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研究续集

• 目录
  • 《二二八研究续集》前言（李敖）
  • “二二八”事变后蒋经国没来台湾弹压吗？（李敖）
  • “二二八”的元凶（孟绝子）
  • 我们对不起台湾（梁辛仁）
  • 血洒台湾始末（鸿民）
  • 台湾二二八事件真相（胡允恭）
  • “二二八”事变的透视（雅三）
  • “二二八”事变思痛录（黄旭东）
  • 它告诉我们什么？（夏奕）
  • 台湾二二八真相（路人）
  • 鬼话台湾（洪去火）
  • 我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萧铁）
  • 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史津）
  • 二二八起义为何失败？（苏新）
  • 台湾“二二八”起义（蒋顺兴）
  • 试析台湾“二二八”起义前的四大经济矛盾（陈正卿）
  • 二二八记事（钟理和）
  •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彭明敏）
  • 我的回忆（黄朝琴）
  • 震瀛回忆录（吴新荣）
  • 岭海微飙（丘念台）
  • 无花果（吴浊流）
  • 六十回忆录（韩石泉）
  • 二二八事件第一手史料（黄金岛）
  • 在台北台湾省编译馆和台湾大学及出走（李霁野）
  • 介绍“二二八事变亲历记”（屠申虹）
  • 发挥同胞爱清除仇恨心（何容）
  • 台湾三年（叶明勋）
  • 不容青史尽成灰（叶明勋）
  • 台湾苦难反省日（孟绝子）
  • 二二八的立碑问题（李敖）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二二八研究续集》前言（李敖）

　　我在《〈二二八研究〉前言》中，提到我编著的体例是：“以排比的文件证据，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它。”“旁征博引、巨细不遗，目的就在使人从众说纷陈的证据里，慎思明辨，知所去取，了解真正的二二八。”我所以定下这种体例、做出这种导读，原因就在我深刻感到，四十年来，关于二二八的处理，不幸已完全陷入“不入于杨、则入于墨”的偏执状态，它被充满政治目的与作用解释了。事实上，这些解释都是后来附加的、追赠的、党同伐异的，真正的二二八，有它单纯的一面、有它复杂的一面，但是不论单纯或复杂，都不是偏执解释所能适用的。

　　十四年前，我在军法处看守所做政治犯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大胖子，牢人指点，这个大胖子，不是别人，就是二二八事件时因取缔烟贩而肇事的“警察”赵子健。赵子健安徽人，当年肇事时才三十一岁，只是一个嚣张跋扈的治安人员耳，这种人取缔烟贩，事件极为偶然，引发骚动，十足是一种民变。这种民变，基本上，和李自成因被当众修理而引发民变殊少不同。这种单纯的一面，予以偏执的解释，戴上“二二八武装起义”“二二八大革命”之类的有意的、伟大的帽子，就太不对劲了。

　　另一方面，像二二八这样动众劳师的大事件，首事的和卷入的分子，各行各业，所在多有，它的主轴是暴民滥杀与部队滥杀，被害人从善良外省人到善良台湾人，都在劫难逃。这一悲剧的演出，是很复杂的，但是偏执的解释却干脆把它简单化。国民党方面，往共产党身上一推，就不愿再谈也禁止再谈，所以二二八以后三十年内，在台湾岛上，简直没人敢公开谈它，连写文章，都要以×××××代替。相对的，共产党却每年大谈特谈，直纪念到一九八〇年，才告稍歇，这时台湾岛上的党外人士又继起。外省人孟绝子且最早提出“台湾苦难反省日”的构想，这一构想，他在演说后四年，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李敖主持的《万岁评论》上。外省人这一构想，后来由台湾人承接，从鼓吹立碑到和平日到公义和平运动，每年闹得如火如荼。不过，他们把复杂的二二八偏执在台湾人的苦难上面，却又不无问题。我曾说过：二二八的死难者，不全是台湾人，也有无辜的外省人，在研究二二八的历史上，我看到了太多的本省流氓浪人们，他们怯于攻占官方的据点，却勇于打劫民间的行人，包括轮奸外省无辜妇女在内，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是不是也该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也许有些仁人君子和公正人士们说，台湾是台湾人的，你们外省人跑到台湾来，出了事，难免要受“冤屈”，但是，高山族若站出来，谁还好意思说这种话呢？正因为台湾人的祖先从大陆来台，欺负他们、欺骗他们、欺凌他们、残杀他们、联合外国人（荷兰人）把他们无异种族灭绝，他们才逃到高山之上，试问今天的仁人君子和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把当年台湾人“冤屈”高山族的血泪，公道一下呢？要立大家立，在为二二八立个大碑的同时，是不是也该为高山族立小碑呢？

　　这本《二二八研究续集》，就是在避免偏执的心愿下的另一产品。我希望读者特别注意这一心愿，没有这一心愿，任何二二八的材料，都是断烂朝报耳。

　　1989年2月13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二二八”事变后蒋经国没来台湾弹压吗？（李敖）

　　蒋经国死后，朝野上下海内海外一片马屁声，令人恶心之至。马屁之中，有私人的、有官方的，不管是哪一种，看来都是童话中“国王的新衣”的招数，全体都为谄媚当道，睁眼说瞎话。问题只是这种瞎话，并非童话中的童子所能拆穿，要拆穿他，需要高人才行。现在就举一例，以见高人功夫。

　　马屁声中的一个特大号马屁是说蒋经国功在台湾、对台湾的老百姓一片恩德，此一恩德，自从他来到台湾后就开始了。而蒋经国来台湾的时间，是1949年随政府撤退到台湾之时。这一说法，不但见之于蒋经国著作，并且见之于他死后台湾电视的三台联播——由马屁精“新闻局长”邵玉铭主持的联播，其他大小媒体，当然也众口一声，一律跟进。

　　事实上，蒋经国第一次到台湾的时间，不是1949年而是1947年。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第十八天（3月17日），是跟着白崇禧一道来的。这一事实，都登在1947年3月19日《新生报》第一版上。白崇禧是当时国防部长，因为属于桂系，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所以有蒋经国这种类似宦竖的人物，夹在十四人中，以为监军。飞机于上午9点40分在南京起飞，中午到达台北松山机场。

　　当时蒋经国来台的表面理由是“宣慰视察”，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第二处处长名义“视导团务”，“使台湾青年之思想坚定、观念正确”，这些理由，都登在1947年3月20日的《新生报》第二版上。先从表面理由看，“使台湾青年之思想坚定、观念正确”，在当时兵荒马乱、喘息未定之时，谈何容易！所以，这种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大业，实在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还是意在白公也！

　　蒋经国在台湾只住了两天，3月19日上午8点半，就坐专机先返回南京，内幕原因不详。他走后，虽说蒋介石的指示是“参加事变人员除共党分子煽惑暴动者外，一律免究”、是“与事变有关之人民，除共党分子煽惑暴动、图谋不轨者，决予惩办外，其余一律从宽免究”，但是，把人民扣上“共党分子”的红帽而予以“究”一下，又有何难？所以，实际的情况乃是宣慰其外、弹压其中，蒋处长的阴功，实不可没也！

　　被国民党迫害的伟大文人马寅初喜欢浇自己的凉水；被国民党迫害的另一伟大文人李敖却喜欢浇别人凉水，这篇文章，浇了马屁精们的凉水，不亦快哉！

　　1988年3月5日晨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二二八”的元凶（孟绝子）

　　台湾是个小岛，人们做事的态度都是一窝蜂赶时髦，五分钟热度。连为台湾最大的惨案“二二八”翻案，也是如此。

　　前些日子党外一些刊物为“二二八”翻案，出专辑，办演讲，真是轰轰烈烈。但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今安有哉？

　　就是在轰轰烈烈期间，党外人士论“二二八”也是把握不住方向，总是轻信国民党走狗文人故意的诱导，而认为“二二八”的罪魁祸首是陈仪。

　　“二二八”惨案应该分为五个阶段：

　　（一）酝酿期。

　　（二）爆发期。

　　（三）镇压期。

　　（四）追捕关杀期。

　　（五）隐瞒期。

　　从光复到爆发期前夕，是酝酿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派到各光复地区的接收人员，在接收方式和处事态度上，都是大同小异，都是把接收变成了劫搜，使各“劫搜区”都发生了“二二八”，只不过形式有明有暗，规模有大有小，程度有轻有重，日期有前有后，但其为“二二八”之性质则一也。这就是说，在蒋介石酱缸里腌制出来的接收官员，都是一样，并不是只有陈仪会弄出“二二八”来。所以，冤有头，债有主，台湾“二二八”的真正罪魁祸首，乃酱缸厂长蒋介石也。

　　“二二八”爆发期的一周间，蒋介石并没有撤换陈仪，反而紧急派遣大军来台进行血腥屠杀式的镇压。镇压期，蒋介石也没有撤换陈仪。镇压完毕后，蒋介石才派魏道明接替陈仪来当台湾省主席，聘陈仪为国民政府顾问。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蒋介石又升任陈仪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这一连串对陈仪的态度，明白显示出陈仪在台湾的作为，是合乎蒋介石的心意的，蒋介石是很支持陈仪的。由此可见，“二二八”的真正罪魁祸首，乃蒋介石也。

　　镇压期结束后，台湾在表面上是平静了，但暗中，蒋介石命令特务展开了捕风捉影式的追捕关杀行动。也同时开始了隐瞒真相期。追捕关杀行动进行了将近十年，隐瞒真相则到今天还在继续中。

　　蒋介石隐瞒“二二八”真相，同时又暗中命令特务捕风捉影地大肆追捕关杀与“二二八”有牵连的台湾同胞，这意味了什么？意味了蒋介石正是罪魁祸首。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台北杀死陈仪，原因不是“二二八”，而是陈仪的“左倾”。

　　彭孟缉是“二二八”期间残杀台湾同胞的刽子手。从那时起，蒋介石就对他另眼相看，宠爱有加，把他从少将飞快地提升为一级上将。这又意味什么？这意味了蒋介石百分之百是“二二八”的罪魁祸首。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我们对不起台湾（梁辛仁）

　　——二二八民变的分析

　　莫以为台湾孤悬海上，容易与便利统治。台湾人民是泼辣辣的，能争能乱。历史得出了这个结论。郑成功的故事太长了，不胜赘述。在满清征服台湾以后，二百三十年间，前后叛乱二十二回。那里出过“皇帝”朱一贵，好汉林爽文；有汉番二百年的斗争，也有二百年的械斗经验；民族意识特别强，是哥老会的故乡，是冒险家的戏园。甲午之役，清廷把台湾割让日本。台人独力抗日，建立台湾民主国，大小战事，延续八年。虽力竭势屈，志业未终，但在日本统治台湾半世纪里面，革命暴动前仆后继，一再发生。或要求独立，或主张自治，或倡导归宗祖国。有群众运动、有政党、有理论。一言蔽之，台湾人民是在斗争中生存下来的，没有斗争就不能生存。他们既不是化外之民，也不是天生的顺民。

　　中国是靠民族主义收复台湾的。

　　光复之初，台胞欢天喜地。何以故？因为他们以为解放了，解放的意味，是自作主人，他们想：政治该自由了，经济该好一点了。讵事与愿违，中国统治一开始，在台人眼中，就是另一殖民地统治方式，不过日本人换外省人而已。长官制度有好有坏。平心而论，善用之，是可给台湾做些事情的。无如台胞心理，却直觉其为总督制的复活。在日本统治初期，总督武臣兼摄文职，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还有个“六三”法令，总督有权立法，可以独断专行。长官制度则酷似总督制度，在收拾民心方面，已输却一筹。再下来，政府到的全班人马，虽点缀着几个重庆去的台湾人，然大权紧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几个亲近政府的台湾人，不久便被人民唾弃为“半山”（纯外省人叫唐山，或阿山）。实际“半山”并未被政府大用——台北市黄朝琴调去做工商银行董事长，新竹县长刘启光调去做华南银行董事长，高雄县长谢东闵左迁民政厅副处长闲缺，教育厅副处长宋斐如连闲缺也保不住，一纸命令就被免职了。……驯至通台湾话的闽南人，也受到排斥。财政处处长张延哲，处理台湾经济问题，著有声誉，一调调到秘书处处长，上下夹攻，动弹不得。高雄市长连谋，一走了之。……看了这节人事浮沉录，外省人固与日本人相类。重庆去的台湾人如此，土著台湾人更休想抬头了。虽然在统计表上，外省籍官吏仅占百分之十九点九五，但重要职位都由这班人盘踞。台湾籍官吏，乃充其部属，不能不唯命是从。隔阂便由此产生出来了。

　　到台湾做官的外省人，本事是否高人一等呢？我不能否认其有干练之材，但在台胞眼里，却一无是处。因为贪污舞弊不免，官僚习气不免，行政无效率，技术尚空谈。只见公文来，公文去，纸面计画一堆，开口理论一套，实际做事则甚低能。在外省人眼里，又看不起台湾人，因为他们（台湾人）不能写中文，不能讲国语，不懂党义，不谙推拖骗及其他一切官场习惯。外省人看台湾人有点日本气，台湾人看外省人与日本人同一属类——“四脚的”，所差只一个是“狗”，一个是“猪”（这话普遍流传，在公开应用）。因此人事感情越来裂痕越深越大，已经很难缝合了。

　　再说到经济方面，台湾人生活在现代化的社会里，现实不过。每个人都晓得为自己勤打算盘，野心无大，但毫厘不爽。他们看见日本人的一切财物，点滴归“公”——统统给外省人拿去了，真是气愤与眼红。日本在台湾公私占有的财产，为数至大，靠做日产奴隶而苟活者不知凡几。让我开一张接收简表吧：

　　日本公有土地 2462350甲

　　日本私有土地 218030甲

　　（全台土地3707657甲，接收占百分之七十。）

　　七家银行全部接收或整理，民国三十四年额定资本总计为七千五百八十万元台币。

　　房屋接收14890栋，占地6984806甲。

　　代收日人存款478935244元台币。

　　全部工厂（台湾人私有的工厂，仅小小数家）。

　　火车、船舶、汽车等交通工具。

　　看这张简表，可知掌握台湾人的命运，已由日本人易为中国政府了。上举接收，台胞不但毫未分润，概由政府霸占着，迟迟不处分，而且是生产停顿，活的机器变成了死的废铁。过去台胞做机器与土地的忠仆，还可以生活，现则在失业浮荡，饿着肚皮。

　　台湾贸易，从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年）起就出超了，每年对日本出超一亿（日圆）有奇，对外国出超约三亿（日圆）。收复后虽仍然保有出超的光荣，但那是有出无入的搜括。宋子文到台湾，要糖十六万吨，要煤，要米，要……可怜呀！台湾去年产糖仅有七万吨，中国搬的是日本时代的储藏。台湾煤产本来只能自给，现在米不够吃了，但是没有办法，也得源源贡献。有良心的当局曾慨叹：“中国实在不配做台湾的祖国。机器坏了，我们不能修，缺了不能补。要什么没有什么。我们只是伸手台湾尽取东西。”

　　以上是激成台湾民变最大的原因。其小焉者，不胜类举。

　　导火线是专卖局。烟草、酒、樟脑、及火柴专卖盈余，在日本曾占台湾岁出百分之七十五，现已变成了赔本生意。这回民变发生在取缔私烟。所谓私烟，即走私去的香烟，由淡水上陆，在台北批发。专卖局出产的纸烟实在太坏，丝松味土，吸两口就完了，吸完即感灼喉难过。因而，私烟市场势难消灭。卖烟大抵是一帮有组织的下层人民。前面说过，台湾曾是哥老会故乡，所谓“台北鲈鳗”（浪人）是不好惹的，强悍无比，打死了绝不哀号。但光复后，他们为祖国服务，维持治安，不遗余力。据说不久以前有一批“鲈鳗”被捕，消息不明。愤慨之馀，早存报复之念。惨案就发生在政府触了这个礁。可是，最初演出极其文明，是在街上打锣聚众的，是彬彬有礼的请愿运动。又是政府开枪开坏了——枪声一响，人就变了野兽了。

　　二月二十八日一场大乱，流血、杀人、烧、打，一齐来了。有一点是特别的，可没有抢。从专卖局搬出东西付之一炬，可是无人去贪得了一支烟或一盒火柴。那是民怨，是民怨沸腾呀。“暴徒”两字硬是安不上去。各地响应当有过激，然而性质相若，其爆发并无组织，说不上谁在煽动。当然小团体的形成，是存在的。

　　从出面向政府交涉及组织处理会的那些人物，也许可找出小团体的背景。台北顶出风头的是蒋渭川，开书店，十足民族主义者，乃兄蒋渭水是台湾革命运动一巨头，人望甚孚。渭水已故。抗战期间，其女逃出虎口，投奔祖国曲江，一片丹心，令人感泣。渭川氏有若干土著势力，参加台湾政治建设协会。这个会已于三月十四日下令解散。大部分子都是不平人士，只能说是反陈仪派。平时剧烈攻击省政，有破坏力量。但惨案发生后，蒋渭川的态度毋宁说是软弱的。他天天到台北电台广播，呼吁和平，痛斥日本，声嘶力竭的说：“拥护国民政府，保护外省人。”第二个王添灯，是大茶商，省参议员的激烈派。或谓其激烈乃因茶叶生意与统制冲突之故，要亦不外经济利益。林宗贤是年轻的大地主，瘦小的富家子弟。杜聪明，一个八面玲珑的医学博士，人格学问都靠得住。林梧村是以前在台湾办侨运的汕头人，无何力量。林忠，参议员，广播电台台长，老实忠厚，国民党员，绝无贰心。李万居，台湾新生报社长，对国家忠心耿耿，质之鬼神而无疑。……别的不说了，看这些人物，既不是奸人，也不是奸党，这是可以确言的。最多只是土著势力，具有台湾人这个意识而已。是的，台北也发现过“怪文书”，也有一个青年登坛主张过国际共管。但那言论，并未博得人民的同情，只能当作一种不负责任的一时愤慨之词解释。再说一句，如无血比水浓的民族主义，这回台湾该完了。是的，台湾难保无“奸党”潜入，这是极普通的事。但受“奸党”领导与煽动的，实在看不出来。有之，亦微不足道，何事渲染？由海南岛回去的台湾（被日本征召的）退伍军人，可能传染了一些色彩，但也不能一概戴以红帽子，因为那些人是散漫而复杂的。

　　台湾民变可能被压平，但若政治不改途更辙，必有第二度民变发生。那时因有经验，就该有组织了。现在处理事件的手段是强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左奸党，右奸党，左右皆死，无一条生路。但我要重复一遍，莫以为台湾易治，台湾人能争能乱，经此创伤，民心背矣，真个背矣。哀哉！

　　（《新闻天地》第二十二期，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血洒台湾始末（鸿民）

　　（本报特稿）杀，杀，杀。台湾官民互相砍杀了一个月，这个“美丽的岛”上洒满了黄帝子孙自己的鲜血，种下了无穷的省际仇恨，痛定思痛，抚摸一下伤口，检查一下自己的伤痕吧！

　　奉命到台湾宣抚的国防部长白崇禧三月廿九日从台湾广播说：“从二月廿八日到现在，外省籍的公务人员和他们的眷属被杀与受伤的，先后已在千人以上。”旅台闽人遇害的据非正式统计在三千以上。

　　台湾人民死于平乱军事的，据纽约时报南京电根据外人估计，有一万人之多，另有数千台人被捕下狱，还有成千的台人逃到荒山与豺狼虎豹为伍，作了生番保护下的政治难民。

　　据外人消息，台人团体已与英美领事接洽，要求联合国托管。外报忽然提醒读者说，台湾归还中国尚未经国际条约批准，尚不算数。美国人强调美国在台湾的利益，说台湾是日本到菲律宾间军事阵地重要的一环，司马昭之心，路人共见。

　　打老太婆肇祸端

　　就新闻铁幕缝里露出来的消息，肇事经过情形是这样的：二月廿七日，陈仪的那个剥削老百姓与民争利的专卖局出动了大批所谓“经济警察”，在台北搜查“私烟”。警察在一条街上碰到一个卖香烟的老太婆，警察老爷遂上前逮捕，老太婆以本小利薄，依此如命。苦苦哀求饶恕，警察不耐烦，便拳打脚踢，硬拖走了。

　　围观民众见状无不怒火中烧，但都敢怒不敢言，偏巧斜刺里来了一位台籍大官人——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总务处长王民宁，王见状不忍，率领民众前往长官公署（前日本总督府）请愿。

　　群众在长官公署前伫立良久，不得要领，人却愈聚愈多，愈吵愈乱，骚动乃起，军警开枪弹压，杀死了三十余人。

　　一夜间，消息遍传台湾，次日各地民变蜂起。廿八日台北暴民纵火烧了专卖局，包围了行政长官公署，秩序大乱。基隆、台南、台中各地亦相继乱起，台人殴打外省人，军警枪杀台人，全台陷于混乱。

　　不能台语请吃拳

　　据基隆逃返上海人士说，二月廿八日该地骚乱情形称：“殴打老太婆与军警杀人传到基隆，地方顿形不安，次日台北暴动传来，空气益紧张。当晚数十台人在大世界电影院集结，电影散场，台人检查所有顾客，先以台语（即闽南语）问：‘你是哪省人？’听不懂的人马上拳打脚踢，一顿痛殴，听得懂的人，又改以日语盘问，答不出即断定冒牌台民的福建人，打的更重，当场一个福建人被打死。”

　　缓兵计动乱暂靖

　　扰攘数日，地方士绅不愿见事态扩大，由台北巨绅蒋渭川领头代表民众向长官公署交涉息争。陈仪因为当时驻台兵力单薄，态度亦甚妥协。议定组织军政民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善其后。

　　陈仪允民众请求将军队撤离台北市，以避免冲突，并答应人民陈述政治利弊，共谋兴革。各地骚乱乃逐渐平息。

　　蒋渭川等与陈仪再三磋商，陈仪不碰正题，却大谈共产主义，说：台人在不共产和不脱离中央原则下，无不可商议。久议无结果。

　　大兵一到杀杀杀

　　就在七日夜从闽沪来援的大兵在基隆登陆了。陈仪拒绝了台民要求，第二天就厮杀起来。军宪警大屠台人，挨户搜查洗劫。台人也武装进攻银行、兵营、官衙。乱事延及台南、台中、嘉义、基隆、新竹各大城，以及小村镇。

　　据纽约时报引述美侨所谈在台北目击情形称：“军队从大陆开到后，一连杀掠三日，玉石俱焚。在一个时期，在街上见人就杀，并破门入宅杀人。在贫民窟区域，满街都是死尸。”

　　这个美侨又说：“有的人被斩头被支解。很多女人被强奸。”

　　两个外籍女人讲述在台中所见说：“没有武装的台湾人三月四日接管市政（外省去的官吏都溜了），秩序良好，并且以电台广播告诫台人勿采粗暴行为。不久来了一大队兵，沿街拿机枪扫射，到处奸淫抢掠，杀死了好几百人。台人领袖被处决暴尸示众，数千人被捕下狱。”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据外人报告，台湾军事当局曾以飞机散发署蒋主席名的传单，勾诱逃入荒山的台人回来，允许不咎既往，台人回来了以后却又杀掉或下狱了。

　　（《中美周报》第一三一期，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台湾二二八事件真相（胡允恭）

　　——一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自白

　　首先我要说明的，我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国台湾省人氏，但是现在台湾的同胞，甚至我的故乡（台中）的亲友，都说我不像台湾人了。为的是：一呢我不会说日语，二呢台湾话我也不能说得流利了，三呢我的衣着以及生活习惯完全祖国化，这是因我在国内太久了。十岁左右父亲便把我带到国内，小学中学教育是在国内，大学教育也是在国内受的。我不但醉心祖国文化，而且我也极信仰三民主义。所以数十年来我不曾返过台湾，妻与孩子们更完完全全是中国人（妻是浙人），台湾人的言语和生活习惯，他们丝毫都不曾染到，胜利以后我所以返到台湾的原因，还是浙江朋友拖我去的。我是不是会排挤外省人呢？自然不需要我多事声明，同时我一向在国内工作和教书，返到台湾后也是一样，相信绝不是什么“奸党”或“奸匪”，会别有用意。

　　然而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报道呢？关键就在这里了。接收后的台湾，政府腐败情形如何？为什么有这次大事变？以及政府处理这次事变的情形如何？祖国的同胞们，到现在还因为消息被封锁，不能从客观事实上获知台湾的真相，所以我不得不举出真凭实据，来写一篇真实的报道，使全国同胞们知道台湾究竟是怎样的世界！

　　一、台湾人是不是原来具有反抗祖国的心理呢？

　　由于本年二二八事件，台湾人在台湾各地都曾殴打杀伤过外省同胞，甚至一律称外省人为“阿山”（侨居南洋的同胞们称祖国为唐山，台人往日亦称祖国为唐山，祖国人为唐山人），因而引起一般人说台湾人具有反抗祖国的心理。这是不是事实呢？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且看事实：远的如甲午战败后，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台人全体反抗，自动武装起来拥护政府与日人作战，英勇奋斗，牺牲之大，早为举国所共知。但这些都是往事，我们不必详细说它了，近的如胜利后，人民天天盼望祖国来接收。大家自动的商量，如祖国军政人员莅台，军队莅台，应如何的表示才对得起祖国？才足以安慰莅台的人员？

　　好了等到葛秘书长等莅临台北，人民就像潮水一样涌到飞机场，千万人民，鼓掌、欢呼，有的直把喉咙都喊破了，儿童们在跳跃，谁不把新来的大小官员们当作家人父子，久别了，恨不得一一拥抱一下，表示亲爱。然而这犹不足以尽兴，大家还日夜盼望着陈仪长官的到来。迟之又迟，陈长官决定飞台的消息传来了，那天清早，儿童们即起身，准备参加欢迎陈长官。有的父子争着去，兄弟争着去，甚至全家都去参与欢迎。陈长官飞抵台北上空时，飞机场上的数万人们怨恨着飞机故意要在天空盘旋，不马上着陆，让大家瞻仰欢呼！因此鼓掌、狂呼，把整个机场都沸腾起来。陈长官座机着陆后，人民疯狂一样，数万只手，数万张口，鼓掌、欢呼，响彻云霄，数十分钟不绝，老人家们都欢喜得流下泪来。陈长官的汽车开动后，人民争先恐后的想与汽车竞走。这一股沸腾的热流，集结数万人民为一条长蛇，自机场直到长官公署，数里长的柏油马路上，人们谈笑，歌唱，充溢着欣慰与狂欢，这完完全全是出于诚心诚意，既没有政府的命令，也没有保甲长挨门挨户的拖拉，这是铁的事实，数万在台北工作的内地同胞们都记得。

　　尤其是国军初到台湾，基隆的人民看见国军登岸，放鞭炮欢呼，似乎是欢迎凯旋的亲兄弟们一样，高兴到无法形容。基隆和台北的人民，都愿意拖一个两个国军弟兄到家中饮酒吃饭，虽然言语不大通，都也是问长问短，我在国内数十年从未有看到人民对军队这样亲爱过，这也是铁的事实。台湾人民记得，到过台湾的国军也记得。

　　十月二十五日陈仪长官正式在台北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全市三十万人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欢呼歌舞，三天三夜都不断的举行火炬大游行，人民真正的高兴得要疯了！他们为的什么呢？既不想做官，又不想做接收生意，他们天真的热情流露，不够说明他们热爱祖国吗？

　　以上事实，是台湾人民过去对祖国的态度，是具有反抗心理的表现呢？抑是具有高度的依恋热情表现呢？我想这是不难加以判断的。况且所谓台湾人，他们都是祖国迁移去的（六百五十万人民中只有二十万番人是土著，其余是外省迁入），时间仅二百余年，他们五分之四是闽南人，五分之一是广东人。大多数人民且与原迁地的家乡发生联系，如何会自分彼此，把祖国与台湾截然划一道鸿沟呢？这也是无待分解的事。

　　二、台湾人与外省人何以竟会成了对等的名称？

　　台湾接收后，国内同胞渡海前去的渐渐多起来了。良莠不齐，自然是难免的事，原也不足深怪。无如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数十年，人民被日人镇压得不敢不守法，因而在日常生活上的守法，已变成人民的习惯了（对日人守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原是要不得的奴隶行为；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人民与人民相处，能互相守法，原也是需要的事），一旦看到国内同胞中有少数毫不守法的人，便夸大其词，因而引起台湾人民对国内来人的误会，甚至无例外的视国内来人为不守法，这也是事实。起因大半因为小事，例如台湾的脚踏车店常备有十辆八辆车子，租与客人使用，取费很廉。出租既无担保更不须先付车资。客人多是在约定的时间内送还原车，并缴纳租费，国内同胞初到台湾，向车店租车，店主为表示亲爱，往往不肯收受租费，不料后来有少数败类，竟然不守信用，把车子骑出永远不再送还，有的三五天后才送还。于是车店主人也就毫不客气，对国内来人，一律不肯租车。再如旅馆中的主人也常备普通雨衣三五件，挂于旅社门首，以备无雨衣的客人出外穿用，在台湾早习以为常了。国内的同胞少数不良分子，往往借着看友人，把旅社雨衣穿去永不送还，于是旅社中为客人常备的雨衣，便一齐收去，不再挂置门口。凡此等小事，在下层社会中传播最快，且迭次相传，又不免故意夸大事实，不加分析，以真传讹，或以讹传讹，遂使台湾人民有轻视国内来人之不正确的意念，这是一。

　　此外在各机关中，不独首长皆为国内同胞（绝少机关是台湾人），且秘书科长股长一律皆为国内同胞。台湾人民自然不免有嫉妒的心理（或许台湾人民不肯承认，但这是事实），国内同胞又不知道台湾同胞的心理，往往颐指气使，官架子颇大。且因台湾同胞不懂“等因奉此”，便视为无工作能力，加以轻视。以致在机关中常常发生台湾人与外省人的派别，甚至发生摩擦争斗，这是二。

　　最为台湾同胞所憎恨的是在同一机关中担任同级工作，待遇相差过巨。例如邮电局国内同胞在原薪外每月有六千元台币的津贴，台湾同胞则一文津贴都没有。一面花天酒地，一面衣食不济，因而台湾同胞极仇视这些国内同胞，这是三。

　　综合这些原因，台湾同胞常目国内同胞为外省人，国内同胞也常常公然说某是台湾人，大有不与同中国的气概。台湾人与外省人遂因此在台湾成了一个对等的名称。开始虽不致有深大的仇恨，但台湾与外省人的界限，是因此划定了。可是政府对这些事，视为小问题，一向不予注意，任其发展下去，遂闹成初步的内外省人的不协调。

　　三、台湾人民为什么仇恨台湾省政府？

　　台湾人民对长官公署开始是存着极大希望的，但他们的希望也是平淡近于人情，可以说并没有奢望。他们希望生活安定，物价不要太波动，政治上轨道，社会秩序安宁。可是事实都违反了他们的心愿，由于工厂不能开工，接管工厂的小职员，以及技术人员，多用国内人，失业人民增多，生活不能安定。物价波动厉害，生活日趋困难。政治腐败，日益显著，没有上轨道的希望。不独偷窃之风甚炽，人民不能安居，且省会所在地的台北，白昼常常发生大规模的抢案。人民对政府由希望到了失望。然而政治腐败更糟糕下去，负政治全责的陈仪长官天天坐在长官公署大楼的第一层，受着葛敬恩（秘书长），包可永（工矿处长），严家淦（财政处长），周一鹗（民政处长）等包围。耳中所听到的是政治如何上轨道，人民如何歌功颂德，京沪的舆论如何的赞美，他老人家真有点飘飘然。

　　台湾的士绅（蒋渭川，林献堂等）也有人看到政治太腐败了，贪污横行，不得已向陈仪略略谈到，他脸一红，极不客气的说：你所谈的有什么证据呢？语气挺硬，拒人千里之外。其实证据全有，但谁人肯做傻瓜呢？即令硬将事实指出，办不办还未可知。但四凶（葛、包、严、周等，台湾人称之为四凶，一般贪污官吏，多是他们的爪牙）的势力是炙手可热的。因此台湾士绅便也不敢再多事了。

　　其实台湾的贪污有没有证据呢？我们举出几件事在下面，请看，这能不能算证据？

　　（一）省专卖局长任维钧，贪污被民报登出。任大怒，在各报大登启事，限民报三日内举出证据，否则依法诉究。民报在第二日即在报上公开举出有证据的贪污约有五百万元台币之多。并云尚有若干证据不完备未举，坚决的要求任维钧打官司，任不敢置答。陈长官见报大发脾气，把任维钧叫去，要他打官司，任迟迟不答，陈看出他的心虚，大声斥他说：既不能打官司，便不应该登启事，迫人家检出证据，丢自己的脸呀！糊涂！你回去自杀吧！任退出后，请假两星期！又回到局内办公，不但未自杀，且不肯辞职，此事闹得满城风雨，无人不知。

　　（二）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当时值千万元台币）廉价标卖，暗中自己以四十万元台币买下来。迄改调台北市专卖分局长时，被继任总经理查出，拚命向他追索，他不得已行贿台币五万元，后任收下写一报告，连同五万元贿款送与长官公署，事被葛敬恩知悉，把五万元贿款批令缴交省金库（省会计处有帐），报告按下不办。李卓芝若无其事。后来被陈仪长官查知，仅骂了李卓芝一顿，仍准他做局长，直等他荷包刮满后才离开台湾。

　　（三）贸易局、专卖局，贪污舞弊，既为台人所愤恨，有凭有据（民报于去年八月间举出甚多），陈仪皆不肯办，台人虽哗然不服，惟毫无办法奈何此辈。幸好中央清查团刘文岛等来了，各报（除李万居的新生报）要求打老虎，刘也表示，苍蝇太多，不管它，只打老虎。大家举出千万的贪污证据，刘清查后认为贸易专卖两局局长于百溪、任维钧贪污证据确实，遂备公文附证据移送长官公署办理，并公开招待记者（去年九月事），声明至低限度，要求陈长官先把于、任撤职，即刻移送法院审理。后来刘走了，于、任迟迟不撤，依然花天酒地，台北人民几次想捣毁两局。直到刘文岛在上海发表谈话，希望陈长官迅将两局长撤职，以免遗憾，陈不得已才把两局长撤职，移送法院。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即予拘捕。长官公署反出来替他们说话，说移交未办，不能即予拘捕，于、任因此遂得具保释出（直到现在还在办移交，未审）。

　　于、任释放后，以为靠山有力（于为严、包私人，任为沈顾问盟训太太私人），不但不悔过，又于移交时，大舞其弊。一面把日人移交他们的清帐销毁，说没有清帐，以便抵赖；一面把仓库里的存货，以多报少（如任移交案中，列报食盐被人民抢去一万担，红土——好鸦片土被白蚂蚁吃掉七十公斤，糖损失数十万斤等。公署人员全体大哗，认为如果食盐被抢，在何时何地？一万担须若干人才能抢去？多少白蚂蚁才能吃掉七十公斤鸦片？且蚂蚁是否吞食鸦片，亦待研究。开始大家主张彻查，后来一想，他们来头太大，不敢多事。因此，于、任移交文案，无人敢负责查，现在仍搁在公署），又大发其财，好在于百溪的后任局长为于熹（？）是他自己的主任秘书，任维钧的后任局长为陈鹤声（包可永的秘书），都是同路人，自无不了解的手续。

　　（四）轰动全国的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五万万元台币的案子，长官公署起头说要派大员彻查，结果台北县政府起了一次大怪火，先把会计室的帐簿单据，烧得一干二净，再把税捐处烧光，县政府的一切接收、税据等原始证据都被火神收去了，怎么彻查呢？台北人民街谈巷议，县参议会也忙着开会，像煞有介事的在讨论“怪火”，但结果呢？永没有下文了，长官公署查了没有？只有天才知道。

　　陆县长听说在福建也做过县长，与严家淦、包可永为徐学禹先生的三大干部，手段是够高明的。他在台北有没有贪污，虽未查确，但据他在台北县政府招待记者席上报告，台北有贪污的人员则是事实。如他说：外面传他贪污都是区长裘某的造谣，实则裘某在台北县的区长任内，确确实实贪污六十余万元台币，被他查出，正要拘办裘某，然而裘已逃走了。事实如何，外面不能详知，即令陆县长不曾贪污五万万元，裘某贪污六十余万元，经过陆县长查明则为事实（此事在去年十月发生，台北各报皆有登载）。

　　这不过略举几件大的贪污案，其余贪污案件层出不穷，不胜举例。政治如此，人民安得不怨恨政府？台湾人民怨恨政府是由于贪污政治所激成。我们若果武断的说：台湾人民受奴化教育太久了，他们的思想根本仇恨中国，这未免太不合客观事实，谁都不肯承认。

　　四、台湾省政府是怎样对待台湾人民的？

　　讲一句天理良心话，陈仪长官自到达台湾一直到二二八事变前，他个人对待台湾人民都是相当良善的。尤其是他个人不贪污、不舞弊，台湾人民都能深深了解。可是他不是以个人资格侨居台湾，他是台湾的政治首长，政治上逼着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个人对人民表示亲善，人民是不会感激的。台湾的省政府是否有妨碍人民生活的措施，我们且看以下事实：

　　（一）工厂大半停闭，失业人数增加：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统制下五十一年，殖民地式的工业是相当发达的，固然日人由此吸食了千万亿台人的膏脂，然而台人都有工可做，他们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了接收以后，所有的工厂几乎全部停闭了，经过数月，若干工厂虽然开了工，然而那仅是部分的开工，用人不及从前五分之一，而且技术人员以及厂中的职员，百分之八十是国内来的，因此失业人数骤增，政府始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二）各业统制、斩断人民的生计：例如在日本帝国主义统制时代，准许人民开矿，因此台湾私人石炭矿场是极其发达的。胜利后人民私营矿场依然开工，炭产极富。省政府以为有利可图，要加以统制了，他们组织了一个燃料调剂委员会，以工矿处长包可永为主任委员（这是专卖局以外的专卖机关）。所有私人炭场产炭，统统规定要卖给调剂委员会，不得私人买卖，价格由官方规定。据我所知，去年春夏每吨石炭，官价是五百元台币（合法币一万七千五百元），包可永先生转一下手，卖给上海市燃料委员会（关系徐学禹负责），价格是十万元法币。去年冬天收购私人石炭每吨价格是一千元台币，他们卖到上海是法币三十万元，今年春天闻已略予提升，但每吨不及一千五百元台币。即此一项获利，据私人统计约有二万万至三万万元台币了，但利润到二二八事变并未解送省金库，此项巨款到哪里去了呢？此是台湾人民的膏脂，所以台人时时关心不忘（若说获利是贴补公库，何以年余不缴库？以此款存银行，折息也可观了）。此外人民生产的食糖，政府也统制专卖，定价不及成本，有许多人民因此把蔗田犁毁。长官公署为表示自身生产有进步，廉价收购食糖十五万吨，赠送中央，更有糖业公司某要员勾结商人，私运食糖三千五百吨装台安轮运沪，在基隆被查获（去年十一月事），各报及人民皆有反对之声，以为人民制食糖不能自由运卖，反让这般贪官借以发财，要求严办。闹了一阵，以为至低限度可以打击他，使他不能运走了。可是事竟出人意料，某要员不知凭借什么力量，居然把船开走了。台人简直恨得发疯，大毁蔗田，表示不再制糖。

　　上所举例，仅指其大者而言，小的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日常用的毛笔文具教科书等统统由教育处主办的台湾书店专卖，各机关团体，不向台湾书店购买此项文具书籍，会计处不准报销用款，并限制私人经营此项用品，总之与民争利是无所不用其极。

　　（三）大量走私，米粮外溢，引起粮食的恐慌：台湾是有名的产米省分，且一年数熟，米粮充足，但因走私之风太盛，以致米粮外溢，引起民食恐慌。走私的并不一定是商人，各报既大登武装走私消息，其实官吏也在走私，如花莲县政府，本年一月即有四只大汽船走私，由财政科长黄某出面，不料太大胆了，一只在高雄被海关扣留，一只到了日本被盟军扣留，一只被花莲民众扣留，一只开到上海，后来没有下文，此案发生后，轰动全台，全台报纸及人民皆要求把主犯县长张文成撤职送法院审办，但张也是有来头的（听说是周一鹗的同乡），不但未撤职，且官运正红，据闻仅把财政科长撤职了事。

　　到了二月中旬全台米荒发生了，公务员食番薯，市民食番薯，一斤米四十五元台币（合法币一千五百七十五元一斤），尚无处可买，以致全台骚然。于是政府也着慌了，但他们有他们的政治八股，一面说是奸商囤积居奇（假使食米不外漏，吃不完，何人做傻瓜来囤积呢？囤积是果不是因），到处搜查米商，结果并没有大发现。一面评定米价为二十二元一斤，勒令米店以米应市，结果还是没有米，终至全省陷入粮荒状态（粮荒到现在还未解决）。

　　（四）限制进出口商，使商业停顿：黄金风潮到了台湾，经济大恐慌笼罩全台，政府不了解恐慌的原因，硬抓住一个片面的理由，说这是游资作祟，游资所以能作祟，完全是商人捣鬼。于是限制出口商的办法来了，明令规定：进口商须向基隆交通管理处登记，把所有货物先移存指定的仓库中，候财政处估价后，自由出卖或由政府收买。存货租金既贵，日期又不限定。出口商，须缴纳全货总值百分之二十保证金，到上海把货物全部售清后，须由台湾银行上海分行汇回百分之四十到台湾省银行（这是硬性的剥削商人，盖台币系由政府规定一比三十五，仅公务员可由薪俸中抽出三分之二以此比例汇出，商人汇款，仅能以一比二十四汇出，且手续极多。由上海汇回台湾则以法币三十五元作台币一元），百分之六十款子购货，然货到基隆，仍须受进口商办法限制。这个办法公布以后，正当商人均惶惶不知所措。

　　（五）烟酒印刷业的统制：台湾在日人时代，虽然烟酒是专卖，但是私人小规模的经营并未废止。胜利后台湾长官公署，则完全废止私人经营，即台人向日所存的烟酒也不准私卖了，必须到专卖局去登记，把旧的牌号上重贴台湾专卖局出品字样始准出售，不仅取费过重，且须加上额外需索，手续尤其麻烦。此项旧货售完后，各店家以及小贩须向专卖局领购烟酒，该局出品极坏，如纸烟则霉辣不能入口，酒则清淡如水，一般人皆不愿吸食。桂永清司令前此在台北遇到长官公署科长二人，皆食美国烟，桂问他：“你们何以不吸专卖局纸烟呢？”答道：“那种纸烟拿来作戒烟药品是可以的，吸食则不可以。”桂从衣袋中取出一包纸烟，反驳他们说：“这就是专卖局的出品，真正是价廉物美，你们看，不好在什么地方？”该二科长看了一下，笑着说：“不错，这是专卖局出品，但是这种纸烟是为长官特制的，作为长官招待贵宾之用，而且以此欺骗长官。至于卖的纸烟则不是这样了。”于是桂司令才恍然大悟。

　　桂返到台北见了陈长官，把这件事淡淡的谈了一下。桂走后，陈长官在纪念周上大骂这两个科长说，你们是明明的反对我的政策，专卖局的内幕情形，如何可以向贵宾说破。究竟专卖局送与我的纸烟是不是特制的，我还要查，如果不是事实，定要严办你们。后来此事便搁下了，大概这两个科长尚非造谣。纸烟是这样，酒也坏到不能饮，一般的酒等于白水加火酒，既要专卖，又以劣品害人，所以专卖局在台湾是无人不骂，无人不恨。

　　此外台湾的印刷业是相当发达的，私人经营印刷业的极多。长官公署明令各机关学校，所有一切印刷的东西，皆须送到工矿处经营的台湾印刷公司去印，否则不准报销，因而各私人经营的印刷业皆受到绝大的打击，许多印刷厂歇了业。

　　烟、酒、印刷大半是小有产者所经营，靠此业吃饭的人数也最多。政府这样一统制，千万人的饭碗，完全打得粉碎了。

　　右举各例，是台湾省政府对台人致命的打击，其他事实尚多，为得节省篇幅，不再列举了。

　　五、要求生存和粉饰太平的争斗

　　台湾人民走到了生活的绝境，他们不得不斗争，这是千千万万人民的一致要求。倘使有人问：是什么人组织他们呢？我可以说：唯一的组织者就是不良的政治。他们斗争方式是多方表现的，在一般人民方面：台人卖肉类、蔬菜类给官吏，都共同议定，特别提高价格。少女们在专卖局、贸易局、财政处、工矿处、农林处、糖业公司、酒业公司、樟脑公司等老爷们家中充下女的（即女佣），每一返家便不绝口的称叹这般老爷们的豪富，下女们说：他们家中有一夫一妻制，每日买菜的钱是三四百元，一夫一妻两三位少爷的家庭，大都请两个下女，菜钱是七八百元一天。而且老爷太太少爷还经常的出去应酬，不在家中吃饭。因而下女们也大揩其油，遇到老爷太太在家更故意浪费他们的东西。普通人民都憎恨官吏，甚至憎恶外省人。政府说话，他们完全不相信。官吏们的贪污舞弊的罪行，他们甚至恶意的加以夸大宣扬，实实在在说，人民至此是无形中与政府对立起来了。在台湾的报纸方面：除台湾新生报外，也一律站在反对政府的立场，遇到贪官污吏就毫不客气的口诛笔伐。在思想方面：无论哪一种人都想要求提早实行地方自治，以免受这般贪污分子的榨取。这是我一年余所亲身体察到的。自然他们还有若干不正确的思想。

　　在人民方面是这样；在官厅方面，是贪污依然贪污，舞弊的依然舞弊。当然也有许多许多有良心的公务员，在私下诅咒和议论这些贪污舞弊分子，忧虑着台湾政治前途将会弄到不可收拾，因而求去的求去，消极的消极。然而这类的公务员完全是没有权力的，无法左右政治。至于高级人员呢？陈仪的态度是：我是快七十岁了，自然想在台湾有个好结局，死了也有个好名气。凡事已做了的，好的尽量宣传，坏的便不准提及，免得外人知道，丢自家的丑。所以他遇到有人向他说：台湾政治如何好，一切有进步，他便和颜悦色，问长问短，甚至有求必应。遇到有人提及不好，官吏贪污，他即刻脸都红起来，甚至会大声问：好与不好的标准在哪里，贪污的证据在哪里？你要是口一软，他更会大声斥责你，下次不可道听涂说，受奸人蛊惑！从此以后，他对你便是不理。他对台湾人呢？认为一律没有能力，不足重轻，小事敷衍，给予面子，大事不睬不理。对一般市民农民呢？他平常没有看到，偶有接触给予小恩小惠，过后便忘记了。

　　一个主脑人是这样，他的部下大将如葛敬恩、包可永、严家淦、周一鹗等，台人所谓四凶的，老实说，都是要钱的好手，而且都是“庸中庸庸”。此外如教育处范寿康，新入仕途，不免寒伧，天天摹仿“四凶”，恭维“四凶”，想捞一笔钱，以娱晚景，因而也与四凶打成一片。仅有一位陈的诸葛亮，名叫沈盟训的，确实不要钱，但他同陈仪一样极爱奉承，只听好话，不听坏话的。终日坐在公署闭门造车，外面情形，他一点不知道，只听四凶与范寿康报告消息。四凶及范常说财政有办法，工厂有办法，保甲严密，政治上轨道，贪污绝迹，教育进步，诸葛亮自然高兴，由他再报告陈仪，于是他也认为一切有办法了。所以台湾老先生们说：“凶”是“长君之恶”的人，诸葛是“逢君之恶”的人，这种说法大体是不错的。

　　主脑和高级干部都是这样人物，自然他们的虾兵蟹将们就无恶不作了。

　　台湾政界有一种传说：贪污就得大干，老板因乱子大了，怕妨碍他名誉，是不会办的，小贪污便吃苦头了。是的，台湾的省政府没有自动的办一个贪污大员，可怜只有一个樟脑厂长刘炽章先生，贪污的钱太多，爱上一位台湾小姐，与黄脸婆离婚，送赡养费五十万元台币，被老婆告密下狱（老婆告他，赴台时是借路费的，到台湾不及一年贪污数百万台币，搜查果然），总之，对内是尽最大可能做到彼此间“隐恶扬善”的地步。但公务人员中反四凶的大有人在，而且眼红的人也不少，于是内部既议论纷纷，人民也议论纷纷，台湾报纸，京沪报纸，都放出打击台湾贪污和政治恶劣的议论。有一个时期，陈仪及葛、包等非常恼恨内外议论和报纸的打击，因此他们特别重视新闻记者。当去年秋天外国记者团要到台湾参观，消息传来，长官公署令宣传委员会、秘书处、教育处会商招待办法，用款不计多少，只要争取记者们同情，俾能多在国外报纸上发表有利于台湾的报道。外国记者来了，夏涛声（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范寿康，成天成夜的陪着记者们，预定叫他们参观几个地方，不令他们有接近人民的机会，处处等于监视，外国记者弄得莫名其妙，过了几天怅然走了。但后来外国记者们发表的报道，多是走马看花，不着边际，说好话的仍属寥寥，不过没有把台湾的黑幕揭穿而已。接着由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许孝炎率领的中国记者团也要来台湾参观，长官公署更不肯放弃争取舆论的机会，筹备欢迎招待，一如外国记者，许孝炎等到达台湾，几乎是空（全）署（长官公署）欢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所有记者皆有专备汽车，伙食全部代为准备，出入有大官作陪，参观的地方皆预先规定，招待人员尤维恭维谨，记者们真的像无冕之王了，威风十足，有人说，不料台湾省政府这样客气，真是其他地方所少见的，令我们颇不好意思呢。结果许孝炎等也在寸步不离的招待下，大概满意的走了。

　　此后，京沪的报纸似乎对台湾的打击没有了。有几家报纸且有好评。夏涛声、范寿康更劳苦功高，公署的大官们也安心了一下，觉得真的台湾政治是有办法的。

　　可是这些无聊的举动，欺骗陌生的外国记者是可以的，台湾人的眼睛中却始终是雪亮。他们看到虚伪的欢迎，虚伪的周旋，以民脂民膏来作讨好记者们的资本，他们因而益厌恶憎恨这般官吏们的无耻，思想不清楚的人们，以是便感觉这是外省人的特长，甚至连外省人都被轻视了，在陈仪长官他们方满足舆论好转的时候，台湾人民对台湾省政治及负责人尤其尖锐对立起来。可是陈仪他们是不管人民怨恨和咒骂的。

　　正当人民怨愤如火的时候，恰好蒋主席忽然到了台湾。人民如久雨见了青天，高兴的了不得！谁都准备着蒋主席会垂询人民的疾苦，大家可以把一年来政治的腐败，贪官污吏的不法，人民生计频于绝境，向蒋主席尽情倾诉，要求蒋主席撤换陈仪以及葛敬恩、严家淦、包可永、周一鹗、范寿康等，并严办一些贪污人员如任维钧、于百溪等。不料蒋主席只公开的出见市民一次，市民满肚子的冤苦无从倾诉，眼睁睁看蒋主席就飞走了。于是台湾人民们怨恨、愤怒、失望，一齐堆积在胸中，只好准备与死亡搏斗了。

　　六、暴风雨的突发

　　本年二月间黄金风潮，食米风潮相继发生，市民无米为炊，人人怨天怨地，政府想不出一点办法，分明走私有据的人如花莲县长张文成辈，不仅逍遥法外，且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天天吃不到米，天天增加对政府的怨恨。政府自己有米，对人民食米漠不关心，只是大骂奸商囤积居奇，派宪兵警察搜查米店，人民既无米食，又被闹得鸡犬不宁，真个怨上加怨。于是发泄怨愤的事件，一件连接一件发生了。花莲县有一商车开至中途遇到一排士兵，硬叫汽车停下，压迫乘客下车，司机代客人讲理，说：他们都买票乘车，妇女老幼行李皆有，半途下车，何处归宿？士兵不听，反把司机打得遍体鳞伤，于是客人始下车。士兵登车以后，司机把车开到海边，猛然开足马力，连车带人冲入大海，同归于尽。各地汽车司机，正集合为某司机开追悼会，并拟游行请愿，台北亦集有基隆等地司机甚众，人人愤激，不料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专卖局又派出大批武装打手在台北市到处殴打纸烟小贩，并把一个女烟贩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奄奄欲毙（后来死了）。于是人民大哗，不期集合数百人包围武装打手，打手急了，遂举枪乱射，又打死市民陈文溪，乘机逃走。

　　市民见杀人犯逃走，拥至警察局，要求逮捕凶犯，以免后来又无下文（基隆去年十二月专卖局打手曾打死烟贩一人，凶手逃去，不了了之），交涉很久无结果。又到宪兵团交涉捕凶亦无结果，夜深始散。

　　次日二月二十八日，被打死的妇人及市民，无人过问。台北市民自动集合了数千人，把死尸置于小暗车上，打锣击鼓，到专卖局请愿，因无人接见，市民愤火难遏，遂攻打专卖局，因大门坚实无法攻入，遂转而冲入局长任维钧家（任犯贪污证据确实，因沈盟训太太支持他，逍遥法外，前面已叙述），把他家中打得粉碎，并打死三人，新局长陈鹤声家亦被打毁，但未伤人。附近住的专卖局职员家中，大半被捣毁。最后又到台北专卖分局把纸烟酒等货物，全部搬出焚毁。此时仍无人出面调处，群众遂到长官公署请愿，要求见陈长官。到门口与卫兵发生冲突，卫兵开机枪扫射，当场死三人，伤三人（后亦死了），群众被迫散开，但人民因人被打死而请愿，请愿不成又被打死，新仇旧恨一齐暴发，约数十分钟后，全台北市，顿成一个恐怖世界。人民无分老幼，大约有一万余人站在马路和路口，遇见外省人，不分老幼男女，一律殴打，暴风雨笼罩着整个台北，凡是出街的外省人，自各地乘火车汽车来到台北的外省人，均很少幸免不挨到的。二十八日上午，外省人被打伤或打死的约数百人，马路上到处有鲜红的人血。打死“阿山”的怒吼声，被打得半死者的惨叫声，交织在马路上。宪兵警察无人出动，一切都在愤怒中了。

　　天黑了，市民们由马路上聚集在中山公园开群众大会，讨论与政府交涉一切。入夜，政府宣布紧急戒严，但以没有军队，人民在太平町一带仍得自由集合。深夜人民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台广播，大意说：台湾自光复后，政治黑暗，遍地贪官污吏。陈仪受宵小包可永、严家淦、周一鹗、葛敬恩等贪官包围，对贪官污吏，不肯惩办一人，以致贪污人员无法无天，呼朋引类，官官相护，且武装军警与地方官吏勾结走私，以致米粮外溢，人民无米为炊，与其饿死，不如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以求生存。一刹那间台北暴动的消息，全台皆知。次日全台人民皆自动起来，分别驱逐官吏，搜查官吏住宅。积压一年多的仇恨，至此乃如火山一般全面爆发了。

　　七、所谓七日民主

　　次日为三月一日，台北市到处打人，外省人不敢出门一步，政府派兵乘大卡车数辆在各马路武装巡逻时，亦开枪射死人民。台湾浪人乘机到外省人住宅抢东西打人，混乱了一天一夜，马路上到处有死人。

　　二日有国大代表李万居，谢娥、参政林忠，省参议长黄朝琴，市参议长周延寿，绅士王添灯，商会长蒋渭川等出面调解：（一）要求政府停止戒严；（二）要求释放被捕的市民学生；（三）立刻枪决枪杀小贩的凶手；（四）准予组织二二八处理委员会。除第三项陈仪表示他不是军阀，不能随便杀人，凶手可交法院审理，其余全答应了。严重的局面由是松动了一下。不料人民与铁路警察发生冲突，适巡逻车经过，又开机枪射杀人民十八人，伤四十余人，局势马上又严重起来，幸处委会已成立，政府允许由处委会组织自卫队负巡逻及维持治安的责任，局势得以和缓。

　　处委会成立后，发出许多文告，如保护外省同胞，禁止乘机抢劫殴人。另外也有许多团体如青年联盟，学生联盟，民族联盟等到处贴标语，如“外省人一律是我们的同胞不准殴打”，“我们只反对贪官污吏，不反对外省人”，“打倒三葛”（葛敬恩兄弟二人，一为台湾中华贸易公司总经理，一为某公司总经理），“打倒四凶”，满墙壁五色缤纷，举不胜举。

　　由二日到八日这一周，台北行政是处委会负责。天天开会，巡逻，组训青年（几全是学生约六七千人），与长官公署办交涉，这几天每天皆有人民的广播，大致不外数贪官污吏的罪恶，工作情形，交涉情形，治安情形，解决米荒的对策等。长官在这七天中也有两次广播，不外说明事变经过，接受提前实现地方自治，在七月前完成县市长民选，但对政治不良，贪官舞弊则绝口不谈。

　　这是关于省垣方面。其他十六县市，除高雄、基隆设有海军要塞司令部，新竹市有兵未被占领，他们名之曰“接收”。武装亦被接收。全省行政院完全操在人民手中，他们名之曰“民主政治”。此外他们徒手占领嘉义飞机场，仓库，“接收”武装甚多，牺牲人数亦最多。高山族亦纷组“人民之友军”，下山协同台人接收一切机关，他们准备三月十日在台北开全台人民代表大会，强化处委会，预备设民政局管理台湾政治。

　　至于被接收后的各县市官吏，完全被台湾人民集中管理，每周每人发米四斤，并配以蔬菜。集中前官吏们被打伤打死的极多，家中被搜查或被抢的也不少。闻新竹县新县长朱文伯（青年党员），到差不及一月，家中搜出台币近三百万元，他的民政科长洪某（浙人，到新竹年余）家中搜出台币六百万元余，人民恨透了这样贪污好手，朱不在县，人民预备把洪某沉于海中，但被老人阻止了。其他县市官吏家中搜出财务亦极多，处委会皆有登记，这是贪官污吏的大现形，陈仪常常说，讲公务员贪污要有证据，这能否算证据？

　　八、国军登岸后的杀和捕

　　三月八日台北市面盛传国军已由广东或福建开来，于是人民惶惶不安。有许多浪人把由外省人家里抢去旧东西偷偷送还，市面上顿时清静许多。夜幕放下后，马路上稀疏几点灯光，行人差不多绝了迹，大小店家，门都关得紧紧的。约在十时以后，圆山方面忽然传来一阵紧急的机枪声音，家家户户马上关闭了电灯，大小巷子内都是漆黑一团。接着楮山，长官公署，警备司令部的门前，都是机枪步枪响成一片，再接着各马路上皆是机枪步枪的声音，全市浮遍了恐怖的嘘嘘子弹声响，人声则一点没有，人们在黑暗中不敢睡眠，都知道是国军来了，人人害怕，怕大祸临头，好容易度过了黑夜。清晨八时左右听到警备司令部的广播云：昨夜（八日）有奸匪暴徒数千名武装进攻圆山仓库，警备司令部，长官公署，实属不法已极，虽经国军赶到击退，但从九日起，台北基隆一律宣布戒严，以便搜缉奸匪暴徒，以后又有警务处长王某宣布国军某师来了，善良的人民，不必害怕，奸匪暴徒们势须清除，以去害群之马云云。之后市面稍安静一时，但旋即枪声四起。九、十两日全台北市的枪声，有如国内庆祝新年一样，断断续续的彼此的响着。

　　直到十二日市上才稍安定，这时才获知八日下午国军在基隆登岸，即以机枪队为前锋，遇到市民即密集扫射，基隆死了许许多多的市民，老幼男妇都有。并悉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奉令赴台调查，由基隆下船，也遭暴徒袭击，某秘书伤手，杨也下令射杀暴徒。台北市在九、十二日，市外人民因事外出，辄遭射杀，因此马路上、小巷内、铁路边，到处皆有死人。鲜红的血，模糊的肉，比二二八更多了几十倍，这些死者都是台湾人，士兵看到台湾人的怪装束，不要问话，即开枪射杀。遇到外省人则不加盘问。十一、十二两天，在僻静的地方，仍是任意屠杀人民，士兵们说：台湾人不承认是中国人，他们打死中国人太多了，上头准许我们来杀他们，这几天杀得真痛快！还得再杀，杀光了，看他们还能造反不成？

　　此外听说在处委会里办事的八十余人（处委会在中山堂）其中大半是学生，当国军到达时，他们还不知道，被国军捕到，一律就地枪决了。在铁路管理委员会里接收的三十余人，被国军捕获，一律自三层楼上掷下，跌得头破骨折，血肉狼藉，不死的再补一刺刀，无一幸免。

　　杀人也似传染病一样，自台北传到其他各县市，都开始杀，基隆虽经登岸军队大杀一阵，但劫运未满，在石延汉市长领导下警察局大奏肤功，数百个“奸匪”？“暴徒”？都被装进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尸浮出，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领武装同志逐日大杀，因此被陈长官记大功一次，不但奸匪、暴徒杀光了，杀得起兴，基隆参议会副议长杨某，也被当成奸匪投入海中。其次是其他十五县市，皆在杀，听说高雄、嘉义、台中杀得最痛快淋漓。因为各处有“奸匪”数千名武装抗拒，经过极猛烈的二日以上的战斗中。嘉义且用美式大炮轰过，台中用过美式战斗机扫射助战。结果国军胜利，所以于进入市区即用机枪扫射，然后以台北为例射杀两日方才停枪封刀。

　　杀过以后是捕，市民一卡车二卡车的捕，学生、浪人也捕、绅士也捕。最奇怪的外省青年也一批批的捕去。唉！他们真是有冤无处诉，既受台湾人的打，又被政府捕。

　　据私人统计只台北市被杀的约有二千余人，被捕的也有数千人。大半不知下落，其他各县市，大致相等，据熟悉此次事变经过的统计：此次各县市被枪杀伤的人，和战斗死伤的，约有七八千人，捕去无下落的约五六千人。加上外省人被台人打死打伤约四五千人，共一万七八千人，真是空前的浩劫。

　　经过打杀逮捕失纵诸劫以后，台湾应该到了乱极思治的时候了。可是政府似乎不愿了解此次事变的诸因素，他们依然利用政治八股，说全是“奸党”或“奸匪”鼓动的，我每日听到各要人的广播，总是大骂“奸党”，不肯承认二二八事变，他们有丝毫的责任。

　　现在白部长来台已很久了，杀在表面上已算停止，捕还在雷厉风行，社会秩序依然不能恢复，学生们不能上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学生一千八百余人，逃走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延平学院的七八百学生全体逃走。陈仪下令说该学校办理不善，着即封闭。其他中学校学生也逃走十分之三四，因是全体学校不能复课，闻有二千余名学生与一般青年组织武装游击队上山去了。他们发表宣言，誓死与恶势力奋斗到底，绝不屈服。此外粮荒如无合法解决，还有日趋严重形势，失业人数因此次事变将更增加！

　　凡此皆是台湾今后严重的问题，似乎不是全凭枪杆所能解决的，台湾，你将往何处去呢？（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台湾）

　　（《文萃丛刊》第二期，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上海出版）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二二八”事变的透视（雅三）

　　一、事变的开端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七时许，台湾省专卖局派员查缉私烟，在台北市延平路天马茶房附近烟贩集中地，与一年约四十余之女烟贩林江迈发生争执，查缉人员误以枪筒击伤该贩，时围观群众中有少数流氓，代抱不平，竟乘机挑衅，聚殴查缉员，一查缉员名傅学通者向天空鸣枪自卫，不意误中路人陈文溪致死，经宪警闻讯到场，维持秩序，并将肇祸人员悉数拘捕，暂押宪兵队以便次日移送法院依法讯办。无如好事之群众心有未甘，遂进一步煽动市民，将查缉人员所乘之卡车，及缉获之私烟，悉数焚毁以泄愤。复聚众包围市警察局、宪兵团，要求交出肇祸人员，自行处理，同时，又涌至台湾新生报编辑部胁迫出版号外不遂，将该报门口所悬之木制招牌卸除，以示不满。迄次日清晨，群众犹贮留宪兵团及警察局门前，尽情鼓噪，始终未散。

　　二十八日上午九时，群众中已有共党暴徒及野心分子渗入，从中推波助澜，企图事态扩大，因此转变目标，由暴徒率领烟贩及盲从之市民等约千余人，于十时许蜂拥至专卖局台北分局，直冲而入，将该局窗棂桌椅，捣毁一空。所有烟酒火柴等制成品，连同运输用之汽车自行车，一并以汽油浇灌焚毁，该局职员走避不及，当场被殴毙者两人，重伤者四人（分局长欧阳正宅亦在内）。同时，延平路方面，警察派出所员警以劝阻群众集合，亦被凶殴，该所窗户器具什物，均被捣毁。宪警等鉴于群情激昂，为顾惜民命计，一时无法制止，只好任其所为。于是暴徒等殴辱公务人员，捣毁公务机关，即自此时开始；而野心分子复利用少数台胞之褊狭排外心理，公然张贴“打死中国人”之标语，普遍煽动殴打外省人，因此无论通衢僻巷，公私场所，凡不能操台湾语之外省公教人员、商民、及妇孺，一律赠以“阿山”、“猪仔”之诨号，横加狙击。十一时左右，暴徒复至南门围攻专卖总局，幸宪警事先戒备，未被捣毁，仅该局俱乐部及一部分宿舍器物，被焚劫一空；而文武街贸易局所经营之新台公司，及正华旅社等外省人所开设之商店，亦同遭捣毁。

　　下午二时许，暴徒复占据台湾广播电台，以台语及日本语号召流氓在新公园集合，并胁迫沿途观众参加，约达千余人，以日本军刀、木棍、铁棍、石块为武器，并杂有少数枪械，分乘卡车、自行车、亦有步行者，以锣鼓为前导，声称向长官公署请愿，沿途鸣鼓蜂拥而来，时陈长官准备出见，正觅通译人员，而暴徒等已冲至公署门前广场，抢劫卫士枪枝，并开枪击伤卫士一名，至是卫士不得不开枪弹压，暴徒等死伤各一人，始纷纷弃车奔逃，当场捕获六人。至是暴徒见计未得逞，即在台北市展开惨绝人寰之殴打外省人大暴动。此时不分男女老幼及职业，凡是外省人，无不被殴，或伤或毙。全市旅舍中，公共汽车内，及各县市驶来台北火车上之外省人，受害最烈，伤亡亦多，且均不知其被殴辱之原因何在。最残忍者如虐杀孕妇，迫令妇女裸体受辱，摔死婴孩等事，亦层出不穷。盖自是日下午二时以后，台北市即陷于极度混乱恐怖之中，全为暴徒流氓横行无忌之世界。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为维持治安，曾宣布临时戒严，然以军宪警力量单薄，戒严令无法彻底执行，遂致光复后素称平和之台湾，竟因缉烟事件一旦化为修罗场，而震惊中外之“二二八”事变，于是益为世人所瞩目矣！

　　二、事变的扩展

　　“二二八”事变发生后，初仅限于台北市一隅，然不旋踵间即波及于全省各县市，此可见阴谋分子及野心家之有计划的策动，认为有机可乘，竭力使事态扩大，一面鼓动市民及青年罢市罢课罢工，提出所谓改革政治要求，一面分派暴徒赴各县市煽惑当地流氓胁迫民众响应暴动。兹分别简述各地暴动情形如下：

　　（一）基隆市

　　该市密迩省会，得讯较早，故二十八日夜即发生暴动，连续袭击基隆要塞司令部，并殴打外省公教人员。

　　（二）台北县

　　县治设板桥镇，距离省会亦极近。二十八日暴徒等即在省参议员林日高领导之下，殴打外省人，捣毁公务人员宿舍，并抢劫财物。并劫掠焚烧供应局板桥仓库、空军站宜兰仓库，搜缴罗东、苏澳、宜兰等地军警机关武器，并设伪司令部于宜兰招待所内。

