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研究续集

• 目录
  • 《张学良研究续集》前言（李敖）
  • 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洪钫）
  • 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赵镇藩）
  • 沈阳、锦州沦陷纪略（熊正平）
  • 忆长城抗战及热河沦陷前后（何柱国）
  • 张学良与苏使秘密会晤（焦绩华）
  • 一一〇师劳山就歼亲历记（周祖尧）
  • 高福源在榆林桥被俘以后（周祖尧）
  • 甘泉被困记（周祖尧）
  • 东北军骑兵师吴起镇被歼目击记（马培清）
  • 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记（沈叔明·王肇治·邱立亭·唐振海）
  • 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戴镜元）
  • 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申伯纯）
  • 西安事变回忆（高崇民）
  •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孙铭九）
  • 西安事变亲历记（卢广绩）
  • 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赵寿山）
  • 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晏道刚）
  • 西安事变回忆（曾扩情）
  • 临潼扣蒋（孙铭九）
  • 蒋介石笔下的孙铭九（李敖）
  • 西安事变时在南京的冯玉祥（高兴亚）
  • 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周一志）
  • 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文强·沈醉·黄家驹）
  • 西安事变时复兴社河南分社的活动（萧作霖）
  • 西安事变时CC派在中政校的活动（赵毓麟）
  •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阎宝航）
  • 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李烈钧）
  • 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鹿钟麟）
  • 我与顾祝同接谈的经过（谢珂）
  • 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孙铭九）
  • 跋孙铭九给张学良和李敖的照片（李敖）
  • 西安事变、六一事变五十周年（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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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研究续集》前言（李敖）

　　蒋介石是现代中国最阴狠卑鄙的坏蛋，他一生中害了无数的同胞与同志，或杀或关、或辱或骗……在这些史迹与血迹中，有一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张学良的阴狠卑鄙。这种阴狠卑鄙，项目繁多，大者有二：第一是诬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背黑锅；第二是关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不自由。

　　在诬张学良方面，对日本，明明是蒋介石自己下令不抵抗，却把“不抵抗将军”的大帽子，戴在张学良头上；对共产党，明明是蒋介石自己“剿共”无功、通敌有据，却把丢掉大陆的大责任，硬要张学良担负。蒋介石这样以舆论与历史丑化张学良，到台湾后，更花样翻新，他把1940年骗张学良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交其太子蒋经国“公开发表”，蒋经国在1974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中全会就此大做文章，父子聚诬，张学良横被诬名，至今未已也。历史上，一个人横被诬名，不洗于五六十年之前，亦不辞于八九十岁之后，张学良可考第一。

　　在关张学良方面，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了给蒋介石面子，主动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可是蒋介石反而把他判了有期徒刑十年，然后予以特赦，理由是国家需才，张学良“年富力强，久经行阵”，“未可遽令废弃”，“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可是，事实上，如不特赦，张学良判十年，坐十年，早在1947年就该恢复自由了，又何至于一关五十二年到今天？好可怕的特赦啊！蒋介石不但拿定主意不放张学良，还一而再、再而三作弄张学良，给他有一天会被释放的错觉。最大的错觉有六次：第一次是抗战开始，全面对外时候；第二次是抗战期中，骗他写《西安事变反省录》时候；第三次是抗战胜利，举国大赦时候；第四次是张学良十年期满时候；第五次是播迁台湾，高唱团结时候；第六次是西安事变十七年后蒋介石首次约张学良见面时候。这年是1954年，蒋介石还骗他，说：“汉卿，请再忍耐些时，国家会有需要你的时候。”好个国家需要你忍耐！这一忍耐，又是三十多年，到了今天，蒋介石死矣，蒋经国也死矣，张学良也年登九十矣。张学良一直不自由，已经不自由到习惯不知自由的程度。本来如宋美龄所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可是五十多年下来，汉卿竟变得未免对不起自己了。——他有机会说他不自由，反倒写公开信说他“一向自由”了，哀哉！

　　6月2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登美国《波士顿通讯》的社论，说：“在重新追究这些旧案时，首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当事人对往事已心安理得，或不愿旧事重提，则又何需他人去吹皱一池春水。”这全是无耻的话，也是不通的话。人间真相与不义，“他人”岂能因当事人的缄默就一同缄默了吗？至少我李敖不是这种“他人”，我特此再来一本《张学良研究续集》，就是要吹皱一池春水！

　　198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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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洪钫）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正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办公，现将我当时所知关于张学良在事变当时的情况，追记于下。

　　先是，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至九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彼时日本图谋东北的阴谋，已很为显露，其见之于积极行动的有增兵朝鲜，满洲改置常驻师团，更换南满铁路公司正副总裁与朝鲜总督等等。同时，石友三在华北叛变和阎锡山突然由大连返晋，也都是与日本有勾结的。九月十二日，张学良曾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张学良乃急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的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不料日本军阀，竟不待交涉的解决，突于九月十八日的夜间，悍然发动进攻。

　　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偕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越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

　　十九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以上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较多的，为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由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系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九月十一日由沈来平的），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正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逾二日，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的所谓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周作民、朱启铃、潘复、张志潭、胡惟德、陈箓、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以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越等二十七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由于这二次的会议，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赖国联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的会议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二十三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越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万、鲍二人回平将此意转达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计。于学忠曾经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当时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在正命荣翕生（荣臻的字）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翌日晚，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

　　在这个时候，平市各界人民、东北籍旅平学生以及东北军的中下级官兵，都要求与敌人作战，群情激昂。张学良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们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他又招见东北籍旅平学生会的代表们说，“我的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二事与同学们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他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在这时，张学良对于东北的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战乎？和乎？矛盾丛生，而在军事上的布置，外须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内又无东北军作战的整个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只有把一切的幻想寄托于国际联盟。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对事变的措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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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赵镇藩）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任东北军第七旅的参谋长，事变的当天晚上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我正在北大营旅部住宿，亲身遭受了日寇的突然袭击，率第七旅退出北大营，现将当时情况追忆如下：

　　事变前的敌我形势

　　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由于清政府昏庸腐败，允许日本在南满驻军，日军早已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迨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当时日本驻在辽、吉的军队实力和分布情况如下：一为铁路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辖四个大队，分驻公主岭、沈阳、大石桥和连山关，是永久驻屯性质，由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一为驻屯师团，师团司令部驻辽阳，下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旅团司令部驻柳树屯，所属两个联队，分驻柳树屯、旅顺；另一个旅团司令部驻铁岭，所属两个联队，分驻辽阳、公主岭；骑兵联队驻公主岭，炮兵联队驻海城。这一部分驻在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此外还在旅顺设有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所有以上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在日军的编制上，关东军司令部的职权很大，司令官直隶日本天皇，有帷幄上奏之权，遇有非常事件并可当机立断，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军阀认为条件成熟，随时就可以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一九三一年，日本军阀为了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即多方制造借口，向我寻衅。是年八月，日本侵略者继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借口中村事件，积极准备军事，企图发动进攻。八月下旬，日本铁路守备队即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同时驻在朝鲜境内的十九、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们江沿岸，并举行水陆联合演习，侵占我国龙多岛和图们江领水；南满铁路沿线日军亦同时举行演习二周，武装示威。九月初，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到南满路沿线巡视并检阅部队。九月八日，日军越境在沈阳北边门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随后并不断地演习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等。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亦于九月八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日军当局并于九月十日左右分别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来借题发挥，煽动日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枝，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时适有驻沈阳的日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三十三联队“瓜代”归国，我们照例为村田联队长践行，他在酒兴正浓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情说：中国好，不愿意归国；又说：归国后不能升级，又不能进入陆军大学，只有退伍，表示留恋东北。随后他又在酬谢我们时向我透露：他的联队奉到新的命令，归国的部队必须等到新兵到齐后同时返国，他感觉奇怪。同时我们还获得情报说：沈阳南满站附属地缝纫厂正大量赶制中国军服，用途不明。所有以上征候，都说明东北形势险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东北有识之士都预感到日寇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在形势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平时不做对日作战准备，而且连年进行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一九三〇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相持数月，胜负不决，九月间，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阎、冯，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了关内，随后为了巩固蒋介石的政权，张学良也长期住在北平。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由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发生了新的内战。中原大战后投降张学良、驻在河北顺德一带的石友三，受广东国民党非常会议收买，就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七月间通电反张，进犯平津。此时日本侵犯东北阴谋日益显露，形势日益危急，但张学良不但没有将东北军调回关外以作防备，反而把尽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省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进了关内），致使东北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这样，东北在军事上陷于非常空虚的状态。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而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第七旅、张廷枢第十二旅和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分驻沈阳、锦州和通辽，常经武第二十旅驻洮南一带；连同火力很弱、平日缺乏训练而又被腐朽昏庸的张海鹏和于芷山所掌握的洮辽和东边两个镇守使署所辖的两个省防旅在内，辽宁全部兵力也不过五、六个旅。特别是当时东北军队的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日意志，充满恐日心理，平素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日军一旦发动进攻，就不战而溃了。

　　第七旅的应变措施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八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王以哲对于执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当时是比较“忠实”的。他由北平回来后，有一次召集团以上军官研究我军如遭受日军攻击时如何对付的方案。我和团长王铁汉、张士贤、王志军以及丁、朱两参谋都说：“遭受日军攻击，采取不抵抗方针怎么能成呢？那样，全军势必遭受歼灭。”王以哲笑着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办法？我们要绝对服从。”大家都不同意王以哲的意见，朱参谋说：“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是也不能坐着等死。”有人说：“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但是敌军若来了我们想走也不成，只有起来应战，不抵抗怎么能成呢？”最后王以哲作了个见机行事的决定。所谓“见机行事”，就是敌来我跑，但是逃跑也得抵抗呀，否则也逃跑不了。经过反复研究，我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三面待敌军进到距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结集，候命行动。为了应付事变，还采取了下列各项措施：1.官兵一律不准归宿；2.加强营垣工事；3.继续加强侦察；4.为了防止敌军伪装我军官兵进行偷袭，特将我军官长改变姓名，更换符号颜色，放在兜内，以易于识别。

　　日军进攻北大营情形

　　九月十八日上午，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三联队长村田来到北大营要求见王以哲，我答以王旅长出席水灾会议未回。村田对我说：“赵参谋长，这些天咱们之间多事，容易发生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咱们相处得很好，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我回答说：“你的意见很好，但是最好不要发生任何事故。”

　　当日白天平静无事，至晚间十点二十分左右，突闻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事后方知是日军在南满路柳条沟附近炸毁铁路，诬为我军所为，以作发动事变的借口）。不到五分钟，日军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并据情报人员报称，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营开始进逼。我得报后，向三经路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说，他去找荣参谋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外，一面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说：“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话给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说：“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作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我问他王以哲是否在他那里，他说：曾来过，已经回旅部去了（王在回旅部途中被阻折回）。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到了十一点钟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问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说，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库内办不到，并向他建议是否可将驻洮南的常旅（第二十旅）调来。他仍说不准抵抗，并且说，调常旅已经来不及了，指示我们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深夜二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咀子撤退，结集待命。我军与敌军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事后调查，计伤亡中校以下官兵二百九十余人），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硬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寇俘虏。

　　北大营打了一夜，王以哲始终未回军中，也未来电话指示部队如何抗击敌人的进攻，及至我率部队脱出重围抵达东陵附近时，始遇我旅军械官方贵传达他的命令说：“旅长让我告诉参谋长，将枪搜集到一起放在东山咀子库房内。”我说：“敌人还在后边追着，那怎么能成呢？”我没有执行王以哲的收枪命令。

　　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七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地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的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但是有一部分团以上军官由于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战斗意志却是消沉的。虽然事前已规定官兵不准归宿，但旅长王以哲经常不在军中，日军进攻北大营了还不回旅指挥；团长张士贤当晚也回家未归；另一个团长王铁汉炮响起来了才临时赶回军中，因而指挥不灵，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的展开，不得不在日寇的猛烈进攻下狼狈撤退。

　　同时，驻在北大营的军事单位很多，而事前又缺乏联系和统一应变的措施，战事发作后又没有统一的指挥，大家都争着及早脱出危险，以至由于有些单位撤退过早，反而暴露了部队突围的企图，使敌人的攻势愈益猛烈。及至营垣内发生巷战，还有很多部队被敌人牵制着不能脱离战场，最后陷于狼狈逃命状态，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我军撤退经过

　　十九日清晨五点多钟，我军撤退到东山咀子，稍加整顿。六点多钟，发现敌军骑兵来袭，当即决定向山城镇转移，因山城镇地形复杂，且驻有于芷山部，同时也便于解决补给和冬服问题。出发后，约十点多钟，因有敌机三架空袭，决定就地隐蔽休息，俟天黑后行动。我军在敌军空、骑、步联合部队的追击下，三日后方始到达山城镇。

　　当我见到于芷山，把敌军攻击北大营的经过和我军转移到山城镇的原因告诉他时，想不到他竟然要求我们离开山城镇。他说：“你们的给养和冬服问题我可以帮助解决，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离开此地，免得我们遭到日机轰炸。”我见他心地如此卑劣（此人以后投降日寇，作了伪满大汉奸），感到非常气愤，对他说：“日本人还能分于芷山、王以哲两旅不同吗？”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他见我的态度很坚决，就要求王以哲来面谈。恰巧这时听说王以哲已到草市车站，正在打听我的下落，我随即派人把他请来。王以哲来后，我向他说明情况，认为不能接受于芷山的条件。他说，这里不能久呆，能得到给养就算了。

　　我随即同王以哲研究此后的行动问题，决定第一步先到锦州候命。王以哲说，为了解决补给问题和请示机宜，他要换上便服先走，部队交给我负责率领。当时我不赞成去锦州，因为我认为短期内可能反攻，走了容易回来难，主张留下打游击，以策应反攻，但王以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械弹给养无法补充。

　　部队到达锦州后，王以哲已先到。他见到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对我说：“当时如果听我的话（指把枪放在库里）就坏了，我这个旅长是你给我的，谢谢你。”

　　不久我们部队即离开了东北，开进了山海关，进驻清河镇大楼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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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锦州沦陷纪略（熊正平）

　　九一八事变的前夕

　　九一八事变时，我（当时名熊飞）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公安局长由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将军兼任。当时沈阳市武装力量除正规军队外，全市警察和公安队共约两千人；其他各县也都有警察和公安队，人数按县的大小不同。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我接到情报后，都随时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曾在一次省政府会议上向省主席臧式毅提出报告，并亲见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的荣臻参谋长作了报告。臧、荣二人都指示黄迳报张学良，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他回来向我说：“副司令派王维宙（王树翰）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黄显声回来后即将辽宁公安队改编为十二个总队（三县至五县编为一总队），并拟请更换武器，以备必要时使用。

　　是年八月中旬情况更加紧张：中国人到南满、安奉路线工作渐形困难，日本关东军大量向沈阳集中，并在沈阳南满站日本忠魂碑附近架设大炮数十门，炮口指向城内。日本侨民纷纷传说，日军将占领沈阳，解决中村事件问题。我向黄显声报告后，黄又据情向荣臻、臧式毅请示，万一日军进攻，如何处理。荣、臧指示说，“中央一再指示，避免冲突，不可扩大事件。”九月十七日早十时，荣臻与日本关东军代表会谈中村事件的解决办法，承认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荣臻、臧式毅等认为这一事件既已如此解决，即可望不致扩大了，因而未作任何应变措施。

　　日军进占沈阳实况

　　九月十八日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与本庄繁见面，闻其携有密谋，将采取爆发行动。我得此情报，遂向黄显声报告，黄当晚到市公安局办公。夜十时二十分钟，日本南满站忠魂碑附近的炮兵突然开炮向我北大营射击。十时五十分，王以哲也赶到市公安局，与黄显声会商如何应付。王以哲表示如被攻击，即服从命令，退出北大营，向东山咀子东北讲武堂撤退。黄显声则表示公安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

　　九月十九日晨，日军占领了北大营，复向我军追击。第七旅撤退到东山咀子后，会同讲武堂官兵学生向海龙方向撤退。同日，日军攻占我沈阳市商埠地及大小西关，这些地区的各警察分局及公安分队与日军接触后，颇有伤亡，余部集中东关公安总局及公安总队部。

　　九月二十日，日军继续攻占我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军飞机多架，不时在空中侦察，有时扫射，居民有些伤亡，并有坦克车多辆，在街上纵横驰骋，商民愤恨异常。时市公安局尚能与臧式毅通电话。二十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并开始于其占领区派持枪上刺刀的士兵在较重要的街巷路口站岗，并有日本宪兵向民户搜查武器及抗日分子。沦陷区的警察及公安队除向总局及总队部集中外，尚有一部分分散潜匿于各人家中，当时大汉奸赵欣伯开始作建立伪政权的活动。

　　九月二十一日夜间，沈阳砖城各城门及东关公安总局、公安总队部大门，先后被日军坦克车攻开，守门公安队颇有伤亡。在总局及公安总队部集中的员警及公安队官兵受黄显声的指示，尽量携带武器弹药，以分局分队为单位由后门退出，连夜经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

　　二十二日，伪自治警察局成立，伪警左臂带白臂章，以维持秩序为名，实际是伪政权的开始；同时地方维持会也在酝酿成立。荣臻、黄显声看到形势日非，遂化装去北京，请示以后行动。臧式毅未及走脱，在家被日军包围。我督率警务处人员及沈阳市警察及公安队分散潜匿市内的人员，向锦州集中。当时其他各机关公务员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不甘心为敌人利用者，纷纷由皇姑屯上火车转赴锦州或北京。当时皇姑屯至北京的铁路尚能通车，但皇姑屯车站有日军放哨，检查甚严。

　　我率大部警察及公安队到锦州后，受黄显声指示，整编警务处及公安骑兵三个总队。九月底，米春霖奉张学良命令由北京到锦州，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的职务，其他各省府委员及厅处长也多到达锦州。辽宁省政府在锦州正式成立，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大部分职员到锦州办公。当时据我方遗留在沈阳市的人员向锦州的辽宁省政府报告说：日军逼迫臧式毅仍以省主席名义办事，但称新政权（即伪政权）。至此，沈阳遂全为日军占领。

　　东北当局平时对日军既毫无作战准备，事变起来又不抵抗，致使大批作战物资均被日军掳去。东北兵工厂一处即损失步枪九万五千余支，各式机关枪二千五百余挺，各种口径的大炮六百五十余门；迫击炮厂损失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余门；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飞机二百六十架。此外，还损失了大批的弹药、器械、被服、粮秣等。而在沈阳的驻军如东北步兵第七旅、长官公署卫队、东北讲武堂、辽宁省警务处、省会公安局等亦损失武器甚多。至于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其他各机关、企业、学校等损失的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扑灭两起伪军的胜利

　　九月底，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在锦州开始办公后，调驻通辽的骑兵第三旅、驻洮南的步兵第二十旅集中锦州附近，连同原驻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沿大凌河（在锦州东三十五里）布防，维持辽西一带的秩序；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驻锦州北二十里的三屯附近整训。十月二日，日军飞机九架来锦州轰炸交通大学（辽宁省政府办公地址），有俄籍教授一人炸伤了右腿，附近居民伤七十七人，省府人员无伤亡，次日即分散办公，警务处移住东关一个皮铺院内。

　　日军进占辽、吉后，即积极进行建立伪政权和组织伪军的活动。十月初，日本关东军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奸凌印清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司令部驻盘山沙岭镇。日军派浪人仓岗繁等十五人为凌的顾问。当时日本报纸对这股伪军大肆宣传，声称编了十八个师，实质上凌印清是个光杆，自己并没有武力，只是给辽西一带的几股胡匪发了些委任状，企图收买胡匪，扰乱锦州。代长官荣臻命令黄显声扑灭这股伪军，黄即派我带两个公安骑兵总队前去剿办。

　　我到盘山后找到了当时任伪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的我的学生单庭秀，说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单庭秀向伪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等传达后，项青山等遂即将凌印清及日本顾问等擒获，只留仓岗繁一人，其余均就地枪毙。随即将搜获的敌伪证据如日本参谋本部的委任书，以及伪司令的大印、伪军编制表等，持赴北京报告张学良。张学良赏出力人员现洋五万元，但不许将反正部队编成正式部队，只准成立地方部队或义勇军。遂由黄显声委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驻盘山；张海天（即老北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司令，驻辽中；盖中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司令，驻台安。

　　十一月初，日本关东军又派张学成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在黑山县高山子附近张作霖的地窝棚设司令部，乱发委任状，收编辽西一带的胡匪，号称为军队，编成十八个旅，并有四个日本浪人做他的顾问，用红蓝白黑（旗右上角）满地红的旗帜（这也就是以后伪满州国用的国旗）。这支伪军的声势不如凌印清之大，但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熟悉东北内部的情况，荣臻、米春霖感觉难以处理。黄显声说：“谁投降日本作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并且张副司令也不会同意他的堂弟作汉奸的。”他并亲赴北京见张学良建议进剿。后经张学良电荣、米派我率公安骑兵两总队往剿。因我当时往盘山给项青山等发赏金，编制他们的部队，并处理战俘仓岗繁，乃派第二总队长庄景福带公安骑兵二、三总队，乘火车到高山子下车，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等击毙，并生擒伪旅长荣庭等多人。我将所获证据如伪总司令大印、旗帜、布告、文件等带到北京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又赏出力人员现洋五万元，并命令将俘获人员一概遣散，不得留用。日本人在辽西一带搞起来的第二批伪军又被我们消灭了。

　　日本侵占锦州实况

　　十二月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顾维钧与日本大使交涉，双方决定划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留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的治安，并防守大凌河岸；并约定日军不过大凌河，听候国联派调查团前来调查解决东北问题。因此，驻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陆续撤退至山海关内，留在锦州的武力只有我率领的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高级人员只有省府秘书长黄剑秋、警务处长黄显声及其秘书刘澜波等。十二月下旬，我派公安骑兵第三总队防守大凌河南岸，以第一、第二两总队驻锦州附近。旋接情报，知日军以第八师团集中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准备了二十列火车，拟向锦州、山海关进攻。黄显声即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张学良指示说，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三个总队退入关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日军第八师团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东岸，向我军展开包围攻击，并分别在三个地点用炮火掩护步兵实行强渡。我守河岸的第三总队开枪还击，双方互有伤亡，敌军最先渡河的七人被我军擒获。时已天黑，我军又无重武器，难以固守，遂向城内撤退，至城内时，已经夜半。黄显声率省府人员退至城西二十里的杨官屯，我仍驻城内。后半夜二时，日军开始攻城。四时，我命令炸毁女儿河铁桥，保护省府人员向虹螺岘、锦西撤退。一月三日早十时，日军飞机九架至虹螺岘上空侦察，我全部人马在山坡森林中隐蔽，未受损失。一月四日，日军派古贺骑兵联队向锦西方向来追，我全部人马退至锦西的西南大山中，因车辆不能行走，遂将所俘敌军七名枪毙。

　　一月十日，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退至抚宁，日军进至山海关外前所车站后即不再前进（当时山海关驻有何柱国的步兵第九旅，山海关外二十里是河北、辽宁两省界限）。日军侵占锦州战事，至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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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长城抗战及热河沦陷前后（何柱国）

　　榆关浴血抗战经过

　　一九三三年元旦早上，我在北平得知榆关情势紧张，断定战事即将爆发，乃奉命立即赶回榆关前线。我记得当时是乘坐一个专为我而开的火车头赶回去的。我上车后，因战事早已料定，而作战计划也早已决定，并早已向官兵们作了布置，所以并没觉得紧张忙乱。只是想起了一年多以来的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的为难情景，总算等到了今天，除打仗以外，再无其他事情牵挂，顿时如释重负，满身轻松，不禁哼出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诗句。到了秦皇岛，前方战火已甚猛烈，我除了下令坚决抵抗之外，一切皆照预定计划进行。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把主力布置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不过石河也有所准备，而榆关方面则尽可能实行阻击。战事从一日夜半开始，激战至三日下午二时，榆关终于失陷。

　　当时战争的具体经过是这样：

　　日方兵力，除榆关所驻部队及伪警之外，又由绥中增来步兵约三千余名，野炮、野战重炮约四十余门，飞机八架，铁甲车三列，坦克约二十余辆，兵舰两艘。战斗开始，日军即用炮火及铁甲车、兵舰、重炮同时向我临榆县城南门城楼、鼓楼、东南角楼、第一关各处猛烈炮击，并由飞机向我阵地及城内各处轰炸，又以石河桥配备之敌，牵制我六二二团西关之兵力。二里店，吴家岭之敌牵制我军北水关角山寺之兵力。

　　我军六二六团兵力，以第一营守南门，第三营守天下第一关，其余少数兵力随团长在西门应援。石河县我守军兵力共计二千二百五十七名，第二营在孟家店及角山寺等地，策应守城部队，共计一千三百四十六名。

　　自一日晚十点五十分起敌军屡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枪声昼夜不止。我又派铁甲车驶往石河西岸掩护工人，修理被炸铁桥，并骑马奔驰各地，布置军车，指挥作战。至三日午前十时，敌军以海陆空三军的火力由南关向南门主攻。我方城内实际只有两营兵力，犹猛烈还击，战况悲壮，燃烧爆炸，硝烟连天；南北城楼，以及商民住宅，炸毁尽净；我方人马伤亡过半，南门城及东南城角，西南水门一带，战斗尤为激烈。正午，南门及东南城角，均为敌人攀登占领。我预备队自西门向南门增援反击。第十一连又自“天下第一关”向东南城角逆袭，遂将敌人击退。午後二点，敌复增加强大兵力，再度总攻我东南城角，卒城被轰成巨大突破口，敌坦克及步兵跟踪挺进，我军屡堵屡仆，北门至东门立陷无险可守状态。是时，我方营长安德馨以下，二连刘连长、三连连长关景泉、四连连长王宏元、五连连长谢镇藩等人，尽皆战死，其余官兵也伤亡殆尽。团长石进安，振臂一呼，率预备队与敌坦克作殊死巷战，一连连长赵璧连也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又伤亡过半，四门均破，只有十几人在团长率领下，由北水门退出，榆关终于失陷。

　　在这短促的战役中，我九旅以不足一团的兵力（实际只有两个营），事先，受辛丑条约规定之限制，不能预筑防御工事，与日本海陆空密切配合之强大敌人拼搏，竟毙敌四百余人，安营长全营官兵复殁在血泊之中。人民群众死伤在一千几百人以上，未能逃出的妇女，学生，几乎全部被日军屠杀，逃亡百姓则何止五六千人。房舍被焚，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殊堪浩叹也！

　　榆关失陷后，全国各报刊，均有评论，谴责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仅择北平“新北平报”所指几点如下：（一）中央知道榆关失陷吗？……中央政府至今将于整个抗日大计，仍在那里犹疑不决，还用那一套旧文章，电日内瓦令我代表报告国联。不应华北是华北，中央是中央，仿佛抗日的分工，分不到中央肩上似的，忍心害理，看华北的土地、一块一块像东三省那样的丢掉。报告国联，一年零三个月了；去年日本攻击锦州，各国使馆均派员视查，至今效果如何？明知不行，还要绕这个弯，不是欺骗国民是什么？（一月五日老百姓谈话栏）（二）华北是张学良的吗？……今身执中央政柄的，于榆关失后五、六日，仍游家乡，居处上海，对于榆关的失守，热河的爆炸、华北的危急，除仍用那外交部向国联发宣言，及国府对华北的将领发长电的老调外，仿佛榆关是何柱国的榆关，热河是汤玉麟的热河，华北是张学良的华北，中央政府的政策久久不决……专说官话，并无真实援助，这又怎么讲。（一月七日老百姓谈话栏）（三）慰劳何柱国……连日榆关何柱国部坚守山河，沉着应战，……老百姓深信何柱国部队必能戮力杀敌，尽忠报国，功绩不在十九路军第五军之下。因何柱国于去夏在北平，曾送一照片与上海爱国男子吴迈，吴问何曰，设若日本将来在榆关起衅，你怎么办？何即提笔书于相片之背曰：“国破为何不尽忠？”吴曰要兑现呀！何答云，定兑现！今果到尽忠之时，何柱国果然实践前言……（一月十二日老百姓谈话栏）（四）前天在前线上，何柱国亲自对老百姓说：“榆关之失，是日本生生用坦克车冲进南门，而当时安德馨一营，活活以肉体去拼命，试想以血肉之躯当无畏的炮车，哪能不牺牲如此之多？”昨天石门寨方面，我军又组织敢死队，决与日军抵抗到底，前方士气如此之盛，宁可毁灭个人躯肉，捍卫国家，可歌可泣，只此证明中华民族精神不死，……（一月十八日老百姓谈话栏）

　　自临榆县城激战之后，日军主力未向我主阵地进攻，外围战斗不断进行，至一月十日，日军向我九门口、石门寨方向进攻，激战到十二日晚、九门口失守，二十一日石门寨相继失守。

　　综合榆关战役，虽然是自东北沦陷后，在“不抵抗政策”之下，继淞沪之战，奋起抗敌的第一次。但是对我来说，还仅仅是前哨战。敌人不但没有能进攻我的主力阵地，而且也没有能越过城西石河之线。只是给敌人这样一个教训：如果他没有强大的兵力，想突破我的阵地，实不可能得逞。因此，日军又由落合出面，托英国军舰舰长向我驻秦皇岛六二五团团长田择民说：“山海关之事，日本政府责怪落合处理不善，以致引起战争，希望双方各派代表协商解决办法”等等。我深知这是敌人缓兵之计，乃断然拒绝，决心与敌人拼搏到底。

　　我记得在二月二十三日，我的军司令部在海阳镇督战时，我曾给所属全体将士下了一道训令，原文如下：

　　查自榆关失陷，华北濒危，本军按预定计划，节节布防，以再筑长城之精神，期巩固平津之门户，吾人即立于国防之第一线，复作收复失地之最前锋，外有国联五十余国之援助，内有四万万同胞之物资后盾。不但东北军之全体荣誉，系于本军，而中华民族之生存出路，亦全视本军之成绩。谓为幸运，诚千载难逢之好机会；谓为责重，诚有史以来之巨任。月余以来，我各级官长及士兵，以不良之装备，缺乏之器材，于朔风冻地中，日夜继续其艰难之作业，足见精神奋发，亦足见觉悟其责任之重大，与职务之光荣矣！本军长深为嘉慰，惟尚有鳃鳃为虑者数端，特为亲爱战友一言之。

　　一、毋震骇于敌人之物质威力，……哀兵必胜，兵法所著；得道多助，古有明征。去春十九路军挫敌于淞沪，或问蔡廷锴曰：“何以敢打？”蔡答曰：“要打！”又问翁照垣将军曰：“吴淞炮台何以能守？”翁答曰：“要守！”此外毫无有把握之理由。所谓“要打”、“要守”者，决心拼命是也。是精神威力可以克胜物质威力之证也。昔东北军之物质，为全国之冠，而不能统一华北者，乃物质丰富，而无拼命之决心以运用之，徒以资敌耳。今日阀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韪，违反其国民之心理，欲驱其含怨之兵，以征服吾国，终必失败毋用置疑矣。

　　二、致胜之要诀——装备较劣之军队，对优胜之强敌应利用工事作顽强之抵抗，而最后以白刃决胜之。敌优于我者，为飞机、大炮、坦克车，然此等利器，均不能占我阵地，而占我阵地者，仍有待于步兵之前进，故当敌飞机、大炮轰炸之际，我可利用坚固之掩护工事，沉着监视，待敌军接近百米以内，即飞机、大炮无效之时，此时彼我之兵器相等，我步兵即可发挥威力，以斜射、侧射之火力，加以局部之出击，将敌歼之；对敌坦克车通过之地点，则以宽二米乃至五米之外壕，或地雷封锁之，其山坡不能通过之处，留作出击地区，其步兵容易隐蔽接近之处，则以铁丝网封锁之。步兵火网前缘有四百米距离，即为满足。

　　总之，第一要能挨打，第二配置要散，第三用兵要活。故第一掩蔽要坚固。第二在处处有射击设备，第三多设交通壕。各级干部捉住当前好机，即自动局部出击，则敌之物质威力，固无所用地。（应熟读淞沪对日作战之经验。）

　　三、精神须坚忍，战斗须韧强，东北军以往战役，多因火力优势重攻击而忽略防御工事，我同胞之性格，亦利于攻击，遂致有长此工作，可以沮丧士气之说，抑知此次之形势恰与往时相反，吾人正应学晋军之忍耐，与西北军之毅力，乃可以摧破强敌也。再就装备言之，自十七年改编以来，团以下之火器与敌相等（十九军之装备训练，远不如我军，而其成绩已可观），而十九年前新典范令之颁布，亦已采用欧战后适合韧强作战之新筑垒方式及战斗方式，特种部队未训练成熟，致团以下之配备，多未能适应发扬其轻重火器之效力，宜速按典范令修正为纵深横广据点式之配备，并抽暇演习之，以免一点被敌突破，遂致全线瓦解，是为主要。

　　其他关于构筑工事之要领及缺点，已汇集各参谋视查所得者，及本军长所亲见者，即发如另纸，立速熟记，将各官所担任之工事，一一比照以修正之，庶期杀敌之精神，获有最尽善之杀敌方法以发挥之，则渤海湾头，长城之下，我忠勇将士所流之一滴血，亦有崇高之代价，以照耀千古也。此令。

　　本军口号：

　　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

　　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

　　以最后一滴血，为个人争人格！

　　总之，榆关失陷，对于我这个守将来说，是责无旁贷的。“天下第一关”这个天险，沦于敌手，我固引为终身遗恨。当时我的任务是保卫平津，拒敌于滦河以东之线。所以在临榆失陷之后，我没有进行反攻，只是指挥外围零星战争，按预订计划，严阵以待准备与敌人作殊死拼搏，以保卫平津。但事出意外，敌人侵占榆关之后，没有以主力继续前进，而是试探性的向九门口及石门寨打了两个小型战役，遭到一定的伤亡之后，改道由热河一路进关，而放弃了由山海关一路进关的战略，以其主力直趋热河，很快的侵占了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并且长驱直入造成了进逼通州、唐山，威胁平津，这种局势的造成，显然是狡猾的敌人，预知我已有充分准备，如从山海关一路西进，必然要遭到我军痛击，决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所以改道进攻热河也。

　　热河沦陷情形

　　日军占领榆关后，转攻热河，攫取长城各口，当时热河主席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是张作霖“拉竿子”起家的老兄弟，一贯骄横跋扈，他是一九二六年由辽宁边防镇守使调任热河主席，统带一个步兵旅到热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张学良曾有意派张作相去接替他，张作相知汤之为人，不愿前往。东三省失陷后，热河在军事上，为战略必守之地，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乃宣称：日军如进攻热河，决予抵抗。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蒋介石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次长杨杰、参谋部厅长熊斌等到北平。这些人来，名为与张学良商讨保卫热河长城各口及华北的防御计划，其实骨子里，后来才知道是逼张学良下野的。

　　二月十七日由张学良陪同宋子文、何应钦等到热河进行了一次视察，热河省会承德是清皇帝行宫之所在，宫殿富丽，风景优美。他们第一天是观赏风景，第二天汤玉麟开了一次欢迎会。会上宋子文讲话说：“中央计划不惜牺牲一切与困难，保卫热河。”继又在清宫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张学良、宋子文联名电告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说：“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入侵。”张学良又与张作相、万福麟、宋哲元等二十余名将领发出通电，表示决定抵抗，呼吁国人支援。当时估计，热河至少可以支持三个月，张学良、宋子文等回到北平后，拟定了热河保卫战的初步计划：成立了两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辖三个军团。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自兼；第二集团军司令张作相，辖孙殿英一个军团、汤玉麟一个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冯占海等义勇军。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又召集一次军事会议，分配作战任务，宋子文等中央大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学良把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铅笔，勾划防线。当他划至冷口、喜峰口一线时，抬头向宋哲元说：“明轩，你把守这一线。”宋却说：“我的兵力单薄，装备也差，担当不了这一线任务。”张说：“你放心，我派何柱国支援你。”宋仍是不肯接受，宋哲元原系西北军，曾与奉军内战几年，前嫌未消，故借辞推诿，所以热河之战败得那样快，各军不能团结一致，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二月二十二日，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用三个师团兵力（约十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张作相临时受命，兵力还未集结，仓卒应战，将无守志，兵无战心。如开鲁一线，敌军撂了几个炸弹，出动了几辆坦克，守将崔兴武旅不战而降；万福麟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而溃，朝阳随之弃守。日军长驱直入，于三月四日午后，以一百二十八骑的先头部队，突入承德，汤玉麟逃奔察哈尔，万福麟逃入喜峰口，张作相逃往古北口，热河就这样沦陷了。

　　张学良出国前后

　　热河失守后，全国哗然，张学良电蒋介石，自请处分，并要求调集全体东北军，反攻热河，收复失地，蒋未予置覆，而全国舆论，除谴责政府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谈判的屈辱方针外，张学良更为众矢之的。张学良乃向南京政府电请辞职。蒋未覆电，却从南昌飞汉口，乘专车到石家庄，电约张学良在保定晤面。三月八日夜，张偕同顾问端纳、汤国桢、王卓然专车前往保定。张这时还未料到蒋此来是要他立即下野的，他想面请蒋介石调集兵力，补充械弹，反攻热河。车到保定时，蒋的专车尚未到，宋子文却先来了。他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说：“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于委员长与副司令，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此时，张才醒悟蒋约他晤面的锦囊之计，当即答覆宋说：“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宋立即将张原话电告蒋介石。下午，蒋的专车才到，张学良同宋子文立即登车见蒋，不等张学良开口，蒋先说：“接到你的辞职电，知你诚意，现在全国舆论，对我两人都不谅解，进行诘责，我们两人比如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必须有一人下水，以平民愤，否则将同遭灭顶。”张学良立即回答：“我不战而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今又丢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首先下水，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张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迅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蒋介石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没有多谈，张与宋下车，隔了几分钟，蒋到张的专车上回看了一下，就回到他的专车上走了。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同车到长辛店后，与张分手，约定在上海会见，为张办理出国考察手续。张学良返回北平后，即对公私作了安排，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四人分别统帅。并召集东北军一些主要将领，讲了一次话，他说：“我要到国外去走走，不久就会回来。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关头，丢下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以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省这个地盘，交孝侯（于学忠号）负责，流亡关内的东北老乡很多，已无家可归，要照护这些人，多给孝侯一些队伍，顶住日本人进攻，保牢河北这块地方。”这时经过榆关和热河两次战役之后，东北军还有二十六万人。王以哲、万福麟和我各统帅三万人，另外，张学良身边劲旅刘多荃部，还有二万多人，其余十多万人都交给于学忠，驻在河北省。这样安排之后，张学良即飞往上海，开始戒除烟毒，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携带眷属，乘意大利康脱鲁索号舰，放洋出国。

　　长城各口之战况

　　热河失陷，长城各口之战即开始。张学良下野，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黄绍竑任参谋长。他们仍然秉承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方针，处理华北军事、外交事务。在外交上他们加紧活动，争取国际联盟制裁日本。在军事上对长城的古北口、喜峰口、独石口、冷口采取一些军事防御设施，想依靠这两千多年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阻止日军入侵华北，保住平津；将原守长城各口的东北军撤下来，调到北宁线天津以东整顿布防，以傅作义部防守独石口，以中央军徐庭瑶的第十七军的黄杰、关麟征、刘戡三个师进驻古北口；喜峰口防务由西北军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担任，孙殿英部守多伦，以牵制日军后方。这种布防分明不是进攻，而是坐着挨打的阵势。三月四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承德后，即分兵南下喜峰口，原退集喜峰口的万福麟部东北军，即撤入口内。三月九日，喜峰口被日军占领。调往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的主力，尚在遵化，只有先头部队冯治安一个师于九日黄昏时到达喜峰口，乘敌不备，用大刀进行夜袭，杀死很多日军，当夜夺回喜峰口。这是长城各口之战唯一的一次胜利。日军另一个师团向古北口进攻；关麟征的部队尚未到达，原驻古北口的东北军王以哲部曾往抵抗，但节节败退。于三月十一日古北口被日军占领。待关麟征到达，虽经反攻，也未夺回。敌已迫近长城，若被突破一口，即牵动全线。我防守石门寨这个阵地就形成突出，如冷口有失，敌人就可以直下滦州。喜峰口不守，敌人就可以占丰润、下唐山，后路就被敌人截断。军分会总部考虑到此种情况，于三月十二日，命令我部撤至滦河的西岸，破坏滦河铁桥，靠滦河部署阵地。这一措施，当时曾受到报纸舆论的谴责，认为这是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被迫撤退。何应钦在招待记者谈话时，特为此作了解释，说明系战略转移，非屈服于日军压力。

　　当时，我所防守的北戴河至石门寨这一线阵地，虽然形成突出，有被敌人截断退路之虞，且又适奉命向滦河以西转进之时，但在三月下旬至四月初旬，敌人先后向我石门、石门寨、界岭口、青山口、响水、里峪沟、海阳镇等阵地多次猛攻时，仍能经过大小战斗二十余起，有的敌人被击退，有的是反复战斗，尤以界岭口、石门寨两地，最为激烈，致敌我双方均有惨重伤亡。这时，我主力奉命撤至滦河之后，总觉得我的主力始终未得与敌人一拼，心有未甘。于是又有拉回北戴河一线之事。最后蒋介石又派我的老师黄慕松前来，苦劝我服从撤退命令，说我那样屡进屡退，阻碍了中日的和平谈判。这样我才再度撤至滦河西岸。防守多伦的孙殿英三万人，经不起日本的威迫利诱，于三月上旬，不战而放弃多伦。长城各口除喜峰口尚在固守中，其余各口都被日军占领了。当时我的部队撤至滦河西岸，日军即进占抚宁、昌黎、卢龙等地与我军临时对峙。因敌人占领冷口及滦河上游迁安，我滦河西岸的阵地侧背已受到威胁，于四月十四日，我指挥轻骑一部向石门敌人进行一次袭击，克复石门，并占领安山车站，但敌人的主力，却继续进攻喜峰口之侧背，唯一固守的喜峰口，在危殆中。

　　先是于三月下旬，蒋介石自南昌飞来北平，在居仁堂开了一次会，我们这些将领都参加了。蒋除听取何应钦、黄绍竑汇报外，他指示：“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他这时正在集中力量“围剿”苏区。他在北平停留了一天，就飞回南昌去了。此来不是为了如何加强对日作战，而是对何应钦面授机宜的。此时何应钦根据长城各口之战失利的情况，下令宋哲元部撤出喜峰口，转至三河、平谷以东；何柱国、万福麟、王以哲部撤至宁河、宝坻之线；傅作义部于昌平、怀柔方面亦步步后撤。总之，由于蒋介石屈于对日求和，于是命令我军后撤，以致防备空虚，日军步步进逼，迫近顺义，距北平只有五十多里，平津已在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最后以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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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苏使秘密会晤（焦绩华）

