军兵力。三十六师是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继白衣洋岭战役后经河田进入长汀的。一九三五年二月间第十师他调，汤恩伯以纵队司令的名义指挥第四、第八十九两师及另外的一个师加上别动总队及江西保安团等，到了瑞金、会昌一带。约在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汤恩伯打电报通知三十六师，说有共军约七、八千人，归项英、陈毅统率，在瑞金、会昌、长汀间地区活动。说他奉委员长（蒋介石）命令，负责迅速肃清这股共军。他们到了那里不久，汤恩伯便从瑞金方面发动了进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还有空军的帮助，逐步向赣闽边境的红军压迫，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和反击，伤亡颇大。由于兵力过于悬殊，项、陈两将军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依据当时的情况推断，红军大约主要是分成三部分分头突围。向东走的一部约一千多人，被三十六师一〇八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红军的主力部队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余人早先向上杭方面去了，在这三百多人中，有瞿秋白先生在内。钟彬旅长立即将此情况电报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参谋长向贤矩根据这个情报急电报告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当时在上杭并无正规部队，只驻有福建省政府所属的保安第十四团，团长钟绍葵，蒋鼎文立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在此之前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多人，已被该保安团所截俘，内中有二十余人，经该团查明是红军干部，寄押于上杭县政府的监狱里，瞿秋白先生当时化名林琪祥，说是在红军部队中做文书工作的，即在其中。保安团接到蒋鼎文的电令后，一则感到他们的责任重大；一则觉得如能将瞿秋白清查出来，可以邀功邀赏，所以，十分卖力气来进行这一工作。他们先将所俘红军士兵三百余人再逐一查问，证实这些人中没有疑问后，便肯定瞿秋白先生是在那二十多人中，于是进行个别审问，一次，两次，……仍然没有人供认，遂使用严刑拷打和“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的双管齐下的办法，结果其中有一个人经不起革命的考验而变节了，供出了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蒋鼎文接保安第十四团查出了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听说该团派了一个连押送，三十六师还派了队伍到中途去接。

　　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回忆，对于秋白先生被捕的日期和送到长汀的日期，始终难以明确，送到长汀的日期，可能为五月上旬或中旬。

　　三十六师司令部住在长汀靠西头路南的一栋中等地主所谓缙绅之家。进大门有一个小天井，靠左手边有一间厢房，长约一丈一尺左右，宽约七、八尺，门向南，窗子向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床，安置在东边靠着墙，一张书桌安置在西边靠着窗户，一个洗脸架安置在北头，还有一把木椅和一条板凳，秋白先生自到长汀那天起到就义止，就是住在这间屋子里。在瞿先生正对面的一间厢房，住着一个副官蒋昌宜和几名警卫，他们负着双重任务——监视和照料生活。中间是堂屋，不怎么大，空无所有。进里面就是所谓正房，左右各一间，两边还有几间厢房，我和向贤矩及秘书、侍从副官、卫士等住在这里。其他各处（如参谋处、副官处等）则住在后院和附近的一些民房里。

　　秋白先生原来穿什么衣服，我不清楚，我见到他时，他是穿着一件灰色夹布长袍，一双浅口的布鞋和蓝色线袜。

　　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图章或有时和人谈话以外，大部分时间便是写写感想和作诗，有时也谈谈古文和唐诗（当时在长汀，也找不到其他的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瞿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大约是一百张（或六十张）十行纸订成的一个本子上，用毛笔写了一长篇《多余的话》和一些诗词。这个本子，他托向贤矩代为寄交某人，秋白先生就义后，向贤矩曾交给我看，我只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就交还他，没有认真研究，所以对于内容记不起来了。

　　据秋白先生说他因健康情况不大好，所以没有随红军主力部队北上，原打算转到上海去疗养，不料在上杭被捕了。他在长汀一个多月，没有生过大病，但常有些咳嗽及头晕的情形。他身躯颇为单弱，脸部显得清瘦。

　　关于秋白先生这一时期的思想情况，向贤矩和他接触较多，可能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得多些，可惜向贤矩去世了。

　　我和秋白先生只谈过一次话，由于自己当时的反动立场，对真理和是非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彼此间意见是完全对立的。记得我回到长汀后的第三天，我到秋白先生室内去看他，先谈了一些生活情形和他的身体情况后，转而谈到政治问题。

　　我说：“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的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地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成为小地主，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秋白先生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或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呢？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秋白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许多的话，我记不完全，只能概述当时他所说的大意。

　　接着秋白先生又说：“宋先生，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形，当然是事实。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弄得劳动力减少了，有土地没有人耕种呢？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卫苏区，有许多壮年人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使农村劳动力受到一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对我们施行严密的封锁，苏区的经济完全靠发展生产来自给，在你们未向我们进攻以前，这些地方的田地并无荒废的情形，你们来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无人耕种，所以显得荒凉，我想主要是这个原因。至于一些房舍被毁坏，恐怕大部分是由于战争所造成。”

　　我和他进行了争论，争论的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最后我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根据江西省政府最近的调查报告，说自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南昌暴动起，随后在农村搞分田运动，一直到共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仅七年的时间，江西省人口减少了八百万，我过去读历史，说黄巢杀人八百万，感到寒慄，今天你们搞阶级斗争，更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秋白先生对江西省政府的调查报告，表示怀疑，认为是有意夸大数字，借此来诬蔑共产党。同时秋白先生又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人员的死亡和人口的减少，是免不了的，造成这种情形，主要是要由国民党负责，因为国民党先后调集了百万以上的军队来围攻我们。

　　以上是我和秋白先生谈话的大概情形。

　　蒋介石得悉拘捕了瞿秋白的消息后，即令国民党中统局派了两个人（编者：即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叛徒陈建中）由南京赶来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想劝秋白先生背叛共产党，并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但一点没有达到目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我接到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本师有调动的消息。瞿秋白的问题如何处理是需要及早解决的。因此，我分别打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和蒋鼎文，请示处理办法。我好像记得发给蒋鼎文的电报里，还谈到如送去漳州，怎样解决路上的安全问题。以后听说蒋鼎文也有电报向蒋介石请示。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均是“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当天晚上我和向贤矩及政训处长蒋先启、特务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具体措施。商定：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中山公园枪决，在司令部通往中山公园的路上及中山公园的周围，均由警卫连严密警戒，禁止老百姓观看，十八日晨早餐后，由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瞿秋白看，由蒋先启随伴瞿秋白前往中山公园，并负责监督执行。

　　六月十八日早晨八点多钟，在警戒方面部署妥当后，向贤矩进入秋白先生室内，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秋白先生看，据向贤矩告诉我，瞿先生看了后，面色没有一点变化，若无其事。九时许，我和司令部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都先后自发地走到堂屋里来了，九时二十分左右，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小房间，仰面向我们这些人看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大门。时间只是一刹那，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我们这些人既震惊，又感动，默默离开了那间堂屋。

　　由司令部走到中山公园，只有六、七百步，这个公园占地不大，环绕一圈，不过两里多，周围有些树木，中间有一小运动场，靠东边有一个用土砖砌成的讲台，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建筑，亭台楼阁的点缀，这里是一点也没有的。

　　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同下，来到公园，在那座讲台的前面停下来，当时除周围担任警戒的士兵外，在场的仅有特务连官兵三十余人。

　　执行后，蒋先启回到司令部向我和向贤矩报告执行情况，说秋白先生到了公园后，向在场的人作了十多分钟的讲演，主要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过美好幸福的生活。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等语（大意如此）。秋白先生讲完后，举起右手，高呼：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据蒋先启说，当秋白先生喊完口号后，他便命令士兵开枪，结束了秋白先生的生命，时间约在十时左右。

　　将秋白先生处决后，我叫人买了一口棺材装殓，即埋葬在中山公园的旁侧。

　　在六月十八日下午，我将处决瞿秋白的情形，分电向蒋介石、蒋鼎文报告。

　　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之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西安事变之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西安事变，那时，我任国民党政府的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部队驻在苏州一带，构筑国防工事，得悉这个消息，感到惶惶不安，蒋介石是否会丧失生命？今后政治局势的演变如何？如果蒋介石不能再出来，南京的军权必然落在何应钦的手里，他能否不记旧帐？因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我曾坚决要求开往上海抗日，并鼓动部属向何应钦请愿，在言辞上予以难堪。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着。

　　十二月十三日晚，何应钦来电话叫我马上到南京去。十四日我乘早班快车于十二点多钟到了下关，立即往鼓楼斗鸡闸何公馆，何和几个高级军事幕僚在吃午饭，见我来了，离座和我握手，并让我一起吃饭，态度很和蔼。饭后他带我到里面会客室说：“这次西安事变，名义上是张学良、杨虎城干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策动的，我们和共产党斗争过多年，共产党人的厉害你们是知道的。委员长这次被扣，能否保全生命、能不能回来，很成问题。中央昨天开会，对张、杨的叛变，已经决定讨伐，并命我负责指挥军队。黄埔军校系统的军队，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支柱，只要你们同学——尤其是带兵的将领，能一致团结起来，是可以应付这个局面的。”又说：“中央已拟好讨伐计划，等一会儿由王厅长（参谋本部厅长王纶）把大概的情形对你讲一讲。你的部队应即由苏州出发，经津浦、陇海路到华阴、华县一带集结待命。我已经要墨三（顾祝同）、经扶（刘峙）到洛阳负责指挥，你路过洛阳时，可去看他们。”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自闻西安事变，我感到很难过，怕内战扩大，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更多可乘的机会。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是可恨的，我拥护中央的决定，一切听从老师（何是我在黄埔军校一期时的总教官）的指挥。可是我有点担心，过去在江西和共军打了将近十年，都不能消灭他们，现在如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都倒向共产党方面，他们的力量更壮大了，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消灭他们。同时，如果打起来，会不会危及委员长的生命，也是值得考虑的。”我表示拥护何的态度，不用说，何是很高兴的。但我后面说的这段话，并不符合何的心愿。他想了一下就说：“你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我们第一步是部署兵力对西安形成包围形势，看情况的发展再作决定。你赶快回去，此间已通知铁路运输司令部迅速调拨车辆装运你的部队，你可和他们直接接洽。”我辞出后，和王纶厅长长谈了一会儿所谓“讨伐计划”的概要，也就是军事包围西安的计划，部署的主要内容大略如下：

　　一、以董钊的第二十八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及炮兵第一、第五两团的主力和一个工兵团为骨干，统归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指挥。沿陇海路两侧从正面直攻西安。

　　二、以李默庵的第十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归李默庵指挥，由潼关开往洛南，进取兰田。

　　三、命驻天水的胡宗南第一军向宝鸡、凤翔一带前进。

　　四、命驻汉中的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取道子午谷，进出西安以南地区。

　　五、命驻宁夏吴忠堡附近的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向固原、平凉地区前进。

　　六、命郑洞国的第二师、李必蕃的第二十三师为沿陇海铁路进攻的总预备队，集结于潼关附近。

　　七、空军主力集中洛阳，待命轰炸西安，并协助铁路正面部队的作战。

　　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队，便记不清楚了。

　　我离开何公馆后即到运输司令部，他们告诉我，已接到何的命令，正积极调拨列车，准于今晚至明日上午先后集中苏州开始运送。我当天下午赶回苏州，部署部队出发。十五日，三十六师全部分乘八个列车从苏州开出，速度超过了特别快车，于十六日晚通过洛阳向西疾驶。我到洛阳下车，往见顾祝同、刘峙，得知下列情况：

　　一、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派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

　　二、国民政府已颁布明令讨伐张学良。

　　三、中央派于右任宣慰西北军，即日来潼关，对西北军进行分化工作。

　　四、冯钦哉所部驻在渭河以北的大荔一带，不愿附和张、杨，正派人前往联络。

　　五、据空军侦察，张学良的部队，正在渭南以东的赤水镇一带布防，并构筑工事。又空军正在渭南投弹。

　　六、根据讨逆军总部计划，我方陇海铁路线正面部队，大体可于二十日左右集结完毕。

　　刘峙、顾祝同指示：三十六师开到华县集结后，先派人侦察张学良部布防情况。同时，我还见到了空军司令毛邦初，铁路运输司令钱宗泽等人。十八日我到华阴，会见樊崧甫，他告诉我，刚接洛阳电话，蒋鼎文已自西安乘飞机到了洛阳，即转南京，携有委员长亲笔信，看来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以后又获得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等去西安的消息。在蒋介石未离西安以前，部队主要的活动是练习爬梯，因为赤水一带是断壁陡坡，不能不作攻击的准备。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由军委会派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等组织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又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表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这些措施，引起东北军及杨虎城部和陕、甘两省广大群众的愤慨和反对。蒋介石命何应钦继续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压力，顾祝同于一月间来到潼关，与东北军及杨虎城的代表多次磋商，直至二月初才达成协议。顾祝同面示我率三十六师首先开入西安，在不伤害东北军的感情下，逐步地和缓地接替西安防务。我遵照顾祝同的指示，率部于二月七日到达西安东门外驻扎。西安的城防由东北军刘多荃的一〇五师担任。西安行营设在南院门，本师负有保卫行营的责任，我于八日上午访晤刘多荃，并提出初步要求：1.派步兵一营到南院门行营附近担任警卫；2.由本师接替东门城防，因部队都驻在东门外，常要进城采买，恐易和东北军发生误会。刘多荃同意了。是日下午我指派二一六团第三营附小炮一连开往南院门，并亲自和团长胡家骥、营长顾心衡详细侦察行营周围道路，配置警戒。九日上午接替了东门城防。因顾祝同日内来西安，我又向刘多荃要求接替了北门的城防。十日或十一日顾祝同由潼关到西安，同来的除顾的参谋长赵启騄等人外，还有黄杰和毛邦初。黄杰原任第二师师长，是顾祝同多年的部属，曾参加古北口抗战，驻北平两年多，与东北军各将领多熟识。顾嘱咐黄杰、毛邦初和我三人，多和东北军联络感情。以后我们常在一个东北人（忘其姓名）开设的一家公司的楼上或川陕公司总经理周文达（湖北人）家里打牌，有时也到陕西省银行总经理李维城（湖南人）那里去玩，酬酢无虚夕，几达一个月，对拉拢东北军上层分子，起过一些作用。

　　二月中旬，西安城防统由本师接替。司令部由东门外移驻西大街。阮肇昌的五十七师亦开到西门外至咸阳道上驻防。原来入陕的部队，如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李默庵的第十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等，大约是二月下旬开始东运，离开陕境。

　　本师入城后不久，顾祝同命令组织一个“西安军警宪联合办事处”，派我兼处长，警察局长马志超、宪兵团长（忘其姓名）为副处长，负责维持城内外治安。大约过了二十多天，撤销“军警宪联合办事处”，成立“西安警备司令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我兼西安警备司令，马志超为副司令，直至八一三本师开往上海抗战时为止。这一期间，大家所关心的多半是抗日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和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叶剑英将军以及曾到过西安的陈赓将军等人见过面，谈论的主要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问题。

　　二月下旬或三月上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来到西安，企图破坏国共的合作，没有通过我竟直接指示三十六师政工处长蒋先启在西安的市中心——钟楼上悬挂一幅“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死灰复燃的企图”的白布大字标语。另外还张贴了一些刺激东北军和杨虎城部队感情的标语。第二天或第三天，顾祝同找我去问这些标语是谁叫张贴的？问我见过没有？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也未见过。”他叫我立即去查明后告诉他。我找蒋先启来询问，他把过程对我说了。我责备他，这样重大的事件，为什么不先报告我呢？随后我到行营见顾祝同报告事情经过，顾嘱我立即派人将那些标语撤下，并说以后贴标语统由行营第二厅负责。顾即找贺衷寒去谈话，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过争论。

　　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兼军事训练班主任康泽也来到西安。他曾告诉我，共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他向顾祝同推荐刘伯龙、李秉中、任觉五三人去担任这三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问我的意见怎样？我说：“顾主任和周恩来先生谈判的内容我不大清楚，不过我想这样做，中共方面恐怕是不会接受的。”

　　在这段期间，我还耳闻了这样几件事：

　　一、西安事变时，胡宗南是第一军军长，所部驻在甘肃天水一带。毛炳文是第八军军长，下辖陶峙岳的第八师，李英的第二十四师，驻在天水以北地区。胡宗南曾向毛炳文提议，两军联合起来向西安前进，毛不同意，力主慎重，胡宗南大为不快。西安事变后，胡向蒋介石报告，说西安事变时，毛炳文按兵不动，态度暧昧。蒋听了胡的谗言，认为毛炳文不忠实。从此，毛不再被重用，以后连个军长都保不住了！

　　二、西安事变时，曾扩情是西北“剿总”的政训处长，他为了蒋介石生命的安全，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他曾向南京广播。以后陈立夫将曾扩情的广播记录，送给蒋看，蒋大怒，批了“无耻之极”四字，将曾扩情撤职交军法审办，曾被军政部军法司看管了半年，才被保释出来。

　　三、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接掌兵权，贺衷寒为取得何的信任，将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及社员名册，统统向何报告，蒋介石出来后，得悉这件事，大发雷霆，说：“我还没有死，就把我出卖了，混蛋的家伙”！不久，贺衷寒被免去了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在复兴社内部亦削弱了贺的权力。这个在一九二五年在黄埔军校就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标榜反共的急先锋，一直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的，至此他就失宠了。

　　蒋介石被迫抗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蒋介石命令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率部退入关内。几天之内，就丧失了东北广大国土。全国人民愤慨万分，到处举行游行示威，纷纷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一面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意共同抗日，一面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组织多种救亡运动。蒋介石却于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公然说要采取“逆来顺受态度”。就在同一天，还发表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命令全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对国民也一再告诫，“务须坚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他的两个担任重要职务的亲信何应钦、张群，是有名的亲日派，逢人便说：“若同日本对抗，顶多三天就要亡国。”这样的话，我听他们讲过多次。蒋介石政府对群众的抗日运动，实行严厉的镇压，许多爱国同胞遭到逮捕或屠杀。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则调动其全部力量，全力进行“围剿”，施行他那极端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九一八事变，控制东北后，便着着华北进逼。由于蒋介石的步步退让政策，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到一九三六年又同意日本提出“华北特殊化”的方案。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原属西北军系统）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方立即提出要占有华北全部主权的要求，首先指示其在政务委员会当委员的汉奸潘毓桂、张壁等人，提出成立“华北自治政府”的方案，遭到宋哲元的拒绝。日寇看此计一时行不通，就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在经济上进行掠夺的要求，例如：由日方负责修筑津石（由天津到石家庄）铁路、开发龙烟铁矿、修改海关税则等等。宋哲元既不敢明确地拒绝日寇的要求，又不敢悍然出卖国家的主权，乃采取拖延政策。宋哲元之所以如此，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分不开的。当时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下组织对二十九军官兵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发了这个部队的爱国热情，绝大多数官兵都不甘心当亡国奴，对日寇的侵略欺压，深为愤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伪称要到卢沟桥演习，所有枪炮均配备了弹药，到夜间枪炮声大作，日军开始进攻宛平县城，驻守该地的吉星文团奋起抗击，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于七月八日向全国发出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出路。主张全国同胞和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并致电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催促他们实行全体总动员。各地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抗战，请缨杀敌。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处在这样严重的关头，仍然反对抗日，只希望以和平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蒋介石派熊斌到北平，与宋哲元会商和平解决办法，随后又两次召见宋哲元的代表，面授机宜。自七月十一日起，与日方进行谈判，到十九日正式签字，协议内容大致于下：（一）撤换阻碍中日国交的官员；（二）彻底镇压共产党；（三）取缔排日的各团体及各种活动。中国方面代表签字的为张自忠（当时是宋哲元下面的一个师长兼天津市长），日方代表签字的为桥本群。宋哲元在蒋介石授意下与日方签订的卖国条约，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央得报后，察其内容与我（蒋介石）既定方针，尚无重大出入，为贯彻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对。”（七月二十七日外交部发言人谈话）双方签字后，七月二十二日在北平查禁了抗日刊物六十多种，并明令禁止抗日活动。上海等地出版刊物不准用“日本鬼子”字样。蒋介石并继续派兵围攻湘鄂赣边区、豫鄂皖边区、闽粤边区要求抗日的红军。蒋介石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吐出的表示抗战意思的话。这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所逼出来的，绝非蒋介石的本意。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天津、北平以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又开始攻击上海，蒋介石在一次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决不是不欲与日本和平，然而日本的要求是没有限度的。我们最初以为日本是要满洲的，但是给以满洲后，又要华北，我们给了华北，现在日本又要上海和广东。日本的要求如果只限于满洲和华北，则我能够负责与日本提携，然而日本的要求，彻头彻尾是没有限度的。”蒋介石这时才接受全国人民的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称抗战。但是，蒋介石根本没有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他的抗战，决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

　　①顾祝同带参谋译电员各一人，分乘军用飞机三架，于九月二十日左右由南昌出发。顾乘坐的那架，由空军战斗机队长张有谷驾驶，行至中途发生故障，被迫降落于新泉东边二十多华里的一块稻田里，整个机身翻了一半，陷入泥土中，顾和张都受了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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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八年抗日转战南北

　　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实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驻屯在北平城内的部队，以假借演习为名，企图控制卢沟桥一带要地，遂与我驻守在该地的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发生冲突。八年抗战从此开始，即一般所称的“七七事变”。但这只是战争的序幕。全面的抗日战争，还是开始于八月十三日。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夜间，有一名日本海军军官（大山中尉）和一名日本随从士兵（斋藤要藏），乘坐一辆汽车，企图冲入我沪西的虹桥飞机场侦察我国军队的配备情况。我方卫兵上前加以阻拦，竟被日军开枪击毙。我机场守军巡逻队闻讯赶到。日军又对我方开枪射击。我军官兵忍无可忍，被迫予以还击，当场将日方大山中尉、斋藤水兵打死。

　　十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反向我上海市长提出惩凶、赔偿、抚恤、道歉等无理要求，大兴问罪之师。

　　十一日，日军集中海军舰艇二十七艘，停泊吴淞口外，要求我方撤退上海市保安队，谈判未成。

　　十三日晨二时，日军从闸北、横浜桥以东及青云桥一带开动。九时五十分，日本海军陆战队，从北四川路日本小学开出，用轻、重机枪向我扫射。于是八一三战役开始。我方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最先投入战斗。

　　当时我任三十六师师长，驻防西安。十三日晚接到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最高指挥部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包括特别快车），通通为我师让路。

　　奉命后，我立即部署部队乘车顺序，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开（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当时驻在徐州、蚌埠及南京附近的军队颇多，为什么单独命令我师由陕开沪？因为我师和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是姊妹师，是由原国民政府警卫军改编而成的）。日夜兼程，经过两天两夜，十六日即赶到上海。我们这个师经过京沪路、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沿线各县。老百姓知道我们是去参加淞沪保卫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时，每过一站，都是人山人海，鼓掌欢送，高呼口号壮行。慰劳将士的饼干、糖果、罐头食品、香烟等物，纷纷争相掷进火车窗口。我师将士无一不为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所鼓舞。誓死保卫祖国的壮志更为坚定。

　　十七日我师即投入对敌斗争。我亲自率领陈瑞河旅为前驱，彭辑光旅的胡家骥团为殿后。

　　我师进攻的位置在八十七师与八十八师之间的天宝路一带。陈瑞河旅首先投入战斗，向驻守该处的敌军猛烈进攻，逐街逐屋地争夺，伤亡颇重，旅长陈瑞河负重伤，我即命二一二团团长李志鹏代理旅长职务，继续攻击。日军的防守掩体，多半是钢筋水泥加上沙包建成。我军缺乏攻坚炮火，只能逐步接近，使用手榴弹爆炸敌人据点，随即日军陆续增加部队，造成两军对垒，进行阵地攻击。

　　我师在淞沪打得最精彩、最激烈、也是功绩卓著的一仗，是进攻汇山码头之役。这次战役是整个会战中几次著名战役之一。它是和姚子青营长死守宝山，全营壮烈牺牲；谢晋元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罗卓英的十八军往返争夺罗店等战役，同样驰名中外的。

　　那次担任攻击汇山码头的部队，是我师的胡家骥的二一六团。当二一六团由西安开抵上海后，立即进入引翔乡阵地，奉命攻击敌重要据点汇山码头。其任务是：除了阻止日军在虹口增援部队的登陆以外，并准备一举驱赶敌军于黄浦江畔，然后集中力量歼灭他们。

　　二十日，侦察地形地物，晚间开始攻击。当时二一六团共有官兵二千余人。除团直属部队以外，共辖三个步兵营。以第一营营长熊新民所率官兵为主力，担任进攻兆丰路的任务。第三营营长顾心衡所率官兵助攻公平路，两路齐头并进。吴涛的第二营为预备队，担任策应。

　　半夜十二时，攻击开始。第一营由兆丰路向汇山码头攻击前进，沿途必须冲破唐山路，东熙华德路口的日军防御工事。敌军躲在四、五层高的楼房里，居高临下，对我军进行俯射，阻止我军前进。相持了一个多小时。胡家骥团长下令：“不顾一切牺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于是我军官兵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进行逐屋争夺的战斗。由于我官兵视死如归，义无返顾，凭着英勇无畏的气概，一举冲过了唐山路。胡团长身先士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部队继续前进。他的两名卫士，一个叫胡正标的光荣牺牲，一个叫喻盛东的身上中了两弹，他自己也五处负轻伤，但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因此又连续冲过了东熙华德、百老汇路，直逼汇山码头。残余的日军支持不住，争相逃窜到外滩外白渡桥，向桥南英军投降。我军乘胜追击。但抵达汇山码头的部队，无法摧毁坚固的铁栅门，进攻受阻。胡团长首先爬上铁门，士兵相继跟进。然而由于遭到侧面日军的猛烈炮击，我军官兵很多人壮烈殉国。我于是下令二一六团在完成扫荡汇山码头的任务后，重新撤回引翔乡，形成与敌人对峙的局面。仅汇山码头一战，我师伤亡五百七十余人。敌军除一部分向英军投降外，死伤也不下四百余人。

　　我军装备远远不如敌军。然而我三十六师官兵于十三日接到赴淞沪抗战的命令后，离开西安，星夜兼程，抵达上海后，没有经过休息，立即参战。凭着爱国精神，民族正气，三天内即取得这样辉煌的战果，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被敌人诬蔑为“不堪一击”的中国军人的骄傲。

　　淞沪战役由于我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热烈支援，在战争初期，日军即陷于严重的苦战。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一个旅团登陆增援。八月到九月之间，在上海北面，陆续登陆的援军，先后共有十几个师团，总计约三十万人。日方委派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战场总司令。陆续增援的部队，从吴淞、浏河等方面登陆后，迂回攻击我方的左侧背。我方亦陆续增援精锐部队。如第一军、第十八军等均相继加入战场。尤以在罗店的争夺战，极为壮烈，双方伤亡枕藉。原上海战争开始时，系派张治中担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及到九月中旬，张治中调任军委会第六部部长，派朱绍良接任，改称为中路军总司令；派陈诚为左翼军总司令，指挥薛岳、罗卓英两个集团军；派张发奎为右翼军总司令。同时发表王敬久为第七十一军军长、孙元良为七十二军军长、我为七十八军军长。但指挥的部队仍只有一个师。日军陆续增加这样多的部队，是企图在淞沪西北地区，一举击破我军，消灭我军主力。但仍然遭到我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它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战斗一直由九月持续到十月。我军先后在淞沪之战中，投入了约七十多个师，几占开战初期，军委会共辖有一百八十个师的一半。这一阶段可称之为激烈争夺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我三十六师经常在与敌军相距很近的地方进行战斗。有时两方讲话都听得很清楚，日寇的机关枪甚至可以打到我的司令部。我师及八十七师在初期是进攻虹口、杨树浦一带。以后由于日军的不断增加，两师主力随即移到江湾一带作战。

　　九月某日，敌人的炮弹击中了我的指挥所。我和我师的参谋长，还有几个参谋，正在屋内研究作战方案。而炮弹落在仅有一墙之隔的房里，造成房倒屋塌，致使看守电话总机的四名通讯兵牺牲。

　　我所率三十六师，是一个整编师，装备较好，上战场时九千余人。由于战斗激烈，伤亡很大，共补充了四次。每次补充约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这些补充兵多为曾经有过训练的老兵。

　　由于我师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阵地战。敌人不仅掌握了制空权，日夜轮番对我轰炸。即使白天有一两个人在路上行走，敌机都要进行低飞扫射。其战况之激烈、严酷，于此可见一斑。但我军士气旺盛，同仇敌忾，奋勇争先，没有一个人怕死贪生。旅长陈瑞河负伤，营级以下的干部死伤甚多。将近三个月的作战，全师共计伤亡官兵一万二千多人。

　　其中补充来的人员，由于要避开敌机白天的狂轰滥炸，都是晚上到达前线，立即投入战斗。有许多官兵连符号都没有来得及发就牺牲了。这一大批为国殉难的烈士，血洒疆场。他们用血肉之躯，护卫着我国的每一寸土地。战争结束后，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的家属连抚恤都得不到。他们是我中华民族的忠魂，是我抗敌勇士中的无名英雄。因为我们从事的是反侵略战争，才有了这么一大批英勇捐躯的官兵。也才使得在这一武器悬殊的对敌斗争中相持了两个多月。

　　我三十六师全体官兵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在这一阶段，虽然牺牲是惨重的。但日本侵略者也同样在上海付出了死伤约十万人的代价。

　　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当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社论，特别提出华军之英勇抵抗，并称日军尚未获得其摧毁中国军队的主要目的。即此次两军作战，华方伤亡固极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虽知若干华军器械，犹未充分，但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阵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实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影响。

　　这恐怕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日本是一个实行征兵制的国家，受过正式军事训练两年或三年（特种兵为三年）的壮丁甚多。所以，它虽然平时只有二十个师团及一些特种兵部队。但一旦动员，立即可以征集数百万人。而我国于一九三六年，才开始设立师管区，办理征兵事宜，谈不上有经过训练、随时可以征集的壮丁。参加淞沪战场作战的部队，伤亡都很大。除由各省的保安团队抽调部分官兵，送上战场补充外，已无后备兵可以征补。在淞沪战场打了将近三个月，伤亡过重，部队残缺。每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二、三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以后改称为军令部）及前线的高级指挥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建议迅即及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退到常熟、苏州、嘉兴之线（简称吴福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之线（简称锡澄线，这两线是在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时以四个师和几个工兵团的兵力，构筑的两条国防线）进行补整，实行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十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施之际，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会议，以约半小时的时间，听取了几个高级指挥官的战况报告。接着蒋介石讲话，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而尤侧重于后者。前一部分，他概括了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经过、概况和国际间的一般反映，并对前线官兵的英勇斗争，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后一部分则是他此行的目的，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蒋说这些话，语气很坚定。说完他就走了。

　　十一月五日晨，敌以军舰多艘，炮击平湖县属金山卫一带，掩护其第六、第十八两个师团在漕泾镇、金公亭及金丝娘桥登陆，在黄埭会合趋张堰镇。六日抵松隐镇，七日占米市渡，八日敌军窜至石湖荡、张庄市，进陷松江。侵占松江之敌，以一部沿沪杭铁路向上海前进，以主力疾趋青浦、南翔，企图将在沪西北区的国军，加以包围歼灭。自八一三上海战争一爆发，我就率所部第三十六师投入战斗，在江湾天宝路一带，与敌军周旋了两个多月，没有一天停止过战斗。

　　十月二十八日，奉命撤到苏州河南岸据守。我的指挥所设在沪西的罗别根路，敌军曾数次施行强渡，均被我击退。至十一月六日，敌又集中优势炮火轰击我阵地，掩护其工兵进行架桥作业。随着敌兵强渡成功，我军仍在河畔逐点据守，阻其扩大，但战况已益趋严重。因当时所有退守苏州河南岸的部队，均伤亡甚大，又无兵力增援。我原归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指挥，退到苏州河南岸后，改归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指挥。他的司令部设在青浦附近。九日下午六时，张发奎和我通电话，说：“委员长命令我军务必在沪西再支持几天。”但到八时，张又突来电话，命本师于当晚立即向昆山方面撤退。九日这一夜的退却，简直是紊乱极了。因为自沪西经青浦、南翔至昆山一带地区，全是河汊纵横，没有一处可以徒涉，只有一条公路可走。所有部队全沿着这条公路西去。大家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各级指挥官对自己的部队，完全失去了掌握。自青浦至南翔的苏州河大桥，被敌机炸毁了。所有车辆无路可走，拥塞于途。加以深夜过青浦时，西南方向机关枪声很密，说明日军已迫近青浦。大家为避免使自己的部队陷入敌军包围圈，更是拼命向前赶，形成极度的纷乱。敌军编组了几个小规模的挺进部队，从青浦以西地带，挺进到苏州河北岸的南翔至昆山间公路上。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司令部，在南翔西南角的苏州河畔，遭受敌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人员及警卫连被打死者甚多，胡宗南只身逃出。薛岳（时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乘小汽车自南翔前往昆山，被敌军机枪扫射，司机和他的一个卫士被击毙，薛岳从车上跳到一条河沟里，幸免于难。我于十一日在南翔附近，将部队收容掌握后，于是晚越过沪宁铁路以北地区，绕道前往昆山。到达昆山时，陈诚的总指挥部（陈诚时任前敌总指挥）已经撤走。那里只有一些找不到自己单位的小部队和溃散的士兵。我得不到任何指示，便率部退往苏州。大约是十七日黄昏到达苏州的。这个古城已是死一般的沉寂，街上店门紧闭，阒无一人。我走到电话局去，和在无锡的顾祝同（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负东战场指挥之责）接通了电话，他叫我迅即开到无锡去。当晚继续西行，于十九日正午到达无锡，即往见顾祝同。他告诉我，军委会命令三十六师立即开南京。运输部队的车辆已通知铁路局准备，让我速往接洽。这次撤退十分混乱，以这样大的兵团，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逐次抵抗，以迟滞敌军的行动，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造成各部队各自为政，拼命地向西奔窜。战场统率部，对许多部队都不明白其位置，遂使敌军如入无人之境。弄到这种地步，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妄图依赖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与日本进行和谈，以谋求结束战争。

　　淞沪战役自八月十三日开始，到十一月九日夜全线撤退，历时将近三个月。双方都投入了相当大的兵力，战斗是激烈残酷的。参加这一重要战役的我军官兵，明了这是为保卫祖国的生存而战，是一场反侵略的伟大战斗。虽然我军装备远不如敌，但都奋不顾身，视死如归。每一寸土地的争夺，使敌军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牺牲惨重，实在是可歌可泣的。尤以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这三个师自战斗开始的那一天起，一直到全线撤退的最后一天止，始终坚持战斗。其他的师最多打半个月，便被轮换下去整补。因此，这三个师在闸北、虹口、杨树浦、江湾、大场一带的作战，确是尤为突出。可惜当时没有一位文学家，或者一位文笔生动的新闻记者，敢于上前线去采访，去记叙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如果有的话，几部或几十部价值很高的作品，早已问世了。

　　唐生智表示死守南京

　　我率残部三千余人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到达南京，下午四时往见蒋介石。他这时住在中山门外四方城的一栋小平屋里，为的是避免敌机的轰炸。我见他时，看出他的脸色憔悴苍白，情绪却很紧张。他向我询问部队的实力情况以及沿途所见情形后，就说：“调你回来，是要你参加守卫南京的任务，归唐司令长官指挥。何部长尚在南京，需要补充的兵员武器器材等，可即向何部长报告。”我在蒋那里出来后，即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这时军政部绝大部分人员都已迁往武汉，仅有少数人员随何留京。这次一见面，何就对我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过五十年的努力，发展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而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要从外国买来，国家内部不统一，民众又无组训，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接着他对于在上海战场牺牲之大，损失之重，以及兵员物资等方面补充的困难，表示摇头叹惜。最后他将驻在芜湖的两个补充团约有四千多人拨给我师补充，要我迅即派人前往接收，同时拨发了一部分轻重机枪、步枪及通信器材工兵器材。我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先后会见了唐生智、白崇禧、张群、王俊（第一部次长）、钱大钧（蒋之侍从室主任）、萧自诚（蒋之秘书）等人，大体了解到关于守卫南京的会议经过及计划。

　　自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之后，“守不守南京”成为当时军事上的中心问题。蒋介石于十七、十八两日曾三次邀集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刘斐、谷正伦等人开会。大多数认为今后进入持久抗战的局面，从长远和全面的观点着想，应以保存力量为上，均主张在原则上不守南京，只用少数兵力——最多六个团到十二个团——作象征性的守，并曾拟议以四川刘湘部的两个师担任。唐生智独持异议，坚主死守。其理由认为南京是首都，也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守南京才足以表现我们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并牵制敌军的兵力。由于意见分歧，在头两次会议上未作出决定。到十八日晚最后的一次会议，蒋介石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应较十二个团的兵力酌量增加。”随着蒋介石就问：“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决定，大家看谁来负责好？”当时都没有人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唐生智自告奋勇说：“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苟安。如果委员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负此责任，誓与南京共存亡。”蒋问大家的意见如何？何应钦说：“孟潇兄愿意担任是最适当没有的了。”大家都无异议，蒋介石于十九日以手令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唐生智于二十日视事，并发布告。但国民政府的正式命令至二十四日才发表，唐先视事后奉令，可想见当时南京的仓皇情况。张群也是不赞成守南京的。他认为没有守南京的条件，不可能长期固守。他另外还有一种见解，曾对我说：“如果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对我进行要挟。”

　　唐生智于二十日就职后，立即组织司令部，设置于铁道部内。在十八日的会议上，大体决定了守卫南京的部队为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七十八军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宋兼师长），七十一军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七十二军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孙兼师长），第十军徐源泉所部丁治磐的四十一师、徐继武的四十八师，以及宪兵两个团，炮兵第八团的一个营和战防炮、高射炮、通信营等，共约七万人左右。长官部策定的守备计划，概要如下：

　　（一）以第十军在栖霞山、乌龙山地区占领阵地，联系乌龙山要塞炮台严密封锁长江，并竭力阻击沿铁道西进之敌。

　　（二）以三十六师在红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门附近占领阵地，联系狮子山要塞，阻击来攻之敌。

　　（三）以教导总队在紫金山、麒麟门、中山门一带占领阵地，拒击由京杭公路来犯之敌。

　　（四）以八十七师守备光华门、红毛山及通济门营房一带。

　　（五）以八十八师守备雨花台、中华门一带。

　　（六）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城内，担任治安的维护及防空等任务。

　　唐生智于二十七日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略谓：“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我依据长官部颁发的守备计划，于二十五日率部到达指定地区，给与各部队的命令要旨如下：

　　师以协同友军固守南京之目的，决心于红山、猪头山、幕府山、下关、和平门、挹江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利用工事，联系要塞，主要以火力歼灭来犯之敌。

　　重点：东正面指向红山，西正面指向下关附近。左右依托玄武湖与幕府山要塞。

　　阵地工事——就原有之永久工事为基础构筑，视情况予以加强，构成强固闭锁式或半闭锁堡垒。利用前进阵地，警戒阵地顽强抵抗，消耗敌人，并掩护主阵地。

　　师之骑兵连主力位于大水关，一部位于燕子矶，搜索敌情。受敌压迫时，由和平门退回预备队位置。

　　一〇八旅担任东正面红山、北固山的守备，右与教导总队联系，左与一〇六旅联系。

　　一〇六旅担任挹江门、和平门至晓庄师范学校一带的守备，右与一〇八旅联系，左与宪兵团联系。

　　同时划定了各部队的作战地境。师司令部位置于挹江门附近。

　　在九月下旬，军事委员会发表我为第七十八军军长，但所指挥的部队实仅为三十六师。自率残部三千余人到南京后，接收了补充兵约四千人。虽然有了七千多人的一个师，但大多数新兵都是才入伍的，有的还没有摸过枪，射击要领一点也不懂。部队开到阵地后，一面修工事，一面教射击，并做了一些石灰堆，要新兵进行实弹射击。

　　现在就守卫南京的兵力继续增加的情形加以说明：

　　上文我已说过，自上海战局形势逆转后，退却紊乱不堪。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率所部五十一师王耀武部，五十八师冯圣法部，与战区长官司令部完全脱离联系，自苏州一直退到南京附近的句容、汤山一带。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曾充当蒋之侍从人员及警卫旅长多年。他到汤山后便来南京见蒋介石，蒋也没有责备他，就叫他率部参加守卫南京，经唐生智赋予这个军以守备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任务。这大约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前后的事情。约再过了两三天，又有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率所部一五九师谭邃部及一六〇师（叶肇自兼），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率所部一五四师巫剑雄部、一五六师李江部（这两个军都是广东部队）自镇江退到句容、汤水镇一带，经唐生智报告蒋介石核准命叶、邓两军均参加保卫南京的任务。卫戍长官部令这两个军在汤水镇东西之线占领阵地，阻击沿京杭公路向北进犯之敌。这样就形成了以第十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第七十四军守卫南京外围阵地，以三十六师、教导总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守卫南京复廓阵地的两线配备的态势。增加了六十六、七十四、八十三三个军，由于部队的残缺，这三个军合计实有兵力约为四万人左右。加上原有的，保卫南京的总兵力约为十一万多人。

　　德国大使陶德曼到南京的内幕

　　截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都已迁移到武汉或重庆去了。在八一三上海战争未爆发以前，南京人口约为一百万人，至此所存者仅三十余万人。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亲自带着唐生智、罗卓英、周斓（长官部参谋长）、王敬久、孙元良、宋希濂、桂永清、邵百昌（江宁要塞司令）等人到紫金山、雨花台、狮子山炮台等处视察了南京的复廓阵地。政府的重心移至武汉去了，蒋介石在南京已经无事可做，为什么还不走呢？这是一个谜。在视察城区阵地完毕的那天，我问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委员长和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南京？”钱悄悄地对我说：“还要几天，德国大使陶德曼日内就要来京见委员长。”我觉得突然，就续问：“陶德曼这个时候到南京来干什么？”钱说：“还不大清楚，可能是德国想来斡旋和平。”过了几天，我向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自诚了解陶德曼来京的内幕。他告诉我说：“陶德曼这次来京见委员长，是想由德国调停中日战争，他转达了日本所提停战条件六项：（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协定》非武装区，（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委员长曾征询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的意见，他们均表示可以接受。电商阎锡山，他也表示赞同。委员长向陶德曼表示，可以将以上条件作谈判基础，但对日本不敢信任，日本说话可以不算数，德国是好朋友，要求德国担任调人到底。”同时又对我说：“德国希望中国参加反共反苏阵线，自不愿中日间的战争演变为长期性的。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亦不希望进行长期战争，它是采取逐次吞并的策略，因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颇大。如果谈判，总需要一些时间，日军在这期间大约不会进攻南京。这样，我们可利用这个机会把部队整顿充实一下。”这虽是萧自诚的话，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想法。

　　十二月四日晚八时，蒋介石到铁道部南京卫戍长官部所在地，召集师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讲话，内容要点为：（一）抗战五个月来，虽然军事上暂时失败了，丧失了许多地方，但也给了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使日军不能达到它速战速决的目的。（二）由于我国的英勇抗战，获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援。（三）为什么要守南京呢？因为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四）守南京可以牵制敌人兵力，而使其他部队得有喘息和整补的机会。（五）希望大家抱定决心，努力固守。现云南部队三个师装备齐全，兵力充实，又有作战经验，不久就可到达武汉。我将亲自率领这个部队从皖南方面来解南京之围。（六）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蒋介石讲话一个多钟头后，唐生智以悲壮的语调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最后蒋嘱大家要效法唐长官的决心和精神，服从唐长官的指挥，努力完成任务。从上述蒋介石的讲话，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多么空虚，身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由于在平汉路和上海战场的大溃退，部队完全失去了掌握，脑筋里所有的就是从云南开出来的三个师，他将亲自率领来解南京之围。如果说他当时的动机不是虚伪欺骗的话，至少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于十二月五日（或六日）①晨乘飞机离开了南京。

　　南京失陷

　　自敌军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占领无锡后，即策定分三路进攻南京的计划。东路沿沪宁路进袭镇江后即向南京进犯，中路沿宜兴、溧阳、句容，直犯南京；西路则先趋广德经宣城攻芜湖，截断我南京守军的退路。东路之敌陷镇江后以一部沿铁路西进，于十二月七日与我栖霞山守军第四十八师接触。东路敌军主力沿沪宁公路西犯句容，于十二月四日攻陷；至六日，句容之敌北犯汤山（即汤水镇），与我第六十六军发生激战。中路之敌自陷宜兴后，即沿京杭国道继续北犯，先后进陷溧阳、溧水，于十二月六日进抵淳化镇，与我第五十一师发生激战。西路之敌自陷广德后，即继续前进，向郎溪进犯，在七里店、陆家铺、长乐铺等处，利用水道，以小汽艇前进，占领郎溪，于十二月六日渡丹阳湖南岸，威胁我芜湖后方。同时，一部敌军，由十里冈越南漪湖之西陈村、双塘店进犯宣城，七日，敌军用战车冲入城内，遂陷宣城，旋犯湾沚镇。八日，敌军之第十八师团及伪满军于芷山旅猛犯芜湖，国民党守军及行政专员、县长等均弃城逃去，敌军进城后，屠杀我市民二千余人于江边。至十一日，南京与芜湖间之当涂，亦被敌军占领。至十二月八日我六十六军、八十三军部队在汤水镇东西之线遭受敌军重大压力，放弃该地，转移至城郊紫金山东北地区；同日，我七十四军退出淳化镇大胜关一带，并在大胜关东北地区继续与敌激战；我四十八师仍在栖霞山附近与敌军对峙。自六日以来，敌经常以大批飞机轰炸城内及城廓附近各要点。

　　十二月九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要旨如下：（一）敌军已迫近南京，我军目下占领的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线。各部队官兵应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尽力固守，不许轻弃寸土，动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员长命令按连坐法从严惩办。（二）各部队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负责保管，不准擅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

　　十二月九日敌围攻南京城更为逼近。我七十四军在大胜关、牛首山一线被敌军攻破，节节后退，被迫转移至水西门附近担任守备，旋敌军追至，即在水西门外之上河镇一带与敌发生激战。栖霞山被敌军攻占，我四十八师退至和尚桥附近与第四十一师协力在该地一带占领阵地。淳化镇之敌军主力，陷高桥门七瓮桥，遂沿大路向光华门进攻；另一部占领通济门外的营房，并向通济门进攻。沿京杭国道由汤山向南京进攻之敌，于九日向我教导总队守备的老虎洞、体育场、马群、孝陵街西南一带高地（这是前进阵地）展开攻击，我守军受敌军的攻势压迫，于是晚放弃了这条前进阵地，退守紫金山第二峰麟阁寺西山之主阵地。十日，敌围攻南京复廓阵地甚为猛烈，午后敌军一部突入光华门外廓，经教导总队与八十七师协力反攻，至黄昏始恢复。十一日，全线都在激战，我守军增援城防，并作巷战准备。十二日，敌军第九师团主力猛攻中华门外重要据点雨花台，守军八十八师伤亡惨重，至正午雨花台陷落。敌军占领雨花台后，迅即以重炮向中华门轰击，同时敌以一部分炮火向城内新街口、中山东路等处射击，有许多建筑物被毁，震裂声振动全城；有三处起大火，黑烟冲霄汉。自雨花台陷落后，八十八师全部守备中华门，受敌军重炮的轰击，敌步工兵逼近城垣。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于十二日下午二时左右率所部二千余人向下关方面逃窜，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当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敌军第六师团主力于十二日拂晓猛攻教导总队在中山门外的主阵地带，中山陵园、遗族学校、关王坟一带激战甚烈，至午后阵地多处被突破，敌军逼近中山门，但紫金山主峰尚在我军固守中。敌军另一旅团本日上午突破我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在和尚桥附近的阵地，占领扬场山、银孔山一带，继续向乌龙山要塞进攻，并有一部向西窜犯。另有敌军一部占领江心洲等处，其主力与我七十四军在上河镇及水西门附近发生激战。围攻南京之敌为第六、第九、第十二师团及第五师团之第九旅团。十二日敌军对南京城的攻击达最高潮。敌重炮猛轰中华门，有数处倒塌，敌步兵在其炮火掩护下蜂拥而上。守军八十八师抵挡不住，撤离中华门。至此，南京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当战争将迫近南京时，曾有些人士及外国传教士等，倡议组织难民区，经卫戍司令长官部核准划中山北路以北地区，即自新街口为起点至山西路止，这区内约可容二十五万人。中华门至花牌楼一带，原为居民聚居的地区，尤以世世代代生长在南京的人及无力他徙的贫民，多半是住在这个地区里。十二日敌军猛攻中华门，这一地区落的炮弹颇多，许多房屋被毁，遂使这一带的居民发生恐慌，纷纷趋往安全区。当其奔走逃难之时，更高呼亲友，告以日军已冲入城内。而溃退的八十八师及一些高射炮队等亦加入退却。至是，自中山东路起通往下关江边之公路上，拥挤不堪，纷纷争先，梗塞于途。亦有急于奔逃，而将各物抛弃途中者。逃难中的居民及一部分散兵，亦有迁入难民区者。总之，十二日下午形成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十二日下午二时卫戍司令长官部指示本师：（一）下关通浦口为我军后方唯一交通路，应竭力维持秩序，严禁部队官兵及散兵游勇麇集，以确保要点。（二）第七十四军在上河镇与敌激战：其后方交通应由汉西门与城内联络，禁止该军部队通过三汊河退入下关。（三）着该师在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立即施行戒严，禁止一切活动。至四时左右，七十四军在三汊河搭浮桥，企图退入下关，经唐生智命本师予以制止。

　　自十二日下午二时敌军攻占中华门，中山门外的战斗亦异常激烈。敌军猛攻乌龙山要塞，情况十分紧张。敌海军舰队正在乌龙山附近江面清扫鱼雷，排除航行障碍物，同时得知侵陷当涂之敌，已在该处渡过长江，向浦镇前进中。卫戍司令长官部认为情况异常严重，战局难以挽救，遂于下午五时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首由唐生智简要地说明战况，并提出分路突围的计划，征求各主官的意见，大家均无异议。于是长官部参谋长周斓以印刷好了的命令发给每人一份，会议只历时二十分钟就散了。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得继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地区——突围。但除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之敌军间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间在挹江门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也造成了战史上的极大悲剧。

　　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每次可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约需四、五十分钟，那时下午五时就天黑了，早晨要到七时才天亮，即夜间有整整十四个小时可以航行（因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不敢开行）。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至少可以运送三万人过江，但是他们却让这两艘渡轮开往汉口去了。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轮（最大的只有一百多匹马力和约二、三百只民船，这样多的人要过江去，而船只却这样的少，因而就发生了许多悲惨事件。长官部召集的会议散了后，唐生智等立即开始渡江，但各部队均不遵令突围。教导总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七十四军、六十六军及南京警察等，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争先抢过挹江门，互不相让，并曾一度与守挹江门之三十六师二一二团部队发生冲突，秩序混乱达于极点。随之下关亦乱，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因争夺船只，互相开枪毙伤者有之，将船击毁沉没者亦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御，惨遭灭顶者数以千百计。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十二日下午五时半我在长官部开会回师部后，即以电话令各部队严密戒备，掩护唐长官等渡江，至八时左右长官部人员已渡江完毕。我于八时三十分集合各部队长面授要旨：（一）军掩护长官部渡江后陆续渡江，（二）一〇六旅之二一二团担任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的警戒，待命渡江，（三）一〇八旅留一部担任和平门、尧化门等地的警戒，待命渡江，（四）无任务之部队，本日（十二日）晚十一时开始移动，至和记公司附近集合，归一〇八旅刘旅长英指挥，（五）各部队概由金川门出城，不准经过挹江门。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队于是晚十二时到达和记公司附近，觅得小汽艇两艘，民船十五只，即开始渡江。第一次渡江后，派人将船押回江南续运。但麇集下关之其他部队均向和记公司附近拥挤，三十六师的部队多被冲乱，有些船亦被他们抢渡去了。至十三日晨八时止，本师渡江到了浦口的约为三千人，未能渡江者占半数以上。有二一二团营长谢淑周因部队被冲散，又无船可渡，他和两个传达兵扎了一个木筏，三人坐其上，放之江中，随波逐流，顺江而下。行至乌龙山附近江面上，被敌舰发现，用机枪扫射。有一传达兵中弹殒命，他们将之推入江中，继续漂流。一直流至扬州附近十二圩，才被船户发现救起，在一个乡村里换了衣服，步行至津浦铁路之张八岭车站始获归队。

　　十二月十三日敌军入城后，纵兵放火，奸淫屠杀。将我无辜民众及失去抵抗力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一百人或数百人连结一团，用机关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据后来远东国际法庭对敌酋谷寿夫判决书调查证明：我军民被敌射杀火焚活埋者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的尸体经收埋者十五万余具，总计我惨死同胞三十多万人。日军在城内以“杀人竞赛”取乐。被奸淫妇女少者才九岁，老者到七十六岁，有的奸后又被剖腹。实为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

　　南京的失陷和同胞死难的惨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悲剧。除日军那种极端残暴的行为外，在我国方面，参加保卫南京战役的高级干部，都是有责任的，尤以象孙元良那种卑鄙的行为（孙元良于十二日下午五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衣，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出来）。由于蒋介石从一开头起就没有打到底的决心，总想依靠什么“国际联盟”，什么“九国公约”，以及希特勒等人出来斡旋调停，早日结束战争，借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这始终是他的主导思想。以这样的主导思想来指导战争，其战略战术的着眼，就必然是被动的、投机的。正因为在他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的作战指挥下，丧失了广大的国土，牺牲了无数的士兵，并使同胞死难者数以千万计，又岂止南京一役而已！

　　唐生智决定放弃南京，命令各部队突围，但多数队伍均纷纷麇集下关，无船可渡，一时秩序大乱，不可收拾。我为此集谗谤于一身，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免职，我自问无愧，处之泰然，交代后携眷回归故里。乡居月余，最高当局又起用我为荣誉师师长，负责编组伤愈官兵一万多人，构成为新劲的部队。编组甫成，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初又调我接任七十一军军长。

　　战场上接任军长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前后，我在湖南浏阳荣誉师司令部（当时我任荣誉师师长，这个师是以抗战负伤治愈的官兵编成的）接到何应钦的一个紧急电报，叫我马上到武汉去见他。我仅带了一个参谋和一个卫士，第二天清早就到了武昌。上午十点左右，我到军事委员会会见何应钦（那时是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他对我说：“现在调你去接任七十一军军长的职务。这个部队的人事你是熟悉的，指挥上不会有什么困难。”我问：“七十一军军长不是王敬久吗？他在这个部队已有相当时期，为什么要叫我去呢？”何说：“王敬久和祝绍周大闹意气，败坏军纪，委员长（指蒋介石）很生气，所以把他换了，叫你去。”（据了解：祝绍周那时担任洛阳地区警备司令，七十一军开到那个地区整训，要受祝的指挥，王敬久不愿意，因王于一九三二年任八十七师副师长时，祝任参谋长，地位次于王。）我又问：“荣誉师交给谁？”何说：“交副师长林英升代。”我说：“那我今天就回湖南去交代，然后再到七十一军去接任。”何说：“现在豫东战况紧张，七十一军正由洛阳向豫东运输，委员长已于昨晚乘车去郑州，临行时嘱我转告你，叫你赶到郑州去见他。你不要回湖南去了。”这样，我又很快赶到郑州。

　　我在郑州见了蒋介石，他对我说：“现在有一股敌军已由濮县附近渡过黄河，企图南下截断陇海路，包围我徐州附近的部队。你的队伍先在兰封一带集结，现在兰封的一〇六师也暂归你指挥，将来与归德的薛总司令②所指挥的部队夹击这股敌军。你到前方要告诉各级军官，我们的兵力较敌军绝对优势，大家要努力打好这一仗。”随后他又补充说：“这一仗关系很大，大家一定要奋勇战斗，如有不听指挥或畏缩不前者，就应严加惩办。”我除表示照他的指示去努力外，并问：“我的部队归谁指挥？”蒋介石想了一下说：“暂归我直接指挥。你到兰封后，随时来电话报告，我将在郑州暂住一个时期。”那时七十一军本来是属于第一战区的战斗序列，第一战区长官部也设在郑州，论理我军应该归程潜指挥，但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常常不尊重指挥系统，有时甚至直接指挥到师、旅、团等单位。

　　我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后，又到长官部会见程潜及参谋长晏勋甫等人，更多地了解了敌军和友军的情况。

　　大约是五月十六日或十七日我到了兰封，七十一军军部已先一天到达，驻在兰封西北边的一个村庄里。所属的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二六四旅已东运到归德附近，八十八师师部及直属部队和二六二旅本来也是要运到归德去的，因内黄车站附近发生情况，便在兰封下车了。所属的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已有一个团开到兰封，其余正在运输中。兰封城区还驻有一〇六师沈克部（这个师是以石友三残部编成的）。我到兰封后的第二天，乘马到城内去看沈克。正谈话间，忽然来了十几架敌机，城内又无防空设备，我们想出城到乡下去已来不及。一刹那间，敌机便开始狂轰滥炸，我和沈克所在的一间房子周围落了好几个炸弹，室内玻璃全都震毁了，瓦砾和碎土不断地打落到我们的身上。当时我和他面对面坐着，一言不发，只好听其摆布。敌机滥炸一阵后飞走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险哉，险哉！”据事后调查，一〇六师被炸死炸伤的官兵达三百多人。当时城内居民已不多，也被炸毙了二十多人，房屋被炸毁者达十之七八。牲口被炸死不少，我的乘马也被炸毙了。

　　我就在敌机的轰炸和战况紧张的情况下，在战场上接任军长。

　　围攻土肥原师团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自平津沿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势如破竹，故敌寇骄傲异常。矶谷廉介率领第十师团由济南猛攻台儿庄，以为直取徐州可以不费吹毛之力，指顾间即可占领，不意进至台儿庄附近，遭到孙连仲等部的坚决抵抗，损失惨重，被迫后撤。于是，侵华日军统帅部策定了一个五路会攻徐州的计划，企图将国民党军主力一举歼灭于徐州附近。这五路是：

　　一路主力由津浦路南下进攻韩庄、台儿庄，另有力的一部由临沂趋邳县、郯城；

　　一路由苏北的盐城北上；（这两路预计在新安镇会师后直薄徐州。）

　　一路由津浦南段北上，直趋萧县、永城；

　　一路由鲁西南下，进薄丰县、沛县；（以上四路的目的，企图包围徐州，聚歼国民党军主力。）

　　另一路，即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由濮县渡黄河南下截断陇海路，阻止国民党军队东进增援。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土肥原部开始在菏泽北面的董口附近施行强渡，守军兵力薄弱，在日军飞机和大炮的轰击下，只有微弱的抵抗，便退走了，使敌军顺利地渡过了黄河。五月十四日敌军进攻菏泽，守军是商震的三十二军的一部（约有一个多团的兵力），经不住日军的猛攻，菏泽于当天就沦陷了。于是土肥原师团就分路向陇海路进发。

　　我到兰封后的第三天晚上，蒋介石在电话里命我到考城去和商震联系。翌日上午我乘一辆卡车带着必要的人员前往考城。由兰封到考城，并无正式公路，只能沿着乡村大道走一段问一段行进。不料走到半途，被一架敌机发现了，老在我们的上空盘旋，我判断这家伙不怀好意，急命停车，人员疏散到路旁麦田里隐蔽。果然敌机很快就俯冲下来，向汽车附近扫射了一阵，但没有扔炸弹，我们并无伤亡。约在十一点左右，我们到了考城南面的一个村庄——商震司令部所在地。商震那时的职务是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所指挥的部队，除他自兼军长的三十二军外（三十二军辖一三九、一四一、一四二三个师及一个独立旅），还另指挥两个师（番号不详）。他的任务是担任广阔的河防线，兵力分得很散，处处薄弱，既不能在河岸阻止敌军的渡河，也不能很快集中相当兵力来打击和迟延敌军的行动。

　　我在商震那里得到一份重要的情报。这是他司令部直属的一个骑兵部队在考城东面巡逻警戒时，发现敌军的一辆小汽车，他们将车子击毁，打死了司机和一个日本军官，在那军官身上获得一份十四师团的作战计划及部队编组情形的材料。这个日本军官的职务是个少佐主计（即军需官）。从这份材料里，才知道敌军的番号、兵力和指挥官姓名，以前是不知道的。

　　土肥原师团的任务，就是如前面所述，截断陇海路，阻止国民党军队东进增援，并相机歼灭在兰封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材料中对商震部队的兵力、位置等都调查得很清楚，并对商部力量表示相当轻蔑。记得材料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军南进中，对在考城附近的商震部队，不必多所顾虑，派少数兵力向他戒备就行了。”同时了解到，土肥原师团除骑兵部队外，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机械化和摩托化。据商部骑兵所侦得的情况说：敌军由菏泽一带南下时，有几百辆装甲车、卡车以及炮兵牵引车等，摆成五、六华里的正面，践踏着正在成熟的麦田，浩浩荡荡地向南行进。

　　我们在归途中，十分提心吊胆，既要防备敌机的袭击，更要注意东面的敌情。

　　黄昏时回到兰封，即以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赴考城会晤商震的经过及所获得的情报。蒋介石说：“桂永清③率四十六师，还有邱清泉带了一个战车营和搜索装甲车一连，即可到达兰封。你等他们到达后，率所部向北面的红庙（在兰封、考城间）附近集结，然后向敌军的侧背攻击。”第二天上午我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向他们说明了战场的一般情况，并研究军的作战任务。这天下午，桂永清、邱清泉、李良荣等先后到了兰封。蒋介石来电话，要我于黄昏时率八十七师向红庙方面移动。我问八十八师（欠二六四旅）是否一道去？蒋说：“八十八师留在兰封，暂归桂永清指挥。”我听了心里不乐意，知道这是桂永清捣的鬼，但蒋介石的语气是命令态度，只好忍受着而已。

　　兰封激战

　　五月十四日，敌军陷菏泽后，主力分成几个纵队南进；迄二十日，窜集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寨及其附近地区。蒋介石令前线所有部队统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围攻土肥原师团。

　　我到红庙后，接到薛岳的命令，要旨如下：

　　一、敌军十四师团现窜集内黄、仪封、楚庄寨、野鸡岗等处；

　　二、我军决心攻击该敌，并以野鸡岗、楚庄寨、石楼、内黄、仪封、贺村为攻击目标；

　　三、命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四军为东路军，沿铁道两侧向野鸡岗、楚庄寨、贺村攻击；

