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穿蒋介石

• 目录
  • 《拆穿蒋介石》导言（李敖）
  • 蒋介石的父系（范学文）
  • 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何国涛）
  • 毛福梅与蒋氏父子（王月曦）
  • 蒋介石的故乡（唐瑞福·汪日章）
  • 关于蒋介石身世、家庭和在家乡的活动（王舜祁）
  •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童年（汪日章）
  • 蒋介石的早年与王金发（章念驰）
  • 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杨天石）
  • 三“士”杀一“陶”（汪子飏）
  • 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苏文钦）
  • 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宓熙）
  • 跟随蒋介石六年见闻（汪日章）
  • 侍从室回梦录（张令澳）
  • 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姜辅成）
  • 蒋介石身边的三“帮”（容斋）
  • 蒋介石结婚刘纪文失恋（容斋）
  • 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容斋）
  •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梁漱溟）
  • 袁世凯蒋介石陈济棠的迷信（天皓）
  • 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容斋）
  • 蒋介石与武大抗日请愿团（吴珉）
  • 红军过黔时蒋介石在贵阳的狼狈相（王天锡）
  • 蒋介石最怕提及张学良（容斋）
  • 蒋老先生确是被俘（陈左弧）
  • 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抗日？（汪子飏）
  • 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汪子飏）
  • 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萧觉天）
  • 蒋介石的报应（孟绝子）
  • 蒋介石不要中南半岛（汪子飏）
  • 蒋介石如何吃掉龙云（钱履霜）
  • 蒋介石“引退”溪口始末（王舜祁）
  • 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詹特芳）
  • 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赵秉钰）
  • 蒋氏王朝算哪“汉”？（劫余）
  • 台湾蒋家政治派系的“分科”（范龙言）
  • 蒋介石之死（孟绝子）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拆穿蒋介石》导言（李敖）

　　在《乌鸦评论》休刊告白中，我提到《乌鸦评论》创办五个半月来，赚了约二十万元，特移此款，贴补我新编的《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乌鸦评论》订户每位赠送一册，以为答谢；其他读者则可以较廉书价，买到此书。现在，此书即将出版了，我特写导言，做一前引。

　　这部《拆穿蒋介石》，没收入我自己写的文字，因为我自己写的，都收在《蒋介石研究》一到五集里和即将陆续问世的六集、七集……里。这部书收的，都是别人写蒋介石的长短调。其中作者，左右立场不一、亲疏关系各异，但在去伪存真上、摘奸发伏上、不甘蒋介石一手遮天下耳目上，却可谓有志一同。就正有鉴于此，我编出这部六百页的论集，以存信史，并在“众神默默”之中，展现又一次的道德意义。

　　在蒋介石生前，在他淫威所及之处，没有人敢拆穿他、没有人能拆穿他；在蒋介石死后，在他的余威犹在之处，也没有人敢拆穿他、也没有人能拆穿他。中国人中，真正敢也真正能拆穿他的，是从李敖开始。我认为这种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为什么？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就已指出：“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

　　如何破除这种麻木不仁，只好先从拆穿蒋介石着手。

　　这部《拆穿蒋介石》，所收文字，来源有三：一类是在台湾由我发表出来的，一类是在大陆由共产党刊印出来的，一类是在海外由第三者流传出来的。我把这三十六篇文字，大略以内容时间为序，酌加配图，编成这本厚书。令人感慨的是，由于蒋介石的死去、由于国民党的慎终追远、共产党的低调统战，一些共产党刊印出来的谴责蒋介石的作品，连今天共产党都在避免刺激的前提下，自行收敛起来了，这种为了政治掘坟于先、又为了政治修墓于后的反复，严格说来，是另一种麻木不仁。我如今在这部书中，收进这些连共产党也不喜欢重看的文字，目的就在证明是非有常，不为蒋生而存、不为蒋死而亡、更不为政治挂帅而亡。——不以奸雄存亡而定行止，这才是男子汉的道德。中国人口口声声讲道德，但在大是大非之处，每多放水，令人泄气。这部书的出版，正所以在泄气之中，为人有以加油也。——中国人之有阳具者，幸愧而识之！

　　1989年3月31日，在台湾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的父系（范学文）

　　关于蒋介石的家世种种，见诸各种报刊的资料很多。其中固不乏经过调查而审慎撰述者，但也有不少是辗转传闻，与事实有些出入的。现经参考各种记述及实地调查访问，整理成文，供研究历史者参考。

　　一 蒋族来根

　　蒋介石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他发迹以后，千方百计要查祖宗的来根。他对蒋家宗谱非常重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当他的生母王氏八十岁生辰纪念之时，溪口已沦陷，蒋经国派人从倭寇重围中的故乡密携蒋家宗谱间道入赣，辗转送到重庆，他“三复循诵，几忘寝食”（见蒋介石自撰《先系考序》）。他详校了天台龙山蒋氏家谱与鄞县横山蒋氏、奉化峨阳蒋氏二谱之异同，认为鄞、奉二谱较龙山谱为可信。蒋家宗谱，循例每隔三十年修纂一次。自清季以来，康熙三十八年、康熙五十五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四年、道光八年、咸丰八年、光绪十四年、民国七年都修过谱。民国七年的那次修谱，是由蒋介石的哥哥介卿主持的，聘请城内人周芾南（钧棠）为大总裁。到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又应为大修之期，蒋介石极为重视，虽其时国民党政府已形势危殆，摇摇欲坠，蒋还是强打精神，叫大儿子经国来溪口主持进谱大事。聘请吴敬恒（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进谱搞得很热闹，溪口蒋家祠堂挂灯结彩，大摆酒席，并且从上海招来京剧班演戏三天。

　　这次修谱，特别大书特书而为蒋介石所高兴的，就是在宁波找到了一个祖宗头，认为蒋氏之源，出于周代。至于是否可信，则不详究了。溪口宗谱中，第一世的太公叫蒋光（延恭），是迁到四明来的始祖。蒋光生二子，名宗祥、宗霸，那是五代后梁时了。宗霸（字必大），信佛，就是溪口人尊奉的摩诃太公，因他常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而得名。这个摩诃太公死后葬于天童寺旁的小盘山上。宗霸初在小盘山筑室静修，后迁居奉化三岭。到他的孙子浚明，宋时任中书平章事，赠金紫光禄大夫。家世始渐显赫。大凡修谱，列举世系，总要找一个有来头的祖宗头，以示显赫。蒋家祖宗以这个金紫光禄大夫为最显赫了，总编纂陈布雷就托朋友沙文若（即沙孟海）、杨菊庭、朱赞卿等在宁波寻根查据，经杨菊庭多方考证，作了一篇《莲桂坊蒋氏考》。查出蒋浚明居采莲桥蒋家带（带河巷），现在宁波的白水巷还有蒋家祠堂，供奉蒋浚明牌位。蒋家的数世坟墓，则都在奉化三岭。由此可知蒋氏一支，是从宁波分过去的。查清了祖根后，蒋介石大为高兴，于一九四九年农历正月初一，曾派经国到宁波蒋祠拜祭。是年四月中旬，蒋介石又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蒋经国等，到宁波访谒宗庙，还到宁波柳亭庵旁及天童小盘山祭扫祖宗头蒋摩诃等坟墓。

　　二 玉泰盐店

　　蒋介石家世，“追远”约略如上，查近的则要从他祖父蒋玉表在溪口街上开设玉泰盐店说起。

　　按照溪口蒋家世系排列，蒋介石为二十八世周字辈，故其谱名为周泰（蒋家排行，自二十五世起以“五言四句”排辈，即：祁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他的曾祖名祁增，字怀盛；祖父名斯千，字玉表；父名肇聪，字肃庵。他的祖父蒋玉表生于清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十一月二十日，卒于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十月二十四日。蒋玉表有兄弟三人，长斯生，次斯水，他是老三。斯生无孙，由蒋介石的哥哥周康（介卿）继承。蒋玉表之世，太平军兴，正是兵荒马乱时代，家中生活平常。玉表在晚年时，才在街上开起一爿玉泰盐店，先以酿酒、卖盐为主要业务，后来逐渐扩大营业范围，兼营食米、菜饼及石灰等项，主要顾主是雪窦山上乡村山民。蒋介石在自撰其祖父的《行略》中说：“玉表公以商业起家，而尤精于盐务，家道以之渐享。”可知蒋家的小康，是从玉表经商开始的。蒋玉表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也懂得医道。当蒋介石方七岁时，玉表带他到法华寺礼佛，蒋介石走路不小心，失足坠谷，右额负伤，血流不止。玉表为采山药敷治，得以止血弥合创口。回家后，他母亲王氏甚至没有发觉。蒋介石还谈到：“中正幼固多疾，公常临床诊视，甚至终夜不寝，其状类吾母王太君今日之爱育其孙纬国者，故中正之病多赖公之手而告愈，至今王太君犹屡念勿能忘。”

　　玉泰盐店后来由蒋介石父亲肇聪接办。肇聪名肃庵，又名明火，斯千次子，国学生。他经营商业，显然比玉表更精明，把店务搞得很好。玉泰开设于溪口中街簟场弄口，三间店面，后设作坊，下场资本约二、三千银元，加上吸收存款，流动资金充足。店内有经理、账房、伙计、学徒共六、七人。作坊工人视生产情况有多有少，都是临时性长工，开砻米、做酒、搬运等工作。

　　肇聪绰号“埠头黄鳝”。他除经商外，也常管乡里间的闲账。蒋介石在《行略》中写道：“吾乡涉讼之风较盛，凡府君所知者，无不劝谕而已之。或有不平之案，乃倾资相襄，以雪其屈辱之冤，故乡间之为非者多所忌惮不敢肆，讼案乃日减，而交恶之风亦渐灭。”这是蒋介石为他父亲贴金的话，实质上就是说，肇聪在镇上是一个讼师。蒋介石又说：“锦溪之右有庙社名武山，乡贤硕耆同声举公为之首，公不之应者三。耆绅莫能难，乃供神位于吾家之堂，不应诺还送，不得已而就其职，不数年，社产有增。”乡间庙社首事，就是管公堂，大家一定要叫蒋肇聪来管，而且硬迫他管，其为人如何可知。肇聪生于清道光廿二年（一八四二）十月八日，卒于清光绪廿一年（一八九五）七月五日，享年五十四岁。与妻徐氏、孙氏合葬于村北桃坑山。

　　肇聪去世时，蒋介石年仅九岁，玉泰盐店由蒋介石之兄介卿接管。后来析产时，这爿店就分给介卿。玉泰曾二次失火，第二次失火后，蒋介卿在妹夫宋周运的帮助下，又造起了新屋，但玉泰盐店实际上只挂一块招牌，开的却是公余钱庄。蒋介石亲自题写了“玉泰盐铺原址”界石，今尚存。

　　三 父系戚党

　　蒋介石的异母兄蒋介卿，名周康，字瑞生，号萧緖，群庠生，四明专门学校法政科毕业，做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英德县长、浙江海关监督、浙江省政府委员，生子国秉，一名国炳，字宝华，上海中山学院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陆军八十八师少校参谋、中校团副、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初配石羊头孙氏，后离婚；又娶萧王庙孙益甫次女徽美，生一子四女。子孝伦、女静娟、志伦、环伦、明伦。

　　姐蒋瑞春，蒋介石前母徐氏生，嫁任宋村农民宋周运。宋粗识文字，爱钱如命，生活俭朴，有一段时期是丰镐房的管家之一。

　　妹蒋瑞莲，与蒋介石同母生。嫁后竺村竺芝珊。竺本是玉泰店员，文化不高，头脑简单。曾跟蒋介石去广州做佛山筹饷委员，以后又任苏州税务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长等职。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何国涛）

　　一 传说的由来

　　关于蒋母王采玉及蒋介石的身世，有各种传说，众说纷纭，离奇曲折。尤其是《金陵春梦》中的传说最广。

　　《金陵春梦》虽是一部小说，但据作者自述：“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历史，他只是把蒋介石其人其事，像说书先生那样描绘而已。”费彝民在第一集《郑三发子》的序文中，更肯定了“它的真实性”。这样，就以讹传讹，影响甚大。

　　唐人写的《金陵春梦》，据唐小三在《金陵春梦·爸爸·我》一文（刊于《新闻战线》一九八〇年第六期）中说：“为了写《金陵春梦》，爸爸研究有关蒋介石的各式各样的出版物，堆积如小丘，光是书籍就逾五、六百本之多。为了查一个名字或者一个年份，他可以连追几个通宵。”对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严肃认真追根溯源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说蒋介石是河南省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人，叫郑三发子，其母嫁给一个叫蒋肇聪的奉化人，将三发子带到蒋家，改名为蒋中正。——这便是《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的惊人发现。唐人在《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中自述其创作此书经过时说：“是一九四九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仕卫官退休后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在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三十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反正当时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它。并且全家协力寻觅，花了几天功夫，才找到了这薄薄的五页纸。”

　　唐人找到了这五页“八行笺”，开始并不相信这位侍卫官所写的经历；后来根据蒋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和蒋介石的传记等逐一核对，再对照蒋的发迹史和各个阶段的表现，才“深信”这个侍卫官的报告。于是就动笔写《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了。

　　《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中，刊有黄彤光先生《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一文，也有和上述这位侍卫官相同的说法。黄是在贵州集中营见到郑老头的。黄写道：“郑老头是反动头子蒋介石的亲哥哥。他是在一九四九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的，……老头子排行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

　　《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一九八一年四月出版）也发表了三篇有关蒋介石家世的文史资料，也叙述了郑发（《金陵春梦》为郑绍发）于一九四一年从河南找寻蒋介石，以及从集中营释放后送回河南的经过，据说直到解放后，还有人见到郑发。这三篇的内容要点大致如下：

　　张仲鲁先生的《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中说：“蒋介石出生于河南许昌，……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河南遭受旱灾，许昌灾情尤重：……这时蒋介石的胞兄郑发，逃荒到了重庆，他的家世才开始有所暴露。大概是在清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左右，当蒋介石才四、五岁的时候，许昌县衙门有位蒋姓的师爷：……这位蒋姓师爷据说自称绍兴人，在当地雇了一个女仆，女仆带着一个小孩。这个女仆就是蒋介石的母亲，这个小孩也就是蒋介石本人。不久，县官卸任，这位师爷也随同回到开封。据说，这位师爷的妻子那时已经去世，生活乏人照料，便把所雇女仆带到开封，以后就成为他的眷属，带回浙江。这是蒋介石胞兄郑发于一九四二年在重庆大阳沟河南同乡会亲口对郜子举（军长、补训处长）、李肖庭（军委会参谋）、蔡芷生（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人说的。”

　　李延朗先生《关于蒋介石家世的点滴见闻》一文中说，郑发“在抗战前即曾请人写了一封信，亲自带着，欲到南京去投见蒋介石，但车到浦口，为宪兵搜查盘问出来，认为他是犯了神经病，被驱赶了回去。”抗战后又到重庆，求见蒋介石，“他住在复兴关李家花园，据说为曾在河南办过党务的李宗黄所探悉，深恐特务加害于他，也怕他在外招摇，引人注意，就介绍他住在河南同乡会。当时河南军人郜子举也住在同乡会内，郜认为蒋介石是不会认这个异姓亲哥的，劝他回去，愿给他路费：……但老头坚决要见蒋介石，不肯回去：……看老头的言语行动，十分持重，对一般生人不肯多谈，更不轻易暴露身份，而在郜子举劝他回去并询问他身世缘由情况时，他又说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决不像是疯癫乱言，尤其仔细观察一下他的身材面貌，就更相信他与蒋介石确系一母所生骨肉同胞了。”李延朗先生后来在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工作时，查到《十五年前的蒋介石》一文，写蒋介石的家世较为含混，有“原名周泰，后改名介石”等语，认为好像他原来并不姓蒋。还听人说，蒋介石每年都回到奉化溪口为他母亲扫墓，总不见他对父亲如何表示孝心，也许他亦自知这个蒋姓并非亲父，而对亲父亲祖却又无法相认。

　　除上述二文外，《河南文史资料》还以编者名义撰述了《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一文，成稿于一九八〇年六月五日。此文系根据河南省政协工作的郭海长、谢梅村、李静之三同志回忆资料为据。兹将原文摘录如下：

　　一、据郭海长（现在河南省政协）同志回忆说，郑发在重庆住河南同乡会，与姚廷芳来往（姚当时是郜子举驻重庆办事处处长，现在美国），姚和其他人为郑出主意，叫他往林森路蒋的官邸求见：……多次不果。以后去的次数多了，门卫把郑发的求见要求向蒋报告，蒋批了一张五千元的支票让交给郑发，郑坚辞不要，说他是为骨肉团聚而来。后来，戴笠解释劝慰，说明蒋不能认他的苦衷。……以后就叫戴笠派专人招待并监视郑，吃住在中美合作所。后来有人常在磁器口、沙坪坝见到郑发，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坐茶馆、吃小馆都有人付钱，就是不让他与其他人接触。同时每月由中央银行给郑发家中寄钱。日本投降后，郑发回到开封。一九四六年的一天夜晚，我在开封南羊市姚廷芳家里，见一个人去找姚廷芳，他走后，姚说那人就是郑发。看身架很像蒋介石。一九五三年我到许昌地区慰问霜灾时，听地委赵天锡同志说，郑发当时尚健在，他家是中农。解放后他怕受株连，矢口否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承认他曾到重庆、南京找过蒋介石。

　　二、据谢梅村（现在郑州市政协）同志回忆说，一九四六年春，他在开封曾为了了解郑发与蒋介石的关系而去鼓楼街路南某旅社访问到开封开会的许昌专员吴协唐，吴除与前两文说的相同部分不再重述外，还说，他曾奉令按月给郑发家二、三百斤麦子，吴同谢谈话时，还说当时郑发就在开封慈悲巷四号住，省主席刘茂恩也按时送给郑发生活费。吴最后说，要是郑发与蒋介石没有关系，没有上级的命令，刘茂恩这个省主席和我这个专员是不会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人送粮送钱的。

　　三、据李静之（现在河南省政协）同志回忆说，一九四八年六月开封解放前的一天，河南在南京的一些头面人物在大三元饭店聚餐时，姚廷芳曾介绍郑发同李见过面。从身架、面型、个头看，郑发都有与蒋介石相近似的地方。郑发在南京时，也有专人照顾他的生活，他能参与那样的宴会，说明他当时的身份，但就是不得与蒋介石见面。有人说郑发在重庆时，蒋介石在戴传贤家中曾见过他，但郑发说并无此事。在宴会间有人说：“蒋介石是许昌县南前郑村的人，这可以从蒋介石的名字上得到证明，‘中正’就是中州郑氏的意思，‘介石’就是说他家门前那块大石头总是介意难忘。”

　　《金陵春梦》的传说，尚属小说家言；而文史资料一再引证，言之凿凿，则似乎实有其事了。此不能不为之辨诬，以正视听。而解开此谜，又非我浙人莫属。

　　二 问题的探索

　　我于一九六五年春，与前武岭学校第一任校长张明镐协作撰述《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已发表于《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三辑），当时《金陵春梦》已出版，蒋介石出身于河南许昌前郑村的传说已风靡全国。我们撰述此稿时，曾向毛懋卿、孙表卿、汪日章、唐瑞福、蒋小品诸人谈论过许昌传说的真伪，他们一致认为：此说全无根据，纯属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

　　河南传说中的郑发，也许确有其人其事，但仔细分析郑发一家的遭遇，与奉化蒋肇聪及其继配之妻王采玉，决不是同一回事。笔者认为：关于蒋母出身的问题颇有研究探源挖根的必要，这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史，关系到蒋介石的历史真伪的问题。辨别和探索、彻底搞清楚其身世，目前已迫不容缓，已是属于急待抢救的资料了。

　　首先，应认定郑发确有其人。上述几位作者所见所闻是有事实为依据的，但却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分析。如李延朗查对《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发现有“原名周泰，后改名介石”等语，认为他原来并不姓蒋。李静之认为蒋介石是许昌县南前郑村的人，这可以从蒋介石的名字上得到证明，“中正”就是中州郑氏的意思，“介石”就是说他对家门前那块大石头总有“介意难忘”之意。这显然是缺乏根据的推测，这样就难怪张冠李戴了。

　　蒋介石的名字很多，他生下时，其祖父蒋玉表给他取了一个叫瑞元的小名。他是溪口蒋姓中第二十八代子孙，属周字辈，故又取名周泰，上学后取了一个学名叫志清，后来改为名中正、字介石。取名中正，是流亡在日本时，仿照孙文易名中山的故事，他亦改名中正，实有附龙攀凤之心。说这名字是“宗郑”的转音，完全是瞎猜了。且奉化口音，“正”与“郑”不同音，“宗郑”即“中正”，显然是无稽之谈。

　　至于说蒋介石每年都回到奉化溪口，为他母亲扫墓，总不见他对父亲如何表示孝心。这一点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蒋介石九岁丧父，由他母亲抚养成人，对其母亲就显得更为亲昵。蒋肇聪原配徐氏，生长子介卿与长女瑞春，徐氏死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肇聪续娶萧镇孙氏为继室，不久孙氏又亡；再娶奉化葛竹村王有则的次女王采玉为妻，她便是蒋介石的生母。蒋肇聪卒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当时蒋介卿年仅二十二岁，蒋介石还只有九岁。他的弟弟瑞青仅二岁。由于蒋介卿与王采玉不和，家庭间发生龃龉，次年就兄弟分居。王采玉以一寡妇抚养一群稚龄的儿女，哪有心绪和精力举办亡夫蒋肇聪葬事？拖延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蒋介卿、蒋介石兄弟葬其亡父蒋肇聪于桃坑山右蟹钳，与原配徐氏及继配孙氏合葬。当时王氏曾再三叮嘱蒋介石，等她百年之后，要为她择地别葬，不必拘执俗体，与其父同穴合葬。据蒋介石《慈庵记》所述：“自是吾（蒋介石自称）每归省，无不以此见教，且自置墓碑，以示其别葬坚定之意。”民国十年六月十四日，王氏病卒。十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葬其母王采玉于白岩山鱼鳞岙，并在半山平地上筑坟庄三间，额曰“慈庵”。将其曾祖蒋祈增以下以至蒋瑞青的神位供奉于中堂，以补父母未合葬之缺憾。王采玉不愿与蒋肇聪合葬，主要原因是肇聪已与前妻徐氏及孙氏同穴，王氏不愿屈居人后，乃坚欲别立坟墓。据两度担任过丰镐房帐房的唐瑞福老人说：蒋介石每次还乡扫墓，桃坑山父坟及白岩山母坟先后祭扫。自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经常以坟庄为住息之地，外间常见到蒋介石住在蒋母坟庄招待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新闻，便误以为他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了。其实，蒋介石自发迹后，他每次回到溪口，不住在丰镐房老宅，而以文昌阁、坟庄、妙高台别墅为家。那几处别墅居高临下，四周筑有岗亭驻守，警卫森严，安全可恃。自文昌阁毁于抗战烽火，蒋介石每次回到溪口，就以坟庄为家。外界不知底细，以为蒋介石重母轻父，遂猜疑其别有隐情了。

　　再说，《金陵春梦》是根据一位流居香港的蒋介石侍卫官的记述写成的，作者连蒋肇聪（字肃庵）在溪口有否坟墓的事也不清楚，认为“见不得人，甚至死后不见坟墓的‘蒋父’，其中必有奥妙……”（见《金陵春梦》第一集第廿一页）。写蒋肃庵带了元配夫人徐氏到开封，身边有儿子蒋锡侯、锡春、瑞春，女儿瑞莲、瑞菊大大小小五个孩子，不幸徐氏病亡，遗下这一群孩子没人照顾，正为难间，王妈带着一个八岁的儿子来到蒋府当奶妈，这个王妈后来便做了蒋肃庵的续弦，王妈的“拖有病”“拖油瓶”儿子当了蒋肃庵的儿子，改为蒋周泰，字瑞元，学名志清（见《金陵春梦》第一集十二页）。

　　这段传说，如果看一下《武岭蒋氏宗谱》所载，就可知道：蒋肃庵元配夫人徐氏，仅生一子名锡侯，一女名瑞春，并无锡春其人。而瑞莲与瑞菊均为蒋介石同母之妹，为王采玉所出。瑞莲比蒋介石小三岁，瑞菊又比瑞莲小三岁，不久夭亡。蒋介石八岁时，瑞菊已不在人世。徐氏卒于光绪八年，蒋介石是光绪十三年出世的。因年代不符，虚构的情节遂与活生生的事实对不上号。由此可知根据郑发的传说就不可能不破绽百出了。

　　溪口镇南临锦溪，北聚村落，风景幽美。全镇只有一条市街，东自武岭门起，西至武岭公园止，全长约五华里。蒋姓是该镇的一个大族，镇上远近人家，鸡犬相闻，一有风吹草动，瞒不过众人的耳目。蒋介石世代居于此镇，镇上父老，有不少人深知蒋宅的底细。如果蒋介石是他母亲带到蒋宅的“拖有病”，怎能一手遮住全镇人的耳目？蒋介石后来发迹了，对于他的出身，镇上人也没有为他隐瞒，例如其生母王采玉，是个年轻的寡妇，二十三岁时由其堂兄王贤东作伐，再醮为蒋肃庵继室。此事溪口人均知底细。可见水落必见石出，要瞒是瞒不住的。我遍访溪口与蒋氏有关的老年人，莫不对河南郑姓的传说，付之一笑。

　　外间传说蒋介石托戴传贤安慰郑发的事，郑发自己也否认有此事。解放后有人问郑发，他竟绝口否认他与蒋介石有关系，这是为什么？是怕牵连自己吗？还是他已明白蒋介石虽与他面貌相似，并不是他的三发子兄弟？

　　三 蒋肇聪其人

　　为了搞清问题，要以蒋肇聪（肃庵）本人经历为线索，搞清他究竟有否到过河南开封？如果没有去过，那么，河南传说中的绍兴师爷“蒋肃庵”，如果是有这么个人，必另有其人，决不是奉化继其父业经营溪口玉泰盐铺的那个蒋肃庵；或者说，郑发的母亲确带着其三弟郑三发子，嫁给一个蒋姓师爷为继室，如果确有其事，那个蒋姓师爷也决不会是奉化的蒋肃庵。

　　郑发于北伐战争前后看到蒋介石的照片，认为他是随母嫁到浙江的三发子，当时不敢冒认，直到一九四二年，河南灾情严重，他只得铤而走险，卖掉一只毛驴子作路费，到重庆认亲。这一段过程也是十分蹊跷的，郑发怎么能凭一张照片便可断言为自己弟弟？而且他和弟弟已分别三十多年，难道相貌还没有一点改变？何况天下相貌相同的人也很多啊！

　　《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所刊登的三篇资料，都不是第一手资料，似不应妄下断语，只有彻底了解蒋肇聪的经历以及王妈是不是王采玉，才可以掌握打开蒋母与蒋介石身世之谜的钥匙。

　　溪口蒋氏，自蒋士杰从三岭迁至武岭，世代以务农为业。三代以后传至蒋玉表，始弃农经商。玉表在溪口镇上开设一家以经营盐、酒、石灰为主的商店，店名为“玉泰盐铺”，至今在奉化第三招待所大门墙脚，尚保留由“中正”亲题的“玉泰盐铺原址”六字，即为当时蒋家店基。据陈布雷所编《蒋介石先生年表》载：蒋介石于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九月十五日未时，生于武岭溪口镇玉泰盐铺楼上，祖父蒋玉表给他取了一个瑞元的乳名。次年，由玉泰盐铺迁至报本堂的西厢房，即后来的丰镐房祖宅。

　　蒋玉表的盐铺，是溪口镇上唯一的经营“官盐专卖”的店铺。店堂内挂有一块“官盐”的招牌。盐是向宁波批发运来的；石灰是由富阳运来的。后来还经销大米，到安徽芜湖去贩米。同时酿酒兼营糟坊，经营范围并不小。萧镇的孙昭水开设的永兴行，亦是专营官盐的盐酒店。因为是同行，两家保持着世交的来往。据孙昭水之次孙礼桐回忆说：他祖父孙昭水晚年患足疾，不利于行，永兴行店务交由其伯父孙润木掌管。其父孙玄木（字表卿）举人出身，担任过法政学堂、沪江大学国文教师，清末户部主事、省议员等职。永兴行常与玉泰盐铺合伙雇船运盐，货船运至萧镇，再由竹筏继运至溪口。因同业关系，孙、蒋两家常有往来。蒋肇聪自元配徐氏病故，就继娶萧镇孙氏之女。孙表卿曾在奉化凤麓学堂为教习，蒋介石是凤麓的学生。孙虽没有直接教过蒋的书，蒋称孙为“先生”而不名，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大约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前后，太平军一度克复宁波府属各县。因战争的影响，溪口商业一蹶不振，玉泰盐铺一度停业。过了一年后，蒋玉表已五十岁，蒋肇聪正二十二岁，玉表便出资恢复玉泰盐铺，将店务交给蒋肇聪，自己坐享清福，诵经念佛，安度晚年。他还懂得一点草药郎中的医术，入山采药，给乡人治病，曾在武岭庵施粥施茶，博得镇人对他的好感。

　　蒋玉表生二子，长子肇海，出继给二房蒋斯水为继承子，次子肇聪，承顶三房的基业。肇聪小名明火，在溪口经商的老人都叫他明火。他精明能干，玉泰盐铺经他当手复业后，不数年又生意兴隆。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知他嘴上说得好听，凡事要占三分便宜，镇人给他起个诨号，称他为“埠头黄鳝”。黄鳝只能在洞里好捉住，一旦游到河头边，要捉它就难了，即是指人家占不到他的便宜。玉泰盐铺业务兴隆，他家由衰落转为小康之家，在溪口镇上成为十甲户之一。据孙礼桐回忆说，他伯父孙润木与玉泰合伙办货运输，他们最远到芜湖采购大米，从未听说到蒋明火带着老婆徐氏及子女到河南经商或当师爷。有的书上说蒋肃庵做过清朝的官，亦是传闻失实。他只是溪口镇上经营官盐的小商人，只是中产之家，除玉泰盐铺外，有薄田三十余亩。后来蒋介石发迹了，陆续以武岭学校的名义买进土地，但仍算是学校的地产。蒋玉表懂得一点医术，蒋肇聪喜欢出头给镇上人调解讼事纠纷，有的书上把玉表、肇聪合为一人，说蒋肇聪是盐商、讼师、郎中兼而有之的人，有的甚至将玉泰盐铺搬到河南开封去了。实大谬而不然。

　　蒋肇聪的发妻徐氏，卒于清光绪八年二月初九日，时肇聪年已四十一岁，长子周康已九岁。继娶萧镇孙氏，不久又病故。清光绪十二年，由玉泰盐铺老伙计奉化葛竹村人王贤东作伐，介绍其堂妹王采玉为肇聪继室，时王采玉年已二十三岁。浙东风俗，女子出嫁较早，因王采玉年轻守寡，家境清寒，故经王贤东一说即合。

　　丰镐房老管家唐瑞福祖居溪口簟匠弄，今年七十有九。在他五、六岁时，王贤东仍在玉泰盐铺供职，常抱着他寻开心。后来王贤东年老回家，介绍其族侄王良鹤充当玉泰伙计。王良鹤无子，以兄子王世和为子。王世和初在溪口镇上一咸货店作秤手，被蒋介石带到广东，当一名随身勤务兵。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由蒋推荐参加军校学习，混了六个月，取得毕业文凭，后经蒋提拔为侍卫长。可见王贤东、王良鹤、王世和一门三代与蒋家关系很深，都因王采玉这个关系上来，王采玉来历是无可疑的。

　　总之，从蒋肇聪四十一岁丧妻，续娶孙氏又再娶王氏，先后四年期间，溪口老年人对这段往事多能道及。蒋肇聪从青年时代起，就继承父业经营溪口玉泰盐铺，这一点更有何疑？由此可见，蒋肇聪既未去过河南，亦未当过师爷，王采玉更未离开过奉化，其来历是清清楚楚的，与河南传说毫不相干。

　　四 葛竹调查弄清底细

　　在搞清了蒋肇聪的身世后，便可进一步搞清蒋母王采玉的身世：她是不是嫁过河南郑某、生过郑三发子？后又带她到蒋家来？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日亲到王的家乡葛竹进行实地调查。现将所得资料整理如下：

　　葛竹村位于奉化与嵊县的交界处，原为嵊县辖区，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时，划归奉化县。现为奉化县葛竹人民公社葛竹大队，公社设班竹园，大队在葛竹村。

　　十一月二日早晨，我从亭下出发，乘车到班竹园，走访山麓边的葛竹大队。

　　葛溪一面临山，一面隔着一条路也是山，连绵不绝地矗立着面对面的两座高山。溪道阔约七、八公尺，原可通竹筏。一路上几乎看不到村落。从班竹园到驻岭水库，行程五里，自驻岭到葛竹，也只有五里。人在溪边走，早晚望不见太阳；行近葛村，才见到一座桥，过了桥才见山麓有一片村屋，约有一百多户人家，以王姓占大家，杂姓只有十分之一。蒋介石出母王采玉就出生在这个山岙里的小村上。

　　葛竹大队支部书记王伏才同志从田畈里回来招待我。当我问到王采玉的事，他说他没有见过她，但说：王采玉的二个弟弟王贤钜和王贤裕（蒋介石的亲娘舅），解放后留在葛竹，他是见过的。当时他还是个放牛娃呢！

　　经笔者提出要求，在访问对王采玉一家比较熟悉的人以前，先查阅一下王氏的宗谱。王伏才同志欣然同意，答道：“葛竹王氏宗谱，在‘文革’期间上缴销毁了；大队部留下一部，已残缺不全。”我说：“残缺的也可以看看。”他便转身抱了三册“葛竹王氏重修宗谱”出来交给我。

　　“葛竹王氏重修宗谱”原有四大册，现只留下三册，其中第一册已被老鼠啃坏了半部。好在从残存的编笺中，仍可以按图索骥，查清楚蒋母王采玉的身世。

　　原来在明朝洪武年间，从奉化连山迁来了一个叫王爽的年轻庄稼人，在奉化葛竹村落户，一连六代都是单丁，至第七代子孙王庆亨，生四子：长子王永吉为大房始祖，次子永俭为二房始祖，三子永全为三房始祖，四子永强为小房始祖。至今大房仅有一家住在葛竹；二房都已迁往外乡；只有三房和小房支脉旺盛。据王伏才同志相告：解放前于一九四〇年统计，全村约七十户，至今滋繁可百余户，六百余人。

　　蒋母王采玉的祖父王毓庆，是葛竹三房的第十六代子孙。宗谱上说：他是清朝的廸功郎，生三子二女，长子王有则，次子王有模，幼子王有金，都是国学生，王有则曾多次应试，但没有取得功名。王毓庆收购笋干、山货，运至宁波求售，无人问津；后来转运至苏州，竟以高价脱售，因得以贩卖营利所得，在葛竹建造一所住宅，至今这所住宅尚在。虽破旧不堪，仍为有则、有模、有金所公有。这就是蒋介石幼年时每年常来的外婆家。

　　王有则（一八二〇—八八二）娶欢潭姚振昌之女为妻，生三子，为贤侯、贤宰、贤达。贤侯死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贤宰死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贤达死于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王有则续娶姚氏，又生二子一女，按照排行，四子贤钜，五子贤裕，女即采玉，皆后妻姚氏所出。王采玉早适下跸趾曹家田竺某为妻，青年丧夫，再醮溪口蒋肇聪为填房，她便是蒋介石的生母。可见王采玉虽先适竺家，但决不是河南的郑家。

　　王采玉生于清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在她十九岁那年，其父王有则一病不起。这时，大弟贤钜才十五岁，很不争气，成天赌博，小弟贤裕有点神经病，也只有十一岁。王有则不事生产，家道中落。王采玉做姑娘时，靠着她一双灵巧的手，做些针线女红，贴补家用，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不幸出嫁后夫婿病故，父又继亡，她苦守了几年，才嫁给蒋肇聪为继室，并不时救济老母幼弟。其母姚氏死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活到六十九岁。蒋介石童年时常到葛竹外婆家走亲眷，葛竹村人多能谈及这段往事。

　　我看过“王氏家谱”后，于午后访问五十七岁的王良珊。他是王采玉堂兄王贤昌的次子，是葛竹村王姓中辈份最大的一个。按照旧族中的习惯，他是王姓中的族长，他住在王毓庆遗留下来的祖宅老屋里。此人曾跟随王惜寸（即王澂莹）当过小官，解放后一度留用，后回乡务农，学些篾匠手艺，在家编制竹筐，自食其力。据他说：王贤钜、王贤裕二人，虽是蒋介石的亲娘舅，蒋对他们只供给生活费用，并不信任。蒋所信任的是王有金的长子贤甲，也就是他的伯父。贤甲于民国三年曾捐资在葛竹兴办凤翥学堂，得到浙江省民政长颁发的银质奖章。他生得相貌堂堂，蓄长须，绰号小汤果。贤甲有子六人：良森、良朔、良季、良龢、良裕、良汉、良朔之子忠觐，留学苏联，现况不明。良汉又名震南，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是蒋介石提拔的戚党，曾任军法总监陈南分监。解放前夕，任上海市特刑庭长，以历年搜刮所得的钱在葛竹建造一所规模颇大的住宅，缘山而筑，气派有过于溪口蒋宅的丰镐房。我所访问的王良珊，是王震南的堂房兄弟，他在杭州任职时，常到王震南和王惜寸在杭州的住宅里去走动。王震南住宅在杭州灯芯巷十二号，王惜寸住在杭州西大街十七号。那时他是浙江省财政厅长兼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

　　王惜寸族名时荣，按照葛竹王族贤、良、忠、时的排行说，他是小房的时字辈，为良珊的族孙。但他曾在葛竹凤翥学堂教书，因蒋介石童年一度在凤翥读书，故大家还是尊称他为时荣先生。后来王贤裕的堂房姐姐在唐田请师教读其子女，贤裕邀惜寸同往受业。民初凤翥学堂成立，惜寸回乡任教师，以后又在康岭办中学，担任过嵊县政府秘书。蒋介石去广东办黄埔军校，邀王惜寸任军校秘书，北伐后被任为浙江省财政厅长。他的元配妻子俞氏，生一子三女，子为白痴，女为哑子，另二女均在上海，继娶妾沈氏，生七子，一在北京，一在美国，其余在台湾。

　　王良鹤的继子名忠淼，字世和，是蒋母王采玉堂兄王贤东的侄孙。他原在溪口天生咸货店当秤手。王贤东年老回乡，由王良鹤继任为玉泰盐铺会计，托蒋母向蒋介石请求带其子世和去广东从军。蒋叫王世和送一篮咸货来，当面看他举止如何。王世和送货到丰镐房，蒋命他吊在屋柱钉子上。王因人矮，取凳垫脚挂上，随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脚印，把凳放回原处。蒋认为他做事小心，就面允带他去广东。前已提到初随蒋充勤务兵，军校招生时，批准他为第一期军校学生。毕业之时，家乡曾敲着十二面铜锣向王良鹤报喜。一九三九年，王世和充任蒋介石侍卫大队长，一九四四年俞济时接任七十四军，他任副军长。再进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因他嗜赌如命，常常误卯不到，蒋曾两次将他革职闲置。西安事变后，蒋孝先被东北军枪击殒命，蒋又任用他为侍卫长。抗战胜利后，王世和以敲诈勒索所得之钱，在溪口开设五泰钱庄，初聘唐瑞福为经理，后由王世和自兼。他并在溪口大造住宅。

　　王震南、王世和、王惜寸（澂莹）——是葛竹村上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三个母系亲至的戚党！

　　王良珊又对笔者谈到蒋母王采玉。他一面编制竹筐，一面指着堂前正屋客堂说：“王采玉针线女红最好，村上是有名的。那年蒋肇聪病故，她带着蒋介石来葛竹住了一年多。蒋介石就在凤翥学堂念书，王惜寸当时在凤翥当教师。王夫人有个特点，生平不坐竹椅。我家为她准备好一张特制的木椅。此椅自王夫人死后，一直供置在这间客堂内。直到文化大革命抄家，被劈为柴片烧了。”

　　从王良珊家出来，回到大队，已是万家灯明。我又走访了王方溥和王贤裕的孙媳妇张雅琴，继续了解王氏家世。

　　关于蒋介石的嫡亲娘舅王贤钜与王贤裕，我在宁波时曾向唐瑞福老人那里多次探问。王贤钜生于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王贤裕生于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两人的个性不同。贤裕读了几年私塾，能背诵唐诗几十首。年轻时，在明坑、北溪等处当过小学教师。贤钜生性好赌，不务正业，似乎没有干过正当职业。他们的生活，平时靠乃姊王采玉照顾。及至蒋介石位居要职，按时按节提供这两位舅爷以衣暖食饱的中等生活，但从未介绍他们担任公职。唐瑞福在抗战后第二次担任丰镐房帐房，其时蒋宅已无本房主人在家，蒋经国离家时告诉唐瑞福：“我不在家，别人来作客可以毋须招待，只有葛竹的二位舅公来溪口时，请他们住下，多办些小菜招待他们，按时按节送钱作他们日常开销，平时要米要日用物品，都到溪口街上凭折支取。”

　　贤钜不常来溪口作客，贤裕则常由族人抬轿，手执尘拂，到丰镐房一住一、二个月。他有点神经失常，常自言自语背诵唐诗。有人问他老先生今年多少贵庚？他回说：“今年十五岁。”人问其故，他说：“去了六十甲子，不是十五岁吗？”其实是年已七十有五了。蒋介石在抗战以前，每年年底，给贤钜、贤裕各送去大洋百元，贤钜则聚以买田，历年来购置田地五、六十亩，解放后被评爲地主。贤裕不知积蓄，雇人挑浅滩以通溪流。路上发现鸡粪狼藉，随时扫去，终日疯疯癫癫，不知所为。两人于一九五〇年先后病死。因其无能，蒋介石亦弃而不用。

　　贤钜有二子，长子良昭，良昭之子忠泽，之江大学政治系毕业，被蒋介石擢用为福建浦城县县长，历时五年。抗战胜利后，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调他去台湾，未赴任。回到浙江，调任新昌县长。贤钜的次子良穆，随蒋介石去广东充侍从副官，北伐军抵达南京，良穆贪污了一笔公款，逃回葛竹家中，蒋介石不加追究。一九三三年在葛竹设立武岭分校，王良穆被任为分校主任。

　　贤裕的独生子良辰，也有先天性的神经失常。良辰之子忠熊，一九七八年病死在葛竹，张雅琴是忠熊的妻子。

　　在与张雅琴谈话中，她先自作介绍：她是江口前王山人，贤裕是他的太公，王家祖孙三代都有神经病，到他丈夫王忠熊时，神经病仍未断根。祖孙三代的生活，全仗姑婆（王采玉）一家接济维持。她丈夫王忠熊死时为五十八岁，是中学程度，当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专员时，带她丈夫去当出纳，以后又历任南京粮食仓库出纳，武康县政府出纳。解放前夕，由武康回到葛竹时，因张雅琴身怀六甲待产，未去台湾，就留在葛竹。她现在有五子一女。

　　谈到蒋母王采玉，张雅琴听上代长辈传说，王采玉前夫为曹家田竺某，家境尚好。竺家是从葛竹搬到下跸趾曹家田的，迁居后已有五代。

　　王方溥是小房的子孙，我访问他时，他告诉我，蒋介石在抗战以前，每年到清明，到葛竹上王有则的坟，在王贤甲家吃饭，贤甲蓄着长胡须，办事能干，能说会道，蒋介石很重视他。一九三九年贤甲死，王震南夫妻在重庆，不能回来治丧。抗战胜利后，王震南给其亡父出丧，十分热闹，蒋介石自抗战后来葛竹扫墓，常住在王震南新建的住宅里。一九四九年阴历二月，有一天，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蒋爱伦和蒋爱明，一家祖孙五人，驾着竹筏于上午十时左右到葛竹，便衣警卫人员散布街头巷尾，约有三、四十人之多。王方溥又说，蒋介石每次到葛竹上坟，每人发一双大馒头，他也分到一双。每只馒头约有四两重。蒋介石一家到董家坑上好他外公外婆的坟墓后，在王震南家住宿一宵，次日上午，落筏至班竹园俞宝兴家中晤谈。俞是地主身份的生意人，曾送一箩烤番薯给警卫人员当点心。

　　当夜我就住宿在大队办公室。原来的大队部设在王震南的住宅里，由公社开设雕刻工场，最近方迁移出来，一切修理工程尚未完成。

　　次日，我就道别回甬。

　　根据以上调查，足以证明蒋母王采玉的身份是很清楚的，并不是来历不明的人。在她一生中，也没有可以启人疑窦的地方，而且对她身世的证据是大量的，无可置疑的。她从未离开过奉化，更未到河南，亦未嫁过姓郑的人。在嫁给蒋肇聪时，也未带来前夫之子，更未在河南留下另一个前夫之子。由此可见《金陵春梦》以及有关“史料”所作的种种传说和猜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毛福梅与蒋氏父子（王月曦）

　　一 一抔黄土

　　走进奉化县溪口镇中心学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株有几百年树龄的古樟树。在这古樟树边矗立的高敞的礼堂，原先是溪口蒋家纪念远祖蒋宗霸的家庙——摩诃殿。在空荡荡的校园中央，有一个圆圆的黄土坟，坟周围是用淡红色石块砌成的，黄土早被青青的千筋草盖住。正面竖一块约二米高的石碑，碑上刻着七个大字“显妣毛太君之墓”，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的手笔，落款处题着“男经国敬立”。不消说，这里葬的是蒋介石的元配、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了。

　　人们也许会纳闷，作为蒋介石元配夫人的坟墓，怎么竟然会那样简朴，未免太出人意料了。虽然蒋介石曾提倡“新生活运动”，但对亲人的后事却并不马虎。溪口居民还清楚的记得，就在毛福梅罹难前两年，当蒋介石的异母哥哥蒋介卿由于“西安事变”消息来得突然，受了惊吓，中风而死后，蒋介石回溪口养伤，亲自为他操办丧葬事宜，一时冠盖云集，偌大的溪口武岭学校大厅排了三遭座次，才勉强让参加送葬的人们吃完“斋饭”，排场何等的显赫！可是对于他的发妻——毛福梅的后事，却为何如此草草了事呢？是因为男尊女卑吗？不，他对宋美龄夫人的谦恭有加，堪做丈夫的楷模。若说毛氏地位卑下吗？她的出身、她的才干，与她婆婆蒋母王采玉倒有几分相似之处，可以称得前后辉映。然而蒋母之墓就在离毛氏墓不过五华里的鱼鳞岙上，单是那好大气派的青石牌楼“蒋母墓道”就足以使人惊叹不止。从牌楼到墓地，有六百余米的登山小道，沿路筑亭两处，半山有坟庄三楹。那座别致的坟庄，称之为“慈庵”，内有石碑数方，刻有孙中山先生等的祭文、颂词，把这位出身寒微、入庵为尼、而后再醮的普通山村女子，提到了“母仪天下”的地位。

　　两代母亲，同出一家，先后谢世在国难深重的时刻（王采玉殁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其时正当军阀混战的黑暗岁月；毛福梅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罹难，又正当日寇大举入侵的危难时刻），两代母亲，均只五十八岁，她们的儿子又先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连续执政半个世纪，为何她俩身后荣枯不一、墓葬厚薄不同若此呢？

　　此中缘由，一言难尽。读者也许能在本文所要介绍的毛福梅的坎坷一生中看出更多端倪。

　　毛福梅名不见经传，事不出闺阁，她的一生如梦如烟，除了奉化老乡亲看得见的、听得到的之外，多半咽在她肚里，埋在她坟里了！但鉴于毛福梅既是蒋介石的元配，又是蒋经国的生母，虽然常年居守家乡，而其人其事与蒋氏父子的身世出处，关系非比寻常，诸事有人所不知者甚多；且毛氏为人，为乡里所称道。亦不应任其湮没无闻。笔者忝为同乡，复同是女性，故乐为之传。自问遍访耆宿，广采逸闻，未敢有虚构之处。尚望识者教正。

　　二 毛氏家世

　　毛福梅（也有写作“福美”、“馥梅”的），学名从青，奉化岩头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九日。

　　岩头，地处天台山余脉上，是古迹遍布的一大景点。四面环山，一水中分，风光旖旎，狮、象两山把守门户，活脱是一处世外桃源。元代著名文学家戴表元和清季驰名浙东、号称“贱笔”的书法家毛玉佩均出生在这一带。不过，在毛福梅生活的年代里，这是个极闭塞的山村，山民们大多靠卖柴、卖炭、卖毛竹、毛笋和笋干等，换取盐米衣物。交换货物须去三、四十里路外的溪口、萧王庙、江口，或远至宁波。山路崎岖，唯一的运输工具是竹筏（当地人叫竹排），顺岩溪的急流蜿蜒而下。大型的竹排是十多架中型竹排连接起来的，要用数以千计的大毛竹方能扎成，长的有百余公尺，状如硕大的蜈蚣。它既是运输工具，上面可放置较多货物，又是毛竹本身的运输方法。岩头一带竹子特别多，素有竹乡之称，山民们视竹子为衣食父母，伺候得极为小心周到。五十年代在北京举办的农业展览会上有一枝前所未见的特大毛竹，就出在离岩头村仅五里的石门山上。

　　毛福梅的家是岩头一带的望族。父名鼎和，世代经商，开着一爿祥丰米行和一家南货店。家底殷实，治家有方，颇讲究礼法，平时又广结善缘，对修桥铺路一类公益事业尤其热心。岩头村从村头到村尾有五座石桥，由毛鼎和出资或主持捐助事宜建造的就有四座。

　　毛鼎和，人称“祥丰先生”，娶妻王氏（万竹箭岭村人），生有儿女各二，长子毛怡卿，乳名武宝，早年在宁波与人合设肉店，后又开了一爿叫“清一色”的饭店。虽然后来他的妹妹成了蒋氏门中的“大师母”，名分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国舅爷”，可他与蒋家的荣辱不甚沾边，没有在军政界谋过什么职位，随遇而安，至今毛氏一族在家乡的香火还全仗这一支脉顶着。他的孙子，也就是毛福梅生前最疼爱的内侄孙毛彭初，一直乡居在家，儿孙满堂，现为浙江省政协委员。毛氏生前常携儿子经国回娘家小住，她母子住过的那间东厢房也由毛彭初按原样保留着。

　　毛鼎和次子毛懋卿，又名秉礼，早年在宁波经营鄞奉汽车公司。北伐前，一度随妹夫蒋介石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总务，以后回浙江，担任过慈溪、鄞县公安局长。抗战期间，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赣州支行经理。1949年蒋经国劝他去台湾，他没有同意。周恩来总理得悉其事后，特地向他致意，动员他陪同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去台湾。后他又回大陆定居，曾任宁波市、浙江省和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周总理派人送他到无锡加以保护，1970年病死在上海，享年94岁，葬在宁波阿育王寺的右边山岗上。

　　毛鼎和的长女毛英梅，嫁与奉化下跸驻村宋孟果为妻，有子宋继尧、宋继坤、宋继修。继尧能写一手颜字，曾在武岭学校当过会计，以后曾随蒋经国在赣州专署办事；继修原在武岭学校搞总务，现在台湾。继坤已80多岁，于前几年老死跸驻村，他的儿子宋时选，韩国檀国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38年跟蒋经国到赣南，曾任赣州专署科长，以后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现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也算是台湾一位要人了。

　　毛福梅是毛鼎和的次女，出生时。算命先生说她是一颗“福星”，因此自幼受到父母的特别宠爱，取名“福梅”。长大成人之后，出落得颇有“福相”，中等个儿，面白唇红，性情恬淡，事亲极孝，虽用不着操治家计，却是母亲的得力辅佐。她父母把她当作掌上明珠，必得挑一个门当户对的世家子弟方论嫁娶，而在这种穷乡僻壤里，要挑个称得上世家的名门何其不易！于是乎，毛福梅年届19，尚待字闺中。

　　那一年，终于有一位颇有名望的乡绅拜谒毛鼎和先生，前来说媒，毛福梅的喜事来了。

　　三 蒋毛联姻

　　来人姓陈名春泉，家住离岩头村两华里的榆林村。此老家境虽不甚宽裕，倒是诗礼传家，颇受乡里敬重。他家中设有学馆，延毛凤美为塾师以教村童，兼收亲近友好家的孩子入学。其中有个学生叫蒋瑞元（即蒋介石）的，就是陈春泉表妹王采玉的儿子。

　　陈春泉和毛鼎和两位既是乡里颇有声望之人，自然早有交往。这一回，陈春泉是受他守寡的表妹王采玉所托，为表侄蒋瑞元提亲来的。

　　说起王采玉，在岩头一带也小有名气。她是嵊县葛竹村（后划归奉化）人。父名王有则。母姚氏，为王有则继室。家道小康。王采玉十七岁时嫁与一个姓俞的田舍郎为妻，十九岁时丈夫和初生儿相继夭折，于是万念俱灰，在金竹庵带发修行。后经她的堂兄王贤东说合，做了溪口玉泰盐铺继承人蒋肇聪（字肃庵，又名明火）的继室。婚后，夫妻俩虽然年岁相差悬殊（蒋肇聪比王采玉长二十余岁），但感情不错，不到十年，连生两男两女，长子便是蒋瑞元，次子瑞青，长女瑞莲，幼女瑞菊。谁知好景不常，第十年上，蒋肇聪病故，三十二岁的王采玉二度守寡，瑞菊、瑞青相继夭亡，又遭蒋肇聪前妻徐氏的大儿子蒋锡侯（即蒋介卿）挑起阋墙之争，强行分家。一个年轻寡妇，哪受得了这么大的一连串打击？她哭告无门，只好把心放在两件寄托上，一是诸天菩萨，一是儿子蒋瑞元。前者也是为后者服务的，祈求菩萨保佑儿子瑞元没病没灾，日长夜大，早些为她分担忧患。偏偏这个宝贝儿子却令她伤心到了极点。

　　蒋瑞元，谱名周泰，生于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个惹事生非的胚子。四岁时，除夕吃年夜饭，他忽然异想天开：想试试喉咙到底有多深，竟把一支竹筷向喉咙里插了下去，把筷子都插没了，一时眼睛翻白，冷汗直冒，吓得王采玉几乎昏倒。祖父蒋玉表其时还健在，担心孙子变成哑童，那夜在他的窗外足足守候了一夜，时不时地隔着窗子问媳妇：“瑞元好点了吗？”天将明时，瑞元醒了过来，听到祖父的声音，扬声答道：“爷爷，我好了，一点不痛。”五岁那年中秋，家人都在院子里抬头赏月，他偏向水缸里张望，看到水中那圆圆亮亮的镜子似的月影唾手可得，便把身子探下去捞那镜子，一个跟头倒栽在七石缸里，差点淹死。六岁上，祖父蒋玉表想让先生来管教这孩子，请了一名叫任介眉的学究做西宾，可瑞元哪把先生放在眼里？照样顽皮撒野，气得先生宁愿放弃束修，负笈离去。进了学馆之后，照样狂态不可一世。一放学，便伙同村里那些放牛娃娃去山坡野地舞刀弄棒，仿效军队作战阵势，自封为“大将”，指挥双方“作战”，常被“战”得头破血流。他万事都要先别人一步，别人不让，他便撒赖，因此得了个“瑞元无赖”的诨名。

　　孩子淘气，惹事生非，大大伤了蒋母王采玉的心。她本来是不肯改嫁的，只因为她的父母听了一位算命瞎子的话，说这女人命中该有贵子，不该让她做尼姑。天下做父母的，哪一个不希望儿女能出人头地？做尼姑修行，那毕竟是来世的事了，于是极力劝女儿改嫁。王采玉既已改嫁，按“命相”所示，这“贵子”非蒋瑞元莫属，因为瑞青早夭，她只有这么个儿子。可是，这样一个淘气异常的“贵子”如何方得成了器呢！

　　这一年，瑞元十四岁，四书五经也学了不少，懂得了一点孝道，发誓要读书上进，求取功名，为家族增光，为母亲争气。王采玉喜出望外，四处打探名师，遣儿求学。曾送去她娘家葛竹王氏宗祠溯源堂拜姚宗元为师，读《诗经》，由于能即景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的诗句，深得师长喜爱。王采玉后又听说榆林村毛凤美学问不错，已在她表兄陈春泉家开馆，便把瑞元送到榆林村陈家办的私塾就读。

　　王采玉人在溪口，口念佛经，心挂榆林村读书的儿子，真怕他一时旧性复发，惹出什么事来。过了不久，岩头方面果然传来了有关儿子的闲话：这个14岁的毛孩子竟要想娶堂表妹毛阿春做老婆哩！

　　乍一听到，王采玉难过得不得了：如果儿子真是这样想，岂不是更要被人家背后耻笑吗？倒是她的母亲（瑞元的外婆）姚氏为她出了主意：索性到毛家去提亲，把毛阿春娶过来，也可给这匹小野马套上个笼头。

　　慈母说得有理，王采玉立即行动，挽了个媒人去岩头毛阿春家提亲。

　　毛阿春的母亲名蒋赛凤，是蒋肇聪的堂妹，嫁给岩头毛凤扬为妻，丈夫早年病亡，遗下小女阿春。由于中年丧夫，家居冷落，常带着阿春回溪口居住。王采玉与这位堂姑同病相怜，常相来往，蒋瑞元因此有机会与毛阿春见面。阿春姿容姣好，性格开朗，与瑞元年岁相仿，青梅竹马，十分相得。蒋瑞元到榆林村读书之后，每逢假日，常到岩头去谒见堂姑，找阿春玩。开始时，蒋赛凤见堂姪能经常走动，说明娘家有人，面上光彩，也热情款待，殊不知这两个小儿女的心中已萌发了爱悦的种子。

　　蒋瑞元既对阿春有了情意，言谈之间不免流露出种种痴相来。陈春泉的孙子陈远离，与瑞元同案听课，同桌吃饭，同床睡觉，见瑞元老是阿春长、阿春短的，便打趣说：“阿元叔，你对阿春这样好，干脆娶来当老婆算了。”那瑞元也真不含糊，不但不掩饰，还说：“讨老婆要有媒人呀，你会做媒吗？”于是乎“瑞元想讨阿春做老婆”的新闻便不胫而走，传到王采玉耳里，也传到蒋赛凤家里。

　　寡妇最怕人家在儿女私情上说长道短，蒋赛凤听到这一消息，气不打一处来，先把女儿狠狠地训了一顿，不许她再与这个“歪胚”接近，然后关门坐等，假如瑞元还来死乞白赖，她就……正在这时，一头撞进王采玉遣来的红媒，蒋赛凤在气头上，不但一口拒绝，还对媒人说：“阿嫂也真作孽！这样不争气的歪胚不好好管教，还对他依头顺脑来提亲，将来变成败家子有得哭呢！我有十个女儿也不会嫁给他的，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媒人碰了一鼻子灰，如实回报了王采玉，把个王采玉窘得无地自容。她发狠说：“赛凤把我家阿元看作虫，我一定要在她眼皮底下挑个好媳妇。”说干就干，她亲自雇了一顶小轿，赶到榆林拜访表兄陈春泉，请他无论如何担当物色个好媳妇的重任。

　　陈春泉情面难却，可又觉得这事颇有难处。蒋赛凤家虽称不上望族，也算是不愁衣食的小康之家，毛阿春又是个百里挑一的姑娘，在岩头村里，要挑比她强的姑娘并非易事；何况这边又是孤儿寡母的，好人家不见得会低就呀。可禁不住表妹苦苦央告，只好凭着一张老脸去碰碰运气。经过周密比较，才认准了通家世交毛鼎和，要把他二女儿毛福梅说给蒋瑞元。没想到毛鼎和很快允了这门亲事。

　　原来毛鼎和有他自己择婿标准。俗话说：“拣亲不如择媒”，由德高望重的人来为爱女作伐，他面上光彩；再则溪口蒋玉表、蒋肇聪父子也非等闲之辈，早年曾是缙绅首户，如今虽家道中落，名望犹在；第三，蒋瑞元这孩子六岁上就读书，据陈春泉介绍，人极聪明，领悟极快，学业还不错，说不定能考上个秀才、举人什么的，若是谋得一官半职，岂非应了看相的铁口？这么一权衡，便有九分愿意了、再加上他在溪口镇上一打听，大家都说蒋母为人厚道贤德，教子有方，瑞元事母孝顺，有其母必有其子，少时顽劣，将来说不定大有出息，于是便把亲事定了下来。

　　毛福梅呢，是个从封建礼教中薰陶出来的闺秀，信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箴言，对于这桩父母作主的婚姻，自然不便表态，但她对未来丈夫，显然怀着少女的热忱。

　　四 新婚之泪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19岁的毛福梅出嫁了。这年蒋瑞元14岁。

　　择定吉日之后，毛家的内亲外戚、旧友新朋、故知世交都忙了起来，备贺礼，办嫁妆，做嫁衣，备喜筵……毛鼎和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从岩头嫁到溪口，犹如从小巷走向大街，20里山路上有多少人看毛家嫁女的排场！少不得要张罗得体面些。故毛福梅嫁妆的行列十分壮观，红艳艳光莹莹一长溜，惹得溪口的三里长街都欢腾起来。

　　毛福梅坐在花轿里潸潸地垂泪。凤冠霞披压不住她惴惴不安的心，离开双亲，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与陌生的人厮守，心里说不清是甜还是酸。她怀里紧紧抱着一只描金首饰箱，仿佛这样能减轻她对未来生活的惧怕，因为这箱里面装的是她母亲的心血。

　　这个时候，蒋宅丰镐房“素居”屋里宾客盈门，热闹非凡。王采玉虽守寡多年，却也是曾在蒋家鼎盛时期当过家的主妇，大的场头如前房徐氏儿子蒋锡侯娶亲、女儿蒋瑞春出嫁等，都是她一手主持过来的。如今虽然家道不如以前，但面子上绝不能比前逊色，一方面固然是为爱子结缘，另一方面她要在亲友面前证明这家由她撑着，丰镐房绝不会“门祚式微”。

　　这里须交代一下丰镐房的来历：原来溪口蒋氏乃是周公之后，五代时有蒋光、蒋宗霸父子，迁至明州（宁波），算起来蒋瑞元已是第二十八世孙了。瑞元的曾祖叫蒋祁增，生有三个儿子：斯生、斯水、斯千（字玉表，瑞元的祖父），各定房号为夏房、商房、周房。到了蒋瑞元的父辈，他的伯父没有儿子，把他的异母哥哥锡侯过继了去，承祧夏房，瑞元仍承祧周房。他的弟弟瑞青出世之后，周房又一分为二，名丰房、镐房，乃取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之意。瑞青夭亡后，合称丰镐房，要由瑞元独撑门面了。旧时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采玉替儿子早办婚事，不能不说用心良苦！

　　爆竹声声，鼓乐喧天，花轿在溪口下街蒋家祠堂前面停下。有人挑开轿帘，伸手把毛福梅扶了出来，一步步走进喜堂。

　　这几天，新郎倌蒋瑞元却憋了一肚子苦。先是那些放牛娃朋友不肯同他玩了，说做了新郎倌便是大人了，说他不要朋友要老婆，不配做“将军”了；他的娘这段时间也把他管束得更严了，动不动就训诫他，叫他听得头脑发胀。婚礼开始了，起先他打起精神做筋骨，不使母亲“坍台”，处处表现得彬彬有礼。可到后来，他实在憋不住了，尤其在拜堂的时候，两旁由傧相挟着，礼生喊“拜——”，他只能跪下去；礼生不喊“升——”，就不能站起来。他自幼指拨别人惯了，如今让别人指拨，该多憋气！好不容易听到礼生喊“送新郎新娘入洞房”，他好似得了赦令，霍地直起身子，一手摘下头上的红缨西瓜皮帽，“呼”地向空中抛去，随着一声欢叫，飞一般地跑到门外街上去了。待到人们簇拥着小脚伶仃的新娘走进洞房，找新郎倌继续进行坐床、撒账、喝交杯酒、吃相量（和合的意思）盏时，蒋瑞元早已不知去向。

　　王采玉听说儿子不在洞房，急得团团乱转，正要派人到外面去找时，忽听门外一阵喧闹，拥进一大群毛头后生和顽童来，他们一边放炮仗，一边抢炮仗蒂头，而放得最多、抢得最快、喊得最来劲的，便是那位拖着油光光辫子、披着吉祥如意红花、穿着长袍马褂的新郎倌蒋瑞元。

　　蒋母见儿子这么不争气，顿时面容改色，捂着脸跑到自己房里痛哭起来。

　　蒋瑞元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母亲哭爹妈，听他兄长说母亲被他气哭了，便急忙跑到母亲房里去，跪在母亲膝前。王采玉流着眼泪数落儿子：“自从你爹去世之后，我抚育你到今，化了多少心血！只望你长大有个出息，谁知你越大越不知礼仪。已经给你成家了，你还要淘气。我倒也罢了，你的妻会咋难过呢？你……”边哭边数，经兄嫂姐妹女眷们轮番劝慰，才勉强收住泪，让人把瑞元带回新房，婚礼才继续下去。

　　蒋母洒泪时候，也正是毛福梅伤心时刻。她万没有料到丈夫竟顽劣到如此地步！原认为读书人总象戏文里做出来的那样有几分斯文，可婚礼上的这出闹剧把她的美梦撕碎了。

　　新婚之夜，毛福梅独坐新房，面对龙凤花烛，流泪不止。蒋瑞元在“贺郎”之后便跑到娘的床上睡去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怎么呼喊他都不醒。蒋母没法，请人把儿子半拉半拖地挟进新房去，安置在新床上。他还在呼呼地睡着。

　　毛福梅听着单调的更鼓声，含着无限委屈的热泪，直坐到雄鸡报晓。

　　五 新婿上门

　　奉化风俗，男女成亲之后，开春正月初二那天，新女婿须去岳家拜岁，岳家族里照例要请“生头女婿”（即新女婿）吃饭，叫做“拔食”。这一礼节男女双方都十分重视，男方必须带去许多礼物，如桂圆、红枣、糖果、糕点等，馈送给女方的长辈；做岳父母的则要备办丰盛酒席招待。邻里亲友中那些爱挑剔、爱热闹的人还要借机考察考察新女婿的应付对答能力，想出最促狭的花点子，诸如在凳子上放白粉，口袋里放田鸡，汤团中裹辣椒，或把油豆腐用线穿起来等方法捉弄生头女婿，看他能不能从容不迫地对付出其不意的尴尬局面。

　　毛福梅既嫁到溪口，虽然花烛之夜的那憾事有口难言，但在人前仍像没事一样，对丈夫的态度十分和美而得体，特别对婆婆非常孝敬，对小姑瑞莲也很亲昵，一家人倒也和睦欢洽，把蒋母乐得什么似的。为对媳妇表示满意，特地备了许多“果包”，准备让儿子瑞元去丈人家做生头女婿，而媳妇则必须按照当地习俗留下来接待正月里上门拜岁的客人。毛福梅也不敢贸然与丈夫同回娘家，万一他做出什么不得体的行动来，叫她的脸往那儿搁呀！

　　正月初二一大早，王采玉和毛福梅一起把带去的礼物装成一担，着一个佃户挑着，送蒋瑞元去岳家拜岁。

　　这一天，毛鼎和夫妇也忙得不亦乐乎，杀鸡宰鸭，做汤圆，炒花生，备了一大堆吃的，等待女婿上门。可是，半天过去了，还不见生头女婿的影子。按一般速度，溪口到岩头只消步行三个小时即可到达，可这一回直等到太阳迫近西山还不见娇客到家，亲友陪客索然地打算告辞，弄得毛鼎和十分尴尬。正在这时，毛福梅的堂弟毛鸿芳气喘嘘嘘地跑来报告：生头女婿来了，在毛家祠堂里“串花灯”哩！毛鼎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一个上了九年学的读书人，怎会同卖膏药、打秋风的下九流混到一起去“串花灯”呢？

　　此刻，蒋瑞元果然打头带领着溪口“花灯会”哥儿们，已到了岩头，正在毛家祠堂里唱滩簧。

　　原来，奉化农村年年有庙会，到时抬着菩萨敲锣打鼓地周游一乡，叫“行会”，各村都要有“会”参加行会行列，实际上是旧时农村文艺会串，各村以自己的特长组会，有舞龙的叫“龙灯会”，有扮成十殿阎罗的叫“小鬼会”，有抬华船敲打民间乐器的叫“稻花会”，有扮成八仙过海、提灯串唱的叫“花灯会”。有的会不仅在“行会”期间活动，在农闲、节日，尤其是春节期间，也组织活动，如龙灯会、花灯会等，他们到各村各户去串演，各村各户少不得要赠送些钱、米、年糕等，这些人得了也可补贴家计。溪口蒋氏家族就有一个花灯会。论经济，论地位，蒋瑞元是不用去参加这种打秋风式的活动的，但他生性爱动，凡年轻人凑热闹的场合，他都不肯放过，要挤进去。这年正月初一晚，花灯会里的人在蒋家祠堂排练，并凑分子会餐，蒋瑞元见了，也要与他们一起唱跳，一起吃喝。人家把他推出去，说这一回要到岩头方向去串演，你这个生头女婿怎么还能上场呢？他却经这一激，越来劲了，拍拍胸脯说：“这怕什么？明天不但要在岩头唱，还要带兄弟们到丈人家里去好好吃一餐！”花灯会里的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哪有不高兴的？第二天便把蒋瑞元捎带上了，一出村口，蒋瑞元便把那个同去的佃户回了，把所有“果包”全放进花灯会准备向各村族长拜岁的红包堆里。大家见蒋瑞元这么慷慨，也就心甘情愿认他做“头脑”，或行或止，或唱或跳，均听他指挥。这一来，蒋瑞元越发乐了，把做生头女婿的差事丢到了九霄云外。

　　串花灯是一种民间舞蹈，它的流行并不是有高难度的技巧，而在于活泼的内容，因扮演的是上八洞神仙，手里提着花灯，口里唱着小曲，边唱边跳边扭，装出一些怪相逗人发笑。唱的词大多是新春大吉、恭喜发财一类。新年里大家要图吉利，所以串花灯的人颇受欢迎。溪口花灯队里，蒋瑞元没有扮演“神仙”，只是一面手执红竹竿，指挥“八洞神仙”们欢跳，一面替每一角色助唱。他有一副极好的嗓子，唱起来洪亮圆润，有板有眼，尤其擅长唱滩簧，使溪口花灯会名声大噪，所到之处，无不兴高采烈。

　　毛鼎和尽管不相信女婿会参与这种行当，但终究不能不面对现实，急对身旁的大儿子说：“武宝，快去看看，果真有你妹夫，叫他回去，今天不要上门了。”

　　毛武宝应声而去，可已迟了一步。不一会儿，门外锣声大作，爆竹三响，花灯队已走上文元阊门的石阶。打头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崭新黑缎袍，襟上泥渍斑斑，西瓜皮帽下那条大辫子也快散架了。他走到大门前立住，从怀里取出一枚七寸头大爆竹，呼一下吹旺火绒，“嗞——”引线在他的手里燃着了。毛鼎和一看，果真便是生头女婿蒋瑞元，不禁火冒三丈，怒冲冲拦在大门外，用白铜嘴长烟管指点着这位年轻人的鼻子大声斥骂起来：“你，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有脸上门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给你败光了！”

　　秋风没打着，白受了老头子一顿臭骂，花灯会的哥儿们嗤嗤地笑着溜走了。可蒋瑞元是这样好欺侮的吗？他与岳父对峙了半分钟，突然呼的一下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福梅的娘听到汇报，急出厨房，赶来打圆场，见生头女婿负气而去，好不着急，埋怨侄儿毛鸿芳：“祸是你闯出来的！谁叫你多嘴多舌？你还不与我去追？一定要把你姐夫追回来，要不你福梅姐要找你算账！”

　　毛鸿芳自知惹祸，追上前去，蒋瑞元窝着一肚子气，跑得飞快，毛鸿芳追了五里路才追上，恳请姐夫回驾。可蒋瑞元一声不响，从地上拣起一块断砖，扬手投进路旁溪潭里，然后发狠地说：“要我回去，除非这块砖头浮起来！”

　　毛鸿芳没辙了，只好双腿一屈，跪在地上，哀求说：“姐夫，你不回去，我就跪着不起来！”

　　蒋瑞元从来吃软不吃硬，见毛鸿芳可怜，才索然地回到了岩头丈人家。然而，翁婿间从此心头结下了疙瘩。后来，蒋发迹，在雪窦山妙高台别墅里休养期间，岳父毛鼎和曾坐轿去探视女婿，蒋却推故未见，只吩咐侍卫官转告“大师母”（毛福梅），送两千元银元作答。

　　六 举案齐眉

　　自从串花灯触了霉头之后，蒋瑞元对妻子的感情更加淡漠了。毛福梅在新婚之夜闹了个洞房空守，对蒋瑞元怨一阵，恨一阵，到头来还是谅解了他。总以为他还年少，又要读书，心思不在房帏间，说明肯读书上进。所以，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大姐姐”，在生活上对他百般照顾，也时刻关心他的学业。学着古时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事夫惟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岩头有位毛思诚先生在本村存善局楼上设帐授徒，在他那里过堂的，大多能考上秀才、举人。毛鼎和毕竟还是关心自己女婿的前程的，对于春节时的态度失检也于心不无歉然，便向毛思诚推荐蒋瑞元前来受业，毛思诚答应了。于是，蒋瑞元转到岩头来，拜毛思诚为师，学《左传》、《纲鉴》等书。这期间，他学得认真刻苦，毛思诚也克尽师职，师生鱼水相得。蒋出山之后，便把毛思诚从广州一直带到南京（关于蒋介石和毛思诚之间的关系，详见毛丁写的《蒋介石的“自反录”及其编者毛思诚》一文）。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书中，对这个学生在岩头读书时的情状是这样写的：“其戏嬉也，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迨伏案读书，或握笔凝思，虽百纷嚣然于其侧，冥无所觉。”后来，岩头村里的老人们还清楚记得：“这个小后生读书声音石响（很大），岩溪对面山上都听得到。”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8月，蒋瑞元赴宁波赶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志清，从此，除了他的母亲和乡里熟人喊他阿元或瑞元之外，蒋瑞元这个大名很少有人提及了。

　　毛福梅送丈夫赴考之后，也学婆婆的样子，天天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菩萨保佑丈夫蟾宫折桂，衣锦还乡。可是，报喜的没有上门，蒋志清已挂着一脸霜回来了。他文场失意，名落孙山。

　　王采玉忙不迭地安慰，毛福梅更小心服侍，惟恐这位心高气傲的丈夫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怪事来。

　　其实，这两个女人多虑了。蒋志清的失意并不是因为考试落第，而是因为当时宁波已受新思潮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一类玩意儿已开始看穿，社会上纷纷议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蒋志清是个极敏感的人，他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亲眼看到科场的腐败黑暗，不禁感到痛心和愤怒。又听到有废科举、兴学校之议，惊奇地发现一些举人、秀才已在试办新学堂，一些学馆里也渗进了数理化一类新教材。他还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连慈禧“老佛爷”本人也是一面反对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一面与外国人频频举杯，放手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所有这一切，在蒋志清心中搅起了层层波澜，他隐隐感到，一场大的变革正在来到。为了适应这行将来临的新潮流，经过几天考虑、比较，他决定从学习新科学入手，到奉化县城新办的凤麓学堂去读书。

　　蒋母打心眼里不愿儿子离开。首先是因为家计日见拮据。蒋锡侯分家时把一家的生财之源“玉泰盐铺”强分了去，蒋志清只分到30亩田和30亩竹山。近来连年灾荒，苛捐杂税加了不少，家里又添了人口。她希望儿子能象公公、丈夫一样做生意，把家业重振一番。于是，她劝儿子：

　　“阿元啊，听娘的话，莫要再读书了。你已是有了妻小的人，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还是到宁波去学做生意吧。我去求你琴风舅舅帮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蛮走运的……”

　　“娘，你不用说了！”蒋志清急急地回答，”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颜色行事，我决不做生意！”

　　蒋母深知儿子的脾性，他认准的理，九头牛也休想拉得转。便与媳妇商量，希望她能挽住儿子的心。谁知毛福梅心中希望之火还在燃烧，她是支持丈夫继续求学的。王采玉只好收回成命，只是坚持要儿子带上媳妇去读书。这是因为一则有人管着他，便不会出岔子；再则，她希望早些抱孙子。

　　蒋志清也很愿携妻同行，一方面是这段时间共同生活中，他觉得福梅对他的照顾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另一方面，他听说奉化县城里还办了女子学堂“作新女校”，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他的女人也不该落在人后。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9月，21岁的毛福梅开始了她的蒙童生涯。

　　七 女校启蒙

　　奉化作新女校聘闺阁诗人王慕兰为校长。她是大堰柏坑村王璘飞的女儿，自幼随父在四川任所长大（父任阆中知县、西阳知州），家学渊源，酷爱诗文，颇有才情，不幸父亲过早去世，丈夫又中年死去，回到家乡，惟以旧学训蒙邻村子弟。应聘主持作新女校后，一心扑在女子教育上，把自己月薪的十分之二捐出来设了个启蒙班，专为只字不识的女子启蒙。毛福梅被编在这个班里。

　　启蒙班的学生大多是八九岁的女孩子，有钱人家的少女慕名就读的也不少，但绝少有上了头、开了脸的已婚女子。上学那天，毛福梅走进教室，拜了孔夫子和师长，向教室最后一排座位移步走去时，数十双惊奇的大眼睛瞪着她。

　　毛福梅已身为人妇，却与年轻姑娘、甚至有的还是流鼻涕的小娘头为伍，感到羞愧难言，郁郁寡欢。王慕兰看出这个学生心思，不时开导她，给她讲“大器晚成”、”后来居上”一类格言，并为她取了个学名叫“从青”，取从头学起、青出于蓝之意。尽管这样，她还是心神不安，谨小慎微，尤其在当众背诵课文或回答问题时，稍出差错就羞得满面通红，无地自容。有一回竟吓得当场晕倒。

　　毛福梅为人稳重，富有同情心，深受女孩子们信赖。有位姓陈名志坚（有的写做志骥）的姑娘与毛福梅最要好。陈志坚的叔叔陈杏佳又是蒋志清的同学，蒋向陈家赁了一间余屋让毛福梅居住，因此，她们两人的感情又非同泛泛，私下里结成异姓姐妹。

　　在师长和女伴的关心下，毛福梅渐渐习惯了蒙童生涯，若能坚持数年，必有成效。谁料丈夫蒋志清在凤麓学堂又闹出事来了，使毛福梅不得不中途辍学。

　　原来凤麓学堂虽是新办的，但课程设置还很古板，还是《春秋》、《周礼》之类为主课，英文、数学等课目不过点缀而已。这些古文，蒋志清差不多已经嚼烂了，他是抱着“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目的入这所学校的，再加上当时在凤麓学堂的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如周日宣（淡游）、陈泉卿、俞镇臣等，他们对校务也很有意见，大家凑在一起拟了个提纲，推蒋志清为代表，去向校董谈判。

　　蒋志清在教师面前从来不心怯气虚。当他儿时，塾师们曾对他的顽梗不羁试图改造过，可是，你拿戒方责他几下，他会给你闹得啼笑皆非。与蒋志清一起在畸山私塾读过书的竺某还清楚地记得一件轶事：一天，蒋志清背不出课文，被先生揪了一下耳朵，第二天早上，先生进教室上课，坐在椅子上讲了半个时辰，当他站起身来时，只听“嘶”的一声，旧竹布长衫被撕出一个大洞。原来有人事先在椅子上涂了一层厚厚的生漆。

　　这一回，蒋志清大模大样走到校董凌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后挺起胸脯滔滔地演说起来，先列举各地洋学堂如何重视新科学，再陈述本校的若干弊病，然后提出改良的要求：一、减少老八股课程、增设理化、史地等课；二、减少上课时间，让学生有自学时间；三、请外国留学回来的人讲课，以广见闻；四、放宽校规，不得束缚学生思想，让学生自由交往；

　　这通演说，措词激烈，情态高昂，气得凌校董无言以对，只喊“反了，反了！”第二天，校董们谓蒋志清“煽惑学生，诋毁校务”，以开除其学籍相威胁。

　　周日宣和一些同学针锋相对，集体向校方抗议，声言如果要处理蒋志清，他们将集体退出学校。凌某见这些学生都是佼佼者，而周日宣还是一个院考第一名入庠的大才子、名教员，只好自认晦气，不了了之。

　　风潮过去了，蒋志清却不愿再在凤麓学堂待下去了。学年还未结束，他就带了妻子回到溪口老家丰镐房。

　　八 宁波伴读

　　小夫妻双双回家，蒋母王采玉笑口都合不拢。半年多不见，儿子长高了，媳妇长胖了。对一个寡母来说，没有比这更能得到安慰的了。转眼年关将到，婆媳俩请了佣工，把屋前屋后房里房外清扫揩抹得干干净净，家里杀猪宰鸡，准备谢年，送灶王、祭祖先、拜观音（王氏房内设有佛龛，内坐观音大士像）。正在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忽然来了一位举止阔绰的客人，王氏一见，喜出望外，急命儿子媳妇拜见孙家舅父。

　　这位孙家舅父乃是蒋父蒋肇聪第二个妻子孙氏的堂弟，名孙琴风，家住奉化萧王庙村。孙氏夫人性颇贤淑，深得蒋父钟爱，奈天不假寿，早年病故，又无所出。蒋肇聪痛其早亡，又无子嗣，便关照后娶的王采玉，把孙家当娘家一般来往。王氏为人雅量大度，又是丈夫关照过的，故一向亲近，还吩咐儿女们也把孙家当外婆家走动。蒋发迹之后，每次衣锦还乡，还是要去萧王庙村转一转，以示不忘其旧。这是后话。

　　孙琴风比王氏夫人小两岁，也把王氏当亲姐姐看。他在宁波森顺杂木行里做阿大（老板），生意较大，交游又广，不常回家。凡回家，总要到溪口来看望姐姐。

　　蒋志清小时常跑孙家拜岁，对这位舅父的感情不错，见到他后，忙不迭地把凤麓学堂风潮及自己退学的始末向他讲述。孙琴风走南闯北，受过新思潮影响，对外甥的“越轨”行动不但不责怪，还说：“阿元啊，我看你眉宇间有一股阳刚之气，勿象吃文饭、吃生意饭的，还是继续读书的好。宁波箭金学堂有个主讲我认识，姓顾名清廉，是鄞县山下塘人，廪生出身，对周秦诸子，尤其对《孙子》及曾文正公很有研究。你到他那里去学点性理学问和变通之法，对今后的仕进不会没有好处。”

　　这番话正合蒋志清心意。王采玉对这位异姓兄弟着实感激，见他为儿子筹划前途，何乐而不从！只是她希望儿子把媳妇依然带在身边，一面可照顾儿子生活，另一面抱孙心切之情不言自明。

　　就这样，1904年春，17岁的蒋志清带着妻子毛福梅住进了宁波植物园内一所幽静的住宅。

　　小夫妻第一次离开奉化家乡，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毛福梅又喜又怕，喜的是都市生活她从未尝过，处处感到新鲜；怕的是丈夫年少气盛，平时若即若离，如今单独相处，将会多么别扭。没想到蒋志清一反常态，倒很周到地尽起丈夫的责任来。他为她雇了一个梳头娘姨。娘姨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见女主人的发式土气，大胆地给她梳了个时兴的那种横爱司式。这么着，她原先的圆白脸变成了鹅蛋脸。蒋志清还怕妻子冷清不惯，特地邀请一位姓林的同学的妹妹来家与毛福梅作伴。他自己白天按时去学校，晚上及时回家，一面复习功课，一面教福梅识字。每逢节假日，携她去天童、育王、报国寺等处游览烧香，两小口日子过得象奉化水蜜桃一样和美、甜蜜。

　　蒋志清对老师顾清廉也是十分敬重。

　　顾清廉是个理学家，对学生颇讲究因材施教，要求蒋志清勤读《孙子兵法》，并拿出《曾文正公集》来教他。这个时候，孙文的名字已经流传很广，顾清廉也对学生纵谈孙文进行反清革命、在伦敦蒙难等事，谈得眉飞色舞。蒋志清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提问，发挥其见解。顾清廉课堂遇知己，好不快慰，把心爱的、经悉心圈点过的那套《曾文正公集》，赠给这位高足。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蒋志清也渐渐不安于现状了，他向顾清廉吐露心曲，顾清廉鼓励他：“当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学日本，适其时也。”

　　这席话使蒋志清坚定了目标，他终于毅然辞了顾清廉，携眷回家，开始作出洋留学的准备。

　　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就这样昙花一现般地结束了。

　　九 飞来横祸

　　毛福梅的本意是不愿丈夫远涉重洋的，蒋母也不希望儿子远离膝下，婆媳的眼泪把蒋志清的心搅乱了。他知道去日本还得补习半年日文，听说奉化龙津学堂开有日文课，决计暂不议出国，先把日语掌握起来。蒋母婆媳见他回心转意，喜不自禁，再也不过问他去龙津学堂学什么了。蒋志清怕妻子再阻，或要求跟到城里去，极力怂恿她去娘家小住。毛福梅嫁到蒋家后，由于怕娘和姐妹们窥破心事，一直不敢多住，如今雨露初承，心花顿开，该是回娘家欢聚的时候了，何况丈夫不在身边，难免有孤寂之感，打算在娘家多住一些时候。王采玉打发儿子送走媳妇，又打点行囊送儿子去奉城入学，忙了几天之后，丰镐房又冷清下来了，只有小女儿瑞莲随侍身边，晨昏在观音神龛前上香礼拜，祈求保佑儿子媳妇。

　　不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是个秋雨霏霏的日子，蒋母正坐在佛堂里念经，忽见村里管收赋税的庄书带着帐房到丰镐房收钱粮。蒋母以为他们搞错了，因为她家30亩田的钱粮早已交上。

　　“这一回是无主钱粮，上面摊下来的。”庄书的口气很不耐烦。

　　原来溪口地处四明山东麓雪窦山下，土地贫瘠，大部分田有种无收，十年九荒，许多农户弃农经商，移居外地，甚至漂洋过海；到日本、南洋去做买卖，留下的田无人耕种，成了无主田，而官府收税还是照原田亩算帐，庄书胡乱把这些无主田的钱粮加算到有主田上。他喜欢加给谁就加给谁，喜欢给这家加多少就加多少。那些他顺眼的人家可以分文不加，可欺的人家便成了顶税的主儿。蒋玉表、蒋肇聪父子在世时，家道殷实，有头有脸，庄书不敢老虎嘴边拔毛。蒋锡侯尚未分家时，由于他常在外混混，很有些人帮他讲话，庄书也不想结怨于他。如今，兄弟分家，30亩田的户主是蒋志清了，在庄书眼中，孤儿寡妇的，谁给他们讲话？况蒋志清又在外读书，家里只有妇道人家，便悍然上门讨取“无主钱粮”。

　　王采玉虽知其中有诈，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勉强同意如数缴了一份。不想过了两天，又有两个当事人上门收“无主钱粮”，王采玉没好气地说：

　　“我家已经交过了，不信去问庄书叔公。”

　　原来这是庄书故意唆使乡里地头蛇加码摊派下来的。来人是愣头青，见寡妇说话口气这样硬，便一唬二诈起来：

　　“阿拉（我们）是上命差遣，有话向上峰说去。不缴，拆你的屋！”

　　蒋母气极，急遣人到奉化城里把儿子叫回来，如此这般地把始末根由述说一通，末了还说：

　　“阿元，他们是欺我们孤儿寡母，有意弄榫（作弄），馒头不熟蒸（争）口气，你得去评评理。”

　　蒋志清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哪受过人家如此欺侮？平时有母亲拦阻，他稍收敛一些，今天蒋母放口，禁不住“呼”地穿出丰镐房老屋，跑到庄书家里，指着他的鼻子就骂：

　　“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专刮民脂民膏，今天竟欺侮到我头上来了？难道我蒋志清这么好摆布吗？你有种跟我到县城评理去！”

　　蒋志清原以为这些人欺弱怕强。殊不知地头蛇哪有这么容易对付？何况官官相护，他们同县衙还不一鼻孔出气的？他们只消举手动一动火签，就轻而易举地把喝过12年墨水的蒋志清传到县衙里去，以“刁民抗粮”究治。

　　消息报到岩头，把毛福梅吓了个半死。她哭求父亲设法相救。

　　毛鼎和觉得女婿的行动未免幼稚可叹，如果他能委屈求全，忍让一下，未必会落到这个地步，何况抗庭拒税乃小人所为，作为一个乡绅出面交涉未免有失面子。本待不管，无奈女儿终日以泪洗脸，茶饭无心，看在爱女份上，他只好豁出老脸挽人作保。补缴钱粮，花了许多冤枉钱，才把蒋志清从牢房里保释出来。

　　一场官司结束，毛福梅像是第一次尝到了人心险恶、官场腐败的滋味，开始认真地为丈夫的处境和命运着急起来。后来当丈夫决定去日本留学时，她倒是采取了赞成的态度。

　　这场官司以后，在蒋氏母子心中撒下了对清政府不满的种子，蒋母把这当做奇耻大辱，一直耿耿于怀。蒋志清呢，这才身受腐败的清政府鱼肉人民之苦，眼见土豪劣绅横行不法之恶。这世道如不彻底翻个个儿，哪有出头之日？当他回到龙津学堂之后，一气之下，一刀把脑后那条拖了十八年、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割去，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托友人寄到家里去，以表示自己的决绝。

　　溪口村民对蒋氏丰镐房的钱粮官司并不十分关注，看惯了大鱼吃小鱼，人们的感觉麻木了，倒是蒋志清骤然割去辫子的事使人们嚷嚷起来：

　　“他发神经病了，把好端端的头发割掉，像啥样子？”青年人惋惜。

　　“怕是坐牢以后发了狠心，要做革命党呢！”中年人疑惧。

　　“真是乱来三千！这头发岂是随便割得的？当年曹丞相犯了军法，罪该杀头，才割发代首。如今他也割发，明摆着是犯法嘛！真作孽。”老年人愤然。

　　连王采玉也觉得儿子做事太过分，毛发体肤乃受之父母，如何竟可把头发割得？

　　毛福梅只是笑了笑。她到底在宁波承受过新风气，反倒觉得没有辫子的男人更英俊。劝婆婆说：“如今想干大事的人都不留辫子了。他看到外国留学回来的人都不留了，留着要让人笑话。您老就随他吧！”