　　一九三四年起，我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处工作，主管对苏联的情报。

　　一九三六年春，为解东北军在延安之围，我想劝说张学良不要和红军作战，转而采取联苏抗日的态度。于是请参谋本部次长兼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代为介绍。杨在九一八事变后曾被蒋介石派去北平帮助了张学良，也赞成联苏抗日。经杨介绍，张复电表示欢迎。我去西安，先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他问我来西安何干？我答以劝张学良联苏抗日。邵说：“你真热心啊！为此事特地跑到西安来。”

　　随即谒张于“西北总部”。张身着浅灰色长袍，小胡须已剃去，顿觉年轻，而且身体健康。谈起抗日，他慷慨激昂地说：“东北人抗日的决心，不但是活人要抗日，死了的骨头也要抗日。”由此足见当时张学良抗日的决心是很坚决的。张并表示他愿与苏联大使会晤，约定等他到南京后再和我联系。

　　七月某日，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我应约赶到南京，介绍苏联武官雷平中将会见张氏于南京首都饭店。交谈后，张提出要看一部苏联军事大演习的影片，名叫“基辅争夺战”，是陆军大演习，有数千人的空军、空降部队参加，当时以为创举，曾轰动一时。雷平武官表示同意，遂安排在南京大华电影院放映。张还约了杨永泰、吴铁城、宋子文一齐去看，苏大使鲍格莫洛夫及武官均在门前相候。国民党二中全会期间，这部影片还在国民政府大礼堂放映，国府主席林森以及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都看了。

　　会议快结束时，张学良对我说，现正开全会，南京中外记者太多，要我约苏使到上海会晤。到上海后，苏使鲍格莫洛夫为了避干预中国内政之嫌，不愿先去会见正在打共产党的副司令，竟提出要求张氏先去见他的意思。但张学良当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又不愿先去见苏使。恰巧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来到上海，住沧州饭店，我即往见，问他愿否与苏使一晤，邵立即表示愿意。关于邵与苏使会晤之事，我并未向张透露，因陕西省当时属张的辖区之内，邵去拜访苏使似有代表张氏之意。此后，因邵先访苏使，苏使便同意去拜访张学良。在八月间的一天上午，张学良将军在法租界公馆接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见面后所谈多属应酬，间用英语直接交谈，时间不长，苏使就告辞了。第二天上午，张氏回访苏使于苏联驻沪总领事馆，苏联大使开正门欢迎，并预先伫立门口迎候。在回访之前，张氏曾对我说，可否在这次会晤时，提出订立“中苏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的问题。我说：“仅在第二次会晤就提出如此重大问题，似嫌过早。”他说：“你马上就要出国了。”意思是我出国后，无适当的人进行联系，我只好同意。由此可见张氏心情之急迫。

　　会晤中，苏使备有酒点，席间谈话全用翻译，张氏未说一句英语。张先说：“新疆盛世才曾是他的副官，如哪方面有事，可以关照他。”我翻译时改为“甘肃主席于学忠和新疆盛世才，都是张的部下。”苏大使略点头，未作答。后来谈到“中苏军事同盟”问题时，张说：“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苏大使答复：“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您的意见。”

　　归途中，张在汽车上问我：“只要中国团结一致是什么意思？”我说：“大概是和停止打内战有关。”张叹息地说：“中央用着你的时候，则言听计从，用不着你了，便把你一脚踢开，对外可不行啦！”

　　张学良与苏使会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要求抗日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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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师劳山就歼亲历记（周祖尧）

　　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所部，由陕南山阳、商县、蓝田等地开到陕北洛川及其附近地区，准备进攻红军。当时我在该军一一〇师六二九团任少校团附，不久改任第一营营长。该军开抵洛川后，王以哲把他的一〇七师刘翰东部、一一七师吴克仁部和一二九师周福成部的一个团，留在洛川和鄜县一带，修建碉堡，保持西安、鄜县（今富县）公路的交通安全，逐步向北推进，把延安（当时叫肤施）以南公路打通。王以哲亲自率领一一〇师何立中部和一二九师周福成部（欠一团）沿着鄜（县）甘（泉）公路北进，顺利地到达延安。路经甘泉时，王以哲又把一二九师的刘效先营（大概是六八五团第一营）留驻城内，担任鄜县至延安间的联络。

　　六十七军自恃装备精良，人强马壮，完全不把红军放在眼里。王以哲率部到延安十余日，发现红军并未向他们进攻，就认为红军人数少，不敢打他们，因而更加滋长了骄傲轻敌情绪。各级带兵官皆毫无戒备。

　　九月下旬某日，王以哲派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第二营营长陈镇藩率所部（欠步兵、机关枪各一连，附该团一营步兵两连，三营步兵一连，共五个连）到甘泉城接运由西安运来的棉服，同行的还有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和两师的军需主任等人。他们到达甘泉后，甘泉城即被红十五军团团围困起来。

　　驻在延安的王以哲看到甘泉被围，鄜县至延安的交通中断，不仅使他有后顾之忧，倘若延安继续被围，且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决定南返洛川，并先派何立中的一一〇师回甘泉解围，并建碉筑寨，确保鄜县、延安间的交通。

　　十月一日晨，何立中率部（欠六二九团的五个连）由延安南下。经过三十里铺时，他把李东坡的六三〇团留驻该地，因为他知道红军长于打伏击，前面九里山附近，山高路隘，连绵达九公里，公路两边，山岩陡峭，林木茂密，是个设伏的好地形，不能不作好戒备。

　　何立中在通过九里山时，十分小心谨慎。他先派六二八团裴焕彩部从公路两侧爬山越岭，仔细搜索，确知无红军埋伏之后，才命令全军通过。出了九里山口后，前边就是劳山。劳山虽然也是山岭起伏，把公路夹在中间，两旁草木丛生，但是比起九里山的险要，就差得多了。何立中认为红军既没有在九里山设伏，那就更不会在这里设伏。所以他十分轻松地对他的范驭州参谋长说：“龙潭虎穴已过，不会再进共军的口袋阵了。”看看时间，刚过午后一时。何立中原定在这里宿营，次日再进驻甘泉，这时他看时间还早，这里距甘泉不过三十华里，便决定改变计划，继续向甘泉进发，准备在甘泉宿营。他下令把原来的一路纵队改为四路纵队，缩短长径，迅速前进，争取到甘泉城休息。公路两旁的山岭，他也不派兵搜索了，只是在部队前头派遣少数前卫，稍加戒备。

　　先头部队六二八团团长裴焕彩骑马走到劳山村子的南侧公路时，突然发现公路被预置的障碍物阻断了。他正在欲进不得之际，后边的部队也赶了上来，退也退不回去了。裴焕彩还没有来得及派出部队向左右山上搜索，突然听到西山上“砰”的一声枪响，接着手榴弹、炮弹的爆炸声、稠密的枪声，在约二华里长的行军长径上响成一片，枪炮声里还夹杂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话声。

　　一一〇师这天的行军序列是：六二八团为前卫，中间是何立中和师直属部，再后边是六二九团（欠五个连，团长杨德新，绰号杨剥皮，是个十分顽固、个性非常倔强的人。他给张学良当过高级副官，自认为是张学良的亲信），最后边是我率领的六二九团第一营。我听到前面打响了，就急忙跳下马来，用望远镜朝前面望去，只见官兵乱跑乱窜，像挨了一棒的黄蜂一样。因为公路靠近西山，所以大部分人马就拥向西面山上。有的用手刨地（因无土工作业工具，就是有也忘记取下或者不敢取下，或者连同背包早已甩掉了），想刨个地缝儿，把身子藏到里边。有的把头藏了起来，屁股却露在外面。我和其他军官对士兵用打骂甚而“枪毙”来威胁，叫他们拼命向山上冲。但是埋伏在那里的红军冲下来了，另一部由山坳里冲出来的红军，把我旁边的驮着机枪的驮马都牵过去了，几乎把我活捉去。我们不得不向前跑，一直跑到师部附近。师部的一群人，连同何立中在内，冲上了西边的小山上，想凭借小山和山坡上的村庄顽抗，但是被后面高山上的红军一个冲锋，就给压迫到下边一个小山包上。先头六二八团想突围冲出去，被红军短枪团堵了回来，也退到师部附近。我们被红军从西山冲下来之后，又想抢公路东面的小山，被东山上的红军一阵手榴弹和步机枪，又退了回来。这时，四面八方全被堵住了，死伤遍野。行李担子、行军锅灶、武器弹药，丢得到处都是。一部分士兵，扔下手中的武器，向红军投诚了。大部还在顽抗，枪、炮、手榴弹，仍然猛烈响着。

　　当部队走出九里山口时，就有一些身着便衣的人，背着些破烂毛皮、草席等物，跟在队伍的后边。队伍走，他们也走；队伍停，他们也停。我们起初以为他们是随部队去甘泉城的老百姓，不料前边一开火，他们也掏出手枪，投起手榴弹来了。在我身边的一连连长于凤翥指挥所部企图占领附近的家屋抵抗，被后面着便衣的红军一枪打死，他这个连也立时跑散了。当我急忙指挥附近的士兵抢占公路西侧的山包时，从公路右侧的山沟里，又冲出一支红军，前头的人扛着一面大红旗，边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边向前冲，很快冲到我的附近。另一部向山上冲的士兵被在山顶上的红军一阵炸弹和冲杀，把他们压迫到西南的一片灌木丛中。一支红军便衣队向我和营部的几个人冲过来，眼看就要冲到我身边。张营附（名字忘记）大喊一声“快跑”。我回头一望，见他已被红军捉住了。我立即跳过围墙，逃到村子里边，侥幸地摆脱了红军的追赶，来到山坡上的乱兵中。这时候，我见到何立中和范参谋长被西面山上的红军追着，直向山下跑，有人挽着他们的胳膊。在何、范的后边是裴焕彩、杨德新以及师部的一群参谋、副官、军需、军医等人。我们打算逃向东山，经过下边小河时，又被东山上的红军一阵手榴弹和猛烈的射击，截住了去路。何立中颈部中了一弹，倒在草丛中。范参谋长被击毙，裴焕彩被生擒，杨德新自杀了。我因钻到灌木丛中隐藏起来，未被发现，成了漏网之鱼，趁夜暗混乱逃进了甘泉城。其余的人死伤惨重。另有约三四百人当了俘虏。一一〇师除六三〇团在三十里铺，六二九团的五个轻装连在甘泉城以外，其余的好几千人马，全部被红军第十五军团歼灭了。全部战斗时间不到六个小时。

　　三天后，何立中被六二九团一营中尉副官郭绍宗搀扶到了甘泉城，十月七日晨四时许因伤重毙命。

　　在战斗期间，何立中曾电调留驻在三十里铺的六三〇团疾驰劳山，前来援救。该团团长李东坡，素常就很滑头，接到电报后，认为去是“有去无回”，没有立即行动。到第二次电报催促时，李东坡知道何立中大势已去，挨到薄暮时，才动了一下，又退回三十里铺，因而这个团侥幸未被歼灭。

　　此事对张学良是一严重打击，东北军全体官兵都埋怨是为蒋逼迫所致。也逐渐认识到对红军作战于己不利，长此下去，东北军将消耗殆尽，如何是了。鉴于此，张学良不得不重新考虑国家前途和东北军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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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源在榆林桥被俘以后（周祖尧）

　　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所部北上，开到陕北洛川至延安一线布防，准备进攻红军。十月初，劳山一仗，红军把一一〇师何立中部歼灭，于是延安、甘泉都被围困起来。当时，军长王以哲也被困在延安，不能返回洛川军部。为了打通延安到甘泉的交通线，解除甘泉之围，然后再接出被困在延安的王军长回洛川，以指挥全军，继续与红军作战。军部决定，由一〇七师担负筑碉，并打通甘泉交通的任务。师长刘翰东即派高福源的六一九团首先出阵，并把六二一团一个营配属给高福源指挥。高率队进驻鄜县北二十华里的榆林桥。并派出一个连，由连长黄克军带领，附重机枪两挺，驻在西侧山寨上，作为支撑点，以防红军占据西山，奇袭榆林桥团部驻地。头天到达，次日拂晓（这天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他们站脚未稳，碉堡尚未开始建筑的时候，红军就来袭击。先攻西山寨的黄克军连，不多会儿就把这连打垮，连长黄克军负轻伤而逃。红军占据了西山寨，支援东山上的部队，居高临下，控制了榆林桥，把高福源指挥的四个营（欠一个连）压迫到林子里，几次冲锋，冲乱了指挥系统。红军一位医务工作者，从团部的后窗冲入，俘获了高福源。当时红军中无人认识高是团长，后来从俘虏的士兵中才查出了他（这是后来高福源进甘泉亲口对我讲的）。

　　高福源当了俘虏后，红军不但未杀害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经过一段学习，高福源在政治上提高了一大步。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要重新作人，甘愿为人民服务。

　　榆林桥战役后，东北军的碉堡政策又告失败。甘泉、延安的围困，仍无法解除，王以哲回不了洛川军部，赫赫有名的六十七军，陷于半瘫痪状态，对红军不但不敢进攻，就是防守也很成问题。

　　红军围困甘泉日久，城里弹少粮绝。当时我也是守城部队的营长之一，曾和红军喊话。由于我们还不大相信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就说：“红军真的优待俘虏，为什么杀害被俘团长高福源？”红军当即回答说：“没有杀他，两天后可以使高福源到甘泉来见你们。”

　　红军说话算数。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一天晚间，高福源到甘泉城南门外来喊话，与我谈了些红军的政策。在谈话间，发现有人在高旁指使。我就约高福源到甘泉城来会谈，想骗高进城脱离红军，共谋守甘泉之策。次日下午四时许，高福源一人右手高举白毛巾，来到甘泉南门外，要求进城。我用麻绳把高从南门西侧的城墙上吊上来。高戴着红军的八角鸭舌帽，着黑色对襟长棉袄，黑棉裤，脖围防沙白毛巾，很像老红军一样。我取笑地说：“你变了，你不像国军了！”高顺口答道：“我变了，我思想也变红了！”高福源就这样进了甘泉城，驻在我营部，在甘泉十字街西侧的李姓院内。

　　高福源饶有风趣地说：“现在没有红军监视我，所说的话都是思想实际，祖尧，你该相信了吧！”高福源表示东北军不该打红军，过去的行为是错误的。揭穿了蒋介石促使东北军打红军是两败俱伤的阴谋。东北军今后应该与红军合作，收复东北失地，拯救东北父老于水火之中。蒋介石是假革命，用革命的口号，欺骗全国人民。安内攘外政策是“安内”真干，“攘外”永久不会实现，真心革命的是共产党。高福源还强调传达了红军优待俘虏政策。从他本人未被杀害，并且生活上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现身说法，讲给许多人听。他介绍了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情况，说服了所有听话的人，解除了怕当俘虏被杀害的思想顾虑。高福源诙谐地介绍他被俘后向红军提出的三个条件：1.释放他；2.使用他；3.枪毙他。当时红军都未按照他的条件做，只是告以稍安勿躁，将来你还有重要的任务（指与红军合作问题），会释放你的。高说他原想这是骗人的鬼话，哪有捉住敌团长不杀还释放或使用的道理。但现在被事实说明了。高福源认为甘泉城是守不下去的，早晚必定失败，他表示不愿意充当第二次俘虏，拒绝了我留他在甘泉的要求，也打消了我坚守甘泉的念头，产生了与红军提出和谈的希望。

　　高福源在甘泉城想到各处去看看，被当时守城指挥官张文清拒绝了。但是高在我营部院子里，曾数次偷看东山最高点的烽火台（它是守备甘泉的重点，是工事最坚固的地方），以及东山城墙的工事。同时在我的口中，得知甘泉守备的情况。高福源进甘泉后，曾两次与张文清会面，张对高很冷淡，高有些话不敢对张直言，只是叙叙寒温，说说高到红军中的一般生活待遇。实际上张是在想甘泉若真守不住被俘时如何办的问题，高在谈话中也暗示张不必怕，以自身的经历为例，说明了事实。高福源在甘泉城住了两整天，第四天上午，由我在吊他上城墙的地点，又用麻绳把他吊下去，他又到苏区。在临行前曾对我说：“今后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并且再三叮咛说，无粮食吃，与红军商谈是会解决的，不能把东北子弟饿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流血牺牲。

　　又过了两三天，高福源来了封信，大意是说红军愿与甘泉部队会谈，停止敌对行动。具体条件，由双方代表磋商，希望甘泉派出代表来。根据高来信精神，商得张文清的同意，派他的副营长郭绍宗代表甘泉部队，去到红军驻地道左铺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部。经过两次会谈，双方停止了敌对行动，在甘泉北门外约二华里的空场上，设了个市场，自由买卖。守城部队，外出购粮，解决城里严重缺粮问题；苏区人民以粮食换得些蒋区钞票作为急需，互相有利。从此，再没有流血牺牲真枪实弹的打仗了。这段事情是红军具体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同时也是高福源从中奔走而促成的。

　　高福源经过进出甘泉的考验后，不久，就被红军释放回到洛川六十七军司令部。在这以前，王以哲在延安修建了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派来一架小飞机，把王以哲接回洛川了。高到洛川就见到了王以哲，王并未追究高福源打败仗，丢掉四个营的过失，相反地还加以安慰，这样高才敢说被俘后的真实情形。开始高福源还是试探地把红军的政策，转达给王以哲。据后来听王以哲的参谋王昭说，当时是王以哲最苦闷无办法的时候，不接受红军条件，又打不了红军；接受嘛，又觉得这个问题重大，自己不敢作主，就电报张学良。张也因一〇九师在直罗镇被歼，心中烦恼，无计可施，所以张学良和高见面后就开始与红军李克农同志进行会谈，并与红军联系。这时外面就流传着：“高福源变了，赤化了，不是从前的高福源，是政治人物了……”高福源以后就很少和外人接触，特别是不和无关系的人接触了。后来红军主动撤除对甘泉、延安以及鄜县西北一个村镇等处之围困。继而，六十七军司令部参谋处就来了一位人们不熟识的泉白水（？），是一位红军代表。从此以后，六十七军便给红军送子弹，送布匹，送汽油，送宣传纸，以及苏区缺乏的一切物资。王以哲派他的上尉副官王政经常用大汽车由延安向北方运送。后来我到延安任城防，这些汽车我曾亲眼看过，也护送过。这是高福源在里边起了相当作用的。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前，张学良重用了一批青年军官，高福源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派到一〇五师当旅长，与师长刘多荃意见不一致，常有些矛盾。事变发生后，曾奉命经潼关去开封见刘峙和商震。高福源自认是少壮派，是先进人物。后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不得返回，西安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刘多荃认为处理高福源的时机已到，指令葛宴春团长在西安秘密诱杀了高。（附刘多荃材料：“据报二日上午，王以哲事件发生时，高福源持手枪在粉巷走来走去，二日深夜十时许高始回旅部，三日早，我和高通电话，问他到城内干么，为什么不请假，令他马上来渭南师部，高即偕黎参谋长逃回西安，我即决心令西安二团团长葛宴春立刻逮捕就地枪决，对少壮派表示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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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被困记（周祖尧）

　　甘泉是陕西省的一个小县，位置在陕西省北部。南通鄜县，北去延安（当时叫肤施），各九十华里。县城西面是北洛水；城的东西，都是大山；城的南北，都是起伏地。城南地形复杂，容易接近。但是，城墙是砖筑，高达五米以上，不易攀登。东城墙全在山上，最高处有一烽火台，可控制全城。南门的东南侧，有一高山，名为“灯笼山”，可俯瞰全城。城墙东西无门，南北门间是一条小街。居民仅二百余户，不到两千人口。公路穿城而过，成为交通要冲。当时，鄜县以北地区，都为红军所控制，只有甘泉城为白区，形成红区中的白点。东北军据城坚守，只是苟延一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红军把甘泉城的军队，围困起来了。“灯笼山”、西大山，南北两个门外的起伏地上，都为红军所占领，并构筑野战工事，两门外的公路上，设有鹿寨。红军占据山顶，尤其是灯笼山上的红军，对城里瞰制较严，城里的行动，很受限制。东北军怕红军从城门攻进城内，把南北两个城门用土屯死，内外交通，完全断绝。

　　红军在劳山歼灭一一〇师后，把围困甘泉城的部队撤走。但东北军不敢出城一步。几日后，红军又将城围起。从此，就一直围困下去，一直到翌年三月中旬，为时五个半月。

　　当时驻甘泉的部队，开始时，只有一二九师一个营（大概是六八五团第一营，营长刘效先）驻守，任务是担任鄜（县）延（安）间的交通联络。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有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第二营（营长陈镇藩），率所部（欠步兵、机关枪各一连，另附第一营步兵两连，第三营步兵一连）全部轻装，由延安来甘泉接运从西安运延安的棉军服，也被红军围困在城内。此外还有一二九师上校参谋长张文清（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毕业，陆军大学第七期毕业，这个人对甘泉城的防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准备到一一五师任团长，随同陈镇藩营由延安去西安，路经甘泉，也被围在城里。同年十月一日，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第一营（营长周振声，后来改名周祖尧），在红军于劳山歼灭一一〇师后，成了漏网之鱼，趁夜钻进了甘泉城。次日把由陈镇藩指挥的一营两个步兵连拣起来，也算一个营。实际只有两个轻装的步兵连。在同年十一月间，六二九团第三营一个连（第七连）调归周振声指挥。这样，在甘泉城里的东北军，共有九个连，初期不超过一千五百人，到后来因伤亡等损耗，剩下不到一千人了。他们在城墙外掘成宽、深两三米的外壕，某些地方还埋设了障碍物。在城墙顶上，挖了交通壕。比较重要的地点，都有射击设备，在墙角处和侧防处，都挖有掩体。墙的中间，都挖成枪眼，作成比较坚固的工事。东山顶上的烽火台，削成陡峭不能攀登的一个独立圆锥形的墩子。外壕比城墙下的还宽还深。通城墙的一面，铺设两块木板，作成门桥，夜里撤除，形成独立的据点，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驻守，两日换防一次。这是全城的守备重点。刘营守备，以东山烽火台为主；周营守备，以南、西两方为主；陈营以北门为主；张文清的指挥部，和刘营营部同驻城里路西一个巷道里内赵姓的窑洞里。窑洞是以条石筑成，比较坚固。甘泉当时的县长姓何号歌庭，陕西省乾县人，是个日本留学生。人很懦弱，惊骇万状，跑到张文清的指挥部去借宿。终日卧床，吸鸦片，常说：“这次要能脱离危险，逃出甘泉，再也不当县长了。”

　　占据此城的部队，顽固坚守。红军为打通鄜县以北的交通，利用夜暗和拂晓，进行攻击。由于城下有宽深的外壕，城墙又高，不易攀登，二次进攻未下。约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半夜，南门附近，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时我们正在赌博，急急忙忙跑到那里去察看，知道红军又来攻城。这时，“缴枪不杀！”“你们只有投降，别无出路！”等声音也此起彼伏。我跑上了城墙，给守兵壮胆。这次红军又未攻下，后来就未再进攻。红军没有重武器，连机枪也很少，又受城墙上守兵的瞰制，只好退到隐蔽地的后面。但是守城部队，恐惶万状，度日如年。

　　红军三次攻城无效，改为坑道作业，几次被发现，未得成功。但在烽火台外那一次几乎成功。为占领这个制高点，红军挖了一个较大的坑道，但侦察机发现地面上有大量新土，用通信筒告诉守城部队，我们用加深外壕方法来抵御。十二月下旬一个拂晓，轰的一声巨响，把大家从梦中惊醒，以为这下城墙垮了，去了一看，把一个小山包炸翻了，距烽火台还有两米。据一个红军战俘说，这坑道做了个把月，最后为弄准距离，爆炸前两天，趁守烽火台排长不在时，红军派人送一担猪肉饺子来，借此步测。但坑道中是弯腰走，步幅比在地面走小，因此形成误差。守城部队，更加警惕，日夜不敢稍懈，并加强工事，增哨添岗。

　　红军占据灯笼山，给守城部队很大的威胁。同时防守部队总是挨打，士气越来越消沉。约在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张文清对我和刘效先说：“甘泉能否继续守住，关键在于灯笼山归谁占领。倘若就这样下去，南门附近，不得自由行动，给我们的威胁太大了，你看怎么办？”我就迎合张想攻山的心理说：“把它攻下来。”张说：“很好！”那时城里缺粮，官兵每人每日只能分吃空投的大饼四市两，体力削弱，病患较多。并且，减员日多，守城已感兵力不足，仰攻占有守备的灯笼山，比较困难。但我想劳山战役，只有我这光杆营长逃窜出来，将来恐受到军法制裁，现在能立点滴之功，可免除以后的一些罪过。张文清与王以哲是同学，又是私交，我能老老实实听张的招呼，如夺回灯笼山，解除城南威胁，振奋士气，还可以抢点粮、砍点柴。如守住甘泉城，张会庇护我，才有出路。因此我就拼命地与红军干。张文清又问：“谁去攻呢？”我踌躇了一下，张就接着说：“营长只有你们三个人，刘奉庭（刘效先）患腿病，行走不便。陈镇藩已换着便衣，是个胆小鬼，每日吸食鸦片不干正事。若是灯笼山攻击不下，连城也难守了，这个任务十分重要，你看怎么办？”我硬着头皮地说：“我去！”张很高兴地说：“祖尧能临危受命，不愧为军人，是王军长的好学生。”我回营部，召集连长，传达了张的命令。在黄昏前集合部队，下达命令，作了动员，分配了任务。三个连同时进攻，不留预备队，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拂晓前攻击开始了。城墙上的部队喊“杀”助威，张文清也到城上来看。红军未料到我们会有此举，守备人数较少，被我们冲上去了。红军连续反扑我们三次，三连冯连长、排长及士兵伤亡三十余人。原拟构筑碉堡，长期坚守，但因正是严寒季节，地冻如石，红军又仅距我一二百米，无法建碉，虽攻占了灯笼山，但却已无坚守之力，只好挨到天黑，就逐步后撤。这次出去，既未达到久占灯笼山的目的，也未能抢到粮、柴，徒使连长以下三十余人伤亡，把弹药消耗了大半，无法补充。从此，再不敢蠢动了。

　　关于兵员械弹的补充，更是无法解决。士兵挨饿受虐待，常有逃跑，有的把枪械弹药也带跑了。城里肯当兵的，只是极个别的想混到军队里来吃几两大饼维持生命的人。

　　十二月下旬，西面城墙脚下，我二连的阵地前方，来了两个小伙子，都是二十一二岁，说是东北军第一〇九师的，在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俘虏。嫌当红军太苦，潜逃的，想投效当兵，免被红军抓回，受军法制裁。连长马德元见有这样两名好兵，喜出望外，就收下，带到我的营部。一人说在一〇九师骑兵团当兵，我知道师里只有骑兵连，情况不合。甘泉被围几个月了，他们为什么不到鄜县、洛川去。我对他们有很大的怀疑。告诉马连长，应当注意这两人的行动。几日后，马德元说：“这两个人没什么，只是那个东北人比较懒惰，不肯出操，不愿多动。现在兵员日少，可以把他们两人补在连里。”我允许了。又过几天，马德元向我报告，这两个兵向红军驻地关家沟方向跑掉了。第二天，这两个人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城里情况，特别是我营的情况，已经侦察清楚，劝我不要顽固，快快投降，以免后患……我看完信后，十分气愤，但又无可奈何。

　　甘泉物资储存很少，粮食有减无增，成了突出的问题。开始时，先向居民借用，后来就抢。居民无法生活下去，大部分逃出了城外。剩下的，都是些官僚地主。以后搜抢也得不到什么了，只好把将要饿死的骡马杀了连皮吃了。城内可吃的吃光了，只好出城去抢。一天黄昏后，我派二连连长马德元率部队和一些恶霸地主二流子百余人，奔往关家沟，见粮就抢，见东西就拿，往返几次，把关家沟人民的东西给抢光了。经过这次抢粮后，红军就坚壁清野。甘泉城附近地区，再没有脱粒的粮食堆集了。红军警卫逼近城郊，出城不能太远。在北城墙上望去，不远的地里还有已经割倒尚未运走的庄稼。于是派一连人架便桥，连同杆杆抢回城里来。又维持了几天，遂即向西安总部要吃的。张学良一面给我们来信说：“……要罗雀掘鼠，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一面派飞机，包括张自己乘坐的“波音”机都参加空运粮食、盐巴、大锅饼、腊羊肉，以及棉军服、医药、枪枝弹药等，向甘泉城里空投。但是粥少僧多，单靠空运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烧的也是个大问题。不单烧饭需要燃料，取暖用柴也是不可缺少的。先偷着找木料烧，继而烧家具、拆窗门，逐渐发展到拆房子烧。到后来是拆无可拆，剩下的只是石条筑成的窑洞。

　　正当我们弹尽粮绝，朝不保夕的时候，总部曾经空投一个指示，大意是“携带三日干粮，放弃甘泉城，经西大山，向西再转南绕过鄜县，直奔洛川。已指示六十七军派队迎接……”张文清召集连长以上干部讨论是继续守备，还是按指示放弃甘泉，南去洛川。事前我和刘效先在张文清处已详细研究了，都未提出正确的意见来，我只建议召集连长以上干部开会研究。会上首先是刘营重机枪连长姚虞卿不同意放弃甘泉。他说：放弃甘泉城，逃往洛川不行。理由是驮机枪的骡马，早已杀吃了。士兵体力羸弱，重机关枪运不走。丢了武器会受军法制裁。若是别人都愿逃跑，他一个连也要继续守城，与甘泉城共存亡。说时情绪很激动。其他连长只说听参谋长命令。张说，以后研究好了再向大家宣布，在未决定以前，好好守城。会后，张又把我和刘效先留下来研究。张问我，究竟怎么办？刘效先说：“守比走好。”理由是出城红军必定堵击，连西大山也过不去，就得被打垮。我想刘患腿病，不会愿意走的。刘不走，张文清也不愿丢掉刘，因为张、刘他们是同乡。单我是走不出去，不如依靠张，所以也就不主张走了。张就说：“那么就好好守城吧。”

　　城里没有无线电台，对外联络也十分困难。围城前，是用传令兵传递报告。围城后，对外联系完全中断。西安经常派飞机侦察或者空投一些指示，但是城里的具体情况，是无法向外报告的。先在北门里、关帝庙前的小空场上，用石灰洒些大字，如“无粮”、“无弹”、“请派兵援”等。过两日，飞机又来，果然送来了枪枝弹药、药品和粮食等，城里人员，十分兴奋。以后继续洒石灰字。几次以后，地面全呈白色，字迹不清楚。飞机不敢低飞，又无法联系了。我们又把地面用锅底灰涂黑，用石灰水粉刷在缸瓦片上，用它摆成字形，不用时搬掉。这样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又在西南城角，设了两棵高竿，竿上各插红旗一面，中间以绳系之，两端各结通信筒一个，希望飞机用钩钩上。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派准尉司书梁成德，携带三日干粮，夜里由城墙系下，潜行到洛川。这回算是作了一次确切的具体的通信。

　　在我们困守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曾亲笔给我们写过一封长信，用毛笔写在绿色宣传纸上，信的大意，是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不能再打内战，只有一致对外，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信中说王以哲在延安遭到与甘泉同样的被围困命运，无力自拔；高福源的四个营在榆林桥，牛元峰师在直罗镇等地都被歼灭。东北军再无力与红军作战。你们只有投降，别无出路等等。张文清把这封信收存起来。抗战时还给我看过，说信写得很好。但是，当时我们仍然顽固地死守下去。

　　红军每日黄昏后，拂晓前，都在南门附近不间断地对我们喊话，劝我们投降，喊得我们实在心焦。后来我们也对红军喊话，甚至野蛮地骂人，或者用射击威胁喊话的人，这也不能制止红军有力的宣传。一天，红军要周振声到城墙上讲话，红军说：“放下武器，优待你们。”我说：“不要骗人，放下武器，必定杀头。就以高福源为例……”红军说：“高福源现在还很好地生活在红军中。”我不相信，红军问我和高福源相识否？我答：“是老朋友。”我就要求把高福源放进甘泉城来。红军允许了。三日后，高福源果然来了。在城外找我谈话。高说：“红军优待我们。”我说：“你是受红军威胁寄人篱下，不能不说红军好，若你能进城来，说出此话，我才相信。”高答说等回去商量，再作决定。第二天的下午，高真的一人进了甘泉城，住在我的营部。我们日以继夜地谈了三天，我希望高福源不要走，留在甘泉城里，指挥我们守城。高福源再三宣传红军是为革命，优待俘虏，只要放下武器，就变成朋友……高还是希望回到苏区，表示对红军的相信。我与高共事多年，相处很好，尽管张文清告诉我对高应加注意，但是，我还是让高了解甘泉的具体困难和军事设备。我认为高不会害我。后来高福源终于返回了苏区，临行前对我说：“东北军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不能再受蒋介石的欺骗，与红军为敌。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可亲自去找红军，或者派代表去也可以……”这样，我们就与红军打下了谈判的基础。

　　后来红军想和我们谈话，我们在无法继续生存的情况下同意了。但是我不敢出城，张文清也不叫我去，才派营附（即副营长）郭绍宗作代表去谈判。郭见到了彭德怀将军，他要我们起义，或者放下武器。谈了三次，结果达成双方互以敌人对待的谅解。在甘泉北门外，约二华里的空地处，开设集市，自由买卖，不得抢购。双方人员，不得佩带武器进入市场。从此解除了城里无粮、少柴的困难。以后就再未战斗了。后来，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东北军表面还继续“剿匪”，实质和红军已达成不打内战的谅解。一九三六年三月，由红军的干部，从鄜县引导一〇七师六二〇团第三营来到甘泉城把我们换出，并带到鄜县。甘泉的围困，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到达鄜县北榆林桥时，就有一〇七师六二〇团朱芝荣团长率领部队迎接我们。到鄜县北郊五华里处时，六十七军的一〇七师、一一七师的大部分部队摆队相迎，燃放鞭炮，摇旗呐喊，极其热烈地欢迎我们。到洛川时，张贴许多标语，说什么“张指挥官（即张文清）是中国的兴登堡！”“周营长（即周振声）是东方的凯末尔！”自欺欺人地说“守甘泉的部队胜利归来！”六十七军开了个欢迎和庆功大会，王以哲亲自参加，并且讲了话。表示欢迎我们和庆祝我们守甘泉的成功，并把张文清、周振声、刘效先都升官，张学良、王以哲还给官兵们发奖金。而事实的真相，若不是红军放出我们，优待我们，若不是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再比我们强几倍的部队也早被红军歼灭，或者在甘泉城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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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骑兵师吴起镇被歼目击记（马培清）

　　一九三五年秋，红军胜利地穿过草地，进入甘肃境内。当时，我担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骑兵团团长，驻防陇东庆阳县西峰镇。红军进入甘肃，立刻在甘肃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人人自危，惊慌万状，都忙着把自己的家属送往西安、兰州。我当时也把自己的两个七岁的孩子托人转送到西安去了。

　　十月初，红军到达静宁。我奉命从西峰镇出发，前往固原布防。时国民党军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也从平凉出发，到达瓦亭。我与门炳岳取得联系，门部第二十一团（团长胡竞先）已在青石嘴布防，要我团到开城岭协助他们截堵。我团无本师师长命令，即予拒绝。这时，红军已到达青石嘴，与胡竞先团接触，我与门炳岳的电话联络也告断绝。

　　在这之前，我虽然还没有同中央红军接触过，但对中央红军威力的强大也是有所了解的。红军从江西出发，纵横二万余里，所向无敌。国民党以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犹不能阻止红军的前进，我仅仅以一个团的兵力想要在固原阻截红军，实无异于螳臂当车。所以，我一到固原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我把两个步兵营布置在城里，自己带骑兵驻守南关。红军与胡竞先团接触后，胡要我增援，我未予置理。入夜，该团中校团附朱某带领百余人到达固原附近。与我团因误会冲突。经联系才知道胡团已被红军击溃，团长下落不明。次日拂晓，团长胡竞先到了固原，谈到该团有两个连被消灭，两个连被击溃，损失惨重。这一次，因红军没有攻打固原，我团损失不大，仅辎重人员二三十人在由西峰镇前往固原途中，路经住山河时全部被俘。另外，还有一个临时拨归我指挥的步兵营，在距住山河十余里的固城被击溃。

　　红军经过固原后，由住山河经三岔、胡家川、何连湾、黑城岔向陕北边境的吴起镇（现为吴旗县）进发。我团奉命尾追。我从固原出发，到了七营，怕与红军接触，就借口需要集结部队，停留了一天。次日，由七营出发，经双井子、毛渠井、胡家川到何连湾。当时正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国民党方面调集在何连湾的军队很多，我现在能记得的除三十五师外，还有毛炳文军的第八师（师长陶峙岳），二十四师（师长李英），何柱国骑兵军的第三师（师长郭希鹏）和第六师（师长白凤翔）。而当时的中央红军，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总共只不过一万人左右。在我们到达何连湾的时候，红军已进抵距何连湾约七十里的黑城岔一带。我们当日决定于次日拂晓继续追击，以骑兵为主力先行，步兵随后跟进。骑三师由副师长张得福率领，归白凤翔指挥。我的骑兵团也决定随白部同行，我因地形较熟，走在最前面。我团在到达黑城岔时，在黑城岔以南山地与红军小有接触。次日天明，由下头道川（庆阳县属）进抵铁边城，又与红军伏兵接触，自中午激战至夜。当晚，就在铁边城附近宿营。次日，白凤翔部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与我联络，说白师长意见，大部队（骑三师和骑六师）由正面推进，要我到侧翼夹攻。我立即欣然同意。这一天，我想转向左翼或右翼，好让开中路。但因两边山势陡峭，攀登有困难，我部只好仍然顺着川道前进，我在前面找路，好容易在快到沟口的时候，在右侧找到了一片勉强可以通行的草坡。我们遂牵马上坡，并越岭进入二道川。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人民群众十分痛恨，我们根本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行动只能是盲目的，对红军的情况毫无了解。在我团进入二道川后，遇到红军伏兵，因地形对我不利，我团仍向左侧，即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山梁靠近，并登上山梁。这时，我们才看清头道川和二道川两边的山岭上，都有红军伏兵。原来这一带地方，叫做五里沟口，所谓“五里”，是针对吴起镇而说的。中央红军在到达吴起镇以后，即停止前进，利用五里沟口一带险要的地势，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给跟踪的国民党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我团因避开正面，才没有完全陷入包围圈儿，否则也难免全军覆灭的命运。

　　登上山头以后，我们就看见白凤翔部的骑兵第三师和骑兵第六师浩浩荡荡，顺头道川奔驰而来。白部当时自以为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所以气势嚣张，根本就没有料到红军会在这里组织伏击。我立即派人与白部联络，但联络人员还没有跑下山坡，白部先头部队已经与红军接触了。一时枪声炮声，回荡山间，震耳欲聋，战斗十分激烈。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战斗，看到了红军战士的勇猛顽强，知道白部已陷重围，只好命令部队向前面一座山头发起攻击。红军没有坚守，我们随即占领了这座山头。这座山头已接近沟口，从这座山头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座落在前面川道里不远处的吴起镇。在这座山头的前面，有一片尚未收割的荞麦地，我命令部队就在这块荞麦地里修筑工事，准备在此扼守，决定不再前进。这时候，据我部左翼报告，白部第十七团已经被歼，十八团正在与红军激战。经与白凤翔联系，知道白部当时已伤亡将近四五百人。

　　到了黄昏时候，我发现前面沟口有人影活动，估计情况会有变化，便命令伤兵撤退。不久，红军即向我团阵地进攻，并向我部呼喊口号：“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等。入夜，我留下一部分人由一个连长带领，在荞麦地防守，大部都撤到二道川。稍事休整之后，就与各营长计议，决定次日撤离战场，如上级追问，就以子弹用尽为借口，谁也不准走漏消息。

　　第二天，我团即开始撤退。当我刚登上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山梁时，就看到在我团二道川原来的驻地右侧，即二道川和三道川之间的山梁上忽然有一个人影闪动了一下，接着就有一支红军向我团在二道川原来的驻点冲去。当红军发现我团已撤离该地时，又向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山梁猛冲，我团一个警戒连被冲散。接着，红军截断了白凤翔的后路，居高临下，向白部猛烈扫射。白凤翔当时正在山下集合军官讲话，这一打，队伍即被打乱，纷纷向左侧的一座高山撤退。这座山，山峰十分高峻，残余部队环山而上，直至山顶。我团就在这一天撤出战场，退到将台堡。在这次战役中，我团损失约四五十人。事后，据白凤翔谈，该部所有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都在这次战役中丢弃，另外还损失驮马、战马各八百余匹。最后还在那座大山上被围困了三天，直到红军撤离吴起镇后才得下山。

　　吴起镇之役，中央红军以顽强勇猛的战斗与机智灵活的战术几乎全歼了东北军骑兵第三师与骑兵第六师。在这之前不久，红军还曾在甘泉和劳山战役中消灭了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紧接着吴起镇战役后，红军又在直罗镇消灭了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这样，中央红军就给了东北军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中央红军完全摆脱了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从容不迫地由甘肃进入陕北，完成了历史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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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记（沈叔明·王肇治·邱立亭·唐振海）

　　一

　　一九三四年春，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参加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将何柱国的五十七军等部调到豫鄂皖边区。不久又调董英斌的一一一师及杨正治的一〇八师南下。一九三五年秋，以东北骑兵为骨干编成骑兵军，何柱国任军长，所遗五十七军军长职，由张学良任一一一师师长董英斌代理（仍兼该师师长）。

　　一〇九师名义上由何柱国兼，实际由参谋长王肇治代行。一九三四年夏这师开到防地后，张学良即任命牛元峰为师长。约一个月后张学良又电派王肇治为这师六二五团团长。张学良认为，王肇治系东北讲武堂五期学生，牛元峰系东北讲武堂五期队长，师生关系，一定水乳交融。但牛元峰接到电令后，即驰赴武昌对张学良说：“谁当团长都行，就是不同意王肇治。”牛是张的亲信，张遂将王肇治调为一一一师参谋长。据说牛元峰由辎重队带来大批私人，想把一〇九师造成牛家天下，王肇治大加反对，因此两人交恶。

