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教主传
wjm_tcy注：未找到李敖出版社版本，用1947和1995版结合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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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印《厚黑教主传》述源（李敖）
俞大维讲过一段故事，他说：“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为什么夏曾佑、陈寅恪等史学大家有把中国书“都看完了”之叹呢？因为中国书中极少有奇见，极少有独立的、有个性的见解，结果中国书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内容却“翻来覆去，东抄西抄”，看到头来，汗牛以后再汗人、充栋以后再充图书馆，中国人忙了半天，头脑却一个个满盆糨糊，反为群书所误。险哉，读中国书之不可不慎也！
虽然如此，苟读对了中国书、读到了中国奇人怪杰之书，却又另当别论。中国的奇人怪杰，首推丁颍所说的“李门四杰”。丁颍说所谓李门四杰，最古的当然是那位骑青牛过函谷关的老子李耳；近古则要算有大智慧、抱大原则，以七十六高龄被逼死于狱中的李卓吾；近代当然是……‘厚黑教主’李宗吾了。从李宗吾凋谢……数十年中，李氏少壮派又崛起一李敖，此君颇有李家‘传统’，是以上三人同一类型而混合的‘精怪’，思想‘由自’，佯狂骂世，光芒四射……”对丁颍这些话，我认为说得不错。李门四杰中，李敖得其精、李耳得其灵、李卓吾得其鬼、李宗吾得其怪。李宗吾之怪，曰厚黑之学。他是李门四杰中，最喜欢走“其正若反”笔锋的，看他的文章，无一不是“反面教材”，但在那滑稽突梯却又一针见血的议论中，我们却发现它是中国书中的异数，因为那些议论，都是发中国人所未发的，求之于中国书中，可谓绝无仅有。孔丘说：“谏有五，吾从其讽。”其实比起李宗吾来，孔老夫子完全不知“讽”为何物。李宗吾的讽世，寓沉痛于诙诡之中，烛破权奸私隐、识破人海混沌、凿破大块造化，在这些大破方面，他的成就是空前的，大破即所以大立，所以在大立方面，也是一样。看他把大破大立之妙句，滚瓜烂熟于正经八百的古代经典之中，跳踉笑傲、鹊巢鸠占，光就文字而言，即属汉唐以来所未有；至于见识之高超奇远，更是春秋以来所全无的了。
李宗吾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死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活了六十四岁。他是四川富顺人，是同盟会会员、是推翻满清的革命党。但是，在政治革命的中风疾走过后，他进一步从事思想革命。由于特立独行、也由于曲高和寡，他的为人，并不为人所知，他只是独行其道而已。出人意外的，一位出身北京高师的作家张默生，偶以因缘，写信给李宗吾，半年以后，突得“从不与生人通信”的这位李家怪杰的复信，进而结交，被许为“生平第一知己”。1943年春天，李宗吾去看他，健康已不如前，临分手时，张默生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十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枉顾！”李宗吾听了，很是感动，他说：“这样，我可以死矣！”这年秋天，李宗吾死了。
三年以后，张默生不负死友，完成了三百三十多页的《厚黑教主传》，1947年由上海东方书社出版。这部书一直被国民党列为禁书。现在我在四十年后予以新刊问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世之对中国书“无书可看”者，请啼笑之间，快看此书。
198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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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老自述（李宗吾）
——厚黑教主自传
我自发明厚黑学以来，一般人呼我为教主，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许多人都教我写一篇“自传”，而我却不敢，何也？传者传也，谓其传诸当世，传诸后世也。传不传，听诸他人，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你们的孔子，和吾家聃大公，俱是千古传人，而自己却述而不作。所以鄙人只写“自述”，而不写“自传”。众人既殷殷问我，我只得据实详述，即或人不问我，我也要絮絮叨叨，向他陈述，是之谓自述。
张君默生，屡与我通信，至今尚未识面，他叫我写“自传”，情词殷挚，我因写《迂老随笔》，把我之身世，夹杂写于其中，已经写了许多，寄交上海《宇宙风》登载。现在变更计划，关于我之身世者，写为《迂老自述》，关于厚黑学哲理者，写入《迂老随笔》。我之事迹，已见之《迂老随笔》及《厚黑丛话》者，此处则从略。
我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极不完全，为学不得门径，东撞西撞，空劳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所以我之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者少，渊源于我父者多。
我李氏系火德公之后，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现在长乐县改名五华县，嘉应直隶州，改名梅县）时，则南宋建炎二年也。广东一世祖敏公，二世祖上达公……十五世润唐公，于雍正三年乙巳，挈家入蜀，住隆昌县萧家桥，时年61矣，是为入蜀始祖，公为儒医，卒时年82，葬萧家桥，后迁葬自流井文武庙后之柳沟坝。
二世祖景华公，与其兄景荣，其弟景秀三人，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迁居自流井，汇柴口，一对山，地名糖房湾。故我现在住家仍在汇柴口附近。景华公死葬贡井清水塘。相传公在贡井杨家教书，于东家业内觅得此地，东家即送与他。公自谓此地必发达，坟坝极宽，留供后人建筑，坟坝现为马路占去，余地仍不小。
三世祖正芸公，也以教书为业，生五子，第二子和第四子是秀才，长子和第五子之子，也是秀才。第三子名煊，字文成，是我高祖，一直传到我，才得了一个秀才，满清皇帝，赏我一名举人，较之他房，实有逊色。煊公子孙繁衍，五世同堂，分家时，102人，在汇柴口这种偏僻地方，也算一时之盛，因为只知读书之故，家产一分再分，遂日趋贫困。
煊公长子永枋，为我曾祖。广东同乡人，在自井修一庙，曰南华宫，举永枋公为总首监修，公之弟永材，以善书名，庙成，碑文匾对，多出其手，光绪中毁于火，遗迹无存，先人著作，除族谱上有诗文数首外，其他一无所有。距汇柴口数里，有一小溪，曰会溪桥，碑上序文及会溪桥三个大字，为永材公所书，书法赵松云，见者皆称佳妙，所可考者，惟此而已。自井世家，以豆芽湾陈家为第一，进士翰林，蝉联不绝，我家先人，多在其家教书，而以永材公教得最久。我父幼年曾从永材公读。
自井号称王李两大姓，有双牌坊李家，三多寨李家……吾宗则为一对山李家，而以双牌坊、三多寨两家为最盛。民国元年，族弟静修，在商场突飞猛进，大家都惊了，说道：“这个李静修，是从哪里来的？”陈学渊说道：“这是一对山李家，当其发达时，还在我们豆芽坝陈家之前。”二十八年，我从成都归家，重修族谱。先人遗事，一无所知，欲就学渊访之，不料已死，询之陈举才，云：但闻有李子侄，衣冠济济，也来扫墓，其墓在润唐公墓之下。我辈围观之，星三指谓其子侄曰：“此某某老师之祖坝也。”旋问族中长辈曰：“某老师是你何人？某老师是你何人？其后嗣如何？”长辈一一答之，大约是星三及其先辈受益最深之师，才殷殷若是。今已多年，对答之语，全不记忆，其所谓某老师者，除永材公外，不知尚有何人，先人遗事湮没，可胜叹哉！
永枋公在汇柴口开染房，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将及店门，必庄摄其容乃敢过，公见之，亦惟温语慰问，从未以疾言遽色加人。公最善排难解纷，我父述其遗事颇多。年70，易箦时，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之，乃凭几而卒。我父为永枋公之孙，幼年在染房内学生意，夜间，永枋公辄谈先人逸事及遗训。我父常常举以教我，我读书能稍知奋勉，立身行己，尚无大过者，皆从此种训话而来。我父常曰：“教子婴孩，教妇初来。”又曰：“教子者，以身教，不以言教。”诚名言也。
我家族谱字辈，是“唐景正文永，山高世漯长。”“文”字辈皆单名火旁，而以“文”字作号名。我是“世”字辈。我祖父乐山公，务农，种小菜卖。暇时则贩油烛，或草鞋，沿街卖之。公身魁梧，性朴实，上街担粪，人与说话，立而谈，担在肩上，不放下，黠者故与久谈，则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公夜膳后即睡，家人就寝时即起，不复睡。熟睡时，百呼不醒，如呼盗至，则梦中惊起，公起整理明日应卖之菜，毕，则持一棍往守菜圃，其地在汇柴口，蒲家坝大路之侧，贼窃他人物经过，公见即奔逐之，贼畏甚，恒绕道避之。年终，割肉10斤，腌作新年之用。公自持刀修割边角，命祖母往摘萝卜做汤，嘱曰：“大者留以出售，小者留俟长成，须一窝双生，而又破裂不中售者。”祖母寻遍圃中，不得一枚。及汤熟，公自持瓢，盛入碗，复倾入锅中，祖母询之，则曰：我欲分给工人及家人，苦不能遍也。数日即病卒，祖母割腌肉一方献灵前，见之即大泣，自言汗比肉多。我祖父以世家子，而穷困如是，勤苦如是，其死也，祖母深痛之，取所用扁担藏之，曰：“后世子孙如昌达，当裹以红绫，悬之正堂梁上。”此物咸丰庚申年毁于贼。祖母姓曾，固高山寨（距一对山数里）富家女，其父以一对山李氏，为诗礼之家，故许字焉，归公后，挑水担粪，劳苦过贫家女，每归宁，见猫犬剩余之饭，辄思己家安得此剩饭而食之，先父母屡述以诫不肖弟兄曰：“先人一食之艰，至于如此，后世子孙，毋忘也。”不肖今日，安居坐食，无所事事，愧负先人多矣！
乐山公生我父一人，父名高仁，字静安，先祖没后，即归家务农，偕我母工作，勤苦一如先祖。家渐裕，购置田地，满40岁，得病，延余姓医生诊之。余与我家有瓜葛亲，握脉惊曰：“李老表，你怎么得下此病？此为劳瘁过度所致，赶紧把家务放下，当如死了一般，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我父于是把家务全交我母，一事不管。我父生二女，长女示出阁死，次女年十余，专门侍疾，静养三年，病愈，69岁，乃卒。
父养病时，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这类书来看，看毕无书，家有四书的讲书，也寻来看，我父胞叔韫山公学问很好，一日见父问曰：“你在家做些甚么？”答曰：“看四书的讲书。”韫山公大奖之，我父很高兴，益加研究。
我弟兄七八，我行六，三哥早卒，成立者六房，父命之曰：“六谦堂。”除我外，弟兄皆务农，惟七弟后来在汇柴口开机房，有点商业性质。
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光绪乙亥年八月，满40。我生于己卯年正月，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的，故我天性好读书。世称：苏老泉，27岁，发愤读书。苏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27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苏老泉27岁，发愤读书，生出两位文豪；我父40岁，发愤读书，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我父同苏老泉发愤读书，俱是乙亥年，我生于己卯，与子由同，事也巧合。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为文淡泊汪洋，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推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无名师指点，为学不得门径，以是有愧子由耳。
我父病愈时，近邻有一业，欲卖与我父，索价甚昂。我父欲买之而苦其价之高，故意说无钱买，彼此勾心斗角，邻人声言，欲控之官，说我父当买不买，甚至把我家出路挖了，我父只有由屋后绕道而行。卒之此业为我父所买，买时又生种种纠葛。我七弟生于辛己年正月廿五日，正是我父同邻人勾心斗角时代生的，世本为人，精干机警，我家父母死，哥嫂死，丧事俱他一手所办。常对我说道：“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好在家中死几个人，有事办，不然这日子难得过。”此虽戏言，其性情已可概见，据此看来，古人所谓胎教，真是不错，请科学家研究一下。
我自有知识以来，即见我父有暇即看书，不甚做工，惟偶尔扯甘蔗叶，或种葫豆时盖灰，做这类工作而已。工人做工，他携着叶烟竿，或火龙，挟着书，坐在田地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看书，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手中整日拿着一本书。每夜我父在堂屋内，同家人聚谈，我常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或倚神龛而看。我父也不问我看何书，也不喊我看，也不喊我不看，惟呼我为“迂夫子”而已。我之喜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想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为一种嗜好。我看书是不择书的，无论圣经贤传，或是鄙俗不堪的唱书小说，我都一例视之，拿在手中看。我有此嗜书之天性，假令有明师益友，指示门径，而家中又藏有书籍，我之成就，岂如今日？言念及此，惟浩叹而已。
我父每晨，必巡行田垅一次，常说：“田塍，土边，某处有一缺口，有一小石，我都清清楚楚的。”又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山上做工情形，我都知道。”我出外归来，常问我：“工人做至何处？”我实未留心看，依稀仿佛对之，他知我妄说也不斥责。
我虽生长农家，却未做农，只有放学归来，叫我牵牛喂水，抱草喂牛，种葫豆时，叫我停学在家，帮着丢葫豆，或时叫我牵牛赴邻近佃户家，碾米碾糠，我亦携书而往。我考得秀才时，照例宴客，佃户王三友，当众笑我道：“而今当老爷了（乡间见秀才即呼老爷），如果再拿着书，在牛屁股后面走，我们要不依你的，老爷们哪有跟着牛屁股走，我们干甚么？”但是我碾米碾糠时，还是携书而往。
我父所看之著，只得三本：（一）《圣谕广训》（此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童生进场考试，要默写，名为默写，实则照书誊），后附朱柏庐《治家格言》。这是我父养病时，请徐老师誊的，字甚工楷。（二）《刿心要览》，我查其卷数，是全部中之第三本。中载古人名言，分修身、治家、贻谋、涉世、宽厚、言语、勤俭、风化、息讼九项，我父呼之为格言书。（三）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一夕，书以训子者，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堪看。椒山奏折及遗嘱亦少有看，所常常不离者，则在前两种，此外绝不看其他之书。我细加研究，始知我父读书，注重实用。三字经注解，及椒山奏折，只可供谈助，椒山遗嘱虽好，但说得太具体，一览无余，不如前两种之意味深长。我父常常读之，大约是把他当作座右铭。我父光绪癸卯年正月初九日得病，十五日去世，初九日还在看此二书。
最奇者，我生平从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他读的《圣谕广训》，及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徐老师用朱笔圈断句，其他三书，俱是白本，我父未圈点一句。所以我生平不但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就连墨笔画的圈圈，都未见过一个。我们弟兄六人，随时都有人在侧，无论写甚么，他都喊儿子动笔，我看他吃饭捏筷子，手指很僵硬，且有点发颤，大约是提笔写不起字。
我父常说，唐翼修著有《人生必读书》。我考试到叙府，买得此书，送在他面前，他也不看，还是喊我拿《圣谕广训》和格言书来。揣其心理，大约是谓，只此二书已够用了，其他皆是赘瘤。
我父常常说道：“你的书读窜皮了，书是拿来应用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你读成‘书还书，我还我’去了。”我受过此种庭训，故无事时，即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因而著出《厚黑学》与《心理与力学》等书，读者有说我熟透人情的，其实不然。我等于赵括谈兵，与人发生交涉，无不受其愚弄，依然是“书还书，我还我”。
我父又说：“书读那么多做甚？每一书中，自己觉得那一章好，即把他死死记下，其余不合我心的，可以不看。”所以我父终身所读之书，只得三本，而三本中，还有许多地方，绝未寓目。常听他曼声念道：“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圣谕广训》中语）“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生贫贱，（《刿心要览》中语）”“应箕、应尾，你两个……”（椒山遗嘱中语，应箕、应尾，是椒山之子）我父常常喊我近前，讲与我听，我当了秀才，还是要讲与我听，我听之津津有味。我此次归来，将《刿心要览》寻出细读，真是句句名言，我生平做事，处处与之违反，以致潦倒终身，后悔莫及。
我读书的方式，纯是取法我父，任何书，我都跑马观花的看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得着新书，把序文看了，前面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细看，寻着一二句合我之意，就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一而二，二而三，推究下去。我以为：世间的道理，为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心中之道理而已。世间的书读不完，譬如：听说某家馆子菜好，我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肴菜来吃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逐一吃完？又好像在成都春熙路、东大街、会府等处游玩，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他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又把他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样样皆合用，岂能把街上店子之物，全行购归？我这种说法，纯是本之我父，因此之故，我看书，入理不深，而腹中又很空虚。
我在亲友家耍不惯，但只要有几本书，有一架床，我拿着书，卧在床上，住好久，我都住得惯。其书不拘看过的，未看过的，或是曾经熟读的，我都拿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看。我一到他人室内，见桌上有书，即想翻来看，不过怕人讨厌，不好去翻罢了。但是我虽这样喜书，而家中藏几书柜的书，成都有几书柜的书，许多都未细下看过，这是由于我读书是跑马观花，每本打开来，随便看一下就丢了，看了等于未看。
我幼年苦于无书可看，故喜欢购书，而购得来又不细看，徒呼负负，近年立誓不购书，而性之所近，见了就要买，买来又不看，将来只好把家中的书，及成都的书，搬来作个宗吾图书馆，供众人阅览好了。
亡弟之子泽新，对我说：“我见着书，心中就糊涂，一进生意场中，心中就开朗。”我的性情，恰与其相反，提着家中事务，心中就厌烦。一打开书，心中就开朗。我请客开不起菜单子，而家中小孙儿，小孙女都开得起。赴人宴会归来，问我：吃些什么菜，我无论如何记不全。身上衣服，尺寸若干，至今不知道，告诉我接着就忘了。上街买物，分不出好歹，不敢还价，惟买书却买得来，而买笔又买不来。别人读我《厚黑学》，以为我这个人很精明，殊不知我是糊涂到了极点。到而今迂夫子的状态，还莫有脱，朋友往来，我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音乐一门，我完全不懂，戏曲中，有所谓西皮二簧，我至今弄不清楚，我当省视学，学生唱歌按风琴与我听，我只好闭目微微点头，假充内行；名人字画，我分不出好歹，别人评得津津有味，我不敢开腔，不敢说好，怕人追问好处安在。我幼年订古姓女，其叔古威侯，是威远秀才，以善书名。我家接一位关老师，见着我的字说道：“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叔丈人？”好在此女未过门即死，我未在古府献丑。后来从刘建侯先生读，他一日进我房中，见案上写的卷格小字，堆有寸多高，他取来一看，叹息道：“你也可算勤快了，怎么字还是这样？”我听了凄然泣下。我考课测试，阅卷者常常批：“字太劣”，或“字宜学”。雷铁崖常说我：你那个手爪爪应该拿来宰？”我天性上，有这种大缺点，岂真古人所谓“予之齿者去其角，传之翼者两其足”耶。
我从师学作八股，父亲命我拿与他看，他看了说道：“你们开腔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那个时候，有甚么好？尧有九年之水患，汤有七年之旱灾（二语出《幼学琼林》，是蒙塾中读本），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几个月不晴，就喊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的希望？”我听了很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此怪议论？”细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我把这个疑团，存诸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到：“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不再出一个圣人？”由此推寻下去，方知圣人之构成，有种种黑幕。因此著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把疑团打破，惜其时我父已死，未能向他请问。
我父常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何以书上说的：“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征诸实事，完全相反？怀疑莫释，就成了发明《厚黑学》的根苗。
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于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
我父一日问我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我听了，茫然不能答，他解释道：“此时应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我听了很诧异，心想：“我父怎么莫得恻隐心，纯是为己之私？这是由于乡下人书读少了，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但当面不敢驳他，退后思之，我父的话，也很有道理，苦思不得其解。民国九年我从成都辞职归家，闭门读了一年的书，把这个问题，重新研究，才知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种破绽。盖怵惕者，我畏死也，恻隐者，怕人之死也。乍见孺子将入井，恍如死临头上，我心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细审之，此乃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把我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此乃人类天性也。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只是著书时，为行文简洁起见，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创出的学说，就迂谬百出了。我父的议论，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我著《心理与力学》把此种议论载上去，张君默生来信说：“怵惕恻隐一释，为千古发明。”殊不知此种议论，是渊源于我父。
我父上街，常同会溪桥罗大老师维桢，罗家坝谢老师文甫等在汇柴口茶馆吃茶，他二人俱在教私塾，上面尧舜禹汤的问题，和孺子入井的问题，未知是我父发明的，抑是同罗、谢诸人研究出来的，我父常因讲四书，挨了两耳光，他却深以为荣，常向我弟兄讲述，我把事实详述于下：
永枋公生五子，长子青山，父子俱死，惟其妻尚在，住糖房湾老屋，次子乐山，即我祖……第五子韫山，某年青山之妻死，其孙世兴等，邀请族人至家，人到齐，世兴等三弟兄，披麻带孝，点烛祀神毕，把棺材打开，大呼：“阿婆呀！你要大显威灵呀！”把堂叔学山抓着，横拖倒曳，朝街上走，我父不知是何事，跟着追去，彼时年已50余矣，又值冬天，穿着皮袍子，鸡婆鞋，跑又跑不得，急喊：“过路的，与我挡住！”问之才是学山欠钱不付，无钱办丧，拖往张家沱滚水，否则赴自井分县喊冤。我父问明所欠若干，即说：“此款由我垫出，丧事办毕再说。”世兴等此举，全是韫山公之主张，我父不知，一日同韫山公在汇柴口吃茶；谈及此事，我父说：“世兴等对于叔祖，敢于这样侮辱，真是逆伦。”韫山公厉声曰：“怎么是逆伦？学山欠嫂子之钱不付，世兴等开棺大呼‘阿婆’，是替死者索账，这是嫂子向他要钱，不是侄孙向他要钱，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都不认为是臣弑君，世兴怎么是逆伦？”我父说道：“么叔，这章书，不是这样讲的，孟子虽然这样说，但仍朱子注这章书曾说：‘必要有桀纣之暴，又要有汤武之仁，才不算臣弑君，否则是臣弑君。’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学山无桀纣之暴，世兴等无汤武之仁，怎么不是逆伦？”韫山公是饱学先生，被我父问得哑口无言，站起来，给我父两耳光，说道：“胡说！”我父常对我说：“偏偏这章书，我是下细看过，道理我也下细想过，所以么公被我问穷了。”
我父尝说：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我曾查韩魏公及唐翼修所云，系出《人生必读》书内《刿心要览》中无之），故我父每日鸡鸣即起，我自有知识以来，见他无一日不如此，虽大雪亦然。其时无有洋火，起来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点燃，用木炭在火笼中生火烤之，用一小土罐温酒独酌，口含叶烟，坐到天明，将本日工人应作的活路，及自己应办的事详细规划定。父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盖实行此语也。我与父亲同床睡，有时叫我醒，同我讲书，谈人情物理，有时叫我，我装做睡着，也就罢了。可知他独坐时，都在研究书理。但他在灯下，从不看书。我母亲引着小兄弟，在隔壁一间屋睡，有时把我母叫醒，用广东话，谈家务，及族亲的事。此等情景，至今如在目前。我父亲早起，我见惯了，所以我每日起来颇早。曾国藩把早起二字，说得那么郑重，自我看之，毫不算事，我父曰：“以身教，不以言教，”真名言哉！
我父起居饮食，有一定的，每晨，命家人于米锅开时，用米汤冲一蛋花调糖吃。人言米锅内煮鸡蛋吃，最益人，我父不能食白蛋，故改而食此。半少午，吃几杯酒，睡一觉，无一日不然。不肯在亲友家宿，必不得已留宿，这鸡鸣时之酒与火龙，早晨之蛋花，主人必须与之预备，即在韫山公家宿，韫山公都要预备。同学曾龙骧娶妻，我祖母姓曾，是亲戚，我父往贺留宿，与雷铁崖同一间屋，我父鸡鸣起来，独坐酌酒，把铁崖呼醒谈天。后铁崖向我说道：“你们老太爷，是个疯子，天未明，即闹起。”一般人呼我为疯子，我这疯病，想是我父遗传下来的。后来铁崖留学日本，倒真正是疯子。（事见拙著《厚黑丛话》）。
我父常对我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那面来，我都可以应付。”所以我父生平与人交涉，无一次失败，处理家务，事事妥当。工人做工时间，无片刻浪费，这都是得力于早起独坐。我父怕工人晚起了，耽搁工作，而每晨呼之起，又觉得讨厌，他把堂屋门做得很坚实，见窗上现白色，再开歇房小门一看。天果然亮了，即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即惊醒。
我父见我手中常拿一本书，问我道：“这章书怎么讲？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朝日读书，不理家务，犹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莫得，岂不饿死？”一连问了几回。后来我把答案想起，他再问，我说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于何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个车儿，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都忍心要卖他的，叫孔子出门走路，可见颜路平日找钱之法，无微不至。颜渊有了这种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这种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家务出脱。”我父听了大笑。从此以后，再不叫我讲这章书了。近日颇有人称我为思想家，我闭目回思，在家庭中讨论这些问题，也是渊源之一。
我父购的基业，在离汇柴口数里张家山附近，由张家山前进数里，有位王翰林，名荫槐，字植齐，与宋芸子同榜，王得编修，宋得检讨。王之父名瑞堂，与我父同当仓首，植青妹，嫁与杨姓，与我家边界相连，我往杨家，见植青书有一联云：“观书当自出见解，处世要善体人情。”这两句，我常常讽诵，于我思想上很有影响。
我所引以为憾者：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及人情物理，而进了学堂，老师初则只教背读，继则只讲八股，讲诗赋，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只讲八股，像我父所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叫我看书，只看《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这类庸俗不堪之书，其高者，不过叫我读四史，读古文而已。其他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等，提都未提过。迄今思之，幸而未叫我研究说文经解，不然我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当日因为八股试帖，不能满我之意，而其他学问，又无人指示门径，朝日只拿些道理，东想西想。我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我，而其书中要紧之点，我却记得，马越跑得快，观的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说，而独成一说，而厚黑学三字，于是出现于世。要想当厚黑教主第二者，不妨用这种方法干去。
八股文规律极严密，《四书备旨》及《味根录》等书。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是受过这种训练的。朋辈中推我善做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他联合来成为一片。故我著书谈理，带得有八股义法。因此我在《迂老随笔》中，曾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
八股时代，有所谓考课，是用以津贴士子的，自井分县，有四季课，富顺县城，有月课，（自井离县90里，专人下去，得题飞跑回井，把文作起，连夜送进城）自井文武庙鸿文书院，及贡井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我读书，米是家中挑。靠考课得奖金，作零用及购书之费。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每一题到手，我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即遵朱注，也把众人应说之话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例如后：
（一）有一次，月课题，“彼恶也当我哉”，我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刀斫案，起兵拒之，那个意思，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其时我已买些战国策这类书来看，大旨言：“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在，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作了两卷，（甲）第一卷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若不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乙）第二卷：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斋一段，不是曾说“孝哉即是人言”吗？因此我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门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若曰：“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真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正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若曰：“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可字。朱注，明明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我这种说法，显与朱注违背。
这三本卷子，都被取录，我未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使有之，也是暗合。我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比文本是对偶，我喜欢作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算完事。又另换一本。这个方法，又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至于作策论，那更可由我乱说了。我生平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无有新异的文字，我是不喜欢写的。不过昔年是作八股，作策论，今则改作经济、政治、外交等题目罢了。张君默生信来，称我为大思想家，误矣！误矣！
我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作工，他常对我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在咸涌井去，每挑在一百斤以上，硬把我压够了，看见民心挑行李进学堂，有如登仙。”他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免去作工，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任，因彼时其家实在无力担负二人读书之费，故铁崖攻课，每次至少都要作两本，而民心则可做不可做，使彼时无所谓月课，则铁崖将在家中作工终老矣。其留学日本，则系岳家出银五十两作路费，到日本纯以卖文为活。
民心天资较铁崖为高，铁崖则用死功，作文“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说他：文笔笨拙，他说我：文笔轻浅，彼此两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无一日间断，及留学日本，把笨拙脱去，遂大有文名，而我则轻浅如故，且日趋俚俗，铁崖死矣，使其见之，不知作何评语。
庚子年应县试，我与雷氏弟兄同路，在路上民心向我说道：“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莫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名曰：“案首”，俗呼为“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那知后来县试案首就是我，府试案首，就是民心，可见凡人不可妄自菲薄。铁崖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到院试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一千数百人，入学定额，24名。
我买部李善注《昭明文选》，点看了半年。县试头场题目，是“而不见舆薪，至舆薪之不见。”我作起文来，横顺都要成韵语，我也就全篇作韵语，不料榜发竟到第七，以后我循规蹈矩的做，终场竟得案首。后来富顺月课，有一吹，题是“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我作了两卷，第一卷循规蹈矩的作，第二卷全篇作韵语，第一卷是用心作的，第二卷是信笔写的。后来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取录。此卷至今尚在，文章本是要不得，我所以提及者，见得我在八股时代，作文字，常常破坏藩篱，所以今日著书也破坏藩篱。是之谓：“厚黑学出于八股之官。”
雷民心应县试，前几场本是前十名，第四场，出一题：“陈平论”，民心数陈平六大罪，六出奇计，每一计是一罪，在那个时代，应试童生，有不知陈平为何人者，民心能这样做，也算本事。那知，县官看了，说道：“这个人如此刻簿，将来入了学，都是个包揽词讼的滥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阅卷者，是叙府知府荐来的，府试时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之卷，说道“此人文笔很好，如何列在后十名！”阅卷者说道：“他做陈平论，县官如何说，我争之不得。”县试之卷，照例应申送府，府官调来一阅，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可算奇遇。科举废除久矣，而我絮絮言之，有如白发宫人，谈天宝遗事，阅者得无穷笑耶！然使当日我辈不做这类翻案文字，养成一种能力，我今日也断不会成为教主。
光绪丙戌，我年8岁，从陈老师读，陈为我家佃户，是个堪兴先生，一直读了四年。庚寅年，从邓老师读，陈邓二师，除教背读外，一无所授。辛卯年，父接关海洲先生来家，教我们几弟兄，关是宋进学之童生，年薪50串，以彼时米价言之，50串能买10石米。我写此文时（民国卅年四月）米10石，需法币八千数百元，故在彼时，亦算重聘。后来我当了秀才，某富室欲聘我，年薪70串，我欲应之，因入高等学堂肄业未果，彼时教师之待遇如是。
关师教法，比陈邓二师为好，读了两年，做八股由破承而至入手，算是成了半篇，试帖诗能做四韵，关师教书，虽不脱村塾中陈旧法子，但至今思之，我受益之处，约有三点：（一）每日讲龙文鞭影典故四个，要紧处，用笔圈出，次日关着书回讲，圈者须背得。我因而养成记典故之习惯，看书遇要紧处，即圈出熟读。（二）每日讲千家诗，及四书，命我把槐轩《千家诗注解》、《四书备旨》用墨笔点，点毕送他改正。我第一次把所点千家诗，送他看，他夸道：“你居然点断了许多，错误者很少，你父亲得知，不知若何欢喜。”我听了愈加奋勉，因而养成看书点书之习惯。到了次年，我不待老师讲解，自家请父亲与我买部《诗经备旨》来点。（三）关师在我父友人罗太老师处，借一部《凤洲纲鉴》来看，我也拿来看。我生平最喜看史书，其发端即在于此。关师又在别处借一部《三国演义》，我也拿来看，反复看了几次，所以我后来发明厚黑学以孙曹刘为证。但所举者，是陈寿《三国志》材料，非演义中材料。关师有一次出试帖诗题，题目我忘了，中有雪字，我第一韵，用有同云二字，他在同字上，打一大叉，改作彤字，说道：“‘彤云密布，瑞雪纷纷’（三国演义中语）是这个彤字。”我说道：“我用的是诗经‘上天同云，雨雪零零。’”他听了默然不语。壬辰年终，关师解馆，我因病，父命辍读。
我6岁时，因受冷得咳病，久不愈，遂成哮喘病，遇冷即发，体最弱，终年不离药罐，从关老师读，读几天声即哑，医数日好多了，一读即哑，所以我父命我辍读养病。癸巳年，父命四兄辍读务农，把五兄送在汇柴口茂源井（现名复兴井），七弟在家，从一个姓侯的老师读，我此时总算废学了。但我在家，终日仍拿着一本书。一日，午饭后，大兄见我在看书，就对父说道：“老六在家，活路也不能做，他既爱看书，不如送进学堂，与老五同住，床铺桌子，也是有的，向老师说明，这是送来养病的，读不读，随他便，以后学钱随便送点就是了。”彼时我家尚充裕，这种用费，我父也满不在乎，就把我送去。这算是我生平第一个大关键，在大兄不过无意中数语，而对于我的前途，关系很大，否则我将以农人修老矣。
刘老师共三人，是三叔侄，叔公之名已忘去，学生呼之为刘二公，是个童生。叔爷名刘应文，号升三，后改为焕章，是个秀才（后乙未年考得禀生），学生呼之为七老师。侄儿名刘彬仁，号建侯，也是秀才，学生呼之为建侯老师。刘二公的文笔，是小试一派，七老师是墨卷一派，建侯老师，善写字，娴于词章，常听见他在读“帝高阳之苗裔兮”，“若有人兮山之阿”等等，案头放有手写蝇头小楷《史记菁华录》全部，论文高着眼孔。学生的八股文，是刘二公和七老师分改，诗赋则建侯老师改，建侯老师高兴时，也拿八股去改。背书则随便送在那个老师面前都可。我本来是养病的，得了特许，听我自由，但我忘却了是养病，一样的用功，一样的作八股，作诗赋，但不背书而已，读书是默看，不出声。学堂大门，每扇贴一斗方红纸，一扇写的是“枣花虽小能成实，桑叶虽粗解作丝，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技。”一扇写的是：“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建侯老师写的，我读了非常感动，而同学中华相如（号相如，今在自井商界，颇有名）等，则呼我为老好人。
我在《厚黑丛话》中，曾说：“父亲与我命的名，我嫌他不好。”究竟是何名，我也可说一下，我自觉小时很醇谨，母亲绩麻纺线，我依之左右，母亲叫我出去耍，也不去，说我很像个女孩子。而父亲则说我小时（小时指一二岁言）非常的横，毫不依理，见则呼我为“人王”，我父把人王二字，合成一全字加上派名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我命中少金，父亲加上金旁，成为世铨。我在茂源井读书，请建侯老师与我改号，他改为秉衡。乙未年，清廷命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四川总督（后未到任）。刘七老师对我说道：“你的号，与总督同名，可把他改了。”七老师也会算命，他说我命中少木，并不少金，我见《礼记》上有“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之语，就自己命名世楷，字宗儒（后来才改为宗吾），七老师嫌李世楷三字，俱是仄声，改为世模，我不愿意，仍用世楷。余见《厚黑丛话》。
最值得研究的，我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我自觉：在行为上，处处循规蹈矩，而作起文字来，却是横不依理，任何古圣先贤我都可任意攻击。《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两篇文字，都说了。我著《考试制之商榷》，提出一种办法，政府颁行的教育法令，不合我的办法，我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我著《社会问题之商榷》，创出一条公例，斯密士和马克思，不合我的公例，我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这有点像专制时代的帝王，颁出一条法令，凡遇违反法令者，都拿去斩杀一般。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自有生之初，我即秉此天性耶？一般人呼我为教主，得无教主之地位，与人王相等耶？释迦一出世，即说：“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我得无与之相类耶？故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署名曰：“独尊”。然则教主也，人王也，盖一而二，二而一也。
我们这个地方的习惯，某处有私馆，就把子弟送去读，时间大概是正月二十几，到了二月底，或三月间，老师才请众东家，来议修金，名之曰：“议学”，议学之时，众东家你劝我，我劝你，把修金说定，开单子与老师送去，老师看了无话，就算议定了。学生数十人，最高额是12串，我五兄（名世源）出了最高额。议到我名下，我父声明这是送来养病时，随便写了几串，把单子送与老师看，老师传话出来，说：“全堂中惟有李世铨读得，应该比李世源多出点，怎么才出这点。”我父也就写了12串。老师这样重视我，很出我意料之外，精神上很受一种鼓励。
我觉得教育子弟，不在随时责斥，责斥多了，使他精神颓丧。不在随时劝勉，劝勉的话太多，成为老生常谈，听者反不注意。也不可过于夸奖，奖之太过，养成骄傲心。总在精神上予之以鼓励，而此种鼓励，不知不觉，流露出来，乃能生效。建侯老师呼学生必缀以娃娃二字，如云华上林这个娃娃，李世源这个娃娃等等。对学生常出以嘲弄态度，独对于我无此种态度，不过呼我之名，仍缀以娃娃二字罢了。有夜，三位老师都睡了，学生还在嬉笑，建侯老师在床上高声问道：“你们那些人还莫有睡？”众人举名以对。次日建侯老师说道：“那么夜深，你们还在闹，不知干些甚么！及听见有李世铨这个娃娃在，我也就放心了。”这些地方，很使我自尊自重。
刘二公人甚长厚，七老师性严重，建侯老师对刘二公常常嘲弄之，对七老师则不敢，但不时也要说一二句趣话。有一次，宴会归来，建侯老师对七老师说道：“今天席上，每碗菜来，二公总是一筷子两块三块，独于端碗肉圆子来，二公用筷子，把一个圆子，夹成两半个，我心想：二公这下，怎么这样斯文了。那知他把半个圆子，搭在一个整圆子上面，夹起来，一口吃了。”我听了，非常有趣，我生性朴讷，现在口中和笔下，随便都是诙谐语，自然有种种关系，才造成这样的，建侯老师也是造成之一。
我作文章很用心，得了题目坐起想，站起想，睡在床上想，睡在板凳上想。稿子改了又改，一个题往往起两三次稿，稿子改得稀滥。而今写报章杂志文字，却莫得那么费力了，读我文章的人，有说我天资高，其实是磨练出来的，天资并不高。五兄往往叫我代笔，我就把不要的稿子，给他誊去缴，次年，甲午，五兄辍读务农，七弟同我在茂源井再读一年。
甲午年，我往罗大老师家，把《凤洲纲鉴》借来看。同学王天衢见了，也买一部来看，建侯老师看见，责之曰：“你怎么也看此书，李世铨这个娃娃是养病的，才准他看，此等书须入了学，方能看，我若不说，别人知道，还说我是外行。”此话真是奇极了，于此可见当时风气。
王天衢的父亲，是井灶上的掌柜，甚喜欢读书，期望其子甚殷，训责很严。一日到学堂来，我等在天衢房中耍，他父亲见着很客气，我等要走，天衢悄悄说：必不可走，一走了我就要挨骂。”及我等一转背，其父即骂道：“你个杂种……”天衢常对我说：“我宁去见一次官，不肯见我父亲。”后隔多年，我遇着天衢，问道，你们老太爷的脾气，好点没有？”他说道：“也没有甚么，不过他老人家，每日早膳后，照例要做一趟法事罢了。后来天衢卒无所成。由此可见，我父对我，不甚拘束，真是得了法的。我悟得此理，故著《心理与力学》，曾说：秦政苛虐，群盗蜂起，文景宽大，民风反浑朴起来。官吏管理百姓，要明白此理，父兄管理子弟，要明白此理。”这是我从经验上得来的，然则父兄对于子弟，竟可不管吗？我父有言曰：“以身教，不以言教。”
我的心随时都放在书理上，有一次，建侯老师率众学生，往凤凰坝某家，行三献礼，老师同众学生，在茶馆内吃茶，我一人在桥头上独步徘徊，回头见老师同众人望着我笑，我不知何故，回到茶馆，悄悄问华上林：“老师笑我何事。”答曰：“老师说你很儒雅，将来一定会入学。”我当时把秀才看得很高，听了不胜惊异。
晚上行三献礼，照例应讲书，死者是祖母，建侯老师登台讲“孝哉闵子骞”一章，把闵子的事讲完，接着说道：后数百年而有李密者……这明明是用太史公屈贾合传的文法，我站在台下听讲，老师讲至此处，目注于我，微作笑容，意若曰：“此等文法，众学生中，只有你才懂得。此事我当时印象很深，老师形态，至今宛然在目，这都是精神上予我一种鼓励。
建侯老师的文章，注重才气，选些周犊山，及江汉炳灵集的八股，与我读。一日，我对罗大老师说：“我在读江汉炳灵。”他说：“这些文章，小试时代，不可读，读了花心，做起文章，就要打野战。”于此又可见当时风气。我又说：“我现在买有部书经体注，自己点看，惟有禹贡水道，真不好懂。”他说道：“你当然懂不得，如果要懂得，须看《禹贡锥指》。”《禹贡锥指》是清朝有名的著作，他曾看过，可见也不孤陋。我订古姓女，未过门即死，罗大老师有意把他的女放与我，我五兄很赞成，说他家藏书很多，借此可多看些书。不知何故我父不愿意。
罗大老师之弟罗二老师，号德明，学问比他更好，二老师吸鸦片烟，睡在烟盘子侧边，学生背四书五经，错了一字，他都知道。背四书朱注，错了一字，也都知道。（其时考试，四书题，要遵朱注，童生进场，片纸不准夹带，只好读背得。）不但此也，庚寅年，我五兄在他塾中读，夜间讲诗经，点一盏清油灯，命学生照着书，他在暗处坐起讲，口诵朱注，说道：“你们看书上，是不是这样？”学生看之，并没有错，可见他是用过苦功的。壬辰年，我家关老师因病耽搁一个月，我父请罗二老师代教，我们要读八股，他就把昔人作的八股默写一篇出来，熟读了，又默写一篇，试帖诗亦然。其时已五六十岁了，不知他胸中有若干八股，有若干试帖诗，而他弟兄二人，连一名秀才，都没有取得。二人都是我父的好友，会着即谈书。
我在茂源井共读了两年，甲午年某月，学堂中忽纷传有鬼，某生某生，听见走得响，伙房也看见。建侯老师得知，说道：“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乱说，那里会有鬼。”因此众人心定，鬼也不见了。年终解馆，前一夕，师徒聚谈，建侯老师说：“这个地方，很不清净，硬是有鬼，有一夜，响起来，我还喊，‘七爷！你听！’我口虽说无鬼，心中也很怕。”其时我正读《凤洲纲鉴》，心想：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石围棋别墅，坦然若无事者，也不过等于建侯老师之口说无鬼。于此深悟矫情镇物之理，后来我出来办事，往往学建侯老师之口说无鬼。
（编者按：教主写至此处，即不食而升天，故本稿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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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体系（李宗吾）
民国元年，我发表《厚黑学》，受的影响真是不小，处处遭人疑忌，以致沦落不偶，一事无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才与我相忘于无形，但是常常有人问我，发表此文动机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愤世嫉俗，有意同社会捣乱，抑或意在改良社会，特将黑幕揭穿？我说：“我写此文，最初目的，不过开玩笑罢了。”
满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学堂肄业，与同班友人，张君列五（名培爵，民国四年，在北平殉义，重庆浮图关，有衣冠墓），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年假毕业，列五对我说：“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很高兴，就用归纳法，把历史上的英雄（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一一考察，寻他成功秘诀，久之无所得。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刘备几个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学发明了。每逢朋友聚会辄讲说之，以供笑乐。友人王君简恒云：“你说的道理很不错，但是我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说法，埋头做去，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更不可形诸笔墨，否则于你种种不利。”雷君民心也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后来我不听良言，竟把他发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义，重庆响应，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并，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专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君绪初上省，其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办一报曰：《公论日报》，我住报社内，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我想不出甚么文章，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我初时很迟疑，绪初说：“你可以写出，我替你作一序。”绪初是讲释朱学的人，绳趋矩步，简恒、民心诸人，俱呼之为“廖大圣人”，我想：圣人都说写得，当然写得，就写出来开玩笑，那知所生影响，果不出简恒、民心所料。
我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独尊”二字，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以为我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反成了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动念，自己想道：“像这样做去，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真把我误了。
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即成为“忍辱负重”，黑字即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时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如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所以才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反反覆覆，说明此理。
我是生性好辩的人，《厚黑学》是以荀子“性恶说”为立足地，许多人以孟子“性善说”来驳我，我说道，“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今试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拿糕饼一块，小孩一见即伸手来拖，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会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坐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拦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只要全世界寻得出一个小孩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让孟子的‘性善说’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无一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非成立不可。”我口虽这样的说，然而心中也自怀疑，小孩的天性，何以会这样呢？
后来见小孩见着木头、石块和铜铁等物，都取来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现象，岂不等于地心吸力，把外面任何物件，都朝内部吸引一般？回忆在学堂时，教习讲心理学，曾说：“人是没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识，都是从外面来的。例如：看见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经闻过，看见盐知是咸的，是我曾经尝过，某种事该做，某种事不该做，是我曾听某人说过，抑或在书上见过。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从耳入者，仍从耳退出去，从目入者，仍从目退出去，其他从嗅觉、味觉、触觉入者，一一从其来路退出，此心即空无所有了。”又忆圆觉经云：“一切众生，自无始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从此着想，就觉得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同。牛顿说：“地方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我们何妨说：“人心也有引力，能将耳闻目视，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于是我把牛顿的公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人事上来，果然处处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宋儒的“去私说”，绘为甲乙丙三图而细玩，才知人心现象，纯是“万有引力”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民国九年，著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载入《宗吾臆谈》内，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后来扩大为一单行本，此书算是我思想之中心点。
人事千变万化，不外人与人接触生出来的，一个我，一个人，是数学上之二元，一个X，一个Y，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一）二直线，（二）圆，（三）抛物线，（四）椭圆，（五）双曲线。人世一切事变，总不出此五种线，我详加考察，认为人与人不相冲突之线，只有四种，直线两种，曲线两处，除此四线而外，任走何种路线皆是冲突的。至于世界进化，则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间，三曰时间，其轨道则为三元中之螺旋线。我们每作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至与人冲突，主持国家大政的人，规定法令制度，也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至处处窒碍。
达尔文倡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倡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我们应改行合力主义，如射箭，悬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冲突，而又不相倚赖，则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倡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互竞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学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则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我们讲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据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之政府，是为政治上之合力，他如经济也，外交也，亦须取合力主义，不如是则世界永不太平，自有历史以来，皆是人与人相争，其力线是横的，我们应取纵的方向，悬出地球为目物，合全世界人向之进攻，把他内部蕴藏的富财取出来，全人类平分，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著者本此主张，曾作一篇《解决社会之我见》，十六年载入《宗吾臆谈》，十八年扩大为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二十九年我写《厚黑丛话》，内容会涉及国际问题。二十六年，定期11月12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我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6月29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供参考。我打算写一篇：“外交私议”，方着手写，七七事变发生，乃改写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册，曰：“制宪与抗日”，这些书现已售罄，此外我还写有“中国民族之特性”和“从战国说起”等文，在日报上发表，现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写一本：“中国主义”，现已不想再写，并把各种文字的大意，分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写出来就是了。
（甲）关于经济方面：我们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地球就为人类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由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不能用金钱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变以前，请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资伙食，至多不过大洋二元（抗战期间，生活程度高涨，是暂时现象，当以事变前为准），假令我们请工人，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98元，或998元，全是出于地球之生产力，地球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98元，或998元，即该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相当之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劳动家买去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2元，做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大洋2元，这算是劳力之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98元，或998元，乃出于机器之生产力，非工人之劳力也，当初发明机器之人，业将发明权抛弃，机器成为人类公有物，此98元，或998元，即该全人类平摊，旧日归诸厂主所有，是为侵占了公有物，我们应该收归公有，给工人以相当代价，由机器生出之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劳工既得代价，即与普通人无异，所以“劳工专政”之说，是不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发出来，有两种力，一曰，脑之思考力，二曰，手足之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私有物，社会上欲使用之，非出相当代价不可，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于上面之研究，括为二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是社会公有物，脑力和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我们持此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个人之脑力和体力，可以尽力发展，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有金钱的人，可购土地以收佃租，可购机器以开工厂，这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马克思主张：土地和工厂，一律收归公有，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强迫劳动”。认为个人脑力和体力，是社会公有物，可借社会力量侵犯之，这就未免夺私有物以归公。斯密士拥护私有权，忘却公有权，马克思拥护公有权，忘却私有权，故两家学说，施行起来，俱有流弊。
我们细绎孙中山先生主义，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有斯密士和马克思之长，而无其流弊，故世界经济学，可分两大派：斯密士为一派，马克思为一派，中山先生则融合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独成一派。
马克思讲共产，中山先生也讲共产，马克思是“共现在”，中山先生是“共将来”，马克思是“抢归公有”，中山先生是“购归公有”。我们本中山先生遗意，定出一原则曰：“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可私有。”将现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之工厂，一律收归公有，就成为“共将来不共现在”了，但是全国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我们首先定出一条法令：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确后，取消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迳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可供一切应用。
银行月息多少，依现情为准，兹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说明，存入银行，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矣。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和乡村银行，川省有场而无村，则设场银行。银行法既确定，即着手收买。
（一）私人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二）使用机器之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员工人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其手工业之工厂则听之。
（三）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100元，即定为价值1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100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抑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四）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盖价值之高低，公家操纵在手，取多取少可适合国家之需要，无须多设机关，多用冗员，向销售者琐琐征取，徒滋中饱营私之弊，而阻商业之发达也，执简御繁，固应如此。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150元或200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50，值百抽百。
马克思所说“剩余价值”，是全人类所应有的，而被厂主掠夺了，他给厂中工人以相当代价，而以制出之货，行销世界各国，各国工人虽有劳力，无所用之。例如：我国人口，号称四万万，男女各半，从前女子以纺织为业，自从洋纱、洋布行销中国，女子纺织之事遂至绝迹，这二万万女子之劳力，即算被其掠夺去了。外国厂主和工人同是掠夺者，其工人生活之优裕，远胜我国中等之家，而犹发生共产党者，是劫掠归去，分赃不平，匪首得多了，喽罗得少了，叫匪首拿出来平分。我们对付外国劫贼之法，只有把国际贸易收归国家经营，等于坚壁清野，他就无从掠夺了。外货何者该买，国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两相平衡，我国与外国，两得其益。
综计收归国有者，凡四项：（一）银行；（二）使用机器之工厂和公司；（三）土地；（四）国际贸易。自学理言之，土地和机器，当然收归国有，银行和国际贸易之归公，则本于中山先生“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之主张。至其他私人资本应当如何节制，则俟此四者办到后，再酌量而行之。
上面四项，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实施时，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对于壮年人，当视其过去工作情况，分别酌发，以防怠工等弊），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之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之生存权。法国革命是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孙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适，（三）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在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我们发给生活费，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中山先生说：“生存为社会中心”，人人能生存，重心即算稳定。
旧日贫富悬殊，我们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则富者削低一级，全国人民一律发给生活费，则贫者升高一级，高低二级之间，为人民活动余地。语云：“饥寒起盗心”，我们发给生活费，社会上可减少许多罪恶，衣食足而礼义兴，风俗可日趋醇厚，学问家不忧衣食，可专心深造，事业家无内顾忧，可一意图功。如此则社会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之部分，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我们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之处，加以治疗，其余则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之处，不动刀针，如此办去，则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就与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适合了。
世界富豪，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其父为富人，承受有遗产外，其余如煤油大王洛克依兰，钢铁大王卡匿奇，铁道大王福介鲁尔，汽车大王福尔特，商业大王瓦纳迈尔，铜山大王章洛克，砂糖王斯布累克，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美国大富豪休洼布等，无不由赤贫之子起家。我们把上述四者收归国有，这些大王就无从出现了。欧美之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等，养成了雄厚之势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国尚无此种大王出现，然而业已萌芽了。为虺弗摧，为虵奈何，韩非曰：“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订立法令规章者，如果对于鼠则防之惟恐不周，对于虎则纵之而不过问，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我们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家经营，即所以防虎也。
大凡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须注及五百年后，否则施行一二百年，又要来一个第二次改革，国家所受牺牲，也就不小了，现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归国家，而移转佃农手中，并允许私人集资开设银行，开设使用机器之工厂公司，抑或经营国际贸易，即是发生流弊之根源，负有改革之责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走。孔子死后二千余年，大同尚未出现，其学说之价值，不惟不灭，反益觉其伟大，何也？悬出一个目标，使人望之而走，数千年俱走不到，数千年后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达尔文、尼采和斯密士诸人所创学说，行之数十年或百余年，即处处碰壁，无路可走，只好彼此打战。规划国家大计犹如修一大房子，须先把全部式样绘出，按照修之，即说财力不够，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终就成一个很好的房子。
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天生万物，除了水平面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民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的平等。我们把此种原则，适用到经济方面，不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使国中贫富相等，而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之不同，所得之报酬即不同，或富或贫，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向上心，而国家可日益进步。犹之水然，地势高下不平，就滔滔汨汨，奔趋于海，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营业自由之说，认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种自私心，就可把世间利源，尽量开发出来，其说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创始者，如圣西门诸人，皆谓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到了马克思，创出唯物史观，又有了点性恶说，而社会主义之发生，根本原于性善说，故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冲突，不外性善说和性恶说之冲突。我们知道：“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即是合善恶而一之。所以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即应将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一之，才合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
（乙）关于政治方面，我国辛亥革命而后，改为民主共和国，意欲取法欧美，这是一种错误。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每人各执一块，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川省有场而无村，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场议会，经场议员议决了，即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兴君主专制国，恰成一反对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议决之案，须奏清皇帝批准方能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议决之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行之，大点的事由各省议会议决行之，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行之，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最困难的是如何才能使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投票，直接发表意见，不致为人操纵舞弊，这就大费研究，而办法就不得不麻烦了，然而我们要想直接行使民权，这种麻烦是无法避免的。