　　“钱粮官司”促使蒋氏婆媳下决心支持蒋志清留学，两个女人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私房钱都取出来给蒋志清做川资。

　　1905年4月，蒋志清首次赴日本留学。

　　一〇 婆媳情深

　　蒋志清首渡东瀛之后，丰镐房顿时笼上了一层苍凉的色调，三个女人守着一尊观音大士，相对无语、黯然魂销。对毛福梅来说，这种凄清的感觉越加强烈。虽然成亲已有四年，真正的夫妻和谐生活才开头，一旦久别，相思尤加。不过，她是个颇重礼法的女人，上有婆婆，下有小姑，怕一旦失态，有伤妇道，因此强打精神，把持家计。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蒋志清吃官司、准备留学日本期间，蒋母王采玉的母亲、蒋志清的外祖母姚太夫人病重卧榻，医治无效，于蒋动身赴日前一个月溘然谢世。

　　爱子远离，慈母病故，这对王采玉是个多大的打击啊！

　　这里要插叙一下王家的家世。王采玉的父亲、蒋志清的外祖父，叫王有则，字品斋，嵊县葛溪（今奉化葛竹村）人。太平天国失败后，他离开家乡，到他乡去开拓创业（这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可耕之地不多，常常出外到别处去谋生，但同时又不放弃他们的出生之地，王有则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在浙西安吉孝丰找到一处荒地，便在那里开荒，把流亡在外的农民召集回来，经营垦殖事业。几年之间，居然有了发展，田也多了，出产也富足起来。接着他又开河渠、闢道路、辦保甲，俨然富称一方，积下了好多资财。后来回到家乡，拿出钱来雇工开通奉嵊间的道路，替桑梓办了实事。王有则元配姚氏，生了贤侯、贤宰、贤达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给石门单氏。继配也姓姚，这便是蒋志清的外婆姚太夫人。她是嵊县歡潭姚培松的女儿，她生了贤钜、贤裕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王采玉。王有则是一八八三年（光绪八年）故世的。

　　王采玉嫁给蒋肇聪后，从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起守寡，在以后十年中，每年总要把生母姚氏接到溪口豐镐房来住上好长一段时间。一年之中，姚氏总有两三个月与女儿为伴。那时，蒋志清还小，三代人常坐在冬日爱堂中，母亲纺纱，外婆念经，儿子读书，三种声音混在一起，是那样融和悦耳。现在，姚太夫人故世了，蒋志清又要出国了，王采玉悲痛到了极点。她对蒋志清说：“我是个未亡人，如今你外婆又亡故了，我还有什么生趣？只是你还未出山，我还得忍死等待下去。”

　　毛福梅虽也陷于远别的悲痛中，但看到婆婆王采玉的双重悲痛，反而忍泪来百般劝慰婆婆。从此在丰镐房里，婆媳两人，形影相吊，相依为命。自蒋志清走后，毛福梅陪着王采玉去葛竹住了些时候，一面帮她料理姚氏葬后诸事，一面也为了与王家亲属相聚，以慰孤寂，而遣悲怀。

　　葛竹村只有三十来户人家，高高低低散落在山坡上，四面都是山，中间一条路。毛福梅陪婆婆住在这僻静的山乡中，晨昏侍奉，十分周到，所需日常用的吃的，都由她从丰镐房补齐送上，王采玉对他自然感激在心，连葛竹王家的嫂嫂们也无不赞叹毛氏的贤德。蒋母王采玉写信给在日本的儿子时，对媳妇更是赞不绝口，要儿子放心。

　　蒋志清凭一时愤激，东渡日本，原打算报考日本陆军军官学校。不料清政府与日本国有约在先：凡进军校学生，均需清政府陆军部保荐。蒋志清被拒在军事学校大门之外，只得进入日本专为旅日学生补习日文的清华学校学习。

　　这年冬天，蒋志清在日本接到了一封家书，原来是母亲寄来的。口气十分坚决：汝妹瑞莲年下出阁，汝为兄长，当主其事，宜早日抵家，免母悬念，切记，切记！

　　蒋志清想，妹妹还只十六岁，何以急着要出阁了？原来蒋瑞莲自幼许配给萧王庙后竺村竺芝珊。蒋竺两家有通家之好。蒋母思儿心切，同时也想给媳妇以精神上的补报，于是，便与亲家商量，让女儿提早完婚，以此促儿早归。竺父欣然同意了。

　　蒋志清作难了。如听从母命，无疑要中断学业；但置之不理吧，必使母亲不快。但又一想，在日本，没有合法的途径，不能进正式军事学校，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暂且回去，设法取得合法的身份，再赴日本，便有立足之地了。他听说保定军官学校明年招生，想到何不先去那个学校就读？这样可作为一个跳板，取得正式进日本军校的资格。

　　蒋志清筹计已定，立即给其母发出“不日返家”的电报。

　　1905年冬，蒋志清结束了第一次留学生活，回到溪口与家人团聚。

　　小姑出嫁，做嫂嫂的按例要全力以赴。毛福梅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长嫂为母”的角色。婆婆也有意放手让媳妇去出头露面。蒋志清出国之后，家里经济更加拮据起来，毛福梅又不肯在众人面前失面子，事事要处理得既不寒伧又不铺张，真够难为她的。在忙乱中接待了久别的丈夫，简直体味不出重逢的欢乐。好容易办完嫁事，接着又是除夕办”年夜饭”，还要筹备春节应酬，送丈夫去葛竹外婆家、岩头岳家、萧王庙舅家等地上门拜岁，着实忙乎了一个半月才转入正常的生活节奏。尽管这样，她总是不知疲倦，事必躬亲，毫无怨言。有丈夫在身边，她别无他求。

　　蒋母王采玉刚从丧母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眼见得子孝媳贤，心里十分宽慰。亲友们莫不夸她福气好，使她更虔诚地皈依佛门，天天礼拜观音，吃“观音素”，初一月半到武山庙（在武岭头）进香，还每月斋僧两次。溪口雪窦寺、法花庵的师父师太们，成了丰镐房里的常客。

　　只有蒋志清忙于报考保定军官学校，家事一概不管。到考时，便去杭州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杭州考点参加入学考试。

　　等到发榜，蒋志清大名竞挂上了杭州考区六十名考生中挑选出来的14名录取红榜上。

　　考取保定军官学校比考上秀才之类要实惠得多，因为这个学校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管辖的一个军官补充基地，只要一卒业，就是有品位的军官了。所以，当报事人吹吹打打把大红喜报贴到丰镐房祖堂上时，前来道喜、瞧热闹的人塞满了大门。

　　一一 首饰箱案

　　蒋母心满意足了，她年年巴望的不就是儿子为蒋氏门楣争光吗？毛福梅默默地为丈夫赶制行装。乍相逢又别离，这种滋味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更使她难以理解的是：丈夫以前对这个“腐败政府”是那样势不两立，为什么去东京留学一年态度变了呢？

　　特别是当蒋去保定入学不久后，她又听到传闻有这样一件事，更担起忧来。那时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中，只有蒋志清是没有辫子的，这已引起大家的注目。而有一次，当一个日本籍的军医教官来上课时，拿了一立方寸的泥土出来，对学生说，这块泥土可容四万万个微生物，好比中国有四万万人寄生在这里。蒋志清听了，站起来跑上讲台，把泥块分出八分之一来，向教官提问：“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象微生物寄生在这里？”那日籍教官给问呆了，半晌，指着蒋志清的秃顶大声斥问：“你是否是革命党？”蒋却又问：“我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扯到题外去！”教官无言以对，闹到校总办那里，居然不了了之。——传到毛福梅耳朵里，怎么不为丈夫捏把汗！

　　但更使毛福梅吃惊的是，不到一年，清陆军部在保定军官学校里考选留日陆军学生，蒋志清本来尚无资格报考，但他打了报告，说已经读过一年日文，要求报考。学校总办赵理泰居然同意了。他喜出望外，经过考试，又居然入选，破格保送日本振武学校。

　　蒋志清金榜题名，好不得意。他回到溪口，向亲娘报告喜讯。谁知他娘却给他兜头一瓢冷水，王采玉不支持儿子再去东京读什么“士官预备学堂”。这是一因两年前的离别之痛记忆犹新，她不想再受同样的折磨；二因这几年下来，家业萧条，好不容易积聚下来的一点私蓄已被儿子消耗殆尽了，她供不起儿子留学期间的许多耗费；三因儿子成亲已六年，年年盼望孙儿出世，年年空等一场，如若再这样长期分居下去，孙儿何时才抱得到手呢？

　　婆婆的态度，正是毛福梅求之不得的，她也热切地帮助婆婆劝阻丈夫。蒋志清说服不了母亲，又不好惹娘生气，窝了一肚子火，回到房里，又听妻子罗唆，不禁火上加油，向毛福梅大发脾气。

　　不过，这时的蒋志清翅膀已经硬了，两个弱女子哪怕用泪水淌成一条河，也阻挡不住他了。1907年春，蒋志清到底离开溪口，踏上二渡东瀛的路程。他的行囊里，还装着一只红木描金首饰箱。

　　这只首饰箱是毛福梅陪嫁之物，里面装着为数可观的金银首饰。她是个俭朴勤劳的女子，平时舍不得动用一件，只在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取一二件插戴，过后即卸下来放在箱内。这些首饰来之不易，有些还是她外祖母传下来给她母亲的珍品。平时，她把首饰箱藏在床头柜里侧一只常人不易觉察的暗屉里，今天，怎么会落在蒋志清的手里？

　　这个问题至今尚是一桩“悬案”。就笔者所知，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溪口一带广泛流传的故事。那时蒋志清留学心切，但母亲妻子都不赞成，向母亲要钱，眼见也实在逼不出钱了，以往妻子倒还支持他，这次也不同了，也和母亲一致进行抵制，怎不叫他狂怒不止？但向妻子发泄了一阵，惹得哭闹一场，还是一无所获。怎么办呢？他想起了妻子的那只首饰箱，这不是现成的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足可应付留学之用吗？于是，偷偷地拿了这只首饰箱，藏在行李中，匆匆上道了。到了宁波，他便取出两件打算去兑换现洋，可因没有必备的手续没有兑成，只好到森顺杂木行去寻娘舅孙琴风帮忙兑换。孙琴风问明原委，便对他说：“这怎么使得？首饰箱是甥媳妇家传之物，即使兑去一两件也不好，还是送还她为是，你的川资费用，由我承担，首饰箱留在我处，由我送回。”孙即给了蒋现洋100元，叫他安心东渡留学，首饰箱即送回毛福梅（另说偷首饰箱事是出在1906年蒋考取保定军官学校后首途北上时）。

　　还有一说，则说首饰箱是毛福梅见蒋为川资无着作难，只得忍痛把首饰箱捧出来赠给他。蒋到孙琴风家商量兑换首饰事，娘舅对甥媳的明大义、识大体深为嘉许，劝外甥不可兑换，慨赠川资送蒋东渡，而把首饰箱原璧归还。

　　这两说恐怕还是以前说为接近事实；但后说亦非不可能。到底是偷是赠，已难稽考，姑并记之。

　　蒋志清前往天津，与同时保送留学的三位同学汇合，乘日轮抵东京，进了日本的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

　　早在一年前（1906年），陈英士也到日本，在警监学校就学。蒋的同乡兼师友周淡游，也于1906年进了警监学校。蒋由周淡游介绍，结识了陈英士，两人一见如故。1908年，经陈英士、周淡游的介绍，蒋参加了同盟会。到1909年，蒋初次谒见了孙中山。

　　这时，蒋志清摒弃了已用了五年的名字，改名为“蒋中正”，字“介石”。

　　进振武学校时的蒋介石，年龄才20岁。在日本留学期间，在同盟会革命志士的薰陶下，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强烈地要想让亲友知道他现在是蒋介石，不再是从前的蒋志清了。于是，他穿起了军装，像个十足的军人，拍了照片，分赠给亲友们，首先是母亲，还有岳父母、姑父母、舅父母和表兄弟等。给表兄单维则的一张照片后面，还写了一首小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毛福梅看着丈夫英姿勃勃的照片，心里涌起一股似喜似忧的滋味。

　　一二 经国出世

　　却说婆媳两人在丰镐房长日无事，便专心于佛事上。每逢初一十五，是丰镐房的斋期，附近寺院庵堂的和尚尼姑常应期而至。在这些僧尼中，要算雪窦寺、中塔塔院和溪口法华庵等几家与丰镐房渊源较深。雪窦寺在唐时已是“禅宗十刹”之一，当时有“千僧过堂”之说；蒋母祖上就常去该寺斋僧、做佛事；中塔塔院里葬着五代时的布袋和尚，他坐化后，是由蒋族远祖蒋宗霸经手安葬的，相传蒋宗霸是布袋和尚的徒弟，于是那里的和尚受到蒋氏子孙的特别礼遇；法华庵坐落溪口西北面周坑岙，与蒋氏祖业毗连，蒋家在清明节去扫墓，总在法华庵落脚稍息。

　　法华庵内有个叫“王大人”的尼姑，与毛福梅年岁相仿，吃饱喝足之后，便到毛福梅卧室里拉家常。毛福梅有洁癖，尤其不喜欢闲杂人等到她卧室里去，但对“王大人”这个尼姑却是个例外。这“王大人”见房内陈设雅净，便啧着嘴说：“大奶奶真是个福人。”哪知这话恰触到了毛福梅的痛处，她凄然道：

　　“只怕我与福无缘……”

　　“王大人”是个乖巧的人，便自诩会看手相，定要毛福梅伸出手来，翻来覆去地看着，忽地笑了起来：

　　“大奶奶，侬勿要急，从贵手相看来，命中注定有大富大贵的儿子呢！”

　　善于迎人心意的尼姑信口雌黄，毛福梅听来却好似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一线希望：因为结婚已经多年，虽然曾经怀过孕，却在一次夫妻争吵中，被丈夫误踢小腹，以致流产，难道以后还能有个儿子吗？

　　此后不久，丰镐房里又来了一位看风水的方士，由“王大人”陪着踏勘蒋氏宅基。他用罗盘东测测，西望望，上下左右转了几圈之后，便对蒋母王采玉说：

　　“太太，贵府是藏龙卧虎之地啊！……从气运看，你家早该添丁加口，百业兴旺了。”

　　王采玉听了大喜。

　　1909年，王采玉接到儿子的信，说有时间回来过暑假。但信中又说，因为在上海有要事，暑假里只能住在上海。

　　上海就上海吧！王采玉毅然决定送媳妇毛福梅到上海去，与儿子团聚。

　　1908年春，陈英士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投入了革命活动。1909年，他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设立了秘密革命机关天保客栈，不久遭破坏，张恭被捕，陈英士、周淡游幸免于祸。

　　正在这个夏天，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度假来了。已回上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陈英士等帮助他安排好他母亲和妻子的住处。他虽还要回日本去读最后一年的课程，但在上海，也投入到陈英士等所从事的活动中去。一些革命志士也常到他的临时住处去访谈。在这种场合，作为主妇的毛福梅理应出来应酬，可是她哪里经过这样的世面？她出自山村，离群索居，多年随婆婆与青灯黄卷作伴，不说这与上海的都市生活差了一大截，与留学归来的新式青年的生活相差更远。莫要说让她在会客的场合里对答应酬，便是在别的男人面前站一站，也羞得连头都不敢抬一抬。这样，不免作出一些尴尬失礼的举动来。蒋介石认为这是有失他的颜面，老脾气又使出来，对妻子大发雷霆，恼得连房门都几天不进。蒋母王采玉发觉此事，痛责儿子不孝、忘本，并气愤地表示，若是不与媳妇和好，她就去跳黄浦江。

　　蒋介石不敢违抗母命，小夫妻俩总算共同生活了一个夏天。等到蒋介石过完暑假又去日本留学时，终于绿竹生春，红梅结子，毛福梅有孕了。

　　蒋母欣喜若狂，她带着媳妇也离开上海，回到溪口，等待着抱盼望已久的孙子。

　　1910年（清宣统二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一个壮实的男婴在丰镐房呱呱堕地。这年，蒋介石23岁，毛福梅28岁。

　　喜报飞到日本，终于做了父亲的蒋介石也大喜过望，蒋母通过族辈并征得蒋介石同意，给孩子取了个寄托厚望的名字——建丰（即蒋经国）。蒋介石觉得有了孩子，天地也宽得多了，蒋氏有了后代，老母有了慰藉，妻子有了寄托，他的责任也轻了许多。

　　一三 雅量夫人

　　建丰（经国）出世，蒋氏丰镐房春意盎然，喜气洋洋。

　　最快乐的自然要数蒋母王采玉了。她32岁守寡至今，15年了，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开心过。她盼孙盼了9年，3000多个日日夜夜，烧了上万炷香，总算盼到了孙儿出世，总算对得起蒋氏祖宗了，她可以堂堂正正地见蒋氏先人于地下了。

　　最激奋的当然还是毛福梅。结婚9年了，丈夫象一只风筝，若即若离，飘忽不定。从上海回来后，似乎感到她与“风筝”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如今好了，有了孩子，她便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到儿子身上去，儿子使她觉得任何横逆加身，都不值一顾。

　　小建丰出世，给宁静的溪口小街也平添了若干闹趣，最得利的是南北货铺和布店。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无不纷纷上街买了红枣、鸡蛋、白鲞、挂面、花布等，做“生姆羹”，送到丰镐房来贺喜。

　　蒋母王采玉也不生受人家贺礼，给孩子“戒忆”，红鸡蛋染了一大箩，红糖白米粥煮了两大锅，分别送到各家各户。孩子满月那天，丰镐房又大办筵席，请族人亲朋吃“满月酒”。到“双满月”，请镇上最有福气的理发匠替孩子剃去胎发，又是摆了“剃头酒”。当地的风俗就是这样，家家如此，只是场面有大有小而已。

　　小建丰在母亲怀里，吮着甜蜜的乳汁长大起来了，幸福使毛福梅脸上容光焕发，显得比9年前结婚那阵子还年轻。真如她所祈祷的那样，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第二年夏天，即建丰出生15个月的时候，远在日本北海道的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士官候补生蒋介石风尘仆仆赶回溪口来探望亲生儿子了。

　　天伦之乐，舐犊之情，使毛福梅激动得如醉如痴。只可惜好景不长，蒋介石这次归省是在陈英士的授意下托故请假来沪，规划秘密起义的，所以在溪口只住上三宿便急急赴沪。旋又回到日本。

　　一个多月后，爆发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同年，九月初九（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即从日本不告而归，到了上海，并受陈英士指派到杭州，与王金发等运动浙江新军，组织敢死队，以待举义。

　　这时，蒋介石忽然从上海寄回家中一封信，蒋母拆开一看，惊呆了：原来是封《诀别书》，说他决心“弃学景从革命”，书中申明“誓为革命牺牲”，与蒋母王氏、其兄蒋锡侯和其妻毛氏宣告“诀别”，还讲到他死后家事如何处理。

　　王采玉写回信只能叫儿子不必以家中为念，但婆媳俩哪有不担心的？到庵堂里拜菩萨许愿，在家祠里向祖先神位烧香叩头，早晚在自家佛堂里念经祈祷，保佑征人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幸而，这种心惊肉跳的日子不长，第五天就有电报告慰：杭州光复，蒋介石回沪邀功，陈英士出任沪军都督，蒋被任为沪军第五团团长。

　　丰镐房里又是雨过天晴，一片欢腾。蒋母备了三牲谢神，同时也请从杭州回到奉化来的一些敢死队员吃了一顿庆功宴。原来蒋介石所率的那一批敢死队百余名队员，是陈英士从奉化一带招募去的，大多是奉化桐照、松岙、马头、莼湖等地的渔民。这一带百姓素以剽悍著称，常常械斗。在一次械斗中，陈英士为他们排难解纷，后来他们都参加了敢死队。在光复杭州的战斗中，他们争先恐后冲击抚署，为革命军扫出一条血路。为此，蒋介石十分感激他的标下，初任要职时，恳请他们留在自己身边。但大多数战士不愿久留上海，都回到奉化家乡来了，只有少数人追随他。如后来成为他嫡系第二十六军军长陈孔如就是其中的一个。

　　1912年，蒋介石因参与刺死陶成章一案，群情嚣然，纷纷责难，只得前往日本避一下风头。过了一段时间，风声渐渐松了下来，这年冬，蒋介石又西装革履，重回溪口，并且带回来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妇——蒋的小妾姚冶诚（怡琴）。

　　关于姚冶诚的身世，据民国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天津《益世报》介绍：“女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随陈英士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偕往，怡琴在法租界集妓处做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

　　溪口街坊们以为丰镐房将醋海兴波。哪知大谬不然，毛福梅执着姚冶诚的手嘘寒问暖，十分亲热。这使街坊们愣住了，这样宽宏大量的主妇从来没看见过！丈夫讨了小老婆，她不但不恼，还待如姐妹，莫非因这毛福梅是吃大毛笋长大的缘故？其实，毛福梅大度，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她知道“伴君如伴虎”，撩拨他一下只能讨个没趣，倒不如顺水推舟，方能图个安当。

　　莫要说旁人不解，就是蒋介石也暗暗佩服妻子的雅量。他是受过儒家教育的人，还曾说过“娶妾为人生最不道德之事”。他在决定携妾还乡的时候，也准备甘受责难，没想到妻子不但不妒，还率先认同，他心里不能不充满对妻子的感激。

　　姚氏的介入，并没有在丰镐房的生活中投下阴影。毛福梅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形象反而有所改善。这是事实，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四 “儿子像娘”

　　蒋介石每当失意时，便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年差不多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在丰镐房度过。

　　建丰已稍谙人事，长得方头大耳，相貌堂堂，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象他母亲的气质，可蒋介石却要他象父亲。一天，蒋介石肩背猎枪，手牵儿子，去武岭头打鸟，可是“乓”地枪声一响，儿子吓得捂着耳朵，撇开父亲，逃回家来，躲在母亲怀里，呜呜啼哭不止。做父亲的点着他的小脑袋，笑他“像娘种”，胆子小，“没出息”。蒋母袒护孙儿说：“像娘种有啥不好？儿子象娘，银子打墙，将来阿拉都要靠丰儿享福呢！”乐得毛福梅笑出眼泪。蒋介石虽也陪着笑脸，心里却老大不快，下决心要教得他肖父。

　　有天晚上，建丰突然周身火炭一般，吵闹不休，连续三天不吃不喝，急得毛福梅丧魂落魄。原来这孩子出天花了。在那个时候，出天花是极凶险的病，弄得不好，会一命呜呼，一般的也要破相。谢天谢地，经过七天七夜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孩子脱险了，只在圆脸上结下几颗浅浅的麻点。

　　为庆贺孩子逢凶化吉，并祈祷今后永无危难，毛福梅和婆婆与蒋商议：做件好事祈福。于是，在溪口去葛竹方向的崎岖山路上，在赤泥岭山脚，出现了一座青砖青瓦青灰色的新凉亭。

　　亭子正面檐下悬有一块黑漆金字横匾，上书“赤泥岭”三字，落款是“蒋门王氏喜助”。

　　1913年，当反袁的“二次革命”开始时，蒋介石应陈英士之召，回沪招集旧部，仍任团长职务。

　　可没有多久，“二次革命”失败了。蒋介石被袁世凯悬赏3000元通缉。

　　蒋介石在上海立脚不住，只好连夜潜回奉化，躲在萧王庙舅父孙琴风家里，舅母把他藏在阁楼里。

　　第二天中午，奉化县衙得知情报，派巡警来萧王庙捉蒋。领头的是武秀才丁志国，有心网开一面。

　　巡警们到了孙家，耀武扬威，翻箱倒柜，四处搜查，有的还想登上阁楼去搜。丁志国说：“这是人家卧室，不能乱来，就我一人上去就够了。”他上得阁楼，见蒋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瞪视他，他只作没有看见，下去对众人说：“没有人，到别处去搜吧。”临走又悄悄对孙琴风妻子说：“这里不能久留，赶快逃离奉化。”孙舅母一咬牙，卖掉20亩良田，赠给外甥作盘缠，蒋才虎口余生，又渡东瀛。

　　丁志国救蒋有功，后由蒋委任为温州海关监督。他的女儿丁凤芝一度做过蒋纬国家的女管家，1947年毛氏出丧，她守灵陪祭，如今尚在奉化怡养晚年。这是后话。

　　自从蒋介石避祸出走后，丰镐房西风瑟瑟，落木萧萧，触目伤情。毛福梅终日提心吊胆，想听丈夫消息又怕听。真是风声鹤唳，一日三惊。忽听到孙家舅父母也逃亡的消息，那颗心又跳到了喉咙口。

　　这时，毛福梅的生母在岩头也郁郁成疾。毛福梅又要在母亲床边侍汤药，又要在婆婆身边分忧愁，又要教养儿子，又在挂念丈夫，一心四分，痛楚尤加。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小建丰从断奶到会独立行走，多半是随着母亲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公所开南货店中的糕点糖果，任他取食，直到他6岁上学。而其后每逢星期天和寒暑假期，他还是爱往外婆家，找表侄毛彭初等人一起玩，在岩头，处处留着他童年的足迹。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美丽的、最难以忘怀的。蒋经国成名后常对人说：“生我的是溪口，养我的是岩头。”当他从苏联回来后，一到溪口便急着又到岩头，要毛彭初陪同去寻觅童年的旧踪。

　　1916年，6岁的建丰上学了，取学名为经国。他穿着长袍外罩天青缎马褂，戴着红顶瓜皮帽，走进了武山学校。启蒙老师是周东。次年冬，蒋介石又把经国托付给了顾清廉。这顾清廉原是蒋介石的业师，素为蒋所敬重，现在又让儿子去受业，可算是“两代同师”了。这就是蒋介石要教儿子象父亲的一步棋。

　　蒋经国10岁时，蒋介石又聘王欧声来家课读。1921年，经国转入奉化县城锦溪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新知识。这时他即住在芦荻弄他母亲毛福梅的义妹陈志坚的家中。陈志坚后来回忆说：“经国不象别的孩子那样顽劣，待我们总是恭恭敬敬的，叫我母为外婆，叫我为姨娘。每次上学去或放学回来，总要叫我一声，说声‘我去了’或‘我回来了’，从不含糊。”这期间，毛福梅因儿子不在身边，放心不下，不时到城里陈家来住，亲自照料服侍。母亲的拳拳之心，对儿子不忍须臾分离的情状，在陈志坚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五 “纬儿可爱”

　　1916年10月6日，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即蒋纬国）出生了。

　　蒋把次子取名为建镐。“丰”“镐”两字分别取在两个儿子的小名里，不消分说，其意自明。按族谱排行，他们这一辈是“国”字辈，故又分别取名为经国、纬国。因此，尽管关于纬国的身世外界有种种传说，但在蒋氏家族来说，一丰一镐，一经一纬，昆仲名分早已排定，确认都是堂堂正正的蒋门后裔。

　　年幼的建镐（纬国）活泼可爱，讨人喜欢。蒋介石让他认姚冶诚为母，交姚氏抚养。姚氏自离开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清静山村之后，不免感到寂寞，如今平添了个孩子，自然欢喜不迭。蒋母苦尽甘来，儿子平安回乡，骤然又得了一个孙子，哪有不快活的？经国已到了入学年龄，他性格内向，不善与邻童合群，平时祖母、亲娘管束又紧，只能独个儿玩。现在新来一个弟弟，使他高兴得什么似的。整天围着婴孩蹦蹦跳跳，象是这时才有童年。

　　毛福梅生性雅量，又平易待人，对这新来的孩子本也疼爱有加，给他做衣服，买糕点。看到他一天天长大，脸上也时时溢出由衷的欢笑。可当她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的儿子时，心里不免沉重起来：自己儿子那样老实结巴，能博得父亲的欢心吗？

　　毛福梅的担心很快成了现实。自从有了这新来的孩子之后，蒋介石常常”托故假归”。以前他不常回家，即使回家，也只是给蒋母送一点补品之类。如今，带了大包还有小包。两个孩子看到父亲，都欢叫着围上去，可父亲似乎只对着小儿子逗乐，把糖果之类大把大把塞到纬国手里、嘴里。而经国站在一旁，他好象看也没有看见。毛氏实在看不过去，沉着脸带孩子回房里去。到了晚上，夫妻相对时，她就发话了，怪他偏爱小儿子，不把经国放在眼里，哪象个做爸爸的！蒋介石是个军人，是指挥大兵的，他的行动不允许别人罗唆，谁罗唆谁就得受惩罚，对妻子也不买帐，弄得不好便饱以老拳，由是夫妻间经常发生勃谿。毛福梅除了抱着孩子落泪，别无良策。蒋介石为了避免矛盾，在奉化城内西街岭租了一套房子，把姚氏母子迁了进去。

　　一六 普陀进香

　　自从1916年陈英士被刺身亡后的两年里，蒋介石象一只失群的孤雁，彷徨无主。他蛰居沪滨，无所事事，随张静江、陈果夫等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做证券投机买卖。趁空常往溪口转转，省视老母，看望爱子。

　　1918年3月，孙中山从广州电召蒋介石赴粤。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起用蒋介石。由于孙中山身边缺少忠于他的军事人才，蒋介石总算是到日本学过军事的老同盟会员，因此逐渐受到孙的赏识。蒋从此平步青云，历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等到朱执信、邓铿先后殉职，孙对他倚畀益重。但是，尽管如此，蒋介石却不安于位，一次次地要辞职，一次次地从驻地漳州回到上海，或回溪口，害得孙中山一次次地函电催促返任，真是急如星火，而蒋还是迟不赴命，似有所待。此中奥妙，非本文所欲探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蒋介石十分恋其家乡、念其慈母及爱子。

　　从1919年春开始，蒋母王采玉已开始患病，毛福梅侍奉在侧，夙夜不懈。蒋介石两次从南方回到上海，因为北军捕探密布，正等他回来搜捕，他不能回溪口，王采玉只能以有病之身，勉力带着媳妇毛福梅，冒着风险，到上海租界住处与他相会。

　　1920年春，蒋介石目疾刚好，又得了伤寒，病倒在上海篠崎医院的病床上。毛福梅闻讯，魂不附体，急忙赶到上海，往医院护理。这段时间里，她悉心照料，没日没夜地守在床前，眼都不轻易合上一会。在与死神搏斗的时刻，夫妻俩的心又跳动在一起了。

　　蒋母王采玉虽然自己也有病在身，还是赶到上海来看望儿子，与媳妇一起守护儿子。并向菩萨许一重愿：只要儿子病好，即去普陀山施“千僧斋”。

　　两个月后，蒋介石死里逃生，象换了一个人似的，齿发脱落，皮包骨头，心情非常恶劣，对于孙中山嘱咐病愈即赴漳州挂帅的电报，置之不理，却于这年6月末，奉母携妻登上了去普陀佛国的客轮。一路上，不时闪出一个“做和尚”的念头来。

　　母子夫妻在海天佛国遨游：住在积善堂，游普济寺、法雨寺，登佛顶山，探古佛洞，访紫竹林、西方院、广福院、观音洞、莲花台及磐陀石诸胜，足足畅游了五天。

　　普陀之游，替毛福梅洗去了许多凡情俗念。她觉得可以信赖的还是菩萨。只有一心向佛，才能心安理得。

　　蒋介石呢，看到做和尚也不易，终于没有去做和尚，还是回到人间去抓枪杆子了。

　　蒋母王采玉，一生皈依佛教，顶礼观音，如今到了佛教名山，观音道场，于愿已偿。回家后仍对这海天佛国念念不忘，于是，1921年3月，又由蒋介石陪同王氏，带同毛福梅再次来到普陀山还愿，施“千僧斋”，还参观了新衲受戒式，即新做和尚的剃度仪式。蒋介石觉得仪式太烦琐，得改一改才是。毛福梅对他的如此关心佛事，心里倒是十分高兴。

　　此时只有毛福梅知道，蒋母王采玉两次扶病上普陀的一个藏在心底的秘密，那就是蒋母的病已日重一日，她自知行将不起，所以才强打精神，更加勤于礼佛，求佛替她保佑儿子、媳妇和孙子们。在这期间，蒋介石虽回闽到粤军中去过几次，但由于他同陈炯明之间水火不能相容，因此总是怒气冲冲地又拂袖而归，甚至当戴季陶啣孙中山之命前来力促他出山时，惹得他暴跳如雷，叫戴碰了一鼻子灰。在家乡，除了在丰镐房侍奉老母、让毛福梅做几样爱吃的家乡菜肴之外，常住在奉化城里，与姚冶诚和小儿子蒋纬国作伴，常带着纬国往游雪窦寺散散心，吟吟“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身退莫迟迟”的诗。蒋经国这时也在奉化城里的龙津学堂读书。所以，日夜不离身、侍奉蒋母汤药的，实际只毛福梅一人。

　　物换星移，二十个寒暑过去了！王采玉和毛福梅婆媳俩甘苦与共，休戚相关，感情越发深厚了。王采玉视媳妇如同亲生的女儿，福梅也把婆婆当作亲娘一样。每当喜怒无常的丈夫给她受气、受辱的时候，婆婆总站在她一边训斥儿子。所以毛福梅真心对婆婆感恩戴德，衷心祝婆婆寿比南山。她除侍奉汤药、送茶端水、事必躬亲外，还到寺院庵堂里去求神拜佛，为婆婆消灾弭难。深恐婆婆一旦倒下去，不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在等着她。但是，这不祥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五月十日，蒋介石从家乡赶往广州，二十日到达。不想二十四日晚做了一梦，梦见雪满山原，一白无际，惊觉过来，出了一身冷汗。某种强烈的心灵感应，使他想到这定是老母不久于世的凶兆，马上返回上海，转归溪口。

　　一七 葬母出妻

　　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溘然长逝，享年58岁。

　　毛福梅的精神支柱倒了，她抚尸大恸一场，然后披麻戴孝，守在灵前，陷入了沉痛的深渊。奉化风俗，媳妇哭灵是很有讲究的，在停尸期间，一天至少要哭四次，即五更一次，早中晚上供时各一次。假如儿媳多，人人都争着哭灵，大声嚎啕，据说是谁哭得响、哭得多，死者就会管谁家兴旺。可毛氏只一味地念经，很少号陶。她倒不是蔑视当地风俗，而是因为她觉得婆婆的灵魂应该升上天界，进天界是不需哭声开路的。相比之下，她的丈夫比她哭得多、哭得响，为之“哀毁骨立”。

　　蒋介石的哀痛也是真的。他少小顽劣，全赖蒋母茹苦含辛，抚养他至于成家立业，所以他夙即体谅做母亲的苦心，在同事中素有“事母至孝”的美誉。特别是当他读了些古书之后，深知“孝”是个好东西，因为自古以来的帝王，无不“以孝治天下”为标榜。所以，虽然蒋母已死，他更为他的孝道大事张扬。

　　蒋母临终之前，曾给儿子留下口头遗嘱：

　　一、把她的遗体葬在“甲字穴”里，不要去惊动他的父亲。——按：王氏的墓穴原早在二十六年前蒋父入土时已经留起来了。但蒋母不愿安葬在丈夫身边，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不愿惊动早逝的丈夫，更是因为丈夫身边已有徐、孙两位夫人占着，她若也葬在那里，只好屈居第三。她原是通过明媒正娶，用花轿抬到溪口的，如今要屈居第三，她不愿意。她听说“甲字穴”是最好最干净的坟地，闲杂野鬼不会侵入，而亲人却可自由往来。

　　二、腾出自家的部分余屋，办一所完全小学。——按：在这之前，溪口没有完全小学。

　　三、不要忘记了亲戚朋友，尤其是在困难中接济过自家的那些人。——如葛竹王贤甲、王震南之父、吴兴“敦裕堂”、萧王庙孙琴风和毛庆祥之父毛颖甫等家。

　　为了寻找“甲字穴”，蒋介石陪同两位方士在雪窦山、徐凫岩、相量岗、妙高台等地踏勘了半个月，最后选中离溪口北三里的白岩山鱼鳞岙中段北面的一块小平地，据说这是“弥勒佛的肚脐眼”，是一块宝地。

　　四个月后，坟堂筑就。孙中山题的碑文，蒋介石拟、张人杰书的挽联，汪兆铭撰的墓志铭等等，都一一勒石。

　　安葬日期选在11月23日。孙中山派许崇智代表他来灵前祭奠，戴季陶、林业明、居正等也从广州赶到溪口送丧。

　　将近半年时间内，丰镐房的客人川流不息。毛福梅成了丰镐房名符其实的女主人，里里外外一把手。虽然外有总管，内有帐房，但她凡事严谨惯了，事事处处显得一丝不苟。即使移动一下桌椅，也必得重新放好，否则她就感到不舒服。家大业大，人多手杂，要面面俱到，得花多少心计！怪不得丰镐房后期的帐房唐瑞福对毛氏夫人的持家才能，十分佩服。

　　好不容易办完婆母的丧葬大事，毛福梅自以为对得起丈夫、对得起先灵了，谁知还没有让她喘过气来，一瓢冷水兜头泼下，把她打进了冰窟窿里。

　　11月28日晚，蒋介石坐在母亲生前的佛堂里，埋头写什么文字，过了一会写好了，便把两个儿子、夫人和姚冶诚叫到跟前，手捧写好的文书，流泪满面，颤声宣布：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他读道：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尔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毛福梅听到“离异”二字，耳朵里嗡地一声，再也听不到他要说的是什么了。毛福梅不能不想，从前有“七出”之条，现在竟又增添了“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条。老母在堂需要我，老母一死，尸骨未寒，就不要我，还倒成了“报母恩”的“大义”之举，真是怎么也无法理解。

　　虽然事情来得突然，但毛福梅挺住了，她只是把儿子经国的手握得紧紧的，母子唯以泪眼相视。

　　关于毛氏被“抓了头发”，“从楼上拖到楼下”，毛氏又“跪下”“哀求留在家里”（蒋经国1936年致母亲信上语）的事，便是发生在此前后。

　　一八 陈家姆妈

　　蒋介石为什么要写这个与妻妾“离异”的“条示”？其真实意图何在？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正如毛福梅所料，他已有了新欢。不久，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公开同居了。陈洁如，高挑身材，戴金丝边眼镜，上海俄文专修学校毕业，会讲俄语、英语，原是个小学教员，1922年在上海与蒋结合后便不再教书。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她也住在广州，蒋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交谈时，由她担任翻译。其实，早在蒋母在世时，他俩就有来往，蒋怕惹麻烦，引起母亲不快，故秘而不宣。蒋母既殁，便无所顾忌，再有了那声明”离异”的条示，便可以公开出来了。

　　1922年，对毛福梅的又一个打击，是儿子经国第一次离开她出远门，到上海去读书，进了上海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毛福梅虽然也认为儿子到大城市去读书是件好事，但是她又多么害怕儿子从她的怀里被夺走。

　　蒋经国到上海，由他姑丈竺芝珊、姑母蒋瑞莲监护，还有塾师王欧声也随同至沪，继续教他的国文。这样安排，稍慰毛氏的心。

　　毛福梅为了改变一下丰镐房的悲凉气氛，把陈志坚又请了来。陈志坚，前面已提到过，是毛福梅作新女校时的同学，并结拜为义姐妹的。这时，她已从湖州保婴师范毕业，赋闲在家，故毛氏请她来当家庭教师，教蒋纬国的书，姚冶诚也跟着学点。陈志坚原是毛福梅的闺友，如今家庭变故，旧友重逢，就格外亲密了。毛、陈、姚三个女人相处倒也十分欢洽，冲淡了种种烦恼。

　　顺便说一下：陈志坚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住在旧宅，即奉化城内芦荻弄，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晚年仍不减爱国热忱，暇时读书阅报甚勤，尤酷爱书法。每逢星期天，必携《圣经》到教堂去做礼拜。笔者在她耄耋之年时曾数度走访，每当她回忆起与毛福梅相处的日子时，常声泪俱下。她说：“我与从青姐睡同床，走同行，难同帮，福同享。”又说：“从青姐读书时住在我家西厢房，晚上必邀我作伴；我在她家教纬国念书时，她也让我在她自己房里下榻。她有什么心事都同我讲。在经国去苏联的那段时间，她度日如年。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是年三十夜分岁时，她总要在餐桌上多放一副杯筷，好象儿子就坐在面前，嘴里念叨着经国爱吃的食品，说他象他爸一样，也爱吃芋艿头。从青姐很好强，白天忙这忙那，倒也看不出有啥心事，睡在床上时便长吁短叹。有几次，我被她的哭声惊起，问她咋了？她说是梦里又见经儿，人又瘦又黑、鼻子冻得象鸡肫……她常要我替她代笔给经国写信，内容由她口授，她一边说一边哭，有时哭得我心酸手软，信也写不下去了。”陈志坚卒于1983年。她的弟弟陈舜耕，曾任蒋介石的秘书。

　　却说姚冶诚人尚聪明，跟陈志坚学得也颇认真，不出半年，就能写简单的信。她拟了一信，叫纬国抄在信笺上，写道：“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亲爱的爸爸了，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去探望我的爸爸了。”信中还附了纬国的全身照，郵往广州。蒋读后感动不已，想起纬国的种种可爱处，他恨不得立即把儿子搂进怀里。他把儿子的照片放在玻璃板下，呆呆出神。这时，毛氏的二哥毛懋卿也随在广州干办，见妹夫想家，就劝他回家看看。蒋却给了他一张电报稿，原来是叫纬国速急到广州来。

　　姚冶诚母以子荣，堂而皇之地携着纬国跨进了粤军第二军中将参谋长的公馆。据毛氏侄孙毛彭初了解：纬国母子去广州的时候，女主人陈洁如被推到十分难堪的境地，最后蒋从中间周旋，说服陈去上海，留姚住广州照顾纬国，才把这个难题暂时解脱。但是，姚氏虽然可以暂代主妇的位置，在社交上毕竟无能为力，没过多久，蒋就把陈洁如自沪接回。姚氏无可奈何，又惮于兵慌马乱，就又返回奉化。

　　姚氏向毛福梅等把广州的繁华、陈氏的得宠，少不得描述一番。她以为毛氏听了，会去广州大兴问罪之师，使陈洁如难以下台，谁知毛氏听了，只淡淡地一笑置之。

　　在这以后的几年中，每逢蒋介石从广州回到家乡来时，总是带着陈洁如。她同时以秘书的身份，随侍左右。

　　毛福梅以不变应万变，对陈洁如也十分礼让。经国在上海时就见过她，称呼她为“上海姆妈”，纬国则叫她“陈家姆妈”。陈洁如是个知书识礼的人，见毛氏大娘这样大量，也不存心“僭越”，对孩子兄弟俩也很疼爱，不时买些衣物玩具馈送。于是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位陈家姆妈。纬国与她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感情更亲热些。在这种气氛下，姚氏也不能再自我孤立了，一家人倒也和睦相处，丰镐房依然平静无波。

　　一九 “经儿可教”

　　蒋经国对亲生母亲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此时的他已不是小孩子了。这两年来，先是祖母谢世，看到母亲失了依傍；平时父亲对母亲的粗暴，他也看在眼里。祖母在时，尚能得到她的护卫，岂知祖母一死，母亲竟遭到莫明其妙的“离异”，使他又痛又惊。如今又第一次远离母亲膝下。来到上海，他知道这给母亲又平添多少牵挂。想到这些，怎能不使他心如刀割。

　　蒋介石对两个儿子怎么看？用他自己的话是：“经儿可教，纬儿可爱。”经国从小在祖母和母亲的怀里长大，在她们常年念经烧香礼佛等活动所笼罩着虔诚的佛教气氛中长大，而父亲则对他实行正统的儒家教育，周东、顾清廉、王欧声这些老夫子，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他们都坚守从孔孟到曾国藩这条教育路子的。像顾清廉老夫子，还是“二世受教”，父子同师，这是蒋介石教子的苦心所在，他显然想让儿子沿着自己走的路子走下去。这次把经国送往上海读书，固然因为鉴于“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蒋介石致经国家书中语），但同时还是要王欧声老师随往上海，住在寓所教他国文。在给儿子的信中，谆谆不忘以孔孟之道相教诲，有时没工夫写信，便指明《曾文正公文集》哪些段落教儿子去看，以代家书。

　　蒋经国于1923年进浦东中学，在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似乎顽强地要走自己的路子了。1925年5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蒋经国勇敢地站到爱国反帝的一边，参加游行示威，卒被学校开除；他只得按照父亲的安排，去北京进了吴稚晖创办的外语学校，又因参加当地学生的反政府示威游行，遭军阀政府的逮捕监禁。出来后他只得往广州跑。

　　这时，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在1923年曾去苏联考察，此时又与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热络得很。孙中山于1925年病逝后，在莫斯科成立了孙逸仙大学，正在广州招生。蒋经国就报了名，因为他是国民党要员子弟，又有鲍罗廷推荐，当然被录取了。据说，蒋介石是在陈洁如的劝说下，同意儿子去苏留学的，陈还给了经国一笔钱。在当时的条件下，蒋介石同意儿子赴苏留学，并不是难以理解的，毋须本文赘言。

　　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与20多个同学，乘轮从广州抵上海，因赴苏需候船，得与生母作久别前的短暂团聚。毛福梅流了许多眼泪，千叮咛万嘱咐，无非是盼他早去早回。她对儿子的远大志向是无条件支持的，但是她不能不想，为什么他父亲要把他送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她已失掉的太多，难道还要失掉她的儿子？经国对她百般安慰，也陪了许多眼泪。

　　从此母子一别12年，除开头那两年外，往后竟连邮电都不通，音讯杳然，母亲不知道儿子是生是死，日间在佛前祝祷，夜里在梦中寻觅，恹恹若失，如此地刻骨思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地得了疾病，而侍奉汤药的只是那贴身使女聪玲。

　　二〇 “还我儿子”

　　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清党”反共，登上了中国政坛的权力高峰。

　　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在政治上一时却成了众矢之的。连他亲生儿子蒋经国也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发出声讨乃父的《严正声明》。儿子对于母亲，只写了封短信回来，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我是非常清楚的。又说他对家庭方面有难以想象的烦恼和愤恨，决定不再通信了，待以后回国，就第一个先来同亲娘见面云云。

　　毛福梅虽不知道儿子登在报纸上的声明，但接到儿子寄来的信，使她无异天坍地陷，五雷轰顶。她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几次哭着请陈志坚代笔写信给经国，可去信如石沉大海，杳无回响。她把一腔悲愤全都转移到丈夫身上。

　　这年八月，蒋介石被逼通电下野，“出国休养”。他选择了宋美龄母女避居地日本东京帝国饭店作为自己的落脚点。由于护照等手续没办好，他带着小儿子纬国离开南京，先到杭州小游，下榻澄庐，在观赏六桥烟柳、品尝西湖醋鱼之后，乘汽车回到溪口等待出国。虽是在野之身，尚有二百名侍卫大队随行，溪口乡邻纷纷涌到街上观看。蒋挥着手对侍卫们说：“在我家乡，你们不必担心，先到武山庙里休息去吧！”只带着十来个亲信侍从来到丰镐房门前。

　　他来到溪边这座黑漆大门楼前，里面静悄悄的，没个人影。只有甬道角伸出一个小姑娘的头来，旋又缩回去。蒋认出这小姑娘是毛氏的房里侍女聪玲，奇怪的是毛氏没有像往常那样迎出门来。

　　毛氏早听说丈夫要回溪口丰镐房来，想起儿子，她肚里的怨气直往上冒，她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丈夫把儿子送到外国去。

　　听到使女聪玲回报：先生已进来。毛氏不知打哪里生出来的勇气，霍地立起，迈动小脚，跑下楼梯，在天井里与蒋碰了个正着。她边哭边嚷道：“你把我的儿子弄到哪里去了？你要还我儿子！”

　　这段会见的详细过程已有人作了记载，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不过，”还我儿子”这个难题，对于蒋介石来说，委实毫无办法，因为儿子要与他断绝关系，他也不知道该向哪儿去讨还儿子。所以对毛福梅的大发雷霆，他既不着急，也不生气，反而温语相劝，扶她上楼。善良的女人总是容易从好的方面去祈求的，经蒋一劝，她也马上气消了。她哪里知道，更险恶的风波在等着她。

　　二一 离婚风波

　　蒋介石稳住了毛氏，不久便离开住地雪窦寺，四渡东瀛，此行的目的是向旅居在日本温泉的宋美龄求婚。

　　经过几次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宋美龄与原未婚夫刘纪文解除婚约，蒋酬以10万银元的补偿；蒋也必需与元配毛氏公开离婚，然后才可与宋美龄结婚。

　　1927年12月，蒋介石返回溪口，亲自操办这件棘手的事——向妻妾们宣布公开离婚。

　　晴天霹雳在这三个女人头上炸响。

　　陈洁如首先被瓦解。经张静江、吴忠信出面，蒋与陈洁如办理了离婚手续。蒋介石怕她在国内触景生情，给她办了旅居美国的手续，赠她5万银元，还说如果不够花，可以随时向他要。陈去美国后，改嫁一个华侨商人。

　　姚冶诚在萧王庙孙琴风家里哭诉，要求继房舅父母为她这个孤女作主。孙琴风虽是“大石头”，如今也不好碰外甥这个“铁榔头”了。好在蒋也只是要求她在名份上不沾边，答应她住在苏州，按月支付她和纬国的生活费，她也就见好收场。在后来的日子里，蒋从南京出发南巡，路过苏州，事先就通知姚氏，姚即带着纬国在车站迎候，聊慰相思之苦。直到1950年，周恩来总理授意毛懋卿把姚冶诚送往台湾，后迁美国，现已去世。

　　毛福梅毕竟是元配发妻。“糟糠之妻不下堂”，古有明训。这个问题解决就不那么容易了。

　　几天来，蒋介石坐在武岭“乐亭”内。这“乐亭”原是溪口文昌阁，蒋在一九二四年兴建其母坟庄“慈庵”时，顺便把文昌阁拆建，改名“乐亭”。此处“突起于剡溪九曲之口，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做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不偏不倚，望之岿然。……岭上古松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潭，流水潆回，游鱼可数；牧童渔父徜徉其间，乐且无穷。其幽静雅媚之景象，窃叹世外桃源无所求矣。……”——这是蒋介石自撰的《武山乐亭记》中得意之笔。他来溪口往往喜欢住在这里面。

　　蒋氏族众和亲戚都对蒋的离弃结发不以为然，谁都想撼动当事人的铁石心肠。

　　蒋氏族中长一辈老人，他们对这位子弟公然想停妻再娶，一个个摇头叹息，可是等到见了蒋，他们想要说的话十停里倒忘了八停，结结巴巴地终究没说出个子丑寅卯。

　　另一些是蒋家近亲，如葛竹的舅父、萧王庙的舅婆、任宋村的姐姐、后竺村的妹妹等，他们大都受过毛氏的好处，与毛氏挺合得来。有毛氏在丰镐房，他们可以常来走动；一旦换了主人，这门亲戚就算断了。毛氏也确乎会做人，她嫁到丰镐房二十五年，从来没有与谁红过脖子放过脸，且生性乐善好施，人家有急难她总是有求必应，热情接待。俗话说“皇帝也有草鞋亲”，葛竹、岩头、跸驻等地的“草鞋亲”常是丰镐房的座上客。其中有许多放排人，穿着湿漉漉的蓑衣、泥巴累累的草鞋，一群一群进出其间。毛氏有洁癖，每天要求院子洁净，路面光滑，这些人一进出，地上就一塌糊涂。仆人们不免出口怨言，毛氏反开导他们要谦和待人：“人家出门赚辛苦铜钿，可怜相的，不要为难他们。饭多烧一点，让他们吃饱。” 葛竹的二娘舅王贤裕（蒋母二弟），患有精神病，整天穿着道袍，戴着绒帽，夏天也如此，手里拿着一支尘拂，疯疯癫癫地乱蹦乱窜。丰镐房是常有高朋要员进出的，摆着这么个娘舅有伤大雅，下人们建议女主人：给他一些钱，让他回葛竹去。可毛氏说：“他不会用钱，钱一到手就花完，回去要吃苦头，还是住在这里有个照应。” 溪口镇上有一家开水作店的唐老太（即后来成为丰镐房帐房的唐瑞福祖母），与蒋家玉泰盐铺毗邻，由于蒋介石出生时，王采玉没有奶，曾抱到唐老太怀里吃过几顿奶，毛氏把这点“养育之恩”铭记在心，每年要送老太二十块银元。后老太谢世，毛氏送了许多奠仪香烛，还亲自送丧到洋桥头。诸如此类的善举不胜枚举。可这些人见到蒋介石，能说什么呢？更是哭丧着脸，无话可说，只能“腹非”而已。

　　只有毛氏的两位哥哥毛怡卿、毛懋卿兄弟，他们遵照父亲的意旨向蒋氏宣称：“福梅已是嫁出的囡、泼出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着是蒋家人，死了是蒋家鬼。”

　　这几句话可使蒋介石坐不住了。这时他已下野，政治上的对手们正愁抓不住他把柄呢，这事若闹出人命来可是得不偿失了。

　　这天夜里，蒋介石走出武岭上的乐亭，不带卫士，沿溪徘徊一阵后，悄悄地走进丰镐房。

　　毛氏正跪在佛像前嘤嘤哭祷。三天不见，蒋介石几乎认不出妻子了。她目光呆滞，蓬头垢面。侍婢聪玲告诉他：师母不吃不喝已有三天了。

　　这一夜，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达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协议，毛福梅终于在“协议离婚书”上签了字。

　　不管怎么说，毛氏被允许仍住在丰镐房做她的主妇，将仍被蒋身边的人尊为“大师母”。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不幸中之大幸了。

　　蒋介石如愿以偿，凯旋而去，于12月1日在《申报》上登了一则离婚启事：“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

　　二二 以礼相待

　　丈夫宣布离婚已有半年多了，毛福梅依旧是丰镐房的女主人，依旧是蒋介石近侍人员心目中的“大师母”，丰镐房依旧人来客往，熙熙攘攘。乡下人不重法律重人情，只要女主人依然坐镇丰镐房，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她。这个地位，大概是协议中定下的。但到1948年蒋氏修谱时，毛福梅却又被蒋介石改称为蒋母王采玉的“义女”，当然那时的毛福梅早已埋在地下，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后话。

　　这时的毛氏表面上依旧那样平静、恬淡，除了去武山庙、摩诃殿烧香念佛，很少到外面走动，也不喜欢搓麻将，待人还是那样热情、诚恳，初一、十五还是要设斋施僧，“雅量夫人”这个雅号，反倒比以前更恰如其份了。

　　与毛氏分担忧戚的还有五个女人，毛氏与她的结义姐妹，不分彼此。她们是蒋瑞春（蒋的同父异母大姐，徐氏所出，嫁任宋村宋周运为妻）、蒋瑞莲（蒋的亲妹，嫁竺芝珊，生子竺培风，在一次飞行中丧生）、陈志坚、张月娥、任富娥。这些女人，有的与毛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有的与毛氏有相似遭遇，同病相怜。六个女人惺惺相惜，互诉衷曲，吃素念佛，乐善好施，集资修寺院，修桥铺路，施茶施粥，常常五日一小聚，半月一大聚，倒也不甚孤寂。

　　与宋美龄结婚之后，蒋介石虽然也信奉基督教，但对于旧的一套礼节还是十分注重。新娶了夫人，在人世间是无人非议了，但还得让祖上先灵认可。所以，他决定携新夫人在清明时节来溪口拜认祖先。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可竟有一个问题把他难住了。因为他的先灵神主都放在丰镐房“报本堂”里，而丰镐房是毛氏的领地，万一她再象去年8月那次一样，当面闹将起来，他将如何向新夫人交代？为了息事宁人，他便请出了异母哥哥蒋锡侯先去溪口做毛氏的说服工作。同时对新夫人也委婉地作再三叮咛。宋美龄何等机灵，她体谅丈夫的苦衷，也乐得示好于毛氏，便买了一盒上好人参和一领狐裘大衣，请大伯带去，送给毛氏。

　　蒋锡侯提前两天来到丰镐房见他的前弟媳毛福梅。

　　乍听到新人归宗的消息，毛福梅哪受得了？可是过了两夜之后，她渐渐地释然了。她没有忘记做人的责任。“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她已为他作出了多少牺牲，还有什么不可牺牲的？何况新人也还识礼，这么贵重的礼物，无疑是心有歉意、请求谅解的信息。于是，便深深叹了一口气，亲自指挥侍女、娘姨在素居东侧布置了一间十分高雅、华贵的新房。

　　1928年4月，41岁的蒋介石带着年轻、娇贵的新夫人衣锦旋里。

　　宋美龄的高雅风度、华贵服饰，吸住了溪口三里长街的所有眼睛，一群爱赶热闹的孩子在她前前后后跟随着。

　　蒋、宋在乐亭稍事休息之后，便坐轿去祖坟所在地石鳝岙、桃坑山蒋父肇聪墓、鱼鳞岙蒋母王采玉墓拜祭。宋美龄兴致极高，让随去的孩子也拜，拜了分给一双白面馒头，孩子们学总司令的样子，恭恭敬敬在坟前叩拜如仪，引得宋美龄哈哈大笑。

　　宋美龄站在乐亭走廊上，面对剡溪，连声赞美溪口的风光人情。蒋介石见新夫人对自己家乡赞不绝口，心里一块石头落了下来。在他归里之前，心上搁着两块石头。第一块石头便是怕新夫人受不了穷山沟的清苦寒伧，担心夫人会象他的大姐霭龄那年随孔祥熙回山西老家时那样吓得胆颤心惊，从此再也不想归乡了。想不到宋美龄看上去娇贵，竟与她大姐的气质有那么些不同，真是谢天谢地。蒋介石心上还搁着另一块更沉的石头哩。因为按照议程，新夫人明天一早得去丰镐房拜祭祖堂。要是毛氏反悔起来，使他难堪，使新夫人尴尬，这又怎么办？

　　这一夜，蒋介石心事重重，当天蒙蒙亮，宋美龄还在梦乡时，他便悄悄起床，步出乐亭，向西溜达过去。两名值班卫士跟上去保护，他挥手止住，并指了指卧房，暗示不许声张，惊动夫人。那双脚便不由自主地踏上了丰镐房的门槛。

　　这一夜，毛氏也没有睡好，索性早起，在婆母遗下的佛堂里读经。忽听门外有熟悉的脚步声，她好似全身血液都凝住了。不用回头，便知道是谁的脚步。毛福梅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濡湿了手里的经本。

　　两人相对无语，好象要说什么却什么都不用说。毛福梅照例入厨房为丈夫烧点心。油炸得又脆又香又甜的玫瑰白糖猪油馅的宁波汤团，是蒋最爱吃的，可今天竟品不出什么滋味来。

　　这里要插叙一句：从此，两人好像有了默契，每逢蒋带着宋美龄到溪口来小住的时候，蒋总是早早的起床，从乐亭踱到丰镐房来看望旧人，而毛氏又总是默默地为他备好他爱吃的点心。

　　日上三竿，宋美龄才睁开眼睛。她也知道军人出身的新郎有早起的习惯，所以当她梳洗后走出卧房，一见蒋正站在临溪平台上向着旭日做深呼吸时，便欢快地招呼他一起做早操。

　　上午8时半，蒋介石携着雍容华贵的新夫人缓步走进丰镐房黑漆大门，里面静悄悄的，刚刚洒洗过的鹅卵石子路滑溜溜的，宅内闲杂人等早已肃静回避，只有蒋锡侯在门旁迎接。卫士们留在大门两边，三个主人步入报本堂。那里早已摆好香案祭品，宋端端正正向列祖列宗行了三鞠躬礼。蒋在乡随俗，行的是跪拜礼。礼毕，挽着宋的胳膊走上狭小的楼梯，在楼上沿走廊绕屋一周，边走边介绍四面环境：对面叫笔架山，下面是剡溪，溪上有九曲，民胜多着呢；那一带高山叫雪窦山，秀甲东南，四明第一。……最后，他们走进东首一套明净敞亮的卧房，里面除了沙发、席梦思、壁灯等洋玩意外，还置有一具极为精致的艺术品——高尺半、长三尺的象牙雕刻成的兵舰模型。这就是为美国化的新娘准备的新房。宋美龄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在床楹、门框上揩摸一下，好，一尘不染。她满意地对随侍在侧的蒋锡侯笑着说：“大哥，谢谢你，真难为你了。这里的人为我受累了，请你代我谢谢大家。”

　　“哪里，哪里！夫人不必介意。这是理当的，理当的。”蒋锡侯忙不迭地说。

　　不过，宋美龄并没有在这间新房里过夜，还是爱住乐亭。

　　这里要倒叙回去。当蒋与宋美龄进报本堂之前，毛福梅把祭品等等准备停当，便对那些下人说：“等会先生进来时，大家都到自己房里去，不要探头探脑，也不要多嘴多舌，要有礼，要大方。”说完，她把自己也深深地锁在自己卧房里。她的卧房与宋氏的新房仅隔一佛堂，外面的谈话，她自然听得到一些。听到宋对大哥说的话十分得体，十分真诚，想她毕竟是个有教养的女子。因思她既能如此我何不能宽厚待人？

　　蒋、宋住在乐亭，虽有自己的伙房和厨师，毛氏还是命丰镐房厨师做了许多蒋爱吃的菜和点心送过去，如鸡汁烤芋艿、梅干菜烧肉等。还有“米焙浆”，制法是把糯米炒熟，磨成细末，然后放上鸡油、麻油、胡椒、笋丝、蛋丝等，用沸水冲调，吃起来香糯爽口，余味无穷。宋美龄平素吃西餐，乍尝到这些乡土美味，不禁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自有人乐颠颠地转告毛氏。毛氏感到一种尽了地主之谊的快慰。当新夫妇离乡回京之际，她特地命人拣了一袋最好的芋艿头送宋美龄作路彩。

　　宋回到南京公馆，也让厨师烧芋艿吃。可是，烧熟后一放进嘴里便吐了出来，连说“不对，不对”。蒋见了大笑，说：“芋艿是对的，不过烧法不对。鸡汁烤芋艿是我家丰镐房的拿手菜，一般人是烧不出这种滋味的。”

　　据说，蒋曾派飞机到宁波，令丰镐房烧好芋艿羹以专车送到宁波，送上飞机，带回南京，以供宋美龄再饱口福。

　　二三 门楣生辉

　　蒋介石同宋美龄新婚之后，自1929年至1931年间，在家乡大兴土木，先后造了总占地面积近百亩的溪口武岭学校、妙高台别墅、中国旅行社、武岭门城楼和扩建了丰镐房（素居）等，再加上1924年拆建的乐亭、慈庵，已经楼台馆墅毕备，可谓“荣宗耀祖，改换门庭”了。不过，丰镐房的黑漆木结构中式大墙门没有改建，风水先生曾说，这大门的位置和高低、大小恰到好处，若是稍加改革，恐会引起宅第龙脉的动荡。为拆建丰镐房，扩大宅邸范围，蒋介石特地在溪口上街头造了二十八间楼房，动员住在丰镐房周围的二十八户邻居迁居。二十七家农户都应命搬走了，只有一家坚持不搬。蒋也不怎么难为他。如今，丰镐房围墙外尚留着那么一个不大协调的折角，倒成了“不畏权势”的佳话。

　　新拆建的丰镐房有三幢主建筑。前幢题额“素居”，正中设佛堂和一套卧室，犹如蒋母生前居住时一般陈设。上有卧房，平素关着，只有葛竹至亲如王贤裕、王贤钜两舅公一家来时才可开进去住宿。西侧一套卧室是毛氏的，仍摆着结婚时的旧式嫁妆。东边厢房是专为宋美龄布置，陈设多为西式，不过她并没有真正住过。后一进为“报本堂”，格局虽没大变，装潢大不一样，五马散墙——据说，在旧时，可造这种散墙的只有王侯家。报本堂柱子上的两条楹联：“报本尊亲，是谓至德要道；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二十个大字，也改成贴金的了。堂上供着四代先人的神主，即曾祖蒋祈增夫妻、祖蒋玉表夫妻、父蒋肇聪及妣徐氏、孙氏、王氏，还有亡弟瑞青。天井里仍植着两棵桂树，一金一银，四周植银杏树若干。

　　所有这些土木工程中，规模最大的是武岭学校，占地百亩，内设农职部（类似农业中学）、小学部、农场、医院、雨天健身房、教堂式的大礼堂等。宋美龄对这所学校关怀备至，从设计到落成，事必躬亲，连门窗上的漆色也是她自己定的，着意仿效法国乡村学校的格局。武岭学校落成典礼择在蒋四十四岁生日那天，蒋、宋以校长校董身份披红戴花，立在礼堂讲台上，接受祝贺。学生、教师每人都收到一双丰镐房从宁波“老大有”订购来的大油包馒头。

　　按照乡俗，新屋落成须有龙灯压宅。蒋介石酷爱龙灯，少时还亲自舞过，当然，他的力气不如农民大，跟不上趟，便跟着龙灯队上门分帖子、收喜钱，倒像是“龙头”似的。发迹不忘旧制，他特地点了奉化最有名的“老龙”——条宅村舞龙队去武岭学校、丰镐房舞龙灯。宋美龄也极喜欢这种粗犷骁勇的民间舞蹈，嫌蒋介石给舞龙队的“红包”不够意思（其实已经不算少了，一百元银元），又加“封”了一半。那一次，条宅舞龙队也真舞出了水平，白天舞了，晚上还点着蜡柴火把在溪边沙滩舞，引得居民倾镇而出，热闹得如同过年节、闹元宵一般。

　　在这些大兴土木、歌舞升平的日子里，只有毛福梅一人感到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她只企盼着一件事：母子团圆。可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儿子杳无音讯。所以外边越是热闹，越使她思念儿子，越觉得孤苦难堪。为寻求解脱，她出资修造了专供蒋氏祖宗摩诃太公蒋宗霸的摩诃殿和通往雪窦寺的十里山道。

　　1935年冬，蒋介石带蒋纬国回溪口过年。蒋纬国已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在苏州随姚氏生活，这时已上中学。纬国是毛氏看着长大的，母子俩感情很好，见到大姆妈，长呀短的讲个没完，还把他在学校里如何淘气的事也讲给她听：有一次，学校里组织剧社，他担任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要求是必须绝对严肃。本来，扮演这种角色的人多的是，但因想借重他的家庭地位，在社会上活动方便，加上他极热心，肯卖力气，诸如借道具、服装等杂事，他都大包大揽，所以也给了他一个角色。可是，优越的社会地位使他养成什么都不在乎的习气。首演那一场演出时，剧社负责人在幕前向观众致词，此人便是该剧的男主角，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正当他说得兴头上，突然从幕后伸出一只手来，把他的头发摸得乱七八糟，风流小生变成“吊死鬼”一般，引得台下哄然大笑。事后追问肇事者，原来是蒋纬国，他还捧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腰来。演出要开始了，负责人没工夫同他算账，匆匆整好头发登场。该蒋纬国上场了，他与另一同学扮演的是两个学生，拎着一网袋苹果去探望一位患了重病气息奄奄的女同学。一进“门”，看到那位女同学正与她的“未婚夫”——男主角做生离死别的泣诉。按剧情，这时两个学生应陪在一旁垂泪，可蒋纬国想到那抱着“未婚妻”痛哭的风流小生刚才在幕前致词时的那种狼狈相，禁不住又笑出声来，观众被他那种顽皮相又引得哄笑起来，悲剧变成喜剧。戏演不下去了，主角拼命向他示意，要他俩下场，他俩匆匆而下，连那袋应送给“病人”的苹果也忘记放下，进幕后发现，又匆匆上场送进去，更引得台上台下一片笑声。幸两位男女主角随机应变，假戏真做，才没有演坍。谢幕后，那负责人对蒋纬国怒斥不止，而他并不在乎，还笑着说：“演戏嘛，笑笑有啥关系。” 毛氏听到这些有趣的学校生活，也不禁被引笑了。但想起自己亲生儿子在念中学的时候，老是参加什么学潮，还被北洋军阀警察局拘留过，老是让娘提心吊胆，如今又远在天边，音讯全无，不觉又伤心地落起泪来。

　　蒋介石虽是铁石心肠，老看到毛氏像个泪人儿似的，心里也不好受。儿子要去苏联留学，做父亲的原是权宜之计，谁知棋错一着，满盘皆输。“四一二”以后，儿子反目成仇。对于儿子在莫斯科的“声明”，虽然使他吃惊，但“知子莫若父”，他宁可相信这行动未必完全出自儿子的本意。只要儿子回来，他有信心把儿子重新塑造过来。可是，儿子回不来，他鞭长莫及，才是令他大伤脑筋的事。如果弄不回来，又怎么办？这些理不清的头绪是不好向前妻透底的。

　　二四 祸福相倚

　　1936年9月15日是蒋介石的50虚岁生日。毛福梅不忘旧情，准备为丈夫庆贺生辰。姚冶诚也不甘落后，特地从苏州赶到溪口，与大娘商讨祝寿事宜。她们知道社会上正在搞什么“献机祝寿”活动，委员长则已到洛阳“避寿”去了，看来大搞会惹寿星生气，也背时。最后决定：去天台国清寺做场水陆道场，替寿星消灾弭祸。

　　这一年，对蒋介石来说确实重重灾祸接踵而至。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广西反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在陕北落下脚来重整旗鼓，使蒋介石始终放心不下；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国，更使他心烦意乱、寝食难安。

　　这一夜，躺在天台国清寺内的毛福梅也没有合眼。白天，她命外甥宋涨生（蒋瑞春子）给寺内和尚斋僧衣。每个和尚鱼贯而入，依次向委员长像下拜，口念“阿弥陀佛”，领取僧衣一袭。可是，四百件僧衣发完了，还有一个小和尚没有领到。宋涨生说他已经领过一回了，那小和尚赌咒发誓，在佛前烧高香，否认其事。无奈僧衣确是少了一件。方丈觉得挺失面子，拿小和尚出气，小和尚浑身是口也说不清，热血一涌，竟纵身一跃，跳到放生池里自杀而死。

　　为祈福寿斋僧，反而丧了一条人命。毛福梅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这回佛事白做了！”她自己对自己说。乘兴而去，败兴而返。她的心一直悬着，担心会有什么祸事降临。

　　果然，不出三个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南京城内的电台、报纸，日夜报道着西安方面的消息。小道消息也变得煞有介事，使人们信以为真。有的标题更是触目惊心：“委座取义成仁……”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溪口。正在武山庙看戏的蒋锡侯一恸而绝，跌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他中风了。

　　“报应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救经儿爹吧！菩萨，是我的罪过，让我替他去死！”毛福梅跪在佛堂里哀哭祈祷，她坚信这是天台国清寺小和尚阴魂不散的缘故。

　　毛福梅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经受的这场变故，竟成了她和儿子骨肉团聚的契机。

　　不久，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毛福梅的最大愿望也将实现了。她一生做过许许多多美梦，唯独这个梦变成真真切切的现实。

　　二五 喜从天降

　　1937年春，蒋介石回到溪口养伤。南京政府的重心立即转到武岭弹丸之地，偌大的武岭学校和中国旅行社容不下众多来宾，部分要人只好用汽车送到县城住宿，再用汽车接来溪口用膳。

　　蒋锡侯在听到“事变”消息时中风，没几天便死了。蒋介石居然为这位并不十分投契的异母哥哥举行了隆重的大出丧，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祭，送丧队伍足足排了五里。

　　这天晚上，毛氏上完香，打算解衣就寝，忽见聪玲喜孜孜地进房来对她说：“姆妈（毛氏为解寂寞，已收这丫头为义女），先生请您到慈庵去一趟。”

　　毛氏似做梦一般坐进竹轿，被人抬着来到蒋母坟庄——慈庵。

　　这是座洋房式的家庙，一溜五间，中间那间供着蒋母王采玉遗像，竖有石碑。西面两间为卫士、秘书住处，东面两间即蒋、宋的书房和卧室。此刻，宋美龄回南京去了，蒋介石独自住在这里韬养。

　　房间里静得出奇。毛福梅走进这个幽暗的房间。

　　“你来啦，坐到这里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招呼她。她怯怯地走过去，坐下。这才看清床上仰躺着的他，穿着一件锃亮冰冷的铁衣——那是宋美龄请来的美国医生专门为病人设计的，用以矫正断了三根肋骨的胸腔。

　　蒋介石对她说道：“请你来有一件事想亲口告诉你，经儿不久可以回来了。”

　　“你说什么？真的？”

　　“这回不来骗你了，是真的。驻苏大使蒋廷黻已经发来电报，斯大林同意送经儿归国。我会安排好的，一定让你们母子早日团圆。”

　　毛福梅等了多少年啊！她活着就是为了等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终于喜从天降。虽只是一句话，可她觉得顿时房内也亮堂起来，她高兴得迸出了泪花。

　　二六 游子来归

　　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经海参崴乘轮船，到了上海。蒋介石派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总务处长陈舜耕（奉化人，陈志坚之弟，现在台湾，曾任交通部长，现已退休）专程到上海迎接。

　　经国这时才知道父亲已另娶宋美龄，母亲已被迫离婚。作为儿子，他能想象得出母亲心中有多少哀怨积压着。他恨不得立即去溪口拜见生母。

　　可是，身不由己，他被父亲布置的圈子围住了。陈果夫、陈立夫、王晓籁、张静江、杜月笙、虞洽卿等人，轮番向大公子进箴言，达两星期之久。人们着重向他灌输在夹缝中如何立身处世的诀窍。他终于决定：先去向十年来他一直看作“敌人”、“军阀”的父亲负荆请罪。

　　蒋经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抉择，并不单单是屈从父亲的意志，他有自己复杂而曲折的思想发展过程。

　　他在苏联度过了12年曲折坎坷的生活，终于”鸟倦飞而知还”，声声”不如归去”在他心头回荡。1936年，他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申述他必须归国的理由。

　　在中国国内，形势也大不同了：日本侵略者益发猖狂了，要求抗战的呼声也益发猛烈了。凡我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谁不为之热血沸腾、跃然奋起？正在这时，爆发了西安事变，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步伐日益加速，蒋氏父子也终于团聚了，毛福梅于绝望之际意外地得与海外游子重逢。

　　蒋经国谨遵父命，在返回溪口之前，以先行开口认了宋美龄这位“妈妈”的良好表现，获得了蒋介石的宽容；并对父亲表示，今后愿意在工业建设上略尽绵薄。蒋介石见“经儿可教”，就顺水推舟，叫他先到溪口去“补习国文”，别的事以后再说。1930年时蒋在溪口镇头、文昌阁乐亭下、武岭崖侧，造了一所小别墅，即所谓”小洋房”。这次蒋经国夫妇返里探母，即被安排下榻于此。

　　二七 母子重聚

　　1937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十八日），四明山缀满映山红，剡溪两岸桃红李白，芳草萋萋，武岭门到藏山大桥这条进入溪口镇的主要通道上，挂满标语横幅：热烈欢迎蒋经国先生还乡。

　　毛福梅人逢喜事精神爽，颤着一双小脚，从佛堂到厨房，又从厨房到厢房，忙个不停。

　　约莫下午2时，溪口藏山大桥那一头出现一辆小汽车，到桥堍时，手执欢迎旗的武岭学校师生“呼”地一拥而上，鞭炮声、欢笑声响成一片，把整个溪口镇震动了，汽车象被人们抬着一般来到丰镐房大门口。蒋经国迫不及待地跳下汽车，依次向站在门外迎接他的亲朋行礼。不须人们介绍，他也呼得出称谓：大娘舅、二娘舅、孙舅公、亲姨丈、表姨丈、大姑丈、小姑丈……，然后又把妻子芬娜和儿子爱伦介绍给大家。于是，笑的笑，逗的逗，问候的问候，足足周旋了十余分钟，蒋经国的笑脸渐渐凝住了：怎么，姆妈未见呢？她老人家生气了？

　　人越聚越多。从上海一直陪到奉化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担心出事，提醒总管丰镐房的宋周运把小主人让进门内。

　　蒋经国痴痴地被人们簇拥着走进二门。面前，自己当年出生的老屋已不知去向，代之而起的两幢毗连的小楼房；当年骑着竹马与纬国嬉戏追逐的小天井拓宽了十余倍；那株他离家时不过齐眉的桂花树如今已高过屋檐，亭亭如盖；四周原是错落参差的瓦屋，如今成了花树掩映的园林。这一切既熟悉又陌生的景物，使异国归来的少主人大有“相逢还疑在梦中”之感。

　　蒋经国急向随着进来的二舅父毛懋卿说：“姆妈好吗？怎么不见？”毛懋卿答道：“是生气了吧！她等了你十多年，你说回来就先来见她，怎么不先来呢？”

　　不错，毛福梅确是生气了。没有相见的机会时，她盼断肝肠，一旦儿子近在咫尺，她却怨起儿子来：为什么不是第一个先来看娘？心里还有我这个亲娘吗？于是，毛福梅想了个法子：把她的亲姐妹、义姐妹、兄嫂、小姑、大姑等等请到佛堂里来，团团坐下，等经国进来，要考一考儿子，还认不认得亲娘。可是，当她一眼看到门外出现了那个方面大耳、壮硕身材她朝思暮想的亲骨肉时，她的所有精神防线全崩溃了，眼睛立刻被如同泉涌的泪水所迷住，先自激动起来。只见一个热呼呼的影子扑来，跪倒在自己膝前，只听得一声“娘”，就放声大哭。她也顾不上等他来认，迎上去，一把搂紧儿子的头，泪水濡湿了儿子粗黑的头发。

　　在场的无不人人抽搭，满屋一片哭声，芬娜和儿子爱伦也哭了，芬娜从经国处学了一些常用汉语，哭着上前跪下叫：“拜见婆婆！”并代儿子叫：“拜见阿娘！”（宁波管奶奶叫阿娘）

　　毛氏这才清醒过来，她忙拉起这位金发碧眼的媳妇和孙儿，笑着对姐妹们说：“今天我们母子团圆是喜事，不该哭，但这是喜哭，心里高兴才哭的。”

　　毛氏把孙子抱在膝上问：“囡囡，侬叫啥名字？”

　　经国赶紧答道：“妈，孙子在外国叫爱伦。阿爹说，到了祖国要按中国式取名。替他取的学名叫孝文。”

　　毛氏又问媳妇名字，经国答道：“她在苏联的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方娘，蒋方娘。”

　　“方娘，这个名字不好。”毛氏对大家说，“她是小辈，娘啊娘的，做姑姑、姨妈的都得这样叫她，多少罪过！还是改为方良吧，方正贤良，你们说好不好？”

　　众人都说这娘字是该改，而且改得好。从此蒋方良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另有一说，方良这个名字是蒋介石为其儿媳所取的。）

　　蒋经国把宋美龄送给他的见面礼（10万法币）全都上交给亲娘。毛福梅也不推却，用这笔钱购置了30亩田产。

　　苦尽甘来，毛福梅终于熬过来了。她一面到各处庵庙烧香还愿，一面向诸亲百眷发出请柬，游子携眷归省，按当地风俗，须补办婚礼，否则，族众不承认这桩既成婚姻，子孙就没法进宗谱了。何况经国还乡亦是大喜，更该设宴庆贺。干脆把两件喜事合在一起办罢。

　　蒋经国为讨亲娘欢心，欣然重做新郎。亲戚朋友们也纷纷送来贺礼。毛氏吩咐帐房唐瑞福，贺礼一概退还；只有长辈的茶仪可以收下，因为是送给新娘的。还派他特地去宁波为新娘购置嫁衣，单高级旗袍就做了十来件，同时又定做油包馒头和婚礼用的各种东西。

　　到了拜亲的黄道吉日，丰镐房张灯结彩，喜气盈门。新郎头戴呢帽，身穿长袍黑马褂，胸前结一红球花。方良穿了旗袍。两人在傧相簇拥下并肩立在祖祠中央，随着司仪的号令双双下拜，鼓乐喧天，爆竹声声，与36年前父母成亲仪式一模一样，但命运是全不一样了。世事沧桑，机缘各异。目击者为之一叹。

　　二八 天伦之乐

　　蒋介石为了清除蒋经国旅苏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继续按照自己原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替经国安排了修身养性的别墅——武岭头小洋房。这里楼上只有两个房间和一间书房兼会客室；楼下四个小间，一个明堂，专供侍卫人员和佣人居住。夫妻俩的卧室和会客室的摆设装潢，都是俄式的，有壁炉、地毯等。

　　蒋介石延请徐道邻做他的国文教师，派人送给儿子一套经顾清廉圈点过的《曾文正公集》和朱子《通鉴纲目》、《阳明全书》等，让儿子认真研读，伴读的有高理文。另外，还请了位姓董的女教师，专教蒋方良学中文。

　　小洋房四周环境极为幽雅。屋后古樟参天，青枫环绕；屋前剡溪澄碧，右边临溪还有一跳水台依山而筑，专供年轻的主人跳往溪里游泳；稍向西的石坡上，拾级而上可至乐亭；俯看崖下，可见一石拱小桥跨在一泓碧水上，名憩水桥；沿崖壁而下，便是浑然天成的钓鱼台了。

　　春雾刚刚揭开，蒋经国面对群山朗诵着什么；夏时炎炎，他从跳水台上跳下水去，畅游于剡溪之中；他携着妻子，有时漫步在枫樟蔽日的石径上；有时骑马到岩头、葛竹、萧王庙去拜候长辈。

　　毛福梅则心满意足了，她变着法子给儿媳们做好吃的家乡点心菜肴：裹粽子、炸麻团、蒸大糕、烘千层饼、氽汤团，还有烤芋艿、鲞烤肉（宁波话的烤实指汤煮，非生烤）等等。

　　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可是时势发展，等着毛福梅的是又一个悲剧。

　　1937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始，国共再度合作，共赴国难，祖国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武岭虽好，终非桃源。蒋经国毕竟是个热血男儿，他在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战，曾激昂地说：“我们的敌人是谁？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三还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向父亲写了份报告：“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蒋介石决定把经国托付给江西省主席熊式辉。

　　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去任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弭祸。为使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向军校把他调来做帮手。

　　蒋经国到了江西，先任江西保安处副处长，又擢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这时，蒋经国又把溪口武岭学校的张凯、邓士萍、徐恒瀛（都曾任武岭学校的教务主任）、胡乐天、黄寄慈（都是武岭学校的教员）等人调至赣州，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匮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大家要求毛太君设法救荒。毛福梅想到儿子，派帐房先生唐瑞福去赣南找经国商量。

　　经国见到母亲的特使，备了丰盛酒菜为瑞福哥接风。前面说过，当蒋介石出生时，蒋母王采玉奶水不足，刚好唐瑞福的祖母也养了个孩子，蒋介石吃的头口奶就是唐老太太的，所以毛氏一向把这位老太太当婆婆看待，这层关系经国是知道的，所以经国称唐瑞福为哥，相见特别亲热。

　　唐瑞福说明来意，经国略一沉思，随即爽朗地说：“这里大米有的是，但运输困难，不过瑞福哥，你放心住在这里，玩几天再回去，我会设法把米运过去的。”

　　唐瑞福有事挂心，急于回家，只住了两天，就赶回溪口。回到溪口，只见满街都是背着米袋的人，原来从江西运来的米已先运到了，大家正在抢购呢。唐瑞福自己家里也缺粮，赶紧去买，已经卖完了，不免有点懊丧，毛氏安慰他说：“这次经儿运来800石米，被地方上插手，好处都让手长的捞了去，有许多缺粮户向我告状。你再辛苦一趟，让经儿再运批米来，我们丰镐房自己掌秤，别让老实人吃亏了。”

　　第二次，经国又从江西送了1200石大米到溪口。这一来，溪口缺粮少钱的人都暂时渡过了难关，受惠人千恩万谢，夸毛氏养了个好儿子。毛氏乐得合不拢笑口，做娘的还有什么比人家夸赞儿子更自豪呢？

　　二九 “以血洗血”

　　1939年12月12日（民国二十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日），武岭头天气晴和，剡溪如练，远山若黛，溪口人照常在生息劳作，山村显得恬静和谐。

　　可是丰镐房内有点惶惑不安。因前些天接到江西发来的电报，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先生决意接毛福梅去任所怡养，已经派表兄宋继修出发来迎接了。毛氏吩咐打点好行李，待亲姐毛英梅的儿子宋继修一到溪口，就动身前往江西。可是等了两天，姨侄还没有到达，她担心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兵荒马乱的，什么事都会发生。

　　经国上任初期，毛氏舍不得母子再次别离，曾随儿子去赣南住过几天。经国新官上任，百废待兴，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毛氏与儿媳、孙儿女（这时蒋经国又有了个女儿爱敏）闲住着，感到孤单乏味。终于她要儿子送她回家，经国没法，只好暂时依从她。后来归省，请母去江西团聚，都被她婉辞了。一次，经国带了妻儿一起到溪口，让孙儿孙女长跪在她面前，说是阿娘（祖母）若不答应去江西，他们就跪着不起来。毛福梅感动了，搂着孙儿孙女说：“难得你拉（你们）一片孝心，阿娘（祖母自称）跟你拉一道走啦。”可是当他们正要起身赴赣那天，丰镐房大门内外围了一大批人，为头的一位念佛老太对经国说：“建丰，侬娘是阿拉溪口的女菩萨，她一走溪口风水也要带走了，求求侬把娘留在家里吧。”原来毛氏在溪口广结善缘，尤其是念佛婆婆们的主心骨，人们十分敬重她。毛氏即当众表态：什么地方都不去，就留在溪口。

　　将近一年过去了，毛福梅没有出过溪口一步。但是战火蔓延着，溪口随时有沦陷的危险。经国着实不放心，连连发电坚请，毛氏也感觉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于是决定：宋继修一到，马上动身去赣。谁知道宋继修在上海、宁波耽搁了一些日子，使毛氏提着的心增添了若干分量。

　　这天下午2时，从宁波方向飞来了6架飞机。溪口人哪知是敌机？只在3年前的9月15日，溪口上空曾有过16架飞机盘旋表演的壮举，一会儿排成“寿”字，一会儿排成“大”字，煞是好看，后来才知道这是在为蒋委员长“献机祝寿”。今天这6架飞机来干什么呢？人们都好奇地抬头张望，没想到它们丢下了一连串的炸弹，“轰！轰！”地动山摇，天昏地暗，人们才知不好，晕头转向，在外面的人拼命往家里逃，在家里的人又拼命往外面跑。

　　15分钟后，天空又宁静下来，依旧一碧如洗。溪口镇却成一片火海，文昌阁乐亭夷为平地，丰镐房周围的民房在燃烧，罹难者在痛苦中挣扎，呻吟……

　　丰镐房侥幸没有被命中。而且，按照经国要求，早设有防空设施，只要稍有点战争常识，里面的人是完全可脱险的。怎奈他们没有一个懂得防空知识。当敌机在头上盘旋寻找目标下“蛋”时，他们一个个慌了手脚，竟忘了家里有防空洞，一个劲地往外面跑。毛氏晚年患有腿病，行动极不方便，近几年已不再走楼梯，卧室搬到后院平房里，出逃时，发现忘了带房门钥匙，又急急返回去取。教方良国文的董姓女教师（慈溪人）扶着毛福梅再次逃出后门，刚到后墙弄，三枚无情的炸弹便在她们的周围开花了。

　　硝烟过去了，留下的是火与血交织的仇恨。日本侵略者欠下了溪口人民一笔血债：单是丰镐房内，男女佣人各一当场死亡；帐房宋涨生头部重伤，未来得及送到医院就断了气，另一女佣炸断了一条腿。当时，人们找不到大师母和董老师，以为她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吓昏了，躲到什么亲戚家里去了，立即分头寻找，找了两天，葛竹、岩头、萧王庙，……到处没有她们的消息，只好向县政府、省政府求援。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曹仲麟奉命驱车赶到溪口，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汪坚心已经在丰镐房查勘多时了，三人立即碰头了解情况，经分析，怀疑后墙弄倒塌处微微隆起，会不会有人压在里面呢？便雇了12个民工进行发掘，点上汽灯，连夜工作。瓦砾挖开了，终于发现两具尸体：董老师血肉模糊，一条大腿不知去向；毛太君上身完好，腿上有弹洞，肠子外流，想是被砖瓦压破的。设若当时立即发现，未必就死。

　　噩耗传到赣南，蒋经国心如刀绞，立即带了妻儿，坐汽车连夜兼程，赶了两天两夜方到溪口。

　　毛氏的尸体停放在摩诃殿内。当地风俗，若是死在室外的人，不得在家祠或家堂内停尸，否则便是犯了族规，即使贤德如毛氏，权贵如蒋宅，也须遵循不违。好在毛氏与摩诃殿结有不解之缘，自落成后，她的大半善举（施僧、放斋、念经等）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她静静地躺在“摩诃太公”的坐像前，经过武岭学校外科医生包扎整容后，神态依旧显得安祥、凝重，与生前没有什么两样。

　　蒋经国一跳下汽车，连气都没喘一口，就奔进灵堂，扑到灵床前抚尸恸哭，直至昏厥过去。人们急用茶水把他救醒，他仍跪在地上悲号。他的姨妈毛英梅、大姑妈蒋瑞春（瑞莲已故）、舅妈张定根、义姨妈陈志坚等本来已经哭得声嘶泪干，此时被经国一哭，又止不住老泪纵横，一时哭声四起，与剡溪的湍流一起呜咽。

　　尔后，蒋经国索了纸笔，噙泪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在生母罹难处。溪口沦陷后，日寇作贼心虚，把这块石碑捣毁了。现保存在溪口“小洋房”里的那一块是1946年重刻的。石碑正面为“以血洗血”四个大字，落款处一行小字是：“男经国泣书”，字迹刚劲有力，饱溅着书者的满腔悲愤。