　　一九三五年四月，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上抗日，在西安成立“西北剿总”，仍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于是将骑兵军、六十七军陆续开到西北。同时，五十七军各部亦向西北移动。当五十七军军部、一一一师及一〇八师到华阴下火车集结时，张学良亲对全部官长讲话，才说明五十七军的任务是北渡渭河，循大荔、郃阳、宜川、延长之线北上，直抵榆林与西侧六十七军相呼应，不使陕北红军站稳脚跟。这个任务尚未及执行，已发现中央红军有越过兰州、平凉之间西兰公路到陕北会师的企图。于是张学良又令五十七军由西安沿西兰公路向平凉前进。及五十七军到达平凉时，红军已突破西兰公路到达陕北，张又令五十七军向庆阳、合水前进。

　　当时五十七军编组如下：

　　五十七军代理军长董英斌，参谋长蒲大同；

　　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参谋长刘德裕，六二五团团长马镇夷，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六二七团团长郑维藩；

　　一一一师师长董英斌，参谋长王肇治，六三一团团长刘启文，六三二团团长于一凡，六三三团团长常恩多；

　　一〇八师师长江惟仁，参谋长王殿禾，六二二团团长唐振海，六二三团团长夏树勋，六二四团团长刘宗颜；

　　一〇六师师长沈克，参谋长及六一六团团长、六一七团团长、六一八团团长姓名均忘记；

　　一二〇师师长常经武，参谋长张延陵，六五六团团长范玉书，六五七团团长马百珍，六五八团团长邱立亭。

　　五十七军开到西北后，将原属一一五师调驻商南，由总部直接指挥，骑三师划归骑兵军，增加一〇八师，临时配属一〇六师，总计有五个师兵力，约有四万余人。其中除一〇六师外，均属张学良嫡系部队，可以说装备精良（每师有三团，师部有通讯、骑兵、炮兵、辎重等五个连，团有三营，团部有迫击炮连、平射炮连、通信排，营有步枪三连、重机枪一连，连有三排，每排有轻机枪三挺），从火力上来看，并不弱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五十七军内部关系也很复杂，代军长董英斌虽属东北（沈阳）人，因在国民三军起家升到旅长，不能说是张学良的嫡系。当代军长发表时，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就忿而辞职。正由于董在西北军多年，养成一种谨小慎微的作风，对几个师长缺乏驾驭能力，形成敷衍了事的局面。一〇八师师长江惟仁，原籍安徽庐江，由当兵爬到师长，看不起这位优柔寡断的代军长，两人时常吵嘴。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山东沂水人，充东北军辎重兵司令多年，根本没有打过仗，接师长不久，跑到庐山受训，装满一脑门子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思想。牛元峰又特别受到张学良的知遇，是任何人都离间不了的。一〇六师师长沈克原系石友三部队，石失败后沈投靠张学良，开到西北后，由总部直接指挥，临时配属于五十七军，董对沈要存一些客气。一二〇师师长常经武是一员骄将，对董英斌根本不买帐。只有一一一师是董的基本队伍，始终放在自己身边，不到必要时不肯轻易使用。

　　二

　　一九三五年冬季，五十七军所属各师先后到达防地，军部驻合水，一一一师驻苗村，一〇九师驻太白镇，一〇八师驻合水附近的高原上，一二〇师驻合水附近。另有一〇六师在东曲，驻地记不得了。当时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指示五十七军各部在驻地集结整训，不要向红军作战。可是六十七军约有一个团的部队被围于甘泉，军长王以哲向总部叫苦连天。参谋长晏道刚和参谋处处长徐方没有通过张学良，竟下令五十七军全部东进，解甘泉之围。

　　董英斌接到命令后，在太白镇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人员除军长外有各师师长、参谋长、团长等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解决走南道和走北道的问题。南道是由太白镇向南转东经过上畛子，直向洛川前进，要多走二百来华里的途程。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师长吴克仁率师归还军建制时，走的这条道，平安到达了目的地。走北路，路窄而险，又要通过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等苏区，恐为红军所截击。与会的人一致主张走南路，独牛元峰振臂而言：“我主张走北路，我们晚走早住，怕什么？那样胆小，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这四五个师有什么关系。”董虽然认为不妥当，但不敢驳牛的主张。只好俯就牛的意见。至于牛为什么敢于自请打前阵，也并不是他真有把握，实际是看到由直罗镇到鄜县的路上，随时有与红军接触的可能，一地比一地困难。如果一〇九师先打直罗镇，下一步的张村驿、鄜县等地，就轮不到他的身上。他判断直罗镇不是重点，张村驿可能是红军主力所在，就来个避重就轻。董又拔一一一师于一凡的六三二团临时配属一〇九师作战。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鄜县道路上一个较大的村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居民约二百户，南北有连绵的土山对峙，中间系一条窄长的河谷，最宽处不超过二百米，窄处只有二三十米，河水流量不大，冬季更浅。山势不险峻，道路很坏，车辆不能通过，步兵和驮马行军，只能摆成一字长蛇阵，蜿蜒行进。拿牛元峰的话来说是“蛇钻细管”。

　　太白镇会议后，五十七军开始行动，行军序列是一〇九师在前，依次为一一一师、一〇八师、一〇六师及一二〇师。十一月十日，一〇九师到达黑水寺，一一一师及军部在黑水寺后面。部队一面走一面修路，影响了行军速度。军部驻在黑水寺，董英斌又召集一次会议，约定在一〇九师占领直罗镇后，牛元峰即回军部和董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一〇九师由黑水寺出发，作好战斗部署：以葫芦河为作战地境，石世安指挥六二六团沿葫芦河北岸战斗前进；郑维藩指挥六二七团沿葫芦河南岸战斗前进；临时配属的于一凡六三二团，位于六二七团右侧方，为右侧支队，任务是掩护六二七团作战。师部及六二五团在后。

　　十一月二十日拂晓六七时，一〇九师开始战斗前进，沿途虽有连续不断的零星战斗，并不怎么剧烈，大约在正午以前，战斗就结束了。六二六、六二七两团先后进入直罗镇两侧高地和直罗镇齐头地点停止，向东面警戒。按黑水寺会议决定，一〇九师占领直罗镇后，牛元峰应该回到军部向军长报告战斗经过情况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但他没有这样做，是否看不起董英斌，还是认为胜算在握，就不得而知了。牛元峰先叫参谋拟电向总部和军部报捷，说他已占领了直罗镇，接着又命令于一凡团归还原建制。最后牛带一些幕僚兴高采烈地徒步走了几里，后来又乘马进到直罗镇内。牛元峰到镇内命令六二六、六二七两团在原地作好警戒，六二五团为预备队，驻直罗镇内。

　　因为牛根本轻视红军，所以他没有指示各团构筑工事。镇内到处贴着花红纸的标语，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我们帮你们打回老家去”等等。标语是新贴的，浆糊还没干。镇内看不见一个红军，连老百姓也走得干干净净。在战斗间抓到了一些人，经过详细审讯，哪里是红军，都是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被红军俘去的士兵。为什么又放回来，没有人问。全师官兵连走带打快一整天了，有些疲倦与饥饿，于是又把老一套办法拿出来，大家分头到各地搜索：有的找到一些米面，有的找到一些鸡、鸭、小猪等牲畜。官兵马上高兴起来，觉得到西北以来，一直没有吃到好的，这回可以解解馋了，他们吃的心满意足，尔后开始大睡。

　　三

　　十一月二十一日晨四五点钟，直罗镇南北山上，突然步枪声、机关枪声大作，师部人员从梦中惊醒，推断红军由两侧攻上来了，接着双方进入了战斗。牛元峰向军部要电话，已经要不通了。两团的战斗情况也没有报告，起先感到火力甚为猛烈，接着断断续续的子弹已经打到直罗镇内。据溃兵事后讲，战斗一开始，红军就从后面包围上来，抵抗的死于枪火之下的很多，集体缴枪的也不少。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认为大势已去，自戕而死。六二七团团长郑维藩受伤过重而死。

　　正在断断续续枪声未完全停止时，时间还不到正午，牛元峰叫副官处处长带师部幕僚（人数不多）、马匹和驮子向直罗镇北找出路。眼看这批人、马、驮子刚刚走到半山腰，即被红军由山头和山下两面卡住，师部大部分人、马、驮子全数为红军俘获。此时牛元峰带着师部一些幕僚和少数战斗兵转向直罗镇南面山上。就看到红军左一面红旗，右一面红旗，红军没有打枪，就把牛元峰带的人赶得七零八落，简直是一群没头苍蝇到处乱窜，最后退到镇子南面一个小高地上的土围子里落脚。这个土围子距直罗镇最近，地势也最高。牛元峰带一些人登上这个土围子，看到围墙似乎新被拆除，残垣断壁，纵横交错，两间窑洞也被破坏，但还可以避避流弹。由土围子向四下望去，各处均在眼底，当年修筑土围子的用意，也是着眼于军事的。牛部未被俘的残兵败将，陆续都来到土围子上。作为预备队的六二五团，守不住直罗镇，也上了土围子，大家总算得了一下喘息。

　　约摸到下午二三点钟，忽然听到四面枪声大响，又看到一架飞机在土围子上空盘旋，牛元峰等也想摆联络符号和摇晃手巾，可是这小土围子对飞机毫不发生作用。牛元峰告诉参谋长刘德裕和参谋处处长沈叔明说：“看情形是军部派来了解围的部队，我们应该作好突围的准备，然后一鼓作气冲出去同解围部队汇合。”但是，当时马匹损失罄尽，徒步又不能走，最后是搔首西望，徒唤奈何而已！又过两个钟头，枪声停止了，推测解围的部队已经走了。牛元峰恨恨地说：“这一定是王肇治的阴谋，他记过去的仇恨，想置我们这些人于死地。”说完话，牛元峰闭目不语。

　　不久天色渐黑，两面山上和西南面的枪声完全停止，许多残兵都聚在土围子里。从早晨乱到黑天，没有得一点饮食，更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命运。牛元峰和刘德裕躲在窑洞里商量办法，刘德裕主张把土围子里的官兵整顿一下。看看还有多少人再说。官兵们把身上带的给养早已吃光，有的不顾生死，偷偷爬下土围子找死马肉用火烤熟充饥。刘德裕到各部视察，叫各营连排班找本建制的人集合后请牛元峰去分别讲话，准备突围。牛元峰垂头丧气地走到各连蹲着讲话。他还说什么“今天是到了最后关头，只有大家一心，勇敢突围，除了死里求生，没有别的办法”。牛元峰至此还不认为他是失败，而是中了红军的埋伏，所以他巡视了这个支离破碎的队伍，讲了一圈话，又叫各部清点人枪。军马是一匹都没有了，官兵随身带的轻武器和弹药并不缺少。除六二五团人数较多外，其余两团各连有的只有十个八个不等，有的官兵皆无，总数共有五百多人。牛元峰盼望援兵没有希望，又不能在土围子里饿死，决定夜间突围。他将各部重新编组，叫六二七团中校团附李洁堂指挥六二七团，叫六二六团中校团附孟庆云指挥六二六团，马镇夷仍指挥六二五团，各团去作一些准备，只听命令一下，就开始突围。

　　这时，忽然有个士兵要上土围子，说他是六二六团一个被红军俘去的士兵，送来红军一封信。经盘查属实，叫他上来，将信交给牛元峰。牛此时心情颓丧已极，哪里有心看信，刘德裕只好拆开给他念。信的内容大意是：“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看到你的官兵，均已厌弃内战，纷纷投降。我们北上抗日，是帮助你们打回老家去，你们东北军没有什么理由到西北打内战。现在你师大部被歼，最好你投到我们这里来，共同抗日，这是光明的道路，否则玉石俱焚，悔之晚矣！”牛元峰听后默无一语。左右的人也没有人敢作什么决定或者怎样答复。忽然孟庆云说：“我们先写回信，可以说稍加考虑，再作决定。”牛元峰说：“好，你就写吧。”孟庆云找一张纸条，把信写好仍交给来人带回去。信送走后，牛元峰和所有的人心情更是紧张。这时已近午夜，红军从四面八方对土围子严密监视，似乎配备一批神枪手，枪口对准土围子，只要土围子里的官兵在围墙边一露头，神枪手马上开枪，一枪一个，百发百中。由下午到夜间，这样被打死的有几个人。最后牛部决定突围，由半夜十二时开始。

　　突围部署是六二七团在前，六二五团及师部在中间，六二六团在后，由土围子东面斜坡向下溜，路线是向南偏东，目的地是鄜县，六二七团刚一开始突围，即遭到红军集中射击，马上混乱起来。李洁堂胆子小，指挥能力不行，所以掌握不住。马镇夷见此情况便和牛元峰说：“李团附不能指挥，恐有貽误突围时机的危险。”牛元峰听完，叫副官找李洁堂来，又叫另一个随从副官把手枪准备好，听他命令就开枪。李洁堂进窑洞见牛元峰，牛拉着李的手说：“到外边有话讲。”刚走出窑门，牛就叫副官动手。副官连发三枪，李洁堂登时毙命，接着把李的尸体扔到土围子下面。这事发生前，牛元峰没有跟任何人研究过，看情形他已失去常态。李洁堂之死，引起许多人的疑惧，谁也不敢再跟着牛元峰走了。

　　六二七团在下土围子后，真是狼奔豕突，各逃生命，再也不能集结了。这样又耽误一两个小时。牛元峰又催马镇夷行动，马带六二五团官兵向下溜。红军对此集中火力，结果眼看官兵各处乱窜，谁也顾不了谁。牛元峰突出土围子后，身边还有四五十个人，盲目向西南方走去。约摸走了四五里后，天渐渐地亮起来，隔沟看到孟庆云带着一百多人一齐往南走。跟牛元峰的这群人向他们打招呼，那边人只顾走，并不理会，不一会儿就不见了。两面沟里的红军民兵零零星星地对这些残兵败将射击。一支红军小部队紧紧跟着牛元峰这部分人从后面追来，也没有开枪。牛元峰这部分人为了表示身上有枪，不使红军接近，不断向后方开枪。这时刘德裕和其他许多人是再也走不动了，便躺在山上。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追踪的红军越来越近，甚至人数和面孔都看得清清楚楚，红军不开枪，只是高喊“缴械，缴械。”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拿出来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沈叔明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副官把经过讲完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

　　十一月二十日，一一一师在一〇九师后面约十华里（直径约六七华里），但处于曲折的山沟。于一凡的六三二团还在前，离直罗镇只有五里，架好电话后，才开始宿营。二十一日晨开始听到直罗镇方面的枪声，想问情况，电话已经中断。于团请示军部，军部命令各就宿营地警戒，等天明弄清情况再决定处置。天明后一一一师参谋长走到高处瞭望，枪声没有了，只看到一部红军押着俘虏、马匹、枪炮向北走去。接着军部命令一一一师前去增援，王肇治派于一凡团为先头。于团开始行动，就遭到另一支红军的迎头痛击，支持不住又撤退下来。王肇治指挥刘启文、常恩多两团，刚刚占领阵地准备进攻，又听到黑水寺军部方面也有枪声，同时一〇六师方面也有情况。总部虽然派来飞机，由于没有空地联络设施，发生不了作用，终于不能接近一〇九师。而且，当时是全军都发生了情况，直到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军部下令全军退却，总部又派四架飞机掩护，一一一师才安全撤出战场。直罗镇战役即以一〇九师全师覆灭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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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戴镜元）

　　洛川会谈前的形势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国进行侵略，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九三五年秋，逼令张学良、杨虎城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打头阵，进攻红军。

　　一九三五年九月到十一月下旬，红军在陕北消灭东北军三个师：即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消灭一一〇师，击毙师长何立中；十月二十二日，又在甘泉东南榆林桥消灭了一〇七师的六一九团团部和四个营，生俘团长高福源；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和十五军团会师，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鄜县西南直罗镇消灭一〇九师，在黑水寺又消灭一〇六师一个团。这样，就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整个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上，党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促进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后，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倍加照顾，政治上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彭德怀同志和程子华同志等先后做过高福源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影响下，高福源主动请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说服东北军，包括张学良在内和红军联合抗日。他首先向红军保卫局（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同志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报告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毛、周都同意。周副主席还指示：要高福源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高福源回到东北军，通过他的同学佟铁肩（时任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转达，才与王以哲见了面。以后又见到张学良，面报了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并表示完全赞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张、王也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要他赶快回瓦窑堡，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前来会谈。

　　一月十六日，高回到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后，李又带他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王以哲。

　　我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临时抽出来随李克农同志一起去洛川。大约在二月十日左右，李克农同志和我去见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根据目前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去和东北军张学良会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会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要考虑到有一定困难和一定的危险，要作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力争谈成，一定要谈和。要努力做好团结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会谈要按照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来谈。同时还指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这次去，任务很重，重大问题要及时电报请示中央。

　　周副主席还指示：克农同志是正式代表，是总的负责人，镜元同志负责机要工作，并指定了通讯联络的工具，研究了携带隐蔽的方法。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激动，精神振奋，深感任务艰巨，决心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任何危险，坚决完成中央给予我们的艰巨任务。

　　我们出发前两天，党中央又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二月二十一日由瓦窑堡启程，二十五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洛川会谈

　　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李克农同志是正式代表，身穿中山装；我负责机要工作，着学生装；钱之光同志是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的局长，他负责采购物资和药品，当时戴礼帽穿长衫；还有一位警卫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总支书记，他负责保卫工作，穿便服；高福源带路，他是农民打扮，头包白毛巾。我们全都骑马，另外还有几位护送人员和马夫同志，也都是农民打扮。

　　我们去洛川会谈，当时是完全秘密的，整个会谈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恩来同志亲自部署指示的。毛主席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周副主席于二月，先后离开瓦窑堡东征去了。我们会谈的情况、请示报告都直接以密电发往东征前线山西石楼。

　　二十五日当天下着鹅毛大雪，路滑雪深，行走困难。中午到达富县，在城外山下一个小村休息。高福源先进城联络后，山上守城部队东北军一个团长立即出来迎接我们进城，另外由一位师长出面宴请我们。中午饭后，护送我们的同志和马夫等牵着马回瓦窑堡去了。我们骑东北军骑兵用的马，一色纯白，由东北军护送，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军部在洛川，王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热情地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离军部很近的一座独院里，这是一座四进的深院，我们住在最里院。当天晚上，电告中央：“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我们没有带电台，电报是由东北军六十七军的电台发往山西石楼的。

　　同时，王以哲亦于当晚电报张学良，汇报我们到达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回了一个电报，说他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要王以哲、赵镇藩先同我们商谈六十七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

　　这样洛川会谈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段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到二十八日，经过两三天的会谈达成口头协定如下：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之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可转告并发动苏区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出售，以恢复正常通商关系。

　　四、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

　　五、恢复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为临时保密起见，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入苏区办货，均须穿便衣出入。

　　当时东北军在连损三个师之后，在陕北只困守延安、鄜县、甘泉几个孤城，一出城就挨打，粮秣、柴草等十分困难，在甘泉的部队半年没有换防，穿的破破烂烂，根本没有多大战斗力。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我们将会谈情况电报中央，当晚十一时中央回电同意会谈结果和协定。当时双方还商定三月五日将协定下达部队，开始实行。

　　在谈判期间，王以哲曾派人掩护我们的采购员两次到西安采购物资，并收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等各大城市的报纸。他们还送给我们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四省的军用地图。

　　此外，红军在东征中打了许多胜仗，中央经常电告我们，我们也把电报内容稍加修改后告诉王以哲并转告张学良。例如：我军二月二十日二十时开始，胜利渡过黄河。二十一日占领三交镇，歼守敌一个营。二十二日占领留誉镇，歼敌一个营，同时占领石楼，歼敌一个营。二十六日在关上村歼敌独立第二旅一个团。三月初，我军越过吕梁山，进至兑九峪，逼近同蒲线，并迫使原先进占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晋军四个旅全部撤退回援。于是，我军军威大振，政治影响增大，我们越打胜仗，会谈就越顺利，他们越热情地接待我们。当我们到达洛川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早上，王以哲来看望我们，互相寒暄后，王以哲说，在日常生活、接待方面有不周到的地方，请随时转告副官长和参谋处处长。其实在整个会谈期间，对我们招待得非常周到殷勤，生活供应也十分丰盛。当时经常陪我们的是两名副官，参谋处处长佟铁肩和副官长宋学礼也常来。每天晚饭后还经常在一起下围棋，对围棋我只略知皮毛，不过以下棋为名，便于继续交换意见，互相了解，增进友谊而已。记得有一天佟铁肩对我说：三民主义主张世界大同，共产党讲共产主义不也是世界大同吗？我当即回答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完全一样，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好的，可是他不承认有阶级，不主张阶级斗争，只认为中国有大贫小贫之分。共产党认为中国有阶级，有地主、资产阶级，有工人和贫雇农阶级，我们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不消灭阶级，不消灭剥削制度，怎么能达到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对此，佟、宋二人表示赞同。

　　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正同佟铁肩在外屋下棋，听见里屋一个副官正向宋学礼报告说：军部特务营长今天下午向他报告，特务营一个连长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士兵没有向他敬礼，就打了士兵，他认为这个士兵看不起长官。被打的士兵却说，他当时正向另一位营长敬礼，来不及同时向连长敬礼。他事后还对旁人说，如再遭责打，就跑到山北边（红区）去，那边长官和气，不打骂士兵。宋学礼听后说：要转告特务营的官佐，今后对士兵要讲明道理，不要动辄就打骂。我听了他们这一段简短的谈话，联想到我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中，俘虏了数千名东北军官兵，经我们优待和思想教育后，愿留下的，参加红军；愿回原部队的，每人发给三元路费，释放归队。这些被俘又释放回去的东北军官兵，几乎都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致使东北军上下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东北军应该联合红军共同打日本，打回东北去。因此，两军前线逐渐由敌对变成友邻。我深切体会到遵义会议后，中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它已经和正在显示出巨大威力。

　　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四日，他自己驾飞机，飞到洛川，一下飞机就到住地看望我们。他是化了装的，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戴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颇似富商模样。他来到我们住地大院，有王以哲陪同，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都很亲切，不感拘束。

　　会谈开始前，王以哲、赵镇藩把同我们前一阶段商谈情况和红军与六十七军合作抗日的口头局部协议内容，向张作了汇报，张表示完全同意。吃过午饭，下午三点开始谈判，这是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张学良首先说，他完全同意关于红军同六十七军的口头协议。并说：我这次来是趸销而不是零售。李克农同志笑着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吧！会谈气氛十分融洽，风趣盎然。接着张学良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

　　二、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

　　三、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担心东征会吃阎锡山的亏。

　　四、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出代表去苏联？请苏援助中国抗日。

　　李克农同志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党的政策做了以下说明：

　　一、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把东北三省送给了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内战从未停止，还残酷镇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我们不能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二、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三、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东渡黄河去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后来事实证明：东征作战两个半月，除歼敌近二万人外，还扩大红军八千人，筹款四十多万元。

　　会谈的气氛是坦率、融洽、诚恳的。在第一个问题上，张学良和李克农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在其他几个问题上，张完全同意李克农的看法。

　　会谈达成几项口头协议：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

　　三月五日凌晨五时，会谈结束。我们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央，并请示下一步行动。三月六日上午，中央复电嘉勉，并完全同意会谈结果和口头协议，要我们到山西石楼汇报。

　　洛川会谈，我们贯彻了中央指示，取得一定成果，不仅对于当时我军东征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有利，而且对于以后的延安会谈打下了基础。也有利于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

　　由洛川到石楼，返回瓦窑堡

　　三月七日，李克农同志和我，以及一位警卫员，离开洛川，北上经延长、清涧的河口（无定河入黄河口）过黄河，三月十六日到达石楼（钱之光同志已去西安采购物资和药品）。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以及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李克农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细经过和张学良的种种要求。三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会谈，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中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同志去延安同张学良继续进行谈判。

　　会后，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副主席、博古、邓发、李克农等同志和我，还有电台机要人员以及一个警卫排，离开石楼回瓦窑堡。在返回瓦窑堡途中，博古、邓发、克农同志和我每天晚上同住一个窑洞，睡在一个炕上。因为住宿的村子小，周副主席也和我们挤在一个窑洞的火炕上。同住、同吃、同走路，大家格外亲切。

　　我们在行军走路或在窑洞吃饭时，经常一起唱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长征故事，或说这次东征胜利和未来的抗日战争，边走边说，边吃边说，非常兴奋。四月初的一天，大家又都挤在一个窑洞里，愉快地畅谈起来。邓发同志首先说，这次东征取得很大胜利，意义重大。周副主席接着说，东征胜利不仅在军事上消灭了敌人六七个团，一万六千多人，迫使进占陕北苏区的晋军四个旅全部撤退回援，有利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扩大了我们的影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高潮的到来；其次对洛川会谈也起了作用。克农同志也说，这次东征胜利，对于洛川会谈顺利进行有很大帮助。

　　四月五日，我们回到瓦窑堡。本来约定四月初到延安会谈，因张学良患喉疾未愈，才推迟到四月八日。

　　延安会谈

　　四月七日，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同志带着电台和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去延安与张学良会谈，我也随行。

　　四月六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主要内容是：我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抗日救国大计。七日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川口来引导入城。并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入城后之安全。

　　关于双方会商之问题，我方拟定为：

　　全国军队不分红白，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救国；

　　为抵抗日帝侵略，全国红军集中河北；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

　　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

　　双方需要商谈的其他问题。

　　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时，天就阴着，八日到达川口附近，先是大雪，后下大雨。电台和东北军联系不上，中央的电台（在石楼）和东北军联系上了。九日，晴空万里。上午，张学良随带王以哲、刘鼎由洛川飞到延安。下午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这时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同志均换上便衣，周穿黑色中山装。周、李随来人进城会谈，我们在川口等着。飞机场由我们的警卫部队控制着，在会谈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会谈地点是在城内一座教堂里（这个教堂在抗战时期被日本飞机炸毁）。当时，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先生就在教堂的一个套间里作了恳切的竟夜长谈。

　　会谈开始，张学良首先把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坦率地说出来，请教周恩来同志。他说他对国民党不抱什么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道路。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相信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现在开始有了怀疑，想听听周恩来先生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说：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最反动的产物，是独裁、是专制，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只能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中国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抗日还必须实行民主，要发动全国广大人民。全国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获得抗日的最后胜利。

　　张学良又问，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应如何对待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被他掌握，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张学良说，根据他回国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还有抗日的可能。此外，张学良对于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表示完全同意。他说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设法把蒋介石的政策扭转过来。并说他现在不能反蒋，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他一定离开他另作打算。他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为自成抗日局面作准备。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张学良还提出，东北军部队亟需进行抗日教育，切望红军给予帮助。同时，他对东北军缺乏抗日干部，深感焦虑。

　　周恩来同志说：在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斗争中，对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问题，是可以考虑的，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重要方针政策问题，他个人不能决定，愿意把张学良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再作最后答复。周恩来同志还说：缺乏抗日干部，可以采取举办训练团的办法，在培训中选拔，这对张学良启发很大。后来他和杨虎城将军共同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以抗日为目的，训练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连长以上团长以下的军官。恩来同志还表示同意红军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一九三六年八月，叶剑英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周恩来同志对张提出的其他问题，也一一做了具体答复。张学良对周恩来同志精辟的论述、科学的分析、高度的政治修养和政治家的风度，十分敬佩。

　　此外还达成口头协议如下：

　　一、我方赴莫斯科的代表由新疆去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后中央派邓发同志去苏联。

　　二、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三、张学良没有公开表示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六十七军准备进驻延安以北。一九三六年六月，我方主动让出瓦窑堡，即是恪守延安会谈之一例。

　　四、双方互派常驻代表。

　　五、张学良认为红军主力去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为时太早，最好出绥远靠外蒙。如红军坚决东进，他可以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六、互相通商。采办普通货物，由共方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东北军代购，子弹可由东北军供给。

　　张学良对会谈表示满意，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

　　会谈至十日晨四时结束。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会谈成功是周恩来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杰出贡献。在会谈中，他是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敬佩不已。

　　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刘鼎同志一起回到川口。当天下雨，在川口住了一天一夜，立即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发了一个电报，简要地报告会谈的顺利经过。十一日，又发了个长电，较详细地汇报了会谈内容和情况。电报是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及时发往山西石楼。

　　四月十二日，我们由川口动身，很快回到瓦窑堡。从上海到西安的刘鼎同志，由张学良带到延安，这次随我们一起回到瓦窑堡。后来，他作为我方联络代表常驻西安。到瓦窑堡后，我们各回原单位工作。

　　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西安事变爆发及其和平解决、逼蒋抗日、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直至全国抗战开始，这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斗争实践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科学论断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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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申伯纯）

　　张学良在苦闷中寻求出路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张学良到南京去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这次到南京，心情有些黯淡。因为一个月以前一一〇师被红军消灭了①，十天前一一〇七师又受到重大损失②，而蒋介石对他既没有什么安慰的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又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而且还要减发军费，取消一一〇师的番号。他既挨了红军的打，又受了“中央”的气，所以临来之前，心里就已经憋着老大的不高兴。及至他到了南京，飞机场上冷清清的，只有钱大钧一个人来迎接他，同从前他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时候，每到南京，总有何应钦、宋子文等一大群高级文武官员迎接他的那种声势烜赫的场面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能不使他有一种今昔异势的感觉。他把这种冷落场面和不久前军事上的失利联系起来，心里更觉得非常难受。

　　十一月下旬某日，张学良在南京又接到一〇九师全军覆没、牛元峰师长阵亡和一〇六师也受到损失的消息③，这更使他又气又急。气的是董英斌违背他的嘱咐，晏道刚擅自作主，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急的是时间不到三个月，便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照这样下去，不要一两年，东北军岂不就全部被消灭完了吗？他在盛怒之下，立即撤了董英斌的军长职务；晏道刚因为是蒋介石的人，不便给以处分，只好对他重重地申斥了一番。这时蒋介石、何应钦、陈诚这些人，都在忙着开五全大会，对于这件东北军存亡攸关的大事都不作理会，连情况都没有好好问一下；张学良向他们报告，他们也不耐烦听，好像与他们痛痒无关似的。这就使得张学良更加难堪了。

　　接着，北京大中学生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和华北政权特殊化，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示威大游行，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这种炽烈的斗争形势更刺激了亡省亡家、满怀悲愤的张学良。他想到因从事抗日活动而在上海坐牢的杜重远。

　　杜重远是辽宁人，“九一八”前当过张学良的秘书，也办过企业，同张学良的关系很好。“九一八”后，杜到上海一面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邹韬奋、章乃器等相友好，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宣传抗日。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由于该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认为“侮辱天皇”，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抗日运动，取媚日寇，将杜重远逮捕，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杜在服刑期间，被保释移住上海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张学良想到杜重远一贯宣传抗日，在上海结识一些进步人士，在政治上一定会有一些好的意见。于是他在五全大会闭幕以后，就托故去到上海，设法秘密约会杜重远。

　　在那次会晤当中，张学良把他自一九三四年冬从意大利回国以后宣扬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做领袖、跟着蒋介石剿共、希望国家统一然后再抗日这一套做法十分坦率地全部说了出来，然后说明他现在认识到共产党是打不了的，感到过去这一套做法走不通，请杜指点。

　　杜重远也以很诚恳直率的态度批评张学良过去这一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这个建议大意是说：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同胞，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张学良个人的荣誉，为今之计，必须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走联合抗日的道路。他又特别指出，在东北军的主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现在走联合抗日道路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中央红军现在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作为依靠。第二，陕西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有利的地理形势，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杜说，如果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是一个最有前途的局面。杜重远最后说，目前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已经到来，蒋介石再不抗日，也会垮台的，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活路。

　　当时张学良对于杜重远的建议表示同意，但是还有些顾虑。他觉得同杨虎城、盛世才联合抗日都好办，因为他同杨虽有些隔阂，但他知道杨是同情抗日的，而且与蒋也有矛盾；盛是东北人，与盛联合抗日更不成问题。只是对于共产党，他感到摸不着底，他虽然想着同人家交朋友，谁知道人家要不要他这个朋友呢？

　　杜重远针对张学良的这种顾虑，着重向他说明：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最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坚决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张今后只要能决心走抗日这一条路，共产党一定会同他联合，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

　　杜重远为了坚定张学良的抗日信心，又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他说明苏联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是支持中国抗日的可靠力量。美英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日本矛盾很大，他们因为不甘坐视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并吞全中国，也会帮助中国抵制日本。只要我们能够制止蒋介石坚持打内战而不抗日的政策，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充分发动起来，团结抗日，中国是有条件可以坚持抗战的，加上国际上的援助，抗战是有胜利的可能的。如果看不清这些有利形势而只从武器的优劣来衡量和判断抗日的前途，这是错误的。杜最后还指出，抗日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而要发动人民的力量，就必须讲民主；法西斯拥护个人专制独裁，压迫人民，是一种最反动的主义，因此，要抗日就必须反对法西斯主义。

　　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思想而又秉性爽快的人，听了杜重远的这番谈话后，立刻表示完全接受杜的批评和同意杜所指出的联合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和共产党的联系

　　张学良在上海，除了会见了杜重远以外，还约会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自从在东北抗日失败，退入苏联国境以后，就同共产党组织有了接触，回到上海以后仍然保持着联系，这一点张学良是知道的。所以他这次到上海特地同李杜会晤，向李杜郑重表示他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能够同共产党的负责人商谈这个问题。为此，他请李杜替他秘密介绍共产党的关系，并且表示如李能负责介绍，一切保密和安全问题他完全负责。李杜当面接受了张学良的这个请托，表示在找到关系以后，就设法通知他。

　　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杜重远和李杜之后，到年底才回到西安。这个时候，联合抗日的道路到底能否走得通这个问题终日盘旋于张学良脑际。

　　当时张学良知道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也知道以他为校长的东北大学的学生是积极参加这次运动的重要力量。因此，他在未回西安之前，就打电报给东北大学，要学生会派学生代表到西安去见他。果然，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就派了宋黎（中共地下党员）等三名同学当代表来到西安。张学良回到西安以后，马上召见宋黎谈话。宋黎向他报告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的详细经过和当前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还向他诉说了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讲得有条有理，激昂慷慨，声泪俱下。张学良听了大受感动，当即向宋黎表示，他现在坚决主张抗日，东北由他手中失掉，一定要从他手中收回。他和宋黎连续谈话之后，便把宋黎留在身边当秘书，打算经过进一步考察后，再寄以心腹。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张学良忽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防地打来的一个密电说：“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张得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亲自驾着波音座机飞到洛川。

　　高福源像许多其他东北军人一样，由于身受家乡沦亡之痛，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本来强烈，而且具有正义感。他被俘后，在这二三个月的生活中，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之间十分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又听到了很多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亲身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亲切的照顾。这一系列的现实生活教育了他，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王以哲听说红军派高福源回来，便立刻要参谋处处长佟道把他接到洛川来。高福源一到洛川，就立刻密电向张学良报告。第二天，张学良就亲自驾飞机飞到了洛川。

　　高向张学良说：“现在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说到这里，高福源竟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张学良对高说：“我们坐下来好好地谈。”

　　以后，张学良、王以哲又和高福源一起谈了一整夜。最后张对高说：“你谈得很好，你休息一二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你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高福源于一月十六日回到陕北苏区，把这次回到东北军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向李克农同志作了报告。李克农同志还带他去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当面受到了奖励。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

　　在李克农出发之前，党中央于二月十九日，即李克农同志由陕北苏区出发的前两天，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出发日期由电台直接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洛川访问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由高福源作向导，李克农同志等四人于二月二十五日到了洛川，先见到了王以哲，王的参谋长赵镇藩也出面接待。王以哲立即用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复电说因事去南京，不能马上回来。嘱王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再说。

　　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王以哲、赵镇藩与李克农商谈了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抗日合作的局部关系问题。取得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了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口头协定。

　　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乘飞机返西安，第二天即飞洛川会见李克农。他们在李克农等住的那座小院子里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会谈，张学良接待李克农很亲切，虽然是第一次会面，但主客之间都很随便，不感到有什么拘束。张学良谈笑风生，十分潇洒；李克农谈吐机智幽默，风趣盎然。尽管有时双方为了某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整个说来，会谈的气氛是轻松而和谐的。他们谈话的内容，除了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外，主要是有关抗日的问题。

　　会谈结果归结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商定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周等负责同志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二、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三、商定中共方面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给以灰色名义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张、李会谈于三月五日结束后，李即日连电向党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行动，六日得中央复电慰劳，同意谈判结果，并请李即日赴山西石楼前方晤谈（那时红军渡河东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等均在前方）。李克农在三月七日离开洛川，取道延长渡河，径赴晋西石楼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报告会谈的详情。

　　刘鼎当代表

　　张学良把李克农送回陕北以后，刚回到西安，就接到上海李杜来电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一看就明白是李杜替他找的共产党的关系已经找到了。他特地选派了一个亲信的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去接。

　　赵毅到了上海，通过关系，找到了刘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一同由上海到了西安。

　　刘鼎来到西安，住在张学良预先指定的一个机关内，多次与张交谈，根据张学良的提问，回答如下：（1）张学良掌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当地守军不放一枪一弹进行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失守，数日之内，东北广大土地全部沦为敌有。因此，张学良不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态度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置身事外，不表示意见。（2）中东路事件发生时，东北当局一方面首先挑衅，进攻苏联，一方面又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东北当局亲日反苏，事实非常明白，而苏联红军为了保卫国土，进行反击，完全是正当行为，张学良因此受到责备，也是合乎事实的。（3）东北军是蒋介石指挥下的一支“剿共”大军，先在豫鄂皖，继在西北，都很积极卖力气替蒋介石打内战，使红军与苏区遭受很大损失。最近，红军为了自卫，实行反击，因而使东北军受了一些挫折，同东北军给红军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较，这能算打得“厉害”么？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久经考验，能征惯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蒋介石百万大军也对它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而且蒋介石驱使东北军上前线“剿共”，实际上是他的借刀杀人之计，企图用这种阴谋手段来消灭东北军。因此，东北军当前最“厉害”的敌人，是红军还是蒋介石，值得考虑。

　　刘鼎继续说，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这是东北军为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最所企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和全国解放以后，功勋载诸史册，垂之千古，东北军和张学良将首先占了一页。

　　刘鼎这一席话，打中了张学良思想上的要害，使他不得不衷心佩服，感到十分高兴。

　　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带着刘鼎一同参加了会谈。会谈以后，刘鼎随着周恩来同志一同回到瓦窑堡住了几天，详细报告了与张学良相处的情况。中央决定按照互派代表的协议，派刘鼎到东北军当联络代表。刘鼎奉命后，经延安回洛川再见张学良，说明此来任务。张表示热烈的欢迎，约定此后刘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的名义在东北军内部出现。从此刘鼎就成为张公馆的上宾了。

　　延安会谈

　　李克农同志等离开洛川，于三月十六日赶到山西石楼去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此行的经过和张学良所提出的希望会见中央负责同志的要求。中央当时认定张学良的要求是有诚意的，此举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即日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同志一同去肤施（延安）会晤张学良。

　　周恩来、李克农两同志带着电台和一个小部队由河东回到瓦窑堡，候与张学良约定时间即赶赴延安。经往返电报，最后决定推迟到四月八日在延安会谈。周、李临行前，又由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于四月六日致电王以哲、张学良，通知周、李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了这次会商的几个问题，原电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周、李于约定时间到达延安东北二十里之川口，适值雨雪交加，电台联络失时，直到九日上午张学良才自己驾着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两人飞到延安。周、李经张学良派人前来联系后，于当日下午八时只带了几个随从进入了延安城，在城内一个教堂里与张学良见了面。

　　参加那次会谈的共有五人：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双方都以恳切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在寒暄之后，首先就把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很坦率地说了出来，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他认为国民党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法西斯蒂的道路。他说，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主张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是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他现在开始有了怀疑，要求周恩来同志表示意见。周见张的态度这样坦率恳切，也就以诚恳明朗的态度对他所提的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周首先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它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接着，周恩来又说，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这种群众力量是伟大无比的，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看不到这种群众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抗日信心，也绝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他指出，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都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的。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张听了周的这样明确的分析以后，就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他近来也渐渐有这样的认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至此，张学良又提出了“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随即表示他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思索了一下，然后郑重地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主张。首先，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关系等等也都由他一手包办。接着张又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有抗日的存心的，蒋的错处只是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同时，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最后，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着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他还说，他现在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自成抗日局面作准备。周恩来同志听了张学良这番话以后，对于他所提出来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的决定。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他们还继续谈到许多国际国内方面的其他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问题，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问题，等等。周对这些问题都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使张极为心服。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谈话外，这次会谈获得了以下的结果：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愿任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杂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双方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张学良以爽朗的态度和沸腾的热情向周恩来同志披露肺腑，掬诚求教。周恩来同志则以高度的政治修养、科学的分析才能以及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言辞风度，使张学良心悦诚服，印象极为深刻。双方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之中，对于重大问题既圆满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同时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也十分顺利地达成协议。因此，这次会谈不仅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同时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件极大的出于原来意料的收获。

　　双方一直谈到黎明，吃过夜餐后，十日晨四时才握手告别，珍重再会。及至周恩来、李克农等走出延安城时，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东方红日已冒上山头了。

　　①东北军一一〇师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底在陕北劳山附近被红十五军团包围，全部歼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

　　②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在陕北甘泉县东南的榆林桥被红十五军团袭击，该团团部和所辖的四个营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东北军一〇六师、一〇九师、一二〇师向陕北苏区进犯，一〇九师被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夹击于富县西南之直罗镇，全部被歼；一〇六师亦于黑水寺被歼一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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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回忆（高崇民）

　　西安事变，今年已是二十周年了，作为当时参加者之一的我，抚今追昔，不能不有动于衷，兹就西安事变简单写一点回忆。供历史学者参考。

　　一、张、杨由拥蒋“剿共”到逼蒋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蒋介石于西安，中外震惊。事后有人问：张学良统率东北军，杨虎城统率十七路军，他们为什么由拥蒋“剿共”转为逼蒋抗日？答：那是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情况促成的。当时是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对外抗日，尤其失掉家乡的东北人民要求的更为迫切，再加上在共产党北上抗日的号召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于所谓“剿共”毫无斗志。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利用内蒙德王进攻绥远，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却和日本进行“防共协定”的谈判。在此情况下，东北军，尤其是一般官兵感到中国太危险了，而东北亦将万劫不复，同时更感到“剿共”在他们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原来他们拥护所谓“中央”，是为了收复东北失地，他们愿作抗日的先锋，可是绥远的傅作义部能抗日，而东北军反倒不能抗日；同时又知道蒋介石“剿共”已近十年之久，并没有得到胜利，只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引进了中国，占领了东北；他们更知道，蒋介石一向是企图消灭地方实力的，明知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共”的意思是希望两败俱伤，伤亡哪一方都是于蒋有利的。因此东北军对于在西北“剿共”当然是无斗志的。