第一要紧的是整顿户籍，每县分若干场，场之下分若干保，每保分若干甲，每甲辖10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权，一生下地而取得此权，投票时以家长为代表，某甲家有10人，某甲一票，即算10票，某乙家有8人，某乙一票，即算8票。用联二票，记名投票，甲长亲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10票可决，某乙家8票否决……榜末合计，本甲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对无误后，甲长送之保长，保长又例榜宣示，第一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第二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榜末合计，本保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将榜送之区长，由是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最终以多数决定。此就关于全国之大事言之，关于省县市之事，仿此办理。
我国人民，对于国事向不过问，要他裁决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须训政，训之者何人呢？在他省为乡村议员，在吾川则为场议员，场议员，一方面为军机大臣，一方面又为太师，太傅，太保。凡是场议员，其智识当然比农民为高，对于国事能明了，每当裁决大政时，就由场议员公开讲演，使众人了解真相，应投可决票，或否决票，由各人自行判断，归家书票，等候甲长来取。以川省习惯言之，每三天赶场一次。乡村农民，无事都要赶场，场上发生一事，顷刻传遍全场。有未赶场者，亦可转相告晤，所以施行此种办法，在川省尚无何种困难。议会设立在场上，人民有议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可向议员请问，于人民很便利。以上系人民行使创制权、复决权之实施办法。
选举大总统，由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选举，投票时也以家长为代表，每票举3人，如投票人意中，认为可当大总统者只有1人，或2人，则票上只写1人，或2人，例如某甲票上写赵一等3人，某甲家有10口，则赵一等，即为各得10票，某乙票上，写钱二等2人，某乙家有8口，则钱二等即为各得8票，用联二票，甲长亲到各家将票收齐后，即列榜书明：某甲家举赵一等3人某乙家举钱二等2人……榜末合计，赵一共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各家持存根，查对无误后，由甲长将榜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赵一得若干票，钱二得若干票……第二甲，孙三得若干票李四得若干票……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由保而区，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以最多数之一人为大总统，次多数之二人为副总统，大总统任期4年，如中途病故，或经全国人民，总投票撤职，即以副总统代理，以凑满4年为止。第一任大总统于某年某月某日就职，以后每满4年，于该月该日，新任大总统，必须就职，旧任大总统，得票最多数，可以连任。
人民欲弹劾大总统者，向场议会提出弹劾案，经场议员议决，以全场名义向区议会提出，区议会议决，以全区名义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弹劾案成立，送交大总统，令其自行答辩，由国会将弹劾案及答辩书，加具按语，刊印成册，发布全国，由人民裁决之。对于大总统或留任或免职，仍总投票，层层发榜，取决于多数。省长，县长，以至保长，甲长，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亦参酌此法办理。
大总统违法，经人民总投票，正式免职后，可以交付审判，处监禁，处枪毙，都是可以的。独是未经正式免职以前，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之命令，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有敢违反者，大总统得依法制裁之。
凡办事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我们一眼看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则从一村一场办起走，我国人民向来不问政治，然而也有办法。我们规定，中央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区之下设场银行，人民有钱者，应存之本场银行。又规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归各场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场场长投佃。如此则人民因其有切身关系，自不得不起而过问了。场银行行长，由政府委任，副行长和场长，由人民投票选充。不称职者，投票撤换，则选举权，罢免权，人民自能行使了。银行办法大纲，和收买土地，承佃土地办法大纲，由政府规定，其细则由人民共同规定，有不合处，共同修改，则创制权，复决权，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权，以本场为见习之地。有旧式县长，监督其上，自不至发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纠正。
每年应纳租税，总数若干，责成场长缴纳，其整理土地，所得赢余，归各场公用。各场办好了，联而为区，土地收归全区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区公用，区银行副行长和区长，由全区人民公举，再进则联而为县，土地收归全县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县公用，县银行副行长和县长，由全县人民公举。由是而省，而全国，及至土地收归全国公有，大总统由全国人民公举，则中华民国之宪法，即告完成。倘能再进而将土地，收归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总统，由全世界人民公举，则世界大同矣。
银行、工厂、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尚属容易，惟多土地，纠葛万端，故第一步，当收归各村各场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处理，政府握定大纲，自会厘然就绪，只要各村各场办好，则基础稳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我们即当以司法权界之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人所尽知，今之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之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当以调查和调解之责，加之场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诉诸场长，场长调查明白，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场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备文送之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场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法处理，县以上，则以国家法律解决之。
人民对于任何机关，如有疑点，都可自请往查。假如某甲对于国际贸易局，或中央银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场议会提议，该局或该行，有某点可疑，我要亲往彻查，场议会询明议决，即向区议会提议，本场拟派某甲往查某事，场议会开会议决，即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国会开会议决后，即行知该局或该行，听候彻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弹劾案。如无弊，即在中央报纸声明，我所疑者某点，今日查明无弊，倘不提弹效案，又不声明无弊，则某甲应受处分。倘某甲声明无弊，嗣经某乙查出有弊，则某甲亦应受处分，其他省县市所辖机关及工厂等，仿此行之。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之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之冲突。我们既知人性是浑然的，无善无恶，所以我们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办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严然专制国的皇帝，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去留之权，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合而为一。
中山先生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运用到政治上，是一种新发明。物理上离心力向心力，二者互相为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与干涉，二者互相为用。从前欧洲国家，对于工商业，行干涉主义，以致百业凋敝，斯密士起而著《原富》一书，力持放任主义，欧人行其说，骤致富强，无如放任太过，酿成资本家之专横，社会上扰攘不安。于是马克思起而持干涉主义，则又干涉太过，凡非发生资本制度之源者，亦干涉之，私人生活亦干涉之，社会更扰攘不安，我们连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强制行之，此所谓专制也。私人生活，与夫劳心劳力之营业，一切放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此所谓自由也。两力平衡，自然安定。
黄老是放任主义。申韩是干涉主义，二者皆是医国良药，用之得当，立可起死回生，嬴秦苛虐，民不聊生，汉承其后，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刑政废弛，孔明承其后，治之以申韩，因病下药，皆生了大效。我国今日，病情复杂，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险诈，道德沦亡，应当黄老申韩孔孟，三者同时并进。以申韩之法，治贪官污吏，悍将骄兵，奸商贵族，以黄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风俗，孔孟之书，要不可少。果如此，则中国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关于国际方面：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我国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战国，是今之五洲万国的缩影。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要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当先研究春秋战国之纠纷，是如何解决。
世界是以螺旋式进化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春秋时二百四十国，战国时七国，到秦始皇时，天下就一统了。历时越久，国数越少，国之面积越大，这即是螺旋式进化。“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竖的方面者，时间也，横的方面者，空间也，照这样趋势看去，现在的五洲万国，势必混合为一而后止，所异者，古时是君主时代，嬴秦混合为一，是一个人做皇帝。将来五洲万国，混合为一，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做皇帝，而为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战，一般人很抱悲观，殊不知：这正是世界大同之预兆。譬如，数个泥丸放在盘中，不相接触，永久是个个独立。我们取而挤之捏之，就成为一个大泥丸。战国七雄，竞争剧烈，此挤之捏之也，跟着嬴秦之统一出现，今之五洲万国，竞争剧烈，亦所谓挤之捏之也。我们看清此种趋势，顺而应之，才不至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
将来地球这个东西，一定是收归全人类公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的。我们顺应此种趋势，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去。土地一层，始而收归一场一区公有，继而收归一县一省公有，终而收归全国公有。对于政治一层，所有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权，始而行使于本场本区，继而行使于本县本省，终而行使于中央，公举一个大总统。我国的宪政，即算完成。我们办到这步，再看国际情形，如果世界各国，也走上我们这条路迳，我们即把全国土地，归诸人类公有，十八万万人，公举一个大总统，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趋势显然如此，彼希特勒也，墨索里尼也，日本军阀也，不过昙花一现，终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而已，犹江河之奔流入海，而欲以人力障塞之，无非多杀人畜，多毁田庐禾稼，而其奔流入海，则依然如故也。
我们把国际趋势看清楚了，再检查世界上产生的各种主义，何者与这种趋势适合，何者不适合，并讨论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区，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国。印度地偏热带，西洋地偏寒带，中国划介属温带，三方气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产出之主义亦遂不同。温带折衷寒热二带之偏，故中国主义，能够折衷西洋主义和印度主义之偏。
寒带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时时思征服自然，因而产出侵略主义；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产出不抵抗主义。请问：我国产出的是何种主义？要答复这个问题，当先研究我国对于自然是何种态度？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所谓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对于自然，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制裁之，因而产出之主义，由孔老以至孙中山先生，盖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国古人，生居温带，仰观俯察，创出学说，适应环境，不知不觉，遂有以折衷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生居温带者，而不能发生同样之主义，则由其人缺乏仰观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之主义为主义也。
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尽人皆知，老子言无为，孔子言仁义，当然不侵略，而两家之书，皆屡屡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孔子曰：“我战则克”，所谓克也，胜也，皆抵抗之谓也。
战国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之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此抵抗之说也：又曰：“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此不侵略之说也。墨子非攻，当然不侵略，同时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公输之攻已穷，墨子之守有余，则又富于抵抗力。二人的主张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过宣传主义时，杨子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爱，偏重在不侵略罢了。战国纷乱情形与现在绝似，其时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一般学者研究，觉得舍了杨朱主张别无办法，所以“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局，也觉得舍了杨墨主张，别无办法。
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而孔子则曰：“我战则克”，正是所谓善战者，这两说岂不冲突吗？只要知道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冲突了。孔子常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说“我战则克”，是就抵抗方面言之。孟子把那些“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极点，他说：“善战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面言之。拿现在的话来说，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等于说：“日本军阀，一律该枪毙。”孔子曰：“我战则克”，等于说：“抗战必胜”。
中国崇奉儒教，儒教创始者为孔子，发挥光大之者为朱子，孔子学术，本与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称之曰：“民到于今受其赐”，推崇备至，何也？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祸，隆兴元年，朱子初见孝宗，即言：“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当立即断绝和议”，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国主义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无在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秦皇汉武开边，历史家群焉非之，为其侵略也；汉弃珠崖，论者无不称其合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义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岳飞受万人崇拜，为其能抵抗也。唐人诗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直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又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又云：“恶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俨然是痛骂日本少壮军人。此皆我国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现，及至受人侵略，则又变而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祸，陆放翁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云：“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办此，高堂当日读何书”。是直斥南宋诸儒，只讲理学，不谋恢复。临死示儿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诗人这类作品很多，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要从哲学家，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来，至于政治舞台的人，时或发生变例，秦皇汉武之侵略，秦桧之不抵抗，皆变例也。
西洋人性刚，印度人性柔，中国古人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易经》一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泰卦内阳而外阴，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山在地下，既济水在火上，无一非内刚外柔之表现。孔老为中国两大教主，老子被褐怀玉，孔子衣锦尚絅，旨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尘，而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皆外柔内刚之精神也。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养成一种民族性，故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此外柔之表现也。一旦义之所在，奋不顾身，此内刚之表现也。惟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来节节退让，若无抵抗能力，惟其内刚也，故芦沟桥事变而后，全国抗战，再接再厉，为世界各国所震惊。我国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五胡也，辽金也，蒙古也，满清也，虽肆其暴力，侵入我国，终而无一不被驱出，故我国对日抗战，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
西人倡天演竞争之说，知有己不知有人，盖纯乎利己主义也。印度教徒，舍己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盖纯乎利人主义也。中国主义则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盖人己两利也。印度学者，开口即说恒河沙数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国因以灭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讲个人主义者，看不见国家和社会，讲国家主义者，看不见个人和社会，讲社会主义者，又看不见个人和国家，于是乎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因而生出种种纠纷。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种主义，捨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实行其主义，而至于亡国，西洋实行其主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只有返而求之中国主义，中国主义者，大同主义也。我们应将这种主义，在国际上尽力宣传，使世界各国一齐走入中国主义，才可以树大同之基础，而谋永久之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纯是“武力战争”，而我国则发明有一种最高等战术，曰：“心理战争”。三国时，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是“心理战争”学说之起点，而其原理，则自战国时已发明了。孟子一书，纯是讲“心理战争，”其言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如此之语，不一而足，皆心理战争之说也。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以秦楚之甲坚兵利，而曰制梃可挞，岂非怪话？而孟子深信不疑，决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后，不及百年，陈涉吴广，揭竿而起，立把强秦推倒，孟子的说法，居然实现，嬴秦之兵力，摧灭六国而有余，陈涉等乌合之众，振臂一呼，而一统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败于武力，而败于心理，孟子有知，当亦掀髯大笑。
春秋时，兵争不已，遂产出孙子的“兵战哲学”，战国七雄，运用孙子学说登峰造极；斗力斗智，二者俱穷，于是又产出孟子的“心战哲学”，惜乎，当时无人用之，现今的形势，绝像战国七雄时代，我们正该运用“心战”之说，问：如何运用？曰：只须把中国主义发扬出来就是了。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主义一发扬出来，一定倾心悦服，就成了“心战”妙用。
我国业已全面抗战，应当于“武力战争”之外再发动一个“心理战争”，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请世界学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军，敌人“攻城”，我们“攻心”，全世界倾心此种主义，是对于敌人取大包围，敌人国内之人民，倾心此种主义，是为内部溃变。日本军阀自然倒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自然倒毙。
凡是一种大战争，必有一定的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洋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应该把他变成中国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只要中国主义一战胜，世界大同之基础，就算确定了。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是西洋主义盛行时代，下半世纪以后，是中国主义昌明时代，就进化趋势观之，盖决然无疑者。
现在五洲万国纷纷大乱，一般人都说：“非世界统一，不能太平”，战国情形也是如此。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即是说：“要统一才能安定”，但统一之方式有二：一为“武力的统一”，一为“非武力的统一”，而孟子则主张“非武力的统一”。梁襄王问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就是“非武力的统一”。主张“武力统一”者，是用一个“杀”字来统一，说道：“你不服从我，我要杀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从，故“杀”字能统一。主张“非武力的统一”者，是用一个“生”字来统一，说道：“你信从我的主张，你就有生路。”人人贪生，自然信从，故“生”字也能统一。人之天性，喜生而恶杀，主张“杀”字统一者，人人厌弃，主张“生”字统一者，人人欢迎，孟子学说，惜乎无人用之。后来嬴秦统一是用“杀”字统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德意日三国，正循着亡秦途迳走去，我们正好运用“生”字统一之学理，乘其弱点而摧陷之，兵战心战，同时并进，德意日三国不败何待？
中西主义极端相反，西洋方面，达尔文之弱肉强食，马克思之阶级斗争，尼采之超人主义，与夫近今的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建筑在“杀”字上面，中国方面，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杨朱为我，墨翟兼爱等等，都是建筑在“生”字上面。我们读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读孔孟老庄和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医生用药，相反才能相胜，方今西洋主义盛行，无处不是杀机，应当用中国主义救疗之，以一个生字统一世界。
西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来，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人著书做事注重“于身有益”四字，中国人著书做事注重“问心无愧”四字，达尔文讲竞争，倡言“弱肉强食”，尼采讲超人主义，倡言“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西人群起信从，为其“于身有益”也，中国绝无此等学说出现，为其“问心有愧”也。西人在物质上求愉快，中国则在精神上求愉快，西人以入剧场跳一场为乐，中国则以读书为乐，为善为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乐，故中国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一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犹之修房子，把地面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西人学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迳从地面建筑，造成的房子终归倒塌。所以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之祸胎，国际上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洋主义遂告破产。
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其言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饥不寒，即教以礼让，推行王道。达尔文盛言“优胜劣败”，超出生存点以上，成为无界域之竞争，其弊至于消灭他人之生存权，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学说继之而起，几不知公理为何物。德国威廉第二和希特勒，从而信之，墨索里尼和日本少壮军人，又从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纷纷大乱也。
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由此知：中国主义有两个原则：（一）人人争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为限，（二）人人争优胜，以不违背公理为限。我们把此种主义发扬出来，全世界恍然觉悟，知道舍了中国主义，别无出路，此即“攻心”之法也。
中国主义沉埋已久，应当聚全国学者尽量开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现情者，撷其精华，成为系统，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从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为必大大的流血，只因主义完善，宣传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战胜之先例也。
世界纷纷大乱者，病根有三：（甲）经济方面，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冲突。（乙）政治方面，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互相冲突。（丙）国际方面，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互相冲突。我们一面抗战，一面制定宪法。宪法内容：（甲）经济方面，国中的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一律收归国有，其他经济上之组织，悉仍其旧，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乙）政治方面，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行使四权，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融合为一。（丙）国际贸易，收归国家经营，入口出口两相平衡，入超则为外国掠夺我国，出超则为我国掠夺外国，今定为出入平衡，无掠夺者，亦无被掠夺者，国与国即相安无事。宪法制成，一面实行，一面昭示万国，世界人士，正寻不着出路，一旦见中国主义之完善，一定跟着走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三个恶魔不打自倒，这即是心理之战胜。
孙中山先生，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严重，三者当同时并进，对日全面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期中，制定宪法，从一村一场实行起走，是为宪政。村议员，场议员，负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一村一场办好了，扩大为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国，迨及扩大为国，宪政即算完成，将来如能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国际战争有三种：（一）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二）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战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战争。上次大战属乎第一种，这次大战属乎第一种和第二种。另外还有第三种，隐藏着跃跃欲动。若不将这三种问题同时解决，恐怕此次大战终了后，跟着又要发生第三次大战。威尔逊于上次大战之末，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就是预防第二种战争，可惜未能实现。巴黎和会，特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之第十三章，就是预防第三种战争，可惜不彻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列强对弱小民族不平等，资本家对劳工不平等，军阀对平民不平等。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我们本三民主义，制出一部宪法，国与国立于平等地位，而本国的人民，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立足点也平等，这三种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们把这部宪法宣布出来，即成了我国的“抗战宣言”，也即是预定的“战后和约”。倘若世界各国也走上这条路，国际上三种战争之祸根，即彻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种形势，管仲“九合诸侯”的政策，应运而生，有了战国那种形势，苏秦“联合六国”的政策，又应运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义”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帜，把全国之力线，集中“尊周”之一点，然后向四面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齐桓公遂独霸中原。后来晋文称霸，亦沿袭其策，连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这个政策，直贯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战国情形变了，周天子纸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说不上，楚在春秋为夷狄之国，此时更不能说“攘夷”的话，于是苏秦引锥刺股，揣摩期年，从学理上研究出“合纵”之策，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发出六根力线，取纵的方向，向强秦攻打，此种政策，一经告成，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战国策曰：“当此之时，天下之人，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决于苏秦之策。”又曰：“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战国时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苏秦的政策，能够风靡一世，岂是莫得真理吗？无奈他莫得事业心，当了纵约长，可以骄傲父母妻嫂，就志得意满，不复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苏秦之“合纵”，才生出张仪之“连横”，连横成功，而六国遂灭。可以说：苏秦的政策，贯穿一部战国策。苏秦的事，可分两部分看，自引锥刺股，至当纵约长，是学理上之成功，当纵约长以后，是实行上之失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说苏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国之不能实行。三国时，鲁肃和孔明主张孙刘联合，原是抄写苏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听说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二人实行联合了，正在写字，手中之笔都吓落了，这个政策之厉害，可想而知。
现在五洲万国，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故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也就应运而生。他是老教授出身，也是学理上成功，实行上失败，他的十四条原则，一宣布出来备受世界欢迎，绝像苏秦之受欢迎一般。无奈他在巴黎和会欠了外交手腕，成立的国际联盟，反成了分赃的团体。其最大原因，则由于美国之立场根本与弱小民族相反，威尔逊“民族自决”之主张，不能实现，理固然也。我们熟察国际形势，仍非走管仲、苏秦和威尔逊这条路线不可，应由我国出来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以弱小民族为主体，进而与强国联合，把威尔逊的原则修正之，扩大之，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以替代“民族自决”四字，这样一来，决定成功。何也？我国立场与弱小民族相同故也？有孔老以来绝好的主义，有汉弃珠崖这类绝好的事实，为世界各国所深信故也。
世界纷争之际，必有一个重心才能稳定，这个重心轮到我国来了。我们于武力战争之外，应当（一）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为宣传机关。（二）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为中国主义实行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劳工与平民，一齐唤醒起来，与我们站立在一条战线上，如此，则我国就为世界重心了。孟子谓：“制梃可挞秦楚，”盖纯乎“心理战争”也，我国今日则“武力战争”与“心理战争”同时并进，无异于以武力推行中国主义，则战胜敌人也决然无疑，救世界人类于水火也，亦决然无疑。
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决，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决。我们把“新的国际联盟”组织好，德意日三国，如能信从我们的王道主义，则用政治解决。否则师法苏秦故智，率全人类向之攻打，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不败何待？
世界祸机四伏，念之不寒而怵，上次大战一告结束，而战胜国之劳工，反暴动起来。法国首相克利满梭，绰号“母老虎”，是欧战中最出力之人，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78岁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战胜归国之将士，带起徽章横行都市，专制魔王墨索里尼，乘机出现。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英国的矿工和铁路工人，船上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可同政府决战，害得英国首相鲁意乔治，驾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其原因，则由于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一方面举出代表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到战事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的牺牲，所以处处发生暴动。巴黎和会正在开会，而各国的劳工也举代表，在瑞士国之熊城开会。巴黎和会见此情形，才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与自己国中之劳工言和。上次大战情形如此，此次大战可想而知，上次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巴黎和会，列强食言，弱小民族之心理，则又不言可知。此种祸根，若不彻底拔除，战争是永无终止的。要拔除此祸根，舍了中国主义，别无他法，除了中国出来肩此责任，也别无他人。
世界是一天一天进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面趋去的，其所以进化迟滞，大同久未出现者，可用比喻说明之：凡铁条皆有磁气，只因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故磁力发不出来。如用磁石在铁条上面引导一下，南北极排顺，立即发出磁力。现在全世界分子凌乱极矣，我们用中国主张引导一下，分子立即排顺，就可加强进化之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现。
地球为万宝之库，我们需要财货，向之劫取，他是绝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一伙劫贼在主人门外，你剥我的衣服，我抢你的器械，互相厮杀，并不入主人门内一步，地球有知，当亦大笑不止。请问是谁之罪？曰：罪在充当群盗谋主之达尔文和尼采。
凡事以“平”为本，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纯是建筑在一个“平”字上面，这个“平”字，是从大学上治国平天下那个“平”字生出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向人类争平等，一到“平”字，即截然而止，转其目标，向地球劫取宝物，所以民生主义，言开垦，言种植，与夫水力发电等等，纯是开发地球生产力，故三民主义一书，极合现在国际的趋势，可说是中国主义之实行计划，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针。
“新的国际联盟”者，大同世界之过度机关也。世界纷纷扰扰，是由地球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人类之脑力体力不相调协生出来的。我们组织“新的国际联盟”，把这四种力线一一排顺，历若干年调整完毕，然后破除国界，把土地和机器一并收归全人类公有，技师出脑力，工人出体力，把地球蕴藏的宝物取出来，全人类平分，像这样办去，即是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人类之力向之进攻，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人与人战争之祸，永远消除，孔子和孙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义，于是完成。
以上经济，政治，国际三者，俱以合力主义为本。此外我还写了两本书：（一）《考试制之商榷》，（二）《中国学术之趋势》。其大意如下：
我以为国家立法，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把离心力、向心力，配置平衡。我国从前考试时代，士子读书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心力，考试及格有种种荣誉和利益，足以动人歆羡，又具有向心力，两力平衡，故其时，国家并未规定学课，读书之子也不须有人监督，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用功。这就像地球绕日，离心向心，二力平衡，不须外力推动，自能回旋不已。今则校中学课，严密规定，又派教职员严密监视，而学子之用功未见胜过科举时代，且流弊百出，这就是离心力、向心力，配置不平之故。今之一切制度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故规章愈密，监察愈严，而流弊反越多，言之慨然。
照现行学制之规定，欲取得毕业资格者，必须捐弃百事，每日在讲堂上坐若干时，历若干年，始取得毕业文凭而去，于是贫家子弟，在所摈弃，富家子弟，因障故而不能每日入校者，亦在所摈弃，迨至家贫者积有学费，家富者障故已去，而年龄已过，亦在所摈弃。国家施行此种制度，40年矣，冥冥中不知损失若干人才，我主张把现行学制打破，设一个考试制，把考试标准明白规定，等于悬出一个箭垛，使人向之而射一样，每届小学、中学及大学，举行毕业考试时，在校生，私塾生，自修生，一体与试，不问学年，不问年龄，只问程度，严格考试，只要及格，即给予毕业文凭。并于各地适中场所，设置公共图书标本室，理化试验室，延聘导师常住其中，俾自修生，有所请问。如此办去，则贫民子弟，工商界学徒，各机关小职员和年长失学之人，只要自家肯用功，都有取得大学毕业之希望，半工作，半自修，而各人之能力，可尽量发展，国家文化，可日益进步。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现在学校内把天才生、劣等生混而为一，同样授课，同时毕业，压为平头的平等，这就是违反中山先生诫条，促使国家退化。因此我主张：现行学制，应彻底改革，统以考试制汇其归，曾写了一本《考试制之商榷》。我写此文有一段趣事，是被木棒痛打一顿，才写出来的，不妨把原委写出来，用博一粲。
我从民国五年起，即当四川省视学（现改名省督学），当局每次召集教育会议，我即把我的主张提为议案，俱未通过。民国十二年，我上一呈文胪陈理由16项，自请在原籍富顺县试办，经省长公署核准举行。十三年，我呈请省署通令全省试办，各县遂次第举行。十四年年假时，叙州联立中校学生毕业，我往主试，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我拖出寝室，痛打一顿，其时全场静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我也默不一语，惟闻乒乒乓乓之声，学生临去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我睡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随即有宜宾知事来验伤，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我电呈上峰，末云：“自经此次风潮，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伤单及原电载《四川教育公报》第一卷第一期）。我稍愈，即裹伤上堂，勒令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人借故不到，场规更加严厉，试单将首要学生送交宜宾知事讯办，详情备载《四川教育公报》，兹不具述。事后，我自咎欠了宣传，特写一文《考试制之商榷》，呈由四川教育厅，印作单行本，发交各县研究。
民国十四年，川省颁布《各级学校学生毕业考试暂行条例》。规定小学会考，于年暑假举行，不分学校与私塾，一体与试，中学修业年满，委员到校主试。其计划是先开放小学，故先举行小学会考，俟小学有了成效，再开放中学。二十三年，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取消小学会考制，成都、华阳……理番、松潘等61县教育局长，以“会考制度，行已数年，成效显著”等语，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教育厅据情转呈教育部，奉指令“姑准试行一年”。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咨请教育部，谓：“川省小学会考，有悠久之历史，著有成效，”胪陈理由五项，请予保留，复文“姑准再办一年”，二十五年全川各县，遂一律停止小学会考。
我主张的考试制，有两种意义：（一）学校内部的学课，太不认真，用考试制以纠正之。（二）现行的学制，太把人拘束紧了，用考试制以解放之。现行的会考制，只有前一种意义，后一种则无之，二十五年九月，我将所著《考试制之商榷》，重行印出，并将我请在富顺县试办的呈文，请通令各县试办的呈文，省公署先后令文，成华等61县教育局长的呈文暨教育厅、省政府和教育部往来公文，附载于后，成为一本，交成渝书店发售，借供教育界人士讨论。
现在既历行会考制，我希望政府颁布一条法令：“举行会考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与考，不问年龄，只问程度”。只要有此种法令出现，现行学制就算彻底改革了。
我写那篇《考试制之商榷》，注重在提倡私塾和自修。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想当校长教员而不可得，遂有百计营谋者，同时有许多学生，求入学校而不可得，每次招考，异常拥挤，录取者少，摈弃者多，并且招考时，关说之信函，纷来沓至，校长深以为苦。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闹得来读书须钻营，教书须钻营，不得谓非立法之不善也。从前地方官，对书院山长用聘，待之以师礼，京朝大官回籍者，往往乐就斯席，为地方造人才，盖师位甚尊故也。今则地方官对校长用令，校长对之用呈，学校变成官厅，教员俨成雇佣，师道凌夷，一至于此，尚望国家特许私塾之成立，与正式学校并行不悖，此亦培养士气之法也。东主聘我否，我设馆有人来学否，一以我之品行学问为准，而风俗可日趋醇厚。
现在全面抗战，秀杰之士，或赴前方军营，或在后方工作，同时添设许多临时机关，将来战事终了，机关裁撤，此项人才，消归何处？上次欧战终了，意大利战胜归来之将士，戴着徽章，莫得面包吃，处处暴动，墨索里尼，乘机组织棒喝团，因之夺得政权，此可为前车之鉴。此时我们早把学校开放，允许私塾之成立，则战胜归来之军官军佐和裁撤之人员，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富厚之家，慕其声望，自必厚具修脯，延请训课子弟，抑或自行设馆授徒，此亦代国家消纳人才之一法。苏东坡有篇论任侠的文字，可为我们这种主张之注脚。一面可消除隐患，一面可以培植人才，而款则无须国家添筹，我们何苦而不为？
至于我写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大旨言：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以至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
从周秦至今，可划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学术，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此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是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进化是有轨道可寻的，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之大趋势看出来。
周秦诸子中当推老子为代表，孔子不足以代表。一部道德经，包含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两部分，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是世间法，孔墨申韩孙吴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是出世间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是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我们提出老子，就可贯通周秦诸子全部学说。
赵宋诸儒中，当推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明道把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为一，成为所谓宋学，明道死后才分出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故提出明道，就可贯通全部宋学。明道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走入老子途迳。近人章太炎曰：“大程远于释氏，而偏迩于老聃，”故中国学术彻始彻终，可以老子贯通之。
世人以佛老并称，则老子学说，又可贯通印度学术。严又陵批老子，于第10章曰：“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于37章曰：“此旨与卢梭正同，于46章曰：“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足知老子学说又可贯通西洋学术，我不是说我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学西洋学问，我是说：西洋学问与老子相通，我们可以尽量去学。
我们从周秦诸子中，把老子提出来，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面学术沟通为一，有人说：著《道德经》的老子是战国时人，不是春秋时人，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我只是说：一部《道德经》可以贯通中西印三方学术。知其可以贯通，才可把世界学说融合为一。
我们主张把力学规律应用到人事上来，而老子则早已用之，他书中屡以水为喻，水之为物，即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牛顿所说：“万有引力”的现象，老子早已见之，其言曰：“大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蹶。”裂发歇竭灭蹶六字，俱是“万有引力”那个“引”字的方面字，也即是离心力那个“离”字的代名词，老子看见此等现象，不知其为何物，因以“一”字代之，古代算术凡过未知数，皆以“一”字代之，老子言道亦然。其所谓“一”，即牛顿所谓“引力”也。
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牛顿寻出这个原则，用之物理上，老子寻出这个原则，用之人事上。西人谈力学，谈电学，必正负二者对举，老子言道，常用有无，高下，阴阳，静躁，贵贱，刚柔等字，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对举。牛顿之后，有爱因斯坦，老子之后，有庄子。庄子的学说含有相对论原理，如“泰山为小，秋毫为大，彭祖为夭，殇子为寿”一类话，都是就空间上，时间上，相对而言之。我们会通观之，即可把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出公例，纷繁之物理，厘然就绪，而科学遂大进步。牛顿的原理，老子早已发明，惜乎沉埋已久，我们把他掘发出来，制成公例，纷繁之人事，一定厘然就绪，而文明必大进步。
从前印度学说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正之，发挥之，所有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欢迎，就中最盛者惟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我们此后采用西洋学说，仍用采用印度学说方法，使达尔文、斯密士和马克思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倡言弱肉强食，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马克思讲社会主义也不错，错在看见社会，忘却个人，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
孔门学说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从前印度明心见性之说，传入中国，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宋儒就用孔门的诚意正心，与之沟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又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我们应该用孔门的修齐治平，与之沟通为一，始而沟通，终而融合，如此则学说不至分歧，而人事之纷争可免。融合之后，再分头研究，如一株树然，知道枝叶花果，同在一树上，即无所谓冲突了。
宇宙事物原是孳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孳生无数个，越孳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含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①，王阳明是孟子信徒，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深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从他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去，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之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他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再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世间的学说，由同而异，由异而同，等于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时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中国重在综合，西洋重在分析，二者融合为一，就可得真理之全了。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们穷源竞委的考察，实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性善说与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衷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火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俱可折衷为一。我们可定一原则曰：“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争辩了数十年，数百年，仍对峙不下，此二说一定是一各得真理之半，一定可合而为一”，如性善说与性恶说，又如唯心论与唯物论等等皆是也。
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做卧房，某处做厨房，某处做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审度屋宇之形式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常说不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于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他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察，即知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鸡与蛋可说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唯心论，唯物论，原可合而为一。
《伪古文尚书》上：“说命”一篇，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孙中山先生则曰：“知难行易”，一般人都说两说是冲突的，其实并不冲突，两说可相辅而行。传说（傅说）的意思是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你很快实行好了。”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说：“知是很建的，行是很容易的，你赶快实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实行，有何冲突？难易二字，本是形容词，传说和孙中山先生，站在各人的立场上，因听话者的情况各有不同，故用这种形容词，加强其语气，而归根于叫人实行。我们明白了传说和孙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两说可相辅而行。
就实质言之，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例如：发明轮船火车，何等艰难，发明之后，叫技师依样制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谓知难行易。学制轮船火车的人，在讲堂上听技师讲说制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场实地去做，那就很难了，是谓知易行难。
传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这两个知字的意义迥乎不同，传说的“知”字，是指“听话了解”而言，孙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发明新理”而言。《孙文学说》中，所举饮食，作文，用钱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俨然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意若曰：“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你们当技师的依样制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难行易”。传说身居师保，他训诫武丁，俨然是技师对学徒说话，我们取《尚书》本文读之，即知传说对武丁说了许多话，武丁说道：“你的话很好，我很了解。”传说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是说：“讲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场中做得出来才算事”。传说和孙中山先生，都是按照听话者之情况而立言，无非趋重实行而已。
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叫技师依样去做，技师做成之后，又招些学生来学，这原是一贯之事，孙中山先生说的是前半截，传说说的是后半截，所以说两说并不冲突。
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原则：“凡事与天性习惯违反者，知易行难，与天性习惯不违反者，知难行易。”例如，我们对画师说：我家有一小孩，形状如何如何，叫他画，他画来总不肖，把小孩牵来与他看，他一画就神肖，是谓知难行易。因画师以画为业，与他的习惯并不违反也，画师把小孩画在黑板上，叫素未习画之人临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画来总不肖，又成了知易难行。因其人素未习画，与习惯违反故也。革命志士，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采用何种方法，始能成功，是谓知难行易。普通人，你对他讲杀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认为是很好的事，对他讲进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实行，他就不肯干，是谓知易行难。何也？杀身成仁之事，与志士之天性不违反，与普通人之天性则违反也。
据上面的研究，传说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当反躬自问，如果自己是技师，是革命志士，就诵孙中山先生之语以自警；如果是学徒，是普通人，就诵传说之语以自警。
再者：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说：“即知即行”，孙中山先生则主张“知行分工”，说：“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这两说表面是冲突的，其实也是并行不悖。以作战言之，主帅把作战计划决定了，立即发布命令，指挥将士进攻，是为“即知即行”。主帅不必亲临战场，是为“知者不必自行”。战场上的将士，未必了解主帅的计划，是为“行者不必自知”。这也是一贯的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是就主帅本身言之。孙中山先生说：“知行分工”，是就指挥将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么，孙中山先生著了一部《三民主义》和《孙文学说》，就可闭门高卧了。而他十次失败，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实行“知行合一”的，不过训诫党员的时候，是主帅对将士说话，才有“知行分工”的说法，全军之中，只有主帅一人，才能这样说。其他将士奉命作战，“即知即行”。如果也说：“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误事不小了。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王阳明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在某种情况之下，适用某种说法即是了。
一部《孙文学说》，全为党员怠于工作而作。所有“知难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说”，都是按照当日情事，为党员痛下砭针，有了这种病，才下这种药，至于传说和王阳明所说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们识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误误人，凡读古人书，俱当如是。
我们又可定一原则曰：“关于人事上之处理，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一定是一主性善说，一主性恶说”。孟子主张仁义化民，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韩非主张法律绳人，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个人主义经济学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独裁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民主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达尔文之互竞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因为人性之观察不同，创出之学说遂不同。我们欲解除世界之纠纷，当先解除学说之纠纷，欲解除学说之纠纷，当先从研究人性入手。
人性本来是浑然的，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截半而以立论，曰性善，在当时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遂独树一帜。但是遗下了半面。荀子出来把这半面提出来，曰性恶，也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又特树一帜，成为对峙之二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说，已经偏了，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则更偏，学术界通例，其说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欢迎，所以王阳明之说一倡出来，风行一世。荀子之性恶说，已经偏了，我的厚黑学则更偏，阳明向东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学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后来我著《心理与力学》，说：“人性无善无恶”，阳明是年，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譬之攻城，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入了城中，所见景物，彼此都是一样，阳明讲致良知，说得头头是道，我讲厚黑学，也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皆一偏之见也。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由此臆说，生出“合力主义”，本此主义，而谈经济，谈政治，谈国际，谈考试，谈学术趋势，与其他种种，我的思想，始终是一贯。所谓厚黑学者，特思想之过程耳，理论甚为粗浅，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或称许，或诋斥，啧啧众口，其他作品，则不甚注意。白居易云：“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我也有同样的感慨，故把我思想之系统写出，借释众人之疑。
①告子——战国时人，提倡人性不分善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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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黑教主别传（代序）
——我与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缘
我与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相遇，真是一种因缘！凡在吾人的想象中预料不到而偶然遇到的事，这便叫做“缘”。我真想不到今生会到四川来，想不到在四川富顺地方有以“面厚心黑主义”创教立说的教主，想不到我和这位教主首先通起信来，想不到从不给生人回信的教主竟破例答复了我，想不到我劝他不讲“厚黑”他越是大讲其“厚黑”而且讥讽我，想不到他拒绝我和他通信我偏要和他通信而感动了他，最后尤其想不到的已经多年未出山的教主居然从自流井冒着大雨到青木关来拜访我，我们一连彻谈几昼夜，终于结为志不同道不合的好友。这一段在抗战流亡时期的因缘大事，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
抗战军兴，我是随着教育部携眷入川的。先住重庆，后住青木关。在二十八九年之间，我连丧三子。当第二次丧子时，心中已悲痛万分，朋友们劝我往北碚温泉一游，藉遣愁怀。但是隐痛在抱，纵有佳山水亦无心观赏，终日只是闷坐旅馆中，或者蒙被大睡。睡起无聊，便到书店中去翻看，一眼触到了“厚黑学”的书名。当时心中很觉奇怪：厚黑学是讲什么的呢？是不是关于物理一类的书呢？受了好奇心的促使，拿起打开一看，看了序文目录，又看了几段正文，很像是愤世嫉俗之作。他说往古来今的所谓英雄豪杰，无不是面厚心黑；得其一偏的人，也足以称雄一世；人物的大小，全看他的厚黑程度而定。他先举出三国的英雄为例，他说：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肠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心肠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
“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国演义的人，更把他写得维妙维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所以俗语有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也是一个大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双绝。当着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肠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晤对，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环顾袁本初诸人，卑卑不足道。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此外还有一个孙权，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袭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肠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丕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死了，司马氏父子乘时而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熏陶，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够欺人寡妇孤儿，心肠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我读史见司马懿受巾帼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天下就不得不统一。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我看了一大段，已觉新颖可喜说得痛快。接着他又追溯上去，更举楚汉的事来证明。大意是说项羽不厚不黑，所以失败；刘邦既厚且黑，故能成功。刘邦的心肠之黑，是与生俱来的，可说是“天纵之圣”；至于脸皮之厚，还加了一点学力。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业师，是那位圯上老人。他们的衣钵真传，是彰彰可考的。圯上受书一事，老人的种种作用，无非是教张良的脸皮厚罢了。张良拿来传授刘邦，一指点即明，试问不厚不黑的项羽，那能是他的敌手呢？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可说是脸皮很厚；无奈他心肠不黑，偏偏系念着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下不得毒手，后来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这是咎由自取。范增千方百计想教项羽杀死刘邦，可说是心肠很黑；无奈他脸皮不厚，一受离间，便大怒求去，结果把自己的老命和项羽的江山一齐送掉，真是活该。
