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199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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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黄昏》修订版封底

　　1987年，《血色黄昏》轰动海内外，曾为一个时代还原了一页历史。

　　1997年，《血色黄昏》增删大举措，又为一群知青塑就了一壁浮雕。

　　面对悲壮而残忍的真实，我们将感受到巨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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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黄昏》修订版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北京知识青年在内蒙古的真实经历。

　　1968年冬，主人公林胡和他的同伙一起步行去内蒙古，自愿扎根边疆。兵团成立后，他因给指导员提意见而开始挨整，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众叛亲离的专政生活中，度过了8年最底层的生活。期间他不断地申诉挣扎，又不断地被批斗。

　　这一充满悲剧色彩的灵魂，真实坦荡，半是天使，半是魔鬼。他迷信拳头，刚愎好斗，四处碰壁，却又嫉恶如仇，不屈不挠，不媚不俗。

　　作者以主人公的经历为主线，向读者展现了当年内蒙古兵团战士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狂风暴雨中，60多条棉被盖上了种子库房顶；熊熊烈火里，69个青春的生命瞬间化为黑炭；送战友上大学的路上，50多名女知青集体悲嚎。最可悲的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的狂热劳动，夜以继日的开垦，换来的却是美丽的大草原被一片片沙化。

　　全文语言刚劲粗砺，色彩沉雄悍野，内蕴真实丰富，读后令人慨叹、回味不已。

　　本书发行后，曾轰动全国，多次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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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黄昏》修订版导言

　　8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于是提笔把这一切写了出来。

　　在那动乱的年代，凡是有知青的地方都会有许多悲怆感人的故事。本书只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之一粟。它算不上小说，比起那些纤丽典雅的文学艺术品，它只能算是荒郊野外的一块石头。

　　不论风吹雪打，日晒雨淋，也不论世人如何评说，这块沾着泥污的石头将静静地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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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黄昏》修订版前言

　　为真实再现当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这次再版，做了一些大的修改：

　　一、补充了刚来草原时，因跟人斗气，写一告密信，揭发同伴出身不好。

　　二、补充了1969年秋内蒙古建设兵团发枪时，为争取发到枪，不少知青写了血书。

　　三、补充了在快离开草原时，于寂寞难耐中与一位女知青有了人生的第一次。

　　四、把因为情绪而给自己所恨的人加上的某些坏事还原给真正的责任者。

　　五、删除一些与主要故事脉络无关的章节。

　　六、冯牧同志曾向我建议不要用冷僻字做书中人物的名字，此次特将主人公林鹄（hu）改名为林胡。

　　其他没有改动。

　　借此机会，谨向北京市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一切关心帮助我的朋友们深深致谢！

　　感谢广大读者对《血色黄昏》的尊重和理解。

　　作者1996年9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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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内蒙

　　1968年11月底。

　　从张家口下了火车，我们沿着一望无际的公路向北徒步行进。自大串联后，养成了扒车的习惯，能蹭就蹭，不能蹭就步行，反正这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大方向绝对正确，自信凭我们的本事，早晚能截个车。

　　从张家口走到张北80里地。出了张北，就到了坝上，即所谓内蒙古高原，气候明显见冷。我们4人都戴着50年代的蓝棉帽，放下了帽耳朵，帽耳朵边上沾着白霜。塞外荒野，名不虚传。沿着从张北到宝昌的一条崎岖不平的砂土公路，四周是荒寒的土地，破旧的农房，光秃秃的山坡，人烟稀少。

　　我们背着背包，顶着严寒跋涉。公路弯弯曲曲，没有尽头。沿途汽车也零零星星，没几辆。好，身后终于传来汽车声，雷厦挥动着双手，站在路中央。解放卡车跑到跟前，只好停下。

　　司机不耐烦地说：“你不要命啦？个球泡的！”

　　“同志，拉我们一截吧。”雷厦不卑不亢地喊，走到驾驶室前。

　　“不拉。”

　　那司机趁机加大油门，卡车狂吼着开走。我们只好狠狠地向远去的卡车吐着吐沫，臭骂这王八蛋司机，继续一步一步地向远方走着。

　　四野茫茫，天空阴霾，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凛冽的寒风，稀零零的雪花，伴随着我们。

　　晚上，我们住在路边的一个车马大店。里面昏暗、肮脏、简陋。

　　在伙房里，我们围坐着，头一次吃着莜面饸饹。那伙房的地上堆着柴禾，乌黑的房顶，乌黑的墙，乌黑的锅盖。

　　雷厦咬着牙吃莜面饸饹。据说，这是当地人过节才吃的饭。被认为是对我们的款待，可是那股棕油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金刚偷偷对大家说：“厕所的味儿大得出奇。好可怕！能呛你一跟头。”

　　果然，大车店的厕所和北京的完全不一样，那是在一个深坑上架块有茅坑的木板。木板要是塌了，人就会掉到粪坑里。下面的粪橛子冻成了一个个宝塔般的冰柱，散发着刺鼻的羊膻味儿。这还是冬天，夏天就可想而知。

　　晚上，我们睡在了一张大炕上。静静听着大车老板子吹牛、抬杠、聊老娘儿们。

　　金刚担忧地问：“如果当地不要我们怎么办？听说那地方已经停止接受知青了。”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应该欢迎。”雷厦充满信心。

　　“可是人家不要你，也有人家的理由。我不相信全国这么大，谁去了他们都会要。”

　　“别瞎发愁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说。

　　“把达以地，把达以地……”金刚反复背着刚学来的蒙语。

　　山顶认真地看着《养马学》。

　　雷厦沉思道：“明天，我们一定设法截个车。在大草原上，上百里没人烟，不能像串联时那样徒步走，否则非得给你冻死。”

　　……

　　夜晚，只听见外面，那凄厉的寒风在嘶叫。我们互相挤着，一股劣等烟草、羊皮袄、莜面的混合气味把我们送入梦乡。

　　次日，在漫长的公路上，继续向北行进。

　　截了一辆又一辆的车，碰了一个又一个的钉子。雷厦的社交能力没比，最能拉下脸求人，最能忍受脸面上的屈辱。截车也是个本事，雷厦敢大大方方站在路中央一趟一趟地截，手舞足蹈地呼喊，叔叔大爷地猛叫……我却胆子小，害羞，怕挨干。

　　终于，顽强的雷厦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截停了一辆车。这位老司机被感动了。

　　“老同志，拉我们一截吧。我们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从张家口走到这儿，已经走了3天。很累很累，真的，请搭我们一截吧！”

　　“你们从张家口走到这儿？”老司机很有点惊讶。

　　“还骗你？”雷厦那张漂亮的脸给冻得像红萝卜一样。

　　“快上车吧。”

　　我们4个人欢笑着，像小鸟一样地爬上了车。这辆挂着篷布的卡车在草原上颠簸着，一口气把我们拉到了锡林浩特。

　　街上刷着醒目的大标语：“深挖猛揭锡盟内人党的盖子！”、“彻底肃清以乌兰夫为首的一小撮内人党分子！”、“挖肃是内蒙当前斗争的大方向！”、“高万宝扎布罪该万死！”

　　我们是私自跑来的，先要得到盟知青办的批准，才能合法下牧区。晚上暂住在锡林郭勒盟中学。

　　在盟安置办公室，山顶刻的假公章发挥了威力。

　　内蒙锡盟有关部门：兹介绍我校学生林胡、雷厦、吴山顶、金刚4人前去联系插队落户事宜，请予接洽。

　　北京四十七中革委会1968年11月7日

　　办事员认真地看完了介绍信，一点也没怀疑它是假的，慢条斯理说：“真是很抱歉了，我们锡盟的安置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没有力量再接收。”

　　“可事实上，仍有很多地方缺人。”

　　“是缺人，我们这儿来个两万三万的还缺，但关键是经费问题。没有经费，你让我怎么安置？一个知青的安家费是450，我们这地方已经接受了4000多，实在没有能力再接收，早已超过了预算。”

　　这办事员眼睛很大，炯炯有神，手洗得白白净净，态度坚决，毫无通融余地。

　　我们失望而归。次日又到盟安办，和这个办事员软磨硬蹭。

　　“董大叔，求求你了，收下我们吧！”雷厦央求着。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您帮帮忙，完全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金刚说。

　　“我也不反对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可以找一个愿意接收你们的地方，但我就是没钱安置你们。没有安家费你们干不干？”

　　我们4人面面相觑。

　　“哼，安置一个人，要花钱的。”

　　“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应该支持，想想办法嘛！”我生硬地说。

　　“唉！”那办事员瞥了我一眼：“真没法办这个事。上面已经说了，停止接受知青。你们要有意见可以找领导去。”

　　夜晚，我们在盟中宿舍研究对策。

　　我很担忧：“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每人带的钱都不多，整天下饭馆最多能坚持一个礼拜。”锡林浩特的饭馆邪贵，最贱的菜也六七毛一盘。

　　吴山顶的眼珠闪了闪：“听说盟军分区赵司令员的儿子就在这儿上学，我们和他儿子套套近乎，想想办法通过赵司令员取得批准。”

　　雷厦想了一着妙计：“我们最好每人写份血书，面呈给司令员，保准成功。”

　　“对，好主意！”我高兴地说。

　　山顶说：“我负责跟他儿子联络。”

　　次日，山顶真找到了那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小孩眉清目秀，文文静静，身穿一身干净的军装，一看就是部队干部子弟。

　　“小鬼儿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交个朋友吧。”

　　山顶很热情地送给他一个大主席像章，有墨水瓶那么个儿，作工讲究，孩子异常喜悦地看着，一下子就被我们征服了。

　　“嘿，你们这儿跳不跳忠字舞？”

　　“不跳。”孩子腼腆地说。

　　“看过老太太跳忠字舞吗？特神，来，我给你表演一下。”

　　山顶认认真真地学着小脚老太太跳了一段忠字舞，手舞足蹈，装着罗锅、瘪嘴，八字步、颤颤巍巍，把那孩子逗笑了。真没看出来山顶挺有表演天才。

　　“小鬼儿头，你爸爸晚上在家吧？”

　　“平时都在家，有时候去开会。”

　　“好，那我们要到你家去，到时候你得给我们开门，引见你爸爸。”

　　“没问题。”

　　“给我们说点好话啊，让你爸批我们下牧区插队。”

　　“行。”

　　……

　　晚上，在盟中杂乱的男生宿舍，我们开始准备血书。

　　割！打起仗来，命都可以牺牲，还在乎这点血。我拿起一把电工刀，给自己的左手指来了一下，血汩汩冒出，用手指沾着血写道：“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事业，请接收我们吧！”字迹歪歪扭扭。

　　每人都用这把刀割破手指，写了自己憋在心中最想说的几句话。

　　自然，给自己肉上割一口子不是多困难的事，青年人喜欢干点拔刀见血的举动。不过这毕竟不是割猪肉，是要划开自己身上的一块皮。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盟军分区的大院，找到了赵司令员的家。

　　那小鬼头儿很热情地打开了门，把我们带到他父亲面前。

　　“啊，你们都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欢迎欢迎。”

　　我们坐下后，由雷厦开讲：“赵司令员，我们从心眼儿里喜欢内蒙这块土地，真心地想来这儿插队落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盟安办却以没经费为理由，拒绝接收我们。现在我们身上的钱很少，坚持不了几天，就要没饭吃了。希望您能批示有关单位接收我们。这是我们写的血书。”

　　看见4张血迹斑斑的信，赵司令员感动地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反对你们这样干。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内蒙草原，精神可佳，我们当然要支持，完全支持！”他马上掏出钢笔，在我们的一份血书上批示：“请盟安办予以安置。”

　　赵司令员很和气，没架子，面貌端正，跟他的小鬼头儿子一样，给我们留下了美好印象。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成功。盟安办把我们分配到西乌旗巴颜孟和牧场。

　　哈哈，我们总算不会再灰溜溜地折回北京了，像姜傻子那样，（他们几个计划步行到西藏，最后连河北都没出，就被民兵给抓住，灰溜溜地又回来。）

　　巴颜孟和牧场位于西乌旗东北方向200里。场部的荒凉破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个县团级单位不过是两排土坯房，另加几排地窝子，远远不如内地的一个生产队。场部办公室是全牧场惟一的砖房。小卖部只有一间屋大，来买东西的牧民稀稀零零。货更是少得可怜，连点儿当地产的黑糖块都是好东西，被牧民互相转告，抢着买。

　　印象最深的那个群众专政大院：一大马厩里面挖了一排地窝子，关着40来个牛鬼蛇神，什么“内人党”、“叛国分子”、“反革命”、“破鞋”“反动喇嘛”……应有尽有。每天，他们排着队，低着头，默默去上工。

　　场部领导原想给我们分到三连，说是纯农业队，离场部近，住房子，生活条件比较好。我们一听就急了。要到农业队，大老远来内蒙干什么？坚决要求到牧业队，并要到离场部最远的地方。于是就把我们分到了额仁淖尔，即七连。

　　在住招待所期间，我们常偷骑牧民拴在木桩上的马，拔一蹦子，让马流一身汗，可没少挨骂。牧民们埋怨道：冬天的马，流一层汗，掉一层膘儿。

　　下牧区最大好处是可以狠狠过一把骑马瘾。

　　几天后，赶大车的老姬头拉着我们到七连的东河，一个在场部东北40里的更加荒凉的地方。

　　马车像个小蚂蚁，在茫无涯际的草原上移动。赶车的老姬头嘴里得得得不停地唠叨：“唉呀，这儿不穿皮裤可不行，棉的再厚也不顶！”老姬头身穿皮得勒，蜡黄脸，有几根稀疏的胡子，像个土匪，搂着大鞭杆：“你们出门可得小心，千万别迷了路，冬天要是迷了路你就等死吧。这地方年年都有冻死人的，哼，牧民多经冻哇，可鼻子耳朵照样给冻掉。哈哈，白毛风要是来了，伸出胳膊都看不见。不是吓唬你们，咱这地方，六月天还冻死过人呢！”

　　老姬头的这些话听了很好玩儿，更令人对草原有一种敬畏。

　　冬季的草原灰蒙蒙的。埋没在积雪下面的野草稀稀拉拉，露出一点枯黄草尖，僵僵伫立。偶有一堆牲畜的白骨散落在冰雪之中。纵目远眺，四面都是一望无际，只有大车道弯弯曲曲伸向天边。

　　草原太辽阔了，辽阔得让人心里空虚，让人全身震骇。面对草原，最狂妄自大的人也会感到自己生命的渺小，微若尘埃。最让人怵的是如此空旷的漠漠大野却寂然无声，静得掉在地上一根草都能听见。

　　白皑皑，光秃秃，平坦坦，苍茫茫。

　　这就是草原，没有那种精致典雅的秀媚，以原始般的粗犷和莽苍屹立在人们面前。在北京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景色的，地地道道的未被雕琢的自然美，辐射着严酷的寒光。

　　我们坐在大车上，每人都盖着好几张羊皮，腿还是给冻僵。浩瀚的锡林郭勒草原啊，你真的是这样冷酷、粗野、荒凉吗？

　　“新的生活开始了！”雷厦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们是好样的，从没路的地方，硬闯出了一条路。”金刚轻轻说。

　　“嘶，好冷啊！”我给冻得缩着脖子。

　　哈哈，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内蒙落下了脚。

　　万岁！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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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的草原

　　我们的蒙古包事先已扎好。

　　进去后，一个模样善良的蒙古中年妇女很利索地帮我们把炉子点着，熬上茶。刚想向她表示谢意，猛一瞥，发现她蒙古袍背后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蒙汉文写着“牧主分子”。谁也不敢再说谢谢，怕立场不稳。

　　当地贫下中牧过去从不搞阶级斗争，现在一搞，也相当会搞。他们发明了在五类分子后背上缝布条的法子，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专政对象，要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还被告之贫下中牧家的蒙古包前都挂着红旗，没挂红旗的就是有问题的家。下包喝茶，一定要到插着小红旗的包。

　　在七连东河蒙古包里的第一夜是难忘的。

　　临睡前，往铁炉里倒了一簸箕牛粪，憋了一阵，烟越来越浓，“嘭”的一声，跟爆炸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把一节炉筒烧得通红。毡子外面寒风刺骨，毡子里面却只穿着背心裤衩还热得满头大汗。但只要火一灭，蒙古包里酷冷。每人除了被子外，又把八张羊皮全盖上，堆成厚厚一大团。都蒙着头睡，否则冻耳朵。

　　半夜，我身上盖的羊皮滚掉了，一下子给冻醒，只好当团长。蒙古包顶上有个通气通光的大圆窟窿，透过它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外面实在太冷，不敢伸出手把羊皮盖上，只好踢开被窝，硬钻到雷厦的被窝里。

　　涌进一股冷气，雷厦叫唤起来：“哎哟，哎哟，你这脚跟冰块一样。”我俩屁股对屁股，裹紧了被子，继续睡觉，可怎么也睡不着。透过一缝隙，望着蒙古包顶上的窟窿，想起了白天到达东河与牧民见面的情景。气氛冷清，根本没人欢迎我们，只有一两个黢黑的蒙古牧民骑着马，呆漠地望着我们，脸上连点笑容也没有。他们用蒙语叽叽咕咕一阵后，骑着马扬长而去，跟报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我迷迷糊糊地回想着来到草原那一刹那的感受。直到上午11点多钟，老牧主贡哥勒从外面带了一把枯草，放进炉子里，又在枯草四周摆了几块牛粪，为我们点着炉子，大家才战战兢兢地从被窝里钻出来，趁热起床。

　　贡哥勒来到外面，在严寒中为我们杀牛。他把牛的两个前腿撅到犄角后面，根本不绑，就在牛的胸膛上割个小口，把一只瘦瘦的胳膊伸进牛胸腔里掏心，掐断一动脉管，牛马上就死，比汉族杀牛要科学得多，省事得多。之后，他开始用把破电工刀剥皮剔肉……他的得勒背后贴着一白布条，提醒人们他是个牧主。

　　我透过门上的小玻璃，好奇地看着这整个过程。

　　雷厦兴高采烈地切肉，准备着饭。突然把刀放下：“实在憋不住了！”他匆匆地穿上衣服，武装好，惨叫着跑到包外。

　　不一会儿，解便回来，大口喘着。

　　我问：“你在哪儿拉的？”

　　“马厩后面。”雷厦哀叹道：“哎哟，屁股要给冻掉了。那风跟刀子一样。”

　　“我也憋不住，怎么办？”

　　“去吧，速战速决，保护好屁股和老二。”雷厦笑着说。

　　当我蹲在马厩旁，体会到内蒙的酷寒时，才恍然大悟：牧民的得勒很有优越性，多大的风，多冷的天，蹲下就拉，不用担心冻着腚。

　　饭做好，我们4人啃着手扒肉，发现内蒙的羊肉名不虚传，好吃得要命。奇怪，内蒙的羊肉怎么没膻味！

　　上午，贡哥勒的老婆，那模样标致的中年妇女来给我们缝皮得勒。她后背上贴着一个黑污污的白布条，使我们不敢对她和气一点。这位脸色红润的蒙古妇女熟练地为我们裁剪皮子，一针一线地缝着。她对自己后背上贴着那块白布条似乎毫无怨言。

　　晚上。

　　已睡下后，牛的哭喊声把我们惊醒。几十头牛聚集在白天那头牛被杀的地方，用蹄子刨着地，用鼻子嗅着冻土，用舌头舔着同伴的血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放声恸号，那扑簌簌的泪水冻成冰碴挂在眼窝下面……这一群牛的蹄子声，轰轰响，好像就踩在你脑袋边。

　　金刚害怕地问：“它们会不会冲进蒙古包里来？”

　　有几头牛竟跑到蒙古包跟前，一头牛把双角往蒙古包上来回蹭，整个包都在颤动，着实可怕。

　　我的疯劲上来，穿上衣服，拿着一个大棍子，冲出去，朝站在包附近的牛又打又吼，横冲直闯，这牛虽块儿，胆子还是小，几十头被我一人就给打跑了。

　　可是不一会儿，牛群们又返回来，围绕着那牛被杀的地方呜呜哭泣，有的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有的拉长声哀号。吵得我们根本睡不着觉。

　　金刚大为感动，噙着泪说：“牛真好呀！唉，我以前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决不吃牛肉。我现在宣布，今后我绝不吃牛肉了。”

　　我嘲笑道：“你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这一夜，外面的几十头牛不断地哀叫，呼唤着死去的同伴。在酷寒中，无比凄凉。

　　动物里，可能也就是牛，能为死去的同伴这么哀哭，那眼泪真的往外哗哗冒。

　　次日，牧主老婆又来为我们一针一线地缝得勒。其实很感激这位蒙古妇女，但不敢表示出来，不断提醒自己：“可是牧主婆啊，不能对她有好感。”

　　这位蒙古中年妇女的脸颊红红的，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她梳着辫子盘在头上，外面包着白布。表情是那么的善良温和，与阶级敌人的概念实在不相吻合。我们4人只敢偷偷地瞥她一眼，不敢与她眼睛正视。虽然包里就我们几个人，都尽量不理她。

　　下午，马棺儿给我们抓来马，每人一匹。我向牧民请教：“哪匹最好？”

　　马倌儿说：“小青马最好。”我犹豫片刻，狠狠心宣布：“我要小青马。”

　　山顶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你要最好的马？”

　　“不为什么。”

　　山顶对雷厦说：“起码应该说句话，给大家打个招呼。我才不稀罕那匹马，就是觉得他太霸道。”

　　大家都对我露出不满之色。

　　我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心想这队伍是我拉起来的，4人里，我胳膊最粗，腿肚子最壮，悠双杠最多，我当然应该有最好的马。

　　雷厦似乎也有意见，但没跟我多计较。

　　小青马属于我的了！没办法，在马面前，我没法对朋友讲点义气，实在是太馋了。

　　由于“挖肃”，牧场几乎瘫痪。达勒嘎（干部）全靠边站，我们知青整天闲呆着，没人管。

　　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照顾自己的马上了。每天饮二遍水，遛，吊，喂青草……像照顾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地精心喂养。

　　有一次，小青马打梁了，我自己扛着鞍子，牵着马走20多里地，不忍心骑在马的伤口上，被牧民当作笑料。

　　我们4人都爱趴在土围墙上，聚精会神地看着马吃草。倾听它们咀嚼草时所发出的咔喳咔喳声，马嚼干草就像我们吃大虾一样津津有味，看它专心致志，吃得那么香，自己嘴里都冒口水。当我给小青马挠痒痒时，它会把肥厚的脖子伸过来，让你使劲给它挠。

　　户外极冷，我们给冻得用手捂着耳朵，跳着蹦着，却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马。

　　我们骑马从不轻易大跑，只有实在瘾得不行了，才短距离的拔它一蹦子。谁都特爱惜自己的马，借马要比借钱难得多。

　　雷厦是一匹花马，跑得不快，不久把花马换了匹大白马，就是口老了，号称日行500，是原场部一头头的。给他美得屁颠儿屁颠儿，没事就骑着下包，下了几次包后，雷厦就了解了不少牧民的生活细节，回来后，绘声绘色地给我们吹。

　　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带着古代战士的痕迹。

　　牧民们终年累月不脱衣服睡觉：把皮裤脱一半，裹着得勒，再盖件皮被，天气再冷，也可以随时起床；他们喝奶茶不用筷子，舌头舔得特干净，根本不用刷碗；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一把电工刀，磨得贼快；一辈子不洗澡，衣服从新穿到烂；他们每天只晚上吃一顿饭，早上、中午都喝茶；他们思想也不像报上宣传得那样革命，跟牧主拉拉扯扯，来往密切；他们热情好客，不管是谁（包括专政对象），一进蒙古包先给你一碗奶茶，并且容留过路人住宿。他们在男女问题上没有孔老二的影响，比较开通，解放前梅毒流行，但不像传说的那样乱伦，蒙古姑娘也绝不像妓女，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干。他们为报答几分钱的恩情，可以付出一头牛的代价，也常为一点鸡毛蒜皮动了杀机。

　　草原生活虽然孤寂，可也确实有浪漫的一面。出门骑马，喝茶吃肉，活儿可干可不干，成天四处串包。记得有一次，也是自己跑来的北京女知青刘英红去场部买东西，回来时刮白毛风，迷路了，我们全体知青出动，直到夜里10点才把她给接回蒙古包。她在卸骆驼套时，不知怎地把骆驼弄惊了，给她撞个跟头，大蹄子还把她的蒙古袍扯了二尺长的口子。她却躺在雪地上哈哈地笑了起来，当晚就给同学写信，洋洋洒洒3大页，详细介绍了这次迷路的经过，觉得非常好玩儿。

　　在北京，一个姑娘哪有被骆驼撞一跟头的乐趣？

　　这天晚上，我们参加了本队牧民召开的批斗会。

　　在公共的蒙古包，两个包连在一起，挺别致，说是6点开会，到8点也没开。蒙古包里烟雾腾腾，牧民们特能抽烟，一根接着一根。昏黄的煤油灯下，这一张张古铜色的面庞又黑又糙，个个都那么坚硬、糙裂、饱经风霜。大多数牧民都穿着熏黄了的没有面的皮得勒，很厚。他们本来就块儿，再穿上这么厚的皮得勒，就更显得魁梧粗壮。

　　“贫下中牧开会还这么拖拖拉拉？迟到两个钟头了还不开会。”金刚偷偷嘀咕。

　　有的牧民在掰腕子，有的互相抬杠，有的抽烟沉思，有的把胳膊从得勒中退出来，翻找衬衣上的虱子，有的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们这几个北京知青。

　　最后终于开会了。大家起立，向毛主席鞠躬，高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塔布勒满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

　　声音粗嘎，撕裂而阴沉。内蒙的这首歌调子有点悲凉，让人听了想哭。

　　那四个被斗的内人党分子低着头，站在大家面前。个个麻木不仁，铁青的脸。贡哥勒也站在一旁。

　　批判时，全是说蒙语，我们一点儿也听不懂。

　　但牧民们个个都心不在焉，根本没人用心听，有的睡觉，竟打起了呼噜。有的妇女织着牛毛手套，有的牧民玩着自己的小打火机。两个年轻牧民互相开着小玩笑：我在你的背后贴个烟纸盒，你在我的后脑勺上粘一小团羊毛……

　　牧民道尔吉吐吐沫的本领相当高强。他能大老远把口水射到一个小羊粪蛋上，百发百中。他眯着眼，不一会儿就用嘴“滋”一泡，滋灭一个羊粪蛋。他屁股旁的那本毛主席语录脏得不堪入目。

　　这阶级斗争的第一课真使我们万万没想到。贫下中牧在批斗会时嘻皮笑脸穷逗，吹牛，吐口水玩，东倒西歪睡大觉，跟报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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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

　　1968年12月31日晚上。

　　听完元旦社论，蒙古包里回荡着国际歌声。这悲沉激壮的声波把我们4人的血都激动得沸腾起来。

　　“明天就是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应该干一件有意义的事。”山顶若有所思。

　　雷厦严肃地说：“别的连都已经抄牧主的家了，咱们连还没有抄。”他眼睛闪闪发亮，一激动就脸红，血特爱热。

　　金刚点点头：“牧区的阶级阵线不分明，贫下中牧和牧主、富牧都串着亲。听说这儿常有打信号弹的，真有暗藏的苏修特务。”

　　我提议：“那我们也抄吧。”

　　“对，应该抄。我们到这儿，不能忘了搞阶级斗争。”

　　金刚问：“告不告诉牧民？”

　　雷厦说：“不能告。牧民的阶级觉悟不高，批斗会上就能看出来，他们平日和牧主来往密切，常常到牧家喝茶聊天，告他们，他们给牧主通风报信怎么办？”

　　我表示同意：“对，不能告。万一走漏风声，牧主会把金银财宝转移、隐藏。突然行动才能抄出东西。”

　　山顶疑惑地反问：“这样做会不会脱离群众，贫下中牧理解我们吗？”

　　金刚拿着报纸说：“你看，滕海青（当时内蒙第一把手）说：当前内蒙挖肃的最大危险是右倾。”

　　“可我们初来乍到，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干这种事，会不会犯错误？”山顶还是不放心。

　　“挖肃是很复杂，要慎重，但抄牧主却明摆着不会错。牧主都是当地人定的，并报场部批准，备了案。”雷厦说。

　　山顶点点头，不再言声。

　　我说：“抄吧，别的连都干了，我们七连不干，就太落后了。这行动非常有意义，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就搞阶级斗争，货真价实的开门红！”

　　次日，1969年1月1日。

　　天空飘着雪花，并刮着犀利的北风。我们几人备上马，迎着刺骨严寒，旋风般地直扑贡哥勒家。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我们一行的样子威武而雄壮。

　　贡哥勒的蒙古包破旧乌黑，他的大黄狗凶恶地向我们狂吠。我手持木棒防卫，贡哥勒走出蒙古包，厉声呵斥着狗，谦恭地欢迎着我们。

　　蒙古包里面光线很暗，大大小小挤着八九口人，门旁边是个黑污污的碗架，一老头儿盖着皮被，躺在门左侧，奄奄一息。蓬头散发的老妇缩在昏暗的角落里打量着我们，像个阴森的老妖婆。主妇就是为我们缝得勒的那位，好像预感到不幸降临，善良的大眼睛里含着悲伤。

　　蒙古包里破破烂烂，弥漫着一股臭气、霉气。

　　雷厦正颜厉色：“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狠抓阶级斗争，要对你们进行抄家。”

　　金刚在旁边结结巴巴地念着自己用查蒙汉词典，翻译出的蒙文。

　　贡哥勒频频点头，表示欢迎。他是个50多岁的瘦小男人，嘴角老是挂着笑容。

　　大人、小孩、老婆儿、老头儿全都愕然。那躺着的老头儿不住地咳嗽，只主妇对他轻轻说了几句蒙古话，其他人都沉默着，一声不哼。

　　金刚怕他们没听懂，又重复了一遍。

　　我瞪着眼：“出去，全部出去！”命令除主妇和一个吃奶小孩外，其余人全部到蒙古包外面去，并且不准离开。

　　这群蒙古人开始缓缓地走出蒙古包。那颤巍巍的病老头儿，被主妇帮助穿好得勒，戴上帽子，由贡哥勒搀扶着站起来，一步一步缓缓走出门外。那相貌可怕，脸上的褶子像鳄鱼皮一样的老太太，也鱼贯地走到外面。贡哥勒在勒勒车后面的地上铺了块大毡，让他们坐在上面，股股雪花落在身上。

　　一个十六七岁的蒙古少女出去后想骑马溜，被雷厦厉声制止。

　　贡哥勒讨好的向我们微笑着，狗一样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转。我眉头一皱，不客气地向他挥挥手：“那边去！”

　　他无可奈何地回到勒勒车后面与家人团偎在一起。

　　我对山顶说：“你负责监视他们，不许他们乱动。”

　　包里只剩下主妇一人，背上背着一个婴儿。

　　金刚示意，让她打开箱子、包袱、口袋。这善良的妇女很听话，非常合作，脸上除了慈祥和悲哀，没一点儿不满表情。

　　老牧主曾给我们拾牛粪、生火、杀牛……他老婆给我们缝皮得勒、做饭，我们却要抄人家，这很需要有点残忍。

　　我咬咬牙，暗暗提醒自己：“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对敌人就是要恩将仇报。”

　　开始认真搜查，嘁哩哐啷，翻箱倒柜地搜。地上遍是凌乱的破东西：烂衣服、碎布头、生锈的小钉子、比小手指还短的铅笔头……整个一堆破烂，哪像印象中的牧主那么阔绰。不过也许是装的，值钱的都藏起来了。

　　我终于发现了一把牛角尖刀，如获至宝，挥舞着它向主妇吆喝着：“还有什么武器吗？”

　　主妇的目光悲哀之至，摇摇头。

　　争取能搜出武器或变天账之类的东西，至少也要抄出点细软。罐子、面袋、勒勒车全翻了个底朝天，连臭烘烘的蒙古靴也逐个检查……蒙古包给翻得乱七八糟，羊粪蛋散落在大毡上，姑娘的花衣服被我们踩在脚下。但变天账没有，武器没有，反动书信没有，金银财宝没有！真没料到牧主这么穷。大为扫兴，没办法，几件旧羔皮得勒、一个破马鞍、一口袋奶豆腐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主妇的美丽眼睛一直注视着我们，目光中没有一点怨恨，只是充满忧伤，忧伤得使我都有些不敢看她。包外面，那些个老弱病残倒还老实。他们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却不敢站起来走动走动。我心里曾闪出几丝恻隐，但自觉这念头很危险，赶快压下去。

　　贡哥勒的大黄狗一见我们出来，凶恶地扑着，为主人鸣不平。我用木棒吓唬，它却咆哮着，龇牙咧嘴。主妇使劲地拉它，却更加凶恶地扑跳。如此异乎寻常的猖狂，为谁逞凶？我喜欢狗，可不喜欢这么恨我，想咬我的狗。它是牧主所豢养的，立场是反动的，应该就地消灭。

　　“这是阶级敌人的狗，不能让它这么猖狂，”我对雷厦说。

　　“对，敲了它，拿回去作狗皮褥子。”雷厦说。

　　我示意主妇将狗拴起来。主妇很不情愿地把狗招呼到跟前，用绳子将脖子捆住，另一头给拴在勒勒车的木头轮子上。

　　我举起了铁锹。

　　贡哥勒飞快地冲过来，挡住我，苦苦哀求。我推开他，这个瘦老头儿却跪在地上，双手紧紧搂住狗，把脸埋在狗头的毛毛里，以自己身躯掩护，嘴里哀求道：“巴乐怪，巴乐怪。”（不要，不要。）

　　哼，老牧主胆敢跟我们对抗，找死呀？我揪住他脖领，像揪一只小兔子，提溜起他，蹬了一脚，给老家伙来个狗吃屎，他老婆赶忙跑来扶起他。

　　大黄狗越加暴怒，凶猛吠吼。它耸着毛，充血的眼睛闪着凶光，一次次向我扑纵，把绳子拽得梆梆响。

　　贡哥勒面若土灰，肮脏的胡子上沾着鼻涕。他厉声向大黄狗喝斥，还用脚使劲踢了它两下，双手却又怜爱地把它搂在怀里，嘴里嘟囔着：“巴乐怪，巴乐怪！”

　　我狠狠地踢了贡哥勒屁股一脚：“一边去！”却没踢走他，雷厦从后面揪住贡哥勒的脖领：“你不要干扰我们搞阶级斗争，”硬把老牧主提溜走。

　　我举起铁锹，屏住气，准备一下解决。贡哥勒急了，奋力从雷厦手中挣脱，不顾一切地扑将过来，抱住狗。他知道犯了大罪，恐惧地抽搐着嘴巴，向我谄笑。这位脸上满是饱经风霜皱纹的50多岁的蒙古人，挂着如此微笑，煞是惨然。

　　那边也乱成一团，善良的主妇要过来援救贡哥勒，孩子哭叫，贡哥勒父亲挣扎想站起来，山顶招架不了，呼唤雷厦支援。

　　我只好放下铁锹，对付老头儿。唉呀，老家伙吃了豹子胆，如此不听话，上去揪他，想把他拖走，不防他身下的狗闪电般咬了我左手腕一口。

　　疼得我大叫一声：“操你妈的！”丝丝地倒抽冷气。左手腕愣给咬了个三角窟窿，冒出了血。怒不可遏，狠抽了老头儿一耳光。他那张干枯多皱的脸被抽得涕泪交流，可是却还给我一个毕恭毕敬的微笑，嘴里依然嗫嚅着：“巴乐怪，巴乐怪。”

　　在学校成天练摔跤打拳，收拾这老头儿不跟玩儿一样？几个连续左右直拳，打在贡哥勒面部，砸茄子般，又抓住他脖子一扭，老头儿就像麻花被扭了个弯儿，拖了几步，雪地上留下了一道印痕。那位面孔健康红润的主妇冲过来，想挡住我，被当胸一拳，打回去。

　　雷厦警惕地保护着我的后背，喝斥这帮人不许乱动。

　　我正想扭身解决狗时，背后突然窜出一黑影，大喝一声：“我操你妈的！”

　　头被人重重地砸了一下，眼前一黑，天旋地转，昏倒在地。几秒钟后，我醒来，看见雷厦冲向老姬头，一脚把他踢倒，大吼：“你为什么打人？”

　　我马上就明白是老姬头从背后偷袭了我。他手中的镐把，断为两截。唉呀，我脑袋要不硬，就得被打碎了！

　　老姬头的脸更黄了，狡辩道：“你们太不像话，打这么一个糟老头也下得去手！”

　　我跳起来，先抄起铁锹一锹把那狂吠的狗打躺下，再一锹打没了气。之后又朝老姬头扑过去。在我的打架历史上，还从没有被人砸昏过，这是头一次啊！

　　雷厦见了我发了疯，忙紧紧抱住我。我被打得浑身是劲儿，一抡就把雷厦给抡个趔趄。金刚也跑过来抓住我胳膊，随着一声怒吼，腰扭腿别，把金刚从身上摔了过去，又狠又脆。

　　我嚎叫着，像条受伤的野猪冲向老姬头，双手攥着铁锹，非要开开荤。

　　雷厦又一箭步挡住我，双手抓住我挥舞着的铁锹，大吼：“林胡，别打了！”鬼知道，他怎么又冒出来。

　　我什么理智也没有了，乱摇乱摆，拼命想甩开雷厦。他被我摔倒在地，又挨了两脚，仍紧握铁锹，死不撒手。我拖着他，费力地向老姬头一步一步地接近。

　　老家伙看有人劝架，嘴还硬，举着一铁锹骂：“老子是四七年的兵，你敢把我咋地？”我拖着雷厦，硬是冲到他跟前，朝他脑袋拍了一下，放躺下他。又抡起铁锹，准备拍第二下。雷厦用身体挡住老姬头。

　　“你别把他打死了！他可是贫农啊！”雷厦脸色苍白。

　　我只好懊恼地停下，吼道：“老姬头站在牧主一边，就该打！”

　　小孩的哭声，贡哥勒伏在大黄狗的尸体上呼号，主妇的啜泣，招来了附近十几个牧民在远处观望。但他们不敢管，只阴沉沉地站着，默默无语。

　　金刚手持红宝书，用力向他们挥舞，表示我们的行动是在按照毛主席教导办，警告他们少管闲事。

　　挨了一镐把，又让牧主的狗咬了一口，就此罢休太亏，我又扑向老牧主，用马笼头猛抽。老头子穿着皮得勒，不解恨。又抄起一根木棍，“乒乒乓乓”一阵乱打，那老头子双手捂着脑袋，跪在地上，嗷嗷惨叫。

　　“不许叫！”一棍子砸下去。

　　老头子仍然叫。

　　“不许叫！”又狠打了一下。

　　老头子仍然叫。

　　好个贡哥勒，这么不听话！我让你叫，一口气给他十几棍子。

　　伛偻的身躯在地上滚动，躲避，然而棍子总是及时地准确地打中他。老头徒劳地哀叫着……围观的牧民没一个敢炸刺儿。他们性情温和，害怕见血。

　　“妈的，老牧主，越叫越打！”我手中的木棍嗖嗖飞舞，百发百中，都是屁股和大腿，死不了。

　　雷厦不住劝我：“算了，算了！”

　　“把我手腕咬得多疼啊！”

　　“再打就要出事了！”雷厦、山顶两人使劲抓着我胳膊，连推带拉地离开。

　　老头儿蔫蔫地没了声，躺在地上，似乎不省人事。突然睁开眼，看见我，嘴角咧开，露出一丝恐惧的干笑。

　　神了，这老头儿真经打。

　　最后，鼻青脸肿的老姬头灰溜溜地套上车，把贡哥勒送到邻近的东乌旗格日图大队（那时场部卫生所不给四类分子看病）。

　　等围观的牧民散去，雷厦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瞪着我说：“刚才，你要把老姬头给打死了，怎么办？”

　　“唉，这就外行了，会打人的又把人打了，又打不坏。”我向他伸了伸血糊糊的左手腕。

　　雷厦摸摸我脑袋，安慰道：“别生气了，你这脑袋真够硬的，那么粗的镐把都打断了。”

　　在雪花飞舞中，我们又矫健地骑上马返回。马屁股上挂着抄来的羔皮得勒、奶豆腐、破马鞍……

　　晚上，大家聚在蒙古包里研究，都认为这次流血事件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敌人对我们抄家心怀不满，不敢公开反对，就借不让打狗来抗拒。

　　山顶不解地问：“奇怪，老姬头为牧主抱打不平。贫下中牧怎么为牧主说话？”

　　“听说老姬头常到贡哥勒蒙古包喝茶，这老光棍可能是看上牧主的老婆了。”

　　雷厦说：“老姬头特会讲下流故事，你听他撇，能把你撇得晕头转向。”

　　“贫下中牧就这个样子？”山顶满脸疑惑。

　　金刚建议：“我们应该到场部反映今天发生的事，别让人给我们造谣。”

　　雷厦点点头：“对，应该向场部反映，请场部表态支持。”

　　说走就走，第二天早晨，我们4人骑上马，向场部疾跑而去。

　　最后如愿以偿。场革委会就这一事件作出三点结论：一、七连知青元月一日抄牧主家是革命行动。二、老姬头首先持棍打人，关进群专，听候处理。三、贡哥勒对抄家态度恶劣，交群众批斗。

　　这是我们刚到草原所发生的事情。

　　打在我们头上的并不是牧主的皮鞭，而是贫下中牧的镐把，贫下中牧为牧主打抱不平，多么不可思议！

　　社会啊，真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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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

　　因抄家，牧民跟我们关系疏远。牧民们虽很壮，很块儿，但胆子小，只要一提阶级斗争，个个都畏首畏尾。

　　左腕被狗咬到了筋上，非常疼，老有股火想朝人发。为条小狗还跟金刚打了一架。原来在学校时，跟金刚、山顶不熟，现在住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

　　到草原后不久，我捡了一条小狗。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刮了一夜雪。我起床推开门后，发现门旁卧着一条小狗，它团缩一团，把鼻子扎在自己尾巴里，全身都披着一层白雪。

　　我把它身上的雪拍打干净，带进蒙古包。这是条棕褐色的杂种狗，体型不大，但耳朵竖立，样子很像条小狼。我喂了它些吃的，它很高兴地摇着尾巴，贪婪地吃着，好像多日没吃饭。牧民们一家常常养两三条狗，这样无家可归的狗也时不时能看见。

　　吃完饭后，它在我们蒙古包旁边徘徊了一会儿就走了。但第二天早上，当我从蒙古包里出来时，它身上披着一层白霜，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呀！它没有走，流浪的狗也懂得忠实。

　　我收留了它，给它起名为英古斯，是我在学校时被杀的那条狗的名字。晚上它睡在我们牛粪堆旁。每天早上出去时，它都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一次一次立起来，把前爪放到我胸脯上，让我感到很温暖。

　　记得一天晚上，金刚急着出去解手，小狗挡住他的道，他忘了打狗欺主的道理，很不耐烦地踢了它一脚，狗尖叫一声，夹着尾巴躲到我身旁。瞬时，我怒火满腔，跳起来捅了金刚一直拳，吼道：“你踢什么？”

　　金刚也抡拳反击，低声威胁：“别这么霸道，不怵你！”

　　二话不说，几个左右直拳，把他打回去。金刚白挨了一顿，气得大口喘着粗气，眼泪汪汪。

　　我喜欢狗，高中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讴歌狗的作文。

　　唉，来草原后，可能太空旷了，无拘无束，没什么纪律约束，克制力极差。

　　转眼儿，1968年春节到了。发现牧民把过年看得很重很重，整天忙碌着买烟买糖，有的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采购白酒，30斤、40斤、50斤地买。

　　三十那天，寒流袭来，温度骤降，太阳灰蒙蒙地隐埋在阴云后面，刺骨的寒风刮起缕缕雪尘，连狗都冻得蜷缩在牛粪堆里。

　　雷厦带着金刚、山顶去六连找北京老乡玩儿去了，我不喜交际，对见生人没兴趣，就自己一人留在包里看家。晚上，包了四五个跟拳头般大的饺子，自以为个儿大，馅多，包得快，省事，放在锅里煮，结果全破了，只好吃了锅片汤。孤孤零零，对雷厦自己出去玩儿，把我甩在这儿，很是感慨。

　　吃过饭，信步走到附近蒙古包串串。

　　这是道尔吉的包，里面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小孩尿臊味儿。道尔吉喝得醉醺醺，满是疙瘩的脸胀得跟猪肝一样紫红，还继续喝。牧民喝酒不吃菜，一大碗白酒，道尔吉像喝白开水一样地咕咚咚地往肚里灌。

　　他双眼血红，嘴就不停，吹嘘他的褐栗马日行800，夸老婆为他生了4个小子，骂场里的供销社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是喝多了，胡说八道，又哭又唱：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塔布勒满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

　　挺优美的歌从他嘴里唱出来，像是背500斤大石头的胸腔里压出来的惨叫，那么压抑，那么沉重！嚎完了，他的大嘴不自然地干笑了笑，粗糙的大脸上滚动着两行泪珠。

　　人们说老蒙爱激动，一点不假。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日本式中文说：“文化革命大大地好，可是，过年地干活，海河烟地没有！我地意见地有，一毛七地光芒坏坏地，嗓子地不好。”他的下巴咧了一下，象个踩瘪了的蛤蟆，扭动着那张斜歪的大嘴。

　　我环视着这个又脏又破又味儿的蒙古包：只有两个油漆完全脱落的旧木箱。在木箱上面的哈那墙上挂着一块脏红布，别着大大小小20来个毛主席像章；熏黑了的食柜上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几个污浊的面口袋打着补丁，堆在柜旁；地毡上散乱着羊毛、纸屑、烟卷头、炉灰、羊粪末儿。

　　他的几个孩子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啃着手扒肉，偶尔偷偷地瞥我一眼。其中一个3岁小男孩，一手搂着大黑狗，一手拿块骨头啃，长长的鼻涕和着肉一同咽进肚，大黑狗温顺地卧着，时不时用舌头舔舔孩子手中的骨头。

　　道尔吉滋了一下口水，那条线准确地落在了一小羊粪蛋上。他摇摇晃晃走出门外，骑上马串包去了。黑沉沉的草原，传来他啊啊呀呀地哭叫，悠长而惨烈，曲里拐弯，无限苍凉。听说蒙古牧民喝醉了就爱这么叫，即所谓的蒙古长调，常常叫得涕泪交流。

　　回到蒙古包已是深夜。

　　这个春节就自己一个人过了，孤孤单单。想起去年春节回家吃饭时，心里老惦念着雷厦，放心不下他，可今年我一人在蒙古包，雷厦却自己玩儿去，根本没想着我，挺不舒服的。

　　到了初三，雷厦才回来，春节这两天他和六连的北京知青又喝又聊。

　　他说收到傅勇生一封信，学校下一批六八届毕业生分到山西插队，傅勇生实在不想去，让我们帮助他来这儿。

　　我沉默着，心里对雷厦不满，就故意跟他顶：“上山下乡很好嘛，去山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山西？”

　　“我喜欢内蒙草原。喜欢骑马、摔跤、喜欢这儿地广人稀。”

　　“那傅勇生也喜欢，为什么就不能来？”

　　“我来这儿是冒着风险，自己闯到这儿的，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不是等别人闯出一条路后，再投靠别人。”

　　雷厦正视着我：“傅勇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张口求我，我不能不管。”

　　“当初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时，他总说再看看，再看看。好，现在等我们成功了，他又来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我对他这种行为感到不舒服。”

　　“你不要自己找着了个好地方，就不管别人。像挤公共汽车一样，没上去时，拼命往上挤，等自己上去了后，又不愿意别人再上来。”

　　我说：“这跟挤公共汽车不是一码事。第一，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文革前就想到边疆去，我这想法，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对逃避上山下乡的人从心眼儿里瞧不起。第二，如果当初我们没劝他跟我们一起来，他要来，我不反对。可是我们拉起队伍后，反复劝他来，他不来，现在看见我们成功了，又变了卦，这样的行为，我不尊重。”

　　雷厦激动地说：“人应该讲义气啊！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现在处于困境，张口求我，我能说你是上山下乡的逃兵，我不管你吗？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当初，人家傅勇生也帮过你不少忙，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

　　“我豁出去不讲义气了。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讲不了义气。多年来一直想到最荒凉，最落后的地方磨练自己，我瞧不起那些千方百计赖在北京装病不走的想家迷，瞧不起那些怕挣工分，怕没有公费医疗的胆小鬼，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优秀青年在农村挣工分，艰苦奋斗啊！姜傻子的事你也都知道。他在那帮人最挨整时，毅然来到内蒙，接受专政……他们才可歌可泣！坦白说，我就是不愿意帮助一个害怕到农村去的懦夫。何况他的出身也不好，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没几个出身好的，再加上他，更会惹麻烦。人家会说我们是一小撮牛鬼蛇神的子弟，干什么都被动。”

　　雷厦没有表情地说：“好，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干。”

　　我问：“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意见？”

　　雷厦摇摇头：“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那你就干对不起我的事了。”

　　雷厦不置可否。沉默片刻，雷厦咬着嘴唇说：“我明天要到场部找军代表谈谈这事。我一定要把这个忙帮成。”

　　“好，你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我非常失望。

　　“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好，你要是一意孤行，我也一意孤行。”

　　心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没啥了不起。

　　晚上，他们几个聊着马，蒙古牧民的怪风俗，我考虑着怎么处理这事。来牧区后，发现雷厦不像在学校时，对我那么尊敬了，可能是用不太着我，哼，他不听我的，就得让他尝尝不听我的后果。傅勇生是雷厦的铁哥儿们，这么热心帮，自然是想增强他自己的势力……

　　我决定给锡盟知青办写一封信，揭露有人来内蒙是为了逃避去山西插队，不让雷厦帮傅勇生的事得逞。说干就干，我马上就在煤油灯下起草出了信。

　　盟知青办：我是巴颜孟和牧场的北京知识青年林胡，特向你们反映一个事实。最近有不少北京的中学生自己跑来内蒙。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好，又想逃避去农村插队。作为一名上山下乡事业的坚定拥护者，我特向你们反映此情况。如北京四十七中的傅勇生就是一例，他家里有问题，不愿意去山西插队，就企图通过关系私自跑到内蒙巴颜孟和牧场。

　　希望能妥善处理。

　　巴颜孟和牧场七连 林胡 1979年1月X日

　　并把这封信又抄了一遍给场部领导。

　　我知道，这样下去后，就要得罪雷厦，就要开始孤立，但不能不这样干，我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喽罗的人，决不给雷厦拍马屁。

　　第二天，我骑着小青马，一人跑到场部，找到了军代表，向他当面递交了这封信，请军代表按政策处理，不要把本地变成逃避上山下乡的避风港。

　　军代表很惊讶地听着我的陈述，时不时地点点头，答应要慎重考虑。

　　傍晚，我骑着马，孤零零走回驻地。那是暮色时分，严寒把脚都冻麻了。我的心也冷冷的，这辈子从没干过密告领导的行径，这是头一次，为和雷厦斗气。

　　自以为这事没人知道。但很快，雷厦就全知道了，他上场部找军代表时马上就明白我来找过，气得要命。回来，跟我大吵。

　　“你干这事，多卑鄙！”

　　“躲避插队，躲避艰苦，才卑鄙！”

　　“你为了跟我过不去，不惜一切手段。”

　　“对，用一切手段不让你成！”

　　“你越这样，我越帮，你自己只会成为个孤家寡人。”

　　“我不怕。”

　　“你是过河拆桥，人家傅勇生帮了你多少忙！”

　　“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就是过河拆桥。”

　　“卑鄙，自私，无耻。”

　　……

　　从这以后，雷厦和我不再说话，他整天到场部找头头游说，为傅勇生的事四处奔走。

　　我承认自己很没人缘，到哪儿都和身边的人搞不好关系。

　　记得有个晚上，我早早躺下睡觉，雷厦、金刚不在。山顶却还在看他的《养马学》。

　　亮着灯，我睡不着就轻轻说：“睡觉好不好？”

　　山顶没有言声。

　　我又说了一遍，他哼了一声，却没有行动。一下子火了，嗖地从被窝里跳出来，吹灭了煤油灯。

　　山顶从不骂街，这次也气愤地骂道：“操你妈的！”

　　“操你妈！”

　　“哼，写告密信的家伙，卑鄙透顶！”

　　“我就写了！对卑鄙的事就用卑鄙的手段。”

　　“你太霸道了！”

　　“你要想练，咱们就出去练。”

　　山顶气得鼓鼓的，只好摸黑铺被子睡觉。他是个很忠实的人，搞枪的事可以窥见一斑。但可惜，他是雷厦的好朋友，……

　　过去他们都听我的，现在雷厦一不听了，这俩小子也横起来，敢跟我顶。我自然气急败坏，硬打硬骂。

　　来牧区后不久，就让人给打昏倒，又让牧主的狗咬了一口，手腕上的伤口疼得我脾气烦躁。心理失去平衡，特别爱发火，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无法容忍。为一点小事，就气得要命。跟谁都想掐，跟谁都想顶。

　　牛粪没了，又懒得做饭，雷厦他们三个决定下包，这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跟我别别扭扭地住在一起。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主儿，下去了。

　　但牧民们谁也不愿意要我，牧民一提到我，就说是个“孬种”。不管多大块儿的牧民，见了我都有点惶惶然。最后队里给我分到道尔吉家——全队闻名的又脏又抠儿，又神经的家伙。这不是拿我开涮吗？我拒绝了，借口看库房，继续一人住在知青的蒙古包。

　　全队知青从牧主那儿抄来的大批物品都堆放在库房。

　　雷厦、金刚、山顶他们三个走后，再也不回来，事实上与我断绝了外交关系。

　　没啥了不起，跟雷厦好了一年多，都快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分开吧，我的道路一定雄壮而光荣。

　　独自生活，最头痛的是做饭，自小到大从没干过这活儿。除了煮小米粥，啥也不会，一切都是凑合。锅里有剩饭，就用茶壶煮肉；没案板，用黑锅盖代替；小米饭煮煳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肚里填。

　　记得有一次，我准备炸一脸盆果子（牧民把面炸成小方块），油热了，面还没和好。我赶紧和，油冒烟了，才开始擀。用悠双杠的劲头，玩儿命地擀，边擀边用毛主席语录鼓励自己：“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局面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坚持，坚持，马上就好了。我一面拼命切着面片，一面安慰着自己。就在这时，油“忽”地着了，火苗窜到蒙古包顶。慌得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傻了巴机地把着火的油锅端到外面，结果眉毛让火苗给烧焦，手也烫伤，案板上切好的面片留下了一个大黑脚印。

　　蒙古老乡常说：“聪明人做饭看火，傻瓜蛋做饭看锅”，我当时哪里知道？

　　对于不讲卫生的人来说，这儿可是个好地方。人烟稀少，又没女的，脸再脏，手再黑也没人笑话。

　　碗上积着一层灰尘，水桶里飘着羊粪蛋儿，毡子上粘着一块块肉屑，手黑污污的……全不吝，照样吃手扒肉，喝茶，睡觉。就是大便难受，隆冬腊月，草原坦平如坻，没一点遮挡，蹲一会儿，屁股跟刀割般疼。

　　据说老姬头从场部放回来了，在群专的地窝子里关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就吹牛：“要不是我嘴硬，跟群专的头头吵了一架，他们还不放呢！我怕球的？四七年的老兵，他敢咋地我？”

　　牧区阶级斗争复杂，才来两个月就得罪了很多人，为了自卫，为了保卫抄家的成果，我准备了一根小腿粗的棒子，怀里揣着那把从贡哥勒家抄的尖刀，十分警惕地守护着三间破土房。

　　雷厦他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们。能孤独的人，才是勇敢的人。敢不敢一个人孤独生活，才能看出你是不是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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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古斯的风波

　　我、小青马、英古斯三口孤独生活。

　　早晨起床后，首先抓马，然后饮马，然后吊。之后熬茶做饭，饭后，再把马用绊给绊上，放到草原吃草。

　　茫茫草原很有气魄，就是太寂寞了，周围不要说人，就是苍鹰、老鼠也很少见，偶尔有几头流浪的老牛，飘泊到我的蒙古包附近，带来一点生命的影子。它们孤零零地站在井旁一动不动，等着水喝，眼角上的泪结成了一串细细冰珠。

　　四周那么安静，时间那么空闲，没有任何压力，各种念头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脑中闪掠。真不光彩啊，所有这些念头中，最经常出现的是女的。

　　从小学四年级，就对一个女同学有了好感，但后来受挫，异性就成了一个谜，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异性的兴趣也越来越强烈。可是怕同学们说我流氓，好色，不敢跟女生多接触，平时对她们总冷冷冰冰。电影里一有男女接吻拥抱的镜头，也强迫自己闭上眼睛，担心这会诱发自己流氓思想。我佩服武松的神力，更佩服他在女的面前巍然不动。

　　偷偷想女人和革命战士的称号很不相称，我狠狠地压抑着。六五年学校搞自我革命运动时，还把这当作灵魂深处最见不得人的思想写成书面材料，交给老师。可后来，狗改不了吃屎，仍偷偷地想！我又想法把对女的的念头，转移到男的身上，用战友代替女的。曾和雷厦彼此发誓，同生共死，互相忠诚，不再跟别的女的好。一种神秘的初恋般的感情缭绕在我们中间。

　　可是来牧区后，一来和雷厦分手，一来是牧区太寂寞，一来是当地女的太少，光棍多如牛毛，女的念头老是盘旋在脑海。一会儿那个缝得勒的牧主婆儿，一会儿罕达的老婆……见一个喜欢一个，晚上就做着和她们睡觉的美梦，时常用手干。女人的那玩艺儿，把自己迷得昏昏沉沉。不过早上起来后又总是很后悔，感到自己肮脏下流极了。写血书风尘仆仆来到内蒙边疆，难道就是缩在被窝里对人家起邪念？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革命青年不应该这么早就考虑婚姻恋爱问题，我太没出息，动物性太强了。曾多次把这个问题写在日记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

　　两种思想经常打架：一种认为想女的可耻，见不得人；一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后一种思想略占上风。为了给自己的“流氓念头”找根据，我特地把鲁迅的一段关于肯定性欲的语录抄在日记本里，安慰自己不要老自惭形秽。

　　一个人孤独生活，有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完全可以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不迭被子……反正四周没一个人，自由自在得很，再脏也没人说。

　　闲得没事干，除了看书，照料马，还是觉得有点空虚，就常常跟牧民摔跤。青年牧民阿四愣是我最经常的对手。他胖乎乎的，一眼大，一眼小，老是像刚睡醒的样子。他不服我，隔几天就要来摔，每次摔他一溜滚儿也不生气。真没想到我在学校苦苦练的摔跤技术，来内蒙牧区后大显身手。

　　牧民虽喜欢摔跤，可大多数没技术，靠笨力气。青年牧民小桑杰闻讯也来与我摔跤，他很聪明，会攒半导体，个子挺高，红光满面，身强力壮。我又把他给摔倒，他用蹩脚的汉语，呀呀地叹息！

　　最后本队最壮的大古勒哥按捺不住，要跟我决一雌雄。这大古勒哥是个典型蒙古汉子，45岁左右，身材魁梧，有一米八多的个儿，手指头特镇，像胡萝卜一样，体重200斤以上。头一跤，大古勒哥很轻易地把我扳倒，什么技术没有，就靠力气。第二跤，不跟他玩儿蒙古式，用跪腿得和勒，套住其小腿，赢得干脆。感谢物理定律，使我能把这么魁梧的壮汉像电线杆子般地撅倒。他沉重的身躯倒下自然要比树叶落地砸得疼得多。可大古勒哥脾气温和，马上就服气了，再也不跟我摔。

　　其他牧民目瞪口呆，万万没料到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还有这两下子。老蒙吃奶吃肉，力气大，但常年骑马，腿部力量相对比较单薄。我后来跟其他牧民摔，很少输，发现他们大都有这缺陷。

　　英古斯一点不闲着，吃饱了就和我玩儿，一会儿扑咬我脚趾头，一会儿叼着我帽子乱甩，一会儿又张牙舞爪地跟我的手搏斗，喉咙里发出兽性的呼噜声。它跑得贼快，咬架特厉害，多大的狗也让它给咬得惨叫不已。

　　当它前腿直立，雄武地坐在后腿上时，很像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中的那条狗。它很懂事，从不随地大小便，门如果打不开，就用爪子抓，低声呜咽。

　　它常常卧在我的脚旁，用它那湿润润的小舌头认真地舔我的脏脚趾头，直至舔得干干净净为止。当我把脸贴在它毛绒绒的小脑瓜时，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一种父性般的感情。这是一条小生命，一个活泼泼的小肉蛋啊！平常我吃什么，它就吃什么，还到场部给它买江米条。晚上睡觉时，它会很温柔地用娇嫩的舌头舔舔我的耳朵，怪痒痒的。

　　但这狗也有毛病，如牙齿上有片片黑斑，毛不亮，最要命的是见了谁都摇尾。

　　到蒙古包串去，看见一群狗冲向我，英古斯马上以一挡百的气概迎上去，与对方厮杀，被咬得嗷嗷哀叫，也不逃跑。但它若见了来包串门的生人却总是笑脸相迎，一副媚态，使劲摇尾巴，这可能是流浪生活遗下的毛病。

　　我决心改一改它这毛病。牧区阶级斗争复杂，它对人得厉害一点儿。记得好像是屠格涅夫的一篇短篇小说中写了一老太太给儿子报仇的故事：做一个假人，在脖子上围了一圈香肠，训练狗咬。我也如法炮制：用破衣服做了一个假人，上衣是绿军棉袄，（一袖子被烧焦），下衣是件旧蓝棉裤，头带一蓝帽子。面部是白布，腰里系着皮带。我把一块骨头放到假人腰部，训练狗扑咬。没想到这狗傻了巴机，怎么也不咬，累得我满头大汗，又打又哄，也无济于事。它对那块放在人腰部的骨头敬若神明，连贡哥勒黄狗的十分之一的凶劲都没有。

　　我见它不听话，就用铁链子把它拴在蒙古包里饿，饿得它一个劲哀叫，声音凄惨。饿了两天后再让它咬假人身上的骨头，它依旧不咬，我喝斥它、踢它，那绿色的眼珠马上闪出凶光，从喉咙深处冒出了发怒的呼噜呼噜声。

　　我不理它，它就在原地打圈圈，拉着铁链哗啦啦响，并不住地哀叫，声音越来越大。结果招来了附近牧民小孩的注意，跑来趴在门上的玻璃处窥视，我做一个假人的事就传了出去，有些好奇的牧民甚至骑着马来看。

　　草原空旷寂寞，一点儿小事都是当地老大老大的新闻。

　　见谁都摇尾巴的狗不是好狗，我训练了半天，它也没有进步，只好暂告一段。它自幼遭受遗弃，无家可归，靠人施舍为生，养成了这老好人的毛病。对此不能着急，不能简单粗暴，只能慢慢纠正。

　　以后，我继续把英古斯关在蒙古包里，让它少见人，增其凶猛。

　　这天我带着望远镜，骑上小青马去串包，英古斯也高兴地陪我同去。可能憋得太厉害了，它老四处野跑，不紧紧跟着我，使劲叫也不理，越跑越远，不久就没了影。我懊丧地叹息：“流浪的狗就是不忠实！”颇感失落。但不知何时，那狗又从后面跑着追上我，让我一下子转忧为喜。

　　路过一蒙古包时，离包老远，就冲过来3条狗，围着我的马又跳又咬。英古斯夹着尾巴，躲在马旁边。它看准时机，突然闪电般扑向一条单奔儿的狗，把它咬得连连惨叫。接着又对另一条狗发起了进攻……它个子虽不大，却勇猛擅战，比掐架的话能威镇全七连。

　　正在这时，发现自己的望远镜丢了，是初中朋友谢保国送的，很有纪念意义。肯定是我骑马拔蹦子时，一起一伏，从书包里颠了出来，赶忙折回寻找。

　　到处都是平坦坦的草原，用套马杆划着地，来回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突然，一牧民走了过来，定睛一看是道尔吉。他用生硬的汉话问：“这狗地你的干活？”

　　“是呵！”

　　“这狗坏坏地干活，要打死地！”他板着面孔。

　　“为什么？”

　　“咬死羊羔地干活，必须打死地，”道尔吉似乎忘了我曾去过他的蒙古包，看他满脸热泪唱嚎歌。好一本正经！牧民怎么这样呀？说变就变，反复无常。

　　“怎么回事？有话好好说。”

　　“咬死羊地狗，死了死了地，没什么可说地！”他的嘴龇了龇，一股口水射进了地上的一个耗子洞里。

　　我强忍着怒火问：“咬死哪儿的羊羔了？”

　　“我地羊群地，多多地，这狗得打死地！”

　　他满是疙瘩的大黑脸十分严肃，又瘪又歪的狮子鼻不友好的地皱着。难怪人们都说他人缘不好，翻脸不认人。

　　我火了，冷冷地望着他：“不行！”把腿一夹，小青马跑了起来，英古斯若无其事地在前头带路。

　　他狠狠地向地上的一个马粪蛋“滋”了一口吐沫，嚷道：“就得打死，一定地打死！”

　　我扭头向他挥挥拳头，骂了句：“打你妈的蛋！”

　　身后，传来暴怒的咬牙切齿声：“就打死地！一定打死地！”

　　丢了望远镜，正焦急万分，又碰见这丧门星，好丧气！用脚磕磕马肚，疾驰而去。也没心思再去串包，返回住地。

　　到家的第一件事是把棍子准备好。

　　第二天，七连的贫协主席，临时负责人巴图骑马到我住处，说我的狗咬死14只羊羔，按草原的规矩：凡咬死羊羔的狗就得打死。

　　“可我一个人单独生活，需要条狗啊。”

　　“这儿马上就要改成兵团了，知青全要集中起来。”

　　“羊羔已死，打死狗解决什么问题呢？还不如赔钱，死多少，赔多少。”

　　“咬死羊的狗就是狼，下次还要咬，一定得处理掉，这是草原流传了多年的规矩。”巴图态度倒是挺客气。

　　“好，我考虑考虑。”心里很不痛快。

　　英古斯似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天晓得一眨眼它怎么就咬死了14只羊羔。

　　道尔吉那么蛮横，打死英古斯岂不使他更趾高气扬？而且小英古斯在饥寒交迫中投奔到我的门下，天天冒着凛寒为我站岗放哨，怎忍心杀之？

　　于是到知青中寻找同情，金刚在我们4人当中最小，他喜欢音乐，心地善良。初到草原，目睹牛群为死去的同伴哭泣，曾感动得流下泪，以后真的再也不吃牛肉。我想他可能会站在我和英古斯的一边，尽管我俩曾为英古斯打过架，可现在我有困难，他不会记仇。

　　听完我叙述后，他为难地说：“可牧区确实有这个规矩啊，无论谁的狗都不例外！唉，谁让你碰上了道尔吉的？这老倔头出名地倔。其实我对他也没好感，特小气，去他的蒙古包，茶里连炒米都不放。”

　　我一言未发，扭身就走了，很后悔找这小子。他胆小了巴机，只敢骑最老实的马，打了不走的肉疙蛋，见了牛群躲得远远，生怕给自己肚皮戳个眼儿。

　　我又去找刘英红，希望能得到她的支持。她也是自己从北京跑来的，人好像还不错。

　　进了阿勒华的蒙古包，刘英红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她穿着油污污的蒙古袍，脸变黑了，头发也不那么整齐。你从她身边经过，闻到的是一股地地道道的老羊皮味儿。

　　阿勒华的老婆见我又黑又脏，忍不住地笑了。刘英红也奇怪地问：“现在大多数牧民天天都刷牙洗脸，你怎么比牧民还不讲卫生呀？”

　　我笑笑：“咱这是老八路的作风，”

　　刘英红问：“是你把大古勒哥摔倒了吗？”

　　我矜持地点了点头。

　　她惊奇道：“牧民们常常议论起你，说你力气大，一手能举起大车轱轳，还说你摔跤特厉害，把西乌旗冠军都摔倒了。”

　　我听了甜滋滋的，舒服极了：“他们还说什么？”

　　刘英红笑着：“还说你孬种。”

　　我感叹道：“比我孬种的有得是！”就势讲了道尔吉要打死英古斯的事。

　　没想到她听完后，毫不踌躇说：“就是应该打死嘛，这是草原的规矩”。

　　可惜呀，刘英红这么老实巴交的姑娘也不让我的英古斯活。整天帮阿勒华女人干这干那，放老弱畜，为什么对我的英古斯却如此冷酷无情？

　　……

　　回家路上，望着白皑皑的雪原，心里非常阴郁，好像压着一块巨石。天快黑了，在大风凛冽中回到住处，把马拴好，向蒙古包走去。突然身后有人抓住我，惊得我本能地抡起拳头向后一挥，只听一声尖叫，猛转身，收腹拢拳，定睛一看，原来是英古斯！在风雪中一次次扑着我，拼命地跳呀，蹦呀，用前爪抓着我的胸脯，饿猪一般疯地舔着我身上的冰霜，那尾巴像小鸟翅膀一样地呼扇。

　　好样的，小瓦西里！我被严寒冻僵的心浮出了一缕暖意。

　　这是一个早晨，我正在蒙古包里做饭。

　　外面响起了狗叫，接着听见一声惨叫。赶忙出去，看见道尔吉和其他两个牧民正在追赶着英古斯，想用套马杆给套住。我随手捡起了地上的两块冻土，向他们扔去，却没打着，眼睁睁看着他们追着英古斯跑到远方。我赶忙拿着大棒去抓自己的马，小青马绊在一里外的草原上。待跑到跟前，把马绊解开，骣骑回蒙古包，备上鞍子，他们已跑得无影无踪。我狠狠地打着马，往他们刚才跑的方向追，追了半天，也不见踪影，只得懊恼地返回。大草原那么大，到哪儿找呢？这一天，我在焦急中盼望着，英古斯生死不明。

　　晚上彻夜难眠，万分怀念着自己的英古斯。

　　几天后，一个来观看假人的牧民对我说：“听说你的狗让人给打死了。”

　　“死在什么地方？”

　　“在十连冬营盘马厩旁的沟沟里。”

　　我发了疯似的骑上马向十连冬营盘疾驰。

　　在那马厩旁的沟里，果然发现了英古斯的尸体，早已冻僵。皮毛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冰霜。我费了老大力气，才把尸体从地上扯下来，那尸体冻得像钢铁一样硬。

　　缓缓骑着马，抱着狗尸体，回到自己蒙古包。惨呀，早在学校，就养过一条下场凄烈的小狗，并为它打过架，现在英古斯第二又遭到相同的命运。

　　我用力地拿着大棒，向地上打去。咬牙切齿地骂：“一定要用道尔吉的两颗门牙来祭祀我的英古斯！”

　　啊！来牧区后短短几天，就发生了这许多倒霉的事！气得我火冒三丈。纵马跑到场部，找到了刚来到此地接管的兵团六十一团张团长。

　　“张团长，我是七连的北京知识青年。我们在元旦那天抄了一次牧主的家，把牧主的狗打死，连里有些牧民心怀不满，又借口我的狗咬死羊羔，把我的狗打死。这其实是对我们抄牧主家的报复。”我痛哭流涕地哭诉。

　　张团长认真听着，安慰道：“不要难受，这事我们调查一下再说。”

　　“如果领导不处理，我就自己解决了。毛主席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张团长笑笑：“可不要打架啊！要相信领导是能够解决的。兵团接管牧场后，任务很重。今后你们知识青年也都是兵团战士，要集中起来工作、学习、劳动，可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散漫了。你要成熟一点，不要为一条小狗犯错误。”

　　我回到蒙古包。将英古斯放在牛车上，拉到南侧的架子山，在一个和缓的土坡上，抡着镐头，挖了一小坑，掩埋掉。

　　四周寒冷的烈风呜呜地吹，这是我一辈子第二次失去了自己的狗朋友，眼眶里不禁涌出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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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接管

　　由于挖肃，各连知青们和牧民关系都很紧张。在牧区，脱离了广大牧民绝对没好日子过。听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要接管我场，所有知青们都热烈欢迎。

　　1969年3月，沉寂千年的草原有了生气。100多名现役军人率领着200多复员战士和1000多天津知青来到了巴颜孟和牧场。（在此之前，只来了几个团干部）

　　6月，因为和农工老高打架，我被调回连部。所谓连部，就三间土房，一个马厩，一口井。

　　很多天津知青似乎都听说过我，一见我回连，围上来问东问西，倒挺热情。他们刚来不久，还全是城里人的味道，个个衣着整齐干净，白嫩清秀的小脸蛋上闪着青春光泽。相形之下，我像个要饭的，蓬头垢面，棉袄又脏又破，袖口上露着油污污的棉花。看着他们惊讶地望着我这身打扮，很自豪。

　　脏也是一种美。

　　锡林浩特知青郭北端详着我的破棉袄，使劲握握我的手，感慨道：“你可真行，一个人孤零零住那儿，换了我可受不了。”

　　过了几个月的鲁宾逊生活，这帮锡林浩特知青觉得我特别怪，能受。

　　我向指导员报了到，交了库房钥匙。他从头到脚打量着我，问：“你就是林胡？”

　　我拘谨地点点头，见了当官儿的，总有点不自在。

　　“这回和老高打架，你可没道理哟。”

　　“我拣了一个马绊，老高开始向我借着用，等过了几天后，又改口说是他的。”

　　“那也不能打呀。”

　　“我没打。我只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撒谎，讹人马绊，该打。他就把脑袋伸过来让我打，一直给我顶到蒙古包上，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了他一下。”

　　“野蛮！老高头这么老实的人，你也动手打。”

　　“马绊不是他的，却硬说是他的。”

　　“好吧，今后可不能再打人了。”

　　我点点头。眼前这位解放军很威严，有一米八的个儿；肚子老大，酒桶一样；嘴角两侧各有一道深深的褶皱；大眼睛混浊并充满血丝；鹰钩鼻足有三个半厘米，那凸起的肉疙瘩上，布满小黑点，令人畏惧。

　　他倒背双手，随随便便问：“听说你摔跤很厉害？”

　　“一般，流传的话都有点夸大，瞎吹。”

　　“狗咬死羊羔是怎么回事？”

　　我把经过讲了一遍。

　　“现在兵团成立了，要建立严格的纪律，可不敢再胡来喽。”

　　我点点头。

　　“去吧。”指导员的肚子那么大，还总爱挺着，很有派儿。我转身刚要走，他把我叫住：“你是不是拿刀威吓过道尔吉？”

　　“根本没这回事。”

　　“你有刀没有？”

　　“有。”

　　“拿出来，给我看看。”

　　只好从口袋里掏出那把牛角刀递给他。

　　他端详了一会儿说：“这么办吧，刀先放在我这儿。以后把事实搞清楚了，再还给你。”

　　道尔吉可真会造谣，我什么时候拿刀吓唬过他？

　　自从来到连部，我感到一股巨大的朝气扑面而来，绵延数千里，拥有10万知青的内蒙兵团自1969年1月24日组建后，发展迅速。从我们这个荒远偏僻的小连队，也能看到它雄厚的力量和强大生机。

　　一台台康拜因、七十五（链轨）、二十八（胶轮）、大油罐、播种机从各地运来……各式各样的物资堆在露天，可忙坏了连队保管。

　　我们知青先是在马厩里编柳笆（盖房铺房顶用），而后男知青被抽出脱土坯。小伙子们手上磨了泡，肩膀压肿，裤腿上沾着泥全不在乎。谁都不好意思偷懒，也不会偷懒，都希望自己手上的泡越大越好，裤子上沾的泥巴越多越好，脸被晒得越黑越好。否则就觉得比别人矮一块。

　　有人反映，金刚干活慢。他得知后，阴沉着脸，吃了晚饭，又自个到大坑挖泥去了，一直挖到半夜……不过人们还是总嘲笑他“软”，“二等劳力”。

　　山顶在炊事班干得兢兢业业，博得了人们普遍赞扬。伙房里光线很暗，他负责烧火、挑水、洗锅……终日在那里干，把他小脸儿闷得惨白。

　　这个刘英红干活总爱跟男的比。和泥脱光了脚，挖土比金刚不慢，抬筐总要把绳子往自己这边拉……干得那么苦，使几个体质较弱的男生气得要命，你干嘛那么积极，非要压倒咱男的？

　　这是我们度过的第一个草原之夏。连部周围到处都是一丛丛蓝幽幽的马兰花，在马蹄之下发出齐刷刷的声响；洁白的丝石竹像千千万万颗小白扣子在绿草中舞动；还有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麻花艽，给深绿色的草原染上一层浓淡不均的金黄。每个人对草原，对自己的未来，对兵团都充满了强烈好奇。

　　大家情绪饱满，干起活儿来，争先恐后。你挑十担，我挑十一担；你光着膀子，我穿个裤衩；你不休息，我非要下班比你晚一会儿……每个人都苦干苦干，拼了命地苦干，想给大家，给领导，给自己的良心留个好印象。

　　盖房扔坯是个累活儿，尤其是垒山墙，越往上越高，全靠实打实的力气。我倒很愿意扔——既干了活儿，又练了块儿。哼，刘英红也来凑份子，抢着要干。结果一块也扔不到山墙上，白白摔坏了好几块坯。我讥笑了她一番，给她弄个大红脸。

　　往房上扔装满泥的铁锹需要点儿功夫。上去后，锹把还得转九十度，让接锹人接住。有人不是把锹扔得像箭一样刺向对方，就是掌握不住平衡，把泥撒在地上。雷厦扔泥不错，又稳当又快。别人扔锹要是没扔好，他好得意，红润润的脸上露出笑容。我俩为傅勇生的事断交了几个月，还是见面不说话。

　　金刚把泥和得细极了，跟包饺子面一样，又均匀，又软乎，又筋道。不要小看和泥，这里也有技术，草的搭配，水的多少都有讲究。生手和的不是疙瘩多，就是缺少粘性。金刚拼力气不行，干细致活儿却没比。他抹的墙平光如镜，他垒的坯上下左右一条线儿。也许他的山羊脸不招人喜欢，也许他说话文学性太强，复员兵说他酸。他一赌气，几个星期不洗脸，裤子上沾满泥巴。

　　这是1969年夏。

　　脏，潜伏着光荣。

　　脏，潜伏着一个兵团战士的尊严。

　　草原天气变幻莫测，雨说下就下，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干燥。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口哨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揉着眼睛，发着牢骚冲进大雨，去坯场盖坯。我们硬着头皮让自己淋个透湿，把雨衣、塑料布、席子、大毡盖在坯垛上。一道道闪电照亮了这一大群在雨水中飞速传坯、垛坯的“落汤鸡”。

　　有女的在场，男生们谁也不肯露怯，个个勇猛地干，脸上都淌着雨水，鞋上都沾着一圈厚厚的泥巴。

　　每逢下雨，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我们或是聚在那间墙壁已经熏黑的女生宿舍，学习毛主席“屯垦戍边”的指示，或是在自己的蒙古包里写家信、下棋、聊天。

　　金刚最爱靠在行李上，翘着二郎腿，徐徐而歌：

　　革命风雷激荡，

　　战士胸有朝阳，

　　毛主席呀，

　　毛主席，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

　　要对您讲……

　　唱完一首又一首：

　　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

　　幸福的喜讯，

　　传遍了万里海疆，

　　战士见到了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雷厦五音不全，也跟着瞎凑合，他最爱唱“八角楼的灯光”。

　　这些曲调优美的歌子，在内蒙草原上的瓢泼大雨中时隐时现。天晴了，蒙古包里还滴滴嗒嗒，下个不停。大家笑着、嚷着，把湿了的被褥、衣服拿到外面去晒，之后兴冲冲干活去。

　　雨后的草原真美啊！

　　巨大的彩虹悬在头顶，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空气新鲜，青草碧绿，几片墨色云朵湿淋淋地悠悠漂浮。金黄的委陵菜、蓝紫色的矶松草散发着阵阵野香。远处，一群黑马悠然吃草，神采飘逸，脑袋一上一下地摆动，驱散蚊虫。

　　那年过“八一”永远难忘。

　　傍晚，大家在食堂门前的空地上席地而坐。经过了一天酷热之后的黄昏，温度下降，无比凉爽，令人心旷神怡。天空碧蓝碧蓝，真干净啊！白镇北京秋天的天空！大家快快活活地啃着上士从千里之外的赤峰买来的黑梨，观看知青们自编自演的节目。

　　节目土了巴机，水平不高。

　　雷厦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调子起高，唱着唱着像猪一样嚎起来，太动听了，博得大家热烈掌声。天津女知青李晓华独唱“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唱一半，忘了词儿，双手捂住脸跑下去，又被铁面无情的指导员喝回来，命令她再来个别的。她一咬牙，挺起肚子，倒背双手，学指导员的腔调：“同志们，请指导员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好不好？”

　　“好！”大家用力吼着。

　　“乱弹琴哩！”老沈的脸红了。

　　没人敢学指导员的肚子，这李晓华也够勇敢。

　　山顶的小提琴还比较像回事。那声音婉转悦耳，细若一线，弓法很准，如同他画假月票一样一丝不苟。

　　我们几个还专门吆喝蒋宝富等山西复员兵唱，不唱就学狗叫驴叫，把那几个复员大兵吓得四处躲藏。

　　印象最深是金刚朗诵的一首诗。他一腿直立，一腿三道弯儿。

　　阿巴嘎啊，请歇歇吧，

　　你腿上的关节又发了炎。

　　小伙子啊，请躺一躺，

　　为下夜你有两天没合眼。

　　二排长啊，请包包手，

　　柳笆上你的血迹已凝干。

　　晒黑了有什么？

　　咱们不怵当“老黑”，

　　手破了有什么？

　　胶布一缠照样干。

　　编！编！编！

　　我们在茫茫草原编柳笆。

　　诗极土，没有文采，但金刚还像背普希金的诗一样，大动感情，抑扬顿挫。有些老战士呲着牙，露出轻视的光，嫌他酸劲儿又上来了。

　　会上，除了梨外，上士又给大家发西乌旗乳品厂出的黑糖块，包装纸之劣像旧的一样。复员老战士们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塞，可逮着不要钱的东西了。知识青年也跟着抢，欢快嚷着。

　　天黑了，报幕的说：“下一个节目是二班的男生小合唱。”

　　不知哪一位说：“灯光——林胡！”吓了我一跳，莫名其妙。

　　全连人望着我哈哈大笑，有人还故意摸着自己的头。

　　噢，原来“八一”前我剃了一个光头。

　　散会后，漫步草原。空气真新鲜呀，在北京是永远呼吸不到这样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特足。溜达一会儿，我和几个野心勃勃的天津小青年就摔了起来。他们不知我的实力，总是不服气。好久不摔，关节里都长了锈，摔一摔特舒服。鞋、裤腿被露水浸湿全不在意。

　　在黑黝黝的草原之夜，跟小伙子玩“挑钩子”、“大背胯”，把对手摔的一溜滚，还有几个小伙计在旁边喝彩助威，那是何等浪漫的画面！我的铁波脚发挥着威力，100多斤的肉疙瘩时不时从我脚上腾空坠地。这几个小青年总想赢，轮流和我摔，可没用。他们太嫩，一群羊打不过一只狼。我这42厘米粗的小腿，坚如磐石。

　　草原的夜风夹着野草香味儿，吹进嘴里、鼻子里，沿着舌头、喉咙像股泉水似地流到胸腔，浸着五脏六腑，舒服极了。

　　兵团组建后的第一个夏天是那么美好，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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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比零

　　天气渐渐凉了，绿草变得枯黄。南去的大雁一排排从头顶飞过。它们伸长脖子，鼓动着翅膀，“嘎嘎”地叫着。辽阔的天空，回荡着它们的孤独呼喊。

　　1969年秋收结束后，全连召开总结会并推选出席全团首届积代会的代表。

　　沉默片刻，雷厦提议刘英红。

　　刘英红瞪了雷厦一眼，连连说：“不行，不行，干什么你！”

　　雷厦沉着地站起来：“我觉得刘英红来边疆后，各方面表现突出。秋收拔麦子时，手磨得血糊溜烂，硬是一步不拉地跟在男生后面；脱坯时，没扁担，就双手提着两个大水桶，走老远提水，也不知提了多少趟。换了男生可能都受不了。多大的水桶哪！而且脱坯用的好工具，离井近的好位置，容易挖的土质等都从来不和人争。”

　　刘英红尴尬地说：“我提议吴山顶。他在伙房工作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有时饭不够了，就把饭让给战斗班的同志们吃，自己吃剩饭。他还苦苦钻研如何节约煤，改进炉灶。”

　　最后开始表决。当指导员念到：“刘英红”时，全连人都憋足劲高呼：“同意！”把刘英红急得坐立不安。她的蜡黄脸，没一丝血色，站起来气愤愤地对男生们说：“你们别捣乱！”

　　金刚坚决反击：“不是咱北京的向着北京的，刘英红确实是我们的榜样，无论是政治学习，还是团结同志都相当不错！就说她主动赶小马车拉草吧，挨过多少次摔？大热天，别的不说，就说那个晒吧，连我们男的都怵，可人家却毫无怨言。”

　　山西复员大兵蒋宝富笑嘻嘻说：“对啊！你看那脸晒得多黑！”

　　马上有人质问：“你管人家黑不黑呢？”

　　蒋宝富一本正经说：“家属们都这么反映嘛。刘英红干活儿没说的，就是不像个姑娘样子，脸晒得那么黑，将来怎么找对象？”

　　在座的无不捧腹大笑。

　　“臭德行！讨厌！”刘英红脸色阴沉，气得手直哆嗦。在七零年的兵团连队里，说谁找对象，是对谁的莫大侮辱。

　　指导员瞪着蒋宝富：“乱弹琴！你说话看点儿场合！好，就是刘英红了！一致通过。”

　　刘英红群众关系特别好。有些人干活儿突出，就觉得有了资本，对不如自己的人粗声大气，俨然一俯视，革命得要命。刘英红没这毛病，对谁都关心而体贴，活着就好像是为了别人。天津女知青王英英比较娇，动不动就请病假。她有个习惯，每逢下雨总要借刘英红的雨鞋上厕所，并非自己没雨鞋，而是舍不得让厕所的臭泥巴弄脏。别人都看不过去了，刘英红却根本不在意。

　　顺便说一句：头一年，连部还没盖厕所。只有两个临时的露天茅坑，四周围着一层柳笆，相当恶心。一蹲下，上百只苍蝇就围着你团团转。手一停止运动，屁股上就会落苍蝇。一下雨，更触目惊心。

　　还有，刘英红比较不自私，这也是她倍受大家喜欢的缘故。听说阿勒华的大女儿想要军装，她把自己托人走路子买来的一套军装白送给那姑娘。她待人大方，没钱的概念，自己去团部常常为别人买这买那，别人忘了还钱，也不提，下次还继续给别人捎东西。其实她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偏下：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自己平时总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蓝布裤子。

　　刘英红虽叫“英红”，但既不“英”，也不“红”。她面孔黄黑，小眼睛，厚嘴唇，鼻子过长，像条黄瓜还有严重的鼻窦炎。这是一张很不生动的脸，难怪家属们担心！

　　她的体形上下窄，中间粗，四肢短，躯干长，大奔儿头，彼此搭配差两号，显得极不匀称，松散无力。体育课跑障碍栏，猜她肯定没戏。可就这身架还能提两大桶水走老远老远，让小伙子们直嫉妒。

　　天津女知青齐淑珍也当上了代表。她发言时，小嘴皮说得很生动：“刚来草原时，我特别想家，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父母亲，老偷偷到草原去哭。可后来，被排长发现，不让我一人出去，就躲到马厩里哭。但马厩常有马倌儿去，哭也哭不顺。我就只好钻进女厕所里哭。厕所臭极了，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有时一想到在连里连哭都不能自由哭，就更伤心了。后来我看见很多一起来的兵团战士都那么朝气勃勃，为自己这样想家很惭愧。在连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开始与自己的资产阶级想家思想做斗争，尽量少哭，争取不哭。这几个月来，我基本上没哭，除了那次跑肚没赶上……”

　　她好能说，一点小事都能说的饶有趣味，充满细节，不时引起一阵笑声。她脸上闪着少女特有的红光，说话声音很好听，小鸟一样叽叽喳喳。

　　会后，刘英红几次三番地找指导员，请求换人。“这算什么呀，还有很多同志干得比我好，为什么让我去？我真的不是谦虚，真的不够格。”

　　指导员倒背双手，挺着肚子：“没什么可讲的，让你去你就去。”

　　“指导员，我不是谦虚，真的不够格。”

　　指导员生气地瞪了她一眼：“不行，让你开个会怎么这么难？部队就得有个部队样子。这儿不是托儿所，有阿姨哄着，这是部队，懂吗？”

　　挨了一顿训，刘英红低下了头。

　　她真傻，可惜不让我去。开会有多好，又能改善伙食，又能看电影，还发纪念品，写信告家也光荣。刘英红确实不是客气，她可能觉得去开那个积极分子大会，真不如跟四班的女伴们在泥泞里起猪圈自在，随便。

　　刘英红也不是见了谁都点头哈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记得总结会后不几天，她跟菜园班长王连富辩论起部队里有没有阶级斗争，王连富唾沫星子四溅，嚷道：“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有球的阶级斗争？二排长，你诬蔑长城哩，小心吃家伙！”

　　刘英红不甘示弱，以彭德怀、罗瑞卿为例子，据理反驳，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语录，把王连富说得哑口无言，气得跑到指导员那儿大骂：“刘英红什么吊毛玩艺儿，她说军内也有阶级斗争，这不是诬蔑是什么？让她当代表、砍球屌哩！”

　　王连富原是山西汾阳的农民。长方脸，眼睛小而亮；高个子，体格健壮，看上去，虽有点瘦，可极有力气。当兵时，据他说曾背着400斤高粱秸走二里地，顶4个壮小伙，威镇全团。他的饭量也出了名：二两一个的包子，一顿能吃18个。据他自己说父亲是大队书记，会武术，抗战时，曾手持大片刀劈死过3个日本鬼子。他从父亲那儿学了不少绝招儿，全公社没人打得过他，连里其他复员兵也异口同声地吹他有劲儿，全团有名，在新兵连时，就把团部侦察连的老兵给摔倒。

　　六六年参军，六七年入党后，就开始散漫。当了3年兵，住了6次医院，是泡病号的油子。他一想住院，就猛吃肥肉，再猛喝凉水。可能在村里很苦，没什么享受，他觉得住院的滋味极美——有人送饭，有人量体温，有人打扫卫生，一天到晚总躺着，很是风光，绞尽脑汁想法住院。他还以此为荣，老向人吹嘘住过6次院，好像他很有本事。

　　他脾气暴躁，像TNT炸药，说炸就炸，谁也不怕。动不动就骂“砍球屌哩，你算老几？”连里人都有点怵他，尽量顺着他。所以，他对刘英红敢反驳他气得火冒三丈。

　　一天早上，S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韦小立被派去菜园帮助干活。王连富插着腰，审视着韦小立双手举着扁担，吃力地和别人抬筐，满脸不高兴。他找着刘英红大声嚷道：“砍球屌哩，二排长，你派来的人连筐菜也抬不动，俄（我）们菜园可不要老弱畜，你再给换一个人吧。”

　　炊事班长王士兵（山西复员兵）背后说他是二杆子，没水平，传到他耳朵里，打饭时，见了王士兵就抽了一嘴巴。王士兵一声不吭，白挨了。

　　人们都说这王连富犯混，二杆子到家。

　　一天，他对小知青兴致勃勃吹起自己的本领：“俄在部队学了几天捕俘拳，多了不敢说，空手对付两三个还不成问题。你们知道燕飞吗？砍球屌哩，就他花和尚鲁智深也得给俄乖乖服绑。谁来试试？”

　　大家面面相觑，没人敢让他试。

　　“砍球屌哩，怕什么？俄不使劲，就做个样子给你们看。”

　　出于好奇，我鼓起勇气，趴到地上，体会体会他这燕飞是什么滋味儿。

　　王连富一屁股坐在我后腰上，把我两条胳膊反撅，放在他两大腿上，一手揪住我头发，一手扣住我下巴，使劲往后一掰，差点把我脖子扯断。他一面对大家解释动作，一面一次次地拨弄我脑袋，像大师傅揉面团。我感到难堪，赶忙说：“行了，行了。”可这壮汉还骑在我身上不下来，舍不得自己的武功表演。

　　听说我在七连摔跤很有名，他客客气气找了我两次，要向我“学习学习”。但我都谢辞了。心想兵团刚刚组建，不要太出风头，自己是个知识青年，应虚心接受再教育，总摔跤容易得罪人，影响不好。

　　可是他却以为我怕他，背后对老姬头吹起来：“林胡算老几？俄找了他好几次，都不敢跟俄试巴。哼，不是吹的，三个林胡也不是个儿！”他拍着自己小臂：“咱这胳膊，”又拍拍大腿：“咱这腿，屌的，开玩笑哩，400斤高粱秸，二里地！”

　　几个天津小知青颇不服气，把这话告诉我。一下子就激起了我的摔跤欲。我可不是女生排的老弱畜，任他踩乎。

　　“十一”国庆节到了，秋收大忙暂告结束，全连休息三天。

　　下午去食堂打饭，遇见王连富，我轻轻对他说：“摔一跤，怎么样？”

　　他眯起小眼睛，不假思索说：“好哇，不过得摔死跤。”

　　“行。”管他什么跤，一口答应。

　　“抱好再摔。”

　　“行。”

　　“摔坏了自己负责。”

　　“行。”

　　把饭碗往窗台上一放，就在食堂门口招架起来，这是他们家乡的摔法，两人先互相搂住再摔。王连富两腿左右岔开，认真地抱住我腰，明显地占了便宜。

　　“好了？”

　　“好了。”

　　“噢噢噢”他咆哮着，双臂猛地用力勒，下巴顶着我太阳穴往前压，他利用个子高，想往后撅倒我。可我一转体，他就没法子了，又想把我抱起来，使出吃奶的劲儿，脑门儿上的青筋暴起，却抱不动我。因为我左腿缠在他右腿上，两人联成一体。他喉咙里断断续续发出野兽般的吼声：“噢噢噢”，力量不断增加，可依然未能如愿。

　　我心里当然紧张，这头一跤可是关键，千万不能输。因此不敢贸然进攻，自信只要不进攻，他别想摔倒我。我小腿肚子42厘米，白比他粗，立地有桩，够他对付的。但老消极防守，僵着有什么意思？跟他拼体力没油水，还是得进攻，哪怕有风险，也得进攻。左进右退，运步完成，心一横，突然转体挺臀，全身爆发扭力，对方像麻袋般翻了个个儿，跌倒在地。好，别子成功！

　　王连富生怕我跑了，一骨碌跳起来，第一个动作是赶忙紧紧抓住我。二话没说，我们又摔第两跤。来来往往打饭的知青都被这激烈的角逐吸引，围观的越来越多。

　　我激动地咬紧牙关，牙床被咬得嘎巴巴响。看来，王连富再有劲，也能摔倒。他不是神，不是战无不胜，我的屁股能解决他。摔跤手的屁股越大，就等于火炮的口径越大，钩、别、背、入、披、揣等都仰仗有个威力强大的屁股。赢了一跤后，心里踏实多了。反正我那玩艺儿的口径比他大！

　　他抱得再紧，用反关节解脱法，几个冲撞就给崩开。左拽右扭，飞起一脚，好！一波脚又把他踢倒在地。我这波脚一般人防不住，主要还是得益于小腿粗，重心临到支撑面边缘时，单腿能支撑住身体，并还能用另一腿做出大功率动作。

　　连输两跤，他急红了眼，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老虎般扑过来。他就怕我跑掉，不再跟他摔。小子脱了衣服，我很吃亏。肌肉光溜溜的，没地儿抓。他却能牢牢地抓住我。算了，不跟他计较。

　　围观的知青们、复员兵们个个都睁大眼睛，敛容屏息，紧张地注视。

　　互相抱好，他的两个大胳膊从右肩上和左腋下勒住我，两腿马步蹲裆，撅着腚，小心翼翼。我脖子被他夹在腋下，耳朵给他的头骨挤压得生疼。他身上湿淋淋，散发着浓浓的雄性动物特有的味儿。

　　据说王连富一个胳膊能夹200斤麻袋上拖车。（拖车起码有1.5米高）夹我这140多斤，却累得满脸通红，鼻孔喘粗气。任凭他铁钳一样的胳膊怎么夹，怎么拧，怎么勒，却无法把我抬高半尺——我一条腿死死缠在他腿上。

　　王连富累得张大嘴乱喘，不得不直起腰歇口气。这下轮到我的机会，左腿跳了一下，右腿猛上前挑，“大炮”往后一顶，转体变脸，双人凌空，把他砸在下面。耳朵被他头狠蹭一下，特疼。站起来接着摔。他脸色铁青，小眼睛里闪着火，咬牙切齿，额上滚着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子。