　　至于张学良本人，在“九一八”失掉东北后一度被蒋介石遣送出国到意大利，同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相交甚密。张受了一些法西斯分子的蛊惑，回国以后就竭诚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际上，他那时对共产党及红军是不了解的。东北军的装备在当时和其他部队比较起来是很精良的，因此他就认为能够战胜红军。可是在劳山、直罗镇等役，一一〇师、一〇九师都打了败仗，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官兵被红军俘虏很多。蒋介石经常宣传被共产党俘虏以后，军官被剥皮，士兵被活埋；但东北军的官兵被俘以后，既没有被剥皮，也没有被活埋，反而被优待。共产党对被俘的官兵说：“你们愿意参加红军也可，愿意回去也可。”官兵们又看到红军有拥护张学良将军共同抗日的口号；因此，东北军的官兵当时有回来的，也有参加红军的。在被释放回来的东北军里，有一个团长叫高福源，回来以后把他在被俘期间的日记和红军方面的一封重要的信交给张学良看，张看了以后把高又派回去，覆了红军一封信。嗣后张学良就秘密与王以哲在洛川和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同志会谈。这次会面主要是商定两方从此做为友军，张并建议红军要变“反蒋抗日”为“拥蒋抗日”，他也担负说服蒋介石变“剿共”为“联共”的责任。自此以后，张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极力想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因此他还去过太原和阎锡山商议，说明联共抗日的必要。阎当时亦极表同意。张又分别派代表去新疆联系盛世才，到广西、四川和白崇禧、刘湘等联系，到山东、华北和韩复榘、宋哲元联系。盛、白、刘以及韩、宋等当时都企图各霸一方，对蒋都是明合暗不服，所以张邀请他们派代表到西安商议联共抗日问题。这样布置以后，张乃亲自到南京见蒋，建议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竟拒绝张的建议。张回来以后，认为蒋这样做实在是于国家不利；而蒋对东北军之“剿共”亦有怀疑，故亲到西北巡视。当蒋要到西安之前，张乃约阎锡山到西安一同劝蒋，迨蒋到西安后，知阎要来，遂以避寿为名转到洛阳，阎锡山和张学良即赶赴洛阳。蒋在洛阳召开了一个大会，在会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为“混蛋”。蒋说：“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的既定计划，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阎锡山出会场后，对张学良说：“大家只好另想办法。”当夜张学良见蒋说：“这样一来，我对东北军就无法指挥了。”蒋听了非常震怒，于是决定再到西安对部队训话；同时下手谕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指挥”，并拟定把东北军调往福建，把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或者河南。张学良由洛阳回来和杨虎城计议，认为这样一来，就把他们原来联共抗日的计划根本破坏了。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因有扣蒋逼他放棄“剿共”、一致抗日的非常手段；不过这样做应该有个名堂，所以后来西安事变就叫做“兵谏”。促成张、杨由“拥蒋剿共”转变到“联共抗日”，除了以上所说的而外，还有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受创后，张学良曾向蒋请求补充，结果蒋不但没给补充，反而把这两师的番号都给取消。其次，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原来是由华北接济七十万元，后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连这七十万元也不给了。张向蒋中央要求，而蒋却让张自己向宋交涉，张颇愤慨。这都是促成事变的因素。所以由原计划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演变成扣蒋的局面。可是把蒋扣起来之后，张、杨二人就说过：“如果蒋能答应我们的主张，我们可以把他送回去。”可见张、杨在事变的开始就没有危害蒋的意思，只是强迫他放弃“剿共”，一致抗日而已。

　　二、扣蒋的经过及国民党的内部矛盾

　　张、杨决定扣蒋前夕，国民党文武大员如邵元冲、陈诚等都到了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扣蒋的行动计划是：城内由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赵寿山负责。故行动一开始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文武官员，除邵元冲中流弹死亡外，其余都被禁。蒋当时住在临潼华清池，临潼由东北军刘多荃负责。张学良于十二月十一日下午找来他的一个团长刘桂五，两人出门坐上汽车直开临潼华清池。在车上，张把要扣蒋的事情告诉刘，并嘱咐刘把蒋的住宅记清楚，要在第二天清早，把蒋从他的住宅强请出来，但不许伤害。张领刘见蒋，略作介绍即先退出，仅剩蒋、刘二人在室内谈话，但刘并未露出马脚来。十二日早四五点钟，东北军将领刘多荃、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等带兵到了临潼。打起来时，蒋还没有起床，听到枪声以后，不知是红军打来了，还是东北军兵变，就往屋后面的山坡跑去了。爬到围墙上，从墙上往下一跳，跳到墙外壕沟里，因而脚也伤了。这时跟随蒋逃跑的还有他的侍从秘书萧某和他的侄儿蒋孝振及卫士一名。顺着骊山山坡一直跑到山半腰，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下边躲藏起来。那时，张、杨正在西安绥靖公署等候报告。刘多荃的第一次电话报告说：“蒋没有了！”于是决定搜查。后来查点华清池院内所停的汽车，并不短少。估计蒋一定是藏在山上，张就命令进行搜查。从上午七时搜到八时，碰到了一个蒋的卫兵说蒋向“卧虎石”方面逃去了，于是满山的官兵齐集卧虎石把蒋介石找到了。

　　孙铭九乃令士兵把蒋扶至山下，前往西安新城。蒋在车上问：“这件事张副司令知道不知道？”孙铭九回答说：“我是奉命来的。”这时蒋才明白他的被扣是有计划的行动，既不是红军打来，也不是东北军兵变。

　　张学良为了蒋的安全起见，命令把蒋移到高桂滋的公馆居住。蒋生误会，拒不迁往。

　　蒋以为此次被扣，必死无疑，遂准备了给宋美龄及其儿子的遗嘱。给宋的遗嘱是：“余死之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务望汝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祝上帝赐福予汝。”给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是：“余只承认宋美龄女士为余唯一之妻，余死之后，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之下，亦瞑目矣。”第四天，蒋的外国顾问端纳由南京来，这才由端纳陪着蒋移到了高桂滋的住宅。开始蒋认为东北军一定赤化了，共产党一定要他偿还血债的，他万没想到结果张学良竟能亲自把他送回南京；更没有想到共产党对他被扣主张用和平解决。事变起来之后，共产党因张、杨之邀请，大约是在第六天，周恩来、叶剑英等来到西安。他们到了以后即表示这件事要用和平解决，这个意见是与张、杨不谋而合的；因此，张、杨很高兴。

　　在端纳坐飞机到了西安，我们才知道南京方面存在的内部矛盾。宋美龄给蒋的一封信中说：“你平时不听部下意见，因而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情，但我相信张、杨对你不会有加害的意思，他们是出于爱国思想，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自寻短见；信中的最后一段说：南京目前正在唱戏而且是戏中有戏。另外，端纳诉说他来的很不容易，因为南京方面造谣说蒋已被害，何应钦就白衣誓师，力主讨伐西安，谓西安已经家家都挂上红旗了。端纳说夫人（指宋美龄）极力反对何的态度，特召集黄埔军官开会说：“你们要营救你们的校长，就不要讨伐西安，讨伐西安就等于送你们校长的命。”端纳又说何应钦如何急电汪精卫返国，准备“联日剿共”云云，当即劝蒋应采纳张、杨的意见。蒋接宋美龄的信又听到端纳这些话以后，颇感悲愤。先是在蒋被扣的第二天，张曾向蒋请宋子文来西安，蒋摇头不允，以后南京何应钦到底下了讨伐令，其先锋部队桂永清至华阴被东北军击溃，蒋焦急万分，乃亲下手谕命蒋鼎文（从扣押中提出）持赴南京制止。至是张又提议请宋子文来，蒋才同意。因此宋子文第一次到西安，声言只是为了看一看蒋，并没有其他使命。宋认为此事非宋美龄来不可，于是返回南京报告张、杨和共产党并无害蒋的意思，宋子文第二次和宋美龄及戴笠一同飞到西安。

　　周恩来到达西安，初和蒋见面时，周说：“蒋先生十年不见了。”那时蒋的腰痛脚伤都好了，就指定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蒋与张、杨、周恩来进行协商。协商的内容是以张、杨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为基础。协商结果，蒋完全表示同意。主要的两点是：

　　（一）在军事问题上，东北军每月军饷二百万元仍由中央负担，十七路军军饷由一百万元增加至一百五十万元；红军军饷，由中央拨给五十万元。此外，把当时以援绥为名的中央军共十二个师都撤出西北。

　　（二）在政治问题上，重新改组南京政府为国防性质的联合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把何应钦、张群等都遣送出国。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方面担任正副主任。

　　三、放蒋的争论和送蒋后西安的情况

　　西安事变以后，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当即把过去的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同时在军事方面成立一个参谋团，由何柱国负责；在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负责。另外，以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杜斌丞为秘书长。迨张、杨和共产党与蒋方大体商定以后，张、杨就考虑放蒋的问题。可是当时国内和国际方面对西安事变是不太了解的。因那时东北军里有一个交通处处长蒋斌，他把张、杨发往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电报扣压了三天，暗中还与何应钦通电话。在事变发生的第三天，我们接到宋哲元的来电，询问西安事变是怎么回事，这才发觉蒋斌在捣鬼（后来调陈先舟接交通处处长，把蒋斌收押，最后枪毙了），因此接到由南京发来的各省的电报都是骂张学良的，张当时非常败兴。另外，盛世才通电表明他事先并未与闻；阎锡山通电的态度是模棱两可，骑墙观望。以后阎锡山又打电报给张学良，希望把蒋送到太原，以便由他操纵。同时，何应钦电汪精卫兼程回国（当时汪在欧洲），显有“联日剿共”之逆谋。而这时，杨虎城十七路军身边的冯钦哉被“中央”收买也叛变了，东北军的檀自新部亦复不稳。由于以上种种情况，张恐夜长梦多，就急于要把蒋送回南京，而且要亲自送蒋回去。亲自送蒋只是张自己的决定，任何人事前都没有同意。

　　二十四日早晨，张召集大家开会研究放蒋的问题时，大家在原则上都同意，但主张要有条件的放。二十四日晚高崇民曾写了一封书信给张学良，建议放蒋的最低条件：第一，“中央军”必须先退出西北，其次是释放“七君子”。因为这两条都不待蒋回南京开会解决而即可办到。张学良在二十五日早晨到绥靖公署见到高的时候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张出去后，高即通知召开设计委员会讨论应如何放蒋的问题。正在开会时（午后三时左右）即听到飞机声音，张已坐飞机送蒋走了。而蒋在当时虽同意协商的条件，但不答应以书面正式签字，他说这样一来，会使南京方面说是出于胁迫，而非出于我（蒋自称）为国家的本意，反而在实行这些条件时增加许多困难；并约定彼此要守密，不准宣泄他答应的条件；同时宋子文、宋美龄等又一再表示负责担保。于是张学良就轻信了。当日出席设计委员会讨论放蒋的委员们听到张学良亲自送蒋的消息，人人为之震动，会就立刻结束了。红军负责人和东北军的将领有的赶到飞机场打算劝阻张学良，但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蒋在飞机场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如果不然，你们就不要拿我当领袖。”

　　张送蒋到了南京以后，蒋终于把张扣押了，于是西安方面群情愤慨，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一通电，措词甚严正，蒋介石这时亦恐爆发战争，特派祝绍周到西安，希望西安方面派代表到南京磋商。当时我们派鲍文樾代表东北军，李志刚代表十七路军到南京。鲍、李由南京回来时带来了两个方案，就是所谓“甲案”和“乙案”。甲案规定：十七路军驻关中，东北军驻甘肃全境，少部分驻在陕西边境，红军驻原地不动（即延安到三原、耀县一带）。乙案规定：东北军调安徽，十七路军与红军不动，另外安徽省主席和开封绥靖主任的位置让给东北军。当时西安方面认为甲、乙两案与原协商不符，都不接受。遂提出对案，仍主张在西安成立西北绥靖公署，以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和共产党方面各一人为副主任，令鲍持赴南京。而南京何应钦先把鲍文樾扣押了三天，然后才把鲍文樾送到蒋介石处（时蒋在溪口），蒋严厉命令执行甲案，不许鲍说别的话。迨鲍回到西安，大家研究结果，认为甲案是蒋、何矛盾的产物，因为甲案还是三位一体的局面，我们执行甲案还是有利的，于是不得已表示接受。

　　另外，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东北军下级军官认为蒋介石背信弃义，都非常愤恨，于是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乃分头到东北军的前线，与各带兵官相约署名签字，宣誓对南京方面顶着干，以争取张学良之释放。而东北军上层的文武官员和红军方面都认为打起仗来无异于送张学良的命，而且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相违。这样，东北军中就形成了上层主和、下层主战的局面；同时东北军内部又有新老之争。以上这种情况，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少壮派孙铭九等把当时东北军的核心人物王以哲军长及其他官佐给枪杀了。

　　正当东北军发生内讧的时候，“中央军”宋希濂星夜进军西安，这时刘多荃军驻渭南，知西安城内混乱，一方面电顾祝同制止宋部前进，一方面下令派一个团到临潼对西安做进行镇压的姿态。这时杨虎城与东北军方面商议决定执行甲案，立即在甲案签字。当夜派鲍文樾、李志刚赴潼关与蒋介石代表顾祝同定约。但后来蒋介石看到西安方面内部已经解体，就不令执行甲案而令执行乙案了。红军那时的态度始终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但亦决不负张、杨两位朋友。

　　东北军自王以哲死后，重心已移到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身上（当时缪部和刘多荃部都退驻高陵），而缪一向是与何应钦相勾结的，是反对共产党仇视进步青年的（当时万毅被他扣押）。于是他胁制了师长刘多荃，力主东北军东调。迨东北军东调以后，蒋介石又嗾使冯玉祥、刘峙等人对乙案之执行加以反对，最终使乙案未能实现。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从东北军方面而言，由于无政治斗争经验，以致蒙受损失，东北军这个实力到底是被蒋介石粉碎了。但就国家而言是有利益的，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因为西安双十二事变，使蒋介石不可能再继续“剿共”。故西安事变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在全国人民和共产党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所以说，西安事变可谓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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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孙铭九）

　　派高福源回苏区联系

　　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1935年10月下旬，他率所部在陕北甘泉以南的榆林桥镇被红军打垮，高福源被俘。他在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抗日爱国思想有很大提高，主动请求放他回东北军去做劝说张学良的工作。中共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对他说：如劝说有效，张有诚意，红军可派正式代表与张谈判。高遂于1936年1月初在红军的安排下，回到甘泉。

　　当时，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在洛川。驻甘泉的是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师参谋长张文清，是高在沈阳东北讲武堂的同学。通过这个关系，由张文清派了高的另一个同学佟道（佟铁肩）一同去了洛川。先由佟道持张文清与军参谋长赵镇藩的信取得联系，然后与军长王以哲会面，说明了来意。这时，也正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打共产党感到无出路，感到东北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因而叫王以哲在前线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之时。因此，张学良接到王的密电后，就于次日亲飞洛川与高会面。

　　高把李克农给张学良的信交给张后，便向张报告了自己被俘后的感受和建议，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张的愿望。张接受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遂于1月16日重派高福源持函返回红区，约请中共代表来洛川晤谈。

　　在洛川与李克农会晤

　　高福源返抵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张学良。2月中旬，双方电台叫通，取得联系。同月21日李率随员四人，由高陪同去洛川。出发前，中共中央将行期电告了张学良。李克农一行于2月25日到达洛川，先由赵镇藩接待，同时电告张学良。张指示王、赵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停止前线敌对行动方面的具体问题，根本问题则待张亲自来商谈。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王、赵把李等人安排在一深院里，外人概不得入内。

　　张学良于3月3日由南京飞回西安，3月4日，即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在此之前，由六十七军王、赵二人与李等先达成了停止前线敌对行动的口头协定，约定俟双方批准后，于3月5日同时秘密下达。

　　这个口头协定的内容大概有：

　　一、双方同意一致抗日。相约双方毗邻区（包括陕、甘边区和其他有接触等防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

　　二、红军同意恢复东北军六十七军在甘泉、鄜县、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通商活动。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在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采购。红军为便利友军，准许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运送粮柴进城出售。

　　四、恢复双方地区的通商。红军可经洛川、鄜县办货，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为掩蔽耳目计，红军穿便衣活动。

　　五、红军同意被围在甘达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换防，不加阻挠。

　　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的会晤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王以哲和赵镇藩参加了会谈。事后听说这次会谈经过情况很好。对尔后张学良联共抗日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张学良在这次会晤时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二、敌强我弱，如何抗日？能否取胜？

　　三、红军既要抗日，为何不由宁夏向察、绥接近前线，此路既与外蒙国际路线相近又是阻力较小的地方，反而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遭阎锡山的阻挠呢？

　　四、双方如何设法与苏联联系，以取得国际的援助？

　　李对张所提的问题除第三项未作过多的回答之外，对其他各项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最后，双方达成了全面停战的秘密协定，并解决了当时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其主要内容有：

　　一、红军撤离自西安到肤施（延安）公路两侧五里以外，保障该公路的交通安全。

　　二、东北军给红军一部分枪支、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品等。

　　三、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张学良表示同意。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张有不同的看法。张提请由中共再派出全权代表与张面谈一次。地点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决定。张希望最好能亲自一晤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先生。

　　四、请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随时商议解决抗日的问题。

　　五、双方各派出国代表，分道争取国际援助。张负责派代表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商洽假道问题。

　　这次会晤商谈于3月5日结束。6日，中共中央给李复电后，7日，李等即离开洛川，东渡黄河去山西前线。

　　我在事后与张学良的接触中，略知一些片断情况。张对这次会谈是十分满意的，对取得的成果是兴奋的，据张当时对赵镇藩说：“老赵，我是趸销，不是零售啊！”从此以后，张学良联共抗日更加积极了。

　　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

　　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城内一个天主教堂附近的小院落中，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会见。随张去延安的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我，当时我是张的随从参谋。我们都穿便装。另外一位是刘鼎。

　　周恩来当时是从离延安东北约二十里的川口来的。随他来的有李克农。

　　会晤于4月9日晚上进行。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张学良、王以哲。我在门口守卫。

　　4月9日那天，我们的飞机从洛川起飞，张学良和刘鼎坐在驾驶舱里，王以哲和我坐在客舱里。下午，飞机在延河边上新整修的简陋机场上降落。下机后，我们就去那个小院子等待中共代表的到来。我在门口等候到傍晚，才迎着五位客人鱼贯进入院中。其中有一位长着大胡子，目光炯炯，事后知道，这位就是周恩来。开始会谈后，我在院中守卫。

　　这次会谈的内容，在以后张学良历次谈话中，知道一些大概情况。

　　会谈开始，先是张学良诚实坦率地谈了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他说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的路；一条是法西斯独裁的路。最近认识到以前拥护蒋介石搞独裁、走法西斯的路不通，抗日无期，内心很是苦闷，请周先生指教该怎么办。

　　周先生看到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和坦率的，因此在谈话中就诚恳而明确地指出：要真正想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真正强大的抗日力量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法西斯个人独裁，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德国与意大利都是法西斯国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一鼻孔出气。真正要抗日，就不能搞法西斯、搞独裁、效法德、意。

　　张学良在听了周先生的恳切诚挚而耐心的说明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说，今后当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了。接着张便问：我们如联合抗日，该如何对待蒋介石呢？

　　周先生说：共产党的方针是反蒋抗日，这是因为蒋介石还在顽固地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张学良提出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我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之心的，其错误在于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安内攘外”政策扭转过来。不然，既要抗日，又要反蒋，困难势必增多。因为，目前蒋掌握全国军政财大权，如果我们在前面抗日，他在后面打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正愁抗日力量还不够多，怎么可以抛开他呢？因此，我认为应该联蒋抗日，不得已时，也要作到逼迫他抗日，而不叫他扯我们的后腿。

　　周先生对张学良所提联蒋或逼蒋抗日的意见，表示是有道理的，但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提请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之后再作决定。

　　周先生明确而切实的回答，给张学良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说，听了周先生的谈话，使我长期悬在心上的大石头落地了，使我很久存在思想中的苦闷得到了解决。他愉快轻松地对周先生说：“今后我们内外夹攻，你们在外边用军事攻，我在内里尽力逼劝，一定能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张学良向周先生说出了肺腑之言，诚恳求教。周先生则以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亲切而平易近人的语言，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对张学良进行了开导和启发，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心，最后达成了一致协议，张学良从此进一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时分才结束，在晨曦中，周先生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刘鼎随周先生去苏区，张学良、王以哲和我乘飞机回洛川。

　　在这次会谈中，张又提出请红军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及时解决一些问题。

　　刘鼎同志在西安

　　张学良为了谋求与红军沟通关系，曾于1935年12月间，从南京到上海面托李杜寻找中共的线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就把刘鼎介绍给李杜。张学良得知后，就派赵毅去上海接刘来西安，时在1936年3月中旬，即洛川会谈刚结束不久。

　　刘鼎初到西安时，就住在金家巷张的公馆，我与刘常见面。他当时的公开身分是东北义勇军代表。据刘对我说：张学良初见他时，就提出你们为什么骂我投降卖国和不抵抗呢？刘回答说：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日寇进犯，你不抵抗，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数日之内，东北国土全部丧失，全国人民自不能不骂你。共产党是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当然不能例外。东北军一直受蒋介石指挥“剿共”，前在鄂豫皖，后在西北，“剿共”都很积极，使红军遭受不少损失。最近东北军在同红军打仗时受了一些损失，能怨我们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虽有百万大军，对红军也无可奈何。他逼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想用“一箭双雕”的办法，消灭东北军。正是由于红军厉害，所以蒋才施这条毒计！我看，为张将军自己计，东北军今天最好的对策是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不抵抗的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这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和全国人民最企望于张将军的。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刘的这些话，据我对张学良的观察，是从内心深处打动了他的。因此，张待刘以上宾，随时见面谈话，两人相处甚为融洽。记得张在谈话中曾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的化名吧？张学良以后把高福源沟通红军关系的事告诉了刘鼎。因此，以后张到延安就带了刘鼎同去。

　　后来，根据张学良与周副主席会晤时达成的协议中有请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的内容，中共中央就派刘鼎为代表，仍住在张的公馆。当刘为中共代表由苏区回到洛川时，张请刘谈谈中共中央的意见，刘说：特来听张副司令的意见和要求，当负责转报陕北党中央。张又请刘谈些张要知道的问题，刘以个人的看法，谈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红军的制度和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游击战等等问题。

　　刘鼎为巩固和增强东北军的抗日力量，对张学良提出过很多意见和建议。如，建议在东北军中灌输以抗日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成立军官训练团，招收青年学生入伍以培养抗日骨干等。使张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决心。张在东北军中建立“抗日同志会”和在卫队营中成立“抗日学生队”，都是在刘鼎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措施对于培养和加强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曲军官训练团

　　张学良为了实现联合抗日，于1936年6月底在西安南边的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在成立前，张向蒋介石报请批准，说是要模仿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培养“剿共”的骨干。实际上，则是为了在西北“剿总”所属各部队中，特别是在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

　　训练团团长是蒋介石，张自代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成立后，共办了四期，每期约一个月左右。第一期先成立干部连，王以哲任连长，成员从各级军官中择优调来的。以后各期中的队长、班长、组长等，就由他们担任，都是师、团、营级的干部，第一期干部连参加的成员，共约一百二十人，分十二个班，一个月结业后，多数留在训练团作干部。

　　王曲军官训练团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改由黄显声担任。黄是积极主张联共抗日的，对训练团的工作很负责任，张学良很信任他。由刘澜波推荐经张学良批准，黄参加了“抗日同志会”。

　　军官训练团的课目有：政治、国际时事、军事锻炼和游击战等。有时张学良还亲自讲话。每日听课之后，即开小组会讨论，将讨论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作各部队改革的参考。

　　刘澜波从西安搞来了留声机，课余时间，就用这个留声机给学员们放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有时他还教大家唱《码头工人》、《打砖》和《扬子江暴风雨》等歌曲。这些进步的文艺活动，对于提高学员的抗日救国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

　　训练团学员住的是土窑洞，宽约一丈五尺，长约五丈。每班住一个窑洞，学习和生活都在里边。窑洞里有挖好的土桌和土凳，学员吃饭就坐在这些土凳上，张学良和大家一样。

　　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张学良派卫队营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在1936年8月29日的深夜直至第二天早晨五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抗日运动积极分子宋黎等，在西北饭店被蒋系中统特务逮捕。我闻讯后即派参谋秘书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又名关沛苍）探询情况，也被特务逮捕了。因此，我将此事报告了张学良，请求张对蒋系特务随便逮捕我方人员蛮横行为和凶恶气焰，给以打击，借此维护我们的安全和尊严。我说，蒋系中统特务不请示副司令而私自绑架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卫队营就可以去省党部，将被绑架的工作人员抢回。张学良对于搜查国民党陕西党部一事，极为慎重，考虑再三，最后说：要调查清楚，是否确实，不可弄错了。

　　宋黎很勇敢机警，他被蒋系特务绑架带走时，在大街上遇到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于是他就一面同特务撕打，一面大声叫喊：“土匪绑票，救人呀！”这样，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就将宋黎和特务们一起押至宪兵营，经过查问，弄清了真相。申伯纯就报告张学良，张立即派人把宋黎接了回来。张问明情况后，确知关时润已被特务抓进省党部，而且很快要解送南京审问。张听后大怒，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找来，厉声问他：“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监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的人为什么竟敢这样藐视我，擅自抓走我的部下呢？即使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先知道呢？抓我机关里的人，不向我报告，是何用心？”邵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查明后马上报告。邵走后，张即指示我准备带领卫队营，搜查省党部，抢出被绑的关时润等人。接着邵力子来报告说：“省党部系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四名共产党员，事先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张对邵说：“什么共产党员，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张即命令我带领卫队营，突然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开大门，入内搜查，找到了关时润和被捕多时的刘澜波，并将中统特务头子姓李的队长逮捕起来，押到卫队营。

　　这一夜，张学良觉都没有睡，我随时将搜查情况向他报告。当被绑架的人抢救出来后，张对我说：“明天要给陈立夫打个电话说一下。”以后是张直接给蒋介石打了电报，向蒋报告并请处分。蒋即回电说：张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这一场严重冲突事件，就这样敷敷衍衍地结束了。

　　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发展到严重对立的表现。蒋系中统特务敢于不通过张学良而逮捕东北军干部，这是张所不能容忍的事。但搜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反对蒋介石，又是蒋所不能容忍的事。然而双方都隐忍着，张自请处分，蒋说应毋庸议，都有内在的心事。张仍然积极准备进行联共抗日工作，蒋则由于两广事件尚待处理，不能马上来西北镇压抗日运动，一时还不能用全副力量来解决东北军的问题。就这样，对此严重事件不了了之。

　　成立抗日学生队

　　“抗日学生队”（通称学兵队），是在延安会谈后，为了培养新的抗日干部，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卫队营中成立的。我是在搜查省党部后调任卫队营营长的。学生队的筹备和招生工作于9月开始，9月底正式成立。学生队共有队员四百多人，分为三个队。队员大部分是从北平招来的，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秘密介绍来抗日的积极分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很多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也有一小部分是共产党员。据南汉宸对我说：是由他在北平负责招集起来，张学良指示在北平东北军机构，派火车皮把学生运到西安的。

　　后来，从卫队营选派了一部分班长和士兵参加学生队，负责担任初级军事训练工作。

　　卫队营营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学生队队部也设在这里。

　　学生队的训练内容以政治时事为主，军事术科为辅。当时的课程内容，都是由刘鼎负责拟出来，交由负责干部关时润去执行，分组讨论。刘鼎是实际领导学生队的负责人。开学时，我致的欢迎词讲稿，就是刘鼎起草的。记得，万毅也讲了话。

　　学生队开始由我兼队长，随后请康鸿泰任队长，下设三个分队，由张哲、朱云飞、刘元铮任分队长，关时润为指导员。以后主要由康鸿泰负责，直到西安事变。

　　由于蒋系特务常常暗中绑架进步青年，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大家都自学遵守纪律，不下城楼，不个别上街，每星期日洗澡，都是集体出去。因此，没有被蒋特偷绑去一个学生。

　　西安事变前，学生队每结业一期，所有队员便都被分派到东北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和下级干部，对以后的联共抗日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在王曲军官团讲话

　　自搜查国民党省党部后，西安和西北方面的联共抗日与“剿共”不抗日的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蒋介石为镇压西北方面的抗日运动，于1936年10月22日，亲由南京飞来西安。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陪他游逛了两天华山之后，就宣布他要继续大举“剿共”的计划。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说明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体官兵的意见，也是全国人民的意见。杨也向蒋表示十七路军部队的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优虑。蒋对张、杨的意见，根本不听，仍然强调他的“剿共”决心。并说，他要亲自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着张、杨于10月26日做好准备。

　　27日这天，张、杨站在台下，蒋说了一通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滥调之后，接着就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的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等言论。最后蒋气愤地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予以制裁等等。

　　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对蒋的这个讲话，都很气愤。黄显声说：一定要叫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安定一下大家的情绪，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

　　苗的讲话中有这样几句：“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的正确；‘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要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叫他躺着抬出去！”

　　苗的讲话，被蒋特分子报告了晏道刚，晏要求张学良把苗交出来，张为缓和紧张形势，说要惩办苗，后又以畏罪逃跑之名，将苗送到北平。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蒋以后痛恨黄显声，此事亦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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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亲历记（卢广绩）

　　我曾亲身参与西安事变，知道这个事变的一些情况，现就记忆所及，记录下来。

　　我到西北“剿匪”总部当处长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去天水就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县长的职务。八月下旬，张学良将军电约我去西安。到后，张面告我：“我们内部（指总部的东北人员和东北军），近来新旧老少之间常闹意见分歧，互不团结，很不好，希你来后能做些团结工作。”张当时拟任我为总部第四处处长。

　　在我尚未到职之前，有一天，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来访。谈话中，他对东北军内部情况有些忧虑，他感到张学良举棋不定，并有些偏听青年人的意见。他希望我最好不要来总部，搅在一起，做不了什么事，不如在天水，还可做点实际工作。王是我的老友，他这些话使我感到张将军谈到东北军内部的不团结，是有原因的。

　　九月间，我到总部就任第四处处长。当时西北“剿匪”总部的机构是这样的：在副司令的领导下有参谋长和秘书长；以下为办公厅，并设有八个处。参谋长为晏道刚，秘书长为吴家象，办公厅主任为米春霖，副主任为洪钫；一处处长为徐方（管军事），二处处长为闵湘帆（管军需），三处处长为马效韩（管总务），四处处长为卢广绩（管行政）；此外粮秣处处长为张政枋，交通处处长为蒋斌，军法处处长为赵鸿翥，军医处处长为任作楫。除晏道刚、徐方和闵湘帆三人为蒋介石派来的人之外，其余均为张的旧部。另外，还有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名义虽隶属总部，但实为蒋嫡系。

　　当时，张学良为了在东北军内部培养具有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坚定意志的新生力量，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这一组织，吸收志同道合的人入会。我到西安不久，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没有制订什么章程，只是在入会时，须举行严肃的宣誓仪式。其誓词有四条，还记得的有：（1）坚定复土还乡的信心和决心；（2）中国人不打中国人；（3）坚决听从张副司令的命令……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多为军队中的团级干部。举行宣誓仪式时，张学良将军还亲临讲话。

　　蒋鼎文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

　　我到西北“剿总”任职后，有一天看到《国内军政通报》内载：广西问题，因陈诚亲往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见，已确实得到和平解决。过去开往西南打桂系的国民党中央军，将不会再留在西南，势必调出。当天晚上，我因公见张，顺便问他：“西南问题和平解决，打桂系的中央军将调往何处？”我这一问，似乎引起了张的注意。他说：“我看蒋把这部分军队调往四川，蒋对刘湘的痛恨，比对我们厉害。”然而事出张的意料之外，就在第二天，蒋发来电报，要调二十五个团的部队来西北。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之后，又约来吴家象、黎天才、应德田等。张对我们几个人说：“你们几个人先谈一谈。”老实说，我对当时国内的复杂政治形势，是模糊不清的。

　　与此同时，又得知蒋介石另委派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而且事前没有同张学良将军商量。蒋鼎文被委派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就是说，对以后西北的“剿共”任务，要由蒋介石直接指挥，而不经过原来的西北“剿匪”总部了。这是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不信任的具体表现。张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张还感到蒋介石令东北军来打红军，并非善意。虽然这样，张当时还是相信蒋介石是能够抗日的，并常对我们说：“尽管在蒋的幕僚中有亲日派，蒋仍然是抗日的。”

　　蒋介石在王曲讲话，阎锡山飞洛阳劝蒋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来到西安，积极布置反共军事，并向张、杨宣布“剿共”计划。不久，蒋就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召集受训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讲话。张学良同杨虎城均出席。蒋独自立于台上，张站在台下头一行，杨站在第二行，其余军官列队于后，约有五六百人。蒋主要说：“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他们；至于日本，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蒋说这句话时，声色俱厉，激动异常。听讲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对蒋表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当天晚上，张学良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讲话，加以安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把自己东北家乡丢掉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经过张的安抚，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十月底，蒋介石由西安返洛阳度五十岁生日，张学良藉为蒋祝寿的机会，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同前往洛阳去说服蒋，望他能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阎锡山同蒋介石长谈以后向张说：“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是说不通的。我回晋以后，部署我的军队作守土抗战准备；希你也作你自己的打算好了。”张大失所望地回到西安。不久，又给蒋写了一封长信，痛切陈词，中有：“家仇国难集于一身，东北父老盼望国军收复失地，有若大旱之望云霓”等语。蒋对张的来信一字未覆，不久又来西安。

　　事变当天的见闻

　　张和杨经过反复商议后，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十二时左右，我们都先后来到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我问张，军事部署怎样安排。他说：“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

　　十二日早四时左右，即听到枪声，这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始解决驻西安城内的中央警宪部队。约两小时左右，就完全把他们缴了械。早六时，临潼部队来电话报告，开始行动。张、杨和我们都极为紧张地在等候消息。早七时许，华清池完全被占领，但未发现蒋的踪迹，部队正搜索骊山，有人判断蒋可能乘小飞机逃走了，也有人说蒋可能自杀了。正在猜测之时，好消息传来了，蒋已被擒获。随即由白凤翔师长和孙铭九营长押送到西安，先安置在新城大楼。此时，张对杨说：“稍候一下，我们得去见他。”杨笑着说：“我不去。”张严肃地对杨说：“我们原来是怎样商量的？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把他送回南京去。”当时，杨终未去，只有张一人前往。

　　西京招待所是当时西安唯一的高等旅馆，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来西安的要人都住在这里。在十二日凌晨以后，杨的部队拘押了所有住在这里的中央大员，计有：陈诚、朱绍良、蒋百里、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等人。此外还有邵元冲因负重伤，不久死去。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自由也暂时被限制。邵夫人傅学文负微伤，张、杨两人都深表遗憾，并由杨夫人谢葆真前去慰问。

　　张令我去慰问蒋百里。他仍住在西京招待所。我去看他时，他只穿一件小绸棉袄，坐在床上。我代表张致以慰问，并说：不久张就要亲来访晤。他无一点惊怕情绪，平静地同我谈论以后的抗日计划和准备工作。下午，我又遣人给他送去一件羊皮袍，藉以御寒。

　　张还令我去看唐淮源师长。他是国民党第三军的师长，第三军是云南部队，将领多是云南人，为北伐时朱培德的旧部。唐住西北旅社，当我见他时，他表现颤栗不安，疑我是去逮捕他。经过谈话后，他的神色逐渐安定，说他们第三军也同东北军一样遭受蒋的歧视。我引他去见张，张给以温语安慰，并允许第三军各部队，可以靠近一些，同东北军驻防部队，相互照顾。

　　南京内部的混乱和斗争

　　事变发生的当天和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即派成批军用飞机来西安上空，低飞示威，并在渭南、华县一带投弹，炸毁了几座仓库。据了解，南京方面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亲日派何应钦大为活跃，企图乘机夺取政权，置蒋于死地，主张成立讨逆军，并轰炸西安。但当我们的通电发出后，南京方面知道蒋介石还活着，并知道发动这次事变，完全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无加害蒋的任何意图。加之，张学良给宋子文、宋美龄都发了电报，告知真相。这样，南京方面，才有渐多的人主张用和平方法争取释放蒋，而不应该诉诸武力。特别是宋美龄用种种方法来争取黄埔出身的带兵官，使其不执行何应钦的讨伐令。因此，何应钦的阴谋未能得逞。

　　十二月十四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偕同黄仁霖乘飞机来西安。端纳是澳大利亚人，原为张学良的顾问，后到蒋介石处。黄仁霖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的门婿，以前也作过青年会工作，后任南京励志社总干事和新生活运动会总干事，同宋美龄接近。端纳等到西安后，由张陪同去见蒋。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的亲笔信。据张对我说，宋美龄信的内容是劝蒋要心平气和地同汉卿、虎城恳谈；南京方面戏中有戏，并不如所想的那样美妙。同时，张也请端纳向蒋婉言相劝，这样才使蒋相信张、杨两将军对他个人确无加害之意，遂感放心。

　　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

　　事变后，张、杨两将军立即电请中共中央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十二月十七日，以周恩来代表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住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东楼第三层，随即分别同张、杨进行了会谈。对于西安事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周恩来认为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表示支持；对于当时的形势和事变发展前途，周恩来做了精辟的分析，并阐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张、杨同周接触后，都感到极为兴奋。

　　大约是十九日早晨，我刚起床，王炳南（时任杨虎城的秘书）陪同周恩来代表来看我。我和周是髫龄同学，相别二十多年，相见之下，欣慰非常。

　　有一天，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对我说，陕西银行界的一些负责人听到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来到西安，他们想同周先生会面，问我能否先容。我在会见周时就提出这个要求，周说可以。我就安排了这次会见。会见后，银行界对周谈话的立论、卓见，都表示极其钦佩。我还介绍曾扩情去见过周恩来代表，周同他谈过一次话。

　　在总部的见闻

　　事变的前几天，蒋在华清池召见东北军的五十七军缪澂流军长。缪被接见后，出来向蒋的侍卫人员献殷勤，说：“副司令对委员长是忠心耿耿的，只是近来他的左右出现宵小，副司令耳软，被他们包围。”这些话后来竟传入张的耳朵。在事变前的一个晚上，张传见王以哲、缪澂流和刘多荃几位高级将领，张当面质问缪：“你在华清池见委员长以后，竟讲些什么话？”缪被问得很窘，无辞以对，只表示对张的忠心不贰，言下落泪。张继续说：“你到那里卖糖有什么用处？”这是刘多荃对高崇民说的。高心内搁不得事，便流露出对缪的鄙视。

　　事变中的一天，我同高崇民、王以哲同乘一辆汽车，高指责王以哲说：“你所推荐的是最无耻的人，如缪这样的人，品格卑下。”王当时很为难堪，但未申辩。高中途下车，我到王以哲家中，王说：“看高四爷（指高崇民）气焰这样盛，真是令人难以接受。”

　　事变期间，设计委员会的委员和一些高级干部，每天午晚两餐，都在金家巷张的私邸进食。吃饭前后，有时也处理一些电文或商讨一些事情。有一天，张正在阅文件，高崇民凑上去，张竟拒不给看，高很感不快，但未作声。第二天午间，又发生这样的事。高对我说：“昨天他对我的态度不好，我已感到不快，今天又这样，他对我是有意为之，我不能忍受。”饭后，我去高崇民处，见他蒙头睡觉，桌上摆着一封给张的简信，大意说：“你今天对我这样态度，真令人不寒而栗，天下事大定矣，请允许我辞设计委员会主任之职。”我对崇民说：“我一定持你的信去面见张，如果他还坚持这种错误态度，不但你不干，我也不干，士可杀而不可辱。”我返回张的私邸，直入其卧室，问张：“为什么今天对崇民这样态度？”他回答说：“你不知道，崇民这几天到处漫骂缪澂流、王以哲这些人，要知道，事情如何演变，还未敢定，真的打起仗来，是要扛枪的人去打的，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呢？”我才知道张对高这样态度是有由来的。我说：“你这样态度对人，特别是对像崇民这样的人，是不恰当的，你看他要辞职，该怎办？”张沉默片刻后说：“我这几天情绪不佳，有时焦躁，实在不好。”我说：“你是否写几句话，对崇民表示歉意，我再去说服他。下午两点就要召开设计委员会，如果崇民不出席主持，影响很大，不能在这样紧要时期，发生内部分歧。”张当即拿起红蓝笔写了封短信，表示歉意。我即约应德田持张信，一同到高处，拉崇民上车赴会场主持会议。

　　宋家兄妹来西安，蒋介石和中央大员回南京

　　十二月二十日前后，宋子文、宋美龄和戴笠等人先后来西安。何应钦这一派想用武力解决事变的企图，正在逐渐消沉下去，时局渐趋明朗。这时，谈判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接受张、杨所提出的八项要求，特别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二宋来到以后，情况急转直下。因此，就召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讨论送蒋回南京的问题。许多人对这一问题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惟对于我们发动西安事变时所提出的要求，如何能保证实现，提出应该审慎考虑，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之过急。二宋急于要蒋回南京，唯恐拖延时日，中间有变。张个人也感到国内情况瞬息万变，日本从中策动，汪精卫急于回国，亲日派还很活跃，稍一失着，就会出现想象不到的局面。因此，张主张不能拖延，也表现焦急情绪。记得在决定送蒋回南京的前一天，张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他向大家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说这番话时，他的感情异常激动。因此，会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无人不被他真挚的感情所感动。

　　张学良的这番讲话，使大家对蒋回南京都无异议，而对于保证条件也无更多争执。

　　宋子文、宋美龄除同张、杨几次交换意见外，并分别约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一些高级将领会谈，提出许多保证条件。但蒋一回到南京，便成空话，致使局面日益恶化。记得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张乘飞机亲送蒋回南京时，杨主任送到机场。据杨从机场回来对我们说：“蒋在机场对张和我说：‘我答应你们的事，一定照办。从今以后，停止剿共。如果我说了不算，就不配作你们的领袖。’”但其结果仍然是“食言而肥”。