他说，他把这些人的故事，反复研究，就将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发现出来。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可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得其全，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得其偏，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各得其偏，不幸生不逢辰，偏偏与厚黑兼备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他们在生的时候凭着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炫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得了一席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是不负人的。
当时，我越看越有味，舍不得放手，于是就买了一本，回到旅馆一气读完。这本小册子，包括厚黑学、厚黑经、及厚黑传习录三部分；末后还附了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一篇。厚黑经，是采用四书文体而作的。例如：
李宗吾曰：“不薄之谓厚，不白之谓黑，厚者天下之厚脸皮，黑者天下之黑心子。此篇乃古人传授心法，宗吾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世人。其书始言厚黑，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厚黑，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面与心。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天命之谓厚黑，率厚黑之谓道，修厚黑之谓教。厚黑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惧乎其所不黑，莫险乎薄，莫危乎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厚黑，天地畏焉，鬼神惧焉。”
李宗吾曰：“厚黑之道，本诸身，征诸众人，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李宗吾曰：“天生厚黑于予，世人其如予何？”
李宗吾曰：“刘邦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曹操斯可矣；曹操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刘备孙权斯可矣。”
李宗吾曰：“如有项羽之才之美，使厚且黑，刘邦不足观也已。”
李宗吾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国，苟不厚黑，箪食豆羹不可得。”
李宗吾曰：“有失败之事于此，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厚；其自反而厚矣，而失败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黑；其自反而黑矣，而失败犹是也，君子曰：反对我者，是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用厚黑以杀禽兽，又何难焉？”
不过也有一种变体，就是在经文上下，自加说明的。例如：
宗吾曰：“不日厚乎，磨而不薄；不日黑乎，洗而不白。”后来我改为：“不日厚乎，越磨越厚；不日黑乎，越洗越黑。”有人问我：“世间那有这种东西？”我说：“手足的茧疤，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是越洗越黑。”人的面皮很薄，慢慢的磨练，就渐渐的加厚了；人的心，生来是黑的，遇着讲因果的人，讲理学的人，拿些道德仁义，蒙在上面，才不会黑，假如把他洗去了，黑的本体自然出现。
有一种天资绝高的人，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就实力奉行，秘不告人。又有一种资质鲁钝的人，已经走入这个途径，自己还不知道。故宗吾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厚黑者众也。”
他的厚黑传习录又包括三部分：一是求官六字真言，二是做官六字真言，三是办事二妙法。他首先说出厚黑学传习发扬的必要，并举出几种有趣的例子，然后假托一位想求官做的人来向他问业，于是他传授了这三套法宝。
所谓“求官六字真言”，是“空”、“贡”、“冲”、“捧”、“恐”、“送”六字。他说明“空”即空闲的意思，分两种：一指事务而言，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商，不农不贾，书也不读，学也不教，一心一意，专门求官；二指时间而言，求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来，今年不生效，明年又来。“贡”字是借用四川的俗语，其意义等于钻营的“钻”字，他下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无孔也要入。”求官要钻营，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当取出钻子新开一孔。“冲”即普通所谓“吹牛”，冲的功夫有两种：一是口头上，二是文字上。口头上又分普通场所，及上峰的面前两种；文字上又分报章杂志，及说帖条陈两种。“捧”就是捧场的捧字，戏台上魏公出来，那华歆的举动是绝好的模范人物。“恐”是恐吓，如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还不生效，这就少了恐字的功夫。凡是当轴诸公，都有软处，只要寻着他的要害，轻轻点他一下，他就会惶然大吓，立刻把官儿送来。最要紧的用恐字要有分寸，如用过度了，大人们老羞成怒，作起对来，岂不与求官的宗旨大相违背吗？“送”即是送东西，分大小两种：大送，把银钱钞票一包一包的拿去送；小送，如春茶、火腿及请吃馆子之类。所送的人分两种：一是操用舍之权的人，一是其人虽未操用舍之权，而能予我以助力者。他说这六字做到了，包管字字发生奇效。那大人先生，独居深念，自言自语道：某人想做官，已经说了好多次（这是空字的效用）；他和我有某种关系（这是贡字的效用）；其人很有点才具（这是冲字的效用）；对于我很好（这是送字的效用）；但此人有点坏脾气，如不安置，未必不捣乱（这是恐字的效用）；想到这里，回头看见桌上黑压压的，或者白亮亮的，堆了一大堆（这是送字的效用），也就无话可说，挂出牌来，某缺着某人署理。求官到此，可谓功行圆满了。于是走马上任，又要实行做官六字真言。
所谓“做官六字真言”，是“空”、“恭”、“绷”、“凶”、“聋”、“弄”。他说明此“空”字即空洞的意思，一是文字上：凡是批呈词，出文告，都是空空洞洞的，其中奥妙，很难细说，多阅各机关的公事文件，就可恍然大悟；二是办事上，随便办什么事情，都是活摇活动，东倒也可，西倒也可，有时办得雷厉风行，其实暗中藏有退路，如果见势不佳，就从那条路抽身走了，绝不会把自己牵挂着。“恭”就是卑躬折节胁肩谄笑之类，分直接间接两种：直接是指对上司而言，间接是指对上司的亲戚朋友丁役及姨太太等等而言。“绷”是恭字的反面，普通指对下属及老百姓而言，分两种：一是仪表上，赫赫然大人物，凛不可犯，二是言谈上，俨然腹有经纶，盘盘大才。实在说来，恭字对饭碗所在地而言，不一定是上司；绷字对非饭碗所在地而言，不一定是下属和老百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凶”是凶狠，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人亡身灭家，卖儿贴妇，都不必顾忌；但有一层应当注意，凶字上面，定要蒙一层道德仁义。“聋”就是耳聋，“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聋字中包含有瞎字的意义，文字上的诋骂，也要闭着眼睛不看。“弄”即弄钱之弄，常言道，千里来龙，此处结穴，前面的11个字，都是为了这个字而设的。弄字与求官之送字是对照的，有了送，自然就有弄。
所谓办事二妙法者，一是锯箭法，一是补锅法。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干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呢？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现在各机关的大办事家，多半采用这种法子。例如批呈词：“据呈某某情，实属不合已极，仰候令饬该县长，查明严办。”“不合已极”四字，是锯箭干；“该县长”是内科；抑或“仰候转呈上峰核办”，那“上峰”又是内科。再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字，是锯箭干，“以后”就是内科。这便是所谓办事上的锯箭法。有人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乘主人不见的时候，用铁锤把裂痕敲长了，就说这锅破得太厉害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讨价自然更大。及至把锅补好，主人与锅匠，皆大喜欢而散。郑庄公纵容共叔段，使他多行不义，才举兵征讨，就是用的补锅法。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有人说：“中国变法，有许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坏了来医。”这是变法诸公用的补锅法；在前清的宦场中，大概是用锯箭法；民国以来，是锯箭、补锅二者互用。
他把厚黑学讲完了，特别告诉读者一个秘诀道：“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道德仁义，不能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得李宗吾否？’你就放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认他不得。’口虽如此说，而心中则恭恭敬敬的，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位’。果然这样做，包管你干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举世所钦仰。所以我每听见有人骂我，就非常高兴，说道：吾道大行矣！”
他在末后附录的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一篇，是他对圣人发生了怀疑，想进而寻出他的破绽来。他以为三代以上有圣人，三代以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的怪事。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把他们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各学派的始祖，这其中的破绽就可寻出来了。于是他便一一加以研究分析，认为其中有很大的黑幕，然后他结论道：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没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没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没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时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外国的达尔文、马克思诸人，就闯进来，盘踞学者心上，天下言论又折衷于达尔文、马克思诸人，成了变形的孔子，执行圣人的任务。我不知我国学者的思想，何以不能独立一至于此？如果达尔文、马克思诸人去了，学术界又会有变形的孔子出来，继承圣人之位。像这样下去，宇宙真理怎么研究得出来？我们须知，中国圣人可疑，外国圣人亦可疑。
“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达尔文、马克思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马克思诸人高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孔子、达尔文、马克思诸人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以上便是那本厚黑学内容的大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才不惮烦琐的写在这里。而且这是我们两人后来结缘的起因，特别就是我们两人后此争论的焦点，故不得不大书而特书。在那时，我个人的遭遇很惨，正在怨天尤人，对于诸多事都看不上，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资本家压迫劳动者，做官的榨取老百姓，聪明人欺凌愚拙者，好人不得好报，恶人坐享安乐，……种种的事象，都使我愤恨，使我苦闷。忽然见到这揭穿人类史上大黑幕的著作，使我的愤恨苦闷，得以发泄舒畅，自然对于著者不禁生同声相应之感。接着我又购得他的其他著作数种，拿来研究。其一，《为中国学术之趋势》，其二，《为考试制度之商榷》，其三，《为心理与力学》。我费了数昼夜之力，把三书又统统读完了。《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是以老子学派思想统贯百家的，他很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时时有新材料的发现，尚为国内学者所未注意到的。例如二程的思想，不惟源出河南，而亦受当时蜀文化的影响很重，便是一例。不过这书在我看来，太主观，太单调，不算什么了不起的著述。考试制之商榷一书，则对于教育上的贡献极大。他是因力主考试，充主考委员，几乎被学生打死的；但他坚持他的主张，不稍改变，终于使四川的会考制，比中央所颁布的早过十年。他所主张的会考制有两种意义：一因各校内容腐败，学生的成绩不好，非借严厉的考试以救其弊不可；二因现行学制，过于拘束，贫苦有志的青年，往往不得入学，非予以彻底解放不可。所谓彻底解放，即是允许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与学校肄业期满的学生，均可参加各级学程的毕业考试，而取得同样的资格。书中的理论及办法，都经煞费苦心，为今后教育上最值得重视的竟见。《心理与力学》一书，可说是一部杰作。据著者自序中说：“我这心理与力学一书，开始于民国九年，今为二十七年，历时十八载，而此书渊源于厚黑学，我研究厚黑学，始于前清末年，可以说此书之成，经过三十余年之久。记得，唐朝贾岛做了两句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自己用笔批道：‘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我今日发表此书，真有他这种感想。”可见他对于此书是十分自负的。全书共分十章，归纳起来，约得六部分：（一）人性论，（二）心理运动的轨迹，（三）世界进化的轨迹，（四）达尔文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修正，（五）我国古哲学说含有力学原理，（六）经济政治外交应采合力主义。他的唯一公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全书各章所论，均为证成此公例而发，意在打通科学与玄学的障壁，也可以说应用此公例，一切上天下地人事物理的种种现象，都可借以说明的。有一位川大物理学教授江超西先生，为此书作序，竟许为世界学术上的第三次大发明。序中有云：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谓地心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因创出力学三例，是为学术上第一次大发明。爱因斯坦将牛顿之说扩大之，谓有形无体之光线，亦受吸引，天空中众星球能将直线进行之光线，吸引之成为弯曲形状，因创出相对论，是为学术上第二次大发明。先生将爱因斯坦之说再扩大之，谓人心亦有引力，能将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故牛顿三例，爱因斯坦相对论，均适用于心理学，因创一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可谓学术上第三次大发明。”
我看了这三种书以后，又觉得他是对于教育、学术及哲理很下过苦心的人；尤其是心理与力学一书，可称为近几十年来国内思想界仅有之作。他既有此成就，又何必天天在报纸上大倡其厚黑之学，而且自称是“厚黑教主”，反予恶人以厚黑的伎俩，以作弄于人间呢？就按他自己说厚黑学是心理与力学的渊源吧，但是后者的价值已比前者不知高过若干倍，它可以说已从黑暗的地狱界，超入光明之域了，更何必依恋其骸骨而不忍放弃呢？当时，我从他几种著作的字里行间，已约略窥见他的为人了，他是既不厚，又不黑，甚且还是具有一副菩萨心肠的人。只因他抱负甚大，而不得发展，他又不肯厚着脸皮，黑着心肠，在厚黑的场合中，与面厚心黑的人勾心斗角；于是他愤而揭穿此千古的黑幕，好比燃犀照鼎，使宇内的魑魅魍魉丑态毕现，教人有所警惕防范的意思。可是他似乎又怕遭人忌恨，所以就索性自称为“厚黑教主”，意谓“我就是头号坏蛋”，以作“献身说法”的故智，可见他在这方面不惜自我牺牲，未免用心良苦了。大概他采取这样的说教方式，其所得的结果必是负作用，除了自己落得一个“坏蛋头衔”，更替一般恶人“为虎添翼”外，不会有丝毫益处的。他后此提倡考试制，期望改革学制，想必是厚黑学碰壁之后，才又拿出他的正面主张——教育，借此来赎他的妄言之罪吧？他更进而研究中国学术，研究西洋许多哲人的学说，终于归宿于人类的“合力主义”，来为普遍受教育的人士指出一努力的方向吧？但他所倡的厚黑学，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先入为主了，此后纵有真理的发明，人家也必以为还是“厚黑”的老调，总不肯别具只眼精心去追究的。况且他的几种著作中，每每好提到他的厚黑学，好像非此不足以“开宗明义”似的，于是他充满了真理的许多著作，厚黑学也成了眼中的微翳。似此，一面发现真理，一面又自行掩蔽起来，结果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不能不替他惋惜，不能不为真理叫屈。本此一点动机，我便很冒昧的给这位厚黑教主写信了。
我的信是寄给成都华西日报社转递的，因为我不知道教主的住处，可是他的另一著作厚黑丛话是由华西日报连载的，所以只好如此办。那知我的信发走之后，宛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在这期间，我又读他的厚黑丛话，见到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说：“去年（二十四年）吴稚晖先生在重庆时，新闻记者友人毛畅熙君，约我同去会他，我说：我何必去会他呢？他读尽中外奇书，独没有读过厚黑学，他自称是大观园中的刘姥姥，此次由重庆，到成都，登峨嵋，游嘉定，大观园中的风景和人物，算是看过了，独于大观园外面，有一个最清白的石狮子，他却没有看见。欢迎吴先生，我也去了来，他的演说，我也听过，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刘姥姥独不知道有石狮子，我不去会他，特别与他留点憾事。”他既如此孤傲自负，像我这“不见经传”的无名下士，就更不值得教主挂齿了，因此我就把盼望他回信的念头完全打消。不料半年以后，忽然从自流井寄来一信，封面书“李宗吾缄”，这一喜非同小可，急忙拆书一观，使我尤觉荣幸！原来他是从不与生人通信的，据他说这次与生人通信，是他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啊！他的信中说：我的信由华西日报转到后，看了非常高兴，但是不能破坏他的老信条，虽然把我的信一连读了几遍，仍是决定不复。可是每有朋友去访他，他便禁不住把我的信拿给他们看。他们看的结果，都是异口同声的说：“这样热情的来信，千万不可辜负人家的盛意，非答复不可！”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朋友的劝促，他说他有些禁持不住了，这是他迟至半年以后终于破例复我信的一段内幕。我当即报以长函，仍是很委婉的劝他不要再讲厚黑学，从此我们便书信往还，越来越勤，意见虽然不能一致，但很可以说是够得上较亲切的朋友了。我记得他第二次的来信，对我一面引为知己，一面仍是语带讥讽。那信中有云：
“得手教，有曾托蓉地友人及部中督学代为访问迄无消息闷损无已等语，读之不胜知己之感，大有随园诗话所谓：‘自笑长吟忘岁月，翻劳相访遍江湖’光景。其实足下来书，早已得到；所以迟迟不复者，则由弟生平不善书，不善作文言文，更不娴尺牍，绝少与生人通音问。惟遇相熟之友人，则提笔乱写，其字迹之潦草，等于作文之草稿，有时字句未写通，有错字别字，我也不管，只求把我的意思使读者了然就是了。因为惟恐读者不了然，有时语意重复，说了又说，我常说，李宗吾本来就不通，未必我把此信写通了，人家就说我通了吗？足下来信，字与文很漂亮，见了生愧，迟迟不敢回信，以来信示友人，友人屡谓我此种盛意不可不复，所以才勉强写了一信；及得复书，情殷语挚，谨把先生作为我平日相熟友人一般，通信随意乱写，请恕我潦草之罪，读毕即焚去，幸勿示他人，致成笑柄，”云云。
至于说到厚黑学的话，他最初还很客气的说：“此中实有深意，有缘拜谒，当详言之。”以后他大概嫌我“强聒不舍”，未免讨厌；而且我还拜托自流井蜀光中学的一位教员孙柏蔚君，接二连三的去访问他，也是劝他不讲厚黑学，他必以为更是“岂有此理”了；于是突然来了这封嬉笑怒骂的信：
“手教读悉，昨日孙君复来舍畅谈，极感相爱之殷，当托孙君代达鄙意，然恐其语焉不详，故复敬上此函。先生劝我不必再谈厚黑，此为不可能之事。劝我不谈厚黑，等于劝孔孟不谈仁义，劝韩非不谈法术，劝程朱不谈诚敬，劝王阳明不谈致良知，试问能乎不能？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于成都公论日报，当时本用一笔名‘独尊’（取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意），然而读者无不知其为我，于是‘李宗吾是厚黑先生’之语，随处可闻。当时颇为一般人所注视，每举一事，辄恐李某揭穿之，何尝不‘到处都阻碍’（我去信中语）？而我则与之淡然相忘。迄今二十余年，人尽知李宗吾黔驴无技，亦与我淡然相忘。今若舍去厚黑不讲，岂非作贼心虚，故示人疑乎？欲求‘到处不阻碍’，反成了‘到处皆阻碍’，故不如赤裸裸地说道：‘我是厚黑先生’，知我罪我，任之而已。道之行与不行，亦任之而已。鄙人行年六十有二，老夫耄矣，无能为矣。孔子到了这样年龄，也只有退而写作，而犹欲有所建白，亦可谓不安分之至矣。来教云：‘此时环境需先要打通，否则到处都有阻碍。’打通于我何益？阻碍于我何损？足下以此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亦惟心领盛意不敢奉行耳。古人云：‘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如足下云云，岂不成为‘作德心劳日拙’乎？然爱我至此，则终身感激无已！
“再有忠告者，足下年方壮盛，前途正远，幸勿常常齿及贱名；否则见者皆谓张某是李宗吾一流人，则终身事业付诸东流矣。‘此时环境需要先打通，否则到处都有阻碍，’足下良箴，谨以还赠。打通之法为何？曰：逢人便骂李宗吾是坏人而已。果能循此行之，包管足下随处皆不阻碍。‘足下左右，有所谓‘下士’‘下下士’，以吾之慧眼观之，皆‘上士’也，皆‘上上士’也，足下何迷而不悟乎？即退一步言之，彼等皆为不识太行山之人，然而吾道之传，正在此辈。孔子门下，岂非有所谓‘参也鲁’乎？卒之，一贯之传，厥为曾子，而聪明善悟之子贡不与焉。足下盖吾道中闻一知二之子贡也，而鄙薄‘下士’‘下下士’，以为不识太行山，吁，足下误矣！将来鄙人衣钵之传，决不在足下，当于‘下士’及‘下下士’中求之。此是足下自绝于吾道，吾固无容心于其间也。
“总之，足下所走者是孔子途径，鄙人则是释迦耶稣行为。来书所谓某先生某先生者，亦犹论语上所谓鲁哀公季康子诸人也。孔子不幸而遇鲁哀公季康子，足下幸而遇某某两先生，孔子有知，当亦羡煞！鄙人悼叹苦海中人沉沦不返，教之以‘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锯箭法’，‘补锅法’，使一切众生，同登极乐国，同升天堂，此释迦耶稣之用心也。嗟乎默生，道不同不相为谋，亦惟有‘还君明珠双泪垂’而已！
“昨日孙君详谈足下身世，以不肖之判断，足下决不可入政途，还是从事著述研究学问好了。宋之王荆公是一个学者，一入政界，卒无成绩可言；今之梁任公，著新民丛报时，是何等声光，一当总长，成绩安在？我与足下有同病，愿深思之！深思之！八股先生有言曰：‘一卷可传，夭札亦神明之寿。’默生，默生，盍归乎来！
“足下同尊夫人轮流抄录鄙人著作，心感之余，无以为报，谨将旧作之怕老婆的哲学一文，随函附呈，足下可庄录一通，敬献尊夫人妆次，较之刺血写般若经献之我佛如来，功德万万倍也。好，不写了。鄙人一面写，一面吃酒，现已醉了，改日再谈。”
当我读着这封信时，心中不禁勃勃跳动，觉得此老真不容易对付。我越是劝他不讲厚黑学，他越是坚持非讲厚黑不可，并且竟以释迦耶稣自比，更俨然以教主的面目出现了。我以极诚恳的善意劝他，他反视之为不入耳之言，并且以嘲笑的口吻来反击我，这当是他惯用的厚黑伎俩了。可是他又一本正经的劝我决不可入政途，当从事研究学问，而又自承是与我同病，望我深思而又深思。他是正话反说呢？还是反话正说呢？真叫人一时捉摸不定！他说他倡厚黑学，“此中实有深意”，也或许是有深意吧？反正我既已认定他以为我那时探究的对象，他纵然向我提出“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也是不肯放过他的。因为我自幼就具着一副强烈的好奇心，我曾为观察一种昆虫的全部生活，竟耗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何况是为彻底认识一位创教立宗的堂堂教主呢？所以我不独用抛砖引玉的方法，想从他大量的回信中，去探究他的为人；同时，我又托那位孙君前去访问他，希望对他有一种亲切的观察和意见的交换；除此以外，我又请他写一自传，纵不为他人作打算，亦当为其厚黑之徒有所法式。总而言之，我不管他对我如何，我却必欲一探其底蕴。
如今先说说孙君访问的情形吧。二十九年三月，孙君接到我的请托信后，即照我所开列的地址，汇柴口小竹湾前往访教主，但小竹湾的地名，汇柴口的居民是无人知道的，于是怅惘而返。同时，我也函知教主，说将有蜀光教员孙君前去拜访，并代我致意。结果，还是教主往访孙君，他们二人才得以会晤了。孙君首先问他：“小竹湾何以无人知道呢？”他说：“这是我为自己住处新起的名，他人当然不会知道，若问李宗吾吗，也只有一茶馆一油房可以知道我。”孙君说：“这不像拿撒勒人不知道耶稣吗？”他笑着点点头，不禁又大笑起来。当时孙君所得的印象，其人为瘦削的中等身材，鬓发已颁白了；但满面红光，极为健谈，而且每一谈吐，诙谐百出，又迹近玩世；态度平易近人，深得老子和光同尘之旨。孙君称道他颇似苏东坡，他说：“我生性如此，像程伊川的岸然道貌，我是办不到的。”是日，略谈而别。
数日后，孙君到他家中，打算完成我付托他的使命。见到教主的宅院不大，面山临溪，颇为幽雅，绝无市井的气氛。落座以后，二人便对谈起来：
孙君问：“先生能否暂将厚黑学收起不讲，专在文化学术方面多加发挥与著述，以飨国人？”
教主说：“这是办不到的！十年以来，已有很多朋友劝我不必再谈厚黑，拿来应用就是了。殊不知厚黑学是‘说得做不得的’，我既不能应用，就不能不讲；不讲，心中反而难受。若想劝我不讲‘厚黑’，无异于劝公孙龙不讲‘白马非马’，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本着‘说得做不得’的信条，尽量发挥厚黑哲理来创教立说，试问这样无冕王，惟我独尊，又谁能比得我的优游自豪呢？且古今真理，只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孟的仁义，老子的道德，墨子的兼爱，杨子的为我，申韩的法术，施龙的形名，佛耶的慈悲博爱，和李宗吾的厚黑，均是一个真理，不过说法不同罢了。若是各有发明，各立一说，不相假借，便是各有千秋。这样，比起及身得志的人，我觉得尤胜一筹，又何必用世呢？贵友张默生君屡次来信劝我不讲厚黑，怕我前途有阻碍；我想当年耶稣基督尚肯以身殉教，区区阻碍又何足以使教主不谈厚黑呢？默生此举可谓‘作德心劳日拙’！可是默生一向是研究那种学问的？”
孙君说：“我知道他一向研究先秦诸子，尤好庄子；此外研究的方面很多，近十余年来，据说他在研究‘态学’，他也是个怪人。”
教主说：“庄子一是非，齐物论，只是憧憬神人至人，想入非非，绝不是厚黑道中人物。且默生研究的态学，‘态’为心理的表面象征，还未入到心理深处；我的厚黑学是建筑在心理学上，‘心理变化，又循力学公例而进行’，默生尚未及此，所以也不是厚黑道中的人物。况且默生大大的为李宗吾捧场，斥骂李宗吾者为‘下士’‘下下士’，为不识太行山，所见正是反面，是吾道中的大忌。盖大骂李宗吾者，才是真正厚黑信徒，以是更知默生之不厚不黑了。既是不厚不黑，就决不宜涉足政途，还是我行我素，努力研究学问好了。若必欲一问世者，除非有武王其人，以默生为周公，以柏蔚为召公，则李宗吾亦将不辞老而一为姜太公；可惜无其人非其世了！惟其如此，何如畅谈厚黑哲理，以备传诸其人之为得计呢？至于目前的抗建大业，已有中枢当代名公巨卿，一肩承当起来了；吾辈亦只好学虬髯客之避李世民，纵不能于海外另创扶余，亦可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已。”
孙君说：“默生来信，称道先生满腹经论，是当代的一位诸葛孔明呢，先生自忖以为如何？”
教主笑着答道：“孔明何足道哉！他的名士气太重了！单即用兵而论，他犹不及先帝，先帝不过借他来慑服头脑简单的关张赵黄诸人罢了，实则他尚被先帝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不然，伐吴之役，先帝何以不使孔明而自将呢？且孔明用马谡守街亭，实为失着（当用魏延）；军败而斩马谡，尤为大失着。蜀之穷蹙以亡，斩马谡时，已肇其因了。孔明无能为如此，何足道哉！”
孙君问：“先生看，古今来谁是可取法的呢？”
教主说：我不是说愿一作姜太公的话吗？实则千古可取法者，惟此一人。太公年至八十，尚能佐周克商，已是亘古奇迹。厥后苏秦诵其阴符，而合六国；张良用其兵法，而灭秦楚。试问：厚黑远祖，舍太公还有何人呢？鄙人实是他百代的徒孙，想抉发出这千古不传的秘诀，以光前裕后的。
孙君问：先生治学的门径，可以见告吗？
教主说：我平生治学，实得力于八股义法的“截搭题”，那是很合乎辩证法的逻辑的。我的厚黑学及一切著作，都是从其中推衍而出的。”
孙君说：“先生莫非是说笑话罢？”
教主说：“不是笑话，我确是得的这一套八股法宝。如若不信，就请以后对于八股义法多下一些功夫好了。”
孙君对于他的话半信半疑，也未加深究。于是又问他道：“先生的著作，出版的，未出版的，一共有若干种？”
教主说：“出版的，有《厚黑学》、《厚黑丛话》、《宗吾臆谈》、《社会问题之商榷》、《考试制之商榷》、《制宪与抗日》，《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孔子办学记》、《吊打校长之奇案》、《孔告大战》、《怕老婆的哲学》十余种；现在正写的，及已写成尚未发表的，还有《中国民族特性之研究》，《政治经济之我见》、《叙属旅省中学革命始末记》、《性灵与磁电》、《迂老随笔》种种。谈正经道理的，有《社会问题之商榷》，《考试制之商榷》、《制宪与抗日》、《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五书。其余的正经作品，因尚未问世，暂可不谈。惟《制宪与抗日》一书，去岁曾为黔鄂两省当局所取缔；我不知检查者，持何尺度？有何高见？《考试制之商榷》一书，前年亦遭取缔，幸经上书自剖，始得以大白。《中国学术之趋势》及《心理与力学》，均系研究初步，还不敢视为定论。至《厚黑诸种》、《孔子办学记》、《孔告大战》、《吊打校长之奇案》、《怕老婆的哲学》，都视为开玩笑性质，亦无不可。将来谈民族性，谈政治经济，谈性灵与磁电，又须费一番苦思。其实我已经老了，还著作什么书呢？真可谓不知自量。”
孙君说：“先生这一段话，与谈厚黑的作风不同，是很正经的。这样，使想读先生著作的人，可以知道各书立言的态度，这是很有益的。我现在还要请问的，因受默生之托，不惜‘打了沙锅问到底’，先生已往的资历，及目前的身世境遇如何？”
教主答道：“我早年受教于富顺名八股家卢彖家先生之门，后入成都高等学堂习数理，曾加入同盟会。民国以来，充督署科长，全省官产清理处处长，擢为重庆海关监督未就。后长富顺县中，绵阳省中，再任省督学多年，曾出川考察各省教育。北伐后，入省府任编纂委员，去年始解职归家。我自幼生于穷家，经一生奋斗的结果，已小有积蓄，现有市宅一所，水田三处，收租百石，生活尚称小康。生有二子，长子甚有能干，曾任富顺教育局长，及自贡中学校长；次子曾在成都工业专校读书。不幸两子均于近年中先后死去。现有老妻寡媳及三孙四孙女，请有塾师，就家中教读。这便是我的大概情形。”
以上是孙君和教主会见后来函的叙述，我把它撮录于此。他的信中还说：前年春，吴稚老曾寄他两函：一是批评厚黑学的，大意谓：“厚黑二字，人人心中有之，只是人人笔下不便写出。今经李先生道破，恐厚黑者，益将无忌惮，而厚黑牺牲品亦必加多矣。虽然，吾快吾意，亦管不了许多也。”另一函，是批评心理与力学的，大意谓：“李先生目光锐利，读书奇博，心理与力学实为最惊奇之发明，尤其前半部，真万古不磨之论。入后，则如通灵宝玉，只有玉之价值，不若清白石狮之古朴，未免曲说回护矣。”刘卢隐亦有七律赠他，可称精心之作，惜已不记其辞了。又说：教主藏书甚富，家中有书三大橱；但据他自己说，尚不及蓉寓所有的三分之一。又说：教主不吸烟，大约每饭必酒，两次谈话，均有酒气阵阵扑面而来。
到了这时，我对于厚黑教主，可说是认识到十之七八了。不过我还不知足，就再三函催他写自传，请他写得越详细越好，让他把全部生活一一的自供出来；但他回信不肯，只允许写一迂老随笔，权代自传，将来写出后，让我从他的字里行间去揣测他的为人好了。果然不久就将写成的迂老随笔寄来一批，所谓迂老者，乃是由他幼时两个绰号合并而成，“迂”是“迂夫子”，是他父亲送给他的；“老”是“老好人”，是同学送给他的，故合称“迂老”。并且自撰一联云：“皇考锡嘉名曰迂夫子，良友赠徽号为老好人。”他说年来与朋友写信，也自称“迂老”，生以为号，死以为谥，故此次所写文字，即题曰“迂老随笔”。最可笑的，他说学者可以写自传，教主则不能写自传，他在厚黑界中的地位，等于儒教的孔子，道教的老子；孔子有自传吗？老子有自传吗？倘若不知自重，妄自菲薄，随着世俗的学者也写起自传来，舍去教主不当，降而与学者同列，岂不为孔老窃笑吗？谁若再请他写自传，他先有一难题请你去做，就是必须按照八股义法写“枯窘题”的手法，为他补写一篇祝寿的文字。他说他是生于光绪己卯年正月十三日，民国二十八年满60岁，他自己做了一篇征文启，切着正月十三日立论，此文正月十二日用不着，十四日用不着，其他各月生的更用不着，定要光绪己卯年正月十三日生的才用得着，而且那年正月十三日非产生一位教主不可，这就是所谓做“枯窘题”的手法。谁若按照这种限制替他作一篇征文，他即遵命详细的写一篇自传；如其不然，他只把那篇征文启公布出来就是了，自传是不能写的。他那篇妙文如下：
“鄙人今年（二十八年）已满60岁了，即使此刻寿终正寝，抑或为日本飞机炸死，祭文上也要写享年六十有一上寿了，生期那一天，并无一人知道，过后我遍告众人，闻者都说与我补祝。我说：这也无须。他们又说：教主六旬圣诞，是普天同庆的事，我们应该发出启事，征求诗文，歌颂功德。我谓：这更勿劳费心，许多做官的人，德政碑是自己立的，万民伞是自己送的，甚至生祠也是自己修的。这个征文启事，不必烦劳亲友，等我自己干好了。
“大凡征求寿文，例应铺叙本人道德文章功业，最要者，尤在写出其人特点，其他俱可从略，鄙人以一介匹夫，崛起而为厚黑圣人，于儒释道三教之外特创一教，这可算真正的特点；然而其事为众人所共知，其学已家喻而户晓，并且许多人都已身体力行，这种特点，也无须赘述。兹所欲说者，不过表明鄙人所负责任之重大，此后不可不深自勉励而已。
“鄙人生于光绪五年己卯正月十三日，次日始立春，算命先生所谓：己卯生人，戊寅算命。所以己卯年生的人，是我的老庚；戊寅年生的人，也是我的老庚。光绪己卯年，是西历1879年，爱因斯坦生于是年三月十九日，比我要小点，算是我的庚弟。他的相对论震动全球，而鄙人的厚黑学仅仅充满四川，我对于这位庚弟，未免有愧。此后只有把我发明的学问，努力宣传，才不虚生此世。
“正月十三日，历书上载明：是杨公忌日，诸事不宜。孔子生于八月二十七日，也是杨公忌日，所以鄙人一生际遇，与孔子相同，官运之不亨通，一也；其被称为教主一也。天生鄙人，冥冥中以孔子相待，我何敢妄自菲薄！
“杨公忌日的算法，是以正月十三日为起点，以后每月退二日，如二月十一日，三月初九日……。到了八月，忽然发生变例，以二十七日为起点，又每月退二日，如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三日……。到了正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十三日为起点。诸君试翻历书一看，即知鄙言不谬。大凡教主都是应运而生，孔子生日既为八月二十七日，所以鄙人生日非正月十三日不可。这是杨公在千年前早已注定了的。
“孔子生日定为阴历八月二十七日，考据家颇有异词。改为阳历八月二十七日，一般人更莫名其妙。千秋万岁后，我的信徒，饮水思源，当然与我建个厚黑庙，每年圣诞致祭，要查看阴阳历对照表，未免麻烦。好在本年（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是阳历三月三日，兹由本教主钦定阳历三月三日，为厚黑教主圣诞。将来每年阴历重九日登高，阳历重三日入厚黑庙致祭，岂不很好？
“四川自汉朝文翁兴学而后，文化比诸齐鲁，历晋唐以迄有明，蜀学之盛，足与江浙诸省相埒。明季献贼躏蜀，杀戮之惨，亘古未有。秀杰之士，起而习武，蔚为风气。有清一代，名将辈出，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无一不有。嘉道时，全国提镇，川籍占十之七八。于是四川武功特盛，而文学则蹶焉不振。六十年前，张文襄建立尊经书院，延聘湘潭王壬秋先生来川讲学，及门弟子，井研廖季平，富顺宋芸子，名满天下；其他著作等身者，指不胜屈，朴学大兴，文风复盛。考湘绮楼日记，己卯年正月十二日，王先生接受尊经院聘书，次日鄙人即诞生，明日即立春，万象咸新，这其间实见造物运用之妙。
“帝王之兴也，必先有为之驱除者；教主之兴也，亦必先有为之驱除者。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孔教之兴，已二千余年，例应退休，皇矣上帝，乃眷西顾，择定四川为新教主诞生之所，使东鲁圣人，西蜀圣人，遥遥对峙。无如川人尚武，已成风气，特先遣王壬秋入川，为之驱除，此所以王先生一受聘书，而鄙人即嵩生岳降也。
“民国元年，共和肇造，为政治上开一新纪元。同时，鄙人的厚黑学，揭登成都日报，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故民国元年，亦可称厚黑元年，今为民国二十八年，也即是厚黑纪元二十八年。所以四川之进化，可分三个时期：蚕丛鱼凫，开国茫然，勿庸深论，秦代通蜀而后，由汉司马相如，以至明杨慎，川人以文学相长，是为第一时期，此则文翁之功也。有清一代，川人以武功见长，是为第二时期，此则张献忠之功也。民国以来，川人以厚黑学见长，是为第三时期，此则鄙人之功也。
“民元而后，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努力工作，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于是国中高瞻远瞩之士，大声疾呼曰：‘四川是民族复兴根据地！’你想，要想复兴民族，打倒日本，舍了这种学问，还有甚么法子？所以鄙人于所著厚黑丛话内，喊出‘厚黑救国’的口号，举出越王勾践为模范人物。其初也，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是之谓厚。其继也，沼吴之役，夫差请照样的身为臣，妻为妾，勾践不许，必置之死地而后已，是之谓黑。九一八以来，我国步步退让，是勾践事吴的方式。七七事变而后全国抗战，是勾践沼吴的精神。我国当局，定下的国策，不期而与鄙人的学说暗合，这是很可庆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岂好讲厚黑哉？余不得已也。
“鄙人发明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而今而后，当努力宣传，死而后已。鄙人对于社会，既有这种空前的贡献，社会人士，即该予以褒扬。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当兹教主六旬圣诞，应该作些诗文，歌功颂德。自鄙人的目光看来，举世非之与举世誉之，有同等的价值。除弟子而外，如有志同道合的蘧伯玉，或走入异端的原壤，甚或有反对党，如楚狂沮溺、荷蒉、微生亩诸人，都可尽量作些文字，无论为歌颂，为笑骂，鄙人都一一敬谨拜受。将来汇刊一册，题曰：‘厚黑教主生荣录’。你们的孔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鄙人则只有生荣，并无死哀。千秋万岁后，厚黑学炳焉如皎日中天，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荣。中华民国万万岁！厚黑学万万岁！厚黑纪元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李宗吾谨启。是日也，即我庚弟爱因斯坦六旬晋一之前一日也。”
我读了这篇妙文，我失望了，他已自据着坚固的壁垒，不许我向前进攻了。我既不能写八股文，自然就不能照题完卷；就休想得到他详细的自传；得不到他详细的自传，那就更不必奢望他全体现形了。再说：我为他一再去信，又请孙君就便访问他，无非是劝他不讲厚黑学；但如今看来，他已公然自上尊号，改历纪元，钦定诞辰，还说是宣传厚黑，死而后已，很显然的这个厚黑教主的宝座，他已认定坐稳了，我若劝他不讲厚黑，这不是有意想取消他的尊号吗？他那能让你乘隙攻入，再看他告诉孙君的话，和答复我的信，都把我们的劝告，当作“不入耳之言”，并且说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来，可见他是步步为营，时时设防的。现在他又若有意若无意的揭示出这种难题，他必料知后生小子不会做八股文，仅仅拿出这一点小手法，以后就不至再向老子开玩笑了。他确实料得不错，我为这就事犯了大难，连复信都不知如何措词。我在反复思维：一方面惊叹他的老辣，使人无隙可乘；一方面惭愧自己的幼稚，太不度德量力；然而骑虎难下，又不容就此罢手。难道我要向他递降表称弟子吗？不，决不！这违犯我的初衷。将于复信中避免厚黑二字不谈吗？这又是默认失败，太不成话。我一连为这事想了几天几夜，总是在想出如何应付他的法子，以便就此下台。最后我想只有变更战略，作以退为进的攻势，或可以转败为胜。当时，我立定了几个要点：第一，承认他配充厚黑教主，因为他有背十字架的精神；第二，咬定他不厚不黑，而偏要讲厚黑的所以然；第三，根据他所提出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不再劝他不讲厚黑，让他去过厚黑之瘾好了。计划已定，我便复了他下面的一信：
“教主：请你不要皱眉，这封信决不是劝你不讲厚黑的，你可放心看下去；不过你也不要以为我开首称你“教主”，就是来向你投降表称信徒的。不是，我决不相信你的厚黑学，我要永远反对下去，只是不再劝你罢了。来示云云，及孙君转达云云，并大著迂老随笔云云，全都拜读了，很痛快，也很不痛快。痛快的是你思想的犀利，文字的矫健；不痛快的是自己忘掉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古训，竟以“不入耳之言”烦渎教主。自传当然可以不作，因为我不会做八股，没有向教主交换的资格。我还不知道教主已有近三十年的天下了，怪不得不肯轻易舍弃你的宝座，而且还壁垒森严的戒备起来！这种庄严神圣的气象，也大有教主的作风！不止此也，凡教主都有担当天下人之罪恶的精神，都有为天下人背十字架的精神，都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这些条件，你都有，我相信。凡教主，必先自身无罪，然后才配为人赎罪，你也是如此，我更相信。当年的耶稣，按圣经上说，是道成肉身，是纤毫罪恶没有的，所以上帝特差遣他来为世人赎罪，结果竟被他要为他们赎罪的罪人钉了他的十字架。当他在十字架上一息尚存的时候，他还为钉他的人，为全世界的人祈祷说：“天父呀！求你饶恕了他们罢！因为他们不明白，让我自己担了他们的罪吧！”因着耶稣的最后祈求，得了上帝的允许，所以后来凡信仰耶稣自知忏悔的人，他的罪恶便与耶稣的肉身同死；而生命即与耶稣的灵魂永生。现在，教主你是充满了羞恶之心，所以不厚，充满了恻隐之心，所以不黑。必如此不厚不黑，才配讲厚黑，才配作厚黑教主，才能为厚黑之徒赎罪。我想你这样大讲厚黑，将来也难免被真正厚黑的人，说你妖言惑众，脸一横，心一狠，也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到那时，我相信你也必为钉你的人，为全世界的人祈祷说：“上帝呀！求你饶恕了他们罢！因为他们不明白。让我自己担当了他们的罪罢！”因着你的最后祈求，也必获得上帝的允许，凡以后信仰你的自知忏悔的人，他的厚黑便与你的肉身同死，而羞恶恻隐之心，也必与你的灵魂同存。教主，如果你是这样，你真伟大！也许我不明白，请你饶恕了我罢！以后再不敢于厚黑二字多言。敬祝教主万岁！阿们！”
不料此信去后，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回信许我为生平第一知己，并引郑板桥的话说：“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接着说：“川省之内，赞叹弟之厚黑学者多矣，此可厌也；足下屡戒我，不必讲厚黑，此可感也。茫茫宇宙，如足下者，有几人哉？是以每当无聊时，辄浊酒一壶，展读惠寄各信，等于汉书下酒，每读一过，辄叹息一番，足下诚弟生平第一知己也！”从此以后他便屡次来信，每作一书，动辄数千言，上下千古，及其个人种种情事，无所不谈，但不再向我谈厚黑称教主了。同时，更把他的一切著作，无论是出版的，未出版的，还有一书数种版本的，或某书初仅为短篇的文字，统统都陆续的挂号寄来，让我为他保存，好像把整个的李宗吾都交给我似的。我生平遇见的热情朋友，他也算是稀有的一位。他听见我父亲以76岁的老翁，还在沦陷区打游击战，便来信倍加颂扬；知道我有丧子之恸，就来信以现身说法劝慰我；我告及妻室怀有身孕，他立刻来信大讲其胎教；得知我患嗓子病，他便快函寄下特效白喉药方（其实我并不是患白喉）；其他情意殷恳之处难以尽述。我自然也是殷勤相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凡我认为他的优点之处，无不尽量对朋友宣传。我认为他最有价值的几本著作，便大量的买来送人。如他的制宪与抗日，我认为与抗建大业，极有贡献，就送给我曾认识的军政要人；考试制之商榷，我认为与考试制度及教育上甚有参考的价值，就送给考试院及教育部诸公；心理与力学，我认为是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便送给研究科学和哲学，或有志融合玄学与科学的人。同时他寄来的迂老随笔，意趣横生，灵光闪闪，多是画龙点睛之笔；吊打校长之奇案，是四川军阀时代混乱局面中，教育上的重要文献，此案是他冒险前去查办的，居然是老残游记上老残假充“走访郎中”，到各处刺探官吏的良酷及人民的疾苦的作风，最足以见出他办事的本领。这两篇作品，我得了他的同意，首先为他送登上海宇宙风。继而有其他杂作，也陆续交该刊发表。后据该社来函说，他的那些作品，一时轰动了沪港及沿海各省。从此，四川的厚黑教主，一变而为有全国性的教主了。
他因过于相信我，就和我约定：他的近作发表出来，所有读者来函，一律由我收转，他已于稿后注明了。并且说：凡有读者来函，我可先行拆看，然后再转寄于他。此后，读者果然纷纷来信了。信的封面除他的真姓名外，有写“李厚黑”的，有写“李教主”的，有写“厚黑教主”的，有写“李迂老”的，等等不一，自然都是由我收转。当时一般朋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这样不三不四的名字，若是被政府的查信员注意了，说不定会猜测我是有什么秘密结社，或是在组织什么邪教，岂不是要受连累吗？即便没有这种可虑，而厚黑学、厚黑丛话各书，政府早已再三禁止，如今厚黑教主的信件全由我转，总不会不受坏的影响吧。这是朋友们替我担心的意思，但我既受知己之托，纵有小小麻烦或不名誉的事，也是在所不辞的。至于读者来信的内容，有对著者五体投地钦佩的，有对他的学说反对的，有对他的学说若信若疑的，也有对著者本人泼口大骂的，并且有时还骂到我，这些都可以反映社会人士的形形色色，我看了好不有趣。更有直接给我写信，内中装有法币，愿购买教主的一切著作，一连“尊师长”“尊师短”的称道，这显然是把我认成厚黑教主的首席弟子了。遇到这种来信，我照例是挂号将款退回，说明我住在乡间，不便为他代购；但必须告知他寄售的书局，并为其重要各书作一介绍，至于为教主收转的信，态度正当的来信，无论是赞成他，是反对他，我都一律照转；只有泼口大骂的，如信中开首称他“吾儿见字”，骂他“混蛋”“王八蛋”，定他的罪名“应枪毙”“该活埋”，这样的来信，让老人看见了，似乎心理上太不卫生，我就擅自把信撕毁了。
我因为常常代他收到无礼辱骂的信，很感不快；他平生又未必欠下人家的骂债，何必自取污辱呢？加以这时我和他已可说是“交称莫逆”了，于是又很委婉的劝告他一次。这一次可把他的老底揭穿了，请看他的回信吧：
“弟行年62矣，自恨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所著各书，最致力者，惟心理与力学；而一般人所赞赏者，乃在厚黑学。此诚如白居易致元稹书所云：‘仆得意志，秦中吟及诸闲适之作，而世人乃盛称长恨歌等诗，世之所重，仆之所轻’（自注：原文忘记，大意如此。）足下屡劝我不必讲厚黑学，弟何尝不知？此等打穿后壁之话，不可形诸笔墨；而弟顾常常言之者，亦自有故。学术界与政治界无异，政治界中先踞有地盘者，后来之人虽学识才能超出其上，亦无从取而代之。学术界中古之孔孟程朱诸人无论矣，今之梁启超章太炎等辈，亦取有相当地位；我辈无名小卒，敢与之抗衡哉？虽有发明，谁能注意？民国元年，弟发表厚黑学，颇为人所称说，故常常讲之，欲引起读者注意，因而读我心理与力学之书耳。盖厚黑学者，固弟已踞之地盘也。由嬉笑怒骂之文章，进而讨论性善性恶之大问题，亦犹刘邦据蜀汉之地，而进窥中原也。我国言性者共五家：（一）性善说，（二）性恶说，（三）性无善无不善说，（四）性善恶混说，（五）性有三品说。使弟之说法果有研究之价值，则言性者于五家之外，尚有一说，成为六家，则弟之生为不虚矣。区区之愿，实在于此。足下为我知己，故敢剖臆言之。唐时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蜀人陈子昂则诗起八代之衰。子昂久居长安，碌碌无所知名，有胡贾者卖琴于市，索价万缗，市人相顾不敢议价，子昂见之，立呼家人如价畀之。观者惊问之，子昂曰：‘明日来某处，当为诸君一奏之。’明日众人齐集，子昂携琴出曰：‘蜀人陈子昂有诗百轴，琴小技耳，曷足为重！’举琴碎之，以诗卷遍赠来者，子昂之名，即日满都下。弟之常谈厚黑学，亦犹子昂之碎琴耳。左思作三都赋，必求皇甫谧作序而名乃彰；厚黑学既为时人所称道，弟时时讲之，等于为心理与力学作序耳。弟既不愿请求名人，替我揄扬，无宁大讲厚黑，于千万人笑我骂我之中，得一真知己。足下之殷殷然下交于弟者，亦由读我之厚黑学，因而偏读我之著作也。足下劝我不讲厚黑而卒不奉教者，盖私衷贪得无厌，欲于张默生之外，再得一张默生耳。足下思之，然乎否乎？甚望足下将心理与力学切实批评，将来再版时，当将赞成者反对者附刊于后，借供讨论。盖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当合全世界之人而钻研之，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也。愈钻研真理愈出，所言当耶，不足为荣；所言非耶，不足为辱。弟于心理学中另创一说，等于荒山中另辟一路。倘此路可通，则开路者诚有功；使其不可通，即于此立一碑示：此路不通，俾后来者不误入斯径，则亦未尝无功。弟殷殷然欲与当世学者讨论者，意盖在此。足下爱我实深，山居无事，聊复握管伸纸，补述前此诸函未尽之意，俾知劝我讲厚黑学者，与夫戒我讲厚黑学者，俱未悉弟之隐衷耳。”
他既如此将后壁自己打穿，而其研究学问的观点又如此正确，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此后，我便专心研究佛学及攻读另一大思想家熊十力先生的一切著作，间或写写异行传一类的文字；而他呢，则继续研究中国民族特性的问题，及着手写作性灵与磁电这样怪题目的文章，后者原为“佛老与磁电”，经我们函商的结果，才将“佛老”易作“性灵”，这是他心理与力学的更进一步的探讨，也可以说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此处不暇细说。我们虽然还是不断通信，但所讨论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对于厚黑学彼此再无所争执了。
又有一种令人喜出望外的事，就是他突然寄给我一篇长约二万五千字的宗吾自述，把他一生的大事，可说是都述到了，这不能不说是教主自行降格也写了自传吧。这事，我本是早已绝望的，因为我不会做八股，没有交换的资格；然而他竟无条件的赐予了，那能不为之狂喜呢？这是我将来为他写一部十万字的厚黑教主传的良好依据。好！我决心如此报答他，来纪念此一代的巨人！
不久，又有一可喜的消息到来：三十年十月中旬，我接到他的来信，说他明春要来青木关访我，需要畅谈若干日，和我商量他的一切著作，以便大加修改。这样，我更有幸亲聆教主音容的福气了。那封信的措词，也和唯我独尊的教主，迥乎不同。略云：
“弟郁居无聊，甚欲出游，而棘地荆天，真有蹙蹙靡骋之感！明春，无论如何，决当出游。届时，当到青木关一访，畅谈若干日，将拙作一一就正，俾便大加修改，请足下便中代我觅一下榻之地。其地，第一以民房为最佳（只一斗室，能容一床一桌即足），即草房亦可，半间屋亦可，弟固农家子，能过简单生活者。其次则商店（仅容一榻已足）；再不然，即住旅馆，如无旅馆，即茅草店亦可。其要件有二：（一）就近有防空洞，（二）就近有饭馆。还有三事：第一，不住友人家；第二，不住机关；第三，不受友人招待，如有扫榻相迎者，弟即将仿孔老先生办法，不脱冕而行矣。”
这封信，可以充分表现他狷介的操守，不知泼口大骂他的人，对此又作何感想？我当即回他一信，说是完全遵命，青木关地方虽小，但一切的吃住问题，总还比他所希望的略高一等，请他尽管放心来好了。此信去后，想不到他明春出游的计划，竟而提前了好几月。
记得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初旬，天还落着蒙蒙的细雨，我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听见门外有人操着苍老的四川土音说：“厚黑教主来看张默生！”接着即叩起门来。我心一动，就低声对余妻说：“莫非真是厚黑教主来了吗？”急忙把口中的饭吐出来，前去为他开门，一眼望见一位身材高大的老翁，身边还有一位二十左右面现清癯的青年，问询之下，果然是“厚黑教主”，那位青年是他的长孙长翊君。我在狂喜之际，巴不得把他抱起来。肃之入座后，我一面和他谈着，一面观察他的像貌，觉得前此孙君来函说他是中等身材，是完全不对的。他可以说是一位彪形大汉，两鬓颁白，胡须疏落有致，脸为长方形，颧骨颇高，鼻子特长特高而略向里曲，但尚未至鹰鼻的程度，眉目清秀，眼神常常若有深思。统而言之，是一位具有政治家风范的人物，怪不得他要想一作姜太公！但他当时的神情，显然无匡济之志了。大凡古今来有志未遂，退而讲学或著述的人，理应也表现他那种气度。可是教主般的所谓“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庄严，他却没有，因为他太谦恭太虚心了，这和我未见他时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我当时极力称赞他的几种著作，他说：“我的那些著作，不过是瞎说罢了，内中所谈的道理，大半是如东坡所谓‘想当然耳’的。我读书太少，而且读书又是‘不求甚解’的，不能把我不假想出的道理加以证明，所以我此次出游，是希望多拜识几位当代的学者，向他们虚心领教的。”我忽然向他说：“可是先生的厚黑学，我还是依然反对呀！”他掀须微笑说：“我讲我的，你反对你的，昔日庄周和惠施，不是见面就‘抬杠子’吗？但是又何碍于他们的知己之感呢？我与足下，正愿如此。”其时，我们的饭菜还摆在桌面上，我便指着向他说：“这饭可不是特为先生预备的吧，你可不要不脱冕而行。一连几天落雨，也用不着为你洗尘，不过家中正有一点薄酒，天气又如此寒冷，算是为你压压风罢。孙君来函，说你每饭必酒，是吗？”他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说：“酒是要得的，饭却不须吃，你们吃饭，我吃酒好了。”于是我们就又吃起来，他尽自一杯一杯的细细而饮，一面说着笑话，可知他是富于幽默感的；但是他的酒量并不大，据他说每次也只是四五两的样子，醉得一塌糊涂的事，他从未曾有过。这是第一次会见的情形。
他们祖孙二人在青木关的旅馆中住了几天，我天天到旅馆中和教主攀谈，由彼此的身世，谈到一切的问题，并商定他的新旧著作，何者宜再版，何者可缓印，我再次劝他不讲厚黑，他仍是恋恋不忍弃舍。最后接受了我的劝告，许着写一篇他的思想统系，才把厚黑的气氛冲淡了。我还记得还有两件趣事：他白天和我谈话，夜间就开始写插随漫话，预备送到重庆报上发表。这“插随”二字，是取刘伶以插自随，何处醉死何处埋的故事，以自解嘲。他先把写成的拿给我看，我看了几段，仍是厚黑丛话之类，还是“厚黑长”“厚黑短”的大谈其厚黑。他把第一段作为序言，首先提到此次出游，是特为来访我的。我遂即提出抗议道：“你这篇东西，还是谈厚黑，既是谈厚黑，就不要把我的姓名写入，想把我的姓名写入，就不要谈厚黑，究竟何去何从？”他略加考虑说：“那我就牺牲足下的姓名，保留我的厚黑吧。”一面说着，一面提笔把我的姓名勾去了。再则他决定到重庆重印他的几本著作，请我为他各写一篇序文；我说：“你的著作中，只要没有厚黑二字连用，是你那般解释的，我就为你各写一篇序文，否则我是恕不奉命的。”检查的结果，是他失败，我的序文自然未写。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兼课，每星期须到北碚授课三天。我因为和他谈得高兴，打算那一周写信到校请假，他不许我这样做，他说：“我陪你到北碚去，我开好旅馆候着你，你每日上完课就回到旅馆来谈，三天以后，我再陪你回来。这样，两不误事。”我当即毫不客气地接受了这种建议，于是他们祖孙二人就陪我到北碚来了。自然我也乘此机会，为他介绍认识北碚的诸多友人，也让诸多友人认识这位厚黑教主。我又对他说：“北温泉乳花洞门前，有一棵黄桷树根，虬结盘屈，蜿蜒如龙，很像你思想的恢诡谲怪，你可前去观赏一下，与它订交吧。”他自然是乘兴而去，于温泉公园也不过匆匆巡视一周，惟独到了乳花洞前，他舍不得走了，坐在一块石头上，眼望着那盘黄桷树根，足足欣赏一二小时，不禁欷嘘咏叹，大概是相契于无言之地了。我又对他说：“我入川时，经过三峡，见两岸突兀峥嵘，直逼霄汉，又像你思想的不可一世；但不知你当年出川时，曾否以此自许？”他笑了，他笑着说：“足下未免太好‘索隐行怪’了！”
我们彼此恋恋不舍的来往于青、碚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谈必放浪形骸，无拘无束，必罄其所有而后快。我生平有三次快谈：一次是我亡命朝鲜，化名“赵虚若”，因慕音韵大家魏建功之名，冒冒然以同国籍的资格，去拜访他，自某晚8时直谈到次晨8时，整整12小时，是一快谈；一次是我在北碚，友人邹湘乔自青木关来访，自某日早10时直谈到次日早10时，整整24小时，是一快谈；再一次，就是我与厚黑教主的快谈，断断续续，接接连连，在七八日之中，几乎一生想说的话，彼此都倾囊而出了，是为快谈中之尤快者。我年来丧子之恸，及愁云惨雾的生活，已被这次快谈，扫荡得干干净净了。我那能不永远纪念这位名为“厚黑教主”，而实则是大观园外的“干净石狮子”呢？我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是轻易不推许人，自然择友也是十分慎重的；可是他似乎有两位最心服的亡友，往往是一再谈及，赞不绝口。一位是革命家张列五，辛亥光复后，被推为四川的第一任都督，后充总统府顾问，被袁世凯所杀。他说，此人赤胆忠心，有作有为，如他在世时，四川决不会闹得二十年来的乌烟瘴气。一位是理学家兼革命家廖绪初，辛亥光复后，被任命为审计院院长（当时四川省政组织中有此官职），后见国是日非，郁郁以死。他说，此人做事，公正严明，道德之高，每使敌党赞叹不已，如他得掌政时，决不许有贪官污吏的存在。他当时谈及，犹在叹惜不已，几欲泪堕，并再三托我为他这两位亡友作传，以厉薄俗。我还记得当重庆遭敌机狂炸时，他有数次来信都说：“张列五的衣冠冢在浮图关，此时想必成为焦土了！”他慎重择人如此，敦笃友谊如此，谁能相信“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是出自他手呢？如果出自他手，那必是伤心透了，聊且以冷笑代呜咽吧！
我们于青木关分手以后，他祖孙二人便到重庆去了，他先住新蜀报馆，后住国民公报社，中间亦曾移住他处，在渝约有年余的时光，照料翻印他的几种著作——《厚黑学》、《中国学术之趋势》、和《心理与力学》。《厚黑学》，附加我的思想统系一文；《心理与力学》，附加性灵与磁电一章。这时，他和吴稚晖先生会面了，刘姥姥终于看见了石狮子，不会再有遗憾吧。实则刘姥姥是很可能看见石狮子的，因为她毕竟不是大观园的人物，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从以上三书，都经吴稚老为他亲题封面，看来，刘姥姥和石狮子已在深深的相默契了。此外他还得交一位至好的朋友杨亚仙君，他印书的费用，多是杨君慨然相助的。杨君又因他的介绍，曾专来北碚访我，我也因此得交杨君这位好友。杨君原系军人，曾数度坐牢，曾作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只因屡受相与共事的人暗中嫉害，才认识了真正的厚黑之徒，忽然得到厚黑教主的经典，相为印证，于是满腹牢骚涣然冰释了，从此他想努力于社会事业的创建，他也是厚黑教主的知己之一。
三十二年春，教主应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先生之邀，再来北碚，我们别后又得相遇，自然是大快于心！但是年余不见，他的精神顿见衰老，我在暗中替他担心。他天天到我家来谈，每次吃饭，除饮几杯酒外，几乎是饭粒不进。我问他：“食量这样少，怎么可以呢？”他说：“我数月以来，经常是如此的，不要紧。”但他具有那样高大的体躯，食量尚不及3岁的小儿，他又无时无刻不在运用思想，往往正与他谈话的时候，他又不知思索着什么道理了。我一再的暗中观察他，认为他有回家静养的必要，终于被我劝告回家了。记得临分手时，我对他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10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枉顾！”他很感动地说：“这样，我可以死矣！”我当时不禁为之泪下，遂黯然而别。
一月以后，接得他三月十二日来书，说他别后返渝，由渝至蓉，今已安抵自流井了。五月四日来书，托我为他设法推销著作，未及他事。五月十四日又来书，有云：“弟近日无所事事，食量已较前增加矣。”此后，便再不来信；去信，亦不得复。后接其长孙长翊来函，说他的祖父已得“中风不语”症，终日昏迷不省人事，朋友来信，只得由他择要作复。闻听之下，百感交集！直至九月三十日，报载自流井电：“厚黑教主李宗吾已于九月二十八日逝世矣，”观此噩耗，震惊不容自已！天丧我良朋，呜呼痛哉！昔庄周过惠施之墓而叹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我亦不禁有此同感！乃先执笔写此一段因缘。继此文，而状其一生行事及其学术思想者，曰：“厚黑教主传”。
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张默生写于复旦大学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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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的家世
大概在南宋年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崛起一个姓李的人家，家长李子敏和他的儿子李上达，创家立业，慢慢家道兴旺，子孙繁衍，就成了一方有名的氏族。后来代代相传，传到第十世上，有位名叫李润唐的，于清代雍正三年，携眷迁到四川来，先住隆昌萧家桥，后迁富顺自流井，遂在那里落籍了。四川自明末张献忠大屠杀以后，地旷人稀，湖广一带的人民，都纷纷迁来居住；这个李姓人家的迁居，当亦不外此种原因。自李润唐入川以来，家道又慢慢兴旺，子孙繁衍，传到第八代上，出了一颗思想界的彗星，读书穷理，好立异说，那便是以“面厚心黑”创教立宗的李宗吾氏；这人自民国以来，已成为四川的名人了。
我因为避寇入川，得读李氏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识，而结为好友，始尽知他的生平行事和言论思想，他并不是像外间所传的虚妄怪诞，立意在惊世骇俗的人。他的为人，既不面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学”，偏偏自称为“厚黑教主”，这种“反话正说”的作风，究竟是所为何来？世人不必笑他骂他，应当先加以深切的反省才是。释迦并不应该入地狱，耶稣并不应该钉十字架；但释迦偏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偏说：“凡不背着十字架走的人，不配作我的门徒。”这又是为何来？我们同样是应该加以反省的。至于李氏的谈教育，谈政治，谈学术思想等等，都是一本正经的立论；不过他的思想有些奇僻，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言近人之所未言，于是一般传统的学者，就骂他是旁门外道罢了。如今李氏已作古人，再不要怕他放言高论了；可是他一生的行事，尚为世人所不尽知，生前的言论思想，也有许多是被忽略的。我为纪念这位亡友起见，不惜多费笔墨，作此厚黑教主传，好教世人借以评定他的功罪。
李宗吾氏，生于光绪五年正月十三日。“宗吾”二字，不是他的原名，这是他后来一再改定的。他的名号几经改变：当他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蛮横，毫不依理，见者呼为“人王”；他的父亲就把“人王”二字，合为“全”字，加上辈名“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他命中少“金”，就加上金旁，成为世铨。后来私塾先生又说他命中少“木”，并不少“金”。他也正嫌父亲为他命的名不好，便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意是表示信从孔子的意思。二十五岁时，思想大变，对于儒教颇不满意，心想与其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因改字宗吾。他常说：“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以后宗吾字行，而世楷的名字，就几乎无人知道了。
宗吾兄弟七人，姊妹二人。在兄弟中，他是行六，三哥早死，其余六房均得成立，他的父亲命名为“六谦堂”。除他一人外，兄弟皆务农；惟他的七弟后来开机房，略具商业性质。宗吾是相信遗传和胎教的，他说他之好读书，是决定在先天的，因为生他的那几年，正是他父亲闭户读书的时候。并且他还引苏氏父子为证，他说：“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考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奋读书时代生的。历史上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的，只有老泉一人，生出两位文豪；四十岁才发奋读书的，只有我父亲一人，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好黄老之学，所著老子解，推为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奋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奋读书的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为学不得门径，未免有愧子由了。”他说他的奇怪思想，也是禀自他的父亲；实则他家一连几代，个性都有点特殊。我不妨先追溯到他的曾祖说起，来剖视一下他的血统看看。
宗吾的曾祖，名永枋，性格异常严肃，虽是一位开染房的老板，可是道貌岸然，无人不敬畏他。凡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如果走到他的店门，立即屏气敛容，不敢经过。但他对人，并无疾言厉色，仍是具着一副慈祥温和的态度。生平从未做过愧心事，享寿70岁；临死之前，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理，然后凭几而卒。
宗吾的祖父，名乐山，一生务农，兼种小菜出售；暇时，则贩油烛及草鞋，沿街叫卖。身形魁伟，性情朴质，上街担粪，有人和他说话，他必站立对答，粪担在肩上，不知放下；遇见狡滑的人，就故意拿他开心，久谈不止，他便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引得满街人捧腹大笑。他于晚饭后即睡，及至家人就寝时，他已睡醒了，以后即不再睡。睡熟时，呼亦不醒，如呼“强盗来了！”即惊然而起。他于晚睡之后，即整理明日应卖小菜，整理完了，便手持一棍，往守菜圃。菜圃临近大路，贼人偷得东西从此经过的，往往被他夺下，交还失主。所以贼人非常怕他，常常绕道而行。家中平日是舍不得吃肉的，到了年终，他才割肉10斤，准备腌起。自己持刀修削边角，削下来的约有半斤，便命他的妻子去拔萝卜做汤；并切切嘱她道：“大的留着出售，小的留待长成，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才可拔来。”他的妻子找遍圃中，不得一枚，他才忍痛允许拔来使用了。汤熟，他亲自持勺，盛入碗内，又倒在锅中，再盛再倒，再倒再盛。他的妻子问道：“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苦于不能公平普遍啊！”这事过了不久，即一病而死。他的妻子割肉一方，献于灵前，一见即痛哭，自言“泪比肉多”！又因痛惜不已，即取他生前所用的扁担珍藏起来，并且说：“后世子孙如昌达，当用红绫包裹，悬挂正堂梁上，永留纪念！”据说这条扁担经他的子孙保留到民国九年，竟被贼人毁坏了。他的妻子曾氏，是高山寨富家的女儿，出嫁以后，终年陪着丈夫操作，挑水担粪，从无劳怨。有时归宁，看见猫犬剩余的食物，即暗暗想到，我家怎能得到这样的剩饭而食呢？宗吾幼时，听到他的父母屡次述及此事，告诫他们兄弟说：“先人这样穷困，这般勤苦，一食之难，竟到如此地步，做儿孙的千万不可忘记啊！”
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字静安。他原本是在外学生意的，自父亲去世后，便归家务农，与他的妻子共同操作，终日勤劳的情形，一如他的父母。常常取出他的父亲遗留的扁担，以作警戒，因而家道渐裕，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40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下，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痊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讲章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了。哪三本书呢？一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的，后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二是《刿心要览》，还只看全书中的一本，中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的，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常看。就是那三大本书中，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的，临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那一章好，即把他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他最爱高声朗诵的，在圣谕广训中，有这两句：“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在《刿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又生贫贱。”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一个字，尤是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发生一件急事，他父亲便叫他拿笔墨来，想要写信，等他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写了。但是宗吾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发源于我父；读书的方式，也取法于我父。”这事，入后当加以证明。
宗吾的父亲自大病之后，即不敢再作笨重的工作，不过偶尔扯扯甘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盖灰罢了；但有暇即看书，自然是他心爱的那几本书。每当工人到田里作工时，他便携着叶烟竿，或火笼（一种烤手炉），挟着书，坐在田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自己看书。他对于农事，异常内行，每晨必巡视田陇一次，常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在田间工作的情形，我都知道。”当家人自田间归来，他常问：“工人做到何处了？”如果因未留心，对答得不确实，他便笑着道：“不要瞎说！”他一生注重早起，他说曾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的：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因此，他虽不像父亲那样早起，但他总是鸡鸣即起，无一日间断，就是隆冬大雪，亦无不如此。那时还没有火柴，他每晨起来，便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燃着，遂即以木炭生着火笼，温酒独酌，然后口含叶烟，一直坐到天明。这时，便将工人应做的工作，及自己应办的事，一一规划妥当了。所以他处理家务，都是有条有理；工人作工，时间也无片刻的浪费。他怕工人起晚了，耽误工作；而每晨呼喊他们，又觉得讨厌；于是他把堂屋门做得很紧，一见窗上发了白色，即把堂屋门砰的一声打开，工人自然也就惊醒了。
他因为爱早起，好思考，所以生平与人交涉，没有一次失败。他常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当他病愈之后，邻近有一宅院要想卖给他，他也很想买，但是苦于索价太高，就故意对卖主说：“价钱太高，我买不起。”可是彼此勾心斗角，牵牵连连，总不肯把此事放过。邻人怨他当买不买，声言要到官府控告，他也不理；甚至把他家的出路掘了，他就由屋后绕道而行，也不与邻人计较。结果，那处宅院，还是卖给于他；买时又生种种纠葛，他仍收到最后的胜利。宗吾对我说，他的七弟世本，便是他父亲与邻人勾心斗角时生的。果然世本为人处世，精干机警，后来他的父母死，哥嫂死，丧事都由他一人包办，办得条条有理。世本还对人说：“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幸而家中死了几个人，还算有事可办；不然，这日子真难过啊！”于是宗吾又据以证明他的遗传及胎教之说，他希望科学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死时，享寿69岁，那时已成小康之家了。
广东人的祖宗观念，乡土观念，以及团结的精神是很强的。李家自迁蜀以来，对于原籍的先人坟墓，和同族的安全，仍是深深的纪念着的。所以有时他们还派人赴粤扫墓，并慰问同族的父老子弟。在四川更是设有宗祠。宗祠的设立，据说是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于是他们相约：凡广东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会，叫作“棒棒会”，有来欺凌的，就一齐同他们拼命。以后有人说棒棒会是违法的，才改立宗祠。广东人入川的，嫁女娶媳，必择广东人；偶然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必须学说广东话。家庭及亲戚往来，更要说广东话，否则就叫卖祖宗。李家自润唐至宗吾一辈，已迁来八世了；但他兄弟姊妹九人，都是和广东人结亲的。有这样强烈的民族性格，再加以代代相传的个性血统，假若我们相信遗传学的话，则产生出一位赋有奇怪思想的李宗吾，这是不足为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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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夫子”和“老好人”
宗吾到了8岁，才开始入塾读书。这时，因为父母的勤劳操作，又加几位哥哥的帮助，家道已渐见宽裕，故他自幼即未作过农田的工作。只有放学归来时，叫他抱草喂牛，牵牛饮水；种胡豆时，叫他停学在家，到田里撒种；或有时叫他牵牛到邻近佃户家帮助碾碾米罢了。笨重的工作，他是没有做过的。在他入塾以前，他已识字不少，因他父亲常常把自己所喜欢的三本书拿来教他。他天资颇高，一教便会，所以到正式入塾时，他已把父亲终生爱读的三本书读完了。
他初从一位姓陈的先生读，陈是他家的佃户，是个堪舆先生，他从其一直读了四年。后从一位姓邓的先生读，又读了一年。这两位先生，除教他背书外，一无所授。后来他父亲请了一位关先生来家，教他们几弟兄读书。这位关先生，名海洲，虽是一位未进学的童生，但学问却不错。教书的方法，也比陈邓二师好得多。读了两年，就开始学做八股文试贴诗了。他开始做八股，即能由破承起讲，而至入手，算是成了半篇；做试贴诗，亦能作四韵；很快的时间，就可作满篇了。他从关师二年，得的益处不少。据他后来自称：“关师教书虽不脱村塾中陈旧的法子，但至今想来，受益之处，约有三点：（一）每日讲龙文鞭影典故四个，要紧处用笔圈出，次日合起书回讲，圈出的必须背得，我因而养成记典故的习惯，看书时遇要紧处，便用笔圈出熟读。（二）每日讲千家诗和四书，命我把槐轩千家诗注解及四书备旨，用墨笔点句，点毕送他改正。我第一次把所点的千家诗送他看时，他夸奖道：你居然点对了许多，错的很少，你父亲得知，不知如何欢喜。我听了，愈加奋勉，因而养成看书点书的习惯。到了次年，不待老师讲解，就请父亲为我买部诗经备旨来点。（三）关师借一部《凤洲纲鉴》来看，我也拿来看，我生平最爱看史书，其发端即在于此。关师又借到一部《三国演义》，我也拿来看，反复看了几遍，甚为得意。所以我后来发明《厚黑学》时，便首先举孙曹刘为证；但那是陈寿三国志的材料，非演义中材料，不过最初的印象，是由于《三国演义》。”这是他深深感念于关师的。关师到了后来，有些教不了他了，有一次命一试帖诗题，中有“雪”字，他第一韵用“同云”二字。关师在“同”字上打了一个“×”，改作“彤”字，说道：“彤云密布，瑞雪纷纷”，是这个“彤”字；但关师所引，是出自《三国演义》上的。于是他回道：“我用的是《诗经》上‘上天同云雨雪纷纷’的‘同云’”。关师听了，默然不语。以后这类的事，常常发生。关师自觉不能胜任，便因而解馆；他也在那时病了，父命辍读，是年他14岁。