　　四、命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七军为西路军，自西而东，向仪封、内黄、马王寨攻击；

　　五、命新编第三十五师向宋庄、纸坊集攻击；

　　六、命第三集团军④向旧考城、贺村攻击，并以一部埋伏于鲁道口、大寨集、王庄等处，相机袭敌；

　　七、命三十二军以一部确保大黄集、团集，并埋伏于杨桥、郭庄、马庄等处，相机袭敌，其余部队仍继续担任河防；

　　八、定于二十一日开始攻击。

　　二十一日，我率军直属部队及八十七师，分两个纵队向仪封前进，先是向东走，随折而向南，在向南行进的道路上，随处可以看到敌军摩托车轮的痕迹。大约到了下午二时左右，突然前面响起了机枪声，得知前卫部队已接近仪封。仪封是个土寨子，据报寨内约有二、三百个敌人据守，敌军大部分则已向西去了。我和沈发藻站在一个土堡上用望远镜向仪封观察一番后，遂决定以先头团开始向仪封的东北角一带攻击，并命配属于军的一个山炮营（有法造土乃德山炮十二门）予以支援，同时派另一个团向仪封南面迂回，以威胁敌之侧背。

　　一开始，守敌十分顽强，我攻击部队逼近寨子时，被其浓密的火力射击，伤亡颇大。我即命令集中所有火力，包括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等，全力制压对我危害最大的敌军火力点，发生了效果，我步兵两个连迅速地突入了寨子的一角。但敌军仍然凭借在寨内的各据点，继续负隅顽抗。我军兵力逐次投入战斗，扩大战果，使战斗愈演愈烈，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有如急风骤雨。当战况正在十分紧张时，寨内敌军突然放弃阵地，向西南方面窜走。我们当时推断，可能因十四师团主力已向西进展，同时发现我有大部队向南运动，恐被包围，故而撤走。寨内敌军遗尸数具，丢放的弹药和罐头食品等颇多。我和沈发藻率指挥所人员于下午四时进入寨内，登上城寨向西南方面了望，看到我步兵分数路正向前搜索中。一刹那间，忽然敌军大炮向我前进部队射击。我用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敌军野炮八门在一些小丛树的后面并列一排向我发射，距离仪封大约有八、九华里。当命我炮兵立即进入阵地向敌炮发射，敌炮乃变换目标，对我炮兵射击，这样就形成了双方的炮战。由于我们的指挥所离炮兵阵地甚近，中弹十多颗，八十七师指挥所的一个副官和一个传达兵被炸毙炸伤。这时前线部队报告，敌军向我反攻，但兵力不大，刻正在战斗中。我们判断系敌军企图阻止我军继续前进，不是想要夺回仪封，当命部队就地抵抗。战到黄昏时，战况也就渐渐沉寂了，各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严密戒备。

　　由东向西攻击野鸡岗、内黄一带的六十四军及八十八师二六四旅，因这一带敌军兵力不多，经我军的压迫，没有顽强抵抗，就窜向西南方面去了，他们顺利地克复了内黄、野鸡岗等地。二十一日晚，我派小部队沿铁路两侧往东搜索，只走了六、七华里，就与二六四旅取得了联系。

　　二十二日上午，我和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在仪封东南端的一个村庄举行了会议，并和薛岳通了电话，商定：

　　1.二六四旅归还七十一军的建制；

　　2.七十一军统归李汉魂指挥；

　　3.两军密切联系，向窜据在仪封西南地区的敌人攻击。

　　二十二日下午三点左右，六十四军在左，七十一军在右，开始向西前进，很快就和敌军接触。由于我方兵力较多，不断向左翼延伸，遂在仪封西南一带，形成了一条弧形的攻击线（因缺乏详细地图，许多地名记不起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两军都有相当进展，伤亡亦颇大。

　　我们这次在兰封作战，这一带的居民几乎逃避一空，地方行政人员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因此使我们的补给、运输、伤病兵的遣送事项，都遇到严重的困难。二十二日晚上，我彻夜未睡，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事项的处理上，伤透了脑筋。

　　二十三日我两军继续向当面之敌攻击，敌军因兵力不够，收缩防线，自动地放弃了一些村庄。这一天的战斗，两军都获得了一些进展，但因敌军火力猛烈，我军的进展还是有限的。

　　桂永清和邱清泉，都曾由蒋介石派赴希特勒德国学习过军事，他们两个人的性格，真可称得上是一对孪生子，平日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除了对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阿谀逢迎，以达到其升官发财的目的而外，是什么人都瞧不起的。一到战时，当形势于他们稍为有利时，便得意忘形，大肆夸张吹嘘，而当战况紧张时，便张皇失措，满头大汗，急得团团转，我曾好几次看见过他们这种丑态。

　　这次，他们两人联袂来到兰封时，仍然和过去一样，神气活现。当我向他们介绍当面的敌情和友军情况时，他们还没有等我的话说完，便满不在乎地说：“这点敌人算得了什么！看我们来打它个落花流水。”他们那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神气，实在令人作呕。我当时曾以讽刺的口吻笑着对他们说：“很好，你们两位德国将军来了，这次一定可以打个大胜仗。”

　　大约是五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桂永清派了四十六师的一部分步兵由兰封向东搜索前进，邱清泉也派了几辆装甲搜索车和一些战车同去。他们进到离开兰封不到十华里的地方，正好遇着敌军步骑兵一百多人。这股敌军的任务，是向兰封方面搜索情况的，没有想到我方有战车、装甲车，便掉头后退了几里占领阵地抵抗，随后又调来了战车防御炮，桂、邱两部便不敢前进了。但是桂永清、邱清泉却利用敌军稍为后退这件事，大事吹嘘，向郑州，向武汉，向友军，宣传他们的什么“兰封大捷”，真是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事。

　　薛岳给予桂永清军的任务，是要他率部东进攻击敌军，同时必须保持兰封这个重要据点，以利于东路部队的西进攻击，但桂部没有任何进展。到二十三日，敌军调集相当兵力，附以大炮及战车，向桂永清军发动攻击，仅仅两三个小时，桂军便全线崩溃了。溃退的队伍似潮水般向西逃窜，邱清泉的那些战车当然逃跑得更快，一口气就逃到罗王车站以西去了。桂永清知道自己的部队是控制不住了，如果丢了兰封，他的责任很大，便匆匆地写了一个纸条给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命令他率所部固守兰封。桂本人在敌军打击下，丧魂落魄，有如丧家之狗，拼命地向后逃跑，也是一口气就跑过了罗王车站。他的基本部队四十六师，就这样溃散了，一直到开封附近才收容了一部分，以后这个队伍就改编到胡宗南集团里去了。

　　龙慕韩对敌军的攻击，招架不住，他这时也无法向任何人请示，便自行决定退出兰封城，率部转到西南方向去了。就这样，敌军于二十三日下午攻陷了兰封。

　　薛岳得到桂永清军失守兰封的消息，非常气愤，因为按照他的企图，想在兰封附近歼灭土肥原师团。现在桂永清弃守兰封，这就打破了薛岳的计划，薛便以前敌总司令的身份向军事委员会控告桂永清，说他贪生怕死，贻误戎机，请求严办。桂永清则把兰封失守的责任推诿于龙慕韩，结果，龙慕韩被判处死刑，后来在武汉枪毙了。桂永清在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袒护下，仅仅以撤除第二十七军军长的职务了事。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土肥原师团的企图和行动。土肥原师团窜集于仪封西南地区后，由于七十一军和东路军在仪封附近会师，遂次向它压迫，形成包围的局势，这对它是不利的。尤以它已没有后方联络线，必需的粮食和弹药还可指望其飞机空投接济，但在那时没有直升飞机的情况下，几百辆车子所需要的汽油的补给，成了极严重的问题。因此，土肥原决定先攻陷兰封，然后将其部队的主力转移于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这三个据点，以期能从黄河北岸经柳园口获得物资的接济，因为这三个村庄都靠近黄河。同时，土肥原又留置一部分兵力于兰封及罗王车站，成犄角之势，以分散我军的兵力和滞延我军的进攻。

　　敌军窜陷兰封后，在郑州的蒋介石、程潜等，大为惊恐，恐其长驱西进，直取开封、郑州，将使全局陷于极端混乱，乃急调在西安至潼关一带的胡宗南军团（第十七军团，辖第一、第九十两个军）赶运到开封，同时程潜亦率必要人员到开封设立指挥所。嗣得悉土肥原师团的行动后，乃策定围歼土肥原部的计划。记得这个计划的大概要旨如下：

　　1.由胡宗南指挥第一军、第九十军及邱清泉的战车营，并配属重炮兵营，向曲兴集、罗王寨之敌攻击；

　　2.命在豫北的朱怀冰军（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队），向柳园口黄河北岸活动，截击敌军的增援，遮断其补给线；

　　3.命俞济时的七十四军、第三集团军的第二十师及新三十五师、一〇六师等部，进攻三义寨；

　　4.命七十一军攻击兰封；

　　5.命六十四军先进攻罗王车站，得手后，再协助胡军进攻罗王寨；

　　6.命商震所部逐步向西移动，担任守备开封及开封、郑州间之防务。

　　我于二十四日晚奉薛岳命令负责攻击兰封，二十五日晨亲率各师旅团长在兰封的东南端和西南端观察地形后，随即赋予两个师的攻击任务。我命令八十七师负责东北面的攻击，八十八师负责西南面的攻击，并指示各部队充分利用城外村落接近城垣，选定易于爬城的攻击重点。

　　其时蒋介石已来命令，将龙慕韩革职查办，并派我兼任八十八师师长。我乃将军部移至兰封南面的一个村庄，与八十八师师部同驻一处。同时调整人事，将二六二旅旅长邓经儒调为副师长，将资历较深、作战勇敢的团长沈芝生调升为二六二旅旅长，并以军参谋长陈素农兼任八十八师参谋长。

　　我亲自指挥八十八师进攻兰封的西南端，八十七师则完全责成沈发藻指挥。

　　兰封城并不大，城墙也不高，大部分都是用土筑成的，只有各城门附近有部分砖头，惟四面开阔，不容易接近。我于二十五日黄昏后率两个团接近南门及西南角，选定了两团的攻击重点，命部队漏夜挖掘壕沟，炮兵测定射击目标，命在第二线的部队绑扎爬墙梯子运送到第一线应用。

　　二十六日拂晓，两师同时开始攻击，先集中炮火射击选定的攻击点，摧毁敌军工事，随即集中火力掩护步兵爬城。激战至正午，前后冲击三次，由于敌军顽强抵抗，两师攻城部队伤亡枕藉，均未能突破一点获得立足地。我乃命暂停攻击，积极调整部署，并调来炮两门接近城垣，准备直接射击。延至下午五时，重新发起攻击，官兵前仆后继，奋勇战斗。到黄昏时，终于打破了几个缺口，在城墙上获得了三个立足点，即八十八师在西南方面爬登了两处，八十七师在东北角爬登了一处。当立命增加部队，扩张战斗，遂在城墙上和敌军展开了激战，敌军一再反击，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但均被我击退。

　　鏖战竟日，双方都感到疲倦，所以到晚上九时后，战况渐趋沉寂了。我方连夜调配力量，准备明日拂晓继续攻击。不料到二十七日上午三点左右，兰封城垣枪声大作，手榴弹的爆炸声尤为猛烈，据报说是敌军向我反扑，我严命各据点务必坚守，并嘱各团适当增加兵力。经过约两个小时紧张的战斗，随后便只有稀稀落落的枪声了。这时天已微明，八十七师某团首先发觉敌军已向西北方向逃窜，派了一部分兵力去追击，打着了敌军的后尾，击毙敌军十余名，缴获步枪、轻机枪十多支及军马十多匹。他们送了我一匹军马，以后我在军中经常乘骑，把它叫作“土肥原”。

　　二十七日我军克复兰封后，清扫战场，发现敌军遗尸二十多具及枪支子弹食品等，判断系敌军撤退时，留下这一小部分人向我猛扑，以便其守城部队（据掳获文件，得知敌军兵力为一个大队）的主力得以安全撤出，因而这二十多人便全部战死了。

　　花园口决堤

　　七十一军克复兰封的当天，六十四军也在同一天克复罗王车站，我两军正准备各派一部分兵力协助攻击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之敌，不意到二十九日，东面情况发生严重变化。薛岳原留第八军在归德附近，竭力阻滞由鲁西南下的敌军西进，但黄杰并未执行薛岳赋予的任务，当敌军先头部队刚刚接近归德，他便率部撤走了。事后，薛岳曾向军委会报告，指责黄杰不服从命令、擅自率部放弃归德，但黄杰同样在蒋介石、何应钦的袒护下，以革职了事。

　　敌军于二十六日陷归德后，即分两路西犯：一路沿铁路而西，一路犯宁陵、睢县。薛岳当命六十四军、七十一军及另外的几个师（番号记不清楚）位置于民权、杞县、太康之线，迎击西犯之敌。七十一军在杞县附近布防，部队紧张地构筑工事，到六月初，仅我警戒部队与敌军的搜索部队小有接触，即奉命率部经扶沟向许昌转进。

　　围攻土肥原师团的胡宗南等部队，经过几天的激战，克复了一些小据点，但困守罗王寨、曲兴集、三义寨这三大据点之敌，仍然顽强抵抗，我攻击部队伤亡颇大。第一战区长官部正拟增厚兵力，并从后方积极运输炮弹等物资，期于短期内歼灭土肥原师团，但这时沿铁道两侧西进之敌，已于六月一日窜陷睢县，迫近兰封、杞县，而另一股敌军则由亳县方面，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进迫，其目的不仅在救援土肥原师团，且有进犯平汉路许昌、郑州一带的企图。这样，有使在开封、兰封间的我主力部队陷于包围的危险。在武汉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乃命停止对土肥原师团的攻击，除由三十二军派一部守备开封阻滞敌军的西进外，主力部队绕向平汉路以西撤退。

　　六月六日，守备开封的部队，在敌军的猛烈攻击下，退出开封。六月七日，敌军步骑兵千余人附战车十多辆到达中牟附近，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形势岌岌可危。

　　第一战区长官部在情况紧急时，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在花园口决堤，造成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的泛滥，以阻止敌军的西进。这一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长官部派驻在郑州附近的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和一个工兵营执行挖掘和爆破的任务，于六月九日决堤。黄河决堤后，黄水滚滚向南奔流，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广大土地，受灾人口达一千万人以上，财产的损失更难以计数。

　　七十一军在富金山、沙窝战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寇想乘机逼我屈服，但未能如愿。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攻占徐州后，立即将他的兵力转到长江方面，企图深入武汉，破坏我抗战的中心区域，欲使我不能继续抵抗。

　　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国民党军在花园口决堤，使军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争取了保卫武汉的准备时间。

　　日军也同时完成了进攻武汉的部署。其军队配备大致如下：

　　日军集重兵于江南、江北，派烟俊六大将担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

　　准备进犯长江南面的部队有：

　　第十一军司令官：中将冈村宁次

　　第六师团师团长：中将稻叶四郎

　　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中将伊东征喜

　　第一〇六师团师团长：中将松浦淳六郎

　　波田支队支队长：中将波田重一

　　第三师团师团长：中将藤田进

　　第九师团师团长：中将吉往良辅

　　第十八师团师团长：中将牛岛中雄

　　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中将清水喜重

　　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中将本间雅清

　　准备进犯长江北面的部队有：

　　第二军司令官：中将稔彦王

　　第十师团师团长：中将筱冢义男

　　第十二师团师团长：中将获洲立兵

　　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将中岛今朝吾

　　同时还将第十五师团（师团长岩松义雄中将）、第十七师团（师团长广野太吉中将）、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土桥一次中将）、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小岛吉藏少将），编入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

　　除上述主力部队外，还配备了机枪联队、山炮联队、迫击炮联队、高射炮联队等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此次会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因而倾注最大努力，欲确保武汉。截止到八月中旬，约集中了九十个师的兵力，准备对敌作战。

　　我所率领的七十一军在兰封战役会战之后，退到郑州以西的河南郏县一带，进行整补。

　　我军所辖三十六师，六、七月间从江西萍乡运送到偃师，军委命其归还我军建制。

　　八月下旬，我部奉命开到商城附近。

　　日军这时从六安西进，我部奉命在史河地区加以阻击。我立即率领各师师长去叶家集一带侦察地形。我们当时发现富金山有如扇形，靠叶家集很近，在公路南翼，居高临下，可控制公路，是一处良好的作战要地。我当即决定，由两个师在富金山布置阵地。三十六师在左翼，八十八师在右翼。另派遣归我指挥的六十一师，则令其开到固始，占领阵地，竭力阻止敌军西进。如遇强大压力，可逐步转移，向商城靠拢。

　　我七十一军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商城一带的阻击任务由孙部三十军负责。

　　八月底，在叶家集前沿阵地与日军接触。

　　九月二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向我富金山阵地发起了进攻。敌进攻的主要方向是三十六师的阵地。该师阵地有几条棱形线，可伸到平地。而三十六师就在这几条棱形线的山腰布防。沿着棱线一直可通到山顶，我的军指挥所即设在山顶上。

　　日军集中火力，猛攻三十六师防地，战况极为激烈。敌军的炮弹甚至打到了我的指挥所。我们也可以从山顶清楚地看到日军的活动。激战十昼夜，双方伤亡很大。由于三十六师的英勇抵抗，敌军沿着山脉的棱线向上仰攻，而我部呈梯形配备，敌每进攻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他们既用飞机轮番轰炸，又用大炮密集轰击。然而整整十天，日军始终未能攻达我军在山腰一带的主阵地。连日本自己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这个十天，我这个指挥所就是在富金山山顶上度过的。我经常到三十六师指挥所，有时到各个团指挥所去。对他们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狠狠地打！”我们在山头上，对敌军的活动，他们的炮兵阵地，运输车队，以及一些搭有帐篷的伤兵救护所等，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惜我们没有炮兵，如果有一个炮兵团，或至少有一个炮兵营，很可以给它以毁灭性的打击。

　　这时，我八十八师还没有遭到很大压力。日军因为久攻不下，遂派第十师团进行支援。该部利用夜间向我军指挥部所在地——武庙集，进行侧背迂回包围，企图一举击破我指挥重心，并切断我后方联络线。可是其企图被我部派赴敌军侧翼侦察的搜索部队（八十八师五二三团第一营营长梁筠），从民众方面探悉，并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该师师长钟彬。该师认为情况紧急，当即召集有关干部及当地向导，研究敌人的必经道路及地形，发现坳口圹是一处重要隘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遂迅速抽调五二八团，前往伏击。敌人以为其行动秘密，可以出我不意。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军侦察部队，不仅获得了准确的情报，而且各级指挥官应变能力极强，行动迅速。使敌人的企图没有得逞，反而遭受重大损失，死伤五百人以上。敌人因受到这一挫折，立即狼狈撤退。

　　至此，敌军第十三师团，虽对我叶家集以西的阵地，进行全力攻击，但由于我军的顽强作战，该师团伤亡过半，包括大队长一级的伤亡也很多。敌军不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五次补充兵员。敌增援的第十师团，也同样遭到我军阻击，始终未能攻占富金山。后因另一部西进之敌，陷我固始，并向商城进攻，威胁富金山阵地之侧背。我富金山阵地遂于九月十一日奉令放弃。转移至沙窝、小界岭一带防守。

　　富金山之战，予敌以重创，我军威名大震。日报也出现了“我军遇到强手，束手无策……”等语。

　　九月九日，敌军进攻商城，与三十军展开战斗。三十军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部队。商城的争夺战，也是十分激烈的，双方伤亡均重。随后我方放弃商城。三十军和七十一军奉令共同防守沙窝、小界岭一带。这是保卫武汉整个战局的重要关键。因为日军如突破小界岭防线，越过整个山脉，便可沿着公路西进，占领花园，直逼武汉。

　　我部三十六师由于在富金山伤亡很大，剩下还能作战的官兵，缩编成一个团，留在战场归军部直接指挥，其余的奉军委会命令，由陈瑞河师长带到襄河以西整补。

　　孙连仲令三十军在沙窝左翼，我部八十八师主力布防在沙窝正面，八十七师防守在右翼。进攻这条线路的敌军拼命攻击，战况十分激烈。敌军多次企图拿下我阵地，每次都遭到我军沉重的打击。

　　在沙窝守卫战中，我军与三十军（军长田镇南）合作得很好。两个军的指挥部同设在小界岭南面约三公里的白果村。一旦发现敌军动静，不必通电话，两军指挥人员一商量，即可定下作战方案。只要日寇一发动进攻，我们即施行两面夹击。我既设阵地，敌力攻月余，始终未能突破。我军虽然伤亡重大，但也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迫使敌军改变了进攻路线——即敌军增加部队，攻占潢川、罗山后，向信阳进攻的作战方针。

　　富金山战役以及沙窝战役，由于我七十一军英勇抗日，当时的军委会，根据国外的新闻报道，并综合前线部队的战报，认为我军战绩卓著，曾经通令全国军队进行嘉奖。同时给我个人颁发了华胄荣誉奖章与奖状。

　　但大别山北麓之敌，此时已越过潢川西进，又继续占领了罗山。九月下旬与我胡宗南军在信阳以东发生激战，经胡宗南部痛击，致使敌人死伤约五千余人，敌军被迫退至罗山等待增援。俟援军一至，立即再度猛攻，胡部伤亡惨重。于十月十二日晚，未经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的批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当时李因病赴武汉疗养，由白代理），自动放弃信阳，撤往南阳附近。日军遂于十月十二日攻占了信阳。然后，即以有力的一部从信阳西边的平靖关，越过桐柏山脉，占领应山，全线震动。因日军如迅速从应山南下安陆、云梦、孝感、汉川，则所有在东北地区作战的部队，均将陷于日军包围圈内。

　　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安陆与花园之间的陈家庄，得此消息后，立即命令各部队，迅速向汉水以西地区撤退。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以电话告知我部，即从小界岭一线撤退，经花园、云梦、京山向钟祥以西地区转移。几乎所有部队都向西去了。最后仅剩下我部两万多人（我所指挥的三十六、八十八两个师，因作战伤亡过重，已于旬日前奉军委会命令，该两师留下还能作战的队伍，归我直接指挥，其余由师长陈瑞河、钟彬率领开赴襄樊一带接领新兵整训）。我立即命令在左翼的六十一师（师长钟松）向钟祥转进。亲率八十七师及直属部队，以四路纵队，沿黄安至花园的公路西行。是日，天气晴朗，大约下午三时到四时这一时间内，有日军飞机三批（每批二十四架），先后从我军上空飞过。目标这样大，日机既不投弹轰炸，也不低飞扫射，径直向西南方飞去。我当时感到很奇异，但随即听到孝感西南地区的爆炸声，才断定日机的目的，是在破坏孝感至长江埠一带的桥梁和船只，企图阻止和延滞我军的撤退。将近黄昏时（下午六时左右），我所率部队均已到达花园附近。当时得知的情况如下：1.钟松率六十一师已于上午通过花园向孝感方面去了；2.听到西面大约三、四十华里的地方有浓密的枪声，判断安陆可能已被日军占据；3.友军的四十四军萧之楚部，约有两个团和一个山炮连及没有跟上队伍的其他友军部队，约有四、五千人，均才到达花园附近，因情况不明，处于彷徨中；4.沿长江北岸西进之敌，正向武汉附近地区进攻中；5.据我军后卫部队报告，尚未发现敌军的追击部队；6.北面的麻水、应城一带，尚无敌踪。我立即召集所有各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到花园车站来开会。向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是处于敌军的大包围圈中，再向西行进，可能钻入敌军口袋，有被歼灭的危险。在此观望坐延，敌军将包围圈缩小，亦有被歼的危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暂将部队分散隐藏三里城、宣化店、七里坪一带及花园的东北地区，伺机突围。所有到会者全都同意。只是有些人表示部队走得很疲倦，希望吃点东西再走。我当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时间稍纵即逝，必须立即行动。”随即就各部队行进的路线，隐藏的大概地区，以及今后的联络方法，予以明确指示。我亲率军直属部队及友军部队，立即循原路东行。约一小时后，折而北向，进入丛林地带。由八十七师沈发藻师长率该师全部，由花园经二郎店向三里城行进。经一夜的行军，到第二天上午，大都到达了三里城、宣化店一带地区。出人意外的是，这些地区，几乎没有一点战争气氛。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尤以三里城颇为繁华。特别令我感到高兴的，即三里城竟囤有军粮二千多包（每包二百斤）。当嘱军需人员通知各部队来领。除吃用外，尽量带足预备粮。军部到达三里城附近一个村庄住下后，我即命通讯营迅速架通各团级以上部队电话，并采取下列各项措施：1.所有无线电台，应暂时停止与外部联系，防止被敌军侦察、发现我军位置；2.严密监视和警戒通往黄安、花园、应山方面的敌军动态；3.派出一些便衣人员前往潢川、罗山、信阳等地，侦察这方面的敌军情况。在这一带大约住了三、四天，我命令各部队，利用夜间逐步北移，在信阳至潢川间公路的南面约二、三十华里处住下。根据详细侦察结果，信阳至潢川间，只信阳、潢川两城有日军据守，白天常有装甲车在信潢公路上巡逻，晚间颇为寂静。于是我就决定，于某日晚十时至十二时，所有部队（约两万人）要全部通过这条公路，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一切均按照预定的部署实现了。接着渡过淮河（这时淮河可以徒涉），第二天到达息县，即分两路向驻马店、确山两处前进。我率军部及直属部队到达驻马店后，立即由电台向军委会报告了经过情况，迅即得到蒋委员长、何参谋总长，分别来电嘉奖，内有“极为嘉慰”之词。并命部队即向南阳地区集结整训。随我一道出来的友军部队，各自归还建制，其军师长均曾来电表示感谢。

　　此次战役，我方伤亡甚重。然敌寇亦在我国土上，陈尸四千五百零六人（内将校一百七十二人），负伤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内将校五百二十六人），合计二万一千八百八十六人（内将校六百二十八人。这一数字引自日本军史）。

　　一九三九年七月，我部驻军河南灵宝休整。为纪念抗战两周年，我曾召集全军干部讲过这样几句话：“淞沪鏖战，予贼重创。富沙歼敌，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嗣当激励士气，功期再战，驱逐倭寇，还我河山，余之愿也。”

　　远征军在滇西

　　我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充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昆明防守司令，指挥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第六十六军及预备第二师。一九四二年二月，六十六军开往缅甸，另有驻在昆明东部曲靖的新编第三十九师归我指挥。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蒋介石由昆明偕军令部次长林蔚（兼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等人乘飞机赴缅甸的腊戍和英军总司令魏菲尔将军会晤，当天飞机带回林蔚写给我的一封亲启信，说蒋要我担任入缅军的总指挥，希密作准备。三月四日，蒋由腊戍飞回昆明时，又叫我仍然留在昆明，不去缅甸。但第一时期的远征军入缅败退后，从一九四二年五月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所有滇西阻击战、怒江敌我对峙、第二时期远征军的训练及滇西反攻各役，我都参加了指挥。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入缅军后方的主要基地腊戍被日军占领。当腊戍吃紧的时候，入缅军各种车辆器材及伤病兵等纷纷向国内转运，而原在滇缅路线上的腊戍、碗町、遮放、芒市、龙陵等地所存储的物资，亦争先向后方抢运。还有缅甸侨胞逃回祖国的，还有一些到缅甸经商运带货物回国的，或乘车，或步行，同一个目的，就是拼命向后方逃跑。于是滇缅路上，人车拥挤，途为之塞，车辆头尾相接，进退两难。沿途步行的人强制搭车，车辆每次前进，最多一、二公里就被堵住，只好停下来等候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再走，可是刚走了一小段还得停下来。这样一段一段的磨，车子不是交通的利器，反而变成堵塞道路的障碍物了。当时亲身经历的一些人说得最为真切：

　　“碗町、遮放、芒市、龙陵，一路都是车子，……芒市前后有十多公里走不通，龙陵前后有二十多公里走不通，满满都是车子。”

　　“三路纵队，四路纵队，……谁也不肯让谁，一个顶住一个。”

　　“走一公尺，不定要等多少时候，……好多人只好摊开被褥在车子底下睡觉。”

　　总括一句话，就是拥挤和混乱。

　　敌人北进的威胁有如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原来储放在碗町、遮放、芒市、龙陵等地仓库的大批物资是来不及运走了，有的就自动焚毁，黑烟滚滚，直冲云霄；有的仓库的看守人员早就逃跑了，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处置，变成了敌人的战利品。我国人民血汗所换来的大批物资，在入缅军队溃败和后勤人员不负责任的情况下丧失净尽，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愤慨的事！

　　入缅军的核心指挥机构——参谋团，五天内由腊戍退到了保山，行程达一千多华里。而自腊戍到惠通桥丢弃的物资简直无法计数。原来入缅部队一到腊戍，许多部队长及军需人员就以大量的外币（当时入缅军都是发的缅币卢比）购买布匹、化妆品、高级食品（如饼干、咖啡、牛奶、白兰地酒等等），一车一车地装到昆明出售，获利十倍到二十倍。我当时曾派了两个参谋随军入缅，他们在给我的报告中对这种情形言之颇详，而且说得很具体，可惜我现在记不起那些家伙的姓名了。由于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抗战到第三年，物价就开始急剧上涨。到一九四二年，许多东西都是涨了几百倍，大家都在叫苦，军队中绝大部分官兵的生活尤为艰苦。但蒋介石那时却拿出了大批的外汇来发给入缅部队。部队原来就有许多空缺，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入缅军的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对他们就愈有利，他们就愈高兴。无数士兵的鲜血和人民的血汗填满了他们的私囊。负失败重大责任的参谋团，不但没有检讨错误，而在参谋团中几乎是支配一切的参谋处长萧毅肃居然于六月间回到昆明后，利用团长林蔚的昏庸，用林蔚的名义为自己向军委会请奖，说他筹谋有功，破坏惠通桥有功。军委会根本不审查事实，很快就予核准，由重庆国民政府发给萧毅肃三等云麾勋章一枚，并登在当时各大报上（一九四二年八、九月间）。我看了这段消息，十分愤慨，曾在日记上写过这样一段话（原文记不清，大意如此）：“参谋团的许多作战计划都是萧毅肃作出的，入缅军十万之师在这样的策划下几乎全军覆没。如果说他有功，那对日本帝国主义说来确是有功的，应该由日本天皇发给他一枚勋章才对。至于说到惠通桥之敌，是三十六师的官兵流了许多鲜血击退的，萧毅肃当时坐着汽车拼命向后逃跑，有何功之可言？这实在太没有是非了，但林蔚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我又能说什么呢！”

　　惠通桥阻击战

　　敌军第五十六师团攻占腊戍后，迅即组成了一个以装甲车为先导、并用汽车百余辆载运步兵的快速部队，沿着滇缅公路挺进。原在滇缅公路上的部队，在敌军虚张声势的威胁下，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狼狈溃逃，遂使敌人如入无人之境。五月三日，滇缅边境的要地碗町即告失守，遮放、芒市、龙陵相继陷落。到五月五日，敌军就进抵怒江的惠通桥，并有一部渡过了怒江。当时不仅滇西局势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连昆明也震动了。那时驻在云南的美国志愿空军指挥官陈纳德于五月四日给蒋介石的一个报告中说：“根据美空军的侦察报告，在滇缅路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对于日军的前进，完全没有抵抗，如果再不设法挽救，依照敌人几天来前进的速度计算，大约十天左右就可到达昆明了。”

　　当时我部七十一军的三十六师原驻在西昌一带，已于四月下旬奉命徒步开往滇西的祥云附近集结。由于谣言纷纭，人心不安，我于五月四日下午五时到五华山昆明行营会晤龙云（我当时系归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指挥）及刘耀扬（行营参谋长）探询入缅军方面的真实情况并筹商对策。行营方面因和林蔚的参谋团及入缅军指挥部均无联系，所得到的消息多是片断的或片面的。唯一较为可靠的消息，即是保山专员公署的一个电报所说碗町失守和芒市、龙陵吃紧的情况。重庆军事委员会方面没有任何指示，行营方面亦不能做出任何决定。是日深夜，我突然接到重庆蒋介石亲自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告诉我腊戍、碗町均已失守，敌人乘胜沿滇缅公路北进，林蔚的参谋团已有一天多没有电报报告，不知到了何处，要我迅即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络。同时他叫我迅即征调车辆，将已到达祥云的三十六师先运，沿滇缅公路南进阻击敌军，并陆续运送昆明附近的部队。我随即驱车到郊外黑林铺滇缅路运输总局洽商。兼任总局长俞飞鹏未在，我把副局长和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喊醒起来，把情况告诉他们，要求所有一切军运商运的车子均应暂时停止，凡能够使用的车辆都要服从这一紧急任务。他们立即向所有各主要场站查询车辆情况。我大约停了两个钟头，和他们作了详细的计算，他们答应于五月五日至七日三天内提供五百五十辆卡车交本集团军运输，并于以后陆续征调车辆运送。我计算三天内大约可以运出两个多师，连夜和在祥云的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通电话，要他的部队整装待运，并叫他带少数人先行，去赶上已经乘车南进的该师一〇六团，沿路打听情况，对冒进北犯的敌军予以迎头痛击。五日，蒋介石及军令部和我通电话，商定叫驻在滇南的第九集团军关麟征所辖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开来昆明接替防务，而命本集团军陆续西移。我于六日下午三时乘军用飞机到了祥云，随即偕副参谋长陶晋初等乘车南行，七日上午三时到了保山。打听到参谋团所住的村庄，随即驱车前往，和林蔚、萧毅肃等会见。一〇六团已于五月五日上午十时到达惠通桥北岸高地，与敌军的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战。双方为了争夺公路两侧的最高山顶，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我军浴血搏战，反复冲击，于是日傍晚确实控制了公路两侧一带的最高山峰。但渡过怒江的敌军约有四、五百人，仍继续占据惠通桥北岸的一带山地顽抗，其南岸的炮兵不断向我轰击。三十六师陆续运到的另一个团（一〇七团）也已投入战斗，正准备向北岸之敌攻击。七日下午我偕陶副参谋长、杨参谋及一个卫士乘小汽车前往惠通桥北岸三十六师李师长的指挥所。保山到惠通桥约七十多公里，大部分都是山地。车行到由旺附近（离惠通桥还有三十多公里），被在上空盘旋的敌军四架飞机发现了，我们立即下车走入附近的树林里隐藏。敌机低飞扫射，没有打着我们，在汽车附近丢了三颗小型炸弹，也没有伤坏车子。敌机走后，我们继续行进，不久就到了李师长的所在地。我们在山顶观看了惠通桥附近的地形，形势是这样的：怒江两岸，山势陡峻，两岸公路，无论自北而南或自南而北，都是由山上蜿蜒而下，曲曲折折地转几十个弯。大约走十二三公里才能到达惠通桥，过桥之后，又要曲折而上。怒江江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惠通桥桥南桥北，遥遥相望，隔岸对立，能相呼应。五月五日晨敌人占据了惠通桥南岸的高地——松山，在公路的拐弯处架起了重炮，向北岸公路猛烈轰击，遂使自桥边至山顶一段的车辆——约有一百余辆，完全不能开行，车上的人都下车向公路两侧的荆棘丛林里绕道逃往后方。大部分的车辆被敌军的燃烧炮弹命中焚毁，物资更是损失不少（在这些车辆和物资中，以重庆军委会军政部兵工署的材料为最多）。三十六师于六日下午曾继续向北岸之敌攻击，又攻下了两个山头。敌军这时只剩下两百多人了，仍然据守惠通桥头两侧的一些高地负隅顽抗。我当和李师长及各团长商定将全师所有迫击炮集中起来射击，并将一些重机枪的火力点作了重新部署，预定于八日上午发起攻击，务求一举将北岸残敌彻底歼灭。我于当晚回到保山。八日上午，三十六师攻击部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复冲杀，和敌人进行了白刃战，最后除有数十名敌军泅水逃回南岸外，其余全被消灭，至此完全肃清了北岸之敌。自五日至八日间的战斗，先后缴获敌轻重机枪、步枪共八十余支。这样，打击了日军继续北进的企图，保持了保山这个重要基地，造成以后一个时期在怒江对峙的形势，争得了准备反攻的时间。这一仗虽然是个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但就战略意义来说，却是很有价值的。

　　八日，我到保山城及附近观察。保山是一个南北长七十华里、东西宽二十五华里的平坝，四周都是高山。相传诸葛亮南征时曾到过这里，有点将台、诸葛营等遗址。这个县产粮颇多，称为滇西的粮仓。保山城于五月二日遭受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城内房舍被毁达十分之七，尤以一条较为繁华的大街几乎完全被燃烧弹焚光了，还有不少被炸死的人的尸体没有掩埋。在城东南一带，麇集着由缅甸、碗町、芒市、龙陵一带退到保山来的许多难民。这些难民中有好些在快到保山的时候，遭到云南地方部队龙奎元旅的抢劫。这个龙奎元旅原驻在滇缅边境及保山一带，听说敌人来了，拼命向后逃跑，沿途洗劫，在保山还抢了银行及许多商店，真是无恶不作。难民有的财产行李全丢光了，有的几天没有吃到饭，有的生了病，大多数都找不到食宿的地方，其状至惨。这里面有不少是在缅甸的华侨，他们由于热爱祖国，不甘心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放弃了在缅甸的产业和工作回到祖国来，哪知不仅得不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照顾，反而遭受种种的损失和折磨。同日下午，我进行了下列两项工作：

　　1.找了保山县长和地方上的几位士绅及负责管理公路运输的人们开了一个会，请他们征集一些人将街上尸体掩埋，破砖烂瓦打扫一下，在城内或城郊附近找出一些空房给难民暂时居住，确实无力维持生活的人应暂由县府供给吃饭；所有东开的军车除装运急需运送的军用物资外，尽可能地免费装载要往下关、昆明的华侨和难民。这些事情后来是做了，但是做得不够好，例如仍有一些司机向华侨勒索车票等情形。

　　2.派了几个参谋副官到保山坝子里各村庄收容散兵。这些散兵都是从缅甸溃退回来的，三五人一群，也有几十人一群，大多纪律废弛，跑到乡村里乱抢食物，也不给钱，甚至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还有任意放枪的，弄得乡村惊慌不安。这项收容工作十分重要。我又迅即从昆明调来了几十名干部，分别在保山、永平、下关一带进行收容，先后收容了几千人和许多武器。

　　怒江对峙

　　当时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敌情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沿滇缅公路北进的日军，只是敌人为施行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一个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因此军令部于五月十三日下令要第十一集团军反攻腾冲（腾冲系于五月十日被敌军占领的）、龙陵，并派一部分兵力向腾冲西南地区之莲山、盈江、梁河等地前进，另派一个加强连向密支那、八莫间地区挺进，迎接入缅军第五军的部队回国。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那时部队的情况是：第三十六师在惠通桥正面，预备第二师已运送到保山集结完毕，第八十八师正在运输中，仅有一个团到了保山，第八十七师尚在昆明待运，新编第三十九师是否西开尚未确定。当即命已到达保山集结完毕的预备第二师顾葆裕部，在惠人桥附近渡河向腾冲前进。第八十八师胡家骥部于十七日集结完毕，由于正面渡江不易，乃命该师在惠通桥下游的攀枝花渡江绕攻龙陵，三十六师派一部渡江攻击当面之敌。随后八十七师到达后，也派出一团跟随八十八师向龙陵攻击。到五月二十二日，指派担任反攻腾冲、龙陵、松山的部队已完全渡江完毕，并已到达攻击准备位置。我预备第二师并派出一部深入腾冲西南地区。第五军的二百师高吉人部主力及黄翔所指挥的第五军两个补充团二千余人，就是受到预备第二师的掩护，经腾冲北面到达怒江上游的泸水县，又渡江回到保山附近的漕涧整休的。

　　到达攻击准备位置的各部队于二十三日起开始向腾冲、龙陵、松山之敌攻击，并分别以一部攻击腾龙、龙松（龙陵——松山）公路上的敌方各据点。这种攻击由于没有炮兵，不能摧毁敌军的工事，以及补给上的不充分（例如各种弹药粮秣都赶运不上去），只持续进行了五天，遭受相当的伤亡，仅攻下两条公路间的一些小据点，未能收到预期的成果。二十八日第八十八师的二六四团在龙松公路上击毙了一个敌军大队长，在其图囊中获得敌五十六师团的作战计划一份及地图一张，得知敌军五十六师团全部都在腾龙地区，分为腾北、腾冲、龙陵、腊猛（松山）、芒市、新浓六个守备区，其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在芒市，判断其兵力约为一万五千人至二万人左右。我当将此项文件送到参谋团林蔚那里，林蔚立即电报军令部，随着蒋介石于三十一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怒江，留置一部分在西岸从事游击。这样，滇缅路上的战争，遂演变为怒江对峙的局面。这个局势一直相持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反攻时为止。在这期间也有过几十次的小规模战争，但每次使用兵力都不超过一个师。

　　林蔚率参谋团人员于六月十日离开保山返昆明，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没有成立以前，我就单独担负起滇西战场指挥的责任。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作战方面经常使用约一个师的兵力控制腾北地区掩护右侧，并不断袭击腾冲一带之敌外，同时经常派出约一个团的兵力袭击芒市至龙陵、松山间之敌，获取敌军情况，破坏敌军交通，以及征购腾龙一带的粮食以解决一部分的军粮外，还有几项较为重要的工作，简要叙述于下：

　　1.整训部队

　　第十一集团军是以第七十一军（辖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这个部队和我有多年的历史关系）、第六十六军（下辖新编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九师、新编第三十八师）两个军为基干组成的。一九四二年二月，六十六军入缅作战失利。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其残部退往印度。张轸指挥新编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九师，在滇缅公路上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被敌人的快速部队冲击了一下，就完全溃散了。他们大多是几十人或三五人一群，沿着滇缅公路的两侧向东逃跑，到处抢劫，弄得鸡犬不宁。我派了大批人员在下关、永平、保山一带收容他们，严禁他们再向东去，到六月底总共收集了五千多人。为了整饬军纪，申明赏罚，我向重庆军委会建议：将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均革职惩办，将六十六军及新编第二十九师的番号均取消，保留新编第二十八师的番号，以收容的五千多人编成，并将新编第二十八师归入第七十一军的建制，将七十一军的三十六师改为独立师，归本部直接指挥。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甘丽初的第六军（辖第四十九师、第九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在缅被日军击破，溃不成军，由缅甸的景东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后，残部仅存六千多人。军委会将这六千人并编入九十三师，调驻车里、佛海一带整训，并守备国境；免去了甘丽初第六军军长的职务，并取消暂编第五十五师的番号（第四十九师保存其基干，调到昆明，归昆明防守司令部予以整补）。同时，军委会发表黄杰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第六军以预备第二师、新编第三十九师组成。第六军的直属部队及新编第三十九师均于是年秋开到了滇西。是年冬第五十四军（军长是方天，下辖第十四师、第五十师、第一九八师）亦由昆明开到祥云、弥渡一带，暂归我指挥。这样，当时我在滇西战场所指挥的兵力为：第七十一军、第六军、第五十四军及第三十六师。

　　一九四二年五月，入缅军的溃退和日机的滥肆轰炸，给滇西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而热带病——虎列拉的传入，更给滇西人民加上可怕的灾难，保山一带村庄的居民在六、七两月里死于这个疫症的有一千多人。有的全家死亡，有些村子里一两天之间死了六七十人，没有棺材，只好用席子包裹掩埋。我和当时到了保山的李根源老先生，立即采取了措施。那时军队全部都注射了防疫针，感染情形不严重，当命令部队在所有的村庄里为居民进行环境的扫除和隔离工作，派出大部分军医人员为居民注射防疫针。由于人员和药品的不足，我和李根源分别向昆明的一些医疗机关发出紧急呼吁，先后得到了帮助。这样，到七月中旬，这个疫症才没有继续发展。

　　在这时期，除以一部军队守备怒江各要点，并派出一部在怒江西岸游击外，大部分驻在保山、永平、大理、弥渡、祥云一带整训。向军政部要了二万多名补充兵，充实各军师的兵员，达到了按编制有八、九成的人数。为了使官兵能耐艰苦，射击准确，善于攻坚，及能打运动战，我们掀起了一个练兵运动，我常住到各师团部里督促和鼓励。在大理、永平、保山等九个县的各村庄里，大部分都住有部队。走到任何一个单位（不管是团或营，甚至一个独立排），都可以看到住的地方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个连或独立排都有自己的讲堂，这种讲堂形式不一，主要的材料就是泥土，都是士兵们的智慧和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各种练习射击的设备，有各种式样的沙盘，有各种作业（例如坑道作业等）的模型。除了基本教练外，经常举行班排连营的对抗演习，有时完全是实战（双方都使用实弹），攻击堡垒、爬山、夜间演习等等。部队住在滇西这样偏僻的地方，农村风气淳朴，官兵很少有从事赌博及其他不正当娱乐的。一般都是锻炼体格，练好本领，这就为以后的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成立大理干部训练团

　　我于五月间在保山看见从腾冲、龙陵跑出来的一些中学生及从缅甸回来的一些华侨青年。他们因受战争的影响，大多没有钱，不能到昆明等地去继续就学，而又无其他出路，流浪街头，衣食困难。我曾派员收容他们，先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随后想到将来反攻缅甸需用大批工作人员，何不开办一个训练班收容他们，并扩大招收一批滇西青年，施以一个时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然后派到各地去从事地方工作，组织民众，运济粮秣，侦察敌情，对配合国军作战是能起一定作用的。经过同林蔚商谈，得他同意后，我随即拟了一个具体方案送给他转报到军委会，不久就批准了，定名为“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到一九四三年五月，由于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在昆明成立，改称为“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团长名义由蒋介石兼任，副团长为龙云、李根源（后由陈诚继李根源），我兼任教育长，董仲篪任副教育长。地点选择在大理的三塔寺营房，八月下旬正式成立，招收的学生共一千一百多人，编组为一个总队，下辖三个大队。确定团的教育方针为“对滇西青年施以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和必要的军事训练，培养他们成为保家卫国的干部”。训练期定为一年。训练课程，政治与军事并重，有一个大队较为偏重于军事教育，因为预备派到部队去充当下级干部。这个团于一九四三年一月曾邀请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如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罗常培、张印堂、蔡维藩等十人到大理来讲学，他们对于促进滇西的文化发展和鼓舞青年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一些作用。这个团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结束时为止，共办了两期。先后在这个团受过训练的学员学生共约两千人，除一部分派到各军师充当排连级干部外，大部分就其原籍编组成许多小队派到滇西各县去做地方工作；并有一部深入到滇缅边境的江心坡、片马、拖角、盏达、陇川、猛卯、耿马、卡瓦山等地区工作。这批学生对于一九四四年的反攻胜利，是有一些贡献的。

　　准备反攻

　　缅甸全境及滇缅边境的一部分被日军侵占后，中印交通被切断，美援物资无法运入，重庆国民党政府大为焦急。史迪威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送给蒋介石一份备忘录，提出反攻缅甸的意见，蒋介石批交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军令部核议。随后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威尔基快到重庆，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又致函何应钦提议中国应向英美要求向缅甸进攻，打通中印交通。何应钦将孙科的信也交军令部办理。军令部随即提出“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曾由蒋介石和威尔基商谈。方案大纲摘录如下：

　　甲、反攻缅甸的理由：（1）规复缅甸可建立反攻日本的基地，使盟国尔后攻势作战容易。（2）可巩固印度，彻底击破轴心国会师远东的企图。（3）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国援华物资大量输入，及早完成中国总反攻的准备。（4）牵制日本陆海空军，使不能再行增辟战场（如对苏对澳或袭击美国）。

　　乙、缅甸方面敌军兵力判断：（1）陆军现约五个师团，将来增加到十个师团为最大限度。（2）海军现新加坡以西亘孟加拉湾，似尚无主力舰，将来可增加至其全部舰队四分之一为最大限度。（3）空军现缅境约有飞机一百五十架，将来其第四飞行师团全部（约八百架）协力该方面作战为最大限度。

　　丙、作战准备：（1）中国陆军以十五至二十个精锐师，准备以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攻击敌人。英美陆军以五至七个师兵力及一部降落伞部队与中国留印部队联合，准备以主力由印度陆地正面，一部由仰光登陆攻击敌人。（2）英美联合海军以主力舰三至四艘、航空母舰六至八艘为基干，特别须编入多数的潜水艇，准备确实控制孟加拉湾，掩护陆军在仰光登陆。（3）英美联合空军以能击破敌人一个空军师团为对象而准备之。（4）美国应设法加强中印间空运力量，尽先输送中国出击部队所需的装备及其他必要物资。（5）英国应迅速准备开设印缅边境的交通路。

　　丁、作战指导大要：（1）英美联合空军先攻击敌空军根据地，夺取制空权，掩护海陆军作战。（2）英美联合海军先以有力潜艇舰队进出中国海及爪哇海，截断敌海上交通，尔后以海军主力攻略安达曼群岛，控制孟加拉湾，掩护陆军在仰光上陆。（3）中国陆军在盟国空军掩护下，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向缅北之敌攻击。（4）英美中联合陆军以主力渡清德温江向斯威堡、曼德勒方向，以一部沿吉大港海岸向阿恰布、仰光方向攻击，另以一部在海军掩护下由仰光登陆攻击敌人。 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蒋介石命军令部次长林蔚、刘斐及第一厅厅长张秉均同史迪威就反攻缅甸计划进行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对泰、越、马、缅方面的敌陆海空军势力的估计，中英美联合军反攻的目标；双方一致同意对泰、越取守势，对缅甸取攻势；中国方面拟使用的兵力及部队的选定；补给、交通、卫生等方面的整备等等。会谈纪要送交蒋介石后，蒋介石批“可照谈话结果积极准备进行，但留守滇省与昆明防守部队必须增派一军，尤其要增强昆明的实力，必须要有三个军防守昆明，应即筹划在第六战区或第九战区再抽一个军限明年二月以前到达昆明”。从蒋介石这一批示，可以看出蒋介石和龙云间矛盾的尖锐，同时也可以看出蒋介石早已蓄谋解决龙云。

　　紧接着，军令部于十一月二十八日颁发了一个关于“部署联合英美反攻缅甸作战计划”的训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1.约以九个师团为基干之敌，分布于我滇西及缅泰越方面（滇缅五个师团，泰越各两个师团），有待机扰滇犯印的可能。英美盟军及我驻印军正在印境加紧整备，适时与国军协力规复缅甸。

　　2.国军以联合英美反攻缅甸、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应于英美由印发动攻势时，先行攻略腾冲、龙陵，整备态势，尔后向密支那、八莫、腊戍、景东之线进出，保持主力于滇缅公路方面，与印度盟军协力歼灭缅北之敌，会师曼德勒。作战准备须于明年（一九四三年）二月底以前完成之。

　　关于国军的部署概略如下：甲、滇西方面：（1）以三个军又一个师沿滇缅公路及其以北地区攻略腾冲、龙陵后，以一部分向密支那、八莫，主力向碗町、腊戍方面攻击前进。（2）以一个军沿滇缅铁路便道协同主力向腊戍方向攻击前进。（3）以一个军沿车里、佛海大道及双江、猛脑道协同主力向雷列姆，景东前进，威胁敌之侧背。乙、滇南方面以三个军守备国境。丙、桂南方面以一个军守备国境。丁、昆明方面以两个军担任防守。

　　3.滇西方面的后方勤务，应由后方勤务部部长派定专员负责，并加强其机构；关于兵站的设施，应使野战军于腾冲、龙陵、滚弄、打落间地区会战时补给圆滑，同时并须准备向八莫、腊戍、曼德勒、雷列姆、景东各方面分别延伸设施，能适应时机补给而无遗憾。

　　除上述大纲外，还写有方针、指导要领、兵团部署、航空及防空、交通通信、兵站整备要领等项较为具体的办法。

　　关于兵团部署方面，是以我所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为进攻部队的主力，其部署的重要内容如下：

　　1.第十一集团军以第二军、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三军及预备第二师与怒江西岸的游击部队编成。

　　2.第二军应由双虹桥、马料铺附近渡河，依预备第二师的协力，一举攻略腾冲，尔后扼守腾冲以西诸要隘。

　　3.第七十一军应由惠通桥附近渡河，一举攻略龙陵，尔后扼守放马桥附近要隘。

　　4.第九十三军随第一线攻击部队的进展，适时向龙陵附近推进。

　　同时另派第三十二军以一部向龙陵、芒市间游击及破坏交通，并对滚弄附近之敌严密监视。

　　第十一集团军攻取腾冲、龙陵后，应先扼守曩宋关、放马桥之线整顿态势，尔后依左述之部署行动：（1）预备第二师以主力向密支那，一部向片马、拖角攻击前进。（2）第二军向八莫攻击前进。（3）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三军先向碗町进出，尔后向腊戍攻击前进。另派第三十二军驱逐滚弄附近之敌人后，协同第十一集团军主力向腊戍攻击前进。另派第六军以主力由双江附近渡过萨尔温江向雷列姆方向攻击前进，以一部于攻略景东后，向泰国严密警戒。

　　军令部策定这项计划后，第二军王凌云部（下辖第九师、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三师）随着其主力由泸州经昆明，其一部（七十六师）由西昌到祥云，开入滇西。第三十二军及九十三军，因第六战区及第九战区坚持不放，并未按照计划进行，这两个军始终没有开入云南。

　　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和后勤部曾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电召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车蕃如及滇西地区的补给司令（当时称为兵站分监）李国源到重庆开会，就军令部所作的反攻计划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讨。

　　这个反攻计划原定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开始实施，但因英美绝大部分陆海军用在欧洲战场，不能抽出必要的兵力，而中国方面关于兵力的集结，装备的充实（尤以炮兵很缺乏）及后勤设备等，亦均未准备就绪，因而延期实行。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

　　一九四三年四月，蒋介石命令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调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随着，陈诚带了一大批人员来到云南，设立他的长官部于楚雄。陈诚原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第六战区的作战地境是湖北的西北部及湖南的西部地区，负有拱卫重庆政府的责任。陈诚去云南后，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府仍由他负责，只是由他分别派人暂时代理。当时在云南方面并没有设立这种所谓“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必要。因为滇西地势多是崇山峻岭，主要交通线只有一条滇缅公路，同时滇西地区人口较少，物产不丰，粮食的筹补运输也有困难，所以这个地区是不适于大兵团作战的。敌人也只有一个多师团的兵力扼守怒江西岸各要点。我方以三至四个军组成一个集团军，充实他们的装备和必要的炮兵，并辅之以空军的支援，尽可实施反攻的任务。原来军令部所策定的方案，比较合情合理，为什么又突然要设立这个远征军司令部呢？主要原因是：

　　13陈诚的好抓权。陈诚自一九二九年当第十一师师长，到一九三〇年当第十八军军长起就开始抓权。直到一九四六年他充当国防部参谋总长，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期中，他依仗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使用种种卑劣手段，排斥异己，吃掉了许多的部队而使之“十八军化”，也就是拼命扩大陈诚系的力量。蒋介石通过史迪威和美国方面洽商，决定给予蒋介石政府以十二个军（三十六个师）的美械装备，而当时拟定要装备的军队，大多在云南。喜欢抓权的陈诚是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的。

　　2.蒋介石的私心和对龙云的控制。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开入云南这样多的部队，又加以要美械装备，蒋就觉得非他真正的心腹来负责不可。一九四三年冬陈诚病重不能继续干下去了，蒋才无可奈何地派卫立煌接替陈诚的职务。同时蒋介石和龙云间充满着尖锐的矛盾，最害怕龙云有异图，动摇他的统治。设立这样一个长官部，又派陈诚来担任司令长官，将楚雄以西所有军队的指挥权从昆明行营的系统分割出去，即所以削弱龙云的势力。而司令部又设在昆明附近的楚雄，更能就便控制龙云。

　　关于美械装备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实施美械装备的部队计为：第二军、第五军、第六军、第八军、第十三军、第十八军、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一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九十四军。

　　以上共十二个军，内中可能有一两个军的番号与当时的实情不符，尚待查证。

　　每军成立一个榴弹炮营，每营配备十点五公分的榴弹炮十二门；每师成立一个山炮营，每营配备七点五公分的山炮十二门；每个步兵团成立一个战车防御炮连，配备战车防御炮四门，每个步兵营成立一个迫击炮排，配备“八一”迫击炮两门，每个步兵营成立一个火箭排，配备“伯楚克”式的火箭筒两具；每个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六挺；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九挺，“汤姆森”式手提机枪十八支，“六〇”迫击炮六门（每排两门）及火焰放射器一个。每个军部和每个师部都配备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一所。自军师至每个营连都配有完整的通讯设备，包括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报话两用机等。其他还有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等等。可以看出，这和国民党军队原来的装备比较起来，是要完备得多，尤以火力方面更是大大加强了。

　　关于这些美械装备如何配发到部队，何应钦的军政部和美国人方面有过一番尖锐的争执。军政部方面说，所有中国军队的装备和发交的办法，是属于军政部职权范围的事情，美国应该将全部装备交军政部处理。美国人方面则认为这些装备应尽速地送交部队，使部队官兵学会使用这些兵器，俾能早日完成训练，准备反攻。他们认为军政部的工作效率低，因而坚持不肯交军政部接收。双方各执一辞，争论不休，最后经蒋介石同意由美方直接送交各军师接收，并由各军于接收后将各项装备数量报军政部备案。

　　美国人方面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呢？除了主要的是史迪威对军政部深为不满，认为军政部腐败，工作效率太低；此外，可能还有一种较为深远的用意，就是想以此讨好各级干部，使这些干部对美国发生好感，甚至发生直接联系；这是帝国主义者的一贯手法。

　　有了美械装备，就得请美国人来对干部进行教育。因此蒋介石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在昆明设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随后又将大理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名为“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

　　驻滇干训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龙云、陈诚兼任副团长。头一个时期陈诚经常住在团内实际负责。担任教育长的，先后有杜聿明、关麟征、黄杰、梁华盛四人。

　　干训团的地址设在昆明的北较场营房里，先后举办过步兵训练班、炮兵训练班、工兵训练班、通讯训练班、战术训练班（又称参谋训练班）。步兵训练班和参谋训练班设在昆明近郊的黑林铺，炮兵训练班设在昆明附近的干海子，其余设在北较场营房。

　　这个团训练的对象为部队副团长以下的营连排级干部。除炮兵外，按所属兵种分别到步兵、工兵、通讯各训练班受训。参谋人员和团附或营级干部入参谋训练班（即战术训练班）。炮兵训练班是将各军的炮兵营全部官兵调来昆明装备（当时有许多驮炮的骡子，系在印度买的，由美机装运到昆明），一直到训练完成后才归还各军建制。

　　训练时间除炮兵外，一般均为六个星期。依据当时的交通条件，每个班队凡报到满一百人即开始训练，训练六个星期即结束；所以几乎每个星期甚至三、五天就有一批毕业的。

　　训练的方法是根据各个兵种的情形决定。占主要地位的步兵训练班，都是第一、二周为兵器训练，使受训者了解各项兵器的名称性能并善于分解结合；第三、四周为射击训练，使受训者善于使用各种兵器来发扬火力；第五、六周为战术训练，通过沙盘教育和班排连的实兵指挥，使受训者了解如何确实掌握和运用自己指挥的队伍以发挥战斗力量。

　　通过这样的训练方式，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两年中先后训练约达一万人，内中包括一部分士兵。

　　另外在大理分团内还办了一个军医人员训练班，也是将部队中的医务工作者轮流调训，训练期也是六个星期，先后约有四百多名的医务工作人员在这里毕业。

　　兰姆珈训练学校也是一九四三年在兰姆珈设立的。兰姆珈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方约二百多公里，英国人在那里修建了一所相当大的营房，驻印军总指挥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都驻在这里。除驻印军的干部轮流入这个学校受训外，在中国境内受美械装备的十二个军的军师团级干部，都要到这个学校来受训。这些军师团级干部先到昆明干训团报到，然后一批一批地搭乘美国的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的列多，再乘火车前往兰姆珈。在兰姆珈训练学校受训的时间也是六个星期，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和昆明的步兵训练班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昆明、大理和在兰姆珈所办的多种训练班所进行的训练，几乎所有的教官都是美国人。在行政管理方面，原来美国人是打算直接控制，因言语不通，又找不到这样多翻译，才把管理的任务交中国人负责。

　　美国人和英国人

　　自一九四一年美国人陈纳德组织一个自称为飞虎队的志愿空军驻在昆明起，随后这个志愿空军又改组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扩大了它的组织，拥有昆明、沾益、陆良、洋街（在嵩明县境内）、云南驿（在祥云县境内）五个空军基地。一九四二年史迪威的司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也来到昆明。到一九四三年，美国人就来得更多了，有办理后勤的大批工作人员，有修路的工程队，有派到各集团军担任联络的参谋人员，有派到昆明干训团担任教学的大批教官，有派到各军师野战医院工作的大批医务人员，还有美国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拍摄电影者……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东自沾益，西至保山，美国的卡车、吉普车，川流不息地奔驰着。昆明金碧路、正义路、南屏街等几条大街开设了好些专供美国人吃喝玩乐的跳舞厅、咖啡馆、电影院、西餐馆。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有许多商店里都是美国货，各种衣料、化妆品、玻璃丝袜、尼龙手提包、香烟盒、牙膏、牙刷、巧克力糖、口香糖、香烟、白兰地酒……真是应有尽有。这个祖国西南边陲的重镇，简直变成了美国人的殖民地了。

　　“发财”，是美国人的最高信条，他们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抗战到了一九四三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弄得物价飞涨，币值低落，许多人都在极端穷苦的情况下生活着。而官僚买办阶级很快就和这些美国佬勾结起来，利用美国空运援华物资的便利，把大量的外国货从飞机走私运进来。在史迪威司令部有一个后勤司令（忘其姓名）利用他的职权专干这些勾当。他不仅运货，而且大做其黄金买卖，经常用子弹箱换装上印度的金币——“托拉”，运到昆明来大赚其钱。他的侄儿是个宪兵，在飞机场执行检查任务，这就给他走私以更大的方便。也许他们内部分赃不匀，有人向史迪威告密，史迪威命宪兵队长严密调查。有一天，宪兵队长来到机场，当一架运输机降落后，看见那走私宪兵搬着一个木箱装上吉普车立即开跑，宪兵队长马上开车追去，一直追到那位后勤司令的公馆。宪兵队长盘问那个宪兵箱子装的是什么，那宪兵吓得脸无人色，吞吞吐吐地说是子弹。宪兵队长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整箱耀眼的黄金——“托拉”。这样，那位后勤司令就不得不被押解回国了。这件走私案一九四三年曾经在昆明轰动一时，然而，这不过只是千千万万件中的一件而已。美国佬发财的窍门很多，至于和昆明的商人勾结起来套购外汇，买卖美钞黄金，投机倒把，以及盗卖军用物资等等，更是层出不穷。