　　不到两分钟，一个搓窝儿，又把他拧倒。这汉子真有股顽强劲儿，爬起来，连汗都顾不上擦，抓住我又摔。他总以为我赢他是蒙的，凑巧了，总以为能捞回来。他力气是不小，但太死，用的力都是直出出的，对会摔一点儿跤的人毫无威胁。

　　我信心十足，绊子用得更加准确大胆。第五跤，又来一波脚。这壮汉好像脚没根，使一个吃一个。一直摔到第八跤，王连富终于清醒：再摔下去，只会让我的胜利更辉煌，他的失败更彻底。摔得越多，他输得越惨。当他明白一跤也赢不了我时，那顽强劲儿突然消失。他擦擦脸上的汗，沉痛地说：“不摔了，俄摔活跤不行。”

　　其实，每次都是让他抱好了再摔，一点没犯他的规。

　　自称伸出一条胳膊，小伙子能在上面玩单杠的大汉，低头匆匆走了。眼角里闪着强悍不服与痛苦的光。

　　复员兵们都傻了眼，不明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赢了五大三粗的工农兵。

　　金刚和我关系虽不热乎，但也高兴地笑着，这不要钱的表演太来情绪了。

　　刘英红笑眯眯地责怪：“干嘛摔人家那么狠？”

　　天津知青刘大傻啧啧赞叹第三跤摔得漂亮干净，腾空一米，得三分都富裕。

　　打赌认为我能赢的知青高呼着：“赢喽，赢喽！”催复员兵买糖。

　　我自然也无比陶醉，虽然胸脯上满是伤痕血印，左耳朵差点给蹭掉，火辣辣地疼。

　　“十一”这次轰动全连的摔跤向人们证明，我们知青并不是报上所说的那样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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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枪奔走

　　1969年10月，战备工作紧张进行，据说苏修在外蒙屯兵百万，有40多个机械化步兵师，一天就能打到北京。

　　为了更好的备战，北京军区及下属内蒙军区、锡盟军分区都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团里也成立了战备值班连，并要求各连成立一战备值班排，也就是武装排。10月19日下午，全团各连紧急传达当日清晨林副主席签发的准备打仗的命令，我们听后热血沸腾，看来中苏大战迫在眉睫。

　　听锡林浩特知青说：二连浩特的边防军全剃了光头，写好遗嘱，验了血型，每人准备了3天的干粮。

　　指导员宣布连队所有人员调动一律冻结，探亲假一律停止，两个星期休息一次的大礼拜也宣告取消。

　　林西来我们连盖房的包工队，赶忙收拾行李回家，不敢再呆。一些农工家属害怕打仗，内地有亲戚的，赶紧投奔亲戚，内地没亲戚的，偷偷转移东西，准备轻装逃跑。但紧接着，又下传了团部命令，禁止一切人员外流，指责这些人动摇军心。

　　战争来临，只有我们兵团战士高兴得要命，终于有机会报效祖国了，有机会战死疆场了！从小学起，就憧憬着这一天。我们盼着苏修的坦克快点来，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心想打仗立功的中国知识青年。我们可不会外流，让走也不会走，我们是自己跑到这儿来的。

　　听说各连队都要发枪，但不全都有。我心里开始犯嘀咕，担心没自己的份儿。因为父母都还没解放，政审可能通不过。

　　当老姬头的马车从团部把几绿木箱步枪拉回，全连人都竖起耳朵，捕捉着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也琢磨着自己能不能发上枪，总觉得很有点悬。除了出身不硬外，和连里的一帮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也不好。他们都是沈指导员的红人，你得罪了这些人就等于得罪了指导员。

　　连里当时有4个山头。复员老战士是一个，锡林浩特知青是一个，北京知青是一个，天津知青是一个。但天津知青岁数都小，又是新来的，连里的各个位置还没他们的份儿。相比之下，复员老战士和锡林浩特知青都受重用，连队大大小小的官儿全是他们。

　　锡林浩特知青稳重，能吃苦，工作踏实，驯服听话，颇受指导员赏识。细细回想，我们七连的锡林浩特知青有几个共同特点。

　　一、对领导，他们是不管对错、正邪、善恶都靠拢，都服从，领导放个屁都是香的。

　　二、对挖肃，他们相当温和，又挖又不使劲挖，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留有个好印象，将来谁上台都能沾点好处。

　　三、为人，他们不习惯说自己心里最深处的话，你跟他接近一年，哪怕是跟他睡一被窝，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或许他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可还有很多话憋在肚里不说。

　　比如配种站的郑捍东，一憨头憨脑的四眼儿。他向我指天发誓，一点也不想女的。我不相信。他表示敢向毛主席保证，从来就不想，而且这辈子也不打算结婚。说得那么虔诚，信誓旦旦，这就让我实在怀疑他表里不一，不诚实。他在配种站，整天看羊干那事，再晚熟，也不可能一点不受影响，除非他给劁了。

　　没兵团之前，北京知青在当地很牛，我们的出身、阅历、能力、素质确实非当地人所能比，场里头头儿对我们有点另眼相看，锡林浩特知青可能感觉到了这一点，自然不太舒服，现在兵团了，锡林浩特知青的稳重、踏实、实际、人缘都发挥了威力，受到重用，成了指导员的高参，我们却尝到了被冷遇的滋味。

　　顺便介绍一下几个典型的锡林浩特知青。

　　连部会计陆彬，宝昌人，和我岁数一样大，却比我稳重多了，小分头，络腮胡子。他寡言少语，喜欢文学，刚开始对我相当友好。但总觉得他是冲着母亲才对我好的。他浓浓的，黑油油的小分头和大胡子里深不可测，似乎每一根毛儿下面都隐藏着一分圆滑世故，故我始终跟他保持着距离。一次他来到我蒙古包，到了开饭时间，也没给他做饭，只熬了锅小米粥，把他气得够呛，他少不了在指导员面前说我坏话。

　　楚继业，连部文书，能说会道，知识渊博，脑子聪明，记性特好。你跟他辩论时，他能把你过去说的话全都翻出来，用你自己说的话攻击你自己，这一招儿相当厉害。对事物的分析，逻辑清楚，一针见血。在校时，曾是个造反派的小头头，醉心于当领导，善于在当权派中穿梭斡旋，可惜脸上有不少麻子，影响了他升官儿的道路。

　　郭北，宝昌的小县官儿出身。瘦长个儿，爱聊天，爱热闹，爱和人开些黄色玩笑，爱交际各种各样的人……有一双澄澈的大眼睛，看着你时，赤诚得像一头忠实的狗。他能当面对你很好很好，背地里却狠狠骂你。我一直很感激他，因为我一人在牧区生活时，对我热情又关心。可后来，发现他整个一两面派，汇报了我，还让我察觉不出来，认为他对自己很好。他表面上直爽，有股豪气，也能说瞎话，这一切的后面是精于对自己利益的权衡……特会跟领导搞关系，兵团一接管就当上了胶轮拖拉机司机，在不影响自己的利益下，能热情帮助别人干事。

　　小四川虽属于锡林浩特知青，其实没有文化，等于是四川农村的农民，到内蒙投奔他哥。这是个浑球儿，谁也看不起，谁也敢骂，自己瘦得像瘪三，还老爱跟人动手打架，挨了无数次揍，嘴头子还硬，关键是他有个哥哥在盟军分区当营长，使他耀武扬威，牛得不行。

　　我们北京知青爱提意见，不盲从，敢说敢干，锋芒毕露，跟锡林浩特知青的作风迥然不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对小地方人的那种敬畏权势，崇拜权势，阿谀权势，成天围着当官儿的转，很看不惯。你没事就往连部跑，泡在那儿干什么呢？除了天南地北地聊，肯定要谈连里的人，肯定要说自己不喜欢人的坏话。否则，若不向指导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指导员能那么信任你们吗？

　　我不在乎谗言坏话，不在乎当班长排长，不在乎进不了那一帮常去连部人的小圈子，就希望能发我一支枪，能上战场，这是从童年就开始有的梦想。

　　可惜我这嘴皮子不顶劲，没法找指导员说说，把自己对枪的热爱，对保卫祖国的热情，向他倾诉倾诉。

　　你看看四周吧！……为了能得到枪，知青们都纷纷鬼鬼祟祟地找指导员央求。说是鬼鬼祟祟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怕别人也学会了这法子，增加了自己竞争的难度。

　　天津女知青李晓华晚上赖在指导员家不走，软磨硬蹭，嘻皮笑脸，非要指导员答应给她枪；山顶送给指导员小孩一特大个的主席像章，通过指导员小孩，迂回地给指导员拍马屁，还替指导员刻了一老大图章——他有刻章技术；雷厦将自己从北京带的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丸送给指导员，希望指导员高抬贵手，照顾一下，他出身不好，希望渺茫，格外卖力争取；金刚以为就要打仗了，把自己带来的一些书给家里寄去，结果被恨他的人抓住，说他害怕了，苏修还没过来，就坚壁东西，准备逃跑……把他气得说不出话。马上写了血书，表示要战死在内蒙疆场，恳求授给他枪，要与苏修决一雌雄。

　　现在沈指导员那凶恶的外表，也觉得可以容忍，溜他、舔他都认了。指导员走出屋时，根本不用开门，早有知青腾地从后面蹿到前面，躬腰为他打开。男女战士们都千方百计地找机会跟指导员套近乎，谁都明白，连里指导员一人说了算，只要他点头，不愁发不上枪。

　　珍宝岛开战，中苏大战一触即发。身处祖国北疆，没有枪怎么保卫祖国？

　　在大战前夕，能被授枪，说明你忠诚可靠，特有光荣感，告诉父母、同学、朋友也风光，回想自文化革命以来，我为了搞枪，花了多少精力，付出了多少代价！却屡屡惨败，现在，战争乌云密布，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我嘴巴太笨，说话直楚楚，毫不可爱；我的性格太个色，孤僻，欠柔和，对有权者俯首贴耳不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没别的法子，只有写血书。听说志愿军战士为了申请战斗任务，有人敢把自己小手指给剁下去，献给领导。我虽还没有这么大决心，写个血书总能做到。

　　反正我们北京知青从没跟指导员发生过正面冲突，他不至于为我们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不好，而无缘无故地拒绝我们。

　　我钻进一刚盖好，还没人住的空房里，站在满是碎土坯的屋中间，用杀羊的电工刀给自己左手指头割了一刀，把血洒在事先写好的纸上：

　　敬爱的连党支部：

　　我噙着眼泪向领导恳求：请发给我一支枪吧！

　　从小到大，一直憧憬着枪，向往着枪，渴望为保卫祖国做一点事情。我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内蒙就是为了保卫祖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我戴上眼镜视力是一点二，完全能胜任战斗的需要。

　　敬爱的连党支部，请优先考虑考虑我的请求。

　　林胡 1969年11月X日

　　血书不长，纸上血迹斑斑。

　　我喜欢来内蒙，就是因为这里将是反苏修侵略战争的第一线。苏联的卫国战争诞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中国的这场卫国战争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一场大战中，我能参加，并有机会像董存瑞、黄继光般地表演一场，让自己有几段传奇战斗故事，可以跟同学们吹吹，那也不辜负自己这平庸的一生！我就怕自己一生无惊无险，跟芸芸众生般只知吃饭穿衣生孩子。

　　听文书讲全连为申请发枪写血书的有近三分之一，如雷厦、吴山顶等也都写了血书。

　　有些人，怕到时没有自己的份儿，脸面上难看，只好偷偷摸摸地写。年轻人血热，我们都希望在这个时刻，能用自己的热血感动指导员。这一片片血书，代表着一颗颗心。

　　复员兵们对此很是不理解。

　　马恩爱说：“站了三年岗，枪都摸出茧子，白给我都不要。”

　　王连富说：“都是吃饱了撑的，真要打仗了，不要也得要哩！哼，想跑都跑不了，还愁没枪？”

　　此时此刻，为了发到枪，我们又努力与锡林浩特知青缓和关系。隐藏起对他们的真实看法，硬着头皮跟他们打招呼、聊天、玩儿牌。北京捎来什么好吃的，也给他们吃……暗暗希望他们能在指导员面前少讲我们几句坏话，美言美言。

　　有枪是一种政治荣誉，不能不计较。

　　为了达到目的，多高傲的人都在指导员的权力下面深深地低下头。像雷厦，过去见了指导员没话说，现在见了指导员一脸堆笑。

　　在全连大会上，指导员终于宣布了一长串武装人员名单：……金刚是机枪第一弹药手；我是机枪第二弹药手；雷厦因为放连部马群，不发枪；山顶在炊事班工作，也没有给。

　　争了半天，献上了几滴热血，北京的男生却没一个人授枪。

　　不过，我当个机枪第二弹药手仍很高兴。打仗时，机枪是敌人瞄准的目标，是最危险的岗位。“上甘岭”电影里，战士们争着抢着打机枪，只好排队，死一个，上一个……当第十射手也能轮上仗打。这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打仗最容易死。

　　把我分配在这个位置，一点也不害怕。

　　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我很骄傲地通报，自己成了机枪第二副弹药手，神气十足。我们家里的所有孩子中，还没有一个是兵，现在我成了机枪弹药手，正经八百是个战士了！尽管给人扛弹药，在我们文人的家里也算是头一个。

　　锡林浩特知青好不喜气洋洋！他们没有一个人写血书，但很多都发了枪。

　　连里值班排就是一排（男生排）。班长是55式冲锋枪，战士是7.62（当时半自动还不普遍，连里全是苏制的7.62旧枪）都放在自己宿舍里。我们望着有枪的人，忙着到团部照相，给家寄，整天拆了装，装了卸地鼓捣……无比羡慕。

　　平时不发子弹，只有夜晚上哨时，才给三发。我们没枪的虽享受不了发枪的荣誉和战斗力，却不能躲避夜里站岗，全都排了班，跟有枪的一块上哨。

　　等最紧张的一个月过去后，中苏也没有真的打仗，紧张兴奋的心开始松弛。隐隐感觉这次发枪反映了指导员对我们北京的态度……忧谗畏讥，心情开始沉重。

　　出身有问题的人，就配背弹药？出身呀，出身呀，真是厉害！

　　锡林浩特知青都出身好。

　　在我离开北京到内蒙的时刻，正是父母处境最不好的时候。据说父亲有叛徒嫌疑，母亲可能是假党员，整天被迫交待问题，让我一想起来心就烦。

　　但眼红也没用，不必悲观，我们出身虽有问题，但我们有品格，有骨气，鄙视拍马屁，瞧不起整天围着当官儿的溜须。

　　只好以此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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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烈马

　　连里新来了5辆大车，成立了马车班，调菜园的王连富任班长。排长蒋宝富代表连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愿不愿意到马车班赶车。我同意了。

　　进入冬天后，连里每天早上都出操跑步。老立正、稍息的，被班长喝过来，训过去，非常不舒服，猫玩儿老鼠一样。从中学时就出操，到现在已经出了那么多年，特烦。上马车班早晨可以不出操，比在战斗班自由。

　　那天，我进马车班门，见王连富披着军棉袄，叼着烟卷儿，坐在炕上。屋里乱七八糟放着木头、料口袋、大车轮胎。他冷冷说：“拴你的车吧。”

　　“怎么拴？”

　　“把车装起来。”他的小眼珠望着我，无任何表情，像一对羊眼球。

　　这大车都是新买来的，散的。过去从没摸过大车，无从下手，只好硬着头皮向王连富请教。怎么装轮子，怎么装闸，怎么装后遒……不一会儿他就不耐烦起来，板着脸：“你看看俄的车，自己学着点。俄赶车那阵谁教俄了？你们大知识分子还用俄教？”

　　他既然这个态度，我就自己瞎捣鼓，拖了两个礼拜，才把新大车装好。

　　雷厦当连部马群的马倌，大车马归他管，我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一点，开始说些工作上的话。但个人之间的事，还是一点不来往。

　　金刚因为用死马鬃做了鞋垫，被指导员点名批评占国家的小便宜，我挺同情他，两人关系完全恢复。他曾劝我：“干嘛非要赶车？你把王连富摔得那么惨，他不报复才鬼呢。你在他手底下肯定没好儿。”

　　躲开，再回战斗班吗？太丢人，别人会以为我怕他。既已答应来马车班，就不能再变卦。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况自己也有实力，42厘米的小腿，把他摔得一溜滚儿。

　　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4个生个子套上。12月的内蒙寒冬，我只穿了一件破绒衣，仍觉得全身燥热。一切就绪，我的马车开始首次行驶。

　　刚一拿起大鞭，外套银河马长嘶一声，立了起来，好高大，脑袋够着了房檐。这马怪了，一次次立起来往上蹿。穿套（中间）大红马把头一低，向前冲去，套绳绷得笔直笔直。里套银鬃子不知所措向后转，套绳搭拉在地。前面3匹马往三个方向蹿，那银河马还不住地尥蹶子，只要套绳碰着后腿就尥。

　　大黑辕马被套绳绊住腿，摇头晃脑，又嘶又咬，喘着粗气。马车在原地转着，渐渐挨近墙，我被夹在中间。这辕马好阴险，妄图置我于死地！赶忙“嗖”地跳上车，才没被挤住。

　　王连富叼着烟卷骂道：“砍球屌哩，这么孬种！”从我手里抢过大鞭，没头没脑向银河马抽去。每抽一下，银河马嘶叫一声，直立起来一次，鬃毛飞舞，前蹄子上了房顶。

　　那场面太精彩了，城里人是看不见的，许多知青都兴奋地围着观看。王连富越发来了劲儿，噼哩啪啦猛打一气，前面3匹马乱成一团，让套绳缠住腿，跌倒，奋起，又跌倒……直到大鞭“喀巴”一声断了，王连富才怒气冲冲地离去，嘴里骂道：“球的，什么吊毛鞭子。”

　　首次行车就此结束。

　　第二次，套车忘了拉闸，4匹大马不等我拿起鞭子就跑起来。一辆空车对这些野马来说就是几块木板。银河马边跑边踢，大黑辕马也当档地尥，龇牙咧嘴的。我赶忙窜上大车，使劲打滑杠拉柳绳，车总算停下了。大黑辕马还不老实，一个劲往前撞，鼻子呼哧哧响。

　　现在，黑辕马成了最棘手的家伙，我把前面三匹马卸了，拴在车后，收拾好乱糟糟的套绳，打上闸，让这黑小子独个拉。不一会儿，它就开始大口喘气。屁股上、脖子上浸出了一片汗珠。

　　大黑马是王连长送给我的，岁数老了，跑得不很快。它一人多高，凭这个儿力气就不会小，又粗又壮。每回套车都得两个人硬给它推进去，自己不进辕子。赶车时，不能碰尾巴，一碰就尥蹶子，目瞪如灯，嘶嘶乱叫。它还有个毛病，套车时，爱回头咬人。我的大腿根就被它咬了一口，留下个黑血印，幸亏没咬着老二。

　　血红的太阳已经快要落在地平线上，洁白的雪野寂静无声，在通往小架子的土路上，大黑马自个儿拉着上闸的马车，脑袋一扬一低，屁股上的肌肉鼓成了一道一道，拼命地喘，像哮喘一样地呼呼响。

　　拉上闸，还真管事，把大黑马累老实了。

　　当地人赶车都用大鞭，又粗又长。打鞭子是赶车的基本功。有人一鞭子能把马耳朵抽两半，又脆又响，放枪一样。我打鞭子不行，用力不小，鞭头却软搭搭的。

　　这天早晨，我对着墙头一鞭一鞭地练着大鞭。王连富蹲在门口啃着羊骨头，腮上鼓起一个大包。看了一会儿，嘲笑道：“哼，老母鸡的屁也比你这响！大鞭都不会抽，还赶车，唬日本人呀？吊门儿没有！”

　　我继续练，没理他。

　　“今天，你送他们开会的去团部，敢不敢？”

　　“行啊。这有啥不敢？”

　　我套好马，把车赶到连部门前，正准备调车头，大黑辕马惊了，车梯子的绳子忘了系，碰着它后腿。跟着前面三个马也惊了，一齐狂跑起来。那个天津小姑娘王英英吓得尖叫一声钻进连部。

　　马车向草原跑去。我眼看着要追不上了，急中生智忙把脚上的毡疙瘩甩掉，光着脚丫在雪地上飞跑，速度猛增，很快赶上，纵身一跃上了车。4匹大马奔腾，马车随着大黑辕马的节奏，一起一伏，剧烈颤抖。我跪着从车后爬到车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正准备拉闸，车猛地一震，像撞在一块岩石上，我被弹飞了出去，耳旁能听到呼呼的风声，在空中飘了好几秒，才摔在雪地上，马车轮子擦腿而过。

　　原来马车高速冲过了一条二尺深的防火沟，突然卡了一下，我被惯性扔了出去，摔得晕头转向。这时，雷厦骑着马，疾驶而来，把毡靴扔给我，又匆匆去追马车。

　　我一瘸一拐地走回连。此时，脚趾头胀得生疼，头也昏沉沉。在跤场上摔了那么多跤，从没有给摔得这么惨，凌空了老半天才落地。快进连部时，与王连富的马车相遇。去团部开会的班排长们，穿着新新的军大衣，戴着白口罩、军皮帽，都坐在他车上。王连富耀武扬威地甩着大鞭，非常神气。

　　等雷厦找着马车，车上的大毡、绳子全颠没了。妈的，真想戳这黑辕马的大屁股一刀，躺在炕上，一条一条算计着惩治这家伙的法子。

　　两天后，金刚告诉我：王连富向指导员汇报我赶车没两天，就丢了好几个鞭子，好几个笼头，连搭腰都给弄断了……说我赶不了车，请求换人。

　　王连富平时爱说：“赶车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一级车老板开七八十块钱哩，你当闹着玩的？”

　　正憋着劲要驯服大黑马，听这消息后，心里火辣辣的。我可不是女生排的丫头片子、老弱畜，想不要就不要。连夜给连党支部写了份决心书，请领导不要换人，让我继续干。不治住黑辕马，这口气不服！

　　从那以后，我见了牧民、农工、复员兵就打听驯马的方法。有勒牙床的、有勒鼻梁的、有夹耳朵的、有绑住死揍的……一天到晚琢磨着怎么制服大黑马。

　　雷厦把毡疙瘩扔给我，让我感到了一股温暖。他这次帮我把马车找回来，预示着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一点点改善。记得不久后，他曾认真地劝我：“建议你把那几个生个子马换了，不要跟牲口赌气。赶车全都是生个子不行。”

　　换成熟套，当然省事，出车干活会很顺利，但我不愿意用别人驯出来的牲口，自己能驯出一匹“奥里克”多棒！

　　大黑马惊了一次后，见大车就要惊，一靠近大车就竖耳朵，鼻孔张大，扬脖子瞪眼……就日夜把它拴在大车上，让它惊！它尾巴一碰东西就尥蹶子，就在它后屁股上拴两道大绳，捆在两车辕子上，让它尥！大黑马心眼儿坏，惊起来，总往墙上靠，妄图挤死我，就把它眼蒙住；它要拔蹦子狂跑，就给它带上马绊；它不听指挥，不拐弯，就给它上过梁子，把它鼻梁勒破，露出骨头；为了对付它，还特地请牧民巴勒登帮我编了一又粗又硬的皮鞭子，怎么打都坏不了。只要它惊一回，就给它带上绊，牢牢拴在大车上，死揍一回，并动员全连喜欢打架的男生前来过瘾。小四川是最积极的一个，总帮我打，有次抽鞭子竟然抽着自己脸，哇哇惨叫。

　　打牲口相当消耗，比抡大镐还累。义务帮我打的弟兄们，打一会儿就扔下鞭子溜了。别的不说，就是向牲口吼他一刻钟，也极乏人。

　　大鞭、小鞭、自制的皮鞭、棍子、皮条，乒乒乓乓，暴风雨般倾泻在它身上。隆冬腊月，打得我满头大汗，只穿一件衬衣也不冷。大黑马嘶嘶鸣叫，乱挣乱撞……最后一直把它打得脑袋钻到大车底下尿一摊尿（当地俗话拉拉尿儿），不动弹为止。

　　这一阵猛敲，大黑马筋疲力尽，我也累得两眼发黑。晚上连洗脸的劲儿都没有，满脸汗污地瘫在被窝里。临睡前，脑里还一遍遍地念叨着前几次惊车的教训：打闸、拉车梯、后遒不能碰马屁股……

　　我有个毛病，干一件事就不顾一切地干，什么也不管。那一阵子，完全陷进了驯马的狂热中。吼牲口吼哑了嗓子，一天惊好几次车，颠得头昏眼花，五脏六腑都疼；脚被马蹄踩肿过，裤子被扯破，老二被冻僵；挥鞭子胳膊累得连饭碗也端不住……一切精力都花在这上了：决心镇住大黑马！

　　金刚见我丢了魂一样沉浸在与大黑马决一雌雄的斗争里，好心劝我：“赶大车有什么好的？成天跟牲口打交道，又脏又累，又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小命儿搭上，快算了吧。”

　　我笑笑，谢绝了他的好意，危险就危险。危险才有刺激，才练胆量。在北京时，一经过马屁股，心就怦怦直跳，现在终日跟马耳鬓厮磨，在马屁股后面站着也不再害怕。有时大黑马像恶魔一样发脾气，脑袋要碰上它那雷霆般迅猛的铁蹄，定会碎裂。但我紧紧贴在它身上，紧抓笼头死不撒手，让它怒火从自己身边冲射出去而不受其伤害，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危险的中心往往是最安全的，正如台风中心反而风平浪静。当大黑马受惊时，最要紧的是钻到它身边，就像钻到敌人碉堡旁边有死角一样，可以避免杀伤。

　　每逢我伏在大黑马粗厚的脖子上时，能嗅到一股兽性的旷野气味，并能感到里面有千千万万缕雄烈的血液在激荡。如同跟一个厉害的对手摔跤一样，不信就治不住它！我全神贯注地对付着大黑马，一心想赢。连部每栋房子的房角、马厩的四个拐角，都有我大车磕碰的痕迹。

　　和雷厦的关系仍旧在缓缓地，一点一点地改善。不被指导员喜欢的共同处境，把我们压迫得团结起来。但又保持着距离，远不像过去那样热乎。

　　这天，雷厦偷偷告诉我，连里的复员老战士私分了我们抄牧主的财物。蒋宝富整天穿着一件缎面的羔皮得勒，王连富拿了一大皮被子，一双高腰马靴。

　　队里库房的物品是我们冒着严寒从牧主家抄来的，除了我贪污一把刀外，没人拿一针一线。像雷厦常年在外面放牧，多冷呀，也没拣件得勒穿。本来谣言就够多的了，若再说我们贪污公物更不得了。没料到，我们挨着冻不敢穿的皮得勒，现在穿在复员兵身上，我们克制着口腹之欲，不敢吃的奶豆腐，现在全进了复员兵肚里。

　　东河库房成了复员兵最爱去的地方，随便拿，随便拣……他们都是农村的，很穷，乍到牧区后，见什么捞什么，毫不掩饰。

　　因为牧民对我们抄家很有意见，所以应该把这事说清楚，省得以后背黑锅。我和雷厦一同找到指导员，讲了这个情况。

　　指导员说：“那些防寒物品，经常外出的同志可以使用，放在库房里也是放着。当然，不请示领导，自己随便拿是不对的。嗯，你们先回去，我了解了解再说。”

　　从连部出来，雷厦沉重地叹了口气：“完了，库房的东西都要被这帮人私分了。”

　　几天后，王连富听说了此事，对老姬头吼道：“老子站了3年岗，没功劳也有苦劳！那帮烂逼知青有什么了不起，念了10年书，还不是个这！抡大镐的。操蛋，告俄吊儿门没有！老子人是公家的，拿公家的怎么了？你眼红啦？吊儿门没有！”

　　王连富最大的嗜好是吃肉，他对肉的热爱无限，从没有吃得不想吃了的时候，而且还特别喜欢吃白花花的肥肉。没人吃的羊尾巴，他抢着要；谁也不喜欢的肥肉片，他抢着捞。据说曾一天吃了只两岁的羊，近20斤肉，拉了3大摊屎。他常常因病不出车，那病很有规律，只要天一冷，活儿一累就犯。要治也容易，用不着胃舒平、乳酶生什么的，只要一盆手扒肉。

　　这位汾阳汉子有夜里煮肉吃的毛病：晚饭后不到6点就躺下睡觉，约摸半夜一二点总要爬起来，嚷嚷饿，烧水煮肉，嘁哩哐啷，根本不管别人在睡觉（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就搬到对面屋）。兴许他这辈子没过过肉瘾，要拼命找回来，夜夜加班。

　　他蹲在炕沿上，赤条条披着件皮大衣，守着肉锅，边打着哆嗦，发着颤音，边哼着汾阳小调儿：

　　咬着牙，闭住气，忍挨几下，为的是四尺洋布，二斤棉花。……

　　折腾到三四点钟，吃饱了，再钻进被窝里继续睡，到中午11点多钟才起来，睡一圈多。之后哼着那首汾阳小调儿，慢腾腾地穿衣服。穿好后，脸不洗，牙不刷，第一件事是蹲在火炉旁，挑一根骨头，继续啃。

　　除了吃，王连富过人的地方就是力气。他最喜欢谈论的也是自己的力气，很为自己浑身是劲，大骡子一样壮自豪。那段扛400斤高粱秸走二里地的事迹，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每次讲都那么兴致勃勃，绘声绘色。

　　他的胳膊其实并不很粗，但有点干巴力气，用他的话说：“你看那马腿有多粗呀？力气全藏在肚子里！”据他说，他牙也不一般，特有劲。如果全国有纪录的话，他肯定名列前茅。在村里，曾用牙咬着一挑水绕场院走了一圈，威镇全汾阳。

　　力气就是他满口“砍球屌哩”，谁也敢骂，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资本。他最爱和别人比掰腕子、夹麻袋、拧手指头……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力大无比，或再占点便宜，拧住知青胳膊听一声“姐夫”的哀叫，他就像小孩子似地高兴，欢蹦乱跳。

　　王连富性情刚愎暴烈，可也挺会来事，连里杀冬季肉羊时，他每晚上都要煮一锅下水过瘾。饱餐之后，从忘不了给指导员送上一盆。即使刮白毛风，已经脱了衣服进被窝，也要光着大腿裹上皮大衣，顶着凛寒，跑着送去。另外跟他那魁梧身躯不相称的是特爱向指导员汇报别人一举一动，像个家庭妇女一般，东家长，西家短，事无巨细，啥都汇报：什么刘英红派来的跟车的带白口罩干活儿，什么炊事班给菜偏向，什么小四川偷骑了他的马……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大黑马不再那么闹，这辆完全由四个生个子拉的马车，已可以干活，不过还是时不时惊车。每惊一次，大车不是这坏了，就是那丢了什么东西。在寒风中修车，一站就是半天，有时还得钻到大车底下……雷厦、金刚都曾劝我：算了吧，在马车班你要倒霉的，王连富那家伙是二杆子。

　　我点点头，可是已经骑虎难下了。

　　刚向连里交了决心书，怎么能打退堂鼓？王连富平时总骂知青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知青踩乎得一无是处，这口气难咽呀！我一身块儿，费了那么大力气，再撂挑子，多输面儿。再说大黑马已有明显进步，也舍不得就这么扔了自己辛苦调教的劳动果实，打断了多少根棍子，抽坏了多少根鞭头啊！

　　没听雷厦、金刚的劝告。

　　1969年冬，连里存煤越来越少。我们王班长深更半夜到食堂偷了一麻袋煤，吭哧吭哧扛回来，嘴里一个劲骂：“这什么鸡巴地方，球的，冻得俄脑袋直疼。”

　　连里决定去西乌旗煤矿突击拉煤，200里走了两天，沿途白雪茫茫，荒无人烟。到西乌旗后，老姬头领着王连富不知到谁家蹭饭去了。我一人走进西乌旗饭馆，多希望能碰见个北京知青聊聊呀，可惜没有。里面空空荡荡，只几个穿蒙古袍的蒙古老乡。举目无亲，4匹又老又丑的马，是我惟一的伴儿。

　　次日到煤矿拉回煤，天气骤变，白毛风呜呜地刮。片刻，四周就变成了白茫茫的世界，几步之外的东西全看不见。4匹马拼力地拉着，6根套绳绷得笔直。马身上的汗和积雪结成了一层冰霜，它们上了道后都很自觉，非常听话。

　　就在爬一个大坡的时候，因路面被大雪埋住，我不小心把车赶到了路边二尺深的沟里，4匹马乱拉了一气后，就再也不动弹。

　　白毛风漫天飞舞，刮得呼吸都困难。只见王连富的马车走过来，他缩在皮得勒里，装作没看见我。吼着骂着，从我车旁过去（可能生怕自己的车也误住）。好啊，刮白毛风，上大坡就这样见死不救！我没求他，知道求也没用，这人身上同情心很少。想想吧，为着白捞点下水，每次杀牛他都抢着干。一回，他见要杀的牛总流眼泪，用刀子生生把牛的眼珠给挖了出来。完了，还笑嘻嘻地拿着血淋淋的牛眼珠吓唬女的。

　　求这样一个屠夫帮忙，还不如靠自己两只手。

　　荒凉的山坡上，只剩下我。狂风暴雪越发肆虐，寒威笼罩，久呆此地，冻死没跑儿。但相信自己离冻死还差得远呢，滚蛋吧！没他王连富，我照样能活着回七连。

　　把皮袄脱下，开始卸煤，顶着扑朔迷离的风雪，把煤一块块抱到路上。

　　这时一辆大车从风雪中钻了出来，定睛一看，原来是老姬头。他向我喊道：“别卸了，把前面的三个梢子解下来。”

　　嘿，老姬头还挺仗义，自从和他打架以后，我们见面不说话，真不爱答理这脏污污的家伙。下流话一串一串，没事就爱讲搞破鞋的故事，荤的俏皮话张口就来，特恶心。文化革命前，还吹嘘乌兰夫是他舅舅的舅舅的一个什么亲戚。

　　他把自己的3匹马套在我大车上，他在前面打着梢马，我坐在车辕子上打着大黑辕马，一阵紧张凶猛的吆喝，终于把车赶上了路。大黑辕马似乎明白我们处境不好，挺着胸膛，特卖劲儿拉，鼻孔跟风箱一样邪响！

　　寒风刺骨，棉裤裤裆扯裂了一大口子，冷风嗖嗖地往里钻，把老二冻得好疼。我把一个皮手套塞进裤裆，立竿见影，相当管事。

　　严寒，好可怕的严寒！难怪老姬头说尿尿能冻成冰棍，得准备一根棒子敲。

　　大黑马这回彻底老实了，别说摸尾巴，用大鞭杆扎屁眼儿都没事。它伸长脖子，弓着腰，真卖力拉，全身上下的毛被冻成了一道一道铠甲，瘦了一大圈儿。

　　回到连里，知青们像小燕子一样欢呼着，热情地帮我卸煤，拉我进屋烤火。他们激动地诉说，怎么挨冻，怎么四处偷煤，偷牛粪……埋怨指导员计划不周，不提早拉煤。

　　我心里甜丝丝的，体会到了被大家所盼望，所欢迎的美妙感觉。我掏出了从西乌旗买来的月饼，分给雷厦、金刚吃，很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恢复成学校时那样密切。

　　雷厦微笑着问：“你那儿冻坏了没有？”

　　“哪儿呀？”没听明白。

　　“关系到后代的地儿。”

　　我忙说：“没事，没事。”

　　雷厦笑道：“王连富回连后就对人讲，路上刮白毛风，把林胡的雀儿给冻坏了，疼得直哭。”

　　“我根本没哭！操他姥姥的，我的雀儿好好的呢，不信你看！”

　　他们全捧腹大笑。

　　年底临近，我暗暗希望自己能评上五好战士，让妈妈高兴高兴。在学校时学习差，当不上三好生，现在当个五好战士总还是没问题吧？尽量努力工作，干活儿不遗余力。30多匹大车马晚上的添草，早上的饮水，全是我和另外一个知青的事。挑草很累，因草压得特别紧，又有雪，一叉子根本挑不起来，得用二齿捯。每添一次草，所流的汗能把内衣全湿透……而且在马厩里干，黑咕隆咚的，干多辛苦也没人看见。反正咬牙干呗，只要能当上五好战士，受点累也认了。

　　这时，王连富正叼着烟卷，眯着小眼睛听老姬头讲搞破鞋的故事。暖和和的屋子烟雾腾腾，不时传来咯咯笑声。真不明白，知识青年接受这样人再教育，能被教育好吗？整天谈论的就是挣钱、吃肉、大姑娘、搞东西，再也没别的。

　　中央广播电台每天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我们马车班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山西汾阳小调儿。

　　咬着牙，闭住气，忍挨几下，为的是四尺洋布，二斤棉花……

　　这首流氓民歌他百哼不腻。

　　全连人都知道王连富爱半夜三更赤条条爬起来煮肉，补充一顿夜宵。为了吃肉，什么都干得出来。炊事班对他够照顾的了，还三天两头地跟食堂吵，指责发菜的知青狂，不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一碗土豆菜就给那么两片肉。

　　他吃手扒肉老是嫌骨头上没肉，总骂：“娘的，谁剔得这么干净？比狗啃的还光溜，让老百姓活不活了？”

　　新年前夕，王连富的脾气特别不好，动不动就火，除了指导员，谁都骂。听说是他未婚妻要彩礼，否则就要散伙，把他给气糊涂了。那些日子，他天天喝酒吃肉，白天蒙头睡大觉。让他出车就胃疼，想想他一顿吃18个大包子也可以理解。但只要有肉吃，胃病立时就好，往往还要吃双份。

　　一天晚上，我从马厩添完草回屋，经过王连富门前，听见他在里面大叫：“哼！念十多年书最后是这，扯球蛋！还不如我呢，四十三块五毛七！”

　　“唉呀，连富，你可别小瞧这帮知识青年，不好对付哪！说话一不注意让他们抓住，就跟你辩个没完没了。”

　　“再难揍儿，也得给我老老实实干活。”

　　“雷厦、林胡他俩最灰了，在背后说什么逮亏这帮复员兵只是个班排长，鸡巴大一点的官儿，要不老百姓真没法活了！”

　　“砍球屌哩！娘的，非好好收拾这几个！”

　　声音越来越低。

　　此时正是1969年冬，报纸、广播、刊物，大张旗鼓地宣传知识青年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这样的形势自然助长了王连富之类复员大兵的自豪感。他们以工农兵自居，视知青为劳改分子，吹毛求疵，放个屁都要管一管……他们嘻皮笑脸地向知青索要衣物；一本正经禁止兵团战士谈恋爱，自己却整天整天泡在女生宿舍。知青家里寄来的糕点糖果，要首先向他们进贡，否则就要批评你：“对工农兵缺少感情。”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农村小兵推到了社会最上层。运动中四处支左军管，领导一切。哪把小小的知青放在眼里？王连富常对人说：“哈！军管那阵，年轻的大姑娘，八、九级高干，全山西有名的造反派头头，哪一个不对咱笑脸迎，笑脸送？”

　　蒋宝富则老对人吹：“一·二三事件，全仗着我们军区摩托连，要不刘格平早上西天了！”

　　每逢套车时，王连富不无感慨叹道：“唉，我在独立师跟机要，出门就是伏尔加。”

　　其实不是踩乎他们，这批复员兵素质并不很高，只小学的文化水平。军事技能极差，有的当了3年兵连靶也没打过，除了钻到女生宿舍神吹海哨，卖嘴皮子行，正经的本事实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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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较量

　　1970年1月7日晨，寒风刺骨。王连长通知，马车全部上山拉石头。王连富的胃又疼了。真羡慕他这个病，天一冷就犯，舒舒服服躺在炕上，人不挨冻，马又养膘儿。

　　老姬头的车先走了，我的车因不好套，比他晚走半个小时。等赶到山上，老姬头已装完石头往回返。我忙拣大块石头装，装好就下山，一路猛赶，想追上老姬头。

　　大黑马宽大的屁股上鼓着一道道肌纹，渗透出来的汗珠晶莹闪光；前面3匹马也都紧紧绷着套绳；大车无声地在压得光滑的雪路上疾驰。很快出了山口，等快过河时，老姬头的大车已依稀可见。我盯着前面3匹马，紧握大鞭，哪个套绳稍稍弯了点，就敲它一鞭子，自信我这车马力不比老姬头小。

　　道很好走，雪被压得又硬又平，4匹大马一溜小跑，满载石头的大车飞速平稳地前进。

　　离老姬头的大车就一里多地了，突然车猛地一震，好像撞上一堵墙，我被弹飞了二尺，重重摔在了石头上。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听见轮胎跑气的尖锐呼啸，跟火车头放汽一样。我赶忙勒马，待马完全停住，已离现场50多米远。下车一看，外手轮胎完全瘪了，是路上的一块棱角锋利的石头把轮胎划破。没别的法子，只好把石头全卸在道边，空车回去。这时老姬头的车早就没了影，沮丧之至。

　　到连部已经快黑了。老姬头见我问：“你怎么空车回来？”我告他轮胎被石头扎破。连饭也没顾上吃，就去连部汇报此事。当时指导员上师部开会，家里只剩下王连长。我正向连长说着，门被人推开，大门把我挡住。王连富气势汹汹嚷道：“连长，林胡又把轮胎弄坏了，他没来汇报吧？哼，他说是石头扎破的，扯球蛋哩！大车外胎用刀捅都捅不破。”

　　我怒火中烧，恶狠狠说：“你怎么知道扎不破？”王连富一进门就冲到连长跟前，没料到我站在门后面。嗓门顿时低了：“哼，今天套断了，明天轴承坏了。这你看轮胎又扎了。哼，砍球屌哩！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赶球车？吊儿门没有！”说完，气冲冲走了。

　　我咬着嘴唇，恨得说不出话，脑子里什么词也没有。妈的，让寒风冻了一天，颠簸了一天，回到家还要被这个装病的小子汇报，竟还怀疑我编瞎话骗领导，真能想得出来。

　　王连长拍拍我肩膀：“林胡，还没吃饭吧，先回去吃饭。有事慢慢说，你放心，是不是石头扎破的，我们可以请专家鉴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领导会搞清楚的。”

　　到了食堂，山顶说晚饭是牛肉包子，男的一人5个，我那份王连富已经打回去了。只好返回马车班，找遍了各处也找不着包子。一想起王连富见了肉，饿虎般的胃口，就明白恐怕进了他肚里。

　　拖着疲惫的身子又去食堂，山顶再次保证，我的包子王连富确实打回去，食堂里一个也没有了。只好吃了一碗剩凉小米饭，干干的，邪硬，泼了点热土豆菜。我最讨厌吃这种小米饭，一个粒一个粒的，但饿得要命，只好凑合着填饱肚子。

　　在黑暗的屋子里，我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当你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赶了一天车，颠得筋疲力尽，一个装病不干活儿的小班长却跑到领导面前讲你坏话，你能不气愤吗？当你吆喝了一天牲口，肚子饿得咕咕响，一个自称有胃病的家伙把你那份饭打走，一人吃双份，你能不火吗？

　　5个肉包子是小事，啃凉小米饭是小事，被人欺凌最难忍受。

　　一股一股热血往头上窜，使劲咬着嘴唇，快咬破了，也不觉得疼。怎么，我们知识青年就这样被欺负？

　　他对连长说大车胎扎不破，言外之意是我编瞎话，把大车胎故意弄破，想偷懒不出车！小子真毒呀！

　　天天添草、饮马、扫地、倒炉灰……像旧社会的小徒弟一样辛苦受气。王连富却摆出老板架子，动不动就骂我饭桶、笨蛋、蠢驴……啥技术也舍不得教。为了赶好车，给知青争口气，一直硬着头皮忍着。

　　自从向指导员汇报了复员老兵私分了我们抄牧主的东西后，王连富对我恨之入骨，利用他手中的那点儿权，处处刁难我。这种敌意，除了农村人对城里知青的嫉妒外，还夹杂着一个以力称雄的汉子的特殊嫉妒。

　　我曾八比零把他摔得颜面扫地。

　　竟诬蔑我搞破坏！竟抢走我的饭！全身一阵战栗，牙关咬得咯巴响。不能再忍受了，不能！再忍下去，就是癞蛆，就是王八，就是松屎包。自己过去太软弱了，被“再教育”这根绳索捆得结结实实。滚一边儿去吧，“再教育”！

　　这回一定当面警告他，他若动手就坚决反击。

　　全连人对他的勇猛、力量、武功诚惶诚恐，简直到了迷信地步。复员兵们肉麻地阿谀他，说什么3个人也打不过他一个。老姬头还对人说：“林胡那两下子根本不行，人家连富在部队练过捕俘拳，会武。”

　　哼，别人对他敢怒而不敢言，我可不怵他，也打过几架，不是老弱畜！为提高士气，激起对他的仇恨，我开始回忆他过去干的一件件坏事。

　　一次套车，他的里儿马夹套了。他用手掰后马腿，半天也没掰动。我好心好意用大鞭杆敲了一下后马腿，那马蹄就蹭地抬了起来，进了套绳里面。王连富却被吓了一跳，站起来就给了我胸口一拳，骂道：“砍球屌哩！打什么！”为了工作，我克制了没计较。

　　一天晚上，他到女生排“哨牛逼”，躺在女生干净整洁的褥子上，吹他怎么有劲，怎么能吃肉，已经10点多了还不走，李晓华想睡觉，催了他几次，他笑嘻嘻地骂李晓华是小妖婆，不要穷来劲，李晓华用手划着脸讥讽道：“没羞，没羞，深更半夜赖在女生宿舍不走。”

　　这一下子伤了他自尊心，抄起门后的挑水扁担要戳李晓华。刘英红等赶忙拦住。他低声喝：“什么鸡巴玩艺儿，小妖婆子，狂什么？给脸不要脸！”

　　李晓华气得大哭了一场。

　　就在前几天，王连富又和食堂打了一架，责怪食堂给他的菜里一片肉没有，吼得青筋暴起。王士兵笑着说：“王班长，菜不多了，还有两个班没打饭呢。”他啪地又抽了炊事班长一耳光：“要你们孬球呢？老百姓还活不活了？”这复员兵挨了第二个嘴巴，连屁也不敢放。

　　连里领回了3个料槽子，明明应该给我一个，王连富就是不给。他给了菜园老杨头一个料槽子，换回一麻袋土豆。

　　为什么帮厨、卸车、堆牛粪等公差总是让我去，但班里发东西却总忘了给我……像气门芯钥匙、电工刀等一直没给我。

　　杀羊时，金刚没按住，羊腿乱蹬，碰着了他腿一下，他对金刚喝道：“你是屎包哩，还是草包哩，大活人连只羊也按不住，可惜了你爹那点儿玩艺儿！”

　　为什么小事，他还跟王连长吵，骂王连长是周扒皮，比地主资本家心还黑。

　　这一件件事就像是一包包火药，聚放在胸中，我感到它们快要爆炸了，不敢再想下去。一定要当面警告他，他若动手就自卫反击。一定！明天早上行动。这是你王连富逼的，知识青年要都是接受你这样的再教育，就完蛋了！

　　我预感很可能要打起来。王连富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这么当众警告他，肯定要暴跳如雷。要真的一开打，必定是很大的一仗。我和他都很壮，不是小孩子或妇女们吐唾沫，揪头发，抓抓挠挠。

　　要打就彻底打，非把他给打服了，镇住。镇王连富肯定符顺全连广大群众的愿望，王连长也会高兴。然而兴奋之余总觉得有一点点辛酸，这可是要犯错误，前途叵测……妈妈知道了一定难过。临走时，她还一遍一遍嘱咐我不要打架。

　　心乱如麻。

　　知识青年有什么罪？为什么这么受歧视，受虐待？不要犹豫了，一定行动！镇王连富就是为民除害，犯错误就犯错误，认了。只要给全连知青出了这口气，我甘心犯这错误。

　　头热的发昏，心里阵阵抽搐，牙齿也因激动而哆嗦，血一团一团往上涌。

　　第二天，1970年1月8日吃早饭时，王连富蹲在饭桶旁，聚精会神地捞着面条。他一手端着碗，一手缓缓转着勺子，然后贴着桶壁提到水面，把汤倒尽，露出半勺面条。

　　当着众人（老姬头、白音拉、马慈爱）我严肃地质问王连富：“昨天你领我的包子没有？”

　　他诧异了一下，坚决否认：“俄没领！”

　　“炊事班的告诉我，你领了！”

　　“谁拿你包子谁是婊子养的！”

　　“你老实一点。”

　　“你他妈老实一点！俄拿你妈了个逼！”

　　“拿你妈了个逼！”

　　“操你妈的！”他站起来，大吼，满脸通红，眼里喷着火。

　　“操你妈！”我迎上前去。

　　“砍球屌哩！”王连富尖叫一声，右臂猛挥。我下巴被重重地挨了一拳。当时穿着毡靴，站立不稳，从炕沿一直踉跄到对面的墙上，差点摔倒。

　　轰隆一声，胸膛炸了，脑袋炸了，上万个气压爆炸了。一缕缕血，一片片肉，一块块骨头带着仇恨向他扑去。

　　“狗日的，你想死哇？”他抄起土炉旁砸煤用的一把小斧子，威胁地举着。我顺手抡起那个盛着半桶面条的铁桶，砸在他头上。瞬时，浇了他一脑袋热汤面。不待他清醒过来，手中的铁桶继续飞舞，砸在他脑门上咚咚作响，使他手中的斧头没反击机会。那粘糊糊的汤面模糊了视线，他一时手足无措。我很快就揪住他脖领，一右波脚，把他踢倒，顺势扑在他身上把斧头夺下。

　　这时，老姬头、马慈爱一左一右，分别搂住我胳膊把我拉起，王连富咆哮着爬起，一下子又把斧头夺过去，恶狠狠向我扑来。那两家伙死死抱住我胳膊，幸亏两人都又瘦又弱，没多大力气，按不动我，在激烈地扭摆拉扯中，王连富的斧头举得高高却始终找不着时机砍……我用力大叫：“好，你们拉偏手！”拼力左右挣扎。

　　在这危急关头，雷厦一闪而出，劈手夺过王连富手中斧头，并厉声对老姬头、马慈爱说：“你们不要命了？”

　　我就势用力一撞，从他两手中挣脱，上去一脚把王连富踢倒，结结实实给他按倒在地，他的脸紧张地抽搐，双手乱舞，想抠我眼珠，又想掐我脖子，还使劲抓我小便——幸亏我穿着厚厚皮裤，抓不着。他张着大嘴想咬我的手，但他那发达有力的牙齿总是扑空。混战中，倒是他的大姆指被我一口咬住，疼得嗷嗷直叫。我拼命咬着，直到把那片肉从他手上咬下来为止。

　　一个多月来所受的气，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我用拳头狠命地砸，学校时刻苦练块儿现在有了用处。

　　“哼，好你哩，400斤高粱秸都服了，你球毛的算个啥？”他在下面龇牙咧嘴地喊着，双手护着脑袋，还挺顽强。

　　王连富打架很有特点，嘴里老爱叫，自言自语，表达着他即席感受。

　　此时，我骑在他身上，一瞥，发现右边地上有个黑褐色的大玻璃瓶，里面装着敌百虫，便迅速抓住，高高举起。只见王连富脸变白，急促地喊：“林胡，别打，别打！”使尽全身之力向他脑袋砸去，可惜用力过猛，近在咫尺却没击中。他在下面拼力一顶，把我从他头上顶过去。随着一声大吼，狮子一样地扑到我身上，张着大嘴掐我脖子，掀翻压在身上的对手我和雷厦练过无数次了，屁股的爆发力足够用，憋住气，左右虚晃两下，他重心就乱了套，再一用力，用个大臂滚翻，又翻过来把他压到底下。

　　搂在一起，拳头发挥不了威力，不解恨。我索性松开手站了起来，他也赶忙爬起，想捡一根木棍。我用快速连续左右直拳把他打到西墙，并钉死在墙角。站着，腰部的力量可以充分发挥，拳头力量比坐着打要重得多。王连富只好弯着腰，低头用双臂护着脸，无暇反击。

　　正打得热火朝天，王连长闻讯赶来。王连富一见领导来了，马上装蒜，一下子瘫倒在地。我用穿着毡靴的脚使劲踢他：“别装蒜！”他没反应，又朝他脸上打了一耳光，他还一声不吭：这位号称扛400斤高粱秸走二里地，3个人也对付不了的壮汉，就这样双目紧闭，软绵绵躺在地上。头发、脖领上残留着几根面条和圆白菜叶。

　　我痛恨他这么早就不反抗，使我没法再继续过过瘾。尽管手指头关节已打得疼极了。

　　据事后雷厦告我，当时我满脸是血，又吼又跳，样子很是吓人，是两个人把我拉走的。全连很多人都跑来观看。天津知青皮金生笑嘻嘻拍着我肩膀：“好样的，哥儿们镇了！”金刚递给我一条毛巾，敬畏地让我把脸上的血擦掉，我头被斧头划破，绒衣上染着一片片血迹，领子给扯裂了一大道。

　　王连长把我叫去，询问事情的经过。我用十倍于平常说话的声音向连长吼道：“全赖王连富！是他首先骂的我，首先打的我，首先抄的斧头！他凭什么吃我的那份包子？他凭什么说我的大车胎石头扎不破？接受再教育也不能这样欺负人啊！”

　　王连长平静地给我讲了一番道理，最后让我保证不再打了。我同意不打，但声明，如果他要再首先动手，我得自卫，决不白挨。

　　“林胡，当心他报复，王连富心特黑。”李晓华见了我，担心地提醒。

　　打晚饭时，炊事班长给我的一勺菜冒了尖。

　　晚上感到头很晕，手指头关节也特疼，王连富的头骨好硬。打一架虽只用几分钟，但消耗极大，极累，我早早就躺下，脑子依旧嗡嗡响，下巴还没知觉，全身烧得滚烫，不知是什么毛病，我一打架就全身发烧。

　　这时，雷厦推门进来：“你这么早就睡了？”

　　“特累。”

　　他感叹道：“你的波脚神了，一踢一个准儿，根本防不住。”

　　我握握他的手，感到里面的血又热又赤。非常非常兴奋，这次打架标志着我们关系的全面恢复！

　　雷厦不愧是雷厦，在关键时刻，把王连富的斧头夺走。狗是一种伟大动物，人的忠诚要是像狗一样，那真了不起！就忠实而言，雷厦完全可以与我的英古斯相媲美。

　　我使劲握了握，表示自己的感激。

　　临走时，他低声告诉我：“王连富在换药时，对卫生员说：‘这事没完，七连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提防着点。”

　　热血又开始一股一股往上冒。不猛烈，是慢慢地冒，冒……

　　王连富给我下巴的那拳打得又准又狠。我打了他许多拳，没一拳比得上他这一下。吃饭都没法嚼，一嚼太阳穴特疼。我脑袋被砍破，流了好些血，他却几乎没流血。表面上，他最后被打得不再反抗，可从实际损失上说，我比他亏多了。流的血足有一百CC.不行，得捞回来。当年武松大闹飞云浦之后，连续作战，马上血溅鸳鸯楼。我也要这样，不怕疲劳，连续战斗，一定把他彻底打服了。反正这架已经打了，犯错误就犯到底，我要痛快痛快。

　　最重要的是打他顺应民心，是为民除害。而且这也是一种自我牺牲，用自己犯错误来给大家伙儿出口气，还说得过去……这么盘算着，昏沉沉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早爬起。我换上了绒裤，蹬上解放鞋，系紧鞋带，把皮带勒紧，挥挥双臂，活动一下腰腿，感到全身都很利索麻利。用拳头轻轻地在脸上打了两下，给大脑皮层一点战前的刺激，自我感觉竞技状态良好。

　　临行动前，又默默想了一会儿武松，酝酿情绪。

　　这是大约早上7点来钟，天刚蒙蒙亮，我一脚踢开了王连富屋的门。他正躺在被窝里抽烟，头上裹着白纱布，见我闯进，忙坐起来。

　　我厉声质问：“王连富，你是不是还想报复？”

　　“没有，没有！”他大声喊道。

　　“你别糊弄我了！”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挡车围子用的短木棍，跳上炕。他倏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把剪羊毛用的大剪子，杀气腾腾地叫：“你找死啊？”

　　我抡起棍子就打。他腾地跳起，赤条条只穿一条裤衩，低声吼道：“砍吊哩！老子今天跟你拼了！”那大剪子寒光闪闪，向我刺来。

　　真是生死关头，我的棍子瓢泼般地打在他头、背、肩、胳膊……一阵猛驴终于把他打得不敢靠前，就势向他逼进。他只好从炕上跳到地上，我也追到地上。他手里握着大剪刀，只要挨一下就够呛，棍子连续打去，不给他有刺的机会。

　　“好哇，俄今天就要你在俄炕头上放3斤血！”他愤怒地叫喊，大剪子乱捅乱扎，尽管我的棍子把他脑袋打得咚咚响。

　　无意中，他把棍子抓住。我赶紧拖着他乱转，想待他重心不稳时，给他摔倒。但怎么也摔不倒。因他拿着大剪刀的手乱舞，封锁着我进攻的空间，无法使绊儿。只好攥着他一只左手，拼命抡着、拽着，让他总踉踉跄跄，顾不上刺我。“狗日的，不让你见阎王，俄王字倒着写！”他咬牙切齿地发誓。

　　在宿舍狭窄的空地上，我扯着他团团转，睁大眼，寻找机会给他一波脚，心里紧张得快顶到嗓子眼儿。

　　那把大剪子围着我飞舞，却总扎不准，只是把左手背扎了个小洞。俩人都激动万分，两人都气喘吁吁，两人都处于迅猛多变的运动状态，虽近在咫尺，进攻的命中率很低。

　　终于抓住了他拿剪子的右手。他无计可施，一边大口地喘着，一边一次次地踢我小便。这家伙真是把捕俘拳用上了，可惜那光脚丫没杀伤力，还老是蹬偏。

　　小腿42厘米的威力显出来。不管王连富怎么扭，怎么拉，我的重心稳如大片石，绝翻不了。

　　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撒手。这时雷厦冲进来，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利刃。我俯身夺下棍子，又开始猛打。形势巨变，他急忙跳上炕，我追上炕，棍子打在他脊背上发出了噗噗声，跟打鼓一样，浑厚而幽深，一直把他逼到炕上墙角。慌乱中拿起了一条被子蒙住头，抵挡我的棍子。在一阵尽情的猛驴下，这位魁梧的壮汉终于垮了，在花被子下哭喊道：“林胡，不打了！不打了！俄不行了，俄真的不行了！”

　　我还想过过瘾，雷厦拦住我：“算了，算了。”

　　王连富披着花被子，缩成一团，急切地说：“雷厦哇，这回全靠你了！”

　　屋里打得一塌糊涂，被子上踩了许多脚印，烟筒翻倒，枕头躺在炉灰里。

　　我刚被拉出屋里，里面就传来低沉的哭泣声：“呜呜……俄在七连呆不下去哟，呜呜，老腰给打坏哟，砍球屌哩，浑身都是血印子哟！”

　　这条强悍大汉凄切地叫唤起来。

　　那天中午，天空阴沉沉的，飘着零落的雪花，王连富躺在老姬头的大车上，双目紧闭，盖着三床棉被，被送到团部医院。

　　我真是诧异：一个平日那么刚强、自尊、勇壮的人挨了打，怎会是这个样子。

　　王连长把我叫到连部，摸着络腮胡子惋惜道：“本来你有理，这么一闹，又没了理。唉，你干了件蠢事罗。”他批评了我一顿，让我写检查认错，高姿态一点。

　　晚上，郑重其事给雷厦写了封信，表示衷心感谢。

　　雷厦：

　　此次恶战，关键时刻，你助了我一臂之力，谨表谢意！

　　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自豪。

　　愿我们用鲜血凝成的战斗情谊永垂不朽！

　　林胡 1970年1月10日

　　社会是复杂的，为防备王连富报复，我也用剪羊毛的大剪子，做了两把匕首，藏在褥子下面。

　　当我流着污汗，穿着扯了半截袖子的脏绒衣，用力磨匕首时，油然而生出一种武夫的雄壮感。如果陆彬、楚继业之类醉心于谋略和权力的人，知道我用大剪刀做了两把匕首，吭哧吭哧磨了一上午，定会嘲笑我低级肤浅。这些人就会津津有味地琢磨连队的人事关系，从中找出一条拍指导员的最佳路径，为自己雄心的发展开辟道路。

　　哼，难道随着刀剑淘汰，大丈夫气概也要被淘汰了吗？男人都女性化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想想当年的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嗜刀如命，写了许多歌颂刀剑的诗……可比今天的二串子男人伟大多了！

　　我擦擦脸上的汗，望着匕首，它又黑又糙，一点儿也不精致，锋刃闪着阴森森的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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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防御

　　沈指导员从师部开完会回来，听说我和王连富连打两架，十分生气。责怪王连长没有采取紧急措施。我不知道这紧急措施意味着什么。

　　几天后，王连长被调去宝昌支左。他走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早晨，去马厩为他抓上小黄马，又用吃饭的水桶打了两桶水给马饮了，牵到连部。

　　王连长亲切说：“林胡，要好好工作，努力学习，高姿态作个检查，可不敢再胡来了。”

　　我点点头：“嗯，连长，我一定作个检查。”

　　连长走了，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个保护伞，很有点儿舍不得。相比之下，连长和下面的关系比指导员好得多。他没什么架子，还像个老农民一样随和。

　　不久，在一次全连大会上，指导员传达了师部政工会议的精神，以及北京军区陈先瑞政委的报告：“一切围绕着红太阳转”。

　　临结束时，我主动站起来向全连干部战士读了自己的检查，承认第二天早晨闯进门打王连富十分错误。

　　沈指导员面无表情地盯着我，待我念完后，他要走了检查，坚定地说：“打架斗殴一直是七连的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总解决不了。这次马车班打架，性质恶劣，影响很坏，一定要严肃处理。”说话的时候，那对布满血丝的眼睛还瞟了我两眼。

　　我想是王连富首先骂的我，首先打的我，首先动的斧头，主要怪他。第二天我先动手，原因是他扬言要报仇。反正他是这场架的挑起者，他的错误比我严重，处理就处理，没什么了不起。

　　一天，沈指导员让我们几个自己跑到内蒙的北京知青填表，出身我填“革干”。指导员看后，责怪道：“哪有什么革干出身？你父亲的出身是什么？填你父亲的出身。”

　　我望着他，一副小干部得志的派头，幸灾乐祸的。立时就明白他的用意：文化大革命后，你父母都在受审查，还想填革干？没门！

　　自从听说沈指导员在太原公检法支左，把那儿的姑娘肚子支大了，对他就缺乏好感。明明是个十九级的连指导员，却总爱挺着大肚子，倒背双手，摆出一副师首长的架势，训人跟捡破烂是他的两大特点。几天没训人，就像老烟鬼没烟抽一样，非要找点小事训训。什么帽子没戴正，吃饭吧唧嘴，房后解小便，留小胡子不刮……他全管。平时走路，遇见破布条、烂毡头、瓶子、木棍，钉子……他总要捡起来，放到家门口。

　　打完架后，虽然给大伙儿出了气，但一些锡林浩特知青在言谈话语中总流露出对我爱打架的贬义，复员兵就更别提了。指导员在班排长会议上，一再强调：马车班这件事没有完，要严肃处理；前两天，我的《斯巴达克思》借给刘英红，被指导员发现给没收了，说是黄色小说；指导员平时见了我理也不理，能替自己说话的王连长又支左了……

　　形势很不利，为此我确定了三条对策：一、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以突出的表现将功补过。二、努力搞好群众关系，一定与老姬头、锡林浩特知青及复员兵们缓和关系。三、多和刘英红接近。她已被师部选为出席兵团首次积代会的代表，政委对她印象很好，与她联系密切能加强自己的安全。

　　跟老姬头缓和关系好办，夸夸他的大辕马，听他讲搞破鞋的故事时，使劲笑笑，就解决了。跟锡林浩特知青关系就不那么容易缓和，这些人油得很，不好哄。

　　一天晚上，雷厦抓完马后到我屋里暖和一下。嘲笑王连富打架输了，竟然当众号啕大哭，真丢份儿，再疼也不能这么哭呀？农村人好傻，一点都不懂含蓄。

　　我问他：“连里对我打架都有什么反应？”

　　“反应不太好。有人说你打架成性，野蛮，有人说你是为了包子，才跟王连富拼命。尤其是锡林浩特知青，没少跟指导员说你。”

　　唉，这就是为民除害，锄强扶弱的悲剧，我作出了巨大牺牲，却一点没落好。

　　野蛮？对野蛮人，只能用野蛮办法。我把王连富手上的一块皮咬下，是因为他仗着当了几年兵，目中无人，对知青动不动就骂。我并不愿意打架，有的年轻人以为打架很刺激，很雄武，很有趣，其实根本不是。电影里一拳把对手给打个跟头的场面在真打架时极少碰见。而通常是两人龇牙咧嘴，像猴子咬架一样搅成一团，喉咙里发出兽性的咆哮，面孔丑恶之极，绝不像电影里的骑士那么英武潇洒。人内心深处潜藏的凶残，打架时全部溢于嘴脸，我用拳头是被迫的。

　　“雷厦，我打了指导员的红人，指导员可能要往狠里整我，你与我来往不害怕吗？”

　　他微笑了一下，摇摇头。“我要怕，还来找你干什么？”

　　雷厦在学校时，惟一的毛病是有点爱吹。但现在不是吹，他为帮我镇王连富，明显地袒护了我。在指导员声言要严肃处理这件事之后，他还敢到马车班来与我说话是需要勇气的！你看，他的眼睛里闪着刚强的光，清秀的脸上浮着两片桃红，毫无惧色。有这样一个忠诚义气的朋友，还怕什么？

　　大车已坏，王连富去团部住院，指导员也不给我派活儿，成天呆着没事干，步行8里地到三连机务队偷了两个铁轮子，练举重。这时男生排全都去三连学开拖拉机，连里只剩下女生。为好好表现，我主动跟四班一起干活，仍暗暗希望年终总评时能评上五好战士。

　　大雪飞扬，严寒刺骨。我们步履维艰地走到菜园打井，所谓菜园不过是40亩光秃秃草原。

　　在一丈多深的井底下，土冻得跟石头一样。刘英红赤手空拳攥着镐把抡起来。她的黄脸被冻出了一条淡档的粉红，头发上落了一层白霜。她力气一般，可每回都比别人多抡几下。

　　李晓华这个很招眼的天津姑娘长得有点像谢芳，挺漂亮。到草原后，一吃牛羊肉就吐，有时一天只吃二两饭，但也坚持出工。

　　韦小立虽然刚来不久，一镐下去总镐不准，也没多大劲儿，可不气馁，每次都要别人从她手中把镐夺走，才停止。

　　4米见方的井底就是这样的情景：北京、天津、太缘的知青姑娘们聚在一起轮流抡镐……咚咚的声音，从地下传来，持续不断。这些女孩子在家里个个都是父母疼爱的掌上明珠，干净漂亮，现在却穿着肥厚的绿棉裤、绿棉袄，土里土气地站在内蒙旷野的井底下抡大镐。冻土被一片一片地刨下来。

　　就我一个男的，干得又猛又多，一人顶她们4个。刘英红向指导员汇报工作时，肯定要表扬表扬我！

　　雪花在飞，棉袄上披着一层白。我用大镐，用手上的血泡，用一大片大片的冻土，来改善着自己的形象，扭转着自己的不利处境。

　　后来，金刚就我到四班干活，讥笑我：“色”。跟女的一块干就特卖劲。他一点都不了解指导员恶狠狠地盯着我，不这样干就无法赢得群众的同情好感。

　　多少年后，一回忆起1969年冬在菜园与四班打井的情景，心里仍会浮起了一丝暖意。北疆那千千万万片雪花里，掺杂着多少缕我们七连二排四班知青少女身上的温馨。一缕缕，一缕缕……为什么锡林郭勒草原不再像往日那么寒冷？是成千上万各地来的青春肉体用身上的体温温暖了它啊！

　　这时，收到了一封小胖姐姐的信，告诉我家里的情况很糟。父亲已被正式隔离审查，有人揭发他是叛徒；母亲也被四处揪斗，东躲西藏。

　　这个消息，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谁知几天后，雷厦也悄悄告诉我：父亲是叛徒，消息绝对可靠，还说母亲也出了事，是个假党员，她写的那本书流毒全国，要彻底批判。——这些都是一同学写信告他的。

　　雷厦对我说时，义正辞严，言之确确。他可能很解恨，因为我曾以出身好的自居，反对他帮助傅勇生来内蒙，弄得两人濒于决裂。

　　我简直傻了眼。实在不敢相信，又不敢不相信，情绪很坏。进入社会后，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人们对我的态度和父母密切相联。父亲是普通人，对我是一个样子；父亲是局长又一个样子。这地方小，没有什么大官儿孩子，我就成了最大的。当地人一传十，十传百，把我家里说成是中央一级的大干部。去场部办事时，顺顺当当，从没碰过钉子。现在父母一倒，靠山没了，传出去，肯定不像过去那么被尿球。

　　以前，我从没把指导员放在眼里，父亲的级别和兵团司令差不多，这小指导员算老几？现在老爹成了叛徒，指导员整我，又多了一个有利条件。忧心忡忡，愁闷极了。父亲三零年党员，母亲三六年入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倒成了叛徒、假党员。唉！

　　1969年总评结果，不要说五好战士，连表扬也没捞上——全连没表扬的仅仅二人。

　　我真傻，满以为自己好好干活，就能让指导员原谅了我。

　　在马车班苦干了半天，却连个年终表扬也捞不上，怎么跟母亲交待呢？

　　按既定政策，更加注意多与刘英红接近，她是团领导信用的红人，说不定当官儿的会因为她而对我手下留情。每次去她的屋，她待我都很热情，不在乎我是打过架，等待处理的人，她还帮我拆洗了臭烘烘，黑污污的被子。

　　刘英红是一个典型的损己利人的女的。她住哪屋，就把哪屋的炉子生得旺旺的，打水、扫地、撮炉灰、铲煤……抢着干。为了补别人的衣服，她可以把自己还挺新的衣服撕了当补丁。

　　刚到草原时，看见达姑拉老额吉孤独一人生活，又有胃病，穿得破破烂烂。她马上给家里写信，让从北京捎来好大米，给额吉熬粥，还把自己准备做棉衣的布和棉花白送给她。老妇人活了60多岁，头一次喝大米粥，感动得哽咽起来。

　　这事很快在牧民中间传开。

　　她参加了团积代会后，又作为六十一团代表出席了七师的积代会。就在这个大会上，大家才知道了她的一个秘密。

　　1968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她积极要求去边疆。军训团政委见她平日表现很好，出身又不错，想把她结合进学校领导班子，让她当革委会副主任。

　　这年11月，蔡立坚来学校作报告。她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刘英红，决心自己去内蒙插队，决不留在学校当官儿。她无法容忍自己言行不一，成天对别人宣传上山下乡，自己却留在城里。

　　她知道母亲和父亲都很老实，不会支持她跑，就暗中准备，临走的那天，才告诉了弟弟。弟弟非常支持姐姐的逃跑行动，觉得姐姐像个英雄。偷偷把她送到车站，并把自己攒的所有钱买了一包巧克力送给她。

　　1968年11月11日，一个刚满18岁的姑娘怀揣毛主席语录，瞒着父母独自踏上征程。全国这个时候，偷偷离开家门，自己跑去内蒙插队的姑娘有许多许多。但像她这样放着校革委会副主任的官儿不当，一心一意地要去内蒙放羊的恐怕也不多。

　　她什么介绍信也没有，沿途睡在火车站、汽车站、历尽艰辛，才到了锡林浩特。她也写了血书，也找了盟军分区赵司令员。

　　我是在西乌旗革委会招待所头一次看见她的。屋里很静很冷，她一个人披着招待所的花被子，盘腿坐在大炕上专心学毛选，那样子挺滑稽。这就是刘英红，利用等班车的时间学毛著。

　　越是不想当什么先进，人家越让她当。在七师积代会上，上下一致地推举她作为七师代表出席内蒙兵团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她的发言和事迹也铅印成册发到全师各团。

　　这人不像七零年大多数先进模范那样，一说话就是成套成套的《人民日报》腔，满嘴豪言壮语。她老是爱批判自己，在斗私会上，老向大家检查自己的阴暗面：什么好虚荣、胆小怕死、私心重啦等等。态度那么诚恳，让人听了心里怪难受的。

　　劳动时，她总抢最脏最累的活儿，也从不和别人争工具，常常卖了很大的力气却是个老末。下了班，不爱串门闲扯，很少到连部亲近领导。不是帮人缝补衣服，就是学毛选，抄英雄语录。

　　一次，我问她：“你怎么变得这么好的？”

　　她莫名其妙地问：“我有什么好的？”

　　“你是挺不错的。”

　　她收敛起笑容，一本正经说：“我算什么呀，比我好的有的是。你知道吗？咱们东河旁边的东乌旗格日图大队有个北京知青，叫罗湘歌，为了办好合作医疗，把自己的几百元存款全捐给了生产队。当了赤脚医生后，救活了很多牧民，医术简直神了。有的蒙古老乡跑一二百里找她治病。不管风吹雨打，不管白天黑夜，她随叫随到，骑着马为当地牧民看病，脸晒得特黑，戴上帽子，你根本认不出是女的。”

　　每次找她聊一会儿，就感到惭愧。刘英红的品行我是服了。她没有一点伪装，纯正，无我。与她相比，我是一身毛病，又臭又脏。过去我不相信世上有不自私的人，认识了刘英红，我知道了社会上真有这样的人。

　　经常与她接近当然别有用心。她的名声好，跟她多来往，自己的名声也能好一点，肯定能传染一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我分析团领导很喜欢她，老沈绝不敢整到她头上。我常与她来往，老沈自然也不好狠狠整我。

　　把个先进典型当成自己的核保护伞，是身处逆境的我，面临挨整时，本能地使用的一个防卫手段。

　　不知道这诡计灵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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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

　　一天晚上，找刘英红帮我补补棉裤。她不在，屋里只有韦小立一个人，睁大眼睛望着我。

　　对这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很有些好奇。我坐在炕沿上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们是姐妹三个自己跑来的。在兵团司令部泡了4个月，兵团也不敢要我们，后来我们给林副主席、周总理写了信，才批准接收。”

　　“为什么到这儿来？”

　　“打仗呗！”

　　“怎么不跟你姐姐在一个连呢？”

　　“都在一个连没意思。”

　　从外表上看，韦小立算不上漂亮。圆脸、小鼻子、脖子很短，明显地让人觉得不顺眼。但也不丑，端正中还有一两分秀气，嘴唇特鲜艳。她的眼睛清澈见底，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坏心眼儿，完全可以放心。

　　我和韦小立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反正闲呆着没事干，多找人聊天，拉拉关系，可以缓和自己的孤立状态。

　　“你是为了包子跟王连富打架的吧？”她突然问道，眼睛直视前方，并不看我。

　　“不是！根本不是包子的问题。这些复员兵仗着当了几天兵，连里大大小小的官儿都由他们垄断，狂极了，自以为高人一等，随便欺压知识青年。王连富是个出了名的二杆子，谁都骂，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次打架包子只不过是个导火索。”

　　我的眼睛也直视前方问：“王连富拿着扁担要戳李晓华你知道吧？”

　　她点点头。突然抬起头问：“你为什么来这儿呢？”

　　“打仗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越南？”她眼睛依旧不看我，盯着对面墙上的语录。

　　“我去过，但没戏，总理有指示，所有过去的红卫兵都要返回。我们最后又都给送回来。”

　　“那时，我们也打算去越南。”

　　沈指导员穿着崭新的绿军装，挺着大肚子，突然闯进屋找刘英红，他很注意地看了我和韦小立一眼，又出去了。开始沉默。可能是被指导员看见，她有点害怕。

　　“我的棉裤扯了一个大口子，想让刘英红帮我缝缝。”

　　她点点头，默默拿过去。

　　3天以后，我拿回棉裤，一看就知道不是刘英红缝的。补上了两块绿补丁，线缝得有指甲盖那么长，针脚歪七扭八，傻呵呵，一点儿不像是女人干的活儿。

　　特高兴，她没被指导员吓倒，帮我补了棉裤。

　　韦小立是1969年9月份来我连的，平时不爱说话，她父亲1967年就被整死。尸体解剖后，塞了一肚子大字报纸，扔进火葬场。一派说她父亲是自杀，一派说是谋杀，谁也搞不清楚，就把他的胃放在药水里保存，留着请北京的医学权威鉴定。

　　她家也被洗劫一空，赶出省委大院。全家7口人挤在一间普通市民住的小屋里。屋窄人多，孩子们不得不睡在桌子和箱子上。

　　当我在茫无际涯的雪原上，看见韦小立孤零零的身影时，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记得那次扫羊粪，我们乘大车到一个很远的羊粪盘扫。在大风中，羊粪末漫天飞舞，她连上风口、下风口都不懂，全身披着一层粪末。

　　文革中，我是反血统论的。但在思想深处又有血统论的思想。我觉得干部子弟好像一棵树上的叶子。连里干部子女很少，和她一见如故。

　　一天，我去食堂打饭，听几个锡林浩特知青正在议论韦小立。

　　“笨得要死，到井边打桶水，半个小时也打不满。”

　　“帮厨时，一棵葱让她给剥下去一多半，可能从来没干过。”

　　“嘿嘿，省长的千金小姐嘛！”

　　我想起了韦小立在风雪中拼力抡大镐的情景，这怎么是娇小姐？

　　“他父亲是不是定成走资派了？”

　　脸上有麻点的连部文书楚继业，很确定地说：“是走资派。兵团介绍信上写得清清楚楚：其父走资派已定，她们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忍不住道：“可我听人说，她父亲没历史问题，不是坏人。将来可能会解放。”

　　他们望着我，沉默了。

　　楚继业严肃说：“她父亲可是《人民日报》点了名的。”

　　心想《人民日报》点了名的也有平反的，但没敢说。我并不偏袒干部子弟。有许多干部子弟在声色犬马中腐化堕落或碌碌无为，但就像过去许多官僚地主子弟投身革命一样，干部子弟当中也真有抛弃安逸舒适，一心追求真理，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有人对干部子弟有偏见，认为没一个好东西，这也太过分。

　　因为和复员兵关系不好，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也不好，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很孤立。尤其是我，打完架后，谣言一个又一个。说我持刀威胁贫下中牧；说我训狗咬解放军；说我是打砸抢分子，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全是没影儿的事。

　　此外，王连富住在团部医院不出来，到处告状。团里几个头头都找了，逢人就解开衣服，让人看他身上的紫血印，激起了不少人的同情。

　　尽管绝对保密，关于家里的事也有一些风言风语，说什么父亲被捕了，是他在军调处给王光美开的介绍信……

　　新来的天津知青对我都有点害怕，不敢来往过多。

　　为什么自己陷入了这个处境？为什么谗言恶语总围绕我？是我力气不大，拳头不硬吗？不，挺举240，悠双杠90，小腿42厘米，自信白镇六十一团。是我脑子笨吗？也不像。在校时，数学常常是八九十分，智力不算杰出，也够得上中等。

　　关键是自己出身不硬。文艺界的名人在社会上太臭。在兵团，更是被团长、政委所蔑视。这些革命军人最厌恶文化人，最瞧不起文艺界。我自然不招他们喜欢。

　　唉，当个作家的儿子，可把我坑苦了。

　　一个健壮，花大力气练过摔跤打拳的男子汉进入社会后，步子尚且如此艰辛，纤弱稚嫩，孤单档的韦小立更不知有多困难呢！谁不知道，她父亲是S省有名的大走资派，《人民日报》点了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

　　大家都会记得，1967年首都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有一副巨大漫画，上面画了一棵树，树根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个人头，树上有很多果子，全是各省第一书记的脑袋，其中有一颗就是韦小立的父亲。

　　我很同情她。

　　1969年春节前夕，给刘英红写了一封信，感谢她平时对我的帮助，感谢她常常跟我接近，用她的威信支援了我，多少提高了一点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最后请她多多关心一下韦小立。父亲有问题，不应歧视孩子。

　　后来这封信被韦小立看见。她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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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整党

　　1970年1月，全六十一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开门整党运动。

　　连里各项工作全部停止，集中在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沈指导员认认真真地，一字一句地传达着左一个，右一个文件。在全连整党动员会上，指导员代表连党支部表示热烈欢迎全连广大干战对支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他微笑地宣布：“我是指导员，欢迎同志们首先向我开炮。如果我打击报复谁了，请同志们向上级党委揭发检举。我要给谁穿小鞋了，你们全体给我穿，一定不要顾虑。”他挺着大肚子，坦然望着大家，眼里涌出一股很真诚的光。

　　只有三排土房的七连，表面上看冷冷清清，户外，严寒主宰了一切，除了木桩上拴着几匹备着蒙古马鞍的马之外，见不着什么活物。然而在土坯墙内，六七十名知青却在各班宿舍热烈地讨论着。

　　“开门整党好。拥护！兵团内部的歪风邪气，再不整，就要泛滥成灾。”

　　“七连也该好妹整一整了。”

　　“可别走形式。”

　　“悠着点劲，说错了，小心吃家伙！”

　　……

　　男生排还比较谨慎。女生排的丫头们可真敢说，啥都提。

　　“连里向上汇报，报喜不报忧。秋收打草明明不到60万斤，却硬说是90万斤。”

　　“指导员不尊重少数民族。自己的马跑到四连，被四连马倌骑了，就大发雷霆，对连部马倌说：以后抓住四连的马，也狠狠骑，骑死我负责！这像指导员说的话吗？”

　　“为什么农工买一车牛粪要20块钱，指导员家却一分不要？”

　　“指导员把牧民道尔吉最好的马抢过来，送给团政治处李主任，这是不是溜须？”

　　“为什么指导员把公家的半导体放到自己家里？”

　　在勤杂班召开的小组会上，雷厦首先发言：“沈指导员对某些复员兵贪污查抄物品不闻不问，我一直有看法。复员兵们为什么敢这么干，原因在于指导员自己就不太注意，爱占小便宜。像什么碎毡子、旧铁桶、破暖壶等烂七八糟的东西，猛往自家拿。我们知青查抄牧主的地毯、蒙古柜子也成了他自己的家具，影响很不好。”

　　他嗓门洪亮，也不怕指导员听见，真够狠的。

　　“还有，连里平常不搞卫生，知青宿舍乱得像狗窝。师长一来，就停下工作突击搞，被子四棱八角，长宽高都用尺子量，为了检查，炕上连坐坐都不行。完全是装门面，给领导看的。”

　　这家伙啥也不吝，说话时，声音那么响。窗户上闪过一个人影，人们就紧张地瞅一瞅，生怕让指导员撞上。

　　雷厦是个有激情的人，他一激动起来，恨不得马上杀身成仁。他性格刚硬、高傲，对拍马屁、溜勾子深恶痛绝。平常喜欢跟人聊侠客小说，什么《小八义》、《说唐》等书，记得滚瓜烂熟。可是一革命起来，也天不怕，地不怕。

　　刘英红，这位将要出席兵团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的先进，连里、团里的大红人也一条一条地给支部提着意见。她双手抱着膝盖，倚在墙上，温和地说：“兵团组建后，指导员为连队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很辛苦，但我觉得指导员的工作作风还需要再改进一点，不能简单粗暴。战士有问题，应该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以势压人，以权压人，更不能动用武力。比如得知连里有人看黄色小说，指导员就下令搜查，人不在，还撬锁，这是根本违反党的政策的。更何况像鲁迅的《华盖集》、姚文元的《新松集》、高尔基的《母亲》等并不是黄色小说，也给没收了。搜查知青宿舍已发生好几起，像食堂丢白糖，丢馒头等都搜过，”

　　通常的先进都跟领导的关系特别好，绝不会在公开场合揭领导的短。可刘英红却认认真真地揭了不少，很有点格路。

　　所有发言，都有人记录，到时交给连部。天津、北京的什么都敢提，特不吝。只有锡林浩特知青说话小心翼翼，大谈成绩，少提缺点……显得成熟而老练。

　　另外，全连知青对党员个人也逐个进行了评议。下面是几段整党记录：

　　“我连党员从他们来兵团后的表现看，没一个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党员五条标准。”

　　“指导员不注意听取群众意见。比如夏天打菜园井时，农工们都说两口井离得太近。指导员却非要打在一块，结果井水狠少，还得重新打。”

　　“蒋宝富（男生排长）老对知青讲下流故事。见了女的甜不罗索，嘻皮笑脸，骨头都酥了。光天化日之下，向知青介绍怎么和他老婆发生关系。一想老婆，就赤条条搂着男知青睡觉。道德品质有问题，借知青钱不还，偷知青袜子、裤衩、香皂……向知青要了许多大个儿的主席像章，然后再一块钱一个卖给牧民。”

　　“王连富（马车班长），整日骂骂咧咧，称王称霸，打人成性。马车班成了独立王国，从不天天读，不参加连里的会议。工作上吊儿郎当，老泡病号。天天给自己煮肉吃，占公家的便宜，还说没油水，才不来马车班。”

　　“王军医对病人不一视同仁，男的去了，敷衍了事，穷对付，女的去了，特热情，猛给好药。”

　　“指导员不应该截知青的电报和家信，也不应该检查知青的日记。”

　　……

　　知青们年轻幼稚，提得都很肤浅，但这种敢给自己顶头上司提意见的精神，却地地道道是一种精神。比起那些就会拍马屁的老油条来，更显可爱。

　　不管怎么说，那从未向官儿谄笑过的嘴唇总是纯美芬芳的。

　　连里整党的日程安排很不合理。学习文件、思想整顿、三查三批等花了两个多星期，真正给支部提意见仅仅三个半天。整党成了一次学习运动，文件学习占了99％，提意见只占1％。以后就宣告结束，开始整党总结。

　　言犹未尽，时候已过。为此，雷厦和刘英红商量，想再给支部写一份书面意见，比较详细系统地总结兵团六十一团七连组建一年来的经验教训。

　　这份材料由雷厦执笔，很快就搞出来。大家看了都反应不错，连齐淑珍看后也认为态度诚恳，观点正确。这小姑娘在整党过程中，猛护着指导员。主要是特想入党，三天两头到指导员那儿汇报思想。

　　可雷厦还不满意，继续修改。

　　雷厦干这事，一点没和我商量。我想自己打架的事还没完，也就没参与他的写信行动。

　　整党期间，曾搞过一次夜间紧急集合。黑暗中，刘英红穿错了鞋，特大。在跑步行军中，不一会儿就跑丢了。她怕掉队，没吭声，赤着一只脚继续在雪中跑……等人们发现时，她的脚已肿得像圆面包一样，油亮油亮，马上被送进了团部医院。

　　雷厦继续冥思苦索地修改那份意见信。有时还骑上马去团部医院找刘英红商量。来回50多里地，回到连里往往都是深夜，点上煤油灯继续修改稿子。

　　在遥远的边陲草原，一年看不上几回电影。团部电影队来七连放映“红灯记”时，小小连队轰动了。牧区的妇女、老婆、小孩儿都赶着牛车，带着干粮来连部看电影。知青们听说晚上有电影，下午就无心工作，人人喜气洋洋。

　　可雷厦这小子却放弃了看电影。远离大家，趴在炕上疾写（知青宿舍连个桌子也没有）。他要赶在整党总结会交上去。

　　当老姬头眨巴着眼睛，绘声绘色讲黄色笑话时，当王连富躺在团部医院兴冲冲地吹他胳膊能让小伙子玩单杠时，当全连人都沉浸在看电影的欢乐中时，雷厦却在为一封给指导员的意见信绞尽脑汁。

　　他用两个多星期的夜晚，终于修改好。共20来页，既指出了连支部存在的问题，又肯定了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言词极客气，极委婉。我看后觉得不过瘾，缺少一点火药味儿，像幼儿园的阿姨哄小孩。

　　谁也不知道这封信的后果是什么？在1970年的中国，实在是凶多吉少。

　　金刚曾劝他：“你出身不好，在连里处境也不怎么样，写那玩艺儿要得罪领导哇！”

　　“得罪就得罪。”

　　“那你图什么呢？”

　　“我图什么？图个心情痛快。”

　　“别人会说你动机不纯。”

　　“我是动机不纯，想向上爬，想抱老沈的粗腿！”

　　“你还是慎重考虑考虑。”

　　“没什么可考虑的，既要这么干，当然要承担后果。”

　　山顶也劝他不要交这封意见信。沈指导员可不是大慈大悲的领导，交这封意见信可能会惹火他，小心整党结束后报复你。

　　雷厦谢绝了他的好意。

　　最后，刘英红又劝雷厦不要署他的名，信由她一人交，这样看在她和团领导关系不错的面子上，指导员或许还能容忍。

　　但雷厦坚决拒绝：“我写的，凭什么只署你的名？”

　　“你出身有问题，小心出事。”

　　“我不怕。”雷厦咬着牙说。

　　这家伙的胆子我是服了。学校八·二一武斗时，只有他敢参加进去；在一二·七武斗时，他被对方围住，给打得头破血流，却面无惧色。对方一小子不甘心，脱了鞋，用塑料鞋底猛抽他脸，可把他脸打肿了，还是那么从容镇定。

　　拳头、班房、兵团现役军人的赫赫权势，对他都无所谓。要知道他父亲是国民党特务，临解放前潜逃了，母亲也不过是个工厂的小会计。

　　交意见信那天，刘英红特地一瘸一拐从团部医院赶回连。她在前，雷厦在后，庄重地走进连部。沈指导员抽着烟，毫无表情地端详着他们。王军医客客气气请他俩坐下，但他俩谁也不肯坐。雷厦对着指导员，严肃地读了一遍意见信，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刘英红则一直站到雷厦念完了为止，嘴角挂着一抹歉意的微笑。

　　最后，雷厦双腿立正，挺胸昂头，像递交国书一般，双手捧信，交给指导员，指导员拒绝不接，由王军医代表连党支部收下。雷厦表情庄重，并不在意。刘英红的5个脚指甲全冻掉，伤势不轻，可交完意见信后，死活不再回医院。

　　她这种人也少见。难道不怕得罪领导，被取消去兵团开积代会的资格吗？当有人担心地问时，她却笑着说：“我根本不够格。还有许多同志比我强，材料上讲的那些都言过其实，吹过火了，我并不那么好。”

　　我在马车班也给指导员提了两条。一条是他对待知青就像对待他家的三个小丫头儿，什么都管，实行家长式统治。例如北京话里常说“白”，表示肯定。他却在大会上宣布：禁止说白。训斥道：白吃、白拿、白干、白赚……代表着一种剥削阶级意识。有的知青不愿刮胡子，怕越刮越长，他认为是臭美，流气，硬逼着人家给刮掉。甚至“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的菜谱，也全由他最后审定，带着浓厚的山西味儿，另一条是对待下面的合理要求不理不睬，比如连里发的料槽子，王连富就是不给我，曾数次向指导员反映，都没回音。

　　经过全连知青酝酿，吐故纳新名单如下：建议支部将王连富、蒋宝富吐故，将刘英红纳新为中共党员。

　　对于七连整党，那几个复员老战士义愤填膺，坐卧不宁。沈指导员也没有料到小知青这么猛烈地给他提意见，整党开始后不久就气病了。他组织全连党员在家里密谈，用五七年反右的经验布置工作，交待任务。指示复员兵（连里党员除三名现役军人外，其余都是复员兵）密切观察形势，及时汇报，先硬着头皮顶住，诱蛇出洞，然后再进行反击。

　　“指导员，这几个北京的四处煽风点火，妄图把七连党支部搞垮！”

　　“甭急，让他们蹦吧，早晚要收拾他们，哼，叫他们胡闹。”沈指导员噙着热泪说。他的脸潮红，头上敷着热毛巾，身上盖着两床棉被，老婆把炕烧得滚烫，还冷得哆嗦。

　　党员们四处活动，竖起耳朵捕捉一切对领导不满的言论，并记在小本本上。他们找要求进步的天津知青个别谈话，提醒他们擦亮眼睛，明辨事非。他们在女生排公开讲：“连里有人在整党中混水摸鱼，搞黑串联，企图搞垮党支部！”

　　那位积极要求入党的齐淑珍，扒门缝，溜窗户根，偷听人们谈话，给指导员提供着一个个最新情报。

　　王连富也偷偷溜回连，向指导员报告了雷厦曾数次到团部医院找刘英红接头密谈。

　　最后的结局却是：沈指导员在整党总结时，作了一个长达45分钟的发言。成绩讲了20分钟，缺点讲了5分钟。然后批判了20分钟的无政府主义。点了雷厦、刘英红的名，说他们写联名信是完全错误的，没有遵守连里规定的按组织系统提意见，而是另搞一套，打破了班排界限，私自结合，把地方上的无政府主义带到了部队……并宣布免去刘英红二排长的职务，由齐淑珍接替。

　　哎哟，那样一封哄小孩般和气的意见信竟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罪证，我们几个都傻了眼。

　　接着，各班排就指导员讲话进行了讨论。被整党整得灰溜溜的复员兵们纷纷带头表态，拥护支部决定。连“八一”节会餐菜谱都由一个人决定的小小连队，顿时掀起了一场反击无政府主义的热潮。在连部黑板墙上，用红粉笔写着：“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用白粉笔写着：“打倒无政府主义！”

　　整党时，热气腾腾的连队一下子都安静了，静得邪乎。知青们敢怒而不敢言。那些在部队靠百分比混上党票的复员老战士，却精神振奋，以胜利者自居，自豪得很。

　　20多天的整党就此结束。

　　雷厦、刘英红啊，你们为什么这么干呢？难道不提这些意见就会掉几斤肉，牙就疼，领导就要迫害，就能入党，当干部，参加兵团积极分子大会……难怪老姬头说都是吃饱了撑的，革命革红了眼，傻蛋一个！

　　一切照旧。党员还是党员，指导员还照样从从容容挺着大肚子四处巡视。他家的炕头上还照样铺着公家的蒙古地毯，摆着公家的镶有蒙古花纹的红柜。那个公用的150多元的红灯牌收音机，依然放在桌子上，为他们家播放着新闻和山西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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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写信

　　整党结束后，我去四班问韦小立：“你们班都给连里提了什么意见？”

　　“你到连部看记录吧。”她一扭身就走了，干我一顿。

　　自从上次和她说过一次话后，发现她总是有意回避我，干活儿时，要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打饭时，看见我绕着走。这为什么呢？嫌我为包子和王连富打架？嫌我外貌长得太凶，尖脑袋、厚嘴唇、三角眼？嫌我父亲的官儿不及她父亲大？

　　每次与她相遇时，都要仔细观察她的面部表情，想弄明白。可从她的眼睛里，看不出她对我有任何恶感，非常友善，更不明白她为什么总躲着我。

　　联想到头一次与韦小立说话时，指导员中间进屋找人，看见了我们说话，很可能对她有了压力或说了我什么。还有那几个复员兵和锡林浩特知青也没少在背后说我坏话……唉，真想把自己的一切全告诉她，别相信那些谣言。

　　跟王连富打完架，特别希望多得到一点温暖，一点理解。可雷厦和我仍保持距离，没事不跟我说话。连里男生还在三连学拖拉机，一天到晚没地方去，孤独感常常噬咬着自己……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韦小立的影子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我脑海。

　　一次，齐淑珍和女生们聊天，绘声绘色地讲起批斗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唐的事。细细描述这个脑满肠肥的家伙怎么挨撅，怎么戴高帽游街，怎么耍滑头装死。

　　韦小立听着听着，扑簌簌地滚下泪珠，弄得别人莫名其妙。问她怎么回事，一句话也不说，径自走了。

　　齐排长马上向指导员汇了报：“韦小立也太娇气了。我说万晓唐呢，也没说她父亲，干嘛那么伤心。我觉得她思想感情有问题，没有跟走资派的父亲划清界限。”

　　刘英红委婉地劝她应理解韦小立的心情。她辩解道：“韦小立这样神经过敏，别人还怎么讲话？最起码太脆弱。”

　　我听说了这件事后，对韦小立越发同情。父亲即使是坏蛋，他也是父亲，也有骨血上的情谊，让一个小姑娘对父亲的死拍手叫好，怎么可能？怀念父亲有什么错？值得上纲上线汇报吗？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给韦小立写封信表示同情。

　　同情一个人必须有同情的行动。

　　我希望她能了解我，不要像躲避坏人一样地躲着我。如果她以为我对她有什么邪念的话，那太委屈我了。自己对她的感情与蒋宝富流着口水，怀念和老婆发生关系的心情根本不一样。当一个孱弱的逢遭不幸的小姑娘引起了你的同情心，这种情感绝不是儿马子闹妖儿。我同情她就像同情一只在暴风雪中瑟缩的小羊羔；就像同情无家可归的小英古斯。在这样一个死了父亲的少女面前，不敢怀有任何觊觎之心。