　　（三）新竹县

　　县治设桃园。二十八日下午，县长朱文伯因公晋省，车经延平路，即遭流氓栏阻，焚毁乘车，并加殴辱，幸得台籍某义士救护，隐匿他处。该县流氓闻悉县长被殴失踪，主政之人，遂思蠢动。适三月一日晨，由台北至桃园之火车中，载去青年暴徒三十余人，与当地流氓取得联系，遂纠合群众，殴打外省人，并聚集车站，拦殴经过桃园之火车乘客。同日晚，暴徒围攻县政府，胁迫缴械，县府人员不允，退守警察局。暴徒复向警局围攻，以机枪步枪混合扫射，并用酒瓶盛满汽油，塞以棉花，燃着后向警局投掷，企图纵火，员警拼死抵抗不屈，至深夜三时，始由警务处派警车掩护突围，撤至台北，所有随同撤退之公教人员及眷属，均仅着随身衣履，极形狼狈；未及撤退者，则被暴徒集中，囚于大庙警局官舍及忠烈祠后山，有女眷五人被污辱后自缢毙命。大溪镇国民学校女教员林兆熙被暴徒吕青松等轮奸，衣服亦被抢去，经高山族女县参议员李月娇救护脱险。

　　（四）新竹市

　　三月一日，暴徒在该市城隍庙附近殴打军人，及外省公教人员；焚劫市政府职员宿舍，地方法院检察官及专卖分局局长宿舍，并抢劫外省商民财物。法院推事林汝灿，书记官楼存堂及市政府职员多人被殴伤

　　（五）彰化市

　　三月一日下午三时，暴徒在车站殴打士兵，并包围警局，要求缴械，捣毁督察长寓所。三日上午，由台中驶来卡车一辆，载暴徒三十余人，均持有枪械，将警察局枪支扫数劫去

　　（六）台中县

　　三月二日上午，暴徒数十人殴打外省人，并冲入县府，抢劫枪械，释放狱囚，捣毁警察局，强迫接管各机关。

　　（七）台中市

　　三月二日上午九时，暴徒首领利用宪政促进会名义，集合无知民众，在台中戏院开会，由共产党女党员谢雪红主席，大放厥词，煽动作乱。十时左右，谢雪红倡导游行，途遇外省人，即当场殴毙，且以日语高呼“万岁”，包围警局，抢劫枪械，占领市政府及市党部，强据空军第三机厂，第六被服厂，后勤部供应分站，并于参议会内成立伪台中指挥部，组织邻里壮丁队，由前充日本海军少佐吴振武统率指挥，自称自治军，阴谋叛乱，复占领广播电台，捏造谣言，煽动人心，暴徒等且包围专卖局台中分局，意欲殴辱该局局长赵诚而甘心，适赵走避前台中县长刘存忠寓所，暴徒复蜂拥至刘寓，与刘之卫士发生冲突，伤毙暴徒各一。刘见肇祸，愿自动交枪，而枪交后立被殴打，衣服用品全被焚毁，其卫士亦被殴毙。至是暴徒等遂分途将外省公教人员及家属，拘禁于民众旅社、第八部队仓库、市参议会、监狱等地。当晚利用由彰化、员林、大甲运来之武装暴徒，及埔里开来之少数高山族，集中市区公私车辆，以手榴弹、机关枪，分别袭击各军事机关，企图大举叛乱。复组织时局处理委员会，成立保安政务总务宣传及执行等委员会，开放军公仓库食米，配售人民，利用报纸标语，主张容纳各党各派组织政府，打倒国民党一党专政。直至十二日国军进驻，谢雪红始率领党羽，携械逃往埔里。台中秩序，遂告恢复。

　　（八）嘉义市

　　三月二日，先由外埠暴徒数十人乘车抵达，在车站发表攻击政府之演说，煽惑民众，继以打外省人为口号，开始殴辱国军士兵及外省公教人员，旋即持械拥至市长宿舍，捣毁门窗，劫掠衣物，市长孙志俊避入宪兵队始免凶殴。至是暴徒恣意行凶，到处劫掠殴杀，占领市府，控制铁路交通、邮政电讯、广播电台。三日，暴徒组织嘉义市“三二”事件处理委员会，推选共党陈复志为主任委员（按陈系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负责人），兼作战司令，指挥暴徒作战，抢劫十九军械库，强迫宪兵队缴械，拘禁外省公教人员一千四百人于参议会、中山堂，及市党部等处，深夜三时许，宪兵队见情势危急，乃将走避该队之外省公教人员随队撤退至机场。自是以后，暴徒连日袭击飞机场，并截断水电供给，幸守军奋勇抵抗，政府复由台北空运救济食粮，困守至十三日国军进驻市区，始告解围。

　　（九）台南市

　　三月二日夜，暴徒冲占警察派出所三处，抢夺枪械。四日上午，到处殴打外省人士。下午，各派出所，第三监狱，及警察保安队枪械、弹药、被服布疋悉数被劫，海关仓库亦被焚掠，警局长被监视。五时许，提出无理要求，胁迫市长接收，并围攻各机关。

　　（十）台南县

　　三月二日夜，斗六、虎尾、东石三区暴徒，围捣区署，殴打外省公教人员，并分乘卡车，持机枪迫击炮等武器，抢劫北门、新营、新化等区署枪枝，及盐水、麻豆等糖厂现金数十万元。

　　（十一）高雄市

　　三月三日，暴徒驾卡车三辆，窜入市区。晚八时，将警察局小汽车焚毁，殴打外省人民，捣毁警二分局及盐埕派出所财物，并劫去武器。五日，组织处理委员会。奸党且于第一中学校设伪总指挥部，由涂光明任总指挥，率领暴徒万余人，围攻高雄要塞司令部，要求司令彭孟缉缴械，并向寿山国军及一〇五后勤医院袭击。外省公教人员被集中拘禁七百余人，并强充作沙包，以御枪弹。

　　（十二）高雄县

　　三月三日夜，暴徒狙击外省人，并劫掠财物。县府所在地之凤山，虽一度紧张，旋即平复。仅冈山区警察仓库被外来暴徒抢去步枪二十余枝，潮州区自台南台中侵入暴徒十名袭击警察所，当场击毙二名，俘获八名。东港警察所长被殴伤，旗山仓库士兵被击毙一名，殴伤两名，恒春区长被非法监视。

　　（十三）屏东市

　　三月四日上午十时，暴徒首领庄迎，携枪胁迫市长龚履端，将警局武器封存，并迫劝宪兵驻军缴械。复有自称中华日报记者林晋卿郑元宵二人，直至警局捏称市长已允缴械，迫将枪弹交出。同时车站菜市场一带连续发生殴打外省人事件，暴徒持有“海外”、“陆军”、“海军”等旗帜，使用旗语，指挥队伍。十二时半，开始殴打警察，抢劫枪枝，局势大乱，龚市长由武装警察保护，冲出重围，退至宪兵队部。市府与警局乃被暴徒占领，武器悉被劫去。该市制糖公司不良分子乘机劫夺厂警武器，掳禁外省籍员工。其他省属机关，亦同遭暴徒扰乱。下午，成立处理委员会，为市参议会副议长叶秋木所把持，并成立伪治安本部，至是全市为暴徒所控制。五日上午九时，奸党暴徒数度袭击宪兵队未逞，乃在中央旅社及省立女子中学正式成立参谋本部，设作战部及经理部，劫夺第六工程处汽车，及屏东中学农业学校学生练习用轻机枪六挺，复鼓动少数高山族，准备以消防水龙皮带喷射汽油，火攻宪兵队。宪兵及市府职员遂移驻机场，与驻军配合防守，于九日始恢复正常秩序。

　　（十四）台东县

　　三月三日夜，流氓数十人，包围田粮处仓库，抢劫粮食，开始暴动。四日，抢劫宪警及机场驻军武器，控制电台，播送日本军歌及效忠天皇歌曲，占据县政府、测候所电台，及邮电机关，并殴打外省公教人员，至十四日秩序始恢复。

　　（十五）花莲县

　　三月四日，暴徒聚集花冈山，召开民众大会，由省参议员兼青年团干事马有岳领导，组织处理委员会，提出“废止海关”等十二条无理要求。暴徒并组织“金狮队”（流氓）、“白虎队”（海南岛归台青年），收缴宪警枪械，奸党组织“青年大同盟”，以许锡谦为陆空军总司令，唱日本歌，持日本刀，戴日本军帽，穿日本军装，殴人抢物，接收粮食所，自推卫生局长、邮电局长，纷扰至十七日国军抵达始平。

　　（十六）澎湖县

　　暴徒发动组织处理委员会，参加分子多系地痞流氓。奸党亦曾策划成立青年自治同盟，迭开秘密会议，企图暴动未遂。

　　根据上述情形，可知全省各县市政府所在地，迄国军开到时，几无不在极度混乱与恐怖状态之中，而省会所在地之台北市，野心分子及暴徒终日在中山堂开会计议，多方策划，并盘踞广播电台，利用广播，尽情煽惑，尤为全省发号施令之总机关。故自三月一日至八日间，台北市奸党暴徒之动向，实即为此次“二二八”事变之全貌，兹再就下节加以概括说明。

　　三、阴谋的暴露

　　三月一日，台北市恐怖情形，并未松弛，殴杀外省人，焚毁外省人商店房屋衣物等事，依然不断发生。而负治安责任之警察，则十分之六为台湾人，在暴动发生时，多携械匿散，故外省公教人员生命财产更无保障。国大代表谢娥女士，因二十八日晚曾向民众广播，劝导不要残害外省同胞，奸党暴徒即拥入谢女士所设医院，焚毁其一切医疗用具，借此惩一儆百，以塞欲仗义直言者之口，其计至毒。而台湾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平素言论，认为台湾缺乏政治人才，亟待学习，不可自满，亦为野心分子所怀恨，至是暴徒等遂张贴标语，称李为“台奸”，亦在打倒之列。自此以后，台省有正义感之公正人士，俱噤若寒蝉，不敢发言，整个台湾，遂为极少数之乱党暴徒所劫持，局势益趋险恶。

　　至此次事变参加暴动之阴谋策划者，大致为极少数之奸党暴徒，一部分日本时代之御用绅士，曾受日本奴化教育之无知青年，以及自海外归来之台籍日军军属，大赦之罪犯，与训导营释放之流氓，故分子极为复杂。就幕后策动之团体言，有（1）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2）共产党，（3）台湾自治青年联盟，（4）台湾民主同盟，（5）忧乡青年团台北支部等。就参加之人物言，则上述团体之负责人及御用绅士为主干，一部分意志薄弱及事理不明之省市参议员为附从，至青年学生、归台军属、流氓、浪人，则为利用之工具，若所谓台湾旅沪同乡团体，到处请愿，淆乱听闻，尤足助长此次事变之凶焰，使国内人士对事变真相，愈益迷惑。实际上渠辈所采取之步骤，首先利用缉烟事件，以要求政治改革为烟幕，竭力造成恐怖，扩大事态。迨全省十七县市均在暴力控制之下，共党即取得领导地位，公然提出叛国政治主张，企图实现其所谓“台湾民主自治政府”，甚至要求国际托管台湾，以自外于祖国。此种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行为，实为此次事变之主题，吾人必须加以深切之认识。

　　其次，试一细绎事变演进之经过，则共党暴徒之阴谋叛国，暴露更属明显。当事变发生之翌日上午十时，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大代表、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等组织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推派代表黄朝琴、周延寿、王添灯、林忠等至省公署谒见陈长官，请求政府解除戒严，开释被捕市民，下令不准军宪警开枪，官民共组处理委员会公平处理。而是日下午二时，奸党暴徒袭击铁路警察署，要求缴械，该署职员被殴打死伤者甚众。五时，陈长官对全省人民广播，宣布政府决采宽大措施，要求迅速恢复秩序。并允自即晚十二时起，解除戒严。对缉烟事件肇祸人员，交法院严办，伤者治疗、死者抚恤。参加暴动被捕人犯具保释放。政府决与参议员等合组委员会处理善后。希望人民信赖政府，与政府合作。陈长官广播以后，即派周一鹗、胡福相、赵连芳、包可永、任显群五人代表政府参加处理委员会，协同办理善后。缉烟事件，至此原可告一段落，无如野心分子及暴徒目的固不在此，暴动凶焰，迄未稍戢。且已到处发现“台湾民主联盟”、“台湾青年团”等名义之标语传单，攻击政府，挑拨官民情感，足证阴谋分子之企图，业已离开缉烟事件之单纯问题矣！

　　三月二日，台北戒严业已解除，然局势并未好转。由内地潜入台湾之共党，更乘机以实现“民主政治的台湾”为号召，煽动各大中学生继续扩大捣乱。于是国立台大、私立延平学院、省立师范学院等一部分学生，约共数百人，举行大会，张贴标语，拥护独立。是日上午九时许，政治建设协会代表蒋渭川等请见陈长官，据渠表示，此次事变民间负责人畏惧政府追究，希望再作宽大措施，以释群疑，并望处理委员会容纳其他人民代表加入。下午二时五十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开会，政府代表及各委员均出席，旁听拥挤，奸党暴徒混杂其间，叫嚣煽动，无法抑制。同时，会中野心分子复声称为加强该会阵容计，决采纳政治建设协会之意见，由商会、工会、学生、民众、及政治建设协会五方选出代表参加，当即提出名单，至是阴谋分子益发渗入该会，大肆活动。而该会性质，至是亦起剧变。对于善后事宜，置之不问，反而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如解散警察大队，地方治安由宪警学生组织治安服务队维持。甚至省参议员王添灯且向人民广播，极力抨击政府，称誉杀害外省人之流氓暴徒为革命先烈，并谓“革命先烈的血不会白流的”。陈长官为安定人心迅速恢复秩序起见，曾于三时再度向全省人民广播，宣布（1）对盲从者不追究，（2）被捕嫌疑暴徒，可免保领回，（3）死伤者不分省籍，一律抚恤，（4）处理委员会准予容纳各界人民代表。

　　三月三日，所谓扩大改组后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上午十时，在中山堂举行首次会议，政府代表已被摒弃。当开会时，竟有人主张成立忠义服务队，以为自卫组织，复借口治安问题，要求政府撤退市上巡逻军警与哨兵，以便非法活动。经政府应允于下午三时将军队撤回军营后，复又由王添灯在电台广播，谓政府无法维持治安，须设立治安联合办事处，以动摇人心。同时，蒋渭川亦广播召集台北市高中以上学生自治会代表，讨论治安问题。盖欲借此引诱青年学生，受其利用，同为叛乱。而若干学生竟为其煽惑，以组织学生军为名，于当日午后开始向川端町一带住民捐款捐枪，复有台大学生八人，向美国领事馆请求声援，并谓台湾人不堪中国人之压迫，乃有此种独立运动，愿请友邦民主国家援助，且要求借用枪弹。复有所谓“台湾自治青年同盟纲领”出现，内有“建设高度自治”之语。而“忧乡青年团台北支部”发表日文“速报”，则要求“学生、工友、民众们起来，昔日之官兵们，今日可以拔出指挥刀了！特攻队的勇士们挺进，奇袭的时候来到了！集中我们的武器，争取时间，夺取他们的武器，全体同胞，一致武装起来！”

　　三月四日，台北阴谋叛国分子见全省重要县市均已相率暴动，乃进一步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为领导核心，通知十七县市参议会，紧急组织事件处理委员会县市分会，并选派代表参加全省性处理委员会，至是“处理委员会”变质已完全表面化，公然成为反抗政府之一非法组织矣。继该会复宣布此次事件，目的在于要求政治改革，毫无其他企图，并推派代表陈炘、蒋渭川等四十余人，向陈长官正式提出“由处理委员会研究一具体办法，乘此机会，改革目前台湾政治”之要求，是奸党暴徒之毒计，已由“维持治安”转向“政治改革”，目标似乎冠冕堂皇，而阴谋实渐趋于公开。加以此时台北报纸全被奸党利用，电台亦被暴力控制，凡纯正之外省新闻从业人员，全被殴辱摒弃，即销路最大言论公正之台湾新生报，台籍职员亦正开始组织员工警备队，酝酿改组出版“台湾民主报”。因此，野心分子遂得以“广播”“新闻”两项工具，颠倒是非，大施叛乱宣传。

　　迨至三月五日，处理委员会之活动，益见扩展，更通过所谓“组织大纲”，在该会常务委员会下设政务局及处理局，分治安、调查、交通、粮食、财务、计划、交涉等组，并要求长官公署拨款五千万元为该会经费，拟派委员四人，向中央请愿，准备于三月十五日以前，由该会政务局负责改组长官公署。同时，复提出所谓“政治根本改革草案”，其要点为（1）公署秘书长及民、财、工、农、教、警各处长与法制委员会委员，须过半数以本省人充任，（2）公营事业由本省人经营；（3）即刻实施县市长民选；（4）撤销专卖制度，但烟酒公司仍然存在；（5）取消贸易局及宣传委员会。至该会卵翼下之另一组织“自治青年同盟”，亦于是日登记台籍陆海军人员编组区队中队，以维持治安为名，到处搜索枪支。其他各种非法组织，尚有所谓“学生自治同盟”、“海南岛归台者同盟”、“学生联盟”、“兴台同志会”、“警政改革新同盟”、“青年复兴同志会”、“若樱敢死队”等，均纷纷出现，以助声势。事态至此，叛国阴谋，愈见露骨，有不可收拾之势。惟上项团体，均徒具虚名，内容空洞，真正大多数之青年学生及农工群众，并未参加，故毫无实际之可言。

　　三月六日，处理委员会正式选出常务委员，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明“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在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至于外省同胞被殴打，完全出于一时误会，今后绝对不再发生。但另一方面则准备派员监理台湾银行，强迫商民捐款。自治青年同盟亦召开干部会议，通过章程，推选部长。故一般情形，表面似较安定，而实际则日渐紧张，谣言纷传，人心惶惑。陈长官乃于本日下午作第三次广播，宣示下列三点：（1）省行政机关，已考虑将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向中央请示，改为省政府，一经核准，即可实行，改组时省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尽量登用本省人；（2）县市行政机关，在准备手续完成的条件之下，县市长定期民选，未民选前，不称职之县市长，政府可免职，由当地民意机关推举候选人三人，报请长官圈定一人充任；（3）行政改革，在省的方面，俟省政府改组后，由其决定；县市方面，俟县市长调整后，由其负责。

　　陈长官广播以后，一般人民反响良好，以为局势可以好转，所谓政治改革要求，至此应可满意，而获得合理合法之解决途径。无如奸党暴徒，野心未戢，得寸进尺，复于三月七日提出“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一面向全省广播，一面向陈长官要求，经陈长官严词拒绝后，事态益形恶化，而奸党暴徒公然主张撤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反对国军驻台，陆海空军应由台人充任，释放战犯汉奸等背叛国家之阴谋，至是遂大白于天下矣！

　　四、事变的尾声

　　处理委员会提出之四十二条，既遭拒绝，则政治解决已决不可能，该会乃一意策划武装暴动。三月八日，流氓及青年学生仍继续进行挨户搜枪，劫掠车辆。下午二时，暴徒等在日新町国民学校召集台省海军军人，开始集中，而外省人所雇之女佣，亦纷纷求去。且广播电台竟发出台北即将发生市街战之恶消息，于是善良之本省人民多迁避乡间，而外省人只能困处危城，坐以待毙。所幸宪兵第四团之两营宪兵是日自闽乘轮抵达基隆，闽台监察使杨亮功亦同轮来调查事变真相。惟基隆港口已被暴徒占领，经要塞司令部派兵肃清后，宪兵始于当晚十时安然登陆。其时台北方面，暴徒奸党正开始武装暴动，分批袭击长官公署、警务处、警备总部、供应局仓库、警察大队，及台湾银行等机关，并使用信号弹，以为呼应，一时枪声大作，彻夜不绝。军宪奋力抵御，叛徒卒未得逞，而基隆已登陆之宪兵，得讯驰援，分乘五卡车，直驶台北，杨监察使亦随车同来，车经七堵八堵间，即遭夹道两山之暴徒袭击，弹伤宪兵一，杨监察使随员亦被击落三指，沿途戒备，且战且行，始于深夜三时抵达台北。

　　翌日上午十一时，暴徒四百余，围攻水道町电台，与国军驻守该台之士兵一班发生战斗，情势甚危，经增援后于午后四时将暴徒击退，计毙暴徒三名，俘十三名，下午六时，辎汽二十一团，复于圆山附近，擒暴徒二十余。同时，盛传暴徒将毁坏台北市自来水总设备，以绝水源，并唆使高山人民自新店方面进击市区，企图攻陷公署，俘质全部公教人员，举行人民公审。此种大规模暴动，其步步进迫，严重已达顶点。警备总部为维护治安，清除暴徒，乃于九日六时起再度宣布戒严。

　　至此，事变已濒于结束阶段，数日来气焰不可一世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已烟消云散，而奸党暴徒发号施令之大本营——中山堂，亦阒无一人。该会且发表声明，所提之四十二条，因参加人数众多，未及一一推敲，决非人民公意。是日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来台驻防，军容甚盛而全省各地暴徒，见大势已去，均相率逃窜，于是外省公教人员始感觉生命财产已获得有力之保障。十日上午十时，陈长官作第四次广播，说明再度戒严之必要，并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十一日，国府令派国防部长来台宣慰。白氏于十七日抵台北，视察基隆、高雄、屏东、凤山、台南、台中、彰化、新竹、桃园等地，二十七日曾向国内外同胞广播，分析此次不幸事变的原因，藉以祛除各方以讹传讹的误解，白氏于四月二日返京复命，并向中央建议处理台湾善后办法。至台省目前则积极展开绥靖工作，肃清野心分子，收缴散失民间枪枝，统筹救恤官民伤亡事宜，对被胁从参加暴动者，尤其青年学生，一律准许自新，免予追究。现在人心安定，社会秩序完全恢复，较之事变最严重时期，恍同隔世矣。

　　关于此次不幸事变，外省公教人员及非公教人员之伤亡损失，根据公署民政处初步调查统计，列表如下，借作本文的结束：

　　一、“二二八”事变各县市公私财产损失价值

　　价值单位＝台币元

　　县市别丨公物损失丨外省籍公教人员损失丨外省籍非公教人员损失丨本省人财产损失 　　全省丨180262072丨310442613丨64909802丨74928124 　　台北县丨8000000丨8000000丨在调查中丨在调查中 　　新竹县丨4754049丨31400000丨198800丨1230458 　　台中县丨890000丨35000000丨在调查中丨— 　　台南县丨—丨—丨—丨— 　　高雄县丨交通电讯工具及家具未估价丨1501500丨在调查中丨— 　　台东县丨138766丨1520960丨未据报丨— 　　花莲县丨1574500丨6360930丨—丨773000 　　澎湖县丨—丨—丨—丨— 　　台北市丨125619373丨155677536丨29478210丨44365636 　　基隆市丨4880630丨2490914丨—丨131590 　　新竹市丨18022366丨19400698丨440960丨— 　　台中市丨—丨—丨3653064丨— 　　彰化市丨待查丨待查丨待查丨待查 　　嘉义市丨6566846丨20991125丨4899688丨2590525 　　台南市丨802667丨8479497丨公教人员不分省别丨 　　高雄市丨7810651丨10589260丨25689980丨无确实估价在25689980以下 　　屏东市丨1202224丨9030192丨549100丨146953

　　二、“二二八”事变各县市人口伤亡

　　县市别丨公教人员及眷属（死亡/受伤/失踪）丨非公教人员（死亡/受伤/失踪）丨 　　全省丨60/1252/8丨278/320/24 　　台北县丨—/约30/—丨未据报// 　　新竹县丨—/46/—丨—/8/— 　　台中县丨—/60/1丨未据报// 　　台南县丨/未据报/1丨未据报// 　　高雄县丨2/9/—丨尚在调查中// 　　台东县丨1/17/—丨—/1/— 　　花莲县丨—/4/—丨—/—/— 　　澎湖县丨—/1/—丨—/—/— 　　台北市丨33/876/7丨12/76/1 　　基隆市丨6/38/—丨75/15/13 　　新竹市丨—/11/—丨9/15/— 　　台中市丨/未据报/丨5// 　　彰化市丨—/5/—丨8/—/— 　　嘉义市丨8/69/—丨48/131/10 　　台南市丨1/38/—丨2/7/— 　　高雄市丨8/31/—丨117/54/— 　　屏东市丨1/17/—丨2/13/—

　　附注

　　1.台北市部分系根据各级机关函送民政处及台北市政府人民团体等所送各项调查资料汇计

　　2.其他各县市系根据市政府调查报告编列

　　3.台中市台南县正式报告尚未送到故不列入

　　4.各县市调查资料参差不齐本表系初步整理结果，尚待更正

　　5.武器损失及军事机关伤亡损失等均未包括在内

　　（《台湾月刊》第六期，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二二八”事变思痛录（黄旭东）

　　一、人为的台风

　　本省光复一年半以来，遭受了两次空前大灾害：去年九月二十五、六日的台风，以及现在甫经平定的二二八事变。前者天灾，后者人祸，同样造成了钜大损失，对于本省经建大业给予严重之打击。

　　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五、六日间，侵袭本省之台风，据气象局发表，其猛烈程度乃本省五十二年来仲秋以后所绝无仅有，列为本省猛烈台风之第三位。这一次台风造成灾害损失之总值，据长官公署统计室调查，达台币10324355247元，人口伤亡达797人，其中死亡179人，轻重伤618人，台风侵袭时的恐怖现象深深刻印在人们的脑际，到今天，回想当时拔树摧屋、大地震撼种种情形，仍然不禁使人悚然而惧。

　　曾几何时，“二二八”事变竟又突然爆发，吾人不愿再追述当时暴乱之残忍见闻，但对暴乱所造成物质与心理上之重大损失，愿在此作一概括之分析。

　　二、“二二八事变”物质损失之估计

　　据长官公署初步调查结果，台北市各机关公私财产损失，总计达台币274268862元。公教人员被殴打伤亡人数，计死亡及失踪四十人，轻重伤866人（以上材料截止至三月二十二日）。根据上项结果，吾人对全省损失不难作一概括之估计，可自下列项目逐步推究：

　　（1）全省各级机关公私财产直接损失

　　此次暴乱波及全省，各县市暴乱情形有轻有重，台北市是暴乱发源地，而且省会所在，机关林立，损失情形当然较其他县市严重，假定台北市损失占全省四分之一，则全省各机关公私财产直接损失当达十亿左右。

　　（2）全省公营生产事业间接损失

　　事变中，各工厂、矿厂、水陆交通除少数未停止工作者外，什九陷于停顿，多则一月，少则十天，若干工厂设备亦遭破坏，复工发生困难。加以迁避、保卫、救恤、及其他额外开支，此种种间接损失，颇为惨重，吾人在未得到确实数字前，诚难凭空臆断，惟其损失决不在公私财产直接损失之下，即最少亦有十亿元。

　　（3）全省人民财产直接损失

　　包括外省籍商民，本省籍工商各界民众在事变中财产遭受之直接损失，此项损失极难调查，惟其数量亦不在小，根据各方情形予以估价，至少当在五亿元左右。

　　（4）民营工商业间接损失

　　民营工业虽在萌芽时期，但商民则遍布全省，他们在事变中贸易停顿，若干小贩因不能买卖，生活感到威胁，进出口商人不能及时贸迁坐耗费用，同时交通断绝，货不畅流，供求失调，引起经济上急剧动荡和脱节，一方面是工商界本身遭受严重损失，一方面市民买不到生活必需品，竟有许多人数日未得一饱，极其困苦不安，由此间接影响造成之损失，至少要超过直接损失十倍以上，其总值当达五十亿元。

　　以上四项，加以军事机关之损失，估计全省当达台币一百亿元。至死伤人数，根据官方发表，公教军民各界合计，死392人，伤1882人，失踪26人，共伤亡及失踪2300人。

　　三、心理损失

　　“天灾”之后，人心必定更为振奋，因为天时是激发人类与自然斗争力量的重要因素。人们知道天灾是不可避免的，但也知道怎样绸缪于事先，使灾害程度减轻。灾害以后，大家更知道要如何努力，来弥补那缺憾。所以天灾对于人们心理上，可有积极建设性的刺激作用。

　　人类自己造成的灾害，乃是“人祸”，小如个人间的争执，大如国际间之战争，可说有史以来从未稍息，不论谁胜谁负，彼此都要遭受损失，可以说是同样不幸！人祸平息以后，心理上得到的影响常常是消极的居多。反之，倘如因而发生积极的建设作用，一定会在历史上写出光明的一页。

　　兹试就“二二八”事变的因果关系，来检讨其可能发生之心理作用，在消极方面，因恐惧而产生的退缩心理，可分下列数端：

　　（1）外省来台公教人员的不安心理

　　事变时暴民殴击抢烧之对象漫无标准，只要你是外省人，就在暴动者“打死中国人”的口号下挨打被抢。我们敢断言，外省来台的公务人员，决不是为了“掘金”而来的，大都是抱着服务精神，要想在台湾的重建复兴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对于台湾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五十余年的奴役压迫，有十二万分的同情，愿意帮助台胞解除桎梏，认识祖国，认识世界，恢复他们自由国民的地位。然而这一次遭受空前无情打击，满腔热情换来的是失去理性的残害，谁能不灰心？外省人到台湾来，没有得到舒适的生活，待遇是比国内任何地方都不如，工作则比国内任何地方都紧张，他们是无条件在为台湾卖力，替台胞服务，可是在千百个伤亡者中，有几个是贪官污吏？有几个是社会蠹虫？在台湾工作中的人想走，预备来的人闻变而退，谁也不愿再来找罪受。台湾朋友自己都明了在台胞自己未充实前，不借重外省人才，台湾是治不好的，如果断绝了国内人力物力的补充，那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2）外省籍商民的怯惧心理

　　内地来台的工商人士，此次被打被抢的非常多，他们散居各地，变乱中无法得到保障，血本既遭损失，生命又有危险，挨过了这一段苦日子，谁不想回去？现在已经有些商人卷铺盖走了，曾经准备开设商店的，宁可牺牲一切溜之大吉！商民的怯惧退缩，将使台湾变为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孤岛，这对于台湾前途，是极大的损失。

　　（3）本省人的恐慌心理

　　暴乱是在国军到后才平静下来，政府对于暴动的首要分子当然要拘办，对于善良同胞甚至附从作乱者，都绝对不去深究，可是台湾同胞仍旧存在着畏惧心理，因为暴动期间，善良的人们没有办法约束暴徒，残害的对象又是善恶不分，变乱敉平后，恐怕外省人要不分青红皂白，大举报复。后来事实上表现，这种报复行动是极少的，一般善感者，反而被这意外的宽大所迷惑，基于过去日本统制时代的教训，认为不会有这样便宜事，他们仍旧恐慌。

　　四、怎样弥补这创伤

　　前述几点消极的心理趋向，无疑对整个台省社会、经济建设各方面给予颇大的障碍，这也是“二二八事变”最大的损失，吾人不能坐视此种消极心理发展存在，必须要设法弥补它，而且我们应尽力培养积极的心理作用，发挥建设性的精神，然后才能克服物质上之困难，进一步来缔造真正幸福美满的新境地。

　　弥补公教人员不安的心理，新生报曾有呼吁，就是：（一）伤亡的公教人员，要切实加以救济。（二）财产被抢烧损失的，应当迅速给予有效的赔偿，趁火打劫的虚报行为，应当严加防止与制裁。（三）政府改制，人员调动，迅速决定，定期实行，免得公教人员进退不得，长期冻结在岗位上，感到无限不安。（四）来台湾工作人员待遇，必须比照边疆服务办法，为了鼓励有志之士来台工作，为了弥补“二二八事变”所造成的心理缺憾，此一措施是必要的。

　　此外如保障今后公务人员生命之财产，以及鼓励来台公教人员等问题，实应迅速颁行办法以安人心，吾人认为凡此种种，必须采取积极政策，只有积极的补缀才会发生久远的效用。

　　关于外省来台商民，他们在事变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保障，事变以后，更没见政府有效的救济，投机取巧，囤积奸商固然是要严加取缔，但正当商贾，小本经营却亟应予以适当救济，这种救济办法，应同公教人员一样，要积极而普遍。此外，政府应积极倡导国内实业家投资台湾，并且设法吸收华侨及外国的合法投资，使台湾的经济环境尽量扩大，这直接可促本省经济欣欣向荣，间接可以沟通文化，融和情感。

　　本省同胞的恐慌心理，很可能发生若干枝节的不良影响，善良的人们，本来是安分守己克勤克俭的，他们根本没有一点怀疑，在向着光复后新台湾建设的艰钜工作迈进，经过事变，使他们坦白心情涂上一层阴影，善于思索的人们，会对台湾省（也就是这六百多万人民）的前途感觉渺茫飘忽，说得利害一点，就是悲观，他们将怀疑别人，甚而至于怀疑自己，这一种徬徨心情，极可能将思想引入歧途。我们以为台湾同胞应当痛定思痛，来深深检讨一下台湾历史，检讨一下过去的思想有没有错误？台湾同胞应该明了五十年来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奴役，歪曲教育，种种悲惨的过去！应该体会经过八年大战，六百余万中华儿女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艰苦与光荣！应该平心问问光复一年多，在全国动荡不安之大局中，政府对解放台胞、培植民主政治、恢复经济命脉，种种苦心孤诣，对台湾同胞够不够亲切？大家要控制情感，放宽眼界，不要为了一时艰难而对前途灰心。同时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再教育工作上，应该切实下一番苦功夫，而于澄清吏制、改革政治上，尤宜大刀阔斧，相机施行。人心既定，而后政府与民众自然相忍相让，互切互磋，奠定新台湾的良好基础。

　　台湾是有希望的，台湾同胞是更有希望的，这希望是要靠全体台胞去争取，要靠外省的兄弟精诚合作，更要靠中央对台湾的爱护与扶植，当我们痛定思痛，认识清楚以后，未始不能发出坚定的信心与积极奋发的力量！

　　五、转祸为福

　　暴乱过去了，留下来的还是我们这六百余万的人们，以及这美丽肥沃的土地。善良人们在财产及精神上，均曾蒙受重大损失，这美丽的国土也掩上了若干阴影，然而当白部长宣慰以后，给予我们“转祸为福”的鼓励，以及陈长官在追述事变因果后引示蒋主席“经过一次磨练，增加一分光明”的名言，都足令人深省！

　　有人说，台湾暴乱迟早难免，正如疖痈一样，不出脓、不开刀是不会好的，腐肉不去，新肌不生，早些爆发未始没有好处，这种逻辑是有理由的。台湾社会上矛盾现象早为人们所熟识，从接收以后，危机即已潜伏着，政府不能把仅有的人力物力专门去防止危机，因为更重大的工作还多着，而且相信强大的光辉一定能扫除宵小的黑暗，可是政府的环境太恶劣了，当它正在一面排除困难，一面埋头苦干的时候，奸党暴徒竟然乘机煽动，意图打劫，政府显然有些措手不及，到今天，回想当时情景，真是捏着一把冷汗。

　　但是正义必定胜过强横，光明必定胜过黑暗，事变平定，暴徒就范，乃是我中华历代神明感召，与八年抗战正义精神余威之普照，我们要怎样激励焕发来弥补前此之缺憾！

　　台湾是美丽的，但却不是天生的乐土！台湾光复是荣耀的，但保持此荣耀，却非容易！历史不会骗人，危机全由自找，展望前程，能勿惕励？

　　三十六年四月十日完稿

　　（《台湾月刊》第六期，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它告诉我们什么？（夏奕）

　　两星期的事变

　　这一次台湾的“二二八”事变，由二月廿七日晚上开始骚动，到三月十二日恢复秩序止；一共只有两个星期，这是台湾光复以后最大不幸也是最大耻辱的一次事件。这次事变的范围几乎遍及全省，几千人受了伤，成百个损失了生命，价值数亿台币的物资被焚毁了，此外，它还在“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用这次事变中所流的血，造成了一道感情的鸿沟，在建设新台湾的前途上投下了厚厚的一层阴影。

　　悲剧的开始

　　二月廿七日晚上，专卖局（公卖局的前身）的缉私人员带了警察在台北市延平路查缉私烟，抓了一个名叫林江迈的烟摊，这女人说她靠这烟摊养活她和她的孩子，死也不肯给没收，因此被缉私先生们敲破了头，女人的哀声和鲜红的血，激动了旁观民众的愤怒，一时呼打之声四起，缉私员警逃散了，其中一个对跟追的民众开枪，流弹又误中一名叫陈文溪的小商人头部，这人登时毙命，激怒的民众当时焚毁了缉私员警所乘的卡车，又蠢涌到警察局，要求立刻当众拿办伤人员警，不幸的事变，就由这时点着了火线。

　　由请愿到暴动

　　廿八日晨，延平路上集合了千余群众，张旗擂鼓，拥向专卖局请愿，到了正午，这群人捣毁了专卖局台北分局，并且把里面所有的专卖品和家具全部搬出焚毁，余烬未熄，群众又转向台省长官公署，另外还有一部则去包围专卖总局，一群人正欲冲进长官公署时，为卫兵开枪阻止，事态于是扩大。正午更到处殴打“外省人”。三月一日纷乱状态更加扩大，见到“外省人”就加殴打，许多“外省人”开的商店，甚至于外省来台公教人员的私宅的东西，也都被搬去焚毁。台省警备总司令部于是宣布临时戒严，但打人毁物仍然继续不绝；更进而与军警冲突，抢夺军警武器，劫掠军需仓库，暴乱的行为愈演愈烈，三月一日更波及嘉义，二日波及台中，三日波及台南，四日波及花莲港，其他各县市也都先后发生冲突，流血事件乃遍及全省。

　　“阿山”有罪？

　　“阿山”是台湾同胞给内地来台人的一个普遍称号，“阿山”们在这一次事变中始终演着一个可怜的角色，因为在事变的十几天时间里，最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打“阿山”也。

　　他们考验你是否“阿山”的方法，一是说“台湾话”，二是说“日本话”，三则唱“日本国歌”，有一项考不来，那一定是“阿山”无疑，于是轻则殴辱，重则打死，或者当成“俘虏”给“集中”起来，东西就把来烧了，最惨的还有把小孩子由两个人拉着头和脚扯死，也有抓着小孩子倒举起来撞死的，一个孕妇曾被刺刀刺穿腹部。虽然妇女孩子，只要是“阿山”，也都不能幸免，我们是仇敌吗？不然就是“阿山”有罪？

　　处理委员会

　　三月一日台省长官公署应省市参议会，台湾国大代表，台湾国民参政员等请求，由上述民意代表与公署各处长合组“二二八事变（件）处理委员会”，来解决这次由查缉私烟引起的不幸事件，顾名思义，“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应该限于处理“缉私击伤人命”案的善后问题，然而实际上这组织的权力却是没有界限，而这权力且是由少数野心家随口赋予的，因为暴乱行为的继续扩大，政府所派的代表，实际上很少能够参加，而且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不久这处理委员会便由少数野心分子所操纵，而开始制造更大的惨剧了。三月三日处理委员会又要求扩大组织，容纳所谓“学生”、“青年民众”及“各业代表”参加，实则就是加了某些野心家的党徒和打手而已，于是一方面唆使了这些打手们在市内不断造出打人、毁物、暴乱的恐怖空气，一方面处理委员会则借这些恐怖行为，打起民众代表的大旗，向长官公署讨价还价，不断地提出要求，同时更利用广播电台召集各种组织，如“台湾青年自治同盟”，“日本时代派遣海外退伍军役（人）”等，以增加恐怖气氛，另外处理委员会还擅自派员“监理”台湾银行，和“接收”了一部分公营事业机关，台中的“二二八处理分会”更“接收”了台中市所有各机关，并且将外省来台的公教人员分别“集中”起来，其他各县市的处理分会，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类似行为。

　　三月七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又向长官公署提出了“三十二项要求”，这时的“处理委员会”已经俨然以全省的太上机关自命，而同时它的叛乱罪名也已经确定了，三月十日一道解散的命令下来，这如火如荼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终于冰消瓦解了。

　　所谓政治改革要求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外宣传说，他们只是要求改革政治，绝无其他用意！所以他们要求长官公署拨给五十万元台币的经费，所以他们又在三月七日向长官公署提出了三十二项要求，要求的内容是这样的：

　　甲、关于军事方面

　　一、缺乏教育和训练的军队，绝对不使驻台湾。

　　二、中央可派员在台征兵守台。

　　三、在内陆之内战未终息以前，除以守卫台湾为目的之外，绝对反对（在）台湾征兵，以免台湾陷入内战漩涡。

　　乙、关于政治方面

　　一、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

　　二、县市长于本年六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

　　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为省议会）之（同）意，省参议会应于本年六月以前改选，但目前其人选由长官提出，交由省处理委员会处（审）议。

　　四、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最好秘书长、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长应该如是）。

　　五、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省警察大队及铁道工矿等警察即刻废止。

　　六、法制委员会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员由委员互选。

　　七、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八、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九、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十、非武装之集会结社绝对自由。

　　十一、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纸发行申请登记制度。

　　十二、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

　　十三、废止民意机关候选人检核办法。

　　十四、改正各级民意机关选举办法。

　　十五、实行所得统一累进税，除奢侈品税相续税外，不得征收任何杂税。

　　十六、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

　　十七、设置民选之公营事业监察委员会，日产处理应委任省政府全权处理。各接收工厂矿应置经营委员会，委员须过半数由本省人充任之。

　　十八、撤销专卖局，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制度。

　　十九、撤销贸易局。

　　二十、撤销宣传委员会。

　　廿一、各地方法院院长及首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廿二、各法院推事检察官以下司法人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

　　廿三、本省海陆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

　　廿四、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应改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核准前，暂由“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政务局负责改组，用普选公正贤达人士充任。

　　廿五、处理委员会政务局应于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产生法由各乡镇区代表选举该候选人一名，然后再由该县市辖参议会选举之，其名额如下：台北市二名、台北县三名、基隆市一名、新竹市一名、新竹县三名、台中市一名、台中县四名、彰化市一名、嘉义市一名、台南市一名、台南县四名、高雄市一名、高雄县三名、屏东市一名、澎湖县一名、花莲县一名、台东县一名，共三十名。

　　廿六、劳动营及其他不必要之机构废止或合并，由处理委员会政务局检讨决定之。

　　廿七、日产处理事宜应请准中央划归省政府自行清理。

　　廿八、警备总司令部应撤除，以免军权滥用。

　　廿九、高山同胞之政治经济地位及应享之利益，应切实保障。

　　三十、本年六月一日起，实施劳动保护法。

　　卅一、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释放。

　　卅二、送与中央食粮廿五万吨，要求中央依时估价拨归台省。

　　由这个要求里可以看出处理委员会组织的分子，庞杂的意见，和他们所谓“改革政治”要求的真意所在，主要的当然在于“官由台湾人做，兵由台湾人当，权由台湾人掌握”，而成为一个“完全台湾人的台湾”。然而为什么又有释放战犯汉奸和罢工自由的要求呢？难道政治要改革到出卖国家民族的地步吗？我的天！

　　暴动的一夜

　　先是，警备总部曾应台北市参议会的请求，为避免刺激民心起见，于三月一日晚十二时起解除戒严令，后来又徇处理委员会请求，自三月三日下午六时起撤退市内巡逻及岗哨军队，以避免继续流血，增加处理困难，市内治安由处理委员会治安组组织“忠义服务队”维持，并且处理委员会的廿五个代表以性命保证此后不再打人毁物的行为发生，这个保证一时也获得一点小效，虽然骚扰的行为并未完全停止，秩序也没有恢复，但是一群“阿山”和善良的人民，总算能够怀着战战兢兢的心理，出去松一口气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幕惨剧已在这时种下了祸根。

　　还不到五天——三月八日夜里十时半左右，台北市又爆发了一次惊人的暴动，市内到处可闻紧密的枪声，十一时许才告平息，但断断续续的枪声却彻夜不止。后来听说这夜台湾银行总行，各大公司，驻军兵营、警务处、警察局，及一部分军警机关，都曾遭受袭击，来击的暴徒是由市郊北投和松山来的，结果说是抓了二百多个。

　　这一夜的暴动，是一个转捩点，政府由八九日以来听命于处理委员会无所不可的态度，一变而为雷厉风行的严厉态度，九日再宣布戒严，一面开始逮捕暴徒，这和国军廿一师调防入台当然不是没有关系的。

　　学生和忠义服务队

　　在这次事变中，风头最健，也最傻瓜，最可怜的就是忠义服务队和学生了——忠义服务队也是以学生为主要分子——这些大中学生（有的还是未成年的小孩子）“不知”也可以说是“乐于”被人利用，牺牲了宝贵的光阴，抛弃了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为的什么？他们打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学生打了先生同学，他们跑到人家里去搜取枪械，他们和军警冲突，他们放火烧毁物资，他们甚至与暴徒为伍去攻击要塞、攻击兵营。他们究竟为了什么？甘心听从野心家的驱策，做出这些灭绝理性违背法纪的行动？他们没有目的的，他们就这么可怜、又是这么可恨？

　　可怜的台湾知识青年！

　　白布臂章

　　事变期中，在“忠义服务队”臂上出过风头的白布臂章，事变以后当然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另一种代之而起的白布臂章，又捆上了台湾同胞的手臂，这是因为在变乱期间，许多警察服装被暴徒抢去，为了辨别真假警察而起的，但立刻就被仿而风行起来，成为好人——服务于公家机关——的标志，事变的唯一遗迹了。

　　告诉我们什么

　　现在，事变已经完全过去了，但是事变却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在台湾，政府和人民之间，有着一个相当严重的隔膜，我们不应该忽视了日本人曾在台湾人的思想里，注射了五十一年的毒素，但我们也不应该抹杀台湾人对政治的要求，自然不是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所提的那样，只有蕴蓄着“不满”的心理的民众才会被似是而非的言论所煽动，这次事变是给我们过去政治设施做一个总的检讨，把过去一切恶的丑的做一个总的清算的机会。

　　（《新闻天地》第二十三期，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台湾二二八真相（路人）

　　二二八，横竖拼起来，是个“共”字，但二二八不是共产党领演的，现在是台湾人知道，中央也很知道，只有多数内地人，还蒙在鼓里。

　　台湾有共产党吗？有的，怕并不多，熟悉内幕的台湾人说：“台共”或称“土共”，日本时代一网打尽了，胜利后才又死灰复燃，可是不要太抬高台共的身价，这幕悲剧是还没法排演，他们只是在最后才参加进去，起不了大作用，因为台湾人听见这三个字就害怕，就头痛。

　　台湾有贪官污吏吗？有的，但决不是个个都是，而是少数，这“少数”两个字，陈仪长官是给予修正为“一二个”，这一二个害群之马现在在哪里呢？逃的逃了，通缉的通缉了，到现在还能在海岛停留的，至少他可能以身作则表示他的清白，在这些人以外，不客气地说，就要轮到在海岛以外而替海岛办货做买卖的那批人，但台湾人对于检举贪污是尽职的，他们甚至不怕吃官司，但要叫他们提出“唐山袋”里的证据和数目字，可不能具体！

　　台湾早就和任何一省一样，处于同一的命运，所异的是成分的多寡而已。

　　六百三十万台湾人，他们最生气的是胜利光复带给他们以希望的，到现在都成了绝望；他们希望在重回祖国以后，个个能出头，能吐气，至少要比以前的生活过得好，结果呢，什么都轮不到，到现在却要吃台币八十元一斤的糖，四十余元一斤的米，生活的担子加重，所能希望的都成了泡影，于是不满现实，更因为对于中国的情形脱了节，于是（对）连外省来的公务员、商人，都发生了极大的反感，这个反感从光复时热烈欢迎时起就生下了根！

　　这一年来长官公署从南洋群岛、大陆、海南岛，遣送回省的省胞，总数在十万以上，他们在省外，站不住脚，于是要求回来，回头后找不到适当的职业，可以给予的农田水利工作，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便生了怨望，另一部分是火烧岛回来的数千犯人，回来掀风作浪，再加上一批内战时工业不能在平时复工的工人，就这样成为无形的捣乱的集团，这个集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政府莫有办法，结果种下了动乱的因子。

　　一年半来，这个因子逐渐地成熟了，他们在二月初因标售日产房屋便想发动，结果于二二七因专卖局缉查私烟打死了一个流氓头陈文溪，就此展开了大悲剧，没有身在台北的人，一定不会想像到那情势的严重和紧张、恐怖！因为目击的却是身外人所绝不能意想的！

　　有一个特质可以写明二二八的内情的是，这个狭义的排外行动，转变为看见外省人就打，打得头破血流，以至于死为止。当时的台湾人，几乎是总动员，各阶层人物都参加，流氓、地痞、青年、学生、失业分子、店员、年老的，都视外省人为敌人，女孩子和老太婆则在指点或拍手，这类非人类爱的表现，使每个外省人充满恐怖和愤怒！人们说，公务员因职务关系或许得罪了台胞，但妻子儿女，并无罪过，而亦不能幸免！

　　可是我们不能抹杀善良的台湾人，他们尽量庇护，用尽方法来藏匿、挡架，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目标的看见外省人就揍，结果呢？原先作为对象的高贵大员丝毫无损，而遭殃的却是饿不死吃不饱的小公务员、商人、妇孺！烧、抢的都是些无辜的走江湖的可怜虫。

　　台湾人再用最好的方法来打赌，都不能以只手来掩塞这混乱的恐怖的非人类的排外，尤其是排击同是中国人的行为！这是在流氓手下所演出的铸下大错的非法行为！

　　处理委会成立了，中途给做不到官做不到生意的政治野心家们利用了，而在争执各县市长民选的三个名单中，这些人自己内讧了，共产党也就在这时钻入，从早到晚开了一天的民众大会，你提一条，我提一条，结果凑成比廿一条更多十一条的“政治要求”，一部分野心家明知闯了祸，要偃旗息鼓也不能了！他们更图在九日晚大举进攻、接收、集中，而决定在十一日将外省人杀光，这是在纳粹侵略国家的领域中也稀有的恐怖政策！

　　所幸，国军到了，这是一个喜讯，而陈仪长官所演的“空城计”，到这时揭开了幕！全省所有的海陆空军人，全数不到六千人，台北只有数百人，保护长官公署的二二八是四个卫士，之后是一二十个兵，长官可不能不镇静，政府就不能不虚与委蛇，拖三延四，在这时，不但政府无法控制，民间的正义士绅更休想出面，“阿山”（外省人）遭殃，“半山”（从内地回来的台湾人）也吃力不讨好，县市参议员们“两面光”，结果就大糟糕！

　　流氓以台北为出发点，向中南部进展，到各地大动乱，在嘉义情形更为惨烈，红毛埤的大弹药库都牺牲了！

　　现在事情算是暂时的平息了，损失除物质的尚可计数以外，政治信仰和工作情绪显然是倒退了五年、十年！

　　陈长官有说不出的难言之痛，中央当然责成他，台湾人当然怨恨他，而公教人员何曾满意他！中央可能责怪他处事不当，尤其是在二二八之前不能防止，二二八之时更不能遏止，终至事态扩大，中央不能不用兵！台湾人责怪他的因为光复以后经济的不能放松，没有稳定物价，生活在浪潮里；公教人员则是政府不能保障他的安全，而待遇又是苦不堪言！真不该挨骂挨打！公侠（陈仪的字，又称公洽）先生成了众矢之的，可是他被埋怨（是）应该的，但他是爱护台湾大多数善良的同胞的！

　　批评他的一切都可以，只是不要否定他的政策——专卖、贸易、公营都是以（孙文）总理发展国家资本的原则来实验，他决不承认错，正因为想减轻人民的负担（三次（项）收入占省总预算34），他坚持专卖、贸易，前者得罪了小本经营的烟酒商，后者得罪了大商、大投机家！虽然，其实施这政策的步骤和方式以及人事的执行都有成为问题的问题。

　　他也承认过去政治的尺度太宽，“皇民会”分子以宽大而滋生事端，一种不能积极以建设新的文化教育，迫使台湾人忘怀不了以前的统治者——日本人，于是表现在这次事变中就很显著的了！动乱的台湾人成了否认中国的曲解祖国的叛徒！我们想到林肯解放黑奴后所收到的结果是痛苦时，我们也明白了离开了五十一年的野孩子要他修身养性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一时间却是困难的事。

　　目前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恢复和本省人之间的裂痕？陈仪长官是否能继续以前宽大的胸襟接受人民的要求和开放言论？是否勇于承认这次事变的失责？这是可以衡量他的伟大之处的！

　　二二八，使人害怕提起台湾，也使中央和地方政府从牺牲者的血迹里找寻出治理岛省的方策来！因为它提供了血的事实！

　　（《新闻天地》第二十三期，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鬼话台湾（洪去火）

　　我是一个鬼魂。我生前是台北市的一个小学教师，曾经受过日本师范学校教育。据我们的前任教育局长姜琦先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晚在广播电台演讲”说，像我这样的人“参加这次暴动者实不少数”（白部长和陈长官的报告可并没提到），可是我并不在这些“实为多数”的暴动教师之内。我是三月九日早晨在本市的暴乱将息而未息的时候，误中流弹而死（据他所知，台北市像我这样的冤鬼只有我一个，也并非多数）。阴魂不散，我要讲几句鬼话。虽然是鬼话，却比那些有偏见的活人的“鬼话”更像人话。

　　二二八事变的真相，国防部白部长调查得很清楚，他的报告很公正。陈长官的处置稳健而决断，减少了许多可能的更大牺牲，也没放弃国家官吏的职责。省民（奸民例外）省鬼（连我这个冤鬼在内）一致感戴。我现在要讲的是另一方面，是活人看不到也不愿意说的另一方面。

　　我享年还不到四十，我没有机会认识祖国。我受的是日本教育，日本人不让我认识祖国——其实日本人又何尝认识中国？日本人说，中国自唐代以后就没有文化，更没有现代科学。日本人说中国没有一条铁路，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火车。日本人说中国人都是制造毒品吸食鸦片的。由于故老的传说，我知道祖国有个孔子，是圣人；有个李鸿章，是割让台湾给日本的罪人。光复之后，我才听说祖国有个詹天佑，使我感到像神话一样的新奇。究竟祖国大呀还是台湾大，我可以下断语，一般本省人就未必知道。

　　我不认识祖国，不了解祖国，可是我爱祖国。为什么？因为它是祖国。大部分本省同胞也都像我一样，看不起日本人告诉我们的那么样的一个“中国”，可是那是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们爱它。在光复之初，一般民众并不“需要”别人去“运动”他们，他们一致的欢迎陈长官，一致的欢迎国军，欢迎那穿破旧军装，背雨伞，自己挑着行李的“可怜”的国军，欢迎那抗战八年劳苦功高的“可敬”的国军。可以说句良心话，就是我也怀疑这样装备的国军怎么会把日本的“皇军”打败。然而看看日本的台湾总督给我们陈长官敬礼，看看陈长官那战胜国大将军的威仪，我真喜欢的流泪，觉得陈长官是“我们的”。我至死还是爱祖国。祖国好，是祖国；祖国不好，也是祖国。但是我究竟是四民中的一个“士”；无条件的始终爱祖国，也许“唯士能之”，而且要安分守己的“士”，像我，才能之。

　　光复之后，一般省民对祖国的热爱与日俱减，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直觉地感到光复之后，一切都不“高”于日本统治时代，除了物价。这感觉有一部分是因为“狃于旧习”，也有一部分确是事实。至于省政的建设，并不是没有超过日本时代的数字，但是一般人谁去看统计数字呢？更有些人只感到失业的威胁和生计的艰难，便以为这是“中国”给他们带来的灾害，至于其中的复杂因素，谁有工夫去细想呢？

　　于是他们怨恨“中国”，打“中国”。但是怨恨是一回事，打又是一回事；打是出于怨恨（这怨恨也许是无理的），怨恨却不一定就到打的程度。我坦白的说句：若干本省人可能把若干内地来的人当作良师、益友、贵宾，总而言之“好人”。一年以来，本省人同外省人结婚的很多，这不是可辩驳的明证。可是把“台湾人”当作一个笼统的名称，它（我自然也在内）对于“内地人”这个名称没有好感。然而，二二八事件动手打人的却是极少数，而这极少数，除因一时受了“缉烟事件”的刺激之外，还是被更少数的人利用鼓励的。

　　“台湾人”为什么对“内地人”没有好感？那原因说起来很复杂。像什么“省政不好”，“官吏贪污”等等，内地的报纸早已说得“言过其实”，使我无可追加。还有说来台后接收的军队不好的，我也暂时保留；因为本省的光复，就是国军浴血抗战八年的功绩，除了感谢之外，我不忍对国军有任何批评；我虽作了鬼，到底还是个“秀才”呀！

　　我是个教育界的“鬼”，姑且谈一谈教育界吧！日本人说我们的祖国没有文化，在本省同胞的心理上留下很坏的印象；光复之后，从内地来的教育工作者并没有把这坏印象拿事实改正过来，相反地，倒是证实了一部分。

　　从内地请来的学校教师，我们是拿他当圣人看待；也许是我们对他们的期望过高了吧！他们实在使我们失望，使学生失望。一个受过大学教育或有资格作国民学校教师的人，连国语发音都不会，连本国的字母都不认识，这叫我们没法儿不惊异。一个中学生请求老师把一篇演说词给注出音来，老师说：“你用日本字母注吧！”那个学生并不是不会祖国的字母（注音符号），只是不能确定那些国字该怎么读罢了。一个小学生因为把“沦陷”依照国音读成“沦悬”，没有依照老师的方音读成“沦汉”，被老师大加申斥；另一个小学生在他的日记上说“国语有六种”。这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教育长官告诉我的。慢慢的我们晓得祖国因为历史久，地域广，标准语还没有普遍推行；但是我们到底不明白祖国在教育上是否使用标准语。

　　祖国来的教师们学问如何，我不敢批评；至于日常生活，却有些叫我们看不惯的地方。那自然也许是我们不对，但是祖国来的人又一致称赞我们。这就使我们迷惑了。我们每天除了上课，至少有八小时都在学校；祖国来的教员下了课就好像交了差，尤其是中学教员。我们有各科研究会，研究的题目也许很浅薄，可是我们在研究。祖国来的教员好像不屑于作这些事。他可以在宿舍喝酒，唱“杨延辉坐宫院”，可以迟到旷课；男教员可以领女学生看电影，同事之间可以因恋爱而闹出“问题”，可以随地吐痰，擤鼻涕，甚至……。我并不是说人人这样，我是说有人这样。甚至有人报告国内情形，说：“从前我们的同盟国是日本，现在是美国。”像这样的人比我们更需要“再教育”。至于我们的姜前局长所说的，“中学以上学校风潮遍地皆是”，起于“本省教师排斥外省教师，对学生宣传说外省教师如何不称职，以减少学生的信仰心，使他们对外省教师表示藐视的态度”者，固然不少；起于外省教师对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宣传校长贪污，或某教师不合格者，恐怕更多。这一层，省教育当局大概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再到社会上看一看，上公共汽车不排队、不买票就上车的是谁？出入公共场所争先恐后挤的是谁？对着“请勿吸烟”的告白大口喷浓烟的是谁？一个人占几个座位而“理直气壮”地同别人争吵的是谁？不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而强词夺理地争辩的是谁？……诸如此类，我从服装上判断，似乎其中颇有“文化人”。我决不敢说内地来的人都是如此，也决不敢说本省人没有一个人如此；但是这些现象确是光复以后才有的。小时候我祖父教我读过《弟子规》《治家格言》一类的书，我虽想祖国的旧时代的人，生活得很规律的；我又知道我们的元首蒋主席早就提倡“新生活运动”，我推测现代的祖国人，生犯“活”也是很有规律的。光复之后，祖国来台人士带来的这样“生活”究竟是旧的还是新的，真使我迷惑！要说这是抗战八年来日本人在沦陷区造成的“生活”吧！可是本省沦陷了五十年，也没有被日本人造成这种“生活”呀。人人都怪贪官污吏，老实说，就满打着全省官吏个个贪污，也不过是“内地人”中的一部分，而且一般老百姓只要有工做，有饭吃，除非你直接向他敲诈勒索，他不会感到贪官污吏给他的痛苦；所谓反贪官污吏云云，是本省尤其是其他几个报纸，以及内地来的一些人，天天在那里“唤起民众”的结果；而反内地人的心理，却是随时随地由内地人引起的。

　　再说教育设施。我们的姜前局长说：“我记得前年苏联收复乌克兰的时节，一切救济品尚未到达以前，先运去两万名小学教师，五百万册教科书，是何等有气魄，很值得我们效法的。”姜前局长很知道祖国的情形，我却不明白祖国为什么不效法这“值得效法”的办法。本省回到祖国怀抱之后，最初是用“你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他是台湾人”的加强地域观念的暂用课本。后来才有国定的国常课本，和教育处编印的一套不完全的课本。不要说教授书，参考书，学典，词典，连一本《国音常用字汇》都无处去买。听说商务印书馆是祖国的第一家大书店，对祖国的文化教育贡献很大，为什么不把教育部颁的《国音常用字汇》运来贡献给台湾？要说印不出来，为什么王云五的辞典就印得出来呢？这又使我迷惑。如果姜前局长有孝法“苏联运五百万册教科书到乌克兰”的气魄，我想到民选省长的时候，全台湾省的国民学校教员一定全投他的票。不过他作局长的时候，为什么不给台北市运五百万册教科书来，这又使我不明白了。至于苏联的两万名小学教师到乌克兰之后，是否也使乌克兰的小学生感到苏联的国语有六种，是不是也随地吐痰，那我也就不知道了。

　　且说教育效果问题。尽管我们整天的喊：“祖国，祖国”，可是试“甚”多人心中的“祖国”还是和“台湾”对立的，不是一体的。日本在战争期间要对台湾加紧“皇民化”的教育，证明我们“台湾人”并没有成为日本的“皇民”，不信你随便找一个小孩问一问“你是哪一国的人？”他可以答是台湾人，绝不会答是日本人，诚然也有少数以作“皇民”为荣的人，不过那也同内地有汉奸一样，不足为奇。不幸的是许多人到现在还自以为是“台湾人”，而把从海那边来的同胞叫做“中国人”，这次暴动中的暴徒，如果我们心中是打“外省人”，那是由于狭隘的地方观念；古今中外的人都在所不免，只是程度之差而已，所以事虽可憾，并不足悲；但是，我想，他们并不是打“外省人”而是打“中国人”，正像早年间他们也打过日本人一样，那才真可悲呢！陈长官说在暴动中许多本省同胞救护外省同胞，是出于同胞爱，这话诚然不错，假如是打日本人，恐怕就没那么多人出来救护；可是叫我看，与其说是出于同胞爱，不如说是出于正义感，因为我知道本省同胞多是富于正义感的。他们可能也以为这是“台湾人打中国人”，但是这种行为是不合于正义的，所以要救护；认识自己和海那边来的人同是“中国人”，才是教育的效果。我是教育界的“鬼”，死不瞑目，我要看那些没死的教育界的“人”，几时才能收到这样的效果。

　　（《论语半月刊》第一三〇期，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我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萧铁）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我正在办公室忙一点小事，街上远远忽有一种吵闹，我根本没过问。接着，同事们多去凭窗远眺，也有下楼去看的。下班以前，有两个人跑回来说，他们去本町看了，打完了，专卖局还有个财政处出纳从局里出来，大家以为他是专卖局的，也给打得头破血流，还是林处长开车把他送去医院的。我把事情暂时摆一摆想问问究竟。他们说昨晚专卖局在延平路（台北最热闹市街）查缉私烟打死了烟贩，今天他们打人是找报复的。延平路查私烟是常事，怎么今天会闹这么大事？我想问个清楚。他们说昨晚没收的烟太多，查烟的心太狠了，还要没收烟贩的钞票，烟贩十九是女孩老弱，当然无法对抗，路人却群情激昂，争相鼓噪，查缉人员恼了，便开枪，打死了一个看热闹的男人，打伤了一个卖香烟的人，就此溜了。不过也有人说枪是警察开的。当时人多嘴杂众说纷纭，听不出个实在原因。

　　下班以后，街上的店子都关门，我还觉得奇怪。回到自己屋子，我照样午餐，做完办公室那点尚未弄妥的小事，还预备三点钟去行政公署参加宣传会报。两点不到，街上有好几百人，围在我对面那家卷烟工厂的大门前，据说是要打某某人某某人闹成一团糟。我想外面虽然紊乱，但总与我无关，还是预备准时去公署，但隔壁曹样的阿母一定不让我去，说外面的阿山一律被打。曹样上海人，讨了个台湾太太，他太太亲戚来了满屋子，坚嘱曹样不要出门，出门就挨打。我看情形是相当严重，就叫下女送了个字条去公事房，说宣传会报恐怕开不成了，把那点弄妥了的东西也给拿了去。下女回来说，公事房空无一人，街上好多兵。三点半左右，一阵枪声，还夹杂一点机关枪，二二八事件遂如是揭幕。

　　据说本町的专卖局（分局）打过后，卖香烟的小贩，看热闹的闲人，越来越多，浩浩荡荡有好几千，预备去南门町打专卖局（总局）。但走到南门广场，专卖局（总局）大门紧闭，早有准备。群众的气既没有消，于是集议讨论表决，决定下午去公署请愿。公署卫兵不准他们进去，他们坚持要进去，冲突于是发生。卫兵开了枪，打死了他们几个人。他们请愿不成反而死了人，于是怨气更大，便成群结队四处游行，碰了阿山（即内地人，略有乡下人的意思）就打，受伤的当然不少。公署大门，平日是没有卫兵的，我常常讲那是可爱的民主作风。那天如果不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不加哨岗，就不会打死人。群众请愿，马上接见，马上答复他们的要求，事情又哪里会演变得那么惨？何况那个时候的群众尚未经人组织，让他们提条件，最多也不会超过惩凶、撤销警察大队和专卖局的要求。错就错在中国只有几个贤明的人，没有一群贤明的人，所以决定同执行老脱节，到处闹得民不聊生。陈仪将军平日处理省政，大多颇为合理；但是他的助手，越近基层则做事越是不合理。我们就拿查缉私烟来说，就应当在海港上查，不准私烟进口。私烟既然事实上也能够大批进口，又有什么理由去没收零售小贩们七八包或二三包那些少数私烟呢？大批进口既为海关禁止，走私偷运，各港口又由专卖局设有查缉机关，私烟哪里来的？难道贩卖香烟的贫苦小孩坐飞机去香港去上海买来的？这是全台人士有眼共见的事实，为什么不查？

　　再说打死人。陈仪是将军，当然深知兵器之利弊，曾三令五申不准出巡人员携带武器。但是底下的人，根本就不听那一套。他们把台湾人当作目不识丁的内地农工群众看待，以为打死两个不要紧。不要紧吧，把人命做儿戏吧！这正可以做全国的教训啊！我在这里完全没有指责专卖局和警察局的意思，这是中国的通病：上面的政策，经过专家学者的设计，总是好的，下面的做法，经过自私和玩忽，总是害人的。在内地打死几个人，也许可以不了了之，尤其是卖香烟的东西，但是台湾人却把他们那条命看得重要一点，不论车夫下女门房信差，只要他们有那一条命，就可以去读莎士比亚、斯坦贝克的剧本小说，去拉去打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去找寻那些内地同境遇同胞们所不能找到的快慰。台湾人觉得活着和死着有很大的区别。