　　“女人”、“享乐”，是这些美国佬的第二信条。在昆明有一批坏蛋，利用人民生活困难，专替美国佬物色一些中国的妇女供他们淫乐。离昆明北面有一座山，名字叫做“金殿”，听说是明末招引清兵入关、扼杀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大汉奸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修建的。在这个殿的周围有茂密的树林，成为这些美国佬淫乐的场所。他们在白昼用吉普车装载妓女来此，还不能满足兽欲，更要到处乱闯，乱找女人。在咖啡馆、跳舞厅，为了争夺女人而打架的事经常发生。有一次，一个在步兵训练班当助教的美国少尉，在黑林铺的一家酒店里硬要一个中国军官给他找女人。那中国军官感到侮辱，向他申斥了几句，美国少尉就开枪打伤了中国军官。强奸妇女的事，经常发生。其中尤以六个人轮奸华侨符瑞生的妻子，令人发指。华侨符瑞生原在缅甸经商，因仰光陷落，率眷回国，在滇西的下关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有一天他和妻子向一辆美国的大型吉普车要求搭车前往昆明，那些美国人（共六人）满口答应，等到符妻刚刚上车，车子就飞快开走，开到祥云东边一座大山的天子庙附近时，六个美国佬拖着符妻走进树林，实行轮流强奸。这些家伙的兽性发泄后就开着车子一跑了事。符瑞生当自己被撇下的时候，知道事情不妙，连忙另搭上一辆车向前追赶，赶到天子庙发现他的妻子已被美国佬强奸得奄奄一息了。随即将她扶上汽车送往昆明，在甘美医院住了两个月才好。当时在国民党的压力下，知道的人不敢声张，至于那些地方官吏更是一切仰美国人的鼻息，更谈不上什么追究。符瑞生夫妇唯有忍气吞声而已！

　　在这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当中，他们的社会成分是各种各样的：有职业军人，有资本家，有商店职员，有大学教授，有中学教员，有工人，有农民，还有许多自由职业者——医师、会计师、律师等等。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由美国政府征召施行短期的军事训练和业务训练后派到中国来工作的。在我的集团军司令部负责整个集团军医务工作的汉森上校，和我共事两年，对伤病兵的救治热情亲切，无论对军人或滇西老百姓，丝毫没有轻视和傲慢的态度。他从不胡闹，甚至连一滴酒也不喝。象他这样老实规矩的人也是不少的。

　　在远征军司令部里担任联络参谋组组长的窦尔恩准将，可说是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出身于美国的西点军校，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一九四四年在云南保山，他就对我说：“打败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了，今后世界问题的重心，就是要认真地对付俄国人。”他又说：“拿破仑和希特勒进攻俄国都失败了，要认真研究他们失败的经验。俄国的气候严寒是一个特点，在装备上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他处处表现白种人的优越感，瞧不起中国人。有一次我和他同坐一辆车由保山去惠通桥，他对我说：“这些地方多穷啊！”在开会时，他总是喜欢夸耀美国的物质力量。同时这个家伙也显得十分狡猾，常常说过的话不承认，答应办的事情又不办了。

　　当时在远征军的系统里，自远征军司令部至各集团军、军、师、团，都派有美国人，名称都是叫做“联络参谋组”。每个步兵团有一个中上尉级的军官和一至两个军士，带有无线电报话机一部。军部或师部的联络组，一般是六、七个人，为首的是中少校军官。在第十一集团军和二十集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组，每组都有二十多人。第十一集团军的联络参谋组组长是吴德上校，第二十集团军的联络参谋组组长是康德上校。自集团军至军、师、团，他们都自己配带无线电机，在集团军总部还有一部雷达机，专供对空联络之用，经常用一块帆布包着，由一个少尉专负责严密保管，不让中国人看见。在这些联络参谋中，真正的职业军人仍是少数。在各个野战医院都有不少的美国人在工作着，内中有好些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虽然知道他们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他们却很少有人能说中国话。

　　这许多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十分喜欢战利品，凡属从日本人身上得来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水壶或一顶帽子，他们都拼命地追求着，常常拿自己抽的香烟、吃的糖果或其他用品向前线的军官和士兵们去交换战利品。有一次我把前方部队缴来的一把日本军刀送给吴德上校，他简直高兴得跳起来。尤为有趣的，在一九四四年七月间我们住在龙陵附近的廖家寨，那时正值雨季，经常下着大雨。有一天，四架日本的飞机给困守在松山的部队投送弹药，因天气恶劣找不到松山，就在上空兜圈子，当时我们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就将对空联络的布板打开，有两架日本飞机没有看清楚，立即投下了四个降落伞。在我司令部的二十几个美国人高兴极了，把四个降落伞全要了去，每人分一块保存着。我曾问过几个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喜欢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说：“我拿回去挂在家里的客厅里，请亲友来参观，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这里再谈谈史迪威将军。

　　我和史迪威将军曾经见过四、五次，有两次谈话，给我的印象较为深刻。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他住在昆明西门外农业专校的楼上，我是和关麟征同去看他的。这次谈的多侧重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他对于战争前途是乐观的。另一次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我和他都在昆明，他约我去谈谈。首先他向我了解滇西战场的一般情况，接着就对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说了许多批评的意见，政府机关腐败无能，行政效率很低，物价飞涨，人民生活痛苦等等。随后当我提出军政部对兵员补充器材补给异常迟缓等情形时，他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把右手一甩，用中国话大声地说：“坏透了！坏透了！太腐败了！太腐败了！”接着他举了好些事实对军政部进行了尖锐批评。他说：“美国送给中国的大批物资，是美国纳税人出了钱的，一交到你们的军政部就公开盗卖，如药品、电讯器材等，街上都可买到。你们的政府这样糟，怎能争取战争的胜利呢？这叫罗斯福总统怎样对美国人民说话呢？”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在保山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大使馆的副武官柯勒克上校由重庆跑到保山来看我。我请他吃了一餐饭，并问他到滇西来干什么，他含糊地说，他只是想来了解一下滇西战场的情况，并没有具体任务。我当时也信以为真。到是年的十一月我在大理（那时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大理）的时候，他又来了，并且带了一个端纳少校同来。他对我说：“英国驻印度的总司令部很希望和贵集团军建立联系，交换关于缅甸日军活动的情报，英国政府已向贵国提出在大理设立一个联络站，今后就由端纳少校负责，请宋将军多予协助。”我随即打电报向重庆军令部询问，军令部复电说，我国已同意英国在大理设立一个联络站。这样，这位端纳少校就在大理住下来，不久他的妻子也来了。随后我才知道这位端纳少校并不是英国的正式军人，原来他是在腾冲海关的一个税务人员，在腾冲呆了三、四年，对滇缅边区情况相当熟悉，腾冲被日军侵占后，他逃到重庆，英国政府给他以少校军衔，派来大理工作。约半年之后，才发觉这位端纳少校并不是来收集缅甸日军活动的情报，至少可以说这不是他的主要任务。原来他是被派来进行间谍活动的。我的司令部里有一个姓李的缅语翻译员（想不起他的名字，是个在缅甸的华侨，云南人），端纳常送钱给他用，叫他联络司令部里的一些参谋，向他们了解我军对缅甸（尤以缅北地区）的企图，我方和哪些缅甸人有联系，我方有无派人到缅甸去进行活动，以及滇缅边境各土司的动向等等。有位参谋怀疑这个姓李的活动越出了他工作的范围，向我汇报了这情况。经我派人调查，才得悉上述这些情形。当时为了保持同盟国的友好关系，没有揭露这件事，只是在内部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间柯勒克上校又来到大理，对我说：“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部派了一个旅约二千人，已在缅北地区用降落伞投下，准备在这个地区进行游击，希望贵军在腾冲的部队和他们取得联系，并给予协助。”我当即答应照办。经过两三个月之后，才发现事实是这样的：英国确曾用降落伞投下三、四百人于密支那东北地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英国豢养了多年的缅甸人，他们并不是要在那个地区进行什么游击活动，他们是执行一项政治任务，就是要尽力防止中国军队和缅甸人间的联系，恐怕缅甸人倾向中国，因而动摇它在缅甸的殖民统治。这充分地说明英帝国主义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想在战后仍然维持它在许多地方的殖民统治。英国在缅北降落的几百人，被日本军队发现后进行搜捕，有些被日军打死，有些被俘，约有百余人退到腾冲和缅甸的边境。当时在腾北地区的三十六师派了一部分兵力去接应他们，把他们从日军胁迫下救出来，以后并把这些人交柯勒克上校接收了。英国政府以后曾赠给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及一些官兵勋章奖章。这个柯勒克上校曾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对中国的社会情况相当熟悉。他曾说他和张宗昌赌过牌九，会唱一些低级趣味的小调，中国话说得相当好。他是英帝国主义者长期培养出来在我国进行间谍活动的。

　　远征军的胜利反攻

　　1.反攻前的情况

　　远征军方面：第十一集团军所辖的七十一军（军长钟彬）在滇缅公路正面，除一部分扼守怒江外，大部分集结在保山的蒲漂、由旺、施甸等地；第六军（军长黄杰）所属的预备第二师在漕涧，一部分在腾北地区游击，所属的新编第三十九师在永平、下关一带；归集团军直辖的三十六师在大理、邓川一带；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大理。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所辖的第二军（军长王凌云）在顺宁、镇康、三江口一带，所辖的第五十三军（两个师，军长周福成）在弥渡一带；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弥渡。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在楚雄，归长官部直辖的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在祥云。五十四军原辖十四、五十、一九八师共三个师，一九四四年春第十四师和五十师均空运印度，分别归入新一军、新六军的建制，这时，五十四军实仅剩军直属部队及一九八师。 驻印军方面：由史迪威所指挥的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和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由印缅边境向东修筑中印公路，一面向前攻击，一面修路，于一九四四年春已进入缅甸境内。

　　敌军方面：日军第十八师团在密支那及其西北地区，第五十六师团全部、第二师团和三十三师团的各一部在滇缅公路线上各要点腾冲、龙陵、松山、平戛、芒市、遮放、畹町等地，利用地形，构筑半永久性工事；日军之三十三师团主力在曼德勒附近，其他情况不悉。

　　2.反攻滇缅边境的战斗

　　反攻滇缅边境的战斗分为三期，分述如次：

　　第一期——强渡怒江：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集团。这个集团以第五十三军（辖一一六师、一三〇师）、第五十四军（辖三十六师、一九八师）及第六军的预备第二师组成，由栗柴坝、双虹桥间渡河，以腾冲为攻击目标。另以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集团，这个集团以第七十一军（下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新编第二十八师）、第二军（下辖第九师、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三师）、第六军（欠预备第二师）组成，负怒江东岸防守之责。又以新编第三十九师、第七十六师、第八十八师各派一个加强团渡江攻击，以策应第二十集团军的攻击。所有担任攻击的部队，均应于五月十日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

　　第十一集团军所派的新编三十九师一个加强团，五月十一日在惠通桥上游附近渡河成功，十二日攻占红树木。又七十六师、八十八师组成的两个加强团，五月十二日分由三江口、攀枝花渡河，会攻平戛，歼灭敌军百余人。十三日残敌突围，窜往芒市。

　　第二十集团军的右翼第五十四军的一九八师于五月十二日由栗柴坝渡河，其五九三团于十六日迂回攻占桥头、马面关，一九八师主力围攻北斋公房，敌军的一四八联队凭险死守。左翼第五十四军的三十六师双虹桥附近渡河成功，经过激烈战斗，伤亡甚重，继以五十三军渡河增援，于十四日攻占大塘子，乘胜追击，越过了高黎贡山，进抵瓦甸江、苴衡以东之线。

　　第二期——围攻据点：渡河攻击各部队奏效后，军委会鉴于我驻印军之一部已开始攻击密支那，判断敌军难于短期内调动大量部队增援滇西，遂下令远征军应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打通中印公路，即以主力渡河扩张战果。远征军长官部随即变更部署，以第二十集团军配属预备第二师为右集团军，攻击腾冲，第十一集团（欠预备第二师）为左集团军，攻击龙陵、芒市，并限十一集团军各部队于五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两集团的战况如次：

　　右集团于六月初以预备第二师渡河接替一九八师桥头、马面关防务，俟一九八师以全力攻克北斋公房及大塘子后，第三十六师即经北向瓦甸前进，准备进攻瓦甸。六月九日敌军反扑，突破我桥头、马面关阵地，并与困守北斋公房之残敌取得联络。当命三十六师以一部监视瓦甸之敌，以主力北援桥头，第一九八师、预备第二师，第三十六师协力于六月十四日攻克北斋公房，十六日再克桥头、马面关，残敌分向明光、瓦甸逃窜，预备第二师先后攻占明光、固东街，于六月底进抵腾冲城郊的西北地区。第三十六师于六月二十日攻克瓦甸，六月底亦进抵腾冲城郊的东南地区，准备会同预备第二师攻击腾冲。又第五十三军于六月二十日攻占苴街，随即尾敌前进，亦于六月底进抵腾冲附近，准备攻击。

　　左集团的右翼部队为第七十一军并附新编第二十九师，于六月一日由惠通桥、三江口间地区渡河，六月四日新编第二十八师攻克腊猛街，进围松山敌军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的坚固据点（松山敌阵地工事很坚固，所有机枪掩体及掩蔽部均能抵抗重炮弹）。第八十七师渡河后，其一部于六月九日攻克镇安街，其主力及八十八师于六月十日攻占龙陵，旋敌军由芒市增援反扑，七十一军于六月十六日退据龙陵东北郊与敌对峙，并令新编第三十九师由龙江桥南下掩护右侧。七月初旬第八军（军长何绍周）的荣誉第一师主力开抵龙陵附近增援（反攻开始时，第八军由昆明向滇西移动，归远征军长官部指挥，成为长官部的总预备队，第八军辖荣誉第一师、第八十二师、第一〇三师），于八月中对龙陵开始第二次围攻。左集团的左翼部队第二军于六月上旬渡江，以七十六师的一个团于攻占平戛后掩护军的左侧，其余向象达、芒市前进，第九师于六月二十四日攻克象达，续向芒市前进，第七十六师主力于八月上旬攻占放马桥，截断敌人龙、芒间的公路交通。

　　第三期——攻克要地：右集团于七月初以预备第二师一一六师攻迫腾冲城垣。八月上旬，一一六师、三十六师、一九八师、一三〇师先后加入攻击，由于敌军凭坚固工事顽抗，伤亡甚大，攻击进展迟缓，到九月十四日才完全攻克腾冲，守敌全数就歼。

　　左集团的右翼部队第七十一军主力及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三十九师的各一部围攻龙陵，九月上旬第五军之二百师由昆明增援，迂回攻击敌军龙、芒间联络线。至十一月三日攻克龙陵，向芒市前进。左集团的左翼部队第二军自八月上旬起围攻芒市，敌凭借其坚固工事据守，攻击进展较缓。至十一月，得七十一军第六军两部的支援，协同攻击，于十一月二十日攻克芒市。七月间围攻松山的七十一军新编二十八师，将攻击任务交第八军接替，敌凭强固工事顽抗，攻击进展迟缓，伤亡甚大，直到十月间第八军竭全力攻克了松山，尽歼守敌。

　　第四期——会师芒友：敌军因兵力不足，遂采取逐次抵抗部署，除其第五十六师团外，曾以第二师团的第十六联队、第二十九联队及三十三师团的一一九联队交互支援，掩护撤退。第十一集团军于攻克龙陵、芒市后，以七十一军、五十三军的主力及第二军的一部及第二百师向遮放追击，十二月一日克遮放，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克畹町，一月二十二日五十三军与驻印军的新编第一军先头部队取得联络，一月二十七日远征军与驻印军正式会师于畹町附近的芒友。至此，中印公路完全打通。数以千计的载重汽车，装载着大批物资，通过这条以牺牲数万士兵的鲜血所构成的中印公路运入内地。

　　一九四四年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及缅北所进行的反攻，是一个胜利的战争。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全部歼灭，其第二师团、第三十三师团亦损失甚重。日军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缅北地区及滇缅边境利用地形，择要构筑坚固工事，加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平时在部队中所施行的“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在战争时真正做到了战到最后一人，因而这场战争是艰苦的，牺牲是很大的，单是远征军方面，死伤人数即达四万多人。

　　关于这次反攻所以能够获得胜利的原因，在一九四五年一月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有所论述，归结于：1.滇西人民的支援；2.官兵的坚强斗争意志；3.同盟国的协力。这篇文章曾发表在当时重庆的《大公报》、《扫荡报》上，特再简要说明如下：

　　1.滇西人民的支援：这场反攻战争，先后参加作战的官兵达十六万多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当时绝大部分的粮食是由滇西老百姓拿出来的，从昆明方面运济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粮，还得送到部队所在地去，同时打仗还需要大批的弹药来补充。滇西仅有一条滇缅公路，其他地方都不能通行汽车和大车。尤以战争是在怒江南岸进行，而怒江两岸全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有些小道甚至连骡马都不能通行，完全依靠人力挑运。好些地方沿途没有村舍，食宿都成问题。当时投入这场运输任务斗争的滇西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万人。尤以为军队直接运送粮食、弹药、伤兵的几万民伕，真是辛苦万分。粮食在名义上是征购，当时重庆军委会确也拿出了一笔购粮款，但通过地方政府的层层克扣，老百姓到手很少；运输虽按照规定付给一定的运费，但经过层层的盘剥，民伕所得工资也很微薄。但是老百姓都忍受了这一切，因为他们知道对日本帝国主义打仗是一场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只有把日本强盗消灭了或赶出国土，才能安居乐业。所以他们一方面忍受痛苦，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来支援这一次的反攻。这是这场战争所以获得胜利的决定的因素。

　　2.官兵的坚强斗志：自开始反攻到战争结束，军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在极端困难的地形，向筑有极坚固的据点的敌人施行攻击，伤亡累累，但是官兵前仆后继，奋勇直前，决不退缩。六月至九月上旬是滇西雨季时期（六月下雨二十天，七月、八月每月下雨都是二十二天），经常大雨滂沱，云雾低压，不仅道路泥泞难行，且影响空投及后方的补给。有一时期每天只吃一餐饭，有几天有些部队只好掘野菜剥树皮以充饥。在这样恶劣天气和补给匮乏的情况下，没有一个部队的官兵有过怨愤的话。八月间我在龙陵东北的尖高山一所庙里，观看第八十八师的部队向据守老东坡坚固据点之敌施行攻击，用坑道作业迫近敌人，然后用炮火摧毁敌人的工事和压制其机关枪的火力。英勇的官兵们一举突击，紧接着便是阵地内的白刃战和扫荡战。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急促的手提机枪的射击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战争白热化的最高潮。当时在场的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上校对我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的确，官兵们以有这样旺盛的士气，这样坚强斗争的意志，这样愿意忍受恶劣气候和给养匮乏的痛苦，主要是他们认识到所参与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相反地，同样的军队，在解放战争期间，从事反人民的战争，从事非正义的战争，结果是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得一干二净。

　　3.同盟国的协力：当时所谓同盟国的协力主要是美国，有以下几项事实：（1）以相当数量的物资装备了部队，从而大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作战时供应大量弹药。（2）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滇缅战场上完全取得了制空权。（3）美军运输机常冒恶劣气候投送粮弹。（4）美军战斗机经常协助第一线部队的攻击，例如松山敌人的坚固据点，赖美机低飞投掷五百磅乃至一千磅的炸弹才得摧毁，在腾冲、龙陵的若干据点也是如此。

　　这里，还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当反攻开始时，我亲率第二、第七十一两军，渡过怒江，进攻龙陵、芒市、松山，经过激烈战斗，将这三处之敌歼灭过半，逐步紧缩包围圈。但敌军凭其坚固工事，据地顽抗，不肯投降。及至松山克复，炮兵部队陆续开到，补给亦源源而来，方期一举歼敌之际，突奉军委会命令，调我去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我当时困惑莫解，但对命令唯有服从，即将职务交由副总司令黄杰代理，立即就道。不料到了重庆晋见蒋委员长时，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前方正打得很紧，你为什么来了呢？”我答是奉委员长命令来陆大受训的，蒋闻之愕然，半晌不语，随后说：“既然来了，就去受训再说。”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之调训，并非委员长之意。事后查悉系萧毅肃捣的鬼。萧时任远征军长官部参谋长，曾为武器分配与反攻部署等问题和我发生过争执，加上他喜欢人送礼，我不买账，遂挟嫌报复，利用其在军令部一些同学的关系，偷偷地将我的名字列入（共有七、八十人）。这类事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真是千古同慨！但公道自在人心，奸人的阴谋并未得逞，国民政府颁发我以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政府赠予我以自由勋章。

　　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发展

　　抗日战争开始时，胡宗南是第一军军长，辖第一师（师长李铁军）、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两个师。到抗日战争末期，胡宗南的军事职位已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所指挥的部队，计有：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李文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丁德隆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董钊的第三十八集团军、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还有赵寿山的第四集团军。军的番号计有：第一军（军长罗列）、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第九军（军长陈金城）、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第十六军（军长李正先）、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第二十七军（军长谢辅三）、第三十军（军长池峰城）、第三十六军（军长钟松）、第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第七十六军（军长廖昂）、第八十军（军长袁朴）、第九十军（军长严明）、第九十一军（军长陈武）、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第九十八军（军长刘希程）、新编第二军（军长谢义峰）、新编第七军（军长彭杰如）、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暂编第五军（军长李汉章）、骑兵第三军（军长贺光谦）等二十五个军。

　　这二十五个军，除一部分属于地方军阀部队的系统外，大部分都是胡宗南以第一军为基干扩充起来的，或者是吞并旁人的部队扩充起来的。

　　除上述二十五个军以外，还有长官部直属的几个炮兵团、工兵团、汽车兵团、装甲兵（战车）第二团、通讯兵团、警卫团等，加上第七分校，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劳动营、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北干部训练团（设在兰州）等训练机构，总兵力达到六、七十万人。其势力分布于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晋东南等地区，并还伸入了新疆。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喧赫一时，有“西北王”之称。其势力发展之速，蒋介石畀予军权之大和信任之专，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罕见的。

　　是不是胡宗南在抗日战争期间打过胜仗，立过功劳，因而获得蒋介石对他的不断擢升，赋以重任呢？不，完全不是这样。

　　七七事变时，胡宗南的第一军驻在徐州附近，那时我任第三十六师师长，驻在西安。当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不是就近调第一军开上海参战，而是首先调我这一师以最快的运输速度赶到上海参战。随后由于上海战场的扩大和兵力的不断增加，形成了双方的主力战（当时军事委员会指挥的部队约一百八十个师，参加上海抗战的达七十三个师），胡宗南军于九月中旬始开到上海加入作战，在刘家行、杨家行至吴淞这条公路上，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伤亡甚大，这是胡宗南部队在整整八年抗战期间表现较好的一次，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自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胡宗南率其残部退到西安附近整补，他把河南的一些保安团队及在上海归他指挥的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总队等残部，都带到西安去整编。这样，他就扩充了一个军（第九十军）和两个独立师。同时，他强令蚌埠、徐州、开封一带的中学生退到陕西去，编成为学生总队，由他派干部负责训练，随后在西安的王曲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胡宗南兼分校主任，并又接收了康泽主办的别动队干部训练班一千多人，他便有了培养干部的机构，而且规模相当庞大。一九三八年秋，日军分数路进犯武汉，保卫武汉的大会战开始后，那时我任第七十一军军长，指挥第三十六、第六十一、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四个师，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我这一军和孙连仲的第三十军（三十军是孙连仲的基本队伍，共有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属西北军系统），在鄂豫边境的富金山、商城、沙窝、新店一带，与日军的第十、第十三、第十六三个师团激战一个多月，我们两军凭那一带山地固守，日军屡攻不下，打破了它越过小界岭、麻城进取武汉的企图，日军乃增兵经潢川进犯罗山、信阳。守备罗山、信阳的部队，就是胡宗南所指挥的第一、第九十两个军及一个独立师，是九月间由西安调来的。那时胡宗南的职务是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当时我们是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胡宗南南部主力在罗山附近布防，当日军进攻时，头两天打得还好，颇有战果，但到第三天防线就被日军突破了。胡宗南恐其部队遭受歼灭的打击，乃自行率其主力向西撤退，一直撤退到桐柏附近，仅派一个团守卫信阳，并指示这个团，当受到日军攻击时，即向西撤。日军的作战目标在攻占武汉，所以并未派兵追击胡宗南部，他们占领信阳后，即转而南向，经平靖关、应山，直趋安陆、长江埠，企图截断武汉通往襄樊宜沙（襄阳、樊城、宜昌、沙市）的公路。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花园西面六十华里的陈家店，鉴于敌军抄袭侧背，形势危殆，乃急命防守长江北岸及在麻城、罗山、英山一带与日军对峙的部队，急速向西撤退，有的部队退到平汉铁路的花园、孝感附近时，日军已经占领安陆、长江埠，归路被断，同时由武胜关南下之敌，已到广水，由东向西追击之敌，已越过黄安，这些队伍陷于敌人的包围圈中。我所率的部队二万多人，加上其他友军大约四千多人，他们自动地表示愿听我指挥。我立即召集团长以上的干部于花园车站举行会议，说明敌军位置和我军所处的境地，确定了行动方案。第一步先隐伏于三里河（三里河在广水东边七、八十华里）附近一带山地，脱离险境，再谋出路，大家同意照办了。以后我率这些队伍，昼伏夜行，通过罗山、潢川间地区，渡淮河经正阳到了驻马店、确山。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将近二十天没有得到我们的消息，非常焦虑，当我到驻马店后，将部队情况及行动经过向军委会做了汇报。随后我的部队奉命由确山开到南阳一带整补。我们到南阳后不久，何应钦来了，李宗仁由老河口、程潜由洛阳均来到南阳与何会谈（他们主要是商讨武汉沦陷后的作战方针、计划等）。在一次漫谈中，我亲自听到李宗仁大骂胡宗南，说他擅自撤离信阳，致使敌军乘虚南下，严重影响保卫武汉的作战。武汉的失守，胡宗南应负重大责任等语。以后又听说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正式电请军事委员会查办胡宗南。另据当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龚浩（别名孟希，湖南人，是湖南军界前辈，曾任唐生智的参谋长等职多年，对我一向很关怀）对我说：“昨晚我亲自听到何、程、李三公在谈话中，评论你和胡宗南，他们一致认为‘胡不如宋’。老弟，在这个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是大有可为的，希望你好自为之。”

　　论理，在这样伟大的民族战争中，蒋介石身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必须赏罚严明，才足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但他完全不是这样做的。除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许多辉煌战绩极力加以抹杀，并进行种种诽谤诬蔑和打击外，同时对于非嫡系部队，即所谓地方性的杂牌部队，也力图假抗战之名予以消灭（当然，有些杂牌部队是抗战不力，甚至有勾结敌伪的）。而在以黄埔军校为基干的嫡系部队，这时蒋介石也开始放弃过去基本上是凭战绩擢升的办法，把军权逐步集中到他所喜爱的和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手里（例如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这样，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就开始产生了派系，以及因升调不平而发生种种怨愤以至内哄情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军事委员会在陕西武功县的农业专科学校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程潜）、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为朱绍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为蒋鼎文）所属军长以上将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没有来出席会议，派其秘书长赵戴文代表参加。蒋介石由重庆来主持会议。

　　确切的日期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下着雪，天气已相当寒冷，我们一大早由西安乘一列专车开往武功，在车上我和胡宗南同坐在一间包厢里。一向有说有笑的胡宗南，这天却精神抑郁，闷闷不乐。他突然地对我说：“老宋，我不干了！这次到武功，我要向校长（指蒋介石）请求辞职。”我问为什么？他说：“桂系捣乱，他们控告我，我不能使校长为难。”等到武功会议结束回到西安后，有一天胡宗南约我到他住处（东苍巷一号）去吃晚饭，在座者除胡的随从秘书徐先麟外，别无他人。饭后，胡宗南对我说：“这次在武功，我曾向校长请求辞职，校长坚持不允，说一切事由大本营（即军委会）替你负责，你不必顾虑。”胡说完这一段话后，突然站起来，以两手插在长裤口袋里，在室内走来走去，约摸走了六、七回，忽然仰面对我说：“校长对我有很重要的指示。”我以很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问道：“有什么重要的指示？”他犹疑了一下，没有直接答复我的问话。突然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宋，我国有句成语，‘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年多的仗，中央的部队牺牲是这样大，但是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扩充势力，它们的军事力量，不仅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发展到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等地，他们政治的渗入更是厉害，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也是大力发展组织，大量吸收青年到陕北去，”胡宗南说到这里，用右手紧握着拳头击着左手掌，大声地说，“这样下去，我们不是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会亡于共产党。”他的态度显得十分激动。当我问他：“你的意思应当怎样办？”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他们（指中共）的发展。”

　　不用说，我也是一个反共的顽固分子，在解放战争期间，我的行为证明了我的反动。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却有我的一个中心思想，我认为除了汉奸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资格外，凡属愿意抗日的人，都应当好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这大敌当前，局势艰危的时候，又要和共产党闹起摩擦来，我心中是不以为然的。所以我没有随声附和他。当然我也就明白了这就是蒋介石对胡宗南的所谓“重要指示”。

　　武功会议后，紧接着设立天水行营（暂设西安），负责指挥长江以北以及至华北、西北地区的抗日军事，程潜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调升天水行营主任，并由卫立煌接任程潜的原来职务。第十战区撤销，蒋鼎文专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对武汉失守应负严重责任的胡宗南，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在蒋介石一手包庇之下，调升为三十四集团军代理总司令。蒋介石原意就是叫胡宗南做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那时是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鉴于这样做会遭到物议的指责，才向蒋建议，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上由蒋鼎文兼任，胡宗南以副总司令代行，过一个时期再真除。蒋同意了。

　　胡宗南发表为三十四集团军代理总司令后，军事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将驻在陕西、甘肃的大多数部队和在豫西的一些队伍，都编入三十四集团军的战斗序列，或者明令归胡宗南负责督训。我这个军，由南阳调到豫西之灵宝至潼关地区整训，是军委会的战略总预备队，亦奉命受胡宗南督训。这是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的情形。

　　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胡宗南取得集团军总司令的地位后，便积极扩充势力，并毫无顾忌地吃别人的部队，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将陶峙岳军干部的大量更换。当时陶峙岳是第七十六军军长，下辖第八、第二十四两个师。这两个师原属湖南部队系统，但对蒋介石一贯忠顺，几乎是无役不从，有过许多战绩，虽然这样，仍然不能获得蒋介石、胡宗南的信任。一九三九年上半年，这个军编归三十四集团军战斗序列后不久，胡宗南便报经军委会核准将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与第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对调。第一军是胡宗南的基本部队，恢宏老练的陶峙岳，知道自己的处境，只带了一个卫士去到任。而李铁军一到第七十六军，在胡宗南的授意下，就撤换了大批干部。新去的干部大部分都是从第一军调去的，原有的，用资遣、调职、受训等办法，使之离开部队。不到一年功夫，这个部队便完全第一军化了。即同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归入胡宗南指挥，他也要多方设法进行他的所谓“改造”，他调这些部队的师长、副师长、团长、营长等轮流到他所主持的第七分校受训，训练一个时期后，分别派到其他部队或其他训练机构（如军分校、战干团等）去工作，另派其亲信接替这些人原来的职务，例如他从上海带到西北去整补的黄杰、吉章简等人的部队，就是被他用这些方法彻底“改造”过了。我这个军，本只暂时归他督训，并不归他指挥，但他一有机会，就要插手，适本军所属的第八十八师师长钟彬调任第一分校主任，胡宗南就保举第七分校教育处长杨彬来充任八十八师师长。可是这个人不仅是不学无术，而且性情乖僻，喜怒无常，到师任职不到半年，闹了许多笑话，为官兵们所耻笑，我把杨彬的种种情形向胡宗南汇报，胡弄得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没有知人之明，并向我解释说，杨彬是经一个朋友介绍来的，他以前并不认识。过几天他就将杨彬调走了，由我另保人接充。

　　胡宗南除积极扩充军队外，还掌握着两个规模庞大的训练机构。一个是第七分校，设在西安城南三十华里的王曲，专为培养初级军官及轮流调训部队干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一万多人，其规模超过了当时在成都的中央军校。另一个是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团长名义上是蒋介石，副团长为胡宗南。这个团设在西安西郊营房里，经常有二、三千人在受训练，主要是训练政治干部。随后胡宗南又在兰州设立西北干部训练团，轮流调训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地方行政人员和保安团队干部，其性质与战干第四团是完全一样的。

　　胡宗南对我多方拉拢，其目的是想抓我的部队，同时希望我为他所用。每当我到西安时，他总是热情地招待我住在他的寓所，常常和我一起吃饭，约我去散步和谈话，露出十分关怀和推心置腹的样子。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的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真除时（原是代理），便立即保荐我做他的副总司令，在当时第一军军长陶峙岳的资历是远在我之上的。当他正式发表为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曾立即去重庆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汇报关于共产党在陕、甘一带活动的情况，并提出了他的好些建议。他从重庆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单独约我吃饭，并和我谈话一直谈到深夜，这次谈话，在我的印象中较深，所以主要的意思我还记得很清楚。一开始胡宗南便得意洋洋地对我说：“过去见老先生（指蒋介石），总是他问什么答什么，然后听他指示几句就算了，这次完全不同。这次我向他汇报情况，并陈述自己的意见，老先生是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倾听我的话，足足谈了两个钟头。”随即他站起来，两手互抱，昂着头，有力地说：“我们这次谈的，真是关系着党国存亡的大事。”我即问：“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胡宗南直截了当地说：“今日本党的真正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国际形势一天一天在变化，日本人要对付俄国，又要对付美英，它不能再有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所以日本人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但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一天一天的壮大起来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过去在江西、湖北一带，我们和他们打了七、八年，消灭不了他们，现在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整个华北地区，而且还伸入到了江苏、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他们也到处发展组织，进行种种宣传，破坏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三年，我们想维持现在这个局面都不可能了。”他接着感慨地说：“老宋，你想想，这是多可怕！”我问：“你认为应该怎样办才好？”胡宗南愤激地说：“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区域里限制他们的活动。”说到这里，胡稍停了一下，随即更加激动地说：“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争沦陷区。”

　　可以从胡宗南这段话，看出在抗日战争的严重关头，蒋介石和胡宗南所商谈的大事，就是要培养胡宗南集团来对付共产党。

　　自一九三八年秋武汉沦陷后，蒋介石对于中共势力的发展深感不安，企图培植胡宗南建立一支专为对付中共的力量。胡宗南进一步取得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后，更加紧反共，其措施主要表现在：

　　1.扣留北上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扣押从延安抗大毕业出来的青年，设立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它的前身是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特训总队）。这个劳动营实际上就是法西斯统治的集中营，对这些青年进行所谓“政治感化”和“政治训练”。

　　2.加强自黄河西岸的宜川起经洛川、中部、同官、耀县至甘肃之镇原、固原的封锁线。使用兵力，经常是三至四个军。这条封锁线，完全是对付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的。

　　3.向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蒋鼎文，保荐梁干乔（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留学苏联，托派分子）为耀县行政专员，蒋坚忍（战干第四团副教育长兼青年劳动营教育长）为大荔行政专员。这两个行政区都是紧靠中共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梁干乔、蒋坚忍并各兼任所谓“动员指挥部”的总指挥，以组训民众为名，加强对这些地区的老百姓的法西斯统治。

　　4.在西安、兰州等城市，加强特务活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任意逮捕进步人士，并使用暗杀及种种迫害手段。例如：中共党员宣侠父（浙江人，黄埔军校一期）就是在西安被胡宗南派特务将其暗杀的。

　　5.胡宗南向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保荐其亲信杨尔瑛、胡维藩分别担任陕西、甘肃两省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在学生中进行分化、拉拢、收买等种种活动，并向青年灌输反共思想。

　　6.保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白海风（蒙古人）为骑兵师长，即驻在内蒙地区，同时派何文鼎师开入伊克昭盟，又派了一批特务到这个地区活动，拉拢当地的封建势力（如云王等），打击中共在内蒙地区的发展。

　　7.积极拉拢在陕北榆林地区的邓宝珊等部，又恐他们靠不住，派董钊（陕西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为邓的副总司令，又保其亲信傅云为榆林地区行政专员，后又将其嫡系部队开入榆林，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共的发展，并包围陕甘宁边区，同时也是监视杂牌部队。

　　8.派第七分校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等到豫东、山东、皖北一带，派第七分校总队长周保黎等到江苏、浙江一带，大量招收沦陷区青年到西安受训，施以反共教育，然后再派他们回去，专和共产党闹摩擦。

　　9.胡宗南向军委会保荐侯如墉（河北赵县人）为所谓“挺进军”第十一纵队司令，附以一批第七分校毕业学生，与张荫梧、朱怀冰等部相结合，进攻太行山地区的八路军。他并派人与山东的反共头子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民政厅长兼鲁西游击纵队司令）经常联系。

　　10.胡宗南向陕西、甘肃两省政府推荐大批行政人员，例如除上述的梁干乔、蒋坚忍、傅云分别任陕西的耀县、大荔、榆林区的行政专员外，还有与他有密切关系的胡受谦，任甘肃省天水区的行政专员，胡公冕任岷县区的行政专员。以后他的秘书长赵龙文又担任甘肃省民政厅长。同时对于在陕、甘两省的CC分子，如彭昭贤、李犹龙等积极拉拢，藉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

　　以上只是概略地举出一些主要的事情，其他较为次要的，不再赘述了。

　　胡宗南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坚决执行积极反共的政策，事权益大，不到两年功夫（自一九三八年冬季起，到一九四〇年秋季止），就几乎实际上掌握了陕、甘两省的军政大权和第一战区的一部分军权。这样，难道和当时他的上级指挥机构（如天水行营）及陕、甘两省政府没有矛盾吗？不，矛盾还是很多的。担负长江以北对日军作战的天水行营，基于它本身的任务，一切计划部署的着眼点，主要还是摆在抗日战争上面，关于和中共间的问题，程潜主任是主张协商解决，大家一致团结抗日。我在西安好几次见程颂老，他都是一再强调这一点。程颂老对胡宗南的所作所为，是不同意的，只是话说得比较含蓄，总是说要以大局为重等语。他的参谋长晏勋甫则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不满。记得在一九四〇年春的一个晚上，晏勋甫到我在西安的办事处来看我，曾对我大发牢骚说：“宗南以委员长长子的身份在这里把持一切，叫我们有什么办法？军队不听调遣，天天和共产党闹摩擦，这算个什么名堂！现在举国一致抗日的时候，无论怎样，共产党也绝不会派兵打到西安来，宗南把重兵摆在对延安的封锁线上，却不肯调去抗日，这怎能说得过去呢？……”天水行营和握有实权的胡宗南，在抗日和对付中共问题上，存在着孰轻孰重的严重分歧，就必然使这种矛盾日益尖锐，结果是天水行营于一九四〇年冬被撤销了，程颂老调到重庆去担任一个徒有虚名的所谓“战地党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时，胡宗南已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为卫立煌）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为朱绍良）了。胡宗南和陕西、甘肃两省政府当然也有矛盾，但这些矛盾只是人事上、供应上、兵员上，等等的矛盾，而在基本政策上是没有矛盾的。蒋介石以朱绍良、蒋鼎文等人做幌子，积极培植胡宗南的力量来对付中共，并妄图有朝一日发动进攻来消灭在陕北的共产党。朱、蒋等是深悉蒋介石的意旨的，他们只要有官可做，有地皮可刮，有声色可娱，吃喝玩乐过日子，也就乐得。记得有一次军事委员会电第八战区，赋予该战区一个军的番号，命在甘肃成立，朱绍良司令部的人都闻之大喜，以为有调升捞钱的机会了，一些幕僚提出编组计划，建议保某人当军长，某某等人当师长、团长，朱绍良看了以后笑着说：“这是要由胡副长官来办理的事情。”朱的左右喽啰，大失所望。这就可看出朱、蒋等人的所谓“长官”、“主席”，实际上徒具虚名，不过是胡宗南运用的工具而已。

　　天水行营撤销后，军事委员会又在西安设立委员长行辕西安办公厅，由军令部次长熊斌调任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到任后不久，又与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对调职务。这个办公厅是传达性质，而没有发号施令之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胡宗南以副司令长官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卫立煌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对第八路军部队在经费、弹药、器材等的供应上，给以公平待遇。与会者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胡宗南就是反对最力的一人。不仅如是，会后胡立即离开洛阳，车过陕境时，胡发致蒋介石一份紧急而机密的电报，对卫立煌大肆诋毁，蒋介石得电后，大为震怒，连在重庆的军事首脑人物如何应钦（参谋总长）、白崇禧、程潜（副参谋总长）、徐永昌（军令部部长）、张治中（政治部部长）等人都没有和他们商量一下，就下手令将卫立煌和蒋鼎文对调。卫立煌对此感到十分愤慨，他既不留在西安担任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也不去重庆见蒋介石，一直跑到成都当寓公。这样，蒋介石就命胡宗南代理西安办公厅主任，更加提高他的地位。这是一九四二年一月间的事。以后，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他便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了，指挥的部队达到二十多个军，约有六、七十万人。

　　这样大的一支部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没有打过什么仗，就是有，也只是稀稀落落，而且多半是遇敌即溃。

　　蒋介石这种作法，人们都看得很清楚，弄得物议沸腾，即在国民党内部——甚至在蒋的嫡系部队里，也引起了严重的不满。蒋介石于一九四五年春，在一次会议上说：“近来有些人对胡长官宗南有许多指责，除了有部分军队纪律不好，应责成整饬外，我认为我们应从全局来看问题。大家要知道，八年来如果没有胡宗南这支力量在西北顶住，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四川这个地方，就会受到严重威胁，这样，我们就不能争取抗日的胜利。”蒋介石的所谓“顶住”，就是胡宗南用重兵对延安的封锁。并掀起多次反共高潮。因为谁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在华北地区受到八路军的打击和牵制下，从未对西北地区构成威胁。

　　蒋介石不顾中共的指责，社会舆论的指责，美国人史迪威等的指责，国民党内部的指责，这样处心积虑，全力培植胡宗南这个军事集团，目的就是想依靠这个力量来消灭共产党。这是胡宗南军事集团能够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至于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同乡，是蒋介石的学生，以及胡宗南与戴笠相互勾结，对蒋的左右及中央各重要人物等大肆拉拢贿赂等，都是次要的因素。

　　孔祥熙和孔二小姐

　　一九四〇年，我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兼任副教育长的职务。约在是年五月间，我和几个朋友去游南温泉。沿着那条小河往上走，走到虎瀑石附近，看到风景优美，大家停下来欣赏。我取出照相机，正预备给大家拍几张照片。突然，有几个持着驳壳枪的士兵走过来，气势汹汹地把我的照相机夺去，并大声地吼叫说：“奉院长的命令，在这附近的一千五百公尺内不准照相，你们竟敢在这里照相吗？你们是什么人？”他们一面说，一面就想带我们到他们的营部去。

　　我们当时问：“是哪个院长？为什么不准照相？”

　　他们说：“是孔院长。孔院长的公馆就在这个山上。”

　　我们抬头一望，原来在这个半山腰里盖起一栋新的洋楼，看来是相当华丽的。我们委婉地向他们解释，他们仍然露出很凶的样子，一定要带我们走。我们几个人穿的都是便衣，内中有一个是宪兵司令张镇，于是，他暴露他的身份出来讲话了。恰好这时驻在南温泉的一个宪兵排长听说他的司令来了，跟着从后面赶来，见了张镇，毕恭毕敬地敬了一个礼，这一下很有效，他们的气焰立刻消失了，把照相机交还给我后，就悄悄地走了。那时孔祥熙在重庆上清寺范庄有一栋公馆，在化龙桥还有一栋公馆。在抗战那样严重的关头，物价已经上涨了一百多倍，前线的士兵经常吃不饱、穿不暖，广大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着，许多的公教人员正在为生活难以维持发愁，而四大家族却大造华美的住宅。

　　一九四一年三月的一天，我和重庆中央训练团办公厅的主任秘书王原一，到珊瑚坝飞机场送一个朋友去桂林，在储奇门中国航空公司机场航空站的地方，看见马路上摆着一长列漂亮的汽车，我当时以为是有什么要人来重庆，所以有许多人来欢迎，但一到机场，看不见有所谓中央大员的影子，只见杨虎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我走过去问他来飞机场干什么？他说：“孔二小姐（孔令伟）今天去香港，特来送行的。”

　　我到重庆工作将半年，听到好些朋友谈起这位孔二小姐胡作乱为，气势凌人的情形，就怀着好奇心问杨虎：“哪一个是孔二小姐？”

　　杨以手向东南角一指，说：“那个小个子，头戴鸭舌帽，穿着蓝色长袍的就是。”

　　我和几个朋友稍微走过去，仔细一看，真是一个十足的妖怪，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嘴里叼着香烟，神气活现而又十分轻佻。周围围着一大群人（至少有一百多人），对这位孔二小姐恭维逢迎，胁肩谄笑，种种卑鄙的丑态，真令人见之作三日呕。一打听，原来这些人都是财政部的司长、科长，中央银行的经理、专员、科长以及重庆其他银行公司的一些经理。

　　听说这位孔二小姐权柄很大，在中央银行如果有人不顺她的意，她就可以写个条子盖上孔祥熙的官章，把那个人撤了。她可以在银行随便取款。她的化妆费、衣料费等都可以向中央银行报销。

　　一九四四年冬我到成都，那时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家住在华西坝的主席官邸里。我去看他，他留我在那里吃便饭，对我说到张一麟在重庆嘉陵宾馆嘲笑孔祥熙的故事，饶有趣味，这也是国民党政府官场现形记的一种，特录之以供一乐。

　　张一麟是江苏吴县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过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国民党政府参政会的参政员。有一次，孔祥熙在嘉陵宾馆宴客，到二百多人，张一麟即席讲了一个故事。大意如下：有一个农民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年纪”，次子名叫“学问”，三子名叫“笑话”。一天，这位老农吩咐他的三个儿子上山去拾柴，到傍晚回来时，大儿子由于懒散，只拾了一把；二儿子贪玩，一点也没有拾；三儿子很勤快，拾了一大堆。结果是：“年纪”一把，“学问”毫无，“笑话”一堆。这三句话把孔祥熙刻划得惟妙惟肖，引起全场哄堂大笑。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何应钦由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调回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并兼任国防部长，他的一个高级随从参谋刘廉一，也是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的团员，随何回国后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我于四月间到南京，刘廉一因为以前作过我的部属，曾和我谈起四大家族在美国的一些豪华阔绰的事实。

　　1.宋美龄于抗战后期两次到美国，用了美金数百万元，都是由国库开支。她买一件最名贵的皮大衣，价值是美金五万元，这种皮大衣在美国都是很稀有的。

　　2.宋美龄第一次到美国时，罗斯福总统夫妇招待她住在白宫，她睡的床单，每天要换两次，白宫的一位女服务员公开地说：“我在白宫服务多年了，侍候过许多国家的尊贵客人，还从未见过象蒋介石夫人这样好排场和难于侍候的人。”

　　3.孔祥熙于一九四七年全家都到了美国，在纽约郊区买了一栋华丽的住宅，计价美金一百六十多万元。同时又在纽约最繁华的百老汇路一家最好的旅馆，长期租了一个房间，每天房金一百五十美元。

　　①《民国大事日志》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蒋委员长于上午五时四十五分离京飞赣。”

　　②薛岳当时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黄杰的第八军、李汉魂的六十四军、俞济时的七十四军、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还有一个新编第三十五师及八十八师的二六四旅（旅长廖龄奇）等部队。这些部队当时都在归德附近。

　　③桂永清那时是二十七军军长，四十六师师长是李良荣，邱清泉是二〇〇师副师长。

　　④第三集团军原系韩复榘部，韩死后，归孙桐萱统率，约有三个师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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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新疆三年的工作与见闻

　　美国人在新疆

　　在抗日战争以前，除了个别的美国旅行家到过新疆以外，全疆没有一个美国侨民。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间，在新疆的省会迪化却设立了美国领事馆。其经过内幕是这样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重庆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个《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这年下半年，美国将一批军火运到德黑兰，经过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进入新疆，再运进内地。这批军火是由一个美国少校率领一个车队运来的，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成批地到新疆和在新疆活动的开始。

　　一九四三年（确切日期，我不清楚），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高斯以苏联对新疆有领土野心，企图把新疆变为第二个外蒙古为借口，要求在新疆省会设立美国领事馆，以便“看住苏联”。这个要求对蒋介石反苏反共的政策显然是有利的，他自然满口答应。于是，在没有一个美国侨民的新疆，就设立起美国领事馆来了。

　　这个美国领事馆的第一任领事是克拉布（Clubb），原在海参崴工作，是一个研究中苏问题的专家。第二任领事为华德（Robent Spenser Ward），原任美国国务院政治计划委员会副执行秘书。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到任，于一九四六年冬去职。第三任领事为包懋勋（Paxton，包懋勋系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原在中东伊朗等国工作，于一九四六年冬调来新疆任领事，到一九四九年新疆快解放前的一个多月才离开。包懋勋离开迪化后，其职务交领事馆秘书马克南（Mackennan）代理。此人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到迪化的，在新疆临解放的头几天，他把美国领事馆房屋、器具等托英国驻迪化领事福克斯代管，自己带着一个白俄，乘着吉普车跑到奇台乌斯满处进行阴谋活动后，乘车经柴达木盆地前往西藏，在行抵西藏边境的时候被西藏边防部队击毙，随同他去的那个白俄也负了重伤。这样，美国在新疆的活动也就从此结束。

　　克拉布我没有见过，他的情形我不清楚。华德和包懋勋两人，我和他们接触较多，下面是我对他们两人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一九四四年华德到新疆后不久，当年十一月就爆发了伊犁事变，蒋介石派去镇压的一个师几乎完全被歼灭。当时我在迪化担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因为过去我在滇缅边境对日军作战时，曾和许多美国人在一起工作过，美国政府还赠过我一枚自由勋章，所以我很快就和华德成了朋友，有过多次谈话，对于他的思想和作风也比较了解。

　　华德的政治观点大体如下：

　　1.他认为战后美苏间应该进行全面合作，不应该互相猜疑。如果彼此扩充军备，进行另一次大战的准备，对人类将是很大的灾难。

　　2.他也强调应给予殖民地民族以独立，但他所理解的民族独立是美国给予菲律宾那样的独立。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举行的庆祝美国国庆的招待会上发表的演说，主要内容就是极力宣扬美国在这一天给菲律宾以独立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3.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制定的和平建国纲领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两党应该根据纲领的原则处理各项问题，绝不应诉诸武力。当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各解放区时，他仍然希望马歇尔的调停能获得成功。

　　4.他谈到新疆问题时，认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完全是以征服者自居，实行殖民地统治，以致引起各少数民族的极大反感。解决的方法，必须做到民族平等，并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我问他伊犁事变是否有国际背景时，他说：“这很难说，外面有种种传说，说俄国人如何如何地帮助他们，但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当一九四六年六月间张治中和伊方代表阿合买提江等达成协议，行将改组新疆省政府时，他十分高兴，曾对我说：“这将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年七月，我以西北行辕参谋长的身分，衔张治中（张那时是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命，前往南疆视察，到过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等地。他对我此行非常关心，当我于八月下旬回到迪化后，他特来看我，向我征询南疆之行的感想。

　　从上述几点看来，华德是美国罗斯福对外对内政策的一个竭诚拥护者。他在新疆的一年多里，和苏联领事馆人员处得相当好。他有病时，都是请苏领事馆的医生诊治的。他在新疆并未积极活动，领事馆里只有在迪化雇用的一个职员和几名工友。他对于朱绍良和吴忠信在新疆的统治，常流露不满。当时驻在迪化的国民党情报机关，曾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一九四六年冬，华德患肠结症，情况严重，当即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派人护送，乘苏联飞机到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治疗，据闻曾由莫斯科派来两名外科医生到阿拉木图为他施行手术。他病愈回到迪化后，曾把他到阿拉木图治疗的经过以及受到苏方很好照顾的情形，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不料，这个报告去了没有多久，华德就被调职了，而且听说他以后被美国国务院整肃了。又一九四六年冬郑介民（当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对我说过：“华德在新疆的言行，我曾告诉过司徒雷登大使。”这样看来，华德之被调离新疆，可能和保密局（即原来的军统局）的活动也有关系。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由行辕参谋长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就职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派来接替华德的新任领事包懋勋就来到了。

　　包懋勋这个人，是美国多年培养起来从事间谍活动的能手。他曾在我国当过某教会的传教士，会说些半吊子的中国话，对中国的社会情形有相当了解。他的政治见解是：“美国至上”、“美国第一”，处处宣扬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夸耀美国的财富和强大，对共产主义运动是反对的，对苏联是仇视的。

　　包懋勋接任领事后，逐步扩充人员，积极开展工作。除了他的妻子担任机密文件及密电码的保管和译电工作外，领事馆还增设有副领事、秘书等职。先后任过副领事的，有马丁（Martin，一九四七年）、迪尔克逊（Dierksen，一九四八年）；任过秘书的，有博恩顿（Boynton）、马克南（Mackennan）。先后来过的信使有克拉克（Clark）、凯斯勒（Kessler）、包奇朗（Bourgeron）、凯德（Kidder）等人。他还在迪化雇用了俄文和维吾尔文的翻译人员。他要求我的一个英文秘书邝宇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每天去他的领事馆作半天的英文翻译工作。一九四七年南京美国大使馆用专机给领事馆送来一架超短波的无线电台，装设在领事馆的一间办公室里。这部电台高达二、三公尺，据闻可与华盛顿直接通报，由一个美国人担任保管、修理和收发电报。

　　自一九四七年初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包懋勋离开新疆时为止，他的重要活动约有下列几个方面：

　　1.多方搜集有关苏联的材料：这是美国国务院给他的主要任务，而尤为重要的，则是侦察苏联是否有了原子弹——这是美国当时最为注意的中心问题。包懋勋到迪化后，第二次和我见面时（第一次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就谈起这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是否听到过苏联境内发生过巨大的爆炸声音。我说：“没有，只是听说苏联在新疆阿山地区，用几十辆汽车昼夜不停地运输在当地开采出来的矿产。”包懋勋又问：“这些矿是不是铀矿？”我说：“只听说在盛世才统治时期曾和苏联订有合同，在阿山的富蕴县开采钨矿，是不是有铀矿还不大清楚。”他对于每一个从苏联境内来到迪化的旅客（除苏联人外），总要多方设法向他们了解情况，尤其是关于原子爆炸的情况。

　　他对于新疆境内有多少苏联人，从事一些什么活动，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是否驻有苏联军队，苏联在这三区开采一些什么矿产，由苏联开采的乌苏独山子油矿的产量有多少，蕴藏量大不大，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对于苏领事馆吸收新疆人加入苏联籍一事特别注意，曾就此事向我询问过两次，并向迪化市的警察局探问过。

　　2.搜集有关新疆地方的资料：关于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和宗教信仰，新疆的矿产及农产品，新疆境内交通及通往苏联、阿富汗、克什米尔、青海、西藏等处的交通状况，各地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和他们的政治倾向，各地区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及其政治倾向等等，领事馆也多方搜集这些资料。

　　3.积极拉拢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他们所要拉拢的都是一些反苏反共的上层人物，凡属同苏方亲近或者主张亲苏的人，他都采取审慎和屏弃的态度。包懋勋所拉拢的，主要有以下一些人：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曾任过新疆监察使、新疆省政府主席）、穆罕默德·伊敏（曾任新疆省政府建设厅长）、艾沙（曾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色以提（南疆阿克苏的大阿訇）、尧乐博斯（哈密区行政专员）以及迪化维族中的大阿訇等人，哈萨克族的贾尼木汗（曾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长）、哈德万（艾林郡王之妻，当时任迪化行政区专员）、萨力士（曾任新疆省政府副秘书长）、乌斯满（曾任阿山区行政专员）等人；回族中的马良骏（回族的大阿訇，曾任新疆省监察使）、白文昱（曾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等人，蒙古族的乌静彬（汉人，焉耆蒙族部落首领之妻）、乔嘉甫（原为塔城区蒙族的女王）等人。他拉拢这些人的目的，一方面是向这些人宣传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最民主的国家，争取这些人在政治上倾向美国，投靠美国；一方面向这些人了解情况，经常约一些人到领事馆喝茶或吃饭，向他们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藉以探悉各少数民族的内部情形。

　　4.和官方保持密切联系，并进行渗透：这里所指的官方，主要是指当时在新疆的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官方人士，基本都是从内地去的汉人，而且除了极其个别的外，都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在政治上倾向于美国的。虽然当时在新疆标榜着所谓亲苏政策，但包懋勋到迪化后不久，就看出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大约是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我曾问他对于亲苏政策的意见，他笑而不答。我又说：“我是请你以私人朋友的关系谈谈你的看法，不是要你作为外交官代表美国政府的意见说话。”这样，他才说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据我了解，贵国政府二十年来和俄国的关系一直是不怎样友好的，一个地方政府能脱离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吗？如果中央行的是一套，地方行的又是一套，而这个地方政权又和中央的关系是密切的，这怎能使对方相信呢？盛世才曾有过一个时期和俄国人合作，但盛世才那时的政权是完全脱离了中央，形成独立割据的局面，现在能这样做吗？所以，依我看来，这项政策恐怕不易行得通。”他说的这段话，当然有他的用意，但确也道破了新疆当局所谓亲苏政策的实质。

　　包懋勋懂得在新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南京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虽然标榜亲苏，但是对美国人绝不会有所歧视。所以他常约上述这些机关的高级人员去领事馆吃饭、喝茶，藉以探听情况，有时他甚至事先不用电话通知，就一直跑到机关问情况。那时正值新疆多事之秋，我们基于利害关系，遇有重要消息也随时告诉他。在这方面，我和他的联系较为密切。自一九四七年六月北塔山事件发生后，我经常将前方来的消息抄送给美领事馆，尤以苏联飞机协助蒙古军队作战，轰炸北塔山我守军阵地一事，我认为很严重，一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打电话约包懋勋到我的办公室，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他把这个情况立即电告了美国国务院。当时有些美国记者曾向美国国务院询问这一事件的情况，国务院的发言人答复说：“我们驻在新疆的外交人员曾从当地军方获得北塔山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包懋勋并不以我们随时向他提供重要消息为满足，他还要千方百计地从我们的机关里收买干部，进行渗透。下面是几个例子：

　　我的英文秘书邝宇彰，每天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半天，包懋勋除了每月给他五十元美金之外，又对他进行诱惑欺骗。说过几年后，将负责设法送他去美国免费留学，条件是要邝宇彰在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和新疆警备总部为他刺探消息，搜集资料。邝宇彰受包懋勋的诱骗，就替他搞情报活动，但很快就被我发觉了。我曾警告他说，这样作是犯法的。

　　外交特派员公署的一个楼科长，也被包懋勋收买，经常把公署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在外交上的有关文件交给美国领事馆，随后也被发觉了。

　　此外，在迪化的基督教徒约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汉人。包懋勋夫妇常到教堂去参加做礼拜，并捐一些钱帮助办慈善事业，对这些教徒进行拉拢。

　　在我离开新疆后，听说包懋勋还派马克南到奇台去见过乌斯满，而马克南于一九四九年新疆快解放之前，又特地绕道到奇台和乌斯满会面。一九五〇年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人在新疆的叛乱，不能说和美国领事馆的阴谋活动没有关系。

　　一九四五年有一位美国少校马克宁（Mackenlny）带着几个美国士兵，在新疆设了一个气象观测站。我没有和他们见过面，究竟他们干过些什么，我不清楚。到一九四六年，这些人都离开了。

　　一九四八年春（大约是三、四月间），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陪同美国大使馆武官苏洛（英文名字记不明确）准将，乘一架美国制的B24式轰炸机，飞到迪化。当时张治中不在新疆，在迪化行辕办公厅负责的是刘孟纯，我和刘对于他们的来临都感到突然，因事先并未接到任何通知。此事曾引起苏联领事馆方面很大的注意。他们下机后，就向我们说明苏洛准将是来新疆旅行的。我和刘孟纯联名设宴招待了他们，我还陪同他们到头屯河（离迪化四十公里，原系一个小型的炼钢厂，以后停办了）的一个骑兵部队和在迪化附近的第九分校参观过。在他们来到迪化的第二天晚上，我和苏洛、侯腾有过二、三小时的谈话，并由侯腾任翻译。谈话内容颇为广泛，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苏洛准将曾向我询问了下列几个问题：

　　1.他问伊、塔、阿三区的武装力量有多少，我告诉他大约有三万人。他问步兵多还是骑兵多，我说没有确实的资料，依据情况判断，骑兵可能多于步兵。

　　2.他问驻在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有多少，部队的装备情况和弹药的储备是否充足，补给和运输的情形如何，我没有列举详细数字，只是概略地答复了他。

　　3.他问在新疆境内有几个飞机场，每一个机场的跑道有多长，是否每一个机场都贮存有供飞机使用的汽油，我也概略地告诉了他。

　　4.他问伊犁方面是否会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如果他们进攻的话，我们能否击败他们？我说：“现在还看不出他们有向我们进攻的迹象，如果只是伊方那点力量，我们是有把握击败他们的，但如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参加，那就很难说了。在这一带地区的这些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习惯等大体相同，他们只要把服装一换，就很难辨别了。”

　　他们在迪化住了两天，除参观外，还游览了市郊的风景区，并买了本地出产的地毯、绒帽等，第三天早上就走了。

　　同年八月，我到南京和侯腾见面时，问苏洛准将春天去新疆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侯腾告诉我，他的主要目的是侦察由兰州到新疆的航空线路，所以当时除苏洛武官外，还有几个关于航空、气象等的技术人员同去。