　　写了这封信，我还决定把文化大革命直至来内蒙这一段，自己的所作所为全写出来，让她看看我的所谓问题都是什么。

　　周身热得发烫。我开始在马车班宿舍里，认认真真地写，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着，连班儿也不上了，反正没人管我。终日缩在屋里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搜肠刮肚找好词儿，生动的，不俗气的……如果发现书本上有个好词儿，马上抄下来，回到宿舍，看看能否用得上。

　　一天到晚写，把自己全部的同情融化在字里行间，准备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她。改了一遍又一遍，足足有十来遍，还不满意。所有心思都放在写这封信上了。

　　我并不是只知摔跤、打架、割羊脖子的粗野之辈。为了能抚摸抚摸站在井边的老牛的头，我常常给它打好几桶水喝；满头大汗地磨完匕首，总喜欢哼哼比较柔情的歌曲，像“宝贝”什么的。

　　狂风暴雨固然壮美，但不能成天是。成天狂风暴雨也令人乏味。

　　她的身影笼罩着文化大革命与古老草原撞击的凄美柔光。她的身世就像唐古拉山深谷里的藏族民歌，高亢、婉转、悲凉。她那短脖子纯朴得像头小白猪。

　　隔几天见不着韦小立，心里就不踏实，哪怕只看一眼啊。因为不是一个班的，能见到她的机会只有去食堂打饭。每到开饭时间，死死盯住窗户，只要她影子一过，计算好时间再走，以便在半路上与她相遇。

　　这小姑娘一发现是我，远远就低下了头。

　　脑子一天到晚总围着她转。过去，我也曾对一些女的有过好感，偷偷地想入非非。然而，没有一个女的像韦小立这样激起我如此的兴奋，也没有一个女的像韦小立那样，从我的动物欲望中诱发出如此真纯的情愫。

　　尽管努力约束自己，不往那方面想，但实际上，在同情的下面已经萌发了那种感情，不过当时没勇气承认，以为这太丢人。

　　唉，武松真伟大，我自愧不如。

　　像天鹅绒一样洁白轻柔的雪花无声地飘着，悠悠地飘着。我能闻见枯草的香味儿，能听见雪粒的歌吟。呀！区区一个小姑娘把整个世界照得那么光明灿烂。活着真好，生活真有意思，如果苦难的生和甜美的死两条路任我选，我一千次，一万次选择生。

　　一种神秘的情感缭绕着我，甜丝丝的……土房、马厩、打草机、冻圆白菜……都甜丝丝的。

　　我什么都忘了。

　　1970年2月的一天，吃过早饭，正要去饮马，只见雷厦溜进屋，鬼鬼祟祟，一扭身把门插上。我马上预感有事。

　　雷厦严肃说：“现在形势越来越不好，指导员硬逼着我写检查，非让我承认写联名信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陈政委在全团整党总结大会上说七连整党发生了一起政治事故。真可笑，写封联名信就成了政治事故！还有刘英红已被撤销了出席兵团积代会代表资格。”

　　这些情况我多少也听到了一点。但因沉醉于给韦小立写信，没顾上认真考虑。

　　“刘副政委专门找刘英红谈了两个多小时，把她给训哭了。”

　　“他妈的，指导员口口声声说不报复，这不是赤裸裸的报复吗？”

　　“毫不掩饰。”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计划找指导员谈谈。”

　　“需要我干什么事吗？”

　　“我希望你写给韦小立的信先不要给，因为这上面提到了搞枪。等我把咱们干过的那些事跟指导员讲清楚后，你再给行不行？”

　　给韦小立的信，他偷看了！我不高兴地闪出了这个念头，但此时此刻，在老沈虎视眈眈下，我不能拒绝面临挨整的朋友请求。

　　“行！我先不给她。”

　　“好。”雷厦的脸上露出笑容：“林胡，说实话，我不赞成你给韦小立写信。她是全团有名的大黑帮子弟，少和她缠和。别忘了你打架的事还没处理呢？谨慎点好。”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据我了解，韦小立的父亲没有历史问题，他只是犯了一般的走资派错误，将来肯定要落实政策。”

　　“我也听说她父亲没什么问题。但现在老沈要整咱们，他给你扣个帽子，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说也说不清。”

　　我点点头，没说话。

　　“咱们自己的事就够复杂的了，再加上个她，你能招架得住吗？”

　　我笑笑，想反驳他，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词儿。

　　“你父母的事没跟别人说吧？”

　　“没有。”

　　“千万不能讲。记住，千万！”雷厦焦急地说：“讲了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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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整人的指导员

　　他个子高大，体重有180斤左右，山西人。一对很大的眼睛总挂着血丝，大高鼻子略有鹰钩，鼻尖上有着无数个小坑儿，油光光的。走路时，不但胸脯挺着，肚子也挺着，这使他本来就够个儿的肚子显得更鼓，连七师姜师长的肚子也不及他的鼓。

　　高个子都爱驼背，惟指导员例外，老是挺着胸膛，一副大官儿派头。

　　我们背后都叫他“沈大肚子”。印象中，部队里的连长往往勇猛、粗鲁，指导员却理智、稳健。可我们七连的现实却不这样，沈指导员特鲁。

　　听说三连的大车偷拉我们连的石头，他气得脸通红，在班排长会上吼道：“再偷就揍小狗日的，抓住了狠狠揍，出了事找我！”

　　听说十连牧民在我们连的地盘儿放羊。他对牧民发话：“给他们撵走，他娘的，不走就把他们蒙古包给扒了！”

　　自然，他的脾气因地而异。超出了一定的环境，高傲就转为卑躬。在团部招待所，一个小女服务员见他把洗脸水倒进炉子里，臭骂他时，他满脸堆笑，谦和之极。

　　他是个老政工干部。家里贴着三四张毛主席像，桌上摆着毛主席雕塑，镜框里除了几张照片外，也挂满了毛主席像章。他给三个丫头起的名字是“卫红”、“卫东”、“卫党”。

　　搞忆苦教育时，他能吃完满满一碗的忆苦饭。事后，老婆向人诉苦：“你们指导员3天解不出大便。”

　　七连300多口人的命运掌管在他手中。每天都倒背双手，挺着大肚子四处巡视，监工。看到地上有个破托泥板，烂铁丝，总要弯下腰拾起。

　　他最大的特点是记仇。你如果得罪了他，他就想方设法逮你的漏子，不回敬你一下，好像对不起党，对不起他这多年的政工生涯。实在找不着茬儿，就放长线钓鱼，假装把你忘了，见面还和你打个招呼，微微一笑。以此来麻痹你的警惕性，诱使你得意忘形，犯错误。

　　雷厦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事先指导员明明看见他剪死马身上的马鬃做鞋垫，也不说。等他剪完后，却在全连大会上点名批评（牧民还有锡林浩特知青哪个不剪公家的马鬃当鞋垫？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雷厦好生奇怪，自己从没得罪过指导员呀！仔细回忆，想起了夏天发生的一件事：那些日子伙房成天是山西的杂拌饭，他不习惯，对炊事班长埋怨道：饭多来点花样儿行不行？要搞五湖四海嘛，别成天是山西口味，知道指导员是你们山西人，溜须也别这么溜啊。可能炊事班长告诉了指导员。

　　一句小小的牢骚，指导员记了他3个月。

　　老沈这种按部就班的整人，就好像是吃菜，慢慢品味，成了他不可缺少的生活情趣。有时为了整一个人，能够潜伏半年，像老虎狩猎似的躺着一动不动，让猎物放松戒备，自己走过来。整住了一个人，如同棋迷将死了对方，他获得莫大满足。

　　而且老沈报复人不是对等的报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还不行。非要十倍的血，十倍的牙来报复。你若弄掉了他一根头发，他得揪下你一大把；你若碰掉他一手指头，他必得砍下你整条胳膊。

　　知识青年捣蛋吗？取消你今年的探亲假，停止工作检查，扣发津贴，罚你上山打石头，冻你一冬天。再不老实，给个警告处分，塞到你档案里。

　　农工耍滑头吗？停止工作，不发工资。不卖你冬季肉，不给你派车拉牛粪，困难补助金更没你的份儿。再不，上山背石头去，让你一冬天穿破两双毡疙瘩。

　　牧民孬种吗？来连部办学习班，停工停薪，不给分奶牛（牧民都离不开奶，光这一条就能把牧民给治住），死了牲畜必须照价赔偿！放牧？门儿也没有，打井去吧，抡大镐去吧……再不老实，我查查你搞了多少破鞋，上报抓你狗日的。

　　面临挨整之时，雷厦四处活动，搜集情报。他很会搞秘密工作，曾潜伏在指导员家窗户底下，窃听了一晚上。

　　这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几个班排长聚在沈指导员家的热炕头上，边聊边喝，烟雾腾腾。

　　“指导员，喝啊，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的，真够辛苦的，来，敬指导员一杯！”

　　“操他姥姥的，这帮知识青年反了天了！咱连党员一个个全被他们骂得里外不是人！”

　　“指导员，想开一点，您领导的七连，成绩巨大，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这帮人否定不了。”

　　“哼，得好好收拾收拾那几个北京的，整党时，他们四处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岁数不大，野心不小！”

　　“打倒了党支部，他们好上台？娘的，屎壳螂还想上天哩！”

　　“指导员，共产党不能这么熊，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来，指导员，把这杯酒喝了，真是劳苦功高呀。没指导员，咱们七连哪能建设成这个样子？”

　　老沈喝得面红耳赤，晕晕沉沉。躺在炕上，呆呆地望着房顶，伤感地说：“唉，我好歹也是四七年的老兵，干了20多年，还头一次被这么骂哩！这哪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说着说着，大眼珠子里滚出了两颗泪，鼻孔里也流出了一股清水。

　　几位班排长们赶忙站起拿毛巾，端脸盆，递烟卷，围着指导员说安慰话。

　　知青都有点文化，提意见引经据典，说得一套一套，有根有据，滴水不漏。他气得要命却没法反驳，着实痛苦。那涕泪交流的样子，相当可怜。蒋宝富弯着腰，细心地给指导员擦着眼睛。

　　泪水哗哗地流了一阵后，老沈睁开眼：“没事，没事，革命嘛，就不能怕挨骂。”

　　蒋宝富深有同感：“这帮家伙还说我是大流氓，要劁我一个蛋子。”

　　“正确对待，正确对待。”老沈眼睛一亮，坐了起来：“哼，雷厦出身是特务，金刚是资本家，林胡他爹给抓起来了。这些人都有问题，在北京让他们给溜了，跑到内蒙又干坏事！哼，下一步就是搞他们了！”

　　蒋宝富点点头：“对，这几个北京的最坏了。日他娘的，老王差点让他们活活敲死。”

　　“刘英红也骄傲了。她这先进还不是支部一手培养起来的。”

　　“治他们，一定治他们！”

　　“烂逼知青穷狂什么？太嚣张了。”

　　夜深了，老沈还在分析着敌情，研究着怎么反击。一整起人来，老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着老农民耪地般的毅力。

　　那间充满着酒气烟雾的屋子，直到凌晨两点还亮着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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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然一击

　　关于刘英红紧急集合，跑掉鞋，把脚冻坏的事，在连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她这样做不对，不保护好自己，怎么能完成上级任务？有人认为做法有点不妥，精神可佳；几个复员兵认为，她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表扬，给自己攒英雄事迹。

　　王连富在团部医院公开说：“刘英红在大雪地上光脚丫走，是想出人头地想的。”

　　雷厦偷偷溜到我屋说：“刘英红对我讲，她当时什么都忘了，就怕掉队。哪顾得上找鞋呢？再说黑灯瞎火，大野地里想找也没法找哇。”

　　“这二杆子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总想逞逞能，显摆显摆。他不愿身边有好人，别人一好，就显不出他了。”

　　“刘英红说，指导员到团部开会，从没有去医院看过她，却看过王连富。”

　　一封联名信，把刘英红的命运就全改变了。

　　我气愤道：“妈的，写封意见信有多大罪过啊？我真想给党中央去封信问问，给支部提意见，写个联名信，怎么错了？怎么无政府主义了？”

　　雷厦紧张地：“嘘——”了一声：“外面有人！”

　　我们赶紧闭嘴，静静地倾听外面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可得小心。隔墙有耳这句话我算是体会到了。齐淑珍那孩子挺天真的吧？我发现她老爱趴窗户偷听，让我撞见了两回。”

　　“你最近找过刘英红吗？”

　　“没有。太危险。”

　　虽然我住的屋跟刘英红住的屋仅隔一个门，也不敢去看她。要不有人又该说我们搞黑串联。

　　“雷厦，你说，这是什么事啊？多荒唐可笑，咱们连人身自由都快没了。”

　　雷厦沉思道：“是啊，现在没事我不敢到你这儿来。上次，我到你这聊一会儿，第二天，指导员就知道了。真它妈怪了！我估计可能就是这个齐淑珍告的。走时，看见她了，她一见是我就装成上厕所的样子。”

　　“这小骚逼！小特务！”我挥挥拳头。“秘密行动一次怎么样？晚上给她几土坷垃？没人知道。”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指导员一猜，就是你干的。别忘了，王连富还在团部一个劲地告你呢。”

　　“你跟指导员谈完了吗？”

　　“谈了一次，指导员态度特恶。非要我上纲认识，从立场上挖根源。说我对支部缺乏感情就是对党缺乏感情，批评支部就是批评党。我打算过几天再找他谈一次。你给韦小立的那封信先不要给她好不好？等我这次谈完了再给。”

　　我没说话，点点头。

　　“好，我走了。没特别的事，我们还是少来往，免得让指导员抓辫子。”

　　雷厦打开门，左右环顾一下，迅速地消失在黑暗里。

　　给韦小立的信早已写好，激动地等了好几天了。雷厦一点都不替别人考虑，这么拖，非常扫兴。我决定不再等了，不是我不哥儿们，自认我这封信和他一点关系没有，根本不影响他的处境，他想得过多了。

　　现在，指导员要整的是整党中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我们过去在文革中干的事。雷厦到了社会上后，变得有点前怕狼，后怕虎。

　　我焦急地要用这封21页的长信，给那朵孤零零的小百合花一点安慰。

　　第二天，借着打饭之机，我把信交给了刘英红，请她转交给韦小立。刘英红一口答应，并好奇地问：“我可以看看吗？”信封是开着口的。

　　“当然可以。我干的所有事都写在上面了。”远处有人走来，我赶紧端着饭碗跑回宿舍。

　　韦小立会是什么态度呢？她能不能接收我的同情呢？我们能不能开始一场浪漫、热烈、惊天动地的友谊呢？反正不管怎么说，从她的眼睛里，看不出对我有任何恶感。

　　过了两天，刘英红也没有告诉我结果。

　　这时，我收到了姜傻子的一封电报，让我火速抵锡林浩特。

　　听说他们那儿出事了。挖肃与牧民发生冲突，失手打死了一牧民。但我现在在连里的处境这么糟，请假去，老沈肯定不批，白找不痛快。只好爱莫能助了，把电报给压下。

　　姜傻子呀，你处境不好，我也不比你多好，你就自己在困境中挣扎吧。

　　脑子里整天还在想着韦小立的事。这么一个女的，把我搅得晕头转向。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这天，我瞅了个空子，偷偷钻到刘英红的屋里。

　　那是个傍晚，屋里昏暗，炉子烧得轰轰作响。刘英红坐在炕上，靠着自己行李，认真地看毛选。

　　“刘英红，信给她了吗？”

　　刘英红温厚地笑笑：“我给她了，她不要，弄得我特干。”

　　“轰”地一声，头上像炸了一个雷。

　　“怎，怎么……回事？”我有点结巴地问。

　　“那天下午，我把信给她，说：‘林胡给你一封信’。她说：‘我不要，没意思’。她硬不要，我也没办法。事后，我考虑你这样做也确实不妥，都在一个连队，有话就直接说吗，干吗非写信，让人往那方面想，”

　　“我没有那种意思！我觉得同情一个人应该有同情的行动，所以写了那封信。”心里紧张得咚咚直跳。

　　“你的信，我全看了，挺感动的。我不认为你是坏人。”她轻轻说。

　　这结局，让我目瞪口呆，脑袋发懵，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刘英红把信还给我，很关心地看着我：“你有什么话就找她当面说，要不，我替你说。”

　　我摇摇头，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门外。光着脑袋，在刺骨严寒中也不觉得冷。刘英红一瘸一拐地追上我，递给我帽子。

　　连看也不看就退回来，还说：“没意思”……脸上滚烫滚烫，好像挨了一个大嘴巴子。

　　进了马车班，关上门，重重地往炕上一躺，一动不动。开晚饭了，也没心思去吃。

　　暗淡的暮色中，寒冷的屋子，一点点地变黑，直到黑暗完全吞没了一切。

　　万万没有想到，花了那么多天的辛苦，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凝集了那么真挚的情感，却被韦小立不屑一理。

　　这女人怎么这么毒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啊！

　　为了写好这封信：我绞尽脑汁。21页，8400字，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横平竖直。连个句号也一丝不苟，画得圆圆的，跟阿Q画圆圈一样认真。花这么大力气写的信，她竟然不屑一顾，还说：“没意思！”

　　这么傲！这么狂！这么不通情理！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我恨得咬牙切齿。

　　女人常常是表里不一，表面上看很和气，骨子里却毒蛇一样狠。算我瞎了狗眼。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她这样做，毫无人性。摆什么臭架子，什么东西！

　　是不是指导员在她面前说我坏话了呢？一个大黑帮的女儿，胆子小，不敢接近我也可以理解。这么一想，仇恨减弱了一半。

　　但如果害怕，你干嘛说：“没意思！”又不像是害怕。

　　操你妈的！

　　可能是觉得我要跟她谈恋爱，怕违反兵团纪律。

　　可是，你看我时，目光为什么还那么友好，不怕让人误解？

　　先很友好地对待你，等把你引诱住后，再狠狠地给你碰个钉子……

　　但是，凭良心说，前几天，她已经在躲着自己了……

　　身子像得了疟疾，一会冷，一会热。一会恨不得把她给撕了，一会又觉得她可能是违心的。

　　直到深夜，我还翻来覆去想这件事……无论如何也猜不透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烙了一夜烧饼。

　　唉呀！

　　为了表示对一个不幸少女的同情，你主动把你卑污躯体内那惟一的最干净，最透明的感情奉献给她，她非但不要，还轻蔑地说：“没意思，”请问，你是什么感觉？

　　那用青年人对美的无限幻想所升华出的神圣之情，可不是粪坑里的臭蛆呀！

　　操，摆什么谱！这回，算是认识了你的真实嘴脸。

　　第二天，1970年2月27日。

　　快吃早饭了，我昏沉沉爬起来，穿上衣服。这一夜，彻夜夫眠，韦小立的影子像浓硝酸一样烧着自己脸，火辣辣地疼。

　　突然，雷厦又出现在我面前。他机警地插上门，眼睛闪闪发光。

　　为了避免指导员说我们搞黑串联，这几天他一直没来。

　　“林胡，昨晚上，我已和指导员谈完，你的信可以给韦小立了。”

　　我淡漠地摇摇头。

　　“怎么了？”

　　“我已给她，她不要。”

　　沉默片刻。他说：“上次就对你说过，我不同意你这样贸然给她写信。本来嘛，她才来几个月，对新环境还不熟悉，对你也一点不了解。怎能收下你的信呢？换了我，我也不要。”

　　我嗫嚅道：“要是我就不这么干。首先先拿过来看完，再决定怎么对待。”

　　“人家觉得你动机不纯，有那方面的意思，当然不愿和你多纠缠。”

　　麻子最忌讳人家说“坑”，我最忌讳人家说我看上她。忙申辩说：“我的信并不是求爱信！敢贴在墙上向全连公开。刘英红也看过，觉得没什么。我因天生不善说话，有什么事，总爱写信，这是我的习惯。”

　　“打开天窗说亮话，林胡，你是不是想交个走资派的女儿，将来，她父亲一平反，当个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婿！”

　　“我对她只是同情，没其他想法。六六年六月，陆平被揪出来时，我也给他的孩子，我的同班同学陆微写过信，表示同情。这次也一样！我即使爱上她，也沾不上什么便宜。她父亲将来就是平反，也当不上第一书记了。人一死，茶就凉，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吗？吸引我的是她的悲剧，老韦的悲剧，如果她父亲还活着，还在台上，我绝对不会理她！”

　　“连里那么多女的，你为什么单单给她写信？是不是因为她父亲的官儿最大。”

　　“是，但也数她身世最悲惨。”

　　“你自己虽曾反对过血统论，但你思想深处，也有血统论。”

　　“可能吧。出身差不多，共同语言多一点儿。”

　　“反正，我对你给她写信持反对态度。我对她也很同情。可现在，咱们不能跟她搅在一起。老沈正憋着劲要整咱们呢，什么节骨眼儿上，你还有心思给女的写信！你知道吗，马上就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了，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形势多危，你还有心思谈情说爱。”

　　“我不是谈情说爱，我只是向她表示一下同情。”

　　“事实上，你是有那个意思，你别骗我。但现在，我劝你清醒清醒，先把这事放一放。好不好？我们先度过眼前这一段危急时刻？”

　　我点点头。

　　“将来，我可以帮助你想一想办法，消除你们之间的误会。但现在就不要再想她了。”

　　“行。”

　　记得六八年在学校时，我们曾互相发誓，决不让女人置于战友的位置之上。有一次，雷厦特别佩服的岳真真要去东北兵团了。他准备送给她一个日记本。我知道后很是嫉妒，担心那个女的要把雷厦从我身边夺走，亲口恶狠狠地告诉雷厦，岳真真对他看法一点也不好。雷厦惊呆了，眼神里涌出了无限哀伤。

　　如今，我给韦小立写信，虽然他反对，却不是出于妒意，而是与老沈斗争的需要。甚至还答应帮助我……人家这样宽宏大量，我再不答应就太不够意思。

　　雷厦轻轻说：“林胡，现在形势越发严重。中央一打三反的文件已经下来，这个运动规模很大，是七零年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老沈对咱们恨之入骨，肯定要借这个运动来报复我们。”

　　“他能把我们打成反革命？”

　　“没准儿。我刚才说了，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咱们小心一点，没坏处。那些复员兵四处散布谣言，说咱们是个小集团，有野心，妄图搞垮党支部，说咱们历史不清，出身不清，有很多非组织活动……复员兵从哪儿得到的这些消息，还不是从指导员那儿。看这架势，不是小整，是要大整。所以，我才惊讶，你在这时候，怎么还有心思给韦小立写信。”

　　“我这人不爱交际，消息闭塞。但我觉得，咱们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他整个球？”

　　“唉！”雷厦叹了一口气说：“你真是太闭塞了。指导员昨天晚上在骨干会上说：下一步就是整他们问题了。他们不但有历史问题，还有现行问题。还说雷厦相当反动，相当狡猾，比林胡还坏。说你和王连富打架是我捅鼓的。这几天，指导员对我态度特横，见了面理也不理。我虽然和他谈完话，他态度一点没缓和的余地，非要我上纲上线认识自己的错误。一上纲上线，我不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吗。”

　　“不会吧，为了一封意见信，还能抓你坐牢？”

　　雷厦沉思着，没说话。

　　“提提意见有啥的？文化革命中，新疆兵团就可以搞四大嘛，咱们兵团为什么就不能搞，我非得给中央写封信问问。”

　　“对，应该给中央写封信。”

　　雷厦思索了一会儿说：“这一回，大考验来了。老沈粗暴凶狠，肯定要往死里整我，到时，你还得多关照一点，我已做了最坏的准备。”

　　“不至于吧？”

　　“你不了解内情。”

　　不知怎么搞的，我竟有点嫉妒雷厦成了老沈首要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个首要目标是我，但雷厦写意见信，使得把对准我的炮口吸引到了他身上。

　　“有一件事我还得提醒你。”

　　“什么事？”

　　“咱们过去议论过的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话就别提了，权当没说，行吗？”

　　我用力握握他的手：“放心吧！”

　　“搞枪的那些事也少说。有些人能理解你，有些人却不理解你，招事儿。”

　　“好，我不跟别人说。”

　　“另外，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王连富在团部医院住了那么长时间，成天到头头那儿告你。我劝你最好把所有信件全烧掉，日记也要处理掉。别麻痹，有备无患。”

　　我忧心忡忡问：“到时要是批判我，怎么办？”

　　他笑了笑。“不会的，你主要是打架的事。不像我，猛往政治上拉。如果真是要批斗你的话，我自愿上去与你陪斗。”

　　“真的？”

　　“真的。”

　　望着他关公一样的赤红刚正的双颊，俊秀的眉发，我相信他绝对有这个义气。

　　很为有这样的哥儿们欣慰。

　　我们的交情诞生于1967年秋，像辆钢铁坦克，已冲过了无数炮火。巍巍唐古拉山留下它的足迹，涛涛大渡河映过它的身影。搞枪、监禁、武斗、锻炼……把我们的友谊弄得与众不同。多少次考验都经住了，这次有什么了不起？等经过了这段危机之后，我们的交情又多了一段惊险故事。

　　多有滋有味！

　　沉默了一会儿，雷厦盯着我问：“你说世界上什么词儿最脏了？”

　　冷不丁问这个，我想了好一会儿也想不出来。“苍蝇？”

　　他摇摇头。

　　“臭蛆？”

　　他摇摇头。

　　“妓女的那玩艺儿？”

　　雷厦摇摇头，咬牙切齿说：“叛徒！在一次词汇中，叛徒这个词儿是最肮脏的了！”

　　啊！我真想过去亲他一口。世上能说出这句话的人有几个？这决不是装蒜。当我第一次拿他脑袋当实心球练拳，狠揍狠捶时，就发现他的骨头非常硬，硬得少见。

　　雷厦目光如炬，抓住我的手。

　　“同生共死！”

　　“同生共死！”

　　我们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说。

　　对自己的灵魂庄严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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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沈目的达到了

　　雷厦走后，我把洗脸盆放在炉子上，准备烧热水洗洗脸。

　　心乱如麻。

　　本来，雷厦跟我关系越来越密切是件好事，被整的共同命运把我们团结起来，相信跟他在一起，会大大增强自己的安全。但韦小立不要我的信，使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坐在水桶上，呆呆地望着脸盆。她的阴影怎么也摆脱不掉。

　　这些日子，因为有了她，才觉得生活有一点甜蜜。现在鸡飞蛋打，让人给狠狠干了回来，脸上还觉得阵阵发烧。

　　水冒热气了。

　　蒋宝富走进屋：“林胡，指导员叫你。”

　　“我还没洗脸呢。”

　　他一本正经道：“回来再洗，先去吧。”

　　我只好随他向连部走去，一路上还琢磨着韦小立的事，心想可别碰上她，早上没洗脸，一眼眵目糊。

　　到了连部，指导员见了我，大眼睛转了转，脸上堆出了一副不自然的笑容。

　　“你坐下吧。”

　　我坐在他对面，客气地问：“什么事呀，指导员？”

　　他把头朝天仰了仰，漫不经心说：“随便聊聊，谈谈心。”

　　大清早找我谈心，很是纳闷。指导员过去从来没找过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谈什么呢？”

　　“嘿嘿……”他微笑了几下：“在全连大会上，你嘛，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嗯，”他咳嗽了两下说：“先谈谈你的家庭吧。”掏出一个小本子准备记录。

　　我迅速盘算了一下，决定不说父母现在挨整的情况，自信他们早晚有一天还要被解放。因为父亲只是叛徒嫌疑，并没有最后做结论。听了雷厦的话后，我也很怵“叛徒”这个词儿。

　　于是开始讲我爷爷家土改前的情况，那时他绝对是贫农。指导员即使不让我填革干出身，按爷爷的成分填，也抓不住我的短处。

　　没说一会儿，老蒋走进来：“指导员，团里汽车来了，集合吧？”

　　“好，全连到四班集合。”

　　老蒋出去，开始吹哨子。

　　团部来人，肯定是传达什么文件，或是哪个头头讲话。他们全开会，让我一人留在这儿，跟老沈谈心，够倒霉的，唉，听不上文件了。草原消息闭塞，对每一次传达文件的机会都挺珍惜。还有，自从刘英红昨天把信退给我后，还没见过韦小立，真想去开会，再见见她，看看她的眼睛，分析分析她到底是什么意思。给她的那封长信就放在自己贴胸的内衣口袋。

　　门突然开了，簇拥着七、八个全副武装的战士，个个端着上了枪刺的七·六二，还有两个端着冲锋枪。这些人面孔严肃，视线不约而同一齐射向我，枪刺和枪口也随之对准了我。

　　气氛骤然紧张。

　　接着，陈政委、张团长、李主任都进来。陈政委脸色黑黄，用手指指我，问指导员：“就是他吗？”

　　老沈赶忙站起来，点点头：“对，就是他。”

　　陈政委看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林胡。”

　　“铐起来！”他眉头一皱，暴躁地说。

　　这时，两个持冲锋枪的复员老兵从右侧向我逼近，团保卫干事赵世忠拿黄铜铐子从左侧向我走来。背后是炕，再过二秒，就要被铐上！太阳穴上的血在沸腾，拳头紧握，周身各块肌肉绷得跟石块一样硬。

　　在这瞬时，脑里闪出了反抗的念头。那是苏联影片“短剑”的镜头，在狭小的船舱里，一个水手挥舞铁拳，把那帮白匪砸个鼻青脸肿……如果开打，他们未必敢开枪……打成个一团，让他们气喘吁吁，该多镇！但这个念头只闪了千分之一秒就灭了。赤手空拳跟一个荷枪实弹的武装班打，肯定占不了便宜，而且还要使问题复杂化。于是束手就擒。

　　两个复员兵拧住我胳膊，赵干事给我反戴上黄铜铐子。

　　我大声质问政委：“陈政委，为什么铐我？”

　　他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戴上手铐，被韦小立搞得萎靡不振的精神为之一振。又紧张，又激昂，颓丧无力的自卑心，挨了一耳光的挫折感，顷刻让铐子铐得无影无踪。

　　平时见了政委时的拘束、腼腆全消失。我凶厉地盯住政委的眼睛，照着他，死死照着他，政委和我对视一小会儿，觉得有失身份，把目光收回，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赵干事和几个战士。

　　我问赵干事：“为什么抓我？”

　　他面无表情反问：“你读过宪法吗？”

　　“读过。”

　　“打人犯法你懂不懂？”

　　我点点头，心里有了数。

　　赵干事很熟练地打开了我的棉袄扣子从外到里仔细搜查，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拿走，给韦小立的那封信也很快被发现。草草看了几眼，放进他的大黑皮包。

　　这一幕又严肃，又滑稽的场面，我终生难忘。为了一个小小的马车驭手，六十一团出动了一个班的全副武装，由政委、团长亲自率领抓。小题大作！我就是世界拳王阿里，一支小手枪也足能对付，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刚开始的那种紧张心情消失，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是觉得好玩儿，一种令人辛酸欲哭的好玩儿。

　　对方是那么荒谬，黑白不分，比驴子还蠢。

　　我默默地想着词儿，准备在押我与全连知青见面，当众宣布逮捕时，义正词严地向他们提出质问。

　　李晓华进连部拿椅子，吃惊地望着我：敞胸露怀，双手被反铐。

　　向她笑笑，表示抱歉。

　　蒋宝富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架势，问：“早上，雷厦跟你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

　　“不要不服气。”他微笑着开导我。

　　我挺着胸，两腿直立，端端正正站着，学着白公馆的革命烈士。人在这种时刻，要有尊严，别的都顾不上了。

　　赵干事把我带到马车班宿舍，屋子被翻得一塌糊涂。赵干事拿出我藏在褥子底下的那两把匕首问：“你要这干什么？”

　　“吃手扒肉用。”

　　“胡说八道，吃手扒肉，用得了这么大的刀吗？还弄了两把。”

　　“我用大剪刀做的，一做就是两把。省得花钱买了。”

　　“哼，你不是要秘密行动一次吗？”

　　“没有。”

　　“哈哈，你再说没有？你自己说的话难道忘了？哼，广大群众一发动起来，你什么也瞒不住。”

　　我不再说话。

　　赵干事冷笑着问：“你要血洗七连，就这两把刀吗，还有没有？”

　　“没有了。”

　　这时，指导员进来，瞪着眼睛：“你还有一把蒙古刀呢？”

　　“没有，那把刀，你要走了，一直没还给我。”

　　“我给你了。”他大声说，布满血丝的眼变圆了，老大老大。鹰钩鼻两旁出现了两道愤怒的深皱纹。

　　“你没给！”我几乎喊起来，气得眼冒金星。这老沈好毒呀！那把牛角刀一直放在他们家桌子上，杀鸡、剔肉、切萝卜总用，真敢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回，我算是尝到了指导员整人的厉害。打架之后，让我逍遥了近60天。等一打三反运动来了，再突然把我抓起来。

　　赵干事又把我押回连部。

　　此时，在四班，团里的头头正向全连人宣布抓我的消息。

　　又过了一阵，政委、团长等一帮人又进来，我第二次质问：“陈政委，为什么抓我？”

　　他避开我的眼睛：“你干的事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

　　“带走！带走！”老家伙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摆摆手。

　　指导员恭敬地问：“不去会场了？”

　　“不去了。”

　　唉，我多想看看雷厦，让自己的目光与朋友的目光偎依一会儿；我多想看看刘英红，多想看看韦小立啊，可是他们不许我和大家见面了。

　　一出连部，武装战士从门口到白色救护车排成两排，夹道护送。这些战士背着绿色的子弹带，挎着绿布做的手榴弹兜，个个笔直站立，面孔严肃。枪刺在阳光下闪着蓝幽幽的光。

　　自然是有意显示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越是小地方，越爱搞这样的排场。

　　可惜没有人拍电影、照相，也没有人围观欣赏——户外很冷，连部看不见一个人影。我不能在光天化日下，留一个畏畏缩缩的形象。大大方方穿过两排寒光闪闪的枪刺，敞着怀，挺着胸，毫不在乎地走到救护车旁。表情正常，速度正常，姿势正常……然后，不用别人帮，自己跳上救护车的后门。

　　洁白的救护车是用来实行人道主义的，六十一团却用它当囚车。

　　整个连部冷冷清清，没一个人出来观看抓我的场面。只有李晓华去连部还椅子，看见我被押坐在救护车上。脸色惊恐，嘴微微张着，目光里含着恐惧、好奇、惊讶。

　　汽车开走了，我看见她依旧呆站在那儿，嘴巴半张。她是全连惟一看见我被抓走的人。

　　被一个漂亮姑娘这么专注地看，又悲伤，又骄傲。我都不那么害怕，她却给吓成那样，一丝雄壮而阴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赵干事坐在我旁边，帽耳朵放下，双手戴着发亮的黑皮手套，鲜红的帽徽领章十分扎眼。

　　车上还坐着锡林浩特知青布伦格勒。我本能地以为他是揭发我的人，跟我一起到团部做证去，马上恨他恨得要命。狠狠瞪着他，恨不得把他吃了。他很尴尬，有意把头扭向别处。

　　汽车飞速行驶，很冷。

　　但我不能缩着脖子弯着腰，正襟危坐，阴沉地望着白雪皑皑的草原。

　　可惜我不善词令，没法用犀利幽默的俏皮话挖苦挖苦这帮没水平的蠢领导。但我有一双凶恶的眼睛。恶狠狠地瞪人，令对方感到害怕，是我多年打架练就的一个功夫，用行话说叫“照”，有一双厉害的眼睛等于多了半个拳头，像苏联的捷尔仁斯基的眼睛，能把拿枪的敌人照躺下。

　　那七八个武装战士坐在四周。我开始一一照他们。

　　努力运足气，让自己眼睛变圆，变鼓，把一道凶光射进对方眼里。眼皮一下不眨，只要对方眼一眨，就算得胜，再重新照另一个人。一个、二个、三个……这些战士，没人和我认真较劲儿，让眼睛不舒服，纷纷首先眨了眼，我感到了自己这半拉拳头的威力。布伦格勒被我照得直假装闭眼。

　　很想照照赵干事，可惜他和我坐一边，又不看我。

　　早晨，雷厦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同生共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大肌狠狠地鼓起来……渐渐地，眼前浮现出了一个画面：那荒凉寒冷的原野，一个人孤独地踏上长途，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地平线。耳边似乎响起了一首凄厉的歌，为这个跋涉者送行。那是六七年从西藏八宿到昌都的路上，沿途全是高山深谷。当经过一个阴暗峡谷时，我看见一个美丽的藏族少女，披着肮脏的氆氇，头发蓬乱，脸蛋红红，在12月的隆冬，赤着双脚放羊。她边走边对羊群唱着藏歌。那声音又高又细，带着几多悲凉，还向汽车招手。汽车飞快，她的身影转眼间就埋没在冰冷的峡谷里。多少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这个荒野中的小姑娘。

　　现在好像又听见了她那金子般的嗓音，用一缕深情哀婉的歌声送我去牢房。

　　到了团部，自己跳下车。许多知青围过来观看……

　　赵干事皱着眉头，大声喝道：“有什么可看的，散开！散开！”

　　我看见布伦格勒下车朝小卖部走去，这才意识到他是搭车来的，与我根本没有关系。唉，人被抓的时候，脑子紧张，智力下降，容易把周围一切事都和自己联系起来。我就没想到布伦格勒是蹭这辆车到团部来买东西。白“照”人家半天。

　　在众目睽睽之下，昂头敞怀，从从容容走进六十一团为一打三反准备的临时牢房。铁锁哗啦啦在门上响了几下，然后安静了。心里默默想，老沈的目的达到了。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总有一天，“历史将宣布我无罪”。

　　这句话是古巴卡斯特罗写的一本书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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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信

　　这是团部最北边的一间土坯房子，靠着草原。室内昏暗，只有一个窗户，上面钉着四块厚厚的木板，几乎把窗户全挡住，光线只能从几条狭隘的缝隙中透进来。但窗户顶上，还有两个小窗户，没钉木板，给这屋带来一点光亮。由于长年累月无人居住，屋的墙上积着一层灰土；屋顶被烟熏黑，残留着许多蜘蛛网。

　　当眼睛习惯了这昏暗，才发现里面还关着两个人，他们好像依旧陷在悲痛和恐惧里，见我进来，一声招呼也不打，满脸愁苦。

　　屋里没有炕，地上铺着一层苇子，上面盖块大毡，就是我们的床。屋中间有个土炉子，但没生火，酷冷。

　　我看着这窗户上的木板子，暗暗想，如果要逃跑，这木板是绝对挡不住我的。土牢房就是不行，比海淀分局差远了。

　　门紧紧锁着，背着步枪的哨兵日夜站岗，不许人靠近，与外界的联系完全隔断。

　　二连的天津知青任长发，戴着皮帽子，帽耳朵放下，用棉被裹住腿坐在毡子上，大皮帽子把他眼睛都挡住。营建连的严曙，也是天津知青，披着条棉被，盘腿坐在一张课桌上，活像一个栖息的猫头鹰。我们3人彼此谁也不理，都是阴沉沉的脸，都是一动不动地发呆。

　　冬夜，除了偶尔传来几声北风凄叫外，寂静无声。我蒙着大得勒，努力闭上眼睛，命令自己睡觉，可怎么也睡不着。耳朵里轰轰隆响，眼前有无数金花飘舞。这是自小到大，22年来第一次戴铐子，也是第一次戴铐子睡觉，连衣服也脱不了。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把我抓起来？王连富先动手打的我，先用斧头砍破我头，先用大剪刀刺了我手背一个洞，为什么单单把我抓起来？

　　政委那么大岁数，怎么连个敌我都分不清楚？整个一小学生的水平。

　　我不是雷锋，身上有很多毛病，但这么铐我，把我关起来，也太过分了！

　　同牢的那两位，都没有铐，为什么单单铐着我？心疼，疼得全身上下冒冷气。

　　开门整党刚刚结束就抓人，这不是报复是什么？赤裸裸的报复。老沈想借着抓我来镇压那股给他提意见的“歪风邪气”。

　　由于韦小立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使我对连里的各种异常情况没有作出正确判断。特别是对老沈的打击目标判断错误。现在看来，老沈第一目标是我，并非雷厦所说是他。整党中，我只给他提了一点儿意见，嫌他不民主，什么都管……他的回答是把我给抓起来。

　　好狠！

　　我预感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把我抓起来，肯定是想把我整成个反革命。好杀鸡给猴看，惩一儆百。

　　得给政委、团长写封信，表表态。

　　写！说干就干，一直到深夜很晚，还斟酌着信的措辞。

　　寒冷、黑暗包围着我。任长发在睡梦中，不时呻吟几声。他白天一声不吭，到晚上，一会儿叹气，一会儿神经质地叫唤。

　　我团缩着身体，将双手夹在两个大腿中间，时间一长，铁铐变得温暖，不再那么冰凉。脑里一字一句地想着词儿，一遍一遍地想着，把腹稿打好。

　　第二天，很早就起来。环顾四周，空空荡荡，只有窗户上还贴着一小片残剩下的白纸，已经发黄变脆。我把它扯下来，撕成两半。用一半，另一半藏在芦苇里。

　　钢笔被搜走了，只能用血写。没有刀子，就靠牙了。开始试试咬自己冰凉的左手指头，咬了好几下也咬不破。心疼得要命，好像咬的不是手指头上的一小片肉，而是大半个手指头。那么多细细的毛细血管，使劲一咬就全断了，总不敢下狠心咬，舍不得破碎那小块光滑滑的肉皮。

　　真疼呀，有把刀子就方便了，又快又不疼，出血又多。牙齿太钝，咬了半天，只咬进4个深深牙印。

　　可能是手太凉，肉发硬。我决定把手指暖热了再咬，那样肯定容易一点，血也会流得多。我煮过肉，知道水热了，肉才变软。此时此刻，才知道徐特立当年宣传爱国时，咬断手指，决非一时之勇。没有平时的修养，谈何容易？

　　我以徐特立来激励自己，用嘴哈着热气加热手指头。后来又把手指含在嘴里，让口水把皮肤泡软。任长发盖着厚厚的被子翻了个身，严曙也咳嗽了两下。他俩好像都醒了。不行，得在他们起床前完成，不想让他们看见。我的牙齿咬住手指，开始酝酿情绪：割断自己脖子的项羽、砍掉自己胳膊的王佐、戳烂自己面孔的聂政、挖去自己一个眼的志愿军无名战俘……全都在脑海闪了一遍。去他妈的！心一横，迅猛一咬，略有暖气的小手指被咬下一片皮肉，咸味的血溢了出来。

　　我在白纸上写下了以下一封信：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陈政委、张团长：

　　来牧区后，因不注意思想改造，犯了许多错误，我愿意接收组织上的任何处理。但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不是反革命。

　　敬爱的团首长，恳请你们不要轻信谣言，不要偏听偏信，尽快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此致！

　　敬礼！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七连 林胡

　　另：沈指导员那把刀从来没还给我，我敢发誓。

　　这封血写成的信决非虚构，直到现在还在。

　　我一口一个“敬爱的”，是环境所迫，现在成了人家的俘虏，嘴巴当然得甜一点。

　　我很幼稚，以为在信里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就能表现出自己对毛主席的忠诚。

　　这时才发现忠于毛主席的重要，不忠于，抓你白抓，判你白判，杀你白杀，只恨自己平时没有在日记里多写点怀念毛主席的话。

　　吃早饭了。哨兵班长老杨端着一盆小米饭进来。饭是凉的，仅仅泼了点手扒肉的汤。没有碗，我把头伸进盆沿，嘴贴着盆，用戴铐子的双手捏住筷子，一下一下往嘴里拨拉着饭块。双手联在一起，干什么都得两胳膊一起动作，不习惯，很有点笨。

　　老杨注视着我吃饭的样子，眼神里涌出无限同情。他原是三连的复员兵。秋收时见我摔跤镇了他们连的那几个天津小玩闹后，对我相当敬重。

　　考虑了一会儿，感到这是个好机会，应该利用。

　　“班长，你能不能帮我给政委送封信？”

　　“行。”他二话没说，痛快答应。

　　我从怀里掏出一块布递给他，上面歪歪扭扭写着：“陈政委，张团长收。”他望着紫黑色的字迹愕然了一下。

　　这块从衬衣上扯下的白布就包着那封用血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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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钧压力

　　我被抓走后，连里发生的事情，许多年后才知道。

　　姜傻子的那封电报，加深了指导员对我有一个集团的怀疑。

　　1970年2月26日晚上，指导员接到团政治处李主任电话，通知第二天要来抓我。指导员连夜派人把我监视起来。当时，我正为韦小立的事痛苦得要命，没注意到门外老有人走动。雷厦早上进我的屋，也被他们发现。

　　在把我叫到连部戴铐的时候，全连集合到四班，听李主任传达中央文件。

　　他中等身材，健壮结实。大黑脸盘上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络腮胡子黑黑密密，硬硬扎扎。鼻正口直，小平头，外表给人印象非常好，很有点江湖好汉的感觉。

　　此刻，他不慌不忙地抽口烟，眯着眼，缓缓地一字一句地念起来：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0）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破坏插队下放。……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一、要放手发动群众……二、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五、要统一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各级革委会和军管会军管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1970年1月31日

　　（此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0年2月2日发出

　　共印1827份

　　念完后，李主任用犀利的目光向大家扫了一眼：“根据团党委决定，你连林胡需要隔离审查。党委号召七连广大群众，积极地对他进行揭发检举。”

　　寥寥几句话，在屋子里造成了强烈震动。知青们惊得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等着他说下去。

　　李主任呷了一口茶，不说了。

　　指导员宣布：“现在散会，休息半小时后，各班组织讨论。”

　　我的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散落着书，炕上扔着破衣服，手提包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日记、书信、照片、“毛泽东抗美铁血团”的大印、去越南带的国旗等全被抄走。

　　为防止人趁火打劫，雷厦把我的东西都卷在行李卷里，放到了连部库房。

　　第三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说：团党委指示，林胡的问题严重，是我团一打三反的重点专案之一。还宣布了人事变动：刘英红代理班长职务暂停，边工作边检查；金刚调出机务队，与农工一起干活儿；韦小立去食堂喂猪；雷厦继续属勤杂班，放连部马群。

　　会场上鸦雀无声，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复员老战士在连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锡林浩特知青昂首阔步，更受重用；北京知青处境空前孤立。

　　齐淑珍在大家面前提起有人到连部偷听，气得脸通红，大骂卑鄙可耻。可有谁知道，正是这位18岁的少女自己也老爱踮着脚尖在门外偷听别人说话，密告领导，向党献忠心。她曾老老实实承认，做梦也想入党。在班务会上，她口气很硬地对韦小立说：“大家都发言了，揭发了林胡不少问题。你给他补过棉裤，还跟他单独聊过，也该说说了。”

　　韦小立不知说什么好，结巴了半天：“我就跟他说过一次话，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

　　晚上，韦小立来到刘英红的屋，哭了。刘英红安慰道：“你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就不说，反正得实事求是。”

　　这天，指导员把刘英红叫到连部。

　　“刘英红哇，组织上号召大家揭发林胡，并不是要整谁，而是为了把他的问题搞清楚。你不但应该支持广大群众揭发，自己也应该积极揭发，你是位很优秀的同志，可不要在这件事上摔跟头哇。”

　　刘英红很诚恳地对指导员说：“我要知道就揭发，可我确实不了解林胡，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到内蒙后，也从来没和他共过事。”

　　“你们关系很密切嘛！”

　　“也就是一般关系。”

　　“什么一般关系？你看，林胡在日记里怎么写的？”指导员把一本红皮日记递给刘英红。

　　她看见一行潦草难看的字迹：“我觉得刘英红是一个充满正气的光明辐射体，是一团干净柔和的空气，没有刺人的棱角，每逢和她接触一次后，就觉得惭愧，自己太自私，太肮脏，像粪坑里的屎。”

　　指导员盯着刘英红：“你要觉悟哇。一般关系，他能说出这种话吗？一般关系，她能让你给韦小立送信吗？”

　　刘英红低头不语。

　　指导员的大眼睛里闪着严厉的光，嘴角上却挂着甜甜的微笑，像烧饼吊在驴腚上，极不和谐。

　　赵干事温和地说：“小刘呀，你本是师、团树立的先进典型，结果却被取消了先进的资格。多可惜呀！你落得这个下场，就吃亏在你脑袋里少了一根弦。”用手指指脑袋：“少了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林胡、雷厦他们与你接近是想借助你的威信来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拉拢你，是要把你当成他们的挡箭牌。你被人利用了还蒙在鼓里。小刘哇，你可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一定要听党的话。你不是要求入党吗？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了。忠不忠于毛主席就看你能不能和林胡划清界限，揭发他。”

　　刘英红不会迎和，不会装假，她直不愣叽地说：“赵干事，我确实不知道林胡的问题，我们聊过天，但从没聊过政治问题。在整党过程中，我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指导员脸上的横肉颤了颤：“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

　　“那也不能昧着良心瞎说呀！”

　　沈指导员、赵干事面带愠色，默默无声地注视这个温敦敦的北京姑娘。

　　不久，陈政委亲自给刘英红打了个电话问：“你看过林胡给韦小立的信吗？”

　　“看过。”

　　“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话筒里传来严厉的声音：“你这个同志怎么回事？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斗争观念？他那封信非常反动，非常恶毒，充满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明目张胆地为走资派喊冤叫屈。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林胡决不单纯是打架问题，还有许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组织上相信你是要革命的，希望你能跟他划清界限。听见没有，领导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你，不希望你犯错误。说实话，我们都很为你着急啊！听说你现在还有一些情绪，是不是？不要斤斤计较领导的态度，领导批评你，是为了你好，不想看到你摔跟头。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可不敢有什么情绪噢！”

　　刘英红含着泪“嗯”了一声。

　　为预防万一，刘英红决定把自己的日记全部烧掉。

　　那天晚上，她们插上门，放下窗帘。张芳玲站在门旁放哨，韦小立帮助一页一页撕日记，刘英红往火炉子里扔。

　　火苗跳跃着，黑蝶似的纸灰随着热空气缓缓飘扬。这厚厚的两大本日记，记载着一个北京知识青年在边疆一年来的战斗生活。在阿勒华蒙古包，她写下了第一次和牧民放羊的情景；在赤日炎炎的东河草场，她描述了一个黝黑的女驭手怎样驯服了惊马；无论在宝昌公共汽车站，西乌旗招待所，还是在茫茫草原，无论干活儿多累，事情多忙，她总要挤出一点儿时间写几句，其中有不少是寒冬腊月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成。

　　可现在，这一篇篇灵魂修炼的结晶，兴无灭资的记录史却无声无息地葬身在火焰里。

　　它有什么过错？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第一页是用钢笔描黑的几个字：“牢记七·三批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第二页是工工整整抄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密密麻麻十几万字，不是学习心得，就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的任何一闪念，都坦白在此。连到商店买东西挑一挑都作为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和别人的坏意识而痛心反省，猛烈批判。这样一本贞女修行录般的日记，此刻却不得不往火里扔。

　　刘英红知道，只要老沈随便从这个本子里找点事，就可以把她说得里外不是人。

　　火苗活泼地跳跃着，三个姑娘表情沉重，黯然无语。为了避免冒烟，被人发现，她们十几页十几页地烧，整整用了一晚上。那插队生活的各种记载，近乎残酷的自我批判，全变成了灰烬。

　　临到后来，她们也不害怕了，边烧边轻轻唱：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

　　渐渐伤感起来，三个人泪流满面。

　　这个画面不是我虚构，而是真实地发生在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时的茫茫锡林郭勒草原。

　　“小韦哇，你来兵团的时间虽然不长表现却很不错。父亲的问题终究是父亲的，儿女没有责任。这次连队嘉奖，支部把你的名字也报上去了。怎么样，不要顾虑，向组织谈谈林胡的问题吧。”赵干事态度温和地说。

　　“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对他的事确实一点也不了解。”

　　“你知道林胡为什么给你写信吧，他嘴里嚷嚷什么‘同情’，但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不要他的信是很对的。他这个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道德败坏。他的日记写得下流极了，简直说不出口。幸亏你对他有警觉，要不多危险！”

　　韦小立一声不吭。

　　“他刺探过省委内部什么情况没有？”

　　“没有。”

　　“比如省委班子里有多少人被打倒了，有多少被整死了……他问过没有？”

　　“没有。”

　　“他提过建立什么组织没有？”

　　“没有。”

　　“小韦呀，不要怕，问题是谁的就是谁的。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想安也安不上。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自己却能选择嘛。”

　　晚上，韦小立蒙在被子里偷偷啜泣。对一个才18岁的女孩来说，这笼罩在头上的恐怖阴影实在难以招架。

　　开完会后，雷厦的心头像压了块千斤重的大石块。他茫无头绪，站在雪地上发愣。

　　指导员把他叫到连部，不客气地说：“你是林胡最好的朋友，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跟他划清界限，积极揭发检举；一条是与他同流合污，继续顽抗。两条路由你自己选。七连整党中发生的政治事故，你是为首的，除了揭发林胡之外，你还要坦白交待你自己在整党中的所作所为。明白吗？”

　　雷厦盯着指导员，“照”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

　　抓了人，连里气氛恐怖，知青们都很紧张。过去每天晚上，常有些知青到雷厦的屋里聊天，听他讲些绿林好汉的故事，现在没人敢去；过去到食堂打饭时，他身边总是聚着几个人，彼此说说笑笑，现在他独来独往，没人敢和他一块走。大家都知道他是林胡死党，父亲是国民党的特务，过几天，很可能也被抓起来，尽量躲着他。连里的锡林浩特知青这下子特神气。小地方的人，大本事没有，就善于保护自己。在整我们北京知青的事上，他们起了复员兵所起不了的作用，帮了指导员一个大忙。

　　比如他们告诉指导员，金刚也是林胡分子，向人吹过林胡摔跤厉害，有一阵，为了去掉自己身上酸气，摹仿林胡不洗脸，不洗脚，穿破衣服。

　　金刚的日子更加困难。紧张得要命，马上找指导员，噙着泪为自己辩解。“我们刚来草原后，就和林胡有矛盾，以后几乎没什么来往。他仗着自己胳膊粗，以头头自居。为条小狗打我，为吹灯的事跟吴山顶闹翻，为条马绊打老高头……我们都对他有看法”。

　　吴山顶也被迫交待了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来内蒙的事。

　　雷厦除了在宿舍里写材料，外出活动要向指导员请假，批准后才能走。连里还宣布，他在停止工作检查期间，工资全部扣除，只给伙食费。

　　他的脸消瘦了，眼里充满血丝，紧锁着双眉，终日缄默不语。

　　他曾对指导员说：“别耗着了，你要想抓我，就快点抓吧。”

　　指导员干笑道：“你别想得太多，要相信组织，积极揭发林胡。”

　　“我和林胡来草原后就闹翻了，互不理睬。这全七连的老知青都知道。到现在，我们的关系也没完全恢复。我和他接触很少，他干什么事也不和我商量，我干什么事也不和他商量。我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也没法说。”

　　以后，指导员每次找他，他只是默默地听，懒得为自己辩解。面对指导员的凌厉攻势，他只是淡档地说：“我考虑考虑。”

　　他引颈就戮，闭上眼等着那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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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他一下

　　哨兵称呼我们3个为“犯人”，心里沉甸甸的。文革中，被关的牛鬼蛇神也不叫犯人。

　　白天，趴到窗户上来观看犯人的越来越多，哨兵根本拦不住。我不愿猴儿一样被人观赏，半天半天地躺着，蒙着大皮得勒。这时，才理解了动物园的狮子老虎为什么总爱躺着睡觉，不理睬游客的挑逗。陷在囹圄中，只能用这个姿势保卫尊严，不使自己身体变成娱乐品。

　　窗户上的木板缝隙中间，时不时有往里窥视的眼睛，晃动着人头。

　　“哪个是林胡呀？”

　　“可能躺着的那个。”

　　“听说逮他时，狂着呢。”

　　“这家伙有点尿儿，把他们连的一个老战士打毁了。”

　　……

　　“来看呀，就这儿。”

　　“哟，好黑，啥也看不见。”

　　“都躺着呢，你看那不是。奇怪，大白天咋都躺着？”

　　“真够阴森的。”

　　记得红卫兵大串联时，我在成都动物园看见一只狗熊，它被关在一个勉强装得下它的铁笼里，连转身、抬头的自由都没有，从早到晚只能面向观众趴着。现在自己也成了那只熊了。门上的大铁锁，几乎封住的窗户，手上的铁铐，寒光闪闪的刺刀，昼夜值班站岗……都显示出了对我这只“熊”的高度戒备。

　　我们3个捂得严严实实，躺在地铺上一动不动，让不少观看的人扫兴离去。

　　每天两顿饭，以小米饭为主，偶有馒头，菜全是汤，干的很少，小米饭一次一脸盆，不够忍着点，吃不了，下顿接着吃。

　　虽然被关在牢里，整天躺着，吃得却特多。3个人终日愁眉苦脸，默默无语，可胃口一个比一个好。吃起饭来狼吞虎咽，一疙瘩一疙瘩的小米干饭吃得那么香，像是啃烧鸡腿。不要说哨兵，就是自己也觉得奇怪。那一脸盆小米干饭，外面一个班也吃不了，我们3个却吃得精光。

　　生理学家实在应该研究研究，为什么在牢里什么活儿也不干，精神压力很大，还那么能吃。

　　可能精神紧张，冥思苦索也是一种高体力消耗吧。我们3个老是觉得饿，盼着吃饭。似乎只有吃饭才能给监禁生活带来一点点生气，一点点别的内容。

　　说是盼吃饭，其实是盼日子快点过。早饭一开，预示一晚上熬过去了；晚饭一开，预示又熬过了一白天。

　　据说团里没煤，因此牢房没生火。内蒙的烤火期为6个月，三月的天气仍然很冷，在屋里必须戴帽子，帽耳朵还得放下。鼻子冻得很疼，脸色蜡黄，一说话一团白气。

　　哨兵规定：一天解一次大便，早中晚三次小便，吃饭喝水都要适应这个上厕所次数，否则不给开门。他们省事了，我们的生理活动却被定时定量。

　　3个人里，惟有我戴着手铐，日日夜夜戴着，上厕所也不给摘。小便自己还可以，大便最后一道工序可没办法了，实在够不着。得靠任长发帮忙代劳——这种情景恐怕西方资产阶级监狱也绝不会有吧！将来谁要编写中国监狱史，一定得在“私牢”章节里把此细节写进去。任长发是这样给抓进来的：他因老受班长的欺负，几次告到连里。班长怀恨在心，大年初一，纠集几人合伙把他打一顿。他忍无可忍，跑到连部要求调班。又撞墙，又打滚，又砸暖瓶，哭闹不休。连长劝他回去，他说宁肯进监狱也不回班了，大过年的挨打，实在受不了。他要连长把他送监狱去。连长不理他，他就说：“连长，我说反动话了，你把我抓起来吧！”

　　连长问：“你说什么了？”

　　“毛主席不好，蒋介石好。”

　　连长怕听错了，又特地问：“你说什么？”

　　任长发含着眼泪大声重复了一遍。

　　连长脸色勃然一变，命令通讯员把他捆起来，他的班长听说小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又率一帮天津知青着实狠打了一顿。脑袋让砖头开了瓢儿，眼睛给砸肿，全身是血。尽管彼此都是天津来的知青，打起来更是狠，毫不客气。

　　关到团部后，他开始后悔了，动不动就哭，裹着棉被发呆……他才17岁哇。

　　严曙成天缩着脖子，老农民一样把双手对插在棉袄袖里。据他说，朋友在过年包饺子时和一复员兵打起来，他见朋友吃了亏，用擀面杖敲了那复员兵一下。复员兵想还手，被拉偏架的给拉住，当场气昏，送医院抢救。严曙就给铐起来，抓到这儿。

　　在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六十一团所打击的就是我们这三个知识青年，平均年龄19岁。

　　一天、二天、三天……许多天过去了，没人找我。团里似乎把我忘记了。紧张的思想逐渐松开，各种各样的想法冒出来。

　　即使给戴上铐子，我也认为：七连开门整党给支部提意见没有错。所谓“有野心”纯属诬蔑。想往上爬就不这么干了，没人稀罕会计、保管、统计等等小鸡巴官儿。

　　一股强烈的怀恋之情像洪水似地涌进脑海。我想念七连的知青弟兄，万分想念他们，我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

　　刚烈，重义气的雷厦啊，你放心，我决不说伤害你的事，一个字也不说。老兄现在竞技状态良好，勇气完好无损，对自己的忠实度极有信心。

　　温良正直的刘英红啊，非常对不起，本想把你当成核保护伞，混过这段困难日子，却不料连累了你。虽然倍受领导器重，你却守正不阿，照样给领导提意见，仅这一条就值得上小说，大歌特歌。你的脚好些了吗？那天，你还一瘸一拐地给我送帽子。

　　回想起自己刚来草原二个月就得罪了同学们，心痛如绞。为争领导权，跟雷厦翻脸；为一条狗，跟金刚上拳；为吹灯，跟山顶骂架；为斗气，跟傅勇生断绝关系……唉，太说不过去了！当我疯狂想打老姬头时，是雷厦死死抱住我，让我少犯了一个可怕错误。金刚、山顶也都因为与我一块跑来内蒙而在连里受压。

　　北京知青弟兄们啊，请原谅我吧，我向你们诚恳道歉！

　　人在临死时会变得对谁都很宽和，我一点也不恨韦小立了。不过脑海里只一掠而过地闪闪她的身影，不敢停下来，害怕陷进她所引起的悲痛里。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谁将审我呢？团长？政委？脑里浮现出六十一团审判官的形象：雪亮的电灯光下，肥胖的身躯，浓黑的眉毛，鲜红的领章，机警严厉的目光……不由自主联想到审判牛虻的军曹。

　　我又琢磨自己应取的表情与姿势，设计着自己被审时的形象：两条腿要站直，稍稍叉开以表示稳如磐石；挺胸扬头，伸长脖子好显得从容；两肩一高一低，上身后仰——这才能表现出力量感，雄厚感；嘴唇紧闭，右边嘴角要皱出一条深深的斜沟，显露出自己坚毅而饱经风霜：“照”对方时，要增加凶狠压强，力求把目光凝成一把三棱刮刀，狠扎进对方眼里，迫使他在最短时间眨眼。

　　我为自己将有机会扮演一个大义凛然的角色而兴奋。哼，你们别以为我怵了，慌了。我是绝不会像小炉匠栾平那样给你们磕头求饶的。

　　万籁俱寂，北风时不时在遥远的天空凄厉地嘶叫几声。屋里冷似冰窖。我全身紧紧缩成一团，努力多聚集一点热量，慢慢濡温着冰凉四肢。

　　黑暗里，任长发不住地呻吟，仿佛是个垂危病人，“喔哟——喔哟——”不知他是真难受呢，还是为了让别人可怜。我轻轻地推了他一下。

　　“干什么？”

　　“你安静点好不好？影响别人睡觉。”

　　可不一会儿他又“喔哟”起来，一声一声，要死不活的。当初他受不了班长的歧视，想进监狱。现在呢，又一个劲后悔。见了赵干事，腰都直不起来，低眉顺眼，说话声像蚊子叫。

　　夜很深了，他还在呻吟，搅得我无法睡觉。越讨厌他叫唤，对这声音就越注意，蒙着头还是躲不过。好汉做事好汉当，干吗这样呢？你痛苦，我也痛苦，大家谁都别干扰别人，互相体贴着点。可你越说他，他哼得越响，根本不理你的茬儿。

　　好说不行，只得采取行动。黑暗中，我摸着了扫帚，捅了他一下。只听“哎呀”一声，他嘀咕了几句“小妈妈的”，就安静了下来。

　　早晨醒来，见任长发正照着小镜子。他右额上有一小缕凝干的血迹。

　　吃过早饭，他对哨兵说：“头疼得厉害。”并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哨兵把他带走了。

　　我预感到捅他一下，捅出了麻烦。

　　大约9点钟，任长发回来。我被叫到赵干事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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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一棒

　　这是赵干事的宿舍，空空荡荡，一个白脸盆放在门口，炕沿旁堆着牛粪，墙角立着个半新不旧的文件柜，铁丝上挂着毛巾和尼龙袜子。

　　屋里并没有雪亮的灯泡，土墙上连白灰也没刷，黑不溜秋。大炕上卷着赵干事的花褥子。政委、团长也没有来。炕角上只坐着一个很壮实的复员兵，煞是冷落，跟想象的第一次提审完全不一样。毫无审讯室的威严，颇有点失望。

　　赵干事叼着一支烟，坐在办公桌旁，正跟那复员兵聊天。我进屋后，他瞥了我一眼，仍继续说着话。

　　这位保卫干事个头不高，挺瘦，大脑袋，大耳朵，脸狭长，一对大金鱼眼闪着肉糊糊的光，鼻子像条黄瓜垂在脸中央。可能是五官分布不匀称，他的表情很不标准，喜怒哀乐透过他的五官表现出来的都走了形。乍一接触，我搞不清楚他的笑是冷笑，还是微笑？他那肉糊糊的目光是凶恶还是善良？

　　用早已准备好的神态迎接他：两腿直立，挺胸昂头，左肩高，右肩低，上身略向后仰。他坐着，我站着，高度上有优势，可以俯视他。

　　沉默了一会儿，赵干事觉察到了我在“照”他，两人相互正视，开始用眼睛对杀。这是一场无声的眼珠对眼珠的较量，凶恶就是炮弹，狠毒就是震慑力。

　　把力量挤到眼眶，加压再喷射出去，一道道目光源源不断地扑向目标。4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眼球虽磨得慌，被那犀利的光给冲得老大老大。

　　渐渐地他的脸变长了，鼻子变粗，嘴的两侧露出深深的八字形皱纹。我坚持着不让眼皮眨，继续与他对峙，对峙……直到最后，他不小心眨了一下眼。我的目光才像击落了一架敌机，向上转了一大圈，悠然收回。

　　“你在里面为什么打人？”他阴沉沉问，山西祈县口音，土里土气。

　　“我没打。”

　　“日你祖宗的，老实点！”旁边那个复员兵突然横眉怒目跳起来，没等我明白，一巴掌呼在左脸上，耳朵震得嗡嗡响。

　　“不要打，不要打。”赵干事皱着眉头劝道。然后问我：“你到底打没打？”

　　“没有。”我用尽量平静的口吻说。这一下打得头昏沉沉，脸上的肉好像给打扁了一块，鼻子也被抽歪。我撅撅嘴，皱皱鼻子，希图面部表情恢复原样。

　　“那任长发的头怎么破了？”

　　“他晚上老叫唤，唉声叹气的，吵得别人睡不着，我就用扫帚捅了他一下。结果捅到了他的头，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狗日的在里面还打人，这还得了？”

　　“没打，我只是碰碰他，让他别叫唤。”

　　那复员兵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脸：“再说没打，你他妈的穷狂，老子抽你！”

　　我沉默了。

　　赵干事打开抽屉，取出四五副铐子。我最初戴的那副黄铜铐子也在里面。这副铐子因铣得很光滑，中间还有几节链子，戴着不硌肉，像副镯子，赵干事早给换下来了。他挑了一会儿，拣了一副既小，毛刺又多的。这些铐子都是本场铁匠炉打的，相当新，蒙着一层铁乌，上面没一点儿人肉磨过的痕迹。

　　摘下原来的铐子后，复员兵把我双手扭到后背，赵干事给我反戴那小铐子，铐了半天也铐不上。这铐子实在太小，塞不进我手腕，可能是专门铐十三四岁孩子用的。

　　“老实点！”赵干事吼道。

　　最后还是那复员兵痛快。他把我手腕按在桌上，两个眼对准，用拳头狠砸一下，终将中间那根铁棍插上，锁了把锁。

　　赵干事干了这点活儿，累得大声喘气。他掏出手绢擦擦脸上的汗，咬牙切齿道：“我看你狗日的的骨头有多硬，关在里面还打人，这还了得？”

　　铐子极紧，紧勒着骨头，表面上又很粗糙，无丝毫活动余地。但我是绝不会哀求他，让他享受我的屈服。

　　“赵干事，为什么抓我？”

　　“你干的事，你心里最明白。”

　　“我一点也不明白。”

　　“你来牧区后打了多少架？凭这一条，抓你就不冤枉。”

　　“可每次都是他们先动手的。”

　　“我告你，团党委是根据七连广大群众的要求才把你拿到这儿，回去后，好好想想你的问题，写血书救不了你，只有老老实实坦白交待，才是你惟一出路。”

　　给政委的信，他知道了。

　　哨兵把我押回牢房，任长发低着头，不敢看我。

　　不一刻，两肩上的三角肌就疼起来。铐上的毛刺极多，铁环又小，每个刺都扎着肉。再磨，肉的硬度也比铁差，无法磨去毛刺的锋利。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本团铁匠的工艺这么粗糙。

　　站着难受，趴着也难受，只好一圈一圈地在屋里走。三角肌的疼痛渐渐蔓延到两臂和脖子，虽不剧烈，但那种缓慢的疼，好比钝刀子割肉，疼的滋味一点不拉地让你饱尝个够。我一圈一圈地转着，神经被这缓慢的疼痛，折磨得又烦又躁。

　　一直熬到下午5点吃饭。哨兵端来一脸盆小米饭，见我背铐，没法吃，就去找赵干事要钥匙。赵干事不给，让别的犯人喂我。

　　任长发、严曙吃完饭后，都争着要喂。我摇摇头，让他们把饭盆放到炉子上，自己蹲着，把头伸进盆里，用舌头舔着，吸着，嘬着。因小米饭尽是一团团疙瘩，咬住一疙瘩就能嚼半天。有时，那饭疙瘩被嘴给拱跑，就伸长脖子用嘴追。越到后来，越不好吃，因为饭都散了。弄得鼻子、下巴都沾着小米粒。任长发于心不忍，用筷子帮我把饭聚到一块，便于我消灭。

　　这场面很难忘：双手反背，一条腿跪在地上，像猪一样把头伸进饭盆里啃。头垂直起落，一次一口，不用手也能凑合着吃。

　　哨兵的眼里充满怜悯。

　　天渐渐黑了，肩膀疼得我真想大叫几声。两个活鲜鲜的膀子反铐在一起，居然这么难受。

　　夜深人静，整个团部进入梦乡。任长发、严曙早已钻进厚厚的被窝。我趴在大毡上呆了一会儿，双肩如同被小火烤着，什么姿势也不舒服。身体处于静止状态，特显疼。只好站起来，继续在屋里来回转圈。

　　半夜，哨兵用手电照着我问：“为什么不躺下睡觉？”我转过身子，让他看看反铐的双臂。他走了，可能是去请示赵干事。果然，过一会儿，他返回说：“没办法，赵干事不给你开。”

　　恐怕有一点钟了吧？漆黑的夜晚，死寂无声，只有这间屋里，还响着沉重的脚步声。我仰头叹气，不小心帽子掉在地上。眼睁睁看它就在脚下，却无法戴到头上。

　　这才体会到人没了两个胳膊，多么不方便！

　　屋里寒气袭人，不一会儿耳朵就冻疼了。看来还非得戴上帽子。只好跪到地上，俯身用牙咬住帽子，然后站起，把帽子放到窗台上。再用牙齿把帽耳朵拉开，露出一个圆洞，再蹲下，将头对准圆洞伸进去。这比宇宙飞船在太空中对接容易不了多少。因为帽子很软，总不让头痛痛快快地钻进去。

　　一次不行，两次不行。用牙把帽子的口弄大弄圆，但头一碰就变了形。我突然发现任长发在黑暗中坐了起来。他低声说：“我帮你戴上吧。”

　　“不用。”要他帮忙，等于让他良心有了个安慰，不干！决不接受这位小告密者的怜悯。他嘟囔了一句，又钻进了被窝。

　　我用牙把帽子叼圆，塌软的地方叼直，终于使头钻进了帽子里。但眼睛给遮住了，又把脑袋抵住墙，用力蹭，利用摩擦力将帽子找正戴好。

　　两胳膊血液不畅通，酸麻酸麻，肩韧带给撕得阵阵疼痛。我发现手腕上的皮肤即使破了也好忍，那地方肉少，骨头多，神经不敏感。就用剜肉补疮的法子，把双臂尽量往前拉，任铁铐深深勒进腕子处的皮里。

　　肩部有二毫米的空隙放松，手腕就要被铐子吃进二毫米的肉。

　　疼啊，疼啊，走几步骂一声：“操他妈的！”也不知骂谁，好像骂骂能轻松一点儿。记得一本书上说，人在运动状态下，生理上的疲劳能分散痛点，减轻疼痛的强度。我就一直来回转圈儿，以转移注意力。干燥的地上，走出了一层薄薄浮土。

　　任长发似乎睡着了，梦中又不时地呻吟。真没想到反铐的威力这么大。除了肩膀，脖子也疼，后半拉脑袋也疼。好像有千万只毒蝎子在皮肤下面乱爬，蛰着我的肉。随着疼痛加剧，脚步声和骂声也越来越大。到后来走一步骂一声：“操他妈！”

　　他俩静静地躺着，睡得那么香，我却在黑暗中被疼得来回转圈儿，真嫉妒他俩。我故意“咚咚”地踏着地，大声骂着。提醒着他们身边有一条上了刑的生命。

　　他俩任我怎么骂，怎么跺地，都静静躺着，一声不吭。

　　就这样，不停地走了一夜，鞋上满是尘土，也骂了一夜，嗓子都变哑。

　　第二天上午，我趴在毡子上蔫了。任长发时不时用水壶往我嘴里灌点水，但这也止不了疼哇。严曙劝我向赵干事求求情——我这样难受，他俩都很不自在。

　　我知道，决不能求赵干事。决不能向他暴露自己的愿望。他是处处和我针锋相对。你越受不了背铐，他一定越给你戴。不能求他，否则会像老鼠一样被猫给玩儿了。

　　昏昏沉沉打了会盹，又被疼醒了。奇怪，反铐着手，怎么后脑勺也疼？过去从没听说过戴背铐这么难受，也没见书里描写过。

　　整整反铐了两天，走了几万步，骂了几万个“他妈的”，全身疲惫无力，昏昏欲倒。

　　第三天吃早饭时，哨兵把我领进了赵干事那暖和和的屋。我又困又乏，眼皮几乎睁不开。

　　赵干事叼着烟上下端详了我一会儿，讥笑道：“怎么样，以后还打不打人了？”

　　“不打了。”我表示驯服。

　　“你不是没打人吗？”

　　“打了。”闭着眼说。

　　他微笑了，露出了两个深深的酒窝。

　　左右肩膀疼啊，像堆火烧着头，烧得鼻干口燥。此刻，惟一的念头就是快点结束背铐，快点睡一觉。

　　“无产阶级专政你服不服？”

　　“服。”

　　“哼，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

　　我低着头，洗耳恭听。

　　赵干事从容不迫地吸了口烟，又欣赏了一下我老实柔顺的样子，才慢慢走过来，给我开铐。

　　摘下铐后，两臂根本动不了。过好一会儿，才能把双手从后腰移到屁股，再轻轻缓一会儿，才能移到两大腿外侧，似乎骨头变脆了，动动就要断。又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把双臂移到身前，曲肘，这才敢轻轻活动胳膊。动一动特舒服，就像肩膀上穿透两根铁丝，突然给卸下去，无比轻松，我贪婪地咧着大嘴，尽情地挥舞着双臂，享受着胳膊能自由自在活动的生理快感。

　　赵干事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手腕被小手铐磨破，左右两侧各露着一片红红的肉——但我觉得这还好受。最难受的是背铐把两个肩头撕得特疼，虽没留下任何伤，远比手腕上破这两块皮痛苦。

　　也许我的肩关节僵硬，韧带短，对背铐过敏。

　　让我纵情甩了几分钟胳膊后，赵干事说：“行了。”又把原来的铐子从前面给我戴上。

　　“说说吧，你都有什么问题。”

　　我打了个哈欠，开始重复给政委的信：“来牧区后，由于不注意思想改造，犯了很多严重错误……”

　　“什么错误？你犯了罪！”他瞪大了眼。

　　“我没犯罪呀。”

　　“哼，你不是读过宪法吗？打人犯法你懂不懂？刚到草原你就殴打贫下中牧，这次又毒打复员军人！哼，你的罪行多了！你持刀威胁贫下中牧，扬言要打掉牧民两颗门牙为你的狗报仇；你驯狗咬解放军……哼，多了，你的罪行多了。”

　　我逐条反驳。和老姬头打架，原场军管会已作过处理；和王连富打架是他先动的手；持刀威胁贫下中牧纯属造谣，驯狗咬解放军也是凭空臆造：假人的棉裤是蓝色的，假人头戴的帽子也蓝色的，这怎么是解放军呢？

　　“不要扯了！辩解也没用，组织上都会查清的。”赵干事皱着眉头：“好吧，既然你都对，你一点错都没有，那我问你，兵团明确规定三年以内不准谈恋爱，你为什么破坏，给韦小立写情书？”

　　“那不是情书呀，信是开着口的，刘英红都看了。我只是向她表示一下同情。”

　　“什么同情，谁还不明白你这一套！不要驴鸡巴穿袍子，假装圣人，你这家伙灵魂肮脏透顶！”

　　我用庄重的口气说：“我对她的感情是纯洁的，即使她对我不好，我也不会变。”

　　赵干事的大金鱼眼闪着鄙视的光：“纯洁，看看你的日记写的什么乱七八糟，性欲啦，手淫啦……哼，纯洁个屁！你他妈的一肚子男盗女娼！”

　　这当头一棒，打得我心惊肉跳，睡意全无。

　　“哼哼，别当我们是白吃饭的。你的日记不仅低级下流，还非常反动。我告诉你，这回是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

　　尽量不动声色，内心却阵阵发慌。

　　“你回去后，好好想想你的问题。哼，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

　　我晕晕乎乎被押回牢房，晕晕乎乎躺在地铺上。

　　多狠毒啊！初来草原，自己在日记中所做的自我批判，现在成了低级下流的罪证，所抄的那段鲁迅语录，也成了灵魂肮脏透顶的证据！唉，要是把那些流氓思想抖露出去，今后还怎么见人，刘英红、雷厦、韦小立他们会怎样想我？

　　赵干事不愧老练，首先从男女问题上下刀，把我的防线撕开一个口子。

　　我蒙着大皮得勒，难过得想嚎。戴了两天两夜背铐后，又受到这样的打击，怎么应付？

　　脊梁背直发凉。

　　锡林郭勒草原的冬夜漆黑寒冷，但比起那些会整人的老油条来，你是多么光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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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气大伤

　　几天后，被叫到赵干事办公室。

　　“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

　　我点点头。

　　“说说吧。”

　　我又重复着背了一遍给政委的那封信：“来牧区后，由于不注意思想改造，犯了许多错误……”

　　“啪！”赵干事用手拍了一下桌子，睁圆眼：“什么错误，你犯了罪！”

　　停了一会儿，我轻轻地摇摇头：“没有犯罪。”

　　“你小子还这么猖狂！告诉你，这回可不是海淀分局了。你不老实就甭想出去！党的政策是重证据，轻口供，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们照样能判你！”

　　“赵干事，”我恳切地说：“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虽有错误，可并不是敌人呀。”

　　“你林胡不是个好东西！”

　　我依旧客气地说：“赵干事，您不要偏听偏信哇！”

　　“你交待不交待？”

　　“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没偷东西，杀人放火，你让我交待什么呢？”

　　他腾地站起，皱着黄瓜鼻子恶狠狠问：“球毛的，我问你，为什么偷听敌台？”

　　我惊了一下，脊梁上袭来一股凉气。

　　“说啊，你为什么偷听敌台？”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想知道中苏会不会打仗，就听了。为的是了解形势。连里很多人都听过。”

　　“哼，你小子还说什么，只有两边都听听，才能判断谁对谁错。明目张胆地攻击。”

　　“但是毛主席说过：研究问题忌带片面性，比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

　　“那毛主席让你偷听敌台了？”

　　“可毛主席也没说不让听呀！”

　　“住口！林副主席指示：部队里严禁偷听敌台；六零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明文规定禁止偷听敌台，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你不但听，而且还散播，罪上加罪。”

　　“那连里有很多人都听过。”

　　“他们反革命，你也反革命？”

　　我额头上直冒虚汗，心扑扑乱跳。过去看的判刑布告上，偷听敌台确实是常见的一条反革命罪状。

　　赵干事严肃说：“你除了偷听敌台，还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问题。最近锡林浩特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俩，一个岁数比你还小，都是现行反革命。哼，你可别是这个下场！”

　　我的头紧张得直发晕。原来以为就是打架之类的事，满不在乎，现在政治上又出了问题，胸膛里如同塞了一堆死老鼠，又腻味，又惶恐。

　　“你回去考虑考虑吧！”他递给我10张纸，上面都编了号。严厉说：“听着，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问题，不许写别的。”

　　背着冲锋枪的哨兵，把我押回小牢房。

　　赵干事不提审，盼着提审，赵干事提审了，又惶惶然，六神无主。天天戴着铐子，龌龌龊龊，蓬头垢面，真跟小人书上的罪犯差不多了，情绪非常非常灰暗。

　　第二天。阳光透过窗户上的木板缝，射进屋内细细一缕光线。给小牢房带来光明和温暖。快中午了，我仍旧裹着皮得勒，蒙头躺在大毡上，表面上一动不动，脑子里却异常紧张地思索。

　　一想到自己变成了政治犯，心里就发毛。政治问题的可怕在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七零年，对反革命是最不客气。流氓小偷可以任其泛滥成灾，反革命却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偷钱包，打人行凶的很少开批斗会，可说错一句话却大会批，小会斗，甚至能要了你的命！

　　听哨兵闲谈，全国各地都在陆陆续续开公判会，毙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反革命，毛主席说要杀一小批。“批”就意味着不是一两个，只有达到一定数量的，才能叫“批”。山西著名造反派头头杨成效就是这次运动中给毙了；内蒙呼市的一总闹翻案的中学老师也给毙了……这样的形势，哪一个在押犯不害怕？

　　政治问题的可怕还在于它不像刑事问题有一个衡量罪恶大小的客观尺度。它完全随着领导人的好恶而变化。文革前，反刘少奇就是反革命，要杀头；文革后，反刘少奇就成了英雄，被人四处邀请作报告。而且政治问题还有无限的伸缩性，如想整你，喊毛主席万岁，也可以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政治上整一个人太容易了，连一个小麻雀都能被打成反革命，全国共诛之，何况一个大活人？

　　所以，当赵干事说我偷听敌台，真是吓得够呛。这明摆着要往政治上整！

　　我紧张地盘算着，努力寻找理由为自己辩解。

　　过了3天，针对赵干事说的那几个问题，一口气写了10篇。中心就是：我错误有，但反革命，远不够格儿。

　　继续用毛主席那段语录给自己偷听敌台辩解。

　　赵干事怎么知道我偷听敌台的？准是有人揭发了。谁呢？我一个个地琢磨。估计金刚可能性最大。记得，他曾劝我别老听敌台了。我说：“只有两方面都听听，才能知道谁对谁错。”那时，我们刚来内蒙，消息闭塞，老在被窝里偷听。

　　一到节骨眼儿上，人都自顾自了。我不希望雷厦也干这种事。如果他能挺住，我们的友情就神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在戒备森严的海淀分局，我曾给雷厦传过小纸条，现在，在兵团的土牢房，给他个纸条更没有问题。潜意识里也怕雷厦揭发我，很想提醒提醒他过去对我的许诺。斟酌了半天，写了一纸条。

　　记得大意是：

　　雷厦：

　　向你陈述以下几点：

　　一、我会履行你的朋友在我的处境下所应履行的一切义务。

　　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三、雄武的革命理想之花，永不凋谢。

　　四、当心身边的两面派、小特务。

　　五、在一切一切词汇中，“叛徒”两个字最肮脏。

　　希望以此给雷厦一点鼓舞，暗示他如果迫不得已揭发我，也要留点情面，别太绝。

　　严曙对我一直很尊重，老在我面前，攻击任长发，嫌他整天哭哭啼啼，嫌他小肚鸡肠，心胸狭窄；嫌他不学无术，什么也不知道。

　　这天，赵干事找严曙谈完话后，严曙喜气洋洋回来，偷偷告诉我，他要放了，问我有什么事没有？看这孩子确实很同情我，就问他能否帮我把一纸条转交给雷厦。他非常爽快答应。为不让别人发现纸条，我俩想了半天怎么伪装。

　　后来，他想出了一个法子：进牢房时，他口袋里有一缕白线。就把这缕白线缠在纸条上，缠成了一个圆线团，完全给纸条包了起来。

　　“谢谢你哇，严曙。”

　　“小意思。”他腼腆地说。

　　这孩子皮肤很黑。抓起后，急得写了四五份检查，还让我给他提供态度诚恳方面的词儿。他整天整天守在门口，望着外面，渴望着近在咫尺却得不到的自由。他静静地站着，细细观察着外面的景物，一站就是半天。

　　他曾神情黯然地说：“林胡，只要放我出去，哪怕是狗洞，我也钻。”

　　叶挺将军被囚禁时，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哨兵打开门，让他走时，激动得手忙脚乱，连话也顾不得跟我们说，飞快收拾行李，飞快走向门口，一分钟也不愿意在里面多呆。但在临跨出牢房的一瞬间，他还记得摘下钢笔送给我。

　　严曙走后，使我和任长发无限惆怅。我俩趴在窗户上，羡慕地望着外面，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这一天呢？

　　外面，春风呼呼地吹着，我们感不到一点春天的喜悦。

　　铐子还不给我摘下，每次解手时依旧由任长发帮我擦。

　　政治问题像条吃人的老虎，步步向我逼近。每天都得冥思苦索对策。一句一句检查自己对赵干事说的话前后是否一致；能否从毛主席语录中得到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琢磨着那些有矛盾的地方如何悄悄地衔接好，顺得天衣无缝。

　　脑子实在太累了，就躺在皮得勒下面打会儿瞌睡。或轻轻地哼一会儿歌。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红卫兵战士

　　日夜想念毛主席……

　　这是首文化革命中很流行的歌曲。挨整的，处于逆境中的造反派常常唱。严曙在牢房时，也特别爱哼。他走后，我也被传染，有时竟然哼得热泪盈眶。

　　想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支持我们中学生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7年12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批斗“三胡”时，我亲手押着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走上主席台，威武地站在数千人面前。万万没有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今我又成了六十一团头号罪犯，昼夜上铐关在小牢房里。

　　前途黑暗，政治问题的刀尖已经快碰到了我的咽喉。

　　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知道内蒙兵团六十一团的小牢房里关着我吗？您知道我偷偷地含着泪唱想念您的歌吗？

　　赵干事拿着我上次写的材料，气得脸发青，大耳朵直颤，眉毛拧出一个疙瘩。

　　“你小子是狗鸡巴抹香油，又奸又滑，你那是写得什么？恬不知耻，谁让你给自己评功摆好了？要你交待你的反动言行，你写别的干什么？”

　　“赵干事，我没有反动言行。”真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看看。

　　“什么？你没有反动言行？”赵干事故作惊讶地睁大眼：“哼，你很会演戏呀！”脸色陡然一变：“你的三反言行多的是！”

　　“谁说话能百分之百的符合毛泽东思想呢？不能无限上纲呀！”

　　“哈哈，你说的那些话不用我上，自己就在纲上呢。”

　　“我确实没有。”

　　“你老实点！站好了！”赵干事喝了一声。“就说你给韦小立写的那封信吧，反动透顶！革命群众挖出了党内走资派，你却说是不幸。这反动不反动？”

　　“老干部犯错误，被打倒了，就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就是不幸嘛！”

　　“那我问你，革命群众挖出了刘少奇，也是个不幸吗？”

　　沉默。

　　“揪出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大好事，怎么能说是不幸？”

　　沉默。

　　“站好了！”

　　我无可奈何地立了正。

　　“说！揪出刘少奇是不是不幸？”

　　“我没说刘少奇，我指的是韦小立他父亲。据说没什么问题。”

　　“谁告诉你的，你看兵团介绍信了吗？”

　　“没看。”

　　“那你扯什么蛋？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对群众运动是什么态度？”

　　“群众运动也不完全正确呀。”

　　“谁说的？”

　　“陈伯达说过。”

　　“哼，林副主席指示，群众运动天然正确！”

　　没词儿了，只好不说话。“你的腿怎么老打弯儿，站好了！”

　　我乖乖地挺直腿。赵干事非要我站得笔直，接受他审问。

　　“说！交待你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赵干事，我真的不反毛主席，不反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现在，特别怀念毛主席，常常含着眼泪唱想念毛主席的歌。我没有，你让我说什么呢？”

　　“没有？哈哈，你真会演戏。”赵干事的大金鱼眼眯成了一条缝：“你还是老实一点，少给我玩儿这一套！实话告诉你，别说你小小的林胡，七、八级的高干我都闹过。”

　　赵干事原是山西军区保卫处的。他咬着嘴唇，狠狠地瞪着我：“快说！老实交待！”

　　“赵干事，我确实不反毛主席呀！”脸上露出一种不被人相信的痛苦表情。

　　“你这副可怜相装得蛮像。你打你们班长的时候，怎么那么凶呀？哼，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别装洋蒜了，你再耍滑头也没有用。”

　　这辈子，还没有人骂我是“滑头”。

　　“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美的你！快说！”

　　我歪歪嘴，表示痛苦不堪，无可奈何。

　　“说！”

　　沉默。

　　“狗日的，你是一点儿也不认账啊！七、八级的高干，我都弄过，你算个什么东西！坦白交待才有出路。”

　　赵干事口口声声说他对付过七、八级高干，我猜山西省里有谁是七、八级高干呢？刘格平？陶鲁茄？

　　“站好！”耳边又传来赵干事严厉地喝斥。

　　赶忙站直腿。

　　“啪！”，他用桌上的一副手铐猛地一砸，正颜厉色问：“你说过毛主席有缺点没有？”

　　我吃了一惊：“这也不算是反毛主席哇。”

　　“你这是对毛主席的诬蔑！”

　　“可是毛主席说过，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缺点，除了死人和没出生的婴儿。”

　　“林副主席指示：只有毛主席除外。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可是毛主席自己说自己有缺点。”

　　“那是毛主席的谦虚。应该以林副主席指示为准。”他用力拍了一下桌子，表示不容争辩。

　　“可是毛主席说过，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缺点，这一句也是真理呀。”

　　“住口！你真是反动透顶，在这儿还恶毒攻击主席，气焰太嚣张了。”他吼道。

　　我只好沉默。

　　“说，交待你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沉默。

　　“说！”

　　“赵干事，我没有，你让我说什么呀？”

　　“妈的，你当我们是白吃饭的？快说！”

　　“赵干事，我没有，你硬让我说，这不是逼供讯吗？”

　　“谁逼供讯了？哼，你说谁逼供讯了？好吧，我再提醒提醒你。革命群众出自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创造了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领袖的热爱。而你却说这是个人崇拜。有没有这回事？”

　　我点点头。“有。可我们党中央一直不赞成搞个人崇拜。”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对毛主席就是要无限崇拜。”

　　“五六年，党中央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指出，搞个人崇拜是反马列主义的。”

　　“住口！毛主席说过，搞一点个人崇拜是必要的。你脑袋别老晃，给我站好了！膝盖不许打弯儿。”

　　我只好再次挺胸立正，双腿跟柱子一样直。

　　“林胡，我再问你，你说没说过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如毛主席的和气？”

　　为了表示自己态度好，我只好硬着头皮承认。

　　“林副主席号召我们对毛主席要三忠于、四无限，你却说三忠于、四无限不应该强迫搞。这话你说过没有？”

　　“说过。毛主席说过，权威和威信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能由人为的去树。还说过不能强迫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是根据主席的思想才这么说的。”

　　“那么林副主席的话说错了？哼！你为什么处处和林副主席唱反调？你长几个脑袋？”

　　全身热得直冒汗，这一顿咄咄逼人的讯问，把我问得心惊胆战。

　　“你长几个脑袋，说！”

　　“一个。”

　　“那就老老实实交待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到时怎么处理，全取决于你的态度。你年纪轻轻，可不要走上绝路。”

　　“我是要好好交待。”低声下气说。

　　“哼，你的三反言行多了，我这只不过随便点一下。”

　　上次审问，赵干事骂我男盗女娼，就倍感狼狈，士气大跌。这次赵干事的凌厉攻势，又把我镇得魂飞魄散。我耷拉着肩膀，垂头丧气，一副打败仗的架势，也顾不得形象美了。

　　形势太被动，很有点绝望。我感到自己好像是条被绑住了的猪，眼睁睁看着一把刀割开了自己肚皮。

　　“你说过邱会作什么？”

　　“我，说过他搞了……十几个女人。”

　　“还有呢？”

　　“还说过他是个……老流氓。这是我看大字报上说的。”

　　一个记录埋头刷刷地记着。

　　“时间，地点，跟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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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过陆平什么？”

　　“我说过他……没什么历史问题，将来可能要解放。”

　　“时间，地点，跟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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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崇拜是怎么说的？”

　　“时间，地点，跟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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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有缺点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

　　脑子完全晕了，木了。

　　夜深人静，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惟有团政治处保卫干事的这间屋，还亮着灯光。

　　此刻对我来说，屋里正进行着一场生死大搏斗。防线被炸得四分五裂，阵地一块块失落，但我还在拼命挣扎，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治生命。

　　唉呀，雷厦把平常聊天说的话都揭发了！“毛主席有缺点”、“林副主席讲话不如毛主席和气”、“三忠于、四无限不应该强迫搞”等肯定是他揭发的。为了生存，我能理解他揭发我一些问题。就像海淀分局那次一样，只要不置我于死地就没什么。可是，朦胧中却有一种预感，后背上好像碰着一把来自朋友手中的刀尖。

　　关押、背铐、抽嘴巴，这一切都不能比朋友的无情揭发更可怕。可以蒙保卫干事，蒙指导员，却蒙不了朋友。他太了解你了，连你多看了哪个女的一眼，都知道。

　　我像大猫利爪下的老鼠，惊恐万状。雷厦是我在汪洋大海中能站住脚的一块礁石，如果脚下没有了这块礁石，就要葬身海底。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那抽耳光的复员兵把我叫出去。他是直属连的排长，和哨兵们都认识。给我带到西山墙的一个黑暗角落。

　　“干什么？”我低声问。

　　“你混蛋！”没有任何开场白。上来就是一拳，打在腮帮上。我踉跄了两步，就势倒下。大头鞋踢了我一脚：“起来！”

　　我双手捂着腮帮，慢慢爬起。

　　这几天，赵干事对我的审讯，非常有威力，元气大伤，跟王连富打架的雄勇气概全无。

　　“把手拿开！”

　　我只好把双手放下。一耳光呼在左耳朵上，把头打偏九十度。

　　“扭过来。”

　　只好硬着头皮把那边脸扭过去，摆正。

　　“啪！”的一声脆响，右耳朵又挨了一下。我倒在地上，学王连富装死。我发现挨打时，倒下比站着好受一点，只要别上脚，他打不疼。

　　“不是厉害吗？不是狂吗？不是没人敢惹你吗？起来！”

　　我不理他，继续躺在地上，双手抱住脸，蜷成一团，像挨打的狗，夹着尾巴，尽量把身体缩小，缩小。

　　他见状，只好用脚踢了几下。但我团成了一个球，他踢不坏。

　　“妈妈的，才两下就瘫了！什么鸡巴玩艺儿！是松做的吗？”

　　远处，有个人询问：“嘿，谁在那儿呢？”

　　这复员兵忙住手，竭力装成没事的样子说：“嗯，我呀，焦军。刘副政委吧？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

　　“焦军，你在那干什么呢？打架呢？”

　　“没，没有。”

　　一个瘦削的身影走过来，仔细地看了我一眼问：“这是谁？快站起来。”

　　“林胡，犯人。”

　　“你刚才是不是打他了，可不能这么干哟！快送回去。”

　　“刘副政委，我没打。他不老实，穷横，我推了他一下，就躺在地上装死。”

　　刘副政委点点头：“快送回去。不要胡来。”

　　复员兵愠怒地把我押回小牢房，嘴里嘟囔：“娘的，老王差点让给敲死，也没见你们当官儿的管。”

　　刘副政委的形象深深地烙在我脑海里。

　　哨兵换岗时，杨班长听说我挨了打，愤愤不平道：“这个王连富也真他妈的够呛，没完了，人都抓起来了，还煽惑着焦军打……焦军是他的老战友，也是个二杆子。回头我跟焦军说说。唉，忍着点吧，老老实实的，有啥问题就交待啥问题。没有也别瞎说。前几天，西乌旗开公判会，毙了一个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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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了六大罪状