　　当日下午，台北已入紊乱状态，全体罢市。下午六点开始戒严，太平町派出所、贸易局的门市部、新台公司及永安堂，均被捣毁。永安堂之被打，听说是胡文虎在新加坡引渡了若干台胞给日本人结下的仇。当晚的广播电台，什么节目都没有，专放音乐节目，一直到十二时十分才停止，我们也安然入梦了。第二天，三月一日，情形更形严重了，罢工罢课，与罢市并行。火车公共汽车也停了，台北变了一座死城。下女回来说菜市关了门，同时邻舍某某阿山腿打断了，那个人还是与我同坐一条船同睡一间舱从上海来的。还有某某没有打着，跑了。其余的阿山，说的都是我认得的，则都走了，不见了。外面的谣言很多，枪声时起，但是我当时总认为事态不致如谣传那么严重，午餐过了，我还陪我的搭挡梁胡子外出溜街。我想到外面跑跑，也许可以看到一点东西。

　　出建“成”町二十八巷中山路就是三线大马路，就是长官公署，我们不敢走小街。过公署时，见屋顶四角有机关枪，广场中心及公署四周有步哨及便衣。我想拍两张照以资纪念，但胡子却声色俱厉把我的机子抢了，慢慢走到女子师范，任校长的手也被打了，出了点血，轻伤。她平时住学校对面她弟弟家里，她弟弟是前任专卖局长。紊乱中，群众中间有些台大学生认出了她，才对大家说那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大家也才知道根本是打错屋子，还替她扎伤陪不是，可见那时候的群众，尚未经人组织。胡子同我把相机留在女师，坐也没坐就走了，还想去医院看看打伤了的熟人。但街上台湾人个个对我们两个阿山横以惊奇与仇视之眼，因为路上行人已绝无阿山影子。胡子说：快点走，把脑壳低下。医院当然不去了，因为六点起断绝行人，赶不到家是危险的。不过当时所谓戒严，也只公署广场及南门广场诸要冲地点有点哨兵，其余小街僻巷成群结队的群众，还是在报复私人仇恨，殴打阿山，破坏财物。待我们转入建成町大马路上又有密集枪声。建成町二十八巷街口一家无线电商行前面，则猬聚台胞数十，在静听台语广播。一日晚，陈仪行政长官广播，宣布接受参议员们建议，宣布解严，肇祸查缉人员已送法院严办。枪伤烟贩已送医院，枪死路人已优予抚恤。公署卫兵枪伤致死同胞，特别议办。暴动被拘台胞，一律由父兄保释，不加追究。军队回营，另组宪警民联合办事处维持秩序，并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调查处理这次事变。二二八处委会如真能与政府合作，彼此以商讨善后为前提，在当时讲，事件是并不难解决的。但坏就坏在二二八委会的少数台湾士绅，别有用心，想利用当前紊乱的场面，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不但不企图恢复秩序，反而组织忠义服务队与青年自治同盟，要求武装，发动全省台胞暴动，接受各县市行政机构，闹成无法无天。最不应当的，台湾一部分士绅要号召二十万曾在日本时代出征或入伍的青年，要他们集合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做他们同政府讨价还价的砝码。他们对政府的要求是五号提出，是所谓八项要求，只把解决二二八事件做引子，其他都是他们自身的欲望。主要的几点，是要把公署改组为省政府，省府委员台湾人要占一半，各工厂各学校主管要一律是台湾人。这些要求一看就知道是台湾士绅们的要求，而不是香烟摊贩或其他民众提出来的要求。

　　六日晚陈仪氏第二次广播，说改组省府事，已呈请中央核示，台湾省委名单，则请参议会提出，他决向中央推荐。将来政府改组后，各级主管可多用台籍公务员。他这种慷慨的口气，台湾的士绅们是满足了，是无话说了，但被士绅们所利用的群众要说的话可还多着呢，他们并没有满足。接着警备总部的柯远芬参谋长广播，他负责命令士兵回营，不准士兵再持枪进入市区，他如果不能做到，他愿意自决以谢台胞。我听了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才真觉得事态已极严重，不然堂堂一武夫，是不会讲出这种亦悲亦壮语句来的。再接着是二二八处委会的策动人物蒋渭川、王添灯（他们两个人一天到晚轮流在电台广播，我已听厌了）广播，呼吁恢复秩序和交通，停止罢工罢课罢市。陈柯广播之前，还由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席李翼中氏广播了，是一篇心平气和的谈话，说他们很同情台湾同胞所发动的要求政治革新，并愿意各方面帮助他们争取到成功，但希望他们要用合法的方式去争取。他说他这段谈话本系三月一日以书面发表，托中央社转请各报馆刊告台省同胞，但二日起各报停刊，只新生报出刊，而新生报因故没有刊出，所以才再广播一次。新生报经费由省库开支，人事由宣委会负责，宣委会是青年党地盘，不容外人插足，故青年党消息常排入新生报头条，而国民党党务活动向少报导。这也是台湾的特殊现象之一。

　　七日起，情形并不因昨晚的广播而改善，反之还更趋恶化。从早到晚，电台上有呼喊海陆空军的退伍青年某某区的在某地集中的声音，听了那种呼声，我感到害怕。我是来自群众之中，我是来自部队之中的人，我深知那种缺乏领导的集团将会演出一些什么可怕的场面，廿八日下午断绝交通以来，台北市食粮也断绝了来源，头两天买面粉米粉吃，到第三天则什么也没有买了。没有饭吃，我两个下女都要回乡下家里去，样样留不住，让她走了。曹样家在新竹，车不通，要算是留住了。后来才知道所有帮阿山的台湾人都撤退了，不撤退她们会挨打的。主持二二八处委会的蒋王之流，不过是台湾的有钱生意人，根本就没有政治认识，他们之故意要把一潭清水扰混，目的不过想在混水里摸点鱼，捞点官做。其实他们做了官又何尝会做得岀成绩？至于各级主管就改用台湾人，他们荷包里又哪里有那么多人？台湾的好处是教育普及，人人受了六年或八年国民教育，但如果自视过高，以为一切都比内陆行，那也是妄自夸大。台湾有好的民众，有好的基层干部，那是事实。但是，他们没有中上层干部，因为日本人不准他们有。有一天交通处任显群处长广播，说台湾航业公司有条船，快要修好岀坞了，欢迎台湾人出来做船长。如果有人愿意，请他随时去交通局办手续，他随时就可把船交给他管理。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人出来挑那个空担子。事实上台湾人做船长，他们顶多敢掌管五百吨的船。

　　三月九日，情形更形恶化。风浪大了，把舵的人没有办法驾驶了，何况船又是他们故意驶进暴风雨漩涡中去的。入伍的青年真正集合起来了，蒋王之流叫他（们）散去，他们才不散呢。他们说，你们做官的目的达到了，但我们要武装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以前，是你们拖了我们干，现在我们可要拖了你们干了。在这种情状之下，二二八处委会于是更提岀荒唐的三十二条。主要之点，是撤销警备总部，国军不得驻台，驻台陆海空军一律须台湾人，并在二二八处委会下设政务局，立刻接管行政公署，据说还有人计画限令国军缴械。也听说居然有人马上跑进行政公署，恐吓陈仪马上把公署交给政务局接管，否则生命即有危险。这样一来，简直是形同土匪，他火了，桌上一拍，卫兵可把那个人押了起来，不过陈氏还心平气和，并没有要杀他。只立刻宣布戒严。太康号也到基隆，从上海开来部队也有些登陆了。

　　事情急转直下，三月九日一整夜响枪，子弹常常飞过我们屋脊，有地方走的人都躲到远远的地方去了，没有地方躲的人则躲到“榻榻米”床板下。我也用被子掩掩脑袋，我的搭挡梁胡子则从床上改睡到“榻榻米”上；下女更吓得躲进柜子里。一号大流血之后，第二天早上，三月十日，一切都风平浪静了。枪声大作的原因，据说是台湾曾入伍青年，既已结集，就得行动，当晚真个圆山军械库及东门町警备部劫营缴械，枪是军人第二生命，当然不会让人拿走，于是便是一场混战。

　　（《新闻天地》第二十四期，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史津）

　　台湾自古以来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台湾，为了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了五十年。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多少年来争取重回祖国怀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然而美帝国主义早就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抢夺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一九四五年十月间美帝以大量的飞机、军舰载运蒋军接收台湾，他们接收台湾后立即组织了统治台湾人民的反动政治机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委任亲日派陈仪为行政长官兼省警备司令。又建立了以军统特务柯远芬为首的特务网，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监视，美帝在台湾又设立了领事馆、新闻处，派来各种名义的代表团，美舰、美机霸占了台湾的领海、领空。

　　国民党反动政府接收台湾后，在政治上命令台湾人民各种团体停止活动，封闭进步的报纸杂志，限制并剥夺了人民言论、结社等各种自由。在经济上劫收了台湾全省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和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建立了独占的经济体系，并以发行台币作为加强经济独占的手段，他们拒绝把日寇强占军用的土地归还农民，到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计其数，除保留了日本原有税目、更加重了人头税、户口税、房屋税、糖税、盐税、娱乐捐等等。他们成立贸易局和专卖局，独揽各种专卖权，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购土特产。在美蒋的双重压迫下台湾百分之九十九的工厂停工，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失业工人达八十万。台湾两种主要产品米和糖大大减少，糖的年产量减少了十六倍。素以谷仓著称的台湾一九四六年也发生了抢米风潮。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一九四五年九月一元台币尚可买十斤大米，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要一百二十元台币才能买到十斤大米。物价普遍上涨了一百倍，台湾人民陷于穷困不堪的境地。人民对于美蒋各种法西斯统治忍无可忍，激起了强烈的革命要求。这时在全国范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经发展到新阶段，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预示着中国人民大革命即将取得胜利。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台湾群众性的反抗运动更加发展，一九四七年一月台北市工人、学生、市民万余人集会抗议美军暴行，接着，台北、台中各地出现反对美蒋的传单，这一切都说明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蒋匪专卖局武装“缉私”人员在台北市殴打女烟摊小贩林江迈，并枪杀不平群众陈文溪。市民义愤填胸，立即涌向警察局请愿，要求严惩凶手。这次血案成了全台人民武装起义的导火线。

　　二十八日晨，台北市民开始罢工、罢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以示抗议。游行群众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焚毁专卖局存货，并提出惩凶、赔偿和取消专卖局等五项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一面拖延欺骗，一面布置屠杀。下午群众再次示威，蒋匪军警特务竟向徒手群众开枪，当场死三人，轻重伤多人。愤怒的群众立即夺取了广播电台，呼吁全省人民支援台北的正义斗争。全省人民纷起响应，革命风暴很快席卷整个台湾。

　　在台北地区：二月二十八日晚，基隆开始起义，三月三日码头工人袭击军用仓库。三月一日，台北市民包围铁路管理委员会，蒋匪警察大队用机枪扫射，当场死十八人，伤四十余人，更激怒了全省人民的反抗斗争。随后，桃园、新竹等地人民也相继起义。

　　在台南地区：三月二日，台南市人民起义，袭击了市内各处反动警察所；次日群众举行了大会，决议支持台北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要求改革政治，民选县、市长；组织人民军队，占领了市内各军政机关。三日，高雄发起了武装起义组成人民军队与总指挥部，占领反动警察分局，并很快地控制了全市，台籍警察二百余人起义，参加了人民军作战，攻击宪兵队、陆军医院及军械库，收缴大批武器。将蒋匪官兵七百余人集中看管，只有高雄港一时未能攻下。四日，屏东人民武装起义，附近高山族人民参加共同袭击了宪兵队和飞机场。

　　在台东地区：三月四日花莲港人民起义，攻占了宪警机关。同时该区的许多中小城市也相继起义。

　　在台中地区：三月二日，台中群众自动召开市民大会，并举行武装起义，反动市长迫于群众的威力化装潜逃，市警察局的全部武装被缴械，起义群众冲入三青团团部，撕碎蒋介石挂像，很快地控制了全市。下午成立了人民政府，并发表了安民布告。三日成立“作战本部”组成人民军，集中力量进攻宪兵队集结地，激战六小时，俘官兵三百余人，缴步枪一百多枝及大批军用物资。四日蒋军第三飞机场五百余人投降。彰化市人民也于三日起义，占领了市政府和警察局。员林镇、斗六、虎尾、竹山等地人民也在二、三两日先后举行武装起义。三日嘉义人民武装起义，攻占市政府和第十九军械库，四日进攻蒋军营房，六日成立了“台湾民主联军”，八日该军和台中部队联合攻占了嘉义飞机场。

　　这一反美反蒋武装斗争的烈火，很快在北起基隆，南至高雄，东至台东、花莲，中经台中的广大地区内燃烧起来。

　　在这种形势下，蒋匪政府极为恐慌，一面秘密向大陆催促援兵，一方面缓和人民反抗情绪。虚伪地答应释放被捕者和严禁军警开枪，并假意地提出要成立“处理委员会”，以进行“善后商谈”，企图藉以争取时间。

　　三月二日台北成立“处理委员会”，三日扩大成员，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这个组织的成员极为复杂，虽有进步力量，但国民党党棍、陈仪的亲信、特务分子以及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客绅士，全都钻进来掌握了领导权。他们妥协投降，反对武装斗争，严重地破坏了起义的发展。这时，台北的工人、学生及其他劳动人民，识破了反动派诡计和处理委员会的面目，在四日秘密集会，决定成立“台湾自治青年同盟”，反对妥协投降，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但由于组织不严又缺乏枪枝，遂告失败。

　　在台中地区，处理委员会成立后，反动政客为把持军权，决定设立“保安委员会”，以对抗人民军的“作战本部”。革命的人民对此坚决反对，于三月六日成立“二七部队”，坚持武装斗争。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二七部队”坚持了两个月的武装斗争，最后由于弹尽援绝而归于失败。

　　台湾人民的起义，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社论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台湾人民反蒋武装斗争，社论说：“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

　　蒋政府为镇压起义，从内战前线调集军队和大批军用物资运往台湾，后派白崇禧到台湾部署屠杀。三月八日蒋匪军在基隆港登陆后，在基隆匪军配合下，向台湾人民实行大规模的屠杀，并连夜闯进台北市，九日陈仪下令戒严，十日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北市的大街小巷、机关学校内外到处充满反革命恐怖，灭绝人性的惨杀，使台北市血流成渠，淡水河变成了红水河。在高雄蒋匪军实行全市大屠杀。据白崇禧供认，死者达二千七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凡蒋匪所到之处，都实行了同样的血洗，据当时有些群众团体的统计，台胞被屠杀人数在万人以上，如将轻重伤统计在内，至少也在三万人以上，惨遭杀害的群众中以青年学生为最多。

　　蒋匪这一灭绝人性的暴行，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在屠杀前，美帝积极用军舰、飞机帮助蒋匪运兵台湾；屠杀开始后，美驻华大使馆即派军事及特务人员到台湾指挥策划，并对陈仪、柯远芬的血腥镇压极为“称赞”。事实证明：美帝是这次暴行的直接参与者和指挥者，中国人民不仅要向蒋匪卖国集团清算这笔血债，还必须向杀人的美帝讨还血债。

　　一九四七年台湾人民“二二八”的英勇斗争，在美蒋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这次起义是在全国革命新高潮的形势下爆发的，是全国人民运动的一部分，有力地支援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台湾人民的光荣起义，告诉了全世界，不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中国人民，也绝不接受美帝国主义的统治。美帝国主义必须从台湾滚出去。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人民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历史教学》第一七六期，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二二八起义为何失败？（苏新）

　　调解机构成了斗争机构

　　我们对“处理委员会”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处理委员会”并不是我们党提出的，而是陈仪提出的。陈仪装出一副公道、民主的面孔，指定有关官员、省参议员、参政员、国大代表组成“处理委员会”，负责处理“二二八事件”。

　　陈仪开始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把大事化小，把小事化了，来缓和台湾人民的不满。但是，事情很快就发展到台湾的政治改革问题。代表也扩大到包括全省性的人民团体的代表。这样，本来是作为“调解”机构出现的处理委员会，终于变成台湾人民的各种政治力量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台湾地下党应该怎样对待“处理委员会”，怎样应付这场斗争呢？

　　如果当时“处理委员会”里面有党员，这些党员要不要参加？我认为应该参加；如果代表里面没有党员，要不要在代表里面争取一些同情者作为党的代理人，在“处理委员会”进行斗争？我认为，应该这样做。

　　“处理委员会”里面，除敌人以外，还有各种派别——左、中、右。我们的方针是争取中间，壮大左派，孤立右派，打击敌人。即使“处理委员会”是纯粹为了谈判，我们也应最大可能地争取有利于人民的条件，何况“处理委员会”不仅仅是为了谈判，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个讲坛，揭露敌人的阴谋和欺骗，去打击敌人，一方面宣传、鼓动和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起来斗争。

　　历史不能随意篡改

　　武装斗争是针锋相对，谈判也是针锋相对，不估计敌我力量，不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一概反对“谈判”是不对的。难道毛主席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毛主席、周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参加“参政会”都是错了吗？

　　根据“二二八”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和当时的客观形势，我认为当时台湾地下党对“处理委员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作也有成效的。

　　当时，“处理委员会”的委员里面没有党员，所以地下党及时地把王添灯①、林日高②等人作为党的代理人争取过来，而且通过他们争取了不少人，形成了强有力的左派队伍，还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黄朝琴一伙的右翼，打击了敌人。陈仪的官方代表终于退出了“处理委员会”。

　　“处理委员会”只开了七天，这七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是一场“狂风暴雨”。以王添灯为代表的左派控制了整个“处理委员会”。王添灯的提案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他的发言引起了一阵阵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王添灯、林日高是完全按照地下党的方针、指示进行了斗争的。当时我们始终与地下党的负责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的关系如下：

　　蔡前③—廖瑞发—萧友山④—潘钦信⑤萧友山蔡子民⑥小郭×××苏新—×××—王添灯林日高—处委会

　　我们几个人，实际上就是王添灯和林日高的参谋部。当时，王添灯的发言、提案、广播稿都是我们给他准备的。遇到重大问题或意思不甚一致的时候，都经联络员萧友山请示廖瑞发（又名廖烟，旧台共），再由廖请示蔡前的。

　　不要因为蔡前后来（一九五一年以后）叛变了，就不敢提他的名字。以前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以后叛变是以后的事情。对于历史事件必须保存原来的真面目，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爱好、恩怨来加以篡改。至于因为嫉妒，故意抹杀别人，歪曲历史，那就更加恶劣了。

　　地方自治不等于台独

　　关于“处理大纲”，今天也有人非议。说“处理大纲”是“台独”的先声，“处理委员会”是“台独”的影子。我想：这个先生大概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我认为，“处理大纲”要区别“三十二条”和“四十二条”。我们准备的（经地下党同意的）是三十二条。后来变成四十二条是因为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有些代表再增加的（多数是与三十二条重复），有的是国民党特务为了制造构成“叛国罪”的证据，起哄、乱叫、强迫会议通过的（我在《愤怒的台湾》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我们提出的三十二条，根据当时的台湾的具体形势，我今天仍然认为是正确的，是代表台湾人民的利益的，完全符合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当时台湾地下党是正确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的。

　　贯串三十二条的基本精神是“地方自治”。重庆谈判的“会谈纪要”和“双十协定”里面有关于“地方自治”的条款。如果这些条款付诸实施，可以大大地削弱国民党在蒋管区的统治力量，对我们是有利的。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的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支持台湾人民的地方自治运动”就体现了当时党中央对台湾二二八起义的方针政策。

　　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从今天的已经变化了的形势或已改变了的方针、政策，去看过去的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反对“台独”，就否定当时的台湾地方自治运动。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是向国民党统治者要求自治，是为了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扩大台湾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不是为了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不能和今天的“台独”相提并论，我们说，“二二八”是“反蒋”，蒋帮说是“叛国”，“台独”分子说是“反中国”，哪一种说法对，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是最好的注释。三十二条，条条是“反蒋”，没有一条是“叛国”，也没有一条是“反中国”，即使是后来增加的十条，虽然提法不妥，但也不成为“叛国”或“反中国”的东西。

　　台湾人民英勇武装

　　还有人非议说：“处理委员会”是陈仪的工具，陈仪利用了“处理委员会”的谈判，讨价还价，拖延时间，调兵来镇压，甚至把“二二八起义”的失败归咎于“处理委员会”。

　　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

　　陈仪利用了“处理委员会”，我们也利用了“处理委员会”。陈仪利用“处理委员会”的谈判，争取时间调兵；我们则争取时间，组织人民武装。“处理委员会”仅仅存在一个星期。在这一星期，蒋帮的党政机关已经完全瘫痪，特别是“处理委员会”成立“政务局”以及各县市也成立“处理委员会”以后，蒋帮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而地下党恰恰抓住了这个大好形势，大胆地、迅速地建立了各地的人民武装力量。

　　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果没有各地“处理委员会”来牵制蒋帮政权，地下党能够这样迅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武装，进行这样广泛的武装斗争吗？在没有一枪一卒的情况下，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能够组织全省人民起来进行如此英勇的武装斗争，在台湾革命史上也是没有的。在祖国大陆，除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外，也是罕见的。

　　我们应该这样来估计当时各地处理委员会所起的积极作用；尽管处理委员会里面有一部份坏人进行破坏和捣乱，这些破坏和捣乱都始终没有得逞。

　　官逼民反毫无准备

　　至于“二二八起义”失败的原因，也应该有正确的分析。

　　“二二八起义”的失败，不能归咎于“处理委员会”。“处理委员会”（省的和县市的）始终没有作过“决议”反对武装斗争。王添灯的演讲和广播都是鼓励“全省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从来没有说过“你们不要闹，静待处理委员会的处理”之类的话。当然，在那样的情況下，也不可能、也不应该公开提出“你们不要等待处理委员会，赶快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之类的话。到最后一次向全省的广播时，王添灯才提出这个号召。所以，认为“处理委员会”妨碍了武装斗争，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理由的。

　　那么，是不是由于当时地下党领导不力？否！当时的地下党的领导是很得力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正确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到台湾人民起来以后，勇敢地站出来，果断地决定武装斗争，并且把所有力量都投入了这场斗争，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组织了那么多的武装力量，最后还召开了全省性的武装斗争的会议，有组织地展开了武装进攻，这是很宝贵的。

　　那么，是不是台湾人民不勇敢？大敌当前，不敢前进？否！台湾人民是非常勇敢的，青年学生能参加战斗的都参加战斗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农民提供粮食和战用物质，妇女也出来护理伤员，有的家庭、父子、兄弟都被杀害了，仍不畏惧，继续战斗。

　　二二八起义的失败，都不是什么人的过错，而是当时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台湾一地而言，中共在台湾开始建党还不到一年，没有多少党员，工人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在工人农民中间还没有扎根。

　　二二八起义是“官迫民变”的自发事件，事前毫无准备，谁也没有预料到，国民党到台湾一年半就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反蒋斗争。当时，在祖国大陆的解放战争仍处在敌强我弱的阶段，蒋帮几百万军队正在向整个解放区推进，我们是守势，这样，就使敌人能够抽调两个师的兵力来台湾进行镇压。

　　但反过来说，由于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迫使敌人不得不从苏北战争抽调两个师来台湾，这样就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削弱了蒋军对解放区的进攻，在这一点上，台湾人民在当时的解放战争中，付出了重大代价，作出了一份贡献。（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七日于北京）

　　①王添灯，台北市大稻埕人。茶叶公会理事长，第一届省参议员、“自由报”、“人民导报”社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宣传组长，一九四七年三月初遇害，参见苏新：《王添灯先生事迹》（美国《台湾与世界》#9,384）。

　　②林日高，台北县板桥人。日据下，台共中央委员，曾坐牢五年。战后第一届省参议员，“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事件后坐牢数月。一九五五年以掩护匪谍罪名被判死刑。

　　③蔡前，本名蔡孝乾，彰化县鹿港人，日据下台共中央委员，井冈山苏区人民教育委员会长，参加过长征。一九四六年返台发展组织，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五〇年被捕后叛变，导致中共台湾地下党迅速溃散。

　　④萧友山，本名萧来福，屏东县人。日据下，台共矿区工运领导人，曾坐牢十年，二次大战末期出狱。二二八事件后逃离台湾，经香港到大陆，遭遇坎坷，曾一度精神失常，现居北京。

　　⑤潘钦信，日据下，台共中央委员，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台共案被日人判刑十三年，二次大战末期出狱。二二八事件后逃离台湾到大陆。境遇极为坎坷，一九五〇年代初自杀未遂，不久病故。

　　⑥蔡子民，本名蔡庆荣，彰化县二林人。一九四六年台北《自由报》主编。二二八事件后到大陆定居。参见叶芸芸：“三位新闻工作者的回忆”（美国《台湾与世界》#39,387）。

　　若干说明：

　　一、本文系苏新生前交给我的几篇手稿之一，其他已发表的有“连温卿与文化协会”（台湾杂志#18,282）和“王添灯先生事迹”（台湾与世界，#9,384）两篇（详见蔡福同：“关于苏新回忆录音的整理”，《台湾与世界》#6,1183）。

　　二、苏新写成本文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本人接到手稿亦早在一九八〇年岁末，惟因本文内容较为敏感，颇多涉及争论之处，处理时力求慎重，迄今方决定发表，并几经考证，隐去数个人名，系目前尚不宜发表者，同时也加了几个人物注脚。

　　蒋福同识

　　一九八七年一月廿日

　　（《台湾与世界》，一九八七年三月）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台湾“二二八”起义（蒋顺兴）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市人民为反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各地纷纷响应，迅速掀起了全省性的、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史称“二二八”起义。现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对这一事件作初步的论述，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神圣的领土，但是，自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而台湾同胞时刻怀念着祖国，曾多次进行斗争，以赶走日本侵略者。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才回归祖国。国民党把台湾单独划为一个“受降区”，任命陈仪为“受降”主官，接收台湾。

　　广大台湾同胞，对台湾的光复，无不欢欣鼓舞。正如“台湾现状报告书”中所说：“自日寇投降台湾得以收复后，台胞欢喜情绪特别深刻，感谢祖国再造之恩，尤为热切，故拥护政府无微不至。”①但是不久，人们的这种热情渐渐地冷下来了，“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②，最后发展为愤怒的反抗。

　　这种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蒋介石集团对台湾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蒋介石为了使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一块新基地，对去台湾的陈仪，规定了两项治台基本政策：“实行政治建制的特殊化和政治、军事的绝对独裁统治；实行台湾经济建制的特殊化，实行统制经济和内地隔离的政策。”③台湾国民党当局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进行统治，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政治上，他们袭用日本殖民统治者总督府的一套办法，对台胞实行法西斯统治。国民党设“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按照长官公署组织条例第二、第三条规定，行政长官在其职权范围内得发布署令，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法规，必要时得设专管机关或委员会。同时，设立台湾省警备司令部，由行政长官兼任警备总司令。所以人们说：陈仪“地位之高，威权之重，不仅国内无此先例，即日本治下之台湾总督，视之亦瞠乎其后”④。陈仪为了实行独裁统治，而把行政长官公署下面的各要害部门，从秘书长到各处、局长都由他的心腹、统治福建时的老班底把持。他们在台湾拼命扩充警察部队，达数万之多。同时在警备司令总部特务营、第二处、调查室等名义的掩护下，建立特务网，警察、特务密布全省。人们对统治者稍有不满，即被投入监狱。凡“批评政府，反对官僚，憎恨贪污，要求民主，或稍微说几句公道话”的人都一一拘捕⑤。特别引起台胞愤恨的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竟不择手段，利用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残余力量进行统治。他们在“接收”台湾以后，以处理日俘为名，秘密留下一万多日人，冒充台籍，被分别安置在警务、工矿企业和地方行政等工作岗位上。“日人依然能以副统治者地位，作威作福，继续压迫台湾人民。”⑥如日本殖民者所控制的北台第一监狱，“同胞复多被日籍职员殴打，咯血致死者，日有所闻”⑦。

　　在经济上，则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台湾国民党当局利用“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他们设立“日产处理委员会”，将全部日产都归长官公署处理出卖，但实际上却是那些党政军高级官员伙同私下分赃。台湾各地的许多大企业、大商店、大厂房、大住宅都被有实力背景而能在标卖中直接插手的人，以极便宜的价格买去了。更有甚者，把许多不是日产，而是台胞私人的产业、住宅也加以没收处理。他们运用自己的权力，对大陆来的官吏，一律给予高薪厚禄。除了给予安家费和各种照顾补贴外，还另给以实物或法币的工资补贴。而对台籍公务员则加以歧视。对此种种台胞非常气愤。有一个叫简人山的给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写信时直截了当地指出：“今台湾省现任公务人员，全无国家观念，又无中心思想，更不知道德为何物，其唯一做人生目标，升官发财而已。”⑧

　　国民党“接收”了台湾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耕地，垄断了全岛的经济。他们从日人手里接收工矿企业以后，不是设法恢复生产，而是将积存的原料偷偷卖掉，甚至还有把机器出卖的，以致在一段时间内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停工。由于工厂企业的关闭，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据估计，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台湾的失业劳动者达八十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农民的景况也很糟，统治当局不仅沿袭了日本统治时代的税目，而且把大陆上国民党所苛派的各种税收一齐强加到农民头上。许多农民为了逃避难以忍受的苛捐杂税，只好弃家渡海谋生，因此田园荒芜。一九四六年在素称富饶的嘉南平原，竟出现了颗粒无收的土地。

　　台湾当局，还对生活日用品实行专卖制度。他们把烟、酒、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统归专卖局经营，任意提高价格，剥削百姓。另外又设立贸易局，控制着台省全部进出口贸易。利用进出口的大权，尽量压低收购价，坑害百姓。如规定食糖征购价格每斤台币一元三角，食米每斤一元，均较市场价格及生产成本为低。

　　蒋介石为了支撑其所发动的内战，对台湾人民大肆掠夺。在一九四六年中，单以糖、煤而论，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就无偿地运走了台糖十五万吨，以极低的价格掠取了台煤四千万吨。又提出在一九四七年内要台湾供应十五万吨无偿的台糖，三千万到四千万吨台煤和五十万吨大米。

　　对人民生活威胁最大的是飞涨的物价。由于统治者掠夺，生产下降，通货膨胀，而使物价成倍、成几十倍地暴涨。在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中，有几份关于台湾省主要日用品价格上涨情况表，其中台北市的情况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大米每斤6.3元、鸡蛋每个1元、盐每斤0.75元、白糖每斤3.5元、茶叶每斤10.16元，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则分别涨为：大米32.33元、鸡蛋9元、盐14元、白糖74元、茶叶106元，少的涨了五倍，多的涨了二十倍。这是官方的统计，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物价飞涨，台胞生活陷入绝境。

　　更令台湾同胞气愤的是，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在台湾出卖民族利益。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美帝即趁台湾处于“真空”状态的时机，把侵略的魔爪伸了进来，企图把台湾变成它的殖民地。美帝藉口协助蒋政权“接收”，从台湾银行提走十三万多美元的公款。十一月，美帝在台湾设立了以艾温斯为团长的陆军顾问团。这个顾问团在台湾，抢走了240斤黄金。这幕丑剧披露以后，美帝被迫准备撤走这个顾问团。后经蒋帮挽留，而将顾问团改名为联络组。美帝不断增强侵台势力，设立领事馆、新闻处，并收买廖文毅等败类，创办“台湾杂志”，宣扬亲美，鼓吹“台湾独立”。美帝还凭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与蒋介石集团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台湾投资设厂，经营各种企业，使用基隆、高雄等港口，建立军事基地。台湾又面临重新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对此，饱尝殖民统治苦水的台湾人民，极为愤怒。台湾同胞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和一九四七年一月，两次掀起反对美蒋的大示威。

　　由此可见，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经济上横征暴敛，对外出卖民族利益，把台湾同胞抛进了苦海。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有一首“天地歌”说：“轰炸惊天动地，光复欢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黑地，人们呼天唤地。”⑨这反映了台湾同胞对国民党政权由欢迎到失望，由失望走向反抗的情绪。

　　二

　　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抗情绪，就像一座火药库，任何星星之火都可以引起巨大的爆炸。

　　“二二八”起义，是由“林江迈事件”诱发起来的。

　　林江迈，女，四十岁，新竹县人，是一个拖着两个小孩的寡妇。在台北市靠摆香烟摊过活。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她在台北市万里红酒店附近卖烟。其时正遇省专卖局专员叶德根所率查缉员、警员九人查缉私烟，抢走了她的六千元现款和几十条香烟。林向他们苦苦哀求，那些如狼似虎的查缉员和警员，非但不还她的钱和烟，而且用枪柄砸她的头。顿时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站在她身边的孩子嚎啕大哭。鲜红的流血和悲切的哭声，激起了围观群众对专卖局这伙人的愤怒。市民殴伤查缉员赵子健、警员张启祥。查缉员傅学通竟狗急跳墙，开枪射击，市民陈文溪当场被击毙。群众益形愤怒，立即把查缉员乘坐的卡车拖到圆环付之一炬。接着，千余群众涌到台北市警察局，要求严惩凶手。警察局长陈松坚慑于群众的威力，不得不连夜将肇事者押送宪兵队看管。群众又进一步要求“将已送到之查缉员准予二月二十八日先行枪决”。⑩陈不允，市民坚持，彻夜不散。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市民在延平路一带鸣锣击鼓，并有人发表演说，揭露昨晚的流血事件。听众越聚越多，情绪激昂。延平路派出所的员警上前干涉，群众一怒之下砸毁警察所，围殴所长，缴获枪枝。接着，市民涌至省专卖局台北市分局，痛打欺压老百姓的查缉员，打死打伤六人，“并将局内存货搬出门外，连同停放门外之汽车一辆、脚踏车数辆，纵火焚毁”。(11)随后，市民又涌向台省专卖局，因当局有所戒备，未被冲入。同时围攻官吏宿舍、殴捉贪官污吏。其时，新竹县县长朱文伯来省，亦被民众捉拿。十二时，市民数千人，以锣鼓为前导，浩浩荡荡，赴长官公署请愿。一路上，他们高呼“打倒国民党一党专制政府”、“建立台湾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2)，到了长官公署门口，民众提出惩办凶手和撤销专卖局的要求。长官公署的老爷们，如临大敌，调集军警，添岗加哨，对民众的要求置之不理。请愿无结果，群情激愤，高呼：“打倒长官公署！”“打倒陈仪！”并随即冲入长官公署大门。守卫军警，见情势无法控制，即开枪镇压，打死三十多人，伤者无数。

　　流血惨案发生后，震惊全市。民众同仇敌忾，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抢夺军警武器，拦截汐止公路蒋军的运兵车，围缴海军军械库武器，分发民众。几次包围冲击长官公署，烧毁政府机关车辆。捣毁省盐政局台北市办事处、正华旅馆、新台公司、虎标永安堂、台湾银行、正中书局，包围省专卖局、省贸易局、中航公司、日产处理委员会，占领省广播电台、邮电通讯机关。市民与军警展开了一场全面的搏斗，枪声和喊杀声，整天不绝，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开始了。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警和公务员死伤一千余人，市民亦伤亡一千三百多。就在当天下午，起义者利用电台，向全省广播，宣布台北市民起义，揭露台湾当局大屠杀的罪行，号召全省人民起来斗争。

　　起义的迅速发展，使台湾统治者惊恐万状，于当日下午宣布戒严。他们利用戒严对群众进行疯狂的镇压，一见三五成群的市民，即用机枪扫射。与此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企图瓦解群众的斗志。在二十八日晚上七时半，陈仪派代表柯远芬、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国大代表谢娥在电台发表演说，要起义者听政府的话，放下武器，停止斗争。民众既不畏强暴也未受其欺骗，继续斗争。三月一日，起义群众以消防车为掩护，向长官公署继续发动武装进攻，军警以优势的武装打散了起义者。下午二时，民众武装进攻占领了铁路警察署，铁路工人罢工。起义者封锁要道，断绝台北市与外地的一切交通。

　　三月二日，台北市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建国中学等校学生五千余人在中山堂举行大会，决议组织学生军。“台湾民主联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同胞们起来吧”，高举着民主的旗帜，团结牺牲，继续前进，奋斗到底。”三月五日，以白成枝为首领的一千九百多台籍退伍军人，集中在老松国民学校及太平国民学校等处训练，准备与国民党军队作殊死战。三月六日，民军袭击北极汽车兵团，缴获大批汽车。三月七日开始，至九日，先后进攻台北陆军医院、供应局、警备司令总部、长官公署、蒋军圆山据点。整个台北市，除长官公署、警备司令总部以外，其余各机关均为起义者占领、接管。

　　在起义过程中，民众组织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领导起义运动。三月五日，“处理委员会”通过了政治改革方案。三月六日，他们致电蒋介石，说明事变真相，提出“重用台省人材”，“专卖局废止”，“贸易局改为商政机构，废除营私行为”，“根据建国大纲即行县市长民选”，“速派大员来台处理本案，勿用武力弹压，以免事态扩大”等九项要求。同时，他们汇集各方面意见，向台湾当局提出了目前处理和根本善后意见四十二条。

　　台北市的“二二八”起义，在全省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地纷纷举起义旗。

　　基隆市和台北县因靠近台北市，首先波及。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开始起义，攻击警察所，搜缴武器，袭击官吏，占领政府机关。基隆起义者对出动镇压的蒋军包围缴械，进而攻占基隆要塞驻军。台北县起义者袭击了蒋军板桥仓库、宜兰仓库和苏澳仓库，搜缴到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新竹市、新竹县、彰化市紧接着于三月一日爆发起义。新竹市起义规模较大，当天，民众一千多人，围攻政府官员宿舍区，痛打贪官，后攻福兴营造公司。下午，三四千人围法院，占警察局，“所有警察或自行逃逸，或参加暴动，已无形瓦解”(13)，市府各机关也为民众接管。是晚，由县参议会出面调停，起义者“提出不追究暴动，市长民选，军队撤离市区，警察、宪兵不得携带枪枝出外等六项要求”，当局以“宪兵及驻军力量极为薄弱，乃允其所请”(14)，整个市区处于起义者控制之下。

　　台中地区的起义声势浩大，在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起义讯息的时候，欣喜若狂。三月一日下午，台中市、县及彰化市各界领袖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响应台北起义。三月二日上午，台中市民一千多人，以“宪政促进会”名义在戏院召开起义大会，宣告成立由各界人士参加的人民政府。会后，市民数千人，在谢雪红率领下，包围市府，进攻警察局，谢高呼“要获得自由解放不可怕流血”(15)，起义者一涌而上，员警纷纷脱去制服，参加起义。下午又围专卖局台中分局，占市府各机关，控制全市。三月三、四日，市民在高山族武装队伍的配合下，进攻驻军，占领了七五供应站第四支库及第三飞机厂仓库。起义者建立“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台中市分会，组建了一支拥有三千人的二七武装部队，由谢雪红任总指挥。三月二日这一天，同时起义的还有台中县、嘉义市、台南市、台南县。

　　三月三日，高雄市、高雄县、台东县起义。当天晚上，高雄市民三四千人聚集在北野町、盐埕町一带，围攻警察局、派出所，搜缴武器，员警自动离散，遂控制市政府。民众高呼：“打倒腐败官僚，建立民主政治，解放被压迫下的台湾同胞！”“建立真正民主的台湾！”(16)他们还打开监狱，释放了囚犯。三月五日，组织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建立了“台湾革命军高雄支队”，分学生军、民众军，共四千人。这一天，起义民众万余人包围蒋军高雄要塞驻军。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顽抗，民众死伤惨重。

　　三月四日，花莲县三千多人云集花冈山，召开大会，宣布起义。他们当场提出“施行台湾自治”、“贪官污吏迅速遣送回乡”等六项要求(17)。三月五日，民众占领警察局，接管政府各机关，控制了全县。同日，屏东市也起义。澎湖县一批退役军人亦起来响应，组织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澎湖分会。

　　至此，反暴斗争的烈火已燃遍了整个台湾岛。

　　三

　　陈仪在起义之初，以为是个小问题，稍加镇压就能平息，所以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由于市民与经济警察之误会，发生冲突，虽有少数奸徒，趁机滋事，致有死亡，旋即平息。”(18)但是，事态的发展，跟他预计的恰恰相反。愈镇压，民众的反抗情绪愈高，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并由台北市迅速向各地蔓延。此时，蒋介石驻台湾军队大部分已调大陆，参加内战，陈仪感到无兵可镇压，遂于三月二日向蒋介石发电呼救：“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间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19)当时，蒋介石尽管感到兵力很紧张，但为了保住台湾这块肥肉，还是抽调驻扎在江苏的第二十一军，限期开赴台湾。三月二日晚上，他电令二十一军：“(一)台湾乱民暴动；(二)该军全部开台平乱；(三)军部及直属营连和一四六师即日在吴淞上船直开基隆，一四五师在连云港集结候轮开高雄，并限三月八日以前到达；(四)该军到台后归陈长官(仪)指挥。”(20)蒋介石在发兵镇压的同时，又放出“中央以宽大政策合理解决台省事件”的烟幕，高唱：“政府对台省局势，决采取宽大而和平之政策，以谋合理之政治解决。”(21)为了摆出一副政治解决的架势，派闽台监察使杨亮功、监察院监察委员何汉文赴台“彻查”。

　　台湾国民党当局得到蒋介石“照准”的密电后，为了等待援军的到来，遂伪装对起义者的要求表示容忍和接受的态度，以示“宽大”。并进行所谓“和平”谈判，做些让步。在三月六日的晚上，陈仪向全省广播时还表示：“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向中央请示。一经中央核准，即可实行改组。”“我已预定在预备手续能完成的条件之下，县市长于七月一日民选。”(22)然而，过了一天多，当得悉蒋军即将开到时，就露出杀机。三月八日，他说：“对于暴徒之不法行为，决予制止。”“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显欲反抗中央”，表示“极为震怒”(23)，当即下令解散这个处理委员会。一场更大的屠杀即将开始。

　　三月八日中午，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四三八团所乘船只首先开进基隆港。蒋军船只还未靠岸，就遭到群众的怒吼反抗。蒋军立即架起机枪向岸上民众扫射，基隆要塞驻军也趁机出动，前后夹击，民众沉浸在血泊之中。一位参加镇压“二二八”起义的蒋军军官说道：“该团在基隆要塞部队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机枪向岸上群众乱扫，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腿断，肝肠满地，甚至孕妇、小孩亦不幸免。”(24)登陆以后，又在市区搜杀所谓“奸党”、“乱民”，把市民三人一捆，五人一绑，投入大海。据蒋军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供认，基隆民众被杀一千多人。

　　蒋军到达台北市后，军长刘雨卿和陈仪一起，对全省范围内的镇压做了具体部署。台北市是重点，他们将主要的兵力一四六师投放在这里。从三月八日晚上起，蒋军大开杀戒。他们分几路围攻起义者。顿时，哒哒哒的机枪声响彻全市，子弹满街飞。参加维持治安的四百名青年学生被抓去集体屠杀。市民一出门就被打死。一位目击者在他的手稿中写道：“各大街小巷立即架起了机关枪，车站、码头、电台、邮电局都相继收复过来由国军保卫，台大大本营也被包围，警备司令部的大卡车也由陆军使用，向各处搜捕杀人嫌疑人员了，一卡车一卡车地拖到警备司令部的大围墙院子里，像捆绑的猪羊一样堆在院子里，等待处决。”(25)香港韦名编的“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说：台北市“自九日到十三日，遍地尸首，到处血肉模糊。从十三日起又大肆捕人，被捕千余人在被残杀后被丢入淡水河中。”

　　蒋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分赴新竹、桃园、中坜，一路镇压。三月十三日到达台中。台中起义军力量较强，暴动声势亦大，蒋军在这里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事后收埋的尸体就有八百多具。谢雪红见反动派来势凶猛，即率一部分起义军转移山区坚持斗争。民军在转移中，曾和高山族三百多武装青年一起伏击了追击的蒋军，打死打伤二百多人。

　　在镇压的过程中，高雄是受害最深的一个地区。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在三月三日就接到南京来的电报：“八日前二十一军可以陆续到台”，所以一直在暗中准备反扑。三月六日，首先诱杀了起义领导人。接着，发布戒严令，率军向起义军开火，一路杀到民军指挥部，当场打死数百人。随后又是连续几天的镇压，杀人如麻，起义者的鲜血把一条爱河染成了“红河”。彭孟缉供认：“从三月二日到十三日，高雄市在武装暴动中被击毙的‘暴民’，初步估计，大约在两千五百人以上。”(26)

　　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国民党又换了一个花样，从三月二十一日开始进行所谓“清乡”。他们采取了多种形式：一是派兵追剿，台中和台北地区一部分起义者撤到山中坚持斗争，蒋军搜剿达半年之久。二是清查户口，用封建连坐的办法，胁迫群众交出起义人员和武器。三是重金悬赏缉捕，如规定“能生擒暴民主要首领谢雪红者赏台币二十万元”(27)。四是由党、政、军、宪、警几个方面联合组织了一个特务机构，调查参加起义人员，特别是领袖人物，编制黑名单，暗中加以逮捕杀害。

　　国民党的武装镇压和所谓“清乡”，持续了一个多月，百姓遭殃。据台湾旅宁沪七团体四月一日给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呈文中说：国民党“使用武力，以清乡为名，……无辜民众横被枪杀，将尸首抛入海中，或放弃田野者，为数在五万人以上。”(28)

　　四

　　起义虽然在血泊中失败了，但意义重大。

　　台湾“二二八”起义，正爆发在蒋管区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之时，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前夜。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从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起，蒋介石统治区有五十万工人卷入罢工浪潮，在农村“民变运动”风起云涌。而台湾民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美蒋的爱国运动。

　　“二二八”起义震撼了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统治。台湾同胞不畏强敌，拿起武器，与敌人搏斗。四五天之内，起义如同春风野火，迅速发展。北起基隆，南至屏东，东到花莲，西至澎湖，全省各县市无不响应。人民武装占领各县市（除澎湖县），建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有的还建立了人民政府。台湾各地的蒋政权绝大部分被摧垮，甚至“停止了长官公署治权的行使”(29)。人民一度取得了胜利。以后起义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人民的英勇斗争，迫使国民党政府从政治到经济做出重要让步。他们下令将陈仪撤职，废除专制政治建制和经济统制政策。同时，“二二八”起义，也有力地支持了祖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行，迫使蒋介石集团从内战前线撤出一个军的兵力，赶赴台湾。

　　“二二八”起义，也是一次反美爱国运动。起义一爆发，美帝竭力插手。他们操纵廖文毅卖国集团——“台湾民族独立党”，在起义中掀起一股极端反动的逆流，企图把台湾局势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便他们直接干涉。廖文毅集团大肆鼓吹“台湾实行独立”、“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等谬论。三月三日，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派了几个所谓“代表”到台北美国领事馆请求“声援”，借给枪械。美帝即趁机大作文章，叫喊台湾人民要求“独立”，接受美国的“保护”。同时美帝还调集军舰于基隆、高雄，准备随时登陆进行武装干涉。因起义群众力量强大，未敢轻易动手。

　　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到处乱窜，窥测动向，老牌特务分子克尔，混在起义队伍中到处叫喊：“你们好！你们好！”起义群众立即予以怒斥：“我们的事你美帝不要插手。”克尔碰了一鼻子灰溜走了。当起义群众围斗破坏起义运动的国大代表谢娥时，克尔也跑去招摇撞骗，亦被群众轰走。(30)

　　总之，台湾“二二八”起义，是一次反蒋反美的爱国运动。台湾同胞以自己的英勇斗争，推动了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①②④⑥国民政府档案。

　　③(18)(19)(26)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

　　⑤⑨(30)香港韦名编“台湾的二二八事件”。

　　⑦朱宗良给于右任纠举书，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

　　⑧“陈公洽氏治台三年大失策”，国民党政府档案。

　　⑩周敬瑜给陈仪的电报，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

　　(11)(13)(14)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调查报告，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

　　(12)陈仪给吴达铨的电报，国民党政府文官处档案。

　　(15)台中市政府“二二八事件台中变乱报告书”，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

　　(16)高雄市政府“抄呈掳获奸暴文件之一部”，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

　　(17)“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概况”，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

　　(20)(24)何聘儒“蒋军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纪实”。

　　(21)(23)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三月十日“中央日报”。

　　(22)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陈仪的广播词，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

　　(25)张汉宸“台湾二二八事变目击记”，原件藏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7)台中县政府“台中县事变经过及处理意见书”，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

　　(28)(29)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

　　（《江海学刊》第九十二期，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试析台湾“二二八”起义前的四大经济矛盾（陈正卿）

　　今年是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四十周年。这次起义是国民党当局于接收台湾后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所造成的。本文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部分档案资料，对这次起义前的台湾经济四大矛盾试加评述，说明“二二八”起义的必然性。

　　一、战后台湾、大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矛盾

　　台湾自甲午沦入日本统治，至抗战胜利前已形成高度殖民化的经济体制。其特点有三：

　　1.台湾工矿交通各业生产命脉，都已被日本资本所垄断。即以一九四三年为例，全省工业总产值共700070000台元，但占总额53.8%以上的制糖业产值408510000台元即为日资日糖兴业、台湾制糖、盐水湾制糖、明治制糖四家株式会社所有①。其次电力、化工、冶矿各业，即以矿业为例分析，全省金、铜、铁、煤、石油等矿区总面积共493318565坪，其中日籍矿区占183667389坪，比台籍矿区约多7000000坪，余下近二亿坪的日台合营矿区，日籍股权仍占60%以上②。再看交通航运各业，全省铁路共长3925.4公里，仅日本官营和四家糖厂的私营铁路即占2123.5公里，占比例63%以上③。公路全省大干线长769.2公里，但全部为日官方独营，因而公路大动脉则完全被日本控制④。航运全省共有吨位123000吨，日资邮船株式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即拥有51000吨，再加其它日资企业共达70000吨以上，并基本包揽了长途海运。台资所营吨位，虽称也有50000余，但因多属机帆船，所以只能从事省内沿海运输⑤。上述事实说明，战前台湾工矿交通各业确已被日资严密控制。

　　2.台湾生产中的设备、技术、部分原料都基本依赖日本输入。即以在台湾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农业生产情况分析，占台湾土地资源66.41%以上的耕地、营建地都为日本官方所有，而农业生产的原料化肥90%以上也从日本输入。一九三八年台湾全省化肥消费量为648890公吨，但由日输入的即达596555公吨⑥。其余化工、电力、冶矿各业设备、技术基本也依靠日本提供。日本用一次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化工产品倾销台湾，再从台湾掠取制糖、冶金、轻工等工业廉价原料，使台湾成为日本商品的倾销地和原料加工场。据台湾贸易局统计，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日台贸易额占台湾对外贸易额80%以上，由此可见台湾经济对日本经济的依附程度。

　　3.日本台湾总督府直接运用政治权力，将台湾生产纳入日本经济发展轨道。其内容不仅有台湾烟草、酒精、樟脑等八项商品的专卖政策，还对台湾稻谷、甘蔗等农作物的耕种比例采取行政措施。一九一二年，台湾米谷产量仅404万日石，后因日本国内粮紧，即强迫台胞多种水稻。一九三一年，台湾米谷产量达到747万日石，台米大量倾销日本，引起日米暴跌。日总督府就又强迫台胞改造甘蔗，以满足日本轻工业发展的需要⑦。这种台湾农业耕作比例的变化，说明日本殖民地经济政策的专制性。

　　上述台湾经济的三个特点，反映出殖民地经济的畸型状态。但殖民地经济，按其本质来说，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输出形式。因而它的生产力水平，即商品化、工业化程度是高出大陆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体制的。现试从下列三个角度进行对比：

　　1.台湾、大陆工业人口比重及人均工业资本额。一九四六年，台湾全省人口共6250430人，而工矿、专卖、建筑各业所属厂矿职工达260000人，占人口总比例4.2%以上⑧。同年大陆各厂矿工人，现在虽无精确统计，但以一九四七年上海工人额占全国十二大城市工人总数60.8%、实数为240000人的数据推算⑨，全国工人总数大约在600000至700000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0.8%以下。列宁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⑩”上述情况正反映这一特点。再看人均工业资本额。一九四六年全国工业资本总值约为法币42亿元（按一九三六年币值算）(11)，全国人均工业资本额不到10元，而台湾仅就接收的日资和日台合资企业资本总值即达11077057922.26台元(12)，再加占全省工业资本总额30%左右的台资企业资本，人均工业资本额近3000台元上下。以一九三六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初的法币膨胀率2000倍计算，一九四六年大陆人均工业资本额约20000元法币，而当时台币与法币兑换率为一比三〇，实际人均工业资本额就相差近五倍左右。

　　2.台湾、大陆工农业生产通用设备和技术水平。台湾一九四六年水电生产量为266954瓩，火电发电量为54024瓩，即使不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仅这种状况，工艺先进、价格低廉的水力发电量即为火电的五倍(13)。而大陆同期电力状况，总发电量1021.042瓩，水力发电量为331974瓩，水电只占总发电量的33%(14)。不论是人均用电量或水电开采使用都比台湾低得多。战前台湾已能生产弹簧钢、工具钢、含钨冲模钢等特殊钢材，而大陆除曾在战时后方重庆试制过工具钢；战后因设备技术散失，除上海一地还能生产方钢、盘元外，其余各地只能炼铁。而台湾、大陆生产技术水平差异最悬殊的还是农业。台湾耕地共有829443.33公顷，一九三九年化肥总使用量达648890公吨，平均每亩地施用量达五十公斤以上(15)。而旧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一家化肥厂，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在广州筹设中央钾肥厂，但至一九四八年底，仍未投产，可以说完全是空白。此外水利，台湾全省共有设施479座，受益面积266399公顷，占水田总面积的55%以上(16)。而大陆水利，则因旧中国的连年战争，至一九四九年初，共修理了一五八处，灌溉面积为7589495亩，只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0.5%左右(17)，其余则仍靠原始人畜力为动力和自然河道排灌。

　　3.台湾、大陆各工矿企业科技管理人员所占比例。一九四六年台湾公营企业职工为73854名，其中科技人员3647名，再加原日籍技术人员5469名，共为职工总数比例12%以上(18)。而制糖、电力等重点企业，上述人员的比例则更高。对比当时大陆科技水平最高的上海地区，一九四六年全市工业职工222000名，技员仅占13478名，比例只在6.2%左右(19)。因此，不论怎样估计，其水平总在台湾之下。

　　基于上述工业人口比重、通用设备技术水平、资本技术构成三方面的分析，应该说战后台湾经济虽因美机轰炸，生产力遭到一定破坏；但困难的主要原因却为主导台湾生产的日本经济因战败中断了原有联系。而收回台湾主权的大陆经济，又因其自身体制的限制，不能取代原日本经济的地位；即以化肥一项为例，战后台湾当局虽一再呼吁中央政府给予援助，但从津、沪、青三地运往台湾的化肥量仅有6657.82公吨，只占原日本输入量15%左右(20)。此外，化工、机械、水产等部门都因技术人员、配件、网具或撤离或供应中断，处于停产状态。当然，这绝不是说，殖民地经济对于生产力开发更有利。相反，战后台湾经济的严重局面，正是日本长期殖民统治的必然恶果。但从分析战后台湾经济矛盾看，战争破坏和海上禁运虽成为恢复生产的一定障碍，而本质上应断定，这种经济体制差异，才是更深一层的内因。并成为战后台湾经济的首要矛盾。

　　二、国民党政府高度经济统制政策和台湾民间资本要求复苏发展的矛盾

　　面对上节分析的客观困难，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是什么政策呢？首任国民党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说：“政治的绝对独裁和经济的高度统制，是主席（蒋介石）向我交代的两项根本政策。”（21）确实，正是这种经济的高度统制政策，又构成战后台湾主观政策意图与客观经济要求的矛盾。

　　战前台湾的殖民地统治，严重压抑了台胞资本的发展。台湾回归后，他们渴望能有一个充分发展的时机。据一九四六年度统计，十一月至十二月工厂登记数从5969家上升至6257家，当月递增率在4%以上。且从工业门类看，新开办者计食品制糖222家、化工76家，都为台湾传统的生产部门(22)。即再从资本额和职工人数分析，以屏东市七八家企业为例，资本总额为16630000台元，平均每家仅200000台元左右，甚至资本50000台元以下，职工仅七、八人的也近十家(23)。必须说明的是，这些中小企业的存在，是已经在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桎梏下，处于苟延残喘状态；但也反映了战后台胞资本的上升热情。而国民党政府本该大力扶持这些积极因素，但它那条高度经济统制政策，却完全窒息了台湾人民的正当要求。这一政策主要包括下列三方面内容：

　　1.以“国有”、“省有”名义，接收了日本殖民者经营五十余年建立起来的全部工业生产体系。计有企业865家，价值2480426475台元，机关407所，价值568258305台元、私人财产74000户，价值369449716台元，总共动产不动产总值为3418134497台元。除占总额25%左右、实数937418332台元的中小企业为县、市政权接收外，其余都被国、省两级占有(24)。这些财产，即从日本殖民地资本转变为国民党官僚资本。

　　2.继续实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烟草、樟脑、盐、酒等商品的专卖政策。其中除鸦片禁卖，汽油、酒精不必再禁外，其余都一仍其旧。但日本统治时期，八项专卖品的收入，仅占台湾财政岁收的35%，而国民党政府五项专卖品的收入，即为全省岁收的50%上下(25)。其垄断定价权、批发权剥削消费者和推销者的程度可想而知。

　　3.用官营贸易、粮食、交通运输等政策，完全统制台湾商品流通渠道。其中尤以食糖输出、粮食统价等政策，更是赤裸裸地对台湾人民进行敲诈。

　　由于国民党政府上述内容为主的经济统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官僚资本的掠夺性、垄断性、盲目性，这就更使台胞民间资本倍受摧残。现分别略做评析如下：

　　A、掠夺性。这点主要体现在接收问题上。1.战后台湾共有存糖180000吨左右，其中除100700吨为原日资企业存糖外，有66000吨是台湾民间存糖，应视为台胞资本的实物积累。但国民党政府除对日资存糖“按敌产处理，须抢先运出”(26)外，还对民间私糖采取登记征购政策，最后以“供给”的名义，只用当时国内市场价格一半的低价强行收购，供官僚资本牟取暴利。2.对日、台合资企业的台胞股权以及台胞集资公产，也以“逆产”的罪名，随意加以没收。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台湾行政会议上，部分台籍官员也呼吁：“请确定地方财产与日产之界限，以明产权，俾资整理。”并说明此类财产“系地方人民努力之结晶，与日产完全不同”(27)。上述二例，即证明这一问题之严重。

　　B、垄断性。这一特点，除与上条有相通处外，主要表现在对台胞资本的态度上。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量日资企业后，因管理不善，长期不能复工。部分台湾地方人士提出利用中小资本和民间游资，以标售和租赁的形式将企业交给他们经营，以便迅速恢复生产。但国民党政府却认为“那是让三五十个资本家得利”(28)，坚决予以拒绝。相反还对台胞资本采取了物资、资金限制政策。详见下表：

　　表一、一九四六年度台湾贸易局进口物资分配表(29)

　　品名丨数额丨销售单位丨 　　阿莫尼亚丨42桶丨水产公司专卖局丨 　　炭酸钠丨50吨丨玻璃公司丨 　　啤酒花丨10吨丨专卖局丨 　　洋钉丨3890.9公斤丨专卖局丨 　　油漆丨2250加仑丨港务局丨 　　重油丨150吨丨水产公司丨 　　柏油丨92839公斤丨工务局丨

　　上表证明，国民党政府对台胞资本确实从物资供应上进行了控制。再看资金，一九四六年初台湾29家煤矿共申请生产救济补助金37300000台元，但最后核准的实发额仅3000000台元，连台湾工矿处也承认“与需要相差甚巨，还不及十分之一”(30)。而著名的民营瑞芳金矿，曾申请修复贷款600000台元，“后只贷了一小部分，以致修复到捣矿场时，因资金无法周转，只好暂缓待办”(31)。国民党政府这种对台胞资本的压制刁难态度，正是其垄断性的集中反映。

　　C、盲目性。台湾的粮食问题，据陈仪说：“这本来不应该造成恐慌的。”(32)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全国高度经济统制政策，是建立在内战基础上的。所以，大量的军粮消耗即成为战后米荒的原因之一。一九四五年台湾米谷产量为638829吨，省内调拨量为77616.425吨，而下半年的全省军警粮即达20000吨以上，占省拨粮的28%左右(33)，再加随时机动的向省内外提调军粮，因此粮荒的心理恐惧，战后台湾十分严重。在战后台湾的粮食价格政策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盲目性也最为突出。台湾初接收，国民党政府先硬性规定米每百斤132.8台元的价格征收，166台元价格配售。但百物俱涨，惟米价冻结，米农痛苦不堪，所以到处隐匿拒缴，市场更趋恐慌。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米价，一下子又让操纵物价的大奸商钻了空子，买空卖空，走私囤积，其背景以台湾粮食局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报告为例：“全省破获囤积案十一起，计扣白米29610804台斤又1345包、糙米156860台斤、糯米1989台斤又13包、霉米4508.445台斤等，均经移交法院审理”。“但各地法院审理似欠迅速，至所扣粮食则有霉坏之虞”(34)。这些事实说明，官僚资本的盲目性，一方面是由于它的腐朽体制造成，一方面又为它的贪污投机开放绿灯。

　　在国民党政府高度经济统制政策禁锢下，台胞民间资本确实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大批的工厂倒闭，商店歇业，据当时人估计，全台湾失业人口一九四六年底高达30万人以上(35)，占成年劳动力的六分之一强。即连小推销商也嫌政府专卖品的代销利太薄而拒绝代售，因此整个台湾经济呈现一片萧条凄凉景象。在战后台湾这一对主客观矛盾的影响下，海峡两岸因经济体制形成的矛盾更尖锐了。

　　三、国民党台湾政权日益膨胀的财政支出与省内生产锐减、物质匮乏的矛盾

　　由于战后台湾经济上述两大矛盾的存在，生产锐减、物资匮乏就极其自然。试以台湾接收前后粮食、蔗糖、煤炭、电力等几项主要产品数量进行比较，详见下表：

　　表二、台湾接收前后各项产品数量对照表(36)

　　年度品种丨接收前（年产月产）丨接收后（年产月产）丨说明丨 　　谷米丨7943551日石—丨4737112日石—丨接收前以一九四四年产量为计。丨 　　蔗糖丨1418731吨—丨87354吨—丨接收前以一九三九年产量为计。丨 　　煤炭丨2853832吨237819吨丨—88334吨丨接收后无年产，以一九四六年八月产量为计。丨 　　电力丨1171767瓩—丨359805瓩—丨接收后截至一九四六年八月。丨 　　水泥丨293780吨—丨60000吨—丨同上。丨 　　纸版丨17596吨—丨1720吨215吨丨同上。丨 　　水产丨109075310公斤—丨18655000公斤—丨同上。丨

　　上表说明战后台湾各业跌落的情况。但面临这样窘困的局面，陈仪虽一再声称：“政府人员要廉洁公正。”(37)而实际台湾的行政开支却直线上升。以一九四六年度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财政预算与上年日总督府财政预算相比，日总督府预算额为865434608台元，而台湾长官公署的预算额却达2486272000台元。另外须说明的是日总督府为全年预算，而台湾长官公署却是一九四六年四月至十二月的预算，月平均额相差近四倍，高出同期物价上升指数一倍强(28)。但这种纯出于主观欲望的预算，实际是不能实现的，其后实际财政岁收只为843337030台元，是预算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实际岁支额却高达2197515241.57台元(39)，不足部分则完全依靠增发通货维持。陈仪说：“战后台湾经济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台湾人民的生活要比内地稳定”。确实，从表面上看，一九四五年十月台币发行额共为2897837.519台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发行额上升至5330592809台元，膨胀率只在89%左右(40)，比较同期法币膨胀率540%为低。但仔细分析战后台湾的财政来源就会发现，战后台湾经济的特点之一，即是捐税高得惊人。日总督府时期，各项捐税占年岁收21%，实额为181924791台元，而台湾长官公署年岁收中捐税占40%，实额为340682445台元(41)。况日总督府时期，关税、盐税、吨税这些重税都归地方财政收入，而国民党政府则将这些重税划归中央，因而台湾人民的负担确是加重不少。现以一九四六年八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颁布的捐税表进行分析，详见下表：

　　表三丨一九四六年八月台湾捐税整理表（42）单位：台元

　　废除修正税种丨整理原因丨处理方法丨原税额丨现税额丨 　　特别行为税丨有碍文化发展丨废除丨675615丨—丨 　　出港税丨保护日商利益丨废除丨9000丨—丨 　　骨牌税丨取缔赌博行为丨废除丨500000丨—丨 　　特别法人税丨环境变化丨废除丨464000丨—丨 　　八种利益税丨不利生产丨废除丨2847176丨—丨 　　所得税丨与中央统一丨修正丨72057605丨50544000丨 　　过分利得税丨减轻税率丨修正丨16913859丨7970000丨 　　砂糖消费税丨减轻税率丨修正丨34891788丨165958000丨 　　物品税丨简化税目丨修正丨6234000丨12365000丨 　　田赋丨与中央统一丨征实折代金丨19761356丨1700000000丨 　　通行税丨随票资提高丨修正丨151562丨1614000丨 　　饮料税丨随物价提高丨修正丨623897丨1125000丨 　　筵席税丨随物价提高丨修正丨778463丨28379000丨 　　营业税丨免税起点提高丨修正丨11503056丨4132000丨 　　法人资本税与中央统一丨修正丨1895597丨2990000丨

　　上表名义上取消了十四种极不合理的税款4495793台元，但修正后的十一项税款却增加了110265817台元。尤其是田赋一项，用征实折代金的方法计算，每年数额将达1700000000台元，是原日总督府税款总额的八倍以上，而同期台湾物价上升指数仅3.5倍(43)。这种明为解除日本殖民统治对台胞剥削，实际却加重了人民负担的捐税整理政策，动因正为了满足国民党政府日益膨胀的开支需要。但台湾人民除承受“国、省”税外，还须承担县市两级地方捐税。一九四六年台湾县市地方捐税预算总额1700000000台元，而税收来源竟高达1000000000台元，占总额60%(44)。同时将过去由省级支出的警保、国民教育等费用，划归地方财政开支，这就更增加了地方财政的困难。战后台湾人民承受的捐税负担，以屏东市统计为例，详见下表：

　　表四、屏东市市民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负担捐税表(45)单位：万元

　　税别年度丨国税丨国省税丨州税丨市税丨合计丨 　　一九四二年丨12.2丨—丨10.4丨7.9丨30.5丨 　　一九四三年丨18.1丨—丨10.1丨10.0丨38.2丨 　　一九四四年丨28.5丨—丨9丨11.9丨49.4丨 　　一九四五年丨21.2丨—丨7.6丨11.3丨40.1丨 　　一九四六年丨—丨89丨—丨297丨386丨 　　总计丨80丨89丨37.1丨338.1丨544.2丨

　　上表表明，国民党政府接收一年中，捐税负担即增加至九倍以上。国民党政府捐税中最不合理的是田赋征实及田以土地折代金政策。它规定稻田每甲缴田赋为实物6%、租率一元者折谷三公斤，但不出产稻谷的土地却又以每公斤稻谷台币10元折价。这就无形中将过去每一元的租率激增至30元。以新竹市为例，原共有稻田6008甲，过去全年赋额20000台元，平均每甲田为18.05台元，连同各类附加税为54.50台元。按租率每元三公斤谷计算，须缴谷163公斤。当时谷米市价每公斤20元，每甲田负担即达3260台元(46)。而负担最沉重的是城市居民，全市所有建筑房屋用地计五一九甲，赋额为44064台元，平均每甲田为84.90台元，连同附加税至250.4台元，如按租金折谷计算，每甲田均折谷751.2公斤，折代金7512台元，就较之稻田增加一倍以上(47)。所以台湾人民不仅饭吃不饱，甚至连屋也住不起，只得到山区躲避。