　　一九四八年四月间（也可能是五月上旬），美国大使馆副武官艾克瓦尔（Ekvale）由兰州乘吉普车来到迪化。他的父亲听说曾在中国当传教士多年，他生于甘肃某地，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到迪化时，正好乌斯满也来到了迪化，包懋勋偕同艾克瓦尔来看我，要求和乌斯满会面，我答应了。第二天就约乌斯满和艾克瓦尔到我在迪化东门外的住所会见，我亦在座，翻译的有本会说哈萨克话的蒋科长和英文秘书邝宇彰。艾克瓦尔先对乌斯满恭维一番，然后向他提出下列三个问题：

　　1.当一九四四年伊犁事变发生时，是否有苏联的军队参加？乌斯满说：“我是在阿山地区起义驱逐盛世才的人，对于当时伊犁方面作战情形，我不清楚，是不是有苏联军队参加，不能肯定。但据我所知，红军第八团（即驻在哈密的苏军）从新疆撤走后，一直留驻在中苏边境上，要来是很方便的。在伊犁方面参加暴动的好些领导人，都加入了苏联籍，伊犁的苏联领事馆在当地很有权势，这是我很清楚的。”

　　2.苏联在阿山地区开采一些什么矿产？分几个地方开采？每个地方有多少工人？苏联的技术人员如工程师等有多少人？有些什么样的机器？开采出来的矿产物的形状、颜色？有多少汽车运输这些矿产等等。艾克瓦尔对这些问题，问得非常仔细，当某个问题答复得不够明确时，往往重复问几遍。当乌斯满答一段时，他就用笔记录下来，而且记得很详细，单是这一个问题，几乎整整花了两个小时。

　　3.在中亚细亚地区是否发出过巨大的爆炸声？乌斯满说，他自己没有听见过，也没有听旁人说过。

　　谈话结束后，艾克瓦尔对乌斯满表示感谢，临行时又对我说，他对这次谈话感到满意，并对我致谢意。

　　过了一天，包懋勋来找我说，艾克瓦尔想到北塔山去看看，问我能否同意。我答应了，第二天派了司令部的一个少校参谋陪他一道去北塔山。艾克瓦尔是自己驾吉普车去的，他在北塔山守军的骑兵团长那里住了一晚，曾登上北塔山山顶瞭望北边的形势。他同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坚守阵地击退蒙古军进攻的马希珍连长会了面，并向他了解当时作战的详细情形。

　　除了美国军官来新疆活动外，不少美国记者也曾来过新疆。《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记者法拉克（Waldo Drake）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到迪化，主要是想了解伊犁事变的背景。我没有和他见过面，因为我那时不在迪化。

　　《生活》和《时代》杂志女记者史迪芬（Baibara Stephens）于一九四七年初到迪化住了几个星期后，去南疆的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地旅行了约两个月。大约在同年四、五月间，她由迪化搭乘一架国民党空军C47运输机前往兰州，在酒泉附近飞机失事丧命，全机共二十余人均罹难，内中还有一位画家韩乐然。

　　史迪芬女士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为人爽朗诚挚，生活朴素。我和她曾见面三、四次。她从南疆回到迪化后，曾来看我，和我作了一次两个多钟头的谈话，由新疆省银行总经理罗志枚担任翻译。她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这次谈话的内容记不完全了，但有一段在我的回忆中还是很清楚的。下面是她这段话的大意：

　　史迪芬说：“我没有到南疆去以前，在迪化逗留期间，和你们当中的好些负责人谈过话，也和在这里的我们美国人讨论过，大家都说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又是外交问题。当然不能说这个看法不对。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有的说只要实行亲苏政策，只要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问题就解决了。依我看，恐怕不这样简单。我在南疆旅行了两个月，在新疆人口最多的喀什、阿克苏两地呆的时间较久。我深入社会的基层进行调查，同许多劳苦人民在一起过了好些日子，才了解他们所渴望的并不是民族独立或民族的高度自治；他们也并不是如外面所宣传的那样仇视汉人，只是由于受宣传煽动的影响，造成对汉人仇视的心理而已。当然他们更谈不上要同哪个国家亲善和同哪个国家不亲善的问题。他们所最关心的是如何能使他们那种贫穷痛苦的生活得到改善的问题，哪怕只是稍许的改善也会感到满意。”她列举了好些她亲自看到的当地人民生活贫困的具体事例。她说：许多人吃不饱，更不必谈什么营养的话，许多人穿得很破烂，住的地方肮脏污浊，好多儿童没有衣服穿，绝大部分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妇女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出门不带面纱就会遭到阿訇们鞭子的抽打，在人口那样稠密的地区，几乎没有一点现代化的医疗设备……等等。然后她又说：“地方上封建势力很大，那些阿訇们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象这样，纵然把汉人的官吏全部撤换赶走，仍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她所说的这一大段话，实质上说的是当时新疆的阶级矛盾问题。我那时只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是还不理解她的含义。解放后，经过学习，我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理后，回忆起她的话，才理解到她那些话的深刻意义。现在把她的这段话追述出来，作为对这位美国进步作家的纪念。

　　美国国际新闻处记者罗伯逊（Robertson）、美联社记者麦斯特逊（Masterson）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先后来到迪化采访关于在北塔山中蒙军队冲突的原因和战况。其时正值由前线送来缴获蒙军的作战命令、旗帜及一门苏联制造的小炮等物，我接见了他们，并把这些物件给他们看，他们都拍了照。关于苏联飞机协助蒙军轰炸我北塔山守军一事，我也根据前线部队的报告告诉了他们。他们又曾问到这次冲突是否纯粹是边境的争端。我答复他们说：这是一个边界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罗伯逊并获得我的允许，到北塔山去采访过。

　　纽约每日新闻报女记者派克（Peggy Parker）于一九四七年七月来到迪化，主要也是采访北塔山方面的消息。我同样地把所获得的前线情况告诉了她。她还直接去访问了苏联总领事馆，与萨维里耶夫总领事在谈话中弄得面红耳赤。据她说由于她当时提出的问题过于尖锐，萨维里耶夫拒绝回答，以至造成尴尬的局面。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兰德（Ch. Rand）于一九四七年九月来到迪化，那时正值继北塔山事件之后的吐鲁番暴动发生，伊犁方面参加省政府的人都离开了迪化，局势相当动荡。他来见我时，除北塔山问题以外，还谈到新疆的整个形势。

　　《纽约时报》记者立伯门（Lieberman）于一九四八年八月来迪化，那时我刚刚离开新疆，没有见着他。只听说这个记者的态度很蛮横，坚持要到伊犁去访问。当外交特派员公署拒绝他的要求时，他竟然咆哮地质问：“伊犁是不是你们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去？”经向他多方解释才罢。

　　《芝加哥日报》记者巴纳特（Barnett）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迪化，那时我已不在迪化，他的活动情形我不清楚。

　　除了以上所述的美国记者之外，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Morrison）曾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到迪化访问，我没有和他见过面。法新社记者沙瓦莱力（J. Salvarelli）于一九四七年九月由曾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彭学沛陪同来到迪化，主要也是采访北塔山事件的消息，并曾经到北塔山去过，拍摄过好些电影。

　　苏联人在新疆的活动

　　远在帝俄时代，俄国就存有觊觎新疆的野心，并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擅自派兵进入新疆，占据伊犁，最后与清廷缔结《中俄伊犁条约》，割去我西部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赔偿帝俄所谓“代收代守伊犁兵费”九百万卢布。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又派兵进入新疆协助盛世才平定叛乱，并取得了在新疆的驻兵权。这些都是人所共知之事。现在只就我在新疆时耳闻目睹的几件事，记述出来，藉供有关人员进行参考。

　　一、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张治中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到迪化与伊宁方面的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和平谈判，那时在新疆负军事指挥责任的，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有一天晚上，我们六个人（张治中、朱绍良、吴忠信、郭寄峤、李铁军、宋希濂，吴忠信那时是新疆省府主席，郭寄峤是第八战区副长官，李铁军是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一块吃饭后，朱绍良对我们详细地讲述了伊宁事变发生前，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Ebceeb）的一件事。

　　朱说：我来新疆后，只在普通的应酬上和苏联总领事见过两次面，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叶代总领事带着翻译来见我，对我说了好些恭维话，并特别强调中苏间的友谊，他告诉我十一月七日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于明天正午，到苏联总领事馆去午餐，并说这次午餐是专诚请我的，晚上才正式招待迪化市的各界人士。我听了很高兴，满口答应了。第二天，我如约前往，他们十分殷勤地招待我。进餐时，除叶代总领事外，还有几位副领事及一位秘书和一位翻译参加，他们轮流向我敬酒，更在中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的口号下，一再干杯，菜也特别丰富，一直吃到下午三点多钟才散，这时我已经有些醉了。晚上七点，是苏领事馆为庆祝十月革命节正式招待各界人士，我不能不去。他们又是多方劝酒，饭后还有跳舞等节目，仍是不断喝酒，到深夜我才回来，已是酩酊大醉。躺在床上，完全象是死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十一月八日）上午九点多才苏醒过来。当我刚刚醒来时，于达参谋长（原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组组长，国民党军入新疆后，被派来充任朱绍良的参谋长）已站在我的床边，神情紧张地向我汇报昨晚深夜在伊宁发生事变的情况，并请示如何应付？于参谋长说：“本来早晨三点钟就已经得到伊宁发生暴动的消息，因长官酒醉叫不醒，只好等候。”这才使我恍然大悟，苏联领事馆所谓专诚邀我吃饭，原是一种阴谋，上了“老毛子”的大当。朱绍良在讲述过程中，越说越激动，最后犹悻悻地大骂“老毛子”不止。

　　二、张治中代表南京政府与伊方代表进行了相当长时期的谈判，并经过不少波折，才达成最后协议，订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晚八时正式签字。新大楼的一个会议室里装饰了一番，张治中备了几桌丰盛的酒菜，准备为和平谈判获得成功而好好庆祝一下。协议全文用汉文、维吾尔族文各写了两份，用的是最好的纸，字也写得十分工整。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一张大桌子上摆放着协议文件，真是一切俱备，只待签字了。七点刚过，伊方首席代表阿合买提江及代表赖希木江、阿不都哈依尔·吐烈等人就来到了，紧接着苏联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偕几位副领事也来了。叶谢也夫一踏进会议室，他就要阿合买提江把协议条文一条一条地念给他听，当念到某条“县政府科长以上的职员由县参议会推荐”时，叶谢也夫就用自己的自来水笔把这一条改为“应由县长自己任命”；当念到某条“由地方保荐的十五名省政府委员由中央任命”时，他又用笔改为“只要由各区人民代表选举，不要由中央任命”。他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引起大家的震动，张治中立即邀集我们一些主要负责的干部开会。大家情绪都很激愤，张治中来新疆负责后，对苏方多次容让，这次他也有些气愤，连说了两声：“太不象话，太不象话。”最后他仍然主张容让，接受叶谢也夫涂改的“县政府科长以上的职员由县长自己任命”的意见。至于“由地方保荐的十五名省政府委员只要由各区人民代表选举”的意见，张治中认为与叶谢也夫的意见并无矛盾，因为这十五名省府委员是由各区推选出来的，只是加上由中央任命的手续而已。决定这条维持原文，并向叶谢也夫说明。这样，又把协议全文重新写过，忙碌了一番，延到九点多钟才正式签字。

　　三、一九四五年四月间，我到新疆不久，就听说有好些新疆人拥有双重国籍，当时还以为只限于十月革命后退到新疆境内的俄国人（即所谓白俄），以后才逐步了解到苏联驻在新疆境内的各领事馆，吸收新疆各族人加入苏联籍，以在伊宁、塔城为最多，其次为迪化和喀什。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我担任西北行辕参谋长，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曾要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的军务处（实际是军统局的新疆站）和迪化市的警察局秘密调查在省会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苏联籍，其后他们提供我的资料说约为八百人左右，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占多数，大部分住在南梁一带。在南梁的南端有一个归化族（当时所谓归化族即系白俄）的文化俱乐部，经常有各种活动，苏联的电影片常在那里放映。有一天，情报人员告诉我，说加入苏联籍的人，当晚将在那里集会，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想亲自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到了傍晚，我偕军务处副处长姚铁珊着便服混了进去。一看，会场里人挤得满满的，估计约有四、五百人，大多是维、哈族人。我们进去时，秩序较乱，人声嘈杂，没有多久，苏联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是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人，忘其姓名）出现在讲坛上后，人们才安静下来。我因恐怕被他们发现，同时听不懂语言，便和姚铁珊悄悄地溜出来了。

　　四、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曾以大批军用物资器材支援我国，当时国民党政府曾酬答苏联几批物资，如钨、铝、茶、羊毛之类，后来由于盛世才忽然变脸反苏，致有约三千一百吨物资停留在猩猩峡（今称星星峡）和哈密两地，没有运走。自张治中来新疆负责，出现一个暂时和平的局面后，苏联便向张治中提出照会，要求由苏方派车运走，沿途由新疆省政府负责招待食宿，并要求每车由苏联武装士兵两名押运。张治中就此事召集有关人员数次开会。我认为由苏方派武装士兵押运，有损国家主权，一再表示反对。张治中力主答应苏方要求，以重友谊。为了这个问题，我和他曾争得面红耳赤。但张坚持要这样做，我亦无法阻止。这时，吐鲁番、鄯善、哈密等地伊方的地下组织已有相当发展，尤以吐鲁番为甚。我恐苏方利用车运的便利，秘运武器交给伊方地下组织，因此曾派了大批便衣人员沿途监视。关于由苏方派兵武装押运物资一事，张治中并未征得南京政府的同意就这样办了，曾受到相当的责难。

　　五、一九四七年春天的一天，有一个锡伯族人来见我（那时我任新疆警备总司令），说有机密事要向我报告，我接见了他。他对我说：“我会俄语，昨天我从哈密搭乘苏联民航机来迪化，在机上有几个苏联人，我听到有一个苏联人悄悄地对另一个苏联人说：‘八号到了酒泉，十一日到了兰州。’我仔细思索他们的话，可能是苏联方面派的间谍到了那里，特地来告诉你，希望予以注意。”这个人年约四十左右，我始终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联系这件事，回想我于一九四六年八月间到喀什时，曾有好几个人对我谈起：驻在喀什的苏领事馆派遣受过很好训练的人乔装商人，前往西藏地区进行活动的事情，我感到这个人的判断可能是对的。

　　六、一九四七年春，由于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维吾尔族文化委员会，经常组织大批维、哈族青年进行游行示威及请愿等活动，使迪化市处于紧张状态。有一天深夜，军务处处长佘万选带着一个姓李的青年（二十多岁）来见我，这个姓李的神情紧张地向我陈述他被绑架和受刑讯的经过。他说：“晚上八点多钟我在南梁街上行走时，突然有几个维族青年胁迫我，叫我跟着走，走到一条巷子里，他们用毛巾把我的眼睛蒙住，挟着我再向前走了一段路后，进入一个房子，才把我的眼睛打开。室内有三个人，都是维吾尔族，内有一人善说汉语。一开始，他们对我还客气，向我询问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飞机场的汽油库存置地点，军械库和弹药库在什么地方？这些仓库的戒备情形，以及迪化市驻有多少军队和驻扎地点等。我答复他们说，我不是军人，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不信，开始对我采取威胁态度，我仍然说不知道，于是他们用绳子把我的双手反捆起来，对我拳打脚踢，并打我的耳光，吼叫着要我讲。我对他们说，我实在不知道，你们打死我也无办法。于是他们停止打我，有一个人从一口箱子里取出一架电机，先放在我的腿上，以后又放在我的身上，弄得我浑身发抖，头上出汗，十分难过，他们拼命地催着我讲，我实在讲不出什么。这样折磨我，足足搞了两个钟头。最后，他们认识到没有希望，才又叫两人把我眼睛蒙住，把我送出门走了一段后，那两人把毛巾取下将我一推就跑掉了。我遭此意外横祸，心情恐怖万分，急忙走上大街，对那房子的地址、门牌，我无心查明。”我问：“大概是在什么方向？”李答：“大约是在苏联领事馆的西北角附近。”我又问：“你看这件事是否同苏联领事馆有关系？”李说：“这很难说，不过那架刑具——电机，肯定是苏联的，上面还有俄文。”此事我曾命军务处会同迪化市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没有结果。

　　七、一九四六年冬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驻在新疆的部队由于缺额太多，又不敢征收本地的维、哈族青年当兵，经南京政府国防部批准由陕、甘两省拨补新兵一万五千人，陆续运入新疆，这本是很寻常的事情，不料驻迪化的苏联总领事竟向外交特派员刘泽荣说：“中国军队大量地运入新疆，威胁着苏联的安全。这样做，恐怕不是一种友好的表现。”虽然还不是一种正式抗议，却是明显地干涉别国内政。

　　迪化二二五事件发生的原因

　　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人自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迪化开始和平谈判，由于问题的复杂和双方的猜疑，经过许多波折，一直延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才达成最后协议，并签订了一个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的条款，计十一条。另有两个附件：一为新疆省政府组织办法，一为事变区域内参加的武装部队参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办法。

　　新疆省政府改组后，张治中以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任副主席，在二十五名省府委员中，事变的伊、塔、阿三区占有委员八人，有的担任厅长，有的担任副秘书长、副厅长等职。例如赛福鼎当时就是担任教育厅长。

　　七月一日新的省政府正式成立，省府委员同时宣誓就职，国民党政府特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由南京飞到迪化监誓，并在新大楼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约有一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张治中、阿合买提江等人在会上讲话，都说从此要为建立一个民主、统一、和平的新新疆而努力。张治中还特别强调新疆各族人民团结的重要性。

　　久经动乱的新疆人民，对于这个新的省政府，寄以很大的期望。但真正了解新疆真实情况的人，是并不那样乐观的。主要的症结是双方各自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十分尖锐的斗争，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不断派兵向解放区进犯，在人民武装力量打击下，遭到挫败。此时的南京政府不可能以相当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来应付新疆的局势，因而它对付新疆的基本政策只能是维持现状，力求安定。张治中就是以“安定新疆，安定西北，解中央西顾之忧”的使命来担任甘（甘肃）宁（宁夏）青（青海）新（新疆）四省军政领导的责任，并以新疆为重点。而阿合买提江等人所进行的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新疆脱离国民党统治，当然不会以伊、塔、阿三区的暴动获得胜利而满足，必然要把这个革命运动向前推进，在全新疆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鼓动，通过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斗争手段来实现其目的。

　　立场不同，目标不同，又怎能做到和衷共济，真正团结呢？

　　阿合买提江等参加省府工作后，便从伊宁调来大批干部，除以一部分在迪化工作外，派出许多人往南疆各地进行“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的组织活动。迪化市原有一个维吾尔族文化促进总会，在吴忠信主新时期，这个维文会是由亲国民党的保守势力领导的，阿合买提江等用种种办法，很快就改组了维文会，并牢牢地掌握了维文会的领导权，以这个作为公开斗争的场所。同时在省府会议上推荐一批人安插在省府所属各部门工作，并提出以伊方的阿布都热合满为吐鲁番县县长，经张治中同意和省府会议通过任命。吐鲁番是维吾尔族人聚居较多的地方，位于天山之南，为迪化通往哈密及内地的交通咽喉。伊方推荐阿布都热合满为吐鲁番县县长，具有深意，是一着很厉害的棋，以后发生了吐鲁番暴动事件，是和阿布都热合满之任县长有密切联系的。继阿布都热合满任吐鲁番县县长后，伊方又提出以阿布都克日木买合苏木为喀什区行政专员，亦经省府会议通过。此人当时年纪已七十多岁，曾到过莫斯科，其子女等多到苏联留学过，他和苏联驻喀什领事馆常有联系。发表后，引起喀什方面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纷纷打电报给张治中要求收回成命，张治中认为这些人的行为一定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尤其是驻在那里的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支持，因杨德亮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一向是和地方的保守势力伙同一气的。张治中并派我（那时我的职务是西北行辕参谋长）乘飞机到喀什去劝说他们，要他们遵从省府的决定，并要我在那里为新任的行政专员阿布都克日木买合苏木监誓就职。同时，张治中又命我到和田、莎车、阿克苏、库车、焉耆、哈密等地视察驻军，并对干部说明新疆省政府改组后的政治形势，今后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以及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阿合买提江等利用阿布都克日木买合苏木充任喀什区行政专员的便利，派了一批人去那里积极进行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有几千名青年参加了“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的组织，经常游行示威，喊着：“中央军撤出新疆”，“成立民族部队”，“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等等口号，并与驻军经常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事件，使这个南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喀什，笼罩着风暴即将爆发的气氛，经常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在那里负责工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怀着恐惧的心情，不断地向张治中和陶峙岳（陶那时是新疆警备总司令），报告这种危险的情势。

　　其他各地，伊方当然也派人去活动，但由于那些地方的政权掌握在亲国民党的人手里，并与驻军密切结合，使活动受到了限制和打击。例如哈密区专员尧乐博斯虽是维吾尔族人，但在内地住过很长时间，他的老婆是个汉人；又和和田区专员郝登榜，阿克苏区专员色以提，虽也都是维吾尔族人，但他们有的是大地主，有的是大阿訇，是坚决反对伊宁方面的革命运动的。至于莎车区专员周芳刚，焉耆区专员左曙萍，则是从内地到新疆去的，在其辖区内，严密防范伊方的活动，自更不用说了。

　　新疆那时分为十个行政区，伊宁、塔城、阿山三个区为三区革命势力所控制，在国民党政权所能控制的七个区里，自新的省府成立后，由于三区革命势力的渗透，在迪化和喀什两个区，形势是比较严重的。而这两个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处于较其他各区为重要的地位。

　　我从南疆视察部队回到迪化后，向张治中汇报了部队及地方情况，张治中对我说：“新的省政府成立以来，伊方不断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并怂恿青年经常到省府请愿，在街上游行示威，闹得乌烟瘴气。看来他们（指伊方）是没有诚意的，前途很难乐观。充实在新疆的军事力量十分重要，你去和陶总司令商量，提出一张要求充实的具体数字表来给我看看，然后你准备于最近到南京去见总裁（蒋介石）和陈总长（陈诚）报告新疆情形，并请求增强新疆的军事势力。”我和陶峙岳及几个高级幕僚经过几度商讨，拟就了一个请求国防部充实新疆军事力量的项目和数量表，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只记得如下的一些主要款项及数量：

　　1.成立六至十个边卡大队，每大队约为五百人，将来担任一些边境的戒备，使正规部队集结整训，应付事变。

　　2.包括成立边卡部队在内，要求补充新兵四万人。

　　3.要求调一个炮兵团入新。

　　4.要求增调两个汽车兵团入新。

　　5.请求补充驻新部队的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手枪、火箭筒、战防炮以及通讯器材、工兵器材等等（具体数字，记不明确了）。

　　6.补充军马五千匹，请拨款就新疆、青海两省购买。

　　我们拟好了这份请求单后，我和陶峙岳同去见张治中会谈，张看了后说：“要求得太多了一些，恐怕办不到。”我们说：“我们是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如果国防部能答应给一半，也就不错了。”张说：“好吧，就这样办。”

　　一九四六年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我带着张治中写给蒋介石和陈诚的两封信及一份请求补充驻新部队兵员武器器材表飞到南京，那时蒋介石还在庐山，我又赶到那里去见他，向他汇报了新疆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蒋介石用心地听取了我的报告后，只说了下面几句话：“你回去告诉各级干部，在边疆地区工作要特别警惕，部队驻地的警戒要严密，一点都不可以疏忽。”我又把请求补充兵员武器器材等的一份报告表交给他看，他立即用桌上的一支红铅笔在报告表上批了“交陈总长酌情办理”几个字，并签了他自己的名字，就交还给我。其时适新疆省府委员艾沙（维吾尔族，在内地住了多年，善汉语。艾沙和在省府担任建设厅长的穆罕默德·伊敏及当时任新疆省监察使的麦斯武德等人，基本上都是泛土耳其主义者。这一派人也抨击中国历届政府在新疆的残暴统治，但又害怕苏俄式的革命，对苏联存有戒心，因而不主张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只是要求实现民族自治。并主张将新疆省更称为突厥省，常向汉人介绍突厥的历史与文化，坚决反对汉族人的同化政策。所以他们又可称为突厥主义者。由于他们离开新疆多年，组织基础没有广泛建立，只有一部分势力。他们和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东土耳其斯坦主义运动，是对立的，所以被伊方指责为汉人的走狗，说他们出卖民族利益。他们过去被盛世才赶出新疆，吴忠信主新时期，也不允许他们回来，这次张治中特地邀请他们回到新疆，畀以相当重要的职务，目的是想利用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伊方对立的矛盾，希望能在他们的影响下，可以削弱三区革命的势力）率领二十多个维吾尔族青年到庐山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叫我等两天再走，嘱咐我和他们多谈谈，并说他准备招待他们一次。这样，我又在庐山多住了三天。

　　我由庐山回到南京见陈诚后，陈诚对我说：“共军力量快打到长江边上来了，首都感到威胁，刻正调集大军进行反击。对共产党问题，想用政治方法解决是很困难的，非用兵不可，因此中央目前对新疆还不能大力支援。你们所要求补充的兵员武器器材等，国防部当在可能范围内拨发。我把你的报告交给郭次长（郭忏），要他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商定。”随后，陈诚又谈到新疆问题。他认为新疆问题与国内整个形势有着密切联系，他肆意地诬蔑中共，说中国共产党和三区革命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因而他认为新疆问题不可能真正和平解决。

　　我在南京住了二十多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张治中给我的任务上，向国防部要兵，要武器，要器材，接洽的最后结果，详细的项目数字，我记不明确了，主要的大致如如下：

　　1.允许第一步先成立四个边卡大队。

　　2.允陆续拨给补充兵一万五千人，大部分由甘肃省的几个师管区征拨，一部分由收编的伪军挑选。

　　3.允增派一个汽车兵团入新，约有载重卡车三百余辆。

　　4.允补充军马三千匹，就地征购。

　　5.无炮兵部队可派，但允于适当时期派一个重炮兵营驻酒泉，必要时入新。

　　6.补给一批武器器材弹药等。

　　我于十月下旬回到迪化，向张治中汇报了南京之行的结果。大约过了四、五天，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调我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调充西北行辕副主任，住兰州代张治中处理行辕事务。十一月三日我接任新职，行辕参谋长职务，由副参谋长刘任升充。

　　这时的局势，愈益朝着有利于三区势力的方向发展，而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则在不断削弱和动摇。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新的省政府成立后，政治、军事、经济等均应成为统一体，不应有任何特殊。但事实上，阿合买提江等仍想牢牢地控制伊、塔、阿三区（阿山区行政专员乌斯满不愿受阿合买提江等人的控制，直接向张治中联系，是伊方所没有料到的事情，也是伊方极不愉快的事情），不容许省府过问他们的事情，也不允许派任何人进入三区视察调查。当三区革命起来时，塔城区专员平戎等率军警及汉族回族等老百姓共一万四千多人退入苏联的阿牙固斯，和平条款签订之后，由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通知苏联政府遣送回国，并由新的省府商定组织了一个接运小组，前往塔城办理接运事宜。而这些人于一九四六年九月间分批回国时，在塔城一带备受凌辱殴打，内中有三十五人，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又省府根据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举行县参议会和县长的民选，决定在十个行政专区各派一个监选小组前往监选，各小组人选经过省府会议几次的慎重研究，获得各方的同意，但派去阿山专区担任监选的小组长涂禹则及省府秘书克斌全（涂禹则、克斌全两人均系哈萨克族人）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路经塔城区的额敏县，他们两人和汽车司机均同时被杀害。根据和平协定第二个附件，规定事变区域内的参加部队应参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以及进行点验和建立供应制度等问题，曾由我和陶峙岳、郝家骏（新疆供应局局长）罗开甲（行辕少将高参）等人与伊方的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等人先后开了四、五次会议，每次会议都是争论一场而散，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样，伊方在三区内的政治上军事上都巩固其既得地位，保持特殊化，使得张治中根本不能过问。另一方面，伊方利用参加省府工作的便利，在国民党统治的七个行政区内，大力发展组织和宣传工作，使得局势日益动荡不安，尤以维吾尔族聚居较密的地方，不断发生事故，有殴打汉人的，有与驻军发生冲突的，有拦劫军车的，有抗交公粮的……至于游行示威，散发和张贴各种煽动性的标语传单，更是经常发生。在省会迪化，由阿合买提江等人亲自领导，以维吾尔族文化会为中心，经常有成百上千的维族青年和一部分哈族青年在开会，控诉历代汉族统治者对东土耳其斯坦的暴虐统治，指责国民党对新疆人民的虚伪欺骗，并指责麦斯武德、艾沙、贾尼木汗、哈德万等人为民族败类，号召青年起来铲除他们。经过每次的开会，群众的情绪也就越来越激昂，意见也就越来越多，随即成群结队上街游行示威，并高喊：“中央军撤出新疆”，“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等口号，然后拥至省政府请愿，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多达数十条，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其主要部分，大致于下：

　　1.中央军立刻撤出新疆。

　　2.短期内于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

　　3.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机关，一律改隶省政府。

　　4.将军官学校第九分校交省府办理。

　　5.彻底整顿警察，严禁非法拘捕人民。

　　6.罢免司法机关领导人员，司法工作由当地人士自行管理。

　　7.成立宗教厅。

　　8.立即开放伊宁通南疆阿克苏的冰达坂道路（达坂是山隘，当时是封锁的）。

　　9.罢免哈德万与萨力士。

　　10.彻查社会处账目。

　　11.应以民主方式选举地方各级行政人员，各区专员应选当地人士充任。

　　12.救济失业的人民。

　　13.财政厅应发给各县农民十个月期限的贷款，并贷给农民种子、牲畜、农具等。

　　14.财政厅应贷给手工业者一年期限的薄利贷款，并借给商民六个月期限的巨额贷款。

　　他们几次到省府请愿，张治中派秘书长刘孟纯接见请愿代表，答应分别研究办理，有些问题经提出省府会议讨论，并作了相应的决议，部分地接纳了请愿者的意见。请愿者们提出的条款虽多，但主要目的，是要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撤换亲汉人的维、哈族人士，以及中央军撤离新疆。张治中当时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是无法答应这些要求的。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请愿者的游行示威就愈来愈频繁，态度愈来愈激昂，有时几百人，有时几千人，拥至省府请愿，坚持要张治中亲自出来答复，常常整天以至夜晚都不肯离去，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当时住在迪化城内的，大部分都是汉人和一部分回族人，城外多为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尤以南梁一带，维族人聚居较多。）他们的活动自然而然地引起一些汉人和回族人、以及少数的满族、锡伯族的大恐怖。随着动荡不安的局势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张治中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日益产生怀疑，在干部的思想中，也引起一片混乱，说他太软弱，说他过分退让，甚至说新疆会在他的手里断送掉，批评责难，不一而足。连以稳健沉静著称的陶峙岳，在一次高级干部的座谈会中，也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如果就是这样把新疆丢了，我们将来要对历史负责。”

　　张治中感到伊方给予他的压力太大，当然也感到自身的责任的重大，于是就一再召集会议，谋求应付局势的办法。我记得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间，张治中在新大楼（张的住所和办公地点）连续邀集党、政、军、特负责人举行会议，参加的人有：刘任（行辕参谋长）、刘孟纯（行辕秘书长）、陈希豪（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谢永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杨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委员，谢、杨两人均为“中统”骨干分子）、王曾善（民政厅厅长）、刘亚哲（迪化市警察局长）、宋希濂（新疆警备总司令）、沈静（警备总部参谋长）、马呈祥（骑五军军长）、叶成（七十八军军长）、罗恕人（四十六师师长兼迪化警备司令）、梁客浔（新疆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佘万选、姚铁珊（军务处处长、副处长。这两人是军统骨干分子。当时的军务处，在名义上属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实际上归行辕直接指挥）等人。有时人多一些，有时人少一些。座谈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一致认为局势日趋严重，应采取有效方法遏制伊方势力的发展。会上有人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和伊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最后张治中也同意这样办。并推定刘孟纯、梁客浔、谢永存、杨为、佘万选、姚铁珊、刘亚哲、黄锡恭（第九分校政治部主任）等人组织一个小组，研商具体办法，由刘孟纯负责召集。

　　一九四七年一月张治中去南京，临行时还嘱咐我们对于用组织对组织，用宣传对宣传的方针，要积极进行。

　　刘孟纯根据张治中的指示，曾多次召集会议，所商定的各项办法，我均充分予以支持。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主要的有两项，概述如下：

　　1.由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新疆日报》等单位，发动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攻势，强调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坚决反对任何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企图，严正指责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运动；同时大力宣传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新疆省政府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即是新疆省政府应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拥护国家统一，保障全省和平，加强民族团结，实行民主政治等。并反对伊、塔、阿三区的特殊化。

　　2.以汉文会为中心，积极组织迪化市的汉人，由刘效黎、刘永祥等人负责；以回文会为中心，积极组织迪化市回族人，由白文昱等人负责；指使哈德万、萨力士等人分化哈文会（即哈萨克族文化委员会），尽可能的掌握一部分哈族青年，因当时哈文会已被伊方控制。其次还有蒙文会、满文会等也均多方策动他们起来反对伊方。

　　通过上述这些文化委员会，分别召集汉、回、蒙、满、哈等族人，进行宣传鼓动，说伊方如在新疆得势，则在新的其他各少数民族，将无生存的余地……等等。

　　通过这样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其他各民族也开始行动起来了，与阿合买提江等所领导的维文会唱对台戏，这是二二五流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维文会与汉文会的请愿活动

　　一九四六年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规定新疆产生代表十八人。张治中在省府会议提出由伊、塔、阿三区产生七人，另外十一人由其他七区产生，经会议通过。三区代表有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其他七区的代表有哈德万、艾沙、乌静彬、乔嘉甫、伊敏、赵剑锋等人。国民党政府这次片面的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是反对的，并拒绝参加。当时我以为伊方的革命运动和中共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中共既反对这个会，阿合买提江等人可能不会去。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阿合买提江等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去，而且是去了，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听说阿合买提江到南京后，以新疆一部分代表的名义，向大会提出“请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予高度自治”的案子，引起国民党内许多负责人的震动和不满。张治中得讯，深恐此案被一笔抹杀，完全否决，会引起不良后果，乃去申孙科、吴铁城、王世杰、陈立夫、白崇禧、陈诚等人解释，并另电请邵力子向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开导，交谈多次后，结果阿合买提江把已提出的提案自动地收回了。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在南京呆了一个多月，目睹南京政府政治的黑暗，派系的斗争，物价的飞涨，人民生活的痛苦等等情形，增加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因此阿合买提江等自南京回到迪化（大约是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后，更锐意于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积极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

　　二月二十日维吾尔族青年多人在维文会召集了一个“迪化市自由大会”，由阿不都艾海提·马合苏木主席发表了一篇很激烈的讲话，痛斥汉人统治所给与新疆人民的种种痛苦，只有结束汉人的统治和中央军立即撤离新疆，新疆老百姓才会有光明的前途……等语，博得与会者的热烈鼓掌。随即游行示威，一路高呼“中央军撤出新疆”，“反对汉人的统治”等口号。到二十一日，维吾尔族青年又举行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在过去一般游行示威，只有几百人，多则千余人，而这次达到五千人以上。并制有用维文写好的各种口号的大小旗帜，浩浩荡荡地从维文会出发，由南梁入城，在几条重要街道游行后，即拥至省府请愿，由省府秘书长刘孟纯接见他们推选出来的几位代表。请愿事项，除前文所述各条外，又增加了十多条，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省府立即罢免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贾尼木汗，哈密区行政专员尧乐博斯、莎车区行政专员周芳刚、和田区行政专员郝登榜（郝为维族人，通晓汉文汉语，曾被盛世才羁押七年，出狱后任社会处副处长，一九四六年春由张治中派充和田区专员）。请愿者要求刘孟纯立即答复。但问题性质太严重，当然不是刘孟纯所能作出决定的，因而他的答复只能含糊其词。请愿者们不满刘的答复，群起质询责难。刘舌敝唇焦，也无法说服他们。自下午两三点钟起，直到晚间，请愿者们在省府前坪坚持不散。有的高声叫嚷，有的围坐议论，刘孟纯处境十分狼狈，因他这时是不能离开省府的。通过电话和外界的联系，由屈武（屈那时任省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多次奔走，最后，经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商定，要刘孟纯答复请愿者允于明日（二十二日）召开省府紧急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要求，俟作出决定后，再具体的答复他们。因当时张治中不在迪化，刘难以抗拒这种压力，就照阿、包两人的指示答复了请愿者。灵得很，请愿者们认为满意就散去了。刘从省府回到新大楼和我们见面讲述请愿者态度的“咆哮强横”和他所处的窘境时说：“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当时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即在省府会议时，阿合买提江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理由，会强求通过一些重要的决议的。果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省府召开了紧急会议，由阿合买提江主持，首先由包尔汉副主席发言，从维族青年请愿的要求说到莎车监选的情形。他力述专员周芳刚与驻军相勾结，如何如何阻挠选举，力主接纳群众的意见，撤换周芳刚。继由副秘书长阿巴索夫等人提出书面的八条提案，其主要内容与维族人在请愿时所提要求差不多，而讨论的重心则是放在撤换和田区专员郝登榜，莎车区专员周芳刚，哈密区专员尧乐博斯，迪化区专员哈德万的问题上。当这些议案提出讨论时，刘孟纯、王曾善、贾尼木汗等人表示反对，争论不休。到下午，阿合买提江等主张邀请请愿代表到省府会议室来陈述意见，大家同意了。不久，马合苏木等人就出现在会议室里，由马合苏木发言，他慷慨陈词，力诉汉人在新疆统治的黑暗，新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说汉人应该立即退出新疆，……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指着各省府委员们说：“你们八个月来在干些什么，你们是跳舞的委员，还是做事的委员？你们是想为新疆人民做点事，还是只想骑在新疆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呢？”他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使得会场里空气十分紧张。当时只有贾尼木汗说了几句话，驳斥马合苏木，汉族委员，无一人发言，情况十分尴尬。阿合买提江这时提出先罢免和田区专员郝登榜、莎车区专员周芳刚的议案，无人表示反对，遂当场通过了。

　　省府紧急会议的情况和撤换郝登榜、周芳刚两专员的决议，当晚就传遍了整个迪化市，在汉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普通的汉族居民（多半是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在郊区的一部分农民），深恐发生第二次伊宁事变，在民族仇恨的斗争中，无辜受害。例如我的一个同乡龚沛生，在迪化东大街开一家小药铺——杏林春，他深夜跑来见我，说外面谣言很多，人心惶惶，问我有无危险？是不是要赶快离开回内地去？又在三道坝种田的农民有一百多户，大多数也是湖南湘乡人，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派了几个人进城来找我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刘臻（刘与这些农户是同县同乡）问情况。在各机关任职的汉人，更是议论纷纷，以为这样下去，不要多久，不是被维吾尔族人起义所杀害，就是被赶出新疆，展望前途，有彷徨不知所措之感。至于回族人及平日和汉人比较亲近的一部分维、哈族人等，亦同感危惧。同时，这一消息，也引起一些人的愤慨，认为实在不能再容忍了，不能再退让了，应该和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意见，在当时的中上层干部中占了上风，而我则是这种意见的积极支持者。

　　二十二日晚间，我们在新大楼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者有我及刘任、陈希豪、谢永存、刘孟纯、王曾善、梁客浔、沈静（新疆警备总部参谋长）等人，由刘孟纯汇报了当天省府会议的详细情况后，大家认为决不能使七个区的统治权就这样逐步丧失，必须采取坚决对抗的方针。并决定以示威游行对付示威游行，以请愿对付请愿，给伊方势力以反击。由刘孟纯、谢永存、梁客浔立即进行具体部署。

　　二十四日上午，迪化市区的回族人和哈萨克族人举行联合游行示威，人数约有三、四千人，有十多个哈族人骑马先导，沿途高呼：“拥护中央政府”，“中华民国万岁”，“新疆是十四个民族的新疆，不是维吾尔族的新疆”，“反对伊、塔、阿三区特殊化”等口号。游行后拥至省府请愿，提出了请愿事项二十余条。这一举动，给阿合买提江等人以相当大的震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反请愿的事情。尤以这天哈族人参加的不少，更出他们意外，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早已掌握了哈族中的大多数，以为跟汉人走的不过是哈族中的少数上层分子而已。

　　这一天回、哈族人的联合示威，给住在城内的汉族人以极大的兴奋和鼓舞，成为第二天参加游行请愿人数特别众多的原因。

　　二十五日一大早，在汉文会就聚集了大批汉人，会里的礼堂和街道上都挤满了人，里面有一部分是从伊、塔、阿三区逃出来的难民（包括由苏联境内遣返回来的）。同时在另外一些街道，也在集合，有二、三百人一堆的，有四、五百人一堆的。到了十点钟左右，这些游行请愿的人，一批一批地陆续来到政府前面坪地集合，总人数达一万人以上。这对于当时只有八万人口的迪化市来说，确是空前的。参加的绝大部分是汉人，也有少数的回族人、哈族人、满族人在内。

　　这次请愿，在未发生事故以前，组织得相当好，秩序井然。集合完毕，由汉文会的刘永祥等，把队伍整顿好，他们请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和省府委员们出来答复。当时阿合买提江等人住在南梁（即南门外）的南花园，闻群众到省府请愿的消息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即乘车赶来省府，群众热烈鼓掌欢迎，并让出一条大道。群众推了十几个代表，向阿合买提江陈递请愿书，约有二十多条，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主要是要求：

　　1.彻底实行和平条款，取消地方特殊化。

　　2.伊、塔、阿三区的边境，应由国军派兵驻防。

　　3.伊、塔、阿三区的地方武装，应照和平条款的规定，切实改编。

　　4.严厉惩办伊宁事变时残杀当地无辜居民的凶手。

　　5.从优抚恤事变时被害者的家属。

　　6.要求发给难民救济费。并妥善安置。

　　7.反对企图把新疆脱离中国的东土耳其斯坦运动。

　　8.加强民族团结，反对煽起民族间的歧视和仇恨。

　　9.要求严厉制裁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

　　以及要求实行法治，严惩贪污和切实实施省府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等等。

　　阿合买提江于接见代表后，登上临时由几张桌子拼搭起来的讲台，向群众讲话，讲了约一个多钟头后，群众不满意他的答复。队伍里人声开始嘈杂起来，有的大声质问他，有的喊他下来，甚至还有骂他的。阿合买提江这时处境尴尬，但态度还相当镇定，仍想通过翻译向群众解释，而有一部分群众（据我事后了解，这些人多半是从伊、塔、阿三区逃出来的难民，或者是伊宁事变被害者的家属）已控制不住积在胸中的郁愤，态度越来越强横，高声叫嚷，使得阿合买提江无法继续讲下去，只得走下台来，和一些省府委员们退到省政府里面去了。这一来更加引起群众的愤激和哗噪，队伍的秩序也开始乱了，有十多个人走到包尔汉副主席乘坐的小汽车旁边坐下谈天，包尔汉的司机（维族人忘其姓名）坐在汽车里喊他们走开，那些人不理，司机便大声辱骂，并从汽车里走出来把一个人打了几下。这就大大地激怒了群众，他们和司机大吵起来，有的喊打。司机见势不佳，立即跑进省府大门口传达室，将门紧闭，从窗口用手枪向人群中乱放，登时有两人负伤，弄得秩序大乱。但群众并没有因枪声而散去，相反地，情绪更加激昂起来，必须致司机于死命而后快。在那些难民中，有些人过去曾在盛世才的部队里当过兵或当过下级军官，内中有人跑到在那附近的军统的一个站所去弄来了一颗手榴弹，他从侧角接近那传达室，把手榴弹从窗口扔进去，一声爆炸，司机当场被炸死。这时在省府里面会议室里的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及省府委员们闻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群众的吼叫声，吓呆了，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言，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深恐群众冲入府内，立命将省府大门关闭，由省保安副司令党必刚亲自指挥在省府担任警卫的保安队士兵有四、五十人荷枪实弹，严密防范，并架起两挺轻机枪对着大门外，作准备射击姿势。这是当天下午二时左右的情况。

　　紧接着又发生哈萨克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互相打杀的事情。

　　当阿合买提江等人被困的消息传到维文会的时候，有些人十分担心，约有十多人跑到省府前坪来窥察情况，不料这时有二十几个哈萨克人也跑来看热闹。这些哈族人是属于迪化区专员哈德万手下的，与这些维族人向来处于对立地位，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看见那些维族人立即喊打，有一个哈萨克族人手里持着一根铁棒，即举起铁棒对准一个维族人的脑袋打去，那个维族人立被击毙。维族人见势不佳，纷纷逃跑，哈族人追着打，又被打伤两三人。经警察赶来干涉，才制止这些家伙乱打乱闯的行为。

　　请愿的群众，认为阿合买提江没有很好地答复他们的请愿事项，不肯散去，看见省府大门紧闭，更加愤激，先是在大门外高声叫喊，继之以敲门，均无人答应，群众便使用石头砸门。因大门坚固，扔石头效果不大，于是，有部分人跑到附近一家木料店扛来几根大木头，许多人抬着撞击大门，并且吼声震天。我得此消息，觉得事态严重，也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立派迪化市警察局局长刘亚哲亲往劝告和负责制止这种暴力行为，并命迪化警备司令罗恕人立即出动部队戒备。刘亚哲乘汽车赶到现场，高叫不要撞打大门，群众静下来了，刘便站在雪堆上对群众讲话，大意是劝群众不要采用这样的暴力行动，如果把大门撞开了，蜂窝似的拥进去，伤害了副主席和省府委员们，就会构成严重的犯罪行为，对新疆整个局势也很不利……最后，他劝大家解散回去，问题以后再解决。群众开头不肯散去，刘苦口婆心地劝说，同时宣布军事当局绝不容许对省府委员们有任何伤害行为。群众这时态度才开始缓和下来，有些人同意解散，有些人则向刘提出今后维族人是不是会向我们寻衅报复？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问题？刘亚哲说：“我以警察局长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对你们的安全，绝对负责。”这样，群众才开始散去。与此同时，我下令全市宣布戒严，所有街道要口，均布满岗哨。刘亚哲俟群众散去后，叫开省府大门，派警士护送各委员回家，刘则亲自护送阿、包两副主席回去。

　　第二天屈武委员对我说：当群众撞击大门，吼声震天时，他们在省府会议室感到情势十分紧张，有些人提议从省府后院一间卧室里的天窗爬出去。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坚持不同意，并说：“他们如撞进来，就把我打死好了，我不怕！”屈武并以敬佩的口吻说：“在这样临危的时候，阿合买提江不失为革命者的本色。”

　　这一天的流血事件，就我的记忆，死者是两人，受伤者有五、六人（因事隔多年，记不明确）。

　　事件发生后的当晚，我把经过情形电报蒋介石，并要求批准我宣布戒严的临时措施，两天后接蒋复电，嘱我妥善应付局势，并批准戒严措施。同时我也将情形电告在南京的张治中，并请他早日回迪化。

　　张治中于三月十六日从南京回到迪化，紧接着于三月二十五日以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一篇告全省同胞书的文告，内容共分十点，主要的意思是强调维护和平，积极执行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其中有这样几句：“如二月二十一日激进派所发动的敌视和胁迫政府的行为，二十五日保守派所发动的游行中发生的惨案，都必须加以纠正的。”

　　北塔山事件的历史背景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在新疆北部爆发的北塔山事件，曾经轰动一时，当时有不少的中外记者都跑到新疆去采访消息，作过各种各样的报道。在那一时期里，许多人对北塔山事件的发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只是单纯的中蒙边境纠纷事件；有的则认为苏联继承帝俄的政策，企图逐步控制新疆，使新疆脱离中国，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实际由苏联来控制；有的认为是外蒙古军队在苏联指使下，与伊犁事变集团相呼应，目的在于消灭在阿尔泰（即阿勒泰）地区和它们相对抗的乌斯满的力量。解放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一本小册子名叫《北塔山风云》的连环画，则把北塔山事件说成是我在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指使下干出来的，并把当时尚未到新疆的一个名叫马克南（Mackennan）的美国人说成是这一事件的重要策划人（马克南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初到迪化的，而北塔山事件是六月五日发生的。他先在领事馆任秘书，以后代理副领事，我仅和他见过一次面），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管怎样说，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作出任何结论，还不能彻底弄清楚外蒙古军队当时进攻北塔山驻军的真正动机。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北塔山事件发生时，我是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负有守土之责。当得知外蒙古军队无端向我守军进攻时，便严令驻守北塔山的骑兵第一师的马希珍连坚决抵抗，并命驻在奇台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长韩藩立即率该团主力前往增援。不久，在掳获蒙军的战利品中有蒙古边防军司令的一个作战命令，这份命令中的第一条就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我看了这个文件后，弄得莫名其妙，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认为北塔山距离外蒙古边境还有很长一段路程。既然蒙军这样说，不能不认真研究一下，我就约集了熟悉新疆和外蒙古关系的一些人（记得有汉文会会长刘效黎，外交特派员公署科长水建彤等人），并搜索了一些文献资料（例如杨增新所著《补过斋文牍》等），开会研讨，从资料中和同他们的谈话中，概略地了解到下述情况：

　　1.辛亥革命后，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受帝俄煽惑，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宣布独立，一九一二年春派兵进攻科布多。

　　科布多在清朝设有参赞大臣管理地方军政，在行政区划上直隶中央。当形势危急时，北京政府曾命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当时在伊犁设有镇边使，在阿尔泰设有办事长官，均直隶中央）派兵往援，但援军尚未集结，科布多就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失陷了。外蒙军攻陷科布多后，又于一九一三年七月间两次进袭阿尔泰地区的察汗通古，均被新疆都督杨增新派驻在那里的部队击退。指挥官为旅长蒋松林，团长张健。帝俄政府以囊括科布多和阿尔泰的目的未遂，乃由驻北京的俄国公使及驻迪化领事先后照会我国政府及地方当局说：“中国军队万不可逾越阿尔泰山之北，如果贵国军队调到萨克赛，我国自有对付的办法，其阿尔泰及沙拉苏美（即承化）等处，难免我国不发军队占据。”同时俄国自库什莫敦开拔部队五千，进驻科布多东南之胡芦库勒及喀喇乌苏，策应外蒙司令丹帕藏宗，并派兵进入喀什、伊犁，以威胁新疆当局。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软弱无能的，既不敢发兵抵抗，又不能据理力争，以不扩大势态为理由，遂在北京与俄使开议和约，循外交途径由中央与地方同时解决：

　　（1）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中国外交部与俄国公使签订声明条件内开：“外蒙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

　　（2）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与俄国驻阿尔泰领事库申科于承化寺（即沙拉苏美）签订中蒙临时停战军队驻扎界线条约，其第一条全文：“中国军队与喀尔喀军队，自此条约有效期间内，均以阿尔泰最高分水界，自森彼得堡条约第八条内载的奎屯山起，东至江噶什，顺布尔根河至济尔噶朗河口，再东南经察汗通古之西北陶甘策凯，至哈尔根图阿满止为界，彼此不得越过界线，更不得彼此开仗。但驻在察汗通古一带的中国军队，于此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内，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并声明：此条约系指双方驻军地点而言，与科布多和阿尔泰的疆界问题决无干涉。就在这个时期，俄国驻阿尔泰领事曾一度提出，说什么：“据科布多蒙古长官来信，深以布尔根疆界一节为不然，欲请划以拜克塔山（即北塔山）为界。”这就看出帝俄侵占阿尔泰整个地区的野心，并未因签订了声明而终止。

　　幸次年（一九一四年）欧战发生，帝俄倾全力在西方作战，无暇东侵，到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遂使阿尔泰边界得以十年无事。

　　当外蒙军队在帝俄怂恿下进侵阿尔泰时，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均系直隶北京，各自为政分治，鉴于形势孤危，经新疆都督杨增新与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伊犁镇守使杨飞霞等多次协商后，于一九一四年将伊犁镇边使撤销，改为镇守使；一九一六年塔城参赞撤销，改为塔城道；一九一八年阿尔泰办事长官撤销，改为阿尔泰道，都归并入新疆省。

　　2.外蒙古侵占阿尔泰领土的经过。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外蒙军进犯布尔根，掳去布尔根县佐，威胁当地蒙民归顺。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新疆多处发生变乱，外蒙乘此机会，又派兵越境窃据布尔根县境。一九三五年我阿尔泰区行政长沙某（可能是沙力福汗）派秘书长满开与科布多行政长贡布在岳尔毛盖图会议，曾议定“以阿尔泰山正干分水岭为界，凡阿尔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属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属外蒙”。按此规定，所有乌梁达坂山南之水均系流向布尔根河，外蒙自应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城归还新疆，乃科布多并不履行规定，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境推诿不还。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外蒙科布多边卡队忽进占本布图地方，及附近的哈拉巴尔齐克一带，强迫我边卡士兵撤退，我青河设治局局长郭永隆亲往本布图与外蒙边卡官才楞会晤，要求外蒙军队退出侵占的地方。才楞竟强词夺理地说：“本布图、也楞齐、哈尔齐哈图、哈拉巴尔齐克等地，均属外蒙地界，中国边卡部队现驻扎哈拉巴尔齐克等地，乃系属于外蒙地界，应请迅速撤退。”郭局长答称：“科布多与阿尔泰原日交界，北至乌梁达坂，东北至门开海尔根雪山，系以阿尔泰正干分水岭为界，外蒙占据我布尔根县境不还，复又侵占至察汗河地带，实非善邻之道，令人不能容忍。”外蒙边卡官才楞理屈词穷，乃说：“我系奉政府命令驻防边卡，不能商谈边界，应该双方电报政府，听候派代表会议解决，目前双方暂驻现时地点，不要冲突，以免违背双方政府的和平意旨（即蒙卡驻本布图，华卡驻哈拉巴尔齐克）。”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外蒙军队全力戒备日本关东军，无暇侵略阿尔泰，我西北地区的重要屏障——阿尔泰，得暂保全。

　　苏联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地图，竟将阿尔泰山脉南面全部山岳地带分别划入苏联及外蒙版图，界线达于北塔山及元湖，侵地数万平方公里，面积大于瑞士、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的总和。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苏联政府是具有承袭帝俄企图侵占阿尔泰的政策。

　　乌斯满退踞北塔山

　　新疆是我国西北的一块广大的领土，南北二千二百公里，东西二千五百余公里，面积达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天山横亘其中，昆仑山雄峙于南，沙漠戈壁占地甚广。解放以前，全省人口是五百多万，包括十三个民族，计：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满、蒙、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兹别克、塔吉克、俄罗斯、锡伯、达斡尔。其中维、哈、柯、塔、乌，都是突厥语系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回族和塔吉克族亦信奉伊斯兰教。锡伯、达斡尔都是满族的分支。以维吾尔族人数最多，约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其次为哈萨克族，约有四十多万人，绝大多数住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区内。

　　新疆的哈萨克族人，除有小部分定居下来从事农业或商业外，大部分是以游牧为主，仍然保存着一种部落制度。许多部落没有固定的住地，经常流动，在夏天喜欢住在山里，称为“夏窝子”，因为气候凉爽，水草茂盛，适宜于牲畜的饲养和繁殖，到冬天便移居低洼地带，称为“冬窝子”。这些哈萨克族部落，一般拥有许多牲畜，他们吃的多半是牛羊肉，喝的是马奶或羊奶，正如古语所谓“以肉为食酪为浆”。现在多有以馕作为主食的（馕是以面粉特制的，可以长期保存）。同时以牛、羊奶晒干制成的“奶疙瘩”，也是一种富有营养和耐饱的食物。由于经常和自然界接触，加上吃的东西富有营养，所以一般人的体格很健壮，男女老幼都善于骑马，喜狩猎，精射击，崇拜英雄，把勇敢善战的人称为“巴图鲁”（英雄的意思）。

　　乌斯满生于阿尔泰区的富蕴县，是哈萨克族中毛勒忽部落的首领，为人有胆量，精于骑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自一九三七年起，他就反对盛世才的专政，起初只有七个伙伴，以后得到阿尔泰区多数哈族人的拥护。因他骁勇善战，而被称为“巴图鲁”。盛世才曾几次派兵去剿他，由于他地形熟悉，加上他那时得到外蒙的支援（一开始，外蒙曾援助过他，以后不知何故决裂了），盛世才消灭不了他。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爆发了伊犁事变，乌斯满参加了这一运动，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地相继脱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的统治。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三区的军队继续向精河、乌苏进攻。自九月三日起，不明国籍的飞机轰炸乌苏、精河，伊方军队以重炮、燃烧弹等不分昼夜集中攻击，精河守军约一个师兵力全部覆灭，乌苏守军随即受到威力强大的攻击。至九月五日，乌苏被陷，守军大部分被歼灭。至此，三区军队一直推进到绥来的玛纳斯河的西岸，距省会迪化仅一百四十多公里。同时对南疆更分路进攻，全省陷于动荡混乱中。

　　那时驻在迪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迭电向蒋介石告急，内有“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蒋介石接电后，甚为焦虑，即派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飞往迪化，指示他调查这次事变的实在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张治中于九月十三日飞到迪化（那时我被派为驻新疆第九分校主任，与张同机飞迪）。十四日会见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征询他的意见，叶谢也夫表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苏联不便干涉中国内政。就他个人的看法，这件事最好是设法和平解决。”张治中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代为向伊犁方面疏通，首先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双方派代表商谈。叶谢也夫答应把张的意见转达莫斯科，并表示他个人愿意从旁帮助。张治中了解国民党在迪化兵力单薄，人心惶惶，除设法和平解决外，别无他途，遂电蒋介石建议通过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并于十六日离开迪化，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

　　张治中回到重庆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就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全文如下：

　　据苏联驻伊犁领事转报苏联政府称：有维民数人，自称是新疆暴动的人民代表，向该领事声请，并暗示希望俄国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的冲突，并声称：暴动人民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维民在新疆占多数的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哈台（即塔城）、阿尔泰、喀什各区，达到自治的目的。该代表并列述过去新省当局对彼等的种种压迫。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的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经造成的局势。

　　国民党政府经过几度研商后，决定派张治中为中央政府代表到迪化去和伊犁代表会谈，并答复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张治中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由重庆飞到迪化，同行者有：梁寒操、彭昭贤、屈武、张静愚、邓文仪、刘孟纯、王曾善等人。

　　伊犁方面派出代表三人是：赖希木江·沙比尔阿吉、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喀司莫夫。

　　这次谈判，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开始，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止，达成了初步协议，主要是关于改组新疆省政府和省政府的组织办法及一些重要施政纲领，第二阶段自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起至六月六日止，才达成最后协议。这一阶段的谈判，主要是关于三区民族部队的编组和驻地等问题。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

　　一九四六年四月，张治中被派为西北行辕主任，我被派为西北行辕参谋长，仍兼第九分校主任。陶峙岳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陶峙岳调西北行辕副主任，我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原在新疆负军事、政治责任的朱绍良、郭寄峤、吴忠信等均另调他职，离开了新疆。

　　当时我们对于伊、塔、阿三区内部情况了解得很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个整体，不料新的省政府成立未久，乌斯满便于八月间派代表来迪化要求见张治中主席，张治中先叫秘书长刘孟纯接见了解来意后，认为乌斯满是阿尔泰区专员，是伊犁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单独接见，恐怕引起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猜疑，便邀约了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一起接见乌斯满的代表。这位代表当面交出乌斯满的信件，信中首先表示和平条款签订后，阿尔泰区并没有和省政府发生关系，所以派人前来晋谒。其次，要求哈萨克族在迪化有名望的人士如艾林郡王、贾尼木汗（当时担任财政厅长）、苏来满等回阿山去。第三，希望对和平条款的内容得到充分的解释。第四，地方各项困难，请求救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说是边防重要，请派军队进驻。

　　自和平条款签订和省政府改组以来，伊犁方面一直拒绝张治中派任何人进入三区，成为省府工作上经常发生争执的问题。乌斯满的代表一来，使我们显然看出他们和伊犁方面是大有分歧的，使我们理解到阿合买提江等对三区并不是能够完全控制的。

　　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一起公开会见乌斯满的代表后，这位代表又向张派来负责招待他的人表示，说还有机密事，要单独向张主席报告，张又叫刘孟纯和他秘密会谈。据刘告诉我，这次会见，除谈了一些阿尔泰区的情况外，主要有两点：1. 说苏联借口和盛世才签订的条约，派了一批人到富蕴县开采钨矿，有将近百辆卡车昼夜不息地把矿砂运走，乌斯满反对，想用武力将他们赶走，2. 请求迅速以边卡部队名义派部队入阿尔泰支援，并接济枪械弹药。

　　张治中召陶峙岳、刘孟纯和我商讨这个问题，我和刘孟纯均主张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尽可能接济乌斯满的枪支弹药及其他必要物资，但不赞成派部队进入阿尔泰，因距离过远，补给不易。至于苏联在那里开采钨矿一事，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慎重处理，反对乌斯满想用武力驱逐的意见。当时张治中原则上同意这样做，但他又恐怕被伊方发觉，引起摩擦，使许多问题，不易商讨解决，因而他有些犹豫。最后，他指示先拨发乌斯满一些弹药及一些日用品等，交那代表带回去，并叫刘孟纯答复乌斯满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苏联派人开采富蕴钨矿问题，我们可以向苏联方面提出，但须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成功后再提。乌斯满切不可采取武力行动，以免引起意外纠纷。

　　第二，关于边卡部队问题，根据和平条款，是属于三区问题的一部分，须与三区军队改编问题同时解决，边卡部队目前不能派遣。

　　乌斯满的代表得到答复，并领到一些弹药物资后，于八月二十八日离开迪化回阿尔泰去。及至九月三日，乌斯满又派第二个代表来了，名字叫拉提甫，说是因第一次派来的代表出发后久无消息，所以再派他来，路上也没有遇到回程的代表。