　　三〇 往事如昨

　　当年子别母，母含十年苦。如今母别子，子恨无尽时。一出多么凄婉的悲剧！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又值烽火遍地，狼烟四起，不允许一个专署专员为丁忧长期留在家乡。但母亲为他忍辱偷生，只落了个惨遭敌手的下场，为人子者如草率处理她的后事，于心何忍？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生母灵柩暂厝在摩诃殿内，待时局稍定再办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父亲报告。不几天，蒋介石来电批谕：“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

　　这十二个字，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

　　孝子既要对母亲负责，又得服从父亲的旨意，蒋经国只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了四位“风水”先生分两批去踏勘风水宝地。

　　三天过去了，坟地寻了三十多处，没一处合经国的意。

　　夜阑人静，月华如水，摩诃殿内静悄悄的，守灵人都已入梦，蒋经国还痴痴地坐在灵堂外，望着前面养松园内的幢幢树影出神。

　　“咕——，咕——。”不知什么鸟在养松园内悲凉地叫着，听得蒋经国毛骨悚然。他站起身来向养松园走去。这里地势平展，周围古樟如云，苍松如虬，月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洒在软软的落叶上，构成斑斓多姿的图案。蒋经国一看，蓦然觉得这不是块幽静的好地方吗？离摩诃殿又近，母亲生前最喜欢到这里拜佛念经，若让她安息在这块佛地前，她定然乐意。

　　蒋经国把他的想法与母舅、舅公们商量，大家不大支持，毛懋卿尤甚，他觉得妹子总归要与她丈夫合葬的，还是暂厝在摩诃殿为好，那殿是妹子出钱造的，别人不会说话，那“摩诃太公”也不止于排外。蒋经国拗不过，只好再发电请示，取得蒋介石的首肯，暂厝在摩诃殿内，雇了一个成童每天上香洒扫。

　　但此事在蒋经国心中一直搁在心上。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念。

　　1945年11月，蒋经国自著《五百零四小时》一文中说：“……先母罹难，此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直到1947年冬，蒋经国怀着“入土为安”的心愿，终于来溪口办理生毋的丧葬大事。

　　参加祭奠的还有蒋经国从政以来的部分同事。四川省省长杨森和他的女儿也到了。由交通部长俞飞鹏点主，王震南、竺鸣涛、柏天民等也参加吊唁，还有浙江省及奉化县政府代表和武岭学校部分教职员工等。

　　蒋介石、宋美龄、陈洁如都没有出场，只有姚冶诚派人送了一佛盒经叠到溪口，在灵前奠化。

　　蒋纬国带了他的妻子石静宜，也从上海赶到溪口送丧。

　　出殡前三天，摩诃殿内素烛高烧，香烟缭绕，前来吊唁的人挤满一殿，依次拜祭。

　　白帏后席地坐着披麻戴孝的方良、石静宜、爱伦、爱敏等。

　　蒋经国兄弟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致祭的客人还礼跪拜，一批又一批，络绎不断。三天跪下来，蒋经国膝盖肿了起来，走路一拐一拐的，唐瑞福心疼地劝他休息一会，他只摇了摇手，又忙去处理事务。他精力旺盛，虽在极度悲痛中，处事仍有条不紊。

　　死者含痛而逝，生者抱恨而生，蒋经国自1949年春随蒋介石辞别故乡，从此一去不返，连替生母垒一座像样的坟墓都不可得了。

　　岁月不居，已过去40个年头了，往事如昨，而物是人非。剡溪水依然不舍昼夜地哗哗流淌，枫树林青了又红，红了又青。从丰镐房到小洋房，一切如旧，虽然几经修整，仍务求整旧如旧保持原貌，一如毛福梅在日的光景，在这里她曾倚闾望归，度日如年，即如今，入土难安，只留得青青一冢，孤零零，空荡荡，风风雨雨，岁岁年年。但正如她生前所曾坚信的，望归终于是望得到头的，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纵然生不能归，身后也总归是要回来的，暂厝在海峡彼岸的蒋经国先生的灵柩，相信总有一天会归葬到他的亲娘身边来的。

　　附记：撰写此文，搜集资料，访问前辈，历时五载。原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汪日章先生，原丰镐房帐房唐瑞福先生，毛福梅的亲侄孙毛彭初先生，毛福梅的同学与义妹陈志坚女士（已故），原温州海关监督丁志国的女儿、蒋纬国的家庭保姆丁凤芝女士等，均热情地向我提供材料、介绍情况；尤以奉化县民革的夏明曦先生对我帮助更多，特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从省政协文史办公室得悉，夏明曦先生原撰有《蒋经国母子团聚记》一文，因与本稿有重复处，现征得他的同意，将其部分内容充实本稿，在此一并鸣谢，并致崇高敬意。

　　王月曦 一九八八年一月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的故乡（唐瑞福·汪日章）

　　溪口溯源

　　奉化县溪口镇是蒋介石的故乡，其地山环水绕，风景佳丽。溪流近百，主要者有三：县溪、锦溪、剡溪。剡溪发源于四明余脉横溪岭，迂回曲折，凡九曲，与其他两溪汇于甬江，东流入海。第一曲为“六诏”，相传王羲之隐居剡溪，晋帝六次下诏书征其入朝，王均推辞不就，故后人称此为“六诏”。第二曲为“跸驻”，传说吴越王钱镠曾驻跸于此，因此得名。第九曲经公塘南北两支流合于锦溪，即为溪口，亦名锦溪村。

　　蒋家世系与丰镐房

　　溪口清末隶禽孝乡，民国十七年改称溪口乡，二十四年改称溪口镇，为奉化二十八个乡镇之一。解放前，全镇户口九百余户，其中五百余户为蒋姓，蒋介石自称“武岭蒋氏”。蒋家族众，有新三房与老三房，蒋介石属于新三房。蒋家原从奉化三岭迁修峰巅，再迁至溪口。新三房第一代祖名蒋宗霸（祈增），信佛，后弃家出走，在宁波东乡小盘山筑庵静修，死后建塔于小盘山，即所谓摩诃太公坟。蒋介石每游天童寺，必前往小盘山祭扫。蒋介石父亲蒋明火，又名肇聪，字肃庵，在溪口街上开玉泰盐铺，经营粮食、盐、酒、石灰、草纸、百杂货。家居在同一条街上，是一幢二层小楼，名为“素居”。这是蒋介石的祖居，蒋介石出生在玉泰盐铺楼上，蒋经国出生于素居。

　　蒋明火原配徐氏，生一子一女，子名周康，号介卿、又字锡侯；女名瑞春，嫁宋周运为妻。徐氏早亡，蒋明火续娶萧王庙孙氏女为继室，孙氏无所出，不久亦病故。玉泰盐铺有个老伙计王贤东，是奉化葛竹村人，在玉泰盐铺二十多年，颇得蒋明火的信任。王贤东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庵带发修行，精于女红，并粗通文字，能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经王贤东说媒撮合，还俗再嫁蒋明火为继室，她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王氏生二子二女，大儿子周泰，乳名瑞元，又名介石，排行第二；女名瑞莲，嫁玉泰盐铺学徒竺芝珊为妻；另一女瑞菊，三岁即夭；小儿子瑞青，六岁夭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蒋明火去世，蒋介石方九岁，蒋家原有祖遗田产二十余亩，王氏抚孤，靠遗产度日。蒋明火前妻之子蒋介卿，性情粗暴，对继母王氏不甚孝顺，家庭时生龃龉。光绪二十四年，王氏乃分家另居，蒋介卿独得玉泰盐铺全部财产，又继承了其伯父一份遗产，立名为“夏房”；王氏与瑞元、瑞青，只分得王氏所居“素居”一幢小楼房，立名为“丰镐房”。胡汉民、汪精卫合撰的《蒋母王太夫人墓志铭》提到分家一事说：“析遗产分授诸子，以锡侯失母，独加厚焉。”分家不到二年，幼子瑞青病夭。王氏仍礼佛诵经不辍，其后蒋介石原配毛氏亦信佛。素居的楼上有一佛堂，为王氏、毛氏晨昏诵经之处。

　　蒋介石于1930年时，对丰镐房——素居加以扩建，材料都很讲究，但规模不大，共有大小楼房四十九间，系旧式世家府第建筑。蒋介石为了纪念其生母王氏，对素居这座小楼房保持其原状。外部粉刷油漆一新，在新房东首厢房楼上另设经堂，有过楼与素居相连，里面供有蒋氏祖宗的牌位，蒋介石手书“浩气长存”锦框一块，悬于堂中。内书“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孟子》语。吴稚晖题“报本堂”横额。毛氏生前早晚即在这里念经。正厅东楼，布置则全部是西式家具，是特地为宋美龄准备的卧房，宋美龄来溪口时，只是由蒋介石陪同来参观过，毛氏炸死后，曾来住过。正厅西楼的布置，全是中式家具，这是毛氏的卧房。毛氏患大脚疯，登楼不便，也很少住此。蒋介石也很少与毛氏在这里同住。蒋与宋美龄同来时，常住文昌阁，有时清晨乘宋未起床前，来丰镐房与毛氏会一会。素居西首，筑有平屋六间，屋顶为水泥平台，登台远眺，云树苍茫，剡溪如带，这即蒋的原配蒋经国的生母毛福美的住处。当年丰镐房扩建时，毛氏曾手植银杏一株，现已枝繁叶茂，高耸入云。丰镐房在十年动乱中，未受破坏，政府已拨款修葺一新。

　　丰镐房除祖遗田产二十余亩外，毛氏亲手又购置了三十余亩，共有水稻田五十余亩，山地三十余亩，每年可收入租谷一百二十袋。丰镐房有账房一人，总管一人，作头二人，伙夫一人。毛氏贴身婢女一人，名聪玲。账房先由宋周运充当，继由宋周运之子宋涨生担任。日机轰炸溪口时，涨生被炸死，就由宋周运、毛懋卿、竺芝珊、宋继尧几个蒋门至亲向蒋经国推荐唐瑞福担任，蒋经国就派唐瑞福接任丰镐房账房。蒋经国曾对唐说：“你别看丰镐房这个小差事，溪口人向他谋缺的却大有人在哩。”丰镐房账房、总管、作头每人每月可领取四百斤谷子作为工资。族中人生活困难的，由账房调查确实，每月可向丰镐房领取一百斤谷子。唐瑞福任账房期间，有十余人领取这种生活补助。如丰镐房所收租谷不够支付，就按当时谷价折给现款。丰镐房除了上述这类经常事务外，遇有喜庆婚丧大事，或者蒋介石、蒋经国回溪口以及高级官员来访，所有供应接待工作，都要由账房总管负责办理。唐瑞福在丰镐房任职期间，每月要为蒋氏祖先做羹饭供祭，遇蒋祖父母、父母的忌辰，例须杀鸡买蹄子请亲房的人来吃饭。账房、总管也只有在这些情况下，可以在丰镐房吃顿饭，平时都不供给伙食。

　　蒋介石每次回溪口，总要来丰镐房——素居看看，面对笔架山站一会，然后走进房间巡视一周，所有的人都肃静回避。毛氏在房里也不和他多说话，鸦雀无声。他很欢喜走廊中悬挂的玲珑精巧的各色宫灯，总要沿着走廊对这些宫灯欣赏一番。每次回来，毛氏照例做些他喜欢吃的家乡菜给他吃。

　　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谢年送岁，丰镐房办几桌酒饭请至亲近邻吃一顿。每逢清明节，蒋介石如无特殊情况总要回溪口扫墓。丰镐房备轿子两顶，轿夫八名，供蒋介石、宋美龄乘坐，去白岩山鱼鳞岙蒋母墓地。蒋介卿也总是陪同一道，兄弟俩依次向蒋母墓行叩头礼，随同前去的人也都要依次行礼。行礼后，蒋总是要站在墓前远眺一番，然后再去游览附近名胜古迹。

　　蒋介石童年

　　蒋介石出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接生婆是撑排人蒋肇富之妻。蒋六岁上学，启蒙老师是一个老秀才任介眉。到十三岁时才离家至奉化凤麓学堂，二年后入杭州武备学堂，一年后入保定军校，十八岁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蒋生性顽梗倔强，镇中儿童多畏之，他自命为群儿之首，镇上人每有叫他为“瑞元无赖”的。他母亲对他管教虽严，但他屡教不改。有一次，他母亲把他关在房里，痛加鞭挞，急切无处避身，就钻进床底下不出来。适有邻居来找蒋母，蒋即乘母开门，就从床底下急驰而出，逃往街上，蒋母追之不及，气得嚎啕大哭。溪口习俗，逢年过节，要迎神赛会，演戏、演宁波摊簧，玩盘龙灯，闹元宵，蒋都要带头领队。有一年正月里他领了一队龙灯到岩头岳母家村里去盘龙，要岳母村子摆酒席相迎，村人表示冷淡，岳母认为他不成器，非常气愤，蒋也因此对岳家很不高兴，甚至影响以后对发妻毛氏的关系。他十五岁与毛氏结婚，与新娘并立在祖堂里，行拜堂礼，行礼后，他将所戴的红缨帽扔到地上，奔向室外，与一群来看热闹的村童抢着放爆竹，满堂宾客亲朋，弄得啼笑皆非。蒋对自己上述这些顽劣行径也并不隐讳，在他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说：“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嬉戏跳跃，凡水火刀枪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母坟庄

　　蒋母墓与蒋父并不同穴。民国二年（1913年）春，蒋介卿、蒋介石兄弟二人为其父蒋明火安葬于桃坑山，与其原配徐氏、续娶孙氏三人同穴。当时蒋母王采玉尚在，她再三叮咛蒋介石，她百年之后，要另择坟地安葬，不要与其父同穴合葬。1921年春，蒋母患病不起，六月十四日不治逝世，蒋介石自广州赶回时，已气息奄奄，临终时又嘱咐要为她另行择地安葬，不得与乃父同穴。蒋遵母嘱，择葬于白岩山鱼鳞岙中垄。

　　蒋母墓地，事先是请了奉化有名的风水先生到处勘察坟地，最后才选定了这块地方。风水先生说这是最好龙脉，整个地形像座弥勒佛，坟穴就点在弥勒佛的肚脐眼上。为了不压坏龙穴，石器不宜过重，不多用石板水泥，所以蒋母坟，只是一个馒头形的普通坟茔。

　　蒋母墓碑“蒋母之墓”是孙中山先生所题，署名孙文，又有“壶范足式”小横额，不知何人所题。胡汉民作墓志，汪精卫作铭，沈尹默书。墓碑两旁有一联：“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下署不孝子周泰，是蒋自撰，张人杰书。胡汉民集汉曹全碑字迹题守墓诗：“供养嗟奚及，忧怀与岁长；白云仍在望，竟拟老家乡。”谭延闿为题“蒋太夫人像赞”，林森作诔辞，蒋自撰《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哭母文》。治丧时，孙中山、张静江、许崇智等国民党要人，均有祭文与唁电。以上这些文字以及挽联挽诗，由叶楚伧搜辑编为《哀思录》印行，石刻原都保存在“慈庵”中。

　　1923年冬，蒋母六十冥寿时，在白岩山通往蒋母墓约三里的地方，筑平屋数间，蒋题名为“慈庵”，人多称为坟庄。庄屋里除以上一些文字碑刻外，主要供奉着蒋氏曾祖蒋祈增以下历代祖先，下至其幼弟蒋瑞青的神主牌位。建立这个坟庄主要用意：一是因为蒋母与蒋父没有合葬一穴，把父母神主牌位合在一起，以表示双亲合垄；一是作为蒋回乡时居住的地方，以示不忘母恩谨守墓园之意。蒋以后每次回溪口，多住于此。离坟庄不远，另造几间平屋及岗亭，作为侍从及警卫人员住的地方。山麓建有牌坊一座，上刻“蒋母墓道”四字。墓园广植树木，墓前植石楠二株。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第一次回溪口，吩咐将汪精卫所作墓志铭的石刻，埋入墓道下面，因为汪失节投降了日寇。在不久前，人民政府整修蒋母墓时，掘土发现了这块石刻，已予保存。

　　蒋曾于1931年在南京中山陵附近小红山建一别墅，在别墅平台上可遥望中山陵。他说平生有一个愿望，即常居慈母墓旁。但在后来，他以自身的行动使他长眠于台湾岛上，这个愿望在他生前没有实现。身后归葬奉化蒋母墓旁的日子是会到来的，这当然是在台湾海峡两岸结束人为的阻隔之后的事了。

　　先后两夫人

　　蒋有两位正式夫人：一是毛福美，这是住在溪口老家的一位夫人；另一是宋美龄。这两位夫人都是明媒正娶的。蒋另外有两个侧室，一是姚冶诚，一是陈洁如，都是苏州人。蒋与宋美龄结婚，虽然在法律上与毛氏办了离婚手续，但实际上毛氏仍然从一而终，寸步未离蒋宅。蒋每次回溪口，也要到丰镐房与毛氏叙谈。毛氏也照例要亲手为蒋做几样家乡菜；蒋特别欢喜吃奉化的鸡汁烤芋艿头。毛氏每年要送几十斤奉化芋艿头、咸菜到南京去给蒋吃，表面上都尚能和睦相处。

　　毛氏持家颇严，欢喜做些“善事”，如修路、修桥、修茶亭、赈济族中贫乏，因此溪口人都很敬重她。虽然与蒋离了婚，但到死为止一直是丰镐房的主妇、当家人，并没有因为离了婚而改变其家庭中的地位。在溪口人的眼目中，仍认为毛氏是原配，一般人都称她“大师母”。抗战胜利后，溪口重修蒋氏宗谱，多处称毛氏为蒋介石原配，如载：“1901年，公十五岁，赴畸山下村读于皇甫氏，始作策论，与原配毛氏结婚。”1948年农历十月二十七日在溪口举行宗谱进祠堂的仪式，蒋经国特地从上海回溪口主持了这次仪式。

　　蒋原配毛氏名福美，是岩头村毛鼎和的女儿，岩头离溪口约三十华里。毛鼎和在岩头开设祥丰杂货店，家道小康，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毛武宝，在宁波灵桥门开过肉店，次子就是毛懋卿。毛福美生于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死于民国二十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日，终年五十八岁。毛氏比蒋大五岁。女大于男，在当时风俗很普遍，蒋的岳母比他岳父也大四岁。

　　蒋与毛氏结婚，同居的时间不多，蒋在宁波从师顾葆性读书时，毛氏伴随在宁波居住了半年多。以后蒋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奔走国内外，回溪口的次数就不多，回来同居的时间也不长。毛氏是出身于小康的商人家庭，谨守闺训，一向信佛吃白衣斋。丰镐房楼上经堂内供奉观音大士像。农历初一、月半均为斋期，江口白雀寺的当家静悟、雪窦寺方丈大胜、静培，都是丰镐房斋期的常客。毛氏与蒋离婚后，仍然是茹素念佛，乡里都称她贤淑。蒋回溪口，毛对蒋仍是有礼有节，数十年如一日。只有因为怀念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与蒋争吵过，要蒋把儿子叫回来。毛氏性好整洁，卧房里所有家具用品，都有生财册登记，都有一定摆设，不许乱加移动或乱放。有一个自幼跟随她的侍婢叫蒋聪玲，每天打扫揩抹，忙个不停。蒋每次回溪口，事先都有通知，得到通知后，毛氏总是打发蒋聪玲到镇上去叫几个临时工彻底打扫卫生，将丰镐房大厅内外，冲洗一番，大厅外面小明堂的石板，也要用水洗刷，要做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丰镐房平时对佣人是不供给伙食的。蒋回溪口时，曾在上海为蒋当过厨师的蒋小品夫妇也总是来丰镐房帮忙，为蒋及其侍从办菜饭，并另外增加几席客饭，供丰镐房帐房总管等用膳，毛氏也下厨亲手为蒋做菜。这样的家常生活一直到抗日战争毛氏被炸死前，没有什么改变。

　　一九三九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日，日机第一次轰炸溪口，毛氏从丰镐房后门逃出，逃过弄口，想到房间没有上锁，又返身回去锁好房门再走出弄口，适日机投弹，炸中了弄口的围墙，屋毁墙倒，毛氏被压在下面。当时无人知道，日机去后，溪口镇长蒋立祥带人到处寻找，全无踪迹。初三下午奉化县长何扬烈闻讯赶到，发现倒墙隆起，乃叫人挖开瓦砾废土，果然发现毛氏屍体，已血肉模糊，立即打电报给蒋经国（丰镐房有一本密电码，可以和蒋氏父子通电，这本电码由帐房唐瑞福保管）。十一月初四日上午，蒋经国从江西乘小汽车赶回溪口奔丧。毛氏遗体已安放在摩诃殿佛堂里，这是毛氏生前念经的地方（摩诃殿是纪念蒋氏远祖蒋宗霸的一个家祠，这个地方原名养松园，许多巨松香樟，高耸入云）。蒋经国一下汽车，就赶到佛堂，立即晕厥，苏醒后，听家人诉说毛氏死状，蒋泪如泉涌。棺殓后，叫帐房唐瑞福偕同风水先生找坟地，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蒋经国说：“如果一时找不到好坟地，就葬在摩诃殿旁吧，这是阿妈生前建造礼佛诵经的地方，她老人家欢喜这块地方。”殿屋周围树木茂盛，香樟树长得很高，风水不是很好吗？于是就决定安葬在摩诃殿北隅。造了一个圆形的坟墓，墓碑是吴稚晖题“显妣毛太君之墓”。蒋经国并于毛氏遭难处，亲笔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立块石碑，以示誓报母仇。一九四七年安葬时请交通部长奉化人俞飞鹏主祭，墓碑石料是由唐瑞福与武岭学校校长施季言采取上花山的石料做成。上花山的石料，向称坚实润泽。

　　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溪口沦陷，丰镐房被敌伪机关占领，唐瑞福仍经营他源泰鹹货店业务，没有随蒋宅诸人去内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蒋经国着蒋恒祥到溪口，叫唐瑞福继续担任丰镐房帐房，督同原来工役人等，收拾打扫丰镐房故居。毛氏棺材仍厝于摩诃殿旁（一九四七年十月始下葬），但那块“以血洗血”的石碑，被日伪敲毁了。奉化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思本为之重立石碑于毛氏遇难的老地方，石碑上仍书“以血洗血”四字。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蒋氏父子回到溪口，除祭奠王氏、毛氏外，对毛氏的坟墓与摩诃殿佛堂都加整理修葺。毛福美的身份地位，也并没有因为她已身死而有所改变。在六十年代，蒋母墓及毛氏的坟墓曾有所损坏，现在已由人民政府拨款修整，恢复了坟墓旧貌。

　　名胜古迹

　　溪口镇群山环抱，曲水长流，是一处山青水绿的好地方，名胜古迹很多。蒋氏又增修了一些点缀风景的园林楼阁，从昔到今一直是一个游览的胜地。

　　一、武岭风光

　　武岭亦称武山，在溪口镇东首，屏障全镇，为溪口的门户。这座山的通路旁原有一所庵堂，称武岭庵。民国十九年蒋介石在此建造气势宏伟的武岭门。在拱形的楼门洞上，前额题有“武岭”二字，是于右任手笔；后额也有“武岭”二字，是蒋自题。“文化大革命”中，这四个字用水泥涂掉，改为“红卫”二字，现已恢复原状。岭下原有武岭小学，蒋经国童年曾在这里读书。蒋介石建武岭学校，就是建在这一地区。武岭学校是蒋在家乡一项主要的建设，耗资三十余万，设备装饰布置极考究，是经过反复研究设计的一所规模可观的新式建筑，是国内当时少有的。孙科夫妇一次来溪口游雪窦寺，看了这所学校，也大为赞赏。礼堂正中两侧是模岳飞写的“出师表”湘绣八幅，左右两侧有巨幅油画两幅，一幅为蒋介石跨马检阅部队的画像，一幅是蒋介石在楚豫兵舰上侍立在孙中山身旁的画像。这是在陈炯明叛变后，蒋自上海赶往广州，在永丰舰上与已脱险的孙中山相见的纪念照片。因为学校建筑规模大，布置讲究，而且为外地来此宾客及政府其他要员来溪口时接待住宿的地方，因之有人称它是溪口的“励志社”，也有人称它为“皇家学院”。蒋氏宗谱题签自称“武岭蒋氏宗谱”，蒋自书籍贯为“浙江奉化武岭”而不书溪口，因而“武岭”也就是蒋氏的故里。

　　这里除学校、公园等新增建筑外，历史名胜也不少。武岭南麓的潭墩山，风景十分秀丽，是溪口的十景之一。潭墩山巅文昌阁，原建于清雍正九年，民国十三年春，蒋当时为黄埔军校校长，回乡扫墓，登潭墩山，见文昌阁楹栋欹斜，与其兄蒋介卿商议鸠工重建，筑亭三楹，题名为“乐亭”，不过习惯仍称文昌阁。亭建成后，蒋亲撰《乐亭记》，其文曰：“武岭实出于剡溪九曲之口，独立于四明群山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命匠鸠工，建亭三楹，落成之日，属予名之，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间……无间乎仁与智。皆有乐于此也，乃取其义而名之曰乐亭。”文体仿欧阳修《醉翁亭记》，且以砥柱中流自许。乐亭建成後，就成了溪口十景中的第一景。这个地方风景本来是好的，蒋氏先祖蒋元凤有诗：“奎曜冲牛斗，阁同霄汉通，岚从脚下起，霞傍顶尖红，九曲波涛静，千山树木崇。”写出了此处风光。蒋回溪口，常住此处。文昌阁两边均筑有石级，盘旋通道，西首溪边有一大树，盘根错节，广可丈余，坐在树荫之下，清幽宁静，爽气迎人；向南循级而下，临溪有一座水泥小桥，名“憩水桥”，凭栏观鱼，水清见底，名为“碧潭”，是锦溪最深之处。“碧潭观鱼”也为武岭胜景之一。蒋回溪口常与宋美龄在此垂钓观鱼。前人有诗：“水碧涟漪静，美鱼别有天。……为龙应不远，飞去只当前。”蒋对这首诗非常赞赏。

　　潭墩山的东浒，沿岸遍植桃花。岸下流出的泉水，冬天也微温不冻，这也是武岭十景之一，名为“武岭浪暖”。蒋氏先祖蒋元凤亦曾有诗：“两岸桃花夹，中间一水通，泉温由土脉，冻解不关风。”蒋后来在这里筑一临溪小洋楼，溪口人称为小洋房。蒋经国由苏联回国，曾与妻方良、长子爱伦在此课读。现在，小洋房尚完好，乐亭则已为日机所炸毁。

　　武岭门城楼修建后，从武岭门至上街口的街道市容都加修整，街道放宽水泥路面，溪旁砌石堤为岸，护以铁栏，每隔十步，有一街灯，入夜灯火通明，照耀着锦溪夜空。月明之夜凭栏南望，群峦起伏，俯瞰溪流，也是溪口风景点之一。

　　在上街尽头，从魏家庄通过藏山村有一座水泥大桥，民国十一年被大水冲毁，民国十四年扩建溪口街道时，乃重建藏山大桥，从溪口通往亭下及天台，有公路横越。雨季溪流湍急，百涧争泻，大桥下狂涛骇浪，势如万马奔腾，蔚为奇观。武岭公园即中山公园，结构布置既宽阔，又精巧，筑“旷观亭”（今改名“望江亭”）于乌龟山上。溪畔建一亭，名“漪澜亭”，经国、方良曾居于此，游人可在此欣赏周围风景。在葱郁的丛林中，建有“涵碧亭”与“挹爽阁”，架池而设的小楼，名为“明远楼”。葱翠修竹之间，有“茂倚亭”与“康乐亭”，千林舞翠，二麦播青，饶有田园逸趣。可是这样一处很好的风景点，抗战时遭敌机狂炸毁坏，现已辟为工厂与林场。

　　二、雪窦揽胜

　　溪口名胜古迹，首推雪窦。自天台摘星峰至四明山东来，过二十里而北起为雪窦山。在万峰绝顶，旷为平原，纵横宽坦，有一百余顷。村落相望，鸡犬相闻，稻麦咸青，恍若世外桃源。四周有五峰环抱，其圆如珠者为玄珠峰；遥望腾空飞舞者为天马峰；如象鼻朝天者是象鼻峰；状如桫椤叶的名桫椤峰；东有东翠峰；西有琴峦峰。山顶平地上有一古刹，即雪窦寺。因五峰环拱，人称为“五龙（五峰）抢珠（雪窦寺）”。

　　雪窦寺为浙东名刹，距溪口镇十一公里。山麓有亭，初建于北宋政和五年，名“雪窦山亭”，元朝元统三年经石室瑛禅师重修，明嘉靖年间又重修一次，题额为“善息亭”。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机炸毁。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来溪口访谒蒋介石时，解囊修复，题名为“入山亭”。自此盘旋而上，是十里陡峭的山路。山门有碑亭名“御碑亭”。志书记载：宋仁宗曾梦游一寺，醒来命各地绘山川寺院以进，仁宗披览至雪窦寺，恍惚即梦中所游之地，宋理宗淳祐五年，御书“应梦名山”四字，勒石建亭，一直保存下来。其后历经兵火，屡毁屡建，至清顺治初年，当家和尚石奇重铸大钟，并修整山门，一直是浙东的名山古刹。明王守仁游雪窦寺，有诗句云：“林间烟起知僧在，岩下云开见鸟飞。”又云：“僧居俯瞰万山尖，六月凉飙早送炎。”蒋介石为雪窦寺题有“四明第一山”的横额，每次回溪口，必游雪窦。这样一座名寺古刹，在十年动乱中被毁，殿宇无存，藏经部分迁出。

　　雪窦寺前另一个奇景是千丈岩瀑布。宋朝楼钥游雪窦诗有句云：“客路行随流水远，征舆坐与白云高。千林舞翠吹蓬鬓，二麦播青照紵袍；努力共登天尺五，要看飞雪喷寒涛。”诗中末句“飞雪喷寒涛”，指的就是千丈岩瀑布。这是一个惊心触目的大壑，三面峭壁千仞，无路可登，绝壁凌霄，故称千丈岩。千丈岩瀑布的形成，是由于雪窦寺左右有两道溪流，奔腾倾注锦溪池，然后穿过一石桥名斗山桥，至岩口倒泻而下，形成巨瀑，像水晶帘自九霄云际直挂下来，其气势之磅礴，令人瞠目结舌。岩壁腰际有巨石突出，瀑击巨石，激而如碎玉飞珠，晶莹四溅，又如雪花飘舞，散而复聚，化作匹练，蜿蜒下瀉，犹如一条白龙，循麓而去。这样的飞瀑，在国内是罕见的。宋朝名相政治改革家大诗人王安石到此观瀑，曾有诗：“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织丝挂，映日还成五色纹。”

　　岩顶原有一亭名“飞雪亭”，凭栏俯瞰，是观瀑的好地方。此亭始建於何年，已不可考。曾鞏咏千丈岩瀑布诗有句：“凭栏未穷千丈势，请从岩下举头看”之句，可见宋朝已经筑有凭栏赏瀑的飞雪亭。从飞雪亭原址向青松夹道的山间小径前进，约一刻钟就到了妙高台。妙高台又名妙高峰，亦名天柱峰。有石窦，飞泉如乳似雪，喷激而出，雪窦山因此得名。此峰高出万山之表，下临深谷，峰顶却旷为平原，其形如台，故名妙高台。登台远眺，东望太白，西连天姥，南引天台，北跨四明，诸奇胜隐隐在云雾间。清初这里筑有棲云庵，已废。一九二八年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溪口，在妙高台建二层楼的别墅，有“妙高台”三字的横额，下署“中正题”。这是蒋每回溪口必到的地方，别墅面向千丈岩，有阳台可凭栏远眺，俯瞰台下诸处，房屋如螺殼，溪流如带，前人有诗：“试向岗头转圆石，不知何日到人间。”说明其地势之高。别墅后面建有平屋数间，由雪窦寺派一和尚看管，可供游客休息，来游者只要奉敬香金若干，管事僧就可带你往别墅各处游览。妙高台是避暑的胜地，蒋介石、宋美龄夏季常到这里小住。别墅里装有电灯电话，蒋夫妇来住时，禁止游客游览。别墅左首是曾住持雪窦的和尚石奇的坟墓，蒋每次来，照例先向石奇和尚坟墓一鞠躬，再进内休息。

　　千丈岩有两座桥，一为石板小桥，在岩底，涧水穿桥而过；一为岩腰有一水泥结构圆洞桥，题名为“仰止桥”，凌空横渡，离千丈岩瀑布约五米。自妙高台至百步阶到仰止桥，只见层岩叠嶂拔地而起，素流千丈从天而降，站在桥上仰望，飞珠溅玉，沾衣欲湿。前人有诗云：“古木凄云晴亦雨，乳泉飞雪夏犹寒。”这样幽奇瑰丽的胜景，实叹观止。蒋氏夫妇回溪口时，每立此桥观瀑，久久不去。

　　从仰止桥循山西行，约一小时便到了雪窦山又一胜景“三隐潭”。因潭有上中下三个，故称三隐潭。从御碑亭向南，循山而行，有一石堡，上则石笋林立，矗入天表。盘道而入可里许就到了下隐潭，潭约半亩，上覆悬岩，犹如天生石屋，急流从旁飞落，有如彩霞横空，奇丽无比。下隐潭之上，从龙王堂循岩而入，两壁相峙，举目只见一线天，循岩而下约里许始到中隐潭，飞沫溅衣，冷风扑面，如入清凉世界。中隐潭之上为上隐潭，仰视飞瀑有如银河在九天。雪窦胜景除了以上几个风景点外，可游之处还很多。抗日战争以及十年浩劫，很多名胜、风景古迹，先后都遭到破坏，如雪窦古寺、妙高台别墅，均已无存，政府拟拨款从事修复。

　　归乡摭记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这是中国封建统治人物的传统。得意时回乡，是显宗耀祖；但人在失意时，也往往更留恋故乡。蒋介石得意后，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清明或自己的生日，总要回乡一两次。清明回乡是扫墓祭祖，生日回乡是为了避寿。但不是清明、不是生日，也曾多次回溪口，略记如下：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内部权位之争，蒋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宣布下野，于是年八月离开南京，经过上海杭州回到溪口。这次回乡，从苏州带了次子纬国回来，当日在丰镐房住了一晚，与毛氏会了面。吃了毛氏为他做的家乡菜，次日移驻文昌阁，祭扫蒋母墓后，又再移驻雪窦寺。在身边的除纬国外，还有秘书陈舜耕，警卫营长周天健及警卫人员，雪窦寺加强了戒备。到雪窦寺时，住持大和尚太虚法师，迎至山门外。太虚法师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和尚，到处讲经，宣扬佛法，蒋是慕其名特意请他来住持雪窦寺的，对他很尊重。这位和尚，名气虽大，和前人所谓的“高僧”是有距离的，所以人们说他是“政治和尚”。蒋介石住雪窦寺时，他总是要去当面恭维一番。蒋这次回来，好像真的要解甲归田模样，每天宽袍便服，携纬国至千丈岩观瀑，临碧潭观鱼，畅游名胜古迹，晚上，听太虚法师讲解“心经”。并且还与蒋介卿计议在妙高台建一别墅，要把千丈岩瀑布、妙高台奇峰、三隐潭石笋这些风景点联成一气，崎岖山路扩建石阶，以便游人上下。蒋母坟庄“慈庵”正扩建完工，就移驻坟庄。每天在这里接待来访的客人。蒋这次下野实际是以退为进，来溪口访谒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后不断，如张群、王柏龄、刘峙、吴忠信、张静江、蒋伯诚、蒋鼎文、卫立煌、杨虎这些拥蒋的人物都来过，上海的闻人帮会首领杜月笙、王晓籁也来过，这自然都不是一般性的拜会。蒋在溪口住了十多天，即赴上海去日本，不到四个月就回国，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后，就去南京重新上台。当蒋回溪口住雪窦寺时，太虚和尚曾为他算命，说这次下野是“飞龙返渊，腾骧在望”，由于太虚和尚的恭维话与蒋所追求的偶合，蒋对太虚更加重视，其后太虚病死上海，还将其一部分骨灰，迎回雪窦，在雪窦寺边为太虚起塔。

　　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开始长征，蒋介石还以为这是他军事上的“大胜利”呢！这一年他回溪口过生日，前三天就通知丰镐房，到各村去布置赛会，这是奉化民间习俗上的一种灯会，有龙灯台阁、旗锣鼓伞等杂艺表演。通知并且说，老龙要多耍几条。蒋童年是欢喜盘龙灯的，溪口武岭学校师生和丰镐房执事人等就大忙起来了，说这次“先生”（蒋的随从及身边办事人员平时对蒋的称呼）回来，要与民同乐，要举行夜会，要大大热闹一番。除准备灯会外，同时叫人到宁波定购油包馒头、蜡烛。在他生日那天夜里，玩个通宵达旦。这天夜里有滚龙十多条在溪口前面一个溪滩上盘来滚去，耍得很起劲。蒋和宋美龄坐在文昌阁台阶上凝神观看。耍毕，蒋叫副官给每条龙赏洋十元，宋美龄在旁说了一声：“也颇吃力哩！”蒋马上又传令每条龙各赏二十元。蒋每逢回来过生日，对同族五服以内的贫苦年老穷而无靠者，每人给十元至二十元，邀得悯老恤贫的赞誉。溪口武岭农场的水蜜桃是有名的，蒋这次回来吩咐送一些罐头水蜜桃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分给正在受训的学员吃，以表示他对部属的关心。

　　一九三七年一月，西安事变中蒋跌伤腰部，回溪口养伤。这次回乡，在溪口家里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为他的哥哥蒋介卿办丧事出殡，一件是为蒋经国婚事补办喜事。

　　西安双十二事变，蒋介石被扣，当这惊人的消息传来时，蒋介卿正在溪口武山庙看戏，闻讯惊骇过度，中风跌倒，不省人事，抬回家不到三天就死了；因蒋介石尚未得释，就草草入殓，停柩在家，设奠守灵。蒋介石回溪口养伤，吩咐下面兄丧缓办，直到四月二十二日（农历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初步恢复健康，才为乃兄治丧出殡，由唐瑞福为治丧临时会计。孝堂设在蒋家祠堂，治丧仪式很隆重，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显要人物前来吊丧者不少，如林森、冯玉祥、居正、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阎锡山等，都亲自前来。林森主祭，朱家骅读祭文。招待处设在武岭学校礼堂，礼堂中摆了三张长桌。林森、冯玉祥、居正等一些大官来到，都招待在礼堂另一个房间休息，省市官员及海陆空军一些军官都坐在两边长桌旁。高坐在中间长桌的，只有上海的杜月笙、王晓籁、金廷孙这些人。礼堂正中，蒋介石的挽联是由陈布雷代笔的。冯玉祥亦有亲笔挽联。当晚冯玉祥、杜月笙等都宿在武岭学校，有的乘汽车去奉化城住宿。对于这些吊丧的宾客，蒋介石是来不迎、去亦不送。这次丰镐房为蒋介卿办丧事，附近村镇都轰动，闻讯赶来丰镐房吃斋饭的人，蜂拥云集，事先备好三百席的碗碟杯筷，先后开过三次斋席，总在一千桌以上，小菜不够，派专车到宁波采购。蒋介卿的丧事办毕后，接着就为蒋经国夫妇补办喜事。

　　蒋经国一九二五年去苏俄，一九三七年四月带着俄妇方良和三岁的儿子爱伦从海参崴乘轮返国。抵达上海后，蒋介石派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总务处长陈舜耕到上海接蒋经国夫妇到杭州，在杭州与宋美龄会了面，认了娘。不难想象，这是费了很大周折的，因为蒋宋结婚，蒋经国在苏联得知此事，对乃父大不为然。蒋经国是毛氏的独生子，母子感情一向很好，父亲与生母离婚再娶，当然是人子之所难堪。蒋介卿出殡后第六天，蒋经国携妻子从杭州回到溪口。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溪口时，丰镐房上上下下，震惊万分，毛氏曾到武山庙去求签，据传签上有“秀才出门，状元归家”的话头，事后被人解说成：“秀才出门”是指蒋介卿出丧，而“状元归家”意思是蒋氏父子都平安归来，显得庙签很灵。当毛氏看到远离膝下十三年的亲生子回来，真是悲喜交集，见洋媳妇方良和长孙爱伦跪在膝下，毛氏破涕为笑，扶起方良，把孙子搂在怀里，热泪直流，吩咐丰镐房为儿媳补办婚礼，给经国赶制长袍马褂，方良穿戴凤冠霞帔，在丰镐房大厅行拜堂礼。姚氏冶诚也带着纬国从苏州赶来，在天台国清寺打水陆道场，为蒋氏消灾祝福添寿，并赏该寺和尚每人袈裟一件（注：一说此为一九三六年蒋介石五十寿辰事）。蒋氏家门大团聚，宴请本家亲友，吃了几天喜酒，热闹了一番。方良、爱伦都不会说中国话，聘请了慈溪一位姓董的女教师，在文昌阁附近小洋房里教读中文，学中国话。蒋并请国民党元老张继教蒋经国读四书五经。张继回南京后，就代延请了一位老人黄寄慈充当他家家庭教师。蒋经国读了一年古文，方良也学会了中国话。不久蒋经国就去江西任省保安处副处长和四区（赣州）行政督察专员。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蒋氏父子曾回溪口。溪口蒋氏新老祠堂联合演戏三天，庆祝抗战胜利，欢迎蒋氏父子归来，蒋氏父子为还礼也演戏三天，举镇若狂，共庆升平。蒋介石每晚必来看戏，但只看他事先亲点的一两出戏，看完就走。蒋经国夫妇欢喜看越剧，由唐瑞福到宁波延聘越剧演员毛佩卿到溪口演出，来去都由唐瑞福殷勤招待。演戏的剧场以武岭学校大礼堂居多，有时也分别到白岩庙、溪西庙、武山庙、蒋氏宗祠等处轮流演出。

　　一九四九年局势急转直下，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进行最后的和谈。蒋介石于一月二十三日回到溪口，以进宗谱为名开祠堂门祭告祖宗，大摆酒席，宴请族中父老，实际是告别宴会。蒋为了表示镇静，在会上还谈了要在溪口办些小型工业、纺织业，利用溪水发电等等，把溪口建设为以农业为主也有小型工业的一个示范镇。他每天携杖带着孙儿，遍游溪口名胜古迹，有时在仰止桥观瀑，有时在碧潭观鱼，表面上心情闲散，悠然自得。明朝王守仁在政治上失意后，也曾退隐溪口，漫游雪窦，有诗云：“平生野性多违俗，长望云山叹式微；暂向溪流濯轩冕，益怜梦薛胜朝衣。”蒋介石这次在溪口住了三个月，其实是告别故乡，心情决不会像王守仁那样悠然自得的。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为了想调剂一下生活气氛，特意在南京聘请了一个京剧班，在溪口演出了一个多月。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办了一次年夜饭，这是蒋在故乡吃的最后一次年夜饭。那天，蒋坐在正厅首席，奉化县长周灵钧是“父母官”，被邀相陪，武岭学校施季言与警卫组主任石祖德分坐两旁，蒋经国、方良夫妇坐在下首执壶敬酒。唐瑞福也被邀入座。在座的还有总统府参军施觉民、武岭学校会计蒋生娥。席间，蒋介石故作镇静地大谈要在溪口建一座大桥，可通汽车，直达棠岙和法华庵，宋美龄也凑趣地说：溪口还可办个丝织厂，使溪口妇女都有就业机会。这时的蒋介石，表面上是以在野之身，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其实肚子里好比滚油煎。他通过汤恩伯、毛人凤和蒋经国等人，遥控着前方军事，但是前方不断传来的是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进逼，而他的嫡系部队则在土崩瓦解，连他视为最亲信的首都警卫师（王晏清师）也倒戈投向了人民，还有一个最精锐的伞兵团也“失踪”而起义北上，真是众叛亲离了，这怎不使他暴怒不止！而他的心底里，不禁一阵阵的酸楚，他是多么留恋他这可爱的家乡啊！在这期间，他做了一切拜别家乡的事，除了隆重地举行了开祠堂门进宗谱之外，还一再地上鱼鳞岙去，站在蒋母王太夫人墓前面默祷；他曾到葛竹外婆家里，向外公外婆的坟拜别，去看了两个年迈的舅舅；又去桃坑山拜别蒋父肇聪的坟。他还去到奉化，游了锦屏山，到了奉化城内的中塔、岳林寺以及其他一些寺庙，还到了奉化县政府、奉化孤儿院，这个院的名誉正副董事长正是蒋介石和宋美龄。他也去宁波，重游了天一阁、金峨寺、天童寺和育王寺，向寺里的和尚施舍了香金，要他们好好护理名刹。他在天童寺韦驮菩萨前还求了一签。他每到一处，口里讲一番将来如何发展这些地方的大计划，而心头却别有一般滋味，每每呆着不动，好像在记忆儿时到这些地方的光景，又好像在寻觅着别的什么。后来，又间道至小盘山，拜别祖茔摩诃的墓，伫立墓前，依依不舍。蒋介石这个人，家乡观念一向很浓，当年在广东时，孙中山一再电催他回粤，他却留在家乡，迟迟不走，蒋母故世后，也还是恋恋不去。这一次，他是能去的地方都去了，好像唯恐遗漏了什么似的，那种难解难分的离情别意，深深地揪住了他的心。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他还留在溪口，像在等待着什么奇迹出现。直到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宋美龄带着俞济时、施觉民、石祖德，才乘汽车离开溪口，到了宁海，乘兵舰去上海。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了。五月六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才无可奈何地乘上轮船，离沪前往台湾。（汪振国整理）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关于蒋介石身世、家庭和在家乡的活动（王舜祁）

　　一 蒋氏世系

　　据蒋氏宗谱记载，蒋介石是溪口蒋姓的二十八代子孙，属周字辈，故取名周泰。

　　溪口蒋姓，唐时由台州迁到奉化三岭，至五代的后梁，出了一个名叫蒋宗霸的，笃信佛教，拜布袋和尚为师，口中常念“摩诃百若波罗密多”，因而被称为“摩诃居士”。后离家出走，在宁波东乡小盘山筑庵静修，死后葬于小盘山，他就是溪口蒋家著名的“摩诃太公”。蒋介石发迹后，常到他的坟前祭扫，直至离开大陆前夕，也没有忘记向这个老祖宗告别。为了纪念这个太公，蒋家还在老宅附近，造有一所“摩诃殿”，早晚供奉香火，是蒋家女眷诵经之处。以后蒋的发妻毛氏被日机炸死，就安葬于摩诃殿前侧。

　　在元代，蒋介石的十六代太公蒋士杰，才从三岭迁至武岭，该地位于剡溪之口，故亦名溪口。又过了十二代，到蒋介石的曾祖蒋祁增，蒋家五房中的第三房分为新三房和老三房，祁增是新三房的祖宗，所以蒋介石家里的报本堂和蒋母墓庐“慈庵”都供奉祁增以下四代灵位，下面依次是蒋介石的祖父斯千（又名玉表）、父亲肇聪（又名肃庵）、兄弟周康（又名介卿）、周传（又名瑞青）等。

　　周字辈以下是国字辈，因而蒋介石的两个儿子取名为：经国、纬国。按习惯，国字应在前面，但是为了预祝他们“治国安邦”，故放到后面去了。国字辈之下是孝字辈，所以蒋经国的几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孝文、孝武、孝勇、孝严、孝慈，女儿取名孝敏。

　　二 出生之地

　　蒋介石于清光绪十三年，也就是丁亥年，公元一八八七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未时，出生于溪口中街玉泰盐铺楼上。

　　关于玉泰盐铺的历史，蒋介石在追述其祖父斯千（玉表）的行状中写道：“吾族自仕杰公迁居锦溪以来，累世力尽穑事，敦崇礼让，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玉公以货殖起家，兼居积盐鹺，生计日渐饶裕。”在他委托朱执信为其父亲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先生讳肇聪，字肃庵，世居浙江奉化之锦溪，经营盐业。当清道光咸丰间，太平天国兵起，全浙残破，百业皆废，蒋家亦中毁，时先生与兄世昭先生皆仅十余龄耳。既而浙少定，先生稍壮，承父命复治盐业，振乏起置匮，废者皆举，数年而复其初。”肇聪死后，玉泰盐铺有多少财产呢？据蒋介石与其兄介卿分家时的契约，玉泰号及外在帐款归介卿，老宅三间楼房、小溪岙法华庵田地三十余亩和一片竹山归王氏及介石。

　　蒋介石出生于溪口，并在这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直至十五岁即一九〇一年和原配毛福梅结婚，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证实：

　　一、蒋介石的接生婆是溪口镇上有名的“老娘”撑竹筏的蒋肇富之妻。肇富与肇聪同辈，故蒋介石称肇富之妻为阿婶。以后蒋家若有婚丧大事，必请这位接生婆赴席，直到死去为止。这点溪口街上的老人几乎都知道。

　　二、溪口镇上有两个人给蒋介石喂过奶。一个姓单，蒋感其喂奶之恩，曾亲笔为其坟墓题碑，碑文是“蒋公肇性德配单氏之墓，中正题”；另一是蒋家帐房唐瑞福的祖母。蒋家和唐家是世交，又是对弄而居，一家开玉泰盐铺，一家开唐进兴水作店，往来频繁。唐瑞福祖母和蒋肇聪的第一房妻子都娶自溪口附近的上白村徐姓，是堂姐妹，亲密无间。蒋介石刚生下来，王氏缺奶，唐瑞福的祖母恰好也生下儿子唐文才不久，奶水充足，当时就把蒋介石抱过来给他喂开口奶。唐瑞福小时常听祖母讲起此事。就因为这个缘故，蒋介石飞黄腾达以后，毛氏每年除夕都要叫长工蒋照明送二十元洋钱到唐家；唐瑞福祖母出丧时，毛氏破例亲自送到村外藏山大桥以南的上山村，以表哺乳之情。这些已是唐瑞福亲身经历的事情了。

　　三、蒋介石在溪口的幼年同学、玩伴很多。他六岁上学，就读于塾师任介眉，八岁改从蒋谨藩读“大学”“中庸”，九岁又复从任介眉读“论语”“孟子”，以后在附近的葛竹、榆林、畸山、岩头和县城就读，十九岁才离开家乡赴甬求学，二十岁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二十一岁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二十二岁再次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二十四岁毕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旋即回国进入军界工作。在十九岁以前，蒋介石一直未离开奉化。他在儿时的同学有唐文才、杨志春、蒋周兰等等。唐文才上面已经提到，是唐瑞福的父亲，以后一直经商；杨志春与蒋家只隔数十间房屋，与蒋介石生同年、幼同学，长同赴日本，以后在北伐军司令部当过处长，又是同事，曾专门撰文证明蒋介石生于溪口、长于溪口；蒋周兰是蒋介石的远房堂兄，一直未离开溪口，解放后还是县人民代表，直至一九六四年年老病死。这些人生前都曾对下一代讲过蒋介石小时在溪口的情景。现在溪口街上还有一位盛阿生老人，今年九十五岁，比蒋介石小三岁。他说：“瑞元（蒋介石小名）我们小时常同他玩，不过他很强横，要占便宜，往往不欢而散。”

　　三 蒋母王氏

　　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是离溪口二十八公里原属嵊县后来划归奉化的葛竹村人。

　　据“王氏宗谱”记载，明朝洪武年间，有个名叫王爽的庄稼人，自奉化连山迁到葛竹村落户，六代单丁，直至第七代子孙王庆亨，才生了四个儿子，成为四房始祖。第三房始祖王永全的十六代子孙名王毓庆，是清朝的迪功郎，生三子二女，长子王有则就是王采玉的父亲。这样算来，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是葛竹王家第二十四代子女。

　　王有则是清朝的国学生，曾多次应试，未获功名。他娶过两房妻子，有七个子女。原配姚氏，生三子一女，长子贤宰、次子贤侯、三子贤达，女儿嫁给葛竹乡石门村单姓。续妻姚氏，生一女二子，女即采玉，子名贤巨、贤裕。这些子女，都世居奉化，繁衍后代，现尚有三十余人。

　　王采玉是王有则的爱女，聪明伶俐，精于女红。但青年时期的命运并不如意。她初嫁于跸驻乡的曹家地村，丈夫竺某，个性粗暴，时常打骂妻子，为此王采玉常要到娘家哭诉，至今王氏后代仍在传说此事。不久，丈夫病死，青年守寡，心灰意懒，鉴于“前车之鉴”，入金竹庵带发修行，不想再嫁。不料有一看相的人路过庵门，见到王氏，说根据相法，可生一个贵子，晚年光耀无比。王氏听此一说，不觉有些心动。恰好溪口蒋肇聪中年丧妻，有意再续，他店中的帐房王贤东，是王采玉的堂兄，就把王采玉介绍给他，一说即合。王采玉二十三岁那年进了玉泰盐铺，次年（光绪十三年）即生下蒋介石。

　　蒋介石对葛竹外婆家的感情是很深的。他外公王有则在光绪八年就去世了，他没有看到过，但他的外婆直到他十九岁那年才亡故。蒋介石在一九三二年曾为她写了一篇家传，可看出他对外婆的感情。传曰：“外王母嵊县欢潭姚氏培松公女，归我外王父品斋王先生，生四舅贤巨、五舅贤裕及先妣王太夫人……外王母老而康强，先妣每岁必迎外王母至吾家，恒累月留。中正课余假归，侍外王母与先妣于冬日爱堂中。中正读，先妣织，外王母念佛，机声梵音与书句相间如唱和，此情此景，仿佛犹在目前。中正年十三，从姚宗元先生馆于外氏，外王母时其寒温，谨其饮食，考其学业，谆谆而善诱，故不肖之孤远离膝下而先妣无姑息之爱者，以有外王母在也。夫世之贤母多矣，然其贤大抵止于其子或其孙，未有施及于外孙如我外王母者也。”蒋介石在他外公家里、王氏宗祠里都送有挂匾，家里堂前的挂匾上书“乡国望重”，落款为“外孙蒋中正”。宋美龄也送了一块，上书“慈云普荫”，落款为“美龄敬题”。祠堂里那块挂匾，中间题“音容宛在”，落款为“蒋中正”。

　　蒋介石还为其外公外婆分别修了两支坟墓，现在位于离葛竹村三华里的东家坑山上的王有则墓，完好如故。墓碑正中刻着“外王父有则公之墓”，上首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下首署“外孙蒋中正敬题”。两边还有一付柱对，右边是“精神不灭，外王父王公千古”，左边是“教泽常存，外孙蒋中正撰书”。碑的上方扇形应栏上刻有“仁慈”两字，落款为“美龄敬题”。一九三〇年正是内战频仍时刻，蒋介石戎马倥偬，尚不忘为其外公外婆修坟、题字，足证其为葛竹村的外孙无疑。

　　蒋介石幼时常在外婆家走动，发迹后也没有忘记葛竹。一九四九年三月，在他离开大陆前夕，还带了儿子经国、媳妇方良、孙子爱伦、孙女爱敏，专程到葛竹扫墓，给葛竹每户人家分了一双油包馒头，还特地留宿一宵。可见远去他乡时对葛竹的眷恋。

　　王采玉的三个异母兄长均早死（贤信死于一九一八年，贤宰死于一八九五年，贤达死于一八七五年）；两个胞弟贤巨、贤裕以及侄子辈，均是平庸之辈，贤裕还有点神经病，因此没有在蒋介石身边做大官的。只有贤巨的长子良昭，职位较高，当过福建浦城和浙江新昌县长。但在蒋介石左右担任军政要职的王氏族人尚不乏其人。一个是王采玉嫡亲堂兄王贤甲的儿子王震南，曾任军政部军法司司长、上海特刑庭庭长等职。据说，蒋介石在癸丑讨袁之役失败后，遭到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曾到葛竹躲避，得到王贤甲的掩护，在情况紧急时，王贤甲还曾陪他到四明山的四窗岩藏身。为报答这番恩情，蒋介石发迹后就把王震南带到广东，委以重任，始终加以信用。一个是王采玉的堂兄、玉泰盐铺帐房王贤东的侄孙王世和，曾任蒋介石的中将侍卫长。王贤东是王氏嫁到蒋家的介绍人，又长期在蒋家管帐，深得蒋氏父子好感。王世和被蒋带到广东，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出来后平步青云，历任要职，虽累犯错误，也曾一度受蒋冷落，但最后还是叫到身边，带往台湾。还有一个是比王采玉小三辈的王澂莹，又名惜寸。此人辈分虽小，但年长于蒋介石，原是葛竹凤翥学堂教师，也是因为王氏的关系，曾在黄埔军校担任秘书，以后历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和中国农民银行常驻监察委员。一个仅有百余户人家的小小山村，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外婆家，那是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在国民党担任要职的。

　　王采玉的胞弟贤巨、贤裕虽然没有做官，但是备受蒋家的关心照顾。据蒋家家庭教师、毛氏义妹陈志坚回忆，她在蒋家执教期间，经常看到蒋介石的两位娘舅到丰镐房作客，每次来，王氏总是殷勤招待，亲密异常。蒋介石身居高位后，每年过年都要给贤巨、贤裕送去几百元大洋。贤巨积蓄一部分购置田地，土改时被评为地主；贤裕脑袋不灵，吃喝用光，未置田产，土改时成份中农。一九四九年正月初三，贤裕最后一次到“丰镐房”作客，那天局势紧张，客来人往，蒋介石忙碌异常，但仍抽出时间亲自作陪，还剖开冬季少有的西瓜，双手捧上一块亲切地对这位略带神经的王贤裕说：“小娘舅，请吃西瓜。”“抗日胜利后，丰镐房的事情基本上是蒋经国当家。他在向当时帐房唐瑞福交代任务时说：“我们不在家，人客来去要简便，但是葛竹舅公来一定要客气。他们要用钱，你尽管在丰镐房帐内支取。”

　　王氏信佛，早晚诵经。据蒋母墓庄碑刻“先妣王太夫人事略”记载：“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武岭墩原有一座小庵，位于现武岭门北侧，是她常去拜佛念经之处。从丰镐房到庵岭墩，过去是一条崎岖山路，现为宽阔的水泥马路，王氏小脚，晚年行走不便，适蒋经国就读于武山小学，每天上学必经武岭庵，就顺路搀着祖母到庵内拜佛。据经国的堂兄蒋元通说：“那时，我与经国同在武山小学读书，两人坐前后桌，上学时经常看到经国扶着祖母，背着书包，提着念佛篮，一老一少，往武岭庵走去。有时经国不在，我们这些小同学也乐于代替。因为到了庵门口，阿婆总要从念佛篮里拿出两个咸光饼给我们。”

　　四 蒋介石一家

　　蒋介石的父亲蒋肃庵，娶过三房妻子，原配徐氏，娶自离溪口镇五华里的上白村。她生下一女一子，女名瑞春，子名锡侯，又名介卿。瑞春生于一八七四年，卒于一九四六年。嫁给离溪口五华里的任宋村宋周运为妻。宋周运是个老实农民，非常节俭。他曾对人说：“买一双布鞋只要大洋四角，从溪口到宁波买汽车票来回要一元多，可买四双布鞋，趁车太不上算。”所以他到宁波经常是步行往返。三十年代末期被蒋经国接到江西，死于赣南，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事业。瑞春生三子一女。据她的长媳张小翠说：“舅公（指蒋介石）和婆婆感情很好，每次回乡，总要来我家看望婆婆。有一次两人在溪口到任宋路上对遇，舅公即忙下轿，请婆婆上座，自己步行随轿到我家。路上的人看到都很惊奇。”一九四六年蒋瑞春在任宋逝世，蒋介石特派蒋经国赶来奔丧。蒋介石对蒋锡侯的感情一般。因为蒋父死后，锡侯为家产事对王氏不敬，感情受影响。蒋介石上台后，为了宣扬孝悌忠信，还是让锡侯当过一任广东英德县长，浙江省府委员，宁波海关监督。因此溪口人常称为监督。锡侯生于一八七七年，死于一九三六年农历十二月廿七日。据说，“西安事变”那天，锡侯正好在武山庙看戏，电报拍来，大吃一惊，高血压发作，不久就一命呜呼。锡侯有一子一女，子名国炳，曾留日本学军事，回国后向其叔父要官，蒋介石只给了他一个连长，非常不满，加上婚姻刺激，精神失常，此后即无法做事。一九八二年死于台湾，蒋经国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女名华秀，嫁于白崇禧的外甥广西人韦永成，韦曾任安徽省财政厅长、立法委员，亦系桂系中要人，解放前夕全家去台。

　　徐氏死后，蒋肇聪继娶离溪口约二十华里的萧王庙镇孙氏。不久，因溪口时疫流行，染病死去。孙氏虽无所出，但其兄弟孙琴凤却与蒋介石有不寻常的关系，走动很勤。孙琴凤在宁波开了一爿新顺木行，小有资本，蒋介石外出读书和谋职，颇得这位舅父的资助。来往信件电报也由新顺木行传递。癸丑讨袁之役失败后，蒋曾躲到萧王庙舅父家里，得到舅母的掩护。以后，这位舅母又卖掉二十亩田，给外甥出国。这些事，蒋介石自然铭记不忘，后来就托这位娘舅当手重建丰镐房，而且每次回乡，必到萧镇探望，其尊敬和亲热程度，不亚于他的两位亲娘舅。也因为这个缘故，连从未见过二祖母的蒋经国，也十分崇敬萧镇的舅婆。据原蒋家帐房唐瑞福说，他曾陪同蒋经国步行二十里，到萧镇看望这位舅婆。当时老人端出桂圆汤招待了这两位不速之客。

　　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生育过四个子女。长子介石，下面依次为长女瑞莲、次女瑞菊、幼子瑞青。瑞莲生于一八九〇年阴历六月初六，死于一九三七年。一九〇五年，嫁与后竺村的竺芝珊为妻。竺芝珊原来是玉泰盐铺学徒，与瑞莲青梅竹马，结成夫妻。以后靠蒋介石的关系，曾任国民党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一九七一年死于台湾，瑞菊生于一八九二年，瑞青生于一八九四年，均在幼年夭亡。瑞青小时比较聪明，王氏十分钟爱，死后给他找了一个王姓夭折的幼女，作为冥配，以后并以经国为嗣子。蒋介石也曾亲自写了祭文，辞颇哀切。

　　蒋介石有两个儿子，蒋经国为其元配毛氏所生。蒋纬国由其侧室姚冶诚抚养长大。纬国小时活泼天真，颇得蒋介石的钟爱，母子曾一度住在奉化县城西门，蒋经国常让纬国骑在自己颈部，带进带出，口称“囡囡”，十分亲昵。以后到了广州执长黄埔军校，姚冶诚只要信中一提到纬国想念爸爸。蒋就迅速回信，或叫母子同去广州小住。

　　五 “瑞元无赖”

　　蒋介石是溪口镇上有名的顽童，因他生下来后其祖父为其取名瑞元，故溪口人称他为“瑞元无赖”。

　　奉化旧习，阴历正月初一那天，一族人都要到祠堂参拜祖宗，拜后每人可分到芝麻糖饼数只，溪口蒋家也有此俗。一次，蒋介石参拜祖宗后去领糖饼，别人都按照次序在领，他却非要抢先领取，别人加以阻止，他即躺倒在地，弄得满身泥污，往人缝里乱挤，别人只得让开，由他先领。从此被人称为“瑞元无赖”。此事解放初期溪口的许多老人都曾谈起。

　　现年八十一岁居住在丰镐房邻近的蒋玉英，其父蒋周兰，幼时与蒋介石同在溪口镇上读书，解放后曾任县人民代表，一九六四年去世。生前曾对她说过：蒋介石在私塾不守本分，有一次犯了塾规、塾师举起戒尺，要打他手心，不料还未打着，蒋即自动倒地，边滚边哭边闹，说“打伤了，要你赔。”弄得塾师没有办法，以后同学都不敢惹他。

　　蒋介石结婚那年才十五岁，见礼之后，就将红缨帽扔在地上，奔向天井与一群看热闹的村童抢爆竹头。消息传到岩头，其岳父母很感恼火，以为“爆仗拾蒂头，夫妻难到头”。后来蒋与毛氏夫妻不和，这是一个预兆。此事毛氏兄嫂张定根曾多次听岩头长辈讲过。

　　奉化风俗，每年春节，元宵都要舞龙灯、跑马灯，蒋介石喜欢赶热闹，也经常参与其事。有一年，他领了一帮人去岩头串花灯、唱滩簧，本想请岳家招待一顿。他的岳父认为这是下贱人干的行当，有损他的乡绅面子，不仅不欢迎，反而加以责备。蒋因此见恨，后来飞黄腾达，当了国府主席，在妙高台造了别墅，岳父去看他，竟闭门不纳。

　　蒋介石小时喜欢舞龙、掌龙头，以后得志回乡，也很喜欢看舞龙。溪口老人都记得，一九三四年阴历九月，红军长征北上，蒋自以为胜利，在他四十八岁生日之际，曾专程回家乡祝寿。九月十五日晚上，溪口街上灯火通明，蒋和宋美龄站在武岭文昌阁楼上（该处原系蒋居住，藏书之处，一九三九年毁于日机轰炸之下），踌躇满志，居高临下，喜孜孜地观赏附近村庄赶来祝寿的舞龙队表演，兴之所至，给每一条龙发了二十元赏钱。

　　一九四九年的二月，蒋介石已经从南京“引退”，在溪口度过最后一个春节。当时他已面临日暮途穷，即将离乡出走。但就在这样的情势下，还是最后一次欣赏了家乡的龙灯。据一位五十余岁的萧王庙镇农民回忆：那年正月初头，他们进丰镐房舞龙，正好碰到蒋介石前呼后拥地从家里出来，看到舞龙队，马上回了进去，站在庭中“报本堂”前，仔细地看舞龙的每一个动作。其爱好龙舞，可谓到了入迷程度。

　　据蒋介石自己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说：“中正自幼多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嬉戏跳跃，凡水火刀棓之灾，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顽劣益甚”，并非虚话，他上学前后，曾经闯过两次祸，几乎丧命。据他的老师毛思诚记载：“公幼好嬉，尤乐水，门临清溪，时出游泳，山洪暴至，险遭灭顶者再，去冬见檐前缸水冻冰，圆明如镜，喜极，扑取之，用力过猛，致身倒植缸中，久之乃得出，气息仅属。”

　　六 故乡之情

　　蒋介石在大陆时，富贵还乡、叶落归根的思想十分浓厚。他到其他地方去都是行动诡秘、警卫森严，唯独回溪口，总要使更多人看到他衣锦荣归。他经常长袍马褂招摇过街。有时乡人聚观，警卫人员前来干涉，他都加以阻止。今年八十七岁仍住在街上的老太太陈莲菊，有一段时间在“玉泰盐铺”对面摆小摊。一次蒋从丰镐房步行到玉泰盐铺看看，走近陈莲菊小摊时，陈端起小椅子意欲回避，蒋误以为起立让坐，摘下礼帽点头施礼，使陈莲菊不知所措。这在其他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据现仍健在的蒋家帐房唐瑞福说：凡遇逢年过节，蒋介石如在家里，必在丰镐房的报本堂邀集小时好友饮送年酒、吃年夜饭，并请本县县长、家庭帐房作陪。这也算是他对本乡父老表示的一种敬意。

　　蒋介石很早就为自己在家乡选择墓地。开始他打算安葬于亲生母亲身旁。以后看到奉化城北响铃岗地势高爽，景物幽美，风水颇佳，就改变主意，选定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葬身之地，并且派人 在周围修了一条公路，现在仁湖已成了水稻田，这条公路仍在。

　　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去台前，曾到奉化各地的蒋家祠堂拜祖认亲，到溪口的石鳞岙、鱼鳞岙、桃坑山告别祖坟，然后遍访往昔好友，直到五月二十三日宁波解放之日，才依依不舍地惜别故土，乘船远走。临行，频频语慰亲友，不久就会回来。但他没有预料到最后竟会死在台湾，魂羁异乡。听说不久之前，蒋经国曾在其父灵前默默祈祷：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溪口的人民正在等着蒋经国送父灵返回故里，实现蒋介石的生前遗愿！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童年（汪日章）

　　蒋介石出生在溪口

　　我是浙江省奉化县萧王庙镇人，与蒋介石出生地溪口镇相隔二十华里。蒋介石生于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我生于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虽然相差十九岁，但因为我和蒋介石有两种亲友关系，所以从小就从父老亲友们的谈话中有了一定的印象。从一九三二年起我当上蒋的侍从秘书后，自然对蒋的身世更有所了解。期间，与为蒋作传的编修孙兆梅、王宇高、袁孟纯更是经常接触，过往甚密；在我熟悉的乡人中也多有私下传播着关于蒋幼年童年时的轶事，还有神话式的传说，当然渗进了荒诞不经的内容，但对证实蒋介石是道道地地出生于溪口镇蒋氏嫡系提供了旁证。

　　蒋介石生母王采玉是嵊县葛竹村人（现归属奉化县），年轻守寡，并无生育。在二十三岁那年（一八八六年），由其堂兄作媒再醮蒋肇聪为第二位继室，翌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在溪口镇街上玉泰盐铺楼上生下蒋介石，乳名瑞元。因为在生蒋介石时近于十月小阳春，风和日暖，阳光普照，充满吉祥喜悦的气氛，肇聪和邻里都非常高兴，所以取了瑞元这个名字。又因为在族谱排行里是“周”字辈，小名周泰，与异母同父的哥哥蒋介卿的小名周康相联，取个“康泰”吉利的名字，蒋号介石也是和其兄介卿相联的。接生婆是蒋肇富的母亲，蒋肇富和蒋肇聪同辈，撑竹筏为业。曾任丰镐房帐房的唐瑞福（现是县政协委员）的祖母姓徐，喂蒋介石开口奶。唐徐氏和蒋肇聪元配徐氏是嫡堂姐妹，她生有五个儿子，乡里俗习多子多福，由多福人喂开口奶是最吉利的，何况又有亲戚关系。当时唐瑞福的祖父开的“唐正兴”水作兼营饼店，店址就在玉泰盐铺斜对面（那时溪口街两边都有街屋）。现在唐瑞福还能清晰地叙述他祖母说起那时的情况，他的父亲唐文才排行第二，还和蒋介石同在私塾读过书。

　　蒋介石从小就很调皮，和镇上孩子们嬉戏定要做“头头”，对不听他指挥的就联合要好的殴打逞凶，必得服从他为止。在七八岁时去祠堂拜岁，每个男孩子都可领到一份拜岁饼，他非要三份不可，蒋母不准他胡闹，蒋介石就势躺在地上打滚耍赖，还是族长太公打了圆场给了三份才罢。当时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个叫盛阿生，是镇上开香烛店的，就叫喊：“瑞元耍无赖了，瑞元耍无赖了！大家七传八传就把“瑞元无赖”当做蒋介石小时的浑名了。

　　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在溪口镇开设“玉泰盐铺”，经营农村所需基本货物；盐、酒、米、茶、饼、石灰等，次子肇聪继承了盐铺，为人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生意兴隆，结交广泛，与溪口镇毛颖甫开的“太昌盐酒店”、萧王庙镇孙昭水开的“永兴行盐酒店”、亭下乡孙惠祥开的“永利米店”，互为策应，关系良好。当时交通不便，运输依靠水路，合雇木船运货自宁波溯奉化江到萧王庙，一部分得改用竹筏溯剡溪分运溪口及亭下。这四个当时在农村较大的店号都没有人去过河南省。我的元配孙礼熔就是孙昭水的侄孙女，孙惠祥的长女。

　　蒋肇聪的元配徐氏夫人病故后，续娶萧王庙孙氏为填房，她是 我母亲的堂姐，不久也病故，无出。蒋介石九岁时，徐氏所生的蒋介卿已二十二岁，不愿受王氏羁縻，吵着分家，欺弟妹幼小，王氏家族不显贵，将大部分家产归了自己，王氏带幼子介石及六岁的女儿瑞莲过着清苦生活，当时孙氏夫人的弟弟勤丰（琴风）在玉泰盐铺当伙计（店员），出于对已故店主的忠诚和义愤，对寡母孤儿多给照顾，后来孙勤丰在宁波浩河头新顺杂木行当了阿大（经理），经营得法，略有资财，对蒋介石去杭州考讲武学堂和留学日本，均大力资助，所以蒋介石对这个不是亲娘舅特别感激，每次回乡必先去萧王庙拜见孙勤丰，孙死后也必先步行去其墓前肃立鞠躬，然后乘轿到高沙塘，改乘汽车返溪口。因为我家在新顺杂木行也有股子，我父亲在一九一四年前后曾去宁波，住在新顺杂木行，和蒋介石时有过从，我父亲比蒋大三岁，毕业于宁波法政学堂，与毛庆祥的父亲毛颖甫同学，并同班毕业，完全清楚蒋的童年中一段情况，曾说蒋在宁波还是懂礼貌，不和人争吵，和一班同时在新学堂求学的人能合得来。我和弟弟时章读书时路过宁波也常住在新顺杂木行内，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了。

　　蒋的胞妹瑞莲和蒋介石感情非常融洽，同父同母又是幼小时母子三人相依为命，所以蒋对其妹独生子外甥竺培风特别爱护。和蒋经国、纬国一样看待。瑞莲嫁给萧王庙后竺村竺芝珊，他也是玉泰的伙计，他的哥哥芝馨娶了我堂姐为妻，所以我和竺家有了往来。竺芝珊子竺培风在重庆时由我作伐娶杨森的女儿杨郁文为妻，培风在抗日战争时死于空军飞机失事，蒋闻噩耗时，为之掷笔失色，黯然伤感不已。培风的女儿现四十多岁了，随其母去美国；竺芝馨的儿子竺培基曾充蒋介石的侍卫官，一九四九年同去台湾，他们都称我为舅舅，蒋经国和他们是表兄妹。

　　蒋介石求学时期

　　一八九二年蒋介石六岁，启蒙于镇上老秀才周能有。一八九四年（八岁）就读蒋周益塾馆，将近五年后转入奉化畸山下竺景崧蒙馆读了三年。一九〇一年十五岁时受母王采玉命与岩头村毛福梅结婚，于是转学到奉化岩头村毛思诚蒙馆读了一年，毛思诚的孙子毛丁（现为宁波市政协 委员），曾将其祖父早年保存的一部分蒋介石家书和文件献给人民政府。因为蒋对岳父不和，次年（一九〇三年）转入奉化城内凤麓学堂，校长周枕棋，凤麓学堂闹学潮，蒋几被开除学籍，后转学到龙津学堂。这个学校有二位日籍教师，蒋后来去日本学习也受到他们的影响。一九〇五年，蒋介石十九岁时转学到宁波西河沿文昌殿陈家祠堂里顾清廉主讲的书馆，就在新顺杂木行吃住，我父亲在法政学堂读书，也常去新顺杂木行取费用，也是少年之交。蒋在顾清廉处虽只读了一年书，但主攻《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纲鉴易知录》等古文，打下了古文底子，深印了儒家思想，显露在以后的当权施政之中。一九〇六年，蒋介石考取浙江武备学堂，读了一年，又投考保定军校，被选入袁世凯办的设在东京的振武学校，学习二年，派在日本高田野炮兵联队，入伍当了半年多士兵。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他自日本回国参加了起义军。

　　从蒋出生到求学的二十三年中，并没有到过河南省。郑法的话，殊不可信。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的早年与王金发（章念驰）

　　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行列，有功于江浙光复，这是史界所公认的，但蒋介石的早年，又以“溪口无赖”冠名于世，这不禁使人疑问窦起，一个无赖怎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呢？当然，蒋介石的一生是复杂的，以后发生的种种变化，也是不能用三言二语可以表达清楚的。本文只想对他早年思想和经历，作一浅探，力图找出合理的解释，但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适于前年，参加了王金发殉难七十周年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二度赴嵊县和奉化，意外发现，蒋介石早年与王金发一批革命者有着深厚交往。这使我对蒋介石早年有了进一步了解。本文欲从蒋介石与王金发交往的侧面，来探讨蒋介石的早年。

　　王金发是浙东著名的革命者，他与蒋介石都是浙江人，而且还是大同乡，王金发是嵊县人，蒋介石是奉化人，属于贴邻。蒋介石的外祖母家在嵊县葛溪（或称葛竹），蒋介石早年在葛溪生活过、学习过，则与王金发为同乡人了。而这期间王金发正于这些地区领导反清斗争，与蒋介石相结识，从这时起到王金发殉难，有十年交往，但以往史载极其粗略。不过我们细致收集和排比一下他们交往的资料，会发现他们有着许多相似的遭遇、相同的经历、受过许多相同的影响，有着不少共同的好友，形成了很相近的思想与性格，这对探讨蒋介石的早年，也许是有所裨益的。但是我所引用的资料，有些是录自各种史书、有些是当地老乡口述、有些是王金发后裔王小安相告，也许会失之于实，尚请史家补正为幸。

　　王金发生于一八八二年，蒋介石生于一八八七年，他们年龄相差了五岁，是属于同一时代的两个年轻人。

　　王金发出身于一个世族大家，经太平天国战乱，家业始衰，但在他出生时，“尚有田地一百余亩”①。

　　蒋介石出身于一个商人的殷富之家，亦是经太平天国革命，因兵祸而衰，但在他出生时，其父“除经营玉泰盐铺外，有薄田三十余亩”②。他俩出身与家庭条件是非常相似的。

　　王金发三岁丧父，其母徐珍梅年仅二十六岁，年轻守寡，“三四十年间，焦劳无既，辛苦备尝，为女中丈夫也”③，蔡元培先生称她为“女杰”④，说：“宋岳母以‘精忠报国’四字教子成名……。王母徐老孺人，揆其生平，课儿正与相同。‘淮南子’曰：‘智过千人谓之俊，百人谓之杰’。妇人身处闺阃，而能以天下国家为其心，识见固超出寻常万万矣。”⑤

　　蒋介石则九岁丧父，其母王采玉年仅三十二岁，“一门孤寡，茕孑无依。……欺凌胁迫，靡日而宁。”⑥蒋介石童年“独赖吾母，坚其苦节，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任，外而周旋豪强，保护稚弱，内而辑和族里，整饬户庭”，“夜寐夙兴，无时不倾注其全力，期抚孤子于成立”⑦。因此孙中山先生曾为蒋母题写“壶范足式”一横额，以彰其功。

　　蒋介石与王金发的两位母亲遭遇相似，而且都是识大体有远见的人。当王金发要求去日本留学，以寻求救国真理时，王母则毅然变卖家产，送子渡洋。当蒋介石要求去日本留学时，“邻里哗异，辄相泥阻”，而蒋母“则深为嘉许，筹集资斧，力促就道”⑧。以后这两位母亲又都支持他们投身辛亥革命。王母抒家资助王金发从事革命，蒋母则写信勉励蒋介石参加敢死队，说：“男儿报国，死则死耳，何足为虑”⑨。辛亥革命成功后，王金发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迎母赴绍就养，王母仅“赴绍兴一宿即返”⑩，这是何等高尚气节。而蒋介石在光复上海后，一度就任上海都督府团长，也曾迎母来沪就养，而蒋母仅“为旬日留，濒行，特训之曰：‘汝须念念勿忘窃约时，且须谨慎将事，为国尽力，则吾虽家居，意之适犹愈于迎养也’”(11)。两位母亲都能以高尚情操训迪子女，这对他们的思想和成长，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因此蒋介石与王金发都很敬重和孝顺母亲，有“孝子”之誉。蒋介石少年很顽劣，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12)，“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13)。王金发少年也“生性顽梗，不喜读书，……喜与群儿殴斗，群儿均畏之，称他为‘儿大王’”(14)，“糜修脯三年，未能毕一经”，“里人恶之，诅为盗跖”(15)。蒋介石与王金发一样，不喜读书，却好舞刀弄枪，召群嬉游，自任大将，“镇中儿童多畏之，他自命为群儿之首，镇上每有叫他为瑞元无赖的”(16)。蒋介石与王金发少年之经历和个性，可谓相似。但是，他俩唯对母亲极其孝顺。王金发只要“一闻（母亲）呼声，立即奔归”(17)，任母训斥，有时王母忿而杖打他时，他“长跪受杖，绝无怨声”(18)，王母有时气而掉泪，王金发也会一同流泪。蒋介石也是唯母言是从，虽他顽劣少改，但对母亲态度从不顶撞，当他十三岁离母去嵊县外祖母家读书时，每逢暑归，步入家门，“一见母亲，口尚未开，就相对‘嚎淘大哭’”(19)，孝悌之心，油然可见。

　　这种少年失父，母子相依为命的生活，对他们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许多相似的影响，但对他们幼小心灵影响最大的，还要算他们的祖父辈了，即蒋介石的外祖父王有则和王金发的祖父王修宫了。

　　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一个人成长的主要因素，蒋介石和王金发因少年丧父，所以父辈的影响甚微，相反，他们的祖父辈却给了他们以巨大影响。

　　王金发的祖父王修宫是一位“气慨伉爽，懿行可风”相貌堂皇的汉子，“少豪侠，爱交游，而嗜饮酒，日常招致宾朋满其室庐，尤好学技击，习戎马，有整军经武之志”(20)。王修宫具有强烈反清复明意识，恪守家规，耻仕清廷，“辛酉之岁，太平军入浙，欲有所展布，毅然从之，得以偏稗，率队驻宁波”(21)。太平军失败，他“闭门韬晦”，养食客，结义士，“轻财仗义”，人有孟尝君之称，“家有违禁书，若‘入关史’、‘屠城记’等”(22)。王金发自幼受到祖父影响，萌发反清意识，尤其得窥禁书后，“多所涉览，……推翻满清为职志”(23)。

　　蒋介石的外祖父王有则，“体格魁梧，风范雍容，远近之人，无论知与不知，望而识其为葛溪王先生也”(24)，王有则民族意识强烈，“太平天国既亡，公痛民族之沉沦，里居郁郁不乐，乃游皖南与浙西，至安吉孝丰，招集流亡，经营垦殖。居数年，田日辟，产日富，方数十里，皆公壤也。……晚年归老于乡，披荆棘，刊山谷，驾津梁，筑路蓝缕，以迄于蒇事，皆公之力也”(25)。王有则虽然在蒋介石出生前就去世了，但他的形象通过外祖母及母亲的言教身传，深深感染了他，无异成为了他心目中一大丰碑。蒋介石的外祖母与他一家“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而慰藉之者”(26)，蒋介石的母亲则常以其外祖父“之言及其行事”教育他，所以蒋介石从小就很敬重他的外祖父，以后他曾为外祖父墓题写了“精神不灭，教泽常存”八个字，足见影响之深了。

　　王金发与蒋介石的祖父和外祖父，是两个经历十分相似，气质与性格十分相仿的人，因此他们对王金发与蒋介石的影响也十分相似，使他们从小孕育了一种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对于科举制度的不满，养成了一种不好循规蹈矩的性格。王金发“年近弱冠，稍稍多读书，能作文，实则迫于母命，不得已也”(27)，有一次他“掷书于地上，以足践之，恨恨云：‘清真雅正，清真雅正，不知这个上头误却了多少英雄，我苟一日得志，必废八股’”(28)。蒋介石十六岁时也曾参加过秀才考试，他在考场上看到“严厉过度的考场规则，无疑是对于青年学子一种苛刻的凌辱，深表不满”，“因此没有考完，就罢考返回家乡”(29)。在当时，他俩这种对待科举的行为，是很不为人们理解的，致遭非议，而且流传深远。

　　蒋介石与王金发除了出身、家庭、少年生活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外，在他们经历上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首先他们受到同一地域的影响。

　　蒋介石与王金发都是同饮一条剡溪水的人，蒋介石父亲是奉化溪口人，蒋介石的母亲是嵊县葛竹（或称葛溪）人，王金发是嵊县广利东龙冈（或称董郎冈）人。奉化与嵊县是贴邻两县。蒋母“王采玉是离溪口二十八公里原属嵊县后来划归奉化（一九五八年划归）的葛竹村人”(30)，蒋介石自幼常随母亲去嵊县葛竹的外祖母家，十三岁起，又住到外祖母家读书，先在嵊县葛溪溯源堂读书，后在榆林村就读，再到崎山下皇甫氏馆求学，继往岩溪村附读，直到十七岁才离开，去奉化县城读书，因此蒋介石的青少年时代，与嵊县有着不解之懈，可以说是半个嵊县人。所以蒋介石发迹之后，也没有忘情于葛竹，多次回到葛竹，直至他一九四九年三月逃离大陆去台前夕，还带了蒋经国及儿媳孙子等专程去葛竹，依依作别。从葛竹西去七八十公里，即是王金发家乡东龙冈，如果翻行山路仅四五十公里，即可到王金发家乡了。

　　在同一个地域，他们受到了许多相同的影响，这与出身一样，地理环境也是影响一个人思想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诚如周知，浙江是卧薪尝胆、报仇雪耻之乡。从明末顾炎武、张苍水，到近代徐锡麟、秋瑾，使浙江成为反清武装斗争最激烈、最持久的地区之一，特别以会党形式出现的秘密反清武装，在嵊县奉化的丛山之中，更是没有间断过。那里的人民剽悍爽直，勇于斗争，因此清政府制造的文字狱，如庄廷鑨明史之狱、吕留良选文之狱、查嗣庭试题之狱、汪景祺作诗之狱、齐周华刻书之狱，当事人统统是浙籍人士。血腥的株连和残酷的镇压，并没有使浙人慑服，反增加了反抗的心理。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刺激下，又出现了许多新式学堂和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报刊，如“章太炎之‘浙江潮’，蒋观云、赵彝初之‘选报’、张恭之‘萃新报’，力促人民觉醒”(31)，富有民族主义革命的色彩的会党，“势力潜布于浙江各县”(32)。特别是“苏报案”的发生，“章炳麟，浙江人也，其学问素为浙江人所崇拜。苏报案情起自上海，上海毗连浙江，故此案之风潮，遂遍传于浙江内地，而革命之思想，因以普及于一般人之心也”(33)，许多知识分子也都加入了会党队伍。一九〇四年光复会之成立，主要成员均系浙籍人士，而这些人中，又以浙东人士为多，他们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地完成了各属州府的革命与光复，显示了浙江民主革命的深厚基础。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环境，必然会产生他自己时代的儿子。蒋介石与王金发正是生长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

　　王金发年长蒋介石五岁，所以比蒋介石更早投入了社会革命洪流，他“在乡联合胡士俊、胡春霖、周志由、张陔南等，创立大同社，名为办学，实则植党结群”(34)，并与“竺绍康、胡士俊、应磬在嵊乡倡办团练”(35)，佯为团练，实为反清武装。王金发与竺绍康在“嵊县县城，先后设华美、鼎成西药房，为革命秘密通讯社”(36)。这些革命者，“或结大同学社，或办夜校，或襄办团练，或供奔走，嵊县革命思想之普遍，革命分子之奋起，成为浙东历次革命之发源地”(37)。

　　浙江的革命风潮，王金发等人在嵊县的革命活动，不能不对蒋介石家乡溪口和蒋介石本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蒋介石的家乡溪口，虽系山区乡镇，却是个交通发达，信息灵通的地方，从溪口循剡溪而下，四十公里之遥，即可抵达五口通商的宁波，同时，溪口又是天台、新昌、嵊县诸县山民往来的必经之地。每天清晨，溪口镇的街上，人头攒动，南去北来，将新的信息，非常敏感地带到这个镇上，蒋介石在那里可以听到许多新的信息，当然也会听到王金发等人的种种传说。特别，蒋介石在他嵊县外祖母家读书时，结识了王金发的挚友竺绍康，因此浙江革命风潮和王金发等人的革命活动，不能不对蒋介石产生影响，并吸引他投入革命洪流。

　　当时，在浙江革命思潮高涨期间，出现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许多知识分子出于对现实的不满，纷纷出洋留学寻求真理，以救亡图存。王金发与蒋介石都在这种情况下，先后赴日本留学。王金发入日本大森体育学堂，以第一名成绩学成归来，入徐锡麟、秋瑾主办的大通学堂任教，为革命培养人才。蒋介石先后入日本东京清华学校和日本振武学校，回国后也投入了辛亥革命行列。

　　王金发与蒋介石在日本接受了近代民主思想洗礼，都加入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王金发于一九〇五年由徐锡麟介绍，参加了光复会，后又入同盟会，始终追随中山先生，故中山先生曾称他是：“东南一英杰”，民国建立后，还任命过他为国民军副司令。蒋介石入同盟会，也一直追随中山先生，所以中山先生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校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王金发与蒋介石之间还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如陈其美、竺绍康、杨侠卿、王文庆、张静江、张伯歧、姚勇忱、褚辅成、王晓籁……等，这些人中间，与他俩关系最深的，前期要算竺绍康，后期要算陈其美了。

　　蒋介石早在溯源堂随姚宗元读书时，就结识了竺绍康。竺绍康当时虽系举人，却加入了会党，从事反清革命，是平阳党头目。当时竺绍康“一有空隙，就来和姚（宗元）一个劲地大声交谈，他那种意气轩昂，神采飞扬的气概”(38)，他对蒋介石产生了“相当的吸引力”；而竺绍康亦对“这一胆壮的十三岁顽童”(39)深有好感，“后来在上海过从甚密，成了忘年之交”(40)。一九〇七年，竺绍康因“秋案”身遭通缉，而逃亡上海，经常与蒋介石及“陈英士、张人杰等筹谋颠覆满清”。一九〇九年，竺绍康不幸病故，蒋介石“为之痛悼不已”，并“收抚他的旧部，并厚恤他的家属，因为他与绍康友好”(41)，而且是人生道路上最早的知音。而王金发与竺绍康的关系，比蒋介石与竺绍康的关系，更为源长，他们共组平阳党和乌带党，共建大同学社，同创团练，建立革命机关——华美和鼎成药房，共入大通学堂，一起组织“光复军”，并在上海开设“天宝客栈”作为革命联络据点……，可谓出生入死，是生死之交的战友。竺绍康作为蒋介石和王金发的共同挚友，也必定成为蒋介石和王金发的交往纽带。

　　蒋介石与王金发的另一个共同挚友，则是陈其美。蒋介石在一九〇七年在日本结识了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与陈其美结下了金兰之交，从此在陈其美领导之下从事革命。蒋介石每逢寒暑假，都要“归国省亲，藉机淹留上海，与沪上各同志聚会，一面秘密请求扩充革命党的势力，一面营救因革命运动而入牢狱的同志”(42)，以后跟随陈其美参加光复沪杭之役和二次革命之役，也曾追随陈其美“暗杀陶（成章）于其寓所，事后自承其罪”(43)。从上可知，蒋介石与陈其美可谓莫逆之交。