　　战后台湾当局的捐税政策，是其腐朽体制及反人民的内战方针的必然结果。它使本来已苟延残喘的台湾各业更加难以为继，甚至有部分中小商店竟以停业来逃避重税。这种横征暴敛的政策，严重削弱了人民购买力，滞塞了商品销路，并形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四、国民党政府转移法币危机和台湾人民要求维持台币币值的矛盾

　　国民党政府对战后台湾经济的破坏，除掉上述政策外，法币危机对台币币值的冲击，也是重要手段。据一九四五年统计，一九三五年底法币发行额只为14亿元，而该年已达到16560亿元，通货膨胀率在1100倍以上。但此时国民党政府不是积极地改革币制，调整经济，相反却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把发源于战时后方的法币膨胀恶流，引向原日本占领区。这就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的伪币回收政策。但由于台湾经济的特殊情况，所以陈仪说：“我在重庆就考虑这个问题，想维持台币的价值，不致因法币影响而大涨。”(48)经过他与国民党行政院的交涉，最后确定了所谓“维持台币政策”。关于这一政策，有的评论者认为，反映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斗争。但从本质上说，也反映了台湾人民与国民党政府的矛盾。“二二八”起义中，台湾人民的三十四项要求里即有“合理调整台币与法币比值”的条款。但宋子文、孔祥熙等却极为不满，他们操纵的“中、中、交、农”四行到处散布“维持台币即是国家货币不统一”(49)的表现，又通过中央银行制定的法币、台币汇兑率，仍旧把台湾经济放在法币危机冲击之下。

　　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队开驻台湾，当地人民因不了解法币币值，就曾发生以一元票面的法币购买一元台币商品的情况，引起市场的极度混乱。后国民党政府因迫于人民的反响，才临时制定了台币、法币一比十的汇率，而当时内地与台湾的物价比差：台湾每斗米88.4台元、白糖每百斤270台元、棉花每百斤1420台元。上海则每斗米850法元、白糖每百斤68500法元、棉花每百斤72500法元(50)。除米以一比十的比差与汇率相近外，其他糖、棉等物都在20倍至50倍上下。并要说明的是，当时上海物价的行情因战时陪都重庆的顶峰还在东下途中，所以还暂时处于国内较低水平。

　　一九四六年八月，国内黄金风潮加剧，内地物价波动更甚。台湾长官公署因人民呼声强烈，只得请求国民党政府调整台币汇率。中央银行为适应官僚资本套购台币，攫取台湾市场低廉商品需要，一会儿将台币汇率定为一比四十，引起购进者大量抛售；一会儿又压低至一比三十，助长套购者大量盘进。而另一些拥有特权、能够取得运输、汇兑便利的官商，可只用一比二十八的汇率成交，这就把台湾市场搅得起伏不定，混乱不堪。九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银行正式决定台币汇率为一比三十五，并同时公布《台湾银行券办法》，规定该行发行准备：1.法币不得少于发行总额40%。2.向中央银行抵押货物栈单，应保险足额，依原价八折过户入帐。3.短期商业票据，以合乎票据承兑办法规定之农业承兑汇票抵充。4.公债以中央银行核准之公债为限，以票面七折作价(51)。这样，就从发行准备上，把台币完全纳入了法币快速膨胀的死路。一九四六年九月至十一月，新台币发行额从4030992360.5元上升为4427524510.5元，膨胀率达到10%以上。而到次年初因黄金风潮涌起，法币币值大跌，台币膨胀率更是直线上升。现仅以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比三十五的汇率，与当时上海的物价比较，看法币危机对台湾市场的冲击。详见下表：

　　表五、一九四六年九月台湾、上海物价对照表(52)

　　科目品种丨台湾（台币·元）价格丨上海（法币·元）价格丨比例丨 　　大米（石）丨1479.58丨92400.00丨1:63.4丨 　　面粉（袋）丨800.00丨14600.00丨1:18.1丨 　　玉米（百斤）丨666.67丨16700.00丨1:25丨 　　煤（吨）丨1061.00丨310000.00丨1:308丨 　　白糖（百斤）丨3000.00丨210750.00丨1:70.2丨 　　棉花（百斤）丨4166.67丨692500.00丨1:142.2丨 　　火柴（箱）丨15600.00丨602100.00丨1:38.9丨 　　蓝布（尺）丨3000.00丨101000.00丨1:33.6丨

　　上表证明，除面粉、玉米少数商品物价比差低于台法币汇率，大部分商品都高出汇率一倍至数倍以上，尤其是煤、糖、棉等工业原料。况且此时因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台币实际成交率只在1比27.8左右(53)，这就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由于不合理的汇率给大投机商带来暴利，因而套购台币便成为一时热门交易。据台湾银行一九四六年四月至八月统计，该行此期汇往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款项共39274宗，为573446000台元，平均每宗仅20000台元以下，而汇入台湾的款项共160宗，即达678907000台元，每宗均额在4000000台元以上，出入款额数量如此悬殊，说明大投机商对台湾市场的冲击和抢购(54)。随着法币危机加剧，台湾市场物价迅速高涨，一九四六年底，每斗米市价即达240台元、肉每斤约80台元，豆油每斤也为85台元，而台湾各业工人工资：日工资技工70元、普工50元、女工40元，即平均月工资只在1500台元左右(55)。扣去占总收入30%左右的苛捐杂税，一个技工养不活三口之家。再加上失业人口众多，大量小商贩被迫停业，台湾全省民不聊生，沿街乞讨的惨状触目皆是，国民党政府转移法币危机的政策，遭到了台湾人民切齿痛恨。

　　结束语

　　上述战后台湾经济四方面矛盾，除一部分为客观因素外，大多数由国民党政府主观政策造成。这些政策的核心，即是建筑在内战基础上的政治独裁统治。内战毁灭了人民的资财和对和平的渴望，最终导致了台湾“二二八”起义的爆发。

　　（《民国档案》第八期，一九八七年五月）

　　①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编《新台湾丛书之一》之《台湾概况》二四页。

　　②⑧(13)(30)(31)Q43.9《台湾工矿处三十五年报告》三三页、一五页、一四页、九页、六页。

　　③④(24)(41)(44)Q43.6《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三个月工作概要》七七页、七八页、四〇页、同上页。

　　⑤⑥(15)(20)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处编《台湾统计要览》第一辑一〇七页、七五页、四九页、一一五页。

　　⑦(27)(46)(47)Q43.3《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第一次行政会议提案表》、“李连春提案”、“游弥坚提案”、“郭绍宗提案”、同上注。

　　⑨(11)吴承明著《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七三页、九页。

　　⑩《列宁选集》第一卷一六三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2)(20)(36)(39)(40)(42)(54)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编《台湾统计要览》第三辑一三四页、同上页、八七页、一二八页-一三〇页、一四二页、五二页、五四页。

　　(14)(17)《中华年鉴》一九四八年版一五三八页、一四三八页。

　　(16)(18)(22)(33)(55)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编《台湾统计要览》第二辑三一页、二三页、五七页、四一页、一二三页。

　　(19)《三十六年度上海年鉴》“劳工编”0.2页。

　　(21)(53)《湖南文史资料》第四辑何汉文撰“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二二八页、一三五页。

　　(23)Q43.31《台湾屏东市统计概况》一一页。

　　(25)《台湾一年来之专卖事业》台湾省专卖局编四五页。

　　(26)(29)Q43.4《三十五年度台湾贸易局报告》四六页、五一页。

　　(28)(32)(37)(48)(49)《陈长官治台一年来言论集》二一五页、八二页、一七八页、四三页、二七四页。

　　(34)《三十五年度台湾粮食局报告》二八页。

　　(35)唐贤龙著《台湾事变内幕记》一九四七年版第六五页。

　　(38)(43)台湾统计处编《台湾物价统计月报》第十二期一页。

　　(45)《屏东市政府工作概况》屏东市政府编二七页。

　　(50)(52)台湾物价：《台湾统计要览》第三辑“台北市零售物价表”、上海物价：《三十六年度上海年鉴》“商业”三〇页-四〇页。

　　(51)国民政府财政部编《财政年鉴》第三编第十篇第二章第三页。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二二八记事（钟理和）

　　民国三十六年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

　　半顷，在自己所住第一内科病房后面不远，忽然传来一连串怪似鞭炮的声音，看看街道则见很多人惊惶而跑，状极慌乱。据云那地方是长官公署，那声音是枪声，事情是长官公署前已架好了机关枪，正在向手无寸铁的无辜扫射。

　　事情是由昨天便发生的，据说是如此……

　　昨天专卖局要取缔街头私卖烟草的烟贩，一个取缔员以手枪把击伤了一个卖私烟的妇女。当场目睹此状的群众心甚愤懑，群情汹汹便趋前欲询究竟，取缔员更开枪击毙一人。这便是导火线。群众是激愤，便将专卖局团团并且牢牢围住，见是外省人便打，不问什么，不分皂白。当晚民众在各地街衢鸣鼓聚众，声声要打出猪子及猪孙。事乃由此扩大而波及全市各机关，各机关俱关门避难，各街道便展开了斗争。外省人在民众咆哮、忿怒、憎恶、拳头、脚底、棍棒之下呻吟哀号、求饶、扑地流血、抱头鼠窜或者竟至毙命。

　　由窗口望出去，只见由一扇齐人肩高的红砖墙隔着的沿着院左的街道及与由南方截来的街道相衔接的丁字路口，聚着一大堆黑越越的蠢动的民众。由此一堆里发出来怒吼、哀叫、惨呼，从墙面看见他们像发疯似地东奔西窜，抡拳飞棒，抓起自转车像砸一个什么可恶的东西，恶狠狠地砸下去了。而不绝的紧密的枪声，便在那某处不远的地方响着。

　　有几个外省同胞——年轻人避到这里来，像脱兔惊惶而悚惧。大家都在为此事而议论起来。

　　“台湾同胞也可以说是没有办法才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要有办法他们是还不致这样的，他们是可爱而又可怜。”一个已镇定后的青年人在发挥着他的感慨，像完全忘掉了方才的事情，并且他也是很危险的。“不过他们是打错了，因为他们打的是和他们完全一样无辜而受难的老百姓。同是受苦的一群。打错了！”

　　“我们要记住。”但在另一隅同室患者的江先生飞起浓黑并且生动的双眉：“今日是二月二十八日。”好像二十八日和他是有什么深仇似地，说着掩不住他内心的痛恨。

　　“我们要记住今天。台湾是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

　　“哦！”这也是同室患者陈先生：“是这样吗？”

　　“是的！”江先生肯定地说：“并且差不多是历史的定例！”

　　三时吃完牛奶后走出大门口。在放射线科的南边的过道上放着一具刚由五六个学生抬进来的少年死尸。少年约十五六岁，躺在一只绿帆布的担架上。面如蜡苍白，唇紫。一手放在小肚上像在深睡。脸部颊鼻额处略有尘土，黑中山服的上衣，草色裤子。被撩起着的腹部，有几道很薄的血迹，模糊不清。子弹是由左胸乳边入，左胁出。入口有很深的，看着就像一个黑洞的伤口，出口则拖出一颗小肉团贴在那里像一个少女的乳头。

　　综合那几个学生因激奋而致语无次序的片断的言语，像似他们由长官公署那边抬来的，又那边还躺着好几具同样被机枪扫死的尸体无人管，公署的警察及兵士只顾抢被扫死的人所弃的自行车，至于死人他们是好像没有看见。并且因有机枪，民众也不敢去收拾尸体，就是他们抬来的还是在一位正好由那里经过的美国人帮忙之下抢出的。

　　他们说着还一边叱喝并且怒骂着一个血淋淋右手盖住头部被击破的伤口的、穿着西装东冲西撞，像找医生给他救治的年轻外省人。

　　“死好啦！”他们满怀恨气与不甘。

　　年轻人惶悚而且窘惑，言语吃吃：“……我……我是很同情本省同胞的，……我也是……你看我不是被打得……”

　　伤者一个个接连着往医院抬，或者搀扶进来。全是浑身血淋面失人色，有的闭着眼睛好像他的生命有如挥发性气体快将由他们的口、耳、鼻、眼睛渐发散去。大门口集着很大堆的人，有逃难的，有看热闹的。全在议论着，高兴着，恨骂着，笑着。向离医院不远的公园门口，更有如黑云般黑压压的一团，那是发疯的民众，正在将人来打躺的民众。

　　群众之声……

　　“——专卖局里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民众全把它拿出来抬出来放火烧，连汽车、自行车、洋车、汽车整个被翻过来。……”

　　“……专卖局门口一字儿排着一队武装警察，刀全出了鞘插在枪上，可是这些家伙们却很乖很听话的。民众像海潮涌上去了，吆喝一声‘都放下’全放下了。‘听到没有，全放下！’再喝一声，其中几个起初还不很愿意的也都赶紧放下了。家伙们倒也真乖。就这样一队武装的警察被发怒的民众给武装解除了！”

　　“……一个美国人看见这个景象非常满足，并且显示出他像去到一个使文明人看起来无论什么都显得稀奇而且惊异的土人国，把这一切的场面很悠闲地摄进他的镜头，一张张地，……”

　　“……台湾过去是一只大米仓，都让他们给弄得一塌糊涂，现在没有米吃的人，台北一市就不知道有多少，你说哪能教人们不打呢？”

　　“……广播电台都叫民众给包围并且占领了……”

　　一个人还没说完便有人给他订正说占领广播电台的是学生——大学生。

　　“……电台向全岛广播了。”那个人继续着说：“要全省人都出来响应他们把事件往全省各个角落扩大下去，他们说得很悲壮很激烈。”

　　这时候公园门口又发起怪叫与骚乱，同时有人说一个女人挨揍了。果然在那一堆人群里此时有一个身穿旗袍的女人拉着自行车狼狈走出。

　　“嘴巴都是给打红啦！”

　　另一个看着那个女人说。在很不明亮的日光中我看见那女人的耳下左颊上有紫黑的痕。

　　晚饭后又和江先生再出医院大门口。在齿科的窗外有四五个人（三女二男）弯着上半身，有的把肘支在窗台上，都静静的在听取话匣子的报告。电台此时正在广播民众和长官公署交涉条件的经过。

　　医院的大门全关上了，只放着左边一个侧门给人出入。出入的人稀少，街道静悄悄地没有多少行人，望出去全街死气沉沉，有如死市。公园的树木在没有星月的黑昏夜光里耸立着，有如一丛丛的黑椎，地下全是这些树木所投下的黑漆漆的影子。这个黑影一个个都像藏着无穷的恐怖。草木皆兵盖有如此。

　　退回来，江先生拿福佬话（他是福建人）逗引正在谈论得兴高采烈的门房说：“那个长脸鬼今天便宜了他，没有出来。我真喜欢他也给人打得血流才好。妈的存一个月的药只拿二十块钱。”

　　“……全街的店铺全关着门，街道上这里那里都有民众在烧东西，菊元（新台公司）的东西，啊呀！烧的太多了，布是整匹的烧，还有做好的衣服，整套的整套的多可惜呀！还有毛织的呢，但是他们却不要这些东西只管烧，不能烧的全砸毁，像都迷了心……”

　　一个妇人眼中像在将这一切高贵的东西在她面前烧掉似的叹惜的说。

　　“……葛（敬恩）秘书的兄弟们开的公司不也都给烧得精光了，那要合算钱，恐怕至少也在几千万以上。”

　　一个男人说，“可是烧了应该，自从光复以来好像他们才能够做事业，台湾人吃他们的亏还不少呢！”

　　“今晚还是完不了。大学生都出动了，在全街里向民众演说，他们说他们要干下去，彻底干下去，希望大家能帮助并且拥护他们，民众都在××街集合，拿着大鼓铜锣，还有一面旗子！”

　　正要回身时邱崇城先生来了。江先生先走了。我于是和邱先生进了一排排塞满各色各样的瓶子的药架药橱的药局。今夜值宿的是邱先生，另外还有一位福佬人——年轻药局生。

　　“听说今晚要袭击东门町太平町呢（外省人的住宅最多的地方）……”

　　有二个护士进来了，“我来取破伤风的药儿来的呢。”其中的一个说着打开一架橱子找出一瓶装着白色的东西的瓶子来。

　　七点半在回病室来的一个电灯光照不到的过道上，碰见三个穿着白衣的医生们正在劝止二个（这也是院里人）手里提着酱色皮包要回家的男人。

　　“外面情形很严重，已经布下戒严令了。”

　　⊙补遗……药局年轻福佬人的话“人们说台湾必须经过三个阶层才能得到和平。即一、欢迎。二（按）……。三、革命。可怜他也和一般人一样以为这回的事情即是革命。”

　　※按：原文漫散不清楚。

　　三月一日——依样时阴时晴

　　一早便就有妇女们在扬言她们是在什么地方听来的消息，说什么到本晨十时，如果谈判不下是还不会干休的。她们还在最后断然说这消息是万分可靠的。谈判什么呢？谁和谁谈判呢？我莫名其妙。

　　靠医院的砖墙望出外边。马路上行人稀少到可说没有踪影。对过热带昆虫研究所二楼门口的晒台上，昨夜忘记取下的国旗沉重而且无力，在微微晨风中像梦招展着，柏油马路上有二只斑鸠，从容不迫的在踱着方步。据今日的传闻，事件似乎北由基隆南至高雄，差不多波及了全省，火车连今天已有二日不走了。人心动摇而惶惶上午佐富（堂侄）至，他是由学校为探问阿东的安全而特来台北的。因为阿东穿的是青色中山服，碧玉难放心。佐富说他在街路上遇见一个坐洋车手里捧一个写着“警察大队不法射击”的牌案的男人，他那白绷带包扎着的右小腿，像广告似的高露起来，绷带上渗着紫红色的斑点。

　　八点半和江先生走出大门，门口放着一辆芎蕉车，里头用被牢牢地包裹着一个男人。男人未死，还不时启开他无力的眼睛迷茫地瞧着周围。车边紧跟着一个穿阴丹士林的年轻女人，在她的脸上不难看出各种表情。在围着车周围的人们的嘲笑、敌视、憎恶、忿怒之下，她焦忧不安、怨恨、惊骇。欲哭哭不出来，却本能地把怀中的一个旧得失了均衡的、瓶口深陷、使得瓶塞也几乎看不见的暖水瓶子抱得紧紧。

　　街市好像平静了许多，然而事情却似乎并不这样简单。东张张西望望的行人还表示着内心的不安。公园门口，有几个人在看贴在门口一个门柱上的布告。我和江先生正想走往公园看看那面告示，但刚走到大马路上便又看见民众揪住一个人直向路侧墙垣下，一会即由那儿看见人们挥起拳头往下抡。我们料想将出乱子，回转头便走。果然于此时瞥见由南边驰来几辆吉普车，接着枪声顿作，人们如潮而崩，惊惶而去。

　　“放的是空枪，不要紧的，他们是弹压弹压罢了。”

　　江先生镇定地说，不过也是因为跑的不能再跑了，但是无论如何，总算是内行人。

　　回病室途中，到第一内科诊察室的候诊室前时，忽有女人的招呼声，抬起头来时，看见受付室的门口，前礼拜给我称体重的那位年轻看护——圆脸蛋双颊有迷人的酒靥的很可爱的年轻看护正向我们笑。她的旁边还坐一个，她们也正谈得热闹。她给我们讲代表——参议员——五个和政府交涉的事。说十六条件中有四个条件是非得到政府的答复不可，并且在十时以前。不过好像这是她听错了，后来我打听的却是六个条件。一、军警人出门不得私自携枪。二、被稽查员击毙的女人有二幼儿，政府对此二幼儿须提出扶养及赔偿金。三、在民众面前枪毙那稽查员。四、撤裁专卖局，释放被捕民众。五、解除戒严令。六、应与国内同时颁布施行宪法。第四条另有一说，即禁止外地烟草进口。

　　她又说及穿插在此一事件中的谢娥女士的一幕喜剧。她说谢娥女士先生起初要否认公署开机关枪之说。

　　“由始至终我即跟着，”谢娥女士果断地说：“长官公署开机关枪扫射民众，事实系谣言。”

　　然而即一会工夫，她又急速订正她的话，对民众广播一刻前她说的话系说错的，现在她已接到确实可靠的电话，机枪事确属事实。闹得民众迷茫起来，到底不知道她说的哪个可靠哪个才算谎语，但是（这是后来我才听到的）她的房子（有一说否认房子而承认东西）和她的东西被民众放火烧掉了。

　　我们又谈到负伤者的医药费。

　　“当然政府要负担这责任的！”那年轻看护说。

　　这时坐在她身旁的另一个看护插嘴了。

　　“政府不拿出来也不要紧。”她说：“社会是会拿出来的，只要社会还有良心、正义！”

　　我意外地受了一刺，不自觉地抬起眼睛来瞧那说话者。她的左眉与额角上有痕半月形伤痕，瓜儿脸。这时我仿佛看见一抹不寻常的表情扫掠她的嘴边。

　　下午不认识的一少年至。据他自己报名是钟枝水，润生兄的大儿子。他在数日前听见阿东叔的话才知道我住在病院，今天有暇，所以特来看我。他坐了很大的工夫才走。他的有见识、胆量、精明、真理的谈话使我想起他的那多谋善辩的父亲来。我觉得他在某地方有点儿像他的父亲，那似乎是他的清秀的额门。他要走时母亲交给他二百圆，托他明儿来时在什么地方带点菜来。可怜这二日来市场全关了门，谁都没有菜吃。

　　终日枪声频起，像进入战争状态，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那高山看护说，她怕极了。她们的宿舍离开长官公署即隔一扇墙垣，枪弹好像一伙一伙的都由她们耳边打过去。

　　三月二日——夜雨，终日阴沉低压、乱云飞舞

　　醒来，雨还在落，天空凄阴，由玻璃窗望出来，街路只有三二行人。据外间所传，情形好像好些，也好像严重依旧。隔室冯先生手里捧着锅子——他是常要来借我的电炉子做东西给他的儿子吃的——一早便走过来说陈仪长官已经答应民众的条件了，事情是就要解决的。

　　早饭后走出院门口，茶房那里正有一堆人在抢着看今天的新报——那是新生报。往公园门口望，马路上的行人虽然比昨日多并且也镇定（只觉得如此），但萧杀、荒凉、阴森森之状还感觉得到。事情似乎并不能如此简单就完结。茶房指着人们正读着的昨夜十二时即解除戒严令的新报标题，很自信地说：解除也只好说解除，街上还照样到处放着步哨，宪兵警察满街转。

　　晌午前蓝先生至。他是由基隆搭载车来的，但车在路上出了几回毛病，到了松山，不能走了，他们只好走过来。他说基隆情形严重并不减台北。又说他在中途遇见一辆载着满满的插着枪刀的一队兵的货车，车中还绑着一个高等学校学生。

　　“火车今天不走，我明天还来看你。”他临走时说：“但也许能多留几天。”

　　“学校呢？”我说：“不回去行吗？”

　　“都罢课了，他们！”他说着苦笑起来。“不过这倒好像和这次的事件没有关联，而是响应国内的罢课的！”

　　我由此想起了枝水对我说的：就是没有二二八的事情，过几天也免不了要发生某种事情的。

　　下午母亲由市场买菜回来。市场还是没有开，店铺依然尚在罢市，只留一个小门进出。她在一群如饿狼抢食的人群中也抢得了一些菜和肉。她提着一块比手掌还少三分之一的猪肉高兴且快乐地说：“你瞧我也抢得一块，而且这还是最后的一块！”

　　我瞧着这如果在平时只需三二十元就可以买着，而今天却花了五十元，她倒没有平时的诉苦，也不觉高兴起来。我是在院门口看见一群提着菜篮如何地为买食物而仓皇的女人的，我看见这，心里泛起一阵难以形容的感情。

　　下午枝水偕林女士（内埔林纪生先生的女儿）至。女士已辞去内埔国民学校之职。现住在台北和枝水正是邻居。枝水说：只要有火车他即想回去，反正学校是念不成书了。而且他们现在没有米吃，在这里要买也买不着，只好由家里拿来。林女士临走时说，过二天她要领她的妹子来看我。她的妹子叫秋芳，现于大学攻文科。

　　傍晚由隔室冯先生处借来。今天下午新生报的号外上面登着长官所约的八条诺言。

　　陈先生的友人至。兄弟二人于廿八日由台南北上途中，在板桥即被莫名其妙的殴打。有二个台湾人把哥哥由火车上叫下来问他：“你知道台湾现在没米吃？”说后便不由分辩抡拳即打。他说如果他不是眼明手快抓住桥栏，那他是早就掉落看下去便要叫人魂飞的很深的桥底下去的。他们的行李皮包全还留在车上，但他们是不想要它了。他看见炽烈的火在铁路边烧起来，一群疯人起落往来，抬东西搬行李，一件的东西都被抛往火里，另一边，不管是在车上车下，这里那里，人揪住人厮打，手如雨落着，血——红红的血像泉水喷着流着。他们不能犹豫了，他们向能逃出生命的地方奔逃。他奔到一个派出所，问所长到底是怎么回事，所长给他说了一切，但叫他藏起来，他是保不了他的。哥哥头上半边扎着白布。他用手把紧绑住他的右眼的白布掀上去一边，对长官公署颁布下来不论本外省人死者优予二十万元（这恐怕他是听错，后来我听得一人二万元）抚恤金一项告示表示愤慨，他说他被抢掉的就有一百多万元（他一边说他被抢，一边又承认疯了的一群人烧东西）……。

　　（《民众日报》，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彭明敏）

　　台湾的地位

　　台湾的法律地位非常奇特。中国于一八九五年将台湾和澎湖割让日本，日本让岛上居民二年时间选择国籍。有数千台湾人选择离开台湾或登记为中国侨民。可是，大部分住民并没有那样做，所以其后五十年，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在法律上是日本国民。他们如想移住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到。有些人做了，但是绝大多数都留在岛上。在日人统治之下，他们倒也得到法治的好处。日本警察非常严厉，往往很粗暴，而且日本殖民当局将台湾人当做次等国民看待。不过，在日本人的重整和引导之下，台湾经济有了可观的发展，生活水准急速提高，在农业技术、交通、公共卫生以及一般公共福利方面，在亚洲国家中，台湾已仅次于日本。我们祖父母那一代目睹了这个仅在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岛屿，从落后、恶政和紊乱中，蜕变出来。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但他们重视这和平的五十年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在同一时期，在大陆的中国人却在忍受着变乱、军阀割据和内战。

　　父亲和我们这一代，成千受良好教育的台湾人始终支持台湾自治运动。他们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起来，因为美国总统呼吁世界承认少数民族权利而受到鼓励。在整个一九二〇年代，台湾人领袖不断要求日本政府让台湾人参与台湾的行政和立法，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让步。由地方选举成立地方参议会，投票权逐渐扩大。一九四五年初日本政府终于宣布台湾人可与日本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

　　但是这已经太迟了。日本已面临着战败的命运，年轻的台湾自治运动领导者已知道美国对他们保证于战后在民主的中国可以得到新的生活。对台湾人来说，这意味着参与台湾政治各阶层的自由，并选举代表参与中国中央政府。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在横滨投降，将台湾交给盟军。但是，在法律上，台湾主权的转移，要等到和平会议正式缔结条约之后。根据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罗斯福总统对蒋介石所做的承诺，以及杜鲁门总统在波茨坦会议所做重申诺言，美国命令台湾和澎湖交给国民党政府管理，以待主权的正式转移。在这过渡时期，盟军并无保留任何权利，对台湾人权益也未作任何保留。与一八九五年时不同，并无任何规定让台湾人选择国籍。所有台湾人，不论愿意或不愿意，一律交给中国政府。

　　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台湾真是一个极丰盛的战利品。基隆和高雄两港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台北也未幸免，但基本的农工结构仍然留存，仓库里囤积满满的糖、米、化学品、橡胶和其他原料，都尚未运送到日本。发电厂和糖厂也未遭严重的损害。日本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将所有公共和私人产业作成一份精确仔细的清单，交给陈仪。据估计，这些被没收的日人财产，其价值约合当时二十亿美金。在重庆和南京，蒋介石周围的各派系、军阀、官僚、党工和蒋夫人家族的豪门组织，彼此激烈竞争，觊觎这富庶岛屿战利品的控制权。临时省政府（长官公署）成立，蒋介石任命陈仪为行政长官，在其周围则精心安插了主要派系的代表，如陆军、空军、蒋夫人的集团等。宋子文曾雇用美国公司，为他私人调查台湾的工业资源，而这些调查队远在陈仪到达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和移交以前，便已抵达台湾了。

　　陈仪官员的无能和腐败

　　美军飞机和舰船将国民党人员由中国大陆运送到台湾，一九四五年十月，台湾人热烈地欢迎他们，以为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不到几个星期，台湾人便发现陈仪和他的官员轻蔑台湾人，而令人无法想象的贪污和腐败。整整一年半，他们大肆劫掠台湾岛。这些新来的中国人一生都生活在内战和日军侵略的骚乱中。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尽管搜刮，把台湾人当做被征服的人民。

　　在十九世纪，台湾曾受一个无纪律的军府统治，他们即使在中国也是以腐败和无能而恶名昭彰。但在日本严厉统治半世纪后，台湾人学得了法治的价值。有契约，则应遵守；应推定自己的邻居是诚实的人；在商店里，固定的价目使每一个商人易于经营。台湾人已学习到现代交通、科学化农业和有效率的工业必须依靠诚实的量衡、遵守合约和正确准时等等，才能操作。

　　我们的新主人完全不懂这些标准。台湾人经常受到轻侮看待。外来的这些官僚和较有教育的搜刮者，很明显地，将台湾人的诚实看做可笑的愚蠢。在战争期间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狗咬狗的乱世，这些人得以幸存并且能达到目前的地位，主要是依靠诡计、欺骗和两面话；这些通常也是他们能在中国城市生存的唯一法宝。由他们看来，老实的台湾人是乡下的粗愚，极好欺负。

　　中国大陆人传统一向看不起台湾，认为只是一个蛮荒的属地。新任的教育厅长抵达不久，向学生演讲，便极粗鲁不客气地这样说出来，因而激起愤怒的抗议。另一方面，台湾人则公开嘲弄这些新来者，因为他们经常表现出不熟悉现代器具和组织。许多中国人古怪的事例，广为流传。他们不学习，便想开车，大概以为如果愚蠢的台湾人都会开车，他们为什么不会呢？由大陆内地被拉来充军的中国兵，对现代机器，一无所知。他们许多人不会骑脚踏车，而又偷窃来以后，将其背在肩上扬长而去。

　　一九四六年是幻灭日增的一年。在政府和经济企业的各阶层内，台湾人被解雇，以便安置陈仪组织的亲戚朋友。陈仪的秘书长一口气安插其亲族七人在有利可图的肥缺中。其中一人是负责数百万美元的茶叶外销。台中凤梨公司，战前的产量世界最大的，其新任经理是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秘书，从未看过一颗凤梨植物。高雄新任的警察局长据说安插了四十多个亲族领薪。农林专员企图没收东海岸的许多私人船只，藉口那些船只在基隆政府监督之下可获较好保养。其实，大家都晓得他的下属正在那里经营走私船队。

　　一九四七年，紧张局势濒临爆发边缘。陈仪亲族在公营机构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生产者被迫以一定的价格将其产物卖给公营机构，其后那些产品则以更高价转卖于福建或大陆各地。财政、交通和工业主管彼此之间设计出一套复杂规则，使他们能完全控制并榨取台湾的经济。任何外销或进口都得付些税金、佣金或其他费用。

　　在一段时候，我们这些攻读法律、经济或政治的学生，即三三会，继续钻研于书本和抽象的理论。我们虽未热中于实际政治，对于日增的危机，也无法完全蒙蔽耳目。蒋介石的官员将中国的滥权带到了台湾。这种滥权使他在大陆的地位削弱，以至于垮台。到了一九四六年底，陈仪的官员急切在进行其无止境的贪婪。他们要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之前，尽量养肥自己。

　　父亲当时是高雄市参议会的议长，还未受到骚扰。但是他知道不少勒索和非法没收台湾人产业的事件。不少台湾人在过去五十年中，与日人合伙经营事业，任何无耻的中国人，若想占有那些人的有利产业，只要抓住机会指控“汉奸”即可。

　　一九四七年初，我们正专心于读书之际，陈仪一连串的措施激起了强烈的抗议。财政、交通和工业主管连同公营企业机构，发布了一系列的新规定，加紧控制专卖，以“必要的国家社会主义”，榨取台湾人的财富，尽入政府高官和他们在大陆的庇护者私囊之中。南京的中央政府宣布“民主的中国”采用了新宪法，但是陈仪却奉蒋介石命令，告诉台湾人，因为他们还不熟悉民主的程序，有些宪法条文必须经过一段政治开导时期之后，才可以适用于台湾。换句话说，在国民党领袖们认可以前，台湾人无法在行政上享受有效的发言权。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政府知道台湾大众多么厌恶它。一个突发事件终使众怒爆发，几乎将陈仪和国民党逐出岛外。

　　二二八事变爆发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公卖局的查缉警察，粗暴地殴打了一名在台北圆环兜售私烟的老妇人。这使路人愤慨，要攻击那些查缉人员。查缉人员被追赶入于附近警察局。他们的吉普车被焚毁了。隔日，全台北群情激愤，到黄昏时，台湾人与占领者中国人之间，展开了全面冲突。抗议狂潮的第一波，指向烟酒公卖局。公卖局的办公室被捣毁，职员被痛打。民众涌向公卖总局，要求缓和公卖局的专断政策。群众再向长官公署抗议、陈情。当他们抵达大门时，无武装的民众便遭到机关枪的扫射。

　　台湾人压抑已久的愤怒，全部爆发了。隔天黄昏时，陈仪的长官公署实际上已经瘫痪了。高级官员和有权势的搜刮者，在台北北郊成立一个防卫营地，将妻子和大批私人财宝送到那里，由重兵守卫。其他由大陆来的平民则躲在家里，害怕会有大屠杀。

　　事实上，那种可能并不存在。台湾人没有武装，而警察任务已暂由严守纪律的学生接管。最初两天，双方都有暴力。陈仪的巡逻警察任意射杀人民，企图恐吓人民。台湾人也有时诉诸于木棍和拳头。几个公卖局职员被殴打重伤而致死亡。一些台湾人中学生曾到铁路局询问火车何时恢复营运，以便南下回家，他们都相继失踪，更激怒了一般民众。

　　第三天，陈仪宣布他愿意听取人民的意见。他指定一些著名的台湾人成立一个委员会，与他的代表会商，为解决这次事件，拟定一个改革计划，以便送请中央政府考虑。他答应撤退市区街上的巡逻军警，并保证不会让军队进入台北。这个委员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代理着已躲藏起来的陈仪部属的职责。代表陈仪的人当中，竟有些出生在台湾而在一九二〇年代曾到中国大陆去，然后便为国民党效劳的台湾人。他们于战后回来台湾，在陈仪手下工作。这些人只能形容为“以台湾人为职业”，得到优厚待遇，以“台湾人”身分，向外籍访问者为陈仪政府辩护。

　　在委员会成立时，陈仪宣布他希望于三月十四日能够收到一份改革计划的意见书。台湾全岛各城市因而成立了十七个委员会分会。每一个委员会，讨论了台湾人的不满，拟定了建议，然后送到台北的处理委员会。处理委员会在台北中山堂集会，每次会议，会堂大厅都座无虚席。

　　在事件发生后五天中，台北显得沉静，但气氛紧张。商店重又开门，粮食也开始由乡下运到市区。陈仪虽然信誓旦旦，却设法将军队由南调北，企图在收受改革建议书前，先发制人。幸好，二月廿八日和三月一日的事件消息已传播全岛。新竹一带颇有警觉的市民们，在一些地点，拆除铁路，阻挡军运火车。陈仪的欺骗阴险，更加深了台北市民的不信任和愤怒。在有些城市里，为反抗陈仪手下的控制，而发生暴动。有些共产党员，在一九四五年底，依麦克阿瑟将军命令而由日本监狱释放出来的，试图利用这场混乱。但是他们未能获得追随者。日本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采取的坚决反共政策，已使台湾人恐惧共产主义了。

　　台北群情高涨时，我们大学里的同学也集会于台大医学院礼堂，讨论时局。但是我们没有组织，讨论也没有结果。我们在校园里的情况还算不错，而我们仍然生活在与现实分离的世界。我们但愿有更多更好的教职员，但在学业上没有什么真的可以抱怨。我们可以抱怨的都是个人的和一般的。如个人家庭和一般台湾人所遭受的困难、创伤以及损失。当我们的集会开散后，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走上其认为在这危机中所应该走的路。

　　陈仪和其重要手下，不时向民众广播，要求大家保持沉静，并说大家的改革要求是正当的，而会得到慎重的考虑。但是我们却开始听到谣言，隔着一百哩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已有大批军队聚集了。因此，委员会匆促地完成改革草案，知道如果国民党军队真的开来台湾，陈仪将根本不理会改革建议。

　　整个星期，报纸除了定期发行外，还有号外，让读者知道委员会进行的情形，中山堂的会议也常广播出来。三月初一个星期，市民所谈论的全是这个话题。三月七日，委员会主席，与十七个地方的处理委员会讨论后（我父亲也是地方处理委员会的委员），将改革建议，交给陈仪。

　　一些学生也拟就一份改革建议送交陈仪。他们在陈仪办公室受到有礼貌的接待。陈仪的手下称该建议很有用处，很有礼貌地请每一学生写下他们的姓名住址。他们一派天真地照做了。

　　国民党军队展开屠杀

　　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则在高雄身历着一场残酷的经验。高雄是成立处理委员会的十七个城市之一，而父亲被选为主席。在这不安的过渡期间，他们要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还要磋商改革建议，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员会作参考。因此，委员会决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禁止他的士兵再继续射击市民或威胁委员会。他的巡逻队每次看到台湾人集合在一起，便随意射杀。父亲率领的代表团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缉撤退那些巡逻队，而在地方领导者应陈仪要求而集会讨论改革建议期间，将军队暂留住军营内，不准外出。

　　高雄要塞司令部设立在一个能俯视全市和港口的山上。当我的父亲和其他代表一进入司令部营地，他们立即被逮捕，并以绳索捆绑。其中一个代表涂光明，是一个冲动的人，他是由大陆回来台湾，曾一度在蒋介石死对头汪精卫之下做过事。此时，涂忽然破口大骂蒋介石和他所任命的陈仪。他便被带离代表团，以铁丝取代绳索捆绑起来。铁丝并以老虎钳旋紧，直到涂痛极惨叫；经过一夜苦刑之后，涂被枪杀了。

　　父亲和其他代表随后又被绳索捆绑，在颈后打结，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们也等待着随时被枪杀。但是，在隔天父亲忽然被释放回家。这是因为彭孟缉出面干预，表示仁慈说：“我们知道彭先生这个人是好人，我们没有理由伤害他。”

　　父亲筋疲力竭地回到了家里。他有二天没有吃东西，心情粉碎，彻底幻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对于这些事，我在台北一无所悉。我们只能从收音机听到各地冲突的消息。还有苗栗附近铁路被拆除使陈仪军队不能进城的故事，以及谣言说山胞也由山区下山来帮助台湾人对抗中国人，等等。

　　我的外祖母是台北与基隆间的八堵的人，有许多亲戚在基隆。三月十日下午从八堵来了一位惊惶的访客，说大陆派来的军舰已经到了。而且在未靠岸以前，便开始炮击海岸和港湾。如此，基隆和台北便为恐怖所笼罩。国民党军队一登上岸，便开始向基隆市街流窜，射击或刺杀市民，强暴妇女，抢劫民家和店铺。有许多台湾人被捉到，活活塞进帆布袋，堆积在糖厂仓库前，然后一个个扔进港口海中。其他有些人干脆只被绑起来或链锁起来，从码头被推下海。

　　到了夜晚，国民党部队已抵达台北，开始向全岛展开。同时，另一支军队也从海上开到高雄，与彭孟缉的军队会合后，重演与基隆和台北同样的野蛮屠杀暴行。陈仪已下决心要恐吓所有台湾人，并彻底消灭所有曾胆敢批评他的台湾人。

　　直到三月八日以前，处理委员会的台湾人以及许多非委员的人士，不断呼吁改革，并一再向蒋介石请愿撤换陈仪和其手下要员，以较诚实的人取代之。到了三月十日，这些台湾人领导者们，大部分已被杀死，或被逮捕或躲藏起来而找寻途径逃离台湾。三月十二日，国民党军机低飞于台湾各城市上空，散发“中华民国总统、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文告。其内容却摘自他在南京向高级官员、就“二二八事件”所作的评论。他完全支持陈仪的政策。他说：“暴动”的领袖，是“共产党徒”和“被日人奴化的台湾人”。他说大陆人曾“辛苦奋斗五十年，以求光复台湾”，因此，台湾人欠中国人很大的债。

　　在这数周内，死了多少台湾人，没有人知道。但一般估计是在一万到二万之间。处理委员会的委员首先失踪。编辑、教员、律师、医生等凡曾敢批评政府的人都被杀死或遭逮捕。那些曾携带改革请愿书到陈仪办公署，而天真地留下姓名地址的学生们，都一一被找到，而被杀害。数周前曾代理胆怯中国人警员而维持秩序的许多中学生也被杀死了。从此，一九四五年以后，凡曾敢嘲笑中国人落后或批评政府腐败的任何台湾人，都有性命危险。

　　在这恐怖的数周，我保持沉默，待在外祖母家里，害怕而忧虑。我从未属于任何政治组织或团体，我的名字也不曾登上请愿书或宣言。没有军人到我们家里搜索。我虽在大学念政治系，对实际政治却很隔离，而且非常天真。我仍然未发觉，此时对我们自由和权利的威胁，更甚于日本人统治时期。这时，我写了几封信给父亲，对于发生于台北的恐怖事件，表达了愤怒。那时我不知道父亲的信件受着检查。直到有一天，高雄警察局长偷偷地警告父亲，通知我不要再写那种信。就这样，我的名字也列入黑名单了。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国民党军队抵达以后数周内，高雄的情况很惨。在这时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恶名。比如，当许多高雄市领导人士聚集于市政府礼堂讨论这次危机时，门突然被关闭而受到机关枪扫射；家人被迫在火车站前广场观看父亲或儿子被枪决；在枪决之前，还有许多惨绝苦刑加诸人犯。父亲一生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至此变得更加痛苦和绝望。

　　事变之后

　　台湾全岛有名望或有财富的人，莫不遭到卑下国民党官员的威胁和勒索，扬言以“反政府”罪名控告他们。例如，高雄市议会副议长便被几个年轻军官敲诈，几乎被迫将年轻女儿交给他们。他本来是有钱的人，但因此近破产了。有一度曾有谣言说，我的父亲即将被捕，并以曾任地方处理委员会主席的罪名受审。他曾被监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侥幸地逃过如许多朋友一样的厄运。

　　台北渐渐恢复了平静。陈仪被召回南京，任中央政府资深顾问。不久，蒋介石又任命他为浙江省主席，一个大而重要的省分。他在台湾的继任者是一个法学家，魏道明。他曾任驻华盛顿大使，有许多美国朋友。

　　我们学生也一个个回到学校。我们不敢随便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聚会，而只能把我们的恐怖和愤怒在校园内三三两两边走边谈地表达。我们已发现在校园布有打小报告的线民。有时候，可怕的特务、宪兵或警察会突袭学生宿舍。被捕的，有不少是来自大陆的自由派的杰出学生。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与我们一样的激烈。我们察觉到中国人最惯用的手段之一便是雇用线民，他们得到的酬佣便是一些现金或公职肥缺。

　　毕业台大

　　一九四八年夏天，二二八事件后十六个月，我从台大政治系毕业。我们这些三三会会员，在两年以内修完四学年的学分，但事实上，除了磨练了中文以外，没有学得什么。可是，总算得到南京政府所承认的中国学位了。

　　如今，我必须在学术研究和商业界，做一抉择。台北第一商业银行给了我一份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前任台北市长黄朝琴，因为在二二八事件中与国民党合作，而得到担任该银行董事长的酬劳。政府拥有该银行股份的半数以上，因此可以说是半官方机关，但是允许黄朝琴专权经营，因此银行几乎变成他的私人事业。无疑的，我所以有这份工作，因为黄本人是父亲的老朋友，他的妹妹又是母亲的最好朋友，黄也把有钱的妹夫，纳入董事会，他与我也熟识；另一方面，我亦被聘为台大政治系助教，可以作研究并协助系主任处理系务。

　　要选哪一职业，真是一个难题。银行的薪水约有大学助教薪水的三倍，而且如果我的表现不错，可以升迁得很快。但是我的兴趣实在不在于商界。尽管如此，我先决定进入银行工作看看，而到初级实习班报到。有一个月之久，我每天都报到参加训练。但是自己愈来愈清楚，我没有兴趣一生在银行里工作。高薪的诱惑力消失了。三十天后，我自动辞职，回到台大当助教，如此，我的前程确定了。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我的回忆（黄朝琴）

　　民国卅六年三月一日清晨忽接友人电话云：昨晚专卖局派员查缉私烟，在北市延平路天马茶房（后之凤麟村），附近烟贩集中地，以枪筒击伤一女烟贩，路人打抱不平，殴打该查缉员，另一查缉员即开枪，击毙一路人，因此民众将查缉人员所乘的卡车，暨及缉获的私烟悉焚毁，以泄公愤，闻市民今日将结队向政府请愿，请惩处肇事查缉人员，约过一小时，长官公署警务处长吴福相偕同市长游弥坚来访，据告昨晚发生了查缉私烟肇祸事件，今日恐将扩大，陈长官嘱我们请议长到长官公署一谈，商讨善后问题，我早餐后，即往长官公署晋谒陈长官，甫入秘书室，即看见台湾光复庆祝委员会主席，大东信托公司董事长陈炘先生亦在，他面色苍白，身体虚弱，我前两日曾往访，他正患恶性疟疾不能见客，何以今日在此候见长官？旋陈长官立即请我进去，承告昨晚发生事件的经过，及台北各界欲在中山堂开会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请我到中山堂安慰大众，说明政府对查缉人员必予严重处分，各界代表要冷静，劝民众勿再殴打外省人，处理委员会所提合理合法意见，他当尽量接受，务使事件不要扩大，最后并说：这种事件如在大陆，民众司空见惯，不感痛痒，而台省民众一遇不平，就起激动，其志可嘉，其性急的情形是将闽南人的特性表现无遗云。

　　我辞别陈长官后，即赴中山堂，各界代表先在二楼小房间等候会齐，他们请我进去，我曾告以此事错在取缔私烟的人员擅自开枪伤及行人，我们应该冷静处理本案，但在室外围观的民众中有人大声说“黄朝琴是替政府说话的不要理他”。后开会时间到了，我们下楼看见李万居、连震东两人亦赶来，又有人在骂他们是政府的走狗，何必来参加，他们两人听了只好不参加回去了。开会时公推台北市参议会议长周延寿为主席，但有一二十个有意捣乱的分子在台下作连珠式的叫喊，并占着主席前面的座位，这些捣乱分子因他们自己声望和地位关系不易取得领袖的地位，故极力反对我和周议长主持，有人主张设政治局，要我发表意见，我遂将陈长官嘱转达的意见报告大会，并重述在休息室时曾告诉各位议员，对此事大家应冷静处理，否则不可收拾，下面会众大声阻止我再说，故我无其他意见发表，但会众又叫我讲下去，我说这案的发生是查缉人员技术不佳，致伤及人民，同时因部分接收人员无能及贪污，致使人民积怨，综合上述原因以致事件暴发起来。我们都是黄帝子孙，我们的祖先哪一个不是从大陆来台的，所以不该用反对外省人的口号，只能对政府的措施有不切实际者提出建议，会众一起一落的发言，对设政治局的组织的意见，最后决定设八组，并拟推我任某组组长，我说我与政府各部门均熟悉，有事我可负责联系，对于某组长不便担任，结果推我任联络组长，并要我发表政见，我说我仅任联络之责，无政见可言。

　　我在中山堂开会时接到家中电话通知说：有人向我家花园开枪，且一路上有士兵站岗至我的大门口，叫我不要回家，恐有危险，我遂径赴长官公署见陈长官询问：“是不是要逮捕我？”他说“绝无此事”，并立即电话警备总部查询，据告是新到刘军长雨卿欲拜访我，所作事前布置，因事前未联系，故起误会，旋我回到家中，刘军长来访，谈话甚洽，他说部队即晚开赴台中，我告诉他说：“台中地区除谢雪红一部分人外，其他并未参加暴动，到台中后可往见台湾唯一耆老林献堂先生，以后贵军执行任务必能顺利。”我一面电告台中市彰化银行请转告林先生联络各士绅出面欢迎，事后据悉刘军长部队到后除派一部军队追踪谢雪红外，台中市安谧如常。是日午饭后，女佣出外赴米店叫米，在途中看见许多民众聚集，似有闹事可能，立刻跑回，不久外交部旧同事陆企云兄，当时任专卖局福利社总干事，举家来舍间避难，因有许多外省人被击伤云。

　　※ ※ ※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是中央对二二八事件的善后，在政治上顺应民意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因台人认行政长官制度等于总督制度，此一震惊中外的不幸事件，在台湾历史上将成为永久不可抹灭的污点，到今天实在不忍旧事重提，来增加痛苦的回忆，所以对于事件的经过，已详见当时的报章杂志，不再赘述，关于省参议会暨我个人对事件的体认与关切，不得不在此特别提出。

　　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事件刚刚平息，中央社记者来访，我以议长立场，发表谈话，其要义为：“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初，民众要求不外求政治改革，登用省人，别无他意。迨后被奸徒煽动，并从中操纵，他们所提出无理要求，绝对不能代表全台六百余万民众绝大多数的意见，希望中央与地方当局宽大处理。”翌日，中央特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氏莅台，宣示中央决采宽大原则，采纳民意，合理解决台政，热望台胞尊重法纪，迅速恢复社会秩序。至是人心大定，社会纷乱不安状态，亦逐渐平息。

　　六月廿日，我在省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开幕典礼致词中再度提到：过去本会两次大会，参议员一无缺席，此次因经二二八事件，议员当中或因一时意志不坚，或因池鱼之殃，故有被捕者，或有被通缉者及失踪者，事体虽已过去，本人以职责所关，不无悲怅。深望对此次死难同胞及其家属，予以相当告慰与救济；对于在审或在逃者，亦盼执法各当局，能体念中央处理本案宽大为怀的意旨，从速解决，俾予自新，不特人心藉此可安定，而彼等感怀政府的宽大，势必无形之中，协助政府推行工作，不遗余力，深望明察。

　　全体参议员，亦为就此事件，加以严肃客观的检讨，列入大会宣言：“二二八事件为本省光复后发生的重大不幸事件，虽以事起仓卒，不及预加制止，然同人等实负领导无方之咎，至感愧歉。兹幸事已过去，吾人相信此一事变给予之教训，今后必不至发生同类事件。细究此一事变发生的原因：第一为政治措施上的问题，本省光复一年半，政府推行的工作不谓不多，然于若干窒碍难行之措施，惜未能及时检讨改进，因而未能尽满人意。第二为心理上的原因，本省同胞因长期受日人压迫统治，于政治多缺乏了解，而且回到祖国，望治之心倍加急切，遇对政府措施有所不满时，即发生精神上的激动，此种心态尖锐化，遂造成行为上的错误。吾人对此有一点必须指出：二三月前，外间尝有人从二二八事变推论：台湾与祖国间关系可能有变化，此实为重大的错误，须知二二八事件为兄弟间一时的误会，误会一经消除，兄弟间即亲爱如故，不足影响其手足关系，似不可能造成台湾与祖国间关系的变化。我们希望世界人士勿为上述别有用心的谣传所欺，同时尤望省内外同胞泯除隔阂，精诚合作，协力复兴祖国，同时建设新台湾。”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震瀛回忆录（吴新荣）

　　陈仪主台失政·民众四起暴动

　　梦鹤（吴震瀛自称）虽由政治路线回到文化路线来，心里还是想最好回到家庭来，整顿整顿自己的生活，以度过这变动时期。但客观的情势还不给个人的安泰，虽入了民国卅六年，连一点新春的希望也没有，社会的情形时时刻刻更加恶化起来。尤其物价的飞涨仍然没有止境，白米一斗已经突破四百元台币的大关，如鲫鱼这类最粗俗的东西，一斤也需要一百多元的台币。我们只好实行生活的紧缩，三顿的米饭也要混吃一半的番薯，不久恐怕连这一半也吃不起了。粮慌以外，恶疫也正在流行着，如“天花”也到处乱坠，梦鹤做过十多年的医生都未曾看见过这样瘟疫。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这样艰难的生活中，做一个文化人，应该如何处境？梦鹤想：所谓文化人已不是生活高贵的人，也不是学问深奥的人；文化人应该同时代的烦闷而烦闷，同人类的苦痛而苦痛。梦鹤已够尝尽这样烦闷而苦痛，最后他直感到这样社会的恐慌状态，必将招致政治的危机，他栗然于预觉着“大变的前夜”将到临。

　　果然于二月廿八日，因专卖局的警员，取缔私制的香烟，和摊贩发生事端，以致枪毙了民众，而使台北市民蜂起暴动了。他们连叫“打倒阿山”，而包围到长官公署，致使陈仪施行了台湾未曾有的戒严令，而流了不少青年的碧血。这就是所谓“二二八事变”的开幕。梦鹤面对这惊天动地的事实，一方面虽愈觉失望，另一方面也愈坚志气：绝不屈任何的穷困，绝不变终生的节义。到事变的第二日就是三月一日，梦鹤整日忧闷而兴愤，忧闷国家的前途，兴愤事变的进展。三月二日恰巧吕英飞由台北回来，梦鹤叫他报告了后，邀他同到台南看看情形。他们到市内的时候，已知事变波及到这里，有一触即发之势，虽静中也可见动的必然。他们首先访问市党部的指导员，但他说：“如有共党的煽动不便出头。”这可见他已失了领导民众的信心，而走向放任主义的一途去了。梦鹤们后到青年团访问庄干事长，他说：“事已达到这样阶段，却要慎重做事。”可是梦鹤们还碰不到事变的真相，最好还是回来镇上看看情势就是了。

　　三月三日，各方面的友人都来交换消息。梦鹤为事变进展这样快吃了一惊。台中广播电台放送着：“台中市民同情台北同胞，已起了行动，警察局、广播电台、电信局均被占领，并组织防卫委员会以准备对来攻者战斗。”接着嘉义广播电台也放送要募集志愿兵，而又传来台南、高雄已发生暴动。在台南县境如虎尾、斗六也形势不稳，可是大势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晚上郑俊豪等数名的青年来访梦鹤，并问他对时局的意见，他们如激火的难抑，所以梦鹤不犹豫地对他们说：

　　“我们青年，对时局有这样关心，是很好的现象，但目前对这次的不祥事件，我们尚未有彻透的了解，所以我们不如暂且等一等，如果需要我们青年出面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惜生命为民众来服务。”

　　这群青年是日据时代被迫为志愿兵的，当时像英雄般被欢送到南方战线，日本打败后被俘而备受苦劳。这次被遣回家乡又看到这样不体统，这使像他们那样有团结力量、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一听到台北蒋渭川的号召广播就反应起来了。

　　郑俊豪们回去了以后，北门区警察所杨所长，派人来叫梦鹤到他的官舍谈谈。

　　“吴参议，我们对县政府已失了联络，当然警察机关也失了机能，而且刚才闻由台南方面有三辆卡车，满载武装人员向北而来，我们为治安计，盼望民众来协助，因为在任何的情形下，警察每时都站在民众这一边。”

　　“事既至此，不如组织一个‘北门区时局对策临时委员会’来讲究善后对策，恰巧高区长也在座，未知你们意见如何？”

　　“拜托拜托！”杨所长和高区长同时答道。梦鹤又说：

　　“你们是政府的官吏，不可逃避责任，各界的代表你们应该召集。”

　　“拜托帮忙！”他们还是异口同声道。

　　这时候被召集来的人员：

　　治安机关代表：杨所长

　　经济团体代表：周北

　　镇民代表主席：李丁延

　　医疗团体代表：李池田

　　公正人士代表：郑梅本

　　防卫人员代表：郑俊豪

　　粮食关系代表：黄赐川

　　县参议员代表：陈之豪

　　村里长代表：谢德义

　　青年有志代表：赖太田

　　三月四日上午于区署会议厅举行时局对策扩大委员会，因为情势变得很快，委员会需要扩大而且宗旨需要确定。是时参会者网罗区下各乡镇长、各乡镇民代表主席、各农会合作社主席、各县参议员、各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及各人民团体代表。讨论事项包含宗旨、组织、经济、粮食、防卫等多案，就中决议三大原则：第一、时局对策；第二、保卫乡土；第三、维持治安。虽然这样讨论这样决议，但谁也对时局不能认识清楚，对社会状态虽有不平不满，但对这样突然事变尤感不安和恐慌。至于梦鹤个人也是这样，虽然期待因这样事变可能社会有所改革，生活有所好转，但自己已没有对时局有把握或见解，只好跟着大势行动，跟着时流奔走而已。所以下午传说新营要开临时的县参议会，梦鹤也和一些同僚出席，但出席者不上二十人，且因闻武装军队来袭，各员仓皇恐怖地就四散去了，因闻武装军人可能由南方来，所以归途取安全计，不再由麻豆路而由盐水路回到佳里，途中各处也误传武装军人来袭，民众非常激昂，青年也崛起而武装起来。

　　回到佳里来，梦鹤始知南方归还的军属，因闻嘉义市民正在飞机场恶战，自决组织救援队乘卡车出发。当时曾有日本军籍的李池田，身装日本军服，腰佩日本军刀，领他们到麻豆汇同曾文区队。可是梦鹤想这是一种错误，因为他们不受委员会而自己行动，以使不能联络及供应，而且他们已违反委员会的决议：未受上级机关统制以前，在地方只要坚守“他不侵入来，我不打出去”的原则。所以翌日梦鹤自决私派王图治星夜赴嘉打探他们的消息，并劝告他们服从规律赶回佳里，因为王图治曾在海南岛为他们的首领。但他到嘉义找不到他们的下落，只知救援队长陈水心在火线牺牲外，其余者可能四散的四散、逃回的逃回。犯了这样错误以致无谓的牺牲也是他们的无智和愚勇所致的，原来他们军属和志愿兵有俨然的区别，前者缺乏军事智识及比较不守军律，后者曾做到日本最优秀的正规军，所以当这批军属要组织救援队的时候，另批志愿兵不但拒绝参加，而且不愿供给他们武器，以致这件事不明不白经过，而且贻后来可能发生的不幸。

　　三月五日，陈仪长官明令省都的人士，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开诚布公叫人民协力解决时局。地方的人士也多少恢复信心，所以在来没有决定部署的“时局对策委员会”也很快地改组为合法的“事变处理委员会”了。当然这个组织是全民运动为主旨，不但区署、警察所、学校各机关，连各人民团体都参加在内。可是这样散漫的组织，竟难免含有御用绅士及投机分子，以致后日发生祸端。这个新的委员会成立了，同时选举人事如左：

　　主任委员：郑梅本

　　副主任委员：吴梦鹤

　　常务委员：高万端、李丁延、赖太田及各乡镇长、各参议员

　　防卫委员：李池田、杨所长、郑俊豪

　　宣传委员：吕英飞、庄谨慎

　　会计委员：周北、黄裁银

　　粮食委员：黄赐川、陈静观

　　输送委员：防卫部兼办

　　联络委员：蔡君书、吴文成

　　总务委员：魏尊山

　　医疗委员：谢德义

　　选举后郑梅本起来反对，说他担任不起这个重责，而且恐怕事情变到成为“第二次的铁公鸡”。他这样不吉的预言，给在座的人众都回忆着那次义勇警察队三干部的谋杀事件，谁都感觉无言的不安，但这次是时势所迫的，真有骑虎难下之势，所以谁都不准郑梅本辞退。

　　三月六日，到这时候地方的治安已经非常紊乱，警察当局自认无法维持，所以杨所长要求委员会设法。委员会开会后决定组织“民众自卫队”，但要求警察供给武器，才可能协助治安。同时决定副主委员吴梦鹤和杨所长，共同引率自卫队和警察队，出巡区下宣传治安。是日巡回佳里西港后，将到学甲的途中，遭遇一辆卡车，满载武装部队。据他们说他们是由台中来的，为要救援嘉义需要武器，所以要来接收警察武器。梦鹤即说：这里的警察已和民众一体了，你看民众自卫队都和警察这样共同行动着，所以武器不便给你们，因为我们也要用武器。这群所谓“台中部队”听梦鹤说话，也无奈返回去了，连他在学甲庄内接收的武器都还付梦鹤们。治安巡回队到北门的时候，恰巧民众包围着盐田的外省人，要求他们缴出枪械。是时民众非常激昂，恐怕暴动一触即发，所以梦鹤命令自卫队检查的结果，事实都没有秘藏枪器，即命令民众解围救出外省人。

　　这时候忽然由佳里打来急电，报告由台南方面，有三辆的卡车满载军队北上中，要梦鹤们返回应急处置。他们回到佳里的时候，镇民已经大起恐慌，全街一时非常纷乱，或者疏散社外，或者隐窜屋内。杨所长也不知如何处置，而部分青年警察已准备抵抗，但自卫队郑俊豪却主张避免开火，因为他知道这里的武力是不能抵抗的。郑委员因他有战斗经验，他这样发言实有千钧之力，所以大家才决定一方面保持镇静，一方面预防万一。但至晚上也不见有什么异状，所以详细调查这个消息的来源，才知道由曾文警察所通知来的。麻豆的情形比较佳里过火，那里由一血气旺盛的青年群所领导，连警察所长也监禁于犯人间，所以可能发出那煽情的消息。可是谣言和误报一样，常常要引起无谓的牺牲，而对事变的发展并无所益，因为这不是革命的最高调期。事变到今日已经过正一星期了，事变的原因也很明白，但事变的主流仍然五里雾中。到现在梦鹤可能推察的可能有四流派：一是好事的流氓地痞，二是倾向日本的旧军人军属，三是反对贪官污吏的进步分子，四是有意识的共产分子。在这地方虽然很难看到第四项的迹象，但事情已变到连局外的第三者，也被这四流派卷混在一起，以致没有收拾的余地。

　　这个情势致使陈仪也进退两难，一方面报告南京说台湾发生共产主义反乱，要中央政府派兵来台戡这个乱；而又一方面承认处理委员会的要求，说长官制可改为省长制，县市长可直接民选，及承认其他种种的条件。这样二重人格致使他在政治生活上发生致命伤，而且这样欺骗政策，不知致使多么忠良的人民受那样大亏。假使他对中央政府承认自己的失政，而对台湾省民严词说绝不许你违反祖国的行动，那么事情就很快地可以解决，也可不使台湾人恨他的毒计那样深。他这样毒计明明使台湾人想为缓兵之策，假使台湾人对政府有所不信任，这可归为陈仪之罪，有人说可杀陈仪谢天下，何尝不是明言真语？梦鹤尚记得有一日，在台南的夜市，和朋友小吃点心时，另有一个点心客对老板说：

　　“给我陈仪的肉！”

　　“什么陈仪的肉？”

　　“猪肝（猪官）啦，快快！”

　　有一日梦鹤在火车内看到一个车客大骂说：

　　“驶你娘陈仪！吃还不够饱吗？车椅坏到这样还不修理，害我这条新裤被钉子穿破了！”

　　这不是人心已离，恨入骨髓么？

　　三月七日下午又开了时局处理委员会，各委员均出席，尤其数日前不见面的高区长也来出席，看样子他一定想为时局可能好转，他也要来白分一些功劳。但会议中有一学生代表竟发言攻击自卫队，而自卫队员一时误解为反对派的作用，一时大兴问罪势将用武。梦鹤看势不佳，恐怕分派斗争，才提议解消委员会，将武器交还警察所。可是治安当局大起恐慌，恳请各委员再组织协助机关，这时高区长也发言说：他做行政部分的负责人，如有为这次事变而牺牲者，愿意设法救济善后。但大部分的人已不能信用这个自事变以来不出面的政府人员，并主张待明日县民大会的结果再来讨论。三月八日这是举行县民大会的日子，这个大会是县参议会主持召集的，北门区各界的人民代表，也分乘二辆的卡车踊跃赴新营参加。开会即时有人临时动议，要罢免袁县长以下四十七名的外省官吏，因为他们无故逃亡致使县政无人主管治安无法维持，而热烈讨论的结果以绝对多数通过此案。此照陈仪长官的通达，如县市长不称职时，可选三名代理县长以便公署的核令。这又是经过热烈讨论的结果，通过县政府的庄建设局长，胡教育科长及简某三人，因为他们曾在县府被公务员选为代表。最后通过建议台湾政治改革案四十多条，并决定明日成立台南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闭会后庄局长才对梦鹤说：

　　“梦鹤兄！你的好意我承受了，但我年齿还是这样少，最好还是给好事的人去当，因为这恐怕误了我一生的前途。”

　　“虽然这个结果是好是坏还不知道，你年轻人应该受些政治训练，总之今日的大会可称成功，因为那辈自称忠臣义子倒不受民众的支持！”

　　三月九日在新营有二个大会正在成立中，一个是“台南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举行于县政府大礼堂，一个是“台南县自治青年同盟”的成立大会举行于国民学校大礼堂。梦鹤因为素好青年，光复以来也干过青年团到今，所以他也领率北门区的青年队，到新营参加自治青年同盟大会。他到会场一看，各区的武装青年也持刀带枪，以致议场杀气腾腾，虽闻这是全省性的组织，但主持者缺少统制能力，以致议论激烈沸沸不停。梦鹤为要参加事变处理委员会，才离国民学校到县政府一看，这里也是一片的骚扰中，但至最后也勉强地选出二个代表负责两个新成立的大会。一个是陈议长负责“台南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一个是吕英飞负责“台南县自治青年同盟”，而且他们两个代表都是北门区出身的。到这时候谁都尚信这样组织是陈仪长官特许的合法团体，所以梦鹤们回到佳里的翌日三月十日，也在北门区署会议厅，举行“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北门区支会”。

　　这次的会议除原来的代表外，尚邀请糖厂、盐场、银行派代表来参加，因为原有组织，这次的选举可称很顺利。

　　主任委员：吴梦鹤

　　副主任委员：郑梅本

　　常务委员：高万端、陈之豪、吕英飞

　　总务组长：魏汇山、副：陈茂

　　治安组长：李池田、副：郑俊豪

　　宣传组长：吕英飞、副：庄谨慎

　　联络组长：蔡名书、副：黄锦归

　　粮食组长：黄赐川、副：李光生

　　财务组长：周北、副：陈圣地

　　救护组长：谢德义、副：李陆

　　青年组长：赖太田、副：林白浪

　　这次的改组是自事变以来第四次的，又是事变以来最后的组织，而且因为网罗区下各界的代表人物，由民间自动的组织，算是未曾有的成功。但到晚上所获得的消息非常不好，台北又宣布戒严令了，正规军已和学生队开始战斗，“事件”完全变为“事变”了。谁都知道这又陷了陈仪的骗局，自然“事件处理委员会”也变为非法组织，所以刚刚成立的“北门区支会”也自然解散了。