　　赵干事正明显地从政治上整我。形势危险，非常危险！

　　来硬的绝对不行。自己虽没有杀头之忧，但落个态度不好，判个七八年、十来年，完全可能。文革中，因态度不好，加倍惩处，饱受皮肉之苦的，耳闻不少。而且还有活活被打死的。

　　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取得对方信任，让赵干事感到我态度诚恳，有合作意愿。之后，才有机动灵活的余地，玩一点小诡计，小欺骗。而要取得信任就得忍痛交待一些事，一点不交待不行。

　　再也不能跟赵干事“照”。用敌对的表情硬顶实在犯傻。

　　露出害怕他的样子，没什么可惭愧的。他要不是保卫干事，对兵团战士有生杀予夺之权，谁会在乎他？大勇若怯，害怕也是一种武器，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可以麻痹对方，让他放松警觉，便于自己有空间回旋。

　　面临熊要吃你时，得学会装死。

　　这天，哨兵把我押到赵干事的屋。

　　他端坐在办公桌后，白白的脸上挂着一丝笑意，深不可测。

　　“说说吧，坦白交待，还是有出路的。”

　　“嗯。”

　　“文化大革命中杀过人没有？”

　　“没有。”

　　“放过火没有？”

　　“没有。”

　　“强奸过妇女没有？”

　　“没有。”

　　“劫过盗没有？”

　　“没有。”

　　“你和你们学校的同学没截过人？”

　　“那是打赌，敢不敢去练练胆儿。到温泉后，我不忍心下手，又回来了。金刚等人还讥笑我胆小，松逼。”

　　在旁担任记录的一知青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既有勇气干，就应有勇气承认。”

　　“可确实不是我主谋。”

　　赵干事冷笑了一下：“嘿呀，你真是油缸里捞出来的，怎么那么滑呀！好，那我问你，私刻公章是谁主谋的？”

　　“我。因为我们自己来内蒙，没介绍信，沿途住不了旅店，就让山顶刻了一个公章。”

　　“用空白介绍信干过什么坏事没有？”

　　“没有。”

　　“你要坦白交待！七连广大革命群众，包括你的哥儿们弟兄都揭发了你许多问题。你不说我们也知道。现在问你，是想看看你的态度，态度好，自己能主动把问题讲出来，我们就从宽处理；态度不好，你就是死不认账，我们也能处理！党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揭发材料按上手印就是证据，你懂吗？”

　　我点点头。

　　他咽了口唾沫接着说：“态度不好，就从严处理。比如该判10年，就判你15年。该判15年，就判20年。你今年多大了？”

　　“22。”

　　“嗯，再过20年多大？”

　　“42。”

　　他脸上露出惋惜神色：“就算你能活80，那这辈子也过了一多半。你说是不是？”

　　我愁眉不展地点点头。

　　“老老实实交待吧。这可不是吓唬你，别的不说，单单去昌都公安局偷刀这一条，就够判你10年的！哼，我在山西军区保卫处时，一部队家属偷了两箱子肥皂就给判了5年。你偷军火，属于重罪，起码要判10年。懂吗？”

　　我点点头。

　　“但是，如果坦白得好，可以从轻处理。关键是你的态度。”

　　我垂着脑袋，一言不发。

　　“关于毛主席有缺点，你是怎么说的？时间，地点？”

　　“可能是六八年。我看见一份材料，揭露彭真说过毛主席也有缺点，太阳也有黑子等，说这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我认为这算不上攻击，曾在学校跟同学议论过。因为毛主席说过：自己也有缺点……”

　　“关于‘东方红’的歌是怎么回事？”

　　“金刚给揭发了！”脑子里掠过这念头。“我觉得‘东方红’这首歌的调儿不是很雄壮，不如国歌好听。”

　　“还有呢？”

　　“我……我觉得‘东方红’这首歌不能老唱，多好的歌，老唱也会腻。”

　　“哼，革命群众最爱唱‘东方红’，千遍万遍也唱不腻。”

　　沉默（心里暗想，如果让他一天到晚唱“东方红”，不腻才鬼呢，除非他有病）。

　　“你交待一下诬蔑江青同志的言论吧。”

　　“我没有诬蔑过江青同志啊！”

　　“据我们了解，你说了很多攻击诬蔑江青同志的话。”

　　“赵干事，我确实没有诬蔑过江青，总得实事求是吧？”

　　“好，你既然有健忘症，那就提醒提醒你。六八年初，在你姑姑家，你和雷厦都说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他的大金鱼眼闪了几下机警的光：“你说过江青是30年代的电影明星没有？”

　　又是致命的一击！心脏突突地乱跳。如同被人抓住的小偷，惊慌失措。江青那白白的面孔，似乎正狠狠盯着我，眼镜片上闪着神秘而冷酷的光。

　　不得不痛苦承认：“这，都是六七年底听联动说的。我只不过重复一下。”

　　“明知是攻击，还重复扩散，罪上加罪！”

　　“这怎么叫攻击呢？她演过电影，并不损害她的威信呀。”

　　“住口！不许你在这儿放毒！还有呢？”

　　“我记……不清了。”

　　“你脑袋抹了多少油？这么滑头！一接触要害问题就犯健忘症。哼！是不是还想要小铐子勒啊！”

　　我被问得晕乎乎的，头皮发炸。

　　停顿片刻，赵干事又接着问：“说！关于江青同志，你还说过什么？”

　　我低着头，有气无力，胸口憋闷，腿直发软。

　　“说哇！我们可忙着呢，没功夫和你泡。”

　　我嘶哑地说：“确实没了。”

　　“咚！”赵干事用手铐砸了一下桌子，大喝一声：“你老实一点！站好了！”

　　那个担任记录的知青也厉声说：“快老实交待！”

　　身后的哨兵用枪托撞了我大腿一下，命令道：“别乱动！”

　　“说！你还说江青什么来着？”

　　“我真忘了。闲聊时说的话，谁总记着呢？”

　　赵干事绷紧嘴，咬牙切齿地问：“江青权力太大，老帅们对她敢怒而不敢言。这话你说过没有？”

　　“嗯，忘了。可能说过吧。”

　　“你这话相当恶毒，既诬蔑了江青同志，又诬蔑了我们的老帅。”

　　“这可不是我诬蔑的。六八年初，联动最先这么说，我只不过闲聊时重复一下。”

　　“反革命言论禁止重复！你重复反革命言论，就是替反动言论宣传，罪加一等！”

　　跟赵干事没法讲理，我不再说话。

　　“林胡，你不要执迷不悟。雷厦、刘英红、金刚、吴山顶他们都是要革命的，都是听毛主席话的，早就向领导揭发了你的问题。你隐瞒得了吗？快老实交待吧，要不到时，你哭，你嚎都晚了！”

　　他毫不客气地当众放了两个响屁，一股臭鸡蛋味儿弥漫全屋。

　　“赵干事，我确实没什么可交待的了。”用平生最恳切的语调对他说。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明白！”

　　“林胡，快老实交待！”记录向我喝道。

　　“快说！”一枪托又砸在屁股上。

　　“说！”3个严厉的嗓门震耳欲聋；6双眼睛凶光闪闪，那股臭鸡蛋味儿经久不散。

　　……

　　“好吧，关于江青的问题，你回去后再好好想想。”

　　我垂头丧气点点头。

　　“不要装孙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一眼就看透了，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哼，七、八级的高干我都收拾过！”赵干事一脸骄横，唾沫星子四溅。

　　临走出门口时，又把我叫住：“这是什么东西？”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白线团和一个纸条。

　　我吃了一惊。

　　“哼！严曙一出来，就把这个交给组织了。大家都是要革命的，没人跟你同流合污。”

　　我故作镇静，尽量面不改色。脑里浮现出那个终日缩着脖子，把双手对插在袄袖里的小青年。他曾天真地说：“只要能出去，钻狗洞也干。”在小牢里，整天整天地趴窗户缝往外看。

　　“你妄图给雷厦鼓舞打气，坚持反革命立场。真是胆大包天了！我告诉你，你要再传纸条，还用小铐子铐你！哼，勒死你！”赵干事恶狠狠骂：“小狗日的，跟姓共的碰没好下场！回头有你哭还哭不出来的时候！”

　　难道那个一天到晚垂着头，一言不发，听说要释放了，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天津小青年，真把我给卖了吗？临走时，他还主动送给了我一支钢笔，让我深受感动。

　　可是这个线团和纸条却的的确确放在赵干事的办公桌上，他要不主动交出去，世界上没人知道。

　　唉呀！山可以测，海可以量，惟有小小的人心，近在咫尺，却永远看不透。

　　晚上想了很久。在极度绝望之余，求生本能又给了我想象力和勇气。

　　闪出了跑的念头。

　　从刚一进牢房，就仔细观察过这屋子，发现大窗户上的两个小窗户没有钉死。能爬出去。附近团部干部食堂后面就有个小马厩，里面全是当官儿的好马。晚上钻出去，偷匹马，一蹦子就能干到罕乌拉，再想法溜到林西。只要回到北京就有办法了。到哪儿都能躲一段时间。

　　不过，要跑，首先必须把铐子去掉。带着这玩艺儿，谁见了都害怕。

　　因牢房里冷，我常和任长发在小屋里几平米的空地上摔跤。带着铐子仍把他摔得一溜滚儿，令他对我怀有几分敬畏。

　　“任长发，帮帮忙。铐子太紧了，试试能不能给我捅开，舒服一会儿。”

　　他也闷得慌，爽快答应。过去，我带那个黄铜铐子时，他就给我拨开过，现在这种土铐子，不知道还行不行。

　　他利用上厕所之机，在路上捡了一截粗铁丝，用砖头砸扁，又用碎玻璃锉出槽和齿……我俩躺在地铺上，盖着皮大衣，挡住哨兵视线，开始弄起来。好不容易插进了钥匙孔，却横竖拧不动。这种铐子是用一根铁棍插进两个互不相连的铁圈，那铁棍一头有个疙瘩，另一头有个孔儿，可以插进锁。

　　为捅这把锁。任长发又是锉，又是砸地改进着他的铁丝钥匙，干得津津有味，连着鼓捣3天，也没戏。他终于灰心丧气，阴沉地说：“没办法。这是将军不下马。”

　　我曾试着想用石头砸开手铐，但根本碰不着手铐上的锁头，离得太近了。就算能碰上，也没劲儿。再就是用锯条把中间的那根铁棍锯断，但到哪儿找锯条呢？

　　小牢房里连块水泥都没有，否则，铁棍上的那个疙瘩是有可能给磨下去的。听说死刑犯就曾用水泥块把脚镣上的大铆钉给磨平。

　　不弄掉铐子，跑根本没戏，人们一见我就知道是犯人。

　　一把二两重的“将军不下马”，粉碎了我的逃跑美梦。

　　后来，当和任长发的关系越来越不好时，我知道逃跑更没有戏。我前脚一跑，他后脚就会报告，于是彻底断了逃跑的念头。

　　这次坐牢，在吃饭上还真不错，没有挨饿，兵团土牢房也有土的好处。每天上厕所时，还可以到户外走走。虽没有正式放风，但一天上几次厕所，也就等于放了风。最难受的不是饥饿，而是单调寂寞。

　　整天关在小屋，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书，跟猪圈里的猪一样，天天就是吃喝拉撒睡，闷得要发疯。

　　我俩常常趴在窗户上，透过4块厚木板的夹缝，观看外面的一切。一看就是两三个钟头，像看电视一样：母鸡啄食，猪拱墙根的土坷垃，狗抬后腿在小树上撒尿，上厕所的男男女女等等，全都是我们长时间观察的目标。如果能看见两只麻雀为占一个树枝互相啄，肥猪追小狗……那就是最美妙的享受。

　　远方白云无声地悠悠飘过，光秃秃的小树在风沙中轻微晃动，团部大喇叭里广播着西哈努克亲王的救国声明，这些一墙之外的东西好迷人哪。

　　在草原上溜达一会儿，纵情吼几声，使劲跑30米，翻个腾空跟头……都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美丽憧憬。日夜被关在厕所一样的小屋里，天天呼吸那陈旧的，夹有大量屁臭、汗臭、尿臊、二氧化碳的浊气。真羡慕外面的白云、小树、母鸡、黑猪。

　　小牢房东侧，能看见那条通往七连东河的路。我老是注视着这条路，希望能看见七连的人，一天天过去了，从没有看见过雷厦的影子。有一回，终于看见金刚穿着破烂的兵团大衣，腰里系着一根绳子，牵着骆驼车向这条路走去，正经过小牢房门口。此时周围没哨兵，机会千载难逢，我激动地大喊了一声：“金刚！”

　　他环顾了四周，终于在木板缝隙中间发现了我的脸，显得有点儿木。还好，他挺沉着，嘴角上浮出了笑容，向我点点头，却很坚定地走了。

　　我实在不满意他就给我这么一点点笑容。唉呀，停一下，跟我说几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哨兵回宿舍聊大天，谁也不知道。唉！金刚呀……

　　失去自由后，吟诵革命先烈在狱中写的诗，才理解那一字一句的份量。

　　……

　　手掌般大的一块体，

　　箩筐般大的一块天。

　　空气啊！阳光啊！水啊！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

　　多少岁月啊，

　　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熬过。

　　这首在国民党渣滓洞写成的诗，20年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牢房里，读起来，竟是那么亲切！一个滋味！

　　1970年，一打三反，那个寒冷的岁月。全国各地私设了多少牢房哇，成千上万，真是成千上万！

　　漆黑，漆黑，太漆黑了！

　　戴着铐子睡觉没法脱衣服，下巴把棉袄胸脯的两块蹭得油亮油亮。为什么总给我戴着铐子呢？莫不是要从严处理我？

　　在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情况下，经过赵干事两个多月的辛勤工作，精心搜集整理，终于给我凑了六大罪状：

　　一、诬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

　　二、诬蔑林副主席，诬蔑解放军。

　　三、诬蔑江青同志。

　　四、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叫屈。

　　五、偷听敌台，并且散播。

　　六、书写反动书信、黄色日记、散布资产阶级淫乐思想。

　　六十一团党委就根据这六条，把我当成了现行反革命案，报到七师，后又上报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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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处长审问

　　春天来了。一股又一股暖融融的南风猛烈地刮着，把草原上的积雪、水分、湿气吹得干干净净。

　　1970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哨兵把我带进了一间屋子。这不是赵干事宿舍，一走进屋，就模模糊糊看见炕正中坐着一位陌生的军人，体格魁伟，50来岁，他很随便地靠在行李上，旁若无人地挠着腿上的痒痒，从那架势上看，肯定是个大官儿。

　　六七个军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其中两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可能是记录。

　　我低着头，乖乖地站在他们面前。

　　赵干事清了清嗓子说：“林胡，兵团保卫处方处长，亲自来调查处理你的问题。兵团政治部的陈秘书，七师保卫科雷科长也都参加调查。现在组织就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但要实事求是。”

　　我微微抬起头，看见此位处长靠着行李，双腿像蚂蚱一样弯着，身穿新新的军装。另外还有一个胖子，也脱了鞋，盘腿坐在炕上。

　　“坐下吧！”方处长很和气地说。

　　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屋中央为我特设的一小木凳上。

　　“你就是林胡吗？”方处长是河北口音，在一群山西人中，听起来很亲切。

　　“嗯。”我答应了一声，抬头瞟了他一眼。这方处长确实是方。方脸盘、方鼻梁、方眼睛、方下巴。很像香山碧云寺里的哼哈二将，但没那么凶。

　　“这一阶段生活怎么样？吃得饱吗？”

　　我点点头。“哼，还行。”脑子里闪出了冰凉的小米饭。

　　他看着我戴着铐子，问：“手腕破了吗？”

　　我抬起双手，让他看看磨出黑印的手腕。

　　方处长对赵干事说：“回去带他到医院看看，上点儿药。”

　　心里热乎乎的，官儿大，就是水平高，“以后可以把你的铐子给摘了，但要正确对待。你打架那么厉害，怕出问题，你们团才一直给你戴着。这是对党负责，也是对你负责。可不能有冤气呀。”

　　太好了！戴着铐子，老有一种要被重判的恐惧感。听说死刑犯就总戴脚镣手铐。现在，方处长头次与我见面，就指示把铐子摘了，真使我有点儿感激涕零。

　　方处长又随便和我聊家常，问我兄弟姐妹几个，都在哪儿工作？听说我姐姐曾在北京军区文工团，非常兴奋。马上问姐姐叫什么名字，他说认识文工团的很多人，曾陪团访问苏联。

　　这么聊了好半天，山南海北地侃，一点没审问的气氛。

　　方处长说话不紧不慢，有什么说什么，不故作神秘，平等口气，一点儿没把我当成犯人。最后看我不那么紧张了，就说：“林胡，你谈谈吧，最近都有什么活思想？”

　　自从日日夜夜戴了两个多月铐子以来，方处长是头一个对我这么客气的军人。

　　心里憋着的委屈，轰地爆炸，一股高压气顶着嗓子眼儿，噎得我说不出话。用变了调的声音说：“我不是……反革命。”声音又小又走形，一口一口地大喘。

　　方处长关心地问：“你是不是有病？过去有这毛病吗？”

　　我摇摇头。那股气呛得我连唾沫都咽不了。

　　“给他倒杯水。先喝点水再说。”

　　赵干事给我倒了一缸子白开水。

　　可能是太紧张，我的喉咙一时痉挛，几乎说不了话。喝点水后，就好多了。

　　“林胡，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我不……是……反革命。”

　　“我们也没说你是反革命呀，组织上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对革命，对你本人都有好处嘛！”

　　我低着头，不说话，那股高压气还噎在嗓子眼儿。

　　“林胡，再喝点水，别紧张。”方处长对我的态度，几乎比父亲对我的态度都好。

　　两个多月来，赵干事每次审问都吹胡子瞪眼，今天方处长对我这样亲切，这样关心，一个劲地让我喝水……使我深受感动。

　　甚至都不愿意抬起头正视他一眼，害怕自己凶狠的目光刺痛了他——老用眼睛照人，把眼睛照得特野。

　　“林胡啊，现在好受一点了吗？不要怕，先给我们讲讲你的主要经历吧。”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自己文化大革命中干的一件又一件事。去越南，闯西藏，偷刀剑，搞手枪，蹲局子……由于紧张，胸口发闷，说话结结巴巴，还不时大声叹气，深呼吸。

　　方处长很感兴趣地听着，跟听故事一样。

　　两个军人埋头飞速记录。

　　从晚上7点，一直说到10点半。临走时，方处长让赵干事把我的手铐给摘了。他温和地问：“回去好好洗个脸，有毛巾肥皂吗？”

　　“没有。”

　　他指示赵干事：“这些东西让哨兵帮助给买一下。”

　　蹲了两个多月，我只洗过几次脸。一天到晚在小牢房里呆着，洗不洗脸无所谓。

　　回到牢房，我咕咚咚喝了许多凉水。然后双手舞起来，跟螺旋桨一样地转，直到转累了为止，不戴铐子是舒服。

　　两个多月来，解大便是多么别扭。即使任长发愿意帮忙擦，我也不自在。双手锁在一起，不能脱衣服睡觉，也极别扭，好像穿着湿透了的衣服，粘在身上，大大影响睡觉质量。下巴把棉袄上磨出两块油污发亮的地方，让我联想到车站里的乞丐。

　　特别是总戴着铐子，使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草原小居民点有了解闷对象。团部大人小孩总好奇地前来观看这个能把人双手联在一起的铁圈圈。从他们那恐惧夹杂着怜悯的眼神中可以感到，我似乎活不了几天了，就等着挨枪子。这给我的思想压力极大，心情异常的沉重。

　　今天，那玩艺儿终于摘掉了，方处长真好！

　　第二天没找我，第三天也没找。我们趴在窗上观察，几天来从没见方处长上厕所（他去厕所的路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据此，我判断他可能下连了。

　　一周之后，方处长又开始找我，不出所料，他果然到七连调查了好几天。

　　“林胡哇，要相信组织，把事情真相全给领导讲清楚，这样将来我们才好处理。实话说，根据外调材料，你父母也没什么大问题。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里的同志，我们也不愿你成为反革命。给你打成反革命，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没什么好处嘛。”

　　我的毛病是谁对我好一点，就感动得要命，谁对我坏一点也恨得要命。方处长这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老沈、赵干事根本不认为我是革命大家庭中的同志，而方处长却还称我为同志，冲这个就得好好坦白，不能驳了方处长面子。

　　凭直觉，方处长对我不错，据任长发讲，方处长审他时，很严厉，还在他面前表扬我态度好。

　　很想交待一点什么，报答方处长。

　　“林胡呀，七连的群众揭发了你许多问题，你这个人太好打架了。如果这次不抓起来，你可能还要犯大错误。”

　　当我对他详细讲述沈指导员报复我们整党给他提意见时，方处长默默听着，一句话没说。换了赵干事，又要骂我不老实了。

　　方处长没有通常保卫干部的职业病，他不吓唬人，不吼，不挖苦你。我如果说的在理，他也点头表示同意，不像赵干事，无论我说什么，都斥之为不老实。

　　每次审我时，方处长还总让人给我倒杯水喝。事虽小，却能感到一股温暖。

　　虽然一再警告自己要实事求是，决不能为表现态度好而什么都认，虽然自己所说的事实基本上都是真的，但色彩的浓淡，程度的深浅，都明显的向方处长喜欢的方向靠拢。

　　总觉得方处长那么诚恳，那么和气，再不交待一点，心里过意不去。回答问题时，尽量让方处长的判断得到证实，交待事情经过时，尽量让方处长满意。

　　当然，残酷的现实一方面逼得我向方处长摇尾巴，一方面也逼得我玩避重就轻的诡计。表面上老老实实，低头躬腰，说话有气无力，声音又粗又哑。眼睛望着方处长时，那么赤诚。可内心深处却没忘记了盘算哪些说，哪些不说。上山偷水果、使假月票、偷招待所的床单等等，交待点没事，但议论江青的那些话就太危险了，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尽可能回避，但也不能一点不说。有时要硬着头皮交待一点，以牺牲局部，保存整体，捞个好态度。

　　恨自己不爱哭，流几滴眼泪多好，能感动方处长。可我无论怎么想伤心事，也挤不出一滴眼泪。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毛主席说要杀一小批，“批”就是指有一定规模，几个不叫“批”。军令如山倒，在押犯如态度不好，随时都可以被当典型给镇压。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才变得俯首贴耳，又老实，又耍着鬼心眼。

　　“关于江青的话，你还说过什么？”

　　“没什么了。”我痛苦地咧歪了嘴。一提起她，就像往脖子上缠了一条毒蛇，又腻味又害怕。

　　“对组织可要忠诚老实啊。你这孩子本质还不坏，要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不要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

　　“有的我都说了，确实没有了。”我尽量想法从第一夫人身边溜过去。就像贼，尽量离他偷东西的地方远一点。

　　“不对吧。你再想想还说过江青什么？你过去的那些朋友揭发了你很多很多。看，这都是揭发材料。”方处长指着桌上厚厚的一打卷宗。

　　赵干事的金鱼眼转转：“哼，就连你去三连偷了两个铁轮子，从人家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我们都掌握！”

　　“这可不是诈你。你的所做所为我们都知道，希望你自己主动讲出来。”

　　方处长拿起一打材料走到我面前，捂住上半拉：“你看看，这是雷厦写的揭发材料，这是他亲笔签名，我们没诈你吧？”

　　我看见白纸上写着：“揭发人雷厦1970.5.18”旁边按着一个血红色的手印。

　　方处长又递给我一本，接着又一本……一共6大本。每本最后一页都写着“揭发人雷厦”，并按着大红手印。

　　这小子真揭发啊！6大本揭发材料，白纸封面，跟《青春之歌》那么厚。

　　鼻子好像中了一拳。努力睁大眼不让泪珠掉下来，可还是有两颗滚到脸上。

　　方处长教训道：“你哭什么？唉，中毒太深了，哥儿们义气蒙住了你的眼睛，分不清好坏人。”语气中不无同情。

　　赵干事连连点头，对方处长说：“是啊，他在日记里骂他父亲是个老狐狸。”

　　“雷厦有什么好的？你怎么就被他迷住了？一个军统特务的小孩，哥儿们义气害死了你，还不知道！”

　　默默地流着泪，尽管早就预感到雷厦要揭发我，还是被这6大本给震动了。

　　自被抓起来后，这是我第一次当着保卫干事的面流泪。

　　方处长掏出高级糖块，给了在座的军人每人一块，他们边吃糖，边舒舒服服地观察着我。那玻璃纸哗哗地响……

　　1967年八·二一武斗后，雷厦被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法在学校呆，想和我一起去西藏去。我问他有没有兴趣搞点刀，他说他一直想弄支手枪。我问他“为什么搞枪？”

　　他严肃地说：“国家有难，挺身而出。”

　　在成都，为考验他的忠诚，想抽他耳光，他欣然同意。我扭腰后倾，倾全身之力，狠狠打了一个，他毫不躲闪……粉白的脸上，立时出现了五个手指印。

　　我问：“还让我打吗？”

　　“你打多少，我挨多少，”他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为洗雪一二·七武斗的耻辱，雷厦和我流亡师院，天天练拳。自愿让我拿他当靶子练，义务挨打而分文不要。听说美国拳王阿里找人练拳，一小时得给上百美元。

　　海淀分局是对我们友谊的最残酷考验。但都经住了，在那样阴森可怕的地方，我们还建立了联系。铁门、厚墙、电网、严厉的看守……也没有隔断我们。

　　来草原后的第一仗，我被老姬头打躺下，是他最先扑上去，揪住老姬头；王连富手持斧头，和我扭打时，是他抢下了斧头；第二天，王连富拿着大剪刀，欲置我于死地，又是他把大剪刀夺过来。这样凶猛的打架，一般人都躲得远远，也只有他敢上手。

　　我和雷厦不是一般的交情。

　　1968年初，雷厦不敢回学校，亡命街头。我俩住在北师院的一间寒冷屋子，夜里冻得睡一个被窝。春节到了，我回到家中，见一桌子好吃的，想起朋友还在师院那间小屋啃馒头，就大白菜。吃饭时，扑簌簌地流起泪。母亲看见大惊失色，说我感情不正常，和雷厦搞同性恋，还教育了我半天。

　　确实，他是我一生中最爱的男人。身边有他，多么有魅力的女人都能抵挡。

　　1968年4月16日，因搞枪雷厦被抓后，我忍受不了失去他的痛苦，自己走到海淀分局看守所，要求进去看望雷厦，结果被抓，警察称我是：“送货上门”。

　　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

　　我为自己有一个可靠后背而欣慰。每次锻完练后，他帮我打饭，帮我按摩肌肉，帮我到卫生室要药……我则想法把八·二一武斗的事实真相告诉众人，澄清所谓雷厦打砸抢的谣言，尽量消除同学们对他的误会。

　　雷厦说我身上有拿破仑的气质，阴沉、孤癖、多疑、易怒……我觉得他身上有瓦西里般的忠诚，武松般的不色，小英古斯独战群狗般的勇敢。

　　来草原后，我们经过一段断交后，重又恢复联系，彼此消除了轻狎，变得更加尊重，相敬如宾。

　　我们的结合就像柴油机和火炮一样，互相依存，构成一个有威力的钢铁战车。它已冲过许许多多炮火纷飞的战场。如果经过这次恶战，它还能幸存，那真值得写本书了。即使由于压抑，有点同性恋色彩，也丝毫无损于它光荣的坚硬。

　　可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这回怎么了？真变成狗屎了吗？

　　揭发材料上的红手印渐渐变成了一摊血。这就是鼓励我永远不要当叛徒的人留给我的遗物。

　　“同生共死”的誓言刺激着自己的大脑神经，我一面回忆着过去，一面流泪。我们是在断绝了一段来往后，两人都心照不宣地有了和好愿望，像初恋般恢复了关系，并日益密切，变得更铁的情况下，突然又反目为仇。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呀？除了只能对一个人三忠于外，其余的忠实都统统取缔。一切骨肉、朋友之间的情义，都不允许深厚到超出对红太阳的感情。成天鼓励反戈一击，到处都是叛卖，连夫妻、父母孩子、兄弟姐妹之间都充满着揭发告密。

　　唉呀！唉呀！唉呀！

　　在场的军人们静静地嚼着糖块，玻璃纸噼哩啪啦响着。他们看着我脸上大颗大颗的泪珠，很是困惑。

　　我尝到了被颈刎之交抛弃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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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战

　　“关于江青的话，你再好好想想。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方处长关切地说。

　　这一晚，我几乎没睡，反复思考着雷厦的揭发。

　　人都有脆弱的一面。为了生存，在压力下，被迫和朋友划清界限，也可以理解。不这样干，自己就要挨整。假装地揭发一下，应付应付差事也没什么。但雷厦是这样吗？还是继续报我写告密信的仇？

　　对傅勇生的事，自己是做得有点儿绝。人都最忌讳说自己的短，我却偏偏把傅勇生的短揭露给军管会领导，让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不好，是上山下乡的逃兵，雷厦在帮助这样一个逃兵……但我现在正处于困难之时，要报仇，你以后等我处境好一点再报。现在团里正要整我，你这么狠地揭发，不是落井下石吗？

　　唉！雷厦是个不爱透露自己内心深处思想的人。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对付方处长。

　　两年前（1968年），在一次聊天时，当听到雷厦说联动们指责江青对主席封锁消息，把主席软禁了时。我说：“照这么说，江青成了慈禧太后了。”

　　现在，雷厦恐怕也把这句话揭发了，要不方处长怎么死死追问我说过江青什么。

　　交待不交待呢？经过彻夜考虑，觉得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说，能混就混……这句话太危险，可不是闹着玩的。

　　第二天，方处长又找我。

　　“林胡，看来你思想包袱很重。雷厦全都说了，你为什么还不说呢？不要再迷信哥儿们义气了。要想宽大处理就看你的态度，关于江青的那些话，我们希望你自己能主动讲出来。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让你说，主要是想观察观察你的态度，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

　　望着方处长——这位掌有内蒙兵团10万知青生杀大权的人，心里矛盾重重。不说吧，落个态度不好，死心塌地，要从严处理；说吧，背上一个“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罪名，绝没好果子吃。骂毛主席夫人是慈禧太后，够挨枪子儿的格儿了。

　　不能说，不能说，决不能说！很有可能方处长在诈我。

　　唉，真希望能把这句话忘掉。可越想忘越忘不了，这句话老在耳边轰轰回响。慈禧太后的那双眼睛在冰冷的镜片后面，总盯着我。这是怎么了，神经好像出了毛病，冥冥中，连她身上那股阴森森的香水味儿都闻见。幻听、幻视、幻嗅起来。

　　终于挺住，坚持了一白天。

　　刚吃了晚饭，又被哨兵带到方处长屋。面对着一屋子现役军人，紧张了一天的脑子没片刻休息功夫。

　　“林胡哇，真让人着急。挺聪明的小伙儿怎么转不过弯儿来！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员，领导并没有害你之心，说出来，大家一块帮你消毒嘛！”

　　我低头一言不语。

　　方处长戴上老花镜：“来，我给你念一段林副主席语录，咱们共同学习学习。”他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读着：“如果犯错误还装好汉，还要坚持到底，硬要钻牛角尖，明明有错硬说没错，这是最蠢的人。聪明的人犯了错误改得快，这叫好汉。因为他发现问题快，不然就是蠢家伙，而且是没有勇气的家伙。”

　　方处长把语录本递给我，让我给大家读一遍。只好照办。

　　屋里六七个军人静静地听着我读。

　　“林胡呀，你就心一横，牙一咬说出来吧。”

　　我已把从小到大所干的一切坏事全交待了，连手淫的事都向方处长交待，除了那句话。

　　好疲惫啊！回答方处长问题特费脑子。每句话都要站住脚，经得起反驳，和自己以前说的不矛盾。上午4个钟头，下午4个钟头，晚上又4个钟头，真把脑子累坏了。

　　已是深夜，方处长打了个哈欠，看看表：“好吧，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

　　这一天终于熬到了头儿。

　　第二天上午刚吃完早饭，又继续审问。我坐在屋中央的小方凳上，六七个现役军人围着我。

　　赵干事瞪着我：“林胡，你不要三锥子扎不出个屁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懂不懂？”已经连着审了两天，方处长收获不大，可依旧很耐心，态度还那么和气：“林胡呀，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父母都是老同志，本人又年轻，组织上最后处理时，都会考虑。看一个人必须全面地历史地看，不能仅看他的一两句话。你说是不是？”

　　我点点头。

　　“那就说吧。”方处长的河北口音憨厚质朴，令我想起了河北老家里的父老乡亲。

　　“方处长，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不对吧，你的思想包袱很重，这能看得出来。你肯定还有什么隐瞒着，咬咬牙，下个决心把问题讲出来，心情就会轻松了，没包袱了嘛。”

　　“方处长，真的，我确实是想不起来了。”方处长越和气，自己就越忐忑不安，心如刀绞。

　　“有关江青的问题，你再好好想想。”

　　我皱着眉头，额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林胡，你看，我们这么多人陪着你，都替你着急啊。要把你定成反革命，还不容易，干嘛费这么大力气？但我们是想再给你一个机会，希望你自己能主动坦白出来。我们不想一棍子打死你，你还看不出来吗？”

　　脑子发木，昨晚上又没睡好觉，头昏目眩。

　　硬着头皮，坚持到中午。心想该歇会儿了吧？谁知，方处长毫无倦意。他们也吃两顿饭，中午不休息。

　　“林胡呀，你对组织还有隐瞒。这怎能说明你态度好呢？我们想宽大你，可你这态度怎么宽大？”

　　“方处长，我确实是都交待了，别的，我确实想不起来。”哭丧着脸说。

　　“不对吧。你心事重重说明什么？你睡不着觉说明什么？你这么紧张说明什么？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这个样子，说明你肚子里还有东西藏着。”

　　他的逻辑是你要紧张害怕，你就一定有问题。如果让一个农村人到城里来，什么坏事也没做，也会害怕，这能说明他就是坏人吗？但我不敢和方处长顶。

　　心神交瘁，很累，就低着头，不说话。

　　这一下午，依旧没什么进展。长时间审问等于接连下100盘棋，脑子给审糊涂了，连六加七等于几都糊涂起来。

　　方处长很有耐心。我不知道他对我的容忍度是多少。仍一遍一遍地向我念林副主席语录，启发我主动交待，不要钻牛角尖……对自己不能让他满意，很有点惭愧。

　　他这么穷追不舍地问，可能有目标，莫非他真的知道了那句话……大脑里每一根神经高度紧张了近6个小时，实在懒得再深想。

　　终于又熬到了下午4点，该吃饭了。

　　团部上空传来了开饭的号声。方处长不紧不慢说：“好吧，你先回去吃饭。”

　　不到两小时，又把我叫回来审。六七个人翻过来，覆过去地问。我嗓子都哑了，耳朵嗡嗡响。越累越紧张，生怕说话出差错，让给揪住。好一个车轮战，审得我眼冒金星，头皮要炸。这下体会到了熬鹰的滋味儿。不打不骂，管吃管喝，就是让你脑子累，有点发困，迷迷糊糊……此时此刻，紧张的神经几乎快崩断。感到今晚上可能要坏事，使劲提醒自己要保持镇静，要头脑清醒。

　　14只眼睛像14架大探照灯照射在我身上，雪亮雪亮。连一根眼睫毛动动，都别想混过去。我这人说瞎话不油，一说脸上的表情就不自然。

　　讨厌的是江青的那副冰冷的眼镜片，老在眼前晃动。

　　方处长仍然很温和地说：“林胡呀，我们就差给你下跪了。这么苦口婆心给你做工作，还不是为你好。我们既要对党负责，也要对你负责。否则，早就不问你了，定个反革命哪用得着这么费力，何必花这么大功夫？唉呀，跟你说这么些话，我嘴唇都快磨破了。”

　　心里剧烈地矛盾。老处长那么辛苦地一次次审我，口干舌燥的，眼睛都红了，我却蔫蔫地不说，感到十分内疚。

　　说吧，恶毒攻击江青这顶帽子着实可怕，不说吧，方处长生气怎么办？素不相识的，方处长对我这么客气，自己欠了人家的情。

　　说与不说激烈斗争着。

　　“林胡，你可别以为我们是在诈你呢。你自己看着办，不说也可以。雷厦那6大本，你都看见了，我们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三天连续审问，肯定有目标，不像是诈我，还是说了吧。

　　或许再挺一挺，就混过去。毛主席说过：“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有赖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中。”

　　“林胡，来，我们再学习一段林副主席指示……”方处长戴上老花镜，又开始认真地给我读起来。

　　可能晚上9点多钟了吧？脖子几乎支持不住脑袋了。

　　方处长微笑着，那力量简直无法抗御。

　　灵魂里，两个人生死搏斗，一个要说，一个不要说。他俩杀得昏天地暗，杀得我呆若木鸡。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熬，近50个小时的车轮战，把脑壳审成了一片空白，啥念头也没有，只有嗡嗡响。大脑控制系统几乎瘫痪！

　　听觉开始迟钝，方处长，赵干事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远。

　　方处长那恳切的目光一点一点地动摇着自己的意志。眼前金花乱舞，头晕脑胀，就盼着什么也不想地躺在大毡上睡一觉。去他妈的，说吧，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眼前需要休息，需要睡觉。

　　我沮丧地叹了一口气，嘶哑地说：“给我纸和笔。”

　　赵干事马上就递给我钢笔和白纸。

　　我在纸上写道：“1968年初，当听完雷厦说江青的话后，我说：照这么说，江青成了慈禧太后了。”

　　一面写，一面扑簌簌流泪。我明白交待了这一条，等于又往自己脖子上套了根绳索。勒不勒死就全看方处长了。

　　屋里寂静无声，10多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右手。

　　方处长看后没说话，把那张纸交给身边的人。

　　我低头哽咽，嗫嚅道：“我对不起毛主席。”

　　宁静片刻，方处长温和地说：“好，说了就好嘛。这算是你自己主动交待的。很好。”

　　赵干事指着白纸：“按上手印。”

　　心一横，在白纸上按了个红手印，像死刑判决书上红勾，令人毛骨悚然。

　　夜里10点多钟，哨兵把我送回牢房。

　　以后，再也没人找我。

　　接连两天，我蒙着大得勒，麻木不仁地躺着。连轴转的审问，不但累坏了脑子，连四肢和腰也累得要命。全身筋疲力竭，软成了一摊泥，没听说审问也能把人审得这么累。

　　一切听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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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瓦解

　　根据事后了解，连里发生的情况大致如下。

　　沈指导员逐个找人谈话，让他们揭发我。同时又纵横捭阖，让这些人彼此揭发。指导员对开门整党中，所有批评他的言行都视为向党进攻，非查得一清二楚。

　　刘英红要请假回家探亲，指导员断然拒绝。“不行，你的揭发材料还没写完呢。”

　　煮猪食没牛粪了，韦小立向连里反映。指导员愠怒地说：“这也找我，要你干吗呢？”

　　5月的草原，干燥的春风吹糙了她的皮肤。有多少个寒风呼啸的日子，她背着大牛粪筐在连部附近的草原游荡。

　　山顶要去团部看病，指导员不批准。“让军医开条子来。连里看不了的病，才能到团部医院看。”

　　金刚和小四川打架，指导员给了金刚一个警告处分。小四川个子瘦小，体力很弱，却像小哈巴狗，谁都咬，谁都骂。仗着哥哥是盟军分区的营级干部，骄横跋扈。他骂金刚是“狗崽子”，被金刚一拳头打躺下，气得拿炉钩子要拼命。连里那么多人和小四川打过架，谁都没事，却惟有金刚倒了霉。

　　压力最大的是雷厦，兵团、师、团的一帮保卫干部断断续续找了他两个月。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的问题也不少。有的比林胡还严重。我们没有对你采取措施，主要是想给你一个机会，不要忘了，你父亲可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雷厦愤怒回答：“我生下不到一岁，父亲就潜逃了，是母亲把我养大。从小到大，根本没见过我父亲的面，出身当然应当算我母亲的。六六年，我曾去国务院接待站专门询问我的出身。接待站的干部也认为父亲和我没关系，应按我母亲的情况决定。母亲是国家干部，我当然也算干部出身。”

　　赵干事皮笑肉不笑：“反正档案上是那么写的，不过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可以选择。团首长对你还是很注意政策的，是采取挽救态度的。你帮助林胡打复员军人，不是一般的打架，给你上纲，就是阶级报复的问题。”

　　“既然那样，把我抓起来算了。”

　　方处长温和地开导：“不要有情绪，林胡已经完全承认了。你们干的那些事，他在日记里记得都很详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但我们欢迎你自己主动讲出来。我们主要是想看看你的态度。”

　　师部保卫科雷科长说：“就你这出身，帽子一戴，你雷厦再有天大的本事，也翻不过来。”

　　雷厦反驳道：“我是跟着母亲长大的，一点没受父亲的影响，我出身跟父亲没关系。”一提出身，他就不服气。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老把他和从没见过面的父亲扯在一起。

　　方处长拿着我的一本厚厚的红皮日记，“这是他的日记，什么都写。我们可不是诈你。”

　　在千钧万吨的压力下，雷厦沉默着。他不是那种轻易低头的人。

　　为了便于分化瓦解，摧毁雷厦的精神防线，团政治处给雷厦母亲的单位去了电报。雷厦母亲闻讯后，急坏了，千里迢迢从东北来到内蒙，找陈政委求情。并拿出六七年她上访国务院接待站的有关材料，证明儿子的出身不应算是国民党特务。

　　在团部招待所，她含着泪劝雷厦：“你就听领导的话，揭发一点林胡的事吧，要不怎么办？据说他在里面全都招了。”

　　雷厦阴郁地望着母亲。

　　“他们要把你抓起来，咱们没权没势，一点办法没有。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雷厦变成了哑巴。

　　“你还以为林胡会回来吗？听你们政委那口气，林胡是准备判刑的。你不替自己想想，也得替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老母亲想想。”

　　雷厦知道，世上只有这个母亲能不顾一切地保护他，关心他，惦念他。然而他又万万珍惜自己的名誉。猪可以当，狗可以当，王八可以当，叛徒可绝不能当。

　　他沉默着。

　　“你不要用伤害妈妈的心来逞英雄啊！”雷厦的母亲哽咽起来。她从黑龙江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六十一团，沿途不是晚点就是没车，非常辛苦，一下子就病倒了。雷厦望着母亲，非常难过。可是向沈指导员低头屈服，他实在做不出。

　　母亲发着高烧，见儿子仍不听话，急得要从床上爬下来：“哎哟，我的小祖宗呀，你就听妈这一回吧，我给你磕几个头行不行？”

　　雷厦咬着牙，硬把母亲按在床上：“你别撒泼好不好？”

　　母亲的眼泪对他毫无作用。

　　真正把他说服的还是方处长。我写的10大本交待材料，都装订好，每一本都让他看看后面的签名：林胡。

　　方处长还特别谈到给韦小立的信，认为我没有遵守与雷厦的约定，背着他把信偷偷给了韦小立，从而暴露了我们文革中的历史，给指导员提供了求之不得的炮弹……可见，我根本没把他雷厦的安全放在心上。

　　“他早把你卖了，你对他还讲什么哥儿们义气呢？”

　　雷厦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这一夜，他没合眼，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他明白，去揭发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意味着信誉扫地。一个男子汉干什么都可以原谅，惟有背叛朋友不能原谅。过去对叛徒的诅咒，折磨着他的灵魂。

　　然而背叛一个“叛徒”，却没有罪。对一个叛徒，用什么不道义的手段都说得过去。

　　是对方先违背了诺言，（为了在女的面前臭显！）先揭发了自己，自己也就不再受过去承诺的约束。他相信换了一个位置，自己在里面，林胡在外面也会揭发。

　　他决定改变立场。

　　1970年春天。一打三反运动正深入蓬勃地进行，数万人的公判大会此起彼伏。惹人注目的判刑布告在火车站、汽车站、体育馆、旅店等公共场所到处张贴，白花花老大老大。一批批“现行反革命”被画了红勾……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兵团保卫处方处长终于战胜了倔强的雷厦。

　　雷厦的聪明和魄力，就在于他能在危急时刻，当机立断。他心肠极硬，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需要，能微笑着把对手的耳朵割下来，一点儿不带犹豫。

　　随着他写完了第一份揭发材料，他和我的交情就宣告完结。对叛徒没什么可怜惜的，既揭发了就彻底揭发。社会上看重门第的观念，血统论对他自尊的伤害，还使他潜意识里有一种对干部子弟的妒恨。

　　当然，他也不想指望靠揭发来换取什么好处。他只准备实事求是地揭发，不夸大也不缩小。

　　他首先找刘英红。

　　“你打算怎么办？”

　　“指导员卑鄙透了。让我揭发林胡，又让女生排的其他人揭发我。抓走一个林胡不够，还要把我们都抓起来，他才高兴。”

　　雷厦紧蹙着眉，低声说：“不能感情用事，该揭发，还是要揭发。”

　　“是啊，我知道的就揭发。不知道的，没法揭哇。”

　　“反正，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有就说，没有就不说，犯不着包庇他。”

　　“我干嘛包庇他？雷厦，你是不是改变了你的一些观点。”刘英红不解地问。

　　雷厦面不改色，两眼圆睁：“我没变！我还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雷厦没干过一件问心有愧的事。骗你是婊子养的！”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那你现在对林胡的看法改变了？”

　　“有些变了，有些没变。说真的，目前，我们最大的被动是林胡。我不愿把我们和林胡的事搅在一起。整党时，他也想签联名信，我就没让他签。否则我们就更要被动。林胡来牧区后，心理上不正常，易怒。打老姬头、打老赵、打老高……连里几个农工他全都打遍了，就想靠拳头来建立自己的威信。我一直不同意他这么干，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和他断绝了关系。只是在指导员整我们的情况下，被迫和他恢复了来往。他翻脸不认人。人家傅勇生过去帮了他多少忙，结果这次为跟我做对，说傅勇生是上山下乡的逃兵……你说他这是不是有病？其实他是想让大家都听他一人的，以为他胳膊粗，应该是头头。但我还是帮傅勇生来了，他就写告密信，说傅勇生出身不好……这个人实在是可怕！”

　　“真的呀？”刘英红惊讶地问。“我骗你干嘛。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讲，主要是想让你全面了解林胡。他是个很复杂的人物。当然也有一些优点，我并没有全盘否定他。但眼前，我们应该按照团里的要求，揭发他的问题。何况他自己什么都说了。”

　　刘英红半信半疑：“你听谁说的？不会吧？”

　　“保卫处长亲口对我说的，还让我看了他写的交待材料，厚厚一打子。这会是诈我吗？林胡爱写日记，里面啥都写。什么偷听敌台、想女的、骂江青等等，他都写……我们不说，也没用。还有，如果要叫真儿的话，是林胡最先出卖的我。”

　　“怎么回事？”

　　“他在给韦小立的信中，把我俩过去约好永远不对别人说的事也说了，比如搞枪的事。我知道后，再三对他讲，你实在要写，就等我跟指导员谈完后，再给韦小立。他却急不可耐，背着我偷偷地给了她，全然不替我考虑考虑。形势这么紧张，他却在那儿追女人，把能置战友死命的事写在情书里臭显，这不是出卖是什么？”

　　刘英红低着头缄默不语。

　　“你呀，一点儿也不了解林胡。他外表给人的印象和他实际完全两样。别看他不爱洗脸，邋里邋遢，其实特臭美。我发现他好几次偷偷蒙在被窝里照镜子。平常他嘴里，总骂复员大兵‘色’，装出一副武松的样子，不近女色。可他骨子里最‘色’，据赵干事讲，他的日记不堪入目，下流极了，都没法说出口。”

　　刘英红说：“你应全面看问题。”

　　“当然全面看了。他打王连富我就持同情态度。他有毅力，我也承认。干一件事非要干成，干不成就坐卧不安。他爱憎分明，爱得疯狂，恨得疯狂，有激情，为和我较劲儿，敢写告密信……哼，他过去吃马蜂，喝洗脚水，枕石块睡觉，也是一种自我表现，攒点吹牛的资本。”

　　“你别这样揭短，老沈巴不得我们像狗一样地互相咬呢。”

　　“当着他面，我也敢这么说。不过在揭发材料上，我没写这些，没意思。”

　　刘英红望着雷厦，只见他双目怒视苍天，咬着一角嘴唇。这是一个在厄运下死不服输的顽固分子，这是一个嫉恶如仇，嫉溜如仇的硬汉。

　　刘英红完全相信了。

　　金刚用不着雷厦做工作，早就不声不响写了十几篇揭发我的材料。他出身资本家，只有老老实实地揭发交待，才能过关。他找过数次指导员，眼泪汪汪地为自己辩解。

　　山顶干活儿拼命，群众关系好，又是在炊事班，没人爱去的地方，指导员对他网开一面，没怎么明显地整他。

　　第二批天津知青来之前，雷厦、金刚、山顶全被请出宿舍，说是要给天津知青腾房子。他们只好住在场院旁的地窝子里。

　　连里的复员兵对新来的天津知青说：“少理地窝子那几个。他们出身不好，全有问题。”

　　雷厦一同学从东乌旗骑马来看他，被指导员当成特务给扣下，审查了半天。雷厦要请假陪同学玩，沈指导员不准，食堂吃包子，就给雷厦一份，客饭只给面条。连同学的马都不准放在马厩里喂，只许撒到野地里。结果那同学只住两天就走了。临走前，他们几个喝了一通，雷厦哭了。娘的、奶奶的，臭骂了指导员个够。

　　揭发了我后，他们的待遇并未见好。别看干活一个顶俩，别看猛和我划清界限，写了一打一打的揭发材料，指导员还是不客气地称他们几个为：“林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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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处理

　　一次，在上厕所的路上，遇见了方处长。

　　他温和地对我说：“林胡，我们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吗？”

　　“方处长，可别给我打成反革命呀！”

　　“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你呀，还得注意点卫生，一定要天天洗个脸！年轻人么，应该利索一点。”他又对站在旁边的哨兵说：“以后，可以每天带他们出来放放风，晒晒太阳。”

　　“方处长，那再见了。”

　　“再见。”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从容不迫地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很有点恋恋不舍。

　　方处长走后，我一遍一遍回忆自己交待的问题，对于他们的每一条指控，自己都有两条、三条的反驳理由。越想越觉得自己没事。根据方处长对我的态度，估计最后处理不会太重。他对我比对任长发好多了。任长发告诉我，方处长曾几次拍着桌子训他，非要他承认说反动话是有人唆使的。还说他“不老实，不如林胡态度好。”

　　我的精神又渐渐恢复了元气，不再眷恋与雷厦的友谊。对于与你划清界限的人，不管他多有魄力，骨头多硬，也只好任由他去。很后悔不该在方处长面前流了那么些泪，值得吗？如果母亲知道，又该说我同性恋了。

　　天天给锁在小屋里，实在憋得难受。方处长说过让给我们放放风，但赵干事根本不理那茬儿。不过兵团的土监牢也有几个好处：首先能吃饱，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在海淀分局时，一天只给两窝头，把我饿昏过两次；土牢房的哨兵还挺有人情味儿，比正规监狱中的看守和气；土牢房也不像看守所与世完全隔绝，能透过窗户看见外面自由自在的人和景物，而海淀看守所的两道高墙，让你除了电网，一小块蓝天，什么也看不见。

　　为保持住胳膊粗壮有力，我坚持每天做50个俯卧撑，单腿蹲立左右各30，有时还和任长发撞拐、摔跤。

　　天气很热了。为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哨兵总是限制我们去打水。这些站岗的积极劲儿过去，经常不在。我们叫门不开，只好在屋里解小便。结果臊气熏天，哨兵更不爱靠近。这倒好，可以想干啥就干啥。

　　任长发让我教他摔跤。在浊臭的空气里，俩人光着大膀子搅成一团，噼哩啪啦，用力撕扭，喘着粗气……扔腿入裆，躬身甩脸，屁股贴紧，后挑……摔得昏天暗地。这在正规牢房里不可想象，在我们兵团牢房却能天天享受。

　　外面的兵团战士整天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儿，常常羡慕地望着我们这关在小屋里的犯人。

　　严曙走后，还曾关过一个林西包工队的头头。又黄又瘦，有两颗大金牙，全身土气，却梳个大背头，天天照小镜子梳。是个拈花惹草的老手，能在林西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搞一个女人，百发百中，从没空手出来过。我好奇怪，这么一个又土又俗的瘦猴，还有这等天才？他是因为给兵团战士介绍对象，后来自己又跟对象谈起来，而抓到小牢房里审查。最后赶回老家。

　　十连统计小乌拉塔也给关了进来，罪名是强奸幼女。

　　小乌拉塔哭丧着脸说：“根本不是强奸，她自己让我干的。唉呀呀，也不是幼女。16岁了，还是幼女？牧民里这种事多了。搞七八个，十来个的有的是……”

　　任长发笑嘻嘻问：“你到底搞了几个？”

　　他眨眨眼，尴尬地说：“6个。”

　　“够可以的呀。”

　　“这算什么？牧民里还有搞30几个的呢，为什么不抓？”

　　任长发缠着让他讲搞破鞋的细节。小乌拉塔很尊严地拒绝。他不像林西的那位瘦黄脸儿，爱津津有味地谈细节。

　　为解闷儿，熬时间，我和任长发做了一副象棋。棋子是用叠成小方块的手纸做的。刚开始我总赢，下5盘赢5盘。但任长发年轻，脑子快，肯用心学，棋艺见长，很快就和我不相上下。他吃车时，眼睛故意看着别处的棋子，装成苦苦思索的样子。等吃了后，得意忘形，又是哼“沙家浜”，又是咽唾沫。小乌拉塔还老给他支嘴。

　　一次连着下了7盘。我记得输了4盘，他却说我输了5盘。我们就吵起来。

　　“4盘！”

　　“5盘！”

　　“别瞎吹了，明明4盘！”

　　“想赢就明说，别玩儿这个！”

　　“你别跟我玩儿这个！”

　　“赖哟，赖哟！”

　　“你才赖呢。”

　　最后他咧着嘴，露出一副轻蔑的表情：“臭棋篓子！没羞！没羞！赖哟，赖哟！”还用手在脸上划，吐着长舌头。

　　实在把我气坏了，一扬手抽了他一嘴巴。他脸刷白，发疯般地冲过来，嘴里嚷道：“小王八蛋的，现在不是那会儿了！”抡起水壶就砸。

　　我们嘁哩哐啷打起来。揪头发、抓脸、拧胳膊、砸鼻梁骨……跟野狗打架一样低声咆哮。光着大膀子的两堆白肉绞成一团，喘着粗气，骂着粗话。小乌拉塔吓得不敢靠前。

　　最后，我好不容易用卸臂按住了他。他在底下破口大骂：“操你小妈妈的，这不是那会儿了！”死命挣扎。直到哨兵冲进来，给我两枪托，才拆开。

　　方处长走后，任长发也很乐观。觉得自己是一时气话，不算个啥事。腰也直了，气也粗了，敢跟我顶着干。

　　第二天，赵干事又把我叫去，骂道：“我看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硬着头皮等他给上背铐。出乎意料，他却没上，只是训了我一顿，让我好生兴奋，觉得这是一个信号，肯定是上面有从轻处理我的精神了！

　　凭着方处长对我的态度，感觉形势不错。

　　长时间给监禁小屋，人的心理发生变化，特别易怒。常为一点小事就想跟人打架，不动动手，心里这股火就发泄不出来，好像几天没拉屎，憋得难受。

　　有一次，一天津小玩闹，老扒窗户看。他大黑个子，穿着花衬衫，留着长头发，匪里匪气。

　　我对他说：“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我看你脑袋，瞧你那揍性！”

　　“滚蛋！”

　　“别操你妈了！反革命，打你逼孩的，信吗？”说着就朝我啐了一口，幸亏窗户上有木板，挡住了大部分，只有零星星的几点飞到脸上。

　　“你小子叫什么？等我出去后再说。”

　　“打你小逼孩的，信吗？哥儿们豁出去给你盒儿钱了！”

　　“滚蛋！”

　　他从附近找来一根木棍，朝窗里猛戳，嘴里嚷道：“少跟哥儿们炸刺儿，哥儿们是洗手不干的了。让你俩管富裕！”后来哨兵把他劝走。

　　我朝他的背影喊道：“滚蛋！”

　　打架不仅能理气宽胸，清肺祛火，还能使时间过得快一点。吃，喝，睡全固定在10平米的空间，6步就走到头，吸进肺里的是早已呼吸十几万次的废旧空气，生活天天都一模一样，只有打一架才能增添点色彩，丰富和充实生活，很娱乐。还特能转移对时间的注意力。吵一架，这上午过去的飞快；打一仗更快，因为一潭死水的牢房生活中有了波澜起伏，日子比较好熬。

　　7月份后，我们天天被持枪的看守押着去干活儿。扔笆泥、挖地、堆煤、掏厕所、扫团部大街……凡是没人愿干的活儿，就让我们去干。团部个儿不大，只几天，整个团部大人小孩都认识了我们这3个犯人。没办法，输面儿就输面儿，出来干活儿总比在小牢房里囚着强。

　　累了一天后，晚上睡觉香极了，再也不吵架。哨兵们嫉妒得咬牙切齿：“你们真福气啊。睡觉有人站岗，吃饭有专人送，上厕所都他妈有警卫，赶上一个高干了。”

　　原场里的领导干部，仍然天天排着队去干活儿。尽管1969年夏，内蒙革委会已通知为“内人党”彻底平反，可下面执行起来，需要时间。直到1970年夏，巴颜孟和牧场的“内人党”依旧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与交待。

　　没挨过整的人很难体会挨整的难受劲儿。过去自己曾积极参加挖肃，把老蒙都看成坏蛋，瞎折腾半天，自己也给折腾进小牢房里。这真是整人必害己，活该。

　　一种发自内心的悔恨，使我对这些垂头丧气，形容枯槁的审查对象萌发了恻隐之情。天天早晨，他们灰溜溜排成一行，从我们窗前鱼贯而过。每个人都低着头，穿得破破烂烂，像一群被俘的土匪。联想到那次抄牧主，也有些内疚：打贡哥勒实在过分，牧主怎么了，牧主也是人，不能像牲口一样地抽。

　　有一次，我们3个扫团政治处的院子时，真的碰上贡哥勒了。他是办什么事来。我向他笑着说：“奇赛诺”（你好）。贡哥勒认出了我，拘谨地露出笑容：“赛诺，赛诺，”寒暄了一两句就走了。

　　不一会儿，赵干事从屋里疾步走出，追上贡哥勒问：“嘿，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

　　贡哥勒不知所措。

　　“他是犯人你知道不知道？也想蹲几天哇？真是胆大包天！”赵干事喝斥道。

　　老头儿陪着笑脸，频频点头认错，我心里很难受。

　　各种痛苦中，最大的痛苦还是韦小立。

　　我知道自己所初恋的那个姑娘远远地离开了我。一打三反把我和她永远隔开了，那封呕心沥血写的信被上了纲，当成了罪证放进了我的档案。

　　一想起她，就心痛如绞，痛得不敢想。曾暗暗希望能在梦里与她见面。如果这样，可能还和她有点缘，盼啊，盼啊，几个月来，始终没有梦见过她。

　　这天夜里，我终于在辽阔的星空中与她见面了。

　　她婷婷玉立在黑暗中，面色略显苍白。两只湿润的眼睛水汪汪的，可能含着泪。她的短脖子变长了，特别优美贴切；那鲜嫩的嘴唇微微颤抖，仿佛要跟我说话；她的脸庞在皎洁的月光下，大理石般洁白。

　　我从没见过这样纯洁，这样秀美的少女。连那五脏六腑都被好像清洌的泉水洗过，散发着动人的清香。一团神圣的白云在她身边缭绕，一会儿被黑暗遮住，一会儿又从黑暗中显现。银河围着她飘舞，日月星辰在她身后旋转……在黑与白的交相辉映中，她凝视着我。

　　我的心咚咚跳着，不敢靠前，害怕自己吐出的臭气玷污了她。可惜光线太弱，模模糊糊，始终看不清藏在她眼睛后面的真实情感。

　　又悲又喜，又甜又苦，正在琢磨这是不是梦时，猛地惊醒，眼前是一片黑暗。

　　唉呀，真是个梦！

　　时值半夜，四周寂静如坟。伸手不见五指。我像被活埋地下的人苏醒过来，倍感恐惧。黑暗紧紧压着我，挤着我，脖子扼住，要憋死喽，肋骨要压断喽，粪便要压出来喽！难过得想嚎，却嚎不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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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

　　上午，赵干事闯进牢房，皱着眉头：“今天开批斗会，你们要服从指挥，遵守纪律。在台上站着时，不许说话。有什么意见开完会再说，否则出了问题自己负责。群众批判发言时，可能会有些刺激性语言，对此你们要理解，要正确对待。”

　　大热天，总在屋里尿尿，那臊臭气味可想而知。赵干事厌恶地皱皱鼻子：“谁让你们老在屋里尿尿的？”

　　“敲半天门，哨兵也不来，实在没办法呀。”我们3个趁机诉苦。

　　“那也不能在屋里尿，怎么跟畜生一样！”他缓了一下口气，接着讲：“当然罗，组织上会给群众做工作，按政策办事。但从你们这方面来讲，要正确对待。”他咬着牙说，鼻子皱成一疙瘩。

　　两名冲锋枪手把我们3人押到会场。

　　这是一打三反以来，全团首次批斗会，地点在营建连礼堂。五十五（铁牛）、二十八（千里马）、大马车一辆一辆，拉着全团各连知青代表及牧民、农工聚集于此。

　　礼堂门口，人们熙来攘往，乱糟糟。平日人烟稀少的团部，此时好不热闹。

　　主席台上挂着4个白底黑字：“批斗大会”。两侧各站着一名手持半自动步枪的兵团战士。黑压压的人群把礼堂挤得满满的，连窗台上也坐着人。

　　此时，过来6个全副武装的兵团战士，头戴军帽，腰扎皮带，面孔严肃，两个一组地站在我们3人身后。

　　团政治处李主任宣布：“现在批斗大会开始。首先将强奸幼女犯小乌拉塔押上来！”

　　两兵团战士，一手撅着小乌拉塔胳膊，一手按着后脖子，连推带搡，把他解到主席台前。领着喊口号的一男一女轮流喊着：“打倒刑事犯小乌拉塔！”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雄壮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将二连现行反革命分子任长发押上来！”李主任威严地宣布。

　　任长发的头几乎被按得碰到小腿。两战士横眉怒目地揪着他脖子，把他踉踉跄跄提溜到台前。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任长发！”

　　“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

　　……

　　愤怒的吼声在礼堂里轰隆轰隆回荡。

　　接着，惊心动魄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把七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押上来！”

　　我的心剧烈跳着，意识丧失，脑子里变成一片空白，两名雄赳赳的兵团战士一左一右，反拧着我双臂，揪着我后脖领，从上千人中间穿过。一步、一步、一步，脑袋被按得离地面不到二尺。最后，终于昏昏沉沉站到了主席台前。

　　顷刻，那一男一女激昂慷慨的声音又响起来，跟着从黑压压的人群中传来可怕回响。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就像斗老地主一个样，上千人瞪着眼睛向我怒吼，气氛那么凶猛！

　　李主任依次念着各人的罪恶及兵团的处理决定，我们也依次被揪着头发，鼻孔朝天，仰头亮相。

　　“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男，汉族，现年22岁，中农出身。1968年11月来巴彦孟和牧场七连插队落户。经核实；林胡借闲谈之机，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他极端仇恨解放军，恶毒辱骂邱会作同志……多次偷听敌台，并且散播……还公开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鸣冤叫屈……经兵团党委研究决定：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将林胡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回原单位监督改造。”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

　　领口号的男知青，脖子上青筋暴起，嗓子有些嘶哑，仍拼力地喊；那个女知青也怀着对反革命的满腔义愤，喊红了双颊。

　　参加会的绝大多数是知青。他们发出的吼声又响又狠，真没料到（我原来暗以为，知青一定会同情知青。即使喊两句口号，也是被迫的）。

　　接着，各连代表发言批判。

　　“低头！”从最前排站起一人，给我后脖颈上砸了一拳。眼睛的余光辨认出这是团政治处的锡林浩特知青朝鲁，曾在七连蹲过点，身体很块儿，爱打篮球。

　　七连批判稿是刘英红念的。她情绪激动，痛骂我是“伪君子”、“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法西斯分子”、“虚伪透顶”、“卑鄙无耻”、“道德败坏”……

　　唉呀，我最敬佩的人也这么尖刻无情地批判我。让她发言，准是沈指导员的主意。她对我的批判杀伤力最大。

　　舍弃北京的校革委会副主任不当，千里迢迢来内蒙卖苦大力，不会溜舔，一条又一条地给指导员提意见，结果把兵团积代会的代表资格给提跑了；对多坏多恶的人都以德报怨，老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被这么一个温敦敦的善良姑娘切齿痛骂，好心痛啊！莫非我真那么坏吗？

　　就像一把刀在胸中上下乱搅，疼痛难忍。老腰成90度弯着，豆大的汗珠，顺着头发，滴在地上，滴在鞋帮上。双腿觉得发软，微微打起了哆嗦。

　　她帮我缝过衣服，洗过被子，给韦小立送过信，心眼儿多好啊，可此刻说的话却那样狠毒。我想抬起头说句“冤枉”，又怕挨打。怕激怒这上千名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儿。只好咬着牙，让她把一桶桶臭屎汤往头上倒。

　　老腰几乎弯成了倒写的U字型。为了不至于倒在地，只好稍稍抬起来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在上千人面前瘫倒，那太丢份儿了。

　　“低头！”后脑勺挨了一巴掌。还是那个朝鲁打的。他坐在第一排，能察觉出我腰的微小变化。只好再深弯躯体，重心偏前，腰部得很用力，才能维持住平衡。时间长了怎么受得了？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坚持不住了，只好把腰再缓缓地略微抬起一点点。让重心靠里一些，腰少使点劲儿。

　　“低头！”

　　我的头低着，腰弯着，快撅成U型吸铁石了，还怎么低？

　　一拳头又把老腰砸下去，深深地砸下去。眼睛余光看见赵干事快步走到朝鲁身旁，对他耳语了一番。以后就再没挨打。

　　看过那么多人挨斗，从不知道这100度的深弯腰是怎么回事，现在可体会到了它的威力。脑子阵阵昏眩，上半身好像要把老腰扯断。

　　模模糊糊想起了当初站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押胡耀邦的情景……当时，我们特注意政策，不弯腰，不撅胳膊，连碰都没碰那个小瘦老头呀！

　　汗珠、眼泪、鼻涕混在一起，搭拉成细细一丝，越来越长，最后被扯断，掉在鞋面上。

　　好像已到了最后关头，真要控制不住，马上瘫倒。上半身重心已越过了支撑面，得全靠腰肌拼命收缩回拉，才勉强站住。但说什么也不能倒下，坚持！坚持！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

　　凶猛义愤的口号声在礼堂里雷鸣般地轰响。这是广大军垦战士的声音，上千张面孔挂着怒容，上千双眼睛凝着仇恨。那架势，使我感到如没有哨兵维持秩序，没有李主任坐阵，他们真会扑上来动手。

　　面对着举臂如林，愤怒声讨我的黑压压人群，内心非常非常恐慌，语言无法形容。

　　稀里糊涂回到牢房后许久，仍头晕目眩，耳朵轰轰响。这结局万万没想到！

　　任长发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上帽子，回连监督改造，小乌拉塔被判刑7年。

　　我们3人恍若僵尸，躺在大毡上一动不动。苍蝇落在嘴唇上，毫无反响。

　　批斗会太消耗体力、精力了。

　　次日，又被押到全团各主要连队批斗、展览。

　　在七连批斗会召开之前，李主任瞪着大黑眼珠，厉声训道：“林胡，这几次批斗，你表现很不老实，群众都有反映。我告诉你，没给你戴上帽子，不等于没有帽子。帽子在群众手里拿着呢，不老实就给你戴上！”他用力说完最后一句，一堆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

　　“李主任，”我可怜巴巴说：“过去练杠铃，腰受过伤，老弯着实在受不了。”顺手在脸上擦了一把。

　　李主任训斥道：“别人受得了，你为什么就受不了？你打人时的劲头跑哪去了？”

　　批斗会场在食堂前的空地举行，正是我八比零摔倒王连富的地方。周围墙上稀稀拉拉贴着几条标语：“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在浩瀚的蓝天白云之下，我站在七连广大群众面前，成了恶霸地痞，接受声讨批判。两名冲锋枪手按着我，低头弯腰。烈日当空，汗水满脸纵横。

　　全连人几乎都来了。连平日从不参加会议的老婆子、农工家属、小毛孩，也都前来观看批斗我。

　　头一个发言的又是刘英红，但这次她发言不长。之后各班发言。我听见了齐淑珍的清脆声音：“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在给XXX的反动信件里，大肆宣扬血统论。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林胡爱什么恨什么都是有其阶级根源的。他父亲至今还在隔离审查；他母亲是臭名昭著的大毒草《青春之歌》的作者；他姨是出卖过我地下党员的叛徒，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姘头。林胡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反动家庭里，思想感情都打上了反动的阶级烙印。鱼找鱼，虾找虾，他给走资派女儿写信是必然的，借以发泄对党和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我心中最珍贵的感情，那在梦幻中看望过我的女神，此刻被毫不客气地从胸窝深处揪出来批判。又唾，又跺！

　　灿烂的阳光下，我大躬着腰，觉得似乎被剥光衣服，精赤条条站在众人面前，连男人那个最怕羞的东西也抖露出来，被公开展示。唉呀，韦小立也肯定坐在面前这堆人里。好残酷啊！我就这副嘴脸，这个样子站在所钟爱的女神面前。

　　最后，听见了雷厦低沉地发言。低着头，看不见他的脸，但能想象出他义正辞严的样子。成都火车站，我打了他耳光后，脸上浮现的可爱红晕，此刻也一定出现在他愤怒的脸上。“首先，感谢团连首长允许我在这里揭发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长期以来，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我干了许多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坏事，在毛主席、党中央亲自发动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团揪出了这个隐藏在革命队伍内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广大群众拍手叫好，我却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经过兵团各级首长的耐心帮助教育，我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这里，我再补充揭发一些林胡的反革命罪行。

　　他是个典型的伪君子，最善于装出一副有理想，有个性的样子来欺骗青年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为了标榜自己不怕苦，他枕石头睡觉，把新衣服弄脏再穿，成天吃窝头等等，都很迷惑人。但他骨子里是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向往着个人出人头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以为机会来到，就打砸抢了自己的家，搞一笔钱去越南，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他曾亲口对我说他很崇拜拿破仑，不留芳千古，就遗臭万年。

　　在政治上，他假借研究为名，多次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还经常躲在被窝里偷听敌台，当别人劝他时，他说：只有两方面都听听，才能知道谁对谁错……他对革命群众审查其父母的问题极端不满。曾对我咬牙切齿说：恨不得把审他父亲的红卫兵给宰了。

　　在生活上，他也很虚伪。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走哪儿偷哪儿。在宝昌饭馆，他偷了两个碗，在盟招待所，他偷了一个床单，在西乌旗照相馆偷了一个闹钟，在三连，他偷了机务队两个铁轮子。

　　口口声声纯洁正直的人，往往一肚子男盗女娼。林胡正是如此。

　　无数事实证明，林胡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兵团党委对他的处理完全正确。我表示坚决拥护。在各级首长的帮助下，我彻底认清了他的反动面目，坚决和他划清界限！我决心从这件事中吸取血的教训，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再次感谢兵团各级领导对我的批评教育。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一字一句中充满着对我的刻骨仇恨。

　　“如果要斗你的话，我就上去和你陪斗！”这些让我听了深受感动的话，曾是我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紧抓不放的木板，现在全像小鱼似地溜走了。

　　把我一人扔在滔天恶浪中。

　　“林胡低头！”李主任在身后低声命令道。

　　下巴已顶住胸脯，没法再低，只好把腰弯下。

　　“林胡低头！”李主任继续喝道。

　　没办法，只好再把腰下弯一点。

　　“低头！”哨兵用手按住我脖领猛地下按，按成90度大弯腰。

　　让你在众人面前，这么深弯腰，既丑化了你的形象，也折磨了你的肉体。脖子还没挂大牌子，就如此难受，如果挂了，真不知是何后果。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蒋宝富大声喊着口号。

　　值得安慰的是，连里的气氛远不如团里凶。喊口号时，有气无力，胳膊也不伸直，根本没人使劲吼。

　　……

　　连着一星期，我们成了反革命的样品，阶级敌人的模型，被拉到各主要连队游斗示众。杀鸡给猴看的工作真是做到家，连距离团部最远的十一连都去了，该连地处巴颜孟和山里，去一趟得用整整一天。

　　在连续批斗中，我发现，越是离团部中心近的地方，斗起人就越狠，越远则越轻松。任长发所在的二连最可怕。批斗会开的好凶。男的、女的喊口号时，都拼着命喊。二连就在团部旁边，属于团部的政治空气。小乌拉塔的故乡十连，离团部40里。知青喊口号，毫无激情，牧民也不在乎小乌拉塔他被判刑，竟然给他递烟抽。

　　去十一连批斗最愉快，该连离团部80里。虽是批斗，到连后，却受到了热情接待。要茶有茶，要屋给腾屋……食堂的知青大师傅还给我们饱餐了一顿有肉块儿的白面条！批斗会就和聊天会一样轻松，没一点敌对气氛，人们嘻嘻哈哈，心不在焉，从头到尾，连句口号都没喊，只半个小时就草草收场。大多数知青根本不听发言，互相交头接耳，望着我们时，目光友善，充满同情。

　　结束了巡回批斗之后，回到了小牢房。昏黑的小屋马上使我们心情无比黯然。3人谁也不说话，默默躺着。

　　夜像冷酷无情的大铁板，压在头上，它张着黑洞洞的大嘴狞笑。那巨大的黑暗好沉重啊！简直要把人压扁。

　　任长发蒙着被子，一声一声轻轻地呻吟。小乌拉塔缩在行李中发愣。

　　我仰面朝天地躺着。

　　完了，完了。从现在起政治生命完了，反革命怎么这么好当？什么爱情、尊严、理想全化为泡沫。成了共产党的敌人，8亿中国人民的敌人！父母的敌人！

　　耳边又隐隐约约响起了那个藏族少女的凄凉歌声。

　　被所有人抛弃了，一个也不剩。连小毛驴一样温顺的人也甩开我，咒骂我……今后是暗无天日的反革命生活。不受法律保护，格打勿论，格杀勿论。毛主席呀，我们知青的遭遇您在北京知道不知道呢？

　　方处长憨厚的河北口音又浮现在耳边：“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我们也不愿你成为反革命。”

　　我是捧着一颗赤诚的心对待方处长的。什么也没隐瞒，满以为会从宽处理。可是方处长骗了我呀！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恍恍惚惚感觉方处长的和蔼可亲里含着杀机。可是一个老八路，那方正的脑袋，方正的眼睛，方正的帽徽领章，怎么能和欺骗联在一起？

　　实在不敢相信。

　　脑子里乱得要命，好像盘着几百条蛇，缠成一疙瘩，互相乱咬。

　　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兵团党委为什么随随便便把人定成反革命？

　　8亿人民的公敌就这么容易当吗？

　　反革命就可以像珍奇动物一样四处展览，供人观赏，糟践吗？

　　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领导下为什么会有这种事？

　　问号越来越多，像无数个钩子钩我的心。

　　……

　　3个人都一声不吭，终日躺在地铺上。一连躺了3天，没怎么吃饭。也许是这一星期批斗，弯腰挨撅，倾听声讨自己，消耗太大，我们整天躺着，话都懒得说。

　　小牢房里静静的，死气沉沉。满满一大盆小米饭原封不动放在地上，招来10多只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

　　3天以后，脑子里才稍稍适应了点这个严酷现实。

　　深夜，一个念头划破黑暗：要活下去！黑暗马上把他吞没，但紧接着又一个念头划破黑暗：不服！无边的黑暗又把它吞没。

　　在绝望的深渊里，闪着一个又一个的念头，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最后，只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明晰：上告中央！

　　黑暗再也吞没不了这个念头。它越来越亮，燃成了一团熊熊大火。

　　马上给中央写信！

　　再也躺不住了，好像迟写一会儿，就有生命危险。我找出了那块窗户纸，开始想词儿……想了一夜，第二天提笔写。写了一整天又一整天，疯狂地写……向党中央申诉自己的遭遇。

　　这张不甚白的，很脆的纸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紧紧抓住。信终于写好，为防止释放时，会像海淀分局那样搜查，问任长发有什么好法子？他想了想，把一把扫帚拆了，将我的信放在中间，之后再把扫帚扎起来，绑紧。

　　小子手真巧，那扫帚给绑得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天，哨兵把我带到赵干事那里。

　　赵干事指着厚厚一打材料：“在后面，所有你签名的地方都按上手印。”

　　这是我过去写的交待材料，一共有10本，全编了号。白纸封面。

　　按好后，赵干事一页一页翻着，让我把所有涂改过的地方都按上手印。然后，他让我在一张白纸上写：

　　以上材料，内容属实，全系我自己交待。办案人员自始至终执行党的政策，不存在逼供讯的问题。

　　林胡（手印）

　　完毕，赵干事望着我说：“我们是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胡来是不行的。批斗回来后，我还批评了朝鲁。嗯，你的案子就了结了。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赵干事，这么处理不符合事实。太重了。”

　　“什么，够便宜你的了，还嫌重？”

　　“我明明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为什么给我定成反革命？”

　　赵干事严肃起来：“这里头属你问题最多，属你处理最轻！连帽子都没给你戴上。哼，你看看师里的报告吧！”

　　他在抽屉里翻了一下，拿出张纸递给我。这是铅印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政治部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罪行的审查报告

　　最高指示

　　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

　　……

　　鉴于林胡的上述犯罪事实，该犯已经构成思想反动，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且关押期间仍不低头认罪，进行多种违法活动。我师政治部决定：将林胡开除兵团战士，逮捕法办，判处有期徒刑8年。

　　妥否，请兵团党委批示。

　　此报告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政治部（章）

　　1970年6月18日

　　我愣住了。就这点破事儿，要判8年！

　　“实话告诉你，对你的处理，方处长专门请示过北京军区保卫部，是经过军区首长批准了的。”

　　我哑口无言，8年刑都给免了，这么宽大，还说什么？

　　“哼，光你偷枪偷刀的事，就够判10年的。”赵干事咬着牙说。

　　“可是我，确实不……不是反革命呀！”虽然底气不足，心有点虚，还是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说出来。

　　赵干事冷笑道：“刘少奇也不承认他是反革命呢。是不是反革命不能自己说。你不想当反革命就不要干那些事哇！而且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是兵团党委集体决定！”

　　“赵干事，但我确实不是反革命啊。”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冤枉你了？”金鱼眼瞪圆。

　　“没有，没有。”我赶忙说。

　　“劝你还是老老实实，不要胡闹。出去后，你要还这么跟人说，那可就是翻案的问题了，罪上加罪！懂吗？再告你一遍，跟姓共的碰，绝没好下场！”

　　哨兵把我从团政治处大院押出来。回头望了望这个空旷整洁的院子，犹有余悸。

　　大门口处，树立着一块4米高，半米厚的红色语录墙。毛主席手迹：“为人民服务”，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红墙上龙飞凤舞。

　　傍晚，空气闷热，乌云密布。小牢房里憋闷极了。

　　我光着膀子，把脸紧紧贴在窗上，透过木板缝隙，大口呼吸。

　　黑压压的阴云好似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眩目的闪电一次次划亮天空，伴随着轰轰隆隆的雷声，狂风骤然大作，把尘沙、纸片、草叶刮得漫天飞舞。那枯瘦的小树急速摇摆；附近没关好的窗户哐哐地发出响声；小鸟叽叽喳喳，四处躲藏……紧接着，蚕豆大的雨点子掉在地上，噗噗作响，一转眼下起倾盆大雨。

　　我把鼻子伸向窗外，纵情呼吸着清凉湿润的空气。雨水溅了一脸。

　　大自然暴怒了，它在咆哮，它在冲撞，它肆无忌惮，它无所顾忌，哗哗倾泻……赵干事的小铐子屁也不顶。我呆呆地望着它过瘾。

　　黑沉沉的夜，雷鸣电闪，大雨滂沱。

　　惨壮的大自然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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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连监督改造

　　这是1970年8月下旬，秋收大忙季节。

　　连队的夜生活跟火车站一样紧张火热。场院上灯火通明，扬场机不知疲倦地吼叫着，把一道道粗粗的粮流射到夜空。扫麦皮的知青头披麻袋，紧张地挥舞扫把。扛麻袋的被压得哼哼哟哟，一趟一趟往库房里倒。屋里的墙上，晃动着拖拉机灯光，轰轰的马达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深夜，从很远很远的麦地里，还传来康拜因的轰响。

　　粮食堆积如山。兵团组建后的第一年获得了大丰收（也是最后一个大丰收）。

　　七连又分来了一批天津知青。这些新来的人干活不要命，如同在马厩里憋久了的小马驹，到了草原拼命撒欢儿。人人都争先恐后干，想给别人留个好印象。

　　但我的生活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1970年8月29日

　　昨天，赵干事通知我，让我回连。今天夹着那把扫帚，坐在了老姬头的大车上。沿途望着路边齐胸高的野草，又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总算自由了，伤心的是却成了反革命，如同白白的馒头上盘着条蛆。

　　老姬头对我还客气，允出一半大毡让我坐。

　　到连后，向指导员报了到。他正在场院指挥入库。

　　“指导员，我回来了。”

　　“嗯，什么时候到的？”他倒背双手，微笑着，一副居高临下样子。

　　“刚到。”

　　“嗯，以后你跟三班一块干活。”

　　“我住哪儿？”

　　指导员皱着眉头，沉思着：“连里刚刚新来了一批天津知青，房子很挤。”

　　“不是新盖了一排房吗？”

　　“没安门窗。”

　　“没关系，我就睡那儿吧。”

　　指导员点点头。

　　周围一大帮男男女女都停下了工作，静静地注视我。这些人大都是新来的。我低着头，缓缓离去，双腿仿佛有千斤之重。

　　从库房里取出了自己的行李，又潮又湿，带着浓浓的霉味儿。衣服包里，好一点的衣服全不翼而飞，所幸摔跤衣和拳套还在。问保管，衣服怎么都丢了。他说是雷厦收拾的，丢了找他去。这保管原来很老实，现在对我不冷不热，真是墙倒众人推。

　　在新盖的那栋房里，铺上点苇子，搭个地铺。屋里没门窗，早晚很凉，我把屋里的碎土坯头堆在门口，防止鸡猪到床上拉屎撒尿。

　　从没当过反革命，从没过过反革命生活，现在开始亲身体验了。一定尽量少说话，不卑不亢，保存好自己。

　　得悉，雷厦调到十连，山顶调到九连，金刚还在七连。把我们完全拆散。

　　1970年9月1日

　　烈日当空，万里无云。

　　今天备土脱坯。自己远离大家一个人干。光着膀子，一锹一锹整整挖了一上午。吃过午饭后，又整整挖了一下午，中间除了尿尿，一分钟也不敢停，总觉得四周有许多严厉眼睛在盯着我。一锹土看上不多，挖一天却能堆成蒙古包那么大一堆，挖到最后，往上扔一锹土，得倾尽全身之力，否则土又沿着斜面滚下来。

　　长时间单调地干，脑子变得很僵，似乎塞满了泥土，什么思想也没有。

　　踩铁锹，踩得脚心很疼。手上也磨了好几个血泡。

　　晚上疲劳之极，仍坚持着找排长蒋宝富谈了谈。在昏暗的小油灯下，我坦率地告诉他，批判会上说的很多都不符合事实。我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

　　蒋宝富的小眼睛轮子似地转着，里面闪着几丝兴奋，几丝同情，几丝好奇。他摇晃了几下长脑袋说：“你是不是反革命我不管，反正兵团是那么定的。不过共产党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们对你也要讲政策。”

　　1970年9月3日

　　在去坯场的路上，天津知青皮金生向我点点头：“嘿，白了啊。出来真还不如在里头蹲着舒服，哼，整天脱大坯，累得你肝儿疼。”

　　我没说话，叹了一口气。

　　“嘿，还没见瘦。不亏，真的，我想蹲都不让我蹲。哼，养得白白胖胖多好！”

　　我不知他什么意思，感慨道：“你是没蹲过，蹲几天就知道滋味了。”

　　皮金生留着笔小胡子，身体很壮，善踢足球。好奇地问：“你不觉得宽大你了吗？”

　　“宽大个屁！这么处理根本不符合事实。”

　　皮金生睁大眼睛：“可人们都说对你最宽大了，原来说要给你判刑的。”

　　我据理力争，向他逐条驳斥了自己的所谓罪状。他听后同情道：“慢慢来吧，慢慢地你就会好起来。”说完从口袋里掏出几个沙果硬塞给我。心里热乎乎的，当初我和王连富打完架后，他曾拍着我肩膀，连称：“哥儿们镇了！哥儿们镇了！”

　　今天得知王连富死活不回七连，已调到三连赶大车。太好了，否则我非倒大霉。

　　1970年9月7日

　　穿着露脚趾头的破解放鞋，给刘英红她们班和泥抹猪圈。双手裂满了小口儿，刚开始干时，手指头根本伸不直，稍不注意就钻心疼。

　　一看见刘英红温敦敦的面孔，就想起在批斗大会上那刻毒的咒骂，这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呢？真令人难以置信。总想找机会看看她的眼睛，寻找里面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同情，可是她的目光总躲着我。

　　凭着直觉，能感到韦小立也在附近。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每逢远远听见她吆喝猪的声音，心里就咚咚跳几下，不由得竖起耳朵。虽然低头干活，眼睛又近视，但总能准确判断出那群猪及她的位置。右边、走动、站住……异性间的生物雷达，比最精密的电子仪器还灵。

　　挑水时，和她在井房碰上。她一认出我，赶忙离开井房，在外面等着。心里直发酸，闭上眼，咬着牙，飞快地打好水，挑出井房。人一成了反革命，就好像成了剧毒物质，不能挨近。

　　回到泥堆，深深地弯下腰和泥。烂泥堆才是咱应该呆的地方。

　　1970年9月8日

　　今天，上会计屋领自己的工资。

　　会计陆彬冷冰冰说：“让指导员开条来。”

　　兵团并没说停发我的工资，他凭什么要我开条？明显的刁难。他要有点同情心，绝不会来这个。过去，跟锡林浩特知青没搞好关系，现在只好吃苦果。下班后找到指导员，在我的要求领工资的条子上签了字，陆彬才给了钱。

　　1970年9月9日

　　今天，找指导员谈了谈，结果被狠狠地训了一顿。

　　我十分恳切地说：“指导员，我确实不是反革命……”

　　他的脸马上阴下来，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哼，你干的那些事判个十年八年的完全够格儿。这么处理你够宽大的了，可你对自己的罪行却一点没认识。回连后，四处跟人说你不是反革命，冤枉你了。告诉你，林胡，团里有指示，你不老实，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批斗。我奉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见指导员这样训我，痛苦万分地嗫嚅道：“我是老老实实的啊，每天刷盆洗碗，扫地倒土，加班加点，拼命干活，够老实的了。”

　　他大眼珠一转，冷笑着：“什么，天天刷盆洗碗怎么了，为人民服务吗，加班加点怎么了，我还常常加班加点呢，劳动改造就得多干点，要不怎么叫劳动改造？现在对你够可以的了，不要不知好歹。本来，你回连的那天，团里就让开个批斗会，可正赶上秋收，连里工作很忙就算了。你要是再这么四处嚷嚷冤枉了你，就不要怪我们做领导的不客气了。”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双脚。

　　外屋，蒋宝富正帮着指导员家砌炉灶。那公家的绘着蒙古花纹的红柜上摆满了锅碗瓢盆。“哼！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掌握，别看我和你不在一起。七连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后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胡思乱想，对你的处理是兵团党委定的，你只有低头认罪才是惟一出路！”

　　我耷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自己屋子。

　　1970年9月11日

　　天津新来的知青刘福来下午见了我面，突然笑嘻嘻地打起招呼，问寒问暖，把我搞得不知所措。最后他收敛起笑容，正正经经问：“有钱没有？借哥儿们几块，我买巴勒登的马靴还差一点。”

　　我工资就那么一点点，很多东西都缺，需要买，哪有钱借给他呢？很抱歉地回绝。

　　他失望地走了。

　　1970年9月13日

　　清晨5点，兵团战士们还在酣睡，我已奉蒋排长之命去井房压水。要在上班以前，把坯场上大大小小十几个水坑灌满，以便一上班就能干活儿。

　　防风、山萝卜、锦鸡儿等许多草都枯萎了，只有丝石竹像几片稀疏的小雪花悬在枝头，纤细的茎杆上挂着密密麻麻的泪珠。

　　秋天的早晨最凄清，真让我害怕。

　　劳累困顿了一天后，躺上床就着，睡觉把一切人间的苦痛全吞没了。忘记了自己是反革命，忘记了周围人的冷眼。偶尔还能做一个甜甜的梦。然而早晨一睁开眼，那自由了一晚上的灵魂又被反革命枷锁套上，好别扭啊！休息一夜，已麻木一白天的神经又变得对痛苦异常敏感。人在倒大霉时，早上刚醒来的那片刻最难受。

　　晨曦的天空，碧蓝碧蓝，可是却很冷。草上、地上、墙上、水车上……都凝着一层白霜。

　　天完全亮了，已经压了1000多下，连里还一片寂静。

　　1970年9月14日

　　和指导员谈完话后，再也不敢对别人说：“我不是反革命”了。除了每天写日记，和日记说话外，跟谁也不说话。每天总低着头，不看任何人，不理任何人。拼命干活儿，把自己躲在泥巴里。

　　最害怕再被拉到全连人面前批斗。

　　没有脸盆，总顾不上买。只早晨到井边的马槽里洗一把脸，经过一夜的沉淀，马槽里的水清澈见底，绿汪汪的。当我俯伏在槽边呼哧呼哧往脸上泼水时，感觉这样子和一个电影里的人有点像，但记不清是什么电影。

　　1970年9月15日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两个班脱坯，就我一人和泥，从上班到下班一刻不停地干也供不上。齐淑珍还老挑刺，不是嫌泥和稀了，就是草少了，或者有疙瘩。这位女排长心细如发，泥里如果有一个乒乓球大的泥块，就让我重新和。好不容易和好了一堆泥，他们也不爱惜，总拣好叉的用，不一会儿就光，我把剩下的一大片泥底敛到一块，再重新和。

　　刚开始，新来的知青对我还客气，但在排长的影响下，越来越横，好像这才成熟，这才有立场。那个刘福来，因为没借钱给他，对我尤其恶，一会儿让我用二齿捯一捯，一会儿让我用脚踩一踩……纵情享受着随意支使我的乐趣。

　　看他那神气劲儿，好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还以为自己多能。

　　1970年9月16日

　　天天总浸在泥水里，双手裂了五六条口子。皮肤好像得了癣，一片一片地掉皮；脚也裂了两道又长又深的口子。为了把泥和好，需要用脚踩。有时踩泥巴时，泥里的细草恰好扎进脚心上的裂口里，疼痛钻心。

　　挥动二齿捯呀，捯呀，无休无止地捯，连直一下腰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不管男女，谁都可以随便指挥我，甚至小白音的话，我都得像圣旨一样执行。这孩子才15岁，还常常尿炕，父亲是本地一赶大车的。

　　身旁的刘福来和几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姑娘聊天，不时哈哈大笑。我发现这小子流里流气，特爱耍把人。当我口渴趴在马槽上喝水时，他就在旁边快活地吹口哨，跟女的挤眉弄眼（牧民饮马时，习惯吹口哨，据说马可以多喝点）。

　　晚上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腿上、胳膊上沾着一块块干泥巴就倒在地铺上。即使有劲也不敢把泥巴去掉，汗毛与干泥块凝固在一起，搓下去极疼。

　　1970年9月17日

　　关押期间，那个一个劲往牢房里看，跟我打架的大黑个子，原来是七连新来的天津知青张宝峰，外号大傻。被调到团部运输连开汽车后，趾高气扬，跟谁都搞不好关系。一次他穿着花格格衬衣，叼着烟卷，戴着墨镜，在军人服务社跟女售货员吵架，被李主任看见了，狠训了一顿，当即退回七连。

　　大傻回连后，一见我就面带笑容，伸出手说：“哥儿们错了，都怨哥儿们有眼不识泰山。”

　　我自然不愿打架，顺水推舟地跟他握了握手，寒暄几句。

　　蒋宝富知道后，马上找我谈话，了解事情整个经过。

　　第二天上午，男生排停了半天工，开会批判张宝峰。

　　会议中间，老蒋把我叫到会场，让我向大家讲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一进屋，金刚正在发言：“……不分敌我，向一个反革命分子赔礼道歉，和反革命分子称兄道弟，这是严重的丧失阶级立场……”一看见我，马上沉默，很有点尴尬。

　　我站在门口，向大家讲完经过后，连连说：“这事全怨我态度不好，没遵守关押的纪律。”

　　老蒋说：“你去场院干活去吧。”

　　会场上气氛很紧张，大傻汗流满面，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能猜到离开后，他们怎样批判大傻，怎样把我说得多反动。但不愿深想，只要不当面骂，让他们批判吧。

　　1970年9月19日

　　李主任领着团秋收工作组住在七连。他很少到男生排来，最爱去女生宿舍了解情况。听女生们闲聊时说，他喜欢掰腕子，常把小姑娘们拧得吱吱乱叫。

　　没见过他干活儿，经常提着半自动到草原里打灰鹕、地普。平常我遇见他，头一低就过去，不想跟他说话。

　　今天下午，在全连大会上，李主任讲话时点了我的名。他以长辈的口吻说：“你们连有个别同志幼稚得很，一点阶级斗争观念都没有，竟然向林胡赔礼道歉！林胡是个什么东西？现行反革命分子，怎么能这么没有立场呢？张宝峰来了没有？你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还得了？不要逞什么英雄，林胡那两下子不挺厉害吗？往台上一撅，小鸡腿照样打哆嗦！”

　　我在门外听到这话，好像皮鞭抽在脸上，疼极了。

　　1970年9月20日

　　连里的气氛冷如冰。刚开始的好奇消失，代之的是冷漠敌意。特别是女生，一见我好像见了大强奸犯，躲得远远。

　　给韦小立的信，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念了，说我很会勾引妇女。日记里反省的那个事，也被兵团战士当成了大逆不道，道德败坏，为我招来极度鄙视。

　　被子扯破了，拿到赶车的老常家，想请他老婆用机器补补。他老婆开门见是我，面露惧色：“林胡啊，不是我不想给你补，这两天你老常叔刚为换马的事挨了指导员批评。要是他知道我们帮你补了被子，不定给你常叔扣什么大帽子哩！唉，实在是害怕哟！”她四下看了看，又低声说：“指导员整天瞪着眼，找我们的茬子……”

　　我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她向我干笑一下，忙把门关上。

　　这小小钉子碰得我呆若木鸡，拿着被子，茫然伫立。

　　休息时，我去马车班看看报纸，只去了两次，班长马慈爱就冷冷地对我说：“你以后不要总到这儿来了，连里规定不许乱串班，丢了东西不好说。”

　　到五间房干活，我晚了一步。大车走了，只差几十米。我赶忙跑着追，并大声喊：“等等……”车上坐着10多个兵团战士，没一个人让赶车的停一下。他们好奇地注视着我焦急地奔跑。

　　离大车越来越近，眼看就可以扒上车，只听一声鞭响，4匹马大颠了起来，我一下子被甩在了后面，车上的小青年欢呼着，怪叫着。

　　过去，谁对我的狗稍微横一点，就好不恼火。进马车班时，王连富冷冰冰的没笑脸，一直耿耿于怀，可是比起现在遇到的又算得了什么？

　　那一道道轻蔑的目光好像烧红的烙铁，烙在我脸颊上，烙在那皮肉最薄却聚集着最多自尊细胞的地方。

　　我真担心自己受不了。一个人的脸能承受多少烙铁啊！

　　1970年9月24日

　　今天中午吃肉包子，对于每月只有百分之十白面的内蒙兵团战士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饭刚一打回来，班里那帮天津知青就一窝蜂拥上去，拼命抢着，生怕包子不够吃。我自然不能和他们一起抢，也反感这样干，就走了，等他们都拿了之后，才回来。这时桶里只剩下一堆烂糊糊的包子皮。为了干活有劲儿，只好硬着头皮吃。

