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士长谈毛泽东

• 目录
  • 《侍卫长谈毛泽东》题记（李敖）
  • 《卫士长谈毛泽东》前言
  • 毛泽东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 你见过毛泽东面对死亡时的表现吗？
  • 你见过毛泽东哭吗？
  • 你见过毛泽东发脾气吗？
  • 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最讨厌什么？
  • 毛泽东很“土”吗？
  • 毛泽东与江青的感情生活怎样？
  • 毛泽东如何解决你们同江青之间的矛盾？
  • 毛泽东待人接物有什么特点？
  • 毛泽东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如何？
  • 你能说说毛泽东的幽默吗？
  • 毛泽东喜欢听大家喊万岁吗？
  • 后记
  • 巨人的魅力——第一章
  • 巨人的魅力——第二章
  • 巨人的魅力——第三章
  • 巨人的魅力——第四章
  • 巨人的魅力——第五章
  • 巨人的魅力——第六章
  • 巨人的魅力——第七章
  • 巨人的魅力——第八章
  • 巨人的魅力——第九章
  • 巨人的魅力——第十章
  • 巨人的魅力——第十一章
  • 巨人的魅力——第十二章

　　wjm_tcy注：未找到李敖出版社版本，用1993北京出版社版本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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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长谈毛泽东》题记（李敖）

　　曹操问许子将“我何如人”，许子将不答。曹操坚持要他答，许子将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毛泽东者，和蒋介石无独有偶，均非治世之能臣，皆乱世之奸雄也。不过就奸雄言，蒋介石奸中全伪，毛泽东奸中偶得其真，故毛胜于蒋，尚有足观者在。

　　科尔诺夫人（Mme. de Cornuel）说侍从眼中无英雄（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爱默生（Emerson）说每个英雄终成厌物（Every hero becomes a bore at last.），这本《侍卫长谈毛泽东》，从英雄到厌物，一应俱全，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辨别力的读者，必能从这部生动的回忆里，看到真正的毛泽东。

　　199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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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士长谈毛泽东》前言

　　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十五年，先后任卫士、卫士组组长、副卫士长、卫士长。毛泽东曾对他说：“银桥，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又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写，要如实写。”1962年，李银桥离开毛泽东时，毛泽东又说：“你走了，我这里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干得长是因为我们合得来。在你之后，我不会再要卫士长了。”所以，李银桥成了毛泽东最后一名卫士长。

　　我和李银桥建立起友谊和信任之后，向他提出有关毛泽东的一连串问题。我作好了碰壁的准备，因为我的问题有一些实在是带着作家个人浪漫色彩，诸如：毛泽东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你见过毛泽东面对死亡时的表现吗？你见过毛泽东哭吗？你见过毛泽东发脾气吗？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最讨厌什么？你见过毛泽东跟江青吵架吗？等等，等等。

　　然而，我的担心多余了。卫士长对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作了认真的回忆，并且尽自己所知作了诚恳、坦率的回答。于是，毛泽东在我心目中变得具体、鲜明、有血有肉了。

　　我自信，对于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表现出同我一样强烈的兴趣。我愿意将我的提问和卫士长的回答一一写出来，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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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挑战。迎接挑战。

　　这个问题，从毛选上就可以得到答案。毛泽东对于国民党的挑战，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是强者。就我所见，他从不认输，从不在任何屈辱的环境下低头。干任何事情，不获全胜他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战争年代，他总是以最大的勇猛精神去迎接挑战。他藐视敌人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未来。他为自己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驱使，常常会有惊人之举。

　　1947年元宵节后，胡宗南调动二十三万人马，分五路进攻边区，并在西安集中一支伞兵，准备突袭延安。

　　彭德怀获悉情报，忙调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防敌空降，并亲自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

　　毛泽东说了两句话：“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

　　当时，警卫人员以为毛泽东只是笼统讲的一个精神，只是战略上蔑视敌人的意思，并未当真。彭老总却立刻认真了，声色俱厉嘱咐警卫人员：“主席一向说到做到，一向不顾个人安危。我们党要顾，你们要顾！不许由着他的性子来，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事实很快证明了彭老总的认真有道理，证明了毛泽东是怎样一个“性子”。

　　3月13日，胡宗南十四个旅兵分两路，向延安发动猛攻。五十多架敌机整天轮番轰炸。警卫人员几次请毛泽东转移，他不走，总是那句话：“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颗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院子里，爆炸声中山摇地动。毛泽东当时一手端茶杯，一手抓笔在地图上画。爆炸的烟雾使窑内一片昏暗。烟尘散去，毛泽东左手仍然端着茶杯，地上没有一星茶水洒出。笔仍在地图上画，那条调兵行进路线没打一点折扣！当时，受爆炸惊吓之后的工作人员们见此情景，不由得又吃一惊，被毛泽东安详惊得目瞪口呆。

　　警卫参谋贺清华拿来一块落在院里的锯齿状弹片给毛泽东看：“主席，多险哪，你必须马上转移了！”毛泽东接过弹片掂一掂，咧嘴一笑：“好嘛，能打两把菜刀呢。”

　　16日中午，毛泽东正同周恩来、彭德怀谈战争，谈到上星期举行的保卫边区动员大会，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口号声震天动地时，毛泽东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话音未落，敌机投下的两颗重磅炸弹在门前不远处同时爆炸。门窗玻璃全部震碎，气浪像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受到震荡和冲击嗡嗡作响。警卫人员猝不及防。气浪过去再看首长，毛泽东用手将身上的尘土轻轻一拂，笑道：“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哩！”周恩来和彭德怀都放声大笑。

　　傍晚，新四旅的干部来了，汇报完西华池战斗的详细情况后，又纷纷劝毛泽东马上撤离延安。毛泽东将手一拂，接着又在桌上轻轻一击：“不要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至此，我们才明白“有言在先”的分量，才明白彭老总何以那么着急。

　　18日黄昏，毛泽东正同王震谈话，东南方向枪声大作，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犯到吴家枣园。

　　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彭德怀跑步赶到。彭老总是个急性子，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快。他极少有这种焦急跑步的情况，喘着粗气吼：“怎么主席还不走？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呆了！”

　　同志们都感到了形势的严峻。龙飞虎来不及报告，破门而入：“主席，彭总发脾气了，请你立刻出发。”

　　王震忙说：“主席，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必须尽快撤离。”

　　周恩来也劝：“主席，时候到了，该走了。”

　　毛泽东稳稳坐在椅子上，问：“机关都撤完了吗？”

　　“早撤光了。”好几个喉咙抢着回答。

　　“群众呢？”

　　“走了，全撤离了。”

　　“嗯。”毛泽东满意地哼了一声，“好吧，吃饭！”

　　毛泽东有言在先，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现在已经是最后一个撤离。可他又要吃饭！糟了，首长和卫士们突然想到毛泽东还有一句话，他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

　　枪声已经近在耳畔，一阵紧似一阵，中间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同志们火烧屁股一般急。饭菜早已装在饭盒里准备带到路上吃，这时不得不拿出来，匆匆摆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吃饭本是狼吞虎咽，有名的快。今天同志们越急他越吃得慢条斯理。他是下决心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

　　周恩来把彭老总请来了。彭老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吼起来：“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呆了，马上给我走！”

　　毛泽东望望心急如火的彭德怀，固执地继续往嘴里拨饭。彭德怀像是要去夺他的筷子，到底还是忍住了，蓦地转脸，瞪起眼朝秘书和警卫人员吼：“还愣什么？把东西搬出去！”

　　秘书们急忙清理办公桌，而窑洞外，汽车马达已经轰隆隆震响。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

　　毛泽东放下筷子，环顾一遍打扫过的居室，一声不响地走出窑洞。他先打量一遍周围每个人，然后双手一背，久久凝视宝塔。他吮了吮下唇，喉咙里咕噜响着吞下一口唾液，将目光转向枪炮大作、曳光闪耀的东南方。良久，他的嘴角一沉，出现两道表示轻蔑的深深的纹路，对站立身边的周恩来及所有工作人员说：“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干，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走近吉普车，登车之际，突然转回头，发表宣言一样大声说：“同志们，上车吧，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为了这一句“有言在先”，一年后周恩来不得不大费心思。那时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宜川战役，歼敌五个旅，击毙29军军长刘戡。西北战场转入大反攻，全国军民都转入大反攻。延安已是指日可下，但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局又要求毛泽东尽早东渡黄河，到一个对指挥战争最方便、最有利的地方。

　　若依着毛泽东的性子，他有言在先，那是非回延安不可的。为了劝毛泽东过黄河，周恩来与任弼时反复研究，做了充分准备。幸亏毛泽东“有言在先”不少，其中一句是“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性子。他先问毛泽东宜川一役，可不可以说打败了胡宗南？毛泽东说：“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周恩来抓住机会马上说：“主席讲过，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现在打败了胡宗南，为了夺取全国胜利，我们的前、后委与工委应该合并到一起了。”于是，周恩来要说的话就让毛泽东先说出来了：“那么说，我们要离开陕北了？”周恩来立刻点头：“对，中央留在陕北的目的已经达到，需要到一个对指挥战争最方便、最有利的地方。”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回延安，东渡黄河去了西柏坡。

　　在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不肯离开陕北，明确讲了两条理由，我至今记忆犹深。他说：“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定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也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两万，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我们其他战场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点压力。”

　　撤出延安后，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一次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个常委作了明确分工。毛泽东说：“现在我党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是第一位的是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这一条，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他是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由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工作。我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那种全局性的战略决策自不必说，就是各战区的各个战役，凡是能说出名来的战役，几乎无一不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甚至制订出具体详细的实施计划。毛泽东曾对王震说：“到哪个地方都有电台联络。我在陕北，天下大事我都可以知道。”无论哪个战区的战役一打响，电台都会格外忙碌。比如辽沈战役，据我所知毛泽东一共向东北战场发出电报七十七封，全部自己动手，像你们文人写小说似的，不仅构思好整体框架，还想好了细节，甚至细到总攻发起之前士兵饭碗里有没有肉。没有肉就杀马吃！

　　毛泽东转战陕北，前半年最紧张。先后搬迁过十二个县，三十七个村镇。几乎没有一天身后不背着胡宗南四个旅或七个旅甚至十几个旅的追兵。既要对付眼皮下的敌人，又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但毛泽东从容不迫，应付裕如。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通常，我们对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带来戏剧性的事件。”又说：“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这话不无道理。

　　打沙家店战役时，我们住在梁家岔。距沙家店不到二十里。战役计划是毛泽东想好，与周恩来研究后，向彭德怀下的命令。这一战役于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毛泽东十分重视。从杨家园子前进到梁家岔之后，毛泽东立刻与彭德怀通电话，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很详细，连挖不挖战壕，挖在哪里都讲到了。

　　沙家店战役打了三天两夜，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不合眼。吸掉五包半烟，喝掉几十杯茶。歼灭钟松36师，俘敌六千余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迎接挑战、指挥战斗的。毛泽东渴望挑战的这种性格，我想可借用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来形容——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战争时期毛泽东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包括抗美援朝。和平时期怎么样呢？我看有些挑战也很有戏剧性。面对这些挑战，更能反映出毛泽东的性格和本色。

　　记得是1955年，毛泽东派我回农村探亲。他的警卫中队的成员是全国各地一个专区选一个。领导上陆续派出不少人休探亲假，都是带了任务去的，要求我们做农村社会调查，要求讲实话。

　　休假回来，我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形势。他听过之后，表扬我几句，然后吩咐：“这两个月有什么事，不要叫人再找我了。我要专心搞合作化呢，不会客。”

　　那段时间，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材料一摞一摞的，都是八开大的清样纸，别的什么文件也不放。他整天呆在屋里，夜里写，白天上午写。下午偶尔睡几小时，起来又干。一连十几天他没同我说话，给他送茶也不看你一眼。他身体的疲劳与精神上的兴奋同样明显。他在追求心中的目标时总是这样一种表现。

　　暑天到了，中央统一安排首长们去北戴河。我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他在讲这些话时，两眼闪闪发光，带着一种孩子般天真烂漫又是扑朔迷离的神情。好像在他的面前施了魔法似的，忽然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美妙无比的世界，他在向那神秘诱人的未来倾诉着悄悄话。毛泽东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我这样说你理解吗？

　　良久，毛泽东仿佛刚从美妙的遐想中醒过来，指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材料说：“你给我带上这些材料，不要搞乱。”

　　毛泽东有两个一米见方的书箱，叫现在的年轻人看只能做包装箱。但这是毛泽东的书箱，出门必带。里面装的通常全是书，这次装的全是材料和他写的稿纸。我将材料仔细定好顺序，用纸条分隔、标明，小心翼翼装箱。到北戴河后，又照原秩序位置原格式恢复在他的办公桌上。那材料都是各省、各地区送来的有关合作化的报告。现在看来，其中不乏头脑发热、弄虚作假的“杰作”。当时我没看出来，毛泽东大概也没发现。

　　我们住在浴场一号，是掩映在一片小叶杨树林中的一栋小平房。毛泽东住东屋。毛泽东喜欢住东边的房间，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是这样，外出也是这样。他除了游泳便是整天坐下来写，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人外，其余人一概不见。

　　我发现一个规律：毛泽东心潮澎湃之际，便挥笔如飞，昼夜不停。当他的冲动再也无法从笔下渲泄出时，便突然起身，投笔奔向大海，到浪涛里去搏击。

　　可是，起台风了。驱散了暑气，也卷走了光明。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疾驰奔跑。狂风呼号，大海咆哮，雷电交加，暴雨颠狂！整个世界变成了一曲激昂、热烈、疯狂的音乐。这种音乐对毛泽东无疑是有影响的。他仍在写，并不朝窗外望。可是他越写越快，胸膛也在微微起伏。蓦地，那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将笔掼在桌上，奋然起身：“银桥，我们游泳去。”

　　“啊？”我叫出了声，不啻遭了落地雷，“游……游泳？这……这天气游……游泳？”我梦呓一般喃喃。

　　“这天气不是正好游泳吗？”毛泽东居然微微一笑，嘴角朝下撇去，下颊两侧便起来两道我所熟悉的藐视一切的纹路，“又不是小脚女人，还怕吹倒了不成？”

　　“不成，绝对不行！”我梦醒一般叫起来，几步抢到他面前，挡住去路。小脚女人，他怎么会想到小脚女人？“我决不允许你去！”

　　我是有这个权力和本事的，这是组织上给的。建国后，毛泽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丧失了行动自由”。没有警卫部门批准，他就出不了中南海，出不了家门。我调来卫士，在毛泽东面前横起一道长城，无论他怎样焦躁、怎么发脾气，这道长城也不会为他开门。这种时刻我不能听毛泽东的话，只能听罗瑞卿的话。罗瑞卿向我们下令：“一天二十四小时，你们一分一秒也不许离开主席。要看紧，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保护他，决不许他下海！”

　　毛泽东精力超人，二三天、四五天不睡觉是常事。我们过去是四班倒，现在怕一个人拦不住，只好都陪他。这下子可累惨了！何况，他每次冲动起来都会和我们卫士对峙一番，较量一番。我们怕他“寻机溜走”，眼也不敢眨一下啊！

　　台风终于过去，云散日出。可我们却更紧张了。因为海面上的风至少还有七级，大海上翻腾的波涛仍是直达天穹，因为毛泽东见到阳光会更坚持游泳，更不好阻拦。

　　果然，上午10点钟，毛泽东又提出要去游泳。我们早有准备，立刻横起“长城”，并且由保健医生徐涛陈述不能游的理由。他是知识分子，比我们词儿多。他讲了三条不能游的理由。千不该万不该讲那个第三条理由。他说：“第三，一场大风雨，冲上来很多贝壳，海滩不平，会扎脚绊脚。李维汉就是绊了一跤，摔断了腿。那还是风平浪静的好天气呢……”

　　“哪个？”毛泽东一下子睁大了眼，目光咄咄逼人，“他算什么？李维汉摔断腿我就要摔断腿吗？你这么说，我今天是非游不可！”

　　毛泽东愤然起身，我们慌忙横在他面前。他只说了一句：“下去！”便照直走过来，好像他面前是一片无遮无挡的旷野，脚下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好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他的目光下紧张了，害怕了。好像过来的是一列带着呼啸声的特别列车，而我们简直成了几只螳螂。我们步步后退，终于在门口闪到两边，以免被“辗得粉碎”。

　　事已至此，别无选择。我立刻命令卫士们作好一切准备，带了浴衣、毛巾、救生圈和白酒。徐涛带了药箱和一应急救药品。警卫中队早已被惊动，紧急动员，追上来簇拥着毛泽东奔向大海。

　　一旦面对大海，我立刻紧张战栗了。深黑色的海水猛烈地起伏翻腾。长列的大浪头绵延几百米，一道接一道地从天际翻滚过来，咆哮着，飞一般扑向沙岸。满耳轰轰巨响，像大炮轰鸣，像森林呼号，像万千头巨兽吼叫着围逼进迫而来。强劲的海风将泡沫水珠卷起，吹出几十米，雨点般打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由得朝毛泽东挤靠过去。

　　毛泽东凝视大海，胸膛起伏，呼吸有声。他两眼眯细，目光灼灼，漾出一种战士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那种锐气。这种较量前的对峙是短暂的。毛泽东两手轻轻一分，分开拥挤身边的卫士，一声不响脱衣服。这种沉默更具有撼人心魄的分量和魅力。我们像听到冲锋号，将心一横：刀山火海也得闯了！纷纷以最快的速度脱剥了衣服。紧张、兴奋加之被风吹来的冰凉水珠，激得我们无一例外地浑身颤抖。

　　都脱光了。毛泽东扫视我们一遍，嘴角忽然漾出一丝微笑：“你们害怕吗？”

　　“不怕。”我们的回答不整齐也不响亮。

　　“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毛泽东淡淡说罢，转身便向大海走去。他身体魁梧，腹部稍稍隆起，走路的姿势不大好看，稍显后坐的样子。但是这种姿势立得稳，七级风奈何不得他，身后的沙滩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足迹。

　　卫士和警卫人员像听到号令一般冲上去，簇拥到毛泽东前后。七八名青年警卫一字排开在毛泽东面前，抢先向大海冲。我们四五名卫士围护在毛泽东左右和身后，大踏步走，赴汤蹈火一般。

　　一道矗立的水的墙壁像迎接毛泽东的挑战一般滚滚而来。潮头上飞卷着白沫，像无数闪烁的精灵在墙头飞窜。它轰然掀起高山，又愤怒跌入深谷，疯狂扑向沙岸，发出一阵悲怆的隆隆怪叫和嘶嘶呻吟。

　　“追，追上它！”毛泽东忽然孩子般地叫起来，大家便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冲入那叹息着退却的潮水中。可是，一阵可怕的轰轰巨响，退却的潮水与新涌来的大潮相遇了，怒吼着威猛地耸起，在我们头上形成一道黑绿色的高不可测的拱墙。不容我们屏息发力，那种惊心动魄的吼声已经化作了撼天摇地的一击。我们只觉得眼前一黑，劈头盖脑被埋没了。分明被深深地埋没，却又腾云驾雾一般飞跃，待到屁股重重地墩坐到沙滩上时，仍然懵懵懂懂，不明所以。

　　“主席，主席！”有人在叫喊，极遥远又极近切，“摔伤没有？啊，摔伤没有？”

　　我突然一激凌，发现所有人都被大浪拍倒在地，毛泽东也不例外。我一骨碌爬起身，扑向毛泽东：“主席，主席，怎么了？摔伤了吗？”

　　毛泽东推开我的手，自己站起来，吐出嘴里的泥沙，斜着眼睛看海中长列飞卷的浪，看那急骤浩荡地涌上海滩的潮，忽然伸出一指，指点大海：“嘿嘿，还真是个对手呢。”

　　糟了，我心中暗暗叫苦。毛泽东一旦把谁确定为对立面，那就非征服打倒不可。

　　果然，我们喘息未定，他已经又向威猛耸立的浪潮走去。我们照例冲上去前遮后挡，照例被大浪埋没，被大浪抛起，被大浪远远扔在沙滩上。反复几次，胆寒了。大海的喧啸使我们的精神受不了，要崩溃了。我们躺倒在沙滩上，就是毛泽东在身边，我们也不想站起来了。

　　毛泽东脸色阴沉，皱起眉头叫我：“银桥，起不来了？这点水比刘戡的七个旅还凶吗？”我心头一跳，坐起身。毛泽东已经面对所有人讲话，声色异常严肃：“你们不行了吗？你们不愿跟我走，你们可以回去。我可以另组织人马，另组织队伍跟它斗！”

　　这话分量重了。我“嗷”了一嗓子跳起来，警卫战士和卫士们都嗷嗷叫着跳起来。剽悍的警卫战士肩并肩、手挽手在前面组成楔形的铁阵，精壮的卫士挽起毛泽东的手臂，推扶着他紧跟那铁阵向大海猛冲。刹那间人浪相撞，虽被深深地埋葬，却再不曾被抛出。待大浪退缩时，继续向前冲。风吼，浪喧，人喊，像有千军万马绞杀在一处！冲过一道又一道浪，我们终于投进了大海的怀抱。同志们奋力靠拢毛泽东，却力不从心地时时被浪打散。海水含着全部的愤怒猛烈起伏，高山跌作深谷，深谷掀成高山。我们以为活不成了，有人绝望地喊出最后的心愿：“快，救生圈！快把救生圈给主席！”

　　毛泽东在浪尖上喊：“放心，都不要慌。现在是涨潮……”他又在深谷里嘱咐：“沉住气！只有被冲上岸，不会被拖入海……”他又在浪尖上喊：“现在考验你们的胆子呢！”

　　那天游泳回来，毛泽东比当年打下沙家店还要显得高兴。

　　毛泽东在作出挑战或接受挑战时，没有怀疑，只有坚信。他的顽强与他的任性一样惊人。当他由于任性出现错误时，由于他的自信和顽强，仍然能说服和团结一大批人形成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无法战胜的力量。所以老人家有生之年，始终是强者。我们今天只谈生活，不论政治，暂缓评论正确与错误，只谈他在挑战中的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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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毛泽东面对死亡时的表现吗？

　　见过。他很沉得住气。

　　走在七个旅追兵的枪口前，这可以算面对死亡的压迫吧？毛泽东走得不慌不忙，大摇大摆，算不算沉得住气？

　　如果你以为当时山上、山下距离远，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恐怖气氛，那么我可以给你再举一个例子。

　　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毛泽东住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5日，他主持召开了书记会议，开了十天。会议结束后，他很兴奋，没有休息，给挺进大别山创建根据地的邓小平拟了份长长的电报稿，还起草了召开全国政协会议的通知。

　　写完通知，天已朦朦亮。毛泽东到院子里散一圈步，扭扭腰，扩扩胸，返回屋将笔砚和通知稿收起来，说：“银桥，我休息吧。”

　　我忙取出两片阿米妥钠，斟水请他服下。然后帮他脱衣解带。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睡觉时习惯脱得赤条条。我照顾他躺下，坐在一边替他轻轻按摩两腿。他躺下必要看一会儿书报。半小时后，他将报纸朝枕边一放，眼睛合上了。我明白，无须再吃第二次安眠药了，便蹑手蹑脚退出屋。

　　江青已经起床，她生活是很有规律的。她住在隔壁一个小房间。聂荣臻也起来了，散一圈步回来，同江青握握手，聊着什么。他们每次见面都要握握手，彼此很客气。但是话不是很多，聊几句，聂荣臻就回屋去了。聂荣臻把房间让给毛泽东住，自己搬到了后排一所房子里。

　　就在这时，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来。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得立刻屏住了呼吸。城南庄和延安不一样，在延安时，敌机一进陕甘宁边区，电话就打到延安，延安可以及时拉警报防空。城南庄可是距北平很近，而且只能在山头上发现了敌机的时候才能拉警报，时间已经很紧张。毛泽东的住房距防空洞一百多米，动作稍一迟缓将是很危险的。

　　我急得失了主张，在毛泽东的屋门前团团转。可能你觉得可笑：这还不简单，有备无患，叫起毛泽东躲到防空洞里不就行了？

　　事情要那么简单，我再笨也笨不到团团转。这里有个特殊性：毛泽东睡觉难。他发脾气，十次有九次是因为睡觉。吵醒了他，万一敌机不是来轰炸，他一定大发雷霆。毛泽东发脾气是真正的“雷霆大怒”，吼声像打雷，而且以老子自居：“老子揍你！”，“老子毙了你！”，“老子不要你！”，“你给老子站着去！”发这么一次火，是很伤他的身体的，会影响他几天精神不振。

　　警卫排长阎长林踮着脚跑过来，急风急火又是小心翼翼，压着嗓子问：“怎么办？怎么办？叫醒不叫醒老头？”

　　跟随毛泽东时间久的人，有时称他老头。

　　“他吃了安眠药刚睡着啊……”我一个劲搓手。

　　“我的娘，万一敌机来轰炸怎么办？”

　　“万一不轰炸呢？叫爹也晚了！”

　　正拿不定主意，三架敌机已经临空，就在我们头上盘旋。我们个个呆若木鸡，不躲不避。现在只能祈祷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了。不轰炸，千好万好，扔下炸弹来，干脆我们先死吧，不要活着让千人唾万人骂，当个千古罪人……

　　敌机转了两圈，哼哼着朝北平方向飞走了。我们好像背了个大磨盘忽然甩落地，全身一阵轻松，几乎要跳起来。心里一个劲叫喊马克思在天有灵。

　　轻松转瞬即逝，我们又被新的焦虑所困扰：这三架敌机显然是侦察机，侦察之后……糟了！我们想到轰炸机随后就会飞临。军区大院不同于老百姓杂乱的自然户院，建的是一排一排整齐的平房，目标显著，一炸一个准！

　　仍然是敌机来与不来的矛盾，明智的作法是矛盾上交。我们是归江青领导，让她决定怎么办。聂荣臻派他的范秘书来一道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暂不惊醒毛泽东，我们先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把人员组织好守在毛泽东门口，担架放在身旁，一旦敌机来轰炸，就抬上毛泽东往防空洞跑。

　　正是吃早饭的时候，有人来叫我们轮流着去吃饭。我们没一个人去。这种时刻怎么能离开毛泽东啊？

　　8点多钟，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器又拉响了。再不能犹豫，阎长林喊了声：“照彭老总说的办！”我已破门而入。

　　撤离延安时，彭德怀曾对阎长林讲：“关键时刻，在危险的情况下，不管主席同意不同意，你们把他架起来就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讲道理，主席也会原谅的。”

　　我冲到毛泽东床前：“主席，有情况……”

　　“哪个？”毛泽东惊醒，朦胧地瞪住我，似要发脾气。阎长林已经不容分说扶他起身：“主席，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过三架侦察机，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肯定来的是轰炸机，请主席赶快到防空洞里防空。”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他竟然不分时间场合，顽强地保持着他的生活习惯。我手忙脚乱替他穿长裤，他却伸出手，说：“拿烟来。”

　　我的天哪！我叫起来：“主席，吸烟来不及了！”

　　毛泽东不悦地皱起眉头：“已经丢炸弹了？”

　　阎长林急得跺脚：“哎呀，主席，轰炸机一到就丢炸弹，丢下来跑都来不及了。你听——”

　　“听什么？给我点一支烟吸！”毛泽东有点火，仍坚持着。

　　“快快快！”江青冲进来，在门口喊，“飞机下来了！飞机下来了！”话没喊完，她身子一闪便跳出门，远处继续传来她一声急迫的喊：“走走走！”

　　情况万分紧急！我粗鲁地将手一下子插入毛泽东腋窝下，阎长林顺手往毛泽东身上披了一件棉衣，石国瑞和孙振国便搀扶住毛泽东另一只胳膊。“快快快！”我喊着，四个人连架带搀，拖起毛泽东便朝门外跑。

　　刚出门，头上一阵尖啸，我们本能地一缩脖，朝后倒步。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脚下的黄土地猛烈一颤，耳畔响起磕破臭鸡蛋一般的钝响。于是，我们一如吃了定身符，全都僵住了。

　　“啊！”远处传来江青的尖叫声。我猛醒过来，定睛看时，刷地冒出一身冷汗。天哪，三颗炸弹挨作一束，就落在毛泽东的屋前，伸手可及！我想喊，想跑，却凝固了一般做不出任何反应。接着，叫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它怎么了？”毛泽东盯着那三颗炸弹，像哲学家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他对那炸弹尾部呼呼飞旋的陀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炸弹！炸弹！”江青尖叫着，顿着脚。头上又响起飞机俯冲的尖啸，她立刻像充气过量的皮球一般跳起来，向防空洞跑去。同一时间，我们四名警卫人员也像被火钩子捅了一下似的，叫起来，架起毛泽东两臂脚不沾地地朝防空洞猛冲。

　　“快呀！快呀！飞机又要丢炸弹了！飞机要丢炸弹了！”聂荣臻在防空洞那边拼命挥手喊。

　　我使出全身力气架着毛泽东跑。毛泽东的那件棉袄差点被颠落。我们不敢停步，也不容毛泽东停步。我一只手搀扶毛泽东，另一只手在后面按住棉袄，继续向防空洞里猛冲。毛泽东显然极不适应这种“形象”，连连命令：“放开，放开我，我不要跑！”

　　这时，我们刚跑出军区大院后门。身后轰轰隆隆几声巨响，敌机丢下的炸弹在院子里爆炸。我本能地回头望一眼，只见黑烟滚滚，直冲天空。

　　“你们蠢么！”毛泽东借机甩脱我的搀扶，喘息着说，“它轰炸的目标是房子，我们出了院子就安全了，还急什么？”

　　眼见敌机又冲下来，我们不听他说，架起他跑得更快了。刚跑到洞口，身后又一声巨响。距离很近。我们架着毛泽东进洞，才进到洞口边，被他挣脱了。洞口相对来说安全许多，我们不再“强迫”他，改为劝说：“主席，到防空洞里面去吧。”

　　毛泽东喘息稍定，说：“我还没吸烟呢！”

　　阎长林已经给毛泽东穿好棉袄，我替他点燃一支烟。

　　聂荣臻司令员又劝：“主席，快进防空洞里面去吧。”

　　毛泽东说：“等一等，在这里保险，我还要看飞机扔炸弹呢……”

　　话音才落，敌机又俯冲下来。院子里火光一闪，余烟未散黑烟又起，翻腾着四散弥漫。毛泽东点点头：“我看清了。”转身不慌不忙钻到防空洞里。

　　敌机飞走后，我们跑回大院，首先去看毛泽东的住处。没爆炸的炸弹，尾部陀螺似的东西还在风中转。后来投下的炸弹爆炸后弹片飞到毛泽东屋里不少。硝尘遍地，两个暖瓶全打碎了，水流了一地。看来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若不是我们把毛泽东硬架走，后果简直难以想象。

　　以后我听说，敌人兵工厂里一些有觉悟的工人，常悄悄把沙子当火药装入炸弹中，所以出现臭弹。要说毛泽东“命大”，首先是因为当时他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难道不是这样吗？

　　敌人显然是有目的来轰炸的。聂荣臻下令：“要抓紧破案，肯定有坏蛋，把这坏蛋抓出来，公审枪毙！”

　　此案在解放保定后，查阅敌档，才得以破获。是军区后勤部所属大丰烟厂的副经理、特务分子孟宪德将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拉进了特务机关。中央首长到达城南庄后，他们曾准备往饭菜里下毒。由于保安措施严密，凡进毛泽东嘴的东西必须先经我们卫士之手，他们怕暴露，未敢下手。经过一番密谋，他们把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达城南庄的情报送到保定特务机关，又向蒋介石的保密局作了详细汇报。保定特务机关也向北平的特务机关作了报告。于是，才发生了国民党军派飞机来轰炸的案件。孟宪德和刘从文两名特务分子后来被公审枪毙了。

　　罗瑞卿为了保护毛泽东安全，曾反对毛泽东游长江。毛泽东发脾气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淹死在那里么！什么叫安全？坐在家里飞机还可能扔炸弹呢！”

　　从井冈山时期算起，至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毛泽东经常处于飞机轰炸之下。他的妻子贺子珍就是被飞机炸成重伤的。撤离延安前，炸弹爆炸的气浪两次震碎门窗，冲击他的窑洞。城南庄这一次就更危险。建国后，他也多次遭遇轰炸。影响比较大的有两次。

　　一次是在1952年，毛泽东去上海视察，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公安保卫部门根据城南庄的教训，怀疑是有特务向台湾送了情报。查来查去，搞了一个“潘杨事件”。潘汉年蒙冤入狱。记得1956年毛泽东在上海游泳时，遇到过去的一名卫士李连成。这名卫士是从刘少奇身边调到上海工作的。毛泽东问李连成现在干什么，李连成说参加处理“潘杨事件”。毛泽东还不明白“潘杨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另一次轰炸发生在1958年1月18日凌晨。毛泽东在南宁冬泳邕江，夜里继续办公。凌晨一点来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莫非国民党察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随行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很紧张。须知，南宁没有军用机场和战斗机啊！他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空军部队分三批起飞，无论如何要将国民党飞机拦截住！

　　那天，南宁全城灯火管制。我们涌进毛泽东卧室，请他去防空洞。他把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主席，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毛泽东指住我的鼻子：“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我说：“不行，主席，还是防备万一的好……”

　　“去！”毛泽东不耐烦了。“把蜡烛点着！国民党的炸弹扔我脚底下，扔我脚底下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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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毛泽东哭吗？

　　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讲的是大实话。在我跟随他十五年中，情况确实如此。

　　毛泽东意志坚强，个人遇到再大不幸也不会落泪。他的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独个儿坐在沙发里一支接一支吸烟，就是没有落泪。他眼里有哀伤，有思念，有怒火，就是没有眼泪，始终没有泪！

　　但是，在另一些场合，我又确实看见他眼里含着泪，眼角淌下泪，甚至是放声大哭。

　　我来到毛泽东身边后，第一次见他眼里含泪，是路上遇到那位女儿生病垂危而失声痛哭的农妇。那以后，我又看到过几次，其中印象深的有三次。

　　建国前后，毛泽东爱看《霸王别姬》这出戏。他多次看，并让其他中央领导都去看。看到楚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与虞姬生离死别，他的睫毛时常抖个不住，眼睛里湿漉漉的。他是很爱动感情的。他曾用一根指头按住我胸前纽扣，用沙哑的声音说：“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毛泽东不爱看现代电影，喜欢看古装戏，听京剧，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戏。转战陕北时，他爱听并时常唱几嗓子的是《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时，指挥三大战役，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喜欢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荒山泪》。高兴了自己也哼几句《群英会》。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后，他多次看《霸王别姬》。1953年到54年，他又连续看了几遍《白蛇传》。每次看都流泪，鼻子呼呼地透不过气。

　　记得是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于是，市委决定由一名叫李什么茹（我记不清名字了）的演员领衔主演《白蛇传》。

　　晚上，我随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都已坐好，一见毛泽东走入，都起立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走向前排。在前排就座的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干部从来不讲客套，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再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下了。

　　毛泽东就座的前排摆放的是单人沙发，套有灰布套。我照例是坐在他身边。因为值班卫士是24小时不离主席身边的。毛泽东肚子大，坐下后皮带便勒腰，所以他一坐，我便依惯例帮他松开了腰。

　　演员早已做好准备。毛泽东一坐下，锣鼓便敲响了。毛泽东稳稳坐在沙发里，我帮他点燃一支香烟。毛泽东是很容易入戏的，用现在的话讲，叫进入角色。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他烟瘾那么大，却再不曾要烟抽。他在听唱片时，会用手打拍子，有时还跟着哼几嗓子。看戏则不然，手脚都不敲板眼，就那么睁大眼看，全身一动也不动，只有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变化。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显然，他是进入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对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跟着鼓。

　　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金山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恐慌。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我有经验，忙轻轻咳两声，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已失去意义。现实不存在了，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簌簌，顺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

　　糟了，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我忧心地用目光朝两边瞄，身体却不敢有大动作，怕吸引别人更注意这里。还好，观众似乎都被戏吸引了，没有什么人注意台下的“戏”。

　　可是，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壅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朝这边稍触即离，这已经足够我忧虑。我有责任保护主席的“领袖风度”。我又轻咳一声。这下子更糟糕，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惹来几道目光。我不敢作声了。

　　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也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

　　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天哪，我猝不及防！他的腰带在坐下时已被我解开，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我像被人捅了一棍子似地纵身扑向前，抓住他的裤子，一把提上来。我的思维全停止了，只剩下不着边际的自责和惶恐，用一双颤抖的手匆匆地笨拙地帮他系腰带。我没有保护好领袖的形象，我为此不安，难过了很久很久。

　　毛泽东却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他仍然在剧中，大踏步向舞台上走去。全场的鼓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我松了口气，主席回到现实中了。

　　毛泽东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我的记忆中，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他没有理睬那个倒楣的老和尚“法海”。

　　给我印象深刻的毛泽东的第二次哭，其实是互有联系的多次哭，不是某时某刻一次特定的哭。这种带有过程性和内在联系的哭，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及历史背景，是贯穿了一个小小的历史过程，就像《白蛇传》一样，是从美好的神话故事开始的。

　　具体说，是从“三面红旗”的产生而开始的。

　　三面红旗的由来，我不可能说全面。我只能从自己接触的耳闻目睹，说个小侧面。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游泳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接见中，毛泽东给警卫战士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搞好保卫，二、搞好学习，三、做一些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毛泽东特别阐述了搞好社会调查的方法、态度和意义。要求每一个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搞社会调查。回来要汇报，要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为了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农村的真实情况，要求警卫他的一中队“要搞成五湖四海”，从全国各专区分别选一人，不要重复。

　　此后，毛泽东坚持听那些回乡战士的汇报，亲自批改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

　　1957年底到1958年初，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毛泽东脸色都显得阴沉，久久思考着不作一语。

　　大约是1957年的12月，卫士马维同志回家，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他的震动显而易见。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他很费劲才掰开那窝头，将一块放入嘴中。他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遍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第一口咽下，泪水哗地淌下来。用决堤的水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掰窝头，分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接过一块窝头时，那窝头已经沾了毛泽东的涕泪。他哭得很厉害。说话声音很大，又常常哽塞，断续道：“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的人吃的口粮……”

　　我们都吃了，真难下咽，又不能不咽。眼含泪水的毛泽东直视着我们，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因为毛泽东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制定的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我想起毛泽东敲着他那装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全国农民如果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

　　毛泽东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吃晚饭。他的“午饭”是在夜里，他的“晚饭”是在早晨。他应该睡觉了。我帮他按摩时，他带着久久思考后仍然困惑的表情对我讲话，又像是对另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讲话：“我们是社会主义嘛，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头嘛！不应该嘛……”过了很久，他又说：“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呢？”

　　一连几天，我几次听到毛泽东讲“要想个办法”的话。他与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讨论，也是要想个办法。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

　　到了5月份，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会后，毛泽东精神振奋，曾对我说：“中国穷，可是中国有社会主义。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比外国老百姓生活更好些。我看做到这一条要不了多少时间了！”

　　一次，毛泽东在丰泽园颐年堂会客。送走客人后，一位中央首长与毛泽东并肩而行，我照例跟在主席身后。他们谈得轻松愉快，有时还很热烈。这位中央首长说：“现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毛泽东望望他：“噢，大、跃、进？”这位中央首长说：“对，他们搞了个大跃进，今天《人民日报》上登了。”毛泽东说：“我没看到嘛。”他回头吩咐我：“银桥，你把报纸给我找来。”接着，便继续听这位中央首长讲大跃进。

　　这张报纸还是由那位中央首长拿来了。毛泽东看后，在报纸上批了话，记得是“提法很好”。

　　1958年，一位中央首长向毛泽东汇报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如何如何好，希望主席去看看。毛泽东去了。参观中，这位中央首长和河南省委书记不停地汇报着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说实话，我那时听了也是很激动、很感动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显出高兴满意。听到激动人心处，频频点头：“好嘛，好嘛……”其中，他接着汇报者关于七里营人民公社的话头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他睡眠极少。睡觉起来，并不是马上起床，而是沏一杯浓茶，点燃一支香烟，把当天的报纸拿来看。总要看一小时左右才下床。若无大事，他总是保持着这一习惯。

　　那天，毛泽东拿起报纸，目光刚在标题上扫过，便用手拍床失声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

　　我吓了一跳，只见毛泽东披着睡衣跳下床，手在报纸上扇打着连声说：“糟糕，糟糕！”

　　很快我就知道，“人民公社好”在报纸上大字标题登出来，是新华社一名记者在毛泽东参观七里营人民公社随口讲了这句话后，当天便写了文章，第二天便见了报。参观时，那名记者一直跟在我身边。

　　“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讨论呢……”毛泽东转圈走着，看几眼报纸，叫几声“糟糕”。

　　事后，有人对此有议论。毛泽东在小范围内解释：“这个事情我没慎重，××同志汇报时，我在参观时随口讲了这句话，也不能全怪记者。”但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不久，在北戴河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同意办人民公社，没有不同意的。于是，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便传下来了。

　　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都是很高的，愿望也是非常好的。有点头脑发热，但确实是怀着理想和热情，充满了只争朝夕的精神。都希望国家尽快富强起来。没有经验，摸索前进，人人开动脑筋。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时，又有首长提出大办食堂如何如何好。毛泽东听后，说：“你们写写材料，写成材料我看看。”于是，那位首长马上吩咐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写了材料。毛泽东看后，批了，发下去了。同时间，河南省委书记也提出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公路交通事业、大办食堂。

　　毛泽东当着我面亲口讲过：“×××、××、×××，他们送的材料积极。只有彭德怀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

　　应该承认，毛泽东欣赏和支持那些热情高、积极主动、敢想敢干的负责同志。他的这一态度反过来又促使这些负责干部产生更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到1958年底“三面红旗”、“三个万岁”便正式形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归纳总结，提到一块的。

　　那是中央在人民大会堂18号会客室里开会。一位负责同志拿来文章清样，“三面红旗”、“三个万岁”正式提出。一共三份，像大字报一样摆在主席台旁。那位负责同志在那里热情讲解，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了。讲解时特别指出，三面红旗、三个万岁是针对苏联赫鲁晓夫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到了1959年，毛泽东开始有些感觉，越来越不放心。他总想看到实际情况，可是不那么容易。反正进城后，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不易随便行动。行动总是被事先安排好，都是有准备的。他发脾气也没用，就是不许他随便行动，飞机都不许坐，这是中央的决定。

　　记得这一年，毛泽东视察各地，又来到河南。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时，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列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大家都是吃这种面包。毛泽东将面包掰开分给大家吃。我也分到一块，那面包确实不错。毛泽东吃着也很满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

　　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看看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看看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停车。但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到了1959年夏，严峻的经济形势再也无法完全粉饰为光明，中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了分歧意见。6月底，毛泽东由韶山上庐山。7月2日开始主持召开形势座谈会。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结果归纳为三句话：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问题不少。

　　七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常委们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后面是中央委员。毛泽东张望人到齐没有，我知道他主要是找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写了那个现在人们都知道的意见书。对这份意见书，毛泽东开始并没当成太大的事。形势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厉害，毛泽东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没上更高的纲。毛泽东站台上一看，嘟囔着：“彭总没来？”我在他身后指指，毛泽东才发现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道坐前排，而且头剃光了，很亮。毛泽东吮吮下唇，没说什么，可以肯定心里不大高兴。他的总结发言主要还是反“左”，严厉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喜欢放大炮、放卫星的领导。有些批评话讲得相当重。但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毛泽东仍然是亲近保护这些领导同志的。他随后转身望住朱德同志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

　　毛泽东是在批过“左”之后，又批几句所谓右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各打五十大板”、“左右摆平”。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彭老总，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

　　讲完散会。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出去最早，是憋了一肚子气的。毛泽东喊他没听见，或是没喊住。

　　开会的礼堂在山坡上，毛泽东出门下坡，身边跟着四位中央领导同志。其中一位领导同志朝路边侧过身去小便。就在这时，彭德怀忽然转身，又朝坡上走来，大概返回礼堂有什么事。他与毛泽东走了对头。

　　毛泽东立住脚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通红，胳膊从头上一抡而过，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说：“没关系吗，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么。”

　　彭德怀从毛泽东身旁一边走过一边甩手，声音很大地嚷道：“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涨红着脸甩手而去，脚步始终没有停一停。毛泽东怔了怔，吮吮下唇，继续下山，就这样不欢而散。当时许多中央首长看到了这个场面。

　　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真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彭德怀在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回北京，彭德怀有一次从菊香书屋的后门自己走进来找毛泽东。这一次他没剃光头，留了很长的头发。他提出要求到下面去。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要求下乡。毛泽东说，下去走走看看还是可以的。

　　我认为，庐山会议清算彭德怀，责任不能全推到毛泽东身上。那份万言书毛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意见而已”，批评一下就过去了。但一些人在毛泽东那里讲了一些话，结果事情变大了。当然，毛泽东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负主要责任，而且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毛泽东一方面想知道实情，但是对讲真话的同志，讲得不合自己心意时又容不得！这就助长了假话空话的泛滥，给各种骗子以可乘之机。长期养病的林彪就是从庐山会议之后，开始一步步发展，逐渐发展成野心家、阴谋家，走向篡党夺权，走向反革命，直至走向灭亡。

　　1959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焐馊，交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颤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

　　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这窝头与河南吃的烤面包真是天地之差。

　　我想起了马维带来的那个窝头，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

　　毛泽东独自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抽动着，有些壅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他哭了。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相信，他想到的决不止是农民受了苦，他一定还想到了河南吃的烤面包，在铁路旁的村子里吃的红烧肉，想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想到了他的美好理想与残酷的现实……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七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我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说：“这不是肉，这是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给了警卫战士。

　　1960年底的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不吃不喝，一支接一支吸烟，烟灰缸快满了，他才张口向值班卫士封耀松交待：“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七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和盐多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不曾夹菜便又放下了，环顾我们七个人。于是，我们也停放下筷子。

　　毛泽东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反映上来。”我们纷纷点头。

　　毛泽东手指我和叶子龙：“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

　　我和叶子龙一起点头：“是，主席。”

　　毛泽东又望着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他抬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那天夜里仍是封耀松值班。据他汇报，他替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毛泽东想着心事，泪水又哗哗地涌出来。毛泽东抚着封耀松的后背流着泪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睡不着，起来用铅笔在宣纸上给我们吃饭的七个人写了一封信，叫我们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有救济粮。他怕我们“很饥饿”。信尾一句是：“我今年已经是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希望。12月26日是我的生日。毛泽东1960年12月26日。”

　　唉，我们怎么忘了主席的生日呢？以往都是我们早早就吵嚷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允许。特别是在陕北的时候……

　　毛泽东没有能容下彭德怀讲真话，但是，他一贯鼓励支持我们这些贴身卫士讲真话。比如卫士田云玉的爷爷是作坊主，父亲是工人。搞公私合营时，毛泽东问田云玉：“你爷爷反对合营，你父亲积极支持，那么你呢？你站在爷爷一边还是站在父亲一边？”田云玉说站在爷爷一边。毛泽东说：“我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我喜欢你，因为你肯讲真话，我们很合得来。”又比如大搞合作化运动时，我回农村探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区里干部把老乡们集中到场院里，说：‘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搞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不是强迫命令吗？’”毛泽东说：“感谢你带回真实情况。”他当即给河北省委写了信，严肃批评了这种简单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

　　这一次，我们一行人去了河南信阳。半年后回到北京，如实汇报大办食堂确实不好。之后，我们又去江西劳动半年。到江西时，中央已下指示取消大食堂。

　　毛泽东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三次哭，就是我离开他的身边，去天津工作的那一次。

　　我已经讲过，那次毛泽东将我揽入怀中，抱紧我放声大哭，手在我的背上不停地拍打着。泪水和我的泪水融合为一体。

　　后来，我提出为毛泽东再梳一次头。

　　毛泽东经常处于用脑过度的状态。他喜欢梳头，梳头可以促进脑部血液循环，帮助他减轻疲劳，恢复精力。

　　我为毛泽东梳头，从前向后精心梳理。我忽然心颤，泪水又充满眼圈，眼前变得朦胧。

　　记得三大战役结束后，兴奋到极点又疲惫到极点的毛泽东，朝靠椅上一仰，痛快地嘿了一声，说：“银桥，来，痛痛快快梳个头，痛痛快快歇口气！”当时，我的兴奋喜悦之情丝毫不亚于毛泽东。我拿来梳子，说：“主席，我慢慢梳，你闭上眼打个盹吧。”那时，毛泽东的头发浓密、坚硬、乌黑油亮。我从前向后慢慢梳理，头发在齿缝间富于活力地鼓涌而出，摩擦梳齿沙沙作响。我欣赏着那泉水一样旺盛鼓涌的黑发，忽然觉得什么东西闪一下亮，灼痛了我的两眼。我忙俯身下去重新梳他的鬓角，凝视观察寻觅，终于失声叫喊起来：“哎呀，主席，您有一根白头发！”

　　毛泽东正在闭目养神，闻声似有所动，眉毛慢慢地皱起来，深深“嗯”一声。

　　我问：“给您拔下来吧？”

　　毛泽东略一沉吟，吮吮下唇：“拔吧。”

　　我仔细挑出那根白发，捏紧了，猛一揪，先拿到自己跟前看看，确信没拔错，再送毛泽东面前请他看。

　　毛泽东凝视那根白发，眼睛一眨不眨，皱紧的眉毛又渐渐舒展开，笑了。他轻轻说出两个字：“值得。”

　　事后，我爱人还冲我嚷：“好啊，银桥，你敢在主席头上拔毛！”

　　这些往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清晰真切，历历在目。可是，一眨眼，那旺盛的黑发不见了，梳齿间静静滑过的是柔细、灰白、稀疏的头发。两鬓头发虽然还多，却白了快一半。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明显苍老了许多。现在形势终于好转，可是，值得吗？……

　　“主席，我走后，你更要注意身体。”我含着泪说，“你的头发白了这么多，你太操劳了……”

　　毛泽东停了很久才掀起眼皮。他的眼圈红红的，说：“老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每年到我坟上看我一次，行吗？”

　　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当然会每年去看他，但我真心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我转开话头：“主席给我写几个字吧？”

　　“我没有新诗，给你抄一首旧诗吧。星期六，你们全家来我这儿，照照相……”

　　毛泽东为我写了《长征》诗，签了名，写在大折子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在那折子上题字留了名。折子另一面有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一些画家为我留了书画。可惜，我分配到河北省天津市工作后，省委第一书记索去说看看，后来又说丢了，再不曾要回来。

　　他不明白，我的损失是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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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毛泽东发脾气吗？

　　毛泽东是个严肃的人，偶尔有一些幽默，发脾气不多。根据我的观察，他精神一好便什么都好，出些过错他反而安慰你，逗你宽心。怕就怕他连续几夜不睡，精神长期高度紧张，这时最容易发脾气。

　　战争年代，首长们的脾气都是很大的，特别是带兵的首长，骂几句，关几天，给一巴掌，甚至抽几鞭子都不足为怪。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很少发脾气，发起脾气也不像有的首长那样又骂又打。毛泽东最多不过是让你罚站。

　　毛泽东发脾气十次有九次是为了睡觉。在延安，在西柏坡，毛泽东都曾因为睡觉被吵醒而让卫兵罚站。记得最后一次让卫兵罚站是在北京香山。

　　那时，大军南下，筹备政协，毛泽东连续三四天没合一下眼。经我一再劝说，他总算躺上床。他先后服两次安眠药才使兴奋地运转不停的脑子受到抑制，合上了眼。

　　等他发出均匀的鼻息声，我便退出屋，提醒哨兵：“注意啊，主席已经睡了。”

　　听到这声警告，就是天上的鸟也不许从头上飞过，远远的就要拿拴了红布条的竹竿赶开。恰好那天有几个工人在卫生间里安装洗澡盆。哨兵忙过去说：“别干了，不要干了，首长休息了。”

　　在农村，老实规矩的农民听到这声吩咐，要等米下锅也不敢再推碾子，会坐等首长睡起来再干。城里的工人不然，他们吃饱了干，干累了睡，不懂什么叫失眠。他们嘴里说着：“马上就完了，马上就完了。”手里干得更欢。

　　哨兵有些为难。呵斥农民行，能呵斥城里的工人吗？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出身的士兵呵斥城里的工人不能不有些犹豫。

　　这一犹豫，出了事，铁管子砸在澡盆上，院子里当啷一声响。哨兵大惊失色，卫士们也都吓一跳，屏息观察毛泽东的卧室。工人们却傻呵呵不明白这声响的意义。

　　那扇门忽然推开，毛泽东衣服也没穿就大步走到院子里，疲惫、烦躁和盛怒使他的样子又叫人心疼又叫人害怕。他皱着眉头，阴郁的目光盯住哨兵，猛地一指，吼出声：

　　“老子揍你！”

　　哨兵唰地立正站直，一动不动。

　　毛泽东喘几口粗气，在竭力压抑失眠的烦躁和愤怒。他脸色苍白，眼圈泛红，吮吮下唇，放低一些声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不打你不骂你，罚你立正。你晒晒太阳吧。”

　　哨兵一句话没有说，保持立正的姿势站在阳光下。

　　“好吧，你就在这里站着吧，等我起床以后你才能走。”毛泽东余怒未消回到屋里去。

　　工夫大了，我怕哨兵吃不消，便去找江青。江青不让哨兵继续罚站，哨兵坚持罚站。江青查看毛泽东再未能入睡，便进去劝说他。毛泽东朝门外看看，大声说：“你不要站着了，你回去吧。要写检讨，为什么知道我睡觉了，还弄出这么大的声音？”

　　事后，毛泽东也会懊悔，向我们作检查：“有时是你们不对，有时是我不对。哨兵要写检讨，我也要作检查。”又说：“让我休息好了，我也就没有意见了。我不该发脾气。但我是人，你们也是人，你们忙四天不睡觉，躺下就把你弄起来，不叫你睡，你看看你发不发脾气？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不要记在心里，不要影响工作……”

　　一个人要是没点脾气，那就不值得人爱了。这是我生活中的感受。不久前，我们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碰到一起，议起当年，使我们留恋感动的事情太多了。其中，引起大家强烈共鸣的就是主席发脾气。回忆起来是那么亲切、生动、鲜明、感人。更有趣的是，每个人经历的主席发脾气，都与睡眠有关。再随便举个例子吧。

　　那是在北戴河，毛泽东写文章写了两天三夜。

　　早晨，他终于躺上床。值班卫士李连成为他按摩两腿，先后服侍他吃下三次安眠药，那期待已久的鼾声才响起来。这声音对我们卫士来说都很熟悉：开始像吹来一缕春风，在林梢上掠过；悠悠地，漾出若隐若现的哨声。渐渐地，声音变宏大，像退潮的海水响出节奏，在静谧的房间里回荡。蓦地，一道沉闷深重的音响长长地滚动而过，这音响应该叫作打鼾。毛泽东熟睡时鼾声如雷。那鼾声转为匀长的呼气声时，李连成便小心翼翼下床，贼一样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慢慢地、慢慢地移动。

　　可是，眼前像打过一道闪电。李连成一怔，发现百叶窗没关，阳光刺目地照进来。糟糕，要不了一小时阳光就会照射到毛泽东身上……

　　正是夏天。为了既遮光又通风，窗子上的绒布帘取消了，只有木质的百叶窗。李连成站在窗前，心里犯嘀咕：“木质的，木质的，老天保佑吧……”他咬咬牙，屏住一口气，一点一点去放那百叶窗，绝对不要弄出一点声响。他的动作慢极了，竟没有注意屏一口气不够用。还差最后一尺距离时，他已憋得眼花头胀，如万箭穿心。他忍无可忍，本能地张大嘴巴猛烈抽口气。于是，那最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咔啦，百叶窗滚落下来。这点声音到了大街上会听不见，在静谧的房间里却雷一样惊人。那匀长的鼾声骤然消失，李连成心脏还没恢复跳动，身后已响起愤怒焦躁的声音：“哪个？怎么回事？”

　　李连成迅速转身，面无血色。

　　“说啊，怎么回事？”毛泽东坐起来，网满红丝的眼睛盯紧李连成，身体起伏不已。

　　“我，我关窗……”

　　“你蠢！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

　　李连成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五分钟后，毛泽东开门，露出余怒未消的面孔：“你去吧，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

　　李连成哭丧着脸来到值班室。我听了他报告，忙匆匆赶到毛泽东卧室。毛泽东已经坐在椅子上，脸上布满愠色的倦容。我明白，再叫他上床已经毫无意义，短时间内他是不可能再入睡了。

　　我开始替他梳头，这也是一种休息，而且能平息心火。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作了手势：“好了，你去吧。叫小李来。”

　　李连成回到毛泽东卧室，毛泽东已斜靠床栏，一边吸烟一边看文稿。

　　“主席，我错了……”

　　“唉，”毛泽东嗓音发沙，“你难，我也难。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

　　“主席，是我不对……”李连成哭了。

　　“莫怪我了，你这样说就是怪我呢。我工作事多，脑子里想事多，睡不容易，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

　　“主席，真是我不好……”李连成哭出了声。

　　“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我也忙么，我也是人么，有点脾气的人。我们要互相体谅。”

　　李连成的哭，本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又为毛泽东的坦诚所感动。可是他嘴笨，表达不清，毛泽东误以为他还觉得委屈，在一个星期里三次向他道歉作解释。

　　毛泽东有时发脾气，就像天真无邪的孩子赌气一样，是很有意思的。十五年中，他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充满孩子赌气的味道。

　　那是1958年，我随毛泽东去上海，就住在专列上。一天中午，我见他睡着了，按睡眠四小时算，也要到下午了。我便进城到干部俱乐部办事。下午赶回专列，才知道毛泽东提前起床，进城开会去了。是值班卫士来电话告诉的。我赶到毛泽东那里，他已经开完会去吃饭。我知道饭后要去干部俱乐部看《小刀会》，便立在车旁等候。

　　毛泽东出来了，旁边有柯庆施等人陪同。我忙抓住车门等他过来上车。可是，他立在台阶上不走了，一手叉腰，一手指住我突然喊：“李银桥，你是干什么的？”

　　他喊声很大，一脸愠色。我想，什么事啊？怎么突然发起脾气了？我忙朝台阶上迎。他也朝台阶下走。我搀扶他坐到车里。他不时吮吮嘴唇，既不看我，也不说话，反正是不高兴，生闷气。

　　坐到礼堂看戏，我替他擦好眼镜，给他戴上，松开他的腰带，理顺衣服。他仍然嘟着嘴不理我。直到戏开始了，他才忘记生气。他是容易入戏的，前面说过。

　　戏结束后，我在回来的路上小声问：“主席，今天出什么事了？你生气了？”毛泽东嘟着嘴，翻我一眼：“还说呢，把我嘴都烫坏了……”

　　后来我才问明，毛泽东吃过饭后漱口，水太烫，把嘴烫伤了。是一名卫士没试试水温就递了上去。我以往都是试过不烫不凉再递上去，毛泽东已经习惯，接过来就是一大口。这次他又是一大口，马上喷出去了，可也烫得不轻。前后只朝我喊了那么一嗓子，气就全泄了。

　　毛泽东从来不肯束缚自己的个性，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他在生活中总是离不开种种美妙的想法和追求。若是有人要毁掉他那美妙的想法和追求，他就会发脾气，不留情面地给予惩罚。

　　1956年夏，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一个小岛上。

　　天气燥热，毛泽东的不安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思想特别活跃，望着大海念念有词。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转脸朝我吩咐：“银桥，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啊？游长江！我目瞪口呆。望着海怎么会又想到江？这声吩咐随即震动了所有随行人员，并且遭到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以及多数工作人员的坚决反对。海比江大，但是江比海险。无论流速还是水情的复杂性，长江都比北戴河的海水浴场来得危险。出点事，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作交待。

　　当时，用毛泽东的话讲：阻力很大。

　　罗瑞卿匆匆来劝毛泽东：“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负起责任。您去游长江我负不起责任。”毛泽东不听，坚持要游：“你这个大警卫去‘警’国民党好了，不要‘禁’游长江。”罗瑞卿不答应，说：“主席，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情，游长江这么大的事要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毛泽东烦躁地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吓了一跳，显得很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热忱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有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毛泽东发火了，便退出来。退出来也不放行。某些场合，他不松口毛泽东就无法行动。

　　于是，汪东兴、王任重等同志又轮番劝，保健医生和工作人员也劝。事实证明，一旦真形成顶牛的形势，毛泽东便绝不会让步了。只要有对立，他就一定要赢，不赢决不罢休。

　　毛泽东发脾气了。他发起脾气喜欢骂那些“挡驾”的：“你蠢！”“你懂个屁！”“都是屁话！”

　　相持不下，毛泽东便采取策略，命令一中队韩队长去实地考察，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他去长江考察，沿江询问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太多。他喜欢听这种话，有了证明便匆匆赶回来汇报，将沿江群众的话学舌一遍。

　　毛泽东可不喜欢听这些话，脸早已沉下来，紧皱双眉问：“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一怔，脸刷地红了，喃喃着：“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韩队长还想解释，毛泽东大声喝退他：“你不要说了，下去！你去吧。”

　　毛泽东命令卫士：“去把孙勇叫来。”

　　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游泳游得好。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自然一去便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没问题，完全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毛泽东有了实证，形势明显变得无法阻挡。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

　　出发前，毛泽东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他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于是，韩队长便调离了一中队。再不许他见毛泽东。

　　毛泽东赌了一口气。中央从安全考虑决定他不许坐飞机，这一次他偏要坐：“你们说我不属于我一个人，九次不属于，总得有一次属于我自己吧？”

　　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又乘飞机飞到武汉。“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著名诗句就是那时写的。长沙到武汉坐飞机用不了一顿饭工夫。

　　“阻力”排除，毛泽东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谈笑风声登上一艘客轮。

　　客轮上，工作人员将软梯放下水去。孙勇晃动着结实的身体，走在毛泽东前边，照顾毛泽东下水。一中队的警卫人员都已下在水中等候。孙勇顺软梯爬下，帮助毛泽东在软梯上抓牢蹬稳。我跟在毛泽东后边下水。

　　“走开，走，都走开！”毛泽东指着围绕过来的小木船下令：“不许那些船靠近！”

　　小船划走了，只留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尾随。

　　孙勇已经下水，一边蹬腿踩水，一边伸出双臂，接毛泽东下到江水中。地点就在准备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

　　毛泽东游泳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自如，一边和我们警卫人员及护泳的运动员谈笑，顺流而下十六、七里。回住地东湖宾馆的路上，毛泽东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就这件事办得不对。”他似乎有些后悔赶走韩队长，但他只要作过的事轻易不会反悔。他提高了声音说：“小田站在他爷爷一边，站资本家一边，立场有问题但是讲真话，所以我喜欢，我们合得来。老韩站在罗部长一边，立场是好的但是说假话，我不喜欢。你们以后都要说实话。”

　　毛泽东召集柯庆施、王任重、曾希圣等部分省委书记在一楼会议室开会，会后便赶回北京接见外宾。接见前，毛泽东就像任性的少年一般兴奋自得：“罗部长不叫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十六里！明年6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拉下水。”这种兴奋得意之态，一直延续到接见开始。当外宾出现在面前时，他才恢复了平常公开场合所表现的那种庄严神态。

　　我曾多次目睹毛泽东声色俱厉地批评甚至是训斥党、政、军的高级负责干部，有时激烈程度是算得上发脾气的。元帅将领们见到毛泽东发脾气，立正站着不动的多。党、政领导干部遇上毛泽东发脾气，低头不安，作检查的多。在党的领袖人物中，我感觉毛泽东是最不肯掩饰自己的好恶，不愿掩饰真实感情的人。如他自己所言：“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

　　1948年7月1日，王明来找毛泽东。那天正是我值班。

　　王明个子不高，四方长脸，白净面皮。我在院门口迎住王明，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要见主席。”当时毛泽东没有什么大事缠身，我点点头：“请跟我来。”

　　我对王明礼貌，但是不热情。毛泽东曾告诉我：“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呢。”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听见响动，抬起头，看见了王明，便从办公桌后站起身，绕出办公桌同王明握手，请王明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到那把躺椅上。毛泽东与亲密战友相交是很随便，不拘礼节的。比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这些同志还有林彪进来，他会继续办公，招呼一声即可。只有对疏远的人才会表现出某种客气与礼貌。

　　两个人寒暄之际，我便出去沏茶。送茶进去时，听到王明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还是想不通。有些意见我还要向中央陈述，要跟你谈谈……”

　　毛泽东面无笑容，严肃倾听。我明白气氛不适合我留下，放下茶水便悄悄退出。

　　回到值班室不久，他们的谈话声便越来越大。终于，变成了争吵。我跑出值班室去听，是争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牵扯到不少人与具体事件，甚至牵扯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讲的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到现在了你还想不通啊？现在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

　　那时，江青是毛泽东的行政秘书。我忙到江青房间向她报告，并提议：“要不，请周副主席来？”江青说：“那就叫恩来去听听。”

　　我请来周恩来，随他一起轻手轻脚走到窗口下。刚听了两句，他就回过身，一边挥手，一边用眼色表达意思：“去，你下去，不要在这儿听。”我又蹑手蹑脚退下来。

　　周恩来俯身窗下静静地听，工夫大了就悄悄活动一下脖颈。后来，争吵声低下去，王明的口气是要走了。周恩来轻捷迅敏地离开窗口，躲开了。

　　王明板着面孔离开不久，周恩来便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无限感慨道：“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来过北平。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见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在清华园火车站没有休息，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听说颐和园里本来住了一些和尚与工作人员。我跟随毛泽东来到颐和园时，里面已经空空荡荡不见人影。人全被社会部李克农清理出去了。李克农同志是从安全角度考虑问题。北平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很猖狂，不能不严加防范。可是，人全赶走了，毛泽东来到之后，要水没水，找饭没饭。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进行入城式，毛泽东发了脾气：“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去了？”社会部的同志解释赶走人是为了安全。毛泽东大声说：“屁话！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能活？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毛泽东讲的是真理。社会部的同志们还得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解决问题。他们跑到颐和园外的饭馆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毛泽东抓起筷子对我说：“入城式你不要跟着去了，你去香山打前站，帮我安排好吃住。不要再学他们那样干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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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最讨厌什么？