　　三月十一日所接着的消息更然不好，因为正规军的增援部队到台，台北的情形势必一变，高雄的状态更加恶化。到下午台南市也宣布戒严令了，卓市长由广播电台大声疾呼“我们的救兵到了”，这很明白地对本省人的示威。梦鹤由受音器听到这样不逊的大言，由整个的中国着想，不禁寒心，他想本省人虽对贪官污吏有无限的憎恶，但对祖国未曾有任何的反背心理。由他个人来说，他虽不愿做太平犬，也绝对不愿做乱世民，所以他自己希望政治应有改革，自然不希望人民必要流血，最少限度病人尚可以姑息治疗时，他认为不一定要开刀来影响整个的人体。翌日是三月十二日，街上处处都飘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纪念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日。但一般人民的面上，都表现着一种不能形容的不安，人人都沉沉默默，交头接耳交换由各地来的消息。虽然台南的情势不再扩大，但闻嘉义和台中的主战派相当强硬，也许这两地方可为问题最后的关键。总之事事都不照法则不遵道理，而突然发生的事件，都使人不能设想将来如何。

　　到三月十三日又突然发生了一大事，这是梦鹤一生未曾遭遇的伤心事，他因为一时的混乱和兴奋，完全失了自主和理性。就是这一日清晨，梦鹤尚在床中的时候，孩子们由外面且跑且叫回来而恐慌地啼泣地说：

　　“兵队来了！现在包围着街路。”

　　梦鹤想一想：国军来治安，何必大惊小怪？但总也要起来看看什么情形。这时候他看窗外有一警员，被四五个武装人员押来，说要找他拿出武器库的锁匙。这时候梦鹤始知他们不是国军，但当时武器本非梦鹤所管。而且处理委员会也失了机能，事事他都不是在负责的地位，所以他绝不理会他们。可是武装队员势如不准他辩解，且强要他同到警察所，而用枪械押他出去。梦鹤被押到街上一看，街头巷尾均有布置武装人员，他始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在这镇上也许最初次的戒严。但他们并不加害人民，而且处处都和街民谈笑，梦鹤看这情形稍为松心，而向押他的首领说：

　　“台中的杨馗近来不知怎样？”

　　“他并不错！”

　　“嘉义的张英聪怎样？”

　　“他尚健在！”

　　梦鹤预想他们一定由台中或嘉义来的，因为这样回答以后，他们也对他不甚警戒。

　　梦鹤到警察所的时候，看杨所长也已被押到那里，他对梦鹤说：

　　“万事休矣，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只有尽任他们的所好而已！”

　　武装部队自己打破武器库，搬走枪械上卡车，后才对人民撒布传单，扬言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陈仪政府，肃清贪官污吏。他们走了后，梦鹤和杨所长始恢复自由，后闻他们也到麻豆、盐水、新营、朴子、北港等地任意横行。这次的突发事件，来如走马去如飞云，幸不致用武力解决，所以谁都没有受过牺牲，可说不幸中之大幸。像这样不愉快的事件，谁都希望及早结束，那些麻烦的东西，谁都希望快快地离这镇上。可是万事都不如人愿，偏偏都要节外生枝，当这事件正在乱七八糟的时候，有一个青年闯入警察所来。他是将军乡出身的陈护东，当时在台南营商，曾任台南市事变处理委员会的青年组长。因为他在事变中非常活动，所以自昨夜才逃出戒严线走到这里来，恰巧本日发生这事件才来警察所看事情。

　　当时吴穆堂也来在佳里，他看梦鹤被押走后，也到警察所看看是否平安。陈护东素识吴穆堂，他一看穆堂就说：

　　“穆堂伯！你也来哪！我想要借坐他们的卡车离这里去，不知怎么样？”

　　“还是要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如果他们愿意带你去的话，你还要考虑到你的服装，你那袭洋装未免太漂亮了，同他们雄赳赳的部队坐一块，你不输是个被俘的贵公子。”在这紧张中穆堂还不忘他天性的谐谕。

　　“啊，不如叫小使（工友）到吴先生那里，取一袭旧服来换。”杨所长插着话说，同时叫小使到下街去拿梦鹤的旧衣来，因为谁都不愿再留那些东西在这镇上滋生意外，所以谁都不反对杨所长的提言。可是只有一个不应该的人，待到事变平静后，才出来说只有自己是最贤最好的人，而弄到这个平和的地方变成一团糟，他自负为北门区的最高负责人，但在事件发生后就万般狼狈，赤着足、戴着笠，假装为农民，而向笃加偏路匆匆而逃亡去。这样光景被人传为笑话，但梦鹤却不能跟人乱笑，他很明白因有这样官吏才有这样事变。

　　事变急转直下·梦鹤避难乡间

　　自三月十三日的突发事件发生以来，因为流言蜚语四至，街民动摇恐慌万分。加之高雄、台南的事态渐渐严重，复仇恐怖流血的谣言甚多。而且缴械的追究议员的奔命无所不至，人人都担忧这样情形势必临到佳里。在这群众心理非常不安的中间，台南庄小封、黄万福、汤德章、杨适中、沈自敬等十数名的人士被捕的消息传到了。不久又广播着汤德章为事变的主魁，因反抗政府被军法会议判决死刑，已在旧石像公园处决示众。汤德章是“台南市人权保障委员会”主席，因家统和日人有关，颇有反抗精神，但他忠直刚气自负事变一切责任，所以一般市民多为这个牺牲者惋惜。梦鹤虽不知汤德章之为人如何，又想他也许足够受这极刑的理由。但梦鹤一些朋友和家人看这样前例，都来劝告他不如暂时避离以待时局平静。所以他自十四日走到黄达云家，做暂时的避难客，不久李池田也走到来，真是同病相怜、狼狈相依，但他不久就和妻子脱走到日本去了。梦鹤在黄达云家凭着他们十数年来的友情，并达云固有的愚直和义气，他都很安心地在那半楼上或思想或读书。

　　他想：在事变中假使没有他们的出头，在这北门区的情形恐怕不是这样了，能够保持这样秩序、享受这样安宁，凭良心说恐怕任何人都做不到。但殊不知也有一派无耻之徒，竟欲掩饰自己的责任和无能，竟以借刀杀人的行动来除异己，以趁火抢劫的心情来报私怨。梦鹤对这样恶心毒行不无提心吊胆，而且警察方面到底是靠不住，但对这样鼠辈狸党唤起斗争，却也想不是大丈夫的气概。可是想到民族的前途以及国家的将来，梦鹤不觉泪下心伤，虽知个人如何活动也不能支配大势，但眼看大地将沉，谁能默默不言？梦鹤又想还是青年人靠得住，还是青年人是救星，他在事变中看到郑俊豪以下的志愿兵，也许为台湾最有望的光明。他们健壮整齐、忠实勇敢，他们富有责任观念，抱有正义精神，的确可为台湾青年的模范，的确可为台湾将来的指导者。梦鹤又想：谁能领导他们，谁就能支配台湾，虽在过去，也许将来可能尝尽苦痛，但是在事变中却也获得很多的好教训。

　　梦鹤在黄达云的半楼上又想又读，所想的不尽，所读的也不少，他读一部二十年前五卅惨案后发行的“洪水”集，不胜感激。当时中国的社会状态也许和现在的台湾近似，尤其五卅惨案中发生的种种事态，和这次二二八事变中发生的事态有大同小异。他读后感竟作一首诗，以挽吊事变中无数的牺牲青年：

　　谁能料想三月会做洪水！

　　那突然的巨浪，

　　竟冲破这样坚固的防堤；

　　那无情的巨浪，

　　竟流毁这样美丽的田园；

　　那激怒的巨浪，

　　竟淹没这样平和的城镇。

　　谁能料想三月会做洪水！

　　有一个勇敢的青年，

　　他曾有过洋的经验，

　　但未到防堤被狂浪卷去了。

　　有一个理智的青年，

　　他怀抱新进的理论，

　　但未到田园就被泥海埋去了。

　　有一个热血的青年，

　　他将发无限的纯情，

　　但未到城镇就被崩山压去了。

　　谁能料想三月会做洪水！

　　洪水一过满地平坡！

　　啊！这样国土何时能够再建？

　　洪水一过家散人亡！

　　啊！这样民族何时能够复兴？

　　洪水一过人心如灰！

　　啊！这样社会何时能够新生？

　　梦鹤在黄达云家逃避将近一星期，看样子社会像趋向平静的一途，所以他也常常回到家庭看看，也出席警察所对志愿兵的慰劳会。到三月廿三日赖太田说：北门盐场的外省人，因事变中受帮忙，要招待到那里一叙。梦鹤也对这提案很高兴，因为白玫和钦和结婚以后，他未曾到那里过一次平安的日子。梦鹤在战争中初次到北门的时候，他的任务是做个救护班长，救援美机爆击的伤死人，那时候他找到白玫们在一个防空壕中，抱个新生的婴儿正在发抖着。光复后，北门发生霍乱的大流行，梦鹤也做个医师公会员到那里工作防疫。事变中北门盐场被群众包围着，那时候他也到那里救出外省人。这次梦鹤想大概不致有甚意外，而能和白玫们清游一日，殊不知这次也发生罗天大照的事件。这一日和梦鹤同到北门的，有吕英飞、赖太田和庄谨慎，他们在盐场公署会后，又到球庭参加网球大会。晚上又在公署宿舍听曲盘（唱片）、打麻将，梦鹤在这里连打连败，精神感觉非常不快，这也许是恶运未来已有前兆，殊不知在这时间中在他的留守家里已发生意外了。

　　翌廿四日梦鹤的妹妹云芳，驱车来北门报告事急，她说：

　　“昨夜深更里，宪兵会同警察人员，到咱家里要捕哥哥，因为找不到哥哥，就拿刀拿枪威胁嫂嫂，以致吓惊了大大小小，他们搜查没有什么就去了。”

　　“其外街上有什么消息？”

　　“现在街上还是戒严中，我由偏路走出来，闻李池田、吕英飞两家也被搜查，但都找不到要捕的人。”

　　“英飞君和我来这里么！”

　　“李池田那时候也不在家里，听说你们三人都是这次要捕的三大人物。”

　　梦鹤想事变处理委员会的治安组长李池田，虽带些日本军人的气概，但也不是事变的领导人物，宣传组长吕英飞，虽在事变中活动最烈，但思想上未必是和左派有关联。至于梦鹤自己虽担任主任委员，但他自信他所做是最稳健的、最温和的，对国家没有不起的事情。可是现在政府要捕的也不是“右派”的，也不是“左派”的，尤其不是“中间派”的，但他们要捕的恰巧是高区长的“反对派”，这可见这次事变真正的性格。

　　不久梦鹤的父亲穆堂由将军庄来，母舅张仙慧也由西山来，他们同到王钦和家，会同赖太田、庄谨慎协议善后策。结果决定暂时逃避以静观大势，所以同晚宿于港北蔡大祥家，翌晨由王赐锦引导，由偏路到南鲲鯓庙访吴老人。吴老人是梦鹤的祖父玉赞的旧部下，现在这里做庙董主席，他看梦鹤来到甚为欢迎。晚上穆堂和梦鹤的弟弟梦昆来会，梦昆现在台北建国中学任教，因为学校也发生事端，所以刚刚回到家乡来的。他回到家里那晚上，恰巧遇着宪警来搜查，所以他替梦鹤被提到留置间，关了一夜就放回来了。但梦昆的惊悸尚未镇静，又恐怕台北可能通缉来捕，而且穆堂也恐怕官宪可能捕父代子，所以他都以逃难的心情来的。梦鹤看一家弄到这地步，虽知道那辈白日鬼在作祟。但人间一到逆境的时候，时常要陷于一种宿命观念。而且具有适当的机会，任何人都容易盲从世俗，所以隔日的清晨，梦鹤也跟着他的父亲，跪在神前祈求平安。

　　父生港北母西山，

　　奔波故地避世难；

　　人间自本天数定，

　　鲲鯓庙里祈平安。

　　三月廿六日早晨，先派梦昆回家里看消息，然后梦鹤和穆堂才由小路，经过西埔内步行到西山。因为他们感觉鲲鯓庙里出入人多，不是安全的地方，而且西山是梦鹤的母亲朱实的娘家，他的母舅张仙慧一定为他设法。仙慧看梦鹤到西山，就领导他走过一片草野，梦鹤的童年时代曾和他的表兄弟，在这里游玩过，这样回忆使他感慨无量。他们又走到一片草林，仙慧带梦鹤入草林，找到一堆古茔，他就说：

　　“这就是你外祖父大进公的墓城，你要祈祷他保佑你！”

　　梦鹤进到墓前行鞠躬礼，但他都不想真正的能够受保佑，他又回忆童年时代和他的母亲来这里参加葬礼，当时的点主官就是现在鲲鯓庙的吴老人。最后仙慧们走到一口鱼塭，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仙慧叫梦鹤避在这里的塭寮，三餐才由家里配来，他在这里住过七八日。

　　飞鸟走兽知消息，

　　容身草庐卧终日；

　　若非家园系老幼，

　　必上公堂争得失。

　　这个塭寮只有容身之大，为要避人耳目，日间始终闭门不出，只好卧床读书以待日落。这时候王钦和送来威尔斯的“世界文化史”，郑坤五的“鲲岛秘史”各一部，做这数日间的精神粮食。有时山斑鸠或是白头鹄，飞来屋上啼歌游舞，这就是表现附近没有人踪，所以梦鹤也可以安心读书。有时牛犬之声由远而近，这就是表现有些农夫正在往来，所以梦鹤也紧闭着草户待其通过。日落后夜气包着四围来，这样寂静的旷野，才是梦鹤自由的天地。他就跑出塭寮来，展着胸膛呼吸大气，瞬着两眼睥视人世。附近墓地散在深夜特别凄凉，时常彼此之间响来叮当之声，梦鹤想像那不是鼠就是蛇，在墓穴里的鼠蛇辈还是活动于夜间。有一日梦鹤听外面有人步声来，他就加强力量紧闭草户，外面的人也强力地推着户门，但他知道门不容易开就无声无息地离开去了，不久梦鹤的裤子和手表被盗一空。

　　在这塭寮逃避的中间，穆堂和梦昆也时常交替来和梦鹤同宿，因为他们也听说自己有点危险。由他们所带来的消息，外围的情形非常严重，各地都厉行清查工作，所以梦鹤也不得不决定移动隐所。四月四日晚上利用暗夜，他的次弟梦麟特来接他，由西山一直下南到将军庄后，他们的父亲穆堂在那里等待。他们坐在水圳岸上听穆堂的报告：

　　“今日刚到的消息说：东石选出的县参议员黄妈典，被捕后由卡车跌下而头破身亡。”

　　梦鹤听到这样凶暴的消息，为这样非法治的作风，不禁战栗而且慨叹。后来知道那是错误的宣传，或是故意的宣传，但黄妈典其后不久，真正的于新营被枪毙示众了。闻他因隐藏枪械煽动青年，宣传日本援军必至等等的罪实，而由军法判决死刑。黄妈典在日本时代做过总督府的评议员，他的思想行动梦鹤固然不能同意，但他的牺牲也许是属政治性的，好像台南市要死一个汤德章，台南县也要死一个黄妈典那样。

　　梦鹤和穆堂谈少时后，才同到庄内的“旧厝”前面，那里有一个草廪恰巧也可容身之大，梦鹤的母亲朱实已为他清扫备至了，他在这黑暗污秽的小室也避住五六日。在这中间他在油灯下，读完了林语堂的“生活的探求”及由佳里送来很多的报纸。有一晚上朱实来说：

　　“今日是清明节，咱家也做些春饼敬祖先，豪南、图南也由佳里回来，你要不要回家和他们见面，并吃些春饼？”

　　梦鹤想事件的前途尚在五里雾中，事件的结果谁也不能料算，不如冒险地回家一看，顺这机会和家属道别也非不可，他怀着悲壮的决心回老家去了。他到家里看双亲两弟二儿，都围着餐厅等待他，他看这场面非常感激，并尽量享受人伦之乐，他想此后暂时也许不能再见他们吧。餐后穆堂又带梦鹤再回到那个草廪，并报告说：

　　“已和台南高女士取得联络了，她到新营和警察局和沈所长面晤过，获得沈所长一封秘密信件来，内容说：最好暂避安全地带，但是别有自新一路云云。”

　　梦鹤想世间都不是全坏人，高女士是个女伶出身的人竟知大义，沈所长是个搜查的负责人竟不忘友情。

　　四月九日穆堂拿沈所长的信件，要到沤汪和鹏程及黄乡长商议对策，到途中遇一辆卡车满载武装宪警来，他于此就以通匪案件被捕去了。梦麟闻到这样急报就带梦鹤，到庄后自家经营的大道塭寮去，不久梦昆也来会并说：

　　“今晨佳里忽然间施行戒严，先把处理委员会的副主席郑梅本和财务组长周北捕去，后再把对二二八事件有关系的青年捕去四五人，余者陈之豪、赖太田、庄谨慎等七八人均脱离。这次的戒严中警察所杨所长和司法股长蔡君书两人始终协助捕人及领导路顺，最后他们两人也被捕了后，才同其他被捕人员一并送到台南去。四五日前佳里有一流氓被枪伤，宪警们把这个流氓送到郑梅本处医治，那时候梅本误为要捕他，而由后门逃走而去给人大笑，今晨他误信自己不致被捕，竟坐看自己被人捕去，他被绑的情形最使人同情。”

　　梦鹤听了后，悲笑怜恨交至。可悲的就是他的父亲穆堂，竟为陈护东事被诬通匪；可笑的就是杨所长等不知自己也被告，竟先捕人而后也被人捕；可怜的就是郑梅本中了预言，他在事变中曾说过“第二次的铁公鸡”；而可恨的就是那辈糊涂虫，弄到北门区有史以来这样空前的大狱。

　　四月十日上午梦麟叫理发士来塭寮，为梦鹤整理头发，下午梦昆驶来竹筏，载梦鹤到溪中洗身沐体。梦昆是个水泳的选手，叫梦鹤不要害怕下深处来，梦鹤也勉强地下了寒冷的水中，洗落了九重的尘埃。梦鹤在水中还是耽溺着童年时代的回想：有一日他和他的弟弟来这溪中游泳时，他误陷落了漩涡中险被水卷没去，自此以后他对水泳一事非常忌怕。他又回想到有一日和一个家童，牵牛欲渡过这条溪到那边的园里去，不幸那个家童为这溪水淹没死亡，自此以后他时常到家童的家里慰问。由童年时代回忆到近年来，为开垦这口大道塭，他和他的父亲用尽很大的心神，但结果是士大夫营商一样，所养的虱目鱼时常不被人问津。他又想到光复那感激的瞬间，他邀同徐圣杰、郑世珍、吕适也数友，来这里洗净日本时代的苦汗，但不期这时苦汗还是重重叠叠流下来。梦鹤想这条溪水好像他的血流，自少至今他有欢喜悲哀都来这里，同欢同喜自悲自哀，而今日又是什么日子啊？他做个逃避的人，在这白日中公然露出正体于大自然中，就是决定了要离开这地方了。

　　晚上梦麟梦鹤再奔到番子厝，这是沤汪西边的一个小村落，他们的大姨即是朱实的大姊住在那里，梦鹤在这里避住四五日间。在这严重的期间，最靠得住的还是血亲，梦鹤的大姨虽然家贫如洗，但为人忠实，自少特别关照他。有一晚上鹏程假装往诊来会梦鹤说：

　　“闻县府要派人来乡下抽查户口，闻明日要来本乡，我想在这中间要设法避之。”

　　鹏程身体高大，但非常小心，他战战兢兢地说完了就回去。翌晨梦鹤和大姨商议了后，他才头戴竹笠身穿台湾衫，打扮为农民赤着脚，出发番子厝经过谢厝，再经过大潭寮而到口寮。他想顺这机会到屋外，浴浴日光动动身体，但因身觉疲劳不堪，而且恐怕被人认破，所以不到过午就回来姨家。他的大姨看他就说：

　　“贤甥呀，自早起我和你相约后，就走到沤汪庙口探消息，听说抽查的人员已回去了，我就买些粽子回到相约的地点，任我都找不到你，害我这只小缠足染尽砂粉，给我这老人家满身荡汗，天公也太没有目！”

　　“哈哈！大姨的缠足大有名的，但不致为此放了大，假使大了这也好为纪念。早晨我到相约的地点去，但那个小山上人太多了，我就一任两脚直走向西山去，本想到曾祖父母的墓地去拜一拜，但因日光太强就回来了。”

　　“自古说状元父的墓比状元的墓大，口寮边那两座大墓就是你祖父建造的，在你祖父的全盛时代确实能够吓停飞鸟，后代出你们这样子孙并不是不肖，但像今日这样受难也许是风水坏了吧！”

　　有一日庄谨慎联络来要会谈，梦鹤约他于沤汪和番子厝间的铁道上相会，到夜里照约定的时间他果然来了，他说：

　　“这里真正是安全地带，我感谢你信用我来相会，自北门一别以来已三星期了。到第二星期间还算是平静，但自令尊长和警察所长被捕以来，整个北门区内已变为恐怖状态。如学甲李光生君独家居在野外，他的大门自张着铁线，在大路上还派人看守，自己才住在楼上待消息。有一日一辆卡车自远方疾走而来，那个看守人误为捕人的卡车，就跑回家报告，但看守人恐慌过度，连大门有铁线也忘记，一冲不过就昏倒于地了。李光生在楼上看这情形，也自后门跑到甘蔗园内，后才知道看守人误错，但李光生自此以后精神异常，现在已避在某地治疗。这样悲喜剧到处都有，有一日在学甲庙口听过枪声，人人都误为是捕人队临到。一个卖羊肉的小贩，连摊担也不管，把一腿羊肉拿起来就跑回到家，但他拿回的却不是羊腿是一个羊头。可是梦鹤先生，我今日来的不是要报告这样笑话，我时常想如何能够结束事件，才曾详细报告当局，说明当时的情形及人事。但当局说要这些关系者去自新，所以陈静观、黄赐川、陈之豪、郑俊豪、林白朗、王图治和我都去手续，但陈静观和王图治至今还未回来。是不是全部人员要弄清楚，这样恐怖状态才能结束？”

　　“感谢你来报告，但我尚有一点疑问，是不是那些御用绅士还意气扬扬阔步于街上？他们不是处理委员会的委员就是组长，这样中国作风我还学习未到，自作聪明恐怕要误他人也要误自己。”

　　至四月十四日晚上，鹏程又来会并说：

　　“本日台南陈圣尧君拿一张名片来，他家住在欧专诚的隔壁，欧氏现为南部绥靖区台南指挥部的顾问，圣尧君曾对欧氏提出你的问题，欧氏才写这张名片劝你去自新。”

　　梦鹤看名片上写的是：“本人要到台南手续自新，途中军警所勿拘留”等字，但他的心里仍然疑问这是否靠得住，而鹏程又说：

　　“我想这张名片可做护身符，来脱离这严重的台南县，尤其是满布密侦的北门区，到台南暂观形势才去自新也不迟，因为高区长每有机会，就说县长有严令，非捕你们不可，如不受捕者格杀勿论。”

　　翌日下午梦鹤和梦麟，骑脚踏车下南，由小路回过佳里，而不到家里看大小，但四月的柚花，满开于路上，香气馥郁扑鼻，引起梦鹤无限的乡愁。将出社外的时候，黄达云赶到，他说：

　　“我应该保护你到台南！”

　　“尽人事待天命，何必呢？”

　　“看样子有点腴白，是不是身体能够到那里？”

　　“谢谢你！可以吧！”

　　到台南郊外尚有军宪警戒，但并不盘问就放他们通过，入城内暂避于黄肇贤家，黄肇贤曾为高区长的对头人，自然对梦鹤也有无限的诚意。

　　翌四月十五日，鹏程、佳书（梦鹤的堂叔）、梦鹤、英良等来会，商议是否要自新，结果派鹏程和梦麟到台北探听情形。因为梦鹤对自新一事感觉非常不安，就是吕英飞的下落仍然不明白，吕英飞因其弟被捕后，用尽人事——蔡佛海、韩白水、欧专诚的线路——去自新以来至今不知去向。总之今日英良来会，给梦鹤不少的安慰，她报告自梦鹤离家以来的波澜重叠，尤其廿三日的夜袭及佳里全街的恐怖状态。在这报告的中间，忽然间全市鸣吹电铃，这就是戒严的信号，市内一时变如死街，军警的行进、兵车的疾走，给英良战战兢兢，但梦鹤想如果要捕他也不必这样罗天大照，后来知道在大舞台前打死一个流氓的主魁。梦鹤在黄家避住至十九日才移动到高玉枝家，在高家他会过新营警察所长沈泰诚和台南市参议会议长黄万福，他们都赞成自新。至此梦鹤也不得不自决自新一途：第一、他自信他对整个的国家并未做过坏事，第二、他想赌一赌自己的生命来试一试政府的言质，第三、他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救出老父恢复自由，第四、他要结束逃亡的生活以免家属的奔命不安。

　　梦鹤受难百日·轮流坐狱五处

　　这是四月廿日的早晨，梦鹤将出发自新的首途，那瞬间梦麟由台北怆惶回来，并说：

　　“台北郭千尺先生等其他友人，谁都说这样自新没有好处，台北许多的名士不是失踪的就是死亡了。看这样严重的情形谁敢保证你自新无事？”

　　“我心已决了，我事已定了，昨夜你嫂嫂洗了袜子还未干，今晨拿出来烘火时误烧了两足的袜底，俗语说‘火烧脚后底不行也难休’，我虽不迷信，但我不行不可，因为已有充足的理由给我意志坚决！”

　　近午到欧专诚家请他引导，其间台南市警察局长来到，欧专诚介绍后并说到警察局自新也一样，所以同那个局长到警察局手续。梦鹤本欲到宪兵队自新，勿使台南县政府加找麻烦，但那个局长说他应该联络不要介意。隔日的中华日报就大书特书：台南县参议员吴梦鹤到台南市警察局办理自新，好像表现台南市警察局的功劳一般。梦鹤想给他自新的机会，这个好意老实是不可弃却的，可是以他的自新做一种的功劳，抢来展去这是心外的事了。果然台南县长闻讯而大发脾气，说大坏他的面子不留余地，梦鹤想要救出他的父亲，而触怒一个县长何有相关，但做一个县长何必追求那样厉害，他的面子可能被打坏岂非理之当然。

　　自新的手续至廿六日才完了，廿八日到宪兵队受王排长的讯问，略问二二八事变处理委员会的经过，至正午也给他吃饭后才放他归家。关心他的人谁都大喜，并说不可一直归家，以勿刺目敌人再受其中伤，所以他又暂时逗留高玉枝家。高女士的丈夫是个银行家，为人朴实纯情，反之高女士是个风流浪漫的女丈夫。她操一口流利的国语，曾为梦鹤秘密联络县府的消息，她知道梦鹤的心内依然不安，时常叫他读三国志看平剧，说也许在这里可研究中国社会的动乱史。可是到五月二日宪兵队又叫梦鹤要去受讯，这次王排长非常震怒说他与共产党有关系，吕英飞也已承认自二年前受他指导。王排长以杂志“群众”为唯一的证据，用恐吓的诱导讯问为手段，虽梦鹤极力否认，拼命说冤也不得奈何。梦鹤想假使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受这桎梏又有何言，这使他感觉他已陷入了一种骗局。梦鹤又想他曾为热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员，现在又是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员，假使他的敌人为要除异己而不择手段，是不是他们才是党国的真正大罪人？

　　自此以后梦鹤开始坐监的日子，在这宪兵营住过六日，这中间虽有些不便，但寝食都有供给，看守人对他的待遇也不错。有一日驻在佳里的宪兵拿鸭蛋来给他吃，说是酒家的老板游红绿女士寄来的。游女士和高女士是事变中的两个女杰，她们虽然出身下贱却深知世故，对梦鹤父子不但屡次陈情冤枉，对他们的家属也非常帮忙。有一日云芳用一张报纸包便饭送来，梦鹤开纸一看就发现一段启事，写“吴梦鹤自新启事”的字样，内容是说什么感谢当局什么宽大为怀。梦鹤想这一定他的堂叔佳书，听翁某的建议登报的，但感谢自新的人现在呻吟在狱里。这样天下的奇怪事，使宪兵营长有点难受，竟叫看守人去碰钉一顿，说他无断给梦鹤和外界联络。梦鹤在这里初期虽觉不惯，但并不十分苦痛，所以有三四首的狱中吟。

　　梦家忽惊起，

　　铁窗固不闻；

　　莫笑多情泪，

　　孤鸟远天哀。

　　知过悔不及，

　　自此一路新；

　　寄望天地外，

　　待我逸世人。

　　坐狱如乘船，

　　暂且别家园；

　　此去风波路，

　　但愿早日还。

　　可恶你蚊虫！

　　不知我何人？

　　黄帝子孙血！

　　何能肥你身？

　　五月八日早饭后传要送到台北，曾闻庄小封也被押到台北去，梦鹤想这实出意外，恐怕也被认为重要犯人。自事变以来牺牲最多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如台北王添灯、嘉义罗平训、台南庄小封、高雄王精操、屏东某某。因为青年团的基础和日本时代的文化协会农民组合有关，自然地他们的思想比较急进，他们的行动比较激烈。这致使组织上每和党部对立，感情上常和政府反对，这也许是他们受亏的最大原因。梦鹤想：他本不是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的残余分子，而偏偏要送他到台北，是否政治原因抑是理论原因，他却万想不到。但事实上他不得不快快的准备，而任他们用法索绑了他的半身，押到车站乘头等车北去。梦鹤受绑缚是头一次，乘头等车的也是头一次，但宪兵们却颇有人情，让他不露绑索给他吃午餐，并为他代传讯息回家。到下午他被押到台北宪兵第四团部，梦鹤前不知去向后失却联络，才向那个押他来的宪兵问要送他到哪里去？那个宪兵也随便说也许要送到南京，梦鹤想这是什么大事了，他不信这个伟大的政府，会做这样针小的事情。

　　在宪兵第四团部梦鹤住过四日，在这里他尝到中国牢屋的醐醍味，犯人大略是二二八事变的关系者，牢屋不过十坪之阔，收容百余名之多。在这里自然发生阶级，弱肉强食之风盛行，强者起居总铺（床位）上，弱者横倒地板下，一日不过二餐，一共四碗的白粥，营养不良，阴湿臭气，寻而发病者一半以上。这真正是活地狱，但地狱里还有人情道德，有些难友看梦鹤进来，就让他一条长凳做座位，这就是他在这数日间寝食的居城。据这些难友说：数日前省参议员郭大炮，也在这长凳寝食数日，他都很快的脱出这地狱，谅必你也一样的很快离别我们。在这中间最欢喜的就是传闻陈仪离台的消息，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官陈仪，他是二二八事变的当事者兼负责人。这个陈仪乘飞机离台了，各人非无感慨，最少这次事变所流的血，也可使一个恶政家陈仪垮台。光复后由重庆归台的人，常说陈仪本身并不是坏人，但因他的部下多是贪官污吏，以致弄到台湾这样糟，当然他要负道义上的责任。又闻陈仪是个中国有数的行政官员，但他这次弄到这样失败，可见中国的行政水准是这样的。梦鹤想到这里不禁为台湾为陈仪流泪，因为陈仪是台湾光复第一任的长官，是好是坏他是台湾历史上的人物。虽然陈仪一派的垮台，梦鹤内心也有点安心，最少生命也许可以安全，但陈仪去了，问题还未解决，台湾问题尤其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未解决。

　　梦鹤自自新以来过了五个机关：台南市警察局、台南宪兵营、台北宪兵第四团部、台湾警备司令部第二处、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他现在到了第三关，但在这里未受讯问就送到第四关，这次梦鹤被用法索强绑，而且手也被用铁锁扣住，叫他步行街路宛如示众。他自信他所做的并不是破廉耻罪，受这样侮辱感到大不高兴，但在这枪刀下却也没有办法。梦鹤被押到司令部第二处，这里就是日本时代的东本元寺，但他不知这里是什么机关。他缴了所携带的东西，就领了一六八号的号码，说自今以后除叫号码外绝不可表现自己的名字。他受这命令后就被掩着目捆着身，而押过一处像铁门的地方，再押入一处黑暗的室内，叫他坐下绝不可走动不可出声。好像入了地狱的第一步，使他想像是最后的日子临到，但他却也勉强地镇静自己的战栗，唤起精神注意着次一瞬间的动静。但停一停他就感觉身边也有人，所以他始知道这里不是处刑室，再停一停就有人来缓解他的目掩，所以他始知道这里至少也有数人的同伴。

　　但过些时日他也渐惯了这里的生活，虽然这里也是一个活地狱，不但室内的床铺充满着虱蚤蚊虫，人间的臭气和马桶的臭气也充满着空气，因之一些难友都发生严重的皮肤病。一直至五月十五日传闻魏道明已到台湾，这位新省长莅台后即时成立新政府，自此以后一般的情形都渐有改变，人人都感觉不但生命可以安全，也许可能无罪释放。最初由他们肉体上的束缚渐行解放，不久也给他们洗身理发，又不久给他们吹电扇、挂蚊帐，最后给他们读书和运动。因有这样待遇的改变，有人说这要给上官巡视时的准备，有人说二二八事变的关系者至月底可以结束，但政治上的演变会影响到治罪的轻重，这样中国独特的作风是人人料不到的。在这里还有种种神秘的消息：自事变发生以来陈仪对中央都做不实的报告，在上海的台胞闻讯即组织调查团归台时，陈仪不但不使他们下机而命令他们赶回。调查团返到上海后，才到南京请中央派大员来查，最初派闽台监察使杨亮功来时，陈仪派兵伪为暴徒半途对杨亮功开枪，手指受了枪伤的杨亮功，未经调查就报告台湾真正的造反。这样来陈仪就无客气大挥辣腕，这时候又来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蒋经国，他看牺牲者的大部分都是青年团员，就赶回南京报告事变的实情。中央才正式命令军部大员白崇禧来，他来才叫陈仪放下屠刀，并对关系者从宽办理已往不咎。

　　在这情形下梦鹤受黄法官的讯问两三次，幸得吕英飞也由军法处送来，他对梦鹤的思想问题做过有力的证言。差不多这时候英良也由北门盐场公署取一张证明书，内容略说梦鹤当事变中曾保护盐场外省籍的生命和财产。也许因有这样证据和梦鹤理论井然的答讯，最后黄法官问：

　　“你真没有犯罪的事实，为什么要求自新？”

　　梦鹤要说被人强迫的也不好意思，才勉强地说：

　　“站在一个台湾人的立场，对整个的国家着想，那是应该的。”

　　在这里一直住到六月五日，梦鹤又被转送到军法处，这次虽然用小包车送他，又不扣不押，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但这却使他莫名其妙，且疑为其中必有缘故。到军法处又上手扣，领到第二法庭，专问二二八事变处理委员会的经过，才扣入看守所。又经过两三日，后再于第一法庭追究处理委员会的责任。法官最后又问：

　　“你说没有犯罪事实，何必来自新？”

　　“对不起整个的国家，才那样做！”

　　梦鹤还是那样答，但心头有点不安，因为看法官的派头那样严厉，他感觉最少也要三年半的徒刑。

　　梦鹤在军法处住过五日间，这中间有一日看过三个犯人都是矮矮的身材，内有一个女人，他们背向内面被扣到外面去，有人说他们是台中人，一定被押到地方法院判罪，所以梦鹤自己也恐怕被送交法院。军法处的看守所是正式的监狱，在这里可以写信会人送物，所以梦鹤也即时写信给英良和青莺，叫她们设法来探监并送物。青莺住在台北东门，教职于建国中学，她在这里和梦鹤的弟弟梦昆同居，虽未正式受家长的允许，但这次梦鹤叫她来探监，可以为暗默里承认为家人。果然她送来一些食料及衣料，梦鹤不但欢喜能够换了一个月来的内衣，也高兴他的消息可能传到家乡给他们安心。至六月十一日梦鹤又被送回到第二处，最初他误为要送交地方法院，但回到第二处虽出意外也可给他安心。回到这里又受家中送来物品，这就可知家人由军法处寻来的。自此以后梦鹤每都由壁缝透视讯问处，到底哪里有什么家人来。有一日看守抱统南来监房看梦鹤，看守的意志不外是一种戏玩，但犯人间看这婴儿探监的光景，有儿女弟妹的人谁不热泪暗流。统南来访是一场的悲伤剧，但梦鹤知道英良当然也来这里，也许她每日都冒这淋雨来等待他。

　　梦鹤回到第二处不久就由上方批准找保，可是自此以后才是悠久无聊的时间，幸得吕英飞一个人是在这里最亲近的人，他们互相安慰互相帮忙。有时吕英飞也谈谈他在军法处的情形给梦鹤听，他说在军法处他被关于特别室，那里有庄小封、陈圣钦、郭大炮、林总坚外，尚有数名的日本战犯。他又说在军法处吃的足够的白米饭，时常也有香味的牛肉做菜，这次换来这里不但没有那样好待遇，而且还是恐怕事件更加缠绊。吕英飞以外还有三个新客来这里，他们就是梦鹤在军法处时由背后所看的那三个矮人，梦鹤千万都料不到那是杨馗、叶绸、林泰三个旧友，他们相喜再会相庆康安。梦鹤想也许台湾的豪杰均要通过这个关门，要来这里清算日本时代的旧帐底，他看对面监房的林泰就想起东京时代，那时候他们同关于淀桥警察署，这时又重演着十数年前的故事不无感慨。自批准找保以来，看守时常叫梦鹤出去谈天，他们知道他是个医生所以时常要叫他帮忙，时有一个看守说他和一个女人私通怀娠，叫梦鹤要教他买些堕胎药。梦鹤想有半天才教他一方“リエシダ”（你会死啦），但这个看守遍找台北的药房，而药房都说这种好药都卖完了，事实根本都没有这个“你会死啦”的东西。

　　到六月廿一日梦鹤才出狱来，一德公司、三兴行、四美行、出水亭、台山行等做他的店保，自找保至今已经过十余日子，闻说台湾警备司令部要给他一张自新证书。一切的手续都完了，黄法官才对他说：

　　“无罪的人应该能够自由，你可以证明！”

　　“感谢你的明镜高悬，贤明的处置！”

　　但梦鹤已经受亏三个多月，尝尽不应该的苦楚。这是笔不知要对谁讨的血债，但这时候梦鹤已没有工夫可想到这回事，他只欢喜恢复自由，拿起两个的包袱就向大门走出去了。他的次弟梦麟已来在这里迎接，他们同到理发店剪尽蓬发长须，同到陈百础家洗下狱尘换上鲜衣。陈百础是自青风会以来的老同志，他的太太预先为梦鹤洁身消灾，而后也叫郭千尺来做陪宾，设备酒菜给梦鹤一个快乐的小宴。后到东门梦昆的新家庭，这里梦昆、青莺新主人和英良、统南母子外，还有他们的堂弟涛鸣及他们的妹婿林咏牧也来等待。梦鹤看他们都是吴家的栋梁，才叫照相店来照一张出狱的纪念相片，也想寄一张去台南监狱慰问他们的父亲。

　　晚上青莺们为梦鹤举行一个小小的洗尘会，啤酒醋饭给这些栋梁们各人皆醉，梦鹤也有酒意才说：

　　“晚上是绝好的机会，我们也应该为这新家庭祝福！他们的爱熔了古旧的习惯，熔了因循的想法，而现在已造成这样美满的家庭。”

　　梦鹤宴罢尚耽溺于感伤之中，他自耻不能为他的小弟举行一个像样的结婚式，但他的小弟现在已自寻对象自结茅庐了。梦鹤在这感伤中又想起他的狱中作，口中低吟着：

　　眠梦双亲醒思儿，

　　春夜无心何迟迟！

　　我有满腔鲜红血，

　　染换青史固不辞。

　　三世因缘同一监，

　　一朝别离最难堪；

　　婆娑世界漂漂去，

　　劝君勿忘共苦甘！

　　淫雨连绵兮夏已深，

　　妻儿千里兮独沉吟；

　　望故乡兮何处在？

　　倚铁窗兮涕沾襟！〔编按：下二首略〕

　　梦鹤吟到“革命歌”三字，忽然间想到今晨第二处给他的自新证书，这张证书给他由感伤的世界回到现实的问题来。

　　盲从附和被迫参加暴动分子自新证

　　查吴梦鹤现年四十一岁系台湾省台南县北门区人于民国卅六年三月二日被胁迫参加台南伪处理委员会总务组等行为现已悔悟改过矢志永作良民经向本司令部办理自新手续业已准予自新特给此证

　　右给 吴梦鹤收执

　　台湾全省警备司令 彭孟缉

　　中华民国卅六年六月廿日

　　现实的问题叫他勿再意气用事，现实的问题叫他还要谨慎处世，他的父亲尚未出狱的中间，他们的受难时代仍是继续中。梦鹤本欲及早回到南部，探问在狱的父亲及安慰在家的母亲，但因数年来罕有的洪水冲坏火车路，以致不得不再留两三日。在这中间他到诸保家道谢时，顺访各地调养身体，而先派梦麟南归设法父事。梦鹤历访郭瑞全、郭大雄、王欣中、王正全、黄友才等，始知他们在这严重的时期，也不辞麻烦而为他保认，这只是同乡同学或是同志才能做到的。梦鹤不但到处受这友情的发露而感泣，也到处不是猪脚就是面线等等，备受这样物质的款待而感奋，到六月廿八日才和妻儿南归。

　　到番子田梦鹤令英良先返佳里看孩子们，他自己到台南历访黄肇贤、高玉枝等等道谢，后又访问佳书堂叔报告经过，闻他在事变中是最帮忙的一位族亲。在台南有一间商行号为泰德公司，梦鹤的旧友黄丁辛、郑世珍、陈一清、王人籁、赖太田、吴文成等在这里做买卖。梦鹤的父亲穆堂自被捕入狱以来，都受泰德公司这群友人的接济帮忙，梦鹤再三感激着友人是可交的不可放的，假使事变中没有他们怎能这样平安过日？翌日是六月三十日梦鹤和黄万福到台南监狱探问吴穆堂，在狱前遇着郑梅本的太太也来探她的丈夫，她一见梦鹤就说：

　　“你实在好运，才能这样早出来，我死也不愿高某某给梅本这样无冤受屈，我在家里每清晨都排香案，叫天公祖要知道高某某这样积行！嗣后你们要知道：连方便也不要和他同厕所！”

　　这位老太太目流泪滴，好像满腹的愤气无所可泄，但形容上还表现着无限的害怕，所谓敢怒不敢言就是她的真面目。

　　梦鹤和黄万福先会邱狱典，在狱典室等候一刻儿就到面会处见穆堂，梦鹤看他的父亲这样消瘦，简直不堪见面，但也强作笑容谈话一切。穆堂看他的儿子平安归来也老泪横流，但内心尚抱着一种的不安，才叫梦鹤不要马上回到佳里，可往南部再作一个时期的游玩。梦鹤会面穆堂后本欲顺从父意，可是翌七月一日的早晨，李维诚驶来一辆区长车说要送他归里，梦鹤也想不该拒绝他人的好意。可是他真正回到佳里来了，看看家乡还是这样好，真有国破山河在感慨。他想已有这样旧河山，何必和那辈小人争权夺利？梦鹤回家来始知事变的受亏者，十数人中归来者以他为最早，而他的父亲也被军法官判决“隐藏奸匪徒刑三年半”的罪。但看梦鹤这样平平安安地归来，莫怪他的敌人大惊小怪起来，暗中派人来探梦鹤是否有持证书，梦鹤虽绝不理会这辈小人作怪，但也不得不警戒这辈白日鬼作祟。不久袁县长写信来叫梦鹤去谈谈，梦鹤想这也许是县长要对他道好，但他对县长这样政治手腕已不感兴趣，可是他想一味拒绝也没有好处，所以他照时地去和县长敷敷衍衍了事。

　　假使梦鹤是个命运论者，他也许相信这次的受亏是命运注定的，自三月廿三日离家算起，至七月一日归家为止，恰巧一百日间。他受了这“百日灾难”而归来了，街上的朋友们都来祝贺他逃过这个“劫数”，但他们谁都知道这个“天数”是“人造”的，而且这个“灾难”是“不应该”的。家内的大小也如雀喜跃欢迎梦鹤归来，可是他看到这群老幼颜黄面青，知道他不在时他们如何缺乏营养！这个“天数”制造人的罪也太恶毒了。闻说他们因为没有费用，甚至连番薯签和豆腐都买不起，幸得还有些义人时常拿东西来供给他们，以便这群天真的孩童们不致饿死。这些义人不外是吴去邑，黄达云和游红绿等人，梦鹤在这权势淫威的时代，竟由匹夫中发现这样仁人义士。他几乎感泣而流泪，英良藉这机会，半安慰半建议说：

　　“被人接济援助不是好事，最好您要坚决心意，为这十几家口着想，千万不要再干公事，那么我也愿意做牛马，来再建家庭！”

　　“这样时代我想不再有了，假使没有这样时代，我们就不能发现仁人义士了，谁都不愿有这样苦痛，但假使这是时代造成的，谁也没有办法！”

　　翌日梦鹤回到将军庄看他的母亲朱实，朱实大喜就请庄庙的保生大帝爷来，在这神前敬谢香火以为梦鹤祝福，并叫梦鹤要在神前祈祷他的父亲平安归来。梦鹤想假使向这个木像祈祷，而能安慰母亲的心愿即可以，但单靠祈祷木像，他的父亲绝不能回来，所以他决再出外奔走以期更好的结果。最初他由高雄到屏东，和吴贤全、洪莫如、张龙忍等亲戚商议，结果他们都主张开钱买命，并表示愿意帮忙到底。他们又说在这里有一可靠的线路，只要求台币三十万元而已，但梦鹤想这是最后的办法，取这办法以前他还要考虑一下。他考虑后才到台北找石盛春，他想假使要用这最后的手段，这位名誉省都的老友也许有应急的打算，可是这位老友说得很好，但并不是要打算的话。

　　“我们不如先取不要开钱的路线，黄万福和陈溪山同是旧南洲俱乐部的会员，又黄平府和黄万福也同是旧东京旭翠会的会员，幸遇我们都是这两个旧团体的会员。又黄平府和陈溪山是在高雄最好的朋友，而且陈溪山和彭司令是在事变中最亲信的同志。你要赶回台南叫黄万福同去找黄平府，而再同去找陈溪山叫他帮忙，你要知道在中国社会这样‘人识’是很有好处。”

　　折回台南以前梦鹤想再对当局一试，访问第二处黄法官请他解救穆堂，黄法官未允诺之前就说台南县政府有追诉：

　　“你曾在日本为和左派往来而被拘？”

　　“那时候日本的左派最反对帝国主义日本，而同情殖民地台湾。”

　　“你在你地方和左倾分子某某等有相识？”

　　“凡在我地方的人，稍有出名的我都相识，不论是左倾的抑是右倾的。”

　　“光复后你曾对五藤郡守接收国民道场的财产？”

　　“日本人已没有权力管顾，重要的物件被盗一光，三民主义青年团不能坐视。”

　　“你曾指导流氓胁迫沈警察所长？”

　　“被胁迫的才是我，最受我的帮忙的还是沈所长，这个事实沈所长最清楚。”

　　“你曾在事变中抢劫李光生的食米？”

　　“李光生本身是处理委员会的粮食组长，他自己一定不能抢劫自己的东西。”

　　“事变中命令李池田接收七股盐田？”

　　“李池田全副军装，腰佩日本名刀，有可能的是他命令我，我怎能命令他？”

　　“同事变中命令王图治参加嘉义作战？”

　　“事前王图治和我到新营不知这回事，事后我叫王图治到嘉义唤回那些盲动分子，这些事实路人皆知。”

　　“素时言论过激思想左倾？”

　　“我对‘恶’的什么东西都以激烈的行动对付，这就是进步的思想，我想‘进步’的不一定就是‘左倾’。”

　　这八条的追诉内容都是北门区发生的事情，梦鹤知道他的敌人又是弄出手内宝，他的敌人知道他无罪归来，大惊不死，小怪反凶。

　　其后梦鹤和黄万福及郭秀宏接洽陈溪山两三次，到九月三日台湾全省警备司令彭孟缉批示来了，内说：“吴穆堂前判撤销改判无罪”。梦鹤接了这张批文马上到台南会他的父亲，穆堂非常喜悦并说昨夜有神托，他梦中出现南鲲鯓庙的范王爷，指示他在此旧历廿七日可能归家。梦鹤再找邱狱典问他何时能够释放，他说事变的关系者是高雄要塞司令部委托的，所以要到那里请求释票才能释放。梦鹤再到高雄接洽各方面一无所得，到九月九日台南来电说他的父亲出来了，幸得泰德行诸友的照料才能办完手续。梦鹤和梦昆到台南迎接他们的父亲，在台南历访诸友参拜寺庙后回到佳里，翌日回到将军庄恰巧是旧历廿七日。这样神秘的符合也许可以安慰穆堂的余生，梦鹤也宁愿这老人家的私事尽管神明来保庇，但恐怕公家的众事没有人力去做总不行的。同穆堂释放出来的有相当人数，以后也可能陆续放出与事变有关系的人，这样政府以德政的方式从宽处理了事变，这台湾历史上罕有的大惨案也结束了。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岭海微飙（丘念台）

　　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上旬，台湾光复致敬团在上海解散后，我仍返回南京，一方面是到监察院报到，每日出席办理院内外应办公务；另方面则希望自上而下，自内而外来促使台湾长官公署改变作风，俾能安定民心，开展省政建设。如果由它保持原来的那套做法，必然会引起不良后果。自恃动机正大，姑不论能否达成圆满目的，我总要竭尽力量来做。

　　十二月由南京去广州，拜访各旧知长官和亲友。那时台省官民情感已很恶化，大有变起旦夕之势，我内心颇感忧虑，除向中央痛切报告外，并想运用广东邻省和台胞祖居地的官民关系，从旁劝告解释。所以在广州盘桓一些时日，才回蕉岭故乡。第二年的二月适值农历春节，沿例须祭拜祖先，不过那一年，由于抗战胜利了，台湾也光复了，我和家人便决定扩大祭祖，藉表敬愿。

　　记得陆放翁诗中有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那是指金人入侵时代说的。我先父的离台诗中，也有“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之句；在他辞世三十四年之后，我国在蒋总统领导之下，对日抗战八年，终于赢得最后胜利，收复了台湾的失地。因此，趁春节祭祀时候，自撰祭文，祭告先严坟墓。

　　祭文大意是说，台湾于沦陷五十一年后，已经复归祖国怀抱，而我也勉遵遗训，在公开与不公开中，从事抗日工作四十多年，已达成先人的目的了。这虽是祭告先灵的形式，事属渺茫无稽；但可藉此而使后辈追念先人的志行与历史，并激发其爱国爱乡的精神。祖父母和父母亲都是在台湾陷寇时全家逃亡内渡的，他们不能亲见失土光复，但在天之灵有知，亦必含笑于九泉矣！

　　我在蕉岭故乡度过快乐的春节，是七八年间难得的一次；和家人亲属团聚一起，也是抗战以来的头一次，所以这次回乡，分外感到安详和快活。回想儿时的许多事物，仿佛又在眼前，多么天真有趣！然而时间的巨轮，已在悠悠忽忽的生活中辗过五十四年了，怎能把它唤回头来？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初，当我正想前往梅县访友时，不料从新闻报道中，得悉台北于二月二十八日因查缉私烟而引起了民众暴动，少数无知青年且夺取广播电台，随时滥播滋闹消息。于是在几天之后，同样的乱事便已蔓延了全省各地，真是不幸之至！我一年来常向中央提出报告，认为值得忧虑的事，而今竟然发生了！

　　在我当时的感觉，这些不幸的祸事，虽然由于缉烟冲突而起，但平日种因已深，一方面是上下不了解，内外有隔膜；另方面则物价步涨，失业者没有出路。尤其是由内地及海外遣回的那批台胞，叠受战苦，心理失常；又对现实不满，时发牢骚，偶然遭到刺激，便表现出变态的行为。因之台北祸事发生后，无理取闹之辈，由胁求惩治缉烟人员，逐渐变质为对付外省籍的同胞；而地方当局，又有刚柔失常，宽严欠宜之处，这就上下柄凿，铸成大错了。

　　自民国三十五年三月我回台之后，鉴于内外情势不很乐观，即不自量力的以沟通官民情感的桥梁自任，亲到本省各地去访问，进行释疑疏怨、慰勉鼓舞的工作。后来偕同台湾光复致敬团前往内地致敬，其目的也在于加深上下了解，沟通内外情感。不料本团完成任务的第五个月，就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故，没有达到防止祸患的目的，真是可悲可叹！

　　我是本省人，对于地方出了变故，事前未能做好疏导工作，而肇祸之时，又无法就地协助当局抚戢，内心实深愧疚！后来听到三月六、七日间，台湾乱事已渐平息，但我在梅县苦于山居道阻，不明实际情况。在这一段时日里，我的精神上确是焦急难过，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恰好这时接到了白崇禧部长邀同赴台的电报，才决定了我的行动方针。

　　因为中央于三月十二日指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宣抚，及协助陈仪长官处理善后问题。这个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但没有想到白部长会电请广州张发奎长官转电寻我，邀我火速同到台湾宣抚。接到这一电报，自然感到兴奋，随即电覆白部长，遵命自粤赴台，协助一切；另致电台省陈长官查询台况，并恳宽大处理人犯，另告以白部长相邀返台，请其酌汇旅费。这不过藉辞试探他是否赞成我回台协助白部长宣抚的意思，并不是存心要他寄钱。过了两天，陈长官就覆电安慰我，说台省已经安靖，并且汇款来促行。这样，我便放心了。

　　白部长等一行，于三月十七日由南京直飞台湾；我则于同月廿三日从梅县往汕头，廿五日搭船赴台，二十七日晨抵达基隆。靠岸后因不知情况如何，所以托人携名片往寻市长石延汉，他立即派人接我到他的公馆去吃午饭，我乘暇细问一切经过。下午又请他陪来台北，先至公署晋见陈长官，然后往谒白部长，商谈安抚事宜。陈长官甚表乐观；白部长则怀忧疑。

　　这时，变乱已告静止，各地治安秩序，也因军警的增防而恢复正常，政府当局剩下来的问题是：一、失踪和拘禁人犯的处理，二、访问地方人士探求民隐，三、解除戒严，停止捕人，以安定民心，四、有关军政官员责任问题，五、台湾长官公署改设省政府。其中有些问题，不是白部长所能处理的，必须把调查意见带回中央参酌裁决。

　　我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协助白部长传达中央的宣抚德意，这就需要和地方人士广泛接触；同时也可明了一般民意之所在，作为处理善后的参考。其次是把长官公署因采取应变措置而引起外间的误解与嫉忌，向地方人士逐一加以解释疏导，以平复其情绪，并应静候中央的合理解决。再次是地方人士向陈长官和白部长有所陈情时，凡是裨益大众的事，我必然尽力协助，甚至自愿代为面达请求，以谋问题的圆满解决。

　　台北的林茂生、陈炘、宋斐如和其他六七位地方有力绅士，在事变几天后，忽告下落不明，据说已被拘捕。林氏于光复后出任台大文学院长，原很清高超然，但他每喜放言高论，讽刺省政；事变发生后，也可能被邀参加不利于长官公署的集会，以致引起当局的注意。

　　我对林氏的背景，虽不甚详知；可是依我的推想，以这么一个年近耳顺的书生，尚不至于做出怎样狂悖叛逆的事。因此，我应地方人士的要求，亲向陈长官保释林茂生、陈炘、宋斐如等，他却答说：“我不知道这回事，所有拘捕的名单已送交白部长了，你可去查！”看来似无诚意，只好转谈其他问题。事后打听内情，才知道林氏等七、八位绅士已经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连尸首都无法找到，罪名也始终不明白，这是最使台人惊异的事情。

　　地方人士的另一希望，是促成台湾建省，把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使一切施政正常化，不复有特殊现象的存在。事变之前，陈长官对这要求是不表赞同的；在台南出版的中华日报曾经刊登一篇社论，提出“撤销长官公署特殊化”的主张，结果陈长官把该报负责人叫去骂了一顿，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意识和修养。但是到了事变之后，他鉴于广大民意之不可拂逆，不仅不反对把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而且希望继续出任省主席，可是时间已经迟了！

　　当时长官公署的智囊团们，在白部长尚未离台回京之前，曾经策动台籍人士联名电呈中央，拥护陈长官出任改省后的台湾省主席，已签署者共计十七位。他们另又派人请我打电报给中央，作同样的拥戴表示。这可难为我了，只好坦率回覆他们说：“我身为监察委员，未便对任何官吏有所拥戴，更不能向中央作人事上的要求。”后来长官公署又有意要我做新省府的教育厅长，亦经婉词推却；我本无做官的念头，何况在那样动荡的局面之下呢？

　　有次，白部长约我和林献堂谈话，对于处理事变善后问题，很广泛的征询我们的意见，白部长曾用试探口吻问林献堂道：“陈长官是否需要更调？”林氏避免作正面的表示，只答说：“外间传闻要派朱绍良主长台湾，那是很好的，福建人比较合适。”谈话时，我始终替林氏传译国语，至对于白部长的若干询问，我早已和他谈过，自然无须再说话了。

　　关于共党分子利用事变扩大作乱问题，中央和地方当局都曾注意查缉。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台北地区的共党可疑分子，在事变初期凡有“露面”的，统遭警总逮捕，没有多大作为。台中方面，则有老牌女匪干谢雪红想乘机利用群众倡乱，她纠集了一批无知青年，到处煽动；但由于军警的迅速增防，和台民的希求安定，以及知识分子的明辨善恶，使其倡乱计划有如昙花倏现。后来，她虽率众逃入山区，但不到两天，就舍弃那些被利用的青年而偷渡去香港了。

　　经过查察的结果，我们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出现，获得下列的几点结论：远因在于省政措施欠当，台胞不满现状；尤其当时台民心理，因久受日人压制，衷心怀念祖国，一旦光复，还归主人地位，不免幻想过高。后来看到接收官员良莠不齐，遂对祖国由期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望，愈积愈深，终至爆发。更有少数喜欢出风头的知识分子和存心不良的盟邦人士，从中兴风作浪，挑拨蛊惑，便成了暴动的导火线。近因则系缉烟人员殴晕一位烟摊女性，受到群众驱逐而鸣枪示警，不幸又击毙一位无辜的商贩，所以才激起了公愤。如果当时官员能将击毙商贩的人立即处办，必然可以平息祸端，不过他们没有这样做；而肇事地区——旧太平町、现延平北路——的一些偏激分子，又不循正当途径要求惩凶，竟然纠众侵扰警察局和专卖局，更利用广播电台滥播煽动消息，于是暴乱行动便逐渐蔓延各地了。总之，内地同胞与台省同胞隔绝了五十年之久，在观念与习性上，自然是有距离的；就是现在也还应该时时刻刻想办法把这距离缩短，才能促使省内外同胞共同负起复国的大任。

　　不可否认的，当时是有若干潜伏的共党匪徒，如女匪干谢雪红等，确想利用乱局来进行颠覆活动，但不能说那次变乱是共党分子一手制造出来的。当时负责方面，似乎不明事实真相，以致犯了两大错误：

　　一、上面的人不惜夸大宣传，说台省共匪秘密组织“新华共和国”，并已查获旗帜和组织人名单等，力加渲染。

　　二、下面的人却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恼羞成怒的制造声势，捏造事实来瞒骗上峰。这些都是自欺欺人、贻害百姓的。

　　另一项不可靠的传说，就是地方当局透露：外省籍同胞被暴民杀死几千人；而民间却说事变期中，台民死伤近万。根据我的调查访问，双方实际伤亡数字，不及上列传说的十分之一，乃至不及百分之几。他们为什么要夸说死亡数字呢？难道死多了人就成为有理的一方？这种故作夸大的做法，大概是乱世变态心理的表现吧！

　　我认为最不幸的是：自从二二八变乱过后，那些无耻而忘本的“独立派”匪棍，就利用它作为每年的“纪念日”，制造一些无稽的宣传资料，到处叫嚣煽动，一面藉故破坏政府威信，一面离间台胞与外省同胞的感情，海内外的台省同胞，难免有些人误听邪说，中其奸计的。

　　就我对事变的观感而说，参加暴乱的台省偏激分子，固然失之粗野无知，目无纲纪；而长官公署主管者，也应负失职的责任。平时用人不当，复存私见，因之，智者变愚，能者变拙！到了事变发生之时，竟又意气用事，所以才造成这一不利国家民族和贻害台省百姓的恶果，那是万分不幸的事。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认为主理台湾的省政，只要做到“爱众亲仁”，“公诚无私”，是不会办不好的。

　　四月二日白崇禧部长在台完成宣抚任务，离台回京。我和黄国书各以到京参加立、监两院开会为辞，乘便搭白部长的专机赴京。黄君那时原任长官公署高参职务；立法院想聘他做立法委员，所以请他到南京去。在事变发生当时，黄君一度奉派管理北部铁路交通工作，并曾亲赴新竹“收拾残局”。就他的军人身份而说，一切服从命令，自然没有迟疑考虑的余地，更不敢随便批评长官。

　　我在留台一个星期中，过得很不自然。有人强请我做厅长；另有人要我打电报给中央为陈长官“护航”；又有人要我保释被拘捕和调查被处死的人。种种困扰，不一而足。而白部长回京之后，地方情况又不知如何变化，因此，我就以到监院奉职为辞，离开台湾到南京去，来为国家为台湾打开那个困难而混乱的局面。

　　座机快到南京时，白部长和我们谈到台湾善后的事，他说陈长官是必须调换的了。我坦白提出意见说：“与此次事变有关的在台军政长官，都应该依据功罪调换一下，才能和缓台民的情绪，使对中央存有敬畏之心。不过对于军事长官的奖赏提升，似不宜在台湾就地升任为是，以免引起台人有不愉快的感觉。”后来白部长报告中央，其中一部分曾蒙采纳施行。

　　中央对于陈仪长官，原无更换之意，迨白部长回京报告后，中央觉得情势不佳，才决定换人，同时改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发表魏道明做首任台湾省主席，时在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中旬。

　　五月初，政府又发表台湾的全部省府委员和各厅厅长，并派我为民政厅长，我以健康欠佳，坚辞不就，且曾离京赴沪住入医院，以避免各方面的困扰。于右任院长也曾受上方之托，来劝我舍弃监察委员，出长乡邦的民厅，我也没有接纳。魏主席抵台履新时，先叫朱佛定代理民厅厅长，仍然悬缺以待。到了六月我获准辞职，始由上海回返台湾，帮忙台籍省府委员策划整顿省政。

　　我不做民政厅长的用意，是想专心为政府启发台民，把握台民。因为台湾光复未久，民心不很安定，事变之后，中央虽用很适当方法加以抚慰，把局面稳定下来；但是一般人民却抱持缄默态度。过去在报纸上或集会中，大家热切发言，毫无忌惮；事变后变成什么都不讲了，那是一种可怕的现象。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无花果（吴浊流）

　　台湾人本来就是台湾的历史和环境下所产育的，所以自然而然会具有一种特异性。不用说，祖先是汉民族。每当异族侵入中原时，舍命奋战抵抗，然后战败而退往南方；或是不向异族的政权屈服而逃到南方来。这些人大部分都落籍在福建和广东。当他们感到政治或经济的压迫时，为了谋求自由的天地因而纷纷冒险向海外发展。这些人中有搬到台湾成了番薯仔的，有到南洋当华侨的。然而，不管任何人都是属于汉民族中最不屈服异族的人们。他们不但在大陆奋斗过一番，到了台湾又更加磨练了一番。后来成为清朝国土后，仍旧不愿接受异族而做了多次的叛乱。因此，清廷就说台湾是“三年小乱，五年大乱”的地方而经常叫苦连天。

　　当日本占领台湾时，台湾并不因为孤独无援而向日军屈服，所有民众都奋勇地起来抗战。日军于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台湾北部的澳底登陆，同年十月才好不容易抵达台南，一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后来台湾人隐藏在深山荒野中，不但继续抗战三年，就是平定台湾告一段落后还造出苗栗事件、西来庵事件、北埔事件以及其他很多革命事件。同时，受到武力洗礼而知道没有打胜的希望时，后来就改换了形式，以文化运动的名义之下和日人继续斗争。

　　台湾就像这样，不但对人为的环境斗争，而且对自然的环境也同样要斗争。如经常和台风、水灾、地震等大自然的压迫斗争，此外还要加上番人的加害，在此种环境下，自然养成的就是抗拒力，尤其是斗争心或竞争心很强、充满抱负，意志坚强而进取。还有富于热情而易于激动。然而被日本的“锁岛政治”所幽闭，见闻受到限制，最后应该得以发展的抱负却不知不觉中变成一种经常发出于事无补的牢骚的感情了。加上被置于三百年间殖民地的被榨取立场上的结果，患上政治渴望症了。于是把政治家当做非常伟大，并且不管张三李四，都焦急着想当个政治家。

　　光复后，有知识者都不约而同地想走进政治的窄门，这个现象正和烧开水时，把茶壶盖开个小洞，水蒸气自然就会从这个洞跑出去，但水一沸腾，蒸气无法同时排出时盖子就自然往上掀开是同样的道理。

　　在这个时候物价上涨了，治安日渐不好，公共物品破坏，甚至有人把学校的门窗玻璃、制糖厂的铁轨等拆下来拿走。治安乱起来的不仅是偷窃方面，依据丘念台先生的大著“岭海微飙”的记载，有一部分的驻台部队，是在大陆新补充的壮丁，并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纪律训练。到了新环境的台湾来，终于得意忘形而做出很多越轨的行为。因此被国民轻蔑，变成怨恨的目标了。当时的情形，可以说完全如丘先生所写的一样。

　　二月中旬，由于保证台币的砂糖五十万吨以及煤炭几十万吨运往上海的消息传来，所以米价在一天当中就涨了两三次。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奸商囤积所致。不管怎样，米突然不易买到是事实。市民纷纷责备起来，于是市民代表就向市长陈情。社会在这种气氛中，自然容易发生意外事件。

　　二月二十七日，我跟平常一样在报社编辑三版的消息。晚上八点左右，根据匆忙回来的外勤记者说：

　　今天专卖局查缉员叶德根等六个人以及警察大队四个人，在台北市延平北路一带查缉私烟，其中四个查缉员在下午七点左右，在南京西路天马茶室的前廊，向一个四十多岁的卖香烟的女人林江迈取缔私烟。他们想要把她卖的所有的香烟以及卖了的钱没收。那女人就抱住查缉员苦苦哀求，最后几乎跪下去说：

　　“如果把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的香烟还给我吧……”

　　虽然这样哭着哀求，但他们没有答应。看到这个情景的周围的人，同情她而不断地替她说情，结果还是没有效果，不过她却抱住了查缉员不放，于是其中有个查缉员一气之下，用手枪管打她的头，接着血流出来而当场倒在那儿。站在旁边的她的小女儿“哇”的一声哭了，看到这个情形的民众愤激地把查缉员包围起来。查缉员就三十六计逃为先，从延平北路逃到永乐町，但民众愈来愈多，而且跟着后面迫进。查缉员终于逃入永乐町的窄路，但前方仍然有很多人围着，其中一个查缉员便开枪了。那子弹竟打中了一个在自宅楼下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当场死亡。乘着这个机会，查缉员就逃走了。于是民众越来越愤激，把查缉员坐的卡车拖到圆环烧掉。这些愤激的民众，涌到警察局，要求把凶手抓出来枪毙，但负责人出来声明说，会把犯人逮捕后交给法院处理，但民众却不相信。向来一般民众就在背后骂长官公署叫陈仪公司，当做是一种私人的公司。他们往往会玩弄法律而不处罚自己圈子里的人。即使犯了罪，只不过在形式上拿到法院论罪，就是判了罪，很快就会释放出来。由于这个关系，民众对当局的声明并不接受。不管怎样，也要把犯人交出来，于是坚持到深夜也不解散。第二天早晨还拿了大鼓来敲打。起初只是在延平北路骚动，但民众越集越多。其间不知谁拿出铜锣来敲打，于是更多的民众出来观看。然后，由起哄的人们跑出来演说，接着血气旺盛的青年也轮流出来演说。到了中午，民众还是没有散开。到了下午，不知谁的提案，以大鼓和铜锣在前头，集合了长长的队伍，向陈仪长官陈情，队伍从延平北路蜿蜒地向城内进行。从北门到台北车站前，长蛇般的队伍一直继续不断。三线道路都是人山人海。以本省人为主，但其中也有外省人。当排头逐渐接近长官公署之际，突然从长官公署的屋上机枪开火了。同时有两三个人倒在机枪的扫射中。民众只好后退，潜入城内。于是愤激到顶点的民众，不分皂白，一看到外省人便打。他们最先把专卖局台北分局包围，把里面的局员抓来就揍，并且将玻璃窗、桌子捣毁，有些物品搬出去烧毁，整个办公室弄得狼藉不堪，但唯有国父遗像好好地保存着。在这个混乱中，可以看出民众对国父的尊敬和大家的一片爱国心了。这批愤激的民众又潜入新台公司，做了同样的举动。