　　张学良为表明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坦率心迹，亲自送蒋回南京，以保持蒋的威望。但在行前并没有什么安排，对于他走后应该怎么办也没有交代，所以当杨虎城从机场回来告知我们说：“副司令已随蒋去南京了。”大家都感到愕然，惶惶不安，特别在东北军内部，更是如此。送蒋的飞机当天停留在洛阳。翌日晨，张从洛阳给杨虎城拍来电报，令杨在明天用飞机将扣留的中央军政大员送回南京。杨决定在当晚设宴欢送他们。就在这天下午，应德田约我往见杨，提出最好等张由洛阳或南京回西安后，再送他们这些人走。杨为此召开一次临时会议，在会上，应德田重述上面的意见，王以哲立即加以反驳，认为张既有电报来，就应该遵办。应说，张到洛阳后，就没有自由了，怎能证明这份电报是他发的？是否被迫，应该加以考虑。杨听了应的话，有所踌躇，但说，我已经下了请柬，约定今晚举行便宴欢送，变更似不太好。当时未作最后决定。我总觉得应的话有一定道理，而王以哲的话有些感情用事。后来，杨还是决定当晚举行送别宴会，第二天用飞机把这批“中央大员”一齐送走了。

　　张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矛盾的扩大

　　张学良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失去重心，虽有张从南京来的亲笔信，令东北军将领听从杨的指挥，但杨对东北军各将领还是有些客气。至于在东北军内部，参谋长董英斌，久已不带兵；于学忠的部队驻甘肃。在陕的带兵军官，只有王以哲、缪澂流、何柱国、刘多荃几个人，王以哲在这些人中间是个中心。但在事变期间，从王的言行来看，他的心情总是那样不愉快；对一些青年军官，也有成见，谈起话来，总是显很急躁的样子。以后有病，有些青年人就很怀疑他是装病。就在这时，他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钝如，却同一些年老的东北军官如马占山、刘伟、鲍文樾等，相互请客设宴。因此，许多青年军官怀疑宋的活动，是否王的指示，甚至有人怀疑王和南京国民党有勾结，将取张而代之，所以才不希望张回来。我同高崇民交谈，彼此深感东北军内部分歧之可虑，乃就商于王以哲，他也感到有加强内部团结之必要。因此，想成立一个机构，吸收东北老少新旧军政各方面的人士参加，但因王病的关系和我们的行动迟缓，未等这个机构成立，就突然爆发了不幸的二二事件。

　　在这里，插进叙述一下张慕陶在西安的一些情况：

　　在事变期间，张慕陶来到西安，我曾在陕西省银行遇见过他，但未同他谈过话，更不知他究为何许人也。张慕陶同冯玉祥的西北军旧人，如住在西安的徐维烈、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和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有来往。有一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在省银行遇见张慕陶，表示很诧异，曾这样说：他怎么到这里来了，要惹麻烦，这不好，我一定找他谈谈。我当时并未注意这件事，直到二月二日枪杀王以哲事件发生，我才明白周先生的政治远见。

　　在东北军中，一些青年军官们，是坚决要求争取张副司令回来的，如果南京国民党不放，他们确有不惜一拼的表示，但据当时的情况看，并不是如传说的那样，一定就要打起来。他们这个主张的根据就是从溪口带回的张的口头指示：“只要你们能团结一致，苦撑一个时期，我是可以回去的。”董英斌也坚持这个主张。有人却不是这样，认为东北军赶快退出西安和让中央军早日进驻西安，同要求副司令回来是两件事，不能作为交换条件。在东北军内部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杨虎城主任感到为难，举棋不定。一天晚上，东北军一些青年军官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讲话，并望周能表示态度。我尚记得周那天晚上讲话的大意：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有十年血债，比你们的仇恨要深得多，不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我们怎能主张释放蒋介石呢？希望大家能够很理智地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打起来，对争取副司令回来是没有好处的。我深为周恩来代表讲话所感动，不再坚持过去的主张，认为应该从长考虑。但青年军官中还有一些人要求周有所表示。我记得周先生当时很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我来到这里，党中央未给我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去向中央请示后再给你们答复。第二天（一月二十八日），周即离开西安去三原，行时我去送他，当夜周又赶回西安。

　　二二事件

　　在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前几天，由于我同应德田、孙铭九这些人的意见不一致，他们有些事情，就不和我商量，有时开会也不找我参加了。但在这几天，我看见孙铭九成天带着手枪，面色阴沉，极不正常。二月二日上午，高崇民从渭南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同陈先舟（事变后总部交通处长）于下午去渭南，有事相商。午饭后，我乘车路过玄凤桥口转弯处，只见街道两旁部队林立，警备森严，如临大敌，不准我前进。我下车后说明身份，即步行直赴金家巷张学良私邸。上楼时，遇见孙铭九站在那里，面如土色。我便问他：“出了什么事情吗？”孙回答：“王军长叫我干了。”我听了他的话，如晴天霹雳，极为震惊，流着眼泪气愤地对他说：“你杀王军长同谁商量过？你这样乱杀人打算怎么办？”接着，又厉声地说：“你既然有枪，也把我杀了吧！”便直扑孙身。孙铭九这时也流着眼泪说：“我敢作敢当，只不愿牵累你们。”苗剑秋在旁拉着我，阻止我大声讲话，周恩来先生听到我的声音，也从隔壁室内出来，对我说：“乃赓（我的号），事已如此，你不要同他们吵了，没有什么用处。你赶紧去找杨虎城主任，问他如何善后。”我立即去新城大楼杨的办公室，见他坐在沙发上，闭着两眼。我上前问：“杨主任，你知道王以哲军长被他们杀了吗？”他像没有看见我的样子，未作答复。我不便再往下问，即到另一个屋内，何柱国在那里。我问他：“你知道王军长被杀了吗？”他说：“怎么不知道？假如没有人给我送信，我将同王遭受同样命运。”我便问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何说：“这些年轻人真是糊涂、可恨，上了别人的大当了。”他告诉我这件事是有人阴谋策划的，我当时真如坠五里雾中，迷惑不解，心里非常难过。

　　当天下午，东北军青年军官，在新城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并请于学忠来讲话，讲的什么，记不清了，我还记得于当时泪痕满面。在会上，我还痛哭着说：“你们拿枪乱杀人，我是坚决反对的。”这时应德田怒目视我。我虽未作声，但内心在想二二事件的造成，他要负一定责任，认为他这样搞法，不但争取不到张副司令回来，反而会扩大东北军内部的猜忌和分裂。

　　二二事件后的某日，杨虎城找我谈话，很严肃地对我说：“中央军即将进驻西安，你去问问孙铭九团长和刘启文师长，他们的部队什么时候离开西安？他们几个人（指应、孙、苗）打算怎么办？”我也不愉快地说：“副司令走后，叫我们听杨主任的命令，主任叫我做什么，我当然要做，但我上面还有秘书长和参谋长，不应一切都由我来做。主任既有命令，我可以去找孙铭九团长，问他怎么办。”我随即往见孙铭九，传达杨主任的意见。孙当即表示：“我以听副司令的命令来听杨主任的，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叫我死，我就自杀。”我说：“你可以写封信，以便我向杨主任覆命。”当我把孙的信交给杨主任，并口头报告孙的话时，杨冷笑说：“他能自杀吗？那很好，有日军少壮军人的精神，只怕他不能吧！”从杨那里出来后，我即去见周恩来代表，向他复述了杨和孙两人的话。周当即毅然回答我说：“可以叫他们先到陕北去。”我问怎么走？周说可以派刘鼎同志送他们。至于驻西安的东北军一一五师和卫队团，经请示董英斌参谋长，即由董率领并与原西北总部人员一同西行，先到邠县集合。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高陵之行

　　在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人已去陕北，驻西安的东北军已经西开之后，有一天（约在春节前几天），杨主任又约我去谈话，态度是和善的，但也表现出有些惊慌不安的样子。他说：“我想麻烦你到高陵去一次，因为驻在三原的十七路军，近来发现在高陵县城外围，特别是在西北方向，东北军正加紧构筑工事（作者按：三原距高陵三十华里），这样会引起双方部队的误会，请你代我去向缪、刘两位解释一下，局势演变到今天这样地步，如再生出别的枝节，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杨说完之后，我暗想，高崇民还在刘多荃那里，我极愿同他见面；尽管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内部的不团结，但缪、刘两人同我尚有一些旧关系，不会对我有什么怀疑。因此，我即持杨的信前往，随去的有刘澜波（时任总部第四处第一科科长）、燕更奇（总部办公厅的秘书、政治处副处长）两人。

　　其时正是军事戒严期间，到处受到驻军盘诘，从大早启程，直到天黑，才到达高陵城外。城门紧闭，戒备森严，叫喊多时，才打开城门放我们进去，并将我们留在一间小屋内等候接见。约一个多小时，尚不见人来，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即对他们的传令兵说：“我们从早到晚，还未吃饭，请你给我们传达。”不久，缪军长和刘师长出来会见，崇民亦在其中。我说明来意，并将杨的信面交他们。晚饭后，我们被安置住下。第二天起床，推门外望，街上行人断绝，商店关门闭户。我们既不能外出，也没有吃饭，一直等到午后一时，才派人来接。吃过午饭，我同缪澂流、刘多荃两人开始商谈，最后决定写信给杨，说明修筑工事，是为了警戒，绝无他意。

　　在招待我们吃晚饭时，我询问刘多荃今后打算怎么办。他表示颇羡慕商震的作风，我未置可否。但我当时观察他们，都表现出得意的样子，特别是缪澂流趾高气扬，早已把他们尚被拘留在南京的长官忘到九霄云外。我对高崇民说，你该早日离开此地。他说，不久芳坡（刘多荃号）能送他走。晚间，我们谈到王以哲之死时，怀念老友，不禁落泪。第二天早晨，我返回西安覆命。

　　赴三原敦请杨主任返西安

　　东北军一一五师和卫队团撤出西安后，国民党中央军就开进了西安。顾祝同同周恩来先生、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等会见。总部办公厅主任米春霖为顾祝同接风，举行一次便宴，我也参加。但在顾祝同未到西安前几天，杨虎城已去三原。大家认为杨不在西安，一切交接事宜，不太好办，经顾祝同提议，应派员去三原迎接杨返西安。当时决定由黄杰（代表顾祝同）、王宗山（代表孙蔚如）和我（代表于学忠、何柱国）三人前往。我们到三原后，会见杨主任，说明来意，几天后，杨主任也来西安。这时国民党中央已发表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留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最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省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驻淮阳。前随董英斌参谋长西去邠县一带的西北总部人员，这时又折回东去，就食于苏北。不久，我也离开西安，回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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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赵寿山）

　　西安事变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作了充分准备，企图灭亡全中国。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力求妥协，步步退让；一方面积极地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镇压爱国进步力量，以致人心激愤，民怨沸腾。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发出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些伟大的号召，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受到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和中下级军官士兵的拥护。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当时正处在“剿共”军事的最前线，大多数官兵很快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正确主张。

　　张、杨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介石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中国工农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张、杨不仅对于国家民族的危亡表示担忧，对于自己及其部队的前途又不能不慎重考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影响下，于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分别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且秘密签订了抗日友好协定。他们相互之间经过在南部的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沟通，也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曾经对蒋介石作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劝告，但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无理拒绝。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十二月四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十二月七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十二月九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游行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三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事变前我和杨虎城将军的谈话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在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任旅长，部队由陕南调到陕北前线。当时国家形势岌岌可危，内战不止，我又新遭母丧，心情非常苦闷。因之就借看病为名（我患肠胃病），向杨请准了假，离开部队到平、津、沪、汉等地观察形势，同时也希望利用此机会重新阅读一些进步的及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书籍。在各地旅行访问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接触过一些进步人士，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积极“剿共”，排除异己，镇压爱国人民，这种反动政策把中国日益导向亡国之途。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除了一小撮甘愿当亡国奴的汉奸卖国贼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伟大力量，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的朋友和干部中，也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已暴露无遗，他的部队面临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在联共这一点上，他基本上已没有问题。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这时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反蒋联共抗日，对他来说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回到陕西，脑子里有许多问题想和杨谈。同时，也急于想把自己在各地所见所闻及一些想法汇报给杨。因此我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话，谈话中，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也接触了其部下许多人员。杨以询问的口气说：“听说他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我回答说：“在将领中，坚决抗日的只是个别的。”杨又问：“听说张自忠很积极，是不是这样？”我说：“是的，张是积极的。但萧振瀛派是多数，是亲日的，很坏。”谈到韩复榘时，我说，韩在被日军欺压得无可忍耐的时候，也曾经吓唬过日本人，说他虽然打不过日本人，但是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防地内的日本人杀光。虽然韩的话是这样讲，但他还是没有决心抗日的精神准备。最后我说：“总观韩、宋两部的情况，他们内部奢侈腐化，醉生梦死，已没有冯玉祥当年在南苑练兵时那种精神了。”杨略显惊异地问道：“那不是华北形势相当危险么？”我说：“我看如果一旦日军进攻，华北有很快失掉的可能。”接着我向杨汇报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特务横行，怨声载道的情况。有一个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官员曾对我说，不管共产党怎么样，国民党是腐朽了，像一座梁柱已被蛀空了的大厦。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倒下来。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杨说：“这个人可算是深知国民党内情的。”我同时又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向杨汇报了全国人民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许多事实，以及自己思想上得到的感受。杨听了关心地问我：“你在外面这样长的时间，都接触了些什么人？”我说：“各方面的一些朋友，主要是在上海的一些陕西同乡，如杨明轩、杨晓初、赵宝华等进步人士。”杨又问：“你对共产党和红军是怎么了解的？”我说：“我这次出去，主要读了三本书，一本是《社会发展史》，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一本是《国家与革命》，受到了很大的启示。我是穷佃户家庭出身，一家人靠父亲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母亲给地主家做杂活，不料地主中途把地收回，父亲被活活气死。因此，我从小就对富人十分痛恨，就想打富济贫，给穷人出气。这次读了三本书，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建立了无产阶级必胜的坚强信念。”并说：“我了解到红军是人民的力量，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有最新的东西，人民非常拥护，红军是一定能够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当说到十七路军的团结问题时，我请杨考虑是否可以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并借以加强杨与各部队军官，尤其是与冯钦哉部队军官的关系，杨说：“绥署有一个步训班。”我说：“那个步训班不解决抗日救亡的思想问题。”杨当时对这个问题没有立即回答，表示以后可以研究。我又向杨建议要搞好十七路军与东北军的交往，密切联系，以便随时互相沟通意见。杨肯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同东北军合作。以前我们两部互相间有过一些猜疑，虽经过东北方面高崇民先生的联络解释，情况好转，但两部的关系还不够十分密切，你也要注意这个工作。”并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做到和东北军精诚团结，才能共同抗日。”最后谈到联络红军问题，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络，我的部队在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过互不侵犯的协议，杨也是知道的，只是彼此没有直接谈过。我就直言不讳地说：“红军虽然今天只有几万人，但它是会发展的，将来整个江山会都是它的。我们的部队都遭受过红军不同程度的重创，我的队伍由于与红四方面军有密切联系，贯彻执行了互不侵犯的协议，才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我的部队虽已调到陕北前线，但全部官兵都不愿与红军作战。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听了略微停顿了一下，沉静地对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的谈话中，我看情况愈紧，便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并且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以便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是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的大事要很好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随便乱说。”我便进而表示：“如果这一举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可以振兴；万一失败了，我们就背靠北山，全部集中到耀县以北，或者干脆就打出红旗与红军合作。将来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就像当年由武功撤到陕北，然后又打回来一样。”最后，杨很严肃地告诉我：“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又说：“国内外形势相当险恶，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举一动要慎重考虑。国家好了，我们才能存在，国家亡了，我们不是死就是去做亡国奴！你近几日所谈的，有些是对的，有些很冲动，要冷静些，咱们以后再谈。”并命令我说：“你离开部队很久了，赶快回去看看部队，安慰安慰官兵，对红军可以用你以前在汉中时的办法，但切莫让人看出破绽，把你的部队先整理好，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咱们整个十七路军也要作一番整顿。”我听了之后很高兴，第二天就回部队了（当时旅部驻在白水县）。以后听说杨和我谈话后，告诉他左右的人和杜斌丞说：“寿山变了”，表示很高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形势和他自己以及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已经心中有些底了，只是由于他处事慎重，事又机密，事先不会向我讲。我去部队不久，杨便把我叫回西安，要我筹办训练班，训练全团、营、连三级干部。当训练班正在积极筹办时，各部队的学员名额已经分配下去，第一期学员正待集中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

　　事变当日的经过

　　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早已有所谅解，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待机行动。也就在这个大紧急关头，十二月九日发生了一场误会。那天傍晚，杨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到西安东城门楼上去看张的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他们在此以前都曾接到准备扣蒋的密令，正在待命行动），正逢孙全副武装率领部分士兵登车出发。宋即问去哪里，孙说去临潼，宋以为要扣蒋，急忙回报杨的秘书王菊人。此时杨正在易俗社剧场陪南京来的军政大员们看戏，张因事尚未到剧场，王即从剧场将杨接回，告杨以宋的报告：东北军今晚行动，孙铭九已出发。杨听了后又想到张未去剧场，信以为真，立即命王转告我，队伍归我指挥，马上布置行动，遂即又匆匆返回剧场，王立即用车接我到绥署，转达了杨的命令。我立即布置，派兵包围了易俗社，由剧场到绥署的路上设了岗哨，在北城墙上布置了炮兵，准备行动。杨回剧场后，发现张竟在看戏。久等不见动静，他顿生怀疑，便着人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自己马上回绥署，他命王菊人赶紧查问，并说如果行动时要事先向他报告，以便与张离开剧场。为了不使南京的军政大员生疑，杨说罢立即又回剧场。王即叫宋文梅找孙铭九查看究竟。不料宋去看孙时，孙正在睡大觉，经问明后，才知道孙去临潼并不是扣蒋，而是查路，宋急忙跑回告知我们真实情况。我未待杨的命令，立即撤兵，并限令于明晨五时前撤归原防。结果，各部队均按时撤完，幸未发生乱子。这次误会虽然引起了一场虚惊，但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了张、杨扣蒋的决心。

　　十一日晚九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王说：“主任有话要亲自对你讲。”我便想今晚可能要行动。又见孔从洲在一旁低头沉思，我向孔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他说：“我这里有。”随手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给我。我正在看地图，杨就唤我“快来”。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我又问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绥靖公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大荔，来不及可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可以现在约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时甫（李兴中）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陕以后，跟他谈过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心赞同的，没有问题。”杨听了很诧异地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遂即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三人共同商议。

　　当时西安的敌我兵力是这样的：

　　我们方面：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县和陕北前线，只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三个团等少数兵力在西安。这少数部队中，有些还是靠不住的。如教导营营长李振西是黄埔学生，思想反动，态度暧昧，有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孔从洲带领的警备二旅除了郑培元团可靠外，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均系新由张鸿远的地方团队改编，军纪不好，旅长孔从洲到任仅两个月，还未来得及进行训练，对这个部队的使用尚无把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两个团叛变投蒋）。总计起来，可靠的部队官兵还不到三千人。此外，东北军卫队第二营孙铭九部在西安市东南一隅，不归我指挥。

　　敌人方面：蒋系在西安的单位，包括特务机关、约有一百二十个，有武装的为四十二个。其中以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武装最多，枪支在三千以上，其他特务机关和蒋系各军、各师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尚不在内。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命陕西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面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蒋方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我们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为了加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的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命西安绥署卫士队（两个队共二百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军事计划拟定后，我即向杨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命我任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共同确定，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正在公馆与其高级官员开会。旋即带着十一名重要将领来了，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开玩笑地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杨和张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张说他已派刘多荃、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五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当晚，张终夜在杨处共同指挥行动。

　　十二月十二日早晨，约五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弹，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七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我即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期完成了任务。到八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我即向张、杨报告，任务全部胜利完成。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听完我的报告后，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九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布，我也随着出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旋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九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国共产党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可以合作。党的这一正确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十二月十七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同时，为防御南京政府亲日派发动的“讨伐军”的进攻，也作了军事上的准备。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背信弃义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内部分化

　　西安事变的当天，杨为了迅速安定西安市内的秩序，命我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到任七天，一切安排就绪。因为要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拟将十七路军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到泾阳、三原一带。同时，红军部队也将开至关中，因此杨又命我任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统一指挥在渭北的十七路军。临行时，杨对我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后任务很重，你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准备防御战，一是联络红军，并对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望你努力。”

　　我约在十二月十九日到三原，巡视了渭北十多个县，对部队作了动员，准备必要时与红军一起夹击南京政府在潼关以西的四个师及一个教导总队。为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各县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宣传了联共抗日的道理，说明了扣蒋的必要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说明红军将要开到三原，我们十七路军、东北军要和红军结成友军，准备抗日。各地群众听了以后都很高兴。但是三原不少绅商由于以往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较深，听说红军要来，有些恐慌。我分别召集他们开了几次会，说明红军是人民部队，军纪优良，不必担心。并保证如果红军来后谁家有丝毫损失，我情愿完全负责赔偿。因为我在三原先后住过四次，他们对我还信任，听我这样说，也就放了心。我又派了一连兵驻在三原北门，指示他们：见了红军要握手问好，红军携带武器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检查；红军问路要热情作向导。不久，红军开到三原西北的云阳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一带。我与红军中的负责同志经常互有来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红军的联络站。为了对付南京政府的“讨伐军”作战，我请红军将领给十七路军讲解和演习游击战，左权同志也请我们给红军演习平原河川战。当时，陕北粮食较缺，我们就派军需人员协助红军在渭北县购粮，并派了一百五十多辆大车送往陕北，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在与红军的长期来往中，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示，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革命的，是人民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到三原后不久，就听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对是否释放蒋介石，意见有分歧。张学良提出放蒋时，杨虎城由于受过蒋的多次欺骗，对蒋是否能恪守共同抗日的诺言，是否不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报复，很有怀疑，因而对放蒋有顾虑，但是最后仍然同意了。两部的上层官员对放蒋问题看法也不一致。我起初也不大明白放蒋的道理，后来经过任弼时、南汉宸等同志的解释，才明确认识到放蒋是对的。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四出活动，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在东北军中，少壮派与元老派互相争斗。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导致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四五月间，东北军各部被蒋介石分别调至豫南、皖北、苏北各地。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王劲哉的一个旅也被蒋挖走。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考察。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兼军长，共分编成两个师另两个旅，由我和李兴中分任师长。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了“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等的毒辣手段，对付十七路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蒋介石也被迫抗日。我自告奋勇率部队于七月十三日开往华北前线。经娘子关、石家庄、保定等地转到敌后，在山西高平一带打游击，并与八路军取得了密切联系。一九三八年七月，蒋介石为夺取陕西政权，把原十七路军所有部队编为两个军，合成为第三十一军团，后又改为第四集团军，任孙蔚如为总司令，撤销了孙的陕西省政府主席，我被任命为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被任命为第九十六军军长，开赴中条山抗战。从此，我即以十七师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对部队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先后吸收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五千多人担任干部。十七师中的营、连长和班长三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党已能够完全掌握部队。蒋介石非常害怕，企图把三十八军调过黄河消灭。但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格外关怀，不断指示，以及三十八军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部队内部十分团结，蒋的企图无法实现。于是蒋介石又用抽梁换柱的手段，一九四四年春，派其嫡系将领张耀明为三十八军军长，调我任第三集团军（从胡宗南部拨出三个军）总司令，驻甘肃凉州，事实上是把我软禁起来。我离开三十八军时，在部队中作了具体安排：一、一致拥护孔从洲的领导，亲密团结；二、团长绝不能换掉，蒋介石要撤谁的团长，全团就起义；三、估计孙蔚如在一年以内也可能要被蒋调开，调孙之日就是全军起义之时，那时我将与部队联络。此外，将蒙定军同志安置在西安办事处，与各地加强联系（携有电台，东通部队，西通凉州，北通延安，南通重庆，当时我在凉州）。一九四五年春，孙果被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闻讯后，以为部队起义再不能拖延，即一方面电周恩来同志，请求党中央派人协助；另一方面通知部队积极准备，以待党中央派人来后立即行动。后来，经由中央派周仲英同志前往指导，由刘威诚、张复振（都是共产党员）率十七师部队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在河南洛宁县故县镇起义；孔从洲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巩县起义。一九四六年秋，我急于进入解放区，便以赴美国考察水利为名，要求蒋介石批准脱离第三集团军，于一九四七年初，穿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进入晋冀鲁豫边区转到延安，投入了党的怀抱。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当时国内团结抗日局面的形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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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晏道刚）

　　一

　　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令“豫鄂皖剿匪司令部”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仍以张学良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职务。钱大钧坚辞参谋长，久不到差。张学良向蒋介石保举晏道刚、林蔚、贺国光三人，请择一任参谋长。张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希望与蒋联系密切，便于合作共事的意思，而不是与这三人有什么特别感情与联系。当我应允到西北，向蒋辞行时说：“我的能力差，恐怕做不好。”蒋嘱以“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及到西安三个月后，张汉卿常驻陕北洛川，与延安已有联系，东北军前线官兵与红军时有往来。张汉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联系，进步人士高崇民经常在张汉卿公馆居住，为张的顾问。我劝张不要久驻洛川。而驻西安的特务们直接给蒋的情报又很多。蒋为表示对张推诚相与，竟把这些报告原文抄送张学良，叫他答复。这时张学良感到惶恐不安，对我往往诉说东北军官兵责难他的苦境，但却仍隐讳他个人的真正意图。兹抄录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张学良给我的亲笔函一件：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 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

　　同时蒋的特务组织（西北总部办公厅第二科即是特务组织）对杨虎城的报告也很多，说杨虎城部的职员内有共产党员潜伏，力谋反蒋，杨虎城的夫人也是共产党员云云。

　　特务们的这些诡秘行动使人人自危。至于军队方面，此时更是一筹莫展。

　　“西北总部”指挥的所谓兵力是陕、甘、宁、青四省的部队。计共兵力：张学良部约二十万人，杨虎城部约四万人，宁夏马鸿逵部约二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一万余人，还有其他零星部队约一万人，总计共约二十八万余人。另有胡宗南部驻甘肃约三万余人，归蒋介石直接指挥，“总部”不能调用。

　　“总部”所指挥的二十八万余人的兵力中，张学良部和杨虎城部不但不愿对红军作战，而且也不能与红军作战。宁、青两省的部队也不愿与红军作战，更不能对红军作战。

　　自从我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到西北，直至同年十一月间，前线军队彼此各守原防，好像国共双方互不侵犯似的，甚至前线官兵彼此还有联系。张之联共抗日主张是到西安事变的当时才明白提出的。他开始向蒋请求，还只是希望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而未提出联共主张。

　　二

　　一九三六年八月，蒋介石接到阎锡山的报告说：共产党军大部分已过黄河到山西地区，陕北的红军只有少数，希望陕北军队乘机进攻，可以消灭红军。蒋即据以电张：速令陕北和陇东的军队向陕北红军进攻。但西北总部所得情报，则是红军只有一部分过河，主力仍在陕北。便据以向蒋覆电。但蒋仍相信阎锡山的报告，怀疑张汉卿是畏缩不前。张乃与我商议，要我到南京去面向蒋报告。

　　我遄往南京，径去见蒋，踏进蒋的客厅，适蒋廷黻在座。蒋介石到客厅后，我即提出陕北军情报告，蒋阻止说：“今天是请蒋廷黻先生讲白皮书的意义，你且缓讲。”候蒋廷黻讲完，蒋接着与胡宗南谈话很久，随即送客。我只得站在客厅门前和他面谈，当然不能毕其所欲言。蒋仍坚持阎锡山的报告，主张从速向陕北进攻。我再次见蒋，均不能消除他的成见，即不得要领而回陕。

　　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电令“西北总部”，限期向陕北红军进攻。他并直接电令胡宗南出一个军约三万人编成一个纵队，由陇东向东北方向推进，包围红军的右翼；东北军王以哲部编成一个纵队，在胡宗南部军队右翼，与之齐头并进；其他部队则在原阵地一齐向北推进。“西北总部”只好据以转令前线各部。

　　这时张学良抑郁不安。前线各部阳奉阴违，按兵不动。王以哲部无线电叫呼不应，命令无法下达。惟胡宗南军按蒋的命令向东北方向开进。他既不向“西北总部”报告，又不与邻军联系，孤军深入。约在十一月中旬，这一纵队前卫两个团进至陕北山城堡地方，被红军消灭。蒋闻讯大为震怒，严电斥张，追究责任，限期电覆，意在惩办王以哲。张学良上下为难，惶恐不安，数日不至总部。我即往商，张言：“我遭受国难家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

　　十月二十九日，蒋以避寿为名到达洛阳。张飞往洛阳。蒋见张后大为震怒，使张不能尽其所言，更无法进行解释。蒋对胡宗南的军队爱惜备至，今见胡军损失两个团，乃归咎于王以哲不听命令，为胡应援，对王以哲痛恨至极，并怪张学良无能。张学良一提抗日，即遭痛骂。

　　张学良在洛阳军校住了一星期。有一日，蒋在军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张站在台下军官中听讲，蒋在台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人，说什么“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张站在前面，在场的人都向张偷望，张神气自若。张右边站的是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他恐怕张学良不好受，会后即邀张到洛阳街上去买古董。到会的人说：“蒋这一番话，实在使张过于难受。”我在西安听说这种情形，向蒋去一电报——即所谓“有亥”电，电文大意如下：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之后，一〇九、一一〇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一一〇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查过严，使他难于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

　　这一电文发出后，据钱大钧告我：蒋介石接到电报，曾有较长时间的考虑，然终未转变他的顽固态度。

　　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汉卿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我召集东北军旅长以上的军官于十二月二日以前到西安听蒋委员长训话。蒋于十二月四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

　　四日下午四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和我们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邵和我等上车与蒋略谈几句便下车，我即到钱的车厢去约张同行。我问钱：“委员长到西安邀集一些将领来，他是一个什么做法？”钱答：“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打气，并作‘进剿’布置吧！”

　　三

　　蒋到临潼后，分别召见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所问的皆是：“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儿女几人？你现在看些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家中生活怎样……”并说些鼓励“剿共”之类的话。他何曾知道这些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话毫不感兴趣。

　　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在西安请蒋介石训话。张、杨已先商定，所召集的人中，不能有过于激动的人，或者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要求届时发言的人不准对“委员长”有何不敬的地方。因此会场上说话的人并不多，想说话的人也不敢说了。

　　蒋在他的训话中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蒋的训话，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再要联共抗日，不听命令，“中央”便要处置你们了。也就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而张、杨二人于无可奈何中仍一而再地向蒋进行哭谏，痛哭流涕地哀求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介石毫无所动，反而大声呵道：“你们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剿共政策！”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蒋介石毫不理会，拔脚便走。

　　十二月九日，西安的学生集体游行请愿，要求抗日。学生们先到“西北总部”。门卫告知我，我即以电话商之张副司令，张答：“你不必管，我来对他们说。”学生们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回来了。张这样的做法，总算是对得起蒋介石了，然而蒋介石却偏不是这么想，他疑心这是张、杨二人为贯彻他们的主张而搞的一套穿插。张学良向蒋报告学生游行请愿情况时，他反而责骂张学良说：“你毫不懂得拥护领袖的方法！领袖是你们的父母，有人侮辱你们的父母，就应该奋起和他拼命，你何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他这一番话，使张学良哭笑不得。最后，张学良仍然叫黎天才等去向蒋恳切要求，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结果又遭到蒋的一顿痛骂。并怀疑黎等接近共产党。

　　到十二月十一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谏诤”可以说是技穷力竭了。而蒋这时已召集了“中央”各高级将领积极布置大举“剿共”的一切措施，调兵遣将急如星火。

　　张见这情形已万无扭转之可能，内心至为痛苦，乃于十一日决心用“兵谏”的方法，孤注一掷，于是急作“兵谏”的部署。

　　四

　　十二日早晨二时许，西安城内忽有枪声，时疏时密。我住在西安城内通济南坊，以电话询问办公厅第二科科长江雄风，江称不知。约半小时江来电话告诉我说：“杨虎城的队伍有一部兵变，正在抢银行。”这时枪声愈加紧密，我即以电话找张学良，张学良公馆答云，张不在家。我怀疑杨部兵变，张或避开了。电话问临潼，接线人说线路不通。我遂以电话找杨虎城，听到的却是张学良的声音。张对我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再问，则电话挂了。张这番话乃是故布疑阵，好像是杨部兵变，他与蒋介石均被杨所俘获，他也不自由似的。但我仔细思虑，张既不自由，何以能代杨虎城接电话呢？断定是张、杨同谋反蒋，大难将作。

　　我宅驻有东北军一排担任警卫，这排卫兵尚不知情，正在布置警戒，保护住宅周围。我的参谋和秘书人员再三劝我暂避他处，以免危险。但我极欲面见张学良，以谋善后之解决。至七时许，张派一副官，并带一卫兵乘汽车至我门前，传达张学良意旨，接我到他的公馆。

　　及至张公馆。见到缪澂流师长。缪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

　　缪对我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缪澂流即派车送我至西京招待所。

　　西京招待所就是招待这次“中央”来的大员们的旅馆，事变时即作为他们的集中点。我进门时，见这些大员坐在餐厅长桌周围，独不见陈诚。约半小时，见两个士兵押着陈诚来了，陈诚浑身粘满尘土，来后也坐在餐桌旁边，沉闷不言。原来他听到枪响时，即潜伏在招待所一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内，直到早上七点多钟才被士兵搜出。

　　当时西京招待所住的人是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夫妇、陈调元、蒋百里、蒋作宾、万耀煌夫妇、李基鸿、邵元冲等。当十二日早上四时许，杨虎城派兵包围西京招待所，士兵入内挨房搜查。陈诚在搜查之前闻听枪声即行逃出。邵元冲住在楼下房间窗户边。当搜房士兵喝令不准动的时候，他仍然翻越窗户，士兵开枪，弹中下部，送入医院后即毙命，搜至陈继承房间，士兵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陈答云：“我是陈继承。”这士兵说：“你是陈诚啦！”便举枪欲击。陈继承的老婆大声疾呼说：“他不是陈诚，他是陈继承，打不得呀！”这士兵才把枪放下。因为陈诚素来轻视杂牌部队，宗派成见很深，地方部队对之多怀怨恨。假使当时不是他先行逃出，则陈诚之命运殊难逆料。

　　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招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艰，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战士浴血杀敌，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八项主张略）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十五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很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十六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是没有用的。”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商议，派蒋铭三（蒋鼎文）到南京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

　　五

　　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后，南京来西安的诸人住所即行撤除警卫的监视，大部分人员于二十七日乘飞机返回南京。我于是晚回到西安通济南坊原住所。总部高级人员及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旧友多来访问，了解一些情况。我于二十八日上午乘第二批飞机到南京。到京后听到许多消息，如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将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职，并自请处分。又说：张学良将向蒋介石谢罪，并自请处分。中央将开军事法庭审判，并预先判张学良以十年徒刑，由蒋介石请求赦免等语。蒋介石素来憎恨心重，他在西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恨不得将张、杨一棍子打死，怎么会轻易放松呢？张学良既到了南京，死罪虽免，恐怕活罪难逃。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到宋公馆去访问张学良，张对这次由西安回南京的人表示歉意，嘱我转达。我问候他的起居，他像是气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我恐怕说话不便，即兴辞而去。

　　十二月三十日，我住在南京中央饭店，军事委员会一副官会我，出示军委会办公厅一抄录委员手条，内开：“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我问这副官：“你将这手条给我是什么意思呀？”他答道：“这是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我说：“这是什么罪名？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曾亲自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办公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我答道：“好！我就同你一道去。”我从此又受了一段时间的牢狱之灾。

　　当时南京有些人不同意蒋介石这一决定，有人曾打电话给军法处处长王震南说：“晏甸樵是个无罪的人，要他在军法处不过是委员长在西安受伤，回来发泄他的脾气而已，你处要优待他。”军法处指定我住在邓演达先生蒙难前曾住过的那间房屋内，看书写字尚觉安静。

　　我在军法处住了两个多月，因病迁住南京广东医院，军法处派有两名职员随身监视。我屡次催他们定案，迄未得审判。直到两个多月后，日军侵占上海，南京告警，蒋介石才有手条恢复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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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回忆（曾扩情）

　　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违反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继续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积极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围剿”。十月，特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于西安，任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并令其驻在中原地区连同留在华北地区的大部分东北军，西调到陕西、甘肃等省，专负西北地区的“剿共”任务。蒋介石的意图是：“剿共”能取得胜利，固最好没有；即相持不下，而双方兵力的消耗，也可为将来自己出马而减少困难，不致于像江西等省的“剿共”那样首当其冲。这就把张学良推到专与西北红军为敌的蒋介石的代理人的岗位上去了。虽然如此，而蒋并不让他能自由地行使职权，特派其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参谋长，为筹谋划策的主持人，以制约和监视张的行动。同时又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全部班底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仍任我为处长，担任“剿共”军队的政治训练工作，以“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坚决反共”为思想灌输的主要内容；并负责监视和调查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的思想行动。还向民众宣传：“共产党的军队，不仅要富人的钱，而且还要穷人的命，只有以人力物力尽量地支援剿共军队，才能剿灭共军，得到安居乐业。”但这些造谣惑众的滥调，不惟不能取信于“剿共”地区的军民，反而遭到他们的深恶痛绝。因为在红军地区，不仅对广大劳动人民，亲如一家，秋毫无犯；而且对“剿共”的士兵，只要不存敌对行动，即互通往来；并把他们的粮秣等类，送给缺乏给养的“剿共”前线部队。这就促醒了“剿共”的军队，明白了“剿共”并不是为了求自己的生存，而是充当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牺牲品。因为，东北军入陕与红军作战，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消灭了近三个师，师、旅、团长被俘或阵亡的更所难免。而蒋介石对于东北军的损失，不但不给补充，甚至连番号也给取消了。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于东北军能否继续保存下去有所考虑，军队不能保存，还有自己的权位吗？因此，张学良对于继续进行于国无益，对己有损的“剿共”战争，也就不得不产生动摇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察觉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上述情况后，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从而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蒋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住广州黄埔岛上）交他核阅。不料他阅后，竟在报告封面上批：“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字，不由我感到啼笑皆非，以为他真不相信我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其实，他对于上述种种情况，早已从特务江雄风（“西北剿总”调查科长）等的报告中尽知其详，而心中有数了。此不过装模做样，以哄骗张学良对他不防备，便于采取断然措施而已。果不出一个月以后，他就由广州回到南京，积极部署，逼迫张学良继续“剿共”。蒋以为这时的张学良军队已受红军重创，不怕他不服从命令了。同时，他又另派刘峙率十余万之众进逼潼关；他自己且于十二月初亲临西安，住临潼华清池，主持策划“剿共”事宜。一面令邵力子按照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的作法，草拟“告西北民众书”。邵转令其秘书吴念存代为草拟，吴曾向我借去“左宗棠全集”作参考，其内容如何不详。一面令政训处广为散发他重申“剿共”的文告，原文我记不清了，无非是诬蔑谩骂共产党是“苏联的工具”，“祸国殃民胜于洪水猛兽”，不“剿灭”共产党，不足以“保国卫民”等等陈词滥调。十二月初，蒋介石更带来大批“谋臣策士”，如邵元冲、朱家骅（事变前回京）、陈诚、朱绍良、万耀煌、蒋百里、陈调元等人，以及专门镇压人民的宪兵团和其他特务分子不计其数，气势汹汹，大有一举而治服张、杨，再举而消灭共产党的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之势。这不能不威胁到张学良的最后生存，也使杨虎城内心惶惶不安。张、杨被迫不能不采取先发制人的非常行动。

　　蒋介石到西安时，张学良表现泰然自得的样子，随时去华清池向蒋请示问好，情如亲人。

　　临事变前一天晚上，政训处领导下的“大道剧社”，借某戏院演剧，欢迎蒋介石的随行人员。张学良、杨虎城以主人身份，陪同到场，主持招待。剧未终场，杨向我说明先走一步，要我好好招待客人。

　　凡此种种，我都不曾料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十二日黎明前，我还在睡梦中，突然枪声四起，把我惊醒，以为是张、杨两军发生冲突。直到天明时，才见到以张学良、杨虎城领衔，有陈诚、朱绍良等联名的通电，大意是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等情。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发生了张、杨扣押蒋介石的事变。

　　十三日白天，南京方面不断派来大批飞机，在西安上空作威胁性的飞行。我于十三日午后，离开住所，借住于西安金城银行经理刘纯中（四川人）家中，随即被张学良所察觉，特派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乘汽车来接我去同张、杨见面。张对我说：“对蒋委员长毫无别意，只要他接受我们的主张，仍当服从他的指挥；如南京方面敢于对我们用兵，我们不惜一战。”随即关照李维城招待我在省银行内住下，以待事变的解决。接着又由卢广绩购赠《后汉书》一部给我阅读，和银币五百元备不时之需。

　　我对张学良的上述讲话，虽然认为合乎情理，如无中共中央已派来周恩来先生，难道不是乘机报复吗？当我正处于思想混乱之中，周先生在卢广绩陪同下，特来省银行开导我。谈话之后，使我明白他不仅无丝毫报复之心，而且是专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争取他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周先生的讲话给予我很大的启示，从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见解。因此，我愿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尽我一点应尽之责。

　　1.向全国民众广播，大意是：蒋委员长在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很为平安。西安所发生的事变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有关人员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2.函南京方面和驻西北各地的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大意是：要想“领袖”得以平安回京，只可以文说，而不可以武争，中有“奔车之上无仲尼”的一句引语，意思是说，像孔丘那样的人，坐在狂奔的车子上，也难免会跌倒的。

　　3.上书蒋介石由张学良转交，大意是：我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引为内咎；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以慰“群伦喁喁之望”；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

　　在宋美龄等未到西安的前两天，张学良派黎天才来对我说：“如南京方面有疑虑，不敢派人来当面交谈，当派飞机送你回南京以消除其疑虑，并约有关人员前来协商解决办法。”正准备派飞机送我时，张学良突乘汽车来对我说：“你现在可不必去南京，蒋夫人同宋子文、戴笠等就要飞到了，你可同我去机场接他们。”我同他刚到机场，宋美龄的座机已降落到机场。除上述三人外，同来的还有蒋鼎文和端纳两人，张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其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

　　在宋美龄来到西安两天后（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就亲送蒋介石、宋美龄等回南京。

　　我在西安事变中，虽然被周恩来先生的伟大启示所鼓舞，进行了一些活动，但实际仍然是从个人的利害出发。我认为：只有按照上述活动，才可能保住蒋介石的生命，从而也带来我的安全。不料蒋介石为了发泄他被扣押的怨气，下手令一道，指明“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我就被关在羊皮巷看守所内。同时，蒋又根据戴笠的报告，不满贺衷寒在事变中的行动，撤去他军委会政训处处长职，以示惩戒。贺衷寒只得去了欧洲一趟。直到抗战发生，南京快要沦陷时，我才经保释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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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潼扣蒋（孙铭九）