　　王金发与陈其美相识于“秋案”之后，当时王金发为逃避清政府追缉，沦落深山。陈其美闻讯后，立即从日本回到国内，“一方面团结上海同志，同时往来浙东联络有志之士”(44)。陈其美特派人数次深入嵊县丛山，营救王金发到上海，并亲自介绍王金发加入同盟会，还义结金兰，从此王金发在陈其美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据说，熊成基继徐锡麟再度于安徽起义，陈其美“偕王季高（金发）等专程赶往”助战(45)，因车误而误失时机；广东黄花岗起义，陈其美率王金发参战，而“足部受伤”，危急之中，“行囊杂物，抛弃净尽，王季高尚携一端溪石砚见赠，盛意可感也”(46)。可见王金发与陈其美在革命事业中建立了生死之交。于是王金发“售卖所余家产，得千余金，更筹借千金，共二千余金，于戊申夏自挈带来沪，未几，即与陈英士、竺绍康辈在沪开设天宝客栈”(47)，为当时革命党人的重要联络站。王金发与陈其美、蒋介石经常聚集于此，因此，王金发与蒋介石就相认识了。

　　综述前文，蒋介石与王金发相识有其必然因素，他们有那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遭遇、环境、性格，因此他们必然会走到一起，一见如故了。

　　事实上蒋介石与王金发相识，应该远在建立天宝客栈之前。那时王金发与竺绍康在嵊县建立平阳党和乌带党，创办大同学社，组织反清斗争，王金发效仿他的祖父王修宫，在家乡东龙冈广结反清志士，有“小孟尝”之称。这时蒋介石通过竺绍康的关系，可能已经结识王金发了，并到东龙冈住过，而且加入了会党。这样的推测，得到王金发家乡的老人和他后裔的证实，他们告诉我，在王金发故居前的第一排客房的第一间，曾为蒋介石当年所居。这一排房屋是王金发用以接待四方志士的客房，现在这排房屋已经拆除，但房基与房屋的门槛依然可见，乡亲人指着废基顶端的一间屋子说：“这就是蒋介石当年住过的屋子！”还说：“蒋介石是这些义士中的一个小头目！”据他们的老辈讲，当年蒋介石住在王金发家乡时候，经常在王金发住宅到通向地下庵的一条山路上漫步。地下庵位于广利到东龙冈的山脚下，途中有一口井池，井旁有几条石条凳，周围风景宜人，蒋介石便常常于傍晚漫步于此，坐在石条上，凝视远山。广利公社卫生院一位姓裘的医生，还说：“在‘文革’前，他亲眼在王金发家乡的乡亲中见过王金发与蒋介石的合影，但这些照片，在‘文革’中被烧毁了。”由此可见，蒋介石与王金发相识于“秋案”之前，大概不是什么无稽之谈。

　　蒋介石与青洪帮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辛亥革命光复沪、杭的敢死队，大部是会党成员，这些敢死队员，大部是王金发与他的族弟王敬悌，以及“王文庆、蒋介石、褚辅成、张伯歧等，奔走往来，招集旧部”(48)，而组成的。这些旧部，就是指会党而言。如果蒋介石没有加入会党，又怎么谈得上参与“招集旧部”呢？蒋介石通过陈其美，与青帮发生关系是不可言喻的，他与洪帮关系，则可能如乡亲所说，是通过王金发和竺绍康所建立的，因为王金发与竺绍康所率领的会党是属于洪帮，因此以后蒋介石在青洪帮之间左右逢源了。

　　事实上，蒋介石与王金发的关系也非始于天宝客栈，终于光复沪杭之役。在一九〇七年，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秋瑾于大通学堂被捕后，王金发成为通缉对象，他被迫“率其徒众，栖身山林草泽，过了半年多的所谓‘强盗’生活”(49)。陈其美闻讯后，曾派蒋介石深入嵊县寻找王金发下落，设法营救至沪。陈其美所以选派蒋介石去营救王金发，可能是蒋介石熟悉王金发和王金发所栖身的山泽。可是蒋介石没有找到王金发。他骑了一匹白马，来到广利崇仁东龙冈一带，向乡人打听王金发的下落，因乡人不敢以实情相告，他只好空手回去向陈其美覆命了。于是，陈其美再派了杨侠卿化装成樵夫，深入嵊县。杨侠卿“肩荷一篓，俨然戴笠之农人也”。唱着古歌：“南山有鸟，厥名黄鹂，树覆巢倾，网罗遍地。我有垂杨，可以安居，我有余粮，可以充饥。鹂乎，鹂乎，其从我而高飞！”(50)。王金发闻樵歌，大喜，跃出与之接洽，从而一起潜奔上海。到上海后，由陈其美介绍入同盟会，从此与姚勇忱、张恭、竺绍康、吕逢樵、蒋介石等，在同盟会沪支部领导下，开展斗争。

　　一九〇八年，同盟会总部派陈其美来沪，邀两浙各府属推派代表，“约期在上海召开浙江各府革命党人代表会，拟图大举”(51)，“不料党人刘光汉，已被清廷收买，侦悉此举，即向南京总督告密，由上海道与租界交涉，将张恭逮捕，并搜查秘密机关天宝客栈，密谋尽泄，不能成会而星散”(52)。这使“英士辈大愤，集议必欲报仇”(53)。蒋介石这时回到上海，与陈英士在上海秘密规划在江苏浙江举义，并进行营救张恭”(54)。蒋介石“竭力营救张恭，并图行刺刘光汉和何氏（刘光汉之妻）(55)，但都没有成功。于是王金发“慷慨自任”，他“挟枪径往刘之寓所，刘夫妇尚卧床未起，金发拔枪拟击毙之，刘夫妇叩头乞命，保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张恭之安全，乞金发贷其一死，许其自赎”(56)，王金发允之，因而张恭在牢中三年得以不死，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复得自由。可是刘光汉老婆何氏的表弟汪公权，“亦与张恭案有关系者，又在日本欲毒章太炎不成，逃回沪，花天酒地，吐漱生云”(57)，不思改悔，王金发毅然将汪公权击毙于街头，以戒惩内奸。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与张群闻讯立即赶返祖国，奉陈其美命“赴杭运动新军”(58)。蒋介石偕黄郛等到杭州后，在“顾乃斌家召集杭州军警界同志开会”，决定了起义日期。于是“王金发派张伯歧回嵊县召集并率领会党旧部六十馀人，于十一月二日抵杭，和王金发从上海带来的部众汇合，共百馀人，组成敢死队”59。十一月三日，蒋介石“率敢死队一百多人到杭州，分居奉化试馆及仁和火腿店内待命”(60)。十一月四日，革命党人在杭州举义，蒋介石和“张伯歧、董梦蛟等带领一队，配合陆军第八十三标任前锋，王金发带领一队，配合陆军第八十一标任前锋”(61)，他俩分成两队，一个率队进攻抚署，一个率队攻军械局。王金发攻下军械局后，又赶来支援蒋介石，参加对抚署的战斗，他们“身先士卒，闯入抚署卫队室，击杀卫队长，然后抛出信号弹，发出进攻信号。……王金发指挥敢死队和起义士兵，焚毁抚署。抚署的被焚毁，标志着清政府在浙江统治的垮台”(62)。王金发与蒋介石多年努力，终于实现了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愿望。

　　清政府推翻后，王金发与蒋介石在建立军政府问题上，与浙江当局发生了不同的意见。浙江军政府在立宪党人及旧官僚把持下，竭力排挤革命党人，因此省军政府内仅有褚辅成一人是同盟会成员，馀均是立宪党人和清政府时的旧官僚，军政府都督竟是与杀害秋瑾有涉的汤寿潜。王金发与蒋介石目睹革命派的软弱，不禁愕然，于是组织“革命军各军官及参加光复杭州之各地领袖，次日集会。王金发提议谓：‘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不应举为都督’。力主改选，附和者不少”(63)，但终究没有成功。于是蒋介石与王金发一起赶到上海找陈其美评理。一到上海，王金发与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径往陈其美住宅，“王金发一进去即说：‘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我们革命党为什么要推他出来当都督？’这时蒋介石就接上去说：‘你们怕死，我来死给你们看！’说着即从身上拔出手枪要自杀”(64)。站在一旁的应梦卿立即从蒋介石手上夺过手枪。这时“陈其美就对他们说：‘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们马上要北伐，光复全国，我们都要到中央去做事，何必计较地方一个都督呢？’他又对蒋介石说：‘介石，你就做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陈又对王金发说：‘季高如果要回浙江，就做建设部部长。’蒋介石听陈其美派他做第一师副师长兼团长，就不说话了。王金发还是气冲冲地说：‘不要做什么建设部部长，我要回到浙江绍兴去反对汤寿潜。’”“第二天，王金发就一个人离开了上海(65)。王金发回到杭州，带领他的人马，缴了警察局的械，率队去光复绍兴，并担任了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资产阶级革命党内矛盾日益恶化，至生陶成章被杀事件。事发后，陈其美命蒋介石立即奔日本避风头，直到“二次革命”爆发，蒋介石才奉命返回。陶成章之死，当初有谣传说是王金发所为，乍听似很离奇，其实王金发与蒋介石，是陈英士左右臂，故陈英士与陶成章矛盾激化，出现陶成章遭暗杀，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或是王金发所为，或是蒋介石所为。

　　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后，袁世凯大权在握，即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宋教仁的被杀，使革命党人再度觉醒和奋起。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湖口首义，陈其美立即在上海响应，王金发和蒋介石一起投入了“二次革命”。当时王金发在上海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并赴宁波策划顾乃斌、沈瓞民独立，又召集旧部在绍兴秘密举义，结果均遭叛徒朱瑞破坏而告失败。七月十八日，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自任讨袁军总司令。王金发：首先效命，身任战斗制造局之役”(66)，他在趁车前往制造局，“输送军士酒食，至半途，被人暗算，掷炸弹，汽车受损，人得不死”(67)。蒋介石也追随陈其美参加了上海讨袁起义，“由蒋介石、钮永建、黄膺白等组织先锋队，发动战争”(68)。七月二十八日夜，蒋介石只身去沪军九十三团，找团长陈其蔚面谈，策动该团反正，因为蒋介石在该团担任过团长，结果“有一营士兵反正，参加讨袁，进攻制造局。蒋介石与钮永建在最前线指挥作战”(69)。但是，“二次革命”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起兵仓促，旋告失败。可是王金发与蒋介石为“二次革命”作出的贡献，应予充分肯定。这一点连袁世凯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肯定。在袁世凯政府的《浙江拒绝独立始末记》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浙江拒绝独立始末记》说：“叛党之积恨于浙江者已深，必于浙江一泄其愤。浙籍之国民党大头目如褚辅成、陈其美、姚勇忱、王金发、吕东升、黄膺白等，次之如阙麟书、蒋介石等，不计其数。是皆以上海租界为逋逃薮，阴贼险狠，秘密运动，思得一逞，以为快者”(70)。

　　“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与蒋介石均以“国事犯”和“内乱罪”身遭通缉。王金发只好蛰居上海租界。这时革命党人亡命上海避居租界的很多，他们“经常向金发借钱，不胜应付。蒋介石亦常去借钱，数十元数百元不等”(71)。王金发身遭缉捕，举步荆棘，又不堪流亡者无休无止的“借钱”，于是企图利用袁世凯招降革命党人的投诚令，欲去京表示假投降。他将此事商量于谢飞麟和陈其美，谢飞麟说：“宗旨不变，投诚何害，且于大局有益。……但需受职以冀实行其革命之本旨，……他日殊途同归可耳”(72)。于是王金发花巨款运动陆军部，利用陆军总长段祺瑞与袁世凯的矛盾，终于在一九一五年一月获陆军部释免，宣布“已准免缉，嘱其安份读书，养才待用”。于是王金发偕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部长姚勇忱一起去北京“谢释”，借以争取行动自由后，东山再起。这原是出于策略的假投降，但到北京后才知道“免缉的条件，要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麟、夏尔屿、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73)，因此王金发在北京仅逗留一周即返回上海。王金发的假投诚和北京之行，在革命党人中间引起了很大误解，虽然英士均为其解释(74)，但也无济于事，叛变恶名已传扬开了，以至今天的某些史书，仍将他当作投诚变节分子记载。

　　其实王金发从北京回来不仅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还继续与革命党人往来，甚至还把他们请到家里共商革命大计。这些事实在袁世凯枪杀王金发的电令中，完全可以加以验证。电令说：“去年冬间，为弭乱起见，暂准免缉，以责后效，并派员赴沪监察，讵竟延宕数月，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陆惠生等由日回沪，匿居其家，迭次饬缉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讯，计议乱事。”由此可见，王金发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出卖革命。

　　王金发没有叛变革命、没有出卖同志的历史应该说是清楚的，他更没有出卖蒋介石。但是日本古屋奎二著的《蒋总统秘录》一书却说：一九一四年夏，“袁世凯则追缉（蒋介石）不懈，他花钱收买了了解革命军内情的王金发，将之拉拢过去，代为搜集情报，而王金发则是蒋总统在辛亥举义光复杭州最初出阵时同为指挥敢死团作战的朋友。”这记载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时间也不符。纵观全文，我们可以说王金发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是良好的，他们为中华的第一次腾飞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蒋介石与王金发的交往和战斗友谊，尽管过去很少见诸于文字，特别蒋介石发迹以后，更隐晦其早年经历中寒酸的文字，这是司空见惯的。但从他俩相似相近的出身、年龄、经历、遭遇、性格，以及他们所受的时代、环境、地域、师友的种种影响，我们是否可以论定：蒋介石与王金发成为挚友有其必然性，从他俩相互交往和互相影响的这一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早年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也是有其必然性的，而“溪口无赖”与“流氓成性”这种说法，是很难解释这蒋介石怎么会走上革命道路，而且一度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的。当然，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以后，特别在掌管黄埔军校以后，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后期变化，而简单地去否定他的前期，这是于事无补的。

　　驰写定于一九八七年十月沪寓灯下

　　①、(14)、(49)、(56)、(64)、(65)、(71)、(73)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浙江政协文史资料《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九八一年出版）。

　　②何国涛《解放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一九八二年出版）。

　　③谢震《徐孺人行迹》（载于《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收藏）。

　　④、⑤、⑩蔡元培《徐孺人行迹跋》（载于《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收藏）。

　　⑥蒋介石《五十生日感言》。

　　⑧、⑨、(11)、(13)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15)施伯侯《王金发传》（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一九八一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6)唐瑞福、汪日章《蒋介石的故乡》（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一九八二年出版）。

　　(17)、(27)、(34)、(47)、(53)、(57)、(67)谢震《王季高君行迹》（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一九八一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8)、(22)、(23)、(48)、(50)、(66)、(72)、(74)陈去病《莽男儿》。（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一九八五年出版）。

　　(19)、(29)、(41)、(42)、(43)、(54)、(55)邓文仪《蒋总统少年时代》，台湾出版。

　　(20)、(21)楼翼谷《景风翁家传》（载《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收藏）。

　　(24)、(25)蒋介石《外王父传》。

　　(26)蒋介石《外王母姚太夫人家传》。

　　(30)王舜祁《关于蒋介石身世、家庭和在家乡的活动》。

　　(31)、(32)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一九八一年出版）。

　　(33)陶成章《浙案纪略》。

　　(35)、(36)、(37)、(52)、(61)、(63)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

　　(38)、(60)、(69)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湾出版。

　　(39)、(40)毛炳岳《蒋母王采玉正传》。

　　(44)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一九二五年出版。

　　(45)、(46)、(68)黄元秀《陈其美事略》（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

　　(48)沈志熙《允章行迹》（载《王氏宗谱》，王金发后裔家藏）。

　　(51)、(59)、(62)徐和雍、郑云山、赵世培《浙江近代史》，一九八二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75)王德胜《蒋总统年表》，台湾出版。

　　(76)朱宗震、杨光耀《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杨天石）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关于此案，当时人已经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近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一册，发现它的记载较毛思诚所著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一九〇八年的经历时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诋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一九〇八年与蒋介石相识。一九一〇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孙，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按，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一九〇七年，徐锡麟依靠表伯，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七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①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一九〇九年，陶成章在南洋、东京等地“诋毁”孙中山，“掀起党内风潮”，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又云：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群）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为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借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未□（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本段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不管是出于哪种理由，刺陶都是错误的。在这些理由中，有些明显地不实。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倒是蒋介石所说的其他理由，对于说明陶成章之死因，有一定意义。如蒋介石称，陶成章“回国即与英士相争，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应该说，这才是陶成章的真正死因所在。

　　陈其美、陶成章之间的直接冲突开始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当时，二人在上海嵩山路沈宅会议上，因意见不合，陈其美曾掏出手枪来，说明二人关系的极度紧张。武昌起义后，二人关系继续恶化，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问题上：

　　一、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二十五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覆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②。其他记载也说，陈其美曾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③

　　二、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樊光回忆说：“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陶成章）当然是不大满意，间有讥评。”④

　　三、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并号召旧部。据《民立报》记载，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下旬，为了进攻为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⑤。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一九一二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⑥正是看到了这一危险。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⑦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⑧有的甚至说：“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⑨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附助。”⑩陈其美不会乐意丢掉上海去当浙江都督，但陶成章的这种威望也显然不会使他高兴。许多人认为陶成章狭隘，这诚然是事实，但陈其美比他更狭隘。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还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的时候，陈其美就曾请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11)陶骏保原为镇军军官，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为陈其美枪毙，可见，当时陈其美已萌发了除陶的念头，这时，由于事关切身利害，再加上两会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纠葛，当然非下毒手不可。

　　“事略”又说：

　　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实际上是在承认，“除陶”是陈其美指使的了。

　　在“事略”中，蒋介石自诩他的“除陶”是“辛亥革命成败最大之一关键”，实际上，他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此后，光复会就和同盟会更加离心离德了。

　　①章太炎：《答陶冶公代刘霖生问光复会及焕卿事书》，《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第二五三页。

　　②《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二），第一六三页。

　　③《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二八六页。

　　④《陶成章集》中华书局版，第四四四页。

　　⑤《光复义勇军纪闻》，《民立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廿八日，参阅许仲和《章炳麟撰龚未生传略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九八页。

　　⑥《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一九一二年。

　　⑦《杭州电报》，《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日。

　　⑧同上，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⑨同上。

　　⑩《越铎日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11)《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第四三八—四三九页。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三“士”杀一“陶”（汪子飏）

　　——李敖撰《谁杀陶同志》书后

　　“谁杀陶同志”又名“蒋介石怎样暗杀革命元勋？”（见李敖著《蒋介石研究续集》）为评论陈鼓应所写“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一文而作。李敖批评陈文“虽然用力是九牛二虎，成绩却九牛一毛”。之所以如此，因陈鼓应主要取用大陆上整理好的史料，排比为文，所以他的结论，也就是大陆上早已有的定论：“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杀害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此一结论，虽早已定谳，但仍欠有力。李敖举出邓文仪撰《蒋主席》一书，其中赫然有“枪杀陶成章”一章，明言主席“掏出手枪，一枪把他打死”。自家人的供述，与别人家的指控，配合如此，才是有力的史证。这样举证，蒋介石暗杀陶同志的结论，才能说得斩钉截铁！

　　笔者认为陈文的主要弱点，尚不在举证乏力。而是如李敖所指出的，陈鼓应对整个历史背景认识不够，像是“速食面式”的。正因如此，鼓应未能发挥他哲学家应有的明锐眼光，见常人之所未见。（如果他有整个历史背景在胸，就可明白陶成章之死，乃是同盟会（实际上是孙黄派）与光复会（实际上是章陶派）多年斗争的牺牲品。后来国民党史家说陶成章先想杀害陈其美，是毫无根据的瞎说，为了杀陶之后找借口罢了。但是陶成章不服气同盟会的专权独霸，毫无可疑。章太炎曾劝陶成章不与计较，更从大处着眼，但陶成章咽不下这口气，以致招忌而遭杀身之祸。）

　　太炎在自定年谱中记之甚详：

　　初，赵伯先（按即赵声）之死，未有疑克强者也。焕卿不能分别，并恶之，至是日与黄陈不合，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余告之曰，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蜇仙（汤寿潜），乞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蜇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偪，且可用功，恋此不去，必危其身，焕卿不从，果被刺死。

　　章太炎明言陶成章之死，乃是由于光复会与同盟会“争权”，何况在武昌起义之前，陶与孙早已结下梁子，现在又要在长江下游相争，当然要“危其身”了。

　　如果说，陶成章之死的远因是孙陶交恶，近因则是同盟会与光复会争夺浙督。光复后的浙督汤寿潜因即将就任交通总长，而推荐章太炎、陶成章、陈英士（即陈其美）代理浙督。太炎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七日打电报到杭州，自称“愿作民党”而不就，并代陈英士辞谢，说是“英士志在北伐”，认为陶成章是最佳人选：

　　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此次下江光复，微李燮和，上海不举，微朱价人，南京不下；而我浙之得力于敢死队者甚多，是皆焕卿平日经营联合之力，且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慰。鄙意若令代理浙事，得诸公全力以助，必为吾浙之福。（载《时报》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

　　陶成章也最为浙江各界所支持。当浙江各界以浙督见推，陶氏婉谢时，浙东名流致电说：

　　各报馆转陶焕卿先生鉴：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

　　这封电报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见报，而同一日清晨二时许，陶成章已在广慈医院被蒋介石暗杀。陶成章虽不愿就浙督，但他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是同盟会难以抗衡的。知道上述事实，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将更有会心：

　　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里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是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岂不是吗？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你相信杀刘宜良（江南）完全是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的主意吗？如果不信，又安能相信杀陶成章完全是陈其美的主意呢？

　　李敖在文章中已指出：

　　孙中山当时正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陶成章多年批孙的事，当然为孙中山的死党陈其美所深知，陈其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会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不正是意料中事，孙中山焉有不知之理？

　　但是李敖点到为止，未再敷陈。我们在此不妨进一步一探领袖的“意志”与“苦心”。与陶过从甚密（章陶是光复会的正副会长）而知孙黄甚深的当时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后一日，作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后来登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神州日报》的第三版上，似鲜为人知。在此一谈话中透露了两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为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时，吕公望尚在，决不可能是空穴之风。何况在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也提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之于客利旅馆。

　　可见杀陶已酝酿多时，而且“确实消息”来自南京！太炎透露的另一件事是：

　　孙文归，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任后，即与陶君书，请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按即《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谓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书到之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其后三日，陶即于广慈医院被人刺死。

　　足见孙中山念念不忘，准备算旧账的，想要“教训”陶成章的，书到三日后，陶同志就被刺死，亦恐非时间上的巧合吧！

　　陶成章也知道危险，所以才移居到广慈医院，即使给他的妻子写信，也十分隐密。现存一封十一月十一日（阴历）的短笺，成为绝笔：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姊鉴。

　　从弟东生白 十一月十一日

　　小云即孙晓云，陶成章的太太，一九〇九年在日本结婚。东生为陶成章的化名，曾用起东笔名故。成章死后，有遗腹子，即陶珍（本生）。

　　历史家不可能找到孙黄下令刺陶的文证，但无可怀疑的是刺陶的“意愿”，蒋不如陈，陈不如黄，黄不如孙。但在刺陶之翌日（元月十五日），临时大总统立即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闻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去，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初见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民立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二三。）

　　“不胜骇异”与“贼我良士”，显然是言不由衷。最有趣的是“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岂不是要教唆杀人犯去究缉杀人犯吗？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总该知道谁是凶徒了吧！但凶徒不但没有缉获归案，明正其罪，反而栽培有加，成为接班人，哪能慰陶君之灵。更难涤千秋后世之疑。

　　孙中山不可能缉兄，十分明显，然犹不得不肯定陶成章对革命与光复“实有钜功”，且因陶之死，“可为我国前途痛悼”。但到了邓文仪手里，不但不敢称他的“蒋主席”为凶徒，反倒咬一口，说陶成章“假革命”、“搞阴谋”。虽然拍了总裁的马屁，却把总理的话当成了狗屁，呵呵！

　　临时大总统致电陈其美之后，陆军总长黄兴又于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七日也拍一电报到上海：

　　上海陈都督鉴：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叩。霰。

　　黄兴更故布疑阵，“云是满探”，但又露出马脚，说要“设法保护章太炎”。为什么满州的侦探只想杀光复会的领袖们呢？为什么不必保护同盟会的领袖们呢？说到保护章太炎，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因章太炎不断批评南京的临时政府，黄兴又想要杀章。太炎在与黄季刚书中透露此事：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强，所善者独有恫疑虚喝耶？往者，陶焕卿死，彼即电陈其美保护，今又以斯言见餂，如是技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之，令慎于语言也。……

　　此函未署日期，但曾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的《大共和日报》上，故不可能晚于四月十四日。后又收入《太炎最近文录》。太炎除借此痛骂黄兴外，更立此存照，使黄兴不敢下手。章太炎虽幸免于难，但却不能挽救光复会在江浙一带的惨败。由此可知，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前十五年，孙黄也曾在同一地区清过党，把光复会摧毁殆尽，而陶成章之死，实为光复会倾覆的先声。

　　记得十多年前，美国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你是谁”（What's Your Name?），三个穿着打扮完全一样的人先后站起来都说：“我是王二麻子”！要人猜，谁是真正的王二麻子。谁是杀陶同志的王二麻子呢？

　　蒋介石早就站出来了。

　　陈其美也早就站出来了。

　　应该轮到第三个人站出来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晚间写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苏文钦）

　　我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一九二五年春毕业后，被分配在本校第三期入伍生队第八连任见习官。同年七月间，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调我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中尉干事。同年九月下旬，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部在广州八旗会馆（即广州卫戍司令部原址）筹备成立，需人甚急，周恩来主任介绍我到东征军总指挥部，经参谋处长陈焯派我在参谋处任上尉参谋，负责保管有关东征的机要文件。自此，陈焯一有什么事去见蒋介石，他都带着我同去。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蒋介石偕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炮兵顾问加列里洛夫及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胡谦、参谋处长陈焯（我亦随行），乘广九路列车，向东江进发。列车由广州开行不久，蒋介石即将军用地图打开，铺在一张长方形小桌上，不慎将桌上一个盛满开水的茶杯撞倒，一时水流满桌，找不到抹布揩干。我急中生智，赶忙从裤袋里取出自己的手巾，把桌面揩得一干二净。蒋介石目睹这一情况，高兴地问陈焯说：“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陈答：“叫苏文钦。”蒋再问：“几队的？”陈答：“第六队的。”蒋连声称：“唔！唔！唔！”表示十分满意的样子，并把我的名字记入了他的手册。从此，我就和蒋介石接近了。其后，“惠州战役”直至第二次东征取得彻底胜利，蒋介石率领东征军总指挥部进驻汕头，我都跟在蒋介石身边。

　　一九二六年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驻南昌。这时，我在总司令部参谋处工作。蒋介石手谕陈焯：“着即选派优秀学生三名来办公室服务。”陈焯奉谕后，当即选派苏文钦、伍瑾璋（黄埔军校第一期）、姚毓琛（黄埔军校第三期）三人前去。这是我第二次与蒋介石接近，直到一九二七年春离去。

　　现将我与蒋介石接触中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述如下。

　　一

　　蒋介石，瘦长个子，鼻梁较高而直冲额部。讲起话来，拖泥带水，老是“这个是……这个是……”，他听别人说话，很少明白表态，而“唔！唔！唔！”个不休。

　　蒋为人，性躁易怒，刚愎拒谏。如蒋对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胡谦、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代总参谋长白崇禧、总参议张群和副官长姚琮等，都发过脾气。蒋最喜别人把他看作神圣一般，对他谄媚逢迎。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任校长期间，每日三餐都与本校官佐在一个餐厅用膳，同起同坐。蒋到，大家起立；蒋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蒋动筷，大家才敢动筷；蒋吃罢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蒋离开餐厅，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

　　蒋介石的公馆（他的前妻陈洁如所住的房子）和蒋的个人办公室与寝室，都布置得比较巧妙、神秘。如一九二五年在汕头，一九二六年在南昌，他的个人办公室和寝室，都在一间房内。房内摆着一张办公桌，一张单人床，两把靠背椅和一个茶几。从房里向后院，开了一张窄小的门，通向他的公馆（即陈洁如所住的地方），其保密措施是：先将这张窄门关好，然后在这间房的四壁满敷同一色的花格纸，再以利刃照门缝将花格纸划开。这样，窄门与四壁毫无二致，看不出这里还有一张门通向后院；同时也发觉不到还有一个后院。我先后多次于上班后明明看见他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等到我因事进去找他，竟空空如也，杳无人迹！真是高深莫测，使我疑虑非常。后来一次，他从房里溜往他的公馆，一时忘记把窄门带关，我才发觉这张窄门的神秘。每日凌晨起床后，蒋介石闭目凝神，两手伸覆膝盖上，打坐一刻钟。在他亲自订的“每日作息时间表”上，把这样的“打坐”写作“修身”。

　　二

　　一九二五年第二次东征开始，十月一日蒋介石乘广九列车向东江进发。当日，蒋介石在列车间召集军事会议。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炮兵顾问加列里洛夫及总指挥部参谋长胡谦、参谋处长陈焯均列席参加（我随侍在旁），第二纵队长李济深亦及时赶到。第一纵队长何应钦因在前方忙于调动军队，未能出席。第三纵队长程潜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矛盾重重，他不甘居蒋介石领导之下，不仅这次会议没有出席，在整个东征过程中，也从未见他与蒋介石会过面。

　　这次军事会议，主要是研究“惠州攻城计划”。会议开始，首先由蒋介石介绍敌情及我军作战任务。他说：“敌将杨坤如率部两千余人，盘踞惠州城，作垂死挣扎。惠州城三面环水，只北门一桥与外面接壤。因此，自古称为天险，实为我国南方第一坚城。”蒋介石接着又说：“先总理孙中山先生曾亲自率部围攻多次，未能克复。这次，杨坤如一定恃险顽抗。本军决以必胜的信心，集中优势兵力，限一星期把惠州城攻下来，以完成先总理（指孙中山）的遗愿，而慰先总理在天之灵！”但蒋介石跟着又说：“我们对敌作战，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我们无妨先给杨坤如去个电报，劝他投诚。看他如何答复（没有答复）。”接着，胡谦发言说：“惠州城城高两丈，三面环水，只北门一桥通向外地，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克’之势，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假如我们一星期攻不下来，下一步计划又将如何？”“相继”加伦将军说：“攻城计划一定要按步骤进行。城攻下来了，第二步怎么办？城攻不下来，又将怎么办？一定要有周密的计划。”这时，坐在一旁的李济深却沉默寡言，不动声色。最后，由蒋介石作出如下决定：

　　惠州城仍限一星期攻下。万一在限期内攻不下来，即以第二师之第四团附属一个炮兵营看守惠州城内之敌，我主力部队仍按原定计划前进。

　　十月初，我第一师、第三师（附属一个炮兵营）及第二师之第四团，由何应钦统率，向惠州前进，十二日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十三日凌晨，对盘踞惠州城内之敌开始“拂晓攻击”。我山炮四门、野炮两门，在飞鹅岭占领阵地，由苏俄顾问亲自操作，向惠州城内之敌轰击。这时，蒋介石遥闻惠州炮声，乃加鞭策马，向飞鹅岭我炮兵阵地疾驰前进，我亦飞步跟进。于当日上午八时前后到达飞鹅岭炮兵阵地。当了解：惠州北门桥头敌侧防重机关枪阵地构成火网，将北门桥头严密封锁。凌晨开始，我攻城部队第四团官兵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伤亡惨重！

　　下午四时前后，我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飞步来到飞鹅岭，向蒋介石报告请示。当刘尧宸说到我团官兵伤亡惨重，残存人马不到三分之一时，蒋介石不待刘的话说完，即怒气冲天地指责刘尧宸说：“你全团官兵都死了，你还没有死啦！”刘尧宸在蒋介石的盛怒之下，不敢申辩，忙向蒋介石行了一个举手礼，即转过身来，回头疾驰。到达第一线后，他便率领残部，身先士卒，冒敌人侧防火网，向惠州北门城脚冲杀前进，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其浩然之气，实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黄埔同学闻耗，莫不感到十分悲痛！

　　天近黄昏，敌我双方火力渐趋沉寂。蒋介石在飞鹅岭趁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检讨当日作战得失。加伦将军、加列里洛夫、何应钦等均到会。加伦将军对步炮协同作战，配合不善，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何应钦则对当前敌我形势作了报告和分析，并强调明日战斗要集中火力，首先摧毁北门桥头敌侧防火网，以利步兵冲锋前进。最后，由蒋介石作出总攻击的决定。

　　十四日凌晨，我飞鹅岭炮兵阵地（包括野炮、山炮）集中优势火力，指向惠州北门及北门桥头两侧重机关枪阵地，一齐发射。自晨迄午，不断轰击（炮手，多数由苏俄顾问操作）。蒋介石、加伦将军、加列里洛夫都在飞鹅岭炮兵阵地指挥作战（我亦在旁）。一时，炮声震天，弹如雨下。遥望北门城内，多处冒烟、冒火。到下午三时左右，敌侧防重机关枪阵地多被摧毁，北门城墙也被摧垮多处。约不到半小时，我野炮把北门城墙摧垮一个像“扮禾桶”（南方农民用来拾禾的桶）大的缺口，正是我步兵冲锋登城的好机会。我第四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陈明仁率领该连残部，通过北门桥，向城墙缺口勇猛冲进。该团其他各连和该团预备队及第八团冲锋队，亦同时向城墙缺口涌进。陈明仁率勇士四名首先登城，将青天白日旗插上城墙，迎风飘扬。这时，敌守城官兵眼见大势已去，完全失去抵抗力。敌将杨坤如下落不明。敌守城官兵一千五百余人均被俘虏。

　　十五日上午八时前后，蒋介石进入惠州城，围绕城墙巡视一周（我亦随行）。此时，街头巷尾，人烟稀少，残垣破壁，景象凄然！

　　十六日上午九时，蒋介石在惠州城内召集驻防部队开庆祝胜利大会，并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开始前，蒋介石把陈明仁叫上台，由蒋亲呼口令，叫参加队伍一齐向陈明仁行三鞠躬礼，以表彰陈明仁在这次攻克惠州城战役中，身先士卒，首先登城，功居第一。其后，再对阵亡将士刘尧宸等默哀，行三鞠躬礼。在这次大会中，蒋介石、加伦将军及何应钦等，都讲了话。

　　三

　　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我任蒋介石的随从参谋。这时，留学在莫斯科孙文大学的黄埔同学，如萧赞育、刘咏尧、张镇等，均来信向我道贺。他们认为我能在校长（指蒋介石）身边工作，是最光荣、最有前途的。同时，国内的黄埔同学，对我也同样表示羡慕和夸奖。我向蒋介石报到之日，蒋即叫我到他房里（蒋的个人办公室和寝室）个别谈话。他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压于他的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首先，他问我多大年纪？结婚没有？我答：“今年十九岁，刚从湖南醴陵结婚回来。”他又问：“父母在么？家庭经济情况怎样？”我答：“父亲、母亲都还在。家庭经济小康。”蒋介石当即向我交代任务说：“以后，凡是黄埔同学来找我的，先由你接见。你接见后，能解决的问题，都由你会同各处（指参谋处、副官处、军务处、秘书处、军法处以及总司令部所辖各部门）解决。万一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要来见我的，由你引进来见我。但事先你得了解这个同学的思想情况，是不是C·P分子。”

　　从此以后，每天上班，我都到得很早。按照蒋介石授给的任务，认真执行。每天来求见蒋介石的同学很不少，我都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一一地把他们的问题处理了。一次，黄埔第一期同学曾扩情要求见蒋介石，我问他：“何事要见校长？”他说：“校长要我回四川活动，约我来见的。”我把他的情况，报告蒋介石，得蒋同意后，我才把他引进去。蒋介石对曾扩情说：“这次，派你回四川去，有两个任务：第一、防止共产党向四川部队渗透；第二、拉拢刘文辉、刘湘等军阀部队，使之归顺中央。”曾扩情奴颜婢膝地回答说：“学生一定遵照校长的指示办事，请校长千万放心！”曾扩情临走时，蒋介石伸手取来一张空白便条纸，执笔疾书：“发曾扩情赴川旅费二千元。”当见曾扩情喜形于色，但又假惺惺地对蒋介石说：“报告校长！学生赴川，不需这多旅费。”以取宠于蒋介石。黄埔同学中的极右分子，如潘佑强、曾扩情之流，就是这样一类的卑贱奴才！

　　同年元月下旬的一天，蒋介石唤我到他个人办公室去。他手里拿着一份“总司令部黄埔同学花名册”。他把这份花名册交给我，要我看看其中有无C·P分子。哪几个是C·P分子？我接过来一看，当即回答蒋介石说：“册子上这些同学，都是服从校长意志的！校长放心吧！”

　　在这以前，我曾先后亲耳听到、亲眼看见蒋介石指天发誓：“要革命，决不做反革命！”第一次，是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某次，他对同学们作“精神讲话”时发誓说：“假如本校长（蒋介石自称）不革命，或反革命，你们任何一个学生，可以把枪口倒过来，对准我，打死我！”第二次，是一九二五年春，第一次东征，进军淡水。蒋在淡水附近接到北京电报，知道孙中山先生已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三月十三日，他便集合部队，在淡水附近一丘旱田里，为孙先生开追悼会。蒋介石站在台上，又对大家发誓说：“我们誓要继承总理（指孙中山）遗志，完成总理遗愿，消灭陈炯明，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实行三民主义！以慰总理在天之灵！”所以，当时我就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现在呢？蒋介石要反共了！这与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四

　　自从到蒋介石身边工作后，我认识到蒋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而且独裁成性，难以捉摸，使我在生活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遂决心脱离这个工作，下部队去。

　　决心既定，我就对军务处主管人事的同志说：假如总司令（指蒋介石）决定成立新部队，就请你们及时告诉我，因为我想下部队带兵去。数日后，这位主管人事的同志便来通知我说：“总司令已经决定把北伐期间受伤出院的将士组织成立一个团。这个团的装备、待遇，都比一般部队好；团长是少将级、营长是中校级或上校级，士兵都是在北伐战役中受过伤的。”我闻讯，当即去向蒋介石说：“报告校长，学生的性格喜动，而不喜静，想下部队去，不知是否可以？”蒋介石听了，颇为高兴似的伸手取来一页信纸，指着上面写的字给我看。原来信纸上已写好了：团长蒋鼎文、第一营营长张本清，第二营营长徐石麟、第三营营长凌光亚。他说：“你看，三个营长都派定了，你当副营长好不好？”我回答说：“校长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蒋听了喜形于色，连忙执笔，把第二营营长徐石麟圈掉而换上了“苏文钦”。从此，我就离开了蒋介石。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宓熙）

　　我在一九二二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当卫士；一九二四年，在第一期黄埔军校毕业。

　　一九二五年，充任东征军司令部宪兵排长；又充任党军司令部卫士连长。

　　一九二七年，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卫士大队长，同年十二月，到日本留学。

　　一九三二年，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侍卫总队长等等职务。

　　在上述这些年的经历中，有较长一段时间我在蒋介石身边，和宋子文、孔祥熙也多所接触，对他们的政治生活以及轶闻琐事，有所见闻。现在记录下来，作为历史资料，似乎不无裨益；惟事隔数十年，有的遗忘，有的记错了，疏漏谬误，在所难免。

　　蒋介石的发迹

　　我是一九二五年开始跟随蒋介石当卫士的。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时在他的身边，有时在其它部门。在这长时期中，接触到一些对蒋介石有些了解的人，公余之暇，闲坐聊天，常常涉及蒋的一些轶事杂闻。现就记忆所及，记录下来。

　　关于蒋介石的学历

　　蒋家在溪口经营盐业，在当地经济地位相当优越，所以蒋母王氏有条件自请塾师培养自己的儿子。先后请几个老秀才之类的塾师，教四书五经，有周骏彦、张家瑞、王澂莹等。以后蒋介石飞黄腾达，这几位冬烘先生，也都沾光，一个个都做起官来了：周骏彦当过南京军政部军需署长，张家瑞当过两淮盐运使，王澂莹当过贵州省和浙江省的财政厅长。关于蒋介石考上保定军官学校以及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等，别人已有记载，此处从略。

　　关于蒋介石的婚姻关系

　　蒋介石有过几个妻子，我都认识。关于她们的情况，我仅仅知道一点梗概：

　　毛福美。蒋介石十七岁（一说十五岁）与本乡人毛氏结婚，是由母亲作主的旧式封建婚姻。毛氏是一个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结婚以后，也具有一般封建夫妇的感情。在蒋介石廿四岁那年，生子经国。经国的面貌很像他母亲。毛氏吃斋念佛，常年住在蒋家丰镐房东首一间楼房内。一九三九年日本飞机在溪口投弹，震坍一堵土墙，毛氏被压死。

　　姚冶诚，苏州人。胖胖的，丰姿很好。她是怎样同蒋介石结识、同居，我都不能记忆了；只知道她的儿子纬国，不是她生的，是由她抚养大的。纬国却很像蒋介石，姚氏带着纬国，抗战前住在苏州，吃斋念佛；抗战时期，住在重庆南温泉。那时我也住在那里，看见蒋介石来过纬国家里。后来纬国到德国留学，回国后给个陆军少尉军衔，先在胡宗南部当连长，后充装甲兵参谋长。以后关于姚氏的情况，我便不知道了。

　　陈洁如。她是高高的个子，四方面孔，看来并不十分漂亮，为人比较能干，曾经当过小学教员。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时，蒋即与她同居。蒋介石去日本，她拿出在上海私蓄帮助他；蒋回国后，同她感情也很好；在黄埔军校时，她去住过一个时期；北伐到上海，蒋也住在她家里。蒋介石同宋美龄结婚后，我便不知道她的情形了。

　　宋美龄。她与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结婚。蒋在此以前，曾在报上登载与毛氏“离婚声明”。

　　我起初是给孙中山当卫士的。

　　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在广州举行，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号召两广、滇、黔各省，积极准备进行北伐。但各省的大小军阀，名义上拥护孙中山，实际上阳奉阴违，各自为政。孙中山的主张不能贯彻。广州情形，十分复杂。但孙中山在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人民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许多爱国青年都奔向广州，我就是在此种情形下投奔广东的，开始在粤军第二军军部当收发员，薪水二十多元。那时生活程度不高，每月伙食费四元，用的是银币，一元银币可以换十二个小洋，一角小洋可换廿五个铜板，一个铜板可以买一根油条，这样的生活条件是满好了。

　　蒋介石是一九一八年从上海到广州的。他原先在陈英士手下做事，一九一六年陈英士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蒋进退失据。一九一八年以前，与陈果夫、张静江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也失败了。正在这时，孙中山于三月二日电召蒋介石到广州去，任以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是陈炯明。第一军是孙中山培养起来的一支军队，孙中山颇为倚重。蒋介石在陈炯明的部队里，颇受排挤，使他不安于位，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一年二月，他曾两次回到上海。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蒋母王太夫人卒，蒋也在奉化。后经孙中山催促，才回到部队。这时，广西陆荣廷谋叛，反对孙中山。孙中山决定出兵讨伐，以陈炯明的第一军为主力。但陈炯明已蓄有背叛孙中山的意图，他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派来监视他的，故出兵广西之前，就请求孙中山把蒋介石调走。大约在这以后不久，蒋就调到粤军许崇智任军长的第二军当参谋长了。这时我正在第二军军部当收发员，开始认识蒋介石。

　　当时，孙中山在广东名义上所能指挥的军队，除粤军外，还有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湘军谭延闿、赣军李烈钧、鄂军程潜、豫军樊钟秀，这些人均自称总司令，其实是有名无实的。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陈炯明、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第三军军长李福林、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在一九二一年七、八月间出发讨伐广西陆荣廷。我没有跟着第二军出发，而被调到总统府当卫士。这时我开始跟随孙中山。

　　广西谋叛平定之后，一九二二年三月，第一军的参谋长邓铿被陈炯明派人刺死于广州车站，而邓是孙中山所很信赖的，他的被刺，显露出陈炯明的背叛孙中山的阴谋。蒋介石由于曾在陈炯明第一军任职，与邓铿也较相知，故觉察到陈的不可信，这时便向孙中山告密，请孙提防陈炯明叛变。可是，孙中山不相信，认为他与陈炯明是患难之交，决不会这样做。蒋介石因此甚感失望，也颇为愤慨，竟不顾孙中山的挽留，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又回到上海。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以惠州为其基地的陈炯明部队，入据广州。在广州的廖仲恺急电尚在韶关的孙中山，请他速回广州镇摄大局，孙中山带着卫队从韶关回到广州，才发现陈炯明果然在作谋叛布置了。孙便电蒋介石，要他立即回粤，电中有“千钧一发”等语。但蒋未覆电，亦未动身。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公开叛变，令其部将洪兆麟围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总统府设于观音山下，筑有坚强的工事，卫士队长马湘指挥我们与叛军作战，几次击退敌人的猛攻。当时我们还想等讨伐军回师来援，可是子弹已经打光，援军还是未见到来，形势非常危急。孙中山这时决心坚守总统府，大家力劝他离开，均遭他拒绝，秘书林直勉等急了，只得把他强挽而出。出了府门，各路都见有叛军步哨，已不能自由通行，适有叛军一队经过，孙中山从容不迫，杂在队伍里，竟未被发觉，叛军还以为是他们的同伴呢。经过一个路口，孙才得以脱险，走到海珠海军司令部，司令温树德马上将孙接到楚豫舰上。这时，蒋介石在宁波，又接电催，始于六月二十日起程，转沪赴粤。二十三日，孙中山迁登永丰舰。二十九日，蒋介石抵粤，登永丰舰与孙中山相见。形势继续恶化，永丰舰受到威胁，舰身中六弹。蒋介石急请孙中山移居下舱，而自守舵楼，冒险通过车歪炮台，直驶至白鹤潭，始脱险境。至八月九日，孙中山离永丰舰乘英舰赴香港转沪。蒋介石随行，即回奉化。

　　一九二二年底，滇桂联军占梧州，东下讨伐陈炯明，二三年一月，陈炯明溃退东江；二月十五日，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设大本营，续行大元帅职。十八日，发表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电催返粤就职。但蒋已回奉化老家，直到四月十五日才由沪赴粤就职。这时，我又回到大本营，我在那里常见到蒋介石，他还是不认识我的。不久，孙中山派蒋去苏联考察军事，四个月而归。

　　黄埔军校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三大政策，并委派蒋介石筹建黄埔军校，担任校长，兼任广东长洲要塞司令。在各部选拔年富力强、体格健壮的下级干部来黄埔军校学习，我就被选派为第一期学员。

　　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举行盛大开学典礼，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前来参加，还有党代表廖仲凯，教官叶剑英、聂荣臻、萧楚女、恽代英等国共两党领导人员，以及苏联顾问都来参加。学生当中大多数都是国共两党的党员，朝气蓬勃。当时那种精诚团结、携手并进，共同为完成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斗争的精神，是空前未有的。孙中山训话，我至今还有印象。他强调中国革命“以俄为师”。

　　一九二四年八月，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拥有二千人武装，勾结英帝国主义，私下接受英人供给的军火，阴谋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孙中山采取紧急措施，命令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学生临时编成两个教导团，把入伍生总队全部动员起来。我编在教导团连队里，教导团夜间包围沙基和西关两个商团部（我在包围沙基的连队中），将其全部缴械，并将陈廉伯拿获交法庭审判，就这样平定了商团叛乱，巩固了广州革命秩序。

　　有一天深秋的晚上，黄埔军校忽然奉命集合全部出动到江边白鹅潭搬运由苏联专轮运来的武器弹药，经过临时分工，有的上船，有的在沿途，有的在校内存放。廖仲凯、周恩来（周恩来这年回国，冬，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和苏联顾问都亲临指挥。经过整夜的搬运，当时只能看到数量多得惊人，事后了解计运到的步枪六千支，机枪四十挺，手枪二、三百支，小钢炮十二门，步枪子弹一百多万发，机枪子弹几万发，钢炮弹二、三千颗，俄制手榴弹数万颗，另有通讯电话机，以及其它军用品无算。黄埔军校骤然添了这一批武器，自然壮大了革命力量。

　　东征

　　我自一九二四年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边学习边工作，在课堂操场的时间并不多。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大元帅职务由胡汉民代理。一九二五年一月，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召开会议，传达北京来电，说孙先生病重，指示广东军事由蒋介石负责，党务由廖仲凯负责。传达后作紧急动员说：“为了祝愿孙总理早日恢复健康，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把江东的陈炯明的叛军消灭，并肃清其他方面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统一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当即组织黄埔一期学生五百人为骨干，充任排连长，从粤军内部选调一部分士兵，共编成两个教导团。我们这批学生，训练几个月没有完成教学计划，也没有毕业，就编成东征军。当时的编制我所能记忆的如下：

　　东征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

　　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参谋长钱大钧；

　　秘书长马文车，秘书张家瑞、俞作屏；

　　参谋处长陈焯，交通处长陆福庭；

　　副官长王文翰，军需处长俞飞鹏；

　　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龄，

　　炮兵营营长蔡忠笏，宪兵排长宓熙。

　　营长刘峙、顾祝同、惠东生、沈应时、刘尧舜等。

　　入伍生总队长陈复（为预备队）。

　　苏联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政治顾问兹米诺夫等。

　　翻译官张静愚、刘养如。

　　每团有一党代表、政治指导员、苏联顾问二人。每营有党代表，每连有指导员。每团有钢炮连、机枪连、通信连、卫生队、辎重队。

　　东征军刚要出发，在上海招募来的黄埔第二期学生正好也来到黄埔。他们一面开始训练，一面作为补充力量。东征军编好之后，约三千多人，经过苏联顾问短期训练，即行出发。我充任宪兵排长，是隶属于总指挥部的，由于执行纪律检查等项工作关系，同总指挥部的人员经常接触，接近蒋介石的机会多起来，了解到的关于他的事情也多起来。同时对军事指挥方面的战略战况，了解也比较多了。现在略述那时的战争概况：

　　第一次东征，兵分三路，粤军及黄埔军校教导团任右路，攻淡水；桂军任中路，攻惠州；滇军任左路，攻河源。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率部次第攻下东莞、石龙。在进攻淡水城这一天，正遇见大风暴，革命军没有退缩，冒雨用竹梯爬城。守敌不支，弃城向东逃窜。天明东征军入城，俘虏千余人，缴枪千余支，都押送到黄埔收编补充训练。淡水是东江有名的富庶之区，总指挥部派秘书俞作屏当淡水县长，这是东征出师第一个胜仗。首战告捷，对整个战局有较大影响，何应钦记大功一次。但这时中路和左路，并未前进。右路继续前进，与陈炯明手下的洪兆麟部遭遇，又攻破之，占领了平山，直下海丰；三月上旬，完全占领了潮汕，在棉湖击破林虎的主力，林虎乘夜逃去。右路占梅县、大埔，直达蕉岭。而这时候的中路桂军、左路滇军，还是没有动。因为滇军的杨希闵和桂军的刘震寰已与陈炯明勾结，正在准备发动叛乱了。

　　一九二五年四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军校教导团成立党军，任命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派蒋锡侯给蒋介石送来一张任命状和一颗铜印，我看见過。蒋介石奉命后，即着手进行改编，党代表仍然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仍然是周恩来。宪兵排也扩充了，负责维持军风纪和警卫工作。

　　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一九二五年，当东征军攻下梅县汕头，陈炯明残部退至福建边境。正准备一鼓作气进行肃清的时候，广州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这两个军阀，在广州自恃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迎接孙中山回粤有功，非常嚣横，霸占财赋，压迫人民，不服从大元帅府的命令，并且看不起东征军，认为黄埔生都是些毛头孩子，成不了大事。他们向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大言不惭地说：“代帅，你要打的话，我让你打三天不还手。”在这种情形下，广州革命政权岌岌可危，急电蒋介石星夜回师，讨伐杨、刘。

　　东征军在汕头接到命令，蒋介石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何应钦为留守，负责潮州、汕头一带防务，蒋本人率全部主力部队，分兵两路，急行军回师广州，三天到达。由于铁路工人的积极支援，士气旺盛，所向无敌，一交手只用一天半时间，就全部消灭了杨、刘二军阀。

　　六月二十日，平定了杨、刘叛乱，广东革命政局转危为安。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国民政府。这里只将名单择要列举于下：

　　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廖仲凯，军事部长许崇智。

　　八月间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将国民政府所属的粤军、湘军、桂军等军队，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编成七个军：

　　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即以黄埔军校师生为主而编成的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李富春（原湘军改编）；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原滇军改编）；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原粤军改编）；

　　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桂军），一九二六年三月才改编。

　　各军均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并设有苏联顾问。以上情形，直到出师北伐，没有多大变化。

　　东坡楼事件

　　从东征到平定杨、刘，蒋介石的身价抬高了；但在国民政府成立时，他并未居于重要地位。汪精卫、胡汉民、廖仲凯、谭延闿等的地位，都比他高，在军事上他仍然受许崇智的指挥。但由于他的声名不断提高，锋芒渐露，不甘居于人下，人亦生有忌心。他日常办公，仍以黄埔军校为主，城内有个军校办事处，他经常坐着汽车来往。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的秋天，蒋介石由广州北教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到城内军校办事处。他所乘的一辆小汽车，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子，当这辆小汽车要开动时，发动机发生故障，司机进行修理。蒋介石不耐久等，即改乘随从的另一辆没有插青天白日小旗的汽车，叫我带四名卫士，跟他一同上车，匆忙开走。我叫排长黄友文带领六名卫士，乘插旗的汽车，随后赶来。不料这辆插旗的汽车驶经东坡楼附近时，东坡楼附近的驻军对着它猛烈开枪射击，油箱破裂，汽车打翻，两名卫士被打死，排长黄友文手臂受伤，从汽车里爬出来，逃至办事处向我报告。我大为惊讶，心想这下子好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人干的呢？其中大有文章！便急忙将此情形报告蒋介石。他一听，也很惊讶，似乎想克制而按捺不住，遂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向东坡楼附近第四军驻地查询。该军代理军长梁鸿楷很快就来到。蒋介石即将东坡楼发生的流血事件告诉他，命他查明真相。梁鸿楷非常惶惑，这件事不是他自己干的，自己却有嫌疑；是自己部下做的，自己就有责任。他局促不安，十分紧张，当即带领入伍生总队一中队长和黄埔军校旧卫兵连连长胡公冕等，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直奔东坡楼驻军部队，进行查究。约一时许，他们回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据该驻地两个连长说，他们是奉旅长杨金龙的命令，叫他们如发现插有青天白日旗的汽车，即集中火力将它打翻，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看见后面来的汽车，插有青天白日小旗子，便开枪射击，这是执行上面命令这样做的。”还说，上面命令：“把这辆汽车打翻，把人都打死，就有重赏！”蒋介石听了，表现出既恐慌，又愤怒，他极力克制，对梁鸿楷说：“这件事由你负责处理，首先将杨金龙扣留查办，并将他的部队限四小时内全部撤离广州市区，驻在东坡楼附近的两个连长，也扣押查办。”梁鸿楷当时很紧张，此事他有责任，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很快地接受下来前去执行。他走后，蒋介石即对入伍生总队长陈复说：“你暂时不要回总队部，在这里待命，担任警戒，等待杨金龙旅撤离广州市区后，再回总队部。”这时蒋介石力持镇静，照常办公，有时踱来踱去，不作声，而整个办事处，处于紧张状态。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第四军代军长梁鸿楷来到军校办公室，向蒋介石报告：“已将旅长杨金龙和东坡楼驻军两个连长都扣押，所有该旅的部队，已撤出广州市区。”蒋介石点点头，也嘉勉了几句，梁鸿楷走了。入伍生总队也回到北教场总队部去了。当天晚上，我们由军校办事处回到黄埔校本部。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就这样结束。

　　城门口事件

　　在东坡楼事件后不多天，就是黄埔军校第二期举行毕业典礼和第三期开学典礼举行之后，他不再住在军校，而住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去了。原来蒋介石是兼这个长洲要塞司令的，东征出发时，他保举林振雄代理司令职务。林是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先生的旧部，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蒋介石同学。由于这种关系，蒋介石认为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他每天乘汽艇到省城办公，晚间回长洲要塞。不久，他的第三个老婆陈洁如听说蒋介石东征回师，由上海来到广州，先也一同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这时，廖仲凯和夫人何香凝在东城门外山脚下——东山建有两栋小洋房，自住一栋，另一栋让给蒋介石带着陈洁如去住。蒋住了进去，一个大门进出，一起吃饭。蒋介石每天早饭后到省城办公，中午有时回来吃饭，晚饭总是回来吃的，时间不一定，有时开会，有时还被别人约去吃饭，回来就迟。有一次同廖仲凯一起在汪精卫家里吃饭，饭后便一起回来，大约每天吃晚饭的时间不固定，或迟或早，或两个人一起回来，或有先有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如此。也没有见到有谁来访，他也很少去访别人。东山这个地方，距离热闹市区比较远，很清静，来往人等也容易注意。

　　一九二五年八月间，有一天，我跟随蒋介石在外面开会，回东山吃中饭。便衣卫士告诉我说：“今天早晨在你们进城之后，这里发现两个形迹可疑之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不像商人，也不像工人，鬼头鬼脑，来去徘徊三次，不断向蒋的住房注目，东张西望，一连两天都发现这种情形。”我听后，即到住地警察派出所了解，据警察说：“是有这么两个人，我们已经注意！”我回来便同卫士排长和全体卫士说明了这种情况，并说：“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周围能接触到的人的一切行动。”自从东征胜利后，原来的宪兵排即扩编为卫士连，我担任卫士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长和一班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发现有两个行迹可疑的人之后的第三天，当蒋介石由省城办事处回东山吃中饭时，我同他坐一辆汽车，我坐在前头同司机并排，还有一个卫士。后面一辆卫士汽车，卫士排长带着卫士坐着。当我们汽车开进城门约一百米的时候，我和同座的卫士都发现一个穿长衫的、一个穿短装的两个人，向我们汽车注视。我立即转脸轻声地向蒋介石报告说：“发现两个行迹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准备。”同时迅速地把汽车门上层的玻璃板摇下来，把二十发的快慢机盒子枪作好射击准备。时间只有几秒钟，当汽车开进城门洞约三十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长衫的，对着汽车举起手来，我迅速而敏捷地先发制人，举起盒子枪伸出玻璃门外，对准那个穿长衫的连续发射，卡！卡！那个人就倒在地下。我不叫停车，继续开出城门洞，风驰电掣地开回东山。同时后一辆卫士车听见我的枪一响，他们马上停车，卫士们蜂拥而下。当那个穿短装的人举起手来、还未来得及发枪的一刹那间，被一个卫士一脚正踢在膝盖后面，另两个卫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动弹不得了。卫士排长把他拖到汽车上，那个被打伤已经垂死的穿长衫的人，也一同拖上汽车，很快也开到东山，立即审讯，据供称是以前商团陈廉伯的人，来行刺的。蒋介石即命令将该犯押交军法处查究。其中内幕究竟如何？以后怎样处理？我就说不上来了。当天晚上，陈洁如嘉奖我卫护有功，赏我硬币贰百元；对其他人也有奖赏。

　　廖仲恺被刺

　　在东城门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同陈洁如一起仍回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住，加强戒备，每天坐汽艇出入。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在省城军校办事处，正准备去中央党部开会，突然来电话说：“廖仲凯先生到中央党部开会，早到了一刻，在党部大礼堂门前遭暴徒刺杀，头部中两枪，立即丧生。”蒋介石摔下电话机，面色苍白，急急上了汽车驰至中央党部。一下车我立即展开布置周围的岗哨，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严密注视一切情况。我来往巡视，未走近廖先生横尸的地方。事后侍卫官告诉我，蒋介石抚着廖先生的头大哭，一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于右任等人以及廖仲凯夫人何香凝都来了，嚎啕大哭。移时，国民政府开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进行处理。八月廿五日，拘捕主使犯胡汉民之弟和第四军副军长梁鸿楷并解除其武装，逼胡汉民出洋，廖案始告一段落。

　　解除许崇智兵权

　　许崇智在孙中山在世时即任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国民政府成立后担任军事部长；国民革命军成立，粤军改编分属于第四军、第五军，均听许崇智指挥。他是当时广州的实力派。蒋介石想树立以黄埔军校为中心的军事力量，进而掌握全面的军事指挥权，首先要排除许崇智的势力。在胡汉民被驱逐后不几天，九月二十日，蒋介石突然接到秘密情报说：“许崇智即将乘广九路火车去香港，与叛逆陈炯明会晤！”（此种情报的真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无从得知。）于是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命令本校入伍生总队长陈复带领入伍生三百名，全副武装，并命我随队一同前去到广九铁路上的石龙车站，准备等许崇智所乘火车来到时，即将他扣留。我们急行军到石龙车站，先到站房掌握电话，四面布哨，一直等到十二点，蒋介石来电话说是许崇智已在粤军司令部被扣留，叫我们全部撤回。原来蒋介石在许崇智的粤军总司令部当过参谋长，对其内部情形很熟悉，在粤军内部一些外省人的将领如旅长卫立煌、谭曙卿，参谋长冯轶裴，副官处长顾祝同，参谋刘峙，炮兵指挥官蔡忠笏等，对许都有距离，而对蒋介石有所寄望，所以这些人在蒋的示意下，对许采取行动，很快得到解决。许崇智被扣押以后，蒋介石去见他，仍然以部下对长官礼貌对待他，叫他下命令将所有部属听候改编，准他到香港去当寓公，所有财产准其带走。就这样，蒋介石把这个阻碍他独揽军权的最大的地方军势力解决了，蒋个人势力逐渐巩固。

　　二次东征

　　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的时候，陈炯明乘机卷土重来，又复占领东江各地，并企图进攻广州。这时，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肃清内部，逐渐巩固，乃于十月上旬，举行二次东征，仍以第一军为主力，由何应钦负责指挥，蒋介石也亲临前线指挥。这时的东征军，比第一次东征实力增强许多倍，后方巩固，必胜之势远远超过上次。十月十四日攻克惠州。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巢，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防守军长杨坤如是本地人，地形熟悉，有兵五千人，但只有三千多支枪，腐朽无能，长期来鱼肉人民，人民渴望革命军早日来到。战局开始，敌人凭借优越的工事作顽强抵抗，相持二十多天，没有攻下。第二团一部阻截敌人归路和增援部队，以全部兵力集中炮火，猛攻北门，打开一个缺口。在共产党员的带头冲锋下，一鼓攻克惠州城，毙敌军长杨坤如，其余瓦解，包围缴械，所有俘获，均运送黄埔，以备补充。这一仗是头一个激烈的战斗，付出相当大的牺牲，从东征全局来看，具有决定意义。东征军休整两天，继续追击，攻克虎门要塞，继续向海陆丰进军。我在爬竹梯攻城时，被敌刺刀刺伤。

　　海陆丰是陈炯明的家乡，他派他的亲信军长林虎防守，实力比较坚强。林虎骄横跋扈，参谋长黄某，日本士官毕业，蒋介石过去在粤军第一军时，彼此认识。经蒋介石写信给林虎和黄某，劝他们投降，哪知林虎不惟不降，反将黄某打死，于是东征军全面向海陆丰进攻。

　　在海陆丰也有它的特点，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彭湃是这地区人。他在一九二三年就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农民的觉悟高，群众基础好。当革命军一来到时，就箪食壶浆，前来慰劳，主动送情报帮助带路送信。加以在革命军中许多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奋不顾身，勇猛向前，集中火力，发动猛攻，终于将顽强的敌人打垮，林虎被击毙，叛军死伤狼藉，缴获枪支弹药无算，还有现洋数万元，黄金数千两。俘虏二千多人，解送黄埔收编补充后备队。

　　东征军在海陆丰休整三天，分水陆两路向东江进攻，海军由李之龙率领中山舰等，向汕头进发，陆军则向老隆、五华、博罗、兴宁、梅县前进。在攻克梅县之后，因部队伤亡，进行休整补充。各有功人员，都有升迁。同时举行第一期黄埔生毕业典礼。这时陈炯明尚有残部退到粤闽边境，尚未完全消灭。

　　在梅县整编后，即向潮州汕头进攻。这是叛军最后据点，守将洪兆麟是陈炯明的亲信，也非常顽强，但革命军以泰山压卵之势，水陆并进，经过战斗，终将叛军彻底消灭，获得全胜。

　　汕头市的崎碌这个地方，是汕头最繁华的一条街，靠近海边，是一条很长的马路，和广州的长堤差不多，有许多大商店。其中银行公会就设在这街上，是一座壮丽巍峨的建筑，东征军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在这里办公。政治部派何辑五为汕头市公安局局长，又派原政治部秘书处长马文车为沙田局局长，并筹备召开欢迎东征军祝捷大会。国民党中央派员前来参加，带来许多奖品。

　　我在惠州负伤后仍随军工作，一直没有痊愈。打下汕头后，我便住进一家日本医院调护，自负伤及出院有三个多月时间，都在医院里。

　　祝捷大会后，蒋介石在俘虏中选拔一部分年轻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组织成立一个潮州黄埔军校第一分校，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派何应钦兼任军分校校长，扩充训练部队干部。

　　中山舰事件

　　在廖仲恺被刺后，蒋介石又回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住在楼上。要塞司令林振雄住在楼下。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黄埔军校附近江岸担任警戒的卫兵，发现有一个穿老百姓服装的人，沿岸走来问蒋校长住在哪里？卫兵即带去见卫兵长胡公冕。胡问：“找蒋校长有何事情？”对方说：“有重要信须面交蒋校长。”问：“是谁叫你送信来的？”答：“是中山舰副舰长吴杲明，要我把这封信当面交给蒋校长。”于是胡公冕带着送信的人来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先报告林振雄，林说：“蒋校长已经休息了，你等在这里罢。”送信人说：“不能，有要紧的事，要蒋校长马上回信，我要赶回去的，不能久等。”于是林振雄、胡公冕一同上楼，叫醒随从副官江志航（蒋有两个随从副官同我住在一个房间），我也觉醒了，听说有重要的信，需要马上回信之后，遂决定要江志航去叫醒蒋介石（因为江系蒋的亲信）。于是江去叩门，陈洁如开门问：“什么事？”江即说明情况，陈即叫醒了蒋介石，蒋起身下楼来，对送信人说：“我是蒋介石。”接过信来，拆开略微一看，即返回楼上写了回信，下来当面交给送信人，也嘱咐要面交吴副舰长，并叫准备饭给他吃过了再走，又叫江志航给他五十块钱。这是怎么回事？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有一天（三月二十日）清晨，黄埔军校江岸，发现中山舰停泊在军校对岸，炮口向着军校，但并未听到开炮。不到一个小时，忽听中山军舰上发出警报声，同时捆绑一个人，由十几个海军士兵和吴杲明副舰长，亲自押解来到军校。吴杲明公开向蒋介石报告说：“中山舰长李之龙谋反，要炮轰黄埔军校和蒋校长。”蒋介石当即将李之龙押送到造币厂交国民政府究办，中山舰长即由吴杲明升充。

　　中山舰原为永丰舰，舰长本是欧阳格，吴杲明是副舰长。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在永丰舰上，蒋介石跟随他一起与叛军作战的时候，同一些海军军官都是认识的，吴杲明是浙江奉化人，是中山先生多年的旧部，对蒋很忠；舰长欧阳格，在当时对蒋介石的指挥，阳奉阴违。后来平定叛乱直到孙中山逝世之后，才将永丰舰改名中山舰，改派李之龙为舰长。我听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先云说过：李之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生，是学过海军的，是共产党员。至于此次为何要炮轰黄埔，是真是假，叫人怀疑。我当时不知道其中的内幕底细。很显然的这同一个星期之前深夜密信一事有直接关系。后来方知是蒋要排斥共产党人的一个阴谋。

　　从此，蒋开始在第一军排斥共产党员，周恩来也不再担任政治部主任了。

　　北伐

　　我在孙中山总统府当卫士的时候，就曾听说“北伐”这个口号。孙先生在桂林设有北伐大本营，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韶关还有个大本营。但是北伐的口号刚提出，就因为陆荣廷的作乱、陈炯明的叛变而搁置起来。只有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共产党的参加，才使中国民主革命面貌一新，才有了进行北伐的可能。

　　一九二五年年底，底定两广。一九二六年夏天，国民政府便决定北伐，于六月十六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七月二十一日成立总司令部。在这个时候，广东的形势，实力在蒋介石手里，这个指挥权就落到他的身上。那时，他口头上也表示与共产党合作进行北伐的，骗过了许多人，但谁也不知道他肚里盘算着什么。当时的北伐军配备是：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总参谋长李济深，兼黄埔军校副校长，留守广州，代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代理总参谋长；邵力子为秘书长；王懋功为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张治中为副官长，以后改调胡承祜充任；参谋处长张定璠；交通处长陆福廷；军需处长彭鼎歇；军法处长戴立夫；交际处长陈希曾；军医处长陈方之。

　　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党代表邵元冲；总顾问鲍罗庭，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翻译官张静愚、刘养如。前敌总指挥部党代表刘文岛。

　　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潮汕事务由王俊代理；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率两师留守广州，副军长陈可钰率两师北伐，后由张发奎任军长）；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警卫团长金佛庄（后被害由竺秋代理），卫士队长宓熙。

　　东征军成立指挥部时，设一个宪兵排，名曰宪兵，除维持军风纪职责外，也负责着警卫的责任。那时蒋介石只指挥几千人，卫士只有一个排，后来二次东征，指挥几万人，卫士增多，但名义仍未扩大；到了北伐，指挥二十万人，卫士就扩充成一个队，就相当于“连”，负担着总司令部的全部警卫任务。战时的警卫与平时不同，但我反觉得战时和部队一同行动，防卫反倒容易注意。在总部以及直属各部队的将领，经常出入，我都能记得。至于作战计划上的变化，因分工不同，我很少注意。

　　小庙求签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已经包围了南昌城，总司令部在离南昌约有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附近宿营。当炮火临近时，老百姓已逃避一空，见不到什么人，附近见有一个小庙。蒋介石平常信佛，白崇禧是回教，这个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有些迷信思想。在一天傍晚，两人一同散步的时候，望见小庙便走进去，庙虽不大，却有香火，有几个和尚。当蒋、白二人已经走入大殿时，里面走来一个老和尚，大约是个住持僧，他看见蒋、白带着卫士进来，显然是高级军官，便上前打招呼，合掌念阿弥陀佛。因为是关帝庙，有签可求。蒋介石看见香火几案上，放着一个签筒，一语不发，微带笑容，走上前去，抽出一支竹签，随手交给老和尚。老和尚接过来看了，递给蒋看，蒋看了不得其解，便请老和尚破解。和尚问：“你问什么事？”蒋答：“问战事的胜败如何？”和尚答：“战事是大吉大利，是胜利的，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要预防剪刀叉。”又说：“要防止切断后路。”蒋介石微微点点头，转身叫随从副官江志航给老和尚二百元纸币。回到宿营地，即由白崇禧电话给预备军调来两个团，靠近总司令部。第二天夜里十一二点钟，南昌城内敌人孙传芳部卢香亭师，派出一部分伏兵，直对着牛行车站附近总司令部冲来。警戒线一发觉，战斗打响了。当时很紧张，只有蒋、白的两个卫士队，投入战斗，亏得头一天调来两团预备队增援上来，很快地把敌人消灭，打死打伤很多，还俘虏了一千多人，由预备队看管。这一场意外的战斗，我所带的卫士队的副队长被打伤了，白崇禧的卫士队长被手榴弹打死了。白崇禧曾叫被俘的团长来问话，该团长说：“城内守军是孙传芳部队卢香亭的一师人。”白问：“来的企图是什么？”答：“是企图切断后路。”又问：“愿意立功赎罪吗？”答：“只要不杀我，愿意立功。”后来怎么样，我就记不清了。过几天，在攻进南昌城以后，蒋介石还不忘这个庙里老和尚的好处，命兵站总监俞飞鹏派人送给老和尚若干钱，整修庙宇。俞飞鹏找我派一个认得路的卫士带路，所以我才知道补送钱去这事。

　　从南昌到上海

　　北伐军分三路出师，在一九二六年冬，东路已由福建进占浙江，西路由湖南进占汉口。总司令部在中路，于十一月七日穿棉衣时进入南昌。自北伐出师以来，我沿途亲眼所见，各军连队政治指导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工作做得好，纪律严明，不侵犯民众利益。担架和运输由省港罢工工人担任，不拉伕，这是军阀部队所做不到的。所以革命军所到之处，老百姓不害怕、不逃避，出来欢迎，农民送茶送水，送信带路，革命军能随时了解军阀部队的行动。苏联顾问团都跟着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不骑马也不坐轿子。在攻坚的时候，调动山炮集中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往往起了决定战役胜利的作用。总之，北伐的胜利进军，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决不是某个人所起的作用。

　　进入南昌城，满街满巷，人山人海，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小纸旗，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欢迎北伐军”、“打倒军阀”的标语。过了一天，在一个大广场上开庆祝和欢迎大会。蒋介石讲了话，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讲了话，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不几天，蒋介石派我和金佛庄（警卫团长）分别化装秘密去上海。金佛庄是送信给陈果夫的。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是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的好朋友，这时住在上海，专为黄埔军校招生和担任策反活动。蒋介石嘱咐金佛庄必须把信当面交给陈果夫。我是被派送信给陈洁如的。这是陈已由广州同上海，在广州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时，我同她很熟的。我们由南昌动身，沿江从九江以下仍然是孙传芳势力盘踞着。我们都化了装，从九江搭外国轮船到上海。金佛庄身穿西装坐在官舱里，冒充上海洋行买办，我化装成老百姓，临时买了一件破旧的长棉袍，坐在统舱里，拎个小包袱，带两件旧衣服。我是口头传达，也没有信，形态自若，一点也不紧张。轮船靠下关码头，孙传芳军队的稽查人员上船检查，我在统舱里和男女旅客混在一起，他们不注意，看了一眼就过去了。在将要开船的时候，我看见稽查人员把金佛庄用绳子捆绑带上手铐押下船去了。后来我由上海回南昌，代理警卫团长竺秋告诉我，金佛庄已被军阀杀害了。我一路平安到了上海陈洁如家里，她一见我来，非常高兴，问我怎么来的，我把沿途情况大略说明了之后，接着就把蒋介石叫我向她口头传达的各点，对她一一说明，她更加高兴。所说的各点，除些生活上的事情以外，重要的一点是要她一切听陈果夫的话。我把金佛庄送信给陈果夫已经出事也向陈洁如说了。我要求带封回信回去。

　　陈洁如给我二百元，叫我休息几天，我就住在她家的一个亭子间里，一日三餐，都到街上馆子吃。她有工作，日里不回来，工作情况我不知道。这时上海仍然被军阀盘踞，北伐军的东路军还在浙江，尚未逼近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在发动上海工人举行起义。我们住在租界里没有危险。不几天，上海大风雪，天气骤冷，我衣服单薄，受了寒，在亭子间里发高烧。陈家一个老妈妈看我病了，打电话告诉陈洁如，她回来立即叫我到上海一家外国医院住院治疗，一住就是两个星期，病才痊愈。我在卧病期间，非常着急，我来送信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立即回南昌覆命，耽搁日子过多了，我怕回去受申斥；又怕战事发展，总部或有移动跟不上，所以一出院便请陈洁如写信证明我因病耽搁。陈把信交我，我即到轮船码头，讲买外轮船票。第二天坐船回南昌总部，见蒋介石，果然不出所料，他怒容满面责备我：“叫你早点回来，你怎么耽搁这许多天，你干什么啦？”我说我病了，并把陈洁如的信递给他，他看信之后才息怒。我又把金佛庄情况向他报告，他说：“你再休息几天回队去吧！”

　　过两天，代理卫士队长竺鸣涛对我说，他已调充交际处副处长，叫我回卫士队工作。这时天气已渐渐热起来，从上海回来已快要换单衣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却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原来派一班卫士在苏联顾问室的，却回到队本部来了；管理苏联顾问伙食的副官范克明，也回到副官处工作了。我有点诧异，我问副队长詹子文，他说：“在一个月以前，俄国顾问全部离开走了，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也都走了。”这情况已说明蒋介石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已准备改变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已经露出来了，其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北伐军攻占长江中下游

　　我回卫士队后约十天左右，北伐军总部即由南昌出发继续前进。参谋处长陈焯告诉我，两湖一路北伐军与军阀吴佩孚在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激战，双方死伤很重。过了几天，走过这桥上时，桥下的死尸，从水里浮上来，好像鸭子一样，臭不可闻。不到十天，北伐军攻入汉口，吴佩孚向河南溃退。国民政府于三月廿一日由广州迁至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出国期间，由谭延闿代理。汪精卫从德国启程回国途中，北伐军东路军由浙江进逼上海，三月廿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共领导下，举行第三次起义，北伐军入城。北伐军的中路即总司令部这一路，由南昌九江攻下安徽省会安庆，安徽军阀陈调元投降。我们部队在进入安庆城时，陈调元送许多猪羊酒席犒劳，蒋介石命陈调元负责安徽军政事宜。在安庆住两天，向芜湖南京进军，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北伐军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军阀部队溃退至陇海铁路迤北，两相对峙。

　　从汉口直驶上海

　　当中路军向南京进军的时候，我跟随蒋介石到汉口，说是有重要的事。后由汉口乘中山舰和另一只军舰，沿江顺流而下，三月二十五日泊下关码头，在江面停留数小时。他站在甲板上叫我，向我上下打量，熟视良久，我摸不透他是什么意思，后来他说：“你去把温建刚（总部中校副官）姚某两个叫来。”及至二人来到。他派温建刚为南京公安局长，姚某为电报局长。我这才明白，刚才他看我一下，是想派我去的，大概又想这里的警卫工作少不了我，或者是其他原因，又不叫我去了。温姚二人下舰去后，即命令舰长吴杲明直驶上海。

　　三月二十六日晚，我们下了兵舰，下杨枫村桥交涉使署大楼，休息片刻，即乘汽车往公共租界西摩路访宋子文。在法租界与华界交界处，有个铁栅栏，每天夜晚，栅门关上，中国人不得出入，有两个巡捕站岗，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中国人，照例在那里巡视。我和蒋介石坐一辆小汽车，还跟随两辆卫士车，全副武装，来到铁栅门前，栅门已经关上，只好停下車来，我即下车向巡捕打招呼说：“我们是北伐军蒋总司令的汽车，请你们开门。”那个外国巡捕向中国巡捕打个招呼，互相会意，立即打电话报告巡捕房。约等一刻钟，有两辆摩托车坐着两个法国军官，带着两个中国巡捕，来到铁栅门前，铁门打开了，法国军官对蒋行军礼，并说：“欢迎！欢迎！”于是两辆摩托车在前面作向导，我们三辆车跟着开入法租界，一直到西摩路宋子文住宅。法军官去后约一小时又回来了，说要见蒋总司令当面送给三张可以自由出入法租界的派司。于是蒋介石和宋子文接见了这两个法国军官，接受了这三张派司。宋子文说的是英文，我不懂，法国军官告辞，蒋宋同他们握手，两个军官走了。宋子文将三张派司交给我保管，当晚就在宋家吃晚饭。宋子文这个时候是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他是因公由武汉到上海不久。他的家一向住在上海，他家里人口很多。

　　“四·一二”前在沪宁的活动

　　三月二十六日在宋宅晚餐桌上，坐着宋老太太，面色安详，不多说话。座上还有宋蔼龄。到九点多钟，从外面进来一位姑娘，一进门就上楼去了。我不知道她是谁，便问那看门的人，回答说：“她是宋部长的妹妹宋美龄小姐，在美国留学刚回来不久呢。”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将近十一点，蒋介石才兴辞下楼。他已同宋子文说好，所有随从人员都住在宋宅。他带着我和两个卫士一同乘汽车到迈尔西爱路陈洁如处，我和两个卫士住在亭子间里。

　　三月二十七日早饭后，陈洁如的住宅里不断有客来访，首先是陈果夫，接着是吴忠信（安徽人，日本士官毕业，与蒋介石同学，当时任上海警察厅长）、杨虎（上海警备司令）、黄郛（膺白）、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等，张静江（浙江省主席）也从杭州来见。还有许多记不起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蒋介石派白崇禧掌握苏浙两省军务，调何应钦卫戍南京。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密令各省实行“清党”；四月十二日，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屠杀大批工人与共产党员。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了！

　　蒋介石于四月十五日从真茹车站，乘上一列花车，驶往南京，只在苏州停了一下，他第二个老婆姚冶诚带着小儿子纬国上车来见蒋，不几分钟就下车回去。车到南京下关，欢迎人群很多。蒋介石下车后即乘小轿车驶至他的住处丁家花园去。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统辖苏皖大部和浙江、福建、两广等省，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宁汉分裂。武汉政府统辖湖北、湖南、江西和河南大部分。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由陕西向河南进军，表示服从武汉政府的领导。那时在长江流域出现了两个营垒：一个是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阵营，一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反革命阵营。

　　焦山之游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尚未有军事冲突。武汉的北伐军配合冯玉祥，攻占郑州开封；蒋介石也进行北伐，占领徐州等地。就在这样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南京国民党中央批准蒋介石休假十天，蒋决定到镇江焦山休息，派副官会同镇江公安局长俞奋（子厚）筹备在焦山寺内住宿。

　　蒋介石亲笔写了一封信，派我到上海去面交孔夫人。上次我在宋宅，还不知道那位宋子文的姐姐，就是孔祥熙的夫人呢，这次到了孔宅见孔夫人，一位大姑娘叫我上楼去见。见面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孔夫人就是宋蔼龄。于是我交上蒋介石的亲笔信，她含笑看信，看了之后，高兴地对我说：“知道了！总司令约三妹在十五日到焦山去玩，好吧！你就住在我这里，等到十五号走罢！”这一天正是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四日下午，我到北火车站，打算预购明天的车票，见着站长，说明来意。他问我：“你是来接蒋总司令的朋友去镇江的吗？”我说：“是的。”他说：“不用买票了，我已经预备好了一辆蒋总司令上次坐过的花车，挂在明天上午八点钟开南京的特别快车的车头后面。”并笑容可掬地问：“你看好不好？”“当然好啦！”我高兴地答道。随后就回来告知孔夫人，她也很高兴，坐在她一旁同时听到我说话的三小姐——宋美龄，也嫣然一笑。孔夫人接着说：“你辛苦了，这里有一张戏票，你今晚去看戏，明天早晨七点半钟上车！”我怀着满意的心情，下楼问门房老头：“孔夫人叫我今晚去看戏，我不知道去哪里看？”老头把戏票拿过来一看，说：“这是天蟾舞台的票子，天蟾舞台在四马路转角，今天的京戏可好呵，是梅兰芳的《天女散花》，你好眼福呵！”

　　我去看了戏，不大懂，只是觉得娓娓动听，使人心旷神怡。散戏后，已经深夜，缓步回到孔宅。

　　一觉醒来，已经六点，吃过早点，等候夫人下楼。七点半，孔夫人、三小姐和另外一位中年妈妈，一同下楼，上了汽车。七点五十分到达车站，一进站就望见那辆花车，站长来打招呼，我们一行登上花车。孔夫人宋蔼龄一个人回去了。一声汽笛，离开上海北火车站。

　　下午三时许，火车进入镇江车站，车站上有警察警戒。蒋介石已等候在站上，他不穿军装，换一套华贵笔挺的西装，戴一顶高级草帽，足登白皮鞋，精神奕奕，背后有一排卫士和公安局长俞子厚。车站站长站在月台上，指挥火车停下。正好花车停在蒋介石的面前，他即走上花车，同宋美龄见面。握手既毕，他即忙把宋的手提包抢在自己手里。缓步下车，改乘一辆新式轿车开到江边，换乘小汽艇，直驶焦山。焦山位于长江之中，来往必须乘船。山上有个大庙，和尚并不多，游人也不很多，环境非常幽静。

　　蒋、宋在焦山，每日早出晚归，游览这一带的名胜古迹。有一天到了一个清朝做过大官的家里，壁上挂着一幅唐伯虎的画，两人赞赏了一回。中午在一家有名馆子吃饭。

　　这样一晃就是十天，蒋介石带着卫士排回南京，叫我送宋美龄回上海。

　　枪毙王天培

　　五月间，蒋介石销假回南京后，他把卫士队扩充为卫士大队，原来一百六十多人，扩大到四百多人，我升充卫士大队长。六月十日，冯玉祥驻在开封，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邀集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开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反苏、反共、宁汉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武汉政府也开始反共大屠杀。从此，宣告了大革命的失败。

　　有一天（大约五、六月间），南京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师长以上均出席。蒋介石命我自己去，或者叫一副官去到板鸭巷第十军驻京办事处，请王天培军长来开会。我未能理解这件事的特殊意义，认为今天开军事会议，我离不开，请一个军长来开会，用不着我自己去，于是派一个副官和一个卫士排长去了。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凡是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一律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王天培来了，我向他敬了个礼，问他：“有没有带武器？请交给我保管，散会后奉还。”他说：“有一支左轮手枪。”说着，连同枪套交给我。我带他进入会议厅，会议尚未开始。参谋长白崇禧一见王天培，便很严肃地对他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呆了，面色苍白，立正站着，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白崇禧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战役中，被敌人（孙传芳）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饷等等……你知道吗？”王天培颤栗地抵赖说：“不知道！都是下面人搞的！”在场开会的军官，大部分都站起来，注视这件想不到的事。自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七个军，一到湖南，成立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王天培是第十军，其资格之老，地位之重要，可比例而知。自出师以来，总司令部惩办一个军长，这还是第一次。蒋介石未说话，一直注视着，大概是预先布置好的。王天培支吾其词，蒋叫我将王天培带到军法处，后来枪毙了。

　　第一次下野

　　在南京每次召开中央高级会议时，都由我会同首都警察厅派巡警大队，以及南京卫戍司令部派便衣稽查人员共同担任警戒。我只负责警戒，会议的内容我不能知道。蒋介石每次开会，总带着一个速记员，把会议的情况和他的讲话都记录下来，整理好了再给他过目。这个速记员叫林春华，广东人，是黄埔军校一开办时，就跟随蒋介石的。他同我们侍从室人员生活在一起，他也佩带着手枪，同我们都很亲近。一九二七年八月初，在中央党部开会之后，他把会议记录全部记录好，送去给蒋介石，适巧蒋的室内有客，他不能进去，等候在外面，同我一道休息。我便问他：“这几天中央党部开会，有什么决定？”他简要地说：“会上，孙科提出，先生（指蒋介石）有种种错误，目空一切，骄傲自大，独揽军政大权，专横自恣，要他出国休息，还有古应芬、邹鲁等（多数是广东人）附议同意；另外如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顾孟余、何成濬等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北伐尚未完成，正在准备继续进行，需要团结一致，认为先生不可以离开北伐军总司令职位。经过双方热烈的争辩，举行表决，主张先生出国的占多数，于是就决定下野了！”他说完后，气愤地说：“这个决议，要先生下野，有人提，也有多数中委同意，真是怪事！”我听了，如冷水浇背，也确实感到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次日，蒋召开军事会议，所有在宁的师长以上的都参加，约有百人左右。蒋即将前一天中央党部开会的情况和决议，告诉大家，并说：“我即将离开大家，以后大家一切听党中央的命令，我到何处去，尚未决定。”当时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中，有的是孙中山的老部下，有的是一开办黄埔就参加的，有的是东征讨伐杨、刘时扩充起来的，还有的是北伐后整编扩充起来的，他们同蒋介石各有亲疏远近，态度也就不一样。等到蒋介石的话说完了，有很长时间默默无声，没有人发言。终于打破沉寂的是参谋长白崇禧首先发言，他说：“党中央既已决定，我同意这个决定，同意蒋先生出国休息一些时间。”接着李宗仁、李济深等发言，均同意中央决定。接下去是东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发言说：“既然党中央决定，多数同意中央这个决定，我也同意总司令出国休息。”至此，到会的百余人中，已有三分之二表了态，同意蒋介石出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表态，具有决定性的几位高级将领，都已表态同意蒋下野，所未表态的都是中级骨干。接着军长卫立煌发言，他说：“中央要总司令出国，到底休息多长时间，是到哪一国去呢？现在北伐正在进行，要完成统一，总司令出国时间久了，是不利的。”在卫立煌发言之后，引起未曾表态的三分之一的将领，纷纷举手赞成卫的提议，会场空气，非常紧张。最后，蒋站起来作了简单的说明：“中央既有决定要我出国，时间没有明确规定，别的没有什么，希望大家听中央的命令，安心工作，把队伍带好。”于是就宣布散会了。

　　散会后，蒋介石回到丁家花园，晚饭后，就有许多忠于蒋的将领前来看蒋。我回忆得到的，首先是卫立煌、陈继承、顾祝同、蒋鼎文、刘峙、钱大钧、谭曙卿等，都是师长。谈话的内容，我就听不到了。李、白和中央委员没有来，元老派也未见到。

　　从南京回溪口

　　八月十二日晚上，在丁家花园里，蒋介石的面色微觉阴沉，接待来宾时表面上如同平常一样，没有愤愤不平之色。夜色渐渐的深了，当他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回室之后，稍坐片刻，沉思着绕室踱来踱去。

　　第二天，八月十三日上午，蒋介石命令副官处准备火车回浙江，叫我带着全部卫士队跟他回去。中午十二点左右，卫士大队除留下一个班跟着我随从外，其余全部上了火车。下午二时，蒋介石上了火车，仍然是一列花车，但是送行的人可不热闹，只有副官处长胡承祜、参谋处长陈焯、交通处长陆福庭。总司令部其他人都没有来送，高级将领也没有一个来，中央委员等要人也没有来送。车站上冷冷落落，也没有戒备，也不引起行人的注意，比起四月上旬来到南京时那个场面，相差太远。来时热火朝天，去时秋风萧瑟，使我不禁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感。