　　不要说“最”。一“最”我就回答不了啦！

　　毛泽东喜欢挑战，喜欢游泳，喜欢京剧，这些内容我已讲过。我再说一条：毛泽东喜欢雪。

　　毛泽东诗词中，我最喜欢的是《沁园春·雪》。是雪赋予了诗人伟大的灵感，抒发出磅礴千古的胸怀。

　　生活中的毛泽东，本身就是一首“雪”的诗。艰苦、豪迈、冷峻、生动，多姿多彩。

　　1951年冬，北京落下这年的第一场雪。

　　那时，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毛泽东工作一夜，批阅了大量文件材料，天亮时，放下笔。他舒个懒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

　　开门跨出门坎一步，他便猛地立住脚，仿佛无意间闯入了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纷纷扬扬的落雪使他震惊激动。他睁大双眼，仰天凝视，目光从漏筛一样的天空缓缓移向积雪的侧柏、屋顶，最后又俯首凝视铺了白毡一般的庭院，久久一动不动。像是谛听那落雪是否有声，又似陶醉于檐头的雀叫。

　　一名卫兵见毛泽东站在门口发愣，忙抓起扫帚匆匆去扫路。

　　“不要扫！”毛泽东急切地喊，眉头皱起来。他发现铺砖路上的雪比别处的雪薄，大声问：“这路是你扫过的吗？”

　　卫兵连忙解释：“黎明时我已扫过两次，雪一直下，所以……”

　　“一次也不能扫，把扫帚扔了。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忍心又割一刀？”

　　卫兵扔了扫帚，怔怔望着铺砖的路上痕迹朦胧的“伤口”，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已经走出廊檐，走下台阶。小心翼翼，步子迈得极慢极慢，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走出两步，他又停下来，回头看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子一般新奇惊喜的神色！这就是那位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这就是那位刚刚毫不留情地处理掉刘青山、张子善的共产党领袖？他竟犹豫了，不忍心再向洁白无瑕的雪地落下脚去，把抬起的脚缩回来，重新落在原来留下的脚印里。

　　他开始粗重有声地深呼吸。他休息时喜欢作这种呼吸运动，以畅胸怀。他叹了一口气：“嗐，空气多新鲜！”

　　他仍然不忍心踏破雪，两脚始终保持一前一后的姿势立着不动。抬起右手，用手背和衣袖接雪。他入神地观望落在手背和衣袖上的雪花，近在咫尺地欣赏大自然最伟大的创造，最精彩的表演。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卫兵远远提醒，同样不敢迈步，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

　　毛泽东不理睬。他手背上的雪花融化流滴，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毛泽东伸出舌头，舌尖一触，水珠不见了。他咂响嘴，赏心悦目地笑了。

　　他终究不忍心踏那雪，顺自己的脚印慢慢退回，注意不要扩大“伤口”，每一脚都落在原来的印痕中。

　　他松口气，开始在没有雪的廊檐下踱步，而后又出后门，沿中海走。我追上他，发现他爱雪爱得自私。他舍不得踩自家的雪，可是不怕踩外面的雪。他不走扫净的路，专走雪，入迷地倾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的碾雪声。不时回身望自己的脚印，不时停在松柏旁欣赏枝丫上的积雪。

　　他的思想太活跃，你简直无法追踪。他凝视片刻枝丫上的雪，忽然问：“银桥，你贪污了没有？”

　　我稍微有些吃惊。怎么扯到这上了？

　　“没有。”我坦然回答。

　　“你现在不贪污，以后贪污不贪污？”

　　“不贪污。”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毛泽东指点松枝上洁白耀眼的积雪，说：“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不贪污，还要节约。比如给我洗衣服，领口、袖口擦擦肥皂，其他地方一捋一揉就行，不要用很多。”

　　“知道了。”

　　“家里的支出要有计划，吃饭不许超支，衣服不经我允许不能做新的。”

　　“是。”我答应着。那时，毛泽东家里的生活实行经济包干制。不是供给制了，也还没实行薪金制。毛泽东每月二百元左右，江青一百多元，钱统一由我掌管。我是每月五十多元。事后我将毛泽东的话向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作了汇报，并写了个开支计划。伙食、衣服、杂费及节余都搞了计划表。记得毛泽东一家的伙食费我给定的是每天三元。毛泽东看过计划，觉得伙食费定高了点。我解释包括待客的钱，毛泽东便提笔写了“照办”两个字。以后便严格照此计划执行。

　　毛泽东继续在雪地上走，继续问：“你喜欢雪吗？”

　　“喜欢。”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有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

　　于是，我知道毛泽东对雪有特殊感情。我吩咐下去，庭院里的雪以后不要再扫，留下来，供毛泽东观赏。当雪失去新鲜，被来客踏乱时，毛泽东才走入庭院的雪地，久久地踏雪，一定要踏出咯吱咯吱悦耳的声音。

　　陈毅同志很了解毛泽东迷恋雪，从不破坏他庭院中的雪。有的首长却不知道，一边皱着眉头跺去沾在脚上的雪，一边大声说：“小鬼们好懒哟，院子里雪也没的扫一扫！”

　　我发现，只要落雪，毛泽东一定会格外精神焕发。很少有东西能中断毛泽东工作，唯有下雪例外。

　　1953年冬，有天晚上，毛泽东在怀仁堂开完会，匆匆赶回来。我抱了厚厚的卷宗紧随其后。

　　正要进办公室，一阵风吹过，天又飘下雪花。毛泽东脚步停住，望望阴沉的天空。忽然对我说：“散散步吧？你看着表，十分钟。”

　　毛泽东喜欢散步。由于工作忙，常以十分钟为限，叫我帮忙看表。

　　毛泽东在院子里走，脚步比平日急促热烈。随着他动作幅度的加大，频率的加快，雪也越下越欢。毛泽东边走边摇晃肩膀和腰，两手摆动着接雪，简直可以用手舞足蹈来形容了。

　　“几分钟了？”毛泽东突然问。

　　“八分钟了。”我一本正经回答。其实已经过了十分钟，我不忍心破坏他的兴致。

　　毛泽东继续“手舞足蹈”。快二十分钟了。往常超过一分钟毛泽东都会察觉，今天已是极特殊。我终于喃出一声：“现在十分钟了。”

　　毛泽东收步，叹口粗气，返身走进办公室。

　　“今天你的表好像出了点问题。”毛泽东坐下时说。

　　“我的表……慢了。”我吱唔。

　　“我觉着是快了么。”

　　“还快呀？”我叫起来，笑着嚷嚷：“我已经多给了你十分钟！”

　　建国初期，不法资本家和商人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偷漏税款，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一个“三反”、“五反”，依法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半年便解决了问题。毛泽东说雪后空气真新鲜，他的喜欢雪，对我们今天整顿经济秩序似应有所启发。

　　至于毛泽东讨厌什么，估计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比如有的人可能说他最讨厌蒋介石，有的人可能说最讨厌“一句顶一万句”和“大树特树”。

　　我说毛泽东最讨厌钱。

　　毛泽东曾经同蒋介石握手，但是毛泽东从来不摸钱。

　　毛泽东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去摸钱。

　　记得五十年代，张瑞岐给毛泽东来信，说回家后遇到困难了。老张是陕北籍战士，转战陕北期间一直在警卫排。他年纪较大，把毛泽东护送到北京后，就解甲归田，娶妻生子了。毛泽东是很恋旧的，一见信立刻吩咐寄钱。

　　毛泽东经常从生活上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为他开列的经济支出表，专有一项就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毛泽东支援同志的钱，若是从工资的结余存款中拿，就由我负责。若是从稿费中支出，就由秘书负责。

　　那次是由我从工资节余的存款中取出几百元，装入一个牛皮纸袋。因为毛泽东格外关心，所以装好钱我便将纸袋送毛泽东过目，以便他放心。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我递来牛皮纸袋，像接公文一样接过去，准备掏出来看。

　　“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我的话音未落，毛泽东神色有变，就像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那么糟糕，一下子把牛皮纸袋扔开了。

　　“拿开！交待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毛泽东皱起眉头搓手，好像指头脏污了，“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不久，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战士李二亭又从家乡来信叫苦，毛泽东马上吩咐寄钱。这一次我再没拿去让他过目。

　　实行薪金制后，我们一组有名卫士叫田云玉，工资定得偏低，三十七元五角。到1956年调整工资时，组里提议给他长两级。报上去后，领导全面平衡，认为其他首长的卫士也有类似情况，不能因为田云玉在毛主席身边当卫士就长两级，因此只同意长一级。田云玉为此找局里领导闹，哭了一鼻子，还是没长上两级。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这样的标题：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田云玉哭哭啼啼要两级。

　　毛泽东看到了大字报，笑着对大家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啊。”

　　第二天，轮到田云玉值班时，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使他很不自在。那张大字报算是叫他丢了脸。

　　“小田，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毛泽东却亲切诚恳，“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田云玉思想活跃起来，一时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答应。

　　“你现在拿多少工资？”

　　“四十三元。”

　　“我给你六十元钱可以不可以？”

　　“这……”田云玉事后说，他高兴得差点说谢谢，可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拿了主席的工资大概不会再算国家干部了吧？万一主席不在了……”他绕山绕水地喃喃：“这怎么行啊？主席，那样我不就成了你私人的人了？”

　　“噢？”毛泽东显然没想到这一层。他怔了怔，点点头。“你考虑得很好。唉，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以前我在北平工作的时候，只有八元钱。到街上买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极了。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饺子吧？有一次我坐火车去上海，坐火车也没钱，借了人家的钱去上海。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到浦口下车才知道。正好碰了熟人，又借了钱，才买了鞋买了票，这么才进了上海。钱就是这么讨厌，可是没有还不行。”

　　毛泽东了解小田家里有困难时，曾让我给过钱。当然，毛泽东自己照例不会摸钱。

　　1964年我已经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那年夏天我去北京看望他老人家。毛泽东听说我家乡遭了灾，吩咐秘书从他稿费中支出一千元帮助我。秘书将钱装进牛皮纸袋放到毛泽东的桌子上。

　　“你拿去，可以解决一些困难。”毛泽东远远比划手势。

　　“不行，主席，我不缺钱，我不能要。”我连连摇头。毛泽东多次帮助过我，我实在不好意思。

　　“怎么，你是要让我摸钱吗？”毛泽东作出抓那只牛皮纸袋的样子。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我赶紧拿起了那装有一千元钱的牛皮纸袋。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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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土”吗？

　　土。加引号的土。

　　我以为，这种“土”包含了农民的生活习性与革命者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样两个内容。从毛泽东的“土”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看到一个革命家的品格与追求。

　　衣着总是首先表露出“土”或“洋”。我先讲几个这方面的小故事。

　　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是卫士代他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

　　“你们年轻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我们各取所好。”

　　毛泽东的个人习惯和外表的落拓不羁，一半来自幼年时的农村生活，一半来自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这一切是适应中国这个农业国的社会环境和艰苦的战争环境的。他经常深入农村搞调查，各种农活难不倒他。记得1958年我随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一位中央首长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十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他们用灯光照，用吹风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往上站。毛泽东说：“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他说那位中央首长：“你没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十万斤不可能么，堆也堆不起来。你骗不了我。”试想，对于一个经常下乡的人，田边地头随便坐，扶犁挥镰干两下，手捏粪肥与老农聊天时，穿一身笔挺的衣服合适吗？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很多很多带了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作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丁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我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

　　可我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

　　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没法补了，旧衣就变成补丁布。

　　那是在陕北杨家沟，我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呢。”

　　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捋平上面的皱纹。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

　　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摞补丁，没有光鲜闪亮的时候。江青也是照此办理，能补的补，变小不能穿的就送给李敏穿。到六十年代，江青变了，开始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他接待外宾时，我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露馅’了。”

　　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出一伸腿，裤角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久而久之，我将提醒的话精练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

　　卫士们都负有提醒“家丑不可外扬”的责任。

　　毛泽东精于算大账。政治上、军事上算大账，生活上也算大账。

　　转战陕北，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用那条毛巾。而且那毛巾也没有什么“毛”了，像个麻布片。

　　我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

　　毛泽东想了想，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

　　我扑哧一声笑，说：“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

　　毛泽东摇头：“账还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

　　毛泽东对床铺是很讲究的。他说过：“人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床上度过。我在床上的时间可能更多些，所以一定要搞舒服。”

　　毛泽东讲这个话，并不是他睡觉多。他睡觉时间比平常人大约少一倍。他在床上时间多，是因为他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

　　他是怎样把床铺搞舒服些呢？也许我表达不准确，你听个意思吧。

　　首先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进城后，他一直睡木床，巡视全国走到哪里都是睡硬板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

　　夏日天热，他的硬木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常被汗水弄湿弄破。

　　其次，他要求床足够大。陕北的炕足够大，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便很可观了。进城后，他的木床有五尺宽，你们参观中南海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大？为了看书方便。他有躺下看书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留给放书的。现在毛主席故居的床上摆的书还不算多。毛泽东在世时，床上的书比现在的多，堆得高出一尺。他不看书是睡不了觉的，不看报刊是起不了床的。

　　第三，毛泽东对被褥也是有讲究的。什么鸭绒、驼绒的他不喜欢，更讨厌的确良布。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时仍然用着这些东西。每当我去参观毛泽东故居，常常触景生情，泪溢眼眶，不能自已。

　　毛泽东还有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床上批阅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特别尊敬。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收到仓库里了。他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办公。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

　　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没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能发展吗？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 “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的。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

　　饮食习惯也许更能反映毛泽东的“土”。

　　毛泽东离不开茶水。他睡觉醒来并不起床，湿毛巾擦过手脸就开始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过一小时才起床。无大事，天天如此。他常用手指头伸入杯子，把剩茶叶抠进嘴，嚼一嚼吃掉。每天不论换几次茶叶，残茶必抠到嘴里吃掉。这无疑是幼年时农村生活养成的习惯。

　　毛泽东喜吃粗粮和青菜，有时还馋野菜。进城后，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或者说是传统。他始终吃红糙米，而且里面必要掺上小米或黑豆、芋头。这个习惯当然是战争年代在陕北形成的。

　　毛泽东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一汤，有时就是涮盘子水。但是，毛泽东这种正经吃饭的时候并不很多。他太“浪漫”。

　　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他工作起来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点，只以感觉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餐的时候多，也有只吃一餐的时候。他不愿意总是正经坐到饭桌旁用餐。他保持了“动乱年代的吃饭方式”。在我们卫士值班室有个电炉子，有个大搪瓷缸子。经常是由我们在电炉子上，用搪瓷缸子为他煮一缸麦片粥或煮一缸子挂面。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为他做的霉豆腐吃下去就算一顿饭。这是长年战争生活留在他身上的印迹。

　　他吃饭常使我联想到他的书法。他永远不会把字老老实实写在格子里。他是信笔写来，不拘俗套，洋洋洒洒，飘逸豪放，自成风格又无穷无尽地创造着新形式。他的每一件作品都体现出他的个性，每一个造形都是独具一格。把他所有的造形合起来便一体天成，令人感叹不已。我跟随他十五年，他吃饭始终是随随便便，随心所欲。一把炒黄豆，或是几个烤芋头，甚至只是一盘马齿苋，都可以算作一顿饭。

　　随便举个例子吧。

　　那是毛泽东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根据周恩来指示，我们卫士组提前开了每周一次的碰头会。

　　“这么说，主席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我皱着眉头问田云玉。

　　“还喝过两缸麦片粥。”张先鹏补充。

　　我的目光从几名卫士脸上划过，落在封耀松身上：“小封，下一班是你吧？”

　　“嗯。”封耀松愁眉苦脸，压力不小。

　　“想想办法，要想想办法。”我嘟囔半天，也没说出办法是什么。总不能强迫毛泽东吃饭睡觉，那样毛泽东会发脾气。“你要机灵些，要抓机会，随机应变……反正就看你的了。”

　　我们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正班二十四小时不能离开毛泽东。封耀松面露难色地上了正班。他在埋头写作的毛泽东身边侍立七八个小时，除了换茶水，没敢多一句嘴。只是下功夫地观察着，寻找着……

　　凌晨两点，毛泽东忽然扔笔，将头向上仰去。以手按额，揉着、捏着。张开嘴，深深地、深深地呼吸。封耀松抓住机会，上前两步，小声劝：“主席，您已经十几个钟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来吧？”

　　毛泽东拼命伸着懒腰，然后放下手，布满红丝的眼睛望住封耀松，倦容已无法掩饰。刚张嘴，已经接连两个哈欠。他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要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封耀松还想劝，毛泽东已经将手一挥，便低头抓起笔。封耀松不敢言声了，这个时候多一句话也会惹得毛泽东发脾气。

　　封耀松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在陕北时我们就是这样，毛泽东怕影响炊事员休息，夜里只让卫士烤馒头片或窝头来吃，不许惊动炊事员。

　　可是，侯师傅还是被惊醒了。他眨着两只朦胧的眼睛嚷嚷：“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封耀松摇头苦笑：“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侯师傅便闭口无言。“交待了的就去办”，这是毛泽东的原则。侯师傅也懂，不照办才是“胡闹”。

　　封耀松烤熟六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一进门，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睡觉打呼噜很响。他斜靠在床栏的毛毯上，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就那么睡着了。这种情况不少见，不能叫醒毛泽东。封耀松将碟子放在暖气上，便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到门外，冷风吹着可以不打瞌睡。

　　毛泽东精力超人，他从不遵循大自然的一天办事，所以无法计算他一天睡多少小时。我们的值班同志只计算他一周睡多少小时。我的记忆，毛泽东一周睡眠不超过三十小时。有时睡了三十五小时，大家还喝酒庆贺。中央首长里，几乎没有人能与毛泽东比。以精力过人著称的罗瑞卿曾多次感叹：“哎呀，这几天累坏了，我陪主席来着。”他也对我们讲过：“你们很辛苦，我知道，陪主席是很辛苦。他精力超人，我们都比不了。”

　　封耀松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听到毛泽东咳嗽一声，忙轻手轻脚进屋，捧起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想吃了。拿来吧。”

　　封耀松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走过来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过去作的一首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封耀松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毛泽东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囔囔还在吟。封耀松见毛泽东自得其乐，便悄悄退出屋，继续吹凉风以驱走疲困。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屋里的呼噜声隐隐又起。封耀松轻手轻脚进屋，碟子里只剩下一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然入睡。

　　封耀松踮脚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有异。探过头去仔细打量，接着又揉一揉眼……

　　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完整的芋头！另外半个还抓在手里。嘴里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颤栗着。封耀松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忙将手再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

　　“哪个？”毛泽东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迷茫而又愠怒地盯住封耀松，气冲冲大声问：“怎么回事？”

　　“主席！”封耀松叫喊一声，哽住了，泪如泉涌。他双手捧了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嘴唇只是抖，再说不出一句话。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画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啰。”他望住封耀松：“好吧，小封，莫哭了，我听你的，我休息吧。”

　　毛泽东讲究吃辣椒。辣椒不要油炸，要整根地干炕，讲究吃个纯味。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爱吃红烧肉和活鲤鱼。

　　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补品。如果一定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

　　打沙家店战役，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合眼。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对我说：“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点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

　　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我搞来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叹口气：“啊，真香哪。”他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他放下碗，发现我目瞪口呆立在旁边。忽然变得像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我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六千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我用力摇头：“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吃马肉。”

　　从那天起，我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此后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我一定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

　　可是，战争岁月，有时粮食都没有一粒，天天吃黑豆，到哪里去找一碗红烧肉？总不能偷老乡的猪崽子吧？

　　谢天谢地，贺龙从河东给毛泽东捎来一块腊肉。不好红烧，炒一小碟也可以吃了补补脑啊。

　　腊肉端上桌，毛泽东叫撤走。他说：“你们想叫我吃得好一些，可是我怎能吃得下去呢？”

　　“这是为了工作，为了补脑，可不是为了享受!”我叫起来。

　　“脑子是要补，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银桥啊，你给我梳梳头吧。”毛泽东朝椅背上一靠，闭上了眼。我替他梳头，他给我讲黑豆的营养价值，说什么它的蛋白质足够脑子使用了。又讲梳头的好处，说什么梳头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把有限的营养首先满足大脑。他不讲还好，他讲着讲着我就掉泪了。那块腊肉以后再没有人动，谁也不肯吃。一直保存到新年前，用它款待了由华东赶来开会的陈毅司令员。

　　来到西柏坡后，条件好了。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啊！我担心他身体垮了，同志们商量着怎样保证好毛主席的饮食。可是，毛泽东把我叫去了。他说：“不要乱忙，你弄了我也顾不上吃。你只要隔三天给我吃一顿红烧肉，我肯定打败蒋介石！”

　　我照他说的话办了。

　　他果然彻底打败了蒋介石！

　　现在人们干点事，签个协议也罢，盖好一所房子也罢，完成生产任务也罢，开个会也罢，总要大吃大喝一番。可有谱了！毛泽东呢？指挥三大战役，指挥大军过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建树了丰功伟绩之后，只要求一碗红烧肉。

　　进城后，毛泽东仍然保持这个习惯。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尤其厌烦宴会。对于接待外宾他也作过指示：“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他曾对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保健医生徐涛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改变饮食习惯，多吃点好东西。毛泽东每次都摇头。他的固执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他的道理又是轻易不好反驳的。他有三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一次，他用毛竹筷子敲敲碗里的二米饭望着徐涛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

　　另一次，他皱着眉头朝喋喋不休的徐涛挥手：“你不要说了。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

　　还有一次，他用讥嘲的眼光斜视徐涛：“就你懂得饮食科学？你到我这个年纪未必有我这个身体。我看小地主就比大资本家活得长。”接着把脸转向我，话仍是说给徐涛听：“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不听要吃亏，全听呢？我也要完蛋！”

　　江青对毛泽东的生活也是很关心的。她对营养学有一些研究，反对毛泽东吃肥肉，多次劝毛泽东：“年纪大了，肥肉吃多了不好，胆固醇高，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出现血栓。”毛泽东不听。江青了解毛泽东的性子，也不敢硬勉强。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又是连续工作几十小时。睡觉起来后，我提醒：“主席，你已经两三天没吃一顿正经饭了。”

　　“是吗？”毛泽东喝着茶，眨一眨眼，“嗯，有些饿的感觉了。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徐医生早定好了食谱，就是没机会做……”

　　“我不要他的食谱。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吧。”

　　“可是……”

　　“你去吧。”毛泽东将大手由里向外一拂，便低头抓笔，“弄好了叫我。”

　　我悄悄退下，准备去伙房作交待，恰好江青从她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在院子里踱步。她向我作个手势，我忙迎过去。

　　“主席要吃饭了吗？”江青小声问。

　　我点头：“想吃了。他要红烧肉。”

　　“不要弄，吃什么东西不比红烧肉好？又不是没有。弄些鸡肉或者鱼都是可以的么，都比那个红烧肉强么。”江青望着我，眼里多少有些不满的神色，“几天了，主席没正经吃饭，昨天吃的什么？”

　　“昨天……就让我搞过两茶缸麦片粥。”

　　“前天呢？”

　　“小张说他给主席煮过一茶缸挂面……”

　　“你们就是不办事！看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那个电炉子和茶缸扔到外边去！”江青生气了。她指着我说：“你去厨房，要他们照医生定的食谱做。徐医生说了，他定一个礼拜的食谱，你们连三次都不能保证。”

　　“主席说不要么，他点名要红烧肉。”

　　“不要啰嗦了，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改不了的农民习气。”

　　我不好再言声。转战陕北时，江青就说过毛泽东“土”，为此惹得毛泽东发脾气。我们卫士组归江青管，我只好照她说的办。何况，我也希望毛泽东多吃点好东西。

　　开饭了。我叫来毛泽东，自己侍立一旁。

　　毛泽东边看一张报纸边在椅子上坐下。他吃饭历来手不释卷。也没看桌面便伸手从老位置准确地摸到竹筷子，在桌面上轻轻蹾一下，然后朝碗里伸。我心里有些嘀咕，但是看到江青从桌子对面夹起一块鱼放到毛泽东碗里，我又多少放下一些心。一切有江青兜着呢。

　　“嗯？”毛泽东忽然将报纸拿开些，伸头扫视桌面：“红烧肉呢？”

　　我只管站着，目不斜视，也不作声。

　　“红烧肉呢？”毛泽东目光转向我。不作声已经不行了。我不敢看江青，更不能说江青，但我盼望听到她的声音。我有意咽咽唾液，这样就拖了三秒钟，给江青时间。但她仍然没做声。于是，我喃喃道：“没，没弄。”

　　“为什么没搞？”毛泽东生气了，声音很大：“交待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

　　我垂下头，无言以对。我仍然不能去看江青，看一眼就等于转移矛盾。但我仍抱着一线希望等待江青解围。

　　江青始终沉默。

　　“说话呀，交待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毛泽东发脾气了：“我只要求一碗红烧肉，过分了吗？”

　　我终于明白，江青躲开了，丢下我一个人了。失望、委屈、怨懑一下子涌上心来，又不能说，大颗大颗的泪珠便顺着我的脸颊滚落下来。我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流泪，下决心啥也不说了。

　　毛泽东是见不得泪的。我一哭，他立刻显出不安，喃喃着：“算了算了，以后注意么，交待了的事么……你也不要哭么，我要吃饭了呢……”

　　毛泽东简单吃几口便放了筷子。他起身离开时，朝我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说说吧，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一进卧室便问。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七八成了，我的泪水和江青的始终沉默便是一种说明。但是，毛泽东一定要让我说出为什么。

　　“你全明白了，为什么还要我说？”我的泪水又流了。

　　“我要你自己说。”毛泽东有些烦躁，“你说么，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听话不听话？说，说仔细。”

　　于是，我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这就对了么。你不哭了，这就好。心里有不痛快就要找人吐，吐出来就痛快了，不吐你就还要流眼泪。”毛泽东把我说得又舒服又不好意思。我咧咧嘴，样子大概介于哭笑之间。毛泽东却忽然沉下脸，用愠怒的声音断然道：“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大凡毛泽东讲话，说了就要算数，其他人是不能不照办的。除非他自己又说了否定过去的话。大事小事，“交待了就要办”，“不办就要追究”。

　　那以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了。即使在一个饭桌上，也各吃各的饭，各吃各的菜。毛泽东从未动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仍时时尝几片毛泽东的菜。

　　除红烧肉外，毛泽东也爱吃鲤鱼。在陕北住杨家沟时，贺龙托人给毛泽东送来几尾鲤鱼。恰好江青去河东接李讷回来，照看李讷的阿姨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韩桂馨。

　　记得伙房周师傅作了两条鲤鱼，江青考虑毛泽东天天吃黑豆，用脑又多，很缺营养，就把一条大的给毛泽东吃，她和李讷吃那条小鱼。

　　当时，我侍立毛泽东身边，韩桂馨照顾李讷。李讷一直随韩阿姨吃大食堂，天天顿顿是煮黑豆。看见鱼自然很馋。江青给她夹一口，将筷子倒过来又给阿姨夹一口，阿姨不吃，李讷不答应。阿姨只好跟李讷一起吃。江青就用筷子一人一口地给她们俩分光了那条鱼。我看到阿姨眼里含了泪。那时还是很有革命情谊的。

　　毛泽东并不给我夹鱼，他独自一边看文件，一边想事情，一边吃鱼和黑豆。我也并没有想吃那条鱼。

　　可是，毛泽东站起来了，指指盘子：“银桥，吃掉它。”

　　“我，我不吃……”

　　“我没有病，那一面还没动过么。”

　　“不是那个意思。留着主席晚上吃……”

　　“不要剩，我不吃剩鱼。”毛泽东说罢便走了。

　　江青匆匆吃掉碗里的黑豆，招呼阿姨和李讷都走了。他们有意留下我一个人，免得不自在。

　　那条鱼，毛泽东只吃了一面，另一面的肉丝毫没动。那半条鱼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的半条鱼。毛泽东不是不吃剩鱼，此前此后我都见过他吃剩鱼。他就是为了叫我吃，因为那段时间生活太苦了。

　　毛泽东吃饭历来不讲究，饭菜掉在桌子上拾起来就放进嘴里。他用过的碗不会找到一粒剩米。他在青少年时，曾有意吃冷饭、剩饭、馊饭，以野蛮其体魄，为将来经受艰苦生活的考验作准备。但是，在吃鱼的问题上他却“震惊中外”地大大讲究一番。

　　1948年底，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秘密来到西柏坡，住在西柏坡后沟。中共五大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与米高扬多次会谈。据说斯大林想劝阻我们过江。说你们要是过江，美国肯定会出兵干预。会谈都是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毛泽东历来是自有主张，不肯听命于任何人。

　　米高扬一行在西柏坡住了一星期左右。记得在一起喝过两次酒。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自然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的也好，大衣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常委都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服上还有补丁。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无非是自己养的鸡和滹沱河里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当时苏联人带来一名翻译，我们有两名翻译。师哲是工作翻译，毛岸英是生活翻译。苏联人是很能喝酒的，米高扬用茶缸子喝汾酒像喝凉水一样。中国的五大常委，毛泽东沾酒脸就红，朱德喉炎不能喝，任弼时高血压更不能喝。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中国人里能喝酒的了，却哪里敢比米高扬用大茶缸子咕咚咕咚地灌？饭桌上气氛很愉快，但我相信，以毛泽东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就是喝酒他也不愿意看到苏联人大出风头。他很快便招呼盛饭，吃饭了。

　　米高扬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笑道：“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可是，一位苏联客人的叉子举在红烧鱼的上方问：“这鱼新鲜吗？是活鱼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将肉叉入嘴里。

　　毛泽东随意望他一眼，没有说什么。但是，一年后他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的命令“扔回去”，拒绝接收。特别警卫队的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忙找来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

　　“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上校向客人保证。

　　于是，克里姆林宫里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鲤鱼他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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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江青的感情生活怎样？

　　就我十五年所见：有恩爱也有争吵。好的时候多，矛盾也不小，前途不很好。

　　现在街上卖《江青野史》、《江青外传》，你问是真是假。我认为，自古以来“野史”、“外传”就是编故事，是人民情绪的一种流露。这不是历史，编故事么。你也不能要求作者真实，作者也没有尊重事实的责任。“野史”、“外传”是消遣性的东西，不能当真。

　　你想想，江青那时还不满十岁，怎么可能跟康生如何如何。而且康生是在上海读书。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谁也不是神仙，三十年前就能未卜先知三十年后。事实是，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所有中央常委都支持，给江青以较重要职务，她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起，被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这次中央常委会，我就侍立于毛泽东身后。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过去他已经多次反对过。这次常委们坚持，他后来勉强同意了，少数服从多数。

　　总之，生来就坏的人没有，人是变坏的，有的慢慢变坏，有的很快变坏。生活中不是有不少人“昨日是功臣，今天成罪犯”吗？你看报纸：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是如何沦为盗窃犯的？这种报道就比较实际、公正。“沦为”是强调这种变化过程。对于江青也要这样看待，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粉碎“四人帮”时，马季的相声大快人心，政治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十几年过去了，仍然停留在马季的相声那种水平，什么头套假发之类的水平，则无论对历史、对艺术都有些说不过去了。何况江青并不是秃顶，她有一头浓密的好头发呢。

　　我不是要讲江青变坏的全过程，我讲不来。我只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我以为江青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变化，发生质变是在十年动乱中。十年动乱中我已离开了毛泽东，也不曾再见到江青。

　　就讲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吧。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纷纷投奔延安。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而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不等于是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已经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那时，投奔延安的女青年数量颇为可观，许多都是德、才、貌兼备。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从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的魅力无疑是最大的。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择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来看待的。她唱戏唱得好。她演的电影被国民党下了禁令。她在上海舞台上也扮过主角。现在的一些文艺界名人当年在延安并不比她名气大。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们都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后来又教会女儿李讷唱戏，给毛泽东表演，也给战士们表演。转战陕北期间，李讷的表演对战士们来说，是紧张、艰苦斗争生活中的一项非常好的休息和娱乐。

　　江青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李讷练字，毛泽东说：“我的字不行，她妈妈的字好，让她妈妈给写字帖。”李讷是照她妈妈的字练出来的，现在李讷字画也不错。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江青不爱打枪，喜欢打扑克，织毛线活。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李讷的衣服、裙子、布拉吉都是她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转战陕北期间，江青没干什么大事，也没干什么坏事，主要就是照顾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她负责我们卫士组，应该说，她对毛泽东还是很关心很负责的。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动，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是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忙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她在冬天穿军装多些，有时也穿深蓝色布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于暴露自己的优长。

　　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

　　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我初到毛泽东身边，每天行军打仗，身后总是拖着几万甚至十几万追兵。这种紧张险恶的环境，江青从来不曾与毛泽东争吵过。大家风雨同舟，协力奋斗。

　　沙家店一役，扭转了陕北战局。毛泽东住到杨家沟，再无猖狂追兵，过了近半年安定生活。这种相对安定，外部压力小了，内部矛盾开始显露。

　　我见到的第一次争吵是因为阿姨。

　　阿姨负责照看李讷，兼顾缝补毛泽东的衣物。江青与阿姨初见面，便将自己喜爱的列宁装、茄克服、红皮鞋都送给了阿姨。我的经验，女人们一见面就亲热得过度，那么要不了多久肯定会闹矛盾。

　　果然，阿姨缝补好衣服，送到毛泽东房间时，江青过去看一看，嘴角起了一丝叫人为难的嘲笑：“阿姨，你看看你缝的针脚。”

　　阿姨是十七岁的少女，没做过针线活。她垂下头，难为情地红了脸。江青却并不罢休，推着阿姨朝正在办公的毛泽东走：“老板，你看阿姨针线活做的多粗哪，你看看哪。”

　　在陕北，江青始终称呼毛泽东为老板。毛泽东不在意地掀了掀眼皮，阿姨蒙受羞辱的伤痛表情使他的思想从文稿中一下子回到现实生活，立刻发了火：“你想干什么？你蠢么！”他先安慰阿姨：“阿姨，谢谢你了，我看着就补得很好。”阿姨退出去后，他严厉批评江青：“你就是改不了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江青事后向阿姨道歉：“阿姨，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江青确实不是故意的，那是一种本能的表现。闹了矛盾，她又主动教阿姨针线活。好了没几天，她嗔怪阿姨皮袄针线太粗，就又发脾气：“你缝的这叫什么？不行，重缝！”事过一天又找阿姨道歉：“你看我昨天又发脾气了。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我能看出，她找阿姨道歉不是因为真感到有错，而是怕阿姨心里有疙瘩，照看李讷不尽心。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江青抱怨有人在整她，希望毛泽东能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说：“历史就是历史。”又说：“既然你在上海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后来俩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那天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乎着过吧。

　　两口子一天没说话。

　　一连几个月，除了黑豆什么也吃不到。消化不良，大家从早到晚一个劲放屁。贺老总知道陕北苦，从河东托人给毛泽东捎来一点腊肉。江青关心毛泽东，叫炊事员给毛泽东炒了一碟，毛泽东舍不得吃，说：“等前方来人的时候一道吃吧。”江青不高兴地说：“哪里是前方？是河东还是河西？我们伸手就能摸着敌人，他们也不行军不打仗，他们吃什么吃不着？”毛泽东皱起眉头，一针见血地批评江青：“你这个人哪，你不怕吃黑豆，不怕行军打仗；你就是见不得别人不吃黑豆，别人没有行军打仗，哪怕这些人是自己的同志呢！”

　　这是江青最要命的一个毛病。一般人多少都容易有一些这种毛病，但是办大事的人不该有这种毛病，何况江青的这种毛病还伴着一种强烈的忌妒心。比如进城后，从1953年开始，中央首长们夏天常去北戴河避暑。江青游泳不行，只会“狗刨”。浴场里的女人会游的不会游的都很多，她并不在意自己游得难看。可是，王光美下海游泳她就看不惯了。因为王光美会蛙泳、侧泳和仰泳几种姿势，江青就见不得王光美会游这几种姿势，鼻子里哼一声，不屑去看第二眼。

　　随着形势好转，夺取全国胜利不再只是一种信念，而是日益明显的事实！这时，江青起了一些微小的不易察觉的变化。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慵懒地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往起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划脚：你去干什么什么，你给我做什么什么。

　　江青变得讲究吃了，条件越变好，讲究也越多。在陕北杨家沟住半年，生活条件艰苦，她只能讲究一个咸淡。后来条件好起来，能吃到猪肉和鸡了。特别是到西柏坡以后，猪肉还是有保证的。江青这时也讲究油大油小，营养搭配了。她叫我们用酸菜炒肉丝，说酸菜吃了有好处，能败火。搞不到青菜就叫我们尽量搞些干菜来，说是蔬菜可以供给人体维生素。现在回过头看，江青的讲究确有一定科学知识做基础。当时我们可有些看不惯，毛泽东对她的讲究也常常皱眉头，不过还能接受。比如毛泽东要吃红烧肉，江青便悄悄减少些肥肉增加点瘦肉，并把干青菜烧进去。毛泽东端起碗时，江青便解释说：“放了点干青菜，增加点纤维能够利大便。”毛泽东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连肉带干菜全吃下去了。

　　进城后，江青的讲究就越来越苛刻了。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里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江青要是身体没病，胃口还比较好，早饭一般吃面包、黄油，有时是小馒头。有素小菜，多数是雪里蕻和咸水煮黄豆，也有时用点酱豆腐。喝稀粥，不大喝牛奶。中午饭有些正规菜，她爱吃鲫鱼。中午饭如果没有鱼，晚饭一定要有鱼。鲢鱼、胖头鱼也爱吃，喜欢刺多肉细的鱼。对鲤鱼只是偶尔吃吃。她也爱吃鲥鱼，因为贵，吃得不多。马哈鱼她也很爱吃，当咸菜吃。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放在碗里，比鸽子大不了多少。她还喜欢喝排骨汤，一般是弄成砂锅，每顿饭不是排骨汤就是鱼汤。蔬菜她喜欢吃空心菜、苋菜和芹菜，纤维要切成很短。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将菜捣成菜泥，用勺子舀来吃。她不吃荤油，炒菜只用素油，讲究清淡。菜里有时放点肉沫，有时放点香菇、木耳。以江青的身份，她的饮食算不得过分，有时甚至够简单。她的讲究主要苛刻在口味上。除了廖炳福师傅适合做她的菜，其他厨师，包括毛泽东的炊事员，都做不出江青所需要的口味。

　　江青显然是看了些营养学方面的书。她在自己变化的同时，竭力想影响毛泽东，但毛泽东在这方面是“保守”的，无论保健医生还是江青都无法使他改变饮食习惯。他就是喜欢辣、喜欢咸，喜欢红烧肉，而且要肥。江青最反对的也正是他的吃盐多，吃肥肉多。现在说句客观话，在饮食卫生方面还是江青有道理。但那时我们是赞赏毛泽东的“土气”，看不惯江青“瞎讲究”。后来他们夫妻俩，连饭都吃不到一起了。

　　是关系不和影响他们吃不到一起还是吃不到一起影响了他们关系不睦？说不准，也许都有一点吧。

　　江青是很讲究生活规律的。就是在三大战役那样的决定命运时刻，她也是晚上按时睡觉，早晨按时起床；该工作了工作，该活动时活动。毛泽东却循着他那“毛泽东的一天”二十八小时来办事，极少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起居。所以，常常是江青睡觉了，毛泽东还在办公；江青起床了，毛泽东刚准备吃“晚饭”。他们睡不到一起。何况，毛泽东稍遇大事便要连续几昼夜地工作，精疲力竭之后才由我们卫士服侍着上床。这时的休息容不得任何动静打扰，所以常常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江青才能接近一下毛泽东。

　　江青喜欢嘀咕人，嘀咕对象不分大人物小人物，大事小事；火上浇油的事做得多。毛泽东对此很是不满，并有所警戒。

　　据我的感觉，毛泽东有时耳朵根有些软。身边的人说话，多说几遍他就容易听信。有时我们卫士同毛泽东开玩笑，因为他休息时喜欢过过普通人的生活，喜欢热闹。这时我们卫士可以跟他无所不谈，可以开玩笑。我们大家逗一名卫士，说卫士没睡好觉是因为和对象闹矛盾了。一个人说了毛泽东当玩笑话，两个人说了毛泽东还跟着开玩笑，三个人说了，毛泽东便信以为真，不再开玩笑，认真要帮卫士解决矛盾。我们一看弄假成真了，忙又一起解释这是开玩笑。一个人解释，毛泽东不信；两个人解释，毛泽东还疑惑；三个人解释，毛泽东才相信我们确实是在开玩笑，我们总算没有犯“欺君之罪”。

　　我说“欺君之罪”是玩笑话。翻译师哲同志曾对毛泽东讲高岗工作能力强，是个好干部。毛泽东听过几次，也就表扬高岗这个人不错。过了两年，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泽东会后对师哲说：“看看，你跟我说高岗不错，他现在搞了反党分裂活动呢。”师哲说：“我那是什么时候讲的？那时高是副主席么。”毛泽东没再说什么。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不乏“递个话”的机会。特别是在毛泽东发火的时候，她若是贤妻，就该帮毛泽东熄火。可她从来不爱熄火，就喜欢搞火上浇油的事。毛泽东对谁发火，她就嘀咕谁；毛泽东对什么事不满，她就跟着嘀咕什么事。这种情况可一可二不可三。记得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都是望着江青，淡淡的眉毛皱拢起来：“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毛泽东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留给我们印象最深：“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毛泽东是很有预见的。

　　江青有时也有自知之明。有些事她不自己跟毛泽东讲，叫别人去讲，她知道自己讲了毛泽东不听不信。她观察毛泽东喜欢听谁的话，就设法叫谁帮她递话。“文化革命”后期她拉毛远新，就是这个原因。

　　在文娱活动方面，江青本来对毛泽东是有所帮助的。特别是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我们这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记得在那戎马倥偬的日子里，行军一天，晚上吃过一碗黑豆，大家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我也记得三大战役时，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疲劳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我就用梳子替他梳头，促进血液循环；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翻来复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朝江青温柔地笑，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初进城时，江青也注意调节毛泽东的工作与休息。看毛泽东连续写作十几小时，便设法叫孩子拉毛泽东出屋，一起散散步，偶尔也打一圈麻将牌。毛泽东不爱看电影，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于是，毛泽东便跟着江青来到含和堂看电影。坐下来之后，他还指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是陪你们，我不来你们也看不上。”

　　矛盾究竟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我也记不真切了。似乎是不知不觉，似乎与毛泽东渐渐上了年纪有关，似乎与江青的性格及身体状况有关，似乎……

　　反正在文娱活动方面他们也搞不到一起了。我记忆中有这样几件事。

　　毛泽东年岁渐大，保健医生十分注意他的活动。除游泳散步外，每星期总要求他跳一两次舞。医生掌握着时间，运动不够量是不行的。

　　毛泽东游泳或是跳舞，喜欢热闹。他平时工作、吃饭、睡觉都是一个人，常有孤独感，所以活动时一定要有一群青年男女，大家又说又笑，热烈喧闹才好。我们也了解毛泽东的这种生活需要，所以游泳跳舞时都很“放肆”，敢说敢笑，敢喊敢叫，大家没大没小，一律是普通人。

　　江青则不然，她见不得青年们“放肆”。在公开场合，她总是庄严地板着一副面孔，目光严肃地扫来扫去，将一切轻松愉快都扫荡干净。特别是1957年以后，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医生说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我们那时年轻，不懂更年期是什么，就知道她有病。卫士们私下议论：“她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大秘书了，副部长级。”“官越大病越难治呗。”

　　那是1957年，毛泽东与江青在杭州疗养，住刘庄宾馆。浙江省委在大华饭店组织舞会，毛泽东一个人去了，江青没有去。那次舞会气氛热烈活跃，笑声不断。我们都跳了一身汗，卫士田云玉还结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交了朋友。大家玩得尽兴而归。省委领导听保健医生说毛泽东获得一次很好的休息，很高兴，便受到鼓励，隔两天又在杭州饭店为毛泽东组织一次舞会。

　　舞伴都是文工团里挑来的演员，与毛泽东熟了，与我们这些卫士、保健医生及秘书们也都熟了。我们刚一露面，熟人们便互相吆喊着打招呼，似乎要掀起一个高潮。

　　可是，高潮陡起，拥上来的人们退潮一般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些尴尬的严肃和冷静。那些想围住毛泽东说笑的文工团的青年男女们都肃然分到两旁，变成规规矩矩地鼓掌。

　　毛泽东的身后走着庄重严肃的江青。她的目光庄严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紧张，不由人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激起大家的热情和随便，但是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随便气氛再也不曾出现，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在沙发里坐下时，他朝我咕哝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

　　乐曲响起来，人们刚准备下场，突然听到一阵叫声：“不好，这个曲子不好，你们换一个。”

　　下命令的是江青。她朝乐队走过去，于是，她如愿以偿地成了舞会的核心，成了主人，乐队指挥连报几支曲，她都挑剔地说一些“问题”，俨然是位专家。乐队及准备跳舞的人免不了惊讶她知道这么多曲子。毛泽东却气得一个劲呼粗气。好不容易被她“钦点”出几支曲，舞会才开始。

　　江青陪毛泽东跳了第一场。公平讲，江青跳舞跳得相当不错，舞姿高贵而又洒脱。但是，她太正规，缺少热情。毛泽东朝我望了一眼，我马上心领神会，给卫士安排好顺序。舞曲再起时，卫士李连成便先一步立到江青面前，邀请她下场。这样，毛泽东便解脱出来，同其他舞伴跳。青年们热情洋溢，眼看舞会要起来一个小高潮了。突然——江青总是喜欢搞点突然——舞厅里又响起江青的叫声，而且她是用两只手堵住两只耳朵那样叫：“刺耳，太刺耳了，吵死人了！你们奏乐就只会这么大声音吗？就不会小一点？……再小点！”

　　这一场舞会，大家紧张坏了，毛泽东也气坏了。回到住所，毛泽东憋闷得连吐粗气：“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他对我、对田云玉、封耀松等卫士都多次讲过“江青这个人大煞风景”、“江青一来就扫兴”之类的话。毛泽东到外地，不论住在哪个省市，只要听说江青要到了，马上就走。他不愿见到江青。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马上吩咐我们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江青对这种状况自然恼火。她恼火了就朝身边的工作人员发泄。1959年住广州那次，她时常朝身边卫士发火，而且常常是无名之火。这把火终于烧到了北京……

　　那天，卫士李连成刚走进江青房间，迎面听到一句喝：“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再进。”李连成忙退出门，脱掉鞋，赤脚进门。

　　江青一面对镜梳头，一面咕哝着：“我就烦你们走路声音大，粗野！”

　　李连成望着脚下不语。脚下的地毯几乎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出声。年初我和李连成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着卫士。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梳完头，立起身吩咐：“我要出去散散步。”

　　刚出门，卫士便听到尖声斥责：“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李连成小心紧张地说，“今天阳光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要我感冒！”江青用力一摔门，不散步，回房间去了。

　　李连成苦笑着，忽然生出一些怜悯。大家能躲都想躲开她，她越孤独脾气越大，脾气越大大家越躲得远……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李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江青每天打发时光难，常常整天整天打扑克。不能输，也不能赢得太容易，必须在竞争中被她取胜。这牌打得就不容易。

　　可是，李连成出错一张牌，惹得江青发火了。

　　“出去，你给我滚！我不要你！”江青把满手牌全扔在桌子上，见李连成退出门，又喊：“你不要走，你给我站在那里，罚你给我站在那里！”

　　屋门关了，李连成老老实实站在走廊里。一小时后，保健医生悄悄劝他走，说江青已经睡觉了，回去歇着，等江青起床了再来站。

　　李连成固执地站着不走。

　　保健医生找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苏厅长怕江青正在盛怒之中，不好劝，便先去劝李连成，叫李连成主动去向江青道个歉。李连成不去道歉，打扑克出错牌有什么好道歉的？他就那么一直站到江青起床。

　　解除罚站后，李连成哭了，给我挂来一个长途。我听完汇报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皱着眉头，听过之后沉默片刻，小声叹口气：“唉，连成是代我受罪。叫他回来吧，不要再为江青服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剩下她自己看她还怎么耍威风？”

　　当天晚上，李连成便乘火车离开了广州。

　　毛泽东见到李连成，说：“江青对你发脾气，你受委屈了。你就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她有病，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江青吵遍天下，所以毛泽东跟我们每个卫士都说过这句话：“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

　　但是，江青这么闹的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愿意见到她。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我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时，已经感觉到他们的感情生活是快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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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解决你们同江青之间的矛盾？

　　“江青跟你们发脾气，你们要看在我的面子上，能谅解就尽量谅解她。”

　　这是毛泽东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但是，具体解决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我跟江青小矛盾不断，大矛盾只闹过两次。说出来不怕你笑话，都是从打扑克闹起来的。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江青没什么事干。毛泽东不许她插手政治，她闲得慌，每天就是打扑克。她在玩的方面也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输得起，她输不起。

　　毛泽东极少打牌，下棋也不多。偶尔同康一民①下盘围棋，也是输的时候多。别人赢了他不恼，别人谦让他就恼。所以，康一民下棋出招儿总是又狠又凶。毛泽东输了，再也无计可施时，便咂咂嘴吁口粗气，好像这辈子总算尝到了输的滋味，不枉此生。下来还对我嘀咕：“看来毛泽东也不是一贯正确，康一民就赢了他。”

　　江青则不然。打牌不许别人谦让，这一条同毛泽东一样。不一样的是她一定要赢，赢不了就发脾气，大家都跟着倒楣。

　　她总是跟我打对家。“高处不胜寒”，一出错牌就遭白眼，所以玩也玩得提心吊胆。遇上对手弱，比如我手下的几名卫士，他们牌艺不佳，再争也是我们赢，这牌就好打些。若遇上对手强，比如那些聪明、伶俐的女护士，这牌就难打了。女护士要是不让着我们，我们必输无疑。女护士当然要让着我们。但不能让出破绽，让出破绽麻烦更大。思想上有了顾虑，牌就容易出错。我一出错牌，江青就翻白眼，这牌玩得真像受刑一般。

　　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打扑克。

　　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修建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毛、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就是在这里写的。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再不曾来新六所居住。

　　那天打牌，一坐下我就发现江青脸色不好。心里不免犯嘀咕。越犯嘀咕越出错牌，越出错牌江青脸色越难看，成了恶性循环。纵然女护士们想让我们赢，也不容易办到。

　　我又出错一张牌，刚想反悔，江青已经将满把牌掷到我面前：“不打了！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刷地变白。像听到口令似地，猛然起身立正。糟了！我心里叫苦，怎么被她知道了！

　　那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从延安时期江青就不满意党内的各种整风运动，特别是“三查”、“三整”中跟毛泽东发生一次大争吵后，更是害怕运动，恼火搞运动。不论大小运动，一来她就躲走，从不参加。我曾听她说过许多不满搞运动的话：“有些人吃饱了没事干，整天琢磨着搞别人。”“哼，搞么，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

　　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江青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我随口说了一句：“躲风呗。”

　　现在，话传到江青耳朵里去了，她趁打牌机会把恼火发泄出来。我无言以对，心里有些恐惧。

　　“哼，小兔崽子！”江青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个劲喘粗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又急又慌，说不出话，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

　　江青气不过，走出门又在院子里转，我也跟出去在院子里转。

　　“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话呀！哑巴了？你说没说我躲风？”江青眼里含了泪花。

　　“对，对不起，江青同志，”我吃力地解释，“我，我不是有意的。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说的……”

　　“你这个没良心的！”江青眼里的泪花一个劲转，“我政治上保护你，你反而诬蔑我……”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哪里想诬蔑首长……”

　　“不要你嘴硬！我听到的是这一句，我没听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话呢！你说，你都说了我些什么？”

　　“没有……再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问你，你为啥挑拨我跟李敏的关系？”

　　“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

　　“你再说一遍，你敢再说一遍？我叫你派车去接她回家，你为什么不去接？”

　　“接了，我去接了，是李敏不肯回来。”

　　“是你挑拨！你知道我这个后妈不好当，我哪儿疼，你往那儿戳刀子。你们不是帮助我们搞好关系，你们就会嘀咕闲话搞挑拨，你还不承认？”

　　“这一条我绝不承认。”

　　“你还挑拨我跟主席的关系！”江青尖叫起来，顿着脚，泪水流下来。我泄气地垂下头，手足失措。唉，为了那次吃红烧肉，毛泽东一再逼问，我“供”出江青不叫做，毛泽东发火，再不和江青一道吃饭。也难怪江青发这么大的火。

　　我看看腕上的表，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毛泽东该起床了。我冷静一下情绪，尽量沉稳些语气说：“江青同志，主席该起床了，我得去照看。回头我再向你作检查吧。”

　　我匆匆赶到值班室，恰好毛泽东按响了电铃。我理理衣冠，忧思重重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擦过脸后，照例靠着床栏抽烟看报。我犹豫一下，小声说：“主席，我跟江青同志吵起来了。”

　　毛泽东自顾看报，漫不经心问一句：“你为什么跟她吵了？”

　　“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我斟酌着词句，说：“我说她躲风，她说我是政治诬蔑。”

　　“噢，躲风？”毛泽东掀起眼皮，显然开始注意了。问：“那么，你有没有说啊？”

　　“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讲了这个话。”我把事情经过说一遍，然后解释：“主席，我真没有诬蔑她的意思啊！”

　　毛泽东沉思着点点头：“嗯。”

　　“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挑拨她和主席的关系。主席，我挑拨你了吗？”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吧，你下去。我和江青谈谈。”

　　我退出来。见江青还在院子里团团转，就小心翼翼走过去：“江青同志，主席请您去一下。”

　　“你可真行哪！”江青斜我一眼，意思是说我“恶人先告状”。我垂头无语。到了这步田地，越解释越糟糕。

　　工夫不大，值班室的电铃又响了。我蹦起来就朝毛泽东卧室赶。

　　“看看问题不好解决哟。”毛泽东仍然斜靠在床上吸烟，望着我慢条斯理说：“光靠我帮忙还不行，你得写检查。”

　　“怎么写？”我犯愁地问。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嘛。”

　　“她说我政治上污蔑她，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写没这个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那就写没有。”

　　“她说……就这么写检查？”我忽然觉得不妥。

　　毛泽东笑了，指点我说：“叫你学习你不爱学习，连个检查也写不来。以后我看你还学不学习？”

　　我难为情地跟着毛泽东笑。

　　“这么写，”毛泽东伸左手作纸，伸右手食指作笔，比划着说：“写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毛泽东、江青同志，写到抬头上，点两个点，就是冒号。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得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多做文章。话是说了，但是没有搞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去接李敏了，李敏不回来。交待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交待的事一定努力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先交我看。”

　　“谢谢主席。”我赶紧回自己屋写检查，怕拖时间久了忘记毛泽东教的话。检查写完，我送给毛泽东看。

　　“嗯，可以。”毛泽东点点头，把检查放床头柜上，望着我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解决。你说她躲风，这个话没说好。怎么办？”

　　我茫然地回望毛泽东。毛泽东忽然笑了，风趣地挤挤眼：“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入了中南海。

　　“躲”过几天，毛泽东忽然来电话，叫我马上到新六所。我匆匆赶到新六所。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银桥啊，问题解决了！江青病了，住在北京医院。我给你准备好了东西，你带着去医院看看江青，明白吗？”

　　“明白。”我一阵高兴。

　　“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着，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回房间里等候。十几分钟后，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来电话，点名找我。我接过电话，那护士说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我记下来，再一查看毛泽东为我准备的东西，正好符合江青的需要。忙带好东西乘车赶往北京医院。

　　一进病室，没见到人。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站立着等候。片刻，江青搓着手走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过来握手：“你来了，坐坐坐。”

　　我规规矩矩坐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但你不该背后讲我。”江青态度已经变柔和。我又解释一番不是故意的，以后一定注意。

　　“你以后有意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当面讲什么我也不会怪你。”江青说完，马上转开话题，谈起工作上的问题，研究如何照顾好毛泽东的休息和饮食。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主要靠你们照顾，你们多操操心吧。”

　　事后我才知道，我在房间里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你不要小肚鸡肠。银桥一听说你病了，着急得很，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

　　于是，江青便叫护士给我打电话。她从毛泽东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带什么东西去，便主动提出让我送什么东西去。一场矛盾被毛泽东轻轻松松化解了。没过多久，我便被提升为副卫士长。

　　可是，这件事还是留了条尾巴，我当时万万没有料到。

　　去北京医院看望江青之前，毛泽东将我写的检查退还了我。他完全是随意说了一句：“拿去吧，你自己留着吧。”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当真保存下来这份检查。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那是1967年，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我的这份检查。这下子可糟了，说我反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了我，斗了我，家也查抄好几次。幸亏毛泽东视察南方经过天津，打听我的情况，才将我解放出来。

　　现在，我那份检查仍存在天津档案馆，要也要不回来，大概要成为历史文物了。

　　江青发脾气多了，我们见惯不怪，不再害怕，有时甚至当面争吵不下，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卫士，长期生活在毛泽东身边，贴身贴心，久而久之便成为家庭一员了，闹起矛盾轻易不肯退让。卫士们的例子不说了，还是讲讲我自己。

　　1960年夏，我跟随毛泽东和江青来到北戴河，住在绿树掩映的平房一号屋。

　　那天，毛泽东上午十点上床睡觉，临睡前嘱咐我下午四点钟有个会议，三点钟要叫醒他。我从毛泽东卧室出来，守在值班室看书。下午两点，副班卫士把我叫到江青房间。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江青兴致勃勃召唤。我显出有些勉强。天天陪她打牌，实在厌烦了。又不能不打，就用叹气和懒洋洋的动作来表达不满。

　　我的“消极怠工”很快被江青看出来，她被扫了兴，脸沉下来，用勉强装出来的开玩笑的口气问：“怎么了，银桥，想老婆了？没精打彩的！”

　　“没什么。”我有气无力应一声，看看腕上的表，已经两点半钟。我叹口气，这牌打得真没意思。

　　“该你出牌了！”江青已经面露愠色。

　　我没理睬，淡漠的目光望着手中牌，走神一般，愣怔一会儿才机械地抽一张牌扔出去。

　　没动脑子，出错牌了。江青朝我翻白眼，我故作不见。

　　“银桥，你是怎么了？”江青的声音显出她是尽了最大努力忍耐，就要忍耐不住了。

　　“没什么。”我淡淡地说着，又看一眼表，“主席下午有会。”

　　“正班有田云玉！”

　　我抽了抽嘴角，懒得再说话。夏天人就是发懒。主席是叫我也跟着去的，但我没解释，只是叹长气。

　　我没完没了地叹气，连输两盘。接下来的一盘没出两张牌，输局已定。而我还在没滋没味地叹气。

　　“不打了！”江青忽然把牌甩到桌子上，嚷起来：“你今天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我要陪主席去开会，现在还要陪你打牌，你说我干什么？”

　　“放肆！你是跟谁说话？”江青指着我喊。

　　“我不是跟你说话吗？是你跟我发态度。”

　　“你是什么态度？是你们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们服务？啊，你说！”

　　“我为主席服务就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政治上一律平等，我没有陪你打扑克的义务！”

　　“你，你，”江青气得身体发抖，说：“你好狂啊，你不就是一个卫士长吗？你给我出去，滚！”

　　江青当着卫士们和护士的面这样喝斥我，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她喝斥卫士可以，我可是卫士长，三八式干部，跟随毛泽东十几年，这些卫士平时都是听我指挥的。这样伤害我，以后我工作还有威信吗？我涨红了脸，手指江青也喊起来：“你狂什么？你不就是个秘书吗？毛主席万岁还轮不到你万岁！”

　　“你说谁？啊，你说谁？你再说一遍，我看你再说一遍！”江青要朝我冲过来，被护士们拉住了。卫士们就往外拉我。我甩开卫士，迎着江青喊：“我就说你了，怎么着？我是卫士长，不是陪你打扑克的。”

　　于是，我们越吵越凶。完全不是1952年吵架时的光景了。那时我是卫士，现在我是卫士长；那次我说了她躲风，理短嘴软，这次是她没理。她说一句我说两句，陈糠烂谷子的旧账全翻出来了，谁也不让谁，互相揭短。吵到后来，她哇哇地哭，我也呜呜地哭，边哭边互相指着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简直像小孩子打架。护士们劝江青，卫士们朝外拉我。我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何况毛泽东也该去开会了，我索性趁卫士拉扯的机会，甩下江青就朝毛泽东房间里跑，边跑边哭。

　　毛泽东已经起床，正在看文件。似乎听到了哭喊声，皱起眉头正朝外张望。我一头闯进门，放声大哭，指着外面说：“主席，江青骂我，跟我吵、吵……她说，她说我就是伺候她，为她服务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皱着眉头说：“你们整天闹什么闹？到底为什么？”

　　“打扑克，她怪我出错牌。我想着主席要去开会，我就没心打。江青就发脾气，把牌就这么朝我甩……”我正在哭诉，门口一阵乱，江青也哭喊着跑进来了，立刻又同我吵成一团。毛泽东站在我和江青之间，喝令我们不许吵，可是已经吵起来了，谁也不肯先住嘴。毛泽东大概也听出我们吵的全是鸡毛蒜皮陈糠烂谷子，便一只手把我往屋里推，另一只手把江青往屋外推，喊着：“不许吵，都给我闭嘴！我看你们谁再吵？你们蠢么！像什么话？”

　　出现了片刻的沉静。毛泽东往出推江青：“你年纪大，你就不能少说一句？”江青临出门，我在后面又说了一句。这一来江青不干了，回身又往屋里冲，边冲边哭喊着骂。毛泽东回身瞪住我：“怎么回事？她不说了你还说？”

　　我闭住嘴，可是江青没完没了喊，毛泽东连喝几声没止住，我便忍不住又喊起来。

　　毛泽东真气坏了，打雷似地吼一声：“住嘴！”屋子里陡地一静，毛泽东立刻接着说：“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我和江青都不敢说了。

　　“我每天忙成这样，你们还嫌我忙得不够是不是？你们闲得发慌是不是？打个扑克也吵成这样，说出去叫人家听听，毛泽东的秘书和卫士长为了打扑克吵架，还哭，拉也拉不开，你们像话吗？丢人不丢？”毛泽东吮吮下唇，将手那么一划：“到此为止，你们俩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都看书去！”

　　从此，我和江青打对家的玩牌史便结束了。

　　事后，罗部长和杨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个整风会，批评我们说：“主席操心天下大事，日理万机，你们不要给他老人家添乱，要给他创造一个和平、安静的家庭环境。”

　　这件事对我并没什么压力，就像家里人吵架一样，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解决问题也是家庭内部协调关系的方式。只要干久了，卫士们都会感觉自己是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对待我们也如同对待亲人一样，爱也爱得深切，骂也骂得随便，没有任何隔阂，无需端个架子“注意影响”。

　　①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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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待人接物有什么特点？

　　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永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示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他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接了当。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步出门坎，除非客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话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8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急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就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吧？”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个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那次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且热烈。两个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能跑出门去迎接党内同志，所以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他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他的衣食住行都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要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常常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了。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这一来，又免不了出现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他晚年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是带着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是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便灿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能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七十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与被人们称之为“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蜚声国内外的学者”，“一生经历漫长而坎坷”。这位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来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呀，您真伟大哪，真伟大……”

　　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这位老先生面露赧颜。

　　可是，议政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偏又敢于坚持意见，与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是“吾人惟有主义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决不相让，历来是非赢不可。张澜曾为这位老先生说情。最近看报纸，说周恩来也曾为这位老先生出力过，想托人劝老先生做检查过关。其实，毛泽东也没有将老先生怎么样，就是不再听他的“主义”罢了。因为“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谊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很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1955年，何香凝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像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布，没套子，很软和，像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荞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像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

　　我说：“跟向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暗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是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有好几十封。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开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回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作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了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诗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关系深厚，可是，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话，让她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要分明。

　　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举动：

　　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村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像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倚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一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无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普通人的一面。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有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

　　那时递交国书不像现在，递上即可。那时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交，很隆重。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拂，面孔清癯，极像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份的奢望了。

　　王惠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像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他才“刷”一下运刀。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像一切上了岁数的人那样唠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才“刷”了一下。接着退后一步，仔细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吗？”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他仍然慢声细气说：“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擦额，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又按住了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像拍孩子头那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全被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是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脸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再说，这是我的手艺，剃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一种喜欢成人之美、助人为乐的“热心肠”。毛泽东就属于这一类爱管别人事的热心肠。

　　韩桂馨不到二十岁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工作中，我们接触较多，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转战陕北时，我们只是有好感，并没有想得更多。有一天，毛泽东忽然问我：“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

　　我不假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望着我，笑得怪神秘，深有含意：“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了解么。”

　　我心里涌起热浪，脸一下子红了。虽然低下头没有言声，却感觉毛泽东那么知心，可亲近。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昵，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

　　来到西柏坡后，生活相对安定，我与小韩接触也多起来。有次散步，毛泽东悄悄问我：“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我赧颜低头，窘笑不语。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拉住我的手，鼓励地拍拍我手背。

　　我又何尝不着急呢？西柏坡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竞相瞄准的目标。托人向小韩捎话的男同志不少，而我却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托人……