　　西安事变时，我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奉命扣蒋介石。现就记忆所及，对有关史实写下来，供参考，请指正。

　　蒋介石来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了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在这之前，蒋曾在10月22日由南京飞西安，他在逛了两天华山后，就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张、杨均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10月26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在华清池同张的争论，更为激烈。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七人，蒋拒不答应。张说：“你这十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叨唠。”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是为了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安问题，即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进行“剿共”，否则即调离陕、甘逐步消灭之。所以，这时的西安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张学良暗中准备扣蒋

　　蒋介石是非常顽固的，但张学良仍想劝他改变政策。12月6日前后，张还抱着劝蒋回头的愿望，向他恳切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由此张和蒋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这时又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①，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必须破釜沉舟。

　　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请示张学良派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张同意，我即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二十人跟随游行队伍。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张学良说的都是内心潜藏已久的话，记得在金家巷公馆吃饭时，他曾对吕正操和我以及秦诚至等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学生们听到张学良的话，都很感动，觉得满意。天色已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烈的寒风中，经领队的布置，有的立即回城，有的当夜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护学生的那二十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这二十名士兵后来参加了扣蒋的战斗。

　　9日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张一直深夜才愤愤而归，烦闷地对我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10日上午，我又要求到华清池察看一下周围的形势，又叫王协一连长亲自率领沈连峰排士兵三十人到十里铺去，会合王振东排长，加强力量，再向前进到灞桥，夜间不要撤回来，其用意是尽量缩短与华清池的距离。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妥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并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急。”根据张的指示，我即派商亚东（同昌）副营长率领张连长等约一连人再去灞桥，与王协一连长等会合，日落前到达宿营地。

　　下午六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九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车去灞桥待命，以供卫队营行动使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结果是，张负责临潼扣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和城内警戒。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着，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就要发生。

　　11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介石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许。

　　“兵谏”前的最后动员

　　晚八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十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会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澂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

　　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在宣布“兵谏”计划时，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后，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澂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开元寺白凤翔家，白迎我坐下后说，找刘桂五共同商量。我因张未对我说有刘桂五，即说：“我们俩商量决定后，由你转告他吧。”于是我们约定后半夜两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碰头，由白乘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灞桥与卫队营队伍会合，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钟。

　　蒋介石被扣经过

　　12月12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将军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当时卫队营大约有一百多人，两辆载重车共可乘五十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三十人左右，住在院外禹王庙附近的宪兵估计有四十人（以后知道有七十人）左右。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抢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对白说：“好！我先领卫队营进去。”遂命王协一连长随我带人先乘汽车迅速冲进华清池，其余的由商亚东副营长率领随后跟进。具体的布置是：1.王连长带领三十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蒋委员长的安全，请其避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出华清池，架到车上。3.由商亚东、张连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挡。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和喊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四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因为拉我，也被打伤了，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

　　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可糟糕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我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心焦，不愿多说话，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我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儿，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车中对话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②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

　　我据理反驳。

　　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

　　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车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

　　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被扣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首次见面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直回东城门楼上卫队营营部，向卫队营的学生队简要地介绍了临潼扣蒋的情况。

　　蒋介石迁居

　　12月13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

　　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

　　次日（12月14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当日（14日），端纳飞到西安，他是宋美龄请他来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就拍了电报给宋，说：“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宋接电后请端纳于13日由南京起飞，因气候不好，在洛阳停留一天，14日才抵西安。端纳与张学良见面后，张告知一切经过情况，郑重声明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够联共抗日，不打内战，还是拥护他的。并请端纳告知蒋，是为了他的安全，才请其搬到金家巷附近新房去住的。

　　蒋一见到端纳非常高兴，又从他口中证实张学良要他移居的真意，就同意迁居，于是随同端纳一起搬到了高桂滋公馆。

　　①1936年12月初，王化一由武昌打电报给张学良，说：何成濬秘密告知，他在洛阳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请副司令有所准备，等等（大意）。“华密”电报是张与王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密码本的称呼。

　　②唐君尧系东北军一〇五师的旅长。我后来知道他是张学良派来协同扣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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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笔下的孙铭九（李敖）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提到捉拿他的孙铭九。1936年12月12日清早兵变时，蒋介石“越墙而出”，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勉强起行”后，失足陷入一岩穴中，就在岩穴中“以观其变”。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两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座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士兵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10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到了第二天，12月13日：

　　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是夜12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余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绝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令即以此室外大厅为茔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绝不移居。”孙辞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2时 尚不去。余大怒：“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孙乃退。

　　以上蒋介石的说法，对照起孙铭九“临潼扣蒋”的回忆，却是这样的：

　　一、蒋介石说听到他的侄儿蒋孝镇“与叛军厉声争执”，这是替蒋孝镇脸上贴金，事实上，孙铭九说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讲话“半吞半吐”，又何来“厉声争执”？在蒋孝镇表示不知道蒋介石行踪后，孙铭九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毙了你！”于是蒋孝镇“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就按着“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

　　二、蒋介石说他被发现时“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孙铭九回忆却是：“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三、蒋介石说孙铭九一见他就向他“长跪而泣”；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四、蒋介石说：“找尔之副司令来！”孙铭九回忆却是：“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五、蒋介石说“遂登车行”；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六、蒋介石说上车后“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孙铭九回忆却是“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理反驳。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七、蒋介石说抵新城大楼后“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孙铭九回忆却是：“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上午10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

　　八、蒋介石说第二天孙铭九来见，请他移居，他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绝不移出此室。”孙铭九回忆却是：“12月13日晚间11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里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1点钟了。次日（12月14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们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根据以上的八点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临危不乱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马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告诉陈平景，从捉蒋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蒋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青皮的无赖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奸诈性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198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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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在南京的冯玉祥（高兴亚）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午，李烈钧来告诉冯（玉祥）发生了西安事变。冯惊诧之余，以为这是他活动的一个好机会。当即派邓鉴三北上去见韩（复榘）、宋（哲元），要他们小心谨慎，沉机观变，采取一致行动。午后三时，何应钦在自己的家里邀集了一个非正式的谈话会。会上意见纷纭，大体可分为二：1.主张为蒋（介石）的安全计，宜采取和平解决；2.主张使用武力，立即“打”起来。主张前者的有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主张后者的有何应钦、朱培德、戴季陶、居正、叶楚伧等；其余则模棱两可。此外，张治中及与蒋有亲属关系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也是希望和平解决。

　　何应钦这次在家中召集谈话会，是先有布置而取得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支持的。打算一切迈过军事委员会，而把军权集中在何应钦手里。所以戴季陶不但坚决主张打，而且提出军事归何应钦来管。冯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何是参谋总长。这个办法当然是直接把冯挤开了；冯在思想上事先没有想象到会来这一招，就贸然地立即表示反对；加以冯、何之间历史上相互对立由来已久，因而更为何应钦所嫉恨。但是这不过系非正式的会议，并没有作出决定。然而何应钦不管三七二十一，居然在他家里设下临时办公处来代替了军事委员会。

　　次日，冯到头条巷他的办公处，找我前去商谈（当时还不知道何已经在家里设临时办公处），谈到昨日在何应钦家里谈话的情况。我认为他那种表示会增加何的仇恨，何为人狭隘阴险，决不肯如此善罢甘休。冯亦自悔太无涵养，决定以后采取灰色的态度。因为冯起先对西安事变非常赞成，且夸赞张学良说：“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并且把他以前夸过张的话又说一遍。

　　本来，在一九三〇年张带兵进关，把冯（玉祥）、阎（锡山）都弄垮台，尤以冯垮成一个光杆，所以冯对张是恨入骨髓的。但在一九三五年底冯到南京后，张特意单独来见，并自居于子侄之辈（冯与张作霖是换过帖的把兄弟，所以冯与张学良来往函电，都称张为世兄），首先解释不抵抗的真相。张说道：“我与别人不同，国恨家仇交集，我的父亲死得那么惨，难道我毫无一点人味吗？”然而为什么不抵抗呢？他自称因为年轻，畏难苟安，目不识人，所以替人作了工具，成了不抵抗的羔羊，悔恨何及！又说道：“后来也渐渐知道老伯（指冯）的主张才是对的，所以察哈尔抗日时，我也一度打算接受您的领导，然而被逼下台了。”他一再表示一切譬如昨日死、今日生，他在冯面前还表示拥护抗战。最后说：“现在世界上除了老伯外，还能向谁申述呢？除了老伯外，有谁疼我这个孤儿呢？”从此以后，冯对张的观感完全改变了。他每对我谈到人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好，就举张学良为例。这次西安事变，恰合了冯的心意，所以非常夸奖张，也或多或少地对南京方面有幸灾乐祸之感，以致在何应钦家有了那种与何完全相反的表露。这就不仅是一个意见的不同，而是触犯了何的根本权力，是极其重大的冲突。事后，冯也自己感觉了，所以要在多方面想办法，转变态度或更改环境。好在蒋的真正亲信和家属们都是为蒋安全而主采取和平协商的。因此，冯十三日主动地致电张学良如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既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自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同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对蒋公能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

　　当时，宋美龄有即到西安的拟议，冯夫人（李德全）主动表示愿陪她前往。这些办法，只能减少蒋方人物的疑忌。冯初意欲联络不赞成何应钦办法的人们团结一致，以图自保。然而遭到于（右任）、孙（科）浇冷水。于与杨虎城有历史关系，深恐何不能容，对他下手，加以居正素不相洽，而这次居又是捧何最力者，所以于右任的办法是：“各自见风转舵，得便抽身。”于的办法真多，居然得以宣慰西北的名义于十七日离开南京了。孙科对冯说：“都想要打，也不敢说话了！”因而冯联系朋友一致行动，以图抗御何的办法，除了李烈钧一人还表示同情外，其余都落空了。

　　至于何应钦呢？则向多方大施压力，逐渐使这般两手空空的所谓“元老”和“同志”们陆续向他转变。十三日，何便提出下讨伐令，当时的林森主席也是不赞成的；然而十六日在国民党中政会上竟然通过了：（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二）由国民党政府即下令讨伐……原来并不主张“打”的程颂云，也发言主张“快战”了。其余居正、戴季陶之流，不但坚持主张“打”，而且咒骂孔祥熙等软弱无能。居正还鼓动凡是黄埔同学都该不顾一切，不管有无命令，都去“打”。而吴稚晖呢，更当着冯面前说：“我们不只要防共产党，还要防‘准’共产党。”

　　在十四日，有一位贵州姓宋的（我没有见面，记不得名字，据说是冯的晚辈）向冯告密，何欲置冯于死地。冯明知军事委员会已被何完全控制，会内已无公可办，冯偏偏还邀李烈钧等每日准时去办公，何认为这明明是冯故意为之。其次，冯的致张学良电，已触动了何的痛处。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却发来一份邀冯到陕的电报，如下：

　　“……现八项主张正在规划进行，惟兹事体大，救亡固资群力，谋国尤仗老成。我公党国耆望，众流所归，瞻切时艰，抒予卓规，想我公所乐为，亦良等及民众所深盼，务祈迅即舍驾来陕，共策大计……”

　　这封电报是十三日由西安发来的，而冯致张的电为何应钦所扣，尚未发出。于是何的办法，便欲以张、杨此电为据，借口说冯与张学良、杨虎城事先有勾结，或者西安事变系冯主使，而把冯逮捕干掉。惟居正等认为证据不足，这样牵连也太大，现时还不宜多树敌，并且万一张、杨等人再给其他人以类似电报又怎样办呢？冯在南京已是瓮中之鳖，没有什么可怕他的。何既不能明目张胆地干，便筹划在陵园附近刺杀他或以兵变形式来处理，因冯当时是住在郊外陵园附近的韩公馆（为韩复榘所修建的）。冯得到这个消息后，于十四日下午入城开会后，即驻在头条巷他的办公处了。然而头条巷附近，随时发现一些不三不四为平素不习见的人，显然这就是何应钦布置的便衣特务。

　　冯致张的电至十四日尚未发出，冯并不急于发出此电，不过宋（美龄）、孔（祥熙）辈却急于要将此电发出去，因而何应钦才准许于十四日下午予以拍发。

　　这个时候，已经谣言蜂起，有的说冯失踪了，有的说冯跑了。十五日，何派王伯群前来冯处拜谒，以窥探动向。韩（复榘）、宋（哲元）除来电问候外，还派了李世军来看冯究竟平安与否。只有薛笃弼不清楚冯在南京的情况，还来信劝告冯，说张学良不可靠，与冯向无情感，万不可去西安。其实，冯哪能自由离开，何焉肯让冯去陕？

　　这个时候，冯确也有逃出南京的打算，拟从晓庄以东偷渡长江，由梁冠英派便衣到长江北岸来接到清江浦（当时梁军驻防地），再由韩复榘正式派部队来接到山东。这事是由冯当时的副官处处长潘蕴玉经办，并试探了路径。十六日，冯秘密告我：“何应钦当了讨逆军总司令，我们不能再在南京待下去了，待着太危险，这样牺牲太不值得。准备准备，说走就走，不可先让家属知道。”同时也把出走的路线、办法告诉了我，然而始终没有实现。后来才知道梁冠英虽未表示反对，但迟疑未动。可是冯还老等待着。又考虑汽车离城，可能为特务发觉，还想由陵园骑马绕城而过，因为宋（哲元）曾送十匹好马，冯除了以一部分赠给蒋外，还留着几匹。因此，从来未骑的马，冯屡次地亲自去看，想以试马的方式到渡口，而不坐汽车出去，为人注意。但是梁的便衣队迟迟不到，骑马逃出的打算，当然也是白操心了。

　　在未能逃离南京之前，每天必然要与南京政府的人物见面，又如何应付呢？不说话，不行。如在纪念周上，何派人要冯发言，冯只有把过去的张学良大骂一番，追述到一九二八年，给张东北长官时，冯曾反对过的。这种表示，何方人物当然认为不够，要逼冯说究竟用兵不用兵。这一点令冯最为苦恼，因为冯向来高唱全国一致抗战，本人到南京，也是标榜为团结抗战而来的。要是明白赞成打，岂不是抗战变成内战了吗？并且真正蒋的亲信又是反对打的，他们恐怕打起来把蒋的命送掉了。冯如转变为赞成“打”，既牺牲了多年来群众中的声誉，又得罪蒋方，且助长了何应钦投降日本的阴谋；不随波逐流吧，何方是不放松的，所以万分为难，只有咬紧牙关说为了促成早日解决，必须有快速的军事行动。这个意思是：不反对进军，但进军的目的不是“打”，是用军事行动的姿态，造成和平解决的局势。对此，蒋、何两方都不满意。

　　冯玉祥最初以为蒋既被扣，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那么，名正言顺当然应由副委员长代行。不意何应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他的公馆代替最高的军事机关，而且把冯置于监视之下。十六日通过“讨伐令”，任命何为“讨逆军总司令”以后，冯原来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当然，冯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所以同时也预备第二着，就是以韩（复榘）、宋（哲元）一致为基础，联络两广和四川等省来作个武装调停。尤其是何应钦当了“讨逆军总司令”，势必要用“打”的方式来逼掉蒋的性命，这种做法势必不能取得蒋系全体人员的同意，且宋氏兄妹已有言在先，如蒋不在，继任人尚有问题。言外之意，决不让何继承，即南京方面内部将有分裂。若冯领导韩、宋与粤桂川等省一致武装调停，既给张、杨解围助威，又可使何应钦一败涂地。所以冯的内心对蒋的安全确甚关怀，认为可以作个长期人质，但不愿干掉他，同时更不赞同放了他。因此，除了先后派邓鉴三、韩多峰等到韩、宋等处而外，也与陈策、傅真吾（傅系刘湘的参谋长，来告冯已与李宗仁、白崇禧有联络，是由张斯可与温乔生奔走的；又有刘航琛与张、杨接洽，只要冯率韩、宋如何动，大家绝对一致行动）有所商谈。这便是冯的第二个幻梦，且认为是一个可能实现的好梦。可是有一个基本问题，自己必须离开南京！

　　十八日，蒋鼎文返南京说：蒋（介石）可于二十日以前回来。这给冯又一个意外！冯的第二个幻梦又摇摇欲坠了。但是，冯还不十分相信这个话可靠，尤其是在十九日蒋并没有回南京。他曾对我说道：“捉虎容易放虎难这句俗话，难道汉卿都不知道？汉卿少不更事，虎城总是有经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冯打算离开南京的想法还没有放弃，除看马外，还几度到晓庄去看渡口。同时，何应钦也没有放弃他的用兵，每天仍在印发秘密军报。二十四日，国民党部还抽出二百人编四个前线工作队；二十五日，何应钦还报告三路军事配备情况：1.潼关一路；2.渭北一路；3.蓝田一路。而对于原来不主张“打”的人，特别对冯更严加监视。二十六日，蒋终归回到了南京，更令人吃惊的是张学良伴随而来。何应钦的“讨逆军总司令”固然无法再做，而冯的第二个幻梦也就彻底毁灭。

　　于是，冯又恢复了对张学良的恶感。冯认为：第一，把蒋放得太早，他还没有实现“离开南京”；第二，为什么要亲自送来？亲自送来会使西北完全落入蒋手。蒋回到南京后，表面上请假休养，事实上仍然以手谕处理一切事务，如：审讯张学良的审讯人员，陕、甘两省的主席，顾祝同的西安行营主任等，都是蒋以一个人的旨意下条子为准。冯在西安事变时陷入南京的危险漩涡中，所以对张的恼恨油然而生。当时蒋又曾对冯言，他的哥哥蒋介卿是为西安事变而死的，冯就知道了蒋不会放松张学良。又经过一段受何应钦的迫害，成了惊弓之鸟，因而对张主张严办，然后再谋特赦，以迎合蒋的心理。后来才知道放蒋是共产党为了实现全国一致抗战，不再陷入内战，迫使蒋承认抗战，以免为日军所利用之举。冯虽然认为这是对的，但总以为放早了一点，总以为张学良何必亲自同来。在冯的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的日记上写着：“张学良本为不知好歹之人，而自去年即常发为民众呼苦之语，吾甚以为奇怪，今又作此奇事，其言谈又甚豪侠，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也。”可见冯对张还有相当赞许的，与前对张的纯粹怀恨有所不同。冯以为经此事变后蒋或有所改悔，然而蒋介石到京后的种种举动，照样独裁专横，他的幻想才逐渐消失，因而对张学良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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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周一志）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曾决定下令“讨伐”，立即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西安。就我所知，当时何应钦的确有发动内战促使蒋介石速死以夺取国民党军权的企图，但如果没有当时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决议，明令讨伐张、杨，何仅以一军政部长的地位是不能擅自下令进兵的。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了。因为戴是蒋介石的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于是，在戴季陶、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的决议。何应钦也早有准备，所以“讨伐令”一下，他便立刻调兵遣将指向西安，并下令国民党空军准备轰炸西安。

　　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反对“讨伐”的。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据传，事变发生后，日本人最初估计，认为蒋介石已成人质，南京政府将发生大混乱而莫知所从，后来看到国民党竟立刻下令”讨伐”，因而非常高兴，并立即表示，这是一个政府应有的举动。那时，于右任也对人说：“站在政府立场，只有讨伐一途。至于蒋的前途，那就要看他的命运了。”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见戴时曾表示戴做得对。但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虽没有点戴、何之名，却认为戴、何等的做法，他们的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讥讽。听说戴季陶看到后，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用拂尘把一个花瓶打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而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这是蒋对他耍了两面派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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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文强·沈醉·黄家驹）

　　文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用“兵谏”之策将其扣押。事前，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派驻西安地区情报站站长江雄风已发觉一些迹象，又从张学良身边亲信传出“兵谏”之说，就此作为紧急情报报告特务头子戴笠。蒋得知后认为这是谣传，他估计张学良决不会出此异谋。对杨虎城虽估计不透，但杨之力量尚不足以自保，防张之不暇，亦不敢单独有所异动。当时，我正在戴笠身边，又曾在另一特务头子郑介民身边工作，直到事变发生后，才从他们口中听到上述说法。另外特务处书记长(相当主任秘书)梁干乔也曾向我说：“假如西安事变前没有江雄风报来的情报在案，恐怕戴、郑两位老板的脑袋和乌纱帽早就保不住了。”

　　我记得在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后来因为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决定亲自飞西安与张学良面商，谈判和平解决，戴笠便自告奋勇随同前去。戴随身暗藏了两支手枪，跟随两宋同机飞到西安。戴走后，南京特务处由郑介民和梁干乔负责。我从郑、梁两人口中也了解一些情况。

　　郑介民说过：“复兴社开不成会，主战主和争吵不休。贺衷寒、邓文仪等主战。特别是据有实力的桂永清迷信他的德械装备，率领一个教导总队，已经擅自向洛阳出动，一切以何老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之命是听。老戴和我以宋部长、蒋夫人意图，逐日与胡宗南在电台上保持联系，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

　　梁干乔则自命深谋远虑，他献策说：“和为主，战为辅，以战求和，没有大军包围之势，张、杨必难就范。”郑果断地说：“你说的是有一定道理，但内情你我难以预料，据蒋夫人传出，主战决策者别有文章，并非你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雨农动身在机场时亦曾注意及此。我们决不可轻举妄动，徒为他人所乘。复兴社以我为书记的高干会既开不成，我也不希望开成……”等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戴笠随蒋、宋一伙回到南京，与郑等见面，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功臣自居。由于蒋介石指使人所写的《西安半月记》一书中，提到了戴笠的名字并有所表扬，更使戴笠引为不世之荣宠。我所听到由戴笠口中说出的复兴社内部主战主和之争的内幕，与郑、梁所谈并无二致。

　　沈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一星期左右，复兴社头目之一的邓文仪窜到上海活动，我曾随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去国际饭店看他，听他谈了一点当时南京复兴社头头们对西安事变的意见。他说：他们开过几次会商量对策，多数人主张立即调派重兵严密包围西安，不断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用武力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决不能让张、杨挟持蒋介石逃出西安。这样张、杨就决不敢加害于蒋，估计他们决无与蒋同归于尽的打算。这样做，可使蒋早日平安脱险。但也有一些不识大体的人，主张不要用兵而进行和平协商解决。他认为这样只会拖延时间，是不忠于蒋的表现，他坚决反对。

　　他还说过：“复兴社陕西分社事前太不注意张、杨的动态，以致酿成这样大祸，直到今天连一点情况都没有送来。这些负责人如果不死于张、杨之手，也应自杀以谢蒋。”

　　黄家驹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于蒋介石顽固地拒绝了张、杨两将军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因而遭到扣留。自此消息传出后，所有在南京的复兴社社员，一片骚动，慌乱万分。因此，该社总社在事变后次日(十三日)午后二时，就在三道高井黄埔同学会内，召集在南京的所有核心分子开秘密的紧急大会，专为讨论如何营救“领袖”脱险问题，出席的社员约有二三百人。首先由南京市支社书记周复讲话，继而由总书记刘健群讲话(刘健群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是何应钦一手提拔的，当时复兴社总社书记是郑介民。)他们讲话的大概内容是：污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叛变国民党，叛变领袖，不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而作此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举动，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要集中全力来营救“领袖”脱险，要发扬黄埔精神，必须发动全国陆海空军全部力量，围攻西安，活捉张学良到京明正典刑，以伸“国法”。最后经全体大会通过决议案三项：

　　第一项，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打电报给张学良，要他以国家民族和救亡图存为重，不要单凭一时的意气用事，或听凭“奸党”愚弄，致为亲者所恨，仇者所快，造成国家民族不可收拾的局面和自己杀身之祸。并且希望他早日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亲自把“领袖”护送来京请罪，尚不为晚。否则全国黄埔青年将领，不顾一切牺牲，将统率全国大军围攻西安，并大肆轰炸，届时将粉身碎骨，后果完全由张学良负责。

　　第二项，以黄埔同学会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的总责。并通电全国黄埔将领，即刻准备待命，一俟讨伐令下，直捣西安，营救“领袖”脱险。

　　第三项，决定负责令各社员分头发动南京市各机关团体和群众，举行全市示威大游行，并立刻派人秘密监视与张学良有关的在京各机关工作人员行动，以便一网打尽。

　　当时我是以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内的复兴社小组长身份，参与这次大会的。我参加开会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和愤恨张学良的，认为“领袖”万一发生意外，我升官发财的希望没有可能了，因此我也竭力主张这个决议的实行，并且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明令“讨伐”张、杨，以免群龙无首，内部慌乱。会后，我回到新运总会召集小组会，除传达总社会议情况外，并秘密派社员何惟寅、王仲山等严加监视与张学良有关的东北人士阎宝航(当时任新运总会书记)、刘大作等的行动，直至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后，才停止这些活动。由于我当时在复兴社内的地位关系，仅知道我参加会议的决议案，但不知其中内幕。以后听总社负责人之一滕杰谈过这次会议的内幕，才知道是一次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滕说在开会之后，即由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等把这个决议案拿去征求宋美龄的同意，遭到宋的竭力反对。宋美龄认为这样做，更对蒋的安全不利，她主张先由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和黄仁霖(励志社总干事，属于宋美龄的关系)乘机去西安试探蒋是否安全，以及与张学良磋商和平解决办法，等他们会见蒋以后，再作最后决定。但由于蒋介石与何应钦之间，早已存在利害关系的矛盾，而复兴社的重要负责人中亦颇有幸灾乐祸主张拥何代蒋的人。当时何在表面上虽也同意宋的主张，实际上仍旧支持复兴社的决议案。特别是复兴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刘健群与何的关系最深，刘被蒋所信任，还是何的保荐；再加复兴社的另一重要负责人桂永清，是何的侄女婿，都主张实行这个决议案。再从桂永清擅自由南京率教导总队开到渭南，配合空军在上空轰炸扫射，企图进攻西安(后遭到东北军的有力阻击，才暂时停止进攻)，这充分说明他们是别具用心，不顾蒋的生命安全，而借此搞以何代蒋的阴谋活动。以后由于蒋鼎文带回所谓“领袖”的亲笔信，才停止了三天的轰炸。当蒋回到南京知道这些情况以后，颇为不满，当即对复兴社的重要负责人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大发脾气说：“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对贺衷寒后来还给予出国考察名义，实际是惩处。蒋还说要停止复兴社的活动(这不过愤怒中的话，实际并没有停止，复兴社的活动一直到三青团成立为止，以后这些人都通过三青团进行活动)。蒋对复兴社的这个决议案非常不满，特别是端纳、宋子文、黄仁霖等当面见蒋以后，复兴社中这些人仍旧想按决议案去做。蒋认为纵不激起张、杨杀他，也将要被飞机大炮炸死在西安城内。而且复兴社特务组织，在事先既无一纸报告所谓张、杨“叛变”的消息，没有尽到防患未然的责任，事后又采取不顾他的安危、主张武力解决的不忠于“领袖”的活动，这是蒋回南京以后，扬言停止复兴社组织活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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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复兴社河南分社的活动（萧作霖）

　　一

　　一九三六年我到开封任“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不久，突然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开封立即陷入一片混乱紧张状态，谣诼纷纭，莫衷一是。这些谣言都是绘声绘色，以讹传讹，街谈巷议。复兴社组织内部更是群情骚动，象一群热锅上的蚂蚁。各级组织负责人和在各军政机关任重要职务的社员都纷纷向我询问消息，或请示应采取什么态度和办法。其实我自己对于实际情况同样一无所知，也毫无主意。我想南京总该有指示来，但等来等去，等到的指示却是“应发动社员严防共党乘机活动和安定人心，静候决定行动步骤”这样一个空空洞洞的电报，仍无以释群疑，决大计。我不知局势将如何变化，绕室彷徨，束手无策。

　　一天深夜，原任分社书记的省保安处副处长萧洒忽然来访。他首先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且看局势如何变化，只得继续等待南京的指示再作道理。他说：“只怕我们等得，别人可等不得，到时就会被动，更没有办法了。”我便问他该怎么办，他说：“依我看，无论外间怎样传说，校长(指蒋介石)的生命总是靠不住的了，从此天下必然大乱。我们如不当机立断，立即拿出办法有所作为，说不定过几天就要无路可走了。我想我们应该立即组织武力，才能应付非常。河南的民枪有上百万，我们黄埔同学和社员直接间接差不多都可以控制，至少百分之七八十是掌握得住的。只要你下决心，立即秘密动员，管保不要一个月就能编成十万大军，以后再继续扩编。我们有了自己的力量，就不怕什么风吹草动了。所有保安团长和各区保安副司令都是我们的人，我们以保安团队作为核心力量，同时和胡宗南联系，当然以他为主力，构成东西从徐州到洛阳、南北从安阳到信阳的一个十字形势力范围，从地位和形势上来看也是可以举足轻重的。有了以胡宗南为主和我们自己的力量，将来再联合所有其他的同学将领，就不怕天下会落到别人手里去，你看怎么样？”他的这番话完全出我意料，一时不觉有点震惊，但也确实打动了我，觉得这很有可为，便问他：“你看宗南的态度会怎样呢？”他说：“宗南绝对不成问题。就老实告诉你罢，还在民国十九年他驻防在开封时，他就和我们有过一个小组织，叫做三民主义大侠团。他向来就特别注意河南，因为这是中原之地，很想在河南打基础。现在这个突然的局势一来，他也一定会想到我所说的这个行动计划的意义了。”我知道河南的民枪确实不少，也知道黄埔同学和复兴社组织确有编组掌握大部分民枪的可能性，同时也知道萧洒虽是河南人，也有相当资望，但威信却很不够，河南同学内部又很不团结，因此他还不敢擅自行动，才来和我商量。我虽在河南同学中早已有些关系，威信也还好，但毕竟还来不久，情况不够熟悉，而兹事体大，不敢轻举妄动，因而只好表示愿意考虑，再作商量。萧洒却说：“现在时机紧迫，我们不动，恐怕别人也会要动，迟了就不好办了，希望你早下决断。”这一夜我反复考虑，总还是断决不下，但认为这总是一个办法。

　　接连两三天，竟有好几个人同样来向我提出迅速进行编组武力的问题。他们都自告奋勇，有的说有把握编组三四万人，有的说可以收编一两万人的，也有人主张先于各行政督察区各编组一个纵队，合成十万人，秘密待命，时机一到，即行集合举事。并有人提出称为“讨逆救国军”，也有人主张称为“抗日剿共义勇军”。他们所谈的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总之，都主张立即行动。因我故作镇静，不置可否，对他们都回答说：“等我考虑一下。”因而来谈这事的人就越来越多。萧洒又来说，连日同样有许多人在向他谈，如不迅速决断，恐反而会出别的乱子，我也觉得酝酿这事的圈子正越来越扩大，传了出去就会震动听闻，招惹是非。并且这事易放难收，一发必将不可收拾，我自己又没有把握控制，真一行动起来，固然省政府主席商震管不了也不会管，即刘峙也无法制止，可是地方治安将不堪设想了。我与胡宗南又还没有直接联系，也难说和他是否投合得上。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立即行动。因此，我召集各级组织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假说“已接到南京总社的密电指示，中央已有统一策划，不日即将有具体行动，各级组织和全体社员应听候中央命令，不得擅自行动，自乱步骤。”同时我却自己着手秘密拟订编制和行动计划，并要萧洒先和胡宗南联系，看他的态度如何；又约见曾来谈过这事的人，分别要他们秘密筹划，待命行动，但绝不许轻易动作。接着南京即下了“讨逆”令，刘峙被任为“讨逆军东路总司令”。可是，接着不久蒋介石又被释回到南京，于是举兵之议遂寝。萧洒后来说，经向胡宗南联系过，胡曾表示热烈赞同并愿拨款为活动费云云。

　　假如当时蒋介石在西安被杀，全国即可能一时陷入混乱状态，新旧军阀难免各据一方称王称霸，而互相混战不休。即我们在开封的这个密谋，也必见诸行动，局势的恶化，将难以设想。

　　二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开封，刘峙立即吓得面如土色，坐立不安，彷徨无主。打电报到南京去问，竟久无复电，通过长途电话去打听，也总找不着人，或得不到确切答复，使他更加焦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他一天找我两三次，一见就问：“怎么样？你得到什么消息没有？南京有没有电报来？”他那个样子简直象热锅上的蚂蚁，无所适从。

　　过了两天，我又去找他，一见面，他说：“我和何敬公(指何应钦)通了电话，委员长现在还平安。不过看来对西安恐怕非用兵不可，你们带兵的同学也会要发通电。”然后他又放低声音说：“你知道这几天商启予有什么动静没有？”我说不知道。他说：“要注意他，我已派人秘密监视他的行动，你要叫你们组织里在省政府的人打探他的动静，有什么就来告诉我，这是很要紧的。你也知道这个人当然靠不住，我们千万不能大意，我就是想和你谈这个事。”商震那几天倒是连门都不出，我也特意去看过他，想探察一下他的态度。一见面也便唉声叹气，大替蒋介石叫屈，斥责张、杨“犯上作乱”，而表示自己绝对服从中央，唯中央之命是听，也相信中央一定会有办法，同时还堆满了笑容说：“我们这里好在有经公(刘峙号经扶)可以作主，我们服从经公就是服从中央，也就是服从委员长。”不过当时在开封那样的局面下，他确还不可能有所动作。

　　一天，刘峙忽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吃晚饭。我到时，他的参谋长刘德芳和省保安处处长彭进之已先在，他们正在谈进兵西安的部署问题。刘峙笑容满面挺在沙发上，正象一尊哈哈佛似的。饭后，他拉我到他的书房，把门关上，然后坐下来说：“中央决定出兵讨逆，我要指挥东路进兵，你看我们有把握吗？”我说：“既然进兵，就应该有把握。”他说：“是的，不过万一要是委员长牺牲了，那可怎么办？谁来继承他？”我说：“那当然只有何敬公。”他说：“外面我们且不管他，仗总是有得打的。不过你看你们同学对敬公都能象对委员长那样的服从吗？我们要是内部不能团结，那就危险了。你们组织有没有什么决定？我听说宗南最近有信给你，他谈了些什么？”我说：“我还没有接到南京什么指示，也没有接到过宗南的信，不过宗南是你的旧部，他对经公当然是拥护的。”他便嘻嘻地笑了一下，接着说：“万一要是委员长牺牲了，我只希望你们同学都能一致服从何敬公象服从委员长一样，我们就有办法了。这次我本想要请你替我去主持宣传方面的工作，可是后方也要紧，要好好地安定后方，同时在必要的时候，恐怕你还得出去作些联络工作，现在还是留在开封的好。你看怎么样？”接着他又说：“不要担心，不论局势怎样变化，我们总有办法的，不过今天我们所谈的话不要和别人去谈，我们总希望委员长能够安全出来，别的一切都是小事。”第二天，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任东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任西路军总司令，便在报上公开发表了。

　　到蒋介石被释后，刘峙当然透着一脸高兴的样子，但却不是前几天那么显得有点得意的样子了。其实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从他的面容就可测出是什么气候来。最初他以为蒋介石完了，他也就完了，便吓得面如土色。其后他以为何应钦将继承蒋介石，那就更好，因为他与蒋介石有如老鼠之与猫，而他与何应钦则只不过是小老鼠之与大老鼠，可就用不着那么提心吊胆而要自由自在得多，对自己的前途也更有把握，因而便禁不住有点得意起来，显得满面春风。等到蒋介石被释放出来了，这当然也好，不过在有过一段如意算盘之后，难免又有点失望之感，便不能不面带忧喜之色。他是否参与何应钦的什么秘密策划，不能断定，但他属于何应钦的争取对象，则是可能的。

　　三

　　在蒋介石被释飞回南京先到洛阳的前一天晚上，开封就接到电报，刘峙约同商震和开封的一些军政要员，当夜乘专列到洛阳去“接驾”。无论谁的脸上都带着笑容。特别是商震更笑得那么格外舒畅，好象是他自己被释放了似的。

　　我们到达洛阳时，蒋介石已经先到了。我们便径去西工，一直走到蒋介石的住处。经传达，即被引入，一齐向蒋行礼后，蒋介石弯着背坐在窗前的靠椅上，把手摆了一下叫坐，大家便坐了下来，可是竟许久没人开口说话，空气很紧张沉闷。刘峙觉得他是应该首先发言的，却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来开头，没有办法只得很尴尬地说：“张汉卿……这这……真是！”宋美龄坐在蒋介石旁边，抬起手转身指了指她身后的墙壁，意思是说，张学良就在隔壁房间，不必谈他，我们才知道张学良也来了，这可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刘峙再也找不出第二句别的什么话来，蒋介石又默无一言，大家都觉得很窒息。幸亏商震乖觉，他把宋美龄作为对象，夫人长夫人短地拉扯着谈了些寒暄性质之类的话。后来蒋介石说：“有话到南京再说，谢谢你们，大家回去罢。”大家便退了出来。

　　当我们经过隔壁张学良所在的那个房间时，却听得里面鼾声如雷，原来他正在睡觉。大约在那十几天内，他也的确没有好好睡过，这时他认为大事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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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CC派在中政校的活动（赵毓麟）

　　张道藩的无耻诬蔑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正是星期一，位于南京建邺路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照例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这次纪念周，由该校教育长丁惟汾主持。随丁前来的，除照例有该校总务主任吴挹峰、教育主任刘震东外，还有CC系大头目之一、当时担任国民党内政部政务次长的张道藩。我那时在该校三年级外交系读书，每次纪念周，当然是要参加的。但觉得这次纪念周，空气有些紧张，与往常不同。丁惟汾先作报告，他一开头就说：“现在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校长（指蒋介石）在西安，遭到兵变，昨天被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率兵扣留，生死不明。昨晚，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会议，召开联席紧急会议，我主持了这次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把劫持统帅的张学良明令撤职查办。为了整饬国家法纪，这是不得不这么做的。详细消息，你们等一会儿就会看到报纸。中央对于军政大计、已妥为筹划，你们安心读书，切勿自相惊忧。”

　　在丁惟汾讲过话后，张道藩接着以该校校务委员的资格作了长篇的报告。这个以张牙舞爪著称的CC系头目之一的政客一开头就骂了起来：“张学良是什么东西，他竟敢劫持我们的领袖！”继而，他说了长篇大套的诬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的话，他说：“共匪在国军紧紧围剿、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逃窜到了陕北，妄想打通国际道路，与苏联取得联系。根据我们领袖的军事计划，最多不过两个月，就可把残匪全部肃清，国家从此可走上安全建设的道路。张学良这一来，破坏了军国大计，实是国家民族千秋万世的罪人。”张道藩还诬蔑一些觉悟了的知识分子，胡说什么：“他们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跟着共产党一道去杀人放火，邹韬奋就是一个。我和邹韬奋讲了救国御侮的道理，讲了三个通夜，他硬要坚持跟着共产党去一道杀人放火。”当张正在讲话时，陈果夫也从大礼堂外边走进来了。当时陈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待在镇江（江苏省的省会），清早才从镇江赶来南京的。

　　陈果夫一向把中政校作为他培植CC系骨干的基地。他生怕西安事变发生后，会有部分的学生思想不稳，特从镇江赶来，安定人心。在张道藩讲话之后，陈又发表简短谈话，说：“中央已经决定大计，将对叛国作乱的张学良进行讨伐镇压。他没有什么大力量。不过两个月，即可平定叛乱，大家安心读书。”接着，就阴郁地散了会。

　　亲日派的阴谋策划

　　据中政校教务主任刘震东透露：在中常会与中政会屡次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发言最热烈的，是考试院院长戴传贤。这次，他提议组织“讨逆军”，并推举何应钦为总司令。两会并作出决议，责成何应钦于短期以内敉平“叛乱”。至于那些顽固派的高级军事将领，即由刘峙领衔，联名电请何应钦“出任艰巨”。这些将领中，我记得署名的有刘峙、顾祝同、熊式辉、徐源泉、徐庭瑶、周至柔、何成浚、何键、刘建绪、马鸿逵、马步芳、余汉谋等三十余人。

　　素以亲日反共著称的何应钦，这时认为是取代蒋介石而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的大好机会，借了两会联合决议和刘峙等的拥护，就任了“讨逆军”总司令，组织了向西安进发的东西两路“讨逆军”。分别由河南与宁夏两地向西安作钳形推进。

　　国民党中央同时又派出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为赴陕宣慰使，妄想借于与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关系以及于本人在陕西省的影响，瓦解张学良与杨虎城间的团结，瓦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间的团结。当时何应钦还想出了“一石双鸟”的诡计，用空军向西安进行威胁，准备大肆轰炸。这样，一面威胁张、杨，一面可乘机炸死蒋介石。宋美龄为了这事，向何应钦提出质问，说：“你这样做，万一把委员长炸死了，中央政府由谁来领导？”何应钦推说：“这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要迅速敉平叛乱，不能不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实际上，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南京的居正、戴传贤等，已急电正在国外休养的汪精卫，要他克日返国。他们准备蒋介石死于这次事变后，由汪精卫出掌全国行政大权，以何应钦执掌军权。

　　CC系的“文化动员”

　　当时CC系头目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除了指使控制下的《中央日报》发动对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诬蔑攻击外，更指令各省国民党组织发动御用的民众团体联合发表声明，对张、杨提出“声讨”。这些“民众团体”，登于报纸上的就有一百五十余个，如所谓“全国总工会”、“全国农协会”、“全国总商会”、“全国妇女协会”、“全国大中学校教师联谊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等。另又发动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为他们所控制的报社、杂志社、通讯社，联合发出宣言，胡诌什么“为拯救我们的领袖而奋斗”。

　　与此同时，《大公报》也发表社论，一面摆出和解的姿态，呼吁张、杨两将军与蒋介石和解，将蒋释放回京;一面又极力掩饰蒋介石对日屈服、丧权辱国的罪恶事实，说蒋是“苦心孤诣，积聚力量”。这个《大公报》的社论，由他们用飞机携赴西安上空大量散发，冀图以此和缓东北军与西北军对蒋介石仇恨的气氛。他们还策动所谓东北耆宿莫德惠纷纷电请张学良对蒋介石释嫌修好。

　　当时，住在南京丁家桥附近的CC系头目之一的齐世英，一向担负着笼络南京各大中学校内东北籍学生的任务，平日总是对东北籍青年无耻地为蒋介石丧权辱国的媚日政策作粉饰。这时，更显得忙碌起来，竟策动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校、金陵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炮兵学校内东北籍学生联合签名，向西安发出要求释放蒋介石的电报。齐世英平时为了利用这些学生，用尽种种手段，从宴会、跳舞到接济金钱。我的同期同系同学赵金镛，在平常每月总要去“齐公馆”一次;自从西安事变爆发后，每星期天，他清早就去丁家桥，一值到傍晚才醉醺醺地回来。我问他做些什么！他说：“劝导我们不要跟了张学良走，要服从中央的整个国策。”显然，齐世英是在陈立夫、陈果夫的授意下，做瓦解东北军的工作。