　　火车不是专车，而是挂在二点三十分开的京沪特别快车上的，到达真茹车站，已是七点多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警察厅长吴忠信，以及总司令部的顾问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已在车站恭候。火车一停，马上上车与蒋相见，约停半小时。他们去了，火车就改挂车头直开杭州，约十一点，到杭州城站。前来迎接的有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省军事厅长兼省防军司令蒋伯诚、保安处长朱世明、驻杭编训的补充团团长王世和（黄埔军校一期生）、浙江盐务缉私统领孙常钧（黄埔军校一期生）等，他们鱼贯上车与蒋见面，请蒋下车，共同陪同到已经准备好了的临时驻地“澄庐”。上楼之后，已将夜半了，除张静江、蒋伯诚留下外，其余的人都各自回去了。张、蒋谈约一小时之久（这个时候，我才认清张静江，原来两腿残废，行动都要两个人抬着）。他们共进夜点之后，才告辞回去。卫士大队也由朱世明派车运至澄庐，住在楼下。在澄庐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蒋介石在澄庐打电话给蒋伯诚，叫他通知新编第五补充团团长王世和，一同前来澄庐。他二人来后，蒋介石叫我一同听他所要讲的话，他说：“这个卫士大队是由东征军宪兵排经过党军司令部卫士连、直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卫士队，逐渐扩充起来的，新成立不久，宓熙任大队长也不久，他跟随我多年，是很忠实的，现在年纪还轻，军事学识还差，以前在军校，只有几个月，就随军出发了，还需要继续深造，因此我想把这一卫士大队，编入王世和这一补充团，将宓熙等二十二人派往日本去学军事。”说时便将二十二人的名单交给蒋伯诚，要他以浙江省防军司令部的名义，办好出国手续。这二十二个人中有宋希濂、葛武荣、潘佑强、杜心如、牟廷芳、周天健、刘伯龙、李秉中、娄召凯、魏人鹤、宓熙、竺鸣涛、彭孟缉、杨善余等，其余我记不得了。

　　当蒋伯诚接受了蒋介石的面示后，我即立正说：“报告先生！卫士大队既编入补充团，先生回奉化，要休息一段时间的，谁来保护先生呢？现在既然有人反对先生，就不可不加意戒备，以防万一，这个保护先生的任务，我责无旁贷，我不能也不愿离开先生。”蒋伯诚、王世和二人听了我的报告，立即表示同情，蒋伯诚便对蒋介石说：“王世和的补充团和卫士大队一起由杭州调到宁波训练，以便随时保护总司令的安全，如何？”这样蒋介石也就同意了，说：“好吧！”于是蒋伯诚面示王世和，即回去准备调防。卫士大队除由我带领一个排保护蒋介石外，全部编入补充团，开往宁波。

　　注：蒋介石的卫士从来对他都称先生，不称官衔，如总司令、委员长、主席等等。是怎样的起因，我说不上来，可是知道这个称呼是既尊敬又亲密的含义，为他所乐意接受，所以成一种习惯的称呼。

　　蒋介石在杭州澄庐住下，每天游览西湖名胜，足迹遍于六桥三竺。头一天，张静江、蒋伯诚和杭州市长周象贤都来陪游。还有他的大哥蒋锡侯这时在杭州任海关监督，也来陪同游湖。张静江因行走不便，第二天就不来了。岳坟、玉泉、灵隐、天竺都去过。从三潭印月到蒋庄时，蒋锡侯诙谐地说：“到了我们自己的别墅了。”大家都笑了，便坐下吃茶。中午总是到楼外楼吃饭，蒋介石因牙齿不好，很喜欢吃软的东西，糖醋鱼就是顶适合口味的名菜了。他们一起所谈的也都是些风景古迹，也不断有笑声，看来颇为悠闲。几天后，蒋就乘汽车到溪口去了。

　　注：蒋庄，原为廉南湖、吴芝英夫妇的别墅，名小万柳堂；后转售于南京人蒋氏。

　　溪口小住

　　溪口是奉化县的一个小镇，在宁波西南三十九公里，有公路可以直达。沿着剡溪北岸，有三里路长的一条长街，约有六七百户人家，低房浅屋居多，没有像样子的商店，只有几家小杂货店、酱酒店、米行、面店、小饭馆子、茶馆等等。还有一家盐店，囤放着十几包食盐，是蒋家开的。别的便没有什么可观的了。这里水产很丰富，蚶子尤其出名，叫“奉蚶”，农副产品也还不少。

　　我们汽车到武岭门前下车。溪口是个山乡小镇，武岭门却像一个城门。据说蒋家先世由武岭迁来，建筑此门作为纪念。城门正在街的东头，一进城门就进入镇内。武岭门的左侧临溪有一小山岭，屹立溪岸，岭上乱石嶙峋，树木很少，有谷有壑，还有石矶，露出水面，可以垂钓。看来倚山傍水，自然景色是美好的。

　　由武岭门前走，不多远，就是蒋宅。蒋家的大门，面临大街，隔条街就是溪水。溪的彼岸，就是山岭，正对着蒋家大门的山峰叫笔架山。蒋家有楼房十余间，都是蒋介石上代建造的，仍然是原来样式未动。这在溪口镇上，要算是比较好的房子。据说在蒋介石当了总司令之后，堪舆家来献殷勤说是这个宅子风水好，房子不可乱动，因此蒋家的楼房，一直没有改建，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蒋介石在广州当黄埔军校校长以前，回来过一次，到这时已经有五、六年没回来过。他一进大门，慢步向里面走。原来我们在杭州动身回溪口的头一天，蒋锡侯已先回溪口，家里也知道他要回来了。当他已经进了二门，还未见里面有人。突然由外面跑进来一个约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一头钻进里院，大约是蒋锡侯家里的人，到里面去报信。正当我们走进一个小天井里，走到一株冬青树旁边时，从里面出来一位四十左右的缠足妇人，那个刚跑进去的小姑娘，也跟在后面。这位妇人气呼呼地不由分说，手指着蒋介石，一面哭，一面大声地诉说：“你今天怎么舍得回家来？你把我的儿子送到外国去，一去多年没有信息。你要还给我儿子！你不还给我儿子，我要同你拼命！”我们这些随从者都为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怔住了。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这是校长夫人毛氏了。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上前劝解，那个小姑娘也不说话。当时我想最好蒋锡侯能出来劝解，他到哪里去了？可能是有意回避！我很同情毛氏，也不敢上去劝解；只有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看蒋介石的面孔，他不生气，也不着急，一句话也不说，也很为难的样子，走上前去，搀扶着她，慢慢地走进里面上楼房去了。

　　毛氏住在正面三间朝南楼房东头一间的楼上。楼下三间厅堂，有一长条桌，上面摆有四、五尊佛像，前面摆着香炉，有个小木鱼，香炉里插着几根线香，桌上有个素油灯，一望而知，是毛氏念经拜佛的佛堂。我们一排人就在这里休息。

　　过了一些时刻，毛氏一个人由房里出来招呼我们说：“你们跟总司令一路来到我家，都辛苦了！我不能好好地招待你们！”她那和气的面容，凝重的风度，使我肃然起敬。于是我和排长恭恭敬敬地向她敬了一个礼，并说：“我们都是总司令的部下，也是总司令的学生，你是我们的师母，用不着招呼我们，请师母进房里去陪总司令吧！”她听了很高兴，面带笑容进房去了。当晚蒋介石就住在家里，我们卫士排也就住在客堂里。

　　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新编补充团团长王世和由宁波驻地来见蒋介石，向他报告调到宁波驻扎经过以及布防情况。他报告完毕出来同我们招呼，看到我们三十几个人住在客堂太挤了，便对我说：“我家就在隔壁，还可以想法子腾出一间房给你们住。”于是我同他一起去到他家。他父亲约五十多岁，身体满健康，腰杆笔挺，不像个庄稼人。王世和给我介绍，我向老人敬礼，叫一声“王老伯”。老人很高兴，就谈起来了，他说，他以前是在蒋介石身边当卫士，长期服侍蒋，是蒋的贴心人，因为年纪大了，又有病，于是请长假回家养病，叫儿子世和代替父亲去服侍老主人，就这样世和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转到浙江省当保安训练团团长了。又谈些别的，留我吃鸡蛋面，约一个小时，我才回蒋宅休息。

　　我这才明白，蒋介石在杭州为什么叫卫士大队编入王世和的补充团，保持着卫士大队不动？又为什么叫王世和这个团开到宁波担任卫护？原来王世和与他有很深的关系。“任人惟亲”，是蒋介石用人的准则，自从成立黄埔军校以至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都是以军校教官为高级军官，以黄埔生为下级军官，逐渐发展为庞大的号称“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同时又以浙江人为核心，逐渐控制着党政军各个部门。我们卫士队也是如此。

　　第二天早饭后，蒋介石身穿长袍便服，像个商人的样子。这样打扮，还是不多见的。他叫我只带一班卫士，跟着步行出去。这时他的大哥蒋锡侯（介卿）一早也由自己家（盐店后面）走过来，兄弟两个一同到东岙去扫母亲王太夫人的墓。出了家门，他兄弟俩坐上轿子，沿街西行，向西北转约三四里至东岙上山，一条专通墓地的鱼鳞石子路，蜿蜒而上。走到半山坡，有一碑亭耸立在路旁，刻有孙中山先生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所作的祭文，再上到达墓地，很醒目的四个大字横列在墓前：“蒋母之墓”。具款为“孙文题”。上面又横着“壶范足式”四个字，略小一点；两边嵌着一副对联，为张人杰书：“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另外有一方墓志铭，有文有铭，文系汪兆铭作，铭系胡汉民作，字系大书法家沈尹默手笔，均系民国十年安葬时修置的。此次蒋氏兄弟前来扫墓，也是一般的，没有准备什么祭品，坟前一片不大的平地上铺着方石板，正中有一小块突出的，好像蒲团，专留供磕头礼拜之用。蒋氏昆仲依次行叩头礼，接着我们每个去的人，都依次行礼。在墓前环视远眺，墓门为了迎接北面来的磅礴山势而向北，看来好像正南正北。但从前讲究风水的，一般不用子午向，总要偏一点，大约是壬丙向，或者癸丁向。对面山势由远而近，一层一层地紧扣着，好像一条游龙，奔腾而来；越来越紧，到墓前稍微拱成一股小山脉，一直通到山巅，墓穴就点在龙脉的头上，好像弥勒佛的大肚皮一样，穴点在脐上。西面山岚最盛，向东环抱，一直向南倾泻，一转头由南向东南而跌宕成丘陵；一条剡江像一条腰带由南来向东南流去，正落在墓地的东面。这个墓就成为山环水抱的局势。我不懂风水，听守墓的老者讲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我也只好将信将疑了。当初在民国十年修墓的时候，满山都种上马尾松，才几年工夫，长的还不大，大树不多。扫墓既毕，循着石板砌成的小路，直趋雪窦寺。

　　雪窦寺逗留

　　雪窦寺是四明山区有名的古刹，群山万壑，自北向南倾泻，在雪窦山的前坡，形成一个大壑。有溪水两道，从山顶曲折而下，流到前面汇合成一荷花池。池边一峰横陈，恰好像锁住这个大壑口一样。这座古寺，建筑在两溪之间，面对着横峰妙高台。寺始建于东晋。至今寺内有大小两株白果树，有四个人合抱那样粗。传说是汉朝遗留下来的，迄今约有两千年了。寺的规模不大，有廿多间房，有十来个和尚。蒋氏兄弟对这个寺是熟悉的，小的时候也都来过。庙里的和尚，对溪口蒋家当然也是熟悉的，今天作为不速之客，来到庙门，他们并无人出迎。我们一行走进了大雄宝殿，一位和尚满面春风地迎出来，两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欢迎！欢迎！”这位大师父叫太虚法师，是雪窦寺的住持僧，远近驰名。听说他精于星相，所言多奇中，但不轻易给人谈相，只有在他高兴的时候，略谈几句，稍露即止，不肯多说。和尚请蒋介石到方丈室里坐，蒋介石叫卫士不要入内，只有蒋氏兄弟和我及排长李振福共四个人进入方丈室，小和尚送茶点上来，他们就谈起来了。

　　和尚一开口先奉承一番说：“总司令从广东出师以来，所向披靡，不到一年，即底定长江流域。”接着又说：“令堂的陵寝，是一道龙脉，宛如一尊弥陀佛，有印山、有明堂、左右环抱，真是天造地设，不久还要发达。”和尚说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越说越起劲，蒋介石听得很入神，笑逐颜开，越听越高兴。自南京宣布下野以来，没有这样的喜悦，在座的蒋介卿（锡侯），当然也很高兴。

　　和尚说了一大套，蒋介石才回答说：“师父未免过奖了，我实在不敢当，我谈不上有什么功劳。我现在已是在野之身，不久就要出国去了。”和尚听了很惊讶地说：“什么？你怎么是个在野之身？我不相信。”蒋说：“师父，我说的是实话，是中央作了决定，叫我出国，我在家住不多久，就要离开了。”和尚再问一遍说：“是真的吗？”答：“是真的。”于是和尚沉默了一下，略微地皱眉思忖，有顷，和尚问蒋介石的生辰，蒋介卿代答道：“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于是和尚就在室内的经架上，取出一本什么书，翻开来查看，案上有一个圆木盘，上面有许多圆圈，有黑字，有红字，盘子里面有许多红纸卷子，好多小卷子，和尚要蒋介石抽出一个小卷，交给和尚看。和尚走到经架上，取出一本什么东西，把蒋所抽出来的那个小纸卷，仔细地认真地聚精会神地查对，又掐指推算了一番。室内空气十分寂静，大家注视和尚的动作。和尚一本正经地站起来，走到蒋介石面前，双手合十，毕恭毕敬，煞有介事地向蒋介石行了个礼，面带笑容说：“恭喜总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论总司令的八字，今年流年是丁卯，犯天狗星，所以交秋之后冲动，不死也受伤，但正在行运，后福无量，决无妨碍，远则两年，近则一年，必然东山再起。那时总司令的权位，要比现在高，贵不可言。明年流年戊辰，非常顺利，东山再起，没有问题。这是贫僧凭总司令的八字命运，推算出来的，决无虚言，因此贫僧预为祝贺。”当时蒋介石听了和尚一番话之后，表现得非常高兴，连声称谢。

　　蒋介石又对和尚说：“因为我出国手续尚未办好，还要几天等待，我想住在这里，也好便于多领教益，如何？”和尚一听，非常高兴，连声说：“欢迎，欢迎！”蒋介石站起来贴近他大哥的耳边说了几句，介卿点点头就走出庙门，我即派了两名卫士同他一起下山。介卿去后，和尚仍然陪蒋介石闲谈，又陪着他巡视庙的周围，一丘一壑，都纵情游览。过了两三个小时，介卿带着两个卫士，挑着行李来了，另外还带来一个远房的侄子蒋某，挑了一担炊事工具等，一齐来到山上，介卿当即拿出一个纸包，交给蒋介石，他当即亲手交给和尚，并谦逊地笑着说：“这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和尚微笑地接了过去，连声说：“谢谢，谢谢。”这时我明白了，介卿去时附耳所说的是什么。和尚把自己住的方丈室，腾出来给蒋介石住，我们住在东厢房，一排十四间屋，很宽敞。就这样，我们在雪窦寺住了十一天。（据大悲《太虚在浙江》说：“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下台，回到奉化，电邀太虚到雪窦寺，太虚应邀前往，和蒋长谈了一天，并为蒋及蒋经国的母亲毛氏，略讲《心经》大意。既而下山到宁波，写信向蒋道谢，并且告诉他将要游历欧美，蒋派人送他三千元做旅费。……一九三二年，蒋又延请太虚为雪窦寺住持。”说法有歧异，供参考。）

　　第二天上午，和尚陪着游览庙的附近的一些风景，一同观看千丈岩，下午我们游览了妙高台、御书亭。步行爬山，不能跑得太远，早点回寺休息，晚间及早入寝，天气已渐冷，我们烤起木炭火盆。第三天休息一天，第四天早饭后即出发，跟着轿子，游三隐潭，路比较远，也忘记了有多少路，只记得走了两三个钟头。这个潭很深，两面陡壁峭立，有如刀劈斧削，两岩中间，瀑布倾泻，奔腾澎湃，声如雷鸣，实为壮观。这一天回来很疲乏，像行军那样的劳累。接下去，就不断有军政人员由杭州来，也就不能出去游玩，我们也就得以多多休息。直到离开寺的前一天，先后来访的计有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省防军司令蒋伯诚、保安处长朱世明、驻杭整训的陆军军长陈继承、新编补充团长俞济时、冯圣法、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警察厅长吴忠信、驻江苏镇江的军长顾祝同、驻苏州的军长钱大钧、驻无锡的军长刘峙、驻安徽芜湖的军长卫立煌等。他们都是先后个别来到溪口的。有的吃一顿饭就走了，有的见蒋后即刻就回去了，他们所谈的内容，我无从听见。

　　从溪口赴日本

　　我们来到溪口蒋宅，王世和已经把汽车、卡车等等行装都准备停当；蒋介卿已在宅内等候。蒋介石进入内房，约半小时之久，才同介卿一起出来。毛氏和一位比她还大的老太太以及两个年轻姑娘，我都说不出她们是什么亲眷关系，一齐出来送行。当时我注意到毛氏面色沉郁，两眼红肿，一定是哭过了，一语不发，呆呆地站着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看蒋介石在这样紧张气氛之中，面色也带沉郁，很不自然地力予克制。

　　蒋介石、蒋介卿、王世和三人坐在汽车后座，我同司机并排坐，汽车开了约一个多小时。车过宁波城外公路接口处，远远望见有军警队伍，学生队伍，人数不很多，排队整齐，等候欢迎。蒋介石命车停下，下车向迎接的人脱帽点头致意，一直走过了队伍，才登车直驶杭州。

　　约在下午二、三点钟，到达杭州汽车站，站内没有武装军警，只有几十个武装便衣担任警戒。到站迎接的有张静江、蒋伯诚和驻杭的一些军官，蒋介石下车同他们一一握手后，随即开赴澄庐，一起进入住所，只留下张静江、蒋伯诚二人，其余都回去。张静江、蒋伯诚准备一桌丰盛的晚宴，为蒋介石洗尘。

　　在宴会之前，蒋介石对我说：“这里你不用管了！蒋司令（伯诚）已另派人护送，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回家去同父母见见面，把家里安排安排，明天一早乘快车去到上海大马路东亚酒店三楼，找张群先生和一起出国的二十一名同学，等候着我！”我不禁泪如泉涌，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默默地毕恭毕敬地向他敬了一个礼，回头就走回家，见着双亲，叙叙天伦之乐外，安排些家事作东渡的一切准备。

　　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时间很紧迫，情绪也很紧张，随便吃了点心，拜别双亲和家里的人，坐上黄包车，带着出国的行李，到杭州城站上了车。中午到上海，找到东亚酒店三楼，走进一个大房间，里面已有一、二十人，我扬声一问：“这里有一位张群先生吗？”有一位上来反问我：“你找张先生有什么事？”我答：“我叫宓熙，是要去日本留学的！”于是好几个人围上来说：“我们都是去日本留学的！张先生是我们的‘管理员’，他有事出去，一会就回来。”二十分钟后，张群回来了，他一见到我就问“校长在什么地方？”我答：“他已由溪口到杭州，明天来沪，送我们上船，叫我向张先生报告的。”张群点点头，接着他给我一一介绍。晚饭后，他说：“时间还早，你们可以去看京戏，或者看电影。”大家都是四面八方集合而来，乱糟糟的，还没安定下来，日内又要远涉东瀛，谁还有兴致去看戏呢？结果没有一个人去。这一天晚上就住在东亚酒店。

　　十二月十日上午十一点左右，蒋介石来到东亚酒店，同我们见面，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都是现任军官，年纪还轻，军事知识还不够，此次派你们到日本去学军事，日本的陆军是世界有名的，你们都是带职留学，应该自爱自重，很好努力，要遵守军校的纪律。张群先生是你们的管理员，要服从他的指挥，入学手续，由他来办。每人每月规定二百日元，也由管理员发给。过两天，我也要到日本休息养疴，还要去看你们的。希望你们努力！”他讲完话，在那里吃了西餐之后才走。下午三点钟，我们上了日本轮船，四时开船。我们东渡赴日，在我们的生活史上，将开展新的一页。

　　以上就是我在蒋介石身边当卫士队长的一些情况。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跟随蒋介石六年见闻（汪日章）

　　一九二六年我留法回国，执教于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任西洋画系主任，一个偶然的际遇，使我踏上了仕途。

　　事情得先从我与蒋介石的关系说起。蒋介石的孙氏母舅孙琴风，是我母亲的堂兄弟，他在宁波新顺杂木行经理（阿大），在蒋介石幼年和生母王采玉生活困难的时候，一直资助并给资赴日本留学，因此，蒋介石对这位不是亲娘舅却非常敬重，胜过王氏舅家，每回奉化必先拜见。孙琴风死后，也必先去坟头肃立，祭奠膜拜，然后才回家。一九三七年蒋经国自苏联回国后也带上妻子方良及儿子孝文等前去扫墓。我父亲长蒋三岁，相互认识。

　　有一次，我在留法同学毛庆祥（当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处叙旧，适逢蒋介石进来，谈及乡亲之谊，知我曾学美术与市政，乃介绍我做了南京工务局技正（工程师），负责公园管理和设计。一九三二年底蒋的两个秘书因故离职，仅有毛庆祥一人，还兼任机要室主任，忙不过来，于是执意推荐我当他助手，做些文书收发工作。因有以上几种关系，自然得到蒋信任，很快就当上了侍从秘书。以后又兼任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离职。现将跟随蒋介石六年见闻，回忆成文。由于时隔多年，必定语焉不详，有的地方甚至混淆模糊，亟望知情者指正。

　　蒋的日常生活

　　蒋介石在二十一岁时就在河北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习武，所以军人习气很深，冷水洗脸，烟酒不沾，很少用茶叶，只喝白开水，外出就罩一件猫皮黑披氅。除丰镐房名下外，其他亲戚族人概不亲自接见。与养在苏州姚冶诚处的蒋纬国常有书信往来，批改他的作业；一俟宋美龄不在，即派人接纬国同住数天。自己清晨即起，散步半小时，室内活动半小时，七时坐功，八时批阅文件、写信，往往自己起稿文电，午饭后休息，下午二时起工作、看书，三至五时会客或外出开会演讲。晚饭前后必散步，在南京时常去中山陵一转，有时也转小街小巷，发现问题即饬市长办理，限期汇报，常找市长魏道明，工务局长赵志游规划建议新街口广场、新住宅区、公园、辟明故宫一带为行政区，集中各院部会于一处，筹划修建挹江门等等，为长期统治作打算。蒋每日必记日记，格式自己设计，每天一页，页头印有警句，如“早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大器晚成”等等；每星期多加一页，上半页是一周工作回顾，下半页订计划。他挂在办公室里的座右铭是“孟子”里的一段话：“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其对文件的处理非常仔细，即使只错一字，也必追回改正后再发，对将发表的文告更是逐字斟酌，逐句推敲。看书专注，多加圈点与评语，如对“张居正评传”、戚继光征倭的“纪效新书”、“管子”等等，择其有用者作为理论根据，加上自己的言行录，印发分送各将领。平时对人尚有礼貌，讲客气，当然是为对他所用，尽忠于他的人；但一有错误，毫不留情，如侍卫官张恒祥迟到五分钟，立即开除，骂侍卫长王世和“混蛋”，两次不起用，严厉责骂军需署长朱孔阳后立即撤职，由蒋在奉化凤麓学校读书时的校长周枕琪之弟周枕琴继任。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后，改信基督教，一九三〇年十月受过洗礼。他曾在一九三七年耶稣受难节向“美以美会”致词：“人生不能无宗教信仰”，但又强调信仰与迷信完全不同，硬将信仰耶稣与信仰三民主义揉合在一起。他把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为反对罗马统治者而唤起犹太民族复兴说成是民族革命的导师，把耶稣反对当时社会的恶势力坏习惯说成是社会革命的导师。又将耶稣的“博爱”和孙中山的仁爱和平、牺牲奋斗拉在一起，说耶稣是宗教革命的导师。但他仍笃信佛教，每到名刹必顶礼舍施。蒋介石受宋美龄的影响，每于午休时叫侍从副官替他放留声机，唱片皆为世界名曲，多半是小提琴独奏。宋美龄在房门外置有小型磅秤，经常量体重，减食不肥胖，对饮食十分苛求，即使在庐山时也得由好几个厨房下手背负大瓶蒸馏水上山备用，生活之奢侈，无异于“一骑红尘妃子笑”。她也有私人秘书，代其处理同国外的通信和以她的名义做些妇孺福利工作。

　　总揽党政军大权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围剿”尾声，我去南昌行营报到，接替侍从秘书毛庆祥做文书收发签呈工作，毛庆祥当时兼职中将机要室主任，任务繁忙，逐渐将侍从秘书职务交给了我。当时南昌行营秘书长是杨永泰，参谋长是贺国光，晏道刚为高级参谋，晏勋甫为参谋处长，参谋卢集贤是晏道刚的人，后来又调入秋宗鼎为参谋。那时还没有侍从室名义，侍从秘书、侍从副官、侍卫人员等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称之为“官邸”人员。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建议，为了更好地起小朝廷内参作用，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成立了侍从室，这才有了正式定名。侍从室除主任晏道刚外，记得起的主要成员有参谋长林蔚文（原任军委会铨叙厅长）、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侍卫秘书汪日章，侍从参谋宣铁吾、主管黄埔同学会、情报、宣传秘书邓文仪、侍卫长王世和、侍从副官蒋国涛、项传远负责接待客人、登记事项、侍卫竺培基、沈开越、内务副官蒋孝镇、会计蒋和畅、庶务袁广陛、医官陈方之（后继任的是吴麟生）、速记林春华（后继任的有萧乃华、萧自成、廖国休、曹圣芬）；加强了“内廷”班子，凡来往电文均由司书抄录，字体端正，文句通顺、简明，这些文件直接由侍从秘书转呈蒋介石，交下属密件也是如此，无须再中转他人。因此无论蒋出发何处，我必须亲随侍从，并派定几个最优的电务员跟着我，有时因为当时飞机容量小，而我又不准离蒋左右，电务员就得先期到达指定地点待命。蒋一手包揽全国党、政、军大权，每日公文不可胜计，几乎全属急件，不敢稍有疏忽，所有文件均由传令官送至我处，由我交传令官发出，忙得我日夜不得闲。这个情况直到一九三六年夏，俞国华参加第四组后做了我的好助手，很像当初毛庆祥和我那样，我才有了自由活动的时间。

　　蒋的统治范围逐渐扩大，所辖军政大权都已集中，为适应需要，正式定名原来的侍从室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由侍一处、侍二处、侍卫长、侍从秘书组成，仍由原班人马就任，侍卫长何云辞职后，钱大钧并兼侍卫长一职，我仍任侍从室秘书兼第四组组长。侍从室秘书本是一般对外的统称，在内部有区别，因为秘书一般都隶属于各组，唯侍从秘书则不属组里管辖，直接为蒋介石代拆代行。如戴笠来的情报，机密文件，连两处主任都不知道，仅由侍从秘书收转，所以只对蒋一人负责。外面有人称之“官邸”秘书。我调行政院后，由俞国华升任侍从秘书，陈方当第四组组长，邓文仪改任驻苏武官，后为国防部发言人。

　　举办庐山训练团

　　一九三三年夏，蒋回南京转上庐山，主要是为了发展“外部”骨干，创办军官训练团，为反共军事需要作准备。因为是第一次上庐山，只好临时住在白鹿洞书院的小庙里，一切简陋，苦于跳蚤，夜不成眠，蒋大骂内务副官蒋孝镇，在第二次上庐山时，熊式辉已经为蒋在观音桥旁造起有三、四间房子的小木屋，有水泥平台，桥下泉水铮淙，曲折逶迤在石缝中，有些地方还浮起乳白泡沫。像这样的风景几乎到处皆有，中国山水画多以此模拟而来。从蒋住地向东北角望去，五老峰屏峙天际，浑翠壮丽，很像五位老人围坐健谈。蒋徘徊眺望，决定带宋美龄同来避暑，趁此机会召集一批军官集训，于是即令陈诚主办其事，就在海会寺旁五老峰下平整土地，盖起临时营房，筑起小型检阅台兼作讲台，庐山军官训练团就在此成立。蒋自兼团长，总教官陈诚具体负责，抽调在江西军队中的团以下军官为期两周的政治思想和山地战术训练，共办三期。每日爬山是必修课，建立“通讯小组”控制思想，印发“‘剿共’手册”作为指针，灌输“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作战方法，结业后仍回原部队当骨干。一九三四年夏复至庐山继续开办，改每期为一个月，也办了三期，调全国校级以上军官集训，因有上年基础，且要求与对象不同，这次办得比上年认真，蒋每期必亲自主持开学，结业典礼，经常讲课，点名，参加早上升旗，编印蒋介石“言论集”，戚继光“纪效新书”分发各军官。蒋的讲话始终贯彻反共内容，把现在不能对日作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曾说：“我们现在和日本打仗，则三天可亡国，这不是吓人听闻。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不全，比如一个人的眼、口、手、足四到不齐，现在国内军政，军令还不统一。且有共产党拉后腿”，所以“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要学员们“平时如战时，战时如平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效忠蒋介石。学期结束，每人发给“军人魂”自杀用短剑一把，剑鞘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要学员“不成功便成仁”。凡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和峨嵋山训练团以及抗战时的中训团结业学员每人皆可发到蒋介石戎装照一幅，一般以同志相称，下署“中正”两字，由我代为题款，以资笼络。

　　首次入川

　　蒋介石为了实现统一全国的野心，除了对共产党多次“围剿”外，对内对外还使用两种手法，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忍让，妄想利用英美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引来国际干涉；一方面参考德意志法西斯军事办法佐以我国固有的怀柔、收买方法，力图吞并各地方军阀。他分析各地大小军阀的封建割据势力，在本质上都是反共的，但又害怕共产党，各自兵力有限，不能单独对抗红军。蒋就利用他们这一弱点，决定先从社会秩序更乱、人民受压更重的西南着手，在江西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时，立即搭法国轮船偕意大利籍顾问夫妇溯江去重庆。

　　当时的四川势均力敌的军阀有刘湘、杨森、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王陵基、王赞绪等，而以刘湘势力最大，表面上以他为首。刘文辉叔侄火并，潘、邓等也时常开仗，人民水深火热，苦不堪言。有个叫范绍增的用十万银元在重庆上清寺盖起一所占地数百亩的官邸，周围砌有由一米多长，廿厘米见方的条石墙，高约五米，宛如城堡，里面有高尔夫球场、养虎室，两大厅备有落地唱机，跳舞厅皆为小柚木条嵌地板，华丽赛过近世纪外国贵族庄园，关着九个老婆，还在别处占有大量房产，这个被人嗤为“倒戈”将军的军阀，出身行伍，投机于乱世之中，鱼肉人民无所不用其极，是旧中国黑暗势力的典型代表，但蒋介石封其为师长，开分化川军和收买利用之先例。我们一到重庆就住在那里，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党部、孔祥熙、贺耀祖等都占用了一部分房屋。

　　重庆是当时四川缩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其真实写照。时常见有路毙的人，有的是死在家里无力丧葬，故意扔在路上，无告哀民，何其多也。军阀互相残杀兼并，各在自己强占地盘内横征暴敛，预支钱粮达四、五十年，有时一方退出，人民又得向新的占领者重新完粮纳税，我们到重庆时，遍见一般人民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穷则思变，无怪乎四川人民参加革命的很多。

　　蒋介石随带贺国光的教导团入川，贺要求开拨费二百万元，我在他的报告上签拟批给一百万元，蒋介石在报告上批了“如议”两个字。这是蒋的精锐部队，有这军事力量先慑住川军。刘文辉被其族叔刘湘打败，蒋作了调解，将刘文辉委以西康省主席，请刘湘去南京观光，对其他军阀亦作了安抚，把邓锡侯、范绍增升了军长、副军长，杨森安置在重庆，防止红军入川康。以后，杨森的大女儿杨郁文在一九四二年时嫁蒋介石外甥竺培风为妻，蒋杨成了儿女亲家，杨森后来当过贵州省主席。虽然各军阀在反共政策上一致，但又各不相服，当时无人能执掌四川，于是由蒋自兼省主席以为统制，待局势稳定后再由张群继任。统一四川大功告成，遂即飞抵贵阳，以联合防共为名保留王家烈军长职务，叫吴礼卿担任贵州省主席，一年后由吴鼎昌接任。比较容易地将贵州政权抓了过来。在飞返重庆途中，突遇大雾，能见度骤降，当时机场导航设备落后，遇此复杂天气，复杂地形，飞机油料将罄，情势紧迫，青年侍从飞行员徐焕升，临危镇定，凭自己掌握的熟练技术，在地面无线电指挥下，毅然冒险迫降，总算安全降落于广元坝机场。

　　当时，四川币制异常混乱，一省之际，各地军阀自铸钱钞，互不通用，各处铜元大小面值不一，省外根本不流通，影响国计民生很大，蒋令改为法币与全国采用同一货币。

　　卢作孚来见蒋介石，耿耿陈述中国富强必须工业化，提倡办大企业；介绍了民生公司一条船起家的经过，强调政治上要有支持，领导上要目光远大，赞成蒋介石统一四川，蒋对这位商界实业巨头拥护蒋的政治大加慰勉赞许，传言行政院予以护持。

　　首次入川，随行人员较多，除主任晏道刚外，李昆刚、卢集贤、于达、邵存诚等侍从参谋等，还有林卧薪、蔡劲军、蒋国涛、吴中相、戴文、李良荣为侍从副官、侍卫长何云（玉龙）。何是一九二七年浙江省光复前在孙传芳时代的地下国民党党员，对蒋立有功劳，曾任杭州市公安局长，我听当时警备顾问斯夫乃司说过：何云充任侍卫长最合适，他身体高大和蒋一般长，长脸上蓄着日本式短须，紧跟蒋介石前后左右，乘飞机，坐车子，若遇刺客可以乱真。这个顾问和总顾问德国将军塞克特都是希特勒介绍来的，塞克特和陆大校长杨杰都参加了对日作战时在长江布防的工作。那时德、日、意还未联盟，驻意大使刘文岛极力与意拉拢，并买过意产飞机，因质量很差，废置不用。当墨索里尼、希特勒崛起之时，蒋介石极力模仿他们，向德订购军火。其时谭伯羽（谭延闿之子）、俞大维均在德国留学，俞大维就以购买德制武器当上了军政部兵工署长，其得意工作就是督造了中正式步枪，其余大批军火乃至飞机都是外国进口，如德国的容克、美国的波音。一切军事方面仿效德国，派程天放为驻德大使，派桂永清去德国学习军事，蒋纬国先留德后转美国学军事。当时蒋介石无自己的兵工厂，沈阳的已被日寇所占，汉阳的只能造七九步枪和子弹，要新办或扩建兵工厂，没有经费，只好维持原状，购买德、法、英、捷的军火。刘湘有一个名为兵工厂实是一个修械所，曾派黎慕颜等人去法国学空军，买回来一架双翼单发动机的教练机，随带法籍飞行员一名，回川塞责，刘湘内战时用来投手榴弹，居然也称之为空军。

　　蒋介石在四川所以获得成功，这是因为他晓得凡是军阀皆反对共产党，他在分别召见川军各将领时，都是以联合反共为主要条件，然后再提到一旦准备对日作战问题作为点缀，这是一石二鸟的策略。

　　蒋介石与陈布雷

　　陈布雷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对蒋有一定的影响，从陈布雷身上也侧面地反映一些蒋介石的情况。

　　我任第四组组长，陈布雷是我顶头上司。蒋介石早闻陈布雷文才和见识，陈撰写的“上海商报”社论中的立论与主张皆吻合国民党的要求，因此在北伐前，蒋特派黄埔学校秘书长邵力子与陈布雷联系，为国民革命军广开舆论。一九二七年前后，蒋一到南京，对陈优礼有加，数次请其出任秘书，皆被托故推辞。蒋介石的地位日渐稳固后，对内外文告沓多，亟需专事撰写文告言论的人，先委陈以浙江教育厅长，复在蒋自兼教育部长时，请陈当次长。基于侍从室内廷权事扩大，乃以特任职邀请陈布雷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结束“客卿”身份，一切重要党政事务，都由陈主办，尊称为布雷先生。蒋对其下属称先生者仅陈一人，依畀良深。一九三八年初，又调周佛海任副主任协助之。他写的“敌乎？友乎？”发表后，日本人不久也有声明，气焰嚣张，侵略凶相毕露。说什么打到哪里就在哪里成立傀儡政府，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相互“称善”，互相制约，以日本现有的实力，三个月即可解决中国。这就无异正式宣布侵略者已剑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于是蒋介石采纳陈的建议，加快巡遍全国，与各派势力交换意见，务求意志一致，统筹部署，健全组织，共同对敌；同时派何应钦赴北平与日本外交官兼军部代表梅津美治郎磋商，订立了“何梅协定”以为缓兵之计。事先，蒋介石召见何应钦与戴笠，告以国内尚未统一意志，只能暂与日寇权宜拖延时间，此情定将为天下人责骂，勉何应钦忍辱负重代蒋受过，饬戴笠不得轻举妄动，影响大局。果然这一出卖民族利益的条约订立后，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也由于英美不甘心日寇独占利益，对日施以强硬影响，蒋介石乘机软施，协定条款未付实现。其后宪兵第四团撤离，党政军机构均有变动。

　　陈布雷自律很严、怕烦、小心谨慎，站不挺胸，在大庭广众中，总是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息事宁人，唯恐有所得罪。侍从室增设第六组及第三处时，他都不赞成，但又不坚持己见，更不明显反对。曾对我说：“感蒋知遇之隆，不得已供驱使，将来还要回教育界新闻界操旧业。”他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愿从政。但从其所撰写的文章上看其思想意趣，则又言不由衷。其议论国计民生在文字理论上头头是道，但按之实际则必需假手于人，行之不能尽其意。

　　陈布雷进侍从室之时，正值风云多变，政局动荡，外侮一触即发之际。蒋介石又提倡新生活运动，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各军校的开学及毕业训词、节日文告、元旦献词等等，一篇未成又接一篇，内容虽授意于蒋，但也渗入个人意见，虽不全是言听计从，但也多有采纳。即使不纳也很客气地重申蒋自己的意思，所以陈布雷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决策者。西安事变后，陈在溪口文昌阁和杭州新新旅社煞费心机地为蒋写了一本《西安蒙难半月记》。抗战后，陈布雷惜陶希圣文才，保蒋为第五组组长，代蒋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抗日战争起，蒋介石那篇“集中力量抵抗暴敌”——二十六年九月廿四日对中国共产党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谈话，也是陈写的。一再强调三民主义救中国，重申中国立国原则为三民主义。一九三八年六月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也明确说明“使全国青年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举凡“告全国军民总动员书”、“抗战建国告友邦人士书”、“击退敌人建立新中国”、“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领导全国精神总动员”等等凡是作为蒋介石讲话发表的文告、篇篇内容都离不开要实现三民主义。特别是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上就以“三民主义为教育最高基准”作为题目，贯穿始终。

　　数不清的文山，写不完的稿海，压垮了陈布雷原本瘦弱的体质，香烟一支接一支的习惯更促使其加重病体（抗战时期特许供应三五牌纸烟），有时不能执笔则有程沧波代笔，张季鸾参加起草。到国共再次分裂时，文字工作更感困难，雄辩毕竟不能胜过事实，呕心沥血彻夜工作，神经衰弱越趋严重，非服安眠药不得入睡。一九四八年东北全部解放，蒋介石政权濒于覆亡，陈的幻想也在破灭，思想和精神负担不堪其苦，空有一副封建文人的好心肠，为蒋介石鞠躬尽瘁，终于在一个晚上，服用大量安眠药求得解脱。蒋介石赠他“一代完人”以慰逝者。

　　河南——云南——二次入川

　　到开封时，河南省主席刘峙向蒋呈送本地产玉器。河南是蒋嫡系控制地，操心不大，有心休憩，蒋嘱其要特别保护洛阳的龙门伊阙，调令张静愚为建设厅长，并专程去参观。随后即去西安，布置打陕北红军根据地，委十七路军杨虎城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祝绍周为陕西省主席，民政厅长是CC派的彭昭贤，实权在握，与甘肃朱绍良、绥远董其武互为呼应。

　　在西安，蒋介石参观了碑林和霍去病墓。那里集历代各地的碑文石刻于一堂，是我国珍贵文化又一瑰宝；霍去病墓边两旁石兽罗列，气势浑厚，俯仰之间显示古代群体雕刻的浑厚格局。以后又到秦始皇建都的咸阳看了历史遗迹。

　　离陕西折向山西，阎锡山故步自封于山西一省略及周围，忌蒋的吞并，娘子关内自造窄轨铁路，自设实业公司、兵工制造所，另有“同志令”党组织，行政上并不听命于蒋介石，但在反共保其势力这点上与蒋意见一致。所以我们到太原时他事先作了布置和准备，以极隆重礼节迎接蒋介石，宴席中乐队在旁演奏，气氛极表友好。蒋阎经过几次长谈，达成了由阎侧攻红军的协议。蒋又将阎部徐永昌等拉了过来，但仍未能直接插手山西。

　　在山西有人向蒋介石写报告，反映阎锡山对付共产党的一套办法，蒋看后叫我亲手把这一报告面交阎锡山，要阎抄录后原件退还。我看到报告里还有批评阎的文句，就提醒蒋，蒋把报告翻给我看说：“这些话我已经删掉了。”我即趁车子到阎的家里，当面把报告交给了他。阎对我很客气，照蒋的意思办了。阎锡山的耳朵特别大，至今我仍有印象。

　　在山西，我们参观了大同云冈石窟，其工程浩大远过伊阙，足见云冈更富西域风格。

　　离开山西即去昆明，龙云专意张灯结彩，高搭牌楼，盛情招待，宋美龄、陈布雷、张学良与端纳均随行。蒋要龙云在和日本打仗时出兵，龙云则求蒋帮助阻止共军入滇，这本是蒋的初衷，当然一拍即合。龙云向蒋的随行人员不论职位大小，分发纯金纪念章一枚，对蒋表示诚意。

　　随着长征节节推进，蒋介石立即再度入川。在重庆、成都稍住即去峨嵋山办训练团，委陈诚主持，学员对象是全国性的军政人员，也有办军需的处长一级人员，军队中校级以上，文职中县长、校长以上，委刘湘为副团长，杨森、邓锡侯、刘文辉为团副，共办三期，每期三个星期，灌输“拥护蒋介石、复兴民族、忠于国民党、爱三民主义中国”的思想；批判封建割据的严重危害性，贯彻先除共安内后出兵抗日的方针。其间我随蒋介石常飞贵阳督战打红军，限期修筑清镇飞机场，被征集的民工号为铁肩队，穿的百结鹑衣，补丁累补丁，没有一块原来的布料。民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是军阀统治下国土与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红军为了抗日救国，解放民族，历尽艰难辛苦，上有蒋介石空军侦察轰炸，后有薛岳部跟踪追袭，前有杂牌军队阻截，有时蒋介石和红军部队相隔仅数十里，所谓坐镇贵阳，其实兵力已经调完，蒋介石硬着头皮唱空城计，此时若红军直接扑来，我们必定被擒，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至今尚有余悸。蒋介石“围剿”效果适得其反，非其所能逆料。共产党有严明纪律、完善政纲，革命目的性明确，受到人民拥护，所过之处，撒播了革命种子，逐渐壮大以至统一全国，达到革命目的。

　　西安事变前

　　于是依次回汉口，循长沙，去镇江、济南、杭州等地，蒋介石皆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时间，对当地党政军首脑讲话，分别召见顾祝同、韩复渠、罗卓英、夏斗寅、陈果夫、黄绍竑、何健等，统一认识对日一战的不可避免性，并布置再迫红军的军事力量，分兵围攻留在江南八省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并调军工在苏州至江阴一带构筑国防工事。这年七月，对陕甘边区的进攻累遭失败，蒋以杨虎城作战不力，调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进驻西安，指挥三十万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内心非常不满，时常和东北军有摩擦。这本是蒋介石制造矛盾一箭双雕之策，命令他们共同打红军，又互相监视牵制。由于中央红军抵达瓦窑堡，毛主席亲自指挥反击，周恩来、朱德亲上前线，张杨先后被歼两个师，胡宗南部队也被击败，红军全部送还俘虏，晓以抗日救国大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致使西北战事成停战状态，蒋介石对此大为愤怒。与此同时，日寇又在华北制造事端，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蒋一方面严令张学良进攻边区，一方面调嫡系部队陈诚、蒋鼎文、万耀煌、胡宗南为后续军，调祝绍周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教育长，陈继承为成都分校教育长，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因为邵曾任驻苏大使，与共产党有过往来，可用软的一手来进行谈判。

　　蒋介石注意到英美意德的外交关系，利用它遏制日寇的侵略，特起用安福系的许世英、王正廷、顾维钧、颜惠卿等老外交家；以刘文岛使意，程天放使德，傅秉常、邵力子使苏，胡适使美，委董显光为外长，与这些国家改善了外交关系。蒋介石历来重视外交人员的仪表，因外交人才不敷，也就不苛求外表了。如许世英、王世杰以及驻印大使罗家伦等均被起用。在内政方面请翁文灏、蒋廷黻出山，在南昌行营增设设计处，作为智囊团，由各方推荐二十多个留学生和大学生为“贤良方正”，向蒋提供治国方针。蒋在初成立时曾召询过一二次，后来就搁置不问了。这些人以后又各找门路，成了政客，无形解散。有的做了专员，有的做了县长，其中有一位留苏的人因飞机失事遇难，一个叫徐道邻的在德国娶了德国女人，官至行政院副秘书长，因为冯玉祥曾刺死他的父亲徐树铮，在一九四三年徐道邻为此向监察院起诉，被蒋知道后撤了职；一个叫李惟果的在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六年随何应钦到京沪受降，何当行政院长时，李为副秘书长。徐李就是当年设计委员会中留下来比较著名的，皆知遇于陈布雷。蒋孝先由北平宪兵第四团团长撤下来当第三组组长，负责实际“警卫事项”，但蒋孝先一向不安于现职。他本是驻北平宪兵第四团团长，在北平天高皇帝远，可以干涉一切军政事务，敲诈中饱，自由自在，地方当局都不在他话下，现在调来当随从，虽是族侄孙，但下属的卫士都是蒋介石自己挑选的，驾驭不易，行动又大受拘束，郁郁不畅。第三组属侍卫长管辖，但蒋孝先不卖钱大钧的账，钱大钧也眼开眼闭乐得不管。这样关于警卫的事，就没有切实抓紧的人，形成空隙。宪兵第四团的撤离北平是“何梅协定”以后的事，后日本人要挟胁迫的事还多着。一九三六年九月间，梅津美治郎来见，这时蒋介石住在南京中山陵园孔祥熙新建别墅里，提出要兑现“何梅协定”款项，外加日本人在中国居住、经商、开矿等等自由，几经折冲，蒋迫于全国人民呼声和英美的影响，未致结果。稍后，获得百灵庙大捷，使日寇侵略野心暂缓下来。是年六月一日，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两广联合反蒋，蒋介石亲去广东，派陈诚、罗卓英率军三十万由江西入广东，余汉谋叛陈济棠投蒋，戴笠、郑介民收买了陈济棠的全部空军驾机到南昌投蒋，起事仅一个半月，陈济棠逃往香港，他留下的从英国定制来的装甲小轿车，先由蒋乘坐，后嫌其笨重速度较慢就废置了。蒋介石指令陈诚进兵高要，自己飞桂林“安抚”白崇禧，李宗仁派刘为章至广州。广西事亦即平息。蒋重用桂系黄绍竑（黄做过浙江省主席、内政部长），于是李宗仁通电拥蒋。先时俞国华毕业于清华大学，来广州即同我一室办事，蒋介石委以上尉书记（文书），派在第四组协助我工作。当时随行人员众多，除钱大钧夫妇住在广州外，都住在黄埔军校旧址。俞国华之父俞作屏和蒋是同乡兼留日同学，因公死于北伐时期淡水县长任上，蒋出资培养其子，俞国华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即培植为亲信，一九四四年复资助赴美留学，以后一直在台湾供职。

　　粤战胜利，蒋介石非常得意。借避寿名义住洛阳，命令张学良再攻红军。继许世英为驻日大使的蒋作宾（雨岩）回国向蒋述职，同在洛阳军分校花园里散步密谈好几次，因声音很低又兼窃窃私语，我无从知其详，约略知道日本除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外，已准备好武力，狂言三个月亡中国。王芃生原是许世英驻日大使馆高级职员，对日本问题很有研究，此时也来见蒋，蒋委之主持一个对日本问题研究单位，经常提供日本内部的动态。日本人要以蒙、满建立元、清朝为例，以小吞大，扬言现在该轮到日本来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而后独霸世界，日本审时度势，知西方诸国正为希特勒的崛起自顾不暇，除加紧军备制造事故外，又采取拉拢迷惑政策，暂缓直接的军事冲突。蒋介石参加洛阳军分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分析了当时形势，说与日作战势所不免，强调要“遵奉总理遗教，先求全国之统一”，而现在红军未除，内忧仍在。

　　张学良已先在洛阳等候，用含糊口气对蒋陈述士兵不愿打内战情绪，自己掌握不住，得请蒋亲去解决。蒋自然非常恼怒。可蒋并不怀疑张学良，认为杨虎城靠不住，张学良常跟随在身边同至各地巡视，不会出问题。

　　西安被禁

　　话还得从一九三四年九月蒋介石由庐山下来到南昌北坛时说起。蒋派我去飞机场迎接“国际联盟调查团”共约七、八个人来华，其中有一个是跛足的美籍犹太人。我们用法语交谈，他们向蒋陈述了来意。日本不宣而战，一夜之间侵占了沈阳北大营，北大营里有个占地十里的大兵工厂，早伏有日本顾问，遂即占领了整个东北，迫令张学良让出东北。张学良以少帅荫父职，平时虽不能说毫无防备，但生活腐化染上烟瘾，只想苟延一时，现在临时措手不及，乃电报请示蒋介石；蒋自顾能力有限，不能孤注一掷，若出兵抗日，难操胜算，乃劝张学良忍耐下来，一面向国际联盟呼吁控诉，而“国联”原是第一次欧战后的产物，十余年来，无能伸张公理，只是列强工具，所有斡旋的条约，只具空文，所以这个“李顿国际调查团”完全是吃白食的政治骗子，摆摆样子而已。蒋介石虽私下有所批评，但还须用来掩盖遮羞，借以缓和拖延抗日的舆论指责。张学良的父亲被日本人炸死，现在又背着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国仇家恨，加上他属下少壮派军官的激愤，一刻也不忘怀于打回老家去。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还可回溯到一九三〇年阎冯联合反蒋，战于隆海、津浦沿线，张学良初作壁上观，迨战局逆转，韩复榘、杨虎城反戈服从蒋介石时，张学良也率一部东北军入关，壮蒋声势，阎冯宣告失败，蒋对张有了好感；蒋劝张学良、杨虎城戒烟，两人均接受劝告，毅然戒除，身体日益健壮，至时深获信赖，使坐镇西北。

　　蒋介石一向以子侄辈待张学良，并许以高官厚爵，安定了东北军，原想利用这支军队为其事业出力，而张学良平时也唯蒋命是听，所以蒋始终对张深信不疑。在临潼时根本不考虑带上自己的卫队，而以张的侍卫队为护卫，而晏道刚直至最后也没有一字报告。（所以西安事变后，蒋手令撤晏道刚职，永不录用。）但蒋估计杨虎城有变，西安不那么太平，告宋美龄带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属随同回南京。还有一个预兆：张学良、端纳随从蒋宋去昆明时在闲谈中张学良以说者有意，听者不觉的办法劝宋美龄不要去西安，说内地气候干燥，风沙大不习惯，沿途劳顿，还是先休息一段时间；也劝端纳高龄出门太辛苦，不必去西安。可知张学良早有准备。张学良既不愿在中央军督战下再打红军，也不愿意调离西安而被分化，杨虎城与红军也有单独联系，两人各为自身的利害打算，暂合一起，这是旧军人的致命弱点。蒋介石错认为张杨不可能真正联合，并不怀疑张学良的托词，才决定去西安说服东北军将领而后控制西北军，所以选定驻临潼，由东北军外围保护。一方面饬俞济时率五八师向陕西挺进，令王叔铭带轰炸机大队和战斗机大队驻洛阳，并准备四架自备飞机，但临潼无飞机场，用不上。十二月四日由张学良陪同，我们随专车抵临潼，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同行。住华清池。在三间宫殿式平房中蒋住在右边二间，我们住左边一间。每天，蒋忙于接见中央军、东北军师级以上将领。陈诚、胡宗南、蒋鼎文坚决主张撤走东北军、西北军，由他们来“围剿”。蒋责骂张学良逐日升级，蒋说：“我到过苏联，共产国际把外蒙强占去，它也是要把中国做附庸，苏联和日本同样侵略我们国土。我们必须在总理遗像之前，确立自身负责尽职，奋斗到底的誓愿。”“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敌，若被他劫持，我们万劫不复，我们中国尽有好的东西，不必剽窃外来的，我们要真实力行我们的三民主义。”“我是主张抗日，这几年奔走各省，就是为了作抗日的准备，但内部不一致，怎能抗御外侮”等等。有次张学良向蒋“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又大声斥骂：“你这样，我枪毙你！”声达室外。张学良与钱大钧一向投契，碰到一起就说说笑笑，平等无拘束，所以钱不愿去当他的参谋长，否则成了部属，关系不好随便了。张学良每次挨了骂就进后面一幢房子里和钱大钧谈天，笑声时达门外，张学良趁机提出专车的火车头必须修理的问题，钱当然想不到为什么，欣然答应，这样，临潼至外地只有汽车可通，而汽车皆是张学良的车队。十二月十一日，杨虎城特请一班侍从人员吃饭，饭后看西安最好的戏，并使一部分好赌者聚赌至半夜，这样分散了侍从和侍卫人员的注意。蒋孝先当然是必请的人。张、杨计划周密，蒋介石插翅难飞，实在用不着惊慌翻后墙而逃。只因侍卫官不明真相，听见枪声，促其快走，流弹呼啸，反加危险。

　　事变时，我在睡梦中被乱枪惊醒，子弹从窗门进来，幸未中弹，当即被张的自卫营长孙铭九所俘，我和毛庆祥、葛武棨、萧赞育、邵存诚被点名押去，以为去枪毙，那时也只好置生死于度外了。第二天张学良亲来解释说除了兵谏别无他法，说蒋介石倍受保护，我们不久也可回去。两天后又转押某军长公馆，遇到了张冲、彭昭贤等五人，受到优待，住了约一星期。我和毛庆祥另调绥靖公署内，更为优待，任你自由。一天，杨虎城陪我们吃早点笑着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由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端纳、宋子文、戴笠乘一架飞机，我和其他秘书、参谋、副官乘一架离西安抵洛阳转南京，其余侍从人员乘火车于二十八日回到南京。蒋介石痛恨张学良的离心，但又认为杨虎城是真正肇事者，利用张的天真阅历浅，正面由张出面，况且据戴笠报告张学良不主张杀蒋，而杨虎城几次要干掉蒋，蒋在被囚禁时期也是张学良派警卫严密保护安全的。但蒋为了自己的“尊严”，仍将张交军法审判，传言永不杀他；而对杨虎城则思图报复，调俞济时率军进驻西安，拉出西北军实力分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任命何柱国为西北营行副主任，东北军实行整编，也就拆散了。杨虎城只好出国，惜抗战后自己回国请缨，终至遭蒋囚禁到一九四九年杀害。

　　事变一开始，张学良即通电全国，但当时各省主脑，封疆兵胥皆早与蒋介石沆瀣一气，嫡系的更不待言，即地方势力都是反共的，因此无人响应，非常尴尬，而东北军和西北军意见也不一致，杨虎城很想乘机分化东北军，扩充自己势力，并不真心联共，日本军阀又借口蠢蠢欲动，何应钦力主武力解决，内乱外侮，眼看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此危急存亡关头，幸周总理等共产党人做了大量工作，顾全大局，说服杨虎城，竭力主张和平解决，以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为重，一致对外，只要蒋顺应民望，团结抗日，不咎既往，仍尊蒋为统帅，这个力挽狂澜、旋转乾坤的功绩，永垂史册。

　　溪口养伤

　　回南京后，蒋介石将钱大钧投入监狱，审问：“临潼火车头开走，是否预定计划？与张学良、杨虎城是否通同做的？”后经张学良证实，钱大钧背部中弹出右肺有血衣可验，才算没事。

　　蒋介石回南京后即去上海治疗，住贾尔业爱路宋美龄随嫁住宅，我分到楼下一间，俞国华随后由西安乘火车头到达上海，就和他同住在下房的一个楼上，既是办公室，又是寝室。我所做的，他也会做，所以我差不多把事情交给他办了。蒋请骨科名医牛惠霖诊治，还有一个鼓楼医院的医师和一个中国土医生，专门按摩跌伤的脊骨，吃补药，治了约一个月再返奉化休养。我亦随蒋乘飞机回溪口，后来将张学良押到雪窦寺软禁八个多月移押汉口。从一月下旬到六月下旬，蒋介石在溪口先后住有一一〇天，为其登台后在家乡最长久的一次。其间曾去上海治疗，过春节，去杭州休养，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蒋在溪口住在他母亲坟庄的三间平房里，分为卧室、办公室和会客室，我住在武岭学校后面。蒋受伤后腰部直不起，多数时候卧在床上。三月间又去南京接待日本实业考察团。当时日本表面上好像改变策略，以经济侵略来掩饰。蒋介石也洞悉其奸，况西安事变后蒋已被迫接受团结抗日实行和平的政策，须有一系列善后事宜办理，主要还是在溪口策划，所以来溪口看望、请示、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如邵力子夫妇、徐堪、贺耀祖，还有于凤至、李志刚来要求释放张学良，汪精卫、曾仲鸣、褚民谊来探望，告别时蒋亲自送上车。四月四日为蒋介卿出殡，大讲排场，一时武岭学校成了当时有名人物的接待所。林森、居正、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许绍棣、杜月笙、金廷孙、王晓籁等都来吊唁。

　　被迫抗战

　　一九三七年夏，对日作战迫在眉睫，蒋又上庐山，再办训练团。这次是在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前提下办的，与上两次目的有所不同。学员对象除中上级军官外多是国民党的省市委员，县长专员，聘请著名学者教授讲学，统一对抗战的思想，重申蒋在一九三五年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也强调“国民革命第一期的工作，在完成国内的统一”，声称：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由于“七七”事变发生，只办两期就停了，其间周恩来先生在六月一个晚上由戴笠陪同来庐山牯岭路十二号会见蒋介石，我曾参与迎送。蒋介石召集各党派、知识分子举行了庐山座谈会，共商抗日大计，同意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敌人。会谈决定对日作战，于十七日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即题为“驱逐倭寇，复兴民族”的文告，号召“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密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战争即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至此，全国一盘棋，力敌外侮，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国共合作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七事变后

　　日本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于“八一三”窜犯上海，“八一四”空袭南京，因防控设备简陋，平民区损失最重，老百姓被炸死的惨不忍睹。日寇野蛮，丧心病狂，更激发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蒋介石决心打击一下日寇锐气以为长时期抗战作精神准备，命张治中率四个师推进上海，派张发奎、薛岳、罗卓英坚决抗击日寇，蒋介石亲自指挥，投入其最精锐的教导团，前仆后继，寸土浴血，牺牲惨重。八一三沪淞抗战，我军民在敌人的飞机军舰均可使用的战场上，奋力抗御，视死如归，欧美各国均派武官观察，皆赞叹不置。

　　蒋介石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分全国为几个战区，建立各自为战的体制。是年九月，蒋由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住宅移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花房内仅小屋数间，相隔数十步又有一处一样的小屋，日寇在汉奸的指引下，深夜空袭，将另一处花房夷为平地，事后蒋仍不搬迁；十一月蒋赴苏州前线与陈诚等在上海作战的将领会谈，在沪淞三角地带，铺毛竹于阵地以阻挡敌人坦克，士兵以血肉之躯，不惜牺牲，阻挡敌人，悲壮激烈，可歌可泣，再有谢晋元的八百壮士，身陷重围，孤守上海四行仓库，英勇事迹，震惊中外，永垂国史。蒋介石并令川军开赴前线，邓锡侯出陕西，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率兵十万出川。九月二十日共产党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十八集团军，一致抗日。蒋就此也发表谈话：“自九·一八以后，我不惜忍辱负重，以达安内抗外之目的，对内统一，已告完成。倭寇之进犯亦愈积极而横暴，既盘踞东北四省，继之以冀东察北地区伪组织之扰乱，最近复突犯华北，进扰沪淞，全面战幕，业已揭开，暴日之处心积虑，势必非亡我国家不止，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此其时也。”但仍以正统自居，强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意志”，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间六年内所做的事情归纳为“倾国家之人力财力的一大半，都用于军政时期的工作”。反正他不承认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有错。号召国民党员：本党同志，皆知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此后全国之共同目的。……诚以建国目的，在实行三民主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我随蒋介石退出南京，随后日寇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死人三十万，造成人类史上最无耻最灭绝人性的暴行。玉碎宫倾，恰恰更激励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中国人民总以其特有的民族气节融所有民族于一体，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以杀人民开始而毁自己告终。

　　撤离南京时，侍从室部分人员退至衡山，前一日敌机大炸长沙车站，盖日寇已侦知蒋将过长沙。我们在南岳住了一个多月，蒋召集各战区长官开会，布置各自为战的任务，决定以重庆为陪都。退守武汉后又告急，乃撤向四川。刘湘不想将四川奉送蒋介石，竟不顾民族大义勾结韩复榘暗与日寇妥协，这是鼠目寸光的小军阀们所固有的伎俩，趁乱摸鱼，害民蟊贼，自古皆然。韩复榘将山东不战而让给日寇，自己满载三卡车金银珠宝私蓄率十万兵力擅自进占河南，一九三八年一月，我随蒋由汉口到开封，蒋亲自布置处决了韩复榘。四川军阀范绍增已被蒋升为副军长，向蒋密告刘湘、韩复榘、宋哲元联合反蒋事，蒋派何应钦将他们三人往来密电稿给刘湘看，刘称病住在汉口万国医院，自知事败，吓死了。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为了给国民党输送新血液，在汉口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采纳陈布雷建议，自任团长，叫陈诚当书记长实际负责；蒋发表了“培养革命活力完成抗战建国”的告全国青年书，寄希望和罗致全国青年为其所用，后来成为反共的又一股反动力量。蒋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又去武昌珞珈山南湖办起中央训练团（以后在四川继续办训），战事干部训练班培养嫡系人员。分别由陈诚、桂永清、康泽、贺衷寒实际负责。蓝衣社骨干分子、黄埔第一期学生酆悌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有人说是常德），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实行所谓焦土政策，在日寇尚未到来之前，大火烧了长沙城，致使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舆论大哗，要求杀薛岳以谢天下，蒋只好将酆悌当替罪羊枪毙于长沙。闻此时张治中在长沙坐镇，是有责任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退出武汉时，蒋发表“胜利须赖久长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中说：“我在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一贯的方针，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与日寇周旋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其中心意思是：我之抗战惟求我三民主义之实现，与国民革命之完成。说“总理（孙中山）一生在政治上的奋斗，目的要实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最终目的实现世界大同。”当然，蒋介石是处处以三民主义作幌子，排斥异己，又要利用人民，当人民起来了，又害怕人民，这就是他所代表的阶级反动本性。最终必然被人民所淹没。

　　退到重庆之后，由于抗战动员了全国军民，民族感上升到第一位，蒋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推行“抗战建国”的政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抛出“以三民主义为教育最高基准”的演讲，将作为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抓紧，长远打算，培养青年作蒋政权的接班人。说：“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构成，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亦可以说教育是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的教育的方针。”他要求教育界做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系，道系然后民知敬学。”

　　抗战初期，蒋介石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自兼行政院长，稍有头绪后即由孔祥熙继任，孔是当时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复兴公司董事长，操财政大权，是其全盛时期，但对政务本就外行。蒋写了条子派我去行政院，孔即委我为简任二级秘书，掌机要组，所有公事凡是院长者皆由我经手送核。我仍兼职侍从室秘书。从此，我实际上已离开了侍从室。

　　（整理人汪闻天）

　　一九八四、九。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侍从室回梦录（张令澳）

　　一 一次工作晚餐

　　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公务纷繁。他每天工作有定时，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批阅文件、接见部属、会见宾客，又经常要赴中央训练团讲话，出席重要会议；而在德安里官邸，每星期往往还有一次工作晚餐，利用吃晚饭的时间，邀约一些高层官员或学者、名流、社会贤达共餐，听取他们的意见，或有所咨询，供他决策参考。每次举行这种晚餐，侍从室人员陪食的有第一处处长（主管军务，当时是林蔚），或第二处处长（陈布雷）。

　　此外，与讨论事项有关的组长和主办秘书也要参加，以便蒋介石问起具体情况时应付，或做指示时，遵照办理。

　　这是蒋介石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式，不属于宴会性质。我现在记述所参加的一次工作晚餐情况如下：

　　那一次的时间大概在1944年春，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对世界大战的宣传方针问题。

　　经过德黑兰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以后，同盟国方面的战略方针早已决定：先在欧洲击败纳粹德国，主要战场在欧洲；对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则被视为次战场，必须待到前者取得胜利后，方能增强力量打败日本，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国的宣传一向坚持强调太平洋地区战争的重要性，呼吁美国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援助中国反攻等等，这是和英、美等盟国战略思想背道而驰的。因此，美国一再要求中国改变这种论调，与盟国舆论保持一致。这次官邸工作晚餐的话题就是以此为中心。

　　因为那次讨论的是有关对外宣传方针，涉及到外交部和敌（日本）情，属于第六组业务范围，所以由唐纵出席；另要一位熟悉、研究这一情况的人员参加，因为邵毓麟秘书已经出国赴美，他的工作由我负责代理，第六组接到通知后，经唐纵和陈布雷电话商谈，关照我做好准备，届时和他们一起去。

　　蒋介石当时的官邸在重庆德安里最里面的一个院子里，是一幢两层淡绿色的小洋房。楼上是他和宋美龄的卧室，楼下有办公室、会客厅、餐厅等。一进边门就是走廊，两边是客厅和餐厅。下午六点半左右，我随陈布雷、唐纵走进官邸，通过走廊时，就听到会客室里传来蒋介石和客人的谈话声。我们径直转入对面的餐厅，看到已有人在里面。餐厅不大，餐桌是一字形的长条式，放在中央，分成三个部分，摆着各种餐具。正中为蒋介石的座位，对面空着几张座椅。张厉生等分坐在他的右端，侍从室人员坐在左端，陈布雷靠近蒋的一边。我们进去时，略做礼貌性的颔首，就默然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候蒋的到来。不久，他便陪客人谈着话进餐厅来了，众人起立，蒋停步向左右注目扫视，当看到我时似有陌生感，陈布雷即在旁轻声说明。接着他让客人在对面就座，自己也坐下，此时两边的人才一起坐下。我看到那晚应邀同进晚餐的是傅斯年、胡政之（大公报社长）、王世杰、吴国桢（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部长宋子文时居美国）。

　　晚餐开始，侍卫官蒋庆祥候在蒋介石的身后，另一个副官模样的人为中间餐桌上菜端饭，两位卫士则分别为左右两边的人做同样服务。首先是每人喝一小碗原汁鸡汤。据说这是蒋介石的习惯，在吃饭以前必先喝一碗鸡汤。菜肴是四菜一汤，有红焖鸡、炒鸡蛋、肉丝豆腐、菠菜和榨菜开洋汤。用餐时用公筷、汤匙，先接到自己面前的碟内再就食，席间不喝酒，不抽烟。长餐桌上，左、中、右是三份同样的菜，边吃边谈，讨论今后宣传方针的意见。席间傅斯年、王世杰说话较多，胡政之常点首以示，不多发言。其他人大都洗耳恭听，很少插话。最后蒋介石对中宣部、“中央日报”做了指示：要程沧波撰写一篇社论，分析当前国际形势，阐明同盟国“先欧后亚”世界战略的必要性。

　　餐毕，侍卫官端来一碗白开水，蒋脱下假牙漱口，卫士在我们面前的玻璃杯注入开水，没有茶叶。

　　晚餐八时结束。蒋未做下问，我暗暗庆幸自己无须起立作答，尽管我曾做了许多必要的准备。

　　二 史迪威事件

　　1944年10月的一天，侍从秘书俞国华从（重庆）南岸黄山（别墅）用电话通知各组说：“奉委座谕：即日起停止批阅任何公事，各组不要送呈。”

　　这是一个信号。按照以往惯例，我们知道，蒋介石必有极为重大的事情要做出决定，因此暂停处理日常政务。

　　消息很快传来，这一次是有关撤换史迪威的头等大事。蒋介石已经向罗斯福总统摊牌了，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将军，不然，中国宁愿独力抗日。

　　1944年10月12日深夜，罗斯福为调解蒋、史冲突，派到重庆来的特使赫尔利少将考虑再三，终于通过美国驻华海军电台，向罗斯福报告说：“现在是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了，总统要是再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去了中国。美国只有选择蒋的一途了。”

　　10月19日，罗斯福电覆赫尔利，请他转告蒋介石，他决定立即调回史迪威，“转请委员长另觅史去职后的接替人选”。

　　至此，双方争执二年余，妨碍中美合作的纠纷，才算告一结束。

　　10月20日，史迪威悄然离开重庆，行踪保密，他经过昆明，飞往印缅边境重镇密支那，在那里稍做停留，最后巡视一番他所指挥而取得胜利的中国远征军，然后取道新德里，于10月25日返抵华盛顿。

　　时隔四十多年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愿意根据所知，综合地追述如下：

　　蒋介石当了中国战区的统帅，认为依靠美国的援助有望，按照协议，他请罗斯福遴派一位参谋长。他以中国人的观点出发，认为既然是参谋长，理所当然，是一个辅助他作战的幕僚长，一切自得归他节制。但是，美国政府又有美国立场的考虑，主其事的是参谋总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有权控制蒋介石政府，监督这个政府的军队加强同日本作战。只有这样才能符合美国出钱、中国出力的共同战略任务。所以除了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外，同时给予史迪威以多种职务，让他有权力控制中国军队。

　　史迪威受命的主要职务有：（一）美国政府驻华军事代表，（二）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三）执行对华租借法案、调拨租借物资监督人（具体执行人是惠勒少将）（Maj. Gen. Raymond A. Wheeler），（四）美驻华空军顾问兼中印路线空运司令官，（五）派遣印缅的中国远征军、训练兼作战总指挥。

　　这样一来，史迪威一身兼数要职，和蒋介石要求美国单纯派一位专任参谋长的意图大相径庭了。例如：史迪威衔命到任，第一次谒见蒋介石，自称是美国军事代表，并报了自身的多项兼职，唯独不提蒋介石要他担任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蒋颇不以为然，就婉言问他：“你不是我的参谋长吗？”史迪威高声抗辩说：“在我以美国政府军事代表身份见你的时候，其他兼职的任命，就不适用了。”蒋大不悦。这是造成蒋和史之间彼此不能和洽的根源。

　　第二件事触痛蒋的心绪是：美国源源运来的租借物资，完全控制在史迪威手中。怎样分配？分配给谁？蒋介石无权支配，甚至不能过问。蒋介石所以对美国百般委曲求全，完全是看在美国空运租借物资可以救国民党军事、经济之窘急。据说，当初中美双方有协议：美国供应六十个师的全部美式装备，包括武器、弹药、车辆及后勤物资，第一期先是装备三十个师。但是这项协议并未充分履行。第一，美国经过中印驼峰运抵昆明的军援物资为数有限。第二，史迪威除了供应被迫退入印度训练基地归他指挥的孙立人等几个师的全副美式装备以外，在云南训练的军队，所得不多。第三，蒋介石曾经要求史迪威，运用他的地位，向美国租借法案申请，为了继续抵抗日军的进攻，至少供应中国前线五百架的飞机以及每月五千吨的中印空运能力。史迪威看了这个计划就知道这是陈纳德替蒋出的主意，他一向讨厌陈纳德亲蒋，就搁置不办，也不向蒋说明理由。

　　中国航空公司曾经得到租借法案项下飞机多架，蒋介石命令中航调拨二架交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就是宋美龄）应用。史迪威认为分配租借物资的权属于他，不肯照办，宋美龄亲自去责问他。史迪威傲然声明：我是遵行美国总统赋予我的军事代表权限行事，只能听美国政府的。蒋介石大怒，从此拒绝接见史迪威，凡史以美军代表署名给他的备忘录，也一概置之不复。双方闹成僵局，事为罗斯福所悉，乃派白宫顾问居里来重庆调查真相，进行调解。结果为了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居里要求史迪威暂去印度专门训练中国军队，并嘱其今后必须以参谋长名义致书蒋介石。蒋挽回了面子，仍以中美关系为重，其事乃寝。

　　总括起来，蒋、史之间有下述几点基本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一、蒋介石从共同对日宣战时起，预料日本一定会被同盟国打败。他的中心思想是维持国民党政权的存在。因此，他有二重考虑：第一，不愿冒险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投入需要付出重大牺牲的对日主要战役中去。其次，他担心那些地方或中共部队若得到美国同样的武器装备或训练，有朝一日会成为他的心腹大患。

　　而史迪威则认为：所有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都应该一致抗日，统一装备与指挥。他主张首先投入到缅甸去作战，打通中国后方的补给线。他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凭他的意志和能力，他可以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中国军队，在大陆上打败日本。他要以他出色的功勋和麦克阿瑟媲美。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时时刻刻驱使他想掌握军权，而藐视蒋介石的统治力。

　　二、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得到租借法案的支配权力，而史迪威则要依靠这个权力，控制蒋介石的军队。

　　三、蒋介石信赖、协助陈纳德建立强大、独立的英国空军，以便掩护中国的城市和部队，轰炸日本，振奋中国日益消沉的士气和民心。不愿把中国部队调出国外，由外籍军人指挥，更不欲为史迪威立功扬威而做出牺牲。

　　而史迪威恰巧相反，千方百计嫉抑陈纳德依靠蒋介石，企图把第十四航空队脱离陈纳德的掌握（这一点后来实现了）。他轻视空军的威力。坚持只有陆军部队可以决定作战的最后胜利。

　　四、密支那作战胜利，使史迪威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史的声誉是以牺牲数千中国士兵而成的；不仅如此，史迪威为了自己的“英雄事业”，硬逼蒋介石把杜聿明的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张轸的六十六军开往缅北，援助他的攻势。蒋介石说：不抽走三个中国精锐军去缅甸，湘桂战争绝不致无兵可援，一败涂地。陈纳德更为之辩护说：“假使史迪威允许把足够的租借物资给予中国部队，有了空军掩护，就不会发生这次的溃败。”

　　而史迪威则说：“四十万胡宗南部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官长奢逸，战士吃穿不济，这样腐败的军队能打仗吗？”双方责难，论调南辕北辙，最后的决裂，犹如箭在弦上了。

　　从1944年9月25日到10月19日，是蒋介石苦思焦虑，举棋难下的一段最烦闷的日子。

　　那年夏季，军事形势急剧恶化，湘桂线战事节节败退，桂林、柳州告急。滇缅方面，日军进攻龙陵，昆明防务空虚。蒋介石要求史迪威从密支那派出远征军进攻八莫，作为牵制，并希望调卫立煌部队充实滇境和昆明防务，都遭到史迪威的拒绝。他认为蒋介石旨在保存实力，不肯卖力作战。他提出反要求：胡宗南部南下赴援。他说：中共曾经表示愿意接受他的指挥。如果装备中共部队，出兵晋豫以攻克汉口，应该是扭转中国局势的唯一办法。统帅与参谋长之间的意见，如此尖锐对立，大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之势。

　　美国军部的意见，一向是倾向于史迪威的。1944年7月7日，参谋总长马歇尔根据作战司长韩德的建议，准备好一份电稿，征得海军参谋长李海上将的同意，送呈罗斯福总统。他们根据史迪威的报告，认为中国局势危急，若不以断然的手段处理，就有崩溃的危险，因此要求以总统的名义电告蒋介石：一、已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与麦克阿瑟军阶相等）以提高他的威望。二、要求蒋介石把中国战区的全部军队，包括中共部队交给史迪威统率指挥，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

　　蒋介石接到这份电报后，非常震惊。他认为史迪威已经控制了美国给予中国的全部租借物资，现在又要求全面统率中国军备，加上还要装备中共，后患不堪设想。他和宋子文、何应钦等高层亲信再三研究对策，认为全面拒绝必然会得罪美国。他记得史迪威曾经亲口向他威胁：如果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不能达成的话，在华美军将全部撤退。所以蒋介石决策的第一步，是采取“拖”的办法，企图在拖延中将军权移交的实质，泯灭于无形。同时也提出反要求。蒋在答复罗斯福的电报中表示：一、军权问题原则赞成，但是中国军队情况复杂，非有一段准备时期难于移交。二、要求罗斯福选派一位有远大政治见解而又是总统完全信任的全权代表来重庆，调整他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三、租借物资应交由中国政府支配，美国可以派员监督其使用。

　　同时，他电告在美的孔祥熙向罗斯福总统和总统顾问霍普金斯疏通，详细说明蒋在中国军队中的历史和威望，并描述史迪威个人的跋扈和难以合作的个性。但是美国的军部首脑马歇尔，坚持史迪威的意见，认为不给史迪威军事实权，就难以挽回中国战局的颓势，不可能扭转局面。罗斯福在军事决策方面，一向尊重参谋长联席会议，所以在马歇尔坚决支持史迪威的情况下，曾以总统的名义，连续三次催逼蒋介石，早日任命史迪威统帅全部中国军队。

　　军权是蒋的命脉，岂肯轻易交给他人？蒋介石在美国军部的严厉催迫之下，这时已经下定决心豁出去了。

　　在这一段既磋商又僵持的时间里，罗斯福接见了孔祥熙，了解到美国军部的压力已经关系到中美的政治问题，于是应蒋介石之请，派前陆军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前往重庆。

　　当赫尔利到达以后，经过和蒋介石多次会谈，明白了蒋介石所担心的是史迪威专横跋扈，所坚决抗拒的是史迪威力主装备及使用中共部队，所亟力要争取的是有权支配租借物资。

　　正当赫尔利竭力设想谋取解决这些基本矛盾的时候，不料九月十八日，史迪威在华盛顿的密友——作战司长韩德又草拟一份措词强硬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稿，经马歇尔略做修正后即呈罗斯福签发，并嘱史迪威把这份电报要当面送给蒋介石，限在四十八小时内做出实质性的答复。这实际上是美国军部为几天以前史迪威和蒋介石会谈，当场双方几乎闹翻之后，又来给史迪威助威，逼蒋就范。

　　史迪威接到这份强硬电文，迫不及待，第二天下午就匆匆赶到黄山，要立刻面见蒋介石。

　　那一天，蒋介石正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朱世明（注：原驻美武官，方调回侍从室为中将参军，担任蒋介石的翻译）等谈判具体实施美方提出的军权问题，赫尔利为了缓和蒋的不安心理，首先向他肯定说：“美国对委员长为中国唯一的最高领袖有深切的认识。这个基本认识是解决一切军队指挥问题、租借物资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后方勤务补给问题的前提。”

　　蒋介石吃了这颗“定心丸”，表示愿意就上述四点做出符合美国意图的努力。不料史迪威这个时候忽来求见，说有要件面致。赫尔利就先出去见史，史出示美总统急电，赫尔利知道这又是军部的冒进部署，当即忠告史迪威：诸事只能徐商，万不可强逼；又说：“任何一国领袖都不能容忍如此侮辱。”劝史切勿鲁莽。史迪威不听，而以严正的口吻答称：“我无权搁置总统的电文。”说罢就走了进去。

　　他见到蒋介石，只说美国总统有急电叫他面致，并把电报交给朱世明请他当场口译，赫尔利看到这个场面，恐太伤了蒋的面子，就站起来说：“电报已经附有译文，委员长可以自阅。”蒋介石仔细看了这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怒形于色，良久，只说一句“我知道了”，起身就走了出去。

　　九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在会上，他谈了三年来中美合作的经过。他说，为了共同对日作战，他忍辱负重达到最大限度。合作必须互尊互信，岂可以只是单方强制与压迫，他诉说史迪威挟美国军部和控制租借物资以自重。“我是统帅，他是参谋长，我谋合作，他要我屈服，把我简直当成他的部下，这还像话吗？……”他痛诋史迪威强横、主观、缺乏大兵团作战的指挥经验、无统帅之才、无战略观念，只配训练士兵。“这样一个跋扈、粗暴的人，我岂能把全国部队的统率权力交给他？”又说：“我统兵二十几载，深切了解中国部队的复杂性，事关国家主权之所系，岂能容忍外籍客卿的染指？”他最后表示：“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之本，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格，绝不能迁就。否则纵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即令断绝了美国的援助，我们也要自力更生，坚持抗战到底！”

　　参加中常会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聆听了蒋的这番话，自然表示赞同，何应钦在会上发言更是沉痛激昂。

　　蒋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置之不覆。叫宋子文向赫尔利代达蒋的决意，另并以一份详细的备忘录交赫尔利参考。同时把这项决意电告在美的孔祥熙和正在美国养病的宋美龄，表示：“我已下最大决心，除撤换史迪威外，应严正拒绝任何说项或转圜。”二天以后又命令孔祥熙回国，以示决绝。

　　赫尔利处此僵局，知道事情闹得已无挽回余地。他深思苦虑，权衡了美国利益，认为此事马歇尔、韩德串通史迪威做得太绝了。据赫尔利后来发表的回忆录说：“十月十二日深夜，我辗转不能成寐，乃叫醒副官史密斯，口授致罗斯福总统一通绝密的电报，交在华美国海军电台直接发往白宫，防止陆军部的干扰。”

　　罗斯福接到这封电报后，考虑到调回一个史迪威比较容易，而失去了蒋介石，乃至中国，在同盟国共同作战的前途上，麻烦就多了。于是采纳赫尔利的意见，命令史迪威即刻回国。接替人选本来考虑由陈纳德接充，但遭到马歇尔坚决反对，最后从东南亚蒙巴顿总部那里将担任美军代表的魏德迈少将，晋升为中将，调到中国战区任参谋长。另任命赫尔利为驻中国大使，接替原大使高斯。

　　三 蒋介石的侍从秘书

　　据我所知，最早以侍从秘书名义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毛庆祥。他是蒋介石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法国留学生。从北伐时代起，就跟蒋当机要秘书，一九三二年又兼任军委会的机要室主任，综管蒋介石的电讯、印信等机密工作，后来因为事务日益纷繁，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才由汪日章担任他的助手，为他做些文书收发工作。一九三六年侍从室扩大编制，设立机要组，他专任中将机要组组长，仍兼军委会机要室主任，而由汪日章升为侍从秘书了。上海解放前，他联合王宠惠、李石曾、魏道明、郑毓秀等国民党留法集团，集资三亿美元，到南美巴西办实业去了，从此脱离了国民党政治圈。

　　汪日章的堂舅母孙琴风，系蒋介石父亲肃庵公的继室孙氏的堂弟（注：孙氏无出，早去世，后蒋父续娶蒋介石生母王采玉，系第三位妻室）。因此，孙琴风和蒋介石也是舅甥关系，算起来，汪日章和蒋介石是表兄弟行。最为关键的，还是因为孙琴风早年在宁波经商，小有资财，当蒋介石幼年时和生母王采玉生活困难的时候，蒋氏一家多赖孙琴风的资助，后来又给资让蒋介石去日本留学，可以说是蒋氏发迹的恩亲。蒋一向对孙琴风这位舅父倍加敬崇，而汪日章的父亲和蒋介石早年也是熟悉的，有了这样几重关系，再加上汪日章也是法国留学生，经毛庆祥推荐，所以就能够很快地接替了毛庆祥的位置。

　　汪日章担任侍从秘书六年，曾兼任过第四组组长。后来因为侍从室扩大，陈布雷出任二处主任，他鉴于第四组文牍日繁，须有专人明悉系统，擅长处理，又能工于文词，遂推荐陈方担任第四组组长。汪日章不久就调到行政院，担任简任秘书，掌握行政院的机要组去了。

　　汪日章之后是俞国华。

　　俞国华的父亲俞作屏和蒋介石在奉化凤麓书院与龙津学堂是少年同窗，交称莫逆，情同手足。俞作屏也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蒋介石在广东讨伐陈炯明时，俞作屏曾任东征军总司令部秘书，一九二四年惨死于淡水县长任内，蒋念及俞为官清廉，死于非命，而身后萧条，子女幼小（俞国华当时十岁），遂负起抚育之责。

　　俞国华从小好学勤俭。一九三四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就赴南昌行辕跟随蒋介石。蒋有意培养他担任侍从秘书，先叫他做汪日章的助手，他对汪日章说：“看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叫国华来给你帮忙如何？”经过四年，汪日章调任，俞国华就接替了侍从秘书的职务。一九四四年底，俞国华被派往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筹备时期内的一名中国专员，支取公俸，一面工作，一面进修，先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经济，一九四六年再进英国伦敦政治经济研究院继续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迨国际货币基金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正式成立，他就出任副执行董事，直到一九五五年应召去台湾。在英美二国滞留达十一年。这是蒋介石有意识对他的培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一九四四年末，同盟国胜利在望。此时，蒋介石考虑到：必须造就一个优秀而亲信的干部，熟谙现代世界财政金融，以代孔、宋家族，为战后之用。俞国华长期滞留美国，就是秉承这个意志而努力学习与工作的。

　　俞国华在侍从室的助手是周宏涛。周宏涛是周骏彦的孙子。周骏彦也是蒋介石早年时代的密友。北伐开始就跟随蒋介石办理军需、管理财务，历任两浙盐运使、军需署长等职，在抗日战争前就去世了。周宏涛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一九三九年进侍从室，以少校组员担任助理秘书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冬，继俞国华后成为侍从秘书。

　　周宏涛的助手是孙义宣。他是孙琴风的后代，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周宏涛和孙义宣二人先后步俞国华的后尘，做过蒋的侍从秘书以后，进入台湾财政金融界，历任要职，成为俞国华的左右手。

　　除上面谈到的侍从秘书之外，还有二个贴近蒋介石的文职人员，一个是为蒋介石做纪录的速记人员。一般也称之为侍从秘书，但是严格地说，他们是记录秘书，这个职位，历年來都是由陈果夫包办推荐的，前后三人：萧乃华（死于西安事变）、萧自成、曹圣芬，清一色是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的毕业生，而且全是湖南人。

　　另外，在抗日战争后期，中美关系密切，蒋介石接待外交使节和重要外宾愈益频繁，于是在他身边增设一位专职的外文侍从秘书。第一个就是蒋介石自己看中的外交部专员沈昌焕。沈昌焕曾在中央训练团一次有国民党文武要人都出席的盛大场面上，担任前来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发表演讲时的译员。他的翻译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赞许，后来指名调他到侍从室当外文秘书，奠定此后沈昌焕历膺外交重任的基础。先后在第五组任秘书的有：徐道邻、王芃生、李唯果、萧赞育、邵毓麟、葛武棨、张彝鼎、罗贡华诸人。

　　侍从室第二处的第四、第六二组，由于业务需要，设有较多的秘书。

　　我在那时所知道的第四组秘书有：王学素、沙孟海（原名沙文若）、李白虹等，第六组秘书有：裘由辛、邵毓麟、董希锦等。这些人大都和陈布雷有直接关系。例如：裘由辛、沙孟海都是宁波人，前者是陈布雷慈溪县中时同学，后者是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学社当教员时的同事。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姜辅成）

　　我自一九二六年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监印工作，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军委会撤销，解职归里，给蒋介石当了十四年监印官，六年只拿钱不做事的参议。前后二十年时间，由中尉校对员升到少将科长。

　　监印官职小位卑，责任却非常重大。蒋介石统治旧中国二十二年，实行军事独裁，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以及以后的军事委员会，党、政、军一手包办。举凡各省主席的任命，军事长官的调动，以及财政军需的调度，一切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等，均须盖上他的“玉玺”。

　　一

　　一九二五年以前，我在上海和奉化人应梦卿同做交易所投机买卖，为沪海交易所四号经纪人。交易所的人很多是国民党人。当时国民党CC系头子陈果夫也在上海干这一行，他是物品交易所的四号经纪人。应梦卿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曾为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监印员，和蒋介石、陈立夫等都相识。这年春季，我们的交易所因经营股票买卖亏本，宣布清理停业。我由杭州高义泰绸庄老板介绍到嘉兴伟成丝厂当收发，应梦卿则离沪投奔蒋介石。那时候，蒋介石已率领北伐军分三路南下。一九二六年冬季，应梦卿在南昌写信给我，要我立即赶到那边去接他的事。我考虑了一下，怕自己力不胜任，就向伟成丝厂请假三个月，整理行装出发。到了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门口，正欲投刺求见应梦卿，衙门里突然走出两列军乐队，守门的岗位上也增加了不少卫士，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门卫传达室的人即挥手示意叫我等待片刻。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正在惊惶失措之时，猛听得有人高喊“立正——敬礼”之声，两廊军乐队也“嘀嘀嗒嗒”地吹奏起来。我从号房里向外窥视，只见一顶爬山虎抬着一位将军进门，比前清的巡抚还威风，吓得我心惊肉跳，不敢作声。

　　爬山虎抬进衙门里，卫兵军乐队也跟着进去了。我才知道那坐在轿子里的人便是闻名全国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这是我初次领略国民党官场的气派。