宗吾自6岁时，因受冷而得咳嗽病，经久不愈，遂成哮喘症，遇冷即发。因此身体最弱，终年不离药罐。从关师读时，读几天，嗓音即哑，医数日好了，一读又哑。所以乘关师自行解馆时，他的父亲便命他辍读养病了。不过到这时，他已养成自己看书的习惯了，虽是在养病时期，但手中却不离书本，不惟白天看书，夜间也看书。每夜父亲在堂屋里同家人聚谈，他便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有时或倚着神龛阅览。他那时的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为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了一种嗜好的样子。所看的书，也不加选择，无论是圣经贤传，或是鄙俗不堪的唱本小说，他都一律看待，都看得津津有味，不肯放手。他父亲对于他的看书，完全取放任主义，不为他选择应读何书，也不问他看何书，既不催他看，也不禁他不看，不过常常喊他为“迂夫子”，他也很喜欢这个绰号。那时，他父亲命他的四哥辍学务农，把他的五哥送到茂源井一家刘姓所设的私塾去读，家中虽然也请了一位姓候的老师，但只是为他的七弟请来发蒙认字的，谈不到什么学问。他不管这些，他只知不分昼夜的自行看书罢了。后来，他的大哥见他终日书不离手，就对他父亲说：“六弟在家，活路也不能做，他既爱看书，不如仍将他送进私塾中，与五弟同住，可向老师说明，这是送来养病的，读不读随他便，以后送点学钱就是了。”他父亲赞同这种意见，就把他送进了刘姓的私塾里。他对这件事曾说：“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大关键！在大哥不过是无意中的几句话，而对于我的前途关系极大，否则我以农人终老了。”
那家刘姓的私塾，有老师三位，是三辈人。祖辈之名已忘去，学生呼为刘二公；父辈之名为刘应文，号焕章，是个秀才，学生呼他为七老师；子辈之名为刘树仁，号建侯，也是个秀才，学生呼他为建侯老师。刘二公的文章是小试一派；七老师是墨卷一派；建侯老师善书法，娴于词章，论文眼力极高。学生的八股文是刘二公和七老师分改；诗赋，则由建侯老师批阅。建侯老师高兴时，也拿八股去改。背书则随便到哪一位老师面前俱可。宗吾本来是去养病的，得了特许，听他自由；但他到了这种读书环境，竟忘记自己是在养病，一样的用功，一样的作八股诗赋，只是不背书罢了。他还记得当时塾中的大门上，每扇贴有一斗方红纸，一扇写的是：“枣花虽小能成实，桑叶虽粗解作丝；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一扇写的是：“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他读了非常感动，就更加用功。对于所有同学都倍致友爱。因此，又获得一个绰号，叫做“老好人”。
自流井那一带的习惯，是某处有私塾，家长就把子弟送去读书，时间大概在正月二十以后。到了二月底或三月间，老师才请众家长来议修金，叫做“议学”。议学时，老师避去，众家长你劝我，我劝你，把修金议定，然后开列学生姓名及所认钱数为老师送去。老师看了无话，这修金就算议定了。当三位刘老师议学时，学生数十人，最高额是12串，宗吾的三哥世源，出了最高额；议到宗吾的名下，他的父亲便声明是送来养病的，就随便写了几串。等到把修金清单送与老师，老师传话出来说：“全堂中惟有李世铨（宗吾初名）读书最好，应该比李世源还要多出些，怎么才出这点呢？”于是他的父亲也就改写12串。老师对他这样重视，殊出他意料之外，所以在精神上受到一种很大的鼓励。
建侯老师，每呼学生，必缀以“娃娃”二字，有时还出以嘲弄口吻；独对于宗吾，则无此态度，不过呼他名时，仍缀以娃娃二字罢了。一夜，三位老师都睡了，学生还在嬉笑。建侯老师在床上高声道：“你们哪些娃娃还没有睡？”众人举名以对，次日，建侯老师说道：“那么夜深，你们还在闹，不知干些什么？及听见有李世铨这个娃娃在，我也就放心了！”这些地方，又很能使他自尊自重。
在三位老师中，刘二公人甚忠厚，七老师严重自持，而建侯老师则性情诙谐。他不惟对学生加以嘲弄，即对刘二公也常开玩笑；只有在七老师面前不敢放肆，但有时也不免要说一二句趣话。一次，他们宴会归来，建侯老师便对学生道：“今天席上每碗菜来，二公总是一筷子夹两块三块；后来端上一碗肉圆子，二公才用筷子把一个夹成两半。我心想：二公为什么忽然这样斯文了？哪知他把半个圆子搭在另一个整圆子上，夹起来一口吃下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而宗吾听了也觉得非常有趣。他本来是生性朴讷的，后来他的口中和笔下常常诙谐百出，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据他说，建侯老师却是影响他的原因之一。
那个私塾中，规定五天作文一次，叫做“课日”。宗吾对于作文章格外用心：得了题目，坐着想，睡在床上想，睡在板凳上想，必待想好，才肯下笔。写出的稿子，改了又改，一个题目，往往起两三次稿，稿子还是改得稀烂；但老师批阅的结果，常为全塾之冠。他的五哥往往叫他代笔，他就把不要的稿子交给他誊，仍不时被老师大加称道。一年之后，他的五哥辍读务农，而他的七弟又来和他同读一年。
他越来越被老师赏识起来，尤其是建侯老师。那时宗吾正看《凤洲纲鉴》，这已是第二遍了。同学王大卫见他看这本书，也买了一部来看。建侯老师见了，就责他道：“你怎么也看此书？李世铨这个娃娃是养病的，而且学力也高才准他看。此等书，要进了秀才方能看；我若不说，让别人知道，还说我是外行哩！”这是科场时代的风气，但于此也可见宗吾之被赏识的一斑。
他那时的心思，随时都放在书理上，且学且思，且思且学，尤其偏重在思考的功夫。有一次，建侯老师率领学生到凤凰坝某家行“三献礼”（类似吊唁）。老师同众学生在茶馆内吃茶，惟宗吾一人在桥头上徘徊独步。他回头看见老师和同学正望着他笑，他不知何故，回到茶馆，悄悄问一同学道：“你们方才为何笑我？”答道：“老师说你很儒雅，将来一定可以进学。”他听了这话，虽然口中尽是谦逊之词，但心中却在想，这莫非是孟子所说：“睟然见于面，盎于背”的缘故吗？他在当时，本把秀才看得甚高，不敢妄想，所以听了这话，不免惊异起来。
晚上行“三献礼”时，照例应讲有关孝道的书，这是四川的风俗。那家的死者是祖母，建侯老师登台讲“孝哉闵子骞”一章，他把闵子的孝行说完，跟着即说：“后数百年而有李密者”云云，这明明是运用太史公屈贾列传的笔法。宗吾站在台下听讲，老师讲至此处，即目注于他，微作笑容。老师的意思，是说：“此等文法，众学生中，只有你一人才懂得。”这一件事，他得到的印象最深，老师的形态，他说数十年后，犹宛在目前，这都是精神上给予他的极大鼓励。
自流井有罗氏兄弟，宗吾称他们为罗大老师罗二老师者，和他的父亲是好友，学问都极好，二老师尤称博闻强记，他也时时向他们请教。当时，建侯老师的文章，注重才气，给学生们选文，也是随他的性之所好。他所选给学生读的，是名八股家周楼山的文章，是张之洞所提倡的江汉炳灵集的八股。一日，宗吾即问罗大老师说：“我正在读江汉炳灵集的文章，究竟合适不合适？”他说：“这些文章好是好，但小试时代不可读，容易把心读乱了，做起文章来就要打野战。”这又是科举时代的一种风气。宗吾又问：“我现在买有一部书经体注自己点看，惟有禹贡的水道，真是难懂，不知看何书为宜？”他说：“禹贡的水道，你只看这种注，当然懂不得；如果要懂得，须看禹贡锥指。”禹贡锥指是清朝有名的书，可见罗大老师并不孤陋。宗吾常向罗大老师请教，得到许多益处；罗大老师也爱宗吾的才学，就想把女儿许给他。宗吾幼年，原订有古姓女，其叔古威侯，以善书闻名，宗吾的字写得太坏，怎样写也写不好。某老师见着他的字，就说：“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的叔丈人？”好在古姓女未等出嫁即死，宗吾才免得向古府去献丑。可是字虽写不好，但他嗜书成癖，这时尤甚，他知道罗家藏书甚多，所以一听见罗大老师有意将女儿许给他，就非常高兴，他当时心里想：不管他的女儿怎样，就只为借此可以多看些书起见，他的女儿也是可以娶的。但他父亲不愿做这门亲事，白白使他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罗二老师，也是他时常请教的一位先生。罗二老师嗜吸鸦片，自己设有私馆，终日睡在烟盘子侧边，不肯起来，学生背四书五经，他就卧在床上听，背错一字他都知道。背四书朱注，偶错一字，他也知道。他夜间为学生讲书，命学生在灯下看着，他在暗处讲解，口诵各书小注，且讲且问学生道：“你们看书上是不是这样？”当然是一字不会错的，这便是罗二老师的本领。一年，宗吾所在的塾中因为老师病了，请罗二老师去代教，学生要读八股，他就把昔人的佳作默写一篇出来；读熟了，又默写一篇，试贴诗亦然，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时他已五六十岁了，不知他胸中蕴藏有若干八股，若干试贴诗？但他们兄弟二人连一名秀才也没有取得，这又是科制时代的一种实例。
宗吾在三位刘老师门下，共读了两年。次年的某月，学屋中忽然纷纷传说有鬼，某生某生都听见过，伙房也看见过，一时吓得他们惊惶失措。建侯老师得知，便说道：“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乱说，哪里会有鬼？”因此，学生才心定，鬼也不见了。年终解馆的前夕，师徒聚谈，建侯老师才说：“这些地方很不清净，硬是有鬼！某夜响起来，我还喊七爷你听；我虽口说无鬼，心中也是很怕。”那时，宗吾正看史书，心中在想：“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石围棋别墅，坦然若无事者，也不过等于建侯老师的口说无鬼。”于是他深悟到“矫情镇物”的道理，后来他出而办事，往往学建侯老师的口说无鬼。
三位刘老师散学以后，就离开茂源井，各在一处设教了。宗吾又专从七老师读，自17岁至20岁，一直读了四年。七老师对于学生用功，逼得很紧，改文尤其用心，并且改得很好。他为学生改文，往往坐至半夜，还是一灯荧然，尽在焦眉愁眼的改个不休。他改过的文章，有通篇只留几句的，至少也要改一大半，每批云：“将改处细玩。”又云：“须多读多看。”那时的塾师所谓多读多看，就是多读八股文章，多看四书朱注，乃是为考秀才用的。但这时宗吾看书，已越过了这种范围，可说是于书无所不窥的了；对于老师所改的文字，也不愿仔细去看。他心中在想：“老师改得再好，总不如古人的好，与其看你的，不如读古人的。”所以他后来做校长时，每对国文教员说，善改不如善留，若是改多了，不惟教员吃苦，反减少学生的兴趣，这是他从七老师方面亲身经验来的。可是他对七老师的人格，却异常敬佩。到了第四年，七老师便很郑重地对他说：“你在我的名下读久了，我也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心得，可以启发你；你最好转到书院去读，以便增广见闻。”其时宗吾的修金，已经增至24串了，七老师不顾自身的利益，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宗吾毕生感念不忘的。于是他于20岁的下半年，即转入自流井三台书院，从李济平先生读；次年又转入自流井炳文书院，从卢翊廷先生读，这样，便结束了他的私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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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开始要飞翔
宗吾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常常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为八股专家。如他在迂老随笔中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在厚黑丛话中说：“国人见国势日危，主张保存国粹，主张读经，这算是从根本上治疗了。八股，是国粹的结晶体；我的厚黑学是从八股出来的，算是国粹中之国粹，根本中之根本。”又说：“中国的八股有颇深的历史，一般文人，涵濡其中，如鱼在水，所以今人文字，以鼻嗅之，大都有八股气，酸溜溜的。章太炎文字，韩慕庐一类八股也；严又陵文字，管韫山一类八股也；康有为文字，‘十八科闱墨’一类八股也；梁启超文字，江汉炳灵集一类八股也；鄙人文字，小试场中截搭题一类八股也；当代文豪，某某诸公，则是聊斋上的贾奉雉，得了仙人指点，高中经魁之八股也。‘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命！’黄兴、蔡松坡，秀才也；吴稚晖、于右任举人也；谭延闿，蔡元培，进士翰林也。我所闻知的同乡同学，几个革命专家，廖绪初，举人也；雷铁崖、张列五、谢慧生，秀才也。猗欤盛哉！八股之功用大矣哉！”此外他也有比较郑重的说法，如说：“八股文规律极严。四书备旨，四书味根录等等，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受过这种训练，故作出的文字，罅漏较少。朋辈中，推我最善作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他联合来，融成一片。故我著书谈理，颇能自圆其说。”我们不管他是“正话反说”，或是“反话正说”，或是“正话正说”，要之，他对于八股文章，确实是有一段功夫的。
他学八股文，开始于十四五岁，不久即能满篇，遂而参加“考课”。考课是八股时代的名词，是政府用以津贴士子的，也可说是牢笼士子的；但那时的读书人，想有出头之日，也只有遵循这条道路。自流井是富顺的分县，一年有四季课；富顺县城，则有月课；自井的鸿文书院及贡井的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宗吾在私塾及书院读书，米是由家中挑去；惟靠参与考课，得些奖金，作为零用及购书之费。这样，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他每一题到手，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的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才得以发挥他的自由思想。间或也遵朱注，但他必把众人应说的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例如下：
（一）有一次，月课题是孟子上的“彼恶敢当我哉”一句。他便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剑击案，起兵拒之”的情形。他的意思是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那时他已读过战国策，对于战国的情势已相当明了。大旨是说：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是论语上的“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章。他把这题作了两卷：第一卷是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同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就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对，岂不为史鱼所笑吗？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若不即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吗？第二卷的立意，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斋一段，不是曾说“孝哉”二字是别人说的话吗？因此，他便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子的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为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即该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真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亦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原文“可”字。按朱注明明说：“蘧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他这种说法，就显然与朱子违反。
这三本卷子，当时全被录取。他说，他未曾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是有之，也是暗合。他每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比文，本是对偶；而他偏偏欢喜作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出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另换一本。他说这个方法，既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所以每战必捷。后来改试策论，那更可以由他发挥了。他当时所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没有新意的文字，他是不肯作的。
宗吾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是炳文书院的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工作。他常对宗吾说：“家中命他割青草，挑到咸涌井去，每挑在百斤上下，真是把我压够了！”他见民心挑行李进书院，有如登仙，于是苦苦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才得以免去工作。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任，因当时他家实无供给二人读书的力量，所以铁崖考课，每次至少要作两本卷子，而民心则可作可不作。假若当时没有所谓“考课”的话，则铁崖只有在家以作工终老了。以后他留学日本还是由他岳家出银50两做路费；到日本后，则纯以卖文为生。民心的天资较高，铁崖则靠用功，作起文章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宗吾说他文笔笨拙，他就说宗吾文笔轻浅，彼此各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及留学日本，遂把笨拙气脱去，就大有文名了。
某年，宗吾与雷氏兄弟到县中去应试，在路上他们就说：“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没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为案首，俗呼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后来县试案首，就是宗吾；府试案首，就是民心；铁崖则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他们到了院试，都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有一千数百人，入学的定额是24名，可见想要考取秀才，也是不容易的。
雷民心应县试时，前几场本是前十名，到了第四场，题为“陈平论”，民心便数了陈平的十大罪。在那个时代，应考童生，甚有不知陈平为何许人的，而民心竟能数出十大罪，也算是颇有本领；哪知县官看了他的卷子，就说：“这个人如此刻薄，将来进了学，一定是个包揽词讼的滥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好了。”当时阅卷的人，是叙府知府荐来的；府试时，他仍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的卷子，就问：“此人文笔很好，为何把他列在后十名呢？”那位阅卷人答道：“因他作了一篇陈平论，县官说他刻薄，我力争无效呢。”按县试的卷子，照例应该送府。府官调来一阅，不禁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倘非县试被摈斥，他也未必取得案首，可称奇遇。这都是宗吾和他当年的八股朋友，爱作翻新文字的效果。
宗吾因着读昭明文选，就想试作骈体韵文，也想花样翻新的干一下。一次，在县试的头场，题目是孟子上的“而不见舆薪至舆薪之不见”一段，于是照作起来，全篇都成骈体韵语，据他说，这是等于开玩笑的；不料发榜时，竟列为第七。以后他便循规蹈矩的作去，终场才得案首，他就是因这次成绩，到院试时入学的。又一次，在富顺月课，题目是孟子上的“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两句。他作了两卷，第一卷是循规蹈矩作的，第二卷又全篇用起韵语来，前者是用心作的，后者是信笔写的。哪想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录取了，得的批语是“古音古节，文有赋心。”实则令他暗中好笑，他常常是在这样玩弄着主考官的。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八股时代，无论在思想上，在文字的形式上，已是常常冲破藩篱的。宜乎他后来所著各书，就愈是肆无忌惮的大放厥词了。
可是他这种奇僻思想，他一再的对人声明，说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不是曾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他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于是他便采取了这种读书方式，任何书都是跑马看花的读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就是了。所以他每得到一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世间的书是读不完的，譬如吃菜，听说某家馆子的菜好，就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样尝尝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一一吃完呢？又如到商店中游逛，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它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再把它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件件都能合用；岂能把所有商店中的货物，全行购归呢？他因为采取这种读书方式，固然不容易成为一位专门学者，但他因此却不受书籍的拘束，往往“读书得间”，每发前人之所未发。
他从师初学八股时，父亲命他拿文章来看。他父亲看了，便说道：“你们开口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试问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呢？尧有九年的水患，汤有七年的旱灾，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是几个月不晴，就喊着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呢？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的希望，并且还以不生在那时为恨呢？”他当时听了，非常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这样怪议论呢？但仔细想来，也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把这个疑问，存在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以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便不再出一个圣人呢？由此推寻下去，觉得一部廿四史，就有不少破绽，不但尧舜禹汤这些圣人可疑，就连孔子这个圣人也可疑。直到他后来作出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算把这个疑团打破。但他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父亲当年的启示之功。
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发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个大破绽。为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悯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他们父子二人，在家常常讨论书中的道理。有一天，宗吾正拿着一本论语，他父亲要过来，翻了翻，就指着问道：“这章书怎么讲？”就是“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章。他父亲接着发出问题道：“颜回终日读书，不理家务，还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饿死吗？”他父亲一连问了几回。他慢慢把答案想起了，他父又问，他就答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所以不患匮乏。于何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车，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他都忍心要卖他老师的车，叫孔子出门徒步而行，可见平日颜路找钱的方法，是无微不至的。颜渊有了这样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那般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已有的家业出脱光了呢。”他父亲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的，宗吾是只知读书，不能作工的人；他的父亲呢，既勤且俭，是一位治家的能手。在他父亲问时，问的有意思；不料他的回答，答的更有意思。真可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他们父子常常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他善用思考的原因之一。
此外，他们父子讨论的问题还多，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不通过一一细述。要之，他的奇异思想，确实是导源于他父亲的不少，并非像世人故意宣扬先人的懿德者可比。自他入了私塾以后，老师初则只教背书，继则只讲八股诗赋，有些老师甚至连诗赋都不讲，专讲八股。像他父亲所说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老师提倡看的书，只是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之类。高明一些的老师，也不过叫他读四史读古文罢了。至于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等，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种情形，在当时他还常常引以为恨；以后他仔细想来，幸而未叫他研究说文经解，否则他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因为八股诗赋，既不能使他满意，而说文经解等书，又无人指示，不得门径而入，所以只好拣出一些问题，东想西想。他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中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他；而书中的要紧所在，他却记得。因此，马越跑得快，他看的花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家，而独成一说。他后来的一切著作，都是这样慢慢酝酿成的。所以他自父亲方面受到若干启示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飞翔，虽在专制君主的科第功令限制之下，他还是时时想要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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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其人视其友
宗吾在炳文书院，一共住了四年，可说是他在学问上的潜修时期。山长卢翊廷先生，是当时的八股名家，学识也极为渊博，不过那时已渐由八股改行“策”、“论”、“义”了。书院中的生活，每日由山长规定时间开讲，大部分的时间是由学生自修看书，或是同学互相研究，遇有不明了的地方，或是发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再请山长解答。每五天定为“课日”，还是像私塾中一样，或作八股，或作诗赋，或作策论义，由山长临时指定。富顺县及自井分县的“月课”或“季课”，书院的学生，也是照常参加。宗吾的思想，这时益见解放，因为康梁主张变法维新的书报，已风行天下，给予他的启发不少。并且，除了经史文章以外，尚可自行研究格致数理的新籍。中西文化的交流，新旧学问的演变，那时的全中国，已在萌动起来。本来就好翻新立异的宗吾，处在这种时代，更使他有英雄用武之地了。
当时书院的学生有廪生、秀才、童生不等，约只四五十人。且在数年之中，还很有几位考中举人的。宗吾是入书院的第二年，年23岁才考取秀才的，这也因为他蔑视功令的限制，所以终不能登入高第；但他也无所惋惜。他的同学中，那时已有不少人潜伏下革命的思想，当然他也不能例外。其中如雷铁崖、雷民心兄弟，廖绪初、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诸人，是他至好的朋友，后来均曾献身革命事业，都是卓卓有声的人物。
雷民心，后来与宗吾一同考入高等学堂，参加创办叙属旅省联合中学，暗中策动革命，今尚健在。其兄铁崖后留学日本，同屏山邓亚琛等，在东京办鹃声报，时在民报上发表文字，又同张荔丹入南社作诗人，更在南洋光华等报社任主笔，极力鼓吹革命，颇得华侨信仰。后来因不满意于革命同志所为，就跑到西湖白云庵去做和尚，曾屡为宗吾来信，附有许多诗篇，满腔悲愤，痛不可遏；他要求宗吾和他的诗，宗吾是不喜作诗的，但也勉强和了他数首，其中有用杜工部招君咏原韵的一首，云：
“空阶斜月锁柴门，老屋荒烟绕半村。
四野鸡声孤剑啸，中宵蝶梦一灯昏。
秦庭笑洒荆轲血，蜀国哀啼望帝魂。
青史有名甘白刃，留芳遗臭且无论。”
旋得他复信，对于末二句，大发议论，历叙在西湖的状况，又言患病，极尽潦倒抑郁之苦，信中有云：“……循钱塘江……至岳王坟……见古柏南枝，则又长吁而返。……病中穷鬼，视钱如命，何来宵小，窃我青蚨！……古佛无言，寂坐上方，吹灯就枕，梦我黄粱。”此时他早已入疯狂状态了。一次，川籍留日学生归国，同乡饯别，正在欢呼痛饮时，他忽然放声大哭，向众人叩头道：“请诸君不要这样高兴，现在国势……希望……”又泣不成语，闹得众人不欢而散。辛亥革命成功，南京开会追悼黄花岗烈士，他又作诗，中有句云：“高牙大纛将军幕，荒草斜阳烈士坟！”终以疯狂而死。死前，曾至自井故乡，手中抱一酒瓶，且走且饮，见旧日熟人即问：“你做不做官？哈哈哈！”其狂态可以想见。死后，南京政府因他以文字鼓吹革命，其功甚大，正议从厚抚恤；不意某君起而反对说：“他跑到西湖去做和尚，这就叫做不革命！”因此，仅得恤金三千元，为其子女学费了事。宗吾说：“此君想即是高牙大纛的将军了。”
廖绪初，自流井人，与宗吾同学的后四年，由副榜而中癸卯科举人。不久，即加入同盟会，与张列五等同办旅省叙属中学，实则是革命的根据地，炸弹及秘密文件，均藏校内。他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朋辈呼他为“廖大圣人”。川人初闻革命之说，甚为骇怪；继知绪初加入，遂深信不疑，革命势力为之一振。他办叙属中学时，以身作则，管理最严，丝毫不肯苟且。他的业师王某，和旧同学戴某，来校肄业，执学生礼，犯规一律悬牌斥退。对于党的信仰，尤为坚定，所以又被人呼为“党痴”。他办事的坚苦卓绝，持身的廉洁公正，每使异党的人，也不禁倾服。有一共和党健将某君说：“只要国民党人，尽都像绪初，我还有什么话说！”民国初年，他任审计院次长，所有器物，都是由都督府领的，裁撤时一一退还都督府。外有新购零星小物，他便令院中同事照原价购买，以款交还公家。剩下的洋灯茶碗，及其他不适用之物，则由他全行购买，运回家中。这恐怕是移交案中之史无前例的了。据宗吾说：绪初任次长时，他充科长，他们是隔房而居的。一次，听见绪初在室中拍案大骂，旋见某君即仓皇从他的室中奔出，绪初在后面逐骂不休，直追出大门乃止。随即入宗吾室中说道：“某人真是岂有此理！他向我说某人可为县长，请我向民政长介绍。他见我唯唯否否，接着又说：事情若成了，愿送四百两银子。我听了登时把桌子一拍，骂道：胡说！这类的话，都可向我说吗？他遂而嬉笑着说：算了算了，不说也罢。起身就走。我气忿不过，所以追去骂他一顿。”宗吾说：“你不替他说就是了，何必使他难堪呢？”他说：“这类人不痛痛的骂他一顿。将来还不知干些什么事呢！我非对民政长说不可，免得用了这类人出来害人！”此后宗吾和绪初相处十余年，从未听他重提此事。宗吾对这事批评道：“怒骂某君，足见其刚正；终身不提此事，又见其盛德。”
还有一事，也至为感人：绪初是民国十一年死的，死前数日，宗吾去看他，其父便说：“绪初的病，系为党中某事失败而起，看见报纸，就愤恨不已，病益加重。已嘱家人不拿报纸给他看了。”宗吾见了绪初，就说他的病，由过劳所致，总宜善为休养。他说：“劳碌尚是小事，惟党事败坏，精神上大受痛苦，今日之病实由于此。”次日临别，他就向宗吾说：“我现在尚有一事未了。”宗吾即问何事？他于床头取出一表，指着说：“就是此事。这是富顺范秋岚的遗物，秋岚革命，在西藏被赵尔丰捕杀，表落某手，经隆昌黄容九等，辗转取得，托我转交范子。以作纪念。数年未见范子，甚是抱歉！某年曾见某人，想托他，恐交不到；现在你能替我交到吗？”宗吾见绪初自知不起，等于托孤寄命，即慨然答道：“交得到。”他又问：“你如何交法？”宗吾答：“我如进富顺城，即找到范子亲手交给他；如不进城，陈文垓在城内做生意，即托他转交。”他点首说：“文垓这个人，倒可以信得过。”于是双手将那表交给宗吾道：“此后即由你负责了！”其临死犹丝毫不苟如此。他的事迹甚多，宗吾另有专文记录，此处不及详述。
张易吾也是自流井人，惟他的事迹不详；但知他后为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即在厅长任内，以勾通革命的罪名，为张宗昌所杀。当审讯时，易吾一语不发，两手被打得血肉模糊，仍是若无其事；临刑时，从容就义，面无改色。所以当时主事的人，无不众口一词的说：“真是一条好汉！”
谢伟虎，荣昌人，后来一面教书，一面奔走革命，时常化名，出没无定。于光绪三十年被捕，解往叙府，发交宜宾县审问。县知事赵国泰是翰林出身，品学兼优，很想为伟虎开脱，审问时屡次暗示他，说道：‘你的事，大约是那样吧？……’他回答道：‘不是，是这样的……’直供无隐，卒定斩罪。赵知事临斩回来，走进二堂，把顶帽取下去了，很愤慨的说：“这种人才，都拿来问斩，国家还干什么，这个官我不做了！”是日有人请他筵会，他也不去，随即辞官返里了。反正后，南京政府追赠伟虎为左将军。
李小亭，宜宾人，与宗吾为同榜秀才，后追随国父奔走革命，联俄容共，曾参预机要。后受共党嫌疑，被通缉，隐匿十余年，七七抗战后，始将通缉令取消。因宗吾后来发明厚黑学，小亭送他诗中有云：“玄之又玄玄乃黑，含德之厚厚不测：老子手写厚黑经，世俗强名为道德！……”宗吾对于诗中三四两句，认为妙极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厚黑学三字，宜以何字作对？”他说：“应对以道德经三字。李老子的道德经，和李疯子（他亦有此外号）的厚黑学，不但字面可以相对，实质上，二者原是相通的，”因此他后来常常将二者加以征验，这是他和小亭的会心处。
在炳文书院时代，宗吾和这些同学们，相与期许的决不是功名富贵；相与切磋的也不是师承道统；然则他们的抱负究竟是什么呢？不知其人视其友，我们看了以上诸人离开书院不久即开始的种种作为，就可知当年他们用力之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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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舞台上的丑角
宗吾于光绪二十七年考取秀才，次年赴省补行恩正两科乡试。闱①后，他同雷民心及县中数人，便考取四川高等学堂。因该校总理胡雨岚先生赴日本考察，迟了一年才开办。二十九年，宗吾与雷铁崖、雷民心、张荔丹、曾龙骧数人，在乡间共同读书，没有从师。到了冬间，高等学堂开办，宗吾遂赴省入学，三十年春始正式上课。
校中设甲乙两班为普通班，三年毕业。附设速成师范一班，一年半毕业。优级理科师范一班，四年毕业，宗吾就是入这一班。这一班是由中西算学馆的学生，及其他曾经学过算学者加以考试编成的，共选取32名。宗吾虽取入是班，其实他并未从师范学过算学。在家庭中，他曾学过“七盘清”、“斤求两”之类；从刘七老师读书时代，他曾买了一部中国旧式算学书，其中九章算法及开方等，他也逐一研究过。但都是珠算，而非笔算。在炳文书院时代，才买了一部笔算书，叫做数学启发，自行研究，全部都已了然。他在乡间同雷氏兄弟等共同读书时，又买了一部中西算学大成，及其他讲代数的书来研究，这是未入学堂以前自修的情形。那时懂得算学的人很少，凡入理科师范班者，众人皆刮目相待。他赴省乡试时，见中西算学馆的学生，把代数备旨和代形合参中，有问题而无答案的，解释出来，刊印发卖，心中非常羡慕。及入高等学堂，竟得与这些人同班，真是无限的高兴。
他第一次上课时，日本教习池永演说道：“要造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上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具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罢了。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硬硬的塞入学生的脑筋里。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与学生的，那便等于以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学生就永远不如先生；但事实上则不然，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的，这即是由于学问乃人脑中所固有的原故。要之，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让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这时他刚刚改字“宗吾”，正要谋思想的独立，所以听了池永的这种演说，得的印象极深，觉着这种说法，比朱熹所说“学之为言效也”，精深得多了。他说池永这演说，于他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阅读报章，看见日本二字，就觉得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也觉得讨厌；独有池永先生，他始终是敬佩的。他说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永远留在他的脑中。
自此以后，他便把教习口授的，写在一个副本上，封面大书“固囊”二字。许多同学不解，就问他道：“这固囊二字，是何意义？”他说：“并无意义，是随便写的。”实则这固囊二字，他自己不说明，恐怕后来的考证学者，也是无从索解的。于是他自己下一定义说：“固囊者，脑是一个囊，副本上所写，皆囊中固有之物也。”所以题此二字，以作他当时的座右铭。不过他因着过于相信这种看法，据说还是失败了的。例如池永教授理化，开始讲水素和酸素，他就用“引而出之”的法子，在脑中搜索，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想，看能不能引出点新鲜东西来？以后凡遇先生所讲的，他都这样的想去。哪知他这样去工作，真是等于王阳明的格竹子，干了许久许久，毫无所得。于是毅然思返，长叹一声道：“今生已过也，再结来生缘！”这是觉得科学这门东西，于他是失望了。他从前深恨八股文字来束缚人，一听见废科举，兴学堂，欢喜极了，把家中所有的四书五经，与夫诗文集等等，一火而焚之；及在学堂内，住了许久，终日固囊固囊，也固不出什么道理来，于是又想从学术思想方面悟入。一次，他拿了一部庄子来研究，同学雷民心，见了诧异道：“你研究这个干什么？”他说：“民心，科学的部门，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科学是茫茫大海的，就是自己心中想出许多道理，也没有充分的仪器来供我们试验，还不是等于空想吗？在目前的学堂中，充其量不过在书本上得点人云亦云的知识，有何益处呢？只好等儿孙辈再来研究，你我今生算了！因此我打算仍在中国古书中寻一条路来走。”民心听了，也同声叹息。初期学校的书本教育，不能满足有思想的青年，于此可见。但后数十年的教育如何呢？！
他在校时，除了不愿只在书本上学习理化外，对于数学一门还是研究得很精的。他的心思缜密，据他自己说，乃是因为研究数学磨练所得。不过在校的后二年，他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博览有关学术思想一类的书籍。他以为很多的学科，都是可以自修而通的，像按着钟点上课的制度，实在无聊。这便是他后来想要改革学制解放学校的起因。同时他自改字“宗吾”后，已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只是厚黑二字还点不出来，可以说他在校四年，正是厚黑学孕育的时期。
那时他们叙属的同学，一面在校肄业，一面创办一旅省叙属中学。当时发起者，有陈本初、张列五、王简恒、杨泽溥、雷民心、及宗吾等十余人。先推陈本初主持校政，其人有毅力，有担当，不幸病故。继由张列五接充，聘廖绪初为学监，叙属中学的发展，张廖二人的功绩最大。廖虽名为学监，实则校长、教务、文牍、书记、会计、庶务，全由他一身担当。张则为四川同盟会的领袖，当时与谢慧生不相上下，以后谢慧生逃往陕西，川省同盟会遂由张列五主持。所谓叙属中学者，实即四川省的革命机关，凡秘密文件，都在校中油印发布。叙校的一批发起人，皆因列五绪初的关系，先后加入同盟会。宗吾的朋友中，列五绪初是他极端佩服赞不绝口的两位，此外王简恒、谢绶青、杨泽溥，他也称道不置。现在将这几位高等学堂的同学略加介绍：
张列五，隆昌人，与宗吾同入优级理科师范班。同时创办叙属中学，作为革命机关，领导全川党人图谋独立，屡次发动各地同志起事，或联络袍哥军队，且仆且起，不遗余力，任劳任怨，在所不辞。一次，乘南校场开运动会时，想刺杀护理总督赵尔丰，谢慧生到高等学堂请列五届时到场指挥，炸弹由叙校学生送来。慧生去后，列五约宗吾入寝室谈些事，宗吾把窗子撑开，见斜日在天，想起嵇康临刑，顾视日影之事，宗吾便说：“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恐怕你要与他分别了。”他摸着颈项笑道：“我这颈项，数日来常常发痒，大约怕会有那桩事，将来我解往杀场时，你去不去看我？”宗吾说：“我一定去看，但是袍哥说的话，要值价点（即硬气之意）！”列五说：“这是当然的！砍头的事，我是学过的，凡刽子手杀人，是犯人跪在地下，前面一人拿刀一晃，犯人头一埋，后面即一刀砍下。我们有几人平日练习，一人坐在地上打一盘脚，两手掌相叠，平放面前，一人拿刀在前面一晃，坐地者用力把颈项一硬，脑壳向后一撑，后面的刀砍来，脑壳恰落在自己手中捧着。所以我是练习过的，你不必过虑。”说毕一笑而散。同列五练习的有谢伟虎，闻伟虎被捕临刑时，态度很豪爽，笑向列五说：“你如不幸被戮，临刑时，也能这样吗？”列五应道：“当然要这样！”可见列五牺牲的决心是早已抱定的。刺赵的事，因炸弹未运到，不曾得手。未几事泄，杨莘友被捕，谢慧生逃往西安，川省党务，逐归列五主持。他维护党人，无微不至。宣统三年，四川因铁路事件，官绅意见不合，总督赵尔丰，逮捕士绅，纵兵屠掠。列五大恸，于是奔走密谋，预备大举。即于是年十月二日与杨庶堪谢慧生辈，逐除伪吏，光复重庆，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当时清廷又遣端方入川，列五即以计诛之。不久，成都亦反正。云南都督蔡松坡拟遣兵入川，不承认成都军政府，尊列五为四川都督，屡次来文，愿助他统一四川，列五坚不接受。旋即派遣代表，力谋与成都军政府合并。滇黔两都督，又电推列五为川滇黔北伐军总司令，他也婉言辞谢了。成渝合并条约，原订正副两都督，在省投票公决，列五由渝赴省途中，即通电推尹昌衡为正都督，而自己甘居其副。后因军民分治，列五便改任民政长。袁世凯调他入京，许多人劝他不去，他不听，解职北上，袁即聘他为政治顾问。后见袁有异图，遂辞职，改姓名，匿居天津织袜，终被袁世凯逮捕入京枪杀。
列五被捕入京，交军政执法处。其时隆昌黄肃方也因革命关系，拘禁在执法处，后得释放。肃方乃对宗吾报告当时的情形：原来列五在天津织袜，与邹汉卿、魏荣权及陈某同住，袁世凯的侦探李某，串通陈某，介绍与列五相识，愿出款入股，将袜厂扩充办理。一日李某约往某处会饮，商议扩充办法，上了电车，李某递了一卷纸给列五，说道：这是我拟的章程，请你暂时拿着，我下去买点纸烟等物。列五接来也未开视，顺便交给邹汉卿，插在衣包内。到了开车之时，李某还未来。及电车开到站口，许多军士围着搜查，搜出纸卷，乃是图谋暗杀袁世凯的文件，就把列五同邹汉卿、魏荣权和陈某，一并逮捕。又列五在天津时，旧日学生，有些去找他，他就留他们在厂中，供其食宿，也被捕入京。
到了鞠讯的时候，列五纯为别人辩护，关于自己的事，则不置一词。对于所捕的学生，则说：“这些学生，晓得什么？”学生因此得释。并且也为肃方极力辩护，问官说：“别人的事，你不必管，你说你自己的事就是了。”列五对于自己的事，仍是不辩，只是替肃方开脱，所以肃方也得释放。
宣布死刑时，列五站在一旁，负手于背，微笑不语。同时，邹汉卿、魏荣权及陈某，也宣布死刑。陈某大惊，说道：“当初许我的官，叫我这样办，如今连我都要枪毙吗？”列五呼其字说道：“某人，不必说了，今日之事，你还在梦中。”看守所长某君，与列五很相得，前夜，二人曾谈至夜深，次日忽提出来枪毙，列五看见他，举手说道：“我们请了！”某君一见，即回头大哭。列五见兵役站在两旁，仍如平日一般，从从容容的，向兵役左右招呼，说道：“请了，请了！”兵役也有不少下泪的。是日风卷黄沙，天地晦冥，为多年所未有。囚车至刑场，列五下车，仰天四顾，说道：“今日天变，未必还是因为我们吗？”独立徘徊许久，兵士催他道：“张先生，快走吧！”列五回头笑道：“已经到了此处，还有什么话说？你们忙什么？”又站了一会，才慢慢地走进去。兵士在后，以枪射击，立毙，流血非常之多。这个兵士，常对人说：“我经手枪毙的人很多，从未见过这样从容的，视死如儿戏，真是异人！”
宗吾常对人说：“列五温文尔雅，同学们都说他像戏剧中的小生；后来始知其娴于拳术，能敌数人。他家尚有石弹二枚，即其练拳时所用。但他在学堂时，并未说曾习拳术，只对我说：星期日，常同友人到野外练习手枪，务期左右前后，四方都能命中，尤要在反手射击；练好后，一旦敌人追来，一面跑，一面可以反手射击追者。”
宗吾和列五同班时，既然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就常常和他研究将来出而办事，究竟可不可用权术？列五说：“办事应从正当的路做去，万一正路走不通，也可参用权术，但有一定的界限。”宗吾问：“什么界限？”列五说：“事过之后，公开出来，众人都能见谅，甚或受了权术的人，也能相谅，这样的权术，就可以用；如果公开不得，宁肯失败，不可妄用。”我们于此，也可知列五的为人了。
王简恒，是宗吾的同乡，也是高等的同学。宗吾曾说，在他的同乡同学中，讲到办事才能，以简恒为第一；雷民心也常称他为“大办事家”。他为人刚正不阿，自爱自重。他于当时的一般朋友中最佩服而且最敬畏的是廖绪初。他曾说：“绪初做事，丝毫不苟，就其行谊而论，贤人中寻不出，简直是一个圣人！”“廖圣人”的绰号，就是由简恒开始喊起的。当时他们所一致推戴的自然是张列五；但简恒私自评论起来，还是说廖胜于张。一次，他对宗吾说道：“你们一般人，都推张列五，说他会说话，其实他不如廖绪初。列五谈话是从表面上过，只是说得漂亮，绪初则见理能深入。你们不信，可以试验：每逢议事，列五所说，本是对的，你故意与他驳转去，他就随着你的话滚；惟绪初则不然，说话是格格塞塞的，可是他见到的地方，任你如何驳，他始终坚持不变。”后来列五作了都督，作了民政长，他还是说他不如绪初。宗吾就替列五解释说：“他不坚持己见，正是量大的表现，正是堪为领袖的作风。”简恒虽亦承认这种看法，但他对于绪初，总是特别信服的。后来简恒作了富顺中学监督，并兼高等小学的校长，绪初适任富顺县视学，宗吾任中学的教习，有一天简恒笑向宗吾说：“我近来穷得要当衣服了，小学校长的薪水，我很想支来用，照公事说，是不成问题的。就是县中人攻击我，我也不怕；最怕的是廖圣人酸溜溜的说道：‘这笔款似乎可以不支吧！’，你叫我这个脸放在何处？只好仍当衣服算了。”宗吾常对人说：“此虽偶尔笑谈，而绪初之令人敬畏，简恒之勇于克己，亦可见一斑。”
宗吾把厚黑学的道理，孕育了好久，自己还不敢决定对与不对，适逢简恒来看他，宗吾便把所见的道理说与他听，请他批评。他听了，就说道：“宗吾，你说的道理，一点不错；但我要忠告你，这些话切不可拿在口头说，更不可见诸文字，你尽管照你发明的道理埋头去做，包你干出许多事，成一个伟大人物。你如果在口头或文字上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反有种种不利。”即此亦可见简恒的为人。但宗吾未听他的劝告，竟将厚黑学发表了。并且还常常开简恒的玩笑，说他主张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足见其深藏若谷，是得了“黑”字诀，可以称他的高足了。
民国元年，张列五为民政长，简恒到了成都，列五就委他出任县长，他不肯干，旋回到自井故乡。三年，讨袁之役，重庆独立，富顺响应，众推简恒为行政长。事败，富顺廖秋华、郭集成、刁广孚，被捕解至泸州，廖判死刑，郭、刁破家得免。简恒东藏西躲，昼伏夜行，受雨淋得病，缠绵至次年而死，身后非常萧条。
谢绶青，四川中江人，自幼颖悟过人，精于数学，年16即为秀才，后考入高等学堂，与列五宗吾同班，彼此交情最深。因他年龄最幼，同学们都呼他小弟弟。当时列五宗吾已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但因他口快心直，怕他于无意中泄露，许多事都不肯告诉他。例如慧生列五策动炸赵尔丰的那一次，宗吾绶青皆同在一室，列五想和慧生密商，即先请宗吾把绶青调开，入一邻室，宗吾就与绶青高谈阔论起来，接着便放浪形骸地说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宗吾正想故意和他拖延时间，就对他说到：“绶青，你也太不自量了！你我够得上遗臭万年吗？挂名青史，谈何容易？一部二十四史，挂名其中的，究竟有若干数目，无从统计，我想，至多不过100万人罢了。我国号称四万万人，第一百年中，这四万万人可以说死得净尽，请问五千年中，有若干四万万人？而挂名青史者，乃不过100万人，此百万人中，除去因事连带书及，姓名附见者外，经过史臣详列事实的，至多不过10万人；事迹彪炳的不过万人；其为文人学士所共知，不翻书本即能信口举出的，大约不过千人；此千人中，无论好人坏人，为妇孺皆知的，不过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又须借稗官小说的吹嘘，戏台上的扮演，且有子虚乌有的人物，参杂其间，你我有何本事，可以厕身此数十人之中？为好人固难，为坏人也不容易。是猛虎方能噬人，小犬一张牙，已被人踢出数步之外了；虽欲害人，其何可得？你我莫说万年，要想在偌大的中国，遗臭三日，恐怕也不可得吧！”绶青听了，也只好叹息，而列五与慧生已把事情商量完了。
及至清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川中党人就想乘机起事，绶青闻之大喜，也就要求入党，参与密谋了。反正后，列五为四川副都督，绶青在成都公论日报闲居，一日列五问宗吾道：“听说绶青来省已久，为何不来见我？”宗吾答：“他还未得工夫。”列五笑说：“不是！他是讲气节的，我未先去看他，无怪他不来。我是真不得闲，决不敢疏慢故人，请为代致歉意，彼此至交，千万不要如此计较！”宗吾把此意转达了他，他才去看列五。不久，他便先后在审计院和财政司任事。
讨袁军失败后，绶青抑郁无聊，日与友人借酒浇愁。一夜宗吾宿成都第二小学内，二更后全校寂无人声，忽闻绶青大醉独归，入邻室大哭，且哭且骂当局捕杀党人，声达校外，宗吾要去劝阻，又怕更激其怒，因此作罢。他一直哭骂至四更，才鼾然睡去。次日问他，他茫然不知。此时列五在天津，宗吾去信提及绶青的近况，列五覆函有云：“绶等放浪于酒，固谓借酒浇块垒，究与祈死何异？况绶青酒后狂骂，甚易招尤，事会之来，岂有终极？此身摧折，悔何可追？还望足下忠告之！”宗吾即以此函交阅，终不能改。
绶青性格诚笃，待人恳挚而冷峭，常诵“科头箕踞长松下，冷眼看他世上人”二语，诵时抱膝，闭目，摇首，别人笑他，他也不管。因此，许多人都说他不谙世故，没有办事才；但他历任富顺、叙府、中坝、遂宁、成都、县立联立省立各校教员，却能循循善诱，使学生倾服。在潼川中学做校长一年，即卓著成绩，大家才知道他的才能。民九以后，益郁郁不快，沉酣于酒，或终日不进一餐，又数年，竟抑郁以死。
杨泽溥，也是宗吾的同乡同学，他的生平行事，不甚知悉，只举一事即可见其为人。民国初年，泽溥奉委为雅州关监督，临行前一夕，他备有几肴菜，请宗吾同绪初等小酌，他很客气地说道：“此去一切事当如何办理？请诸先生赐教。”其时宗吾发表厚黑学不久，首先说道：“此等事有何办法？一言以蔽之曰：拿钱而已！你依着我发明的那种学问，放手做去就是了。”泽溥悚然说：“不敢！不敢！”绪初绉眉说道：“宗吾，你只知开玩笑！真是！”后泽溥解款回省，就对宗吾说：“西征兵至雅州哗变，到处抢劫，城内有哥老会首领，我赶紧请他来，他拖一把高椅子坐在门口，乱兵至，即麾之去，公款无丝毫损失。次日，我办鱼翅席酬谢那位首领，但此等费不能支用公款，只好自垫。”宗吾说：“泽溥，你干些什么？财神菩萨进门，你都要驱他出去吗？乱兵不来还该磕头请他们来，只要他们进来走一遭，即可报十万八万的损失，终身就吃着不尽了。我发明的学问，至好的朋友先不照着去干，将来我这一个教还能行得通吗？”其时雅州关薪俸微薄，泽溥携眷而往，又时时资助故旧，交卸时欠了公款800元，友人刘公潜在濬川源银行替他借贷，未几即病卒，贷款累公潜偿付。他死时一无所有，同人集资棺敛，并资助其妻女扶棂回富顺。宗吾曾抚其尸而哭道：“泽溥！泽溥！别人做官，朋友亲戚都沾光；你做官回来，睡在地下骗我们吗？”以后若干年，有宗吾的一位友人方琢章对他说：“雅州关的关税，自民元至今，以泽溥任内，收入最丰。”宗吾叹息道：“公家的收入固然是多了，又谁知当年经手者的状况一至于此呢！”
宗吾在高等学堂时代，即和以上所举的这一般同学结为至友，像列五的宽宏大度，简恒的精干笃实，绶青的坦白真诚，泽溥的公正廉洁，此外还有许多同学，共同研究学问，共同兼办教育，共同努力革命，造成了当年宗吾所处的环境，虽然他在这群人中，似乎是以“丑角”出场，但在他后来所写的文字中，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所行所为所遭遇，常常追念不已，涕泣而道，则当年宗吾的深心抱负，也就不言而喻了。
①闱，科举时代称考场，这里是说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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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官吟”与“厚黑学”
宗吾在高等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年底，以最优等毕业，清廷还奖了他一名举人。三十四年及宣统元年，在富顺中学作教习。二年及三年，改充富顺中学的监督（即校长）。于三年暑假时，被四川提学使司委为四川小学教员检定委员，同委者有同学李古香由伯芬二人。他们刚把成都华阳二县检定完了，就发生了铁路风潮。他们三人到双流县去检定时，正遇着“保路同志会”在围城，这便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他们因不能进城，就折返成都去了。其时总督赵尔丰与“保路同志会”大事为难，并逮捕与保路有关的士绅，张澜（字表方）即曾被捕入狱。因此，激怒了全川的党人，于是张列五谢慧生杨庶堪等，率领同志，在重庆揭举义旗，驱逐伪吏，于十月初二日，宣布独立，众推张列五为蜀军政府都督。十月初七日，成都亦响应反正，推蒲殿俊为四川都督。十八日成都兵变，杨莘友（宗吾高等学堂的同学）出任巡警总监，捉住扰乱治安的人，便就地正法；他出的告示，是摹仿张献忠七杀碑的笔调，连书杀杀杀字样，秩序因以恢复。不久，成渝两军政府宣告合并，张列五力推尹昌衡为四川正都督，主持军政；而自居副都督，主管民政，于是四川革命统一。这些事都是宗吾亲见目睹的。但他虽是同盟会的同志，却未参加实际工作，他见革命大业既已告成，许多同志好友，亦各膺重任，他便偷偷地回自流井去了。
宗吾回去不久，张列五便于民国元年正月，打电话到自流井，请宗吾和廖绪初即日起程赴省，他们二人也只好应命前往。当时民政方面，新设一个审计院，列五的意思是打算委绪初为院长，委宗吾为次长。他们到后一再谦辞，乃改委尹昌龄为院长，绪初为次长，宗吾为第三科科长。他们这位绰号“圣人”的次长，前文已经提及，是艰苦卓绝，以廉洁自持的。其实，尹昌衡奉命西征，临行时召开大会，正副两都督讲话时曾提到军费不足的情形，绪初便登台演讲，大旨是说：军饷支绌，即应裁减浮费，例如各机关的次长一职，都应该裁撤。……话犹未毕，列五便起而说道：“廖先生的意思很好，我们改日讨论，今天我还有话要说……”就这样混过去了。事后，列五就对宗吾说：“绪初太不识时务了！他自己肯牺牲次长不当，敢保别人也都愿意陪着牺牲吗？这类话如果听他说下去，立即要出事，我才把他的话打断了。”但绪初既说过这话，随即呈请辞职。院长见了很诧异，也不到院办公了，声言绪初不复职，他也决定辞职，而绪初则务要贯彻他的主张。闹得列五无法，乃将绪初降为科长，兼任次长职务，支科长薪俸，方才了事。后来审计院裁撤时，绪初又有令职员购买器物，以款缴还公家的奇事。宗吾常常对人说：绪初这种廉洁的风范，使他十分感动。
宗吾受了这种感动，所以当审计院裁撤后，财政司委他为重庆关监督，他立即把委任状退回去；该司又命刘公潜（宗吾高等同学）前去劝驾，他也未就。当时很惹得一般人怪异：为什么这样的优缺，他偏偏不干呢？以后又委他为四川官产竞卖经理处的总经理，他才应命了；不过他非要求减薪不可，当时的薪水是200元，直到为他减至120元，他才肯就职。他常对人说：“当时我还不知道银元是用得的，可算害了幼稚病；幸而重庆关的监督没有就，否则不知还要闹些什么笑话？”他就职竞卖处以后，因为某种关系，官产不能竞卖，改委他为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听说又因某种关系，官产也不能清理，于民国二年冬，乃将此机关干脆裁撤，于是他顿觉“无官一身轻”，就打算回家安守田园去。可是路费无着，便写信向同乡陈健人借银50元，以作归计。陈回信说：“我现无钱，好在为数不多，特向某某人转借，凑足50元与你送来。”信末附一诗云：
“五十块钱不为多，借了一坡又一坡。
我今专人送与你，格外再送一首歌。”
宗吾读了，诗兴勃发，不可遏止，立复一信道：“捧读佳作，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敬步原韵，辞达而已，工拙不论。君如不信，有诗为证：
‘厚黑先生手艺多，哪怕甑子滚下坡①。
讨口就打莲花落②，放牛我会唱山歌。’”
诗既成，余兴未已，又作一首：
“大风起兮甑滚坡，收拾行李兮回旧窝，安得猛士兮守沙锅。”
他走出成都东门至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诗兴又来了，再作一首：
“风萧萧兮江水寒，甑子一去兮不复还！”
就这样两袖清风，一面唱着“去官吟”，顺路回自流井去了。
民国三年正月，教育司委他充任富顺县视学（即后来的教育局长），到任方十天，又奉省电。及抵省，始知已被委为省立第二中学校长了。省立二中，设在江油县中坝地方，是新添的学校，他便奉令前往开办。在校二年，卓著成绩（此校后迁绵阳，改为省立绵阳中学）。四年调他任省视学（即后来的省督学）。七年，廖绪初任省长公署教育科长，宗吾任副科长。八年冬，绪初欲辞职恐当局不允，就托故请假归家，行至龙泉驿，上一辞呈，当局慰留不得，即命宗吾暂代；宗吾不惟不干，连自己的副科长也坚意辞去了。因此，民国九年，他才得以在家作潜修的工夫。这一年，在他的思想上是一重大关键。他的思想可分破坏建设两部分：破坏部分的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的怀疑，是发生于前清末年；建设部分的思想就开始于民国九年。
我们于此要谈谈他的厚黑学：
我在上文，不是说他在高等学堂时，已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吗？他自己也说是在校四年，正是厚黑学孕育时期。例如他和张列五讨论‘权术’问题，那便是厚黑学理在他心里作怪。张列五也看出他有些本领，一日，就对他说：“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当时他也颇自期许，心想，英雄豪杰的成功，必有秘诀，遂取历史上的名人，加以研究，并用归纳法，去寻求他们的秘诀，久之无所得。宣统二年，他做富顺中学监督，一夜卧在床上，忽然想起曹操刘备孙权几个人，不禁恍然大悟道：“所谓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他以为曹操的特长，全在心肠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心肠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刘备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奔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而且生平善哭，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脸皮之厚也算达于极点了。孙权也有厚黑的本领，他本和刘备求同盟，忽然袭取荆州，此之谓黑；无奈他黑不到底，随即向蜀请和。他本与曹操争相称雄，忽然在曹丕驾下称臣，此之谓厚；无奈他厚不到底，随即与魏绝交。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具，也不能不算一个英雄。他们三人把各人的本领施展出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宗吾发现了这种厚黑的秘诀，当夜即为之喜而不寐。于是他由三国时代推上去，推到刘邦张良，推到孙武商鞅，推到黄石公姜太公；更由三国时代推下来，推到司马氏父子，推到唐太宗，推到明太祖，推到张居正，甚而推到曾国藩胡林翼。他们这些人，有的长于厚，有的长于黑，有的厚黑兼长，所以不愧为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此外他又在二十四史的人物中，横推竖排，有多大的厚黑，便成多大的人物，几乎无一不合。厚黑学到了此时，可说由孕育时期而至成形了。但他还不能完全信得过，就常常向知己的友人讲这种道理，请他们批评，看可不可以发表。首先就遇着王简恒严切的警告他，说道理是不错，但不可讲在口头上，更不可形诸文字。以后雷民心也说这种道理是‘做得说不得’的。此外还有别的友人也是谆谆的劝告他，不可形诸言语文字。他受到良友的劝戒，于是就暂把这种道理压在心头了。
直到民国元年，他到了成都，和同学廖绪初谢绶青杨仔耘诸人，住在公论日报社内，报社请他写稿，他们就再三的怂恿他，请把厚黑学写出来发表，绪初并对他说：“如果你写出来我还可为你做一篇序”。宗吾想：“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朋辈呼他为廖大圣人，他都说可以写出发表，当然是无问题的。”于是逐日写去，而厚黑学便诞生于世了。不过初期的厚黑学，并不像后来流传的本子，没有所谓厚黑经及厚黑传习录之类，那只是标题为厚黑学的短篇而已。文字是用的古文体，这在宗吾的所有著作中，是仅有的体裁。今为保留这篇厚黑学的原形式起见，也可让读者看看这位厚黑教主的古文笔法如何，将全文照录于下：
“吾自读书识字以来，见古之享大名膺厚实者，心窃异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经群史，茫然也；求之诸子百家，茫然也；以为古人必有不传之秘，特吾人赋性愚鲁，莫之能识耳。穷索冥搜，忘寝与食，如是者有年。偶阅三国志，而始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三国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弑皇后，粮罄而杀主者，昼寝而杀幸姬，他如吕伯奢、孔融、杨修、董承伏完辈，无不一一屠戮，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于操者为刘备，备依曹操、依吕布、依袁绍、依刘表、依孙权，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稗史所记生平善哭之状，尚不计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又次则为孙权，权杀关羽，其心黑矣，而旋即讲和，权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与绝，则犹有未尽黑未尽厚者在也。总而言之，操之心至黑，备之面至厚，权之面与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故曹操深于黑学者也；刘备深于厚学者也；孙权于厚黑二者，或出焉，或入焉，黑不如操，而厚亦不如备。之三子，皆英雄也，各出所学，争为雄长，天下于是乎三分。迨后，三子相继而殁，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奄有众长，巾帼之遗而能受之，孤儿寡妇而忍欺之，盖受曹刘诸人孕育陶铸，而集其大成者，三分之天下，虽欲不混一于司马氏不得也。诸葛武侯天下奇才，率师北伐，志决身歼，卒不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王佐之才，固非厚黑名家之敌哉！
“吾于是返而求之群籍，则响所疑者，无不涣然冰释。即以汉初言之，项羽喑哑叱咤，千人皆废，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亦由面不厚，心不黑，自速其亡，非有他也。鸿门之宴，从范增计，不过一举手之劳，而太祖高皇帝之称，羽已安坐而享之矣；而乃徘徊不决，俾沛公乘间逸去。垓下之败，亭长机船以待，羽则曰：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噫，羽误矣！人心不同，人面亦异，不一审他人所操之术，而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沛公之黑，由于天纵，推孝惠于车前，分杯羹于俎上，韩彭菹醢，兔死狗烹，独断于心，从容中道。至其厚学，则得自张良，良之师曰圮上老人，良进履受书，顿悟妙谛，老人以王者师期之。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尽得其传。项王忿与挑战，则笑而谢之；郦生责其倨见长者，则起而延之上坐；韩信乘其困于荥阳，求为假王以镇齐，亦始怒之，而终忍之；自非深造有得，胡能豁达大度若是？至吕后私辟阳侯，佯为不知，尤其显焉者。彼其得天既厚，学养复深，于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廓而清之，翦灭群雄，传祚四百余载，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胯下之辱，信能忍之，其厚学非不优也。后为齐王，果听蒯通之说，其贵诚不可言。奈何惓惓于解衣推食之私情，贸然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有以也。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沛公破咸阳，系子婴，还军霸上，秋毫无犯，增独谓其志不在小。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既而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增大怒求去，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夫欲图大事，怒何为者！增不去，项羽不亡，苟能稍缓须臾，阴乘刘氏之敝，天下事尚可为；而增竟以小不忍，亡其身，复亡其君，人杰固如是乎？
“夫厚黑之为学也，其法至简，其效至神，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沛公得其全而兴汉，司马得其全而兴晋；曹操刘备得其偏，割据称雄，炫赫一世。韩信范增，其学亦不在曹刘下，不幸遇沛公而失败，惜哉！然二子虽不善终，能以一得之长，显名当世，身死之后，得于史传中列一席地，至今犹津津焉乐道之不衰，则厚黑亦何负于人哉？由三代以迄于今，帝王将相，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济，何一不出于此？书策具在，事实难诬。学者本吾说以求之，自有豁然贯通之妙矣。
“世之论者，动谓成败利钝，其权不操于人，而操于天。不知惟厚惟黑，为人力所能尽。吾人处世，当竭其所能尽之力，以战胜乎不可必之天。而天降祸于吾也，吾必反躬自省，吾行而未修乎，吾则改图焉，吾行而已至乎，吾则加勉焉；所造果精，彼苍自退而听命。若浅尝辄止，而归咎于厚黑之无灵，厚黑岂任受哉？天之生人也，予以面而厚即随之，予以心而黑即随之，面与心先天也，厚与黑根于先天者也。自形式观之，瑰然一面，广不数寸，藐乎一心，大不盈掬，精而察之，其厚无限，其黑无伦，举世之富贵功名官室妻妾衣服舆马，靡不于此区区问求之自足，造物之妙，诚有不可思议者！人之智慧，有时而穷，人之精神有时而困，惟天赋厚黑，与生俱生，阅世愈多，其功愈著。得其道者，磨之不薄，洗之不白。面可毁，心可死，而厚黑之灵，亘万古而不可灭，则知人禀于天者富，而天之爱乎人者笃矣。
“世之衰也，邪说充盈，真理汨没，下焉者，诵习感应篇阴骘文，沉迷不返；上焉者，纽于礼义廉耻之习，破碎吾道，弥近理而大乱真。若夫不读书不识字者，宜乎至性未漓，可与言道矣；乃所谓善男信女，又幻出城隍阎老牛头马面刀山剑树之属，以慑服之，缚束之，而至道之真，遂隐而不见矣。我有面，我自厚之；我有心，我自黑之，取之裕如，无待于外。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薄其面而为厚所贼，白其心而为黑所欺，穷蹙终身，一筹莫展，此吾所以叹息痛恨上叩穹苍而代诉不平也。虽然，厚黑者，秉彝之良。行之非艰也。愚者行而不著，习而不察；黠者阳假仁义之名，阴行厚黑之实。大道锢蔽，无所遵循，可哀也已！”
“有志斯道者，毋忸怩尔色，与厚太忒；毋坦白尔胸怀，与黑违乖。其初也，薄如纸焉，白如乳焉。日进不已，由分而寸而尺而寻丈，乃垒若城垣然。由乳色而灰色而青蓝色，乃黯若石炭然。夫此犹其粗焉者耳；善厚者必坚，攻之不破；善黑者有光，悦之者众。然犹有迹象也：神而明之者，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而常若不厚不黑，此诚诣之至精也。曹刘诸人，尚不足以语此。求诸古之大圣大贤，庶几一或遇之。吾生也晚，幸窥千古不传大贤，庶几一或遇之。吾生也晚，幸窥千古不传之秘，先觉觉后，舍我其谁？亟发其凡，以告来哲。君子之道，引而不发，跃如也。举一反三，贵在自悟。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闻吾言而行者众，则吾道伸；闻吾言而笑者众，则吾道绌。伸乎绌乎？吾亦任之而已。”
他把这篇文章写出来，果然廖绪初就为他作了一序，以后谢绶青也为他写了一跋。当时他未用本名，是用的别号“独尊”二字，盖取“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意。绪初也是用的别号，取名“淡然”。廖的序云：
“吾友独尊先生，发明厚黑学，恢诡谲怪，似无端崖；然考之中外古今，验诸当世大人先生，举莫能外，诚宇宙间至文哉！世欲业斯学而不得门径者，当不乏人。特劝先生登诸报端，以飨后学。异日将此理扩而充之，刊为单行本，普渡众生，同登彼岸，质之独尊，以为何如？
民国元年，三月淡然。”
谢的跋云：
“独尊先生厚黑学出，论者或以为讥评末俗，可以导人为善；或以为凿破混沌，可以导人为恶。余则曰：厚黑学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如利刃然，用以诛盗贼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用厚黑以为恶则为恶人，于厚黑无与也。读者当不以余言为谬。谢绶青跋。”
于是厚黑学就从此问世了。果然不出王简恒雷民心诸人所料，厚黑学发表出来，读者哗然，他虽是用的笔名，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李宗吾作的。“淡然”二字，大家也晓得是廖绪初的笔名。但廖大圣人的称谓，依然如故；而宗吾则博得了‘李厚黑’的徽号。当时，他也曾后悔不听良友的劝告；继而以为此事业已作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倒不如把心中所蓄积的道理痛痛快快说出来，任凭世人笑骂好了。于是而又采用四书的文句，写了一篇厚黑经；袭取宋儒的语录体，写了一篇厚黑传习录，在他的传习录中，又特别提出“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及“办事二妙法”三项，加以详说，以为古今来的“官场现行”绘出一逼真的写照，而自己便索性以“厚黑教主”自命，甘愿一身担当天下人的罪恶，大有耶稣背十字架的精神，笑骂也由他、杀戮也由他，却不能动摇教主的尊严。同时，他还写了一篇我对于圣人的怀疑，抨击儒家的四书五经和宋元明清学案，这篇文章，当时虽未发表，但知道的人却不少。于是社会上对他的非议，就日甚一日了。当廖绪初任省长公署的教育科长时，宗吾任副科长。其实各校的校长，各县的县视学，任免之权，操诸教育科。凡是得了好处的人，都称颂说：“这是廖大圣人的恩赐呀！”如有被免职的，被记过的，要求不遂的，预算被核减的，他们便对人说：“这一定是李厚黑从中玩的把戏！”简直成为“善则归廖绪初，恶则归李宗吾”了。若说是绪初把得罪人的事情向他身上推卸吗？则又不然，有人向绪初说及宗吾的坏话，他立刻便说：“某某事是我主张办的，某人怪李宗吾，你可叫某人来，我当面对他说，与宗吾无干。”无奈绪初越是解释，众人越说绪初是圣人，你看，李宗吾干的事，他还要替他受过，非圣人而何？李宗吾能使绪初这样做，非大厚黑而何？虽然宗吾后来也博得圣人的徽号，不过圣人之上，还冠有‘厚黑’二字罢了。
他既已发表了这种学说，便收不住马了，独居即思考厚黑，见人即讲说厚黑，甚且把他的朋友们一一加以分析，看谁是厚，谁是黑，谁是厚黑兼备。相传人的颈子上，都有一条刀路，刽子手杀人，顺着刀路砍去，一刀就把脑壳削下。所以刽子手无事时，与人对坐闲谈，就留心看你颈上的刀路。他自发明了厚黑学之后，遇事遇人，无不拿出厚黑的尺度去衡量一番，这便是用的刽子手看刀路的方法。他说：滔滔天下，无在非厚黑中人，平日与朋辈往还之际，若是本着他的法子去研究，包管生出无限趣味，比读四书五经二十五史受的益处还多。
因此，他遇着人想在他身上行使厚黑，叨叨絮絮，说个不休；他便瞪起眼睛看着那人，一言不发。于是那人便脸红起来，噗哧一声笑道：“实在不瞒你先生，当学生的真是无法了，只有在老师名下，行使点厚黑学。”他便说：“可以！可以！我成全你就是了！”关于这类的事，他有一种说明：俗语，“对行不发货”，奸商最会欺骗人，独在同业前不敢弄假。他苦口婆心，劝人研究厚黑学，意在使大家都变成内行。假如有人想玩弄点厚黑把戏，不妨说明了来干，如此则施者受者，可以心安而理顺。
他说，厚黑学这门学问，就等于拳术，想学就要学得精；否则不如不学，安分守己，还免得挨打。若仅仅学得一两手，甚或连拳师的门也未拜过，一两手都未学得，远远望见有人在习拳术，自己就要向前伸手伸脚，怎能不遭人痛打呢？所以有人问他道：“你的厚黑学，怎么我拿去实行，处处失败呢？”他问：“我著的厚黑丛书，你读过没有？”答：“没有。”又问：“厚黑学单行本，你读过没有？”答：“没有。我只听说你的主张：做事离不得面皮厚，心肠黑，我就试照这话去行。”他冷笑说：“你的胆子真大！听见厚黑学三字，就拿去实行，仅仅失败，尚能保全一条性命，还算是你的造化呢！”
他又说，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惟有厚黑学最特别，知也难，行也难。此中的玄妙，等于修仙悟道的口诀，古来原是秘密传授，黄石老人因张良身有仙骨，半夜三更传授他，张良言下顿悟，老人即以王者师期许他；无奈这门学问太精深了，所以史记上说：“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名善之，良叹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见这门学问，不但明师难遇，就是遇着了，也不易领悟。苏东坡曰：“项羽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帝忍之，养其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衣钵真传，彰彰可考。所以他打算做一部“厚黑学师承记”，说明此中的传授渊源，使人知道黄石公这类人，才能传授；像张良刘邦这类人，才能领悟。——此之谓“知难”。再则刘邦能够分一杯羹，能够推孝惠鲁元下车，其心地之黑还了得吗？独至韩信求封假齐王，他忍不住了，怒而大骂；倘非张良从旁指点，就几乎误事。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其面之厚还了得吗？沼吴之役，夫差遣人痛哭求情，勾践心中不忍，意欲允之；幸而范蠡悍然不顾，才把夫差置于死地。你想，就凭刘邦勾践这类人，事到临头，还需军师指挥督率，才能成功——此之谓“行难”。
因此，他就把厚黑学的施行，分出三种步骤：第一步，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这三步功夫，也可以说是上中下三乘。他说他是随缘说法，时而说下乘，时而说中乘，时而说上乘，时而三乘会通来说，听者往往觉得他的话互相矛盾，其实是始终一贯的。他讲厚黑学，虽是五花八门，东拉西扯，但仍是滴滴归源，犹如树上的千枝万叶，千花百果，都是从一株树上生出来的，枝叶花果之外，另有树的真生命在。所以他常引证金刚经道：“若以色见我，若以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他更说：厚黑二者，是一物的两面：凡黑到极点者，未有不能厚；厚到极点者，未有不能黑。举例来说：曹操的心至黑，而陈琳作檄，居然容他得过，则未尝不能厚；刘备的面至厚，而刘璋推诚相待。忽然把他灭掉，则未尝不能黑。可见在根本上说，二者是互相贯通的：厚字翻过来，即是黑；黑字翻过来，即是厚。从前有个权臣，得罪出亡，从者说道：“某人是你的敌人，他平日对你很好，何不前去投他？”答道：“此人对我果然很好！我好音，他就遗我以鸣琴；我好珮，他就遗我以玉环。可是他平日既见好于我，今日必以我见好于人，若是去见他，他一定把我缚献于君了。”果然此人从后追来，把随从的人，捉了好几个去请赏，这就是面厚变而为心黑的明证。有人问他：也有心黑变而为面厚的吗？他说：有！有！聊斋上马介甫那一段，所说的那位太太，就是由心黑一变而为面厚的明证。不过此中有一条公例：黑字专长的人，黑者其常，厚者其暂；厚字专长的人，厚者其常，黑者其暂。
他如此这般的大说其法，自称教主，自然是惊世骇俗，只有令人怪异。于是友人就善意劝他道：“你的怪话少说些罢！外面许多人指责你，你也应该爱惜名誉。”他说：“吾爱名誉，吾尤爱真理。话之说得说不得，我内断于心，在未说出未下笔之先，我必审慎考虑；既已说出，即听人攻击，我并不答辩。但攻击者说的话，我仍细细体会，如能令我心折，我还是加以修正的。”有时友人不客气地责他道：“你何必天天说这些鬼话呢？”他说：“我是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什么？但我发表的许多文字，又可说：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亦无不可。”如有人对他说：“某人对你不起，他如何如何。”他便说：“我这个朋友，他当然这样做；如果他不这样做，我的厚黑学还讲得通吗？我所发明的是人类的大原则，我这个朋友，当然不能逃出这个原则。”也有人为他提倡厚黑学，当面骂他是个坏人；他即还骂他道“你是宋儒！”听者不解他的意思，还以为得胜而去。接着他便自加说明道：“要说坏，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坏人；要说好，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圣人。就宋学而言，宋儒是圣人，李宗吾是坏人；就厚黑学而言，李宗吾是圣人，宋儒是坏人。故骂我为坏人者，其人即是坏人，何以故？是宋儒故。”