　　这位拉提甫代表带来乌斯满的信件，比上次代表带来的更具体，其内容主要有：

　　第一、请政府即派军队开入阿尔泰；

　　第二、请政府接济枪支一千支到二千支；

　　第三、请派代表和电台常驻阿尔泰；

　　第四、请省府将阿尔泰专区经费直接发给；

　　第五、请省府拨发粮食布匹茶叶等。

　　乌斯满为什么要接连派代表来见张治中呢？我于一九四七年冬在奇台和他会面时，他曾和我详细谈过，现记述其大意于下：

　　“我们在新疆的哈萨克族人，与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的哈族本来是同一血统，苏联革命后，对在俄国境内的哈族人残酷镇压，有许多人被杀害了，财产被没收了，宗教信仰被剥夺了，现在新疆的一些哈族部落是由俄国逃过来的，因此我们哈萨克族人非常害怕和仇恨苏联（就我所知，十月革命在中亚细亚俄国境内也进行着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那些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和一些宗教头子等，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反对和害怕这种革命，是自然的）。当一九四四年伊犁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曾和伊犁的一位哈族首领爱力汗订过一个密约：1. 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任何企图；2. 坚决维护宗教信仰。这主要的两点获得了爱力汗的同意后，我才参加伊犁的事变，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但事变发生后不久，爱力汗发现事变集团的一些重要负责人，有的是苏联人，有的加入了苏联籍，例如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就是苏联的柯尔克孜族人，是苏军中的一个军官；其他好些人或者是长期住在苏联，或者是在苏联求学，大多入了苏联籍。他们受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指挥，他们发动事变，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爱力汗和在伊犁一带的一些哈族首领，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大多被他们逮捕了。阿合买提江等人知道我和爱力汗的关系，知道我不同情他们的主张，觉得我不愿意受他们的指挥，就想收拾我，他们拉拢阿尔泰区的另一个哈族头目达里力汗来和我捣乱，想以达里力汗来代替我，所以我要请求中央政府帮助我，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乌斯满第二次派来的代表拉提甫提出的具体要求，张治中召集我们商讨过好几次，有时讨论到深夜一两点才散，最后，张治中改变了他先前的犹豫态度，决定尽可能地支持乌斯满。他指示刘孟纯把阿尔泰区专员公署的行政经费直接发给，不再经过伊犁方面转发，把阿尔泰行政区的专员印信交代表带去，并拨发阿尔泰专员公署一部分粮、布匹、茶叶及其他日用品等。这些措施，并在省政府会议上公开宣布。同时，张治中又指示陶峙岳和我，发给乌斯满部步枪四百支（或者是三百支，确数记不明确了），轻机枪十多挺，以及必需的弹药等，并命军务处（即是军统局派在新疆的特务机关，这个军务处名义上属于新疆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处，实际上受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的直接领导）处长佘万选派一个电台随拉提甫一道到乌斯满那里去（我记得这一组电台一共去了三个人），随时报告那边的情况。张治中并指示我和陶峙岳，这一工作要绝对机密地进行，万不可使阿合买提江等人知道。关于派部队进入阿尔泰区一事，我们也作过认真的研究，不是不想派去，而是限于当时的军事力量不够，尤以补给运输上的困难，只好作罢了。

　　张治中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改变了他先前的犹豫态度呢？主要是他和阿合买提江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张治中的目的，是希望伊方和他通力合作，逐步消除民族间的歧视，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把新疆建设成为一个他所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新新疆”。逐步地实施县级以下的地方自治，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交通、运输以及普及教育等事业。并要求伊、塔、阿三区的武装力量，接受改编。取消三区的特殊化。关于新疆的国防，完全交由中央政府驻新疆的军事指挥机构负责处理。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目的，则是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出新疆，要求在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要求将中央政府的直属机关一律改属省政府，要求撤换除伊、塔、阿三区以外的其他七个区的行政专员，推荐他们的人到南疆各县去担任县长等职务……至于取消三区的特殊化，以及三区武装力量的改编等问题，则根本采取拒绝态度。并以迪化维吾尔文化会为中心，经常组织一批人游行示威，到省府请愿，要求这样那样，南疆有些地区亦常发生游行示威等种种事情。张治中所要的是社会的秩序和安定，阿合买提江等人所要的是煽起各少数民族起来驱逐国民党政府在新疆的势力，甚至有人还是要驱逐和消灭在新疆的汉人。

　　两种立场，两种目的，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由于伊方的要求过多，而且涉及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例如要国军撤出新疆等问题），使张治中深感难以应付，利用乌斯满来分化和牵制伊方以减轻其压力，这是张治中当时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和他自己的切身利害，必然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这种手段的。

　　张治中把经费物资等直接交给乌斯满，引起伊方的严重不满，而暗地接济乌斯满枪械弹药以及派去电台，也不可能不被伊方侦知的。伊方对乌斯满不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乌斯满为人的跋扈，早已不满，原是想利用达里力汗来削弱和牵制乌斯满，同时仍然想拉拢和团结他。及至乌斯满两次派代表到迪化，并得到张治中的支持后，就把乌斯满当成敌人看待，认为非彻底消除不可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伊犁方面从伊宁、塔城等地调集三个骑兵团，并附以炮兵，归伊斯哈克江指挥，向阿尔泰进兵，乌斯满势力仅一千多人，自然不敢与之对抗，曾通过我们派在那里的电台，一再要求派兵前往支援，我们经过多次研究，认为如派少数兵力去，不能与伊方匹敌，反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派较大的兵力（一个骑兵师左右的力量）去，补给大成问题。同时考虑到如果伊方再增兵，则和平局面就会破裂，所以没有答应乌斯满的请求。当时也考虑到乌斯满势力被伊方消灭或驱逐后，奇台一带由被伊方势力从阿尔泰南下袭击的危险，为预防万一，当命驻在奇台的骑兵第一师（这个部队是属于青海马步芳的，一九四五年冬开入新疆，师长为韩有文）派出一个连开往北塔山戒备，侦察伊方军队的行动，并相机与乌斯满部取得联系。

　　乌斯满在伊方军事势力的压迫下，于一九四七年二月间退出承化（即阿勒泰县府），退到青河以北的温都哈拉附近与伊方势力周旋了一个时期，以力量悬殊，遭受相当损失，到三月间被迫退到苦儿图，伊方势力继续进迫，四月中旬又退到大石头与乌龙布拉克一带。这两个地点均在北塔山的西端，距离骑一师马希珍连据守的阵地约有二十多公里。我当电饬马连长与乌斯满密切联系，并予以必要的支援。同时我又电知派在乌部工作人员转告乌斯满，表示慰勉。嘱暂在北塔山附近休整，不要急图反攻，所需粮秣及必需日用品，当迅即运送救济。并要他尽可能地侦察伊方的军事行动，随时电告。

　　乌斯满退到北塔山附近后，曾写一封信给迪化行政专员哈德万。这封信是对全国同胞及伊斯兰教徒发的，在这封信中有如下的语句：

　　“我们哈萨克族同胞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与和平，首先举起了革命的旗帜，我乌斯满在八年以前就领导着哈萨克族的优秀青年与盛世才暴虐的黑暗政治奋斗到现在，我们以为和平条款签字，民主的新疆省政府成立，我们革命的目的，就算成功了一半，其余应该努力的一半，就是在和平保障之下，实施各项建设。岂知我们的革命就在此时变了质，为革命而牺牲奋斗的哈萨克同胞反而成了被清除的对象。现在已经有不知来历和没有番号的强大武力，自本年二月一日起开始向我们阿尔泰区进攻，我乌斯满被民主的新疆省政府任命为阿尔泰区的专员，我是国家的官吏，有守土的责任，为了执行和平条款，为了奉行施政纲领，保障国家领土，拥护张兼主席建设新新疆的政治主张，我们阿尔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坚决对一切破坏国家统一，摧毁宗教的恶势力，予以严重的打击……希望全国同胞，尤其是伊斯兰教胞，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给我们哈萨克族同胞以最大的援助。”

　　这封信曾译给张治中看过，他不许发表，因为恐怕刺激伊方，引起和平的破裂。同时他更恐怕刺激苏联，因为信中说到有“不知来历和没有番号的强大武力”，似系影射苏联。

　　中蒙军队激战北塔山

　　北塔山是译名，曾被译为拜塔克山、拜山、巴他克山等名称。北塔山的位置约在北纬四十五度点三，东经九十一度点一，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左右。距离奇台约二百多公里，为迪化、阿尔泰、哈密三区间的要隘。其北面为蒙新边界的阿尔泰山，西南临准噶尔盆地。从奇台北上青河、富蕴等县必须从这里经过。山的西面有大布逊，是个小市镇，为牧民的交易场所，在杨增新、金树仁时期，大布逊一带驻有军队，防备山北的哈萨克窜扰奇台等地。盛世才时期，在这里设有警察派出所，历任所长多为哈萨克族人。迄一九四〇年阿尔泰山东部发生事变后，北塔山形势更加重要，一九四一年以后，盛世才为了控制东部阿尔泰山并向青河、富蕴等地出兵，从奇台北山旁将军戈壁东部修了一条汽车路，直通喀喇同克，北塔山便是这条汽车路上的要站。一九四四年冬季乌斯满率部在阿尔泰地区暴动后，很快就席卷富蕴、青河，并将北塔山的警察所捣毁。

　　北塔山东西长约三十华里，南北宽约二十华里，山上都是高大的原始森林，山坡是草地，山上山下都有泉水。气候变化很大，冬季积雪很厚，夏天晚间在山上也要穿皮袄。

　　自奇台至北塔山之间约二百公里的地区，沿途都是茫茫的戈壁，没有什么人家。

　　从北塔山向东北行，距离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最近的地方——察汗通古，按中国《申报》馆出版的地图比例计算约有四百多华里。过去新疆的统治者，一直在北塔山东北的布尔根，设有一个设治局。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乌斯满退到北塔山附近后，由于他在阿尔泰哈萨克族中的号召力，归附于他者日渐增多，由原有的一千多人，增加到三千多人，吃的方面大成问题，要求救济的电报，不断拍来，张治中命省政府及新疆供应局（这个供应局是属于军事系统的）拨发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去，伊方表示不满。他们指斥乌斯满为反动分子，是贼娃子，是强盗。他们开除了乌斯满的阿尔泰区专员的职务，由伊方派达里力汗继任。新疆省政府为了了解问题的真相，曾由省政府会议决议推包尔汉副主席，保安副司令党必刚等人于四月四日飞到承化进行调查，在那里只呆了几天就回来了，听说带回了一些当地居民控告乌斯满的文件，并向省政府汇报了情况，详细情形我不大清楚。

　　乌斯满是不甘心于他的失败的，退到北塔山附近后，仍不断向青河一带进行游击，成为威胁阿尔泰的不可轻视的力量，所以伊犁方面对他仍深具戒心。

　　当时我派在北塔山担任戒备的马希珍连占领的阵地，是在北塔山最高峰——阿同敖包（汉语）与北坡二层山峰——恰里台，大小胡较尔台一带。他们用石头和木料，构筑了相当坚固的阵地。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外蒙的边防军派来代表两人（着普通便服，未着军服）到北塔山见马希珍连长，说马部所驻的一带地方是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马连在四十八小时内退出，马连长答复他们说：“我们这里离你们外蒙古边界还很远，从来没有听说这带地方是属于你们的，我连奉命驻守此地，有守土之责，没有上级命令，我们是不能退出的。”双方争论很久，马连长叫两个代表暂留，候打电报向上级请示。马连长认为外蒙古边防部队的要求完全无理，所以也没有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只作为一个寻常的事件来处理，这个请示的电报经过其师部军部的辗转，送到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时，已是冲突发生后几天了。实在的，他们也绝没有料想到外蒙古军队会越境突然向他们进行攻击的。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黎明，外蒙古军队一营，附有炮兵一连，突然向马希珍连进行猛烈攻击，除炮兵集中火力轰击阵地外，并有涂有红五星标志的飞机五架投弹轰炸和低飞扫射我守军阵地，这些飞机还向乌斯满部驻地的大石头、乌龙布拉克一带投弹多枚。马连官兵英勇抵抗，他们凭借工事沉着固守，当外蒙军冲到阵地前时，投掷多量手榴弹，使外军遭受损失，攻势顿挫，就这样，打退了外蒙军的数次冲击，一直到黄昏，战况才缓和下来。外蒙军原以为一举就可消灭马连，没有想到会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这一天的战斗，我马连伤亡士兵十余人，马被炸死数匹，外蒙军的伤亡较我为大。

　　马连长当晚以紧急电向其军长马呈祥（骑兵第五军军长）报告外蒙古军队向他突然进攻及战斗经过和伤亡情况，在电文中指明那五架飞机是苏联飞机，并请求派兵增援。马呈祥军长于六月六日清晨持电来向我报告，我认为问题重大，立即召集参谋长沈静、副参谋长罗开甲、供应局局长夏日长、供应局参谋长罗文山及部分参谋人员开会，研商对策，当决定：

　　1.命驻奇台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长韩藩即率该团主力（留一个连在奇台北面担任警戒）前往北塔山增援。

　　2.派供应局参谋长罗文山前往奇台负责办理对北塔山部队的补给事宜，抽调一个汽车连（约有可用卡车十多辆）和一个骆驼大队并组织当地一部分大车，专任该方面的运输。

　　3.命骑五军驻在迪化附近的部队，立即调一个团开往阜康，准备支援奇台方面。

　　4.为预防伊、蒙互相勾结向我大举进犯，立即命令各部队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5.组织一个参谋组（由总部及骑五军参谋人员组成）前往北塔山了解情况，并调查自奇台至北塔山一带的军事地理。

　　6.嘉奖英勇保卫祖国领土的马希珍连，发给该连官兵奖金。

　　7.将外蒙军队向我进犯情形，分别电南京国防部及兰州西北行辕报告。

　　我把紧急措施处理后，即从总部所在地——东花园，走到新大楼去见张治中，向他报告北塔山方面发生的情况，及我所作的几项重要处置，他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惊异，随即把副参谋长刘任、秘书长刘孟纯叫来，我们几个人商谈了一回，谁也没有想到外蒙军的行动是属于边境纠纷的问题，当时只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是伊、蒙配合，目的在于消灭乌斯满的势力。

　　第二种看法：认为可能有较大的企图，先消灭乌斯满部后，由北塔山南下，袭扰我奇台、镇西、七角井一带，截断我通往兰州的交通线，然后从正面玛纳斯河发动攻击，胁迫我答应伊方所提各项条件。

　　张治中侧重于第一种看法，我和刘任较为侧重于第二种看法。

　　张治中同意我所作的各项紧急处置，并嘱将所得情况随时报告他。

　　外蒙军于第一次攻击失败后，于六月六日进行了一天的调整和准备，七日晨八时，先以飞机在我阵地上空侦察后，随即投弹轰炸，与此同时，其炮兵亦集中火力向阵地轰击，约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的步骑兵便开始接近我阵地，在对面山腰里，他们的重机枪以炽盛的火力掩护其突击部队前进，我守兵很沉着，一再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先是马希珍曾派其副连长到大石头与乌斯满联系，告知外蒙军进攻情形，乌斯满对他说：“我知道外蒙军的情况，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等到他们再来侵犯时，我来帮你们打，一定把他们打败。”他的态度和语言充满了狂妄和自信。到七日这一天，当外蒙军再度向马连进攻时，乌斯满果然自动地率部参战，先在北塔山的北边山腰地带与外蒙的骑兵部队激战，互相冲杀，这样，也就掩护了马希珍的左翼。乌斯满率部百余骑与外蒙军队激战几小时以后，他本人突然单人匹马，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外蒙军重机枪阵地，挥刀砍死机枪射手两人，夺得重机枪一挺，又迅速地跑回来了。

　　七日这一天的战斗是相当激烈的。外蒙军志在必得，所以攻势较五日那一天猛烈，曾几次突入我守军阵地，而守军马希珍连知道他们离此一步，即无死所，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因此全连官兵百余人均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战斗意志很旺盛，同时他们也知道增援的部队快要到来，只要能坚持一两天就行了。加上这一天有乌斯满部的助战，战斗到黄昏，终于打退了外蒙军的多次攻击，而保持了原来的阵地。八日上午外蒙军又在其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突击两三次，均被我守军击退，而这时我增援部队骑二团已经陆续到达了。是日午后，我军开始反攻，聚集在山麓的外蒙攻击部队，看见形势不利，遂撤退到北边高山去了。

　　这几天的战斗，我军共伤亡二十余人，被炸死马十多匹，外蒙军遗弃在我阵地前的尸首三十多具，其受伤人数，估计较阵亡人数要多二、三倍。

　　我军掳获蒙军小炮一门，轻机枪三挺，步枪二十余支，手枪两支，无线电机一部，军旗数面，以及文件地图等。乌斯满部缴获的，未计算在内。

　　被击毙的外蒙军遗尸中，有上尉军官一人，可能是个连长，在其图囊里有作战命令等文件，我得知后，即嘱马军长转知韩团派专人送来迪化，经派人翻译（我看过那份文件的原文，不是通常所见的蒙文，而是用俄文字母拼的）后，是一个外蒙边防军中校某某（其姓名字记不得）所下的命令，并附有这个部队的编组表一份和进攻部署的要图一张。记得这个部队的编组大致于下：三个步骑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小炮排（有两公分的小炮两门）、一个通讯班，并配属一个山炮连（有火炮四门）。因此判断向北塔山马连进攻的外蒙军，大约是一个加强营。

　　这份作战命令的第一条就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其余各条，则是赋与各单位的作战任务。我们看了这份作战命令的文件后，才发现这次冲突，还包含着有所谓边境问题。

　　我们将外蒙军向北塔山进犯及有苏联飞机助战种种情形，电报南京国防部，国民党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大肆宣传：政府所属各报，如《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均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同时一再发表社论，谴责苏联和外蒙的侵略行为；国民党政府的各院部，也对这件事表示异常关切，立法院和行政院均曾就此事开会讨论；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指示各地的“民意机关”、“文化团体”等纷纷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注意，并力主中央采取强硬外交政策。青年党的头子曾琦除发表谈话攻击苏联的侵略行为外，并赋诗登在上海、南京的一些大报上，我记得有这样两句：“北塔山同长白山，胡兵忽寇玉门关。”

　　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在实质上都是为了反共。国民党政府一向诬蔑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工具，他们撕毁政协决议，发动的大规模内战，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头破血流，军事势力日益削弱；而在蒋管区的广大人民进行着“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的英勇斗争，也弄得他们焦头烂额，形势日益不利。想利用这一事件，煽起一个反苏高潮，来转移国人的视线，并借以打击中共。

　　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分别向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严重抗议，苏联政府于六月二十一日由其驻华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递交我外交部复文一件，否认苏联政府曾参与北塔山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六月二十二日由其驻莫斯科公使以复文交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坚持北塔山系在蒙古共和国疆界之内，中国军队侵入蒙境，才引起军事冲突等语。同时据合众社伦敦六月十六日电：莫斯科电台广播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称：蒙古边防守军乃因华军越入蒙古境内，遂被迫在飞机掩护之下，加以击退。该电台否认华方所传进攻中国疆界之说，并斥为捏造之言，显有挑拨的作用云云。据该电台广播六月五日事件的真相称：中国军队一个分遣队，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疆界，在梅尔丁戈尔河（译音）一带边境，布置十六公里长的阵地，掘设壕沟，并袭击蒙古边境哨兵时，调兵增援，蒙古边防军司令曾派人往见华军部队长，要求退出蒙古境内，但遭拒绝，使者并被其扣押，因此蒙古边防军遂被迫采取击退侵犯者的措施。边防军部队一营，在蒙古空军飞机数架掩护之下，迫使进犯者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边防军在采取此项军事行动时，并未越入中国境内。华军撤退后，乃在六月九日在华军营地内发现蒙古军使及边防军士兵四人的尸体，身上皆有严刑拷打的伤痕。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保留要求中国政府严惩罪犯，及赔偿蒙古所受损失的权利。

　　这种说法，显然是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想以此来掩饰它的侵略行为，因我们当时派到北塔山担任警戒的，只有一个骑兵连，这个连离其后方基地达两百多公里，何致于更前往蒙古边境袭击蒙古边防军哨兵？我派到北塔山去调查情况的参谋，曾一再向马连官兵询问有无离开北塔山再向北面去活动的事，他们都坚称没有过，掘设壕沟，布置阵地，均在北塔山，蒙古人民共和国答复中国政府的抗议，坚持说北塔山系在外蒙疆界之内；外蒙边防军司令的作战命令，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他们的任务是要驱逐华军。这就充分说明进攻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而不是中国军队，外蒙军多次进攻不能得逞，在我军阵地前遗弃尸体多具，在六月八日晚，蒙军派兵将尸体拖回去，绝不是什么“华军撤退后，在华军营地内发现蒙古军使者及边防军士兵的尸体……”。外蒙军原派来的使者两人，我好像记得马呈祥军长说过他们（指马希珍连）曾怀疑那两人是间谍，因而在战斗中他们将其杀害是很可能的，关于这两个人究竟是如何处置的？其情形我记不清了，至于说到苏联飞机参战之事，因为当时在新疆部队的官兵，都不认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式样和飞机标志，看见涂有五星红旗的就认为是苏联的。当马希珍这个电报送到新疆警备总部时，关于苏联飞机问题，我们也曾讨论过，并报告了国防部。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乌斯满部退到北塔山附近后，曾有些哈萨克人一度侵入蒙古境内，劫掠蒙古人的牲畜并捕人等行为，因而引起这次冲突。但以后我和乌斯满会面向他询问时，他坚决否认有过这种事。纵使有这种事，亦绝不能认为这是外蒙古边防军采取的自卫行动，因外蒙军司令曾通牒马希珍连限四十八小时内退出北塔山阵地，随后在其作战命令中又明确地写着：“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这样，问题就很简单，如果承认北塔山是属于我国的领土，则外蒙军向北塔山的进攻就构成了一种侵略行为，决不能以其他理由来冲淡和掩饰这一事件的本质。

　　北塔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心情是复杂的，矛盾的。他自己贸然发动的内战，不到一年功夫，损失甚大，军事上节节失败，形势日益不利，现在又爆发了北塔山战争，他深恐伊蒙结合，进兵迪化、哈密，那时无力支援，势必丢掉新疆，会更加动摇他的统治地位，感到很苦恼，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除指使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大力宣传苏联和外蒙的侵略，想借以转移国人的视线，借以打击中共外，他又决定派国防部长白崇禧专程去新疆调查北塔山事件并视察驻新国军，想把这次事件更加扩大，以取得美国及国际上一切反苏势力的同情和支援。

　　蒋要派白崇禧去新疆，是六月十二日决定的，并定于十三日起飞，同时以电报通知了张治中。张治中于六月十二日深夜收到蒋的来电后，深为焦急，立刻打长途电话去南京，但是叫不通，随即拍发了一个急电给蒋介石和白崇禧，请白千万不要来，说来了会对新疆局势极为不利等语。电报发出后，张治中彻夜未眠，等待着南京的消息。六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左右，白崇禧的行李已装上飞机，随行人员及送行者亦多到了机场，当白本人正预备乘车前往飞机场时，收到张治中的电报，他很不高兴，但张既来电阻其行，只得请示蒋介石，蒋亦收到了张的电报，遂嘱白中止新疆之行。一九四八年春我到南京，有一天白崇禧约我到他家里吃饭，谈及这件事，白愤激地对我说：“文白（张治中的别号）说是怕刺激苏联，不让我到新疆去，这真是从未听说过的怪事，新疆是中国的领土，我作为国家的国防部长，到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去旅行视察，难道也要经苏联的批准才行吗？……”张治中为什么要力阻白崇禧去新疆呢？据他对我说：“白健生以反苏反共著称，现在北塔山事件又牵扯到苏联，他一来，必然引起苏方的严重不满，我们都知道阿合买提江等人所代表的伊犁势力，是有其背景的。现在我们和伊方，正处在紧张和微妙的阶段，白健生在这个时候到新疆来，不啻火上加油，会使局势更为不利……”等语。

　　六月八日我北塔山守军击退外蒙军的攻击后，战争并没有从此结束。他们的飞机在六、七月里，几乎是经常在北塔山上空盘旋侦察，曾有两三次竟然飞到奇台上空侦察，在六月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均继续有小规模的战争。到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两日，外蒙军又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其飞机在我阵地及其附近投弹甚多。这两天的战斗，较六月七、八日两日战争的激烈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幸我守备兵力已增强，阵地工事，利用山上的大树木做掩盖，也已大为强固。对方投掷的轻磅炸弹及炮弹，已经不能摧毁我阵地，所以外蒙军的进攻，又一次被我守军粉碎了。这一次我守兵仅伤亡七、八人，外蒙军死伤的在三十人以上，在北塔山北面的山麓胡芝尔特附近，外蒙军遗尸十多具，还有几匹马也被击毙了。到七月三日，又有一次激战，其飞机投弹颇多。据当时任骑兵第一师师长的韩有文（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来信，就他的回忆，自六月五日发生冲突后，前前后后一共有过大小战斗二十多次，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以后才未再有战争。

　　乌斯满部约有二、三千人，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间离开北塔山附近的大石头、乌龙布拉克一带南下到奇台附近居住。

　　缴获的外蒙军的文件地图旗帜等，我曾派专人送到南京国防部，成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驳斥外蒙抵赖向北塔山我守军进攻的侵略行为的有力证据。

　　镇压吐鲁番暴动的经过

　　任何事情都不会是偶然发生的，总是有它的规律和它的内在联系。吐鲁番事件也正是这样的。当新的省政府刚刚组成的时候，阿合买提江便利用张治中亟图求安的心情，首先推荐伊方的阿不都热合满为吐鲁番县县长，当时我对这一决定是有意见的，曾对刘孟纯（刘是西北行辕秘书长兼新疆省府秘书长）说：“吐鲁番是通往哈密及内地交通的咽喉，也是国军补给的基地，为什么把这样重要的一个县，交由伊方的人担任县长呢？”刘说：“我也觉得不妥，但主任（指张治中）觉得省府刚刚组成，阿副主席第一次推荐县长，不便拒绝，所以就通过了。”我说：“这样一来，吐鲁番地区恐怕从此多事矣。”

　　阿不都热合满接任吐鲁番县县长后，即以三堡（吐鲁番南面的一个乡镇）为中心，积极从事组织活动，策划武装暴动。同时，由于吐鲁番是维吾尔族人居住较多的地方，伊方人员大力宣传，煽动他们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吐鲁番发生武装暴动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次事件发生于一九四七年七月间，则是为形势所迫，而不是伊方的预定计划。因为这时他们积聚的力量并不够，准备不充足，群众也还未很好的发动起来，所以其结果这次起义是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我先把促使伊方过早地发动这次暴动的近因简单地叙述一下。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张治中邀同阿合买提江副主席，王曾善厅长（民政厅）、赖希木江副厅长、艾沙委员、屈武委员以及监察使麦斯武德，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人，由迪化飞到阿克苏，继到喀什、莎车、和阗等地视察，回程时又访问了库车、焉耆两地，走遍了南疆五个行政专区，历时二十三天。在这五个行政区里，除焉耆区以回族、蒙族人较多外，其余四个区的居民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尤以喀什区为最多，计有九十多万人，成为南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阿克苏区专员为色以提，是当地的一个大阿訇，也是一个大地主；和阗区专员为郝登榜，是个地主，善汉语，是一个汉化的维吾尔族人；莎车区专员为周芳刚，是汉族人。焉耆区专员为左曙萍，也是汉人。这四个区的行政负责人与驻军密切配合，使得伊方派去活动的人，很不容易开展工作。所以张治中等到这四个区视察时，一切平静无事，邀来谈话的人，都表示拥护张主席和省府的施政纲领，既没有控诉，也没有请愿，张治中感到十分满意。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新疆的省府成立未久，张治中即同意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的提议，在省府会议通过任命阿不都克日木买合苏木为喀什行政专员，这个人是当地有名的亲苏人物，也是伊犁革命派的同情者。伊方派去的大批人员在他的庇护下，很快地发展了“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的组织和其他各种活动。在张治中未到喀什以前，我们早已接到驻在喀什的四十二军军长赵锡光的好些电报，说维吾尔族青年经常有组织地游行示威，对驻军采取敌视态度，形势十分不稳等等情形。张治中等到喀什后，住在老城的专员公署里（喀什有两城，一为老城疏附，一为新城疏勒，两城相距九公里。老城较大，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人居住，是商业的中心，行政机构亦多驻此。新城主要为驻军和一部分汉人居住），在第二天的群众欢迎大会上，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麦斯武德讲话后，有几个维族青年登台演讲，痛斥汉族官吏过去对新疆的残暴统治，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出新疆，要求成立地方民族军队，要求严惩他们认为是反动的地方领袖人士等等，群众对这些讲话，给以热烈的鼓掌和支持，并要求张治中答复。张企图说服他们，但说得舌敝唇焦，只是枉费，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昂，对张提出更多的责难和吼叫。这样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无法解决。张治中只得黯然下台离去。待到五月初，张等自和阗返喀，仍住专员公署，当晚七时起即被群众五、六千人所包围，要求张治中答复前次所提各条，并新提了若干条。张治中对他们作了长篇讲话，主要阐明拥护国家统一与民族意识的关系，但这些话对群众不起任何作用。他们所要求的是具体问题具体答复，而内中涉及关系重大的问题，例如要国民党军队撤离新疆，成立民族军队等问题，则又是张治中所不能轻易作答的。僵持到深夜一点多钟，群众仍然不散，而且声势愈来愈汹涌，弄得张治中毫无办法，想找阿合买提江出来解围，但阿合买提江早已离开专署，不知在何处？由于群众的态度愈加激烈，张治中的侍从人员深恐发生暴动，危及张的生命，有一人从专署后院的一个侧门溜出，跑到电话局（因这时专署的电话已被请愿群众所控制）打电话给在新城的赵军长汇报情况。赵锡光知道此时如贸然派兵前来弹压，可能发生严重后果，乃自己乘车前来探看情形。他走到专员公署门前，看见人山人海，声音鼎沸，知道不能进去，立即绕到后院从侧面进入。张的侍卫人员见赵来，大为喜慰，乃悄悄地告诉张治中。张与请愿代表们谈判了一整夜，弄得精疲力竭，正苦于无法解脱，乃托词入内，即随赵锡光从后门溜出，乘车奔新城。这时，已是天将破晓矣！张到新城后，虽然松了一口气，安全也已无问题，但张对阿合买提江和行政专员阿不都克日木买合苏木所给予他的窘迫和难堪，是十分愤激的，因此他决定立即离开喀什，他叫赵锡光派车到专员公署接其他同行的人来新城，规定于八时起飞（飞机场在新城南门外），而这是阿合买提江等所没有料到的。当阿合买提江赶到机场后，张立命同行者登机起飞，地方官员没有一人赶到送行。

　　张治中于五月上旬回到迪化后，态度大变，他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对我和刘任（西北行辕参谋长）、刘孟纯说：“这些家伙简直不可理喻，他们把我苦心谋求新疆的和平当做怯懦，对我们着着进逼，除非我们全部撤离新疆，否则是不会满足他们的欲望的。”我问今后打算怎样做？张治中毫无踌躇地说：“对他们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决不再容让。我们对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人士，凡愿意拥护国家，服从中央（指南京政府）的，我们应尽量扶植他们，信任他们，凡反国家，反政府的，我们必须约束他们，制裁他们……”我们对张治中过去作法的过分容让，早有不同意见，现在看到他态度改变，并且这样坚定，当然很高兴，一致表示拥护他的主张。在当天晚上我们就商定了撤换喀什区专员阿不都克日木买合苏木，在维吾尔人士中物色一个适当者继任。

　　张治中回省城后，曾邀集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伊敏厅长、赛福鼎厅长、赖希木江副厅长、艾沙委员、屈武委员、刘孟纯秘书长、王曾善厅长、刘泽荣特派员等，座谈了三天，企图扭转局势，消除双方剧烈的斗争，张的最后结论是：新疆虽然存在许多矛盾，但是一切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必“再革命”、“再暴动”。张又说：“新疆人民不需要战争，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一定要正本清源，着重法治，放弃主观，着重国家民族利益，放弃派系私见；尊重民主领导，放弃政治斗争和一派控制；消除矛盾，使言行、内外、上下归于一致，这才是光明远大的前途。”张治中提出要求伊方放弃政治斗争，这是阿合买提江等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目的还远没有达到。而他们深知欲达到其目的，只有通过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实现。

　　张治中没有和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协商，就于五月十日前后电蒋介石请辞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并推荐当时担任新疆监察使的麦斯武德继任。麦斯武德是新疆伊犁人，维吾尔族，曾留学土耳其，他过去因反对盛世才的统治，被迫逃亡内地，在国民党政府里搞了十多年，任过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务，自张治中到新疆负责后，他才回到新疆，并由南京政府派任新疆监察使。

　　麦斯武德和当时任建设厅长的伊敏及省府委员艾沙等人在政治上是属于泛土耳其主义。这一派人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的，对苏联式的革命，深存戒心。他们在开始时曾极力鼓吹民族思想，为伊斯兰教徒争自由与独立，有些人还是革命暴动的思想领导者和组织者；但随后他们感觉到新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又害怕苏联式的革命，因此主张在中国的名义下来设法实现新疆的民族自治。这些人，曾主张更新疆省为突厥省（关于这个问题，伊敏和艾沙曾对我谈过好几次，他们说“新疆”这两个字是意味着汉人新扩张的领土，含有殖民主义的意义），经常向汉人介绍突厥的历史与文化，坚决反对汉族的同化政策。不脱离中国，不搞独立运动，反对汉人统治，反对阶级斗争，是这一派的基本纲领。

　　南京国民党政府于五月十九日批准张治中辞去新疆省府主席的兼职，并任命麦斯武德继任新疆省府主席。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伊方的强烈反对。五月二十日迪化市街上就发现了反对麦斯武德的传单标语。张治中于二十一日约见阿合买提江，把国民政府的决定告诉他，他立即表示不同意，举出许多理由，要求张治中继续担任主席的职务，一直到省长民选时为止。张则表示命令已经发表，无法改变。

　　五月二十八日麦斯武德举行就职典礼，伊方的省府委员都没有参加。在典礼会上，喀什省参议员乌斯满以代表的资格发言，要求张治中把自己亲手签订的和平条款与省府施政纲领彻底执行等语。用意很明显，就是不赞成麦斯武德当主席。

　　麦斯武德就职后，紧接着就有属于伊方的省参议员四十余人致书张治中，认为和平条款尚未贯彻，省政府的任务尚未完成，省府不应该改组；又说省府副主席及委员们事先都不知道，省参议员亦未同意，更换领导是不适当的，坚决请求不要变更。张治中复信则说和平条款并不因主席的更换而不能贯彻；中央有权更换所任命的委员和主席，中央任命麦斯武德为主席，是符合新疆人民愿望的合理措施。要求中央变更命令绝不可能等语。

　　与此同时，另有属于哈密、阿克苏、和阗等区的参议员六、七十人联名致书张治中，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欢迎麦斯武德充当省府主席。

　　这样，东土耳其斯坦主义者和泛土耳其主义者（又称突厥主义者）在反对或拥护麦斯武德当新疆省府主席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伊犁方面的一家报纸，曾尖锐地抨击张治中的这一作法是中国传统的“以夷治夷”政策的发挥。

　　伊方除在其所控制的三区举行大规模的反对麦斯武德运动外，在其他七区，也通过他们的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反对运动，表现得最激烈的，是喀什和吐鲁番、托克逊、鄯善等地。在喀什所采取的方式，是集会讲演，游行示威。而在邻近省会的吐、鄯、托三地，则采取了军事行动。这是吐鲁番暴动事件的又一近因。

　　由阿合买提江所推荐的阿不都热合满充当了吐鲁番县县长后，即以三堡为基地，积极组织“东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团”，编练青年，并通过在迪化的阿合买提江等人在政治上便利的掩护，不断地秘密运输武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早已获有情报，并曾一再向张治中汇报，判断可能发生变乱。张治中一开始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以后则指示注意侦察和防范。自五月二十八日麦斯武德就任省府主席后，紧接着于六月五日爆发了北塔山事件，我们曾抽调驻在迪化附近的一部分部队开往奇台一带，伊方更是认为有机可乘，遂决定开始发难。自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相继发生下列事件：

　　1.在吐鲁番的新城附近，一再抢夺国民党卫兵枪支，并有一名士兵负重伤。

　　2.十几人一群，二、三十人一群，在吐鲁番附近拦劫军车，阻扰运输，并劫走车上的军粮、器材等，先后发生四、五次。

　　3.阿不都热合满等人经常召集群众在吐鲁番县维文会开会，煽动民众不要把粮食出售给政府……积极鼓动当地人民起来仇视汉人，驱逐驻军。

　　4.托克逊在吐鲁番西面六十华里，是通往南疆的要地。伊方也派人在这里组织了一股力量，以托克逊城西约一百多华里处的阿拉沟为基地，由阿合买提江派来的伊方干部海米提为首，聚众四、五百人，有枪四、五十支，不时侵扰公路，阻止南疆的粮食运往北疆，有一次被他们打死打伤旅客各一人。同时他们也夺取伊拉湖附近民间的粮食马匹等。托克逊县政府曾派人前往劝说招抚，他们提出要国民党军撤离吐、鄯、托三县，罢免麦斯武德省府主席职务等要求，因而未获结果。

　　5.在鄯善方面（鄯善在吐鲁番东面约七、八十华里）亦于七月八日有武装群众百余人，围攻连木沁警察所，杀戮全部官警，夺去该所所有的枪支马匹；旋又围攻汉墩警察所，该所官兵早有准备，据守碉堡内抵抗，未能得逞。这一部分人乃集结于东西克可牙尔山地，从事游击活动。鄯善县政府派员前往劝抚，他们自称是“革命军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提出七项要求，主要的仍是要国民党军撤离吐、鄯、托三县，并罢免麦斯武德省府主席职务，与托克逊阿拉沟的那一部分如出一辙。

　　6.七月十日在鄯善洋海附近又有二百余人突然袭击该地警察所，击毙警察数名，夺去枪数支，并将县府在该地的库存粮万余石洗劫一空。

　　这段期间这些小股力量的种种行为，从其演变进展来看，是脉络相贯的，可看出阿合买提江等人制有一定计划，企图以此试探张治中的反应如何？这些事件不断发生后，我曾向张治中建议：1. 立即撤换吐鲁番县长阿不都热合满；2. 命令当地军警对这些“暴徒”进行镇压；3. 酌量增加吐、鄯、托三县的驻军兵力。张治中深恐这样作，便会和伊方完全决裂，使新疆一年来的和平局面将不能维持下去，因而表示犹豫。指示我们容忍，再静观一下，看看伊方的下一步行动再说。我根据张的指示，分电各军师团长，要他们尽可能地容忍避让，来维持新疆的和平，同时要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严密戒备，如“暴徒”敢于袭击驻军，则坚决予以还击。

　　阿合买提江等看见张治中没有采取镇压措施，又无想谈判的表示，认为张是处境困难。因当时国共战争打得很激烈，国民党军队节节失败，国民党政府无力西顾，张的任务是力求稳定新疆局面，所以不敢采取镇压措施，害怕破裂，使战端重开。他们基于这样的判断，决心进一步发动攻势，企图打出一个谈判的局面来。

　　七月十二日晚在托克逊的一股力量突然围攻库米什，企图消灭该地驻军，截断南疆交通。库米什是托克逊至焉耆公路上的一个市镇，在托克逊西南约一百多华里，当时驻有一二八师的两个连。一二八师师部驻在焉耆。

　　七月十二日吐鲁番县县长阿不都热合满、副县长巴武东等离开县城，潜赴三堡，会同由迪化派出的维文会主任科员那满江等，指挥吐鲁番、鄯善两地力量，计有有组织的武装步骑战士约六、七百人，加上纠集起来的群众共约千余人，拥有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步枪五、六百支，于十三日上午四时开始袭击胜金口。胜金口位于吐鲁番东面约三十公里，是通往鄯善、哈密的要地，由胜金口沿公路向东行，两边便是连绵不断的高地。同时在胜金口附近有一座重要的桥梁，为维护交通安全，我们派有步兵一营在此驻守。这些部队住在山口公路两侧高地自己修建的碉堡里。当时在吐鲁番、鄯善两地共驻有四个营的兵力（包括驻胜金口的一个营在内），归第七十八军所属的一七六师师长田子梅指挥，师部驻在吐鲁番。

　　吐、鄯、托三县武装集中力量攻打库米什、胜金口两地，这着棋是相当厉害的。因为这些地方是南北疆交通的枢纽，是新疆的中心地带，这次暴动如能成功，可以影响南疆、东疆等地相继发生变乱，可以威胁迪化，可以与伊、塔、阿三区成夹攻之势，把国民党驻新部队截分成三部分，陷入极端不利的形势。

　　据守库米什、胜金口的部队要求给予紧急支援，各军师团长纷纷来电请求坚决镇压，尤以第七十八军军长叶成自其驻地——呼图壁赶来见我，涕泣而道，如再不采取坚决镇压措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矣！我根据这些情况和各级部队长表现的情绪，向张治中作了汇报，请求他当机立断，勿再犹豫。张治中知道吐、鄯、托三县是联系南疆东疆咽喉之地，决不能被伊方控制，而自断其生命线，乃毅然决然地对我说：“坚决镇压，彻底肃清，交你全权处理。”张治中这种坚定的态度和语气，使我感到安慰。因我那时负全疆军事指挥之责，在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如因过分退让而坐失广大土地，对南京中央政府无以交代，所以时怀危惧。我深恐张还会反复，乃进一步问他：“如果阿合买提江等要求你不要用兵，请设法和平解决，你何以对付？”张答：“我自会对付。你照我的话去办就行。”我在张治中那里辞出后，回到警备总部，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者有：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第七十八军军长叶成、骑兵第四十六师师长罗恕人、供应局局长夏日长、本部参谋长沈静、副参谋长罗开甲等人，听取参谋处的情况报告后，会议决定部署如下：

　　1.立即电令库米什、胜金口两处驻军，坚决抵抗，固守待援。

　　2.命马军长即电驻在托克逊的冶长寿骑兵团，除留一部守备托克逊县城外，由冶团长亲率主力迅即赶往胜金口，击破“暴徒”，并加以扫荡。

　　3.命叶军长即电驻在哈密的一七八师师长莫我若派出步兵两营乘汽车（当时在哈密驻有一个汽车兵团）赶往胜金口支援，会同冶长寿团击破该股“暴徒”并消灭之。

　　4.电令驻焉耆的一二八师师长钟祖荫指派一位团长率相当兵力，立即往援库米什，并消灭该股“暴徒”。

　　5.命驻迪化的四十六师立即派出步兵一营由供应局备车运往达板城（达板城位于迪化至吐鲁番公路的中间，离迪化约有八、九十公里）以南一带高地布防，截击流窜的“暴徒”。

　　6.将情况电告各地驻军，要他们提高警惕，严密戒备，如发现有暴动的可疑行迹，应立即予以镇压。

　　我记得这次会议大约是七月十三日晚十二时左右开的。会议决定后立即付诸实施。

　　七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左右，包尔汉副主席来访，说有要事急需和我面谈，我已猜到八、九分，抱定决心不妥协退让，见面后闲谈了好一回，还没有涉及正题。包尔汉原希望我问他来访的目的，便可乘机转到话题来，我则装作若无其事和他闲聊。他忍不住了，突然问我：“最近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说：“包副主席所指的是什么呢？”包尔汉说：“我听说在吐鲁番、托克逊一带发生民众闹事，还听说从迪化运送军队到那边去，不知实在情况究竟怎样？”我说：“那边是发生了问题，是有组织的暴动，不是普通一般性的闹事。”包尔汉问：“我想请问宋总司令，你打算怎样处理？”我反问他：“包主席见过张主任没有？”包尔汉说：“我刚从张主任那边来，并曾向张主任建议，不要采取武力镇压，最好是和平解决。”我问：“张主任怎样答复你？”包尔汉说：“张主任说他对情况也不大清楚，他要我来问宋司令并商谈一下。”我说：“自从阿不都热合满任吐鲁番县长以来，积极从事各种组织活动，特别是秘密地搞地下武装，我们早已侦知。最近一个月，他们拦劫军车，阻挠运输，掠夺国军卫兵枪支，袭击警察所，并对群众进行恶意宣传，挑拨民族间感情，威胁民众，拒绝售卖粮食于政府……他们的种种行为，早已激起部队官兵的极大愤怒。新疆警备总部本着张主任的意旨，勖勉全体官兵，以极大的耐心，忍辱避让，俾使新疆已奠定的和平基础得以巩固。现他们竟然明目张胆进攻国军，企图消灭吐、鄯、托三县的驻军，截断南疆东疆的交通，犹如扼住一个人的咽喉一样，想这样来置我们于死地。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除了坚决抵抗，坚决镇压以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包尔汉听了我带有激昂情绪的一段话以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吞吞地说：“我看最好是不要流血，可否由省政府和警备总部会同派人前往调查一下，再研究解决办法。”我站起来严肃地对他说：“这没有商谈的余地。”包尔汉看见我这样坚决的态度，知道说亦无益，遂告辞而去。 镇压暴动的经过：

　　库米什方面：七月十二日晚有自称为“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约二、三百人，突然袭击库米什，遭到当地驻军的抵抗，攻击者由于缺乏作战训练，又没有重兵器（如迫击炮、机枪等），只凭一股勇气，多次向驻军猛扑，伤亡颇大，均被击退，到十三日下午又增加了二百多人，继续向驻军攻击，战斗了一个整夜，仍未奏效。十四日一二八师派来的增援部队赶到，将该股武装完全击溃，除毙伤及俘虏外，全都溃散了。公路交通始告恢复。

　　胜金口方面：七月十三日晨，有组织和具有相当训练的武装六、七百人，占领胜金口南北高地，持白色方形的“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旗帜多面。拂晓前向胜金口驻军袭击，驻军据守碉堡抵御，这些碉堡多半是用大石头或砖块修砌起来的，相当坚固，碉堡周围又挖有外壕，堡内储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弹药，守军官兵都是从内地到新疆去的，都是汉人。他们知道，如果不坚决战斗，被“暴徒”攻破，就绝无生路，唯一的就只有拼命抵抗。这些游击队较库米什方面的那部分作战能力要强得多，而且携有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手榴弹颇多，攻击相当猛烈，一步一步地逼近碉堡，向守军投掷手榴弹多枚，企图炸破碉堡或使碉堡部分倒塌。但因碉堡做得相当坚固，未能实现其目的，相反地，守军在碉堡内用机枪扫射，并投出手榴弹，使攻击者伤亡惨重。据守军营长程某（忘其名）事后告诉我：估计当天（十三日）击毙了一百多人，伤者可能更多些。十三日的战斗延续到黄昏，游击队向驻军的多次攻击，均未奏效，阿不都热合满等继续从各方纠集力量，增加到千多人，将胜金口严密包围，并将吐鲁番、鄯善之间的电话、电报线加以破坏，将胜金口附近公路桥梁烧毁，企图延缓我军的增援，以达到其消灭胜金口驻军的目的。十三日夜间，这些“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又有数百人接近碉堡，并有些人用梯子越过外壕，靠近堡下，反复猛扑，志在必得。这样，使守军遭到相当伤亡，指挥员也有些沉不住气了，曾使用无线电话报告战况并请求紧急救援。十三日晚激战彻夜，喊声震天，守军在“离此一步即无死所”的激励下，终于打退了游击队的多次进攻。但攻击者只是遭到挫折，并不想放弃围攻胜金口的计划，所以他们仍继续纠集力量，调整部署，准备再次发动攻击，以期一举歼灭守军，但增援部队适时赶到，打破了他们的企图。驻在托克逊的骑五军直属骑兵团，除留一连守备托克逊外，其余由团长冶长寿率领于十四日上午二时左右出发，以急行军向东疾进，六时左右即已到达胜金口附近，正值“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攻势顿挫的时候，骑兵部队行动迅速，很快就夺取了胜金口南北一带高地，并向麇集在几处的游击队冲杀。同时，由哈密用汽车运输的先头营，亦于六时左右赶到了胜金口以东地区，占领高地，逐次向胜金口逼近，形成东西和内外夹攻之势。阿不都热合满等人看见形势不利，乃分股向洋海、二堡、三堡、木头沟、苏巴什等方向退去，原驻胜金口的守军与增援部队会师后，立即分头尾追，这些游击队在胜金口遗尸二百多具（多半是被骑兵部队打死的），随后追击队伍又在胜金口东北的群雄村附近消灭了一股约七、八十人，其余的大多逃散了，剩下有四百余人向东西克可牙尔山窜去。东西克可牙尔山位于鄯善东北奇台西南之间，地区颇广，形势重要，新疆历次发动的暴乱，多以此为起点。残余的“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进入山里后，又突于十六日向七角井驻军围攻，守军沉着抵御，双方激战了一整天，至十七日晨，由鄯善派去增援的队伍赶到，东西夹击消灭游击队二十多人。他们见势不佳，乃又回窜入东西克可牙尔山，并经常阻断吐鲁番、鄯善与奇台、木垒河间的交通，仍然是相当大的威胁。我根据这些情况，乃命驻在鄯善、七角井、奇台一带的部队，各抽出若干兵力分路入山搜剿。自二十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先后在宽沟、克可牙尔山等地与游击队遭遇，发生战斗，被毙俘百余人。残余不足三百，无心恋战，乃急急经七泉湖、热水泉、煤窑沟向西流窜。二十四日夜间，游击队在三个泉子与派在该地担任堵击的四十六师部队发生战斗约一个小时后，乘夜继续西窜，于二十五日窜抵小羊湖，又与我另一部分堵击队伍遭遇，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游击队又被毙俘数十人。至此，这个“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的残余，仅存百余人矣。据俘虏供称：“他们几天来，每天要走一百多里，多半是夜间沿着山沟里走，因山地居民少，很不容易找到吃的，弄得饥疲不堪。在这残余的部队中，以伊犁派来的人占多数，他们宣称只要脱离国军的包围圈，就可沿着天山向西窜到乌苏去。”二十五日由小草湖续向西窜的百余人，当天窜抵阿拉沟，并在托克逊西南三十华里处，阻击商车一辆，有旅客四人遇难。二十六日晨窜抵托克逊西边的布尔城，除向居民索取粮食外，并把这个村子的马匹全部掳走。驻达板城的部队与驻托克逊的部队分别自东南方向追剿游击队残部，于二十九日在布尔城与柯尔城中间地区以及柯尔城附近山地，先后遭遇，经过几次的小战斗，又毙俘五十余人，残余不足百人沿着天山向西窜走了。听说这部分人不久到了伊犁，被当地群众当作英雄，给予热烈欢迎。

　　吐鲁番暴动平定后，根据张治中的指示，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会同新疆省政府组织了一个宣慰团，共有二十余人，由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梁客浔率领，前往吐、鄯、托三县，安抚民众，办理善后等事宜，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其工作的详细情形，我不大清楚。

　　镇压吐鲁番暴动后，麦斯武德派了人去当县长，该县的警察局长，则是由军统系统的人去担任。听说这个特务利用这一事件，在吐鲁番县继续逮捕了许多人，并残酷地杀害了一些人，此事我和张治中事前都不知道，及到我们得知后，张治中曾严厉责备当时担任军务处（实即军统的新疆站）处长佘万选、副处长姚铁珊等人，但亦无补于事了。

　　吐、鄯、托暴动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四时左右，张治中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情况，并对我说：“为预防其他地区相继发生暴乱，应采取预防措施，除提高警惕，严密戒备外，对于在各地进行‘东土耳其斯坦’组织活动的重要分子，应查明加以逮捕管制。喀什为南疆重镇，尤宜特别注意……”他随即在我的办公桌上亲自写了两份电稿，一份是发给驻在喀什的第四十二军军长赵锡光，一份是发给驻在和阗、莎车、阿克苏、焉耆、哈密等地的部队头目的。电文的大意，和他对我的讲话大致相同。各军师团长根据张治中的手令，在南疆、东疆各地进行了逮捕，就我的记忆，在喀什一地，逮捕了四、五十人，在其他各地，共逮捕了二、三十人，总共约有七、八十人。一九四八年七月我离开新疆时，这些人大部分均未释放，以后是交由陶峙岳负责处理的。张治中亲笔所写的逮捕令电稿以及镇压吐、鄯、托暴动经过的全部案卷，我也均亲自移交陶峙岳接收。

　　镇压吐鲁番暴动后，伊犁的一家报纸评述这一事件时，说：“张治中是唱白脸的（幕后人），宋希濂是唱黑脸的（打手）。”这两句话，确是恰当地形容了张治中和我的本质。

　　吐、鄯、托暴动事件平息后，自然给阿合买提江等人以重大的打击，他们认为和张治中已无继续合作的可能，遂于八月上中旬，原由伊方参加省府的委员及工作人员，相继离开迪化回伊犁去了。至此，这个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派和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东土耳其斯坦派合作组成的省政府，仅仅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便宣告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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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西南的挣扎和溃灭

　　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蒋介石、陈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力量，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大举进犯。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止的两年中，在人民解放军的痛击下，国民党军被歼灭了二百六十多万人。在整个华北、东北地区，仅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孤点。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则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急于星火，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为了求生存，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英勇斗争。在这两条战线上，革命势力汹涌澎湃，弄得反动派手忙脚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全面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企图做垂死的挣扎，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历时七天。

　　会议的地点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礼堂。

　　会议的参加者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以及军长余锦源等二十余人，加上国防部一些主要负责的厅长署长等，共一百二十余人。

　　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充满了沮丧的神气，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把两年来在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许多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他感慨地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会议的头两天以大部分时间，就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的失败，进行了检讨，尤着重于西北战场的宜川战役（此役胡宗南部刘戡所指挥的五个师，有三万余人被消灭），和中原战场的豫东战役（区寿年兵团六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共九万余人被消灭）。大家因为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对于他指挥上的错误，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就算了；集中地批判了邱清泉（时任兵团司令）的骄横跋扈，对区寿年兵团被围时坐视不救的行为。同时，还演了一幕滑稽戏，说是黄百韬救援区寿年兵团行动很积极，救出了区兵团的一个师，作战有功，由蒋介石亲自授给他一枚所谓国民政府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

　　会议的第三天，由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做军事形势的报告，这是会议期间最紧张的一幕，也是蒋介石何应钦间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何应钦报告的头一段，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大肆诬蔑，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共；第二段就悬挂的许多军事地图，说明各个战场的双方态势；第三段也是最动人心弦的一段，他赤裸裸地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计：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共三百余万人；步枪一百万枝、轻重机枪共约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共一万五千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的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数字我记不清楚了。他报告的最后一段，只是几句抽象的话，因为他提不出挽救危局的任何方案。

　　何应钦的报告刚一结束，大家就议论开了，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有的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十年都解决不了它，现在共产党已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仗怎样打下去？”有的说：“陈辞修太可厌，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胡说什么三个月五个月解决共军主力，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他应负完全责任。”也有的说：“中国的存亡（应该说是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和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绝不会坐视不救，美国一定会大力来帮助我们的。”议论纷纷，……总的说来，充满了悲观疑虑的情绪，真是连一点欢乐的影子也没有了。

　　何应钦为什么要把这些数字公开报告出来呢？他是具有两种用意的。第一，两年来对人民解放军作战失败得这样惨重，表明他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军队指挥权和军政大权，这两年来都是由陈诚掌握着。第二，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和陈诚迫使何应钦交出军政部长，其后又派他到纽约，去充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既无实权，又无事做，何应钦是极不甘心的。他做这样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和陈诚的泄愤和报复。

　　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那时任装甲兵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司令是徐庭瑶），蒋介石特地叫他参加这次会议。同时蒋介石又派他的两个侍从秘书轮流到会，记录每个人发言的内容并视察会场的情况。这一天何应钦的报告和一般情绪的反映，他们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据曹圣芬（即上述两个侍从秘书之一，湖南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以后对我说：“当我们共同把会场情形和何部长报告内容向总统报告时，先生（指蒋介石）气得满脸红涨，连胡子都翘起来了，两手撑着在室内走了许久。”第二天也就是会议的第四天，蒋介石穿着军服，挂着他自己发给他自己的一枚最高勋章，和美国杜鲁门总统赠给他的一枚勋章，气汹汹地走上了讲台，把脸孔绷得紧紧的，把凶恶的目光向会场一扫，随即开始发言了。他说：“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的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局，……。”很显然，蒋介石这一番话，是针对何应钦说的。但这位何部长坐在主席台上若无其事地倾听着，没有任何激动和不安的表情。蒋介石继续说：“对共产党的问题除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我听了他这一段话，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似的，是怎样的一个哲学问题呢？以我这个仅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向来把哲学当做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蒋介石打了败仗，为什么扯到哲学上面去了呢？蒋介石在发言中既没有说出他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共产党人的哲学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对付的方法，更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最后，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的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他还讲了一段大汉奸和封建皇帝的奴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扫平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历史，勉励大家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难，挽救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即是要大家为挽救四大家族的国家去奋斗）。

　　会议的第五、第六两天，多为参加会议的人发言。哪些人说了话，内容如何，我记不清楚了。但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申诉本指挥单位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求增加部队，要求新成立部队的番号，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总之一句话：全是困难、危险、叫苦。

　　我也在会上讲了约二十分钟的话，除了简要地报告新疆的情况外，我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今年由新疆两次来南京，路过兰州、西安、武汉等地，会见过不少的军官，他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很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励士气呢？（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饥瘦、精神委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致果呢？总统说，现政府还有基金九亿美元之多，我建议：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费一律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三元，将校尉级的薪金也改发现洋，自每人每月五元起至三十元不等，最多者不得超过三十元，藉以维持官兵们的生活。我的发言尤以我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许多人的同情，孙立人、黄百韬、李树正等在发言中都支持我的意见。

　　会议的第七天也是最后的一天，由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方案，原文记不清，大意是这样的：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这几个兵团应位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这个方案获得了全场一致的同意。这个方案也就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做垂死挣扎的方案，但很快地被伟大的毛主席军事思想彻底粉碎了。

　　闭会后的第二天下午七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励志社宴请参加会议的人，蒋介石又讲了一些打气的话，并散发了一篇题目叫《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印刷品，他叫大家带些回去对官兵讲解。这篇东西的内容仍然是什么“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等等的陈词滥调，想以此来迷惑人心，鼓励士气。实际上，蒋介石早已众叛亲离，陷于全民包围、空前孤立的境地，他的一切阴谋和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

　　会议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叫我和杜聿明、黄维去见他，他对杜聿明说：“现在派你去徐州‘剿总’当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共军是不敢轻举渡江的。”对我说：“你不必回新疆去了，现在调你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要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对黄维说：“派你到平汉路的信阳一带编组一个兵团，主要是防止共军进犯武汉。”他对我们把任务交代后，还说了一套他那早已被证明无用的战略战术。杜聿明曾提出他不兼兵团司令，由邱清泉担任，蒋介石当时没有同意。我对于新的任命，没有多大兴趣，于八月十日偕眷带着小孩到上海、杭州一带去旅行，在车上遇着范汉杰（他那时任东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夫妇，他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我们于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回到南京。当天下午五时蒋介石把我和范汉杰、黄维三人找去，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走？我们不敢说不想干，只说还有些问题正在和国防部接洽，尚未获得解决。蒋介石带着很严厉的态度说：“不行！你们可派一个人留此办理。”他随即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于明天派飞机把我们送走。我对于蒋介石那种家天下的作风，本来早已心怀不满，在一九四八年也已看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重重，临近总崩溃的前夕。由于自己没有决心跳出火坑，又不知追求真理，投靠人民，仍然走着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我的“清剿”计划

　　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总司令白崇禧），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是月下旬，我由南京到汉口，向总司令部了解华中方面的一些情况，并洽办一些事务后，于九月中旬到了沙市，组设第十四兵团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新成立的）。当时国防部及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先后命令拨归我指挥的有下列各部队：

　　（一）原驻在南阳附近的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所指挥的第二军（军长陈克非，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三个师）、第十五军（军长刘平，辖第六十四、第一六九、第二四三三个师）及三个纵队（番号为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这三个纵队是由南阳地方团队编成的，共约一万余人）。华中“剿总”命令王凌云率上述各部队，于十月间撤离南阳向襄樊地区转移，归入我的指挥。

　　（二）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辖第一三三、第一三四两个师）。这个军当时在襄阳、宜城一带。

　　（三）第二十八军（军长原为李勃，后为刘秉哲，辖第五十四、第八十两个师）。这个军所属的第八十师于十月初开抵当阳，第五十四师的一个团开抵荆门，军部及直属部队和五十四师的主力为大水所阻，尚滞留在天门附近。随后这个军的军部及直属部队在天门，被解放军歼灭了大部分，副军长顾心衡被俘。

　　（四）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这个军原归胡宗南指挥，驻在陕西宝鸡一带，国防部于九月间令该军取道陕南开老河口地区，归入第十四兵团序列，但胡宗南坚持不放，这个军始终没有过来。

　　（五）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辖第九十四、第一九四、第一九九三个师）。这个军原驻川北的万源、城口一带，国防部令该军经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南漳向荆门宜城间地区集结，归入我的指挥，预计到十二月初才能集结完毕。

　　（六）湖南省保安第一旅（旅长张际泰）。这个旅驻在沙市附近地区，以后我向国防部建议，改为陆军第二九八师。

　　当时在汉江以西地区，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只有江汉军区所领导的黄德魁部约二、三千人，以远安、荆门、南漳三县间地区的东巩为根据地，在其周围地带进行游击。他们经常以突袭和伏击的方法，消灭国民党军的小股部队，破坏公路，截击车辆，以及发展组织，号召贫雇农起来进行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虽只是一股小小的力量，但其影响日益扩大，声势日益浩大；弄得鄂西北地区经常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远安县政府人员不敢住在县城办公，当阳县城常是一夕数惊，宜沙亦时常告警。十月间我到当阳视察第八十师时，顺便找当阳县长和国民党当阳县党部的书记长谈话，我问他们当阳县内有多少“土八路”在活动，他们答约有四、五百人。我问那位书记长，当阳县有多少国民党员，他答有二千多人。我当时对他们说：“这个县的人口为二十多万人，国民党员就有两千多人，还有地方保安团队的力量，为什么还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对付几百名‘土八路’呢？几乎经常要我们派一个师或至少两个团来驻防，大大减少了我们可以机动使用的兵力。”他们都哑口无言。是年十二月间我到南京，有一天何应钦邀吃午饭，在座的有陈立夫、黄季陆、黄少谷等，我曾把在当阳所见的情形对陈立夫说了，陈立夫当时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觉得很难为情似的。其实国民党组织的涣散，到处都是一样，岂仅当阳一地而已。可见国民党虽号称有几百万党员，而实际上是徒具形式，毫无组织力量的。

　　国防部赋予我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解放军进入四川和在鄂西地区渡江。基于这个任务，我感到必须于一定时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活动的共军力量，使鄂西北地区成为一个安定区，充分利用四川、鄂西的丰富资源和人力，培养实力，这样东进可支援武汉，北进可规复中原。这是我当时昧于时势、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个主导思想支配下，我策定了一个“清剿”黄德魁部的计划，大要如下：

　　（一）为防止共军窜扰四川及在鄂西地区渡过长江，我军务于最短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的共军势力，使鄂西北地带成为一个完整的安定区。