　　应梦卿介绍我跟机要科长陈立夫见面，随即匆匆地把他所担任的监印前校对公文的工作移交给我，第二天就随着白崇禧的东路军出发了。

　　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编制机构听说非常庞大，除总政治部外，还有参谋处、海军处、航空处、军需处、审计处、军法处、副官处、交通处、秘书处等等。但当时正在军事行动时期，各处都分散在几个地方办公。驻在南昌督办衙门的只有参谋处、秘书处和副官处等几个机构。我因一向经营商业，除巴巴结结管好自己份内工作以外，任何事情都不过问，对当时在南昌的活动情形，大都不很了然。我被派在总司令部监印室工作，监印室归机要科领导，机要科又属于秘书处管辖。我除向秘书处长李仲公和机要科长陈立夫请示交谈以外，连别的部门长官的名字都不很清楚。

　　监印室工作人员仅有两个。除我以外，另一个是奉化人沈绍洙。初时沈任监印，我当校对；不久沈去九江，我任监印，当个中尉监印员，每月六十元饷金。从这时起，我就掌管了蒋介石的“玉玺”，跟随蒋介石奔走南北。

　　北伐军总司令部官印，二寸见方，厚约八分，木制，包锡，上加长约三寸的木柄，是个极普通的官印。听说是北伐军从广州誓师出发前，叫一个刻字匠到总司令部当面刻制的。国民党在大革命时代，尚知爱国爱民，一切因陋就简，是还带有几分革命精神的。

　　“蒋中正”三字的签名章，也是个木章，当时橡皮图章还没普遍使用。

　　因为随军北上，总司令部随时要移动，印章的保管工作十分重要。陈立夫在我正式担任监印员之时，特地叫我到科长室谈话，叮嘱着若发生动乱不测情事，千万别忘记携带印章，还向我警告说：“印在人在，印亡人亡。”

　　我于一九二六年冬从嘉兴动身到南昌时，只向伟成丝厂请假三个月，而我的女儿又定在次年阴历三月初一出嫁。自从我到南昌总司令部后，小心翼翼地守住这两颗一大一小的印章，连南昌的大街也没有去过。不知不觉已过去了两个半月，转眼假期将满。我考虑了一下，决定要辞职回去。我的想法是：一、监印员责任非常重大，万一失落印信，就等于失去我的头颅。当时形势虽于国民党有利，但不能保证不会发生不测之事；二、北伐军总司令部从广州出发以来，发给部属的饷金都是角票。当时市上以角票十二角兑换一元钞票。我的中尉饷金是角票六十元，无形中等于打个八折，待遇不如我在伟成丝厂高；三、战事旷日持久，不知何时结束，又不能请假回去，眼见就要耽误我女儿出阁之期，心中很是焦急。

　　考虑停当后，我就向陈立夫提出辞呈。这时九江已经克复，蒋介石率领总司令部一部分秘书处和副官处人员到九江成立临时办公处。前方不断传来北伐军进军胜利的消息，陈立夫劝我打消辞意，指着第一份前方拍来的电报说：“你看，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我保证你在阴历三月初一前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我只好唯唯而退。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攻克南京。听说英美停泊在浦口的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区轰炸，人民死伤甚多。蒋介石为此匆匆赶到南京。我们驻在南昌的总司令部奉命移动，先在九江驻扎几天，然后分乘小炮艇沿长江向南京进发。等总部抵达南京之时，上海方面战事急转直下，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跑了孙传芳军队，蒋介石已率领原在九江的一班总司令部先遣人员，到上海去了。

　　总司令部抵达南京时，是在年三月底，离南京克复后不到七天。南京还是满目疮痍，原孙传芳督军衙门里，公文纸张狼藉满地，桌椅杂物残缺不全。可见军阀孙传芳在败退撤走之时，惶惶如丧家之犬，是狼狈不堪言状的了。

　　我在南京督军衙门（后为国民政府官衙）共住三天，一时找不到床铺，心想，在秩序没有完全恢复以前，不能疏忽大意。于是就在衙门内找到三块旧铺板，铺在临时监印室的石板地上，席地而卧。四月三日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我们秘书处和副官处的留京人员，又都整装向上海出发。

　　重回上海时，我已由一个商人变为军人了。我们住在龙华交涉员公署。当天，陈立夫就跟我说：“目前一切均未建立制度，大局又未稳定。总司令的印，你要设法自己保管。”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堂堂北伐军总司令部，找不出一只保险箱，却要我这个小小的监印员自己保管总司令部大印。但上级已向我示意，怎么办呢？只好自想办法。从南昌出发以来，北伐军一路上虽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我看到龙华南市一带乱哄哄的，心想还是租界上太平。当晚我就想到有一个堂伯姜忠铨，在外滩三北轮船公司当总会计，决定带着大印去找他设法。我把部印和蒋中正的名字章装在一只黑色的公事包内，到法租界找到我的堂伯，跟他说明来意后，我的堂伯也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两人匆匆乘一辆出差汽车赶到外滩三北公司的写字间。公司里的职员都已下班回家了，只有两三个看屋的工友还在。堂伯带我到他的写字间，打开大保险箱，将我的小公事包藏好。听到保险箱的弹簧锁“拍”的一声带上，我这才如释重负地离开了三北公司。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又从三北公司的大保险箱里取出总司令部大印，赶到龙华交涉员公署替蒋介石监印。如此往来三天，直到副官处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半旧的保险箱，我的小公事包才算有了自己的“宿舍”了。

　　我在上海龙华交涉员公署，约有二十多天，深居简出，守住这颗大印，却全然不知外面已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不久请假回家，主持女儿出嫁，又到嘉兴伟成丝厂正式提出辞职。这时总司令部已迁至南京，我又向南京督军衙门总部报到。

　　二

　　南京督军衙门大事修饰，内部粉刷一新，办公用具及桌椅等也添置了不少。跟我第一次到南京时的情形大不相同了。不久又听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来。督军衙门改为国民政府的办公厅，北伐军总司令部另迁至三元巷新址办公。

　　三元巷总司令部是老式的楼房，房屋并不宽畅。监印室和副官处在楼下，总司令办公室在楼上。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都在总部。其余如军法处、军械处、军需处、交通处等均另设办公地点。总司令办公室有总参谋长杨杰和秘书长邵力子。办公厅主任是嘉兴人吴思豫。参谋处长葛敬恩、副处长徐培根。该处共分三科，第二科是作战科，科长盛世才，和我时有接触。其余一、三两科很少打交道，所以至今连科长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盛世才所拟的作战计划，带有保密性质，要在计划上盖总司令部大印，是不假手于勤务员的，每次多由他亲自来盖印。我在总司令部是年龄最大的一人，盛世才此时尚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有时遇有紧急公事要发，半夜到我的寓所来敲门，高喊“老大哥开门”，我从被窝里披衣而起，开门请他进入等待片刻，这时就不免互相闲谈起来，所以我对盛世才的印象比较深刻。

　　秘书处处长李仲公，这时好像已派往前线，未见到他来总部办公。秘书处下设文书科和机要科。文书科长毛思诚，是蒋介石元配毛氏的本家。机要科长仍由陈立夫担任，他实际上负秘书处全责，权力很大，还在组织秘密团体。记得有一次，总司令部来了个穿着竹布大衫的青年，在楼下客厅里走来走去，等待着陈立夫回来，像是有机密大事要商谈似的。我到楼上办公厅请示，就看见他，下来见他还没走，很觉诧异，就悄悄问副官处一个姓汪的副官，汪告诉我，那人叫戴笠，是跟陈立夫干秘密工作的。时隔十一年，我在重庆军委会当上校监印员时，一天，办公厅送来一份委任状，赫然发现了戴笠的名字，竟是调查统计局的局长了。

　　机要科的秘书，有荣宝礼、高凉伯、徐思道三人。除监印室外，主要是译电工作。这时从南昌出发的报务员，只剩了科长一人，其余都由南京电报局调来。监印室仍是我和孙绍洙两人。监印的工作，本来并不太忙，要在作战紧张阶段，发指令和委任的公文是并不太多的。但在这一阶段，却有个例外的差事，那就是交通处每天送来的火车票，每天要盖十余本，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交通部还没有正式成立，京沪、沪杭以及津浦路的火车票，归总司令部交通处控制，由交通处派员到车站售票。这种火车票非常特别，宽约二寸，长约四寸，分正票和存根两联，是用铅字印刷的，骑缝中间盖上总司令部的大印。买票时要注明从××站到××站字样，以防越站乘车，手续很麻烦。

　　还有一件颇为特殊的事，也可以提一提。蒋介石中途背叛革命，在全国各地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但他却自诩为总理的信徒。三元巷总司令部的楼下客厅里，高挂总理遗像。每到星期一，蒋必出席纪念周。全体工作人员站立着听他的讲话，他则操着奉化官话大谈其三民主义。总司令训话结束后，值星副官就将写有全体人员名字的竹签筒双手捧上，蒋介石随手从签筒里抽出一根名签来，被抽到签的人当场要背诵出总理遗嘱。背不出时就要当场受训斥。有些年老记忆较差的人，怕临场心慌出丑，事前向值星副官打个招呼，请他不要将自己的名签插进去，就像小学生怕背书似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桂系勾结唐生智反蒋，迫使蒋介石下台。

　　蒋在下台之前，预先布置好对付反蒋派军事压力的军事调动，如任命奉化人孙星环为宪兵司令，维持京市治安，以便卷土重来。一切布置妥当后，就宣布下野，经上海回到奉化溪口隐居。

　　蒋介石下野后，北伐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部人员照常供职。这时孙绍洙辞职回家，我升为上尉监印员。军事委员会的大印也是木制的。这个机构采取委员制，由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九个委员集体负责。由军委会发出的公文，除盖军委会大印外，同时盖上九个委员连署的名字章。委员名字的排列是上四下五。我们秘书处人员，暂时没有变动，办公厅主任则换上了桂系的马晓军。据当时传说，马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先生，桂系将领很尊重他。蒋下野后的军事委员会，大权都掌握在桂系军阀手中。

　　相隔三四个月以后，蒋介石果然卷土重来，北伐军总司令部又告恢复，马晓军也离开总部调往别处去了。

　　三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准备继续出师北伐，在南京调兵遣将，忙乱一阵。三月初，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派遣部分人员随军北上，机要科和副官处参加的人最多。我也带着印信随军出发。大军在徐州驻扎一月，开赴济南，讨伐山东督军张宗昌。

　　从徐州到济南，经过泰安和曲阜，一路上行军缓慢，使我得便游山玩水。驻军兖州府时，我特地雇车到曲阜孔府去拜访孔子的后代并瞻仰孔庙。

　　我们在兖州住了三天，又随军迅速向济南进发。正式攻打济南之时，形势十分紧张，总司令部就设在火车上办公。车上已加了煤，万一前方军事失利，可以随时向后撤退。我从南京出发时，定做了一只皮革制成的白旅行背包，总司令部的大印就装在那个背包内，终日不离身边，吃饭睡觉时也带着它。

　　军阀张宗昌的军队不堪一击，大约只打了五天光景，张宗昌就仓皇撤退了。济南城里的督军衙门凌乱不堪，有一事可见其临逃时的狼狈。张宗昌在山东督军任内，为非作歹，讨了二十八房小老婆，个个都是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我们机要科的人随军进驻济南督军衙门，发现张宗昌卧室里遗留下来的绣花小鞋靴子，狼藉满地。大家当作战利品互相传观，以为戏谑。

　　这时，张宗昌虽退出济南，但他跟日本人互相勾结，企图纠众反攻。张部拥有意大利制造的轰炸机，这类武器，在三十五年前的战场上，是很难对付的。我们驻在济南督军衙门时期，张宗昌派飞机来轰炸总司令部。我听到天上飞机的响声，连忙背上旅行背包，携带印信，逃到郊外草子田里避难，忽听“轰”的一声，炸弹丢在督军衙门附近。等到飞机离去后，我回到总司令部，才知道炸死了副官处一个司书。

　　这年（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发生了日寇残杀我交涉员蔡公时和屠杀我同胞事件，但蒋介石却认为张宗昌既倒，对日本帝国主义只能退让，曾向部下发出“绝对不能向日本人开枪”的训令，由我盖上总司令部大印发给各部门执行。

　　蒋介石在济南时，住在督军衙门后面一幢房子内，门前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溪流。有一天，他派卫士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盖印，我即持印前去。走进门去，见参谋长陈铭枢亦在。我向蒋立正敬礼，蒋还礼后，取出一个三角形的竹布白旗，上书一“令”字，命我在“令”字上盖印。当时我即蘸好印泥，正欲盖印时，蒋对我说：“要找些东西垫一垫吧！”随即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本书来，叫我将白旗放在书本上，然后盖好总司令部大印，即匆匆持印退出。

　　这个白布令旗不知是发给哪一个军阀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我生平为蒋介石监印十四年，也只有这么一次，是在白布上盖印的，好似演京剧那样，将令旗当作命令。

　　北伐战争很快地结束了，因为蒋介石跟冯玉祥、阎锡山订好盟约，北方大局已定。总司令部全体人员从济南到临清，不久又到保定，我们在那里上馆子大吃著名的黄河鲤鱼，于一九二八年八月间回到南京。总部仍设在三元巷。

　　张学良荣任中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时，南京总部所发出的委任状、训令等等，一度在总司令蒋中正后面盖一颗张学良的章，但时隔不久，机要科法文秘书毛庆祥有一天到监印室特地告诉我说：“张学良的名字以后不要盖了。”我当即把张的名字章交给他，以后仍保持总司令单独署名的老办法。

　　一九二八年十月间，蒋改任国府主席后，总司令部宣告结束。三元巷原址成立军队编遣委员会。全国共划分五个编遣区，准备整编各省军队。机要科长陈立夫改任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原总司令部人员，一部分留在编遣委员会供职，一部分跟随蒋介石调到国民政府。我也调到国民政府监印室工作。那里的监印室归文书局管辖，局长为江西人杨熙绩。监印室名义上由一个姓杨的秘书为监印员，我为校对员，实际监印的仍是我。

　　四

　　国民政府设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这时已大事扩建，焕然一新。“革命”成功了，南京国民党要人继北洋军阀掌握了政权，开始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讲究生活享受。坐在办公室里，等不到下班，麻将搭子早已兜好。当时请客上馆子的风气很盛，上夫子庙听书或嫖秦淮河歌妓的公务人员，更似过江之鲫，随处可见。

　　北伐军攻克南京之时，新街口街道狭窄，气派甚小。建都南京后将新街口四周民房数百间拆去，马路展宽，两旁建筑起高楼大厦。国民党大员利用职权向公家借款，纷纷建造起别墅式的小洋房当作公馆。如我等中、小公务员，也花钱顶幢里弄房子，把家眷接来同住。

　　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由总司令部调去的部属大都升级加薪。如高凌伯、毛思诚原为中校秘书，月薪一百七十五元，调为国民政府担任秘书时，月薪突增为六百元。我在总司令部为上尉监印员，月薪八十元，调到国民政府监印室以二等书记官任用，月薪一百二十元。当时物价尚低，生活绰绰有余。

　　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下辖印铸、文书两局。监印室是属于文书科的，毛思诚担任科长，下辖校对室和监印室。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所用的印章，均归印铸局铸造。跟北伐军总司令部时代的情况不大相同，国民政府的官印是颗铜印。后来又掉为白玉，倒是名副其实的“玉玺”了。

　　原总司令部后期的办公厅主任吴思豫，调为国民政府参军长。吴的妻弟郭兆丰，是总部副官处副官，也被带到国民政府去当科员。

　　这一时期，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黄金时期。虽然历年来不断发生与桂系军阀和冯、阎以及云南、贵州、四川各省新军阀的内战，但南京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大本营，在这几次混乱中不受影响。我们身居南京的大小公务人员，无不有酒且醉，过着“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

　　到军委会成立后，我又调到军委会当少校监印员。这时的办公厅主任由朱培德担任，参谋处长是林蔚，副官处长是竺鸣涛。竺不久任杭州保安司令，由姚琮继任为副官处长。秘书处长名义上是李仲公，李未到任，由文书科长沈静兼代处长职务。监印室属机要室，机要室由荣宝礼为主任秘书。机要室的工作主要部分是收发电报。荣为陈立夫同学，北伐初期在总司令部当秘书，军委会成立不久，荣又出仕上海电报局局长，机要室主任秘书由徐思道继任。

　　一九三一年九月，宁粤战争爆发，徐思道偷偷地对我说：“听说陈济棠派来间谍，要偷盗军委会官印，这几天你须加小心保管。”我闻言大吃一惊。因为我的责任是替蒋介石保管好这颗“玉玺”，万一“玉玺”被盗，我的性命难保，这事非同小可。于是我与徐思道商定：决定下班时将军委会官印带回我的住所保管，早晚由军委会派公用汽车接送。我回家后，在卧室的床铺下做一个机关，将官印放到地板下面的秘密窟窿里，邀集附近邻居在我家里打牌，晚上杜门不出，小心看管。有时半夜里要发紧急公事，机要室派车来接我，到军委会盖上官印后，也必仍将原印带回，藏在我的床铺下面的特别保险箱里，方才放心安眠。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两个多月，广东战事结束，我才如释重负，不再将官印带来带去了。

　　军委会地址在中山东路黄埔路附近，是楼房，建筑并不十分讲究，却是经过蒋介石亲自设计后建造的。当总司令部结束，成立编遣委员会时，蒋介石就在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东首建造他的私人公馆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的公馆造在中间，中央军校和军委会分列两旁。这样，蒋介石不论到军委会或中央军校，都是近在咫尺，安步当车，走上四五十步就可以到达。蒋公馆传达室的大门，是对着军委会边门的，前面有一片绿色的小草坪。蒋介石的汽车开出来，必须经过军委会大门和中央军校的岗位。这一带警卫森严，视作禁地，一般人不能随便到军委会门前。

　　蒋介石驾御僚属的方式方法，和封建帝王没有两样，荣辱迁黜，全凭他个人一时喜怒。他名为军委会委员长，却不常见他到会办公。一应公事，多由办公厅主任上蒋公馆请示。偶尔也见他穿着长袍，拖着拖鞋，从公馆里走到军委会办公厅，巡视科室一周。属员必恭立向他示敬，蒋虽挥手叫大家坐下，但那两道锐利的目光，不住地向你的脸上来回扫射，似在探索你是对他怀有敬意，还是貌恭心诈？总之，大家都怕见他，幸而他也是偶然驾临，见到他的时间并不多。

　　蒋对南京要员及亲信僚属，按月均发额外津贴，由蒋亲自下手谕给军需署，军需署另造津贴人员的名册。这项津贴，是发给这样两种人：一是他的政敌，蒋介石在削弱了他的敌对者兵权以后，往往发给对方巨额津贴加以笼络；二是发给他的亲信爪牙。陈立夫在任建设委员会秘书长时，也领到这项津贴。据我所知，当时领到这项津贴的人，各机关都有，人数约在几百个以上。对于一般中小公务员，也由各单位在规定级别的待遇以外，另发额外津贴。我到军委会一年以后，除领到少校饷金一百二十五元以外，另发津贴二十元。这项津贴年有增加，如在一年内不请假，可加津贴五元等等。到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我已升为中校监印员，正式薪金一百七十五元，津贴已领到一百二十元。这显然是为了使这些人甘心情愿地充当蒋家的私仆走卒。

　　南京在国民党建都之前，遍地多是一个个小池塘。此后因私人住宅建造日多，土地需要量骤增，地产商人纷纷将小池塘填没，在上面奠基造屋，解决日趋紧张的住宅问题。这样，由于水道淤塞，秋后一阵暴雨，积水无处排泄，街道常有水满之患。记得在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五年的十月间连日大雨，军委会楼下积水盈尺，足有三个多月不退，汽车在马路口经过，常发生轧毙甲鱼乌龟等事。我的办公室在楼上，窗口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汽车在大水中开进开出。低头下望，军委会门前的大路上出现成队的小鱼群，墙脚边上且已滋生小螺蛳。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大水。

　　由于这次大水，小汽车成为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军委会各部门首长，大都由公家供给汽车。机要室因对外接触的机会不多，且全室连主任秘书在内，不到十人，除监印室外，其余都是报务员，照例是没有小汽车的。这时机要室主任秘书徐思道已调任国民政府供职，毛庆祥由建设委员会调来担任机要室主任秘书。毛因上级不派给小汽车，便怂恿丁儒鸿向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要车，丁儒鸿是个老报务员，从北伐军出发起就替蒋介石收发军事电报。他受毛庆祥指使，便在送呈一个紧急电报的时候，对贺耀组说，机要室经常在半夜里收发军事电报，没有一辆公用小汽车很不方便。贺叫丁打个签呈，就批给机要室一辆小汽车，以备深夜接收译电之用。这辆小汽车拨下后，大水还未退，就作公用汽车，等到大水退尽，毛庆祥便占为己有，一人独用了。毛任机要室主任秘书时间较长，此人官僚习气很深，在我所共事的几个机要科长中，留给我的印象最恶劣的要算毛庆祥这个人了。

　　毛庆祥，奉化溪口人。他的父亲毛颖甫，在溪口街上开设酒坊，和蒋介石相识。毛庆祥早年留学法国。蒋介石北伐誓师时，毛得其父之力，在南昌总司令部担任法文秘书。北伐“胜利”后，毛一度任蒋介石公馆里的收发，名义上是蒋的私人秘书。以后又由陈立夫拉到建设委员会供职。他在北伐军总司令部当秘书的时候，和我就相识，到还谈笑自若，放荡不羁。及至他由建设委员会调至军委会担任机要室主任，以假公济私弄到一辆小汽车，居然官架子十足，盛气凌人。

　　国民政府文书科长毛思诚，奉化人，为蒋之元配毛氏的本家，传说是蒋介石的先生。毛庆祥与毛思诚同乡不同族，外人不知，误以毛庆祥为毛氏内侄。有人向毛庆祥问起此事，他只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

　　五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在西安华清池被张学良部下的卫队长孙铭九扣住了。军委会内人心惶惶，连日只见军政大员进进出出，又听说何应钦等主张派飞机到西安去轰炸，要为蒋介石报仇。军委会隔壁的蒋公馆内，每天停满了去访问宋美龄的大员们的汽车。不久又听说宋美龄跟端纳飞到西安去了。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南京军委会发出一项通知，说是蒋委员长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过圣诞节，明天（二十五日）上午全体工作人员一律到机场上排队迎接。

　　那天由办公厅主任林蔚领队，乘着五六辆公用汽车开到机场上列队恭候。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见到他的部下，面有惭羞之色，不如平日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

　　自从西安事变以后，南京开始在准备抗日军事。军委会东北角上有个土丘，从一九三七年四月起，动手建造防空洞，但负责设计督造的却是一位德国法西斯军事顾问。工程才进行一半光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军委会便搬进防空洞里办公。不久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京各机关先后撤退。军委会、机要室和副官处以及办公厅工作人员和家属，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深夜十二时，在下关上车。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跟随机关到达下关时，只见车站上行李堆积如山。当晚大雪纷飞，我们匆忙间冒雪换上铁棚车厢里，因怕敌机轰炸，车上不敢点灯，大家在黑暗中坐车出发。

　　这部流亡列车，于次日天明到达徐州站，转陇海线开往郑州，又转京汉线于同月二十四日深夜开到汉口，当晚就在车上住宿。二十五日清晨，渡江到武昌，成立军委会办公厅。

　　武昌军委会时期，办公厅主任林蔚另有任用，由贺耀组继任，机要室主任仍为毛庆祥。因连日敌机轰炸，我们在武昌办公不到一星期，就由一个姓张的参议（湖南人）率领部分人员迁往衡山工作。这样，军委会总部分为两部分办公，办公厅主任仍驻武昌，调到衡山去成立工作处的是部分电务员和副官，监印室也一同随往，家属也准许带去。

　　开往衡山的专车到达长沙时，领队的张参议是长沙人。他的小老婆早在七七抗战爆发后就由南京逃至长沙，张认为机会难得，当晚就进城在他小老婆那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八点钟，预定开车的时刻到了，他忽然从长沙城里摇一个电话到车站，通知列车推迟到下午二时开出。大家对他这种以私误公的行为，虽然极度愤恨，也无可如何。

　　听说开车时刻推迟，我和机要室其他同人，纷纷下车上馆子吃饭。离车站附近有家杂货铺子，那日适逢喜事，新郎新娘正在交拜天地。突然飞来敌机两架，在我们军委会的专车上空盘旋低飞，似欲轰炸这辆列车，因投弹目标不准，误中车站附近那家办喜事的杂货店，新郎新娘连同贺客遭此飞来横祸，一时血肉横飞，死伤枕藉，街上秩序大乱。当地老百姓有跟军委会人员相识者，经过交谈后知是“张参议为私事误军，立刻传遍了附近居民。他们说：“如果军委会列车于上午八时准时开出，长沙街上这几颗炸弹就不会丢，姓张的真是害人不浅。”

　　那位张参议听说车站被炸，匆匆赶到，知道老百姓背后在咒骂他。他自知理亏，立即吩咐提早开车，仓皇间离开长沙。

　　到衡山去的一部分军委会工作人员，驻在衡山县立小学内办公。一九三七年农历新年，就在衡山度过，武昌办公厅发出的公文和委任状，由机要室派人乘火车到衡山来盖印。有时则盖上空白的公文，以备颁发紧急公文之用。在衡山工作时期，敌机从没有来炸过，倒是相当安全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武昌办公厅命令我们从衡山撤退，重回武昌总部合并办公。所有家属则乘四川民生实业公司的江新轮从武昌撤往重庆。这艘民轮上乘的都是军事机关的眷属。据我老妻事后回忆：当时在宜昌住了十七天，到重庆已在三月下旬了。船上那些少爷、小姐以及老爷、太太，无事消遣，每日打牌，有的还公开在船上抽鸦片。

　　武昌自古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我们从衡山回到武昌办公厅后，敌机天天来轰炸。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监印室和电报室迁至衡山小学办公。时隔不久，湘桂铁路于十月一日正式通车，军委会奉令撤往桂林，逐步移驻重庆。

　　桂林是个风景秀丽的山城，山中多岩洞，是天然的防空洞，所以在桂林是不怕敌机来轰炸的。十二月初，军委会由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率领，分乘军用卡车迁往柳州。两星期后，又到贵阳。住约一个月，再迁至遵义。

　　从贵阳到遵义，要翻过一座高山，通常是只能步行的。因为这是后方交通捷径，军委会发动民工改建了一条绕行通过山区的汽车道。我们机关到达贵阳时候，这条汽车道还没有完工。在贵阳等待一个月，待这条山路筑成后才出发前进。

　　山上的道路盘旋曲折，从山脚到山顶，据说要经过七十二道蛇行的盘道。翻过山顶下山，道路也是这样曲折难行。因为公路是新筑的，路面狭窄，路旁又多是万丈深渊的悬崖峭壁，开车的司机稍一不慎，就会发生翻车之祸。军委会办公厅全体人员通过这座高山那天，贺耀组的汽车在前，我和机要室的人携带着军委会官印乘着一辆小汽车在后。当我们的车子开到半山岙转弯的道路上，发现有不少汽车跌到路旁沟里去了，望之心惊胆寒。

　　到了遵义，不久就进驻重庆。一九三九年的春节，就是在重庆度过的。

　　六

　　军委会移驻重庆后，办公厅设在校场口附近，蒋介石私人公馆则在上清寺，贺耀组调到侍从室担任军事处长，办公厅主任由副官处长姚琼升任。蒋介石不常来军委会办公，蒋公馆里的侍从室正在扩大它的机构组织，成了战时重庆处理军、政大事的决策机关，军委会只办些例行公事。这可以从监印室的工作中看出来。在南京时候，除蒋介石亲笔手令外，一般机密性的公文均须盖上军委会官印，个别特别重要的公文，机要室不录底稿，也由办公厅主任林蔚派人来命我携印到那边去盖。但在重庆校场口，军委会所发的都是通知、委任、通令等等半公开文件，重要的机密性文件多由侍从室直接发出。我们这个组织形同虚设。

　　一九三九年冬，从北平、汉口、西安等地运来的行营档案，都归并到机要室。机要室人员大为扩充。这时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得姚琮指示，将原有监印室、电报室扩大设科。第一科管电报，科长丁儒鸿；第二科监印兼档案保管，由我升任科长；第三科密码，由陈宗熙担任科长。

　　科长都是上校级，底薪二百四十元，津贴每人不同。我在军委会年代最久，所以津贴比一般人也高得多。但我这时已是快近六十岁的老人了。丁儒鸿和陈宗熙正在壮年，和我格格不入。每星期四例行的工作会议，他们两人向毛庆祥汇报工作，莫不掉其如簧之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我汇报之时，三言两语，对工作顿生力不胜任之感，兼之监印科人员除原有三个旧员外，又将北平、西安

　　各处行营撤退的机要工作人员，编入七、八个人。我身为科长，要具备驾驭下属的能力，而我十几年来只知道捧牢这颗“玉玺”，按照办公厅批示监印，工作是非常机械的。现在要我去管理别人，自问无此能力。

　　在重庆几年，担心的是敌机不断来轰炸。在离军委会办公处不远的山脚下，筑有防空洞，而归第二科保管的档案，包括从各处行营移交过来的四五十个包有铅皮的木箱，都放在防空洞里，以后侍从室发出的机密文件以及蒋介石亲笔手令的底稿，事后也送到军委会机要室归档。保管的档案箱在一天天增加。最可笑的是在这些保管箱中，有一只长方形的女式手表、珠环、首饰、字画等等，也当作国家的档案列入账册，加以保管。这些劳什子，你道是怎么会由军委会机要室保管起来的呢？原来此物还是宋美龄的私人财产。南京撤退时，毛庆祥到蒋公馆去看看有无遗留的物件时，发现在宋美龄的卧室里遗下这几件宝贝，他就郑重其事地收藏起来，把它护送到重庆。他以为拿着这几件东西向宋美龄讨好，可以博得委员长夫人对自己的信任。谁知宋美龄是存心不要这几件过时的饰物，字画也是没有大价值的。毛庆祥只好把这些东西送到机要室保管起来。防空洞里潮气很重，档案箱伏天要在太阳光下晒上几天，才不致发生霉烂。档案事关机密，不慎失落，责任不小。我身为科长，只得亲自出马，到防空洞前空地上看管。

　　一九四〇年春季，我向毛庆祥建议，说我自感能力不够，最好能不担任科长职务。毛当即表示代向办公厅提出。四月十七日，办公厅调我担任上校参议，可以不到军委会办公。我已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觉得从此可以少见毛庆祥的官僚面孔，在家享享清福，倒是正中下怀。

　　重庆本来是个生活水平较低的山城，我们初到重庆时，猪肉每斤只有二角，牛肉一元可买四斤四两。谁知到一九四〇年冬季，物价不断狂涨，猪肉每斤一元八角，还要清早去排队才能买到。当地人都埋怨说：“物价给下江人搞高了！”我的工资连津贴虽领到三百六十元，生活却一天不如一天。住处又连遭敌机轰炸，第一次住在小巷子行营附近，房子家具都被敌机轰炸毁坏了。幸而这年年底，军委会发给任职十年以上的军官一笔年赏奖金，我领到一张票面三百元的中央银行支票，即以二百元当押租租到了青年里新宅。但不久青年里又遭炸，损失惨重。再搬到化龙桥军委会眷属宿舍，买些家具用品重建家庭，暂时又安居下来。

　　一九四四年春，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回到重庆担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在北伐时曾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和我相识。一天，我到军委会去闲谈刚好碰到朱从办公厅外出。他询问我近况。我告诉他住处连续被炸，情况很是困难。这时，我发现朱身边的年轻小副官，以前仅仅是个少尉，此时已升为少将，心里很羡慕他，不住地向他身上注目。朱绍良见我如此，就叫我打一个报告述说生活困难情况，他答应明天送到办公厅去。我即照着他的意思写了报告送上。不多几天，办公厅批示我以少将待遇支薪，这是朱绍良有意帮我的忙。

　　一九四六年八月，我已由重庆回到南京。军委会撤销改组为国防部，由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时，我领了二十一个月退役金，结束了二十年追随蒋介石的生活。

　　（何国涛整理）

　　一九六三年三月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身边的三“帮”（容斋）

　　蒋介石身边有三个“文人”。

　　吴稚晖年纪最大，我们要给他画“脸谱”的话，他只能是一个白鼻子的小丑。他在国民党，一贯以插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他曾在《苏报》案中出卖过章太炎，太炎先生出狱后，曾公开揭斥他的丑行，说他是一个伪善的小人，“善补尔裤，毋使后穿。”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后，国人对陈，无不切齿。他却向孙先生下跪为陈求情，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光荣”历史。

　　自从蒋当权以后，他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镳帮腔。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首先站出来为蒋辩护，说杀了他的头也不相信蒋介石会变成新军阀。宁汉分裂，他坚决站在蒋的一边，痛骂汪精卫，并帮助蒋拉拢冯玉祥，当时他给冯的电报中，有“一柱擎天，惟公有焉”的肉麻话。后来冯公开反蒋，他又痛骂冯为叛逆。冯当然气极了，也打电报骂他为“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九一八”事变后，广州的非常会议要蒋下台，他站出来痛骂粤方代表。总之，在二十多年中，他一直先意承志，从一而终；蒋要做总统，他出来授印；蒋要铸九鼎，他就写铭文，把蒋捧为“不世的明君”。蒋要扣留李济深，他就把李骗到南京。二十多年中，他始终像一条狗一样，跟着主人打转，谁要对主人有所不利，他必定跳起来狂吠狂咬。

　　戴季陶扮的角色和吴姥姥有所不同，他是穿着八卦道袍的牛鼻子道人，在蒋的幕府中，他起的帮凶作用很大。

　　他和蒋的历史渊源最深，他们同在张静江商号里当清客，同在上海做交易所，同出入于“长三”堂子。抗战时期，我到东南战区去采访新闻，有一天经过淳安时，正逢合城官员列队恭迎“戴太太”。有人告诉我：这位太太就是戴“院长”的如夫人，又是某“太子”的生母。我起先弄不清这本账，后来才恍然大悟了。

　　他自从荣任院长以后，就长斋礼佛，装聋作哑，仿佛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样子，实则蒋所有“党国大计”，他无不积极参与，献谋画策。抗战胜利后，听说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蒋分析形势，权衡国共力量，认为全面内战，时机尚未成熟，主张继续“和谈”。戴偷偷地递给蒋一张纸条，蒋打开一看，只有简单的两句话：“自古以来，未有江淮未清而建都南京者。”蒋若有所悟，立即改变主意，向两淮苏北调兵遣将，大规模燃起了战火。

　　在这三个御用“文人”中，陈布雷的地位最可怜，实际上只是一个被豢养的幕僚，他也甘于在“臣妾”的地位，“勤效王事”。他从一九二七年到南昌进入蒋的幕府以后，一直以蒋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低声下气，曲意承欢。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后，他就连夜杜撰《西安半月记》。抗战期中，蒋介石要创造法西斯理论，他就连忙和陶希圣合写《中国之命运》。总之，他是克尽了帮闲的能事。

　　一个帮凶，一个帮闲，都在王朝没落的前夕，悄悄地自杀了，这老而不死的小丑，也终于前年死在台湾，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结婚刘纪文失恋（容斋）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合，是一九二七年後流传几年的最轰动的黄色新闻。关于三角离合的传奇，我不想在这里浪费笔墨。

　　我只想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另一主角的一幕遭遇。这是当时在北伐军总部工作的一位朋友所目击的。

　　一九二七年初，总部的经理处处长刘纪文和他时髦的未婚妻在庐山林荫深处“拍拖”，遇着总司令，总司令含笑和这对幸福的年轻人握手后，很随便地问刘：“什么时候到南京去？”刘答：“后方工作部署好了，准备明天动身。”总司令很关切地说：“长江轮很挤，我也决定明天动身，这样罢，你们都搭我的兵舰一起走好了。”

　　第二天，刘和他的未婚妻准时赶到码头，这艘军舰果然停在那里升火待发。Lady first，当然这位女士先上跳板，侍卫接过手提行李，马上殷勤招待入舱，刘跟着大摇大摆地上去，不料却被卫士拦住，问有没有登舰卡？刘说：“我们一起来的，是总司令面约的。”卫士说：“没有卡，一律不准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把刘推下跳板后，军舰就立即起锚开航了。

　　以后故事的发展，读者多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辞费了。

　　蒋宋结婚以后，据友人告我，还有过这样一段插曲：那时蒋和汪精卫拉得很紧，擠垮了西山会议派控制的所谓中央特别委员会而联合登台。宋美龄也和陈璧君极意交欢。有一天，蒋宋正在“闺房”闲话，侍者送来一封信，宋美龄拆开看后，即搁置桌上。蒋问是谁寄来的。宋说：“是给我的信，你不要管。”这就引起了蒋的满腹狐疑，一个是非要看不可，一个是坚持西洋规矩，夫妻间也要保持通信的自由，不能随便看，彼此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口角，最后蒋高声叫喊：“娘希匹，你的人也是我的，一封信都不能看？”宋听了愤怒地把信掷在地上，带着嘤嘤的哭声冲出房门，立即乘车回上海娘家去了。她向“阿哥”哭诉受欺侮的经过，这位“阿哥”说：“你们家这些野蛮事，我不管。”

　　过了几天，还是“大姊”想出了使两方都不算迁就的办法，解决了僵局。由她打电报给蒋，说宋母有意到京一游栖霞山。蒋也知道“大姊”的意思，立即覆电欢迎。那天宋母由两个女儿陪同坐专车到下关车站，蒋孔躬迎如仪。周旋了几句后，孔夫妇就拥着宋母登上自己的车子先走了，剩下这一双恩怨夫妻，也自然同车归去了。

　　这一幕电影镜头，更增加了蒋对“大姊”的感激。从此，在四大家族中，蒋孔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容斋）

　　一九二八年七月的碧云寺谒灵典礼（那时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还厝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后来迁葬南京中山陵），是国民党各派军阀“团结”的顶点。那时，我当新闻记者还不久，“躬与其盛”。蒋、冯、阎和李宗仁这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都参加。这次谒灵后，接着他们四个人又在北京小汤山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同年十二月，在南京举行第一次编遣会议。从此以后，文戏收场，武戏就开锣了。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蒋和桂系的战争，五月爆发第一次蒋冯战争。七月发生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十月又发生冯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发动的反蒋战争。接着，是一九三〇年阎冯汪（汪精卫）等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一九三一年夏又有广州成立反蒋的非常会议，直到是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军阀间的大混战才暂时告一段落。以上所举，还只是他们演出的几出大武戏，至于由蒋导演、串演的小规模武行戏，那就举不胜举了。

　　蒋冯阎之间的火并，主要由于蒋的排除异己，联甲倒乙，其导火线是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蒋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表面是裁减军队，减轻国库负担，实际上是要扩“编”自己的实力！“遣”散别人的部队。当时，论部队的训练和实力，首推冯玉祥部。在编遣会议上，冯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的方案，而蒋则授意阎另提一方案，主张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中央编遣区，也编十一个师。这个方案，当然最有利于蒋介石的扩充实力，最不利的是冯，冯因此托病离开南京，编遣会议无形解体。

　　分裂的另一个导火线是平津的地盘问题。北伐军打下平津，主要靠冯玉祥力量，蒋原来答应平津打下后交给冯玉祥，但一九二八年五月蒋阎在石家庄会谈后，忽然变计，决定把平津和河北省的地盘交给阎，发表阎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冯系只由何其巩担任北平市长。 　　这两件事，是以后连年军阀混战的主要根源。

　　蒋所以能够风云际会，爬上“最高领袖”的地位，建立他的王朝，主要就靠他在交易所中学来的一套买空卖空、多头空头的本领，加上江浙财阀的捧场，外国的撑腰。

　　他在国民党内，先是利用汪精卫，挤走胡汉民，一九二七年又利用胡汉民，对抗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把胡囚禁汤山，重新接纳了汪，一起搞所谓“安内攘外”，实质上是坚决对日妥协的勾当，抗战期中，他纵汪投敌，和汪一起串演“曲线救国”的双簧。他这样朝云暮雨，朝三暮四，正像他当年做股票买卖一样，忽而抛空，忽而大批收进，“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是对他当时当地有利。

　　他搞军队，他靠这套本领。北伐的时候，他的嫡系部队并不多，而且素质很差，虚有其表，北伐军攻下武汉，主要靠叶挺的铁军；攻下南昌、南京，也主要靠第四军和程潜的第六军，蒋嫡系的第一军从福建浙江到上海全部是“跟进”的，根本没有打什么硬仗。

　　当时的军事头领中，论实力，除阎锡山以外，都比蒋强，但在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的三年军阀混战中，一个个都被他收拾过一次到几次，都不断削弱下去，最后都无法单独和他对抗。他靠的什么？首先是靠拥有江浙的地盘，据“中央”的名义，经济力量比较雄厚，外国的支援，江浙财阀的捧场，他用这些钱去进行分化敌人。

　　一九二九年初蒋桂战争前，桂系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特别是白崇禧在冀东大批收编了张宗昌残部，李宗仁赶走张发奎、唐生智控制武汉以后，从两广、两湖一直到河北省东部，控制了半壁天下；而且由于冯那时因编遣问题，和蒋翻脸，冯与桂系也有一定的默契（李宗仁曾派人到河北辉县的百泉村去访冯，约定共同倒蒋）。但在长江中下游蒋桂军开始接触前，蒋派要员到冯当时“养病”的华山，甘辞重币，请冯“拔刀相助”，许冯于打败桂系以后，把两湖的地盘给冯。冯当时也想“坐山观虎斗”，派韩复榘带兵从河南南下，等待“接收”武汉。正在这时，蒋走了另一着棋，收买了桂系的李明瑞部，从内部倒戈，使李、白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蒋冯的火并，也因蒋攻破了冯的内部堡垒而告一段落。蒋全力争取和收买的目标就是韩复榘和石友三。

　　韩石都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棍。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娶了一个女伶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毛丰满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瘾也抽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蒋介石在冯阎等的部下，早布置有密探和特务，他了解到冯的内部有这些矛盾，就抓住机会，充分施展拉拢分化的手法。一九三〇年三月，冯派韩率领十三万大军从河南直趋湖北，和蒋部“夹击”桂系（实际是冯要蒋履行诺言，让予武汉的地盘），当韩部开到广水时，桂系已由李明瑞的倒戈而瓦解，已搞到了武汉，电邀韩到武汉见面。韩到汉口后，蒋设盛宴款待，宋美龄亲自招待，敬酒夹菜，把韩搞得晕头转向。当时，就由蒋伯诚从中拉拢，送给韩二百万元，另外，还答应以后每月给以“协饷”六十万元。同时，蒋也派人送给石友三一百万元，答应以后也每月送六十万元。就这样收买了这两个人。到是年五月冯揭起“讨蒋救党”的旗帜后，韩即率部由陕县东开，宣布就任蒋委任的西北军总指挥，石也率部由南阳东移豫东南，脱离冯的指挥，宣布就任蒋委任的第十三军军长。听说那时冯正在华阴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量讨蒋军事计划，他在会上还很有自信地说：“以前由于我离开部队，张之江和鹿钟麟意见不和，以致不得不退出南口，大家吃了几年苦。这次的军事，由我自己主持，不会再发生这类的事了。”正讲到这里，忽报韩石投蒋，率部东开，冯当时长叹一声说：“全盘计划都完了！”说罢，泪如雨下。

　　蒋介石凭他在交易所练就这一套功夫，善于选择时机，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又善于使用挑拨、分化、收买等等十八般解数，从内部瓦解最主要的敌人。当他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时，即使是他最切齿的敌人，也不轻于下手；不仅如此，他还会利用这些敌人的力量去打击另一批敌人。他明知李、白、冯、阎等都是坚决反对他的，他也决心要一一把他们吃掉而甘心，但他自审力量有限，不可能一下把所有的敌人都打倒，于是就利用他们之间的弱点和彼此的利害冲突，争取一些敌人作为暂时的朋友，利用他们来消灭当前主要的敌人。从一九二九年以后，他先利用冯玉祥打垮桂系，又利用唐生智打败冯玉祥；冯失败后，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蒋又收买阎锡山，出兵夹击唐、石。在阎锡山最后不得不公开揭起反蒋的旗帜以前，蒋又利用冯部对阎的愤恨，挑起他们起来反阎，要不是冯从太原秘密赶到潼关，说服部下，亲自主持讨蒋的军事，蒋介石很可能又利用冯的部下把阎消灭了。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梁漱溟）

　　1930年，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设在武汉，蒋介石这时也常在武汉。他住武汉时，改组了湖北省政府，用朱经农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是美国留学生，学教育的，当时任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齐鲁大学校长，校址在济南。朱经农从武汉回济南交卸齐鲁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嘱咐说：“你回到济南时，请对梁漱溟说，让他来武汉同我见面。”朱经农返回济南以后，把蒋介石的意思转达给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去武汉见他。这件事是蒋介石与我之间的第一次交涉。

　　后来，终于在南京与蒋介石见了面，这是1932年的事，是石瑛拉我去见的。石瑛，湖北人，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之后去英国留学，学化学，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我和他在北京大学是同事。他年龄比我大十多岁。这一年我有事去南京，石瑛正担任南京市市长。石瑛对我讲：“蒋委员长想见你，请你去武汉，你没有去，这次你既然来南京，不可以不见，我陪你去见他。”石瑛安排好以后，用汽车接我同去见蒋介石，地点是南京蒋介石官邸。见面的房间很讲究，桌椅、沙发、地毯、装饰品都很考究。蒋介石没有怎么同我谈乡村建设。那时，津浦铁路沿线正闹水灾，他问了一些水灾的情况。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怎么说他虚伪呢？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了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的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作记录。谈话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告辞了。我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记得的就是这么多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自南京迁到了武汉。蒋介石住在武昌的湖北省政府。一天早晨，我去见蒋，我对他讲：“韩复榘在山东不抵抗，为了保存实力，没有怎么打，就撤出了山东省。”我说完以后，蒋介石没有多说话，只是说：“这事我知道。”这一天蒋介石没有戴假牙，一副疲劳的样子，面容很难看。

　　南京政府由武汉迁到重庆以后，我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公开场合，同蒋介石见过多次面。我和少数人同蒋介石见面的次数不多。我记得清楚的，印象较深的有一次。情况是这样的：我和王卓然、王家祯，可能还有别人，一同去见蒋介石。王卓然、王家祯二位都是东北人，是张学良系统的。那次去找蒋介石有什么事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王卓然、王家祯两人谈到重庆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像投机倒把、黑市、走私等等，而且谈到这类事与政府官员都有关系。蒋介石很生气，表示很不愿意听，对他们两位辞色之间很不好，说了“你们很让我失望”这样一些话。我见气氛很紧张，就站起来，对王卓然、王家祯说：“我们来的久了，委员长很累了，我们告辞吧！”第二天，王云五碰到我，对我说：“幸亏昨天你一句话解围了，要不委员长还要骂下去。”

　　驻重庆时期，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在我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与我从香港办报回重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我去香港之前，蒋介石看我是一个中间派，不是国民党，也不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跟我套近乎，拉拢我，见面称我“漱溟兄”。1940年12月，民盟秘密组成后，我去香港办《光明报》，把民盟成立的事公开出来。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退到桂林待了三年。从桂林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变了，不称我“漱溟兄”，改称“梁先生”。从我同蒋介石的接触中，我觉得蒋介石神气、态度，都不自然，都很做作。

　　我这里谈一件别人的经历。陈铭枢与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对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在南京时，一个夏天的晚上，夜相当深了，蒋介石派人派车把陈铭枢接去，在院子里乘凉谈话。蒋介石对陈铭枢说：“我们很好，我们结盟。”所谓结盟就是拜把兄弟。陈铭枢当下没有接受，他对蒋介石说：“惶恐得很，我只可做委员长的部下、学生，怎么可以这样高攀。”蒋介石类似这种拉拢人的手腕很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孙科，代表有邵力子、张群等。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国内第三者是民盟，我是民盟的秘书长，民盟方面主要由我出面。当时的交涉，我都参加了。国际上的第三者是美国，主要的代表是马歇尔元帅。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协助马歇尔，一切活动都由他们两人出面。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精通中文，与中国关系很深，中国朋友很多，是一个中国通，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他从美国回来，在上海与周恩来长谈，谈得很好。正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马歇尔打电报给美国政府请求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由司徒雷登协助他搞两党和谈。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的请求撤回对魏德迈的任命，委任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留在南京帮助马歇尔。这以后，美国方面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接触，都是由马歇尔、司徒雷登两个人出面，给周恩来的电报两个人签名，去庐山找蒋介石也是两人同往。

　　我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说了话不算数，不顾一切地欺压人、刁难人。参加两党和谈的人，可以说没有人不受他的欺压。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我们这些两党之外的人士，如民盟以及一切在野人士；乃至美国代表马歇尔元帅，都受他的欺压、刁难。

　　国共两党和谈中，什么问题都是协商一致才能通过、实施。国民党里事事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什么事他不点头都办不成。因此，两党和谈中一切协议只有蒋介石点头后才能通过，否则达不成一致的协议，解决不了问题。这样，事事都要找蒋介石，各方面都要找他，美国代表找他，中共方面代表找他，民盟代表找他，国民党里听他支使的人也找他。但蒋介石躲，老躲，都躲，政治上非找他不可的人他都躲，找他，他不见。在南京不好躲，容易围上他，他就上庐山。他长期住在庐山，是天气真热非上庐山凉快不可吗？不是，蒋介石就是要躲避找他的人。一般都说马歇尔七次上庐山，据我所知马歇尔是九上庐山找蒋介石。我记得马歇尔第一次上庐山时，上海的《新民晚报》主笔赵超构曾发表消息，说马歇尔上庐山是请蒋介石下山回南京。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马歇尔请不下蒋介石来。请不下来，马歇尔为了解决事情，就只有上庐山。蒋介石老不下来，马歇尔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找他，先后上去九次。蒋介石不顾旁人为难，不顾马歇尔奔走劳累，把别人的痛苦不当回事，完全不体贴人，只考虑自己。

　　有一次，我去见马歇尔元帅，我的英语不行，有一位朋友帮助我，这就是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他的英语很好。当时，在马歇尔那儿的蒋介石的代表是俞大维（当时任交通部部长，以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那天，我去时俞大维也在座。马歇尔对我们说：“两党之间互相猜忌，互不放心，互不相信，这是我们中间人最大的痛苦，最不好办的事。怎样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向着相互谅解、相互信任的方向前进，这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这种相互相信要在事实上去做。”我同俞部长商量好了一些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就增加一些彼此的相信。可是蒋介石不干，不点头，在俞大维参与时说好的事，去报告蒋介石，说某个问题应当解决、签字。蒋介石说：“不！再说底下的，谈好的事先搁在这儿。”实际上就是悬起来了，不签字。这些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大大小小的问题很多，一言难尽。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元帅，后来从中国回去担任国务卿，在国内和国际上地位都很尊贵。在中国当中间人时，觉得很难当，吃了蒋介石的很多苦头，受了他从未受过的苦。马歇尔对蒋介石很恼火，他回国担任国务卿后，发表了白皮书，从这个白皮书中，可以看出马歇尔恨死蒋介石了。

　　比马歇尔吃苦还多的是周恩来。蒋介石倚仗美国支持，有美国当后盾，兵多武装好，有恃无恐，看不起中共，欺压中共。他总是逼着中共方面让步，总是说中共方面要在某个问题上让步，让了步下面好说。中共方面让了步，蒋介石又说，下面另一个问题还要让步，才能往下谈。中共方面又让了步，蒋介石又说还有那个问题必须让步。他说了不算数，总是一步步逼着中共方面让步。蒋介石逼中共让步的情况，我在解放前写的《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中，详细举例说明了，可以参考。中共方面为了实现和平，作了许多让步，蒋介石是得寸进尺，没个完。国共两党和谈有两次处于决裂的边缘。一次是安东问题，中共方面占领着安东，蒋介石派军队进攻安东。中共方面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将影响两党和谈。蒋介石根本不听警告，强占了安东。第二次是张家口问题，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发动进攻，中共方面再次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警告国民党，不许进攻张家口，若攻占张家口，国共两党和谈将决裂。蒋介石还是攻占了张家口。

　　此时，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思南路。两党对话通过书面进行。中共方面的信件，由周恩来签名。这些信件不直接交给国民党方面，而交给马歇尔，由马歇尔转给国民党。国民党方面给中共方面的信函，也不是直接交给中共方面，而是由马歇尔转达。所以，马歇尔很吃苦头，收到中共方面的文件，转达的话，要自己转给蒋介石，或亲自对蒋介石说；蒋介石的答复也要他告诉中共方面。马歇尔向中共方面转达蒋介石的话，很多是同共产党常驻在南京的董必武、王炳南谈的，然后由他们二人带话给周恩来。因为当时马歇尔住在南京，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歇尔与董必武、王炳南面谈的话，是当着我面说的。

　　因为张家口问题，国共两党和谈濒于决裂。我们这些第三者，还有上海工商界，都去找周恩来，劝他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走和谈的道路，不要打内战。周恩来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下去，并一再声明中共方面绝不愿意打内战。这时，蒋介石也派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吴铁城等到上海欢迎周恩来回南京，也欢迎我们这些第三者，张君劢、黄炎培和我，还有别的人。于是大家一同回南京。孙科在飞机场迎接我们。他说：“委员长在等大家，请诸位不要回家，先去委员长官邸。”我们坐车到蒋介石的住处，他果然在等待。蒋介石满面笑容同大家握手，表示欢迎。握完手，蒋介石就走了，说他要去台湾。真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把周恩来接回南京进行谈判，自己却走了，可见蒋介石一点诚意都没有，完全是耍弄人。因为在谈判中，中共方面周恩来一切问题可以作主，国民党方面孙作不了主，只有蒋介石点头才行，蒋介石一走，谈判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谈也等于白谈。蒋介石这种耍弄人的做法实在可恨。

　　内战打起来以后，有人问我：“两党决裂症结何在？”我说：“无可指。”为什么说无可指呢？因为双方没有一个固定的争执点，转移不定，蒋介石老逼着中共让步，没完没了。蒋介石的发言人为此也弄得十分狼狈。蒋介石说了话，他的发言人跟着对外发言，蒋介石变了，他也跟着变，一个事儿变来变去地说，他的发言人也被搞得很被动。例如，蒋介石上峨眉山前说，共产党军队让出长春，下面的谈判就好办了。中共方面把部队撤出了，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蒋介石的话完全不算话。蒋介石毫无信义，刚说的话可以不算数，使你没有办法。有人问我，国共两党最后决裂，不谈了，打起来了，争执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苏北淮阴县的地方政权问题。这个县是中共方面占领着，建立了共产党、国民党、地方民主人士三个方面参加的联合政权。蒋介石国民党提出，共军必须从这个县撤出，由国军进驻。周恩来表示，我们可以撤出，但是这个联合政权要保持，不能改变。周恩来说了最后的话：“我是淮阴这个地方出生的人，我要在这一点上让步，我无面目见地方父老。”蒋介石也不让，中共方面忍无可忍，谈判终于决裂。李宗仁代总统以后，重庆《大公报》的王文彬让我写文章，谈内战的责任在谁。我写了《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指出挑起内战的责任在蒋介石。此文见于重庆《大公报》和上海《大公报》。

　　宪政问题的几起几落，也充分说明蒋介石耍弄人，毫无信义。

　　宪政问题不从远处说起，只从抗战以来说，就经过许多的曲折。抗战前，本来决定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各种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代表选举法都已公布；代表也已经进行选举；宪法草案也备妥。这时，“七七”事变发生，宪政问题也就放下了。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等。并成立“宪政期成会”，以求其克期成功。会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设立“选举总事务所”筹备一切，宪政运动一时达于高潮。

　　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呢？本来抗战两年，从来没有人提出宪政问题。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也没有其他党派的人士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在会上提出的要求有：“加强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案”、“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请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等。大家提出这些问题要求讨论时，蒋介石忽然抛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当时，最实际的问题是国民党不给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在野人士和人民大众以言论行动自由，抗日救国都遭到镇压。大家要求国民党给人民以言论行动自由。当时，并没有要求宪政，因为实行宪政要有宪法，搞宪法要起草，要通过，不是说办就可以办的事。国民党蒋介石提出宪政问题实际上是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讨论各党各派在会上提出的迫切要求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只开一个召开国民大会的支票，人民要求的权利什么也不给。这完全是蒋介石玩弄的一种手段。

　　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上，根本没有讨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问题，只是“宪政期成会”向大会提交了“五五宪草修正案”，会议即告结束。9月间，蒋介石以筹备不及为由，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举行。宪政运动陷入低潮。

　　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开会，由主席团提出“促进民法案”，提案第一项便是宪政俟抗战终了再谈，抗战期内不谈，并撤消“选举总事务所”。这就充分说明，国民党蒋介石根本没有召开国民大会的诚意，他们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纯粹是一种应付手段。

　　1943年9月间，蒋介石国民党又制造召开国民大会的舆论。国民党中央决议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以各党各派代表为会员；要求各地研究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宪政运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规模声势比以前更大。

　　为什么蒋介石这次亲自出马任会长，大肆宣传召开国民大会呢？原来是国内自1942年以来，民盟领导人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表示抗议，在抗战形势下，全国人民也要求民主政治，以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在国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成英美与中国并肩作战的局面。中国内部的不协调，国民党蒋介石政治的不民主，影响军事，英美对此也表示不满。对民主之呼求、不民主之责难，由国内波及国外，在国内国外夹攻下，蒋介石才又提出宪政问题，并大造声势，欺骗国内外群众，安定英美。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似乎抗战结束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期限，不能满足，必须尽量提早召开。

　　在蒋介石、国民党心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几十万军队。蒋介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两条路：军事的路和政治的路。军事解决的办法，虽未断念，但是走不通，形势也始终不允许；因此，他想走政治的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急忙召开国民大会，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按英美宪法，政党不得拥有武力。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中也按英美宪法。作出这种规定，中国共产党参加制宪和将来的宪政，就要按宪法交出军队。如果中共拒绝交出军队，即是阻挠宪政，以这个罪名强加给中共，以此向中共进攻。这样也会合英美的意，取得英美的支持，可借国际舆论攻击中共。所以，1945年5月，蒋介石匆匆忙忙宣布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完全是想借国民大会来向共产党进攻，妄图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得到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并不是真正要实现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权利。

　　抗战以来，宪政问题忽高忽低，几起几落，变更之由来，完全是蒋介石采取的策略，作为一种手段玩弄着，充分表明蒋介石是毫无信义的。（许九星整理）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袁世凯蒋介石陈济棠的迷信（天皓）

　　卜筮、堪舆、星相之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是殷商时代卜筮的纪录，“易经”、“周礼”、“书经”、“左传”及历代艺文志，都有这一方面的记述。各朝并设置职掌占星相、卜葬地等推断吉凶的专官。有些帝王在君临天下之后，更进一步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秦始皇、汉武帝就是其中的典型。秦始皇焚诗书百家语，惟保留卜筮之书；汉武帝宠任方士栾大、李少君等人，有的甚至佩之将军印，煊赫一时。

　　关于这一类的事例，史不绝书。历代统治者不仅自己迷信，还以此麻醉人民，教他们把一切委之于命运，甘受压迫剥削而无怨，谓之“神道设教”。于是江湖术士应运而生，成为一种专门行道，上至达官巨贾，下至平民百姓，迷信之风盛行，形成支配社会活动最大的力量，甚至把一切行止进退和大小疑难问题，都取决于术士之口。大量荒谬无稽的奇闻，不胜枚举，远的且不去谈它，举两件近的事例如下：

　　众所周知的袁世凯，是清代镇压捻军起义的淮军首领袁甲三的侄孙。袁甲三的子侄袁保庆、保恒、保龄，也都以办团练起家，官至二三品，全家迷信风水相命。袁世凯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更笃信这一套。当时堪舆家推断袁家的达官虽多，却都寿命不长，不超过五十八岁，其原因是祖坟的葬地不是正穴，禄高命短。因此袁世凯飞黄腾达以后，由堪舆家选定河南彰德安阳河边作为他生前的住宅、死后的葬地，不再回河南项城老家。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调用一批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基层干部，训练新军。这些人都经过袁本人和他的营务参谋徐世昌面试，实际是以相面为录取的标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当组阁时，曾有人推荐日本庆应大学专攻经济、回国后又考取洋翰林的吴鼎昌作为财政总长或中国银行行长的候选人。袁世凯传见后，对其左右说：“此人背后可见腮，曹操就是这样的骨相，有才而不能重用。”结果只派了他一个造币厂厂长。

　　袁世凯做了三年总统之后，又打算做皇帝。他利用杨度、胡瑛、孙毓筠、李燮和、刘师培、严复等所谓名流，组织筹安会，制造舆论，假借民意，成为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即位后他一面大封各路诸侯，一面修建宫殿，改换门面，将原大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并示意准备作太子的袁克定，礼聘一位山东著名堪舆家贾某到北京为皇城看风水。

　　贾某到北京，受到袁克定的隆重款待。这位堪舆家煞有介事地持着罗盘在皇城内外详细查勘一番，很严肃地对袁克定说：“这是历朝宫殿，设计与结构，气足神完，可保皇帝江山万代；惟有新华宫门气散而不聚，正位以后，难免出现一些波折，这是一个缺陷，补救的办法，最好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建一个厕所，以收聚其气。”袁克定将贾某的建议请示其父。袁世凯虽然感到在富丽堂皇的新华宫门边建造厕所，不太雅观，但他宣布称帝之后，反对之声四起，正为此焦急不安，贾某的预言，恰中了他的心病。为了皇图永固，也顾不了雅观不雅观，终于接受了贾某的建议，并厚予赏赐。

　　当时国会议员刘成禺（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政府国史馆长，中共建政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在袁世凯称帝前后均居留北京，对袁世凯及其左右的丑行恶剧，知之甚详，撰写成“洪宪记事诗本末”一书，尽情揭露。书成，刘持请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序。章氏读完全书后说：“论载比较真实，诗也写得不错，但尚缺载新华宫门建厕所一事，应补入。如诗能使我满意的话，就给你作序。”刘成禺补咏一首云：“休言麟定说公孙，鲁语能污帝阙尊，蜡炬满前君莫笑，沛公入厕在鸿门。”章读后抚掌大笑，连称：“好诗！好诗！”刘成禺为笔者的前辈，抗战胜利后时有往还，我曾问及新华宫门建厕所及请章太炎作序事，刘老点头微笑说：“袁世凯做皇帝时，这类荒唐事可多呀！”

　　无独有偶，且再举两例。

　　蒋介石的母亲病故时，蒋还奔走在广东、上海之间，很不得志。有湖北人萧萱（纫秋）亦为同盟会会员，其人佞佛，染有鸦片癖，却精于堪舆学，当时正流落在上海。蒋介石慕其名，特登门拜访，恳求为其母卜葬地；还延至其家，尽情款待。萧萱踏遍奉化山山水水，终于在鱼鳞坳找到一块墓地。

　　不过几年，北阀军兴，蒋介石取得了军政大权，煊赫一时，认为是母亲葬地风水的灵应，感激萧萱。一九二八年，蒋任命萧为湖北省政府秘书长，以示酬庸。但萧的烟瘾很大，不胜秘书长的繁剧，旋改为监察院委员，蒋仍不时给予周济。

　　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坐镇武汉“剿共”，萧萱向蒋建议说：“湖北省政府大门正对武昌长街，杀气太重，不利于军事，应该设法改迁他处。”蒋听信萧的意见，命令湖北省政府邀请萧萱勘定新衙门，最后将省政府改迁到街道逼窄，房舍湫隘的武昌百寿巷，一时在武汉传为笑谈。

　　抗日战争末期，萧萱又倡议在重庆陪都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为抗战胜利和阵亡将士祈祷，并邀请广东南华寺高僧虚云到重庆主持，虚云事毕回广东后，给萧萱一信，告知他的高徒修圆和尚在贵州盘县北部修建寺庙，收留了一批农民做工，北盘县政府以包庇壮丁的罪名将修圆逮捕，请萧萱援救，萱将虚云和尚原信转呈蒋介石，并在信后署一“萱”字。蒋见信后，以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的公文形式转知贵州省政府查明释放，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代电上用笔批令盘县县长释放修圆，并笑对他的秘书说：“萧纫秋是可以通天的啊！”说明蒋介石与萧萱的风水姻缘不浅。

　　三十年代，号称西南王的陈济棠，更是一个笃信风水、相命、扶乩、占课的典型人物，他的广州梅花村公馆内，供奉吕洞宾神位，朝夕膜拜，祈求保佑，他的哥哥陈维周，原以看相算命为业，陈济棠发迹后，提拔他为广东盐运使，陈维周招收术士詹天眼、翁半玄、廖鹤洲、温香远等多人，安置在陈济棠的左右，专为他推断吉凶祸福。

　　他们算定陈济棠步步高升，是他的妻子莫秀英的福命带来，因此陈济棠对莫秀英特别宠幸爱重。广东为财富之区，陈济棠统治后，大肆扩充军力，开办燕塘军校，招考学生，必须经过陈维周面试看相，被议为生有“反骨”的不予录取，他们兄弟以重价购买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祖先的坟地，安葬他的母亲，并认定洪秀全之所以功败垂成，是由于葬坟时没有找到正穴。

　　一九三五年，陈维周作为陈济棠的代表去南京见蒋介石，以述职为名，实际是看蒋的气色。见蒋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设宴招待陈维周，二陈早知道陈维周精于星相，酒酣耳热之际，陈果夫问：“蒋委员长气色如何？”陈维周假意夸奖一番：“委员长的相当然好！”接着又说：“伯南（陈济棠字）的骨相气色也是不错的。”

　　他离开南京后，带同术士温香远到浙江奉化察看蒋介石母亲的墓地。回到广州后，陈维周很郑重地对陈济棠及其左右说：“蒋一脸晦气，明年一定倒台。鱼鳞坳比起芙蓉嶂来，相差太远了。现在是你取代蒋主持党国大计的时候了。”陈济棠经陈维周这一鼓吹，便下定问鼎中原的决心，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已侵入华北，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节节退让，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陈济棠认为正好利用抗日的旗号，争取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于是联络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于一九三六年夏天，以抗日救国西南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通电，声称北上抗日。笔者当时在广东，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陈济棠决心反蒋的前夕，由卫士们在吕祖位前扶乩，以卜吉凶，乩仙写示了“大运已到，机不可失”八个大字，更坚定了陈济棠挥师北指、囊括中原的信心。正在他调兵遣将，盘马弯弓的时刻，蒋介石已从四方八面派人收买他的部下，陈最亲信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与蒋的军长上官云相是郎舅之亲。通过这个渠道，余汉谋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的职务。

　　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所率领的空军四个大队，一百三十多架飞机，也被蒋收买，先后北飞投蒋，不到一个月时间，陈济棠已成了孤家寡人，他知大势已去，仓卒间逃往香港，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控制了广东全省，当时广东曾流传这样的笑话：“机不可失”，指的是飞机不可丢掉，可惜陈济棠领悟错了。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容斋）

　　扩大会议于一九三〇年九月收场。第二年五月，广州的非常会议又开锣，揭开国民党内反蒋运动的新的一幕。那时，我也曾到上海、广州进行了两个多月的采访，了解其中一些内幕。

　　原来，在中原大战结束后，阎锡山已逃往大连，冯玉祥的部队大部被蒋分化、收编；蒋虽然在那年年底在江西吃了一个败仗，损失了几万人（即第一次“围剿”），但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同时，他以为冯、阎、李、白都先后被他打败，一时不易再起，认为“天下莫予毒也矣”，想趁机办一件“大事”，召开国民会议，以便自己登上总统的宝座。这正和他的“前辈”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以后开始想搞洪宪帝制一样，凭自己的主观想像估计当时的形式。胡汉民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奠基人之一，当时身居“中政会”主席、立法院长，当然不愿“蒋胡联合”的政权一变为蒋一人独裁的局面，就藉军政时期尚未结束，不宜行使训政约法为理由，坚决反对，因此引起了争吵，被蒋扣禁于汤山。这事发生后，首先是胡派人物古应芬（当时的“文官长”）等纷纷秘密离宁赴粤，接着，孙科也到了上海，准备赴粤，扩大会议失败后潜伏在天津香港的改组派及西山会议派人物如汪精卫、邹鲁等也和广州方面频繁接触。四月底，在广州的邓泽如、古应芬加上在海外的林森、萧佛成的四“监委”发出通电，公开弹劾蒋介石，打出了反蒋的第一砲；接着，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分别通电响应，汪、孙等先于五月初到了广州。五月廿七日，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开幕，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非常”和“扩大”乃至前此的“特别”委员会，都是一个含义，就是打破国民党内各自的“党统”，包容从西山到改组的各派人物。所以当时有“特别非常扩大”的联语。

　　一九三一年五月，我由天津赴粤探访，在津沪途中，和吴鼎昌同车（他那时还未做官，以金融界大亨的身份经常仆仆于津宁沪之间，探听政治行情，找上台的梯阶）。他告诉我，三月中，他曾到汤山探望胡汉民，胡曾对他说：“我在南京给他（指蒋）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要出这样的流氓手段！”说到这里，胡又指着对面的书橱说：“这几年我亲手订的法令、文件就有那么多。他懂什么，他生平读的书都没有我写的多！”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与武大抗日请愿团（吴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慑于日寇的强大武力，坚持“不抵抗主义”，命令我东北军，节节退让，不许还击，致使日寇得寸进尺，长驱直入，迅速、顺利地席卷我东北全境。一时群情激愤，舆论哗然。首先相率采取抗议行动的，则是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他们纷起罢课游行，向群众进行宣传，向政府表示抗议，北平、上海两地大学生分途向南京进军，向政府请愿抗战。蒋介石害怕学生聚集南京，难于应付，当即一面命令各地军政头目，采取有效行动，制止学生入京；一面命令各路局，阻止学生上车。但实际都无效。各地学生代表，云集南京，把南京闹得满城风雨，使蒋介石日处四面楚歌之中。

　　武汉是大革命的中心地区。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成为白色恐怖的严重地区，其间尤以胡（宗铎）、陶（钧）时期，为恐怖达到顶峰的时期。他们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武汉大学的前身是大革命时期的武昌中山大学——有名的共产党窝子。大革命失败后，武昌中山大学被武力解散，不少师生被绑上了刑场。我在一九三〇年进入武大时，原武昌城内旧校舍，弹痕宛在；一些由前中山大学留下来的同学，对当年血腥往事，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因此之故，做为当时华中最高学府的武汉大学，竟是死气沉沉，同学们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九一八事变”的巨大震动，也只在这潭死水里激起一阵微小的波澜。同学们罢了几天课，游了几次行，算是对国家大事表了态，表完了态又照常读书。但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当京、沪等地大学生对不抵抗主义者围攻得正紧张激烈的时候，一股被长期压抑的心头怒火，也在武大学生中凶猛地燃烧起来了。学生会一声号召，三天内就组成了两百多人的赴京请愿团，使当时武大局势，为之急转直下。

　　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首先感到极大震动的是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他早已接到蒋介石手令，要他切实制止武大学生赴京请愿。他看到当时武大学生还毫无动静，当即电覆蒋介石，夸下海口，说是“成濬已早有部署，定能防患未然。”蒋介石看到这份电报，立即覆电，夸他“老成谋国，忠心耿耿。”正当何成濬十分得意之时，听到武大学生赴京请愿的消息，禁不住心头发怔！他觉得事关“威信”，非得如蒋介石手令所说，采取有效行动不可。当即一面放出空气，说要派军队进驻武大，以进行恫吓；一面派他的私人秘书，通过武大当局，找请愿团干事会谈判，说他很同情武大学生的爱国行动，愿意代表蒋介石接受学生请愿，保证答复圆满。并说如果学生同意，他还愿亲自来学校，对学生表示慰问。我们对他的和平诱劝，表示坚决拒绝；对他们的武力恫吓也完全置之不理，一条心，把我们的一切幻想和希望全部寄托到赴京请愿上。

　　十一月的一天，武大学生赴京请愿团的队伍，从东厂口出发，留校学生齐集校门内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去留双方，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大有易水惜别之慨。当队伍高举请愿旗帜，走到汉阳门轮渡码头时，竟意外发现码头上静悄悄地，只有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警，不见有平时老是十分拥挤的过江人群。经过询问，才知是何成濬在虚声恫吓和甘言诱劝相继失败之后，使出了他的杀手锏，悍然下令封锁江面。不仅轮渡停航，就连停泊在南岸的大小木船也都赶到对岸，使武汉水上交通完全中断。其目的就是要使请愿团过不了江，上不了开往南京的江轮。请愿团面临此境，无不悲愤填膺，当即一致决定，就地开绝食会斗争。誓言不达目的，绝不休止。当时已是初冬季节，江上寒风凛冽，同学们又饿又冻，但都斗志昂扬，绝无畏缩之意。附近商店居民纷纷送来茶水、点心和饭菜，劝同学们稍进饮食，并邀同学们到店中和家里休息。同学们对群众的盛情馈赠和邀请，都一一婉言谢绝，并齐声奋臂高呼：“宁做饿死鬼，不做亡国奴。”学校当局也三番五次请出一些老教授，来江边劝学生回校进餐。但他们来了之后，就都老泪纵横地同学生们坐到一起了，谁也不肯回去。深夜，武大校长王世杰亲自出马，走到请愿团学生面前，说他已同何成濬通了电话，约定明天一大早，由他过江去当面商谈解决办法，他保证请愿团明天一定能顺利过江，劝同学们暂时返回学校，等候消息。这时候王校长还是颇负盛名的学者，同学们对他抱有好感，再加上他在劝说时声音带嘶，显露出悲愤之情，因而同学们对他的保证一致表示信任，决定暂时回校。

　　第二天，王校长由汉口回校，向请愿团干事会简单传达了何成濬已下令恢复武汉轮渡交通，并保证不再阻挠同学们赴京请愿。于是请愿团的同学们打起背包，重又走上赴京请愿的征途。后来王校长谈起这次交涉经过时，说他那天刚一见到何成濬，何就杀气腾腾地说，武大学生赴京请愿，是有共产党从中操纵，并说他已查到了证据，要立即下令查办，问王校长有何意见。王说他听到何的这些话，知道何是在说胡话，也知道何是在以进为退，想以他不捉拿学生，做为学生不去南京的交换，当即坦然表示：查办共产党，是政府的事，只要有证据，就去查办好了，只是学生们还有一肚子的火，要是谁不准去南京，这股火怕就马上会要烧到谁身上，他也实在管不了；并说他已写好辞职书，准备辞去校长不干。说罢就起身告辞。何成濬慌忙留客，并说有话好商量，不要太性急。接着又捧出蒋介石的手令，说他制止请愿团赴京，是出于万不得已，请王校长向学生解释清楚。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不要错怪了他。于是下令恢复武汉轮渡和保证不再阻挠请愿团赴京。

　　招商局江华轮把请愿团运抵南京下关码头时，南京政府的官方代表和中央大学的学生代表都在岸上迎接。一个官员抢先说，他是代表蒋主席来“欢迎”请愿团的，并说蒋主席很“同情”同学们的爱国行动，已令中央军校腾出学员宿舍，接待武大学生，请我们住到那里，并备有汽车接送。中央学生代表则说，他们学校腾出的宿舍，已被上海先到的同学住满，现在只能在校园里搭些帐篷，接待各地后到的同学，问我们是否愿意去住，词情抱有歉意。我们请愿团干事会经过商量后，大家都宁愿住中大同学的帐篷，也不愿去住中央军校的高楼大厦，不进蒋介石的牢笼。于是同学们步行十余里抵达中大，住进了为我们新搭的帐篷。我们干事会立即找中大学生会代表会谈，请他们介绍情况。他们说，蒋介石绝无抵抗的诚意，找他请愿也白费。现在各地来京同学已都不再请愿，专搞游行示威，借以扩大影响，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对蒋介石同施压力。言外之意，显然是在动员我们，放弃请愿计划，立即参加到他们的示威行列。我们则认为请愿团是受全校同学的委托，专程来京请愿的，必须先行请愿。下一步如何行动，必须等请愿后再做商量。当时上海等地先后来京的大学生，每天都成群结队，到国民政府门前，举行游行示威和静坐示威，把国民政府大门内外，搞得狼藉不堪。蒋介石多次要接见他们，却意外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因而我们这时的请愿，倒成了蒋介石求之不得的好事。等了不到三天，我们就接到通知，约定了蒋介石接见请愿团的时间。

　　到了那天，我们请愿团一大早就从中大校园整队出发。队伍刚走到国府门口，就有几位官员迎上前来，满面笑容地把我们迎进了一间礼堂。那是一间并不太大的房子，里面空洞洞的，只有张矮矮的讲桌，孤零零地摆在上头。我们进去之后，就整队站在讲桌的前面。刚一站定，就见蒋介石身着戎装，从后面进来，径自走近讲桌。他没有带卫士，只有两个清瘦的文官模样的人（后来听说是陈立夫、陈布雷），分立在讲桌两头。蒋介石挨近讲桌站好后，脱下军帽，目光把我们扫了一遍，接着换上笑脸，向我们招手，要我们向前几步，靠拢讲桌，以示亲近。我当时是请愿团干事会成员之一，站在第一排，对他当时的神情举止，看得十分清楚。蒋介石把我们招拢之后，就要开始他的训话。但我们这次是来请愿的，不是来听训的。不等他开口，手捧请愿书，站在排头的请愿团总代表，即干事会总干事（是一位姓王的同学，河南人，名字记不清了。曾留学英国，归国后任大学教授），当即抢前一步，高喊一声：“请主席先接受我们的请愿书！”蒋介石猛然一怔，随即伸出手来，想从王同学手里接过请愿书。王同学接着又说：“我们的请愿书要先在主席面前宣读。”蒋介石显得无可奈何，把手缩了回去，耐着性子，反过来先听我们的训。我们的请愿书写得不短，王同学高声朗诵，足足花了大半个钟头。请愿书首先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亡我国策，痛斥了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要求政府立即下令动员，出兵抵抗，驱除日寇，收复国土。其他各项则是要求严惩守土有责的张学良（实际上张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的），停止剿共，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等。蒋介石此时是已领教到了学生的厉害，知道这场戏只能文唱，不能武唱，只得暂时放下“主席”的威风，让我们从容不迫地唱完了第一幕请愿好戏。好容易耐到“朗诵”结束，他连忙接请愿书，望也没望一眼，就放在桌上，然后开始了他的所谓“答复”。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反反复复，无非是再三强调目前政府不能以武力抵抗日寇进攻的苦衷，要求同学们能够谅解，要求全国人民各安本分，静待他准备成熟，再出兵收复失地。至于学生，则自然只应一心读书，不要过问这些“外事”。他讲了一个多钟头，没有一句话涉及到我们的十项要求。虽然台上声嘶力竭，台下反应毫无，直到他再次宣布答复完了，也还听不到半点掌声，他都无心计较，只匆匆戴上军帽，转身就走。不料我们的总代表又高叫起来：“请主席稍留一步，我们事先决定，主席答复完毕后，要由同学们当场表决。”王同学把蒋介石留下之后，随即转过身来，对着请愿团的全体同学说：“现在将主席已对我们的请愿，做了答复，应由同学们按原来约定，当场举手表决。凡对主席答复认为满意的同学，请举手！”他一连说了两遍，两百多请愿团同学竟都像泥塑木雕似的，连一双手也没举起来。这种沉默的抗议，真是无声胜有声！顿时使会场空气变得紧张，蒋介石和陈立夫、陈布雷都为之惶然失色，不知如何是好。沉吟了半晌，他才气得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已经对你们讲得很清楚了吗？你们怎么都不举手呢？”同学们还是谁也不吭声，由王同学代表回答说：“同学们的意思是要请主席按请愿书所提要求，一项一项地分别具体答复。”万般无奈，他只得再度脱下军帽，重新振作精神，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答复。可惜所答复的还是旧内容，他几乎把他第一次说过的话，炒了一顿现饭。时间又费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的各项要求，依然毫无着落。当他的所谓第二次答复讲完之后，还是要站在那里，等我们当场表决。这时已是下午一时左右，我们清晨从中大出发，走到国府，已在这里连续站立了四五个小时，身子都有些支持不住，特别是满腔请愿热忱，一连被泼上两盆冷水，心情无限悲愤，觉得再继续纠缠下去，也会是徒劳无益。因而在王同学要求大家第二次举手表决时就有一些人懒懒地举起手来。这时站在蒋介石身边，一直都不曾开过口的陈立夫，情急智生，就连忙挥舞双手，连声高呼：“多数通过！多数通过！”未经清点，便呼多数，真是天晓得。但对于当时的蒋介石来说，这可还真是一道有效的救驾灵符。他连忙抓紧机会，趁此下台，只对陈立夫和陈布雷说了一声：“同学们都很辛苦了，请你们好好招待。”便就拿起军帽，从后门溜走。蒋介石既已走了，我们自然也只好退了出来，结束了这场滑稽戏。

　　当我们走出国府时，陈立夫和陈布雷都跟在后面，说是奉主席之命，要招待我们吃顿午饭。我们的肚子虽已饿了大半天，却被气得鼓胀，谁也不愿意再接受他们的招待。两陈讨了个没趣，只好苦笑作罢。我们演完了正戏，还得要表演场加戏。请愿团队伍，忍耐着饥饿和疲乏，由国府转往丁家桥，继续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这时陈立夫、陈布雷两人已经赶在了我们的前头，驱车回到了中央党部。我们步行到达时，他们已布置好接待人员，把我们迎入礼堂。这礼堂不同国府的礼堂，有一排排沙发座位。当我们一一就坐后，招待员便立即送来茶水和每人一大包上等点心，说是陈秘书长（当时陈立夫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知道同学们都累了，饿了，请大家休息一会，吃点东西，再进行请愿。这时同学们正一肚子气没法出，接过点心袋，都纷纷掷向主席台，把主席台变成了点心摊。两陈见事不妙，急忙出来站在点心堆里，接受我们的请愿。我们照例由总代表王同学朗读了请愿书，内容当然和那份递交给国府的是一样，只换了一个接受者的头衔。有趣的是我们的请愿书是一式两份，陈立夫和蒋介石的答复也同样是一式两份。当时陈立夫的所谓答复，实际上是开了一次留声机，把蒋介石的所谓答复，原封不动地照讲了一遍。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对我们讲话时，我清楚地看到他并没有讲稿。后来陈立夫对我们谈话时，也同样没拿讲稿，而讲的内容和次序，居然完全一致，毫不走样。这当然不是靠当场临时记忆所能办得到的，只能充分说明当时蒋介石及其左右亲信，对这套“不抵抗主义”已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出口成章，毫不费力。同学们刚才在蒋介石那里所受的气，还没有消，现在听了陈立夫这一套，自然更是气上加气，到了举手表决时，也就自然没有一个人肯举手。陈立夫气急败坏地说：“刚才同学们在主席面前，不是已经举过手吗？我所讲的，同主席讲的完全一样，怎么同学们又都不举手呢？”意思是责怪我们前后矛盾，是在故意同他为难。同学们谁都没有理会他，连总代表也没有应声，由他在那里自言自语，唱独脚戏。他已经清楚看到，当时在请愿学生面前，连蒋介石也都不能不忍气吞声，他自己当更不在话下。于是只好自己转弯，想效法蒋介石打疲劳仗，再来一次疲劳轰炸，使我们听得不耐烦了，就自然会举手。正当他在台上再次唱起“不抵抗主义”的滥调时，不知是谁首先发难，忽地哗然一声，纷纷起身离坐，呼啸而去，把他一个人甩在台上。我们的队伍走出中央党部，回到中大帐篷，大家都垂头丧气，深悔没听中大同学的劝告，自己上门受骗。从而丢掉了幻想，从第二天起，我们就加入了中大等校同学的示威行列。

　　这次南京的示威战斗，持续时间很长，但我却只参加了几天，就忍痛告别了战友。原因主要在我们的请愿团是完全自费的，出发前，伙食团只退了我们半个月的伙食费。我们找学校接济，学校却派人来接我们回去，不肯给钱。再找教育部，他们也催我们早日回去，不允支援。中大的同学们虽都同情我们，但他们也都是学生，苦于爱莫能助。两百多人，在面临断炊的严重威胁下做了回校的决定。南京政府的接待人员听到我们决定回校的消息，都眉飞色舞，赶忙为我们预备好车轮。我们来时是自己出钱买船票，坐的是四等舱。回时却坐特等舱，还不要我们花一文钱。这自然是政府“盛情”招待的。欢送我们的接待人员，虽然十分热情，但我们的心头却是冷冰冰的。特等舱的豪华设备，也并不使我们感到比四等舱舒服。我们站在船头上，向愁云暗锁的石头城，挥手告别，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到学校后，留校同学们向我们问长问短，我们都无话可说，大家都痛惜这半个多月的往返奔走，全都白费。如果说还有一点收穫的话，那就是去掉幻想，准备斗争。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红军过黔时蒋介石在贵阳的狼狈相（王天锡）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一九三五年经过贵州时期，我在贵州任警务处长兼贵阳公安局长。红军进入黔东南后，王家烈亲率部队出去阻截，又命我兼任贵阳警备司令。是年春，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随行者有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浚、晏道刚、吴忠信等人。蒋的行营设在乐会巷毛光翔的住宅（今中华北路贵阳市水利、林业局）里面。蒋与宋美龄住在二楼，警卫十分严密，二楼两端的楼口都站有双卫兵。除了顾祝同、陈诚、端纳、晏道刚、吴忠信等可以自由上下外，任何人不经蒋的呼唤都不许上去。开会时，走廊上还有武装兵巡回走动。

　　这时二十五军的高级军官除我之外，全部都带兵出去了。蒋介石初到贵阳，一切情况急待了解，还有利用我的必要，因此仍然命我任贵阳警备司令，但派郭思演担任副司令，各城门的卫兵都是蒋军。蒋为笼络人心，对我表示十分亲热，除向我了解贵州的军政、社会情况外，并问先兄（王天培）有无儿女。“我把先兄死后的情况说了以后，他又装出很关心的神情对我说：‘好！只要有人就好。’他又说：‘贵阳你很熟悉，希望你辛苦一点，把了解到的情况随时告诉墨三（顾祝同）、辞修（陈诚）。你们都是熟人，不要拘束。你可以搬到行营住宿，便于联系。’当时我被蒋介石的甜言蜜语所麻醉，也就跟着他一道走了。

　　这年三月，红军由遵义西进仁怀后，蒋介石三令五申地命薛岳迅速把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侦察清楚，并派飞机由空中侦察，但一连三天都得不到要领。蒋在电话里大骂薛岳，问他 在前线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连敌人的主力趋向何方都搞不清楚。据蒋的卫士说，蒋介石气得发昏，把电话机的听筒都扔在地板上，顿足大骂不止。

　　大约在四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出席的有蒋介石、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浚、吴忠信、晏道刚、郭思演、王天锡等人。会上，顾祝同作了“敌情”报告。他说：“据息烽、开阳县长的电话，敌人的主力由乌江下游南渡，前部已过开阳县境，有进犯贵阳的企图。”接着他把拟好的防御计划宣读了一遍，令我指挥的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及警察四百余人（均二十五军部队）负城防责任，在三天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竣事；萧树经的别动队（约四百余人）警卫行营和严查户口。蒋并电令孙渡（云南龙云的部队，计三个旅）由安顺一带（此时孙部先头部队已到安顺）急行军到贵阳，加强守备。

　　会后，蒋介石问我：“三天把碉堡修好有把握吗？”我说：“只要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蒋说：“不能草率啰！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哩。”我说：“明天天亮以前就可以修好，请委员长派人视察，如果还要不得，可以再修。”蒋点头。当日，我强迫贵阳市民全力以赴，利用附近寺庙的砖、石、木板等，第二天午夜即将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竣事，去向蒋介石复命。

　　次日黎明，蒋与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亲到城上走了一遍，连声赞好。转来后，蒋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又极力给我灌了一阵“米汤”。正在谈话时，顾祝同神色仓皇地走进来，向蒋行了一个室内礼，连帽子也忘却取下了。他说：“报告委员长，刚才水田坝有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蒋介石由沙发椅上站起来，望着我问道：“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我答：“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三十华里。”蒋把脑袋昂起，眼珠朝上翻，松了一下又问：“距清镇飞机场多远？”我正在计算里程时，陈诚也跑进来了，说：“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二十五军有一部分叛兵在机场附近滋扰。”蒋介石默不作答，把两手背在后面，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沉思很久，两眼盯住我，问：“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我答：“有。从次南门出去，经花仡佬（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六十多里了。”蒋说：“你准备一下，挑选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我出了蒋的办公室后，心里在想，老蒋准备逃跑了。

　　当我按照蒋的指示去准备向导、马、轿，十时左右去向蒋复命时，蒋喜形于色地对我说：“刚才郭思演由茶店来电话，说敌人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走了。”这时，顾祝同、陈诚、端纳、吴忠信等人都在座，蒋把军用地图摊在办公桌上，手里拿着一管红铅笔指着地图说：“廖磊的一个军驻在都匀、独山，敌人为避免消耗战，是不敢向南走的。我逆料他们必然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出湘西回江西……”蒋正在指手划脚，大谈其判断时，晏道刚走进来报告说孙渡到了，蒋即命传见。蒋把红军的行进方向和他的判断又重复对孙说了一遍，并对孙说：“你看怎么样？”孙答：“整个情况不了解，委座的指示是不会错的。”蒋说：“你辛苦了，本来应该休息一下，但是这时的任务十分紧张，希望你再努一把力，马上出发，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我已电薛伯陵由遵义东进石阡、余庆阻截，并电何键把重兵摆到湘西一带，你与薛伯陵从后追击。”又说：“官兵都辛苦了，这里拿几万元去慰劳他们。”蒋回头望着吴忠信说：“叫侍从室预备款子，送到孙司令那里去。”孙渡走后，蒋又望着我说：“城防还是不能疏忽，你去安排一下罢。”我辞蒋出来后，又加派武装兵巡查市街，并亲自到城上走了一转，看到孙渡部队约有两个旅陆续出大南门、次南门而去。