　　终于，我得到一次“突破”的机会。

　　家乡来信，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完信，反问我：“你说怎么办？”

　　我低头不语。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就要她帮你写回信么！”

　　我心里顿时一亮，毛泽东就是比我有办法！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我找到韩桂馨，小心观察她看信的神色，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呗……”她越说越气短，脸孔也越红。我的胆子便大起来，盯紧她说：“你代我写封回信吧？”她低下头，嘴里嘟囔着：“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我就答应……”

　　我长长舒口气，笑了：“要不然我还傻呢，是主席教了我这个聪明，他让我请你写回信。”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把经过学舌一遍。毛泽东像办成一件善事那么高兴，把我的手一拉：“走，银桥，散步去！”

　　我们手拉手走在山野里，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抚摸我的胳膊，轻声说：“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份这就叫缘份。”

　　1948年12月10日，我和韩桂馨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满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祝贺”、“天公作美，十分赞成”、“总支委员会同意”等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毛泽东曾亲自帮忙好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解决婚姻问题。在这方面他又热心，又细心，又讲大道理，又讲实际，还十分富于男子汉气概。

　　卫士封耀松跳舞认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不久又吹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说了，开导说：“你就不该搞个文艺工作者。你一个月四十多元钱，怎么能养活得起那些活蹦乱跳、花枝招展的女演员？没到共产主义，还得讲些实际儿。”

　　他又借机提醒其他卫士：“你们就以你们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找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

　　小封大概是不死心，在合肥跳舞又跳上一名女文工团员。毛泽东笑了：“你是不是在搞速胜论呀？”恰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便托他们代为了解一下女文工团员的情况。晚上，曾希圣夫妇来说：“哎呀，不太合适。女方比小封岁数大，快大三岁了。”

　　“这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住封耀松，“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曾希圣夫妇又说：“她是离过婚的，带着一个小孩。”

　　毛泽东望着封耀松：“怎么样，小封，给你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封耀松早垂下头，尴尬沮丧地摇摇头。

　　毛泽东对曾希圣夫妇遗憾地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些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那位女演员了……”

　　送走曾希圣夫妇，毛泽东用指头捅小封：“速胜论不行吧？也不要有失败主义，还是搞持久战好。”

　　上庐山后，毛泽东托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爱人水静帮忙，给封耀松介绍了一名女护士。回京后，毛泽东还多次应封耀松之求，帮他改写情书。封耀松和这名女护士终于结成一对。新婚之日，夫妻俩一道请毛泽东吃喜糖。毛泽东接过新娘子剥好的糖块放嘴里，笑着祝福：“好啊，祝你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卫士田云玉开始也找了一名女演员，谈了两年谈吹了。他曾送给女方手表、衣料，吹了便追着往回要。毛泽东听说了，便开导他的卫士：“不要一吹就跟人家要东西么，不像男子汉么。”“你不要跟人家要了，人家姑娘跟你好了一场，你就留给人家当个纪念也好么。不要谈不成反目为仇，要像个男人样子么。”毛泽东听说这名卫士家里生活困难，还让罗秘书从稿费里拿出钱来支援这名卫士。后来，也是毛泽东帮助这名卫士解决了婚姻问题。

　　专列女服务员姚淑贤，因为随车有任务，误了约会，而且也没来得及通知男朋友。毛泽东听说了，有些急：“糟糕，他要是等你一晚上见不到人，会有意见的。”姚淑贤说：“不要紧，将来可以解释。”毛泽东不放心，想了想，替姚淑贤抄写了四句诗，叫她交给男朋友。那诗小姚现在还珍藏在家里：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凡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我们卫士组都留有名单。因为毛泽东一再交待：“在我这里工作过的人员来看我，一定要报告。我不忙时，就带到我这里。我忙的时候，你们就代我接见。”

　　1954年秋，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给我来电话，说有个叫翟作军的同志要求见主席。我忙翻出名册一查，有这个人。便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听了我的报告，他连连点头：“你不认识，我告诉你，他是河南人，是红军干部，细高细高的，你请他来吧。”

　　我忙赶到西门，果然是名细高细高的河南人，当时大约四十岁左右。我带翟作军来到菊香书屋。

　　毛泽东从办公桌后立起身，迎过来与翟作军握手，亲切随便：“来了？请坐。怎么样啊？你现在？”

　　翟作军先敬礼，后握手：“我在空军工作。”

　　“那好么。你坐，坐下说。”

　　我送上茶，便退出来。毛泽东待客总是一杯清茶。

　　半小时后，值班室电铃响了。我来到书房，他们还坐在那里聊着什么。翟作军显然熟悉毛泽东的习惯，一见我进门便自动立起身，告辞说：“主席，我走了。谢谢主席。”

　　毛泽东送客到门口，在门坎里停住脚。翟作军最后敬一个军礼，便由我送出中南海。

　　后来毛泽东去武汉时，翟作军又到东湖宾馆去看过毛泽东，仍是谈半小时便告辞。毛泽东还曾给翟作军写过信。类似这样的接见每年都要有几次。一般不留吃饭，除非是刚刚离开。比如李连成、田云玉刚离开主席的那一年，过春节毛泽东接见他们，便留在家里一道吃饭。毛泽东一般不喝酒，那天给离开的卫士敬了一杯酒，自己也干了杯。他的脸立刻红了，深情地望着过去的卫士们说：“欢迎你们常来看我，我会想你们的。”

　　凡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只要来信说生活困难，毛泽东无不解囊相助。他的工资开销计划表上，帮助身边同志是一个专项。有时不够了，就动用稿费。

　　毛泽东多次说过：“他们帮过我的忙，我不能忘记他们。”

　　但是，毛泽东不曾帮助一个身边工作人员“飞黄腾达”去作“大官”。他的临别赠言总少不了这样几句话：“安心搞生产”，“要夹着尾巴做人”，“生活有困难就给我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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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如何？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他对子女真疼爱，要求也真严厉。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从苏联留学回到延安。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丁旧衣，叫他下乡跟着边区劳动模范去学习种田，那故事已经为大家熟知。我这里主要讲他们家庭生活中的事情。

　　“抗大”有位北平来的女学生，姓傅，长得很漂亮。江青对毛泽东的长子还是热情关心的，见到姓傅的姑娘，立刻动了一个念头。星期天，把毛岸英和傅姑娘都约到她那里，吃饭聊天，高高兴兴玩了一天。

　　傅姑娘走后，江青问岸英：“你都二十三、四了，该找对象了。你看傅姑娘怎么样？”

　　毛岸英脸红了。延安不比大城市，像傅姑娘这么漂亮的确实不容易见到。片刻，毛岸英喃喃着问：“我爸有这个意思吗？”

　　“只要你同意，他那里我说一声就行。”江青兴冲冲地去问毛泽东说。毛泽东却摇头：“见一面就定终身，也太轻率了吧？孩子年轻沉不住气，你也沉不住气？你叫岸英来。”

　　江青关照毛岸英：“你爸叫你去呢，现在可就看你的态度了。”

　　毛岸英来见父亲，红着脸表态：“我觉得人还挺不错……”

　　毛泽东笑了，不失幽默地说：“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理解。可是，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

　　毛岸英赧颜地闷声不响。

　　毛泽东敛去笑容，换上严肃的口吻：“除了漂亮，你还了解她什么？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从北平来，我们对她不了解。婚姻对你来讲，既是终身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果然，毛泽东考虑得有道理。那位傅姑娘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跑回北平去了，并且在报纸上写文章辱骂延安。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说：“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哟！”

　　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后，毛岸英与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被分配到附近农村搞土改，接触中渐渐有了感情。经邓颖超和康克清帮忙，毛泽东同意他俩确定了恋爱关系。

　　就在毛泽东帮我出主意，使我和韩桂馨确定恋爱关系的同时，毛岸英也来找父亲了。

　　“爸，我跟思齐的事，康妈妈跟你说过了？”

　　“嗯。”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头也不抬地应一声。

　　“那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吧？”

　　“思齐多大了？”

　　“十八。”

　　“你要说实话。十八，周岁虚岁？”

　　“虚岁。可也差不了几个月……”

　　“差一天也不行。我这里忙，你去吧。”

　　毛岸英高兴而来，丧气而去。相比之下，毛泽东对我的婚事要积极关心得多。我又感动，又有一丝不安。

　　那天，我们蹲在院子里吃饭。行政处本来安排毛岸英吃中灶，但是毛泽东不允许，对毛岸英说：“你妹妹（李讷）从小就是吃大灶，你这么大个青年，还需要我提醒吗？”毛岸英什么话也没说，拿起饭碗就同我们一起吃了大灶食堂。我们习惯蹲在院子里吃饭，恰好一只公鸡在追母鸡，扇起尘土来。我忙站起身避飞尘。毛岸英没有动，触景生情发一句牢骚：“公鸡还要找母鸡呢，我可是个人，我都二十七了！”

　　我未免愧怍。我才二十一岁，已经准备结婚，岸英比我大五六岁还不能结。我小声出主意：“别急，等主席高兴的时候你再去说。”

　　华东传来歼敌七个旅的捷报，我告诉岸英：“主席唱京剧了，快去吧。”

　　毛泽东高兴起来喜欢唱几嗓子京剧。毛岸英马上赶到父亲的办公室，想搞个既成事实：“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天结婚。”

　　“不是告诉你暂时不要结吗？”

　　“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作主吧。”

　　“你找谁结婚由你作主，结婚年龄不到你作得了主吗？那就要由制度和纪律作主。”

　　“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毛泽东将笔重重放在砚台上，“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

　　毛岸英满腹委屈地退出。毛泽东也气得直呼粗气，独个儿嘀咕：“本来高高兴兴的，叫他又给扫去一半！”

　　毛岸英回到房间想不开，心里又急又恼，便躺在床上哭闹起来，谁劝也劝不住。警卫排长阎长林报告江青，江青作为后娘不好出面，怕引起矛盾，说：“还是让他爸爸去说说吧。”

　　于是，阎长林便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勃然大怒，掼下笔大步出门。我怕他要打儿子，忙紧紧跟上，准备劝。可是，毛泽东连儿子的门也没进，就站在门口吼了一嗓子。毛泽东不吼则已，一吼便如雷鸣，惊天动地：“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一嗓子，毛泽东只吼一嗓子，正在床上哭闹的毛岸英立刻老实了。一动不动，声息全无。

　　毛泽东转身就走，根本不屑说第二句。

　　几个星期后，毛泽东在村边散步，碰到毛岸英从邻村下乡回来。毛岸英跟父亲打声招呼便想溜，毛泽东抬手叫住他：“你不要躲我。结婚的事想通了吗？”

　　“想通了。”毛岸英垂着头说，“是我不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过年以后再结婚。”

　　“这才像我的儿子嘛！”毛泽东满意地摆了摆手，“你去吧。”

　　继续散了一阵儿步，毛泽东忽然立住脚，望住我问：“银桥，你说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亲？”

　　我想了想，说：“感情上还是跟我们亲。”

　　毛泽东不置可否，若有所思地说：“我跟我的儿子，几年难得见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难见几面。我只是和你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和我家里这点事，瞒天瞒地瞒不过你们。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我死了以后可以讲，要讲实话。”

　　后来，到1958年，号召工农兵写文章。我想写毛主席，毛泽东又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写，要如实写。”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战。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过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任务很重，不好离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一句：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来了电报。叶子龙同周恩来、江青商量一番，没有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到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没敢说一句劝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了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眼，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着茶几上的烟盒。他去拿烟，两次都没有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从牙缝往里吸烟的咝咝的声音。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咝咝声。也许是烟雾熏了毛泽东的眼睛，也许他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变湿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用力拧熄在烟缸里，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把头扭向一边，我哭了。

　　毛泽东没有哭，又吸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我只听清几句：敌机轰炸，扔燃烧弹，毛岸英从防空洞里出来就没回去，烧死了。更多的话我没听到，因为我脑子里总是回荡着那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岸青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第二个儿子，长得很像父亲。杨开慧烈士牺牲后，他小小年纪便吞尽了生活的苦果，尝遍了流浪乞讨的辛酸，身体受到很大损伤。毛泽东对岸青疼爱关心，知道他身体不好，不像对毛岸英要求得那么严厉。并且经常亲自过问岸青的治疗情况。

　　1957年，毛岸青在青岛治疗休养。8月上旬，毛泽东来到青岛，住在青岛交际处。他派我把毛岸青接来，父子俩悄悄谈心。毛泽东过去与毛岸英谈话，主要是谈学习，谈政治，谈工作。与岸青更多的是谈学习、生活和身体。毛泽东听说医院有名女护士对毛岸青照顾很好，两个人有了一定感情，就请警卫处派人去医院了解一下情况，顺便看看毛岸青生活医疗的环境条件。警卫处派了警卫员徐永福去医院，详细询问了毛岸青在医院里治疗休养的情况。回来后，徐永福写了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材料，特意请卫士田云玉向徐永福转达谢意。毛泽东说：“你告诉小徐，材料写得很好。谢谢他，代我谢谢他。”

　　毛泽东对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也是既富疼爱之情，又保持严格的家教。李敏刚生下来时，邓颖超抱起孩子，深情地端详着说：“就是个小娇娇。”于是，她便有了“娇娇”这个动听的小名。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为她取了个学名：李敏。

　　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对古文很有研究的毛泽东，为两个女儿分别取名李敏和李讷，寄托了自己的愿望。

　　李敏和李讷自小就是跟随我们警卫战士吃大食堂。上学后便在学校食堂吃饭。她们并没有随父亲一道享受共产党主席的“小灶”。考上大学后，吃住便都在学校里。同所有普通人家的子女一样，一个宿舍住六个或八个同学，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她们总是穿一身旧蓝布衣服，和大家一样上课，一样下乡参加劳动，一样走路，一样挤公共汽车。如果不加说明，没有谁会想到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

　　李敏的情况，看过王行娟所著《贺子珍的路》便可以有个基本了解。我这里不多讲了。我主要讲讲李讷。

　　大约是在1956年左右，毛泽东有一次散步时，曾问过我：“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呢？”

　　我说：“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我说：“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

　　毛泽东又摇头：“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个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说：“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

　　毛泽东笑了：“你为革命做了贡献么，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做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出息了。”

　　在毛泽东的子女中，李讷相对来说吃苦不如她的哥哥姐姐多，但我始终认为她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吃苦多。我1947年到毛泽东身边，李讷才七岁，便跟我们这些当兵的一样行军，一样风餐露宿，一样地经受了飞机轰炸，听惯了子弹的啸叫，闻够了硝烟的辛辣！

　　我至今记得那个小人儿，刚刚七岁的小姑娘，行军之余，举着一个小搪瓷碗，和众多战士们一样，排队从大铁锅里分到一份黑豆。一声不响蹲到墙根，用小手捏出咸水煮过的黑豆放在嘴里嚼着，嚼着……她和大人们一样胀肚，没完没了放屁。那双天真烂漫的大眼里对于放屁流出一丝羞涩，却从来不曾叫过苦！

　　是她，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生活的间隙里，用那可爱的童音唱出京剧给我们带来休息和欢乐。

　　毛泽东对这个小女儿格外疼爱。我记不得有多少次了，毛泽东紧张工作之余，抱住李讷，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乖娃娃……”李讷呢？李讷便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喊：“爸爸，我的小爸爸，乖爸爸……”

　　然而，就是这样亲的父女之情，毛泽东却不许女儿同自己一道吃小灶！建国后，毛泽东身为共产党主席和人民共和国主席，阿姨理所当然提出要求：“主席，让李讷跟你们一道吃饭吧！”毛泽东断然地做了一个手势：“不要跟我，还是跟你。你带她一起吃大食堂吧。”

　　李讷是我眼看着长大的。她考入大学之后，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太安全。我便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汽车停在校外僻静之处，然后我进校找她，出校后再悄悄坐车回家。我认为这样做学校里的同学们不会知道，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可是，这事被毛泽东察觉了，严厉批评了我。我不服气，争辩说：“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毛泽东严厉地盯住我问：“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我大声说：“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孩子呢？”毛泽东一怔，刚要发脾气，我又抢着说一句：“别人的孩子敌人不感兴趣，毛泽东的孩子国民党特务可是很感兴趣呢！”

　　毛泽东转怒为喜。国民党正在叫嚷反攻大陆，对我的敌情观念他感到满意。但他还是说：“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自己骑车子回来。”

　　江青在旁边说：“我不到十岁就学会走夜路。孩子不小了，你不要放不开。你去吧，照主席说的办。”

　　1960年冬，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冬天天黑得早，不许接送，孩子常常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趟。那段时间李敏身体不好，在家里休息。李讷仍在学校吃住。我派卫士尹荆山去看望李讷。李讷脸色不大好。小尹问是不是生病了？孩子忸怩半天才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

　　尹荆山回来向我汇报，我听了心里又急又难过。且不论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单凭当年一起转战陕北的情谊，想到她吃了黑豆仍然为我们表演京剧的情景，我也不能不管哪！我搞了一包饼干悄悄给孩子送去。

　　李讷眼睛骨碌碌转，观察附近没人，忙把两片饼干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吞下。吃这点东西就像作贼一样怕人发现。我心里一阵阵发酸。她舍不得多吃，小心翼翼藏好，准备慢慢“享受”。我说：“吃吧，我还给你送。”

　　然而，事情被江青知道了，狠狠剋了我一顿。我顶了她几句。因为有教训，她不敢像训卫士那样训我，怕我跟她吵架，便跑去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把我叫进屋，声色俱厉：“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我不怕江青发脾气，但是害怕毛泽东发脾气。我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毛泽东拍了桌子，“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我再不敢言声，也再不敢给李讷送饼干。回到家里，我向爱人发牢骚，说江青向主席打小报告批评我。嘴里这样牢骚，但我心里明白，江青在这件事上做得还是对的。毕竟李讷是她的亲生女儿。

　　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来。卫士尹荆山在倒茶时提醒毛泽东：“主席，李讷回家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掀起眼皮，目光柔和，含着感激：“嗯，那好，那好。”

　　小尹忙去报告江青。江青略一犹豫，小声说：“多下点米，多放点油。”

　　毛泽东没有专门吃饭的饭厅，每次都是卫士用食盒把饭提到卧室或办公室吃。今天搞了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炊事员得意地说：“我今天多下了一倍的米！”

　　李讷在毛泽东卧室里向父亲汇报学习情况。末了委婉地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呢，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噜叫。”毛泽东教育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他还开句玩笑说：“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呵！”

　　尹荆山进去招呼：“主席，饭好了。”

　　“嗯，今天一起吃饭。”毛泽东拉住女儿的手，一起走到饭桌旁。

　　李讷抓起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她深深地、深深地吸吮着香气：“啊，真香哪！”她望着父母灿然一笑，那么天真可爱！

　　江青望望女儿，望望毛泽东，想说什么，可是卫士们侍立旁边，她便忍住了。勉强笑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女儿碗上。

　　“吃吧，快吃吧。”毛泽东用筷子示意。

　　李讷向嘴里拨饭。饭太烫，她咝咝地向外吹热气，吹几下便咽下去，眼睛烫得湿润了。

　　“吃慢点，着什么急？”毛泽东尽量平静地说。他轻轻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不自然。

　　李讷瞟一眼侍立的卫士，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

　　“吃菜，多吃菜。”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她脸色有些苍白，嘴唇保持开始那种笑的样子，却是哆嗦着僵硬的。她望着李讷吃饭，那目光神色是母亲所特有的。

　　李讷在父母面前不拘束，慢吃不了几口又变成狼吞虎咽，几乎嚼也不嚼就把一口口饭菜吞下去。在她朝嘴里拨饭时，偶尔掀一下眼皮，目光沿着上眼皮匆匆扫过桌面，她在看饭菜还剩多少。

　　开始，毛泽东还在慢慢陪女儿吃，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点什么。渐渐地，他不说话了。默默地夹一筷子菜或饭往嘴里送。嚼得那么慢，那么慢……终于，他停了筷子，停了咀嚼，怔怔地望住女儿出神。

　　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她接连几次喘粗气，便盯住毛泽东不动了。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李讷好容易把嘴离开饭碗。

　　“哦，”毛泽东不着边际地笑笑，“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他说着，抓起报纸侧了身看，头轻轻晃着，仿佛看得专注，念念有词。

　　江青胸脯微微起伏，忽然端起碗，把剩的半碗饭拨到李讷碗里，起身匆匆离开。她眼里已经充满泪水。

　　毛泽东似乎什么也没看到。可是，江青刚走回她的房间，毛泽东便抬起头对女儿讲：“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剩米饭……”

　　他没有讲完。李讷心思只在吃饭上，说：“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打扫完。”毛泽东目光在女儿脸上稍触即离，好像不敢多看。重新盯住报纸，手在桌上点了点：“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其实，李讷也不了解父亲平时吃什么。如果她知道父亲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马齿菜，她一定不会这样“放肆”了。她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夹起来往嘴里送。两眼可怜巴巴朝桌子上转，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爸爸，我还要发育呢，饭量特别大……这么大窝头我能吃三个。”她比划着碗口那么大。

　　毛泽东没有看，始终盯着报纸，只是含住下唇习惯地吮一吮。

　　“今天的饭菜真香哪，可惜……”李讷瞟一眼父亲，又带着孩子气的狡黠望住卫士：“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

　　尹荆山猛地转开脸，泪水夺眶而出，直朝厨房跑去。

　　“唉，李讷这孩子也真受苦了。”炊事员找出两个白面和玉米面掺半的馒头，卫士等不及他在火上烤，便拿来给了李讷。

　　李讷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着父亲，掰一块馒头擦擦盘子往嘴里塞。尹荆山拿来热水帮李讷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地涮了喝。毛泽东喉咙里咕噜响两声，站起身，什么也没说便走开了。他先朝院子走，又突然转向屋子，可是没进卧室又转身朝院子走。他似乎自己也不明白要干什么。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卧室，叫卫士们退出。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圈红红的，显然哭过。我们明白这是为什么，都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和全国老百姓比起来，她还算好的。”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叹了两口气，不无忧伤地说：“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分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这句话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它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子女的疼爱之情和严格要求。1980年我和爱人终于能自由看望李讷了。她独自带了儿子生活，日子过得有些艰难。我们劝她再找个对象，她说：“唉，我妈妈是‘四人帮’，谁肯找我啊？”这时，我又想起了毛泽东说的那句话。我和我爱人劝她：“你别这么说，你爸爸还是人民领袖呢，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后来，我和爱人给她介绍了一个人，就是过去为毛泽东站过岗的警卫战士王景清。他们结婚时，杨尚昆同志还送了一个大被套，一包巧克力糖。因为李讷小时候很爱吃巧克力糖。还写了贺词，把自己和全家人的名字全签上了。

　　王光美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也表扬我们说：“你们办了件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

　　不久前，我和爱人去李讷家里串门，李讷留我们吃饭：“你们尝尝老王做的凉粉和荞面扒糕吧。”我们惊讶地问：“哎呀，老王还会做凉粉和扒糕？”李讷说：“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他什么都会做，比我强多了。”

　　看来，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我内心获得很大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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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说说毛泽东的幽默吗？

　　在我接触的领袖人物中，毛泽东是较有幽默感的人。这种幽默在不同场合与形势下，有不同表现。从这一点看，银幕上的“毛泽东”就缺少了有血有肉的性格。银幕上的“毛泽东”有时也说几句幽默话，但是举止、音容与生活中的毛泽东总是有些貌合神离。就比如走路吧，毛泽东并非总是庄严或稳重。他非常喜欢晃肩扭腰，手舞足蹈，全身活动着走路，很有些像公园里某些活动着的老人。你想，他办公常常一坐十几个小时，全身发僵，走路时还不想活动一下全身吗？每当他从卧室出来去颐年堂参加会议时，短短一段路也要晃肩扭腰，手舞足蹈地走路。一旦到了大庭广众之下，才改成庄严或稳健的步子。当他手舞足蹈时，还要有声有色地呼吸，并且朝跟随的卫士递个眼色，那是无声的幽默：“发愣干什么？我也是人哪！”

　　毛泽东的幽默，很能够反映出他的优秀品格。

　　毛泽东在危急时刻，常常有幽默之举，不但表现出一个领袖人物从容镇定，每逢大事有静气，而且也能反映出他那高超的洞察力，因而以自己的信心鼓舞起全军的士气。

　　胡宗南进攻延安，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王家坪被烟尘笼罩，燃烧弹在毛泽东的门前燃烧，弹片飞了一地。卫士们冲进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毛泽东依然在聚精会神地查看地图。

　　“客人走了吗？”毛泽东看着地图。

　　“谁，谁来了？”卫士怔愣住。

　　“飞机呀，”毛泽东手中的笔朝天上一指，“喧宾夺主，讨人嫌。”

　　于是，卫士们都笑了，紧张全部消失。

　　转战陕北时，从小河村出来，走到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向导迷了路。大雨倾盆，五六万敌人就在山下的沟里运动，时时响起零落的枪声。同志们又饿又冷又紧张，紧紧靠拢到毛泽东周围。毛泽东忽然笑了一声：“嘿，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了。”

　　于是，大家的心便安定下来。

　　在困难时刻，毛泽东又会表现出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幽默。

　　记得转战陕北，有天夜里住进田次湾。十几个人与毛泽东挤入一座窑里睡。房东大嫂不安地一再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毛泽东依着大嫂说话的节律喃喃着：“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说得大嫂和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胡宗南的进攻，陕北闹粮荒，从梁家岔开始，我们天天顿顿吃黑豆。毛泽东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因为吃黑豆胀肚，放屁放得坐不稳，便起来散步。

　　走到院子里，院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朱老四，大概是抽烟抽的，牙齿很黑。他又喜欢咧嘴，一咧嘴就露出两排黑牙。毛泽东看到了，煞有介事睁大眼睛：“哎呀，老四同志，你的牙齿怎么这么黑哪？吃黑豆吃的吧？”

　　朱老四咧着嘴正不知如何回答好，却“噗”地放了一个屁。

　　毛泽东像听到回答一样点点头：“不？噢，不是就好。”

　　这一来，朱老四也忍不住，红着脸，抓着后脖梗憨笑起来。我们也全都笑出了声。毛泽东笑了一阵，语气一转，对大家说：“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陕北就是这么大个地方，每年打的粮食，就够自己吃的。现在敌人来了十几万，又吃又毁，粮食就更困难了。不过，这也不要紧，我们要度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他盯住朱老四，抱不平似地问：“你说，难道只许他们吃我们的，我们就不能吃他们的？”

　　朱老四点点头，用力憋出一句：“吃狗日的！”

　　同志们又是一阵开心大笑。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七个月没吃肉，青黄不接的时节有二十多天没吃一粒粮，只吃菠菜、马齿苋等野菜，谁劝也不听。

　　有一天我帮他做睡前按摩，脚脖子小腿骨那里，皮肉按下去一个坑就起不来。这是浮肿。我忧虑地劝他说：“主席，你太缺乏营养了。你看……”

　　不等我说完，毛泽东接过话头说：“看什么，脚脖子都长胖了，你还说我缺营养？”

　　毛泽东在胜利的时候，春风得意、十分高兴的时候，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幽默。

　　沙家店战役获胜后，毛泽东首先表现出的不是大笑和欢呼，而是替胡宗南遗憾，带着同情、悲悯的语气叹息：“唉，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那样想，他就那样办……”

　　于是，毛泽东把胜利后的开心大笑送给了同志们。

　　很多人都熟悉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凉亭里看解放南京的胜利捷报的照片。摄影师照完那张相后，抬头望见我们工作人员。在这种时刻，我们是很想同毛泽东合一张影的，但又说不出口。

　　毛泽东从我们眼神里看出了什么，先问摄影师：“你为什么给我照这张相呢？”

　　“解放南京了，多有意义啊！”

　　“噢，有意义就要照相。”毛泽东转向我们工作人员问：“你们不觉得有意义吗？”

　　“有意义！”“给我们和主席合一张影！”

　　在大家高兴的喊声里，毛泽东走出凉亭，同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合了一张影。

　　五十年代，毛泽东视察海军，参观了舰艇很高兴。接见海军官兵时，指战员们虎威虎势列队甲板，那气氛的严肃是可以想象的。毛泽东集共产党主席、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穿着他那双大头棕色皮鞋从队前走过，厚重的鞋底敲击甲板像历史车轮滚过一般撼人心魄。行注目礼的官兵们紧张、激动、兴奋，个个身体绷得如铁板一样。

　　突然，毛泽东在一名黑瘦的战士面前站住，亲切地望着他。刹那间，记者做好准备，海军首长做好准备，都料定毛泽东将发表重要讲话或是同战士讲一些有重大意义的、带指示性的事情。战友们都从眼里流出羡慕的神色。那名黑瘦的小战士胸膛有些起伏，随时准备用响雷一般的声音回答领袖的问话。

　　可是，谁也没料到，毛泽东用一种轻而柔和的声音问：“你是不是饿的？”

　　战士一怔，毛泽东先笑了。于是战士泄了气，想起自己又黑又瘦，不由得也笑起来。凡是听到问话的战士也都笑起来，接见气氛从紧张严肃一下子变成了热烈活泼。

　　毛泽东日常生活中，与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相处随便，更是不乏幽默。

　　记得第一次游长江时，我照顾毛泽东换好游泳裤后，自己也脱了衣裤，换游泳裤。我发现毛泽东在打量我。

　　“银桥啊，你已经比较伟大了，发展下去就比我伟大了。”毛泽东一本正经说。我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甚至有点不安。毛泽东忽然拍拍我的肚皮：“你肚子大了啊，快跟我媲美了！”

　　我笑了，往回收肚子。

　　毛泽东又拍我肩膀：“你直起腰来，背不要驼着。也快随我了呢……”

　　毛泽东有些驼背，我也有点驼背，忙挺胸收腹说：“岁数不知不觉就大了，可我是做不出主席的贡献了。”

　　“才而立之年就这么泄气？我老了，你还是大有前途的。”毛泽东说着，走了出去。

　　毛泽东连续工作时，常需我们一再提醒才肯到室外散步。每次散步，他常交待一声：“看着表，十分钟。”

　　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我总是瞒时间。可毛泽东身上总像装了一座生物钟，每到十分钟左右必要问：“怎么样，到钟点了吧？”

　　我便说：“还差两分钟。”

　　“你那个表总是犯路线错误，要改也难。”毛泽东嘀咕着，不再问时间，自己数着走百步，便回屋继续办公。

　　有一次，我指挥几名卫士利用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准备将他书房里的大沙发搬到另一个房间去。试几次，搬不出门，只好又放回原处。

　　毛泽东回屋来，见沙发仍在原处，便问：“怎么没搬出去？”

　　“门太小，出不去。”卫士封耀松说，“干脆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看我们，又看看沙发，作严肃思考状：“唉，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呢……”

　　毛泽东在与专家或领导干部谈论国策之后，常有踱步走到警卫人员里，就同一问题听听战士们意见的习惯。我们也乐于在他面前发表见解。便问：“什么事啊？主席。”

　　毛泽东皱眉作不解之色：“你们说说，是先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这所房子呢？”

　　我们都红了脸，这还用说吗？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沙发搬出门去。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你随便找哪个卫士问问，他都可以给你讲几条。毛泽东的幽默绝不是哗众取宠，也不只是为了活跃气氛。他的幽默总是能给人信心、欢乐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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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喜欢听大家喊万岁吗？

　　我想起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这段话是对我们许多卫士和警卫战士讲的。是在他休息时，同我们聊天开玩笑，我们有的人拘束，他讲了这段话。

　　我第一次听到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是1947年夏天的事。我说的第一次，不包括平时开群众大会呼口号，而是指群众面对毛泽东自发的欢呼声。

　　就是刘戡七个旅的追兵紧追不舍的那一次，中央纵队离米脂二十里，甩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经井儿坪、陈家沟，翻一架山，到米脂至葭县的大川里。大路上很少遇见老百姓，可是一拐进山沟，人渐渐多了。地里有人做活，路上有人挑担。再往里走，正逢集市，人来人往，买卖东西，非常热闹。显然，敌人还没来过这里。

　　毛泽东在马上皱起眉头，因为追兵不到三十里，一场劫难很可能即将发生。他令警卫排长叫来群运组的同志：“马上把你们的人集中起来，到群众里去，向老乡们宣传坚壁清野。敌人跟脚就要到，不能让乡亲们受损失，也不能让敌人吃饱肚子！”

　　毛泽东又向支队参谋长下令：“不要惊扰集市上群众，部队绕镇外走。”

　　可是，群众已经看到了这支队伍，纷纷拥到镇外。那时的军民关系确实如鱼水之情，老乡们争抢着向同志们问好。那时，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普天下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限于条件，就是在老解放区，人们见到的也只是画像，没见过照片，更少有人见到真人。何况，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一直使用化名李德胜，所以多数时间不曾被人认出。有的房东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天，天天念叨毛主席，却不知道毛泽东就坐在他对面。

　　这一次却发生了意外。人群中忽然响起没有十分把握的惊叫声：“毛主席？”

　　毛泽东在马背上蓦地转脸，完全是出于本能地朝那叫喊的方向望了一眼。一瞥之间，第二道惊喜的叫声已经响起：“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人群里陡地起了波澜。镇子里的人丢下算盘秤杆，丢下货物不顾，拔腿就朝镇外跑，立刻汇成奔腾的洪流。已经到镇外的群众抢先一步朝马上的毛泽东拥过来，欢呼声惊雷一般响彻云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队伍完全卷入沸腾的人流中，挪不动步。毛泽东在马上朝群众招手，脸上露着安静的微笑，但是眼睛有些湿润。同志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并且也感到光荣、自豪。我们自然而然将这种欢呼看作是群众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拥护和热爱。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理想、信念和力量的代表。这次欢呼，不像二十年后红卫兵的欢呼那么狂热，但是，那种真诚朴实、亲切热烈的情感，却是更能动人心魄，使人激昂感奋，热泪哽咽。我看到孩子们奔跑着欢呼跳跃，看到青壮年们举起森林般挺立的臂膊，看到婆姨们挤挨着踮脚眺望，——一种暗暗欣喜又是春意盎然的神采笼罩着她们的眼睛，荡漾在她们的唇际。头上包着白羊肚毛巾的老汉扔掉羊铲，擦着脸上的泪水，挤到毛泽东的马旁探着手只触到一下毛泽东的后衣襟，爬满皱纹的褐色的脸孔便放射出青春的光彩！

　　没有报纸广播“大树特树”，若是一定说有，那便是国民党的咒骂：“土匪”、“强盗”、“魔鬼”。毛泽东完全是用事实来说话。他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用最通俗的语言向老百姓说明深奥的道理。他用他的思想、理论、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杰出的领导艺术，赢得一大批追随者，又通过这批追随者团结了绝大多数的群众，于是，他成为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爱戴的领袖。

　　我认为，那时毛泽东喜欢人民喊万岁，希望人民喊万岁。因为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个意思；因为万岁不万岁是衡量党的方针政策的标志；因为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

　　大军过江，向全国进军，筹备政协会议，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毛泽东日理万机，忙而不乱。5月2日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

　　记得那天游人很多，入园门时，有人认出了毛泽东。我只听到一片惊讶激动的议论声：“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人群中响起鼓掌声，但是不曾喊万岁。

　　游船准备靠岸时，我们看见湖东岸已经聚集许多人，建议转向东南角靠岸，让毛泽东从南便门上车回去。毛泽东摇头：“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不要怕群众嘛。”

　　游船向东岸靠近，岸上的人群起了波动。当群众看清船上的毛泽东时，欢呼声骤然爆发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上了岸，立刻被欢腾的人群包围，无数手臂伸出来争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这时，毛泽东并不愿意突出自己，他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在身边，肩并肩、甚至照顾柳亚子在前半步。上车也是照顾柳亚子上车，然后自己再上。

　　车上，毛泽东兴高采烈，作着简单手势说：“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游园。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5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香山门前的广场上接见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们分乘八辆大卡车驶来香山，一路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怎么唱也唱不够。

　　早几天接见全国妇女代表时，代表们欢呼跳跃，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连绵不断，响彻云霄，止也止不住。这一次接见青年代表，毛泽东很注意与朱德统一行动。朝青年代表们走过来时，毛泽东虽然稍走前一些，但是可以看出，他注意着不要和朱德拉开距离，时时放慢一下脚步，照顾朱德跟上来。

　　于是，青年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也喊出了“朱总司令万岁”！

　　青年代表朗读献词，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在黑暗中倾听着您的声音。您的声音是我们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

　　回到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很高兴，说：“青年代表们说我的声音是他们希望与勇气的来源。在我看来，中国青年的声音也是我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

　　我感觉，那时群众喊万岁和毛泽东听到群众喊万岁的态度都是正常的。毛泽东确有丰功伟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他的英明和正确。人民真心崇拜他，他也能注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后来在一片赞誉声中，毛泽东可能滋长一些骄傲情绪，但我的感觉，他仍然不乏警惕性。朝鲜停战后，大概是第二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二十四箱苹果。

　　一般国内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公。这一次因为是金日成所赠，又是不宜保存的食物，所以毛泽东吩咐我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

　　我将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恰好是春节前夕，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打开纸箱，忽然都傻眼了。那是国光苹果，拳头大小，整齐匀称。问题是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

　　那字擦不掉，后来才明白，是早早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便有人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皱起眉毛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二十四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我们吃掉了。这种事情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吗？恐怕要比“芒果”抬得更高，供奉如神物一般。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去登山，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抬上山。抬上山的只能是别人。现在有些人喜欢“反思”，反思毛泽东多，反思自己少。“家长制”和“一言堂”情况的发生，责任不能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也不能全推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头上。毕竟，山呼万岁的绝大多数并不是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始是警惕这种“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的，刚才讲的吃苹果是一个例子。不许在天安门广场为他竖铜像，称之为“只有讽刺意味”也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我认为，再伟大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山呼万岁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天天面对万岁的呼声，不习惯也会习惯起来。终于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

　　万岁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脱离群众了；越脱离群众，就越容易被神化；循环发展，悲剧就会产生。

　　1952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像转战陕北时期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戴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那时的情况是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的肖像却越来越多，天天处处都可见到。正是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子竟然认出了戴口罩的毛泽东。

　　“毛主席！”孩子一声惊喜的叫喊，人群轰地一下乱了，潮水一般拥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尚昆、杨奇清在外面保护，我们卫士在里面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反正倒不了。就那么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向政治局做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他只是从心底发出一种微笑，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常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戴河，他曾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有关部门怕主席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走，但必须戴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农民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而来。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便不容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们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没有自由了。

　　你不相信，你难以想象，是吗？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员吧，遨游十万八千里却始终在一个密封舱里。也许我这个比喻不恰当。

　　毛泽东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是个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他领导全国，但他不能随便走出红墙一步。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1955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我跟随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我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当时饭馆不到营业时间，所以事情好办，好警卫。饭馆里只有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不爱吃羊肉，吃不几口，他只是深情地环顾属于饭馆的一切。这一切能够唤醒那些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丁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屈指可数！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做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得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自从“毛主席”与“万岁”成为不可分割的词组后，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喊毛主席就必然有万岁，喊万岁就必然有毛主席。刹时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尽管其中许多人想见却并没见到毛泽东。这种欢呼场面同我在陕北见到的欢呼场面已经有所不同。陕北老乡喊万岁，不同年龄、性别的人有各自鲜明生动的特色；天津群众喊万岁缺少各自的特色，表现的是同一种形态的热烈，或者还带着盲目。

　　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跟着挤，都想看一眼毛泽东嘛。毛泽东想到群众中去，我们自然不答应。其实这种情况、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再不可能像在陕北那样捏着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聊家常，调查研究社会实际了。人和“神”只有祈祷和恩赐的关系，不可能有平等对话的关系。

　　从上午十一点多到下午五点多，我们被包围了六个多小时。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入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骠悍精壮的战士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护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被战士们硬塞进去了。然后，仍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包围圈。事后收场，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七筐半。

　　在北戴河，毛泽东曾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发脾气。今天面对天津人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的群众，毛泽东又不无陶醉地笑了。他也是只说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

　　这话是褒还是贬？

　　此后毛泽东只要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有关部门便举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即便不说毛泽东的安全，也须考虑不要惊扰正常的社会生活啊。毛泽东一生英雄，却不得不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低头让步。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我亲耳听到毛泽东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可是十年后，到了1959年，我在庐山又亲耳听他说“赤膊上阵”写了万言书的彭德怀：“彭德怀，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是充满自信的挑战。他相信自己远胜于相信彭德怀，甚至胜于相信集体。

　　人是会变化的。毛泽东也不例外。

　　毛泽东曾经喜欢“万岁”，后来厌烦“万岁”，再后来又陶醉于“万岁”。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之中。到了晚年，我虽然不在他身边，但是和许多人一样，可以感觉到他越来越限于口头上反对“万岁”，反对搞个人崇拜。而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听任对他个人崇拜发展起来，有意无意鼓励了对他的“神化”运动，结果导致了十年“文革”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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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8年12月的一天，我去看望《十月》副主编张守仁同志。我喜欢同他聊天，每次聊天总是有所得益。何况，他对作者的诚恳、热情对我总是有着一股吸引力。

　　话题是从他刚为我编发的作品《巨人的魅力》议论起。因为作品写的是毛泽东主席，自然而然便谈到了毛泽东。我讲了几段毛泽东生活中的故事，守仁同志拍手叫好！他的情绪感染着我，我进入了兴奋状态，滔滔不绝。他却陷入沉思，忽然发问：“你能不能想一种方式，比较全面地写出毛泽东的性格？把伟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来写，读者会有浓厚的兴趣。”我想了想，说：“我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过许多问题……”“对，就以问答的形式来写！……”

　　那天日落前，这部作品的构思便在我们的议论中产生出来了。

　　感谢《十月》编辑部的同志们。

　　权延赤19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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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一章

　　宋家川渡口。黄河弯成弧形，闪出黯淡的光。长风劲吹，涛声灌耳。沙岸一片苍凉。天空缓缓蠕动着团状黑影，那是春季的云。忽而露出嫩黄一轮弯月，夜有了一些透明。于是，河里颠簸的木船、河岸凝固的人马，便像浸过显影液一般悄然浮出。

　　一声烈性马的嘶吼冲破沉闷，直达霄汉。沙岸上起了一阵骚乱。一匹铁青马前蹄腾空，人立而起。高昂的头颅勒挺了辔头，前胸宽阔地敞开，后肚带将腹部的皮肉勒出条条皱纹。它两眼望着昏蒙的远方，似要纵情一跃，跳过河东。在它左边，温顺的沙栗色牡马受了惊，频频摇头，倒动四蹄闪避。侍立马后的贴身卫士刹那间抢出，一把抓住马缰绳，顺势扶稳马上的骑手：“胡、胡必成同志，小心！”

　　他叫惯了周恩来，还不习惯叫胡必成这个化名。

　　“没关系，有经验了。”周恩来晃一下弯曲僵硬的右臂，旋又望望河心。那些木船似乎颠碎了，融化在焦油一样浓稠的黄河水中，流向前程未卜的远方。可是他仍在望着，好像真能望见刘少奇和朱德踏上河东的黄土地，带领工委的同志奔赴晋察冀……

　　贴身卫士和环立身后的武装警卫的目光都落到铁青马身上。那马已经住了嘶吼，喷着粗气，仍然耸立着坚持几秒钟，猝然落下前蹄。鼻翼翕动着噗噗作响。修长的躯体向右旋转，掠着右侧的镫鼻，牙齿嚼响辔头，嘴角浮出褐色唾沫。它用力踏响四蹄，还尥了三个蹶子。然而，女骑手连同座下的鞍屉和铺毯胶一般粘在马背上。她仍然远望河水，右手扯紧马缰，左手轻抚马颈，嘴唇撮拢，嘘嘘有声。于是，烈马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委屈地垂下长鬃，渐渐安静下来。

　　卫士们没有谁试图帮忙。他们知道，那样作只会招来尖锐的喝斥。他们只是默望着，目光中不乏惊羡和赞赏。

　　骑手秀发盘髻，眉目清丽，斗篷披肩，在长风中呼喇喇飘响，别有一番飒爽风韵。她是毛泽东的夫人。会演戏，爱骑烈性马，还写得一笔好字。

　　初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她演出过《血祭上海滩》，引起延安许多名人甚至伟人们的注意。她年轻漂亮，带有大城市文明所熏陶出的某种诱人的风度。作为演员，她的艺术造诣一般，但是在偏僻的延安，她足可以跨入“明星”之列。她还是个激进主义者。她追求革命造反，既带几分无政府主义的盲目性，又带几分天真幼稚甚至是罗曼蒂克的政治色彩。这种不成熟与她的年龄以及初入革命队伍的身份还是相称的。何况她的性格中，确实有某些成分能引起一些伟人的喜悦和共鸣……

　　那时，名震天下的贺龙将军来看望毛泽东。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酷爱战马。红军时期，他有一匹心爱的乌龙驹被敌人掳走。就为这一匹马，贺龙率兵打了一场恶仗，终于又把乌龙驹夺了回来！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除了好马。

　　贺龙知道毛泽东骑一匹老青马，脚力不够劲健。他亲自牵来一匹铁青马送给毛泽东。不错，好马应该交给冲锋陷阵的骑兵，这样他们在前线才能所向无敌！但是，这是送给毛泽东啊！全党全军全国不是只有一个毛泽东吗？

　　这真是一匹好马，千里挑一！浑身铁青，一尘不染，锦缎一样泛出亮光。两耳尖挺，两眼炯炯，露出机警和野气。胸阔蹄圆，鼻孔宽敞。长鬃飘飘欲舞，尾毛潇洒俊逸。贺龙珍爱这匹马，所以牵来送给毛泽东。他却不知毛泽东感情深处始终有一种恋旧的倾向。凡他使用惯的东西，无论衣帽被褥笔墨烟具，非不得已，轻易不肯换一下。

　　“好马，真是匹好马。”毛泽东夸赞着想拍拍铁青马的脖颈。不料，铁青马一甩颈，发出低沉的咆哮，呲出金黄的牙齿。四蹄倒动，尾巴示威一般从胯上抽过。毛泽东受了惊，身不由己退后两步。

　　“认生呢。主席，叫人驯一驯就会老实。越是烈性子马，有了感情越肯出死力。”

　　“你说的我相信。”毛泽东点头，习惯地吮吮下唇。“我先谢谢你。不过，老总，只怕有人骂你，也要骂我呢。”

　　“哪个敢骂？”贺龙瞪起眼左右望望，“这么大的主席，一匹好马也骑不得了？”

　　“老侯同志，你说谁要骂？”毛泽东扭头问远处观望的马夫。贺龙朝马夫走过去，用烟斗指点老侯：“哈哈，是你呀？瞧我怎么收拾你！”

　　都说贺龙身上有股虎气，这话不假。老侯牵着毛泽东那匹驯顺的老青马，贺龙才一逼近，驯顺的老青马忽然不驯顺了，惊慌地叫着，拼命朝后倒步。于是，老侯哈哈大笑，毛泽东也哈哈大笑。

　　“老总，听见骂你啥了吗？快牵走你的铁青马吧！”老侯一边喊一边擦拭潮湿的眼窝。

　　贺龙立住脚，尴尬地笑。两撇威武的黑胡子在嘴唇上抖动。正不知所措，忽然传来女人的声音：“我要，这匹马给我。”

　　贺龙回头望去，是江青。

　　“老总，可以吗？把这匹马留给我。”江青轻快地走到贺龙面前，两眼一眨不眨望着他，目光里流出任性和冲动。贺龙望望江青，又望望毛泽东。毛泽东眉毛微蹙，没有言语。贺龙轻咳一声，食指弯曲着从黑胡子上抹过。他不曾把江青当个人物看。但是，有毛泽东在旁边……

　　“嗯，要是你敢骑么，就骑吧……”贺龙把手中的烟斗漫不经心地扬了扬，犹豫地说。

　　江青脸上泛起红晕，脚下轻轻一顿：“好，一言为定！”她几步走近铁青马，围绕它转了两圈。铁青马警惕地注视着她，轻倒四蹄，喉咙里响起来势不妙的低吟。

　　传说，武则天曾用鞭子、棍棒和匕首“驯服”过唐太宗的烈性马。这是传说，不足为信。但江青爱骑烈马、驯烈马，却是许多卫士亲眼所见的事实。

　　江青转了两圈，忽然抓过马缰绳，朝贺龙的卫兵尖声喊：“松手，你走开！”卫兵稍一迟疑，马缰绳已经被夺走。铁青马立刻屈颈扬头，吟声越响越大，变成了低吼。这是较量前的示威。江青和铁青马小心翼翼地对峙着，缰绳垂在中间，不曾拉紧。她紧张、兴奋，撮拢嘴唇嘘嘘有声，不知是安抚还是恫吓？

　　片刻，江青向前跨了半步，最多只有半步。这微小的进犯，立刻点燃了战火。铁青马一声嘶吼，前蹄猛然腾空，昂立而起。江青踉跄着前冲几步，缰绳拽直了，像拉紧的橡皮筋，随时能把江青弹上半空一般。然而，毕竟不曾弹起，那碗大的马蹄已经粗野地朝江青踏下来。如果踏中，三十年后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她也可以免挨众人唾骂。然而，她不乏泼辣机敏，轻轻一跳，在四周发出的惊叫声中躲开了那致命的一击。铁青马前蹄落地，顺势甩头转身，黄土从蹄下溅出，准备右旋而后奔逃。可是江青已经急跑冲前，马缰绳在手上加挽一圈。当铁青马完成转身，撒开四蹄时，已然晚了半步。江青出人意料地绕过一棵树，迅速转两圈，几乎和铁青马同时扯紧了缰绳。于是，铁青马被拖住了，低着头，下颚几乎着地，四腿斜支着朝后用力，四只巨蹄如同铁犁一层层耕入黄土地里。江青喘息着，肩膀起伏，手臂兴奋地战栗不已。铁青马倔犟地挺着脖颈，缰绳像是随时可能被拽断。

　　这时，贺龙抹着他漂亮的胡子，露出赞赏的微笑。他走过去，一只手拍了拍铁青马汗湿的前肩：“好了好了，不要再犟了，你就服从她吧。”

　　贺龙助一臂之力，铁青马便打了个响鼻，勉强垂下尾巴，稍稍松弛了脖颈和四蹄。于是，江青隔了树伸出右手，顺着缰绳抚摸，抚摸铁青马坚硬的鼻梁，肥壮的脖颈。她小心翼翼缠开缰绳，贴近铁青马，五指梳理着铁青马的鬃毛，嘴里柔声喃喃：“乖乖，好乖乖。”她渐渐蹭到马镫旁，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不知谁喊了一声：“小心！”喊声未落，江青突然抱住马颈，不容人看清，身体已经腾起，一下子跨上马背。铁青马将头朝后甩了一下，四蹄一阵急踏，猛地车转身，一声嘶鸣，尥着蹶子顺大路狂奔而去。卫兵们叫喊着拔腿急追，哪里追得上？那马一溜烟尘跑远了。有两名头脑清醒的卫兵及时跳上马，两腿一夹，箭一般追踪过去。

　　半小时后，马蹄声重新响起。江青在前，两名卫兵在后，飞驰而来。相距十几米远，江青扯住缰绳，兜转马头，就在毛泽东和贺龙面前往来奔驰，不时左顾右盼，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气。毛泽东深深松口气，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当时，斯大林的摄影师卡门恰好随苏共代表团秘密来延安访问，立刻拿出照相机，为江青拍下了一帧彩色照片。

　　八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如今江青骑的仍是贺龙赠送的那匹铁青马。她将脚镫在马腹上轻轻一磕，铁青马向前蹿出，沿着黄河边往来奔突。她遥望河面的两眼湿润了，那是任何女性都会出现的湿润——为了转战陕北，她唯一的女儿李讷，已经离开身边，随船去了河东。

　　江青停止奔突，立马黄河边，任凭长风将斗篷高高吹起。她心里浮起一丝莫名的忧伤，泪水悄悄淌出。

　　“走吧，江青同志。主席还等着呢。”周恩来在倾斜的沙岸上招呼。

　　江青朝昏蒙的河对面望了最后一眼，拨转马头。转身时，她将头一低，脸孔很自然地从肩膀上的斗篷拂过，拭去泪水。她与周恩来面面相对，已是一副镇定的表情。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有人在低声哼唱。歌声在这料峭的寒夜，更显出几分悲壮。江青胸脯轻轻起伏，从牙缝里挤出一声：“看看到底谁吃掉谁！”

　　“有主席在，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作个有力的手势。

　　“我们决不过黄河！”

　　“剩你一个女同志，要多保重。”

　　江青紧随着卫兵，有点坐不稳。她挺挺腰，声音变得亢奋起来：“是呀，只剩我一个了。在延安有那么多女同志，那时形势安定哪。现在要艰苦了，要危险了，我是不会过黄河的，决不过！”

　　周恩来瞟一眼卫兵们，温和地笑了。他了解江青，也理解江青。依然温和地说下去：“主席一身系天下安危，你要照顾好他。”

　　“谁怕谁就过河去。毛主席留在陕北，我决不过黄河！”江青朝滚滚的黄河水撇一下嘴。

　　“嗯，船回来了。”周恩来瞥一眼黄河，转开话题。他将同毛泽东一道转战陕北，不过先要去河东安排一些工作。他叮嘱江青：“照顾好主席，你就为革命立了大功。”

　　“可惜今晚不能一道走了。不然还可以比比。”江青笑着举举马缰，变得像个争强好胜的孩子。

　　“不比了。”周恩来晃动弯曲的右臂，诙谐地笑道，“让我留下胳膊和胡宗南比吧。”

　　江青赧颜一笑，低下头，马上又抬起来，不自在地说：“那次……我也没想到。”

　　那时，江青喜欢接近周恩来。当年的卫士们都知道这个情况。她常说周恩来性情好，文雅机敏，谦恭有礼，而且风度翩翩。她甚至以此作比较，暗示过毛泽东，希望改变他某些农民生活习性。结果惹得毛泽东大动肝火。1939年夏，周恩来看望毛泽东后，骑马去党校讲课。江青送行时提出比赛骑马。当时好马送前线，老马劣马留后方。江青骑着贺龙送的铁青马，跑起来追风一般。周恩来骑的那匹老马如何比得过？周恩来听得脑后喊：“恩来，加鞭哪！”来不及动作，江青骑着铁青马已经旋风似地从身边卷过。老马受惊，尥起蹶子，将周恩来摔落马下，折断了右臂。先由印度医生柯棣华看，后来又去莫斯科医治，效果都不理想，落了残。这段旧事三十多年后为某些野史作者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说江青在延安时期就想谋害周恩来。虽然荒唐，心情可以理解。

　　渡船已经近岸，周恩来同江青握手道别：

　　“照顾好主席。”

　　“你也多多保重。”

　　李银桥留在枣林沟，没有随周恩来去河东。周恩来说：“我这里人手够了。机要通讯那边人手紧，你先去帮帮忙。”他走在枣林沟的街上。这个小小村庄大约只有这条可以称为街的街，能走两辆大车。“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街是铺了石板的。但是走路仍然难。中央纵队的几百人似乎都挤到街上来了，人喊马叫汽车嘶鸣，这是行动的前奏。老百姓院子里的鸡飞狗跳，给紧张热闹的小村又增添几分慌乱。他在人丛中挤，怀里紧紧抱了密封的文件和电报。生活在首长身边，他对形势略知一二。撤离延安后，彭老总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在青化砭设伏，歼敌四千，活捉旅长李纪云。这是前天早晨的事。可是胡宗南开来了二十五万人马。北边占了横山，西边占了陇东，逼近三边，南边排开几十个旅，只有东边“网开一面”，那是通黄河的路……

　　他知道，各解放区掀起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热潮。可是毛泽东呢？身边没有兵，陷在二十多万敌军的围困中。他听到一阵粗野的喝斥声。猛回头，人群纷纷闪避，他也身不由己让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骤雨一般掠过。他认识那两个骑手，是骑兵侦察员。他立刻判定，敌人一定向这里扑来了，而且已经不远！

　　他看到了那片早晨被飞机炸烂的房屋。那是中央机关的食堂。大块石板制作的锅盖、案板、炕面、锅台炸碎了，炸飞了，甚至飞出了村！他一天没吃饭，但是不饿。听说毛泽东也没吃饭，便加快了步子，想马上见到他。也怪，在延安几乎每星期都能见几面，从未留意，离开延安才几天，就变得总想见见毛泽东。

　　绕过炸塌的食堂不远，便是枣林沟最宽敞的一间民房——在乡里应称为三间房，间与间不打墙。屋中间摆两张方桌。桌上、炕上、锅台上摆放的全是地图。毛泽东站在桌旁，左肘支撑桌面，右手抓一支铅笔，凝神望着地图。他将密件交给机要秘书，目光飞快地朝毛泽东那沉思的面孔扫去，稍作停留，接着又从桌面掠过。这一掠，他立定不走了。因为那张地图不是陕北的而是东北的！他迅速环顾炕上和锅台，便又看到了华北、华中、华东的地图……他呆住了。也许毛泽东的几名卫士见惯不怪，没有多想什么。他却马上想到了许多。

　　李银桥中等个儿，长了一张颇有孩子气的圆脸。他不满二十岁，却是“三八”式的老兵，而且少年老成，心眼不少。十一岁参军，便在首长身边当勤务员、警卫员。跟过黄新庭，跟过贺龙，又跟周恩来。在首长身边生活久了，便懂眼色。他有头脑，胆子大，办法多。若不是遇见一位同年当兵的老乡，他本来干得很安心。那老乡已经当了团政委，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李呀，你是地位高，职务低。这么干下去，可没啥大前途。”

　　于是，他有了苦恼。地位高，师长、军长见了他也很客气。职务低，他连个排长也不是。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更不善发牢骚。苦恼到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话：“周副主席，我想到部队去。”

　　到机要通讯排帮助工作，他以为是个信号，是一个过渡，看来首长要放他去部队了。苦恼减轻，他的特长便得到发挥，能发现一般人不易发现的问题，现在是什么形势？集中全部精力和智慧也难应付眼前，领袖还顾得上东北、华中……

　　李银桥朝门外瞟一眼，隐隐听到街上的嘈杂声。相比之下，屋里太静了。机要秘书已经拆开密件，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慢慢掀起眼皮，分明是看着秘书，那眼神却又像面前根本没有人，而是一片辽阔无际的原野。他抓起搪瓷缸子喝水，茶缸子几乎倒立起来仍然没有水。他朝茶缸里望，忽然放下手中笔，将三根指头插入缸子。于是，一坨残茶抠进嘴里。他一边嚼，手背顺势擦一下嘴，一边朝锅台走去。毛泽东走路缓慢，迈步时两脚微微分开，身体随步晃动，姿势像农民，不像士兵。他把锅台上那张华东军事地图抓起一角，伸展开，眯细了眼寻找什么。他的两个卫士，一个高举煤油灯追随身边，一个忙着冲茶水。

　　院里又响起马嘶。工夫不大，江青匆匆走进屋。见毛泽东皱着眉头看地图，便有些犹豫。毛泽东思考问题时，如果受到干扰，往往会发脾气，吼起来像打雷一般响。她退到门口朝外张望，倾听街上的嘈杂声，终于转回身，拿定主意走到毛泽东身边。

　　“老板，靖边的敌人已经迫近了。”江青在转战陕北及进城前后，总是称呼毛泽东“老板”。“侦察兵刚才又报，已经不到二十里……”

　　毛泽东似乎没听见。他已经开始起草给华东战场的电文。几行大字写完，右手持笔由里向外轻轻一拂，江青立刻无声退下。毛泽东又开始写第二张电文，偶尔伏炕上查实一下华中战场的某个村名。举灯的卫士叫张天义，高高的，白白的，黑眉毛，黑眼珠，像个奶油小生。大概胳膊举累了，要换换姿势。煤油灯才一晃，毛泽东立刻严厉地“嗯”一声。张天义忙又举高灯。那灯光从左上方照亮毛泽东的面孔。毛泽东额头宽阔、饱满，富于光泽。颧骨比延安时显得突出一些，下颏微收，嘴唇稍稍张开，鼻翼两侧到嘴角间有两道深纹。他的棉衣扣子没有系，衣襟斜敞两边，露出宽厚的胸膛和微微隆起的腹部。他的脸色黑里透红，脖颈却是丰满、白皙。当他停笔思考时，下唇便吸入嘴中，轻轻吮两下，接着便是一声轻咳，吐出下唇，挥笔飞快地写下几个字。

　　“马上发出。”毛泽东将几张写满草字的白纸交机要秘书，“叫史林同志来。”

　　李银桥带着毛泽东向各战场发布命令、指示的电文离开时，看到任弼时匆匆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史林是任弼时的化名。

　　撤离延安后，为了保密，中央首长都改用化名。毛泽东叫李德胜，周恩来叫胡必成。那音义是：一定得胜利，必然会成功。中央纵队代号是三支队，司令任弼时，政委陆定一。所以任弼时化名史林——司令的音。陆定一化名郑位——政委的音。

　　十分钟后，李银桥又抱了密件赶到毛泽东办公室。他几乎和那名气喘吁吁的骑兵侦察员同时进院。大概是石板太滑，战马被侦察员猛兜马头拐入院门时，失了前蹄。侦察员滚落马下，摔得不轻。李银桥跑过去搀扶，江青已经先一步扶起了侦察员。

　　“首、首长，敌人离这里已经不到十里，先头部队就要进沟了！”侦察员额角淌下一缕鲜血，却全然不觉。

　　江青显然受到震动，转身朝屋里跑。刚到门口，忽然又立住了。略一犹豫，扭头吩咐卫士李连生：“你去告诉老板，不能再耽搁了，必须马上撤离！”

　　李银桥跟在李连生身后进屋。李连生径直走到毛泽东身边：“李德胜同志，敌人快进沟了，不到十里了……”

　　毛泽东正同任弼时谈话，左手朝李连生一挥。

　　李连生没有退，继续催促：“已经不到十里，再不走就危险了……”

　　毛泽东猛然扭转头，目光逼得李连生后退一步，站直了身。

　　“什么十里不十里，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嘀咕起来没完！”毛泽东皱了皱眉，放缓声音，“这样吧，你不要当卫士了，你去警卫班站岗吧，站岗对你可能更适合。啰嗦！”

　　“是。”李连生勉强应一声，垂头转身，退出屋门。脸上带着委屈的表情。

　　“你继续讲吧。”毛泽东重新望住任弼时，“她是党员吗？”

　　“是共产党员。才十五岁。她是自己走到铡刀下的，在铡刀下还望着乡亲们说，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任弼时声音有些哽塞。

　　“刘胡兰，刘胡兰！”毛泽东轻声念着，两眼变得湿漉漉。他仰起头，凝视着屋顶。良久，长长吁口气，从桌上抓起毛笔，在砚台里蘸呀蘸，泪花重新在眼圈里闪动起来。他望着毛笔出了一会神，下唇一抖，吸入口中，用力吮两下，提笔在半空，目光盯住秘书代为铺好的白纸。他眨了一下眼，毛笔猛地落下，一阵挥写，留下八个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的事迹要由新华社播发，号召全国各解放区组织学习她的英雄事迹！”毛泽东一字一板向秘书交待。

　　毛泽东写字时，任弼时被江青叫出去。这时，他同三支队政委陆定一、参谋长叶子龙及政治部主任廖志高一道走进来。他说：“德胜同志，我看可以走了。”

　　毛泽东坐着不动，用手指点：“你们四个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这个支队，这个几百人的国家。你们还必须把这个国家管好。”

　　任弼时点头，说：“目前我们这个国家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是摆脱刘戡七个旅的追击。”

　　“刘戡，”毛泽东淡淡一笑，“搂草打兔子就把他捎带了。”

　　“他是黄埔生，蒋介石的嫡系。”

　　“看兵先看将，看孩先看娘。黄埔生，嫡系，有这两条就不值得正眼看。”毛泽东把陕北地图放桌上，“说说吧，他是怎么个来头？”

　　任弼时指点地图汇报，毛泽东变得严肃，眉宇间隐隐显出一道竖立的凹坑，这是紧张思考的表情。

　　汇报很简单，随后是片刻沉寂。毛泽东轻咳一声，肩膀随咳声震动一下，依然望着地图，讲得很慢。

　　“叫警卫排给他点颜色，让他的先头部队先缩缩头。”毛泽东立起身，不再看地图。在桌旁踱几步，面壁而立：“他不是从靖边来吗？是由西向东。我们呢，不去南不去北也不去东。我们向西，我们就去他的靖边！”

　　叶子龙提醒：“要防止碰头。”

　　毛泽东转回身，嘴角流出一丝淡淡的笑纹：“陕北这个地方好就好在山高谷深。山山相连，沟沟有路。”

　　任弼时点点头：“盘肠河九十九个转，盘肠路九十九道弯，他能认得哪条是哪条！”

　　“就这样了。”毛泽东将右手从里向外那么缓缓一挥，“大路通天，各走一边。”

　　李银桥被谁扯了一把，眨眨眼，恍若刚刚梦醒。

　　“还发什么愣？赶紧回去吧，要出发了！”卫士马武义提醒他。

　　村东响着大车轱辘单调尖利的吱哑声，渐渐远去。村西传来放爆竹一般热闹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枣林沟村顿时显得空落寂静。石板铺路的街上空荡荡，偶尔驰过骑马的侦察员，马蹄敲击石板，迸出几星火花，迅速又消失了。