他这样的嬉笑怒骂，毫无顾忌，自然得罪了社会，尤其得罪了以卫道自命的大人先生。据说有一位关心世道的军人，首先出来对他声罪致讨，并著一《薄白学》，在成都某报纸连续发表，满口的道德话，对于厚黑学说大肆攻击，并且说道：“李宗吾呀，赶快把你的厚黑学收回去罢！”但他读后置之不理，许多人劝他著文驳辩，他便说：“这又何必呢？世间的学问，各人讲各人的，信不信听凭众人。譬如粮食果木的种子，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彼此无须争执，只是把它种在土里，将来看它的收获就是了。”他们就说：“你不答辩，可见你的理屈，是你的学说被他打倒了；我们如今不再奉你为师，要去与他拜门，学薄白学去。”他说：“你们去向他拜门，是很可以的；但是我要忠告你们几句话，厚黑经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国；苟不厚黑，箪食豆羹不可得。’将来你们讨口饿饭，不要怪我！”后来那位薄白学的发明家，因着有贪污横暴的事实，他的脑袋被人截下来，挂在成都少城公园的纪念碑上示众若干日，人人反大为称快，这真是一件怪事了！
如今我们再反观一下厚黑教主的操行如何呢？他以为薄白学是可以藏在心里去实行，不必拿在口头上说的；厚黑学，也是可以藏在心里去实行，决不许拿在口头上说的。当年王简恒雷民心所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话，他承认是至理名言。但他既把厚黑学公然发表了，而且还逢人对人的强聒不休，于是就又变出了一条公例，那便是厚黑学，是“说得做不得”的。所以自他发表了厚黑学以来，反成了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刚一动念，自己就想道：“像这样做去，别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去。你想，重庆关的监督，是何等的天字第一号的肥缺呀！但他不肯干，即有人劝驾也不干。官产竞卖处和官产清理处的经理处长，也不能不说是发财的机会罢！但前者他要求减薪，后者的裁撤时，落得没有归家的路费。于是他自己解嘲说：“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呀，厚黑学呀，你真是把我误了！”
他对于厚黑学的见解，约分前后两期。前期的厚黑学，大略如此；后期的厚黑学，是他思想发展后的另一种看法，等到若干章以后，再为叙述。
①甑子是蒸饭的器具，此处犹常言所谓饭碗之意。
②讨口即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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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与力学
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民国九年，是宗吾思想发展史上的新纪元。他的厚黑学，实在说是渊源于荀子性恶说的，在学理上也不能说是没有根据；但在这时，他自己也觉得这种根据的不满足了。一日，他与同学曾圣瞻在茶馆内闲谈，圣瞻就向宗吾道：“朋辈中要算你的思想最锐敏，你何必老是用在开玩笑的方面呢？应该好好的研究一种学理，如果有所发明，也是朋辈的光荣啊。”他对这话深为感动，又从厚黑学作进一步的研究。他以为厚黑学与心理学有关，乃遍寻中外心理学诸书来阅读，久之亦无所得。他既陷于茫然无所适从，于是索性将古今人的说法，尽行扫去，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一日，在街上行走忽然觉得人的天性，以“我”字为本位，仿佛面前有许多圈子，将“我”围住，层层放大，有如磁场一般；而人心的变化，处处是循着力学规律走的。他从古今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西洋学说上，四方八面，印证起来，处处觉得可通。在这时候，大有禅宗顿悟的光景。其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传至中国，也将爱氏的学说和牛顿的学说，应用到心理学上，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就在这一年中，写一专论，标题为“心理与力学”，将人世一切事变，悉用力学和数学来解释。后经十余年的研究，补充整理，才扩大为一专书问世，此书就算是他思想的中心。
当时，他既创出这一臆说，便想使之成为公例。他首先从孟子的“人性论”研究起，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他说这个说法，就是有破绽的。试任请一位当母亲的，把她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如母亲抱着他吃饭，他就伸手来拖母亲的碗，若不提防，就会把碗打碎，这种现象，何尝是爱亲？又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孩见了，就伸手去夺，如果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他立刻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他的口中，这种现象，又算不算爱亲？当小孩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哥哥走近前，他就推他打他，这种举动，又何尝是敬兄？五洲万国的小孩，无一不如此。事实上既有了这种现象，孟子的性善说，岂不是显然有破绽吗？然则孟子所说的“孩提爱亲，及长敬兄，”究竟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只好用研究物理学的法子去研究。盖人的天性，以“我”为本位，我与母亲相对，小儿只知有我，故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在自己口中。母亲是哺乳我的人，哥哥是分我食物的人，把母亲与哥哥比较，觉得母亲与我更接近，所以小儿就爱母亲。稍长的时候，与邻人相遇，把哥哥与邻人比较，觉得哥哥与我更接近，自然就爱哥哥。由此推之，走到异乡，就爱邻人；走到异省，就爱本省人；走到外国，就爱本国人，其间有一定的规律。他的规律，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可见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内部藏了一个“我”字，不过没有说明出来；若是补个“我”字进去，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下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这个图，就是人心的现象。这个现象，很像物理学上所讲的磁场一般，其规律与地心吸力相似。由此知人的心性，与磁电相同，与地心吸力相同，故牛顿所创的公例，可适用于心理学。
外国人→本国人→本省人→邻人→兄→亲→我
但上图是否正确，还须加以考验：假如暮春三月，我们约同二三友人，出外游玩，看见山明水秀，心中非常愉快；走至山水粗恶的地方，心中就不免烦闷。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类好，心中就愉快，物类不好，心中就不愉快。又走至一个地方，见地上许多碎石，碎石之上，落花飘零，心中对于落花，不胜悲感，对于碎石，则不甚注意。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石是无生之物，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所以常常有人作落花诗，落花赋，而不作碎石歌，碎石行；古今诗词中，吟咏落花，推为绝唱者，无一不是连同人生来描写的。假如落花之上，卧一将毙之犬，哀鸣宛转，入耳惊心，立把悲感落花之心打断。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花是植物，犬与我同是动物，故不知不觉，对于犬特表同情。又假如途中见一狞狰恶犬，拦着一人狂噬，那人持杖乱击，当此人犬相争之际，我们只有帮人之忙，断不会帮犬之忙。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犬是兽类，我与那人同是人类，故不知不觉，对于人更表同情。我与友人分手归家，刚一进门，便有人跑来报道：你先前那个友人，走在街上，同一个人打架，正在难解难分；我听了立即奔往营救，本是人与人打架，因为友谊的关系，故我只能营救友人，不能营救那人。我把友人拉至我的书房，询问他打架的原因，正在倾耳细听，忽然房子倒下来，我先急忙跳出门外，回头再喊友人道：你还不跑出来吗？请问一见房子倒下，为什么不先喊友人跑，必待自己跑出门了，才回头来喊友人呢？这就是人的天性，以“我”为本位的明证。
我们把上述事实，再绘如下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犬，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其规律是“距我越远爱情越减，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此图与前图是一样的。此图所设的境界，与前图全不相同，而得出的结果还是一样，足证天然之理实是如此。今再总而言之，凡有二物，同时呈于吾前，我心不假安排，自然会以“我”为本位，视距离我的远近，定爱情的厚薄，正与地心吸力，电磁吸力，无有区别。
石→花→犬→他人→友→我
孟子主张性善，还有一个证据，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其中的破绽，就在文字上都可看得出来。他上文明明提出“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只说“恻隐”不说“怵惕”了呢？这就是一个破绽。怵惕是惊惧的意思，其源出于“我”字。当乍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心目中共有三物，一是“我”，二是“孺子”，三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之物。见孺子将入井，突有一“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所以会怵惕，接着便向孺子表同情，不能向井表同情；但必须先有我，才有孺子，因为我怕死，才觉得孺子入井是不幸的事。假如我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认为无足轻重的事，不会起怵惕心；看见孺子将入井，当然也认为无足轻重的事，断不会有恻隐心。没有我，即没有孺子；没有怵惕，即没有恻隐。孺子是我的放大形，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孟子教人把恻隐之心扩充起来，本是很好的；只是少说了这样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于是就启后人的误会，生出流弊来。尤其是后来的宋儒，未能察出此点，以为恻隐是人性的本源，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一切议论，以恻隐为出发点，不以怵惕为出发点，就未免泯灭人性了。他们的学问，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入手工夫，于是竟把怵惕认为人欲，想尽法子去铲除，那便是去怵惕存恻隐了；殊不知怵惕是恻隐的来源，把怵惕去了，怎么会有恻隐呢？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怵惕’的工作，门人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张南轩的父亲张魏公，符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他父亲的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程子自己，自然的去了怵惕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无怪戴东原说宋儒是“以理杀人。”
人类的心理，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力有离心向心二种：第一图层层向外发展，是离心力的现象；第二图层层向内收缩，是向心力的现象。孟子站在第一图里面，向外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孩提爱亲，稍长爱兄，再进则爱邻人，爱本省人，爱本国人，层层放大，如果再放大，还可放至爱人类爱物类为止，因断定人性是善的，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善性扩充起来。荀子站在第二圈外面，向内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看见花就忘了石，看见犬就忘了花，看见人就忘了犬，看见朋友就忘了他人，层层缩小，及至房子倒下来，赤裸裸的只有一个我，连至好的朋友都忘去了，因断定人性是恶的，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恶性抑制下去。实则这种现象，无关于性善性恶，只需假定：“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把牛顿的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心理学上，把心理物理，打成一片去研究，岂不简便而明确吗？何苦将性善性恶的名词，哓哓然争论不休呢？
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所说的怵惕恻隐，内部俱藏有一个“我”字；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对于第一圈之“我”，则略而不言。杨朱取“为我”，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第二圈以下各圈，则置之不管，墨翟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划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们两家，都不知道：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些差等的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
至于宋儒“去私”之说，也应当加以分析的研究。私对公而言，二者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假使只知有我，不顾妻子，环吾身划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环妻子划一个圈，而弟兄在圈之外，弟兄又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划一个圈，而邻人在圈之外，邻人又说我徇私；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划一个圈，而国人在圈之外，国人又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划一个圈，而他国人在圈之外，他国人又说我徇私；这只好把“国人”这个圈撤去，环人类划一个大圈，才可说是“公”。但这还不能说是公，假使世界动植矿都会说话，禽兽一定说：你们人类为什么要宰杀我们？未免太自私了。草木问禽兽道：你为什么要吃我们？未免太自私了。泥土沙石问草木道：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吸取养料？未免太自私了。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你为什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你地心未免自私。太阳又可以问地心道：我牵引你，你为什么不拢来，时时想向外逃走？并且还暗暗的牵引我，你地球也未免自私。再反过来说，假令太阳怕地球说他徇私，他不牵引了，这地球早不知飞向何处去了。地心怕泥土沙石说他徇私，也不牵引了，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地球也就立即消灭了。这样的推想起来，即知道：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通常所谓公，是划了范围的，范围以内的人谓之公，范围以外的人仍谓之私。又可知道：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私”字之除不去，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如果除去了，就会无人类、无世界。宋儒“去私”之说，如何行得通？
太阳→地球→草木→禽兽→人类→国人→邻人→弟兄→妻子→我
请问私字既然是除不去，而私字留着，又未免害人，应当如何处治呢？答曰：这是有办法的，人心之私，既是通于万有引力，我们用处治万有引力的法子，处治人心的私就是了。就如上所绘三图，大圈小圈层层包裹，完全是地心吸力现象，厘然秩然，我们应当取法它，把世间一切事物，安排得厘然秩然，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而人世就可相安无事了。
次从古人事迹上求心理的轨道：
他说：人心虽是不可测度，但从他所做的事上，即可把他的心理考察出来。一部二十四史，是人类心理留下来的影像，我们取历史上的事迹，本力学规律，把它绘出图来，即知人事纷纷扰扰，皆有一定的轨道。作图之法，例如心中念及某事，即把那事作为一个物体。心中一念及它，即是心中发出一根力线与之连结。心中喜欢它即是想把它引之使近；如不喜欢它，即是想把它推之使远。从这个相推相引之中，就可把轨道寻出来。
孙子说：“吴人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是舟将沉下水去，吴人越人，都想把舟拖出水来，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平日的仇人都会变成患难相救的好友。凡是历史上的事，都可本此法，把它绘图研究。
韩信的背水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汉兵被陈余的兵所压迫，前面是大河，是死路，惟有转身来，把陈余的兵推开，才有一条生路，人人如此想，即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乌合之众，可以团结为一。其力线的方向与韩信相同，韩信就坐收成功了。
张耳陈余，称为刎颈之交，算是至好的朋友，后来张耳被秦兵围困，向陈余求救，陈余畏秦，不肯应援，二人因此结下深仇，这是张耳将秦兵向陈余方面推去，陈余又将秦兵向张耳方面推来，力线方向相反，所以至好的朋友，会变成仇敌。结果，张耳帮助韩信，把陈余杀死在泜水之上。
赢秦之末，天下苦秦苛政，陈涉一呼，山东豪俊，群起响应，无人从中联络，自然结合起来。这是众人受秦的压迫久了，人人心中都想把他打倒，利害相同，心理相同，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不消联合，自然联合。
刘邦项羽，起事的时候，大家志在灭秦，目的相同，成了合力线，所以异姓之人，可以结为兄弟。后来把秦灭了，目的物已去，现出了一座江山，刘邦想把它抢过来，项羽也想把它抢过来，力线相反，异姓兄弟，就血战起来了。
当项羽称霸的时候，刘邦心想：只要把项羽灭了，我就好了！韩信彭越也想：只要把项羽灭了，我就好了。他们的思想相同，自然成为合力线，所以垓下会师，立把项羽扑灭。项羽既灭，他们君臣，更无合力的必要，彼此的心思，就趋往权利上去。但权利这个东西，你多占了，我就要少占，我多占了，你就要少占，力线是冲突的，所以汉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
唐太宗取隋，明太祖取元，起事之初，与汉朝一样；事成之后，唐则兄弟相杀，明则功臣族灭，也与汉朝无异。大凡天下平定以后，君臣力线，就生冲突，君不灭臣，臣就会灭君，看二力的大小，定彼此的存亡。李嗣源佐唐庄宗，灭梁灭契丹，庄宗之力，制他不住，他就把庄宗的天下夺去了。赵匡胤佐周世宗，破汉灭唐，嗣君之力，制他不住，他也把周之天下夺去了。这就是刘邦不杀韩彭诸人的反面文字。
汉光武平定天下之后，邓禹耿弇诸人，把兵权交出，闭门读书，这就是看清了光武的路线，先行让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就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叫他们自家让开。究其实，汉光武宋太祖的心理与汉高祖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也不能说汉光武宋太祖度量宽宏，只能说，这是一种力学公例。
岳飞想把中原挽之使南，秦桧想把中原推之使北；岳飞想把徽钦二帝迎之使南，高宗想把徽钦二帝推之使北，高宗与秦桧，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其方向恰与岳飞相反，岳飞一人之力，不敌高宗秦桧的合力，故三字狱成，岳飞不得不死。
历史上，凡有阻碍路线的人，无不遭祸。刘先帝杀张裕，诸葛亮请其罪，先帝说：“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芳兰何罪？罪在生非其地，赵太祖伐江南，徐铉乞缓师，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鼾睡何罪？罪在睡非其地。古来还有一件奇事：狂矞华士兄弟二人，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这明明是空谷幽兰，明明是鼾睡自己榻上，宜乎可以免祸了；太公至营丘，首先诛之。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太公在那个时候，正想以爵禄驱使豪杰，偏偏有两个不受爵禄的人，横亘前面。这仍是阻碍了路线，如何容得他们？太公是圣人，狂矞华士是高士，高士阻碍了路线，圣人也容他不过，这可是普通公例了。
逢蒙杀羿，是先生阻了学生的路；吴起杀妻，是妻子阻了丈夫的路；汉高祖分羹，是父亲阻了儿子的路；乐羊子食羹，是儿子阻了父亲的路；周公诛管蔡，唐太宗诛建成元吉，是兄阻弟之路，弟阻兄之路。可见力线冲突了，就是父子兄弟夫妻，都要起杀机的。王猛见了桓温，即仕苻秦，殷浩不明白这个道理；范蠡灭了吴国，即泛舟五湖，文种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都遭失败。此外如韩非囚秦，子胥伏剑，嵇康见诛，阮籍免祸，我们试把韩非诸人的事实言论研究一番，又把杀韩非的李斯，杀子胥的夫差，以及容忍阮籍、诛戮嵇康的司马昭，各人心中注意之点寻出，考察他们路线的经过，即知道或冲突，或不冲突，确有一定不移的公例，存乎其间。
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道理本是对的，但他在当日，因这三句话得了重谤。我们今日读了，也觉得他是盛气凌人，心中有些不舒服，假使我们生在当时，未必不与他冲突。陈宏谋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这三句话的意义，本是与王安石一样，而我们读了，就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王安石仿佛是横亘在路上，凡有“天变”、“人言”、“祖宗”，从路上经过，都被他拒绝转去。陈宏谋是把“己”字、“人”字、“数”字，列为三根平行线，彼此不相冲突。我们听了王安石的话，不知不觉置身“人言不足恤”的那个“人”字中；听了陈宏谋的话，不知不觉置身“毁誉听之于人”的那个“人”字中。我们心中的力线，也是喜欢人家相让，不喜欢人家阻拦，所以不知不觉，对于王陈二人的感情就不同了。如果悟得此理，应事接物，必有无限受用。
再次，则按照力学及磁电学的规律，说明各种心理的轨道。
他说：我们把物体的分子，加以分析，就得原子，把原子加以分析，就得电子，电子是一种力，这是科学家已经证明了的。人是物体中的一种，我们的身体，是电子集合而成，身与心本是一物，所以我们的心理，不能逃力学的规律，不能逃磁电学的规律。
磁电的作用，是相推相引；人的心理，也是如此。人有七情，大别之只有好恶二种。心所好的东西，就引之使近，心所恶的东西，就推之使远，其现象与磁电相同。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情的混合物，只算有知情二者。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他相推相引的作用，是情的现象，能够判别同性异性，又含有知的作用，可见磁电也是有知情的。人类男女相爱，是异性相引；同业相嫉，是同性相推。阳电正在需要阴电的时候，假使再来一个阳电，要分他的阴电，他自然要把他推开，阴电推阴电，其理亦同，犹如小儿吃东西时，见哥哥来了，用手推他打他是一般。至于阴阳电相遇，各遂所欲，自然相吸相引，其现象也与人性一样。
宇宙间无论有形之物，无形之物，都含有向内牵引之力，通常所称的心，是由于一种力，经过五官出去，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集合而成的。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我注目视之，即是一种力从目透出，与那个物连结。我将目一闭，能够记忆那物的形状，即是此力把物拖进来绾住了。我们把心中所有的知识，一一细考其来源，即知无一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其经过的路线，不外眼耳鼻舌身，虽说人能够发明新理，但是仍靠外面收来的知识作基础；犹之建筑房屋，全靠外面购来的砖瓦木石一般。假如把各种知识的来源查出了，从目进来的令他仍从目退出去，从耳进来的，令他仍从耳退出去，其他一一从来路退出去，我们的心，即空无所有，只有一团浑然的力。
我们细察己心，种种变化都是依着力学轨道走的。狂喜的时候，力线向外发展；恐惧的时候，力线向内收缩。遇着意外变故，欲朝东，东方有阻，欲朝西，西方有碍，力线转折无定，心中就成慌乱之状。对于某种学说，如果承认他，自必引而受之，如果否认他，自必推而去之。遇一种学说，似有理，似无理，引受不可，推去不能，就成狐疑态度。人心推究事理，依直线进行之例，一直前进，推至甲处，理不可通，即折向乙处，又不可通，即折向丙处，此心之曲折，与溪水的迂回相似。水本是以直线进行的，虽是迂回百折，仍不出力学公例；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此外尚有种种现象，细加研究，终不外推之引之两种作用。有时澄心静坐，万缘寂灭，无推引者，亦无被推引者，如万顷深潭，水波不兴，即呈一种恬静空明之象。此时之心，虽不显何种作用，其实千百种作用都蕴藏于内。人的心理，与磁电相通，电气中和的时候，毫无作用，一起作用，其变态即不可思议，如能明白磁电之理，则人的心理就可了然了。
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线，各力线俱向外发展，宜乎触处冲突，何以平常时候，冲突之事不多见？这是因为力线有种种不同的缘故。有力与力不相交的，此人做甲事，彼人做乙事，各不相涉。有力与力相消的，例如有人起意想害某人，旋想他的本事也不小，我怕惹不了他，因而中止。有力与力相合的，例如抬轿的人，举步的快慢，自然能够一致。有力与力相需的，例如卖布的与缝衣的，有布无人缝，有人缝无布卖，都是不行的，相需为用，自然彼此相安。又有大力制止小力的，例如小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父母忽命他做某事，他心中虽是不愿，仍不能不做，这是父母之力，把他的反作用力压服了。又如交情深厚的朋友，小有违忤，也能够容忍，这是因为彼此间的凝集力很大，小小冲突之力，自然不能表现。更有大力吸引了小力的，如有一人，吸引力特大，他能够把前后左右的人，吸引来成一小团体，成了团体后，由合力作用，其力更大，又向外面吸引，越吸引越大，就可以风行天下了。我们仔细考察，即知人与人相接，力线交互错综，如网一般，有许多线，不惟不冲突，反是相需相成，人类能够维系，以生存于世界，就是这个道理。
人世一切事变，都是人与人接触而生的。一个人，一个我，可假定为数学上的二元；一个Y，一个X，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一）直线，（二）圆，（三）抛物线，（四）椭圆，（五）双曲线。人事千变万化，总不外人与人相接，所以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五种轨道。前面所举历史上的例子，皆属乎“二直线”；由“我”为中心所绘的三个圆图，则属乎“圆”。此外还有抛物、椭圆，双曲三种，说明如下：
什么是抛物线呢？我们向外抛出一石，这是一种离心力，地心吸力，吸引此石，是一种向心力。石的离心力，冲不破地心吸力，终于下坠，此石所走的路线，即是抛物线。弱小民族，对于列强所走的路线，就是抛物线。例如印度人民想独立，这是对于英国生出一种离心力；而英国用强力把他制伏下去，冲不破英国的势力范围，这等于抛出之石冲不破地心吸力，终于坠地一般。
什么是椭圆呢？我们抛出之石，假定不受地面阻挡，此石会绕过地球，仍回到我之地位，而旋绕不已，成为地球绕日状态，这种路线叫做椭圆，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结合而成。自数学上而言，有一点至两定点的距离，其和恒等，此点的轨迹，名曰椭圆。所谓其和恒等，也就是其值恒等。例如买卖之际，顾客交出金钱，店主交出货物，二者之值相等，即可看作一物。这是顾客抛出一物，绕过店主，回到他的本位；在店主方面看来，也是抛出一物，绕过顾客，回到他的本位，成一种椭圆形，买卖二家就心满意足了。顾客有金钱，不必定向某店购买，这是离心力；但某店中的货物，足以引动顾客，又具有引力。店主有货物，不必定卖与某客，这是离心力；但某客怀中的金钱，足以引动店主，又具有引力。由引力离力的结合，顾客出金钱，店主出货物，各遂所欲，交易乃成，是为椭圆状态。又如自由结婚，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的爱情足以吸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的爱情足以吸引他，引力离力，保其平衡，也是椭圆状态。
地球绕日，引力和离力，两相平衡，成为椭圆状态，故宇宙万古如新。社会上一切组织，必须取法这种状态，才能永久无弊。我国婚姻旧制，由父母主持，一成夫妇，终身不改，缺乏了离力，所以男女两方，有时常感痛苦。外国资本家专横，工人不入工厂做工就会饿死，离不开工厂，缺乏了离力，所以要社会革命。至若有离力而无引力，更是不可。上古男女杂交，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是缺乏了引力。我国各种团体，有如散沙，也是缺乏了引力。所以政治家创立制度，不可不把离心向心二力配置均平。
什么是双曲线呢？有一点至两定点的距离，其差恒等，此点的轨迹，就叫做双曲线，其形状，有点像两张弓反背相向一般。凡两种学说，或两种行事，背道而驰即可称为走入双曲线的轨道。例如性善说和性恶说，恰相反对，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越讲越精微，相差越远，犹如双曲线越引越长，相离越远一样。究其实，无非性善性恶之差，是谓其差恒等。又如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者是背道而驰的；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二者也是背道而驰的，凡此种种皆属乎双曲线。
我们把各种力线详加考察，即知我与人相安无事的路线有四：（一）不相交之线，我与人目的物不同，路线不同，各人向着目的物进行，彼此不生关系。平行线，是永远不相交，有时虽不平行，而尚未接触，亦不生关系。（二）合力线，我与人利害相同，向着同一的目的进行，如前面所说的吴越人同舟共济者是。（三）圆形，宇宙间事事物物，天然是排得极有秩序的，凡事都有一定的范围，我与人有一定的界限，倘能各守界限，你不侵我的范围，我不侵你的范围，彼此自然相安。（四）椭圆形，凡属权利义务相等之事，皆属乎此种，此四线中，第一第三两种线的结果，是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第二第四两种线的结果，是人己两利。我们每遇一事，当熟察人己力线的经过，如走此四线，人与我绝不会发生冲突。
此外，他更说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多藏有力学原理，而加以引证。然后下一结论道：宇宙之力是圆陀陀的，周遍世界不生不灭，不增不灭，吾人生存其中，随时都可以发现其理。有人看见一端，即可发明一条定理。例如看见苹果坠地，即发明万有引力；看见壶盖冲动，即发明蒸气；看见磁铁的功用，即发明指南针；看见死蛙运动，即发明电气。所有种种发明，可说是同出一源。因为苹果坠地，是力的内敛作用；壶盖冲动，是力的外发作用；磁气电气，是力的外发内敛两种作用。达尔文看见宇宙之力，向前发展，如水在河中能适应环境，就创出进化论。又见进化中所得着的东西，能够借收敛作用，把持不失，就说有遗传性。此外种种科学，与夫哲学上的种种议论，都是从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生出来的，譬如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果，有人在树上摘下一花，又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枝一叶，为物虽是不同，其实都是在一株树上摘下来的。所以百家学说，归于一贯；中西学问，可以相通。——这便是宗吾在民国九年的一种大收获，也是他的思想由破坏而走到建设方面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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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打校长的奇案
宗吾于民国十年，再任省视学，即逢到一个离奇的案件，命他彻查。那个案件是四川混乱局面中教育上的重要文献，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动态；同时，也可以看出宗吾办事的真本领。他充当省视学数次，前后任职近十年，我们举出此一事，更可见出他充任此职时的作风了。
那个案件是这样的：川北遂宁省立第三师范校长王某，奉委到校接事，被学生痛打一顿禁闭起来；接着又倒吊起来，再打一顿，后由当地驻军范司令营救出来。于是一场大波，遂轩然而起。
四川自改元以来，军政极端混乱，无论大小官吏及各校校长，委任之权，并不完全操诸省政当局。即如省立学校的校长一职，驻军可以委任，道尹可以委任，甚至县长也可以委任。这位被禁闭被吊起两次被打的王校长，是由嘉陵道尹黄肃方委任的。他到校被打被关起之后，遂宁县知事，同管狱员李某，即到校对学生说道：“新校长来接事，你们不要他接也罢，为什么不放他出来呢？”学生说：“校中没有所谓新校长，只来一个偷儿，已经被我们捉住，随后即与知事送去。”那位知事是一位老宦场，说话时总是自称“本知事”字样，学生笑道：“起初不知你贵姓，如今才知你姓本，你这个本知事……”对他百般讥嘲，他也只得退出。其时王校长拘禁在会客室的隔壁，听见知事说话，就想呼喊，看守他的学生，把木棒高举起来说：“你喊，立刻把你打死！”知事出来后，又请各机关首长，前往请把校长释放，学生不允。这时知事只得电呈道尹，道尹立即覆电，令他率队入校，将校长救出。不料覆电一到县，即被校中探知了。于是他们连夜准备，校中本有木棒哑铃，及练习兵操的废枪若干支，又教职员中某甲有手枪一支，都一齐准备应战了。
次日，知事的队伍一到。学生便提起木棒哑铃一齐打上去，队丁即用枪筒还击，接着学生方面督战的人喊道：“向前夺枪啊！”队丁见势不好，枪声响了，于是乒乒乓乓的打起来。知事听见枪声大作，也唬慌了，就急命退兵，但双方已多有负伤，血淋淋的躺了一地，只好抬入医院。学生见同学负伤，愤怒极了，于是又把王校长拖出来，指着他说道：“因为你要做校长，才闹得这样！”接着用袍哥的话说：“拿来把他称起！”称起者，吊起之谓也。随即反缚两手，从背后吊起，这种方式，俗称为‘打鸭儿扑水’。吊起即打，打后重行禁闭。其时学生把守校门，断绝交通，教职员一律禁止出外，延至半下午，遂宁各机关不得消息，恐校长有生命危险，乃请驻军范司令营救，范司令带队入校，声言非将校长交出不可，学生不得已，才将校长交范司令带去。
学生将校长交出后，遂即办一公函与范司令道：“王某来校接事，因为声望不孚，我们否认他，他跑在知事衙门住了许久，怂恿知事率队来校，枪伤多人，我等义愤填膺，奋不顾身，立将该王某当场捕获，兹特送交贵司令，请予从严惩办。”于是王校长遂由拘禁室的囚徒，变而为战场上的俘虏了。然而学生的妙计尚不止此；当王校长第一次被打时，他的私章被学生搜去，即替他撰此电文，呈报上峰，并通电各处，弄得军政各机关及社会人士，均莫名其妙，及至送交范司令后，又替王校长发出通电云：“某读书有年，粗知自爱，校长不当，何关荣辱？不谓知事积恨学生，率队到校，枪伤多人。特电声明，用免牵累。”学生的计策，已经很妙了；那想还有更妙的呢：
该校修身教员邬某，是遂宁高等小学的校长，开枪的那一天，他适来上课，随后知事的队伍即到，及至队伍退去，他知本日不能上课了，就要回去。不意刚出校门，学生在后呼道：“邬某你转来！”他也只得转回，学生便对他说：“你是知事的侦探！你一到，知事的兵也到，这些兵就是你带来的！”大家喊：“把他扣留起！”于是邬某又失却自由。学生一面拍案，一面指着自己的鼻梁骂道：“邬某，你以为老子们好惹吗？老子们里头棒老二、（土匪）都有，你晓得吗？”高小教职员来校，请求释放他们的校长，学生不允。直到下半天，王校长被范司令索去了，学生忽然又向邬某说：“我们误会了，此事与你无干，很对不起！”邬某方欲起身要走，学生说：“不忙走，还要开教职员联合会，请你也参加。”邬某即以高小校长的资格与会，把高小来接校长的那些人，连同本校教职员开了一个联合会。教职员中某甲口撰电文，请邬某笔录，大意是说：王校长如何卑污，黄道尹如何违法，某知事如何蛮横，学生如何受屈，我辈旁观者清，义难坐视，特将真象陈明，以彰公道。此电用教职员名义发出，由邬某以遂宁高小校长领衔，命人回校将校印及私章取来印了，邬某方得脱身回校。
学生跟即发出许多印刷品，请求各界主张公道，请求各县父老援助。成渝各报揭载该校风潮经过，大旨与教职员通电相同。其时杨省长下野，由政务厅长向楚暂代，却不能对外发布命令；遇有非办不可的案件，则用快邮代电行之。遂宁此案，只好函请嘉陵道尹办理。但经此真象淆乱，省议会提案弹劾黄道尹，并派代表质问向厅长，学生受此冤屈，为何置之不理？京沪同乡会亦来电质问黄道尹，并言速将某知事及王校长送交法庭惩办，否则就要宣布他的罪状于全国。当时，重庆又成立各军联合办事处，主持川政，学生即分派代表赴成渝两地呼吁，宗吾正赋闲家居，研究他的心理与力学，不意省方竟委他为嘉陵道的省视学，于是这件纷如乱丝的奇案，就落到他的头上来了。
此案便是厚黑教主试验他的本领的时候了。他任职后，即出省查学，省署教育科长曾浴春即对他说：“省立三师的风潮，黄道尹和王校长时时有文电来省，牛头不对马面，真相不知如何，此案已委黄道尹查办，你于查学之便，不妨去调查一下。”他出省行至龙泉驿，前面来了两个学生，看见他行李上的标记，即问他道：“你是不是省视学李先生？”他答道：“我即是李宗吾。”学生说：“我们是三师学生的代表，校中听说先生重任省视学，素知先生办事认真，主张公道，我们受了黄道尹王校长的蹂躏，非先生来，我们的冤是不能伸的。所以特派我二人前来欢迎，并到省署议会请愿，今既相遇，请从速前往！”他答应了，二生仍向省垣而去。
他行至乐至县，正遇该县学款发生纠葛，即劝学所的产业，被强有力者佃去，又转佃于别人，从中获利数倍，已有多年了。历任主持县教育者，亦无如之何。他过这县，便与县视学蒋恕凡商议，议定章程，呈上峰核准，投票竞佃，结果增加学款四五倍。当他正在乐至县召集学界人士开会讨论章程的时候，省立三师又派学生前来催往。他开会一毕，即前往遂宁，竟把行李搬入校中住起，从此就身落虎口了。
校中既陷入无政府状态，学生便成立一个自治会，主持全校事务。校中教职员，一律隶属于自治会之下，教职员出进，非向自治会请假得允，不许外出。有位张姓教员，家有病人，向自治会请假五次未允，竟不得归。宗吾到校后，即有教职员多人，向他诉说当局如何黑暗，学生如何受屈，接着学生又来诉说。其时遂宁知事已经重庆联合办事处撤任查办，尚住县署内，听见宗吾来查此案，便命人来说：“明早定准起身赴重庆，请今晚到署一谈。”他因时间已晚，恐回来校中关门，答应明日早膳后去会。
次日早起，学生即派代表来说：“我们要开欢迎会，请先生去一下。”他说：“查学是我的职务，不能说欢迎才查，此种会我不能到。”学生又说：“我们有话陈述。”他说：“好，那我可以到会。”他走到讲台上，学生纷纷向他诉说冤屈。他说：“你们既然这样说，我就照这几点查去，将来自有正当解决，此时照常上课就是了。”此后校中即雍雍肃肃照常上课，秩序良好。
他跟即到县公署去会某知事，新知事姓赵，他说旧任业已上船，此时赶去，还能会面。他赶至船上，旧任说：“你来得恰好！我的队丁受伤若干人，学生只有一人是枪伤，余均木器伤。这是混打之际，学生开枪误伤自己人，反诬说我的队丁开枪，因受撤任处分，我当赴重庆申诉。”他诧异道：“据我所闻学生打校长是实，开枪则是队丁，学生哪有枪来？”知事说：“有外国医生可证，医院伤单注明是土炮伤，县公署哪得有土炮？我已把伤单取下，带到重庆与学校打官司就是了。”
他立刻回到县署，对赵知事说：“此案太离奇了！此事本是委黄道尹查办，但黄道尹已被学生攻击得体无完肤，将来不是委省视学覆查，即委新知事覆查，抑或双方会查，都说不定。学生方面太厉害了！查此案者一定不得好结果；但我总是抱定排难解纷的宗旨做去，结果好坏，听之而已。此时我们可先结一密约：关于此案要点，我们即可着手查去，将来委我二人会查不说了，如单委你查，你的复文中即书明我是证人，如单委我查，我的复文中即书明你是证人。此事旧知事如何如何说，我们可到医院查去。”赵知事允诺，即同赴医院去了。据外国医生说：“学生队丁抬入医院的有若干人，均系木器伤，轻重不等；惟有一学生的脚上，受了子弹的擦伤。”宗吾问：“是不是土炮？”他说：“分不出是否系土炮，但知为一颗子弹擦伤。”宗吾问：“为何伤单上填为土炮？”他说：“并无其事。”遂入房中，取出英文伤单，解释给二人听。宗吾问：“除了这伤单外，曾否有中文伤单，或英文伤单，交与看护妇或贴在病人室中？”答：“只写此一张存在我的房中。”又问：“旧知事曾来过医院吗？”答：“不曾来。”又问：“县署曾派人来询问过吗？”答：“亦不曾派人来。”问答完毕，宗吾即与赵知事分手回校。
不意到了第三日，宗吾几乎挨打，是日，学生请他上讲堂，问他查得的情形如何？他说：“尚未查明，等到查明后再说。”学生要求说：“将来你回复的呈文，须先拿给我们看过，方能缮发。”他说：“这就奇了！我们查案子的人，政府授予全权；如果查报不实，你们可以依法起诉，在未呈复以前，慢说学生不能过问，就是省长也不能过问，他委我出来查案，我查错了，可以撤职，可以交法庭，可以判坐监狱；独不能叫我先把呈稿拿给他看，再发下来命我缮呈。”学生哗然说：“那倒不行！我们受此冤屈，业已对你说得明明白白，一切证据，也都检与你看了，你还说未查明白，这是显然系袒护王某（即王校长）！呈文不经我们看过，由你呈复上去，我们的冤还能伸吗？今天非先说清楚不可！”接着学生纷纷起来喊道：“那不行！那不行！”他见当时的情势，学生快要向他动武了，随即说道：“你们的意思，我完全了解，权且坐下听我说。”
他接着对全体学生说：“此案有两个要点：（一）你们说知事开枪，知事说你们开枪。（二）王某说你们打了他，你们说没有打他。只要把这两点查明，全案即算解决，其他皆是闲话，可以不管，我已经同赵知事如何结约，旧知事如何说，外国医生如何说，足见知事开枪是实，第一点总算是已经查明。只有第二点，我同赵知事查明后，再商量如何解决，总是朝息事宁人方面做去。至于今日你们疑我的原因，我也知道，我在校中查寝室，查自习室，查讲堂，事事都查，独于有个受伤的学生卧病在床，我没有去看，队丁开枪，校门上有子弹孔，也未去看，你们因疑我袒护王某。殊不知二者我都是清清楚楚的，校门上那个子弹孔，外面入口小，内面出口大，足证队丁向内射击，我业已看见了的。其所以未请校中人领导去看者，也有个原因：我既同赵知事结有密约，关于案中要点，即当共同负责，我既去拜见了他，他也应来回拜我，我等他来时，才请校中人领导去共同查看，共同判断。今日你们既有疑于我，我也不必多说，你们可派人拿我的名片去请赵知事来，让他径上讲堂，请他把和我谈的密话，和同到医院查明的情形，向你们宣布就是了。”说毕，他即退下讲堂。
不久，赵知事来了，一直走到讲堂上，他便对赵知事说：“我在县署说的话，和同到医院查询的情形，已向学生全行说出了，请你当众再说一遍，看与我说的符不符？”赵知事一一说毕，宗吾又问道：“当日我对你说查办此案应抱何种宗旨？”赵知事说：“你说应抱排难解纷的宗旨。”宗吾便向学生说：“现在你们可明白了，难道我还有意陷害你们吗？本来我们查案的人，不应将内容宣布出来，因为你们既有疑于我，也不防暂把查明的这一半告诉你们，其余的一半，我再同知事会查，你们不必过问，此案既委黄道尹查办，我们不能从他手中抓过来办，此时总是将事实查明，随后再说好了。我要忠告你们几句话：此事闹得这样大，总要想个解决的法子，我同赵知事既抱定排难解纷的宗旨而来，除了我二人，恐怕别人解决不了，你们总是安心上课，听候办理就是了。”学生遂无异说，这个难关，也竟安然渡过。
事后，他探知学生欲勒逼他依着他们的意思，作一呈文呈报上峰，如不允许，就打他一顿，把他同黄道尹王校长旧知事视为同一阵线的人，同样的攻击，免得让他在第三者方面说公道话。他们定下了这种计策，才派人欢迎他来校，初时对他很客气，这是所谓先礼后兵的作风；继而见他的态度，似乎于他们不利，遂准备动作；及至他到讲堂上宣布出来，所谓外国医生伤单啦，所谓排难解纷啦，都是于他们有利的，他们的气愤才消下去了。又加他在外面还结有一个攻守同盟的人，坐在衙门里面，是不受威胁的，古人云：“卫青不败由天幸”，他之不挨打，也真是天幸。他同赵知事结有密约，及到医院查伤单，也不过是就事办事；哪知到了后来，竟成了他的护身符。
从此以后，学生就与他讲亲善了，并且向他道歉说：“我们不知先生这样爱护学生，语言冒犯，要请先生原谅！”他说：“这算什么！怎说得上冒犯二字？我从前办学校，那些学生闹起事来，再三开导都不听，哪能像你们一说就明白？”从此以后，他也与他们讲亲善，颇为融洽。该校的经费，是按月在遂宁征收局拨领，风潮起后，黄道尹电饬征收局停发。他与赵知事合衔，请黄道尹转令照常发给，学生更是喜欢。
他初到校时，每请监学来说话，监学只二人，来时必参加两个教员，他很诧异。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他们一切办法都是布置好了的，见省视学如何说，他们即如何答，教职员为避嫌计，怕人说他私见省视学说出真情，所以一来就是四人。他得知此情，心想：“你们要避嫌。我偏要你们避不了。”因此他每日查学回来，就同教职员谈天，几个人在一处他也去，一人在房内他也去。有时也在教员寝室里，拿一本书躺在床上看，教员上课去了，他就睡一觉，与他们相忘于无形。有时又跑到学生寝息室，东谈西谈，一大群学生他也去，一个学生独处他也去。过了不久，教员学生也能单独到他的室中去闲谈了。
他表面上虽是装得坦然无事，而心里却是时时戒严，怕学生跑来打他。一晚，他业已睡了，忽然有人扣门，他问：“何人？”外面答：“我是学生。”他心里着急道：“完了，来打我了！”只得披衣起床，将灯燃着，一开门，进来两位学生，他问：“有什么事？”一生说：“校中没有校长，先生就如同我们的校长，我二人有点事请先生裁判一下。我同他赌钱，他输了七八串，我一让再让，只让他还我三千五百文。他约期几次未付，最后约定今天付，他仍是不付，我才把他的被条抱走了，请省视学裁判一下，看是谁的不对？”另一生说：“我欠他钱，并非不付，实在是弄不出钱来，我今天借了几处，都未借得，将来无论如何，是要还他的。今夜他把我的被条抱去，叫我怎么睡呢？”他听了二人的话，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就对先说话的学生道：“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今夜你先把被条还他，明天我请监学与你们裁判，如果此钱无着，你从我手中来取三千五百文就是了。”二人随即退去。次日，学生自治会听说这件事，认为有损大家的名誉，就用学校的名义把二生斥退了。
他是发明厚黑学的人，教职员有时问及，他就向他们大谈特谈，听者皆大欢喜。有一天，他对他们说：“校长是很容易当的，校长的资格，主要的条件是不讲气节。省立学校的校长，我也当过，上课有教员，排功课有教务，管理学生有监学，造报预决算有庶务会计，办公事有文牍，其他杂务书记，莫不有人。校长大可一事不管，整日睡觉，月支100元（当时的校长薪数）。请问校长是来干什么的呢？是来受气的。教员教错了怪校长，功课排错了怪校长，学生不守规怪校长，以及账目上有错，公文上有错，厨房饮食不好，下至地下未扫干净，无一不怪校长。教职员有气，学生有气，甚至杂役有气，都可以从校长这个地方发出去，他就等于泄水的阴沟，如果校长也要讲气节，那就糟了！我当校长时，每逢教职员发生事故，我就说道：各位先生不要闹，我是不讲气节的，我来与你赔个礼，我先前当教员时，也像你们这样讲气节；而今干了这种营生，说不得了，这种气我受了就是，你们再不听，我要咒你们将来也是当校长下场。”次日，有位历史教员对他说：“你的话真是不错！今日早餐时，某某两教员，因小有口角，几至决裂，假使有校长在，两句话即可了事；没有校长，气就没得泄处。”他说：“岂但校长？你是研究历史的，汉文帝致赵佗书，第一句‘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开口就说：‘我是小婆子生的！’赵佗见了，惶然大恐，知道汉文帝是不讲气节的人，立把帝号削去。所以只要不讲气节，就可以治天下而有余。”他常常在校内说这种怪话，因而教职员学生都与他处得很好，而案中真相，也就被他查得清清楚楚了。
风潮的发生是这样的：原因虽很复杂，而主动者全是教职员中的某甲，最初他曾为此校校长，宗吾到校时，某甲亲口对他说：“我当此校校长时，有同学某乙，穷途流落，他来见我，身上只穿单衣一件，我即留他作教务，他办事也很认真，他要嫁女，我借钱给他，并聘他的女婿作教员，荐他的女儿任遂宁女校校长，又聘他的儿子来校任某事，我之对乙，可谓仁至义尽。后来川省政变，军界某公至重庆，由遂宁经过，乙即竭力钻营，某公遂委乙为校长，来接我的事，我不交，乙又串通一些兵来，把我弄去看管，甚至殴辱我，力逼我把事交了。学生不知乙之所为，驱他出校，才生出种种风潮。”甲之言如此，可惜宗吾到遂宁时，乙已他去，不知乙又有何说法，乙接事以后，即聘同学某丙为教务，丙又想当校长，学生就闹起风潮，驱乙拥丙，省中无主，遂宁知事即委丙为校长。丙接事后，又聘甲任教务，甲寻报复，对乙痛加攻击，说他交代不清；但乙亦健者，双方遂大起冲突。
就在这时候，黄道尹便委王某为校长。王校长并未另约教职员，只带一庶务前来接事。丙见王的名片上是省立三师校长头衔，就大为诧异，便出来问道：“校长是我！怎么是你？”王立即取出委任状与他看，丙说：“这是省立学校，怎么道尹能委校长？”王问：“你这个校长是哪里委的？”丙说：“学校起了风潮，县知事请我维持现状，已呈请上峰加委去了。”王问：“委状到了没有？”答称：“尚未到。”王说：“然则你这个校长是县知事委的！省立学校校长，道尹不能委，县知事反能委吗？”丙搪然语塞，但是不能交代，王只得觅旅馆住着。
丙往见县知事，知事说：“你不必交代，有我作主，王某来接事，不要理他。”王既不能接事，便在遂宁接洽机关法团，意欲请其援助。其时，乙虽去职，尚在城内，王与乙曾一度晤面，校中遂宣传王已聘乙任教务之说。于是教职员学生大起恐慌，心想乙若回校，我们还了得吗？这就是王校长挨打的根由。当时校中相约：所有教职员学生一律不许去会王某，修身教员邬某是高小校长，王曾去拜会他，他到王寓回拜，众人就说他破坏公约，所以后来被认为是侦探，扣留起来。
王在遂宁住了很久，不能接事，重返道署，黄道尹打电话与某公说明情形，某公电令知事，饬丙移交，措词非常严厉。知事得电，才知王亦来历不小，心下慌了，就对王说：“你到校接事，丙敢不交，我逮捕他就是了。”丙得知此息，即带着校印，率全校学生到安岳去旅行。王校长奉令借县印入校视事，丙知大事已去，乃携带校印到成都去了。全体学生交由某甲及教职员率领回校。行至离城3里的广德寺时，某甲集合学生演说，末后说道：“你们一入校，抓住王某即打，打死了有我负责！”于是整队回校，学生闯入办公室，抓住王校长即打，王带去的庶务，也被捆起毒打。知事电禀道尹，遂发生枪伤学生之事。
此案王校长真是冤枉极了。所有一切神出鬼没之计，都是出自某甲。此人可称槃槃大才，听说任何事来，他立即有办法，撰拟电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他把鸦片烟盘子摆起，学生聚在床前说说笑笑，要发通电，他躺在烟盘侧边，一面口念，一面笔录，就可成一极有力量的电文。直到宗吾到校时，他才把烟盘撤去。某甲曾对学生说：“当今之世，读书何用？事情闹翻了，我帮你们各人买一杆枪去办招安军。”他之所以敢打王校长，并派人欢迎宗吾到校，而且预备打他，原来是有这条道路。
宗吾在校住了很久，学生已知他熟悉底蕴，便不便向他承认打王校长之事，只是与他亲善，好替他们设法开脱，并且还托人代为求情。正当这个时候，忽传重庆各军联合办事处委李宗吾查办，他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万一重庆的公事到了，学生叫他将回复的呈文拿出来看，如何得了？于是他就对校中声明，说潼南有一案件，出省时就奉委查办，如今再不能迟延了。学生听了来留他道：“重庆方面已委先生查办此案，怎能他去呢？”他说：“潼南那件案子搁置太久了，好在离此地不远，案情也简单，很快即可结束。重庆公事一到，即专人与我送去，我即回来。不过我告诉你们：旧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我已查明是诬枉的；只是王校长一口咬定说你们打了他，你们从速提出证据，证明未曾打他，我才好办。”学生说：“有证据！”遂检出京沪同乡会的来电，成都报上的批评，省议会的提案，遂宁教职员联合会的通电；又范司令来校将王校长取去后呈报各军联合办事处的呈文，报纸上俱已揭登。学生说：“先生根据这些证据，即可以呈复了。”他说：“这些证据，我可留作参考；但王校长现有很强硬的证据，你们还须搜集些更强有力的证据来，才可以抵对，将来我总是根据证件来说话的。”学生遂去。
但此案他以为最困难之点，就是内容尽管查得清清楚楚，却不能获得实据。凡告诉他的人都这样说：“我把真情详细告诉你，但是公文上可不能把我牵进去，他们学生是不好得罪的！你如果把我牵进去，我就具呈声明我没有这样说。”这层就把他难住了。他想了许久，忽然想出文章，就跑到高等小学，把邬校长请在密室，对他说道：“此案真相，我已查明，实对你说，我呈请上峰，首先把你撤职归案，送交法庭讯办！”邬一听慌了，就问：“你怎么这样干法？”宗吾说：“不这样干叫我怎样干？”“此案我已查得明明白白，只有你领衔发的那个通电，在中间作怪，不把你逮交法庭，我所查皆是白费。”邬说：“你不知道我是受了威胁的吗？”宗吾说：“我是明明知道的，如今我要自行解脱，也顾不得你了。我当省视学，这种案情都查不清，能不受处分吗？发通电时，你固然受威胁；脱离出校后，你为何不通电声明呢？把你逮交法庭，难道还算冤枉了你吗？”邬慨然说道：“本来学生这样无法无天的干法，如果让他们得胜，世上还有公理吗？我置身学界，本该挺身出来，维持正义，无奈川局这样混乱，请问政府能够办得彻底吗？若是办不彻底，我出而做证，像他们这样厉害，我岂无生命危险吗？省视学如能保证此案彻底严办，我出来做证就是了。”宗吾说：“你的话说得不错，现在的政府我也不敢保证。你先写一张证明书与我，我以人格担保决不披露。我把他们的黑幕揭呈政府，他们倘敢狡赖，我就把他们拖到法庭，和他们对质。如果头一堂办诉不清，第二堂我才把证明书呈出来请你到案。”邬说：“省视学既肯这样负责，我出具证明书就是了。”他提起笔来，源源本本写了一大篇，签名盖章，当即交与宗吾。宗吾得了这个东西，如获异宝遂即宣称次日起身赴潼南。
次日，他把行李先担入知事衙门，就对赵知事说：“我是省视学，无须奉令，即可查报此案，我负责报上去，请你做个证人就是了。王校长现住征收局内，请你派人约他来，我要向他讲几句话；前知事到校叫学生释放校长，有个姓李的管狱员同去，也约他来！”二人到后，也当着赵知事问了当日情形。又对知事说：“请派你的文案同我到范司令营部去一下，并请把遂宁各机关法团人员请到县署来，等我从营部回来开会。”他同文案便到营部去了，范司令因事去重庆，书记官出来接见。宗吾问及当日情形，书记官细说一番。宗吾又问：“实情既是如此，何以你们司令呈报上峰的措词全与事实相反呢？”因把成都报纸检与他看。他说：“呈文是我起稿，哪里是这样？”他也检卷与宗吾看，宗吾便照抄下来。他回到县署。各机关法团的人士业已到齐，遂问及当日的情形，各人说得吞吞吐吐的。宗吾便说：“此案我已查明，先让我说，看看有错无错？”于是他说当日学生把校长打了关起，知事去说不放，转请各位先生去说，各位先生到校如何说，第二次学生又把校长吊起打，各位恐校长有生命危险，才请范司令营救，情形又如何。他说完后，就问看他说得对不对？众人答道：“丝毫不错！”宗吾说：“既无有错，我就宣布结论了。此案重要之点有二：前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是诬枉的；王校长说学生打了他。是确实的。真相既是如此，学生反而文电纷驰，痛骂黄道尹，请严办王校长，试问王校长能甘心吗？黄道尹受得下这种侮辱吗？此案肇事诸人，惩办不惩办，抑或办轻办重，尚在其次，道理总要放端正。我主张把事实弄明白，在公事上我替学生说几句好话，黄道尹王校长是我的老友，我以私人资格从中调停，我的呈文将来要披露，各位可以看见，我是不欺哄人的。学生种种证据，我都搜集全了，此时暂不宣布；伙同动作的人，许多向我悔罪输诚，并且出证明书交我保存。请各位先生转告他们，以后干这类事，手段还要高明，第一，证据不要被人拿住，第二，自己的团体要结紧，不要中途解体。请他们安分守己，听候解决，李省视学自可笔下超生。如果敢于捏造黑白，妄发文电，拿对付黄道尹王校长的手段对付我，我是不受的！”大家听了他这一席话，无不口服心服；而他在校所受的闷气，也得以发泄了不少。
散会后，他即起身要走，知事留他多住一天，他不肯，一出衙门，他便催着轿车赶紧走，一气走了60里才歇宿。次日到了潼南，潼南人对他说：“闻某军队中人言，川北有个学校派人来交涉，全校学生愿一齐来当兵，校长当团长，交涉尚未办妥云云。”足证某甲叫学生买枪办招安军，并非虚语。
他一到潼南，便将此案真相上呈省府了。开始叙述学生队丁伤若干人，受伤情形如何，到医院查得情形如何，校门上弹痕系由外入内，足知队丁开枪是实。现可考查者，一枪打得甚高，从校门上方穿入，一枪甚低，从学生膝下擦过，又知队丁是开枪恐吓。如果有意射击，学生岂能幸全？关于校长被殴，则说，初时诸人坚不肯言，他告以此案不到法庭决不将告者姓名披露，于是校内外诸人始尽情报告，并有出具证书交他执存者。以后他便将查得的情形，一一叙述。叙毕，则附以个人的意见道：“惟念青年俊秀，大都可造之才，一涉法庭，悔将莫及，务恳厅长商明黄道尹曲予矜全。但求曲直是非，昭然共喻，不必依刑律，严法相绳。他日者，该生等学业有成，皆出厅长玉成之赐。倘该生等必欲颠倒是非，不承认有殴辱校长之事，即请将此案移交法庭，视学当亲赴法庭与该生等对质，如有虚诬，甘受法律上之处分，无有异词。”又言：“某知事措置乖方，既已撤任，似可免于深究。校长丙抗不移交，酿成重变，推寻祸首，咎无可辞；惟该员由安岳径赴成都，校中一再殴辱校长，实未与闻。王校长学识优良，经验宏富，应请优予调用，俾展所长。校长一职，另简贤员，用资整理。”
他的呈文中，虽将一切内幕全行揭露，但总是略参游移不定之词。如叙某乙倾陷某甲之事，则云：“某甲口称，真相如何，无从悬揣，且事在案外，未予彻查。”又云：“校中一再殴辱校长，历询诸人，佥称某甲主使，所有虚构事实及伪造文电，皆其所为；惟学生并未出头证明，是否不虚，尚难确定。”末云：“伏望厅长刀斩乱丝，从兹了结，若予彻究，徒快私仇，辗转牵连，将无底止。彼三人原系同学好友，昔为胶漆，今为仇离，各人所受痛苦，略足相当；或者大梦同醒，言归于好。最难堪者，黄道尹苦心维持，反遭痛诋；王校长老成硕望，既蒙奇辱，又受奇冤。光怪陆离，一至于此！负重伤者，卧床未起，抱不平者，攘臂而兴，万口喧腾，几至天翻地覆，现相如彼，真相如此，视学彻查案情，太息不已，不觉私心弥痛，吐词弥繁，而献计遂弥拙也。”这是他深知时局混乱，办不彻底；只好这样措词，便于收拾。
此案发生后，报纸上的批评，省议员的质问，都说黄道尹王校长太野蛮了，都替学生报不平，自省署收到他的呈文，抄付报馆披露后，社会人士才明白此案真相。当时成都川报，对他彻查此案，刊为重要新闻，大标题为“遂宁师校燃犀录”，小标题为“李省视学铁面无私。”后来他见到川报的主笔，对于“铁面无私”四字加以修正道：“我对于此案，无私则有之，铁面则未也；假使包龙图处此，断不会说‘曲予矜全’也不会说‘是否不虚，尚难确定’的字样吧。”
事后闻知他离遂宁后，某甲对首要学生说：“李省视学居心叵测，你们可赶快走开，我也要回家去了。”不久，学生在报上见到宗吾的呈文，要打通电攻击他，开会讨论，竟无从着笔，因文中所叙，皆属事实，究竟省视学所获证据是何物，出具证明书者是何人，皆不得而知；且文中只把殴打校长一层说得确确实实，究竟行凶者何人，亦未指出姓名，谁肯出头对质，因此讨论几天，不得结果而散。
省政府关于此案的办法是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学生；一面命宗吾交出证据，以便送交法庭；一面令黄道尹查明主使者，逮捕归案。后来黄道尹查复，请通缉甲丙二人，此二人终未缉获，宗吾的证据也未交出；随后二人的通缉令也取消了。当他们通缉令未取消时，丙忽然致宗吾一信，说他查得很公道，真是有口皆碑。丙的心意必是这样：我正要设法取消通缉，请你不要出来说话，你的呈文中本与我留得有开脱的路子，我就朝此路走去，总是不违背原案，不说你查错就是了。宗吾接得此信，也未管他。
新任校长查复说道：“殴辱王校长是某某四生，业经学校斥退，惟该生等是受人嗾使，请恩施格外，免究余罪。”要问这四生是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还该记得那两位赌钱的学生罢，新校长呈复开除的就有这两位。此外两位，一位是因到王校长的寓中，去报告校中的内容，被学生自治会用学校的名义早已斥退了的；一位是因某种事件，早经丙校长任内斥退了的，这四位早经斥退的学生，竟成了殴辱校长的凶犯，真是千古奇冤！但是这含冤的四生，却不知他们在名义上又被开除一次，所以此案自始至终，无一不奇，可谓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第一奇案。
关系此案中的某甲，这里还当予以特写，宗吾对于此人，是极端钦佩，极端畏惧的。今借宗吾自己的话，来看看这位教育界的英雄吧。宗吾说：“我在遂宁县署会议上说殴辱王校长者手段欠高明，这是瞒心昧己的话，是我辈宦场中人敷衍面子的话。其实某甲高明极了，我遇着他真是怕死了！我由潼南转到某县，正是他的故乡。我住在劝学所，听说他回来了，在各机关来来往往，谈及此事，兴高采烈。此时报上已把我的呈文披露，我很怕他跑来打我。有一天，我下乡查学，问轿夫道：‘你们认识某甲否？’轿夫答：‘怎么不认识呀？他很文雅的，曾任县中某某等职。我们抬他的轿子，小钱给得很多，待人真好！手下的弟兄，一呼就是千多人。’我一听，骇极了！才脱虎口，又入虎穴。从此不敢下乡，终日躲在劝学所，外面不露声色，里面却是提心吊胆。因说暑假将临，我要回富顺视察一周，顺便回家休息。声言某日起身，取道资州而行，并把轿子雇定；起身之日，临到上轿，又对轿夫说，省中有事，我要回省，不回富顺了，轿钱照样算结，我就转道向省而去。心想：报上披露的呈文，说我获有证据，万一某甲命手下弟兄在路上装做匪人拦截住我，打我一顿，把我的行箧挑去了，然后他再向我索证据，叫我如何应付？我转道走了60里到一镇上，住在一个小学内，称病不走。心想你在资州路上等我，我已经改道了，即使探知赶来，我已住在学校内了，其奈我何！住了几天，我又怕他派人在赴省的路上等我，一日清晨起来，我口称病已好了，仍回富顺，直向资州走去，到了资州，心才放下，才算真正出了险地。某甲把一个厚黑教主骇得这样，也就可以不朽了。某甲是否有此心，不得而知；如果他知道我当时的心理，也必失笑。我说这话，是证明我说他手段欠高明，实是瞒心昧己的话。我以后常常探询某甲的起居，听说他在故乡很好，何时我们晤面煮酒修谈往事，或许他会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我每听人提起此公大名，就震惊不已，大有闻雷失箸光景。平心而论，此公的本领，比我大多了，我之所以未失败者，‘天幸’二字救了我。昔人云：‘天下奇谋妙计，无过脚踏实地。’此公谋非不奇，计非不妙，可惜者未脚踏实地；我则谋不能奇，计不能妙，但处处脚踏实地做去，这是我二人的不同。”
宗吾对于“吊打校长的奇案，”作了如此结论，我们也可借此窥见他办事的态度了。当年张列五对他说的“权术公开”四字，他认为可补圣经贤传所未及，是牢牢记在心头的。他查办此案，不免略参“权术”，但事后公开出来，就让甲乙丙三人批评一下，再请当日参加此役的人也批评一下，在他当日的处境，是不是可以获得原谅与同情呢？
至于他经常的查学态度，他认为省视学的职务，是在整顿教育。大凡地方上办学的人，哪个不想办好呢？其所以办不好的原故，总有他的困难，查学的人就应该帮助他去解决其中的困难。所以每遇办学的人，自己心中须先想道：我是来帮助他的，不是来捉强盗的。许多省视学专门搜索办学者的隙缝，以弹劾几个人为精明，未免有失设置省视学的本旨。因他有此看法，所以他查学多年，从不主张轻易更换人，遇着失错的地方，他便对当事人说：“某某几点，你可以改正，继续办下去；我二次查得你不知改进，非据实纠举不可。”他觉得这样办，比另行换人收的效果大得多，若有非换人不可者，他就秘密对当事人说：“你不能再干下去了，可递个辞职书与我，公事上我为你敷衍面子，否则我只得呈报上去，请明令撤换了。”如他得到辞职书后，即报上去说：“某人去志坚决，我再三慰留，他也不肯打消辞意，请另拣贤能接替为便。”其有人被攻击者，他就说：“趁我在此，约集机关法团及地方官到场，将经手款项清算明白，免得去职后再受人攻击，为学务上多添纠纷。”这类的事，不能悉举。他多年来查学的报告，四川教育厅都有案可稽，都不失为一纯教育家的风度。惟有像“吊打校长的奇案”这类事件，他才肯参入事后可以公开的“权术”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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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打不死，又来！”
民国十一年，宗吾同省视学游子九奉命赴各省考查教育，见到南北各省学校办理的成绩，比较上虽不无优劣的差异，但同在现行教育制度束缚之下，是不会有理想的发展的。因此他考查归来，即力主实行考试制，以救其弊。十二年下学期，成都开“新学制会议”，他便同几位省视学，及会员多人，提出考试案，开会讨论，未蒙通过。会毕，他即单独上一呈文，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即后此十年教育部才颁令全国的会考制度。他于呈文中列举理由十六项，并请在原籍富顺试办，经省署核准，委他为主试委员，于十三年暑假举行，后来推广于川南各县。十四年年假，叙州府联立中学学生毕业，他复为主试委员，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他拖出寝室，痛打一顿。据他说，打时秩序非常之好，全场静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他也默不作声，学生只是打，他就只是挨，学生打够了，临走，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他躺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学生走后，他请宜宾知事来验伤，将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又请该校邓校长到床前，他便口授电文，由邓录出，呈报上峰，历述经过情形，末云：“自经此次暴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原，亦当引为大幸！”疗养稍愈，即宣布继续考试，他裹伤上堂，勒令全体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人不到，就是打他的学生也无例外；但场规较前更加严厉了，学生也只得规规矩矩的考下来。事后，他特作一书，叫做《考试制之商榷》，说明考试的必要，尤其注重学制的改革，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他常常对人说：“不经这一次痛打，我这本书是作不出的，所以对于该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谢！”
他以为这次的挨打，是十分应该的，因为当时各地的学生，都在运动废除考试，而他偏偏主张严格考试，又不曾宣布详细的理由，哪能不挨打呢？自经这次苦打以后，他才得了一种觉悟，凡事固然重在实行，尤其重在宣传，他之所以被打的原因，是由于一般人对考试制怀疑，所以才生出反对的事来。王安石的新法，本来是对的，当他在鄞县做官的时候，曾经试办过，人人都称便利。但他做了宰相，把他的新法推行天下，就遭了一个大大的失败。要说他没有毅力吗？他是天变不畏，人言不恤的，其担当宇宙的气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说他的新法不好吗？他死去以后，他的法子几乎完全被人采用，还有许多法子一直行到今日，不过把名称改一下或把办法略略修正一下就是了。然则王安石何以当时会失败呢？这就是他少了一层宣传的手续。当时的名流，如司马光苏东坡诸人，都不能了解，一齐反对他，彼此各走极端，结果两败俱伤，不但人民吃亏，国家吃亏，反种下后来亡国的因素，真可以说是不幸之至！假使王安石不亟亟实行，先从宣传入手，把他的法子提出来，听人指驳，取消那种执拗态度，容纳诸贤的意见，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诸贤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然后折衷一致，大家同心协力做去，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宗吾心中有了这个见解，所以他把主张考试的意见，就发表了出来。
他主张施行考试制，并不专在考试的本身，是想借着这种制度，以求教育的普及，和造就真实的人才。他对于现在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并不必限定年龄，使为工为商为农的，及早年失学的，都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內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但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立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他说：人的本性，原是不齐的。现在的学校，处处求整齐划一，他以为“整齐划一”这句话，是戕贼个性的名词。古时有个强盗，捉住人即按他在铁床上，身比床长的，把他截短点，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长点。现在的学校，注重学年制，学年一满，就可毕业，资质高的，把他按下去，资质劣的，把他拖起来，究竟学生感不感到痛苦，办学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齐划一”，试问与铁床主义有何区别？青年个性如此被戕贼的，就不知有若干了。
现在的学校是按钟点授课。本日应授的功课，即使学生业已了解，钟点一到，还是叫他们上堂听讲；其有程度太差，听了茫然不解的，也要叫他们上堂听讲。因为不如此，就不算整齐划一了！牺牲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去换取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这便是现行制度。实则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不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畢，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是四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现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
按现在学校的组织法而言，管理人对于形式上负责任，铃子一响，只要他能把学生弄上讲堂，他的责任就算尽了；教员对于时间负责任，只要他每点钟能在讲堂上讲过50分钟或讲过40分钟，他的责任也就算尽了。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本是很好的教授法，但如今用不着了，铃子一响，就须上堂听讲，不愤者也要启，不悱者也要发，学校的组织如此，怎么会不生流弊呢？
拿斯密士的“分工原理”研究一下，就知道学校内的学生损失的劳力和时间，真是不可思议了。据斯密士的调查，一个人做针，每天只能做20枚；倘把做针的工作分开来，一个人拉，一个人截，一个人钻，一个人磨……共分为18人，每天可做八万六千枚，平均每人每天做四千八百枚，所得成绩增加二百多倍。现在学校的组织，每日要学几种学科，每科以1点钟为限，这就像一人做针，时而拉，时而截，时而钻，时而磨是一样，当然有许多劳力和时间，作为无益的消耗了。虽说学生肄习各种学科，与做针的情形不同，但明白了这个原理，就知道每点钟改习一种学科，是最不经济的。中学校应习的各科不该同时并进，所有各科学习的先后，和学习的时间，都应该酌量变通，取消那每天学习五六科的办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许多。
若取一种未经学习过的学科，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着不了解的地方，往往钻研许久，都不了解，一经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时发生了兴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释手，进行非常之快，比那教师讲授的速度，真有天渊之别，而且是自己钻研得来的，心中也格外畅快。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凡人看书，有时发生兴趣，津津有味，这就是煨肉到了沸点的时候，就该一直看下去，这是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时无故把它放下，隔许多时候又来看，自己也觉得兴趣没有先前那样好，看下去就较为艰难了，这便是煨肉停了火的缘故。必要耐心再看许久，方才发生兴趣。若把平日自己看书的经验，细下思考一番，就可发现学校每一点钟换习一科的弊病了。
例如学校内，学生上讲堂，听教员讲某种学科，初时一二十分钟，还没有什么趣味，这就是因为煨肉的水还是冷的。入后越听越有趣味，就是到了沸点的时候了。忽然铃子一响，改授他科，这就像肉还未煨好，就把罐子提开，改为煮饭一样。学生又要经过一二十分钟，才能发生兴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钟点又到了，又需改授他科，这就是饭还未熟，又改而炒菜。每天学习五六科，改变五六次，结果时间耗费了，精力也疲倦了，所受的益处，依然没有好多。
有人说：“每日功课，难易相间，才不亏脑力；每一点钟换一种学科，使脑筋变换，才不受损伤。”宗吾对于这个说法，也有点怀疑。请问世间的事何者为难？何者为易？依他的解释：（一）前进无阻则易，前进有阻则难，所以行平直的路易，行崎岖的路难。（二）顺其习惯则易，远其习惯则难，所以读书人以写字为易，挑担为难，而劳工则以写字为难，挑担为易，当学生学习某种学科，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如果听他一直做下去，岂不是前进无阻吗？忽然换一种学科喊他去学，这就像行路的人，正在顺利前进时，忽然有了障碍，不得不折而他走是一样。又学生正在发生兴趣时，顺着他的惯性让他前进，自然是很便利的；为什么要改授他科，阻止他的惯性呢？这明明是化易为难，何尝是难易相间；我们也只能讲明这个道理，使学生自择其所谓难所谓易，不能钻入学生的脑中代择其所谓难所谓易。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当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可强制他。这样学生的进步，自然很快，脑筋也不会损伤。
工场的管理法，是以最少的消耗收最大的效果为原则，对于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俱有精密的计划。金钱材料，不能妄费，自不必说；就是工人的劳力与做工的时间，都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不使他有丝毫的虚耗。如果用管理工场的眼光，来考察现在的学校，他那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的虚耗，真要令人惊骇不已，几乎无一个学校不是以最大的消耗收最小的效果，无怪乎教育日形退化。
现在的学制，劳力与时间的虚耗既如上述，至于金钱材料的虚耗，更是所在多有。例如，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为什么不把它公开，使一般人都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院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一人去教，此外没有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是拿钱不教书的；省设省视学若干人，是拿钱不教书的；各县设教育局长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各中小学校校长，多半未担任功课，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性，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他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但他们可勿须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庶务会计书记等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支所谓车马费，也是拿钱不教书，拿钱不教书的人如此之多，教育经费哪能不支绌？用了那么多的金钱，费了那么大的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倘把所有的组织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丛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订学制的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其次则谈到学校以外的情形：从前科举时代，自然是弊病不少，但那个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国家衡文取士，只问学业，不问贫富，试场之中，贫如乞丐的，富同王侯的，是一样待遇，无丝毫的区别。现在学校的组织，完全是家资富裕的占便宜，学校的等级越高，所需的费用越多，于是高深的学问，就成为家资富裕的私有物了。贫苦人家的子弟，是终身得不到高深学问的；即是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
但就全人民而论，贫穷的人多，富足的人少。现在的学制，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入学的机会，贫家子弟，是在摈弃之列，立法未免太偏枯了。我们实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贫家子弟，多半奋勉。中国历史上，许多名儒硕学，都是从贫寒的家庭出来的。若照现在的学制继续行下去，国家必要少出许多人才，无形之中就是受了极大的损失。