　　加强对学生的法西斯控制

　　自从九一八事件以来，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是表示愤慨的。就是在象中央政治学校这样反动的学校里，也有部分学生受了爱国心的驱使，发出对蒋介石的不满言论。当西安事变一发生，该校当局——总务主任吴挹峰、教务主任刘震东，就在校务委员陈果夫的授意下，加强了对学生的法西斯控制。他们指使大学部一、二、三、四年级的训育员郑震宇、张道行、马星野、赵葆全等四人，每天不断找学生个别谈话，要学生签名表示以下四点：（1）信仰三民主义。（2）拥护蒋校长。（3）拥护国民政府收复东北。 （4）不参加任何其他小组织。显然，这四点中的第三点，只是一种欺骗性的条文，主要目的，还在前面两点。众多学生，迫于形势，只能无可奈何地签了名。但在同时，也有极少数思想进步的学生，在操场散步或在厕所里，唱出了这样断断续续的歌声：“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顽固派发现了这种情况，便进一步施行恐怖手段，秘密逮捕思想进步的学生，送到“感化院”里去感化。我同班有一个同学，名叫黄培炎的（他家住在南京中华路建康路口），平时接受邹韬奋、杜重远所宣传的爱国思想较多，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经常唱进步歌曲，有一天，忽然在校内失踪了。当时同班同学，突然不见了他，心知有异，但也不便追询。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在一九四六年夏，我在南京遇到了他，问起往事，知道他是被当时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秘密逮捕，去进行“感训”的。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又逢星期一，中政校校务委员陈果夫又从镇江来南京，出席了该校的总理纪念周，又作了一次报告。他大概得到了一些西安方面的消息，一开头就说：“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已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接着，陈果夫又喜形于色地说：“从这次事件中，证明本校的教育是成功的。本校毕业生肖乃华，做校长的随从秘书，在兵变过程中始终紧随校长，并为卫护校长的安全殉难。你们大家都应该效法他的榜样。肖乃华不独忠于校长，忠于国家，而且我们从他的湖南长沙家乡亲友中获悉，他在家也是孝子，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物。”接着，他又颠倒历史事实，对张学良进行了一番恶毒的诬蔑。说什么张学良一贯是毫无情义的人。你们大概知道，他对杨宇霆是一向貌为恭顺的，但一朝翻脸，就可在酒席筵前，举手枪杀杨宇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不战而失东北三省，国人欲得之而后甘心，多亏校长念其东北易帜有功，千方百计地予以庇护，并送赴国外留洋，回国后，又畀以要职，现在他反恩将仇报，真是人人欲得而诛之。陈果夫这番话的目的，显然是要该校全体学生为巩固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统治而卖命。

　　当天，我上了一堂“中国外交史”的课。教授是立法委员刘百闵，他也是CC系头目之一。他不讲正课，却大谈时事，肆意诬蔑张、杨两将军，并诋毁中国共产党。还说什么：“中国之大患，不在东南，而在西北。共产党到了西北，连结第三国际力量，构成中国的大患。”当时有个学生问：“日本军队已侵占中国的东北，又深入华北，现在百灵庙一带，又在作战，这算不算中国的大患呢？”刘百闵被这一问，问得面红耳赤，过了好久，他才说：凡真正爱国的人，是反对张学良这种叛国行动的。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打日本人，仗打得很好，歼灭不少日本军队。他在前线听到了西安事变，从前线回到了归绥，寝食不安。这样，他在表面上，才搪塞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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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阎宝航）

　　我去见被扣留后的张学良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第三天，我接到宋子文的通知，约我到北极阁他的公馆一谈(张学良刚至南京时被扣在此)。我怀着对张学良的生命安全的焦虑心情，立刻前往。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又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这个似从天外飞来的任务，使我当时惊讶而又欣喜，我表示接受后说：“我可以和张副司令见面谈谈吧？”“是的，副司令就在小客厅等着你呢。”宋子文边答应边带路。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说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但是到底有什么把握呢？我沉默地注视着他，期待着他的答复，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了。我说：“好罢，我去一趟吧。”张说：“你走以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是的，我就去。”我边辞去边答应着。

　　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保证”

　　我离开北极阁，就去见宋美龄。她说：“阎先生，你辛苦一趟吧，这回事情险些闹出大乱子来，子文和我也跟着吃了苦头，告诉东北、西北军将领，副司令几天就回去，大家要安心，不要再闹出什么问题来。”又说：“见着杨虎城先生，说我问候他的老母亲，在西安时没得机会去看望她。”我答复一切照办之后，问道：“你和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可有什么保证吗？”“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她宣誓样地答复。“好了，那我就这样对东北、西北军将领传达罢”，说着我就告辞出来。

　　蒋介石背信弃义

　　次日晨，蒋介石的空军司令毛邦初偕同派去西安接收飞机的两个军人来到机场，毛把这两人向我介绍一番后即离去。当日飞抵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立往新城。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无论新知旧交，大家相见甚欢。当我传达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踊跃。杨虎城看过张学良的信后表示，“这没问题，飞机给他们放回去。”

　　一九三七年的元旦，西安举行了阅兵典礼，我被邀参加。正在庆祝新年，欢腾鼓舞，准备迎接张副司令的时候，鲍文樾从南京飞来，气急败坏地报道，张副司令已受军法审判，从宋子文公馆迁往别处，任何人不准接见。蒋介石背信弃义的骗局揭开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顿时感到愤慨莫名，当场一致表示必须要求南京履行“诺言”，放回张学良将军，由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联名分函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张继等，交我带回。

　　临行前夕，刘多荃师长邀我吃晚饭，在座的有孙铭九、应德田等，周恩来同志也来参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在这次密商如何争取恢复张副司令的自由的谈话中，我郑重地复述了张学良的指示：“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要争取他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坚持团结到底。”我说了这句话之后，又向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

　　何应钦企图继续内战

　　元月三日，我乘鲍文樾所坐的专机飞往南京，还有杨虎城应何应钦的要求而派去南京的李志刚、王芃生也搭同机去南京。

　　次日抵达南京，下榻中央饭店。探悉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戴笠等均已去沪，只有何应钦、张继两人在京。我同李志刚商定先去见何应钦。我们一就座，何应钦便问道：“西安情形怎样？”我答复：“很平静。”何应钦捏造说：听说挂红旗了？我说：“没有这样事。”“阎先生，你对西安事变善后有什么意见？”何又问道。这是出于我意料的一问。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思想强烈地指导着我，“和平解决，不可打仗”，我严肃地回答。又说：“这次西安事变，张副司令、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争夺权利和地盘。而且，他们和共产党已经联合起来了，如果打仗，不论结局如何，总是抗日的损失。”何应钦忿然而起。大放厥词：“非打不可。”我插入一句：“还应加以考虑吧？”他说：“这有什么考虑的。”接着大骂张学良，“他抗日，我们不抗日，我们的抗日计划都被他破坏了。”这时我觉得谈不下去了，示意李志刚，一同辞出。

　　张继口中传出的“审判”

　　我从何应钦处气愤地走出来，同李志刚去看张继。一进屋，张继不等我们说什么就开了腔：“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从此，张学良将军失去了自由，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抗战力量受到损失。

　　蒋介石拒绝接见宋子文

　　形势的变化发展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以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实现，二是如何保障张先生的生命安全，徐图恢复自由。由此两点出发，我决定去沪找宋子文和宋美龄商谈。我对李志刚说：“我今晚乘夜车去上海见宋子文去，你在这儿把未交到的信设法交到。”这时，何应钦公馆忽来电话请李志刚去，我心里一惊，觉得事机不密，恐生阻碍，不应该对李志刚说出我去沪的行动，不管怎样，由他去罢。

　　我抵沪后速赴宋子文公馆，很愤慨地对宋子文说：“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宋默然无辞以对。我又把见何应钦的经过和谈话讲给他，并坚决表示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绝不可打仗。张学良将军的生命安全必须有所保障。宋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你要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接着宋转身又和宋美龄通过电话，回头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我表示：“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作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的责任，不应推却不管。”宋说：“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吧。”他即刻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李了解此行任务之后表示同意，并和我一样坚持要宋子文同去，宋乃首肯。我们三人马上驱车到虹桥飞机场，乘宋自用的飞机飞向奉化。

　　我深以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为虑，在飞行途中向宋、李两人提出：向蒋建议先把张副司令接到奉化，一则以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心，二则可能借助于张副司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宋、李均表示同意我的建议。

　　飞机在飞，我在沉思。西安方面如果能按照张的指示行事，坚持团结，张恢复自由仍有希望。其实，在西安方面和中央军两军初步对峙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日报》已经放出有必要时可让张副司令回西安去的空气。飞机徐徐下降打断了我的沉思。我们被接待在武陵中学。

　　午饭后，宋子文忽然对我说：“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这是怎么回事？没见过委员长，你怎么就要回去呢？”我愕然地问道，李石曾从旁递过个眼色：“让他回去罢。”宋走后，李石曾对我说：“刚才公馆来电话，说蒋先生不见他。”

　　可以推想，宋子文自己对这件事尚有一点责任感，又鉴于西安方面坚决要求他履行“诺言”，见蒋时可能还要争论，至少这样做来敷衍搪塞一下，也算说得过去。而蒋介石决心扣张学良不放，拒绝接见宋子文是势所必然的。

　　蒋介石同意张学良到奉化

　　次日晨，李石曾来告诉我，昨天深夜，蒋接见了他，蒋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还谈了将接张副司令来奉化的意见。李最后说：“还有关于你的‘闲话’。当我问蒋先生知道不知道阎宝航先生也来了，他说知道。我又问：见不见他呢？他说，‘我身体不好，派布雷去见他罢。’当我起身告辞的时候，蒋又说了一句话，‘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呢？’”

　　这段“闲话”的由来是这样：当我被骗作为“和平使者”在西安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晤谈的时候，曾说：在蒋被扣时候，南京是“戏中有戏”，这是指何应钦阴谋企图蒋被杀死或用他们自己的飞机把蒋炸死，然后勾结日本来继续反共扩大内战。我揭穿何应钦的阴谋，这段话无疑地被李志刚所闻悉。我们到南京之后，在何应钦单独传见他的时候，他就把这段话作为表示效忠的情报了。继而我去沪偕同宋、李去奉化见蒋，何亦得知，于是，先发制人，迅电蒋以我进行挑拨为词，以防我口。而“戏中有戏”这一情节，蒋介石从宋美龄托先赴西安的端纳带给他的信里早已知道。因此，蒋对这个“言语挑拨”的闲话仅一提及，更不追究。

　　何应钦对我行动的监视，更有以下证明。

　　我从奉化返回上海后，又去见宋子文。宋很关心样地说：“你不要走动了，住在我这儿罢，有特务跟着你。”我说：“我不怕这个，我还要奔走，谢谢宋先生的好意。”这个跟踪我的特务无疑是何应钦所派的。从那个时候起，直到抗战胜利，何应钦不止数次公开威胁说我是共产党。莫德惠和万福麟两人曾为我向何应钦说项。莫德惠且以身家担保。而何冷笑地对他说：“你不懂得共产党和我们的斗争，你也不了解阎宝航的一切。”

　　张学良在雪窦寺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同刘尚清去奉化，我与刘尚清一同被准去见张学良。这时候张已被接到奉化，住在雪窦寺。时在二月初旬，山上积雪未消，寒气侵人，日色黯淡，一踏入雪窦寺，令人不禁有凄凉萧索之感。

　　刘尚清和张学良晤谈约半小时，退出后，我被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升着火炉，而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罢。”张微微点首，默不一言。

　　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大敌当前，侵略未已，民族危机如此深重，张汉卿总已亲见内战之停止，而身仍系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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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李烈钧）

　　西安事变初起，全国震惊。我当时忧心忡忡，深恐酿成内乱，曾分别致电张学良与杨虎城，劝告他们努力自拔。

　　致张学良电文如下：

　　来电阅悉。君非雨亭公之嗣乎？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胁主帅，何以为将？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为今之计，惟有遵行冯公所示第一条办法，并肉袒负荆，晋京请罪，则过也如日月蚀，前所见，天地之心也。失路不反，闻道犹迷，君岂其然？

　　致杨虎城电文如下：

　　文电诵悉。自兄等劫持主帅，海内震骇，人心激愤，斯为特甚。夫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中央之于诸兄倚畀至深，如有意见，尽可商陈。御侮救国，中枢年来积极筹划，已有显著之成绩，兄等宁不知之有素，何冒此大不韪耶？度兄处乱军中，亦不克自主，然当努力自拔，曷速图之！

　　事变发生后半个月，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始脱险。是日适为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往年此日，我不论住在哪里，一定要宴请知友，以为纪念。但今年无此兴会矣。这一天，中央很多要人都聚集在我家里，会商营救蒋之办法。正议论间，何应钦忽接到电话，据称蒋已平安离开西安，飞抵洛阳，翌晨即可抵京。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高兴。我于是在这天晚上，大开宴会，举杯痛饮，庆祝蒋之平安归来，并纪念云南起义再造共和。

　　二十六日，蒋返抵南京，我和中央很多要人都到机场欢迎。蒋下机后，向我表示感谢。

　　二十七日，中央党部召开会议，欢迎蒋平安返京。蒋在会上，简要地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会上有少数人严厉谴责张学良，他们说，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这次事变的主犯张学良既已同来，应开军事审判，以治其罪。于是决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公推我为审判长。

　　二十九日，国民政府下令特任我为本案审判长。旋得军事委员会通知，约我到会座谈。我当即前往，见冯玉祥和何应钦都已先到，坐在那里。我和朱培德、鹿钟麟到后，冯即宣布开会。我和朱、鹿作为列席。冯担任主席，他说：“西安事变，全国震惊，现张学良已送蒋委员长回京，经中央决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国民政府已特派李协和先生为审判长，审判官的人选亦应从速决定，请大家提名。”何应钦接着说：“审判官的人选，应尊重审判长的意见，最好请审判长提名。”我心想：朱培德曾经是云南讲武堂的高材生，蒋、何对他都很信任;鹿钟麟曾经驱逐溥仪出宫，与冯久经患难，现他们二人都列席参加这次会议，如果我提他们二人的名，冯、何一定会同意的。我于是起立提名朱培德与鹿钟麟二人为审判官。冯玉祥要我另外提名。我说：“此案关系重大，应使天下人共见之，必须有北方的贤达参与审判，乃有价值。”经我解释以后，冯宣布决定任命朱培德与鹿钟麟为审判官。

　　散会以后，我邀请前最高法院院长、法学家徐元浩到我家里，对此案作初步研讨。次日，我又邀请了徐元浩以及和我熟识的法学家二十余人到我家里会餐并商讨此案。徐元浩先发表意见，他说：“张学良等在西安，对蒋委员长的安全，非但没有尽到护卫之责，竟敢胁迫统帅，勿论其为主犯，还是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此案关系重大，应请审判长从严议处，以申法纪。”在座的人都赞同徐的意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不觉已到下半夜两点钟了。我准备了酒食招待来宾。同日，我向国民政府及军委会要求暂调军法官与书记官各二人参加高等军法会审。当天，陈恩普等四人奉命来见我报到。我把他们在这次军法会审中所负的职责交代了一番。又将审讯张学良时准备提问的问题，给他们传阅。他们都表示遵照办理。

　　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三十日，我去见蒋。蒋让坐后，问我：审判长对此案将如何处理？我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而释放他。”我完全为蒋着想，愿蒋借释张而使国人因此崇拜蒋胸襟的“宏伟”。我接着又说：“我国历史上有两个人，一个是齐桓公，他不追究管仲对他曾有射钩之仇，却拜管仲为相。另一个是晋文公，寺人披几次要谋害他都未得逞。后来有人要谋害晋文公，寺人披闻知赶到晋文公处告发。晋文公先不见他，经寺人披说明来意后，晋文公宽恕他，并接见他。晋文公终于免受一次暗害。这两桩历史事件可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未置可否。我临走时，又对蒋说，关于此案我将依军法审理。”蒋说：“君慎重审理之。”我于是告辞而出，筹备明日开庭的事情。我对军法审判，素有研究，但此案所关重大，我将慎重审理。

　　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学良回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从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我将审判经过，分别呈报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鉴核。蒋嗣即呈请国民政府给张学良以特赦，张学良判处之罪刑，免予执行。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如下：

　　判决

　　被告张学良

　　右列被告因对于上官暴行胁迫案，经本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理判决如左：

　　主文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事实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肖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事变初起，奉国民政府令交本会严办，兹又奉交张学良请罪书到会，经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理终结，认定事实如上。

　　理由：

　　本案报告张学良率部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动，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亦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核其所为，实犯陆海空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百零二条第一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乃一行为而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援陆海空军刑法第十五条、刑法第五十五条，依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从一重处断。惟该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并依刑法第五十九条，于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十年，并依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褫夺公权五年，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 审判长 李烈钧

　　审判官 朱培德 鹿钟麟

　　军法官 陈恩普 邱毓桢

　　书记官 袁祖宪 郭作民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李烈钧审理西安事变案日期及经过内容

　　交办日期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军委会法丙字第一七八〇七号令委为西安事变案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系抄原令稿）

　　会审日期及地点 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时在军委会军法处高等军法会审（开庭审结）

　　会审人员 审判官朱培德、鹿钟麟，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郭作民、袁祖宪。

　　判决主文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判决原文抄附如上）

　　判决核准日期 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法子字第一七八九二号呈国府核示，奉国府二十六年一月一日指令核准

　　备考

　　后记

　　抗战期间，李烈钧曾到昆明，住安宁温泉我家里养病。他在精神较好时，和我谈过他在西安事变时充当最高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经过。他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谋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他问心无愧，有什么畏惧呢？当审讯张汉卿时，张问我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谏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何罪之有？他几乎把我问倒了。我无可奈何，只得不让他再讲下去。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要人如冯焕章等都是同情张汉卿的，主张赦免对他的处分，释放他。蒋在由西安回南京前，可能表示过保证张送他回南京后的安全。军法会审判处张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是准备把好人让蒋介石来做。不料蒋以德报怨，表面上特赦了张，实际上把张终生禁锢。”（李希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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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鹿钟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蒋介石终于接受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飞返南京。

　　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南京后，都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蒋发表的谈话说：“……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张发表的谈话说：“今日仅愿与诸君见面，无可奉告。此来待罪，一切唯中央及委座之命是从。”

　　当时可见，西安事变虽取得和平解决，但是从蒋、张所发表的谈话看来，其中还大有文章，耐人寻味。蒋介石对张学良究竟怎样处置？一时便为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所注视。

　　当时国民党内部，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显然存在两种意见：一派主要是属蒋嫡系的人们，认为张劫持“领袖”，罪大恶极，主张严加惩治。另一派主要是非蒋嫡系的人们，认为张既肯来京待罪，非无可宥，不妨从宽发落。这两部分人们的意见，从表现的方式上看，也有所不同：前者到处公开叫嚣，大有非此不可之势；后者多属私下议论，对外却都讳莫如深。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则模棱两可，严加惩治也罢，从宽发落也罢，好象都无可无不可。

　　当然这些人们的意见，无足轻重，不足为凭，只有蒋介石的态度，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虽然幕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固然直接与其为人有关，主要还另有原因，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

　　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南京的当天，张即给蒋上了一封亲笔信，原信写道：“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雪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钧安。”蒋旋即根据张的这封信抄同原件分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原呈写道：“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十二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中央为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项，首先举行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由居正主席，即席表示欢迎蒋介石平安旋节的意思。蒋遂将西安事变的经过，作了简略的报告。然后就西安事变解决后应行结束事项，作出一系列的决定。最后提出蒋介石的，“为西安事变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案”。结果通过了这样一篇充满阿谀逢迎的决议，说什么“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接着举行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仍由居正主席，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移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呈为张学良亲来都门，束手待罪，应如何办理请裁夺案”，并未作何讨论，即作出决议：“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当时，席间有不少人争相发言。异口同声地说：国家以法令纪纲为重，主犯既同来，应开军法审判，以治其罪。”于是，在决议之外，还作了一项内部决定：推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饬军事委员会遵办。使人很自然看出，这一系列的布置，显然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同时也极易看出，这完全是奉蒋介石的“意旨”行事。

　　国民党中央散会后，军事委员会即呈请国民政府特任李烈钧为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的审判长，主持张学良案的审理，并令克日进行工作。接着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由冯玉祥主席，宣布开会理由说：“西安事变，全国震惊，中央既命组织高等军法会审进行审理，审判长已经任命李烈钧委员担任，审判官二人的人选尚未决定，究应如何办理，请各位发表意见。”何应钦首先发言：“关于审判官人选，应当尊重审判长的意见。”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李烈钧在敦促之下，就与会人员中提名朱培德、鹿钟麟二人担任，并且说道：“朱系云南讲武堂高材生，鹿乃驱逐溥仪为张垣久共患难者，此二人烈钧知之有素，足堪胜任。且二人功在党国，又皆属陆军上将，尤为适当。”冯玉祥即席对李烈钧所提名的审判官人选发表意见，对提名朱培德首先表示赞成，对提名鹿钟麟则主张另推。而李烈钧坚持原议，并且说道；“此案重大，应使天下之人共见之，必须得北方之贤达参与审判，乃有价值。”经与会人员的一致支持，最后始得通过。冯玉祥所以作如此的表示固因鹿为其旧属出于谦逊，但这与当时他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处境也有关①，且窥出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已，别人徒供利用。散会后，军事委员会又由该会军法处调出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及书记官袁祖宪、郭作民，参加高等军法会审工作。

　　李烈钧受命后，即开始进行筹备。首约集朱培德及鹿钟麟，商讨了一切应行决定的事项；次召见陈恩普、邱毓桢、袁祖宪、郭作民，指示应行注意之点及所负的责任。此外，复邀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徐元浩及法律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征询意见。其中徐元浩争先发言，说什么“委员长有伟大功勋于党国，全国人民，莫不景仰推戴，而张学良等在西安，非特不能护卫，竟敢威迫统帅，勿论其为正犯，抑为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斯事异常重大，应请审判长严予处置。”经过这样一来，别人都不便再持异议，纷纷随声附和，即告结束。

　　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耍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并且偷偷问过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曾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在高等军法会审开庭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里，李便乘机辞出。

　　自从李烈钧出任审判长主持高等军法会审的消息传出后，一时李家门庭若市，不少所谓党国要人前来访询对张学良案处理的意见。当时据李说，其中特别是宋子文、傅汝霖二人最为关心，一再流露出请求为张缓颊的意思。

　　三十一日，高等军法会审假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上午九时以前，李烈钧暨朱培德、鹿钟麟即陆续到达，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袁祖宪、郭作民早在此等候。李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开预备会，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为拟妥的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没有什么异议，只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认为对该案说来似嫌过于形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难堪，提出可否省出不问，径代填上，李颇以为然，当即采纳。至十时整，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坐定后，李命鹿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先与之握手，继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答：“是的，身边并无武器。”鹿接着说：“好，请稍待。”鹿即返庭复命，回入原席。李旋宣布开庭。张学良被带进法庭，含笑直趋案前，李以张为陆军上将，所犯又属未遂，特赐以座位，而张则始终鹄立，没有就座。开始只就西安事变经过事实进行问答，共计八项。之后，李问：“你何，以竟敢出此举动？”张答：“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李问：“你知道你的这种举动是为国法所不容吗？”张答：“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条款。”李给张看了陆海空军刑法，并给他提出所犯的“胁迫统帅”有关条款。然后，李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抑自己所为？”张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自作自当，我决非任何人所能指使的人。”进行至此，张忽谓：“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李答称：“可以。”张谓：“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其事？”李称：“有。”张谓：“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打倒专横独断呢？”李称；“正是。”张自负谓：“我在西安的所为，正是对中央的专政独裁，冀求有所谏正耳。“李叱责称：“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夫复谁尤？”朱培德及鹿钟麟见到双方渐趋僵持，又以李素患高血压症，遂请李宣布暂时退庭，陪李至休息室稍憩。顷刻之后，继续开庭，李正颜厉色地告张；“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该据实招供，否则，将会对你不利……”至此鹿打断李的话，插言道：“汉卿，审判长待人宽厚，你非不知，切勿失去这个良好的机会！”张称：“是，是。”李接着告张：“委员长勋业彪炳，待人宽厚，你何以会出此大不韪的举动？快快说来！”张直言不讳地说：“我在西安发动事变，确有颠覆政府的意图②，而根本目的仍无非要求委员长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李追问：“既然如此，又为何亲送委员长返京？”张接着说：“我在事变中，看到委员长的日记，从日记中看出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及恐日病等分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所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节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进行至此，遂宣告结案。书记官将记录呈李，李阅后对张说；“今天你所招供的话，都记录上来了。现在给你看一下，其中如有错误之处，可提出更正，如无错误，即签字缴回。”李把记录递给张，张看完对李说：“没有错误的地方，无须更正。”张签字后缴回。李将记录签署并交由全体会审人员传阅，分别签署后，便送请蒋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预为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

　　宣布判决后，即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将判决书连同早就备好了的呈文，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名义报请国民政府核示。翌日（元旦），国民政府以第一号指令照准。

　　高等军法会审退庭后，李烈钧以张学良在法庭上，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私下曾向人称道：“不愧为张作霖之子。”

　　当高等军法会审对张学良案按蒋介石交下的判决书“照本宣科”宣布判决后，紧接着蒋介石又迫不急待地罗列了一大篇理由，呈请国民政府，为张学良请求特赦，原呈这样写道：“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自当，从轻减处，已见宽法。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国家设刑典所以儆凶顽，立赦条所以待悛悔。此次该员中于荧惑，大触刑章，变汛传播，举国骇愤，若其遂过怙改，竟复逆施冥行，在国家固不难制裁，然元气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此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当今国家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益，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昔我总理惩乱嫉恶，投法必严，而宥过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当更使天下感动。为此不避罪嫌，贡此愚谬，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要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

　　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于高等军法会审宣布判决后两小时，即当日下午二时送达国民政府。翌日（一日）上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便发交司法院核议。司法院顾不得新年休假，马上做了一番“虚应故事”的核议，当然不会持何异议，当日即以“尚属可行”呈复国民政府。新年休假期满，四日上午，林森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出席的有：王伯群、邓家彦、马超俊、李文范、经亨颐、陈立夫、叶楚伧、宋子文、李烈钧、张继、冯玉祥及王正廷等。列席的有：居正、戴传贤、魏怀、吕超及陈其采等。由林森将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连同司法院的核议，提出做了说明，旋付表决，一致通过准予特赦，并于当日下午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从此，张学良虽被特赦，而蒋介石却以“严加管束”为名，把张无限期地拘禁起来，剥夺了自由。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①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蒋的嫡系一直认为冯玉祥与张学良之间必有关系，冯处境恶劣。当何应钦调兵谴将要大举围攻和轰炸西安的时候，冯玉祥曾向宋美龄痛陈利害，促宋出来反对何的主张，致使何的阴谋无由实现，因此何对冯的怨恨尤深。

　　②当时李问张答，均为“颠覆政府”；而外间见到的记载却都为“改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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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顾祝同接谈的经过（谢珂）

　　西安事变时，我任“西北剿总”军警督察处处长。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西安方面派代表到南京、溪口往复商谈解决善后问题，迄无结果。南京又电西安派代表到潼关见顾祝同，商谈解决事变后的具体方案。西安方面先后派我和米春霖为代表前往洛阳、潼关与顾祝同进行接谈。

　　一、谢珂奉令赴洛阳。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安派我为代表赴洛阳见顾祝同。行前见杨虎城将军，请示方针，杨表示，我们希望以和平方针解决问题，如“中央军”不采取进攻，我们绝不前进云云。当日，我乘火车到渭南，再乘卡车到赤水，越过两方面的战壕，再乘火车到达潼关。先见樊崧甫，说明来意，然后由潼关乘火车赴洛阳见顾，转达西安的和平愿望，并希望派代表到西安接洽。翌日，顾派祝绍周（洛阳警备司令兼军分校教育长）与我一同乘飞机到西安。我陪祝到绥署见杨虎城，当时我即离去，谈话情形未详。

　　二、西安代表二次见顾。顾祝同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进驻潼关，所率大军已通过赤水逼近渭南，对西安方面形成包围形势。南京又电西安派代表到潼关见顾，商谈解决事变后的具体方案。西安接电以后，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决议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赴潼关见顾，商议善后事项，杨虎城又派个人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协助。西安方面推举何柱国负责同顾谈判，利用长途电话或用电报讨论问题。何与顾系同学，谈判较为方便。

　　米春霖与我奉令到潼关以后，由陇海路局局长钱宗泽招待食宿。翌晨，米与我到卧车上见顾，车上装有长途电话，可直接向西安通话。顾拟先谈三个问题。（一）东北军的移防问题；（二）发欠薪与移防费的问题；（三）中央军的接防问题。认为这三个问题决定以后，其余事项可迎刃而解。米春霖当以长途电话向何柱国报告，说明顾提出先谈三个问题的意见。何回电话，可按三个问题进行商谈。正式商谈的日期在一月下旬开始，我们当时带有西安的方案，现在已记忆不全了。

　　每个问题，先由我们负责转达双方的意见，双方负责人并不直接通话，以便留有研究的余地。关于已解决的条文和数字，除电话传达外，再以电报补充，以昭信守。因此，商谈的时间较长。

　　三、双方不同之点。西安方面主张东北军调驻甘肃和陕西西部（在谈判中，总部已有一部人员派到邠州，筹设驻地，准备将来东北军全部西开），欠薪和移防费至少四百五十万元。顾主张东北军调到河南中部与安徽西部驻防，欠薪移防费以二百万元为标准。

　　协商的问题，西安方面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集体研究解决，在必要的时候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参加意见。潼关方面，由顾祝同与其参谋长赵启騄和卫立煌、刘峙等讨论解决，重要的请示南京。我们在潼关交涉谈判中，陈诚（时任渭南方面的指挥官）每天到卧车上探听双方和战的消息，陈主张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他虽不能参加意见，但他所部的防线与对面西安防线每天开火，意在挑起战事。我向米与顾提出要求，认为此事对于双方和谈不利。顾说；“我不下总攻击令，局部冲突不能引起大战。”随后顾选择另外一处秘室，远离卧车，装设长途电话，每天与西安约定上下午的一定时间，开始双方商谈。一月底，商谈的条件已接近成功的时候，不幸在二月二日，西安发生了打死王以哲等的事件。双方商谈暂时停止。

　　四、双方继续商谈。二月三日晚，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离开西安后，西安与潼关翌日即恢复了谈判。西安经过这次暴动，证明领导方面顾全大局，主张团结对外，和平是出于至诚。不久，双方达成协议。主要各项条件如下：

　　第一、东北军全部移驻淮河流域，归于学忠统率，详细防地另行协商。

　　第二、何柱国调升安徽主席。

　　第三、十七路军暂时不动。

　　第四、红军向陕北移动（开到西安附近的地方）。

　　第五、西安方面欠薪和移防费二百五十万元。

　　第六、中央军开驻西安，由西安至宝鸡驻一个军，开进时间，候顾祝同到西安再定。

　　协商后，杨虎城决定出洋考察，所属部队交由孙蔚如指挥。于学忠即回甘肃，决定不久到溪口探望张学良。顾祝同决定二月中旬到西安。何柱国仍驻咸阳骑兵第二军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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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孙铭九）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救国宁愿以牺牲自己的精神，亲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回到南京。据张的侍卫副官刘海山事后对我说，蒋一到洛阳立即改变了态度而装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对张监视，露出扣张的企图。一到南京，蒋介石就立刻背信弃义大耍各种手段，先是伪造“对张杨的训话”，继之令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写出书面请罪书，随后又以军法审判的形式，判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最后又施以虚伪的特赦，特赦后面又加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样就实现了无限期监禁张学良将军的目的。此后，西安方面对蒋介石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愤慨，特别是在东北军内部对蒋介石的痛恨更是达到极点。

　　释放陈诚等人的争论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后，12月26日王以哲等首先令我撤除对陈诚的监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立即放回陈诚等人的原因，因为张学良还未回来，我内心实不愿意这样做。张在临走前曾说，他三天以内回来，推迟两天放他们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还听应德田说，他在开会时曾与王以哲力争，并极力反对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就放走陈诚等人。他又说，万一有个变化，这些人在我们手里，也较为有利。我又听说，杨虎城主任也不同意立即放走陈诚等人回南京。当时我和应德田的意见是一致的。王以哲在开会后曾对应德田说：“副司令把委员长都送走了，还怕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还不放陈诚他们呢？何况这又是副司令来的电报。”应说：“副司令还有两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再放也不迟。”我当时同意应德田的意见。一、因为电报不能保证是张的真意；二、即使是张的真意，过三天再放也未尝不可。

　　虽然当时监视陈诚等的责任由我担负，但王以哲和刘多荃以及谭海等都有直接命令指挥卫队营的权力。实际上刘多荃已直接按王以哲的意旨，命令卫队营于文俊连长撤除对陈诚等的监视了。并已命令先放出有病的晏道刚回家去住。于连长报告我时我不同意，但又不能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无权加以阻止。我听说杨主任也不同意，即打电话请问杨。杨说他不同意，但随后杨又直接来电话对我说：“各将领都在此开会，他们主张立即放走陈等人，我现在也同意了。”以后杨又叫何镜华来找我去新城大楼见他。我到新城后，在另一间房中见杨虎城，同时我看到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在大客厅里开会。杨对我说：“孙团长！你要听命令。各将领正在此开会，都同意释放陈诚等中央大员回南京。”我说：“副司令说三天之内就回来，等副司令回来再放也不为迟，何必这样着急呢？副司令临走前告诉我说，有事找杨主任，我对杨主任同对张副司令一样，有事申诉意见，我是服从命令的。”杨说：“我已同意了。”我对杨说话时何镜华亦在场。

　　以后王以哲告刘多荃按他们的意旨直接命令卫队营撤除了监视。当时我实际上已无法不服从他们的命令行事了。

　　到26日晚间，王以哲等仍主张要放回陈诚等人，并下令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27日早晨就把陈诚等人放回南京去了。

　　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

　　12月29日阎宝航同志飞到西安，带来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信，信上提出要求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蒋中央的命令等。阎宝航同志传达了张学良的话，他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指蒋中央）不让我回去，那边（指西安方面）能答应吗？”阎宝航同志在刘多荃家中吃饭时又对刘多荃和周恩来同志说：“要争取汉公（指张学良）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等等。”我对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事，与前次放陈诚等回南京一样是不同意的。我知道应德田虽然参加了会并予力争，亦无效果。

　　1937年元旦，西安举行阅兵时，鲍文樾由南京飞回西安，说张学良已完全失去自由。

　　1月4日，张学良已被蒋介石明令“严加管束”。西安方面已确知张是不可能回来了，5日发出歌电，通电全国。以后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负责人共同协商，才确定了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遏止蒋军的军事威胁，争取和平解决事变，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这一正确方针。从5日到12日，三方面已作了必要的军事部署。

　　潼关谈判

　　这时谈判的焦点，是要求蒋介石实行诺言，先撤兵出潼关放张学良回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法进行。因此，决定先派代表去南京进行交涉。

　　1937年1月9日，何应钦等派吴瀚涛和王化一来西安，是为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的命令。当时携有蒋和张分别致杨虎城的信。向西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杨虎城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对张学良回西安和蒋介石在西安亲口承担的诺言，却只字未提。蒋不但没有先下命令把蒋军撤出潼关，反而大量集结军队西进。企图用武力压迫的办法使西安方面屈服。同时命令西安方面与顾祝同直接商谈，不再与自己接触了。

　　接着洛阳顾祝同和陈诚等派祝绍周乘军用飞机来西安，他是奉命进行试探，实际就是压迫接受命令。具体提出两个方案，其内容大意是：

　　甲、东北军（包括甘肃于学忠部）退到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上；十七路军转至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退驻原陕北防地。

　　蒋军进驻西安，并在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

　　乙、东北军（包括于学忠部）调驻安徽淮河流域一带，十七路军驻甘肃；红军仍退返原陕北驻地，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祝绍周到西安时是1月11日，也正是王化一由西安返南京之时。

　　当时问题的焦点，主要是要求先放张学良回西安，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

　　1月15日，决定派东北军的鲍文樾，十七路军的李志刚，共同飞南京，唯一的任务是向蒋要求放张学良回来。

　　鲍文樾、李志刚于1月17日到奉化见蒋。蒋声色俱厉地说，西安方面在军事上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否则是不能许可的。必须在甲乙两案中择一执行。并说他早已忘却共产党和张学良不杀他的好意。蒋对张学良回西安的问题，硬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蒋说：“张汉卿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就不要强迫他回去了。”等等的假话。因此要求张学良回西安的事，一直无结果。

　　这次鲍文樾见张学良时，张对鲍说：“只要你们能坚持团结，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

　　1月23日晚，蒋介石召见李志刚，对李说：“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中央的命令。杨虎城等快派人到潼关与顾祝同直接商谈，解决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又说：“杨虎城不服从命令，我就派兵进攻西安。”

　　1月25日鲍李返回西安报告此行经过，杨召集东北军西北军各军政人员开会，决定派代表与潼关顾祝同谈判事。

　　1月26日派李志刚和谢珂去潼关。

　　双方开始谈判，谢珂态度强硬，他代表西安方面的主要意见是：在张学良不回西安以前，蒋军不能大批开入潼关。顾的条件是：立即撤除华阴县的防线，蒋军进驻西安，别的问题以后再说。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无结果。

　　自鲍文樾于1937年元旦由南京返回西安传达张学良被押情况后，到1月25日又回到西安报告蒋提出西安必须服从他的命令时止，这一期间，在东北军中已有两种意见显露出来：一是主张首先争取张学良回西安；另一是主张不坚持要张学良回来，先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撤兵退出西安。

　　应德田与周副主席会谈

　　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以应德田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大部分人（即所谓东北军少壮派）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每每争持不下。应德田等认为要实现张学良回西安，必须取得红军代表的同意与支持。因此，应德田商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晤谈。在谈话中，应详细地陈述必须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此次谈话是在1月27日晚间，由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等代表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未参加）。据应德田事后对我说：当时除周副主席外，还有叶剑英、秦邦宪、刘鼎等同志参加。又据何镜华回忆说：那次谈话，只有四个人，即周恩来、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

　　直到解放后，我与应德田见面时，他谈到他当时谈话内容如下：

　　一、东北军这个团体是以张学良为唯一中心的，张不回来，这个团体就失去中心，无人领导，必致瓦解。

　　二、“三位一体”的团结、联共抗日的主张，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实现。张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是很难维持的。联共抗日的主张也不能实现。

　　三、张在南京已被特赦，自无长留南京的必要，因此必须要求张回来，张不回来决不撤兵。只要张回来一次，一切听张的命令办理。蒋军如再进逼，必须坚决抵抗，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打起来对蒋并不有利。只要我们抱定坚决的态度，仗是打不起来的，只有造成一个坚决对抗的形势，张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若再退让，不但张没有回来的希望，东北军的团体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均难保持。东北军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杨虎城将军与十七路军也是赞成的。

　　四、要求红军支持我们的主张，如果由于蒋军进逼而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我们打垮蒋军的进攻。

　　应德田的这些意见和理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1月28日周恩来代表和叶剑英将军等，去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开会（这是我事后听说的）。事后应德田又对我说：“当时红军代表团说：只是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对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对不会对不起两位朋友（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并且叶剑英将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参谋人员已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对这些情况，我以前一直不清楚。

　　渭南会议

　　1月29日，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为了说服东北军的少壮派，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召集了东北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四十多人在渭南开军事会议。会议是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军长主持的。会议经过大致如下：首先由董英斌参谋长致词，他说：“王以哲军长因病不能出席，派我代表他来主持会议。”何柱国接着发言说：“现在必须先接受蒋中央的撤退命令，必须接受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这样做可以争取放张回来。不然，蒋军兵力强大，我们打了败仗，张副司令更不可能回来了。东北军团体的前途也就危险了。因此必先接受撤兵，退出西安，和平解决。”

　　最后他还说：“这是我的主张，也代表王以哲军长的意思。”

　　何柱国讲话以后，应德田立刻起来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接受潼关顾祝同的条件，他讲话大意是：“东北军内部和‘三位一体’的局势都迫切需要副司令回来一趟，否则，一切问题无法解决，副司令回来以后，一切由他决定，以后再走也可以，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一趟，是不是就会打起仗来呢？是不是会引起大的内战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蒋介石是虚张声势，得寸进尺，真打他是不敢的。首先是打仗他没有理由。现在他的威信还未恢复，内部不稳定，加上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都是跃跃欲试，想乘机反蒋。蒋如真要打仗，就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责备，他就会垮台。所以蒋介石是不敢真打的，现在他只是摆了个打仗的架势。我们愈软，他就愈凶。我们一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打仗的可能性，我们也要作打的准备。况且要求副司令回来，我看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坚持。鲍主任由南京回来，转达了副司令的口信说：‘只要你们能坚持，能团结，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副司令要我们坚持，难道我们不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就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团昨天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

　　应德田讲话完了以后，会场紧张。缪澂流接着站起来激愤地说：“不放回副司令不能接受撤退命令。”经过一阵纷纷议论以后，全体军官在激愤的情绪中，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

　　董英斌主持会议，当即作了如下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当场，到会的全体军官四十余人，都在决议上签了名，以示郑重。当时何柱国自己也在决议案上签了字。

　　这次出席渭南会议的有四十余人。其中有东北军元老、有高级将领和文职人员，也有带兵的中级以上军官，如马占山、鲍文樾、刘伟、高崇民、卢广绩、何柱国、董文斌、缪澂流、刘多荃、霍守义、常恩多、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李铁醒、赵壁（炮兵營长）、应德田、孙铭九和何镜华等等。

　　东北军内部纷争

　　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学良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于学忠来到西安

　　1月30日，于学忠由兰州飞到西安。何镜华等去飞机场迎接，并将渭南会议的决议向于陈述，请于坚持决议，并立即贯彻执行。王以哲当时因病在家。于到西安后即去王以哲家中看他。趁此机会，应德田告诉孙铭九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因此，当于学忠到王以哲家中后，就在王家中开会。到会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多人。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董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泣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杜边哭边说致使屋里气氛非常紧张。所有的人都等着听听于学忠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王以哲不发言，何柱国在旁催促王以哲快说话，王又推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吧。”这时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王以哲，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谁也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最后，于学忠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这个会就这样无结果而散。这是1月30日白天的事。