　　这些天津小痞子，贪心得很，抢了许多包子，吃不了，就只吃肉馅，把皮扔回饭桶里。

　　那一堆包子皮残碎不堪，油汪汪的，好像一堆在嘴里咀嚼过又吐出来的秽物，吃得我直恶心。

　　没饱，又到食堂要饭。在昏暗的伙房里，杨淑芬睁着圆圆的大眼睛。那瞳仁黑白分明，闪闪发亮。听说我要馒头，赶紧从笼屉里拿了两个递给我。

　　心里万分感谢，但没说话。

　　1970年9月29日

　　今天中午，在男生排山墙处看见金刚独自拉琴。四下无人，我坐在了他身旁。

　　他瞥了我一眼，沉默不语，并没要走的意思。

　　“金刚，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

　　他面孔严肃，两个镜片闪着白光，正视了我一会儿说：“你是我毕生中第一个看错的人，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什么人？”

　　“自私、卑鄙、虚伪。”

　　我急忙解释。他连听也不听地站起来，冷冷说：“为了一个女人，不惜出卖你最好的朋友。”

　　“是雷厦先出卖的我呀！”我大声喊道。

　　可是他已扬长而去。

　　我怎么出卖朋友了？把那封信提前几天给韦小立，怎么叫出卖呢？雷厦混过去了，我却成了反革命，还这么狠的骂我！情绪沮丧极了，晚饭一点胃口也没有。

　　1970年10月1日 国庆节

　　天空阴暗，飘着稀零零的雪花，窗户和门洞张着大口，呼呼地吹进冷风。我蜷缩在皮得勒下面，尽情享受着小憩的甜蜜滋味。

　　这是回连辛苦劳动了一个月后的第一次休息。一动不动躺着真舒服，真美妙！跟摘了背铐一个滋味。就这么躺了整整一天。

　　回想这一个月，天天都在拼命，榨尽身上最后一点力气去挖土、和泥。一天10小时的苦力真能把全身每一个关节磨下去一厘米。

　　为了不让那些虎视眈眈盯着我的人，挑出毛病，为了争取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咬着牙苦干，受了批判的大傻现在猛跟我划清界限，猛汇报我。晚上到小树林转一圈他汇报，去食堂要了两个馒头他也汇报，积极得可笑。

　　也有人真好。如张韦竟敢当着指导员的面，给了我一块从家里寄来的月饼。他当时刚收到家里寄来的吃的，可能是高兴坏了，在场的谁都给了一块。

　　还有天津知青小老，食堂吃饺子时，他走在我前面，一手偷偷伸到背后，递给我一瓣蒜。

　　白天过去了，除了一头猪，没人来我的屋。自己缩在皮得勒下面躺着，尽情吮吸着一动不动躺着的美妙滋味。

　　夜静悄悄的，北京现在一定很热闹。天安门广场上放着焰火，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而眼前却是一片昏暗。粗糙的土墙上干裂了许多细缝：地上散乱着一丛丛苇子；干瘪的水桶上粘着洗不掉的水泥渣。

　　1970年10月5日

　　昨夜加夜班，是对自己意志、体力、内脏的又一次考验。白天在坯场上挖了9个钟头的土，除了两次小便和吃中午饭，中间没休息一分钟。这挖土在脱坯里是最枯燥，最累人的活儿。从早到晚蹬铁锹，蹬到最后，脚心特别特别疼。

　　整整一白天，胳膊扔了上千锹，脚也蹬了上千锹，眼睛发直，胳膊、腿也都灌了铅一样的死沉，心里暗暗盼着太阳快快落山，快点下班。

　　吃过晚饭，正躺在毡子上小憩，蒋宝富专门来通知我到场院加班：扛麻袋入库。心一下子凉了。挖一天土，力气全用光，再去背麻袋怎么受得了？一千个不想去，一万个不想去。可是没法子，指导员在库房亲自督阵。

　　“脱一天大坯，晚上还背麻袋，这不要咱盒儿钱吗？我操他沈大肚子的妈！”大傻骂骂咧咧地来了。

　　刘福来愤愤地说：“指导员怎么不让二排来？就会巴结女生！”

　　入库的是糜子，死沉死沉，每袋都在190斤以上。一袋、二袋、三袋……越到后越费劲，因为糜子多了，踏板总被埋住。脚直接走在糜子堆里，软绵绵的像趟沙漠。糜子比小麦滑溜，背上一麻袋，踩在上面，能陷到小腿肚子深。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往里走。

　　别人可以把麻袋倒在门口，我得倒在里面，要背着麻袋走到糜子堆最顶上。虽就几米路，却非常消耗。因外面低，里面高，而且库房里灰尘弥漫，特呛。

　　刘福来很机灵，找了个解麻袋绳的轻闲活儿，大傻撅着嘴，慢腾腾地背着麻袋，别人扛第二袋，他一口袋还没倒完。

　　一拖车卸完后，大家马上东倒西歪靠墙根坐下，盼着装麻袋的拖拉机晚点来，好多歇一会儿。可是不过20分钟，满载麻袋的拖拉机又突突突地开过来。

　　“往里倒！往里倒！都倒在门口，下一车怎么办？”指导员怒冲冲吼着。

　　别人背完一袋后，可以歇那么半分钟，我却不能。指导员的目光老盯着我。在快累趴蛋的时候，歇这半分钟太重要了。有这半分钟就可以再坚持一阵子，没这半分钟就虚得重心不稳，腿发软。

　　三四十度的糜子堆，往上走一步，五脏六腑都得使劲。挖了整整一天土后，再背190斤的麻袋，再往上爬那软溜溜的糜子堆，再一口气扛八九袋，再干到深夜12点，所做的功比场院上的骡子绝对一点也不少！即使我体力再好，小腿肚子再粗也吃不住呀！

　　干到最后，晕头转向，腿一软，跌倒在糜子堆里。

　　指导员的声音又响起：“不要倒在门口，怎么说了不听呀！”

　　他一点也不知道背190斤的麻袋，爬三四十度糜子堆的滋味。我实在没劲了，爬起来，双腿跪在糜子堆里用力推，用力揪……那圆鼓鼓的麻袋像粘住了，一动不动。下巴顶住麻袋，在松软的糜子里扭呀，拖呀，滚呀……一寸一寸往上蹭。拼老命把这口袋扭到库中间倒了出来。浑身上下全是尘土。鞋帮、脖子、头发全是糜子粒。

　　这袋完了，定定神，又是一袋。胯骨压得吱吱响，小腿打着哆嗦。咬牙坚持着，颤颤巍巍地背，一直背到夜里一点。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挺了过来。身子软得要倒，此时此刻，相信连七八岁小孩都能一拳把我打个跟头。

　　当我披上衣服朝宿舍走去时，黑暗中听见大傻对旁人说：“唉呀，这小逼孩是他妈有劲。”

　　说错了，不是我有劲，是大棒有劲儿。指导员说：“不老实随时可以批斗你！”就是辕马屁股后面的棒子。

　　10月X日

　　锡林浩特知青好不得意，北京知青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对他们威胁全无。

　　托郭北去西乌旗给我买双皮鞋，他推说时间太紧而拒绝，别人让他带东西，却笑嘻嘻地答应。他还大言不惭地向我要拳套：“你应该改邪归正，不要再动拳脚了，把破拳套就给我吧。”

　　我说：“不”。

　　楚继业帮助他说话：“你玩儿这个对思想改造不利。贡献出来，让大家练练嘛。”

　　“不，我的拳套有纪念意义。”

　　10月11日

　　10月份工资刚发就丢了，十四块四。

　　成天干活儿，累得要命，钱的概念麻木了，领了工资就随便塞在棉衣口袋里，像塞团手纸。可是发现丢了后，又特心痛，悔恨交加。

　　丢了钱也没法找。告诉了排长，他说调查一下，但也就是应付应付。当了反革命，连抓小偷的权利也没有。即使知道谁拿的，也没力量要。本来就让人监督改造，得罪了小偷，更要招祸。只好自认倒霉，不再声张。小偷真聪明呀，偷反革命的钱最赚了，领导不管，本人不敢追查，又符合一打三反精神。

　　从团部牢房回来，真是一贫如洗，衣物丢了不少。只剩下两个破褂子，一床破棉被。难道反革命的东西就可以随便偷吗？我找指导员请求帮助找，他一本正经说：“你的东西是雷厦保管的，丢了找他去。”

　　可是雷厦已调到十连，我怎么找？

　　已经给家去了好几封信，都没回音，现在就全靠这一点钱为生。原计划用这月工资买一双翻毛皮鞋，省得挖土脚心疼。还得买枕头，买脸盆，买绒衣绒裤……钱一丢，什么也没法买了。

　　10月19日

　　天气一天天冷了。早晨，马槽子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寒气袭人。

　　给新盖的食堂上笆泥。

　　我赤着脚在冰冷的泥水中，飞快地挥舞着二齿。刘福来和大傻缩着脖子，又跳又跺脚，双手捂着耳朵，冻成那样，还有心思互相骂着玩儿。

　　“你妈逼！”

　　“你妈逼！”

　　……

　　一来一往，不知厌倦地重复着这3个字。

　　和完泥又开始扔。食堂比一般房子高，往上扔泥是最累的活儿。他们三四人轮流扔一堆泥，我一人扔一堆，没人替换。扔呀扔呀，一下一下用力扔。好像扔光了这堆泥就有了出路。头发上、背上、胳膊上、脸上全是泥浆。

　　一大堆一大堆的泥被扔到了房顶。

　　仿佛听见老姬头对另一个农工说：“林胡这小子有精神病吧，咋那么疯干。”

　　周围景物在泥点子里越来越模糊。

　　中午吃小米饭，刘福来挺热情地给我盛了一碗菜。但觉得有点少，看看别人碗里，是我的二三倍。一下子就火了。我把菜倒进桶里，又重新盛了一大碗。伙食费一分没少交，活儿一点儿不少干，为什么这样？

　　刘福来满不在乎地笑着。对这天津的小毛孩越来越反感。

　　下午继续往房上扔泥。

　　晚饭，每人就3个馒头，实在不够。我吃完了又到食堂去要，如果馒头不给，来点小米饭也行。不料，新上任的炊事班长张芳玲绷着脸说：“你们排长说了，不让食堂给你。让你在班里吃。”

　　尴的我没话说。

　　晚上去场院加班，差一个馒头就是不行，饿得难受。不明白蒋宝富为什么不让炊事班给我吃的？他不是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吗？

　　10月20日

　　寒流来了。全连停工学习。我无权学习，回到自己屋里。为御寒，捡了一张大生牛皮挡住窗户，又捡了一个烂皮裤，扯开堵严余下的窟窿。门用一个沾满白灰的破马槽挡住。屋里很暗，总算不漏风了。

　　我龟缩在皮得勒下面，望着屋顶，那椽子和柳笆好像一个巨大的筐倒扣在头上，开始胡思乱想。

　　不让学习也好，躺着休息。过去我虽不善言谈，不善交际，但有朋友，有拐棍，日子还过得去。可现在却众叛亲离，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对之倾诉憋在心中委屈的人。我把想说的话一封一封写在信上，寄给母亲，却没有回音。

　　莫不是人一当了反革命，连亲娘都不认了？

　　说话一定要注意，千万小心，汇报我成了班里小知青的一项任务。真是到处都是眼睛。窗户上有、墙上有、角落里有、厕所里有、草原上有……

　　在这样的环境下，玩儿命干活儿是我惟一保存自己的救命稻草。每天干活回来，累得往铺上一躺，根本没力气洗，连上厕所都懒。5个手指头全伸不直，满是裂口。

　　傍晚，一头黑猪哼叽叽闯进屋，乱拱乱啃，几乎要啃到我脸了，用半块土坯狠狠砸去。它嚎叫着蹿出门。反革命把人的性格也扭曲，成天卑躬屈膝，只有对猪，才能表现出一点男人的勇猛。

　　从早到晚俯首贴耳，俯首贴耳……耻辱啊！

　　10月23日

　　学大寨变冬闲为冬忙。连里不顾气候寒冷，决定突击挖一条水渠。别人规定一天挖3米，我被规定5米。下午干完后，老蒋走过来，验收质量。

　　“完啦？”

　　我点点头。

　　“这斜面不平，用铁锹拍拍。”

　　我边拍边说：“这也不是造飞机，差不多就行了。一流水，多平也要冲坏。”

　　刘福来一下子蹿过来，气冲冲地说：“嘛，学大寨差不多行吗？”

　　我像被蛇咬了一口，打了个寒战。

　　“排长，他散布反动言论，斗小逼孩的！”

　　老蒋皱皱眉头，生气地挥挥手。

　　“嘛，指导员不是发话了吗，不老实就斗逼孩的！”

　　我不敢言声，一说话就得和他干起来。赵干事的影子还在，他那一堆黑黑的小铐子记忆犹新。

　　老蒋劝解着把他推走：“晚上再说，晚上再说。”

　　走了老远，还听见刘福来的声音：“这小逼孩的一点儿也不老实，别看他不言不语的，可狂了。”

　　下了班，不敢回自己屋，先到了连部。指导员不在，只有文书楚继业。

　　我向他讲了这情况，请他主持公道。

　　他严肃地说：“你先回班里去。等我们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再处理。”

　　我问：“回去，他们要斗我怎么办？”

　　脸上有几颗麻子的文书开导说：“这是一个改造思想的好机会吗，思想改造是痛苦的，不触及灵魂不行，只有触及了灵魂，才能改造好。”

　　我默默无语，心想锡林浩特知青与北京的再有矛盾，也不应这么把我往火坑里推。

　　“你回班里去吧，我有事要走。”他催促着。

　　没办法，只好离开连部，提心吊胆了一晚上。谢天谢地，没有把我叫去斗。

　　10月25日

　　今天早上，看见李晓华正在系马肚带。那马很不老实，她使劲一勒，马就回头咬她一口，后蹄还不住地乱蹬，急得她满脸通红。我赶忙走过去，她一见我要帮她，好像厄运临头，离老远就大声说：“我自己来，自己来，没事。”

　　以为是客气话，没停下脚步。她却瞪着我，严厉地说：“不用，不用！”口气极硬。

　　难道反革命连帮人卖卖力气的权利都没有？我呆呆站着，望着她那双美丽眼睛，默默想：“李晓华呀，当初我和王连富打架，也是为了替你出口气，现在你却这个样子对我！”

　　真惨，自己怎么陷入了这种境地？回连那么些天了，就没见到一张朝我真诚微笑的脸（大傻向我道歉无非是怕我揍他。张韦是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高兴得忘了我的身份）。我盼着有人向我微笑一下，如果十块钱能买来一个真诚的微笑，我情愿每月花十块去买。钱有什么用？一个月见不到一张向你友好微笑的脸才最难忍受。

　　现在，很希望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哪怕是怜悯。过去对同情这东西不了解，不太介意。有人鄙弃同情怜悯，以为接受了是耻辱。现在我明白了，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连垃圾都能吃。拒绝别人同情不是他处境还好，就是他得的同情太多，来得还容易。

　　去年现在，正绞尽脑汁，写血书，想法让指导员批准给自己枪。一年后的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以上是我刚回连这一段的日记（经过了整理）。

　　这一阶段，自己干活不是一般地干，而是狂热地干，拼命地干，天天都在累趴蛋的边缘。为什么呢？事实上并没有坐牢杀头之危。

　　或许是那惊心动魄的批斗会真把我斗伤了，斗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见批斗会就紧张，在它的恐怖魔影下，我不敢偷懒，一味猛干！

　　所谓批斗会就是用暴力把一个人的身躯。四肢、五官、表情弄丑，在成千上万人面前展览，一个大活人被当成动物园里的野兽供男女老幼观赏……还有什么羞辱人的方式比这更甚呢？秦始皇的暴行数不胜数，却没听说过大秦王朝搞批斗会。

　　对有点知识，有点自尊心的青年人来说，在那黑压压的人群面前弯腰撅腚，跟往指甲盖里戳钉子一样可怕！

　　当初，为了打饭路上和韦小立相遇那几秒，花费了多少心思打扮，用热水洗，用毛巾搓，非把脸擦红为止，还打许多香皂，让脸上有股香味。临出门前要对小镜子照半天……可是一场批斗会就把这苦心经营的形象全毁灭。我被迫歪着脖子，扭着双臂，弯腰屈膝，痛苦得龇牙咧嘴，站在自己所膜拜的女神面前！

　　想起来，心里就打怵。数月不见，小伙子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与心爱的姑娘会面。而我关了6个月后，是在一个凶恶的批斗会上与韦小立重了逢。早晨连脸都没洗，蓬头散发的。

　　实在是怵批斗会，害怕再让她看见自己被撅挨斗的丑态……拼命干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谁都找不到借口把我弄到批斗会上。

　　但是，这口气并没有服。给党中央的申诉信草稿早已写好，那把扫帚就放在自己的褥子底下。

　　当我面目肮脏，衣衫褴褛地蹲在没门窗的屋里，把头伸进瘪水桶，像野狗一样喝冷水时，不相信这辈子就永远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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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山

　　进入冬季后，活儿渐渐轻了。

　　连里决定由蒋宝富带着几个犯错误的兵团战士和三个牧主上山打石头。打石头是连里公认最苦的活儿，又累又费衣服，怎么让一排长老蒋带队呢？

　　原来蒋宝富和小四川吵架，说错话，倒了大霉。

　　一天晚上，锡林浩特知青小四川开玩笑说：“蒋排长，你长得有点像‘红灯记’里的王连举。”

　　老蒋一下子翻脸：“你别他妈诬蔑。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你小鸡巴崽子什么东西？”

　　小四川嘲笑道：“别看你现在喊的凶，苏修来了，你头一个当叛徒。你那个揍性就是一副叛徒相。”

　　老蒋气得睁大眼睛，使劲拍着胸脯嚷：“就这揍性，共产党员，你是吗？共产党员！”脸上焕发着炫耀与憎恶的光。

　　“王连举也是共产党员，你这党员有啥了不起？就会往自己箱子里塞别人东西。”

　　老蒋不理睬小四川的揭短，双臂抱在一起，洋洋得意地喊：“共产党员蒋宝富，扎根边疆干革命，打倒刘少奇，紧跟毛主席！气死你小尿炕的死臭逼！”

　　他摇头晃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结果有一遍重复错了，把毛主席和刘少奇位置颠倒。

　　小四川激动地吼：“好，你喊反动口号，你是现行反革命！”

　　老蒋的小眼睛瞪得如铜铃，鼻孔鼓起两个泡，恨不得把小四川吃了。他唾沫星子四溅：“放你娘的狗屁，我没喊，我就没喊，我不承认你没治！”

　　小四川马上到连部汇报，说蒋宝富喊反动口号：“打倒毛主席，紧跟刘少奇！”

　　沈指导员当即指出他重复反动口号，罪上加罪。小四川哪知道有这规定，又跟指导员大吵一架。但当时在场的几个知青都证实蒋宝富确实喊了，指导员只好将此事报告到团“一打三反”办公室。

　　最后给蒋宝富来了个留党察看，撤销排长职务；给小四川来了个行政记过处分，理由是重复反动口号。

　　小四川不服，到处告状。而老蒋却蔫了，见谁都点头哈腰，面带笑容。为了给他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指导员让他带队上山打石头。

　　刘福来因为给李晓华写交朋友的信，在全连大会上做检查，被罚上山打石头。大傻因为没开上汽车，闹情绪，老请病假，也被发配到山上。

　　得知让我上山打石头，非常高兴，总算离开了这个可怕环境了。我宁愿远离社会，到最荒无人烟的地方受苦，也不愿在一帮小青年的监督下生活。

　　而且打石头也练块儿，对身体有好处。

　　12月的一天，我带着自己全部家产：一个行李，一件得勒和那把扫帚上了山。

　　石头山在一连（白音得勒）附近，距连部有30多里。环顾四周，都是缓缓鼓起的山峦，草很矮，方圆五六里，见不着一户人家。山上除了星星点点裸露着的风化石以外，全被一层稀疏的枯草所覆盖。有的地方耗子洞很多，老鼠溜出的土道儿，把各个洞口连接起来。

　　两个蒙古包就扎在距山顶200米的山坡上。

　　老蒋和我、道尔吉、牧主贡哥勒、巴勒登住一个蒙古包。刘福来、大傻、老穆等几个天津知青住另外一个包。

　　没想到和道尔吉、贡哥勒在山上又见面了。

　　道尔吉有匹褐栗马，号称日行800，被指导员看上了，想换。他不换。后来指导员借口战备需要，硬收回了那马，送给团部李主任。道尔吉闯到连部大闹一场，骂指导员就会溜勾子……指导员见他疯疯癫癫，没答理他。

　　1970年春天刮大风时，小孩玩火，把道尔吉蒙古包烧着了。接着风又把火星子刮到牛粪堆上……他发现后，赶忙招呼全家人去扑灭外面的火，结果蒙古包给烧掉一多半。

　　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批评他不注意防火，又表扬他能先救国家，后救自己。有些知青还给他捐了一些钱和粮票。但他人缘差，爱穷正经，得罪不少人，捐得不多，家里一直穷惨惨。

　　11月某天，白毛风来了。他的羊群顺风乱跑。骑骆驼圈羊时，骆驼不慎跌倒，把腿迭瘸，他自己也摔得走不动道儿。指导员这回报了仇。逼他写检查，扣了他30块钱，还不算工伤。道尔吉找指导员说理，吵了半天，结果连羊也不让他放了，被赶上山打石头，否则没工资。

　　为养活一家老小，道尔吉只好一瘸一拐上了山。可是腿老疼，干不了活儿，整天躺着。骂指导员溜勾子终于得到了报应。

　　想当初他威风凛凛要打死英古斯的模样，想当初他四处造谣，说我掏刀威吓了他，今天这下场也挺解气。但同是沈指导员专制统治的受害者，我对他又有些同情。

　　骆驼腿比人腿重要，这就是我们七连的现实。

　　老牧主贡哥勒还是那个样子，见人总是谦卑地笑，不管你是干部还是犯人。他成年累月一言不发，眼神浑浊又和善，一咳嗽起来，没完没了。那两个得勒袖子，被嘴巴擦得油污发亮。

　　老蒋犯了错误，自然憋着劲，要到山上大干一番，把丢掉的官儿再捞回来。每天早上，天还黑着，他就吆喝大家起床，谁不起来就掀谁的被窝。恼得刘福来在背后骂他是“周扒皮”、“发情的大叫驴”……成天咒他生了孩子没屁眼儿。

　　两个牧主和我轮流早起为蒋宝富生火。他穿好衣服就领着大家上山干活儿，干到9点再下来吃早饭。

　　山上的石头都被土埋着，必须先剥开土层，挖很深才能见到好石头。地表上那些裸露着的石头都不能用，风化了。

　　外面寒风刺骨，石头坑里却热气腾腾。老蒋绷着脸，抡锤猛砸。其他人也都干得满头大汗，直冒热气。刘福来和大傻边干边互相骂，磨练着嘴皮子，妈呀、姐姐呀、小姨子呀、屁股呀，你来我往，对骂如流。

　　大家撬的撬，搬的搬，抬的抬，没人敢偷懒，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稍稍歇一会儿就要挨冻。

　　石头堆一天天高起来。

　　新年前夕，老蒋从连部汇报工作回来，喜形于色：“哈哈，连里对咱们石头山评价挺高，在全连大会上还专门表扬了咱们。”

　　并带来了锡林浩特知青布伦格勒的桃色新闻。他和连里一蒙族女知青睡了觉。因为考虑到都是蒙族，从宽处理，只给了个团内警告处分。

　　转眼春节到了。道尔吉劝我：“回连地过年，一个人地在山上不好。我地帮你找地方住。”

　　我摇摇头。他的好意我领了，但不想回连。在石头山上过年，虽然苦点，但自由，想干啥就干啥。可回连就成了专政分子，一举一动稍不注意，就有人告到指导员那里。尽管连里有会餐，吃得好，也不想回。乐意和荒山、枯草、石头在一起。它们不会欺负我，监视我，密告我，哪怕啃大饼咸菜，也乐意。

　　道尔吉盖着两个得勒，半躺在牛车上。老牧主贡哥勒恭恭敬敬地牵着牛，一步一步走下山。

　　老蒋和那几个小青年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新衣服，抹了浓浓的香脂，焦急地等着拖拉机。

　　临走时，老蒋皱着眉头，轻轻问：“林胡，我老婆坐月子，需要用钱，这月工资你能不能借给我？”

　　我的祸福安危都捏在他手心里，怎敢不借？

　　他们一走，感到了莫大自由，特别特别舒服。天渐渐昏黑，我往炉子里填了半簸箕牛粪，熊熊的火苗从炉门透出来，把我的黑影映在蒙古包壁上。小米粥的清香从锅里飘出。孤独一人多好哇，没人高你一头，没人专政你，可以为所欲为，作自己这个小天地的主人。

　　四外鸦雀无声，能听见自己耳朵里在响。

　　春节休息6天。自回连后，头一次有这样长的休息时间。机会难得，我决定修改并誊写给党中央的信。

　　那把扫帚就放在行李底下。

　　拧开细铁丝，取出草稿，就着煤油灯在膝盖上写起来。包里静极了，偶尔从遥远的地方出来几声寒风的凄厉嘶叫。

　　一天，二天，三天……

　　改完后，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抄好。初六徒步走到团部，用挂号把信发走。焦急、烦扰了多日的一件事，终于办了。不管有没有用，心里也觉得踏实一点。

　　1970年春节就这样度过。

　　初七，他们上山，津津乐道谈论着连里的头号新闻——王军医的风流事。他给女的看病，热情得出奇。这是继布伦格勒之后，又一起轰动全连的黄色事件。因为军医是现役军人，有老婆孩子，比知青搞，更具爆炸力。

　　杨兰兰是个挺可爱的天津女孩，外号小花猪。来兵团后，嫌脱坯太累，总想找个轻闲工作。她看上了卫生员这个位置，三天两头往卫生室跑。王军医答应推荐她到团部医院学习。一天深夜，上哨时，她去卫生室取暖，军医把她留下了。这样，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发生了许多次关系。

　　后来无意中，被人发现，指导员找军医谈话。军医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发誓要重新作人，请求指导员不要张扬出去，给他一个机会。否则实在没脸活了。

　　指导员看他可怜，担心真想不开，出事，答应保密，观察一段表现再说。

　　可过了一段后，军医仍和杨兰兰干，并导致杨兰兰怀孕。王军医急坏了，让女的骑马狂跑，希图颠流产；给女的吃药打胎；四处找民间偏方……都无济于事。不得已伪称肝炎，让女的回天津流产。杨兰兰到天津做完手术后，父母发现真情，给团里写信追问。这时杨兰兰也回连。王军医又给她出谋划策，让她说是在草原上被一陌生牧民强奸的。

　　但这种事哪能糊住指导员那锐利眼睛？

　　白发苍苍的刘副政委亲自来七连处理。在全连大会上，副政委严正宣布：“王万平的错误极为严重。他不仅道德败坏，玷污了我军名誉，还编造谣言，诬陷少数民族，在政治上造成了很坏影响。领导指出他的错误后，仍阳奉阴违，拒不悔改。经团党委研究决定开除王万平党籍，行政记大过处分一次。”

　　最后，刘副政委再次强调：“兵团战士三年以内禁止谈恋爱。这是纪律，一定要遵守。青年人要响应党的号召，晚婚晚恋，不要那么没出息。”

　　外表和人的内在真是两回事。王军医表面上看，眉清目秀，温文尔雅，说话从不带脏字。平日特别注意军人仪表，无论天气多热，风纪扣都严严系着，帽子也深深戴在头上，遮住了前额，即使在宿舍里也不例外。但他竟想出了栽赃牧民这等狠毒主意。

　　刘福来、大傻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一致佩服军医有两手。

　　老蒋理了头，刮了脸，显得年轻了。他容光焕发地说：“连里开会又表扬咱石头山了，还给了一筐苹果。”

　　他们挑完之后，我和老牧主分了几个又青又小的。

　　道尔吉靠在行李上，眯着眼睛叹道：“过年了，海河烟地没有，谁有海河烟，我地苹果换！”

　　牧民离开水果，可以活，离开烟卷，却受不了。

　　晚上刮起了白毛风。寒流来了。蒙古包里的火早已熄灭，耳朵、鼻头冻得生疼，必须蒙住头睡。道尔吉在昏睡中叽哩咕噜，说着呓语。贡哥勒沙哑地咳嗽着，好像喉管里充满了浓痰。

　　“起来！起来！”黑暗中，传来了老蒋的吆喝声。呀，头这么重，这么疼！我打着冷战，穿上衣服，把所有破衣服都穿上，还冻得直哆嗦。头一动就疼得厉害，只好挺着脖子，动作缓慢，不使脑袋受震动。

　　“排长，我头特别疼。”

　　老蒋见我那么难受，确实是病了，就说：“你休息吧，可能是昨晚上着凉了。”

　　“借给”他一个月工资，立竿见影，对我态度好多了。

　　寒风呼呼地吹着。天气相当冷，老蒋要是能开恩，宣布休息就好了。可是他一声不吭，收拾着衣服，然后带着大家走到外面上工。

　　刘福来听说让我休息，嫉妒地瞪了我一眼。

　　把大得勒紧紧地裹在身上，还觉得冷，后腰像贴着块冰，晕乎乎的脑子里塞满了棉絮。外面，北风呼啸，这么冷的天，他们都在凛寒中劳动，我这个反革命怎么能呆得下去？全身软绵绵，一动也不想动。可是休息也休息不好，老有种犯罪感。

　　别人都在干活儿，我岂能安心睡觉？脑子里断断续续闪着一个个念头……也是这么寒冷刺骨的冬天，在风雪中，一群衣着褴褛的青年们正奋力挥镐。铁路沿着泥泞冻土向前延伸……伤寒病蔓延，人一个一个死了。终于保尔也病倒，奄奄一息。人们都去上工，破旧的大厅里只剩下他一人，挣扎着站起来，跌倒，又拼力站起来，跌跌撞撞走到工地。暴风雪狂吼着，他抡着大镐，靴子露出脚趾头……

　　脑子一热，决定上山干活，向保尔学习。为了能撑住，咬着牙吃了一小块干饼。牙一嚼，太阳穴特疼。我把饼泡在热茶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嚼时尽量轻轻，以免震疼脑袋。

　　吃完后，慢慢站起，用放炮的旧电线在腰里紧紧缠了几圈，向山上缓缓走去。

　　哎哟，每走一步，脑袋跟挨一棒子似的，震得生疼。来内蒙后，这是第一次重感冒。我轻轻挪着脚步，费了好长时间，才走到山顶。心脏咚咚乱跳，仿佛喝了酒，使劲地喘。

　　道尔吉扶钎子，我倚着一块巨石，继续打昨天没打完的炮眼。只一夜人就变得这么虚弱。每打一锤，有气无力，脑袋也震疼一下，耳朵轰轰响。头一低就像掉进大海，天旋地转。叉开脚，靠着石头喘口气，再接着打。

　　一锤、两锤……30锤……60锤……每一锤，坚硬的石头就把钎子弹得老高，并“叮”地发出轻脆响声。

　　打一锤，头就轰地疼一下，跟挨了一拳。明知头疼，还得咬牙把铁锤举起，砸下去，再挨一拳……再挨一拳……每次道尔吉用炮眼勺儿掏石头末的功夫，是那么美好。我可以趁势休息20来秒钟。全身一动不动倚在石头上真舒服呵。只可惜石头末儿很少，道尔吉三四勺就掏完。

　　又接着打。

　　头越发昏沉，害怕打着道尔吉的手，集中全副精力盯住钢钎上光亮面……人软弱无力时，很容易打偏，坚持，坚持……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炮眼终于打完了。

　　道尔吉盘腿坐在石头上抽烟，蒙古靴、皮得勒上沾满了灰色的石头粉末儿。

　　望着那三尺多深的炮眼，感慨万分。人肉看着很软，却能在坚硬的花岗岩上生生砸个窟窿。

　　累坏了，我闭着眼，垂着脑袋。道尔吉劝我下山休息。我摇摇头，既然来了，中途再退回去，不太光彩。而且害怕自己休息招来别人嫉妒，没好果子吃。

　　歇了一会儿后，又开始往上抱石头。头疼得不敢低，直着脖子蹲下，抱上石头，再直着脖子站起来。踩着碎石，从坑底一步一步走上去。

　　动一动好难受呀，真想停下来歇会儿，真想抱块轻的。可是不敢，怕让排长看见，何况你少干，别人就得多干。

　　妈的，太阳怎么不往下落呀？

　　一趟一趟……带病干活太难熬了。真是活该，不来也没事，谁叫你积极的？现在要是在那个又黑又脏的蒙古包里躺一会儿，就是让我吃一块牛粪也干。唉，这太阳粘在天上了，好混蛋呀！

　　一小堆石头搬上去了，又一小堆石块搬上去。真希望自己能累昏过去，快快结束这场痛苦表演。但神智却清醒得很，两条腿沉得几乎挪不动了，却还是不倒下。

　　太阳仍那么明亮，高高悬挂，一点不见落。

　　数不清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抱了上来。寒风一缕一缕，老虎舌头般地舔吻着我的面孔，撕得脸很疼。

　　太阳哟，求求你了，快点落吧。

　　它慢慢地，终于融化成一团红球，垂在了地平线上。

　　我竖着耳朵，等着老蒋发话。隔壁的土坑里，传来撬棍噼哩啪啦捅石头的声音。

　　老蒋终于大声宣布：“收工，收工。”话音未落，刘福来头一个蹿出石头坑，“哇——”幸福地欢呼着，跳跃着，向蒙古包跑去。大傻、老穆等也都捂着耳朵，或用胳膊挡住脸，撒丫子大跑，紧紧跟随。

　　看来不止是我，他们也都盼着这个时刻。

　　老蒋的帽耳朵上沾着白霜，快活地眨着眼睛，向我微笑。他一定是很满意我带病坚持工作。受的这一天罪值得！

　　我没有马上下山，呆呆地望着西面的天空。

　　此时，碰着地平线的太阳变成了一轮廓模糊的血球，透过严寒浸红了西面的天空。鲜红得令人为之一振！给万里寒空带来了一丝暖气。

　　突然感到这颗鲜红的血球就像一块青年的热血心肝，挂在寒冷的天边。一滴滴冒着热气的血，浸红了一大片暗淡下去的苍穹，温暖着隆冬草原。可惜那血的热量太微弱，进入寒冷的天空，马上被吞噬得干干净净。就是几百万吨鲜血撒上去，也不能使浩瀚的长空温度升高一点。

　　空旷凛寒的天空越来越昏暗，红红的血球被地平线一口口地蚕食了，但它扔挣扎着，散发着垂死的光。

　　1971年石头山上看见的太阳落山这个场面，我永远也忘不了。

　　刺骨的寒风跟刀子一样，我的嘴边、帽子上全挂着白霜。不知为什么，鼻子酸了，眼里干巴巴地涌出两滴泪。

　　觉得自己很可怜，病了，连休息都不敢。

　　晚上，老蒋直勾勾地盯着我，叹了口气：“唉，听说王连富在三连混得不错，当上了大车班长。一月50来块钱！你呢，却是个这。哼，要是不打架，屁事没有！你说是不是？”他瞪大眼，鼻孔鼓起来准备反驳我。

　　我搪塞地点点头，全身上下跟散了架，根本无力说话，昏昏沉沉瘫在毡子上。

　　老蒋对着道尔吉说：“嘿呀，咋也不顶，图痛快打架，图个这！多受罪，这辈子算是交待了。”

　　道尔吉一声不吭地躺着。他也是图痛快，骂指导员，结果被罢了羊倌。

　　蒋宝富掏出小镜子仔细照着，观察着自己脸上皮肤的变化。每天都要照半小时，跟天天读一样，雷都打不动。

　　老蒋攒了一笔钱，刚娶上媳妇，对方就推说病了，回到娘家。有人告诉他，是对方嫌他穷，还嫌他长相难看。急得他团团转，四处搞钱，有点小便宜就占，看见茅坑里有一分钱，也要给捡出来，用水冲干净。

　　他的脸瘦长得像猴子，眼睛又圆又亮。惟恐老婆把他给蹬了，寄希望自己脸庞年轻一点，对眼角、额头、嘴边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密切注视，每天都要抹好些妇女用的香脂。好像多抹，能把皮肤抹年轻。他一照小镜子就嘀咕：“这是啥鸡巴地方，原来哪有这些褶子？”

　　牧民们吃完饭就睡。晚上7点钟以前我们蒙古包里的人就全躺下了，只剩下老蒋还对着小镜子感叹：“成天喝雪水，就是见老。唉，这回吃大亏喽！”他脸色一变，咬牙切齿地说：“小四川，你狗日的别落到我手里，只要落我手里，就有你好日子过。”

　　我恍恍惚惚地睡死过去。

　　可能是严寒和疲劳的刺激，再加上道尔吉给了我两片解热止痛片。那么重的感冒第二天就好了一半。真高兴，带病干活儿实在太难熬了，再也不想干。

　　多少年过去，我始终没忘记那个血色黄昏。

　　3月的一天，连里通知老蒋下山回连负责一排工作。皮金生上山接替老蒋当头儿。一听说此讯，正对着小镜子发愁的老蒋一下子容光焕发，异常麻利地收拾行李。

　　“你们继续在这儿锻炼，好好干，争取早日回连。”

　　临走时，他很亲热地向我点点头，算是告别。自借他一个月工资后，对我态度明显好转，几次向连部汇报我表现不错。

　　他多高兴哇，劳改了一冬天，又下山当排长去了。

　　而我的监督改造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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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也批判我

　　皮金生是个典型的天津人，能说会道，有点小聪明。身体很壮，个头比我高，体重比我重，原是校足球队的，踢左边锋。相貌堂堂，丹凤眼，留着淡档的小胡子，白皮肤。可惜出身资本家，老是混得不好。他干活不像老蒋那么拼命，每天要吃完早饭，9点多钟以后才上山。

　　当刘福来控诉老蒋天天早上，掀人被窝，赶着大家去上工时，他也流露出蔑视：“老蒋是立功赎罪心切，弟兄们自然就要倒点霉呗。”可当着老蒋的面，他一个劲夸老蒋年轻，人走了后，才耻笑他“老塔儿”，财迷转向。

　　他对刘福来、大傻、老穆等迟到、早退、偷懒听之任之。石头的产量，马上见下。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也会挖苦几句，提醒大家干活儿别太不像话。他是个负责的，石头山不出活儿，要影响指导员对他的印象。

　　记得，当我和王连富打完架后，他曾拍着我肩膀说：“好样的，哥儿们镇了！”

　　……

　　刘福来顶多18岁，细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脸上带着稚气，完全是个孩子，干出的事却像个老流氓。头发很长，盖住了耳朵，跟人说话时爱把头猛地一甩，让一大缕头发飞到脑后。冬天草原那么冷，从不穿棉裤，还是鸡腿一样的瘦腿裤，爱俏不要命。

　　他最大的嗜好是跟别人耍贫嘴，对骂。就如同老鼠要天天啃东西磨牙，他也得天天跟人耍嘴皮，磨舌头，否则牙就疼。论骂人的词汇、技巧、速度、反应，他在全连数一数二。那术语、行话、双关语、专用名词……出口就来，一串一串。普通人根本听不懂。而且速度极快，你一句还没弄明白，他又冲出来五六句。

　　他善交朋友，人缘很好，又爱拿别人开心，很能解闷。小四川喝醉了，倒在地上，他往小四川头上尿尿，请他喝“啤酒”。班长制止时，他还辩解尿最醒酒。他冒充女的给大傻写信约到马厩碰头，结果把大傻骗到马厩冻了一个小时……他在司务处门上放了只死老鼠，正掉在开门的司务长头上。

　　这孩子毫不掩饰自己好色。连里的姑娘哪个标致一点，就有意无意地跟哪个套近乎。俏皮话横生，争着抢着替她们打水、抓马、备鞍……每次去团部都要帮助一群女生捎东西，热情无比。

　　他给李晓华写信要交朋友。李晓华正积极争取进步，连想也没想地把信给了指导员。结果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点了他的名，让他作检查，并罚上山打石头。此后，他对李晓华恨之入骨，骂她是“随军妓女的货”，“没好下场”。不过他大大方方，毫不畏缩，只要脸蛋儿漂亮的女人，无论本地的、城市的、蒙族、汉族、嫁了的、寡妇、老的、少的，他都热情得出奇。

　　4月初的一天。

　　吃午饭时，皮金生发现炉灰里有块馒头，很不高兴地问：“这是谁扔的，真不像话。”

　　刘福来默默地看着我，等皮金生走出蒙古包他从炉灰里拣出馒头块，走到我身边时，突然扔进我碗里，微笑道：“吃了！”

　　当时我正喝着粥，愣住了。等反应过来，血呼地涌进脑海，不假思索，抓起那块馒头就向他扔过去。

　　“操你妈的！”他躲开了，又从地上拾起馒头向我扔来，这小子闲得没事，想拿我开心取乐。

　　“操你妈！”我俯身拾起馒头，上面沾着牛粪灰、羊毛。他敏捷地跑到包外，恼羞成怒，大声喊：“操你小妈妈的，忘了斗你的时候了？反革命！”

　　“滚蛋！”我暴躁地把馒头狠狠向他投去。

　　“瞧你那球相，嘴唇厚得能栓头驴，穷狂什么？”他很灵活地躲开了馒头。

　　“滚蛋。”

　　“滚你脑袋！”他双手插腰，把头发用力向后一甩：“操你妈杨沫！”指名道姓地骂。

　　我扑过去，一波脚把他踢倒。

　　他爬起来，脸色苍白，嘴却死硬：“操你妈杨沫！操你妈杨沫！”又上去一波脚，给他再次放倒下。这小流氓腿没根，一踢一个滚儿。

　　听见响声，皮金生从那个蒙古包里赶忙走出来，挡住我。

　　“怎么回事？”

　　“他骂我妈。”

　　“就是他扔的馒头。”刘福来指着我嚷。

　　“到底是不是你扔的？”

　　“不是。”

　　“不管是不是你，都要注意节约粮食，现在全兵团都在开展不吃亏心粮的运动，连里批评山上好几次了，嫌我们吃得太费。”

　　刘福来对我的态度是随着领导的变化而变化。老蒋对我不错，他就不敢对我坏，皮金生上山后，看出似乎和我有缝隙，他也横起来。

　　从这块馒头事件以后，吃饭严格限制。按照皮金生吩咐，炊事员每次做饭都按人头做，不管够不够，一人一顿饭两张饼。他们全够，我却不够。每天干那么重的活儿，从深深的石头坑里向上背石头，几吨几吨的干，饭量自然比他们大。

　　所以定量吃饭，对我打击最惨重。炊事员小老当然也高兴，他本来对我挺同情，但因为我吃得多，加重了他的工作量，每次做饭，和面切菜得多消耗许多力气，渐渐地对我不满。这以后，日子可惨了，居然要饿肚子，比兵团的小牢房还不如。

　　刚一干活儿，肚子就开始咕咕叫，四肢无力。但我说什么呢？大家都吃得饱，大家也跟我一样干活儿，反革命还能受到特殊的伙食补助吗？只好自己想法解决。

　　幸亏他们常常连这两张饼都吃不了。我能在混乱中，偷一块剩饼，或是躲在被窝里干掉，或是带上山，在荒废的石头坑里偷偷吃进肚。所幸我吃饭极有速度，二十几秒就能结束战斗，从没被他们发现。同时我也随着饭量调整了自己的劳动强度，吃两张饼就干两张饼的活儿，一点不多干。

　　我们主要的饭是烙饼和汤面。由于给饿怕了，每回吃饭，如有可能，尽量多吃，总是最后一个吃完。他们吃不了的干饼、面汤全都进了我的肚。为此常常被冷嘲热讽。

　　大傻说：“林胡是七连的头号造粪机。”

　　皮金生说：“不愧是属猪的。”

　　刘福来说：“你是山上总亏粮的祸根子。”

　　炊事员小老说：“像你这么吃，再来一个大师傅也受不了。”

　　干得多，自然吃得多，吃得多，就招人骂。

　　最可气的是刘福来还常常在我面前吃从天津寄来的蜜饯、花生、绿豆糕等等，故意馋我。那嘴巴咀嚼时的“吧唧吧唧”声特响，并向我挤眉弄眼，表示多么好吃，多么陶醉。我蒙上大得勒，不看他，可那“吧唧吧唧”的声音还是钻进了耳朵，使唾液分泌系统产生共鸣，不住地咽唾沫。我痛骂自己不该流，不该中了这小流氓的诡计，可那口水还是一个劲地冒……这孩子真是恶呀，以馋一个反革命，勾引他流出一团一团口水为乐。

　　皮金生平时和我很少讲话。我们都是最早来兵团的第一批兵团战士，彼此是老相识，表面上还过得去。我从不叫他班长，总叫“金生”，自以为这样很亲切。他也不很斤斤计较我干活多少。但有一天，他心血来潮，突然要召开一个学习会帮助我改造思想。他先念了儿段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语录，然后让我谈谈自己这一段的表现，最后大家发言“帮助”。

　　听他念的那些语录，都是对敌人的，就知道他缺少善意。

　　帮助会上，刘福来等一帮小青年来了精神，纷纷发言，有的说我“不老实”，有的说我“不认罪”，有的说我“态度不好”……这些满嘴脏话的小玩闹居然也扮出一副革命者的脸孔，批判起我。他们平时一学毛主席著作就打瞌睡；干活时，头头不在就偷懒；最大理想是骂人达到九段水平。

　　皮金生等大家讲完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艰巨性。一块馒头所体现的阶级斗争，他能白话半小时。我终于明白，他名曰帮助，实际是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压迫我，批判我，让我向他低头，向他毕恭毕敬。在山上，我的命运完全捏在他手心里。他可以把对出身好的嫉妒，全倾泻到我身上。

　　或许我从来不像其他新来的天津小青年管他叫“班长”，使他不快。

　　他整我非常准确有力。因为比其他小青年早到一年，更了解我。

　　他知道我怕饿，就实行了定量吃饭；他知道我喜欢孤独，就不让我和牧民住一块，非跟大家挤一蒙古包，说这样便于我的改造。干活时，我动作一缓慢，皱起眉头，眼神暗淡时，他就知道我饿了，故意延长十几分钟才下班；每晚上，我早早躺下后，他却迟迟不吹灯——知道我有不熄灯睡不着的毛病。

　　过去闲聊时，我曾对人讲过，最怕听擤鼻涕的声音，尤其是连续几分钟的擤。现在他老爱当着我面擤鼻子，一擤就是马拉松式的，没完没了。那刺耳的声音像是要把鼻腔撕裂，让我脊梁骨直冒冷气。有时，这噪音把我刺激得要发狂，真想一锤砸在他那个漂亮鼻头上。

　　三连打石头的知青也上山了，住在我们包附近。他们赤裸裸地虐待刘毅，非常引人注目。

　　刘毅原来是三连粮食保管，本场农工，大约有40来岁，文革后造反，混了个小头头，得罪了人。他仅仅因为在1968年说了一句：“毛主席也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即被对立派抓住，说他诬蔑伟大领袖。这些没一点文化的农工，都想把对方打成反革命，自己这派掌权，刘毅就成了倒霉鬼。被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老婆也跟他离了婚。

　　我心里暗暗替他叫屈。毛主席明摆着参加过国民党，稍有点历史常识的都知道，这有什么错？

　　一天晚上，三连带队的乔排长（原七连的复员兵）笑嘻嘻找皮金生聊天。

　　“哈哈，有个刘毅可开心了，总有乐儿。每天早上4点钟，天还没亮，就让老逼孩的上山抬石头去。10点钟再回来吃饭。老家伙能干，一天干两方石头没问题。晚上，让他跪在毛主席像前汇报自己一天的工作，老小子一点不傻，总说自己干得好……汇报完了，让他喊：打倒刘毅！他就扯着嗓门大喊：打倒刘毅！兵团战士问他：刘毅是什么？他一本正经说：刘毅是反革命两面派。声音大得邪乎，他妈的，把大伙儿全逗笑了。”

　　皮金生睁大眼睛问：“吃饭管饱吧？”

　　“管饱。这小子真他妈能吃，把炊事员给气坏了。有一回特地给他留5张大饼，外加半锅小米粥。让他可劲吃，吃不完抽耳光。操，他一口一口，不紧不慢全他妈给吃了，一点没剩！好家伙，那一张饼足足有半斤，我们真担心他给撑死。前几天，我们的炊事员不懂，瞎喂料，刚撑死了一头大犍牛。嘿嘿，第二天早上，老小子没事，又颠颠儿上山干活儿去了。咋也没咋。”

　　皮金生很有兴致，小胡子快活地抖动：“他挺老实？”

　　乔排长感慨说：“敢不老实？我们那几个知青拿他当练拳的活靶子。不老实随时修理。有一次，张青礼往他碗里吐了口粘痰，让他喝。我亲眼看见他闭着眼一口喝了下去。不喝，大板带就抽狗日的。”

　　“你们不能太过分了，要讲政策，”皮金生微笑着说。

　　“那当然罗，把这活宝弄坏，石头山就没解闷儿的了。”

　　……

　　他们的对话我全听见，心抽搐成一团，特难受。

　　第二天傍晚，我到三连蒙古包附近牵牛。（连里给山上一头牛，用来拉东西。）从他们蒙古包里传来训斥声：“为什么这么早睡觉？”

　　“头疼得厉害。”一个细弱的声音回答。

　　“今天干得怎么样？”

　　“干得很好。”

　　“石头全搬上来吗？”

　　“还差一点。”

　　“那算干得好吗？”

　　“干得好。石头太多，搬不完。”

　　“好你妈个逼！”传来一记清脆耳光。

　　“说，你干得好不好？”

　　“不好！”

　　“该不该打？”

　　“该。”

　　“好，你不是头疼吗？准是着凉了，跑跑步，发发汗就好。原地跑步走！一二一，自己喊，大点声！”

　　我牵着牛，从他们蒙古包经过时，见刘毅只穿一个裤衩，披着皮袄，赤脚在蒙古包中间慢慢跑着。垂着头，有气无力地喊着：“一二一，一二一……”那帮天津知青叼着烟卷，玩着牌，大声笑骂，早把他忘在一边。

　　目睹此景，我才明白自己所受的待遇已相当不错了。皮金生再不够意思，也没这么折磨我。

　　反革命是有等级的。知青反革命比农工反革命好像高一等。对农工反革命，可以任意打，任意骂，任意玩儿。这都是些盲流，从内地跑来的农民，最底层。相比之下，对知青反革命就文雅得多。

　　几天后，因放炮，我躲在三连的石头坑里。刘毅正往上背着沉重的石块。他的腰被深深压弯，那姿势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旧社会码头工人扛大箱子一模一样：乌黑的脸上淌着汗，形成一道道泥沟；额上青筋暴起，粗裂的双手紧紧扣着石头棱角；双脚一蹭一蹭。

　　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深深的石头坑里相遇，彼此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周围有人，不敢和他说话，只是同情地向他点点头。

　　他的眼神是那么善良忧郁。

　　4月初的一天，王连长上山检查工作，他已从宝昌支左回来。传达完最近开的团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后，王连长把我单独叫到另一个蒙古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他走后，连里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现在对雷厦有什么看法？”

　　“脑子活，有口才，能交际，有工作能力，毛病是好吹，缺乏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

　　王连长沉吟了一会儿问：“你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摇摇头。

　　他说：“俄（我）们要按政策办，你跟大家一样，他们上班你上班，他们休息你也休息。好好干，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前一阶段，你工作还是不错的。”

　　我鼓足勇气对他说：“王连长，不是我贪吃，有时候确实吃不饱。山上现在搞平均主义，不管饭量大小，干活多少，每人一顿饭就两张饼。”

　　王连长眼睛里露出了同情：“行。回头俄跟他们说一下。不吃亏心粮，也不能饿肚皮。”

　　我望着他瘦削黢黑的脸，毛渣渣的络腮胡子，很想和他握握手，但没好意思。

　　王连长走后，皮金生气冲冲找我：“嘿，宝贝儿，谁不给你吃饱饭了？”

　　“我就是吃不饱。”

　　“你要吃多少啊？每顿你都超。哼，别这么着，对你没好处！”

　　他嫌我向连长讲吃不饱，丢了他面子。

　　“两张饼不够吃。”

　　刘福来鄙夷地瞥了我一眼，轻轻说：“猪！”

　　“你看见刘毅了吧？哼，我们对你够不错的了，别老不知足。”

　　……

　　皮金生下山回连领东西。一没了头儿，他们全不干活了，只剩下我和三个牧民在山上干。饥饿断断续续折磨着我。脑子里最常浮现的念头是大饼和手扒肉。挨整的人饭量都特惊人，这成了一个规律。刘毅一顿吃那么多毫不奇怪，消耗摆那儿呢。

　　在深深的石头坑里向上扔土，是固定给我的差事。比较来说，撬石头的活儿最有意思，但轮不上我。在这个待遇上，三个牧主都比我强，可能他们有经验吧。扔土是最枯燥，最脏的活儿。从坑里向上扔一锹土，得有半锹被风刮起，散落在自己身上，被王连富撕烂的破绒衣，让汗水浸湿粘在脊背上。一锹一锹往上扔啊，先扔到二米高的一个地方，再从这地方再往上扔……（因坑太深了，不能一下子扔到上面）。

　　经过一上午劳动，石头坑底下给清扫得干干净净，巨大坚硬的石头呈现出各种形状，突兀凹陷，脉络线条，一清二楚。

　　没有头头在，自然可以轻松一点。

　　走出石头坑，望着四周静静的群山，心情豁然开朗。但不敢回去太早，就倚着石头堆坐下，闭目打盹。山底下蒙古包里出来刘福来吹的口琴声：“美丽姑娘千千万，只有你最可爱……”

　　下山后，顾不得他们嘲笑挖苦，狼吞虎咽往嘴里塞着大饼。

　　道尔吉的内脏好像摔出了毛病，整天整天躺着，哼哼呀呀，叫个不停。身体弄成这样，指导员硬不相信，一口咬定他是思想病，闹情绪，不许他下山。一提起这，道尔吉那张满是疙瘩的大脸就扭歪了，骂道：“什么共产党大乐嘎（干部），闹孩（狗）的不如。”

　　……

　　1971年4月底，我终于盼到了母亲的回信。

　　林胡：

　　你今天的下场是必然的。你辜负了党的希望，也辜负了我们的希望，我们坚决拥护兵团党委对你的处理！为了便于你好好改造，我们一直没理睬你，不想和你来往。

　　你过去无恶不作，这正是罪有应得。可你直到今天还死不认罪，口口声声说冤枉你了。不是吓唬你，这样下去，你只有死路一条。

　　你说你主观上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可你的行动呢？所做的大量的事都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过去我们总叫你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你却总看坏小说，满脑瓜封建的、法西斯的腐朽思想。只你给假人穿解放军军装驯狗咬一件事，就够当反革命的了，还嚷嚷什么冤枉？党和领导念你年轻，没叫你坐牢，已经够宽大了，你还四处写信告什么状？

　　不要再雪片似地来信了。只有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才是你惟一出路。再说一遍：我们完全支持兵团党组织对你的处理，要坚决跟你划清界限，决不袒护你，你必须规规矩矩接受改造！

　　看看张勇，比比你自己，你对得起谁？

　　杨沫 4月X日

　　字写得又大又潦草。里面还夹着一张《人民日报》，整整一版全是天津女知青张勇的事迹。那梳着小刷子的张勇十分清秀，温和地在报纸上凝视着我。

　　盼星星，盼月亮，最后盼来的是这封要和我划清界限的批判信。

　　唉，在这个世界上，连父母也认为我是坏人！

　　咬着嘴唇，把这封信撕得粉碎，扔在旷野。

　　老父亲，老母亲哇，你们是真的这样认为，还是怕受我连累？你们这样积极不觉得可耻吗？你们对自己儿子讲不讲实事求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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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

　　1971年是内蒙兵团最兴旺的一年，也是我团基建规模最大的一年。团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团长、政委办公室等高大的砖房一排一排屹立在原场部陈旧的土屋旁。

　　草原奇缺木料，为此团里与120里外的乌拉斯泰林场联系好，派人去伐木。各连砍各连的，由团司令部何参谋带队。

　　七连去伐木的还是我们石头山上这几个人。

　　4匹马昂头大颠儿，车后扬起股股灰尘。土路弯弯曲曲，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下。到下午进山了，走十几里见不着一个人。这儿的山有点像桂林，地势平坦，馒头峰一个个从草原上陡然而起，高高矗立，彼此不连。芍药、黄花、委陵菜等各式各样的鲜花在山谷中怒放。

　　四野非常静，似乎还在远古时代，没一点人类活动的迹象。偶尔一只布谷鸟急速地拍打翅膀，扑愣愣飞向远方。尽管离得很远，那羽毛和空气的磨擦声仍听得清清楚楚。

　　乌拉斯泰林场位于大兴安岭西南，蛇很多，素有蛇盘林场之称。一团团雾气在山谷中飘浮，半山腰长满了茂密的树林，而山顶却光秃秃，露着嶙峋峥嵘的山石。

　　我们住在一条沟里。所谓沟，就是两座山之间的平地。这儿草木繁茂，雨量充沛，说下雨就下雨，和外面完全是两个气候。土地也特别潮湿，随便找一个地，挖几锹，就能渗出水。每逢下过雨后，蒙古包里还能长出一堆嫩嫩的小蘑菇。

　　我们在蒙古包附近挖了个一米深的坑，过一夜能浸出小半坑水，清澈见底，洗脸做饭足够。

　　头一天干活，皮金生就沉着脸对我说：“好好干，不许偷懒！”

　　“我怎么偷懒了？”

　　“你自己知道。”他那个漂亮的鼻子抖了抖。

　　我没再言声，知道皮金生自尊心很强。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仔细琢磨，看看有没有隐藏着对他的不尊重，所以尽量不惹他。

　　走二里地，上山、砍树、往下拖、装车……活儿相当累。砍树倒挺痛快，最苦的是砍完后，要把一棵棵树拖到山下，往下拖完后，还要一次次向上爬，那真是练腿劲儿，这儿的山虽不高，但邪陡。别说砍树、拖树，就是空手走两趟，也累得差不多了。

　　才过几天，就感到皮金生那双犀利的眼睛总盯着我，想找我的茬儿。为了不让他抓住辫子，早出晚归，忍着疲惫努力干活儿。他们一天砍50棵，我一天砍120棵。但谁知道，越玩儿命干，让他越找不着漏子，他越恨我。

　　有一次，何参谋检查工作，住在我们包。早晨天刚蒙蒙亮，皮金生就爬起来吆喝“起床！起床！”

　　我瞧不起他这毛病，当官儿的一来，比平时早起两个小时。

　　没人理他，大家继续睡觉。野外生活，什么活儿不干，都觉得累，何况抡了一天斧头。见没有反响，他很不高兴，爬起来，首先走到我跟前，用脚当当踢我：“起床，起床！”

　　我说：“你别踢。”

　　他又使劲踢了我一脚，喝道：“谁叫你不起的。”我一下子跳起，习惯地操起拳头，瞪着他。

　　他愕然了一下，冷笑道：“哎哟，火儿倒不小，你想干吗？”

　　我狠狠地瞪着他。何参谋赶忙起床，把我们劝开。

　　吃完饭后，我扛着自己的大号斧头，独自上山。让他对何参谋说我的坏话吧。

　　晚上回来，何参谋已走。皮金生当众指着我说：“你别穷狂，指导员、赵干事都说了，你要不老实就批斗你。”

　　我默默无语。干了一天活儿，累得要命，没精神和他吵架。吃了饭后，沉重地倒在自己行李上，闭目休息。

　　努力琢磨他为什么对我越来越横？可能平时不对他唯唯诺诺，从没一口一个班长的叫，没帮他在新来的小知青面前建立权威。还有聊天时，跟他辩论过，不满意他老说我傻……他可能感到了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没有改变了我，基本上还是那个林胡，而他却随着我的地位变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改变，使他恼火，不把我搞臭，他就不自在，不把我整趴蛋，他班长的威风就不抖。

　　当着何参谋面跟他顶，更深深地伤了他的自尊。刚从团部回连时，他还给过我几个沙果吃，却这等恩将仇报，不知好歹。

　　刘福来、大傻等几个天津小青年，一天到晚就是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平时说话，十句有七句是假的。互相比骂，看谁骂的花哨；互相比骗人，看谁把谁蒙住；互相比漂亮，看谁能被姑娘多看一眼……干活无精打采，但一提起玩弄人却精神振奋，富有创造力。

　　一次，刘福来和大傻打赌，大傻输了。刘福来等几个人就按住大傻，把裤子扒了，用细绳拴住他老二，然后牵着一丝不挂的大傻，在蒙古包外面转圈，大傻稍不老实，刘福来就使劲拽绳子，把个大傻勒得惨叫，差点给老二拽下来。可惜没照相机，若把这场面拍下，一定有人会出高价收藏。

　　大傻虽然又高又壮，却怕痒痒，只要一隔肢他，就瘫成一摊泥，笑得涕泪交流，在地上团团打滚。所以瘦弱的人也能制住他，成了大伙儿玩耍对象。

　　耍嘴皮子成了他们每天早上睁开眼所要干的第一件事，一直到晚上临睡前，这几张嘴皮子就不带停的。什么“放辘辘”、“磨豆腐”、“公共汽车”、“老汉推车”、“马下骡子”……等等，那五花八门的下流话，丰富别致的词汇，灵活巧妙的隐语，比庄子的《逍遥游》还深奥费解。

　　论嘴茬子，刘福来确实一流水平。他把骂人当成一种生存本领来学习，天天没事就练，跟人一来一往，对骂如流。他说的那些话，不单词儿新鲜，而且出口极快，高频率，同一时间，骂人的话比别人要多好几倍。

　　有一次，他骂我妈是“水车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连里的水车马成天拉水车有啥不好的？后来才知道，刘福来老偷偷骑它。

　　甚至连广播员的便宜也要占。打开半导体，只要听到“爸爸”、“爷爷”，这小子就要答应一声。

　　跟人对骂时，他的快速反应就像乒乓球运动员打近台快攻一样让人眼花缭乱。对于他来说，会骂人就是风度，就是智慧，就是引以自豪的才能。

　　他们都是七零年的初中生，文化革命中长大的一代。

　　唉，头疼死了，我实在没法子跟他们搞好关系。终日和这些天津小痞子住一蒙古包，真像跟蝎子、蚯蚓、蜈蚣、毒蛇挤一块。

　　焦急中，又给母亲写信，请她帮我摆脱眼前的困境。

　　妈妈：你好！

　　我给你写了许多信，都没见回音，不知你近况如何？

　　目前，我正在远离连队百里的深山中伐木，准备今年大规模营建。周围是一帮不读书，不看报，就会胡打乱闹的小坏孩儿。班长也对我百般挑剔。跟他们一点儿也合不来，矛盾很深。我把所有时间，所有力气都用在干活上了。回来一躺，什么话也不说，讽刺挖苦还是接连不断。连我的厚嘴唇、尖脑袋也成了他们的取笑对象，真是痛苦难耐。我很发愁，还得在这干一个月。

　　妈妈，你帮我活动活动，快点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吧。我确实不是反革命，好妈妈，求求你了，我是你身上的一块肉，你发发善心吧！

　　你的儿子日夜渴望着。

　　小胡 6月X日

　　这天早晨，雷声隆隆，乌云密布。山谷里雾气腾腾，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吃过早饭，扛着斧头，带着两张饼上山了。途经九连蒙古包时，一个不认识的知青对我说：“要下雨了，还去呀？”

　　我点点头。哪怕在大雨里干活，也不愿意在蒙古包里被这些小痞子开涮。

　　到了地方，拉开架势砍树。咚咚咚的伐木声，震碎寂静的山林。天色越来越暗，不一会儿，大雨就瓢泼般下起来，树林里一片沙沙响。片刻，从头到脚全被淋透，衣服一片片紧紧贴在肉上。

　　擦擦脸上的雨水，继续干。这么凉快，特出活儿。咚咚咚，我那特号的大板斧发挥着威力。碗口粗的杨树，一斧头一棵，桦树难砍一点，两斧头也解决问题。雨水落在树叶上的簌簌声几乎淹没了斧头的呼啸，全身浸在凉润润的雨水非常舒服，别有一番滋味。

　　白茫茫的水汽在山谷中弥漫，低低的阴云埋没了山顶。大雨浇灭了炎热的暑气，苍茫的山林一下子变得那么昏暗阴凉。我的斧头所向披靡地砍着，在哗哗的大雨之中砍着。约摸到了中午，该吃饭了。提着斧头钻到一棵粗大的桦树下面，坐在湿淋淋的树根上，从屁股底下，一下子蹦出十来只小癞蛤蟆，慌慌张张逃走。

　　我一面吃着被雨水浸软的大饼，一面欣赏着雨中林海的景致。雨水从脸上流下来和饼一块咽进肚。双手长时间被雨水浸着，起了发白的褶皱；湿裤子贴在大腿上往下滴嗒着水；那温凉的雨水钻进大腿根，碰着老二，挺惬意的。

　　吃完饭，坐在大雨里，胡思乱想起来。不由自主又让女的占据脑海。

　　刘福来、大傻、老穆等小知青最经常的话题是和女人干那事。一谈起这，劲头十足，百说不腻。一个个细节，讲得有鼻子有眼儿，好像实践过。这些赤裸裸的叙述，特能煽起人的欲望。我即使被专政，生理器官照样运转，不能不受影响。

　　爱与被爱，并能享受一下所爱的肉体那是何等的美丽甜蜜甘芳！

　　反革命也是人，终日被冷遇，被歧视，实在比常人更需要温暖，更需要爱。

　　在滂沱大雨中，我幻想着能从密林深处走出一个身披白纱的娉婷女郎，姿容秀丽高雅，就像母亲房间里挂着的那幅油画“月夜”里的少女。

　　此时此刻，如果天下有一个姑娘肯把爱情奉献给我这个反革命，这个躲在桦树底下的落汤鸡。哪怕她有6个手指头，一脸坑，狐臭呛人，我也要忠心赤胆去爱！

　　不由自主想起了韦小立，她现在干什么呢？还在草原上孤零零地放一群猪？或是背着大筐捡牛粪？看见张勇的相片后，就觉得像看见了她，眼光都是那么单纯，面庞都是那么圆乎乎，头发都是小刷子。

　　记得有本书说：一个藏族女农奴从没吃过糖。某次扫地时，捡了主人的一块糖，偷偷藏起来。平日舍不得吃，每次只含一下就吐出来包好，一块糖她吃了整整一年。韦小立的身影就是自己挨整生活中的糖块。只有在最苦最累的时候，才小心翼翼想她一会儿，尝尝甜味儿，快乐快乐。

　　茫茫林海低声沉啸，随着风声、雨声、树叶声，又传来孤狼的长嗥，孩子哭一般，声音粗朴哀怨。森林里更阴暗了。

　　在沙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还有些贵妇抛弃豪华生活，到冰天雪地的荒野寻找自己的爱人；可是在中国的内蒙草原，有谁会到这荒山沟里找我呢？连亲娘都不理我，批判我！别做梦娶媳妇了，我嘲笑着自己，站起来，向树林深处走去，湿湿的解放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咚，咚，咚……又干起来。雨水顺着鼻尖、下巴、耳朵等处滴嗒滴嗒地往下掉，老挡住视线。

　　回到蒙古包，我大口大口地吃着干饼。

　　“嘿，你这十五块六的伙食费可不亏！”

　　“亏了哪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操，这样的人别多，只一个，炊事员就倒了八辈子邪霉。”

　　“傻逼揍性，你吃多少？在你们家也这么狠吃吗？”

　　“猪！”

　　在这样的气氛下，只要一说话就得和他们吵架，干脆装听不见，继续埋头猛吃。如果我机灵，说点自贱的俏皮话，逗他们笑笑，或许会缓和一下与他们的关系，可偏偏我的嘴笨，毫无幽默感。只会用不理睬的政策。

　　晚上，刘福来绘声绘色地讲他在团部医院，怎么偷看蒙古姑娘生孩子。所有的人都好奇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聊到很晚，各人才钻进自己被窝。接着又是互相玩笑，对骂。大傻嘲笑道：“福来支帐篷罗，支帐篷罗！”

　　“支了。支你脑袋。”

　　“操你妈，想谁呢？”

　　“你猜。”

　　“大天鹅？”

　　“放屁。”

　　“王英英？”

　　“扯蛋，我想韦小立！”

　　像过了电一样，我的心哆嗦了一下。

　　“操，她有啥好的，脖子那么短，下巴快顶着胸脯，大瘪脑袋有半截埋在肩膀里。”

　　“韦小立多作流！小脸蛋多嫩！”

　　我蒙着头，装作睡觉，不理睬他们。

　　“操，作流个屁！一副死鱼相。”

　　“哼，她断了一条腿，瞎一个眼，我也跟她好。”刘福来话中有话地说。

　　这是我过去在日记里写的话。可能指导员公开给念了，被他记住。

　　“倒贴我也不要。”大傻笑嘻嘻说。

　　“算了，我也不敢要，有人该吃醋了。谁要韦老二？谁要韦老二？”刘福来冲我喊。

　　“韦小立”三个字对我来说，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却如此放浪地蹂躏。我用皮得勒蒙住头，努力压抑着心中怒火。

　　“林胡，你要不要？只要你脑袋再尖点，嘴唇再厚点，脚丫再臭点，那就更招人爱了，她保准跟你。”

　　“滚蛋！”气得我大吼一声。

　　这帮小青年欢呼着，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那天是1971年6月30日晚，建党50周年的前一天。我终于睡着了，做了一个热血沸腾的梦，梦见了1967年去越南。难忘啊，那场艰苦的跋涉。我们高唱“解放南方”，在密林中向南挺进。激昂雄健的旋律，飘荡在十万大山的峡谷；五星红旗在飘泼大雨中显得更加鲜红美丽，昔日同学们的身影温暖着自己的心。王佑、刘金生、王球、高宜秦……

　　早晨，天还昏黑，皮金生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起床！起床！”别人都没反响，我却被迫爬了起来。想到自己今天的处境，真想痛哭一场！

　　红卫兵——反革命——荒山里劳改。

　　昏暗的蒙古包里，只从门缝透进一点青光。皮金生敲醒了这个，那个又睡过去，气得他逐个掀被子。

　　这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纪念日。

　　吃完早饭，扛着大斧头上山了。现在，离蒙古包近的地方，树都砍完，干活的地点越来越远。我翻过一道梁，进入另一条沟，走了大约10里地，天已大亮。

　　这边的草有一人多高，到处能看见野猪卧过的痕迹。还有一截截灰白色的粪，撅子老粗老粗，不知什么野兽所拉，弄不好是熊。

　　脚踩在地上，软软的。青草下面全是枯枝烂叶，足有一尺厚。高高的茅草中玉立着一丛丛鲜艳的杜鹃花和芍药。

　　这片树林好密，太阳光根本射不进去，显得阴森森的。挥舞着大斧头，奋力猛干。那几乎插不进脚的树林，一会儿就被我开辟出了一块空地……越来越大，累了时，只要想想刘福来的那张孩子脸，胳膊就增添了许多力气——只当这些树是他的小细腿。

　　不知什么时候，附近突然传来狼叫，声音这么近，不出半里以内。平时我很爱听狼叫，觉得特悲凉，有诗意。此时却没心思欣赏，因这条沟偏僻，人迹罕至。心里开始紧张，老怀疑四周幽暗的密林里有狼的眼睛在窥视自己……可不能让狼咬死！周围十来里就自己一人，要一下子冲出几只狼，真得小心，我赶紧站在空地中间，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油石磨斧头，并不时四周环视。脑子里思考着怎么抡斧头，劈死向我扑来的狼。一只好对付，就怕一群。

　　明知道当地狼很胆小，见了人就跑，从没有听说过狼咬死活人的消息，可还是害怕。万一这狼很饿呢？万一这狼有狂犬病呢？万一他们是一群呢？

　　过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原计划砍300棵，向党的生日献礼，可坚持砍了一会儿，总提心吊胆，生怕从背后冲出两只狼咬住我脖子。最后干了差不多250棵，没心再干。

　　听林场的同志说，这一带狼不少，主要是吃狍子，他们出门都带枪。

　　微风吹来，野草晃动。走出树林，要穿过一大片茅草，才能上路。当我趟着茂密的茅草时，前方的草丛中突然“哗啦啦”响起来。我大吃一惊，双手攥紧斧头，全身紧张得出了一层鸡皮疙瘩……只见两条土灰色的狼一前一后，窜向树林。我大吼一声，追了它们几步，但它们像离弦之箭，转眼就消失在林海里。

　　回到蒙古包，大傻递给我一封信，呀，是妈妈来的。

　　小胡：

　　来信收到。直到现在，你还目中无人，跟周围同志搞不好关系，实在危险。要想改变你目前的处境，只能靠你自己老老实实改造思想，别人谁也救不了你。我再苦口婆心劝你一次，希望你不要当耳旁风，否则你的结局比现在还要糟。今后，你要是再打架，就不要再理我，我坚决不要你这个儿子！

　　杨沫 X月X日

　　这么说母亲并没有真和我断绝来往！只要我不打架，她还认我这个儿子。心花怒放！

　　正高兴时，刘福来带着一股浓浓的雪花膏味儿，从林场女卫生员那儿回来。

　　“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他大声问，一副对下等人的口气。

　　“干完了就回。砍够了数，早回来一点怎么了？”

　　“班长去罕乌拉买马靴，走时，让我临时负责。”

　　哼，到女卫生员那负责去了！我厌恶地问：“你干了多少活儿，管我？”

　　“操，你是反革命，监督改造！谁都可以管你！”

　　“滚蛋！”

　　“你忘了撅着腚坐飞机了吧？操你小妈妈的！”

　　“操你妈！”

　　“操你妈杨沫！”

　　我攥紧拳头向他走去，大傻拦住我。

　　“操你妈杨沫！操你妈杨沫！”他跳着脚骂。

　　“有种，你到北京操去，敢吗？”

　　“我操你妈的妈！操你杨沫一家子！”

　　啊，我最亲爱的妈妈，许多外国人都十分尊敬的妈妈，周总理曾接见过的妈妈，却被这样一个小痞子指名道姓地骂。

　　“舔球货，滚蛋！一边去！”我狠狠地吼着，手里捏着母亲的信。

　　“好小逼孩的，你留点神！”刘福来用手指着我威胁道。

　　碰见狼，早回来一会儿，就有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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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的回报

　　这天，吃过早饭，我又独自上山。

　　山谷里绿草葳蕤，洁白硕大的芍药花比北京中山公园里的个儿大多了。那娇嫩，那细腻，那幽美，毫不逊色花房里的。各种小鸟在树林草丛里叽叽喳喳，啼唱不休……地道道是鸟语花香的世界。

　　比起自己住的那个蒙古包，这片深山野林太可爱了。它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决不势利眼。虽然这儿也有弱肉强食，激烈的生存竞争，但都是公开的，坦荡档的，不打着什么革命旗号。

　　我终于理解了任长发为什么宁肯进监狱也不愿回班的心情。现在我也是宁肯在山野里卖苦力，也不想回七连伐木的蒙古包。

　　昨天是党的生日50周年，我没干够300，今天一定要干300，并力争超额完成。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革命，对党的热爱，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献上一颗红心。

　　运气不错，找到了一片杨树林，密密麻麻。

　　大斧头勇猛地呼啸着，一斧头下去，小腿粗的树干齐刷刷断为两截。身后的空地由一条窄道，变得越来越大，特有成就感。不一会就砍倒了一大片，在树林中间开出了一篮球场那么大的空间。干到下午3点左右，居然砍了400根，全是清一色的杨木，没丫杈，笔直溜圆，泛着绿光。我擦擦脸上的汗，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地上，凝望蓝天。虽然杨树比桦树好砍，但一天干400根也不是闹着玩的。他们5个人撑死一天才干500。

　　时候还早，就躺在草地上沉思。

　　现在形势极不利。其他6个人在班长皮金生的率领下，都对我持敌视态度。我回蒙古包后完全是在敌意的目光中，敌意的挑剔中生存。除了玩儿命干活，不给他们抓住所谓偷懒的把柄外，我尽量在外面呆着，早出晚归，减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我分析皮金生恨我，并不是因为我政治反动，攻击了毛泽东思想，而是因为我在王连长面前汇报过吃不饱，使他受到连长批评；当着何参谋的面跟他顶撞，输了他的面子；从不叫他“班长”，没把他当成领导供着；看他的目光生硬，不柔和，表情冷淡……想想看，每一个小知青都对他毕恭毕敬，溜他，拍他。而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却对他那么不尿球，他能不恨我吗？

　　他是资本家出身，我是干部出身，他这么恨我，可能也夹杂着对我这种出身人的嫉恨。

　　反正在这儿只干一个月，咬紧牙关，忍一个月吧。少说话，多干活。无论如何，不能和他们打起来。反革命跟他们打架，倒霉的肯定是反革命。

　　纵情歇够了之后，才慢悠悠回到蒙古包。里面空无一人，不知他们到哪儿串去了。做饭的也没做饭，只有块剩干饼，我给吃了后，又拿起茶壶对着嘴痛饮一气，就脱鞋躺下。干的时候不觉得，干完了回来一躺，才觉得死累。蒙着大得勒，昏沉沉进入梦乡。

　　“你睡的挺早呀？”皮金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醒了。

　　“起来！”

　　“干什么？”

　　“有事，起来！”说着用脚踢我。昏黄的煤油灯下，崭新的黑马靴闪闪发光。

　　“你别踢！”我最烦他用脚踢我。

　　“起来，听见没有？”

　　“我累，有什么事你说吧。”

　　“昨天几点回来的？”他的短腰马靴几乎碰着我脑袋，闻见一股皮鞋油味儿。

　　“不知道几点，干完活儿。”我低声说。

　　“少糊弄我！你中午就回来了。哼，我一走，你就偷懒，给脸不要脸。”

　　累成这德行了，他还说我偷懒。愤怒的血在血管里澎湃，体内的气压慢慢升高。为防止出事，我把大得勒蒙住头，捂得严严实实，不敢再说话。此时只要露一个口子，怒火就会凶猛地喷射出来，造成严重后果。

　　“你别狂，这样下去没你好儿。”

　　我沉默无语，愤懑中忘记了自己这么躺着不理睬皮金生是对一个管着7个大兵的小班长的极度不敬。不说话是因为怒火已经快要接近临界点。我不能爆炸，就只好沉默，尽力克制，全身被压得微微颤抖。

　　“起来！”随着一声吼，皮金生掀开得勒，一把揪住我衣领往起拽。他嘴里冒出一股酒气。

　　如同拔掉气门芯的轮胎，怒气嗖地迅猛喷出。右手一扬，扼住他脖子，往前推了一下，用发颤的声音说：“你别动手！”

　　随之，一骨碌站了起来。

　　“啊，你打人！反革命，操你妈的！”皮金生怒容满面的向我扑来，挥拳猛击。下巴重重地挨了一下。

　　我向后踉跄两步，敛颔弓腰，收右拳于肋下，准备开战。

　　突然，母亲的话在耳边闪了一下：“今后，你要是再打架就不要再理我，我坚决不要你这个儿子！”结果没敢向他脑袋打去，牙齿咬得梆梆响。

　　跟母亲维持好关系，比打皮金生更重要！

　　我紧紧攥拳，把全身力气凝集在眼珠里，凶狠地瞪着他骂：“我操你妈皮金生！狗崽子！王八蛋！”太阳穴轰轰响，热血沸腾。

　　皮金生气得小胡子直抖，愤激地张大嘴：“我叫你狂！”又狠狠给我一拳，砸在脸上。这小子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打得我眼冒金星。

　　我仍没还手，并不是怕他皮金生。相信真打起来，绝对能收拾了他。我就怕老娘真和我一刀两断，害怕再被赵干事押到批斗会上当众展览，害怕一场架抵消了这些天来玩命苦干的成果，白累一场。

　　灯光昏幽，黑影乱舞。两个男子在蒙古包里对峙，都是一样的横眉怒目，都是一样的杀气腾腾。

　　哼，不还手也能显出英雄本色。当年武松在安平寨束手挨打时，一棒不躲，一声不叫，那也很好汉！哼，让他打几下没啥了不起。今天我要是怯阵求饶，才算松包，“操你狗崽子的妈，皮金生！”

　　“啪！”

　　“狗崽子，3下！”

　　“啪！”

　　“4下！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定要报。”

　　“我让你报！”

　　他又倾全身之力，朝我打过来。一股一股仇恨，一股一股酒气。

　　可恨母亲的那封断交威胁信，剥夺了我自卫的权利。

　　皮金生看我不敢还手，更加放肆进攻。打一个不敢还手的反革命太划算了。

　　昏暗中，他怒目圆睁，扭腰抡臂，迅猛击拳。我睚眦睁裂，毫不退让，大声数着被打的拳数。

　　“5下！”

　　“6下！”

　　“7下！”

　　这时刘福来、大傻、老穆等人进来。他们也喝得满嘴酒气，手脚痒痒，上来就把我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撕扭成一团。打反革命不要钱，不用担心后果，又过瘾，又显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何乐不为？

　　“打哇，今儿个非把他拐打老实！”

　　“按住他，给狗儿的绑住！”

　　“踢肚子，他那开过刀！”

　　“封眼！封眼！”

　　我明白处境危险，顾不得再保持武松形象，双手抱头躲闪，但包小地窄，根本无处躲避。拳如雨泄，不知是谁，一拳打中左眼。瞬间，什么也看不见。透过另一只眼，我觉得蒙古包顶在旋转，地面在颠簸，一群黑影在晃动。

　　幸亏混乱中，煤油灯被碰倒，灭了。包里漆黑一团，减弱了他们的攻势。只听见急促的喘气和锅、碗、水桶的磕碰声。

　　“堵住门！堵住门！”

　　“把灯点着！”

　　“关门打狗！”

　　“拿绳子，背包带！”

　　“手电！手电！”

　　对方是6人，我是一人，眼睛又瞎了一个。在狭窄的蒙古包里，处境极危。本能地开始向门口运动。黑暗掩护了我，快到门口，有人抓住我胳膊，我像砍树一样猛抡一下挣脱出去。在门口，皮金生一把搂住我后腰，双腿叉开，死不撒手，并大叫：“抱腿，快抱腿！”

　　皮金生比王连富更有打架技术。城里人不能小瞧，又会踢球，体力又好。

　　黑灯瞎火，谁也看不见谁。用捕俘拳第十三动后抱腰解脱法，将肘奋力向后一撞，扭身侧蹬，冲出蒙古包。身后传来皮金生急促的喊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我拿出吃奶的劲儿，光着脚丫向黑暗冲去，纵身跳下一丈多高的山崖，连滚带爬地狂跑。努力想睁开左眼，但不行。本来眼睛就近视，瞎一个眼就更看不清了，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跑啊，跑啊，跑得气喘嘘嘘也不敢停下，一直跑到一条黑黑的深沟里，还拼命跑着。

　　知道皮金生不会罢休，一定在后面紧追。今晚要是落在他手里，就完了。

　　踉踉跄跄，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了，最后在一块巨岩旁站下。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耳朵都能听见心脏在剧烈跳动。只恨嘴巴小，进的气儿不够用。

　　四周静极了，根本没人追我。

　　脸被打得皱皱巴巴。腮颊，鼻上的肉全毫无知觉。坐下来，用双手使劲揉着脸，试图把里面的硬包揉软。这才感到后怕。刚才光脚丫在树林里跑，怎么没让砍过的树根扎透脚掌？那残剩的树撅子有脚腕高，个个都有一个锋利的斜切面。

　　到哪儿去呢？沉沉黑夜。

　　一只狼在附近嗥叫，山沟里回荡着它粗哑悲凉的回声。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在神秘的夜幕后面，那一丛丛灌木，一块块岩石，黑糊糊辨认不清，像幽灵，像猛兽，像恶魔虎视耽耽地窥视着我。比起刚才那触目惊心的一幕，眼前这山野，这黑暗，这狼嗥多朴实厚道！

　　我闭上眼睛，仰天大躺着……到后半夜，有些冷了。左裤腿从头扯到大腿根，露着腿。脚也特别疼，可能被荆棘划破。我跪着，用膝盖慢慢爬，钻进了一片干枯的荆条丛里，这儿有个野猪卧过的窝，不硌屁股。蜷缩一团，昏昏沉沉睡着。

　　约摸到了早晨两点多，给冻醒，冷得直打寒战，肚子也饿得要命。我把头伏在膝盖上，胸脯紧贴在大腿，双手用力抱住小腿，努力挤压出一点点热量。

　　回忆起“金色的童年”那首歌：“穿上美丽的衣服，戴上鲜艳的领巾，我们来到了花园，快乐的跳舞歌唱……”这首歌很美，十多年了，还没有忘。

　　上小学时，每星期六回家，母亲总嫌我手脏，亲自给我洗手；春节父亲领着我们去人民大会堂联欢；六年级加入少先队时，宋老师送给我特高级的日记本……那遥远的过去，缓缓在脑海里飘过。

　　永远在童年里多好，绝不会被打得屁滚尿流。

　　实在无法相信，皮金生这个与我无冤无仇的天津知青，竟打得我像兔子一样逃窜。现实就这么冷酷。好一个崇敬武松的汉子！即使八·二一武斗，周围许多人拔腿逃跑时，自己也不曾放弃自尊，撒丫子逃命……这是毕生头一次让人给打得抱头鼠窜。

　　可耻呀，可耻呀！

　　我恨母亲给我身上拴了一道又一道的绳索！恨她只知道严格要求我，却不敢和兵团不分敌我的行径斗争！

　　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我用砍400棵树，挨打7拳，瞎了一个眼，向党的50岁生日献了礼。

　　滔滔林海，郁郁丛莽，都在黑暗中融化为一片模糊不清的虚无。

　　紧紧搂着自己的双腿，冻得上下牙不住地打架，缩坐在荒草丛中，终于熬到天亮。

　　一瘸一拐地走到了九连蒙古包前。一知青警惕地问：“你是哪儿的？”另外两个也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可能把我当成了潜逃犯。

　　“七连的。”

　　几个人围过来，只一晚上，就全不认得我了。

　　“我是林胡。”

　　他们惊讶地问：“怎么搞得？眼流血了？肿这么大！”

　　不用我说，看这副狼狈相，他们就明白出了什么事。

　　赤着双脚；左裤腿扯开线，那布随风飘；小腿被灌木划了许多小红道儿，左眼完全睁不开，肿得跟桃一样。

　　这几个知青热情地把我让进了蒙古包，端来洗脸水，并给我下面条。感激得鼻子发酸，但克制住。过分表示感激让人看不起。

　　我尽量客观地把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他们纷纷指责皮金生太不像话。

　　“犯了国法，由国家来处理，用不着他来打。”

　　“你天天早出晚归，下雨天也干，我们都看在眼里。”

　　“你干脆跟何参谋说说回去吧，别感染了。”

　　本来对天津人没好印象。庸俗、肤浅、世故、虚伪，皮金生是最典型的代表。但九连的这几个天津知青却让我困惑了。同是天津知青，他们却不怕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

　　一知青问：“昨晚上你在哪儿过的夜？”

　　“南面那道梁后头的沟里。”

　　他感叹道：“多危险啊！那边儿狼特多，前几天，四连的一匹大车马就给掏了。我们白天都不敢一人去那边干活儿。”

　　我苦笑了一下，没说话。说什么呢？就是因为害怕狼，早回来一会儿，才被刘福来汇报给皮金生，酿成了这结果。

　　吃过早饭，洗完脸，何参谋来了。我向他讲了打架经过后，一点没批评我。“这样吧，我领你回去和他们谈谈。再找卫生员上点药，怎么样？”

　　我同意了。何参谋见我光着脚，让我骑在他身后的马屁股上，缓缓的回到七连蒙古包。我搂着何参谋后腰，默默地感受到了何参谋的心地善良。

　　这何参谋个子很矮，南方人。他是因为过年喝多了酒，痛哭流涕，当众流露了对团某个领导不满，而被撤销了四连指导员的职务，贬为团司令部的林业参谋。

　　进了七连蒙古包。

　　皮金生鼓着鼻翼，愉快地向何参谋打着招呼，似乎什么事没发生。

　　“哈哈，勇士回来了。昨晚上窜得比耗子还快。”刘福来笑嘻嘻地甩了一下他的小分头。

　　大傻望着我：“老实点吧，一只眼！”

　　突木其傻憨傻憨地说：“勇敢，坚定，沉着。”

　　何参谋说：“你们怎么搞的？不论对谁都不应该打嘛！”

　　皮金生眨巴着眼睛，一条一条控诉着我怎么不老实：头头不在就偷懒，早早回家；砍活树，图省事；偷干饼，不管别人吃没吃饭；把湿衣服放在面口袋上，浪费了好几斤白面：谁都不服，跟谁都抬杠……望着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真恨不得把他那个漂亮鼻子给咬下来。

　　现在，当着何参谋的面，我瞪着皮金生严厉地说：“嘿！皮金生，你今后要是再动手，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这个反革命，成了独眼龙还这么狂！”

　　“狗崽子，你老实点！”

　　皮金生脸色变了：“妈的！你老实点！”顺手推了我胸脯一下。

　　“何参谋，你看，他又先动手了！”我激动地喊，同时闪电般抽了他一耳光。那清脆的响声无比悦耳，可惜音量小了点。

　　“好小逼孩的，吃了驴圈肉了！”刘福来抄起一根棍子，大傻拿起擀面杖，炊事员小老攥着菜刀，突木其，老穆、皮金生赤手空拳，6人成扇形向我逼近。

　　这是在蒙古包里。

　　何参谋拦住了皮金生。我得以跑出蒙古包，从地上拾起一根桦木棒。还没转过身，肩上重重地挨了一棍！回头一看，刘福来正恶狠狠地打来第二棍。一偏头，敲在脖根上。我向他扑去，小子比猴儿还机灵，蹭地窜到何参谋身后，向我挥着棍子骂道：“鸡巴毛扎小辫儿，瞧你那球色（Shai）！”

　　我不顾一切地向他靠近。何参谋死死抱住我后腰嚷：“林胡！不能打！不能打”

　　一扭腰，硬把何参谋给抡了一跟头，大步冲向刘福来。小子体重比我轻30斤，又没有劲儿，真打起来，根本不能招架。他见我来势凶猛，撒腿就跑，边跑边骂：“小逼孩的，留神你那只眼！”

　　这时何参谋爬起来，使劲搂着我：“林胡，住手！”

　　正巧，七连拉木头的大车来了。何参谋把我推到大车边，命令我跟车回连。

　　我自然乐意。车老板老常帮着我把行李搬上车。

　　他们都站在蒙古包外面，向何参谋揭发着我的反动罪状。

　　皮金生显出一副很豁达的样子，用两个手指头捏着我的破解放鞋，从大老远扔过来。“臭鞋还给你，别污染我们这儿的环境！”

　　那帮人咧嘴哈哈大笑。

　　“万岁，少了头猪，炊事员得解放！”

　　“真便宜他了！让我挨顿打回连，我也干。”

　　马车缓缓离开七连蒙古包。

　　我坐在大车上。低头仔细一看，全是自己那天奋力砍的杨木。墨绿墨绿，整整齐齐，光光溜溜，不粗不细满满两大车！唉呀，累死累活地干，向党的50岁生日献礼，还得倒贴一顿揍，倒贴一只眼。

　　乌拉斯泰林场路两旁的野百合花鲜红细嫩，亭亭玉立，一朵朵笑眯眯地向我微笑。它们无忧无虑，不知道人间的辛酸。

　　路上，我琢磨着给母亲信的措辞，恳求母亲快快帮我一把。就是反革命束缚了我，眼睁睁地白挨了一顿打。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肩膀、脖子火辣辣疼。这皮金生实在费解，我过去从没有得罪过他，现在为什么对我这么狠？

　　“墙倒众人推”这句成语所蕴含的哲理太深奥了。绝对是人的天性。

　　但除此之外，估计跟他受伤的自尊心有关。

　　他本是校足球队的左边锋，因为出身资本家，给清洗出校队。因为这个出身，不但当不了兵，连来兵团都困难，学校不批，只好到四子王旗农区插队，靠着一个亲戚关系，费尽千辛万苦才转到了兵团。

　　我父母虽然没正式解放，但都是老干部，老党员。使我能在皮金生面前，理直气壮，不把他放在眼里。人都是好面子的。我在众人面前，对他的一点点不敬，都使他恨之入骨。

　　他足球踢得好，难怪爱用脚踢人。

　　回连后，马上向指导员报了到。指导员默默听着我的叙述，一句话没说。我的眼睛那么肿，根本睁不开，使指导员想训也不好训。

　　到连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干活：和泥、扔笆泥。卫生室的呼市小卫生员宋春燕很好，主动给我看了眼睛，并上了药。

　　回连的第三天，在食堂吃早饭时，沈指导员挺着大肚子朝我走来。

　　“林胡，今天你去团部开会，不干活了。”

　　预感到这不是好兆头。让我开会，准没好事。

　　阴沉沉地坐上拖车。同去的还有李晓华等几个女生。她们穿着崭新的绿军服，头带军帽，煞是精神。一路上，叽叽喳喳，哼着歌子……对她们来说，开会是个好差事，起码可以歇一天，还可以顺便到团部军人服务社买点东西。

　　果不出所料，到了团部营建礼堂，赵干事把我叫到一边，定睛一看，全团著名的五类分子都在这儿。刘毅、贡哥勒……又是批斗会！我们几个被指定站在主席台右侧。谢天谢地，没在正中间，我们只是个陪衬。

　　大会由李主任主持。他说：“今天批判六十三团反革命纵火犯XXX、六十二团打人行凶犯XXX、XX。大家态度要严肃，不许开小会。”

　　然后开始带犯人，程序和批斗我时完全一样。不过他们全铐着铐子，没“喷气式”。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

　　上千人的吼声在礼堂回荡，气氛不如我们那次凶恶。毕竟是外单位的，素不相识，没那么大仇。

　　扼要介绍完这几人罪行之后，各连代表发言批判，个个慷慨激昂，挺像那么回事。

　　李主任作完总结后，指着我们这一小撮说：“这是我团有现行活动的五类分子。”声调陡然提高：“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

　　他如数家珍，挨个向大家介绍：“这是三河牛场的史XX，坏分子，最近又偷了2000多斤种畜饲料……这是三连的刘毅，反革命，老是搞翻案不认罪……这是七连的牧主贡哥勒，大忙季节把打草机弄坏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七连的林胡，反革命，前几天还跟人打架，不接受改造……”

　　赵干事从后面伸出一只手，把我下巴托起，让黑压压的人群观看这张嘴脸：左眼肿得只能睁开一条小缝，眼眶底下泛着一片乌青，脸皮晒得羊粪蛋一样黑。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拖拉机回连了。我坐在拖车后面的车帮上，严肃地向前望着。风呼呼地吹在脸上，冷却着滚热的脑壳。

　　同车的几个姑娘热烈地议论着刚从商店买回的花毛巾、线袜子。那嘴一刻不停，边说边还哼着小曲儿。

　　刚从牢房出来时，头一个想法是要好好表现，不让指导员有借口更狠地整自己。

　　可是我长得不可爱，三角眼狼一样凶；嘴唇又干又厚；脸上肌肉僵硬，花样很少，实在不讨人喜欢。更要命的是自己心地也不宽厚，不能以德报怨，谁对我不好一点，就恨得咬牙切齿……而且口才还特别差，无法用妙趣横生的谈吐赢得别人好感。

　　人缘极糟糕。

　　有些反革命比我处理的重，却善于搞关系，从而比我受到更好待遇。人际关系上，我可能连三分水平都不到。从小学到中学，没几个长久朋友，好一阵就吹了。

　　我惟一长处就是有力气，身强力壮。于是就利用自己特长拼命干活！脱坯、和泥、扛麻袋、拉板子、扔笆泥、打石头、砍树……用尽一切力量，以一顶二，一顶三，甚至一顶四的特大劳动量干着。想想我一顿吃二斤半的胃口，吃得炊事员小老那么善良的人骂大街，把我视为眼中钉，屡屡斥之为猪，就会明白那是多么大的劳动量所致。

　　一点也不夸大，几乎天天给累得龇牙咧嘴，摇摇晃晃。上厕所蹲一会儿都是莫大享受。常常连饭碗都没劲儿端了，得蹲着吃。用这种老农民的吃饭姿势，胳膊不累。

　　几个月的苦干是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用实际行动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献红心。可得到了什么呢？

　　被打成一只眼，鼻青脸肿，站在全团众人面前挨斗！

　　我用力盯着远方迷茫的地平线，思绪如麻。委屈、愠怒、绝望。

　　那几个小女生不时偷偷观看我的表情。我这番遭遇，她们好奇。

　　拖拉机很快就回到了七连。

　　幸亏左眼没发炎，很快就痊愈。指导员让我在金刚班里干活。

　　白天脱坯，晚上还要去场院加班。扬场机突突突地响着，把一股小麦射到天空。我紧张地用木锹往链板里填着小麦。

　　黑暗中，张韦哼着“列宁在十月”里的歌子，悠长哀婉。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静静的小河旁，……