　　毛泽东住的院子里还有灯火，警卫战士肃立在院门口，石雕一般。

　　毛泽东骑上了老青马。像每次转移一样，前有王振海牵马，后有警卫排长阎长林骑马跟随；左右是石国瑞和孙振国骑马保卫。毛泽东作个手势，王振海立刻牵动马缰绳，向院门走去。

　　江青骑马等候在门内侧。铁青马焦躁地踏着四蹄，将石板击得喀喀作响。随着毛泽东的手势，江青立刻松开缰绳，铁青马身子一纵，抢先蹿出门去。

　　“停一下。”后面传来毛泽东的声音。

　　江青一扯缰绳，铁青马嘶叫着被扯转身。江青看到毛泽东又下了马，便再也耐不住，尖声叫起来：“老板，又怎么了？你……也不看个时候！”

　　铁青马被江青扯得团团转，毛泽东既不看一眼也不答理，独自朝院里走。卫士张天义和马武义吃力地抱出两个书箱，放在院中喘息。

　　“主席……德胜同志，你快走吧。我们能负责好。”张天义抹着汗说。

　　“什么坛坛罐罐的，都这个时候了还舍不得丢！”江青驱马冲进院子，又急又气。

　　“我看你才是坛坛罐罐。”毛泽东发起火来常喜欢骂这样两句话：“你蠢么，你懂个屁！”

　　江青每逢毛泽东发火，轻易不敢顶撞，只是赌气地抿抿嘴角，鼻孔里哼一声，转身离去。这次她没有独自走，一出院门便勒住马，焦灼地朝枪响的方向望去。

　　毛泽东歪头打量那两个书箱，略一思索，朝院门口站岗的警卫员走去。

　　“汉荣同志，你是绥德人。对吧？”毛泽东问。

　　“是的，是绥德人。”

　　“绥德距这里有多少里？”

　　“里数我说不准，可我知道不远，用不了半天就可以走到。”

　　“我想请你办一件大事。”

　　“主席，你就只管吩咐吧！”马汉荣被毛泽东严肃期待的目光一激，忘记应该称呼他李德胜。

　　“有几箱书籍，能放到你家里吗？”

　　“能！没问题。”跟随毛泽东多年，马汉荣深知书籍在首长心中的分量。爬雪山过草地时，毛泽东扔过被褥，但没扔过书。

　　“对家里人不会有妨碍吧？比如，万一那个，会不会受牵连？”

　　“不会。主席放心，我家在绥德东面一道大山沟里，离公路很远，敌人不会去。就是万一那个，家里人也不会怕的。”

　　“那你就准备跑一趟吧！”毛泽东同马汉荣用力握握手。

　　“德胜同志，出什么事了？”任弼时纵马跑来，显然久等不见毛泽东，有些焦急，“不能再耽搁了！”

　　“哼，跟他那两个破木箱比起来，我算啥？不过是坛坛罐罐，打烂也不怕。”江青眼里转出了泪花。

　　任弼时望望院里的两个书箱，立刻明白了一切。贴近江青劝道：“主席也是气话，他看重书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先走吧，我陪主席，我得说他两句。”

　　江青嘴角抽动两下，朝院里瞟一眼。见毛泽东已经上马出走，便猛地兜转马头，加一鞭。铁青马立刻撒开四蹄，迎着枪声跑去。两名卫士急忙脚磕马腹，放马紧紧跟上。

　　“德胜同志你也是的，怎么能把江青跟书箱比较去了？”任弼时与毛泽东并辔出村，走入一道沟。偶尔朝黄土梁北边瞭一眼，那边枪声响得很热闹。

　　“唉，她永远不理解我。”

　　“你也应该理解她么。夫妻么，你说她坛坛罐罐，她怎么想？哪个妻子不希望在丈夫心里占个重要位置。”任弼时声音很低，不时回头望望，警惕不要被卫士们听到。毛泽东并不在意卫士听到听不到，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从不掩饰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带声带响地叹口气：

　　“唉，怎么说呢？世上无难事，只有夫妇一节说不清！”

　　“说不清就少说或不说么。”任弼时诙谐地笑了。

　　山梁北边灯笼火把，人喊马叫，枪声不断；山梁南边毛泽东和任弼时一行悠闲随便，逛景一般。转过几道弯，枪声渐远。夜色仿佛散了，空气变得透明、新鲜、温暖。毛泽东仰望两侧那黄土深厚的陡梁竖峁，凝视着清晰可见的灌木杂草，心里忽然涌起阵阵热浪。那遥远的记忆便丝丝缕缕地浮显出来。他呼吸有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任弼时听：“没有书，就没有我这个毛泽东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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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二章

　　大地恢复了宁静，春夜显得无限美好。黄土高原特有的陡梁立峁默默排列两旁，注视着这支夜行的队伍。

　　接连拐几道弯，沟底出现一段较长的直路。于是，毛泽东望见了走在队伍前边披着斗篷的江青。她的姿势是在同身边的士兵悄悄说着什么话，偶尔在马背上晃一下身肢，用手去捂嘴，大概是在笑。他将头微微抬高，看到了高原上空分外明亮的星星。望久了，那星星的四周便沾满霜花一般，周身泛出冷光。偶然间，极远的地方传来一声狗吠，反而更显出夜的寂静。

　　他缓缓低下头，垂下眼帘，望着轻轻颤动的马颈，倾听悦耳的马蹄声，吮吸夜的气息。于是，心里便漾起阵阵涟漪，好像有一支古老的歌曲喷薄欲出。渐渐的，一种怀古忆旧的遐想，笼罩了他那光采敛去的双眼。朦胧中，高原上升起狼烟；前面，各色旗帜猎猎飘舞；后面，金戈铁马，甲胄鲜明。千万对金镫敲响，马蹄撩起滚热的尘土。战士们唱起悲壮的出征歌。在他们荡起的烟尘后面，爱妻、慈母的哭声震撼了这片黄土地……倏忽间，一种激荡的浪潮又浸漫心田，那旋律对这亲切寂静的黄土地更为相宜。他仿佛看到太阳微笑着从山脊上露出脸来，听到簸谷老农趁风扬起的麦粒发出秋雨一般轻柔的簌簌声……

　　唉，一个人静夜里骑在马背上，耳边响着均匀单调的马蹄声，他的心思还会少吗？毛泽东陷入静谧的沉思之中。

　　二千多年前，这片布满梁峁沟壑的黄土高原，属于强大的秦国。它灭掉了另一个强大的邻国，就是洞庭湖南边的楚国。可是，一句俗话从那时流传至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近代，八百里洞庭湖南边的这片土地称为湖南省。于是，一句新的俗语又在海内外流行开：若要中国真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

　　湖南地险山高，又穿插着湘、资、沅、澧四条奔腾的江川，地理形势便格外表现出奇突、惊险、壮美。这样的山川，孕育出《离骚》，也庇护了“群盗如毛”。这里特产尖辣椒，儿童几乎从学步时便开始拿来吃。这种辣椒，或者可以视作湖南人热烈而坚强的性格象征。他们不分文野雅俗，都喜欢讲那句豪迈的口头语：“老子不怕邪！”

　　这片“老子不怕邪”的土地上，有一个被称作阴田石的地区。这里的高山和丘陵常被比作初绽的莲花瓣。其中一个小花瓣叫作韶山冲，1893年12月26日，一个新生命诞生下来，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有几亩稻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了辛勤，生活渐渐达到小康水平。他送毛泽东进了本村一家私塾读书，为的是将来能帮他算算流水帐。然而他不曾料到，儿子识了字，便迷上了书。于是，父子间的矛盾便发生了，并且再不曾获得和解。

　　在韶山冲这样的小村庄里，可以找到的书籍很有限。有限的几本书中，有两部在中国流传最广的章回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其时，毛泽东十四岁，由于农田里需要帮手，被父亲停了学业，回家种田。当他挑起粪桶随父亲下田时，父亲为有这样一个好帮手暗暗高兴。可是，他没想到儿子的心思并不在粪桶上。毛泽东每天下地时，总是悄悄带了他的书。一遇机会，便溜到山坡的古墓后面，躲在树下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他迷恋在一百零八将聚义梁山泊的故事里，沉醉在三国争雄的历史画卷中，以至于父亲怒气冲冲地站到他面前都不知道。

　　毛顺生的全部心思都在土地上。然而他发现田里的活计常常没干完，儿子便失了踪影。他开始注意儿子的去向，终于发现了毛泽东的秘密，并且当场逮住了他。

　　“你好阴凉啊，真会找地方！”毛顺生以手叉腰，在毛泽东身边放着的空粪桶上踢一脚，“你不想干活了是不是？不想干你就别吃饭。”

　　毛泽东哪怕是做做样子把书藏一藏，或者表现点惶恐自疚，作父亲的也可以消点气。可是不，他看书看得正上瘾，瞟了父亲一眼，连第二眼也没多看，嘴里嘀咕着：“不是的，爸爸，我只是歇一会儿。”

　　“你是歇一会儿吗？整个上午没见你挑一担粪！”

　　毛泽东不得不放下书，皱了皱眉：“不是的，我做过了。从天亮我就开始挑……”

　　“挑了几趟？”

　　“至少五六趟。”

　　“半天就挑五六趟吗？五六趟是够你吃还是够你穿？”

　　“那么，你在半天里能挑多少趟？”

　　“二十趟。”

　　“爸爸，我看这是不确实。”

　　“至少十五趟！”

　　“从家里到田里可是够远的呢。”

　　“你以为我应该把房子建到田里去吗？我像你这么大年纪时又是怎么做活的？你就不想想你是干啥的！种地的看两本子破书有个屁用呀？如果你还要吃饭的话，马上给我挑粪去！”

　　“成了成了，整天就知道发脾气骂街！”毛泽东挑起粪桶结束这场冲突。可是父亲仍然追在身后骂他懒而无用。毛泽东试着忍耐，可是忍到地头便忍不住了，回头大声说：“你比我大两倍多，多干了活就不应该吗？等我到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你勤快得多！”

　　多少年后，毛泽东时常向一些人谈起少年时同父亲的矛盾。他说父亲是家庭中的执政党，他与母亲、弟弟都属反对党。所以比较起来，他与母亲亲，对父亲就不那么孝顺了。

　　然而，事情并没结束。那天吃过午饭，毛泽东便挑起粪桶下田。大约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忽然又失了踪影。这一次毛顺生很容易就找到了儿子，就是在上午惹他大动肝火的那棵老树下。他的儿子又坐在那里，两手捧着书，一副忘乎所以的样子。

　　“你的魂儿被牵走了？老子说的话你也敢不听了！”毛顺生挥舞着满是老茧的大手，“什么破书，你就不知道学好？”

　　“爸爸，我很注意听你的话。”毛泽东这次显得很平静，“你叫我做的我都做好了。”

　　“我叫你做什么？我要你作田，要你挑粪，没要你看这些不教好的坏书。”

　　“我是按你说的作田、挑粪，可是我也要看书。当我作完田里的活，你就没有权力不让我看书。”

　　“你挑了几担就溜到这鬼地方看书，啊！”

　　“我做完了你要我做的活。”

　　“你挑了多少？”

　　“十五担。”

　　“骗鬼！”

　　“你不信就去田里数数，然后再来说。现在请你让我安静一会儿，我要读书。”

　　毛顺生被呛住了。他憋口气，匆匆去田里数。他数了三遍，不多不少确实十五担。他目瞪口呆，十五担子粪半天挑完确实是一件很沉重的活。他实在没有理由再去骂儿子。他用受挫而忧伤的目光朝古墓后边那棵老树望去。他何曾料到，这些书后来对他的儿子所具有的意义啊……

　　已经是六月中旬。

　　毛泽东站在雨地里。光秃秃的山上连一块可以坐的石头都没有。这里距王家湾四十里，那边飞机盘旋，枪炮声激烈。侦察兵催马上山，报告：警卫排和敌人接上火了。堵击在杨屹峁湾的制高点，挡住了敌人三个旅的进攻，已经打退敌人三次冲锋！

　　“好，很好。”毛泽东只说了这么三个字。雨越下越大，顺着脸腮朝脖领里灌。他似乎全然不觉，两腿微微叉开，左手叉腰，右手握在胸前，俯瞰大地。左边山沟里一派火光。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个火堆接着一个火堆。人声喧哗，不时夹杂零落的枪声。那是刘戡七个旅的追兵。

　　“原地休息。”前边传来任弼时的命令，“不准打手电，不准抽烟，不准大声说话！”

　　周恩来咕叽咕叽踩着泥泞走过来，站到毛泽东身边，瞟一眼山下的火光，小声说：“带路的老乡迷了路，已经派人到附近村子另找向导。为防备万一，调了三挺机枪警戒左边山沟里的敌人。”

　　毛泽东不语，凝视着脚下望不到头的敌军。风雨交加，寒气逼人。卫士们自动靠拢，紧紧围成一堵墙，把毛泽东围在中间。由于紧张亢奋，他们微微颤栗着，枪上栓，手指在扳机上轻抚。中央纵队撤出枣林沟后，三个月时间，艰苦转战，还不曾遇到今天这样危急的形势！十多个旅的追兵叮在屁股后边，围绕在眼皮下边！

　　毛泽东没有眨眼，只是瞳仁朝周恩来微微一转，忽然发出一声感叹：“好雨啊！”

　　卫士们怔怔的不明白意思。

　　“小马啊，牙怎么是黑的？嗯，吃黑豆吃的吧？”毛泽东吮吮下唇，笑了，“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可以吃上白馍了。”

　　周恩来笑了，卫士们也都笑了，危机和紧张似乎都已过去。

　　其实，毛泽东心里清楚，危机并没过去，甚至越来越严重。但是，他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惊人的魄力，他对自己能够铸造历史的高度自信心，使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惶恐气馁。撤出延安后，他在艰苦转战中不但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的三战三捷，取得出击陇东、收复合水、环县、三边等失地的胜利，而且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广泛出击作战，使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他甚至在戎马倥偬之中还写下了指导全国解放战争的方针性文章，发出了千百封指挥具体战役的电报命令！就在十几天前，他在王家湾又写出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篇政治评论，敏锐地指出中国事变发展的必然趋势，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迅速准备一切必要条件。

　　然而，战略上的大好形势解决不了眼下这场戏剧性的危机——胡宗南使用测向仪测出中共中央的电台，终于确信毛泽东没有离开陕北。他调集十几个旅跟踪追击，终于追上了，围住了。伸手可及却又始终未能抓到。

　　毛泽东决心用点心思对付一下眼皮底下的七个旅。

　　任弼时拖着一双泥脚走上来，小声报告：“德胜同志，向导找到了，我们走吧。”

　　“可以走了。”毛泽东并没有动步，望望任弼时又望望周恩来，若有所思，“停止向西。这里距田次湾多远？”

　　“二十里。”任弼时抹去挂在胡子上的雨水。

　　“我们就朝田次湾绕个弯，沿着这条沟走，作好战斗准备。注意敌人的行动。他要走，我们就停下。他走完了，我们就住下。”

　　任弼时与周恩来互递眼色，点头微笑。毛泽东不愧是游击战、运动战的大师。

　　中央纵队带着随部队一起转移的数百人马出发了。走到田次湾，敌人也出发了，像一条长蛇顺沟南下。侦察员不断飞马汇报：“敌人顺沟过去了！”“敌人过完了！”

　　毛泽东将手里的柳木棍朝黄土地里一戳：“好！我们住下。”

　　在杨屹峁湾打狙击的警卫排回来了，虽然浑身泥泞，却没丢一人一枪，个个精神抖擞。毛泽东极少有地竖起大拇指：“打得好，一个排挡住敌人三个旅，一挡就是四个小时！”

　　正在火堆旁烤鞋的周恩来扭回头：“说明敌人不可怕。”

　　任弼时眨眨眼，语调幽默：“说明毛泽东的兵太可怕。”

　　毛泽东手指任弼时：“你去，另派一支兵。掐住刘戡的尾巴咬一口，叫他滚远些，我们该收麦子了。”

　　“收八百石麦子比消灭八百个敌人还有用啊。”任弼时把烤在火堆旁半干半湿的衣服拎起来抖一抖，边走边往身上披。

　　毛泽东在火堆旁坐下，耳听木柴燃烧的噼叭声，仍然是若有所思的神情。他的思想太活跃，除非睡觉，永远不会停顿。

　　“主席又在想什么？”周恩来小声问，谈心一般。

　　“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毛泽东淡漠的目光望着一缕翻卷的火舌，深深吸口气。片刻，继续说：“《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

　　江青在火堆一侧听到了。她总是将浓密的黑发编成两条辫子，再在脑后盘成椭圆的髻。现在她松开了辫子，头发瀑布一般披散下来，不时用手蓬松着，以便让雨水淋湿的头发早些晾干。她从头发的缝隙中望着周恩来，大声说：“我听说必成同志四岁读唐诗，九岁读完《三国演义》和《水浒》，而且能背诵许多精彩段落。”

　　“是吗？”毛泽东望望周恩来，“我十几岁才开始读《三国》。”

　　任弼时已经回来，皱着眉头瞟一眼江青。他感到这个话头提得不好，周恩来不好回答。

　　“是这样，我喜欢古典小说，不满九岁就读了许多，特别是《三国演义》和《水浒》。”周恩来坦然承认，似乎毫不经意地讲一件极普通的事实，“但是我就没想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作主人公？直到刚才我才想到，并且同时得到答案：写书的人都不种田！”

　　任弼时叹服地望一眼周恩来。恩来是谈话的大师。

　　周恩来比毛泽东小五岁，属于同一代人。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如果说毛泽东的性格能够使人联想到湖南的辣椒，那么周恩来祖籍特产的绍兴黄酒也可以用来形容他的脾性：温和文雅、醇香宜人。

　　周恩来是家中长子，父亲是旧官吏。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先后到过日本、法国和德国学习，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早年就受到很多外国影响。

　　毛泽东也是家中长子，父亲是农民。他从童年起就下地帮父亲干活，熟悉农村，深知土地的价值。他在农村点着油灯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青年时才进入长沙一所正规学校。以后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他酷爱读书，但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短，基本是自学成才。他对国外世界的认识是从书报杂志上获得的，这与有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周恩来大不相同。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周恩来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在全国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继续举行成功希望极微的城市起义时，是毛泽东首先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村建立武装根据地进行斗争。长征中，又是毛泽东制订的勇敢而机智的战略挽救了红军，把长征初期的败退转变为震惊世界的英雄史诗。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只有毛泽东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也只有他能扭转局势。毛泽东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的情绪、愿望和要求了如指掌，这正是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毛泽东的说服下，提议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撤消秦邦宪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对军事失利负有一定责任的周恩来，同意王稼祥的意见，用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支持毛泽东。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后，周恩来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做毛泽东的助手，亲密共事达四十年之久！

　　毛泽东从火堆旁立起身时，周恩来也站起来，温和地说：“主席提到彭老总。上次在真武洞开祝捷大会，他还为你的安全担心呢，说你身边的武装太少了。”

　　任弼时点头道：“纵队和旅的同志们也纷纷要求多派一些部队来保护你的安全哩！”

　　毛泽东朗声笑道：“哈哈，谢谢他们了。让他们集中力量去对付敌人吧，这里比延安还安全呢！”

　　八月的陕北高原，早晨还很清凉，太阳一当顶便像起了大火。汗水落在石头上，立刻咝咝响着化作一股水汽，石头上便出现一斑盐迹。爬不完的梁，转不完的沟。这支二、三百人的中央纵队艰难地行进着。

　　毛泽东和周恩来走在队伍中间，周围跟随着他们的卫士。李银桥走在周恩来身后，旁边是警卫排长阎长林。唱了一早的歌声早已断了，大家热得只是喘气。

　　撤出枣林沟村不久，李银桥便回到周恩来身边。形势紧张，人们的心思都萦绕在解放事业的前途上，怎么好再考虑个人的职务问题呢？他重新默默地负起卫士的责任。

　　麦收后，蒋介石飞抵延安督战。中央机关的处境似乎很艰险：前面是自榆林南下的敌人，后边又有刘戡、董钊统七旅之众追击。已经快到黄河边了，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唱歌自然鼓舞士气，使人胆子大。歌声一旦停了，人们便免不了在心中嘀咕，有些不踏实。

　　毛泽东住了脚，回头望望，摘下草帽扇凉，大声问：“怎么不唱了？是不是拖垮了？”

　　“要拖也是先拖垮敌人。”阎长林喘息着说。

　　“是啊，敌人的命苦哇。我们走一百，他要转三百！人地生疏，从南到北，又没有群众支持，我看他们没几天蹦头了！”毛泽东笑笑，陡地提高声音，“我们吃点苦，可是能换来胜利！”

　　“天太热，不唱也好，养精蓄锐么。”周恩来左手插入衣襟，右手作个手势，“也不要走闷路，来点别的节目好不好？”

　　“我给出个谜语吧，看你们谁猜得出？”江青骑着铁青马，高高在上说：“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的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房。谁猜得出？”

　　“打一什么呀？你要讲清楚。”周恩来提醒。

　　“打一件事，或者说一种活动。”

　　“下棋！”跟随江青身边的卫士张天义喊。

　　“不对。象棋可没有夫妻儿子。”

　　队伍继续前进，这道谜语传开了。人们动着脑筋，嘀咕着，议论着。队前队后不时冒出一声猜测，马上又被否定。

　　毛泽东一声不响走路，显然是在思考。周恩来嘴里念念有词，不时笑着摇摇头。

　　“看书！”阎长林有些激动地喊。

　　“嗯，沾点边吧。”

　　“没错，就是看书！书上说走一千里就是一千里，有文有武有君王……”

　　“你说，哪本书上儿子不同姓？”

　　“当然有这种故事。”

　　“我说的是普遍性。再说还有恩爱夫妻不同房呢！”

　　阎长林张一张嘴，不再作声。江青得意地在马背上一晃身：“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吧。”

　　李银桥始终没作声，脑子里却紧张旋转。警卫排长和江青的对话他更是琢磨又琢磨。他脑子忽然闪了一下亮，想说，马上又忍住了。朝前面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望望。

　　毛泽东问周恩来：“猜出了吗？”

　　周恩来苦笑：“这个谜语编得很好么。我还没想出来。”

　　电台一名女兵急于知道谜底，猜不出也问不到，便性急喊起来：“毛主席猜，毛主席准能猜得出来。”显然，在她心目中，毛泽东是无所不知。

　　毛泽东回头笑笑，没有作声。

　　周恩来瞟一眼毛泽东，转身说：“小刘想偷懒了，是吗？这个谜语是不许李德胜同志猜的，江青的谜语怎么能让他猜呢？说不定他早知道了。”

　　李银桥声音很小地说：“唱戏。”

　　毛泽东蓦地回头，盯住李银桥认真看一眼。李银桥赧颜低头，再没作声。

　　周恩来显然也听到了。稍一怔，很快点点头，大声说：“李银桥同志猜到了。唱戏！”

　　“对了，这回猜对了。”江青兴致很高，“我再出一个……”

　　毛泽东不再听江青的谜语，同周恩来议论起东北野战军的夏季攻势、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晋察冀野战军向津浦和平汉北段出击。议论到高兴处，毛泽东两眼熠熠放光，突然扭转身，大声说：“不要猜谜了，换个节目，你们都是兵么。”他指住警卫排长说：“阎长林，你们新四旅打过不少胜仗，你说说有些什么好经验？”

　　阎长林脱口而出：“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

　　毛泽东说：“人民军队都有党的坚强领导。要谈点新四旅的特点出来。”

　　阎长林抓抓头皮，想起了什么，大声回答：“新四旅河北人最多。”

　　毛泽东放声大笑：“哈哈，河北人就一定打胜仗？三国时候，河北名将颜良、文丑，不是叫山西人关云长给杀了么？”

　　李银桥小声说：“山西人也不一定行，关云长就不如彭老总。关云长走麦城，彭老总可是三战三捷。”

　　“噢，你还是很有见解么。你也是河北人吧？”

　　李银桥脸红了，轻轻点头。

　　“怪不得不服气。你也在新四旅呆过？”

　　“没有。爷台山战斗是我们358旅和新四旅一起打的。他们老兵多，差不多都是三八式。”

　　“这一条可以成立！”毛泽东点头。

　　阎长林接口道：“干部也强，差不多都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武器也不错。”

　　“这还谈出了一些特点。”毛泽东显然比较满意。聊过几句，他又同周恩来走到了一起。

　　“那个猜谜的小鬼叫什么？”

　　“李银桥。”

　　“小鬼不错么。”毛泽东又回头瞟了一眼李银桥。

　　傍晚，中央纵队过了乌龙铺村。

　　东南方涌起一团乌云，迅速升腾弥漫，像被风驱赶的浓烟一般滚滚而来，又被夕阳的余晖镶了瑰丽的金边。一阵风沙扑面吹过，空气立刻变得森凉。不等人揉出眼里的沙粒，墨染一般的天空便裂开一道耀眼的火缝。闪电过后，喀嚓嚓一声惊雷。轰鸣之声还在梁峁沟壑间滚动，黄豆大的雨点便砸落下来。浮土被激荡起一层尘雾，随即又被更密集的雨水浇落。转眼间路面便布满了涓涓细流。

　　雨大风狂，道路泥泞。人们睁不开眼，摸索着行进，好不容易走到曹庄。庄子里不见一星灯火，老百姓已经睡下。眼前一片漆黑。任弼时带人打着手电在庄子里转。他想象着那些老乡缩在黑暗中，搂紧儿子，睁大恐怖的眼睛，谛听窗外动静的神态。他不想打搅这些惊惧不安的农民，就近找到一孔废弃的破窑洞，立刻去接毛泽东。

　　毛泽东浑身水湿，顾不得拧干，忙召集纵队领导开会。灯火昏暗，他一个一个地辨认面孔，嘴里念着：“司令、政委、参谋长、主任……好，拿地图来！”

　　地面水汪汪一片，是从人们衣服上滴下来的。地图一时没处摆放。参谋长叶子龙忙令卫士将自己的背包放地上，把地图摆上去。背包小，周恩来和任弼时各自扶起地图一角。

　　毛泽东眯缝着眼查看地图，抬起一只手：“灯！多点几盏灯！”

　　四五名卫士和秘书举了煤油灯、手电和蜡烛，照耀着首长们和那张军用地图。

　　窑洞外有三棵老槐树，警卫人员和进不了窑洞的卫士们选为避雨处，挤作一团。这是疯癫迷离、惊心动魄的风雨夜。天地间，四面八方，一切都在狂乱，一切都在轰响，一切都变得迷糊！天上的河竖着倾，地上的河横着流。像是回到了原始的洪荒世界，只有白亮亮的海洋，又轰鸣着崛起一道道昏黑的山脉。

　　“听，你们听到了没有？”黑暗中一个颤抖的声音问。

　　立刻，人们都警惕地竖起耳朵。

　　“哗啦！”有人拉枪栓。

　　喀嚓嚓焦裂的雷声，哗哗地盈满空间的雨声，呜呜地掠过天宇的风声……在这沸腾的喧啸中，终于辨听出另一种低沉而重浊的音响。极遥远又极切近，极细微又极宏大，不知所在又无所不在！像巨人的呻吟，像大地的呼吸……

　　“黄河！”这是马武义尖细的叫声。

　　“黄河！是黄河！”

　　“我们到黄河边了！”

　　紧紧挤缩的人堆儿松动一下，战士们都伸长了脖子，一任雨水从头灌到脚，默默地向东凝视。一道炫目的电光闪过，他们没有看到黄河，看到的是垂落的万千条瀑布和望不到边的白花花的汪洋。

　　“这回准要过黄河了。”马汉荣的音调说不清是喜是忧。

　　“可是，主席说过，不打败胡儿子决不过黄河。”

　　“主席一向机动灵活，讲求实际。再说，过去了还可以再回来么。”

　　战士们似乎信服这个分析，沉默下来，重新挤紧。这时，毛泽东那位贴身卫士张天义忽然轻轻叹息一声：“唉，你们还是不熟悉主席。”稍停片刻，他又是轻轻一叹：“唉，老头只要是说过的话，再没有反悔的时候。”

　　只有长期跟随毛泽东的卫士才会背后称他老头。这两声叹息足以使所有人停止议论和猜测，一双双眼睛都朝那孔无门无窗的破窑望去。漆黑的世界里，只有那里灯火在闪烁。

　　毛泽东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时而缓慢，时而匆匆，时而滞留不动。周恩来在他右侧，半蹲半跪，不时插上一指头：“在这儿，镇川堡！”任弼时大弯着腰，几乎和毛泽东脸贴脸地汇报敌情：“北路的钟松昨天已到米脂城北的镇川堡。骑兵侦察报告，北路没有缝隙可钻。南路刘戡昨天抢占了绥德，断我西去之路，随即进至米脂，与钟松部形成合围之势。现在正朝我压来。据骑兵报告，他们没有停止宿营的意思。”

　　“还有多远？”毛泽东问。

　　“三十里。”任弼时骤然压低声，“可能已进乌龙铺。”

　　“嗯，”毛泽东略一沉吟，手指移向黄河，“黄河边有敌人吗？”

　　“暂时没发现。白龙庙、葭县、神泉堡一线骑兵都侦察过。”

　　“只有向东走了？”毛泽东慢悠悠一声，像是自问，又像问人。

　　“现在看来只能向东。”周恩来神色严峻。

　　“死地哟！置之死地能后生吗？”毛泽东犹豫。

　　“东边是黄河，万不得已时……也不会是死地。”有人含蓄提醒。

　　“哪个？说什么？！”毛泽东猛然掀起眼皮，目光咄咄逼人。“我有言在先，不过黄河。谁还说这种屁话？”

　　窑洞里鸦雀无声，窑洞外风狂雨骤。

　　“吭吭，”周恩来轻咳两声，凝固的空气松动一些。“主席，向东走，先要过葭芦河。过了葭芦河就有了回旋余地。”

　　毛泽东望住周恩来，神色严肃。他没作声，立起身踱了几步，面壁而立。稍顷，头也不回道：“群众呢？群众怎么说？葭芦河在这里入黄河，不少群众把它叫黄河的河岔子，叫黄河岔。”

　　周恩来声音从容柔和：“过澧水不算过长江。造谣也没用，向群众一说就清。”

　　毛泽东慢慢地点了一下头。转回身，手指任弼时：“通知部队，向东走！”

　　任弼时在窑洞口憋一口气，突然一弯腰，弓身冲入风雨中。毛泽东向陆定一和叶子龙交待行军中几件具体事，正欲出窑洞，任弼时又水淋淋地跑回来：“主席，骑兵报告，刘戡自乌龙铺出动了，目标是我们曹庄！”

　　“好吧，敌人这么积极，我们也起身吧。”毛泽东不再那么严肃，声音恢复了轻松。这是决心下定之后的轻松。他笑指指天：“难得在陕北洗一次淋浴。”话音刚落，他那农民一般朴实健壮的身躯已投入风雨之中。

　　队伍靠着闪电的光亮辨识路径。闪电一停，黑暗立刻把人紧紧捆住，迈不开腿。耳畔一片轰隆隆震响，杂乱、深远、绵长。大水挟着巨石从山上滚落，在沟壑中碰撞、旋转出骇人的巨响。战士们呐喊着互相提醒：“小心！”“危险！”喊声被雷声、水声淹没，自己也难听到自己的声音。人牵着马缰，马尾又被人抓住，老兵握紧新兵，男兵拉住女兵，整个队伍紧紧连成一体，分不开，拆不散。一步一滑，三步一跌，踉踉跄跄地向前蠕动。

　　谁也没有注意到黎明的来临，黑暗在不知不觉中淡薄。于是，朦胧中出现了高不可测的大山。

　　“黄河！黄河！”前边有人喊。

　　“快呀，快看，那就是黄河！”

　　毛泽东脸色阴沉，双眉紧蹙，水淋淋坐到一块大青石上。周恩来招呼警卫排长：“阎长林，你去向同志们解释，不是黄河，是葭芦河！”

　　雨仍在下，云似乎薄了许多，透出淡淡青光。河岸边响起嘈杂声，那是任弼时组织人马渡河。

　　往日，葭芦河不过是一条任人蹚走的小河。天一落雨，洪水滚下，立刻涨满河床，浩荡翻滚，难怪战士们误以为是黄河。叶子龙带着十几名战士找来了船工和几只羊皮筏子。船工抹着脸上的雨水，带着央求的音调大声说：“不行啊，首长，过不去，这水根本行不了船！”

　　任弼时望望身后的山，又望望面前的河水。那水足有一里多宽，大浪一个紧追一个，雪崩似地重叠起来，哇哇吼叫。河床里拥挤不开，一股股急流狂涛向堤岸扑来，在岩石上冲撞，轰轰响着涌退，立刻和后面新冲上来的急流狂涛碰撞交锋，忽隆隆掀起在半空，水花泡沫漫天飞洒，随即又像瀑布似地崩泻而下……

　　蓦地，山上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叭勾——！”

　　刹那间，像有人同时点燃了几十挂鞭炮，噼叭之声响成一片，并且越响越激烈。不一刻工夫，空气里掠过日日的尖啸。山上火光闪耀，浓烟升腾，轰隆隆的爆炸声盈耳不绝。警卫部队同追兵打响了，而且一开始就是大打！可见敌人来势凶猛，疯狂已极！

　　“放羊皮筏！能过也要过，不能过也得过！会水的到前边来！”任弼时几乎是在吼。七八名精壮小伙子赤膊了身子，呐喊着，赴汤蹈火一般冲向葭芦河。筋肉饱绽的铁臂紧抬着那气鼓鼓的羊皮筏。大浪应战一般咆哮起来，掀起一人多高，携带着拳头大的卵石飞扑过来。刹那间人浪相撞，堤岸上几百喉咙发出助威的吼声，惊天动地。只见那七八名精壮小伙儿似要飞翔一般忽地腾起，又猝然从浪尖上坠落，转瞬便不见了。于是，几百人的吼声又变成了惊骇的尖叫。大浪退缩，羊皮筏子皮球一样从水底弹出，滴溜溜转着，刚一挨近中流，立刻箭一般向下游冲去。而堤岸下，那些小伙子忽尔变得如此孱弱，在浑水泥沙里挣扎，扒着岩石树根呼救。堤岸上的战士们冲了下去，竭力赶在下一道大浪卷来之前救出他们。

　　任弼时牙齿咬得咯咯响，腮上鼓起一道斜棱，两眼死死盯住那肆虐疯狂的浪涛。落水的人刚被救起，他的右手便在肩上轻轻一挥：“上！”

　　又是七八名小伙子，举起羊皮筏，像攻城部队举着云梯那样冲。堤岸上的几百战士又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然而，呐喊陡起陡落，那些冲锋的精壮青年与草木一般被大浪拍回，跌得前俯后仰。而羊皮筏子早已翻扣着，旋转着，被急流卷走，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停下，先停下。”一个镇定的声音在任弼时脑后说。他扭转身，是毛泽东。

　　毛泽东望望洪水咆哮的葭芦河，望望堤岸上焦急等待的几百名干部、战士，又转身看一眼枪炮大作、喊杀连天的高山，神色肃穆严峻。于是，几百名干部战士都屏住了呼吸，就连葭芦河水的咆哮声也忽然变得远去。

　　啾啾啾——！这是子弹从头顶掠过的声音。四名卫士忽喇一声围住毛泽东。在他们的外围，十几名警卫战士肩并肩枪口向外又围上一圈。同时间，河堤上下响起子弹钻入泥土的噗噗声。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座山头已经出现了敌人。百余人的警卫部队是无法控制所有山头而不让七个旅的追兵饮马黄河的。

　　毛泽东习惯地吮一吮下唇，右手在前面轻轻一拨，卫士立刻闪开条路。他缓慢下堤，几百人的目光追踪着他的脚步，注视着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似要从中找到希望和信心。

　　“给我一支烟。”毛泽东轻轻一声，像吹口气那么轻。几百人的队伍里立刻像刮起一阵风：

　　“烟，烟！”

　　“烟，快拿烟。毛主席要抽烟！”

　　“毛主席要抽烟！”

　　几百名干部、战士同时间把手伸进兜里、怀里、背包里，掏摸着，紧张搜寻着，就连女兵也不例外。像掏摸寻找希望和光明。可是，他们掏出的全是失望。经历如此大雨的洗劫，哪里留得下一支能吸的烟啊！一个女兵捧着一包沤烂的烟丝，竟急得哭出了声。

　　毛泽东已经在那块光溜溜的大青石上重新坐下来，左右望望，忽然瞪起了眼，打雷一样吼：“烟呢？拿烟来！”

　　卫士们慌了。毛泽东因为闹肺炎，戒了烟。他们没有准备。现在毛泽东要烟，他们不敢离开，又必须去找。

　　周恩来和任弼时在队伍中焦急地寻找，好像在寻找挽救中央纵队的出路。

　　忽然，队尾那边起了喧哗，隐隐听得一片激动声：“烟，烟！快给主席，快。”

　　周恩来急步迎去，看到了毛泽东的马夫。老侯两手捧着个油布包，被人群簇拥着，像被迎来的英雄功臣。

　　“周副主席，我这里有，我烟瘾大，我用油布包着，能抽，在油布里，准定行，还有火柴……”

　　“老侯同志，我代表同志们谢谢你了！”周恩来动了感情，声音比往常提高许多。他几步抢到大青石旁，把烟和火柴交给毛泽东的卫士延勇胜，接着招呼阎长林：“快，解背包！”

　　一条薄军被展开了。周恩来亲自扯起一角：“举起来，不要举太高，朝东南斜点，好！”

　　薄军被遮在毛泽东头上像一顶帐篷。

　　延勇胜钻到被子下，把一支烟插入毛泽东右手的两指间。毛泽东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周围发生的一切，目光淡漠，眉头微蹙，鼻翼到嘴角间有两道深纹。香烟插入指间，他完全依靠本能将烟送到唇际，刚一叼稳便朝延勇胜凑过去。可是，延勇胜的火柴没有划燃。

　　这时的雨，时而像用细筛往下筛，时而又像倾斜了喷壶往下浇——大一阵，小一阵，犯神经似的。延勇胜手抖得厉害，喘不过气，背后什么东西压得慌，那是无数目光！

　　嚓！手心里闪过一道亮，那叼了香烟的嘴又凑过来。可是，同前几次一样，火光只一闪便被风熄灭了。

　　毛泽东两眼燃起了火，延勇胜身不由己哆嗦了一下。果然，毛泽东发作了：“你蠢！老子不要你，你滚！”

　　毛泽东发火是分程度的。一般发火只骂声“你蠢”，盛怒之下会称“老子”，大发雷霆才会骂出“你滚”或“你滚蛋”。这一次，毛泽东把这三句话一口气全骂了出来。

　　延勇胜吓呆了，痴痴地没有“滚”。周恩来急了，怕惹毛泽东发更大的火。他腾出一只手抓住延勇胜一扯：“你出来，出来！”他回头望住自己的卫士：“银桥，你去，沉住气！”

　　李银桥从延勇胜手中拿过火柴，一低头，钻入被子下。

　　“嚓！”火柴一闪亮，马上又熄灭了。刷，汗水立刻从他额头沁出来。

　　“两根！三根！三根火柴一起划！”周恩来提醒，一边用身体去挡那斜吹来的风雨。

　　李银桥捏出一撮火柴，可能不止七八根。沉住气用力一划。噗——！那火花最初绽开像蒜瓣状，在不足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便膨胀成一整头大蒜那么大。火舌一下子窜上来，李银桥猝不及防，眉梢一灼，便闻到燎毛的气味。他立刻又感到手指灸痛，痛入肺腑。但他咬牙忍住了，没有丢下火柴。他仿佛听到手指的皮肉在咝咝响，但他没有看。他眼前只有那一支粉笔状的纸烟，伸过来，伸过来……终于，那纸烟燃出圆圆的深红的火头，火头上袅袅地升起颤抖的青烟。他吁口气，把还在燃烧的一撮火柴棍一下子握入手心，紧紧攥住不动。疼痛驱走了紧张，他舒服得直哆嗦。

　　干部、战士们一堆一伙立着瞧，不敢近前也不肯远离。毛泽东怎么想？一边是七个旅追兵，一边是洪水咆哮的黄河岔。过了黄河可以获得安全。可是……他怎么想？子弹在头上飞掠，有两名战士中弹了。一名不声不响地倒下去，停止了呼吸。另一名不声不响地捂住左臂，鲜血从指缝间缓缓淌出。没有中弹的人们不躲不闪，紧紧盯着毛泽东和他嘴上的香烟。那烟头开始闪耀，吸得好狠哪！眼睁睁看着那截烟灰在伸长，折断，跌落……

　　毛泽东似乎屏住了呼吸，似乎在凝视脚下的一块石头，似乎在聆听大地深处的呼吸——他的鼻孔里流出两股青烟，才流出不多一段，又突然被抽回去大部分；然后又缓缓向外流，然后又猛烈抽回去……终于，一根又粗又长的烟柱从他嘴巴里冲出，一直撞在湿漉漉的黄土地上，撞碎了，向四面八方弥漫开。

　　紧接着，香烟又举到唇际，烟头闪耀，还是吸得那么深，那么狠，烟灰一个劲地延伸，然后折断，然后跌落……

　　蓦地，毛泽东立起了身，把那支烟头奋力掼在地下，用脚踩去。嘴里迸出一声：“不过黄河！”

　　队伍起了一阵喧哗，像阵风吹进阔叶林。马上又安静下来。静得庄严，静得悲壮。

　　“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毛泽东从来不曾这样冲动、亢奋。他用讥嘲蔑视的目光，朝敌人射击的山头瞟一眼，从容转身，走上黄河岔的堤岸。不紧不慢，顺堤向西北方向走去。

　　卫士和警卫人员从惊愕中突然惊醒，忽喇一下围过去，想把毛泽东围在中心。

　　“哪个？”毛泽东瞪起眼，那眼神吓人，没有哪个敢违抗。“退下！”

　　卫士和警卫人员立刻都止了步。

　　周恩来望望山头，快步追上，走在毛泽东左侧偏后。他的卫士立刻明白了：周恩来的身体是挡在敌人枪弹与毛泽东之间。李银桥一声不响，立刻追上去，在周恩来的身后，将身体横开，像靶标一样完全展开在敌人的枪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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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三章

　　紧张追随周恩来的李银桥，眼前闪动着一些画面：

　　秦岭上空传来飞机引擎的隆隆声。

　　秦岭——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气候多变。一股寒流袭来，飞机螺旋桨和机翼挂上了冰，晶明闪亮，琉璃一般。飞机开始颠簸、急剧下降。机尾落下几个黑点，翻滚坠落。那是减重抛下的行李。

　　机上的红色报警灯亮了，一闪一闪，触目惊心。广播里响起驾驶员的命令：“先生们、女士们，请系好降落伞，等候跳伞信号！”座舱里一阵混乱和喧闹，这是惊慌恐惧袭来时人的一种本能反应。降落伞系在座位下，有人取不出，有人背不上，动作忙乱。

　　前排立起一个人，中等身材，略显瘦削，面目清秀俊逸，一双大而深的眼睛有一种说不清的诱人魅力，似乎混和着温柔、谦恭、羞怯、热烈、坚强和自信等不同性格。但是，他十分敏捷、镇定，只弯腰一探手，便从座位下掏出降落伞。迅速背好，不管出现任何麻烦。他又转身帮助邻座：“不要慌，伸胳膊……好！”那位邻座背好伞，感激地点头。

　　可是，后排座位哇地一声，响起女孩子那种毫无控制的大哭。他转身望去；是唯一的小乘客叶扬眉，叶挺将军十一岁的女儿。他跑过去，搂住那女孩子纤小的肩膀安慰：“小眉不哭，快告诉叔叔，怎么了？啊？”

　　“伞、伞……我没有伞……”

　　他急忙弯腰向座位下摸索，脸色立刻变得苍白。叶扬眉的座位下没有降落伞！

　　女孩子以新的势头放声大哭，恐惧和绝望压垮了她，她的身体紧缩成一团战栗着。

　　“小梅不怕，小梅不哭，小梅有叔叔呢。”他的声音那么温柔，简直是女性的温柔，母亲的温柔。是的，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便男扮女妆，在话剧《一元钱》中饰演女主角，轰动了天津。可是，又有哪个男人能像他那样意志坚强？在他温柔劝慰的同时，他已解下身后的降落伞，毫不犹豫给孩子背上。

　　最初的惊愕一过，激动情绪席卷了舱内。十几名乘客感动、不安、甚至尴尬。因为在赴重庆的这些谈判代表中，只有他名望高、职务高、社会名气大！

　　他，就是周恩来。

　　一位同志感动又尴尬地劝说：“恩来同志，你，你还是用自己的降落伞吧。扬眉人小身体轻，我抱她跳伞，我和她合用一顶伞……”

　　周恩来轻轻一摆手，笑得那么平静、安详、文雅：“不用了。”只说了这一句，他便在座位上坐下来，望着拥抱上来的大地，望着如此壮丽的山野江河，望着恶狠狠压迫来的死神，始终微笑着，眼睛一眨也不眨……

　　在最后一刻，飞机恢复了正常。他没有表现出大难不死的惊喜庆幸，也没有解脱后的激动、瘫软。他仍然那么温和文雅、平静安逸……这事发生在1946年。

　　由此上溯到1935年。

　　黄河南岸的高原上，一队穿着灰军装却没有戴红星的囚犯，拖着疲惫的步子朝宁夏的预旺堡镇艰难跋涉。他们是共产党员，也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他们是红军，又是红四方面军的囚徒。囚徒的行列中，有位头发蓬乱、脸色灰暗的青年。他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当时廖承志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往预旺堡镇。

　　远处荡起一溜烟尘，几名骑兵飞马驰来。相会时，那些骑兵很自然地勒马减速，惊讶地打量这些奇特的囚徒。同样，囚徒也用淡漠的目光望望路遇的这几名红军骑兵。

　　忽然，廖承志眼里掠过一道亮，打闪一般。他看到一双熟悉的眼睛。骑在马上的那位清瘦的青年军官虽然留着一脸黑色的大胡子，但那双大而深的眼睛太熟悉，太亲切了，一下子唤起了那些遥远的记忆。他不是父亲的朋友周恩来吗？刹那间，两个人的目光相遇，碰撞出一串火花……

　　可是，周恩来的目光忽然闪开，在那些保卫人员的身上一掠而过，翕动的嘴唇抿紧了，脚镫一磕马腹，陌生人一样纵马而去。廖承志眼里燃起的希望之火瞬即熄灭了，为一种绝望和愤慨所替代，无声地垂下头，默默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晚上，他被传唤到屋外，心里漾出一丝凄凉悲壮之情。死神开始招手，因为张国焘已经宣布，今晚对他执行枪决。

　　然而，戏剧性的场面开始了。除看押者外，他发现多了一名骑兵通讯员。从这名通讯员口中，他得知周恩来叫他去司令部。

　　屋里坐满人，烟雾腾腾。张国焘也在那里。他身胖体壮，红光满面。相比之下，周恩来显得瘦削文弱。

　　张国焘当然知道周、廖两家关系亲密，只是事前没得到报告，没有任何迹象提醒他周恩来发现了廖承志，要为廖承志求情。不容张国焘提前处决，周恩来便突然把事情摊开在桌面上了。

　　张国焘装糊涂，问：“你们俩早就认识吗？”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瞪起眼睛狠狠盯住廖承志，声色俱厉：“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糟糕！你认识错误了没有？”

　　廖承志一怔，马上又从周恩来那双怒气冲冲的眼睛里看出了深藏的感情。他受到暗示，迅速垂下头，喃喃自语：“认识了……”

　　“认识深刻不深刻？”

　　“我、我还要继续认识。”

　　“改不改？”

　　“改。”

　　“不要光嘴上说得好听，还要看你今后的实际行动！我要看你，总政委也要看你，到底是真改假改！”

　　张国焘挂着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头衔。他怔住了。还要看今后行动？那自然是不能枪毙了，毙了还怎么改？再者周恩来，还在那里训斥廖承志，而且越训越凶狠，似乎正在替自己办一件事。这一来，他反而不好同周恩来翻脸、坚持马上处决廖承志。

　　“你先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吃晚饭，吃完饭咱们再说！”周恩来就这么怒气冲冲留下了廖承志。吃饭时他一眼不瞧廖承志，一句不理廖承志，只是同张国焘谈话聊天，笑声不断。张国焘装一肚子心思就是说不出。他本可以抢先一步处决廖承志，而后“懊悔不迭”地埋怨周恩来：“你怎么不早说呢？”他本可以板起脸，堂而皇之对周恩来说：“这个人不能留，他全变了，你不了解。”现在，周恩来用严厉训斥来说明他完全了解。张国焘只好留下人头，以观后效。

　　再由此上溯到1910年，在淮安一所小学的课堂里，教师提出一问：“读书是为什么？”

　　一位学生答：“为光耀门楣。”

　　第二个学生答：“读书为明礼。”

　　第三个学生是店主的儿子，老老实实说：“为家父读书。”

　　回答引起哄堂大笑。笑声渐落，十二岁的周恩来立起身：“读书为中华之崛起！”

　　谦恭温和的生性与非凡的政治抱负，坚如钢铁的意志和应付党内斗争的高超艺术，集所有这些于一身，构成了周恩来那复杂、生动、颇具魅力的性格。

　　毛泽东走在河堤上，没有注意到掩护其后的周恩来。他昂着头，目光始终望着前方，好像一个声音在向他召唤。他不彷徨，更不左顾右盼。他的脚步是农民式的，两腿有些分开，身体稍向后坐，迈腿不紧不慢，肩背随步晃动；然而那又是巨人式的，起步生风，落脚有声！仿佛带着隆隆的惊雷，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他的每一步都是那么踏实，那么自信，——那是胜利者的脚步！

　　雨停了。云脚下忽然射出一缕金光，恰恰照着走在高高河堤上的毛泽东。轮廓如此清晰鲜明：硕大的头颅，饱满的额头，线条柔和的鼻子和那个微微翘起的下巴，这一切都历历在目。他的身体魁梧，兼有农民的质朴和战士的强健。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中国历史的延续和一个民族的过去，一如朝晖为他映出的那圈光环，神秘而耀眼。他的步伐显示出傲慢，蔑视敌人七旅之众的枪口！

　　毛泽东的战略洞察力，无与伦比。他的果断和魄力，也令所有与他接近的人折服。而他的任性、冲动和倔犟，又是显而易见，随时表现出来。

　　最初，还有两颗子弹钻入毛泽东脚下，距离不超过两米。随后，奇迹发生了：身后身侧那些山头，枪炮忽然停息。敌人的停了，我们的也停了。大地哑了一般静！

　　只有河水没有停，只有毛泽东没有停。河水在身边流，毛泽东在堤上走。永远是不紧不慢，永远是旁若无人。他的身后，跟随着越走越有信心的二三百人。七个旅的追兵——正因为有七个旅才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目瞪口呆，恍若梦中。他们就那么眼睁睁看着毛泽东在堤岸上走了三百多米，翻过一个小土岗，不见了。

　　又过了两分钟，不知是试探还是走火，有个山头上响了短促的一枪。于是，各山头的人马才如梦初醒，枪炮声以新的更猛烈的势头叫响起来。

　　只是，再不曾有一兵一马敢追下山，追到河堤上。

　　在小土岗的另一面，李银桥也如大梦初醒。他揉拭眼睛。眼里火辣辣，湿漉漉。他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几十年后仍然说：“不敢相信，简直不敢相信。胡宗南的兵到处追我们，追上了反而不敢动，连枪都不敢放了，直到看不见了才又放枪追。碰上四五次，都是这样子……”

　　走过土岗不远，毛泽东面向西北停步侧身，仰头望望河岸边一座高山。那山陡崖削壁，巨石耸立，危岩高悬。云雾缭绕在山腰，高峰隐蔽在半空。毛泽东将手中柳木棍向山上一指，望住任弼时：“嗯？”

　　任弼时点头：“嗯！”

　　“上山！”任弼时回头向部队下令。然后又对身边的王参谋说：“让后面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

　　毛泽东已经向山上迈步，闻声回身，柳木棍向路口旁一块草坡上用力戳去：“怕什么怕？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

　　王参谋略一怔，马上摇头：“不行，敌人就在后面，说话就跟上来……”

　　阎长林也劝：“刘戡的七个旅加北路三个旅，万一跟上来就麻烦了。”

　　毛泽东手中的柳木棍第二次戳下，断然一声：“给我竖！”

　　周恩来在旁边说：“你们就照德胜同志说的办。”

　　毛泽东余怒未消：“我叫他追，我倒要看看这个刘戡和钟松有多大的胆子！”

　　毛泽东上山了。周恩来扯一下王参谋，小声嘱咐：“主席的安全关系全党、全军。为防万一，部队过完以后，你们还是照史林同志说的办，把痕迹消除干净。”

　　走到半山腰，山下响起枪声。周恩来停住脚步问：“怎么回事？”

　　李银桥猜测：“可能敌人追来了。”

　　毛泽东忽地停下来，把草帽抓在手里轻轻扇，慢悠悠道：“真来了吗？”他左右望望，找一块石头坐下来，索性不走了。“那好么，我们等等，我看看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

　　有了前面几件事的教训，警卫排长和卫士不再催促毛泽东走。那样只会适得其反。他们散立四周，盒子枪大张机头，随时警惕着。

　　侦察员跑上来了，大声报告：“是对岸民兵打枪，误会闹清了。”

　　毛泽东有些遗憾地：“既然没来，咱们再走！”

　　陆定一小声对任弼时讲：“我看主席最大的乐趣就是迎接挑战。”

　　任弼时点点头又摇摇头：“适当时侯还得说说他。”

　　爬到峰顶，毛泽东双手按着柳木棍回首东望：雨后初晴，天碧如洗。千峰竞翠，万木葱茏。一轮红日火球一般悬在地平线的上方，照耀着逶迤万里的黄河。这里望到的黄河没有了那种暴跳如雷的野性，像流淌的乳汁一般温馨滋润。大地茫茫苍苍，群山峻岭突兀颠连。好一派磅礴气势！好一幅壮丽景色！好一种心旷神怡。

　　毛泽东胸膛微微起伏，呼吸有声。他在高兴和激动时，总喜欢这样有声有色地深呼吸。

　　任弼时看准机会走过去，随便而又认真地说：“德胜同志，我要跟你谈谈呢。”

　　毛泽东瞟他一眼：“又有意见了？大胡子！”

　　“有意见。”任弼时抹抹胡子，放低声音，因而显出严肃，“主席不过黄河，我坚决拥护。有眼光，有魄力！转战陕北几个月，每走到一个地方，都能听见这样的话：‘咱毛主席还在陕北！我们什么也不怕！’人民用这样的话互相鼓舞，期望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还在陕北！’已经成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精神支柱。王家湾的薛老汉，小河村的兰兰母女……当时的场面，连我的眼睛都湿了！”

　　毛泽东神色变得庄严，凝视着远方轻轻点头。

　　“主席，你不是属于你个人，这一点很清楚。可是，有时……”任弼时叹了一口气。

　　“说么。”毛泽东扭回头，看着任弼时，片刻，扑哧一笑：“毛病！你是敢顶、敢挑刺的么，大胡子！”

　　任弼时没有笑，表情严肃：“不琢磨词儿了。直说吧，有些事你办得太冲动，太任性。”

　　“哦？”毛泽东收住笑，眼里闪出尖锐的波光，“那倒要听听了，你总要有根据吧？”

　　“有根据。刚才过黄河岔，你在堤上走了三百多米，不许卫士保护。同志们担的什么心啊。恩来一个劲地往上挡。”

　　“讲完了？那么换成你呢？过河，不打死也要淹死。只有走。溃逃吗？你只要跑就是找死，你能跑得过枪子？几个卫士就能挡住枪子？你这个大胡子！”

　　“可是你还要插牌子。”

　　“兵不厌诈！”

　　“半山腰你听见枪响就坐下不走。”

　　“我早看了地形。放一个排狙击，他就是十个旅一起来，今天也上不了山！”

　　任弼时怔住了。张一张嘴，竟没说出话来。

　　毛泽东喜欢辩论，辩起来不乏尖锐、辛辣，甚至意气用事，夹带出嘲讽。辩到得意之处，就露出孩子一样争强好胜又很天真的笑容：“说话呀，大胡子。”

　　任弼时脸胀红了。换任何人这样说话，他都会指住对方鼻子喊起来。但是永远不会指点毛泽东鼻子。毛泽东是他心悦诚服的领袖。他将哆嗦的手指连续向下戳点着，提高了嗓门：“算你有理。可凭你这口气也可以看出，你一早上的作事都是带了一种情绪。有一种意气藏在里面！”

　　毛泽东的脸也涨红了，望着任弼时半晌无语。他有些愠怒，但也在思考。片刻，勉强笑笑，点一下头：“这一条可以成立。”

　　“你能承认，我这个支队司令就好当了。”任弼时迅速平静下来。中央纵队叫三支队，他这个司令直接负有保卫毛泽东安全的重任。

　　毛泽东和警卫排的同志们聊天去了，坐在一块青石上，谈笑风生。

　　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怕中埋伏，停止追击，就地宿营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并不觉奇怪。他凝望山下，忽然把头一晃，唱出两句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番营，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这是《空城计》里诸葛亮的唱段。

　　不远处，任弼时对周恩来小声感叹：“韶山出了个毛泽东，这是天助我党。”

　　入夜，山下燃起一堆堆篝火，没头没尾。照得遍野通红。山上有个小村叫白龙庙，居高临下看得真切：敌人好像近在咫尺，喧嚷之声清晰可闻。

　　周恩来向王参谋下令：“把警戒部队布置好，我们就在这里住下。”

　　毛泽东在屋里大声说：“让他乱去吧，老子睡觉！”

　　清晨，又下起雨。比昨天还猛。整座山头白茫茫的。中央纵队从西坡下山了，简直是被水冲着走。

　　马是不能骑了，只能手挽着手走。李银桥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先扶毛泽东下一个坡，忙又回身爬几步，伸出手接周恩来。周恩来没有把手递过来，似乎在摇头，送个眼色，右手在胸前轻轻挥一挥。

　　李银桥望一眼周恩来。雨水冲入眼帘，眼里热辣辣。他喉咙里咕噜响一声，将雨水和唾液一道咽下。他什么话也没讲，目光在周恩来瘦削俊逸的面孔上停留几秒，突然转身，去追毛泽东。

　　昨天下午在白龙庙，支队参谋长叶子龙和副参谋长汪东兴找他谈了一次话。

　　“银桥同志，我们打算把你的工作调一调。”叶子龙脸上带一种神秘的色彩，不停地点着头。他中等身材骨骼细小而结实，目光闪闪透出一种精明干练。他是参谋长，也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李银桥心里咯噔一下，好像点燃了一颗小火苗，跳跃着，撩拨得身上有些痒，有些热。

　　“下部队？”

　　“不对不对，想哪儿去了？”叶子龙带着一丝洋洋自得，忽然俯近身，压低声音：“我们和胡必成同志研究过了，决定调你到主席身边去工作！”

　　李银桥一怔，痴痴地望着叶子龙没作声。

　　“没想到吧？嗯，去了好好干！”叶子龙在他肩上拍一掌，信任地：“你还行，我了解。”

　　李银桥随着叶子龙的巴掌震动一下，似乎醒了。立刻想起行军路上的猜谜语，想起为毛泽东点烟。他心里有些热，这是受到信任而生出的荣誉感，是一种自豪。可是，另一张面孔又蓦地跃出，是那位当团政委的老乡，望着他摇头晃脑：“小李呀，你是地位高，职位低。这么干下去可没啥大前途……”

　　“银桥同志，你当过勤务员，在前线当过特务员（警卫员），又在必成同志身边工作一段时间，还是有经验、有能力的。”汪东兴开始讲话。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目光锐利。平时不爱玩笑，喜欢讲原则、讲大道理，是个令人敬而远之的严肃人。“到主席身边工作，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不用我多说，这工作的光荣性和重要性你是知道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的工作关系着全国的解放事业。主席是很有个性的人，要搞好工作，就要熟悉主席的个性。既要做到忠诚老实，还必须有灵活性。反应要快，要善于发现和领会主席的想法、意图。”

　　李银桥眨一眨眼，想起被毛泽东喝退的李连生和延勇胜。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叶子龙第二次拍李银桥肩膀。

　　李银桥自己也没想到，竟会冒出一句：“我不想去，我干得太长了。”

　　叶子龙和汪东兴显然未料到，都露出惊讶。接着，面面相觑，有些尴尬。

　　李银桥低下头，小声说：“我三八年当兵，一直是干这一行。我跟必成同志流露过这个意思。遇上形势紧，离不开，再干一段也可以，他总还了解我的情况。现在又到主席身边，总不能干几天就走吧？”

　　叶子龙和汪东兴患了感冒似的，轮流咳嗽，谁也没说话。

　　李银桥明白不能这样僵下去。他抬起头，换一种口气：“我是党员、军人，组织决定我服从。工作需要我当然去，我只是说出想法，让组织上有个了解。”

　　“嗯，”叶子龙轻咳一声，终于打破沉默。“服从分配就好。啊，这个这个，有想法么，能谈出来也好……”他看看汪东兴，“啊，这个这个，啊，要不就先这样？我们再研究研究？”

　　汪东兴一脸严肃，手朝李银桥轻轻一拂：“你先去吧，我们考虑一下。”

　　叶子龙望着李银桥远去的背影，说：“不过——，他只要去，就一定能干好。我相信。”

　　汪东兴皱起眉头：“还是跟主席汇报一下的好。”

　　毛泽东似乎不在意叶子龙和汪东兴的汇报，他正在看军事地图，琢磨着什么。可是，汪东兴刚说到李银桥不愿来，他的眼皮便一下子掀起来，目光在汪东兴和叶子龙的脸孔上来回转移。始而惊讶，继而疑惑，又夹带着探询，仿佛要从他们脸上找到什么答案。

　　汪东兴和叶子龙小心翼翼斟酌词句，互相补充着汇报完毕。毛泽东两眼有些暗淡，脸也沉下来，他放下地图，在屋里踱步。

　　这是第一个！

　　过去，只有毛泽东喝斥走卫士，还不曾有谁从一开始就不愿到他身边任卫士。他竭力要想象出李银桥当时的表情和态度，想不清。活跃在他脑中的只是一张孩子气的圆脸，悄悄说出谜底：“唱戏。”随即羞怯地低下头。还有在黄河岔那风雨天，捏了一撮火柴，抿紧了嘴唇坚持着、坚持着……蓦地，这一切逝去。他眼前又浮现出枣林沟、王家湾、小河村和许多叫不出名的山沟子，群众欢呼着“毛主席万岁！”争先恐后地向他拥来，手臂如林……

　　“我看，他不合适。”汪东兴注意着毛泽东的脸色，轻声说，“我们准备另选一个……”

　　“不！要他来。”毛泽东猛地立住脚，手指窗外，声音很大：“我就要他！”

　　山下有一条小河沟，现在被洪水涨满，急忙中一时过不去。周恩来和任弼时率先头部队找到一处较窄的河床，选几名会水的战士泅过去，到对岸村子里找老乡，准备架便桥。

　　突然，白龙庙方向枪炮齐鸣，警卫部队与敌人接火了。陡壁悬崖从四面八方将轰隆隆的爆炸声回击出去，气势犹如天崩地裂，确实骇人心胆。机关人马全汇集到河滩上，焦急地朝河里张望。几十名精壮的战士赤条条奋战在洪水中，试图还用绳索和门板架起一座浮桥。

　　毛泽东也向河里望了望。几个战士在两岸呼喊着牵绳子，把它绑在巨石上。另有战士拼全力向上架门板。水高浪大，绳子摇摆不定，那块门板被浪掀落，旋转着冲走了。河滩里响起焦灼的叹息声。

　　毛泽东点点头，向刘秘书作个手势，轻快地说：“看来我们能有段时间，架电台吧。”

　　刘秘书望望战斗更加猛烈的山头，没敢多言。马上布置架设电台。也怪，电台架设好，河滩里人们的情绪便也安定下来，不再坐立不稳地团团转，出现了抽烟聊天和披了雨衣看书的人。

　　天空又出现了马达的隆隆声。是敌机！

　　“德胜同志，敌机！”警卫排长焦急催促：“到那边隐蔽一下吧。”

　　毛泽东没有抬头，只把一根手指朝大雨倾落的天空竖起：“它想撞山吗？我看它比你聪明。”接着把指头一顺，指住刘秘书：“拿电报来。”

　　李银桥不等吩咐，忙展开一张油布，与张天义左右扯开，遮在毛泽东头上。他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不是担心头上的飞机和白龙庙的枪炮，也不是担心河上那条浮桥能不能架起。呆在毛泽东身边，这些事丝毫不必担心。他甚至信心十足地想起延安宝塔山下那赫然醒目的石刻：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他担心的是毛泽东始终不正眼看他一眼。从早至今，没看一眼！一定是叶子龙和汪东兴向毛泽东说了什么，说不定添枝加叶……他磨了磨牙，朝河岸那边指挥架桥的叶子龙狠狠瞪一眼。我只是向直接领导如实汇报思想，可不是让他们去跟主席学舌。现在可好，主席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他一定误会了。我必须找个机会解释解释……

　　李银桥扯着雨布，朝雨布下的毛泽东望去。毛泽东只是聚精会神地翻阅电报……李银桥心里莫名其妙地委屈、伤心、内疚。

　　毛泽东根本没注意他的卫士神情有异，更不曾想到卫士如何心事重重。他的心思完全投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胸中翻涌着大潮一般的激情。当刘戡和钟松的十多个旅追在屁股后面不放时，当枪炮齐鸣、险象环生时，当群众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紧张焦急时，只有他心中水晶一般透明：中国的解放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毛泽东对第一份电报看了三遍，大手在膝头不轻不重拍了一下。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发来的。根据他的命令，刘邓大军六月三十日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当时我在哪里？毛泽东想。对了，那天我撤出小河村，只留一个排在杨圪嶗湾堵击。我爬上山梁，敌追入山沟。敌顺山沟追出去，我留在田次湾睡了个好觉。——毛泽东独自笑了。现在刘邓来电，他们已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