　　（二）以第二十军主力和第二十八军的一部扼守襄阳、宜城、倒口、利河口、塘港、石牌镇、沙洋之线，防止桐柏山区和江汉军区的共军窜入鄂西。

　　（三）第二十八军之八十师以当阳、远安为基点，逐步向北推进；第五十四师的蔡时彦团（这个团已开抵荆门）以荆门为基点，逐步向西北推进；第七十九军的先头部队（一个团或两个团）以南漳为基点，逐步向南推进；务期会同一举歼灭盘据在东巩的黄德魁部主力。

　　（四）由第二十军派一部负责肃清冷水铺（在荆门东北地区）附近的小股共军，由远安、当阳两县的保安团队负责，肃清各该县境内的小股共军。

　　（五）为配合军事行动，积极加强补给和通讯业务，并维护沙市、襄阳间，沙洋、当阳间之公路安全。

　　（六）命令江陵、荆门、当阳、远安、宜城、南漳、襄阳七县积极组训民众，协助运输，加强地方基层组织。

　　（七）将兵团司令部于十月间移驻荆门，督促这个计划的积极实施。

　　这个计划策定后，我将兵团司令部于十月中旬移到荆门。那时由王凌云率领由南阳南下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新野、邓县附近。由方靖率领的七十九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房县附近。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在荆门接到蒋介石自北平发来的一个电报，叫我到徐州去担任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二十五日又接到国防部发表正式调职的命令，当天晚上刘峙（徐州“剿总”总司令）来电表示欢迎，他的办公室主任郭一予等，亦以同学关系来电欢迎并促到任。我对于这个任命，感到十分彷徨。当时我对于华东解放军的情形不了解，自然是踌躇的一个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我所最担心的是考虑到指挥上的困难。徐州“剿总”所辖的部队主要为邱清泉、孙元良、黄百韬、李弥四个兵团。李弥是我的旧部，人颇浑厚，黄百韬也较为踏实，我估计这两个兵团在指挥上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孙元良为人虚伪狡诈，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我是深知道他的；邱清泉骄横跋扈，狂妄自大，向来目空一切，听说在豫东战役，他连蒋介石的亲笔命令都拒不执行。孙、邱这两个人是很难对付的。而邱清泉兵团又是淮海战区中的骨干，这样，怎能指挥得得心应手呢？同时，七月间我在南京开会时，有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雷渊澄（一九四六年在新疆我就和他认识）曾来我家访谈，他告诉我，他在徐蚌一带住了半年，最近才回来。我问他那边情形怎样，他说：“前途很不乐观，军事上我军完全处于被动，对于共军行动，几乎是个瞎子，而共军对于我们，则了如指掌。尤其糟糕的是，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军队纪律太坏，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他还对我举过好些事例。我回想起他的话，也成为我踌躇的另一个因素。

　　综合上述这些原因，我和几位高级幕僚几度研讨，并经过一天的思考后，觉得与其遗误于将来，不如慎之于事先，因此决定辞受新命。以“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做种种规画和积极部署，以及自己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理由，于二十六日电蒋介石及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收回成命，并婉覆刘峙及郭一予等。蒋介石于二十七日又自北平发来一个限一小时到的电报，记得内容大意如下：“某电悉。吾弟到鄂西后的种种规画，颇为妥善，深洽余意。惟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巨，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这是一个严厉的命令，再也不能说辞不受命的话了。我乃于二十八日覆蒋介石一电，大意如下：“某电奉悉。将此间事务稍加料理后，即赴京转徐。唯有一事不能不事先为钧座呈明者，徐州方面以邱清泉兵团为骨干，邱为人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与友军不能和衷协调，如万一将来再发生类似豫东战役的情事，以致贻误戎机，则所关甚大，谁负其咎？……”电文发出后，我将诸事料理后，于十月三十一日率一部分人员由荆门到沙市，候船东下，即在当天晚上接到蒋介石自南京发来一电，原文大意如下：“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仍供原职，希按原拟计划，积极实施为盼。”第二天国防部也来电正式收回成命。

　　徐州被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华东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南下，在新安镇、碾庄地区，截住了西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摆好了聚歼的阵势。中原野战军的一部，斩断了蒋军交通中枢津浦的徐（州）蚌（埠）段，控制了徐蚌间的广大地区，另一部向陇海路砀山地区实施钳击，割裂了商邱刘汝明绥靖区和砀山邱清泉兵团之间的联系。南线徐蚌间的解放军部队，又由南向北，直逼徐州，迫使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南面迎拒解放军，不敢东援黄百韬。至此，徐州外围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诚如蒋介石自己所预料到的，为中国四大家族的“党国”的存亡所系的淮海战役的序幕揭开了。

　　徐州被围，蒋介石和国防部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迅即命令当时集结在平汉线上确山、驻马店一带的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火速东援。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的毛主席战略思想指导下，已在淝河与浍河之间的地区，布置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等待黄维兵团钻进这个口袋。

　　东进的黄维兵团，在解放军的严密监视下，于十一月十九日进到南平集附近，遭到解放军的坚决狙击，伤亡颇大。黄维以其主力强渡浍河，企图击破解放军的狙击，迅援徐州，但是他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华东解放军全部歼灭，给黄维心理上以极大的震动和恐惧；同时，他们渡过浍河后，发现解放军的大纵深阵地，知道已钻进了口袋，乃于二十三日下午命其主力向浍河南岸退缩，企图退到固镇去和李延年兵团靠拢。解放军趁其混乱之际，猛力合围，将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长二十华里、南北宽十五华里的地区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这时的蒋介石，真是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直蹦乱跳。他的本钱快要输光了，已无可调之兵了。当时除在平津地区由傅作义指挥的部队约六十万人，实际上也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完整而又较有战斗力的军，仅仅只有几个新兵编练司令部新成立的一些部队，和残破得很严重正在整补的几个师，这是完全不能参与战斗的。所剩下的，就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胡宗南所属的几个军，和我所指挥的几个军而已。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所属的第一军到徐州，经空军总司令部研讨后，认为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同时胡宗南亦表示，不愿把他唯一独存的骨干部队调走，因而作罢。就这样，国防部于十一月下旬的一天（确切日期记不清楚），一连以几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调我所指挥的第二十、第二十八两个军，立即开武汉集结，待船东下。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是四川人，他的部队属于四川军阀杨森的体系，干部和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他们接到东调的命令后，情绪很颓丧，杨干才对我说：“我们队伍开到鄂西后，大家很高兴，因为靠四川近，现在又要东调，官兵们都不愿去。”我除了安慰和勉励他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王凌云所指挥的第二、第十五两军及三个纵队，已大部分到达老河口、襄樊一带，方靖的七十九军主力到达了宜城、南漳、保康一带。我命令第二军继续南下，开到荆门、十里铺、江陵间地区集结。

　　大约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或二十八日，蒋介石发来一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叫我和王凌云立即到南京去；另由武汉方面转来的电话，也是同样的指示。我即以电话通知尚在襄阳的王凌云，要他到荆门来一同走。在下午四时左右王凌云到来了，我们同乘车于当晚到了沙市；等到第二天下午才搭上一艘小的轮船东下，于三十日下午二时左右到了汉口。三时我和王凌云往见白崇禧，我向白汇报了鄂西北方面的全般情况，王凌云汇报了他所率部队南移的经过和到达的位置，还谈了一些关于全国的军事形势及徐蚌方面的紧张情形；并商定次日（十二月一日）上午由总部通知空军第四路司令部派飞机送我们去南京。

　　当我们辞出时，白崇禧说还有事要和我谈谈，叫我留下。王凌云走后，白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原先是在会客室谈话），他亲自把门拴上，然后和我同坐在一条长沙发椅上。他开始问我：“你看目前的形势怎样？”我答：“很紧张，很危险。”白说：“是的，情势确是很危险。东北几十万大军全部消灭了，而且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美械装备。共产党得了这样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们有的是人，很快就可组成很多的部队。东北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可大力支援军事。不仅这样，他们后面还有俄国人的帮助。林彪大军一进关，局势就更不好办了。”我插进一句问他：“总司令看林彪大军是马上就会进关？还是要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有一个休整时期再进关呢？”白说：“我看很快就会进关来夺取平津，因为林彪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早已在锦州一带集结了。”

　　紧跟着白就把话题转到主要方面来了，他说：“徐州方面，黄百韬兵团已在新安镇、碾庄地区全部被消灭了，徐州被围，黄维兵团亦已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正打得很激烈。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东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就仅剩下一个张淦兵团和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而已。而这些队伍，除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属张淦兵团）较有战斗力外，其余多半是临时编成，新兵很多，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加空虚。共军陈毅、刘伯承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一百万以上，他们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力量。把你的队伍调去，恐怕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

　　我就问：“依总司令之意，应该怎样办？”白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面前，以很兴奋而又带有几分自信的语气说：“我们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保不住，亦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则事情还大有可为。”这样，就把他的企图完全暴露出来了。我听了他的话，低沉地思索了一下，觉得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滚蛋不可。蒋走后由李宗仁起而代之，这正是四月间伪副总统竞选时，桂系使用了种种手段和大量金钱要李宗仁当选的目的。我心想，那时成了你桂系的天下，哪里还有我宋希濂的地位呢？

　　于是，我也站起来，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对他说：“‘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今时局艰危，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或尚可撑持一个时期，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样，在长江以南编练的第二线部队也可陆续使用。记得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在重庆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时，总司令在会上曾说，如不迅速遏止共军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就会形成南北朝的局面。现东北已全部被共军占领，平津亦岌岌可危。如目前在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消灭，恐欲求成为南北朝的局面亦不可得了。还是请总司令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至于从我个人的情绪来说，我希望不要离开鄂西，尤其不愿意把我的部队分割使用，但目前总以救大局为主。”

　　白听了我的话以后，狠狠地望了我一眼，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吧，明天你先到南京去，多了解一些徐州和黄维兵团方面的情况。如形势已无法挽救，去亦无补于大局，最好向总统及顾总长请求免调。”

　　第二天（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我和王凌云坐着空军派定的一架专机飞往南京，十二时左右在南京光华门外的飞机场降落，真没想到蒋介石已派了总统府的军务局长俞济时在机场候迎，因为以往无论是到南京或重庆以及其他地方去见蒋介石，是从来没有受到过官方的接待的。我们同乘着一辆汽车直赴蒋介石官邸，刚进入会客室，蒋介石就从楼上走下来了，并且和我及王凌云握了手；这也是生平以来第一次，蒋介石对像我们这样的部属和学生是从来不握手的。

　　坐下后，蒋介石就问王凌云部队到达的位置及部队的实力情况，王凌云如实报告。接着我将鄂西北地区的概要情况，和第二十、第二十八两军的开拔情形，及七十九军到达位置报告后，蒋介石就说：“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来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严重。现在徐蚌地区间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们的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巩固首都和长江以南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望你们淬砺奋发，鼓舞士气，务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关于部队的调运办法及补给等问题，蒋指示说：“等一会我告诉顾总长（顾祝同），今天下午开个会，叫有关的单位负责人都来参加，商讨办法，最要紧的就是愈快愈好。”从他的态度和言论上，充分可以看出他焦灼不安的情绪。

　　在飞机场时我就对俞济时说过，我有重要事，要和校长单独谈。这时，蒋介石就叫王凌云先走，叫我留下。送走了王凌云后，蒋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下后我就将在汉口见白崇禧的情形和谈话内容，向他报告。蒋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对于每一段话，每一细节，以及白崇禧当时的表情，都问得很详细。我汇报完了后，蒋说：“好，我知道了，你答复他的话，说得很得体。”

　　十二月一日下午三时，国防部召开一个会，参加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林蔚、萧毅肃，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及和作战运输补给有关的厅长、署长、处长等，加上我和王凌云共十余人，由顾祝同主持，商讨将第十四兵团全部东调的问题。首先讨论的是将第二军和第十五军由老河口空运南京后，再车运蚌埠集结的问题，这是顾祝同亲自提出，说是总统指示要这样办的。空军总部方面主管运输的一位署长，就能调用的运输机数目、每架运输机的载重量和能装运的人数，往返一次所需要的油料数量，以及每天最大限度能往返的数次等，做了详细的说明。老河口机场没有一点存油，如要飞机携带往返油料，则装运量就要大大减少。最后的结论是空运这样多的部队，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接着研讨轮船运送的办法，即是这些部队由老河口、襄樊地区步行到沙市集中，由沙市乘船到汉口，再由汉口换轮运到浦口再转运蚌埠（长江冬季水浅，汉口到宜昌，只能航行较小的轮船，所以要换船）。联勤总部运输署署长（记得是赵桂森，但不能确定）说，现在集中最大限度的运输力量，将第二十八军及第二十军运到浦口，最快也要到十二月十二日才能完成任务；如再运三个军（包括在最后的七十九军），就得要到年底或来年一月初才能运送完毕。由于这样运送的缓慢，会上有人主张部队以急行军的姿态向蒙城前进，但计算行程，最快要二十天，同时在中途可能不断地遭到解放军的狙击，就会更耽搁时间，这个意见被否决了。又有人主张部队以步行和船运两种办法，尽速向武汉集中，并以一部分由火车运输，即是经粤汉路、浙赣路、沪杭路、沪宁路运到南京，再由津浦路转运蚌埠。这个意见，暂时保留，俟部队集中汉口后看情况再定。关于部队调运的办法，会议的结果主要是依靠船运，责成主管运输的机关，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会上还讨论了有关补给及其他的一些次要问题。这次会议从三时开到七时才结束。

　　晩上八时半，蒋介石叫我和王凌云去见，对王凌云说：“明天一早派飞机送你到老河口，你要督促部队迅即开沙市集结待运。”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南京，和顾总长、俞局长经常保持联系。”

　　白崇禧图谋倒蒋

　　当一九四七年六月，刘伯承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威胁武汉和长江中游安全的时候，蒋介石政府感到万分惊恐，急忙调集了三十多个师，指派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设立指挥所于九江，来对付这个新的严重的局势。

　　白崇禧由一个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来直接掌握兵权，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他的野心很大，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一个战区的指挥权。他在九江指挥所时，一再向蒋介石建议，将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徐州绥署（主任先为薛岳，后为顾祝同兼）两个机构统一指挥。蒋介石恐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没有答应他。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伪国大进行丑态百出的剧烈竞选，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桂系军阀如虎添翼。白崇禧利用当时风雨飘摇的局势，以指挥便利为理由，将其指挥所移驻武汉。这样就形成了两个高级指挥机关——程潜的武汉行营和白崇禧的国防部指挥所，而指挥权则掌握在白崇禧的手里，实际上就是逼走程潜和硬要武汉地盘。蒋介石对此毫无办法，最后只有将武汉行营撤销，调程潜为湘赣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迫于形势下这一着棋，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程潜，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程潜在湖南的地位来牵制白崇禧。

　　白崇禧取得武汉地盘后，日益图谋倒蒋，使李宗仁得取而代之。他在军事上除张淦兵团（共有四个军）为桂系的基干部队外，多方拉拢河南的张轸（张轸那时任河南省主席兼信阳绥靖区司令官，有一个军和一些保安团队），鲁道源的云南部队（鲁道源那时任五十八军军长）及陈明仁等（陈明仁那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陈自在东北四平街战役后被撤职，对蒋介石、陈诚心怀不满）。在政治上则尽力拉拢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参议员。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早就存有使蒋介石集团与共产党打起来，打得双方筋疲力竭，两败俱伤，他们就可从中取利的企图。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同白崇禧有过几次的谈话和听过他几次公开的演说，他都是痛骂共产党，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的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的办法。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削弱蒋介石的力量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消灭，白崇禧是绝不肯放弃这个机会的。他知道蒋介石仅存的本钱，只剩下以第一军为基干的胡宗南集团，以第五军为基干的邱清泉兵团，以第十八军为基干的黄维兵团，加上其他一些没有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他希望看到这些部队的溃灭，更不愿将他已经掌握在手的部队调去解围，因为这是同他的企图相违背的。

　　第二十八军首先从鄂西开抵汉口，白崇禧就表示不让调走，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着历史渊源，便勉强同意调走。跟着第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等一类的话，并命令运输司令部，非有他的命令，不许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报电话催促，白都拒不执行，形成僵局。经顾祝同派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并经许的老师徐祖诒（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二十军调走。

　　现在轮到第二军了，第二军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等三个师，还有炮兵团、输送团等，全军有四万人；全系美械装备，部队历史悠久，战斗力颇强，为蒋介石集团骨干部队之一。这个军于十二月八日后陆续到达沙市集结，待轮开汉。其先头部队的第九师，则已于九、十两日先后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突派其亲信干部率其警卫团的武装部队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部的电报，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绷绷地顶回去，任何好话疏解，都毫无效果。东线的战况是那样紧张，真是盼望救兵如救火一样，而武汉方面却是多方留难。这把蒋介石急坏了，便亲自拿起电话机同白崇禧通话。一开头双方态度还较好，蒋对白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愈来愈坏，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将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掼，用他那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白崇禧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部队不许开汉，同时并命已经到了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的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对我说：“这样吧，你还是回到沙市去，把鄂西、湘西地区好好经营一番，藉以屏障四川。可在那边新成立一些部队，你去找顾总长、林次长商谈一下。”

　　白崇禧力阻第十四兵团部队东调，多方留难，最后不惜采取同蒋介石决裂的态度，是有其深远的目的的。主要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迫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当然，他希望多掌握一些部队做为政治资本的意图也是有的。

　　我这次到南京，自十二月一日到十二日，在这十二天当中，同蒋介石见面有七、八次。我十分留心地观察他的态度，他经常是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充满悲观失望的一副可怜相的面孔。过去那种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得意扬扬的神气，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十二月八日那天晚上的聚会，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黄维兵团的副司令官胡琏于八日上午，从双堆集乘一架小飞机来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战场的情况，说的都是坏消息，而没有一点足以使人鼓舞的事情。蒋介石除了空言的慰勉而外，拿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危局，因为这时由徐州南下的杜聿明集团已被围困于陈官庄附近，从其他方面也已无可调之兵了。蒋介石于当天晚上六时半约我和胡琏去吃晚饭，在座的还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及蒋经国。饭后就在那相当宽敞的会客室里放映了一部“文天祥”电影片。放完后，蒋介石站起来向我们点点头，便低头沉思，缓步地走上楼去了。我们待在一起三个多钟头，蒋介石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很似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情景。当时，我被这幕悲剧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地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呀！”

　　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率残部直逃到西昌去，被解放军追上，围困于大渡河畔走投无路时，曾有过举枪自杀的意图，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正是这部“文天祥”影片的影响。

　　迫蒋下野

　　我于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南京飞到汉口，住在跑马场附近的一所楼房里。大约是十七日或十八日的早晨八时左右，我正在吃早饭的时候，一个副官慌忙地跑来对我说“总司令来了”（即白崇禧），我跑去迎接，他已经进到会客室了。他问了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后，便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谈谈。”我便和他同乘一辆车到了他家里。

　　他引我到他楼上的一间书房里，室内除一张办公桌、一把圈椅和三张沙发外，墙上还挂满许多军用地图。坐下后，他吩咐侍从人员下楼去，并不要让人进来，然后他就对我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三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白说完后认真地注视我的态度，并问我的意见怎样。当时使我处在一个很为难的境地。我本来是一个不会抽烟的人，这时燃起一支烟使劲地吸着；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答复他说：“总司令对战局所做的分析和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同共产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是被打垮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当然很好，我也很赞成。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本应遵办，但我考虑到：（一）我们和蒋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在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我们是他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太好；（三）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说：“军纪问题、道义问题都是应该考虑的，但目前以顾全大局为主。如能用和谈的办法使我们获得喘息的机会，不至于被中共完全消灭，得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并积极培养新的力量，则事尚可为。这样做，正所以爱护蒋先生，不要过分地从小节上考虑问题。”

　　我说：“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白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作用不大。”随后白就蒋介石的任用非人，指挥错误，以及政治上经济上搞得一团糟等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乎整整地说了两个钟头。最后仍回到主题上来，继续鼓励我，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胁迫性的意味，要我照他的意思去做。我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时已十二点，我向他告辞。

　　离开白的寓所后，我没有回家去吃午饭，便径到袁守谦那里去（袁守谦那时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其驻在武汉侦察白崇禧的动态的），把白对我谈话的详细情形告诉他，由他负责向蒋报告。同时我们研商后，决定我当天下午就离开武汉回鄂西去，防备白采取激烈行动，并由袁负责向白解释。就这样，我于当晚悄悄地离开了汉口，取道长沙、常德，回到沙市。

　　事情的发展，如大家所共知的：没有几天，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相继发出电文促蒋下野，不久白崇禧亦亲自出面逼蒋去职。蒋介石在其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并在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夹攻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通电宣告“引退”，并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职权。

　　溪口见蒋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和白崇禧同机由汉口飞到南京。大约是在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约我到他的公馆去，我刚跨进他的会客室，关麟征也跟着到来了。顾祝同对我们两人说：“你们到溪口去见见总裁，我已打电话给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要他派飞机送你们去。”（究竟当时是蒋介石有电话给顾祝同叫我们去，还是顾祝同自己的意思要我们去见，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我和关麟征于是日正午搭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到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这个学校这时已经大部分搬空了，满地都是遗落的器材书报等。我们费了不少的工夫，才找到了学校的教育长胡伟克。这个一向性情活泼、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这次见面，一点兴奋的情绪都没有。他劈头就说：“你们两位老大哥今天到这里来，既没有东西给你们看，也没有东西给你们吃，真是抱歉万分！学校奉命迁移台湾，已经大部搬完了。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秋天曾被迫由这里转移到西南去，当时人人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但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次搬家则完全不同了，大家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谁也不相信会有打回来的一天的。”他叫炊事兵弄了一些蛋炒饭给我们吃。约在下午三时，我们换乘一架小型的运输机，不到一小时，就飞抵奉化机场。俞济时来迎接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行驶约半小时就到了溪口，把我们安顿在武岭小学楼上的一间房子里。五时许蒋经国来邀我们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小溪缓步而行，谈话很少。由于心情的沉重，也无心观赏风景。当晚在蒋经国家里吃饭，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问题，多半是三年来失败的原因，而对前途怎样办，得不出任何的结论。

　　第二天早晨七时，俞济时来说蒋约我们上山去吃早点并谈话。于是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沿公路上驶约一公里多后下来，在松林中循着一条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约一千多步便到了蒋介石的住宅，是修建在丛树中的一栋小平屋。我们在会客室坐下不到五分钟，蒋介石进来了，和我们点首寒暄后，便带我们到屋后去走走，出门后不到两百步，便是蒋介石母亲的坟墓，我和关麟征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礼，蒋介石回礼并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后山一带散步眺望了一番，随即回来吃早饭。饭后，我们分别向蒋汇报了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及南京方面的一些重要情况。关麟征并谈到李宗仁征求他担任参谋总长职务的问题，向蒋请示。随后蒋介石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兹记述其要点如下：

　　（一）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工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趁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征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二）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毁谤诬蔑。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上述两段话，是蒋介石这次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他以相当激动的态度和语调，反复地阐述这些意思，足足地讲了半个钟头，我也记不得那许多了。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帝国主义给他的援助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①，一定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分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蒋介石讲完他原来准备要对我们说的一大篇话以后，稍微停息了一下，喝了几口白开水，接着对关麟征说：“我离南京前，曾和敬之（何应钦）、墨三（顾祝同）谈过，叫你担任陆军总司令，何以尚未发表？李宗仁要你当参谋总长，这是他们企图分化我们的一种阴谋，你不宜担任。你以任陆军总司令为适宜。”蒋介石随即对我说：“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说完后站起来打开会客室的门，叫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卫去找俞济时来。没有几分钟俞济时就进来了，蒋介石嘱咐他编几本专用密本，交我带去交给在湖南的几位军长。我和关麟征随即向蒋告辞，偕俞济时一道下山，约等了半个钟头，俞济时把三本密码本交我带给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第一百军军长蒋当翊，并要我对他们说今后可常和总裁直接联系。

　　上述这些情形，都是蒋介石形式上下野，幕后操纵一切的实际例证。

　　我们乘一架专机于正午在奉化机场起飞，下午一点多钟到了上海。商得飞行员的同意，决定在上海停留一夜，住在金门酒店。晚间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来看我们。他原在军政部任军需署署长，和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善饮酒，会讲笑话，任何一次聚会，有他在场，是不会寂寞的。但这次一见面就唉声叹气地说：“完了完了，我们已被共产党打垮，人心已经完全丧失，国民党的气数快要告终了！”

　　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我们回到了南京，一同去见顾祝同，向他汇报到溪口见蒋经过。谈到关于关麟征任陆军总司令问题时，顾祝同说：“这件事，因行政院于二月初即迁往广州，还没有来得及提请通过。不料行政院搬到广州后，孙院长未和国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过决议，发表了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既已造成了这个局面，目前不便马上变更，只有暂缓一个时候再说。”因此，关麟征之任陆军总司令，延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才实现。在当时，陆军总司令一职，并无实权，尚且如此勾心斗角，可见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和矛盾重重了。

　　和谈前夕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晚七时，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我也被邀参加了。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当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十二人。会议讨论了下列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做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十万，在目前情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做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嘱国防部照办（其后陶峙岳依据张治中的意旨，一再拒到京、穗开会，形式上接受国防部要驻新部队东调的命令，以要求大量开拔费为借口而拖延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尤以甘肃全省的解放，新疆部队遂于九月间起义投向人民）。

　　第三、十个美械师的分配。一九四八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多方面拼命做垂死的挣扎。他于是年十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十个师的美械装备（这是郑介民于十二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二、三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四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有两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急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谓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藉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白这番话是对顾祝同说的，实际是指蒋介石、何应钦等。）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四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愈说愈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何应钦看见情形不对，连忙劝他们两人不要争吵，说此事待他仔细研究一下，再请示李代总统决定。一场激烈的争吵，算是平息了。以后听说分给了桂系两个师的美械装备。

　　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从这个为时仅两小时的会议里，可以看出李宗仁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丑态。

　　我于和谈代表团飞北平后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这次在南京共住了十一天，也是待在国民党政府都城的最后一次。在这十一天中，凡所接触过的人，除张治中对和谈还抱有几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悲惨的绝望哀鸣。例如二十年来为蒋介石所最亲信的参谋次长林蔚，向来是一个说话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谈到前途的展望时，他摇头叹息地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二十多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了，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就是叫我们投降，有什么和谈可言？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把手枪随时佩带在身，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又如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时期，我就和他在一个团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这次一见面就说：“老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三年工夫，就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真是像做梦一样。”他站在空军总部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修盖起来的，有的尚未完工，现在得让共产党来住了！”言下不胜欷歔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数以千计的小洋楼是各式各样的，真是争奇斗妍，美轮美奂，除一部分属于外国使馆的外，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要人们的住宅，而这时，已是十室九空了。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区，在这一带的许多大旅馆上等餐馆酒楼茶楼，过去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是顾客稀少，门庭冷落，一到傍晚，许多商店即已歇业，街上行人，屈指可数。我看了这一副凄凉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念起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那首词来。我想，现在该是七代了！

　　我和胡宗南策划的退却计划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我从驻地宜昌到了南京，那时正是国民党政府派定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准备前去北平的时候。我和张先生见过三、四次，谈过好些问题，最后一次，是三月三十日晚上九时左右，我问张先生：“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战争是无法再进行下去了，您看我今后应该怎样办？请您指示指示。”文白先生说：“这次去北京，希望和谈能成功。我到那里后会有信给你，你等着我的消息好了。”但以后我再没有得到张先生的任何指示（一九五六年张先生曾告诉我，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有一封长信给我，但我没有收到）。这年七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攻宜昌、沙市，我将所部主力转移至巴东、野三关、五峰、渔洋关、慈利、大庸至沅陵之线，主要任务是屏障川东门户。这时国防部并发表我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当时我所指挥的部队，计有：陈克非的第二军，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等三个师；刘平的第十五军，辖第六十四、第一六九、第二四三等三个师；方靖的第七十九军，辖第九十八、第一九四、第一九九等三个师；陈希平的第一一八军，辖第五十四、第二九八等两个师；张绍勋的第一二二军，辖第一六七、第三四五等两个师；顾葆裕的第一二四军，辖第六十、第二二三等两个师。以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二二等三个军编为第十四兵团，归兵团司令官钟彬指挥。其后，又以第二、第一二四等两个军编为第二十兵团，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兼任兵团司令官。同时我还收编了湘西地方恶霸等所掌握的地方武装力量，计有田载龙的新编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编第二师，陈子贤的新编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编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编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编独立第一旅等。其后又收编了辰溪的张玉琳匪部，畀以新编第一军的名义。当时总兵力号称十七、八万人，实有力量约十四万人左右。这些部队，除第二军历史悠久，装备完善，兵员较足，是一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外，其余大都是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以地方团队或师管区的新兵团编成的，装备既不好，训练也差，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至于收编的地方武力，更是乌合之众，纪律极坏。我深深地知道，以这样脆弱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政治上的散漫和腐败，是无法和解放军抗衡的。不能坐待歼灭，必须寻找出路。出路何在呢？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率部在湖南起义。头一天，陈明仁曾给我一个电报，劝我共同起义。我当时由于头脑里存在着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认为如投向共军，恐绝无容身之余地，加上对情况完全不了解，因而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和他采取一致行动，仅覆了他一个“事关甚大，正慎重研究中”的电报，实际就是拒绝起义。程潜、陈明仁等起义后约四、五天，白崇禧在衡阳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说：“陈明仁率一部投向共军后，已被全部缴械，程潜、陈明仁均已被扣留，押送武汉去了。”我当时信以为真，还庆幸自己不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做得对。我所属的一位补给司令罗文山曾对我说：“仗是没有力量再打下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左转。”我问他怎样左转法？他说：“秘密派人和解放军接洽。”我说：“我们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杀过他们不少的人，他们的报复心是很强的，而且手段很残酷可怕；投向共军，能容许我们生存下去吗？听说陈明仁投共军后，部队已全部缴械，陈明仁亦已被扣。很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罗文山问我今后打算怎么办？我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过去共军采取的战法。今天我们力量弱了，不能和他们决战，也可以采取这种战法。最要紧的，就是要避免陷于被包围的状态。最近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如能把这十多万人拖到滇西去，背靠缅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至于被消灭就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能保存力量，以待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则前途仍是大有可为的。”我继续说：“我们曾在滇西驻过好几年，对那边的地形、民情、物产等都是相当熟习的。最好以保山、腾冲、龙陵等县为根据地，凭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以阻共军的进攻。万不得已时，亦可退到缅甸的密支那、八莫、腊戍等地去。缅甸没有多大军事力量，他们是阻挡不住我们的。”我并问罗文山对我这个想法有什么意见，罗文山说：“这个方案很好，就恐怕国防部不同意。”我说：“那个以后再想办法。”这是我当时所考虑到的出路。

　　八月初我把我的司令部由巴东移到恩施，八月九日我由恩施乘飞机到了重庆，当晚会见张群（他那时是西南军政长官），并在那里晚饭。十日拜访了钱大钧、杨森等人，这天晚上我和在汉中的胡宗南通电话，约定翌日去看他。十一日下午一时，我到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于下午三时左右到了汉中。胡宗南亲自到飞机场迎接我，随即一同乘车到了他的住所。在六时半吃晚饭以前，我和胡宗南、李文、李铁军、罗列等人只是随便谈谈，没有涉及具体问题。

　　自八时起，我和胡宗南单独会谈（有时罗列也来参加），一直继续到深夜两点多钟，足足谈了六个多钟头，在头一个多钟头里，我们谈的是国民党政府二十多年的统治：在政治上没有做出一点成绩，贪污成风，腐败无能，弄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经济上没有一点建设成就，而且弄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党务上更是一团糟，国民党员号称几百万，毫无组织力量；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中上级军官大多腐化堕落，士气消沉，指挥紊乱。认为上述种种，是三年来失败到这般地步的重要因素。接着我们提出了下列几个问题来讨论：

　　（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于短期内爆发？

　　（二）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三）就目前形势，我们能否保有西南、华南、台湾等地？

　　（四）如果解放军向西南进攻，我们能不能和他们进行决战？如果不能决战的话，应该怎样办？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短期内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英、法等国损失惨重，绝非短期内所能恢复，这些国家当然不愿打仗。美国损失较少，但美国人民是不要战争的。美国政府要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非积极在舆论上动员，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不能轻举妄动的。美国一贯的作法，就是它出钱出枪，利用别人打，等到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它就出来拣便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现在如果再有大规模的战争，必然主要就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西欧许多国家都没有力量打，这些国家的人民，更是厌恶战争，渴望和平。西欧没有国家打头阵，美国要想组成五、六百万大军送到欧洲去同苏联打，是绝不会干的，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势下，短期内绝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从未和共军接触过。在解放战争期间，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我在新疆工作，亦未参加。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及解放军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谈不出什么意见。胡宗南认为有这种可能，他的理由是：（一）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团结，如张国焘等从延安偷跑出来，就是一个实例；（二）过去共产党内部整风，斗争很激烈，许多人受不了，常从陕北逃跑出来；（三）共产党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发展了许多游击根据地，各个地区都是各自为政，现在这些力量壮大了，必然想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互相摩擦，互争雄长，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他的话，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当时估计解放军正规部队约有四百万人左右，再加上地方兵团及民兵等组织，可能达到一千万人。认为中共拥有这样大的力量，必然很快就要向各地进军来统一全国。而当时国民党军队仅存一百多万人，散布在新疆、甘肃、陕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鄂西、广东、广西以至台湾等广大区域内，无论就军队数量和战斗力来说，都无法在任何地区进行决战，因而在整个大陆上——不论是华南或西南，恐都将保守不住。但认为台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地，则可保持下去，或至少可以保存一个时期。因为解放军要进攻这些地点，必须有相当的海空军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成长，至快也要三、五年。我们知道解放军当时是还没有海空军的。

　　关于第四个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谈的重点，讨论得较细致，花的时间也最多。

　　当时的西南地区，除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外，还包括鄂西、鄂西北及陕南地带。在这个区域内的部队，统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计有：在陕南、川北一带归胡宗南（名义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指挥的，有李文（第五兵团）、裴昌会（第七兵团）、李振（第十八兵团）等兵团，辖第一军（军长陈鞠旅）、第三军（军长盛文）、第十六军（军长冯龙）、第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第二十七军（军长黄祖勋）、第六十四军（军长胡长清）、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第七十六军（军长许良玉）、第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第九十八军（军长刘劲持），还有一个军的番号及军长姓名记不清楚（胡宗南当时告诉我，他共有十二个军。但听说以后又增编了几个军，内容不详）；归川东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指挥的有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辖四十一、四十七两个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由孙元良兼任，第四十七军军长原为杨希域，后为严翊。归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指挥的有何绍周的第十九兵团，辖四十九、八十九两个军。第四十九军军长原系何绍周自兼，后为王伯勋，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归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指挥的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及由云南保安团队编成的新编第十三军（军长余建勋）、新编第十四军（军长龙泽汇）。归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上已开列，此地不重述。另外还有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接指挥的罗广文兵团（第十五兵团），辖一〇八、一一〇两个军，一〇八军军长由罗广文兼任，一一〇军军长向敏思。其后又由郭汝瑰组成的第二十一兵团，辖第四十四、第七十二两个军，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兼。还有属于西康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元瑄），属于邓锡侯的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属于杨森新编成的第二十军（原有的二十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时全部消灭）。其余还有归长官公署直辖的几个独立师。加上四个省的保安队，总兵力约为九十万人左右。这些队伍，大部分都是新编成的，装备不全，尤其缺乏训练，战力脆弱。而散布在西南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当时除公路外，没有一条铁路，要想集结兵力在某个地区来进行决战，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进行决战，我们当时是充分讨论过和估计到的。在这约九十万人当中，我和胡宗南拥有的兵力，超过半数，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南的两张王牌。我们既然认识到解放军不久就会向西南进军，也认定了自己没有力量进行决战和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当然也不愿坐待消灭，必须寻找求生存的出路。不用说，我们当时谁也不会谈起向中共投诚的问题的。因而会谈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避免被解放军包围，以保存实力的问题上。当时我们经过相当多的时间商定了下列方案：

　　为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必须设法避免使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做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俟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应立即以主力转移至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移至滇南的车里、佛海（即现在的西双版纳）一带。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退到滇、缅、泰边境。为顾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军的决心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根据这个决策，商定由胡部设法抽调约一个军的兵力开驻川南的乐山、峨眉、新津等县，准备进入西康；由宋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开驻泸州，为将来主力经由盐津、昭通、会泽等地开往滇西做好准备。为使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应先解决刘文辉以控制西康，并以西昌做为第一个根据地。

　　这个方案，决定俟蒋介石于八月下旬来重庆时向他当面陈述。

　　这次会谈商定后不久，胡宗南便以训练新兵为名，开了两个师到川南的乐山、峨眉一带；我指派了第七十九军的新兵总队约四千多人开驻泸州训练，并暗示各军的后方留守可设在泸州。

　　应该坦率地说，我们这次商定的计划，主要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在滇西住过三年多，对于滇缅边区的情形较为熟习。当我向胡宗南说明这个方案的概要后，胡宗南曾从座位上跳起来拍着我的肩膀，兴奋地说：“老宋，这个计划好极了！好极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乘飞机到了重庆，所有在西南方面军事、政治、党务的主要负责人，均陆续来到了重庆。大约是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和八月三十一日的晚上，我和胡宗南相约到重庆山洞陵园去见蒋介石，向他委婉陈述我们在汉中商定的方案。但蒋介石坚不同意，他认为：（一）两广恐难保持，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二）如果在大陆上完全放弃了，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三）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以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必须努力保持这一地区，成为复兴的根据地；（四）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反共的态度是一致的，现在只要他们不在后面捣乱，应设法团结他们以安其心。

　　我们曾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解放军不久就会向西南进攻，如不避免决战，有被包围以致歼灭的危险，积极设法保存实力，实为上策等意见，向蒋反复陈说。蒋不仅坚不同意，而且最后面有愠色，这样，我们就无法再说下去了。因而这个计划也就搁置起来了。

　　两月之后，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解放军开始向西南大进军。在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指导下，采取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由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杨勇兵团，以迅速果敢的行动，于十一月间解放贵州后，即西出毕节、泸州、宜宾、乐山，有力的一部并进抵川康边境的金口河、富林等地，完全截断了国民党军队退往西昌、滇西的去路，将胡宗南的全部以及由川东溃退的部队，彻底地聚歼于成都附近的盆地内，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批武装力量。

　　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情况极其紧张之际，胡宗南曾由新津空运了数千人占据了西昌。那时解放军尚来不及向西昌进军，因而胡宗南凭借这几千人的力量又在西昌待了两个月。听说他在西昌时终日绕室彷徨，有时大笑，有时痛哭，常捶胸顿足，骂蒋介石为“老糊涂”。

　　蒋介石在重庆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鄂西的宜昌、沙市及湖南的长沙、常德等地相继解放，白崇禧率桂系部队退据衡阳、邵阳一带。西安、宝鸡等地，亦于六、七月间解放，胡宗南率部退据秦岭及其以南地区。这时的西南，除川、康、滇、黔四省外，还应包括陕南及鄂西、湘西的一部分。在这个地区内，残存的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地方保安团队在内，共计约九十万人。军事指挥的首脑部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设在重庆，长官为张群。下辖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汉中，主任为胡宗南；川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万县，主任为孙震；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恩施，主任为宋希濂；贵州绥靖公署，设在贵阳，主任为谷正伦；云南绥靖公署，设在昆明，主任为卢汉；西昌警备司令部，设在西昌，司令为贺国光；此外还有直属的罗广文第十五兵团等单位。这些部队除两三个军（例如第一军、第二军）装备较好，兵员较足，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以外，其余都是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九年上半年，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的残部以及一些新兵和地方团队拼凑编成的，没有什么战斗力。

　　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迷梦，于八月二十四日由广州飞抵重庆。他一下飞机，便发表谈话称：“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蒋介石过去每到一地，当地的党政军机关，总要强令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其次是一些御用的团体）持旗列队前往欢迎。但是，自从他揭下假面具，发动大规模内战以后，由于西南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连这点强制力也失去了。当蒋介石那天带着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等由广州飞抵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国民党市党部和重庆市政府，再无法强制青年学生出来欢迎，连平日御用的一些所谓“群众团体”也动员不了，最后只得由重庆的一些帮会的袍哥大爷如石孝先（石青阳的儿子）、田得胜、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去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这批社会的渣滓，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的。自上清寺经两路口、七星岗、五四路到林森路，没有欢迎的标语，只有用白布写的什么“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欢迎蒋总裁来西南主持军政大计”等几个大字，欢迎的团体署名为“汉流”，在长达约四、五公里的马路上，稀稀落落地悬挂着。二十五日我由恩施飞到重庆时，看到这幅凄凉的情景，感到难过，觉得“太不像话了”，却不知从人心的向背得到启发，这也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多么顽固！

　　蒋介石到重庆后，即电召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员到重庆来见他，并于八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上午九时，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蒋介石、张群外，有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王陵基、谷正伦、钱大钧、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蒋经国、俞济时、邱渊（西南区补给司令）、程开椿（胡宗南部的补给司令）、刘宗宽（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兼第三处处长）、徐远举（第二处处长）、孙伯先（第三处副处长）、沈策（胡宗南的副参谋长）等人。

　　首由徐远举报告解放军在西北、华南各地的进展情况，同时强调西南地区的安定。继由孙伯先就西南长官公署所辖各部队布防情况，和一些在后方整补的部队的情形，做了概要的说明。第三个发言的是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他十分浮夸地说胡宗南部守备秦岭地区有充分把握，并说必要时可向关中进击，收复西安；同时提出了胡部策应兰州出击陇南的军事计划。最后由蒋介石讲话，一开头他想安定大家的心理，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是怎样的“稳定”，是怎样的“好转”，他却没有说出具体内容，只说：“过去有些人投降共产党，现在这些人都知道上了当，觉醒过来了，今后不会再有叛变投降的事了。”接着蒋介石就强调西南地区的重要性，大意和他飞到重庆后发表的谈话内容差不多。最后，蒋介石说：“有陆海空军的国家是不会被灭亡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百多万陆军，有相当强大的海空军，绝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望大家同心同德，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以争取胜利。”蒋介石讲话后，到十一时三十分会就散了，总共不到三个小时，既无议案，也无讨论。其实，在当时日暮穷途的局面下，这种会议，不能不只是形式的，也可以说是多余的。

　　蒋介石多年来对于部下，一贯是制造矛盾和运用矛盾，实行双线以至多线政策进行控驭。除了他自己的势力所不能控制的地区外，凡他所委派的方面负责人，军队自师长以上，行政自厅长以上，他总是要实行他的这一套政策，以防止某些人形成一种实力，尾大不掉，危及他的统治。这种实际的事例是很多的，他对于张群这样一个将近四十年的密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也并不例外。张群这次来到四川后，因为所有在西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均与他毫无渊源，所以他很希望能兼任四川省主席，并不甘于做一个空头的西南军政长官。我于八月九日到渝见他时，他就曾对我表示说：“蒋先生调王方舟（王陵基号方舟）回四川来当主席，一年多了，王方舟个性倔强，态度生硬，四川人多称之为‘王灵官’，他和各方面都搞得不好，你和宗南的部队的补给，主要靠四川，王方舟能不能担起这个任务来满足前方的需要，我很担心。”由此可以看出张群早有撤换王陵基，由他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之意。蒋介石到渝后，刘文辉、邓锡侯和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等人，正式向蒋要求撤换王陵基，并拥护张群主川，但被蒋介石坚决拒绝。同时，我还听说张群曾向蒋介石建议调换重庆市长杨森，并提出以曾扩情继任，但也未获得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坚决维护王陵基、杨森呢？显然是想利用这些派系之间的矛盾，来控制张群、控制四川各派系的军阀。

　　八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下午，罗广文（时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官）邀约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刘伯龙、郭汝瑰、陈春霖、向敏思、沈策、赵秀昆等十余人，到他的重庆办事处座谈并叙餐。大家交换了一些关于时局的意见，胡宗南主张由大家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获得一致的赞同，当即推郭汝瑰、赵秀昆（赵为罗广文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两人起草信稿，经过讨论修改补充后就通过了。这封信约有七、八百字，原文我记不得，只记得大意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与“中央”保卫华南、西南及台湾等地区的决策；第二段特别强调西南地区的有利地势，人力物力的丰富，巩固并充分利用这个地区的优越条件，使之成为反共复兴的基地；第三段请求蒋介石留驻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军事政治党务，使西南地区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奋斗图强，“国家前途，实深利赖”，等语。信缮正后，大家签了名，推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五人于第二天下午四时，前往山洞陵园见蒋当面递交。

　　蒋介石看完了这封信，首先对我们发了一大套议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几百万党员，特别是许多负责干部之“不能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接着便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由我亲自主持指导，如果局势稳定，将来大家也可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撑持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就一定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以争取最后胜利。”蒋说完后，我们几个人也相继说了一些意见，主要的意思仍然是说明请蒋留住四川的重要性。最后，蒋介石只表示说：“以后我可常来四川，希望你们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各军师团长。”约一个多钟头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下面我想谈谈我和蒋介石几次谈话的情况。

　　我于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半，由恩施乘飞机到了重庆，十一时即到山洞陵园去见蒋介石。蒋在他所住的一栋小平屋的走廊上接见了我。我向他报告我所指挥的部队自宜昌、沙市撤退后的情况，并说明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军队粮食补给困难，致使前线部队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影响士气。蒋嘱我找钱大钧商讨解决办法，随即问我：“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叛变，你事先知道否？”我答：“不知道。”又补充说：“当事情发生后，我立即查问电台和陈明仁兵团的电台是否尚可联络，电台答复说还可以，我就即刻发致陈明仁一电探询真相。第二天得陈明仁覆电，申述他脱离中央，投向共军的原因，并希望我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我覆电拒绝。以后就再没有联络过了。”蒋连声说：“好！好！”谈到这里，谷正纲进来了，蒋介石因为有事，叫我再约时间面谈。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蒋介石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要我把我所指挥的几个军的军长师长姓名、籍贯、军校期别及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向他汇报。我逐一地做了答复，并把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指挥能力，也概要地加以说明。蒋介石听了，脸孔上显露着相当满意的表情。接着他说：“我们和共党是势不两立，共产党得势，我们这些人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你要告诉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人人抱定为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蒋介石这番话，充分透露出他在临近末日之际，那种垂死挣扎的绝望心情。

　　蒋介石这次召集好些将领到重庆来，除开过一次毫无内容的会议和个别接见询问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好些人都很感到失望，例如罗广文就曾对我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的消息、新的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会也开过了，见也见过了，钱大钧通知大家说：“奉总裁指示，各将领没有事的就可回去了。”我于九月二日飞返恩施的前一天，到山洞去向蒋介石辞别时，他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对他这套话真有听厌了之感。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于川东军事失利后，便产生了和蒋介石及国防部断绝联系，想率残部退到滇缅边区去的行动，后面我将详细叙述。

　　美国参议员的诺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我在解放军着着进逼之下，退到川东武隆县境的江口镇时，大约是在二十一日晚（日期记不确切），曾挂电话和在重庆山洞的蒋介石侍从秘书曹圣芬通话（曹与我的三哥在中央政治学校同学，又同是湖南人，我和他的交情很好），向他询问情况，并问在目前这样严重局势下：“总裁（指蒋介石）如何决策？”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昨天来到重庆见总裁，是由夏武官（夏为浙江人，留学美国，是蒋介石的侍从空军武官）当翻译的。诺兰向总裁表示，希望国军能在大陆上支持六个月，当由美国出兵支援。诺兰并表示，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国共产党，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仗的。”曹圣芬又说：“现在希望前线能顶得住，刻正调胡宗南的部队来重庆，如果能守住重庆几个月，就会有办法了。”

　　当时蒋介石的确相信诺兰的话，幻想死守西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

　　自解放大军向西南进军后，据守在陕南、川北的胡宗南恐被包围歼灭，力主将部队退往西昌、云南一带，万不得已时，退往滇缅边境，但蒋介石坚不同意。当川东局势紧张时，蒋急令调胡的骨干部队第一军来重庆，并征集了四百辆汽车去广元接运。胡宗南极不愿意，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勿调，并故意延缓部队行动。蒋介石很恼怒，亲自挂电话与胡宗南通话，在电话中彼此竟至争吵起来。结果第一军只调了两个团运到重庆，在市区耀武扬威地游行一番，想藉以安定人心。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顾祝同等逃到成都后，胡力主迅速退往西昌，蒋则要他死守成都。争议未决，而解放军已由贵阳出毕节，相继解放泸州、宜宾，并进至乐山、蒲江、邛崃等地，截断了胡宗南军向南逃窜的去路，结果胡部三十多万人几乎全部被歼灭于成都附近地区，仅有数千人逃到了西昌（大部分是空运去的）。胡宗南乘飞机逃到海南岛后，蒋介石又严令他回到西昌，要他在西昌死守三个月。

　　不难看出，蒋介石之所以要胡宗南守重庆、守成都、守西昌，诺兰对他所做的“诺言”，显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异想天开的“反攻”

　　我于九月二日下午飞回恩施后，九月中旬某日（确切的日期我记不清楚了），顾祝同偕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第二厅副厅长（忘其姓名）及后勤方面的人员等，飞到恩施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参加者除顾祝同及同来的几个国防部高级人员外，有我和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及本部参谋长、副参谋长，第二、第三、第四处处长，补给司令等。首由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就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报告国民党军及解放军的位置（国防部第二厅对于解放军的行动，并无正确的情报来源，只是根据无线电测向台来判断解放军各军的位置）。继由许朗轩发言，说共军兵力相当分散，是我军反攻的良好时机，国防部决定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岛屿的汤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陇海路西段进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这是赋与我的反攻任务。最后顾祝同发言，说明这次反攻对政治和军队士气有重大影响，希望各部队长切实执行国防部的计划。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反攻的力量呢？所以我在会议上一言未发。我部的一些幕僚人员提出了关于派空军配合作战及补给等问题，并未获得具体解决办法。会议历时两个多小时结束。

　　午饭后，我请顾祝同到我的卧室里休息，顺便问他广州方面的情形。顾说白崇禧、薛岳等和他捣乱捣得厉害，对于军队部署等问题，牵制掣肘，事情很难顺手；解放军主力现在江西，似有越过大庾岭进攻广州的企图，形势殊难乐观，只希望西南方面能多撑持一个时期。约在午后四点多钟，顾祝同等一行离开恩施飞往重庆去了。

　　顾祝同走后，我立即召集部下开会，一致认为部队在宜沙一带被解放军击破，退到鄂西一带山地，尚立足未稳，加以有些队伍残破不堪，收容整顿也需要一个时期；而补给又是这样困难，实不具备进行反攻的条件。经反复研讨，决定令饬第十四兵团所属之第十五军，派一个团的兵力，向慈利做试探性的攻击，第一二二军派若干小部队渡过澧水，从事袭击扰乱；令饬第二十兵团（兵团司令为陈克非）派出约两个团的兵力，从巴东、野三关地区向当面的解放军做试探性的攻击；其余各部队应积极整顿补充，并构筑工事。以后这些担任行动的部队，由于受到解放军有力的回击，未获得任何成果，而渡过澧水窜扰的小部队，多半被解放军所消灭了。

　　至于汤恩伯、胡宗南两部所谓反攻的情况是：福建方面，解放军已肃清福建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党军，迫近在福建大陆上最后一个据点厦门，汤恩伯本人逃到台湾去了，其残部逃窜到沿海岛屿。胡宗南派了一部分队伍偷袭宝鸡，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解放军趁机突破了秦岭防线，打开了通向汉中的门户，迫使胡宗南的部队不断向川北地区龟缩。

　　据顾祝同告诉我，这次反攻方案，是白崇禧提出来的，而且他主张最力。当时白崇禧退据在湘南的衡阳、宝庆一带，拥有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四十六军、第五十六军、第一二六军共五个军的桂系部队，其中第七军是桂系军阀北伐时期的老底子，第四十八军则为一九三二年编成，曾由白崇禧亲任军长。这两个军的军官百分之九十是广西人，兵员亦以广西人为多，战斗力较强，白崇禧并利用封建关系维持其绝对的统治，是桂系军阀部队的两张王牌。除上述五个军外，还有黄杰的第一兵团所属的第十四军及七十一军。八月间解放军四野部队曾有一小部进抵湘乡县属之永丰镇附近，已渐接近宝庆。白崇禧调集数倍的兵力，向这部分解放军攻击，解放军自动撤退。白乃大肆宣传，说什么“永丰大捷”，极力夸耀桂系军阀部队的战斗能力，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打不过他的广西部队，因此在那样微妙的形势下，大唱其反攻的论调。但是这位自命不凡、专好玩弄权术的军阀，他的所谓反攻尚未有具体行动之前，解放军就以神速勇猛的行动，向盘据在衡（衡阳）宝（宝庆）地区的桂系部队进行扫荡，在数百里的疾追中，经四昼夜的激战，将桂系的所谓王牌部队——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主力，聚歼于衡阳西南的山区。白崇禧经此沉重打击，吓得惊魂落魄，自己乘飞机逃到海南岛，叫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率桂系部队及黄杰所部第一兵团、刘嘉树所部的十七兵团和余汉谋部的残余部队，东出粤桂边境，企图打通雷州半岛的出路，以实现他的所谓“确保左右江，屏蔽昆明，支援海南，以争取外援”的方案。但在解放军的英勇堵击和风驰电掣、连续不停的猛追下，所有桂系部队及黄杰、刘嘉树等部，一举被聚歼于粤桂边区的国境线上，除黄杰兵团的残部约一万人窜入越南，刘嘉树兵团约五千人逃往云南外，几无一漏网。

　　当时残存在西南的国民党军，大多残破不堪，或者由一些地方团队和新兵临时编成，加上一些地方军阀的部队，都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而且散布在北起秦岭、南至昆明的广阔地区里，是不可能在任何地点打一次像样子的仗的。人民解放军无论向哪一点进攻，都可迅速击破，是毫无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国民党军逃窜到西藏或国外去。当时胡宗南部三十多万人驻在陕南、川北一带，孙震、宋希濂两部共约二十万人驻在鄂西、川东一带，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以保卫四川为核心的。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首先以二野的杨勇兵团，击破国民党军在湘西芷江地区的微弱抵抗后，迅即进入贵州，于十一月中旬解放贵州省会贵阳，除以一部扫荡贵州境内残敌外，主力西出毕节进入川南，相继解放泸州、宜宾、乐山、自贡等地，并进出于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一带，截断国民党军入西康逃路。与此同时，又以二野的陈赓兵团自广西沿着桂越、滇越边境进军，直抵滇缅边境的芒市、龙陵、腾冲等地，形成更大的一层包围圈。由贺龙元帅指挥的周士第兵团，由刘伯承元帅指挥的二野的陈锡联兵团及四野的一部，也同时分别在陕南、川东击破胡宗南、宋希濂、孙震等部。在川境内的国民党军，最后猬集于成都盆地，被解放军层层包围，全部歼灭。有少数残余逃到西昌、滇西一带，最后亦被彻底消灭得干干净净。

　　荆门战役之前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九月中旬我到沙市成立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十月间将兵团司令部推进至荆门。到十一月初，因淮海战役的序幕战揭开，蒋介石将我所指挥的二十军、二十八军东调，情势急变，我的兵团司令部于十一月底又开回沙市。一九四九年二月解放军攻占荆门，有一部数千人有自当阳进攻宜昌的模样，原驻宜昌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惊惶失措，立即率其公署人员乘船撤往巴东及三斗坪等地。我闻此消息，即命第二军及第十五军分两路自沙市西北地区向当阳前进，我自己亦乘军舰到了宜昌。局势稳定后，我派员到三斗坪请孙震回来，但孙不肯来，并乘船上驶，撤往万县。国防部乃于三月间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划湘西鄂西地区归我负责。于是，我乃将司令部移驻宜昌，并将十四兵团司令官一职交由钟彬接替，仍归我指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所载，张治中先生《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断》一文中说：“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即孙震），自己移驻到宜昌去，便说是奉了他（指蒋介石）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愤慨地告诉萧毅肃，由萧传了出来……。”孙震当时离开宜昌的经过事实，确是如此。孙震那时最感苦恼的是，名为绥靖主任，实际上却是一个无兵司令，我的兵团在他的绥靖区内活动，但国防部并未叫我归他指挥，这样，当我到宜昌后，他自然不愿回来了。此事是当时的军事形势造成的，并不是我有意识地要逼走他的，蒋介石也没有给过我电报。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解放军向宜沙进军，并已在沙市下游渡过长江，我乃下令放弃宜沙，向巴东、五峰、石门、慈利、大庸之线转移；八月初司令部移到鄂西的恩施。八月中旬，国防部发表我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直到十二月底解放时为止。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在沙市组成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后，国防部及华中“剿总”先后命令拨归我指挥的部队计有：陈克非的第二军，刘平的第十五军，杨干才的第二十军，刘秉哲的第二十八军，李振的第六十五军，方靖的第七十九军，张际泰的湖南保安第一旅。到十一月，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调往淮海战场，第六十五军原驻陕西宝鸡一带，由于胡宗南坚持不放，始终没有过来。这样，就只剩下三个军及一个旅了，而第十五军全系由南阳地方团队组成的，装备和训练都很差。我为了扩张势力，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间，先后向国防部建议编组了两个军（每军两师，共四个师），即：以原湖南省保安第一旅改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二九八师，仍以张际泰任师长；以鄂西师管区的两个新兵团为基干扩编成为一个师，番号为五十四师，派董惠任师长；以上述两个师编为一个军，由原任湖北省保安副司令陈希平担任军长，番号为一一八军，驻恩施、建始一带。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防部授权给我成立一个师，番号为二一七师，派谢淑周任师长，在湖南省军管区接收一批新兵，并自行募集一些编成；原驻南阳第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自南阳南撤时，带来南阳附近地方武装褚怀理等三个纵队共八九千人，纪律极坏，在松滋一带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派部队将这三个纵队解散，调换大批干部，改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三四五师，派黄鼎勋为师长。有了这两个师后，我又向国防部建议编为一个军，番号为一二二军，由张绍勋担任军长，驻在湖南的石门、慈利一带整训。原驻在宜昌的六十师，本是归川鄂边区绥署孙震指挥的，但该师师长易瑾是我多年的部属，所以和我常有联系。另外还有一个师，番号为二二三师，师长为陈瑞鼎，驻在秭归以北一带担任警戒。白崇禧那时和我的矛盾日益尖锐，他想抓住这两个师来牵制我，乃向国防部建议将这两个师编成一个军，并保荐他总部的副参谋长赵援为军长，番号为一二四军。三月间我到宜昌后，国防部命令这个军归我指挥。至此，归我指挥的部队，就有第二、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一八、第一二二、第一二四共六个军的番号了。钟彬原在广州任第四编练司令，国防部发表他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后，他于四月间来到宜昌，我将十五军、七十九军、一二二军编为第十四兵团，并指定该兵团司令部驻在宜都。及到八月间部队自宜沙一带转移到巴东、野三关、五峰、石门、大庸之线后，九月初我又得国防部同意，将第二军和一二四军组成为一个兵团，以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兼任兵团司令官，番号为第二十兵团。另外我又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大力收编湘西地方武力。此种地方武力大都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平日作威作福，欺压人民。这些恶霸势力知道共产党一来，将无他们存在的余地，因此深感危惧，纷纷派人或亲自来到宜昌和我接洽，要求给予名义，并酌量补充弹药，主食由地方筹给，副食请中央补助。我知道这些人不可靠，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我想利用这些力量，使他们在解放军向我进攻时，能起一些扰乱和牵制的作用。于是我答应收编，条件只有一个：凡受收编的，必须开到我所指定的地点集合，经我派人点验人数武器后，才能发给副食费，并酌量补充弹药。大体商定后，经我先后收编的，计有：田载龙的新编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编第二师，陈子贤的新编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编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编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编独立第一旅。其后又给辰溪张玉琳匪部以暂编第二军的名义。并于六月初召集他们及湘西的一部分县长到常德开会，会商他们的驻地、补给及整编等问题，我在会上号召他们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共军的进攻，不要再自相残杀，否则将同归于尽。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要积极扩编部队，扩张势力呢？除了认为要对付解放军的进攻，必须有力量这个主导思想外，还有一种思想也占相当重要地位，所以我想附带谈谈。自北伐至抗日战争的初期，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人事上的升迁调补，基本上还是相当平衡的，即是说，除了极其个别的外，所有升调起来的人，一般都是基于他的战功和在部队有相当时期的作战和带兵经验。及到抗日战争中期，这种平衡就打破了。蒋介石师心自用，他害怕这些日益扩展起来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权过大，会对他不忠诚，于是他就开始把兵权寄托在他认为对他是绝无贰心的几个浙江人身上，这就是陈诚和胡宗南，其次是汤恩伯。不到几年工夫，陈诚以第十八军的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为基干，发展到几十个师，胡宗南以第一军的第一、第七十八两个师为基干，发展到几十个师，汤恩伯以第四、第八十九两个师为基干，也有相当扩充。同时，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种论调，说是只有作战经验而没有很好的战术修养的指挥官，是不能对付日本军队的，这样，凡属是到过所谓陆军大学镀过金的人就很吃香，晋升很快。这些人有的原只是上尉或少校级，在陆大经过三年的书本知识的学习，一毕业出来，就一跃而为少将的，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不平和怨愤一天一天地增长。一九四三年关麟征在昆明和陈诚大吵大闹，气得陈胃疾突发，吐出一脸盆鲜血，形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之间的斗争的高潮。这件事主要就是因为人事迁调问题而闹起来的。由于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大权在握，他们的部队的干部升迁很快，而其他部队的干部升调的机会较少或较缓，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意志和士气。尤以一九四六年陈诚以国防部参谋总长的身分，几乎掌握着军队的全权，他藉整编为名，尽量排除异己，这对于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部意志涣散，士气低沉，是有重要关系的。

　　我对于蒋介石宠信浙江人把持一切（包括军事、政治、党务、财经、特务等）的作风，也早怀不满，因此想抓住这个机会，造成自己的势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到南京，曾对林蔚（参谋次长）、毛景彪（第一厅厅长，主管人事，两人都是浙江人，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郑重表示说：“要想使军队发挥力量，内部的团结和意志的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个团长或师长，他自以为另有靠山，在军队里对上级不服从或阳奉阴违，这怎能把仗打好呢？我希望国防部今后对人事不要控制得太严。我们所保举的人，都是总统的学生，都是在军队里出生入死干过多年的人，希望对他们寄予信任。”经过这次交涉，加以在那样危难的关头，他们想要控制也就控制不了了。因此，我所扩充的部队的军师团长，几乎全是我所保荐，这些人大多和我共事过多年，我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我，在指挥上就比较便利些。