　　第二天，约莫在早餐前后，突然听到南门近郊炮声隆隆，我正想出去看一下，蒋叫卫士找我。我走进蒋的办公室，看到他躺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幅地图。看到我进来，蒋即把地图放下问：“你听到炮声吗？”我答：“听到的，大约在南门近郊，距城不过二十里。”蒋说：“敌人未必会来攻城吧？”我未作答。蒋说：“你派人去侦察一下，即刻把情况回报。”我出来后，即派两人骑马到图云关一带侦察，约莫经过两小时，侦察人员转来回报，红军与滇军在黄泥哨（距贵阳约二十华里）接触，现在已向花仡佬方向去了。我正想去向蒋介石报告时，陈诚笑嘻嘻地走进我的寝室来说：“好消息，敌人已被孙渡打跑了。”我说：“刚才侦察人员来回报，情况相同。委座知道了没有？”陈诚答：“是委座亲接的电话。孙渡已到龙里了。”下午陈诚又对我说：“敌人真狡猾，又从洗马河折转来，从花仡佬出青岩，走广顺方向去了。”我说：“现在怎么办？”陈诚答：“孙渡已回师追去了。”

　　红军这次行动，真是神机妙算，可以说简直把蒋介石的鼻子牵着走，使他的所谓“敌情”判断，完全不着边际。

　　红军向云南方向前进后，蒋介石不久即离开贵阳，以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郭思演任贵州警备司令，萧树经任贵阳公安局长。回忆萧树经来接收时，先派武装兵把公安局四面围住，街口上架起机枪，如临大敌。这些现实情况，足以说明蒋介石的阴险刻毒，不容异己。我忘了兄仇，还帮助他奴役人民修碉堡，找向导、备轿马供他准备逃命，现在回忆起来，真正惭愧到无地可以自容。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最怕提及张学良（容斋）

　　抗战胜利后，我有一次拜访沈衡山先生，谈起某君来。衡山先生说：“我们是世交，虽然政治见解截然不同，见面还是保持一定友谊的。某君是工于揣摩蒋介石的思想变化的。七七事变后，我从苏州狱中被释放，到南京见蒋商谈团结抗战的大计。某君在中央饭店迎候我。他对我说：你见了蒋先生，千万勿提起张学良，这是他最忌的，一提到张他必立即翻脸。我见到蒋后，蒋装得很客气，说以前的‘误会’不要谈了，以后希望共同救国，并具体谈到如何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网罗各方人物、共决抗战大计的打算等等。我那时忽然想起某君叮嘱的那句话，以为未必一定如此。就接着对蒋说，现在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像张汉卿这样的人，……这句话刚出口，看到蒋果突然变色，立刻站起来说：‘我还有别的事，嗯，嗯，以后再谈罢。’就此送客。可见这人的器量是如何褊狭。”

　　在一九四六年春，我也亲眼看到一幕，可以和衡山先生的话印合。蒋“还都”南京后，第一次到上海，在市府接见中外记者，那时蒋刚发表所谓“四项诺言”，当场，文汇报记者唐海提出一问题：“政府既已宣布释放一切政治犯，张学良先生何时可以释放？”蒋听了勃然变色，答非所问地支吾了几句，站在他背后的戴笠和唐纵等则狠狠地瞅着唐海，后来还千方百计想害他。

　　蒋介石为什么对张学良这样切齿痛恨呢？谁都知道，只是为了张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迫蒋放弃不抵抗政策，走上抗敌的道路。“君子爱人以德”，张汉卿对蒋可以说是够朋友了，不仅如此，当蒋接受了抗日的条件以后，张不仅像窦尔敦一样“摆队送天霸”，送出西安，还亲自把他送到南京，对朋友的义气也算到家了！岂知这个现代的黄天霸，忘恩负义，到南京后立即把张扣押，组织“法庭”审判，一直到现在已做了二十多年的笼中之鸟。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老先生确是被俘（陈左弧）

　　——西安事变旧事闲谈

　　阅《千秋评论》丛书第七十三期（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中所载有关西安事变各文后，与友人闲聊有感：

　　一

　　有人说李敖先生总喜欢说蒋老先生的不是，迹近感情用事。我认为这种说法实与事理不符。李先生是个史学家，我们姑且抛开“史学家的历史使命”等等的大道理不谈，单就“癖好”而言，作为一个史学家，当然是爱好（也应该）寻幽探秘，发人所未发，从故纸堆中、故事丛中，寻求真相，为后世提存信实的见证。否则，何能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们这个社会更何贵乎有史学家的存在？孔老夫子如果当年不作春秋，后人怎能了解褒讳贬损的微言大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这漫漫长夜的时光隧道中，总该有几盏明灯亮着吧。

　　如果说李先生真说了蒋老先生一些不是之处，那也绝不是无中生有、道听途说，随便说的。他所说的，都是有根有据，落槛落实（各文可以覆按）。我现在且举一例以为证：在《千秋评论》第六十七期（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版）中，李先生写了一篇“蒋介石的被俘观”。在那篇文章中，李先生说：“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这样的评述，是多么的公平客观。他又说：“蒋介石自己若适用同样标准，他自己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自己在兵败山倒时，为何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于是，他又作结论式地说：“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事实上，他自己都做不到。”这些评论，又是何等的平正允当。而且他还列举历史故实，援古证今，以说明蒋老先生的被俘观不尽正确。可以说完全是一篇高度学术性的论作，何尝有丝毫“感情用事”的成分掺杂其间？李先生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史学家，也是一个才艺横溢的文学家，更是一个义正词严的政论家，没有他那种超特的见地和湛深的学养，还真写不出来这样掷地有声的文章哩。他写这些文章，全是为历史作诠释，绝不是感情用事的无缘无故的伤害任何个人。

　　二

　　有人说蒋老先生在西安事变中被“劫持”不能算是“被俘”，这种说法，我认为说不通，不敢苟同。现在我要根据自己身为数十年老兵的体认，说明一些我的看法：

　　军人因战败被敌所执，通常不外两种形式：一是被俘，一是投降。

　　投降，一般说来，是军队还有相当的战斗力，仍能作有组织的抵抗。但因为鉴于大势已去，回天乏术，如果继续战斗下去，于事无补，徒然增加无谓的牺牲；或是因为全体、或大多数、或虽是少数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员的意志动摇，不愿继续战斗；或是受到其他种种威胁利诱等制约要挟等等的原因，不能继续战斗，于是竖起白旗，举起双手，自动放下武器，与敌人谈判（或不经谈判）休战，作无条件的投降，或有条件的屈服。——这就叫做投降。

　　投降，也有多种形态。譬如法国维琪政府接受希特勒的控制，是一种形态。麦克阿瑟在密苏里舰受降，是一种形态。傅作义得到准许在北平搞局部和平，是一种形态。吴化文奉佐公（王耀武）之命，守备济南机场地区，临到关键时刻，独向陈毅不战而降，网开一面，让共军轻易地攻入友军的核心阵地，这又是一种形态。方先觉将军苦守衡阳四十七天，国民党军队终于无法解围，方先觉实在无力再撑，只好向日军投降，这又是另一种形态。战争，真是一种最复杂、最为多姿多彩的游戏，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若干年前，我看了蒙哥马利的回忆录，当英军在欧陆处境恶劣，非施行敦刻尔克大撤退不可时，英军统帅亚历山大（身边无存书，无法查阅。只记得概要。详情以及人名、职衔、地名等，都记不得了。）先行渡海回国。行前对留置法国继续抵抗的指挥官（好像就是蒙哥马利吧？）提示作战指导，假设了许多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一一提出对应的措施。最后一案就是：“万一到了‘这个’地步时，你可以有权和敌人谈判投降。”（大意如此，不是原文。）亚历山大这些指示，非常明确、坚定、周详、具体、负责任。

　　民国三十二年冬常德会战，陆军第五十七师防守常德城。常德城正位于第六、九战区的作战地境线上，所以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和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薛伯陵将军都来指挥五十七师。他们所发过来的无线电令，几乎千篇一律的都是这几句话：“余已大军援兄（国民党军队，长官对部属，平时都是官腔官调的称‘该师（团、营……）长’等，但到了紧急关头时，常常喜欢称兄道弟，我觉得非常肉麻。）不日即到，务盼我兄固守待援。”含糊笼统，既不翔实，也不具体。而所谓增援大军，始终是渺无音讯，不见踪影。五十七师血战十六昼夜后，弹尽援绝，伤亡殆尽，所余阵地，被迫局促于常德城西南一隅，横广纵深不及数百平方尺，师长的指挥所（中央银行）距火线仅二、三十公尺，实在没法再支撑下去了，只好渡河（沅江）突围（常德为背水阵），在突围过程中，死伤惨重，被俘者甚多，但五十七师始终没有投降。

　　我说上面这段话的用意，就是要说明什么叫做“投降”。附带的也说明一下东西方将领的指挥风格、指挥道德、以及负责的态度等各方面的差异。

　　被俘，与投降不完全一样。被俘，一般说来，是整个部队已被敌人击溃了，已经没有继续作有组织有体系的抵抗的战力了，战败的官兵在战场内、或虽已脱离战场但终未到达安全地区、在战场外，被敌人捕获。所以，投降通常是集体的；被俘通常是单独的、个别的。投降通常会牵涉到战斗意志（还有战斗力却不愿意继续战斗）的问题；被俘则多是“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张巡、许远在睢阳是被俘，并非投降。杜聿明在徐蚌会战中也是被俘，他并未投降。不过，两者相同之点，都是同样的不幸，最后都成为敌人阶下之囚，或囚或死。

　　西安事变，东北军乘夜由西安衔枚疾走，挺进临潼。十二月十二日晨，向华清池发起拂晓攻击，蒋老先生的侍从和警卫部队奋勇抵抗，战斗激烈，侍卫长钱大钧负伤，文官邵元冲、秘书萧乃华都阵亡了。而蒋老先生本人却仓皇失措，逾墙而遁，内着睡衣，外披骣袍，赤头跣足，被叛兵从山穴中逼出来（见孙铭九先生的叙述），这不算是被俘还算什么？

　　假如张、杨在西安新城大楼大排筵席，恭请蒋老先生赴宴，“却在两壁埋伏刀斧手”，在酒席筵前，趁着酒酣耳热之际，把蒋老先生拘捕或杀害，那就可以不算被俘，而可归于“诱捕”之列。因为那是没有经过战斗的。可是西安事变的事实并非如此，蒋老先生确是不折不扣的在战斗状况下被叛兵俘虏了。虽然，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但，事实俱在，强求摔脱“被俘”之名，无啥意义。

　　至于说张、杨应该不应该发动这次事变，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论列范围之内。

　　三

　　蒋老先生在华清池脱逃不逞，终于狼狈被俘（比我不幸在孟良崮兵败被俘时狼狈多了），我认为寔在思虑欠周，措施失当，（大概当时是吓迷糊了！）令人惋惜不置！他就不想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方既已发动兵变，来势汹汹，已经一举突破，攻入辕门之内了，当然是势在必得；凭你那一枝战力有限的警卫部队，怎能抵挡得住？而临潼附近又别无你的“嫡系”部队，即令有之，事出仓猝，没法联络，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绝对是没法及时赶来救驾勤王的。而华清池后面，只有一座骊山，地形单纯，你纵然跑上山去，敌军稍加包围搜索，即可瓮中捉鳖，笼中抓鸟，你还能跑得掉吗？这与陈炯明当年炮轰白云山的情形不同，广州市区辽阔，街道纵横，地形复杂，叛军当时离总统府较远，攻势并不凌厉，叛军一时无法把总统府包围得水泄不通。且广州附近地区尚有其他部队，叛军不能不有所顾虑。综此诸因，故孙中山先生当年所受之危害，不若蒋老先生在华清池所遭受者迫切，乃得以从容脱险。蒋老先生之处境则时异势迁，大不相同。作战，不是要根据敌情、友情、兵力、地形、态势等而作判断、而作适切的处置吗？上哪只坡，唱哪只歌，生什么病，吃什么药，岂可异病同方，如法炮制？

　　我现在倒想做个事后诸葛亮，不揣愚陋，来替蒋老先生借箸代筹一番：我认为蒋老先生在那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根本不必仓皇逃遁，唯一可行的上策，就是从容镇静，照常盥洗整容，把假牙装上，把长袍马褂穿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自己如果怕被枪弹打死打伤，不敢走出房门，可令侍从人员向叛军高声传话：“委员长命令，叫你们不要打了，叫张副总司令亲自来见。”我想叛军听到这种喊话，可能会暂时停火的。当然，张学良先生不可能去见他，因为张先生当时根本不在场。但孙铭九一定会去见他。孙见他时可能仍会执礼甚恭，有板有眼的：“报告委员长，副总司令请您到西安去……”蒋老先生这时可以装模作样地骂他几句，也可以不骂他（最好不骂，骂也没用），然后，拿着手杖，戴上礼帽，大模大样、龙行虎步地走上汽车，驰向西安去也。固然，同一被俘也；但，“虎死不倒威”，这不比被人家从洞穴中拖出来风光多了吗？可惜蒋老先生当时不是之图，落得那样的窝囊下场，真是失策呀！

　　《中庸》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国民党许多大官往往喜欢拿这三达德训人，无奈说来容易做来难，圣人的悬格常常是令人高不可及，还真不是每个人每件事都能做得到的哩。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抗日？（汪子飏）

　　——八年抗战史研究之一

　　翻开近代史便知，日本自甲午之战后，即有侵华的野心。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朝鲜独立，以便日后的并吞，且要割取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补偿赔款了事。此事至少说明二项事实：其一，日本对中国确有领土野心，其二，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俄、德、法三国并非有爱于吾华而干涉还辽，实因其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雅不欲日本来破坏在华之均势也。

　　但欧战一起，列强忙于空前未见的大战，全力投向欧洲，无暇东顾，不得不让日本在远东崛起，破坏均势，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升高，乃是势所必然，如币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条，如山东问题，接踵而至。

　　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证明列强所尊重的是强权而不是正义。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的权益移转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反应是强烈的，爆发了有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无疑是一伟大的爱国运动，但奇怪的是，在蓬蓬勃勃的情绪挥发之后，举国上下并没有把精神放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更没有处心积虑来思考如何救国，仍然继续内争，打内战，从军阀混战到革命军的北伐，枪口一直是对内的。

　　北伐的胜利，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对军阀的厌恶——他们卖国，他们喜打内战，他们欺压老百姓。北伐胜利之后，创立了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蒋介石时代的来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虽以“民族主义者”（The Nationalists）自居，但他们对民族前途的考虑，并不比旧军阀好，有时更坏。他们同样地出卖国家利权，同样地打内战，同样地欺压老百姓！

　　国民党打内战甚至打得更凶，先是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党，然后是一九二九年的“武汉事变”，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战”，用更大的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另二个异己——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中原大战的惨烈，对国家元气的损丧，实为军阀时代所未曾见。更由于中原大战，张学良进关助阵，导致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鲸吞满州，显然是由于中国人的没出息，自相残杀，不能一致对外，有机可乘。九一八发动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南昌坐镇剿匪呢。

　　蒋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记里，引九一八事变为耻。他以为耻，因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在廿四小时内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却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电令，并曾对一些人透露过，包括北上责问张学良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其实在九一八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已自江西发电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说：

　　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见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的《盛京时报》）

　　同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又拍“铣电”给张学良，说得更清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于九月六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〇四号。）

　　可见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事后不是什么秘密，事前亦甚明显。精于情报的日本关东军，岂能不知？你不抵抗，我岂有不捡便宜之理。九一八一发动，中国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蒋介石之耻，但蒋介石却要张学良替代背黑锅！

　　为什么不抵抗？有许多人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战，不是挑衅，而是敌人打上头来时，必然的自卫行动，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一九三〇年张学良进关时，只调进七万人。驻在关外的辽宁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共计仍有十九万人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万多人。

　　一万多人的日本关东军，不折一兵，不损一将，轻易地夺去了东三省，而且趁机劫掠，据不完全的估计，中国的财产损失在十七亿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与弹药的损失，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飞机二百六十二架、迫击炮及其它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战车廿六辆、步枪和手枪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支、机关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数字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一卷）。这样多的武器，如果东北军拼命抵抗，纵然失败，也必然给关东军以相当的创伤，挫其侵略锐气。不抵抗的结果，不仅平白让敌人夺去土地与武器，而且更增敌人的气焰，更进一步想要染指华北！

　　所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但他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在我看来，国共两党乃是孙中山这个政治母亲所生的难兄难弟，国共内战绝对可说是阋墙，不过两党到底有些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勉强可说是打“思想战”。但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不合孤意，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到那时候再抗日，就算有那么一天，他早已成为日本帝国的儿皇帝了。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至今走国民党路线的历史家，仍然津津乐道，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不用头脑的瞎说，实在可哂。在这些人的头脑中，自以为是地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试问要安内，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绝对不是！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日本打上门来，中国迟迟不抵抗，因为当时最高领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然而，他为什么最后不得不领导全国抗战呢？请听下回分解。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廿日写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汪子飏）

　　——八年抗战史研究之二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了整个东三省，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九一八后二个月差四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乃力称：

　　“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

　　半个月之后，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又强调：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训词》中，更强调：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专心一致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

　　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说极为露骨的话，请问东三省与热河如此轻易地失去了，居然“没有多大关系”，可见他站的是什么样子的革命立场。为了“专心一致剿匪”，只有继续迁就日本。同年五月便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答应撤退，并保证“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蒋介石更于七月廿八日，以“妨害统一政令”为名，通电迫使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军。但是处处退让、忍辱负重，并不曾减轻日军的步步进逼，进一步又要制造蒙古国了，又要强迫中央军退出华北了。然而，鬼子得寸进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忍辱负重，以至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何应钦奉命签订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因其可耻，所以事后何应钦与蒋介石都矢口否认，说是根本没有“何梅协定”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页433—434中只提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声明，认为“所谓‘何梅协定’，实系有意造作之名词！”当然在这本《纪事长编》中，不会有七月六日一条，从六月三十日一跳就跳到九月初去了。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的讲话中，也否认没有什么“何梅协定”，说是日本人的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绝对没有这一回事”，但同时又露出马脚，欲盖弥彰。蒋委员长说：

　　“去年六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消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

　　既然是书面答应了别人的要求，而且“自动办好”，再简单也是“协定”，有义务要遵守的。再说，这封简单的信，并不简单，原是日本人代拟的文稿，要何应钦签字的，其中并没有“不必订什么条约”云云。全文下：

　　“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种事项期望，均承诺之，且自动实施。特此通知。此致 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何应钦亲笔签字答应梅津承诺日本人的“各种事项期望”，并且“自动实施”，还不够称作“协定”吗？如果不是“协定”，日本人会“颇表满意”（高桥觉书的作者高桥坦的话）吗？事实上，何应钦签这个字，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么轻松，他在被迫之余，立即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并附原文，汪院长覆电同意，何遂于六日签署。近台北党史会出版的抗战史料中，收录了一封出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电报，即何应钦在签字那天发给蒋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员长蒋：哂密极密。关于河北纠纷事件，日方必欲我作正式书面答复，经与汪院长再三斟酌考虑，历时三星期，一再与日方磋商，近始决定由职备一普通信，送达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其文曰：（径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应钦 二四年七月六日）等语。原件于今日寄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谨闻，职应钦。鱼未秘印。”

　　两天后，七月八日，蒋介石觉得不妥，又致何应钦，指示他致梅津函“从缓发出”，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发否盼立复。中正。齐申机蓉。”翌日，何应钦回电，当然已经发出了。蒋介石对全国中学校长的讲话中，说得很轻松，但原手资料显示，蒋、何两人都不轻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明明是一种书面的协定。既已白纸黑字签了字，又要赖账，是不可能的。

　　蒋介石为什么肯签“何梅协定”呢？一语道破，他要贯彻他的“安内”政策，内既未安，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不抗日。当时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当然对蒋介石有压力，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安内的既定方针。

　　改变蒋介石既定政策的最要因素，乃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此一事变可说是“安内”乎？“攘外”乎？两种政见“打拼”的结果。

　　一方面，蒋介石想尽方法以贯彻他的安内政策。他率文武大员飞往西安，就在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安内政策，不听张、杨苦劝，仍然严厉督责，并加以威胁。最有趣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变发生前三日，写了一封密函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它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想经过“大公报”透露他剿匪的决心与布置，这种布置当然也同时给张、杨以警告与威胁。可说是蒋氏要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

　　另一方面，张学良于一再试图改变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失败后，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两个礼拜。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为什么？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在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将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一变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而且失败得惨极。张学良软禁至今，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要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与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陈布雷的回忆录揭了底）、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此外，国民党史家在否定西安事变对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时，还有几种曲笔。

　　一种曲笔是尽力否定张、杨的抗日志愿，如说他们是为了私利哩！受了共产党的煽惑哩！以达到避重就轻的效果。中共在当时极力统战，全无可疑，但若非张学良国仇家恨所衍发的强力抗日情绪，绝非共党所能“统战”得了的。而当时统战的成果，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主体乃是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蒋介石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提及他很惊讶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共并不知情。他很惊讶，因他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主动者，张、杨是被动者。但国民党史家仍然强调共党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好像张、杨一听命于中共，甚至莫斯科。事实上，张、杨捉放蒋介石，主要都是张、杨自己决定的，尤其重要的是张学良的决定。再从政策上说，中共原是要“反蒋抗日”，后来改为“逼蒋抗日”，但张学良则坚持“拥蒋抗日”，最后是张学良的坚持胜。他的“拥蒋抗日”，更可见他的唯一目的是抗日。他若稍为自己打算，他不会自动陪蒋介石返京，且于软禁后命令其西安部属释放中央大员及五十架飞机。

　　另一种曲笔是尽量强调蒋介石一直是准备抗日的。这种强调一方面固然洗刷蒋介石自九一八以来不抵抗政策的耻辱，另一方面就是在否定西安事变对抗战所起的启导作用。蒋介石既然一直在准备抗日，张、杨兵谏要求抗战，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就此可达到一项无以证实的结论：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还是会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党史家举出许多例证，诸如新生活运动哩！国防建设哩！德国顾问团哩！购买飞机哩！但这种种“准备”是对外乎？还是对内乎？就很难说了。事实上，自九一八以来，虽然日本步步进逼，蒋介石的枪口一直是对内的！此种事实，将何以解说。最有趣的是，国民党史家又同时谴责西安事变使中共坐大。坐大的原因既由于停止内战，须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是一事之两面，肯定西安事变有制止内战之“罪”，而否定其促成抗战之“功”，岂非矛盾？

　　一九七七年六月陈立夫于台北党史会期刊《近代中国》中，透露了一项秘密，即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曾命令他与共党接触。此事证明当时国民党的剿共战争，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顺利，以为红军已濒末路，而被西安事变拯救了。假如红军真已不堪一击，蒋氏又何必要“接触”呢？但“接触”并不能证明蒋介石已放弃内战，事实证明在西安事变之前，完全没有停止剿共的迹象。很显然的，蒋介石以“接触”为将来的一个退步（option）而已。

　　西安事变二主角被“牺牲”得很惨，很少人表示同情。即使是中共，虽肯定张、杨的爱国，以及对抗日联合战线所建立的功劳，但对张学良的营救，并不热心，周恩来就说过，那是国民党自家事，共产党不为个人说话云云。

　　张学良与杨虎城都因促成抗战而牺牲一切，可惜的是蒋介石不允许他们率军抗日去牺牲。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陈迹，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万古常新的，不容被个人与政治因素所牺牲。回顾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不能忘了西安事变。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六日写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萧觉天）

　　我从1934年堕入禁烟督察处的泥坑、拟订各项章程起，1935年做了贵州督察处创办人，1936年又是禁烟总会法规编审，1937年代理广东禁烟特派员，一直到1938年结束时为止，对于湘、鄂、赣、皖、川、滇、黔及桂、粤各省的所谓“禁政”知道较多。为了节省篇幅，只略谈内幕情形如下。

　　一 挂起禁烟拒毒假招牌的原因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本是以可耻的鸦片贸易毒害我民族开始的。此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利用租界特权和内河航行权，贩毒和制毒的机关更布满全中国。可是1924—1926年先后修正生效的《国际联合会盟约》第二十三条又有这样两项规定：“（丙）关于贩卖妇孺、贩卖鸦片及危害药品等各种协约之实行，概以监督之权委托联合会。”“（戊）采用必要办法为联合会所有会员确保并维持交通及通过之自由、暨商务上之公平待遇。”

　　国联当时就在这种盟约幌子下，一方面对中国禁烟有监督权，另一方面对各国贩毒进口有证明权，并对中国需要各种麻醉药品数量，由国联监督处估计拟定。就医疗上用途最广的鸦片、吗啡、磷酸可待因、盐酸阿朴吗啡、可卡因、二烷可待因铜、二烷吗啡、大麻浸膏、士的年、全鸦片素等十种，均由国联监督处给予证明，由海关发进口凭照，最初规定通行于德、瑞两国，其由美、英购运麻醉品者，照章无须此项进口凭照，唯购运者请领而已。

　　又依照1925年《日内瓦禁烟会议公约》及1931年《限制制造麻醉药品公约》，并由国联规定禁烟年报式样，内分ABCD四部，每部又分为若干节，要中国每年编制汇报。但中国当时驻国联禁烟顾问委员会代表胡世泽因国内未设主管机关，无法答复这些问题。

　　国联第十八届禁烟委员会开会时，西班牙代表说中国咖啡精进口数量已由六十磅增至六十吨，美国代表说上海一处，每月必输入无水醋酸数次，每次分量自一千磅至五千磅不等。这些输入物品，几全数为制造毒品之用，认为中国必有多数制毒场所存在，因此不能阻止别国的毒品不来。特别是北宁路、陇海路、津海关、胶海关、秦皇岛、平绥路等处，时有日本人携带大批海洛因、白面料、金丹、高根、吗啡、鸦片等毒品，侵入东三省、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吸毒的人日益加多。因此蒋介石不能不挂起禁烟拒毒的假招牌，以缓和国际舆论之攻击。

　　国内自大革命以后，红色政权区域，不准卖烟；而蒋介石统治区域则烟馆林立，大不理于人口。四川刘湘、杨森、贵州犹国材、王家烈、湖南鲁涤平、何键等军阀都是大批贩毒，一船烟土装下长江，一船枪械带回去。还有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经常有大批烟土东运。安徽、河南等地军阀看得眼红，也强迫老百姓栽种罂粟，勒收亩捐。蒋介石的权力，这时候只能行使于宜昌以下，汉口虽有特税局，又为何成浚、夏斗寅所把持，特税局形同虚设，只成为地方中饱机关。所有这一切，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改弦更张，另筹对策。

　　当时国内走私途径，大抵可分为三线：（一）由长城以北中国领域，经北京、天津而散布于华北；（二）由上海口岸，散布于苏、浙及内地各省；（三）由四川顺流而下，散布于华中各城市。其由美、英、德、日及南斯拉夫等国运来的烟毒，大抵华北以大连为中心，华南、华中则以厦门、上海为中心。凡市招某某洋行、某某药房几乎都是贩毒机关，禁不胜禁。于是陈布雷、杨永泰、陈芷汀等替蒋筹划，取消特税局，另设督察处，实行统收统运，不受各省市、各部院管辖，直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命令行事。并且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法令的限制，各自立法执法，实行独裁。这是法西斯统治权力在“禁烟”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二 蒋介石不可告人的秘密

　　前面所说的国际情况和国内情况，只不过是促成特税局裁撤和汉口禁烟督察处成立的外因。而蒋介石何以毅然决然改组禁烟机构，由行营兼办，予督察处以特权，则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1933—1934年期间，正是南昌行营对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大举“围剿”、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时期，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又把南昌行营迁到武昌，这就直接控制了汉口禁烟督察处，兼办豫、鄂、皖、赣、闽、湘、苏、浙、陕、甘十省“禁烟”，逐步推广到全国。并且提出“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口号，表面上似乎是为实行禁烟，哪知道实际上是为“剿共”，一切措施都环绕着这个中心问题。

　　第一，经济上的秘幕。

　　“剿共”必须调集大军，单靠财政部支应是不够的，而且远水不救近火，还有报销审核等许多麻烦。所以蒋介石另辟财门，把特税划归行营直接管辖，一切收入支出，财政部不能过问。督察处有两个平行机关，一为会计处，一为监察处。监察、会计长都是蒋介石直接委派的。汉口禁烟督察处处长是李基鸿，副处长最初是杨囧、刘寿朋，最后是俞寰澄。而会计长黄为材就是蒋介石的军需处长。一切收解手续都由会计长办理，督察处长只管行政而已。监察处长陈希曾也是蒋的亲信特务。一切收支都归农民银行，与中、交、中央各行无涉。农民银行就是专为特税而办的。督察处设哪里，农民银行就开到哪里，简直 是蒋介石私人的银行。农行总经理郭外峰是蒋介石在上海搞交易所时的亲密朋友。有了这样构成的一套特殊化的经济体系，所有拨款汇钱及一切不正当的开支都是在特税项下由农民银行支付。每年特税两三千万，就在“剿匪总司令部”直接支配下化为乌有。蒋介石要把禁烟组织特殊化的秘幕就在这里。

　　蒋介石外强中干，对各省军阀使用羁縻手段，还有一些拨补协助之费。例如每月补助湖南军费三十万元，“湘黔边区剿匪部”三万元，拨助广东四路军总部每月十万元，粤汉路警备司令部一万元，省会警察局二万二千元，省政府十万元，补贴广西每月近二十万元、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都是按滇、黔、川、陕烟土税率和附加税，有不同等级的分配和截留。所有这些，都是对外绝对秘密、不许公开的。这省不知道那省拨补了多少，只有督察处长和会计长明白。每月由会计长签发票据，由督察处长报行营核销。

　　此外，还有蒋介石的私人应酬，除行营直接拨付无法统计外，其由督察处致送的，每逢过年过节，蒋以私人函电，嘱送十万、八万不等。其中有两个人：一是许崇智，蒋的老上司，蒋曾当过许的参谋长，与李基鸿为同事，李当过许的军需处长，所以每次送许的款是叫李基鸿送去的。一是杜月笙，上海青洪帮首领，蒋与之有密切关系，且长江上下游特货运输多借助于流氓护送，所以过年过节送款，用以犒赏他们的弟兄，每次是由李基鸿转托上海办事处主任吴志刚送给杜月笙的。（吴住上海十六铺东成里五号，也是帮会中人，所以由他致送。）

　　最主要的是“剿匪”经费，没有禁烟督察处就没有农民银行，也就没有“剿匪”经费。最初特税收入每月二、三百万元，后当不止此数，都是扫解行营作为军费，遇有军用浩繁时，催款急于星火，收数比不上，就由监察处召集士膏行店摊派借垫，由监察处担保在特税项下扣还。再不足，就商由农民银行动用各行店请照时所缴的保证金，为数颇巨。农行收存这种保证金总在几千万元，这也是农行无本取利的一个秘密。

　　第二，军事上的秘幕。

　　（一）军队组织。蒋介石大举“剿共”，几次“围剿”，几次失败。就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内心有些恐慌，又因大事编遣之后，不好明目张胆地为自己扩军，就异想天开地借督察处缉私团名义，搞些基本队伍，以一些蓝衣社头目做军官，他认为比较可靠，又可以不受正规军编制的限制，一切装备皆新式武器，待遇比其他军队优厚特多。汉口缉私团1934年成立，以特务邱开基为团长，一团编制就有兵员三千八百〇二人，每月关饷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余元。借口兵力不足，又在各地组织宪兵部队，名为协助缉私，计有三团，分驻洛阳、沙市、亳县等地。又因长江港汊纷歧，于1934年8月添了安华、安宁、安民三炮艇。广州也有三团，每月饷五万余元，且有兵舰、运输舰及飞机，因不受陆海空军编制的限制，虽名为团，实际兵力不只一师一旅，广州缉私团长张君嵩，抗战时就改升军长了。其他各省督察处都有类似情况，贵州僻区，尚且有两个营，都是蒋的爪牙，一方面镇压人民，一方面箝制官吏，名为受处长指挥，实际每日直接向蒋介石做情报，督察处所到之处，也就是蒋的私人兵力所到之处。各省绥靖公署和省政府，对这些特种部队也只好另眼相看。

　　（二）特务组织。蒋介石的军队组织是和特务组织分不开的。每个军事机关和警察机关都有特务分子。他们的系统和变化，我不是局中人，弄不清楚，我只能就我所知谈一谈经过。

　　两湖特税局改组为禁烟督察处，就安插了一些特务进来，多半在监察主任办公室和监运所与缉私主任办公室三个附属机构里，对禁烟督察处是有牵制作用的。蒋介石利用禁烟机构，养活一群虎狼。陈希曾、邱开基、陈德谋等都是其中的骨干。后来成都行营调我到贵州，又调我到广东，都派有特务当秘书，或缉私营团长，我才知道他们特务组织有两条线路，布满全国，监视我们：

　　一是由重庆、宜昌沿长江到汉口，由洛阳、襄阳沿襄河到汉口，合为一线，经长江下游九江、芜湖、安庆、南京直到上海。这是属于邱开基特务工作范围的。一是由重庆出乌江到贵阳，经桂林、柳州到梧州，出西江到广州、福建，沿海岸线直达上海。这是属于戴笠特务工作范围的。邱开基的势力发展在先，戴笠的势力发展在后，这是由于禁烟机构从豫、鄂、皖三省逐步发展到全国的原故。但他们两人各不相下，暗斗颇烈，两人各拥有相当兵力和特务人员，而且武昌和广州各办有军官训练团，连排长以上都经过集中训练，我想是包括特务训练在内的。邱开基桀骜不驯，蒋介石把他关起来过；戴笠得宠，抗战末期就成为军统局特务头子了。

　　再说抗战初期，我在广东禁烟特派员公署，就有一个是行营派来的科长名钟贡勋，1938年春季被调往汉口去检查新闻去了。还有一个行营派来的秘书名李崇诗，后来抗战胜利，来到上海，据说是“中美合作所”的参谋长，不仅是个大特务，而且是美国的国际间谍。钟、李两人都住在新乐路东湖路口杜月笙的大房子里，那就是戴笠的军统局办公处。我明白了他们的身份，再也不敢同他们往来。回想过去，他们在我身旁一年多，伪装恭顺，好不危险，真使人不寒而栗。

　　这些事实足够说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是依靠禁烟经费长养起来的。这是危害人民的又一秘密。

　　第三，政治上的秘幕。

　　蒋介石惯于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以达到他的目的。他打出禁烟禁毒的招牌，谁要触犯了禁烟禁毒的法令，便以军法从事。对各省军政人员，不服从和阳奉阴违的人们，便借此给以颜色，抓住对方的弱点，使之不得不俯首帖耳效忠于他。因此，这个禁烟禁毒的招牌，也就成为他使用威胁利诱手段的工具。有几件事是我所知道的。

　　（一）湖北方面。何成浚是染有烟癖、嗜好甚深的。他自己并无一兵一卒，利用徐源泉、上官云相等作本钱，但都有烟癖。徐源泉的班底是直鲁联军，不是蒋的嫡系，只依靠何成浚与蒋周旋。有一次，禁烟督察处缉私团在施南缉获几十担私土，蒋介石大发雷霆，要免徐的职，并且要把运土的军官押解行营法办。可是李基鸿叫我去密告徐源泉，要何成浚去想办法。结果如法炮制，徐托何去保证了一番，一定效忠于蒋，便另以事由把一个桀骜不驯的旅长蒋作均免了职，徐却安然无恙，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二）湖南方面。在禁运初期，何键是很不服帖的。湖南靠川、黔土作军费，督察处成立后，湖南有组织地携带帐篷武器，大批挑贩出入贵州苗峒走私。蒋很不满，指使邱开基报告说何键的女婿航空处长黄飞贩运吗啡，要何把他交案。贩毒是要枪毙的，这事怎办得到呢？只是给何键一种威胁。另一方面再同他谈湘、鄂统捐统征分拨办法，一再让步，一再修改，使他就范。经过利诱，何键终于屈服了。

　　（三）贵州方面。贵州从周西成以来，遵义五将领是拜把弟兄，轮流执政，一向不奉伪中央命令，蒋介石无可如何。何应钦、谷正伦虽然是贵州人，也不能问贵州的事。直到1935年，顾祝同、薛岳的军队到达了贵州，赶走王家烈，蒋的势力才伸张到这个地区。虽然以薛岳为绥靖主任，吴忠信为省主席，可是地方土劣绅权极重，在种烟问题上，积重难返。全省一百零一县都在种烟。乡镇市场，都是自由买卖。蒋介石要想集权“中央”，统收统运，是一件极其繁难的事情。经过许多曲折斗争，从第一期铲烟二十三县入手，才有禁烟督察处的成立。政令虽然达到了，可是在地方政费问题上，矛盾日益加深。吴忠信以辞职相要挟，直到南京国民党四中全会开会之日，吴忠信到京，对蒋痛哭陈词，没有禁烟收入，他决不回黔。蒋无法，只好给我一个电报，叫先交给财政厅暂时接办，再作安排。

　　（四）广西方面。广西在“三自革新”的口号下，不买蒋的账，已历多年。蒋的队伍始终不能进入广西，只是靠黄绍竑、马晓军居间传达。广西素恃贵州烟土作财源，蒋便控制贵州，迫使广西就范。所以我去贵州之日，杨永泰有电要我先到成都接受机宜。杨对我说对薛岳、吴忠信可以叫他们帮我的忙，广西得另想办法，蒋的命令不能直接行使，只好电浙江主席黄绍竑来协商。后来黄说他可以疏通，要我到贵阳后，请黄旭初派代表到贵阳会议。杨永泰同意这个办法，但又不愿显得对广西特别，最好拉着湖南作陪衬举行会谈，搞好湘桂两省的关系，我很难为。杨拍胸说：“一切有我支持，你放胆去办吧。”并且给了密码电本，叫我随时报告情形，他随时予以指示。我照他的指示，试探湘桂两省，果然，黄旭初派陈雄为代表，何键派朱泽寰为代表，长驻贵阳，会商一切。

　　在商谈中，广西故态复萌，自由贩运，有一天竟用二十辆军车满载烟土驶往桂林。我急电杨永泰，回电立予扣留。这是给广西一个极大威胁。乱子可闹大了，李宗仁说是军车，我们却扣的是私土。他不肯向行营交涉，竟指使他的御用监察使苗培成对我提出弹劾一案，说我擅扣军车，要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给我以记过处分。这是蒋、李斗争中的一个插曲。成都行营要我那样做，南京却又拿我来敷衍李的面子。但从此以后，广西不能不买账了。

　　（五）江浙方面。陈果夫知道蒋的一套手法，禁是假的，运售是真的、陈、蒋之间，也有暗斗。陈果夫把持江苏省政，不愿督察处插入，所以在蒋提出禁烟口号时，陈就说“江苏省早已禁绝，烟民登记早已完毕，现在一个烟民也没有了，你们不要来了”。事实并不如此，上海是烟毒渊薮，江苏省怎能根绝呢？为了拒绝行营势力的侵入，不如把大门关起来，表示消极抵制。但是蒋介石不会放他过去，因而有派遣大员检举的临时措施，陈果夫只好接受命令了。浙江情形也是如此。

　　（六）川陕方面。以前军阀割据，省自为政，也是蒋的力量到不了的地方。自从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蒋利用机会，跟踪而至，一面防共，一面夺取政权，川土、西土，成了他的囊中物。我去成都时，曾亲耳听到四川人说：“我们四川亡省了。”我从成都西关五十里外某飞机场乘车进城，问行营在哪里？川人答称：“我们只晓得我们的川省总司令部，不晓得什么行营。”川人仇恨之深可以想见。胡宗南三十多师驻防陕西，自然就完全控制了那里的“禁政”。我到广东以后，李基鸿只呆了两个月，蒋就召他入川，奔走于四川、陕西、甘肃之间，筹划货源，没再回粤，有没有其他任务，我就不得而知了。

　　三 禁烟督察处的组织及其内容

　　1933年，改组两湖特税局，初只定名为汉口禁烟督察处，承“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之命，办理三省“禁烟”事务。1934年南昌行营迁到武昌，就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制定组织规程，扩大了范围，管理十省，并不以汉口或三省为限，而且逐步推及全国。

　　组织规程定名为禁烟督察处，直隶军事委员会。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总监察、副总监察各一人，会计长、副会计长各一人，缉私主任一人，巡缉团团长一人，统由蒋介石任命。惟缉私主任及巡缉团团长，应受处长的指挥，总监察和会计长都另设办公室，也有秘书和各科。

　　职权划分为：处长综理禁烟行政及缉私执法各事务；总监察监督本处及所属机关一切行政执法、缉私及稽核账目；会计长办理一切款项收支及经费汇报，所有解拨款项与处长会衔行之。

　　它的分支机构，布满全国，毒害人民，罪恶难以尽述。蒋介石美其名曰“两年禁毒、六年禁烟”，实际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公运，不许私运。公运特货，都由行营密制印花，由督察处请领粘贴，这种印花，非常严密，不能错落一张。而且规定公运路线如下：

　　（一）川货运鄂，大部分集中于万县，经宜昌以达汉口，向以四川省办事处派员押运所发联运单，及在万县开船时所发电报为凭。间有少数由宣汉、开县、南坝场等处，经核桃园、竹山、房县以达老河口。以后各特商在宣汉、开县等处采办特货，应饬向四川办事处申请派员押运，并仿照川、鄂联运办法填发运单。川货公运入鄂路线，只以宜昌、老河口两处为限。

　　（二）滇货在滇集中于昆明市，一路由昭通经重庆转鄂，一路由贵阳经洪江转鄂。又黔货系集中于安顺、贵阳两处，一路由赤水经重庆转鄂，一路由下司经洪江转鄂。滇黔货经湘转鄂者，在湘按照鄂湘统征分拨办法纳税，运汉再行补足统税。又经川转鄂者，除已纳川税外，入鄂按照统税税率缴纳。又滇货运汉于1933年前特税处时期，经南生公司另辟由百色经广西转衡州一线，现应取销。以后滇黔货一律以由川之重庆运宜昌转汉，及湘之洪江转汉为公运路线。

　　（三）陕甘西货产于甘肃者，集中兰州、平凉，产于陕西者集中于西安、潼关。此项西货，北出晋绥，南出豫鄂皖，以前运输路线漫无限制，以后自陕甘联运，实行以潼关为汇萃征税地区，以兰州至西安的公路及西安至潼关的铁路为公运路线，并由陕甘两省禁烟机关派员押运，按照陕甘联运办法办理。

　　（四）西峡口设有收税机关，征收本产货特税。该处地界陕、豫、鄂三省边区，素多私贩，一由川之宣汉、开县、南坝场等产地经万源、大竹河入陕之安康、商州、商南以运西峡口，一由川之宣汉等产地东行入鄂，经鄂之王家河（竹溪）、羊尾山（郧西）以转西峡口，实则以川货冒充本产，在所难免。拟俟本产货清理期满，严厉缉私，以清税源。

　　这些办法，都是由督察处拟定，由行营以电令实行，对外是不公开的。因此，督察处不能不在各省设立机关。

　　四 农民银行与特货的关系

　　没有特货就没有农民银行，前面已经说过，究竟农民银行是怎样与特货发生的关系呢？

　　（一）蒋介石是要统制运销的。凡特商把特货运汉，就要交存公栈，到转售或转运时，就由公栈收买，实行官收官运。货色优劣，要运商三家联保，并由运商公会担负全责。至于货价即由农民银行以四十五天期款付给公栈，买进之后，即斟酌各埠销路，分运到设有分处、办事处或事务所、分公栈的地方，责成主管人员接收保管，按定价售与当地土膏行，以现金提购承销。公栈所得价款，除税费及农行垫款分别划拨外，一切例费，专账存储，悉数入公。为划清税款计，所有税货各款，仍由公栈向农行押汇到目的地，卖出时由农行收款。如在未设农行的地方，即由农行酌派人员前往收款。押汇利息仍照数算给。这是特货运销与农行不可分割关系之一。

　　（二）滇、黔、川西各货税率不同，对各省尚有统征分拨法。例如滇货由湘入汉者，在湘每担征税五百元，湘、鄂各半，湖北附税一百二十元归督察处，湘省附税由湘自定。由宜入汉者正税分拨相同，湘省不加附税。黔货每担照货七五折征五百元，运汉或萍乡者补征统税三百元。前项各货，公栈每担收保管费六十元。这是一般规定。还有自1935年7月1日起实行累进税，以六个月为一期，按照每担加税五十元。这样一来，总计每担补费还附税、保管费、累进税及汉口平均市价例费，共约一千二三百元以上。而每月进出之货经常在三四千担至七八千担不等，特商不能有许多现金，必须向农行商借，而且这些税费都归农行代收。这是税费缴纳与农行不可分割关系之二。

　　（三）农行承做押款办法，是行营理经字第七三一号指令照办的。有如下规定：

　　（1）凡以特货向农行抵押款项，无论土膏行或运商均应以已经贴花、在禁烟督察处以现金缴清一切税费，手续完备，送由特货公栈验存，取有公栈所发赁货凭证者为限。

　　（2）特商以上项凭证向农行商做押款，其押额照市价六折至八折计。

　　（3）农行收到上项凭证，须先向公栈核对货证相符，再由押款人填具农行印制的抵押借据，其手续及规则悉遵借据所列的条件。

　　（4）押款人填具借据，须经殷实同业二家以上保证人盖章，或特运两公会盖印保证，必须手续齐备，方始付款。

　　（5）押款利率，按当时市况，由农行酌定，但至少月息一分以上。

　　（6）押款人须将押货向农行认可之保险公司投保足额并将其保单据交存农行。

　　（7）押款以二个月或三个月为限，到期付清利息得予转期一次，如转期届满仍不赎取，农行无须通知押款人及保证人，得将押货拍卖，并函请禁烟督察处协助办理。

　　（8）拍卖到期之货，如不足抵偿本息，仍归押款人负责偿还。

　　（9）如押货市价低落时，农行随时令押款人照所押折扣价额补足，如不照补，农行无须通知，有权将押货变卖归偿。

　　（10）押款到期，如声请转期经农行许可，押款人须另立新押款借据。

　　（11）押品如因意外不测以致损失，保险公司不允许赔偿或赔偿不足农行所押之款，仍归押款人完全归还。

　　（12）如押款人不履行承还，或不能履行时，保证人应负完全责任，代为清偿。

　　蒋介石就是这样的残酷剥削、掠夺商人，压迫商人并去毒害全国人民的。他左手拿着督察处，右手拿着农民银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真不愧为四大家族的首脑！农民银行为蒋所独有，经常掌握着千担特货，几千万元特税，而又作无本取利的高利贷，千稳万稳，无倒塌之虞。这是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都望尘莫及的。

　　农民银行还利用权势与中国、交通、中央等银行明争暗斗，相互倾轧。记得有件很有趣的事情，不妨在这里揭露一下：

　　1935年我去贵州，蒋派他的亲戚王某去开办贵阳农民银行，正是孔祥熙主财政部宣布改换通货政策收回硬币时期。贵阳原只一家交通银行，市面都是使用硬币，通货筹码不够，交通银行要靠硬币周转，而特货进出数量很大。农行经理王某亲口告诉我说，他每日收现，只收不放，商民交来的硬币，次日就用飞机送往南京，不让交通银行回笼。几天之后，交通银行便挤兑无法应付了。于是交行经理请客，托我向王情商，希望现款不要送走，借给交行周转，这便是农民银行左右中、交、中央银行金融的一个实例。

　　五 禁烟总会与禁烟总监

　　（一）禁烟总会的沿革。禁烟委员会是个国际名称。日内瓦禁烟公约内，各国应有禁烟委员会的设立。中国自北洋政府军阀混战，没有系统地设立。间有爱国人士组织禁烟委员会，也是有名无实，旋设旋废。禁烟的含义，是包括禁止种、运、售、吸四项的。蒋介石为了军费，统制运售，假冒禁烟的美名，成立禁烟督察处，借口严禁腹地省份种烟，才好订立取缔采办边省产土章程，以达到统收统运的目的。但单搞运售，对于禁种、禁吸如果置之不问，西洋镜容易拆穿。为了掩人耳目，叫督察处拟订禁烟实施办法，附带拟出一系列的章程，就把取缔运售划归督察处办理。关于禁种、禁吸，责成各省民政厅、市公安局、县长或禁烟委员会为主管机关，负责办理。并限各省市县于一个月内分别组设禁烟委员会。（1）行营驻在地设禁烟委员会总会，聘任各地士绅为委员；（2）各省市设禁烟委员会，必要时总会得派员参加；（3）各县设禁烟分会。于是把豫、鄂、皖、赣、湘、苏、浙、闽、冀、鲁、晋划为绝对禁种省份，把川、滇、黔、陕、甘、察、绥、宁夏划为年减种省份。均由行营特派大员莅临检举，像煞有介事地要实行禁烟，以欺骗群众。1935年11月行营由武昌移驻重庆，便在重庆成立禁烟总会，聘许世英、吴鼎昌、章元善、张伯苓、刘瑞恒、杨永泰、范石生、钟可托、马亮、金汉鼎、任可澄、黄为材、俞风韶、甘乃光、李仲公、吕苾筹、张开琏、李基鸿等为委员。旋迁南京大方巷办公，直隶于军事委员会。1936年2月总会举行第一次常会于南京。以前由赣、鄂行营所颁各项法令复杂，要重新整理，组织法规编审委员会，就在这个时候调我到禁烟总会编审法规。抗日军兴，总会又迁重庆。1936年蒋辞总监，禁烟事务改隶财政部，总会便裁撤了。

　　（二）禁烟总监的由来。以前蒋介石利用行营发号施令，毕竟不理于人口，虽有禁烟总会的设立，仍不足以掩盖他的非法行为，怎样取得“合法地位”，把非法变为比较名正言顺呢？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本来是个傀儡，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是蒋的御用机关。就在1935年5月29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如下的决议：（1）禁烟法废止；（2）禁烟委员会裁撤；（3）设置禁烟总监，办理全国禁烟事宜，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4）禁烟禁毒法规，由禁烟总监参照军事委员会所颁禁烟禁毒法令，分别制定，送中央政治会议备案；（5）新刑法中关于第二十章鸦片罪之规定，在适用禁烟总监所订法规区域之内，停止执行。同年6月5日，国民政府就命令特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禁烟总监，办理全国禁烟事宜。这样就取得了所谓法律上的地位，把以前督察处行营所颁一系列章则稍加编审，送国民政府以明令公布，就变为正式法令了。

　　禁烟总监就职后，并不另设总监部，就以禁烟总会代办总监部事务，换汤不换药，对外一切以总监名义行之。这就是禁烟总会与禁烟总监的关系，一而二，二而一罢了。负责人是常委吕苾筹、甘乃光、李仲公，李基鸿兼秘书主任。下设秘书和视察若干人。下分二组，第一组组长是张开琏，第二组组长是钱隽逵。同时派出各省禁烟特派员和检举烟民登记专员，以装潢门面。计河南吴志刚、湖北王时、安徽钟伯毅、江西蔡绍忠、福建邱鸿钧、湖南黄纪清、四川萧致平、陕西钟可托、甘肃路邦道、云南金汉鼎、上海市马亮、浙江吴望伋，山东省兼青岛市刘孝叔。

　　总会代办总监文件，总是送军委会画行，有时蒋在文稿上用红铅笔批改几个字。他很少来到总会，记得1936年“六三”禁烟纪念日，他来过一次。蒋介石刚愎自用，他批判过了的文稿，就是弄错了，也不肯更改。记得有一次某省呈报贩毒案犯八九人，内有一人是举报引线，例应给奖，原呈开列名单，注明是举报人证，送核时，他大发雷霆，不分皂白，用红铅笔一划，批上“一律枪决”四个大字。我们一见，大吃一惊，认为有误，送还侍从室请他复核。过了几天，侍从室把原件送还总会，说总监核过的文稿，向来没有人敢说他错，就是这样行下去吧！这是我们在总会知道的一件冤枉事情。其他军法处类似这样草菅人命的事更不知道有多少。这是1935—1936年总会与总监部的经过情形。1937年总会以留资调用名义，派我去广东筹办特派员公署，以后总会与总监的情形我就不大知道了。

　　六 广东禁烟特派员公署的成立与经过

　　这是总监权力发展到最高阶段时期，也是抗日战争，总监被迫不得不辞职的时期。经过错综曲折的三个阶段，不但与军事力量的消长有关，与蒋宋孔陈四大豪门的相互斗争也不无关系。这里有分别叙述的必要。

　　（一）广东割据前后。两广另组中央政治会议之后，南京一切法令不能行之两广。禁烟禁毒，两广根本不买账，自搞一套办法。广东烟馆林立，广西私运川、黔各货，以广东为尾闾，在1935年以前，禁烟督察处和禁烟总会的权力，都是不能达到广东的。1936年蒋以二十万元收买余汉谋，赶走陈济棠。于是以余汉谋为绥靖主任，黄慕松为省主席，禁烟总会的权力才伸张到广东。

　　（二）禁烟督察处广东分处的设立与废置。督察处分处长是由黄为材推荐他的弟弟黄其琮来担任的。这算是总监命令行到广东的开始。但是广东是宋子文的故乡，蒋家的利益，他不能不染指，于督察处之外，又设置广东禁烟分处，派宋子良为监督，广东分处的职权缩小，与别省分处迥不相同。宋子良纨绔习气太深，恃乃兄宋子文为护符，任用一些不肖司，闹得乌烟瘴气。省政府又以省市县禁烟委员会为工具，办理售吸，政出多门，机构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办法也就与各省不同。甚至在广东境内，各县市公开制膏，把广东弄成烟鬼世界，给蒋、宋丢脸，蒋介石当然不满，要废除监督，改弦更张。而且分处自1936年10月成立起到1937年4月半止，每月解五十万元，也不能满足蒋的欲望，因而有了废置的决心。

　　（三）提高特派员职权，改组禁烟机构。这是出自陈布雷的策划，陈是蒋的智多星。在1937年2月25日，陈布雷以签呈提出提高特派员职权、改善禁烟机构办法四条，经蒋核定。主要内容是：在职权和组织上，不受监察处和总会的限制，也不受军省署的牵掣，把种、运、售、吸和戒烟医院等等，统归特派员公署管理，在全国来说，还是第一次成立这样的一个机关。而且不受总监察和会计长的制约。其原有的督察分处、监督办公处、监察办公室、会计专员办公室、监运所、公栈、制膏所、公膏总销所等十余机构，统统裁撤，归并于特派员公署统一接收整理。所以说这是总监权力发展到最高阶段时期。于是宋子良的监督被裁，而又适逢黄慕松病故，吴铁城长粤，省府改组，以曾养甫兼财政特派员。宋子良的财政厅也连带去职，广东财政没有宋家的人，宋子文当然不满。而宋子文事前已辞去“中央”一切职务，避居香港，不与蒋、孔合作，对孔矛盾更深。广东禁烟特派员公署成立两个多月后，七七事变发生，蒋介石电促李基鸿回京，特署事务交我代理。记得李临行前，蒋密令他去香港找宋子文，劝宋与孔合作，说国难当前，希望他出来担任财部。宋无动于衷，拿起球拍子说：“我们去球场打球吧，国家事，有他们办（指蒋孔），用不着我们了。”可见这时候宋是很负气的。

　　至于蒋、孔之间，也有矛盾，特税由蒋独揽，收入巨款，概归行营，不与财政部，以前设督察处，现在又设特派员署，行政院都不能过问。孔祥熙比宋阴柔，他是等待时机才夺取特税管理权的。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愈烈，失地日多，特税地区缩小，蒋才辞去禁烟总监，特税交财政部接管，孔利用俞凤韶去广东，名为查账，实则等待特派员公署裁撤后，又恢复了广东督察分处。但这已是尾声末路了。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的报应（孟绝子）

　　——顾祝同大屠杀的结果

　　昨天，美国司法部发言人罗素说：“因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被认有罪的中央情报局已退休分析师金无忌，今天在监狱牢房中将塑胶袋套在头上，自杀身亡。”

　　这个月五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广播服务处中国部门主管布瑞格曼在审问金无忌的法庭上作证时表示，金无忌在工作中能接触到的机密文件均属“绝对机密级”的，一九七五年后，地位又升到“密码级”，可以看到只有少数官员才能看到的敏感度很高的文件。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金无忌被捕以后，美国有关人士表示，金无忌在三十多年期间不断地把美国大量具有战略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情报和文件转给中共，对美国的利益损害极大。

　　金无忌的律师史坦因则在法庭上辩称，金无忌由于工作上的特殊方便，在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有意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之际，他就已经把有利于美国与中共解冻的美国方面情报转交给周恩来。史坦因律师又说，金无忌将出庭作证，表明他所提供给中共的情报协助实现了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和解，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金无忌的间谍工作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了多大损害，姑且不谈。他协助完成了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提早解冻，这倒是非常可能的事实。因为早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中共庆祝建国二十一周年的国庆大典上，毛泽东特地把举世闻名的美国记者兼历史家Edgar Snow请上天安门礼台，站在他身边。之后，《人民日报》刊出这张合影的相片时，旁边附有毛泽东的话：“全世界的人民，包括美国的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①这张照片和毛泽东这句话的真正用意，尼克松和基辛格当然完全明白。接着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藉着参加在日本所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大赛的机会，中共的乒乓球队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大陆。美国客人中，除了十五名队员外，还有四位新闻工作人员。

　　毛泽东如果没有从金无忌的情报中得知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有意寻求与中共和解，他是不会贸然在国庆那样的大典中把一个美国人Edgar Snow请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的，更不会允许《人民日报》在刊出合影照片的同时又附上他那句拉“美国人民朋友”交情的话，也不会准许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和新闻工作人员到大陆去参观访问。

　　全世界对美国与中共关系解冻这件事最恨之入骨的是台湾的蒋介石，全世界对美国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这个三位一体行动更恨之入骨的当然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造成蒋家这种恨事的美国关键人物不少。其中有一个就是金无忌。

　　是谁使金无忌在大学毕业后把宝贵的三十多年生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

　　今天，中国时报驻美国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在评述金无忌而写的专栏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

　　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北平的金无忌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主修新闻，副修经济。由于抗战关系，金某先后在北平及成都的燕大念了七年方才毕业。四〇年代金某在福州加入美军驻华联络团工作充任翻译，因受一位同事王医生（共产党员）的影响，逐渐反国民政府，倾向中共。后来金某加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经由王医生的介绍认识中共潜伏于上海市警察局的工作人员王某，此人吸收金某为中共工作，一九五〇年金某转往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服务，继续与此王姓共产党徒保持联系并接受其工作指导，一九五二年金某加入中情局FBIS时受到王某的鼓励。

　　在这段文字中，傅建中清楚地指出，影响金无忌逐渐反国民党而倾向共产党的关键因素乃是一个人。这个人是金无忌在福州美军驻华联络团工作时的一个同事“王医生”。傅建中又指出这位王医生是共产党员。说这个时候的王医生是共产党员，傅建中说错了。当时美国政府完全支持国民党，还派了大批特务到中国跟国民党的特务合作。在两道特务网严密的调查、防止和监视下，中国共产党员怎么能够进入美军驻华联络团工作呢？

　　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万岁评论丛书》第二十四期的《心神的源流——昨天与今天》一文中写有下面一段：

　　一九四九年初，杭州一片兵荒马乱。近四月底，要逃的全逃了，杭州又恢复了平静。五月一号下午三点多，共产党的人到了杭州。到了七月，人们已经感觉不到战争的气味。到了八月，我才又开始考虑要不要走。八月中，我到上海去拜访上海市卫生局主任秘书王大夫。他是我的同乡和长辈，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问他的意见。他说：“如果你不走，你不久就得参加工作，工作很繁重。为了能多念点书，你还是走好。”

　　这位主任秘书王大夫就是傅建中所指的那位王医生。王医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以前是共产党员，在一九四九年春天以后是共产党员，在中间这几年期间，特别是在他进入美军驻华联络团工作时期，他正式的身份不是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在极端隐秘的内心深处继续燃烧着信仰的火焰，那是因为他实在太难忘掉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开始在安徽南部发生的大屠杀。对这次大屠杀，国民党大加淡化，称之为“皖南事变”，又叫做“新四军事件”。

　　被共产党打败而逃到台湾来以后，为了蒋介石一个人虚假的神圣面子，国民党从来不承认自己的惨败是由于自己本身的贪污、腐化和无能，反而用赖皮的态度把自己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别人身上去，一下子说大陆是美国人失掉的，一下子说是因为三军将士没有绝对听从蒋介石的英明指挥，一下子说是因为全国知识分子没有接受蒋介石“伟大人格”的精神感召，一下子又说是因为共产党在中日战争期间乘机扩大地盘。……关于第一点，美国国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所公布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大陆完全是国民党一手失掉的。关于第二点，自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止，中国广大土地之所以会被日军占领三分之一，正是三军将士绝对听从蒋介石“庸冥指挥”的结果；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在原子弹的震撼下投降，到一九四九年年底，国民党之所以会被赶出大陆，也正是三军将士绝对听蒋介石“庸冥指挥”的结果。关于第三点，由于蒋介石根本没有能够精神感召到全国的知识分子，还反而令他们有的因厌恶而唾弃他，有的因愤怒而抨击他。……至于扩大地盘，共产党的确是乘机扩大了地盘，不过不是在国民党的地区中扩大地盘，而是在日军的占领区中扩大地盘。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邹谠先生的叙述，国民党败给日军的整个沦陷区中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地区被共产党游击队光复为自己的地盘②。

　　到一九四〇年年底，共产党新四军所占据的地盘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中的战略黄金地区。影响金无忌逐渐反国民党而倾向共产党的那位王医生，这时候就是新四军里的医生。

　　在蒋介石看来：

　　如果不把新四军从这个区域弄走，万一将来中日战争结束后，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落入共产党的手里，这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心理上，都是难以忍受的损失。因此他严重关切，并且认真而严重地跟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谈判交涉，要新四军全部搬家，先把在长江以南生根的搬到江北，然后再同原来在江北的一道搬到黄河以北③。

　　在这件事情上，共产党愿意让步。

　　事实上，在蒋介石跟周恩来谈判交涉期间，新四军驻扎在江南的部分已经在开始向江北迁移。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人马只剩下了在安徽南部的一部分，人数约一万。这一万人的搬家路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上将已经为之划好。如果照着这条顾祝同路线迁移，这一万人就会全部走进日军重兵重炮的虎口里去。因此新四军要求改变路线，驻在重庆的周恩来再度去跟蒋介石谈判，要求更改迁移和过江的路线，蒋答应了。双方皆大欢喜之际，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蒋请周恩来共进圣诞大餐。在新的迁移路线上安徽南部泾县附近山谷地带，顾祝同埋伏了近十万大军。战斗在一个名叫茂林的村庄那里开始。官方（国民党）公布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不到两个星期，战争结束，一万人中，幸运逃脱的，约一千人，其余九千人，一半战死，一半被俘④。

　　被俘的人当中，有一个就是王医生。

　　这一万人，大半是军部人员、后勤人员、男女康乐行政人员、眷属、医生、护士、伤患和病患。被俘的人，女的遭到国民党官员轮奸，男的一部分被枪决，一部分被虐待死。王医生和其他许多被俘的人一道被绑到刑场上，其他的人一个一个都被枪毙了，王医生的命大，临时被留了下来，因为他是第一流的医生，他的医术当时在一些国民党大官眼中还有点价值。被俘的人当中活下来的，下级干部和士兵被编进顾祝同直属的“训练总队”接受训练，中级和高级干部被关进集中营。一九四二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夏，我在福建省建阳县徐市镇念小学六年级时，这个“新四军集中营”也在徐市，它的大总管是国民党的一员大特务，名叫张超，官阶是少将。王医生就在这个集中营中。

　　无巧不成历史。碰巧张超的太太是一位“新女性”，每次张夫人在小镇街上出现，马上就成为大家注视的中心，因为她的化妆和衣服在全镇不但是空前未有的，而且已到了妖精的地步。此外，她还要学英文。刚好王医生是从美国人在北京办的“协和医学院”里毕业出来的高材生，医术高明、英文也漂亮。就这样地，集中营中的“叛乱犯兼战犯”王医生一下子成了国民党少将特派员张超夫人的家庭教师。缘于这一点，王医生开始享受到一些行动上的自由。他是辽宁省人，是我的同乡，因此在他的自由行动中，常常成为我家中的上宾，谈完乡情，总是为家中每个人看看有没有病，有病就治。

　　一九四四年秋，我家已搬到江西省上饶的乡下周田村住。有一天，王医生一个人飘然而到，全身美军战地制服，腰带上一边是一把卡宾枪刺刀，一边是一把四五手枪。原来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自由，这时在美军联络团里工作。他当了几天贵宾，为家中每个人看看健康状况，留下一些药，又飘然而去。从此失去连系。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夜，蒋介石开始用军队、特务和黑道流氓在上海等地大举屠杀一道共同进行北伐的共产党人。这是蒋介石所做的令共产党人终身难忘的第一件大屠杀。新四军事件是中日战争结束之前蒋介石所做令共产党人毕生难忘的最后一次大屠杀。蒋介石的几次大屠杀把共产党人的悲愤、志气、毅力激发到巅峰地步，使他们发挥出人类身心的最大潜力从事摧毁蒋介石的政权。新四军事件爆发之后，一月二十日，毛泽东马上派陈毅为代理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九年五月，陈毅率军把蒋介石的部队赶出上海后，他自己出任上海市长，并任命当时“新四军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王医生出任卫生局主任秘书。

　　当年下令顾祝同屠杀新四军的人时，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幸存下来一个王医生，更没有想到这个王医生后来又在美军驻华联络团工作期间用蒋介石几次大屠杀的故事感动了一个金无忌，使金无忌逐渐反国民党而倾向共产党，并进而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为共产党的前途利益奉献三十年，使美国提早与共产党和解，提早遗弃蒋介石政权。最后提早使蒋家政权处于因面临结束而挣扎的命运。

　　一九八六、二、二十三。

　　① 这句话的原文是“People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ll our friends.”，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刊在美国《New Republic》杂志十八页，Digar Snow 所著《Aftermat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中。

　　② 见邹谠所著《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一书中三〇一页。邹谠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

　　③ 见《万岁评论丛书》第十二期中的《老友与旧仇》。

　　④ 同前。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不要中南半岛（汪子飏）

　　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打得烽火连天，但同盟国已占优势，轴心国之失败已是迟早的问题。同盟国的转败为胜，美国的力量显然是主要原因，其将于战后扮演超强的角色，亦已可预见。罗斯福总统自是当“权”不让，于这一年已开始构想未来，布局战后的世界。他频频召开巨头会议，而他实在是巨头中的巨头，雄风与日俱增。事实上，他的许多决定与决策也确实于战后落实不误。

　　稍涉猎现代史的读者都知道，罗斯福在雅尔达会议对斯大林的承诺，直接影响到战后外蒙的独立，苏联在满州的特权与大连港的国际化等等。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之事。但稍涉猎现代史的读者一定不知道，在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曾要把中南半岛给蒋介石，蒋介石居然不要。不信，请看一份原手资料。这份资料是罗斯福总统的第九百九十二次记者招待会，于离开雅尔达后，在昆塞军舰（U.S.S. Quicy）上举行的，时为一九四五年二月廿三日。当记者问道：“戴高乐已经宣布法属中南半岛即将解放，总统先生，将由谁来解放？”总统答道：

　　两整年来，我一直十分忧虑中南半岛。我曾在开罗与蒋介石谈过，又与斯大林在德黑兰谈过，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法国人在那边已有好几百年。中南半岛的人与中国人不一样。

　　我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是：“你要不要中南半岛？”（Do you want Indo-China?）

　　他说：“此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不要（We don't want it），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不会与中国人同化。”

　　我问：“你的主张是什么？教导他们自治需要很长的时间。”

　　他说他们不应再重归法国，法国人在那边一百年不曾教导当地人自治，投资一元，赚回十元，那边的情况很像一八九八年的菲律宾。

　　中南半岛的人有独立的意愿，但他们的独立还未成熟。当时我向蒋氏建议，中南半岛可置于托管之下由一个法国人、一个或二个中南半岛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俄国人因他们在沿海，或者一个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组成──教导他们自治。我们在菲律宾已搞了五十年。

　　此一记者招待会纪录，后来收入罗生门（Samuel I. Rosenman）所编辑的“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第十三册，一九五〇年纽约出版。上译一段问答，见于该集第五六二页，请读者覆案。

　　看见了吧，蒋介石居然不要中南半岛。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一口拒绝，他也从来没有提过此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罗斯福居然亲口说出此一“秘密”，不应让它永远暗藏在文件堆里，应该让它曝曝光。

　　清廷丧失中南半岛在甲午战败前十年，中国能在开罗会议上收回甲午以后的失地，已是难能可贵，当然不冀望蒋介石在会议上作进一步的争取，但不必争取，罗斯福将中南半岛送上门来，蒋介石居然一口拒绝，却令中国人傻了眼。蒋说越南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不要，但照罗斯福以及其他外国人看来，满州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你老蒋为什么要满蒙藏呢？

　　蒋介石不要中南半岛，一口拒绝，显然他只知道法国人在那一百年，而不知道是从中国抢去的，他对中国的历史知识太浅薄，是耳闻式的、是蜻蜓点水式的、是速食面式的。他如果读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就应知道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曾对中华民国应有的疆界，大有考证，认为朝鲜与越南比西藏与蒙古，更加中国：

　　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

　　当然，章老夫子知道，“今者中华民国虑未能复先汉之旧疆”，“越南、朝鲜其恢复则不易”。不容易的事，居然容易得送上门来，而我们的“伟大领袖”居然如此轻易地拒绝，章老头若地下有知，岂不是要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吗？

　　老蒋心里到底怀什么鬼胎？照我们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看来，鬼胎之一，他在那时早已决定在战后肃清共产党，整肃所有的非共异己，所以他的眼光是对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如果他要了中南半岛，他必须要派军队到那边，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那边，这样就不能专心打内战了。所以，他不要中南半岛，也反对罗斯福美、苏、中托管朝鲜的主张，更不愿驻兵日本。总之，他的精力绝不要“外用”。后来，为了打内战，连日本的赔款也不要了，连魔鬼也可做朋友了（王世杰签订了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我们“伟大的领袖”，对外之慷慨，真是伟大呢。

　　对内呢？且不说他一心一意要消灭共匪，对非共的异己也一并在剪除之列，请看龙云的例子。龙云写了一篇“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登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其中说到：

　　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对我的阴谋已逐渐暴露。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军的少校乘吉普车经过昆明小西门外的十字路口，被暗枪击中左臂。司机立即停车救护，在附近巡逻的宪警闻到枪声，也同时赶到，但凶手已无从查寻。即将受伤的美军官送往云南省立医院，他不愿入院，要回美军营房，只好把他送往美军医院。当日施行手术，取出弹头，详细检查，经美军检定结果，认为这种枪弹非云南军警所有，是特务使用的德国制造的枪弹。

　　很显然的，蒋介石想在美军与龙云之间制造矛盾，不惜出之于卑鄙的小动作，受伤的美军不愿进省立医院，已可见其疑。这种暗杀行动，若非出自老蒋的授意，谁能相信。抗战胜利后，龙云对戒心稍驰，毫不犹疑地答应派二军到越南受降，但是，等到云南军队大部调往越南之后，蒋介石就趁机指使杜聿明发动了昆明事变。

　　龙云在杜聿明的围逼下，等于被挟持飞往重庆。当龙云面责蒋介石时，蒋居然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好一个奸雄，既做了又不敢承当。但从此之后，龙云成了又一个张学良，幸而得到陈纳德的帮助，脱离虎掌，逃到香港，最后投共去也。

　　请大家想想，蒋介石如果能真心团结，不要阴谋手段，不作小动作，推诚相见，组织联合政府，中共固然无法专政，而中国更能一致对外，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像龙云的云南与中南半岛接邻，他的许多军官又曾在法国受过训，如果蒋介石要了中南半岛，且让龙云专任其事，必然大有可为。但老蒋有此胸怀吗？他情愿计擒龙云，而不愿让龙云有所进取，他宁给“外人”，绝不赠“家臣”！这就是这个独裁者的真面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午后写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如何吃掉龙云（钱履霜）

　　一 龙云成了失云龙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的下午，昆明机场上出现了不平常的一幕。当时，机场上摆着早就从重庆派来的专机，这专机所等待的乘客，就是当时被人称为“云南王”的龙云。

　　从这时起，龙云的“王”冠，决定的是要被剥夺了。“龙”而失掉了“云”，再也不能成其为“龙”了。

　　这时候，与龙云一同到达机场的，还有他的太太顾映秋，与他的亲友和旧属，都是来与龙云黯然惜别的。与他同时到了机场的，还有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而当时做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官的杜聿明，也到了机场上。

　　这真是一个滑稽而又尴尬的场面！就在前一天，杜聿明的军队还把龙云围困在五华山上，可是现在，杜聿明却对他笑脸相迎。

　　不用说，龙云满肚子都是愤恨，可是这满肚子的愤恨却发泄不出来。他想起了四天之前——就在九月三十日拂晓时分，他忽然被枪声从梦中惊醒，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便衣警卫已前来报告，说是外边戒严，街上的警察都被缴械了。龙云问：“谁干的？”他的警卫答道：“第五军。”那时候云南人把蒋介石派到昆明的嫡系军队，都叫做“第五军”。

　　龙云一听大惊，真所谓如梦初醒，始知情势不妙，立刻吩咐他的“顾夫人”（龙云对顾映秋的称呼）端来一盆水，随便地抹一抹脸，穿上一件长衫，又戴上一顶呢帽，做了个老百姓的打扮，手上还带了一个小提包，在两个便衣警卫的陪伴下，立即从后门出走。

　　龙云的住宅就在五华山（省府所在地）南面，前门是威远街，后门是财盛巷。他出了财盛巷之后，不敢走大路，再转入柿花巷。穿过柿花巷，终于上了五华山。当他们经过柿花巷时，曾碰到过杜聿明的军队，对方在远处喝道：“什么人？戒严了还在街上走！”龙云不敢作声。大概对方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再没有细加理会，幸而如此，龙云才终于上了山。当龙云看见杜聿明时，当夜的那些情景，还深深地印在脑海。心中的滋味如何，真是不言而可喻了。

　　在杜聿明的心中，不用说，又是另一种滋味，蒋介石交给他的一件重大任务——解决龙云，在几天之内便胜利地完成了。他立了一番大功，自然是十分高兴。只要龙云一登上飞机，向重庆飞去，他的任务便可告终。他久驻昆明，在私人间与龙云常有往来，有时也真到了“无所不谈”的程度，可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却突然以兵戎相见，把这位“云南王”围困在五华山上，迫他放弃武力，交出政权。可是，这种翻云覆雨的事情，在那个争权夺利的社会中，又有什么出奇呢？在蒋介石的历史中，更不知玩弄过多少次。

　　前后不过四天工夫，或倨或恭，台面上的戏已经换了完全不同的两套了。前者枪口相向，铁弹横飞。而今天，在机场上，不但一片“和平”，而且，杜聿明还准备了仪仗队，供龙云在登机飞渝前亲行检阅。杜聿明还立正举手，向龙云恭行军礼，而且对龙云说：“对不起，院长！”

　　龙云听了道：“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从今以后，我把云南交给你了。你要对得起云南，对得起云南的老百姓！”这样的吩咐，杂着无可奈何、杂着辛酸、也杂着深藏的愤恨。

　　杜聿明却十分恭顺地答道：“是，院长。”尽管在心里觉得可笑。

　　这“院长”两字，在龙云的政治生命上，划出了一线鲜明的界线。在这以前，云南的政海人物，都管龙云叫“老主席”，而从现在起，这位“老主席”已经不再是主席了，云南再不是他的王国了。从今天起，无论他愿不愿意，也只得接受蒋介石加给他的头衔：“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老实说，一个空头的“院长”罢了。

　　检阅如仪之后，龙云怀着怅愤，上了专机。宋子文也上了专机。这四五天的时间，对龙云来说，真是一个惊天裂地的变化。这时候，他从飞机上下瞰昆明、下瞰五华山，对于蒋介石解决他的一切布置，还是茫茫然。

　　飞机上的龙云不知，地面上的杜聿明则了如指掌。

　　二 杜聿明的神秘飞行

　　在武力解决龙云的半年之前，亦即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有一天，杜聿明接到了昆明机场打来的一个电话，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他马上到重庆去，飞机已经准备好，叫他立即动身。于是杜聿明匆匆忙忙地赶到机场，匆匆忙忙地上了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到了陪都重庆。

　　下机不久，蒋介石即召见他，蒋的劈头第一句就问：“你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

　　杜聿明说：“在昆明没有任何人知道。”

　　蒋介石又问：“到重庆见到什么人？”

　　杜聿明说：“谁也没有。”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连称“好，好！”

　　杜聿明心里正在嘀咕，不知道蒋介石这次突然叫他到重庆来为的是什么，上面这一番问话又更增加了此来的神秘性。这时候，却听蒋介石说：“目前我们准备对日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以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现在想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恐怕他不服从命令，你要在军事上做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我再明令调遣龙云。在命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并限龙云于三日内到重庆。”说完之后，并询杜聿明有什么意见。

　　杜聿明听了之后，当然只有同意。同时报告老蒋：“龙云目前在昆明的力量，只有两个步兵师，一个宪兵团（即三个宪兵大队）。另有几个交通大队及地方保安团，散布于云南境内。在军事上考虑，解决他绝不成问题。”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又说：“你要立刻飞回昆明，准备一切。并且要守绝对的秘密，要慎重！以免龙云及他左右的人知道了，发生怀疑。”

　　杜聿明接受了再三的叮嘱，在当天下午就由重庆飞返昆明。他到达昆明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当天晚上，龙云的参谋长刘耀扬有一个宴会。杜聿明为了掩蔽自己这一次神秘的飞行，以免露出马脚，立刻赶去参加。

　　岂料刘耀扬一见了杜聿明就问：“你到重庆去有什么要公？为什么急急忙忙地去，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这一问，杜聿明倒不能不心里一惊：“这消息怎么走漏了？”但是他立刻定了定神，答道：“不是去重庆，是到曲靖去看部队。”由于杜聿明平日是常常到各处去看部队的，和刘耀扬等人又是经常赌饮玩乐的朋友，刘耀扬竟信以为真，没有发现杜聿明在骗他。

　　杜聿明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后，准备工作就开始了。一直到八月九日，杜聿明又应蒋介石的电召到了重庆。刚巧当天午后，传出了日本愿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这一个消息的到来，使蒋介石忙了一天，因此一直到了次日的清早，才把杜聿明找去。

　　蒋见了杜聿明就说：“你先回昆明去做好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等日本投降的事情处理后，再待命实行。除了军事上要积极准备之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做周密的布置，以防龙云逃跑。”

　　杜聿明这次飞渝，解决龙云的计划又再迫近了一步。杜本人那时因为日本投降了，颇想到各处去受降，觉得这要比负责解决龙云更光荣些。但心中虽有此想，又哪里敢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只好一句话也不提，于第二天（八月十一日）就由重庆飞返昆明，开始准备一切。

　　岂知刚下飞机，就听了奇怪的消息。

　　就在这期间，不知如何，消息竟泄漏了！

　　三 蒋介石笑里藏刀

　　八月十一日，杜聿明刚由重庆飞回昆明，他的英文秘书袁仲珊，就悄悄地问他：“是不是要解决龙云了？”这一问，可把杜聿明吓了一跳。但杜聿明的表面是镇静的，只对袁仲珊说：“你胡说。”

　　不过袁仲珊传来的消息，却也事出有因。他对杜聿明说：“从九号起，美军就下了戒严令，官兵日夜武装，禁止外出。他们的兵营，将领住的地方，以及仓库、武器、弹药、油料等等，全都严密戒备，以防龙云部队的突然袭击。他们都说要解决龙云了。而且说，不解决龙云，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民主的强国。”

　　究竟美军方面，为什么突然间有这种举动，连杜聿明也闹不清楚。他听了秘书这一番报告之后，只好假意地说：“日寇投降了，还谈这些事干什么！美国人以美国的眼光看中国问题，简直是发神经病！你不要听他们的说法。”

　　虽然从美军方面已经露出了这样明显的马脚，而奇怪的是，龙云及其左右的亲信，竟仍然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当年，龙云在云南，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小组织：什么便衣哑、宪兵哑，为他防范异己，可是到了这种重要关头，却显然的不管用了。

　　不过，“海面无波，焉知海底里正奔腾着暗涌？”这正是杜聿明心里的一个结。他不能不进一步多方观察，以确定龙云本人及其左右实在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于是，就在他回到昆明的第二天，便去拜访了他们。那天上午，他先去访了李培炎（别号西平，龙云的大舅子，是龙的智囊之一。在顾映秋之前，龙云曾有妻姓李）、李培天（别号子厚，龙云的二舅子，省民政厅长）、李希尧（龙的警务处长）、杨竹庵（龙的副官长）等人。当天午后，又去见了龙云，表面上是为抗日胜利向他们道喜。这一天的鉴貌辨色，使杜聿明安下了心来，因为从这种欢欢喜喜的接触中，都未发现龙云及其亲信对美军方面的动静，有任何怀疑的表示。他们居然不知道：在甜言和笑容的掩盖之下，解决他们的一切，已经在秘密开始了。

　　再过三天，是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指使之下，遵照着魏德迈的规定，一方面以美械装备部队，开往南京、上海、广州、汉口、北平、天津等地去劫收；另一方面，则加紧了解决龙云的阴谋活动。在这件事上面，充分表现了蒋介石谋人的一套，他已在暗中准备动手吃掉龙云，而在表面上，却对龙云推崇备至，以模糊对方的警惕。

　　当时，由卢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本来已有三个军：五十二军、六十军及九十三军。蒋介石要他们就近进入越南对日寇受降。本来若论兵力，这三个军已绰绰有余。可是，蒋介石怕引起龙云的怀疑，又要了另一个手段，他与美国佬都故做危言，说越南日寇有阴谋，如果接收兵力不足，恐怕会发生意外。并从各方面怂恿龙云再扩充一个军，加入第一方面军同赴越南。结果，龙云果然把他原来留在昆明“保驾”的龙家兵——由他的大儿子龙绳武率领的一个师扩充为一个军，随同卢汉入越。

　　自此之后，龙云多年来所训练的看家本钱，就只剩下了他二儿子龙绳祖的一个师以及宪兵团和警卫大队了。

　　再数数蒋介石其时留在昆明的队伍，则还有第五军、第二〇七师、云南机场守备司令部所属的四个团以及宪兵第十三团等等。以这些兵力与龙云的兵力相比，强弱之势是相差得远了。

　　蒋介石就是这样：表面推崇你，还劝你扩充势力，其信任不可谓不专，其情亦不可谓不厚了。龙云又岂知当他高兴的时候，蒋介石已在冷笑：“志舟啊志舟（龙云的号）！汝已坠吾计中矣！”

　　四 密地密使与密函

　　蒋介石阴计得售之后，紧张的时刻紧接着就到临了！

　　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派他的心腹之一——王叔铭，秘密到了昆明，交给杜聿明一封亲笔信。

　　这封亲笔信写的是什么呢？

　　原来在信里，蒋介石告诉杜聿明：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政本兼各职的命令，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他要杜聿明最好是一枪不发，并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并说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仍然是汝之长官，必须以长官之礼相待，照命令限期送龙云到重庆。”但是，蒋介石又说，他已命令昆明的飞机归杜聿明指挥，叫杜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接受命令而负嵎顽抗的话，就立刻集中火力，加以轰击！

　　杜聿明在事过境迁之后，曾对某人表示过，他接到蒋介石的密函后，曾经这样想：在政治上，自己同龙云是不能并立的了。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一向与龙云相处得不错，因此，对龙云加以杀害的事，是不能做的。而且在蒋介石那封十分冗长的密函中，又说得前后矛盾，可能是想假手于他去杀掉龙云，以除后患。万一龙云死了，舆论哗然，蒋介石必定把这罪责加在他的身上，而蒋自己反倒可以装成一个菩萨似的好人。那怎么办呢？何况，杀鸡焉用牛刀，要解决龙云，又哪用得着如此集中、又如此猛烈的火力？

　　杜聿明焦思苦想之后，连夜覆了蒋介石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对于解决龙云的军事，他已准备妥当。并告诉蒋，直到当天为止，龙云及其左右，对于这一切准备，仍然尚在梦中。只要蒋的命令发表，在两小时之内，便可以全部解除龙云的武装，控制五华山以外的整个地区，并恢复秩序。即使龙云踞着五华山，但弹丸之地，而且只有一个警卫营的兵力，绝不足以为患。到了此情此境，估计龙云见大势已去，将会自动离昆赴渝。万一龙云不听命令，顽抗到底，那是他自寻死路，与人无尤。到那时候，即用陆军解决龙云的警卫营的武装，再活捉龙云，相信也并非难事。若果用飞机大炮去轰击，不但龙云的性命难以确保，且舆论的反映堪虑。还有，五华山的建筑及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也必然受到损失，甚至波及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师生的安全，那在政治上的反响，恐怕就更难以估计（因云大及联大均离五华山不远）。”

　　杜聿明这一招，果然发生了作用，因为蒋介石最怕闹学潮；而且昆明还住有不少进步人士，他也不得不怕。因此过了一天，又给杜聿明覆了一封密信，同意不动用空军轰炸。但他认为龙云不会接受命令，因此对于解除龙云的武装，又做了进一步的指示。最妙的是，在信中他又特别叮嘱道：“金马、碧鸡，为历史上争夺昆明之要地，得之者成，失之者败，必须以重兵占领，万不可忽！”其实蒋介石这个“指示”，无异是纸上谈兵，用阿育王时代的神话来处理二十世纪的军事。他不了解，其时龙云在昆明的武装，都在昆明市城厢附近，金马则早在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所部控制之下；至于碧鸡关呢，则离昆明数十里，已不是当时解决龙云的军事要点了。

　　在布置这个计划时，蒋介石作贼心虚，已经暗地离开重庆。其次，大概他怕消息一发出之后，他自己仍留在重庆，会受到政治上的影响，而打乱了他彻底解决龙云的计划。因此，王叔铭所乘的秘密专机，也不是从重庆起飞的，起飞地点，当时也是一个秘密。

　　五 正式动手了！

　　这里先插一段闲话，为蒋介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陈布雷，有一天，忽然接到了蒋介石叫人送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说的是：“此间气候宜人，似可到此一游，明日有便机可搭。盼来。”他才知道蒋介石已去了西昌。

　　再有一段插曲，在九月二十九和三十两天，亦即杜聿明正式动手的重要时刻，杜聿明一再拍电向蒋报告执行命令情形；老蒋却拍电来责备他办事疏忽，说他对于处理如此重大的事情，竟一天一夜不给他拍一份电报。

　　杜聿明一再拍电报告，而蒋介石却又拍电责备他，这不能不算是一件怪事吧？当时蒋的来电，是由空军第五路司令晏玉琮译转给杜的。杜拍给蒋的电，则另有一本专用的密电码。到了后来，“侍从室”的俞济时才告诉杜聿明，原来当时他们忘记把那本密电码带去，又不敢向蒋说明，所以根本无法将杜的电报译给蒋看。这种情形，看来似乎近于儿戏，但正好说明，不但陈布雷不知道蒋的行踪，就算跟在蒋身边的最亲信机要人员，也不知道蒋介石当时在西昌搞的是什么鬼把戏。如果知道是如此重大的事情，又哪敢匿而不报？蒋的城府如何，这些经过，可做深刻的说明。

　　蒋为什么选择了西昌，另一个原因，可能为的是观察和监视刘文辉的动静。那时蒋在西昌已设有行辕。蒋在九月十九日，即下达密函的八天前，便已到了那里了。

　　因此，王叔铭的飞机也是从西昌飞出的。与他一同飞到昆明的，还有准备出任云南民政厅厅长及代理云南省主席的李宗黄。上面所提到的所谓“便机”，就是把李宗黄载到西昌去的飞机。李到西昌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之后，就与王叔铭到昆明去。

　　蒋介石的命令共计有如下的三件：

　　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云南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云南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

　　云南地方军队，交由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接收改编。

　　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收，在卢汉未到任以前（卢这时入越对日受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杜聿明开始行动了！在九月二十九日晚上，他到了昆明市北的岗头村，原来他早已在那里准备了指挥所。

　　他召集团长以上的干部及李宗黄等人到那里开会，下达命令。命令的要旨包括下列各项：

　　一、摘录蒋介石命令要旨。

　　二、命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指挥第九十六师、第四十九师，包围昆明市城厢的龙云武装部队及警察，解除他们的武装。

　　三、命第九十六师师长黄翔所部担任解除昆明市东郊暂编二十师之一部（约一个团）东城门楼宪兵大队与金碧路、正义路至华山路间昆明市警察武装的任务。

　　四、命第四十五师师长胡常青指挥所部担任解除北校场营房及北城门楼宪兵大队武装的任务。

　　五、命第二〇七师师长罗又伦指挥所部担任解除曲靖某团及县保安队武装的任务。

　　六、命云南机场守备司令郑廷笈指挥各机场守备团警备各机场，并严格检查各机场往来乘客，以防龙云逃走。

　　七、命宪兵第十三团担任昆明东西南北各公路、铁路要道的检查。

　　八、命昆明防守司令部通讯营控制昆明各电报、电话机关，凡属龙云对各方往来电报一律检扣，并将电话线截断。

　　九、命第二百师师长熊笑三率领所部由罗茨县沿滇缅公路、经碧鸡关开至昆明市西郊，做为预备队。

　　十、实施办法：各部队部署就绪后，将预先印好的蒋介石命令交给龙云所属军警宪兵各部队长，若有不服从命令交出武器者，即以武力解决。对于街市警岗，则用行军通过街市方式，前面大队通过，由后面队尾对每一岗警留下两个士兵，一人监视，一人拿出命令，劝其缴枪。

　　十一、将解决龙云命令送交美方一份。

　　十二、各部部队到达准备位置后，预定翌晨五时以电话联络，开始行动。同时将蒋的命令送交龙云。

　　杜聿明把各项命令下达后，时已午夜，离动手时间只有五个小时了。因此，各人均说时间来不及。

　　六 一声令下吃龙云

　　杜聿明手下各将领因时间太迫，言下都有难色。只有杜聿明本人却“指挥若定”，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只是未明白告诉各人罢了。当下他对各人说：“一切详细部署及解决龙云的具体办法，就是大家曾经演习过的‘沙盘演习’；你们官兵都参加过演习，不会来不及的。”各人听了，才恍然大悟，由沉重转为轻松，立刻分头出发去吃龙云去了。