　　“老朋友，”毛泽东这样称呼南京的蒋介石，将电报翻过去，一边自言自语，“这一刀我是戳得狠了点，真有些对不起你了。”

　　李银桥和张天义几乎同时朝雨布下望了望。毛泽东有自言自语、自得其乐的习惯。他的思想太活跃、太浪漫，身边的人不可能追踪。不过，只要毛泽东乐，卫士们就会乐——张天义朝李银桥挤挤眼，笑了。

　　毛泽东开始看第二份电报，这是太岳兵团拍来的。那位热情豪放的兵团司令员便又浮现在眼前——对，那是在我撤出小河村之前。毛泽东回想着。陈赓将手指向潼关：“主席，我从这里西渡黄河，打胡宗南后路！”我没同意，把他的手指向东移了移：“从这里过，当年项羽破釜沉舟之处！这样，东可以威胁洛阳，支援刘邓大军南下；西可以威胁西安，牵制陕北的敌人！”我走这一步棋，全局就活了——毛泽东又笑了，自言自语：“给你那位忘恩负义的总司令①一点颜色看看吧！”他取笔在白纸上疾书电文，向准备就绪的太岳兵团发出强渡黄河的命令。

　　“马上发出！”他将电文交给刘秘书，然后继续翻看各战区的来电。看一封来电，写一封回电。

　　他停下笔，也不再翻阅电报。抬头凝视前方，意态安详。又隐隐带了一丝讥嘲。像对弈时打量穷途末路的对手，大局已定便无需隐瞒：“我的华东野战军要挺进鲁西南，我的东北野战军要发起大规模秋季攻势，我的晋察冀野战军要打你的平汉北段，我的山东兵团要扫荡你的胶东……老朋友，你想怎么办，你还能怎么办？变化得太快了，我真有点对不住你吆！”

　　这一番自言自语，刘秘书听懂了，李银桥听懂了，毛泽东身边的人都听懂了。大家哧哧窃笑。毛泽东似有察觉，环顾左右，点点头和大家一起笑。于是，笑声放开了。笑声越大，盖过了白龙庙上的枪炮声，淹没了洪水的咆哮声。几十年后，李银桥对那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揉着眼窝说：“那天笑得好开心哟。我就是从那次发现，毛主席笑起来的时候真像个孩子，真的……”

　　王参谋跑过来：“桥架好了，请主席过河。”

　　毛泽东将电报全都交给刘秘书，捡起身边的柳木棍。李银桥已将雨布撤下交张天义，抢上一步扶毛泽东起身。毛泽东起身便朝河边走去，仍然没有看李银桥。

　　河边，毛泽东突然停步，好像有点吃惊。

　　拦河一根大绳，绳头系在河两岸的巨石上。十个战士一组，臂挽臂变作一个桥墩，稳稳踏在河中。中流站不稳，就借助绳索。桥墩连桥墩，门板搭门板，几十扇门板连接成一座大桥！

　　毛泽东嘴角抽动一下，眼圈有些湿。

　　王参谋催促：“请主席过桥！”

　　毛泽东忽然往旁边一闪：“让我们的战士先过。”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河中的“桥墩”发出宏亮的呼声。

　　周恩来快步上桥，向河中的“桥墩”频频点头，招手致意，迅速走一个来回，然后对毛泽东说：“主席，不能再等了。你不先过战士们是不会过的。不要叫河里的战士泡得太久。”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河里的呼声又起！一阵接一阵，连续不断。河滩上的干部、战士也发出了呼唤。

　　毛泽东眼里漾起泪花，目光从河心掠过，又扫过河滩，又从李银桥脸上滑过。这是他第一次看李银桥。李银桥不自觉地垂下了头。而毛泽东已经向“大桥”走去。

　　天色已经黑透。杨家园子的上空升起缕缕炊烟，窑洞里闪耀出灯火。

　　毛泽东脱了上衣，盘脚坐在炕上翻阅电报。阎长林和马武义架起火烘烤衣服。柴草太湿，窑洞里烟雾弥漫。阎长林吭吭咳着，一边揉眼，一边回头喊：“银桥，你们陪主席出去，等烟散了再回来。”

　　“主席，出去透透气吧？”李银桥把一条腿跪上炕，双手去扶毛泽东。毛泽东左手向上一挥，像驱赶缠绕面前的浓烟。吭吭咳着，右手的笔一直不停地写什么。李银桥缩回两手，一腿炕上，一腿炕下，立着等候。

　　“这几份电报马上发出。”毛泽东将电报交刘秘书，然后捂嘴咳着说：“透透气，透透气。”

　　雨已是停了。清凉的夜的寂静笼罩在高原上空。几颗星星从云缝里露出，闪着磷光。微风从东方送来洪水的低吟。毛泽东立在院中，深深呼吸，鼻腔里边发出人在鼾睡时常有的那种丝丝的声响。片刻，他双肩向下一沉，这是呼吸运动结束后的松弛。他开始散步。李银桥忙跟上去，注意地面，提醒毛泽东不要踩到水洼里。

　　“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在前面走着问。

　　李银桥的心脏劲跳几下，将一股热流推向全身。他知道，期待中的谈话开始了。他屏了屏息，防止那曾经压抑、现在已经沸腾起来的感情喷吐过急。

　　“李银桥。”他的声音还是急促突兀，有些颤抖。

　　“哪个银桥？”

　　“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噢，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桥太贵重了，我受不起。”

　　“啊哈，你很有自知之明么！”毛泽东立住脚，猛然转回身。他直到这时才望住李银桥，而且一眨不眨，两眼闪闪发亮。“读过书吗？”

　　“我九岁上小学，十一岁就出来参军了。”

　　“看不出么，是老兵了！父亲干什么啊？”

　　“种地，拉脚，倒腾粮食跑点买卖。”

　　“母亲呢？”

　　“种地、操持家务。”

　　“你跟爸爸亲还是跟妈妈亲？”

　　“我爸爸脑子好，多少帐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张口就骂，动手就打。我妈妈很温和，真疼我们。我跟妈妈亲。”

　　“啊哈，一样，我们两家很一样。你妈妈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

　　李银桥一怔，万料不到毛泽东会说这种话。他就犹犹豫豫地：“主席，您，您母亲也信佛？”

　　“是的。我替她买过香，跟她一起去庙里磕过头。以后大了，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中国也强不起来，人民还是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李银桥再不感觉拘束。

　　“讲得好！”毛泽东笑着点头。但是笑容稍纵即逝，口气猛一转：“你愿意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工作呀？”

　　李银桥觉得心脏一定停跳了几秒钟，他的手脚有些冷，有些僵硬。不过，脑子没有停，反而转得更快：没错，叶子龙和汪东兴已经汇报。与其遮遮掩掩落个不老实，还不如闭着眼说实话！

　　他眼皮一垂：“我……不愿意。”

　　沉默。真难挨啊，这种沉默！一秒钟就像一天那么长。他不敢抬眼看毛泽东。

　　“嗯，”毛泽东终于轻咳一声，“你能说实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这样。那么你就继续说实话。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

　　“我跟参谋长说过，我干警卫干得太长了，想下去……锻炼锻炼。”

　　“你讲得委婉，不过还是实话。三八式，当卫士是进步慢了些。是这个意思吧？”

　　李银桥头垂得更低。他感觉这次心脏不是停跳，而是跳动过速。心慌，脸上火辣辣。

　　“还有别的原因吧？比如说，在恩来那里当卫士，你愿意。到我这里来你就……”

　　“不是那个意思！”李银桥真急了，抢过话头，而且抬头望一眼毛泽东。马上又垂下头，声音低了八度：“我在周副主席那里已经干过一段时间，过一阵好离开……要走也好张口。到主席这里来，我怕……”

　　“怕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会不让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哪个告诉你的？”

　　“反正我知道。骑过老青马，有了好马也不换。穿的衣服，盖的被子，使用的茶缸瓷碗，一用就有感情，一有感情就不愿换。就连主席用的那个柳木棍，不过是孙振国背干粮砍来的树棍子，主席一用就不撒手了。掉下山去，等一个小时叫人捡回来也不肯另换一根。这还是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我可是个大活人呢，用顺心了，主席肯放我走？”

　　“你什么时候研究了我一番？”毛泽东笑了，从心底觉得愉快。李银桥能从话音里听出他的满意和喜悦。“可是我喜欢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

　　“那就只能我妥协了。”

　　“大道理不讲不行，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各自作出妥协。我先给你挂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我们再订个合同。你在我这里算帮忙，就是支援支援我吧。帮半年，”毛泽东作着手势，“就是六个月。你看行不行？”

　　“行！”李银桥声音激动有力。

　　“那好。你去找叶子龙，让他给你说说我这个人。他跟我时间长，对我很有研究。”毛泽东说罢，将手由里向外轻轻一挥，便独自回屋去了。

　　①指蒋介石。陈赓将军北伐时救过蒋介石，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又逮捕了陈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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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四章

　　早晨，起了风。乌云已经散去，但是山谷里又涌出一股股乳汁一样的浓雾，缓缓流淌，重新向天空升腾凝聚。薄云便像纱帐一般笼罩了黄土高原。

　　毛泽东坐在门槛上给房东娃娃喂饭。男娃娃才一岁多，生得胖胖墩墩，煞是可爱。不过，脸蛋和嘴唇四周都挂着厚厚一层泥嘎巴，身上也是油亮一层泥。这里缺水，偏僻落后，娃娃大约落地后便没洗过澡。据说，他要长到娶亲成家那天才会洗一个澡。

　　毛泽东手里端一个搪瓷碗，碗里是小米干饭，饭上放一点咸菜。毛泽东用筷子往娃娃嘴里拨饭。娃娃吃得很香，大口大口往肚子里吞。

　　“慢点，慢点，多嚼一嚼儿。”毛泽东轻拍娃娃后背，怕噎住孩子。又顺手在娃娃胸襟上捏起失落的米粒，很自然地放入自己嘴里。用筷子指指院中的饭盆：“吃完这一碗，那里还有一盆。”

　　他的目光停住了。墙角那边又出现一个大孩子，一样的褴褛，一样的肮脏。手里抓一把羊铲，直勾勾望着饭盆，目光怯怯的，又是贪婪的。喉头不住地抽动。

　　“银桥！”

　　“到！”

　　毛泽东下巴朝那半大孩子一撅：“嗯！”

　　“是！”李银桥马上心领神会，找一个大粗碗，盛了冒尖一碗小米干饭送过去：“给，吃吧。”

　　半大孩子退缩半步，两眼显得茫茫昧昧。李银桥将饭碗塞入他手中。他闻到小米的香味，眼睛才闪出亮，目光朝李银桥一掠，丢下右手握的羊铲，立刻抓起筷子向嘴里拨饭。

　　毛泽东嘴角抖了抖，继续给怀里抱着的娃娃喂饭。娃娃眼大肚子小，还剩半碗就吃不下去了。

　　“呀呀呀，看娃娃把你的碗碗都弄脏啦！”房东大嫂紧着赶过来，满脸都笑开了花，“三娃子，看看人家有多亲哩！”她抱过娃娃来亲一口，便伸手夺毛泽东的碗：“快不敢吃，娃娃弄脏了，快换上一碗。”

　　“没关系。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毛泽东学着本地话，便朝嘴里拨一筷子饭。他一边咀嚼，一边伸出筷子招呼那个半大孩子：“娃娃，过来，你过来。”

　　“二娃子，听见没？迷迷瞪瞪的，人家老同志叫你呢！”房东大嫂帮忙招呼。

　　那孩子以惊人的速度吃完了碗里的饭。一边拨拉碗底，一边拖着脚走过来。他还健康，黑黑的脸蛋上有两团红，那红像涂上去的，像山里的野杏被高原的日光晒出的一层红晕。这一带的青少年都是这样，同志们风趣地称为“红二团”。

　　“娃娃，多大了？”毛泽东问。

　　孩子不作声，依然是茫茫昧昧的一副神情。

　　“问你呢！”房东大嫂代为回答，“十一了！这娃娃认生呢。”

　　毛泽东知道她说的是虚岁。又问：“上学没有？”

　　孩子眨了眨眼，接着又去望他的母亲，似乎不懂什么叫上学。

　　“没上。”房东大嫂摇着头，肯定地说，“穷人家上的什么学。”

　　“穷人为什么就不能上学？”毛泽东皱起眉。

　　“上不起，也不敢上。”房东大嫂带着谈虎色变的神色，告诫毛泽东一般说：“打哩，打人哩。马大大那个娃出去了趟学堂，两天就打回来了。先生打，有钱人家的娃娃们也打……可不敢去！”

　　毛泽东眼色黯淡下来，脸阴沉着放下饭碗，吸燃了一支香烟。他立起身走几步，站住了。凝视着远方，久久不语。远天迷迷蒙蒙，遥远的记忆便在朦胧中浮现……

　　他所走的正是以往每天挑粪到田里去的那条路，现在挑的却是一套行李。竹竿一端是衣物，另一端是他心爱的书。他遇见了邻居那凹嘴巴、抠抠眼、没长胡子的很像老太婆的王老头。王老头停下蹒跚的脚步，用惊讶的目光注视他穿了布袜、布鞋的脚。因为农夫和他们的孩子只有过年过节才会穿袜子。

　　“小毛，你穿了鞋袜看起来很神气哟！”

　　“我到学堂里去！”毛泽东不无骄傲地回答。他是值得骄傲的，他没要家里一文钱。为了上学，他向父亲交了十二块钱，以便父亲用这钱雇个帮手替毛泽东做地里的活。而这些钱，是他向乐意协助有志青年的王季范先生借来的。并且这些钱无需考虑什么时候还。

　　“你到学堂干什么去？”王老头带着疑惑的神情继续问。

　　“自然是去念书啦。”

　　“念书？”王老头一怔，接着便发出一阵聒耳大笑，“你去念书？哈哈哈，你还去念书！”

　　“难道我就不能读书？”毛泽东显出愤慨。

　　“你到什么学堂念书？”

　　“到城里的东山小学。”

　　“噢，原来要进洋学堂！还要穿孝子一样的白衣裳呀！”王老头是说学校学生穿的白色校服，“你父母不是还活着吗？他们竟让你去进那洋学堂？那些洋规矩要把中国糟蹋成个什么样？吭吭吭……别忘了你祖宗，你是种地的！进洋学堂？呸！”

　　毛泽东咬着下唇，忍耐着，终于忍不住喊：“你是落伍透顶的老顽固，你什么也不懂！”便转身大步而去。王老头仍然立在那里，带着一脸茫然不解和几分忧伤愤世的表情，望着远去的穿了布鞋布袜的少年。

　　下午，他终于渡过江，沿着一条用灰石子铺成的大路走了四五里，面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建筑物，矗立在一个空旷的广场上。那规模使他想到祠庙。他在乡间所能见到的最大建筑物便是庙宇。

　　他对这座即将成为他学堂的“庙”注视良久，神情庄严、肃穆，带着暗暗的激动和振奋。

　　其实，这座学堂更像一座城堡。那一圈石砌的高大坚固的围墙被小学生们称为“我们的万里长城”。毛泽东豪迈地走进“长城”的头一道大门，便看到了宽大的类似城壕的人工河。一座巨大的白色石桥横跨其上。毛泽东抖抖双肩，踏上桥头。他看到河里的游鱼便举起一条手臂，作势欲抓。游鱼对他手臂所映出的影子并不惧怕，依然逍遥自在。毛泽东感动地笑了，像对熟人那样礼貌地点点头，走过了石桥。

　　在石桥和学堂第二道门之间，有一片空地。十几个学生正在那里奔跑游戏。毛泽东挑着他的行李走过时，学生们停止游戏，打量着，猜测是谁家的雇工送东西来了，或是哪位学生的挑夫闯了进来。毛泽东友好地望望他们，坦然向前走去。

　　可是，不到一分钟，校门内便传出喊声：“快来呀，都来看呀，有个穷小子要进学堂，跟门房吵起来啦！”

　　游戏的学生们一窝蜂似的朝门房那里跑去。他们拥挤着围上去。只见毛泽东立在门房面前，理直气壮地：“我是来上学的，我要进去。”

　　“你还想上学？就你这副样子？”门房歪着脖子打量毛泽东，讥嘲地撇着嘴，“你是不是没睡醒，还在说梦话吧？”

　　“我看是你没睡醒。如果你睡醒了就请你让开，我要进去见堂长。”

　　门房犹豫了，重新打量毛泽东。他疑惑这种穿戴的人居然不畏缩，不卑怯，居然会这样大胆傲慢！然而，他实在看不出毛泽东身上有财气。他用力眨眨眼，试探地：“我们这里不要种地的。”

　　“他们可以上学，种地的为啥不能上学？”

　　这一来，门房顿时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他像受了戏弄一样发怒了：“滚！臭小子，穷疯了，跑到这儿来撒泼。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来头呢！”

　　“噢——”学生们，那些富家子弟哄叫起来，“挑他的粪桶去吧！”“他还穿鞋呢，他脚上有牛屎！”

　　便有几个学生蛮横地搜查毛泽东的行李。翻开包袱，他们看到的是一顶蓝色的蚊帐，这是湖南的夏天任何农夫也要用的东西。两件由于日久和洗濯太多而变成灰色的旧衬衣，两件褪了色又补了补丁的长衫。而挑子另一头的竹篮里，放的是几本包了书皮的旧书。

　　“放下！不许动我的东西！”毛泽东大声抗议。

　　富家子弟们继续哄叫，毛泽东忽然跳上台阶，大吼一声：“安静！这是学堂还是强盗窝？你们放尊重些！”

　　哄闹声陡地落下，富家子弟们怔住了。

　　毛泽东迅速转身，望住门房：“我恳请你告诉堂长，说我要和他谈话。”

　　“跟堂长谈话？好大口气！你疯了，我可不傻。”

　　“既然你不去传话，我就要自己去了。”

　　“你敢！”门房怒喝一声。

　　“你敢！”“你敢！”“你敢！”

　　一群富家子弟威胁着站成一排，挡住校门。

　　毛泽东眯细了眼冷冷打量那一排人。他鼻子里哼一声，拾起篮子和包袱，右手握紧了那根竹竿，昂然向里走，好像面前是片旷野，除了野草没有人。

　　“滚开！你滚不滚？”正对毛泽东的学生，一边威胁一边后退，两边的学生却从左右包围上来。毛泽东眼里像燃起烈火，咄咄逼人。竹竿在拳头里握得咯咯响，以至于色厉内荏的学生没有一个敢先动手。

　　“堂长来了！堂长来了！”校门里忽然传出喊声。

　　那些哄闹的学生立刻退到两边，一副肃静回避的样子。毛泽东也立住脚。只见一个穿长衫、留了八字胡的先生走过来，手端着一支长烟杆。那烟杆是用竹子做的，足有三尺长，下边挂着一个沉重的烟斗子。他迈着慢腾腾的方步，皱着眉头问：“什么事呀？你们吵闹什么？这是学堂！”

　　门房指着毛泽东说：“先生，这个穷小子要往里闯，还要找你。你愿意见他吗？你当然不愿意。我不许他闯，嘿，他还凶起来了。你瞧么，就是他！”

　　毛泽东上前一步，鞠了一躬：“先生，我是求学来的。我要进你的学堂读书。”

　　堂长拈着胡梢，认真打量毛泽东。他似乎点了点头，转脸对门房说：“带他到我的办公室去。”

　　毛泽东瞟一眼门房，脸上浮起较量之后终于获胜的得意微笑。

　　在堂长办公室，毛泽东立在办公桌前，勇敢而又恭敬地重复一遍他的请求：“先生，请你准许我进你的学堂读书。”

　　堂长望着这位不卑不亢很有勇气的学生，似有所动。用平和的声调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毛泽东。”

　　“毛泽东！”堂长慢慢咀嚼，“你住在哪里？”

　　“韶山。离这儿五十里。”

　　“你多大了？”

　　“十四岁，先生。”

　　“你在村里读过书吗？”

　　“我跟王先生读过两年书。”

　　“那么，你能阅读三年级的课本吗？”

　　“我没读过。但我能读《三国演义》和《水浒》。我还读了《盛世危言》，所以我有了继续上学的要求。”

　　“你学过算术吗？”

　　“没有，先生。但是我会算帐。”

　　“你写两行正楷字给我看看。”

　　毛泽东用那双劳动的大手，拿起笔来写下一行龙飞凤舞、粗犷豪放的大字：“我要上学！”

　　“留下他吧，堂长，他会有出息的。”一位姓胡的教员在旁边目睹了一切，深受感动地说。

　　于是，东山学堂的花名册上增加了一个名字——毛泽东。

　　“德胜同志，你这烟戒一开就不得了啊！”细心的周恩来数着地上的烟头。“一、二、三……四支，一早就抽四支。”

　　“哦，必成同志，”毛泽东望住周恩来。有群众的时候，他们都是以代号互称。“我在想事。这个天地要变了，要变得快一些才行。人民盼着我们呢。”

　　“我看快了，也许要不了两年。”

　　“野司的电话通了吗？”

　　“洪水大，还没架通。”

　　“不能等了。这个钟松狂得很呢，不能让他跑了。一定要在沙家店吃掉他！”毛泽东朝屋里走，把警卫员马汉荣也叫了进去。

　　“小马同志，你们谁的水性好？去野司送份文件。”

　　“交给我吧，保证完成任务！”

　　“你再找个伴，要两个人去送才保险。”

　　“那就找邵长和吧。他水性好，也有战斗经验。”

　　邵长和是任弼时身边的警卫员，毛泽东认识他。便让李银桥将他找来。

　　毛泽东拿出一个密封件，这是他与周恩来研究拟定歼灭钟松的作战方案，亲手交给马汉荣：“这是文件，你们俩现在就动身。记住，决不能丢。万一遇上敌人，即使毁掉也不许落入敌手。去吧。”

　　“请德胜同志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两名年轻的警卫员敬礼，同时转身，出门而去。

　　“要打仗了，我们是不是也挪挪窝？”毛泽东问。

　　“往前靠一靠。”周恩来附和。

　　“我看可以进驻这里，梁家岔，”任弼时指点地图，“距沙家店二十里路。据了解是个有六七户人家的小村，不起眼，比较隐蔽。”

　　毛泽东看看地图：“那好，我们就进驻这里！”

　　傍晚，几百人的中央纵队挤入梁家岔。只借了两间窑洞作战役指挥所，其余人员全部露宿。

　　李银桥顺山坡匆匆走一圈。崖畔下，大树四周，老百姓放东西的小土洞，全住了人。到处可以听到压低了声音的热烈议论声：

　　“钟松这次可成了瓮中之鳖！”

　　“这小子大概还作梦呢，以为把我们赶过了黄河。妈的，他自己可入了天罗地网！”

　　“要把刘戡那个龟儿子也围进来一起吃掉就好了。”

　　“别急么，好菜得一口一口吃。”

　　“我看也快了，德胜同志不是说了吗，这一战是个信号，是宣布西北战场大反攻开始了！”

　　李银桥独自笑了。两小时前，毛泽东向全体干部战士讲话，那声音又在耳畔响起：胡宗南的二十多万军队，已经过起等米下锅的日子，等不到米的时候就只能饿肚子。想抢抢不到，要饭没人给。这五六个月的时间，我们三支队的二三百人，就拖着他十几个旅在这大山沟里没明没夜地转。他们已经到了又饿又累的地步，该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从这次沙家店战役开始，我们该由防御转入反攻了！这一仗必须打胜，这一仗一定能打胜！……

　　走进窑洞，中央前委几位首长正在研究问题。墙壁挂满军用地图，炕上、桌上、锅台上，甚至腌菜缸上全摆满了地图。六七根蜡烛和煤油灯将窑洞照得亮堂堂。

　　“德胜同志吃饭了吗？”李银桥小声问张天义。

　　“没吃。几位首长都没吃。”

　　电话铃响了。这里距野司总部十多里，电话线已接通。电话就放在外窑的木桌上。

　　毛泽东大步走出，一把抓起电话：“喂，我是毛泽东！”

　　恰似一声响雷，窑洞内外震动了，沸腾了。“我是毛泽东！”那声音响亮坚定，饱含着力量和信心。撤离延安以来，五六个月的时间听不到这声音了。毛泽东一直使用代号。今天又用了这个真实的名字，说明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

　　“嗯，德怀同志，你说么。”毛泽东将手中的铅笔朝刘秘书比划一下，刘秘书立刻将一张军用地图摆过去。毛泽东一边听彭德怀报告，一边在地图上寻找着，画着，不时作出指示：“那好么，要先瞄准他的一二三旅，不要在乌龙铺解决……对，还是围点打援，放他回援，在常家高山解决！什么？对，要挖战壕。钟松等不到援兵有可能突围，所以一定要挖壕……那好！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周恩来和任弼时都走到外窑，站在毛泽东身边听。毛泽东向他们递个眼色，似乎在说：听啊，想到一块儿了。

　　“刘戡那里放支小部队就行。离钟松近是近，打几枪他就不敢过来。我们背着他转了五六个月，算是把他吃透了……对，对，很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杀马！把老马、残马杀掉，一定要让战士们吃个痛快！对，饭碗里有肉，刺刀上就带血。……争取在三天内解决战斗！”

　　“银桥。”毛泽东放下电话立刻召唤，情绪很高。

　　“到！”

　　“我们还有酒吗？”

　　“早准备好了。”李银桥从叶子龙那里了解到，毛泽东不能喝酒，再隆重的场面也不喝。因为他喝一杯葡萄酒就会面红耳赤，样子不好看。然而，一旦大事临头，需要几天几夜不睡觉时，他便会要酒提神。大事处理完，需要睡觉时，如果没有安眠药，便也要喝酒，酒可以提神也可以安眠，关键是掌握好量多量少。

　　“你给我拿一瓶来。”

　　“拿葡萄酒？”

　　毛泽东眼珠朝上翻去，望着窑顶，像是考虑什么重大问题似的，样子很幽默。他把头轻轻晃一晃，眼珠滑落，望住李银桥：“不行。钟松还是比葡萄酒辣一些，没那么好喝。”

　　李银桥扑哧笑了：“那就拿高粱白？”

　　毛泽东又摇头：“高抬他了，他也辣不到六十度，没那么难喝。嗯……有白兰地？”

　　“有，还是法国的呢。”

　　“拿瓶白兰地吧，也许还是高抬了他呢。”

　　周恩来、任弼时以及周围工作人员都放声大笑。周恩来笑得轻松文雅，任弼时笑得豪放有力，工作人员笑得开心热烈。

　　这一夜，毛泽东守在电话机旁没有睡。时而查地图，时而接电话，时而用嘴唇稍稍呷点白兰地，然后吸燃香烟沉思默想。电台不时截收敌人的信号，刘秘书不断将情况向毛泽东报告：“钟松发现被围，急令一二三旅回援。”“胡宗南指名道姓大骂钟松，命令他固守待援。”“胡宗南命令刘戡星夜驰援钟松，刘戡说他也受到共军围困。”

　　毛泽东笑了，问：“各战区有电报吗？”

　　“有。”刘秘书递上一袋电文，毛泽东看着，立起身。时而走到墙壁前，时而走到炕边或腌菜缸那里，查看各战区的军事地图，从兜里掏出一支半截铅笔，迅速写下回电，发出一道道命令或指示。

　　蜡烛燃尽了，屋里只剩了一盏煤油灯，蚕豆大的灯光照不出几尺远。毛泽东便端了这盏油灯走动着查看各战区地图。窑洞外又开始下雨，露宿的人们被淋醒，支起棉被遮雨。雨越下越大，雷声隆隆。

　　“主席，又下雨了。”李银桥小声说，想让毛泽东分散一下精力，歇歇脑子。“外面雷响得好厉害。”

　　毛泽东看看表，笑着摇头：“叫同志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李银桥跑出去一招呼，那些被雨淋成泥巴人的干部战士都朝山上跑去。果然是在打炮，方向是常家高山。

　　李银桥跳回窑洞，兴奋地喊：“主席，打响了！是常家高山那边，一二三旅这下没跑了！”

　　毛泽东点点头，作一个手势。李银桥忙贴近过去。

　　“你们轻装一下，不要惊动部队。该烧的烧，该埋的埋，马上动手。一定不要惊动部队！”

　　李银桥一怔，没有动。要打胜仗了，而且必胜无疑……可是，毛泽东那么严肃认真，甚至带着警惕和担心！

　　“这是一场大战，敌我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十几万人马啊，方圆不过几十里。困兽犹斗，何况钟松刚受过蒋介石嘉奖，气焰正盛。刘戡与他相距不到一天的路。打得好，是个转折，万一打不好，我们就得继续走。”

　　毛泽东的声音很低，因而更显出分量重。李银桥用力点一下头，马上出去，招呼卫士们动手轻装。

　　清晨，雨仍在不紧不慢地下，山上的同志们都下来了，滚得像一群泥巴蛋。纷纷围到窑洞口打听消息。

　　“炮声已经听不见了，打得怎么样啊？”

　　“来电话了吗？一二三旅吃掉了吗？”

　　刘秘书作手势，叫大家安静。他回头望望毛泽东。毛泽东坐在帆布躺椅里，正在看什么材料，好像根本没有听到门口的喧嚷。

　　突然，电话铃响了。这声音似乎比所有人的喧嚷声都大，一下子就惊动了毛泽东。他随声伸出手，抓起听筒。

　　“主席吗？”听筒里传来彭德怀的声音，“钟松的一二三旅，已被我军全歼……”

　　毛泽东放下电话，淡淡地望一眼守候一旁的刘秘书，不慌不忙吮吮下唇，好像说一件极平淡的事：“一二三旅没有了，旅长被彭老总请去了。”

　　刘秘书望着毛泽东傻笑，好像还在琢磨什么。突然又蹦个高，一下子蹿出窑洞。外面立刻响起欢呼声。

　　毛泽东长舒一口气，抓起瓷酒盅，把盅底一点酒全倒进嘴，有声有色咽下去。

　　“啊，”毛泽东张大嘴巴呵一口气，朝李银桥望去，一边递眼色，一边耸肩膀，作遗憾状：“才一盅。”

　　李银桥扑哧又笑了：“真是太不经喝了。”

　　全歼一二三旅只是沙家店战役的序曲。雨停了，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四野一片寂静，只有几架敌机在头顶兜圈子。显然，热闹还在后面。

　　电话机铃声不断，彭总隔段时间便通过电话向毛泽东汇报前线形势和总攻的准备情况。电台滴滴嗒嗒，刘秘书来往奔波，把截收的敌情报告毛泽东：“钟松亲自向胡宗南求救，说援兵今天不到他就完蛋了。”“胡宗南火了，下令要刘戡撤职查办。”“刘戡还在黄河边打转转，他说遇到共军强大狙击。”

　　黄昏，一些性急的同志又拥到窑洞口，焦急地问：“主席，怎么还不打呀？”

　　毛泽东刚放下电话，笑道：“不要着急。这就快了，一、二、三，注意听！”

　　话音刚落，西南方向轰隆一声巨响，引来万炮齐鸣。震得窑顶刷刷落土。毛泽东在前，周恩来、任弼时紧随其后，走出窑洞，同时朝西南方向望去。山上瞭望的同志，一路飞跑，张扬着双臂大喊大叫：“打响啰！打响啰！”

　　毛泽东朝周恩来和任弼时微笑着说：“好！这回看胡宗南怎么交代！”

　　电话里，捷报不断传来：部队已突破敌人防线！部队已插入沙家店！敌人全部落网，正在清查钟松！

　　仅仅两个小时，彭总便全歼了敌整编三十六师！

　　毛泽东抓起酒瓶摇摇，酒下去不到三分之一。他连连摇头，似乎深表遗憾，接着又抓起酒盅，那盅里还剩有半盅酒。他面有难色：“恩来呀，怎么办呢？”

　　“我给主席代劳。”周恩来接过酒盅一饮而尽，似乎不过瘾，连倒两盅全喝掉了。

　　“还是恩来大将风度。”毛泽东自叹不如。

　　“是主席英明，指挥得好。”

　　“我看不那么英明。”毛泽东用手指敲敲酒瓶子，“从一开始就拿错了。”

　　李银桥说：“什么敌人一到主席这里，也就只剩了葡萄酒的水平。”

　　窑洞里响起一片欢笑。笑声落时，毛泽东说：“还是彭老总行。侧水侧敌本是兵家大忌，而我们彭老总却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到后东原村去看看吧？”任弼时提议。

　　“对，去看看彭老总。”周恩来附和。

　　“现在就去，你们备马吧。”毛泽东指示卫士。

　　卫士备马去了。毛泽东在窑内踱几步，若有所思，忽然走近桌旁，挑亮灯，抓起笔，在纸上写下两行大字：

　　“谁敢立马横刀，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是用比小跑还要快一些的急走迎出司令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十几年的南征北战，他的两条腿是出名的。当年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宁夏预旺堡时，同志们对他的能吃西瓜的医生和他本人有打趣的比较：“彭老总的腿，‘韩吃瓜’的嘴。”据说彭老总行军比走马快，韩医生吃瓜比喝凉水快。

　　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幼年差点被祖母和继母溺死。他九岁出家流浪，如同风卷残絮一般，吞尽了生活的苦果，遍尝人间辛酸。他当过放牛娃、矿工、鞋匠铺里的学徒；烧过碱，挖过渠，对受苦人有极大的同情心。他的斗争历史使许多富于想象力的人误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垮了”。其实他是个身体极健、喜欢说说笑笑、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的朝气蓬勃的军人。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点表皮伤。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早在抗战前便写出了他的最大特点：“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离老远，彭德怀便伸出两臂准备握手，确实有些急性子。敞开喉咙，用他那湖南口音很重的嗓门连珠炮似地嚷：“老毛，我等工夫不小了，怎么才来？骑的什么马呀？你们这些人？”从井冈山到延安，彭德怀始终称呼毛泽东为老毛。随着毛泽东威望日高，延安和各解放区军民都习惯了称呼毛主席，唯独彭德怀仍然保持老习惯，还是叫“老毛”。党的“七大”后，他似乎发现了孤立——全党只剩他一个人把毛泽东叫“老毛”。于是，他开始改变井冈山时叫习惯了的“老毛”，也用“主席”来称呼毛泽东。只是有时一着急，仍免不了叫出一声两声“老毛”。决无不恭敬的意思，实在是共事已久友谊深远的原因。

　　“好马都给你彭老总了么。”周恩来笑着说。

　　“嗨，我杀的马也比你们骑的马强哪。”彭德怀握住毛泽东手，先看马，后看毛泽东，“主席，你可瘦多了！”

　　“瘦点好吆，走起路来方便。”

　　“给主席牵马！”彭德怀朝卫士吆一声，便握了毛泽东的手朝司令部走。“主席，你们几次遇危险，我可是真担心哩。他娘的，真出点事，我彭德怀砍下脑壳也没法向党、向人民交代呀。”

　　“我也替你们担心呢。面对十倍以上敌人打歼灭战，又是侧水侧敌，吃不掉，援兵一到就麻烦大了！”

　　“有主席亲自指挥调度，我才不担这份心哩，料他刘戡也没那个胆！就是便宜了钟松那龟儿子。本来是抓住了，他娘的，龟儿子装成了马伕，趁天黑下雨又逃了。”

　　“逃了今天逃不了明天，我看刘戡的日子也不多了。”

　　“下次一定把刘戡的脑壳拿来献给主席！”

　　“我不要他的脑壳，我要他的七个旅。”

　　在场的人哄一声都笑了。

　　走进司令部，周恩来和任弼时在桌旁坐下。毛泽东则落拓不羁，朝炕上随随便便一歪，侧躺下来，望着墙上的军用地图说：“老总，讲讲吧。”

　　彭德怀正拿了个小口袋，朝桌上一倾，一袋炒黄豆痛快干脆地倒在桌子上。他给毛泽东抓一把，又提起几颗往自己嘴里丢，咯嘣咯嘣嚼着走到地图前，一边指点，一边讲述地形选择，兵力配备，火力分配以及战斗经过。他讲话快得像机关枪连射，几乎不容人喘气。毛泽东在炕上举起手摆一摆：“慢点慢点，怪不得钟松两小时就完蛋了，我们几个都吃不消么。”

　　周恩来风趣地说：“一枪一枪来，别连射。”

　　彭德怀略显尴尬地笑笑，放慢点，一句一句重新讲。没讲两句便不耐烦了，把手在面前一扇：“嘿，他娘的，这么讲话我非出汗不可。干脆，我带你们去战场看看。”

　　屋里所有人又哄一声都笑了。

　　来到战场，彭德怀将望远镜递给毛泽东，一边指点，一边介绍情况。毛泽东频频点头。他一般不讲过多赞扬的话，高兴满意时，只是简短重复：“好，那好。”

　　这一次，除了称“好”“那好”，额外多了一项奖励，即写在白纸上的那句评价：谁敢立马横刀，唯我彭大将军！

　　之后，看望伤兵，看望正用马肉会餐的指战员。

　　之后，“检阅”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六千余名俘虏兵。

　　之后，彭德怀请毛泽东回司令部，在窑洞里对部队旅以上干部讲了话。

　　“胡宗南是个黄埔生，有人叫他西北王。我看他没什么本事，志大才疏。公平讲话，他也有个突出的优点。”毛泽东停下来，吮一吮下唇，自己先笑了。部队首长们很快便明白了他笑什么。他说：“就是听指挥，按我们的指挥行动。我们那样想，他就那样办，老实听话得很。”窑洞里响起轰然大笑。

　　毛泽东抬手搬着指头数：“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说，我们吃掉他六七个旅。胡宗南自吹有四口‘金缸’，被我们搬掉三口。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缸，叫什么……叫什么来着？”

　　“李日基！”炕上有人喊。

　　“对，李二吉。”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李日基说成了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也许还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就跑不了啦！”

　　会场里又哄声大笑起来，有人还用力拍拍巴掌。

　　“我看国民党那些有名人物都是徒有虚名，四口缸不如老百姓的腌菜缸。像蒋介石、胡宗南之流，也许有一个吉两吉，但终究很不吉。不管他们逃至何处，总要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的。”毛泽东自信地笑笑，提高声音问：“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回答声在窑洞里嗡嗡震响。

　　夜里，机关转移到朱官寨宿营。毛泽东赶回朱官寨，已是后半夜。

　　“主席，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你必须睡一觉了。”李银桥递上满满一杯白兰地，这一杯足以叫毛泽东睡下去。

　　“睡一觉，是要睡一觉了。”毛泽东刚解开衣扣，忽然看到刘秘书的身影在洞口闪一下，立刻喊：“刘秘书，有电报吗？”

　　“主席，陈赓率领大军已经从陕州和洛阳之间强渡黄河了。”

　　“把电报拿来。”

　　“主席，你先把酒喝完。”李银桥抢先一步。

　　“酒留下，没有它今晚熬不过去。”毛泽东接过酒来，只稍稍呷了一点。这点酒正好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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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五章

　　烛光摇曳，在毛泽东那线条柔和的面孔上闪耀。窑洞里静悄悄，偶尔响过翻书页的沙沙声。李银桥端了新换的茶水，蹑手蹑脚走到桌旁，轻轻地、轻轻地放下杯。

　　他眨眨眼：还是那本《红楼梦》。

　　形势明显好转了，上星期毛泽东甚至同意江青去河东接李讷回来。可是……李银桥仍然纳闷。

　　半年前，中央常委在枣林沟开会，毛泽东曾讲过，我党面临的第一大任务就是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舍此，其他一切无从谈起。并且明确分工，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负责军事作战指挥。可是近十几天，毛泽东每天下乡搞调查。除重大战役决策，日常工作全交给了周恩来。晚上回来便一屁股坐到办公桌后再也不动。不错，他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指导全党、全军的方针性文章，但他也拿出极大精力去研读《红楼梦》，常常通宵达旦。

　　怎么回事呢？李银桥退到门旁，在一把帆布躺椅里歪倒，侧脸凝望聚精会神的毛泽东。他忽然想起在瓦窑堡北边大川里那次行军。阎长林说警卫员伍银岭会讲《红楼梦》。毛泽东猛然扭回头，表现出极大兴趣：“是吗？小伍！《红楼梦》你读过几遍？”伍银岭说：“看过一遍。”毛泽东笑着摇头：“只看过一遍，没有发言权。”他将大手一伸，张开五指：“要讲，起码得看三五遍。”他环顾左右，问：“还有谁看过《红楼梦》？”大家都摇摇头。毛泽东嘿了一声：“不行哟！要看，你们都要看看《红楼梦》。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

　　他一定又在研究封建社会了。李银桥想。怪不得那天帮老乡推碾子回来，他说光读马列的书不行，有了观点还得用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没有那么多工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

　　屋里响起一声咳。毛泽东将桌上稿纸顺手揉起一团，起身走过来。

　　李银桥从躺椅上跳起，问：“解手？”

　　毛泽东点头：“嗯。”

　　李银桥从门后抓起铁锹，紧跟毛泽东身后走出门。他们有一项“协议”。

　　那是在杨家园子，毛泽东出村解手。刚蹲下，便轻轻叫一声：“嗯？这里有埋伏！”李银桥忙上前看，原来是长了尖叶子的冰草。他扑哧笑出声，一边拔草，一边问：“主席为啥总要来野地里解手？”“厕所太臭。”“那天你抓着粪肥捏碎好几块，拍拍手又拿烟吸……你可不在乎。”“解手是很好的思考机会，不信你试试。”毛泽东哼哼着说，“厕所那么臭，能想出好主意吗？”

　　解手后，毛泽东就向周恩来谈了在沙家店歼敌36师的想法。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李银桥跟毛泽东开玩笑：“还是野地里解手好。”毛泽东哈哈大笑，“那我们定个协议吧，再解手你带把锹，我们多打几个胜仗……”

　　在山坡一个土坎后，李银桥挖个坑，照顾毛泽东蹲好。毛泽东挥挥手：“别站那边，那是下风头，过这边来。”

　　李银桥走到毛泽东左侧，在树影里隐身，警惕地望望四周。月光如水，万籁无声。

　　毛泽东解手时间较长。一方面是因为想事，另一方面他有便秘的习惯。困难时还需要人帮忙一点一点往出抠。今天大概是放屁太多的原因？毛泽东一反沉思的习惯，说起话来。

　　“嗯——，比打胡宗南可困难多了。”

　　“还是便不下来？”李银桥小声问，“要不要我帮忙？”

　　“再蹲蹲，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一个月了，天天吃黑豆，连我也解不下来，总想放屁。”

　　“陕北就是这么大块地方，自己养活自己都难。胡宗南又来了二十几万人马，又吃又抢又毁……有黑豆吃就不错了。”

　　“他们吃我们的，我们就不会吃他们的？”

　　“再过几个月，过几个月就到敌人那边吃去！不过——”毛泽东憋口气，显然是在用力。片刻，失望地喘几口粗气，大约没成功，便接着说：“再吃也吃不出中国哟，解决问题还得靠发展生产。”

　　“搞了土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高得很呢。”

　　“关键是思想，是制度。”毛泽东一只手在头顶上画圈，“小时候看《水浒》，只知道杀富济贫，不懂得反封建。大点了，看《盛世危言》，以为有了外国的技术、机器和枪炮就行，还是不懂反封建。到长沙读书，看了《新青年》和《共产党宣言》……”

　　“主席，”李银桥借毛泽东停顿的时机，问一句：“你看《红楼梦》就是研究那个封建社会吧？”

　　毛泽东没有作声。寂静中，传来一点响动，像石子落地。接着是毛泽东长长的呼气声。

　　“主席，便出来了？”

　　“嗯，瓜熟蒂落……”毛泽东哼哼几声，忽然问：“银桥，地主剥削压迫过你吗？”

　　“当然……”

　　“先别想当然。”毛泽东接过话头，“打你了骂你了抢你了？”

　　李银桥张张嘴，没说出话。

　　“我家里雇过长工短工，我父亲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我家里算富农吧。我知道一些小地主也是这样……嗯，就是这样，怕雇工不好好干，自己还要省吃俭用。”

　　李银桥目瞪口呆。这些话与他政治课上听来的可是完全不一样啊！

　　“所以，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这本书有这么大学问呀？”李银桥发出一阵感叹。

　　回来路上，毛泽东在村口立住了脚。他的面前有一大块废墟，浴着月亮的清光。坚硬的砖瓦和柔软的黄土一样露出被践踏后的宁静、肃穆和残破。

　　“这就是那座龙王庙，老乡们拆回去盘炕用了。”李银桥小声解释。

　　毛泽东不语也不走，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一阵凉风吹过，不知是什么夜鸟发出秋意凄凉的哀鸣。李银桥本能地将手向后摸去，按在盒子枪上。

　　“主席，走吧。”

　　“我的家乡，有座寺庙。”毛泽东用一种回忆的口吻缓缓道，“母亲带我去烧过香。后来来了个教师，他劝大家搬倒神佛，把庙宇改成学堂。他就不简单，他是反封建的。迷信就是一种封建思想。”

　　“现在群众起来了，那么多人动手拆了龙王庙。”

　　“问题就在这里哟！”毛泽东随手拾一块半截砖，拍拍土，带回窑洞。那半截砖放在桌子上，他借着烛光默默凝视，好像上面有团谜。忽然，他目光一转：“银桥，这里有座白云山庙，我明天想去看看。”

　　“那好啊！”李银桥立刻想到这是休息脑筋的好事。

　　毛泽东躺在炕上时，莫名其妙地发出一声感叹：“古代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哟！”继而，他扭转头：“银桥，你看过庙吗？”

　　“见过小庙。”

　　“白云寺可是个大庙呢。我在长沙读书时候，暑假和一个同学出去搞社会调查，走了许多路，见了各种人。也去看过一个大庙。是微山的寺院。好大啰，有四五百和尚呢……”毛泽东习惯地吮吮下唇，不再讲下去。两眼望住窑顶，片刻，微微合上了眼皮。

　　李银桥轻手轻脚退到外窑。

　　毛泽东没有睡。他从来不曾这么快入睡。

　　他在回忆。往事如涓涓流水从他脑际缓缓淌过……

　　远望时，像一片低沉的云层；黄昏时走近，微山的形状便真切起来。到了山脚，那一色碧绿的背景已经显出是围绕寺院的林木。

　　两个和尚迎出庙门，打一问讯：“施主哪里来？”

　　毛泽东望一眼同行的萧瑜，不慌不忙解释：“从长沙来。我们不是施主，只是路过讨一碗饭。”

　　和尚笑了，将两个剃了光头的很像叫花子的年轻学生引入寺院。

　　萧瑜不安地嘀咕：“他们一定误会我们是经过长途跋涉来朝山进香的。”

　　毛泽东坦然道：“我们已经讲过来意，无须重复。”

　　但是，萧瑜还是解释第二遍：“师傅不要误会，我们确系来讨一顿斋。”

　　和尚自顾引他们向里走，淡淡道：“拜佛和乞讨本来就是一回事。”

　　禅院里有上百僧人在缓缓散步，目不斜视。两名学生被引入一间禅房：“你们放下包袱，先去沐浴吧。”

　　洗澡时，萧瑜琢磨道：“拜佛和乞讨怎么是一回事？”

　　毛泽东揶揄道：“都是不劳而食么。”

　　萧瑜摇头：“也许其中有什么深奥的哲理。”

　　毛泽东仍不失戏谑：“倒是符合佛祖众生平等的教义。”

　　“你为什么用这种口气说话？难道你母亲不信佛吗？就是儒学也是受到佛学的很大影响呢！”

　　“我也受过影响，所以我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是我还是赞赏玄奘带回六百多卷佛经。他是唐朝人，现在还是家喻户晓，说明他不简单，很有成就。”

　　沐浴之后，和尚请两位学生到佛前烧香，萧瑜便沉不住气，第三次说：“我们不是来拜佛，我们是讨……”

　　毛泽东很烦他的琐碎，说过了还总是重复！他接过话头说：“我们要见见方丈。”

　　和尚打量他们叫花子一般的穿着，犹豫道：“斋饭尽有，施主吃多少只管随意。方丈是不随便见客的。”

　　“这不符合佛祖的教义。”毛泽东反驳。

　　和尚打量毛泽东，又说：“方丈讲经说法时，你们也许能见见他。”

　　“那么，请给他传个信总可以吧？”萧瑜打开包袱，“我们写个条子你转交一下。”

　　两个学生认真写了求见的条子，签名后交给和尚。不到十分钟，和尚便转来：“方丈有请，二位施主跟我来。”

　　方丈禅室清净简朴，四壁摆着经卷书刊，其中还有《老子》和《庄子》。桌上摆一只高花瓶，一个矮花盆，此外别无他物。方丈大约五十岁上下，面目慈祥。合掌施礼，然后请两位学生席地而坐。他注视一番来客，忽然抬手一指：“这位施主是毛泽东。这位施主就是萧瑜了。”

　　“你怎么会知道？”毛泽东不胜惊讶。

　　“两位施主签了名的。”方丈瞟一眼桌上那两张笔体迥异的纸条。

　　“可是，你怎么能知道我们谁是谁？”萧瑜追问。

　　“毛泽东一个字要占两三个格，萧施主一个格里能写两个字。文如其人的道理贫僧略知一二。”方丈笑而不骄，把话题转向佛典。两位学生对佛经研究很少，只拣熟悉的题目谈。他们对中国古代经籍兴致勃勃谈了一个多小时。方丈很高兴，留他们同进晚餐。

　　吃饭间，毛泽东和萧瑜互相补充着讲述了他们利用假期，决心步行湖南全省，考查社会的目的。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走呢？”方丈打量他们那叫化子一样的穿着。

　　“是的，我们有心不费一文钱。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是也都一文不名吗？”萧瑜说。

　　“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毛泽东意气轩昂，“有道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方丈一震，闭目合掌，嘴唇翕动着，不知默念什么。稍顷，闪目望住萧瑜，似乎忘记毛泽东的存在，对萧瑜大讲佛教的美德。萧瑜显然对佛不甚感兴趣，不谈佛学，只询问佛教在中国的组织情况。诸如有多少庙，有多少和尚，有多少像微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等等。当方丈委婉表达出劝说萧瑜皈依佛门之意时，萧瑜立刻摇头，断然拒绝：“弟子凡心未了，研究学问，愿以改造中国为目的。”

　　方丈露出遗憾之色，问：“萧施主不知吕洞宾和曹国舅吗？”

　　“他们是道人不是僧人。”

　　“只怕萧施主不留微山，日后也难留中国。”

　　“何以见得？”

　　方丈垂下两目不答。萧瑜悄悄向毛泽东递眼色，嘴巴朝方丈一撇，流出大不敬和讥嘲。奇怪的是，方丈虽然闭目垂首，嘴角却也流出一丝浅笑，仿佛是回答萧瑜的讥笑。于是，萧瑜肃然了。十五年后，萧瑜盗卖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珍贵文物，携款潜逃，流亡于瑞士、乌拉圭等地，终老不能归国。这已是后话。

　　“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方丈又闪目望住毛泽东。这一次似乎把萧瑜忘记了，只盯住毛泽东问：“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

　　“自然是有人信它了。”

　　“简单了。”方丈摇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

　　毛泽东不以为然，但能认真听。

　　“第二，历史上的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

　　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之需要。”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道，“特别是唐代的帝皇，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毛泽东说，“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方丈望定毛泽东，“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不解。

　　“阿弥陀佛！”方丈闭目垂首，再不作答。

　　十月天倒像是小阳春。天晴气朗，阳光明媚。毛泽东一早醒来，感觉精神很好。望一眼窗外，舒个懒腰。

　　“卫士！”他朝门外招呼，声音不大。

　　张天义应声而入，端着一盆洗脸水。脸盆放在一方凳子上，涮出面巾，递给毛泽东。在他的身后，马武义左手拿着一叠报纸文件，右手端一杯浓茶，轻手轻脚走过来。

　　一般情况，毛泽东醒后并不马上起床。先要擦脸，然后喝着浓茶读报看文件，总要过个把小时才穿衣下地。

　　毛泽东接过湿毛巾，先擦过脸和手，涮过后，又随心所欲地擦擦身体的其他部位。他甚至还擦了一遍脚。

　　李银桥曾多次提议：“主席，把脸巾和脚巾分开吧？”毛泽东很认真地想了想，说：“不要分了吧？一条毛巾够了。要轻装么。”李银桥说：“一条毛巾也占不了分量。”毛泽东笑笑：“现在脚比脸辛苦，你硬分开了，脚会有意见。”于是，李银桥便“由着他的性子”了。

　　毛泽东端起茶杯，轻轻吹去蒸腾的热汽，带声带响吸一口茶水。热汽还是蒸腾到脸上，睫毛似乎挂了水珠眼前变为朦胧。于是，那位面目慈祥的方丈便在朦胧中浮显，闭目垂首，念念有词：“阿弥陀佛！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

　　“主席，这是今天的报纸。”马武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毛泽东放下茶杯，朝马武义望去。睫毛上的水珠折射出神奇的五彩光芒。毛泽东若有所思，把手轻轻一推：“今天去看庙，回来再看报。”

　　吃罢早饭，县长赶来了。他是专为陪毛泽东看庙来的。李银桥牵来老青马。老青马噗噗喷响鼻，晃着脑袋闪避那些乱碰乱撞的蝇虻。尾毛在胯上甩过来，扫过去。

　　毛泽东抓起那根柳木棍，手腕一旋，木棍在李银桥和老青马面前划个弯弧：“不骑马了。看庙么，走去虔诚。”

　　沿着盘山的松柏林荫道，毛泽东一行十几人有说有笑向山顶攀登。

　　毛泽东指指县长，问：“你，父母官，你说这座庙为什么叫白云山庙？”

　　县长说：“既然山叫白云山，那么庙就叫白云山庙了。”

　　“我听老百姓讲，这山顶常有白云缭绕，依山建了五十多座殿庑亭阁楼台，重叠连云，远望似漂浮于白云之中，所以叫白云山庙。”

　　“还是主席调查仔细。”

　　“这庙是什么时候建的啊？”

　　“好像有年头了……说不准。”

　　“创建于明，增修于清。你这父母官，治下只有两处名胜，这里一个，香炉峰一个，你还搞不清。”

　　“都是一些迷信东西……”

　　“哈哈，我猜你也是这么想。片面了，同志！这首先是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

　　登高远望，碧空万里，大川小村尽收眼底。毛泽东将柳木棍一戳，点头感叹：“白云山真是名副其实。可惜今日无云，要是有云雨，我们就象腾云驾雾的神仙了！”

　　话音才落，忽然从茂密的柏树丛里转出一个老和尚。见到毛泽东是由县长陪着来，料定是大人物，连忙合掌施礼。毛泽东同他握手，风趣地：“我是俗人，行这种礼貌。”

　　老和尚只好入俗握手，样子怪滑稽。

　　毛泽东说：“老师傅，我们来参观参观你们这个大寺庙。”

　　老和尚抽回手，躬腰九十度：“欢迎欢迎。”

　　“你是方外之人，不必拘礼。”毛泽东兴致勃勃随老和尚走，被引入一间大房子，“这是方丈室吗？”

　　“是的是的。”老和尚有些尴尬。这里日久无人打扫，桌椅上蒙满灰尘。老和尚急切里又吹又掸，屋子里顿时尘土飞扬。

　　“不要费事，坐吧，坐下聊聊。”毛泽东随便坐下，打着手势。老和尚先端来一杯茶，然后小心翼翼在一侧坐下。毛泽东重新环顾室内，略生一丝惆怅。他想起了鼎盛的微山寺。然而，另一张面孔又马上浮出。那是微山寺中一名十五岁的小和尚，叫法一。他一岁入寺，由和尚养大。很会说话，字也写得好，还请毛泽东在扇面上题了字。除佛经之外，他还对儒家著作有研究，还能背诵几十首唐诗。他想还俗，又害怕无以为生。天破晓时，他送毛泽东和萧瑜下山，一直送出很远，洒泪而别。

　　唉，可怜的法一！伤心的法一！

　　毛泽东独自叹口气，转望老和尚，带了感情，轻声问：“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

　　老和尚瞟一眼县长，陪出笑脸，小心翼翼说：“以前信神的多，出家人也多，布施的人多，收入也多，生活很好。后来……”他又去瞟县长。

　　“出家人不打诳语，说么，说实话。”

　　“是是，出家人不打诳语。”老和尚连连点头，不再看县长，“后来出家的人少了，布施的人也少了，遇到庙会也收不了几个钱，生活一时有些困难。庙里的僧人也散去不少。人民政府叫我们自力更生，种点地，搞些农业生产。开头不习惯，现在手脚灵便了，倒也能劳动。”

　　“这不错呀，这是一大改变！”毛泽东脸上重新浮出愉快的微笑，“这些年一直打仗，就是政府和人民群众，生活也有很大困难。打倒了反动派，我们重新搞建设，生活会渐渐好起来。”

　　“是的是的。这两年打的粮食够吃，其他穿衣、治病、修理寺院一概由政府包下来，再加上收布施香火，生活倒也满好的了。”

　　“你觉得这种安排还妥当吗？”

　　“托毛主席的福，安排得很周到。出家人也得随着社会进步啊！”

　　毛泽东看看左右，笑着抬起手，一边掰指头一边说：“过去么，和尚是一不生产粮食，二不生产人口。现在呢，劳动才是生活出路。边区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说话就要算数。但是，新社会里一切要靠自己劳动。参加劳动后，身体好了，也可以不剥削人。”毛泽东又看看左右，忽然笑出了声。“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不行。自己生产粮食就好，今天我在你这里‘取经’了！”

　　“不敢，不敢。”老和尚高兴起来。

　　毛泽东又详细询问老和尚每人种几亩地，收多少粮食。谈了一会儿，便由老和尚引路去参观寺庙。

　　寺庙很大，五十三座各种不同形式的殿、庑、亭、阁、楼、台等建筑，各有自己的佛祖菩萨和金刚力士。毛泽东特别注意那一千五百九十余幅彩色壁画，向老和尚详细询问壁画所描绘的佛教经变故事，不胜感慨地对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把它毁坏了。”

　　老和尚频频点头：“是的是的，这位首长有见识！”

　　毛泽东已经立在一块碑石前。寺庙里有一百零八块碑石，多为修庙布施等功德碑。毛泽东弯腰仔细辨认了几名施主姓名及所施银两，若有所思。缓缓直起身，问老和尚：“老师傅，你听说过湖南省的微山寺吗？”

　　“听说过。”老和尚回忆道，“早年听挂单和尚讲过，那里香火鼎盛，方丈向以说法著名。贫僧无缘，不曾去过那里听经传戒。”

　　毛泽东慢慢地点一下头，仍然带着回忆的神色说：“我在长沙读书时，曾经步行五县搞社会调查。身上一文不名，靠帮工甚至乞讨果腹。那时我去过微山寺，和尚叫我施主，我说我不是施主，只是路过讨一顿斋……”他眨了眨眼，似乎从回忆中脱出，转身对县长指示：“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

　　“是，主席。”县长脱口而出。

　　老和尚听到了，小声问身边的李银桥：“谁？他是……毛主席？”

　　李银桥笑而不答。

　　“阿弥陀佛！”老和尚背转身，悄悄合掌念佛。

　　“主席，晚上住什么地方？”李银桥在岔路口停步问。这种忙里偷空儿的游玩，毛泽东有可能即兴添点活动内容。

　　“河东那边今天可能有消息过来。”阎长林提醒。

　　“那好，还是到南河底睡热炕去！”毛泽东用柳木棍指了指。

　　夕阳顺着斑驳的云排悄悄滑落。被洪水冲刷出的沟壑分割得支离破碎的黄土高原，更显空旷寂寥。脚步声偶尔惊起一群麻雀，从收割后的谷地里腾空而起，又像石雨一样落入玉米地。毛泽东加快了脚步，好像不喜欢这种清寂。

　　一进村，房东大娘便迎出来。有了人烟便有了热气。毛泽东变得热情起来，举举手中的柳木棍：“老大娘，我们又来麻烦你了！”

　　“哎呀呀，迎还迎不来呢，可有什么麻烦不麻烦。”这个有着微红的双颊的老太太大约五十多岁，人很精干，家里家外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上午大孩子由城里回来，听说你老住在我家，可高兴坏了。后来听说你睡不惯热炕，门又卸不下来，把我这一番埋怨，赌气把门轴锯掉一截，这回可以搭铺了。”

　　“乱弹琴，乱弹琴！”毛泽东三步并作两步，像赶集走了一天，回来忽然想起忘了锁门的农民，抓住门就查看。那门关上敞开，敞开又关上，确信没有损坏才放心。他回头笑着说：“老大娘，我们今天来就为睡热炕，还要请你做饭吃呢！阎长林，把带来的东西和青菜交给大娘，你们派两个同志打下手。”

　　张天义捅捅李银桥：“主席休息的时候就怕冷清，越热闹越高兴，你瞧吧……”

　　毛泽东那边已经又喊上了：“大娘，今天我和你全家人一起吃，热闹热闹！”

　　这一顿饭，吃着说着，笑声不断。刘秘书来了，见情景便在门口停下来，悄悄等候。直等毛泽东放下碗筷，吸燃一支香烟，才走过去附耳报告：“主席，谢觉哉同志从河东过来了。”

　　“叫他来吧。”毛泽东比划手势。

　　“他说明天再汇报，今天先休息了。”

　　“怎么，身体不好？”

　　“嗯……没啥，可能岁数大，累了些。”刘秘书略停一停，声音压得更低：“江青同志去河东接李讷一起过来了。”

　　“是吗？”毛泽东突然欠身，用手亲昵地拍打房东大娘的两个小娃娃，嘴里叫着：“娃娃，我的乖娃娃，乖娃娃！”边叫着边舒腿下炕，趿拉着鞋朝门外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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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六章

　　最初见到毛泽东的那一刻，韩桂馨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目了。

　　“娃娃，我的大娃娃，乖娃娃，爸爸可想坏你了！”毛泽东一进门就这样喊，毫不在意身边有许多工作人员，似乎也忘了自己的身份。他大步上前，把女儿从江青膝下一抱而起，举到空中，颠一颠，又猝然落下，把兴奋得尖叫的女儿抱在怀里，拍打着后背，亲一下，说一声：“大娃娃！乖娃娃！”

　　李讷搂住父亲的脖子，那神气像搂着心爱的玩具，拍打着毛泽东的后颈：“小爸爸，乖爸爸，我也想你呢。”

　　韩桂馨出于本能，在旁边喊：“李讷，不能对爸爸这样。对主席要讲礼貌。”

　　李讷一怔，毛泽东却哈哈大笑，开心地说：“大娃娃就是大娃娃，小爸爸就是小爸爸。我们家里的主席是大娃娃，不是小爸爸。”

　　江青在旁边介绍：“她就是新来的阿姨，叫韩桂馨。过去在托儿所工作，是傅连璋同志介绍来的。”

　　“啊，韩阿姨，”毛泽东伸出右手，“你好么？”

　　韩桂馨忙用两只手握住毛泽东的手：“主席，您好。”

　　“感谢你到我这里帮忙。阿姨，我有许多大事要做，孩子的一些事呢，就忙不过来。只好麻烦阿姨。你愿意帮这个忙吗？”

　　“主席做的事是解放人民的事！我愿意为主席服务。”

　　“小韩阿姨说话很有水平么。你读过书吧？”

　　“高小毕业。”

　　“我说的么。听口音你是河北人？”

　　“河北安平县。”

　　“啊哈，这真是千里有缘。银桥，听见没有？过来，叫你过这边来！”毛泽东招呼着，下巴颏朝略显尴尬的李银桥伸伸：“这是我的卫士组组长李银桥，也是河北安平县人。”

　　毛泽东随口说了“千里有缘”，正当青春年少的李银桥和韩桂馨都闹个大红脸，垂了头，有些手脚不自在。

　　“这是怎么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毛泽东兴致正高，声音很大：“握个手。”

　　“李组长，”韩桂馨目光从李银桥脸上一掠而过，“以后请多帮助。”

　　李银桥始终没有抬头，同韩桂馨的手一握即离，喃喃着：“不客气，不客气。”

　　“我们这个银桥有点土包子，不过可是大好人。”江青看着韩桂馨，话似乎是朝着李银桥说：“我和主席都很喜欢他。他还是党小组长，主席是他的组员，过生活会还得向他汇报思想。韩阿姨，你以后就归银桥同志领导，行政组织都归他管。别看他长一副娃娃相，正经三八式，也是老革命了。你不是十七吗？他比你大了三岁多……”

　　毛泽东似乎觉得江青话太多了，抱着女儿踱开，一边轻拍后背一边问：“大娃娃，你哪儿想爸爸了？”

　　“这儿想。”李讷的小指头捅在脑门上。

　　“还有哪儿想？”

　　“这儿想。”她又按住心口窝。

　　“还有哪儿想？”

　　“嗯……这儿想。”

　　“脸蛋怎么会想？”

　　“想叫爸爸亲我。”

　　“哈哈哈，”毛泽东开心大笑，眼睛倏尔变潮湿，朝女儿凝视着，忽然俯下脸去，啧啧有声地连亲几下。

　　“好了好了，你们父女有完没完？这儿还有一堆人呢。”江青跟过来。她知道毛泽东从不掩饰感情，行动无拘无束，但是她感到相比之下对自己太冷淡，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她心里有一丝酸楚，不便表露，只是嚷一声：“让孩子下来吧。”

　　毛泽东放下孩子，指着韩桂馨问：“娃娃，阿姨照顾你，你谢过阿姨没有？”

　　“谢了。”

　　“怎么谢的？再说一遍叫爸爸听听。”

　　“阿姨好，谢谢阿姨照看我。我一定听阿姨话，好好学习不淘气。”