　　我和白崇禧的矛盾

　　淮海战役开始后，白崇禧曾一度劝诱我和他一致倒蒋，因为我没有答应，他对我自然感到十分恼火的。他对于我的重回鄂西，极感不快，多方设法打击我，最突出的表现在下列三个问题上：

　　第一，当三月间我指挥第二、第十五两军向宜昌前进时，他闻之极为震怒，立即亲自打电话给我，询问我为什么派兵去宜昌。我说：“根据宜昌六十师师长易瑾的电报，当阳共军有六、七千人正向宜昌前进，孙震已率其公署人员退往三斗坪、巴东等地，并下令要他破坏宜昌电灯厂，商民环请不要破坏。他问我应如何应付，我已覆电叫他沉着固守，立即派兵来援，电灯厂不要破坏。宜昌是川东的门户，是鄂西部队粮弹补给的基地，宜昌若失，对本兵团影响甚大，所以我派兵前往支援。”白崇禧说：“襄阳、荆门一带，尚无共军大部队集结情形，依情况判断，当阳的共军只不过是一些土八路，顶多两三千人，不会有六、七千人，六十师一个师在宜昌，足够应付，你不必派兵前往。”我说：“我希望总司令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万一宜昌竟为共军所占，一方面迅速渡江截断我兵团的退路，一方面使四川运来的粮被阻断，这样，问题是很严重的。”白说：“一切我负责任，你照我的指示，不必派兵前往。”我说：“我们研究一下。”这次通话，是那天下午六时左右（日期我记不确切），我深知白崇禧要阻止我去宜昌的企图，经过再度思考后，决定不听他那一套，命令部队分两路星夜向宜昌前进，同时叫第二军第九师留下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团，随我同行。这天晚上，一直到深夜二时，白崇禧亲自打来三次电话，我都不接，叫副参谋长罗开甲和他周旋。白问我到哪里去了，罗开甲告诉他，说我已随部队出发。白听了暴跳如雷，大声对罗开甲说：“我叫宋司令官不要派兵去宜昌，为什么不听话呢？”罗低声下气地向他解释，他仍然很生气，叫罗开甲派汽车去追我，并命令部队开回来，罗唯唯。其实这晚我并没有走。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叫第九师那个团登上一艘兵舰和另一只火轮，装载完毕后，我和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坐上兵舰上驶。路过枝江，我们上岸去看王凌云②。不料他竟误以为我们是去抓他的，听说我们来，便从司令部后门溜走了，一直溜到重庆。我们到处找他找不着，只得怅然上船西行，于当日傍晚到达宜昌。

　　六十师官兵闻我们到来，十分兴奋，隔了两天，由沙市和十里铺分别向宜昌进军的部队，大部分抵达宜昌外围。原来在当阳的解放军，兵力并不大，闻我军向当阳、宜昌前进，他们便撤往远安去了。我到宜昌后，即派人往三斗坪欢迎孙震回来，他不肯来，我便将经过详细情形电报国防部，不久，国防部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并指定司令部驻宜昌，另命孙震的司令部改设在万县。

　　白崇禧极力阻止我的部队开往宜昌，是有他的打算的。自一月二十一日蒋去李代后，桂系的主要企图，是希望至少能保有两广及西南地盘，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来和共产党抗衡。桂系早就派了代表到四川、云南等地积极活动，拉拢地方军阀势力。而白崇禧迫不及待地向国防部提出以六十师、二二三师合编为一个军，并要他的心腹赵援担任军长，即为他整个阴谋的一着棋。因赵为四川人，活动能力颇强，白要赵到宜昌来，原想要他负责拉拢孙震及四川的一些小军阀，同时扼住宜昌这个咽喉，以阻止我的兵团背靠四川，脱离他的控制。当赵援任一二四军军长的命令刚一发表，我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专人送交宜昌六十师师长易瑾，嘱他小心应付，尤其要能确实掌握部队，不要予赵援以可趁之隙。因易瑾跟随我近二十年，我认为是可以信赖的。

　　第二，白崇禧没有能够阻止我去宜昌，不用说，他心里是很怀恨的，绝不会就此干休。自我移驻宜昌后不到半个月，他就派来一个人数颇多（二十余人）的情报组到宜昌来，专捜集我部情况并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都被我发觉，加以制止。到五月间，白崇禧更为凶狠的一着又拿出来了。他接连来命令电调我所指挥的第二军开到长沙去。我所指挥的部队，虽有六个军的番号，但第二军实为这个集团的骨干，因该军系美械装备，兵员较充足，历史较悠久，战斗力颇强，其余各军多系新兵编成，或残破不堪（如七十九军）。白此举是对我实行釜底抽薪的办法，可谓恶毒已极。当第二军先头部队开始向长沙方面行进时，我邀驻在枝江的第十五军军长刘平（刘原在第二军，与陈克非共事多年，两人感情素洽）乘一只小兵舰赶到湖南津市，我们三人在津市商会主席金某家商谈了很久，谈话主要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我说：“去冬白崇禧力阻华中部队东调增援徐蚌，目的就是希望中央部队在徐蚌地区被共军消灭，然后逼迫校长去职，由桂系出来掌握大权，他们的第一步目的是达到了。他们本想和共产党讲和，做到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由于共方的条件，他们不愿接受，结果是共军渡江，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陷落，他们的第二步目的没有达到。今后桂系的主要打算，是想保有两广及西南地区，来和共军抗衡。在这个目标上，我们和他们是一致的。但桂系既然取得领导权，他们对于以军校同学为基干的部队，必然会要采取分化、削弱、打击等方法，我们现正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是黄帝的子孙，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是校长可信托的将领。现在国家存亡，百姓祸福，我们都有责任。处在现在这样一种局势，是一种非常时期的局势。在这种时期，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处常，一是应变。”

　　陈克非问：“怎样叫处常，怎样算是应变，我还不大明白。”

　　我说：“如果是应变的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既然了解了白崇禧的阴谋，是分化我们、削弱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有所警惕。白崇禧把第二军调走，是想削弱我这方面的力量，藉此来打击我，这个企图是很明显的。但依我看，对第二军也是不利的，共军如再南进，白崇禧一定缩回他的老巢广西去，那时他必然要第二军同去，将来受他完全控制宰割，岂不是毫无代价地枉做牺牲品吗？至于说到处常的话，那就只好是唯命是从，照命令行事罢了。”

　　陈克非进一步问我：“司令官对现在这种局势，是主张采取哪一种态度呢？”

　　我说：“事情很明白，我这次邀同滌青兄（指刘平）特地赶来津市和你会晤，就是希望我们共同研商后，对白崇禧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一句话，第二军不开去，看他又能对我们怎样？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应变。”

　　陈克非说：“我现在懂得您所说处常、应变的意思了。我决定两种态度兼而有之。对司令官和对总统是处常，对其他决取应变，但是要请司令官对上负责，不然我的应变就会变不成，甚至会使自己的脑袋搬家。我立刻下命令叫部队停止下来，不向长沙进发，做为跟随司令官应变的兑现。但要求绥靖司令部补发给我一道不出发的命令。我相信自己能对司令官负责，同时也请司令官要为我负责。”

　　本已出发的第二军部队在中途停止了，白崇禧得知这个消息，简直气得发疯了。他多次打电话到宜昌找我讲话，而我又不在，于是他向国防部大吵大闹，说我无法无天，不听指挥，要求撤办我。参谋总长顾祝同知道把第二军从我那里调走是不合理的，但在桂系的胁迫下，弄得毫无办法。当我由津市回到宜昌时，看到他接连打来的几个电报，要求我容忍，暂时做出些牺牲，让第二军开到长沙去，否则难以应付这个局面，词极恳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听从顾的意旨，便命第二军继续向长沙开去。当第二军先头部队到达宁乡，主力到达常德附近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防部根据空军的侦察报告：“襄樊一带发现有共军大部队集结情形，并在襄河做渡江演习，判断似有南下攻略宜、沙，渡过长江的积极企图。”因此，国防部立即命第二军开回宜昌，仍归我指挥。这时，白崇禧也不再说什么了。

　　第三，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白崇禧派其心腹赵援任第一二四军军长的阴谋，事情的发展，果如我所预料。赵援到任后，他知道六十师师长易瑾和我的历史关系，不易入手，便积极拉拢二二三师师长陈瑞鼎，并进行挑拨离间，说什么“宋希濂将来一定要把二二三师吃掉的”等一类的话。陈瑞鼎属于陈诚派系，部队经验不够，统驭能力较差，所部纪律不好，宜昌、秭归一带老百姓很不满，我曾批评过他，因此他可能受了赵援中伤的影响。六月中旬，解放军解放宜昌、沙市后，主力向常德方面去了，只有一小部向西追击。那时我的司令部先退到巴东，随后移驻恩施。约在八月上旬，赵援事先没有任何报告，竟乘一艘中型轮船并装载其直属部队千余人，企图通过巴东上驶，同时他指示二二三师自秭归沿长江北岸，逐步后退至川鄂边境。我得知此消息后，立派高级参谋张振武前往巴东阻止。赵援不愿接受劝告，仍企图上驶，当命驻巴东部队截留该轮，并将赵援扣押解送到恩施。二二三师接受了劝告，停止向西后撤。我乃命该师渡江到巴东附近集结，随将详细情形向国防部报告，并建议将赵援撤职，保举顾葆裕接充一二四军军长，将陈瑞鼎调为副军长，以陈振仙继任师长，均经国防部同意。赵援解到恩施后，我曾亲自审问他。他一见我，就跪在地下，要求饶命，并一再声称他上了白崇禧的当。他说白赋予他的秘密任务，就是拉拢孙震，分化宋希濂集团，好些计划都没有能实现。这次是想偷越巴东，退到川东去，与孙震合作，由白崇禧支持他另成立新的队伍云云。在赵援被押期间，白崇禧亲自从衡阳打电话给我，为赵援讲情，希望我从轻发落。在我的司令部里有几位高级幕僚，主张杀赵援以报复白崇禧，我没有同意这种意见，很快就将赵援开释了。

　　自从宜沙地区撤退后，我将部队（有部分在宜沙职役中被歼灭）转移到巴东、野三关、五峰、慈利、大庸之线，背靠四川，白崇禧对我部已难以控制。到八月初国防部下令变更指挥系统，将我所指挥的部队统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这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将近一年的时间，和白崇禧的矛盾斗争，至此基本上告一段落。

　　最高决策委员会

　　我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曾到汉中会晤胡宗南，对全盘形势进行了反复的分析研究，一致认定必须避免和解放军决战；在解放军尚未向西南大举进军前，将胡、宋两部主力分期分批撤往滇缅边境，藉以保存实力，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此项计划为蒋介石所坚决拒绝。九月中旬，我在恩施、巴东等地先后和十四兵团司令钟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及一部分高级幕僚商谈今后出路问题，认为不能和解放军决战的看法是一致的。大多对前途充满着悲观的语调，尤以陈克非更直率地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三十年完蛋了，我看以我们校长为首的黄埔系统也是快三十年了，看来也是快完蛋了。三十年一个轮回，这是天命，也是气数。”（这种迷信思想，在反动派的大批人物中是相当浓厚的。）

　　九月下旬，所谓“黄埔非常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当年春蒋介石指定袁守谦等人组织起来的）派徐会之、阮齐两人来恩施传达这个会的宗旨，潘佑强亦同时前来。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我在中学时的老师熊梦飞，及川东酉阳区专员庹贡廷等人也都来到恩施，和上述诸人及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委员朱怀冰、民政厅长彭旷高等，做了几次座谈。大家意见逐渐趋向于利用川、鄂、湘、黔四省边区的有利地势，尽可能地避免和解放军决战，采取解放军惯用的游击战法，并与运动战相结合，以期能保存实力，并相机打击解放军。因此，约在九月底，遂产生了一个所谓“川鄂湘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并推选宋希濂、朱鼎卿、钟彬、陈克非、朱怀冰、彭旷高、张炯、庹贡廷、潘佑强等人为委员；在第一次会议中，又推定了宋希濂为主任委员、朱鼎卿为副主任委员，潘佑强为书记，内设军事、政治、财经、文教、总务五个组。划定湖南境内的慈利、石门、大庸、桑植、龙山、永顺、保靖、永绥、凤凰九个县，湖北境内的来凤、咸丰、宣恩、恩施、建始、利川、巴东、五峰、长阳十个县，四川境内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武隆、南川六个县，贵州境内的正安、婺川、思南、印江、铜仁、后坪、沿河七个县，共计三十二县，为边区所辖地区。随后又继续开过两次会，商定了各组负责人及各组委员，其中除有司令部一部分人员参加外，大多为自武汉逃出的湖北省参议员和国大代表，也有少数来自长沙的。贵州省方面，我原希望欧百川参加“最高决策委员会”，他是贵州苗族人，曾进过陆军大学，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师长、副军长等职，我很想通过他来利用苗族人。他那时正在秀山养病，我曾一再去电邀请他来恩施，但他因病未来。

　　“最高决策委员会”开过几次会，确定了一些重要方针后，就由各组草拟计划，并分组讨论。在十月上旬和中旬，大家像煞有介事地工作得很紧张，讨论得很热烈，好像只有这个地区还有一点生气，还在想从绝望中找条出路。其实，这只是垂死的挣扎、绝望的挣扎而已。

　　及到十月下旬，解放军开始向西南进军，防守大庸的一二二军迅被歼灭，巴东亦同时告警，所谓国大代表、参议员以及湖北省府的委员们，吓得惊魂落魄，急急如丧家之狗，拼命地向西逃往利川、万县、重庆等地。就这样，所谓“川鄂湘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夭折了。我想在这个地区从事游击战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荆门、宜沙战役

　　荆门位于江陵北面约八十公里，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东西两面是山，地势利于防守，为自古以来用兵所必争的要地。过去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队，曾构筑不少工事，有的做得相当坚固，我视察过全部阵地，认为有一个师兵力防守，屯备足够的粮弹，是很可固守一个时期的。荆门原系由二十八军的一部驻防，该军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调后，即交由七十九军驻守。七十九军大部分干部属于陈诚的第十八军系统，系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四川泸州一带接收新兵组成的，一九四八年秋这个军开到川北的城口、万源一带，以后又开到安康，随后奉令越过大巴山脉进出于沙（沙市）襄（襄阳）公路，归入我的指挥。这个军辖九十八、一九四、一九九共三个师，每师有六、七千人，装备相当齐全，士兵虽多系新兵，但干部大多数有过实战经验。在我所指挥的部队中，除第二军外，这个军是一个力量较好的部队。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来沙市见我，我曾和他谈到全盘形势，认为今后我们的作战方针，可能是以防守长江为主，目前解放军主力在徐州、蚌埠一带，华中方面只有一些“土八路”，无进攻的力量，七十九军应暂驻荆门附近，待命行动，但军的炮兵营可先开到南岸的公安。他回去后，炮兵营很快就开来沙市过江了，但他可能把今后的意图随便泄漏了，到二月三日解放军江汉军区的部队数千人突袭荆门，东端要地文峰塔被解放军占领。方靖张皇失措，即下令叫各部队向南突围，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不赞成，认为这样突围，部队必然散乱，有被消灭的危险，主张固守，并亲率一团反攻文峰塔。解放军因人数不多，当即退出。但方靖仍然坚持撤出荆门，命各部队分路向西南突围，解放军早已在若干要点埋伏着。就这样，这个军除一九九师的主力系由兴山经水路，运输到松滋一带集结没有参加外，军的主力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战斗，就被解放军俘虏了五千多人，包括军长方靖在内。

　　当三日傍晚战斗刚起之时，方靖曾以急电向我报告并请示，我立即覆电，嘱固守待援，但覆电没有能发出，可能是因方靖已命撤出荆门的缘故，电台叫不通了。我于三日深夜乘车到十里铺，命第二军第九师连夜出发，往援荆门。四日上午我到团林铺二九八师师部（团林铺距荆门三十多华里），得知荆门已被解放军占领，方靖下落不明，七十九军部队，有数百人一群的，有数十人一群的，大多沿沙襄公路两侧向南去。随后我找到了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了解经过情况后，即命他代理军长职务，负责收容整顿部队。并命二九八师在第九师的掩护下，撤出团林铺、杨家集一带。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过长江，相继解放南京、上海等地，盘据在武汉的白崇禧自知不能久呆下去，遂于四月间开始布置江防，命自岳阳城陵矶起至宜昌之南津关止一线的江防部队，统归我负责指挥。我乃于常德设立指挥所，派副司令官周磐负责主持，除我原所指挥的部队担任自宜昌至郝穴附近的江防外，并由陈明仁的第一兵团担任自郝穴（不含）至城陵矶一段。陈明仁兵团当时有新编成的三个军，约使用了半数兵力担任江防，其余的驻在长沙、湘潭、浏阳一带整补。到五月中旬白崇禧移驻长沙后，我就解除了指挥陈明仁兵团的任务。五月初旬我在宜昌和军长以上的指挥官商定的作战方针是：以主力防守长江南岸，竭力阻止解放军渡江；并以有力部队守备北岸的宜昌、沙市两大据点，非万不得已时绝不轻予放弃。如解放军在下游渡过长江，我右翼感受包围的威胁时，即由钟彬指挥第十四兵团逐步后撤，撤至渔洋关、石门、慈利、大庸之线。以第二军和第一二四军担任自秭归至宜都附近的江防（自宜都以下至郝穴附近，归十四兵团负责）。当时我所指挥的部队的补给，主要来自重庆，若无川粮的运济，这样多的人，吃饭是成大问题的。宜昌为长江上游的咽喉，如宜昌过早被解放军攻占，将使部队补给发生严重困难，所以宜昌形势重于沙市。加以宜昌市的东北一带都是高地，形成一条弧形的防卫线，远在抗日战争期间，即在这条线上构筑了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防守宜昌的队伍又加以增修，某些重要地带还设置了有刺铁丝网等障碍物，是一个利于防守的坚固阵地。因此，第二军和一二四军的部队，当时大部分是驻在长江北岸的。

　　及到五月下旬，白崇禧突命第二军开往长沙，宜昌防务顿形薄弱，使我深感苦恼。随后第二军又奉命开回宜昌。那时川粮并不能源源接济，离秋收期又尚差两个月，军粮供应极度紧张，根据湖北宜昌专员公署的报告，谓在当阳城附近存有积谷十多万石，远安亦有相当存粮。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缓和补给的困难起见，我乃命重又开回来的第二军在古老背附近渡江，主力部队进驻鸦雀岭一带（在宜昌外围），并派相当兵力进占当阳，同时命六十师以一个团据守宜昌东北一线阵地，主力部队会同湖北保安第四旅进占远安。这些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兵站机关在这些地方抢运粮食，并捜集荆门及襄樊方面解放军的情况。这是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间的事，也即解放军方面所提到的“宋希濂梦想策动华中局部反攻”的实际情形。

　　七月初，我去常德主持湘西地方土豪所掌握的武力的受编会议，白崇禧亦由长沙赶来参加。正当我们大声疾呼，号召湘西地方势力团结起来对抗解放军的进攻时，解放军集结于江汉地区的强大兵团开始自襄阳南下，冒着炎暑及大雨，克服前进途中的种种困难，迅猛地进抵当阳、远安地区，并有一部猛插到宜昌、当阳间，宜昌、远安间，企图截断我在远安、当阳地区部队的退路。前线指挥官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乃急命各部队分路向宜昌的既设阵地撤退，在撤退中，有一部分被解放军所歼灭。解放军紧跟着向宜昌进攻，战斗于十三日起在宜昌东北地区打得颇为激烈。

　　我在常德获知宜昌告紧的消息后，立即驱车到津市换乘小火轮，十五日晨到达枝江，已有一兵舰在候接，乃改乘兵舰上驶。这时北岸的古老背一带，已均为解放军占领，兵舰上驶，曾遭到他们的猛烈射击，有迫击炮弹百多发，都落在舰的周围，轻重机关枪的射击，密如骤雨。舰上士兵有两人负伤，没有装甲的一些船舱被打了许多窟窿，我立于一块厚达六、七公分的钢板后面，虽子弹打得钢板噼噼作响，因不能穿透，所以颇安全。舰上的平射炮及机关枪亦以猛烈火力向岸上回击。事后我常想起，如果当时没有兵舰来接，我乘小火轮回宜昌，必然在中途被解放军所截俘；如果当时在古老背的解放军有平射炮的话，那艘兵舰可能就被击毁了。我于十五日正午回到宜昌，副参谋长罗开甲立即向我汇报了各方面的战况：

　　一、向我宜昌东北既设阵地攻击的共军，因我军抵抗较为顽强，战况已比较缓和。

　　二、据守在南津关（在宜昌上游六、七华里）以北高地的六十师，自昨（十四日）下午起，受到相当强大的共军猛烈攻击，该师奋勇抵抗，双方伤亡颇重，共军不断增兵向左翼迂回包围，若干山头均已被共军占领，现仅剩靠江边少数据点，继续抵抗中，如再失守，南津关被共军占领时，船舶则无法上驶。

　　三、自今（十五日）晨拂晓，共军已在古老背附近渡江成功，在该处防守的第十五军部队，因兵力单薄，抵抗渐趋不支，如此处共军继续渡江扩大战果，势将绕到宜昌南岸，严重地威胁我宜昌部队的退路。

　　四、另一路强有力的共军，于十三日开始向江陵（即荆州，离沙市十余华里）、沙市进攻，很快就截断了荆、沙之间的联络，据守在该地的第十五军两个团，除被歼灭的外，残部于十三日深夜撤回南岸。共军分数处在沙市至郝穴间渡江，正向公安以西以难挺进，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已命原驻在石门、澧县的一二二军向大庸转进，命第十五军向石门、慈利以西地区转进，命七十九军及二九八师向渔洋关、五峰一带转进。十四兵团司令部已离开宜都，前往长阳，今后可能转往宣恩附近。

　　五、本司令部非必要人员及公文行李等，已于今晨乘轮上驶，到三斗坪待命。

　　我听取上述情况后，即偕罗开甲前往第二军指挥所会晤陈克非，又相偕到东关外一六四师阵地和北面高地第七十六师阵地，观察了全盘战况。这时相当平静，只有稀疏的枪声，但在北面高地上，清晰地听到南津关北端一带山地枪声稠密。很显然，解放军是暂时缓和正面的攻击，先从两翼猛扑，堵住我军退路，然后一举歼灭。我们回到司令部研究了全盘形势后，决定退出宜昌，第二军主力逐步向巴东、野三关之线转移，以一部位置于三斗坪及曹家畈以西一带山地，扼险防守，阻滞解放军的行动。第一二四军之六十师，可沿长江北岸逐步向西后撤，与在秭归的二二三师靠拢。该军将来视情况再决定是否撤到南岸。本部非必要人员及后勤机构，立即撤往巴东，指挥所暂撤到三斗坪。

　　我将各项处理完毕后，即偕指挥所人员并挈子女登上长江上游舰队的永绥舰（这个舰队以七艘小兵舰组成，我当时乘的是否是永绥舰，记不清楚了），七艘兵舰，鱼贯上驶，舰与舰之间相距甚近，因当时南津关以北一带高地，已大部分被解放军攻占，其火力已能控制江面，舰队通过南津关时可能将是一场严重的战斗。舰长为照顾我的安全，将我安置在南面的一间房舱里。果如预料，当前面两舰驶近南津关关口附近时，在山上的解放军开始以炽盛的火力向舰队射击，舰队亦以猛烈的火力回击。这时长江正值涨大水时期，南津关附近，水势尤为凶猛，汹涌的波涛与激烈的战斗，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场面，在舰上的人，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地听候着命运的摆布。经过半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安全通过了南津关，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我在三斗坪住了五天，主要是以电台和各军师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等到陈克非来到三斗坪向我汇报了宜昌撤退情形及第二军各师到达位置后，我就转往巴东。在巴东待了约十天，于八月初将司令部移驻恩施。

　　这次宜沙战役，历时七天（自七月十一日开始作战时起，至十六日宜昌解放时为止），由于解放军指战员的无比英勇，以及宜沙地区人民的渴望解放，我的“巩固江防，确保宜昌、沙市为江北根据地”的妄想，像肥皂泡沫一样迅速地破灭了。在作战及撤退中，第二军、第十五军、第七十九军、第一二四军，都各损失了一部分兵力，总数约为七千人左右。

　　宜沙转进后的部署

　　宜沙撤退转进到巴东、野三关、渔洋关、石门、慈利以西一带山地至大庸之线后，指挥系统变更了。八月初，国防部命令我所指挥的队伍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依托鄂西、湘西一带的山地，背靠四川，形势似乎较前有利了。但我深知这样一些残破不堪的部队，是不能与解放军抗衡的。“绝不能与共军决战，如若决战，一定全部消灭”，这个思想在我脑筋里已是根深柢固的了。把部队拖走，走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去，进行彻底整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是在宜沙转进后一个相当时期内我的主导思想。自到汉中与胡宗南会商，将胡、宋两部主力撤往滇缅边区的计划不为蒋介石所采纳后，我又想在川鄂湘黔边区打游击，这在前面已叙述过了。但是，究竟应该在哪一线打？怎样打法？我和司令部的高级幕僚讨论过多次，都没有得出结论，从而也就不能拟出具体的作战方针。有一次，曾经研讨到一个方案，主张将主力部队撤到乌江以西，缩短防线，节约兵力，从四川方面得到补给也较为便利。大家亦多赞同此案，但考虑到如我军主力部队后撤，解放军必接踵而至；过早地放弃湘西、鄂西大片地方，必然使整个后方震动，必然为国防部所不能同意。这样，只得就现有态势，部署兵力，采取了单纯防御性的作战方针。当时兵力的部署大致如下：

　　一、以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辖第二、第一二四两个军，共五个师）守备巴东至野三关之线，由该兵团抽出两个师兵力位置于建始附近整补，并做为机动部队；

　　二、以钟彬的第十四兵团（辖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二二等三个军，共八个师）守备五峰至大庸之线，并从七十九、十五两军中各抽出一个师，位置于鹤峰、来凤一带整补，并做为机动部队。

　　三、以一一八军做为总预备队，其二九八师应位置于黔江附近整补，其第五十四师应位置于恩施附近训练。

　　四、鉴于兵力不敷分配，沅陵方面不派正规部队驻守，交由收编的地方武力负责。至九月间把原收编的五个师统编为暂编第一军，派陈子贤为军长；同时根据派在沅陵一带联系地方土著势力的本部高级参谋董仲箎等人的报告，说辰溪张玉琳匪部实力较强，愿意受编，乃又发表张玉琳为暂编第二军军长，目的在于充分利用这些地方土霸势力，以阻滞解放军的行动。

　　五、责令保靖、永绥等地方政府，负责破坏川湘公路，以阻碍解放军的运输补给。

　　一二二军辖二一七、三四五两个师，二一七师仅三千余人，三四五师系南阳地方团队改编的，人数虽有七、八千人，但内部复杂，纪律很坏，所以这个军没有多大战斗力。当十月上旬我们根据捜集得来的情报及国防部的通知，得悉解放军在常德一带集结兵力，似有先攻取大庸、沅陵等地的企图，为大举进军西南准备条件。我当即电知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严密注意。到十五日张急电报告，解放军已渡过澧水，进到九溪附近，似有绕攻军的左侧背模样；十五日晚，十六日晨，又连续来电报告，说解放军已迫近大庸，战况激烈。我立即覆电，命率部向永顺方面转移。到十六日晚得张绍勋最后一电，说解放军已攻入城内，往永顺退路已被截断，情势万分危险等语。结果，在大庸的一二二军，除在战争发生前两天，由副军长丁树中率干部士兵共一千余人，已离开大庸，取道永顺、来凤，拟前往四川接领新兵外，其余全部被歼灭，军长张绍勋、师长谢淑周，黄鼎勋均被俘。

　　丁树中率干部士兵到达来凤后，我立即发表他代理一二二军军长，并将原由第九师副师长高超从第二军抽调的干部士兵六百余人（原准备新成立一个师）改为三四五师，以高超任师长。又将由湖南逃出来的一个保安团约有一千二百余人，统拨交该军。这样，一二二军又有了残部约三千人。

　　自十月十六日解放军攻占大庸后，紧接着就解放了永顺。我的司令部在恩施，已感受到右侧的威胁，当立即命第二军的第九师、第七十六师开咸丰附近集结。这两个师刚刚向南行进，左翼的巴东方面又告警。十月下旬（大约二十八、二十九日），我决定将司令部第一步移到彭水，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移往南川，同时以电话召在巴东方面负责的一二四军（一二四军部队于八、九月间先后由秭归撤至巴东一带）军长顾葆裕来恩施，当面指示他采取逐步抵抗的办法，切实掌握部队，沿公路向黔江附近转移，并尽量破坏桥梁，以迟滞解放军的行动。

　　我在恩施将各事处理完毕后，于十一月五日（或六日），偕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陈曾请假去重庆，于是日乘飞机回来，他的司令部已开往咸丰），乘车前往咸丰，深夜始到。这一晚彻夜未眠，集中精力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研究如何应付局势。这时所得知的重要情况如下：

　　一、由永顺西进的共军先头部队已于三日占领招头寨（相传太平天国时的石达开曾率大军驻此数日，然后进入四川）。

　　二、有共军一部由大庸向桑植前进。

　　三、第十五军主力已由慈利西南地区撤退到来凤以北地区，有一个师已到了来凤。

　　四、第七十九军当面共军不多，由于该军原在五峰附近，过于突出，钟司令官已命该军主力撤到鹤峰附近。

　　五、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已移驻来凤。

　　六、原在野三关的一六四师已通过恩施，向咸丰行进，归还第二军建制。

　　七、第一一八军的二九八师在黔江附近，其五十四师已由恩施移到来凤龙山一带。

　　八、巴东方面共军力量逐渐增多，以勇猛和从两侧包围的作战方法，不断突破六十师、二二三师交替择要扼守的防线，已迫近恩施附近，顾军长在恩施附近指挥，据其电话报告，恩施大桥已加破坏。

　　七日晨，我和陈克非、罗开甲（司令部副参谋长）等人冒着大雨，乘车前往来凤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处开会。大家认为招头寨的解放军如果直取黔江，则所有部队均将被围于咸丰以东地区，对我军的威胁极大。当经商定以第二军主力及五十四师先向招头寨的解放军采取攻击行动，以阻止其西出黔江。正以电话向各部队下达命令之际，忽接黔江紧急电话，谓秀山已于当日（七日）拂晓被解放军占领。这一消息等于晴天霹雳，因为解放军到秀山后，西向可经龚滩直取彭水、江口，北向可经酉阳到黔江，形成更大的包围圈，我军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

　　处此十分严重关头，大家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我曾问钟彬、陈克非：“现在情况这样紧张，你们的意见如何？”钟彬叹了一口气说：“还有什么办法，打光算了！”陈克非说：“一切听主任的决定，最好是赶快想办法不要陷在共军的包围圈里。”经商量后，决定对招头寨的解放军停止进攻，命第二军立即沿公路开彭水，在乌江以西布防，并由该军派有力部队取捷径兼程前往龚滩，万不可被解放军先我占领龚滩；派本部直属工兵营会同第二军工兵营，迅速往彭水搭浮桥，以利部队渡乌江；命十四兵团指挥第十五、第七十九两军立即从现地出发，到郁山镇（在彭水北面约四、五十公里）附近集结待命；一一八军立即沿公路后撤，至江口集结待命；一二四军应以一部选择有利地势，极力抗阻共军南进，主力迅即走小道径往彭水以西地区集结待命。至于一二二军残部，我早已饬先开往南川整顿。

　　“与共军争要点、争时间，迅速后撤到乌江以西地区去，脱离共军的包围”，成为来凤会议商定的唯一方针。至于到乌江以西后能不能顶得住？能顶多少时间？今后打算怎么办？谁也没有谈。可能是谁也不愿意谈，也可能是谁也没有时间去设想这些问题。

　　我从来凤回到咸丰又住了一天，咸丰县政府一个人也没有了，城内老百姓也很少，什么东西都买不到，真是无限感慨。对解放军作战，不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连地方政府都不能合作，这种仗怎么能打！回想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那个时期，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群众对军队的热烈欢迎、积极支援的情形，和今天对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虽然有这种感想，但没有理解到当年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人民的、革命的战争，而现在所从事的则是非正义的、反人民的、反革命的战争这个最关重要的实质问题。

　　我于十一月九日由咸丰到了黔江，在这里住了四天，每天目睹第二军及第十五军的大部分向西开去，在黔江附近的二九八师也还比较完整，心里感到一种安慰，觉得自己手里还有相当力量。但是对于七十九军、一二四军部队，由于距离较远，能否脱离解放军包围圈，却使我很为担心。电台和他们有几天联系不上，心里更是着急。正当疑虑盼望之际，更为严重的情况紧接着到来了。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我在指挥所和钟彬、罗开甲商讨第十四兵团今后任务时，忽然东门外唐岩河对岸枪声大作，来得太突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人来报告，说解放军到了河边，正在设法过河，过河后到黔江仅五、六华里。我立命准备行动，并命二九八师除留一小部戒备外，立即沿公路西开。未几，五十四师师长董惠十分狼狈的来见我，说该师昨晚行军走了一夜，到快天亮到达河边时，由于渡船少（唐岩河河幅不宽，但不能徒涉，原搭有便桥，已倒坍），后续部队因太疲困，倒在地下睡觉，不料解放军追击部队突然掩至，该师大部分被消灭了。我听了，真是又急又恼，责备了董惠几句，叫他率残部速开到彭水去再说。接着我和钟彬共乘一辆吉普车及指挥所人员乘两辆卡车出发，走了约三十公里到了梅子关。

　　我们下车观察，认为该处地形险要，为使大部队在乌江渡河不受解放军的突然袭击，决定命二九八师在梅子关占领阵地，竭力阻碍解放军的西进，使第二军、第十五军在乌江一线有布置防御的时间。当留钟彬在梅子关等待二九八师师长傅碧人到来时，当面给予指示。

　　我率指挥所人员于傍晚到达郁山镇，当晚电台与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取得了联系，但该军因鹤峰一带连日大雨，许多小河涨水，影响行军，主力尚未通过咸丰、宣恩间公路，我深为该军危惧。当电告各方情况，嘱将部队以团为单位，从解放军包围圈中找空隙突围。一二四军迄无消息。

　　十三日上午，我在郁山镇西边沿着郁河走了一段，观察该地形势，认为郁河西面一带高地可以设防，当给予十四兵团一纸命令，由该兵团所有部队（其实这时只有十五军两个多师了）在这带布防，竭力抵抗解放军西进，右与第二军联系。约在正午，我抵达彭水。到十五日晨，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带着十分狼狈和异常困乏的神情，来到指挥所。乍一见面，我很高兴，以为他把一二四军部队都带出来了。问明情况后，始悉该军大部分在宣恩、咸丰间地区被解放军节节截断，分区包围而被歼灭了，顾葆裕仅率军直属部队及二二三师残部共约两千人逃出来。十七日晚又得知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仅率军直属部队数百人及一九四师的一部，逃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他本人逃往长江边过江去了。

　　至此，我所指挥的六个军，一二二军在大庸消灭了，七十九、一二四两个军在宣恩、咸丰间地区消灭了，一一八军的五十四师在黔江以东消灭了，十五军的一六九师也在咸丰附近消灭了一部分；仅存者为第二军及十五军的大部分和一一八军的二九八师而已。而二九八师在梅子关阵地被解放军猛冲猛打，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亦被消灭了大部，该师无力支持，师长傅碧人乃率残部两千余人逃往长江边，在涪陵下游渡江，以后一直退到成都，和陈克非等联名通电起义。

　　彭水被焚经过

　　彭水位于乌江东岸，四面皆山，为川东货物集散地，亦为交通要道。县城没有城垣，仅有一条自南至北长约三华里的街道，紧靠河边。居民约有四、五千人，多为小商贩及船工。平日经常有民船数十艘往来于龚滩、涪陵之间，彭水为船舶必停之地。有轮渡可载运川湘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经常有二、三只小木船可渡，虽水流湍急，但河幅仅百多公尺。论理，有这许多可供利用的运输工具，几万人渡江应无困难，而事实竟完全出乎我的意想之外。

　　当十三日我抵达彭水时，得悉江面没有一艘民船，仅有一只专拖运汽车的小汽轮，还有一只小木船。询问何以如此，始知早几天到此的后勤机构及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已将几十艘民船全部征发，载运行李、物资等开往下游去了。这真使我气坏了、急坏了！工兵营于十四日到彭水后，曾经用过各种方法，但既没有船，水流又急，架设浮桥的企图完全无法实现，而从东面退下来的部队不断涌至，整个彭水全是队伍，老百姓逃避一空，秩序异常混乱。我乃严命除第二军外，任何部队——包括本部直属的警卫团、工兵营、通讯营等，概不准在彭水渡江。即第二军的第九师亦命到上游四十华里处的万足渡江。虽然疏散了一大批，而第二军的直属部队及七十六、一六四两个师，仍有两万人左右要在彭水渡江。自十三日起昼夜不停地渡运，到十六日正午止，在东岸待运者，包括担任警戒的一个团，尚有八、九千人。我的指挥所设在彭水东面一个小山坡的古庙里，每天目睹渡江这样困难的情形，心中焦灼万状。

　　十六日下午四时左右，忽然市街的北头起火，我立派侍从参谋黄海云前往调查原因，这时火势不大，并要他找附近的部队长迅速设法扑灭。过了约半小时，黄海云回来报告，说是七十六师某团有一排士兵驻在那个店里，这个店是卖杂货的，存有爆竹颇多，士兵烤火不慎，致使爆竹燃烧，因而烧起来了，他已找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连长迅速救火。但火势不仅没有扑灭和减弱，而且有蔓延之势。

　　正在这时，东北面一带高地突然枪声大作，间有迫击炮声，留在东岸担任警戒的七十六师某团长（忘其姓名），以电话报告，谓从保家楼（在彭水东二十多华里）方面有解放军千余人，沿着公路及两侧向彭水前进，已与前哨接触，他要求我马上过江去。我乃命指挥所人员收拾行李，随即率他们步行前往渡口。这时天色已是黄昏，走到门口，看到火势渐猛，西北风也刮得愈来愈大，火势逐渐向南延烧，心中十分着急。适第二军辎重兵团张团长就在隔壁，立即找他来，要他率所部全力救火，并告诉他可在街中心拆毁一部分房子，免得再向南延烧，他答应遵命立刻去做。我和张团长说话时，彭水电报局局长潘某（忘其名，江苏宜兴人）来找我，我很惊讶，问他为何还没有走。他说：“电报局还有十多人在工作，”并问我，“载波机要不要搬过江去？”我说：“如果不大笨重，我可派人帮你搬过去，现在情况紧张，你可和我一道过江去。”他先答应了，后来觉得自己不应丢了局里职工不管，又回去了。

　　我大约是在七时左右过江的，过江后，即住在河边的公路站里，八时左右，看彭水火势稍杀，心里感到一种宽慰，但是到了十点多钟又烧起来了，风助火势，愈烧愈猛。这时由于战况的紧张，在对岸的官兵，人人以抢渡为急，谁也不愿去救火了，一直延烧到十七日上午四点多钟，才不再看见火势的红光，还有四、五处在冒着烟，到八时左右才全告熄灭。

　　十七日上午十时，陈克非、罗文山（补给司令）、方暾（新任一一八军军长，原任军长陈希平辞职飞往台湾去了）等来见我，我们谈论了一些情况，我叫方暾率残部退到武隆去再说。随即我偕陈克非、罗开甲、罗文山同步行到河边，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观看部队继续在狼狈的渡河。我指着彭水感慨地对他们说：“彭水烧成这个样子，彭水老百姓将会如何地痛恨我们、咒骂我们！我昨晚一夜未睡，心情实在沉重得很，内心里感到无比的羞愧！自黄埔以来，在军队中二十多年，从未像这次指挥的部队，纪律败坏到这个地步。我们当年在广东的口号和国民革命军的信条，是‘爱国家、爱百姓’，而今天却弄到这样危害百姓，将何以自解！”

　　我说这番话，一方面由于内心的忏悔，责备自己，同时也是对陈克非说的，因为彭水的被焚，是第二军部队干出来的。但陈克非三年来在山东、河南等地坚决执行蒋介石的“三光”政策，对于这类事，似乎是司空见惯，听了我的话，他丝毫无动于衷，反而满不在乎地说：“战争就是最残酷的事情。”然后他又叹息地说：“国民党的气数已尽，这也是改朝换代中的一劫。”罗开甲说：“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大火。像彭水这样的事，恐怕也是很难以避免的。”罗文山不大同意他们的话，说：“像彭水这样的事情，只要部队长管理得严一点，是可以避免的。”

　　彭水约有八、九百栋房子，被焚达十分之八，自南至北相毗连的一条街几乎是全烧光了，剩下的只是在东南方山坡上一些不相连属的房子。

　　同蒋经国的会晤

　　蒋介石于十一月十四日由台湾飞到重庆，十七日派蒋经国带秘书、副官各一人，由宪兵六名护卫，分乘吉普车二辆来前方看我。我事前接到通知时正在彭水西岸，当与在南川的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通话，请其转告蒋经国，约在江口会面（江口属武隆县境，介于南川、彭水之间，为川东一个中等的市镇，我的司令部已于十四日移驻该处），并邀陈克非同去。

　　我们大约是下午五时左右到江口的，蒋经国已先到约半小时，没有多久，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也来了。相见寒暄后，蒋经国取出蒋介石写给我和钟彬、陈克非、龚传文、刘平、顾葆裕六人的信，每人一封。这六封信，有的是蒋介石亲笔写的，有由秘书写好蒋介石签名的。给我的一封，共五页，是蒋介石亲自用墨笔写的，字体写得颇大，每页只有六、七十个字，全文我记不得，内容大意如下：

　　首先他说明他于一月间引退求和的“苦心”，但共产党拒绝和平，竟要我们完全投降，这样将使“党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吾辈亦将死无葬身之所”。为了救党救国，他不能不起来和大家一道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其次，他特别强调所谓最近在金门的胜利，说：“毙伤俘虏了共军万余人。”以此来证明解放军是可以击败的。最后，他勉励我与诸将士同心协力，坚苦奋斗，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巩固川东战线，“给予共军以迎头痛击……”。

　　我们谈了一些战况，蒋经国向陈克非、顾葆裕询问部队情形后，吃完晚饭，已是将近七点，陈克非、顾葆裕相继辞去。大约在八时半左右，我和蒋经国单独会谈，一直谈到深夜一点多钟。第二天（十八日）早晨八点吃过早饭后，蒋经国带着我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和前方战况及部队现况表一份，起程回重庆去了。

　　兹将我和蒋经国谈话的主要内容记述如下：

　　一开始，蒋经国问我指挥上是否有困难，各军师长是否有不服从命令的事情。我说这种情况倒是没有，但大家多已丧失信心，战斗意志是不坚强的。接着我分析了在川东战场上失败的四个重要原因：

　　一、共军实力雄厚，总兵力远较我们优势，尤以共军指战员们战斗意志旺盛，不怕任何困难，作战时猛打猛冲，并经常从一些崎岖小径抄袭我军侧背，弄得许多部队总是被节节截断，分区包围，最后被消灭。

　　二、我所指挥的六个军，除第二军较有战斗力外，大多残破不堪，或者是新编成的，战力脆弱，尤以自我军主力部队在东北、平津、徐蚌一带被歼灭后，许多干部对和共军作战，完全没有信心。

　　三、鄂西山地，粮食产量有限，就地征发，到了罗掘俱穷的境地，主要是依靠由重庆方面运补，但由于路程远，运输力不够，常常使得前线官兵吃不饱。

　　四、鄂西川东一带崇山峻岭，经常多雨，现在已经相当寒冷，入夜尤甚。但各部队所领到的棉军服，尚仅达到半数，连我司令部的警卫团都是如此。你在江口街上，就可看到还有许多士兵身着单衣服的。吃不饱、穿不暖，当然严重地影响士气，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打不赢。

　　蒋经国对于我的相当愤激的态度和斩钉截铁的语气，感到有些惊愕。彼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谈论了国际形势，谈论了党务、政治。蒋经国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二十年来，国民党既没有领导政治，也没有领导军队，只有彻底改造国民党，使每一个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都能真正为党的主义而奋斗的时候，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最后，我问：“贵州已被共军占领，可能一路进取昆明，一路出毕节，进攻泸州，而川东情势又是这样紧迫，总裁对这样严重的局势，究竟打算怎样应付？”蒋经国对我的问题，做不出任何具体的答复，只说：“现在打算把宗南的第一军调过来，希望这方面能撑持一个时期。”我说：“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

　　蒋经国之来，不仅没有使我们产生新的希望，而且更使我们感到失望，觉得蒋介石在这紧要关头到重庆来，拿不出挽救危机的新的有效办法，作风仍是老一套，不过是叫我们拼死抵抗，坐以待毙而已！

　　最后的挣扎

　　我们在乌江西岸的布防，是右自龚滩起，至彭水西岸为止，由第二军担任；乌江自彭水起折向西北流，由第十五军在郁山镇、保家楼以西一带高地占领阵地，与第二军相联系，但郁河多处可以徒涉，不能成为障碍。十一日向彭水前进的解放军，遭到七十六师在东岸警戒部队的抵抗，稍有战斗后，即于十七日解放了彭水。但解放军并未在彭水正面做渡江进攻的准备，而是从两翼攻击我们的侧背。沿川湘公路到达秀山后的解放军，以有力部队迅速排除了一切困难，先于第二军抢占了龚滩要地，先头部队即由龚滩向文武堂（在彭水、江口之间）前进，在万足渡江的第二军第九师，本负有到龚滩占领阵地的任务，不料渡江后得知解放军已到龚滩，该师决定改在黄草坝附近占领阵地，阻止解放军迂回到彭水正面部队的后方。第九师到达黄草坝附近时，即与解放军先头部队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当时第九师的兵力和所占的地势，都较解放军那个先头团占优势，因而使那个团受到相当的损失，获得暂时的、局部的小胜利。当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向重庆国防部报告时，他们便大肆宣传竟发表公报称为“川东大捷”。蒋介石且夸耀为“这是黄埔教导团的精神”（第九师前身为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一、二团）。这真是不知羞耻的弥天大谎！我派驻在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以电话向我报告重庆报纸所载的消息时，我听了真是啼笑皆非！

　　解放军得悉先头部队遭受优势的敌人的压迫，便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很快就分几处渡过了乌江，向第九师施行反包围。我和陈克非得悉这一消息时，命彭水西岸部队向江口转进，同时命第九师且战且退，结果是第九师在文武堂附近被解放军歼灭了一部，以后一直逃窜到川滇黔边境，在二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号召下，才投靠了人民。

　　沿着川湘公路西进的解放军，于十一月十五日到达郁山镇、保家楼一带，于十七日开始向郁河以西高地占领阵地的第十五军进攻。在解放军猛打猛冲下，该军抵抗不住，节节向后撤退。到二十日正午，我在江口突闻西北方面有密集的机枪声和迫击炮声，立即派人侦察，始知十五军部队已被迫退到了江口西边，约三十华里的中官渡，有些溃兵正在从北面渡过江来。这样，解放军已严重地威胁我们的侧背，如渡过江来截断川湘公路，则我们将全被包围歼灭。我乃命在东面的第二军，立即开始向白马山方面转移。白马山位于南川的东北方向，地势很高，川湘公路曲曲折折地在这山上绕行，形势是相当险要的；越过白马山，即进入南川、綦江一带盆地，也就无险可守了。

　　我率指挥所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离开江口，车过武隆时，据传闻当天早晨，在武隆下游约二十多华里处的羊角碛附近，对岸有解放军叫喊“我们是八路军，快把船放过来”之说，此消息虽尚未证实，但十分值得注意。约在下午二时左右，我们抵达白马山山顶，适我所乘的吉普车轮胎炸了一个，又无备胎，我下车察看地势，司机在修理车胎。不到半小时，陈克非和刘平同乘一吉普车来了。陈克非看见我的车轮坏了，即把他车上的预备胎交我使用。我把在武隆所听到的消息告诉他，认为不管有无其事，都值得严密注意，因为如果解放军在羊角碛过了江，走到白马山上截断川湘公路（羊角碛即在白马山北面山麓），居高临下控制了要点，则我们所有从东面撤下来的队伍都通不过来，情势是可虑的。我紧接着问陈克非能不能抽出一两个连迅速前往羊角碛附近防守，他说办不到。我说：“既然办不到，你军部直属部队的先头部队看来快到了（从山顶可以看得清楚），可叫他们先在北面山腰占领警戒阵地，以防万一。”陈克非答应了。

　　我于是晚九时左右抵白马场，会见了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他告诉我，第十五军的二四三师被解放军击破后，损失甚大，师长段国杰还掌握着一部分兵力，退往白涛镇方面去了（白涛镇在涪陵南约三十多公里）。第十五军的六十四师大约还剩下一千多人，由师长邱健掌握着，可能已由中官渡附近渡过江来了。他继续对我说，他手里还掌握着七十九军残部一千多人，兵团直属部队一千多人，准备明天一大早开往白涛镇附近布防，做最后一次的挣扎。他叹息地说：“明知是死路一条，但事到如此，又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晚我是同意钟彬去白涛的，因为我想第二军主力撤到白马山一带布防后，左翼即可与白涛方面联系，这是我部最后一道防线。这样，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蒋介石和国防部也就无可责难了。这夜我住在白马场南面的一栋民房里，搜集各方情况，彻夜未眠。

　　二十二日晨五时得到消息，白涛镇已于昨晚被解放军占领。我立即派人往找钟彬，叫他停止去白涛，但钟彬却已于半小时前乘民船两艘顺江而下，到是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他就在白涛镇被解放军俘虏了，其残部亦于第二天被歼灭。至此，在左翼的第十四兵团，已是等于完全消灭了。

　　传闻并不是谣言，二十一日下午果有解放军的一部，在羊角碛上游附近的一个渡口渡过江来，迅猛地登上了白马山顶，控制了交通要口。沿川湘公路向西撤的第二军部队，只有军直属部队的一小部分约一千余人通过了白马山，大部分在白马山以东地区被解放军俘虏了。后续的第九师残部（第九师在文武堂附近歼灭了大半）、第七十六师主力、第一六四师残部、第六十四师残部，闻白马山退路被截断，乃急急找僻静小道向南逃窜。他们一直逃窜到了川滇黔边区，于一九五〇年春在人民解放军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投靠了人民。至此，陈克非的二十兵团，也就基本上完蛋了！

　　南川密商出路

　　解放军占领白马山后，以一部向白马场前进。二十三日上午九时我获得解放军离白马场只有六、七华里的报告，当命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导总队，在白马场附近占领阵地，准备迎击，同时命令其他零星队伍一律开往南川待命，并密示教导总队于我们离开四个小时后，即开始撤退，不要与解放军胶着，以致不能脱离。

　　二十三日正午我离开白马场，将近黄昏时到达南川，清查力量，认为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计有：司令部直属部队——警卫团、通讯营、工兵营共约二千余人；一二二军丁树中残部约三千人；一二四军顾葆裕残部约一千八百余人；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总队教导总队共约三千人，总数约有一万人。

　　晚饭后我召集一二二军军长丁树中、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军政干部学校代理教育长孔方，本部副参谋长罗开甲、办公室主任陈定等在一个小楼上密商出路。退到重庆去听候国防部处置吗？不仅会受尽那些人的揶揄，同时见蒋介石、顾祝同时说什么好呢？这样做，觉得实在犯不着。事情很明显，西南快保不住了，整个大陆都站不住脚了，蒋介石毫无办法，我们也不可能到台湾去，今后他也管不了我们了，那又何必再去受气呢！向解放军接洽投诚吗？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了解得太少，大家都怀着十分疑惧的心理，恐怕此路走不通。大家倒知道过去被俘的军官包括高级将领在内，并没有被杀掉，只是从一些归俘中谣传许多人都在做苦工，感到这样的生活太可怕，丁树中（原名丁昌，做过宪兵三团副团长及宪兵司令部的警务处长，杀害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罗开甲尤力持反对。我当时也想到我和张治中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关系，他去北平前曾一再对我说，要我等他的消息，他会有信给我的，但他一直没有信来，还听说他在北平行动都不自由（事后才知道这也是谣传），无疑，这条路是不能走的。率残部到成都附近去靠拢胡宗南藉谋共存吗？觉得这样将是寄人篱下，俯仰由人，亦非善策。

　　“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这就是当时我们一致的结论，唯一的结论。选定的目标是：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选定的路线是尽量避免走大市镇，以减少目标，选择一些偏道绕到峨眉以西地区后，沿着乐西（乐山至西昌）公路到西昌；在西昌休整一两天，即继续走向滇西去。至于沿途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阻碍和困难，以及到达滇西后打算怎么办，我们都没有估计和讨论。会议商定分做三个纵队行进，即由我和顾葆裕、丁树中各率一部，部队到达位置，规定每晚用无线电向我报告。同时规定自行动之日起，禁止无线电台和国防部及其他电台联系。

　　会议做了上述原则的决定后，我于二十四日晨派副参谋长罗开甲乘车往棊江，对已于前天到了那里的司令部职员讲话，说明今后的艰苦，有家室顾虑的，身体不适于长途行军的，以及不愿再往西行的，一律发薪三个月。这样，当场遣散了二百余人，使我的司令部大大地简化了。同一天早晨，我派办公室主任陈定乘车前往重庆，去找办事处长冷培元，要他们两人负责将存放在重庆的黄金三千多两（这笔款是国防部拨发交本部补给司令部，代购十一月份军粮用的），于二十五日上午送来碁江。

　　大渡河畔被俘

　　我的指挥所仅有的两辆吉普车都派出去了，二十四日晨我着草鞋随同大家步行前往棊江。走离南川没有多远，路遇陈克非、刘平，他们问我到哪里去，我不便对他们明言我的企图。尤其是陈克非，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小同乡，而且有如下一段经过，使我对他早存戒心：当八月初程潜、陈明仁等起义时，陈明仁曾有电约我和他取一致行动，我虽拒绝了，但我并没有把此事向蒋介石报告过，以致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八月上旬，蒋介石派其内侄毛景彪（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到重庆调查情况，毛一到重庆，就和在巴东的陈克非通电话，询问鄂西战场的整个情形，并对陈克非说：“老先生指示，要你随时把情况直接用电报报告。”陈克非答：“今后一定遵照办理。”他们这次通话，被我司令部检查邮电的情报人员记录下来送给我看，我心中大为不快，觉得蒋介石对自己不信任，他在嫡系部队中还仍然以亲属和浙江人为最可靠，实在太自私了。这件事成为我对蒋介石在思想上的一个疙瘩，从此我决心和蒋介石断绝关系。

　　因为有上述这段经过，所以当陈克非问我向何处去时，我便假说打算去涪陵一带找钟彬。陈克非、刘平都劝我不要去，我便反问他们去哪里，他们说想去看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司令官，他的队伍刚由贵州境内开来南川一带），交换一下意见。我说：“我们军事上失败到了这个地步，见了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不想和你们同去看他。”彼此也就不再说什么，各走各的路了。正午罗开甲由綦江回来，向我汇报遣散司令部人员情形后，我率指挥所人员于当日黄昏时到了棊江附近的三溪镇。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冷培元带着三千多两黄金从重庆来到三溪。我拨给他一百多两黄金，嘱他送点钱给本部副主任沈静，遣散办事处人员，剩下的做为他今后生活费用；同时我写了一封十分伤感的信，托他带交我的妹妹（那时我的妹妹、妹夫均由湖南来到了重庆），嘱他们俟解放军进入重庆，局势平静后回湖南去。

　　二十六日上午七时，我们开始离开公路西行，我亲自带领的一个纵队是本部直属部队及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共四千余人。出发前，我集合干部讲话，简单地说明此行的目的，要求大家不要气馁，沿途严禁骚扰老百姓，凡有妄取一针一线者，就地枪决。并编组两个纠察队，指派军政干校教导处长王旸及司令部高级参谋柳峻田分别负责。在路过白沙附近时，有警卫团一排长上树摘食桔柑，纠察队开枪射击，击中该排长的右腿，显然是做得太鲁莽了。我叫他们采取劝告等方式，以后比较好些。

　　我所率领的这个纵队的行进路线是：碁江—李市坝—白沙—朱家沱—万定场—石洞镇—怀德镇—赵化镇—观音镇—高店场。每日行程约七十华里，一路尚称顺利。到石洞镇时（石洞在泸州北面四十华里），得悉解放军已进入重庆，大军正沿成渝公路西进，听说内江一带车辆拥塞，秩序很乱；由毕节北进的解放军快要到泸州，泸州已呈混乱状态。当将情形电告顾葆裕、丁树中，嘱他们迅速向宜宾以西地区集结。

　　到达高店场附近后，本想过江入宜宾再向西去，但在宜宾的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派参谋来通知我，说奉成都顾总长电话，可许宋希濂带少数人入宜宾，部队不准进城云云。这样，我当然不愿去宜宾。我们不得不绕过宜宾北岸一带高地，多走了一天半的路程，才于十二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到达宜宾西边四十华里的牛喜场对岸。这时在牛喜场有一千多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拥有少数枪枝，封锁江面，不让我们通过。他们都自命为刀枪不入的人，气势汹汹，我派人前往交涉，不仅没有获得他们的谅许，而且把派去的人杀害了一个，迫使我们非用武力对付不可。我乃派高超部（这时一二二军丁树中亦到达那里）及警卫团在上下游两处渡江，围攻牛喜场。不用说，他们的抵抗力量是很微弱的，经过一次扫荡，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逃到南山里去了，我们也没有追击。

　　下午三时我们渡江到了牛喜场，打算在这里休息一天，因现洋甚少，以金子购买东西找不开，很不方便，预定于翌晨派人去宜宾以黄金换批现洋。当天傍晚，我的参谋长彭劢自宜宾来看我，他因身体不好，带着本部和干校的一些人及行李等，系由重庆乘轮船先到宜宾的。我问他宜宾的情况如何，他说：“郭汝瑰部固守宜宾，恐怕没有这个力量，但郭部的师团长多和我是同学，我到宜宾后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已在雷波、屏山等地屯积粮弹，如共军向宜宾进攻，他们就准备把队伍拖入大小凉山打游击，依此情况推断，郭汝瑰部大致不会向共军投诚。”我听了感到高兴，认为解放军必先解决郭汝瑰部，才会派兵来追击我，到那时我已走得很远了，这样，西行途中就会比较安全顺利。彭劢对我说明他由于心脏不太好，不适于爬高山及长途行军，不能随我西行，表示十分歉疚。我安慰了他一番，瞩他即在宜宾好好养病，并送了他金子二十两。当晚，彭劢就回宜宾去了。

　　由于多日行军和这一天的紧张生活，感到相当疲乏，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就寝，睡得很熟。不料到深夜，突然有人猛力推醒我，我惊醒了，睁开睡意很浓的眼睛一看，原来是警卫团副团长宋展翔（他是我的堂弟）。我问他深夜来此有何事，他说：“我有一个在军校第二分校十五期的同学，也是同乡，一向和我很要好，他现在郭汝瑰部某师某团当副团长，他那个团奉郭汝瑰之命开来牛喜场监视我们，半夜里由宜宾秘密出发，可能不怀好意，他恐宋先生（指我）遭人暗算，特故意请求同尖兵排在前面走，利用机会乘马快跑来通知我们。”我当问那个副团长（忘其姓名）现在哪里，他说：“他已急急赶回去了，计算时间，明早六、七点钟可到这里。”我一看手表，已是三点多钟。

　　我当时猜想，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很可能是奉蒋介石（听说蒋介石那时还在成都）的密令，想趁我的不备来解决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立即起床，通知各部队马上做饭吃，大约在天色微明前，我们便全部离开了牛喜场，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泞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足足走了八个钟头，才走完四十华里。

　　到达高家场，顾葆裕、丁树中两部均已于先一天到了这里。当晚我们商定了第二次的行进路线为：高家场—清水溪—黄丹—慈竹坪—沙坪—金口河—富林—冕宁—西昌，并决定顾葆裕先一天出发，其余队伍在高家场附近休息一天。我当时估计，解放军尚未到宜宾，纵然快到了，解决郭汝瑰部也得花两三天时间，其他解放军大部正在向成都附近前进围歼胡宗南部。没有解放军的追击，沿途虽然不免有些困难，例如道路崎岖、粮秣补给的缺乏等问题，总是可以设法解决的。

　　但事情却和我所设想的相反。十二月八日下午三点多钟，副参谋长罗开甲带着紧张惊惶的神色跑来对我说：“某参谋刚才在长途电话线上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宜宾郭汝瑰部叛变，已派人前往欢迎共军，共军即可到宜宾。”

　　我听了这个报告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解放军到宜宾后，必然很快就会知道我在高家场，必然会派队伍来追击，而且他们行动迅猛，经常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一天行军一百五六十里，在他们不算一回事，这样很快就会追上我们，一经被追上，就很难脱离了。我告诉罗开甲，通知各部队仍按预定计划于明日出发，同时要少校以上的干部于明晨七时集合开一个会。

　　第二天，是一个寒雨的早晨，天气非常阴沉，我带着忧郁的心情来到一个古庙里，对集合在那里约有一百名的将校级人员讲话，大意是这样的：“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我们剩下的力量已是很有限了！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对大家说，是十分艰苦，甚至是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不愿在共产党统治下过残酷可怕的生活，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是愈过愈苦的，走的是崎岖难行的小道，吃的有时可能很粗糙，甚至不够吃，如果情况紧张的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多里。……你们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意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当酌发遣散费……。”

　　我讲话约一个小时，说得悲凉慷慨，在场的人，多有泣下者。我说完后，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慎重考虑一下，结果，司令部及军政干部学校共有二、三十人领了遣散费走了。我决定把队伍分做几路走，以免太长，耽误行军，并发给各单位一些金子，有一百两的，有五十两的。

　　川南多山，且值寒冬季节，经常多雨，道路不好走，行军进度颇受影响。我们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才到了犍为县属的清水溪。这是岷江上游一个相当繁华的市镇，我派人找商会以黄金换银元，他们答应想办法，但只限于少数，最多只能换三十两，而且规定每两只换银洋四十元，我也同意了。不料这件事情尚未办好，忽然原驻在那里的四川队伍刘树成部（刘湘嫡系）约一个营，仓皇地离开清水溪，开向沐川去，同时商会的负责人及地方行政人员都纷纷逃避，街上商店突然乱纷纷地关上门板。询问之下，始知是解放军离清水溪只有四、五华里了。