　　“张韦，你穷叫唤个啥？快干！”指导员不耐烦地喊了一声。

　　歌声就像断了电的收音机，立刻没了声。

　　夜很深了，扬场机还在咆哮。我越来越累，挥木锹的速度慢了下来，射向天空的粮流变细。

　　“林胡快点！供不上，找你！”老沈嘶哑地喊。他工作起来真是废寝忘食，都深夜一点多了，还不回去睡觉。

　　唉呀，反革命不是人当的。连部大车马哪匹一天干12个钟头？

　　一个细雨霏霏的天气，我正在新盖的厕所扔笆泥，有人给我一封信。

　　是妈妈来的！

　　他们休息时，我飞快钻进厕所，坐在土堆上，贪婪地看着：

　　小胡：

　　你口口声声不反毛主席，而实际上却总背离毛主席的教导。直到现在，你对自己的罪行还没一点认识，总强调动机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你打架斗殴，胡言乱语，抢自己的家，所作所为，哪像个新中国的青年？可你却不低头认罪，都这个地步了，还和别人打架，一点不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你这样的狂妄，顽固不化，实在令人失望。

　　今后在你没有重大表现之前，我不给你去信了，你也不要再给我写信。

　　杨沫 七月X日

　　我愣住了。无意识地用一只泥脚使劲搓另一只泥脚，搓下了许许多多小碎泥块。

　　挨了打，向妈妈诉了番苦，得到的又是断绝来往，连一句安慰话都没有。难道我真的像脚下沾着的那些稀泥巴，被人不屑一理？

　　血汗的回报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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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上山

　　紧张的秋收一结束，指导员又让我上山打石头。同去的还有金刚、大傻。他俩都因为打架被罚上山。

　　石头山上，只有贡哥勒独居小棚，为连队看石头。打草季节，让他下山打草，不慎把打草机弄坏，给指导员气得要命，狠训了一顿，又轰上山。道尔吉因病已经回到牧区。

　　我爬上山顶。周围连绵起伏的群山，依旧那么平缓，那么静穆。我们干了一冬的石头坑，枯草丛生，浮土残石，像座坍塌了的废墟，满目荒凉。去年冬天和老蒋、道尔吉一起抡锤苦干的场面已被岁月永远掩埋。

　　我们3人住一破旧蒙古包。虽有点寂寞，但彼此都是挨整的，气氛还和谐，比在连里强多了。尽管我们没牧民的手艺，蒙古包扎得歪歪扭扭，风一吹，尽是窟窿。可也觉得很舒服，主要是山上自由。

　　这是我从团部小牢房出来后，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就我们3个，想什么时候干活就什么时候干，谁也不压迫谁，谁也不积极表现。

　　我终于有了时间细细观察周围的人。

　　大傻非常有特点。

　　他一米八的个子。皮肤黝黑，牙极白，剃个小平头，据说跟天津最有名的跤手大卫学了几天摔跤。说话很粗，动不动就：“我要你盒儿钱！”父亲是蹬三轮的，小学文化。学习时，班长问他什么叫哲学，明明不知道，可不好意思承认，老是咧着嘴笑着：“嘿嘿，哲学就是那个，嘿嘿，嘿嘿……”以后大家就用“嘿嘿哲学”取笑他。

　　他非常无知，啥也不知道。呼市知青刚来时，曾让他负责过一个班的新兵学习。念完《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后，一小知青问他：“什么叫流寇主义？”他一本正经回答：“流寇主义就是想留在大城市。”

　　问他马克思是哪国人？答曰：“苏联人。”

　　问他阿尔巴尼亚在哪个洲？他说在非洲。

　　难怪人们称他为大傻，基本常识一塌糊涂，可对斗蟋蟀相当精通，白话起来，一套一套。

　　在团部小牢房跟我打完架后，雷厦告诉他：“两个你也打不过林胡。”他有点慌。我一回连，忙向我道歉，握手言和。结果被老沈狠狠整了一家伙。以后他摇身一变，猛对我凶，使劲划清界限，满以为这样，指导员就能对他好一点。

　　他五大三粗却还像个孩子一样馋嘴。如果一顿饭没吃好，一天都无精打采。上山的头一顿饭，金刚把饼烙煳，再加上土豆丝里的肉不多，他脸马上阴沉下来。盛菜时，勺子拐弯抹角地移动，追踪着肉片，盛了满满一碗，吃得鼻头冒汗，脸还拉拉着。为了烙饼煳了，从下午一直嘟囔到晚上睡觉。把金刚气得要命。

　　金刚曾问过他，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他眯着眼睛陶醉说：“啥最幸福？哼，大夏天晚上，光着膀子，摇着芭蕉扇，躺在竹藤椅上听听话匣子，跟前有壶茶，还有二斤桃酥，那啥劲头！”

　　对于蹬三轮的来说，可能是这样。

　　大傻虽长着一身肌肉，脾气可不像王连富那么暴，肉不稀稀。伐木时，他也跟着皮金生后面咋唬了几声，打我几拳，不过是瞎凑份子。这小伙子除了对犯人，自己绝不会一对一地单挑儿。

　　伐木回连后，一次在马厩抓马，他和马倌完登吵起来又动了手，完登是个瘦小的蒙古人，大傻把完登摔个大背胯，休息了好几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点他：“平常干活儿老嚷嚷腰疼，摔牧民咋就腰不疼了？哼，装病！”又第二次让他上石头山锻炼。

　　大傻虽不满意指导员，也没办法。到山上后，他又笑憨憨地拍拍我肩膀，第二次向我赔礼道歉：“嘿呀，咱哥儿们实在没办法。不对你厉害一点，当官儿的往死里整啊。那晚上幸亏你没回去，皮金生他们商量好，只要你回去，就把你给捆起来，非要好好治治你。”

　　这就是大傻。

　　金刚则是另一种类型。细瘦的身躯，山羊一样的尖下巴，尖鼻子，眉毛疏而浅，一双细眯而略微上吊的狐狸眼，嘴唇薄薄，头发细软。从外型到性格都像个啮齿动物。善良、敏感、胆小。

　　他初来草原，不骑马，怕马累。杀羊不要说动手，连看都不忍看。傍晚看见夕阳下坠，他满面愁容；早上碰着日出，他能边蹲着大便，边动情地吟诗；去司务处退粮票，司务长让他稍等一会儿，态度有些冷淡，他就怏怏不快，回去噙着泪写一大篇日记。

　　由于出身不好，身体瘦弱，他性格忧郁，爱幻想，爱孤独，喜欢一人躺着，津津有味地欣赏自己脑中飘浮的各种小念头。《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歌几乎全会唱。没事时，经常哼些忧伤的调子。

　　他谈吐举止彬彬有礼，爱穿皮鞋，下雨天也穿。没块儿，干活儿不突出。在场院扬麦子时，他抡木锹拿着架儿，像拉小提琴一样，为此许多人嫌他酸，瞧不起他。跟沈指导员聊天时，他不看对象，大谈鲁迅、托尔斯泰……不知是臭显，还是在启蒙指导员的文学细胞。指导员嘴上不说，心里很烦他。有阵子，为去掉酸气，他处处模仿我，不洗脸，说粗话，练摔跤，穿破衣服……锡林浩特知青嘲笑他是我的小徒弟，可我被抓起后，他处境尴尬，赶紧摇身一变，玩儿命与我划清界限。说我比海狼还海狼，是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者。

　　他因为和小四川打架，给了个警告处分，一直不服气。这次为点小事又和小四川吵起来。小四川猪一样的浑，没脑子，谁都骂，谁都看不起，自己那么弱小，屡屡挨打，还穷狂，四处见招。他最引以为荣的哥哥不过是个小营长，就这样牛逼哄哄，要是个团长，恐怕连指导员都敢打。他喜欢谈的是挣钱和搞对象，其实是披着知青外衣的四川小农民。他看出指导员不喜欢金刚，就对金刚格外横，这真是邪门了，弱的欺负强的——他体重不到80斤，一推一跟头。金刚克制不住，吵到最后又动了手，结果被指导员罚上了石头山。

　　小四川胡搅蛮缠，相当可怕。金刚两次都栽在他手里；老蒋因为和他吵，得了个留党察看处分。

　　金刚到石头山后，大面上对我不错，和我同吃、同住、同干活、同休息，没一点优越感。在干活儿方面，还挺尊重我的意见。

　　金刚看不惯大傻馋嘴。每逢吃饺子时，大傻总抢着吃头锅。不管多烫，别人吃一个，他已吃了仨。金刚常常学着天津话挖苦道：“宝峰，慢慢吃，不够咱们再着补一疙瘩面，可别把嗓子烫坏了。”

　　大傻对吃饭的挑剔，也让金刚不快，饭稍微差一点就愁眉苦脸。这样金刚就常和我聊天，对我比对大傻要客气得多。他主动借我看《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求他帮个忙，绝无二话。我发现两人闹过矛盾，若和好起来，比过去更好。此刻我就有这样的感觉。金刚见我衣服出奇的破，给我起了个外号：“老鬼”。因为3人里，我岁数最大，衣着最破，又是反革命，最吓人。

　　我感到这外号一点没歧视的意思。

　　一天，大傻去一连玩。我试探着想和金刚聊聊自己的事。不料他冷冷说：“我不跟你谈这些。”碰了我一鼻子灰！

　　这表明他和我之间还是有一层看不见的界限。

　　“你是我毕生中第一个看错的人！”金刚这句话我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我看法不好，自然是指品行而言。骨鲠在喉，上山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给他写了一封。

　　金刚：

　　赫胥黎说过：对人们反社会倾向的最大约束力，不是人们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对他周围同伴舆论的畏惧。一个人宁可忍受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也不愿死。但被同伴轻蔑羞辱，却驱使最胆小者自杀。

　　正是这样，对我来说，个人所受的一切屈辱，苦痛都可以付之东流。但刘英红一年前在全团批斗大会上的发言，却实在难以忍受。

　　皮金生、刘福来他们使我蒙受了一个尚武男子的最大耻辱，被打成独眼龙，抱头鼠窜，但比起刘英红的凶狠批判来，也没让我这么心痛。因为在暴力面前，我可以昂起头，纵情大骂。

　　可被一个淳厚、温和、善良的弱女子这么骂个狗血淋头，有口难辩，实在心惊胆寒。我知道，她对我的看法主要是指我的私生活而言。尽管我品行不算优秀，可也数不上最劣。卑鄙、自私、虚伪这三顶帽子实在有些过分。

　　一、所谓道德败坏，无非是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用手干的事。

　　事实上，那些大骂别人道德败坏的人，心里并非就那么干净。陈政委就是一例（据说因为有作风问题已被调走）。我的私生活全写在日记里，光明正大。而他们的私生活却躲藏在一身绿军装里，谁知道肚子里有多脏？要搞臭一个人，必须先把他的品行搞臭，从男女问题上突破，这是整人的诀窍。从刘少奇到小老百姓概莫能外。赵干事很懂得这一点，四处讲我如何下流无耻。好像我用手干比强奸还罪大恶极。

　　其实性欲没什么可耻的，鲁迅早就说过性欲跟食欲一样正常。用封建的伪道学压抑它，逼得人们用不正当的方式发泄；或把它当成一把政治斗争的杀人刀，那才最卑鄙可耻。

　　二、所谓虚伪，无非是表面上不近女色，心里却很想；表面上穿得破，心里却很爱美；照镜子偷偷摸摸。

　　对异性的向往和保持自尊是青年男女很普遍的矛盾心理。如果说这是虚伪，那虚伪的人多了。雷厦认为我故意装出不爱美的样子，破衣烂衫，几天不洗脸，心里却很爱美，是一种伪装欺骗。其实我爱的就是这种肮脏破烂的美。小学时，常把新衣服在墙上蹭了许多土后再穿。

　　照镜子不愿让人看见是不好意思，总觉得武松不会照小镜子。

　　伪君子这顶帽子轮不上我。

　　三、所谓自私，无非是花钱吝啬，别人借了自己的钱，念念不忘，要过债。当初我是自己跑来的，所带东西甚少，一些基本用品都没有。释放回连后，这点东西又丢了不少，几乎一贫如洗。自来内蒙牧区后，父母没寄过一分钱。这样的物质基础，逼得我不得不省着花钱。许多人一听说我出身就认为我有钱，总向我借。可是我穷得连枕头、脸盆都没有，哪有力量借呢？

　　我从没有欠别人的钱不还，但同样，别人欠我的钱也应该还。我向雷厦要过债，没借给几个天津知青钱，拒绝了郭北索要拳套，能据此就说我自私、小气吗？

　　社会上有一种人总喜欢用自己的毛病攻击对手。比如自己一毛不拔就攻击对手吝啬；自己见女的走不动道儿，就攻击对手好色；自己背信弃义，就骂对手出卖朋友。

　　我再次重申，我从没为一个女的出卖战友。在韦小立面前，是以非常尊敬的心情谈论雷厦的。

　　孟德斯鸠说过：一个人的名声好像他的影子，有时比他长，有时比他短，很少完全一样。

　　金刚，请你独立思考我这些肺腑之言。

　　林胡 1971年11月10日

　　金刚很严肃地看完，陷入了沉思。

　　我们每天只干四五个钟头活儿，相当悠哉。反正也没人汇报，都是被贬发配的，绝了拍指导员的念头。

　　闲暇，金刚时常双手抱着后脑勺，靠着行李，凝视哈那墙，不知道他想什么……有时还小声地哼着。

　　唉，你，命运，

　　我的命运，

　　我的不幸的命运，

　　送我到西伯利亚……

　　晚上，大傻聊起斗蟋蟀，口若悬河。我俩都听呆了。什么虾青、麻蜂黄、紫三段等；什么斗蟋蟀前先要称体重，同级别的才能咬；什么好蟋蟀一条60块钱，4钱重；什么广交会上还专门出口蟋蟀换外汇等等都是头一次听说。

　　海哨半天，我都困了。大傻还滔滔不绝：“嘿呀，我抓过一条青麻头，宽肩小肚儿，六条腿刷白，六条脑线倍儿清楚。腹脐跟刀切的一样，拿探子轻轻一扬，大钳子就开牙。个儿头比油葫芦还大，一窜两米多就出去了，而且还是个雏儿……”

　　又黑又破的蒙古包里生机盎然。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整人请赏，乌拉斯泰林场的那次挨打的奇耻大辱渐渐被平静恬淡的新生活消融。

　　现在，我只要身体有点难受，也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休息。再也不必像去年冬天那样有病也不敢歇。

　　已经给党中央去了信，给兵团党委也去了信，以后怎么办呢一想到这些，心里就罩上一层乌云。干脆不去想它。管他呢，混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大傻烙的酥油饼，专心欣赏金刚炒的土豆丝，还跟金刚学拉小提琴。

　　大傻整天琢磨着做个什么新鲜好吃的菜臭显。他号称特会炸油饼，结果放了那么多起子，一点不好吃。

　　1971年11月底，连里通知他俩下山开会。

　　山上就剩下我和贡哥勒。老头儿穿着脏污的得勒，黑黢黢的，骨瘦如柴；脸上放眼睛的地方露着两个皱纹丛生的黑窟窿。他终日缄默，从不主动与我说话，比蚯蚓还安静。

　　漠漠荒野，沉寂无声。早早就躺下，但怎么也睡不着。开什么会呢？指名道姓让他俩去，留下我。一股无名的嫉妒，一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悄悄袭来，噬咬着自己的心。过去对开会无所谓，现在是特别有兴趣。能开会是一种身份，一种资格，一种政治待遇。对五类分子来说，参加一次会等于对你的生存有次小小的承认。

　　3天后，他俩回来。大傻一进包就绘声绘色讲他如何机智勇敢，偷了食堂一大块猪肉。“操他小王八蛋的，你知道要点东西多难？司务长说，山上俩落后，一反动都是饭桶，仨人一个月吃一麻袋白面（180斤），太不像话了。指导员猛卡，白面只给60斤，其余全是粗粮；肉就批了5斤，还不够塞牙缝的！”

　　干活时，我走进金刚的石头坑问：“开什么会了？”

　　他温和又坚决地说：“你别问这个。不让跟你说。”

　　唉！有啥了不起的，周围没任何人，在这远离连部的荒山上，干吗那么正经？真让我失望。你怕什么呢？

　　碰个钉子很不愉快。

　　自开这次会后，金刚明显和我疏远，与大傻来往密切。看来我的身份比大傻更难容忍。到底是什么事情搞得这样神秘？还专门发话不许告诉我……越发好奇，仔细揣测。常竖起耳朵偷听金刚与大傻的闲扯，隐隐感到像是有什么大的变故。但我做梦也没想到林副主席外逃，摔死在外蒙。

　　轰动全世界的林彪事件当时对五类分子严格保密，听传达文件的人员名单都要上报团里审批，泄密者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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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天雪地里的知青

　　12月，二班从巴颜孟和山挖洞撤了下来。他们是落实毛主席“深挖洞”的指示到那儿挖的。不知怎么搞的，挖了两个多月，白费了几百斤炸药又不挖了。这些人全都上了石头山。

　　为了明年的营建，连里给我们打1500方石头的任务。山上骤然增加了十多个人，工作进度大大加快。

　　二班班长老孟当了山上的负责人，他是赤峰知识青年，眼睛特别小，爱傻笑，大约19岁。人很厚道，对我挺不错。头次见面时，还甩给了我一根烟。

　　老孟很少以负责人身份训话。他不言不语，专心干活儿，还常帮炊事员做饭。吃饭时，不管多饿，从来不第一吃。小知青都挺服他。回到蒙古包就读马列经典，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文化不高，也就小学5年级的水平，常常连一些简单的字都不认识。

　　荒山上铁锤铛铛，炮声隆隆。石头坑越来越深。

　　新来的人里，有个叫唐建华的唐山知青，给大家做饭。他有个笑话，很是难忘。

　　人一多，我特别注意自己的东西不要丢，尤其是写的申诉材料，厚厚一打子，别让人发现，给我扣个什么帽子。常常在书包上做个记号，监视别人是否偷翻。果然，很快就发现自己东西被人翻过。大家都上山干活，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做饭的唐建华。

　　一天中午，我下山回来后，发现自己书包又被翻。并发现褥子下面的钱包丢了，里面有刚发的工资。大家都在干活，包里除了唐建华没别人。

　　一股怒火升起。在连队，被人偷工资只好忍着，但在石头山上，指导员不在场，还敢偷我，就不能逆来顺受了。我用眼睛使劲照着这小家伙。他一看见我盯着他，表情越发不自然，目光总躲着我。迟疑了一下，他向老孟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下午要回连看病，就走出蒙古包抓牛。

　　他已经收拾好一个手提包，放在他行李旁边。我上去就把那手提包打开，翻了一下，豁然看见了我的钱包。这小子偷东西太没经验，赃物就在手提包里，还敢离开抓牛；偷了钱还舍不得扔钱包。

　　我让老孟过来：“唐建华偷了我钱包，就放在他手提包里。”

　　老孟看完了后说：“行，我来处理。”

　　当唐建华抓牛回来，老孟把他叫到蒙古包外面谈话。

　　不一会儿，唐建华哭丧着脸走进蒙古包，低着头，谁也不看，蒙着被子睡觉。

　　老孟偷偷告我：“他只承认是捡的，要回连交给连部。”

　　有到人家褥子底下捡钱包的吗？在山上捡的东西，为什么不交给山上的负责人，却要交到连部，这家伙的所作所为，使我更相信了以貌相人有点道理，他的眉毛很黑，几乎拧在一起。小白脸，尖鼻子，尖下巴，眼睛有点对，那里面的光散碎无神，猥琐有余，光明不足。可能18岁不到。

　　他愁眉苦脸了3天，思索对策，最后回连，交给了指导员一封忏悔信，为自己百般解释，最后署名是：“您的小儿子唐建华。”

　　指导员看了后，一点没饶他，在全连大会上不点名地训道：“有人偷了钱，被发现，就给我写信，甜言蜜语，自称是我儿子。一个革命青年，哪能这么说呢？”惹得全连知青哄堂大笑。

　　再给领导拍马屁，也不至于以儿子自称，连里农工们都说这小伙子可怜，偷东西被发现后，受了刺激，精神出了毛病。

　　只有我心里明白，他是抄我给母亲的信。什么“最最亲爱的，仁慈的”，什么“满眶热泪给您写信”，什么“在水深火热中熬煎”，什么“一百个一千个不是坏人”，等等都是我信中的语言，最后署名“您的小儿子”也是。他这么个唐山煤矿上的独生小毛孩说不出这样的话。我给兵团、师部及母亲信的草稿都混放在一起，他肯定偷看了。因字迹潦草，把给母亲的信当成了给领导的信，误以为给上级领导写信最虔诚的表示是自称为“小儿子”。

　　这件事传遍全连，一时成为笑谈。

　　小伙子抄袭别人的家信，抄个声誉扫地，最后灰灰溜溜调走。

　　打眼、放炮、撬、搬、清扫……日复一日地干，坑边石头堆眼见着大起来。

　　1971年春节前夕，连部通知：学大寨，要过一个革命化春节，过年不休息。

　　山上的粮食已很少。早就通知连里，因风雪太大，一直没送上来。天气越来越坏，白毛风呼呼地连着刮了四五天也不见停。这么大的风雪把一切道路都封住，断粮的危险渐渐临到我们头上。

　　年三十，粮食只够吃一天的了。早晨大家围着炉子，望着锅里的小米粥，打着哆嗦。大傻披着大衣唉声叹气，一个劲抱怨指导员忘了山上这十几个弟兄。

　　羊粪潮了，铁炉半死不活，只冒烟没火苗。老孟撅着腚，跪在炉灰里，把头贴进炉底用力吹着：“要啥没啥，就知道让干活！”

　　吃过早饭，金刚自告奋勇要赶着骆驼车回连取粮。

　　外面滴水成冰，酷冷。

　　大家纷纷献出自己最御寒的衣服帮他武装。张韦递过鸭绒背心、老孟脱下皮裤、李国强拿出新买的还没穿的毡靴……金刚换上后，又穿上兵团发的皮军大衣，戴上皮帽，笨得连胳膊也抬不起来。

　　“穿千层不如腰一横”，我一个腿跪在地上，使劲帮他系“腰一横”。回连顶风，寒风吹在脸上很危险。又用一条旧床单，把金刚的脑袋裹住，只露两个眼睛，像巴勒斯坦突击队员一样。

　　外面，白毛风呜呜地叫，野狼爪子似的撕人脸。真是漫天皆白，冰寒彻骨！

　　金刚启程了。骆驼不高兴地乱叫，口喷唾液，死活不肯离开蒙古包。金刚只好牵着骆驼步行。这大家伙无可奈何地哀叫着，一步一步走进呼啸的暴风雪中。

　　送走他后，我们跑回蒙古包，开始披挂战服。穿上又破又脏的开花棉袄；戴上磨烂的皮手套；围上条脏毛巾；腰上勒几道放炮用的旧电线……

　　大家跟着老孟，不声不响，一个一个鱼贯地走出蒙古包。

　　寒风犀烈地啸叫，吹得人几乎睁不开眼。这十来个衣着褴褛，面目肮脏的青年躬着腰，顶着凛冽寒流，吃力地向山顶走去。

　　叮铛！叮铛！钢钎声顺风依稀飘来。在空旷的荒山之巅，在天浑地浊的暴风雪之中，一声一声，响得如此微弱，又如此执著。

　　请看看我们知青是怎么干活的吧。

　　老孟挥舞着18磅铁锤打炮眼。大傻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扶钎子，冻得流清鼻涕。李国强全身压在撬杠上往下压，脸憋得通红……孙贵背着200斤重的大石块，摇摇晃晃向上走，眼珠子都压凸出来。

　　老孟打完炮眼，又趴在地上，咬牙切齿地脱下一棉袄袖子，把胳膊伸到三尺深的炮眼儿洞里掏冻土，一把一把往上抓……这是在鬼叫娘的白毛风里呀，掏两把土就得往怀里暖暖：手指头僵得伸不直。

　　李国强见正面撬不下石头，就开辟第二战场，仰面朝天躺在那块大石头下面，向它侧后方进攻。钎子每砸一下，都划出一串火星。

　　张韦钻进坑底的一个大约两米多深的水平石洞里，双膝跪着，用铁锹一锹一锹向外扔着碎石冻土。随着铁锹飞舞，寒风旋荡，他后背落了一层尘土。

　　在严寒中，谁偷懒，谁挨冻。那不撬下石头不休息的斗气，那一口气打700锤的拼命，那一刻不停地背石头的韧力，无不是与严寒抗衡。

　　白毛风铺天盖地，越来越大，把整个世界刮成了一团呼啸的银白色旋转体。烟雾腾腾，连近在咫尺的钢钎都看不清了！每人眉毛、胡子上都染着白霜。彼此说话得大声吼，呼吸也感到困难——疾风好像把空气都刮跑。

　　“呀，你鼻子白了。”我向老孟喊。他用力叫：“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你鼻子冻了——下——去——吧！”

　　“哈——妈——怪（没关系）。”

　　老孟更用力地挥舞大锤，一下快似一下，每锤都倾全身之力，钎子铛铛弹得老高！

　　他干活儿有股傻气，像那种一拉车就拔蹦子跑的马，虽不抗造儿，但是真拼命。他眉毛短而宽，八字型，像是京戏里的丑旦，挺滑稽，说话老爱眯着鼓鼓的小眼睛。

　　孙贵冻得直掉眼泪，仍旧奋力背着大石块。

　　李国强还在与那块大石头较劲儿，捅着钎子。时不时嗷嗷叫着，向老天爷炫耀。

　　在白茫茫的暴风雪中，十几条身影或隐或现，抡锤舞钎，背石清土。一股一股嗥叫的寒风扑杀他们，撕咬他们。

　　“回吧！”老孟大声吼。

　　被狂暴寒流所激怒的小伙子们正张牙舞爪地猛干。跟白毛风练，跟石头练，谁肯服了这鬼天气后撤？他们干得眼都红了，没人理老孟，继续玩儿命，倾泻着青春的力。

　　此时气温之低，连鼻孔里的毛都冻硬，吐口唾沫，掉地上就成冰块。

　　“咚！咚！咚！”“噢——噢——噢——”这些生命的音响裹夹在滚滚寒流，传向远方。它是钢铁和岩石的撞击，鲜血和肉躯的歌唱。

　　不知怎么回事，在白毛风里，每人都爱乱叫，可能是风声太大，自己不发出点声音，就要被这鬼天气活埋，让严寒给欺负了。张韦这么漂亮文静的小伙子，一个天津医生的娇儿，现在嘴里也发出呼呼噜噜的粗野声音。

　　最后，老孟强令下山，挨个坑喊。知青们才在浑沌迷雾的风雪中，双手捂着耳朵，向后歪着头，飞快向蒙古包跑去。嘴里大声呜呜怪叫，嘲笑老天爷，气它奈何不了我们。

　　老孟的鼻子真给冻白了一块；孙贵的耳朵冻流水；张韦后脖子给石头磨出血道；李国强的脚跟冻红肿，他大头鞋露着一个窟窿——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负了点儿伤。

　　大家围着火炉，兴奋地聊着刚才干活的情景，为这样度过年三十颇为骄傲。

　　山上冬天都吃雪水。那雪水茶虽有股腥甜味儿，还飘着许多草棍、草叶，可能还夹有牛粪末、人粪末（我们就地铲雪，就地解便）但此时喝上一碗，顿觉僵硬冰凉的身体里注入了一道暖流，舒服极了。

　　外面的白毛风还嗖嗖地向蒙古包冲撞……老孟忙用烂衣服堵住围毡上的窟窿。

　　李国强用面板挡住门缝。它白毛风瞎嚎吧，拿我们一点没治。

　　下午休息，准备年三十的晚饭。

　　现在山上仅剩下最后一点白面，一小块羊油和两根葱。肉早就没了，什么菜也没有，我们除夕佳肴就是一大锅稠稠的热汤面。别看佐料不多，很喷香有味儿。

　　饭后，有的缝手套，有的下围棋，有的吹口琴……大傻望着煤油灯发呆。

　　李国强笑着问：“大傻，想家了？”

　　“嗯，想我妈。”

　　“别想，越想就越想。还不如眼一闭，睡一觉。”

　　“唉呀，你不知道我妈多疼我……”

　　“废话，我妈也特疼我，我就不想。”

　　“谁像你呀，布勒格特，闹孩（狗）的干活。”

　　“哎哟，我可没招你哇？大傻！老杂毛。”

　　大傻头上有不少白头发。但他从容不迫：“我操你嘴！布勒格特！”微笑地卖弄起嘴巴。

　　也许年纪轻，不知道年三十的份量，也许白毛风把人冻糊涂了，蒙古包里竟没有一点除夕气氛。孙贵和李国强激烈地争辩，都说自己石头坑比对方难打；老孟自费买了一个马灯，聚精会神地读着《列宁选集》。

　　我用捡的一破手套，补自己的手套。

　　温度稍一暖，身上的“自留畜”就开始活动。我脱下裤衩，光腚缩进被窝，开始一个一个消灭虱子，指甲盖上血迹斑斑。这些“自留畜”吃得个儿大膘肥，有大米粒长。用手指挤瘪能发出一记脆响，像爆炒嘎崩豆。

　　大傻见我抓虱子，忙说：“你离我远点，挨着你算倒大霉了。”

　　我们吃饭、洗漱全用雪水，每天能坚持洗把脸就相当不错，根本不洗澡，不换衣服，9个人挤一蒙古包，不长“自留畜”的几乎没有。李国强的秋裤上一次抓了130多个，创了纪录。这家伙独出心裁，把那些小虫子放进一个小铁盒里，活的、死的，密密麻麻，准备带回天津向家里人臭显。

　　大傻人缘不好，跟他穷讲究也有关。为保持他那个很有魅力的一口白牙，每天至少刷两次牙，比别人多用一缸子水。因为水少，有人向他提出，不要穷刷，没人怀疑他的牙是山上最白的。可他不听，我行我素，结果频频为大家取笑。

　　深夜，白毛风仍不见减弱。它一次次呼啸着往蒙古包上撞，把哈那杆撞得吱吱叫唤；门毡不时被吹起一条缝，涌进许多雪屑；包上的顶毡随风噼噼啪啪乱响。

　　大家紧紧挤在一起，进入梦乡。

　　小小的蒙古包里睡着9个人。那场面比一群小猪乱七八糟挤在老母猪肚子旁还乱。大傻的头离铁炉不到一寸；老孟的褥子一半铺在炉灰里；孙贵的脑袋被水桶、铁锅包围；我蜷缩在羊粪堆、哈那墙、大傻脚丫所构成的三角地。头对脚睡省地儿。

　　门虽用案板和破筐挡住，仍不时飞进一缕缕雪尘，散落在我们被子上。

　　风雪吼叫了一夜。

　　第二天，大年初一。

　　早上醒来，好家伙，蒙古包里一片洁白。被子、衣服、锅盖、炉前空地等等，全都覆盖一层白雪。煤油灯上的铁丝，挂着一缕∩形的洁白银线；茶壶盖上戴着毛绒绒的白帽子……肮脏的，乌黑的蒙古包，现在圣洁得像白玉。

　　原来夜里顶毡被风吹开，雪屑就从这大窟窿里源源不断涌进。

　　孙贵在被窝里打开了条小缝，向外窥了窥大声叫：“哎哟，没治了！真该把这场面给拍下来，可惜没照相机。”

　　一层白雪把我们9个人全埋住。

　　老孟头顶着被子，四下环顾了一下，笑道：“总算没白来趟内蒙，盖了一晚上雪被子。”

　　“好哇，我说怎么睡着这么暖和呢？有层雪盖着保温。”老布勒格特兴奋地说。积雪下面的小伙子们渐渐活了过来，开始议论早上吃点什么，大年初一没粮食吃，真新鲜，挺好玩的。

　　李国强在被窝里瓮声瓮气唱起老三篇语录歌：

　　棒子渣最容易吃，

　　但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

　　要把棒子渣作为鸡蛋糕来吃，

　　哪一级都要吃，

　　吃了就要吐，

　　搞好思想革命化，

　　搞好思想革命化。

　　……

　　歌本来很好听，但李国强五音不全，唱唱就走调，厚厚的一团棉被随着他的歌声一起一伏。

　　老孟也激动起来，在被窝里瞎嚎：

　　大风啊！震撼着边原，

　　大雪啊！吞没了群山，

　　蒙古包像块磨盘，

　　在惊涛骇浪中傲岸。

　　我们爱看大风雪扑舔山岩，

　　我们爱听白毛风呼啸嘶喊。

　　谁说草原比不上城市，

　　请看洁白的雪被多么壮观，

　　谁说石头山荒凉又寂寞？

　　请听布勒格特的歌声冲破严寒。

　　“操你妈，老孟，我可没招你啊！”李国强开始向老孟进攻。

　　“你是布勒格特吗？”老孟故作惊讶。

　　布勒格特是牧民最常用的狗名。

　　大家缩在被窝里骂呀、唱呀、神吹呀，互相挖苦呀，很是热闹。可谁也不敢起。连脑袋都不敢动得太厉害。棉被上积着厚雪，稍一不慎，就要雪崩。

　　冷风嗖嗖从蒙古包顶上吹进。包里的温度和野外一个样。最后，布勒格特和老孟“枪火”，两人一咬牙，同时尖叫着，战战兢兢穿上衣服，把火生着。

　　“快起，快起，雪要化了，弄湿被子我不管。”

　　大家这才硬着头皮爬出温暖的被窝，穿上衣服，把被褥上的积雪打扫干净。包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毡子上踩着纷乱的泥脚印。

　　一锅雪水化了，每人舀了一缸子水刷牙，再往脸盆里倒半盆水，大家轮流擦一把脸。我干脆不洗，也不刷牙。总觉得皮肤脏点耐冻。

　　把最后半盆玉米渣倒进锅，开始煮。这玩艺儿在大车班是马料，在山上却是我们的口粮，很不好烂。羊粪潮湿，干冒烟没火苗。老孟把柴油倒在一只破解放鞋上扔进炉里，嗡嗡烧了一阵，接着又扔进一只，满蒙古包都是橡胶味儿。一堆湿羊粪，四只解放鞋，小半桶点灯用的柴油终于把这玉米渣煮得差不多。

　　我们塞了个水饱儿。都盼着金刚快点回来，可别让我们大年初一饿肚子。

　　快到中午还不见金刚的影子。大家有点急了。老孟决定去一连借粮，正披挂衣服时，外面传来稀微的骆驼叫声。“噢——噢——”人们欢呼着跑出去。

　　那骆驼声越来越大，最后终于看见了它的身影。只见金刚用条破裤子围住头，仅露两个眼睛，低声叹道：“哎哟！我的妈哟！”

　　我们一起动手把粮食、菜、羊肉、猪肉等搬进蒙古包。

　　到包里脱了武装，金刚冻僵了的脸仿佛走了形。鼻子瘪了，嘴歪了，眼角含着泪，表情发呆。他使劲抽搐肌肉，作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告诉你们一个新闻：西乌旗气象站通知，昨天气温零下44度，30多年头一次。”他用冻成鹰爪状的手使劲搓着脸：“哎哟哟，这骆驼真王八蛋，老不听话，过三连时，死活不出来。哼，老鬼没给我裹好，脸上冻了个泡。”

　　他费力地转动一下眼皮，靠颧骨的地方有个不显眼的小泡泡，已经破了，浸着黄水。他难看地笑着，那脸肉像几块冻土凑成。“我的妈哟，这天戴皮帽子根本不顶，非得裹头。那床单我包菜了，就从库房里捡了条没主儿的破裤子缠在头上。”他搓罢脸，掏出太阳烟，一人递了一支：“我在三连还碰见雷厦了。他骑马去办事，差点冻掉鼻子。幸亏他灵机一动，用书包把脸给包起来。”

　　大傻责怪道：“你要再不来，大过年的，咱弟兄们可就断顿儿了。”

　　“连长回家探亲，指导员七碟八碗陪着工作组喝晕了头，就顾睡觉。我要不回去，大年初一，咱山上这帮人真得喝西北风。”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忙从口袋里掏出一迭信。大家扑过去，眼里闪着光，激动地叫喊着、抢着，收到信的洋洋得意，没收到的垂头丧气。

　　“弟兄们，静一静，二排给山上写一封慰问信。老孟，你给念一念。”

　　老孟就结结巴巴地念起来：“……在这新春佳节之际，我们二排全体战士向战斗在石头山上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礼！祝你们春节好！

　　“在冰天雪地的荒山上，你们为革命出大力，流大汗，不怕苦，不怕累，为连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向你们致敬，战斗在石头山上的勇士们，向你们学习，70年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闯将。

　　“朋友们，战友们，让我们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献给壮丽的祖国边疆建设事业吧！”

　　大家都很高兴，总算还有人记得我们。有了白面和肉，晚上我们包了顿饺子。金刚还到食堂后面偷了两麻袋牛粪，煮饺子不必再烧胶鞋。

　　蒙古包虽然很潮，很脏，乱七八糟，但牛粪火一烧，温暖如春。那铁炉子轰轰响着，饺子很快煮熟。大傻笑眯眯地盛了第一碗，大口吃着，面部表情是那么温柔甜美，鼻尖上渗满了细细的汗粒。别人一半还没吃完，又开始消灭第二碗。滚烫的饺子，他吃起来，像喝凉水，这嘴巴真耐高温！

　　饺子数量有限，谁吃得慢，谁倒霉。

　　金刚厌恶地瞟了大傻一眼，大声宣布：“小市民最大的特点是饕餮。”

　　1971年正月初一就这样度过。

　　两天后，风雪停了。我们踏着半尺厚的积雪上山干活儿。嘿呀，雪把几丈深的石头坑填得满满的。

　　一锹一锹地清雪。越到下面越受罪。铁锹一扬，雪像雾般散落下来，掉进脖子里，很不是滋味。头上的雪屑化了，模糊了视线；手上的雪化了，湿漉漉地沤着皮肤；鞋上的雪化了，浸透袜子……最底下的雪，得一麻袋一麻袋往上背。干了整整一天，才把坑里的雪收拾干净。身上的衣服也一片一片冻成了冰甲。

　　这一段，我们吃的并不好。自内蒙兵团开展“不吃亏心粮”运动后，白面见少，对石头山的特殊优待只是五香粉随便给，白面一点不多。我们拉的大便都带着浓浓的五香粉味儿。成天是玉米渣儿、窝头饼子、冰冻圆白菜，羊肉也严格限制，喝的是雪水，马尿一样的黄茶。蒙古包尽是窟窿，又脏又破。条件之艰苦，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修铁路的情况差不多。但大家的情绪都还挺高。

　　就是大傻很想家，受不了这样过春节。

　　初二时，他趴在被子里悄悄哭了。他喜欢红火热闹，不能容忍这么糊弄着过年，连点瓜子都没有。别看父亲是蹬三轮的，还特讲究舒服。毡子底下的地如果不平，要垫土；睡觉时，褥子上有根小草棍，要点上灯仔细找，不找到不罢休。若换了老孟，褥子下面压着18磅的大铁锤也照样睡得呼呼。

　　初三，大傻皱着眉头对老孟说：“我昨天干活时，放了一个屁，把腰扭了，我要回连看病。”

　　老孟同意了。大傻走时嘟囔着：“操他小妈妈的，毡靴不给，皮裤不给，手套不给，要咱盒儿钱啊？他当官儿的怎不上这儿住几天？”闷闷不乐下了山。

　　大家像对待一个叛徒一样冷冷地看着他走。

　　在1971年冬艰苦的石头山上，就两个人离开。一个是因为偷东西，一个是放屁震扭腰。

　　初四，金刚、老孟和我去四连借炸药。到了连部，天已黑，迎面过来一人，用手电照着我们，紧张地问：“谁？”

　　我们没说话，默默向他走去。在手电光下，我们这三个人穿得破破烂烂，蓬头垢面，土匪一样。

　　“谁？”那人停下，随时准备逃跑。我们仍一声不响地向他走去。不约而同都想和对方开个玩笑。

　　他用手电照着我们。我们进一步，他退一步，我们进二步，他退二步，吓得声音都变了。“你们是哪儿……的？”

　　“七连的！”我们突然洪亮地说。

　　“哎哟，知青吧？吓了我一跳。”说完，这人低头匆匆走开。

　　我们三人为这恶作剧笑不拢嘴，快活极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把穿得不堪入目，一丝一缕，补丁摞补丁，像叫化子似的当成一种光荣。美是形形色色的。在我们眼中，脸被冻得流黄水，破衣烂衫，腰缠旧电线，一瘸一拐走路就是一种美。

　　它是搏斗的痕迹。

　　我们的积极是真的，不是装的，目的何在？动力何在，谁也说不清。

　　反正不是为了向上爬。到石头山干活都不受宠，锡林浩特知青是没有一个上山的。放逐的人，没情绪要抱指导员粗腿……也不是为了钱，干多干少全是三十二块五；更不是为了在女的面前臭显——山上根本没有女的。

　　冽冽山风呼吼，蒙蒙雪雾缭绕。一群奋斗的青春，在这青面獠牙的酷寒中，在这嶙峋的山岩中，迸射出一簇簇多么旺盛的生命活力！那一堆堆码得整整齐齐的石头，就是肉体撞击岩石的结果，有的上面还沾着斑斑点点的血迹。

　　难忘啊！这一帮肮脏褴褛，蓬头垢面的“土匪”！光荣啊，这一群脖子上围着破裤子，衣服里爬满了“自留畜”的烂知青！

　　让我把金刚写的一首诗抄录在此，作为对这段生活的纪念：

　　干！干！干！

　　抡大锤，掌钢钎，

　　不畏苦，不畏难，

　　练就一身钢筋铁骨，

　　练就一身红心赤胆。

　　为建设千里草原，

　　我们拼命干！

　　干！干！干！

　　迎风雪，冒严寒，

　　气若磐，气若山，

　　决不愧作军垦战士，

　　决不愧作七尺健男，

　　为建设茫茫北疆，

　　我们拼命干！

　　然而，就在我们同严寒、风雪、顽石、冻土殊死奋战；就在我们饿着肚子，喋血石山，被大石头崩破头，砸肿脚，压弯了腰时，团里那帮现役干部却坐在温暖如春的办公室里打扑克，“争上游”争得脸红脖子粗。更有甚者，贪污粮食；往自己家倒腾公物；干风流勾当；为调动工作大吵大闹……

　　我们那位带头吃忆苦饭的沈指导员，也干了一件不甚体面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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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活下去

　　沈指导员搞破鞋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连。

　　自从他整垮了七连这帮北京知青后，权威得到了全连300口人的公认。谁也不敢再炸刺儿。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入党的小青年纷纷向他靠拢。王连长一点没实权，七连成了他一人天下。他志得意满，旧病复发。虽然他处理过布伦格勒的作风问题，狠整过王军医和女知青乱搞。

　　新年喝酒，他醉醺醺躺在女生宿舍不起来。李晓华和另一个女知青扶他回家，黑暗中，他高兴地亲了李脑门儿一下。李晓华为此大哭一场，告到团部。老沈坚决否认，说她是神经过敏……另一个女知青推说天黑，没看见。此事虽沸沸扬扬了一阵，让老沈的肚子瘪下一块，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连里这60多个城里来的新鲜鲜，嫩润润的少女们，个个都散发着一股农村人从来没闻到过的青春气息。那脸蛋犹如一串串熟透了的红樱桃，晶莹饱满，引诱着荒原上的男人无限神往。

　　草原没什么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上炕和女人干是最大的享受。我们的女生排长，做梦也想入党的齐淑珍，一年多来始终百折不挠地靠近组织。她干活抢最苦最累的干；来了例假也不休息；开会发言踊跃，紧跟领导部署；每周自觉打扫厕所；一休息总往指导员家跑。老沈很喜欢这小丫头那股为入党，不惜牺牲一切的气概。

　　王连长探亲回家走后，连部空了。条件成熟，老沈开始行动。

　　那天，她被指导员叫到连部。

　　“指导员，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咱们谈谈心。你靠近组织，积极要求进步是非常可贵的。但还要经住党的进一步考验。要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明白吗？”

　　女生排长点点头。

　　“今天晚上，我来考验考验你，好不好？”

　　“好啊！”小姑娘高兴地说，一脸稚气。

　　“不许怕苦怕疼，也不许对别人说，这是党的秘密。”

　　“我保证不怕，决不对别人说。有什么任务就给我说吧。”

　　“好，要经住党的考验啊，小齐同志！”

　　指导员微笑着把灯吹灭了。

　　“指导员，为什么关灯？”

　　“指导员，你可别……”

　　“指导员，你别……啊，别……别……”

　　黑暗中小齐咬咬牙说：“好，指导员，那你得让我入党！”

　　就在王连长的铺盖上，一位少女献出了贞操。

　　……

　　事后，指导员偷着把老婆的一件毛背心送给了二排长。

　　立竿见影，几天后老沈就给了她入党登记表，并还到团部政治处替她说话，请求上面为先进典型的组织问题开绿灯。

　　不久，小齐排长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全连知青中，她头一个。

　　沈指导员与小齐搞男女关系的同时，在工作上还跟过去一样，甚至更努力了。每天上班后，不管天气多冷，他都要背着手，挺着大肚子到各排干活儿地点巡视一遍。然后回到连部与干部们研究工作，了解落后人员思想动态。晚上，在全连大会上，他照旧瞪着眼珠子，严厉训斥兵团战士。警告张宝峰再混病号就扣发工资；警告刘福来再跟女同志流里流气就送上山打石头；警告牧民阿四楞再骑死马就罚款。偷偷与女知青睡觉，丝毫动摇不了他这位政工人员所特有的原则性。

　　他的秘密，老婆都没有发现，却被小通讯员发现。他住在连长屋对面，指导员以为他睡着了，放纵了对声音的控制。但通讯员不敢对人说，含含糊糊告诉了李晓华。李晓华对指导员脑门上那一口，还耿耿于怀，也看不惯齐淑珍的入党狂热，听说此事后，睁大眼监视着他们行踪。指导员再老练，有经验，也躲不过一双渴望报复的姑娘眼睛。

　　两个多月后，王连长一回连，李晓华就报告了。王连长和指导员的矛盾已经公开——什么实权没有，只负责绿化。这回马上来个闪电战，借老沈去师部开会之机，叫来齐淑珍，连吓带诈，摸清了情况，然后让她把事情经过全部写下来，将此材料送给新调来的康政委。

　　老康知道后吼道：“真他妈丢人现眼！指导员带头胡来，这还了得！”在常委会上把老沈训得低着头，无地自容。

　　指导员家属听说后，蓬头散发，又哭又闹，骂他：“老不要脸”、“种公驴”、“道德败坏”……老沈终日躲在家里，闭门不出。

　　刘副政委又风尘仆仆来七连调查处理。在全连大会上，他责怪道：“你们七连自组建以来，歪风邪气就没断过。王万平刚刚处理完，指导员又接着干。”他用力地挥了一下手：“对这股歪风邪气，一定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我们是屯垦戍边来了，不是搞腐化来了。你们连全部工作停下来，给我彻底清查，彻底消毒！”

　　这白发苍苍的副政委再次严肃宣布：“兵团战士三年以内禁止谈恋爱。”

　　全连真的停止工作好几天，讨论刘副政委讲话，揭发批判沈家满的错误，消他搞破鞋的毒。

　　最后团党委给他留党察看处分，并把他调到团后勤处当助理。

　　我在山上听说此事后，心中大喜。自从去年夏天找他谈话，被训了一顿后，就再也没找过他。知道只要他在七连，我永远也翻不了身。

　　这回可好了。沈大肚子调走了！压在头上的大石头去掉了！

　　一天休息，我去团部发申诉信。听说道尔吉病重住院，就到医院看他。

　　壮着胆子，问一个挺洋气的年轻护士：“道尔吉在哪儿住？”

　　“几连的？”

　　“七连的。”

　　“是那个鼻子缺一块的老蒙吧？”

　　“对，是他。”

　　“死了。”

　　“什么？死了？”我大吃一惊。

　　“死了。”说完，小护士头也不回地走开。

　　正巧，大傻皱着眉头，嘟噜囔囔走过来。他用一口天津话骂道：“操他小妈妈的，这帮狗屎医生都该枪毙！”可能是没开上病假条。

　　“大傻，是道尔吉死了吗？”

　　他点点头，愤愤地讲了经过。

　　道尔吉回连后，伤势加重，也不知什么病，腿走路很困难。可能是内脏让骆驼压坏。他几次到团部看，医生都对他说：没事，回家养养就好了。

　　前几天，他突然昏迷不醒。老婆慌忙套上牛车把他拉到团部医院。在走廊的地上铺块毡子，让道尔吉倚墙坐下……因没床位，看完后，老婆又颤颤巍巍把他背上牛车，拉到招待所。

　　就在这天晚上，道尔吉断了气。死在招待所的一间被煤烟熏黑了的大房子里。这间房是专门给包工的、赶大车的及蒙古牧民住的最低级的住房。一晚上8毛钱。房子里是一溜通铺，被褥特薄，脏污污的。

　　大傻讲到这里，怒冲冲说：“操他妈的，啥为工农兵服务？全他妈的扯蛋！当官儿的来了，别说床位，大姑娘也有。在他们眼里，老蒙还不如一条狗！哼，你要来看病好像欠了他的钱，得低三下四求他，操他大爷的，什么鸡巴毛医生，谢春花动阑尾手术，被他们当老母猪给劁了；老常的三岁小孩，不过是发烧感冒，让他们输液给输踹了腿……这鬼地方，老百姓不能来，来了不治死也得给气死！”

　　万万没料到，一个粗壮的汉子，这么快就死了。那高大、丑陋、固执的形象，又浮现在眼前。他吐口水出类拔萃，一射一个准儿。

　　他有很多毛病。爱跟人抬杠，狡辩，从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有时还胡说八道，编瞎话。正是他杀气腾腾，嚷嚷要打死我的狗；正是他缠着指导员，告我的状，诬我用刀恐吓了他；也正是他，当着我的面，摇摇晃晃骑上马，嚎唱哭一般的蒙古民歌，把一个坚韧剽悍的民族的内心痛苦，凄楚地嚎出来。

　　他外貌丑陋，有几分狰狞，不讲情义，爱翻脸，人缘差，没有朋友，只好与他的那群羊朝夕相处。无论春夏秋冬，风里来雨里去，像影子一样跟着羊群，从不离开。落汤鸡也罢，晒成老黑也罢，十一级白毛风也罢，全片刻不离。那缺了一块的鼻子就是被严寒啃下来的，没人多给一分钱。

　　他长年累月干着力气活儿，脸被草原烈风吹得像树皮一样糙。放羊、压生个子、垛羊圈、打草……年复一年地干着。除了干活儿，就是睡觉、喝茶、吹吹老婆孩子、削削套马杆……他最高的奢望是春节时，能抽上三毛一的海河烟。

　　人们说他小气，抠门儿。可是他也知道先国家后个人。当蒙古包着火时，首先扑打外面草上的火，眼睁睁看着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家烧成一摊破烂。

　　草原上有数不清的牛吃着野草，却为人们贡献着牛肉、牛皮、牛奶、牛毛、牛粪……它们任劳任怨，干活儿拉车，啥苦都能吃，要求简陋，还常常被人鞭打。

　　草原上谁也离不开它们。

　　道尔吉也称得上是头牛，尽管这头牛不漂亮，有毛病，爱顶人。草原正是由千千万万道尔吉这样脏污、粗糙、黝黑的蒙古牧民支撑着。他们平平常常，或许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有的拿过公家的小东西；有的嗜酒如命，老耍酒疯；有的干活要偷点懒；有的染有梅毒……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默默地生，默默地死，跟骆驼、马、牛一个样。

　　他们是整个草原的脊梁。

　　我感慨万千地走回石头山。

　　几天后，听说道尔吉的老婆用牛车把尸体拉回去，扔在东河附近的沙窝子里（蒙族牧民盛行此种葬法）。

　　曾经和我干过仗，又同睡一包，同吃一锅的道尔吉啊，无言地躺在旷野，被乌鸦，野狗啄食撕咬。

　　一场寒流猛烈袭来。气温骤降。为防止冻伤，连里决定停工学习，还特地派老蒋上山传达中央文件。王连长现在成了七连的第一把手，对我们山上的政策有了些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点儿不管。

　　蒙古包里，知青挤得满满。外面阴风嘶吼，包里炉火熊熊。这破旧的蒙古包在严寒中方显出可爱。晚上，我们连小便也不出去，就尿在炉子里。

　　知青和蒙族牧民有一个很大差距就是扎蒙古包不过硬。老蒙能用破毡子，把蒙古包扎得天衣无缝，严严实实，抗得住十级大风，又端端正正，漂漂亮亮。我们知青即使用新毡子扎蒙古包也漏风漏水，风一吹就嘎吱吱响，得在包中间支一根木棍。外观上看，也歪歪扭扭，一边鼓，一边塌。但多破多冷的蒙古包住久了，都有感情，尤其是外面刮白毛风的时候。

　　老蒋这次上山，对我还是很不错。借他一次工资后，效果奇佳。聊了一会儿天后，老孟对老蒋说：“开始学习吧。”

　　老蒋点点头，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老蒋思索一下后，很平静地说：“林胡，你出去吧。”

　　“干嘛？”

　　他很尴尬地笑笑：“这文件绝密，传阅范围有规定，你就到那个蒙古包里休息吧。”

　　包里十多个知青的眼睛刷地一齐射向我。那目光里有好奇，有自豪，有怜悯，有高反革命一等的优越感。

　　马上意识到，他们谁也没有忘记我的身份。虽然我们一块流汗抬大石头，一块当“团长”挤着睡觉，一块吃同一口锅的饭，但我是反革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低他们一等。

　　我脸上发烧，愠怒地走出蒙古包。

　　从周围知青鬼鬼祟祟的议论中，我知道林彪出了事。当时有关他的罪行文件，不知为何，格外保密，三令五申不能对五类分子泄露。唉呀，他宁肯把你赶到大野地，也决不让你听林副主席这段传奇故事，看共产党的笑话。

　　山上有两个蒙古包。为表示清高，我没有进隔壁的蒙古包，不想让他们怀疑我偷听。咱是有骨气的，不赖着非听不可。

　　凛寒的北风刮着团团雪尘，在茫茫雪原上纵横奔骋。我昏沉沉地向山顶走去。寒风刀子一样割着脸，得缩着脖，用胳膊挡住面部，一步一步费力地走进自己石头坑。

　　坑底，我横着掏了个两米深的洞，钻到里面，坐在一个土筐上。这里一点也听不见外面白毛风的吼叫，跟墓穴一样静。我呆呆地望着洞壁上的冻土、石块和草根上一丝一丝的长须。

　　百感交集。

　　这些日子，与大家一同奋战严寒，努力干活，彼此间已没有什么界限。让烟时，我也和别人一样可以得到一支；探亲的回来后，和别人一样，也给我几块高级糖；吃饭能完全吃饱。这淡淡的没有歧视的温暖足以使脸上的创伤结一层薄痂。可是这次当众把我轰出蒙古包又把脸上的伤口撕破，我感到心口在滴血，疼痛无比。

　　临走出蒙古包门前，清楚看见李国强脸上所流露出的优越感。那是我们育才学校常看见的父亲官儿大的孩子对官儿小的孩子的神情，一种天真而冷酷的高傲。

　　众目睽睽之下被赶出蒙古包，耗子一样钻进地洞里藏身。唉呀，真丢脸哇！怎么沦到了这个地步？换了别人，也许早就自杀，我却还死死抓着生命不撒手。如同一个没双腿的瞎乞丐，在一堆垃圾里乱爬乱摸，希图找点残羮剩饭……

　　这么毫无尊严地活着多可怜啊！

　　我这是贪生怕死吗？

　　滚蛋，死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一生下来就被判了死刑——人人都得死，只不过有的缓60年执行，有的缓80年执行。早晚是一死，怕不怕也是一死，谁也跑不了。

　　哆哆嗦嗦幻想着……拿一包二十管炸药，到团部放一炮！准得轰动全内蒙。保准不再被人们这么居高临下地俯视……挨斗、挨骂、挨训而不敢抵抗的屈辱也在这轰隆一响中得到洗雪。

　　望着用雷管线把鞋底和鞋帮连在一起的大头鞋，望着缝满补丁的皮裤，跟电影里要饭的一模一样，偶尔是有些自卑……混得这么惨，身上臭烘烘，脚掌上有5毫米的硬壳壳；大白天，裤裆里直冒一股浓烈臊味儿。再不敢炸一炮就真的一钱不值了！

　　指导员那蛮横面孔，浮现脑海。他现在可能正在后勤处跟那些参谋、助理玩争上游，嘴里叼着恒大烟，挺着大肚子。不，只炸死自己太傻，要连同老沈一起炸，这样影响才更大。

　　背上一个书包，里面放着电池、雷管、炸药，到时只要把电线往六节电池上一对，就在全团，全西乌，全内蒙响起一声炸雷。临行动前，要好好骂一顿，把这口闷气痛快发泄发泄。

　　外面的大雪已经快把洞口封死，洞里越发阴暗，寒冷从四肢渐渐向躯干蔓延。

　　双臂紧紧抱着小腿，全身团缩成一疙瘩，脸埋进膝盖。

　　行动前，先给父母及兵团党委写封信，说明自己的意图。要把日记埋起来，也许100年后，有人会在这个石头坑里发现它……炸药质量差，得事先炒炒……还得买6节新电池……行动地点在老沈的办公室。

　　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雪早已把洞口盖住，四面昏暗暗的。那拱形的洞壁上，冻土、石块、一长缕，一长缕没有生命的草根围簇着我，摄取着身上的微热。

　　这是真的吗？一个反革命被埋在厚厚的雪底下……在蒙古包里盖一夜雪被子，把石头山上的知青兴奋得四处宣扬，引以为荣；但我被赶出包，埋在这深深的地洞下面，只是耻辱，耻辱，耻辱。

　　冷哇，冷哇，有盒火柴多好。像卖火柴的小姑娘那样一根一根地划着，肯定管点儿用。红军长征时，几粒米就能救活一条命呢。喉咙里不由自主发出丝丝的颤声……

　　突然，外面有响动，有人挖雪。

　　“林胡！林胡！”老蒋呼喊着，眨眼功夫，他拔拉开雪，钻进来。在这寒冷阴暗的石头洞里，看见他——一其貌不扬的农村复员兵，像儿子看见了母亲，我紧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

　　老蒋傻笑着：“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沉默。

　　“别难受了，快回去吧。”

　　沉默。

　　“你怎么了？不要埋怨我，文件上确实说得清清楚楚，没办法。”

　　“我没埋怨你老蒋。我就是有点不想活了，实在受不了。”眼泪缓缓地在脸上流。

　　“你要想开一点。”

　　我哽咽着：“真想拿包炸药去团部炸一炮。多苦多累都没事，就是这，忍受不了。”

　　“千万不能那么干。那么干你就永远要戴上反革命帽子了。”

　　我不再说话。

　　“你想开点，脸皮厚点，这有什么可难受的？”

　　他可能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难受。

　　文革初期，因出身不好而被当众轰出会场，从而导致自杀的也着实听说了一些。脸皮再厚，它也是全身最脆弱，最不堪一击的部位。

　　回到蒙古包，已晚上7点，老孟递给我一张饼说：“吃吧，还热着呢。”

　　金刚上下打量着我，埋怨道：“你跑哪儿去了？这么大白毛风，老孟出去找你好几趟。”

　　吃完饼，早早就钻进被窝，可怎么也睡不着。

　　被赶出群的大雁，活不到三天就要死掉。而我已被驱逐出兵团战士队伍之外一年多。被全团3000多人啄，被全团3000多人啐，被全团3000多人鄙视……在3000多张仇视的冷脸中孤独生存至现在，那是何等可怕哇！

　　回想起《真正的人》那本书。主人公在雪地上爬了18昼夜，饿得见了冬眠的刺猬，生着就吞下，连血淋淋的肠子，五脏六腑也全吃光。发现了一窝蚂蚁也抓来大把大把地塞进嘴……吃蛤蟆、啃死乌鸦，最后被饿成40多斤的活骷髅，仍不愿意死，继续往自己部队方向爬。

　　这样的贪生怕死很了不起，根本不可耻！

　　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最可怕的耻辱莫过于让同伴认为是怕死鬼。但不应为逞一时之勇而去拼命，要留着生命与那帮坏蛋干！反革命的帽子一天不摘，就一天不能咽气，决不干让那帮坏蛋拍手称快的事。

　　我是怕死，被人瞧不起就瞧不起。哼，我要死了的话，正中老沈那帮人的意。这些家伙巴不得自己整过的人统统死光，省得有人知道自己干的坏事。

　　我怎么能闪出死的念头呢？一死，这内幕就永远被掩埋了。他们骂我的话就永远洗不掉了！

　　即使全身浸在满是屎尿、臭蛆、手纸的大粪坑里，也要死死抓住生命这根稻草。让人耻笑吧，鄙视吧（面对着屠杀，白公馆的烈士们就有躲进茅坑里的）。

　　嘲笑病人对生命的依恋，嘲笑濒临绝境的人对生命的追求，这才最浅薄，最伪君子，最喝凉水不腰疼。林胡呀，一定要活下去。像鲁迅所说：“决不上别人讽刺我怕死，就去自杀或拼命的当。”

　　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强者才能独来独往，一只羊离开群就得死，一只狼却没事。只有最强者才能忍受最孤独。

　　过了很长时间，身体才把被窝暖热。可是脚丫碰在腿上还是冰冷，跟死人脚一个样。

　　外面，风雪仍在吼叫，毫无倦意，一声一声，凄烈无情。

　　几天后，我徒步走到团部找保卫干事。一年不见，赵干事胖多了。突出的喉结完全看不出来，脖子上增加了一圈厚厚的肉。长脸鼓成了圆脸，像个西瓜一样。谁知道他是怎么吃的？长了足有几十斤膘儿，连细长的黄瓜鼻子也粗了许多。

　　他看见是我，把正在擦的照相机轻轻放在办公桌上，仰靠着椅子，大金鱼眼向我射来一团肉糊糊的光。

　　“有什么事吗？”不冷不热问。

　　“有点事。”

　　我两腿站得笔直，努力作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势：“赵干事，现在正在进行的批林整风路线教育，能不能让我参加？”

　　他迅速问：“谁告诉你的？”

　　“有一回我躺着，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就聊起林彪的事。我全听见了。”

　　赵干事又问：“你妈给你写信说过没有？”

　　“没说过。”

　　“哼！”赵干事的脸阴沉了下来：“我告诉你，你不属于文件传达的范围，不能参加学习。”

　　“可是并没有给我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呀？”

　　“没给你戴，并不等于你没帽子。兵团给你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帽子！”他睁大眼，又白又嫩的脸上闪着凶气。

　　“那受受教育也不行呀？”

　　“不行！你没权利受这教育。”

　　“可兵团没给我戴帽子啊。”

　　赵干事那对金鱼眼变圆了，大声吼道：“不是给你讲了吗，你戴的是不戴帽的帽子！听着，关于林彪的事，不许问，不许听，不许跟人议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本人负责。”

　　赵干事根本不跟你讲理，他对反革命就像对大车马，动不动就吆喝，就高八度。我垂头丧气走回石头山。

　　这一夜我失眠了。

　　林彪倒台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过去审问我时，赵干事总引用林副主席指示来批判我。现在林副主席倒台了，说明兵团党委对我的处理确实有问题。

　　啊，林副主席那些杀气腾腾的话，葬送了多少人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哪！兵团的军人，完全执行了他的那一套杀气腾腾的思想。还说我诬蔑林副主席，什么诬蔑！玩儿他的盒子车去吧，就怨自己思想太正统，胆子太小，诬蔑得还不够。

　　林彪倒台使我的翻案大有希望，决定正式向兵团党委提出平反要求。

　　首先给母亲写信，讲了自己这些想法，希望她能帮我。

　　一个多月后，收到母亲的回信，支持我向兵团提出复查。承认她过去对我的问题不甚了解，林彪问题发生后，看法有了转变。

　　我心花怒放，心花怒放！得到母亲支持，腰杆更硬了，白天干活，晚上就伏在小油灯下奋笔疾书，激动地不知疲倦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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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复查

　　盼望己久的春天来临。

　　暖融融的南风猛烈吹着，带着一股湿气。随着积雪的融化，白皑皑的山峦先是出现斑斑黑点，然后陆续暴露出一片片枯黄的草。白天溶解的雪水在枯草丛里淙淙流动，到晚上又结上一层薄冰。

　　寒冷僵硬的大地复活了，冰雪之下昏睡的生命苏醒了！片片枯草的根部出现了嫩绿；天刚亮，小百灵鸟就欢快地叫个不停，宣泄着积蓄了一冬的精力；那骨瘦如柴的老牛，悠闲地扭着脖子，用舌头一下一下舔着自己背上脏乱的毛。

　　阳光灿烂，草原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的雾气，袅袅上升。

　　此刻，我们站在山顶，迎着温暖强劲的春风，摘下戴了一冬的破皮帽子，大口地呼吸着从南面吹来的新鲜空气，甜甜地笑着喊着。

　　没有狠狠挨过冻的人，体会不到春天的美好，体会不到小说、电影里对春天的讴歌。经过这一冬，我们对春天有了特殊感情。

　　几个月来，我们住在一个百孔千疮的蒙古包里。尽管修理过无数次，一来暴风雪，蒙古包就四处漏风，钻雪粒。不出门，呆在里面，还老得缩着脖子，屈着腰。挺一下胸，后背如同碰着一把刀子。

　　当大雪封住路的时候，蒙古包被积雪埋住一半，我们等于是睡在石头山冰雪怀抱里，切身尝到酷寒的可怕。设想一下吧，晚上不压20斤重，不敢躺下睡。每人要盖半尺多厚的东西：一层被子、一层皮大衣、一层棉衣棉裤……就可以知道那是多冷的环境。夜夜都诅咒着这该死的严寒快快滚蛋。

　　现在，当春天终于降临，温暖弥漫大地之时，我们怎么不高兴，怎么不欢喜雀跃。

　　彼此望望，啊，每个人都像要饭的，浑身上下破破烂烂，一丝一缕。老孟的脑壳放炮时，被冻土砸破，裹着肮脏的绷带；金刚的腰里系着数圈黑电线，棉袄袖口耷拉着几条破棉絮；李国强全身都是石头末儿，棉裤屁股上磨破个大窟窿；张韦的新大头鞋开了嘴；我膝盖上的大补丁扯掉了一半，皮裤里的黑羊毛沾着草屑从破补丁下露出来。

　　这群肮脏，有野性的人，就是70年代初，中国知识青年的形象。

　　在强烈的暖风吹拂下，我们终于可以伸直脖子，挺起腰，恢复自己原来的体形，非常豪壮，非常快活！

　　大家站在石头山山巅，环顾苍茫群山，俯瞰我们的蒙古包，煞是感慨。

　　包上的破顶毡随风哗啦啦飘响；四面围毡露着许多小窟窿（我们自以为是，用土埋围毡，认为挡风，结果毡子给烂成一块一块）——就是靠这么一个破烂玩艺儿，我们度过了一个严冬。

　　金刚笑着对我说：“老鬼，你可真成了鬼了。你这条皮裤能镇全六十一团！”

　　我的皮裤补满蓝的、白的、绿的补丁；有的用布，有的用皮子，花花绿绿，绝对举世无双。我那新买的大头鞋只穿一冬，鞋底就掉了半拉，用雷管线绑在鞋帮上（整天踩石头，特费鞋）。

　　已经写好了给兵团党委的申诉信，政治生命有了希望，心情很好。迎风伫立，感觉那春风就像母亲温软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

　　“老鬼，跟布勒格特摔一跤。”老孟笑着说。

　　布勒格特不好意思和我摔，拉住老孟就练。嘁哩咔喳，滚成一团。老孟的干巴力气，让布勒格特很难制住。

　　金刚嘲笑道：“布勒格特白养了，真笨！”

　　在温馨的山顶上，小伙子们彼此打闹着，嬉笑着，纵情撒欢儿。

　　正式要求复查的申诉信交上去一个月后，我决定去团部找领导问问结果。

　　洗干净手脸，换上一身整洁的蓝衣服，动身了。一路上，仔细考虑着要说的词儿。到团部后，在还没盖好的澡堂屋子里，坐下歇了一会儿，晾干身上的汗，又掏出小镜子照了照，作出几个表情，看看是否自然，惹不惹人讨厌……最后又想了一遍要说的话，鼓足勇气向团长屋走去。那心情很有点像是乡巴佬见皇帝，诚惶诚恐。当初，为我的狗惨死，曾向张团长告过状，他给我的印象还可以。

　　小心翼翼敲了半天门没人理，只好硬着头皮推开一条门缝，屋里空空，只一个人躺在炕上，盖着花被子，肥肥的一大堆，打着鼾。

　　“团长！”我怯怯地叫了声。

　　没一点动静。

　　我又提高了点声喊：“团长！”

　　炕上那堆肉动了动，沉重的脑袋转过来，一对惺松的眼睛微微睁开：“嗯，什么事？”

　　“我是七连的林胡，想请领导重新复查我……我的问题。”结结巴巴说完，再用力地笑了笑。笑这种笑真难受，好像腮帮子上抹了臭屎。

　　团长缓缓坐起，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闭目养了会儿神，然后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去，找政委去。”

　　我有些愣，直直地望着团长，腮帮子还挂着笑容，不知让它消失好，还是继续挂着。

　　“去，找政委去。”

　　“政委在哪儿？”

　　“前头那排房子顶东头。”肥团长又深深地打了个哈欠。

　　我赶忙僵硬地向后转，低头走出去。腮帮子上的笑一解除，顿时感到轻松许多。

　　镇静了一会儿，又去敲康政委的门。金刚告诉我，新来的康政委很正派，跟原来的陈政委大不一样，从不跟女孩子甜不索索，自己去干部食堂排队买饭，自己洗衣服。

　　这是头一次找全团最大的头儿，敲完门后，心里紧张得扑腾扑腾乱跳。

　　“进来。”

　　只见一个发着青光的秃脑壳出现在眼前，那么亮。

　　“什么事？”他坐在床上问。清瘦的脸上有一双炯炯的鹰眼。

　　“政委，我是七连的林胡。过去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想找您谈谈。”脸上又挤出一堆讨好的笑容。

　　“嗯，你的事我听说过，但一直不认识你。嗯，过去兵团党委对你的处理是正确的……你不要瞎闹了。”

　　“可是……过去处理确实不符合事实啊！”我焦急地说。

　　“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你懂不懂？犯了法就要制裁，严重的还要杀头！你不要总闹翻案，越闹越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频频点头，洗耳恭听。

　　他看看手表：“我要开会去，你走吧。”不容分辨，结束了这次谈话，只两分钟。

　　出了门，擦了一把额上的汗，深呼吸了几口。在政委面前，低头恳求，点头哈腰，真消耗啊！咬咬牙又去找赵干事。

　　他正擦着皮鞋，满屋皮鞋油味儿……见我来了，脸上露出保卫干事特有的严肃。

　　“赵干事，现在林彪问题出来了，我请求领导重新审查我的问题。”

　　他的大眼珠骨碌碌转了几圈，态度坚决地说：“具体你的案子我不敢说，但中央有文件规定，过去凡是按照公安六条处理的案子，现在一律不平反。你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所起的影响，来看待自己的问题。不要以为林彪一倒，你就没错了。林彪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当时反林就是反毛，这是明摆着的，要历史地看问题。”

　　碰了几个钉子，仍不死心。打算再找刘副政委谈谈，当官儿的不可能铁板一块。

　　刘副政委原是山西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在团里分工负责一打三反。人们反映这老汉还可以，有文化，没架子，好办事，比较正派。记得关押时，他曾制止过复员兵打我，从大机关下来的人，政策水平一般都比较高，对他满怀希望。

　　此刻，刘副政委正和一个女兵团战士谈话，办公桌上放着厚厚一摞材料。见我进来，和善地问：“你有什么事？”

　　我开门见山，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刘副政委头发已经斑白，脸上皱纹很多，比康政委老，但体形挺好，肩正胸直，不像康政委有点驼背，歪肩膀。

　　他听我说完后，戴上眼镜，仔细地端详了我一番：“好呵，对过去处理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组织上如果错了，一定纠正，你如果错了，组织也要对你进行帮助。总之欢迎你提出不同意见。哼——不过，你最好写一个文字上的东西。这样便于我们的工作。”

　　“我早就写过了，早就交到团里。”

　　“是吗？我没见到啊。”他诧异道。

　　“那我给你一份复写的吧。”

　　“行，我回头好好看看。”

　　我把材料递给他，恳求道：“刘副政委，这事就麻烦您了。”

　　他和蔼地点点头，微笑道：“好，如果确实是搞错了，我一定在常委会上给你反映。”并客气地送我出来，然后轻轻关上门。

　　对一个现行反革命来说，能得到副政委的一个小小微笑也是个特大喜讯，太难得了！

　　我松了一口气，揩了揩头上的汗。

　　大约7月份，申诉要求还没有回音。我决定去团里找政委。

　　老孟很爽快地批准我的请假。

　　“政委，我的事研究了吗？”

　　那发亮的光头已经长满了头发。

　　康政委正在读《红旗》杂志，他抬起头，把下巴贴住脖子，让眼睛从镜片上面看着我。注视了一会儿说：“不是跟你讲了吗，过去组织处理是正确的，你的案不能翻。”

　　“康政委，可我确实不是反革命呀！”急得真想哭。

　　“苏修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吗？刘少奇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吗？反革命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林胡，有人反应你最近表现很不好哇，四处活动，为自己翻案，你可要明白你现在的身份。”

　　我也不好意思太低三下四地哀求他，也不敢和他吵，真是手足无措，难受得鼻歪嘴咧。

　　“你坐下。”他用手随便指了一下。

　　我规规矩矩坐在椅子上，努力作出一副笑脸。

　　“还是给你出路了吗，好好改造，领导会考虑。但你要总这么闹，对你可没好处。”

　　这时门外响起了一个姑娘的声音：“刘参谋，刘参谋在这儿吗？”没等政委回话，门推开了，一个女兵团战士露露头，她望了望政委，又望了望我，歉意地笑了笑，没进来，就关上了门。

　　啊，韦小立！心猛地震了一下。好一副清秀洁白的面孔，露珠、鲜花一样晶莹灿烂！顿时一股神力注入全身。我抬起眼皮，正视着康政委说：“把我打成反革命，还有什么出路呢？”

　　康政委的目光鹰一样犀利，盯着我：“谁让你干犯法的事？为什么不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偏偏把你打成呢？”

　　这时李主任进来，身上带着股烟酒气。他手里握着亮光闪闪的水晶烟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听见政委训我也不客气地喝斥：“林胡，你要是老闹翻案，帽子就给你戴上！你撅着腚挨斗还没挨够啊？”

　　“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

　　李主任见我跟他顶，满脸怒气：“什么？你不反党？你满脑瓜子法西斯武士道，封资修大杂烩！就说你攻击江青同志吧，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为哪个阶级说话？”

　　“那不是我……我说的，是联动说的。”

　　李主任瞪圆眼睛吼：“你不是联动，但你的思想跟联动一个样。哼，装什么孙子？我告诉你，最近一段你很不老实，你搞的那些鬼名堂，我们都掌握，不要太猖狂了！”

　　我头发懵，不敢再说话。李主任的形象很刚正，大络腮胡子，浓密的眉毛，鼻梁方直，眼睛刚烈。让他演个有点土匪气的红军指挥员绝对合适。脾气极暴，爱瞪眼。

　　康政委平和地说：“你要正确对待领导的批评，不要太自以为是。”

　　李主任用拿着大水晶烟斗的手指着我：“哼，你如果死不改悔，顽抗到底，我们可有的是办法收拾你！咱们丑话说在前头。”

　　脊梁背嗖嗖发冷。

　　李主任把军帽往炕上一扔，拿起暖瓶给自己倒了杯水，咕咚喝了两口，然后又狠狠瞪了我一眼：“哼，我看你是手铐子还没戴够！”

　　康政委面无表情：“想有出路，就老老实实改造，重新作人。”

　　李主任又不屑地用大水晶烟斗向我挥挥：“走吧，走吧！”

　　我乖乖地走出门，腿紧张得有点抖；脖子发直，左右转了转，颈骨嘎嘎响。好家伙，这一番吼叫，如同乱棒打得我晕头转向，屁滚尿流。

　　说我装孙子，说我搞鬼名堂，真想不通我装什么孙子，搞什么鬼名堂了？

　　唉呀，大老远，从石头山走到团部，得到的就是这么一顿训，真沮丧！

　　刚走出团部不久，身后响起了马蹄声。回头一看，好像是个女的骑匹小青马在拔蹦子。不想让女的看见我哭丧的面孔，就离开土路，让她过去。

　　当马到跟前时，我认出是韦小立！她骑在马上，英气勃勃，目视前方，从身旁一掠而过。那马胯骨发出了咔哧咔哧吃声，焕发着雄强的力量。

　　在前面的岔道上，她奔向了七连。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重新回到路上，向石头山一步步走去。大草原一望无际，没一个人影。我觉得腿死沉死沉。唉，难道我真的离她越来越远吗？

　　回到石头山，马上就给兵团方处长写信。几天后，又去团部发信。老孟真好，我请假他都批，决不刁难。

　　到邮局发了挂号信后，想起刘副政委笑容可掬的样子，决定再找他谈谈，碰碰运气，或许他和团里其他领导不一样，对我能通融一点。当过省军区保卫处头儿，水平可能要高。

　　小心翼翼地敲了敲刘副政委那孤零零的小屋。

　　“进来。”

　　一进门，就看见刘副政委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我恭恭敬敬问：“刘副政委，我是七连的林胡，我的材料，您看了吗？”

　　他坐起来，瞟了我一眼，慢慢说：“谁让你来的？”

　　看这架势，他今天情绪不好。倒霉！我硬着头皮说：“没人让我来，自己来的。”

　　“通过连里了吗？”

　　“没有。”

　　“以后有什么事按组织系统逐级反映，不要这样直接找。”

　　“刘副政委，我想跟您再谈谈。”眼睛、鼻子、嘴巴紧急动员，挤出一大堆甜甜的笑容。

　　“没有时间！”他果断地说，把头扭过去不理睬我，跟上次见面判若两人。

　　谄笑冻结在我脸上，硫酸一样烧着肉。

　　“刘副政委！”好像要被推入了滔滔恶浪的深渊，我死死抓住刘副政委这条船的船帮，“我有好多问题，要向您谈。”

　　“快走！”他大喝一声。

　　“刘副政委，唉……刘副政委！”急得呲牙咧嘴，真想挤出几滴眼泪来打动他，但怎么也挤不出来。

　　“你听见没有？快走！”白发苍苍的刘副政委满脸怒气。

　　身后传来姑娘银铃般的声音：“政委在吗？”

　　刘副政委呆漠的脸跟过了电一样，刷地换了表情。那么慈祥，那么亲切，那么和蔼，那么青春。只百分之一秒，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年轻20岁。

　　“呀，小张来了。材料抄完了吗？”

　　“抄完了。”这姑娘轻盈盈地走进屋，咯咯咯地笑着，身上飘着香皂的清香。

　　我狠狠地瞪了那姑娘一眼，妒火满腔，走出去了。

　　门“咚”地关上。

　　唉呀，在兵团，女的真是吃香。莎士比亚说过：“美丽女子能使风烛残年的老人返老还童。”一点儿也不假。

　　当男的太亏了。我要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多好！

　　自从正式向六十一团提出申请复查后，几个月来四处奔走，一趟一趟找当官儿的，结果统统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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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京苦干

　　7月底，二班完成了1500方石头的任务，奉命回连。

　　王连长亲自上山验收。赵干事也跟着拖拉机来了，向我要给兵团领导写的申诉信底稿。

　　他大老远跑上山要我这些材料，表明团里已经重视我的事。可是从赵干事那态度上看，不像有什么善意。正文都给他们了，还要底稿干什么？很可能是想找找我的底稿和正文有什么不同，都做了哪些修改……从中挑出毛病，更狠地整我。

　　我给兵团领导写的信底稿，即使有错，也构不成犯罪，完全是私人保存的材料，你个团保卫干事有什么权利看？但转念一想，自己光明正大，不给他，好像怕他知道，好像我说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就都给了他。

　　赵干事冷笑着，把我的底稿放在一个黑皮包里。

　　山上一共有十多个石头坑。每个坑里都堆着许多抬不上来的大石头，差不多有一百五六十方。连长让我继续留在山上，把这些石头弄出来。

　　“你回连还不如在这儿呆着好。”

　　“连长，干完这活儿，能不能让我回趟家？”

　　“行。现在是7月，到9月底，等你干完了，连里给你打报告。”

　　“好，连长，你可说话算话哇！”

　　连长笑着问：“老赵，你看怎么样？他完成了工作，让他回一趟家吧？”

　　赵干事的大金鱼眼转了转，附和道：“行，可以考虑。”他背着手，不耐烦地等着知青们打行李，收拾东西。

　　老孟脑袋上落下一块秃疤，丑得可爱，匆忙指挥着装车。金刚无声地向我点点头告别（赵干事一来，谁也不敢和我说话），并偷偷把一个半导体留给我。

　　山上又剩下我和贡哥勒。他住山顶，一个用哈那杆支起的圆锥就是他的窝。我住山脚下的蒙古包。我们俩，一个牧主，一个反革命，尽管同属阶级敌人，彼此却甚少往来。民族的隔阂，年龄的隔阂，语言的隔阂太大。

　　贡哥勒见了我，除谦恭地笑笑，再没其他表示。

　　夏天的蒙古包，苍蝇成群，一团一团围着锅碗瓢盆飞舞。有时伸手一抓，手里就能抓住一两个。在这种环境下，不得病没事，一得病就遭了殃。也许是夜里着了凉，或是吃了什么脏东西，我开始拉肚子。原以为抗抗就过去了，没想到越来越重，一晚上就拉五六次。发作时，肚子猛疼，后背发冷，屁眼儿给窜得火辣辣疼，真让我叫苦不迭。偏偏又下了雨，淅沥淅沥，老不见晴。实在懒得出去，就拉在蒙古包里的炉灰上。可便宜了一群苍蝇，围着那片片黄汁，快乐地爬来爬去。

　　最后不知何故，枕头、得勒、被子上都沾着一块块黄汤汤。我昏沉沉地躺着，努力宽慰自己。等天晴了，一定去趟一连卫生室要点药，反正死不了。雨珠顺着破毡顶，一滴一滴往下掉着。几十个苍蝇静静地栖落在我得勒上，它们跟飞机一样，天气不好，都不再起飞。

　　也不知什么时候，门响了一下，贡哥勒幽灵般地进来。我躺在他脚下心想：“这小子干嘛来？得提高警惕。”别看拉了几十泡，要动手，也没他的好儿。

　　老牧主是向我要一点油灯用的柴油。他看见包里臭烘烘，地上满是稀屎，叹道：“巴乐怪，巴乐怪，一连的亚不那（不行，到一连去）。”

　　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怎么去呢？我搪塞地哼哼着。老头儿提着一瓶柴油走了。为了不让“小飞机”落在头上，我用得勒蒙住了头。

　　半梦半醒中，听到了脚步声。老牧主已套上牛车，让我坐上。大毡一半铺着，一半盖住我身，上面又放着一张生牛皮挡雨。老牧主把我的蒙古包门用铁丝拧上，然后头披麻袋片，牵着牛向一连走去。

　　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中，一辆孤单单的牛车慢慢行走，上坡下坡，再上坡，再下坡……老头儿的蒙古靴踩在草丛里，发出嘎吱嘎吱响声。我躺在牛车上，从大毡的缝隙中望着细蒙蒙的雨水，湿淋淋的青草，鲜嫩嫩的白蘑……空虚的脑里闪出了一丝诧异：当了反革命，竟还有人恭恭敬敬给我牵着牛车；又闪出了一丝感慨：我不是他儿子，也不是老蒙，而是一个曾用大棒、马笼头、“亲爱”过他的知青，这样的以德报怨，除了说明老头心眼儿不错外，也因为北京知青即使成了反革命，其地位仍在老牧主之上。

　　唉，换了我，如果老婆、生病的老娘、一帮小孩统统被赶出蒙古包，在大雪地里冻半天，我能不记他的仇吗？恐怕够呛。

　　贡哥勒缩着脖子，伛偻着身躯，一步一步闷头走着。

　　为什么还不到呢？说是6里地，这6里地怎如此漫长？渐渐地，心里有点不自在起来。好像自己把恶臭的粪便拉在一张老人的脸上——那铁炉旁不是炉灰，而是一位蒙古族老人的粗糙、干裂、满是褶皱的脸。

　　让人拉着真不舒服。车上并没有无数小钉子扎着我，可脊梁背上却觉得疼。不由自主想起棍子砸在他身上发出的噗噗响声。努力不去想它，那声音却总是从遥远的过去传到耳边。此刻，老头儿的蒙古靴沉重地踏在地上，擦着草棵子，也发出单调的噗噗声，与棍子吃肉的呼啸一样刺心。

　　朦胧中，好像看见了一颗老大老大的心脏被套在牛鞅子下面。它肉糊糊的，没有双脚却在爬行，光溜溜的，没有脖子却在驾辕。它沾满泥污、草芥、一抽一缩地蠕动，拉着车向前滚，向前滚。

　　唉，只可惜他是牧主。

　　从一连回来后，贡哥勒用铁锹把掺着黄稀汤的炉灰清理干净，然后生着火，熬上茶。还破例送给我一小片黄油，虽然少得可怜，仍使我很感激。他围着火炉，烤着湿得勒，没有衬衣，裸露着上身，黑黑的瘦胸脯，小细胳膊，瘪瘪的肚皮，腋下的肋骨一根一根凸凹分明。真是后怕，这么干巴瘦的老骨头怎能经住一顿棍子猛敲而不折断？

　　老蒙死后不掩埋，全都扔到野地里任狼撕狗咬。可能生活环境所致，他们大都披着一层粗钝、愚陋、无情的外壳。但贡哥勒对我的帮忙，使我切身感到，如此剽悍犷野的民族也有温情的一面。真可耻呀，向这样一位瘦骨嶙嶙的老头儿动武，认认真真地摔他，聚精会神地攻击他……即使把他打在地上团团打滚，不住惨叫，又有多英雄？多伟大？老牧主难道就不是人，就可以用棍子梆梆敲，像敲大车马？

　　一下子吃了一把土霉素，肚子不拉了，贡哥勒等于救了我一命。

　　身体好了后，我特地把自己的破绒衣脱下送给了贡哥勒，实在找不出再比这更值钱的东西了。那上面还沾着我的血迹。老头儿光板穿得勒，好歹能顶个衬衣穿。

　　老牧主一点也不推辞，毫不客气地收下，脸上挂着几分略带讨好的微笑。

　　以后，我数次主动找机会和他说话，他都寡言少语，还老是“怪、怪（不）”的。

　　这件事并未使我俩关系发生变化，仍旧跟过去一样各干各的，互不来往。

　　他每天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干活儿既不玩儿命，也不偷懒，老是那么一股劲儿。

　　这老头根本就不洗脸，胡须又脏又乱，腮帮瘪陷，脸粗糙得像榆树皮。最可笑的是他老戴着顶脏污的喇嘛帽，半个西瓜一样，顶上还有一根线拴着个圆蛋蛋，让人联想到马戏团里的小丑，只不过是老小丑、脏小丑。

　　终日无声无息，只有咳嗽时才能听到他尖细的嗓音。维持他生命的几样东西非常简单：一羊皮口袋奶豆腐，好些都长了绿毛；用脏布包着半块茶砖；一小口袋炒米；一瓶子黄油；还有一小袋子盐。

　　他根本不吃青菜，日复一日就靠这几样东西活着。

　　每天，我这样干活：先用大锤把石块砸碎，再一块块抱上来。对付比较小的石头，用麻袋提：将破麻袋铺在地上，把一块块石头放到里面，然后蹲下，两手各抓住麻袋两角，向后仰着站起，挺着肚子，迈着八字步，摇摇晃晃走出坑。到了石头堆上，再松开麻袋两角，石头就全掉出来。它们互相碰撞，发出股股香味儿，很好闻。

　　偶尔中途掉下一块，砸在脚上，就倒霉了。指甲立时变黑，极疼，即使用双手把脚丫掰到嘴里嘬舔，也没用。

　　有些圆咕隆咚的大石头，用18磅大锤敲一天也敲不下一小块，只好往上滚。憋住气，弯着腰，双手抠紧石头底部，从深坑里一下一下向上翻。坑里的马道很窄，又坎坷不平，相当费劲儿，滚几下就要用石头垫住，歇一会儿。在滚石头时，曾闪过一希腊神话传说：有个人被罚往山上滚大石头，滚到顶，又掉下来再从新滚，周而复始，滚了几千年。眼前这场面和希腊神话真有些相似……

　　一腿跪在地上，一腿蹬着马道上的凹坑成弓箭步，用肩膀顶，撬棍撬，石头垫，一点点往上滚着、推着。对那些推不动的特大家伙，得炸药、撬杠、大锤、钎子、石头一齐上。山上的炸药有的是，上千斤重的石头能崩老高；只要炸出一条缝，就可以用钎子剁；有的石头，一炸就跑，必须给它塞到一角落里固定，才能炸住它；还有的石头，实在太圆，固定不住，就只好在下面堆一堆马粪烧（草原上一会儿就能捡一麻袋马粪），再尿泡尿淬火，反复这么来几次热胀冷缩，再坚硬的石头也得裂出缝儿。

　　轰轰轰，烟雾弥漫，嗖嗖嗖，碎石横飞，铛铛铛，钎子猛扎……石头坑里的石头在一块一块地被消灭。

　　要偷懒，当然也可以偷，山上没人汇报我，只要连里马车上山拉石头时，我正在石头坑里干活就行。等他们走后，完全可以回包歇。但不想偷懒，渴望着快点把这些大石头干完回家。我是急性子，说干什么就得马上干，恨不得立刻就干完。

　　一天中午，贡哥勒急促地下山告我：三连的一辆大车偷我们石头。

　　赶忙爬起，匆匆向山上走去，离老远就发现这小子是王连富。

　　“嘿！你怎么偷我们连的石头？”

　　“林胡！”他惊愕地望着我。这是打完架后，头一次跟他见面。

　　“嘿哟，包涵包涵，俄不知道这堆石头是你们连的，都装了这么多，干脆让俄装完了吧，怎么样，包涵包涵。”

　　三连的石头堆又小又散，装起来很费事。我们连石头尽是大块的，特好装车。这王连富一点也不傻。但抹不开情面，只好同意。

　　“别看咱俩干过仗，你小子现在倒霉了，俄也不报复你。唉哟，你把俄打得浑身都是血印子，把俄虎口给咬下一块肉！嘿呀，你属狗的哩？”王连富咧着嘴，脸上浮出一丝凄惨的表情：“你看，你看。”

　　我看见他手上有一米粒大的小疤。

　　“俄后来是胃病犯了，要不能让你捡这便宜？说实在的，不看你关进小牢房，整成这个吊儿样儿，俄非入价了你！哼，你刺毛，俄还刺毛哩！”

　　他装了满满一车石头，大摇大摆下了山。

　　在烈日下干，在大雨中干（下雨干，特出活儿，不流汗），在月光里干，一股凶猛的力气流射向哪里，哪里的石头就一块块掉下来。我的石头堆一天一天增高。块的、三角的、片的、圆个蛋的、各式各样的石头组成一个又一个整齐的方阵。青蓝的、淡绿的、褐红的、包着一层乳白色的皮，泛着斑斑黄点的，巍巍一大堆。真若云蒸霞蔚，从稀疏的青草中陡然冒出。

　　唉呀，一块块刚敲碎的石块，是那样新鲜、纯净、纤尘不染，并散发着甜甜芳香——奇怪，为什么石头能冒出香味儿（影影绰绰记得石头能提炼出香料）？

　　奋斗了两个月，手指头脱了皮，脚被砸肿，衣服破碎，钮扣全被扯掉；肚皮被石头划出道道血痕，塌了一层膘儿，脚指甲盖先后砸掉至少3个，拦腰围的一条麻袋也给磨得稀巴烂……终于干完了！

　　要知道这140多方石头是各个坑里最难打的，个个又大又硬，砸几百锤，纹丝不动，把年轻好强的知青们气得要命……现在全都弄出了坑，黑压压一片，雄踞山顶。当我抱着最后一块石头走出坑时，心甜如蜜。站在石头堆最高处，用肚皮狠狠一顶，肚上的石头沉重地砸在石堆上。

　　躺在干燥的草地上，仰望着湛蓝湛蓝的秋空，无比酣畅！

　　双手抚摸着已经磨出一层薄茧的肚皮，不由浮起几缕怜爱。真没想到打石头，肚皮那么重要：装车靠它，抱石头靠它，码石头靠它……它里面装着凉水、玉米渣、老咸菜、干饼。

　　成千上万吨石头就是这肚皮挺出来的。

　　还有那血管隆起臭脚丫多么结实耐用！那长满黑毛的42厘米粗的小腿肚子是多么有劲儿！

　　一天背两方多石头，上百块。每背一块要下蹲、抠抱、直腰、站起等十多个动作，那一天要多少个动作？难怪这么躺着一动不动是那么舒服。啪，把鞋甩掉，5个歪歪扭扭的脚趾头硬梆梆对着蓝天。我轻轻地搓着脚趾头缝儿，快活地哼哼着。

　　苍野茫茫，一望无边的寂静陪着我打盹。

　　回到连部，向连长汇报了山上的情况。王连长听说我干完后，十分高兴，眼睛闪闪发亮“好你个林胡哩，两个月吃一麻袋粮食，一点儿不亏！”

　　1970年那次打石头，5个人干了一冬天才150方。连长马上叫文书给团司令部写了请假报告，并让我去找赵干事具体商量回家的事。

　　赵干事听我说要请探亲假后表示：“这事得研究研究。”

　　“可你同意过呀。”

　　他诧异地问：“我什么时候同意过？”

　　“那次你上山找我要材料时说的，当着王连长的面。”不明白他是真忘了，还是有意搪塞。

　　“哼……”他的大金鱼眼警觉地注视了我一会儿：“好，你先回去吧，我请示请示，等有了结果再通知你。”

　　我又回到了石头山。

　　过了两个月也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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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

　　草原的深秋干燥多风，厚厚的枯草在秋风吹掠下，形成股股黄浪，一起一伏推向远方。那几百里草原全干透了，连背阴处的马粪蛋也干得没一丝丝水分。脸盆大的一块牛粪，轻得像片纸。只要一粒火星，偌大草原就会烧起来，无遮无拦，一烧几百里。

　　锡盟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救火事件发生了，时间是1972年秋，地点在西乌旗乌拉斯泰，即我们团曾伐过木的地方。每到夜晚，站在100多里外的石头山上，都能看见映在天际上的红光。

　　上山拉石头的车老板咧着嘴，惊惧地讲述着这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大火。烧死了那么多人！内蒙历史上空前未有。从他们互相矛盾而又零乱的叙述中，我知道了这次事件的大概。

　　拂晓，王连长接到了团部紧急指示。放下电话，仓促组成了打火队，带着扫把、铁锹出发了。

　　刘英红上车时，韦小立对连长说：“连长，刘英红感冒发烧，一天没怎么吃饭。”

　　连长对刘英红说：“你不要去了。病了就在连里好好休息。”

　　刘英红说：“没事，没事，已经好了。”

　　“不要逞能，病号去了，不但没用处，还要给别人增添负担。”

　　刘英红含着眼泪说：“不，连长，真的好了，求求你了，让我去吧。”

　　连长见状，不置可否。刘英红激动地攀上了拖车。

　　千里马拖拉机喷着浓烟，在大草原上奔驰。

　　团部大路上，尘土滚滚。刘副政委披着军棉袄，严肃站立。全团各连的人一车一车地奔向六十三团火区。

　　“七连去多少？”

　　“40。”

　　拖拉机停下了。刘副政委走到车旁，向大家扫了一眼，沉静地说：“同志们，这场火很大，如果不及时扑灭就会蔓延到大兴安岭林区，现在就看你们的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拖拉机向远方疾驰，拂晓的凉风吹在年轻人的脸上，他们都无比亢奋。救火当然比脱坯、抡镐、挖土有意思多了。一种自己将和祖国联在一起的神圣责任感激动着他们的心。

　　一眼望不到头的土路在离火场十来里的地方消失。这时刮来的风都是热风，让人口干舌燥。拖拉机驾驶员曹麻子（一农工）死活不肯再往前走。他说拖拉机也是国家的财产，他要保护这个财产。威胁道：“温度高，会使油箱爆炸。”

　　大家只好跳下车，痛骂着曹大麻子贪生怕死，徒步向远方冒着烟的地方疾跑。

　　金刚边跑边扔掉了自己的棉袄。沿途，不时看到兵团战士扔下的大衣、棉袄、棉裤、军大衣……

　　韦小立满脸通红地对刘英红说：“想去一号。”