　　毛泽东直起身，望住韩桂馨笑：“好好学习是对的。淘气么，不要大淘气，可以小淘气，阿姨你说对么？”

　　韩桂馨用力点头：“小淘气才聪明可爱。”

　　江青将两手撑膝，朝女儿问：“大娃娃，你给爸爸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李讷用幼稚神秘的眼神偷窥父亲，踮起脚跟母亲说悄悄话：“我还没化妆呢。”

　　江青取一方花头巾，扎女儿头上，又在她腰间煞根绳子，然后左右张望，拿了毛泽东那根柳木棍交给女儿。说：“老板，棍子叫你的娃娃用用吧。”

　　毛泽东似乎猜到了什么，在椅子上坐下来。秘书又来了，俯耳道：“主席，谢觉哉同志把材料都送来了，汇报前主席是不是先看看？”

　　毛泽东没作声，手朝肩膀上方一扬，秘书便退后一步立住了。

　　那母女俩又一阵悄悄话，李讷便朝屋中央走来，摆个姿势，将木棍拖在手中。毛泽东忽有所动，朝江青望了一眼。江青马上感觉到了那目光，心里有些热，又有些酸。毛泽东看出女儿以棍代桨，扮的是《打渔杀家》中的肖桂英。那神态姿势虽然幼稚，却也酷肖其母。当年江青在延安就演过这出戏，扮的是肖桂英。

　　江青击掌作锣鼓点，嘴里“隆格里格”代胡琴，先唱了一句肖恩的词：“父女打鱼在江下”，李讷已然起舞，唱和道：“家贫哪怕人笑咱。”江青脚不曾移动，手已作出动作：“看看不觉红日落，”李讷轻移碎步，双目传神：“一轮明月照芦花……”

　　女儿稚嫩的童音在窑洞里回荡，虽然底气不足，却有板有眼，别有一种感人的韵味。毛泽东微笑着默默坐在椅子里，击掌作拍，头也合着板眼点动。渐渐的，头不动了，眼帘轻轻颤动，就像女儿那颤动的童音一样。可以想象出，种种美好的回忆和憧憬已经在他的心底浮出，并且从他慈祥的似动非动的嘴角漾出来……

　　远处传来一声鸡叫，窗外的夜黑得更浓。窑洞里偶尔响起沙沙的翻纸张的声音和丝丝噜噜的喝热茶的声音。后来又是昏昏沉沉的寂静，又传来木椅的挪动声和哗哗的向杯子里的斟水声。

　　江青睡不着，闪开眼缝。这已经是第几次睁眼？他仍然坐在那里，桌子上那支快要燃尽的蜡烛旁又点燃了一支新蜡烛。看来，他是决心干通宵了。

　　“毛泽东是政治家，比你大二十岁，婚后合得来吗？”这个声音从遥远的过去折回来，是那位一起到延安的女友的声音，犹豫着在耳畔颤响。眼前模糊了，是泪花在转。朦胧中浮出一个魁梧的身影，稳步走过来，带着质朴纯真的微笑和高瞻远瞩的庄严。那睿智明锐的两眼显示着内心不可动摇的追求和信念。他乌黑的长发沐浴着洛川塬上的长风，红润的脸膛辉映着旭日的光芒，在十几个人的簇拥下英姿勃勃地走过来……

　　这就是在洛川县，江青对毛泽东的第一眼印象。

　　毛泽东走远了，消失了。刚来延安不久的江青，身穿一件海蓝色长毛绒大衣，戴一顶棉军帽，帽沿小小的，那是尽量向脑后戴的缘故，露出卷曲的一头黑发。她腰肢纤细，还不到胯部的一半粗，弯弯的眉毛下闪动着水灵灵的眼睛，那双眼睛随时可以同人谈话，后来她多次去见毛泽东，虽然组织部有人劝告她少打扰毛泽东，但她仍然去得频繁。她要征求毛泽东看过《打渔杀家》后的意见。她在追求心中的目标时，无论听到多少“不”，也不会停止她的努力。

　　然而，那缠绕世人的烦恼事对于这位举世公认的伟人也不例外——婚后的生活完全不像恋爱时那么热烈、浪漫、诗情画意。甚至新婚之日，矛盾便开始了……

　　江青翻身，面壁而卧。所有的委屈、怨怅和愠怒便如泉眼里的泉水一般涌出来……

　　那天，江青提议：“我们结婚应该请请客。”毛泽东摇头：“不要了，现在的条件还是从简的好。”江青娇声道：“可是中央许多领导人我还不认识呀。不请客不介绍，彼此不认识，将来连个招呼也不能打，你就不能替我想想……”毛泽东想了想，说：“以后同志们来开会，会后吃饭时我介绍一下就是了。”江青第一次带了赌气的口吻说话：“好吧，那也得多准备几杯酒几盘菜！”

　　接着，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周恩来从马背上摔落，造成右肘关节骨折。毛泽东听说了，立刻沉下脸：“你是怎么搞的？”江青争辩：“我又不是故意的。”毛泽东却借此触了她的痛处：“你今后要多注意呢，凡事不要总想显露自己，爱出风头。做人要谦虚，要稳重。”江青不服气：“如果是我摔了，你也这样去说恩来同志吗？”毛泽东声色俱厉：“什么话？恩来同志在你面前是革命前辈。”江青冷笑：“是呀，我算什么人哪？”毛泽东火了，手指颤动着指住江青：“我看你非常骄傲，简直是放肆！”于是，江青明智地后退了：“主席，我错了，下次改。”

　　然而，她马上发现了更苦恼的事情：毛泽东的一天比大自然的一天多四个小时。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比如今天早晨七点睡觉，中午起床，那么一定会工作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才会再睡觉。若遇大事，常常两三天不合眼。结果是江青起床了，毛泽东还没上床；江青要吃早饭，毛泽东已经准备吃晚饭。生活失去了规律，他们睡不到一起。毛泽东喜吃粗粮，够咸够辣就行。江青喜吃细软甜淡，讲究口味，——他们吃不到一起。江青不止一次向卫士们诉苦：“我们好不容易碰在一起吃饭，他入口就吞下去，吃饭不是看书就是想事，跟我一句话也没有。你们多会儿见他给我夹过一筷子菜？他根本不懂营养，除了大肥肉不知还有什么好东西。土包子！”毛泽东听说了，点点头：“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她是上海来的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可以分开吃。”此后，他们便各吃各的饭，各吃各的菜。毛泽东再不曾动过江青的菜，江青时不时要尝尝毛泽东的菜。因为毛泽东讲过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她要辣一辣以示革命性。

　　最使她伤心的是怀孕后反应，毛泽东没有特殊的表示，以为怀个孩子在女人来说是平凡事。倒是后勤部供给处的邱会作送来了活鱼、桔子、香蕉和各种罐头。江青为此，当着伏案疾书的毛泽东的面摔碎一只茶杯。事后，毛泽东认了错，事情可并没完，生下女儿，江青拒绝喂奶，以奶粉为主，加一些果汁菜汁。这在大城市不是很正常吗？是为了保护母亲的容颜。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坚持说母亲哺乳孩子是天经地义，为此又闹一番矛盾。江青坚持自己的态度。第二次怀孕时，她做了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他不关心我，我自己关心自己。”江青对医生发牢骚，“肥了儿子瘦了娘，我才不干呢！”

　　女儿生下后，交给阿姨照看。她嫌阿姨是乡下人，粗手粗脚，反应迟钝，还讲一口难听的本地话。她常向阿姨发脾气，引来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你为什么要发这么大脾气？弄得乌烟瘴气，大小不安宁。我们家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劳动人民，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不是为侍候你一个人来的。你那些小资产阶级的习气要彻底改一改！”江青火气正盛：“你又不管家里的事，你来操心看看！”毛泽东强忍着继续说：“还有你的追求享受，吃不得苦，都要彻底改！”江青哼一声：“我跟你没什么享受，只有吃不完的苦。”毛泽东忍不住发怒了：“屁话！你跟我就是得吃苦，怕吃苦你就别来延安！”阿姨在旁边不安地劝说：“江青同志，都是我不对，你别跟主席吵了。”江青那一肚子火立刻找到发泄的地方：“都是你不对，你滚，你给我滚出去！”毛泽东忽然拍响桌子，手指哆嗦着指住江青：“你混蛋！你给我把这套剥削阶级作风收起来！”

　　于是，江青不作声了。她自小争强好胜，不肯让人。但是在毛泽东面前，她总是强不起来。她看不惯毛泽东把头发蓄那么长，难以忍受毛泽东睡觉时那响亮的鼾声，看不惯毛泽东那近乎粗鲁的农民生活习性和外表的落拓不羁。这种情况发生在任何别人身上，她都一天也无法忍耐，可是发生在毛泽东身上她都忍耐下来了。什么原因呢？

　　江青轻轻抹去流到鼻尖上的一颗泪珠，咬住嘴唇。每次都是我退让，这个家一切都要以他为准……他就是天！江青心里不平地想着，我为什么在他面前硬不起来？我过去可从来不曾这样！我过去不曾在男人面前低头，都是我要和他们分手。那个可怜的唐纳也算才华横溢，颇有名气。他甚至为我自杀。我却不曾回头留恋……是啊，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些奶油小生。而毛泽东是真正的领袖，公认的领袖。中国多少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都在他面前折服，心甘情愿追随他一道奋斗！蒋介石花几十万元买他的头颅，他就敢只身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胡宗南率二十万大军追剿他，他说说笑笑，像逗耍毛孩子一样将胡宗南把握在手掌心。他是农民的走路姿势，然而在他的脚步声中，所有人都可以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声！……不，不能离开他。傻瓜和疯子才会离开这位历史巨人！

　　可是，他哪怕分出一少半的精力和感情给我呢？没有。他太吝啬。他全给了他的追求和事业……泪水不再是一颗一颗往下淌，而是小河一样往出淌。我费了那么多苦心，教孩子演唱《打渔杀家》。分手十几天，原以为他会表现出热烈和思念，何况还有孩子的表演。然而秘书一来，那个可恨的秘书把材料一放，他就忘记了我。我在他心中始终算不得什么！……江青终于哭出了声。

　　窑洞里忽然响起木椅错动声，显然，毛泽东听到了。片刻，响起放笔声，收拾稿纸材料的窸窣声。终于，脚步声响到身边。

　　“怎么了？不舒服吗？”轻柔的问询。可以感觉到，离得很近。

　　江青没有动，啜泣声时小时大，外窑似乎传来响动。

　　“不要哭了，影响卫士休息。唉，我是忙了些。你要理解么，中国革命已经到了转折点……”

　　江青停止啜泣，但是泪水仍在流。

　　“好了好了，睡觉。恩来同志派人来，说中央机关要迁到杨家沟，明天我们还要走不少路呢。”

　　一只手在江青肩上拍了拍，那是一只扭转乾坤的手。

　　毛泽东举起手中的柳木棍，向前一指：“是到了吗？”

　　可以看到拦路搭起的一座座石牌坊。道路两旁还竖立着许多石人石马。高大的石碑小树林一般密密麻麻。

　　“早呢，离村少说还有五六里路。”提前去杨家沟看过房子的叶子龙解释，“这儿是个远近闻名的封建堡垒！”

　　“是吗？”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比小说里的‘落马湖’还厉害吗？”

　　“差不多。二百多户居民，地主就占了七十多户。围墙、碉堡，气势大着去了！”

　　“那我们倒要见识见识。”毛泽东扭头望望李银桥，“今天我们都要见识见识大地主是怎么一回事呢。”

　　已经是初冬时节，天空变得高远清冷，田野显得更加空旷辽阔。黄土地变干变硬，树木已经枝叶疏落。每当一股冷风吹来，便有不少经霜染红的叶子猝然脱离树枝，鸟一般在空中飞舞。不过，这支穿了棉军装的队伍走过长路，都显得热气腾腾，发出夏天一般的喧闹声。

　　“看哪，这碑上都刻着字呢！”

　　“我看看！明天——启四年……什么呀？显考……道纪司……昭庆……这字是不好认呢！贤子孙——宪章……他妈的，全是什么孝子贤孙颂扬祖宗功德的。”

　　“主席，什么叫显考呀？”马武义望着石碑问。

　　“考就是父亲的意思。有句成语如丧考妣，就是如丧父母。显么就是显赫，吹嘘他父亲有名声呢。”毛泽东用通俗的话解释道，“那句也不念明天，启四年。应该念：明，天启四年。就是明朝熹宗皇帝上台的第四年。”

　　阎长林看过几块石碑，问：“主席，这也没什么大家伙么，不过是些管粮管治安的小官吏。你瞧，这小子不过是私塾里的先生。”

　　“别看是芝麻大小的官，可也都是官府的爪牙，就是这些人组成了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统治机构。”毛泽东说着，走到另一块石碑前。那上边刻的是古老的篆字，大家认不出来。毛泽东看了看，笑着说：“这是一个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人。那时候社会非常落后，只有地主子弟才读得起书，特别是像这种偏僻之地。”他回过头，看到了韩桂馨，便笑着说：“你是高小毕业的，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也要给你立个牌坊呢！”

　　笑声中，韩桂馨红着脸朝后退，嘴里嘀咕着：“我才不要立在这儿叫人戳叫人骂呢。”

　　马武义尖着嗓子喊：“你要生在那个时代，你肯定要立牌坊，因为你就没现在的觉悟了。”

　　“留给你立去吧。”韩桂馨红着脸回敬，可是她的话被一阵更热烈的笑声淹没了。

　　进了村，路两旁都是破旧的窑洞，土墙上用白灰和锅烟子黑刷了一些标语。有一堵墙上还抄写着《土地法大纲》全文。再往上走，就是一座座整齐的砖瓦窑——这是地主居住的地方了。

　　“怎么看不到群众啊？”毛泽东问。

　　“大概又到祠堂开斗地主的大会去了。村里正搞土改，斗地主，挖浮财，分土地，群众情绪非常高。”叶子龙走到旁边解释。

　　又走了一段吊桥式的窄路，面前出现一座油漆彩绘的高大门楼。进了门，豁然开朗。院子青砖铺地，清静宽敞。迎面一所带玻璃纱窗的洋楼，飞檐彩画，富丽堂皇。门前还有漂亮的凉台。

　　周恩来和任弼时迎上来，与毛泽东握手问候。

　　“主席这段时间下乡没闹病吧？”周恩来问。

　　“还好，我这个人一动弹起来就没病了。”毛泽东用柳木棍环指院子，“这里很阔气么。”

　　“这里房子多，适于办公。”任弼时解释，“特别是不通大路，比较安静，也容易保密。”

　　“先参观参观。”毛泽东一挥柳木棍，向前走去。

　　“这家地主的儿子是个外国留学生，所以房子盖这么洋气。”周恩来在一边介绍。每到一地，他总是作详细调查，亲自安排毛泽东的住处：“主席就住在这所房子，我住西边那三孔窑洞。弼时同志在下面一个大院里住。这个院还有个称呼叫‘扶风寨’。”

　　“啧啧啧！”毛泽东在寨门口立住脚，观察着四周感叹：“这个地主还有些本事么！不但会剥削人，还懂点军事常识，很会选地形呢！没有点近代化武器，单凭土枪土炮还真不容易攻进来！”

　　这房子三面临崖，崖深数十丈，只有一条路能通村里。房子北面有个尖山包，修了围墙碉堡，还有枪眼炮眼。危急时躲进去，很可以坚持一段日子。

　　毛泽东朝屋里走去，周恩来继续介绍：“听说有一年闹灾荒，农民们没有吃的，地主每天发半斤粮食，叫农民给他背石头，盖起了这座寨子。”

　　任弼时笑道：“别看地主势力大，可就是胆子小。”

　　“压迫人的总是什么都怕。怕遭土匪抢劫，更怕穷人造反。《打渔杀家》里的肖恩父女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跟地主拚命的。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事。”毛泽东讲着，正要进屋门，听到身后周恩来叫李讷，便又停下来。

　　“李讷，哈哈，我们的大娃娃来了。”周恩来伸开两手，弯下腰。他喜欢孩子，孩子们也喜欢他。李讷抽出韩桂馨牵着的手，朝周恩来跑：“周叔叔好！”

　　“哎，好，李讷也好。”周恩来抱起李讷，“想爸爸不想？”

　　“想。”

　　“这回好了，和爸爸住在一起，叫爸爸给你讲故事。”

　　“周叔叔也给我讲故事。”

　　“要不要大胡子叔叔讲故事呀？”任弼时走过来。他知道周恩来右臂不得力，把李讷抱过来，睁大眼睛作出吓唬人的样子：“先叫大胡子叔叔扎一扎，咱们就讲故事。”

　　李讷拚命闭住眼，脖子往里缩。任弼时轻轻亲一口，随即发出一阵大笑。

　　“她就会唱《打渔杀家》。”毛泽东不无骄傲地指指女儿，“是不是，李讷？”

　　“我，我，我还会唱王老虎呢。”小孩子听了夸奖就有些喘。

　　“是吗？不简单。晚上休息了给叔叔表演一个好不好？”周恩来问。

　　“嗯哪。”李讷用力点头，毫无畏缩。

　　走进屋里，毛泽东才发现外面看见的只是一层玻璃走廊，里面也是窑洞。墙是绿色油漆油过的，炕沿绘了各种花纹图案。几个卫士和警卫员在一边小声议论：“这家地主可算是挖空心思，真会享受！”“住这里准是冬暖夏凉。”“真不知要花农民多少血汗呢！”

　　“也算他做了一件好事呢。”毛泽东回过头说，“盖了房子咱们来办公，比他吃光了要好得多。”他指指阎长林和李银桥：“你们安顿一下，去几个人参加村里的斗争会。以后村里的大会、小会你们都要参加，每天晚上向我汇报。”

　　晚饭是用黑豆压扁后做的“钱钱饭”。有一小碗大米掺小米的二米饭。那是周恩来吩咐给李讷准备的。炊事员曾建议：“主席刚到，是不是也掺点米？”周恩来摇头：“不必了。主席要跟我们一桌吃。”炊事员便不再言语。一桌吃饭，三位领袖谁也不会吃那份特殊饭的。

　　饭后，毛泽东说：“通通气吧？都有些什么情况。”

　　周恩来望一眼依在屋角的李讷，小声说：“对孩子不能失信，我要看演出呢。”接着，他立起身，左手向腰上一撑，大声说：“李讷，快过来呀，叔叔还等着看你表演节目呢。”

　　“我，我还没化妆呢……”李讷摇晃着身子，好象不好意思。但内心那种激动快乐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韩桂馨正在向江青学针线活。在家时，韩桂馨除帮家里做些农活、拾柴烧火喂猪，还不曾拿过针线。

　　走廊里一阵脚步声，阎长林在门口探了探头，很快又缩了回去。江青发现了，叫：“长林，有什么事吗？”

　　阎长林贴着门边蹭进身子，有些不自在。

　　“我，我想问问，我们几个同志去参加村里的小组会，问问小韩……她能去不能去？”

　　江青盯住这位警卫排长红晕蔓延到双腮的脸孔和竭力躲避的两眼，会心一笑：“有事就进来报告，探头探脑干什么？小偷儿似的。”她看到警卫排长脸越红得厉害了，简直要站不住似的。便用施以恩惠的口吻说：“这是好事么，好事我都是支持的，小韩，你跟阎排长去吧，多注意跟老同志学习。”

　　“可是，李讷……”

　　“没关系，让她跟我玩会，你早些回来就是。”

　　韩桂馨放下手中针线朝门口走去。阎长林似乎怕韩桂馨走到身边，又像怕韩桂馨甩下他，匆匆说：“江青同志，那，我们走了。”

　　“去吧去吧，听到什么回来跟我说说就行。”

　　阎长林出门时，脚在门坎上绊了个趔趄。

　　走到街上，迎面过来几位老乡。冬季天黑得早，看不清面孔，声音却听得清。老乡在议论：

　　“这婚结得好！不骑马，不坐轿，蹓蹓跶跶就过来了！”

　　“唱戏也没这么快。”

　　“这土改可真不赖，地也有了，大姑娘也搂上了……”

　　王振海扯阎长林袖子：“听他们说什么？”

　　阎长林已经打上招呼：“老乡，谁娶媳妇了？”

　　“除了村长，谁有这福气哩？”几位老乡说罢就走了过去，口气分明是不满，但又不愿多说。

　　几位警卫战士互相看着，阎长林把手一挥：“走，到村长家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村长是位老实巴交的穷汉，住一孔破窑。阎长林上去敲敲门。稍停片刻，门慢慢打开了。

　　“哎呀，是，是同志们。有、有事吗？”村长在半开的门口露出头脸。他背光，看不清表情，但那像猴子一样忙乱的动作和含糊不安的语气都表明他有些慌乱。

　　“听说村长结婚了，我们来看看。”

　　“啊，啊，”村长本能地朝外堵堵身，马上意识到不妥，又把门开大些：“坐，坐，同志屋里坐。”

　　窑洞虽破旧，但还温暖。几个战士一下子走进窑洞，屋里顿时有些挤。村长被挤到炕边，虽然在笑，却比哭还要难看。抓起两只粗碗，不曾倒水又放下了，去拿烟袋。他已是三十岁，按传统观念是可以叫老光棍的了。如今，他那黑黄瘦削的脸上泛出阵阵红晕，结实的下巴垂下来，嘴唇不停地抽动。在他的背影里盘腿坐了一个女人，没有起来迎客，耷着脑袋，怯怯的，像被推到了人市上，恐惧而又无可奈何地等待命运的宣判。

　　韩桂馨侧身坐炕上，于是看清了新媳妇。看年纪不到二十岁，虽然穿了一身粗布棉衣，那粗衣却遮不住她的天生丽质和青春气息。皮肤那么白皙光润，肉嫩得像能摁出汁水来。她的头发黑油油闪着光，在脑后盘了髻。她垂着眼帘，但她又细又弯的眉毛和长长的颤动着的睫毛无一不证明她有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鼻子小巧，嘴角像被人捉住的雀儿一样可怜巴巴地弯着。无疑，她曾是富人家的小姐，现在做了穷汉的妻，做了这孔破窑的女主人。

　　韩桂馨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她想说什么，张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阎长林和几位警卫战士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这种场面太难堪了。村长已经流出了汗。嘴里翻来复去只喃喃那两句：“坐，坐吧，同志们坐……”

　　谁也没有坐。阎长林好不容易问出一句：“村长啥时候结婚的？也没告我们一声……”村长的回答仍然是“坐、坐吧，同志们坐……”

　　同志们没有坐，都退出了窑洞，像来时候一样突兀。他们听到窑里传出嘤嘤的低泣声。

　　走出很长一段距离，人们才像刚从水底冒出头一样，纷纷大出气，松弛一下精神。

　　“看来是娶了地主的女儿。”孙振国小声说。

　　“那姑娘……怪可怜的。”韩桂馨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可要站稳阶级立场！”黑暗中马上有人提醒。

　　一行人来到小组会上，马上弄清了情况。村长果然是娶了本村沟东一家地主的女儿。那地主眼见要斗到自己头上了，便把村长拉到自己家，说自己想通了，愿做“开明士绅”，自愿献田。还要把闺女嫁给村长。村长开头也推托拒绝一番，经不起地主叫出几个女儿站到面前，一个个像花似的美妙动人，便为那永恒的魔力所驱使，挑出一个，急三火四带回家，即时成了婚。地主跟脚就把一些细软物件送村长家里，说是女儿的陪嫁。当然，其中也有言明了是托为代存的财物。

　　回到驻地，韩桂馨因为操心李讷，先回去了。阎长林和几名警卫员便赶到毛泽东那里汇报。

　　“我们住的村子还能出这种事？”毛泽东有些诧异，“如果村长被拉过去，替地主办事，这个村的土地改革怎么能搞好？”

　　阎长林汇报：“群众意见很大，现在全村都在嚷嚷这件事。”

　　毛泽东在屋内踱步几圈，望住阎长林：“告诉陆定一和叶子龙，让机关党委立刻组织一批干部，参加这个村的土改工作。情况要随时向我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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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七章

　　傍晚，天地呈现一种混沌沌的气象。冷风卷起阵阵尘埃和枯叶，更增加了阴郁的情调。树枝上落的麻雀，门口卧的狗和街上迈着慢步的瘦马，都感到了漫长的寒冬的气息。

　　江青疲倦地走过那段吊桥式的窄路，走进油漆彩画的高大门楼。迎面那所富丽堂皇的洋楼，在这山沟里像神话中的宫殿一样。她感觉这“宫殿”并不比行军中住宿的破窑强到哪里去，也许还更糟糕。毕竟，住在“宫殿”里也一样天天顿顿吃黑豆。可是河东呢？河东那些人，那些领导干部和夫人们无须天天走路听枪炮声，他们有面有米还有肉！

　　昨天贺龙从河东派人送来一些腊肉，是送给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说：“收起来，放好。前线来人时候好招待他们。”江青有些不高兴，“哪里是前线？我们就差伸手能摸着敌人了。”毛泽东瞥她一眼，没作声。江青觉得心里有股情绪冲撞得厉害，按捺不住：“他们不缺肉，倒是没吃过黑豆，吃吃可以新鲜。”毛泽东皱起眉，嘴角起来一种讥嘲的纹路：“你不怕吃黑豆，你是看不得有人没吃黑豆，对吧？哪怕是自己最亲密的同志！哪怕是你的兄弟姐妹！”江青脸孔刷地红上来，心被人戳了一指头似地收缩，叫起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担心你的身体！我算什么人？我只是你的生活秘书，我能干什么？我不是只能管管你的生活吗？又管出毛病了？……”毛泽东烦躁地摆手：“你不要吵了，不要吵了！那好，你明天也下去，到村里参加土改。你可以搞调查研究，看看群众吃什么，想什么，干什么。你有什么感想可以回来说！”

　　江青在青砖铺地的院子里立住脚，目光郁郁，回想起婚后的生活。

　　婚后不久，她从马列主义学院回来。毛泽东二十八小时的一天，恰好转到了夜里12点睡觉。她在床上委屈地说：“我没法子再学下去了。跟你结婚真不易，挺好的女伴都疏远了，见面就客客气气。也有个别的眼里就像生了刺儿似的，”她带娇带怨地瞟一眼毛泽东，忽然发出一串愉快惹人的咯咯笑声：“她们吃醋了。”毛泽东不以为然：“我看你是心眼多了点。”江青婉转地“嗯”一声，亲昵地说：“我不去了，我就当你的学生。我也该工作了，可以替你抄写东西，帮你想问题，为你接电话……传指示！”大概是最后一句刺激了毛泽东，他一下子睁大眼，警惕的目光凝视着江青，使她吓了一跳。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蓦地，毛泽东将手在她面前一划，好像划出一条天河，断然警告：“这些事不许你插手，有我的机要秘书来做！”

　　以后，陆续有几位中央首长向毛泽东建议，给江青以“大秘书”的待遇，担更重要的责任。毛泽东都断然加以拒绝。

　　“她和邓大姐不同。”毛泽东始终尊敬地称呼邓颖超为邓大姐，“她不能介入政治领导。”

　　就这样，毛泽东当着那么多人面，向她关闭了大门。不要说参与领导，连介入都不许！她只能当个生活秘书，不是中央任命的生活秘书，而是机关党委领导下的秘书，只能支派几名卫士管好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事后毛泽东还在饭桌上说：“你不要闹气。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民以食为天。你这官不小了，已经管上天了……”

　　她没有笑。幽默也要看是什么颜色。黑色的她笑不出来。这一次让她参加土改，算什么？当然不是让她“介入政治领导”，是让她扮演和卫士阿姨警卫战士一样的小角色……

　　江青回到“宫殿”，在走廊里犹豫，拿不定主意到不到毛泽东房间去。她本已经朝自己房间走去，但是一阵谈话声传出，她又改变了主意。

　　“最后决战阶段已经临近了，土改运动必须抓紧。土改搞好了才能发挥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才能保证我们在决战中最后战胜国民党！”这是毛泽东的声音。

　　“发展生产也是一个关键，要作好决战的物质准备。”这是周恩来的声音。

　　江青隔窗玻璃朝里望一眼，毛泽东坐着吸烟，面前摆着一堆材料。左侧坐着周恩来，斜倚着椅背，一只手放在桌面上，望着毛泽东讲话。任弼时没有坐，在桌旁慢慢踱步，一手托下颏，拇指在上唇的胡子上摩挲。他轻轻点着头，不紧不慢说：“土改和发展生产是密切相关的。土地分给农民，收的粮食归农民自己，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就会全力发展生产，会踊跃参军，支援前线。”

　　毛泽东翻动着材料，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向全党讲明，土改必须是群众性斗争的结果。在斗争中发动、教育和提高群众，不能是政府恩赐，或者我们的工作队员包办代替。”

　　周恩来思索着说：“群众不起来，得不到锻炼提高；群众一旦起来，难免产生过火现象。”

　　江青拿定主意进屋。开门时，任弼时正讲：“问题会有，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那时也好说服群众……”他发现了江青，转口问：“回来了？”

　　“嗯。”江青正要谈意见，发现毛泽东朝她看看，没有马上发言，弯腰拾起倒地的一把笤帚。直腰时，她吸口凉气，立刻用手护住了腰，脸上显出痛楚的表情。

　　“怎么了，江青同志？”细心的周恩来马上问。

　　江青没有回答，似乎憋了口气忍过那阵疼痛，眼睛的余光却注意着毛泽东的反应。可是毛泽东已经又低了头去翻材料，整个心思都在想着什么大事，并没注意江青的表情，更没有一句关心问候的话。

　　“腰闪了？”任弼时踱过来问。

　　江青仍没见到毛泽东有特殊反应，那种深沉思考似乎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不会打扰他。江青心里一阵酸又一阵火。

　　“没什么，帮老乡推碾子……我先躺躺去，村里土改的情况过会儿长林他们汇报。”江青揉着腰出去了。

　　“要让地主能够活下去。”毛泽东仍在翻动那些材料，沉思着说，“使地主不要死心塌地去帮助国民党，这对于农民和我们的解放事业是有利的。”

　　“贯彻土地法，在不同地区要采取不同策略。”任弼时在门口转回身说。周恩来望着江青离去的窗外，建议：“主席，江青身体不大好，你是不是……”

　　“她的毛病我知道，不在腰上。”毛泽东将目光从材料上移开，望住周恩来，“这里环境很好，我们要召开一个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拿出一个纲领性文件，对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要有个明确的说明……”

　　“报告！”门外传来阎长林的声音。

　　任弼时开门：“你们等一会儿再来。”

　　“进来，让他们进来。”毛泽东身体朝椅背靠去，“听他们说说，我们也休息休息。”

　　一下子进来五六名警卫战士，还有新来的阿姨韩桂馨。阎长林先介绍了村里农民群众整顿队伍、打掉歪风邪气的情况。

　　毛泽东问：“村长的问题处理了没有？”

　　“村长已经撤换了，正在作检讨呢。”

　　“那个地主呢？”

　　“群众开了他的斗争会。”

　　“这就好！对我们的干部群众是个教育，对地主本身也是个教育。”

　　“不过，”王振海犹豫一下，汇报说：“他们把地主吊起来了，打得很厉害。”

　　“胡闹！”任弼时叫一声。

　　“打人就不对了，你那个教育意义也就减弱了。对群众的过火行动不能指责，但是一定要教育、说服、引导。你们做了这项工作吗？”毛泽东两条淡眉毛皱起来。

　　“做了。”阎长林有些不安，“群众听不进去，说土地革命时期，这村里不少地主组织了什么‘铲共义勇队’，随意捕捉农民，安上‘通匪’罪名，吊打、烧烤、杀害老百姓，许多人被迫逃亡……”

　　周恩来说：“还是工作没做到家。革命不是报复……”

　　“我们不是绿林豪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革命人民群众。”毛泽东接上来说，“确属罪大恶极，也要经政府作出处理。这个地主有人命吗？”

　　“没有。”

　　“你们去一下，叫他们马上放人！”任弼时下令。王振海立刻跑步去了。

　　毛泽东吁口气，立起身，走到阎长林面前：“推翻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剥削制度，没有一个大的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群众起来了，出偏差也是避免不了的，重要的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要不断总结提高。群众要总结提高，你们要总结提高，我们也要不断总结提高。”

　　李银桥进来了，小声说：“主席，吃饭吧？已经十二个小时了。”

　　“噢，有这么长时间了？”毛泽东望望窗外。他常常一天二十八小时只吃两顿饭，吃三顿饭的时候不多。“那就吃一点吧！恩来、弼时，你们不要走了。一道吃。”

　　阎长林带着其他人退了出去。

　　李银桥正要去安排开饭，毛泽东把手指朝他轻轻勾一下，他立刻挨近过来。

　　“把咱们的腊肉切一点，一小碟就行。”毛泽东用手比一比，小声交待，“江青有些不舒服。”

　　李银桥点点头，一声不响退了出去。

　　黎明时分，毛泽东坐到帆布躺椅里，捏着前额揉太阳穴。李银桥接班不久，看看杯里的茶叶，已是被毛泽东吃掉了。他没有换茶，轻声道：“主席，睡吧？”

　　毛泽东慵懒地向上举手，打个呵欠，然后揉揉酸涩的眼睛：“现在睡不着。你给我梳梳头吧。”

　　毛泽东的卫士分正班副班。值正班的卫士跟随毛泽东，不离左右。值副班时可以休息。但是逢上江青有事，副班卫士要随叫随到。来到杨家沟后，机关为毛泽东和江青装了电铃，叫人不必再喊，按响电铃就行。李银桥拿梳子时，也打个呵欠。夜里江青两次按铃，换热水袋。他没睡好。他用力眨眨眼，振作起精神。因为替毛泽东梳头时间短不了。毛泽东喜欢梳头，他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借机可以思考问题。

　　可是，外面响起拖鞋声，江青穿着睡衣进来了。

　　“老板，该我汇报了吧？”江青今天气色好了许多。昨晚李银桥端来那碟腊肉时，她赌气不吃。李银桥说这是主席特意关照，不吃主席会恼火。江青感到某种满足。她只拨了半碟入碗，剩半碟叫李银桥端毛泽东那边去。早晨醒来，她感觉精神很好，便径直来到毛泽东房间，“那个姑娘怎么办呢？就是那个地主的女儿。阿姨也说太可怜了。你别忘了，封建压迫里就有一条是男人压迫女人。”

　　毛泽东没有睁眼，也没有作声。

　　江青在办公桌旁坐下，朝摆满桌面的材料文件瞟一眼，没有翻动。那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她一只手揉着腰继续说：“她实际成了牺牲品。她才十八，那样的出身和经历，嫁给一个……那是不合适的。”

　　“林妹妹自然不会愿意嫁给焦大。可是，怎么办呢？”毛泽东仍然没有睁眼，眉宇间出现一道深刻的竖纹。他始终不曾停止思考。“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种婚姻完全可以宣布无效，叫姑娘另嫁人。”

　　“简单！”毛泽东眼睛闪了闪又合上。“嫁给谁？嫁哪里去？难道找个薛蟠式的人物？那更糟！”

　　“可是，可以先让她回家去么。”

　　“你以为那个姑娘会愿意？”

　　“她是认识字、读过书的。”

　　“读了什么书？如果是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一套呢？你让她另嫁人她肯干吗？”

　　“可是……”江青犹豫片刻，“那个地主不是自称开明士绅……”

　　“屁话！”毛泽东突然睁大眼，“开明士绅会办这种蠢事，坏事！”

　　江青皱起眉头，不再作声。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江青准备走了。毛泽东忽然又睁开眼：“你们应当先和那姑娘谈谈，要设法让她说真心话。两种可能。一种是认命，安于现状。那就不要再勉强她离开。感情也是可以培养的么。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不是很好的吗？另一种可能，因为是被迫，心里不愿意，迫于形势又不敢说。我们真心诚意，她说出来了。那就要按她的愿望办。但是一定要做好工作，双方的工作都要做好，群众的工作也要做好。”又停片刻，毛泽东做了一个断然的手势：“此类事情今后还会有不少，但是决不能、也不应该动摇我们放手发动群众、把土地改革进行彻底的决心！”

　　江青退出去了，屋里恢复了寂静。李银桥始终未停梳头，那只黄杨木梳子由前向后沙沙响着运动。

　　“银桥，你见过开明绅士吗？”毛泽东声音有些沙哑。

　　“在延安开大会时候见过李鼎铭。”

　　“不是那种见面。”毛泽东将两根指头在眼角处揉，“我是说……比如去他家里作客。”

　　“没有。”

　　“我说过利用暑假走了湖南五县的事，你记得吗？”

　　“记得。你还到庙里去讨过斋。”

　　“嗯，我也到绅士家里去讨过，那绅士比起这个地主来算是开明多了。他没有儿子，只有几个女儿，都出嫁了。他是一位翰林，懂吗？是一种不小的官，经过皇帝亲自考试的不小的官。那天我们走到中午，在路旁一个小饭馆休息。饿得厉害，就问饭馆的女主人：你知道就近有读书的人家吗？她说这后面的小山坡上就住了位告老在家的翰林。我们决定去向他讨饭。你知道跟读书人怎么讨饭吗？”

　　“还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你看，你就比我少一些社会经验。我和我那位同学用自己最好的书法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背得出：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我们如果打着板子要饭，也许吃不饱，甚至被赶走。我们送去这首诗就不同了……”

　　山坡上长着整齐的绿树丛，衬托出那所白砖砌成的房屋。窗户和房前的柱石都是一色朱红，一道围墙上面覆了黑瓦。院门两旁是红花灿烂的芙蓉树。前面有个大水塘，满塘是硕大的青绿荷叶和盛开着的绯红色的莲花，像一幅墨汁未干的彩色画。油漆大门上嵌有一幅正楷书写的对联：照人秋月，惠我东风。这必是出于刘翰林的手笔了。

　　毛泽东用力敲响大门，院子里立刻响起恶犬的狂吠声。他的那位同学便有些惊慌，忙去折来两根树棍，以备不测。毛泽东仍在敲门，越敲得声大，狗吠也越凶。他从门缝向院子里望：一位短装老人从房子里走出，六条大狗立刻尾随其后，狂吠不止。若真有二、三个强盗闯入，这些大狗足可以对付得了。

　　老人在大门内止住步，粗声大气：“干什么的？”

　　毛泽东对着门缝说：“我们是从省城来的，替刘翰林带来一封书信。”

　　老人从门缝接过信，口气变温和：“请你们稍等一会。”

　　恶犬从老人的声音中听出什么意思，马上停止狂吠，在大门内走来走去地摇尾巴。

　　十几分钟后，老人出来开了门：“少爷，请进。”他打量着两个年轻人叫花子一样的穿着，解释道：“对不起，叫你们久等。主人午睡刚刚醒来，又洗了把脸，然后才看了你们的信。他叫我马上请两位进来。”

　　从房子中门走进去，穿过一间大房间。大房间里满墙字画，可惜未能仔细欣赏。老人脚不停步地引他们进了另一个小房间，想必是刘翰林的书房。

　　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他生得矮小，又有些驼背，便尤其显小。头顶已秃，白须稀疏，大约七十多岁。却是精神矍铄，行走敏捷。他穿一件白长衫，手持一把绸扇，诧异地打量两位学生。

　　两位剃了光头的年轻人深深鞠一躬。

　　“你们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刘翰林稍稍皱起眉毛，“遭了什么意外？请坐！请坐！”

　　两个年轻人坐下，互相看看，不知如何开口。

　　“你们在路上遇着强盗了吗？”刘翰林坐下问。

　　“没有，我们没遇什么麻烦。”毛泽东终于开口了。

　　“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刘翰林重新看那首诗。

　　“我们从长沙来，打算去宁乡县城。”

　　“你们在长沙做什么事情？”

　　“我们是省城里的学生。放假了，想搞搞社会调查……”

　　“你们是在那种洋学堂里念书的吧？我明白了。你们看来是有些抱负的，中国是需要多一些有抱负的青年！”刘翰林一面说着，一面端详面前的年轻人，“你们上洋学堂，可是你们也会作诗。你们做得好，书法也不错！”

　　“我们在学堂里不仅要学做诗，并且要研究古书呢。”萧瑜解释道，“国粹不能丢。”

　　“噢，你们研究古书。什么古书呀？”

　　毛泽东抬起手来扳指头：“《十三经》、《老子》、《庄子》……”

　　“你们既然研究过《老子》和《庄子》，对这两部书你们认为谁的注最好呀？”

　　“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的。”

　　“非常正确！我同意！”翰林喜形于色，“你们家乡在哪里？”

　　“我是湘潭人。”毛泽东回答。

　　“我是湘乡人。”萧瑜指指同学，“不过我们彼此相距不远。”

　　“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刘翰林轻轻摇扇，“湖南人就是由于他，在武功上遂得赫赫之名。”

　　“是的，”萧瑜脸上不无得意之色，“我的高祖曾在曾国藩家里当过教师。”

　　“他既然在曾家教书，那一定是出色的学者了。请你们稍等一会。”刘翰林一边说着，一边站立起来，向里走去。工夫不大，笑眯眯踱步而出，没提吃饭的事，只是从宽大的衣袖里拿出一个红纸包，微笑着递给两个年轻人。

　　萧瑜接过纸包，立刻朝毛泽东递个眼神。毛泽东早已从那纸包的形状和分量上猜知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两个年轻人深深鞠下躬去：“感谢前辈对学生的资助！”

　　他们仍由那位老仆人送出院门。一走出门，他们便立刻闪到一棵大树后，匆匆将红包打开：哈，四十个铜圆！根本无须商量，他们就知道首先应该做什么！他们用比小跑还要快的速度，向大路上的那家小饭馆赶去……

　　李银桥收起梳子，不解地问：“刘翰林怎么会知道你们是来讨吃呢？”

　　“诗里不是写明白了嘛。”毛泽东立起身，摇晃腰肢运动，“头一句的‘翻山渡水’和末一句的‘浸饿身’已经把意思说明白了。”

　　李银桥笑了：“主席讨饭也比别人本事大呢。”他取出两粒阿米妥钠，——这瓶美国出的安眠药是彭老总送来的贵重礼品，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主席，现在可以睡觉了吧？把药吃了吧。”

　　毛泽东没有作声。他本是随意看看桌上那份材料，是秘书在他梳头时送来的有关华北地区土改情况的报告材料。毛泽东的眉毛皱起来，脸色变得阴沉，出声地呼了一口粗气，在椅子上坐下来。于是，李银桥便再不敢出一点响动。他知道，毛泽东心里有火了。

　　“你泡杯浓茶来。”毛泽东声音低沉。

　　李银桥小心翼翼拿起空杯，踮着脚出去泡茶。他猜测是华北土改出了什么问题……

　　大路上过来七八个穿军装的骑马人，蹄声杂沓，渐渐接近东原村。

　　正是阴历九月，天气已经很凉。天高云淡，华北平原显得更加辽阔无际。阳光不再是白得耀眼，带上了一种柔和宜人的桔黄色。西北方向的太行山，面前那东原村的土坯房和土坯围墙，村里村外的杨柳树和堆成圆形攒尖式的秫秸，都把最细致的轮廓在清晰透明的空气中显露出来。

　　村外场院人声喧哗，红旗招展。马上那位瘦高身材的军人举鞭遥指：“好像是开群众大会？”围绕前后的秘书警卫点头：“是像。”瘦高身材的军人双腿一夹：“看看去。”驱马向会场奔去。

　　瘦高身材的军人在场外拴好马，挤入人群立住了。这一带住有很多部队，来几个穿军装的人并不稀奇，谁也没理会。人们的目光都朝着主席台望，朝着场院与大路相通的方向望。

　　主席台上或站或坐十来个人。台前立着一位四十多岁、扎了白头巾的人，似乎是村干部。正朝着台下比划手势说什么。嘈杂声中，两个粗壮的年轻小伙子并排朝大路口走，脸上挂了粗犷慓悍的微笑，不时举起手中的马鞭让前面人闪开。他们身上斜披了大红绸缎，像新郎官一样，各自牵了一匹滚瓜溜圆的高头大马。马后四五米处，不时有人低头去张望或动手动脚。喧闹声从那里阵阵传出。

　　“这是干什么？”瘦高军人问身边的老乡。

　　没有人答理，因为人群忽然向前涌动一下，其中又有不少人向后缩。突然，这一切都静了下来，只剩风吹旗帜的呼啦啦声。

　　两个年轻小伙子已经威风凛凛站在大路中间，肩依马颈，马头上挂着红绸做的大绣球轻轻摇颤。一匹马发出秋意凄凉的嘶鸣，使这热烈的场面突然出现了一种阴森感。前蹄咔哧咔哧刨地，竟显得有些惊心动魄。

　　主席台上，那位四十岁左右的干部挥一下手，同时吼一般宣布：“现在开始！上马！”

　　两个披红的小伙子翻身上马，马缰闪烁在长鬃上，马鞭预备在半空中。

　　“拖走！”

　　人群猛烈地动荡，向前拥和向后缩的冲撞在一起。只见空中闪过两道黑色的闪电，两个慓悍的小伙子同时抽下马鞭。两匹马几乎同时一跃，立刻尥起蹶子顺大路狂奔。人群里发一声喊，喊声未落又突出响出一声女人受惊的尖叫。直到这时，那瘦高军人才从人丛缝隙中看清马尾巴上各拴了一条绳子，绳子另一头拴着人的脚脖子。人是剥光了衣裤，赤裸的肉体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像橇板一样飞进。不时弹起来，在空中翔一段距离，马上又沉落下去，在路面上冲起一溜尘烟，接着又弹起来，又沉落下去。渐渐模糊了，只剩飞扬弥漫的尘团和时隐时现的骑手。

　　军人们身不由己朝那位瘦高身材的军人靠拢、贴近，面面相觑。他们对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显然毫无思想准备，最后都把惊疑的目光投向瘦高身材的军人，明显他是其中的首长。那位首长皱起了眉头，眼神表明他在紧张思考。

　　人群又是一阵乱，大路上的尘土重新腾起，两匹马竞相狂奔跑回来，马蹄声震得黄土地隐隐作颤。奔近场院时，小伙子紧收马缰。两匹马嘶吼着，高昂起头颅勒挺了辔头。白马口吐红色唾沫，枣红马噗噗地喷着响鼻。马后拖着的那两具白色的肉体已经遍染紫红和鲜红的血，又沾了一片片肮脏的灰土， 有一个面孔离人群非常近，鼻子是一个三角形的洞，紫黑色，嘴唇没有了，牙齿零落露在外面。下巴颏裂开了，难看地歪向一边。他的肋骨穿透了肉皮，赫然洞开一道紫黑的裂痕。腿仍然有几处完好，更显得惨白。被绳子勒入肌肤的脚腕子，仍在悄悄地渗血。另一具较远的尸体，隐约可以看到翻绽的皮肉和骨骼的轮廓，头顶上的黑发和脸颊上的一撮完好的胡子在凉风里颤动。人群里乱纷纷，有兴高采烈的叫好声，有恐惧惊慌的尖叫声。不少女人背转身子捂住了脸。也可以听到悄悄的叹息声……

　　“带下一个！”主席台上又是一声吼。

　　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被押上来了，仍是剥得赤条条。他的嘴像马一样被绳子勒着，喊不出声，但是两眼鼓突着，那是被极度的恐惧和惊吓压迫出的眼球，脖颈上暴出小指头粗的青筋。他两腿瘫软得已不能迈步，是被人拖上来的。从人群中穿过时，那双鼓突的眼睛直直对着那些熟悉的面孔，闪出绝望和最后乞求的神色。当那双玻璃球一样的眼睛从瘦高军人面前滑过时，军人震动了一下，动手分开面前挤紧的人群，试图走向前面去。

　　可是，突然听得一声吼，人丛中跳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举起那把镢头，不待押解的人反应过来，已经重重砸了下去。喀嚓一声响，红的白的迸溅出来，粘糊糊沾了周围人一身。那被捆绑的死囚便像土豆口袋一样，一声不响倒了下去，舒舒服服躺在黄土地上。他只剩了半截头，嘴里的绳子松了，那张嘴巴笑一样地咧着，嘴角出现几道心满意足的纹络。

　　最初的震惊一过，台上响起喝斥声：“魏老栓，你想干什么？”

　　“不就是要他一条命吗？我替你刨了。”

　　“你他妈同情地主，你敢破坏斗争……”

　　“我给他扛活，我刨了他，咋就是同情！”

　　“你他妈骗鬼！你知道要零刀子割他，你怕他受罪是不是？把他捆起来拖了！”

　　那两个披红的小伙子立刻冲上来，将举镢头的汉子捆绑起来。会场人声鼎沸，更乱了。一个女人尖叫：“他是老雇农，老雇农呀！乡亲们，乡亲们，求求你们了！”

　　于是，更多的人发出求饶声：“放了吧，他是雇农。”“饶他这一遭吧，他可是受了一辈子苦的人……”

　　“妈的，先押回去，明天再跟他算帐！”

　　瘦高身材的军人已经分开人群，急步赶上主席台。他的身后，紧随着几名年轻军人。

　　“你们要处决这些人，是经哪一级领导批准的？”瘦高军人大声质问，立在“监斩官”面前。

　　“监斩官”稍稍一怔，马上瞪起了眼，上下打量面前的军人：四十多岁，脸颊瘦削，军帽沿下，一双细长眼闪着灼亮的光波。鼻子挺拔，厚嘴唇抿紧，露出刚毅和深沉。下巴微微向上翘起，显现出冷静和坚定。当然，这是部队里一个官。“监斩官”想。官又怎么样？写上三指宽一张纸条，说他破坏土改，威胁贫下中农，那么不管他是军长师长，都叫他立刻倒台，至少也要检讨反省一气！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

　　“是经我们村里的贫农团批准的呗，”“监斩官”把发红的眼睛眨了一眨，“这还用问！”

　　“请你们先停下来吧。这样大的事，必须要经上级领导批准。村里的贫农团是无权决定杀人的，你们这样做是违反我们党的政策的！”

　　“什么？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央的指示！你竟敢反对？”

　　“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消灭地主，不能理解成就是杀人！”

　　“你是哪个部队的？竟胆敢反对贫农团！”

　　“我们是……”一个年轻军人冲上来，正要说什么，被瘦高身材的军人挥手止住，接过话头说：“我们是从工校来的。也许我的话说得太生硬，请你不要见怪。不过我们都是为了工作。”

　　“我们贫农团的事，你这工校管得着吗？你这个同志，一会儿批评贫农团，一会儿又解释，总想替那些坏蛋说好话！你知道他们过去干过哪些坏事？你是不是想包庇地主？啊！”

　　身上披红的小伙子冲上主席台，粗声大嗓地喊：“干什么干什么？妈的，不管你是公校母校，包括上面的分区、军区、司令员在内，谁要是包庇地主，我们贫农团就要把他抓起来。不管他是天王老子地王爷，跟恶霸地主一律同罪！”

　　主席台上的人又围过来一些，纷纷吼着：

　　“我们贫雇农打江山就要坐江山！我们没权谁有权？”

　　“民主政府也得听我们贫雇农的意见！”

　　…… ……

　　纷吵声中，“监斩官”突然吼一声：“下一个，拖出来！”喊罢，翻一眼那几个军人，鼻孔里喷出一股不屑的粗气。于是，又一个五花大绑的死囚被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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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八章

　　“把两个一起捆，都拖上来！”台上又一个人在吆喝，约摸三十岁的样子，大概也是名贫农团的干部，“要他们看，把他家里人都牵来看！”

　　几个身披大红的人拖着两个从“死牢”里拉来的人，当着工校来人的面，当着全村男女老少，将那两人剥得精光，捆在两棵树上。然后各自拿出一把雪亮的刀子，磨刀似地将刀背在那两人的胸前腹下蹭那么几蹭。

　　“饶命啊，乡亲们，饶了我，给我一个痛快吧！”正当盛年的那个地主拚命嚎叫着，声音凄厉惨人，“我没杀过人哪，我可是没当过汉奸，求求啊，求求乡亲说个话呀。老耿，老耿叔，求你看我娘那份儿上，给我一镢，快给我刨了呀！……”他胸脯猛烈起伏着，恐惧和绝望的浪潮在里面汹涌，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在颤，肚子里像有只受惊的兔子一样弹起落下。在他的斜对面，捆着一个皮包骨头的老地主，全身的骨骼清晰可见。过度的恐惧使他已经麻木，刀子在身上凉嗖嗖地蹭过时不喊也不叫，只是下面淋淋漓漓淌下尿来。他已经秃顶，脸上带着青石一般的隐忍和冷漠，任人摆布。他甚至连眼睛也闭上了，仿佛已经跌下悬崖，只能随其自然，滚向阴惨深渊里去。

　　“解放军哪，求求了，给我一枪，给我一枪哪！……”

　　“叫你亲爹老子也不行！”那位“监斩官”吼着，“牵来没有？快一点！”

　　台下的群众已不再喧嚷，纷乱着往一起靠紧。就是几位久经沙场的军人也预感到什么，有些不寒而栗，纷纷把目光投向身材瘦高的首长：他会有办法，他一定有办法。当年他去安源，不过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文弱书生，却敢单枪匹马闯龙潭虎穴。在刺刀和枪口面前，他坦然凛然，睿智勇敢，口若悬河，逼得资本家和军警宪特暴跳如雷又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接受他代表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

　　他就是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

　　然而，今天刘少奇却显出力不从心。他立在台侧，紧皱双眉，望望台下又看看台上。无疑，树上捆的人属于敌对阶级的分子，台上威风凛凛盛气逼人的贫农团骨干和台前十几位身披大红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自己人，为抗日战争和现在的解放战争作出过贡献，并且要继续作出贡献。经他参与制定和下达的中央文件确实要求：不管党政军各界，都要大力支持土改这一伟大的运动。如有抵制、反对、包庇者，包括给地富当防空洞等，都要严加处理……但是，这里是老区，被拖被捆的地主明显没有人命案，罪不至死。贫农团这样乱拖乱杀肯定是错误的。困难的是既要制止，又不能指责，不能给运动泼冷水。只能说服和引导。

　　“同志们，我们干革命一定要懂政策。”刘少奇再次向贫农团的领导们做工作，“这些地主分子即使有罪，也要由民主政府审清罪恶事实，是该杀还是该关……”

　　“民主政府就是贫雇农的政府，我们的意见就是政府的意见！”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刘少奇严肃地说。

　　“谁敢说不对？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

　　“敢跟贫农团作对，我们可是决不会客气的！”这是台下那些身披大红的小伙子喊，有两个连马也牵过来了，杀气腾腾地吼：“天王老子我们也敢拖！”

　　台下一阵哭泣和吆喝声，是十几个女人和半大小子，显然是那地主的儿女老婆，被赶来看行刑的。要想在这种此刻说服台上这些人显然已经不可能。刘少奇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而紧迫的情况。

　　刘少奇与周恩来是同一年出生，差不多同时加入共产党。他与周恩来各有不同的特色。周恩来作为谈判者，他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作为外交家，他立场坚定又通情达理；作为行政长官，他善于处理最复杂的矛盾和最琐碎、最繁乱的事务。比较而言，刘少奇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家，并且写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断断续续工作了二十年，是白区工作的优秀代表。他最突出的长处是，在艰险的形势下仍能保持冷静的分析能力和政治上的镇定。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帮助陈毅重整队伍，在国民党区域内发展共产党的武装队伍是做得很出色的。

　　对于眼前的形势，他在分秒之间作了迅速冷静的思考：强令停止？不行。若是毛泽东在这里，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他现在不行。在党内军内，特别是党的“七大”以来，他同朱德、周恩来等同志一样，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在社会上，在全国广大农村，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家喻户晓。何况他长期使用胡服的化名。这些没有文化、缺少知识的农民，一口一个“小小的工校也想管起贫农团的事了”，已经证明这一点。他的命令不但不会有人听，搞不好还会发生严重的对立，甚至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继续说服？眼下的形势，这些人是一句也不会听进去的……

　　蓦地，他想起一件大事，关系全局的大事！这个村子是有名的土改“先进村”，台上的这些贫农团领导中，很可能有各村派来“取经”的代表。这里的杀人一结束，一两天之内就会蔓延到全县甚至更广泛的地区！而且往往“后来者居上”……

　　“我们走！”刘少奇作个断然手势，迅速走下主席台，翻身上马，朝西柏坡急驰。他心急如焚，到西柏坡后马上与朱德通气，取得一致意见。命令县委，立即召开所有村庄的贫农团长及党支部书记会议。让通信员下通知太慢，刘少奇已获知各村都抓了大批人，甚至不少中农也由于同贫农团的干部有过积怨而被抓起来关入死牢。他命令县区干部全体出动送通知，通知上写明：“各村斗地主暂停一两天，村干部立即到县参加紧急会议！”

　　事后，人们称这个会为“停止杀人大会”。

　　窑洞里的谈话忽然停下来，彭德怀和贺龙不约而同随毛泽东向窗外望望。什么也没看到。可是声音早已传来，远远大过窑洞里的谈话声。

　　“老子来一趟，跑坏两部汽车哟。来就是见主席的，还歇啥子么！”

　　喀啦一声脆响，大约是踩断了树棍一类的东西，接着又是砰地一声，随即响起石头滚动的咕噜噜声。那大嗓门便又叫起来：“你们这些小鬼好懒哟，院子也没得清扫！”

　　咚咚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窑洞的玻璃似乎也跟着颤动。彭德怀啐口唾沫：“妈的，是胖子！”

　　“老总，在这屋，主席正谈话呢。”这是李银桥的声音，“我先去报告一下。”

　　“不要你，我自己来。”脚步声在门口停下来，跟着便是一声：“报告！”不容毛泽东作声，门已推开。

　　“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说着，陈毅两脚咔地一碰，立正敬礼，像出操一般直挺挺立定不动了。

　　毛泽东看看陈毅，又认真抬头打量窑洞，足足停了五六秒才吁口气：“嗯，幸亏我这窑洞还结实。”

　　于是，片刻寂静的窑洞里立刻响起粗犷豪放的哈哈大笑。

　　陈毅一把扯下头上的军帽，从腿上抽过，抽起一团尘雾，顺手扔给李银桥，哈哈笑着：“幸亏是我进来哟，要是蒋介石进来，怕要吓过去了，怎么窑洞里卧了两只虎啊！”他稍稍弯腰，睁大眼作惊讶状，惹得屋里又是一阵大笑。

　　“妈的，胖子到哪儿哪儿热闹，你坐那喘口气吧！”彭德怀用他快得像连珠炮似的湖南腔说。相比之下，贺龙在毛泽东面前要安静得多，只是眯缝着眼微笑，偶尔吸口烟斗，漂亮的黑胡子由于微笑而轻轻颤抖。

　　陈毅没有坐，先上前同毛泽东握手。这时他显出几分严肃：“主席，你比延安时候可是瘦了。”

　　毛泽东在党内同志中从来不拘礼节，仍然坐在椅子里，右手同陈毅握手，左手漫不经意地伸入怀里抓痒：“转过十几个县，搬了三十七次家，瘦点正常么。”

　　“吃得好么？”

　　“有贺老总在，我的日子就好过。”毛泽东从怀里抽出手，搓着手指不知丢下了泥卷还是虱子，“中午借花献佛，有腊肉还有鲤鱼。”

　　“贺老总，你辛苦了。”陈毅同贺龙握手。贺龙已经站起身，一边点头一边握手：“还是你在山东打得辛苦。”他们彼此都显得尊敬礼貌。可是，陈毅一旦和彭德怀握手，这两位井冈山时的老战友便另是一种情形了。

　　“看你这个胖劲我就知道你在山东赚了一大笔！”彭德怀一边握手，另一只手便在陈毅屁股上不轻不重拍了一掌。陈毅手头加力，用劲摇一摇，“你也不亏么，两万拖了二十万！”

　　“这叫老总见老总，老蒋头发懵。”毛泽东吸着烟，烟气从牙缝中一股一股向外冒，“他打我的两翼，什么重点进攻，一个山东一个陕甘宁，打来打去打出一个我们大反攻。我们有几位老总，他的日子怎么会长得了？”

　　陈毅在椅子上坐下，比划手势说：“全靠主席运筹帷幄……”

　　毛泽东笑着拂一下手：“还是靠将军们决胜千里。”

　　彭德怀对贺龙说：“这两个人到了一起就转文。”

　　贺龙还是那种安详的微笑：“我们‘儒’不进去哟！”

　　毛泽东笑道：“你儒在手心里就够了，天下无敌。”

　　又是一阵大笑。贺龙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作战命令时，常把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心。战士到部队传达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直到他领导南昌起义后，才开始自学读书识字。贺龙天资聪颖，一篇课文听几遍即可背诵下来。对照课文反复诵读，里面的字便全认识了。

　　贺龙用烟斗嘴划过唇上的小黑胡子：“我还是怕儒将，我的胡子就怕向应同志。”贺龙嘴上的笑纹忽然凝固了，显出一丝忧伤和凄凉。他想起他的政委关向应。他们下棋，贺龙输掉几次胡子。当他光着嘴巴来到下面部队时，指战员都目瞪口呆。因为贺龙讲过，“我就不信只有地主军阀才能留胡子，农民为什么就不能留胡子？”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条令，规定军人不许留胡子时，他是经军委主席毛泽东特殊批准的唯一可以保留胡子的军人。他珍爱自己的胡子就像珍爱自己的名誉一样，但还是输给了关向应。他摸着嘴巴叹息：“唉，光了光了，全让政委赢光了！”

　　陈毅身体朝椅背靠去，把脚一伸，招呼李银桥：“小鬼，帮个忙，把主席的拖鞋换给我。”

　　李银桥把毛泽东的拖鞋拿来，便抓住陈毅的大皮靴子向下拔。陈毅指着他鼻子数落：“哪个要你报告哟，二十年前我陈毅就向主席报告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哪个报道敌军宵遁？就是我，陈老总！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写的那首诗？”

　　李银桥摇摇头。他拔下了一只皮靴，又去拔另一只。

　　“你不知道我讲给你听。敌人打炮，主席以为敌人要进攻，其实呢，是我们的部队回来了，敌人闻讯就打炮撤退……”

　　“胖子，你跑坏两部车就是跑来作诗呀？”彭德怀叫起来。

　　“好好好，不说了。”陈毅穿上毛泽东的拖鞋，自嘲地笑道：“我这个人哪，学会了带兵，就是没学会管住这条舌头。”

　　“贺老总爱马，陈老总爱诗，彭老总喜欢泼冷水。”毛泽东不失幽默地作个小结，顺手拿起桌上一份材料便敛去笑容。这是要谈正事了。三位老总便也随着严肃起来。

　　“刚才我们议了议军事，正要转话题，就是土改。过几天的中央会议上还要讨论这个军事和土改。”毛泽东望望陈毅，把目光转向没有人的屋角，思考着说：“目前战争规模很大，以后会越打越大。你们在前方指挥，为什么还要跟你们谈这个土改问题呢？”

　　三位将军拿不定毛泽东是否真考问他们，互相望望，都不曾张口。

　　“这是由我们军队的性质和组成成分决定的。我们这个国家农民占了绝大多数。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我始终坚信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主要力量。没有他们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乃至官僚资本主义都是不可能的。那次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背叛革命，他们的军队大多数军官出身地主阶级和与地主阶级有血缘关系的城市富裕家庭。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说是很短很短。现在几万万农民是真的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我们的军队怎么办？”

　　“我们的军队，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出身于贫雇农家庭。”陈毅插言。

　　“你在油山、梅岭能坚持住，活下来，还有你讲过的那些伤兵，你们靠了谁？”

　　陈毅肃然，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一九三五年二月的风雨之夜，出现了苏区的乡亲们。他站在雨中激动地说：“把这些战士带回家吧。他们是你们大家的儿子。他们都很年轻，可以当你们的好儿子、好女婿。他们能给你们干活，你们家里会多一双手，多一份劳力，也许还会多一个为你们报仇的人……”在场的农民和伤员都流泪了。半天之内，伤员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分散到广大农村里。

　　“是农民……广大贫雇农！”陈毅眼圈有些湿润。

　　“彭总九岁放牛，贺总十岁种地又贩马，你们都是了解农民的。国民党怕你们，因为你们带领了几十万造反的农民。没有这一条，不要说蒋介石，就是那些警察、保长也不会怕你们！你们说是不是？”

　　将军们点头。

　　“所以么，我要同你们谈谈土改。过去我们打胜仗离不开农民，将来我们还要靠他们送我们过长江，送我们进南京！我们搞好了土改，就能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农民群众中，贫雇农占大多数，积极要求土地。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改的最基本任务。其次，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这项伟大的运动，是把你们第一次从事革命活动所做的内容提到了更科学、更正确、更高级的一个阶段。”

　　彭德怀轻咳一声。他十六岁那年便带领饥饿的农民攻打大地主的米店，把他的存粮全部运走了。贺龙吸着烟若有所思，他二十岁便带领一伙农民，手持菜刀袭击捣毁了盐税局，缴获了枪，砍了税务官脑袋。这便是流传甚广的“两把菜刀闹革命”。

　　陈毅说：“华东局对土改是重视的，在部队中也做了普遍教育。”

　　毛泽东把手中的材料拿起来：“土地法大纲公布了，简而言之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群众一起来，问题也跟着发生了。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毛泽东将材料分给三位老总，继续说：“比如很多地方乱打乱杀，你们是怎么看？”

　　片刻，彭德怀说：“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有的是民愤大。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是很严酷的，有的甚至是杀戮得很厉害。海东同志对我讲过，他家里就被杀了六十六个人！男人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农民起来了，自然要算这笔帐。”

　　毛泽东点头：“这笔帐要算，非算不可。东北这种情况就很多，各地都有。”