　　究竟杜聿明的暗中准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又得回溯到八月十一日。他从重庆见蒋返昆之后的事。那次他回到昆明后，在军事方面，就借着日本即将投降、要准备到沦陷区各大城市解除日寇武装为理由，对各部队排长以上干部，亲自教过“沙盘演习”。各部队并分别实施过排连战斗演习。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解决龙云部队，杜聿明也做了准备。并且根据龙云所部排、连、营、团等兵力大小和驻地工事好坏程度，决定了不同的火力兵力部署，以及应取的战斗战术方法。同时，对云南各电报、电话、公路、铁路及各机场，也准备了一套严密的控制办法，以便在蒋介石的命令发表后，使龙云与各方隔绝，既不能逃走，也无法对外联系。只留给龙云一个五华山及一营卫队（又称警卫大队），让他看到大势已去，不得不俯首帖耳，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杜聿明的这些准备工作，前后经过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因为他伪装得很好，所以在昆明的人，包括他的部队干部在内，都未曾察觉到他是在为蒋介石吃掉龙云的阴谋做着工作。他虽然常在部队中间教这教那，但因为他平时也随处视察，给部队上课，他的那些暗中工作，也就未为人所注意。在另一方面，在这期间，杜聿明又借着庆祝抗日为名，广事交游，经常举行宴会、舞会，或者与云南的朋友玩到通宵达旦，总之，花天酒地，风流快活，以掩护自己，并模糊他人的感觉。一直到正式动手的时候，内幕才揭穿了。

　　且说九月三十日早晨五时到了。杜聿明所命令的各部队，均已到达准备位置，并给龙云所属部队送去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给龙云本人的命令也同时送了出去。杜聿明则在指挥所内，等候着各处的报告。

　　消息传来，东北校场上的龙云部队及宪兵大队都表示愿意遵照命令；唯独东门的宪兵大队不接受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城楼。据说，当时有一个居民，说他同宪兵大队的人相熟，自告奋勇，愿将信送上城去。那人得到宪兵大队的人的同意将信送上去之后，对方一看命令是要他们缴枪，于是就开火了！

　　东门开了火，枪声四起。北门和北校场接着也发出了枪声，各处就打起来！

　　这时候，杜聿明手下的部队，正可谓以大吃小，有恃无恐，立刻下令“放炮”！于是枪炮之声大作，把整个昆明城都惊醒了！震动了！

　　到此，龙云及其所部，才知道蒋介石要把他们吃掉，可惜发觉得太迟了。那时候，除了东门部队有队长之外，其余的团、营、连长甚至排长，多数都不在部队中，更不要说是师长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方面兵多势大，一方面人少势弱。一方面早有阴谋，早有布置；一方面毫无准备，群龙无首。龙云的一方，只有吃亏的份儿了。大概到早上六点多钟，杜聿明已接到往城厢视察的参谋回报说：已经把龙云军、警、宪的武装解决。

　　只有五华山地区，龙云和他的一个警卫营还来抵抗。在当时，他还不能够明了蒋介石阴谋的全部内容。

　　七 龙云拒绝下山

　　龙云的地方武力，除了在昆明的人马之外，在各县的保安团队，也有好几万人。事变发生后，龙云在五华山上，即向他们发出电报，命令各专员县长率队向昆明集中。他不知道，那时所有的电台和电报局，早就被蒋家军及其特务所监视，因此全部发不出去。龙云也不知道，蒋家军之所以不向五华山发动猛烈的攻势，乃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策略。

　　五华山被围后，蒋介石一再促催龙云赴渝。杜聿明的手下控制了广播电台之后，又一再在广播上播出欢迎龙院长赴渝的催请，并传令街市店铺悬旗欢送。他们围住了龙云之后，便连这种谑而又虐的戏弄也使出来了。

　　可是，龙云仍然坐镇在五华山，并无下山之意。

　　这时，李宗黄等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或许是想早几天过过“代主席”的瘾，就找杜聿明说：龙云是个独眼龙，至死不会回头的，不如进一步以武力解决。杜聿明一方面怕万一伤害了龙云的性命，要替老蒋背黑锅；另一方面也认为龙云既然走不了，困守一隅，始终要屈服于蒋。因此不赞成李宗黄的建议。

　　九月三十日上午六点多钟，杜聿明认为“大事已定”，便下令解除戒严。美、蒋官兵和吉普车，即时在城内到处奔驰，横冲直撞，大叫“顶好！”以庆祝“胜利”。料不到就在这段时间，城内枪声再起，便衣队随处出现，向蒋家兵“报仇”。于是城内又重新陷入紧张中。有些被抓的便衣队供称，他们都是龙云的旧部，现在这样对付龙云，他们不服气，要同蒋家军拼命。有的又说，他们奉龙主任的命令，要把第五军驱逐出城。在这次骚乱中，双方都有了死伤，昆明全城，又重入戒严状态。

　　戒严之后，全市杀气腾腾，形同死城！除布满了武装蒋军之外，居民均关门闭户，不敢外出。蒋军随处搜查便衣队，居民深受骚扰，一直过了几个钟头，才算“基本肃清”。

　　本来，在九月三十日上午，杜聿明就贴出了“安民告示”，解除戒严，恢复正常秩序。这一来，才知道并不如此顺当，迫得改变计划，只将昆明金碧路以南及昆明城东西城墙以外地区恢复交通，但城内及西南联大毗连的地区，则仍然继续戒严。

　　为什么蒋军要在这个地区继续戒严呢？为的是怕龙云的反抗行动，与西南联大师生的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发生更大的困难。因为据特务报告，有些人有“龙云的武力就是民盟的武力”的说法，他们不能不紧张。

　　再度戒严之后，接连两三天，不但城内居民无法采购粮食蔬菜，特别是西南联大数千人的伙食，立刻也发生了问题。当时西南联大总务长查良钊非常着急，第五军兵站分监蒋瑞清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深怕因而引起学潮，建议送些军粮去供应联大，杜聿明一听很对，立刻叫他向联大师生送米送面，大做“好人”。

　　在解决龙云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杜聿明对于联大师生，暗中做着严密的戒严，以防止他们活动支持龙云。他耍了两面手法：一面假意地派人慰问西南联大师生，一面却将“联大”师生的对外交通和通讯联络完全截断。因之，在解决龙云之时，“联大”师生的对外联系是隔绝的，少数住得较远的师生也无法与校中取得联络。他们除了从昆明的“中央日报”及“和平日报”上看到公布的蒋介石命令及蒋军单方面的消息外，对于龙云方面的情况，可说完全隔阂。即使有人要采取同情龙云的行动，也没有这种可能。杜聿明不但筹之已久，抑且筹之甚密。

　　现在再说回头，在龙云武装被解除后，杜聿明曾几次派人劝龙云及早赴渝，但均遭拒绝。他想：“怎样办呢？”终于做了另一个决定。

　　八 何应钦碰了钉子

　　在解决龙云的过程中，杜聿明一直在岗头村指挥所内，并没有回到城中，现见屡劝龙云无效，于是下令开放市区的一部分电话，以便于和地方人士取得联系。

　　果然，到了十月一日午后，昆明的绅士及龙云的亲信李西平、李子厚、李希尧等人，给杜聿明方面取得联系，表示想到岗头村与杜商讨龙云赴渝的办法。杜当即表示同意。

　　他们见面之后，有的人如李子厚等，则替龙云抱不平，说蒋介石和杜聿明做得太过火了。要不然，龙云不会不接受命令。有的人如李西平等，则说龙云太固执。又说早就有人劝他辞职，他不肯，到了今天，只有接受“委员长”的命令，他还是不听。其实还有什么可闹呢？说来说去，到了最后，他们表示愿意去向龙云疏通，劝他早日赴渝，息事宁人，使大家都好。

　　他们又提出了：一、希望解除戒严，给予居民生活上的方便。二、对于龙云的旧部，能予以安排。

　　杜聿明对他们说：第一、希望他们回去劝“龙院长”遵照“蒋委员长”的命令，于十月四日飞重庆就职。第二、昆明城内，可自明日（十月二日）起，除五华山外，解除戒严。第三、龙云的旧部，转请“蒋委员长”全部安置。

　　于是这些人就回城劝驾去了。大概龙云也感到大势已去了，所以，一方面表示对蒋介石的命令是服从的，但另一方面又表示，他在云南十多年，一切手续要交代，要时间，绝不愿意在十月四日前往重庆。这时候，蒋介石所派的专机已经到了昆明，但龙云却坚不肯走。

　　于是，又形成了僵局了。

　　蒋介石可等得焦灼了！他深怕事件延拖过久，会发生其他问题。因此，急派当时已到了南京接受日寇投降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于十月二日飞去昆明，蒋派此“大员”赴昆劝驾，也意在表示“客气”。

　　何应钦于十月二日下午到达昆明机场，一见到杜聿明就说：“叫你们不要胡闹，现在闹出事，弄得骑虎难下，又要我来做善后。”看何应钦的神态，当时好像满怀信心，自以为一定劝得动龙云。岂料不然，他还没离开机场，龙云就给了他一个硬钉子碰！

　　却原来，他下机之后，就到机场空军司令部给龙云打电话。但龙云连电话也不接，并拒绝他上五华山。

　　何应钦就此碰了一鼻子灰。打完电话之后，再见到杜聿明时，又十分尴尬地说：“龙云是这样一个不明大义的混蛋，幸亏你们用武力解除了他的武装，不然真要造反。蒋先生还是有先见之明。”这个满口“大义”的“大员”，一转眼间，自尊心受到打击，“老头子”的嘱咐不能交代，意见就大变了。

　　紧接着，第二个专差又到了。那是中国银行昆明分行的行长王振芳，也奉了蒋介石之命，由渝飞昆。他与龙云通电话之后，龙表示欢迎他去五华山会谈。不久之后，王振芳回到了机场，说龙云表示：必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到昆明，并保证他的安全，他才肯到重庆去。

　　王振芳立即与重庆通长途电话，并立即飞回重庆。第二天，又有专使来到昆明。

　　九 蒋介石的权术

　　第二天，即十月三日，宋子文即由重庆飞到了昆明，他上五华山与龙云长谈之后，并向龙云表示：目前不去重庆是不行的，因“老头子”不会答应。必须先到了重庆，其他的事都好办。若这一步不先做了，他在老蒋面前便很难说话。到了最后，龙云才表示愿意在十月四日赴渝。因此第二天，龙云便登上蒋介石派出的囚车——专机，被迫离开了他的“领土”和家乡，向重庆飞去了。

　　悲剧的主角走了。可是蒋介石的把戏还没有完场，不过分为两台进行，一台仍在昆明，一台则移到重庆罢了。

　　龙云到了重庆以后，住在“李家花园”，这李家花园是云南人的别墅，在高高的浮图关上。他暗里骂蒋介石，明里只好骂杜聿明。说杜聿明动用武力之先，并未将蒋介石的命令送给他（这也是事实），如此乱搞，简直是一种蔑视国法、背叛长官的行为，因此要求蒋惩办杜。并说，否则即使他本人能原谅杜，云南老百姓也不能原谅杜，势必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龙在往访的人面前，也一再骂杜聿明，其实也是借此骂蒋。有一天关麟征去看他，龙又说一定要惩办杜，一定要将杜调开，并表示欢迎关麟征去云南。这些情形当然全部入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又在盘算着另一套阴计了。

　　现在且先说说，在昆明继续上演的戏又是怎样。龙云赴渝之后，蒋介石接着指示杜聿明，要将龙云的残余势力彻底肃清。杜聿明即将龙云的旧部集中起来，编为一个师及一个宪兵团，并令昆明市所有龙云过去的文武官员，将私人武器限期登记，不许私藏军火！蒋介石为了表示他的“大公无私”，并想借此在云南人面前造成另一种烟幕，以迷糊他们的视线，便硬要龙云的二儿子龙绳祖，去当那新编的一师的师长。从此之后，龙绳祖的一个师和那个宪兵团，实际上是在蒋军监视之下，成了“笼中之鸟”了。

　　等杜聿明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蒋介石的把戏又耍到他的身上去了。他为了安抚云南的“舆情”，又另做了布置。

　　到了十月十四日，杜聿明就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赶快到重庆。杜在十五日飞渝，蒋即召见了他。先则优礼有加，并“垂询”了解决龙云的经过。杜聿明一面报告，他一面微笑道“好”。到后来话意一转，便说：“你解决了龙云，对国家是立了大功。可是却得罪了龙云，也应该为国家（实则是为蒋）背过。我决定表面上先公布命令，将你撤职查办，然后调升你去东北当保安司令长官，你看怎样？”

　　杜聿明本是个因能为蒋背过而爬上去的人，很了解蒋的心理，因而慷慨地答道：“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介石会演戏，做为“高徒”的杜聿明，台词也编得不坏。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立刻笑容满面地说：“你这样识大礼，明大义，很好很好！就照我的命令办吧。不过因为龙云的关系，处分你的命令要先发表。你明天先回昆明去办交代，十八号再到重庆来，我再发表你去当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便“敬礼”而退。杜聿明不禁想起：好在没有用空军炸龙云，否则万一出了岔子，这黑锅更不知怎样背才行。

　　到了十月十六日，蒋介石就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置失当，着即撤职查办。并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蒋介石还特别交代这个命令要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用头号标题发表，藉息龙云的余怒。

　　但是，说到蒋介石要吃掉龙云，却是他谋之已久的事，若要回溯起来，至少得推回十年以前。在下面不妨说一个梗概。

　　十 借抗战加紧图滇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蒋介石借着“剿匪”为名，一方面把自己的势力深入川、黔等省，一方面也进行着分化、消灭这些地方的地方势力的工作。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他由汉口乘飞机赴重庆，搞了一个段落，又由四川飞往贵州。那时薛岳的军队已经隐踞了贵州，蒋就下令改组贵州省政府，任吴忠信为省主席。到此，他不但掌握了“军”，同时又控制了“政”。他所以选用吴忠信，乃因贵州与广西接壤，广西是李、白的天下，而吴忠信与李、白有私谊。蒋为了减少李、白的疑虑，所以便放下了这一只棋子。

　　等到川、黔局面大致已归掌握之后，蒋介石就飞往昆明，观察龙云的动静。他到达昆明之后，住在东陆大学（即后来之云南大学）的前院。蒋这次的昆明之行，表面上极力笼络龙云，实际上已开始了图滇谋龙的准备工作，所以对于龙氏左右，已在“调查统计”之中。在陈布雷死后才公开的“回忆录”中，便可寻绎到此中消息。陈曾记述当时的情形说：

　　“残匪在会理、西昌间窜伏甚多，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为第一次，观蒋公在城中指点山川，剖视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到滇以后，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余等居滇，亦多与文化、建设方面之人物往还……各厅厅长过从较密者：为建厅张林（邦翰）、教厅龚自知及省委（前实业厅长）兼富滇银行行长缪子台诸人，而缪君言论识见，尤有过人者。民厅长丁兆冠思想稍旧，财厅长陆子安则极深沉而不多言。然省府诸人之意志一致，则非四川之可比云。”

　　从这段记述中不难窥出，蒋介石当时表面对龙云十分笼络，暗里已在做着收买分化的研究工作。他对龙云之不得不保留客气，不能不说与云南“省府诸人之意志一致”有关，所以在做法上，与对付四川的又别是一套。可是，前后不过十年时间，当日对龙云“备极称许”，大夸其“坦易而明大义”的蒋老介，就用极不“坦易”的手段，使“明大义”的杜聿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强横武力，去把“明大义”的龙云干掉了。

　　抗战时期，武汉撤退之后，重庆成为陪都，云南也成为大后方的后方。蒋介石“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因而谋滇更亟。这时候，有了抗战为理由，题目更大，做起来更可以放手了。在这里，我想提一提宋希濂的一番话。据宋说，当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被派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的时候，蒋介石就曾对他“面示”过：“你到了昆明之后，首先要了解云南的情形，搞清楚昆明附近的地形，对各重要据点，要确实控制，随时提高警觉，并与王叔铭密切联系。”王叔铭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当时，当的是驻昆明空军司令兼空军学校教育长。

　　宋希濂还提到过一九四二年二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到昆明的一段经过，这段经过，使人觉得可笑。不过从另一面去看，也可以窥见他对于“坦易而明大义”的龙云，究竟怀着如何的戒心。

　　一一 调出来和开进去

　　据宋希濂说：蒋介石那次到昆明，当晚是住在黑龙潭的一栋公馆里。第二天一大早，即赶紧移住到距昆明四十多公里的安宁温泉。到了那里之后，又觉得安宁温泉，到还是不“安宁”，即命宋希濂立刻派一营亲兵前往担任警卫。到温泉的第二天，蒋夫妇约宋夫妇在温泉吃午饭，宋希濂到达的时候，蒋正在外散步，宋美龄对宋希濂说：“你们校长来到昆明的那天晚上，一夜没有睡。那栋房子黑黝黝的，乌鸦乱啼，警卫部队又不是中央的。你们校长自西安事变后，警觉甚高，所以那天夜里很焦急。来到温泉后，因为你派了部队担任警卫，他很高兴。昨天下午我和你们校长出去散步，有一个哨兵向他敬礼，他问那个哨兵来干什么，那哨兵回答说是来保护委员长的，他高兴极了。”可是即使到了那时候，蒋还是随处防备着龙云，竟至于闻鸦啼而难安。你龙云对他“坦易”，他对你可并不“坦易”啊！

　　不久，蒋介石访问印度回来，又在昆明住了几天。有一天，他集合驻云南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时间是上午九时，地点在西门外农业专门学校。在早上七点多钟，他便把宋希濂和七十一军军长钟彬找去，当面吩咐钟彬和各师副师长都不要参加集会，且要叫各团的副团长守住团部，并使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但不要泄露消息。宋、钟两人当时心里嘀咕，还不明白老蒋要搞些什么。后来才明白，他如此的紧张，不过是为防备龙云罢了。当天下午，蒋又找宋希濂和关麟征去谈话，要他们把云南情况、龙云及其左右重要人物的平日态度，向他详细报告。最后还指示他们：要设法多和龙云左右的人接近，拉拢关系，并随时注意他们言动，报告给蒋。但不要做得着急，以免被对方察觉。

　　当晚九点钟，蒋介石又再把宋希濂找去，叫他过几天到西昌去，了解刘文辉在那里究竟驻有多少队伍，以及西康和云南之间的联络情形，事毕后即向他报告。所以，第二天上午蒋介石飞回重庆，宋希濂随亦飞去西昌，做特务活动去了。宋希濂把“工作”做完后，即将刘文辉武力分布等情，写成了书面报告，亲自带往重庆，交由蒋的侍从秘书萧自诚转给蒋。蒋亦召见了他，“嘉许”一番。并叫他早日飞回昆明后，注意防范龙云与刘文辉的“异动”，并实行控制昆明附近各重要据点。

　　由上述的事实，可以见在一九四二年时，蒋介石便已有解决龙云及刘文辉的准备。

　　除了暗中的准备工作外，在军事上，蒋的做法又分做两方面：一方面是把龙云的武力调离云南，一方面是借着抗战，因利趁便，在云南境内扩充“中央军”的势力。这种做法开始得很早，在抗战初期，即一九三八年，蒋已以抗战统帅的权力，将龙云经过多年训练，并用法国武器装备起来的精锐主力抽调出境，他命卢汉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带了两个军到湖南第九战区参战。以当时的装备水平而论，蒋的“中央军”的军容与这支云南军队相比，还有逊色。

　　到了第二年（一九三九）的冬天，日寇侵入桂南并接着侵入越南以后，蒋又命卢汉率领第六十军，并命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率领第五十二军，由湖南经广西百色开入迤南（云南通称滇南为迤南），沿滇越边境布防。这是蒋介石的军力第一次进入云南，也是蒋介石为吃掉龙云而下的第一著棋。

　　继后发展的国际情势，又使蒋介石有了进一步在云南扩大其势力的条件。

　　一二 美蒋的一致

　　一九四一年，中英军事同盟成立，双方准备协力保全滇缅公路及仰光的国际交通线。因此到那年秋冬间，第五军又开入云南。蒋又在云南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由林蔚任团长，并成立防守司令部，以杜聿明兼司令。跟着，第六军和六十六军又在黔滇边境集中，准备出国与英缅、英马军协同作战，同年十二月珍珠港事变，及后马来亚与缅甸的局势迅速变化，远征的事也一再发生阻碍，因这与本文无关，暂且不说。但由于此种发展，到了一九四二年，开入云南的蒋系“中央军”已有第二、第五、第六、第八、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六十六、第七十一等九个军了。

　　这时候，真可谓大军云集！而美国空军及陆军，入滇的也越来越多。自此之后，交通、运输、补给等等，都极为繁忙。尤其是美军方面，因建筑机场、营房等等，所有关于占用土地、征购材料等事，均与云南的政治经济发生关系。就在这种情况下，蒋、龙及美、龙之间的矛盾亦日益增加，且日益尖锐。美方且向蒋提出过，非解决云南“政治问题”不可。美、蒋本来是一伙的，因此美、蒋与龙之间的关系，亦可想而知。蒋又利用美、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为自己“统一”云南的宿愿做着布置。随着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如滇缅公路局、滇缅运输处及昆明防守司令部等机关、部队中，均有“军统”的“调查室”。“中统”又打入了别的机关。总之，对龙云的罗网一日密过一日。

　　美方对于解决龙云，为什么采取了如此“积极”的态度呢？这似乎令人颇觉索解。其实，只要从下面几方去看，便不会觉得出奇：

　　第一、只要谁去翻一翻《美国白皮书》，就会明白美国自始至终，都想利用蒋介石达成它间接控制中国的目的，对于蒋介石，它是很有兴趣。因此，帮助蒋介石达成他的“统一大业”，也正是帮助它自己。

　　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法国早就倒了下去，英国的力量也在大大削弱。所以一边与轴心国家作战，另一边，各帝国主义之间，也做着战后中国地盘的争夺战。美国抓住了蒋介石，又经过了“援华”的一套，已经认为胜算稳操。龙云这一类的地方势力不消灭，对蒋不利，同时也即是对美不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一致，又有什么索解？

　　第三、蒋介石梦想要“统一”，就得更能集中力量，去做新的决战，就得及早“安定”云南这个西南重地。日寇一宣布投降，解决龙云之举就不能不推上紧急的日程。所以吃龙云的事，就要在这个时间动手。

　　再从：一、在日本投降前，美方已要求“解决云南政治问题”；二、当杜聿明由渝受命回昆明时，美军即传出要解决龙云的消息；三、杜聿明正式动手时，要对解决龙云的命令，正式送交美方一份。单拿这三件事来想一想，其中关系，亦已不难瞭然。

　　当时的龙云，对整个局势的估计，是缺乏远见的，对蒋介石也估计不足。他一向怀疑蒋会用暗杀手段对付他，可不提防蒋会突然以兵刃相迫。且那时正当抗日胜利之后，蒋介石颇得“人望”，也料他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影响自己的“声威”。哪晓得蒋介石根本上不会管你这一套。及至事出仓卒，已经悔之莫及了。

　　蒋介石如此吃掉了龙云，也使其他的地方军政人员，得到了一点教训。比方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就是受到了这一事件的教训的，这对于他们后来的趋向，不能说没有影响。

　　附录

　　龙云事件补略（容斋）

　　“蒋介石如何吃掉龙云”一文，纪述当时情形甚详，且其内中情形，多为世人及今仍未获闻者。但其材料来源，乃得自当时蒋方的当权人物，所记故偏重于蒋方的活动。而对于龙云方面的情况，本文资料则来自云南人士方面闻听所及，再做订补。本文所记之事，还包括龙云赴渝后，原来属于龙云的部队的改编，“龙二”龙绳祖之要求解甲归田，以及他后来在南京被捕扣押等情形，以至于龙云从南京逃出为止。凡此种种，或发生于一九四五年“事件”之前，或发生于“事件”之后，均与蒋吃龙云有关。且非将其前后贯串，不足以观此事前因后果，故亦不避其辞费焉。

　　上文所记事发时龙云离家情形，龙云方面人士说，与事实略有出入。龙氏由其家走出后，实未遇蒋军之喝问。盖当时枪声之起，首在东门。其时在东门城楼上的宪兵，只有十多人，而蒋军则多在城厢之外。杜聿明“动手”的命令发下之后，城外执行命令的军队，即拟进城，而东门城门已关，城上的宪兵亦立加抵抗，故蒋兵不能进入。龙氏住宅本离五华山不远，枪声发出后，龙即出奔。那时龙绳祖住在翠湖旁边。他手下的一团人，由外县来昆后，即驻于北校场。当东门宪兵发枪之时，北校场上的龙家兵，亦已遭到蒋军的突袭，乃用电话向龙绳祖报告。龙当时对一切仍在梦中，以为不过是兵与兵间之冲突。岂料往外一看，已有蒋军包围，又复听说蒋兵坦克亦已出动，始知局面严重，乃下令北校场的部队实行自卫。一面又急速打电话到五华山去，问他的老太爷到了没有，回报说“没有”，他即叫在山上的警卫营立刻派一连人前往“接驾”，到了半途，即与龙云相遇，乃护送他上山。

　　一 无备之兵有备之袭

　　钱君之文，说当杜聿明下令“吃龙”的时候，龙云手下的军事干部，多不在部队之中，乃属事实，但原因则未道及。据我所知，龙云手下的部队，均属云南子弟，每年多有“假期”，任兵士回乡探亲。此一做法，发生了另一“妙用”，即因而逃兵甚少。当“事件”发生之时，正当抗战胜利不久，在兴奋心情之下，可说是“时当胜利好还乡”，故请假者不在少数。龙绳祖当时为独立旅长，手下有三团人，本来都驻外县，这时因抗战胜利，他即率领了一团人到了昆明，准备接受美式装备（此事以后再说），亦趁便省亲，故可以说毫无戒备。以毫无戒备之兵，当早有预谋之袭，其狼狈可想而知。

　　当龙绳祖意识到大局顿变之时，城中已全入戒严状态。他的住宅离五华山有一段路程，于是，“怎样上五华山？”立即成了一件紧急待决的事。正当此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在外面的一个妹妹，突然回到了他的家。他问她怎样回得了家？他妹妹告诉他，是乘卫立煌的汽车回来的。原来那时的卫立煌，当的是远征军司令，抗战胜利后，正从印度返昆，就住在龙绳祖的附近，卫的汽车，因有特别通行证，是故得以畅行。

　　龙绳祖灵机一动，经过设法，弄得了卫立煌的汽车，和妹妹坐了上去，即叫那汽车司机向外开，但到了半路，即被杜聿明手下的军队拦住。

　　检查的兵士查问车上何人？此车何往？龙绳祖只嘱司机把臂上的特别通行证相示，其余一概不答。兵士仍欲再问，龙则嘱司机开车，因他估计：司机既有通行证，而兵士又不知车中的人究是何方神圣，汽车开驶后，料亦不敢开枪。且此时事机紧急，一纵即逝，即有万一的危险，也只好置之度外。此关一过，龙即指示司机驶向五华山下，就此登山。至此父子均在山上，乃靠着警卫营的武力，实行抵抗。

　　钱先生之文，谓当时云南有保安团队数万人，与事实略有距离。不错，照当时省级编制，省有保安司令，各专区及县例有保安团队之设，但云南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保安团并未组成，只有几个独立营散驻于沿边各地，归省政府直接指挥。“事件”发生之时，龙云即欲调动，亦觉鞭长莫及。故事起之后，除五华山地区情形特殊外，抵抗最激烈、时间最持久者，只有北校场上的一团人。至于首先抵抗的东门城楼上的宪兵，不过只有十多人，经过枪战后，几乎全被蒋军打死。

　　龙绳祖既上了五华山，即打电话找杜聿明，他不知道这时候杜聿明早已不在防守司令部，自然无法联络得上。到了城内与城外的部分电话复通后，他才接到杜聿明的电话，叫他下令北校场的部下停止抵抗，避免牺牲。商量结果，双方各派参谋二人，于指定地点碰头后，最后决定停火。当时北校场上的龙云部队，每天给养靠外边供应，自被包围之后，粮食断绝，且弹药储备本来不多，亦已濒于有枪无弹之境，即欲持久抵抗，其势亦不可能了。

　　当何应钦碰钉之后，王振芳之飞昆，乃做为宋子文之代表，盖将其时正以武力相迫，只好由宋去另做周旋。宋、龙平日私交不错。王振芳到达五华山后，即向龙道达宋子文之意，谓如龙氏同意，宋愿来昆陪他赴渝，并负责保证他的安全。宋子文到达机场之后，先由军方与山上之龙绳祖商询沿途警戒情形，再由龙绳祖到山下接宋。龙云与宋见面后，乃决定随宋赴渝，“事件”乃告一段落。

　　二 先施怀柔后予消灭

　　龙云赴渝后，蒋升龙绳祖为师长，固然是意在怀柔，以图略泄云南人的气愤，实则是要龙绳祖替他改编原属云南的零散武力，以收“聚而羁縻之”之效。龙家在受创之余，对于蒋介石之居心，岂有不知？故龙绳祖对于如此之升官，甚不愿就。乃表示：目下云南的一切，均已交与中央。而云南部队均属地方子弟，经过八年抗战，服役期亦早已逾限，今抗战既已胜利，应让他们还乡。彼个人亦已意冷心灰，请求从此解甲归田。此种表示，等于消极抵抗，蒋介石自然明白。他何尝怕龙绳祖一人强不就范，他怕的是龙云的武力，散到各处，造成种种不利，故非得抓住龙绳祖做个工具不可。因此又耍了两面手段，一方面不批准龙绳祖的所请，一面又电召他去重庆，“慰勉有加”。蒋介石在重庆时，曾拍着龙绳祖的肩头说：“公子哥儿肯吃苦的不多呀，像你这样的很少很少，你回去要好好的干。”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一面吃你，一面还喂你以甜言。同时，蒋的左右又对龙绳祖说：“你是全国最受委员长重视的师长呀！”“你是第一师长呀！”等等，总之，希望用这些迷汤，把龙绳祖灌醉。

　　龙绳祖返昆明后，只好当那个师长去了。当时他的三个团，原有八千多人，又收编了其他的地方武力，扩充到一万多人。等到他收拾完成，集中了起来，蒋家兵对他们的监视也就更为省事了。

　　“事件”发生之次年，蒋介石已决定发动全面内战，蒋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乃对龙家兵施进一步的压力！

　　龙绳祖那几团人，本来有一定的实力，在日寇投降之前，经美方检阅，亦认为有接受美式装备的条件。抗战胜利后，他把一团人带到昆明，即与此事有关。此时又经过收编工作，人数扩充，由旅改师，力量亦因而长大。蒋介石既要进行全面内战，乃将后方兵力纷纷调往前线，自然不会放过龙绳祖那个师。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一）其时在滇的第五军等部队已决定调往前线，他们一走，若留着龙绳祖那个师，蒋介石不放心。（二）把龙的那个师调离云南，则龙系的武力即完全离开了云南，有斩草除根之用。蒋的另一个措施，是不但要调龙离滇替他打内战，还要把他们拨归第五军指挥，第五军与云南部队是死对头，更易收监视之效。可是，蒋只顾到以势迫人，以石压卵，却没有考虑到受之者的反感因而愈深。

　　龙绳祖及其部下，一接到这个命令，心里都极不痛快。他们认为，第五军刚吃过他们，且把龙云也吃掉了，而今蒋介石又要把他们交到死对头的手里去，显然是与他们为难。其次依开拔次序，前头有伞兵大队，后头有第五军，显然有意把他们押在中间，必定不怀好意。而且也知道开出去打内战，结果不会好。且无论结果如何，也只是替蒋介石打天下，打死了固然冤枉，若是打伤打散了，不免要流落他乡，前途亦惨。因此都不愿奉调。其中有些人也想过，开到了前线之后，有机会可以逃到对方那边去；有些人又想到，与其被调到外面去被消灭，不如就在云南与蒋家军干一场。但后来顾虑到：恐怕被蒋介石弄到前线后，来一个分散使用，把你拆开，那时人微力薄，就是想做反，也再没有可能。如果就地干他一场，可以是可以，但难免地方受累，吃亏的仍然是云南人，亦不上算。最初，龙绳祖向当时的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表示，既将他的师拨归第五军指挥，又要他们夹在伞兵大队及第五军的中间出发，时间又正当“事件”之后不久，怕人人都会说：“‘老滇票’给中央军押着走了。这样子非出乱子不可。”因此霍揆彰亦曾电告南京，说是“人事不宜”。蒋介石知道后，又对龙绳祖慰勉一番，并说已令贵州省主席杨森，在他们奉调经黔时“妥为招待”，叫他“安心”。

　　三 光棍师长妙计开拔

　　如此一来一往，拖延了一阵，龙绳祖等人观察形势，要想不被调出省外，绝无可能，因此就想到让士兵逃亡。后来又想，如果让他们携械逃亡，万一被“中央军”发觉，不免会被格杀，且罪名也大。因此龙绳祖又去找霍揆彰商量，说如果一定要开拔，最好是徒手开拔，这样就不会出事。而且目前缺的又不是军火，开到前线再重新装备，也并无困难。霍揆彰一想，觉他也言之成理，终于表示同意。龙绳祖本来已预备好“报告”，便拿出来请霍揆彰在上面亲批。

　　龙绳祖得到霍揆彰的批准后，一方面电报南京奉准徒手开拔，先备了一个案；另一方面即在部队中收集武器，用卡车向警备司令部缴交。每连人只留步枪两枝，子弹四发，做为守卫之用。“缴械”之后，官兵随即开始暗放明逃，一天逃几千，三天之内，差不多已经逃光。逃一批，龙绳祖就将数目造报警备司令部一次，待到霍揆彰下令“格杀勿论”时，已经所剩无多。后来霍揆彰把龙绳祖找去，说是捉到了逃兵，据逃兵说，是师长叫他们逃的，龙绳祖辩道：“逃兵怎会自认他自己要逃？他们这样说，不过是想减轻自己的罪罢了。”霍揆彰又说：“他们还说你给他们路费。”龙绳祖又辩道：“哪里是什么路费。其实是他们的公积金，因为抗战已经结束，所以发还给他们。”霍揆彰很气愤，但也拿他没有办法。到得开拔之日，士兵已全数逃光，只剩下龙绳祖和几个高级人员，带了一杆旗子去报到。这一来，霍揆彰知道上当，大为光火。问龙绳祖“怎么办？”龙说兹事体大，霍负不了这个责任，不如让他自己赴京请罪。于是在第二天，就乘飞机飞去南京。他到了南京之后，又引出了紧张的一幕。

　　四 下榻宪兵部

　　龙绳祖到南京以后，便住在他父亲的地方。龙云当时住的地方，是日寇侵占时期冈村宁次所住的房子，很大也很讲究。龙绳祖一连几天都没有外出，却不知道蒋介石已向宪兵司令部下了手令，要捉拿他。有一天，他带了手下的几个人，到下关去，突然间，宪兵把他包围起来了，说要请他到宪兵司令部去。跟龙绳祖一起去的人，咽不下这口气，都要拔枪抵抗，弄得很紧张。对方迫得拿出手令来，说明是奉命而行，龙绳祖一看，才知道是蒋介石要拿他，罪名乃“擅离职守”。手令最后还加了个附注，说明逮捕他的地方，必得在龙云公馆以外。是故在前几天都没有出事。

　　龙绳祖看了手令，只好叫手下的人回家，他则随着宪兵而去，他手下的人回到龙云公馆，适遇南京“新民报”的女记者浦熙修刚在那里，浦便将消息带回报馆，后来在“新民报”上便有了龙绳祖的新闻。记得那天的标题颇妙，写的是“龙师长下榻宪兵司令部”。新闻一刊出来，社会上才知道龙绳祖被扣押了。

　　龙绳祖在宪兵司令部被扣了许多天，然后由陈诚和白崇禧做保人，保了出来。

　　龙绳祖被保出以后，蒋介石又怕他会到别处去闹事，于是要他进陆军大学。当初他表示，他早就在法国读过陆军，还读什么陆军大学！所以不肯。后来迫到没有办法，只好入了“将官班”。

　　龙绳祖在“将官班”读了两年，算是结业。俞济时便来试探他的意向，问他愿意到“参谋军处”去，还是愿意回云南去练兵？其实老蒋哪会放心他回云南去练兵，俞济时如此的一问，不过意在试探，龙绳祖也不是笨伯，焉有不明之理？他也就顺水行舟，说愿意到“参军处”去。他心想：做参军很省事，只有当外国大使呈递国书时，在旁边站一站，平日简直没有什么事情好干。因此便被发表为中将参军。又因此，他在陆军大学的同学都传为美谈，说是读书也可以升官，因为龙绳祖当师长时的军阶只是少将。这位中将参军就这样做下去，直到李宗仁逃到广州，他也随这位“代统”到了广州，然后从广州到香港来。

　　五 龙云妙计逃出南京

　　且说龙云被迫由昆明飞到重庆之后，逢人便骂蒋没有领袖风度，一直到迁往南京，仍然时时骂蒋。蒋介石这人本有他一套，他反正解决了你，知道你空口骂他，实际上伤不了他的脾胃，是以在表面上也就充作不闻。暗中则指使宋美龄、宋子文、戴传贤、陈诚等人，三天两头去过访龙云一次，体察他的意向。一面又用了特务，监视他的行动。到了南京以后，在龙云的住所外面，就住着特务，对于他的一出一归，以及有什么人到龙家去，都登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旬，龙氏由南京逃抵香港后，关于他如何逃出的传说，就带着很大的神秘性。

　　实则龙云当时既没有像有些传说所渲染的化装为老太婆，亦非单身出走。他那时坐的是陈纳德民航大队的飞机，随行者还有多人。他离开南京住所时，坐的也是陈纳德他们的汽车，就这样一直到了机场，上了飞机。监视他的特务，平时虽然留意着龙云汽车的进出，可没料到他坐的是陈纳德的汽车，机场上的检查人员，见了美国人就怕，同样也没有注意到。当时他们由南京起飞的专机，先飞上海，再转飞广州，然后由广州转乘早已备好的船来港。

　　龙氏于十二月十日早上安抵香港，然后打电报给在南京的龙绳祖，叫他将预留的信，分送给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说是“宿疾未痊，易地疗养”。到这时候，蒋介石才知道蛰龙已经赴海，大发雷霆。因龙宅内所有警卫人员，均由龙云亲信所担任，故登车之际，蒋的特务无从知道也。

　　龙云到港后，即居于浅水湾的私邸，直到次年（一九四九）四月，那时蒋介石表面退休，而由李宗仁代“总统”，何应钦做“行政院长”。他们还幻想利用龙云回云南去，替他们准备一个后方，于是函电交驰，想诱龙云回南京去。同时，由蒋介石派去代替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也派了代表杨文清来促驾。其时，龙云的立场已经明朗，哪会再去上李宗仁等的当？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引退”溪口始末（王舜祁）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任上“引退”下野，第二天就回到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直至四月二十五日离开该镇。这是他得势以后的第三次下野，也是他最后一次逗留家乡。第一次下野是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其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日去日本四十余天，十二月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共度蜜月，在家乡仅住十余天。第二次下野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回溪口，在家乡停留时间也不长。这次下野，情况与前两次不同，一是在乡时间最长；二是虽离总统宝座，但仍是国民党总裁，名为引退，实则遥控；三是下野后离乡出走，杳无归期，行前遍访当地祖坟宗族，足迹遍及宁波奉化许多地方。现将他在这段时间的有关情况，记述于下：

　　缓兵之计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全盘失败已成定局。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各种矛盾全面激化，南京政府面临全面危机，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内外交困、无可奈何的情势下，蒋介石不得不让位李宗仁，让李来代理总统，应付残局，自己则退居幕后，以图争取时间，东山再起。这个意图在他亲临李府，与李宗仁面谈中表露得十分清楚。他说：“我看还是你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引自《李宗仁回忆录》）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黄埔路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他首先发言，在分析了当时局势以后，最后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在目前情况下，个人非引退不可。他说话时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会后，发布文告，宣布自一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黯然还乡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蒋介石由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陪同，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抵达杭州。当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西湖楼外楼菜馆设宴招待，夜宿笕桥航空学校天健北楼。第二天，仍由陈诚等原班人马护送，回到故里溪口。往昔，蒋介石每次回乡，溪口的乡绅和蒋介石自兼校长的武岭学校师生，都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可是这次却冷冷清清，没有组织欢迎仪式，甚至连消息都未传播，只有少数几个亲信，忙忙碌碌地为他的到来布置一切。蒋介石的车子穿过三里长街，直驶离镇三华里的蒋母墓道，当晚即宿于墓庐“慈庵”。客人们则分别住进了武岭学校礼堂楼上或学校斜对面剡溪之滨的“小洋房”。

　　据一位当时伺候蒋介石的人员描述蒋介石那天的心情说：“先生这次回来，火气特别大，处处不顺眼，好像是勾践回越国的样子。”他一进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没有衣架，就大声训斥：“衣架到哪里去了？”侍从人员只好慌慌忙忙跑到武岭学校取来。吃饭时，看到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的大白米饭，把脸一沉，下令退回，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伺候的人只好到山下的白岩村换米重做。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了两只甲鱼，给蒋介石下饭。不料甲鱼端到餐桌时，又使蒋介石触景生情，申斥施季言：“现在什么时候，你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弄得施季言进退两难。下面的人偷偷议论：“先生这次回来，脾气大大变了，颇有点‘卧薪尝胆’的味道。”

　　幕后指挥

　　蒋介石下野之前，就在各方面做了周密准备，便于他一旦下野，仍能控制军政大权，并安排了退往台湾的后路。

　　首先，部署了人事。一月一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一月十八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派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任命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派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缉为副总司令。离京飞杭那天，又公布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尚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东南、西南半壁江山，尽为其亲信所掌握。

　　第二、控制了经济。一月十日，派蒋经国到上海，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自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均一网打进国库，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按当时中国市场价格计算，国库库存金砂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其中黄金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白银价值七千万美元。若按海外比值，各项总计约为美金五亿上下。一月二十一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美金一千万元，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及手头购料余款全部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以备日后不虞之需。李宗仁上台后，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困难，曾命行政院财政部将运台资金运回一部分备用，后又两次派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赴台交涉此事，均遭陈诚顶回。此项巨款，以后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调动了军队。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形成以台湾为中心的布局，以备一旦大陆弃守，即退踞该地。

　　第四、为了便于控制各地军政动向，于一月十二日，派蒋经国率领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部署警卫通讯网，架设七部电台，预做指挥准备。

　　蒋介石一到溪口，溪口就取代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治中心，军政要员纷至沓来。仅据蒋经国发表的日记记载，就有：

　　一月二十八日，“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在座的有张群、陈立夫、郑彦棻等。”

　　一月二十九日，“接见黄少谷，决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一月三十一日，“国防部次长林蔚文先生自南京来溪口。”

　　二月七日，“李弥将军来寓，父亲约彼聚餐。李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

　　二月七日，“阎百川（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到达。”

　　三月三日，“张治中访溪口。”

　　三月十九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

　　三月二十四日，“陈诚自台湾到溪口。”

　　四月十日，“周至柔总司令、胡宗南长官到奉化。”

　　四月十二日，“居觉生（正）、陈启天访溪口。”

　　蒋介石的幕后指挥，举其荦荦大者，如：

　　军事指挥。一月底，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蔡文治等高级将领。会上，首先由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中将提出长江防务计划，大意是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李、何、顾都认为十分妥当，但汤恩伯反对。他提出的方案是江防军主力集中在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政策，进行反驳。汤最后亮出后台说：“这是总裁的方案，必须执行。”由于汤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四十余万大军都在他节制之下。他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指示，谁也对他没有办法。据《李宗仁回忆录》所载，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一兵一卒调动，都要听命于蒋。二月十六日，李在总统府宴请留守高级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一席未终，蒋三次直接从溪口打电话给顾祝同，过问军事情况。

　　人事任免。三月八日，国民党孙科内阁总辞职，李宗仁经过相当考虑，决定请何应钦出来组阁。何应钦说：“没有蒋先生赞许，我不敢任任何职务。”李宗仁没法，即叫秘书长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向蒋报告何将任新职之事，蒋回答说：“让德邻（李宗仁）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的人，能说什么呢？”“何听到蒋这一答复，不寒而栗，请求李宗仁允许他永远离开政界。李没有办法，只好派吴忠信亲到溪口请求蒋介石给何应钦说几句话。蒋介石这才给何应钦打了个电话：“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就接受下来吧。”何应钦还是不放心，又亲到溪口，从蒋介石那里取得亲口许诺以后，才接受了行政院长的任命。

　　处置要员。蒋介石对国民党要员的处置，都是直接下令，越过一切。二月中旬，蒋介石直接下令免掉了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派亲信周岩接替。接着，又于三月中旬电令保密局长毛人凤会同汤恩伯在上海扣押了陈仪，将其解往衢州秘密监禁。对一个省级封疆大吏的任免，事先作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和行政院长孙科都一无所知，直到事后，蒋介石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李、孙对此都很感气愤。

　　破坏和谈。蒋介石退居溪口的第五天，即一月二十六日，就从奉化致函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领，命令他们必须作战到底。二十九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发布了誓与人民作战到底的密令。二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党部各党报发布“特别宣传指示”，进行战争准备。

　　四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共代表会谈后所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二十二日，蒋介石即由溪口到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群、汤恩伯、朱家骅、徐永昌、吴忠信、童冠贤、王宠惠、黄少谷等商讨“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这时，蒋介石已经开始从幕后站到幕前来了。

　　在乡行踪

　　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溪口镇上凡能演戏的地方，都有上海、宁波著名剧团轮流上演节目，以粉饰太平、安定人心。初一晚上，蒋介石还亲到武岭学校礼堂看戏。那天晚上，演的是京剧《苏三起解》，他和宋美龄并排坐在舞台对面楼上的走廊中间，但只看了几分钟，即提前索然离去。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在其表弟王震南的“洋房”里住宿一夜，给村内每户人家分了一双宁波大有南货店定做的“对开”馒头。他这次到葛竹，与其舅父一家相叙时，似有无限依恋之情，多次嘱咐他的表弟，葛竹武岭分校副校长（校长由蒋自兼）王良穆说：“良穆，你到溪口来，我在家里等你。”直到临别上轿，还要重复一遍。事后王良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从来没有这样叫我到他那里去。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同行啊。”

　　去葛竹后不久，蒋经国也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他在村外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在她家吃了中饭。张定根送给外甥一只大公鸡、一包长寿面、若干鸡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四十生日，这些东西表示舅母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舅母送的生日礼品，交给挑祭品同来的长工苗劳茂，然后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你是否同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里去啊？”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放不下自己的家，终于没有同去，直到一九八四年病死岩头。

　　清明节那天，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岙祭扫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籍妻子方良却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接着，又命堂弟蒋周峰和绰号“朱癞头”的族人挑了祭品，扛了供桌，到桃坑山祭扫了父兄之墓。

　　清明过后，蒋介石自知在家乡余日无多，特地带了蒋经国等到附近祭祖联宗，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沙栋头村、葛岙村等地。

　　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巷，祭扫了柳亭庵边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五百元钱，委托管好坟墓。之后，去宁波东乡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宗霸（即所谓摩诃太公），给弥陀寺当家果如和尚白米五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当晚住于附近的天童寺。第二天，回宁波下汽船至鄞县横溪，换轿至金峨寺，住一夜，次日乘轿至奉化后琅乡的楼隘村。据楼隘村村民回忆，那天许多人正在掘笋，削洋芋艿，弄秧田，上午九时左右，三顶轿子、一队卫士进村，乡绅和族长端香烛欢迎，先到蒋家庙，后进蒋家祠堂。有一蒋姓老头不顾卫士拦阻，大声喊叫“要看看蒋介石”，蒋迎上去说：“蒋介石就是我。”蒋介石在祠堂叩拜祖宗神位后即上轿启程。据目睹者辨认，这次与蒋介石同行的有张群、蒋经国、俞济时等人。

　　奉化山岭，离县城不到十里，与溪口蒋姓血统最近，据《溪口蒋氏宗谱》记载，元代的蒋仕杰，从山岭迁居武岭，才繁衍了溪口蒋姓。因此，蒋介石对山岭感情更深，到的次数也最多。清明后几天，派人前来通知，第二天上午约八时许，带了宋美龄、蒋经国夫妇、孙子孙女全家到达该村，拜了祖宗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还到摩诃庵小坐喝茶。对族长颇有礼貌，因为族长大蒋一辈，口称“阿叔”，族长直呼其小名“瑞元”，也不见怪。对村民也显得亲密无间，当卫士拦阻围上来的蒋姓族人时，蒋介石连连摇手“不要拦，不要拦，都是自家人”。族长提出：“摩诃庵已破旧，是否可修修好？”蒋介石满口答应。但最后终因离乡出走而未成事实。

　　沙栋头在城南三十五华里处，附近有奉化三大名刹之一青莲寺。蒋介石一行于上午到达该村，先到青莲寺朝拜了如来佛，在寺内吃了中饭，饭后进村，到蒋氏宗祠拜了同姓祖宗，和族长、房长、管帐三人一起合影留念。蒋介石一一问了名字，当其中一人回答叫“蒋兴宝”时，蒋介石接口说：“你的名字掉个头，叫蒋包兴就好了。”

　　沙栋头下行五里，到了葛岙村。蒋介石进村即下轿步行。路边有一老人，蒋上前问他姓什么？答曰：“姓王。”蒋听后感到吉利，十分高兴，脱帽点头。到蒋家祠堂，一姓谢乡绅想挨近陪同。蒋介石问他：“你姓什么？”答曰：“我姓谢。”蒋介石一听感到不吉利，板着脸孔申斥了他：“姓谢的走开！”蒋介石进蒋家祠堂，同样脱帽行礼，并找族内长辈叙了话。这次到沙栋头、葛岙，共五顶轿子，同行的有蒋经国、俞济时，和其长孙孝文、孙女孝章。

　　奉化县城虽无蒋姓聚居，但是蒋介石小时常来之处，并曾就读于城内的龙津、凤麓学堂，而且他与宋美龄还挂着奉化孤儿院正副董事长的头衔，因此也曾于二月二日专程往访。奉化孤儿院负责人的当天日记写下了蒋介石此行的详细经过：“傍晚公共体育场已人满，五时公暨随从人员等自月岭来，进北门至县府，余于县前遇见频点首，旋即向中山公园行……出公园即向孤儿院，由西屏兄（即刘祖汉）引导，余等于议会路欢迎入院，周围巡视，询问房屋被拆情形、念劬堂何人建造、经费现状，余一一作答。出后门，经体育场环城路而至中学。参观毕，驱车返溪口，已昏黑矣。”

　　离乡出走

　　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二十三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解放。二十四日中午，蒋介石下令：“把船只准备好，明天离开溪口。”

　　据原在武岭学校工作的一位教师回忆，四月二十一日晚上，蒋介石、蒋经国等在学校礼堂观看京剧，突然有人来报，南京有长途电话，蒋经国即离座外出，接电话回来，同蒋介石耳语几句，蒋等即匆匆退席。顿时会场秩序混乱，锣鼓一停，中途散场。

　　有人目睹，临走之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两人，乘坐剡溪渡船，到达溪南，在溪南新砌的石勘上缓缓步行，遥望对岸祖居，似有无限依恋之情。行毕即从武岭门坐车启程。

　　蒋经国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记，写下了临行前的离别情绪：“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据笔者到宁海县西店乡团堧村调查所得，蒋介石于那天下午二时光景，到达该村，下海出走，从此永远离别了家乡。

　　团堧，位于宁海东北角，和奉化的吉奇村相邻，南濒象山港。堧，是小土山的意思，其地东西北三面环山，因而得名。该地离奉化县城二十余公里，离溪口镇四十余公里。一九四九年即有公路通西店，团堧离西店仅五里，当时无公路，从溪口出发，坐车到换轿，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

　　蒋介石要从团堧下海出走，早有打算。据村民戴永昌说：“蒋介石坐的兵舰，船头号有‘太康’二字。这艘兵舰早在一九四九年农历过年之前，就到我们村前海面来过。不久，我去宁波，又见它停在江北岸，一看就认得，所以对它印象特别深。以后，蒋介石走前一星期，这只兵舰又停到了我们村前海面上，舰上士兵经常到村里来买菜。起初不知道这只兵舰开来开去干什么，后来才明白是为蒋介石在这里出海探路、准备。”戴永昌今年六十五岁，当时任国民党的甲长。他又说：蒋介石走前一天，保长戴森庚通知我：“上头告诉，明天有一大官到这里，所有甲长都要到海塘等候，撑排送他下海。”当时团堧有四个保，一保十甲，共四十名甲长，第二天都到了。反正这里的壮年都会撑排，所以在村的一个不漏。

　　蒋介石走前，村里学校也接到了通知。据当时任团堧小学教师的戴章琏说：蒋介石下海前，他曾接到宁海县教育局的通知，内容还清楚地记得：“最近三日，有一大员过境，学校准备迎送。”戴章琏又说：当时我们有怕麻烦思想，正好原来已安排了春游，那天借此机会带着学生外出了。快到西店，侍卫来了，我们连忙避开，从岔路走了。回来后，保长森庚埋怨我：“蒋总统来了，你们故意走掉，我说话听不懂，麻烦死了。”蒋介石进过学校，因无人接待，一进去就退出来了。戴章琏今年七十一岁，任过团堧学校校长和西店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据几位村民回忆，蒋介石出走的日子，从潮水判断，只能是农历三月十二或廿七。这个时间潮比较大，竹排可从村前岸边直放。撑蒋介石乘坐那张竹排的戴扬土说：这个日子我记得很牢，是农历三月二十七日（注：这个日子比蒋经国日记上说的早一天）。蒋介石走时的情景，戴扬土说：我与戴愈茂二人撑蒋介石坐的那张排，愈茂在头里，我在排尾，排上放了门板，板上再放座椅，排上坐了五个人。蒋介石就坐在排尾，他的椅子是从汽艇上搬过来的。其他四个人，一个是蒋经国，矮矮胖胖，身体结实，脸上还有几颗浅浅的麻子。一个是俞济时。还有两个可能是卫士，他们都穿着黑色呢制服。蒋介石登上竹排坐定后，即摊开地图，不时查问地名。他指着东北方向的栖凤村问：“这是长河头吗？”我回答：不是长河头，是栖凤。他说：是桐照栖凤的那个栖凤吗？我说是的。蒋介石又指着一个地方问：“这是什么地方？”我回答：这是加爵科，土名喜鹊窝。蒋介石高兴地点点头。

　　竹排约行半公里，即靠近事先准备好的汽艇。排上的人弃筏登艇，再由汽艇驳到太康号兵舰。汽艇与兵舰相隔约一公里半。戴扬土说：我的排还未撑到岸边，顺风传来了太康号兵舰上士兵欢迎的口号声。

　　蒋介石赏给每个撑排的甲长一元银元，但大部分都落到了保长的腰包。有的根本未发到，有的拿到了手，不敢要，退给了保长。

　　我们察看了蒋介石下海的实地，就是团堧村前的头江口，头江口外是铁江，又名清江，太康号兵舰就停在铁江，向外出狮子口就是大海了。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詹特芳）

　　一九四九年元旦，辽沈战役以蒋军全军覆灭而告终，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兵团司令也难生还，平津傅作义又在搞单独和谈，蒋介石的赌本几乎拼光了，台湾虽还有些兵力，但多系新兵，胡宗南剩下的残兵败将，也无补于大局，如果仅靠江南一带的杂牌队伍，根本无法支持，为了赢得一点喘息机会，蒋介石一方面委派一些编练司令到各省再搜刮一批炮灰，准备卷土重来，同时派陈诚主持台湾，作为最后基地。另一方面，则将计就计把打着和谈招牌的李宗仁推到前台，蒋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下野，由李代理总统。

　　蒋的这步将计就计的险棋，李宗仁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李并没有退却，而是接受了蒋的挑战，走马上任。所以蒋、李之间的斗争是：要么李趁蒋危难之际，逐步地将蒋挤下台去，要么蒋利用李作挡箭牌，搞点假和谈，争取一段喘息机会，俟元气恢复后，再将李一脚踢开。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即兵权与财权，兵权方面我知道的不多，现在只谈财权方面。

　　这时候，金圆券已经没有人要了，如我们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由此可见，当时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所以蒋只要将中央银行总库黄金、银元及外币提光，那就是等于把李宗仁的财权，全部夺走。

　　我们撤退到上海后，有一天蒋将吴嵩庆叫去，亲笔下了—个条子，叫他到中央银行总库将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

　　吴嵩庆是浙江镇海县人，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由于懂外语，抗战时曾在航空委员会搞过秘书、财务处长等职务，这样就与侍从室及宋美龄等拉上了一点关系，以后在中训团高级党政班受训，参加了陈立夫所办的“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所以，他与CC也有渊源，王东原到湖北当省主席时，吴又当上了湖北财政厅长。一九四六年冬他想搜罗一批忠实于他个人的基层干部，采取了挂名考试的办法，招收一批甲级税务人员，分发到各县担任税务局长，培植个人势力。一九四七年一月，他将我派到浠水县任税务局长，解放军到达浠水时，吴又将我调回财政厅任视察员。由于吴是我的顶头上司，关系颇为密切。

　　一九四七年冬，国民党在军队后勤部门要搞什么会审人员超然制度，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应由国民政府主计处委派，于是吴又经主计长徐堪向蒋介石推荐担任联勤总部的中将财务署长。

　　总之，吴是一个内线人物，对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地位也并不算高，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侍从室的关系与蒋本人搭上钩，当然也决不会为桂系所拉去。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亲笔批条，才能办理。

　　这时我已当上了吴的中校机要秘书，因为我是他从湖北带去的亲信，自然对他忠心耿耿，唯命是从，由于我在中央方面，交往不多，保密方面，他也比较放心。署长办公室共有秘书六人，只有我同吴在一个办公室内。具体任务是：（1）守电话，整天不离开办公室，不参加任何会议；（2）代拆吴亲启函件，拟复他个人的私函；（3）保管吴个人的机要文件。自吴接管这批黄金、银元后，我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忠实助手，至于具体任务，主要是缮写（不是拟稿，稿由吴亲拟）对蒋的报告。对蒋的报告，跟一般报告不同，必须是正楷大字，不能简写横写，更不能使用1 2 3等阿拉伯字；财经方面的报告，必须是提纲式的，否则他就不看。除此以外，那就是经管吴与蒋侍从室的一本专用密电码本了。来往电报，不经译电室由我直接翻译。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元的盗用情况，分述如下：

　　一、外币：约合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我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因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

　　蒋介石和他周围的人都非常清楚，淮海战役后，虽然也作了些固守江南，确保上海，成立南昌行营以及经营西南等花招，用以自欺欺人，而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钞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政府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

　　台湾由陈诚在那里主管，李宗仁根本无法染指。

　　二、黄金：中央银行原报告有九十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九十二万两，多出二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

　　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的吗（四千二百余两，一直未动）？

　　三、银元：约计三千万元。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提出以后，蒋介石一方面大发金圆券，一方面对于一些较为可靠的部队或认为必须应付的单位或个人，适当给予一点黄金或银元，如广州、重庆、成都、兰州、天水、汉中等地，都分有一点，甚至连长沙、昆明也准备分配一少部分（后来因程潜、卢汉等态度不明，未运）。

　　具体怎样给，给与谁，当时连吴嵩庆也不太知道，都是蒋介石（或侍从室即以后的总裁办公室）与那些受款人谈妥后通知吴嵩庆照办。我们当时就是将黄金、银元运至接收处（有时运至机场），对方马上有人来领。至于一般军费，还是照财务署原来规定办理，反正有的是纸币。

　　可是战局发展太快了，一个计划还未实施，又作第二个，第二个刚刚开始，情况又不对了。有的地方，仅仅运去一半，中途又停止。加上蒋介石那时背时倒灶，手长衣袖短，老底子就这么一点点，用一个，少一个。美国自南京撤还顾问后，整天价叫着要直接援助到地方兵团，所以蒋也慌了神，一件事三反四复，没有一个定准。本来吴对蒋的报告底稿，大部分是由我保管的，后来因变化太多太快，有的还是吴、蒋口头决定的，我只好一切按吴嵩庆手中的记事本来办。有一次他大发脾气，骂我是饭桶，他说：“你是秘书咧！不是缮写员咧！”我只好忍气吞声，幸有董德成说了句公道话，他说：“这些过程，除署长一人外，谁也搞不清楚，老头子（指蒋）说的话，谁也不在场。”

　　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为调金银事，吴嵩庆带我乘飞机到台湾去了一趟，在台湾整整住了一个月。那时吴的家属已搬到台湾去了，我住在台湾后勤司令部内，也就是金银存放的库房内。当时金库总负责人是王逸芬（台湾收支办事处主任），另有两个保管人，姓名我忘了，他们三人都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亲信。

　　截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解放前夕，我将账据报告底稿交吴为止，台湾尚存黄金二十二万两。吴手中存有黄金七块，约二千多两，这七个金块，是吴逃离重庆时，我同他亲自搬到他小卧车上的。至于台湾所存银元，已经全部交给海军了。

　　吴嵩庆总算是蒋的亲信，蒋介石才会将这样机密而又重要的财经任务，交给他办。可是吴私下里却常常抱怨。有一次我听到吴对一位朋友讲：“老头子不知怎么搞的，书面报告他不看，要我念给他听，当时他已经口头指示了，以后又说不知道。有的报告，他已经亲批了，他自己忘了不但不认账，反而大发脾气，我又不敢顶，只有认倒霉。”当我听到吴这样说时，心中不禁暗想：你老吴又何尝不是这样，有他这样的主子，必有你们这样的奴才，更有我们这些奴才的奴才。现在我才知道，在独裁统治下，这是必然产物。

　　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元，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人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抛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蒋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务署长，是当初徐作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一直等到徐在电话内骂够了，才将电话一甩，见蒋去了。不久报上登载一条消息：财政部长徐堪因病辞职，遗缺由关吉玉递补。

　　吴当时确实难过了一阵子，但因他那时已找到了蒋这样更大的靠山，有恃无恐，一会儿又笑逐颜开了。

　　蒋介石耍弄了不少人，但他也有被比他更狡猾的流氓耍弄过的经历。有一次一个曾当过地方杂牌军师长、湘粤桂一带的地头蛇，据他本人讲，掌握有相当数量的地下武装，袍哥弟兄们不少，将来共产党打来后，他可以在当地拉起几万人的地方武装打游击，只是缺乏武器及给养。当时输昏了头的蒋介石，以为曾国藩转世了，大为欣赏，准给武器并即时批发银元一万元，暂作活动费。来领钱的人，也是威威赫赫的军需官，可是后来据人揭露，他是光杆司令，即使加上几个亲信，也不过十来人，以后听说（吴嵩庆语）骗子领钱后，已赴香港吃西餐去了。那时广州已近解放，蒋已无暇追查，只好哑巴吃黄连皱皱眉头而已！

　　伪国大开会时，就有人说：“美国害了蒋介石，蒋介石害了自己。”这句俏皮话，看来不无道理。蒋要争取美援，处处迎合美国心意，搞什么扩大政府基础的把戏，反而使指挥棒越来越失灵。到广州后孙科到处胡说八道，李宗仁和谈不成，忽然又搞出了个阎锡山来当行政院长，当时本想让居正先来充任的，但是包括民青两党在内的立法院又没有通过，蒋介石不得不又抽出时间来做立法委员的工作，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钱收买，我记的账目之中，还有几笔是送给立法委员的（姓名及款数均忘了）。

　　吴嵩庆由于搞这事有功，蒋也赏了他一万银元。

　　以上就是蒋介石在下野时盗取黄金、银元和外币的经过。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赵秉钰）

　　一、钟山风雨别金陵

　　一九四九年初春，我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即将获得解放的金陵石头城。当时，我是国民党总统府侍卫室特别警卫组的中校警卫区长，是法西斯最高统治者的仆从。

　　记得在一九四八年蒋帮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曾派宋美龄去华盛顿乞求“美援”而一无所获，哭丧着脸绝望而归。这年冬天，蒋帮崩溃在即，解放大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蒋记政府同中共进行和谈。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听见内部消息，说蒋介石预定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宣布下野，伪总统一职交由副总统李宗仁接替。就在这同时，蒋介石却突然接到白崇禧从武汉发来的“亥敬”电，催促蒋介石立即下台。这一电文，促成了李宗仁“主演”一出“逼宫”闹剧。然而这位秉性如牛的蒋介石，却因此而故作姿态，表示不受李、白的威胁，不屈服桂系的压力，改变了原定意图，仍然顽固地一意孤行，坚持反共政策，乃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在南京中山陵，虚张声势地检阅陆海空三军和宪兵、警察等残余部队，并发表了一通不伦不类的“元旦声明”，也扬言求和，但没有明确表示下野。

　　距离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仅仅二十天——一月二十日下午，蒋介石在绝望中突然又宣布“引退”。这是我们这些侍卫人员都没有预料到的事。

　　蒋介石“引退”的消息刚一传出，南京各报迅即发出“特大号外”，广大群众为此而燃放鞭炮，欢呼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即将到来！

　　风风雨雨的钟山下，李宗仁登上了“代总统”的“宝座”。蒋介石也就不得不滚出南京了。当蒋介石从“龙庭”上倒下来的时刻，我们这些“总统府”的侍卫人员，也就“树倒猢狲散”。蒋介石下令将侍卫室一、二组和特别警卫组近二百名侍卫人员，从二十五岁以下到三十五岁以上的，一律裁汰，资遣回籍。其中如老侍卫官赵懿英、傅仲裁、马壬、于晖璋、黎国璋、樊志坚、陈策、王兴诗等人均被裁（以后这些人中如王兴诗等逃台后又被录用）。所有被裁人员拖着家眷，到处流落，有如丧家之犬。这些人对共产党的政策当然是疑虑重重，害怕回家后会杀头，只得在沪杭等地摆地摊，贩卖银元，苟延残喘。他们对蒋介石在这生死关头无情地一脚踢开，深感痛恨。

　　当时，我是被继续留任的“幸运者”。我们已经知道，大陆将是难以立足的。有消息透露将撤往台湾去重新积聚力量反攻大陆。早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南京政府已向台湾疏散。在此时刻，我觉得我们这班人也会撤往台湾去的。

　　一月二十一日，即蒋介石宣布“引退”的第二天，我们跟随着蒋介石匆匆地离开了南京。我心中无限惆怅，但又无可奈何地随之而去。金陵啊！恐怕今生今世再也无法重来了！

　　二、从溪口到台湾

　　告别金陵，当天抵达上海。次日，经杭州到了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我们这些侍卫人员在蒋氏祠堂的周围进行严密的戒备，因为蒋就住在这里。

　　到达溪口后，我被派为侍卫室的中校联络官。在这一段时间，蒋介石表面上“引退”，实质上是在幕后遥控，上海、南京、广州方面的国民党大员纷纷前来向他请示、策划反共的种种阴谋。侍卫室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早晚率领四—五辆小轿车，往返于宁波机场和码头之间，迎送这些军政大员。我清楚地察觉到，那些大员们一个个面带忧容，愁眉苦脸，哀叹着自己末日的来临。

　　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龟缩在溪口的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溪口，蒋介石吓破了胆，命令加强警戒。同时，上海危在旦夕，侍卫室惊慌万状，因为奉化离上海不远。所有侍卫人员日夜佩枪实弹，双岗双哨、巡逻警戒。此刻，蒋介石魂飞天外，坐卧不宁，动不动就开口骂人。他为了保住老命，迫不及待地于四月二十四日，在侍卫室的严密护卫下，从溪口逃跑，飞往台湾。

　　我们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下，跟着这个独夫飞越台湾海峡，在高雄降落（当时，张学良正被禁于此）。五月三日，又从高雄到达台北草山。

　　草山位于台北附近，约二十公里。是台北的风景区之一。蒋介石到了草山，心神稍定。一听说这个地名叫“草山”，便大发脾气，他说：“什么草山、草山，我岂不是落草为寇了吗？”他冥思苦想之后，下令将“草山”改称为“阳明山”。蒋介石住在草山的第一宾馆内，同样是戒备森严，任何人员无特别通行证不得进入该地。我被派为侍卫室特别警卫组草山警卫区中校区长。

　　这个时期的台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官员，忧心忡忡，惟恐解放大军渡海。特别是当福州、厦门、广州等地相继解放之后，台湾更是恐慌。但是，台湾人民是盼望解放的。台湾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五十年之苦。在国民党“劫收”台湾之后，又遭到了一次浩劫，尤其令人难以忘记的是：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抗暴运动中的血海深仇，蒋记政府对台湾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数万台胞在蒋家屠刀下丧失了生命。台湾人民痛恨蒋家王朝。这一次，从大陆溃窜到台湾的反动残余部队，同样是无法无天，增添了台湾人民的旧恨新怨。

　　据我们所知，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忧虑重重，感到残局难保。十月间，他曾潜往菲律宾，专程向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求援，协商结果是：一旦台湾处于危急状态时，菲律宾政府允许蒋介石在碧瑶设立国民党的流亡政府。

　　在当时，我们这些侍卫人员，也是心思茫茫、胡思乱想。在窃窃私议中幻想着美军来保命。又听说，蒋介石已经策划，在美军未到台湾之前，决定雇用由前日本侵华大战犯之一的土肥原，招募日本在乡军人，筹组十五万人的所谓“志愿兵”，前来“保卫”台湾的“安全”。这充分说明蒋介石的反动透顶。

　　蒋介石在草山，为了便于对残留在大陆西南的胡宗南、汤恩伯、顾祝同等嫡系部队的指挥和调遣，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重新组成“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原来的“总统府侍卫室”，也改称为“总裁办公室总务处警卫组”，由原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任办公室总务处处长；由原侍卫室侍卫长施觉民任办公室总务处警卫组组长，负责侍卫蒋介石的安全保卫工作。

　　三、末日的哀鸣与挣扎

　　一九四九年七至九月间，台湾局势极度紧张，此时，长沙已和平解放，福州、兰州以及绥远、新疆均相继和平解放。台湾反动当局面临朝不保夕的局面。

　　这时，侍卫室采取了所谓“非常时期紧急应变措施”，并在台北、桃园连续举行了多次“紧急应变实地化装演习”，声称“防止突然事变”。

　　在演习期间，“总裁办公室总务处”处长俞济时，对我们这些侍卫人员“输血打气”，他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对我们说：“同学们！我们是‘先生’（侍卫室对蒋的称呼）的学生，又是‘先生’的侍卫人员，假如我们当中有谁落在共产党手里，肯定是不会给我们好死的。我们唯一选择的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忠于党国，忠于我们的领袖——‘先生’。”他又说：“我们手里的武器是干什么用的？首先当然是用来消灭‘敌人’和保全自己的。但在必要时，还要用它来解决自己。在情况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每个人必须留下五发子弹作为解决自己之用，第一发不响扣第二发，第二发不响扣第三发，五发子弹总有一发会打响。”

　　在另一次会上，“特别警卫组”长兼副侍卫长梁绍洲也说：“我们现在处境很不好，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油锅里洗澡，刀尖上跳舞’的危急时刻。”

　　从他们的哀鸣中，可以看出蒋帮的脆弱与可悲。当时我心里想：悔不该同他们到台湾来，死在台湾还不如死在家里的好！

　　也正在此时，留在大陆的代总统李宗仁，指挥失灵，蒋家嫡系的胡宗南、汤恩伯等都不听他的调遣。眼见这个烂摊子无法维持，李便于十月初飞到台北，与蒋会谈。我们侍卫室的人都忙于戒备，任何人非经侍卫长同意，不得入内。蒋、李二人整整密谈了三天，有时连吃饭时间都被推迟了。还自欺欺人，煞有介事地商定仍由蒋介石回大陆“收拾”残局。并提出一个所谓最后反攻大陆的叫嚣呢。真是厚颜无耻不知到了什么程度！

　　四、我的新生

　　蒋介石梦想苟延危局，决定返回大陆作垂死挣扎，侍卫组为此又作出新的部署，指派张尧亮和我分别充当重庆和昆明分遣组组长。于是，我又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在蒋介石从台北窜到重庆时，我也回到了重庆，五天之后转到昆明，直到这年底昆明解放。

　　一九七五年我获得特赦宽释，恢复政治权利，得到了第二次政治生命。欢欣鼓舞之际，又得到可以申请去台湾的消息，思想久久不能平静。

　　原来我的胞弟赵秉铨，是一九四九年去台湾的。我能否去台探亲呢？写申请能否获得批准呢？我衡量自己的历史，恐怕是不可能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递上了申请书，但是，当我的申请书送上去以后，不到半个月，便批准了！

　　一九七六年元月，我乘飞机前往北京。飞抵北京机场后，中央统战部派干部接我们乘车到民族饭店，在饭店接待我们的有中央统战部中央公安部的同志，他们询问了我的家庭住址和亲人，第三天领导上便从陕西勉县把我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和外孙等四人接来了，久别重逢，分外亲切，政府让她带着小孩子们同我们在北京到处参观。随后到达广州。

　　我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政府又将我的儿子特地从江西送来为我送行。与此同时，还参观了广州的名胜。

　　在广州办好去港手续后，由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接往香港。住在九龙佐敦道渡船角文汇街中兴旅游社。这是我们去台湾的中途站。到达香港之后，我们一方面按照手续，向台湾当局提出了入台申请，一方面在香港拜访了一些友人。

　　事情完全出乎意外，台湾当局竟然对我这个当年被他们派回大陆，为他们拼死卖命的“旧部”，拒于千里之外，拒绝我们回台探亲访友的要求。这充分暴露了台湾当局的卑鄙虚弱和残忍。

　　我在香港逗留了半年之久，一切生活均得到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无微不至的照顾。本来，我可以在香港居住一年。但由于台湾当局的多方阻挠，无法入台。于是，请新华社香港分社代我向北京报告，要求返回大陆。不久，得到批复，同意我回大陆，并就北京、广州、南昌三处，要我选择一处定居。我选择了南昌。在离开香港时，中旅社和新华社的香港负责人还为我饯行。并专程送我到广州，八月，我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南昌市。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氏王朝算哪“汉”？（劫余）

　　国民党蒋氏政权习惯于说空话、大话、假话、“半截话”。“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空话也。“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大话也。至于假话，更多得不胜枚举，最显著的如“中美协防条约”签订后，国民党方面已公开承诺“反攻大陆不使用武力”，亦即默认割据台湾于愿已足，但对内仍大喊“反攻大陆去”。又如明明是被逐出联合国，却偏说是自动退出等等，就假得不能再假。谈到“半截话”那就更妙了。所谓“半截话”也者，就是话只讲一半。像蒋氏政权的官员及宣传机构开口闭口喜欢讲“民生主义”如何如何，然孙中山讲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从来没人敢提。其实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全世界到处都有。在野的实力雄厚，执政的成绩斐然。讲社会主义并没什么好忌讳的。但因国民党的后台老板美国不喜欢社会主义，国民党体察上意便不敢提了。另外有半句话国民党很爱讲，那就是“汉贼不两立”。大家全知道“汉贼不两立”的下面还有半句，那便是“王业不偏安”。可是国民党当局讲的时候硬是把下半句给删了。当然，国民党蒋氏政权在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下“偏安”了近四十年，若厚着脸皮讲“不偏安”，未免太那个了。

　　讲到“汉贼不两立”，当然自比为“汉”，指别人是“贼”。国民党蒋氏政权口中的“贼”，并非单指共党而言，其中还包括不少“总理的信徒”，像跟蒋介石共同北伐打天下的四个集团中的三个总司令——第二集团军的冯玉祥，第三集团的阎锡山，第四集团的李宗仁暨张发奎、唐生智、陈铭枢、蔡廷锴、李济深等将领，均一度被斥为“贼”。总之，凡和“周公的后裔”、“伟大英明睿智的领袖”、“世界人类的救星”、“国民革命军之父”……蒋介石意见不一致或妨碍蒋介石“自我为尊”的人，一律以“贼”视之，并进而讨之伐之。至于“汉”，蒋家自比的是哪一“汉”呢？中国历史上“汉代”很多，有刘邦的“西汉”，刘秀的“东汉”，刘备的“蜀汉”，刘渊的“匈奴汉”，李雄的“成汉”，刘知远的“后汉”，刘旻的“北汉”等。将今比古，蒋家自己并未明言他比的是哪家哪朝哪代的“汉”，笔者认为蒋氏政权和后汉、北汉相比，倒有几分神似。现在不妨略举其神似之处于后：

　　（一）建立北汉王朝的是刘知远。他是一位汉人血统多于沙陀血统的沙陀人，也是位手握重兵的武夫。公元947年，契丹皇帝南下入汴，掳去晋出帝石重贵。石重贵的祖父便是割让燕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的石敬瑭。“枪杆子出政权”，而握有枪杆子的将军们几乎都有“窃尊号以自娱”的浓厚兴趣。因此，当石重贵被掳，中原混乱时，坐镇太原的刘知远便建号称尊做起皇帝来了。本来契丹人也很“重视”刘知远，入汴后，派人赐他“拐杖”；据说契丹的拐杖相当于汉人的“九锡”。又称他为“儿”，亦即承认他的地位和石敬瑭相等。但刘知远一旦自立为帝，契丹就不大乐意。不过契丹人收拾不了汴梁的烂摊子，想讨伐他又力有未逮，不久即撤兵北去。契丹一走，刘知远便从太原赶到汴梁“接收”，恢复“正统”“中央”。虽然，其时他所能控制亦即政令所及的地盘不大，自称“正统”“中央”未免名实不称，但不仅当时割据的诸侯们先后承认其“中央”的地位，编年史上也大书梁、唐、晋、汉、周，同样没否定他的“法统”。这和蒋介石二十年代在南京的情况颇为接近。

　　（二）刘知远称帝后三年，便一命呜呼。他一死，后汉为后周所代，连头带尾后汉王朝仅四年的寿命（公元947—951），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这和蒋氏王朝建都南京两次仓皇辞庙的寿命也相差不多。

　　（三）在汴梁的后汉虽然结束，但刘知远的儿子刘旻在太原又另立“复兴基地”，坚持“法统”，继续奋斗。同时一方面向大辽（契丹改国号为辽）称臣纳贡，寻求保护，一方面跟周和继承周的宋不断的作战，也就是对内“绝不妥协”，对外“忍辱负重”。辽国基于现实利益，对刘旻也很够意思，派大军入河东“协防”以庇护“儿皇帝”“北汉”小朝廷（历史上称刘旻的朝廷为北汉）。“汉”贼不两立下，“光复国土”，不妨等待时机，割据一隅，对方应奈何我不得。看，当年的太原和今天的台北，是不是一个模式？

　　（四）自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大唐帝国业已崩溃，内则藩镇混战，外则游牧民族入侵，直到公元979年北汉灭亡为止。两百年间，黎民百姓饱受战火蹂躏，田园荒芜，庐舍为墟，颠沛流离之苦。五代末叶（950—960）举国上下已厌弃战争，渴望和平，厌弃分裂，渴望“统一”。职是之故，赵匡胤建立大宋后不久，便不甚费力地削平了南方割据的群雄。但公元968、969年两次征讨北汉却无功而返，原因无他，北汉有强大的后台也。然大势所趋，潮流所向，终非少数迷恋权势的武夫、官僚所能挽回。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再度大举北征，北汉政权终于毁灭，前后割据了二十九年。足证单靠外力，实不能扭转历史的方向。平剧《三堂会审》中的王三公子一再讲“将今比古，比得的”。那么将目前台湾蒋家政权的处境和一千年前的太原北汉刘家政权比一比，固然十分有趣，其结局亦可思过半矣。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台湾蒋家政治派系的“分科”（范龙言）

　　我国旧时官场，政客奔竞走门路之风甚炽。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后，败退台湾，但官场恶习一仍旧贯，故好事之徒，用医学上的名称为当时台北官场作了一些有趣的政治分科，兹录如后，以飨读者。

　　蒋介石路线的“内科”

　　一、“内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我国医学界，仍延袭中医的分“科”余线，将：内、外、妇、儿列为四大科。而内科的领域包涵之广，与今日的概念，是有著太大太大的差距；大凡五脏六腑、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分泌系统等等疾病，无不属之。因之内科在当时医界中，无疑的是首席科别。因此将政治路线医科谑称的人，也众议佥同地将“内科路线”指为走蒋介石路线的人。

　　走外国路线的“外科”

　　二、“外科”——指走外国路线之人物而言。外国人的势力足以影响中国的政治，垂有百年以上历史；满清庚子以后，英、美、俄、日、德、法在中国互争雄长，势力的此消彼长，尚有彼此牵制作用；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外人势力定于一尊，出现了一个“超强美国”；我国，在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中美协防台湾条约签订之后，更有托强依大、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之概！此时我国的政客们，只要受美国驻华大使蓝钦、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协防司令史奈德等美国人喊声“哈啰”、在公开场合握手，马上就会被人刮目相看，称之为“外科路线人物”。而这一时期，在政治上走“外科路线”的政客，几乎无往而不利。

　　宋美龄门下的“妇科”

　　三、“妇科”——指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门下客而言。蒋宋美龄，以孔祥熙、孙中山的小姨子身份，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夫人，而行政院蒋院长夫人，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夫人，而国民政府蒋主席兼行政院长夫人，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对中国半个世纪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张治中在民国三十年前后亦曾权倾一时。有一次他随侍蒋介石和夫人视察某地，当蒋夫人要走的一条石板路上，前面一步的路面有一滩碗大的污水，张治中眼明手快先看到了，连忙由口袋中掏出一条雪白手帕，弯下腰去把那路上一小滩污水拭擦干净，然后弓腰说：“报告夫人，可以走了！”这一故事，在上阶层当做茶余饭后之谈资，由于传述，并非自己的目睹，乃只好姑妄听之。但由传述者的身份地位看这一段“张治中的故事”，则被张治中逢迎的对象——蒋夫人，所具的份量，亦可观出端倪了。

　　到了台湾之后，我曾亲耳听到一位做过省主席一级上将的亲随很得意地对我说：“我们主席比别人可懂得政治奥妙了！像他每次到官邸都不会忘记先打电话给侍卫长，请侍卫长安排他在见过老先生之后，给夫人请安的机会，到了夫人的会客室也都顺便给蔡妈请安。于是连蔡妈在官邸里也说我们主席的好话！”（按：蔡妈为夫人的贴身女佣，侍候夫人达三四十年，夫人到哪里，蔡妈就跟到哪里，却很少人看到她的面目。大约是民国卅一年，蒋夫人带吴忠信、朱绍良入新疆去招抚盛世才，在迪化机场上专机前摄有一影，这一照片，已为许多书籍用为插图，但照片说明上都只介绍机前的蒋夫人、吴忠信、朱绍良、盛世才等人，而谁也没有注意到背景的飞机舱门里伸出一个女人的头，就是蔡妈。这可能是蔡妈这一个人物，公开于世唯一的一张照片了。这一照片我手上有一本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的“四十动乱新疆”就有此一照片插图，由于这一本书是民国四十五年出版的，插页所用纸张亦为白报纸，而且照片制版印刷均至粗劣，所以也不易翻照的。）由此可见，连侍候夫人的老妈子在政治上都具有如许作用，何况蔡妈所侍候的主子——蒋夫人了。

　　蒋经国路线的“儿科”

　　四、“小儿科”——即为蒋经国的路线。初到台湾时，由于蒋经国经常陪侍蒋介石去广州、福州、厦门，去重庆、成都、昆明……而且经常代表蒋介石去和某些人洽谈事项，或带蒋介石的亲笔函宣慰某些军政要员。有人谒见蒋介石之时，如有报告、条陈之类，老蒋也常有：“这件事你和经国研究，他来替你解决。”随侍的“会客纪录人员”，也会即时把蒋介石口头指示，以书面通知中山北路四条通蒋公馆，写明：“×月×日人谒见老先生，欲条陈×件事，承指示：×人将于×月×日前来与经国先生研究……”为蒋经国成为政治路线“四大科”之一的“小儿科”之始。

　　起先跑门路的人，也称四条通蒋公馆为“太子道”或“太子系”，但以时距撤离大陆未久，在大陆时政治人物是习称孙科系为“太子道”，为“太子系”，正恐名称混淆之际，而实践研究院的学员们，在研究革命之余暇，竟研究出政治的分“科”，由“内科”、“外科”、“妇科”而联想到“小儿科”，发现“小儿科”正可有别于孙科的“太子道”、“太子系”，是“正名”的伟大发明。

　　“小儿科时代”的蒋经国，中山北路四条通蒋公馆，固也门庭若市，政客盈门，夤缘奔竞求进之人来往不绝，而蒋经国此时的身份，也有：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农业电影公司（中影前身）董事长等三四个头衔。这几个头衔，要做的事不少，但做事时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甚至受了不少闲气，在实质上，他的处境也很接近“小儿科”的格局。与今日自己身为“内科”大夫独当一面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了。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蒋介石之死（孟绝子）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夜里，蒋介石死了。第二天，中央日报刊出王师揆、熊丸和陈耀翰三位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这三位医师是为蒋介石治病的主治医师。他们的医疗报告全文是：

　　总统蒋公春间肺炎复发，经加诊治，原已有进展；于今日上下午尚一再垂询蒋院长今日工作情形，不幸于今日下午十时二十分发生突发性心脏病，经急救至午夜十一时五十分无效，遂告崩殂。

　　这份报告写得相当八股，相当无聊，满是政治气味。报告中的“蒋公”和“崩殂”一类的语词，完全是官奴或太监所惯用的用语，不应该出自现代化医师之手。“于今日上下午尚一再垂询蒋院长今日工作情形”这句表示“勤政”的宣传谎话，也不应该出现在医疗报告中。站在主治医师的纯正医学立场，这篇医疗报告应该改为：

　　蒋总统于今日下午十时二十分发生突发性心脏病，经急救至午夜十一时五十分无效，遂告死亡。

　　即使这样，死亡的时刻，也有问题。佛门才子张曼涛有一天晚上跟我喝酒聊天，酒意渐浓时谈到蒋家，他说他从国民党党政军特务等各路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在四月五日那天夜里十点二十分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死了。我问死因是不是突发性心脏病，他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天晚上蒋休息时，太监侍卫关门把一只狗关在门外了。那只狗凶猛异常，是蒋非常心爱的宠物兼保镖。狗怕雨水。夜里开始下雨后，那只狗开始叫着抓门扑门。蒋听到了，就叫太监侍卫为狗开门。风声大，雨声大，太监侍卫听不到蒋的叫声。蒋爱狗如子，就自己扶着拐杖起身开门，门刚开了一点，风猛吹，门大开，蒋倒地。张曼涛说，风力把蒋推翻倒地后那一刻，蒋可能就因脑震荡死了，也可能因突发性心脏病发作而死了。曼涛又说，那天夜里十点二十分之前就刮风下雨了，而且风狂雨大，因此，在十点二十分之前，蒋就已经死了。

　　讲完蒋的死亡时刻，喝了两杯酒，张才子又谈起蒋的心脏病。他说，即使蒋原来没有心脏病，那段日子也会生出心脏病来，因为在那几个月里，南越贪污腐化无能政府的军队正节节败退，土崩瓦解，情况同一九四九年蒋的军队在大陆上土崩瓦解时非常相似。

　　蒋介石原来非常盼望韩战扩大，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可以乘机反攻大陆。美国与中共打成平手而签订停火协定后，蒋的梦想成空。越战转剧后，蒋又开始做梦。他梦想越战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可以乘机反攻大陆。美国与北越谈和签约后，蒋的美梦再度破灭。时间进入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北越军队攻下了南越首都西贡北面七十五哩处的福平城。到了三月三十日，北越军队攻下了南越的重镇岘港；四月二日，又攻下了金兰湾。到这时为止，南越四分之三的领土已经全到了北越军队的手里。蒋介石看到南越军队土崩瓦解的境况，很自然地就会触景生情，想起他自己的八百万大军当年在大陆上土崩瓦解的惨状。南越的局势使他反攻大陆的最后美梦也顿成泡影。光是这一点就足够使他生心脏病了。何况南越的局势撕开了他已经掩盖了二十五年的伤口，让他重新经历一次当年痛心吐血的惨败旧恨。因此，到了四月五日，他的心脏病是跟着南越的局势而同步加重。到了夜里，他的那只狗在狂风暴雨中不能庄敬自强和处变不惊，结果使他死在风雨之手。

　　蒋介石死后第三天，中央日报新闻中说到他的死亡时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于民国六十四年四月五日夏令时间深夜十一时五十分，因突发性心脏病不幸崩殂，是时风雨大作，雷电交鸣，天地为之哀泣。

　　说“天地为之哀泣”，这完全是骗人的胡说八道。

　　四月六日中央日报的头版头条标题“全民哀痛、举世同悲”，也是骗人的胡说八道。就算是蒋介石的死亡时刻提早到四月五日夜间的八点钟，到报纸截稿的最后时刻凌晨四点，八个小时之内，全世界人人会知道吗？就算是人人都知道了，人人会同悲吗？共产党当政国家内的人民会为蒋介石同悲吗？中国大陆上无数被蒋介石杀害的人的子孙会同悲吗？

　　四月七日中央日报三版头条标题是“国民无不哀痛悲泣”，这又是骗人的胡说八道。七日的新闻说的是六日的事。六日那天早晨，我从台北坐八点的火车南下台中，在车上我只看到乘客们有说有笑地在谈天，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在“哀痛悲泣”。在台中下车后，我从车站步行到林森路我岳父家，一路上只看到人们在逛街和买东西，在享受星期日的晴天生活，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在“哀痛悲泣”。午饭后，我骑脚踏车到中兴大学教职员宿舍区去看朋友，看到中兴大学一个军训教官与一个职员勾肩搭背地边走边说边笑，一点也没有“哀痛悲泣”。

　　真正“哀痛悲泣”只有蒋介石的寡妇宋美龄。蒋介石不死，她仗着丈夫的一点眷顾，还多少能分享到一点权力。蒋介石一死，蒋经国利用特务和军队的力量“巩固领导中心”，把权力完全巩固到自己手上，让宋美龄成了“权力寡妇”。这教她怎么能够不“哀痛悲泣”？

　　一九八六、四、五夜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