　　刘英红气喘吁吁说：“这儿哪有厕所，我就尿在了裤子里了。”她自己的裤裆湿漉漉的。

　　韦小立继续跑着，最后实在憋不住，只好尿在自己的裤子里。渐渐地，女生都拉在了后面，只有刘英红还紧紧跟在一群小伙子后面。她拔麦子的那股倔劲儿又上来，跑丢了一只鞋，也不停。鬼知道她内脏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好些男的都被她甩在了后面。

　　金刚张大着嘴，拼命喘着。他再也坚持不住，一头摔倒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唉，跑不动了，实在跑不动了！”

　　他看见刘英红赤着一只脚，忙把自己的布鞋脱下，扔给她一只。

　　“谢谢！”刘英红接过鞋，匆匆穿上，继续跑着。她的蓝衣服上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闪闪发亮。

　　四面八方的牧民、知青、解放军战士组成了多路纵队飞速奔向火区。

　　还没到火场，七连的大多数人都累趴了蛋。又饥又渴，叫苦不迭。一点没经验，刚开始太兴奋，把劲儿都用光。只剩下少数几个人继续向冒烟的地方疾行。

　　刘英红仍紧紧跟着，女人的忍耐力真是惊人。

　　在火海里冲锋陷阵多罗漫蒂克！又惊险，又刺激。那火虽猛，却是傻逼，绝斗不过老子的聪明灵活。它虽能烧死人，可咱有年轻人的矫健腿脚，能躲能跑，不是锅里的肉，任你烧。小青年们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被烧死。他们克制着疲累，气喘嘘嘘向前面山头扑去。

　　离火场不远的地方，站着一现役军人，他是六十三团四连牛连长。

　　数个牧民向他建议：“不能顶风救火，快让队伍撤下来！”

　　这个在现场指挥的军人气愤地挥着拳头：“火场就是战场，谁临阵逃缩，以逃兵论处！”

　　“巴乐怪，巴乐怪！顶风打火地不行！”牧民焦急地与他争辩。

　　“国家财产不能受一点损失！关键时刻，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此军人也许是怕被扣上临阵逃脱的罪名，根本听不进牧民的意见。

　　“巴乐怪，巴乐怪，不能这样无谓地牺牲。”

　　“你们哪像个贫下中牧的样子，这么贪生怕死！哼，快去救火！谁要捣蛋，后果自负！”

　　牧民们给吓住，怏怏离去。

　　关键时刻，这位牛连长作出了错误判断。他认为对面1054高地山顶草稀，火势不会太猛，下令兵团战士抢占。同时还命令一拖拉机载着20多人从侧面向山顶迂回。

　　这时，烈火已烧到1054高地背侧。出发地是个山头，到1054高地需经过一块开阔平坦的洼地。这地方草势茂密，有半人多高。浓烟滚滚，扑天盖地压来。令人窒息的热气流离火几里远就把你烤得鼻干口燥，心惊肉跳。

　　当地农工老龚再次向牛连长劝道：“可不能顶风打火哇！”

　　牛连长根本不听，严厉地训斥：“服从命令，听指挥！”

　　老龚只好与一群兵团战士向山下冲去，不一会儿来到了这块干草茂密的洼地。

　　走得快的男生已接近1054的山顶。对面的浓烟又黑又低，一步一步向人们逼来。

　　此时此刻，火在西北方向，风是西北风，兵团战士冲的方向也正是西北。

　　七连的刘英红混杂在这支队伍里，另外还有北京知青杜恒昌，他是四连副指导员，身先士卒，跑在最前面。

　　可惜一团巨大的浓烟抢先笼罩了1054高地，并凶猛地向山腰和山脚处的知青们压过来。最初一二秒，大家斗志昂扬，异常兴奋。但可怕的浓烟裹着高温马上把他们镇住，本能地向自认为烟少的地方躲避。这是死亡的浓烟，杀伤力巨大。黑黑的使你变成瞎子，分不清东南西北，浓浓的使你呼吸困难，几秒钟就昏倒。

　　这里面没任何隐蔽处，想逃也没地方逃。那厚厚的，浓浓的烟，把老鼠熏得吱吱惨叫。知青们一下子就被它糊在里面，绝望地挣扎。

　　紧接着，浓烟中，嘭嘭地喷出一团一团火球，裹着烟，呼啸着，凌空而起，就像炉子里的牛粪火。马上滚滚浓烟中，舞动起三四米高的火舌。再一眨眼间，真正的大火来到。光那声音就够吓人，像几千辆汽车怒号着，排山倒海般压将过来。

　　这块洼地草势太茂盛了，随着一团团火球升起，好似汽油爆炸，忽啦啦，一大片都冒起熊熊火苗。那一长缕一长缕三四米高的火舌不住地从黑烟中腾腾往上蹿，仿佛无数条粗大的蟒蛇树立着身子疯狂摇摆。狂风嘶叫，热气流嘶叫，枯草被烧得嘶叫！倾刻，这块遍地是干透了的枯草，变成了一片火海。数十名知青被团团围在了里面。在凶猛的烈火中，能隐约听见几声惨叫。

　　原北京四中的知青杜恒昌还算有点经验。大火来临之际，没往后跑。憋住气，迎向火海，一口气跑到了火后面，可当他听见其他人呼救时，又返回救人。他救出一个后，又冲进救第二个，他活着冲出来了！满脸乌黑，这时又听见烈火中有人惨叫，又向火海冲去。

　　有人对他吼着：“你不要命了？快回来！”

　　但杜恒昌没有犹豫，他的脸上、手上烧起了大泡，样子吓人。

　　这是飞蛾扑火，这是要陪战友同死。

　　他再也没有出来。被他救出的那两位知识青年目睹副指导员的英雄行为，也激起了一股冲动，复又冲进火海，与副指导员同归于尽。

　　高温缺氧，人到跟前，不烧死也得窒息死。

　　烟把人熏昏，火再把人给烧焦。烟和火这一对刽子手配合得天衣无缝。

　　刘英红早已筋疲力尽，仍绝望地在大火里挣扎。头上是火，脚下是火，身上是火，到处都是火，到处都是连钢铁也要融化的高温。单那烈火发出的嘶啸声就足以把她震懵了头。好像几万个铁炉子，填足了干牛粪，猛烈燃烧时所发出的轰响，几万个炉筒子烧红了三节！

　　“力丁！”

　　“张富春！”

　　“刘英红！”

　　……

　　她应该听到周围人的呼喊，应该镇定一点向大火深处冲去，闯过这道狭窄的死亡线，后面就是安全地带。那烈火厚度不过二三十米，憋一口气能跑过去。

　　此时不要说救别人，自己都无法呼吸。她拼命想冲出身边这团熊熊大火，但已经晚了。肯定是她那组装不对号的四肢被烤得过分虚弱，力不从心；她的内脏工作量已到了极限，无法胜任七八百度的高温。

　　她再也没有从火海里冲出来。

　　烟少，火势弱的地方，正是烈火即将猛烈燃烧的地方。而火势最凶猛的地点却倒有一丝生的希望。因为那草烧完后，火苗马上变弱。而越是向后跑，烈火越是粘在身上，追着烧你，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头发在燃烧，衣服在燃烧，鞋在冒烟。简直是在烧红的铁锅上烤肉饼哇！

　　高温毫不留情地烘烤着姑娘细嫩的皮肉，烧焦了鼻腔、嘴唇。她的胸脯、小腹、胳膊、腿被烧得冒油，快熟了！那焦裂的嘴唇本能地啃咬着土地。在近千度的烈火中，这滚烫的焦土，也显得清凉。

　　干草烧得嘎嘎山响。姑娘的嘴唇已变成了焦痂，仍旧咬着枯黑滚烫的土。她的双手紧紧抠着冒烟的草皮，使劲往土里抠，用力之大，把指甲盖抠掉了两个。

　　一个活生生的肉体，一个纯洁的灵魂，在忍受了挂在铁钩上的鸭子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之后，把一颗朴素无邪的心贴慰在那乌黑滚烫的焦土上。

　　她什么抢救战友的壮举也没来得及干，什么打火的英勇事迹也没表现就停止了呼吸。有相当一批知青都是像她这样猝然死掉。并不如《兵团战友报》所说的那样，奋力打火，高呼口号，反复冲入火海抢救战友。事实上，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在逃跑，只有杜恒昌等少数人在救人。

　　迂回山坳的那辆五十五马力拖拉机，途中被大火包围，油箱爆炸，司机当场死亡。拖车上载着20多人，仅锡林浩特知青刘孝文活了下来。这拖拉机的八个轮胎全烧完，车厢上的角铁融化。以车厢为中心，散躺着20多具横七竖八的焦尸。

　　那个反对牛连长瞎指挥的民工老龚踉踉跄跄地从火里跑出来。他的手、胳膊上都烧起了大泡，疼痛难忍。手指头因为烧伤发胀，垂着很疼，只好举着双手，像个投降的败兵。他还不知道儿子已经烧死。

　　把韦小立从火海中拖出来的是三连的马车班长王连富。这回他夹麻袋的功夫可发挥了威力。头上披件尿湿了的褂子，嚎叫着冲进大火，大胳膊一夹，救出了个女孩子。这小子嗅觉极灵，哪有妇女他往哪儿钻。在火海里，他给烧得吱哇乱叫，兔子般地东躲西藏，满面烟黑，脚也给烧“倒格愣”（瘸子）。虽然他瞪着小眼睛大骂：“砍球屌哩，丫头片子来积极个甚？烧死活该！”可正经救了3个丫头片子。

　　大火速度很快，烧过山坳，直趋东南。不一刻，浓浓的黑烟露开几条裂痕，被遮盖的蓝天呈现在头顶。浓烟渐渐稀疏，四周开始明亮，太阳又温和地向人们微笑。

　　待余烟袅袅消散，乌拉斯泰草原变成了一片焦黑。据一参加者介绍，此时地上已没有明火，但滚烫滚烫。只见远处东一片，西一片，仍有星星点点的小火苗。后来他才知道这都是人，是尸体上的衣服及身上冒出的油仍在微弱燃烧。十几分钟后，他昏迷过去。当朋友找到他时，一点也认不出他就是和自己睡一屋的同班战友，那脸肿得像猪屁股，鼻子都被淹没，只剩两个小窟窿。

　　一个个死去的知青被发现。一片焦黑中，哪有发白的东西，哪就是尸首。东一具，西一具，烧得差不多一丝不挂。个别人的腋下还剩块布条。杜恒昌静静地趴在地上，左脚掌上粘着块融化的胶鞋底，头发几乎烧光。

　　死者什么姿势都有。有的团成一团，头挨着大腿；有的扭成麻花。由于死者面部比平时胀了一倍，表情几乎全部消失，但看得出都极不情愿，有的还龇着牙。因火过得很快，尸体并没有全给烧焦。

　　幸存下的几个知青仿佛变成了从焦炭中爬出来的黑鬼，赤身裸体，满脸脏污。他们给烧得懵懵懂懂，衰弱不堪，双手不约而同举在胸前，以减低手指头的胀痛。死人了！愣了半天，他们才接受了这个事实。却连流泪的力量也没有，个个发呆发痴。

　　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人肉、头发、棉布、胶鞋、塑料的恶臭气味。荒凉寂寞的山坳里，散躺着东一具，西一具的尸体。全像打足了气，白花花，肿得鼓鼓。这里面没一个现役军人，惟一的连级干部就是北京知青杜恒昌。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救人的车辆陆续赶到。康政委也领着一群头头前来视察。他望着这么些尸体，难过地流了泪。

　　此时此刻，哪还用什么指挥？没人偷懒，没人害怕摸死人，没人趁机拣洋捞儿。平时刺毛捣蛋的，现在让干啥就干啥。知青们4个一组，每人抓着尸体的手或脚往车上扔，像扔麻袋，不分男女，胡乱摞在一起。有的尸体烧得太熟，手一攥就攥出油。

　　当人们发现刘英红时，她的脸紧贴在地面，嘴里塞满土。全身肿得溜圆，后背上的衣服已烧成了灰，但身下的衣服犹在，胸前还别着个毛主席像章。

　　离她不远的一具女尸叫王爱民，因患急性肾炎，连里不让来，就自己偷偷跑来。

　　可惜啊，她们距离安全地带也就三四米。有时生与死就差那么一点点。

　　康政委一双锐利的鹰眼红肿肿的。他鼻孔熏得黑黑，一股火憋在肚里，运输连的汽车来晚了。他对连长骂道：“你这个球毛连长怎么当的？是不是怕死？这么多人等着饭，为什么现在才到？”

　　当时余火还在燃烧。很多司机都不敢把车太靠前，害怕重蹈那辆拖拉机的覆辙。

　　我们七连的曹麻子，事后被撤了驾驶员的职。但他一点不难受，还沾沾自喜自己捡回一条命。

　　事先苦苦劝连长不要这么干的民工老龚烧成了重伤。痊愈后，满脸是疤，双手被烧掉。

　　尸体一车一车地拉回来了。先是都堆放在拖拉机库房里，后放不下，就堆在草地上。傍晚，二十八拖拉机拉着最后一车尸体从山坡上下来。共26具，互相压着。头、胳膊、大腿随着疾驰的拖拉机被颠簸得晃来晃去。在将要落山的太阳照耀下，好像浸泡在一团红红的光辉里。

　　这血色黄昏的画面，凄壮惨烈。

　　天快黑了，负责抬尸体的兵团战士们却毫无心思吃饭。眼前的惨景这辈子恐怕再也看不到了，实在触目惊心。两顿饭没吃，也没一点食欲。

　　每具尸体上都盖着棉被，杂乱摆放。

　　人肉的异味，吸引了六、七头猪来凑热闹。它们舔着棉被上浸透出的油，觊觎着熟肉。连里不得不派人守护，拿着棒子轰猪，赶了这头，那头来。

　　得悉烧死人消息后，七师刘副师长等领导从200多里外火速赶来。他们阴郁地巡视了一下烧死人的现场，之后来到死人最多的六十三团四连连部。

　　一见了该连牛连长，刘副师长就喝斥道：“还没打仗就死了大半个连，你这连长怎么当的？”牛连长吓得面若土色。

　　当看到地上的尸体横七竖八放着时，刘副师长又气愤异常：“兵团战士是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怎么能这样胡乱放？当摞冻羊呢？”

　　于是又重新用被子一具具包好，码整齐。由于死者眉毛、头发全焦，五官肿变形，有些人很难辨认，只好靠残存的皮带环、钥匙、手表等来鉴别身份，贴上纸条。

　　为防止猪、牛啃尸体，特派了两个知青站岗守夜，把他们吓得够呛。因为有的尸体肚子里的气体会突然发出咕噜一声响，在深夜里非常恐怖。

　　据统计，总共有66名知青当场死亡。另有三名重伤号抬回后不治身死。其中一赤峰知青是回族，总说要小便，憋得难受，可又尿不出来。他的小便已烧干焦。军医只好用剪子把他小便剪掉一截，像剪干香肠。这孩子不久就停止了呼吸。

　　这次大火烧毁草原340平方公里。参加打火者达11000人，甚至还惊动了周总理，调派了6架直升机，3架运输机前来支援。

　　事后，自治区革委会派了一个调查组，由一个常委率领。七师领导以一切可能的条件破格接待。每天两顿宴席，每桌都十几个菜，顿顿有酒，高级烟白给，并由师部宣传队的漂亮姑娘服务照顾。

　　本来，明明是一场责任事故，兵团领导却不敢承认。可能是死的人太多，责任太大。于是乎，瞎指挥的四连连长、指导员非但没受到任何处理，反而受到保护，还要给他们记功。只是由于死者家属强烈抗议才没得逞。一位死者家属在上告信中指出：“孩子们的英雄行为确实值得尊敬。如杜恒昌，自己都跑出来了，又回去救人。可是为什么现役干部却无此种表现，为什么死的全是知青，现役军人没有一个死的？一个连牺牲了一多半，有什么成绩功劳？凭什么还要立功？”

　　善后工作还算慷慨：抚恤金战士发180元，班长发230元；死难知青全部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凡写过申请书的都被追认为党团员。为鼓舞全团士气，还连续演了五六场电影“英雄儿女”，一直演到知青们倒了胃口，再也不想看为止。

　　连里一片凄凉，知青们不知流了多少泪。 　　大火把枯黄的山坡烧成了花脸，东一块黑，西一块黄。坑洼角落里残剩的几株焦草，在秋风中瑟缩发抖，如泣如诉。一望无际的炭黑，黑的那么辽阔。

　　蒙古牧民们气愤地议论着：“草原年年都着火，从来没有死这么些人。达勒嘎瞎指挥，连一点点打火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当官的就想立功升官！哼，荒草是国家财产！知青的生命就不是国家财产吗？”

　　……

　　我团营建连停止了一切工作，接收了赶制20口棺材的任务。三班倒，日夜突击，要在两天内做完。知青们含着热泪干着。由于仓促，那棺材做得极为粗糙，连油漆没上就送去。因为必须要赶在死者家属到来之前，将死者全部掩埋。上面指示，绝对不能让家属看见遗体。

　　据说在挖69个坟坑时，兵团战士给多挖了一个。为此挨了一顿严厉批评，说他们对死难烈士的态度有问题，挖坑儿不认真，对死者缺少感情。

　　可是造成了这69名知青死亡的领导们却没有受到任何批评，那位瞎指挥的牛连长后来还升了官儿。

　　《兵团战友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这场救火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似乎死人越多，胜利越伟大。

　　……

　　老姬头说到这，把烟锅往鞋上碰碰：“为个荒山头儿，搭了69条命。这指导员再想立功，也不能这么踩着人命往上爬呀！瞎鸡巴闹！”

　　夜晚，我常常独自站立山顶，向着东南方向眺望。身旁的石头也仿佛被他们的死所感动，默默无声地浸出泪珠。

　　这些长眠草原的知青来自北京、呼和浩特、赤峰、唐山、集宁、锡林浩特。

　　坦荡如坻，秋高气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啊，一场大火把你烧得多么难忘，多么壮丽。

　　我发誓将来一定要把这场大火如实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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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

　　人说死就死。我们连的刘英红再也见不到了。

　　王连富一直诬蔑你干好事是为了表扬，给自己攒英雄事迹。可当他嘻皮笑脸塞给你一团脏被单时，你仍认认真真去洗，一丝不苟。

　　记得有一次，老牛把你盛泥抹墙用的新脸盆踩瘪了。几个男知青追着那头牛，要用叉子扎它几个眼儿。你却用力喊住他们不让扎……即使那位穷讲究的王英英一下雨就穿你的雨鞋上一号已激起公愤，你也没半句怨言。

　　听说道尔吉蒙古包着了火，烧个精光，你当即把自己准备寄给家的40块钱送给他。至于帮人捎个馒头，买个菜就数不清了。这点钱并不多，但当大家都是三十二块五（女生多五毛），被迫财迷，一分一毛都要算计的情况下，像你那样大方的却也不多见。

　　你简直就没有一点正当的嫉妒心，总在领导面前替别人说好话。可劲把别人的优点、长处、干的好事介绍给领导，不怕自己失宠。而某些积极分子巴不得别人都又坏又笨，好显出自己优秀能干。

　　难怪有人说你是贱骨头，总让自己吃亏，成全别人。

　　你傻得要命，一点也不懂得钻营。别人朝思暮想的位置，对你来说却无所谓。在你最红的时候，也不知道迎合领导。管他团长、政委，只要你认为不对，就提出来……结果连个小班长也没保住，一抹到底。

　　严重的鼻窦炎似乎把你的刚烈血气全磨没。你说话软绵绵，没一点锋棱。与人见面，笑眯眯，一举一动蔫不出溜，自自然然，从不装积极，装革命。在班务会上总是检讨自己的各种私心杂念。你在1970年9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晚上脱鞋上炕以后，总有人叫我干这干那。开始我还愿意干，现在越来越烦。尤其是在自己干一件事时，停下来帮助别人总很勉强。”

　　你在日记里常常骂自己胆小怕死。你把《欧阳海之歌》最后献身的一章全部工工整整抄在日记上，以便效法。

　　刘英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你在全团批斗大会上痛骂我。——我明白，很多相当棒的姑娘面对自然灾害时能经住死的考验，而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却出奇地软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打火的事渐渐淡漠，又回到了现实。

　　任务完成，可以舒服一下了。我在破蒙古包里懒洋洋地生活。终日以吃饭、睡觉为主，干活儿为辅。头发又长又乱，手成了黑黑的老鸹爪。赶车的开玩笑说我耳朵里的泥儿可以长出草来。

　　但人一闲，就觉得生活很苦，很难熬，贡哥勒已下山，除了每星期能见一两个车老板，平时连人也看不见。几个月来，从没人找我，也没人给我来信，几乎被世上所有人忘记。就是食堂的上士，还知道山上有一个活人，月月要供应食物。

　　人好像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希望别人注意自己。如果你走进一间屋，屋里的人明明都认识你，却都不理你，肯定比挨一顿骂还难受。

　　如果我孤身居住在深山，渐渐被所有人遗忘，那太惨了，可不行，我受不了。

　　已给团、师、兵团写了数封信，要求回家探亲，都没人理。为表示自己的存在，引人注意。闪出了逃跑回北京的念头。就算不成功，也能给他个震动，让他们知道林胡还在山上劳改。

　　闲暇，我就沉浸在逃跑的策划中。激动、兴奋得睡不着觉。

　　巴颜孟和离最近的火车站赤峰1200里，除了经西乌、林西、赤峰的一条公路外，别无他途。不走西乌旗，径直往南踏荒走太危险，草原上常常几十里没人烟，容易迷路，弄不好就冻死。惟一办法是先到西乌旗，再乘地方长途班车。

　　团部到西乌旗有200里，怎么去呢？数次批斗，成天在团部扫大街，使得运输连的司机全认识我，求他们帮忙肯定没戏，弄不好还给我报告。突生一计：自己可以向连里要头骆驼，然后偷骑着骆驼跑，反正沿着汽车公路不会迷路，到西乌旗把骆驼一扔就走人。骆驼自己能找回家。

　　逃跑是门技术，需要各种知识及化装表演才能，我却大傻冒一个，一说谎话，心就怦怦跳，又没有雄厚的钱，真是很困难。没介绍信，连买车票都是个事，而且也无法住店。别说我一个现行反革命，就是兵团战士，私自逃跑都很不易。听说营建连的刘建新逃跑回家，还没出本团地盘儿就被五花大绑抓回来。

　　但我没别的法子，否则就得在这座荒山里孤零零呆下去，变成一具有生命无灵魂的木乃伊。已经回连的贡哥勒就有点不正常了。长期孤独生活，使他脸上肌肉僵死，喜怒哀乐界限模糊，凝固成一副痴呆傻相。

　　1972年初冬，我又给兵团、师的两级领导各写了一封挂号信，恳请首长倾听部下战士的呼喊，快快来人复查处理，并声明两个月后，如不见答复，将要回京上访。

　　估计他们不会理我。

　　在团部供销社，看见一种布底棉鞋。觉得比大头鞋轻便，能走长路，就买了一双，准备逃跑时用。皮箱、小条毡、毡靴、眼镜盒等多余东西都卖给牧民，凑了60块钱。把不带的材料、日记本全埋进废弃的石头坑里。仔细查看地图，牢记住沿途经过的地名：吐勒嘎、巴奇、阿尔善……并用尺子计算出彼此间的直线距离。

　　这样一天天准备着。手电、指南针、地图册、蒙古短刀、全国粮票等等，全都置好，就等着春节快快到来。我想春节期间团部机关都休息，便于逃跑。

　　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后，寄出的信仍杳无回音。我就向连里申请骆驼，可连长说骆驼很紧张，山上只我一人，不给骆驼。

　　哼，没骆驼就没骆驼，徒步跑！

　　我炸了一书包蒙古小方块果子，煮了约摸5斤羊肉，把要带的一打材料用塑料纸包好，计划1973年2月2日（大年三十）凌晨开始行动：沿着公路走到西乌旗，再乘长途汽车到赤峰。

　　老天作美，临跑的前两天刮起白毛风，气温骤降。好极了！天气越冷，逃跑的安全系数越大。我亲身体会到了特务为什么总爱在天气不好时，偷越国境。

　　厚厚的雪把蒙古包门埋了小半截。彻骨严寒将我憋在蒙古包里，哪儿也去不了。一条生命总被关闭在这狭小空间，等于一个被压缩了的弹簧，能量全都积蓄，竞技状态极好！

　　1973年2月1日，把山上的老牛松了觅绳，放它自由。晚上早早就躺下睡觉。包里寂静无声，偶尔老鼠碰响了锅、碗、水桶。这是平生第三次逃跑。头一次去越南，10个人；第二次来内蒙，4个人；第三次回北京，就自己1人。

　　一场大搏斗之前，心情难以平静，睡了半天也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点上油灯，写日记：

　　1973年2月1日 夜 白毛风呜呜咆哮。

　　明晨即开始向北京跋涉。没别的办法，兵团领导根本不理睬下面人的呼喊，我只好逃跑上访。

　　以红军长征为榜样，用最勇猛的气概冲过200里雪原。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比你小学时喝洗脚水、吃马蜂、偷食堂馒头练胆儿有意义得多！

　　被迫低三下四，赤条条站在大家面前挨斗；奴颜婢膝地向团长、政委讨好谄笑；当众被赶出蒙古包……这一切一切耻辱该结束了！宁葬身狼腹，也不能再苟且偷生。

　　亲爱的日记，你是我孤独生活中惟一可以倾吐知心话的朋友。你默默记录着我的生命，为了不让你平平庸庸，我在尽一切力量奋斗。

　　前进，目标北京，大步前进，恶魔不能夺我正，利剑不能折我刚。

　　全身的血滚烫滚烫，一点睡意没有。很晚很晚了，还沉浸在即将行动的兴奋中。为了早起，没脱衣服，草草率率地睡了一觉。

　　清晨，天还很黑，我醒了。哆哆嗦嗦点上煤油灯，生着了火，烧好一锅茶，把干饼泡在茶里吃完。再穿上一件光板羊皮袄，系好腰一横，换了布底棉鞋，戴好帽子……走出蒙古包后，用铁丝把门给拧上。脑子里闪出了鲁迅的《药》，华老栓黑灯瞎火起身为儿子去蘸人血馒头，天也是这么黑，外面也是这么冷，气氛也是这么沉重。

　　四周黑糊糊，蒙古包被咆哮的北风刮得像大海中的一个破水桶，隐隐约约漂浮在白浪之中。

　　刺入骨髓的严寒把脸冻得很疼。我掏出一块毛巾蒙住脸，只露两个眼睛，向黑暗的草原走去。雪踩在脚下，发出吱吱声。拍了拍自己的大腿，默默想，腿啊，我的忠实战马，这回全看你了！

　　到天亮时，走到了团部。真是做贼心虚，总觉得保卫干事知道我要逃跑，已埋伏好，准备抓。不敢路过团部政治处大院，提心吊胆，绕了个弯子，顺利通过。在刚盖好的托修厂大空屋子里，我解了个小便。那洁白的雪绒上，被用尿滋了“前进”两个字。

　　上了汽车道后，向西南方向大踏步走去。寒风似刀割，哈出的气润湿了围在脸上的毛巾，除了鼻嘴外，其余地方不久又被冻上。眉毛、帽檐挂着白霜。我侧扭着头，向前探着身子，冲锋式的顶风前进。

　　这是七二年的大年三十。天气酷冷，周围是灰茫茫，一片混浊。除了阵阵流动的白色寒流外，不见任何生物，连一只鹰也没有。只有那一团团干枯了的风滚草，一个一个大圆疙瘩顺着风狂跑。

　　马不停蹄，走了一小时又一小时。公路蜿蜒，无止无休伸向远方。明知这汽车路绕远，得多走许多冤枉路，还得硬着头皮走它。马车道虽近，但岔路太多，容易迷路。

　　到了中午，饿了，就掏出果子——那一个个小方块，边走边吃。渴了，捡起路旁的一片冻雪吃。果子渣渣落在了皮袄的羊毛上，很是不雅。无论吃或喝，两条腿始终走着，机械固执地走着。好像停一下，后面的追兵就要把我抓住。

　　就这样，一分钟也没停地走了整整一天。步行真慢呀，一股股白色雪尘从身后很远的地方冲来，转眼就赶上了我，然后又神速地消失在前方。

　　薄云里的太阳渐渐西斜，染红了西方地平线上的一角。我望着血红的太阳，脑子麻木，毫无知觉。

　　到天黑时，身体已相当疲劳。屁股两侧的髋骨也开始疼。邪门了，怎么这地方疼？那布棉鞋底儿上老粘着个雪疙瘩，特硌脚。当实在累时，我就坐在雪地上休息一会儿。但刚坐一会儿，又把屁股冰得生疼，只好站起来，继续走。

　　黑暗笼罩大地。阵阵朔风，呜呜低吼，越走越困，眼皮几乎睁不开。后悔昨晚太激动，没好好睡觉，早晨又那么早起来。真是难受呀，脑袋一个劲地往下掉，不想动换。可一停下，又冻得慌。只好咬着牙，半睁半闭着眼继续走。

　　唉呀，困也这么难受，精神已经迷糊了，梦境就在身边了，脖子却还得撑着脑袋，两只脚还得一步一步走！还得不时地用刀将鞋底儿上粘的雪疙瘩刮掉！刚开始还觉得不费事，但人累了时，弯腰刮鞋底就觉得不堪忍受。

　　这才发现自己买布底棉鞋犯了大错。走一会儿，鞋底就粘上两个雪疙瘩，把脚心儿扎得生疼。

　　雪有时盖住公路，得打开手电仔细辨认，只要离开公路，就完蛋。

　　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巴奇公社的一个破马厩跟前。黑夜，看见这有生命迹象的东西，心里稍稍松快了点。长时间走夜道，四周旷无人烟，不免产生了一种恐怖感，荒寒感，总觉得随时有生命危险。

　　这马厩是废弃的，最北侧有个小屋，没门没窗。那窗口处积了半腰深的成流线型的积雪。我打算在这好好休息一下，向小屋走去。半截踩空，摔了一跤，吓得魂飞魄散，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道沟被雪埋住。满身是雪爬起来，手握短刀，小心翼翼走进黑暗的屋子——担心有狼潜伏在暗处。慢慢巡视了半天，发现里面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全是自己吓自己。

　　屋中间有个土炉子，我坐在上面，用匕首把粘在鞋底的雪疙瘩刮掉。

　　然后吃果子。吃一会儿，牙特累，太阳穴也不舒服。这才发现果子不适合野外用。吃不多，解不了饱。又抓块积雪帮助咀嚼，两口雪就把嘴巴里的热量全消耗，剩下的雪根本融化不了，舌头、口腔全冻木了……唉，雪也不能多吃！又掏出肉来啃，那肉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只好把肉放进塑料袋塞到怀里暖。

　　坐在土炉子上尽情歇了一会儿。缩成一团，胸脯贴着大腿，紧紧搂住小腿，昏沉沉地打着盹儿，时间一久，屁股冰得生疼。

　　遭罪透了！走路累得慌，歇着又冻得慌。

　　此时此刻，除夕之夜，北京的市民们早已吃完饺子，或是嗑着瓜子聊家常；或是看电视；或是参加什么春节联欢活动……而我却坐在破土炉子上弯腰缩脖，冻得哆嗦。从怀里掏出肉块，已被体温暖热，边吃边想，将来有朝一日，非把这一切写出来。

　　冷得不行，又硬着头皮一瘸一拐上了路。

　　外面雪尘飞舞，寒风凛冽。经过休息之后，身体各部分器官的疲劳程度才充分显露。髋骨好像被磨下了一块，一走路极疼。两条腿上的筋似乎给磨短，几乎抬不起来；脚掌钻心疼，让那布底棉鞋坑苦了。

　　速度显著放慢，老得停下来，用刀刮鞋底下的雪疙瘩。

　　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雪地上歇一会儿。

　　我躺着，纵情地仰天大躺着，凝视着神秘的苍穹。白毛风在夜空中吹舞，天地在混沌黑暗里融为一体。

　　又不知过了多久，严寒浸透进皮袄，全身都冻僵了，还不想起来。身下是被汽车轮压得坚硬的雪道，身上盖着一层薄薄雪花。又困又乏，真想就这么躺下去，躺到头。豁出去了。

　　快冻死的人可能都这样发懒。

　　难道这条去西乌旗的公路就是我的坟墓？今天真要死在这儿？

　　我睁开了双眼，望着迷蒙的苍穹，在那轻纱似的一股一股飞雪的飘扬中，我看见了几颗暗淡的星星，其中闪着韦小立的眼睛。

　　她清白的容貌在遥远的天空或隐或现；寒星与雪花缭绕着她……绝不能死了！一咬牙站起，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我不愿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瘫在地上冻死。昏昏沉沉，跌跌撞撞，一点一点地走着。腿已很难抬起，步子越来越小。

　　又想起了母亲送我离京的情景，那一缕缕白发飘拂于寒风之中。默默地嗫嚅着：绝不能死了，要活着与妈妈见面！

　　下半夜，连滚带爬到了巴奇公社，在一群狗的狂吠中，来到一户低矮的小土房旁。这群狗凶恶地围上来扑咬，我默默无声，棍子似的一动不动，让狗尽性叫，僵持了半个来小时，这群狗没精打采地走了。

　　小土房旁边，有一个用破毡子搭的极小的蒙古包。把门打开，钻进去。在手电光下，看见五六条小牛温顺地卧着。它们对我这个陌生人，一点儿也不害怕，继续卧着，瞪着稚气的大眼睛，充满好奇。整个包里弥漫着牛粪、干草气味，十分恬静。我挤偎在一条小黄牛旁，把冻僵的双脚插进对面一条小花牛的肚子底下。地上铺着的羊粪都很干，我坐在上面，屁股不再觉得疼。

　　外面风雪飞舞，这小包里却洋溢着温暖和安谧。小牛嘴里不时发出“滋滋”的声音，反刍着胃里东西。

　　在零下30多度的酷寒里，这五六条小牛就是五六个小火炉。它们对我挺友好，容许了全身是雪的不速之客挨着它们，吸取它们身上的热量。

　　与小牛挤在一起，毫无冻死之忧。我把脸偎在小牛细细的毛里，闻到了一丝温暖干燥的特殊气味……背倚着蒙古包放心地睡着了。黑暗中，小牛反刍所发出的嗞嗞声安抚着我的神经。

　　次日凌晨，早早就醒了。为不被人发现，必须赶紧走。我把双脚从小牛肚皮下面抽出来，缓缓站起。默默地对小牛说：“再见！”小牛们温和地望着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多少年之后，我都忘不了这几条巴奇公社的小牛。

　　白毛风还在吹。开始走第一步时，脚几乎支撑不住全身重量，那踝骨好像骨折了，极疼极疼。韧带也明显变短，迈不开步子。

　　在白茫茫草原上，在坑坑洼洼的草窝子里，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硬着头皮地走着。渴了，喝点雪水，饿了，就吃炸的小方块。

　　这是1973年2月3日，正月初一。首都北京正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越南停战和平协定签订。而在内蒙锡林郭勒大草原上，一个知青却正顶着寒流艰苦跋涉。

　　四野茫茫，不见一个人影。走了一上午，在烟雾弥漫的白毛风中，只远远看见了一个骑马的牧民。

　　髋骨剧痛。迈了几万步，恐怕把髋骨臼窝里的润滑液都耗光，骨头之间几乎变成干摩擦，生疼。

　　次日下午4点，终于到了阿尔善公社，还差最后60里。

　　我走进一小饭馆，买了一斤肉饼，狼吞虎咽地消灭光。（带的果子太干太硬，吃几块下巴就累了，吃不多）又喝了三四碗白开水。啃了两天腥甜的雪水后，再喝白开水，觉得像喝琼浆玉汁，那么清鲜、甜美、醇和。

　　我坐在饭馆里，好好地歇了歇。但又不能老坐在这儿，别让人怀疑，只好又走到外面。真是累趴蛋，再也走不动。腿死沉死沉，只能抬起一点点。动一动，疼得要命。别说再走60里，就是一里都不可能。天气那么冷，硬走非要冻死。还是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好。

　　终于在一空荡档的院子里找到了个放干草的小马厩。用二齿费力扒开干草，钻进里面。这院子可能是公社招待所，四周有土围墙。

　　两个来月，没怎么正经干活，懒懒散散，乍一走这么长的路，身体难以承受，我拍拍自己的腿，很替战马惋惜。42厘米的小腿肚子，也没顶住。

　　寒冷又开始侵袭。虽然干草里含有热量，给马、牛、羊以生命。可此刻，身边的草却跟雪一个温度、那小牛圈真是个天堂。

　　唉呀，我要是一大军区司令的孩子，绝不会落到这个地步。春节时，瑟缩在干草堆里过夜。在兵团，军人出身最革命，最高贵。文人出身最低贱，最不值钱。

　　唉呀，当个没权没势的作家儿子真倒霉啊。作家在兵团领导眼里，算个啥？又臭又酸，根本没人尿。

　　正闭目打盹时，一个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你是哪儿的？”

　　我慌忙爬起，把身上的草叶掸掉。一个30多岁的汉子，双手紧握铁叉，戒备地站在面前。

　　“我是六十一团的，有事去西乌旗，在这儿歇歇。”

　　他怀疑地打量着我：“你们团这儿有招待所，为什么不去那儿休息？”

　　“我只呆一会儿，马上就走。”

　　“那也不能在这儿冻着啊，大过年的，冻坏了怎么办？”

　　我迟疑着，盘算着对策。

　　“走吧，到你们团招待所去，那儿有地方，老包我认识。”

　　这家伙是来小马厩抱草喂马的，无意中发现了我。如果执意不去，更会增加他的怀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这人把我带到招待所办公室。管事的老包问：“你是几连的？”

　　“七连的。”

　　“去西乌旗干什么？”

　　“有事要到师部，反映我的问题。”

　　“你叫什么？”

　　“我叫林胡。”

　　“啊，你就是林胡？听说过，听说过。来，快上炕坐。”

　　他的老伴、女儿也都赶来，好奇地端详着我这个全团有名的反革命。

　　“你怎么啦？有什么事？”

　　“因为得罪了领导，被抓了起来，给打成反革命。我多次向领导反映，这样处理不符合事实，但都没人理，只好到西乌旗上访。”

　　他老婆热情地给我端来了奶茶、奶豆腐、果子、糖块、瓜子。

　　“过去听说过你。”

　　“我臭名远扬。”

　　“可真行。一蹦子走到了这儿。累坏了吧？”

　　他看见了我书包里的那把匕首，赞叹道：“这把刀不错呀。”

　　我知道，自己很可能被抓回去，这刀留着没好处，与其被保卫干事没收，还不如送给他，落个人情，就说：“喜欢，就送给你吧。”

　　老包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多谢了！多谢了！”

　　老包是三角眼，塌鼻梁，满脸褶皱，模样像个坏蛋。“这样吧，你走了一天，先休息休息，明天我给你截个车，一点问题没有。”他把我带到了一小屋。炕上只铺一块大毡，连个被子也没有。

　　“你凑合一夜吧，这屋还不算冷。”

　　等他走后，我把书包里的一封给连长的信撕碎，上厕所扔进茅坑，销毁掉要回北京的证据。回来路过老包办公室时，看见老包正在打电话。

　　“他说要去西乌旗，找师部领导。”

　　……

　　“哼，哼。”

　　……

　　“好，好。”

　　……

　　这小子，正在告密。

　　我颤巍巍地走回自己小屋。穿着衣服，躺在炕上，知道一会儿就要被抓走，但也顾不得，实在太累，坦然入睡。

　　半夜，小屋的门嘎吱吱响了一声，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只见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着我，后面站着几个黑影，赵干事用低沉的声音命令道：“林胡，起来！”

　　我揉揉眼，缓缓地下了炕，被簇拥到老包的屋里。

　　老包见了我很有点不自然。哼，那把蒙古刀白给他了！

　　赵干事披着军大衣，麻利迅速地搜查了我的全身，然后面无表情地站在我面前，煤油灯把他的影子高大地映在墙上，遮住了半个屋。

　　“你要到哪儿去？”

　　“西乌旗。”

　　“哼，你跑到哪儿，哪儿的革命群众都会向领导检举报告。你狗儿的跟姓共的碰，没好下场！”

　　他用带着黑皮手套的手“咔”地给我反戴上铐子。

　　“走。”

　　两个人拥着我，走出漆黑的院子。外面停着一辆没熄火的北京吉普，在车灯的照耀下，我看见老包那猥琐的样子，冒着严寒，帽子也没戴，狗一样地毕恭毕敬地出来送行。

　　我坐在中间，左边是朝鲁，右边是赵干事，前面是梁干事。

　　吉普车轻捷地冲进雪原。

　　在耀眼的车灯下，大地迎面扑来，又转瞬离去。时速恐怕有100公里，真他妈快。两天一夜，自己辛辛苦苦，一步一步走过来的150里，正被这4个飞速疾驰的轮子纵情吞噬。一根根电线杆子一掠而过，几里长的大坡，一眨眼就上来；不一会儿，巴奇公社就到了，我又看见了那黑糊糊的破马厩。

　　想到准备了那么多天，累死累活走的这100多里顷刻化为乌有，实在控制不住了：“你们为什么抓我？”脑子一热，拼命向左侧车门靠近。

　　“不许动！”赵干事紧张地用胳膊搂住我脖子，那带亮面的黑皮手套，勒着咽喉。朝鲁从左侧死死顶住，不让我接近车门。

　　车顶灯亮了。梁干事把五四枪套打开，抽出手枪挥挥：“林胡，你要再跑，后果自己负责啊！可不要胡闹！”

　　只两个小时，北京吉普又把我带回六十一团。

　　夜里三点钟，在赵干事办公室。我身上的所有东西全堆在办公桌上。赵干事一样样地仔细检查。

　　“带这么多果子干什么？往外蒙跑哇？”

　　“指南针从哪儿偷的？”

　　“怎么拿5盒火柴，你要放火？”

　　“哈哈，还带这么些肉，想的真周到啊！”

　　“交待，你准备去哪儿？”

　　“什么西乌旗，别他妈蒙我！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我疲惫地眯着眼。

　　“哼，不要逼脸的家伙，你不就是想告状吗？哼，想把你过去的罪行当成政治资本捞一把，别做梦了！告诉你，林彪没揭露之前，反林彪就是反革命，绝对是反革命！”

　　又累又乏，实在没有精神理他。

　　“哼，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不许你乱说乱动！告到哪儿，最后还是我们处理。”他那张甜甜的脸，在100度的灯光下更显得白嫩。

　　我默默注视着他。

　　他脸一沉，庄重说：“现在我宣布，根据团党委指示，将你正式逮捕。”

　　我心里明白，只有师里才有权正式逮捕人，团里根本没这权力。赵干事分明是吓唬。我依旧无动于衷地站着，绝不给他一点点欣赏我被吓得发抖的乐趣。

　　赵干事观察了我一会儿，厌恶地对哨兵说：“把他带走。”

　　哨兵瞪了我一眼，嘟嘟囔囔：“嘿呀！大过年的还不老实，深更半夜把咱哥儿们从被窝里提溜出来，等你多半天了！”

　　赵干事：“反革命狡猾呀，专门趁过节耍坏点子。”

　　我被关在一临时牢房里。里面还关着三个人。一个是一连的马成林，一个是一连的XXX，这俩都是因为打群架，打到了连长头上而被抓。还有一个是七连的老姬头，跟连长吵架，抄了棍子，结果贪污马料的事给抖露出来。

　　1972年春节过后不久，全团召开批斗大会。这天早上，我好好地洗了个脸，使劲地搓着脸蛋，希望它红一点，漂亮一点。还向同牢的人借了点百雀灵香脂抹，知道再过一会儿要上台展览。

　　两名兵团战士端着冲锋枪押着我们穿过团部，走向会场。4人排成一行，我是第一个，象征着我罪行最重，老姬头走在最后。

　　团部大街上的行人、小孩都好奇地看着这队犯人。脚依旧很疼，走路一瘸一拐。一看押的呼市知青，老用冲锋枪枪管捅我，催我走快点。我向他解释：“脚特疼。要不早就到北京了。”又想起了这双布底棉鞋，日他娘的布底棉鞋！

　　主席台上铺着洁白的桌布，后面坐着刘副政委、李主任。

　　这是批斗本团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大会。团里的一打三反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和一群褴褛的人站在台前，当陪斗。现在，我已被斗成了油子，对批斗会展览亮相无所谓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这些熟悉的口号凶猛地扑入耳膜。

　　老姬头给吓得面如土色。

　　一个个年轻人发言，声色俱厉地批判。目标都是这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没人批判我。心里窃窃私喜。

　　最后李主任又开始介绍我们这几个陪斗的坏蛋。从一连打架的到七连的老姬头，最后还是提到我：“对了，还有这个林胡，大家都很熟悉，就不介绍了。林胡最近秘密潜逃，在阿尔善公社被抓捕归案。林胡，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

　　我的皮帽子被赵干事往后拉了一块，露出了前脑门。赵干事用两个手指头抠住我下巴尖，把我的头托起来，让广大群众观看我的反革命嘴脸。

　　索性横下一条心让人看。死猪不怕开水烫，自信脸上的百灵雀香脂能让我漂亮一点。黑压压的人群，上千双眼睛对着我。下巴被两个手指头固定住，如同老虎钳下的工件，动弹不得，我仰着头，严厉地盯着人群。

　　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女生低声说：“呀，那么凶！”

　　“真可怕。”

　　……

　　团部牢房。老姬头向我吐诉着他的冤枉：“我能不跟王大胡子干仗吗？他要累死我呀，去团部拉回麦种，都下午3点了，还让我去东河送牛粪，牲口也不能这么使啊！我这把年纪，还这么用，他不是想要我的命吗！操，我跟他吵了几句，就他妈的挑我茬子，唉呀，贪污这点马料算啥啊！”

　　他见了我点头哈腰，殷勤得不得了。

　　3个星期后，赵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通知：“师里最近传达了兵团首长指示，同意对你的问题进行复查。但在新的处理没下来之前，维持原决定，不许乱说乱动！”

　　“什么时候下来复查呢？”

　　“那是上级的事，我怎么知道？你先回连老老实实干活儿，我估计很快就会下来人复查。”

　　这是个好消息，令人振奋。

　　赵干事给我摘下铐子，把没收的书包、毛巾、手电等物品又全还给我。并指着那放了三个星期的小方块果子说：“这些果子可没人吃啊，全如数还给你。”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捡起了一块果子，另外三个手指头向上扬着，活像捏一只死老鼠细细看了一阵后，又嫌恶地扔进了果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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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五大坯

　　王连长一点儿没批评我，只是好奇地听我讲了跑的经过。并说老包那家伙不能沾，谁沾上谁倒霉，连里大车去西乌旗办事从不住他那儿。

　　连长微笑道：“既然兵团同意给你复查，就有盼头了。你还是回山上继续看石头吧。”

　　我想在山上也好，自由自在，没人管。

　　金刚给了我一封信，是母亲来的。

　　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上面告诉我：妈已托她的老战友魏巍同志向北京军区政治部反映了我的情况，政治部首长已批示内蒙兵团复查我的案子。

　　母亲，亲爱的母亲呀，原来你在暗中保护了我。唉，你这个太正统的母亲，屡屡不理睬我的母亲，儿女情太少的母亲哟！

　　世界上只有母亲才能宽恕抄过、抢过、砸过、骂过自己的人。谢谢你，母亲！我亲爱的妈妈！

　　于是又回到了石头山。

　　离开山上两个多星期，我的蒙古包无任何变化。门上的铁丝还拧着，草原上就这点好，不丢东西。我放在石头坑里的日记、材料都安好无恙。

　　残冬过后，又一个春天来临。政治前途有了一线希望，一线光明，山上孤独寂寞的苦日子也觉得好熬了。

　　王连长雄心勃勃，要把七连工作搞好，搞出色。他成了第一把手后，对干活儿抓得很紧。他判断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就是干活儿。小偷流氓都可以容忍，就不能容忍干活儿偷懒。看见大车马歇一会儿，他都心疼，恨不得让你一分钟不停地干。在这种气氛下，要求进步的知青干活都很卖块儿，以在连里有个良好形象。

　　1973年的春播、接羔工作开始。

　　拌麦种、跟播种机、过秤、装卸车、上笆泥……一桩接一桩，没完没了。每天，兵团战士劳动十二、三个钟头。早上累得起不来，轰醒他们比轰醒猪还费劲。班长得一个个捶脑袋、拧耳朵、掀被子、连喊带吼，才能把他们砸醒。小青年们迷迷瞪瞪爬起，闭着眼睛穿衣服，嘴里还咂摸着梦里的甜美……刚刚下炕，上班哨声响了。赶紧去食堂拿个馒头，边啃边向工地走去。有的女知青扛麻袋直不起腰，晚上互相揉着背，啪啪掉泪珠，可白天照样咬牙扛。

　　年轻人的好强心真厉害呀。

　　工作如此紧张，我这样个强劳力留在山上看石头，太浪费。开春不久，就被调回连干活。也许由于自己老孤单一人在山上。回连后，什么都感到新鲜。尤其是那些女兵团战士，有一种特殊魅力。在石头山听惯了烈风嘶吼，石头碰撞，用力时的野叫，再乍一听女人的说话声，几乎陶醉。连老常那50多岁的壮老婆，说出的话也像小鸟儿唱歌一样好听，滋润极了。

　　山上没异性，是很多人不愿意呆的原因之一。

　　心情不错，再次仔细观察了一下夏天的草原（来牧区后不久就成了反革命，以至于没顾上好好看看）。

　　连部被茫无际涯的草海所围，阵阵草浪随风鼓起，一波一波推向远方，草原大的太有气魄了，360度，度度都一眼望不到边。那浩大空旷的碧绿，能激动起你拔蹦子跑，大喊大叫，发羊角疯。就是时速3600公里的最新式喷射机，从呼伦贝尔跑到阿拉善也要两个小时之久！

　　不知道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在世界上算第几大草原，反正能挂上号了。

　　千千万万朵鲜花，把姹紫嫣红的色彩抹在绿草丛中，为辽阔大地增加了几分清秀；那一只只百灵鸟整日不停地啼唱，像个小直升飞机能垂直上升、下降、悬停，给旷野带来孩子般的天真欢乐。

　　王连长掌了权后，开始把过去指导员重用的亲信、骨干抛开，任用自己的人。成熟稳重的锡林浩特知青不再吃香。会计陆彬换了，文书楚继业换了，保管换了，各班排长也换了一多半。金刚当上了班长，李晓华当上了二排长。锡林浩特知青对王连长一肚子意见，纷纷活动，往团里调。陆彬活动到了团部学校当老师；楚继业调到团部直属连羊毛厂当了副厂长；郭北靠着父亲小县官儿的关系，帮助连里办了几件事，得以保住了他驾驶员的工作，在连里继续吃得开。

　　皮金生也开始不得势，他油嘴滑舌，怕苦怕累，越来越被当成了好卖嘴皮子的天津人象征。

　　这天，我们正在六间房干活儿，离连部20多里。连长看不见，干活儿可以偷点懒。偏巧小桑杰也在这儿。他见了我，总缠着要摔跤。知青们也都起着哄，撺着我们摔。

　　摔跤是当地的风俗，也是当地惟一可以不讲阶级成份的公众活动。前些天，团部举办那达慕大会时，点名让我去摔。被我推托了，没心思露那份脸。

　　小桑杰因为在文革初期，想到外蒙投靠亲友，被扣上了叛国分子帽子，那时才十六七岁。这小伙子酷好摔跤，见人就摔，跤技明显提高。过去曾输给我，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他有二十三四岁，虽是专政分子，但在牧区干零活儿，养得红光满面，魁梧健壮。体重至少比我重10斤，小胳膊足有我那大黑马的腿粗。

　　连牧民们都认为，七连的摔跤，我是第一，小桑杰肯定不服气。

　　最后我同意了，想赢一赢，来点好情绪。几个月已经过去，复查连个影子也没有，心情常常很抑郁。我抓住他，那壮胸脯圆咕隆咚，像个大油桶。每使用一个动作，自己的重心都要不稳……招架了几回合后，已大口喘气，他却面不改色。我直起腰，只一手抓他，装成随随便便的样子，麻痹他的警惕。对小桑杰这样的壮汉，最好的重武器是跪腿摔。可他两条腿离我太远，还老撅着的屁股，重武器用不上。心中正暗暗琢磨怎么调动他的腿，小桑杰一箭步扑过来，搂住我脖子，用腿一绊，把我撅倒。一个最土最土，连小学生都会用的绊子。

　　我不服，还要摔，他却愉快地摇摇头。蒙古摔跤，一跤定输赢。

　　一激动，我向大家宣布：“下回我要是再输了，摔跤衣白送给你！怎么样，再摔一跤？”

　　他动心了，跟我摔第二跤。

　　我更加谨慎，重心压得很低。可是和老蒙摔跤消极防守，拼力气，根本不行。他能跟头犍牛一样和你顶两个钟头。不一会就感到体力不支，每逢他那钢钳般的手用力时，都暗暗心惊，吃肉喝奶长大的就是有劲！

　　地上的草被踏平；两人脖子被抓得一片红；一堆绞在一起的肉，缓缓转着圆圈。

　　“啊——”他吼了一声，左扭右撕，前推下按，狠抡猛拽，把我拖得踉踉跄跄，但总算没倒。这小桑杰双腿仿佛生了根。我的铁波脚也不灵了；钩子失去作用，他大胯比我高半尺；跪腿使不上，目标总在有效距离之外。我引以自豪的屁股跟他的比较起来，相形见绌，口径要小三分之一。

　　拖下去我更亏，心一横冒险使了一个“别子”，果不其然被他拦腰抱住。热血涌上心头，这是最关键时刻，我如能扭腰转体就能胜，否则就输。两人拼命较劲儿。我狠狠夹着他脖子，在不倒的限度内，倾全力前俯，拖拽他的重心偏移，扭身，扭……

　　“噢——”双方都怪叫着，对抗着肌肉，对抗着骨头，对抗着平衡力。

　　勒！让他头部少一点血；拽！让他重心离开底重心面积；扭！让他脖子成麻花，呼吸窒息。

　　屏住呼吸，发疯般的扭，扭……一秒、二秒、三秒……僵持片刻，两个紧紧搂抱的肉体，300多斤的重量终于沉重摔倒。

　　他压在我身上。

　　围观的知青们兴奋得直跺脚，拍屁股，啐口水。

　　“唉呀，老鬼，怎么搞的？”

　　“就差一丁丁儿。”

　　“你看老蒙那份儿，没治！”

　　又输了！全身骨骼疼痛欲裂，内脏给砸得极不舒服。我像条咬输了架的狗，从地上爬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眼泪汪汪地溜到没人处。本想借摔跤消消愁，结果把七连摔跤冠军的座椅给摔跑了。好惨！跟老财主丢了金子一样心疼，沮丧。

　　摔跤衣我犹豫了一番，没给他。这套衣服是自己1966年10月串联到长沙买的。别看它边缘破烂，腋下补着皮子，黑污污，还有一股汗霉味儿，可跟随我9年了。我披挂着它，战胜了许多对手。它上面沾着我的血，我的汗，我的青春武威……怎舍得把它给一个老蒙？

　　小桑杰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中，也没真向我要摔跤衣。

　　这次失败，促使我对自己的摔跤嗜好认真地反省了一番。

　　生活实践证明，想靠拳头、力气、硬冲硬闯，开辟一条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说的好：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如想对社会发生影响，必须使他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当时连里流传着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作用》）。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70年代的中国并不需要“波脚”、“钩子”、“入”。文明普及的今天，肝部攻击法、曲时击颌等技术，远不如学学书法，练练乐器，打打乒乓球，写几篇大批判稿有用。

　　“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打架理论是荒唐幼稚的。暴力崇拜必须抛弃，拳头主义必须纠正。一个人在社会能否成功，不取决于他的臂力、拳术、小腿粗细、屁股口径，而取决于他的政治方向，取决于他的头脑，取决于他精神上的力量。

　　何况像马一样的有力气，牛一样的粗壮，不能说明你多伟大。小桑杰摔倒我有啥了不起？他未必能像病弱单薄的刘英红那样为救火献出生命。文化大革命中养成的好舞弄拳头的土匪气确确实实该改一改了。

　　虽然认识了这些道理，还是为自己摔跤失败愁眉不展。输的原因是：一、好几年没摔，动作欠圆熟，屁股没顶紧；二、不灵活，打石头把肌肉打僵；三、体力减退。

　　我永远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有点武士道精神，否则这个民族就太纤弱了。而鄙视拳击、摔跤，男人都去吹拉弹唱、玩棋画画、耍笔杆子，终日混在歌场、舞场、官场，还怎么保卫祖国？这个民族能不挨打吗？

　　我们国民性的一大缺陷，就是缺少一点尚武精神。

　　这次摔跤表明，八比零镇王连富的辉煌武功已一去不返。过去我一直以为运动量越大，越练体力。现在才明白，劳改干活儿是个例外。运动量虽大，体力并没见长，爆发力远不如当年。

　　可我实在不能容忍以力量为基础的自信心发生动摇。窥伺着一切能显示和肯定自己力量的机会。

　　正巧这时，王连长号召全连干部战士大干苦干，集中力量脱坯，争取半个月拿下35万块。我的天，兵团战士们个个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争先恐后，干活儿是那么猛！我要突出自己就得比别人更猛地干。于是决心在坯场上镇一下，一天脱他1500块大坯——当时全连最高纪录是日脱1100。

　　清晨4点，连队还是一片宁静。草原上，百灵鸟已经开始歌唱。那清脆的歌声啄碎了拂晓的安谧。水坑里一汪绿水，澄澈见底，我俯身捧把水洗了个脸，开始用二齿把土堆刨开，往上泼水浸湿。不一会，坯场上又稀稀拉览来了几个人，似乎都还带着睡意，慢慢腾腾地干着。

　　吃过早饭，坯场上开始热闹起来，经过一夜的休息和刚才最初干活儿的适应。昨天累得直不起腰的小青年们，又弹簧般地恢复了体力。他们一面紧张劳动，一面咒骂着食堂饭不好。

　　叉一叉子泥，转身飞快走10来步，扔到坯模子里，再扭身返回泥堆叉，循环往复，要干1500次。吸取上次逃跑教训，努力压抑着自己，悠着劲儿干。二齿刨得频率不过快；往下刨时，肌肉完全放松，充分利用重力；端叉子时，左右两手轮流攥在前面。

　　李晓华和我一组，她蹲着，两手把泥均匀地压在坯模子里拍好，再用手沾点水麻利地一抹，拿起坯模子，一块中间微陷，四角翘起，有棱有角的土坯就出来了。

　　整个坯场上，几十个知青奋力苦干。老孟在深沟里向上扔着土，李国强用小跑的速度送泥；金刚叼着烟卷，一副老农气派，慢悠悠挑着水；突木其张着嘴，憨憨地端着泥叉子。听说他看中了呼市知青钟小雪，人们老开他的玩笑。

　　大傻站起井台上大声宣布：“弟兄们，今天中午吃猪肉包子，快点到厕所清理地方哇！”“噢！”几个男生欢呼起来。

　　韦小立的猪群在坯场西边草地上乱拱，也不知道她在坯场哪个角落帮助干活。

　　到中午12点，我总共脱了740块。

　　李晓华缓缓站起来，闭着眼，咬着牙，用双手揉着后腰。她的脸白里透红，一缕乌黑的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脸颊上。跟她干活，你就不用说话。这姑娘很有眼力架儿，我和泥，她就去挑水，二齿刀到哪儿，她水泼到哪儿。我正想拿铁锹，她已把铁锹送到我手中；草少了，她会马上抱来一大抱，根本不用你说。可是在人事关系上，却很笨，得罪不少人。刘福来大骂她是随军妓女的货。老沈“碰”了她一下后，被她告到团里。结果自己一直入不了党，尽管各方面干得都不错。王连长主事后，处境才开始好转。

　　吃完午饭，小青年们顶着烈日，皱着眉头，仨一群，俩一伙，又返回坯场。烈日毒似火，万里无云，没一丝风。

　　炽热的空气，吸进鼻腔，呛得透不过气。野草被晒蔫，软绵绵耷拉着叶子。

　　内蒙草原的中午，也相当热。小百灵不再唱歌；老牛卧在背阴处打盹；一匹匹虎虎有神的烈马安静地聚在一起，屁股向外，很有规律地上下摇着脑袋，驱赶蚊蝇。

　　自然界都休息了，只剩下我们知青还在挥汗大干。

　　那些刚才还抱怨伙食太差，一个月没休息，当官儿的拧得太紧的人，一到坯场就闭住了嘴巴。仿佛坯场上回荡着什么神圣气氛——每个在坯场的人都拼着命干的场面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震慑着人心灵深处想偷点懒的一闪念。

　　他们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赤着双脚，一头扎进泥堆……汗珠在脊背上闪闪发光。谁都想脱得又多、又快、又好，拿个第一，给连长留下个好印象……人人都在玩儿命，于是就形成了这深弯腰的比赛，磨血泡的比赛，晒黑脸的比赛，累垮身体的比赛！啊，除了我们知青，还有谁会如此发疯地自杀般地苦干？每人都有一股要和泥巴堆同归于尽的冲动。

　　和好一堆泥，一叉子一叉子把它消灭掉，然后再和，再一叉一叉消灭。下午5点左右，干到1100，已非常累。疲劳一旦开始，就以几何级数增加。攥叉子的手麻木，手指发僵；脑子也不灵活，坯数老数错。我机械地重复着上一个动作，只知道不要停下来。双臂的力气也越来越小，一叉子泥越来越沉。唉，真恨不得让脑袋也来帮助端泥。

　　太阳落山，完成定额的知青们开始收工回连（坯场距离连部二里地）。

　　我倚在坯垛上休息，全身瘫软，垂着头。

　　“老鬼，脱了多少？”

　　“1300。”

　　“哎哟，够多的了，回去吧。”

　　这时，有3个女生从那边走过来。我眼睛近视，看不清，但害怕韦小立也在里面，赶紧滚到坯垛后面。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己这副累瘫了的样子。

　　吃过晚饭，真不想动了，暗暗鼓励自己：“林胡呀，已经1300了，一定拿下1500，要不白累了一天！”

　　中午7个包子，晚上5个馒头，并喝了一肚子混有癞蛤蟆屎尿的苦涩井水，全部转化成了力量，但还是远远不够使。疲惫使我算计着每一个动作：端泥时，前面的手尽量握在叉子钎头；和泥时，选最好的距离，使得地用完，泥也用完，不多走一步路；叉泥时，把大腿垫在叉子底下，充分利用杠杆原理。

　　眼看着这大堆泥不见下，真恨哇！可不要小看这堆软乎乎的泥巴，它白能把一个人活活累死。这是和泥巴杀，和泥巴不共戴天，和泥巴你死我活地拼。每杀它一叉子，就让这堆泥丢一摊血。

　　暮色渐浓。坯场上的人寥寥无几。转了几千个来回，头晕乎乎的。人只有在杀红了眼的时候，才能把全身累散了的骨头、筋腱、肌肉组合在一起，驱使它们在泥泞里一趟趟地端着泥叉子。

　　最后100块，体力一落千丈，气脉虚弱，走路发颤，手指头疼得攥不住叉子。女卫生员小宋赶来帮忙……李晓华腰疼得双腿跪着脱，这样省点劲儿，那两个膝盖沾着两大片稀泥巴。

　　到最后30块，因攥不住叉子，几次把泥扔到坯模子外面。十个手指头收不拢，伸不直，幸亏卫生员帮我脱完了这最后几块。

　　“趴蛋的马，嚼子也嫌重；筋疲力尽的人，耳朵也嫌沉。”这句蒙古谚语一点不假，我依靠着坯垛休息时，明显感到脑袋特沉，压得脖子支不住，重似磨盘。

　　为什么头这么晕？一直不明白，或许是脱坯时，一去一回要转两次身，1500个来回，就要转3000个弯儿，把脑袋转懵了头。

　　“你们快回去吧。”我嘶哑地说。

　　李晓华收拾完工具，又仔细数了数最后这一片的坯数，核实无误，才由卫生员扶着，走回宿舍。她像老太婆一样地弯着腰，几乎直不起来。

　　我躺在泥底子里，几只蚊子在头上盘旋轮流俯冲、降落，眼睁睁地让它们把血吸走，却没力气挥一下手。

　　已是晚上10点多钟，周围一片黑暗。从声音上判断，坯场上还有人干活儿。啊，没有加班费，没有野外津贴，连双劳保手套都没有，就是32块，维持着一条条这样苦干的生命。

　　就算有私心的话也不过就是想让连长在全连大会念表扬名单时，有自己名字。

　　直到很晚很晚，还能听到噗噗的挖土声，哗啦哗啦的水车声及扁担钩子跟铁桶的磕碰声。

　　当我离开坯场时，看见一黑糊糊的大坑中有个人在下面挖土。

　　他是老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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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被铺在房顶上

　　老孟从山上下来不久就担任了二排长。他上任后一点没变化，走路微微前倾，深低着头，说话前先要傻笑。

　　每逢上班，他有气无力，拖着沉重的脚步，抄起铁锹后，才开始有了精神。挖土、和泥、叉泥……他最突出的不是力量，而是忍受力，瘦了巴机，却能一刻不停地挖12个钟头土。无论食堂多不好，从不发一句牢骚。

　　晚上，他睡着后，死得很。一次连里开会，通知他去。小战士怎么喊他也不醒，只好捏他鼻子，把他憋醒。他常常发低烧，也不去卫生室要点药。

　　大傻阿谀地说：“好积极哟，老孟。”

　　他是赤峰平庄的矿工子弟，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经历，就知道闷头傻干。

　　发动机过热，绝不能再使用，可他发烧却照样干活。卫生员告诉了连长，王连长特高兴，连着往地上吐了好几口唾沫：“什么活儿交给老孟，俄最放心。”

　　连长就欣赏误了车，拔蹦子拉的马。尽管这种马不抗造，拉一趟就掉层膘儿。

　　我们班还有一位卫生标兵。大家都不喜欢他，外号叫细致，真名忘了，因为他对卫生特讲究，大家就叫他细致，是个天津知青。长得一身嫩肉，又白又光，个子挺高。有洁癖，下班后，什么也不干，就是收拾自己衣物，洗呀，涮呀。那被子月月都要拆一次，比二排女生都干净。他的头发梳得溜光；每天至少洗三次脸；成天去井房打水……即使在城里，像他这么干净的也不多。下雨天，他的布鞋连个泥点也没有，真是奇迹。

　　我是出名的不讲卫生，和他睡一屋，水火不能相容。两人的铺紧挨着，我的脚对他来说是毒气弹，是我们成为死敌的导火线。

　　每晚上，他都要对我说：“喂，洗洗脚吧，求求你了，好不好？”

　　我哪有心思洗：“没情绪。”

　　“你起码得讲点道德，别污染宿舍空气。”

　　“没情绪。”

　　“你吃饭怎么不少吃啊？”

　　“滚一边儿去！”

　　“你这个反革命，猖狂之至。”

　　“滚你娘的蛋！”

　　上面要给我复查了，又有中央三十号文件撑腰，我敢和细致对骂。

　　细致向李国强告状：“林胡老不洗脚，故意熏人，居心不良。”

　　李国强和我是石头山的老山友，自己脚也臭，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洗不洗脚，我怎么好管呢？监督改造也没说要监督洗脚呀？”

　　细致人缘很差，他太好干净，自己床铺，别人不许坐，连碰一下都不准，严重脱离了群众。干活又不好，连长对他极反感，在连里处处受挤，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但细致很有政治嗅觉，对我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听说他和连里的那几个锡林浩特知青来往密切，暗中反对连长，让我感到和他住一块不安全，担心这小子会向团里告密。他因为我的脚熏了他，对我恨之入骨，什么事都干得出。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用臭脚公开熏他，把他熏跑。我换了头睡觉，让脚正对着细致的头，叫他天天闻我的臭味儿。其实对面屋有空地儿，细致满可以到那屋睡。但这小子和我赌气，就是不搬。

　　细致说：“你好猖狂，用臭脚伤害革命同志。”

　　“怕味儿就滚。”

　　“你呀，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兵团这么处理你一点也不冤枉。”

　　“我的案早晚要翻，你看着！搞法西斯专政的，长不了。”

　　“好，你诬陷兵团搞法西斯专政。”

　　“滚蛋！”

　　“你永世不得翻身！”

　　“舔球货！一边去！”

　　“你没好下场！”

　　“咱们等着瞧。”

　　这天下工，我把解放鞋一脱，让臭气弥漫了全屋。细致下班后，进屋开始洗涮，戴着口罩，仍感到吸进了我的臭脚味儿，终于不再和我赌气，冷冷说：“对不讲理的人，没有办法。”然后把行李卷起，抱到了对面的屋。

　　我对自己臭脚的威力非常满意。不费一枪一弹，就把这家伙撵跑。

　　多少天没休息了，王连长还是一味地让干，干，干……很多知青嘴里不敢说，但心里却盼着下场大雨，好有个喘息的机会。

　　这天，天气又闷又热，乌云渐渐聚拢到头顶，雷声不时轰鸣。吃罢晚饭，全连各排都到场院加班，突击堆粮食、入库、盖帆布。王连长精细地观察着谁没来，记在自己小本本上。

　　随着一阵狂风，大雨倾盆而下。小伙子们高兴地哇哇叫起来。嘿，今天老天长眼，终于给我们下一场大雨，哥儿们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嘿，又没在连长面前暴露出想休息的思想，真棒！

　　雨大哥哟，别急，悠着点劲，最好下他三天三夜，脱坯脱得太累了。

　　老孟盖着被子呼呼睡大觉。他干活太实在，一点不知道给自己保留一点体力，机动使用。常常是领导来了，也拿不出多余的劲儿来表现。而刘福来呢，平时不用力，专等领导来时拼命干，远比老孟更能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

　　老孟最爱挖土，这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又累又不显活儿。如果土软，好挖，他就特高兴，自言自语：“这片土真棒！脚一蹬，扎到底，老厚一大块。”那甜蜜劲儿像卖年糕的在夸耀自己的货。他挥着铁锹，一大块一大块带着潮气，带着光泽的“年糕”飞到了上面。那铁锹被他用得锋利耀眼，每天下班后，都擦得干净净，令人垂涎。

　　第二天雨还在下。天阴暗暗的，云层又厚又低，看架势够下一天的。小伙子们放心了，兴高采烈地拱猪、聊大天、过烟瘾。男生宿舍地上堆着一件件沾着脏泥巴的衣服。

　　大约下午三点来钟，不知谁在外面喊了一声：“连长发话，种子库漏了，快拿塑料布去场院。”

　　有塑料布的赶忙拿出塑料布，没有的就拿起自己垫褥子的条毡、凉席、麻袋片……嗷嗷怪叫着冲进大雨之中。老孟找不着别的东西，牙一咬，夹着自己被子冲向场院。到了种子库，他把被子扔到房顶，上面人问：“干什么，疯啦？”

　　“铺吧，没关系。”

　　李国强见老孟献出棉被，惊喜地叫了一声，撒丫子往宿舍跑，不一会儿也抱来自己的被子。金刚、孙贵、突木其、张韦等等都纷纷效法，又回去把褥子、被子、大衣等拿来，扔到房顶。

　　老孟这人很少对当兵的发号施令。他的领导方法就是以身作则。

　　二排女知青们又羡慕，又妒忌，深深悔恨自己没勇气首先把被子拿来，落在男生后面。她们急忙跑回去抱被子，半截被连长堵住。但有人阳奉阴违，仍巧妙地把自己洁净的被子抱到场院。姑娘们尖叫着，欢笑着，似乎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

　　花花绿绿的被子、毛毯、塑料布、大衣、棉被套、羊皮……铺在粮库的泥房顶上。

　　当老农工们看见这场面时，摇头叹道：“唉呀，都犯神经了！没被子怎么睡觉？”

　　眼看着自己的被子被雨水浸透，粘上了大片大片的泥巴，粮库房顶上铺盖着五颜六色的花补丁，以及老农工那心疼和不解的眼神，年轻人都分外开心。

　　他们很骄傲，把棉被放在泥浆里也需要点勇气。

　　我们的布勒格特在瓢泼大雨中欢乐嚎唱：

　　棒子渣最容易吃，

　　但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

　　要把棒子渣做为鸡蛋糕来吃……

　　炊事班长很敏感，觉得这是影射连里伙食不好，马上反击：“老布，你别犯贱，最近这一段，谁给你吃棒子面了？”

　　“这是我们石头山上的山歌，操，唱唱怎么不可以？”

　　老孟仰天，让雨水淋着他的脸。“金刚，你来试试。密密麻麻的雨点滴在脸上特舒服，像无数个小鱼苗在亲你。”

　　老布勒格特接过话茬：“得了，脱光腚到白毛风里站会儿更舒服，那雪花像无数个小蝴蝶在亲你。”

　　“狗搭茬。去，巴斯以地（吃屎）！”

　　老布作个鬼脸：“我吃你娘的板子。老孟，甭老发酸了。”

　　老孟憨笑着。

　　连细致也把他的一块塑料布贡献了出来。

　　突木其爱歪着脑袋沉思，眼睛总偷偷地往女生那面瞟。他正热恋着钟小雪，不管别人如何议论，他都不在乎，痴痴地向那位呼市女知青献殷勤。

　　一排的小伙子们跑回宿舍，他们个个淋成落汤鸡，嘻闹着……有的大把大把地拧着头发里的雨水；有的脱得赤条条换衣服；有的站在门口，把脚伸进雨水中，冲着鞋上的泥巴。

　　目睹此情此景，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一句话：“那些青年，拼命地使劲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虽然无先见之明，这些血汗换来的财富，大抵仅供虎狼的一舔，但他们爱国之心是真诚的……”

　　谁不知道团里有的干部，几百斤上千斤地往自己家倒腾小麦！

　　雨停了，太阳出来，可那些被子还静静地盖在粮库房顶。棉纤维里的雨水，汇成细细水珠，从房檐处滴嗒滴嗒往水泥地上溅。

　　人们数了数，约有60多床被子铺在了房顶上，二排停止工作，为全连拆洗被子。

　　老孟的低烧还在继续。他老想睡觉，放屁咚咚响。到团部医院一查，发现转氨酶500多，确诊为肝炎，立即住了院。以后又回赤峰休息，他的东西没人敢再摸。他的脸盆、衣服、书包等像遗物一样，原封不动摆在那儿，几个星期也不带丢。

　　自沈指导员调走后，树倒猢狲散，连里的复员兵及部分锡林浩特知青全蔫了。有门路的纷纷往团里调。他们很清楚，王连长和沈指导员不对付，留在七连没好果子吃。老蒋因为小偷小摸，名声不佳，调到九连赶大车；韦小立调到了连部当文书。连里各个位置都渐渐换上了过去受沈指导员压的人。

　　老姬头嘟囔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哪！”他已放回连在牧区干活。

　　这王连长真不错。

　　皮金生的处境更不好。过去因为是校足球队的主力，在知青中挺牛，但干活儿不行，最后被王连长给撤了班长的官儿。

　　这年秋天，牧民斯楞赶大车时把腿挤断。团里治不了，建议到赤峰去治。连里决定派个人陪斯楞去赤峰看病。皮金生自告奋勇，积极要去。连长同意了。谁知他把斯楞安置在赤峰一所医院后，自己溜回天津，一下子住了半年多。

　　斯楞汉话不好，从没出过远门，是个纯乡巴佬。皮金生走后，护士见他又土又脏，非常冷淡。只住了几天，斯楞受不了，忍着疼跑回连，结果那个腿变成了“倒格愣”，讹了连里一笔钱。连长非常生气，憋着劲要收拾皮金生。

　　皮金生回连后，停职检查，半年的工资全部扣发。

　　皮金生镇定自若，自有摆脱困境的办法。

　　原来这次回家，他跟北京宣武杂技团的一人学了几手魔术。回连后，四处给人表演。他像卓别林一样转动着神气的眼珠，翘着小胡子，板着面孔。一小乒乓球从拳头里消失，又从耳朵里掏出来；用手绢盖住一块馒头，念几声咒，馒头不翼而飞……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这点本领轰动了寂寞的七连。大人、小孩一见他就死乞白赖要他变戏法。一时间，他成了家属区最受欢迎的人。看他玩儿几张牌，几个小球儿，好像看了什么最精彩的马戏表演。变戏法缓和了斯楞的事对他的不利局面。王连长的怒气也渐渐消了，后来工资全补发给他。

　　春播期间，胖团长来七连蹲点。听说此事后，把皮金生叫来表演。皮金生从从容容耍了几招儿，给老头儿唬得一愣一楞。非常幸运，胖团长对他印象不错。从此后，一有空他就到连部客房，帮助肥团长打水、扫地、晒被子……落落大方，丝毫不怕别人骂他舔球。每逢晚上，胖团长没事的时候，他就来为胖团长变几手，海阔天空神聊一气，充分发挥天津人的嘴巴威力。玩牌时，还常常跟胖团长小争一下，让胖团长赢得更开心。

　　两星期后，他达到了目的。胖团长给政治处李主任打了个电话，推荐皮金生到团部宣传队变戏法。

　　自传达了三十号文件后，连里知青对我的态度都有所好转。过去从连部到家属房的路上，没人向我点头，打招呼。现在点头，打招呼的人越来越多，连长还让我写了一篇批林批孔的大批判文章，贴在连部走廊的墙上。不用说，连长对我的态度大大影响了全连知青对我的态度。

　　一天，老常从团部赶车回来，对我说：“嘿，你们北京知青慰问团到团里了。还开个座谈会，你去了没有？”

　　“不知道，没人通知我。”

　　后来又得知全团每个北京知青发了一个水碗和一条毛巾，也没有我的。

　　好不窝火，找到金刚，气愤地问：“我是不是北京知青？”

　　“是。”

　　“慰问品为什么不给我呢？”

　　金刚面露难色：“不知道。”

　　“就算我犯了错误，但身份还没变吧？”

　　“好，我替你问问去。”

　　金刚马上到连部问文书：“慰问品怎么没林胡的？他也是北京知青呀？”

　　韦小立说：“北京知青名单报到团里时有林胡，是团政治处把他名字给删了。”金刚回到班，对我说：“这不是连里的事，是团政治处把你的名字给删了。”

　　当晚，我借了一匹马，一蹦子跑到团部招待所，打听到北京慰问团的屋。

　　我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屋里，一位50多岁的女干部和善地望着我。她脸上有不少皱纹，面色发黄，精神还挺好。另一位是男的，50多岁，满脸疙瘩。

　　我对男的说：“你们是北京慰问团的吧？”

　　男的客气地点点头：“对。”指指女干部，“这是我们团长。”

　　女干部很客气地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北京知识青年，有点事想向你们反映一下。”

　　男的问：“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

　　“四十七中的。”

　　老太太的目光忧郁而慈祥：“说吧，孩子，你们青年人是祖国的希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辛苦了。”

　　而那男的却瞪着警觉的眼睛。可能大晚上突然闯进来，有点儿异常。

　　“我1968年来到这儿后，因为得罪了指导员，七零年被抓了起来，被兵团打成反革命。我对这么处理一直不服，多次向各级领导反映，请求重新处理。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还曾逃跑上访。最后兵团同意给我复查，却迟迟不下来，我想请你们替我向兵团催一下。”

　　这位女干部很同情地点点头，那男的却态度冷漠，眼神里充满怀疑。

　　“可以，可以。你有什么材料，我们都可以帮助转交。”

　　我把自己写给兵团和中央的申诉材料共20来页，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了这位女干部。“我的主要问题都写在这里了，希望你们向上面反映反映。”女干部很认真地听着，而那男的却开始审问：“你叫什么名字？”

　　“林胡。”

　　“你就是林胡？杨沫的儿子？”

　　我点点头，看得出他听说过我。

　　“我们团长今天去了好几个连，很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不好？”

　　“同志，我是从七连偷偷跑来的，明天白天还要干活儿，来不了。我没别的事，就是希望你们能把下面知青的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女干部眼里含着泪水大声说：“孩子们，你们受苦了，首都人民没有忘记你们。我自己的孩子就插队，我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革命做了很大贡献。祖国和首都人民都在挂念着你们。中央这次组织慰问团就是关心你们的一个体现。孩子，我一定要向上反映你所反映的问题。我本人在林业部工作，将来你有什么事，也可以到林业部直接找我。”

　　我向她伸出手，这位憔悴的女干部毫不犹豫地与我紧紧握了握，一股暖流涌上心间。我又向那男的伸手，那男的却装作没看见，故意和女干部说话，干了我一顿。

　　出了门，我狠狠地骂着自己：“真贱！”非常后悔向那男的伸出手。

　　1973年8月，盼望已久的十大终于召开。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广播，听着大会主席团的名单。心里暗暗希望江青能离开政治局，这样自己的罪状就少了一点。但最后宣布名单时，她还是政治局委员，很有些惘然。不过，王洪文的政治报告里提出了反潮流，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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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大字报

　　连里一对一对交朋友的已经公开，我却只能干眼馋。在韦小立身旁，眼看着青春一天天逝去，帽子却摘不掉，真是心急如焚。

　　反革命事实上根本没法交朋友。这副嘴脸谁敢和你来往？

　　天天盼着复查，一封封信给方处长寄去，全都毫无反响。“十大”政治报告里有一段专门谈反潮流精神，启发了自己。过去历次政治报告里，从没这么提。这说明中国人最缺少这种精神。反正自己已是最底层，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应该响应十大号召，写份大字报轰他一炮。

　　忍辱负重了3年，当了3年狗，现在应该抬起头，出口气了。我要让全团3000人知道，林胡并没有服。而且前些日子，传达了中央三十号有关保护知青的文件，形势对自己有利。

　　大字报稿很快写好，成天写申诉信，写油了。但我的字太丑，怕影响效果，决定请金刚帮我抄一下。

　　在场院的一个角落。

　　“金刚，我想写份大字报，你看如何？”

　　金刚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自己要慎重，别一时冲动。”

　　“我慎重考虑过了。”

　　“我觉得你还是再等等，兵团既已答应给你复查了，说明你的问题有希望解决，别瞎闹。”

　　“不是瞎闹，这样能引起上面的重视，加速我的问题处理。我已等了半年多，也没人理。写大字报能给他们一个震动，造成一点影响，得到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我没别的法子了，只有写大字报。”

　　“你就是太着急，耐心等一等，说不定下半年就给你解决了。”

　　“我是着急。你体会不到这滋味，当反革命真是在火坑里过，一天也不想多呆。”

　　“你胸怀开阔一点，别一天到晚就想着你自己那点事。”

　　“我开阔不了。大字报写好后，想请你帮个忙，行不行？”

　　“干什么？”

　　“帮我抄一抄。我的字不好看。”

　　“写大字报又不是书法比赛，字不好看怕什么。”

　　“字太丑，怕影响效果。”

　　“没事。”

　　“不，我一看见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文章，就有一个浅陋的印象，不想让人对我的文章也有这个印象。你的字漂亮，你抄出来，和我抄出来的，那大字报给人的感觉绝对不一样。”

　　金刚脸上露出笑容：“好吧。但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行。晚上，小学校的教室里没人，咱们找个马灯，可在那儿写。”

　　“好。你准备好纸和毛笔。”

　　中央的三十号文件，也使金刚的胆子变大。

　　小心翼翼地敲连部文书办公室的门。韦小立打开门，一看见是我，愣了。

　　“能不能给我点写大字报的纸？”

　　“连长同意了吗？”

　　“没有。”

　　“那你问问连长。连长同意了，才能给。”她微笑着，那么光辉灿烂！

　　我马上去找连长。得到批准后，告诉她：“连长同意了。”

　　韦小立二话没说，领着我来到库房。打开锁，走进屋。这屋里放着马鞍、大毡、皮条、木箱、客人用的棉被、褥子、暖瓶、茶杯等等。她跳上了炕，问：“你要多少？”

　　“20张。”

　　她从炕上的一迭厚厚的大纸中，取了20张，卷成了一个卷，递给了我。

　　我望了她一眼，不敢多呆，马上就走了，心里却无比激动。

　　晚上，在小学校的教室里，金刚帮我抄好了大字报。这份大字报是象征性的，不长。

　　又找到老常家，请他的老婆给我熬点浆糊。

　　“你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想写点东西，贴出来。”

　　“唉，你的问题要能解决了就好了。”老常的壮媳妇同情地说。很痛快地给我熬了一铝饭盒的浆糊。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蹑手蹑脚离开宿舍，向团部走去。背着书包，胳膊底下夹着大字报。无边的黑暗吞没了一切。间或猫头鹰“哇——哇——”地叫几声，跟小孩哭一样。这是午夜，全团人都已进入梦乡，惟有一个反革命还在土路上沙沙潜行。

　　连部离团部有20里，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夜里一点多钟，到了团部。我先鬼鬼祟祟地四下侦察了一番，团部中心的十字路口空无一人。决定把大字报贴在团部最热闹的军人服务社门口。

　　用刷子粘着浆糊往墙上刷，心扑扑跳了几下，紧张而兴奋，然后把大字报很小心地贴住，并仔细地将四个边粘好。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大”胜利结束了。值得注意的是周总理在大会上着重指出：“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我们这里落实的如何呢？本人自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屡次向兵团各级领导表示，这么处理不符合事实。然而时至现在，有关部门仍迟迟不予解决。

　　中央三十号文件应该不折不扣地落实！

　　打击迫害知识青年的行为应该立即制止！

　　对知识青年政治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应当马上结束！

　　我在这里公开说一句话：奉劝兵团有关领导虚心倾听下面群众的呼声，不要再敷衍塞责，不理不睬地拖下去了！

　　团结胜利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七连 林胡 1973年9月19日

　　这是自1969年兵团组建以来，巴颜孟和出现的头一张大字报。

　　我伏在远处的草原上观察反映。从清早到傍晚，一直有许多人围着观看。商店旁的这张大字报一阵风似的传遍了整个团部。

　　晚上，回到了连队。遇见金刚，他很不满意我没向他请假就偷着走了，阴沉说：“你可旷了一天工！”

　　“我知道要请假，你也为难，就干脆旷工好了。”

　　“贴了？”

　　“对。”

　　“我又想了想，你太傻了。写大字报一点没用。”

　　“我知道没用。”

　　“那还这样干！不是犯蠢吗？”

　　“不，出口气再说。自从三年前，我被当众批斗那一天起，就想向全巴颜孟和的人呼几声冤枉，憋了3年，现在终于有机会把闷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你这样干，只会遭到更不好的对待。”

　　“现在报上整天都宣传着反潮流精神，我估计团里不敢怎么样我。”

　　“老鬼呀，你要慎重，不要只图一时痛快。自己倒霉，还要连累别人。”

　　“没事。保证不会连累你。出了事，一切由我负责，现在，我还有两份大字报，你再帮我抄抄。”

　　“唉呀，要是让人发现，我可完蛋了。你千万不能对别人说是我抄的。”

　　“保证不说。”

　　连部小学校，那间教室一直到深夜还闪着微弱的光亮。

　　一星期后，第二份大字报：“事实真相”又贴出去。介绍了七连整党的经过，点了沈指导员的名，驳斥了各种诬蔑。这次共有15张纸。依旧是深夜贴的，依旧是天亮以后，独自爬在大草原上，隔一会儿去团部观察观察动静，看看有没有被人撕了。

　　还好，它安然无恙。下午三、四点钟，下了一场雨。幸亏军人服务社有个房檐，只淋湿了几张大字报。晚上我又让金刚抄好，连夜潜回团部，重新给牢牢贴上。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连部。一辆北京吉普停在那儿。

　　连部里，只有赵干事在。他坐在椅子上，厌恶地望着我。

　　“昨天，你又贴大字报了？”

　　“嗯。”

　　“你知道兵团是怎么处理你的？”

　　“兵团处理不对。”

　　“上级指示：在没有新的结论之前，维持原来的决定。”

　　“我按‘十大’的精神办。”

　　“你没有权利写大字报。”

　　“我响应十大号召。”

　　赵干事憎恶地说：“别给我扯这些，你现在是监督改造分子，不许你乱说乱动。”

　　“响应十大的号召，怎么不可以呢？”

　　“哼，恬不知耻！捞稻草就是捞稻草，不要打着什么革命旗号。别忘了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

　　“即使我是被判死刑的犯人，也要这么干。”

　　“住口，我说话时，不许你插嘴！”他一脸怒气：“好，我将团党委的指示正式转告你：不许你写大字报，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我负责。”

　　“呸，不要脸的家伙，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我响应‘十大’号召。”

　　“不许插嘴！”赵干事指着我的鼻子说：“哼，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

　　我不说话了，静静地看着这张白白的脸，细细的手，满腮肥肉的保卫干事。

　　“走吧。”

　　我走了。

　　等赵干事乘着吉普走后。王连长把我叫到连部。

　　“俄没想到你要纸写大字报。要是知道，俄怎么也不会同意给你。”

　　“连长，我写大字报可不是对着你，是告原来的指导员沈家满。”

　　“俄知道。但据俄看，你这样做反而把事办坏了。干得不漂亮，愚蠢。”

　　我苦笑了一下：“出一口气。”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你还是上石头山吧。这样比较好。团里说你再不老实就要批斗。你在连里的日子不如在山上。”

　　我明白，我在连里，会让连长很为难。“行，什么时候上山？”

　　“今天中午吧。”

　　“好。”

　　能感到，连长在暗中保护着我。

　　回到宿舍，看见了金刚。他很紧张地对我说：“老鬼，你可别贴了。赵干事已把你的大字报全用照相机给照了下来，当心哪！”

　　我沉重地点点头。

　　“给你照这些相，不是好事。这都是罪证，你快老实点吧。”

　　在上山的路上，老常也小声劝着我：“写大字报没用，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手里有权，整你不白整？”

　　老常在文化革命中当过个小头头，给整怕了。

　　荒凉寂寞的石头山啊，与你分别一个夏天，又回到你的怀抱。那苍裂的山岩阴沉沉凝望天空，峭厉的山风呼呼嘶啸。草原一到秋天，就变得这么苍老、憔悴，一望无际的枯黄。

　　一星期后，去团部发给兵团领导的信，在团部邮局碰见了小四川。

　　这小子还在四处告状。他一趟趟地到团部，到师部，告指导员迫害他，向领导汇报却挨处分，哪有这道理？王连长上台后，他又和王连长吵架。干巴瘦的小毛孩谁也不放在眼里。全连男生，几乎都吵过，动过手的就有十几个。尽管从来没赢，老挨打，还是谁都顶，谁都不服……狂得出奇。这么瘦小，屡屡挨整，却一点不招人同情。最后通过他哥哥的关系，给调到了一连。

　　“林胡，你来干什么？”

　　“发信。你呢？”

　　“找李主任。要他们给我解决问题。”

　　“有戏吗？”

　　“处分已同意给我撤销，但我要求处理沈大肚子，他们却官官相护，反正我是死也要让沈大肚子吃一壶。”

　　“你自己的事解决就算了，干吗还非要把老沈给整下来？这可能吗？”

　　他撅着嘴嘟噜一下。“哼，我就是要让他倒倒霉。”

　　这小子曾向指导员告过我的密，说我计划血洗七连，但现在共同的遭遇使我不跟他计较。

　　“你的事怎么样？”小四川问。

　　“等着复查。上面却总不下来人。”

　　这时，韦小立走进邮局。她成了文书后，要时不时到团部邮局取信。

　　我和她的目光碰上了，全身像触了电，赶紧低下了头。

　　出来后，小四川嘻皮笑脸问：“你怎么一见她就发木？”

　　我不愿意跟这小子议论自己心中最神圣的姑娘，说：“我回去了。”

　　小四川故意装作神秘的样子说：“老鬼，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听不听？”

　　“说吧，别耍我啊！”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耳朵却竖起来。

　　“其实，韦小立也挺同情你的。”

　　“真的吗？”

　　“真的。”

　　我有点不相信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向毛主席保证。有一次我去卫生室，韦小立也去了。几个女生聊起你的事，都说这事处理过了头。她也点头同意。”

　　“真的啊？”一把抓住他的手。

　　“我操你妈哟，疼死我了，快松开！骗你是王八蛋。”

　　这一夜失眠了。韦小立是我苦难中的希望，兵团七连生活里最能鼓舞自己的一位女神，平时被她看上一眼都能激起我好大的力量，她的同情更使我头昏脑胀。马上决定把最后一份大字报贴出去。

　　而且这回我要光天化日贴。要把问题激化，促使上面重视。

　　11月初，踏着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翻过架子山，向团部走去。

　　巴颜孟和河结了一层薄冰，挡住去路。我没有走桥，因为要绕远，毫不犹豫地踏上冰。脑子里想起了在四连一间土房里看见的一副50年代的宣传画：幸福的花儿为勇士开。

　　“嘎巴巴”，脚底下的冰发出了可怕声响。我加快了脚步，想争取在掉进冰窟窿前尽量多走几步。“轰”，水珠四溅，碎冰翻滚，下身掉入冰窟窿。凛冽刺骨的河水激得我毛发耸立。“哇——哇——”嘴里吼叫着，双手高举大字报，向对岸冲去。“扑腾，扑腾……”一下一下把薄冰踩碎，趟开了一条水道。

　　上岸后，快步疾走，解放鞋上沾满了泥土。

　　到了团部大街，走到熟悉的老地方，过去贴的大字报早已被撕得一条一条。想了想韦小立，运了会儿气，开始刷浆糊。马上就围上了三四个人。他们惊诧地望着我湿漉漉的裤子，沾满泥巴的鞋。

　　一中年人对着我耳朵悄悄说：“小伙子，别贴了。听说现在团党委正开秘密会议，要大整一下呢。”

　　另一个老农工四下观察了一番，紧张地对我说：“当心点，别吃亏。”

　　我向他们笑了笑，心里有点慌，但想了一下韦小立，马上恢复了镇静。

　　这篇大字报是：

　　质问内蒙兵团某些领导，你们站在哪一条路线上？

　　中央三十号文件指出：要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恶活动。对一小撮迫害摧残知青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严加惩处。要鼓励和支持知识青年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决同各种错误倾向斗争。

　　请问内蒙兵团某些领导：你们对响应毛主席号召，自愿来边疆的知识青年有没有阶级感情？你们对随意奸污、拘禁、捆绑、打击报复知青的行为是不是熟视无睹？

　　借此机会，我，一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知青再次大声疾呼：兵团应遵循中央三十号文件的精神，立即下来人复查本人的问题，切切实实地执行毛主席对知识青年的革命政策。

　　七连 林胡 1973年11月X日

　　听说政委根本不看大字报。决定当面交给他一份手抄稿，据一连马成林讲，老康头人不错，很正派。我想自己这事也不是他处理的，跟他毫无关系，不存在面子问题。有希望得到他的同情理解。

　　政委的那排屋子，从外面看就和一般办公室不一样。全部是砖，门窗漆着墨绿色油漆，走廊墙上抹着细细白灰，洁白而光滑，没一丝裂缝。我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想韦小立那张清秀的面容，勇气倍增，走进了政委屋。

　　“康政委，我写了一份大字报，请你看看。”干巴巴地说了一句，递给他。

　　那个发青的光头迅速从办公桌上抬起，摘下眼镜，一对鹰眼锐利地盯了我好几秒，然后低下头，一目十行的扫了一眼大字报稿，质问道：“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许你写！”

　　“我响应十大号召。”

　　他一下子扔掉手中的红蓝铅笔，笔沿着桌面骨碌碌掉到地上。

　　“你是反革命，没权利写。”

　　“兵团处理不符合事实，我不是反革命。”

　　“啪！”他朝桌子捶了一拳，喝道：“你要反了天了！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反正我不是。”

　　“狗儿的你老实点，这地方不许你乱说乱动！”

　　我平静说：“康政委，你这态度可不对啊，有理慢慢讲，别骂人。”

　　“对你没什么理可讲。兵团决定不能翻，就是要专政你，专政你！”

　　政委脸色铁青，恨得咬牙切齿。对烧死的知识青年，他能洒下两行老泪，但对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人，却凶神恶煞。

　　我的眼睛也越来越狠地盯着政委，就像盯着打拳对手的下巴。照了一会儿，憋出了一句话：“哼，只要我不死，这个案就非得翻过来。”

　　“你快点死吧。”政委暴跳如雷，两眼瞪得溜溜圆。

　　还想和他照照。但从隔壁跑来两个通讯员，连推带搡，把我拉到门口。一瞬间什么都忘记了，全身热血沸腾，在门口我伸长脖子，呲着牙，向政委狞笑着喊：“一定要和你们斗争到底！斗争到底！”并用力向他挥挥拳头。

　　“你林胡的案永远不能翻！”康政委口喷吐沫星儿大吼，光头青得发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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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复查