　　贺龙吹出一缕烟气，慢条斯理说：“地主报复起来也是很残酷的。当年红区都是如此，地主随白军回来，对分了他土地的农民都是大杀大砍。搞土改，农民怕地主将来反攻倒算，都不肯留下活人，杀了才安心。”

　　陈毅点头：“山东也是这样，还乡团要比国民党的正规军凶残得多，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所以农民不敢留下这些人。说是祸根。”

　　“嗯，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而且是主要的一种原因。”毛泽东思索着点头，“但是，我感觉各地所犯‘左’的错误，更重要的是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领导者本身也存在许多糊涂认识。比如不讲巩固地联合中农，抛弃开明绅士，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什么民主政府只应该听贫雇农的意见，把中农、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不提了，也不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了，这都是严重的原则性错误！”

　　“晋绥分局有这类错误。”贺龙坦率承认。

　　毛泽东轻轻摇头：“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中华东各区。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具体系统的说明，就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各中央局和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自己就深感这种责任！”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令三位老总不由得思考反省过去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发生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沉默片刻，毛泽东的手指在一份材料上敲打：“在老区和半老区，政权早已建立、巩固，尤其不能乱打乱杀！而且是用那种野蛮残酷的手段！零刀子割人，这是野蛮！更有甚者，逼浮财能把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当众剥光奸污，这是典型的流氓！”毛泽东显出激愤，“老实巴脚的农民是干不出这种事的！要明确规定，贫农团没有杀人权，死刑案件只能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毛泽东掀起眼皮，沉思的目光凝视着窑顶的某一点，“我有一种感觉，在党的某些地方组织中，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还存在着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一些坏分子混进党内，在农村中把持政权，歪曲党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进行。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全党全军要进行一次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整风运动，这是准备大决战的必须，是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必须！要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部队里要有所不同，要搞诉苦，要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彭德怀和贺龙全神贯注地倾听，陈毅用笔在小本子上沙沙记录。

　　毛泽东立起身，在三位老总面前踱步，声音放低，因而更显出强调的力量，“查、整，不是给土改泼冷水，决不允许泼冷水！是为了更好更彻底地进行土改运动。这一条，你们要警惕，不容有丝毫动摇！”

　　“明白。”三位老总纷纷点头。

　　“你们是第二拨谈话的。还要来人，还要谈。谈过了开会，全党统一思想，迎接大决战……银桥！”

　　“到！”李银桥应声而入。

　　“把咱们那点家当搬上来吧，为老总们接风。”

　　新年过后，天气一直晴好。黄土高原那起伏层叠的梁、峁、塬、堑，都沉浸在无风的恬静和明朗的严寒中。一直没下雪，黄土地干透了，冻实了，坚硬得像石头。

　　毛泽东在米脂县城和黄河之间的杨家沟获得一段安静日子，连续写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七八篇重要文章。不用餐风露宿、日夜行军，河东又输送来一些粮食，他身边的卫士们都眼睁睁地长胖起来。

　　李银桥从厨房回来，恰遇周恩来走出窑洞。看样子是刚起床。周恩来每次起床都要咳一阵，清清气管里的痰。这已是习惯。

　　他刚要咳，忽然捂嘴憋住了，忍一忍，小声问李银桥：“主席睡了吗？”

　　李银桥摇头：“没睡。”

　　周恩来睡觉办公的三孔窑与毛泽东住的窑洞距离很近，他知道毛泽东睡觉轻，稍有响动便会惊醒，所以常要问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主席睡觉没睡觉”。若睡觉了，他便回屋咳嗽。若没睡，他便在院子里一边活动一边咳。工作人员随时都能鲜明地感觉到周恩来的细心、谨慎和对毛泽东的关心。

　　周恩来轻轻活动双臂，踱着步咳痰，一边问李银桥：“主席最近食欲怎么样？”

　　“一般。”李银桥回答，“睡好了，吃得就好些；睡不好，吃饭也就差些。”

　　“照顾好主席，”周恩来手指在太阳穴旁画一画，微笑着说：“头脑要灵活些。”

　　“明白。”李银桥笑着点点头。和周恩来谈话总是有种轻松亲切感。

　　回到值班室，值正班的卫士张天义恰好来冲茶水。李银桥简略问问毛泽东的情况，吩咐道：“劝劝主席，该休息了。这是最后一杯茶，不能再喝了。”

　　这时，电铃响了。是江青在召唤。

　　毛泽东住了五孔窑。毛泽东睡一孔，江青睡一孔，韩桂馨带李讷睡一孔，卫士们睡一孔。剩一孔是毛泽东办公、会客使用。昨晚，江青没有在自己的窑洞睡，睡到毛泽东的窑洞中。这种情况隔段时间总要有一次。

　　李银桥忙准备好洗脸水和漱口水，端到毛泽东的卧室。在门口小声叫：“报告。”

　　“进来吧。”传出刚睡醒的懒软的声音。

　　李银桥端着洗漱水进屋，江青像往常一样，穿着睡衣，身后垫着枕头包袱，拥被而坐。

　　“昨晚休息得好吗？江青同志。”李银桥小声问。他已经摸到规律，这句问候不能少，否则江青不高兴。

　　“能睡好吗？”江青皱皱眉，身体向床沿移动一下。李银桥将洗脸水端在她身边。江青将两手泡入水中，忽然一掀眼皮，望着李银桥骂：“见他妈的鬼了！查来查去竟查到我头上了。”

　　李银桥知道不是骂自己，并不在意。这种事情他不能多嘴，只能含糊点头，表示理解江青的心情。

　　“对我历史发生了怀疑？哼！”江青捧水朝脸上撩几把，水淋淋又掀起眼皮：“我明明是32年参加革命，33年入党，硬说我是35年！想干什么？”

　　李银桥仍然没有作声，仍然是似动非动地点一下头。他知道，昨天组织上有人和江青谈过话。来人虽然很客气谨慎，但走后江青马上大发脾气，骂得难听。似乎谈的不光是入党问题。

　　“想整人是不是？我们党内就有那么一批人，吃饱了专门在党内搞自己同志！”江青接毛巾擦脸，擦一半便露着半张脸又说：“红军时期就这么搞，就是搞主席！现在搞我，也是为了搞主席！”

　　她将毛巾甩到脸盆里，胸脯微微起伏，越说越气，呼吸变得粗重有声。

　　“江青同志，最后总得实事求是……你漱口吧。”

　　江青接过水杯，含口水，刚漱两下便吐在水盆中，又说：“三查查起我的历史，查么！延安整风时候就有人想琢磨我。许你查就不许别人查？这次你查人，下次人查你，看看最后谁查出谁？真见他妈的鬼了！”

　　李银桥接过水杯，端起洗脸水准备退出。他知道江青现在需要有人站她面前，听她诉说、发泄。但是卫士有纪律，他不愿掺入其中，也不能掺入其中。

　　“你等等。”江青叫住了他，“还说我对你好，说我送给你衣服了。我给过你吗？”

　　“没有。”李银桥皱起眉头。

　　“你看，造谣吗不是？这些人吃饱了就会造谣生事！”

　　李银桥脑子很灵，马上明白江青这样说是为了证明其他所查事情全是无中生有。于是，他心里刚刚冒起的火马上又熄灭了，小声说：“你该吃饭了，江青同志。”

　　工夫不大，李银桥从厨房端来早餐。一碗小米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放在木制盘子上，端进屋。江青仍然拥被而坐。只要环境安定，无须行军，她总是吃过早饭才下床。

　　“江青同志，吃饭吧。”李银桥将木盘摆在江青面前，然后立在一边等候。

　　江青默想着什么，又喘过一阵粗气，才平静一些，抓起筷子。她呷一口粥汁，夹起一根咸菜，放嘴里慢慢嚼着，好像忘记了那件恼火的事。换了柔声细气问：“银桥，主席还在写吗？”

　　“我跟小张交待，已经劝主席停下了。他在散步，准备吃晚饭了。”

　　江青朝窗外瞟一眼，阳光已经照入玻璃走廊，大概八点多钟了。她咬口馒头，又问：“昨晚有什么大事吗？主席心情怎么样！”

　　“挺好的。最近好消息不断。主席说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纵横江淮河汉，天天有胜仗，调动吸引了蒋介石九十多个旅，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说林彪在东北打得很漂亮，冬季攻势已经歼敌十多万了。主席还夸了许世友，说许和尚有办法，在胶东歼敌六万三，连下十余城。主席看了电报还说，说什么秃？……不秃不毒。”

　　“没说诸城县解放了吗？”

　　“我没问。”李银桥知道江青老家是山东诸城，“主席高兴了说起来，我们听听就是了。不好多问。”

　　“主席还说什么了？”

　　“嗯……没什么了，反正每次看到送来的材料和电报脸上都有笑。对了，昨天他为中央起草完对党内的指示还唱了两嗓子。”

　　“聂荣臻拿下石家庄，徐向前拿下运城，他也都唱了。是吧？”江青剩了半个馒头，不吃了。端起碗把粥喝完。“那么，你没有见到主席有生气的表示？”

　　“好像没有……”李银桥努力回想。作为卫士组组长，按要求他有责任随时向生活秘书江青汇报毛泽东的饮食起居等生活情况。“好像是两三天前了，主席表现过一次不高兴。”

　　“为什么事？”江青急问，表现格外关注。

　　“好像也没什么事，他也没说，那天吃两次安眠药也没睡，又起来了，看了半天书，又去阿姨那屋看李讷。”

　　“不是因为你们工作上出了问题？”

　　“没出什么问题。”

　　“前线有不好的消息？”

　　“不会吧？最近一直打胜仗……”

　　“那么，后来呢？到阿姨那屋又干什么了？”

　　“阿姨正在写东西。主席问她写什么？她说抄笔记。主席拿起笔记本看了看，说：这不是写得很好吗，为什么还要抄呢？阿姨说多抄几遍记得清。主席说，知识多得很，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抄笔记上。年轻人脑子好，应该多看，只要多看总有收获……”

　　“后来呢？”江青对这些事似乎不感兴趣。

　　“后来……就看了看李讷。”

　　“抱孩子了吗？”江青两眼一眨不眨望住李银桥。李银桥不明白江青为什么这样关心某些细节，紧张想了想，摇摇头：“当时是夜里，孩子已经睡了。主席就站在床边看，没有抱。”

　　“看了多长时间？”江青异常的神态使李银桥生出莫名的紧张感，努力回想，诚实回答：“时间不算短……你知道，主席是很疼爱孩子的。”

　　江青吁口气，揉着胸口，似乎发觉自己有些异常的表现，竭力放松一下，显出无所谓的样子：“主席太累了，我们为主席负责就是为中国革命负责。他要是高兴，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好了。他要是不高兴，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就应该检查、反省……”

　　“江青同志，我该去换班了。”李银桥提醒。

　　“去吧，要劝主席尽早休息。”江青挥了一下手。

　　毛泽东已经吃过“晚饭”，被张天义“强迫”着在院中散步。李银桥来接班，毛泽东停住步，朝院角立着的铁锨努努嘴：“银桥，我们上山吧。”

　　李银桥扛起锨便随毛泽东上了北面的小山包。解手回来，毛泽东直奔卧室走去。李银桥忙到院门口吩咐警卫：“注意，主席睡觉了。”

　　支队参谋长似乎有事找主席，已经走上吊桥式窄路。望见李银桥同警卫说话，便停下来作个手势。两手合掌作枕头状，侧头在手上枕枕，询问李银桥。李银桥明白他是问：“主席睡觉了？”李银桥点头作答。叶子龙便转身而去。他们彼此早已默契。

　　李银桥赶到主席卧室，发现江青还坐在床上没起，便取两粒安眠药放床头柜上，再倒好一杯水，便悄悄退出。他在距门二米左右的地方依墙而立。长期作特务员和卫士，他养成不动声色和守口如瓶的习惯。无论在高层领导中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他总是一副淡漠的表情，好像什么也不知道，对一切都不感到特殊兴趣。

　　其实，他心里很明亮。当他追上毛泽东，随后走入卧室时，立刻感觉到一种异常气氛。那是一般人不易察觉的，只有日夜陪伴毛泽东的卫士才会有这种敏感。那种微妙复杂的内容就隐藏在举手投足之中，隐藏在一次蹙眉、一瞥眼光、甚至一声轻咳之中……

　　可能要出事。这是李银桥的预感。

　　窑洞里隐隐有说话声，开始似乎不是听到的，而是直觉告诉他的。渐渐的，已经无需直觉，耳朵确实听见了。声音虽然断断续续，尽量控制，尽量压抑，争吵的语气却是肯定无疑。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声音变得激烈。李银桥注意倾听，听清内容才好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去劝解。

　　他马上判明，争吵内容不宜外人介入。他不但不能进屋，还必须走远几步，注意不要让其他人接近或听到什么。

　　可是，一阵尖锐的声音响彻走廊，江青哭叫起来：“我不是看中你的地位，我是要革命！我跟你的时候，陕北正处在最困难时期……”

　　“你既然这么革命，为什么还要我说话？”毛泽东也放开嗓门，尖锐责问。“是共产党员就要接受组织审查，谁也不能特殊！”

　　“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造谣污蔑还少吗？他们还写你和朱德是土匪，多少次登照片说你们被击毙！现在有些人和反动报纸唱一个调，拿我年轻时的事作文章，那背景是有政治因素的，是为了攻击你！……”

　　“你给我闭嘴！”毛泽东显然愤怒已极，吼起来：“你给我滚！滚出去！”

　　这声吼一定有不少人听到，院门口的警卫朝这里望，卫士值班室的窗口有人影晃动，周恩来的脸孔也在窑洞口闪了闪。

　　李银桥迅速走几步，面朝院门口的方向立定。他听到身后的摔门声，穿着拖鞋走动的急促的脚步声和女人的抽泣声。身边掠过一阵凉风，江青擦身走过去，在院子里稍稍一停，立刻右转，直奔周恩来的窑洞而去。

　　李银桥吁口气。江青每次与毛泽东吵架，总要去找周恩来哭诉。而周恩来总是能够帮助解决这种家庭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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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九章

　　李银桥撤走餐具后，江青便拿定了主意不起床。她要等毛泽东来。

　　他都知道了哪些事？他若不提我要不要说？江青紧张考虑。当她恼怒地向李银桥大讲入党时间问题时，她担心的其实是个人历史。作为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夫人，她怕出政治问题；作为女人，她更怕丈夫察知过去的生活隐私。

　　如果他都知道了，能原谅我吗？还肯要我吗？江青继续想着，自己问自己。他喜爱女儿，女儿是条连系的纽带。他为什么心情不好，深夜那么久久地望着熟睡的女儿？说明他内心矛盾、痛苦。说明他知道了什么，并且在思考、犹豫……

　　江青隔了被子抱紧腿，她有些冷。然而，她毕竟一生坎坷，性格不乏坚强。一旦事情摆到面前，她可以正视，设法去对付。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有时又必须把丈夫作为对手来加以研究琢磨，想出对付的办法。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对立统一”。

　　共同生活近十年，她对毛泽东的性格可以说有相当深切的了解。毛泽东确实智慧过人，精力过人，勇气过人，坚韧过人。当他露出那种习惯性的颇带孩子气的微笑时，从来不曾动摇过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过，他少年时常拿了书到最热闹的城门洞或大街上去看，可以看得忘记一切干扰。在他追求心中的目标时，他总是可以排除一切干扰。他从少年时便坚持风浴、水浴、霜浴、日光浴，磨练出坚强的意志，从未在任何屈辱的环境中低头，也从来不曾在任何艰难险恶的环境下畏惧退缩。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取消他生活中另一点软弱之处，即心软耳朵软。他多情善感。看《白毛女》他泪如泉涌，无法自持。有次路上碰到一名妇女抱着重病垂死的孩子，毛泽东朝那孩子看了一眼，只看了一眼，泪水便陡地涌起，竟连唇都抖了起来。随行的工作人员只知道毛泽东命令将仅存的最后一支青霉素给了那个孩子，他们却不知道毛泽东以后连续两天失眠，念叨那孩子，后悔没将那母子带着一道走，治好再送回去。事过几月，在他生日那天，本来高高兴兴，不知什么事又引出了那个孩子，毛泽东眼圈立刻湿了，饭也没吃完便独自走开。江青还知道，他对“恋爱自由之伟大浪潮”是热烈称颂的。毛泽东在长沙担任刊物主编时，该城有一个年轻姑娘因父母违背其意志逼她出嫁而自杀。毛泽东听说了，在十三天里写了九篇文章，痛斥封建社会对于个人自由之束缚。他始终是呼吁妇女权利平等的激进分子。他很推崇他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关于两性关系的激进观点，称赞英国人不介意寡妇的性行为……

　　他会原谅我的，也应该理解我。江青生出信心。眼里闪出亮，迅即又闭拢。他生性碰硬不碰软，总是同情怜悯弱者。他在婚恋问题上，思想是解放、开明的，决不是那种“老夫子”。在家乡，父母曾替他娶回一个二十岁的女子，他一天也没和那女子生活过，从不认为那女子是他的妻子。他后来与杨开慧结了婚。后来又与贺子珍结了婚。杨开慧是牺牲了。贺子珍却是离异了。但这不怪毛泽东。毛泽东曾哭求贺子珍不要离开，贺子珍坚持走了。我呢？我不会走！江青想定了主意。我不但不走，我还要流着泪请他原谅，请他理解。毛泽东是见不得女人流泪的……

　　可是……还不行！江青忽然又紧张了。她居然会忘记，毛泽东在盛怒之下，特别是在作出政治决定之际，是决不会被眼泪所动摇的。而共产党中央主席的夫人，这个名份本身就包含了很大的政治性！

　　江青感觉身体有些抖，是一种类似寒热病一般的颤栗。窑洞里的空气也凝固似地窒息人。她觉得头在颈项上旋转，难以忍受。便睁开眼，想挣脱这种落入漩涡的感觉。于是，一种紧张惊慌而中了邪魔似的神色便从眸子里闪出。她忙又合上眼，各种纷乱的想法便以新的势头在脑中回旋，她又落入晕眩。

　　蓦地，一个新的思考和认识将她拖出了漩涡。“老子不怕邪！”她仿佛又看到毛泽东在讲这句话时，那种刚毅、自信、甚至带了任性的神气。他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对着干”“迎着上”的脾气，是任何人也休想扭转的。无论何人何事，一旦被确定为敌手、对手、对立面，那么，毛泽东就会迎着上：你越反对，他越赞成；你越赞成，他越反对。你说行，他偏不干；你说不行，他就一定要干成！

　　对，不能光求他理解，谅解。还必须激他，设法使他相信，抓住江青生活问题大作文章的人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搞臭共产党，搞臭毛泽东……

　　江青的心彻底安定下来。她欠身向窗外望望，看到李银桥扛着铁锹随毛泽东走了。她还有时间仔细想想，回顾一番历史，想好哪些该说，哪些不能说……

　　在名胜如林的山东省，潍河畔有个不那么名胜的诸城县。城东关一家木匠铺的小小偏房里，在1914年3月被人忽略的某一天，出生了一个属于人类的小生物。她就是后来名噪天下的江青。

　　她的祖父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到了父亲手中已经破落。她父亲叫李德文，学了木匠手艺，又渐渐上升到作坊主。开了木匠铺，雇了小徒弟，并且有了两房妻室。江青便是小妻生下的女儿。那时还不叫江青，那时只有乳名，叫李进孩。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李进孩进了小学堂。小学校董薛焕登是诸城里一位知名人士。看到李进孩生得双腿细长，又高又瘦，在众多学生中如鹤立鸡群，且又个性极强，对于功课极为努力，便心有所动，为她取了个名字叫李云鹤。

　　可惜父亲脾气暴躁，嗜酒尚武，是骂人的艺术家，打人的惯手。李云鹤十岁那年的元宵节，父亲喝得醉醺醺回到家，一个不如意，竟抄起根大棒朝母亲打来。打断了母亲的小拇指。李云鹤奋起救母，竟也挨了一棒，正打在嘴上，顿时血溅满脸，牙也几乎打落几颗。母亲抱起女儿就跑。从此，幼小的李云鹤便学会了走夜路。

　　母亲带了李云鹤到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藏、王、孟家并称诸城“四大家族”。张家二少爷张少卿，当过诸城县小学校长，又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李云鹤母女很同情，照顾也不错。幼小的李云鹤对他印象很深。十五年后在延安相遇，她仍然认出了他。那时张少卿已经改名康生。是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时，为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KaH LIIeH，音译即康生。

　　1926年，十二岁的李云鹤随母亲离开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家。姐夫王克铭是奉系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寄人篱下，李云鹤学业中断。到1929年，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她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于是，她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来到了。她曾这样自述：

　　“1929年，我进入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这是一家实验剧院。我所学的以话剧为主，但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学校免收学费和膳费，而且每月有两元津贴。因为剧院只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生。而我没上过中学，严格说来我是没有入学资格的。我被录取，只是因为剧院的女学员实在太少了。就在那儿只读了一年……”

　　然而，这一年她结识了山东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及其夫人名演员俞珊。俞珊的弟弟俞启威曾与李云鹤同在剧院学习。剧院是酝酿风雅的大本营，“妇道”一语是认为落伍和不公平的，这与妇女运动的蓬勃兴起也不无关系。何况这位山东姑娘早熟，十五六岁的李云鹤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少男少女在剧院享有充分的求爱和被爱的自由环境，俞启威和李云鹤相恋了。

　　第二年，实验剧院因时局的原因停办，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成“海鸣剧社”，独李云鹤随赵太侔至青岛，在赵的帮助下进青岛大学图书馆谋得一职。月工资二十多元，半工半读作旁听生。李云鹤得以多读了些书，知识多，思想亦随之前进。她能演唱，也能写作。大概是得风气之先，又从书本中窥见了西方生活的浪漫情调，可能还有太热情的关系，她对旧式的“贞操”观念很淡漠，免去婚姻约束，她同俞启威同居了。

　　俞启威思想进步，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中央地下党员。后改名黄敬。受他的影响，江青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可是，就在这年七月，俞启威被捕了。国民党警察没有捉到李云鹤，她失踪了。

　　不久，上海火车站走出一位拖着两根大辫子的山东姑娘，十九岁，叫张淑贞。她拎了一只破了角的小皮箱，在上海落下脚、谋到一个教师的职位，很快成为“左翼教联”的一员，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她很活跃，在给孩子们教音乐之余，又参加业余剧团的演出。她喜欢穿蓝衣服，蓝布旗袍，导演便给她取个艺名：蓝平。广告上写错了，写成蓝苹——蓝色的苹果。哈，有新意。她就用了这个名字当演员。

　　业余剧团的演员演技平平。顾而已和赵丹看了演出，发现那位带有山东口音的女演员不一般。对白、动作处处显出受过专门训练。一打听，女演员叫蓝苹。国民党警察也同样注意到这位不一般的女演员。一查，蓝苹就是张淑贞，张淑贞就是李云鹤。

　　于是，她被捕了。两个月后由上海女青年会保释出狱，到北京跟已经出狱的俞启威重新生活在一起。她在一篇文章里承认“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她惶恐徘徊，是两个月铁窗生活的威胁。她在1935年春夏之交又毅然重返上海，那是因为她心中有无法按捺的欲望。她想当演员，想出人头地，她无法忍受寂寞和平淡。靠了山东实验剧院时的同学魏鹤龄引荐，她如愿以偿地担任了话剧《娜拉》的主角。命运之神又一次向她招手了！娜拉这位“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如此相似！她感觉娜拉就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

　　她获得成功，赢得了掌声、喝采声，头像和芳名出现在大报小报上。捧场最卖力的，要算那位性格如同英语一般软绵绵的唐纳了。

　　若用旧式小姐们的眼光来看，唐纳一表人材，够“帅”的。但是像蓝苹这样的“解放女性”，未必看得上这种缺乏阳刚之气的“帅”，她看中的是另一方面。

　　唐纳本名马骥良，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能著能译能评能编还能演。蓝苹活跃于十里洋场，深明“不捧不红”的道理，她需要唐纳手中之笔，何况，正当青春，一个人孤零零住在上海，若没有异性的温存简直是不可思议。她和唐纳迅速相恋了。

　　1936年4月26日上午，有三对新人从上海赶到杭州六和塔下。六和塔又名六合塔，高高矗立于月轮山上。六个新人在塔下举行婚礼，正应了六合之意。这六个新人就是：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司仪为郑君里，证婚人为沈钧儒。最忙碌的要算郑君里，手中拿着照相机又喊又笑指挥着，让证婚人居中，三对夫妇列于两侧，选景取角度，连续拍了许多照片。

　　沈钧儒诗兴勃发，于塔前踱步拈须，吟出一首诗：

　　情侣浪游在沪杭，

　　六和塔下影成双。

　　瑰丽清幽游人醉，

　　沉酣风波会自伤。

　　拾级蜿蜒登高塔，

　　居高一览钱塘江！

　　然而，沈钧儒不知，“六和塔下影成双”，其中蓝苹和唐纳之间是没有婚约的。尽管唐纳想尽法子，请朋友们一道帮忙，终于将蓝苹从上海拉到杭州六和塔下，但他未能使蓝苹签署婚约。同居可以，结婚不行。蓝苹对于唐纳，只需要他的笔和暂时的异性温存，决不需要唐纳这样的丈夫。唐纳想，六个新人都是知名度很高的文人雅士、影坛明星。那么多报纸大登特登，千万读者都知道了这次“六和婚礼”，难道不比婚书的威力大？他得意地翻阅大报小报，将婚礼报道一篇篇剪下来，精心贴作一本存起来。

　　可是，他简单了。蓝苹无须受法律约束，无需经过讨厌的法律手续便可随心所欲地离开他。

　　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场轰动上海、轰动山东的闹剧，在报刊上留下了大量史迹。其中唐纳的《绝命书》和蓝苹的《公开信》，很可以使人们了解到事件的大概轮廓。

　　《电声》P665

　　唐纳自杀前留给蓝苹的绝命书

　　阿苹，我的最亲爱的：

　　想不到你竟去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匆。带着万分之一的侥幸“也许还没有走”的希望，我跨上了车，整整十八小时，过去一切的甜蜜盘踞了我的脑海。在通电，我们初恋的时候，我写过“你再不睡就对不起我”的留条；在培开尔路，我们做过通宵的长谈；在街心漫步，一直到深夜二时，我才陪你绕着一条黑黝黝的弄堂送你到门口；在麦克利克路，因为要看画报的校样，隆冬的严寒夜未去，我从温暖的被窝中爬起来，你给我披衣穿袜的一种说不出的怜惜；在南洋路，外面下着大雪，没有木柴，我和你用一大叠报纸生起火炉；当你病得最厉害的那夜，屋里一点水也没有，你的“给我水呀，我要喝水呀”的可怜的哀求；在福民医院里，你一定要我休息一下，睡在你满身创痛的身旁；在临到苏州去的几天，你伤心地流着泪，说只有你妈妈不欺骗你。我当时痛苦得哭泣了，你就立刻向我道歉：“我说错了，纳，我下次不了。”在苏州，我生着气，想回申的时候，你就流着眼泪，婉转地叫住了我。我从南京回来，你是那样地搂着我。阿苹呵，想不到这些竟成了刺入我心底的最锐利的尖刀。阿苹，我真对你不起。在环龙路，你一高兴，要我起来陪你迎着初春的阳光散步，可是因为我的懒，竟扫了你的兴；在杭州正是你快活的时候，我却因为花圈事，无理地斥责了你；在你病重的时候，我不能安慰你，扶持你，反而要使你脆弱的神经受刺激；在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我不能克制我自己，就没顾到你是病后，连你要回家的前夜，我竟会生你的气，不能使你快活，可是我那时竟一句好话都不曾出口。阿苹，我真对不住你。自从你爱了我后，我所给你的不是快活，而是痛苦，痛苦，一百个痛苦！阿苹，我本想跪在你的足下，痛哭一场，忏悔我自己的过错。我要求你轻抚着我的头发，宽恕了我。可是，现在我只能在这里遥遥地向你深深地忏悔了。阿苹，你宽恕我么？临走的时候，你说要买些山东绸给我做衬衫，你还指指霞飞路橱窗里陈列的立领衫，要我买几件去游泳时穿；你还说，过苏州时要买枇杷回来，你还说要送我个表。在你领到薪水以后，你告诉我顶多一个月就回来。后来又说，因为天太热，等下了雨来。阿苹，一个月来，我几乎无日不望着你会有意不告诉我的日子，要使我惊喜你突然的归来。阿苹，深夜梦回的时候，我揣想你这时也许在辗转反侧。清晨，街上小女孩子的叫声，我以为是你回来了，在窗下叫我。你上次突然从苏州赶来时，不也是出乎我意外地这样在窗下叫我吗？记得你那次来，我是怎样地惊喜，怎样地快慰！你说，我好像永远绕在你的身旁哭。阿苹，你这个时候想象我是在怎样的痛苦中。一个月来，我希望你的回来，比希望中头奖要超过不知多少倍；在公司里，茶房叫我听电话，我希望这是你打给我的。有时我望着天，看着远远的北方，有云堆在那里。我希望济南这时正在下雨，你在整理行装，预备回来了。有时我从公司里出来，我想你这时正在屋里等我，我偏跑到朋友处闲谈，想使你也尝些等人的痛苦。我回家的时候，望着屋里的灯光，我猜想你一定正在和之静他们畅叙别后。我推门的时候，还存在着这样的希望，然而，照例是给我一个失望。自然，我想，这些小失望，将来总有偿付的一天。我打算在你回来的时候，拧你的小嘴，重打你的手心，呵你的痒，要你讨饶。但是，阿苹，现在呢？这一个月来的希望是被击得这样粉碎！阿苹，我决不埋怨你，真的，一点都不。为了你的壮志，为了你的事业，为了你所憧憬的生活，你抛弃了你的爱人，这正是你可崇敬的地方，我能埋怨你吗？决不。但是，阿苹，你知道正因为这样，更使我万分的难受。阿苹，如果你是平凡的，或是，你爱上了别人，或是你像潞那样堕落了，或是你真闷死了，我的悲痛是有限的。阿苹，我不埋怨你别的，只是，为什么你要在我心底留下那样真挚、那样诚恳、那样坦白、那样勇敢、那样泼辣的一个影子？为什么你不说你不爱我了？从初恋到临走，你是无时无刻不鼓励着我的，你叫我早起，你叫我勤写作，你叫我守时刻，不苟安，你叫我不要放荡，可是我的根性是这样深。在别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表现我的改善。从你回家后，一方面想减少寂寞的痛苦，一方面想在你回来时夸耀我的力量，我写好了三个剧本，筹备了一个公演，还有很多朋友们说我这时正可好好玩玩，没有人管。可是我没有。这一点是对得起你的，也对得起我自己的。但是，现在，呵，现在！阿苹，你虽叫我不要悲痛，你虽要加倍地鼓励我，安慰我，可是我现在失了慈爱，失了扶助，失了卫护，是失了一切的被击伤的小羊，失了舵的孤舟。我想丢了家，丢了名誉、地位和我所爱好的电影事业，追随你去，共同去和帝国主义作真正的艰苦斗争。同时，也好照顾你多病的身体。但是，已经迟了。你姐姐告诉我已经走了十多天了。我本想努力找到你，但是苍海茫茫，我上哪儿找去？沦落异乡客邸，雨老是在铅皮上滴着。现在，只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现在谁是真正爱我的人？真正爱我，像你一样。我死，对社会没有什么利益，可也没有什么害处。我还能作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呢？我死，我相信只有使你更发奋努力，因为可以使你常常遐想、常常使你追怀的人，现在，现在已经死了。没有什么别的遗憾，只是没有见到最后的一面和你那两个圆圆的笑涡。祝你加倍努力去争取全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

　　阿仁于二十六日夜，远远传来鹧鸪啼声和着雨声时。

　　阿苹，连最后见你一面的希望，都给无情的送差毁掉了。记得你曾含泪地告诉我，“放心吧，你是胜利了。”可想不到，在今年今月今日我会含着泪地告诉你：“我失败了。”

　　我羞愧，我讪笑我自己，我失了自信力，我是这样一个连垃圾都不如的东西。

　　阿苹，假使你常为我的死而不安，而悲痛，我在地下将永远得不到安宁。只有我对不起你的地方，没有你的份。我很想在最后最后听一声你的宽恕我的话，可是办不到了。

　　阿苹，我绝不埋怨你，好好珍重你的身体，我把你害得这样羸弱。阿苹，你远远的叫我一声“我的阿仁。”

　　唐纳在济南宾馆里服毒，被茶房发现，及时送往小纬二路万达医院，经急救脱险。那份绝命遗书便也被发现，翌日便见诸济南报端。这是1936年6月29日的事。继而，《辛报》、《大公报》、《立报》、《娱乐周报》等报刊纷纷对此大作文章。报纸为了逐艳猎奇，赢得读者，自然少不得添枝加叶，故弄玄虚，唯恐乱得不够。至于当事人是什么心情却无须多虑。时风时雨闹有一年，蓝苹愤而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联华画报》第九卷第四期：

　　近来各小报有许多我和唐纳的消息，这消息主要是说我负情于唐纳。我本想耐性地对付这事，默默地让它过去。因为，可以这样说，我和唐纳早没有关系，他是没有理由再来一而再、再而三地麻烦我的。不过各报既然发出许多不利于我的一些不正确的消息，为使大家明瞭起见，我不愿再默默地忍受了。

　　爆发了吧，这久积在心头的郁闷。带着这毁人的郁闷，我活了一年多。这悠悠的一年多，除了极少数的朋友之外，一般的人，连许多朋友在内，都是这样说着：“唐纳是那样的痴情地热恋着蓝苹，可是蓝苹却一再地对他情变着。”这些话语中是隐藏着大量的不满和责难的。

　　现在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了，虽说这样的麻烦在一般有正经事干的人来看，是顶无聊的事情，值不得多费唇舌，又还那样苦心而有计划地来负担起沉重的大“责任”。我不便使别人扫兴，同时也希望一般人明瞭那事实，所以只得出来说一说。

　　我要说的是唐纳是用着怎样的方法在热恋着我，他是用同时爱着别人又在热恋（？）着我的方法！

　　那是在通电的时候，我还没有和他恋爱之前，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什么人（公司的同事以及他的朋友）都知道他那时爱着一个女孩（为了不要牵上别人，恕暂不提名）。后来，他同我恋爱起来以后，我曾问他这事，可是他说那是烟幕弹，为了怕人家知道他在追求我。一向不曾怀疑过爱我的人会对我说谎的我，这事像一颗流星在心上一闪过去了，没在心上留下一点痕迹。

　　可是在去年的三八节，那时我们是很穷困的，同时我在病着，为了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游艺，我是带着病在大冷天里跑着。我带着病上台，为了一点误会，朋友都不来帮忙了，事情是更加繁重了。我就在一种异常痛苦的情况下干着这繁重的工作。游艺会终于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之下结束了。可是我，我也毁了！我单独的，带着很高的热度和一个灌了铅一样的头，坐了一部黄包车回家。那时，我们住在南洋路。回到家里忘了为了找什么，在桌子上书堆里发现了他写给别的女人（在通电时所追的那位）的情书及那位姑娘给他的情书。呵，天哪！你们想象得到一个人会有那样的痛苦吗？朋友们不谅解，病，再加上爱人的不忠实，汇成一支巨大的铁棒，迎头痛击了我！当我醒过来，我还是蓝苹。蓝苹是这样的，不和唐纳打一点麻烦，给他留了一个条子就走了。我没有地方去，我跑到白天排戏开的一个房间里。因为我知道俱乐部的朋友会来。她们会替我想法子的。

　　等了一会，门开了。进来的是唐纳。他要我回去。我说，既然这样，我们没有再在一道的可能。可是他哭了，哭得哀痛极了！他说就是有什么，回去说清楚了再分手。在那时，是我怕在旅馆里闹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我就同他回去了。可是跟他说好，没有再同居下去的余地，等天亮了我就走啊。我永远不忘记他哭的那种可怜的样子！后来他逼着我说原谅了他，可是我不开口。他回头就走了。因为他走的神气很不对，我跑下床在外间桌上发现他留的条子，大意是他要死去。在一种紧急的情况之下，我拼了气力跑到外边去追上了他，要他回来。可是他问我爱他不？原谅他不？天哪！在一个要死的人跟前我说什么呢？我说我爱他，我原谅了他！就这样从那天起我就挣扎在四十度左右的热度里。我胡说，我捶床，我骂人，我要疯了呵！我感谢唐纳那时是很好的看护过我。为了穷，他伴我到他家，在苏州他的一个亲眷家里，我躺了将近两个月。

　　结婚他是早就提出了，可是直到那时我才同意。不过，我们是说得很清楚，就是并不是拿这种仪式挟制着谁，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因为结婚可以从家里拿一点钱，这样可以还清失业和病欠的债，所以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放在心里。

　　话再说回头，那时我虽说原谅了他，可是每想起那一夜，那两封信，我的心像搅碎了一样的痛呵！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这事，因为一方面是伤了我这份可怜的自尊心（我常常这样想着，一个真正热恋着我的人是不会对我情变的），但最重要的是我那个阿Q的脾气。我觉得我是不应该为吃醋这事闹笑话的，所以就深深地埋在心头。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心情下，是很容易闹别扭的，因为我们常常争执，再加上朋友们因为误会和我们疏远，以及我在职业上、工作上没有明确的出路，于是发生了回北方的事。

　　他在济南自杀后，我回到济南时，主要是想当面和他讲明，并劝他看重自己，以后不要再这样，然后再分手。可是当我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可耻哟！我的心软得叫人不能相信。我甚至完全饶恕了他的不忠实，我觉得人人都有错处，只要认错改错就行了。

　　因为同情心和可怜心，我造成了一生最可耻的事——同他回上海。不过，那时我的确是想和他再建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当我们住到华勋路不久，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段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诗，因为太衰弱的关系，我全身抖着瘫软在地上。那是一段当我回济南时他写给在日本的姑娘的热情的情诗（那时那姑娘已去日本）。我像一个瘫子，呆呆地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急遽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片片匆匆的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这日记在本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时我不在家时，唐纳拿走了）。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里！我当时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发疯一样地闹脾气。可是见了人，尤其是朋友，我就是傻傻地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后来因为进了联华，就有了工作。感谢费穆先生给了我一个角色，我把什么都转移到工作上，也就忘了不少的苦恼。接着拍《王老五》，排《大雷雨》，因为多和朋友接触，我再也不想到死，我想到的是解决，解决！于是就发生了我们的分居。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纳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一方面呢，在这样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可是他忍受不了，而又没有决心去改变自己（并不是改变了我就会爱他，我永不会再爱他的，因为抹不掉心上过多的伤痕），所以又发生了一次要自杀。是经我和三个朋友的劝说才不的。可是那时我对他讲了，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地活下去。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

　　那以后，他说决不再自杀。我从没有恨他——连现在，虽不再爱他，但是还可以做一个好朋友，他是对任何朋友都有浓厚的友谊的，我决不会因为这事而抹掉他的好处。就这样，我们还是来往着，只是很清楚，都不搅谁。

　　但是有一天，他忽然想找我谈话，说这样下去他太苦恼，要跟我清算。并给我一封撕破了的信看——那信是那个从日本回来的姑娘写给他的失恋的信——表示他对我的忠实。但是我已经不爱他了。我问他既然要将我们的关系清算，要不要登报声明脱离关系呢？他说如果我需要就登，他是不需要。我当然更不需要了。于是决定离开上海。

　　这以后，我开始爱了别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爱了别人，与他有什么相干？他没理由过问，更没理由让我顾及他。可是他回来知道这事以后，第一次用示威的态度跑到我家里责问我，不知说了多少使我气得流泪的字眼呀！可是我把头偏在一边不要他看出我的难过。因为不久以前的白天演《大雷雨》，同时夜里拍《王老五》，使我的身体坏到极点，尤其是心脏衰弱得厉害。他来的这天又正是我连着拍了两天夜戏的时候，我又病了。

　　第二次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骂。可是我呢？我却平静得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又说到我和他分居时给他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是他自己不要的，他给我清算了的！难道我跟他已经清算过了还不能爱别的人？就是不清算，我也有权利爱别的人呀！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一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敲都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的声音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所有给我写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小的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的所谓“新闻政策”，我绝对不和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不动地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唐纳的一再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之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的作怪。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一般人视为良好的两性关系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之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

　　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轰传一时，同时我不想让唐纳受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在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践吗？不！蓝苹是个人，永不退缩，尤其是对这样无耻的手段。就是在他心目中，我既然变成那样一个可耻的女性，大可不必再理睬我，我都没有脸理睬他，从那天起我不再理他。同时除了一两个最接近的朋友以外，我也不想对任何人讲起这些事。因为我怕人家说我是向人乞怜，并且也没有讲的必要。因为我对得起唐纳，对得起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怕，我将倔强地活下去。可是我现在不能不讲了，不然人们将说我理亏，更加要欺侮我。

　　二十七日那天，我从乡下回来，发现他留的条子和一管水笔。还有，他偷走了我两本日记。因为他说过他决不再自杀，所以在那些隐约的字行里我没想到他再自杀。可是他又自杀了。在他没有自杀以前，就有一部分朋友，不知道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内情，还是真正为他们的友情，或是……对我表示了不满，这个我是知道的。

　　他的自杀，我并不知道，只是从一个好朋友，也是唐纳的至好朋友——他是最了解唐纳性格及我们的纠纷的——知道了一点。同时又听到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在打××（日本）上，真的，中国绝不会亡！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

　　我仅仅是想说明事实，并对大家表明我对唐纳的态度，此外并无别的企图。因此，这事一说明，我不愿再为着这个无聊的事情来浪费头脑和笔墨，因而浪费了报章的可贵篇幅。我对这类无聊的事情，没有兴趣再来罗嗦了。我是需要看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放在我事业上去！

　　一九三七、五、三十一、

　　对了，今天报上说唐纳并未自杀，是谣传。我诚恳地这样希望着。

　　其实，唐纳确是纵海自杀，幸亏又被人及时捞起，送往吴淞医院抢救，再次免于一死。

　　对于蓝苹来讲，一个男人曾为自己三次寻死，她能忘记他吗？但是，她的性格、她的脾气是决不允许将自己的命运与这样一个懦弱的男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必然地离异了，义无反顾地分手了。她在“公开信”中所言“这以后，我爱了别的人”，是指上海话剧界导演、出版过理论著作《论悲剧》、《论喜剧》的章泯。章泯是共产党员，但已经有妻有子。蓝苹的插足使他离婚，因而遭到许多人恶感的批评。迫于舆论，蓝苹退出了情场，她以政治上的追求填补情场上的失意，将痛苦深埋心底，随着芦沟桥上的炮声，只身奔向了延安……

　　歌德说过，“法律都是老人和男人制定的”。道德也是如此。然而“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特别是在大城市的文化人中，性道德的改变趋势是明显可见的。东方传统的用束缚妇女的方式来保持她们的道德受到激进妇女的冲击；她们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够得到的，她们也应当得到。如果说，她们的先人曾追求过道德束缚中的平等，那么，三十年代很有一些女性已经开始追求道德自由中的平等。类似蓝苹的婚恋经历在上海不乏其人，甚至可以找到更多缠绵悱恻的动人故事。

　　但是，蓝苹已经改名江青，投奔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社会和历史便不能不用另一种特殊的眼光来看待她年轻时的这段风流韵事了……

　　毛泽东走进窑洞门，一眼看到江青坐在床上，便止住脚步，眉毛蹙了蹙，毫不掩饰厌烦的心情。若不是李银桥在一旁替他作睡前准备，他也许会重新返回办公室。

　　照以往规律，江青早该起床离去了。今天拖延很晚，那原因毛泽东是清楚的。江青有话要说。

　　可是，毛泽东不想和江青谈。同国民党蒋介石大决战的序幕已拉开，他须集中全部精力、智慧去对付，去较量。“三查”“三整”运动也是为了完善自我，去战胜敌人。却不料又把江青“查”“整”进来。那天，组织部门一位同志小心翼翼来请示汇报：有材料反映江青同志历史上有疑点……毛泽东没有听完，挥了挥手，只说了一句话：“照组织原则办事，没有也不准有特殊党员。”

　　毛泽东很恼火。不是恼火审查江青，而是恼火江青对他的牵连和干扰。他甚至恼火自己：当初结婚太草率了，没有搞好……

　　毛泽东心装天下大事，不能够也不允许他“事无巨细，件件明察”。他基本是“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当初对于江青也一样，接触中，对于她的泼辣、好强和多情，毛泽东是喜欢的，江青的文化修养也是可以的。社会调查部和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又作了政治审查，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于是，他们结合了。至于江青的私生活，他没有也不打算样样搞清。他始终认为，夫妻间相互应该信任，应该允许对方有隐私。他赞成这句古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

　　然而，他终于感觉到这件事自己办失误了……

　　“主席，现在吃药吗？”李银桥小声请示。

　　“先放在那儿，你下去吧。”毛泽东轻轻挥一下手。

　　李银桥将药片放桌上，杯子里倒好水，便轻手轻脚退出窑洞。

　　窑洞里静下来。毛泽东皱着眉轻咳一声，去端桌上的茶杯。江青明白这一声咳和端杯吃药的意思：你出去，我要休息了。

　　江青没起身，依然坐在床上，捶捶腰，轻轻叹息一声。她装出疲惫慵懒的神情，用那种夫妻间特有的随便而又娇嗲的声音说：“昨夜没睡好，腰疼，脖子也酸酸的。”

　　毛泽东没去看江青，吸着喝口水，去拿桌上的药片，阴郁地说：“回你房间睡去，我需要休息。”

　　“你先试试吧，刚收了针。”江青从床头拿起一件毛衣，用娇嗔的口气抱怨着：“整天趴着写，臂肘那么费，线都糟了。阿姨补不了，我干脆给你拆开来重织一遍。你试试么。”

　　“先放那儿吧，起床再试。”毛泽东脸色依然阴沉，口气稍稍柔和了一些。他把药片放嘴里，吸溜着喝水，咕咚一声咽下去。江青替他铺好被，自己从床头挪到床尾坐好。毛泽东不习惯睡热炕，总是把门板垫在炕上，人睡在门板上。毛泽东在炕沿坐下，将几份报纸和文件放到枕旁。他第一次服过安眠药后，习惯继续看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报纸，然后服第二次安眠药，这时才能渐渐入睡。

　　“老板，休息吧。我帮你按摩。”江青的声音轻柔细微，任何男人听了也不免会生出怜爱。但是毛泽东仍然阴沉，心不在焉地翻翻报纸，郁郁地哼一声：“你去吧，叫李银桥来。”

　　“老板！”江青又轻轻叫一声，音调伤心委屈，不容毛泽东不回头。刹那间，两人目光相遇。毛泽东似有所动。他看到江青两眼泪花迷离，嘴唇颤抖着，好像随时可能哭出声，毛泽东下意识地吮吮下唇，没作声，又把脸移向窗外，像思考，又像走神。

　　“老板，你今天怎么了？”江青声调颤颤地问。

　　“你今天是怎么了？”毛泽东用勉强保持的平静，慢条斯理反问，“我看你今天有些不同么。”

　　一阵沉默。江青脑子飞速旋转，好像有无数个念头在翻腾，又好像一点主意也没有。怎么说呢？事前想的虽然很多，一旦要说又不知先说哪一句。焦急中，她完全是依靠本能，先捡一条事实说出口：“我本来是1933年入党，可是有人硬说我是1935年……”她喘了一口气，说不下去了。

　　“这又有什么？事实总归是事实，谁说也不算数，只有事实算数。”

　　“可是，有人是想搞我，是趁机整人。”

　　“哪个？”毛泽东突然提高声音，神色严厉，“哪个是趁机整人？”

　　江青一震，出汗了，她自知说走嘴。“三查”“三整”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起并领导的，是不容人怀疑反对的。可是，话已出口，收不回来。只能解释……

　　“我年轻，是个新兵，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江青垂下眼帘，两条眉毛收缩靠拢，“我只听你讲过王明、秦邦宪，他们就是整人整得厉害。还有张国焘，都是不择手段。你说过，他们是想要你的命，可是没要成，可是事情也并没完……”

　　“你是要拿今天的整风同他们搞的那一套比？”毛泽东显出勃然大怒之前的异常的冷峻。

　　“我没那个意思，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有人趁机搅浑水，借整风之机行整人之实，重新搞他们那一套……”

　　“哪个？你说哪个！”

　　江青始终说不出哪个具体人，因为审查她的是组织。她张张嘴，吃力地说：“我不好说，因为他们可以借组织名义。现在是同国民党斗争，可是我被干扰得不好工作……你应该替我说句话，我毕竟是你的妻子……”

　　“屁话！”毛泽东盯住江青，“你以为嫁给了什么人、历史就可以不是历史？你就可以特殊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江青开始擦泪，“我是1933年入党，我在上海是革命的，是坚持斗争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奔向延安的……”

　　“你不要说了，你在上海怎么样你自己清楚，舆论也清楚！”毛泽东作了一个断然的手势。于是，江青战栗了。她感觉毛泽东在面前劈下的巴掌像一把刀斧宣布了她的命运。无疑，上海那些报纸的内容毛泽东终于察知了。即便不曾目睹，至少也有风闻。她本能地哭叫起来：“造谣！那是有意污蔑……”

　　“你那剥削阶级的作风我都领教过了！”毛泽东也提高了声音，严厉尖锐，咄咄逼人：“你如果那么革命，那么光荣，还要我讲什么话？”

　　“他们瞄准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谁去大作文章！”江青大哭大喊，目光却透过泪水看到毛泽东似有所动。于是，希望和力量油然而生，一串串话语丝毫不敢打结，几乎是一口气喊下来：“当初有人搞叶群，不是怕影响林彪在前方打仗马上命令停止的吗？林彪不是发脾气不是保护叶群了吗？为什么就不能给我说句话？上海那些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多次登报说你们被击毙！能相信吗？我们有些人和反动报纸唱一个调，拿我年轻时候的恋爱问题作宣传，那背景是政治因素，是为了攻击你！……”

　　“你这个人混！”毛泽东愤怒已极，吼起来，“你给我滚，滚出去！”

　　江青不再言声。该说的都说了，何况，说话间她突然发现自己和叶群相比，竟如此受委屈！当初审查叶群，林彪就能扔下部队星夜驰马赶回家，抽甩着马鞭子骂娘：“他娘的×！老子在前方流血拼命，保卫着你们在后方整我老婆啊？老子不干了！”这一番吼，立竿见影。叶群受到保护，再没有人能翻她的老底。可是毛泽东呢？以主席之尊，竟不讲一句话，任凭老婆接受组织审查……

　　他心里根本没有我，他只有理想和原则！江青怨愤地想着，伸腿下地，趿拉着鞋冲出屋门。她从那名忠实地站立于走廊里的卫士组组长身边冲过，冲到院子里。冷风袭来，她打个哆嗦，顿时冷静下来。就此闹翻？不，不能。那么，下步如何办？她略一思索，擦擦泪，转身朝周恩来的窑洞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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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十章

　　周恩来右臂僵硬，弯曲胁侧；左臂平伏桌面，静静坐在木椅上。

　　面前这位仍然算年轻的女人已经哭诉三个多小时，他始终不曾表现烦躁。一种永恒的、宁静柔和的气氛弥漫全身，脸孔清虚疏朗的神韵，人们习惯形容为慈祥之美。

　　这是一件大事，必须出面解决好。周恩来在江青冲入窑洞门那一刻，便作出这种判断。他已经听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争吵声。当江青开始哭诉时，他更感觉到分量沉重。这可不仅是家庭矛盾，而且关系到领袖和政党，甚至能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他尽管外表宁静，其实一直未停紧张思考。各种解决矛盾的方案在他脑子里旋转着，权衡比较，冲撞交锋……

　　周恩来是一位在血与火中搏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受过教会学校正统教育的儒雅人物。他坚持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阶级斗争中的猛士，又是政治活动中成功的调和者。

　　无疑，江青历史上有问题，无论政治、生活都存在问题。按照组织原则，对她实行审查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问题就在这个“但是”上。原则说，她是一名普通党员，党内不能有特殊。但是，事实上她又是党主席的妻子，这种特殊性是必须承认的。原则说，党员接受党组织审查是党章规定的，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审查在事实上又必然要影响和干扰党主席的生活与工作。党内有关负责同志对江青历史上有怀疑，要把问题搞清，无疑是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负责的表现。但是，不能不看到的事实是，也确有敌人想借此大作文章，他们的矛头是指向共产党和共产党的主席……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周恩来左手捂嘴，轻咳几声。江青抬起有些红肿的眼睛朝周恩来一瞥。她哭诉时是留心着周恩来的反应的。周恩来摇动手腕作手势：“说么，说吧，有什么考虑和要求都说出来。”江青眼皮一眨，又有两颗泪珠顺脸颊滚落。然而，她的声音却很坚定：“主席不肯替我讲话，是因为我是他妻子。周副主席，你应该替我说句话，制止这种政治污蔑和陷害！”

　　周恩来看似点头，又不似，因为他手捂嘴前又连连轻咳。他有咳痰的习惯，每天清早总要咳一阵痰。考虑问题紧张时也要咳。似乎嗓子发干，似要放松放松。

　　江青知道周恩来这个习惯，她更了解这种轻咳是正式表态的前奏。她熟悉周恩来同毛泽东的不同禀性与气质。毛泽东为人果断，有惊人的魄力。周恩来处事却慎重谦让。毛泽东敢作敢为，冲动起来会由着性子去说去做。周恩来却稳健得多，采取行动之前总是深思熟虑地权衡轻重、审度利弊。周恩来曾在许多重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摇着两手说：“主席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毛泽东笑了笑，没说什么。与会领导们也没说什么。但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周恩来是处理各种复杂矛盾、解决各种困难和危机的出类拔萃者，是党内最卓越的行政管理者。他以坚定的政治信仰，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感人的伟大品德，跻身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列，受到普遍深切的敬爱。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具体事务，毛泽东有时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周恩来不然，他事无巨细，必要躬亲，像伟大的雕刻艺术家对待自己的作品那样严谨认真，力求件件都搞得出色。

　　江青判定周恩来会替她出面讲话，这种自信不仅来自周恩来的咳声语声和目光手势，更来自她与周恩来近十年接触中所建立的了解。单纯为一个江青，周恩来也许不会出面讲话。可是，还有毛泽东呢。投鼠忌器，对于谨慎的周恩来，尤其明白这个道理，不会干因小失大的事。何况，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重、热爱、深信不疑是尽人皆知的。早在二十年代，北伐战争时，周恩来与毛泽东便有了来往。在江西根据地，他反对过毛泽东。红军被迫放弃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之后几个月，他们之间长期合作的关系才开始建立。从那时起，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服从他的领导，甘愿做他的助手。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此后，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又专程由南京赶回延安，做了长达六小时的发言，以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阐明一个道理：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的充满自我批评和对毛泽东十分崇敬的肺腑之言，使所有参加会议的人深受感动。整风之后，全党全军空前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现在，与国民党的大决战已经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刻，在这次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中，一向珍视党的团结、全心全意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威望的周恩来，能不为毛泽东的妻子出面讲话吗？

　　江青再次望住周恩来，眉头微微有些皱，不知是委屈还是嗔怪周恩来表态缓慢。她用患了重感冒似的鼻音很重的喃喃声道：“他们不是正常的组织审查，他们就是要整人。他们搞我，把主席放什么位置？我不过是个小小的行政秘书，他们搞我其实是为了搞主席！”

　　“江青同志，你这样说就不对了。难怪主席要跟你生气呢。”周恩来语调平静，表情严肃，又不失友好和关心。“‘三查’‘三整’是主席提出和领导的，你讲这么绝对，又把主席放在什么位置？”江青大喘气，想说什么激烈的话。可是，周恩来文雅地一笑，她那股激烈的情绪便发作不出了，愤愤地吁口粗气，听周恩来继续讲：“党员接受组织审查，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和主席都接受过党组织的审查。何况，现在领导全党的是我们毛主席，原则讲，搞审查的同志都是照主席的指示和要求去工作的。你一口否定了这些同志，否定他们的工作，你想想，从根本上说又是否定了谁？”

　　江青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她有些悔，后悔跟毛泽东吵嘴前没有想透这层道理。

　　周恩来也没有马上接着讲话，他起身替江青换茶水，然后在桌旁往来踱步。他已决定出面讲话，但是不能对江青许愿。而且，出面讲话前他还要看看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决心与江青分离，那么，一切还要重新考虑。眼下，他只能谈别的。江青讲到的情况，有一些是符合实际的。比如，确有敌人利用江青的问题大作文章，目的是为了搞臭毛泽东，搞臭共产党。比如，党内也确实有那么几个人，算不得敌人也算不上真正的同志，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想法整人。可是，以江青现在的情绪，是不能说出附和她的话，那样会助长她的情绪更趋极端。谈话必须策略，必须有艺术……

　　周恩来立住脚，眼望窑顶慢条斯理说：“人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都有过幼稚。我们是这样，毛主席也是这样。你记得那次散步吗？主席跟李银桥说，他没想到他会当共产党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教书先生。主席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迷信，有些思想甚至很落后很幼稚。他上学的时候还不屑挑水的么，还建议把中国交康有为去领导么。他后来逐渐成为坚决追求进步和革命的人，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主席所以伟大，在于他能不断改造自己，坚决摆脱旧的东西，否定旧的东西，接受新事物。毛主席是我们的榜样。毛主席还有年轻幼稚的时候，何况我们呢？你跟我谈了年轻时的一些事，不要背包袱吗，要敢于用批判的眼光回顾过去，不断改造自己……”

　　“我过去，我在青岛，在上海也始终是革命的。”江青急于表白。

　　“追求革命也有一个成长过程，不成熟和错误总是难免的。敢于用批判的眼光回顾，才能继续成长进步。你说对吗？”

　　江青垂下头，脸孔有些烧，心里又有几分温暖感。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么尖锐责问：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周恩来批评人也是充满了理解和爱护。她不由得点了点头。用勉强能听到的声音吞吞吐吐：“可是，可是，我怕影响工作，……还是，能不能明确跟他们讲一下……”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组织上会作全面考虑。”周恩来挥一下左手，举动表情像重冰覆盖下的火山，“重要的是自己要有认识，要坚持自我改造。你现在第一位的工作，还是要照顾好主席，让他集中精力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去战胜国民党反动派。”

　　江青立起身，低着头小声说：“我按周副主席说的去做……”

　　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一张门板上，只铺一条里外白布的薄褥子。门板下是火炕，炕席上摆满了书报和文件。他将头枕的包袱皮用手拍拍，拍出一个凹坑，重新躺好，把放下不久的《楚辞》又抓起来翻翻，并没看进去，便又扔在枕旁。他痛苦烦躁。因为江青，也因为睡觉。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而奋斗。

　　隐约听到几声雀叫，这微弱的声音却激荡起他的心潮。一种莫名的孤独忧伤之感立刻弥漫全身。仿佛是为了按捺心跳，他再次抓起《楚辞》，随手翻开，不曾看，便轻轻压在胸口窝。他时常把书放在胸口，书可以帮助他平静，帮助他入睡。

　　雀叫声嘎然消逝，可能被卫士赶走了。卫士们在他睡觉时，常用绑了红布条的竹竿驱走院子里的麻雀。

　　《楚辞》在毛泽东的胸口上轻轻起伏，时而失去规律地猛烈地大起大伏两下。渐渐地，这种大起大伏不再出现。于是，他合上了眼。那张兼有农民朴实的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郁闷的面孔，终于平淡松弛下来。

　　可是，他微蹙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随着吮唇而游移的微微泛黄的极短的胡茬，都说明他仍然不曾入睡。那种宏亮的似乎与大地的呼吸同一节奏的鼾声也始终未曾在窑洞里回旋。

　　他没有睡。他在静静地谛听，静静地回忆。仿佛有一支高山大河之歌在他面前深沉地扩展开去，歌声同这世界一样丰富、艰难，无边无际。他怅然回首，于是，韶山冲的田野，东山学堂的围墙，长沙第一师范的校舍便一一闪出。只一闪，便又朦胧。朦胧中，渐渐浮出一个人影，姗姗而来。他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摇铃声，那是上课的铃声。人影在铃声里临近，走得不慌不忙，四平八稳，并且清楚地立到讲台上：约摸五十岁年纪，胡须剃得精光，肤色黝黑，眼窝很深，眼睛甚小。这是教授逻辑、哲学和教育学的先生杨昌济。

　　杨先生学问渊博。青年时即对孔子的学说钻研熟悉，三十岁后又学习英文，赴日本、英国、德国游学，获得学位。因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学问，他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秉具坚强性格，道德行为卓绝无伦，且又能超凡脱俗，全校师生无不对他五体投地，认为他俨然就是伟大圣人的化身，称他为“第一师范的孔夫子”。

　　杨先生轻咳一声，翻讲义。学生们立刻一阵紧张，准备好笔和本。杨先生授课是真正儒者的讲学方式，不善言辞，常常是只念讲义，念一遍，绝不重复，也不加解释。但他的每句话都意味深长，耐人久久琢磨。

　　“作学问，贵在有个人研究和经验的结果，切忌抄录书本，重复他人。”杨先生讲话缓慢，似乎吐每一个字都要花一番气力才能咬清。他从讲义中抽出一个作文本，翻开，颠一颠：“这是毛泽东的一篇作文，《心之力》，我要给同学们念一念……”

　　毛泽东清清楚楚听到了，心里忽地腾起一股热。他个子高，坐在后排，同学们回顾的目光使他产生一种幸福的羞涩。特别是先生那一瞥，尤其使他兴奋。那目光饱含了赞赏和欣慰。这篇文章的结果毛泽东也是稍有预感的。杨先生是位唯心主义者，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毛泽东受其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伴随了他的一生。在他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后，仍然时时给人的“心之力”以特殊强调。

　　那时毛泽东基本还是一名唯心主义者。对杨先生深有影响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也曾以其著作影响毛泽东。杨先生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毛泽东的《心之力》。他给毛泽东的作文一百分之外，又加五分。年轻时期的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一荣誉，不厌其烦地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而杨先生也在日记中把毛泽东赞为自己所教数千学生中最杰出的一名。

　　那以后，每到礼拜天，远离家庭求学的毛泽东便又有了“家”。他可以一早就去杨先生家里求教，午饭就在杨先生家里吃。接触日多，影响日深。杨先生定制了一个大木桶，桶内注满冷水，每天早晨将全身浸入水中做冷水浴。他说：“冷水浴可以强化意志，野蛮其体魄。”毛泽东由此发展为水浴、风浴、霜浴、日光浴。杨先生吃饭时总是一言不发，并且也不喜欢别人滔滔不绝。他说：“吃饭说个不停，唾沫四溅，不卫生，不礼貌。”毛泽东以后吃饭也不喜多言，渐渐又发展成吃饭看报的习惯。杨先生以其性格坚强养成非常严格的道德律。毛泽东也多次申明作人之道，籍以律己：“……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可以说，他一生坚持了这番道德律。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总盼望礼拜天到杨先生家吃那一顿午饭。首先是可以借此向杨先生求教，讨论功课。其次，也确实为了“吃一顿”。杨师母对人和气，烧得一手好菜，每次都使毛泽东大饱口福。因为学校里的集体伙食确实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为了避免把桌子上的菜吃光而使主人不好意思，毛泽东有时必须自我节制。他本是豪放旷达，不拘小节，本不该在吃饭这种小事上拘礼。他的注意节制大概是和杨先生的女儿有关。那是男青年见到少女时都容易表现出的一种文明礼貌。

　　杨先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开智，女儿名开慧。每当午饭时，杨开慧总是陪在母亲身边进饭厅。这时，毛泽东必要恭恭敬敬向师母一鞠躬。开始还叫一声：“杨师母。”以后便只以鞠躬代寒暄。饭桌上的气氛很肃静，没有讨论功课时那种热烈。杨先生是有名的老夫子，在他和他的女儿面前，毛泽东谨言慎行。杨先生吃饭很快，毛泽东也吃饭很快，他吃饭快的习惯从那时养成，并且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然而，吃饭无言也并非冷漠，其中常有视线相交。特别是两个人同时将筷子伸向菜盘时，便会不由自主地都缩了缩。这时，毛泽东眼皮一掀，目光飞快地从杨开慧脸上一闪而过。像照相机快门闪动一样，将那影像深深印在脑中：她生有一张圆圆的脸，肤色很白，完全没有杨先生黝黑的遗传。但是，深眼窝，略小而有神的眼睛却很像她的父亲。她的身形异常纤巧，透出一种娇楚惹人的魅力。她脸上总是闪耀着羞波红晕，温润婉娩，柔性怡怡。毛泽东的一瞥使她羞怯不安，筷子一抖，不及夹菜，只在菜汤里沾了沾便匆匆收回来拨饭吃。毛泽东虽也犹豫，毕竟还是夹起一块菜花才抽回筷子。为了避免这种难堪，他们必须互相留意不要同时伸筷子，但又不能多看对方一眼，所以筷子在菜盘里相遇的尴尬便也不能免。他们彼此的恋情大约就是从这里酝酿萌生了。多少年后，杨开慧仍带着美好的回忆抱怨：“一到礼拜天，你来了，我就吃不饱饭……”毛泽东笑道：“我也没吃饱呢，可是我还得装作饱了。”他称那情景为“使人兴奋愉快的尴尬”。