　　“三位一体”高级会议

　　形势发展是紧迫的，形势的发展需要东北军全体一致和“三位一体”的团结一致，才能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召开“三位一体”的高级会议，这是形势的要求。于是，在1月30日晚间，由杨虎城将军召集在王以哲家中开会。会议有三方面的五位代表参加，他们是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在场旁听的有：应德田、何镜华、张政枋和杜维纲等。应德田未告知我，我未参加旁听。事后知道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如下：

　　开会时，何柱国首先发言说：我今天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大家谁也不发言。相持很久，杨才开口请周恩来代表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的，还是请你们先讲。”于是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又推你，足足拖延了三十多分钟无人发言。这次会议虽是由杨虎城召集的，但当时事态表明是以东北军为主。在此僵持情况下，杨虎城说：“副司令临行前留有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请你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于学忠这才说：“我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一定要求副司令回来，张不回来坚持不撤退，有的主张按照顾祝同的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撤退，撤退后，再要求副司令回来。东北军内部意见极不一致，我的军队又在兰州，我看还是请鼎芳（王以哲号）兄谈谈吧。”后王以哲说：“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决定。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不要这样犹豫不决了……僵持是有危险的。”这时，于学忠就说：“我看根据鼎芳的意见，和就和了吧！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也来不及。”杨虎城又要王以哲作最后的决定。王说：“我同意孝侯兄的意见。和就和了吧。”杨又问何柱国。何也说：“我同意孝侯和鼎芳的意见。”至此，他们对渭南会议的决议，却一字未提。杨虎城说：“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回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杨又问周先生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主张坚持不撤退，为了张先生，最后不惜一战。张先生在东北军中是很重要的，这种意见我们也考虑了。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主张一致，我们也可牺牲我们原来的意见。你们现在两方都是一致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当然赞同。但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应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会议就这样作了最后的决定。

　　散会后，张政枋当场问于学忠：“你说和就和了吧。以后怎么办呢？”于学忠说：“以后再谈以后的，开会研究。”

　　王以哲、何柱国下令撤兵

　　1月31日上午，于学忠在新城大楼主持向东北军军官传达最高级会议撤兵的决定。到会人很多，有东北军官张政枋、洪钫、郑玉琢、杜维纲、刘启文和刘佩苇等，他们都痛哭流涕，不愿意撤退。郑玉琢特别说到他家中的困难情形和没有张副司令就无法维持东北军的家属生活问题，坚请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于学忠此时亦无法对答，只好说以后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这次何柱国未参加会议。

　　据何镜华说是何柱国起草撤退命令的。本来平时参谋团的命令稿件，多由何镜华负责草拟。但这次何柱国未让何镜华知道，而叫另一参谋刘本厚草拟，刘一切按何柱国的意图写成后，立即整理抄清“划行”。何镜华看到这些情况，经和应德田研究，认为时机紧迫，都想找到个办法，以使撤退命令不能下达，正在此紧急时刻，何镜华突然来转告我说：何军长叫我去听命令。我只得服从命令去见何柱国，他叫我把特务团和先锋队按命令撤退到指定的驻地，并限期撤出西安。接着何柱国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讲什么意见就退出。我心中早已知道这是试我是否接受命令，我虽然满怀激愤，但又不能不听他的命令。这时东北军的中级干部群情激愤。如卢广绩、陈先舟等见面即痛哭流涕，悲愤的心情，已经难以抑止。这些事实已预示着突然事件即将爆发。

　　二二事件

　　2月1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像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2月2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一一五师师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郑玉琢（参谋处处长）、孙东圆、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我与应德田住同院）。参加的人很多。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

　　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当时应德田和大家商议后，又提出铲除王以哲的意见来。要我派卫队营去干。我仍不能下决心。应德田又说：“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我听了应德田说写一篇宣言的话以后，才下决心并表示同意了。开始我说应推刘启文师长派人去干，因为他的军阶比我高。但大家要我派卫队营去干。孙东圆说：“派二十个人跑步去，来个左转弯就进去了。”我就提议派卫队营于文俊连长带队去，大家同意。随即派人找于文俊来，当场有许多人给他提出建议，告诉于连长率领卫队营的卫士要跑步到王以哲家中去，随后又派人跟着去看，随时回来报告情况。同时决定派卫队营营副商同昌，带人到何柱国家中打死何柱国。于是就分别出发了。

　　当于文俊连长出发后不久，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已被打死了。”孙东圆说：“没有错！这次王算完了。”但何柱国方面却久无消息。会上大家正议论中，不久回报说何柱国不在家中。何柱国在1月31日后，他已察觉到他处在极危险的环境之中，所以他2月1日夜间就未回家去住，而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处。当商同昌领人到何柱国家中时，找不到他，何镜华说何柱国在新城大楼。大家决定由何镜华负责进去从旁协助（因何镜华常在新城，与何柱国见面方便，在何柱国不防备时，容易下手），王协一连长就可以带人进去把何柱国拉出枪毙。但等候许久仍无消息。据何镜华说：“当王以哲被打死后，何柱国就在新城大楼不出来，请杨虎城保护。”所以当王连长领人到新城，被杨虎城阻止而不能得手，时间很久，亦无消息。应德田叫我亲自去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遂亲自到新城去见何镜华，何镜华对我说：“何柱国在杨虎城房中不出来，不得机会，等有机会再进行。”我看也不能公开闯进去硬干，就与何镜华商议，叫王协一连长听何镜华的指挥行事，我即悄悄退出来，回到金家巷，以后终不得手。因此，何柱国得以幸免。

　　当2月2日上午，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搞何柱国时，有人提出说：“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孙聚魁连长（孙在东北干过义勇军，是卢广绩介绍给我的）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会上就派他去了。他一去，见宋学礼带着手枪，孙聚魁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据孙回来报告说：“因宋也拿枪要动手，不得不先打死他。”这件事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处死蒋斌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副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因此，这次正在开会时，王协一连长前来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就派王协一连长前去执行。

　　打死徐方的事，事前我是不知道的。据文英奇报告督察处查出徐与晏道刚等有勾结，而泄漏了军事计划，所以把他打死。

　　我在周副主席面前承认错误

　　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苗剑秋急忙跑来告诉我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我一听此话更急了，我说：“这怎么办呢？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我问他周先生在哪里，苗剑秋说：“周先生来了，在副司令公馆。”我马上同苗剑秋一同到张公馆，在楼上看到周副主席。他说：“这是怎么办的呢？”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我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周副主席两手张开招呼我说：“快起来！起来。”我站起来时，他问：“这是谁搞的？”我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周副主席没再继续说什么，即同苗剑秋走开了。

　　刘多荃派兵进攻西安

　　二二事件发生后，代参谋处处长郑玉琢起草了一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坚持不撤退的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杨虎城当即签了字。于学忠不敢签字，他怕刘多荃、缪澂流等不听指挥。有人说于学忠当时亦签了字，一面准备印发命令，一面准备给渭南前线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和缪澂流打电话联系，可是刘多荃和缪澂流均不接电话，所以电话打了一夜没有打通。事后才知道是由于刘多荃已决定军队向西进击，并已派出一〇五师第一旅第一团张治邦团长负责，开向临潼，准备对西安进攻。事后李铁醒向我说，当时是刘师长直接命令，部队由刘师长直接指挥，不准听高福源旅长的指挥。因高福源新接旅长，尚未掌握住部队。高是2日晚才回旅部的，到旅部后，即用电话向刘多荃报告，刘叫高即刻到师部去。高发觉对自己不利，乃挟参谋长黎荫荣一同逃出旅部而回西安。以后刘多荃命令葛晏春在西安诱杀了高福源。同时刘又派高鹏云给潼关方面樊崧甫打电话说：“我们马上就要撤退到渭河以北的高陵去，迟了恐发生变故。”这是最近崧甫在上海对我说的。刘多荃命令军队连夜撤出前线，渡过渭河，开往高陵，说是为了避免蒋军突袭遭到损失才迅速撤退。

　　前线局势到此，已给蒋军桂永清部进攻西安敞开了大门，西安方面的防线已完全被破坏，大势已不可挽回。因此，于学忠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和、张政枋等前往渭南和高陵，想作劝说刘多荃和缪澂流坚持团结的工作，也未能实现，他们都白去了一趟。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离开西安

　　2月3日清晨，经周副主席、杨虎城和南汉宸同志等商议，为了保持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内部再发生火拼，自相残杀，能把和平谈判继续下去，决定告知孙铭九离开军队，离开西安。并找苗剑秋把这一决定转告我，再由董英斌参谋长派何镜华来找我去谈话。我知道局势很严重，听说刘多荃派军队要打回西安来替王以哲报仇。

　　原来应德田原想拥推于学忠出来执行渭南决议，但估计错误了，刘多荃和缪澂流等不听他的话。

　　董英斌参谋长按周副主席和杨虎城的决定，命令我一定、要脱离部队离开西安，我才同意出走苏区。当我去见董时，他对我说：“孙团长，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我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当时特务团和先锋队的人并不同意我离开西安，更不愿我离开部队。有人说，离开西安就可以了，何必离开部队呢？当时我意识到如我去对先锋队讲话说明，很可能就走不开的，一定要出乱子。所以我立刻答应了董英斌参谋长的要求。

　　我回到金家巷后，刘鼎同志按周副主席的指示来到我的家中。他转告我说：周副主席为了我的安全，派他亲自送我到陕北苏区去。我立刻答应了。

　　我们是2月5日夜间到达陕北云阳镇的。

　　在我决定离开西安之前，应德田曾不同意我走的。我当时是坚决要走。苗剑秋亦来到我的家中，我们脱下军服穿上便衣，就一同走了。

　　王以哲死后，刘多荃派军队向西安进攻的同时，又命令葛晏春团长枪毙了高福源旅长。以后又派人搜捕于文俊连长，给王以哲祭灵，为王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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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孙铭九给张学良和李敖的照片（李敖）

　　1982年秋冬之际，我写了《别赖张学良了!》等几篇文章，替张学良讲话，对这位当年西安事变的民族英雄，深致怀念。文章发表后，在日本的陈平景有一天打长途电话来，说他在大陆碰到孙铭九，孙铭九听说我为他的老长官抱不平，很受感动。我听了，就告诉陈平景，下次有机会再碰到孙先生，请替我问候他，请他写点回忆，并告诉他：我可能有“管道”，转达孙先生向他老长官的致意。

　　今年9月13日，在大陆的陈平景花了八十一元人民币，从上海打了国民党政权无法拦截的直拨电话给我，（这不算三通吧？算是第四通——“通电”！）告诉我即将见到孙铭九了，孙铭九托他转给我的东西，不日将托便人带到台湾。

　　本月6日，我在台中整理国民党特务搜查洗劫台中我母亲家的现场时，收到从苗栗转来的一封信——陈平景办事细心利落，前后二十三天，东西就转到了。

　　转来的是一包厚厚的信封，上面写着：

　　请陈平景先生带呈

　　李敖先生亲启

　　孙铭九

　　背面写着：“397849×239上海市吴兴路246弄2号803室”。其中有给我的信，全文如下：

　　李先生台鉴：

　　陈平景先生向我传达了您的真情厚意及张先生的话意，深为欣慰，特向您致以衷心的感谢！容以后有机会再行报答。

　　现附上我近期和青年的照片，便中请转呈汉公。他对我的知遇、栽培和教育之恩，我将永志不忘。

　　请您转达我的心愿：祝他多多保重！我衷心祝他健康、长寿。有机会有可能，我盼望能再谒见他，就是我终生的渴望。请您转达我的最重大的心愿。我不便给他直接禀报，转请他恕我。敬祝

　　您好

　　孙铭九1987年9月14日

　　孙铭九希望“转呈汉公”（张学良字汉卿）的“近期和青年的照片”，共有三张。第一张照片是黑白的，穿军装，背题：

　　1936年12月摄于西安华清池

　　孙铭九1987年9月14日

　　“1936年12月”正是西安事变的时候，而西安华清池正是当年捉蒋的所在。孙铭九这一照片也送我一张。背题：

　　敬赠

　　李敖乡兄惠存

　　孙铭九1987年9月14日

　　第二张照片是彩色的，穿列宁装，背题：

　　最近摄于上海留念

　　孙铭九1987年9月14日

　　第三张照片也是彩色的，穿短袖衬衫，背题：

　　1985年8月2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应嘉定县政协之邀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敬给称我为“小孩子”的恩人一阅

　　孙铭九1987年9月14日

　　照片中写“称我为‘小孩子’的恩人”，可说是孙铭九对张学良表示的一个暗号，因为这种亲密的称呼，圈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孙铭九毕业日本士官学校（是真士官学校毕业的，不像蒋介石那样冒充的），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同学，张学铭任天津市长时候，孙铭九在天津警察局任职，后来转任张学良随从参谋，是张学良最贴身的人。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去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见时，随同去的，就只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孙铭九。那天晚上的会见，张学良、周恩来在屋里谈，孙铭九就在门口守卫，可见张学良对他信任的程度。后来孙铭九调任警卫营营长，12月12日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就是下令给孙铭九，要他去抓蒋介石的。孙铭九精明干练，果然不辱所命，他捉到了光着脚逃跑的蒋介石，看尽了蒋介石张皇失措、贪生怕死的一面。12月25日，在蒋介石口头承诺张学良提出的八条件之后，敢作敢当的大丈夫张学良亲送蒋介石离西安回南京，悻悻然小丈夫的蒋介石一方面把张学良软禁，一方面蓄谋解决张学良的部队，把东北军分化、瓦解。蒋介石的毒计，引起东北军内部的严重争议，少壮派认为张学良没放回来前，应把西安事变扣留的蒋介石手下陈诚等多人留下来当人质、应该拒绝蒋介石下达的东北军撤退命令，以保障张学良的自由安全，但是高级将领们则因动摇而暗与蒋介石勾搭者大有人在。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为了不甘张学良被出卖、东北军被出卖，干掉了军头王以哲等人。这一事件，被称做“二二事件”“二二事变”或“第二次西安事变”。

　　据1937年2月8日何应钦《关于处理陕甘经过之报告》：

　　在张部决定撤退之后，西安方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2月2日的那一天，原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现任特务团团长之孙铭九，和少数的激烈分子，反对撤兵的命令，要求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收回撤退的命令。嗣因要求不遂，发生暴动，将王以哲戕杀，同时还有几个高级官被害。不过暴动的人数不多，事变后，经杨于等设法镇压，第二天便解决了。

　　这一事件发生后，东北军军头刘多荃电话警告杨虎城，要他在西安就地解决“激烈分子”，否则东北军回师西安，将玉帛俱焚。于是由周恩来出面，把孙铭九等人送往陕北共区。据1983年“出土”的1937年2月14日《陈诚总司令呈蒋委员长报告东北军二月二日事变牵涉之人员等情电》，在孙铭九亡命到陕西云阳镇第九天，东北军军头刘多荃就暗派副师长高云鹏跑去见陈诚，密报“东北军对张汉卿已无信仰了”，“所谓要求放张回陕云云，不过少数老人面子”耳，“事实则都不愿其再回部队”。而刘多荃乘机的要求却是：“希望将一百零五及一百一十二两师共十二团，编为三个师”，原来还在卖身讨价呢！

　　如今事隔五十多年，回想当年东北军少壮派对西安事变后的处理看法，不能不说他们实在比高级将领们高明。例如扣留陈诚等人当人质方面，张学良临走时本说三天以内回来，到南京后，忽来电报说放陈诚等人，这种电报是否出自张学良真意，不无可疑，理应等张学良三天内回来，再放人不迟，但是王以哲却先嘱放人，这是很失计的。据万耀煌《西安事变身历记》，说12月26日

　　夜12时，徐芳来谓：东北军少壮派力主以中央将领作质，换张学良回来，张一日不归，中央将领一日不释。这是今晚会议席上提出来的，王以哲愤怒拍桌子说：“副司令的电报命令，谁不服从就宰谁。”因此极度不欢而散。少壮派以某营长（指孙铭九）为首，王等恐他们有不轨行动，所以今夜对仁寿里特别戒备，严密保护。

　　将在外君命都有所不受，何况君在外？东北军军头不知善保台面，其愚固不可及也！

　　又如拒绝蒋介石下达的东北军撤退命令方面，东北军军头们以为与虎谋皮可以有利张学良、有利东北军，并以1937年2月17日国民政府明令恢复张学良公权等噱头，为真正有厚于张学良、有厚于东北军，这也是太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太不了解蒋介石的阴狠了。从1983年“出土”的当年电文中，我们可以得到佐证：1937年1月13日，甘肃省政府财政厅厅长陈端致孔祥熙密电，就有这样的话：

　　孝公（东北军军头于学忠字孝侯）极感钧座绥抚之至意。关于陕省问题，如中央决以军事解决，势必全部赤化。匪兵及民团集合，为数亦近二十万人，一经接触，势必向晋豫流窜。星星燎原，深为国家前途隐忧。最好中央军暂取缓和态度，向后稍撤退，一面俾孝公会同王主任庭午设法将东北军调回原防，与陕军分开，并与赤匪分离，然后徐图分化解决，则事半功倍，免致激成大变。……至于五十一军共三师，其中有一师为东北军，故孝公前此态度不得不稍示模棱，职行动言语亦不得不稍顾忌。昨夜孝公约职密谈，知已略有布置。孝公决送全眷南来，并拟亲行，借与钧座面商一切……孝公全眷均已摒挡就绪，一俟机到，眷属离开，无所顾虑，即可显明表示态度，则解决陕甘问题，自可急转直下。谨此密陈，伏乞垂察。

　　东北军军头已暗中输诚，一至于此；配合“分化解决”，一至于此；密送家眷做人质，一至于此……谁还营救张学良呢？可见，妄想与虎谋皮可以有利张学良、有利东北军，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恢复公权了的张学良，其实照样软禁；而于学忠等军头的最后下场，最后也不见光彩。于学忠最后被调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闲职，五十一军军长也干不成了。其实这种下场还算是好的，像吴克仁那样的军头，下场就更惨。吴克仁任六十七军军长，最后参加“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殉职，蒋介石却硬说他投了敌，不给他进忠烈祠，六十七军的番号也给取消了。回想1937年3月1日，吴克仁由溪口经上海抵南京，发表谈话说“蒋委员长待东北军甚厚”，如今怎么个“甚厚”法，天下皆知矣！由上面惨痛的教训，证明了孙铭九他们对蒋介石采取根本不信任的态度，是正确的，而发生“二二事件”，也自有其道理。东北军军头不知善保台面，其愚固不可及也！孙铭九自从亡命陕北共区后，从此一直做着共产党的“客人”。据田雨时《东北接受三年灾祸罪言》，他在抗战胜利后秘密见到孙铭九，孙铭九说他绝非共产党或其同路人，他只是十年来一直受到共产党保护，但共产党“并不欢迎他这样的人”。不论事实的真相是欢迎还是不欢迎，孙铭九五十年来，一直一以贯之的唾弃了蒋家政权，他从青丝老到了白发，但却有着一颗不老的雄心，回忆当年张学良怎样叫他“小孩子”。

　　看他称张学良是他“恩人”，感谢张学良对他的“知遇、栽培和教育之恩”；看他托我转达他“最重大的心愿”，表示再谒见张学良，就是他“终生的渴望”，字里行间可以感到：他是多么至情至性的一个真人。这个真人，一生只在一年之内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却足以使他不朽。他不朽，为的是他为捉拿中华国贼蒋介石演出了精彩的一幕；他不朽，为的是他为救回民族英雄张学良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他不朽，为的是他给东北人的爱国、勇敢、侠义、决绝、重情感，做了最伟大的诠释与说明。

　　张学良从三十八岁被关到八十三岁、八十四岁、八十五岁、八十六岁、八十七岁、八十八岁……如今还在被关。我没有绝对可靠的“管道”可以转达孙铭九的嘱托，把照片转给张学良；但我有公开的“管道”——用“把一切写出来” 的方法——让张学良看到印刷品，这种传信方式虽然离奇，但却难以阻挡。古人传信，说浮者自浮、沉者自沉；我的传信，却一印千百封，永不会沉，看他蒋家政权还有啥法子！

　　198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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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六一事变五十周年（唐德刚）

　　——兼谈刘廷芳“说服蒋介石先生”的“一段内幕”

　　1936年6月1日所爆发的六一事变（亦称两广事变）和同年12月12日至25日所发生的西安事变，屈指算来，距今已整整五十周年了。这两个事变，前者不足两月，后者不足两周，它们不特改变了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运行的轨迹。西安事变既然比较出名，今且颠倒其顺序而论之。

　　西安事变的后果

　　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这倒可以屈指而计之：

　　一、它把当时的蒋委员长——也可以说是整个国民党吧——“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参见蒋夫人最近在台北发表的悼夫文）临时叫停；把一个四面楚歌、危急万分的红军，解救了出来。

　　我有一位在当今中国史学界颇有声望的朋友就曾向我说过：“没有西安事变，我不相信那一点点共军就消灭不了。”

　　历史学家虽然不能臆断历史上有可能而实际上并未发生之事，但是一个有深度的学者的话，也不是只凭意气出口的。因为蒋氏那时的政策虽愿保留共产党，以为将来联苏抗日留个余地，但他却是要“彻底消灭”共军的。可是当时共军之存在亦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条件（宋庆龄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彻底消灭亦属不易。不能彻底消灭，就变成零星打斗，那也会纠缠不已的。“内”既不能“安”，“外”也就不能“攘”了。恰于此时张、杨二人搞出个兵谏，使双方都保存了面子。国民党停止“剿共”；共产党不但红军接受改编，共产党人且愿再度加入国民党（见蒋著《苏俄在中国》）。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再度加入，蒋委员长和夫人却接受了共军半独立式的改编，并由南京中央补充弹药、接济粮饷（这时南京派往延安的代表是中委邵华。邵先生是笔者的中学老师，这故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终使共军由半独立而独立发展，由茁壮而成长。楚河汉界，平分天下，最后竟然取而代之。

　　二、西安事变把抗日战争提前了。抗战是拿全民族的命运作孤注之一掷，岂是搞着玩的！我们的抗战是否可以避免，无人可以臆断。但是史家可以认定的，则是那时日本侵华并无固定政策。战前那些所谓“事件”，都是一批“鲁莽灭裂”而目光如豆的日本少壮军人搞起来的。他们原无“鲸吞中国”之大志；而我们地大物博，加上个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和他们再打它一两年太极拳，不是不可能的（参见战后日本公开出来的彼方秘档）。

　　试想抗战如推迟一二年，世界局势又是什么个样子？1939年欧战既发之后，日本人是要和一个穷光蛋蒋介石继续纠缠呢，还是南征南洋、北伐苏俄，收其实利呢？那就很难说了。

　　有人或许会说，那时全国民气沸腾，爱国人士都痛恨“南京中央”的亲日卖国政策。所以，你不打，全国人民也要打；你不打，日本人也会逼着你打。这些话，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均属似是而非之论。笔者昔年在哥大即曾撰长文（原著为英语）辩正之。我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但是它在1937年的7月7日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

　　须知蒋氏那时的“太极拳”政策，在当时国内军、政、商、学各界，也有其一定的“群众基础”。“亲日卖国”原是“欲加之罪”，可是蒋公的“太极拳”却被西安事变结束了。

　　事变之后，蒋在国内声望之隆、盛德（毛泽东恭维语）之高，真是史所寡有。他被倭奴欺侮太甚、舆论逼得太紧，全国上下又一致拥护，内战结束、全国一统又提供了对外战争的必要条件——“内”既不必再“安”，“外”就不得不“攘”。蒋公被内外一致逼上梁山，心一横，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抗战到底”了。

　　今日读者和作者的生活状况，都是这个抗战到底的结果；而抗战到底者，西安事变实促成之；而西安事变者，乃当年张少帅和杨老总一时冲动之下干出的，也是当年蒋委员长一时大意失荆州、单刀赴会、误入虎穴的意外小事也，其影响于我辈命运若此！

　　当今中国史学界当然还有人认为西安事变是全民敌忾之气激成的，也有人认为是中共和第三国际统战政策的成功。但是五十年来还没人敢说，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所以，西安事变者，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也。它改变了人类历史运行的轨道，也可以说是历史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吧。

　　蒋氏何以单刀赴会？

　　但是中国近代史上何以发生这个“偶然事件”呢？关于张、杨二人当年受激成变的心理我们不难理解。我们所想不通的，则是那位“一生唯谨慎”的蒋委员长，何以于“剿共”前线，在两支军心不稳的杂牌部队之间，来个单刀赴会，结果连人带马，加上半朝文武，于一夜之间被两位“叛将”一网成擒？

　　事实上，用现代行为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基本学理来分析蒋之行为，也不太难于理解。

　　须知我国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山区公路上，卡车尸骸累累的所谓“翻车地区”，往往都不是所谓一级“险区”。司机翻车或“打山洞”（车头撞山的战时司机俚语）的处所，往往都在“履险如夷”之后的次级险区。

　　据美国当前对车祸的统计，亦以离家不远的地区为最多——何也？无他，大意失荆州也。蒋委员长在西安出了事，也正和卡车司机驶过最险区才“打山洞”，有其异曲同工之处——蒋公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六个月，刚刚“履险如夷”地驶过最险区；驶过之后，他老人家却在次级险区的西安“打了山洞”。

　　西安事变之前，委员长驶过一个什么样的高级险区而履险如夷呢？那便是同年6月在两广发生的六一事变。

　　六一事变的危机

　　六一事变是怎么回事？

　　长话短说，它和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以“抗日救国”为号召而反对“南京中央”的“兵谏”；只是——且让我用个当今的时髦名词——西安事变是一件“阴谋”，六一事变则是一件“阳谋”而已。

　　搞起这个“阳谋”的首脑是虎踞两广、拥兵数十万、飞机数十架、械精饷足的“南天王”陈济棠和广西首脑、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是也。论造反实力，则后来搞“阴谋”的张、杨和他们简直无法相比。

　　陈、李、白这三位老哥何以忽于此时要起兵北上抗日，与南京中央为难呢？说穿了，这只是当时国民党实力派内讧之一环罢了。两广这两支久与中央嫡系不睦的杂牌军，在派系斗争中屡占下风。但是经过五年生聚、五年教训之后，自觉三人合伙，实力不在蒋氏所控制的南京中央之下。如今眼见蒋某外迫于强寇、内困于红军、中窘于学生救亡运动，已经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就在这所有蒋氏政敌都幸灾乐祸之际，他们遂决定以“抗日”为号召，“造反有理”，来报一箭之仇，与南京抗衡争霸，逐鹿中原。形势看好，万事俱备，陈、李二人乃于1936年6月1日领衔发出通电，要率两广健儿北上抗日。宣言既出，桂系精锐随即于6月5日强渡黄沙河，进入永州；粤军亦直迫衡阳，向湖南假道北上。一时刀光剑影，一个“二次北伐”已箭在弦上。

　　两广有什么把握，能于此时对中央用兵呢？这就因为他们那时估计——也是李宗仁一再向我说的——“中央政令不出五省”！换言之，在两广领袖眼光之中，当时的蒋介石，亦不过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前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耳。北伐之前，虎踞金陵的孙传芳可以被以两广为根据地的革命军一举打垮，今日占据南京的蒋某，为何不可照样驱除呢？——这便是他们三位搞六一事变的思想体系吧。

　　孰知他们这一件“阳谋”，事未叠月，兵未血刃，便一败涂地。陈济棠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众叛亲离，与李宗仁分金散伙，逃之夭夭，到香港做寓公去了（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

　　这位“南天王”为什么弄得如此狼狈呢？原来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那件有名的迷信故事：在事变之前，陈济棠曾“扶乩”问吉凶，而乩仙则鼓励他说“机不可失”。果然于7月4日，粤方空军驾驶员四十余人，忽然驾“机”投奔中央，“报效党国”去了；接着便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阵前起义，反陈拥蒋；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认为陈氏“所谓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见《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一册。李将军亦亲口告我甚详）。这一来，“六一运动”弄巧成拙。军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抗日”口号投机造反，岂可骗人？

　　“南天王”一倒，广西李、白二人孤掌难鸣，中央大军四合，讨伐就在旦夕。白崇禧这时只好藏身避祸，让李宗仁单机飞穗，谒蒋表态，重献忠诚。委员长不为己甚，才宽慰而恕之，结束了这场“阳谋”闹剧（见所引的二李前书）。

　　刘廷芳的“内幕”故事

　　以上所述的六一事变的始末，是事变以后五十年来的公开历史。李宗仁先生在50年代也亲口告诉我，六一事变中，他的桂系是“被拖下水”，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样，到广州去替陈伯南抬轿子的，整出滑稽剧是陈济棠一人“迷信”和“糊涂”搞起来的。但是这种惊天动地的大“阳谋”，牵涉精兵数十万，真是那么简单吗？我当年将信将疑，手边虽有若干线索，然旁证无多，不敢遽持异议。孰知事隔数十年，竟于纽约这个藏龙卧虎之地遇见了一位八六高龄的刘廷芳先生，才使这一谜团豁然开朗，使这一六一事变有信史可循，也使我对于蒋公在西安事变前的自信心态更多一层了解，更使西安事变的“偶然性”多一件佐证。

　　原来这个六一事变不是陈济棠一人独干的，李宗仁也不是被拖落水。这件“阳谋”原是他们陈、李、白三公精心策划的。他们三人之外还有个今日健在台北、当年荣任桂军总参谋长的李品仙将军——虽然李鹤公（品仙字鹤龄）在他的《李品仙回忆录》上竟然也只字未提！

　　事缘两广当局在发动“二次北伐”、“捣蒋抗日”之前，他们知道成败的关键是落在当年湖南省省主席何键的身上。湖南地居要冲，“无湘不成军”，民性强悍，省富兵精。当年蒋公所领导的北伐，就是由湘军唐生智部附义并亲任前敌总指挥打起来的。

　　当时的何键亦有健卒十万，饷械充足。他如依附粤、桂，则陈、李“二次北伐”，兵不血刃，便可直取武汉，重演其“宁汉分裂”；甚或如王濬楼船、洪杨江艘，长驱而直下金陵。但是何键如听命中央，力阻粤、桂之师北上，则陈、李二人纵加上个“小诸葛”，想搞个“六出祁山”，前途也就很渺茫了。好在何键与李品仙均为唐生智旧部，交情不浅。李品仙在唐部解体之后，返桂依附李、白，累官至总参谋长要职。何则挟众赶走前湘主席鲁涤平而自代之，由南京事后追认加委。何与粤、桂诸将同属杂牌，临深履薄，时畏中央吞并，难安枕席。

　　所以两广此次举事，重点便在裹胁何氏，其手段则是：逼之以威——桂军精锐于6月5日即已进入永州，粤军则于10日逼近衡阳，气势汹汹；再诱之以利——如捣蒋事成，则从龙有功，不难三分天下；复动之以情——这一点则鹤龄旧侣便是最适当的人选了。

　　在陈、李诸人心目中，何氏如加入以“抗日”为号召的捣蒋阵营，则全国各省势将纷起响应（西安事变时，张、杨显然亦作如是想），亦如当年武昌起义，在一呼百诺之下，则金陵王气黯然收，可预卜矣。

　　为负荷此一“内交”重任，李品仙乃于1936年初夏为桂使湘。行踪至为诡秘，真是人不知、鬼不觉，而湖南方面亲自接待他并与之密谈的正是何键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个刘廷芳了（另外只有个记录秘书）。

　　这一桩民国史上有关关键性的三人密谈，想不到五十年后的今日，竟然还有两位耄耋老人健在人间——李品老在台北，刘廷老在纽约——尚可为历史挺身作证也。

　　难为了何芸樵

　　在这场湘桂密议之中，处境最难的当然是何键了。他如参加两广“造反”，则中央兴师讨伐时，他便首当其冲，两广一毛未援，他自己可能已身首异处；他如服从中央，则两广北伐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他，南京可以乘势一石双鸟，何氏则以一人而敌两省，胜负可知；他如鼠首两端，拒不表态，则南北夹攻之中，就更无完卵矣。

　　这个密议可难为了何芸樵（何键字芸樵）。但他原始性的反应还是两面磕头——一面亲自接待两广密使，另一面又公开派遣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往南京请示。他这种两边表态又两边都不表态的干法，两广虽在继续劝驾，“假道”并挥军继续北上；中央可就强硬了——蒋委员长拒绝接见何键专派的官方代表易书竹！意味着何键有附逆企图。

　　在这种南京中央强迫表态的情势之下，何氏权衡轻重，不得已只有向中央“一边倒”。据刘君回忆，何氏事变之前便有“月圆必缺，水满则溢”的心态，屡屡问计于廷芳，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拨还归中央直接指挥，而刘氏则以自己年岁太轻、经验太浅，不敢藉箸代筹，妄言可否。今日面此“六一”危局，他这“一边倒”的决策，虽迫于形势，然亦原为何氏之夙愿。他之归顺中央，亦颇具当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各地方幕府深明大义、归政中枢之气度。刘自云为何之至交，相知殊深，五十年后，何君墓木已拱，只是根据史实，为何氏之本性，略叙所知。上节所述，今日尚健在之何芸樵夫人亦深知之，唯当时国民党中枢之党方负责人则对芸樵有诸多误解而加以歧视，实有欠公允云云。刘氏言之，至今仍颇为之欷歔不置，希望治国民党史者，执笔亦应以事实为根据才好。

　　何键既已决定摒弃两广，完全服从中央，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办理内交”，则相对实力派之间的“私人往还”，和各派“心腹”人员彼此之间的密议，实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间的公事公办所能及其万一。因而何键这项“向中央秘密表态”的“内交”重任，便落到刘廷芳的身上了——这是何氏在两大之间自求生存的高明手法。

　　时至五十年后的今日，还有当年当事人健在，能听到有关当时政治实况的口述历史，来对公开而不全面的历史加以修正，这也是治史者之幸。

　　刘廷芳其人

　　刘廷芳，湘人，北伐之后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之、朱经农等人同学）毕业，回湘办实业，并主持湖南省银行。那时湘籍海外留学生不多，还湘服务者尤少。刘之新式的企业又办得成绩斐然，是个新时代人物，因此在一群旧式军政人员围绕之下的何将军麾下，很快就脱颖而出。1931年委员长因公访长沙，无意之中竟与刘相识。刘在湖南所办企业金融也颇为蒋所称许。据刘回忆，渠曾向蒋条陈，将西南诸省尤其是湖南所特有的锑、钨、锡三种珍贵矿藏收归国家统一开采，以免地方军人或土劣据以自肥。此一建议尤为蒋所激赏。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蒋竟偕夫人亲临刘氏为渠所设之私宴。斯时蒋公威震华夏，旰食宵衣，竟能拨冗亲临一位年方三十一岁之地方小企业家之私宴，亦可谓知遇至隆、不平常之甚矣！

　　战前的蒋氏也和许多当国者早期一样，乍理国政，虚怀若谷而礼贤下士，在四方挖掘其治国用兵之才；借此既可了解“下情”，亦可于地方预布政治棋子，贮才备用。以前曾一度被蒋罗致的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生就和我谈过蒋氏在这方面许多轶事，为此左氏对蒋早年作风亦深具好评。刘廷芳之见重于蒋，便是当年发生在湖南地区的一个实例。

　　五年之后，六一事变发生之时，刘既是何之心腹，亦颇见重于蒋；而刘又年轻，无籍籍之名，秘密代表身份不易外泄，这样他就成为替何向蒋作秘密表态的最佳人选了。

　　当刘氏衔何之命，乘私租水上飞机专程自汉口飞南京谒蒋时，蒋竟派最信任之心腹要员、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当时自任院长）的翁文灏秘迎于江干；直驰至地质调查所密议后，旋即谒蒋，由刘替何向蒋披肝沥胆，私诉衷情。这一秘密表态，那就远非易秘书长上访、公事公办的情况所可比了。

　　刘之私谒蒋氏意味着什么呢？它的真正意义是：两广裹胁何氏之毒计从此完结！何键对蒋以子侄自居，表示了向南京的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一边倒”。绝对掌握了湖南，中央才能对两广叛将做该和该战的决策。终使刘某这个小小的密使，参与了扭转了四万万人命运的大大密勿——秘密一沉五十年不为人知！

　　据刘氏告诉我，他既是何之密使，又取得蒋之宠信，他乃乘便向蒋代陈何氏之“愿望”。盖何“党龄”太浅，在“以党治国”时代，党位太低，希望在党里有个“中委”的位置，蒋亦立时首肯。而何键后来身兼两湖绥靖主任的军事要职，亦由于密使无意中之一言——蒋或误为何键的“要求”，而何实未有此奢望也。他时来运转，竟于无意中得之（德刚复按：何键出任“中委”为1935年之事。刘廷芳代表何键谒蒋似不止一次，“中委”一事可能在此次之前。再者，何似未尝任“两湖绥靖主任”之职，可能系“长沙绥靖主任”之误。事隔五十年可能记忆不清）。

　　刘氏既变成两边信任的人物，也接受了两边的差遣，竟乘着“美龄号”专机，仆仆于南京、武汉之间，为和平解决六一事变而努力。他替何向中央表态这一着，显然地（虽然我们尚未掌握充分证据）就影响了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倒戈反陈的决定。余、蒋之间那时也有密使往还，然何键的态度如不明朗化，那位蜗处粤北、介乎陈济棠与何键之间的余汉谋便很难异动了；而粤军第六师师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负责地方绥靖及督导指挥粤东军政的李汉魂之“挂印封金”反陈，则是余汉谋倒戈的连锁影响——其中枢纽，还系于何键态度之转移。何键效忠中央之明朗化，刘廷芳密使与“美龄号”专机功莫大焉。“乩仙”先生所开玩笑的“不可失”之“机”，并没有决定性影响，做神仙也会吹牛的。

　　刘廷芳这段故事，我想在蒋公日记里、国民党中央如今尚未开放的秘密档案里，将来一定是可以印证的。在当时，刘廷芳这青年“神秘客”，乘着“美龄号”专机为两方奔波，据说连宋美龄本人和后来代陈济棠坐镇广州、威慑西南的何应钦将军，亦不知底细呢！

　　由于刘氏的健在，他为我们口述历史留下了有关六一事变五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另一半更重要的史实。不流于偏听偏信，史家执笔，可不慎哉！（参见刘廷芳著《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记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载1986年2月号《中报月刊》）

　　六一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因果关系

　　两广事变之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的粤、桂、湘三省俯首听命，这使蒋委员长当时声望之提高，也真是如日中天了。叛方空军驾驶员与陆军将领之表现，也足使蒋公深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这客观情势，显然也使他对“安内而后攘外”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移，务必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两广事变如不胜利和平解决，蒋是不能到西安去的。

　　两广事变之真正解决，是在1936年9、10月之间。南方既然安如磐石，蒋氏乃把原先南调、预备解决两广的三十师精锐的中央军悉数北移，拟对朱、毛残部的数千红军作其“彻底消灭”之最后一击。

　　当时张、杨两部“杂牌军”因内战无功而士气低落，而中央之三十师精锐则正因两广事变之解决而士气偏高。张、杨部队既不堪再战，调而去之可也。张、杨既调，则以中央之三十师，对红军之一小撮，则胜负之数，岂待蓍龟？

　　1936年12月中，蒋氏显然为此种过分的自信心所驱策，率领成批中央文武大员集会西安，而对自身安全措施，初未经心。吾友名言说得好：“我不相信那一点点红军就消灭不了！”

　　殊不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固然可怕，但是正如作者的老本家唐雎大使所说的，布衣一怒，只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可解决问题。西安事变就是在这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威胁之下和平解决的。

　　换言之，我们的蒋委员长，这位伟大的司机，就是在驶过这一可能伏尸百万的“六一”险区，而履险如夷之后，却在“双十二”这一平坦公路上“打了山洞”。命也运也，夫复何言！

　　一个德国版的“西安事变”

　　天下事，纵使是偶然发生的，往往也无独有偶：

　　就在西安事变发生两年后的1938年，德国也发生了一桩类似的德国版“西安事变”。事缘1938年间，希特勒正在中欧准备入侵捷克，制造欧洲大战的危机。那时有见识、有谋略的德意志第三共和国中的政治家和高级将领们，很多都想对这个失去理智、四面为敌的疯人希特勒加以抑制。由于希氏及其一小撮纳粹党徒不可理喻，他们乃企图逮捕希特勒，另组军政府，然后执行比较有理性而合乎实际的政策。

　　这一群阴谋绑架领袖的德国“张、杨”，竟包括当时德国陆军总司令温伯鲁奇泽（Gen. von Brauchitsch）将军、前任参谋总长温贝克（Gen. von Beck）将军、现任参谋总长赫尔达（Gen. Halder）将军、柏林卫戍司令韦兹里本（Gen. Witzleben）将军、波茨坦卫戍司令伯鲁克道夫（Gen. Brockdorff）将军及军需总监和柏林警察局局长等人，真是将星云集。他们已约定于1938年9月14日下午8时，乘希特勒返抵柏林时举事，逮捕希氏。

　　在他们万事俱备之后，忽于计划逮捕前四小时得报：英、法两方领袖已对德国侵捷要求作出重大让步。一时德意志万民欢腾，希特勒已变成民族英雄，诸“张、杨”不愿重违民意、绑架领袖，乃把这个德国版“西安事变”临时叫停。嗣后希特勒就益发肆无忌惮，执行其侵捷计划，9月29日乃与英、法、意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接着便吞并捷克，燃起战火；翌年更侵入波兰，二次大战在欧洲就不可收拾了。数年血战，死人千万，它终于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道，也毁灭了德意志第三共和国，使德国分裂至今未能复原。

　　二次大战过去了，丘吉尔回忆起这桩胎死腹中的德国版西安事变，不禁喟然叹曰：“呜呼，这是历史上偶然发生的小事，而使全人类命运随之打滚的又一例证！”（见丘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第一集《暴风雨的来临》第十七章）

　　吾人读原始的中国版的六一事变和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能不也废卷兴叹——与丘翁有同感焉！

　　1986年12月12日于北美洲

　　刘廷芳这段故事，我想在蒋公日记里、国民党中央如今尚未开放的秘密档案里，将来一定是可以印证的。在当时刘廷芳这青年“神秘客”，乘着“美龄号”专机为两方奔波，据说连“美龄”本人，和后来代陈济棠坐镇广州、威慑西南的何应钦将军，亦不知底细呢。

　　由于刘氏的健在，他为我们口述历史留下了有关六一事变五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另一半更重要的史实。不流于偏听偏信，史家执笔，可不慎哉！（参见刘廷芳著《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记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载1986年3月号《中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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