从前科举时代，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于此等人，与在书院肄业的人，同样待遇，没有什么歧视之心。现在学校的组织，定要身在学校之内，住上若干年，才能承认他是某某毕业生；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依然把他当作弃才。若把科举时代名人的历史一查，在他们未遇之时，有教学糊口的，有充当书佣的，有务农下力的；假若这些人生在今日，可以断定他们永无出头之日。现在充当小学教师和充当书记的一流人物，要想得个硕士博士，是终身不可能的，这不能不说是学制上的缺点吧。
宗吾既见到现行教育制度的诸多缺点，于是就想出一种补救的办法。他以为学校中的学科，大半是可以自修的，最好让学生自动去研究，教员可处于辅导的地位，不必死守学年制和钟点制，但为要考查他们的成绩，自当予以严格的考试。可是那些在校外自修的，也不可遗弃他们，只要他们的学力和某一学校阶段的程度相当，亦应准其参与考试，考试及格，即当与在校学生同等待遇。因此他所主张的考试制，有两个目的：一是杜绝学校的积弊，使天才优越的学生不受学年制的限制，而程度较低的学生，不能侥幸毕业；二是把学校开放了，使校外学生亦能参加毕业考试，方可多造就一些人才。似此，由消极积极两方面，都可以顾到了。但他的意思，尤重在后一目的，他是以“求学自由”四字为主旨的，因此，现在学校的组织，非设法解放不可；欲求解放，非先把考试制确立了不可。
他主张举行毕业考试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准其与考，正是想弥补上面所说的缺点，使家务贫寒资质可造的学生不至成为弃才；并且校内学生见有校外自修的与之竞争，万一成绩不及他们，岂不为人非笑？自己也就不能不用功了。所以考试时加入校外的学生，不惟不能妨害校内的学生。并且可以催促他们用功，同时可以成就校外的寒士，一举两得，又何苦而不为呢？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他竞争，恐怕相形见绌，自然也就不能不力加整顿了。
他这种主张，当时也生出许多疑难的问题，但他都一一的予以解答：
有人说：从前的科举注重文字，是可以自修的；现在的学科，有许多非经讲授，是不易了解的，还有许多注重实验，并不是课本上的知识，是更不能自修的。他说：这种见解，他是承认的，他从前也虑及此，所以他上的主张考试的呈文中，即说得多设补习学校，并可于适中地点设公共理化室，图书标本室，专聘教师常住其中，许人自由请问等语，也就是救济这种缺陷。他以为中学的课程，很多是可以自修的，间或有不了解的地方，只要有人指示门径，仍然可以循序进行的。他的主张是先把考试制确定了，并且把校外自修生准其与考一层，也确定了；然后基于考试制上，再想出种种方法去扶助它就是了。现在的学校，各置仪器标本一套，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这是很不经济的。依他的意见可以各校共同置购，放在适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论讲明白了，到了规定的时间由各校把学生引到那个地方去试验，如此办法，一套标本仪器，可供几个学校之用；并且还可以把它开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这种利益。如果有这种设备，又有指导者居住其中，那些贫苦子弟，可以一边谋他的生活，一边抽暇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请问，倘若无人请问，就可赴公共场所请指导人指示，又有仪器标本可供实验，所得的知识即与在校的无异。自己把学问造好了，与在校学生受同样考试所得的结果，亦与在校者无有区别。如此办去，那些贫家子弟，有出身之路，有求高深学问的机会，于文化上是很有增进的。
有人说：依照这种办法，那个指导员就难以物色了，他必须学问极高深，又必须各种学科无所不通，各种书籍无所不览的方能胜任。他说：这也不必虑及，此事着手之初，可先就中学的课程分科聘请专员，负指导之责；并可先把教科书标示出来的，指导员对于这几部教科书，负充分指导之责，若来问的人出了范围以外，指导员如能了解，不妨先说与他听；如不了解，就可谢绝他。如此办去，只消能够充当中学教师的，就可充当指导员了，此项人才又有什么难以物色呢？先把中学程度的一步办到了，中学以上的各科，再慢慢想法子去办。
有人说：照你这样的办法，私塾学生也可毕业，现在的学生，岂不尽向私塾去了吗？学校内还招得到学生吗？他说：施行考试时，所考的是学校内应授的学科，并不在其他书籍中出题目，私塾如不改良，它的学生断不会侥幸及格，自然学生不会到他那里去，即使去了也是要回来的；如果他的学生考试能及格，可见他的私塾，业已改良，与学校无异，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国家兴设学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现在有私塾也在帮助造就，不支公家款项，造出的学生，又能合格，应当奖励之不暇，又何必阻止他呢？如果私塾尽都改良了，学校的学生全体都向私塾去，也是无妨的，正好把造就人才的事，让与私塾去办，国家只消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私塾的学生就是了。所有办学校的款项，可移来办平民学校，教育无力入私塾的学生，或是去办高级的学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学科，岂不是很好吗。所以私塾发达，是很好的事，并不是悲观的事。但他所说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学校，未向政府立案者在内，不仅仅是指乡村的私塾。
他又说：现在学界中的争端很多，穷源竟委，细细推寻，可断言有一大半是由于位置上的关系。这也无怪其如此：全省教育局长、与夫校长教员，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长校长教员的资格者，又是很多的，并且这种人才是逐年增加，实在是消纳不完；兼之实业不发达，各项人才没有出路，只有汇集于教育之一途，怎能不起争端呢？现在公家所办的学校，颇为人所诟病，富厚之家，每出重金延师训读，所苦的就是得不到毕业证书，如果施行考试制，私塾学生与在校学生，同样的可以毕业，那些家资富有的人，把各项人才礼聘去充当教师，也就可以消纳了。或者自己约集几个朋友，组织私立学校，征收学费自行办理，无形之中，又增加了许多学校，对于社会也是很有利益的，这类私立学校，互相竞争，大家都想办好，自然教育事业就发达起来。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他竞争，恐怕相形见绌，就不能不整顿内容，于是公家的学校自然可以好起来。有了那些具有校长教员资格的人，去充当私家教师，那些腐败的塾师，也就被天然淘汰了。
他查学所到的地方，往往有些校长对他说：（本年招收新生一班，投考的有数百人，我选取了几十名，其余很有一些程度好的，因为额满了，都未收入，我这班学生，程度很整齐。）他听了这话，口虽不言，心中不免纳闷。因为政府是要行强迫教育的，不就学的，还要勒令就学，为什么想来就学的，反而叫他们废学呢？调查未考取的那些学生的去路，除废学而外，有往别处寻学校入的，也有投入私塾的，幸而尚有私塾这条路，不然，废学的就更多了。
有人说：“现在学校内，教授各种学科，与中国旧学不同，不能不分班教授，每班程度不能不整齐，所以招收学生，不得不加以限制。”他说：程度整齐，固然好；就是程度不齐，也未见得没有办法。现在学校内的国文历史地理等科，中国旧学是有的；现在学校内的英文，是外国字外国音，从前讲说文讲音韵的，是研究古字古音，都是一样的艰难；理化等科也未见得比经学词章艰深好多；至于数学一科，从前的经师也有精通的，并且程度很高，看他们的著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时的老师学生，并未取现在的形式，居然能够把学生教得好，这岂是没有办法吗？”
有人说：你既如此主张，我如果充当中学校长，定要聘你做教员，交100个程度不齐的学生，请你去教授，看你有什么办法？”他说：“这件事我能够担任，你把学科排定了，并规定学期之末，学生程度要教至某个地方为止；到学期满了你来试验，如果学生达不到限定的程度，我受罚就是了；至于教授的方法，可以听我自由，你不必过问。”那人又问：“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惟其参差不齐，就更有办法了。我提倡学生看书，养成自修的能力，只须指示门径，说过大概，叫他们自己研究，互相切磋，有不了解的先问同学，再不了解，才来问我。如此办理，那程度高的学生，就成为我的助教了，人的天性是喜欢为师的，程度高的学生，有人向他请问，他一定乐于讲解，每与人讲解一次，犹如自己复习一次，于他也是很有益处的。当教师的只立于考察地位，考察各生是否了解，某生的指导有无错误？如有不合，即予指正。再者，学生的通性大都喜欢问同学，不十分肯问教师，其有来问教师的，已经是苦心思索，不得其解，这等人即是孔子所谓愤悱的人，只消就他怀疑之点，略加指点，他就会恍然领悟，无需多费言词。我用这个法子做去，即使一百个学生，有一百等程度，教起来也不费好大的气力。”
有人说：“整顿教育，当从各方面进行，不单是一个考试制，就能整顿好的。”他说：“我当省视学十余年，所有查学报告，无一篇不谈整顿的方案，考试制仅是整顿方案中的一种，我并不是不知道。实则现在教育上的病状甚多，凡热心教育的人，不妨分途治疗，或治内病，或治外伤，或治一切杂症，我于各症中担任小小的一种，大家悬壶问世，我想教育上的病症，或有医好的希望。”
有人说：“东方各国，教育方法很多，为何舍去不谈，只谈考试呢？”他说：“教育家有良好的整顿方法，尽管办去，东西各国的教育法，尽管采用，考试制于其他方法并无妨害。像现今的学制，有了部分限制，眼见许多良好的办法，也行使不出来。且各人的见解不同：甲所谓良好的，乙未必以为良好，我敢断言：任何教育家上台，制出一部教育法令，都不能尽满人意。既是这样，就不如索性把现行学制打破了，使全国的教育家，把各人心目中所谓良好的办法，拿出来实行，分头并进，教育才能尽量发展。我所说的考试制，对于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可再设比喻来说明：假如有城一座，我们想攻下它，所有进攻的路，东南西北，不必拘定。进攻的方法，或用大炮轰击，或是肉搏而上，或用飞机，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总以攻入城内为主。毕业考试，就是考察他攻入没有。至于进攻的路线，与进攻的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察地势，侦探敌情，自行选择；当主师的，只严令各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对于教育的主张，就是如此。”
有人说：“关于考试的法子，应当讨论的地方很多，何故忽略不谈？”他说：“考试的法子，自应详加讨论，这是不待说的；施行考试，有种种流弊，也是当然的事。我的意思是先把考试制确定了，才能讨论考试的法子和救弊的方法。现在考试制尚未确定，故只说明原则，未说到具体的办法。大体说来，现在学校的考试，仅出简单题目，既不足以借此考验出某些学生的真实学问，又容易使某些学生生出侥幸的心理；将来的考试，问题宜多，时限宜宽，并须采用测验的方法，以期精密。关于博物理化等科，当罗列标本仪器，令学生详细说明，实地试验，如此则考试时，非确有心得的学生，既不能及格，侥幸的弊病也就无从发生了。不过这仍是一种原则，将来考试制实行时，还须做精密的研讨，总以使学生不冤屈，不侥幸，才合乎考试的理想。”
有人说：“考试制，只能考察学生的知识，不能考察学生的操行，施行此制，未免把德育方面抛弃了。”他说：“考试制固然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可是现在学校中的办法，也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要想学生有良好操行，首先要改变学生不正当的心理。改变心理的方法，在不断的予以暗示，教师人格高尚，即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耶稣的教理并非如何精深，是他的人格足以感化人，他的毅力足以转移人，才造成了全世界无量的信徒。现在的学校内，对于学生的操行，不用耶稣传教的法子，去行商鞅秉国的政策。并且是秦始皇箝制人民的办法，所以遇有可乘之隙，学生中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应者四起了。全国学潮的根源，就在于此。”
他把以上的种种疑难，一一加以辩解，然后他在文化进步的阶段上，又给予考试制一种评价。他说中国比欧洲开化的早，当然也比欧洲进化得多，我们考察欧洲的社会，如果把近代的物质文明部分除去，单看他的组织法，就可见出他社会进化的程度了。欧洲政治上的许多制度，如征兵制，如选举制，中国都曾施行过，后来渐渐进化，那些设施就渐渐弃去，其间蜕化的痕迹，都是彰彰可考，由选举而变为考试，是进化必经的阶段。美国近三十年来，也施行考试制度了。美国的考试制度和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学英国的。英国的考试制度，又是学中国的（见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欧美正在向着考试制那条路进化，我们反把考试制废除了，退转去行选举制，违反了进化原则，所以选举省县议员的时候，就弊病丛生了。
他说：中国的考试制发源最远，汉朝对策，固然是考试；其实战国的游说也是一种考试，不过是人君当面口试罢了。我们可以说：战国重游说是考试的起点，后来越久越进化，于是中国的考试制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了，进化较后的欧美，自然要来取法。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出一个进化的痕迹：周初学制，区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几个阶段，以次递升，肄业年限，是有定时的，政府用人，自然也是选用毕业生。最奇的是那种学制刚刚破除，继之而起的便是考试制的出现，可见考试制正是替代那种学制的。所以他主张施行考试，不问肄业年限，不问曾否入校，一律以程度为准。
他说：现在要整顿教育，只有把那中断了的考试制，继续施行下去，才能挽救现在的积弊，才能企图将来的发展。令人一闻“考试”二字，依心理上的联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试帖，认为这个法子，陈腐不堪，其实大错了，考试是一事，八比试帖是一事，八比试帖可以说是腐败，考试断不能说是腐败。现在的学校，如果不教科学，仍教八比试帖，还是腐败不堪的。可见腐败与否，全在学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说：“依你的主张，莫非要把现在的学校一齐废了吗？”他说，现在中国的学校，已经有若干年的历史，哪有废去之理？他是主张学校与私塾，二者并存，愿进学校的进学校，愿进私塾的进私塾，愿自修的听其自修，统以考试制汇其归就是了。
他所主张的考试制，经他从各方面加以说明，并且著为专书，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不久便得到教育界的赞同。我们应当知道他对于考试制的一切理论，乃含有他所说的“力学公例”。人类都是求上进的，政府既施行了考试制，准许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与在校学生，一律参与考试，考试及格既发给毕业证书，使贫苦有志的青年也同样地有了出路，自然他们对于考试制度，即不禁生出向往之心，这便是所谓“向心力”的作用。人类又是不愿受拘束的，他主张学校中应打破学年制钟点制，在规定的学科之内，提倡自由研究的精神；同时，除正式学校外，不干涉私塾的设立，使校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研究，这便是所谓“离心力”的作用。他以为制订法令制度，定要把路线看得清楚，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匀，才能推行无阻，我国纷乱不已，实由于许多法令制度违反了天然的规律，引力离力支配不均。他见全国学校，日趋腐败，主张彻底改革，拟有几种办法，考试制便是其中的一种，每种办法，都是把引力离力支配均匀的，所以这其间仍适合于“力学公例”。
他主张的考试制度，实在说就是开放学校。下手从小学开放起，所以就从小学考试起，小学收了效，再开放中学，由是以至于大学。民国十三年暑假，他在富顺试办，中学修业年满者方能与试；小学则不分私塾与学校，只要程度及格即给予毕业证书。这是因为小学考试易办，中学则较难，各校办法参差，教科书多不一致，且集合多数学生于一处，一校学生借故闹事，势必波及全体，考试制难免不发生动摇，不如先每校分考，由考试委员酌量办理，即使一校闹事，与他校无关。等到考试制基础稳固了，各中学渐归划一了，再举办中学会考，仿照小学的办法，自修生和私塾生，也能参与中学考试了。依此类推，以至于大学，均可借考试而予以开放。他以为这种办法，果然能通行全国；在十数年之内，即可为国家多造就许多人才，毫无疑义。十四年二月，四川省署根据他的呈请建议，制定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通令办理，于是各县就逐渐推行了。我们知道中央颁行的中学会考制，是民国二十三年才实行的，于此可见四川的会考制，几乎早过中央颁布的法令10年，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了。但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时，同时即取消小学会考，于是成都华阳等61县教育局长，以川省小学会考颇收成效，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奉指令姑准再办一年。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咨教育部，胪举理由，请予保留，结果又准再办一年。到了二十五年，各县遂一律奉令停止小学会考，也未另办私塾学生的考试，宗吾不禁慨叹道：“我在川省教育界遗留的痕迹，就算完全肃清了！”不但如此，到了二十七八年之间，竟有好几省的省政当局，连他所著的《考试制之商榷》一书也下令禁止起来，至此，则他主张改革教育制度的苦心，不惟无功，反而有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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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试验，一种计划
宗吾在省视学的任内，可谓是无时无刻不在为教育上想办法。上面是说他主张考试制的建立，各学程毕业考试，无论是在校的，不在校的，一律准他们参与考试，由政府委派专员，主持此事。但他并非只知重视毕业考试，而不注重平时。平时的考试，他是更为看重的，因此他作了一篇《学业成绩考察会之计划》，首先请求在他的故乡自流井试办——其实自流井也在他的视学区域之内。他设立的学业成绩考察会，是约集地方教育界人士，筹备经费，每月集合在校学生，及私塾自修学生，按照部定科目，会考一次，及格者从优给奖，鼓励学生的兴会；而贫生得奖，更可以缴纳学费，或购置书籍，不至因贫废学。考试科目，及所用教科书，均先期公布，使私塾自修学生，预为肄习。张榜时注明肄业地点，及校长或塾师的姓名，以资比较，使学校与私塾，互相竞争。这是办法的大概。
此项办法，是重在提倡私塾，并借以警觉正式学校。但是还有困难的地方，因为国文国语等科，私塾教师大半能教，其他各科也有能教的；惟有工用艺术、象形艺术、音乐、体育等科，如其要考，则私塾一向无此科目，一定考不及格，学生就会绝迹不来，有失提倡私塾的本旨，如其不考，则公家所办的学校，就会把这些科目抛弃。于是他主张先把这些科目指定范围，明白宣示。例如第一次考试象形艺术，通告上规定作四个图，考试时可择试一图；工用艺术，规定作两种物件，音乐规定两首歌，体操规定某某段，考试时择试其一，这样各私塾也就可以按照学习。第二次又另行规定几种，过了数次之后，把私塾引上路了，通告上又把这些科目改为某科用某种教科书，私塾就不感困难了。同时，还聘有私塾指导员，巡回指导。考试算学时，并考试珠算，规定用旧式算盘书，取其私塾教师及学生父兄，多能指导，而且便于实用。考试科目，有必考的，有择考的，可由主考人临时酌定，不让学生事先知道。试场外摆列桌子数张，分派教师数人，专司非笔试的考试，如学生交卷出来，即命他在某处打算盘，某处讲故事，某处唱歌等等。试卷用弥封，无论及格与否，批阅后一律发还。榜上注明某某先生评阅某科，所以阅卷的先生也十分认真。每次以平均满60分为及格，后来发现一个弊病，有的学生投考几次，因见榜上无名，就兴味索然，不想来考了。因此，他和与事人商量，把那60分以下的，再择些出来，列为副取，也略为发奖。如此用钱不多，录取一批人，这些人回去，一定要用功，想着下次考入正取。这就好像彩票的对尾，凡是买彩票得了对尾的人，下次还想再买。
经他如此试办之后，所有自流井一带的学校私塾的教师学生，无不兴奋起来，教者尽心教，学者也努力学。当时有许多人向他说：“你这个法子真好！我们是外行人，不经这一考试，家中的老师究竟好不好，我们怎能知道？”于是教师学生及家庭的心理，就可窥见一般了。他以为教师与学生，不必用法令强迫他，或是派人去督促他，他们自己是知道着急的；但是把学生的竞争心提倡得过高了，于青年的脑力也有妨害，又当随时告诫教师，使他们注意，他又向坊间去调查，问他们教科书销售如何？他们都说一连销去好几批了，购者还是络绎不绝，于是他知道私塾是改良了，从教科书销数的增加，便是经书杂书减少的明证。
当时自流井的教育经费，是很不充足的，各校教师的待遇，自然也很微薄。他便特许各校的小学教师，自由征收学费，并可依照先年议学金的办法，随家境的贫富，定出钱的多寡，有人说：“教师收费应加以限制吧，否则他们会任意多收的。”他说：只规定极贫的学生免征一条就是了。他们有钱之家，是担负得起的，我们何苦替他们俭省，使教师们饿着肚皮去教他们的子弟呢？但是教师征收学费，他自己也会酌量情形；如果取多了，学生会往私塾去，他校中无人求学，于他是很不利的。他以为教师越认真，来学的越多，教师的收入就越增加，劳力与报酬成正比例，这是一种天然的奖金。公家给教师奖金，还有考核不公的毛病；惟有这种天然奖金，教师如不能得，只有怪自己，不能怪他人。因此，他主张与其筹款奖励教师，不如筹款奖励学生，学生得奖，教师得名，教师有了名誉，天然的奖金，即随之而至。他所主张的成绩考察会，正是公家拿钱奖励学生的，但学生又拿钱去缴纳学费，仔细推寻起来，公家的钱还是入于教师之手，不过由学生方面周转一次罢了。学生想得奖，非认真用功不可；教师想增加收入，非认真教授不可。其实公家出钱是一样的，但多此一番周折，效果就迥然不同了。
他这种成绩考察法，是提倡私塾与学校竞争。学校对于私塾，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如果私塾学生，占了优胜，学校就没得面子了。学校的教师，报酬虽是微薄，总是得了公家的钱；私塾未得公家一文，而其成绩反在学校之上，相形之下，未免太难为情。所以实行这种办法，各学校是特别戒严的，自然成绩就好起来。凡当塾师的，只要他的学生考取了，他就要称赞现行教科书的好处，表彰他自己的本领，这种塾师，也就变成改进教育的劝学员了。假使私塾发达起来，人人都愿送子弟入私塾，就不妨把小学教育，让给私塾去办。剩下的学款，可以拿来办平民读书处，教授力不能入私塾的学生；或是办师范学校，储备私塾教师；或是增加每月考试的奖金；或是添设公共实验所及公共导师。到了这种地步，就无妨承认私塾是小学教育的主体，公家只是设法补助私塾的不及就是了。
当时四川各县私塾的数目，大约十倍于初小学校。全县私塾的学金，和供给先生的伙食费，合计起来，大约也是十倍于全县初小学校的经费。他以为兴设学校，筹款既很困难，私塾中藏有这样大的一笔款，就该设法使他发生好的作用。学校与私塾的区别：一是照章教授，一是不照章教授。若是想出方法，诱导各私塾，也肯照章教授，即便是平空添了十倍的学校。私塾中藏有巨款，仿佛山中藏有金银矿一般；如此每月的考试奖金，也不过是开矿的一点费用罢了。因此，可以说他所举办的那个成绩考察会，犹如设立一个大规模的小学校，那些私塾，可认为是他们的分校。分校的校舍校具，薪金伙食都由学生自备；惟有举行月终考试时，学生来本校试验一次。他从此着想，实觉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可说是用少数的金钱，收到最大的效果。——这是他在自流井举行“学业成绩考察会”的简要的叙述。
此外他对于平民教育，也是计划周详，当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选举董事，宗吾被选为董事之一。会中希望他发表意见，他便作了一篇《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那篇文字，可以说是补“考试制之商榷”及“学业成绩考察会之计划”所未及的。
他看到当时有些地方，学校日益退化，私塾日益发达，许多家庭都甘愿出钱把子弟送入私塾，以致学校学生寥寥，有名无实。依他的意见，各地有名无实的那些初级小学，不妨改为平民学校，内容可取私塾的组织，个别教授，有读整天的，有读半天的，有读一二小时的，有来问字的，均可听其自便。每逢赶场的日期（场，即四川乡镇中交易的处所，每隔几日，人民前往买卖，名曰赶场），教师并可兼负演讲的责任。筹措学款，既是非常艰难，即不妨把平民教育、社会教育、通俗教育、及义务教育等项合为一起办理。一般贫民并非不知读书的好处，实在是为生活所迫，要谋衣食，不能来读。若是有这样的一种平民学校：听人民来去自由，一面谋衣食，一面来读书，学者不感困难，自然就容易推行了。初级小学的弊病，在分班教授，按钟点授课；民间早膳午膳，早晚不一，学生来校，自然先后不齐，又学生常常耽误时间，缺课甚多，也是补不胜补。各家父兄，见课本中有许多未教，就很不满意，因之把子弟送入私塾，而私塾的组织，恰能弥补这种缺陷，这也是私塾发达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主张初级小学的内容应该改组，平民学校也应该改组。通常的平民学校，大半是夜间教授，因为作工的人到了夜间才得暇；但情形各有不同，白日也有得暇的。如果平民学校的教师，白日夜间都在校内，来学的人就很感便利了。
他以为平民教育，应该扩大办理，教育一般民众，不仅仅教不识字的人。吾国人民除一字不识者外，有读过一二年书的，有读过三四年书的，还有些人读书虽多，对于时局却茫然不知，其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兼之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些是有职业的，有些是无职业的，种种情形，也是万有不齐。因此供给人民所读的书籍，也应该万有不齐，方能与他们相应。民间通行的读物，都是印板书唱本戏本一类的，他们尤其喜欢看。主持平民教育的机关，就应该顺着这种趋势办法，多征集些著作品，或白话的，或浅近文言的，都不必拘定，总以富于趣味为主。通行的唱本戏本，字迹非常恶劣；但因为富于趣味，词句浅显，只要读过一两年书的人就能看，间有不认识的字，也可以意会。因此编著平民读物的人，或用教科书的体裁，或用戏本小说的体裁，或用劝世文、三字经、四字经以及其他各种体裁，当应有尽有。更可把外国压迫我国的情形，诸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实，和其他应该知道的常识，分别编入，把字迹刻端正些，发交卖唱本戏本的人，沿街售卖，并派人演讲。人民纵有不认识的字，有不了解的意义，但有了问难的地方，他们读起来，一定很有趣味，辗转传播，如此人民的程度，自然就培养起来了。
他主张各街宣讲“格言”的人，和在茶馆内说“评书”的人，应该由教育局把他们召集起来，传习改良，授给他们一些新知识，把应该供给民众的读物，叫他们拿去传播，讲给众人听，这等人的语言态度，与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们说的话，众人都肯听；若是上流社会的人去讲，反觉得是异言异服了，所说的话，必不能深入人心，这就好比孔子出游时所发生的一段故事一样：当年孔子出游，他的马吃了农人的禾苗，农人把马牵去，孔子叫子贡去要，子贡百般解说，农人坚不肯还；孔子又叫马夫去要，马夫几句话，说得农人欢欢喜喜，就把马送还了。因为子贡与农人间，知识不相等，说的话是有隔阂的；马夫与农人，知识很接近，一说就投机。所以教导民众，不可不明白这道理。
他以为现在阻碍文化的，就是教科书有版权一事。我们中国，本来是读书很自由的；改行学校而后，订出种种法令，有了许多限制，读书就不自由了。从前无所谓版权，如今所用的教科书，概有版权，人民不能自由翻印，于是购书也不自由了。外县购置教科书很难，往往有钱也买不到书。他查学所见：有些初小教师，手写教科书，拿与学生读的；又有命大学生帮助小学生抄写的，这就是“版权”二字生出来的现象。有了这种制度存在，教育怎么能普及？所以他提倡平民教育，首先要自编书籍，放弃版权；促进会再征集各种读物加以审查，认为合格，即刻成木板或铅印，把著者姓名印上，予以名誉上的报酬；把所有书籍的名目公布出来，各处要购某种，只要寄函到会，会中雇有工人代印，只取纸本，不取工资版费；如有愿翻印的，那就更好了。其刊版的用费，除募集外，并请求公家筹拨巨款；再则劝人捐资刊版，把捐者姓名，附刊版末。果能照此办去，则历年越久，存储的版片越多，各种书籍都有，就与万有不齐的程度相适应了。
他以为现行学制，处处都是束缚人的，因主张彻底改革。他认为施行教育，应该有三种方式：一是正式的学校，即现在的小学中学专科大学；二是私塾，即是现在有一些人，不愿把子弟送入学校，愿送入私塾，也应该听其自便。三是平民学校，有些人不能入学校，又不能入私塾，就设这种平民学校去容纳他们。另外再设一个考试制，立于其上，有来应考的，不管他男女老少，只看他的程度，到了某个地步，就发给他某种毕业文凭。如此办去，才可以多造就些人才。尤其现在的时代，是民众的势力指导民众，如得其道，自然有很大的利益，如不得其道，发生出来的弊害也是无穷的。所以他希望热心救国的人，借平民教育，为指导民众的机关，使民众洞明事理，庶可为国家民族尽人民一份子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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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怀抱
我在前面介绍的可以作宗吾一生思想中心的那篇《心理与力学》，一直到民国十六年，他才肯拿出来交给成都新四川日刊上连续发表，在以前，大家都知道他是讲厚黑学的，知道他是为坚决主张施行考试制度几乎被学生打死的。他虽是对世界风行的学说颇有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颇有独见，对改革教育制度尤具苦心，即对自身担任的省视学一职，也是求着如何做到合理的地步；但是这一切一切，当时的人是不能了解他的。他们所揣想他的，必以为此人是诡计多端，否则也是一位玩世不恭者。他查学所到的地方，无不是尽心尽力，去帮助办学的人解决困难，或是鼓励他们热心教育；但得到的报酬，往往是被呈控，被发攻击的传单，第一大罪，就是说他讲厚黑学。由此而推演下去，便说他既是提倡面厚心黑，他自己必首先是面厚心黑，他既是面厚心黑，更何事而不可为呢？于是由第一罪状，而第二罪状，……以至于十大罪状，是不难罗织成的。大概这些可笑的情形，如今四川省府和教育厅还有案可稽吧。但自他的《心理与力学》发表以后，一般知识界的人士，就对他忽然改观了。同时在这一年中，他把历年来经研究所得写出的文字，刊印一单行本，叫做“宗吾臆谈”，臆谈者，只是他自己的一种臆说，不敢说是定理，让学术界及社会人士给他一种严厉的批评；但很少是对他不佩服，不心折，而更有若何訾议的。那本书所收入的文字，除已经差不多算是定本的厚黑学外，更有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心理与力学、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考试制度之商榷、学业成绩考察会之计划、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若干专论。关于前两种的要点，我已写入厚黑教主别传中，不再赘述。以下各篇的要点，就是我在以上各章中业已介绍了的。其中《心理与力学》和《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后来都加以研究扩充，刊为专书，流传于世。前者几经修正，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三十一年），才算成为定本。后者于修正后，改名为“社会问题之商榷”，这书他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所以在他临死的前二年，更写了一篇专论改革政治经济之我见，来替代此书。考试制之商榷，后来也略加修正，附有若干文件，刊为专书流行。我们可以说，民国十六年，才是整个的李宗吾向社会人士正式揭幕的一年。
这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平日体质又不甚健康，省视学的职务，是终年奔波劳碌的，计他自民国十年再任省视学，算来已六七年了，很可找个机会休息一下，他自问对于教育上的意见，可说是贡献的已不算少；假使全省的教育界人士，上下调协，采纳他贡献的种种方案，一齐动员起来，文盲的扫除，中小教育的发展，必是不难实现的。就是单照他在自流井试行的学业成绩考察办法，各县一齐仿行起来，也是很容易做到教育普及的。他肯出而再任省视学的目的，也无非是借着身在其位，即可以谋其政，庶乎可以把他的教育意见贡献出来，让大家由研究而至于实施。尤其主要的，他以为闭门造车，固然是不能合辙；但完全模仿欧美的办法，也未必适合于国情。因此，他也要借着这视学的职务，可以到各地去考察现行教育的实际情形，何者宜提倡，何者宜改革，何者立刻即办，何者逐渐进行，然后再即此时此地的需要，来决定教育上的实施方案。所以我在前面所列举他的种种主张，种种办法，既不中，又不西，既不守旧，又不趋新；也可以说是亦中亦西，亦旧亦新；这正可反映出中国教育在过渡时期的实际需要来，因为他的主张和办法，不是由“闭门造车”得来的，也不是由模仿欧美得来的。就凭他在教育上的一些贡献，一段努力，或竟说是一种功绩，也应让他略资休息了。
适逢他的许多著作，正在他想要倦勤的时候公表于世，突然惹起了各界的重视，于是这方面也要拉他，那方面也要争他，都被他一概谢绝。可是他的谢绝，并不是自高入价，也不是沽名钓誉；他是看到世事不可为了，自问没有力量出来担当大任，甚且在现实政治的漩涡中，即想洁身自好也是很难保持的。他自民国初年，即已绝意政途，如万不得已，出任政治上的工作，也只有请求担任低级的职务，这层我在前面已是叙述过了。在这方面说，他的心理，实在和人家不同：人家做官是愿意越做越大；他做官是愿意越做越小。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这种态度，是消极的，不革命的；但是他孤掌难鸣，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半都死去了，黑暗势力越来越大，所以他自忖烛火之光，是不易冲破黑暗的。他早已看惯各省军阀们的全武行带打，更看惯四川一省的蛮触相争，这些英雄好汉们，看起来是剑拔弩张，有不可一世之概，其实对国家的兴建上，是消极而又消极，破坏而又破坏的。至于举国的政治人物：有的则惟恐天下不乱，借以朝秦暮楚；有的则托庇在枪杆之下，足以逞快一时；此外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只因他看惯了这些现象，所以才有“厚黑学”的出世。“厚黑学”出世了，他也只有退出局外，冷眼作壁上观了。但他对于人民大众，青年学子，依然是不失望的，所以才有十余年来在教育上的一番努力。他在这种培养国本的事业中，不惜被挨打，被控告，被发传单，他仍是兴致勃勃的干去，一直到他在教育上的主张和办法，统统贡献出来为止。
自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三年，他先后充任刘文辉刘湘部中的顾问及编纂委员；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又改任省府的政闻编审委员。我们看他数十年来的做人、为学、以及平日的抱负，他岂是想借着一时显赫的军人有所贪图吗？古来的高士，原有隐于朝，隐于市，隐于山林的不同。隐于山林的人，多半是矫俗立异，自高而卑人，还有“身处江湖之上，而心在廊庙之中”的，这等人可说是隐而不隐；隐于市的人，那是愿意“和光同尘”即不矫俗，也不立异，但他过去的一段生平，总不能为众人所忘，这等人，仍可说是隐而不隐；惟有隐于朝的人，权且处在一种清闲的位置，在一般人看来，他还是做官，不用另样的眼光去看他，在当权的人看来，以为这个人还算就范，也不怎样的忌他，但他本人则正是“身处廊庙之中，而心在江湖之上”的，这等人，可说是隐而不隐，不隐而隐，是谓之真隐。宗吾当时处身的方式，当是属于这一类吧。他本是好主张好作计划的人，但在二刘的军部中，不声不响，没有听说他作过什么主张，出过什么计划，于此就可以看出他的心迹了。
他那时也不愿交朋友，只和几个洁身自爱的熟人还有来往，经常是独自一人，坐坐茶馆，游游公园的，听当时的成都人谈：“宗吾在茶馆中，往往一坐半天，闭目凝神，似乎在作遐想。也不知他想些什么。有时在公园中的树荫遮蔽处，独自一人在散步，见有熟人来，则好似不经意的掩藏起来，真是游魂般的生活。”据我所知：他那时似乎有一位好友，就是全国闻名的“姑姑筵”餐馆的老板兼厨师黄敬临老先生，此人真可说是隐于“庖刀”者，不信，有宗吾为他撰的食谱序为证：
“我有个62岁的老学生黄敬临，他要求入厚黑庙配享，我业已允许把他写入厚黑丛话。大家想还记得，他在成都百花潭侧，开一‘姑姑筵’，备具极精美的肴馔，招来雇主，大家或许照顾过。昨日我到他公馆，见他正在凝神静气，楷书资治通鉴，诧异道：‘你怎么干这等事’他说：‘我自48岁以后，即誓志写书，已手写十三经一遍，补写新旧唐书合钞，李善注文选，相台礼记，坡门唱和集各一遍；现在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以完夙愿。’我说：‘你这种主意就错了！你从前历任射洪，巫溪，荣经等县知事，我游迹所至，询之人民，你的政声很好，以为你一定在官场努力，干一番惊人的事业；归而询知你退为庖师，自食其力，不禁大赞曰：真吾徒也！特许入厚黑庙配享，不料你在干这等生活？须知古今干这一类生活的人，车载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吗？庖师是你的特别专长，弃其所长而与人争胜负，何苦乃尔！鄙人所长者是厚黑学，故专讲厚黑学；你所长者是庖师，不如把所写十三经文选与夫资治通鉴等等，一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谱，倒还是不朽的盛业。
“敬临闻言，颇以为然，说道：‘往年在成都省立女子师范，充任烹饪教师，曾分：薰，蒸，烘，爆，烤，酱，炸，卤，煎，糟十门，教授学生，今打算就此十门，条分缕析，作为一种教科书，但兹事体大，苦无暇晷，奈何！’我说：‘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为你计，每日高兴时，任写一二段，以随笔体裁出之，积久成帙，有暇再把他分出门类；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写出，将来老病侵寻，虽欲写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敬临深感余言，乃着手写去。
“敬临的烹饪学，可称家学渊源。他的祖父，由江西宦游到川，精于治馔，为其子聘妇，非精烹饪者不合选。闻陈氏女在室，能制咸菜三百余种，乃聘之，这便是敬临的母亲。于是以黄陈两家烹饪法冶为一炉。清末，敬临宦游北京，慈禧后赏以四品衔，供职光禄寺三载，复以天厨之味，融合南北之味，敬临之于烹饪，真可谓集大成者矣。有此绝艺，自己乃不甚重视，不以之公诸世而传诸后，不亦大可惜乎？敬临勉乎哉！
“古者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我尝笑：孔庙中七十子之徒，中间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者外，其大半则姓名亦在若有若无之间，遑论功德？徒以依附孔子末光，高坐吃冷猪肉，亦可谓僭且滥矣。敬临撰食谱嘉惠后人，有此功德，自足庙食千秋。生前具美馔以食人，死后人具美馔以祀之，此固报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贵自立，敬临勉乎哉！
“孔子平日饭蔬饮水，后人以其不讲肴馔，至今以冷猪肉祀之，腥臭不可向迩。他日厚黑庙中，有敬临配享，后人不敢不以美馔进。吾可傲于众曰：吾门有敬临，冷猪肉可不入于口矣！是为序。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李宗吾于成都。”
由宗吾这篇文字看来，敬临非一当代的奇人而何？他曾蒙慈禧太后的赏识，曾历任各县的知事，而且政声很好；忽然由士大夫阶级，一退而为厨师，若不是别具怀抱的人，可以断言他万万不能，他做了厨师以后，竟于事务之暇，一连楷书十五年的古籍，而犹不中辍，这种修养功夫，更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计他所抄各书，如连资治通鉴已抄完的话，当不下数千万言。以这样具有毅力的人物，在过去又有政治上的经验，倘若出而为国家社会作任何的事业，还怕没有成绩吗？但他甘心退而开饭馆，为厨师，这不能说与时代环境没有关系吧。宗吾不结交王公大人，不和趋炎附势的世人为友，独对敬临大为赏识，一隐于朝，一隐于市，真可谓无独有偶了！
宗吾在那几年中，身子是清闲的，但脑子决不是清闲的。他天天在研究，天天在思考。他继续研究他的心理与力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学术，研究民主政治等等。当中央定期召开国民大会时，他又研究制定宪法问题；抗战军兴，他更草拟抗日计划。他在茶馆中闭目凝神，在公园内独步徘徊，正是思考他研究的种种问题。不知他几经酝酿，才又写出了以下的文字：（一）厚黑丛话，刊为单行本；（二）中国学术之趋势，刊为单行本；（三）达尔文学说之修正、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这三篇是心理与力学一书的补充，合刊单行本；（四）制宪私议、抗日计划之商榷，合刊单行本，书名为制宪与抗日。这是他在十年清闲的岁月中，另一阶段的收获。我想在以下的各章中，将他这些作品的内容，扼要的介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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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黑学变质了！
宗吾所讲的厚黑学，原分前后两期。前期的厚黑学，是从暴露人类的罪恶方面立论，是摘奸发伏的一种看法，是官场现形的内在原理，其立论的方式，可说是“反话正说”，不惜自居为厚黑教主，而以己身担当了天下人的罪恶。后期的厚黑学，是从鼓励人类的行为向善良方面发展立论，他把“厚”字解释成“忍辱负重”，把“黑”字解释成“刚毅果断”，可说是“借题发挥”，厚黑学到了后期，虽是袭用原来的名词，但已可说是有些变质了。这种变质的原因，想是他觉得前期的说法，得罪了社会，受到了许多的非议，虽是把面厚心黑的罪恶自己担当了起来，但是社会人士总不免有些心惊，所以在一般的舆论上，依然是不肯饶恕他的。他受不住舆论的攻击，于是就与社会妥协了，这当是厚黑学变质的一种原因。其次，他最初是相信“性恶论”的，自从他打破了性善性恶的偏见，发现了“心理变化是循力学规律而行”的，于是便决定一种力量，只看它发展的方向如何，才可以断定它的价值；厚黑的行为，根于心理的变化，所以厚黑的价值，也全视其发展的方向而定。当年谢绶青为厚黑学作的跋语说：“厚黑学如利刃然，用以诛叛逆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此种看法，到后来他是承认了的，所以他对“厚黑”二字的诠释，也不能不随着改变。再则他对于张列五“权术公开”的主张，是深深服膺的；施行厚黑，如果是一种权术，在施行过后，必须能公开出来的，才不是罪过。有此几种原因，厚黑学的变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厚黑学当有三种看法：一是“做得说不得”，一是“说得做不得”，一是“做得也说得”。古今来的大奸巨恶，以及世上一般坏心肠不要脸的人，是实行的第一种；宗吾自发表厚黑学以后，便时时避免做出丢德丧行之事，是实行的第二种；到了后来，他才觉得施行厚黑也不妨，只看你的动机如何，效果如何，这便进入第三种看法了。
于是他很郑重地说道：“就人格言之，我们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之图谋一己之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就成败言之，我们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越厚黑，越失败；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越成功。’何以故呢？凡人皆以‘我’为本位，为我之心，根于天性，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势必妨害他人之私利，越厚黑则妨害于人者多，以一人之身，敌千万人之身，焉得不失败？人人既以私利为重，我用厚黑以图谋公利，即是替千万人图谋私利，替他们行使厚黑，自然得千万人之赞助，所以必能成功。我是众人中的一份子，众人得利，我当然也得利，不言私利而私利自在其中了。从道德方面说，攘夺他人之私利，以为我有，是为盗窃行为，故越厚黑，人格越卑污。若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是牺牲我的脸，牺牲我的心，以救济世人，视人之饿，犹己之饿，视人之溺，犹己之溺，此即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故越厚黑，人格越高尚。”
他曾举胡林翼的故事为例：胡林翼曾说：“只要有利于国，就是顽钝无耻的事我都干。”相传林翼为湖北巡抚时，官文为总督，有一天，是总督夫人的生日，藩台去拜寿，手本已经拿上去了，才知道是如夫人的生日。立将手本索回，折身转去，其他各官，也随之而去了。不久，林翼到来，有人告知此事，他听了，伸出大拇指道：“好藩台！好藩台！”但他说毕，即取出手本递上去，自己竟红顶花翎的进去拜寿；众官听说巡抚也来拜寿，又纷纷的转回了。次日，官妾来巡抚衙门回谢，林翼就请他母亲好好招待，官妾竟拜胡母为干娘，林翼为干哥哥。此后，林翼在军事上有应该与总督会商的事，就请干妹妹从中疏通；官文稍有迟疑，其妾便聒耳说道：“你的本事，比胡大哥差得多，你还是依他的话去做就是了。”因此，林翼办事，非常顺手；官胡交欢，关系满清中兴甚大。试想林翼肯干此等事，他的脸皮真算是厚了；但众人不惟不说他卑鄙，反引为美谈，何以故？心在国家故。
他又举徐阶的故事为例：严世蕃是明朝的大奸臣，后来皇帝把他下在狱中。众臣合拟了一个奏折，历数世蕃的罪状，如杀忠臣杨椒山沈炼等等，把稿子拿给宰相徐阶去看。徐阶看了就问道：“你们是想杀他，还是想放他呢？”众人说：“当然想杀他！”徐阶说：“这奏折一上去，我敢断定皇上立即把他放出来！何以故呢？世蕃杀这些人，都是巧取上意，使皇上自动的要杀他们；此折上去，皇上就会说：杀这些人明明是我的意思怎么诬在世蕃的身上呢？这样，岂不立把世蕃放出吗？”众人问：“如何办才好呢？”；徐阶说：“现在皇上最恨的是倭寇，就说他私通倭寇好了。”于是徐阶关着门把折子改了递上去。在先，世蕃在狱中探得众人奏折的内容，就对亲信人说：“你们不必担忧，不几天我就出去了。”后来折子发下，说他私通倭寇，世蕃大惊道：“完了！完了！”果然把他杀死。试想世蕃罪大恶极，诚然该杀，但不曾私通倭寇，可谓死非其罪。徐阶设此毒计，他的心肠可说是黑极了；但后人都称他为有智谋，不说他阴毒，何以故？为国家除害故。
因此他在这时极力提倡“厚黑救国”，尤其当着国际形势日趋恶化而不讲信用不顾正义的时候。他最爱举的例子是越王勾践的故事，他说：“厚黑救国，古有行之者，越王勾践是也。会稽之败，勾践自请身为吴王之臣，妻入吴宫为妾，这是‘厚’字决。后来举兵破吴，吴王遣人痛哭乞情，甘愿身为臣，妻为妾，勾践毫不松手，非把他置之死地不可，这是‘黑’字决。由此知厚黑救国，其程序是先之以厚，继之以黑，勾践往事，很可供我们的参考。”除此以外，他更列举太公的佐周伐殷，管仲的尊王攘夷，苏秦的合从六国，张良的扶汉灭楚，以及近代国际上的勾心斗角，无一不是实行厚黑，他都不惮烦琐的引证说明。于是他不辞以厚黑教主的资格，向四万万人宣言道：“勾践何人也，……予何人也，凡我同志，快快的厚黑起来吧！何者是同志？心思才力，用于抵抗列强者，即是同志。何者是异党？心思才力，用于倾陷国人者，即是异党。”因此他大声疾呼的提倡“团结御侮”，譬之射箭，精研厚黑学，就是练习射箭。从前是关着门，父子兄弟，你射我，我射你；现在应当以列强——尤其是日本为箭垛子，四万万支箭支支都同一的箭垛子射去，才有得救的希望。他所说的“厚黑救国”，便是如此。
他说他把各国外交史，研究了多年，才把列强对外的秘诀发现出来。其方式不外两种：一是劫贼式，一是娼妓式。他们时而横不依理，用武力掠夺，等于劫贼的明火抢劫，是谓劫贼式的外交。时而甜言蜜语，曲结欢心，等于娼妓的媚客；结的盟约，毫不生效，等于娼妓的山盟海誓，是谓娼妓式的外交。
当时有人问他：日本以何者立国？他答道：以厚黑立国。娼妓之面最厚，劫贼之心最黑，大概日本军阀的举动，是劫贼式，外交官的言论，是娼妓式。劫贼式之后，继以娼妓式，娼妓式之后，继以劫贼式。二者循环互用，而我国就吃不消了。但娼妓之面固厚，而毁弃盟誓，则是厚中有黑；劫贼之心固黑，而不顾唾骂，则又是黑中有厚。他一面用武力掠夺我们土地，一面又高谈中日亲善，娼妓与劫贼融合为一，是之谓大和魂。
又问：我国当以何者自救？他答道：当以厚黑自救。即是日本以厚字来，我以黑字应之，日本以黑字来，我以厚字应之。譬如娼妓艳装而来，我即开门纳之，但缠头费丝毫不出，如果服侍不周，把她衣饰剥了，逐出门去，这便是以黑字破其厚。日本横不依理，以武力压迫，我们就用张良的法子来对付，张良圯上受书，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他面皮厚罢了；楚汉战争，高祖用张良计策，睢水之战败了，整兵又来，荥阳成皋败了，整兵又来，卒把项羽逼死乌江。若用这个法子对付日本，便是以厚字破其黑。厚黑与救国融合为一，是之谓中国魂。
他在后期大谈其厚黑学时，是在九一八以后，见日本侵华益急，吾国岌岌可危。当时所谓国际联盟者，无非是列强讨论分脏的一种机关。他们对于弱小民族，可说是“阎王不嫌鬼瘦”的；况且像中国这样“弱而不小”的国家，还更足以惹动列强的垂涎呢。国际间的假仁假义，万不可轻于信赖；某一国的强取豪夺，是必须思患预防的。因此，他当时所谈的厚黑学，多不出“厚黑救国”的范围。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放大形。战国时代的国际间，都是实行厚黑的；现在的国际间，更是实行厚黑的。能厚黑者富强，不知厚黑者弱亡。只要有国际的存在，厚黑学便是自救自存的至宝，一切国际上好听的名词，都是骗死人不偿命的。他把战国时代国际情势，和二十世纪的国际情势，都加以详细的分析，越法证明了这种道理。
请看他拆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的一幕吧：
他说，美国参战之初，威尔逊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可说是弱小民族的一种福音。当巴黎和会初开时，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把威尔逊当作救世主一般，以为他们的痛苦，可以在和会上解除了；哪知英国的路易乔治，法国的克里蒙梭，都是精研厚黑学的人，而克里蒙梭，绰号“母老虎”，尤为凶悍。他初闻威尔逊鼎鼎大名，还有些畏惧？及至见面以后，才知黔驴无技，就时时奚落他，甚至说道：“上帝只有十条诫，你今提出十四条，比上帝的还多了四条，只好拿到天国去行使吧！”威尔逊听了，也只好忍受。后来意大利全权代表下旗归国，日本全权代表也要下旗归国，就把威尔逊吓慌了，于是俯首贴耳，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而“民族自决”的问题，遂成泡影。
他说，假使他是威尔逊的话，他就装痴卖呆，听凭他们奚落，坐在和会席上一言不发，直待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退席之后，就猝然站起来，大拍桌子道：“你们要这样干吗？我当初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经你们认可，我美国才参战；而今你们竟这样干，使我失信于美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弱小民族，那末我只好领率全世界弱小民族，向你们英法日意决一死战，才可见谅于天下后世。你‘母老虎’说我这十四条应拿到天国去行使，你看我于短短的时间，要用鲜血染红这个地球，就从这鲜血中，现出一个天国来，给你母老虎看看！”说毕，立刻退出和会，就用厚黑学中所谓“办事二妙法”中的“敲锅法”把锅敲破了再说。30分钟内，通电全世界，叫所有弱小民族，一致起来，对列强反戈相向，由美国指挥作战，这样一来，请问英法敢开战吗？因为当时的情势是这样的：德国的战斗力并未损失，他所感痛苦的，是食粮被列强封锁了，只要接济他的食粮，单是一个德国，已够英法对付。再则大战之初，英法答应殖民地许多权利，弱小民族才抛弃旧日嫌怨，一致赞助，印度的甘地还叫他的党徒，帮助英国，他们如此作为，原想大战结束，可以抬头；哪知堂堂的和会席上，列强竟自食其言！弱小民族，正在含血喷天，有了威尔逊这样的主张，他们在战地上，还有不立即倒戈的吗？况且美国是生力军，国家又富，英法已是精疲力倦，如果实行开战，可断定在一星期之内，即把英法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情势，试问英法敢打吗？如果请求不打，除非十四条原则，条条实行，并须加点利息，格外再增两条。何以故呢？因为你英法诸国，素无信义，明明是承认了的条件，还要翻悔，所以十四条之外，非增两条以资保障不可。威尔逊果肯这样干去。难道“民族自决”的主张，还怕不能实现吗？无奈威尔逊一见意日两国的代表下旗归国，手忙脚乱起来，就用“锯箭法”了事，竟把千载一时的机会失去，岂不可惜！不久，箭头在里面陆续发作，我国东北四省，无端失去，阿比西尼亚，也无端遭受意大利的摧残，而世界第二次大战，就不得不爆发了。凡此种种，都是由于威尔逊在和会席上，少了拍桌子之故。
接着他又分析下去：上述的办法，以威尔逊的学识，难道见不到吗？就算威尔逊是个书呆子，不懂得厚黑的道理；但同着威尔逊赴会的，有那么多的专门人才，那么多的外交家，一个个都是在厚黑场中来来往往的人物，难道这种粗浅的厚黑技术也不懂得吗？于是他下一判断说：他们懂是懂得的，只是不肯这样干呢！其原因，就是弱小民族是被压迫者，美国是压迫者之一，根本上有了这种大矛盾在。日本是精研厚黑学的，他窥破威尔逊有些弱点，就在和会上提出“人种平等”案，朝着他的弱点攻去，意思是说：“你会唱高调，我唱的高调，比你更高！”这本是厚黑学的妙用，果然把威尔逊制住了。然而威尔逊竟是天资聪明的人，他是深懂得厚黑哲理的。他明知“民族自决”的主张，为列强所不许，也为本国所不许；但不妨大吹大擂起来，闹得举世震惊，这即是厚黑学中所说的“敲锅法”。先把锅的裂痕敲得长长的，乘势大出风头；及至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要下旗归国，他就马马虎虎了事，这即是厚黑学中所说的“锯箭法”。有此一着，威尔逊可以昭告世界曰：“民族自决的主张，其所以不能贯彻者，非我不尽力也，其奈环境不许可！其奈英法意日之不赞成何！”这就好像外科医生对人说道：“我之只锯箭干，而不取箭头者，非外科医生不尽力也，其奈内科医生袖手旁观何！”
他继此而再事追究：威尔逊是个老教书匠出身，是一个书呆子，何以懂得敲锅法锯箭法呢？经他多方考察，才知他背后站有一位军师豪斯大佐，是著名的阴谋家，是威尔逊的灵魂。威尔逊得被选为总统，他出力最多；威尔逊的阁员，大半是由他推荐的。所有美国绝交参战啦，山东问题啦，都是此公的主张，他专门唱后台戏，威尔逊不过是登台的傀儡罢了。但威尔逊之听信此公，等于刘邦之听信张良。我们既承认刘邦为厚黑圣人，就呼威尔逊为厚黑圣人亦非过誉。一般人都以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是失败了的；殊不知他的失败，正是他的成功。他当美国第28代的总统，试问从前27位总统，彰彰在人耳目的究有几位？恐怕除了华盛顿林肯二人鼎鼎大名而外，就要推威尔逊了。任人如何批评，他总算是历史上的有名人物。问其何修而得此？无非是善用敲锅法锯箭法罢了。假使他不懂点厚黑学，不过混在从前的二十几位总统中间，姓名若有若无，威尔逊三字安得赫赫在人耳目？由此知厚黑学的功用：成则建千古不朽的伟业，败亦可留大名于宇宙的。
宗吾对于列强的对策，是主张组织“弱小民族联盟”的。他说当时的巴黎和会，聚世界厚黑家于一堂，勾心斗角，仿佛一群拳术家，在擂台上较技，我们站在台下，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当用何种拳法才能破他们，但是台上人反漠然不觉。当初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的主张，大得弱小民族的欢迎，而深为英法日意所不喜，足知“民族自决”四字，可以击中列强的要害。及至日本提出“人种平等”案，威尔逊就哑口无言，而“民族自决”案，也无形打消，足知“人种平等”四字，又可击中欧美人的要害。似此，我国如出来提倡“弱小民族联盟”，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案，和日本的“人种平等”案，合一炉而冶之，岂不更足以击中他们的要害吗？
宗吾关于“厚黑救国”的言论，在这里是说不完的。此外，他更谈到思想的独立，谈到“厚黑”的面面观，谈到他作书的文体，谈到许多好友的种种情事。这些妙趣横生的文字，从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华西日报上，每天发表一二段，积若干字即刊印一册，至次年五月，共刊印三册，以后又加以增删，即为合订本，这便是他有名的厚黑丛话。这丛话，他本想无限止的继续写下去，将他的观察所及，无论是上天下地，物理人情，统统用随笔式的体裁把它写出来；不意正在按日发表的时候，四川省政府突然奉到中央的命令：“严予禁止，以遏乱萌！”于是厚黑丛话就只得中断了。但只就发表的部分看来，已是峦峰重重，群壑竞秀，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给的。
他在前期发表的《厚黑传习录》，是记载他与众人的谈话；此次的丛话，是把传习录的范围扩大了，内容包括四种：（一）厚黑史观，（二）厚黑哲理，（三）厚黑学的应用，（四）厚黑学发明史。其立论的方式，完全是自由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或谈古事，或谈时局，或谈学术，或追述平生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的写一篇，或短短的写几句，或概括的说，或具体的说，总是随其兴之所至，不愿受任何的拘束。他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如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案头适无此书，就用苏东坡“想当然耳”的办法，依稀恍惚的写去，以免打断兴趣。他说写这类文字，和讲考据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种见解，平空无从说起，只好借点物事来说，引用某事某说，犹如使用家伙一般，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就是了。若无典故可引，就杜撰一个来用，亦无不可。这好比庄子的寓言：是他心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来立论，只求把胸中所见表达出来；至于鲲鹏野马是否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他是一概不问的。
他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所以他说：“宇宙真理，明明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自己直接去研究，无需请人替我研究。古今的哲学家，乃是我和真理中间的介绍人，他们所介绍的，有无错误，不得而知，应该离开他们的说法，直接去研究一番才是。”有一个朋友，曾读到他丛话的文字，就对他说：“这些问题，东西洋哲学家，讨论的很多，未见你引用；并且学术上的专名词，你也很少用；可见你平时对于这些学说，还是欠研究的。”哪想他听了这话，也不答辩，反把平日所作的文字检出来，凡引有哲学家的名字，及学术上的专名词，竟尽量删去。如果名词不够用，他就自行杜撰，直抒胸臆，一空依傍。偶尔引有古今人的学说，总是用自己的斗秤，去衡量古今的学说；不是用古今人的斗秤，来衡量自己的学说。换言之，乃是他去审判古今的哲学家，不是古今的哲学家来审判他。因此，他常对人说：“中国从前的读书人，一开口就是诗云书云，孔子曰，孟子曰；戊戌政变以后，一开口就是达尔文曰，卢梭曰；后来又添些杜威曰，罗素曰，马克斯曰：纯是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样，自己也不伸头去窥察一下，未免过于懒惰了！
假如驳我的人，引了一句孔子曰或孟子曰，即是以孔子孟子为审判官，以四书五经为新刑律，叫我来案候审；引了一句达尔文诸人曰，即是以达尔文诸人为审判官，以他们的著作为新刑律，叫我来案候审。像这样的审判，我是绝对不到案的。”有人问他道：“要谁人才能审判你呢？”他说：“你就可以审判我，以你自己的心为审判官，以眼前的事实为新刑律，例如说道：李宗吾，据你这样说，何以我昨日看见一个人做的事不是这样？今日看见一只狗也不是这样？可见你说的道理不确实吧。如果能够这样的判断，我任是输到何种地步，都要与你立一个铁面无私的德政碑。”他这种独立自由的意思，充满了他的厚黑丛话中。但他并不是野马狂奔，却有他一定的观点和原理，那便是他本店自造的“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请看他自己的说明吧：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为透明体，既把社会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我对于经济、政治、外交、与夫学制等等，都有一种主张，而此种主张，皆基于我所谓厚黑哲理。我这部丛话，可说是拉杂极了，仿佛是一座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等，是极不规则的；惟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的状态。如果把它整理得厘然秩然，极有规则，就成为公园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参加了人工，非复此山的本来面目了。我把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显现，有志斯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芜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处房子也好；抑或捉几个雀儿，采些花草，拿回家中赏玩也好；如能大规模的开采矿物，则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检点牛犬粪去肥田，也未尝不好。我发明厚黑学，犹如瓦特发明蒸气，后人拿去纺纱织布也好，行驶轮船火车也好，开办任何工业都好。我讲的厚黑哲理，也是无施不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有能得我之一体，引而伸之，就可独成一派，孔教分许多派，佛教分许多派，将来我这厚黑教，也要分许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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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本线”的发明
二十五年七月，宗吾又刊一书，叫做《中国学术之趋势》，内容包括四大篇：（一）老子与程明道，（二）宋学与蜀学，（三）宋儒之道统，（四）东西文化之融合。每篇又各分若干段，以成此书。他在序文中说：“写文字是发表心中感想，心中如何想，即当如何写，如果立出题目来做文章，等于入场应试，心中受了题目的拘束，所有感想，即不能尽情写出；又因题义未尽，不得不勉强凑补，于是写出来的，乃是题中之文，不是心中之文。我写此书，本想出以随笔体裁，许多朋友说是不妥，才标出大题目小题目。我觉得做题目，比做文章更难，文章是我心中所有，题目是我心中所无，此书虽名为《中国学术之趋势》，而内容则非常简陋，对于题义的发挥，未及十分之一，这是很抱歉的”。可见他即便讲述具有体系的学术，仍是抱有他一贯的自由作风，这是与近代流行的教科书式的著作有些不同的。
我们当还记得他发明的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于是他想适用这条公例，觉得学术上的演变，也有轨道可寻，如果知道了从前的学术是如何演变，即可推测将来的学术当向何种途径发展。他说：“自开辟以来，人类在地球上走来走去，自以为自由极了，三百年前，出了一个牛顿，发明地心引力，才知道任你如何走，终要受地心引力的支配。人类的思想，自以为自由极了，若试把牛顿的学说扩而大之，应用到心理学上，即知道任思想如何自由，终有轨道可寻。人世上一切事变，无不有力学公例行乎其间，不过一般人习而不察，等于牛顿以前的人，不知有地心引力一样。”因此，他对于中国学术的趋势和世界学术的交流，也是持此看法的。
他说：我国已往的学术有最发达的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带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汉宋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汉宋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此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学术的进化，其轨道是历历可寻的。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他说，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的总纲，诸子书是细目。诸子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加以发挥，只能说他们研究得精细，却不出老子的范围。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座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于是大家相约上山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然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作河图洛书的，是偶尔拾得珍宝的人；周秦诸子，是相约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要以老子为最多。老子把宇宙真理，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根据已往的事变，就可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在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字，韩非学于荀子，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又讲“法术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法术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是申韩的刻薄寡恩，渊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法术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实不能不为老子叫屈。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字，即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温良恭三字，比慈字较为具体：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的兼爱，即是老子的慈；墨子的节用，即是老子的俭。老子言兵：“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说：“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经，此书是道家之书，也与老子相类。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的话，激动六国君主的不平之气，暗中即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与”等语，为后世阴谋家兵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子列子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往往互相诋毁，独没有诋毁老子的，即使诸子之学，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静功，讲符箓等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了。
春秋战国时，列国并争；同时学术界也是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天下统一；学说也随君主之意，归于统一。秦时，奉法家的学说，此外的学说，皆在所摈斥。汉初，改而奉黄老，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从此即专奉孔子之学；但老子的学说，势力仍是很大。于是孔老二教，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以后佛教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就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个区域内，相推相荡，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天然有合并的趋势，于是宋儒的学说，应运而生。
要谈宋儒的学说，须先把儒释道三教的异同，加以研究。三教异同，自然古人说的很多；但最要的一点，即是三教均以“返本”为务。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还不能终止，于是他又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为止。老子一书，屡言“婴儿”，婴儿是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是有知识的；老子所说的婴儿，是无知识的。可知老子返本，要进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无知无欲的婴儿为止。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然犹有心，故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释氏则并此心亦无之，以证入涅槃，无人无我为止，禅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面目”，竟是透过娘胎，较老子的婴儿更进一步。儒释道三家俱是在一条线上，如图所示：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家由丁返至甲；宗吾呼此线为“返本线”。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们三家都是沿着返本线向后而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佛家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以三教的同与异，都可以说得过去，总看如何看法。
后（甲：父母未生前(无人无我)→乙：婴儿(无知无欲)→丙：孩提(知爱知敬)→丁：身(我)(成人时)→戊：家→己：国家→庚：天下）前
据上图所示，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则又不然。佛氏说妙说常；老子亦说：“复命曰常”，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佛氏主张破我执破法执，孔子亦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氏所谓我执法执，孔子又何尝不能破呢？但三教虽同在一线上，终是个个独立，他们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须追寻至父母未生以前，连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既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孔门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尽力，人事的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之最纯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从孩提之童研究起。以诚意为下手工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的宗旨，既是想治世，所以关于涅槃灭度的学理，也就不愿深究了。老子意在窥探造化的本源，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妙理，故取象于初生的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此中字，即指乙点而言，是介于入世出世之中的。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礼乐易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多说，只简简单单的五千多字，扼着乙点立论，含有隐而不发的意味。他的意思，只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让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言，所以讲出世法没有佛氏那样精，讲世间法没有孔子那样详。总而言之，佛氏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打通为一，这就是儒释道三教的不同之点。
人情是厌故喜新的，魏晋时代清谈既久，一般都有些厌弃了。适值佛教陆续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朝，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的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的时代。唐朝自称是老子之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所以道教很盛。孔教是历代所崇奉的，当代也很盛行。三教相推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时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它融合为一。直到宋儒，尤其是程明道，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程明道以前，虽有孙明复、胡安定、石守道、周濂溪诸儒，作宋学开路的先锋，但那只算是萌芽时期；到了明道，才吸取三教的精华，以老子思想为主，把它组织成一个系统，成为所谓宋学。以后的程朱陆王学派，都是从明道分支的。明道为宋学之祖，等于老子为周秦诸子之祖，而明道之学，即大类于老子。明道之学，既近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学治世，’二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径。宋儒本没有居心要走入老子的途径，只因宇宙真理，实是这样，不知不觉，就走入这个途径。由此知老子之学，不独可以贯通周秦诸子，并且可以贯通宋明诸儒。极而言之，即说老子之学，贯通中国全部学术，也不为过。
在宋儒尽管说他们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的学说俱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为孔门嫡传，这是为“门户”二字所误。惟其是这样，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儒释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该合并，宋儒顺着这个趋势做去，自家还不觉得，犹如在河内撑船一般，宋儒极力想逆流而上，自以为撑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还看不出天然的趋势；惟其极力反对三教合一，实际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这才见天然趋势的伟大。宋儒学说，所以不能磨灭者，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为人诟病者，在里子是三教合一，面子偏说是孔门嫡派，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了。
宋儒的学说，原具一种革命精神。他们把汉儒的说法全行推倒，另创一说，是具备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仍然托诸孔子，名为复古，实是创新。马丁路德的新教，欧洲的文艺复兴，俱是走的这种途径。宋儒学说，带有创造性，所以信从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大凡新学说出世，都有这种现象。