　　杨先生不大留意年轻人那种微妙的感情和举止，他吃饭的肃静和专心可以使人想到基督教徒在教堂里祈祷时的情景。他在长沙任教六年后，收到前教育部长章士钊拍来的电报，应聘去北京大学任教。在北京，他将自己的得意门生毛泽东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任图书馆助理员。虽然职位低微，每月只有八元薪水，同其他七名湖南学生挤住一个房间，节俭度日，但是，这段时间和经历对毛泽东来说，是一生中一次重大的机遇和转折。他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他还有幸结识了陈独秀。他说，那段时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当时正是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上发生极其猛烈的变革的时期，即使博学多识的成熟的学者也常常在几个月内就改变观点，何况一位踏入社会不久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在长沙时，虽然“越来越激进”，但“思想还是混乱的”，正在找寻出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大。初到北京，毛泽东的思想仍然“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在十几年后就是这样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的，“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然而，这以后，由于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由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开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杨昌济教授在北京住豆腐池胡同。毛泽东自然是他家里的常客。他继续向杨先生求教，讨论哲学，议论时政。有时甚至就住在杨先生家里。在杨先生家中，最愉快的事情还是吃饭。毛泽东薪水低，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只在街上买过一次包子吃，那次吃包子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美好的记忆，直至他当了人民共和国主席，仍然不忘向他的贴身卫士讲叙那一顿包子的滋味。

　　在杨先生家是可以改善伙食的，然而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杨开慧就坐在他的斜对面。于是，饭桌上的感情交流便重新开始，并且渐渐成熟。严肃的杨先生终于发现那种借眉目交流的感情。他没有责难任何一方，他珍爱女儿，也喜爱这位激进、睿智、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不过，他未提婚嫁之事。毛泽东也不曾提。毛泽东还不具备婚娶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他们心里都有数。何况，杨先生深知他学生所富有的强烈的自尊心，在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好的时候，毛泽东是决不会谈婚嫁之事的。

　　但是，杨先生是喜欢看到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日渐接近。有时他与学生讨论问题，女儿悄悄走进来，默默坐在一角的藤椅里倾听。对此，杨先生并不反对。而毛泽东这时就会表现出格外的精神振奋，思想敏锐，讨论也显出异常的热烈和深刻。

　　“润之，小女向我推荐了你的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杨昌济稍顿一顿，瞟了女儿一眼。杨开慧脸色微红，垂下眼帘摆弄衣襟。他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慢条斯理道：“我看过了。‘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讲得好。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迸发出来。”

　　毛泽东不曾朝杨开慧望，尽管他十分想望一眼。但是，他能强烈地感觉到杨开慧那文静中深藏热情的目光。他脸上放出光彩，那是兴奋激动的缘故。不过，他还是克制住自己，逊笑道：“那是去年写的，是受先生的影响，还很幼稚。”

　　“嗯，‘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吧；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从《心之力》发展到这一段论断，这是你个人研究经历的成果。”杨昌济赞赏地点点头，略一沉吟，换一种疑问的口气：“不过，你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这里的意思……开慧，你是怎么看？”

　　毛泽东终于得到公开凝望杨开慧的机会，是用一种期待、不安的心情凝望，似乎杨开慧的回答与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有什么重大关系。

　　杨开慧脸红得更厉害。她是侧对毛泽东坐着，两腿靠紧，自然前伸，身体微微前倾，两手轻握，放在腿上。那是一种温文雅静、仪态秀丽的坐姿。沉默了片刻才轻声细语道：“人家用枪炮打来了，你不用枪炮对付又怎么办？体不坚实，见兵而畏之……我看这个道理不错。”

　　毛泽东深深望一眼杨开慧，无限满足地移开目光，重新面对他的先生。那一刻，他感觉与杨开慧的心相通了，被共同的血管所连通，跳动着同一节奏的脉搏。

　　杨昌济缓慢饮茶。他发现毛泽东的个性中已经充分形成极富特征的两种品质：关心中国之命运，强调勇气、力量和尚武精神是救国之道。作为性格热烈坚强的湖南人，他欣赏勇气和力量；作为哲学和伦理学教授，他又本能地希望学生成为知识启蒙者，而不希望他变成舞枪弄炮的一介“武夫”。他想了想，换一个角度谈。

　　“听说你见到陈独秀了，还长谈过？”杨昌济保持那种不变的平稳声调，“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和民主。”

　　“他是我多年来在文学方面的崇拜对象。”

　　“他总是强调人民的自由与启蒙。”

　　“我感觉他主要是不妥协地拥护一切不受束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事物。我们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

　　“你也说过，你同李大钊完全一致。”

　　“是的，我说过。李大钊满怀热情地献身于事业，他追求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事业。”

　　“可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是有激烈争论的，他们俩并不是完全一致。”

　　“他们不一致？”毛泽东眨了眨眼。

　　“四年前他们就有一次论战，争论人民的自由与启蒙同国家的生存相比，哪个更重要？李大钊主张，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痛苦也比当亡国奴好。”

　　“因为亡国奴更无民主自由可言。”毛泽东附和说。

　　“那么，你还是和李大钊一致。”杨昌济本来是想谈科学启蒙，想使学生立志作一名教育家。现在却不能不谈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问题了。“你在李大钊那里研究马克思主义，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是作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作个中国人？”

　　“我首先是中国人。”毛泽东认真思考着，说：“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我看过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救俄国，也一定能救中国。我感觉我已经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李大钊最近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说明他和陈独秀开始合作了。”杨开慧轻声插一句。毛泽东第二次向她凝望，目光里饱含惊喜之色。他料不到这位温柔娴静的少女对国事对政治竟然这样关心熟悉，使人产生出强烈的志同道合的欢愉感。

　　“那是因为列宁。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时，强调民族解放的意义。李大钊过去认为陈独秀对民族价值观念重视不够，现在，列宁的阐述使他们能够有基础结合起来了。”杨昌济作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他虽然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作为一种学问，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还是进行了一定研究。他用老师教导学生所特有的语重心长的声调指点毛泽东道：“首先是中国人，你这句话讲得对。不论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还得为我所用才行。我看多研究几个主义好，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经过自己的经验，从中引出正确观点……”

　　毛泽东不时点点头。他不曾想到，这是老师最后一次与他长谈。不久，杨昌济教授突然去世。这是一九二〇年的一月底。据说，他在北京那种寒冷的冬天作冷水浴，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帮助料理了杨先生的后事，并且尽到安慰师母及杨开慧的责任。这时，他对杨开慧的爱情也逐渐公开。到了三月初，他赴上海给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朋友送行，他的密友蔡和森私下询问：“润之，你与开慧的事怎么样了？”毛泽东带着一种严肃的责任感轻轻叹息道：“唉，民以食为天。过段时间再说吧。”

　　这一年，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他发表在《湘江评论》和《新湖南》上的文章，博得了当时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三家刊物的好评。每当文章发表，他总是给杨开慧寄一本，征求意见。年底，为把暴虐的总督张敬尧驱出湖南，毛泽东代表罢课学生赴北京求援，顺便去看望失去亲人不久的杨开慧。

　　杨师母照例做了可口的饭菜款待这位丈夫生前的得意学生。饭桌上仍然保持着无言的肃静，但是毛泽东还是发生了变化。他不像过去那么吃得津津有味，而是看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筷子在菜盘和嘴巴之间机械地运动着，而且只从距离最近的菜盘子里夹菜，筷子总是重复落在一个地方，以至于盘子里还有不少菜，毛泽东却经常夹空了。杨师母望望毛泽东，又望望女儿，满腹心事化作一声轻叹，端起一只碗，将碗里的米粉肉拨在毛泽东的饭碗里。

　　饭后，毛泽东才望着杨开慧张嘴说话：“《共产党宣言》你看完了吗？”

　　杨开慧只点一点头。她那双深邃的眼睛会说话。他们看到的其实只是《宣言》的第一章。

　　“这本书你也该看看。”毛泽东将手中的书本递过去，“我越来越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唯一正确的解释。”

　　杨开慧接过书，那是考茨基所著《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她随手翻开，目光扫过字里行间。她不像毛泽东容易感情外露，她总是那么文雅宁静。可是，毛泽东从她眼中看到了她心中燃烧的火焰。火焰温暖着毛泽东，他有些冲动，情不自禁朝杨开慧探过身去，并且伸出一只手，想握住面前那只纤小细嫩的手。

　　然而，杨师母进来了。一双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擦拭着。于是，毛泽东的手稍稍一顿，转而拿住书：“我快看完了，看完马上给你。”

　　“书呀文章呀，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就是不好好吃饭。”杨师母从绳子上取一块抹布擦桌子。她忽然停住，望着毛泽东，略一犹豫，毕竟还是讲出口：“可是，总要学点生活的本事，总得谋一份职业呀……”

　　杨开慧眼帘一掀，目光与毛泽东稍触即离。就在这一触之际，毛泽东鲜明地感受到杨开慧心中隐藏的全部希望和期待。他想了想，说：“我是要谋一个职业的，我想当一名老师，还可以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

　　那时，毛泽东确实是这样想的。他要造反，要革命，但是没想到会成为职业革命家，更不曾想到做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他既有革命理想，又很懂得实际。第二年夏天，也就是1920年的6月，张敬尧滚蛋了。他被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任命为第一师范附小主事。附小主事这一职位，使毛泽东在长沙获得相当地位，有了比较宽裕的稳定收入。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他终于有经济能力同杨开慧正式结婚。他们的结合被湖南的新青年们称作理想的罗曼史。这不仅因为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之上，而且在于他们婚后，立刻以新的更大的热情投入实现理想的奋斗中……

　　啪一声响，毛泽东猛然睁开眼。他并没睡着，却有惊醒的感觉。凝神望去，原来是翻身失落了胸口上那本《楚辞》。他吁口气，缓缓伸臂拾起书，珍爱地掸去上面沾染的尘土，放到枕旁。

　　他再不曾闭眼。拾起又放下的是《楚辞》，拾起放不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杨开慧温柔娴静的面容，她那纯洁善良的微笑，她的深邃的总是含着期待之色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面前。当你看到她那娇小柔嫩的身体时，你简直无法将这个身体同那名坚强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她们又确是同一个人。她就是这样集中了女性温柔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两种优秀品格的杨开慧。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没有，毛泽东无论如何想不起她生前向自己提过什么要求。就是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一旦和毛泽东目光相遇，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1930年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眼角颤动闪耀，粘粘的，沉甸甸。他眨了一下眼，那晶亮的泪珠便一滚而下，噗地溅落在枕巾上。于是，更多的泪水小河一般随在其后流淌而下。他为一种负疚之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杨开慧一直活到1930年才被何健所杀害的确切消息后，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他甚至朝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因为他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实情，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杨开慧却在两年后才牺牲。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地下党的同志寻找到杨开慧烈士为他生养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时，身边工作人员曾悄悄议论毛泽东的家庭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毛泽东听到了，曾伤感地对卫士说：“你们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尤其使毛泽东痛苦的是，他所处地位和他的声望，使他背了包袱，无法像普通人那样诉说这种负疚之心。许多同事和战友，都说他性格内向，不爱吐露心事。其实，他本是感情外露的人，只是顾忌身份声望，不得不克制，压抑自我。他只是偶尔向那些忠心耿耿又守口如瓶的卫士诉说一些苦闷，然而也是泛泛一说，不能件件细诉。于是，痛苦便累积心中，独自默默去承受。所以，有时他的感情变化会令人捉摸不定，常常会无缘无故地表现出一种莫名的忧伤与郁闷。

　　泪水淌过的地方凉冰冰，皮肤有些抽缩。他擦擦眼角和脸腮，感觉上下眼皮粘粘的，涂过胶水一样。他索性合上眼。心绪烦乱，脑子又昏沉沉；睡不着，思想又无法集中。多少旧事从这里那里冒出，把捉不住，又无所不在……

　　蓦地，眼前起了茫茫一片雾，流入脑中便呈现出絮状的沉淀，继而凝结，幻化出人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她中等身量，腰肢细细的，像汉代的仕女图。秀气的瓜子脸，眉目姣好。也许是心事多，爱幽思？两条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眉心上留一道浅浅的小沟。当她独自哼起那种酸溜溜的山区小调时，眼里便会流出情思悠悠的光彩；抿紧的嘴角漾出一丝缥缈的梦幻般的微笑。可是，一旦跨上那匹栗色骡马，双手抚着盒子枪时，那双明锐的眼睛便会闪出强悍逼人的豪气，嘴角倔犟地朝下弯去，显出一种冷峻武勇的美。当她到了群众中，活跃在战士行列时，她又会变得热情洋溢，落拓不羁。她的笑声、歌声甚至还有骂声，都带着感人的色彩。她的自由自在又强悍不羁的性格曾那么强烈地吸引了毛泽东。她就是贺子珍，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被井冈山人称为“永新一枝花”。

　　自珍，我的自珍，我是负疚于你的……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发出呻吟。贺子珍本名贺自珍，为了保密改了一字，毛泽东却不改地唤她自珍。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陪伴着毛泽东并最后献出生命的是杨开慧。继其之后，在更艰难残酷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陪伴毛泽东的便是贺子珍。多少血雨腥风的日日夜夜啊！……

　　毛泽东觉得身体起伏，像一叶孤舟颠簸在浪涛中。他就惧怕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无法入睡的，只会引来虚汗，引来起床后的疲惫昏沉。但是他受到全国各战场从四面八方施加的压力，必须睡一觉，以便有足够精力去对付这种形势。他想挥开杨开慧，拂去贺子珍，驱走缠绕心头脑际的往事。他竭力敛神呼吸，意念中注视着丹田之处有节奏的起伏，期望着一种宁静缥缈的朦胧感会不知不觉袭来，那样才能入睡。然而，任何努力今天都注定要失败了。他不能平息那一种万念跃动，那一番心驰神飞。他想喊，想跳，想发脾气。他身边的人都了解，他发脾气十次有九次是因为睡觉。

　　今天身边没有人。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座高遏行云的山峰。他忍受不住心脏的砰然劲跳，闪开双目：山峰映日，光芒刺眼；四周围人迹渺渺，独个儿神情冷冷。他不敢闭眼，闭眼心慌。只有倍受失眠折磨的人才能体会那一种痛苦的心慌。他望住山峰，望久了便目光恍惚，各种幻觉接踵而至……

　　“情况，有紧急情况！”门口响起女人的喊声，那是贺子珍。同时间，环绕圳下的群山枪声大作，吼声杀声雷鸣一般。

　　“什么情况？怎么没接到报告？”毛泽东丢下饭碗，冲出门。迎面一群红军士兵潮水一样溃退下来，拥挤着，吵嚷着，争先恐后朝着村中那条小河逃。刚刚经历过大余县的失利之仗，军心已经动摇了。

　　“站住，不要往后跑，要消灭敌人！”毛泽东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一枪，挥舞着双手叫喊。可是，这声音在四周密集的枪声和败兵的叫喊声中显得那么微弱无力，就像一粒小石子投入疯狂的洪水中一般，立刻被淹没了。

　　“林彪，林彪！你往哪儿跑？还跑！毛委员在这儿！”贺子珍站在一抹斜坡上尖声叫喊，左手指着被溃兵裹挟着的28团团长林彪，右手那支小手枪朝着毛泽东头顶上的天空乱晃。林彪在败兵里挣扎着，虽然望见了毛泽东，却无力止住溃兵的奔逃。贺子珍睁大了眼朝毛泽东尖叫：“林彪带头逃跑！”

　　朱德和陈毅跑过来了。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也望见了林彪，粗着嗓子吼：“林彪，还往哪儿跑？毛委员和朱军长都在这里呢！”

　　林彪靠警卫人员的帮助，终于挣出溃兵的漩涡，朝朱德、毛泽东跑过来。毛泽东顾不及招呼，他正听通讯员的报告：“刘士毅的部队包围了圳下，已经同28团接上火了！”

　　“接上鬼火吧，这就是28团，团长就在这儿！”贺子珍拿手枪朝林彪头上指。林彪本能地侧头躲开枪口，狠狠盯一眼贺子珍，吼道：“叫喊什么？轮不着你！”他用衣袖抹一把脸上的尘烟汗水，报告：“他们上来两个旅四个团，妈的，趁着有雾突然摸上来，队伍来不及组织，全散了……”

　　毛泽东转身向31团团长下令：“伍团长，马上集合队伍突围！”他继而对朱德说：“老朱，特务营和独立营你来组织，我去集合28团。”

　　河上的小桥被溃兵堵塞了，不少逃兵从桥上跌落河水，哭叫着，咒骂着。更多的溃兵索性涉水蹚过河来。毛泽东迎着过了河继续奔逃的溃兵，伸开双臂拦截：“站住，站住！不要往后跑，要消灭敌人！”哪里阻止得住？他被溃兵涌着退回来，不得不绕开人流跑向小河，跑向那座木桥。

　　贺子珍挥舞着枪试图拦阻，立刻被一名逃兵撞个趔趄。她呻吟着弯下腰，脸孔煞白，筋肉由于痛楚而痉挛着颤栗。她正怀着孕。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她突然挺起身，一把抓住个逃兵，枪口捅上去：“站住，哪个再跑我就开枪了！”

　　这一声吼，惊天动地。那名逃兵吃了定身符一般立定不动了。周围的逃兵也怔怔地立住了脚。

　　“跟我回去，只有消灭敌人才会有生路！”贺子珍呼唤着，逼着溃逃的人流向小河前进。河上、桥上、岸上，人声鼎沸。士兵们有的继续溃逃，有的团团乱转，有的漫无目标朝四周山头打枪。毛泽东还在桥头呼喊：“不要往后跑了，后逃只有死路。要消灭敌人！要前进！”

　　贺子珍忽然冲上桥头，横眉立目，手枪朝着溃兵头顶连放两枪，吓人地一声吼：“哪个再跑我毙了他！是红军的就跟我上，冲出去！”

　　登高一声呼，全军肃然！桥上和水中的溃兵全立住了脚，无数目光集中到贺子珍身上。这是一名妇女的呼声啊！贺子珍将手中枪一挥，桥上的溃兵立刻闪开一条路。贺子珍从人墙中大步冲过。于是，奇迹发生了。放羊似的溃兵发出了雄狮一般的怒吼，掉转头跟随贺子珍向前冲去。这是一场异常壮烈的战斗。枪声，杀声，冲锋，反冲锋！朱德亲自从敌人手中夺得一挺机关枪，吼叫着猛烈扫射，掩护军部突围；陈毅也端起大枪参加了白刃战！贺子珍迎着枪林弹雨，率特务营一次次冲锋，保护着毛泽东寻找突破口。喉咙喊哑了，子弹打光了，从敌尸上抓过一支大枪继续冲！冒着烟火，踏着敌尸，血染征衣，她和特务营的同志们终于保护着毛泽东杀出重围。转移到一座高山上时，毛泽东情不自禁握住贺子珍的手：“难怪袁文才说你是井冈山上的女杰！”话一落音，毛泽东惊讶地睁大眼，抽回自己的手凝望：他沾了一手的血。是贺子珍杀敌的血。

　　那一仗，红军损失惨重。朱德军长为掩护军部突围被敌人抓获。他自称伙夫头，混过盘查，寻机逃出来。但是，他的妻子伍若兰却没能逃脱敌人魔爪，被俘后，英勇不屈，被枪杀了。敌人割下她的头颅，挂在长沙的城门上示众。久经杀场、见惯尸体和鲜血的贺子珍，闻讯后放声大哭：“姐姐，要是我们没有分开就好了……”她与伍若兰亲如姐妹。

　　圳下失利后，红四军处境更加艰难。不久，刘士毅的部队又追踪包抄上来。前委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打个胜仗，才能提高士气。”朱德提出：“关键是要选择一个有利的地形和时机。”会议最后决定，在敌人包围圈没有形成之前，马上跳出去。战场选在大柏地！

　　毛泽东考虑贺子珍有孕，让她骑马先撤。贺子珍了解部队行动意图后，手枪朝腰间一插，马鞍也没有套便翻身跃上光背马。她两腿一夹马肚，径直朝敌阵奔去。在敌阵前一兜马头，转向大柏地飞驰。

　　果然，敌人派出骑兵侦察队跟踪追来，人喊马嘶，枪声阵阵。贺子珍双腿紧夹马肚，身体低低伏在马背上，任凭子弹在头上啾啾掠过，并不还击，只是策马飞奔。

　　大柏地渐渐临近了，身后的马蹄声也越来越响。贺子珍拔出手枪，打开保险，从左边转身，举枪瞄准，在急驰中扣动扳机。叭！一声脆响，追在最前边的敌骑兵应声滚落马下。她随即又朝右边转过身去，反着手瞄准射击。叭！烈马的惊叫声中又一名敌兵栽了下去。其余的敌兵几乎同时勒动马缰，惊叫着拨转马头就逃。贺子珍也勒马转身，朝枪口吹吹气，不慌不忙插入腰间，下马从敌尸上剥下枪支子弹，然后哼着酸溜溜的山区小调奔向大柏地。

　　毛泽东跟着殿后的队伍来到大柏地时，朝着贺子珍打趣：“你没有死呀？”

　　“死不了，可肚子真饿了。他在里面捣乱呢！”贺子珍拍拍开始隆起的腹部，那种略显俏皮的笑容转瞬又为一种严肃认真的神色所替代：“叫部队抓紧准备吧，敌人准朝这里钻。”

　　这天正是农历的大年三十。刘士毅接到骑兵的侦察报告，果然派两个团钻到大柏地的口袋里来了。红军战士们呼喊着“消灭刘士毅，杀敌贺新年！”奋勇冲杀，全歼敌人，俘虏八百多。一仗扭转被动局面，为开辟赣南新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吸燃一支香烟，围被而坐。天已近午，安眠药的效力早已消失，他不再存“睡一觉”的奢望。

　　眼皮沉重，头脑沉重，四肢沉重。失眠后照例有这种症状，他已习惯。他对付的办法就是一支接一支吸烟，一杯接一杯喝茶，喝浓浓的茶。

　　他还不打算传叫卫士，因而也喝不到茶。只能大口小口吸烟，一团一团朝肺里抽。由于回忆而兴奋起来的神经在烟力的刺激下更加激动。他停止信马由缰的回想，竭力要理清思绪，以便弄清楚他的意志所必须选择的方向。

　　我为什么会与她分手呢？我本是热烈地爱着她呵！毛泽东继续从贺子珍身上想起。他从熏黑的齿缝间缓缓吁出几缕青烟，掀起微微浮肿的眼皮，怅然凝视窑顶，仿佛上面可以找到答案。当我登上井冈山，发现山上的头面人物中居然有一个漂亮的少女，我几乎从那时就爱上了她。袁文才的介绍使她变得更加动人。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永新暴动唯一的女将，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战士，谁会相信她曾是位县太爷的千金，年龄还不满十八岁！她那自由自在、洒脱不羁的性格，她的强悍武勇、英雄侠气，她的多情善感又热烈泼辣，是怎样强烈地吸引着我？

　　她和杨开慧的温柔娴静的性格如此不同，却有一种深刻的一致。就是追求理想的执着和对爱情的忠诚。她不曾像杨开慧一样牺牲，尽管她经历的危险一点不比杨开慧少。以至于“你还没有死呀？”成了我们之间最经常的打趣话。在永新县，她率领三县农民武装与敌人三个连的正规军对垒，最后用肉搏战结束战斗。她身前身后都染上鲜血，却不曾受一处伤！在大余县，她与独立营迎着溃退下来的28团败兵，勇敢地挡住金汉鼎的追兵。以寡敌众激战一天一夜，使28团得以撤出休整。独立营营长牺牲了，她却没有死。在瑞金县，她带一个班的战士突然杀入城去，抢回前委急需的各种报纸。出城时陷入敌军包围，乱枪声中我以为她牺牲了，她却匹马单枪带着一袋报纸杀出了重围！在高兴圩，飞机投下的一颗炸弹就落在她身边。烟尘散去，再不曾找到她。我以为她被炸碎了，牺牲了。两天后，她却抱着保护下来的机密文件奇迹般出现在我面前。原来她是被炸弹掀起的土石埋住了，清醒后又钻了出来！抢渡赤水河时，她迎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扑到伤员身上掩护。伤员无恙，她却身负十四处弹伤。有一道伤口从后背一直开裂到右臂上！一块弹片停留在肺叶中，一颗弹头钻入心脏附近。血从她的鼻子和嘴巴里往出淌，脉搏也摸不到了。我和大家都以为她牺牲了，她却以惊人的意志和生命力活过来了！老天也不忍心让这样的好姑娘早早离开这个世界啊！每当我在她身边躺下，抚着她遍体的累累伤痕，我的心在流泪。她为革命，为我，为同志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谁也无法说清。在龙岩她生下第一个女儿，二十天后便为了打仗送给了老乡。二次打开龙岩，她去看女儿，女儿已不在人世！在长汀，她生下一个男孩。已经养到二岁多，最可爱的时候，由于长征，又送给老乡了，从此再无音讯。长征路上，她在担架上又产下一个女婴，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便送给了路旁的老乡……她前后生育六个孩子，只留住一个娇娇！如果眼泪能够排泄痛苦，冲淡忧伤，那么她的泪水早已经流成河。但是，她的泪花总是在眼圈里转啊转，永远转不完，却始终不肯让它淌出一滴！

　　这么好的妻子，我们有同一个信仰，为实现理想而患难与共。可我们为什么会分手了？毛泽东苦思苦想，自责自问。是我不够理解她？是性格上的差异？……他忽然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在井冈山一个寒冷的冬夜，毛泽东写累了。他放下笔，活动着酸痛的手指。抬眼一望，正好与对面贺子珍那双脉脉含情的眼睛相遇。他心头一热，起身走到贺子珍身边，温柔地抚摸着妻子的肩臂，紧贴她坐下来。

　　“你不困吗？先睡去吧。”

　　“不，我看你写。”

　　“写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人家想看么。”

　　“你呀，你要是想陪我，就看看书吆。你喜欢看什么书？”

　　“我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

　　“怪不得说你是井冈山上的豪杰呢。我也喜欢这两本书。还有《红楼梦》，《红楼梦》也是一本好书。”

　　“我不喜欢。《红楼梦》才没意思呢。”

　　“你这个评价可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

　　“哎呀，你还夸这种书？尽是谈情说爱，公子小姐软绵绵的，真没意思！”

　　“《红楼梦》里也是写斗争的。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们，这是一派，是好的……”

　　“林黛玉就会哭，贾宝玉就会作梦，没出息！”

　　“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反正我不喜欢……”

　　唉，争论是经常有的，性格也是有一致有不一致，有合得来有合不来之处。但是，这些并不妨碍我们的感情，更不能成为分手的理由。那么，她到底为什么离我而去？毛泽东续燃一支烟，目光转向窗外。蓝得耀眼的天空，有一片灰云飘过，投下的光影在山坡上缓缓移动。春天才会有这种情景，阳坡的青草大概已经冒尖？毛泽东的思想飞到了延安，仿佛面对的是宝塔山。

　　是的，她脾气有时不好。对一个久经磨难、饱受创伤的女人来说，这一条难道不好理解吗？看来，责任在于我啊！毛泽东深深地反省着。当我们静静地躺在床上，我抚摸她遍体的伤痕时，我以为那是她的光荣。可我为什么不理解她的敏感，她的痛苦？她毕竟是女人，还很年轻。她的苍白、瘦削的脸颊曾是那么红润，一如挂了晨露的月季花；她的布满创痕的皮肤曾经那么白皙光洁，宛若溪水中那苔藓一般柔滑。为了理想，她失去了这美好的一切！她最大的创伤不是在背上，不是在四肢，而是在心灵上。可我为什么没有想到？毛泽东眼圈又湿了，轻轻垂下眼帘。他仿佛又看到了那双饱含疑惑、痛苦和怨烦的眼睛，看到闪烁的泪光：“你嫌弃我了？”那是来自一个饱受创伤的女人从心底发出的无声的疑问啊！我却没有听出。毛泽东重新掀起眼帘，淡漠而又懊悔的目光重新凝视窗外。光阴流逝，他却重新望见了延安发生的那一幕。

　　那天，毛泽东在史沫特莱的窑洞里喝咖啡，并且用粗糙的饼干沾着咖啡吃。采访已经告一段落，史沫特莱心满意足。因为今天毛泽东为她吟诵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诗，并且详述了他们当年的爱情生活。这种回忆是焕发人的青春感的。史沫特莱开动她那架手提式留声机，放出一曲《圣母玛丽亚》。优美的曲调在窑洞里荡漾，史沫特莱转身，发现她的翻译，那位来自上海、讲一口流利英语的漂亮女演员吴匡柳正用一种异样的眼神默默地朝着毛泽东凝望。那眼神热烈、不安、充满爱慕和希望。显然，毛泽东讲述的经历深深感动了她，吸引了她，征服了她！一种情感，一种愿望在她心中累积凝聚，躁动着要求露出头。史沫特莱以西方女性那种热情奔放而又极其敏感的特点立刻明白了一切。这种事情在西方人看来是正常自然、美好感人的。她朝海伦·斯诺眨动一只眼，海伦·斯诺回报一个会意的微笑。

　　“毛泽东，最初见面我以为你不管还有其他什么特点，总之你是一个文弱之人。简直像个女性。现在我终于发现，你是神采奕奕。你举止文雅而意志坚强，仪态威严，像雄狮；沉默之中饱含热情和淳朴，这就是我笔下的你。”

　　史沫特莱讲英语，毛泽东茫然不得其解。但是，他从这位表情丰富的女人脸孔上明白她是在赞誉，并且不乏亲热幽默。他报以亲热的微笑，转脸去望那位女翻译，脸立刻有些红，表情也显出不自在。

　　吴匡柳没有翻译，甚至没听到史沫特莱说什么。她带着静谧无言的情思去凝望毛泽东，半张着嘴唇遐想无边，像望到了美妙无比的童话世界……

　　“吴丽丽，”史沫特莱这样昵称她的女翻译，接着迸发出一串热情洋溢的开心大笑。海伦也跟着笑，笑得吴匡柳通红了脸。史沫特莱大声重复一遍讲过的话，又用鼓励的口气说：“告诉他，毛泽东是受敬爱的，他有时让人捉摸不透，有些神秘，是因为他不爱与人交流思想。”

　　吴匡柳翻译了，讲得吞吞吐吐。她尴尬而又多情地眨动着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毛泽东怕望那双眼睛，又不能始终不望，只好稍触即离，若即若离。对于史沫特莱关于交流思想的挑战他是不能不应战的。毛泽东一生喜欢挑战应战，无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单方面撤军”。他用锐利的目光瞄准史沫特莱，充满挑战地反问：“那么我也要问，史沫特莱女士，你是否爱过男人？为什么爱？爱情对你意味着什么？”

　　史沫特莱又是一阵开心大笑，将头发向后那么一甩，本是要回答，可是，嘴巴张开后突然僵住了，一如中了古老的妖法，全身都凝固了一般。那一刻，海伦和吴匡柳都立起了身，就连毛泽东也从椅子上抬起了屁股。

　　贺子珍进来了，冷冷凝望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似乎懵了，直到海伦迎上去招呼贺子珍，她才获得喘息机会。贺子珍礼貌客气地和海伦点头致意，然后转身望住吴匡柳。吴匡柳心虚地垂下头。贺子珍说话声音很低，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就是这么当翻译吗？别忘了她们是来采访红军、了解共产党！”

　　贺子珍只同毛泽东一个人吵了架，吵得非常厉害。气头上什么话都可能喊出来，海伦警告史沫特莱：“你小心吧，贺子珍怪你怂恿她丈夫跟别人调情，要宰了你，就是杀死你。”史沫特莱吓坏了，她早已听说贺子珍英雄侠气，是出名的红军女将领。她与海伦易床而睡，提前离开了延安。后来，吴匡柳也被调离了延安。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刚强的贺子珍一旦倔起来，十头牛也拉不回。她的头上、背上留着那些弹片，天冷痛，天阴痛，痛入脑髓，痛入心肺。这一场风波在她心中掀起狂澜，她按捺不住，忍受不下。身上的伤、心底的伤同时发作，使她倍受折磨。她要走，要离开延安，她要找地方动手术取出身上的弹片，也要平复一下心中的创痛……

　　她走了。是的，我曾极力挽留她。毛泽东继续想下去。我哭了，我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我讲这些话时，哭出了声。可是，她还是坚持要走。我那时是怎么想的？我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我那时说了肺腑之言，她却仍然拒绝了我的心的召唤。她走了，我曾怪怨她。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她，怪错了她。她何曾怕跟随我吃苦啊？她是要保持一颗自尊心！

　　“是我没能理解她，是我伤害了她的自尊心。”毛泽东无声地喃喃，擦去粘在眼角的一颗泪。他已经恢复了冷静镇定。他用心底的声音作了最后的比较：她不如江青多才多艺，也决无江青的风头十足，她远比江青乐于多作奉献。她不如江青聪敏乖巧，也决无江青的矫揉造作，她远比江青热情踏实。她有一腔热血，一副热心肠！

　　“我错了，办了一件错事。”毛泽东对自己说。那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会使用的一种过于平静的语调。他正要按电铃，又停住手。扔掉烟头，朝窗外喊：“银桥，银桥！”

　　“到！”脚步声顺走廊响过来。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今天这种情况，李银桥不会坐在值班室休息，一定警惕地守候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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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十一章

　　依照惯例，毛泽东喝上浓茶就该看报批阅文件了。今天不同，两眼只是凝望前方某一点，喝一口茶，抽一口烟。

　　李银桥始终避开毛泽东正面，小心翼翼不要面对面地注视毛泽东。那样是失礼的。他从进门那一刻，更准确些说，进门前他就想到毛泽东那双微微浮肿泛红的眼睛。

　　他拿出准备好的黄杨木梳子，在毛泽东的侧后小声说：“主席，梳梳头吧？”

　　毛泽东无言，微微合上双眼。于是，李银桥双腿跪上炕头，替毛泽东梳头。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有某种默契。梳齿在毛泽东乌黑的发间梳过，从前向后，沙沙作响。这种长时间的梳头，对失眠人来说是能够安抚情绪、清神养脑的。

　　良久，毛泽东轻咳一声。有些疲困的李银桥立刻振奋起精神。他知道，等待中的谈话就要开始了。大凡家事，毛泽东概不与外人谈，即便是对周恩来也不会谈。他只与卫士诉说。这种诉说，有时是不需要回答，有时却是征求意见。卫士该不该表示意见靠自己去揣摸。这是一门功夫。

　　“江青这个人，”毛泽东只说半句，吮吮唇，停顿足有半分钟，又说半句：“她喜欢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的地位。”

　　窑洞里静极了，除了梳齿与头发摩擦的沙沙声，只有毛泽东沉重的呼吸声。

　　李银桥没有马上回答。因为这句话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半小时前，周恩来曾向他招手。他悄步来到周恩来的窑洞口。“主席起来了吗？”周恩来小声问。李银桥摇头：“还没有。”周恩来思索片刻，说：“现在的形势你清楚，这种事情要尽量化解，你要机灵些。”周恩来挥挥手，李银桥便回到毛泽东休息的窑洞口。

　　停有二三分钟，毛泽东仍无第二句话。李银桥明白，这是应该有所表示了。他没有直接应答毛泽东的话，聪明地绕了个圈子。

　　“来杨家沟时，同志们都说离全国胜利不远了，很高兴。可是，江青说还要作失败准备，她说她一直作了杀头的准备。”

　　毛泽东过了片刻才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屁话！”

　　“她说李自成都打进北京城了，结果还是……”李银桥适可而止。

　　“屁话！李自成怎么能比共产党？”毛泽东回头严厉一瞥。李银桥躲开那目光，自顾掸去梳落毛泽东肩上的头皮屑。于是，毛泽东又把头转过去，闭上了眼。随后，是长久的沉默。毛泽东明白李银桥传话的本意。江青曾多次跟他表示：我跟随你的时候，共产党可是在困难中，失败和杀头随时都可能发生！

　　沙沙的梳头声有节奏地重复着，毛泽东感觉头脑的晕沉有些减轻，思想恢复了活力。他想到杨开慧，想到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还有贺子珍的父亲、弟弟、妹妹，他们都是跟随毛泽东造反而被杀了头。这些人还仅仅是他那殉难亲友和同志们长长的名单中的几个！

　　对于敌人，毛泽东决不发慈悲，也不企望敌人有慈悲！

　　但是，江青毕竟是妻子，是亲人。而且她说得对，她是在困难中跟随了我，敌人对她是决不会有慈悲的……毛泽东忽然生出犹豫和疑问：如果我现在同她离异，在看到胜利曙光的时候同她分手，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件事？

　　“唉，我不该放贺子珍走。”毛泽东轻轻叹息。“银桥，你来得晚，你听说过她吗？”

　　“那次江青驯马，我听老同志悄悄议论，说贺子珍马骑得更好。江青会打扑克，贺子珍会打枪。”李银桥稍顿，又说：“还听傅连璋说过，首长夫人都不爱操持家务，只有贺子珍喜欢自己动手，给主席做湖南风味菜……”

　　李银桥没有说下去。他发现毛泽东睫毛抖得厉害，闭紧的眼角和嘴角时而抽动一下。

　　“他们批评我呢。”毛泽东终于喃出一声，眼角由于湿润而闪闪发亮。“有一次我和朱德遭伏击，是她骑马引开敌人，她的枪法真准哪……”

　　毛泽东闭紧了唇，他的思绪翻腾得厉害，活跃得把握不住。忽而过去，忽而现在，忽而未来。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不能重复过去。和江青分手？现在分手会给将来人们留下议论话题。因为她现在没有大错大过大非。可是将来呢？江青的经历和她的性格明显隐藏着某种不安定的东西……

　　蓦地，一个尖厉的声音在耳畔重新响起：“我不过是个小小的行政秘书……那背景是政治因素，是为了攻击你！”

　　毛泽东一下子睁开眼，警惕地环顾左右：只有李银桥轻轻地、全神贯注地替他梳头。

　　他鼻孔里呼出长气，重新闭上眼。头脑却更加动荡。多少事件匆匆闪过：

　　“打广东是中央的决定，你为什么反对？”“广东富得很哩，打开了有钱又有粮。”“你不要把敌人的力量看得过高，你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你一贯是家长作风！”……这些激烈的指责，来自那些亲密的同志和战友。在红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前委书记，他落选了。多数人不投他的票。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又落选了，多数人还是不投他的票。

　　“打广东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执行中央的决议！”陈毅将桌子拍得砰砰响。毛泽东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着，半晌才顶了一句：“你们要打，你们去吧。我不去！”

　　“毛委员，刘和鼎向闽西根据地进攻了，朱军长请你去龙岩，商量对策。”来的同志用担架抬起重病的毛泽东，踏上崎岖山路。可是，这一次他又遭到反对和指责。

　　“队伍应该拉出去打闽中，端掉敌人老窝，迫使敌人退军！”多数人说。

　　“去不得，那里党的力量、群众基础都不够，去了会打败仗……”毛泽东苦口劝阻。

　　于是，他被冷落在农村，教夜校的群众识字：“工人”、“农民”、“士兵”。

　　倏忽间，他仿佛又看到陈毅伸出手，坦荡磊落地说：“毛委员，这次我们错了。打广东失败了，出击闽中也失败了。队伍损失严重，思想混乱，大家都希望你回去。朱德同志代理前委书记，感到困难重重，他盼望你快些回来领导前委的工作呢！他已经给中央打了报告……”

　　陈毅真诚坦荡的面孔刚逝去，又冒出项英微露尴尬的面孔：“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打赣州战斗。”毛泽东抱病立起身：“出什么事了？”项英眉心紧锁，不自然地说：“三军团久攻不克，几次坑道爆破都失败。部队伤亡很大，敌人援兵又到，我们处境很困难。军委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决定请你来领导这次战斗。”

　　于是，毛泽东冒雨踏上征程。他本是被王明那些人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撤销了军队中一切职务。但是他还是去了。一到前线，他就坚决主张撤赣州之围，把队伍拉到赣西南休整，然后开进闽西，扩大根据地，保存和扩充红军。

　　为此，他被指责为退却逃跑，被撤销红一军团政委职务，受到党内书面警告处分。

　　接着，他仿佛听到口号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仿佛看到一份份决议：全党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彻底清算邓（小平）、毛（泽覃）、谢（邦俊）、古（柏）反党派别和小组织！……

　　贺子珍忧虑的面孔：“他们其实是要打倒你。”

　　毛泽东严峻的声音：“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了。”

　　一位作战参谋同毛泽东说了两句话，立刻遭逮捕，被说成反党分子。

　　多少熟悉的面孔，对面相遇也有意避开了，谁沾边毛泽东，谁就是反党小集团成员。毛泽东家中门可罗雀，完全被孤立。

　　贺子珍义愤的面孔：“他们不叫我管机要文件了。我父母倾家荡产投身革命，他们现在把我父母赶走了，还撤了我妹妹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

　　师长贺敏学沉闷地叹息：“唉，不叫我带兵了，说我支持过邓、毛、谢、古，他们不放心，叫我去当教员……”

　　贺怡愤然拍着桌子：“博古要开除我党籍，说我和泽覃划不清界线。我没什么界线要划清！我生了孩子，他们不许我和泽覃见面，当爸爸的连亲生孩子都不许看了？这算什么党内斗争？比对敌人还狠！”说到伤心处，她哭了，和姐姐贺子珍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毛泽覃终于得到一次机会来看毛泽东，满腹忧虑地说：“二哥昨天又挨批判了。他比我日子还好过些。这些‘洋房子’先生说我是反党小集团的头目，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他们才是‘左’倾盲动主义，不把红军搞光他们就不舒服！”

　　毛泽东严肃、冷峻的声音：“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他们有洋靠山，他们在干蠢事，我看他们长不了！……”

　　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份名单：毛泽覃、贺怡、何叔衡、瞿秋白、陈毅、贺昌、刘伯坚……与毛泽东的关系几乎成了排除于长征之外，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明白人都清楚，当时的形势，留下来的人难保十分之一能幸存！

　　接着，他似乎又看到林彪和聂荣臻溜入他居住的小院，小心翼翼问：“我们要向哪里去？”这种情景是可能被说成“密谋策划”的。毛泽东急忙堵住他俩的嘴……

　　然而，他突兀的动作在实际上只是吓了李银桥一跳：“怎么了？主席。”

　　“哦，没什么……”毛泽东从沉思中惊醒。党内斗争在他头上投下的阴影却没有消逝。是啊，这种斗争是不会停止的，这种警惕也不会松弛的。于是，他又听到江青尖利的声音：拿我年轻时候的恋爱问题作宣传，是为了攻击你、攻击你、攻击你！……

　　毛泽东突然举手一拂：“行了！”李银桥立刻停止梳头。毛泽东呼吸有声，他一旦确立了对立面，就再不会退缩一步。他拿定了主意。

　　“唉，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江青要是我的勤务员，早把她赶走了。现在不好办了，怎么办呢？”毛泽东望一眼李银桥。李银桥明白，不需要他回答，只需要他倾听。毛泽东需要人听他排泄心中的苦闷。“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跟你说，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怎么办呢？凑合着过吧。唉，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当初结婚没搞好哟……”

　　李银桥默默地擦拭梳子。他明白，风暴已经过去。

　　退出毛泽东的窑洞，李银桥看到周恩来站在自己窑洞门的里侧，向他招手。李银桥匆匆走过去。

　　“主席说什么了？”周恩来问。

　　“凑合着过吧。”李银桥答。

　　周恩来吁口气，轻轻点了点头。

　　毛泽东的窑洞里烟雾腾腾。他一下午没有停止抽烟喝茶，李银桥已经替他换过三次茶叶。尼古丁和茶碱兴奋着他的神经，他的面孔已经没有任何疲惫，焕发出奕奕神采。

　　桌子上，炕头上，墙壁上，到处都是军用地图。毛泽东敞开棉衣襟，露出用粗糙羊毛钩织的毛衣，左手撩着衣摆插在腰际，右手的食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寻找着熟悉的地名。

　　周恩来和任弼时在他的左侧，作战参谋人员在他的右侧，大家的目光都随着毛泽东的手指移动。那只巨手下闪过的仿佛不是弯曲流动的各种线条，而是成波状起伏的陕北高原！他的手指轻轻点两下，那是延安和洛川，是作战人员提议的出击地点。毛泽东不语，也不抬头看人，独个儿凝望地图沉思，眉宇间出现了竖纹，像“山”又像“川”。陕北的高山大川都在向那里汇聚。

　　他吸燃了一支烟，齿缝间响起丝丝的抽气声响——陕北农民抽旱烟袋时常发出这种丝丝声。毛泽东只有在兴奋或伤感时才会发出这种丝丝的吸烟气的声音。蓦地，他将巨大的手掌展开，刀一样在黄河西岸的黄土高原上切去，顺势向下一扫，好像有几十万大军被他扫垃圾似地扫去，然后在西安的位置轻轻击一拳，笑了。

　　于是，周围的人都笑了。

　　“蒋介石这个人不讲理，谈输了，撕破脸皮又跟我打。他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到底。既然他先动了手，他先打了我们的延安，以后怎么打就由不得他了。陕北和其他战场的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这一条是肯定了！”

　　周恩来点头，抬起上身说：“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他，吃他，不给他喘息机会。”

　　任弼时也直起身，目光仍然停留在地图上：“问题是怎么打？敌人在延安、洛川都有重兵防守，彼此呼应，成犄角之势……头一嘴要啃得是地方才行。”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先打延安固然政治影响大，能够振奋全国。不过，敌人要是把几个旅摆在洛川塬上，居高临下，可能我们会大费手脚。搞得不好还可能陷入被动。”

　　毛泽东点头，表示赞同。他丝丝地吸着烟气，微微眯细了眼，不失幽默地说：“刘戡这个家伙很狂么，他就敢追着你这个老师打了一年！”毛泽东指一指周恩来。周恩来耸肩一笑。刘戡是黄埔生，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幽默地说下去：“你的学生有林彪、陈赓这样的帅材，也有顾祝同、刘戡这样的蠢材。这一次呢，我们要刘戡彻底舒服。”毛泽东缓缓伸出食指，指向靠近黄河的宜川：“我不打延安，也不打洛川，我打他的宜川。还是老办法，包围宜川，把敌人调动过来。在运动中歼灭它！”

　　刘参谋小声说：“敌人吃围城打援的亏吃多了，他们要是不出援呢？”

　　毛泽东轻蔑地一撇嘴：“哼，我叫他动他就得动。宜川扼守南进门户，占宜川就可出击蒋管区，出击西安，胡宗南他敢不动？总归他动也是完蛋，不动也完蛋！”

　　窑洞里响起一阵信服的叹赏声。任弼时由衷地赞道：“这步棋好！主席几千里外就能调动指挥华东的陈诚和顾祝同，胡宗南近在身边，更没问题，叫他到哪儿挨打他就得到哪儿挨打！”

　　毛泽东指示作战参谋：“要野司电话，找彭德怀。”

　　刘参谋电话联系野司首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轻松地聊起全国形势。卫士组组长李银桥借机凑近毛泽东身边：“主席，小韩有事找你。”

　　“什么事？”毛泽东见电话还没联系通，便点点头：“叫她进来吧。”

　　韩桂馨闪身进来，望望周恩来和任弼时，小声说：“主席，李讷的字帖该换了，想请您再写几张。”

　　“叫她妈妈写么，早就定好的事情怎么又来说？”毛泽东显出不耐烦。

　　“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她说……”

　　“写个字还要多大气力？叫她写，这是我说的。你去吧，我这里正忙。”毛泽东把手一挥便转开了身。

　　周恩来递眼色，送韩桂馨到门口，小声嘱咐：“告诉江青，不要再打扰主席了。也不要再赌气了。主席已经不生气了，马上要打大胜仗了，大家都应该高兴。”

　　这时，电话已经联系通。毛泽东的声音在窑洞里震响：“彭德怀吗？我是毛泽东！你那里准备情况怎么样？……”

　　韩桂馨知道自己必须离开了。她出门直奔自己房间而去。江青还在那里等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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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魅力——第十二章

　　晴夜星光闪烁。北风依然在吹，已经不那么刺骨，偶尔将一丝暖融融的烟气送入人鼻孔，瞬即又消失了。

　　青砖铺地的小院里响起一阵脚步的沙沙声。周恩来只带了一名卫士出门走夜路。油漆彩画的高大门楼下，两名哨兵咔地碰响脚跟，立正敬礼。

　　周恩来点头致意，不曾像平日那样停下来同哨兵问寒问暖，径直走上那段吊桥式的窄路。显然，他不是出去散步，而是有事要办。

　　陕北的农村，冬季夜间很少有村民在户外活动，他们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全家聚在热炕头上共享天伦之乐。街道静悄悄，砖墙和土墙上用白灰、锅烟子新刷的一些标语清晰可见。除了这里那里几声狗吠，偶尔还能听到路旁窑洞里飞出的一阵欢笑声。看来，老百姓都知道彭德怀又打胜仗的消息了。

　　陕北老百姓习惯把国民党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呼为“胡儿子”。仗打了一年，不少人又把“胡儿子”叫作了“草包胡”。也难怪，胡宗南在国民党军中虽然算得上姣姣者，遇了毛泽东只好认晦气，“草包”这顶帽子也就戴定了。这一次他又依毛泽东命令行事，一见宜川告急，忙令刘戡带了四个旅，由大路赶来援救。走到瓦子街，便钻入我军摆好的口袋阵，二万五千兵，没有逃脱一个。彭德怀在战役打响前，曾问毛泽东：“刘戡这个龟儿子，主席要活的还是要死的？”毛泽东在电话里笑道：“《三国演义》里说，张飞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彭德怀便在电话里说：“主席，我立军令状？”他果然击毙了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毛泽东接完电话，吸着烟，用他那浓厚的湖南腔说：“林彪打仗刁、狠，彭德怀打仗勇、韧。这两个人叫蒋介石头疼得很哩！”

　　然而，周恩来在战役前后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他的想法在渐渐成熟，准备向毛泽东提出。因为是大事，素来稳健的周恩来决定先和任弼时商量一下，然后再找毛泽东。

　　已经来到任弼时居住的窑洞前，周恩来敲一敲门，便自己开门走入。任弼时的卫士正迎到门口，看清是周恩来，马上闪身让开。

　　“弼时同志，忙什么呢？”周恩来一直走到任弼时的办公桌旁，在椅子上坐下。任弼时手里还捏着铅笔，屁股刚抬离椅子，见周恩来已坐下，便也重新坐好，推了推桌上的材料：“几份土改材料，准备发下去呢。”

　　“你身体不好，做一项工作不要做太久。”周恩来接过卫士递来的茶水杯，放在一旁，继续说：“血压这个东西就怕紧和累，避开这两个字就能相对稳定。”

　　“所以你就来跟我换换脑筋？”任弼时笑着放下铅笔，起身在窑洞里踱步，问：“你是来跟我说事情呢还是来摆龙门阵？”

　　“有点事我没拿定主意，想听听你的意见。”周恩来拿起水杯，并不喝，捧在手里取暖。他右臂受凉后容易隐隐作疼，“宜川拿下来了。南进门户已经打开。从全局看，中原、华北各野战军已经渡河南进；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已经解放许多大城市；晋察冀、山东、苏北和其他各路野战军也完成了冬季整训，又开始了春季攻势。我看全国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在这种形势下，党需要迅速克服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周恩来停下来望望任弼时。

　　任弼时停止踱步，会意地点点头：“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仍然分了三家。”

　　“我考虑是应该合并到一起了，这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必要准备。不过，宜川已经克复，延安也就指日可下。当初撤离延安，主席是讲过话的。”

　　“嗯，依着他的脾气，那是非回延安不可的。”任弼时睁大眼，朝南指指手，好像蒋介石、胡宗南就立在那边不远：“你们不是叫喊要消灭中共首脑，要捉拿毛泽东吗？我们又回到延安来了！你们还敢来吗？你们还来得了吗？”

　　周恩来轻松愉快地笑笑，马上又恢复了严肃：“问题就在这里呢。我们在杨家沟已经住了五个多月，拿延安还需要一段时间，可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需要中央到一个对指挥全局最方便、最有利的地方去。”

　　“晋察冀？”

　　周恩来注视着任弼时，很有分量地点一下头。

　　“哈哈哈！”任弼时豪放地笑响一串，将手拍在周恩来左肩上：“你想得完全对，可是想得过细了一些。你跟主席说去吧，我敢肯定，也许没等你说完，他就把你剩下的话代为说明了。”

　　“你怎么敢肯定？”

　　“主席第一不是犟，第二才是犟。”

　　“第一是什么？”

　　“恩来同志，你比我清楚哟。”任弼时凑近周恩来，突然压低声音，轻快地喃一句：“识时务。”

　　周恩来文雅地抿着嘴唇，嘴角漾起几丝浅浅笑纹。略想一想，说：“那么，我们跟主席说说去？”

　　“你去说吧，就说我跟你的想法完全一致。”任弼时将周恩来送到门口，忽然又扯了一下他的衣袖：“中央留在陕北的目的已经达到，这是提建议的前提。”

　　桌子上堆满了稿纸，下边一张被遮住大半的稿纸上，有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露出来：“……兼论西北大捷”。

　　毛泽东放下笔，双手用力搓搓脸，然后又将指头插入浓密的长发中向后梳理按摩。他听到敲门声，并不理睬。直到传来卫士的报告声才停下手。

　　“周副主席来了。”

　　“嗯，恩来？”毛泽东缓缓扭头，“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跟主席请示一下。”

　　“什么事？”毛泽东朝椅背靠去，将手朝旁边椅子一伸：“坐么，坐下说。”

　　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用他那温和清晰的声音说道：“彭德怀拿下宜川，西北战场大局已定。主席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这是很清楚的罗，胡宗南的失败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主席曾说过，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这一年，我们走到哪里，刘戡就跟到哪里，梦想搞掉我们中央机关。搞来搞去，现在把他自己搞掉了。我觉得，中央留在陕北的目的已经达到。”

　　毛泽东淡淡的眉毛动了动，没有说话。他的目光从周恩来脸上移开，移向窗外。稍停，取出一支香烟吸燃。然后慢慢地、慢慢地站起身，鼻孔里呼出一道粗气，一步一步走向窗前，立住不动了。就那么吸烟，就那么凝望。好像隔着窗帘就能望清那片熟土，望见陕北高原的每一道梁，每一条堑。他明白周恩来话里的意思，近来他考虑再三没有定下决心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中央胜利返回延安，可以产生巨大政治影响，对我军民将是极大鼓舞，对敌人士气会是一次严重打击。但是全国形势发展如此迅速，必须统一领导，强有力地把握全局；必须选择一个对指挥全国各战场最方便、最得力的地方，这是战略上的要求……

　　“那么说，”毛泽东没有回头，声音沉重，“现在我们是要过黄河了？”

　　“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到了，我们的前委、后委、工委应该尽快合并在一起。”

　　“就是要离开陕北……”毛泽东喃喃自语。片刻，仍然面对着窗口问：“大胡子有什么意见呢？”

　　“我怕自己的想法不成熟，已经征求过弼时同志的意见，他跟我的想法完全一致。”

　　毛泽东连吸两口烟，扔掉烟头，蓦地转回身，向卫士吩咐：“地图。”值班卫士张天义忙拿来一张军用地图。毛泽东在椅子上坐下，两手分开衣襟按在两肋下，低头查看地图。周恩来明白他已下了决心，便走到旁边俯身一道看那张地图。

　　“你看我们应该搬到什么地方？”毛泽东望着地图问。他估计周恩来已经仔细考虑过了。

　　周恩来用指头在地图上圈了一个小范围：“我想，晋察冀比较合适。那里的位置比较适中，冀西太行山区一直是我们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跟陕北是一样的。”

　　毛泽东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地图上一圈：“那就跟少奇和朱总搬到一起吧，也到西柏坡！”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好，这件大事就由你来办。”

　　“我想由这里过河，在双塔村见见后委的叶剑英、杨尚昆，然后经蔡家崖，看看贺龙、李井泉，然后到阜平的城南庄，那里可见到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彭真等同志……”

　　毛泽东将地图拿开，说：“具体事不要跟我说了，都照你的意思办。”

　　河北阜平县城南，大约三十多里远近，群山逶迤，突兀颠连。依山蜿蜒的胭脂河冲积出一片小盆地。河北岸，杨柳树掩映着一座几十户人家的村落，这便是城南庄。庄子东面，有几排整齐的平房，四周打起围墙，独成一个大院落。这里就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老百姓熟悉而不易见到的是聂荣臻、彭真、刘澜涛这些领导人物；老百姓熟悉而随便交往的是机关管理员、司务长一类角色。

　　傍午时分，朝地里挑粪土的农人懒洋洋往家里晃回来时，村口大路上响起大车轱辘与车轴摩擦的尖利单调的吱哑声。车上载了粮食、菜蔬和半扇肥颤颤的猪肉。车把式眯缝着眼抱袖晒太阳，任凭老马识途自己往回走。对于路旁老乡的招呼声他不闻不应，至多不过将眼球在眼缝里移一移，从眼角投去那么一瞥。因为老乡招呼的不是他，而是坐在车辕另一边的司务长。

　　“老刘，又拉回货了？”

　　“哎，到王快镇跑了一趟。”

　　“家里坐坐去？”有的河北老乡习惯这样寒暄，并非真有其意。

　　“不去了，改天吧，回去事还多。”

　　大车已经进村，司务长跳下车跟在大车旁边走。他是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官不大，但是经常能接触首长，在一般人眼中便也有了一些分量。

　　和所有当司务长的一样，他身上的军装经常是油渍麻花，散发着复杂强烈的气味。有大葱、萝卜和生姜味，有酱油、酸醋和棉籽油的味，有时还能闻到生鱼、生肉的膻腥味。不过，他的脸盘要比一般连队司务长生得白嫩，也少有老兵油子那种邋遢动作。他身材结实匀称，走路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敏捷。他嘴不大，笑起来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显得又热情又纯洁。不过，他那栗色的眼睛格外亮，转动起来的时候，可以认为是精明强干，也可以认为是贪婪狡诈。仿佛是为了给他的名字“刘从文”作个证明，他的耳朵上总是夹了半截铅笔，随时能写能算。总起来说，他还算首长和同志们喜欢的人。

　　大车进了司令部院，从四排平房的旁边驶过时，他看到司令员聂荣臻正与几位首长立在门前聊天，大约是准备吃饭了，聊得很开心，不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一位首长似乎还望见他点了点头。他莫名地升起一阵恐惧紧张，还出汗了。匆匆转过屋角，躲避一般。

　　马车停在伙房旁。他高声大气吆喝人搬货，自己先扛起一袋面。可是，那位围着围裙手抓长柄铁勺的张师傅把谢了顶的脑袋朝他伸去，叫喊一嗓子：“司务长，孟经理来了，在你屋里等着呢！”

　　他一哆嗦，已经上肩的面袋子又落回大车上。他下意识地掸掸身上的面粉，好容易稳下神来，用勉强装出的高兴样子朝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赶去。

　　“哟，孟经理，我刚走一趟王快镇，找你没找着。”

　　已经立在门外的这位孟经理三十出头，中等个，面皮黑黄，军帽沿下那双本来不大的眼睛又总喜欢眯缝着，令人难测深浅。眼角几道放射状的纹路一直伸到太阳穴，使他的样子比实际年龄显大许多。他喜欢闭着嘴笑，这种形象在外人看来是一种谦和甚至腼腆，在刘从文眼中却是阴狠狡猾的特征。他是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所办烟厂的经理，叫孟宪德。

　　“到管理处有事，一早我就过来了。”孟宪德眼缝里闪出锐利的波光，像一条无形的蛇信，朝大车那边触探，接着又在刘从文的脸上舔噬。大概是慢性鼻炎的缘故，他说话声音低沉，瓮声瓮气：“你，怎么样？好像还胖了么。啊？嘿嘿嘿。”

　　他的笑声像用手指头轻敲牛皮大鼓，动静不大，却隆隆的分量不轻。刘从文心头发悸，忙伸出手：“进屋吧，进屋说。”

　　刘从文关门时，目光飞快地向外扫一圈，确信没有人，便猛地转回身，一脸难色，用乞求的口气压着嗓子说：“不行啊，下不去手，我试过几次……”

　　孟宪德并不看他，随手翻动桌上那本油印的政治教材，平平淡淡地说：“有人能下手，二指宽的纸条送出去，就能要了你的命。”

　　刘从文觉得心头那阵颤栗像电波似的一下子发散到手指尖。他弓了腰，可怜巴巴向前探出身：“我不是不想干哪，那么干非暴露不可……”

　　“既然进来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暴露怕什么？干完你就走。聂荣臻的脑袋值多少钱？你毒死他，你这辈子就吃不完花不光。你不毒死他，你也活不了！”

　　“我发誓，昨天我已经准备好了，什么都想好了，一步一步算计的。可处长忽然把我们都叫去了，供给部部长都到了场，讲了一大通提高警惕，一个人一个人地敲鼓。保卫干部也来了，那架势好像发现了什么，吓得我回来就把那包药埋野地里去了！”

　　孟宪德从眼缝里凝视着刘从文，半晌不语。他判定刘从文说的是实话。发现什么了？不可能。他拉刘从文参加特务组织半年多，还没让他搞过什么破坏活动。他忽然眼里闪亮：莫不是要来人？上次刘少奇来也曾这样……

　　“现在，食堂里来了两个科长，整天围着锅台帮忙，他们可不是没事干的人！”刘从文还在诉说。

　　什么人要来？竟有这么大动静！刘少奇来也没有这样子呀，难道是……孟宪德突然打个冷颤，耳畔响起隆隆的歌声，那是解放区近来唱得最响亮的一支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会是他来？如果、如果，那么、那么……一颗火苗在孟宪德心中砰地燃起，迅速蔓延全身。这可是蒋委员长几十年梦寐以求而始终不曾如愿的心腹大事啊！他一双眼望住窗外的远天，茫茫昧昧，两只手下意识地作出一些狠狠的动作，配合着紧张的心理活动，最后终于站起来，带着欲望和焦躁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过了片刻，他开始恢复平静，重新望着那个痴痴不作一声的刘从文：“嗯，你说的我相信。你是党国的忠诚战士，我正要告诉你，我这次来正是要告诉你，你已经被上面正式任命为上尉谍报员！”

　　刘从文既不曾立正，也不曾说一句感激栽培的话，他只是咧了咧嘴，笑比哭还难看。

　　那个瓮声瓮气的声音继续说下去：“没有谁怀疑你，放宽一百二十个心，你什么事也没干，你还是司务长刘从文。”孟宪德靠近了刘从文，几乎咬住他的耳朵，声音轻得像柔风拂过阔叶林：“从今天起，你睡觉也要睁开一只眼。我告诉你，中共肯定要来大家伙！”孟宪德屏息磨磨牙，加重一些语气：“如果来了毛泽东，嗯，只要你伸伸手，你孙子的孙子也吃不完，花不光！”

　　刘从文又是一阵战栗，随即心里轰响一声，全身便着火一般燃烧起来……

　　十余条木船顺序起锚，离开黄河西岸。

　　毛泽东立身船尾，挥动双手向送行的人群致意。阎长林和李银桥分列两边，稍稍靠后，也伸出一支手臂挥动。弯曲的河岸云一般向后飘去，簇立的人群缓缓抽缩。毛泽东忽然想起什么，回身招呼支队参谋长叶子龙：“子龙，动作快点，以陕北为背景，给我照一张像吧！”

　　阎长林和李银桥立刻退后，退到叶子龙身边。叶子龙有些手忙脚乱，一边摆弄相机，一边嘟哝着：“好，照一张、应该照一张……必须照一张！”他好不容易举起了照相机。由于激动，差点被浪晃倒。

　　“镜头盖！”李银桥扶一把，大声提醒。

　　“他妈的，差点误了大事！”叶子龙咒骂着揭去照相机前的镜头盖：“主席，准备，照了啊——”

　　咔嚓！快门闪过。毛泽东将背在身后的手收回，慢条斯理说：“一段历史过去了，历史就由历史去作结论吧，活人还得往前走。”

　　随行人员没有作声，细细琢磨着这句话。身随浪涌，每个人脸上都显出一种澎湃激昂之色。

　　船近河心，浪头翻卷。浪起时，船竖直跳起来，像离弦弩箭；浪沉时，又卷过河底，两岸立刻被水遮住。料峭的北风携着水星肆意扑来，一块磨盘大的冰砣直朝船头扑撞，被船工的杉篙轻轻一点，转了两转便滴溜溜顺着船舷漂走了。

　　“天地之间人为贵！”毛泽东发出轻轻的叹赏声，将手抚在李银桥头上，小声问：“再跟我帮一段忙好吗？”

　　李银桥心里一阵热，还有一丝酸酸的滋味。到杨家沟不久，毛泽东曾问他：“半年到了，你还想走吗？”李银桥说：“想走。”毛泽东深吸一口气，怅然望天。久久才说出两句：“有约在先，你可以走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再帮我半年忙，等我收拾完胡宗南。”于是，李银桥便又留了下来。

　　“主席，我不想走了，我想一辈子跟在你身边。”李银桥说着，两眼早已湿漉漉。

　　毛泽东深深地望他一眼，忽然回身问满船的随行工作人员：“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我敢！”石国瑞喊，“发大水的时候我游过延河。”

　　“我在枯水季节游过黄河，”孙勇不慌不忙说，“我可以试试。”

　　“那好极了。”毛泽东动手解衣扣，“我们不用坐船，你们俩随我游过去吧！”

　　“哎呀，那可不行！”石国瑞始料不及地喊起来，“现在是凌汛期，水急浪高，沙子多得比熬粥还稠。”

　　“今天河里有大冰块，不能游了！”孙勇也打起退堂鼓。

　　“哈哈哈，”毛泽东放声大笑，停止解衣扣，指着两名卫士说，“不能游了？你们是不敢呵！你们藐视谁都可以，但是不能藐视黄河。黄河是我们民族的魂！”

　　毛泽东话音落下，行船已到中流。水天之间一片船工的呐喊声：“嗨唷、嗨唷、嗨唷！”

　　“嗨唷、嗨唷、嗨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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