　　这个消息，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正在吃饭，我立即从座位站起来，说了一声：“来得好快！”随即率部队自清水溪向南行，大约走了五、六华里，在一个小山坡上便听到清水溪市街上的机枪声和步枪声，大约是解放军扫荡少数的地方团队。

　　我们走了二十华里，到了一个小村庄，已是天黑了。大家都觉得行军一天疲乏了，主张在此宿营。我说：“绝对不行！如果今晚不走，不到明天早晨，便都会被共军所俘虏。”命各单位立即做饭吃，晚上九点多钟，开始夜行军。

　　到十五日上午八时，先头部队到了铁炉场（那里有一个煤矿公司）。忽然后卫部队枪声大作，继之迫击炮弹也连续地射击过来，这是解放军追击来了。我即传令前卫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同时命警卫团的一个营在南面山头占领阵地，阻滞解放军的行进。

　　我们于下午一时到黄丹，与昨晚到了此地的顾葆裕部及干校教导总队会合，我命顾率所部立即先行，教导总队在黄丹东北高地布防，掩护警卫团撤下来，我率干校学生随顾部之后行进。翻过了几个高山，晚上九时左右，到达大渡河边的一个小市镇铜街场宿营。当警卫团回来时，始知该团的第二营，已被解放军追击部队在铁炉场以北地区包围解决了。到深夜，一二二军的高超部也来到了，始知丁树中所率的二千多人，被另一路解放军追上包围歼灭了，丁树中下落不明，高超部因走在前头，没有被解放军截获。

　　自綦江出发，落伍沿途逃散，加上被解放军解决的，达四千人左右，十六日晨到达大渡河边的，实仅五千余人了。除顾葆裕部已先行外，在我身边还稍有战斗力的，为高超部和教导总队。我们沿着大渡河南岸西行，命这两部轮流做后卫。十六日上午十时左右，解放军又追上了我们。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右有大江，左有高山），解放军追击部队无法超越我们，只能与后卫部队保持接触，我们昼夜不停的走，解放军昼夜不停的追，迫得我们没有喘息的余地。每天都有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担任后卫的部队，常是一个连或一个排的被歼灭，力量愈来愈少了。道路是这样的难走，司令部原有几十匹骡马，至此有的饿死了，有的堕入悬崖救不出来，行李大部分丢光了。我们只得依靠两条腿，在黑夜中摸索前进。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乏，走，快走，为了一个目的——逃命！

　　当十八日正午，解放军追我们追得很紧，后卫部队又在进行着抵抗，枪声响彻大渡河谷时，警卫排的名叫万朝生的一个战士（有高小文化程度），忽然在行列中自言自语地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我听后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想到楚霸王的乌江自刎，想到石达开在大渡河的结局，联系着自己的目前处境，看来是很难摆脱覆灭的命运了。

　　经过整整三天三夜极度紧张的战斗行军，我于十八日深夜，也是十九日上午二点多钟，抵达了川康边境的峨边县——沙坪。我感到心力交瘁，疲困万分。顾葆裕已于六个小时前到了这里。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补给司令罗文山，他所属有一千多人，还有几十辆卡车，路过成都时，顾祝同委以第八纵队司令的名义，率部并带着几十辆卡车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了峨眉县南边的龙池、新场一带。通过无线电的联系，我告诉他可于十八日晚到沙坪，他便派了上校站长宋湘陵来沙坪候接我。在这危难万分之际，加添了这支力量，使我又产生了希望。但事情总是朝着我所设想的相反方向发展，解放军第十八军的第四十七师这时到了峨眉县，他们的任务本是防止胡宗南部向西昌逃窜，得知龙池、新场一带有反动武装，还有车辆，便立即派了一个团追击，这个团于十九日拂晓到了新场，罗文山率部投诚，而我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

　　十九日天甫微明，顾葆裕便率所部沿南岸西行向金口河去了，我由于太疲乏，睡了一觉，到早晨七点多才起来，吃过早饭后，便命本部及干校一律渡河，然后会同罗文山部沿乐西公路走。到十点多钟，约渡过了一千人，我也渡河到了北岸山脚下。突然山上枪声大作，机关枪的火力对着南岸待渡的队伍扫射，那边队伍便乱纷纷地向南面一带山地逃窜。已经过了河的，一部分向西走，走不到三百步，便被解放军堵住了。我率警卫排向东走，走不到一华里，也被解放军堵住了。在山上的解放军，又分几路冲下来了。这样，大家就毫无抵抗地解除了武装。

　　我在这走投无路之际，觉得当俘虏是多么可耻，抽出手枪准备自杀，正举手时，被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抓住。很快解放军就过来了，我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但不到半个小时，十天来一直紧紧追击我的解放军某部，来到了南岸东南一带高地，因两岸的解放军事先没有联系，他们便向北岸射击，弹如雨下。我趁解放军无暇看管时，又带了几个人跑到一个庙里的楼上躲藏起来。

　　两岸的解放军通过号音的联络，知道都是自己部队，误会消释了，北岸的解放军随即进行捜查，我们又被捜出来了。我平时着与士兵同样的草黄色棉军服，当解放军干部询问我的姓名身分时，我答我叫“周伯瑞”，是司令部的一个军需。他们信以为真，在河边沙滩上，解放军团政委向大家说明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后，要大家指出谁是宋希濂，也没有人吭声。就这样，十九日晚在北岸的一些民房里，大家默默地坐在地下过了一夜。不用说，这一夜，我精神上所感受的痛苦，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

　　二十日晨七时左右，解放军命我们在沙滩集合，准备把我们这一千多人押送到蛾眉县去。我想这在路上可能还有逃脱的机会，便暗暗地叫几个亲信靠着我一道走。不料正在这个重要关头，突然王尚述过河来了。

　　王尚述是苏北人，据他说，他原在解放军，是个相当于营教导员地位的干部，于一九四八年冬在湖南衡阳打入我所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在校进行秘密活动。一九四九年八月他在恩施被发觉，通过审讯后，供出他投入军政干校的目的及种种活动情形。本部第二处和干校的一些重要干部，均主张将他枪毙，我没有同意，亲自找他谈了一次，随即派他在校本部办公室工作。我军转进时，他一直一路跟着走，可能由于走得太累，他掉队了，所以十九日他没有过河来。这天早晨他过河来后，看见我坐在被俘的行列里，立即走向解放军指挥员所住的屋子里去，很快就来了一位许教导员找我去。我懂得了这是为什么，当他一开口问我是谁时，我毫无犹豫地说：“我是宋希濂。”

　　一九四九年，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死了父亲，死了妻子，打了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说这一年我还只有四十二岁，但头发已脱落了不少，两鬓也开始花白了。由于几乎一切事情都不如意，感到心力交瘁，意态索然，觉得应该是自己生命的终结了，活下去还有什么意味！

　　不，一九四九年，应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应该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我跟随蒋介石多年，干了不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对我的宽宥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

　　①我当时曾参加那次扩大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他不愿担任总统的意见后就退席了。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蒋登台的是CC派的潘公展、萧诤等人。刘公武发言主张接受总裁不任总统的提议，并剖析其利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遭到CC派喽啰们气势汹汹的吓骂。戴季陶以元老身分登台发言，他几乎是以教训的口吻，斥责主张“总裁不担任总统为宜”这一派人的意见。他力言就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这样，拥蒋登台派在会上占了绝对的优势。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推张群、吴铁城等五人向蒋劝驾，结果是蒋欣然接受，袍笏登场了。可见蒋介石当时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话，只是一种姿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后，老羞成怒，转过来责怪当时劝驾的人。闻戴季陶于是年二月在广州服毒自杀，与此事有关，确否尚待查证。

　　②王凌云是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他率部由南阳南撤后归我指挥，到江陵、沙市时，我和他商定将能作战的部队第二、第十五两军留在江北，不能担任战斗的部队，移驻江南，由他负责整训。他满口同意，其实他思想上认为我剥夺了他的指挥权，满腹猜疑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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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获得新生

　　乐山路上

　　我在大渡河沙坪被俘之后，随俘虏队伍经峨眉又被送往乐山县集中。一路上，思前想后，万念俱灰。一想到自己数十年横枪跃马，未曾战死沙场，却落到了今天这种可悲的境地，心里便感到一阵阵痛楚。

　　大西南的初冬，虽然不似北方那样寒冷，但早晚的天气，还是相当凉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过夜。十几名押送我的解放军战士围坐在柴火堆前，他们一边烤火，一边谈天。当时，我曾对他们讲：“现在你们把西南平定了，将来没有战争不需要这么多军队了，大家到时可以解甲归田，回家乡去了。”我的话刚一讲完，就有一个班长反驳我说：“嗳，你这话不对！我们打垮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以后，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要建设一个很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卫我们的国土，不使她再受外国的侵略；同时，我们还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怎么能解甲归田呢？”

　　听完这个解放军战士的话，我不禁愣住了。真没想到，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竟有这么高的思想、政治水平。这个战士的话，引起了我的思索，使我似乎懂得了一个道理，即：军队打仗，一定要使每一个官兵懂得为什么要打仗，要使大家明白作战的目的，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战斗力。不然的话，就是装备再好、军队再多，也是没有用处的。

　　望着眼前红红的火苗，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大革命时期那个火红的年代。北伐头一时期，我们当时在广东的革命力量也是很小的，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能够取得两次东征的胜利呢？看来，最主要的就是每一个官兵都懂得作战的目的，知道应该怎样做，怎样对待老百姓。第一次东征时，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着这样几个最基本的口号：爱国家，爱百姓，不贪财，不怕死。由于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党代表对官兵们反复讲解这几个口号，在统一广东的斗争中，这个思想一步步深入到了每个官兵的心里，所以部队打起仗来很勇猛。那时，部队待老百姓很好，确实做到了不骚扰百姓，因为每个人都明白军队作战同人民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从一九二五年起，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统一了广东，促使北伐一直打到长江流域的武汉至上海。以后的抗日战争也是这样，日寇的铁蹄，使多数官兵懂得了抗敌御侮的重要性，所以在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许多官兵能够不怕流血牺牲，勇于为国捐躯，以战死沙场为荣。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却违背民意，不思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家园，反而凭着自己有强大的武力，依靠美国帮助装备的部队和美国人的支持，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蒋介石以为凭着飞机、大炮就可以很快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了，谁知仅仅三年半的时间，数百万的军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地打垮了。

　　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力量同共产党的力量对比，在军事上大体上已趋于平衡。但在整个局势上，国民党已处于很不利的状态。蒋介石为挽救危亡，曾于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在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解放战争初期的战争，因我还在新疆任职没有参加，这年八月我从新疆被调回来，参加了南京的这次会议。当时，每一个到会的将领差不多都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大家情绪低沉，会场上笼罩着阴暗、郁闷的气氛。看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会上讲话道：“我从新疆回来，途经兰州、西安、武汉时，碰到了许多团营级的干部，他们曾围着问我：‘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我当时无言以对。今天，我也要这么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个仗？从一九二四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我们没有一年不打仗，国家元气损失很大。说句刺耳的话，抗战胜利后，我们应该同全国人民一道来设想怎样把国家搞好，应该把力量全部投入到国家建设上，而不应该再有战争。军队如果不能理解作战的目的，我们怎能保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呢？”

　　……

　　所以，听了这个解放军战士的话，我内心深有感触。从这个战士身上，我感到共产党对部队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似乎也体会到了国民党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为止，仅两年的时间，国民党的军队已损失殆半，而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开始，共产党的部队已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了。正因为蒋介石依靠的是飞机大炮，忽略了人的能动性，所以尽管狂轰滥炸，还是无法遏止解放军前仆后继的强大攻势。不理解作战的目的，士无斗志，也许这就是国民党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还会被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很快击溃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这一夜，我想了许多许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方面为国民党部队中许多士兵的死亡感到惋惜，一方面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心伤。

　　照相风波

　　当我们拖着无力的双脚快到乐山县城的时候，远远就看到有不少解放军战士站在城门外。待走近时，方看出大约有一连左右的人。等我和身后的十几个将官到跟前时，押送我们的一个排长让我们十几个人站到这一连人前面。这时，一个身背照相机的解放军干部出现在队前。我一看，立刻明白这是要给我们这些将官拍照，目标自然是要以我为主要对象。当时，我思想上很反感，心里极为不快，心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了，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想到这，我便把心一横，准备捣乱。待照相的青年干部（某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举起相机，对好镜头，就要按动快门时，我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使对方没有照成。如此反复了四、五次，气得这个干部毫无办法，最后还是没有照成。因为队伍还在行走，不能久停，所以我们也就跟随俘虏队伍进城了。

　　进城后，解放军把我们十几个将官带进一所民房里。还未坐定，在城门口给我们要拍照的青年就气呼呼地走到我面前，冲着我说：“宋希濂，我是奉命执行任务的，你竟敢破坏我的工作，我枪毙你！”

　　院里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我身边的十几个将官都为我担心。我当时因为态度很顽固，且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仍若无其事地看着这个发怒的战士，冷笑着说：“枪毙我？很好啊！在这个院子里执行，还是到外面去执行？”

　　“你，你……”这个青年干部被激怒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悻悻地转身走了。

　　这时，我的部下，几个将官对我说：“不要这样，何必呢。”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顶多不过拉出去枪毙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门口开来了一辆小吉普，点名叫我一人单独上车，说是司令员找我谈话。我的部下一听，个个都感到发慌，又为我担起心来。当时，我也感到事情有点蹊跷，默默地看了看这些随我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部下，心里一阵发酸，很感对不起他们。我向大家点点头，算是最后的道别，然后猛地转身向院门口的汽车走去。

　　汽车在城里行驶，开进一所中学后停了下来，我被领到一个年轻的军人面前。此人穿着普通战士的衣服，脸上总露着笑容。他一见我走进来，便放下手边的公文，指着桌旁的椅子说：“请坐。”

　　我打量着对方，猜测着他的身份。正在我满腹狐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为我倒水的战士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兵团司令员杨勇。”

　　“什么？”我惊的一下子站起身来。这就是自己战场上的直接对手，第五兵团的司令员杨勇？

　　“坐下谈，坐下谈。”杨司令员和蔼地笑着说：“宋将军，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在长沙时就曾研究过，估计并非没有争取你起义的可能。有几个人，一个是你的大哥，还有几个是你的朋友，其中有个姓段的，还有个姓刘的，他们当时准备到湖北恩施去找你。但还没等他们到你那去，你们已向西退，解放军也已前进了。此后，大家彼此赛跑，联系不上，也只好听任事情的自然发展了。”停了一会儿，杨勇又接着说：“话说回来，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对过去的事，你也就不必太计较啦。现在你先安下心来，考虑一下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好好改造一个时期，将来到北京去，看一看我们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是怎样治理这个国家的……”

　　杨勇司令员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他很耐心细致地为我讲解了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政策，嘱咐我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好好改造思想。最后临走，他送我出来时又诚恳地说：“宋将军，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些还很年轻，不大懂事，希望你不必计较。”

　　一听此话，我知道是指昨天发生的照相之事，心里很受感动。想不到为了这么点小事，很快就传到兵团司令的耳朵里了。本来是自己的态度不好，可杨司令还这么讲，这使我感到解放军确实了不起。

　　过了一天，那个照相的工作人员又来了。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讲：“那一天，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我一听，心里也很过意不去，赶紧说：“是我的态度不好，影响了你的工作，实在对不起，以后你爱怎么照，就怎么照吧。”我的话，将围观的人都逗笑了。于是，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这件事却使我有很大的感触，多年来，一直难以忘怀。

　　在白公馆里接受改造

　　杨勇司令员的召见和谈话，确使我很受感动，心情较为平静了，但一想到今后可能还有服不完的苦役、坐不穿的牢底，和自己的子女不会再有重聚的机会，前途茫茫，仍觉意态索然。

　　在乐山住了几天，我又被解放军用汽车送到了重庆。住在重庆市化龙桥一栋民房里，我见到了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一见面，我们互相询问了被捕的经过。王陵基满脸愁容，唠唠叨叨，整天担心共产党会把他杀掉。我把杨勇司令员接见的事讲给他听，一边分析，一边安慰他说：“看来共产党不会杀掉我们的，最起码在近期内不会杀我们，坐一辈子牢还是可能的。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步境地，发愁也没有用，不必考虑那么多啦。”

　　在化龙桥大约住了五、六天，我和王陵基在一天早上被几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上了一辆四面都用木板遮掩起来的卡车，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告诉我们。王陵基一见，悄声地对我说：“完了，要送咱们回老家了。”

　　汽车直奔郊外开去。从汽车行走时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的程度来看，我们知道离市区越来越远了。王陵基由此推断，共产党要秘密处决我们，因而，他的神情越来越紧张。受他情绪的感染，我的心里也划起了问号：“难道不经审判，真要这样枪毙我们吗？”

　　车子行驶了约半个小时终于停下来了。我们下车后，一看这里完全不象行刑的场所，而是一栋周围树木茂盛的两层楼房。一打听，方知这里就是臭名远扬的原国民党军统局设置的监狱——白公馆。

　　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军统局将它买下改为监狱，一九四三年美国和国民党合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时，白公馆改为第一看守所。监狱内地方不算大，四周高墙上电网密布，墙外制高点上有岗亭和碉堡，过去这里囚禁过许多有名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及抗日爱国将领。真没想到，国民党为囚禁共产党人而改建的监狱，竟在几年后为我们准备下了。

　　刚进白公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干部，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这个管理所的张所长。张所长领我们上了一座小楼，在楼西边一间套房前停下来。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白公馆里最好的房子，你们猜猜看，谁在这里住过？”我和王陵基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张所长接着告诉我们，叶挺将军当年就是被囚禁在这间房子里。我们听了更感惊愕。白公馆、叶挺住过的房间，真是巧合，我们今天也成为要犯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改造生活。

　　过了几天，在涪陵被俘的原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也来了，我们三人同住一室，开始时无事可做，只凑在一块聊聊天。那时我有几两金子，是交李管理员保管的，就请他以二两换成货币，为我们购买了不少书籍，有马列著作，有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也有一些中外文艺作品，如丁玲、高尔基的小说等。订了报纸，还买了象棋、围棋。这样就有书可看，有棋可下，不再感到那样孤寂了。我和钟彬都是棋迷，没事时就在棋盘上厮杀，常为一步棋、一个子的得失而计较、争执。王陵基在一边看我俩下棋的那股认真劲儿，常常捧腹大笑。他经常讥笑我说：“你连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为什么一盘棋都不肯相让呢？”我则没好气地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嘛，你别往一块儿扯。”

　　在白公馆的头一段时期，由于人少，所以也没有什么活动，连学习也是自己掌握。后来到了一九五〇年，刘进（黄埔一期生）、李尤能（中统局西安站站长）、周养浩（军统重庆特区副区长）、徐远举（军统重庆特区区长）、沈醉（军统局云南站站长）等人陆续被送来后，所里才开始正式组织我们学习。

　　学习的内容有：形势教育，主要是读报纸，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集体学，有自学，有典型发言，集体讨论，也有小组讨论。目的是提高思想觉悟，认清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恶。

　　当时在白公馆被关押改造的人员中，还有一个级别较高的曾扩情，他也是黄埔一期的，曾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他住在我们那间房子的楼下，同许多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小特务住在一起。据张所长说，曾多次要他住到楼上来，但他本人不愿意。他认为住在楼上大房间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是大战犯，而在楼下的都是小人物，同大战犯住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不论别人怎样劝，他都不愿搬到我们住的房子来。

　　那时，我们住在一起的九个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大家都认为自己即使不被枪毙，也会一直关到死。虽然我们吃的、住的条件较好，管理人员对我们也不错，可大家还是提不起精神。但没过多久，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打破了我们生活的平静，使大家改变了以往的看法，看到了改造的前途。

　　一九五〇年春天的一天早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突然来到磁器口白公馆来看我和曾扩情、钟彬，并告诉我们，陈赓将军（时任云南军区司令及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特地从云南来看我们三人。我们一听都喜出望外，没想到陈赓将军会来看望我们这些被关押的战犯。当时，我的心里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陈赓将军不忘旧日的友情，身居高位还能主动来看狱中的老同学、老朋友，惭愧的是自己当年未能追随陈将军去为穷人打天下，反而追随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终至成了一名历史的罪人。

　　我们三人随周兴乘车到了市区。汽车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住过的公馆里停下来，我们被领进一间宽敞而明亮的房里。陈赓将军一看见我们三个黄埔一期的老同学，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当陈赓同我握手时，仍象过去那样爽朗地笑着说：“你好啊！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

　　“惭愧得很，没想到您还会来看我。”我当时紧紧握着陈赓的手激动地说。

　　“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陈赓若有所思地问。

　　“那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之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来看我。”

　　“对，那次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记得当时我曾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这该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啊！一晃又是十多年，我们见一次面，好不容易啊。”陈赓将军的一席话，使我的心平静下来了。

　　接着，陈赓将军又同我们谈起了许多往事，从上午九点一直谈到下午四点。中午，陈赓及周部长还为我们预备了午饭，大家边吃边谈，一顿午饭竟进行了两个小时。最后临走时，陈赓将军又给我们讲了讲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勉励我们好好改造思想，他说：“你们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也很好。”他又对周部长讲：“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我们在重庆白公馆期间一直同所长一样，是吃小灶的。在生活上，所里对我们几个人的照顾确是无可挑剔的。

　　回到白公馆，大家知道陈赓将军接见和宴请我们几个人的情况后，都感慨万分，逐渐解除了对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怀疑，开始认真考虑自己后半生应该如何度过了。

　　共产党确实了不起

　　我在白公馆大约呆了三年。一九五三年，西南公安部在松林坡建了一所新的监狱，我们遂搬了进去。

　　松林坡监狱是所正规监狱，比白公馆大得多，这里有许多房间，每间房住六个人。每天起居生活，安排学习都井井有条。吃的、住的条件都很不错。这里除了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大小战犯外，也有少数被判刑的共产党干部。

　　有一天，监狱所长叫把所有监房门都打开，大家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会儿，只见几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进一个上了大刑的人进来。这人戴有很重的脚镣、手铐，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直响。大家一看，都很吃惊：“这人犯了什么罪，上这么重的大刑？”听完所长的介绍，才知这人原是共产党的一个中级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到处吃吃喝喝，贪污受贿。此事对我们触动很大，感到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不论谁犯了罪都一样要受处分。大家也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确实够宽大的。论罪行，多半都是严重的，但对我们不打不骂，生活上还多方照顾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改造成为新人，这种作法恐怕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经过几年的改造，看到社会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确实了不起。不但在军事上要比国民党有战略眼光，就是在经济建设、治理国家上也比国民党高明得多。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

　　1.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滥印钞票，致使物价一涨再涨，市场十分混乱，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几乎被老百姓当作了废纸，一口袋钞票在市场上换不来一个鸡蛋，人民怨声载道。当时，我就想过，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搞到这种地步，即使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副烂摊子也够收拾的。哪怕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解决，要使物价稳定下来，不是三言两语或是一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有充实的物质力量，而这没有三、五年，根本解决不了。但是，不到一年的工夫，共产党政府竟基本上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物价。当时，我就很奇怪，共产党究竟用了什么方法使物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基本稳定下来了呢？

　　为此，我一方面看报纸，一方面向人打听，了解了一些情况。原来共产党的主要办法就是依靠民众。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交通不便，积存在县上的粮食运不出来，共产党发动广大的群众，把多余的粮食运到交通方便的地方。这样，用粮食作基础，调节市场，稳定了物价，限制了通货膨胀。这一着棋，不能说不高明。

　　2.进军西藏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在白公馆从报上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派部队准备进入西藏，并很快同西藏方面签订了和平协定，解决了西藏问题。看到这一消息，我是很高兴的，认为解放军进驻西藏是个了不起的政策。因为有些国家对西藏早有野心，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的国家也想一口吞掉西藏。当年我在滇缅边界同日军作战时就曾有过一种想法，即在战后将大理、保山、腾冲、龙陵、芒市、片马、拖角、阿敦子、西昌等地划为一特别区，以建设边疆、控制西藏。为了实现这一设想，我曾派参谋处长冯宗毅到阿敦子一带，请西南联大地理系主任张印堂教授为团长到腾冲以北的片马、拖角一带实地调查，同时，我还命司令部高参袁策到金沙江上游去调查。当年，我曾把这一设想写成报告，派人送给蒋介石侍从室贺耀祖主任，他对我的这一设想觉得很有意思，表示同情。这份报告，蒋介石可能也看过，但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缺乏全局的战略眼光，西藏问题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当时，国民党军队打通中印公路之后，在云南有十几个军，却从未有派一支部队进入西藏的打算。如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高瞻远瞩，西藏问题恐怕就很复杂了。

　　3.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中国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我们在白公馆知道此事后，大家议论纷纷。在我们的心目中，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强大得很，对能否打赢这场战争表示怀疑。

　　当时，我曾听人讲，对是否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毛主席曾找了很多人谈话，要大家讨论，发表意见。据说，不少人表示不赞成出兵，认为我们只需准备足够的力量守住鸭绿江就可以了。主要理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力量，物价还没有完全稳定，经济建设还未开始，国家的元气没有恢复，派军队去，恐怕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战争。但毛主席洞察全局，最后还是作出了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

　　这场战争是很残酷的。我有一个侄子和侄女都亲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据他们讲，美国人的飞机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狂轰滥炸，使人不得片刻的安宁。我的侄子是个铁路工程师，有时七天七夜都不能休息。因为交通一中断，补给供应不上，几十万军队的吃饭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敌人飞机轰炸的间隙去恢复交通，保证公路、铁路两条运输线的畅通。我侄子宋承舜回国时，整个人似乎都失去了知觉，经过一年的休养，才恢复了健康。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不得不坐下来谈判，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板门店签字时，美国的一位将军李奇维曾说：“美国自有陆军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停战协定。”

　　据说，当时美国军队在远东地区的统帅麦克阿瑟曾跑到台湾对蒋介石讲：“你们过去有数百万军队，又有很多美国装备，为什么很快被共产党打垮了？共产党没有很好的装备，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得这么厉害？”

　　朝鲜一战，确实打掉了美国不可一世的威风。自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意、日被打垮，英、法的实力也受到削弱，苏联的损失非常大，惟有美国在战争中发了财，壮大了实力。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都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可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却打破了这个神话，使美国军队丢了脸，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利用租界、领事裁判权，到处横行霸道，犯下了许许多多的罪行。他们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为所欲为，肆意践踏中国的法律，由于统治者奴颜婢膝，屈从于外国势力的压力，不敢对外国人采取行动，致使中国人在世界上到处受人歧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才真正抬起头来。不论你是哪国人，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外国人再也不敢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耀武扬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鼓舞，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此可以挺直腰板了。

　　4.修建成渝铁路

　　清末民初，我国曾有过从成都到重庆修建一条铁路的计划，当时的政府曾向国外借款，动工修建，但没有修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同法国人谈判，希望外商投资，帮助修建，最后还是没有修。

　　解放后，邓小平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在一九五〇年按照中央的指示，于当年三月开始组织人力修建成渝铁路。当时，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肃清，有些地区的叛乱还没有平定，但共产党政府却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我们在重庆一听说共产党已开始修建成渝铁路，就感到十分惊疑，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国民党人员，都不敢相信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能修好这条铁路。可是，没过多久，大约是在一九五二年七月，我们在白公馆里忽然听到了火车的声音，询问之后，方知当天正在举行成渝铁路的通车典礼。一听此讯，我们个个既惊又喜。惊的是共产党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修成了前人想修而未修成的铁路，喜的是从此由成都到重庆的交通再也不用发愁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感到过去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只说空话，不干实事，共产党则是扎扎实实地干了再说。

　　5.关于新疆和平解放问题

　　被俘之后不久，我从报上得知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统帅下终于占领兰州、河西走廊后，王震司令员的第一兵团进入新疆，致使新疆得以和平解放。我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到新疆的，一九四八年八月正式调离新疆，对新疆有所了解，总的说，我认为苏联觊觎新疆之心由来已久。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新疆以前的事可以不谈，只从盛世才时期之后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盛世才，字晋庸，东北辽宁开原县人。早年曾在东北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下任职，一九二三年，张作霖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由于郭松龄倒戈反张，张作霖撤销了保送盛世才留学的公费。因为无钱，盛世才四处钻营，终于通过张群与蒋介石拉上了关系。蒋介石曾送他三千日元作学费，所以后来盛世才自称是蒋介石的学生。盛在陆大毕业后，回到国内在南京参谋本部第一厅工作。盛世才是个有野心的人，当然不满足于长期充任一个小小的上校参谋，因而郁郁不得志，很想到边疆去，以求有所发展。

　　当时统治新疆的是金树仁，由于金的军队中很少有人懂军事，部队素质差，所以很想找几个懂军事的人来帮他训练部队。但金树仁一方面希望自己部队中能有懂军事的人，另一方面又害怕部队被这些人掌握，所以一直拒绝军人进入新疆。盛世才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金树仁的秘书长鲁效祖，才于一九三〇年秋进入了新疆。

　　盛世才入疆后，先在督办公署当参谋，继又在金树仁办的军官学校当战术教官。因他有野心，所以在学校时常找些学生谈话，联系了不少人。一九三一年，哈密一带发生变乱。盛世才逐渐被金树仁重用，先是派他在督办公署当参谋处长，继之又委他到哈密地区当指挥官。盛世才手里这才有了兵权。哈密民变被平定后，盛的力量逐渐增大。一九三三年，盛的部队被调回迪化作战，他利用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发动的“四·一二”政变，赶走了金树仁，成为新疆的最高统治者。但当时马仲英的势力在新疆各地也在发展，南疆局势动荡，盛的兵力有限，乃派人与苏联联系。盛在苏军的帮助下平定了南疆，基本上肃清了境内的叛乱。盛世才同苏联的关系遂日益密切。苏联进入新疆的部队在平叛之后，留了一个混成团驻在哈密。此后，苏联还派了大批的顾问（约四、五百人），在盛世才的各个部门工作。

　　蒋介石得知盛世才成为新疆最高统治者后，便极力想办法拉住盛世才，曾派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陆军大学教育长黄慕松先后到新，企图说服盛世才接受南京的领导，但盛世才没有理睬他们。后来，蒋介石又派曾在韶关讲武堂当过督办的李根源到新疆去说服盛世才，因盛世才早年曾在李根源主办的讲武堂学习过。但李到新疆后，盛只是以师礼相待。生活上百般照顾，却从不谈实际问题，把李根源软禁在纪昀（字晓岚）被清廷充军到新住的“阅薇草堂”之中。李在此地被软禁了好几年。

　　由于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日渐增大，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胜利后也派毛泽民、陈潭秋等到新疆工作。盛世才看到苏联与共产党势力在新不断增大，很不放心，但他又不敢一下子得罪苏联，遂想办法控制新疆的军队和警察。当时，各地警察局的权力大都高过本地的县长。

　　一九四〇年，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来到新疆迪化，企图说服盛世才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加盟苏联。对这件事，盛世才感到中国这一大块土地若是在自己手中丢掉，在历史上恐怕要负责任，没敢答应苏联的要求。但盛世才惧怕苏联的压力，又不好直接拒绝，便玩弄手段，天天请客，避而不谈此事，使维辛斯基在迪化住了半个多月毫无所获。这样，他同苏联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二次世界大战起来后，苏联受到德国的进攻，需要大批的物资，要盛世才提供马、牛、羊及各种物品，使盛世才感到很苦恼。于是，他便派人秘密与蒋介石联系，蒋利用这个机会，答应帮助他，盛世才由此开始反苏。

　　一九四一年冬天，德国军队在苏联境内攻占乌克兰，开始进逼莫斯科，苏联处在极端危险的境地。盛世才趁苏苦于应付德军无暇东顾之机，开始公开打起了反苏的旗帜。盛赶走了驻在哈密的苏军混成团，辞退了所有的苏联顾问。与此同时，蒋介石派了四个步兵师及骑兵第五军进入新疆。蒋介石在国民党部队站稳脚跟，认为已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新疆的局面后，遂于一九四四年九月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到重庆去就有职无权的农林部长一职。

　　但没有多久，苏德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苏联粉碎了德国的进攻，并向德国本土推进，一直打到了柏林。待苏联在军事上腾出手来之后，便决心对占据新疆的国民党政府施以报复。原来苏联认为新疆由盛世才统治，盛不会同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生联系，并且完全可以控制住盛世才和新疆，但没料到苏德战争爆发，盛世才竟趁机反苏，赶走苏军、驱逐苏联顾问，投进了国民党的怀抱。于是，苏联便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支持当地武装打出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旗号，反对国民党对新疆的统治。

　　三区武装在成立临时政府之后，因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兵分三路，中路很快打到乌苏、精河一带，重庆方面受到很大的震动。蒋介石遂派张治中赴新疆同三区进行谈判。那时，我也到达了新疆，先后担任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警备总司令等职务。

　　张治中到新疆后，谋求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在苏联方面的协助下，双方都作了些让步，达成了以和平方式解决三区事变问题的协议。伊方以三区为基础，和参加省府工作的便利，极力向南疆、东疆方面发展，以求最后达到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目的。我曾以西北行辕参谋长的身份和三区的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等人进行过多次谈判，他们坚持要国民政府给钱及装备，保持六个团的部队，但绝对不同意任何人进入三区，即其一例。一九四八年我调离新疆，职务由陶峙岳将军接替，那时新疆的局势仍是动荡不安的。

　　一九四九年，新疆发出了和平起义的通电。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派人到新疆联系，争取新疆方面和国民党驻新部队能够和平起义。毛主席看得很远，知道假使驻新的国民党部队被三区力量消灭，则新疆问题更会复杂，今后就不好从内地派部队进入新疆了。所以，毛主席、共产党一直希望新疆问题能够和平解决。王震的第一兵团准备进入新疆前，曾多方促使陶峙岳将军宣布起义、接受改编。

　　新疆和平解放的消息很令我鼓舞。想到自己在新疆三年多，虽也想立功边陲，做出一番事业，但最后还是扔下了一个烂摊子。若不是毛主席看得远，派兵进入新疆，使新疆的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那今天的新疆恐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上述几件事情对我的启发教育是很大的，经过认真的思考、对比，我改变了过去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讲国际主义，不讲爱国主义的偏见，开始相信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方法了。这样，自己的世界观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影响，开始对自己追随蒋介石反共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

　　功德林里的改造生活

　　思想改造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改变一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立场、观点，非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不可。政府为了加速对我的改造，决定把我从重庆送到北京学习。因此，我于一九五四年由重庆松林坡来到了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

　　我到功德林后，管理人员安排我单独住一房间，不到几天，心情就觉得烦闷起来。原来在重庆先是三人，后是十来个人住在一起，大家可以有说有笑，看报、下棋。可现在一人关在一间房里，既没有聊天的对象，也无下棋的对手，最可悲的是连报纸也看不到。这样我思想上又有了很大的波动。

　　一天、两天，我每天计算着日子，盼望能和大家在一起。由此也生出了不少怨言，自觉这几年改造已有了不小的进步，为何反而越改造越糟糕，蹲起小号了呢？不到半年的工夫，我的身体开始感到不适，脑袋经常感到眩晕。有一天，我感到头晕的不得了，医生得知后给我一检查，血压高达二百多，随即将我送进公安部医院诊治，在医院躺了十多天。血压平复后，才又回到功德林。在我的诊断书上，医生写的是“神经性血压高”。显然，这与自己的苦闷、思想波动有关。

　　我从医院回来后不久，管理所的王科长找我谈话。他叫我把有关揭露四大家族罪恶及讲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书看一看，并说：“你认真地读一读，看完后写个总结，谈谈自己的感想。”这一类书，我在重庆时就读过一些，所以很快就写好了一篇将近千字的读后感。送上去后，王科长又找我谈话，说：“你的总结写得不错，有一定的认识。这样吧，我看你一人也挺闷的，去和大家一块学习去吧。”就这样，对墙面壁，顾影自怜的苦闷生活终于结束了。

　　离开小单间，我同邱行湘、康泽、郭旭、梁培璜、沈蕴存、陈长捷等十人被编为一组，住在一个房间里，又过上了集体生活。

　　一九五五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学习，读书看报、讨论时势，以提高思想觉悟。大约到了这年的十一月，有一天屋里的人除我和邱行湘外，其他的人都搬走了，同时杨伯涛从别的组搬到了我们住的房间。我们三个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知其他人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几天，我们才搞清楚，原来是内部调整，以准备迎接从外地集中到功德林来的人住。从这时起，我们的伙食大大地改善了。每顿饭由一菜增加到两菜一汤，主食也有所改善。

　　不到十天，功德林里陆续来了不少人，大约有一百二十人左右。范汉杰、廖耀湘等人从东北调来，王耀武、陈全城等由山东调来，早已来到功德林的杜聿明也搬来了，其他的还有一些军长也陆续从重庆、武汉、西安等地集中到了功德林。组与组之间原来是不许会面的，这时也允许大家互相见面，随便交谈了。一见这么多老熟人，大家都很高兴，彼此相贺，庆幸余生。

　　管理所把这一百多人分成十一个组，每组选派出组长、副组长，由我和王耀武负总责，管理这一百多人的学习与生活。但把这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集中到一起到底干什么，我们谁也猜不透。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功德林的负责人，原公安部第十三局局长姚伦，在礼堂给我们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姚局长的讲话解除了我们的思想负担，使我们知道了集中是为加速对我们的改造，以便使我们早日成为新人。接着姚局长还谈到对我们在初期改造中不得不采取强迫改造这一形式的原因，并宣布今后准许家属亲友前来访问及对外通信。最后，姚局长勉励我们自觉地进行改造，还向我们宣布说，不久将组织大家出去参观，让大家看一看国家发展的情况。

　　姚局长的话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从这时起，由于大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谈心，交流意见了，所以每个人学习的劲头都有所增高，整个功德林的气氛也比过去活跃多了。

　　一九五六年的五、六月份，管理所组织我们在北京附近参观。我们先后参观了北京市的市容、北京郊区的水利建设。另外，我们还参观了一些新建的工厂，尤其在市郊参观某棉纺厂时，我的感触是很深的。

　　这个棉纺厂是建国后新建不久的工厂，厂里大多是女工。据厂方领导介绍说，这些职工在旧社会人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她们中有一大部分是北京原来八大胡同的妓女，靠卖身维持生计。解放后，政府为安置她们，兴建了工厂，让她们参加劳动。现在多数人已经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厂里还有一部分人，曾参加过帮会组织，过去专干绑票等不法之事，政府对这部分人在进行劳动改造后，现在也给予自新的出路，为他们安排了工作，把他们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听完介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旧中国，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有许多以卖淫为生的妓女。她们中的大多数是良家女子，由于生活所迫，才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旧社会的帮会组织是很多的，青帮、红帮、四川的袍哥，这些地痞、流氓无恶不作，到处欺男霸女。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也是好事没干，坏事做尽，开烟馆、设赌场、贩卖人口、武器，作奸犯科，用尽各种办法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鸦片之害，尽人皆知。在旧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过去军阀统治时期，他们在云南、四川大种鸦片，将鸦片运往香港、天津、上海等地贩卖，赚到钱后又向外国购买军火，造成了中国长时期的内乱。鸦片对中国人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毒害确实很大。记得过去我有一次到重庆，过江后要上山，叫了一乘滑竿。抬滑竿的轿夫长得面黄肌瘦，上山一趟，沿途竟要抽三次鸦片。山道边设有专卖鸦片的馆子。一间小房，在窗口架了几杆烟枪，烟是早已装好的。交钱后，马上就可以吸了。我当时很奇怪，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抽鸦片，难道就不能不吸吗？”轿夫说：“抽上了瘾，不吸烟就没有精神，上不了山。”由此可见，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之深。

　　烟、赌、娼确为中国的三大祸害。所以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先是禁种，再是禁卖、禁吸鸦片，从而使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了。能在几年之内，使毒害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烟、赌、娼绝迹，扫除过去大小军阀割据的局面，完成了在大陆上的真正统一，确实是做到了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祖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不能不说是个壮举。

　　这年的七月间，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到管理所来看望我们。先后来的人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卫立煌及一些朋友。能同他们谈一谈，听听他们对国家形势的分析是很有意义的。据他们中有些人透露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有意在不久要特赦我们，大家知道后都感到很兴奋。当年确实已准备在秋天特赦一批战犯的，但却因故推迟了，后来方知道是因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所以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一九五七年五月间，政府又组织我们到东北去参观，到了沈阳、长春、鞍山，参观了长春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厂、铁西工业区、长春市容等等。东北之行，一共三个星期。参观归来，大家都感慨不已。没想到才几年的工夫，社会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回到功德林后不久，大约在这年的七月间，我们又启程到武汉、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厂和一个现代化的屠宰厂。回京后，又继续学习。通过这几次参观，我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国家在这几年里发生的变化。不少人在谈心得体会时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争取尽快地得到政府的宽大，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获得新生

　　一九五八年秋天，管理所组织我们到秦城进行劳动锻炼。但规定年老多病，身体太弱的人不能去，继续留在功德林里学习。因为我有血压高的毛病，身体不大好，所以领导上要我留下，不让参加劳动。但在我一再要求下，领导上经过讨论，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

　　参加劳动的人共分为五个队，身强体壮的编为一、二队，年老体弱、身体差些的被编为三、四队，我当时被编入了第三队。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们遂于这年十月中旬跟着带队的管理干部来到了秦城。

　　秦城坐落在京郊北面燕山山脉的脚下，附近群山迭起，绿树成荫。山上的龙泉古寺，小汤山的亭台楼阁、涓涓温泉早已久负胜名。能够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呼吸到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这使我的精神豁然开朗，自觉一下子又年轻了许多。

　　开始劳动时，一、二两队到大田里干活，我所在的这一队是上山栽果树和负责果树的管理。刚到秦城时，我的思想还有些负担，认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劳动过，怕乍一干起活来吃不消。可没想到给我们安排的都是轻活，每天只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过去也常听人讲过，犯人劳动改造就是服苦役，每天累得死去活来。有些外国人也是，一提起劳动改造就吓的不得了。其实，共产党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的目的，并不是想惩罚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劳动锻炼，培养一些劳动人民的感情，使我们能够树立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目的仍然是为了改造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能够成为一名新人。

　　在秦城劳动时，我们的伙食搞得很好，每天都可以到河边去洗澡、洗衣服。而且劳动时能同大自然相接触，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很愉快的。所以，我认为在我将近十年的改造生活中，这一段时间是我心情最舒畅、精神最愉快的一个时期。

　　通过劳动改造，我端正了自己的劳动观点，联系到自己的过去，初步认识到自己过去骑在人民头上所过的那种剥削的寄生生活是可耻的，多少懂得了一些劳动人民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十月间，领导叫我们回到功德林继续学习，又叫我们写自己被俘以后，通过学习、劳动的一些思想体会。十二月四日这天早上，领导忽然通知大家把衣服穿整齐些到礼堂去开会。待我们整队进入会场时，才知道要开特赦大会。当时，我们的心情很激动，既高兴又紧张，因为谁也不知道特赦是全部特赦，还是部分特赦。

　　十点整，特赦大会正式开始。最高人民法院领导讲话后，开始宣布特赦名单。当读到我的名字时，我的心情万分激动，一时竟不知所措。我们第一批特赦的共有十人，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陈长捷、郑庭笈、邱行湘、卢浚泉、杨伯涛、周振强、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和我三人当时曾登台代表被赦人员，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再生之恩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改造自己的思想，做一个合格的新中国的公民。

　　特赦大会之后，我们回到驻地，马上换上了政府发给我们的新衣服，整顿行装。北京市民政局的王局长亲自来接我们，他用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市区的旅馆。这样，我们遂告别了功德林，从战管所走上了新社会。

　　特赦之后，抚今思昔，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记得我在长沙上中学时读过一篇古文，是欧阳修的《纵囚论》。这篇文章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曾于贞观六年，将三百多名准备处死的囚犯放回家，让他们料理一下后事，与家人再团聚一次。临走时同他们约定好期限，到时叫他们“自归以就死”。等约定的日期刚到，“而卒自归无后者”，竟然全部回来了。当时，我读到这一段，觉得唐太宗确是了不起，对他的作法感到十分佩服。可今天仔细一想，唐太宗的作法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对待战争罪犯的作法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唐太宗的纵囚，不过是沽名钓誉，收买人心。正如欧阳修所说：“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而党和政府对待我们这些罪犯采取的方法却是既人道，又实际的改造方法，目的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犯人能够脱胎换骨、重新作人。这要比唐太宗的作法更具有积极性，进步得多。

　　翘首神州，更觉往事如梦、如烟。但这十年的改造生活，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永远不能忘记，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把我从一个战争罪犯改造成了一个新中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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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美国五年生活概述

　　人情莫重于亲

　　我的五个子女以及他们的后代，均侨居在美国。从一九四九年分开以后，三十一年了。其中除长子抚元曾两次回国探望过我以外，其他几个子女都没有见过面。我曾想过，这一辈子大概是没有与他们团聚的希望了。出乎我意料之外，一九八〇年政府批准我赴美探亲。我和我的夫人在获得美国领事馆的签证之后，即途经香港，启程赴美了。一开始，我去的是旧金山。我的女儿苏元、小儿子锦蓉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在机场迎接我。一下飞机，女儿苏元便跑过来与我抱头痛哭。久别的重逢，三十一年来父女间无尽无休的思念，我原以为与子女再难相见的痛苦情怀，一旦见面，我确乎是悲喜交集，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后来分别在洛杉矶与纽约见到其他几个孩子，情景亦与此相同。

　　我戎马半生，诸多坎坷，然此情此景，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夫人情莫重于亲”。推己及人，使我不禁想到，我虽有幸与骨肉团聚，然而一九四九年，从大陆去台湾的同胞，人数多达二百多万。他们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思亲之切，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方能理解。台湾与大陆虽然只有一水之隔，而两地亲人，却只能朝思暮想，在无望的眷恋中，盼着渺茫的团聚之日，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他们既无见面的机会，又无互通信息的途径。如果我能做点事情，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取得联系，将会激起无数游子的归心，也将会给无数倚闾遥望的父母以无隈的慰藉。这种联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为此，我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写了封信给台湾方面的几位老朋友黄少谷、袁守谦、黄杰三人。他们都是台湾的决策机构国民党中常委的成员。我在信中写到：我离北京前，有不少人兼程赶来看我，求为之探询亲人下落。高堂白发倚门而望者有之；别时红颜少妇，今已两鬓斑白者有之；别时婴儿，至今不识父母面貌者有之。涕泣而道，闻之感动。我向他们提出三点建议：一、于金门、厦门之间，隔日开航邮船一次；二、信件以互通音闻为主，不得涉及政治宣传等问题；三、双方警务机构有检查信件之权。并建议依此办法实行半年，如一切顺利，可进一步商讨亲人互相探访。希望黄少谷等三人能将我的意见提交国民党中常委讨论。

　　我认为几百万人分离，是人为的。几百万人的团聚，也是可以由人来解决的。结束这种骨肉长期分离的局面，实在是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因为这是无数同胞翘首以望的事情。凡具有仁爱之心的治国者，谁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我由衷地希望，天下所有骨肉分离的人们，都能有欢聚的一天。

　　一场意外的官司

　　一九八〇年我赴美探亲之前，先行到达香港，探视分别多年的三哥宋宜山。临去香港之前，我曾致函家兄，事先不要透露任何消息。他按照我的意见办了。到香港后，我即住在我三哥家里，与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去看望了黄埔一期同学关麟征（抗日战争时期，我担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他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我们情谊颇深），见面后，各自叙说离情，免不了抱头痛哭一番。这期间也有些朋友来看看我。

　　我到香港时，经济情况是十分拮据的。我的一套西服还是我三哥的女婿方资纲出钱做的，而我和我夫人赴美的机票，则是家兄宜山购赠的。这就是我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在动身去美国的前一天，去看望了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我们的见面是愉快的，还一起照了张照片作为纪念。我向他解释说：“本来早就应该来看你，但害怕记者，也不愿意有人对我的动向作什么报道。如果费先生一定要发表我到美国去探亲的消息，请俟我离开香港两天后再见报。”费先生恪守诺言，果然在我到达旧金山以后，才在报纸上披露了我的行踪，并登载了我与他的合影。这一正常报道，在美国的一些华文报纸也作了客观的转载。但我的美国之行，使台湾的特务机关慌了手脚，编造一套荒谬绝伦的谎言。说我在香港挥金似土，手面阔绰。说我在香港行动秘密，甚至说我是奉中共之命到美国去做统战工作的。而且以头版头条新闻刊登于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上。这种无中生有的毁谤，不仅使我十分气愤，连我的子女也很生气。于是我的二儿子去请教律师。律师明确表示：可以起诉，而且一定能获胜。甚至表示，如果官司打赢了，按规定分钱。如果输了，他分文不取。一开始，由律师写了封信给《世界日报》，要求他们予以更正。该报不仅不更正，反而登出一则消息说：宋希濂辗转来信说明，自称不是来做统战工作的等语。这一来我一家人都更气愤了。于是委托律师向法院正式起诉。由于是民事案件，时间拖了很长。一直到一九八二年春天，法院才决定日期开庭审理。《世界日报》自知理亏，乃急忙请律师出面，要求调解。由于双方律师都很熟悉，为了使《世界日报》不致破产，也为了息事宁人，最后达成协议，赔偿了我一万五千美元。消息一经传出，许多侨胞大为称快。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一九八一年，黄埔军校一期同学潘佑强之子潘维疆兄妹，写信给我中国驻美大使馆，询问我的地址，使馆通知了我，我们因此取得了联系。接触了好几次，关系颇为融洽。他向我提出想搞和平统一运动，问我取名为“和平统一会”是否恰当，我建议取名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较好。并商定其宗旨为：海外侨胞不分党派，不分政治立场，同心协力，为完成孙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愿，促进祖国大陆和台湾早日统一，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正式成立，他们邀我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在会上，我作了如下的发言：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来参加“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对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理想，我认为这是一件庄严而正义的事业。凡是正义的事业，我相信是会成功的，而且也是必定成功的。所以，我在此预祝“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胜利。

　　凡是中国人，都是希望祖国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强大的。对于我们中国人，由于国土沦丧、分裂的惨痛教训真是太深重了。在近代史上，中国近百年来与列强所订的种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每一个条约的背后，都有我们中国人的鲜血与眼泪。象中俄的《尼布楚条约》、中英的《江宁条约》、中美的《望厦条约》、中日的《马关条约》……等等。这些国耻使我们中国人，在世人的心目中被视为劣等民族、二等公民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虽然中国是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但是多年来，都是没有地位，没有声音，当然更没有力量。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虽为战胜国的一员，而在形势所迫下，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竟将我国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外蒙古”给出卖了。我们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之所以领导革命，推翻封建专制，是因为感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可耻和痛心，而中国人民在经过了多次大的动荡与流血牺牲之后，“外蒙古”的出卖，也已说明了虽忝为四强之一，却并没有改变我们国家积弱多年的命运。这些痛心的事实，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的。由于外侮，我们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烽火离乱、家园破碎的痛苦，是这个时代里，每一个中国人惨痛的经验。

　　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之后，中国人民已经用自己的脚站立起来了。至少我们不再奴颜婢膝、仰人鼻息。中国今天已经有自己独立的民族尊严与国家主权，不管苏俄、印度、越南等邻国，几次试图干扰进袭，都没有得逞。我们确实已经取得了国家主权不容他国干扰的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争得这样的地位，中国人民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我自己是经过这整个历史过程的过来人，从北伐到抗日，以至于国共内战，经历了无数大小战役。五十多年来，我走遍了祖国山河，接触过千千万万的同胞，虽然经历过不少苦难岁月，但我清楚地认识到祖国山河的秀美壮丽，民风朴实善良。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外人图我中华，正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但不幸的是，外侮之外，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党政治之争，而造成国共两党的兄弟阋墙，以至于国民党在一九四九年全面败退之后，在台湾岛上造成三十二年来妻离子散、有家归不得的分裂局面。今天，相信在座的朋友中，就有许多人的亲朋故旧是各在天涯，人各一方，而互不闻问的。请问，这个悲剧是谁造成的呢？这是人为的！凡是人为的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已经经过了许多不幸与坎坷，我们不能再把这惨痛的经验延续下去。由于我们身受的教训，不管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或是站在人民大众亲人团聚的人道主义立场，我们都应该呼吁并赞同祖国和平统一。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只有祖国统一，才能团结自强；只有自强康乐，社会才能走向安定，人民才可以享受民主自由。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祖国，任何外人都可以从中渔利、挑拨，造成困扰，损失与受辱的，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终究都是我们的祖国和同胞。因此，我愿意站出来，在这里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最大理由也就在此。

　　现在，中共对台湾当局已经表示了和平统一的愿望和诚意，虽然台湾当局还没有接纳。但我坚信，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势力，任何借口，都是阻挠不了的。中国的统一，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双方不接触，继续僵持下去，只能是对国家不利，对人民不利。不管我们在天涯海角任何地方，我们都是从中国那块土地上走出来的，受过那里的文化教养。千千万万来自不同省份或村庄的人，无不热爱自己的乡土国家，也无不怀念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海外的华人，希望尽快促进双方和谈，和平统一祖国。也希望所有热爱中国的朋友们，一起来从事这件庄严、伟大的事业，并愿我们的祖国早日统一强大。

　　成立大会开完两天后，在纽约几家华文报纸刊登大幅广告，说选我当“和统会”首席顾问，但事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

　　台湾方面十分注意，不久在台湾成立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并在美国各大城市成立分会，以此来对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影响。

　　建立“黄埔同学会”

　　一九八四年年初，赵紫阳总理访问美国，中国驻美大使馆邀请我到华盛顿参加招待会。蔡文治、李默庵两人都住在华盛顿，这时恰逢侯镜如同学在美国探亲。我们四人在华盛顿见面了。蔡文治提出想组织“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我们同意了。我们起草了一个宣言，共同签名后，二月二十八日委托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发表了。宣言全文如下：

　　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以蒋公介石为校长、廖公仲恺为党代表，周公恩来为政治部主任，以军校同学为军中骨干，建立革命军。我们的同学都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大家团结一致，扫除全国军阀，继而参与抗日战争，击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从此中国人民巍然屹立为世界上的伟大民族。但今日台湾仍孤悬海外，与祖国分离，中国尚未统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军校同学，今日为台湾全军领导骨干。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亦有许多军校同学为高级指挥员。军校同学应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继续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奋斗。

　　地球上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唯有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国，才能巩固世界和平。这是中国人对全世界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切盼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

　　宣言发表以后，很多报刊都刊载了，一般舆论都认为我们的宣言是比较公正的。属于台湾方面的《中国时报》也表示准备登载这条消息，但随后又向蔡文治说明，由于我与侯镜如都是全国政协常委，不便登载。我们认为，只要有影响就很好。《中国时报》登与不登，关系不大。但没想到，四月底在洛杉矶与旧金山也相应成立了另一个“黄埔同学会”，加上原已成立的“荣光联谊会”等，开始向我们进行“围剿”，甚至骂我们是孙总理的叛徒，这种无稽之谈，我觉得好笑，不必计较，但应予以回答。因而我从纽约去华盛顿与蔡、侯、李三人商量，决定再次发表声明。于是我们在五月一日写了题为《台湾与祖国必须和平统一》一文，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在今年（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于华盛顿发表呼吁黄埔军校同学团结起来，促进中国统一的宣言以后，各方面响应非常热烈。但最近中央社，台北中央日报，及旅美黄埔校友旧金山荣光联谊会，洛杉矶荣光联谊会等，不明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的大义，竟然破坏国家和平统一，宣扬以台湾为基地光复大陆的内战政策。我们同学中居然有此不识时势，不顾现实的错误观念，我们深表惋惜，特此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

　　第一、我们不是任何党派的统战工具。我们已是衰老之年，对于国民党和中共双方毫无所求。我们一切出于爱国热忱，希望在这言论自由的国家，不要藉口反对“统战”，压制爱国人士发表爱国言论。

　　第二、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主张中国和平统一。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党派，对于国家的兴盛，有不同的政见，但不应主张分裂与号召内战。中国一百多年以来外患内战，人民涂炭，国家无从统一与建设。我们不能再骨肉相残，应急起直追，统一、建设，赶上世界先进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在广州说：“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内战，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内战，使中国成为统一完整的国家。”因此，他在民国元年让临时大总统职予袁世凯，自愿为铁路建设督办，一九二四年只身北上，到北京与段祺瑞寻求和平。这是孙中山先生舍身为国的精神。希望我们的同学效法孙总理的精神，为中国统一强大而努力。在历史上，我们黄埔精神将永垂不朽，我们黄埔同学的子孙亦有荣焉。

　　第三、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的上海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的中美第二次联合公报中，中美双方一再共同声明，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次里根总统访问中国，临别以前，在白宫对记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人民间的问题，应由中国人自行解决。”

　　全世界有一百五十八个国家是联合国会员，其中有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邦交。只有沙特阿拉伯、南非、南韩及其他几个小国与台湾还维持着外交关系。但最近，四月七日在南韩汉城举行的第八届亚洲青年篮球赛，台湾的朋友南韩，不同意台湾另用国旗。今年二月，在南斯拉夫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只同意台湾运动员用运动会旗帜。今年七月，将在洛杉矶举行的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也只同意台湾用运动会旗帜。这证明台湾当局已承认现实：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怎能长期孤立在与世界无关系的小岛上，成为无国籍的人民？

　　我们不能不顾事实，今天已时移世变。十三年以后，香港将回归祖国，台湾岂能虚延岁月？待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再求与祖国统一，岂不在历史上失去光荣？希望我们明智的同学们，向光荣之路前进，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奋斗，尚为时不晚。

　　黄埔军校同学蔡文治、李默庵、宋希濂、侯镜如敬启

　　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于华盛顿

　　庆贺香港回归祖国

　　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与英国达成协议，至一九九七年，香港和九龙的主权，将回归祖国。消息传出，举世瞩目，海外侨胞大都欢欣雀跃。但也有极少数人持不同见解，甚至反对港、九回归。为此，我曾在报上发表文章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过辩论。并明确指出：凡是华裔，不管你加入什么样的国籍，谈论中国问题，必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激发民族自豪感，不要再一味地盲目崇拜洋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住的。希望大家都能为此贡献力量。

　　同时以《对于有关香港问题中英协议草签的感想》为题，在《时代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其全部内容如下：

　　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归还祖国的中英协议，已于本月（九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草签。闻之欢欣万分。我已是垂暮之年，对国事存有两大心愿：1. 祖国的统一；2. 香港的恢复。现在基本上实现了第二项，怎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呢！

　　香港问题的解决，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神圣领土上最后一块殖民地的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争取民族生存英勇战斗的伟大胜利。也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最主要目的之一。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香港被强占以来，它利用这块地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数不尽的罪行。就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二四年，它以大量武器和金钱，唆使陈廉伯在广州组织商团，企图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权，以及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广州沙面制造的沙基惨案。当时英帝国主义者在广州沙面租界，对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用机枪扫射，被毙伤的同胞达四、五百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认为中国人民必须永远记住，不管帝国主义者玩弄什么技巧、方法，他们的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帝国主义者就是侵略、屠杀、掠夺。远的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多年来，苏、美两个所谓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敢于斗争的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而不致被人欺侮、凌辱。

　　一九九七年，香港、九龙的主权和治权收回后，我相信港、九同胞一定会在祖国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由香港人民推选出来的自治政权领导下，建设起一个崭新的、更加安定、更加繁荣的、大家都过着幸福生活的新香港。

　　广交朋友

　　我在美国五年，结交了许多朋友，大部分都来自台湾。其中有从前的一些老朋友，他们当中分两种，一种是同事、同学、部属；一种是从原国民党退休下来的高级人士，在美国定居的。在这些人当中，多数人认识到祖国应该统一，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强盛，个人就没有出路。但也有个别人，由于受“反共复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宣传影响，仍然坚持其观点。也有个别人，对台湾与大陆的事情，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如：曾在国民党到台湾后，担任过驻外大使以及中央党部秘书长等重要职务的×××，我曾与其见面数次。我们虽能欢畅地叙谈友谊，但当我动员他回大陆看看时，却遭到了他的拒绝，而且向我明确表示：“两边朋友来信，我都不作答复。”我也认识了不少的台湾人，他们当中的多数是热爱祖国，认为台湾与大陆是不可分离的。但也有极少数具有“台独”思想。

　　很多朋友的子女，他们从台湾的大学毕业以后，到美国去深造。大多数人在美国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受到美国学校或公司的聘用，收入较高，生活过得舒适，这些人对于祖国的观念颇为淡薄。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希望祖国统一强大，而回国讲学为“四化”作出贡献的。原来的老华侨，他们深知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强大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热爱祖国的。但因过去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对大陆的政策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戒心与怀疑。虽然，其中有不少人曾回国探亲，对祖国的强大，由衷地感到高兴。但由于国内过去运动过多，尤其是“文革”这场浩劫，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使许多人至今心有余悸，担心政局不稳，加之有不少侨团被某方面控制，因而不便于公开表态。有极少数的人，则在那里利用名义、地位，招谣撞骗，图谋私利，金钱至上，个人第一。

　　五年来，我在美国与人交往，以诚相待，处以公心。因而广泛地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们之中既有左、中、右，也有上、中、下各层人士。其中有些人，确实十分热爱祖国，而且并无私心。自然，这些人，我与他们的接触就必然要多一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富强而奋斗。

　　我的愿望

　　我在美国的五年，除进行了上述几件大事之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由于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我虽然是到美国去颐度晚年的，然而，每时每刻，我无不思念着祖国的统一、强大，无不思念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我的所作所为也无不围绕着这一核心。对于那些反对统一、主张分裂的人，在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公然反对香港回归祖国，甚至提出要求帝国主义组织新的“八国联军”和倡议“国际共管”的这些民族败类，我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大声疾呼，大张挞伐。我是一个年将八十，体力日益衰退的老人，但我决不作息养山林，不过问国事的打算。我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民族是永存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在我生命的余年，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所有结识的朋友，即使政治观点不同，也必力言国家统一强大的重要性。我是多么渴望早日结束这个分裂的局面呀！万一在我活着的日子里，祖国的统一尚未实现，我一定要嘱托我的子女：台湾回归祖国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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