不过宋儒也有很大的短处，就是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二点：（一）孔子说的就对，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二）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合此两点，就生出自韩愈以来杜撰的‘道统’之说。程朱一般人，生怕这个道统被别人分去，就拼命的排斥异己，以致他们的徒子徒孙都染有这种恶习，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在争詈不已。此中的病根，就是缺少了一个“量”字。宋儒的才德，二者俱好，惟于“量”字最缺乏。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斥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如果不存门户之见，把气量放宽，来鸟瞰学术上的分合之迹，倒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中，常常援引古说，可见他也是述而不作的人，其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96种外道，经过释迦的一一研究，然后另立一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宋儒之学，照以上所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然一种学说，独成一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子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单即宋儒所说的佛学禅宗说，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两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的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研究，才能把宇宙的真理研究出来。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其汇归于一，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只要以探讨真理为归，不过于存主观的见解，无论是由分而合，或是由合而分，这在学术上说，都是有功的；惟有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是要不得的。
吾人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等到融会贯通之后，再分头研究，去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但是要做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并不是没有宾主之分，一味的将中西文化杂揉在一起，使人发生龃龉，以致影响我们的思想行动，无所适从，如近几十年来的混乱现象；是应当以我们数千年来深入人心的民族文化为重心，或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或吸收他人之精英，以丰富吾人之生命。从前有个故事：鲁国有个男子独处，邻家有一寡妇亦独处，夜雨室坏，妇人来求托庇，男子闭户不纳。妇人说：“你何不学柳下惠呢？”男子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这事被孔子听见了，就赞叹道：“善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还有九方皋相马，并不取其皮相，是在牝牡骊黄之外。吾国先哲，师法古人，也是遗貌取神，为我国学术界最大特色。画家书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洋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地研究，加以修改或发挥，所有天台，华严，净土诸宗，差不多成了中国化，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欢迎。就中最盛行的，厥惟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惟有唯识一宗，带印度色彩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乎失传。从此可见印度学说，传入中国，越是中国化的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的，就不盛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用采取印度文化的方法，使其一一中国化，好比药料之有炮炙法，把那有毒的部分除去，单留有益的部分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事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的采用，中西文化自然可以融合。本此原则，我们今后应走的途径，就可以决定了。
西洋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等科。中国的古人，行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制定各种制度，同是窥见自然之理，一则用之物理上，一则用之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的必要。
中国的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而又极有条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的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隐然有磁电感应之理，不言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洋人，则人与人之间，划出许多界限，父子夫妇间的权利义务，俱用簿计学的方式计算，权利义务分明，生趣就减少了。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气氛改变；但中国则未免太浑囫了，又当参酌西洋组织。果然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就如开矿一般，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的洞子和中国人的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各派都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会贯通。吾人生于斯世，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的工作，融合以后，不妨再分头研究。像这样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过若干次，才能把这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依旧还他一个浑然的。
冲突是融合的预兆，无所谓冲突，即无所谓融合。譬如几个泥丸，放在盘内，不相接触，可谓不相冲突了；然而这几个泥丸，是永久独立，不能合并为一的。如把他们合在一处，挤之捏之，这几个泥丸，就可合为一个了。现在国际竞争剧烈，与战国七雄时代相似。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旧有学说发生冲突，如南北朝隋唐时代，佛学传入中国相似。一般人看见这些冲突情形，都很悲观；不知这正是几个泥丸挤之捏之的时候，乃是世界大同的动机，是东西学说融合的动机。所不同者，秦始皇统一战国之后，是有一个君主高踞其上；将来世界大同，是把君主换作民主的，宋儒的理学，虽能融合众说，但其学说的推行，是仗君主威力，强迫人民信从；将来中西印三方学说融合，是学者自由研究的结果，并非强人信从。国际上，学术上，这种现象都是天然的趋势，非人力所能反抗，如水之东流入海，即使要反抗，也是万万无效的。如果看清楚这种趋势做去，才不至违反潮流。
但中西文化的冲突，其病根有应归咎西洋的地方。例如：西洋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洋人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人培养身，中国人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斯密士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遍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很少寻得出像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的学说，只有庄子书中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神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就好比建筑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西洋人自由竞争等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迳从地面建筑，基础不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将来算总帐，还不知要流多少血！
我们再把前面所绘的“返本线”一看，就更可把中西文化的优劣看出来。吾国儒家主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的心理在家庭中培养好，然后扩充出去，以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迳到“国”字，中间缺少——一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所以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的世界了。
讲近代物质文明，中国诚然万万不及西洋；但从社会伦理部分来说，则以上诸点，确乎中胜于西。此等之处，应该西洋效法中国，不应该中国效法西洋。
最后，他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上，主张中国学说，可救西洋印度之弊。他是以老子为中国学说代表的，前面已说过了。他认为西洋所讲是极端的世间法，印度所讲是极端的出世法，老子所讲则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如把这种学说，发扬而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以“返本线”言之：西洋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己”点或“庚”点止，绝不回顾。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是绝不回顾。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所说“归根复命”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所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没有印度那样精，讲世间法，没有西洋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洋人无论何事，都是各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就“返本线”看来，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己”点（国），讲社会主义的，只看见“庚”点（天下），其余各点，也未看见。他们既未把这根线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也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的，所以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二语出礼运，或以为道家之说，故浑言孔老，），这样，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囫疏阔；西洋人研究得很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洋人所研究者，以中国的看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其实，西洋人讲竞争，讲超人，都是末流之弊。至若希腊三哲，何尝不是孔老一流人物？中国号称儒释道三教并行，但今之和尚道士，秀才举人，何尝有几分与释迦孔老相类？其末流也是与西洋一样。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的冲突，又源于学说的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而言，则释迦、孔子、老子和苏格拉底诸人，固无所谓冲突。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西洋近代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是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的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以上是宗吾《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的扼要介绍。此外他在本书中，详述“宋学”与“蜀学”的关系，说二程的学说，深受当时蜀学的影响，尤其是程伊川的易学，是受了箍桶翁和卖酱翁的指示，才别有会心。同时，四川道教和佛教，也是盛极一时，二程当深有所濡染，所以他们后来能作出三教融合的工作。再则蜀主孟昶，在当时提倡文化的热心，与夫政治的清明，可谓甲于天下。苏子由对于老学的研究，也是前无古人。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当时的四川，可称为后此中国文化的摇篮。宗吾对于这些问题，都加以考证和说明，这是国内一般讲学术史的人，不曾注意的。
至于他提出老子，来贯通中国的全部学说；又说，西洋和印度的学说，各走极端，惟中国学说，可以济二者之弊。他这种观点，是否也是太偏，太主观，我在此不愿批评；批评的责任，希望读者负起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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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达尔文、克鲁泡特金开玩笑
宗吾每有一假设要提出，总是深思熟虑，反复研究，必须自己信得过了，才写成文字，以期建立他的假设。更从四方八面去取得印证，无论是正面的意见，或反面的意见，他都虚心的加以研究，而为批判的接受与扬弃，经过一再的补充，然后才著为专书。他的许多著作，都是这样慢慢完成的。单说心理与力学一书。最初仅是一篇较长的论文；到了民国九年，就补充了许多；直至民国十六年，才公表于世；等到正式印为专书时，已是民国二十七年了。在此书出版的前几年，经他研究所得，更加了三章；到了三十一年，又加了一章；如果他不早死去，恐怕至今还在有加无已呢？但他并不是像“老娘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添加，他的千言万语，无在而非为证成他所假设的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他最后添加的一章，此处暂不述及；今将第二次添加的三章，介绍如下：
第一，为达尔文学说的修正。
他说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得出几种结论，科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独不知达尔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却未曾研究，所以他的学说，就留下不少破绽。那个高等动物，就是达尔文本身。达氏既把人类社会忽略了，即不妨就拿达氏来作标本，再加一番补充研究。于是他便用最有兴趣的文字，设想达氏自生下地来，一直到他老死，其心理与行为的发展，即以达氏自己的学说，来反击达氏的学说，依次得出人类社会中的五条公例：
（一）同是一个人，知识越进步，眼光越远大，竞争就越减少。
（二）竞争以生存为界域，过此界域，就有弊害。
（三）同是一国的人，道德低下者，对于同类，越近越竞争；道德高尚者，对于同类，越近越退让。
（四）竞争之途径有二：一是向外用力，进攻他人；一是向内用力，返求诸己。向外用力者，与他人之力线是冲突的；我与人二力不等，则一胜一负；二力相等，则两败俱伤。向内用力者，与他人之力线是不冲突的：我与人用力相等，则并驾齐驱；一人用力独深，则此人即占优胜。
（五）凡事以人己两利为原则，二者不可得兼，则当利人而无损于己，抑或利己而无损于人。
根据上述五条公例，就觉得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字，应该修正。因为达氏的公例，是从禽兽社会得来的，律以人类社会，处处矛盾。达氏的公例，如果用于禽兽社会中，当然可以不管；如今竟公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基于这种学说，造出的世界，是人类互相残杀的世界，故非加以驳斥不可。
达尔文说，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争；但从各方面考察，觉得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让，因为人类进化，是由于合力，彼此能够相让，则每根力线，才能向前进行，社会才能进化。譬如：我要赶路，在路上飞奔而走，见有人对面撞来，就当侧身让过，方不耽误行程。如照达尔文的说法，则是见人对面撞来，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沿途有人撞来，沿途推翻，遇着行人挤做一团，就从中打出一条血路，向前而行；试问世间赶路的人，有这种办法吗？如果要讲“适者生存”，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才是适者，才能生存。
由达尔文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由我们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试入深林一看，即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叶叶相让，所有树枝树叶，都向空处发展，彼此抵拒冲突者极少。树木是无知之物，尚能彼此相让，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的本性，因为不相让，就不能发展。凡属生物皆然，满山禽鸟和鸣，百兽聚处，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彼此斗争之时少。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生物界相让者其常，相争者其变。”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似乎不对。树木的枝叶，如果抵拒冲突，纠结一团，此种树木，必不繁荣。欧洲大战，是一类纠结一团。依达尔文的学说，此种现象，叫做进化，未免讲不通。
依达尔文的说法，凡是强有力的，都应生存；但从事实上看来，反是强有力的先消灭。洪荒之世，遍地是虎豹，他们的力量比人更大，宜乎人类战他们不过，何以虎豹反几乎绝迹？欧战前，德皇势力最大，宜乎称雄世界，何以反遭失败？民国初年，袁世凯势力最大，宜乎统一中国，何以反遭失败？有了这些事实，所以达尔文的说法，就应予以修正。我们细加推究，即知虎豹的被消灭，是由于全人类都想打他；德皇的失败，是由于全世界都想打他；袁世凯的失败，是由于全中国都想打他。思想相同，就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虎豹也，德皇也，袁世凯也，都是合力打败的。于此可以说：“生存由于合力。”懂得合力的就生存，违反合力的就消灭，懂得合力的就优胜，违反合力的就劣败。像这样的观察，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反在天然淘汰之列了。
达尔文的误点，可再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向人说道：“生物进化，犹如小儿身体，一天一天的长大。”有人问：“小儿如何会长大？”答：“只要他不死，能够生存，自然会长大。”问：“如何才能生存？”答：“只要有饭吃，就能够生存。”问：“如何才有饭吃？”我们还未及答，达尔文从旁答道：“你看见别人有饭就去抢，自然就有饭吃，越吃得多，身体越长得快。”试思达尔文的答案，有错无错？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没有错，说进化由于生存没有错，说生存由于食物也没有错；惟最末一句，说食物由于竞争（抢）就错了。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就对了。问怎样修正呢？就是通常所说的：“有饭大家吃。”
平心而论，达尔文一味教人竞争，固有流弊；我们一味教人相让，也有流弊。如何才无流弊呢？于此可再定出一公例：“对人相让，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对人竞争，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
达尔文的学说，可分两部分来看：他说的“生物进化”，这部分是指出事实；他说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部分是解释进化的理由，事实没有错，理由错了。一般人因为事实不错，遂误以为理由也不错；殊不知进化的原因多端，相争能进化，相让能进化，不争不让，反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其或具备他种条件，也未尝不能进化。达尔文置诸原因于不顾，单以竞争为进化的唯一原因，而流弊遂无穷了。兹断之曰：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等于牛顿发明“地心吸力”，是学术界千古的功臣；惟有他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就不免有语病，应加修正。
第二，为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修正。
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误点，也与达尔文相同。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的状况，律之人类社会，故其说有流弊；克鲁泡特金因为要指驳达尔文的错误，特在满洲及西伯利亚一带，考察各种动物与原始人类状况，发明互助说，以反驳达尔文的互竞说，他能注意到人类，算是比达尔文较胜一筹了；然而原始人的社会，与文明人的社会，毕竟不同。克鲁泡特金以文明人的资格，去考察原始人的社会状况，故所得的结论，不能没有流弊。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可分两部分来看，他主张“互助说”不错，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
禽兽进化为人类，故人类具有兽性，然既名为“人”，则兽性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性，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然既成为文明人，则原始状态之外，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禽兽有竞争，无礼让，人类是有礼让的，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没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
凡物体，每一分子的性质，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社会是积人而成的，人身是社会的一分子，若把身体的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治国之道，采用互竞主义固有流弊，采用互助主义也有流弊，故必须采用合力主义。人身的组织，即是合力主义。身体是由许多细胞构成，每一细胞都有知觉，等于国中的人民，大脑则等于中央政府。全身神经，都可直达于脑，等于四万万人，每人的力线，都可直达中央，成为合力的政府。目不与耳竞争，口不与鼻竞争，手不与足竞争，彼此之间，非常协调，故达尔文的互竞主义用不着。目不需耳之帮助而能视，口不需鼻之帮助而能言，手不需足之帮助而能执持，个个独立，自由表现其能力，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也用不着。目尽其视之能力，耳尽其听之能力，口鼻手足亦各尽其能力，如是把各种能力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全的身体，这便是合力主义。
国家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人身亦然。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脚政府报告脑政府，立派右手来把蚊子打死。万一右手被蚊子咬了，自己无法办理，报告脑政府，立派左手来把蚊子打死。有时睡着了，脑政府失其作用，额上被蚊子咬，延髓脊髓政府就代行职务，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脑政府还不知道。耳鼻为寒气所侵，温度降低，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输送血液来救济，于是耳鼻就呈红色。万一天气太寒，输送了许多血液，寒气仍进逼不已，各地方政府协商道：“我们再输送血液去，仍无济于事，只好各守防地，把应该输送到耳鼻的血液，与他截留了。”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市县区各种政府。脑中记忆的事，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施行催眠术的人，是蒙蔽了中央政府，在省市县区政府，调阅旧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将平日所做的事说出，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疯人胡言乱语，这是脑政府受病，中央政府失了作用，省市县区政府，乱发号令，所以疯人说的话，都是他平日的事，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故话不连贯。夜间做梦，是中央政府休职，各处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台来了。人一醒来，中央政府复职，他们立即躲藏；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故梦中之事，也能略记一二。我们可以说：疯狂和做梦，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
古来亡国之时，许多人说要死节，及到临头，忽然战栗退缩。因为想死节，是出于理智，从脑中发出，是中央政府发的命令；战栗退缩，是肌肉收缩，是全国人民不愿意。文天祥一流人，慷慨就死，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人民与中央政府，业已行动一致了。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及至美色当前，又情不自禁，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情不自禁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我们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后即无需注意，自然会朝前走去，这即是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后，人民依着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那就不胜其烦了。古人作诗，无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后写出之字，往往比醒时更好，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遇有事来，不须中央指挥，人民自动做出之事，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心理学书上，有所谓“下意识”者，盖指脑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由上看来，可知身体的组织，与国家的组织是很相同的。反观吾身，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即知道创立一种学说，必使理智与情欲相调协。不能凭着脑子的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也不能放纵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的裁判。建设一个国家，必使人民与政府调协，不能凭着政府的威力，压制人民，而为人民者，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的行为。人身的组织，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故脑为神经的总汇处，与五官百骸，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因此每一人民的力线，必使之可以迳达中央。中央为全国力线的总汇处，政府与人民，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如能这样办理，即是合力主义，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而与天然之理相合。
第三，为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
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的问题，他一生讨论的最多，发表的文字亦最多，并且著有几种专书，来详论此事。这些大问题，留待后面再说。他这篇文字，只是说政治经济外交，应采用合力主义。所重者，在“应采用合力主义”一事，对于政治经济外交并未详说。这一篇文字，放在心理与力学一书的最后，可以说是那书的结论，也可以说是“力学公例”的应用。他既认为“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则吾人每做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至与人冲突。至于主持国家大政的人，制定法令制度，尤需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至处处窒碍。民主国家的一切事务，是全民之事，不是少数的几个领袖之事，所以欲思国家富强，必须将全民的力量一齐发挥出来，才能奏效，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倡他的合力主义。
他说，达尔文的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依赖；惟有合力主义，如射箭一般，支支箭都向箭垛射去，彼此不相冲突，又不相依赖，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互竞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但其政府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为一个极强健的政府，是为政治上的合力。其他如经济外交，亦须取合力主义。讲经济，则须发动全国的人力物力，照一定的计划，而为财源的开发；谈外交，亦须实行国民外交，不许列强有不平等的待遇，以致演出种种丧权辱国之事。在国际间，利害相同的国家，也要取合力主义。等到国际间的矛盾减少了，更可合全世界的人力悬出这个地球为目的物，一齐向他进攻，把他内部蕴藏的财富，继续不断的取出来，全人类平均分配，是为合力主义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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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腹经论
宗吾本着他所倡的“合力主义”，曾写了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于十六年刊入《宗吾臆谈》，十八年扩大为单行本，名为《社会问题之商榷》。二十六年，政府定期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他便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继此文之后，他正想写一篇“外交”私议时，而七七事变突起，他就改写了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亦在《华西日报》连续登载。这两篇文字，即于是年九月合刊一册，名为“制宪与抗日”。关于制宪部分，他特别注重经济与政治两项，也可说是他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结论。关于抗日部分，除了抗日计划外，更涉及外交问题和民族问题等等。今先将“制宪私议”的要点介绍于下：
他以为规划国家大计，犹如建筑一个大房子一般，须有全部计划，先把图样绘出来，然后才可按照图样逐步兴建，倘若没有全部计划，随便建筑几间来住，人口添多了，又随便添筑几间，人口再多，就再添筑，结果必是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要想继续住下去，无如人口太多，实在挤不下；要想拆除另筑，那就费事太大了。西洋的资本帝国主义，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因此，我们此次制宪应当仔细斟酌，不能照抄欧美宪法，瞎子跟着瞎子走，一齐跌入陷坑。
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要看到五百年以后，断不能为数十年计，或一二百年计。斯密士著《原富》一书，缺乏此种目光，行之未及百年，即弊害百出，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由资本主义的盛行，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假使他的目光，能注意到今日，或许不至倡出那种说法。孔子礼运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这即是先把全部房子式样绘出，一步一步的建筑，孔子死了二千多年，他理想的世界，尚未出现，其学说的价值，不惟不因之而损，反愈见其伟大。他悬出一种目标，数千年俱走不到，于是数千年以后的人俱有路可走，不像斯密士达尔文诸人的学说，行了数十年，百十年，即无路可走，处处碰壁，非打仗不可，而且打了仗还是不能解决。所以我囯此次制宪须有远大的计划，即使中间有几部分一时不能实行，但既垂为宪法，定出了目标，大家望着走去，步法才不至紊乱，才不至彼此相碰。
先谈政治方面：
他以为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合伙做一个皇帝，现在就要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各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村议会，经村议员议决了，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的，与君主专制国，恰成一反对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的议决案，须奏请皇帝批准，方可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的议决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施行；大点的事，由各省议会议决施行；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施行；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最困难的，是如何能使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投票，直接发表意见，不致为人操纵舞弊，这就须大费研究。
第一要紧的，是整顿户籍。每县分若干区，区之下分若干村，村之下分若干保，每保分若干甲，每甲辖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权，一生下地，即可取得此权。投票时，以家长为代表。例如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二联单，记名投票。甲长亲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决，某乙家八票否决……榜末合计，本甲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对无误后，甲长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第二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将榜送之区长，由是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最终以多数决定。这是就关于全国的大事而言，关于省市县的事，当仿此办理。
我国人民，对于国事，向不过问，要他裁决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须训政。训政的责任，当为村议员。村议员，一方面为军机大臣，一方面又为太师太傅太保。凡是村议员，其知识当然比农民为高，对于国事自能明了。每当裁决大政时，先由村议员公开讲演，使众人了解真相，应投可决票或否决票，由各人自行判断，归家书票，等候甲长来取。人民有议案，直接向村议会提出；有不了解之事，亦可向村议员请问。如此办去，于人民很是便利。
选举大总统，由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投票。投票时，也以家长为代表。每票举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认为可当大总统者只有一人或二人，则票上即只写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票上写赵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则赵一等即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写钱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则钱二等即为各得八票。用二联单，记名投票。甲长亲到各家将票收齐后，即列榜宣示：某甲家举赵一等三人，某乙家举钱二等二人……榜末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各家持存根查对无误后，由甲长将榜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赵一得若干票，钱二得若干票……第二甲，孙三得若干票，李四得若干票……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孙三共得若干票，李四共得若干票。由保而区，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以最多数之一人为大总统，次多数之二人为副总统。大总统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经全国人民总投票撤职，即以副总统代理，以凑满四年为止。第一任大总统于某年某月某日就职，以后每满四年，于同月同日，新任大总统必须就职；旧任大总统，得票最多数，可以连任。
人民如欲弹劾大总统，即可向村议会提出弹劾案；经村议会议决，以全村名义向区议会提出；区议会议决，以全区名义，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弹劾案成立，送交大总统，请其自行答辩。然后由国会将弹劾案及答辩书，加具按语，刊印成册，发布全国，由人民裁决。对于大总统，或留任，或免职，仍用总投票办法，层层发榜，取决于多数。省长，县长，以至保长甲长，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亦参酌此法办理。
大总统违法，经人民总投票，正式免职后，可以交付审判，处监禁，处枪毙，都是可以的。独是未经正式免职以前，大总统在职权内所发出的命令，任何人都应绝对服从，有敢违反者，大总统得依法制裁之。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不过把君主的办法，一一拿在人民的手中去行使罢了。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今后仍当以司法权授予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如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是人所尽知的；但现在的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的结果，适得其反。今后当以调查或和解的责任，加之村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先诉诸村长，村长调查明白，即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村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长。区长即当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又备文送之县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村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处理；县长以上，则当按国家法律来解决。
人民对于任何机关，如有疑点，都可自请往查。假如某甲对于国际贸易局或中央银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村议会提议：“该局或该行，有某点可疑，我要亲往彻查。”村议会询明议决，即向区议会提议：“本村拟派某甲往查某事。”区议会开会议决，即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国会开会议决后，即行知该局或该行，听候彻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弹劾案；如无弊，即在中央报纸声明：“我所疑某点，今已查明无弊。”倘不提弹劾案，又不声明无弊，则某甲应受处分。亦或某甲声明无弊，经某乙查出有弊，则某甲亦应受处分。其他省市县所辖的机关及工厂等，亦均仿此。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非将两种主义融合为一，冲突是不能免的。中山先生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的冲突。但人性是浑然的东西，无善无恶，所以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做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为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所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严然专制国的皇帝一般，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的去留，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可融合为一了。
现在的政党，无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第一要争夺的，即是大总统一席，所以应把大总统留在最后来选。先将制定的宪法，拿在一村一区试验。一村一区行得通，一县一省一国即行得通。施行宪法，当以村为起点，全国实行为终点：以民选村长为起点，民选大总统为终点。这样，可使热心宪政的人，回到乡村，作实地的工作，民主政治的基础，才能稳固。于是逐渐发展，而县，而省，而中央，才不至躐等。这种组织法一经完成，政党即归于天然消灭。即有政党，也变成一种学术团体，既不能操纵政权，只有把他们的政见，著书立说，希望人民采纳；抑或到处演说宣传，以期人民了解。这便等于孔子墨子著书立说，又亲身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是一般。
次谈经济方面：
他以为要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后来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了，地球就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银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了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何以故呢？假令有人雇工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2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98元或998元，全是出于地球的生产力。地球既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之98元或998元，既应由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劳力相当的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劳动家买去耕种，同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2元；做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此数，这算是劳力的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98元或998元，乃出于机器的生产力，不是出于工人的劳力。当初发明机器的人，业将发明权放弃，机器便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此98元或998元，即应由全人类平摊。旧日归厂主所有，是侵占了公有物。所以应该收归公有，工人做工，给以相当的代价；由机器生出的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又发出两种力：一是脑中的思考力，一是手足的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的私有物。社会上想使用它，就应出以相当代价；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加以侵犯。
基于上面的看法，即可定出一条原则：“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归社会公有，脑力和体力，归个人私有。”依据这个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个人的脑力和体力，可以尽量发展，这层是合理的；但他同时主张有金钱的人，可购土地以收佃租，可购机器以开工厂，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了。马克思主张土地和工厂一律收归公有，这层是合理的；但他同时主张强迫劳动，认为个人的脑力和体力，是社会的公有物，就未免夺私有物以归公了。惟有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有斯密士马克思之长，而无其流弊。故世界经济学，可分三大派：斯密士为一派，是个人主义；马克思为一派，是社会主义；中山先生则融合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独成一派。
马克思讲共产，中山先生也讲共产；马克思是“共现在”，中山先生是“共将来”；马克思是“收归公有”，中山先生是“购归公有”。现在可本中山先生的遗意，定出一条原则：“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能私有。”于是将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的工厂，一律购归公有，就成为“共将来不共现在”了。但是全国的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于此当首先定出一条法令曰：“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明后，取消其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迳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即可供一切应用。至银行月息多少，视随时情况而定。如假定存入为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以下设区银行和村银行，银行法既已确定，则应属公有的财物，即可着手收买。
（一）私立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二）使用机器的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工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
（三）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亦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四）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150元或200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50，或值百抽百。至外货何者该买，何者不该买，国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两相平衡，我国与外国，两得其益。
以上四项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的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法国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适；（三）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生存为社会重心，人人能生存，重心才能稳定。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的部分，应当治疗，无病的部分，不可妄动刀针。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的部分加以治疗；其余可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的部分不动刀针。如此办去，则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就可实现了。
中山先生屡次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公司内的股东。”这种说法，再好没有了！那末，如今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即是四万万五千万股东，以一个人为一股，国中生了一人，即新添一股，死了一人，即取消一股，其股权是很分明的。发给生活费，是各股东按年所分的红息；服务社会者，或劳心，或劳力，给予相当代价，即是股东在公司内服务，于分红息之外，各得相当报酬。像这样的组织法，不但是取法公司制，并且是从天然界取法来的。说明如下：
（一）取法人身分配血液之法：身体上某部分越劳动，血液的灌注越多，弥补消耗之外，还有余剩，因之越劳动的部分越发达，这就是人体奖励劳动的方法；准此，对于国中的劳动者，就应该从优报酬。吾人身上还有许多无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即是无用的东西，但既已生在身上也不能不给以血液，不过因其不工作，灌注的血液较少，所以男子之乳渐渐缩小；准此，对于国中的任何人，一律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止，不劳动者待以不死就是了。饮食从总口入，便溺从总口出，饮食在腹中如何消化，如何运转，脑筋全不知道；准此，国际贸易由政府支配，国内贸易听人民自由经营，不必过问。
（二）取法天空分配雨露之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晒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其中的水蒸气取出来，变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洒下，不惟干枯之地，蒙其泽润，就是江海池沿，本不需雨露，也一律散给；最妙的，是把草木所含的水分，蒸发出来，又还给他，一转移间，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了。并且枯枝朽木也同样散给，不因其没有生机就剥夺了享受雨露之权。洒在地上之水，听凭草木之根吸取，无所限制，吸多吸少，纯是草木自身的关系，自然界固无容心于其间，准此，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的收入，原是从人民身上取出来的，除公共开支而外，不问贫富老幼，不问劳动与否，一律发给生活费，而国中致富的机会，人人均等，这即是取法雨露的无私。
宪法上如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则征兵制、征工制、所得税、遗产税四者，即应废除。当兵者，作工者，俱应给以相当代价，如果征兵征工，即是侵犯了体力的私有权。官吏的服务，商人的经营，都是运用脑力的，如果征收所得税，即是侵犯了脑力的私有权。以劳心劳力所获的金钱，遗诸子孙，这是应该的，如果征收遗产税，也是侵犯了脑力体力的私有权。
有人虑及遗产制，可以发生资本家，那是不相干的。美国的银行大王，汽车大王，煤油大王，商业大王诸人，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外，都是赤贫之子；而摩尔根之致富，并未依赖遗产。他们之所以致富，全靠个人的努力，从事于经营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而来。宪法上如把四者定为国家公有，私人不得买卖，这些大王，自然无从产生，这才是根本办法，不在征收遗产税。
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大资本家无从产生，是富者削低一级；人人有生活费，不至冻馁而死，是贫者升高一级。两级中间为人民活动的余地。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不主张平头的平等，而主张立足点平等；因之经济上的组织，以不应主张平头的平等，使全国人贫富相等，而应主张立足点平等，使全国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的不同，所得的报酬即不同，或贫或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的向上心，社会才能日益进化。犹如地势高下不平，水便滔滔汨汨，奔趋于海，若平而不流，就成为死水了。
宗吾在制宪私议中，对于政治经济的主张，大概如上。他说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其权限仅属制宪，故只能谈及政治与经济，不能谈及外交，然他又说，三民主义原是互相连贯的，如果舍去外交不管，则制出的宪法，无论如何是不能实行的。即如宪法上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国际贸易四者一律归公；而我国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外人在我国购有土地，设有工厂、银行，又与我国人民直接贸易，则宪法何能实施呢？所以非同时把外交问题解决不可。换言之，即是政治经济外交三者不能分开：也即是三民主义是整个的，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不能分开。
因此，他于制宪私议草成之后，又想作一篇“外交私议”，以备采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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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尽是纸上谈兵吧？
宗吾打算写的“外交私议”，前面已经说过，因“七七事变”突起，他便改写成抗日计划之商榷了。在这篇计划书中，为配合抗战的顺利，同时也谈到了外交——战时外交。他更谈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自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抵抗而不侵略”的民族，也一并将这种态度昭告于世界。他自“九一八”以后，即大讲其“厚黑救国”的种种理论，以为世界战祸，一触即发。若不思患预防，则事变之来，必有措手不及之势。因此，他在数年之内，无论是脑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以及笔下所写的，都是关于如何救国家救民族的问题。此次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端挑起了侵华的战争，立刻便激发他平日胸中所蓄，由空泛的理论，步入了实际的问题。他不再开玩笑了，他严肃起来了，他把中日情势和世界全局，作了一番彻底的观察，于是而有“抗日计划商榷书”的问世。这篇计划书，据说是随着“七七”的第一声炮响，跟即以笔杆应战，那时正是挥汗如雨的天气，他不顾一切，在数昼夜之中，手不停挥地把数万言的计划书一气呵成了，他把这篇文章和制宪私议合刊的意思，就是认为“制宪”与“抗日”是不能分开的。必须制定宪法之后，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来，以对抗我们的敌人。这样，才可以说到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而中华民族才可以从抗战中强壮起来。所以他这篇抗日计划书，是处处顾到内政与外交的。读者如欲评判他的得失，即当留意以下数事：第一，我们不可忘记这篇计划书，是在抗战的最初期写成的；第二，我们人人心中，自问当抗战初起时，究有如何的计划；第三，政府在当时所表现的，究有如何的抗战国策；第四，在当时全国的报章杂志上，更有些何等高见的此类文字。如果把这些情形一一回想一番，然后再来评判这篇抗日计划的得失，就不至掩没他的苦心了。那篇计划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他说：这次中日战争，算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起点。第二次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意义迥乎不同：第一次大战，是列强彼此争殖民地，争市场，因而发生冲突；第二次大战，是强国侵略弱国，弱国起而抗御，并要求解放的战争。中山先生讲民族主义时，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对压迫者作战，而今果然开始了，所以我们此次对日作战，在本国内，则应全民抗战，在国际上，则应本着中山先生的指示，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号，使前次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于此次大战中实现出来。中山先生又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此才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基于这种训条，我们又该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对日作战的意义扩大，使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对日作战是为人类要求平等而战，是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抗战的开始者，不是两国间普通的战争。我们把此次抗战的意义弄清楚了，抗战与外交双管齐下，拟具整个计划，昭告全世界，使参加第二次大战的民族，循着正当的途径走去，使一战之后，世界永久和平，才不至重蹈第一次大战的覆辙，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无丝毫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胎，于第一次大战中早已种下。第一次大战，英法诸国倡言主张公道，打倒德国的强权，许给殖民地以自由，要求助战；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弱小民族信以为真，一致奋力，把德国打倒了。哪知巴黎和会列强食言，不惟所许的自由得不到，反增加了许多压迫，弱小民族才知道是受骗了。如果第二次大战发生，要想弱小民族再来帮助，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还会反戈相向，故英法诸国，提心吊胆地恐怕大战发生。日本窥破此点，“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顾，阴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只好听他。阿比西尼亚之役，西班牙之役，意德都是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也只好诸多迁就，避免大战发生。正义既不能伸张，于是讲强权者，遂愈肆无忌惮。英法诸国所主张的集体安全制，等于满载而归的强盗，劝导初次出马的强盗，放下刀仗，充当良民，宜乎德意日三国，对于英法等国诸多不满，主张殖民地重行分割。所以说，第二次大战的祸胎，是第一次大战种下来的。是英法诸国，自身有惭德生出来的。因此，若要主张公道的话，从英法诸国口中说出，就要受法西斯国家的指责；即使勉强说出，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必须从中国口中说出，才能理直气壮，才足以召号世界。
要想世界永久和平，只有把第一次大战种下的祸胎，连根拔尽，催促威尔逊的十四条原则实现，才能奠定和平的基础。英法诸国在第一次大战中，对于弱小民族是失了信的；应由我国出来，把威尔逊的旧事重提，劝导弱小民族起来帮忙，把专讲强权的国家抑制下去；一面要求英法诸国履行威尔逊的原约，这本是他们亲口允诺的，只因后来食言，以致第二次大战爆发，岌岌不可终日，英法诸国未必不后悔；所以我们旧事重提，英法诸国亦必乐从，同情于我们的主张。历史是有连续性的，第二次大战，是承袭第一次大战而来的，故第一次大战未完的事件，应于此次大战中了结清楚。
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其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是由于他本身是美国总统，美国是列强之一，与弱小民族立场相反，对于弱小民族，只能表示一种同情，不能挺身干涉。弱小民族本身利害，自己不能解决，旁观者将奈之何？而弱小民族，又是一盘散沙，没有负责的领导者，所以威尔逊的理想，是无从实现的。我国在弱小民族中，弱则有之，小则未也，是一个天然的领导者，与全世界的弱小民族，立场相同，利害相同，此次由我国出来，当一个“威尔逊”，必定成功。弱小民族，力量诚然是小的；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可以解决本身的利害问题。此时英苏美法德意日七大强国，正在极力的扩张军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成不可避免之事，好比全身毒菌，非溃而成疮，不能泄出。依进化趋势看去，此次大战，当为人类战争的总结束。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正是预备办理总结束事宜的。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仅仅行威尔逊主义，还不够，必须加之以孙中山主义，才能使世界永久和平。中山主义，是集中国主义的大成。中国主义决定于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民族性，又决定于所处的天然环境。世界分温热寒三带，西洋地偏寒带，印度地偏热带，中国地居温带。温之云者，寒热二者合并而成者也。故中国人性情和平，无论说话做事，都带一种温和态度，不走极端。寒带天然物很少，生于此地之人，不努力奋勉，即不能生活，故时时想征服天然界。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的需要，不患不足，故生于此地之人，对于天然界则取放任态度。中国介居二者之间，则另有一种办法，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对于天然界，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裁成之。这种办法，俨然是融合西洋和印度办法而成的。至中至正，这即是中国主义。故中国文化，发扬出来，可以把西洋文化，印度文化，融合为一。西洋以征服天然为务，因而产出侵略主义；印度以放任天然为务，因而产出不抵抗主义。中国的主义，则为“抵抗而不侵略”，证之以数千年的历史，证之以古先圣哲的言论，无不如是，中山主义，更是继承这种精神，把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加以融合的。目前政治经济上的种种问题，用他的学说即可以得到一种总解决。在政治方面，是把独裁主义与民主主义融合为一；在经济方面，是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世界各国只要按中山主义实行做去，一切问题就可得到合理的解决了。
第一次大战，慢道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世界和平，还是不能永久的，这有事实可证明：第一次大战告终，和议方始，全世界把威尔逊看作救世主一般，欢迎的热烈，达于极点；而战胜国的劳工，反暴动起来。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意大利战胜回国的兵士，带起徽章，横行都市，因而产出专制魔王墨索里尼。英国的矿丁、铁路工人、轮船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和政府决战，害得首相鲁意乔治，乘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法国首相克里蒙梭，是欧战中出力最大的一位角色，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78岁的老命送掉，巴黎市民也曾有一次大大的示威运动。其余各国大大小小的罢工，差不多每星期总有一两起。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说道：“我们何苦替资本家拼命呢？”于是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一方面举出代表，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到大战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牺牲，未免不值，所以发生暴动。巴黎正在开会，而各国劳工也举出代表在瑞士的熊城开会，因此之故，和会上才特订一个“劳工规约”。所以巴黎和约，不仅是对敌人德国议和，并且是对本国中的劳工议和。由此看来，即使威尔逊的计划成功了，弱小民族实行自决了，列强国中的劳工，对于资本家，还有一番大流血。我们这次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是谋世界永久和平的，只要把中山主义宣扬起来，这劳资问题也就附带解决了。人世战争的祸胎，才算连根拔尽。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为推行中山主义的总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列强国中被压迫的劳工，集合在一条战线上，其平等的方式有二：（一）把全世界弱小民族提高来，与列强平等；（二）把列强国中的资本家降下去，与他本国中的人民平等。所谓与本国中人民平等者，即“制宪私议”中所说致富的机会相等，不是那种平头的平等。我们把宪法公布出来，使日本人知道我们是对日本的军阀和资本家作战，不是对日本的平民和劳工作战，中日战争才容易解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知道了中山主义的好处，自然会跟着我们的主义走来，至少也可同情我们。我们这部宪法，就成了世界公共适用的宪法。把宪法制好了，悬出一定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同世界弱小民族，就依此目标作战，使一战之后，永久和平，人类相互间，不至再发生战事，这部宪法，又成了第二次大战预定的和约。像这样的作战，才算是有计划，有主义。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的人民和列强国中的劳工，一齐奔集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互相厮杀，真不知所为何事！所以我囯此时，应将所谓对日抗战啦，宣传中山主义啦，制定宪法啦，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啦，四者同时并进，合一炉而冶之，才是正当办法。
国际上的情形，是变化莫测的。我们先把自己脚跟立定，再看国际情势如何变，就如何应。以此时情形而论，中苏两国的关系，恰是三国时蜀吴两国的关系，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实有联合的必要。我国主张联合弱小民族，苏联也主张联合弱小民族，但我们并不与苏联争取引导权。苏联与我国，虽说手段不同，而对于打倒帝国主义，则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个集团，都是可以的。
世界上英苏美法德意日，成了两个集团：德意日三国，成为一个法西斯集团；英苏美法四国，成为一个集体安全集团。我国同弱小民族，另成一个三民主义集团。把世界剖为三个集团，这又是魏蜀吴三国的形势。法西斯集团主张侵略，是我们的敌人；集体安全集团，主张维持世界和平，是我们的友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这个集团，与英苏美法集团，等于蜀吴两国，有联合的必要。我们把中国主义宣布出来，世界弱小民族，信从中国主义的，加入中国集团；信从西洋主义的，加入英苏美法集团。这两个集团，同向法西斯集团进攻，不言互助，而互助自在其中。
就现在的局势看来，德意日三国，仿佛摆下了一个“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西方的德意，则东方的日本应之，击东方的日本，则西方的德意应之。他们把这种长蛇阵摆下了，就可掠夺中苏两国的地力，就可掠夺英法等国的属地，这是他们的阴谋。这种阴谋一揭开，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到了那时，我们三民主义集团，围攻日本，英法那个集团，围攻德意，使他首尾不能相救，苏联东西兼顾，美国为后方粮台，那条长蛇，一击就毙。须知国际上的或离或合，纯以利害为转移，利害相同则合，利害相反则离。现在国际局势已明白摆起来了，我们无须同苏联定约，无须同英法美诸国商量，也无须强拉弱小民族加入我们这个集团；只消把中国主义昭告世界，就全国总动员，同日本抗战到底，弱小民族自然会参加我们这个集团，英苏美法自然会朝着我们预定的路线走去，这是决然无疑的。而且人贵自立，即使无人与我国联合，我国单独对日作战，不过牺牲较大，时间较长，最终的胜利，决然属于我国，是之谓自力更生，是之谓自主外交。
国际上的情形，任他如何变化，我们总是抱着一定的国策做去——抱定中国主义做去。此时英美诸国，仿佛是同情我国；然而他们同日本，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将来同日本妥协，阻碍我们收复东北四省，不是不可能的事；抑或把我国某某等处，划为国际共管，甚或列强联合起来，向弱小民族进攻，都是不可知的事。我们总是埋头去干弱小民族联盟的工作。英美诸国能主张公道，抑制专讲强权的国家，我们这个“弱联”就同他们联合，一致行动；如或列强联为一气，压迫弱小民族，那末，全世界就明明白白划为两个战线，我们就依着中山先生指示的途径，纠合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向压迫者的列强进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组织“弱联”是我国唯一的出路，无论如何困难，都应该做去；再困难，总没有中山先生在满清时组织同盟会那样困难。以中山先生在满清革命的精神，用以革列强之命，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我们现在所以受日本欺凌者，全是失去此种精神之故。所谓“依赖列强”，不啻是“畏惧日本”的代名词，这种心理，就是胸中早已为“强权”二字所慑伏了。中山先生敢于革满清之命，正是胸中只有“正义”两字，没有“强权”两字，这即是孟子书上所说：“自反而缩（直也）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之谓中国主义。如果英美等国，赞成我国抵抗日本，我们就抵抗日本，不赞成抵抗，就不抵抗，他们借口调停，阻止我们收复东北四省，我们就接受其调停，抑或主张某某地方由国际共管，我们就交出共管，那末，不惟是中山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主义的罪人。
有人问：抵抗而不侵略，既是我国的一贯主张，为什么日本侵略起来，我国毫无抵抗能力呢？此种主义，以何因缘，消失净尽？他说：这可用力学公例来说明，依物理学的说法，凡是铁条，皆有磁力，通常的铁条发不出磁力，是由于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之故，只消把磁石在铁条上引导一下，南北极分子排顺，立即发出磁力来。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本有极大的抵抗力，只因连年内战，分子凌乱，所以抵抗力发不出来。而今内部统一了，悬出日本为目标，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射日本，等于四万万五千万支箭，向同一的箭垛射去，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内部自然莫得纷争，对外自然有极大的抵抗力。
大凡列国纷争之际，弱国唯一的办法，是联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已经成了历史上的铁则。像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苏秦，楚汉时的张良郦食其，三国时的诸葛孔明，都是这种主张。齐桓公汉高祖，是成功了的；六国联合，最终为秦所灭，是失败了的；吴蜀两国，最终为魏方的司马氏所灭，也是失败了的。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凡联盟集团中，有负责的首领就成功，无负责的首领就失败。”齐桓公和汉高祖，是集团中负责的首领，战争的责任，一肩担起对敌人作正面的攻击，其余联盟的人，从旁协助，故能成功。至若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则地位平等，没有负责的首领，所以有“连鸡不能俱栖”之说。吴蜀两国亦然。蛇无头而不行，致遭敌方各个击破。现在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我国是天然的首领，等于齐桓公汉高祖一般。战争的责任，由我们一肩担起，对日本为正面的攻击，其他联盟者，从旁协助，是为有头之蛇，日本不败何待？
有人问：我们可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难道日本不能组织强国联盟，与德意联盟，且或进而与其他列强联合，一致向弱小民族压迫吗？他说：日本想是这样想，其他强国也未尝不这样想，但是这种联盟，即使组织起来，也断难持久。何以故呢？列强联盟，恰犯了当时六国联盟“连鸡不能俱栖”之弊。兼之列强与列强有矛盾，列强与自己的殖民地又有矛盾。而“弱联”方面，以我国为首领，只要坚持到底，抗战到底，他们那个联盟，自然会破裂。为列强计，反是与弱小民族联合，还少些矛盾，而于他们有种种利益。我们须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强国对强国作战，弱小民族牵入漩涡，而居于被动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弱小民族对侵略的国家抗战，其他强国牵入漩涡，而居于被动地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截然不同的地方。这种趋势，英美诸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芦沟桥战事发生，他们很想从中调停，就是生怕牵入漩涡之故；然而大势所趋，他们欲不入漩涡而不能。何以故呢？请问日本能自动退出东北四省吗？既不退出，请问我国能甘心，战争能幸免吗？战争既不能免，他们能逃出漩涡吗？他们倒是眼光放远点，与我们的‘弱联’取一致行动，和平的曙光，或可早点出现。