　　为了防止外省警官拿出武器，青年人就进入市内的警察署接收武器。这些去接收的青年主要是过去当过军夫、军属、志愿兵的人们。他们以空手解除了警官们的武装。

　　是日下午，警备司令部宣布临时戒严令。但是台北的青年们接收警察的武器的消息立刻传到台湾全岛，于是各地的青年们都自动地把警官的武器接收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二二八事件，但这个事件的起因仅仅是取缔私烟罢了。然而，这个损失真是太大了。

　　依据行政长官公署发表的“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纪要”，在台北市各机关公私损失调查结果，公教人员死者三十三人，受伤者八百六十六人，失踪者七人，公共物损失约台币一亿二千二十六万一千二百九十七元，私人损失约台币一亿五千一百六十二万八千六百十六元。这只有台北市的统计，至于民众的死伤损失，由于没有调查资料，所以并没有包括在上述的统计之内。不过很多民众的死伤以及损失比这更多更大，可以做为历史上的污点而记录下来。

　　这个大事件的产生却至为单纯。那是本省人已经无法信赖外省警察，而对他们持有武器感觉非常危险不安所致。为了取缔一私烟，并且对付的只是一个女人，哪有理由动员这么多的专卖局警官呢？并且开枪射杀了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既不是强盗，也不是土匪，根本没有必要拿出枪而又开枪杀人。

　　他们所以要这样做，实际上背地里有另外的目的，他们在取缔私烟的美名之下，想要把所有的烟都没收起来变成自己的，民众这样怀疑，也这样相信，所以对这种取缔感到很不服。至于私烟的来源，据说是和专卖局的一部分不良官吏勾结而秘密输入的。这个竟成为鸣枪事件，引起杀人事件了。这样的话，任何一个本省人都无法安心而本能的感到有自卫的必要，于是青年们不约而同地起来接收武器，想自动地来维持治安。所以这个事件既无计划，也无统一。因此没有纵的命令，也没有横的联络。完全是因为过于愤怒产生的一种自发的也是突发的事件罢了。总之，给外省人拿枪是一件颇危险的事，而由他们取而代之的这种想法，非常单纯而一点野心也没有。这种天真烂漫的行动中，道出了台湾人的稚气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却是从政治上的无知而来的。

　　虽然已经实施临时戒严了，但我以所谓瞎子不畏蛇的心情，在三月一日早上，像往常一样走过长官公署前面，到城里去玩。那时，长官公署前面有机枪的移动队伍来来去去地警戒着。我无知地也毫不介意地独自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过公署前面，假如四五个人在一起，也许不能顺利通过。这时在台北车站还有砰砰的枪声传来。我以为只是恐吓的空枪。从长官公署前面到北门的大马路上连一个行人的影子都没有。我到同学林君的公司台丰公司一看，大家都在批评昨天发生的事。有个外省人说，不要这样做而“罢市”比较有效果。另外一个外省人说，有个本省人保护了他才得到安全。林君说他亲眼看到也有外省人打外省籍的公务员。

　　那天下午，我比平日早到报社。这时，姓骆的外勤记者苍白着脸回来。当他路过铁路局前面时，有四五十个民众集在一堆，有机枪骤然从铁路局的二楼向民众扫射过来，于是叭哒叭哒的有二十几个人倒下去。骆君也差一点被打中。

　　台湾人没有遭遇戒严令的经验。因此不知道下了戒严令后，不能有三个人以上的集团。民众和平时一样，遇到什么事故发生就会新奇地集合起来看。当骆君这样说明的时候，其他的记者也回来了。据他们说，有个姓谢的本省籍国大女代表（女医生）在昨天晚上的广播中发言，与事实不符因而招致民众的反感。激愤的民众，拥入她的家，把家具玻璃窗捣碎。过去她曾经被日本宪警盯住而逮捕过。因此，被大家挖苦说是光复后把左手拿的灯笼换到右手才使屋子破碎。

　　三月一日，本省知识阶级者集合起来组织“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关于临时戒严令的公布，由于本省人没有经验的关系，并不觉得十分严重，但是从重庆回来的本省知识阶级者却非常担心，于是有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国大代表、参政员等，向陈仪长官陈情解除戒严令。因此，是日下午五时由陈仪长官亲自利用电台向全省人民广播四个项目：

　　一、立即解除戒严令。

　　二、开释被捕市民。

　　三、禁止军警开枪。

　　四、官民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并以二十万元恤死者，五万元抚伤者，肇事之缉查员警移送法院讯办。

　　报社陈主笔要我看看他的社论。这是破例，所以我特别谨慎地读他写的社论文字。读后我表示内容适当，他就立刻要我说出见解。我坦白地表示我的看法说：二二八事件是个不幸的事件，任何人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不能迫害外省同胞，要呼吁大家明白做为一个国民，不能忘记国家利益而轻举妄动，这也是报社的义务。陈主笔连连点头。据说在二二八事件中，民报的记者所以没有一个行方不明，就是由于当时社论的缘故，到底是否真实，那就不得而知了。

　　三月二日中午，陈仪长官会见全部的缉烟血案调查员，结果决定下面的四个项目：

　　一、对参加者不追究。

　　二、被捕人民可免保领回。

　　三、死伤者不分省籍，一律抚恤。

　　四、“处委会”准增加各界人民代表。

　　三月三日上午十时起，于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第一次的官民共同处理委员会。在长官公署方面，由周一鹗、胡福相、赵连芳、包可永、任显群等代表参加。在民间有各种代表参加。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也去参观。民间代表之主要名单，很多是爱出风头、吹牛皮、虚伪的人物。其中，也有不少“友仔”。因为是这种集团，所以会一开始就争先恐后地任意地发言，自我宣传，喋喋不休地说出荒唐的意见，一点秩序都没有。尤其是“友仔”的发言，大部份和本事件的处理无关，听了使我厌烦极了。我一面走出中山堂，一面想起学生时代的事。在历史教科书上有法国革命的插图。我觉得今天开会的场面有一点像那个样子。回到报社，听外勤记者说，米大暴涨了，报出一斤六十一元的惊人价格。据说是因为交通的关系，米没有运到台北市所致。

　　三月四日，“处委会”仍然在中山堂开会，成立“铁路制度调查委员会”，选定了负责人，于是停止状态的交通得以恢复，而台北市也自然而然地开始镇静下来。

　　三月五日下午，“处委会”仍旧在中山堂开会，决定了组织大纲和政治改革方案。政治改革的要点有七项：

　　一、公署秘书长、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长及法制委员会委员过半数，以本省人负责经营。

　　二、公营事业归由本省人负责经营。

　　三、立即实施县市长民选。

　　四、专卖制度撤销（烟草、酒公司依然存在）。

　　五、贸易局宣传委员会废除。

　　六、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自由。

　　七、保障人民生命、身体、财产之安全。

　　台北市可以说完全镇静下来，但地方却相反地陆续在纷乱中。民报高雄分社来了个消息说，由于高雄要塞的大炮开火，所以有很多市民死伤，可是详细情形却没有报道。

　　三月六日，我和余君一块儿坐火车，他是为了看看工厂，我是为了回故乡。车上，他不断地劝解说参加处理委员会对将来比较有利，但我却表示没有政治知识而不同意。我表示报社的陈主席接了处理委员会好多次的邀请，都没有参加。因为人有各自不同的专长。但是光复后的本省人，几乎完全得意忘形地连理发师也好，补鞋匠也好，都想当政治家，这实在是很糟的一件事。至于处理委员会完全是光复的缩影，由学者、参议员、国大代表、参政员起，其他各界代表，甚至连政治的政字都不知道的爱出风头者以及虚伪的投机分子也很多混入里面。

　　回到很久没有回去的故乡一看，镇上也好村庄也好，显得悠闲而和平时一样没有些微的变化，也没有听到二二八事件打外省人的，一切都平稳无事。只有青年团员代理警察担任治安工作而已。据说是警察依照各地的情势，自动把武器交给青年团员。这和光复当初，日本警察自动退下，把职务交给台湾青年团同样的情形。

　　为了能赶上新闻编辑时间，我在当天赶回台北。台北已完全静止了。夜间和平常没有两样。西门町也好，大稻埕也好，都十分热闹。第二天，第三天只有处理委员会在活动，但一般市民对这一点并不十分关心。

　　八日那天，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奉中央之命，为处理二二八事件而到台湾来。但是广播发表说，从基隆到台北的途中，在五堵遭遇奸党的袭击，有一个护卫人员受伤，可是根据一般的推测：认为是陈仪长官的一种谋略，是否真假，那就不得而知了。

　　晚上，赶好编务回到家里，刚好余君来访。两个人商量有关制茶工厂经营的种种问题。由于谈得太晚，余君便住在我家。

　　深夜突然起了枪声。这儿那儿都是很激烈的枪声。偶尔还夹杂着大炮声，由远而近，仔细去听，好像是城内的方向和桦山附近以及圆山一带比较多。到底怎么了？在现在会有枪声，我怎么想也得不到答案。这时候，附近的大正町也起了咻咻的枪声了。我感到害怕，但天一直还不亮，外面的情形完全不知道。焦急万分，束手无策，余君不停在担心着妻子儿女的安全问题。他的妻子是日本人，而且还很年轻。“糟了，太太不知道怎样担心哩！”说着，在房间绕着圈子走，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全市仿佛炒豆一样，反正不能出去外面看看，整个晚上浸在焦急不安之中。就在这不安中，黑夜逐渐离去，但枪声仍旧没有停止。打开收音机一听，广播说昨天晚上奸党以及暴徒从北投、松山两路进入台北市内，向圆山据点，警备总部、陆军供应局、长官公署、警务处、台湾银行以及大商店袭击。于是军警就予以反击而暴徒便溃退了。可是后来不久有一天，我到城内特别注意看看台湾银行，结果没有看到破坏的痕迹，没有听到有关大商店被袭击的事，这也不过是中国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罢了！

　　警备司令部利用广播，从九日上午六时起再实施戒严令。当时，陈仪长官的部队很多开往大陆，岛内的警备薄弱了。当国军二十一师在九日登陆基隆时，陈仪长官把当做援兵政策而暂时敷衍民心所组织的官民共同处理委员会就自然解除了。同时不断地利用电台报告肃清暴徒的战斗状态。于是整天都有激烈的枪声，整个市内完全变成战场了。我宿舍前面的马路也听到咻咻的子弹射过来的声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余君都急着想回家。为了阻止他，我花了一番辛苦。枪声到傍晚才逐渐减少而入夜后才静回下来，可是恐怖仍旧没有离去。

　　次日虽然枪声停止，但仍旧没有镇静。不过几天来的恐怖感渐渐淡了。余君说不管怎样也要回去，我阻止他说，最好再看看情形才回去，后来一直等到十点钟，一次枪声都没有听到。这时，我的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苏醒而想到外面看看，因此和余君一块儿坐上自行车，从大正町的最里面的路出去，附近的水沟有一个被打死的尸体。我突然发现前面邱内科的前廊守卫的两个士兵执着枪向我们瞄准。我急忙和余君飞快地跳下自行车，掉转头，走过水沟旁侧逃回家里。回到家里，全身都是汗。从此躲在宿舍不敢踏出一步。由于没有和外界接触，不安一直在增加，而且又买不到菜。幸亏还有米，但是要关到什么时候呢？老是担心这一点。次日的十一号早上，余君终于忍不住要回家了。我送到门口，心中祈祷着他的平安无事。同时，我想到女人的力量实在太伟大了；我这样阻止，他还是要冒这么大的危险回去。一个礼拜后余君跑来告诉那天离开的情形。那日他走出我家时，市内像死一般的静，一个行人都没有。在长官公署前遇到四五个卫兵，稍被盘问后就让他通过。但是走到专卖局的角落时，路被封锁而由十几个士兵把他围起来。经过种种审问的结果，最后问他哪里人，他就急中生智地骗他们说关外（东北）人。他们把余君当作外省人吧？于是让他通过。那时他口袋里有三万块钱，如果搜查身体，那就危险。我想，还是因为他能说流利的国语才安全通过吧！

　　余君回去的第二天，食物完全光了，只剩下米。因为没有菜，只好加上盐充饥。但是靠近中午时分，从小巷传来卖饼的老阿婆的叫声。正如空谷跫音这个词一样，实在令人感到太怀念了。她说大马路仍然没有人走，但走小巷就没有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女人还是安全多了。因为不管这种程度的危险，可以不在乎地出来卖东西。这么看来，女人在这种场合就比男人方便得多了。在二二八事件中，没听说过女人被打死的。

　　被封锁的三天，每天都是战战兢兢的。第四天，秩序恢复，小巷里有人卖菜了，大马路也慢慢的有人影了。但是，这个事件牺牲了相当多的人，在我宿舍附近也死了四个人。据说在松山或圆山一带尸体很多，到处皆是。听说南港的河中浮起八具用铁丝捆绑的尸体。至于知识阶级的牺牲者，以行方不明者最多。在民报，只有林社长一人，比较起来还是新生报日文版的行方不明者多。日文编辑主任以及总经理等好几个人都生死不明。在行方不明的人们当中，也有因为私仇而被复仇的。例如吴法官，有个军人的太太到日本人经营的医院生产，但在生产的手术中死了，于是变成诉讼案件了。这时候，由于吴法官判决医生无罪，才招致怨恨而受到报复了。

　　为了处理这个事件，中央公布说要派白崇禧将军担任特使来台湾。六百万岛民这才吁了一口气。大家都想，白部长一定像小孔明一般，能够好好给我们处理。街上一天比一天恢复原状，做买卖的也慢慢开始了。

　　我在某一天到民报社一看，桌子被翻倒，铅字架倒在地上而铅字满地散落，其他的器具也乱七八糟。听工友说，在九日早晨两点钟的时候，很多士兵跑进来破坏的。也就是士兵在那天的报纸印好以后才来的关系，总算是侥幸的了。之后，民报终于被封闭了。

　　三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半钟，白崇禧将军在广播中发表处理方针，于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复了。二二八事件对台湾来说，确实是个大风暴。也许因人而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吧！对此，举个例来看，还是以政府机关的新生报三月一日的社论：“延平路事件感言”比较公平而代表了当时的民意，兹将原来社论文字抄录以供参考：

　　延平路事件感言

　　“前天晚上，本市延平路发生因查缉私烟而枪杀人命的不幸事件，群情激动，人心惶惶，我们除对死者表示无限的同情外，对于这次不幸事件的发生和扩大，有如下之感想：

　　第一、查缉私烟，本来是专卖局的职责，但查缉工作应该根本致力，即在各港口严厉查缉收买，以杜绝香烟的进口。其次亦当查缉大规模批售私烟的商人，如果没有走私的香烟进口，没有人暗中批售，根本即不会有私烟摊贩的存在。谁不想从事正当的职业？谁愿来做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意？私烟摊岂也无非是为生活所迫，无业可就，不得已出此下策，辗转街头，贩卖私烟，博取蝇头微利，藉以维持个人乃至全家的生活，值得社会的同情，专卖局对于大规模的香烟走私与批售，无力查缉，独独对于取缔街头摊贩，没收他们的香烟，雷厉风行，不稍宽假，以致发生这次不幸事件，不能不说是舍本逐末，对于私烟摊贩，既不免失之太苛，而私烟仍源源而来，恐怕也永远不能禁绝。

　　第二、台湾的环境，是和平的环境，陈长官的作风，也是民主的作风。他屡次告诫部下，并且正式下令，警察出勤，不得带枪，以免有意无意，滋生事端，反复叮咛，不知说得多少次，警察出勤，尚且不能带枪，则专卖局的查缉人员，更无带枪的必要。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警察和专卖局的查缉人员，不但随便带枪，而且随便开枪，这次延平路不幸事件的发生，显然是他们违反陈长官平日不准带枪的指示的后果，不论当时伤害人命的真相如何，单就违反上峰命令随便带枪出来一点说，已经毫无宽恕原谅的余地。

　　第三、对于这次不幸事件的处理，我们认为除死者应该优加抚恤，肇祸之人应该依法严办外，专卖警察两机关主管当局对于部下管制无方，公然违反陈长官的指示，放任部下带枪外出，以致伤害人命，亦自有其责任。希望政府当局秉公惩办；以平公愤，对于群众的激动，尤须慎重处理，以安定社会人心，维持公共秩序，以陈长官的公正贤明，相信一定能妥善处理使本省同胞满意的。

　　第四、现在我们要求民主，准备实行宪政，民主宪政离不了法治精神，法治精神就是政府与人民大家都守法。政府要人民守法，政府本身就要先守法。警察和专卖局的职员随便带枪，随便开枪，以致伤害人命，这就是他们不守法，不守法的人是害群之马，应该严办，人民现在要求政府的，就是依法把他们严办，换句话说，就是要政府守法，但反过来说，人民要政府守法，人民本身也要能守法，不能失去自己的立场。延平路的不幸事件，虽然激动大家的义愤，但我们既要求政府依法办理，即须让政府去依法办理，看政府是不是依法办理。所以大家尽管感情激越，但同时必须保持理智的冷静，避免有出轨的行动，延平路的血迹还没有干，这种极其不幸的事件，绝对不能重演，我们痛心疾首于一部分公务人员的不守法，我们大声疾呼要求政府守法，我们本身就必须以正当的方法，表达大家共同的意见和愿望，而不能亦不必离开法律的立场，诉诸直接的行动。这点我想本省同胞一定能够了解和赞同的。”

　　这篇社论道出了当时的实情，说明在陈长官的下面有不守法、不服从命令的部下。然而除这篇社论以外，其他还有种种的看法，但我以为只不过是兄弟之间的一种打架而已。如果要穷根究底下去，就没有止境了，如果若有人带有色的眼光来看此事件，难免侮辱到台胞的爱国心境吧！总之，本省人望治心切，外省人很多是属于出外做活型而想早一点赚钱回家，尤其是从重庆出来的一些人，怀着战胜情绪来到台湾，以这种特权做背景，然后制造一种属于他们的集团而骄傲自大，对着这一点，台湾人却只有发牢骚、嫉妒，并且责骂既然同样是兄弟，只有他们才具有这种特权，实在太不应该。像这样在揭发彼此的丑事。

　　外省人以为唯有我们的八年抗战，台湾才得以光复，所以当然要感谢我们，若是我们不去抗战，你们不是永久做日本人的奴隶吗？可是，本省人又有本省人的看法。对祖国抗战而牺牲的英雄当然要投以满腔的感激，但你们只不过是当个代表，来到这儿就要独自享乐，那是太不像话了。并且台湾是我们的故乡，不能不早一点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理想的故乡，可是像你们这种拙劣的政治是没有办法的，让我们来代替，好好做给你们看吧。由于这种极单纯的想法，一时涌起来，才把武器接收下来。

　　然而，陈仪长官这一边却走入感情用事一途，认为这一个机会不能逃失，应该在这时候给它一个痛击才对，本省人一向是“怕法”，也就是惧怕严罚才守法的。本省人过去守法，乖乖地屈服日本人，那是因为畏惧严刑重罚。那么，这时候给本省一个痛击，那将来就容易统治了。像这种论调，在当时的报章上常常可以看到。大概就是以这种见解之下，实行的恐怖政策吧！胡乱地逮捕或杀害。因此，本省知识阶级行方不明者并不少。可是，本省人并不如陈仪长官所想的那样。当日本人占领台湾当时，曾经藏伏在山上，荒野中顽强抵抗，但是对祖国，没有人开炮。虽然遭受到这样厉害的打击，并不怨恨祖国，当中央一下达归还武器的命令，就毫不犹豫地把暂时接收的武器原原本本地交还。可是陈仪长官却不能像本省人那样坦诚，事后还是胡乱地逮捕。而被捕的人却并不知道被捕的原因。这儿举出一两个例子吧：

　　一个姓骆的民报记者并不知道被通缉，而像往常一样，常到长官公署登门拜访，这时有个熟人偷偷地注意他，但他还是不相信。最后到发行课看了公报才大吃一惊。还有，民报主笔在事件后几个月才被通缉，但其间，他时常悠闲地在中山北路的大马路上走。他自己，以及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也会被通缉。

　　回顾二二八事件，确是不幸的事件。当时陈仪长官的部属中，如果有一个有为的政治家，也许可以不致闹到这般严重的地步。事情发生后民众过于愤激，通宵骚动，一直闹到次日下午了，仍然不理而让事情恶化下去。在束手无策中，总有几个解决的办法吧，可是拿不出这个办法，这真是令人痛惜的事。那么，被人嘲笑为饭桶（无能）也没有辩解的余地了吧。就是没有一个有为的政治家也好，只要有仁慈的人在而能够同情被害者，拿出几万元的抚恤金来慰问，民众的愤怒也一定会立刻消除才对。这实在是太可惜了，由于坚持一个蠢意念做到底，所以造成很多本省外省的死伤人数，这不是可怕的属于封建的官僚社会残渣作风，把一个人当做一只蚂蚁的错觉而发生的吗？因此，像阿Q一样死的人也不少。人的社会，不问古今，总是被那些不好的政治所歪曲，把牺牲的人们当垫子之后，历史才得以前进，所以没有悲观的必要，正好和河川的流水一样，一定会流入海里；虽然在中途碰到山的阻碍而发生逆流，但最后还是流入大海中的。人类的历史之流也同样的道理，所以绝没有悲观的必要，反正最后必定会流往人类希冀的光明的方向，也就是流入属于真理的世界中去。

　　二二八事件后不久，我写了“黎明前的台湾”，最后一段文字，我这样写：

　　“祖国在检举汉奸，台湾便骂御用人士。

　　上海姑娘在烫头发、擦口红时，台湾小姐却穿和服和日本鞋子；前者有西洋臭味，而后者有日本臭味。外省人大多有生意人那种重利的劣根性，台湾人却多数患了大头病。

　　祖国的报纸在那儿喊言论自由，台湾报纸却说因言论自由而引起二二八事变。这次上海的骚动事件，大概也是言论过于自由的缘故吧！

　　但在讲这些时，文化的确是在走下坡！说什么外省人啦，本省人啦，做愚蠢的争吵时，世界文化一点儿也不等我们，照原来的快速度前进着。因此我们与其呶呶不休于那些无聊的事，还不如设法使台湾成为乌托邦。比方掉了东西，谁都不会捡去；不关窗户而眠，小偷也不会进来；吃了生鱼片也不会霍乱、伤寒之虞；在停车场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大家也很规矩地上下车；没有人会弄脏公共厕所；做任何事都不会受人监视；走什么地方都不会被警察责备；写任何文章都不会被禁止出售；攻击谁都不会遭暗算；耸耸肩走路也没有人会说坏话……这样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就是住在台湾的人的任务，从这一点说来，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

　　回顾二十年前，写“黎明前的台湾”时所抱的理想，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我不是愚公，但恐怕是愚公的子孙吧！所以不惜像愚公移山一般努力奋斗。这样做下去，总有一天我所构想的理想世界就会出现吧。（民国五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脱稿）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六十回忆录（韩石泉）

　　第一次大会后，经过六个月，于民国卅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第二次大会，同月廿四日闭幕，适与南京召开之国大闭幕同一时间，本次大会有两特点，如黄议长在闭幕致词时称：第一、是前后经过“双审查”“双报告”“双决议”；第二、是大会开了十二天，“月十二”“日十二”“会期十二”，凑成三个十二。

　　第一次大会闭会后休会期间，执行两次特例选举，九月选出八名参政员，十月卅一日召开临时大会，选举区域国大代表十一名。参政员选举蔡培火兄落选，林茂生兄当选后辞退，当时均掀起相当波澜，候选人之政见发表，舌战甚烈，然事实上成败不决于演讲之高下，而系于情缘利害者理至明显也。

　　是年十二月五日上午六时五十分，台南地区（台南县新丰区新化区及台南市）突发震灾，损害惨重，余与周民政处长同行慰问灾区，灾民饥寒交迫，无家可归，最悲惨者，余友聪彻兄令夫人，是早起床未几，忙于准备其次女之纳采喜庆，顷刻间大地震动，全屋倒坏，与其五女次男俱遭压毙，其灾害不测也如此，余慰抚词穷，因余亦曾饱尝此种苦味也。当时省参议会大会，曾通过余提议抢救灾民案，请政府急速办理，然除各该县市政府发放些少救恤金外，省方未曾积极办理救济工作，其决而不行也又如此。

　　光复后使余感觉惊异者，随身携枪之士兵警员特多，因此时肇事端，如台南市编余士兵与警员冲突，新营镇民众与警员冲突，员林镇法警与警局冲突，甚至夫妻口角亦拔枪示威，至于嫌疑犯拒捕击毙者，时有所闻，此实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导火线。

　　余曾于第二次省参议会大会，提出“非依法不能携带枪械案”，惜未获负责当局重视，良深感慨。

　　此后余痛述本省空前浩劫，不可一亦不可再之二二八事件，在台南市余所经历之惊险场面，此事件可以说是一种“爆发性、冲动性、煽惑性、普遍性、强迫性的社会精神异常暴躁症。”实为台湾历史上一大污点，且台湾离开祖国五十年，竟得重归怀抱，起初热烈欢迎，满怀期望之民众情绪，何必欲牺牲不少同胞之生命财产，主其事者，昧于先机，疏于防范，及今思之，犹有余痛！

　　二二八事件，其祸端为获缉私烟，枪伤民众，被奸匪所乘，由台北市开始，掀起全岛风波，国家损失既重且巨，痛定思痛，本市于三月三日，受外来暴徒之鼓荡，亦曾发生骚动，当时余任台南市党务指导员，又兼台湾省参议员，对于事件之发生，未能防范于未然，深觉惭愧，发生之后，责无旁贷，不敢明哲保身，坐视不救，是以不顾危险，置死生于度外，不计成败利钝，仅凭一颗赤心，与诸同志出负艰难工作，图谋社会安宁，以期无负国家民族，幸赖本市军政机关负责首长，顾全大局，密切合作，始终极少发生不幸事件，大多数市参议员，深明大义，兼之民风淳朴，在友谊诚意和合作基础上，坚守不流血、不扩大之原则，始克度过难关，实不幸中之大幸，今将经过情形，基于余所深悉之事实，不虚伪，不装饰，坦白叙述，总期无过，安敢邀功，惟愿由此不幸事件，获得痛切教训，凭此教训，善用于将来，则幸甚矣。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日下午八时，陈警察局长怀让来宅相邀，同到卓市长高煊官舍，卓市长，项总台长，廖营长及市内各中等以上校长均在座，市长当面请余对于今后可能发生事变协助处理，余允诺，归途顺访侯参议员全成，请其力助，侯兄系余之挚友，有毅力、机智、勇气，盖当时市参议员中之铮铮者也。归宅就寝，是夜上午二时（三月三日）陈局长再来叩门，偕至市警察局，卓市长、廖营长均先在座，再同往市参议会，议长黄百禄以外议员及其他人士约三四十人已在席，讨论成立本市治安协助委员会，会议尚未结束，即有数处派出所报告陈局长，谓暴徒有枪劫枪器，切断电线等情事，局势渐呈不稳，余与侯参议员等，往返议会警局之间，是夜余要侯兄李国泽兄，假寝于市参议会，迨上午九时回家，是早至市党部，办公片刻，十时左右至市参议会观察状况，下午二时旁听市临时参议会，通过七项要求：

　　一、要求军宪警不得任意开枪，并有挑拨性之行动。

　　二、要求废止专卖局贸易局。

　　三、要求即将无能不负责任之公务人员解职。

　　四、负责办理粮食问题。

　　五、县市长民选即时实施。

　　六、省各处长重要机关主管人员须欲提拔省人。

　　七、台湾省接收公司工厂交省人办理。

　　下午七时再至市参议会，在后面细察市民大会状况，空气颇形紧张，八时半回家，静思对策。

　　三月四日上午八时，再到侯兄家适遇张参议员寿龄在座，请黄议长参加，决定不流血、不扩大之处理方针，托林占鳌兄去请李国泽兄负责劝导学生，切勿轻举妄动，继至市参议会向数位参议员，请其协助议长，坚持和平方针，断不可超出一定范围，倘有越轨，则以后责任，参议员一定难负担，切勿敷衍了事。

　　下午二时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正堂，与黄议长等再确定抑制暴动之方针，因议长室群众喧哗，不能说话，此处较为安静故也。

　　下午三时，与黄议长等至宪兵队，接受政府回答，及政治提示九项条件，当时军部代表为廖营长骏业，政府代表为陈警察局长怀让。

　　政府对台南市参议会要求之回答：

　　一、原则上认可，但军警驻地附近，在正常秩序未恢复以前，不得侵入。

　　二、容考虑答复。

　　三、可接受。

　　四、当然。

　　五、请示中央。

　　六、酌予任用。

　　七、有优秀合格人员，长官尽量向工矿处推荐。

　　（附带条件）过去行动除武器财物应须追还以外，其他行动，既往不咎，但经宣布之日起，再有越轨行动，依法拿办。

　　政府提示九项条件：

　　一、行政不受侵犯。

　　二、保全固有行政权。

　　三、警察武器及财物应即悉数交还。

　　四、调查私人损失。

　　五、所有军警行走不受干涉。

　　六、抚恤伤亡。

　　七、各机关损失应即调查。

　　八、警察即日复员照常执行职务。

　　九、各学校应即复课。

　　下午四时半学生及青年，要求说明政府回答及提示条件，势颇凶猛，荷枪带剑，把守门户，空气异常紧张，出言稍有不慎，结果殊难逆料，继黄议长侯参议员说明后，余说明四大原则即：

　　一、不扩大。

　　二、不流血。

　　三、不否认现有行政机构。

　　四、政治问题用政治方法解决。

　　下午五时半，集合区长、副区长、区民代表、里长、市参议员，会议通过，承认政府对参议会要求之回答及提示条件，和平之局势已定，以后虽尚有少数不良分子，用播弄欺骗威胁手段，企图兴波作浪，然卒未获逞。

　　下午七时，与黄议长等再到宪兵营成立七项办法：

　　一、国军应归返原驻营房。

　　二、为本事件解决不再增加驻军。

　　三、治安问题，由参议会宪警负责，立即恢复原状，学生民众立即各安原业。

　　四、外省人之生命财产，今后由市民共同保障，外省人与本省人，均应互相尊重。

　　五、民间所取武器财物，悉交参议会，送还原有机关。

　　六、今后如无轨外行动，准其既往不咎。

　　七、失业与粮食问题政府应谋有效解决。

　　三月五日上午九时，应高雄要塞项第三总台长之邀，与黄议长等到第三总台部，再确立前记四大原则，并成立昨日在宪兵营成立之七项办法的补充解释如左：

　　一、军队返原防地。

　　二、不增加兵力（请示高雄司令部）。

　　三、下午三时宪警参议会开始维持秩序。

　　四、外省人生命财产，由市民共同保障，互相尊重，嗣后再发生殴打外省人情事时，军警宪将采取断然处置，并予支持。

　　五、学生先将所取枪枝财物，交付较亲近之师长，汇送参议会，转送警局，并向市民宣布，市民藏枪应即送缴，否则以后查出，以意图暴动、私藏军火，从严处办。

　　六、今后不得有越轨行为，既往不咎。

　　七、失业及粮食问题，市府应谋有效解决。

　　八、由各学校通知家长会，约束学生勿受离间与挑拨，致有轨外行为，并责成校长负责，将在外学生带回，嗣后再敢捣乱，学生除受军警处置外，校长应连带负责。各区长区民代表，及党团基层负责人、里长、家长，共同对本区暴徒作有效制止。

　　九、昨日议案，本日下午三时施行，今后如有变故，应由暴动者负责。

　　下午二时，在台南广播电台，与卓市长、黄议长、庄干事长，共同广播。

　　下午八时，在市参议会，成立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是夜细雨霏霏，余预定不出席参加，黄议长侯参议员使人来邀，情有难却，九时出席，被推为主任委员，黄议长、庄干事长为副，因无法辞卸，以维持四大原则为目标，允予接受。

　　处理委员会设总务、治安、宣传、粮食、救护、联络、学生各组，各组设组长副组长组员。

　　三月六日上午十时，开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委员会，余再三力辞未获通过，下午二时，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要求无武装游行，得项总台长许可，以不接近通过军事区域为条件，余与黄议长李国泽兄维持秩序，本市中等学校以上男女数千人，手持“拥护国民政府”“确定民主政治”“改革本省腐败政治”“促进地方自治实施”“建设新台湾”等标语之纸旗，高呼口号，以整齐秩序，游行市内大路，情绪甚为热烈，幸无发生意外事件，此为一因势利导之办法。下午四时，宪兵营来电云：市中形势不稳，欲余等即赴宪兵营，遂与黄议长侯参议员同往，结果情报不实，并无发生特种事件。

　　三月七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与陈局长黄议长侯参议员同至第三总台部敦请卓市长回市政府办公。下午三时，卓市长在市府召开粮食会议，议决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名义，由金融机关，借出旧台币二千万元采购粮食，以救灾荒。下午六时半，对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各组长报告敦请市长回府办公经过及粮食会议内容，推张寿龄、杨请副议长北上晋谒长官，报告台南状况，并请其对嘉义、高雄两市紧急设法处置，使其平静，以免波及台南，因当时关于两市谣传特多也。促各组长注意要严守不扩大、不流血、不否认现有行政机构、政治问题用政治方法解决四大指导原则，倘越此范围，本人不能负责，幸有此四大原则约束，始避免另一越轨行为，会议中所提动议，若不合此四大原则者，一概否决，因此引起过激分子不满，声言欲加害于余者，亲朋多为余担忧，然在此事态漩涡中，勇气竟不知从何而来，余能坦然处之，亦一惊险之经历也。安平港来船，请宪警当局前往检查并协助设法救济。

　　三月八日上午十时，开组长会议，各组长报告当前重要问题，并加设政治组，以广求正当民意，慎重审议。关于指导四大原则，不否认现有行政机构之解释，且不独立，不脱离中央。下午二时，市议会开座谈会，讨论现市长称职与否，及如何选举市长问题，余列席旁听，因三月六日晚陈长官曾广播二点：（一）行政机关的改革，即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即行呈请中央指示。委员及厅长、处长尽量选用本省同胞，请由民意机关推荐有能力者担任。（二）县市行政机关，县市长于六月底前办理推选事宜，七月一日举行选举，在未选举之前，现任各县市长，如民众有认为不称职者，本人即予免职，由参议会召集各界协商，决定推举候选人三名，由本人圈定一名担任云云。

　　三月九日下午三时，在市参议会会议厅举行台南市各界联合大会，讨论现市长是否称职，并选举新市长候选人，参加者计有参议员、各区长、区民代表、各民众团体、机关、公司、工厂、学校职员、学生等代表四五八名，实到四二五名，由黄议长主席，关于现市长是否称职问题询问各界代表，结果满场一致否决留任，嗣余表明无意竞选态度后即开始投票选举，经当场计算票数（有效总票四二四票）结果：黄百禄一七九票，侯全成一〇九票，汤德章一〇五票。而余亦获二六票。选举投票前夜，各有意逐鹿之人士，竞选相当激烈，幻想市长宝座，指日可坐，不料选举甫毕，翌（十）日陈长官宣布全省戒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命令撤销，至此始悉市长选举，化为泡影。下午九时，在参议会开市参议员座谈会，协议台北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已经撤销，各县市分会同欲撤销，其未了事务由参议会处理，预定明早向各组长副组长宣布解散。

　　三月十一日，国军进驻台南，上午十时，台南市参议会被围，在场参议员、学生等被检查，余亦被押上车，上车前有一兵士枪指曰：“你们不对”，至台南区指挥部，与一部分议员在会议室，某指挥官为主席，开收缴武器会议，指挥官并用毛笔，写曰：“兵火也，虎也。”并解释曰，稍纵即逝，恐玉石俱焚，问收缴武器，谁能负责，莫之能应者，侯参议员自告奋勇愿负全责，于是游行全市宣传欲收缴武器，以后并协助清查户口，宣传政令，并推为绥靖委员，在绥靖中，被检举之人士，间虽有罪固应得者，然莫须有成为罪名者，尚不在少数，甚至诚心为国家尽力者，亦蒙不白之冤，幸在本市，外省同胞受亏者极微，并无发生生命危险问题，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中，治安组长汤德章被处决外，其他判罪服役者不鲜，至对余，不加缧绁表示优待，因此余曾向某高级军官曰：“韩某作事坦白，明若观镜，倘对余之行为尚有不谅者，则对任何人，亦难得正确之判定。”某负责当局，曾向余要求欲写“自白书”，余答以“处理书”可写，“自白书”则不能，结果以前者了事。

　　此事发生中，失踪者有之，如省议员王添灯、林连宗，本省闻人林茂生、陈炘等。嘉义市高雄市参议员均有数名牺牲者，本市则幸而免，诚地方之福也，其应负扩大事变之重大责任者，事后反跃登高位，余不知其所以然也。

　　由此，使余获得深刻之教训，欲有正确的指导原则，诚心合作的同志，置死生荣辱于不顾的精神，始克处于急难之中，不致发生动摇，倘若畏首畏尾，趑趄不前，不但一无所获，且菑必逮夫身也明矣。刚巧写完本节，乘机阅读美国历史上，一篇被埋没很久的动人故事，“罗斯Senater Edmund G Ross拯救了他反对的总统”（读者文摘一九五六年三月号六一页）不禁感慨系之。

　　二二八事变后，于三十六年四月，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魏主席道明继主台政，六月二十日——卅日开省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参议员出席者不上二十名仅及全体三分之二，大都意志消沉，噤不作声，与第一次大会情形比较，恍如隔世，关于二二八事件省大会有下记宣言：

　　“二二八事变为本省光复后发生之重大不幸事件，虽以事起仓卒，不及预加制止，然同人等实负领导无方之处，至感愧歉，兹事幸已过去，吾人相信此一事变给予之教训已多，今后必不至发生同类事件。细究此一事变发生之原因：第一为政治措施上之问题，本省光复后一年半，政府推行之工作不谓不多，然于若干窒碍难行之措施，惜不能及时检讨改进，因而未能尽满人意；第二心理上之原因，本省同胞以长期受压迫统治，于政治多缺乏了解，而一旦回到祖国，望治之心复加倍急切，遇对政治措施有所不满，即发生精神之激动，此种心理状态尖锐化，遂造成行为上之错误。须知二二八事变为兄弟一时之误会，误会一经消除，兄弟间即亲爱如故。正如兄弟间一时之误会，不足影响其手足关系，二二八亦不可能造成台湾与祖国间关系之变化，吾人希望世界人士，勿为上述别有用心之语，误加揣测，同时尤望省内外同胞，泯除隔阂意见，精诚合作，协力复兴祖国，同时建设新台湾。”

　　监察院监察委员丘念台先生于“检讨过去希望将来”文中，曾说：

　　“过去一年来的台政，虽然成立了省县市的民意机构，但是还不够民主，虽然回归祖国怀抱，自己主持政治，但是贪污的官吏走入来了，腐败的习气，亦传染过来，虽然产业有计划，统制的主旨不坏，金融也有办法，但是官僚、财阀，破坏了不少我们台湾的农村、工矿、交通的建设，虽然军队遣散了数十万日俘日侨，但是战争时期的武装力量和特务组织，有时未免超过台湾实际的需要。这些情形，我想不幸的祖国，受了数十年的帝国主义压迫，受了八年的侵略战乱，政治设施，一时不能尽满人意，我们应该理解和原谅的。可惜的是，这种种不良的省政，不幸竟成为发生二二八事变的主要原因，日人离间政策的遗毒，还是其次，至于奸党暴徒，乃是结果，并不是原因，奸党暴徒，固然要惩办，然而统治了一年多，还给奸党暴徒两三天就闹翻了全省，也应当负些责任的。我想政府对人民，应当像父母对小孩一样，小孩不听话，打破玻璃窗，父母把小孩打了一两巴掌，就算了，断不必说他是忤逆不孝，务必把手指斩去，也不必因打破一块玻璃，就永久仇恨他，弄到小孩时常痴呆，一句话不敢说。参加事变的台人，确有躁暴妄动、怀私利、无远见等不良表现，但是官吏军警中，也有违反蒋主席宽大措置的意志的。譬如滥用亲日、亲美、托治、独立、共党、叛乱等等罪名，来加台人，这未免太侮辱台湾人，太侮辱国家了。”

　　省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关于县市长民选及二二八事件处理，余曾对魏主席询问三点：

　　一、县市长民选，系全岛民之企望，陈长官声明在先，白部长布告于后，均可视为中央德意，未知省政府对此方针如何？开始准备否？时期能否明示？

　　二、现行县市长任用资格，不合本省现状，盖本省沦陷五十年，情形特殊，其资格条件，应请放宽，否则恐成画饼充饥，影响民意至大，主席意见如何？

　　三、二二八事件为一不幸事件，国家损失颇巨，官民均有责任，中央宣示宽大处理，地方负责当局，固然秉承中央德意，然省民均有不够宽大之感，为符合民意计，除重要罪犯外，希望主席再进一步宽大措施如何？

　　对此询问，魏主席有所答复，其中一段魏氏强调称：彼颇怀疑陈前长官是否能有此项权力，并称即令中央行政首长，亦只能表示其个人之同情，而不能作具体之决定。是则二二八事变中，陈长官关于县市长民选之广播，其系别有用意也明矣。闭会后于七月三日余于中华日报纸上以“一个省参议员的感想”发表意见如下：

　　“我是一个省民，生长于五十一年沦陷时期，因为反对日本统治的一分子，廿余年前，也曾饱尝铁窗滋味。光复后虽然本来对于政治没有多大的趣味和素养，迫于爱护祖国及爱护同胞的热情，添列在省参议员的末席，参加过了三次大会。这次恰是省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议会，假如不是二二八事变后的话，民众对于本议会的兴趣和热情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否感觉官威过猛民众畏缩吗？是否对于省参议会没有什么期望吗？是否有神气的脚色减少的关系吗？是否新的省政府会和长官公署一样吗？

　　我想上面所说的数项原因俱有关系，可是这都是不对的。现在先就第一项来说一说，光复未几，长官公署成立了，陈长官莅台主政，那个时候，全省的民众是热烈欢迎他的。可是因为一方面受了大战的影响，一方面受了不可抗力的播弄，另一方面有少数公务人员的失职贪污，以致政治不上轨道，社会惶惶不安，于是民众对于政治抱着不满，想藉民意机关来泄气，期望能有多少的改善。这个时候，民气蓬勃，诽谤丛生，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陈长官虽然抱有建设新台湾的热忱，若能见微知著，对于民众所切实企望的大事，若能解决一二，或者可以挽回民心，就不致为些小祸端，被奸匪所乘，如山崩地裂似的爆发起来，演成重大的惨剧，回想起来实在很可痛心。现在却意气消沉，销声匿迹。虽然二二八的事后处理，有点过火。但是公正的言论哪有恐怖之理呢？况又威武不能屈！且魏主席是一位“民主法家”，声明要励行法治，尊重民意，我很希望政府有威信才行，有威无信，不能使民悦服，信比威是更重要的，政府对于所发表的事，绝对欲切实做到。至对于省参议会没有什么期望吗？省参议会的职权虽然有议论的余地，若能真正表达民意，诚心协助政府，对于政治的推进是有相当的效力的。请用冷静的头脑来议论政治，亦不可用感情来从事喧扰，从这个观点看来就不会失望了。我很希望政府方面，对于议员的建议，不要敷衍塞责，不要只在文书往复之间办理。实在尊重民意，才能获得民心。或者因为有神气的脚色减少的关系吗？本人是这样想，有神气的未必有利于国家，神气是不可靠的，是一时的。不要听说刺激性的话以取快于一时，要用善意建设的言论，来提高议会的风度，真诚合作融和，才能增进省民的利益。又看新省政府和长官公署一样吗？省政改了，长官换掉了，戒严解除了，军事管制撤销了，二二八处理欲再宽大了，省民一部分已经登进了，贸易局废止，专卖局改组了，工厂一部分开放民营了，欲收购业户余粮以解决民食了，要组织工程队以进行建设解决失业了，县市长的民选立法程序完成后就要实施了，算起来省政府却有很多和长官公署不同的地方，请大家重新起来，协助推进，赶快建设新台湾！

　　最后我衷心希望，不论新任留任的从政诸公，要实实再再为国家民族谋福利，革除不良好的官僚作风！”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二二八事件第一手史料（黄金岛）

　　——乌牛湳之役首度大公开！

　　自我投入“二二八事件”这个行动以来，“乌牛湳之役”是我参与过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正式军事行动。

　　从双方死伤的人数来看，“乌牛湳之役”的战斗，在中部是最激烈的，与我同在第一线防守的弟兄，有两个在战役中捐躯了。国民党军队的死伤人数，根据国民党的官方资料，接近百人。

　　这次战役，从清晨开始，一直到当天晚上才算结束，死伤除了双方人员外，也有当地的民众遭到波及，死了几个。

　　我们撤退到埔里以后，先驻扎于一所小学，第二天又改到武德殿，那几天中，谢雪红比较少露面，部队大约都是后来改名周明的古瑞云在指挥调度。古瑞云的弟弟古瑞明那时还是工业学校的学生，但是也很积极参与。“二二八事件”结束过后，因为古瑞明被逮，曾牵连多人涉案，我自己也卷入其间，同案先遭判处死刑。被判为主谋的古瑞明，二审维持原判，遭枪决。我在二审改判为无期徒刑，坐了二十四年的牢才“假释”出狱。我们被判的案是“八仙山军事武装基地叛乱案”，凭良心说，我被判刑时还不知道八仙山在哪里，更遑论那里有什么武装基地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山在埔里。我在审判中要求带我去看一下这个基地，他们当作没听见，就判了我死刑。古瑞云后来到大陆改母姓姓周，取名为明，据说就是为了纪念他的弟弟。这件事听了让人很感伤。据我所知，古瑞明一度曾逃往大陆，如果不是古瑞云要他再回台湾来伺机行动，他是不会被捕遭枪决的。

　　在埔里期间，我只和谢雪红见过几次面，第一次是在巡逻时。那时“二七部队”驻在武德殿，卫队仍是原来在台中的卫队。卫队成员有不少学生，不谙卫队的重要性，难免会怠职，记得那几天曾经发生过后门卫兵不知去向的事，我当时很紧张，以为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才发现卫兵到岗哨附近的一家私娼去跟妓女聊天，大概那时私娼馆的妓女没见过这么年轻又帅气穿着日本空军飞行装的男性，把他召了过去，向他问东问西。卫兵离哨这种事，对我这种在日本军队服过役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战地，卫兵离哨，除非有万不得已的理由，否则很可能就要遭军事审判枪决掉的。这名卫兵当时也受到了军事审判，有人主张严厉审判，还好古瑞云出面说项，否则势必遭处分的，这件卫兵到娼寮跟妓女聊天的旧事，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啼笑皆非。

　　第二次见到谢雪红，是进入埔里以后没几天的晚上。她在埔里时，穿着日本空军飞行装，像男性。那天晚上，因为二十一师要向埔里开进的消息已经传来，“二七部队”的士气也受到影响。为了募集更多的兵源对抗二十一师，“二七部队”进入埔里后，即展开募兵的工作，谢雪红本人也跟当地的士绅见了几次面，听说效果不理想。蔡铁城担任宣传部长，白天往卡车一跳，就四处到人多的地方，在卡车上以纸筒向民众传达“二七部队”到埔里的原由，号召民众踊跃来参加此一对抗国民党陈仪军队暴虐统治的行动。演讲时，观众的反应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烈，时而频频鼓掌。我那时也都跟着蔡铁城外出，担任相当于警侍的工作，蔡的身材高大，长相帅气，口才也很不错，因此颇受欢迎。可是一般民众加入的情况还是不如理想，这与当时局势的逆转当然有很大的关系。那时遁入埔里的“二七部队”人数原已不多，兵器火药的来源也相当有限，要与甫由大陆调来的二十一师正面，可以说是毫无胜算。

　　也因为这个理由，“二七部队”对于如何面对二十一师即将到来的攻击，在进驻埔里后第二、三日的一个晚上就讨论“二七部队”的进退。根据我们打探所得的消息，二十一师挥兵进攻埔里已迫在眉睫，如何应对，当然需要进行讨论。

　　当时讨论的重点是在固守埔里，或者是再朝内撤退，退到雾社。主张固守埔里的一派认为，埔里是对外的通道，乌牛湳桥前后的地势有利守势，如果真的难以固守，自埔里再退可往彰、嘉等地退出。而退入雾社，当然因为是在山区内有利于游击，可是补给及将来的退路都有很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自二二八事件以来，固然有不少山胞参与，但如果整个二七部队进入雾社，因为已有的语言上的隔阂，及生活习惯的不合，整个部队与当地的民众是否能够融洽地相处，获得山胞的充分信赖，仍然存有不确定的因素。考虑再三，大多数人的主张渐趋一致，认为应在埔里迎战二十一师，如果无法固守，即从埔里撤退，可往竹山、嘉、彰一带撤退。

　　就地理的形势上来说，如果不是二七部队的兵力与二十一师相差那么悬殊，要在埔里固守，甚而击退国民党军的进击，都是十分容易的。

　　国民党的军队要进入埔里，首先必须越过乌牛湳溪及乌牛湳桥，尤其是车辆，必得从桥上行驶。而在乌牛湳桥的东、北、南三侧，均各有可资防守的据点，可以很轻松的夹击欲从乌牛湳桥进入埔里的国军。尤其是要进入乌牛湳桥南侧的小山峦，更是扼住了国军行动最险要的一点，后来事实也证明，国军在这个据点死伤累累，为二七部队死伤人数的四十倍以上，倘使二七部队当时能有更多的兵力，二七部队与国军交锋的情况，相信会更为好转，甚至在埔里予国军迎头痛击。

　　队长钟逸人失去联络

　　在埔里防守而不再向雾社撤退的决定既然已正式成为决议，就必须开始布置防守线，防守线的军力布置，照当时“二七部队”的体制，当然是须由担任队长的钟逸人来负起重责，与部队一起的谢雪红，对于军事行动的决定，较少表示意见，而且也正忙着与蔡铁城鼓励当地的民众来参加“二七部队”，虽然绩效欠理想，但也忙得不可开交，谢雪红当时在“二七部队”，还有一项很值得肯定的作用，即是对于军心士气的稳定有莫大的助益，不可否认的，二十一师的登陆，以及“二七部队”向埔里撤退，对士气有很大的打击，加以“二七部队”的成员都是临时凑合的，对即将面临国府军队的攻击，造成军心的浮动，谢雪红当时以一个女流，坚定地表示要固守埔里，令“二七部队”的成员，有“难道连一个女流都不如”的自省，虽然后来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全力死守住埔里，但至少仍予国军痛击，造成相当程度的伤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二七部队”在埔里迎击国军予以挫击，使国军因而投鼠忌器，不敢为所欲为，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

　　由于队长钟逸人已失去联络，防守线的布置，只得与担任副官的古瑞云商量。“二七部队”退入埔里以后，因为我负责警备工作，曾到乌牛湳溪一带勘查地形，对于进入埔里的车辆也曾加以检查，以防国军的渗透或卧底，当时检查一部进入埔里的公路局车辆时，曾在车内见过钟逸人一面，钟逸人因是队长，所以我们检查时曾因他证明那部车内的人没问题而予放行。自从在那部客车见过一面以后，即未再见过，后来有人对他在埔里未见人影表示不谅解，我也曾问过他为何在紧要关头失去联系，钟逸人则表示，他进入埔里后即与当地民众接触，劝说民众加入“二七部队”，以致失去联系。

　　防守埔里的决议已经作成，经过与古瑞云研究结果，第一线的防守线，必须布置在乌牛湳溪上，因为，要进入埔里，只有三条路线可通，一条是台中往埔里，第二条是鱼池往埔里，第三条是由东势进入，前两条均须经由乌牛湳溪的桥面才能进入。从东势进入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只派了几个人做布哨性的防守，重点放在乌牛湳溪上，国军果然就从台中出兵，经乌牛湳攻入埔里，而在埔里尝到了登陆台湾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严重的挫败。

　　就地理的形势来说，乌牛湳溪真是个易守难攻的要点。当时乌牛湳溪的地理形势，与目前虽略有不同，但大致相同，要进入埔里，先要越过乌牛湳溪桥，当时的桥是吊桥，如果防守兵力足够，穿越不易。尤其在桥的南侧、北侧、东侧，各有一座小山峦，东、南两侧的小山峦，正好扼入由台中、鱼池进入埔里的通道，而当时状况研判，以二十一师上岸以后破竹之势，必然是无所顾忌的由台中将部队堂而皇之的开进埔里，于是，就将主要的兵力及弹药集结于乌牛湳溪桥南侧的小山峦上，准备扼守险要，居高临下地予以迎头痛击，国军后来果真就在这里付出了登岸以来最为惨重的代价，伤亡逾百，而“二七部队”阵亡的同志，当天只有二人。由如此悬殊的比数不难看出“二七部队”的战斗效力与所扼险要所发挥的功能，可惜整个大局势的逆转，以及缺乏全岛整合的力量，否则埔里山区的固守，并非难事。

　　清晨至黄昏鏖战一日

　　乌牛湳溪之役，从时间来说，应是清晨五、六时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多之后，可以说是鏖战竟日。

　　布置乌牛湳溪防守线的工作，在决议作成的第二天就开始进行，依照原来的计划将主力布置在台中进入埔里要道的山峦上，因为人力相当有限，称为“主力”，其实也不过是二十多人而已，至于北侧的小山峦，也布置了十多人，北侧的小山峦，目前已建有一座小庙寺，当时则只是一片树丛。南侧主力防守的山峦，目前已铲平了一部分作为道路，当时路面较窄，山峦较往路面外侧横伸，防守相当容易，防守南侧山峦的主力，也要兼顾另外一侧往来鱼池的道路，以防国府的军队以迂回的方式自鱼池进兵。

　　防守线布置妥当以后，防守南侧主力的兵员，依照一般作战的方式，派出哨兵向台中方向巡哨，但整日都没有发现二十一师的踪影。

　　防守线布置妥当以后，由于我个人曾服过海军舰队、陆战队的日本兵军役，而且在海南岛服役时，又有实际的作战经验，因此便被授予防守线的军事指挥工作。

　　驻在武德殿总部的兵力，这时则又决定要肃清来自后方可能的威胁。当时古瑞云、蔡铁城二人认为，在防守二十一师进攻埔里的当时，也必须防备来自后方的威胁。根据当时所了解的情况，在日月潭尚有一班左右，大约为数十人的宪兵小队，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尤其在防守上，如果有腹背受敌的问题发生，易滋困扰。因此决定，在二十一师的进攻部队未到来之前，先行消除后方可能造成威胁的据点。

　　攻打日月潭宪兵败走

　　攻打日月潭宪兵分队的行动在当晚十点多开始进行，由古瑞云与蔡铁城二人率队，动员的兵力大约在廿人左右，我个人因为防守乌牛湳溪的关系，因此没有前往，但防守乌牛湳溪的弟兄中，有三人前往支援。攻打日月潭宪兵分队的人员即共同搭车前往将要攻击的据点。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载进攻人员前往的是一部公路局的班车，班车司机是台湾籍的年轻人，当时也是不满国民党军队对台湾人的压迫，在“二七部队”撤入埔里以后，自动投入“二七部队”，跟那些畏缩怕事的所谓“地方士绅”比起来，无疑更具血性、热忱与乡土之爱。提到这个公路局司机，不由又想到当时流传在“二二八事件”前后的一段卡车司机的故事，这个故事当时流传颇广，现在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很值得在这个地方再提一次。故事的经过大约是如此：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不久，在花莲往苏澳方向的路上，国民党的军队大约有十多人拦下了一部上面载有乘客的卡车，当时的交通情况较不理想，有时也以卡车载客，这为数十来人的国民党军，把卡车拦下以后，驱下在车上的乘客，又强搭卡车，且又恶形恶象，态度至为蛮横。结果，这名卡车司机在愤怒之余，抱着玉石俱焚的决心，在苏花公路上，将整部卡车开出崖路上投太平洋，与这十多名国民党的军人一起投海，葬身海底。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至今仍无法确定，但不管真假如何，从这个故事可以反映出国民党的军人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是如何不得人心，很多人对这个故事都信以为真，而且广为流传。

　　除了公路局的司机以外，“二七部队”当时在武德殿时，还有一名台籍的警员携带了武器来参加，“二七部队”宁愿失去自己的工作，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受国民党军队无理的欺压。

　　“二七部队”当然没有因为这两个人的参加而壮大多少，当然更谈不上对大势的扭转了，可是他们二人在整个“二七部队”面临溃败之际，不计一切地投入，正是我们台湾人不畏强权，热爱乡土，为土地、为人民而奋战的典型，因此特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乌牛湳失守，我曾扮作一般农民，回到武德殿再打探情况，曾看到那名司机被捆绑在武德殿内的大树干上，遭到刑讯。目睹他惨遭捆绑、刑讯的情况，很想施予援手，可惜情况已不允许。我后来逃离埔里，就再也没再见到那位勇敢的司机，不知他是生是死，但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凶多吉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能暗祷上苍，庇佑他逢凶化吉，绝处逢生。

　　进攻日月潭的工作相当顺利。古瑞云和蔡铁城二人，大约在清晨三、四时左右回来，记忆中那几天的天气特别冷，前去支援的三位弟兄回来以后，也述及进攻日月潭宪兵分队的经过。前去进攻的兵力，比日月潭的宪兵分队，要多出一倍左右，守在日月潭的宪兵分队，在夜里也相当具有警觉性，一发现情况有异，立即对外射击，但是进攻的火力相当强，宪兵分队的宪兵一看情况不对，就连忙趁黑逃逸走避。前去攻打的弟兄则进入宪兵分队内搜索，掳回了不少战利品，搬到车上载了回来。

　　火攻教化会馆传为笑谈

　　听完攻打日月潭的弟兄讲述攻打的经过，天色已经微明，所有的同志都已有睡意，有的倚在防守的山峦上平地上的田埂上假寐休息，只有卫兵仍继续戍守，不敢入睡。那天晚上特别冷，还好“二七部队”的同志穿的是日本空军的飞行装，御寒的效果还不错，当时在“二七部队”的同志，都是二十岁左右，年轻力壮，因此也比较不畏风寒，漫漫的寒夜，上半夜就在彼此互相交谈中度过。起先是谈些如何对付二十一师的攻击，有些同志不过是学生、年轻的社会青年，对于战场毫无经验，记得有几个是台北来的大学生，担任副官的古瑞云，是中商的学生，队中也有不少同志是他的同学，另外也有不少是台中师范的学生，当然也有曾经服过日本军役的退役军人，另外，也有些台中一中的学生。学生对战场没经验，如何给予适当的传授，使得能够应付即将来临的硬仗，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有的人则在夜中谈些二二八发生以来的经验。当晚弟兄们所谈的经验中，有一则比较有趣的，至今印象还很深。这个趣事是攻打“教化会馆”的经过，“教化会馆”当时驻有不少国军，位置大约就是台中市目前南京路到光复路之间，如今已拆平为路。那天的攻打，国军起先还负隅顽抗，难以攻入；忽然有位攻打的同志，心生一计，开来了一部消防车，朝“教化会馆”里喷洒，洒的是汽油，汽油洒完了，向里头喊话，要里面的国军赶快投降，否则将纵火焚馆，里面的国军先是遭汽油喷洒，又听说要放火，一个接着一个跑出来投降。这种“火攻”奏效的趣事，当晚引来了不少的笑声，使弟兄们暂时忘却了即将要来的战争的紧张，每个人都知道二十一师的进攻即将到来，但在弟兄的脸上找不到畏怯。这场战争虽然注定最后的结尾是失败，很有可能是死亡，但在弟兄的脸上也找不到丝毫的畏怯。有人批评台湾人“怕死、贪财、爱面子”，也许这样的批评适合于某一部分的台湾人，但却不适于“二七部队”的同志，尤其不适于当夜驻守乌牛湳溪的同志、弟兄们。离乌牛湳溪之役已有四十年之久，但回忆起当时同志们无私的奉献，还有当时为乡土捐躯的弟兄来，仍难抑悲伤，我虔诚地祝祷，那为乡土捐躯的同志，英灵早日安息，那劫后余生的同志，得以继续为理想而奋斗。

　　二十一师来得比想象中还快。第二天清晨，天色才刚亮，发现二十一师的斥候对空鸣响了扣人心弦的枪声。二十一师上岸以来，伤亡最重的一次战役，在清晨中，揭开了序幕。

　　饭团未蒸熟战火已燃

　　前面已经说过，攻击日月潭的古瑞云的一队，在清晨大约三、四时左右返回武德殿本部，他们返回队本部以后，即开始为驻守乌牛湳的弟兄准备早餐，早餐送到防守线，已是五、六点钟，天色将亮之际了。因为是冬天，送到防守线的饭团，已经冰冷，加以弟兄们在外露宿一夜，都有几分饥寒，如果再吃冰冷的饭团，显然十分不宜。正巧在我们防守的乌牛湳溪南侧的山峦再向南的农家里，找到一位当年也在海南岛认识的军属，当时在海南岛，军属担任协助军人的工作。因为是旧识，所以很快就得到他的同意，把饭团抬到他的屋里去蒸热，枪声响的时候，我正在屋子里料理蒸饭团的事。一听到枪响，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想到大约是国民党的军队攻往埔里来了。于是跟抬饭团去的两个弟兄就急忙往屋子外冲，我们冲出屋外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间屋子里，至于那些饭团，更是没有机会一尝了。

　　情况跟我所料想的并没有多大的出入，我们跑到山峦的北侧靠近乌牛湳的地方探头望去，驻在溪北的同志，有几个正在溪底洗脸，正准备回到溪北岸的小山上去，对着溪南的我们边招手边喊说，国民党的二十一师已经来了。

　　刚才鸣枪的地方，就是一位在溪北小山顶的一位同志从高处发现向埔里行进而来的二十一师而鸣枪的。那个位置现在已经盖了一座小庙，从台中往埔里，左转走乌牛湳桥时，朝左上方就可以看到。

　　枪声响了以后，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我跟十多位镇守在南侧的弟兄，顿时进入了备战的状态，原来正在伸懒腰，做早操的弟兄，这时也都抓起了枪枝，各人找个适当的位置隐蔽住，一时鸦雀无声。

　　朝埔里前进的二十一师的部队，在离乌牛湳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即已成战斗队形前进，而不敢搭乘军车前进，大概也是看到了要进入埔里的乌牛湳溪前往，地势十分的险恶，才采取战斗队形备战前进的。二十一师对于埔里的地势不熟，当天进军时，有一名埔里人当向导，是埔里一名姓董的医师，这名董姓医师好像叫董丁立，原来对台湾人反抗国民党的军队十分支持，一看时机不对，投入国民党的怀中去了，甘为走狗，当马前卒，行径可耻。二二八事件后不久，他在埔里遭到民众的冷眼及排斥，在埔里住不下去，搬到台中市西屯区去，前两年才去世。这些事，是我在坐了二十四年的黑牢以后，回到台中才听人提起的。

　　溪北山峦上的同志所鸣起的枪声，造成了国民党军队的误判，以为“二七部队”的防守线是布在溪的北侧，于是就无所顾忌的往溪南我们驻守的山峦底下的洼地集中起来，准备布置战线对溪北攻击。

　　枪声响后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二十一师的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向我们驻守的山峦底下集结。我跟十多位弟兄在山的上端屏息以待，可以听到他们走动的声音，夹杂着一些大陆的土话及脏话。敌多我寡，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二十一师的先头部队，显然没有料到在他们的头顶上有敌人。

　　廿一师反应迟缓拙劣

　　回想起二十一师当日对于战况的反应，难怪他们在大陆上的溃败有如土崩瓦解。二十一师对“二七部队”兵力的多寡，当然无法完全了解。尤其，当时外间盛传退入埔里的有日本的军队，在大陆上一向见日军闻风逃逸的国民党军，自然格外小心，不敢轻举妄动，其实以二十一师当时派往埔里的军队，大约在一营以上，有五百人之众，要击败“二七部队”是易如反掌，由于对战况的反应至为拙劣，以致伤亡累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集结在乌牛湳溪南侧山峦洼谷里的前头部队，大约将近百人，人声愈来愈嘈杂，与山峦上屏息以待的我军正成反比。部队行军嘈杂乃是兵家之大忌，如果当天集结在洼底的二十一师前头部队不如此众口嘈杂，也许在上面的我军难以十分正确掌握情况而予痛击。

　　在台湾上岸以后一直以破竹之势南下的二十一师，也许发觉在乌牛湳溪北侧山上的兵力十分稀弱而有了轻敌之心也未可知，聒噪着集结在南侧山旁的洼底。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测，二十一师的先头部队因为误判在南侧没有“二七部队”的防卫兵力，以致准备先行在南侧洼底隐密的地方集结，再布置战线向北越过乌牛湳溪进击。

　　这时已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如果在南侧山峦上端的防守兵力还按兵不动，则显然溪北的防守线就要马上受到威胁。如果采取行动，即使初期能够攻其不备予以挫败，但源源而来的二十一师的部队，势必歼灭驻在山顶的我军。

　　情况十分紧张，在山顶的同志，除了我一个人有在海南岛作战的经验以外，其余的完全没有作战的经验，枪弹的数量有限，除了枪枝、子弹，还有七、八个手榴弹。照当时敌我的情况，居高临下，而且又在树林里，洼底也是一片竹林，只有手榴弹能够派上用场。

　　“把手榴弹交过来。”我用很低的声音向同志们示意，一面示意他们千万不可出声，以免打草惊蛇。集中一起的手榴弹大约有廿八个，这种手榴弹以前我在海南岛用过，相当熟练。只要用手一拉保险丝，再等个一、两秒，即可投出爆炸。

　　下定了决心以后，我就拿起了第一枚手榴弹，拉开保险丝，在石头上一敲，手榴弹即响起了丝丝作响的声音。对摒住气息的山上的同志而言，这样的声音十分扣人心弦，战斗就要展开了。但对底下聒噪着、不知命已在旦夕的二十一师的前头部队来说，却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手榴弹离了手，从山顶往下掉，大约到了一半的时候，轰然炸了开来。我第一次投出的方位，就是集结着国军的洼底的外端，这个洼底三面是小山，形成凹状，只有一面门口，正沿着台中往埔里的路旁，看起来十分安全，这些过分轻敌的国军没想到在这最安全的地方居然祸从天降。

　　连掷手榴弹出奇制胜

　　手榴弹爆炸以后，底下的人声更是吵杂，有惨叫声，有惊惶的呼号，有咒骂声，还有指挥的叫声。手榴弹在外端爆炸，一整群挨炸的人乱成一团，不敢往外冲，外面一出洼底就暴露在北侧防守线的攻击火线内。不敢往外冲，只好向内挤了。从人声上，可以很清楚地判断国军的前头部队不断向内挤避。

　　我这时再拉开第二颗手榴弹，朝洼底中间人声吵杂的地方再投下第二颗。又是一声轰然大响的声音。仍然跟投下第一枚手榴弹一样，又是一阵惨叫，然后又是一阵向内端挤避的声音。

　　第三枚手榴弹再出手，朝洼底内底的上空抛出，又是一声巨响，又是一阵惨叫的声音。惨叫的声音结束以后，跟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再也没有挤避跟吵杂的声音，一切似乎归于沉寂。

　　第四枚手榴弹再出手，在爆炸后，就不再有惨叫的声音。

　　一切归于死寂。

　　照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在洼底的二十一师的部队，死伤应是相当的惨重。因为战事继续进行，所以无法加以验证伤亡的人数，依照后来间接得到的资料，听说在国民党的官方纪录里，在乌牛湳之役里，死伤逾百。根据一些目击者的估计，当时国军的伤亡相当的严重，真确的数目是多少，大概还有待专家的查证。

　　战况趋沉寂外弛内张

　　一连串的手榴弹炸攻以后，双方的攻击都呈静止状态。大约过了半小时的静寂，双方都没有任何的动静。由于防守在溪南山峦的我军据点已经完全暴露无遗，因此在山上的弟兄们都显得十分紧张，敌众我寡的形势十分明显，据点既已暴露，持久对于我方不利，敌军目前不利于地形的生疏，但时间一拖久，等敌军地形摸熟了，驻守南侧山峦的我军弟兄，必将成为瓮中之鳖，难以脱身。这个忧虑再过不久果真成为事实，驻守溪南的弟兄在受敌军的包围下，脱身不易，有两名同志在撤退时遭到射杀。

　　虽然战况趋于静寂，但却外弛内张，溪南山上的十多位弟兄分别向山外的四个方向戒备，每个方向都有可能遭到敌军攀上山上突击，戒备的情况相当的紧张。

　　在乌牛湳溪南侧的战事很明白地引起了北侧弟兄的关切，大约是北侧的弟兄派人向总部求援，最先鸣枪的溪北据点这时反而成了第二线，只是进入备战的状态而已。溪南据点与二十一师前头部队僵持不下的时候，向北侧戒备的弟兄发现在溪北马路开来了一部卡车，车上有十多名我方的弟兄，朝北戒备的弟兄非常兴奋的向来增援的卡车招手，车上的人也发现在山上的弟兄了。这时可以获得增援无疑是很令人振奋的一件事。突然，南侧响起了一阵机枪扫射的声音，弟兄们又躲在隐蔽的地方。来增援的卡车，大约是受了枪声的惊吓，而且自南侧扫过来的子弹，正好飞越山顶往卡车的方向射去，驾驶卡车的兄弟突然失控，车子冲向路旁的水沟里，机枪的扫射仍然继续，子弹划过空中的咻咻之声不绝，冲进水沟里的卡车上的兄弟，十分仓皇地不敢越过乌牛湳溪来增援。

　　机枪的扫射又继续了一阵子，然后又是一阵静寂。卡车中的同志这时也许受到了密集的火力的惊吓，不仅未越溪增援，而且已经星散，不知去向。在溪北山上的防守线上的弟兄，这时也动向不明。

　　机枪扫射过后，朝南戒备的弟兄发现有两人自底下以匍匐前进的方式向我方前进，照情况看，这两名匍匐而来的国军大约是尖兵，来打探我方兵力布置的情况，这两名匍匐而来的敌军，很快遭到我方步枪的扫射，一名当场中枪不动，另一名则很快后退逃逸。

　　尖兵被击毙一名，另一名退回以后，又过了大约十多分钟左右，朝南的方向又可以发现在南方一百多公尺的地方，有两名敌军扛着机枪准备迂过南侧往东侧包抄我军，于是我方又再度开火，制止其穿越南侧迂向东侧，我方一开火，敌方也开火回应。

　　重机枪出现危机加深

　　情况愈来愈不利于我方的防守，如果敌军的机枪突过南侧迂向东侧，则我方防守线不但未能坚守，而且必遭到反包围，受到三面包抄的威胁。无论如何，必须全力防止敌军突过南侧，不任其绕向东侧。其实，那时敌方不知我方虚实，否则以其军力，全线向我方开火进击，我方弟兄必将遭悉数歼灭。也许是刚才在洼底受到了惨重的袭击，在士气上已大受打击，因此才不敢力击。

　　为了防止敌军移向东侧，我方弟兄向南又布下了火网，以十多枝步枪朝南布成紧密的火网，只要敌方一有动静，就同时开火，令其不敢穿越。

　　敌军一看情况不对，又再往南远走，走出步枪的火力范围，靠着大约三百多公尺外的山壁，向东侧移走。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敌军的走向，可惜已在射程之外，而无可奈何。

　　危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深，敌军的重机枪已移至东侧，我军的火力，经过刚才密集的火网扫射，已经所剩无几，每枝枪大约仅剩二、三发子弹，刚才要来救援的弟兄又不知去向，溪北的据点也去向不明。那时真可说是弹尽援绝，要脱出危机，只能全面撤退。但全面撤退真能脱险吗？答案仍是未知数，如果全线撤退，我方军力虚实完全暴露无遗，以敌方压倒性的悬殊比数，必须全力追击，能否脱身大有问题，敌军一时蜂拥而上，其后果不堪想象。

　　目前虽然受到包抄，但敌军不知我方虚实，不敢冒进，也许可以等候适当的时机突围。

　　情况的演变，使突围的希望愈来愈渺茫，移到东侧的重机枪，已经架在乌牛湳溪的桥墩上端，枪口对准桥面。要从南侧的山上脱走，仍必须从桥面穿越，重机枪在桥墩上对准桥面，堵住了退路，也断绝了后援。

　　架在桥墩上端的机枪只是对准桥面，一方面也对我方的据点保持戒备。我方在这时也不敢再有所行动，因为每人所剩的子弹无几，如果妄动，露了虚实，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歼灭。

　　僵持非良策设法突围

　　但继续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僵持久了，实力如何也会显露出来，架在桥墩上的机枪，是朝北戒备，主要也是顾忌桥北会有增援，早上的第一枪就是在桥北的山上打响的，照敌方猜测，也许桥北尚有另一波的防线与攻击力，由此必须断绝。但现在桥北的山上，也全无动静，万一北侧的防守点也撤退了，那么南侧的我们就真正成了火力微不足道的孤军。

　　只好突围了！我做了这样的决定，也只有突围才能向本部要求增援。但，谁去突围，谁去向总部求援呢？要突围向总部要求增援，首先要穿越有机枪监视的乌牛湳桥，乌牛湳桥那时还是吊桥，要在机枪的监视下从桥面奔向对岸，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随时会遭到射杀。要突围，必须出其不意，第一次就成功，第一次不成功，不但突围的人要陈尸桥面，而且也会累及守在据点的弟兄，因为敌军必然会明白，据点上的兵力已经难以支撑所以才须突围，必然全力进剿，突围成功的话，敌军必投鼠忌器，恐怕援军到造成夹击。突围一次不成，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因为一次不成，必然引起敌方更大的注意，对桥面的监视必然更为严密。由于当时外界盛传遁入埔里的有日军，因此敌军仍有几分顾忌，突围如能成功，也许事还有可为，最起码也可以掩护南侧的弟兄撤退。

　　把突围求援的计划告知弟兄以后，我便决定再挑选一名弟兄与我同时突围，两个人同时突围，万一有一人遭到射杀，另外一人还可回到总部求援，记得被挑选的一位同志，也是曾经在陆军军部服务过，虽然没有战地的经验，却曾受过军事的训练，突围的希望较大。

　　突围的计划是这样：我与另一名弟兄由山壁溜下，溜至机枪所架桥墩的下方，因桥墩上的人视线朝桥，所以一定不会注意到桥墩下的我们二人，我们二人到了桥墩下方以后，我方就向机枪手的方向射击，机枪手一发现枪声，必然会寻找枪声的来向，在桥墩下的二人，这时必须在枪声响时全力向前力冲，在机枪手把注意力移回桥上之前，必须越过桥面。

　　这个计划看来颇为可行，可是真要实行还是不十分容易。首先要溜下山壁伏到桥墩下，就必须十分小心。不能让桥墩上的机枪手发现。这个预备行动进行得还算顺利，下了山壁就到了路面。照说，二十一师的先头部队应该能够控制路面，但因为路面暴露在北侧山上据点的射程之内，又恐怕再遭南侧山上据点的轰击，因此早已不见人影。我们二人下了路面，就紧靠着山壁向前伏进，这个过程相当紧张，万一遭桥上发现，就难以突围，与我同行的弟兄，紧张的脸色发青，我因有战地的经验，倒是较坦然。而且，留在原据点，必是死路一条。我们很快就到了桥墩下面，正准备好要冲过桥面时，就听到一声枪响，山上的弟兄照约定的计划鸣了枪。

　　两人拼命突围成功

　　枪声一响，我们二人就死命地往前冲。冲越桥面虽只有一百公尺左右，但现在的记忆中，仍感觉当时的桥面特别长，回想起来，当时的脑中，完全是一片空白，只是拼命加快速度向前冲，脑子里，只是不断叫自己向前冲。

　　冲到桥的尾端，心中浮起紧张而兴奋的感觉，耳际却响起了机枪扫射的声音，这时桥面已过，整个人以卧姿冲下左转的死角，机枪无法扫射的死角。

　　当时突围成功的快感，至今都难以忘怀。四十一年后的今天，对于当时突围的兴奋，仍然难以稍忘。在海南岛服日本军役的期间，虽也曾有惊险的遭遇，但从未经历过这种穿越生死关头的紧张过程。

　　我们逃出机枪扫射的范围以后，第一件事就准备先了解北侧山上据点的弟兄的状况，这边的据点一直没有动静，究竟情况如何？我们逃过桥面，马上就到北侧据点的下方。正准备上山时，发现山脚有一间卖东西的小店，店门口聚集了一些人，看到了我们两人，就很关心地过来向我们问候，我们那时才知道已经是下午将近三点，自上午天亮鸣枪开始，已过了快八个小时。村人知道我们整天没有进食，就十分好意地拿了糕饼、茶来。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糕饼，就上了北侧山上的据点，这才发现山上已空无一人，防守山上据点的弟兄已不知去向。这个发现，对于突围而出的我们是相当大的打击，失望归失望，但对乌牛湳溪对岸的弟兄，仍不得不予些许奥援。这时我们找了适当的地点，朝对岸的机枪开了几枪，把身上仅存的几发子弹打完。这项行动主要是想让国军产生错觉，以为我北侧的据点仍有兵力。

　　打完了几发子弹以后，我们就赶往武德殿，准备到总部报告战况，并争取援军。途中我们看到不少农民以颇为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二十一师进攻埔里的枪声，已经惊动了民风淳朴的山城，自清晨以至下午，枪声不断；途中还看到有农民摆出香案对天祷拜，大约是祈求上天不要让这场灾厄伤及无辜。

　　到武德殿总部，已快下午四点。武德殿中当时是一片紊乱，物品任意弃置，“二七部队”的成员已人心惶惶。主要的领导人物只剩下副官古瑞云，还在队本部。我一看到古瑞云就向他兴师问罪，质问他为何第一线正与国军火并，而后方却没有增援，也没有补给？难道要弃第一线的弟兄于不顾？

　　古瑞云副官的脸色相当沉重，前晚彻夜未眠攻打日月潭，使他看来有几分疲惫。他回答说，知道前线有激战，也已派了援军去，但更进一步的状况，他显然不十分了解。

　　回到武德殿，也不见谢雪红的踪影。古瑞云问我，有什么样的打算？

　　回总部求援心余力绌

　　我向他要求，务必要拨出兵力来，再回到第一线去增援，要离开溪南山上的据点时，我已向山上的弟兄允诺，如果能够突围，一定带援军回来解围，这个承诺我必须信守，我除了向古瑞云提出这个要求，也对在场的人做这样的宣布。

　　我的要求得到不少同志的响应，十多位同志备好枪弹准备跟着我回到第一线。其中有一位同志，是我在海南岛就已认识的巡查补，曾经有作战的经验，我要求他负责提轻机枪，以便对付国军的重机枪。

　　我带着队伍准备再回到第一线时，古瑞云副官出来握着我的手，我这时气已消，又想到他前夜曾去进攻日月潭，也感到自己刚才怪罪于他有点不对。他用日语与我互相勉励。古瑞云那时年纪与我相仿，大约也只有二十二岁，在那个年龄我们投入了保乡卫土的战役之中，而他也一直担任相当吃重的工作，对乡土已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我至今仍对他有无比的感念。

　　决定再回第一线救援溪南据点的同志以后，我们一行十多人，各自携着枪枝，还有一挺轻机枪，从小路再往乌牛湳溪走。

　　回程的路线与刚才来时不同，走田间的小路，以免在大路上遇到国军。这次我不想回到北侧的山上据点，而想越过乌牛湳溪到珠仔山靠溪南据点的东侧袭击国军，如果再回到溪北原来的据点，不但容易引起注意，也有危险性。我们到珠仔山，可从另一个方向袭击，仍可以攻其不意。这样的决定，主要还是来自于我在海南岛作战的经验。

　　我们到珠仔山时，已是黄昏时候。前一天晚上没睡好，加上饥饿与疲劳，体力已略显不支，我们到了珠仔山，正好到了一个小村落，我们要这村落里的一户人家为我们准备晚餐，村人没说什么就马上去准备，后来我才知道村落屋里的主人是村长，他也知道我们曾在乌牛湳溪抗拒国军，很热忱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去年底我再到那个村子里，想找那位村长予以致谢，可惜他已过世，只见到了他的儿子，跟他谈起这段往事，当时还是孩童的他表示，对这段往事还有几分印象，还说当晚煮饭的是他的兄嫂，可惜我们那天不巧，没碰到他的兄嫂。

　　(《台湾时报》，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三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在台北台湾省编译馆和台湾大学及出走（李霁野）

　　我们是一九四六年十月中旬到达台北的。在基隆登岸后，看到市面十分萧条，商店不是关着门窗，就是货架空空如也。后来听说，国民党军队一到曾经抢劫过商店，商人还惊心未定，不进商品或有商品也不陈列。坐汽车去台北，一路自然风景近似四川，气候也差不多，我似乎还习惯。妻在安徽曾患喘疾，不免稍有顾虑。

　　到台北后，听说我们到前一两天，台湾遭受了五十年没有过的台风灾害，但台北的房屋都是日本式建筑，木板搭成的墙，只有一层，所以风灾和地震都没有什么倒塌的危险。我们以后经过几次台风和地震，住房倒还完整。进门要脱鞋，因为地面铺的是“榻榻米”（席），房间用可开了合的纸格门分开，有壁橱，白天可以将卧具收藏起来，有洗浴间，所以还算方便。但我们觉得坐卧很不习惯，容易感到疲劳，以后购置了桌椅。亚热带的天气比四川难受，稍动或不动即满身是汗，夜晚虽凉快，但蚊子极多，无法坐下来看书或写字，很令人苦恼。可以玩玩的地方如台中的日月潭，近郊的北投温泉，市内的动植物园，一处可以俯瞰全市的公园外的土山，我们虽曾游过，留下美好的印象，却因为交通极为不便，市内汽车一等就要一两个小时，我们并不能常去。好在聚赏昙花开谢，欣闻阵阵清香；对坐谈玄论诗，回味往昔，享乐目前：也都是赏心乐事。当然，生活中总常有不能尽如人意，甚至很令人苦恼的事情。不过我常想，生活有如嚼橄榄，涩苦之后总有清甜的余味，时光老人所能偷走的只是嚼后的残渣。

　　说到台风，我倒有两次实地经验。台湾大学通知开会，当天虽有台风警报，我因为离校不远，还是步行去了。离校门约有百码远时，台风狂卷一片分辨不开的暴雨，向我走的道路上扑来。寒气逼人，呼吸都感到短促。我急忙快步向前跑，幸而离校门很近有个小商店，我跑进去后，倾盆大雨就倾泻下来了。大约十分钟就水深过膝。我若在风雨中被卷走，被淹死是无疑了。据说这还不是最强烈的台风。

　　有一晚我到相隔百多米的一家去，因为有一个远道来的朋友在那里等我晤谈。夜已晚，外面只有台风的尾声了，我想离得近，巷道又不宽不远，打伞走了。虽在伞下，紧握伞柄缓走，也被下注的雨逼得几乎喘不过气。

　　地震多次倒都轻微，只有一次我带着孩子跑到院中，看见屋子还在摇动，但他们只觉得好玩而已，不像别家孩子为怕地震，哭闹着要回大陆。

　　我先在“台湾省编译馆”做编纂，编辑“西洋文学名著丛书”，但馆的主要工作是要编印台湾使用的教科书及宣传品。绝大多数的人是从大陆约请去的，那时人数到的还不太多，工作还未大展开。几个月后，就发生了二二八起义，接任的魏道明到台湾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解散编译馆。

　　二二八起义的原因，我们只稍稍凭观察知道一点：在政治上，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专政，在经济上，国民党敲骨吸髓，工人因工厂关闭大批失业，农民因剥削歉收很难果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国民党接收台湾统治权之后，台湾人民普遍感到失望绝望。但我们身在现场，只在当天下午知道市面混乱，官方宣传台湾人民仇视大陆人，打人闹事，入夜听到枪声四起，我们只有闭门不出而已。第二天编译馆通知，工作人员均安全无恙，家庭也未受干扰，才知道是官方造谣。我家对面住的是一个在天文台工作的台湾人，父子说的闽南话我们虽然听不懂，他们却都能写通顺的汉文。从笔谈我们知道，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失望不满，对祖国前途却十分关心。早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就有万名学生、工人及各界人民在台北市游行示威，抗议美军在北平的暴行，声援大陆人民反美斗争。他们对我们亲如家人，请我们安心，也可以到他们家里暂时同住，我们觉得台湾人民心连心，没什么隔膜。

　　以后我们才渐渐知道二二八起义的始末情形。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台北武装缉私人员痛打香烟摊贩林江迈，因为国民党学日本的办法，香烟实行专卖，很容易找到借口，刁难卖香烟糊口的穷人。市民对缉私人员表示愤怒不满，他们竟开枪打死了一个市民。二十八日上午台北市民罢市、罢工、游行，并派代表请愿，要求惩凶，赔偿，撤销专卖局。下午游行群众再次请愿，国民党卫兵竟开枪打死打伤六人。台北市民因此夺取电台，号召全省人民起义，光荣的起义烈火很快就烧遍了全岛，三月一日晨，台北国民党军警开始血腥镇压，有许多学生、工人和市民被打死打伤或被捕。下午警察又用机关枪打死打伤包围铁路管理局的群众六七十人。这是在起义的烈火上加油。北起基隆，南至高雄，各地起义人民捣毁军政机关，缴收武器，向国民党军警展开英勇斗争，取得一些胜利。国民党当局利用“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做幌子，争取时间，三月八日援军一到，立刻在全岛大屠杀，听说仅高雄一地就枪杀了二千七百多人。我们亲眼见到死尸横卧台北街头。前后约半个月时间，光荣的二二八起义就完全失败了。

　　但台湾人民同大陆同胞还是心连心，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他们所憎恨的只是反动的国民党统治阶级。我在上面讲到邻居的台湾人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暂住，在别处我谈到过二三事，也可以在这里再简单重述一下。

　　我们初到台北省编译馆时，举行过一次联欢会，会上一位台湾同胞杨君为我们朗诵的诗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跟他的祖父学习祖国诗词和朗诵的，我很惊讶声调同我在私塾所学的近似，所以觉得特别亲切。他朗诵的有杜甫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在日本侵占了台湾的时候，这几句诗当然就有了特殊的历史含意了。从此也可以看出台湾同胞对祖国的热爱何等深厚！

　　他朗读的另一首诗是陆游的《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那时候虽然在台湾，大家也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开始，“不见九州同”当然也就有现实的历史含意。从此也可以看出台湾同胞对祖国的关怀何等真切！

　　事隔三十多年，台湾当局还为祖国统一大业设置种种障碍，甘做历史的罪人，为台湾同胞和大陆人民所共同唾弃，真是“其愚不可及也”！

　　疾病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危害，妻在安徽即患喘疾，很感痛苦，我们原以为台湾天气暖，较为适宜，不料喘疾倒加重了。一夜病发，不但不能平卧，坐着也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十分焦急。附近有个诊疗所，我只好去敲门请大夫，他十分客气，马上就跟我到家里来，先给吸一种气体喷雾药，并留下几包粉红色药粉，嘱咐三四个小时服一包，直到深夜，妻能平卧入睡了，他才离开。他无论怎样不肯收医疗费，第二天未请就又来家探视。从此我们就成为朋友了，时常谈谈天，他常听祖辈诉说亡国的悲哀，因而感到复归祖国的无限喜悦，把祖国大陆人民视同家人。他也充分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关切。

　　次子方仲染了副伤寒病，我们也请这位张大夫来诊治，确诊了之后，他说国民党沿用日本的办法，要把这类病人送到市区外几十里的隔离医院，他做为医生，必须把病情向卫生局如实报告，病人就得送走。他接着叹一口气说，隔离医院医药护理条件差得很，还远不如市区。市区医院的情况极糟，我们是知道的，因此极为忧虑。他看到这种情形，很同情，便向我们建议：去请卫生当局允许，在家里治疗，严格采取隔离消毒措施，由张大夫负完全责任指导、监督并医治。妻当晚即按大夫的意思去找卫生当局，他不在家，由他的妻子接谈，态度和善，但她不能做主，嘱妻第二天清早再去。第二天阴雨，但妻很早就去了，我陪孩子在家里等候。在孩子的命运悬而未决的时候，我们的焦虑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妻去一二小时之后，门外有汽车停下来的声音，我的心忐忑跳动，进来两个人，说是来送病人到隔离医院的。我请他们坐下稍等，说明妻去找卫生当局商量，可否留病人在家里治疗。一二小时后妻冒雨回来，拿出允许在家的信件，危机总算是过去了。

　　张大夫每天来家看视病情，细心指导我们如何护理，方仲慢慢好起来了，但半年之后走路才正常。我们衷心感谢他，也很了解他对我们的关怀出于热爱祖国的深情。可惜我们逃离台湾是匆匆夜行，未能同他告别，以后也就断绝联系了。多年来，他同编译馆的杨君，是我们极为怀念的台湾同胞。我们多么希望能有机会欢聚话旧呵！

　　妻和我是十月一同到编译馆工作的，到“二二八”起义不过四个多月。稍后到馆的有李何林和金琼英。魏建功先到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台静农稍后到台湾大学中文系。老朋友欢聚一地，交往很亲密。白沙女师学院毕业生去的也有多人，新旧朋友时常聚会，所以生活倒并不寂寞。

　　我在编译馆是编辑名著译丛，因为我译的《四季随笔》已经在期刊上发表过，只要加些注就可印行，所以一九四七年一月就出版了，印二千册，外印赠送册五十本，是赠送大陆各大学图书馆的。刘文贞译的《鸟与兽》是编译馆印行的第二本书，一九四七年六月出版，也印了二千册。我用五、七言绝句译的《鲁拜集》，本已打好型要付印，因为编译馆被解散作罢，译稿已在十年动乱中丢失。多年后，还有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劝我们重印《四季随笔》和《鸟与兽》，我们感到很大的欣慰，觉得总算没有辜负许寿裳先生约我们去的好意，还有准备好预备付印的李何林译的《我的学校生活》和金琼英译的《美的理想》，在合作中我们感到极大的喜悦。许寿裳先生为编译馆费去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结果馆横遭解散；他转到台湾大学任教也认真负责，而在二二八起义将近周年的时候竟惨遭杀害。国民党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就可见一斑了。我在别处曾记述过这些事，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编译馆解散后，许寿裳先生尽力为约去的人安排工作，推荐我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向我说，已经口头谈定了。以后拖拖拉拉不做最后决定，我们知道有人从中捣乱，由我向学校当局提出质询，捣乱的人知难而退，约我去谈定功课，并恭恭敬敬送我回家。我觉得很可笑，我并没有使许先生为难，因为我知道他很谦和、热诚，不会像我一样鲁莽对待坏人。

　　台湾大学外文系原来只有一个日本教授，一两个学生，因为谋生，绝大多数学生只学医或农。但西洋文学书却收藏丰富，英美现代作家都有精印的全集。《一千零一夜》有精装而不公开发售的全译本，而《鲁拜集》就有多种精印本，有很美的插图。我本打算在这里安安静静好好读几年书，争回一些白白浪费去的时光。不料事与愿违；一年多以后，大概在一九四九年二三月，我的朋友告诉我，台大外文系一个助教向一个教授透露国民党特务机关要逮捕那位朋友和我，因为我们掩护到台北活动的共产党员某某两人。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事是虚构，推想这是一个阴谋，想把我们吓唬走，安插新去台北的亲信。我们手里没有川资，虽有去台之意也办不到，所以对此不加理睬，一切照常。我还继续把长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译完，寄到上海去印行。

　　有趣的是：就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几天，我得到一位虽未见过面，却很熟悉的共产党员（楼适夷）通知，到一个地方去谈谈。我欣然前往晤谈，知道他只是路过台北，小住二三天，即去香港工作。更有趣的是：见面的地方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政治犯拘留所，招待他的是所长！我以后想起这件事不免微笑：国民党特务若在这里得到我的原属虚构的“罪证”，恐怕也要啼笑皆非吧。适夷给我留下了在香港的地址，对以后颇有用处。我若写小说，真可谓“无巧不成书”了。

　　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什么有组织的实际斗争，白色恐怖下所发生的有些情况还有些亲见，有些耳闻。继二二八起义之后，就有轰轰烈烈的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事件。国民党虽然尽力封锁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台湾人民，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学生耳聪目明，与祖国大陆息息相通，他们争取民主，反对暴政的高潮与日俱增。他们办夜校，出刊物，组织歌咏队、剧团，宣传国内形势，这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军警的仇恨。一次有两名学生被警察无理殴打，引起台湾大学和师范学院同学的公愤，几百人去包围并捣毁了警察四分局，将分局局长和总局长带到宿舍加以囚禁。第二天学生们早晨组织了示威游行，并散发了“告台湾同胞书”。警察局长被迫赔礼道歉。但这只是反动统治者以退为进的老手法。

　　四月初，南京“四一”血案的消息传到了台湾，正在准备纪念“五四”运动的台湾大学和师范学院的学生便酝酿举行示威大游行，声讨国民党，支援大陆学生，配合人民解放战争。主要的组织者是师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他在四月五日傍晚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走了。路过台湾大学学生宿舍时，他跳下车子呼救，台大学生闻声出来，把他从特务手中救出，护送到师院。两校学生集会决议次日游行示威，抗议法西斯暴行。

　　国民党的特务军警当夜就包围了台湾大学，提名要逮捕学生自治会主席和十几名其他同学，宿舍外面有装甲军巡逻示威。同学们毫不畏惧，集体突围，军警开枪，特务趁机抓走二十多名同学，他们在囚牢中仍然高声喊反法西斯的口号。

　　与此同时，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也被军警特务包围起来了。学生们在楼上用茶杯、饭碗、墨水瓶、椅凳等同军警搏斗了几个小时，终于两手空空，被军警特务冲进楼去，将三百多学生先打后捕带走了。这就是震动全台湾的“四六事件”。

　　两校师生罢课罢教，继续斗争，并成立了营救委员会，散发“告全国同胞书”。国民党慑于人民的威力，于四月十一日解除了对两校的包围，释放了大部分学生。在学生被囚禁期间，师院体育教授谢似颜积极组织教师去慰问并送去大量慰问品，因此被解聘，全家多口，断绝了生计。

　　我在台湾大学教的学生中有一位黄猷，课后常边走边谈，一直送我到家。他在中学就读过未名社印行的书，所以对我略有所知，谈话比较明朗，政治上是进步的。我对他却所知甚少，一般不发什么议论，只偶然有点牢骚。一天他到我家门口站住说，我要向先生告别了。我请他进去坐坐，他说形势很紧，他已经买好了飞机票，第二天去香港，再从那里到天津、北京。他说这条路走起来方便，京津那时都已经解放了。我在孔德学校教过的一个学生因为不明真相，在北京要解放前她走这条路到台北，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情况是确实的。我便将我受到警告的事告诉他了，并说我认为这是抢饭碗的把戏，并不理睬。他告诉我，台北以外各处已经逮捕了不少人，台北也就快要动手，所以他势在必走；但是我更不能迟疑，他愿让出飞机票，我先去香港。我说那次我逃出敌陷区，妻曾被捕，这次要吸取教训，不能单独先走了。他说我立刻托人为你们全家买好去香港的船票，他买好即会送来，估计一两天就可以走了，你们立即做好准备。

　　我们匆匆收拾，第二天晚八、九时，欧阳百川就准备好一辆卡车，在夜雨中送我们去基隆登船。我们没有去码头，他雇了一只小船把我们送上轮船，躲过了检查。他买船票也直等到最后，所以船上没有经过什么盘问。我们很感谢他的细心周到。船一开到公海，我们的心也就踏实了。

　　我们离开之前几个月，建功因为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困难，已经去北京大学工作了。何林因民盟地下小组一个人被捕，决然离开，临行告诉我们他要到解放区，约好到后写信告诉我们平安到家就可以了。琼英在台北没有适当工作，应朋友约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那时我们老朋友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面，颇有参商之感。人生的悲欢离合真是难以预料。现在有的死别，有的生离，橄榄的回味涩多于甜，但也更可珍惜了。

　　(李霁野回忆录《我的生活历程》第六节，原载《新文学史料》季刊总第二十九期，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介绍“二二八事变亲历记”（屠申虹）

　　最近读到了一篇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报道，是老记者王康先生写的，一方面由于时过境迁，当时的很多关系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了，少了人情上的压力，以及政治上的压力，所以作者可以畅所欲言，完全没有心理上的任何顾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由于王康先生目前已经移民美国，而且发表的地方又是在“加州”的“加州论坛报”。正如王先生在文内一再强调的，他目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自由人”。他的目的只是想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的记载，因此：全文从头到尾，交待得非常翔实，而且也相当清晰可信，丝毫没有模棱两可，暧昧掩饰的味道。这的确是一篇相当有价值的文章。

　　我想，先请朋友们看一看这篇原稿，然后再来谈一谈关于这个事件的感想。

　　“加州论坛报”原载

　　“二二八事变”亲历记——王康

　　台湾“二二八事变”至今整整三十五年，由于国府始终忌讳谈及此现代史上的痛心事件，故每年此日，中共要大揭这一历史的疮疤，乘机挑拨台湾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感情。而在海外对国府有偏见的台籍人士更以此为借口从事“台湾独立运动”。近年来我旅居美国，看过不少有关此事的记载与追述，离谱的实在太多。最近有一位从德州来的好友告诉我，他不久前在一份中文出版物上看见一篇记述“台湾二二八事变”的文章，说老记者王康曾畅谈该事变经过，我问他那作者说我谈些什么，那出版物叫什么名字，他又说不出来。与其让别人越俎代庖，替我谈此不幸往事，不如我自己站在客观公正的新闻记者立场将我当时亲身经历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写出来，供将来撰写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人作一参考。

　　近十余年来从台湾到海外的新闻记者为数甚众，但经过“二二八事变”而那时又经常在一起的可能只有卢冠群、钱塘江、王之一及在下等四人。卢兄当时任中华日报社长，总社设在台南，但卢兄经常在台北，他现在东京任香港时报驻日特派员，经常以“芳婷”的笔名发表通讯。钱、王二兄现在巴西圣保罗办华文报纸。当时钱兄任中华日报采访组副组长，长驻台北采访新闻，后升任组长及副总编辑，以至退休。王兄当时是摄影记者，后在台北市襄阳路开了一家照像馆，名为“台湾摄影社”。至于当时在台的军公教人员现在海外的，那就不胜枚举了。

　　我到台湾说起来是件很偶然的事情，不久碰上“二二八事变”，更非始料所及。民国三十五年上半年我还在桂林广西中央日报主编副刊，白天在桂林师范学院附中教全部高中的历史，九月二日携眷飞离桂林到达南京，十月三日进上海新闻报工作。当时的新闻报是全国发行数及广告最多也是最赚钱的报纸，员工的待遇也最好，我第一个月领到的薪水在上海可购白米五十二担。当时新闻报的三大巨头是我国新闻界的杰出之士，社长程沧波、总编辑赵敏恒、总经理詹文浒三先生都在全国赫赫有名。

　　抗战胜利，政府派文武大员接收台湾，任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京沪各大报也派记者来台采访及主持发行业务，上海新闻报最先派到台湾来采访新闻的是谢爽秋兄。谢兄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及英语，不到半年，报社调他长驻东京麦帅总部采访盟军占领日本新闻。三十五年十月，陈仪邀请京沪记者组团前往台湾采访，新闻报由詹文浒总经理代表参加，他返沪后在报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报道台湾光复一年的近况。同月廿四日，国民政府蒋主席偕夫人乘专机飞往台北，于次日参加在中山堂举行的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盛会，受到全省人民的热烈欢迎。新闻报当局由此认识到台湾的重要，决定再派专人到台湾组织办事处，主持发行及采访业务。报社决定派我前往，使我大感意外，但又不能不去。对我而言，台湾实在太陌生了，不但对过去五十年日人占据台湾的实情一无所知，而且连一个熟人也没有，幸而詹总经理拿出几张名片，并在每张名片上写了几句话介绍我去见他们。我现在还记得他介绍我去见长官公署秘书处处长张延哲、台湾省党部宣传处处长林紫贵、中央社台湾分社主任叶明勋、采访组组长张任飞、上海申报驻台办事处主任兼特派员江暮云等五位。

　　当时上海到台湾的民航班机为中国航空公司所经营，每天上午自上海飞台北，下午自台北飞上海，班机座位有限，机票不易购买，报社总务处人员为我预购了一张十一月五日飞台北的机票，四日夜晚我还到大舞台看了袁世海与言慧珠合演的“霸王别姬”，第二天正午就飞到了台北松山机场。当时的松山机场设备非常简陋，跑道短小窄狭，停机坪破破烂烂，航空公司几个机场人员也只能在一个空洞洞的破铁棚里办公。

　　我在飞机上遇见一位上海商人，他的姓名我已不能记忆，他经常往来于上海台北之间，对台北的情形相当熟悉。我问他台北最好的旅馆是哪一家？他说是迪化街的迪化旅社。我下飞机后就随全体旅客坐上中航公司的敞篷大卡车，在一条窄狭的碎石马路上缓慢前进，马路两旁都是稻田，偶而看见一两户红砖红瓦的低矮农舍，直到第二酒厂，才算进入市区。卡车在台北火车站馆前街口的中国航空公司台北办事处门口停下来，办事处主任是已故的牛天文，后来也变成很熟的朋友。

　　我提着简单的行李坐上一辆两轮很高大的人力车，到迪化街住进迪化旅舍二楼一间大而无当的客房里，女侍是一年轻的本地女孩，能说生硬的国语，叫了一客中饭拿到房间里来吃，吃完后小睡片刻即外出拜访，先坐人力车到长官公署，即今天的行政院，拉车的是一中年本省人，那天天气已相当寒冷，他背上披一只旧麻袋，后来看到很多拉人力车的都是如此，大战结束之后，台湾人民生活困苦，于此可见一斑。

　　长官公署大门口没有卫兵，给我的印象非常良好，其余附属机构也是如此，军事机关当然例外。在国内各省，所有行政机关，上自中央，下至县市，每个衙门都警卫森严。台湾却完全相反。光复的国土究竟不同。很快就见到张延哲处长，他为人非常和善，笑口常开。我的老友李支当时是湖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和张延哲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同期受训，李兄已写了信给张说我要到台湾从事新闻工作，请予便利和照料。有了这层关系，张对我更加亲切，并带我去见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夏涛声和秘书沈云龙。夏、沈都是青年党人，夏后来当选立法委员，沈已成为中国现代史权威，著作等身。张延哲、夏涛声和老友李支则已先后在台病逝，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无限怅惘。

　　第二个拜访的目标是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处长林紫贵，林精明强干，富于辩才，热心助人，广交游，魏道明任台省第一任主席时调林为省府新闻处长，不过那是“二二八事变”以后的事。林对我非常客气，也很热心，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迪化旅社，他说他管辖下的社会服务处在馆前街，距各机关比较近，交通方便，对处理业务及采访新闻，都有裨益。我接受他的劝告，第二天即迁往社会服务处二楼最好的临窗客房，由于那时内人及两个稚龄子女尚在南京，这一客房就变成了我的办公室及卧室。

　　第三天去拜访叶明勋、张任飞、江暮云诸兄，大家一见如故，一星期之内又认识了新生报社长李万居、总编辑张皋、采访主任蔡荻、女记者沈嫄璋、编辑姚勇来、路世坤、中华日报社长卢冠群、总编辑张栋材、采访组组长林世璋、副组长钱塘江、记者陈维祥、国是日报总编辑陈百里、采访主任郑拯人、大明报发行人艾珞生等。因为常到中央社，故中央社记者余涤之、王时、雷树水与编辑主任汪焕鼎、编辑王绩等，不久都变成了熟朋友。

　　我到台后第一次参加警备总司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由参谋长柯远芬将军代表陈兼总司令主持，我们在会议室坐定后柯将军走出来，他戎装笔挺，威风八面，一副官高喊“立正”，同业们都听命起立，我也勉强站起来，但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他说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我们京沪驻台记者眼里都不值得一提。台湾虽只光复一年，但治安良好，人民奉公守法，而且是全国唯一没有中共地下武力的省份。从此以后，我很少去参加那种乏味的记者招待会。

　　我离沪之前，报社给我的任务是先熟悉环境，其次是成立办事处，发展业务，再其次是采访新闻。

　　关于熟悉环境，台湾情形在当时看起来比其他各省都单纯，全省人口六百万，台北市人口约廿六万。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虽未在台登陆，但台北市、基隆、嘉义、台南市、高雄被美机不断轰炸，到处是断瓦残垣，全省大都市只有台中市最完整，美机从未投弹。基隆及高雄港湾设施全被摧毁，重要的工业如糖厂、铝厂、水泥厂、电力厂都遭受猛烈的轰炸，光复时台湾全省的发电量只有三万五千瓩，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全省三十六个制糖厂大部分被炸，砂糖产量也一落千丈，在稻米生产方面，由于缺乏肥料，水利工程多年失修，战争结束时全省粮食生产不足，难以养活全省六百万人口，在光复后一两年中很多农民及盐民以番薯签充饥。

　　当时台北市区范围很小，东到新生南路大排水沟，沟以东全部是稻田与农舍，南到南昌街，出了南昌街就是一片稻田，稻田中间有一条窄狭的碎石马路，直通台大。北到台北大桥及圆山动物园。市内的柏油马路也只有重庆南路、衡阳路、中山北路、延平南路、延平北路等数条，中山南路、信义路等还是碎石马路，到后来才铺柏油。全市路灯百分之九十九在战时损毁未修，入夜黑漆一片，那时没有夜市，下午七时以后街上很少行人。

　　全市的交通工具只有脚踏车及人力车，私家汽车绝无仅有，中下级公教人员、学生、工人、商人都骑破旧的脚踏车代步，我们新闻记者也都骑脚踏车，而且大都是陈年旧物，我骑新购日制脚踏车招摇过市，引起不少路人的钦羡。只有政府高级官员才有汽车。全市的小汽车没有超过一百辆，故每天早晚上下班时只见脚踏车队在马路中间横冲直撞，这种现象如今只有在中国大陆上可以看见，在台湾早已变成了历史的陈迹。

　　我到台湾时，长官公署秘书长为葛敬恩，民政处长周一鹗、财政处长严家淦、教育处长范寿康，副处长宋斐如、交通处长任显群、农林处长赵连芳、粮食局长李连春、水利局长章锡绶。我初到台湾时只因采访新闻与他们有一面之缘，后来与严家淦、任显群二先生混得很熟，章锡绶先生更成为忘年之交，十五、六年前他去世时我曾经送葬到阳明山墓地，含泪见他的遗体入土。

　　我初到台湾时不但认识了黄朝琴、李万居、游弥坚、连震东、黄国书、郑品聪、丘念台等台籍要人，也认识了蒋渭川及工商界的一些本省人士，有一次蒋渭川和我谈到台湾政情，他在我面前大骂陈仪，并说他要到法院去控告陈长官违法失职。我也到过省参议会去采访，议员在大会上批评省政都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这和当时大陆上各省情形相比，陈仪统治台湾，实在相当开明。

　　在新闻自由方面，陈仪也很少干涉，在“二二八事变”之前，王添灯办的民报，林子畏办的大明报批评省政也相当尖锐，长官公署也未出面干涉。“二二八事变”后两报才被迫停刊。

　　陈仪个人，服官非常清廉，他来台以后不住日本总督官邸——台北宾馆，却居住在延平南路一座二层楼小洋房里，后来陈诚和周至柔都住过那座房屋。他与他的日籍太太生活很简单，没有浪费一文公帑。他也很爱台湾，尤其爱台湾的老百姓。现在还有一个外人鲜知的秘密：就是光复时到台接收及驻防的一军人——六十二军，是得到陈仪的同意才调走的。

　　抗战胜利后，台湾六百万同胞均欢欣鼓舞以做中国人为荣，故六十二军在基隆登陆时，不少民众自动从台中、新竹坐火车到基隆欢迎国军，但我国军队经八年苦战已服装不整，官兵背雨伞，穿草鞋，挑大铁锅煮饭，他们看见这些军队，心里已冷了一大截。他们从前看见的日本皇军服装整齐，皮靴革履，武器精良，军容壮盛，名为四强之一的中国军队原来如此落后，怎不令刚回到祖国怀抱的爱国同胞寒心？

　　六十二军士兵都未受过教育的农村青年子弟，驻防台湾各地以后，军纪又不十分严明，军民之间的关系也不理想。这时国内讨共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兵力颇感不足。有一天蒋主席密电陈仪，询问驻台军队是否可以全部调走，陈仪覆电说，台湾人民奉公守法，社会秩序良好，既无中共地下武力，也没有土匪，驻军可以全部调走。而且光复以后，台币制度保留，驻军军费完全由省库负担，军队撤走以后，可以减轻省民的负担。三十五年年底全部撤走，至“二二八事变”发生时，全省只有宪兵一团，高雄、基隆两要塞共约两营兵力，警备总部直辖部队不到一团，故“二二八事变”一发生，迅速如燎原之火，军力不够，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宁秩序。陈仪的一番爱民之心反肇成一场大祸，是对还是错，只有留待历史家去评论。我和陈仪一共只见过三次面，无私交可言。第一次在“二二八事变”平定后数日，我和申报江暮云两人去见他，他与我们谈话约一小时，对“二二八事变”深表痛心。第二次是白崇禧来台宣慰，在长官公署三楼向高级公教人员训话，我和江暮云也应邀参加，先由陈仪讲“二二八事变”发生经过及处理情形，后由白崇禧讲宣慰观感。第三次是陈仪离台前夕在台北宾馆举行一次招待记者会，台北各报社长、总编辑及京沪驻台记者都应邀参加，我当然也在其内。陈仪讲完话后由叶明勋代致答辞，会后并在台北宾馆大门口合摄一影留念。

　　陈仪后来做了浙江省主席，三十八年春共军渡江前他密函汤恩伯投共，汤向蒋总统检举，后将陈仪解到台湾枪决。成为政治上的悲剧人物。台湾老百姓都恨他，国共两党也都骂他，成为混乱政治时代的牺牲品。

　　二月中旬，内人携一对小儿女乘中兴轮来台，住在幸町七条通一幢小日式平房里，那幢小屋是我从一小公务员手里顶下来，代价是老台币七千元，土地是林柏寿的私产，房屋产权属市府日产管理处，办妥过户手续后每月缴纳租金。家眷来后雇用一个十八岁女孩阿绸。我白天到社会服务处办公，晚上回家，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脚踏车。

　　二月二十六日女师附小开学，女儿进该校一年级，儿子进附小幼稚园，早上我用脚踏车送女儿上学后再到社会服务处办事，中午到校接女儿回家吃午餐，餐后我又送她上学，我去采访新闻，黄昏接她回家。儿子则由阿绸负责接送，她也是用脚踏车。直到“二二二八事变”后我在怀宁街找到房子正式成立上海新闻报办事处才解决这一头痛问题。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时太平町发生缉查私烟枪杀人命惨案，点燃了事变的第一把火。

　　台湾在日据时代就实行烟酒专卖，专卖收入是省库最大的财源之一，故光复后萧规曹随，原封不动。但上海的洋烟走私进口为数甚多，洋烟价廉物美，小贩及顾客都“迎洋拒土”，对专卖收入影响极大。那时失业人多，不少人靠做此小买卖博得蝇头微利，养家活口。那天公卖局专员叶德根、傅学通率领警员六人到太平町、永乐町一带查缉私烟，在天马茶室附近查出老妇林江迈贩卖自上海走私来的美国香烟，叶将老妇私烟与非私烟全部没收，态度横蛮，老妇苦苦哀求，叶等亦置之不理。引起路人的公愤，包围缉私人员，先是向叶等代为求情，叶等不卖帐，群众就围殴缉私人员，老妇抱住叶脚不放，叶取出手枪用枪柄击伤林江迈头部，如此火上加油，更引起群众的忿怒，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叶等一面逃跑，一面鸣枪示威，不幸击毙无辜的男子陈文溪，群众乃火烧缉私汽车及警察派出所。一直闹到深夜。

　　有关官员看见闹出大乱子，乃向死伤者家属表示：决定将肇事人员送法院依法严办，对死者及伤者均从优抚恤，这是法治国家处理此类不幸事件的常轨；但群众要求把肇事凶手捉到发生事故的地点，马上当众枪毙。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如此草率处理，但群众不接受，如是事情越弄越僵，终至不可收拾。

　　事变结束后叶、傅二人下落如何，我已不复记忆。总之，一两个不肖官吏可以闯下滔天大祸，贻害无穷。如果不是叶、傅二人处置不当，杀害无辜，不会发生“二二八事变”，没有“二二八事变”，不会有“台独运动”，更不会有高雄事件，陈文成更不会死得不明不白。总之，政治冤仇，宜解不宜结，因为越结越深。卜少夫、陈若曦建议国府特赦高雄事件政治犯，我个人举双手赞成，这是我追述“二二八事变”往事时首先要表明的看法。

　　我到台湾虽只两个多月，由于工作关系，交了不少本省籍的朋友。我是新闻记者，不是接收大员，没有发一文接收财，我不是政府官员，不能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而且从日治时代起，台湾老百姓就养成了一种尊敬新闻记者的习惯。譬如你是新闻记者，你有免费看电影的特权，外省籍记者到台后自动放弃了这种特权。你如去他家或他服务的机关第一次采访新闻，他会送红包给你。我记得民国三十九年台湾省政府改组，吴国桢任台省主席，林日高被任命为省府委员。林日高在“二二八事变”时曾被拘禁，后来获释，三十九年任台北县农会理事长。当他的省委职务发表后，我与新生报沈嫄璋、公论报黄毅辛、民族报王彦彭、中广公司江平成等去农会拜访他，请他谈谈今后对省政的抱负和展望；他说出他的想法，我们谈完后向他告辞，他却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五个红包，分送我们五人。我们婉辞谢绝，说明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没有接受红包的习惯。我提这段“二二八事变”以后的事，旨在说明台湾同胞对外省籍新闻记者相当友好，你与他们做了朋友，他们会无话不谈。我就是从台籍朋友口中获悉“二二八事变”前的民情。

　　据台湾朋友告诉我，台湾光复时，全省人民欢欣鼓舞，以为是从地狱进入了天堂，生活马上获得改善。但事实却不如此。台湾光复后物价不断上涨，物资极为缺乏，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工商业停滞不前，政府中高级位置都被重庆派来的外省人所占据，有极少数不肖官吏，贪赃枉法，作威作福，欺压良民。从海外遣送回来的三十万自日军中退伍的年轻人，对政府更没有好感。他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日本军阀征调出国进行侵略战争，有的在南洋，有的在中国大陆各省，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们有的受到当地人民的报复与侮辱。回到台湾后，虽由战败国的俘虏摇身一变而成战胜国的中国人，可是找不到工作，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此时大陆上的讨共战争又正在激烈进行之中，所谓四强之一的中国只是一个贫穷、落后而又分裂的国家，这些人由失望、轻视进而充满敌意，遇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

　　又有本省朋友告诉我，台湾社会也与任何社会一样有为非作歹的流氓。日据时代对付流氓的办法是送到火烧岛（光复后改名为绿岛，柏杨就在那个岛上度过十年岁月），永远监禁，日本投降后全部被释放回到自己的家乡，太平町与万华是台北市产生流氓的地区，他们从火烧岛回来后游手好闲，无正业可务。如今在太平町发生了缉私命案，使他们得到发泄不满现实的机会，这就是“二二八事变”迅速扩大及不可收拾的社会背景。

　　二十八日上午，台北市天朗气清，日丽风和，除太平町外，全市一切如常，上班的照常上班，上学的照常上学，衡阳路、重庆南路及西门町、万华一带的商店都照常营业。很多市民是早晨看报才知道昨晚太平町发生了缉私命案。

　　我在家吃过早餐后就骑脚踏车先送女儿至公园路女师附小上学，再到馆前街社会服务处二楼办事处办公，刚要上楼，就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看看手表，正是上午八时三十分，这是外勤记者对突然事故发生时首先应有的反应。我连忙走到火车站对面馆前街口，看见中正西路（现改名忠孝西路）快车道上有一队小小的游行队伍正自西向东缓慢前进。据我当时估计，人数在两百左右，都是中年与青年人，有的穿着日本旧军服，都是普通市民，没有学生参加。队伍的前面，有用白竹布横写的大字标语，标语两端的白布绑在两根竹竿上，由两人高举，齐步前进，标语的语句是“枪毙强盗”及“要求政府严惩缉私杀人凶犯”，游行人并未情绪激动，更未攘臂高呼，两旁也无军警监视及阻拦。

　　我来台虽只两个多月，但见过两次游行示威。一次是响应北平女学生沈崇受辱事件举行反美示威游行，参加的有台大、师院及台北女师的男女学生共一千余人，一次是为旅日华侨争取权利。两次游行均秩序良好，自始至终都未发生轨外行动。由于这两次的经验，故这次示威，政府事先未采取劝阻或干预行动，以为让群众发泄发泄就可了事，想不到会如决堤的洪水，竟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游行队伍敲锣打鼓，故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那些看热闹的人不是看了就走开，而是看了后也加入了游行队伍。此时如有军警出来劝阻，不使游行的队伍扩大及前行；同时专卖局长自己出面，到死者陈文溪家里去慰问死者家属，致送优厚的抚恤金，并由该局负责替死者隆重办理丧事，对伤者林江迈由该局派员送到台大医院住头等病房，将叶、傅两凶嫌送往法院依法严惩，并请太平町最有号召力的蒋渭川与许丙出面调解，由政府提出保证，一场大祸或可消弭于无形。当然，这是事后的先见之明。从陈仪长官到游弥坚市长都以为是一件小事，没有作紧急处理，是最大的失策。我当时也以为不会出大乱子，只跟着队伍后面走到中山南路口即转回办事处，未跟队伍到南昌街口的专卖局，心想至傍晚再去查问请愿结果，还不嫌迟。

　　正午十二时左右，我办完业务，又自社会服务处骑脚踏车到公园路女师附小接女儿回家吃午饭，（那天儿子不肯上幼儿园留在家里。）我到省气象局门前，马路上已挤满了人，只见东门城楼周围有武装警察布岗，但一切还很平静，看不出会有暴乱事件发生，我接女儿回家吃午饭，吃完午饭又送她上学；这时约为下午一时左右，至此我仍无警觉，把女儿送进教室后而骑车出外察看。

　　这时南昌街口专卖局周围的示威群众不但没有减少，人数反而越来越多。该局门窗紧闭，四面八方已围满了人，有几个中年市民站在该局二楼阳台上用闽南语向下面的群众演讲，尚未讲完，下面的群众，即欢呼鼓掌，响声之大，有如万马奔腾。那是我一句闽南语也不懂，故不知道他们讲的内容是什么，从说者与听者的表情可以猜出，一定是抨击政府的激烈言辞。这时我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专卖局内早已有人闯入，演讲完毕，进入局内的人已失去理智，门窗均被他们打破，办公桌椅及文件都从窗口投掷出来，漫天飞舞。我当时心里很难过，不忍再看下去了。于是骑车向西行，经旧总督府（即今总统府，战时被美机炸毁，只剩残垣断瓦，民国三十七年秋天才修复）至重庆南路，看见所有的店铺均已关门闭户，停止营业，再前行见一群如痴如狂的人在专卖局门市部（即第一商业银行斜对面）二楼窗口将家具、衣服等杂物向街心抛掷，有人放火焚烧，一阵浓烟从街心直向晴空上升。我见情势不对，就从僻静的小巷折回到办事处。我当时觉得：缉私员枪杀无辜良民诚然可恨，但不能为了一条人命，就捣毁官府，焚烧公物。如此越轨行为，实为任何法治国家所不容。假使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英国及法国，政府还不出动军警拘捕捣乱的人群吗？

　　最近数年在美国阅览香港出版的“七十年代”，里面所载有关“二二八事变”最大的歪曲事实是说长官公署开枪杀害请愿群众以后，群众才捣毁专卖局。事实刚刚相反，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是群众捣毁专卖局及门市部（也称分局）在先，长官公署开枪杀人在后。我是人道主义者，我痛恨政府官员杀害无辜，也厌恶群众暴乱，我是凭我的良知说真话。我今天在美国是真正的自由人，即厌恶中共过去在大陆上实施的暴政，也不欣赏国府有时文过饰非。但我大半生从事新闻工作，我追述这件痛心的往事，要对历史负责，更要不昧良心。

　　我回到馆前街社会服务处以后，本想睡睡午觉再到长官公署去看看；但我一躺上床，就听见窗外人声鼎沸，即起床凭窗外望，看见马路上和火车站前挤得水泄不通，真是人山人海。人群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向长官公署的方向涌去，不久就听见从长官公署方面传来的枪声，顷刻之间，马路上的秩序大乱，这时我想出去，已不可能，于是将一张有靠背的椅子，移到窗前，坐下来居高临下，俯看外面的变化。

　　当时的社会服务处就是现在的建国补习班，在日据时代社会服务处对面是铁路饭店，据说那是战前台湾最现代化的旅馆，战争末期被美机轰炸，夷成平地。光复初期是一堆断瓦残砖的堆集场。枪声响后，我眼前的景象完全改变，本省籍群众像发狂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围殴马路上行走的外省人。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倒在马路上奄奄一息。当时有一班火车刚自外埠开到，下车旅客中有些外省旅客一走出车站就被打伤或打死。他们根本不知道被打是为了何事。有两个穿灰色军服的徒手士兵被一群人围殴，他们用拳头、砖石将两个士兵打倒在地上，满身是血，痛苦呻吟，他们才罢手。几分钟后又走来一穿西装和一穿中山装的外省人，也被打得口流鲜血，倒在地上。不久，又有一徒手士兵经过，后面跟着一十七、八岁的本省青年，手持打棒球的木棒，紧跟在士兵后面，那青年从后面用力挥棒，打那士兵的后脑，并大声咒骂，那士兵负伤忍痛向瓦砾堆逃走，那青年紧跟在后，不断挥棒，终于又打中士兵后脑，鲜血直流，直到那士兵晕倒地上，那打人的青年才走开。我看到这种景象，既气愤，又伤心，我想不到回到祖国的台湾同胞，竟如此残忍。冤有头，债有主，长官公署开枪杀人，你们去打长官公署好了，为什么要找无辜的外省人出气？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躺在床上流泪。

　　这时，旅馆的女侍阿瑞走进我的房里，见我流泪，知道我是受了外面骚乱景象的刺激，用生硬的国语安慰我，因我住这房间已两个多月，和该处全体员工都混得很熟，由于我毫无外省人的优越感，故他们对我的印象很好。阿瑞又告诉我，附近的流氓警告本省籍的李经理，扬言今晚要到社会服务处找“阿山”旅客算账；李经理要我提高警觉，不要外出，到紧急时他会通知我到他的卧室里去躲避。后来我又知道全省各地有很多外省人都得到本省同胞的保护，才未受辱及牺牲生命，足证本省沉默的大多数还是良善的中华儿女，知道本省人与外省人同一个祖先，只是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才使彼此变得陌生及互不了解。

　　在此情况之下，我也不敢外出。据李经理得到的消息，说枪声响后除全市发生殴打外省人以外，闹事群众一股占领了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向全省人民广播说长官公署卫队开枪杀害本省同胞，煽动大家起来报复，占领政府机关，收缴警察枪械；各地流氓、退伍军人及不满政府的政治野心家迅速联合起来行动，殴打外省人像鼠疫霍乱一样，蔓延全省。外省人的住宅有的被捣毁，有的被火烧。

　　被打死的外省人被投入河中，有些受伤的外省人到本省私人医院求治也不收容。我所住的幸町七条通一位杨太太，丈夫是省农林处科员，杨太太快要生产，二十八日下午坐人力车到铁路局附近的红十字会医院（后改名省立台北医院）妇产科去检查，行经台北火车站，被人拖下来痛打了一顿，杨太太跪地求饶，说自己是待产的孕妇，打人者看见杨太太大腹便便，证实她未扯谎，才停止打她，让她去医院，过了几天，杨太太产下一男孩，母子均安。后来邻居都称赞她母子命大，将来必有后福。这是事变平定后我才知道的事实。

　　一小时以后，宪兵开到火车站前广场，馆前街也有哨兵，政府宣布戒严，群众星散，街上行人绝迹，我更不敢外出，我过了八年抗战生活，知道戒严令的厉害，如回答不出或答错了口令，士兵可以开枪杀死你而他不负杀人的责任。

　　我一家四口，此时分在三处，内人与儿子在幸町家中，有一女佣作伴，女儿在学校，我不能去接。一个不满六岁的小女孩孤零零地呆在学校，夜晚怎么办？八年抗战我冒过多次生命危险，受了很多苦难。想不到今天的处境，比抗战时期更危险，更悲哀。想到这里，真欲哭无泪。那时家里未装电话，从社会服务处打过好几次电话到女师附小办公厅，铃声虽不断地响，却无人接听。到了吃晚饭时间，阿瑞照常送一份客饭进房，我肚子不觉得饥饿，无心吃饭。

　　这时社会服务处的旅客差不多都已走光，他们大都是本省人，有办法行动，楼上除我外，隔壁房里还住有一位来自广州的年轻旅客，他是一家航业公司的小老板。他有一艘数百吨的小轮船，船长和船员都是台湾省人，该轮原来定期航行于广州、香港及汕头之间。但该轮自广州开出后数日杳无音讯，他怀疑是船长捣鬼，将船开回台湾，他于二月下旬自港来台找船，两三天后就碰上“二二八事变”，终日长吁短叹，怨恨自己倒霉透顶。

　　天色刚黑，自己觉得困处愁城，不是办法，应冒险出去，了解一点外界的情形，我悄悄告诉李经理，我要溜到国是日报去看陈百里总编辑，陈为福建人，能说闽南话，他也长期住在社会服务处，经林紫贵先生介绍，我与陈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国是日报的后台老板是林紫贵，社长是高拜石先生，也就是后来以在新生报副刊写掌故出名的“芝翁”。国是日报在馆前街，并与社会服务处同在一边，步行两分钟可到，我在骑楼下轻步疾行，走进该报二楼总编辑办公室，除陈百里外，申报江暮云夫妇及该报另一驻台记者杨文育也在座。大家正愁眉不展，见我闯了进去，精神为之一振，其实我心情更沉重，妻室子女分隔三处，互不知生死存亡。他们也不知外界现正发生如何变化，只知北门电讯局已被肇事者占领，对外的电报电话均已断绝。我们偷偷摸摸，窃窃私语，谁也不知能否活到明天，全省已成恐怖的无政府状态，政府虽已宣布戒严，但肇事群众已组织起来，连夜开会，领导人是蒋渭川、王添灯、许丙等，这是我回社会服务处后从本省员工口里得来的消息。大家当时都想住在国是日报，因为肇事人需要舆论支持，不会随便侵入报馆，但那里室小人多，且无被褥。陈百里与我商量，我们两人还是结伴回社会服务处比较妥当，说定就走，回到卧室，摸黑上床，不开电灯，和衣而卧，很久不能入睡，那是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一夜。

　　三月一日全市仍在戒严之中，清晨自窗口外望，街上没有行人。我服从戒严令，不敢外出，但上午九时左右，我们的女佣阿绸却骑脚踏车自家里来到社会服务处，使我喜出望外。她告诉我内人与儿子昨晚爬上天花板睡了一夜，他睡楼下卧室，因为她是本省人，流氓不会打她。内人原来睡在卧室里，听邻居本省人说，今夜流氓要到本巷打外省人，内人与儿子乃爬上天花板上去睡，天花板很薄，母子两人只能睡在有桁条的地方。我问阿绸，你如何胆敢出来？她说她是本省人，流氓不会打她，宪兵见她是赤手空拳的少女，也会让她安全通过，不加阻拦。我请她立刻去女师附小查问女儿下落，有了消息，马上到社会服务处通知我。一个多小时后阿绸又来告诉我，她已将小女接回家去了，并说昨夜有五个外省男女小学童由一女老师照顾，在教室冻了一夜，当然包括小女在内。听了妻室儿女都平安无恙，心上一块大石头，才落了下来。阿绸善良、热心、负责，我夫妇对她深表感谢。

　　上午十时，街上已有行人，我离开社会服务处，从开封街转往怀宁街，进大公报办事处找何添福，何添福是台北人，他竟躲在房内不敢出来，胆子比我还小，使我感到非常诧异。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的胡政之、王芸生等对台湾非常重视，恰巧该报编辑部的李纯青原籍台湾，地灵人杰，台湾光复后，李纯青身价十倍。民国卅四年十月五日有两架飞机自重庆飞台北，其中就有李纯青；李纯青先回家省视阔别了数十年的家人，想不到李一进门，他父亲就在那天病逝。这是四年前我到西雅图，前肥料公司总经理汤元吉先生告诉我的，两年前在洛杉矶，前行政院新闻局驻美西办事处主任郑南渭先生也对我提到此事。因为汤、郑两先生也是乘坐那两架飞机到台北。

　　李纯青抵台后即着手成立大公报驻台办事处，在台发行航空版，由李的亲戚何添福出任办事处主任。何添福中学毕业时，日本军阀已发动侵华战争，何懂中国国语，被日军征调到南京，充当日军华语译员，与一美丽的南京女子结婚。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何被遣送回台，担任大公报台湾办事处主任后，在台北社会，也很活跃；不过他的中国语文根基不好，故在写作方面，很感吃力，因此四个月后，大公报改调吕德润、严庆澍来台，大公报的新闻采访力量才大大加强。何添福有一辆破旧的自用小轿车，事变前，江暮云、张任飞和我经常揩他的油搭便车到机场或较远的地方去采访，我找他的目的是想由他开车带我出去看看全市实际情形，但他没有这股勇气，我只好走回社会服务处。这时铁路、公路、邮电、航空等交通仍陷于停顿。商店关门，工厂停工，政府机关也停止办公，各警察分局及派出所警察枪械均被肇事群众收缴去了，由流氓、退伍军人及高中学生持用那些枪枝，招摇过市，戒严宪兵也不敢向他们开枪。下午两点左右，火车站及北门邮电局前传来紧密的枪声，并杂有机关枪的声音，入夜才停止，不久有一旅客从外面冒险回来，说是肇事群众进攻铁路局，与铁路警察大队发生冲突，原想今晚回家与妻儿团聚的打算只好放弃。晚上不敢睡在楼上，我和那广东旅客及我办事处雇用的职员邓书国搬进楼下经理卧室，四面都是很高的砖墙，不虞流弹伤害。

　　三月二日上午，没有听见枪声，回到楼上办事处，从窗口看到街上已有少数穿木屐的本省同胞步行。我去大公报，碰见江暮云与大明报发行人艾珞生都在那里，我坐下以后，艾主张邀同各报负责人乘车到各出事地点去看看，并乘机劝导各肇事人不要感情冲动，应静候政府作公平合理的解决。艾为本省人，既提出这种息事宁人的办法，我与江暮云都深表赞成，我并主张去找省党部宣传处长林紫贵。林为福建人，能说流利的闽南话，且与本省各界人士关系良好，如果我们新闻记者自由行动，万一有不肖份子造谣中伤，我们跳进大海也洗不清楚。他们都赞成我的意见，乃由何添福驾驶他那辆老爷汽车到大正町四条通林紫贵的公馆，向林说明来意，林也非常赞成，并用两张大白报纸写上海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国是日报、大明报、民报联合采访车，又到民报去接了一人上车。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防止士兵发生误会，不致遭受枪击；同时使肇事人及民众知道我们是新闻记者，此行出于善意，目的在了解实情，如能成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就更符合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采访专车从大正町开到太平町，也就是从现在的中山北路一段经长安西路转延平北路从南向北慢驶，首先遭受街上宪兵的阻止，经我们说明来意，他们很有礼貌地让我们通行，宪兵都是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服装整洁，纪律严明，自光复时开来台湾，驻防各地，维持军队风纪及社会秩序，爱护民众，故军民关系，非常良好。这时延平北路马路上虽无车辆及行人，但两旁商店骑楼下还是有三、五成群的青年与中年男子站在一起闲谈，看见记者采访专车开来，立即围住我们向我们倾诉委屈，要求我们做公正的报道，尤其是向我们上海来的记者抱有更大的希望，要求我们主持公道。在永乐町即现在的迪化街一私人医院门口见到死尸三具，均为本省中年男子，头上中枪身故。有一具尸体已装进棺材，其家属正在抚棺恸哭，我睹此惨象，心里感到异常哀伤。先父母均为虔诚的佛教徒，连杀鸡吃鱼都认为是罪孽，我自幼受到熏陶，对暴力及杀人，深表厌恶，假如不是缉私者开枪杀死无辜，怎会连累别人受害？因此，在任何社会里，害群之马最令人憎恨。在另一医院里获悉外省人死四人，其中一名是妇女，伤十三名。这些外省人来到宝岛是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想不到连性命也白白送掉；我获悉此恶耗后内心也很难过，并对死者与伤者深表哀悼与同情。离永乐町后到铁路局查看，整个铁路局的门窗桌椅均被打得稀烂，楼上楼下各室内外，满地是碎破的玻璃与木板，公文档案都成为废纸，连室外日据时代留下来的防空洞里也散布着破鞋破袜，只有“满目疮痍”四字可形容。这就是前一天警民冲突的结果，里面也有血迹，但未见死尸，也没有看见一个活人。

　　专车又从康定路开到万华去巡视，除街上行人稀少外，一切如旧，未受任何损害。我们一行五人折向林紫贵公馆后，又一同乘原车到长官公署。公署前后门均堆有沙包，卫士们持枪作射击状，结束了光复后行政机关不设卫兵的时代；从事变结束至今，省府门口都有卫兵，老百姓不能随便出入。一般人不注意这件小事，作为新闻记者的我，至今印象犹新。卫士很有礼貌地盘问我们来公署的目的，又注视我西装左上角佩戴的证章，上海新闻报圆形蓝底白字证章自事变后变成我的护身符。后来有几次在街上碰见一些年轻肇事人远远看见我是外省人模样，用敌视的眼光走近我的身边，看清我的证章后知道我是上海来的记者，就悄悄走开，敌意也完全消除了。

　　走进公署大门，迎头碰见中航公司牛天文、新生报沈嫄璋及夫婿姚勇来。牛天文大声呼叫说：“你们好大的胆！”他与沈嫄璋对我说，他们从事变时起就逃进长官公署避难，我笑他们胆小如鼠，天文兄哈哈大笑。牛、沈已先后去世，姚勇来尚健在台湾，不知他还记得那一幕否？