他以为对日抗战，当应用三种战争：全民抗战，是为武力战争；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施以经济制裁，是为经济战争；将中国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是为心理战争。这三种战争，必须同时发动，才可战胜日本。讲到武力战争，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战斗的精神，一是战斗的经验，一是战斗的器械。前二者，我国俱占优势；惟有器械一项不如日本。因此当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换句话说，就是“斗智不斗力”。必须一面采取持久战，把阵地战和游击战交互运用；一面必须组织“弱联”，宣传中国主义，把中国主义，把心理战争，经济战争，同时发动起来，才能把日本在国际上的矛盾，本国中的矛盾，完全暴露，相持越久，日本的败着越多。最终就成了垓下的项羽，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他在“制宪私议”上所说事项，多与国际战争有关系，因为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原是一贯之事。那篇文内主张：“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每村各设银行，全村粮税若干，责成村长收缴。”这种主张，如果见诸施行，在长期抗战中，即可把各村银行之款，提作战费，而以该村粮税为担保品，于全国有大益，于私人亦无伤。
他在“制宪私议”上，主张：“工厂由国家设立，工厂以供给需要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多设小工厂，分布乡间，便于人民做工。”此项办法在战争中极有利。外国工厂是大规模的组织，多设在都市，一遭轰炸，所损实多；我们的小工厂，分设乡间，依山临水，飞机轰炸不易，即遭轰炸，损失不大。
再则长期抵抗，全国各处，都有被轰炸的可能。此项战争，目的在求国际上的自由平等，是为全国人谋利益，为子子孙孙谋利益，不能使一部分人独蒙牺牲。应由国家设置战时保险公司，由人民纳资保险，一遭轰炸，验明后立予赔偿。但国家哪里有钱来赔呢？其办法，由银行登记某人存款若干就是了，等于替全国人和子子孙孙借一笔债款，牺牲就平均了。国家可收入一宗保险费，以作战费，较之劝募救国公债，更必踊跃输将。私人资财保了险。就是实行焦土抗战，人民也无不乐从。我们即可用俄人在莫斯科困拿破仑的法子，将重要的市镇，于适当时自行炸毁，使敌人攻占后无地可居，如此于人民无损，于国家极有利。
他在“制宪私议”上，主张行募兵制，不行征兵制，理由是募兵制较征兵制为进步。他以为兵制可分三个时期：我国古代行征兵制，后来进化为募兵制，将来再进化，则征兵制与募兵制合而为一。平时以军事训练全国人民，需兵时中央酌派各省出兵若干，各省酌派各县出兵若干，此之谓征兵制。各县分区招募，以志愿当兵者充之，此之谓募兵制。鼓之以热诚，奖之以厚赏，自不患应募无人。此等兵，出诸情愿，勇气自必百倍。战事毕，遣回原籍安插，编遣也不困难。我国辛亥而后，内战20余年，死人数百万，几等于以军事训练全国，编余的军官士兵，遍地皆是。此时对日作战，只须厚给薪饷，招募曾充兵役者，略加部勒，即可作战。将来战事延长，再按照征兵募兵合而为一的原则做去，方与情事相合。
对日本长期抗战，当有一种长期计划。勾践沼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们抗日，则当定为若干年建设。古者寓兵于农，我们则寓抗战于建设之中。军事是变化无定的，我们如能一气收复失地，固然很好；万一战事延长，而又归于沉寂，即当乘此大举募兵，用以筑路开垦等等，处处以兵法部勒，随时可用以攻击敌人，而又不积极作战，成为一种“盘马弯弓故不发”的姿态，使敌人不得不多调些兵来防堵。这样的相持若干年，敌人自然闹得民穷财尽，自身矛盾百出。机会到了，即突起猛攻，一举而收复东北四省，进而收复台湾，把敌人在各地的一切建设，及所投之资，概行没收，以补从前的损失。
他在“制宪私议”上规定：“国际贸易，由国家经营。”这也是一种战略。我们在抗战时期，列强中赞助我们的，我们可多购他些货物，多卖给一些原料；其赞助日本的，我们就不买他的货物，不卖给他原料，使列强不得不赞助我国。我们把东北四省台湾收复之后，如高丽琉球尚未独立，我们仍与日本经济绝交。因为此两国，先年是我们的属国，我们不能保护他，致为日本所灭，这是我国的惭德，所以必须扶助他们独立，才算尽了我国的责任。
现在国际上，只讲利害，不讲正义。我国与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列强与弱小民族，利害相反。例如威尔逊高呼“民族自决”，似乎是主张正义了，其实不然，美国的国家，完全为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几个大资本家所操纵，总统是他们的傀儡。第一次大战之初，美国的资本家，借债与协约国，后来眼见协约国要败了，深恐债款无着，才怂恿政府出来参战。所以威尔逊高唱人道主义，表面上很好听，骨子里是替几个资本家收账的。此次中日战争发动了，日本是美国的大债主，如果打败了，债款必归无着，所以美国虽同情我国，也不愿日本打大败仗。并且日本一败，东北四省被我国收回，高丽琉球也会独立，其他委任统治的地方也保不住，日本就有退回三岛变成小国的危险。英国情形，大与日本相类，如果此例一开，英国属地，纷纷独立，最终也只剩有英伦三岛，这种事势的演变，是很有可能的，英国人士早见及此，所以处处袒日。总之，世界列强，与弱小民族，是立于利害相反的地位，这种情形，我们不能不看清楚。
中山先生革命，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当前，应三者同时并进。对日全民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期间，制定宪法，从乡村施行起，是为宪政；乡村议员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乡村的宪政办好了，扩大为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国。等到扩大为国时，大约中日战争已告结束，宪政就算完成。将来再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最后他说：孔子主张，“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所以中国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西人呼中国为“睡狮”，生怕他醒了，这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狮子是吃人之物，我国岂干此等事？我国乃“卧麟”，而非“睡狮”。麟是不践生虫不履生草的仁兽，因他闭目高卧，于是豺狼出没，狐兔纵横，闹得不成样子；只要他一醒了，昂首而步，百怪潜形，就顿成祥和的世界。从前西狩获麟，孔子见了，泣下沾襟，曾作一首获麟歌曰：
“唐虞世兮，麟凤游兮；
今非其身，来何求兮？
麟兮麟兮，我心忧兮！”
想孔子在天之灵，无时不盼望世界大同。果能由此次大战，得到“民族自决”，得到“人类平等”，实现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大同社会，则我们每年孔子庙中的春秋二祭，可高唱一首祥麟歌，其词曰：
大同世兮，祥麟游兮；
今已大同，又何求兮？
麟兮麟兮，永无忧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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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族至上，想入非非
二十七年五月，四川省政府改组，政闻编审委员会裁撤，另成立一编译室。该室的编制，仅有编译五人，宗吾亦为其中之一。不久，因为紧缩编制，改为编译三人，于是宗吾便被人挤下台了。此事，新近得到一位当年与宗吾同事的徐庆坚君来函有云：
“当时紧缩编制改为三人，某君乘机设法改调，某君乘机兼任新检所主任。编译室主任某君，则兼一机关报社长；愚则兼另一机关报总编辑。名为五员，实仅存四。此四者中，宗吾先生脸厚不如某主任，心黑不如某新检所主任；愚则所谓因缘时会，靠土著饭碗团体帮忙不能走者；宗吾先生，遂不得不挂冠而去矣。”
至此，前章所谓宗吾隐于朝者，又须痛痛快快地隐于山林了。
二十八年国历三月三日，宗吾满60岁，他曾发表了那篇梯突滑稽的“厚黑教主六旬晋一征文启”（见前文我与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缘中）。四月，他便由省垣回到自流井故乡去了。我开始读他的几种著作，并冒昧给他写信，就在他回家数月以后的当儿；可是直到次年春季，才将他从不给生人写信的旧例打破了，竟蒙他回复了我。接着我们来往的信件，便一天一天的多起来，由彼此争论，到彼此谅解，以至于彼此会晤，结为好友。据他自己说，他晚年的家居生活，除从事于研究著述外，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和我的通信中。他那时正在研究“中国民族性”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心理与力学”的问题。
他对于中国民族性的看法，仍不外以上所说的“抵抗而不侵略”的大原则。他的出发点，自然是着重于天然环境，即强调他的地理气候之说。更想从古今的历史中，寻获翔实的例证，从古先圣哲的著述里，援引充分的理据，打算写成一部巨著。不过这部书终未写成，我所见到的仅是一篇数千字的论文，题为“中国民族性之研究。”在那篇文章里，他特别举出由中国民族性所形成的中国主义，约有六大特色：
第一，他说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的；如果不明白这一层，读古人之书，就觉得矛盾百出。例如，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说：“我战则克。”这不是明明矛盾吗？要知道：孔子的说法，是就抵抗而言；孟子的说法，是就侵略而言；则孔孟的学说，自然就无冲突了。中国古人倡出“抵抗而不侵略”的学说，经过数千年之久，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的人民，任便发出的议论，作出的诗歌，无在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汉弃珠崖，论者称其合于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秦皇汉武开边，意在侵略，是中国民族的变态，所以很受历史家的讥评。唐人诗中亦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些沉痛的呼声，正是为侵略者痛下针砭。及至受人侵略，则诗人的态度又改变了。南宋受金人侵略，陆放翁临死示儿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则又力主用武。明胡宗宪督讨倭寇时，幕客沈明臣作饶歌十章，中有句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说：“何物沈生，雄快乃尔！”这更是歌颂战斗的精神。像这种“抵抗而不侵略”的主义，是中国主义的第一特色。
第二，他说中国主义，是内刚而外柔的。易经一书，是中国哲学的总纲，全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例如：“泰卦”是内阳而外阴，“明夷”是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则山在地下，“既济”则水在火上，无一不是内刚外柔的表现。孔老为中国的两大教主，其立教主旨，一一与易理相合，老子则被褐怀玉，孔子则衣锦尚絅。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孔子则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在都是外柔内刚的精神。我国数千年以此立教，自然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这便是外柔的表现；一旦正义所在，勇气奋发，不顾身命，这便是内刚的表现。我国民族性既然如此，所以五胡也，金人也，蒙古也，满清也，初与中国接触，无一不侵入，终则无一不被驱除。故我国对日抗战，最后胜利是决然无疑的。这种外柔内刚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二特色。
第三，他说中国主义，是人己两利的，西人主张天演竞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这纯是利己主义；印度教义，以舍身救世为主，知有人而不知有己，这纯是利人主义。中国主义则不然：纯乎利己、孳孳为利者，是孟子所深斥；纯乎利人、从井救人者，亦为孔子所不许。儒家的主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人己两利的主张，是中国主义的第三特色。
第四，他说中国主义，是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印度学者所讲的，是出世法，西洋学者所讲的，是世间法；中国学者所讲的，也是世间法。但西洋近代流行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三者互相冲突，纷争不已，成为互不相容的三件物事。而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于是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冲突。其言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俨然将人己物我成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四特色。
第五，他说中国主义，是仁义与功利融合为一的。印度教徒，满腔子是慈悲，绝口不言功利；西洋科学家，满腔子是功利，几不知仁义为何物，而中国学说，则能将仁义与功利，融合一致；欲求功利，当从仁义着手。孟子全书，即是发明此旨。如说：“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必为政于天下矣。”行文王之政，就是行仁义；为政于天下，就是尚功利。欧人主张武力统一，是用一个“杀”字统一世界。孟子则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是用一个“生”字统一世界。其说绝精，细读自知。这种仁义与功利融合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五特色。
第六，他说中国主义，是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并重的。印度教徒，乞食为生，不事货财；欧美富豪，好货贪财，骄奢淫逸。伦敦也，巴黎也，纽约也，以及日本之东京也，可说是拿弱小民族的血肉建成的。而我国孟子则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又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的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而达尔文则盛倡优胜劣败，成为无界域的竞争。世界列强，一得到达氏之说，就像疯狂一般，向弱小民掠夺，势不至列强胀死，弱小民族饿死不止。我国古人，早见及此，所以说：“衣食足而礼义兴。”一达到不饥不寒，即教之以礼义。故信从印度主义，不免饥寒；信从西洋主义，蔑弃礼义；这两者的偏颇极端，中国学说最能折衷起来，是为中国主义的第六特色。
以上的六大特色，据他说，是由于中国的民族性自然形成的。而民族性的形成，又是因为中国地处温带，故与热带寒带的人迥乎不同。因而中国主义，也就与印度主义，西洋主义，迥乎不同。温带上气候适中，故其主义也适中。因此，他说中国主义，具有融化印度主义和西洋主义的能力。例如：大学一书，所讲的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从前印度学说，传入中国，与这种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经过周程陆王诸人出来，从格致诚正上用功，就把中国学说和印度学说，融合为一了。这是学术史上的大工作。近来西人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又发生冲突。我们应该努力工作，把古人所讲的修齐治平，与之融会贯通，如能完成此种工作，则中西印三方面文化，就能融合为一；而世界大同的基础，也就算确定了。
他更说：从前印度佛学传入中国，我国的人士尽量采用它，修改它，发挥它，于是所有禅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等等，一一中国化。大得一般人的欢迎。今之西洋主义传入中国，往往扞格不通，流弊百出，就是因为未经过‘中国化’的原故。所以今后采纳西洋文化，应当用采纳印度文化的方法，使斯密士、达尔文诸人的学说，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炙法，把那有毒的一部分除去，单留下有益的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的生存。斯密士发展个性不错，错在因发展个性而妨害社会。若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其他如马克思、克鲁泡特金诸人的学说，也一一用此法炮炙，则西洋学说，也就一一中国化了。既已中国化，即可通行于世界。何以故？因为温带上的学说，固足以救热带上寒带上学说之偏哪！
宗吾的另一研究对象，更是“性灵与磁电”的问题。这个问题，仍是他对于“心理与力学”研究的继续，也可说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他自从倾向“性恶论”，大胆的提出“面厚心黑”之说，仍是在“人性论”上作继续不断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不仅否认了“性善说”，亦同时否认了“性恶说”；至于“性善恶混说”，“性有善有恶说”，以及“性有三品说”，他也完全否认了。以后他发现人的心性，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但是却有一种“力”。此“力”能推能引，与物理的现象并无不同，于是而有《心理与力学》一书之作。时至今日，他更创一假设：“人的性灵，从地球的磁电转变而来。”如果这一假设将来得到确切的证明，则可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唯物与唯心之争，就成为徒然多事了。但他为学力与年龄所限，不能把这一假设，予以确切的证明，这是他无可奈何的事。他曾亲口对我说过，他只能用“想当然耳”的说法，写成性灵与磁电一文，让今后的学者或推翻或证成好了。那篇文章的概要如下：
他以为物质不灭，能力不灭，是科学上的定律。依此理，吾人一死，身体即化为地球上的泥土，同时性灵亦当化为地球中的磁电。如此则肉体性灵，生有自来，死有所去，而物质不灭，能力不灭之说，就可以讲得通了。世言人能成仙成佛，或许是用一种修养力，能将磁电凝聚不散的原故。又有说：“冤魂不散”者，当是一种嗔恨心，能将磁电凝住；及至冤仇已报，嗔恨心消失，磁电无从凝聚，其鬼即归消灭。
有了“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这条假设，则灵魂存灭问题，也就可以解答了。吾人一死，身上的物质，退还地球，灵性化为磁电，则灵魂即算消灭；但是吾身虽死，而物质尚存，磁电尚存，亦可说是灵魂尚存了。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或许是这种道理。
禅家最重“了了常知”四字。吾人静中，此心明明白白。及至事务纷乘，此明明白白之心，即消归乌有。学力深者，事务纷乘，此心仍可明明白白，是谓“动静如一”。但是白昼虽明明白白，晚间梦寐中则复昏迷。学力更深者，梦寐中亦明明白白，是谓“寤寐如一”。学力极深者，死了亦明明白白，是谓“死生如一”。到了死后亦明明白白，则即说是灵魂永存，亦未始不可。
楞严经说：“如来从胸卍字，涌出宝光，其光昱昱，有千百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克遍。”这种宝光，当即是电光。阿难白佛言：“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尝自思维。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腥臊交构，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这是说释迦修养功深，已将血肉之躯，变而为磁电的凝聚体了，故能发出宝光，遍达十方世界。佛氏有天眼通天耳通之说。现在无线电发明，已可证明这种道理。释迦本身，即是一具无线电台，将来电学进步，或可证明佛经所说，一一不虚，这“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的假设，或亦可以证实了。
老子言道，屡以水为喻；佛氏说法，亦常以水为喻。我们不妨以空气为喻，所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古今，无边际，无内外，种种现象，空气是具备了的。倘再进一步，以中和磁电为喻，尤为确切。若更进一步，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用以读佛老之书，觉得处处迎刃而解。
吾人自以为高出万物，这不过人类自己夸大的话，实则人与物，同是从地球生出来的，身体的原素，无一非地球中的物质。自地球看来，人与物并无区别，仿佛父母生二子，长子曰“人”，次子曰“物”，不过长子聪明，次子患瘫病而又聋哑罢了。人身的物质和地球的物质，都是电子构成的。吾人有灵魂，地球亦有灵魂；地球的灵魂就是磁电。通常所说的地心吸力，即是磁电吸力的表现。地球的物质变为植物，同时地球的磁电即变为植物的生机。吾人食植物，物质变为吾身的毛发骨肉，同时磁电即变为吾人的性灵。由泥土沙石，变而为植物，变而为毛发骨肉，愈变愈高等；同时由地球的磁电，变而为植物的生机，变而为吾人的性灵，也是愈变愈高等。虽经屡变，而本来的性质仍在，所以吾身的原素与地球的原素相同，心理的感应与磁电的感应相同。惟是既经屡变，吾身的毛发骨肉，与地球的泥土沙石不能无异；吾人的性灵，与地球的磁电不能无异。何以故？在地球为死物，在吾身则为活物。所以用力学规律来考察人事，就当活用，不能死用。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所说的“道”，即释氏所说的“真如”。释氏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器，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变现出来的。”其说与老子正同。真如者，空无所有也——实则非空非不空；老子所说的道，也是如此。忽然真如不守自性，变现为中和磁电，由是而变现为气体，回旋于太空之中，几经转变，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依次生出了。由是而生植物，生动物，生人类。佛氏所说“阿赖耶识”的状态，与中和磁电的状态最相似。此二者都是冲漠无朕，万象森然，也即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们可以说：真如变现出来，在物为中和磁电，在人为阿赖耶识；犹之同一物质，在地球为泥土沙石，在人则为毛发骨肉。今人每谓人之性灵，与磁电迥不相同；犹之无科学知识的人，见了毛发骨肉，即说与泥土沙石迥不相同是一样。中和磁电，是真如最初变现出来的，真如不可得见，我们读佛老之书，姑以中和磁电，模拟“道”与“真如”的状态，也可得其仿佛了。
我们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则佛的诸多说法，与夫宋儒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样。”明儒所谓：“盈天地皆心也，”等等说法，都可不费烦言而解。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说：“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这都是阿赖耶识的现象，也即是磁电中和的现象。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呈相推相引的作用，而纷纷纭纭的事物就起来了。所以要研究人世事变，当首先造一臆说曰：“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但研究磁电，又离不得力学，于是更造一臆说曰：“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了这两个臆说，纷纷纭纭的事物，才有轨道可寻；而世界分歧的学说，也可以汇归为一。
以上便是他那篇文章的大意。那篇文章，后来即作为心理与力学的第一章。他之所以如此这般穷索冥究，是想为他的“心理与力学”建立本体，必须有此造诣，则“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说法，才不算无根之言。所以我说，这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但他的才华，他的精力，到此地步，已可说是发泄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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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尚待论定
自三十年十二月初旬，我与宗吾在青木关相会，以至到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为止，中间的一段生活，我已经把它写入“我与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缘”那篇文章中了，此处不再赘及。我今只将遗漏的地方，补述一二，以作本传的结束。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发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看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发给他的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词，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的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实，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勿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到重庆约有半年之后，就渐渐的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独。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读书太少，不能与当代学者并肩齐驱。他这种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书信中。当时有人见到他这样信件的，就笑着说：“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对他的看法，则以为这是他的进步，是他能虚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干年，或者把过去大胆所假设的，予以证成或推翻，而会有更精深的著作出来。
他于三十二年春季，回到北碚来，我们又重相聚了。这次我们相处的时日较多，几乎无所不谈。他还是一味的自谦，说自己读书太少，见闻不广，而又叹时不一来，所谓“老大徒伤悲”了！我当时对他说：“我们中国近代的读书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独造的精神，试问海内究有几人？就凭你所提出的若干假设，将来有人为你证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发现，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独担呢？”他听了这话，仍是苦笑着摇摇头，叹息不已。
有一次，我问他：“你对于政治、文化、学术，有什么究极的看法吗？”他说：“我在《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书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复这个问题，虽然是十年前的一种见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还是依然如故。这莫非是我不能进步的表现吗？哈哈哈！”
好了，现在我把那一章摘录于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总介绍吧：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穷源竟委的考察，实在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宗教家之利人主义，进化论派之利己主义，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之经济学，社会主义之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均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衷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了。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都可调和为一。性善与性恶，可以调和为一；利人与利己，可以调和为一；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调和为一。……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觉得无不可以调和，兹举两例于下：
“（甲）马克思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可以调和为一的。兹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作卧房，某处作厨房，某处作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要审度屋宇之形式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以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的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的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种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下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就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若在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你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究，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唯心论，唯物论，原可合而为一的。
“（乙）古人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这两说也可以合而为一的。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实行，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艰难的，你们总是重趋实行就是了，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党人不肯实行，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古人和孙中山，都是注重在实行，意思是一样的，并无冲突。‘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二语，出在尚书，是传说对武丁所说的。传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叫武丁莫行。原书具在，可以覆按。我们从此着想，就可以把传说‘知易行难’之说，和孙中山知难行易之说，调和为一。至于‘难易’二字，乃是两相比较的形容词，与长短大小等字相类，行文说话时，往往用这类比较字眼，抑扬高下，以助文气或语气，于实际的道理上，并无何种关系。我们如果不明白此理，认真在‘知行’二字上，搜寻难易，要批评传说和孙中山的是非，这就像听见3岁小儿说我们的身又长又大，巨无霸（东汉时的巨人）说我们的身体又短又小，我们就疑惑起来。究竟我们的身体，是长是短，是大是小，聚些人来研究，以定3岁小儿和巨无霸之是非，这就未免太无谓了。宇宙之内，只要有二物可以作比较，就可生出长短大小之差；只要有二事可以作比较，即可生出易难之差。比较的事物，可以随意取舍，无有一定，因之长短大小难易之分，也无有一定。天下事，无所谓难，无所谓易；寻件难事，与之比较，就成易事；寻件易事，与之比较，就成难事。发明轮船火车的人，费了无限心力方才成功，发明之后，技师照样制造，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初入工厂的学生，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学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来却很艰难，这是‘知易行难’。这类说法，都是从比较上生出来的。拿发明家和技师比较，则发明家难而技师易；拿技师和学生比较，则技师易而学生难。同是‘知’字，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现真理而言，传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同是‘行’字，孙中山是指技师的工作而言，传说是指学生的工作而言，我们试取孙文学说读之，他举出的证据，是饮食作文用钱等十事，修理水管一事，与夫他自己革命的事实，凡此种种，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我们从这个地方研究，就可把孙中山和传说的异同寻出来。孙中山拿发明家之‘知’，和技师之‘行’比较，故说‘知难行易’；传说拿讲堂上听讲之‘知’，和工场中实地工作之‘行’比较，故说‘知易行难’。孙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故说‘知难行易’；传说身居师保之位，他训诫武丁，是技师对学生说话，故说‘知易行难’。二说俱是勉人实行的。故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可以调和为一。世间的事，可分两种，有知难行易者，有知易行难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论就圆满了。
“著者把性善性恶，利人利己，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唯心唯物，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加以研究之后，乃下一结论曰：‘无论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经过长时间之争辩，仍对峙不下者，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
“宇宙事物，原是孽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孽生出无数个，越孽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参得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探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从他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此木与彼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之，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谓是不同之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他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木与草相同。再进之，草木和禽兽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我们明白此理，即知世间种种争端，无不可以调和的。有人问我道：你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请问各种学说，由同而异，又由异而同，是属乎力学公例之哪一种？我说：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归于海。任他如何变化，却无一不是循力学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来作比喻的，都可说是与力学公例符合。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中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将来中西学说，终必有融合之一日，学说汇归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趋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现在世界纷争不已，纯是学说分歧酿出来的。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纷争。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学说之一致。所谓一致者，不在勉强拉合，而在深索本源，只要把他本源寻出来，就自然归于一致了。所以我们批评各家学说，务于不同之中，寻出相同之点，应事接物，务于不调和之中，寻见调和的方法，才不至违反进化之趋势。不是我们强为调和，因为他根本上，原自调和的。我看现在国中之人，往往把相同的议论，故意要寻他不同之点，本来可以调和的事，偏要从不调和方面做去，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无一事不从冲突着手，大乱纷纷，未知何日方止！
“现在各党各派，纷争不已，除挟有成见，意气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纷争，实由于学说冲突酝酿出来的。要调和这种纷争，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崇拜的学说，彻底研究。又把自己所反对的学说，平心观察。寻觅二者异同之点，果然反复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寻出来，彼此之纷争，立归消灭。因为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所得的结果，必定相同。假使有两个人所得的结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彻底，或是两人俱不彻底。如果彻底了，断无结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趋于一致，自然就没有纷争了。
“在我个人的主张，可把各种主义，公开研究，听人尽量怀疑和批评，然后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全国思想才能统一。有人驳我道：现在是训政时期，如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听人怀疑批评，则是对于孙中山失了信仰，即是失去全国重心，中国怎能立国？我说：理论和事实，本可分开的，怀疑批评，乃是理论上之事，未即措施之实行。现在全国隶属于三民主义之下，政治上一切设施，当然照着孙中山的办法做去，不能任意变更。至于学理上之讨论，尽可听人自由。到了讨论终结，全国人都认为孙中山主义不适宜，一致请求变更，我们又何不可变更之有？未达到全国人请求变更的时候，当然遵循孙中山主义进行，如有违反三民主义，作政治上之行动者，当然严予制裁。据我的观察，现在各种主义，如不由于公开研究之一途，思想之纷乱，是无有穷期的，而国内之争端，和人民所受之痛苦，也就无有底止了。……世间虚伪的学说，才怕人怀疑和批评。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说：‘不信吾教，请试吾刀！’注太上感应篇的人说：‘有人毁谤此书，定遭冥谴。’因为这两种书所说的道理，经不得研究，生怕人怀疑和批评，无可奈何，才出于威吓之一途。至于牛顿和爱因斯坦诸人的学说则不然，任人怀疑，任人批评，信从与否，听人自便，结果反无人不信，无人不从。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深长思了。世间的道理，愈怀疑则研究愈深，愈批评则真理愈出。孙中山的学说，是不怕人怀疑的，是不怕人批评的，经一番攻击，增一番鲜明。我们尊崇孙中山，当以事牛顿和爱因斯坦之礼事之；不当以事关圣帝君和太上老君之礼事之。如果说他的学说，不许人怀疑，不许人批评，无异于说三民主义一书，所含的真理，与觉世真经和太上感应篇相等，名为尊崇孙中山，实则污蔑孙中山了。我们不如坦坦白白的把三民主义拿出来，请共产主义者严加批评。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学理，也不客气地严加批评。理无两是，讨论终结，如果孙中山的学说是虚伪的，我们又何必死守着这种虚伪的学理，就改从马克思主义，有何不可？如果讨论终结，马克思主义是不合理的，我想共产党人，皆是高明之士，也不至坚守不合理的学说，自误误人。
“主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了三民主义，就有非三民主义。有了共产主义，就有非共产主义。各种主义，纷然并立，仿佛世界各国纷然并立一样。有了国界，此国与彼国，即起争端。有了主义，此党与彼党，即起争端。世人只知爱国主义是狭小的，殊不知崇奉一种主义，也是狭小的。将来世界各国，终必混合为一而后止；各种主义，也是融合为一而后止。无所谓国，无所谓主义，国界与主义，同归消灭，这就是大同世界了。作者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强，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主张各种主义，公开研究，也可说是顺着大同走的。
“至于学术思想，我是绝对主张独立自由的，这已可从我上面的话看出来。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皇帝在朝廷上盘踞起，圣人在各人心坎上盘踞起。皇帝蹂躏民意，圣人蹂躏思想。中间有点区别者，皇帝的专横，是皇帝自己做出来的，应由皇帝负责。圣人的专横，是后人借孔子招牌做出来的，孔子不能负责。后来皇帝之威权剥夺了，英法德俄美日诸国就闯进来，执行皇帝的任务，成了变相的皇帝，一般人就以事皇帝之礼事之。同时孔子这威权也剥夺了，卢梭达尔文马克思杜威罗素诸人闯进来，执行孔子之任务，成了变象的孔子，一般人就以事孔子之礼事之。大清皇帝倒了以后，把一个大皇帝之权，剖为无数小块，分给国中赫赫有权的军人，成为许多小皇帝。至圣孔子倒了以后，把一个大圣人之权，剖为无数小块，分给国中赫赫有名的学者，成了许多小圣人。军阀蹂躏民意，学阀蹂躏思想。军阀背后，有外国的帝国主义；学阀背后，有外国的哲学家。小皇帝之命令，是绝对威严，不许违抗，如有人违抗了，他就要把你重惩。小圣人之议论，自认为绝对之是，不许人匡补，不许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如果有人怀疑了，他就在报章杂志上，把你痛骂。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常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这一篇大议论，便是一颗思想界的彗星所放射的光芒。可惜这光芒，慢慢的黯淡了，慢慢的消灭了！如果这彗星是有周期性的，也许经过若干时日，还有重光的时候？如今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是与世长辞了；但是他彗星般的思想，于人事物理诸方面，未必无启示的作用吧，历史家常说的话：“盖棺即可论定。”我对于这位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则以为“盖棺尚待论定”。
宗吾先生死后的次日，成都各报即用“厚黑教主”的称谓，刊布他逝世的专电。再过若干日，自流井各界人士为先生开追悼会，收到的挽联，亦多从“厚黑教主”立论。不料他生前用以自嘲嘲人的戏词，竟成为他身后的谥号了。今录当时的挽联数事，以殿本传：
（一）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汪瑞如
（二）寓讽刺于厚黑，仙佛心肠，与五千言后先辉映；致精力乎著述，贤哲品学，拟念四史今古齐名。——李坚白
（三）品贤豪常作翻案，抒思想好作奇谈，孤愤蕴胸中，纵有雌黄原戏谑；算年龄逊我二筹，论学问加我一等，修文归地下，莫将厚黑舞幽冥。——杨仔云
（四）定具一片铁石心，问君独尊何存？试看他黑气弥天，至死应遗蜀猷憾；纵有千层桦皮脸，见我无常倏到，也只得厚颜入地，招魂为读怕婆经。——李筱亭
（五）公著述等身，愤薄俗少完人，厚黑一篇，摘伏发奸挥铁笔；我惭为半子，念贤郎皆早世，赘孤满目，临丧并泪洒金风。——杨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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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黑教主外传（附录）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
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的讨人家的欢喜。
——胡适：乌鸦——
这首诗，是几乎三十年前作者自行编入尝试集里的。在当时，胡博士显然是借这不讨人喜欢的“乌鸦”以自喻；时至今日，作这首诗的人与其留以自喻，倒不如拿来移赠厚黑教主更为适当。因为厚黑教主的一生言论，的确是不讨人喜欢的。上自圣贤豪杰，下至市井小人，他都毫无容赦的去揭穿他们的面皮，洞照他们的心迹，使人世间的魑魅魍魉，一齐现形。他如此这般的哑哑而啼，真把人叫得冒火，叫得心焦。所以说，他才是真真的一只乌鸦！我现在还想送他这样的一首诗：
咕咕喵，
咕咕喵，
哈哈哈哈……！
咕咕喵，
咕咕喵，
哈哈哈哈……！
要问这又是什么诗？这就是“猫头鹰诗”。咕咕喵，是猫头鹰在叫；哈哈哈哈……，是猫头鹰在笑。我们故乡人说：“不怕猫头鹰叫，就怕猫头鹰笑！”传说：猫头鹰叫，固然是不甚吉利，却还没有什么；而猫头鹰笑，就非死人不可，或是预示着极大的凶兆。厚黑教主一生的冷笑，每每使人毛骨悚然戒惧不安，好像听见猫头鹰的叫与笑是一样。所以说，他不仅是一只乌鸦，更是一只猫头鹰！
再就他是“思想界的一颗彗星”来说，他也是应该受到天怒人怨的。彗星俗名扫帚星，它一出现，就预示着天变人祸。不但愚夫愚妇怕它，王公大人怕它，就是精研科学的天文家们，也都警觉起来注视它的行动；假使其他星球上也有人类的话，他们惶恐惊怪的程度，想也不亚于斯世。因为它在自然界，不肯遵循自然律的轨道，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横冲直撞，所以人事界对它也无从作如理的测度，是以可怕。思想界的彗星，在新旧思想界所起的作用，亦复如是。厚黑教主的思想，不遵传统，不安故常，也不信从中外时人的意见，无论对于天道人事，他只是一意孤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像这样的判逆思想，不是一颗彗星是什么？宜乎招惹得天怒人怨，被社会认为是不祥之物了。
我既为这位“不祥之物”，一再的写成正传与别传；现在仍想把一些弃之可惜的材料，再来找补一番，写成“厚黑教主外传”，作为本书的附录。
厚黑教主生平好写滑稽文字，或用杂文体，或用小说体，无一篇不是嬉笑怒骂，语含讽刺。有人说：厚黑教主的在世，是天地间一大讽刺，我亦云然。他不独讽刺世人，有时也讽刺自己。不过当他讽刺自己的时候，更是恶毒的讽刺世人，这是他一贯的伎俩。例如他倡厚黑学，明明是借以痛骂世人的；但他偏偏一身独当，自居为厚黑教主，而有厚黑经，厚黑传习录的写作。如果有人质问他：“你为什么骂人呢？”他必然回答道：“我怎敢骂人？我是骂我自己。”试问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本篇首先要介绍的是他所著的“怕老婆的哲学”一文，仍是袭取的这种故智。他著此文的动机，想是鉴于吾国的伦常，日趋乖舛，所谓五伦，几乎是破坏殆尽的，社会上无非是些“好货财私妻子”的东西；但他却不像道学家们的一贯作风，说什么“世风不古，江河日下”的慨叹之词。他竟喊出“怕老婆”的口号，加以提倡，而且著为专论，名之曰哲学，末附“怕经”，以比儒家的“孝经”，这种讽刺，真可谓是恶毒极了！他自己怕不怕老婆，我们不甚知道；但他曾极力主张当约些男同志，设立“怕学研究会”，共相研讨，俨然以怕学研究会的会长自居，这不又是一种现身说法吗？
他那篇自称哲学的文章，大意是说：大凡一国的建立，必有一定的重心，我国号称礼教之邦，首重的就是五伦。古之圣人，于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以为百行之本。所以说：“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建立在一个“孝”字上，因而产出种种文明，我国雄视东亚数千年，并不是无因的。自从欧风东渐，一般学者，大呼“礼教吃人”，首先打倒的就是“孝”字，全国失去重心，于是谋国就不忠了，朋友就不信了，战阵就无勇了。有了这种现象，国家焉得不衰落，外患焉得不侵凌？因此必须另寻一个字，作为立国的重心，以替代古之“孝”字，这个字仍当在五伦中去寻。我们知道：五伦中君臣是革命了的，父子是平了权的，兄弟朋友更是早已抛弃了的；所幸五伦中尚有夫妇一伦存在，我们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立在这一伦上。天下的儿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孝，所以古时的文化，建立在“孝”字上；世间的丈夫，无不知爱其妻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的文化，应当建立在“怕”字上。于是怕老婆的“怕”字，便不得不成为全国的重心了。
他说怕学中的先进，应该是首推四川。宋朝的陈季常，就是鼎鼎有名的怕界巨擘，河东狮吼的故事，已传为怕界的佳话了。所以苏东坡赞以诗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这是形容他当时怕老婆的状态，真是魂灵无主，六神出窍的。但陈季常并非以此闻名，他是有名的高人逸士。高人逸士，都如此的怕老婆，可见怕老婆一事，应当视为天经地义的。东坡又称述他道：“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这是证明了陈季常肯在“怕”字上做功夫，所以家庭中才收到这种良好的效果。
时代更早的，还有一位久居四川的刘先主，他对于怕学一门，可说是以发明家而兼实行家。他新婚之夜，就向孙夫人下跪，后来困处东吴，每遇着不了的事，就守着老婆痛哭，而且常常下跪，无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发明这种技术，真可说是渡尽无边苦海中的男子。凡遇着河东狮吼的人，可把刘先主的法宝取出来，包管闺房中顿呈祥和之气，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
他更从史事来证明；东晋而后，南北对峙，历宋齐梁陈，直到隋文帝出来，才把南北统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独孤皇后发了怒，文帝怕极了，跑在山中，躲了两天，经大臣杨素诸人把皇后劝好了，才敢回来。怕经曰：“见妻如鼠，见敌如虎。”隋文帝之统一天下，谁曰不宜？
隋末天下大乱，唐太宗出来，扫灭群雄，平一海内，他用的谋臣是房玄龄。玄龄也是一位最怕老婆的人，他因为常受夫人的压迫，无计可施，忽然想道：太宗是当今天子，当然可以制服她。于是就向太宗诉苦，太宗说：“你喊她来，等我处治她。”哪知房太太几句话就说得太宗哑口无言，便私下对玄龄道：“你这位太太，我见了都怕她，此后好好的服从她的命令就是了。”太宗见了臣子的老婆都害怕，真不愧为开国明君！
我国历史上，不但要怕老婆的人，才能统一全国；就是偏安一隅，也非有怕老婆的人，不能支持危局。从前东晋偏安，全靠王导、谢安出来支持；而他们两人，就都是怕学界的先进。王导身为宰相，兼充清谈会的主席，有天手持尘尾，坐在主席位上，谈得正起兴时，忽然报道：“夫人来了！”他连忙跳上犊车就跑，弄得狼狈不堪。但他在朝廷中的功劳最大，竟获得天子的九锡之宠。推根寻源，全得力于怕字诀。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围棋别墅，不动声色，把苻坚杀得大败，也是得力于怕字诀。因为大家知道的：谢安的太太，把周公制定的礼改了，拿来约束她的丈夫，谢安在他夫人的名下，受过严格的训练，养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习惯，苻坚怎是他的敌手？
他如此主张怕老婆的重要，自不免启人之疑。所以有人问他道：外患这样严重，如果再提倡怕学，养成怕的习惯，敌人一来，以怕老婆的心理怕之，岂不要亡国吗？他说：这却不然，从前有位大将，很怕老婆，有天愤然道：“我怕她做甚？”传下将令，点集大小三军，令人喊他夫人出来，打算以军法从事。他夫人出来，厉声问：“喊我何事？”他惶恐伏地道：“请夫人出来阅兵。”此事经他多方考证，才知道是明朝戚继光的事。但他并不觉得奇怪，继光虽然行军极严，他儿子犯了军令，就把他斩首；可是夫人寻他大闹，他自知理屈，不敢声辩，就养成怕老婆的习惯；谁知这一怕反把胆子吓大了，以后日本兵来，他都不怕，就成为抗日的英雄。因为日本虽可怕，总不及老婆的可怕，所以他敢于出战。凡读过希腊史的人，想必都知道斯巴达每逢男子出征，妻子就对他说：“你不战胜归来，不许见我之面！”一个个奋勇杀敌，斯巴达以一蕞尔小国，遂崛起称雄；倘平日没有养成怕老婆的习惯，怎能收此效果呢？
他不但由历史上证明了应当怕老婆的至理名言，而且他更从当代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去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官级越高的，怕老婆的程度越深，官级和怕的程度，几乎成为正比例。于是由古今的事实，又归纳出精当的定理，而特著“怕经”若干条，垂范后世。
教主曰：夫怕，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怕。
教主曰：其为人也怕妻，而敢于在外为非者鲜矣。人人不敢为非，而谓国之不兴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怕妻也者，其复兴中国之本欤！
教主曰：惟大人为能有怕妻之心，一怕妻而国本定矣。
教主曰：怕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为人妻止于严，为人夫止于怕，家人有严君焉，妻子之谓也。妻发令于内，夫奔走于外，天地之大义也。
教主曰：大哉妻之为道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妻则之，荡荡乎无能名焉！不识不知，顺妻之则。
教主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怕妻，而不自知为怕者众矣。
教主曰：君子见妻之怒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必诚必敬，勿之有触焉耳矣。
教主曰：妻子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畏；三谏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妻子怒不悦，挞之流血，不教疾怨，起敬起畏。
教主曰：为人夫者，朝出而不归，则妻倚门而望；暮出而不归，则妻倚闾而望。是以妻子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教主曰：君子之事妻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入闺门，鞠躬如也。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妻忧亦忧，妻喜亦喜。
教主曰：谋国不忠非怕也，朋友不信非怕也，战阵无勇非怕也。一举足而不敢忘妻子，一出言而不敢忘妻子。将为善，思贻妻子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妻子羞辱，必不果。
教主曰：妻子者，丈夫所托而终身者也。身体发肤，属诸妻子，不敢毁伤，怕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妻子，怕之终也。
右经十二章，据他说：“为怕学入道之门，其味无穷。为夫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最后，他对于今后的历史家，尚有此建议：旧礼教注重“忠孝”二字，新礼教注重“怕”字，我们如说某人怕老婆，无异誉之为忠臣孝子，是很光荣的。孝亲者为“孝子”，忠君者为“忠臣”，怕妻者当名“怕夫”。旧日史书，有“忠臣传”，有“孝子传”；将来民国的史书，一定要立“怕夫传”。
许多人读了他的“怕老婆哲学”和“厚黑学”，还觉得有些趣味；惟前著附有“怕经”，后著附有“厚黑经”，只知套用些四书和孝经的文句，未免令人感到无聊。这话被他听见了，他立时予以答辩道：
“昔人说，世间哪得有古文？无非换字法、减字法罢了。譬如有人请你做寿序或墓志，你就信笔写出一篇文字，然后把文中的俚俗字，换为典雅字，再将闲冗长句尽量删短，就成了一篇简雅的古文。我们也可以说，世间哪得有真革命呢？所谓革命，就是革名词，不革实质，无非是挖字法、嵌字法罢了。清末以来，革命党抛却千千万万头颅，考其实效，也不过把皇帝革成大总统，总督巡抚革成督军省长，其他种种名词，改变一下，革命即算成功，实质则依然如故。世间许多书，都是名词变，实质不变。即如我李宗吾是个八股先生，这是实质。假如满清时，有人举发说：‘李宗吾是革命党’，上峰委员查办，查办员复称：‘查得李宗吾品行端方，学术纯正，断不会革命。’到了民国，又有人举发说：‘李宗吾反革命，’上峰委员查办，查办员复称：‘查得李宗吾品行端方，学术纯正，断不会反革命。’品行端方，学术纯正，实质全没有变，在满清时不革命，在民国就会革命，岂非奇事？世上又有一种人，品行实在不端方，学术实在不纯正，在满清则为忠君爱国的正人君子，在民国则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岂不更奇？究其实，无非是表面名词变、里面实质不变罢了。只要悟得此理，保管你受用不尽。例如，你当了官吏，有人冒犯了你，你就捉他来，痛打一顿，这本是专制时代的野蛮办法，而你口中不妨说道：‘而今是民主时代了，你这种扰乱秩序的人，君主时代容得过，民主时代断断容不过！’这无非把‘君主’二字挖下，嵌入‘民主’二字罢了；闻者必称赞你深谙法治，有民主时代的精神。所以说，挖字法、嵌字法，是革命家的秘诀。我把这种秘诀，应用到著作上，‘怕经’十二章是如此，‘厚黑经’全部也是如此，是之谓‘革命式的文字’，又有何人敢说‘革命’是无聊呢？”
其次要介绍的是他著的孔子办学记。这是一篇小说体裁，借孔子的办学，来讽刺现在人的办学。我想他是鉴于全国的各大都市中，有许多的冒牌教育家，专意投机取巧，想借创办学校的名义，以图发财，或是另有其他作用，以夤缘富贵，于是他禁不住要笑骂了。
那篇小说，开首是叙述孔子周游列国，官运很不亨通，不惟枉送盘费，并且遇着匡人桓魋，几乎性命不保。一般老腐败，如长沮、桀溺、荷蓧、微生亩诸人，还对他冷嘲热骂。心想：“做官一事，与我无缘，不如回家休息，消遣余年。”于是收拾行李，回到山东曲阜原籍去了。哪知回到家里，满目凄凉，儿子伯鱼死了，媳妇改嫁了，丢下小孙儿，乳名“伋娃子”，时时寻娘觅乳，哭得他老人家心肝俱碎。孔大先生孟皮，年纪已老，兼有脚疾，不惟不能挣钱养家，还要消耗些医药费。兼之侄女儿，许嫁南宫适，自己的女儿，许嫁公冶长，一切妆奁也得他去设法，试想如何担负得起呢？他虽做过中都县知事，无如读书人初次做官，不懂弄钱的方法。后来升任鲁司寇，政费无着，只靠卖些状纸费，来维持火食。所以他回到家里，真是宦囊如洗，两手空空。他老人家偌大年纪，按常理论，已经是“非肉不饱、非帛不暖”；而今说不得了，只有吃些蔬食菜羹，聊以充饥；茶叶买不起，茶炉烧不起，口渴了，只有喝点白水；这就是读书人的下场！
好在他是个“时中之圣，”惯会看风使帆，忽听朝廷施行新政，兴设学堂，许多人都是办学兴家的，他于是买本钦定章程一看，恍然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接着就照章立案，设立一个“孔氏私立学校”，招生广告贴出来，内有规则若干条，最末一条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是缴了费，就可入校听讲，并不受入学试验，鲁国一般青年听了，不胜惊喜道：“他老先生也要办学校了，他曾周游列国，与列国之君，都有交情，鲁君与季康子诸人，也常来请教，若是在他的学校中毕了业，向他求封荐书，还愁没得事干吗？”于是争先恐后，前来报名，陆陆续续报了三千多人，孔子自然是来者不拒，全行收容。照例应该延聘教员，分科讲授。孔子心想：而今教员难聘，第一怕他谋篡校长的位置，第二薪水一项也难得讲；不如即照学界通例，任用私人罢。于是把自己的旧学生，全行位置下去，凭各人的专长，担任应授的科目，而孔氏私立学校便正式开学了。
自开学之日起，直至学校办倒止，学校的行政，课程的讲授，无不笑话百出；校长与教员，教员与教员，学生与师长，学生与学生，真同一出大闹剧。现在学校中的怪状，孔氏学校也无一不有。其中的材料，纯是取自论语。作者系采用八股文中“截搭题”的手法，任意拉扯，任意附会，字义讹篡也不管，时代错误也不管，可谓极尽梯突滑稽之能事。现在且把学校将要倒闭的几段照写下来，以见一斑：
孔子创办学校之初，学科的分配：修身：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是宰我，子贡；法制经济，是冉有，子路；国文：是子游，子夏；格致：是曾子；数学：是冉有兼任；体操：是子路兼任；历史音乐：是孔子自任。后来各科教员，死的死，走的走。好在孔子这个校长，是万能校长，教员一缺，就由校长代授。如今除语言一科外，其余各科，尽是孔子兼授，校中只剩半个教员。怎么教员会有半个呢？全校教员，只有宰予一人，他每日昼寝，到了上课时间，还要校长到寝室去喊他起来。每点钟至多不过讲30分，就下堂睡觉，故名之曰“半个教员”。校中学课，既不认真，自然也就松懈起来。学生终日美酒佳肴，猜拳行令，而对校长，感情甚好，“有酒食，先生馔”。随时邀请孔子，孔子也很客气，“有盛馔，必变色而坐。”师徒之间，相忘无形。不时又邀孔子下棋打牌，初时还是学生来约校长，久之，孔子觉得有趣，每日早膳后，就向学生说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吃饱了饭，莫得事干，这个日子，真难得过！“不有博弈者乎？”未必你们箱箧中，围棋象棋，麻将扑克，都没得吗？“为之”，拿出来玩一下，“犹贤乎已”，总比闲着莫事要好些。像这样干下去，校中自然相安无事，不料校外訾议蜂起，甚且还有编些歌谣骂他们的。……
孔子因校中管教松懈，怕学生闹事，为转移目标起见，就提倡爱国运动。其时俄国革命成功，共产主义风靡世界，孔子就叫学生宣传赤化。请问：孔子为什么会走入赤化一途呢？原来他是时中之圣，思想随着时代进化，最初本是乡曲老儒，一变而为立宪党，再变而为革命党，三变而为共产党。常常自夸道：“君子有三变。”今且把三变的原委说一下：
孔子当初本是专心办学，不讲什么主义，他对于各种学科无一不通，惟经济一门缺少研究，才聘曾子讲授，他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人，曾子授课，他不时也去听讲。有天曾子在黑板上写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因用教鞭指着说道：“严者，侯官严复也，他译了一部原富，名满海内，全国学人，目有视，视严复，手有指，指严复，直算经济学泰斗！”孔子听了心中想道：严复精研经济学，译了一部原富，我曾当高等法院院长（鲁司寇），深通法制，何妨专讲宪法，著书问世？因此著了一部宪法书，名曰《原宪》，又恐读者不了解，复著宪法问答若干条，所以孔氏丛书中，至今还载有：宪问第十四，凡四十七章。孔子生平第一个知己，是季康子，彼此相遇，即说道：“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南海北海，莫不皆然。”于是孔子称孔圣人，季康子就称康圣人。孔圣人称孔北海，康圣人称康南海。孔圣人饭疏饮水，三月不知肉味；康圣人更进一步，终身不茹荤，像一个吃长素的和尚，一般人又呼之为“康长素”。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专讲无为；康圣人极力反对，专讲有为，因此自名曰康有为。有天孔子同季康子谈及国事，康语曰：“作新民”。康圣人告诉他，不如办一个“新民报”，因此就开一个报馆，名曰“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就成为立宪党的中坚分子，此第一变也。
其时孙中山先生，正讲革命，孔子听见，便骂道：“天之将丧斯文也！”这个孙文，无父无君，是该遭天谴的！就著了一部《春秋》，讲明君臣大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及至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他知道：革命是应时势之需要的，就改著一部《易经》，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武字影射“文”字，诗经上有“于赫汤孙”之语，故用汤字影射“孙”字，即是说：“孙文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这种影射法，是老人家读儿女英雄传，见用“纪献唐”三字，影射“年羹尧”三字，摹仿他的笔意，才有这种妙文。因此他又自称孙文信徒，常常借着孙文的招牌，到处会朋友，故曾子修孔子年谱，大书曰：“君子以文会友。”所以孔子又成为革命党的中坚分子，此第二变也。
到了苏俄革命成功之日，也正是孔子学校风雨飘摇之日，孔子为适应环境起见，一面派遣学生留学苏俄，一面命学生宣传赤化。逢人即说道：“某在斯，某在斯。”即是说我的学生，某人在俄罗斯，某人在俄罗斯。一见在校学生，就问道：“赤尔何如？”你的赤化工作何如？孔子又成为共产党的中坚分子，此第三变也。
其时子路在校外“与朋友共”，与朋友研究共产学理，孔子闻知，说道：“从我者，其由与！”就喊子路来，去作农民运动。子路因为自己岳丈是个农民，就望着他家而来，走近屋侧，“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见了，连忙上前说道：“子见夫子乎？”你何不去见见我们夫子呢？丈人大骂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你们这类人，四肢懒惰，不知稼穑艰难，什么夫子够得上我去见；子路听了，严然共产党口吻，懂得劳动神圣的意义，暂且不语。丈人“植其杖而芸”，丢下女婿不管，竟自去芸他的草。“子路拱而立”，站在旁边，慢慢宣传共产主义，丈人大喜，“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比平常见女婿，更加殷勤。“见其二子焉”，叫他两个儿子，也来加入共产党。明日，子路告辞，丈人又把他的朋友长沮桀溺，介绍给子路，叫他去会。子路见了二人，就大加宣传，并且说：经报纸杂志鼓吹，业已造成一种舆论了。长沮问道：“夫执舆者为谁？”主持舆论者是何人？子路说：“是孔丘。”长沮问：“是鲁孔丘与？”子路对：“是也。”长沮道：“是知津矣。”既是他老人家，不消说是知道共产党秘密的，我闻充党员者，每月都有津贴，你们给我津贴若干？子路大失所望，他二人也就“耕而不辍”，各自耕他的田，不睬子路了。子路心想：这样农民，怎么靠得住？不如去运动小官吏，连夜跑至石门关，去运动充当晨门的官吏。晨门问子路：“从哪个地方来？”子路答：“从孔氏私立学校来。”晨门又问：“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你们的孔子，是读书明理的人，难道不知这种事干不得吗？何必要这样干呢？子路见话不投机，心想：官场中人奴性太深，不如再去运动绿林豪杰罢。……
够了，够了，我不照原文引下去了。孔氏学校如此胡闹，也离“关门大吉”不远了。孔子又派子路到处宣传共产主义，但子路一再碰壁，后来卫灵公死了，蒯聩回国，其子出公辄兴兵抗拒，子路竟矫传孔子的命令，任命出公辄为杀父团团长，任命南子为公妻会会长——结果蒯聩之兵杀入，捉住子路，剁为肉酱，装一罐为孔子送来，“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子大哭终日，从此不唱赤化高调了。但自从子路在卫国闯出乱子，社会上对孔氏学校又谣言纷起；“叔孙武叔毁仲尼”，他竟在朝廷之上，昌言孔氏学校是乱党的大本营。孔子见风声紧急，就赶快提前放假，也不明示学生何时开学；学生问他道：“你这个假，要放好久呢？”孔子说：“假我数年”，意思是说：我这个假，要放数年。孔子私立学校，于是告终，至今尚未开学。
此外，他还想写一篇小说，题目是《孔告大战秩闻》，可是并未完成。我所见的，仅是全篇的第一回，材料是取自论语及孟子，仍是一味的胡扯乱道，看不出什么寓意。但据他说，当年的八股文——尤其是八股能手，就是用的这等技俩。那末，这篇小说，也可以说是讽刺八股文及惯好附会的文章作者了。《孔告大战秩闻》，是这样引起的：
“记得满清末年，重庆广益丛报，载有一篇‘瞽瞍控舜的呈文’，历数舜的十大罪状，俱是证据确凿，有书可考。事隔多年，只约略记得点影子。说舜串通四岳，窃夺帝尧之位，这种大罪，是无待言的。最妙的，是说：舜欺我年老，将我的眼珠子挖去，嵌入他的眼中，所以我成了瞎子，他成了双目重瞳，大罪一。娥皇女英，是舜的祖姑，有族谱可考，他霸占为妻，大罪二。尧之时，天下共是十二州，故尧典曰：‘肇十有二州。舜使益掌火，烧灭了三州，故禹贡上只有九州，大罪三。……’全文妙趣横生，可惜记不清楚了。其时，某报还做了一篇小说，说唐三藏偕同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往外国留学，如何如何。又有人做一篇小说，说孟子往东天取经，途遇着告子，手执‘杞柳’，口吐‘湍水’，孟子杀他不过，求救于曾子；曾子手执‘慎终锤’，身骑‘民德龟’，（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也战告子不过，求救于孔子；孔子手执‘伤人壶’，身骑‘不问马’（伤人乎，不问马。），也被告子杀得大败。忽然半空中飞来一人，身骑‘犹病猪’，大呼道：‘我乃姓尧名舜是也！’（尧舜其犹病诸）遂将告子降服。我想：孔子是我国的大教主，岂能轻易战败？当日必有一番恶战，乃补做这篇‘孔告大战秩闻’，特笔录出来，借博一粲。”
小说的正文，系从孔子接得曾子的告急文书开始，于是连忙点集三千人马，72员大将，浩浩荡荡，杀奔告子大营而来。告子听得孔家人马到了，立即引兵应战，双方使用的武器，车马，和披挂穿戴，以及战事上的种种名词，都是截取论语孟子的成语，而作谐音的应用。今写出战事紧张时的一段来看：
“孔子大怒，忙在身旁取出一道灵符，名曰‘伤人符’，向空中一展，大呼道：‘六丁六甲何在？’只见半空飞来一人，身骑‘不问马’，大呼道，‘我乃厩焚子是也。’（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只见厩焚子，驱着火龙，火马，火鸦，火鼠，向告子大营放火烧来，告子见了，连忙口吐湍水（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将火扑灭。只见那湍水流出来，滔滔不已，刹时之间，‘可使过颡’，‘可使在山’，将孔家人马，淹困水中。孔子见了，说道：‘不要紧，待为师念动避水真言，颜渊，你可领着人马，从水中钻出。’于是孔子口中，念念有词：‘呀呀呸！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颜渊正埋头一钻，被告子看见，大声道：‘往那里走！’用手一指，那水忽然变成铜墙铁壁一般。砰的一声，颜渊跌在地下，抬头一看，那水已有千百丈高，颜渊喟然叹曰：‘这水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吾其死矣！’孔子到了此时，也无计可施。子路正负伤卧在地下，大声叫道：‘我有冯河的本领，无奈身受重伤，无能为力。夫子！你有乘桴浮海的法术，何不拿出来行使呢？’一言把孔子提醒，乃率领众弟子，浮出水面而走，又命冉有子贡断后。告子领着人马从后赶来，冉有子贡举起大刀，做着要砍下的姿势，连做两遍；告子见了惶然大恐，乃抱头鼠窜而逃。一家弟兄见了，莫名其妙，围着冉有子贡问道：‘师兄，我们尼山学道，一十八般武艺，件件学全，从未见这种杀法，你们究从何处学来？’二人笑道：‘此在兵法中，特诸君不悟耳！兵法不云乎：冉有子贡，侃侃如也。’闲话休提，孔子回到营中，见人马折去大半，十分悲伤。……传下将令，叫宰予前来吩咐道：‘全营将士，疲困已极，今夜应该让他们好好安息，明日再行大战。最可虑的，是告子乘夜劫营。你是白天睡了觉的（宰予昼寝），今即派你巡夜去吧。孔子吩咐已毕，就低下头“曲肱而枕之”，呼呼睡去。……”
厚黑教主的生性，本来是很朴讷的，幼时不言不语，呆头呆脑，对于同学，也是以谦让为本。所以他的父亲呼他为“迂夫子”，同学之间，就称他为“老好人”。自从他在私塾中受了建侯老师好开玩笑的影响，他才慢慢的诙谐起来。最初，还只是开玩笑的性质，继而于开玩笑中带有讽刺，终则嬉笑怒骂一发而不可遏止了。他这种作风，不但表现在语言文字之中，就是他自己的行动，也往往充满了这种气氛。
他幼年时，本是终日不离药罐的。除了哮喘症外，四肢也不甚灵动，有时穿衣服都要人帮忙，登楼不能上梯，大便不能蹲下。每次洗澡，母亲见他瘦骨如柴，就不禁放声大哭起来。当他在炳文书院读书时，同学们都说他活不长久。雷铁崖、雷民心弟兄，就主张活祭他。但他却并不悲观，仍是优游自得。他因为乡间庸医替他治不好病，就想自行研究医书，自行治疗。于是买了些陈修园、徐灵胎、喻嘉言诸人的医书来看，哪知越看越不懂。心想：“我这样的用心研究，都弄不清楚，市上的医生，连字都认不得好多，怎么能读过医书？我之不为庸医杀死，真是万幸！”于是废然思返，把医书丢了，自然不再吃药，而身体返慢慢健壮起来。从此以后，得了病，照例不吃药。他的主张，是宁死于病，不死于药。中间只有一次几乎破例：他在高等学堂时，腿上生一疮，好像是疔疮，学堂内种有菊花，他把菊花叶嚼来帖敷。同学陆逵九懂得医学，见他面有病容，就叫伸出舌头来看，惊道：“你的舌苔都黑了，还不赶急医治？”说得他毛骨悚然，就请为他开方。他在校是向不请假的，这时也只得请假调养。在寝室睡了一会，心想：“我哪里会有病？何致舌苔会黑？”于是恍然大悟，寻着陆逵九说道：“我除了腿上生疮以外，自觉毫无病状；我的舌苔发黑，是不是因为嚼菊花叶的原故？”陆逵九叫他伸舌一看，连说：“不错！不错！”二人相视而笑，但并非莫逆于心。这是他用行动来讽刺国医的。
四川讲静功的派别甚多，如同善社、如刘门、如关龙派、如吴樵子派等等，他都曾拜门称弟子。其中有讲静功的一书，名为“乐育堂语录”，是丰城黄元吉来川讲道时所著，各派讲静功的人都奉为天书，自然他也仔细的拜读过。他初以为讲静功，总比服药好得多；但他试验的结果如何呢？据他说，从未坐过30分钟之久，越想静坐，心思越乱，强自镇静，则如受苦刑。哪一派的方法，他都试验过；哪一派的方法，他都试验无效。这是他用行动来讽刺静功的。
他学国医不成，学静功不成，于是又想练拳术。他先学拳术家的气功，继而又学太极拳。他于二者所得的经验：气功一门，他认为无非装模作样，是违反自然的动作。太极拳一门，动作不甚激烈，似乎比较相宜；但他只学习不久就弃去了，因为其中仍有一定的规律，他是不耐拘束的。最后他自己发明了一种拳术，名之曰‘无极拳’。据说，他是把气功和太极拳融合为一，随意动作，师其意而不泥其迹，略略参入些黄帝内视法，天隐子存想法，并会通庄子所说“真人之息以踵”的道理，而成此拳法。他说这种拳法，睡时，坐时，读书作文时，与人谈话时，均可行之。他说将来如把这种拳术传出来，不但为厚黑教主，并可称为无极祖师。及至我们会面时，我问他无极拳的详情，他笑着说：“既名无极拳，还有什么说的呢？无非是恍兮惚兮，玄之又玄而已。”他这段学拳的历史，不知又是讽刺自己的无恒呢？还是讽刺堂堂的国术呢？
他既是如乌鸦般的叫来叫去，如猫头鹰般的且叫且笑，哪能不令人生厌，令人痛恨？所以关心世道的人士，深怕他的学说流传开来，毒害社会，著文批斥他的也有，在广庭大众之中痛骂他的也有。我还记得五年前有个天主教的某主教，就在公开讲演时痛骂过他。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他立时出马应战，曾写了这样标题的一封战书：“厚黑教主某答天主教主教某书”。全文情节已记不清了，无非是狠毒的讽刺。只记得开首有这样的话：“我是厚黑教的教主，你是天主教的主教，主教比教主是低一级的，你们天主教既然最重阶级，你竟敢以主教的身分，批评我教主的学说，你也未免太不自量了！”云云。当时他想送登报章，经我一再劝阻，他才把战表撤回。近年有位沈武先生，著有“厚黑学批评”一书，对于厚黑学予以无情的痛击，可惜教主已看不见了，孰是孰非，只好让第三者去公断罢。
教主辞世，已三年有半了，他的墓木想已拱把了，孤魂野处，谁可同调？遥意月暮鸦飞，夜半鸮啼，不知足以供慰安否？我今赓唱前歌，用吊厚黑之灵：
咕咕喵，
咕咕喵，
哈哈哈哈……
咕咕喵，
咕咕喵，
哈哈哈哈……
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默生脱稿于北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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