　　我们本来想见陈仪长官，但他不肯接见我们，由葛敬恩秘书长代为接见。林紫贵代表我们发言，陈述我们今天亲眼看见的事实，请政府迅采有效办法，安抚民心，恢复常态。他答说政府正朝这一方向走。葛氏说完，我就乘机问葛，前天卫士开枪，外面谣言很多，真相究竟如何？葛说，那天下午公署前请愿人数以万计，从公署大门到中正路圆环蒋主席铜像（那时尚未行宪，故不称蒋总统）一带挤得人山人海，请愿人要求陈长官亲自出来接见群众，陈长官觉得来人太多，他的安全没有保障，通知请愿群众派若干代表进署面谈，群众不接受。陈仪乃与葛敬恩商量，决定到二楼上与群众见面，当陈、葛走到阳台，正要与群众对话，忽然有人用手枪自群众中向陈射击，但未命中，楼下警卫听到枪声，立即向群众开枪还击，一时秩序大乱，群众才争先恐后，逃离现场。事变结束后我问过许多行政长官公署官员，但始终未得正确的答案。陈、葛早已不在人间，当时开枪真相，永远不会水落石出。我们离开长官公署后，又开车到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见柯远芬参谋长，提出相同的建议，他除赞成外，并允许各报发行联合号外，以安定民心。

　　三月三日省、县、市参议员、参政员、国大代表及各界代表在台北市中山堂组织“二二八事变处理委员会”，长官公署也派了几位处长参加。当时的财政处长严家淦事变发生那天正在台中开会，碰上以台共头子谢雪红为首的反政府反外省人活动正在台中市展开，参政员林献堂见情势恶劣，偷偷用汽车接严处长到他雾峰家中，第二天再用一辆货车将严处长偷偷送回台北市，现在美国的林绍贤兄前些时与我通讯还提到这件事。

　　处理委员会成立后，对省内外在台北市采访新闻的外勤记者都发给白布制成的采访袖徽一幅，大家都将它缠在左手臂上方，记者的安全，至此多了一层保障。处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系在中山堂中正厅，即后来的立法院会场举行，开会时秩序非常混乱，台上台下都挤满了人，讲话最多的是蒋渭川与王添灯。蒋渭川为台省宜兰县爱国志士蒋渭水的胞弟，渭水在光复前已逝世；渭川于光复后在延平北路开了一家名叫“三民”的书店，也是那一区最大的书店。

　　处理委员会连日向陈仪提出许多革新建议，陈仪均表示采纳，也正式撤销戒严令，全省人民至此在法理上才恢复原有的自由。各县市也成立了处理委员会，并呼吁本省人不要打外省人，但外省人还是小心翼翼，不敢随便抛头露面。

　　三日下午我骑脚踏车回到幸町，与妻儿团聚，邻居的本省朋友劝我们暂时迁往安全地带，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一家四口马上搬到社会服务处，李经理警告我，妇孺最好不住在该处，因该处并不十分安全，无计可施，乃将妻儿送到宪兵团长家，宪兵团长为人正直善良，和我是同乡，我以前并不认识他，是到台湾后才认识的。我未得他同意，和他夫人也从未见过面，我一家人突然而至，他伉俪不能拒绝，但他家室小人多，他们的孩子又在生病，所以妻子儿女只在他家住了一夜，我回社会服务处，四日再将妻儿女送至延平南路一亲戚家，那亲戚在警备总部任科长，我个人仍回社会服务处住宿，直到事变完全平息后才搬回幸町寓所。回家第一天，我四岁的儿子问内人：“妈，我现在可以大声讲话吗？”

　　四日以后，局势还是外弛内紧，处委会向陈仪提出三十二条，如果他全部接受，台湾就要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不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他不能接受，也无权接受，于是局面越变越僵。

　　自处委会成立后，我与江暮云每天都到中山堂去采访，但约定不发新闻，让报社去采用中央社电讯，等事变结束后再写一篇有系统的通讯稿。报社打电报问我平安否？我回电只说“平安”，未提其他。因当时邮电都受控制，我们什么话也不能说。

　　八日上午一位本省朋友对我说，今晚可能有事，要我特别小心。军政机关传出的消息，也是如此。是日下午五时回社会服务处吃晚饭，阿瑞悄悄告诉我，戒严解除后住进来的旅客今天都走光了，只剩下你们五个外省人，今晚只有稀饭及两碟小菜充饥，请你们谅解。我们五人围坐在楼下餐厅一张圆桌旁吃稀饭，其中两个是江浙商人，一个是前文提到过的广东船东，除我外，还有我办事处聘雇的一位福建籍职员。我们心情都很沉重，入夜即各自回房睡觉。为防万一，我还是和衣而卧。

　　至十时半左右，忽然听见紧密的枪声，根据八年抗战的经验，判断出有步枪、手枪、轻机关枪、重机关枪的声音。从枪声的方向推测，火车站、北门邮电局、长官公署、警备总司令部、宪兵团均已发生军事冲突，而且枪声在移动，可知是一种对抗的战争。经过八、九天的准备，肇事群众在各地收缴了不少武器，肇事群众中有不少是能征善战的自日军中退伍的军人，故战斗一开始，就相当激烈。我们五个旅客在此种恐怖气氛中不约而同地各自抱被下楼，齐集李经理卧室中，拥被坐在榻榻米上，关掉房中的电灯，默默无言，有时也交换惊惧的耳语。

　　一小时以后，枪声停止了，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才各自搬到楼下比较安全的房间里去睡。妻儿已有安顿，不替他们担心，不知不觉才走入梦乡。

　　九日凌晨，各处还有零星的枪声，不久也停止了。早晨起来回到楼上办事处，倚窗东望，天空蓝得像海洋，阳光普照，八天阴雨，加上不停的动乱，使人的情绪低落到了冰点，今晨重睹晴天丽日，精神为之一振。忽见街上有一穿长袍的陌生人在街上徐行，这是事变后从未看见的现象。社会服务处会计吴君离家来处上班，他说，国军第二十一师已于昨晚开到台北，与肇事者发生战斗，肇事者有的被缴械投降，有的携枪逃走。闽台监察使杨亮功自福建乘船由宪兵一排护送，于八日晚在基隆登陆，改搭大卡车开来台北。杨与一军官坐在驾驶兵旁边，行至八堵公路隧道口处被埋伏在洞口的武装小队枪击，杨氏与驾驶兵幸免于难，但杨氏身旁的军官受伤。事变结束后我曾面询杨氏，他证明确有其事。杨氏为有名的教育家，道德、学问、文章，举世钦仰，数年前自考试院长职务退休，现仍健在，卜居台北，数月前曾来洛市逗留几天。

　　街上仍在戒严，街口都有新来的士兵站岗，行人稀少，我为了知道外面的实情，穿上最好的一套西装，打上新领带，报社证章，佩在西装左上角，骑新脚踏车在街上慢踩，我如此打扮，是为了安全。我想士兵看见我不会怀疑我是阴谋捣乱份子。我在街上碰到的第一哨兵盘问我出外干啥？我停车答话，先将证章指给他看，说是新闻记者，出来采访新闻。他是识字青年，看了证章并听了我的说明后，让我通过。我从馆前街南驶，经博物馆右转至重庆南路绕现在的总统府环行一周，在马路旁边看见几具死尸，都是本省籍中青年男子，后来在博爱路即法院后门外也看到几具，是同样的情形，当时我心里很难过，也很哀伤。后来有一本省友人告诉我，八日夜援军开到与肇事群众交战，肇事群众死伤很多，也有无辜的本省人被杀。事变结束后我与一上校级军官闲谈此事。他说，蒋主席应陈长官之请，派援军两师来台平乱，曾密电陈长官说，台湾好像一个离开中华民族五十年的儿子，现在归宗只有一年，彼此难免互不了解，务须用和平宽大的立法解决纠纷。蒋主席爱护台湾同胞经过三十年事实证明，并不虚假，他老人家七、八年前去世时，台湾全省同胞均自动家祭路哭，那时我刚自新闻界退休，尚卜居台北，曾亲眼看见这一感人的景象。我们的多年邻居大部份是本省人，他们无一官半职，他们的哀戚比我们外省人更甚。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我又质问那位军官，援军杀害无辜，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你又作何解释？他说：“援军到达时，还有暴民开枪抵抗，军队不能不采取战地措施，士兵发现前面有人，问口令不答，或答得不对，士兵就要开枪，如果你黑夜出来采访，答不出或答错口令，他也会开枪打死你。有的本省青年或中年人不懂战地规范，不懂国语，士兵不懂闽南语，士兵问口令，行人听不懂，还要继续前行，士兵除开枪外，别无选择。至上级发现错误，立即下令改正。”对于杀害无辜，不管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我从良心上深表反对及遗憾。

　　十日台北市仍继续戒严，全市都很平静，没有听见一声枪响。援军有一部分是在高雄登陆，台南市、新竹两地的秩序由南北分途推进的援军迅速恢复；只有嘉义、台中两地的肇事群众，实力雄厚，国军从台北空运两地，一两天后也将变乱敉平。自十三日起，北市白天解严，下午八时以后仍实施宵禁。台北当时没有夜市，故对市民日常生活，毫无影响。我将家眷接回家中，儿女照常上学，我白天到社会服务处，晚上回家。我共写了两篇通讯稿，一篇刊登于上海新闻报，一篇在广西桂林中央日报上刊出。这两篇稿的剪报均已遗失，不过清楚记得，外省人被本省人打死打伤我只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如果我写得太详细，会引起各省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憎恨，非国家民族之福，我的良心与良知不让我那样做。

　　我本来想回上海一趟，向报社当局面陈详情，但业务发展得很快，在三个月之中报纸的销路由一百份增加到四百份，我雇用一名职员两名报差，他们都是生手，不能离开我的监督与指示。报社当局也希望我回去一趟。正在两难之际，谢爽秋因事自东京回沪，报社就派他来台察看台湾事变后的实情，他于三月二十日抵台。来台宣慰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将军也是那天在长官公署礼堂向高级文武官员训话，我也应邀参加。白崇禧的侍从参谋钟长江，广东潮州人，毕业于西南联大，抗战末期投笔从戎，除精通英文之外，还能说流利的粤语、闽南语及客家话，国语也说得很标准。白部长带钟随行，可以打破语言上的障碍。中华日报卢冠群社长、林世璋采访组长都是广东人，他们与钟一见如故，钟对记者生涯有兴趣，卢冠群得到白部长的同意，就将钟留下来，钟立刻脱下军服，在台北做起记者。魏道明继陈仪主持台湾省政后，魏夫人郑毓秀用英文发表的自传，就是由钟长江译成中文，在中华日报副刊上连载。钟现在仍在中华日报南版任副总编辑，似乎尚未退休。这是“二二八事变”时新闻界一段佳话，外界人士大都不知道。又该报采访副组长钱塘江事变前与一本省籍小学教师林腰小姐恋爱，事变发生后食粮及鱼肉蔬菜都不易购买，中华日报包括卢冠群社长在内都有“在陈绝粮”之虞，林腰小姐每隔数日就要自掏腰包采购大量的食米鱼肉菜送到中正西路中华日报采访部，即现在的台北市议会隔壁，促进钱林之间的恋爱“大跃进”，事变结束后两人即结成美眷；现在全家在巴西圣保罗，这里也值得一提。

　　谢爽秋到台第一天住在社会服务处楼上办事处，江暮云、张任飞、何添福闻讯当晚就来看谢，谢于二十一日搬到中正西路励志社去住，李择一、叶明勋、卢冠群、丁文治都去看他，并由叶在励志社请吃西餐，我亦应邀作陪。丁文治是台中和平日报总编辑，事变结束后，立法院在南京开院会检讨责任，鄂籍立委刘文岛在院会上炮轰陈仪，要求政府撤职查办陈仪，取消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不久，国府发布命令，正式成立台湾省政府，任命魏道明为主席。当刘文岛炮轰陈仪的消息由中央社发布以后，台湾各报投鼠忌器，都未采用；只有丁文治系初生之犊不畏虎，将全文刊登了出来，陈仪阅报大怒，下令拘捕丁文治，封闭报馆。在事变前，新闻界对陈本有好感，但自此事发生后，大家对他的反感很深，我个人就是如此。

　　还有一件当时外间人很少知道的秘密，就是谢爽秋抵台的第二天即被陈仪下令逮捕，关进了监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二十一日下午九时，两名宪兵走进励志社谢爽秋所住的客房，劈头问谢：“你从什么地方来的？”谢答：“上海。”宪兵又问：“你来干啥？”谢答：“我是新闻报驻日特派员，刚因事回上海，报社就派我来台湾采访新闻。”宪兵追问谢有无通行证，谢将所有证件都拿出来给他们看。宪兵说谢无通行证及新闻采访证，请他的上司来和谢讲话。宪兵出门去，引进一位手握手枪的上司走了进来，用枪对准谢的胸膛，厉声喝道：“不准动，马上跟我们到团部去！”宪兵两人马上动手将谢双手捆绑，并用黑布蒙住谢的双眼，押上门外的一辆大汽车。命令谢坐在车板上，一枝手枪对准谢的太阳穴，沉重地对谢说：“你一动，我就开枪。”在行驶途中，街上戒严士兵不断问口令，车上的军官逐一回答。

　　汽车停在谢不能看见的建筑物门前，宪兵扶谢下车，走进房间，命谢站住，从他们谈话中谢知道他们在登记谢行李中的物品，他们发现谢的行囊中装着许多贵重药品，一大条美国香烟，牙膏、香水，都是美国货。有人说：“看不出这个家伙完全是美式装备。”另一个声音说：“这个家伙好贵族化哟！”谢插嘴说：“我长驻东京，东京的美国货又多又便宜。”点收行李的人喊：“金项链一条。”谢开玩笑似地用四川腔插嘴道：“不是金的吗，是铜的！”那人反唇相讥说：“金的就是金的，没人要你的！”谢答道：“你说是金的，就当它是金的吧！”因谢双眼仍被布蒙着，看守人摸索似地带他进牢房，由于触觉与听觉，推测房中关有不少难友。谢对看守说：“我怕冷，请你弄床棉被给我盖。”那人说：“军毯怎么样？”谢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定要棉被才能御寒。”过了一会，那人真的拿来一床摸着没有里子与面子的棉絮，算是对谢的特别优待。

　　谢要小便，看守带谢走到便桶旁边。谢说：“我的双手被你们捆绑了起来，劳驾请你替我脱裤子。”看守人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由看守人替谢解开绳索，让谢自己解裤子上的纽扣小便。小便解完，谢请求看守不要再捆绑双手，看守也默认了。最后谢说：“我对你们有两个要求：第一，我既被捕，请你们打一封电报到上海新闻报说我被捕，第二，我要求你们告诉我被捕的原因。”看守很不耐烦的答复说：“一切等到明天再说。”谢知道多说无用，即蒙头大睡了一夜。

　　第二天有人叫谢出房受审，他随看守摸到另一房间，有一人令他坐下，问过谢的姓名、年龄、职业后就追问他与大明报的关系，谢即从头至尾，详细叙述。谢说：“我于年前接收时来台，当时代表扫荡报，后来进上海新闻报工作。我来台后认识林子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林子畏创办大明报，央求我帮忙，不好意思拒绝。大明报创刊时，我负实际的编辑责任。一个月后，因报社人事管理不当，我心里不痛快，就脱离该报，后来我离台回沪转往东京，该报以后的新闻与言论，自然不能要我负责。”以后他又询问谢与陈诚的关系，谢亦据实以告。

　　审讯完毕，审讯人当面嘱咐看守，特别优待谢先生；看守奉命出外买模立斯牌外国香烟给谢抽。专卖局为了缉查那类外国香烟才闯下一场滔天大祸，对事变为一大讽刺。

　　过了两天，原来审问谢的那人又将谢带进审问室，不过眼睛仍被布蒙着，不知那人是谁。那人对谢说：“这次由于误会，使你受了委屈，但请你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严守秘密，不要向外泄露你受委屈的秘密。”说到这里，那人与谢握手，并友善的说：“你马上就可以出去。”谢爽秋的确遵守了他的诺言，回沪后一字未写，故关于“二二八事变”，新闻报只登过我那篇通讯稿。现在时隔三十五年，一切事过境迁，我可以将那次秘密和盘托出，对国家民族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读者看到此处，一定对我发生怀疑？难道我那时备有录音机将那些细节全部录了音不成？不是的。原来谢出狱后就回办事处和我促膝夜谈，谢聪明绝顶，能说会道，他看见我如见亲人，就将被捕、受审及释放经过，毫无保留地全部告诉我。等他回励志社后我就将一切细节写进三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足证日记对新闻记者的重要。至三十八年五月，上海落入共军之手，我六月进台北中央日报，马星野先生强迫我们写日记，马先生离社后我们都停止写日记，那些采访日记，我以后都未保留，如今回想起来，还感到可惜。“二二八事变”时写的日记，是内人前年回台湾清理我的书籍文稿时才发现，并带来美国，才使我这篇文章不致言之无物。

　　我现在又要话说回头，二十一日上午，李择一在新中华订了一桌酒席，时间是二十二日上午，为谢爽秋洗尘。李择一是日本通，抗战胜利后来台，为陈仪智囊团中重要之一员，他与谢爽秋私交甚笃。陪客有叶明勋、卢冠群、林紫贵、江暮云、余涤之、张任飞、张兆焕、何添福及我共九人，卢于当日乘中航客机飞沪转京向中宣部述职，故未参加。二十二日早晨大家虽已获悉谢爽秋已丧失自由，但李择一酒席已定，陪客已请，除主客缺席外，主人还是强颜欢笑，陪客吃了一顿内心最不愉快的午餐。在营救谢爽秋过程中，李、叶出力最多。因为他们俩人与陈仪比较接近，说话影响力较大。陈仪下令释放谢，与李、叶说项有关。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长官公署招待我们到中南部参观，申报江暮云、大公报何添福、重庆和平日报（抗战胜利后不久，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萧铁、新闻报谢爽秋及我，由新闻室专员孙树声陪同乘上午八时三十分快车赴高雄，后经台南、嘉义、台中、新竹返回台北。每到一地，均拜访当地各界首长及民间领袖，了解事变经过及善后情形。

　　我们在高雄访问市长黄仲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参谋长王洁及本省各界领袖。当时得到的综合印象如下：

　　“二二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听到台湾电台广播，高雄学生、退伍军人及政治野心家就组织了起来，由高雄市府一小公务员涂光明领导，收缴警察枪械，抢劫军火库，殴打外省人的传染病也马上蔓延到高雄。肇事人们拥有手枪、步枪及机关枪，先占领市政府，将所有的外省人一起押解到火车站附近的一所学校教室里，作为人质，接着向彭孟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彭孟缉交出要塞，缴械投降。陈仪这时也密电全省军事首长，禁止他们与拥有武装的肇事群众作军事冲突。彭推测陈长官的命令，乃出于环境的胁迫。古语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当时高雄、凤山、屏东一带日军移交的军火库共存武器，可以装备二十个师，如被肇事群众占领，全省就要糜烂，故拒绝投降。五人进入要塞后，彭孟缉立即枪毙涂光明等三人，释放黄仲图等二代表，并立即出动要塞仅有数百官兵，先解决占领市府肇事群众，再开到火车站附近那一学校营救外省人。肇事群众将各外省人推到各窗口，如军队进攻，外省人先死，故军队投鼠忌器，不敢开枪，后来军队采取围困政策，同时实施心战，才瓦解武装肇事人。后来我们访问数名被关在学校的外省人，他们说当时的情形的确是如此。

　　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彭孟缉近年被海外搞台湾独立运动的学人及留学生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个人猜想，与此事有关。彭当时如将涂光明等三人拘禁，事后送法院依法办理，不是很好吗？当然这是我事后的先见之明，不能纠正三十五年前造成的错误。

　　事变结束后，长官公署正式公布的伤亡统计是公教人员死三十三人，受伤者八百六十六人，失踪者七人，对本省民众及肇事群众的伤亡无统计数字，近年来亲共及反国府报刊则说死伤两万人。据我个人凭当时情形估计，可能在两千至三千人左右。总之，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哀伤的事，当时的政府与人民都要负责。陈仪负的责任更大，如果二十七日晚或二十八日早晨采取有效的抚慰措施，以疏导愤怒的人心，或可将一场滔天大祸消弭于无形。如在二十八日下午三时陈仪具有吴凤那种大无畏及牺牲精神，不顾部下的劝阻，个人走进请愿群众中间深表歉意及保证严办凶手，也许可以平息众怒，不比投共不成反遭枪决与光明磊落的多吗？

　　关于前文提到的陈仪最后一次招待记者，在此还要作一补充，时间是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地点在台北宾馆。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叶明勋、台北市中外日报社长郑文蔚及京沪与本地记者共三十余人都出席。矮胖白净的陈仪出来后首先对大家说，他今天没有话讲，如果各位有话要问，他可以回答。

　　第一个提出问题的是叶明勋，他问陈长官治台一年半有什么感想。陈仪回答说：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是大多数老百姓不管事，如果执行人所施行的政策与士大夫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就会起来反对他，破坏他的一切设施，台湾的情形也是如此。他说他假如不走，今年准备解决由各地回台的从日军退伍的三十万壮丁的失业问题，利用这批人力来兴建水利工程，增加农业生产。其次是提高义务教育的年限，将六年改为九年。陈仪后一理想在张晓峰（其昀任教育部长时开始成为事实，也是国府在台三十多年来最大的成就之一）。我不能以人废言，故亦记出。他话讲完了，由叶明勋代表大家致辞道谢。他不久离台赴京，出任浙江省主席。

　　每年二二八，中共要在北京集会纪念，说“二二八事变”是中共领导的，这与毛泽东说八年抗战是他领导的一样荒谬可笑。不错，肇事群众中有极少数共党份子如谢雪红之流，但所占比例却小的微不足道。

　　中共又不断攻击到台接收的公教人员，说他们都是贪污无能份子。接收人员的确有极少数害群之马，但大多数人的品格能力都属上乘，尤其是来台接收的高中级工矿技术人员，都是全国的精英，台湾今天的经济繁荣，教育发达，除靠全省同胞的共同努力以外，这些人也有很大的贡献，功不可没。而中共各级干部的贪污、腐败与无能超过国府数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至于省籍界限，现已完全打破，以我个人而论，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来台时很小，对大陆毫无印象，也未再去过大陆，老三是“货真价实”的台湾土产，他们的好同学好朋友大部份是台湾人，我在台北的邻居大都是台湾人，他们和我们亲如手足，患难相助，疾病相扶持，我们亲戚中的第二代，有的嫁给台湾男子，有的娶台湾媳妇。我的好友中有很多是本省人。对于陈文成案，我也觉得国府应负道义上的责任。我在台三十多年来未担任过一官半职，只是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并具人道思想的新闻记者，我憎恨霸道统治，也憎恨暴力和流血。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不受任何力量的支配与影响，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还历史的真面目，为后代子孙留一页最真实的史料。任何人如对我有毁誉，我都会付之一笑。我更赞扬美国，只美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不折不扣的言论自由。

　　最后我要分析事变的原因，以结束本文。

　　“二二八事变”的原因，据我个人事后分析，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台湾被日本人统治五十年，与祖国分离太久，对祖国的国情，茫无所知。（2）光复之初台湾省民对祖国希望太大，以为从战败国（日本）国民一变而成战胜国（四强之一的中华民国）国民，马上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不久却发现祖国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而又分裂的国家，政府无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故感到异常失望。（3）驻军全部调走，全省防务空虚，少数野心家煽动暴乱，政府无力控制。（4）陈仪估计错误，警觉心不够，他做梦也未想到，星星之火，竟致燎原。（5）对三十万海外回省服过日本兵役的年轻人没有照顾，使他们失业失学，心怀怨恨。（6）忽视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流氓问题，野心家利用他们兴风作浪。（7）日据时代警察极具权威，他们操生杀予夺大权，光复后警察的权威，一落千丈，群众肇事时警察无力制止。（8）各级行政机关各自为政，行政效率太低，发生突变，都隔岸观火，没有人肯挺身而出，作剑及履及的处理。（9）极少数接收人员能力低劣，态度傲慢，营私舞弊，丧失民心。（10）没有拔擢重用台省土生土长的优秀公务人员。

　　从这篇翔实的报道中，可以让我们很清晰地明白了好几个事实：

　　一、在过去我们的印象中，乃至于出自官方的口气，都把“二二八事变”的发生原因，归咎于匪谍谢雪红的窜弄和唆使，由于这种说法的影响所及，使得共匪的统战机构气焰大盛，因为远在民国卅六年，中华民国政府还在南京的时候，而共匪却已经有人在台湾，可以如此的兴风作浪，这岂不正表示出了共匪统战分子的神通广大。共匪在每年“二二八”，都会大张旗鼓地把谢雪红策动“二二八事变”的“史实”，拿将出来宣扬一番，但是，一直到今天，才让我们了解二二八事变的起因，既不是共匪人员的策划有方，也不是台湾人民甘愿附匪，而只是几个拿了鸡毛当令箭的低级公务员，对老百姓的胡作非为，所激起的一场民变而已。再加上有关单位的处理不当，于是弄得一发不可收拾，共匪硬把这件事往他身上扯，是为了朝脸上贴金，而假如我们亦把这种事往共匪身上拉，那就有点“长他人志气”“为匪张目”了。

　　二、由于一次偶发事件，不但使台湾同胞的心理上，留下了很难磨灭的创伤，同时亦使得一直到今天，很多后遗症，还是相当鲜明地为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画下了鸿沟，而起因只是一个公务人员的嚣张心态而已。从这个事件，我们对今天很多拿了鸡毛当令箭的低级公务员，就不得不特别要提醒一下：不要又由于你们的病态，而使得我们政府，乃至整个国家，来为你们背起痛苦的“黑锅”。

　　由于这一篇文章，我们亦更希望今后能多看到一些有关各种历史性事件真实而可信的记载，刻意的遮盖或掩饰，只能使事件的影响变得更糟。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发挥同胞爱清除仇恨心（何容）

　　蒋主席在本“（三）”月十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举行国父纪念周的纪念，指示关于本省二二八事件处理方针，其中有几句话说：“本人已严令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派员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陈长官在十日上午向全省同胞广播，也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台湾同胞当中，虽然有绝少数叛逆之徒，但大多数人民都是非常善良的，对这次被殴打的外省人，多方救护，完全是一种同胞爱，我很感激。我对于善良的台湾同胞，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两段话，是各个同胞都应该深切的想一想的。我们不但同国籍、同种族，而且当初我们的祖先，本来也是同住在一处的。我们都知道，同胞多数是由福建广东两省迁来的，再往古一点说，有许多台湾同胞的祖先是从北方的黄河流域的省分，迁移到大江以南来的。问一问老辈的人，他们还记得原先的传说，并且有些族姓还有谱姓可考。“同胞”两个字并不是单指国籍相同，我们实实在在是同一祖先的子孙。因为分居异地，年代久远，并且经日人统治时代五十多年的隔离，彼此才生疏起来。

　　狭隘的地域观念，妨害了民族的团结，削弱了国家的力量，早就应该消除。从前因为在交通不便，各地生活习惯不同，彼此又很少有来往的机会，自然而然的会养成这种狭隘的地域观念。近代交通便利了，彼此来往的机会多了，这种地域观念应该渐渐的消除了。此次事变发生，竟演成了打外省人的举动，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大多数本省同胞并不同情这种举动。我们相信陈长官的话是有事实作根据的，决不是凭空的劝勉。三月一日那一天，有一个七岁的本省籍女孩，看见街上打死了外省人，她就对她的母亲说：“打外省人到底是应该的吗？我看见他们打死了一个人我先觉得很可怜，后来我想了想，我很生气。”这是从赤子之心发出的纯真的爱；凡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只要想一想，都会发出这样纯真的爱。

　　“口”打，一定会引起仇恨，就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要是打起来，也会发生仇恨心，何况是关系更疏远的人呢？

　　我的家属有被打的，我的朋友有受伤很重的，我自己也同别人一样，受到精神以至生命的威胁，当然我的心中不能不“恨”；可是我同我许多朋友，受到别人的救护，别人以爱来救护我们，当然也会引起我对他的“爱”。因此我心中有恨也有爱，我想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人，也有坏人。”这句话是人人承认的公道话。就是好人和坏人各占半数，那么我们心里也会有一半爱，一半恨，何况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到底是好人占多数呢！这么一想，我们心里的“爱”也就比“恨”更多了吧！所以只要我们想一想，像那一个七岁的小孩子一样的想一想，心中就会发生更多的“爱”。

　　变乱期间，无论是谁，尤其是受害的人，往往心中的恨多于爱；变乱平静之后，都有时间想一想了，爱自然渐渐的生长起来，恨就会渐渐的消除，现在变乱已经平息下来。请亲爱的同胞们，从各方面想一想，似乎应该提出“发挥同胞爱，消除仇恨心”的口号来共同勉励吧！

　　（《正气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台湾三年（叶明勋）

　　欢迎中有希望

　　“五十年来，日本人只搬走台湾的物资，并没有抢去中国人的灵魂。”这是卅四年十月五日我随前进指挥所由重庆飞抵台北，下机后到处可听到的声调。那日子，多少人含着热泪，手执小国旗，站在基隆市废墟上，欢迎我们的国军登陆；多少女学生，冒雨在台北火车站为我们的国军送茶引路；多少家，由老祖父到孙女孩，全家排列在门口欢迎国军一队一队的走过。全岛各地六百五十万父老兄弟姐妹的欢呼和爆竹声混成一片。台湾光复了！五十年的桎梏从此排脱掉。

　　这欢迎并不简单，欢迎愈热烈，希望也愈大。这道理是很自然的。五十年的压力，到今朝翻个转身，这笔账可就难算，再加上眼前和将来的一大堆希望，也够伤脑筋。话得说回来，这些希望，无论属于个人或团体，消极或积极，总算是一种希望，像小河支流，必须找个出口。那年头，若干负责人有没有把欢迎和希望平衡过，明白不明白欢迎中带有希望，会不会参加热烈的欢迎会后把热烈的希望抛到天空，至今是值得检讨和研究的。

　　脓疮的破裂

　　正反希望的归趋，有的人大感满足，有的人失望。积日积月，到了卅六年的二月，那正是美丽岛上日暖风和的春天，发生了“二二八”大事变。这场家变，外在因素固然有，内在的毒素也就值得重视。我对于这场家变的看法，也许有错，但我认为只要事先把握重心，可能不发生。但既发生了，我却认为脓疮总有一天要破裂，毒菌早一天清除是有利于身心的。

　　这创痕，从好的方面去看，是发现了病根，从坏的方面着想，这痕迹就不知道要费多少时日才能弥缝起来。不过一部历史是一部教育史，大苦难必然产生大教训。凭了这一点，除非事出意外，我认为台湾是可能安定下去，原因是一切的惨痛回忆还新鲜。

　　陈公洽与台湾

　　台湾光复三年，陈公洽先生占了一半。他从卅四年十月来台受降到翌年五月十一日离台的一年半期间，有几件大事是值得一提的。第一是几十万日侨和日俘的顺利遣回，第二是各县市行政和民意机构的迅速建立，第三是台币政策的保持，而“二二八”这场戏，也在他管制台湾的末期演出。

　　公洽先生在台湾的时候，他是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每天上午八时前准到公署，整天看公文、会客，有时还在办公厅吃午饭，下午也必迟退，晚上还得在家批军方的要件。这种作风，确曾博得不少人的好评，但我认为一个封疆大吏的时间，如此支配，有无研究的地方，是值得讨论的。公洽先生有主张，有魄力，有经验，有信心，有干劲，但他治台期间和若干方面接触不够，隔膜从此来了。

　　曾有人批评过公洽先生的治台方针，说他经济上把持太紧，政治上放得太宽，两走极端，激成事变。这些话，似是而实非。我认为“治台必先认台”，如果摸不清台湾的路道，要想对症下药，那是很不科学的。而这也是治台的起码条件，我再重复一句：“要认识台湾！”

　　台湾的认识

　　在今天如果有人认台湾是中国最富裕的一区，那就犯了大错。台湾只有外表，没有内容；台湾缺乏先天的潜力，一切靠后天培养。这个岛在地理上孤悬海外，虽然成一单位，但经济发展是富有依赖性的。

　　岛上的气候是温和的，大多数台胞的精神却是干枯了。日人治台五十年，台湾有的是医生、农业和工业技师，但很少找到大思想家、教育家、或哲学家。五十年的禁闭，使台胞和世界潮流断缘，精神生活方面像是一片久旱了的沙洲，急待雨露的下降。

　　台湾像是一个失踪了五十年的大孩子，今天穿上全套新装，回到祖国的怀抱。他需要母爱，也需要父教；理智和情感应双管齐下，这中间怎么运用，倒值得注意。五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今天孩子回到老家来，许多生活习惯，家庭杂务，公公婆婆的故事，似乎必须快快开诚痛谈呢！

　　三年来，多少人来到岛上观光，他们都一致称赞台湾的建设，像水电、交通和工业等，我认为这是事实，但也一方面无形中替日本人作了义务宣传。台湾值得我们称颂的，我认为倒是大多数台胞的朴实生活和守法精神。光复后，这种生活和精神，多少已受了海风的吹动，而变了质。如果你漫步乡村，若干田园工作的少女，已烫了发，嘴唇也涂得红红可观了。

　　五十年的定型生活，样样讲规律，光复后，个个是大中华民国的主人翁，自由、民主，每个人的嘴上都高唱着这些新名词。新的还没有建立好，旧的变了型，新旧脱节的结果，使许多场面弄得你啼笑皆非！

　　安定中求繁荣

　　魏伯聪先生主治台湾，那是在“二二八”事变后，到今朝也已一年半了。魏先生确是把握住当日台湾的重心，他莅台的第一炮，就是“安定中求繁荣”。安定，安定，大变后的台湾真需要安定啊！

　　这一年半的期间，至少表面上是安定的。在大陆上遍地烽火的今天，台湾的恬静空气和美丽的风光，谁能不承认这是世外桃源。不过，我们万不可忽略，台湾虽然是中国的一片干净土，如果整个大陆下水，台湾没有不下水的，问题是时间的先后。就为这点，我向全岛六百五十万父老兄弟姐妹们呼吁，把握时机，拿出一切的力量，拯救国族的危机。没有了中华民国，也没有了台湾省。

　　我们今天漫谈繁荣，还是首先向安定痛下苦功夫。除了外表的安定，我们似乎不能忽视内在的安定，也只有内在的安定才可能发出光、热、力。内在的安定是繁荣的第一要素，这种子，必然开花结实的。

　　台湾三年

　　我在台湾已住了三年的时间，三年来的演变，闭起眼睛一想，像是电影，一幕一幕地过去了。这中间有笑，有哭，有血，有泪，有许多值得在光复史大书特书的奇迹，有许多不能回想的惨痛故事。总之，一切都已过去，我谨以这短短的一篇叙述，纪念台湾光复三周年，并祝台湾前途光明。

　　卅七年十月廿日台北

　　（《大公报》，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不容青史尽成灰（叶明勋）

　　——二二八事件亲历的感受

　　我们处于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国家的处境也在变的今日。看看国际风云的变幻，人心诡谲的纷争，有时兀坐沉思，仿佛如被满天阴霾的云层笼罩着，窒息着，感受到的只有经济繁荣，物质炫耀，生活安逸，人性暴戾，构成了那个光怪陆离、瞬息万变的世界。人类的智慧，虽已竭其所能，升华到玄妙莫测，最后仍然无法避免消失于历史的隧道，各种善恶真伪也终于在那里现形。以往鉴今，就是历史留与我们的教育意义。但是，年轻一代对于这些陈迹，并不关心。几年前，美国对高中学生曾作调查，发现他们史地常识的贫乏，几乎笑话百出，如南美和欧洲的国名，很多东西莫辨，甚至南北战争，也有混淆不清，大概这是科技挂帅旗帜下的后遗症吧！我们年轻一代，是否也有同样的缺憾，远的不说，近的如对日抗战八年的浴血奋斗，大陆沦陷的惨痛，都能人人了解那些血淋淋的悲惨真相吗？恐怕有人就视为这是尘封已久的历史故事，渺不可及，早已缺乏一份切身之痛的真实情感。大陆的沦陷，这个责任，似乎也应完全落在中国国民党的身上，而对当时苏俄卵翼中共的帮凶，中共背信诈骗的叛乱，与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反而一概抹杀，茫然无知。而且认为这些都与现实无关，现实的视野，已被利令智昏的功利主义所围堵。只有那些以身受之的白头中老年人才有此怀古的怆情而已。昔人曾有亡其国者先亡其史的警语，能不令人感慨系之。再说，台湾光复以后发展的情形，年轻一代，恐怕不仅限于见其盛。譬如目前社会的繁荣安定，生活的富足改善，他们忽略那段艰辛努力的悠长历程，那里真不知凝聚着多少人的智慧和心血，岂能不加珍惜。同样的，四十年前，那次被视为历史疮疤的二二八事件，经历世局沧桑之后，益觉迷离扑朔，任凭信口雌黄，作各种真伪莫辨的报道和推测。这种积非成是的流传，以我一个身历其境的人来说，懔于良知，想到早年于右任先生“不容青史尽成灰”的感慨，真有心所谓危的感觉。我们对于任何事件的分析或判断，至少须从三方面来探讨：就是对当局的认识、主观的状态、与客观的环境。二二八事件，如能先从这三方面来看问题，然后不难抽丝剥茧的找出症结所在。这不是情感的，如果羼入了情感的因素，便易产生偏差，对历史真相的探索，不会是很正确的。

　　行政长官自严壁垒，管道淤塞，抱负难展

　　先说对当局的认识，当局就是对主政人物的了解。

　　我是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偕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人员由重庆最先飞抵台湾的，当时的职务是中央社台湾特派员，同行还有几位新闻界硕宿，现在多数已经老成凋谢了。所以，对光复后的台湾，了解不能止于浮光掠影。主政人物行政长官陈公洽（仪），也曾与我多次单独谈话。当他离台的前一日，又邀我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今日追溯二二八事件，便须先谈对他的认识。

　　陈公洽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早期的留日学生，据闻与日本战犯东条还是日本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并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归国后，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都曾任要职。主持闽政时，锐意建设，提倡国语，不乏具有突破性的作为。当时风评虽不一致，但福建从此贯穿了不少的公路，入境问俗，可用国语，都是事实。当他离职时曾慨言：“五年后，闽人当思我。”后来未到五年，闽人便在怀念着他，也是事实。他在万方瞩目下，衔命来台接收为日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国土，当时都认为是最适当的人选，一则因他最了解日本，日本政坛亦多旧识。二则在地缘上他是与台湾唇齿相连的福建具有渊源的人。当他莅任之日，步下飞机，便对记者们说：“我到台湾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他虽精通日语，但对台湾的日人从不说一句日语。台湾在他的心目中，这里同胞们经历了日人长期的统治和压榨，饱尝亡国之痛，一旦重归祖国怀抱，最渴望的就是自由和民主。所以，他施政所追求的目标也以此为导向。譬如迅速的成立临时参议会，重视民意，过去囚禁在火烧岛（即今绿岛）及各处的人犯，一律予以释放，恢复自由。于是，在政治层面上顿然形成了全面解禁的景观。从正面来看，人人如重见天日，享受着充分的自由生活。而在负面则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影响治安的工作，那些作奸犯科之徒，便在潜伏着乘机蠢动，为民众生活带来不安。而另一棘手的经济问题，却忽视这是大战之后的社会，当时台湾物资缺乏，民生凋敝，很多生产机构战时已被破坏，未能恢复生产，导致失业问题不易解决。加以交通陷于混乱停顿状态，对外无异自行封锁，外货既不能输入，本身物资又匮乏，供求便已失去了均衡的作用。接收以后，政府的行政效率显然运作不灵，呈现着无力感，许多失调的问题，陆续的出现，都未能适时采取有效的对策。最显著的是过去日人对生活必需品以管制、配给来控制战时的物价，民众喘息于高压之下的生活，尚能苟安。一旦予以废弃，又无外援的力量，于是商人居中操纵囤积，物价无法稳定，反而自乱步骤，直接的影响民众的心理，民众只重现实，并不了解政府的苦衷，对政府自然逐渐的失去了信赖。其中另一因素，就是受日人的牵制，因为日人在台湾已经根深蒂固，忽然挖去了根，地位财产都已失去保障。这股力量，台湾同胞是无法取而代之的，它的影响，也是爱莫能助的。

　　这种情况，行政长官坐在望之俨然的办公室中，能否了如指掌，胸有成竹，都不无令人疑虑的。别人说他刚愎自用，就是说他是自信心极强的人。平心而论，他的确将自己全副的精神都投入了公务上，他的生活，只能看到严肃的一面，没有享受。中午留在办公室里，只要足以果腹的便餐也就足够了。他患有糖尿病，但并不重视自己的健康，虽然，这样的图治心切，部属之间，诺诺称是者则多，一士谔谔而具有诤臣典型者则少。于是，下情难以上达，很易筑成了一道隔阂之墙。不但如此，就是高层次的管道，也往往为之淤塞。譬如当时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先生，老成谋国，向他提出很多兴革的建议，都未以行动证实他的采纳。中国国民党省党部李主任委员翼中，亦未获得应有的配合，遑论政通人和，同心协力。这些管道，如能运用得宜，有裨省政建设的发展，自然是相得益彰的。但是，所见的却是自严壁垒，事必躬亲，缺乏那种天衣无缝、浑然天成的境界。合众社记者，便曾批评他是“台湾之王”，因为当时的警备总司令是行政长官兼的，无异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语虽近谑，却是颇为传神的。我们深慨政治真是一项高度综合的艺术，有时只凭学养、见识、热忱，仍然难以展其抱负的。所以，陈公洽虽为重建台湾而尽瘁，但突遭二二八风暴以后，只得心灰意冷，搁置手绘的蓝图，剩下两袖清风，黯然挂冠的回到上海了。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由希望而失望而反抗

　　至于主观的状态，台湾久经日人殖民政策的统治以后，一旦重归祖国的怀抱，重见汉官的威仪，那种感激涕零，出于耿耿丹心的至诚热忱，掀起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如火如荼的高潮，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感人之深，绝不是四十年后出现群众游行的今日所能想象的。台湾同胞认为光复后的台湾将是一个最理想、最开放的自由民主的世界，一切作为，不再像过去备受统治者桎梏的迫害，可以随心所欲的安享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却忽略了这是大战之后，疮夷未复、百废待举的世界。重建家园，必须以政府和民间共同的努力，无法立竿见影，一蹴可几。当全省各处燃烧着庆祝光复的火焰逐渐熄灭以后，冷酷的现实，也终于无情的暴露了它残缺的一面。

　　而且，自由民主的真谛，必须经历长期的政治教育的培养和涉练，始能获得全民的共识。光复之初，台湾同胞只乐闻自由民主的名词，无异新生的宠儿，人见人爱，却不知真谛在哪里，界限又在哪里。因而下层社会经常发现借用自由，以民主为挡箭牌，行为上逾越了法律所赋予应有的范畴。如果不知守法，缺乏守法的精神，不以守法为基础的自由民主，自然无异痴人说梦，几近无知。然而，当时我们不能以此准绳衡量满怀热忱的台湾同胞，纵使四十年后的今日，叫嚣自由民主的人，又有多少人能自奉准绳，自我约束。何况当时刚跨出殖民地的第一步，面临两个不同型的社会，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观念，新的标准，都需要时间逐渐的教育，逐渐的培养，那些缺乏认识的现象，如今思之，只要出于真诚，也就不足以令人咄咄见怪的了。

　　日据时代，台湾同胞有很多优秀人才为日人所聘用，所以，任何机构都含有台籍人员，但属于高层次的，仍然寥寥无几。这是日人统治的政策，与真才实学是无关的，光复以后，政府处理的原则，一律留用。至于其他社会上负有声望的人，政府未能广为延揽，可能出于实际困难，譬如取舍标准，何去何从，而且担任公务，对他们也不是很熟练相宜的。于是，只有借重他们在省市参议会上展露其才华。如果说这些遗珠之憾，构成若干的不满或失落感，自然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属于情感化的。事实上，凡是久居大陆的台籍人士，政府已尽量让他们重莅故土，为桑梓而贡献其硕学宏才。

　　我们当时来台的人，彼此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台湾同胞对祖国的热爱太感人了。这种热爱，自然抱着无穷的希望，但当希望落空，或无法兑现时，希望成为失望，希望愈大，也就成为失望愈大，情绪随而从高潮降为低潮。这些希望，为什么落空，为什么无法兑现，这是当时台湾同胞难以理解的。政府既未坦诚的公开说明，也未适时的加以疏导或安抚，涓涓不塞，将为江河的大众情绪。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的重视沟通，这是遗憾。

　　记得当时新生报曾有一篇社论，申述日据时代台湾同胞对日人统治的反抗，曾发生二十多次的流血事件，显示台湾同胞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但是，二二八风暴，以实质来说，不同于对异族的反抗，只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的一种宣泄而已。因为不满和失望的累积，就是怨尤，怨尤到了某一种程度时，就像石门水库的储水量过量时，必须泄洪，镇压等于临时筑堤，如果以此治水，必将穷于应付，这是有违祖先的遗训。

　　有人认为台湾同胞的倔强秉性颇与闽南地区的民情相似，遥想当年，他们的祖先相率追随郑成功飘海来台，乘风破浪，气壮山河，内心都在燃烧着反清复明的火焰。这种火焰，寓有忠贞之气，绵延百世，直到永远。后来台湾各地不时出现的泉州、漳州帮派的械斗，实质虽不同于反清，而所激发不容于他人侵占的强烈自我主义，同样的在热血沸腾着。这种潜在力，我们不仅见于此，也见于目前的大陆各省，大陆沦共以后，或大或小的抗暴运动，为历史留下见证，就是有力的表现。小说家所描绘的民气可用，亦即指此，大则可用于救国救民，小则可用于私人集团，鼓励群众，供其驱策。我们习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是祸是福，关键决定于领导阶层掌握的方向正确与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都在一念之间，后果绝不是当初所能逆料的。

　　抑且，群众行动，从来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二二八风暴，有一些失意而具有政治欲的火爆性人物，利用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失望而汇合的激愤，从中煽动、蛊惑，造成缺乏理性的盲目暴乱。暴乱的目的在哪里？是冲动，是被利用，也许永远无人提出正确的答案。既然形成暴乱，政府为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人民的安全，我们也无意苛责以武力镇压。因为演变至此，古今中外，很少不出之以武力来应变的。

　　民情缺乏沟通疏导，祸起基层，遗恨何及

　　最不可原谅的，就是街头巷尾，居然有人高唱日本歌，舞着武士刀，几乎忘却自己是炎黄子孙，身上流着是中华民族的血液。这种与日本浪人无异的行径，有人认为这是日人蓄意助纣为虐。根据资料探索，日本战败之初，旅日台湾同胞四万五千多人，半数以上是没有户籍的。三十五年由日遣送回台的二二七人，其中部分并不是参战的，而是当年的特级流氓，日人训练他们到大陆去当最坏的角色，目的有三：一是坏事做尽，替日人顶罪，二是破坏对台湾同胞的情感，三是困扰台湾的治安（见五二年四月分文星杂志）。像这样充满炸弹性的火种，投入台湾，我们虽未尽信，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另一不可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被征参战遣散回台的人，先后约有三十万多人，他们的就业问题，政府缺乏妥善的照顾或安排，像这样血气方刚的人群，一旦游手好闲，自然构成社会问题。有人认为这些问题与流氓的未能肃清，也是导致二二八风暴的另一因素。然乎否耶，治史者不能不予重视。

　　至于客观的情势，我们初履斯土时，都会惊讶日人锐意经营所花的心血，虽然他们的政策是殖民的，但无疑的已向现代化的里程迈步着，这是备受战火蹂躏的大陆各省所不能及的。可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里首当其冲，迭遭盟机的轰炸，到处只剩下百孔千疮的残垣断壁了，——尤以总督府最为凸出。战争在人间最残酷、最凄凉的一面，真是令人不堪回首。台湾同胞虽未淡忘那段逃警报、啃地瓜、日夜惊惶的艰苦日子，但一旦光复来临，他们以过去视为恍若隔世，如从黑暗走到光明，如在重获新生迎接着幸福的岁月。所以，现实仍然是浩劫之后，满目疮痍未复的世界，也被大家太情感化的忽略了。

　　一年以后，庆祝光复的热潮，已经逐渐的消褪，面临新的生活环境，一切是陌生的，希望获得的也不是很满足的。于是，有人便在开始不满或失望。而这里却包含着两种潜在的因素。其一，接收人员都来自大陆，他们对台湾还是很陌生的，各种行政管理、程序及手续，都是搬运大陆那套积习已久的老旧架构，适用与否，未加深究，既不了解日人所遗的成规，也无法革新汰旧，行政效率因而面临新的考验。从主管到基层，都缺乏新的精神、新的作法，未能做到真正换血的功夫。那些泄沓因循的积习，仍未根除。于是，各种青黄不接，便无以善其后。其二，日人已成为战败国的日侨，都须遣送回国，未被遣送的日侨，只有寥寥无几的专门人员而已。这股庞大的人力腾空以后，多少机构形成了真空的状态，尤其生产机构，萎缩的生产力，一时难以复苏，加以战时的破坏，益见支离破碎。我曾参观过一些机构，设备破损，人员零落，一副烂摊子的印象，至今尚在。所以，显示人力是需要充实的，而另一面失业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日人被遣送后，接充人员，政府也许考虑事实困难，似乎并未在台湾同胞中广为罗致，在情感上，就是很易造成隔阂的。如这些问题，政府的处理，显然缺乏公信力。也就是说，当此过渡时期，不少脱节、紊乱的现象，政府都未能落实接收的工作。所以，面对困境，很难出现新的开展、开创另一个新的局面了。

　　政府这些实际的困难，台湾同胞是十分隔阂的，也是无法获得理解的。

　　至于接收人员留与台湾同胞的印象，人人具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俨然是汉官威仪吗？当初来台接收的人，据闻曾经流行着“一流人才做二流事”的口号，就是希望都有好的表现，能为台湾同胞塑造好的形象。只是军公人员太多了，那么多的人，都能自律自爱，以此自许，毕竟是忧乎其难的事。尤其基层人员，有些积习难改，仍残留着官僚时代的坏习气，便成为害群之马。如二二八前夕的缉烟事件，误伤行人，即其实例。如能具有今日只许挨骂，不许还口的宪警涵养，区区缉烟小事，何至形成野火燎原，一切暴乱自然早已消弭于无形。遗憾的是最接近民众的人，就是这些基层人员，接收人员的形象，也许就被他们的颟顸无知和不能自检的行为破坏了。

　　我们都知道首先令人失望的，就是看到第一批登陆基隆的国军仪容，他们的服装都很破旧；哪里像一支堂堂的胜利之师。殊不知我们的八年抗战，就是凭这样的队伍与日军冲锋陷阵，与日军作殊死战，台儿庄诸役，也是凭这样的装备击败日军。但是，那些祖国以血肉之躯而抵抗的苦撑日子，所流的血、所吃的苦，都不是海天远隔的台湾同胞所能了解的。当时大家看到这些登陆的士兵，应该是像看到劫后的破碎家园，不是失望，而是感慨。多难的祖国，它为抗战承担太多的灾难了，战胜日本的不是武器，而是正气，而是潜在的民族精神和毅力。这些感慨，自然也绝不是当时台湾同胞都能心领神会的。

　　所谓外省人与本省人之别，本来无此界限。光复以后，街头巷尾，到处挂满了补习国语的招牌，台湾同胞，无分男女老幼，都在诘屈聱牙的学习着国语，而接收人员也能热情的学习着闽南语，彼此相聚，如见远客，其乐融融，从无隔阂，自然谈不上什么地域观念。新生报于光复一年后，曾作饶有意义的统计，就是日人虽统治台湾半个世纪，但台湾同胞在一年之间与外省人通婚的纪录，却超过了半个世纪与日人通婚的总数，显示彼此的情感是多么的水乳交融。二二八事件以后，后来外省人三字，竟成为很凸出的敏感名词，而且还沾上一点政治意味。这是从何说起，如果说对政府有什么不满，因政府里办事的多属外省人，便归罪于外省人，但外省人并不代表政府，当时全国各省的公教人员，也没有一省都属于本省籍的，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从知识分子到农村，似乎都没有这样的偏见。也许这是居心叵测的人所制造的名词。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北方居民大举南迁，如五胡乱华，如金人侵宋，他们从遥远的黄河流域，扶老携幼的避乱南迁，所到地区极广，后来都在当地生根，从未闻有外省人与本省人之别。闽南语的母音，根据音韵专家之言，具有中原的古音，以此推论，今日来自闽南的台湾同胞，其祖先何尝不是来自中原。如果寻根，我们的根，可能都是源于那个遥远的中原。中华民族所以能成其大者，就是因能凝聚摄取各方面的潜在力量，为外力所不能夺、不能移。台湾后来的经济繁荣，举世刮目，答案也就是在此。如今山河沦陷，红祸横流，大陆人士，相率来此，又像历史上的大举南迁。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事实上，无异过去泉州漳州的纠葛翻版而已。

　　往者不可谏，须为历史寻根，毋偏毋激。

　　以上所叙就是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前，个人对当时台湾情势发展亲历其境的感受。

　　四十年动乱多难的岁月已经遥遥而去了，台北市历经沧海桑田之变，昔日那份海天寄迹的幽思，已为物质文明的浮嚣所取代。二二八的噩梦，也已渺无痕迹。但对年轻一代，仍如一团疑云。

　　去年四月间，美国亚洲学会在波士顿举行第卅九届年会时，曾将二二八事件列为讨论主题，经过赖泽涵、马若孟、魏萼三位教授以两年半的时间，从台湾到国外广为搜集有关资料，并访问当时政府与地方的有关人士，也曾到过肇事地点勘察。他们两易其稿所作的结论，认为此次事件，与民国二十三年山东威海卫所发生的暴乱颇为相似。威海卫于一八九八年租与英国，一九三〇（民国十九年）年归还我国，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当地居民产生了很多次的反抗行为，背景与当时的台湾颇为相似。

　　我以一个身历其境的人现身说法，从庙堂到市井之间所获的感受，认为这是对现实不满的一次逾越的反抗行动，对现实为什么不满，其中包括政治的、经济的、观念的、心理的等潜在的因素，具见前文所叙。这些因素由于对当时社会的突然改型，对战后的生活环境，对政府的施政初衷，都缺乏充分的、理性的了解和认识，以致形成了隔阂的鸿沟，复因失望而导致误会，缺乏沟通的管道，与纾解的力量，于是，鸿沟的裂痕日益扩大，终于难以遏阻。自然，无可否认的，另一股主导的反抗力也在驱策着，这是热中于政治而未能逞其私欲的人物的作祟，他们利用群众对政府失望的直觉激愤，加以煽动、蛊惑，因而如波助澜，转而成为一次缺乏理智的暴乱。后来，中共的羽翼，与一些甘为日人作鹰犬之流，也夹杂在内，叫嚣捣乱，自逞其能，在意识上，没有目标，并不包含什么分离主义。台独一群欲以自吹自擂，也想将此次事件扯上了关联，与中共所玩的统战把戏，同样的都是一副小丑嘴脸。

　　历史的教育意义，就是晓谕后代子孙不能重蹈前人的覆辙，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放眼古今中外，任何历史的轨迹，都遗留着残缺或丑陋的一瞥。我们不必讳言残缺或丑陋，因为这是警惕，负面也是同样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在渺远的历史隧道中，那是不可能重现的陈迹，与现实已经永远的隔离。所以，我们无须担忧，无须抱憾。现在，我们于四十年后的今日，追溯二二八事件，也须以同样的心情，只希望为历史寻回失落的一面。至于追究责任等说法，这是对历史的责任，对历史的交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千秋自有定论。最后我们还须补充一提的，就是当时抗战在急转直下的情势下胜利，政府在遍地疮痍中忙于接收，各地接收的情形，遭受中共严重的毁诋或破坏，国人昧于真相，容有为人所诟病。但在台湾大体上步骤未乱的，都希望去做好的。如果既非身历其境，只凭传说臆测，便将一些失实的史料刺激年轻的一代，自然有违历史的良知。所以，年轻一代对历史必须求真求实，像胡适之先生一样的重视事实根据，追究到底。但是，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哪里？很多人既不知什么是二二八事件，政府至今仍缺乏有系统的完整记载，公之于世。去年因逢二二八四十周年纪念，从美国到台湾都有各种的追记或评论，探秘发隐，的确有不少的琳琅满目的大著，只惜很少是身历其境，缺乏真实的体验，那些洋洋大作，未免就有失实之处。回想于右老“不容青史尽成灰”的警语，青史成灰，毕竟是人间莫大的遗憾。时光易逝，转眼又是一年，抚今追昔，本文之作，但求秉于良知，不偏不激，不随不阿，写出个人的感受。我虽非历史学者，却愿能为年轻一代揭露历史真实的一面。

　　（《联合报》，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台湾苦难反省日（孟绝子）

　　——化解台湾的隐痛“二二八”

　　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惨案爆发到现在，四十年间，台湾对国民党蒋家独裁统治不满的人士不断以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反抗蒋家政权。这类活动固然不少，影响也很大，但却以最近由陈永兴、李胜雄，和郑南榕所发起的“二二八和平日”这一运动的意义和影响最深远，最大。

　　四年多以前，我在几次演讲中也曾经一再说过，应该把“二二八”这一天定为“台湾苦难反省日”。当然，该以忏悔心情深深反省的是国民党中所有与“二二八”有关而如今还没死掉的大小官员，因为“二二八”惨案完全是这一群无知的冷血政治动物所造成。

　　开罗会议决定击溃日本后把台湾归还给中国。这一决议，蒋介石大事宣传，把它宣传成他的一件伟大的业绩。既然把能够使台湾重入中国祖国的怀抱看为一件伟大的成就，那么依情依理在光复后来接收时就应该特别慎重，慎重选派接收人员，慎重选择接收政策。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到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才派人到台湾来接收。从十月二十五日正式接收那一天之后，接收人员的行为来看，蒋介石根本不懂怎样慎重选派接收人员，更不懂接收政策。他以为只要派些对他个人忠贞的党政军宪警和特务到台湾来统治就行了。

　　在大陆上蒋介石所派到去日军占领区接收的情况，曹汝霖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说，一部分接收人员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另一部分接收人员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不论是天上下来的或地下冒出来的，个个都把接收弄成了“劫搜”。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在他的回忆录兼忏悔录《我的特务生涯续集》中把特务人员“劫搜”的情况写得更详细而惊人。

　　到原日军占领区去接收，乃是从日军手中接回原来属于中国的社会，让社会中一切有机式的功能，继续保持生命；让人民的心情，从被敌人征服统治回复到与自己人团聚相处的状态，再用各种方法安慰这些人民心灵被敌人征服和统治所造成的人性尊严上的伤痛。

　　而蒋介石所派出来的接收人员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这些，而是“五子登科”。五子是〔金〕条子、房子、位子、车子、女子。他们不但追求“五子”，而且还是尽量“劫搜”到更多或最多的“五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把各种卑鄙、下流、狠毒、邪恶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根本没有把“光复区”的人民当做自己的同胞看待。他们的所做所为，清清楚楚显示出他们乃是集“征服者、强盗、小偷”于一身的“三位一体”人物，而且还像是“乞丐”出身的人物。受过这种痛苦经验，大陆上“光复区”的人民从内心中都唱出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恨中央！”的歌谣。

　　大陆上“光复区”人民心中的愤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光复后台湾人民内心的愤恨更深更重，因为台湾被日本人占领的时间最久，人民盼望回归祖国怀抱的心情也比较深长。最后，“征服者、强盗、小偷”终于在人民高度的愤恨中逼出了“二二八”事件。事件刚发生，其规模、其程度、其性质，还算不上是历史性的惨案。之所以演变成惨案，乃是蒋介石的处理方式。

　　事件刚发生，处理的方式应该是平息民怨民怒，恢复社会秩序，详细调查，公平处理。蒋介石没有这样处理。他的处理方式是派兵到台湾以大屠杀镇压人民。就台湾人民与蒋介石都是一国同胞这个意义来衡量，他大屠杀的程度已经超过日军在中国屠杀的程度。

　　不仅此也。“二二八”之后，蒋介石又下令特务在台湾继续搜捕他认为与“二二八”有关系的人民，抓到后，有的枪决，有的刑死，有的押进火烧岛大牢。这个搜捕行动一直延续了十年之久。

　　四十年过去了。蒋介石已经死了，有些“二二八”凶手也死了。他们死前，对“二二八”丝毫没有表示过悔意，连一点最轻微的歉意也没有表示过。他们甚至还不准人民公开谈论“二二八”。他们死后，蒋家残存政权还是不准人民公开正式谈论“二二八”。这就正表示了凶手们做案后心虚的情形。然而人们可以不谈论“二二八”吗？可以不平反国民党歪曲宣传下的“二二八”吗？当然不可以。今天台湾之所以会有“本省”与“外省”之隔，之所以会有“台语”与“国语”之分，之所以会有种不正常的政治现象，全是起源于“二二八”惨案，全是“二二八”惨案没有能够得到平反而演变出来的后遗症。“二二八”不正式解决，后遗症就会继续下去。

　　在“二二八”惨案四十周年的今天，为了平反“二二八”这一历史惨案，除了举办大型演讲会、和平游行、举办座谈会、默祷、受难人祭拜典礼及追思礼拜、受害者及遗族登记、史料图书展览、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馆、出版专书等行动外，还应该对受害者及遗族给予国家赔偿，把“二二八”事件列为各大学历史系中必修的“断代史”课程，把“二二八”这一天定为“台湾苦难反省日”。从人道立场来做，三点中以第一点最重要。即使是给予国家赔偿，也只不过聊偿伤害于万一而已，因为再多的金钱赔偿，也补偿不了受害人真正所遭到的损失与伤害。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男人，二十六岁，妻子生下的男孩还不到半岁，他就被特务抓走了，历经各种毒刑，被关进火烧岛的牢里，一关三十年，夫妻音信阻绝，两地朝思暮想，只能梦魂寻觅。幸而没有病死狱中，又幸而被关三十年后还能出狱，蹒跚回到家中，夫妻对望，都是纹满面，鬓满霜矣。临老还能团聚，固然可喜可贺，可是二人在执手相看泪眼中，纵使国家赔偿十亿新台币，这十亿元能换得回二人的青春夫妻岁月吗？能抵得上二人三十年中的相思苦吗？昔日的半岁孩子现已长大。这也是可喜可贺的事。可是，从孩子半岁起，他就再也没有抱过，孩子会走路后，他也从来没有牵着孩子的小手一道走过。这种父子之间的天伦情趣，这十亿元能换得回吗？

　　至于被刑死后枪杀的人，他家属的悲痛当然就更深了。这也不是区区十亿二十亿元所能弥补得了的，所谓国家赔偿，它的意义是除了一大笔金钱外，表示受害人完全是受不白之害之难，现在整个社会正式加以关怀，由凶手们所把持的政权也在默然地向受害者和遗属承认错误。

　　做完这一步后，就继续努力，要直接间接的凶手正式公开承认罪过，承认罪过之后把偷偷存在美国的贪污钱全部拿出来，填补“二二八”赔偿基金。也就是说，对“二二八”受害者和遗族所给予的国家赔偿，财源应该完全来自“二二八”凶手们的贪污钱。例如蒋介石的钱，宋美龄利用她丈夫蒋介石的职权而捞的钱，首先应该全部充公，移进“二二八”赔偿基金。

　　在台湾，台湾结、中国结、独立、统一，都是次要的事，也都是“二二八”的后遗症。台湾真正最重要的中心问题是“二二八”。把“二二八”的问题完全解决后，台湾地区的人民才会有正常化的心灵。到那时候，台湾结与中国结消失了，独立或统一，也会化解成一个经济贸易问题。

　　所以，从今年这个“二二八”开始，把它定为“台湾苦难反省日”，让还活着的受害者得到安慰，让已死的受害者得到安息，让全台湾的人民得到再也没有仇恨与偏见的和平。

　　一九八七、二、二十一。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

二二八的立碑问题（李敖）

　　6月25日外电说，苏联不满分子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今天首次出现在街头集会，加入前政治犯和主要知识分子的行列，要求立碑纪念被斯大林迫害的受难者。五天以后，7月1日，苏联官方有了灵活的反应，外电说，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今天在共党会议上说：“已有许多为此纪念而提出的建议，我们必须同意这样做。这样一座纪念碑必须在莫斯科建起来，我确定这将获得全俄所有人民的支持。”

　　这些外电，引起我的一个对比。

　　过去几个月来，台湾岛上也一再发出为二二八的死难者立碑的呼声，今年2月28日，在内湖交流道附近的山丘上，死难者之一——前台大文学院院长林茂生——的后人且捐出土地，举行了二二八纪念碑的破土典礼。仪式由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长陈永兴主持。陈永兴在主持前，曾发表《为了不再流血》的专文，开头说：“2月28日又到了，这是个让许多人忧伤悲痛的日子。每年这时候我们怀着永恒的追思，安慰着所有曾经为台湾牺牲受苦的灵魂！”陈永兴这些话，是很崇高的、博大的；不过他接下去的一些话，却显得未免狭小，例如他说“让台湾人民子子孙孙不忘先贤前辈的牺牲苦难”、说“让后人反省感叹抚今追昔体验生为台湾人应有的觉醒”、说“台湾人苦难的历史总会过去但不能忘记”等等，口口声声局限在台湾人上面，这就有语病了。因为二二八的死难者，不全是台湾人，也有无辜的外省人，他们在官方朝台湾人开枪的同时，也是民间朝外省人动刀的牺牲者。我是学历史的人，在研究二二八的历史上，我看到了太多的本省流氓浪人们，他们怯于攻占官方的据点，却勇于打劫民间的行人，包括轮奸外省无辜妇女在内，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是不是也该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

　　也许有些仁人君子和公正人士们说，台湾是台湾人的，你们外省人跑到台湾来，出了事，难免要受“冤屈”，但是，高山族若站出来，谁还好意思说这种话呢？历史清清楚楚告诉我们：高山族是台湾的原住民，并且原住在平地上，正因为台湾人的祖先从大陆来台，欺负他们、欺骗他们、欺凌他们、残杀他们、联合外国人（荷兰人）把他们无异种族灭绝，他们才逃到高山之上，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把当年台湾人“冤屈”高山族的血泪，公道一下呢？要立大家立，在为二二八立个大碑的同时，是不是也该为高山族立个小碑呢？

　　在苏联立碑，情况是单纯的，因为那块泥土上，全为被害人；但在台湾立碑，情况就复杂得多，因为这块泥土上互为被害人。所不同的，只是被害多寡时间前后而已。

　　从正义立场上，我赞成为不义冤死者立碑。不过主持它的人，必须反省他所做的，是不是那么纯、那么公道？是不是纯粹没有政治作用隐含其中？如果答案是犹豫的，该警觉警觉：立碑以后，最大的受益人到底是谁？在苏联，清清楚楚是斯大林的异代接班人，是新一代的统治者，立碑使他们深得人心，“获得全俄所有人民的支持”。——死者慰藉有谁知，生者洗手享尊荣，这样的政治作用，难道大家所乐见吗？

　　1988年7月11日

　　李敖影音E书QQ群（578505007）：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李敖影音E书②群：437813363

　　李敖数字博物馆（爱华山樱创建）：www.leeaoweb.com

　　李敖资源下载站（古法创建）：leeao.net

　　油管/抖音/西瓜/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李敖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