　　我赶着牛车到一连连部附近的井打水，又碰见了小四川。他告我兵团保卫处的人已到团里，正在调查我的事，消息绝对可靠。

　　啊，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真是振奋人心。是凶是吉就看这一回了。我连夜赶着牛车回连，告诉了金刚。

　　金刚扶了扶眼镜，使劲看着我，也非常兴奋：“好啊，老鬼，你有盼头了。”

　　“到时，他们肯定要找你调查，你不要顾虑，把老沈怎么整我们，怎么报复整党给他提意见，全都好好说一说。”

　　“放心吧，老鬼！”

　　我咬咬牙，把憋在心中对他的意见说出来：“这回你不要怕。到时我有什么事找你，可不要不理我。我母亲托魏巍找了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又给周总理写信，是尤太忠亲自指示复查……”

　　金刚的山羊脸似乎很平静，他用手扶了扶眼镜，激动地说：“老鬼，你太不理解人。我要真的很势利，就不答理你了。唉，谁不渴望那种真诚的，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友情？我是一个弱者，在这野茫茫的大草原上比你更需要朋友！别看我和雷厦有外交关系，我对他也有看法。唉，你这人从不用心去理解人。”

　　“团里肯定不愿意给我平反，我还有一段很曲折的路，你千万别害怕。”

　　金刚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很复杂的光：是对两种结局的犹豫？是惧怕庞大兵团可能采取的措施？还是为有机会扮演一个主持正义形象的兴奋？

　　他严肃地望着我说：“老鬼，我不是见利忘义的人。尽管对你的个人品行，不敢恭维，但我愿为事实说话。”

　　“只要你能实事求是地向上反映就行。”

　　他点点头：“晚上，你就在我这儿过夜吧。”

　　自从老孟生病回家修养后，金刚接替了一排长的职务，能指挥几十个人。金刚还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床干净被子，让我盖。

　　我们俩娓娓交谈到深夜。

　　“若连里有什么事，你能借匹马到山上通知我吗？”

　　“没问题。现在借匹马非常容易，不像那会儿了。”金刚狡猾地笑笑，暗指他当了排长，有人巴结。

　　“那就太好了。我把逃跑时用的指南针借给你。到时你只要往南跑，就能到石头山。”

　　……

　　第二天早上分手时，我对金刚说：“过去挨整的人，给拆得四分五裂，七连就剩下你了。希望你说话算话，实事求是地反映。”

　　金刚面色凝重：“再说一遍，尽管我对你的个人品行有看法，但我会实事求是地讲，反正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别害怕，是尤太忠指示复查的！”

　　尤太忠的名字逢人就讲。我就是要借此抬高身价，增强人们对我的信心。反革命太微贱了，不这样，就没人把你放在眼里。

　　5天以后，我被叫回连。

　　兵团复查组共三人，两个是兵团保卫干事，一个是师保卫雷科长。

　　刚到连，就感到气氛紧张，原来见面和我打招呼的人，现在全不理我。路上见了面，好像不认识，低头而过。走进金刚的屋，金刚正躺在炕上跟其他人聊天，明明见我走进来，却不理，一点表示没有。

　　我非常生气。真是朝三暮四，变得也太快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才知道：兵团复查组下连后，赵干事声色俱厉地在全连大会上宣布：复查不等于平反。上级指示，不管林胡最后怎么处理，目前还维持原决定，按现行反革命对待。现在连里有些人同情林胡，个别的还帮他抄大字报，严重丧失立场。今后如果发现谁再给他通风报信，一定严肃处理！

　　随后，他露出满脸诚恳：“你们青年人头脑太简单了。坦白告诉你们，复查有两种结果，一是从轻，一是从重。将来要给他正式戴上帽子，你们年轻轻的就犯政治错误，回去怎么跟父母交待？这黑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于是人们见了我都躲着走，生怕沾上。

　　连部的黑板墙报上写着醒目的大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有齐淑珍写的一篇批判文章：

　　毛主席语录

　　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最近公开跳出来为自己翻案，这是阶级斗争在我连的尖锐表现。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长期以来思想反动，作恶多端，却一直不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他名为自己翻案，实质上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攻倒算。对他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我们必须强迫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他乱说乱动。对那些受蒙蔽的同志，我们要大喝一声：快快觉醒吧，反戈一击才是出路，否则就会滑进反党反人民的泥坑。

　　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一个为入党不惜献身的女革命战士也这么大义凛然地批判我，真义正严辞啊！

　　连部走廊没人，我偷偷把这篇文章给抄了下来，留作纪念。

　　本来，自三十号文件传达后，见面和我打招呼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感到我将来有可能平反，都愿意对我热情一点，以显示自己还有一点正义感。现在赵干事一顿吓，又一下子全不理我，所见的全是一张张冷冰冰的脸。可能还暗暗埋怨我老让他们一遍遍换面孔。

　　人情薄如纸啊！这一声令下，能让200多口子人全翻脸不认人，兵团权力之强大，可窥一斑。

　　其实细细想一下也不奇怪，兵团战士都很年轻，跟孩子一样，全看领导眼色。领导说他坏，唰地就露出仇恨，领导说他好，唰地就露出喜欢。

　　晚上食堂吃包子。见大傻拿着一头蒜，向他要一瓣。大傻首先左右环顾一下，看看周围没人，才敢匆匆忙忙递给我，好像给这一瓣蒜犯了多大通敌罪。

　　到了三班，老布勒格特李国强那股憨劲也没了。叫他三声，眼皮都不抬一下，专心致志地看书。最后我大声说：“嘿！李国强，连长让我在你们班睡！”

　　李国强这才很尴尬地说：“好啊，你就睡在小老那儿吧，他回家探亲去了。”

　　金刚是尽量躲着我，上厕所都错开，或舍近求远。也可以理解，他帮我抄大字报，整他白整。离我近一点，让人容易联想到他和我的关系。

　　孙贵机智地与我保持着一定的空间距离，防备被我缠上。

　　……

　　我到哪儿，哪儿的人就躲着我，好像我有烈性麻风病，离近了就要烂鼻子、骨头节。唉呀，人就是这么势利！生存就是这么势利！

　　从自身的一次次遭遇中，我领悟到人的本质都势利。所有的人都势利！不管他多好，多正直，多诚实，多能吃苦，多善良，也有势利的一面。否则就生存不了！

　　兵团复查组住在连部客房。他们先是找连里的人了解情况，后来才开始找我。

　　七师保卫科雷科长，外表上看像个正派人，挺朴实，家是山东农村的，比赵干事强多了，没有保卫干部的职业病，对我态度还算平和，中立。

　　他说：“我们是根据兵团党委指示，下来复查你的问题。有关政策你也都知道，就不多说了。下面，你先讲讲你的申诉理由。”

　　我说：“开批判大会时，说我诬蔑毛主席、林副主席，事实上我并没有诬蔑过……”

　　兵团总部来的两位保卫干事低头飞速记录。其中一个后腰上别着小手枪，稍一弯腰，包着红绸子的枪管就露了出来。那枪比五四式小，枪套也不全包，露着枪管和枪把。

　　雷科长好奇地问：“促使你申诉的原因是什么呢？几年来，你给兵团写的信有这么厚一打子。”他用手比喻了一下：“是谁让你写这么多信的呢？”

　　“没人让我写。是我自己写的。当反革命的滋味太不好受，每当我难受时，就给兵团写信，请求重新处理。”

　　就这样，开始了一次次的审问，晚上写材料。

　　除了过去的问题外，从他们的口中，知道连里又有人新揭发了我。说我诬蔑兵团是“法西斯专政”，还说我偷偷把批判过我的人名全记在本子上准备秋后算账。

　　雷科长问：“你说过没有，兵团是法西斯专政，暗无天日。”

　　“可能说过，但原话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兵团有的地方搞法西斯专政，比如我们六十一团。在这样的地方，被打成了反革命，生活自然暗无天日。”两个保卫干事一声不响地记着，极认真，生怕漏掉一点。

　　我心想：“逮亏用臭脚把细致给轰走了，要不他知道得更多，揭发的也更多。”

　　自己最关键的问题是诬蔑江青，为此绞尽脑汁。完全不承认是个办法，但总觉得已经按了手印，再赖账脸面上不好看。全认了又太亏，最好能跟雷厦谈一次，问问他是怎么揭发的。应以他的口供为主，只要跟雷厦一致，自己过去交待的就不用考虑。

　　听说雷厦已从十连被借调到团部政治处搞宣传。这小子好有本事。

　　我又神不知，鬼不觉来到了团部，在夜色掩护下，找到了雷厦。

　　“雷厦，兵团复查组的人已来了。有人告诉我是尤太忠亲自指示的。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向他们反映我说的江青那句话。”

　　“哪句话？”

　　“慈禧太后那句。”

　　“什么慈禧太后？”

　　“我说她像慈禧太后的那句。”

　　他想了想，果断地说：“我从来没揭发过这句话。”

　　我惊愕地望着他。他眼睛毫不躲闪地正视我，咄咄逼人：“我们现在是仇人。但我可以告诉你，我雷厦从没揭发过你那句话，不信你去查。如果发现我骗了你的话，我可以写大字报向你公开道歉。”说完，他扭身就走。

　　这么说是方处长诈出来的？那和蔼可亲的河北口音，那斑白的鬓发，大方脑袋，大方下巴……那摘铐子，给水喝，让买毛巾肥皂……那绿军装红领章，全都影影绰绰地浮在眼前，悠悠飘浮。

　　连着谈了5天。把过去所有的问题又都重新过了一遍。我已写了无数封申诉信，无论他们怎么问，都对答如流。

　　最后在厚厚一打子材料上按了十来个大红手印。

　　雷科长从黑皮包里掏出了一个小东西，问：“这指南针是你逃跑时用的吧？”

　　“是。”

　　“我们先拿去，到时再还给你。”

　　我明白金刚把指南针给交了出去，人性就是这么脆弱。怕他迷路，借给他指南针，为什么交给兵团复查组呢？你不交，也不会被发现，他们哪知道我借了你个指南针！真是人心隔肚皮呀！从雷厦、刘英红到严曙、老包、金刚、方处长……一副副朴质诚恳的面孔，一个个慷慨激昂的许诺教训了我，不能相信任何人！

　　把自己的一切安危全维系在别人身上是最大的白痴。真的，千万不能迷信什么誓言、保证。生命的安危不能完全依赖别人，任何人潜意识里都有背弃、叛卖、趋利避害的一面。

　　和雷科长分手时，我说：“希望你们体贴知识青年的疾苦，伸张正义，实事求是向上面反映。不要借复查之名，行新的打击报复之实。”

　　雷科长不满地问：“嘿，我们怎么行新的打击报复之实了？”

　　“我说的是希望。没有说你们就是来打击报复来了。”

　　“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我是相信组织，相信党，才把一切都说出来，最后却落这样下场。”

　　“那你看，我们这次来，是要整你吗？”

　　“不好说。”

　　雷科长笑了：“唉呀，你真是分不清好坏人。”

　　兵团的另一位保卫干事问：“林胡，会杀羊吗？”

　　“我当反革命后，从没碰过刀子。”

　　“嘿，帮我们杀3只羊，怎么样？”

　　“我能杀，但杀得乱七八糟。牧民杀得特利索，皮剥得不粘一点血，肉也剔得好，又大又快又干净。还是让牧民杀吧。”

　　“我们从兵团到这儿来，这么远，来解决你的问题，你怎么连这个忙都不帮？”

　　“你要给我平反，我帮你杀。没话说。”我跟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

　　“嘿，你还给我们搞交易？这买卖能做吗？”

　　“我给你们杀了羊。你们回去，给我把帽子戴上。那多难受啊！”

　　他们都沉默了。完成任务后，兵团来的两位保卫干事，开始四处采购。大老远来一趟西乌旗，自然得搞点土特产。他们白天找人买东西，晚上打扑克，短短十几天功夫，就搞了羊、大毡、羔皮、驼毛等一大堆东西……

　　兵团复查组刚一走，康政委在全团第二届党代会上就点了我：“最近，七连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跳出来公开为自己翻案，就是这种激烈斗争的尖锐表现。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跳出来贴大字报，打的是反潮流的旗号。并把自己这种行动说成什么反潮流精神。其实他这种行动，正反映了社会上一小撮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愿望，代表了他们不甘心失败，时刻向无产阶级反扑的逆流。但是竟有那么一部分同志竭力为他喊冤叫屈，给予同情和支持。这些人应该严肃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立场……”

　　在康政委的政治报告里，我是被点了名的惟一反面人物。此报告铅印成册，下发到各连学习讨论。一时间，我成了全六十一团的反面教员。团部及各连的黑板报，到处都能看到声讨我的文章。

　　好在我又回到了石头山，没有面对面的批判我。

　　不久，全团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召开。康政委在开幕式上又点了我的名。这个老康头啊，能兢兢业业地工作，亲自下大力整顿医院，为全六十一团办了一件大好事。可为什么对我却这么狠？我怎么得罪你了？这事也不是你处理的，你干嘛那么护着？那么跟我过不去？你能下到医院蹲点，监督医生对病人救死扶伤，可为什么不对我讲点人道主义？

　　心里像压上了一块巨石，百思不解。林彪倒了，中国的政治空气怎么还和过去一样左？一样专制？

　　为报复我写了3份大字报，为教训全团那些心怀不满的知青，六十一团掀起了一场批判我的热潮。这么大整，当然不是针对我一人，而是借机整六十一团所有不服从领导，调皮捣蛋的刺毛分子。

　　奇怪，中央关于落实知青政策的三十号文件早已传达，他们就敢不理，照样兴师动众地批判我。

　　据事后了解，连里很多人也都纷纷揭发批判我。

　　洗得白白嫩嫩的细致可有机会洗雪我用臭脚迫害革命同志的反动行为了。在班务会上，他口气坚决地说：“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骨子里充满了对兵团战士的刻骨仇恨。成心不洗脚，严重污染室内空气，毒害兵团战士的身体健康。我的头疼，就和他故意熏有很大关系。”

　　李国强等人都哈哈大笑，把臭脚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还是头一次听说。但细致很郑重其事：“真的，我原来头从不疼，自从挨着他睡觉，脑袋就开始疼起来。大家头都朝外，偏偏他头朝里，这是为什么？就是让别人吃他的脚味，说轻点，这人品行不好，说重点，就是用臭脚来损坏兵团战士的身体，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幸亏那位唐山的小偷调走，否则他也会揭发我不少。戳穿他偷东西的行为，可能也要成了我败坏兵团战士名誉，迫害兵团战士身心的罪行。

　　山上虽消息闭塞，仍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附近的几个老蒙不那么紧跟形势，常常到我的蒙古包坐坐，把道听途说的一些传闻告诉我。

　　成天是这些批我的消息，也就麻木了。

　　但最刺激我的是金刚又揭发了我！他当面对我笑，背后却来这一手！连部的吕医生是现役军人，看了金刚写的揭发材料，偷偷透露给我。

　　金刚说我自到石头山后一直搞翻案，成天给各级领导写信，非常自私，写大字报动机不纯，一天到晚就想着自己这点事。

　　现在的形势不是沈指导员在的时候，不揭发我就连你也一块整。现在的王连长明显同情我，你不揭发也绝不会怎么样你。可你为什么还这样干！

　　金刚批判我自私，意思是人被冤枉成反革命后，不应把这事老放在心上，应一心一意工作，多考虑奉献，多考虑为边疆建设添砖添瓦，不要总为自己个人问题，四处闹。

　　还有比这更荒谬的逻辑吗？

　　明明被无缘无故打了一顿，还不许叫唤，得赞美打得好，打得伟大……更不得反抗，否则就是只想着自己，没胸怀，没境界……这样的逆来顺受，这样的不自私，对社会有何好处？它只能使那些恃仗权势，违法乱纪的家伙顺顺当当干坏事。

　　与其这样，人还真不如自私一点。真的，只要别损人利己，自私也没什么坏的。为了将来自己各方面更好，自私促使人勤奋努力，发愤上进。

　　生气也没用，让金刚说去吧，踩乎吧。我这个反革命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人的真实嘴脸。他们在这面镜子上看见了自己相貌有点不漂亮，当然不快活，就总要指责这面镜子质量如何如何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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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孤独

　　我知道自己将要在石头山上呆很长很长时间，早早就开始准备过冬。

　　天气好时，就套上牛车，带着扫把、铁锹和车围子，到附近的羊粪盘扫羊粪。石头山方圆20里，差不多都走遍了……还记得哈拉根台的羊粪特别棒。这边儿草好，羊粪蛋儿个大，粒粒都有手指头那么粗，黑黑的油亮油亮。每次除了装一车外，还另装三四个麻袋放在羊粪上，小山一样高。奥根山脚下的牛粪也特别多，我自制了一粪叉子，捡牛粪时不用弯腰，效率大增。

　　准备牛羊粪就是准备活命，一点儿不能含糊。天天早出晚归，扫了一车又一车。

　　蒙古包前的羊粪堆一天天变大，天气也一天天变冷。

　　这天，我步行去团部发信。办完事后来到营建连那几个重义气的小伙子处，想暖和暖和，探听探听有什么风声。

　　小伙子们见了我，不再像往常那么热情，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其中一人吞吞吐吐说：“上次，老K因为留你吃饭，被李主任狠训了一顿。”

　　我呆呆地望着他们，十分尴尬。这几个知青过去都站过岗，挺同情我。很知趣地走了，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徘徊。遇见了七连的保管，这是个见了谁都一脸堆笑，客客气气的人，现在对我也干笑了一下，不过腿却加快了脚步，分明是想快点离开。

　　还看见了刘小个子，这人刚调到七连当统计，有一米五高，镶两颗金牙。说话时，嗓门很大，眼睛总是那么精神奕奕，胸脯挺得老高。

　　同是一个连的，我主动给他打招呼：“刘小个子，你来了。”

　　“哟，林胡。你来团部干什么？”

　　“发信。”

　　“你老实一点吧，可不要搞反革命活动呀！”这小子声音洪亮，半玩笑；半正经地教训我。

　　非常冷，偌大团部就没个可以暖和暖和的地方。最后只好来到商店，像二流子一样地缩坐在商店中间的大火炉旁取暖。这地方常有一两个外地来的盲流围坐着打盹儿。

　　几个救火毁容，终日戴着大口罩的姑娘进来，围着柜台叽叽喳喳。她们自己虽遭不幸，对我却异常冷淡，不屑一顾。

　　我盘着双腿坐在地上，低着头，闭目养神。身旁边还坐着一盲流，蓬头垢面，抽着烟，吭哧吭哧地朝地上吐痰。头附近晃动着一双双腿，矮人一等的感觉扎着自己的心。正常人没有这么盘腿坐在商店火炉旁的，我更深地低下头，不想让人看见。

　　各连牧民、知青、农工熙熙攘攘地来买年货，商店里热闹非常。身边的腿越来越多。买酒、买烟、买糖、买砖茶……大包小包地装。

　　我看见小四川进来。他也发现了我，兴冲冲走过来：“听说你够呛呀？”

　　“怎么啦？”

　　“团里把你的情况都报告上去了，要给你戴上帽子，从严处理。”

　　我不服气地问：“谁告你的？”

　　“朝鲁呀，你这下可要倒大霉了。”他脸上流露出着身份上的优越感。

　　我冷笑道：“等着瞧吧。你怎么样？”

　　“团里这帮鸡巴军人真坏啊，师部都有指示，让给我撤销处分，他们就顶着不执行。我反正豁出去了，一定把沈大肚子告倒。”小四川忽然发现有个军人进了商店，马上板起面孔，大摇大摆走了。

　　他给我的消息很破坏情绪，再也没心情歇下去，站起来，走出了商店。

　　路过刘副政委那孤零零的小屋时，看见刘副政委陪着一个姑娘说话，那么慈祥，那么和蔼。

　　我缩着脖子，缓缓地向石头山走去。车到山前自有路，一切听天由命吧！

　　唉呀，划清界限，这真是有中国特色的专政手段。把你放在群众之中，又不让群众理你，把你当成一米七的大霍乱病菌对待，层层隔离，严加防范。连给口水、暖暖手、坐一坐的友善都不让你得到……用周围小青年的提干、上学、回城来贬低你、馋你、折磨你。啊！我宁肯穿破衣，干苦活，吃差饭，住旷野也不想这么被划清界限！

　　你虽在人群却犹如置身荒漠，用群众的鄙视，团体的疏远，一群纯真青年的唾弃来粉碎你的自尊，不使你得到一丝一毫人情的温暖，“哪怕是见面点点头的温暖，偷偷缝一下被里的温暖，给两个馒头的温暖，义务帮人系马肚带的温暖。”

　　大车马还有主人疼，小狗还能得到知青们几声亲切地召唤和抚摸，而我呢？却几十天，几十天见不到一个善意的微笑！

　　反革命真是猪狗不如。

　　一到有人的地方，我就感到了身份上的耻辱，就感到了自己是全团3000名知青之外的一小撮，就成了最低等的贱民，可以任意喝斥，不屑一理。

　　从此后，再也不到团部。划清界限寒了我的心，干脆把自己封锁在深山里，谁也不找，完全与世隔绝，叫谁也没法伤害他，冷淡他！

　　彻底孤独了。

　　在那寂静而漫长的冬夜，陪伴我的只有几个文学作品人物，如牛虻、保尔·柯察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我空虚害怕，勇气不够时，就借助想象来到这些人中间，补充补充力量，可惜效果甚微。

　　为激励自己，还把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里的几段话抄在日记本里：“不经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奋斗、敢向天神挑战的大勇主义。”

　　“生命从来没有像处于患难时，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人生是艰苦的。对于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没有舒适，在孤独与寂静中展开的战斗。”

　　茕茕一人，天天与石块、枯草、老鼠作伴。司务长是位紧跟形势的赤峰知青，刚开始对我还不错，后来也渐渐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客气。白面一月5斤，剩下的全是高粱米、棒子渣儿。菜是冻圆白菜，有股恶心的甜味儿。肉也严格限制，一点儿不多给。佐料就是盐和五香粉。

　　每月要赶着牛车下山回连领趟东西。所要的东西都得先写在纸上，请连长审批，签了字后，再到司务长处拿。

　　1974年元旦，缩在被窝里一直躺到下午，才嘘着寒气起了床。吃完高粱饭，我溜达到附近山顶。站立在一堆石头堆上，呆呆眺望。只见苍黯的巴颜孟和山雄踞西南，一望无际的锡林郭勒草原与天衔接，灰白色的巴彦孟和河弯弯曲曲流过它的胸膛。北面，寒冷的田野裸露，黄土里残留着几座孤零零的废墟。西面是团部黑压压的一片房屋，浸在冬日黄昏淡漠的阳光里。

　　我那被风吹日晒撕成一条一条的大字报残迹还牢牢贴在团部军人服务社旁的墙上，像一面被炮火打烂的旗帜，迎着寒风飘扬。

　　在草原上只要有羊粪，有粮食，多大的白毛风都不怕。

　　当白毛风呼呼地刮了几天后，早晨门都打不开。得使劲把门推开一条缝，用铁锹把雪铲走。蒙古包几乎一半都给埋住，我在靠炉子的位置支了一根木棍，顶住包顶的木圆盘，以防积雪把蒙古包压塌。又在门口处铲开了一条道，通向羊粪堆。

　　蒙古包里放着铁锹、镐头、大锤、炸药、雷管、绳索、柴油桶以及面口袋，足能对付得了暴风雪。

　　凶暴的白毛风把蒙古包哈那杆吹得“嘎吱吱”响。吊在空中的小油灯火苗，也被吹得左右摇摆……我往炉子里加了一簸箕羊粪蛋，闷了不久，喷了几次烟，终于轰地着了起来，烟筒烧红一大截。尽管外面风雪弥漫，围毡老朽，包里却邪热，能光屁股。

　　白天写申诉信，傍晚早早就躺下睡觉。外面白毛风嘶叫，蒙古包里更显宁静安适。我缩在得勒里，开始胡思乱想，最甜的幻想是平反后，与韦小立恢复了关系。她向我微笑着，含情脉脉，那洁白细腻的脸上，都是高贵，都是甘甜，都是清秀……

　　闲散，没有目标的生活最难熬。空虚寂寞里，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刺激，找快活。

　　某天清晨，一条灰狗在蒙古包外面徘徊。

　　正闲得无聊，我赶忙把一雷管塞进空墨水瓶里，填了小半管炸药，接上雷管线，再用一块肥羊肉皮把墨水瓶包起来，趁着狗跑到包后面时，将那团肉扔到了蒙古包前两米的地方。一声不吭地躲在蒙古包里窥伺，眼睛睁得大大的。那狗禁不住诱惑，终于小心翼翼地把鼻子嗅到了这团肉，开始轻轻地用牙叼住，准备跑到远远的地方去。就在它开始跑时，我把电线对准了电池的两极。

　　轰的一声巨响，那狗被炸掉了半个嘴，只来得及惨叫半声。

　　我赤着双脚冲出去，端详着那血肉模糊的狗头，非常享受。后又将狗拖到了石头坑，在狗的身下放两管炸药，想实验一下，两管炸药到底能把狗炸成什么样子。憋息凝神，缓缓地将电线对上电池。随着猛烈的爆炸声，那死狗被炸飞了起来，永远在宇宙中消失。

　　山上最大的刺激是什么刺激也没有，没有人看，没有人知，没有人关心……什么也没有。时间一长，生活就是一片空白，极别扭。

　　此外还特别静。从早到晚，除了寒风嘶鸣外，没其他声音，静如坟地，死气沉沉。那无边无涯的寂静，能把人耳朵给压出丝丝儿响。有时静得实在太难受了，就乱喊乱叫。发出的声儿越怪越舒服，很像牧民吆喝马时的尖叫，来撕碎这可恨的静！

　　独自生活在石头山，才明白了浩瀚的静也是那么可怕，那么讨厌。

　　我喜欢听狼嗥，这种声音最悲凉，最凄壮，最惨烈。有时也爱像狼一样地伸长脖子，学着狼叫。“噢——”用这野兽的声音来冲破寂静的怀抱。但刚一停止，寂静就像潮水一样地扑涌过来，那看不见的浪涛把我淹没。

　　“舞玉龙为见黄鸟，风雪强战大自然（大傻写的臭诗，全连广为流传）！”

　　“操你妈！”

　　“哈哈！”

　　……

　　这些声音在莽莽苍苍的石头山上久久回荡。

　　怎么寂静也这么让人难受？我当时无法解答。直到许多年后，看了一本《科学画报》，才明白绝对绝对的静，人类根本无法忍受。为此宇航员在太空飞行时必须得听见一点声音。

　　一点儿也不夸大，石头山没风的时候，那无边无际的寂静，像月球一样的静，静得能听见自己脑袋血液的流动声，使人发毛，仿佛一切生命都已灭绝。非歇斯底里吼叫一番，才觉得这世界上还有活的。

　　渐渐地，本来就很少的一点卫生习惯荡然无存。刷牙、洗脚完全取消，只有下山取粮食才洗个脸；不迭被，不扫地；晚上就在蒙古包里解手，铁炉子成了我的尿桶，反正冬天，一点没味儿；衣服上的油污饭迹再多也不换；头发又长又乱；牙黄黄的，满嘴臭气；碗筷尽是饭嘎巴儿，很少刷；衣服里长满了虱子，天天晚上必须脱光腚睡。

　　我喝的、吃的都是雪水，刚开始还知道找干净的地方撮雪，后为省事，就渐渐的在蒙古包跟前，常常就在我拉过大便的地方撮雪，化了熬茶。喝这种雪水，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味儿。

　　扣子掉了，用雷管线拧在衣服上；做面条没擀面杖，用镐把代替；皮裤破了，补上各式各样颜色的布补丁；大头鞋鞋跟掉了，用二号粗铁丝给绑上；解完便，用把枯草或一块马粪蛋抹抹，就算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喝小米粥时，懒得往碗里盛，直接就着大铁锅干。那饭勺把鼻子、下巴都弄上了粥糊糊。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糊涂，没有日历，今天几号，星期几，全不知道。只好靠日记来推测。有时连月份也搞不清，内蒙的冬天长达5个月，每个月都那么冷……鲁宾逊很聪明，在荒岛上用刻木头来记日子，我马马虎虎，没把这当回事，结果过得像猪一样昏庸。

　　一个人独自生活，天长日久，丧失了羞耻感。在人迹罕至的荒山上，整个社会就由自己一人组成，我即宇宙，宇宙即我。偌大石头山跟间小屋一样，可以脱得赤裸裸，可以为所欲为。我常常站在山顶，解开裤子，向着血红的太阳撒尿，或是蹲在最高的大石头上，将屁股对着团部方向哗哗开炮。

　　不是天气冷，我真可以脱个一丝不挂在山上四处漫游。

　　一个人确实自在，绝对自由，想干啥干啥，我不再忧心忡忡地琢磨兵团最后处理会是什么，一切随他去吧，听天由命了。每天傻吃傻喝，稀里糊涂过也省心。

　　记得有一天，正蒙着大得勒静静躺着，外面传来马蹄声和异样的气味。

　　我蹭地跳到门口，躲在门背后窥视。两个蒙古少妇约二十来岁，穿着色彩鲜艳的得勒，骑着马，并排走着。

　　我赶紧找来眼镜，匆忙戴上，贪恋地望着这两个异性。在没有女性的石头山上，看看女人也解馋。我拼命地看着，毫不掩饰地用眼睛占有这两位蒙古少妇。

　　她们没有对我这个又黑又破的蒙古包多瞧一眼。叽哩咕噜说了一通蒙语，愉快地消失在山后。我赤着脚跑出门口，望着她们的背影，不住地咽吐沫，张大鼻孔，使劲地吸着她们留下的气味，痛苦难耐。回到蒙古包，低叫一声，把皮得勒卷成人的形状，使劲地干了起来……

　　啊，孤独把人的兽性全孤独出来。

　　青春的欲火老在折磨着自己，几乎天天干那事，搂着得勒或抱着枕头，幻想着……有时一天三四盘儿。如果这时，蒙古包里出现一位女人，那我真会像老虎一样扑过去，强奸了她。去一连拉水，曾在井台上碰见位30来岁的妇女。脸被冻得通红，看着她，觉得就像世界级的电影女明星一样美……夜晚，每逢抚摸着自己直棒棒的小二哥时，就悲愤地想：“妈的，反革命长这东西有什么用？活受罪！”

　　一人独处，猪一样地吃了睡，睡了吃。没有书看，没有报纸，没有人说话，没有任何精神上交流，在学校里学的知识迅速遗忘。我终日沉浸在半兽性的梦里，一天大部分时间缩在皮得勒下面，啥也不想，胡吃闷睡。空荡档的头脑里连一个小小念头的支点都没有。

　　随着思想的贫乏，说话能力也日益低下，爱用简单句。对事物只用“好”，“坏”两个概念判断，很少附加定语、状语。不想费脑子组织句子，单词量也越来越少。

　　长久不和人一起生活，渐渐地一点儿也不喜欢见人。偶有牧民来串包，我冷冷冰冰，厌烦而戒备，就像旱獭子不喜欢人打扰它的平静生活一样。

　　肚子里还常常涌起一股仇恨，莫名其妙。对遇见的小生命绝对杀，一个不留。看见蚂蚁，一定踩死；捉住蝴蝶，一定撕碎。

　　冬天的夜晚，蒙古包一吹了灯，老鼠们开始出动。它们碰着碗、盆，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彼此还常吱吱打架，骚扰我睡觉。

　　但这些老鼠比北京的傻，还不够狡猾，偶有掉进铁桶里而被活捉。我用电工刀把它四个腿斩掉，扔在地上，看它怎么逃命。最后踢出蒙古包外，抡起大锤，砸成薄纸。

　　这就是我的娱乐生活。为了抓一只老鼠，可以吭哧吭哧搬开一方石头，逮住后，用刀戳烂眼，看它怎么跳舞，或是浇上柴油，点着，让它四处跑。

　　杀虱子也很好玩。在小煤油灯下，我用两个大拇指夹住虱子，使劲一挤，啪地一声响，像炸了一个小炮儿，那小家伙变成了一个干瘪的空壳。杀啊，杀啊，手指甲上沾满血污，杀得我直流口水。这样纵情地屠戮自留畜，真是一种享受。难怪勃列日涅夫爱打猎。

　　反革命的性格就是逆来顺受，像牛马一样的温驯。反革命没有仇恨的权利，否则有杀生之祸。只有在山上就我一人时，才能对高粱饭、小老鼠、虱子、石块使用一下仇恨，享受享受它的乐趣！

　　孤独，可怕的孤独，野蛮的孤独啊，诗人把你描绘得那么典雅、美丽、罗曼蒂克，而实际上的你却是这么淫荡、冷酷、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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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有了变化

　　又一个春天到了。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一道道水流在积雪下面蠕动。

　　缩了一冬天的脖子终于可以自由地伸直。我呼吸着强烈的春风，望着已塌下去一多半的羊粪堆，庆幸又熬过了一个冬天。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蓬蓬勃勃展开。《人民日报》整天就是“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倾翻案回潮”的文章。黄帅、张铁生、白启娴等英雄人物，一个个登报宣传，批判王亚卓的浪潮席卷整个内蒙兵团。从接触的一两个牧民嘴里得知：北京、天津、呼市等城市大字报上了街。据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人民日报》提出：批林批孔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我一下子就嗅到了危险。

　　过去团里一提阶级斗争就联系我。

　　母亲又很长时间没给我来信。连着给她写了两封信，请她快快再帮我一把。夏初，终于收到母亲回信，告诉我她托舒丽珍去兵团打听我的事，得知六十一团党委坚决不同意给我翻案，而且还向兵团打报告，要求把反革命帽子正式给我戴上。母亲严辞责怪我不该写大字报，不该跟政委闹翻，并让我做好最坏的准备。

　　呀，形势这么危险！

　　多年以后，我搞到了一份材料，原文如下：

　　关于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的复查处理意见报告

　　林胡，男，汉族……因其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首长，经兵团党委批准：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在此期间林胡曾多次上访，“十大”闭幕后，还张贴大字报为其翻案。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由兵团、师、团三级组成联合调查组于1973年10月19日——11月3日对林胡问题进行了全面复查。

　　首先通过原该连党支部主要成员，原检举揭发人，原负责调查处理林胡问题的有关人员，对其犯罪事实和处理过程进行了深入调查了解，并听取了林胡本人的申诉。在此基础上，根据党的政策，进行了客观认真的分析研究。确认林胡一贯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证据确凿；旁证材料，林胡本人交待和处理结论，三者完全一致；整个处理过程中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根本不存在所谓对他“迫害”和“打击报复”的问题。因此林胡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兵团党委对他的处理完全正确。

　　林胡长期以来不注意思想改造，拒绝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的帮助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许多坏事。当其资产阶级思想和错误受到批判，特别是其父母受到群众审查后，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最后竟公开站出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走上反革命道路，这决非偶然，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林胡在其问题正式定案处理后，拒不低头认罪，一贯抗拒群众监督，表现极不老实，平时还经常抄录收集积极分子汇报和批判他的材料，伺机报复。并还对检举揭发人进行威胁，让其更正过去的揭发。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四处活动，诬蔑兵团是法西斯专政。1972年冬，利用在外打石头之机逃跑上访，后被发现抓回。特别是党的“十大”闭幕后，他认为时机已到，打着“反潮流”的旗号，先后四次在团部张贴大字报，攻击谩骂兵团领导同志，妄图进行翻案，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以上事实说明，林胡对自己的罪恶缺乏起码认识，仍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立场。

　　除此之外，林胡之所以敢公开站出来为自己翻案，是与其母杨沫分不开的。在九·一三事件后，杨曾通过各种关系为林胡翻案，并将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机密向其透露，多次来信为其出谋划策。

　　根据上述林胡的犯罪事实与复查结果和监改期间的现实表现，党委一致认为：兵团党委〔七零〕五十三号决定是正确的。为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团党委要求给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正式戴上帽子，继续交群众监督劳改，并建议上级党委给林胡之母杨沫所在单位党组织发函，指出其支持其子翻案是错误的，应进行必要的教育或组织处理。

　　此报告

　　中共内蒙兵团七师六十一团委员会（公章）

　　1973年12月29日

　　心里异常沉重，要是真的给正式戴上帽子就惨了。晚上，蒙古包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像一口圆咕隆咚的坟墓，严严实实把我封在里面。嘿呀，母亲的力量在兵团党组织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几天后，从小四川处得悉李主任在跟人聊天时说：“林胡这回老实了吧，帽子给戴上，看他还蹦不蹦？”

　　——兵团复查了半天全白搭，情况变得更糟。

　　最最难过的是这下和韦小立的距离更远了，也许她还会写文章批判我。

　　自从七零年给韦小立写那封信后，4年多了，我和她再没一点联系，一句话没说过。但只要看一眼就足够了，她的形象毫不受限制地在脑子里膨胀。

　　这是一个以牡丹芳草围簇着的神。在孤孤单单的日子里，只有她在寒冷破旧的蒙古包里与我作伴。无论是乌拉斯泰林场，还是白音得勒石头山，还是逃跑在巴奇的路上，当我受伤疲累时，她总是来到我身边轻轻抚慰。

　　我这么渴望着去掉反革命帽子，就是为了扫清和她好的障碍，就是为了她！

　　她的清馨驱散着自己的恶臭，她的纯洁洗涤着自己的淫邪。她成了自己的勇气源泉，没她，决不敢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贴大字报。

　　我一点儿不纯情，各种肉欲的念头常常盘踞脑海，却从不敢让一丝丝淫邪念头碰碰她的身体。在她面前，我总是想法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一点，弄美一点，别太堕落，让她不喜欢。一年、两年、三年……这个女神在脑子里根深蒂固，她催促着我找啊，写啊，折腾啊。

　　如果真给我戴上帽子，这辈子和她就永远没戏了。不，我不甘心。要再给她写一封信，把我这个反革命的真相完完全全告诉她。一场生死大搏斗前夕，总得给自己心中所憧憬的人说几句告别话。

　　最害怕她也认为我是反革命分子。

　　为避免头一次那样，被她拒绝接受，我决定把这封信寄给她九连的姐姐。早已从吕军医处侦察到她姐姐的名字叫韦小凌（吕军医是从九连调来的）。

　　韦小凌：

　　你这封突然收到的信是从白音得勒石头山寄来的。那里有一个人在劳改。兵团给他扣的帽子，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传说中的事往往都是夸大了的。

　　自从七零年二月被抓以后，众叛亲离，本人处于空前的孤立。但我知道，一个崛立于狂风暴雪的男子汉决不应四处泣诉自己的不幸。几年来，一直咬紧牙关，躲进深山，默默忍受。

　　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批林批孔的革命风暴来临。六十一团又要把我当成阶级斗争的靶子，欲置于死地。再也不能沉默，随信寄去我的所谓罪状，全部问题就是那些。今后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希望你和韦小立知道我这个反革命的真相。可能等待我的是更悲惨的下场。但没什么，人一生充满大苦大难也挺好。聊以自慰的是这场斗争决非妇姑婆媳式的吵架。在赵干事的牛皮纸案卷里，也缭绕着几缕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硝烟。

　　附：我的主要问题。

　　林胡 1974年5月X日

　　发了这封信后，再也没什么牵挂。现在即使把我抓起来，也不在乎了。

　　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已溶化在血液里，对批林批孔运动眼馋的不行。过去，哪个运动来了，都积极参加，这次却被弃之于门外，非常非常难受。我又给师保卫科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我参加批林批孔。同时还把对六十一团的意见写成一份材料寄去，以示自己对兵团建设的关心，不一天到晚就想着自己的事。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

　　……

　　干部队伍质量差。

　　可以说，我团现役干部搞特权，以权谋私已相当普遍……下面的人一提起来，怨声载道。比如三连范连长，一次就往家偷运小麦七八百斤；十连连长一头牛一头牛地往家带肉；营建连指导员用国家拨给知青盖房的好木头做各种高级家具送给领导。个别现役干部胡作非为，连起码人格都不顾。如九连连长郑大牛，为了看女人那东西，不惜跳进厕所后面的粪坑。

　　团里还有些干部以“整人为纲”，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提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军的帽子……

　　我团干部队伍质量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调人单位的本位主义，舍不得把优秀干部派去支援边疆。上级一说给内蒙兵团抽调干部，就把本单位的老弱病残、表现差的、能力低的、犯过错误的……统统推出去。

　　正确对待知青

　　……三连天津女知青陈媛跳井自杀，就是因为领导作风太粗暴，处理问题不公道。而三连连长却反诬她自绝于党和人民，背叛革命。人死了还要上纲上线批判。知青们听说后，无不寒心。试问：这是欢迎知青来边疆，还是想把知青吓跑呢？某些领导总责怪知青不安心在边疆是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怕苦怕累。其实，我看知青真正不安心在边疆的原因是，我们这里当官儿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可怕。山高皇帝远；他们仗恃着有权，随便关兵团战士禁闭；搜查知青宿舍；扣发工资；取消探亲假；罚干苦活儿、累活儿；往档案里塞黑材料；借口了解活思想偷拆知青信件；离开连部要层层请假……

　　知青连起码的人身权利都不能保障，又怎能安心工作，扎根边疆？据我看，大家想回城市主要不是贪恋那里的物质享受，而是那里不会这样受气，不会这样露骨地不按政策办事，不至于连人身自由都被捏在领导手心，也没有这样淫乱的风气，女知青三天两头出事。

　　知识青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那一批。他们政治敏感，有独立思想，了解底层，富于献身精神，没有旧知识分子懦弱无能的通病。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引下，必将在我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孤独一人，没有任何精神营养，脑子浑浑噩噩，空空如也。费了两个多星期才东凑一句，西凑一句把这个东西写好。许多常用的词儿都忘了，得慢慢回忆，或翻词典现找词儿。

　　最后用挂号信把这材料寄给了兵团七师保卫科，作为自己积极参加批林批孔的一个实际行动。我知道人微言轻，自己苦心孤诣写的这封信对改进兵团工作根本没有作用。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的良心有个交待。

　　七零年开门整党早已埋在时间的厚土之下。每逢回忆起那段火热紧张的日子，心里就浮起了一缕温暖，连七零年的雪花好像也格外的白，格外的温柔。啊，隆冬腊月，知识青年为了草原美好未来，出谋划策，抨击错误，把自己身上的热血一滴滴洒在那荒凉寒冷的冻土上。从呼啸的北风里，能闻见他们身上的青春芳香。

　　可最后，他们却挨整受压。

　　再也没人敢给领导提意见了。说不报复还是报复；说不打棍子，还是打棍子。

　　团、连批林批孔运动越来越热烈，深入。荀况、晁错、桑弘羊……这些2000年前的死人又都红极一时，在边疆荒远的居住点上了墙报、大批判专栏。法家和儒家的专题辅导报告，沸沸扬扬，有关的历史知识大普及。

　　火药味儿虽浓，却并没有人到山上揪斗我。看来自己太神经过敏，让阶级斗争搞成了惊弓之鸟。

　　我继续在山上一天天熬着。昏猪般的吃了睡，睡了吃。除了偶尔心血来潮，埋首于双膝，发狂地给上级领导写信。

　　旷野的囚禁比监狱的囚禁更有囚禁的威力。牢房里虽然可怕，却总算在人群中生活，离不开人类的生活轨道。而在大荒原上，没一点人的气息，完全是虚无，原始的环境销蚀了人的灵魂，把人蜕化成原始的人，蜕化成动物。或许意志坚强的人能挺住，我却不行。大脑功能、语言能力、生活习性全都一点点地丧失，动物性压倒了人性。

　　一个人只这么呆半年多，和山上旱獭子的差距就缩小。触觉麻木，坐在一堆有棱角的硬石头上也不觉得硌屁股；听觉异常灵敏，几里外的马倌儿吆喝声都能听见；胃极皮实，既能一顿啃完三张硬干饼，也能几顿饭不吃；消化能力极强，臭肉、霉高粱、自己粪便污染过了的雪水，吃了喝了从没生过病。手足像马腿一样耐磨和有力，脑子却很笨，做饭丢三拉四，一直搞不清楚擀面条是先和面好还是先填牛粪好。

　　不用脑子，脑子就变傻；不记东西，记性就丧失。锅里煮着粥，尽管老提醒自己别忘了，还常常烧煳；今天大没大便也总记不住，当蹲了半天，排泄不出时，才怀疑可能已经解过。

　　每天什么也不想，一想人间的事就烦。无聊中，用干许多小事来打发。如使劲挠头发，让头发掉在一页书上，再数数共掉了几根毛儿？有时还喜欢摆弄儿老二，弄硬了，量量它的长短，老担心它个儿太小。

　　动物对自己窝会很精心，我也不比它们笨。

　　在一次刮大风时，为不让顶毡给吹开，我曾爬到蒙古包顶上，把断了的顶毡绳子系紧。蒙古包是用兵乓球直径大小的四、五十根近两米长的哈那棍支撑着，很难想象它能支撑住一个大活人。我小心翼翼地将全身贴在包上，增大接触面积，减少压强，一点点地向上爬着，像壁虎一样，最后终于爬到能够着顶毡的地方，用手把顶毡给揪住，再将牛毛绳子牢牢系上，谢天谢地，蒙古包没被我压塌。

　　顶毡盖严，多大的白毛风，我的窝都不会进雪。

　　一个人独处，变得这么贪吃，毫无自制力，肚里老得塞满满的，才有安全感。做了什么饭，即使很不好吃，也根本留不住，一会儿吃点，一会儿吃点，非要全吃完，才能安心干别的事。完全跟猪一样，嘴巴闲着就难受，每天活着就是吃、睡、拉。

　　虚无哇，能把一切都搂在它怀里虚无掉，能把一个头脑健全的人虚无成一只老鼠，一头骡子！

　　比老鼠骡子强的是，我还知道臭美，常常像老蒋那样马拉松式地照镜子。细细观察着这张黑瘦的纵欲的老脸，用舌头舔舔那个愚笨又狡诈的厚嘴唇，转动转动那双冰冷、呆滞、凶狠的三角眼。

　　妈妈的，满脸皱纹，真像个老鬼了！

　　记不清是哪天了，可能是上午。我照例蒙着大得勒，懒洋洋地躺着。在寂静中，传来大车的声音。越来越近，终于停在蒙古包外面。只好恼怒地爬起来，理理蓬乱的头发，拍拍身上沾的羊毛。

　　一个40多岁的矮个子钻进了蒙古包，满脸堆笑。

　　“老兄弟，我是白音花公社的，去你们团部拉点货，想问问道。”

　　“山下往西去的那条路就是。”

　　他笑着点点头，坐下，掏出纸烟给我，没要。心想这老油子套什么近乎，肯定想蹭顿饭。他独自点上烟，环视了一下蒙古包问：“这儿就你一个？”

　　“嗯。”

　　“干什么啊？”

　　“打石头。”

　　“这活儿倒是能赚点钱，就是苦呀。”

　　我点点头。

　　“干多长时间了？”

　　“快3年了。”

　　“好家伙，几个孩子？”

　　“光棍。”

　　“家是哪儿的？”

　　“北京。”

　　“北京？”他怀疑的打量了一下我：“你是北京的？你是北京知识青年？”

　　我勉强地点了一下头，很反感这人乱问。

　　“真看不出，一点也不像啊。你这身打扮可不像大地方的人。”

　　我的脏衬衣袖子扯成一条条，皮裤黑油油，裂了不少口子，那裂口处露着黑黑的脏羊毛。金刚曾感慨地说：“作为70年代知青穿的衣物，老鬼的皮裤能够进历史博物馆的格儿。”

　　这大车老板，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探过身子，低声问：“你们团有个北京知识青年叫林胡，认得不？”

　　“嗯，认得，和我一个连。”

　　“现在怎么样，听说给你们团头头贴了好几张大字报。”

　　“嗯。”

　　“他现在在哪儿？”

　　“东乌旗乌拉盖苇塘。我们连所有的五类分子都在那儿割苇子。”

　　他热情地说：“我们公社有几个北京知青常念叨林胡，说他冤枉。他写大字报都传到我们那儿了。听说我要来六十一团，特地托我向林胡问个好。以后你转告他吧，白音花公社乌勒吉大队的！”

　　“行，行，一定转告。”没露声色，心里顿涌出一股暖流。

　　有素不相识的老包密报我邀功请赏；也有素不相识的北京知青向我致意。嘿呀！人生苍凉又神秘！赶忙往火里加了几块牛粪，把锅里的旧茶给倒了，为他重新熬茶。

　　喝完茶，把他送到去团部的大车道上，这矮个子不住地道谢。

　　我抬头向东南望去，大奥根山在灰蒙蒙的雾霭里静静沉睡，地平线尽头起伏着苍蓝色的山影。

　　那正是烧死了69个兵团战士的地方。

　　我肃立着，久久凝望远方。野猪一样凶恶、愚钝的眼睛露出了几丝柔光。

　　7月的一天，上山拉石头的大车给我捎来一封信。

　　啊！信，使天地明亮，万物欢乐的信。不管是谁来的，哪怕只是个小纸条，都使我激动得要命。长期收不到信，每收到一封，就像在心灵上炸一颗炸弹，让你震动，快活好几天。因为它使我感到，世界上还有人没忘掉我。

　　真使我吃惊，这是师保卫科来的：

　　林胡：

　　寄给科长的信收悉。对你的要求已向上级反映，答复是还没有作出决定。鉴于此情况，要求你遵照兵团党委对你的原决定，服从团连对你的安排，耐心等待。要相信兵团党委是会按照党的政策正确处理的。

　　此复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政治部保卫科

　　看完后，全身发热。这封信的口气，绝对是友好的，一点没有从严处理我的意思。

　　哼，李主任的断言，还早了点！

　　我赶着牛车回到连，给王连长看了这封信。王连长看后也很高兴：“俄让吕医生以连党支部的名义，给你写了一个鉴定，客观地讲了你的情况，说了你不少好话。看来，现在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他询问了山上的石头还剩下多少，得知大石头基本上都拉光，就说：“那你回连来吧。现在连里大车班正缺个人。”

　　就这样，我被调回连。前后在石头山共呆了3年。比起鲁宾逊的28年简直微不足道，但对我的打击惨重，尤其是这最后一段，就自己一个人，又没繁重的任务压着，整天胡吃猛睡，人性退化了不少。

　　最亏的是说话能力受到大破坏。词汇贫乏，词汇量顶多2000，高二的英语水平。许多意思表达不出来，找不着词儿说。对语言的记忆力极低，才说半句话，就忘了自己刚才说什么，更讲不了长句子。思维破裂，跟人交谈总是东一扫帚，西一棍子，不能老围绕一个主题说。长年不说话，舌头也变硬，讲一两句话就特累，嘴里涌满口水。

　　老在石头山，外表上也留下痕迹。脸好像被拳头打过，缺少弹性，表情单一，没花样儿。那一片片硬邦邦的肉所组合成的笑，常被人误解。大傻说真阴，老布说古怪，金刚说是魔鬼的笑。女生们都不敢正视我（多年后，有一个女生告诉我，当时她不敢看我，觉得看我心里很难受）。

　　大车班还是那样肮脏冷清。我住进了一间没人住的库房。尽管赶马车在当地是最低贱的活儿，我也乐意干。高兴自己有了5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将来再逃跑时，可以不必“亚不盖儿”（步行）。

　　这5匹马都是老马，熟套，很听话。

　　这天早晨，正套车，准备上山拉石头。一姑娘朝我走来。她穿着半新不旧的军服，头戴一顶洗白了的军帽。

　　“你的车经过三连吗？”

　　“经过。”我点点头，瞟了她一眼，看来不像是本连的。她的脸面向东方，在朝阳下闪着光泽。

　　“坐坐你的车行吗？”

　　“行。”

　　“你就是林胡吧？”

　　我点点头，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我是韦小凌。”

　　啊，春天，刚开始批林批孔那阵，我在绝望中给她写信的那个人！猝然相遇，我一时不知所措，惊得睁大眼睛。

　　原来她临时抽到团政治处报道组，来七连了解草库伦（用栅栏、石头等围起来的草地）情况。一路上，她问了我很多问题。这倒好，用不着自己费脑子，只要她问什么，就答什么。“你最近看什么书呢？”

　　“没看什么书，闲空就翻翻主席的内部讲话。”

　　说实在的，我只有这本主席的内部讲话，另外还有一本金刚的旧语文课本。像当时流行的什么《第三帝国的兴亡》、《多雪的冬天》、《落角》等内部读物，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你的问题有什么进展？”

　　我向她介绍了上面的指示，复查组下连复查以及最近师保卫科的复信……

　　“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就是平反。将来的理想是……想了好一会儿也拿不准说什么好。脑子空空，缺少这方面的词儿。

　　“今后你准备干什么呢？”背后又响起了她温和的声音。

　　我盯着马屁股，使劲编着词儿，反复理了几遍，觉得通顺了，才说：“也许将来，要走我母亲的路了。从前很讨厌文人，崇拜力气、拳头。现在我知道，文人里也有许多视死如归的人。几年来，当我在下面挣扎时，总是想，将来一定要把这一切全写出来。这东西肯定对社会有一点用。”

　　她静静听着。4匹马像牛一样慢慢走，套绳几乎碰着地。

　　到了团部（一上车，她就告我不去三连，去团部），我把马车赶到邮局门口，对她说：“以后没事来七连玩吧！”完后，就走进邮局发给《内蒙日报》的信，希望他们帮我向上面催催快些处理。

　　等出来时，韦小凌还站在马车旁。心中一震。

　　她圆圆的脸细嫩白晰，小鸟一样的眼睛闪着善良的光。在夏季的灿烂阳光下，周身上下鲜明刺目。

　　“林胡，你给我的信收到了。我一直想给你回，但怕有人检查你的信，就没写。”她说话的声音和韦小立一模一样，那么熟悉悦耳。

　　“批林批孔刚开始，听说团里要从严处理我，心里很紧张。我最怕自己认为不错的人也把我看作反革命，所以才给你写了那封信，希望你们知道事实真相。”

　　她平静地说：“我们一直认为你不是反革命，对你都很同情。但也没办法……好吧，祝你奋斗成功。以后有什么事可来找我，我住在九连炊事班。”说完，她扭身走了，再也没回头。

　　我一动不动注视着她的背影，直到拐弯为止。姑娘的身体把马车旁的空气都熏得香扑扑的，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我们都很同情你”。“我们”，这就意味着也包括韦小立！小四川的情报确实。

　　“噢——”我大叫一声，腾地跳上车，奋力挥舞大鞭。马车从团部大街冲了出来，向石头山疾跑。周身热血沸腾，真想在草原上打几个滚儿。

　　大草原迅速地向后移动。马车气势凶猛，一起一伏向前狂奔……不停地抽打老马，逼它们拔蹦子跑，赶车人对自己马的职业性心疼全置之脑后。

　　我在乌拉斯泰山林的滂沱大雨里所幻想的那个披着白纱的女郎，真的在眼前出现了。她虽在炊事班当老炊也姿色不减！

　　7月的娇阳灼亮眩目，7月的天空湛蓝如洗，一团团白绵绵的云朵向我微笑。野罂粟、石竹花、山萝卜……一丛丛、一朵朵盛开在绿草之中。嘿呀，碧绿无边的草原，你今天怎么这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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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雨的秋天

　　我把师保卫科的信给金刚看。他字斟句酌了半天，想从字里行间分析出我将来最后处理属不属于敌我矛盾。他也感到了有希望，对我态度又趋缓和。

　　逢人就讲师保卫科的这封信。我总爱把谁帮助我对人讲。为此还得罪了母亲，她很生气，觉得我向兵团干部讲她帮助我，是出卖了她，很长时间不理我。

　　其实她帮助我是明摆着的，我不说，兵团也知道。我之所以四处宣扬，是用此来动摇兵团处理决定的权威，让人们怀疑它，不认同它。我把母亲、北京军区政治部、兵团樊副司令员（父亲一老战友的熟人）、师部保卫科等挂在嘴上，就是用这些牌子来影响身边的人，摧毁团领导的恫吓，鼓舞他们不听赵干事的，替我说话，对我好点儿。

　　这是我的实用主义。

　　为了争取舆论的支持，我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四处游说，师保卫科的信成了我必翻案的最有力证据。

　　吕医生瞪着大眼：“压力多大呀！我们没屈服，硬顶着，鉴定是我写的。豁出去了。”他是个很重义气的人，老爱与受压的，不得志的人交朋友。反正谁挨整，他就同情谁。不管你犯什么错，政治的、经济的、作风的，他都不在乎。他的朋友尽是鸡鸣狗盗之徒，五花八门。

　　我常常到他家串门。

　　王连长也很讲义气。他要跟你好，你犯多大的错，都敢包庇你。兵团复查组下连复查期间，他很明智地回避了，私下对雷科长说了我一些好话。由于有他顶着，吕军医才敢以支部名义给我写了一个很不错的鉴定。

　　连里大多数看风向的小青年发现我的案还有希望翻，对我戒备的态度立刻放松了许多。小知青毕竟心地单纯。

　　细致成了各个宿舍都不受欢迎的人。他和周围人老有冲突，不是这个人弄脏了他的床单，就是那个人把他褥子压了一个坑儿。讲卫生过分，招人讨厌。还总到连部告状，连长丝毫不同情他，落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这次复查是人灵魂的大暴露，我一直耿耿于怀。在没人的地方，一针见血地向金刚指出：他言行不一，复查时，表现令人失望。

　　金刚的山羊脸毫无表情，往上推推眼镜，沉静说：“我在社会上呆了这么几年，对人性有几点最深刻的体会：人的怕死是绝对的，不怕死是相对的；人的自私是绝对的，不自私是相对的；人的势利是绝对的，不势利是相对的；人的嫉妒是绝对的，不嫉妒是相对的；人的胆怯是绝对的，不胆怯是相对的。”

　　他停了一下，注视了我片刻，又接着说：“我承认复查那一段对你很冷淡。害怕本能地调节了与你的距离。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我是个弱者，胆怯是弱者保护自己生命的最基本武器。我问你：刘英红不胆小吗？她为什么要在全团大会上违心地发言批判你？雷厦不胆小吗？他为什么跟你一刀两断，再也不来往？老鬼呀，什么也不怕的人除了疯子，根本不存在。你想想，自己就什么也不怕吗？”

　　他说的是事实。8次批斗会把我批得魂飞魄散，是胆怯保护了我。否则，稍不驯服，愤怒的兵团战士就会把我打个半死。

　　金刚又接着说：“生存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你应理解别人对你的疏远。拿破仑说过，有两个杠杆推动社会前进，一个是个人利益，一个是恐惧。真的，恐惧是社会秩序的必要保障。没有害怕，社会就乱了套。你不应也没有权利责备大家疏远你，和你划清界限。”

　　“但是只有那些法西斯独裁者，违法乱纪之徒，刑事犯罪分子才希望人人胆小如鼠，好方便他们干坏事。年轻人还是勇敢一点好。”

　　金刚用深邃的目光看着我，眼镜片闪闪发光。“不，怕是生命的影子。越高级的动物，怕也越多。谁不怕挨斗？谁不怕坐牢？谁不怕找不到对象？谁不怕受处分？谁不怕被会上点名？谁不怕丢官儿？谁不怕开除党籍、团籍？谁不怕停职反省，没工资，你要说你全不怕，我不相信。”

　　“既然怕死、怕疼、怕受折磨都是人性，那当叛徒也有理，也符合人性了？”

　　金刚咬着嘴唇，郑重其事说：“严格讲，我们每个人都有叛徒的一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人性就是这么脆弱。”

　　“谁都这样吗？”

　　“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这样，只有极个别的人例外，所以他们才是英雄，因为一般人做不到。再说一遍，什么也不怕的人是疯子，害怕是生命最基本的本能，你不能否定这个本能。”

　　我没词了。

　　如果金刚和我互换位置，我可能不会比金刚表现得更好。但尽管如此，我仍不同意金刚对胆怯的肯定。人应当比动物高级一点。胆小如鼠的男子汉总是不光彩的，丢份儿的。

　　实践告诉我，金刚对我的同情以不损害自己利益为前提。当我掉进深水里，他决不敢冒死跳下去救；可当我快游到岸边，他会向我伸出一只热情的手。

　　“胆怯”自动调节着他与我的距离。七二年得知我开始提出复查，平反有希望，他马上和我近乎起来。团里一表态不能翻，又立时刹车，持疏远状态。去年得知尤太忠指示复查后，曾咬牙切齿表示一定要为事实说话。可赵干事一吓唬，又马上变了脸，见我面绕着走。指南针交出去也罢，还尖锐抨击我的人品。

　　金刚那张干净净的山羊脸成了上级领导对我态度的晴雨表。

　　8月底，七四年大学招生工作开始进行。

　　金刚告诉我：这次连里报名的有齐淑珍、李国强、李晓华、韦小立等。

　　我听说韦小立也报名，心里一阵绞痛。不禁问金刚：“韦小立父亲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这次全团有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名额。”

　　我低下了头，心绪很乱。

　　金刚异常感兴趣地问：“怎么，你对她还有那种想法？”

　　我没说话。

　　“我觉得你应该现实一点，不要总沉浸在幻想里。”

　　“我非常现实。”

　　“老鬼呀，我真不理解你。”

　　“你不理解一个被专政的人。”心想，反革命再没点幻想，就别活了。

　　“我看哇，你有点变态了，真的。”

　　“怎么叫变态？一头热就是变态？暗中想女的人有的是，他们都变态？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变态。”

　　“我不和你争这个了。不过韦小立这人确实还不错。不娇气，不打扮。她当了文书后，还常常到养猪班干活儿，一点不像个高干子弟。就是爱哭。”

　　金刚自代理了排长后，经常到连部开会，有机会接触韦小立，他向我仔细介绍了她一番。

　　她不爱说话，不爱交际，使她避免陷进连里各个山头的争权夺利。锡林浩特知青能接受她，天津知青能接受她，呼市知青能接受她，北京知青也能接受她。本质上她属于王连长的人，但又不像王连长得罪了那么些指导员重用的骨干，群众关系相当好。

　　她的文化是小学水平。能力是一般人的能力。除了出身外，和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非常普通。她体质较弱，干活时，尽了最大力气，却一点不显。她在那个破猪圈度过了4个年头，认认真真地照顾着这群肮脏的黑猪。也招来过刘福来等人的起哄和耍笑，因为那猪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交配。

　　猪身上得了癣，兽医告诉她圈里太潮，就坚持天天清扫，晚上往圈里铺干草。可第二天，圈里还湿，原来是猪尿的。为了不让猪夜里尿炕，她每晚上都要把猪群轰出去解手。猪是又怕冷又懒，轰起这头，那头又躺下，死不肯出圈。她只好拿着铁锹，把猪一只只打出窝。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到时她只要一吆喝，猪群们就乖乖地走出圈尿尿，猪癣大大减少。

　　农忙紧张季节，早晨4点钟就起床煮饲料、喂猪、清圈、挑水。干完本职工作还要到场院加班。秋天，她步行十几里路把猪群赶到收割完了的大田里。脸上、胳膊被蚊子叮了一个个大包。草原上的蚊子、小咬儿有半寸多长，穿着衣服也能叮透。

　　为了不让体弱幼小的猪被欺负，她专门把猪按脾气、个儿头、强弱分了等，分开喂。为了把猪由冬天下仔改为春天下，她又找兽医帮忙给猪计划生育，人工配种，让母猪生育避开草原上的严冬。

　　她脑子里被六七十头黑猪塞满，成天想的就是这些穿黑皮鞋的大耳朵朋友。

　　坏蛋该喂黄霉素；茄子该上点消炎粉；老强盗该打针……当她养大的第一口母猪生产时，她给母猪身上盖了块毡子，忙得彻夜未眠。生下的小猪被母猪遗弃，她把小宝宝抱回宿舍，放在脸盆用香皂给它洗澡，又买了奶粉、奶嘴，一口一口给它喂。宝宝终于长得又胖又壮。她用妈妈给她寄来的新毛衣裹着小黑猪，抱在怀里照了个相。那甜蜜的微笑就像抱着她孩子。

　　后来，胖团长下连检查工作，司务长异想天开决定来个烤小猪吃，把她养好的小猪杀了。胖团长由王连长、司务长等陪着边吃边喝，啧啧称赞小猪烤得不错，觥筹交错，怡然自得。

　　王连长在农民出身的干部里很特别，一点儿不吃肉，只在旁陪着喝酒。

　　韦小立却难受得暗暗流泪。她想不通，实在想不通，就拿着一张《人民日报》走进连部对胖团长怯生生说：“团长，你看这份报纸，现在党报上一再强调反对大吃大喝，您下连怎么还大吃大喝呢？我想不通。”

　　一席话问得四座哑然，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

　　还是胖团长身经百战，沉着老练。他慈爱地拍拍韦小立的肩膀，跟拍一头小羊羔，微笑道：“小韦啊，想不通吗？哈哈，我也想不通呢，没关系，慢慢想吧，慢慢就会想通的。”

　　司务长很认真说：“你别心疼，养猪就是为了吃肉。不是供人看着玩的。”

　　韦小立没理他，感叹道：“团长，连里有规定，4个月以内的猪不准杀。这么吃，我们还怎么工作呀？”

　　连长为难地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不要搞绝对化。”

　　胖团长赞叹道：“你好勇敢呀！敢掀我们的桌子。”

　　韦小立泪汪汪走回宿舍。

　　这件事很快传遍全连。人们都说她太单纯，一点都不了解社会。

　　她最喜欢的小说是《军队的女儿》。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对猪那么热爱，那么倾心，真让人眼红。我从她那儿得到的微笑，远远不及一头小猪多！

　　她多高洁啊！每逢从她身边走过，总闻到一股神秘的清香。那是少女身上独有的芬芳，从她头发、皮肤、衣裳里幽幽散发，干净得一个细菌没有。在这个神圣的短脖子姑娘面前，自己太渺小了。我羞愧自己肮脏低级，就只是个闹妖儿的儿马子水平。

　　非常自卑。她那么美好，而我是个什么东西？狰狞可怕的现行反革命，脏污污的车老板，又呆又丑的老帮子……唉，也许自己真的不配她。

　　大家都想离开这个荒凉地方。她想上大学离开此地也可以理解。自己不应难受，应表现出很乐意她走的样子，这才有一点水平，才能给她留个好印象。既然她姐姐说过，她们都很同情我，估计跟她说次话可能不至于挨干。

　　9月中旬，机会终于来到。连长让我去三间房拉草。韦小立和斯奥得宝跟车。

　　回来时，小斯奥得宝下包，车上就剩下韦小立一人。

　　我把大毡铺在车前，请她坐外手辕子，她摇摇头，默默坐到车尾的架杆上，离我两米远，并且面向车后。

　　唉呀，她宁肯吃土，也不挨近我。

　　马慢慢走着，碰了个钉子并未动摇我的决定。太阳穴怦怦跳着，我紧张地思考着要说的话。雨后，天很阴。被打过草的草原散发着浓厚香味，跟六九年夏，头一次闻到草味儿一样浓郁、原始。

　　远方，连部的房子模模糊糊出现在地平线上，再也不能拖了。心一横，耳朵轰隆隆响起来：“韦小立，现在，我向你说几句话。”

　　沉默。

　　“兵团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根本不符合事实！我的全部问题都寄给了你的姐姐，你可以去看看。”

　　沉默。

　　“4年来，专政剥夺了我的说话权，但沉默并不等于屈服。对这样的处理，我从来没有接受。批斗会上的那些对我的批判揭发都不符合事实。”

　　盼着韦小立说一句同情我的话，她却一言未发。

　　血涌上脑海，我激动了，大声说：“我的问题肯定要解决。最近师保卫科来信让我耐心等待。即使今后就是解决不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还是沉默。她一点不给我个台阶下。

　　“哼，巴黎公社军事委员德勒克滋说得好，人生在世就是为了行动，为了斗争，即使失败也胜过鄙俗的安宁。”

　　如此激烈勇壮的话，她毫无反响。

　　黔驴技穷，她的不说话态度，使我束手无策。

　　“这次招生你争取走吧。在我的事上你没什么可责怪的。”

　　她好像是聋子，无动于衷。

　　脑子乱到极点，耳朵里充满了海涛般的怒吼，事先想好的词儿全忘了。完全没料到她竟然用不说话来对付我。这茫茫草原就你我二人，有什么可怕呢？你不是同情我吗？

　　马一边吃草一边走。

　　“车要停下了，快点走吧。”从车后传来她平静声音，这是她惟一的一句话。

　　我用力抽了几鞭，4匹马大颠了起来。她安闲地坐在车后。可恨这雨后的土路，扬不起尘土，无法把她赶到前面来。

　　大车呼啸地冲进连部。我狠狠地勒住辕马，大车嘎地在她房前停住。

　　她什么也没说，下了车，低着头走进她的屋。

　　魔鬼，名副其实的魔鬼！

　　不久上大学的名单批下来。好！没韦小立！我暗暗高兴，只要她在七连，就是永远不和我说话也没关系。

　　女生只有一个大专名额，围绕这个名额，展开了一场激烈竞争。

　　齐淑珍早在春天就到李主任家哭了好几次，诉说自己在连里怎么抬不起头，受了迫害也没人同情。她是被沈指导员引诱的，里外不是人，在连里实在没法呆了，请团首长帮她上大学，小嘴皮子说得入情入理，很能感动人，听说李主任小腿上有块牛皮癣，她忙托当医生的姐姐搞了好几种药，从天津寄来送给李主任。每次到团部李主任家，她手脚不闲，不是帮助做饭烧水，就是扫地洗衣服。没事就和主任家属聊天。她知道李主任怕老婆。为主任那20岁的瘸腿儿子找对象，没少花力气。

　　这小姑娘不仅和李主任关系搞得很好，和王连长的关系也大有改善，真是能了。谁不知道李主任和王连长有矛盾？尽管她常向主任汇报王连长一举一动，但平时每逢遇见王连长都热情打招呼，帮连长打水、织毛裤，大骂老沈怎么坏，怎么卑鄙。刚开始，连长还对她戒备。可这小姑娘干活不要命，极冲，极能吃苦。扛麻袋比细致等男生强得多，蹭蹭地干；一上午就刨两大车冻粪，镐把抡得血淋淋；来例假也不休息，落下了血崩病。不久，王连长就原谅了她。

　　为战胜竞争对手李晓华，这小女人又偷偷找老沈。哭得死去活来。老沈一口答应帮忙。因李晓华过去告过他，这仇憋了两年半，现在机会到了。老沈找到李主任说了一大堆李晓华的坏话，什么作风轻浮，惹得男知青老为她打架；什么自高自大，不尊重领导。李主任对李晓华印象也不好。小丫头脸蛋漂亮一点，就尾巴翘上了天，见首长连个起码礼貌也没有。于是在团里综合平衡各连报来的名单时，把李晓华刷下来。

　　齐淑珍终于赢得了女生惟一的上大学名额。

　　这真是奇迹。与老沈搞过两性关系的姑娘竟然勇克全连，无人抵挡。

　　暗以为自己很有把握，窃窃私喜的李晓华得到此讯后，一下子精神失常，又哭又闹。她光着脚丫在二排各屋乱窜，硬说有狐狸精缠上她，用扫帚捅顶棚，扎箱子底下，煞有介事地大喊大叫。她还跑到连部对王连长嘻嘻傻笑，唱“逛新城”：

　　女儿呵，嘿！

　　快些走，看看拉萨新面貌，

　　阿爸唉，嘿！快些走，看看拉萨新面貌。

　　…… 　　李晓华平时干活那么刻苦，这一疯，威信大跌。人们都说她太虚荣，干活目的不纯，就想上大学，经不住事。

　　当李晓华冷静下来后，抱着韦小立的肩膀，眼泪汪汪说：“这地方真没法呆呀！人不是人，都这么坏！现役军人多半都是流氓。”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韦小立本来很有希望。李主任对她印象不错。尤其欣赏肥团长下连吃饭，她给人家念报纸的行动。凡是使自己对手露窃的事，李主任都极有兴趣。只可惜韦小立运气不好，就在最后时刻，赤峰粮食局长的太太千里迢迢赶到团，要李主任让她18岁的女儿上大学。为了从昭盟多搞些大米，让全团主食有个调剂，李主任硬着头皮答应了那位局长夫人的要求。

　　金刚和我议论齐淑珍上大学时，曾意味深长说：“怎么样？嘴皮子重要吧？人家能言善道，啪，一下子就是班长，在团积代会上说得生动，啪，当上排长。啪！入了党，啪！啪！上了大学。其实像她那样卖命干活儿的也不少，她又跟指导员搞过破鞋，怎么好事都让她摊上？看明白了吧，靠的就是这张嘴皮子，没这张嘴，哼！你累死，操死，也是个大头兵。”

　　我不解地问：“怎么才叫会说呢？”

　　金刚扶扶眼镜，诧异地看着我：“拣漂亮的说，让人家听了高兴。比如见了人家的小孩千万别说长得丑；估计别人岁数要少说几岁；到人家吃饭，味道多不好，也要说好吃！总之你得用心学，用心钻。说话可有技巧啊！你看齐淑珍背后骂连长‘老周扒皮’，可当面一口一个连长，叫得多甜！”

　　晚饭后，我看见齐淑珍挽着李晓华的手在草原上缓缓漫步。她天真稚气的脸上露着同情和内疚，轻轻地说着话，似乎在安慰李晓华。

　　听说她临走时，不知怎么回事，伤心地大哭一场，眼睛红肿肿的，并把自己从来没穿过的一件新毛衣硬送给了李晓华。

　　兵团战士3年以内禁止谈恋爱的规定已到期。现在，连里交朋友的越来越多。王连长很现实，在大会上从没有批评过，只要别影响干活儿。

　　誓言不结婚的锡林浩特知青郑捍东已有了对象，这家伙戴着厚厚的眼镜片，一天到晚笑嘻嘻。他对当个配种员，心满意足。

　　呼市知青突木其脱坯也脱了1500，平了我的纪录。除了讨连长高兴外，可能也是向他喜欢的钟小雪展示男性的伟力。那女的一直对他毫无兴趣，令他痛苦万分。

　　连里有好几对知青天天一块上食堂打饭，一块到宿舍吃。这种气氛对20岁左右的光棍汉实在是个很大的刺激。

　　对韦小立虽不敢再抱幻想，她的身影还总是浮现脑海。

　　感情不是马车，说停就停。为了能常常合法地见到她，我这个三十二块五的穷知青订了《人民日报》、《红旗》、《参考消息》。以便来报纸时，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她的房间呆一两分钟（她是连部文书，管分发报纸、杂志）。

　　她住的屋好像有股浩然之气，一进去脑子里的邪念全无。即使屋里就她一人，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靠近她一寸，生怕自己嘴中不干净的气味污读了她身上那月光般的皎洁。连她房子外面，也好像被一种特殊的磁场所笼罩，每逢经过连部那排房西数第三个门时，就感到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地心引力特别大，空气负氧离子特别多，脑子里的念头一个个跟小鱼苗儿一样乱窜。

　　她常常到猪圈帮忙，使我觉得那个破猪圈像法国的凡尔赛宫一样壮丽；她常用刷子给老母猪刷毛，使我也爱上那位肚子快耷拉到地上的猪妈妈。连猪圈里的臭味，闻起来都夹有芳香，因为里面有她呼出的气息。

　　我虽近视，不戴眼镜也能在人群中认出她，就像在草丛中认出太阳一样容易。她的身影一出现，周围草原马上明亮一大块。所有和她有关的人和物，在我眼里都被一层神秘的帏幕裹罩。她的姐姐典雅文静，很罗曼蒂克；她的青马让刘福来给偷骑瘸了，没人要，我争着要到手。那“倒格愣”的腿虽不好拉车，却别有雄姿，每次喂料给它最多，从舍不得用。连她屋里的苍蝇，都好像蒙着一层雍容高贵的气息。

　　可是，她对我却平平淡淡，一点看不出有什么同情。

　　秋天到了。一连好几天，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个不停。太阳躲在乌云后面，阴暗的苍穹整天整天淌着流不尽的泪水。屋里屋外，处处都潮湿而寒凉。

　　草原上的秋雨很少，但一下起来，又那么无休无止。四处弥漫的水汽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是干燥的内蒙古高原。即使不下雨了，遍地都是汪汪积水，骑马在草里走，会把裤子都溅湿。

　　触景生情。感到了青春的孤独，单身的悲凉。

　　唉，缕缕情丝在冰凉的秋雨中飘拂，茫茫草原被数不尽的泪水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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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赤脚医生

　　金刚的情绪坏透了。张芳铃突然办回山西，犹如10桶冰水浇了他个透心凉，这几天，他干活有气无力，得歇就歇，反正连长不在，下了班不是睡觉就是擦他的一堆皮鞋。

　　张芳铃是个很壮，高大，丰满的山西姑娘，大眼睛，大嘴，上嘴唇有点往上翻。她皮肤很好，又白又细又亮，爱打篮球，爱唱歌，父亲是山西某军分区司令。

　　他们俩是因干活而接近的，脱坯时，连里按体力分组，一男一女搭伙。

　　脱坯后，张芳铃还继续给金刚当小工儿。盖房、抹墙、盘炕……配合默契，边干边聊，十分投机。时间一长，两人就对上了线儿。张芳铃佩服金刚的学识、谈吐、修养、社会经验。

　　我对张芳铃的印象一般。忘不了她当炊事班长时，我管她要个馒头，居然不给我。不明白金刚怎么会爱上她，一个很乡土气的壮姑娘。可能金刚自己身体瘦小干巴、鸡胸脯、一身褐黄皮肤，因而喜欢人高马大，皮肤白皙的女性。张芳铃得比他沉10斤，高小半头。

　　金刚说张芳铃纯洁得像个小白兔，纯洁得勾人魂魄。

　　是纯洁。什么也不知道，能不纯洁？当战士们问她我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她回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父母得知张芳铃和金刚交朋友的事，坚决反对，暗暗托七师一个副师长帮忙，只一个多月就把调动手续办好，让她回去当工人。当团部小汽车来接张芳铃时，她愣了，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被完全蒙在鼓里。急急忙忙收拾东西，跟金刚简短说了几句话就被拉走。

　　这真是晴天霹雳，上午还一块干活儿，下午就看不见了。而且是永远地看不见了。张芳铃家在山西吕梁山区，非常偏僻。

　　金刚垂头丧气。虽然连长已把处分给他撤销，还提拔他当了团支书，虽然自己也有预料，但事到临头，仍吃惊不已。司令员女儿给他带来的无数幸福憧憬顷刻就完全破灭。像被扔了的垃圾，他气得说不出一句话。

　　金刚交人非常重视家庭。一提起大傻就鄙夷地说：“蹬三轮的小子，只能扛大个儿，炸油饼，别的屁也不懂。”自己家无权无势，什么靠头也没有，自然想找一个家有地位的对象。出身不好的亏吃够了，找老婆不想再找自己这个阶层的。

　　张芳铃父亲的官儿在连里数得上了，又主动向他表示爱慕，撬开了他紧闭的心扉。刚才还一块洗手，约好休息时，一起到团部政治处借书，只隔一中午，这姑娘就远走高飞，事先一点迹象没有，连长都不知道。命运真难琢磨。

　　金刚等于挨了一闷棍，牙齿把嘴唇咬出了两个深深的青印。

　　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位在突泉插队的四十七中同学王佑的信，非常鼓舞。过去同学里，就他还与我有联系，是我去越南的战友。

　　林胡：

　　你目前苦闷焦虑的心情我很理解。现在看来，在兵团生活还真不如插队当个农民。从各地揭发的迫害知青事件看，兵团要比农村更骇人听闻。黑龙江兵团一师十六团团长和参谋长合伙奸污几十名女知青就是一例。总理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是国民党的团长，现已枪毙，希望你要坚持住。你的问题既是你自己的，又不是你自己的，这是对立统一。只有把它看成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能思想上不软弱，政治上不妥协，后果才最圆满。但要讲策略，讲斗争艺术。和政委大吵实在没有必要，原则要坚持，态度要温和。明白吗？要依靠自己，不要把希望总寄托在父母（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如果这次还解决不了，就告到中央去，另外，对你信中的某些情调，我不能不表示反对。好像惟独你过着世界上最悲惨，最苦难的生活。即便是那样，许多也是你自找的。在我记忆中，你曾经是光着膀子，晃动着腰肢，满头大汗练块儿的壮汉，目中无人，不可一世。现在怎么又如此消沉？

　　不要总想出人头地，要甘于默默无闻，普普通通。

　　王佑 1974.5.11

　　他说的对，插队当农民真比在兵团强。

　　天老下雨，迫使秋收拉草停止，连里整天休息。金刚的山羊脸青的发绿，一根一根地抽烟，满嘴恶臭，炕下的烟头扔了一地。

　　雨雾弥漫的草原失去光彩，绿绿的草丛下隐藏着一片片没过脚腕的积水，没有小鸟，没有老鼠吱吱的叫声。愁闷之至，为了散心，金刚要我陪他去东乌旗格日图大队串门。说那儿有几个北京知青，想跟他们聊聊。

　　骑上马，从连部向东北方向走40里就是格日图大队。一间孤零零的小土屋，住着大队赤脚医生罗湘歌。

　　她是六六届高中生，北大附中的。看上去小40，其实才28岁。个子中等，额上浮现着几道细细皱纹，头发稀疏发黄，两颊像蒙古妇女那样有两块红，鼻旁有几颗雀斑，不大不小的眼睛闪闪发亮，放射着挑战和想象力的光芒。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见面，我们就滔滔不绝聊起来。她性情开朗、豪爽，时不时哈哈大笑，很快就使我和金刚一点拘束没有。

　　可能是草原人少，来个客人，招待得特别热情。她慷慨地为我们端来奶皮子、甜奶豆腐、果子、奶茶……还一定要留我们吃饭。

　　炒鸡蛋、葱爆肉、土豆烧牛肉……利利索索地为我们做了4个菜，并端来马奶酒。我们围坐在炕桌旁，边喝边聊。

　　“林胡，我早就听说过你。”

　　“我也早听说过你，刘英红对我讲过你的事。”

　　连队的伙食太糟糕，见了这些好吃的菜，真高兴，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像多日没吃饱饭。

　　“你们喝酒呀。”

　　金刚轻轻地呷了一口，阴郁而无神。

　　“我不能喝酒，一喝就脸红，头晕。”继续贪婪地吃着那一盘盘连队食堂根本吃不着的好菜。团长一级的官儿下连，也不过就这水平。

　　“大男子汉不喝酒，真是少见。我现在相信了酒的力量，它会给人智慧、勇气。不喝酒的人不是蒙古人！”说完，罗湘歌一扬头，半碗酒进了肚。

　　我顾不上说话，只是埋头猛吃。有5年没尝过炒鸡蛋的滋味了（草原上不养鸡，鸡蛋奇缺），好香！奶皮子也是头一次吃。在我们兵团管辖的牧区里，奶皮子异常珍贵，牧民绝不轻易给客人拿出来。

　　劳改多年，这是头一次到人家串门吃饭，直吃得我左肋胀疼才被迫住了嘴。

　　“你吃饭很有特点。”她微笑道。

　　“老鬼的战斗力在全连名列前茅。”金刚板着脸。

　　“你们兵团来的怎么个个都像饿狼一样？”

　　“你到我们连食堂吃吃就知道了。还是你们插队好呀。”

　　“可能。但你们有人管，有铁饭碗，有公费医疗，算工龄，发这发那……我们插队的算什么？”

　　“可你们比我们自由啊。不像我们这么受压迫，被管得死死的。当官儿的想干啥干啥。唉呀，兵团真有点像集中营，什么自由都没有。”

　　“那么说，我们插队的就像在天堂里了，我真该庆幸兵团没接管我们公社。”她若有所思道。

　　“后悔哇！要是到公社去，我绝当不了反革命。”

　　……

　　“抽烟，抽烟。”吃完饭，她又拿出了大青山烟招待我们，并且自己也点了一支。

　　“你抽烟？”我还是中学时的观念，觉得只有卡普兰（刺杀列宁的凶手）那样的坏女人才抽。

　　她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豪放，又让人觉得有点假。

　　“陪你们抽一棵。”

　　金刚吐了一个烟圈，缓缓说：“我们来是为了换换情绪，兵团生活太单调枯燥。”

　　“那我为你们制造一点欢乐吧。”她叼着烟卷，背起手风琴，大大方方为我们拉了一首古老的蒙古民歌“森吉德玛”：

　　珍贵的宝石比不上你纯洁，

　　百灵鸟的花翎比不上你美丽，

　　思念你啊，森吉德玛

　　……

　　她又拉起了“山楂树”、“深深的海洋”、“十五的月亮”……头随着旋律前俯后仰。

　　金刚听后连连赞叹：“太好了，你拉得真不错。”

　　罗湘歌骄傲的瞪着他：“我排球还打得不错呢！怎么样，玩玩吗？”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号称假小子的姑娘极爱运动。高中时，曾是什刹海业余体校舢板队的主力队员。难怪她能和男知青一起压生个子。

　　金刚不解地问：“你这样乐天，是不是自我麻醉？我们知青的倒霉命运你能摆脱吗？”

　　罗湘歌反驳道：“同样的生活，同样的遭遇，为什么不快快乐乐度过？悲悲戚戚就不倒霉了吗？”说完又笑起来。我觉得一点也不可笑，她却笑个没完。

　　金刚低声说：“现实中没有那么多高兴的事，却非要收缩肌肉，假笑，假快乐，这更悲惨。”

　　罗湘歌又哈哈大笑：“难道我的笑是假装的吗？像你那样总忧心忡忡要得癌的。”

　　“苦闷是现在年轻人的通病。”

　　“那我就治治你的病吧。每天你要大笑三次，功能如下：第一有益于肺，第二清洁呼吸道，第三消除神经紧张感，第四散发心中积郁。你不要小瞧笑，包括你所认为的假笑，它是衡量人能否适应周围环境的尺度。”

　　金刚无可奈何地摆摆手。

　　她胜利地撅撅嘴，又接着说：“我记得你们连有个牧主贡哥勒，他曾被人打昏过，是我给他包的伤口。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不管怎么疼痛，怎么倒霉，怎么被人侮辱也一笑置之，像这样的人才有生命力。”

　　想起当我梆梆打他时，一大颗眼泪沿着他脸颊流进胡须，嘴角却仍维持着一个恭恭敬敬的笑。

　　“我很后悔当初打他。”

　　“是吗？”她用力地瞪着我：“一般来说，我对爱打架的男生并无恶感。但对你打贡哥勒却实在不敢恭维。人家贡哥勒老老实实干活，除了图口饭吃，能活下去，还有什么要求？哪点碍着你了？就算是牧主，现在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再怎么着，也是60来岁的老人，你凭什么那么狠地打？真的，我觉得欺软怕硬是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我眼睛转向窗外，连连点头，心里很不是滋味。

　　“别说老鬼了。他崇拜暴力，崇拜海狼。”

　　沉默片刻，罗湘歌介绍起她自己。

　　她从小喜欢跟男孩玩儿，爬树、翻墙、玩弹弓、偷果子、逮蜻蜓……样样都干。

　　13岁时，弟弟欺负她，火气上来，动了菜刀。上中学后，还是穿裙子的野小子。见别人打架，她在旁边摩拳擦掌。来牧区后，当公社书记和大队长争吵，书记气得要动手时，她朝着胆怯的大队长吼道：“别怕他，横点！全队知青站在你这边！”居然把公社书记的胳膊吓回去。

　　金刚问：“你的个人问题怎么考虑？”

　　她笑嘻嘻道：“听天由命，欢迎你帮忙给介绍一个。”

　　金刚不耐烦地摇摇头：“真的，别开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过去曾有一个男朋友，其貌不扬，爱照相，后来活动到了《内蒙日报》当摄影记者，就跟我吹了。”

　　“为什么跟你吹？”

　　“嫌我男朋友太多。确实我有不少男朋友。看，我们又成了朋友。哈哈，我的男朋友不计其数。”

　　金刚一本正经问：“你相信爱情吗？”

　　“不相信。”

　　“为什么？”

　　“说穿了，爱情就是互相需要，互相利用。人从来没有始终如一的爱。”

　　金刚点点头，若有所思。

　　她又聊起自己身边的知青，聊起一个被马摔死的北大附中同学张凤起……那是个书呆子，除了放牧就研究《养羊学》、《牧草学》，并坚持天天写放牧日记，记录气象、水草、地形、膘情等放牧资料。他放的羊群是队里膘情最好的。谁知七三年夏，马失前蹄，把他摔死——一个耗子洞要了他的命。

　　他被安葬在一座荒山顶上。坟前放着5个用干枝梅编的花圈，象征着5个寒暑的羊倌儿生活，他的大黑狗夹着尾巴呜呜哭了半个月，怀念着这位当年北大附中井岗山战斗队的主人。

　　一直聊到了深夜。罗湘歌告诉我：中央最近发了二十五号、二十六号文件，正式给贺龙平了反，相信我的问题早晚也会解决。

　　我们在罗湘歌的炕上睡了一夜，她一人睡在房外面的勒勒车里。

　　第二天早上5点多，罗湘歌就爬起为我们做饭，好使我们不误了上工。屋里很昏暗，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金刚也醒了，闭着眼一支一支抽着烟，大概又在想那位山西的壮姑娘。

　　自当了反革命后，第一次得到人的款待，是在东乌旗格日图大队的这间小屋，感激得要命。这是知青的情义啊（伐木的九连知青也曾收留过我，但很短暂）！

　　再也躺不住，我爬起来，看见罗湘歌正在烧水，炉门的红光把她脸映衬得更加凝重。也许是刚睡醒，那脸颊上的肌肉棱角全没，皱纹又深又密，好像是张揉旧了的牛皮纸，毛糙糙，软糊糊的。

　　嘿呀！内蒙的风沙能把坚硬的岩石咬得坑坑巴巴，何况一张姑娘的脸。当初她一定很漂亮，又黑又长的眼角饱含着热情和高傲，笑得那么野，动作那么男性化，显示出她的独立不羁，难于驾驭。

　　为了体会蒙古民族的感情，她强迫自己耐着心观看马拉松式的蒙古摔跤（技术不多，全凭体力，有时摔一跤要用半个多钟头），还硬着头皮学会了抽烟喝酒，也像牧民一样用牙撕着生牛肉干大嚼。

　　当她背着牛粪筐捡牛粪，当她提着小铁桶揉挤母牛奶头，当她自己和泥，用手一把一把抹炉膛，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妇女，头上包一块白头巾，得勒也不干净。

　　有谁知道这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女儿心中的秘密呢？她曾幻想过要当新中国的第一名女大使；也曾幻想过从事谍报工作，深入敌人心脏。如今这些年轻时的幻想，是否已被岁月埋葬？还是仍然藏在内心的一个遥远角落里？

　　现在，她冒着风吹日晒，严寒酷暑，长年在牧区奔走。虽已近30，不找朋友，一个心眼儿扑在工作上。她为垂死的牧民轻轻哼唱祖先的古歌；为阑尾炎病人开刀；为瘫痪老婆儿扎针；帮助摔昏的马倌接骨；双手沾满鲜血，为被打草机戳破动脉的小伙子包扎。

　　她苦苦钻研业务，大夏天汗流浃背攻读《外科学》、《病理学》。下乡6年来，日日夜夜，风雨无阻，为牧民看病，随叫随到。方圆百里传着她的名字。牧民们称她为北京来的“宝勒狠鄂莫沁”（神医）。

　　她爱看书，搜集了一大批中外名著。买起书来，大方得要命，好像她钱多的花不了。她还能像孩子似的打扑克，尖声叫喊，跟人争吵架拌嘴。

　　草原的水土使内地人的头发变细变黄，一撮撮脱落；草原的气候使人外貌老上10岁；久住蒙古包使许多知青都患上了腰腿痛、关节炎……就在这小小的格日图，异乡的土地，她度过了漫长的6年。

　　对于一个姑娘来说，还有什么比牺牲自己容貌更难以牺牲的呢？她却把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睛，洁白光滑的额头，乌黑的头发，嫩红的嘴唇，全默默地献给了内蒙古大草原。

　　当年北大附中校歌舞队的队员，现在眼睛布着血丝，额上凿出数道皱纹，头发稀疏发黄，嘴唇干裂失色，回北京探亲时，一位30多岁的汽车售票员管她叫大姐。

　　唉呀，在这动乱的年代，有多少美丽的青春之花凋零于羁旅漂泊之中？伴随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产生了多少独身的中年女性？这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令人泣下的悲歌——青春的悲歌。

　　这些姑娘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作出了何等沉重牺牲！

　　可能是我太好色，对色的荒废尤其感慨。

　　雪白的大米粥，喷香的酥油饼，饱含着善良的心意，填饱肚子，全身是劲儿，跃跃欲试。金刚的情绪也明显变好，对这一趟来非常满意。疲惫的灵魂好像给洗了个澡，焕然一发。自七零年挨整以来，这是我头一次尝到那么好吃的炒菜，真的，有5年没吃过炒鸡蛋了。

　　临分手时，罗湘歌递给我一个纸包：“中秋节快到了，送你几个月饼。”并对金刚说：“你处境比他强，就不给你了。”

　　金刚受了感动，忙摇摇头：“没事，没事！”

　　“快走吧，别误了工让你们连长逮住。”

　　被一个陌生的人这样关心，好难受。鼻子酸楚楚的。我凶猛地跳上马，狠狠一夹，向连部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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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煤

　　王连长的政策是：“早上点儿，晚下点儿，多干点儿，少歇点儿。”4个一点儿。他要是看见你闲站着，就好像少给他赚钱了一样心疼。泥没和好，抹墙的不能坐着等，要到木料堆抱几根椽子过来；大车上山拉石头，非让你顺便装车粪送到七号地……各项工作，都有两三种活儿交叉安排，满满当当，不让每个劳力有片刻闲暇。

　　秋收大忙刚一结束，王连长又让一、二排去挖水渠。七零年挖的水渠，已被尘沙埋没了二尺半，有的地方几乎全部填平，连长却还让大家再去挖！而且必须在上冻以前挖出来。要知道草原是有坡度的，而与河相交的地方正处于最低点，水岂能从低处向高处流？况且即使能流上来，对几万亩大田，那么点水顶屁用？但连长既已发话，无人敢说。

　　深秋，紧张的拉草工作还没完，马车班又要去突击拉煤。

　　11月初，一场大雪过后，气温降了下来。王连长说：“赶早不赶晚，走吧！”我们4辆大车只好踏雪上路。

　　我把罗湘歌给的4个月饼也随身带上。

　　雪后的草原一片洁白，更显荒凉，没有生气。马车彼此拉开距离小跑着，铁蹄嗒嗒溅起股股雪尘。论速度，草原上的马车比内地的要快得多。出门就大颠，绝少一步一步走。4马奔腾，冷风扑面，冲过一个大坡又一个大坡，倒也痛快。不到下午4点就抵达九连。这里离六十三团小煤矿还有70里。

　　安置好牲口，天黑了。

　　他们3人都到各自的熟人、朋友那里吃饭，睡觉去，我决定和自己的马守在一起。每辆车都带了一些干草、马料。这些都特招牛和猪，必须有人看。

　　九连对我来说很亲切。韦小立的姐姐就在这儿。当自己被打成独眼龙逃命时，是九连的知青弟兄接济了我。

　　天空飘着雪花，马安详地吃着草，炊事班的电灯闪着柔和的光。我远远地站在黑暗中望着它。韦小凌现在干什么呢？

　　在稀疏的飞雪中，把大毡铺到马车底下，裹着得勒钻到里面睡觉。4匹马栓在车后的架杆上吃草。大黑马粗壮的前腿就站在我头旁一尺远的地方。两个大车轱轳为我挡着风。

　　一头牛贼头贼脑来了，它不知道大车底下有我，开始贪婪地吃草。我抓起一根木棒，照它腚狠狠戳去……又来了一头，也让我给打得拔蹦子逃窜。

　　夜深了。外面已是白茫茫一片，马不停地吃着车上的干草，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我蜷缩在马车底下，望着车梯子、后遒；望着6股牛筋套绳；望着那盏明亮温暖的灯光，像牧民的狗一样进入梦乡。

　　4匹马顺风站着，以它们的身躯为我挡雪。

　　第二天，又上路了，直驱煤矿，开票，装煤……

　　回来的路上，想去九连找找她姐姐。她既然说过让我有空找她玩儿，顺路看看她，也没什么越轨。但不愿让其他赶车的知道，故意把车赶得邪快，遥遥领先。

　　走了一上午，也没到九连。后来到一个蒙古包打听，才知道自己走岔了道，已到白音花公社。

　　这时，白毛风开始刮起来，遮天蔽日。马车迎着大风向上爬坡。4匹老马嘴边挂着冰柱，脊背上披着一层白雪，无声地奋力前进。

　　草原的天气真是不可捉摸。刚才还好好的，一下子就变了脸。风把雪尘刮得团团飞舞，眼都睁不开。我把头扭向车后，让马自己沿着车道走。心想万一再迷了路，或马累趴蛋，今天就得交代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点治没有。

　　肚子咕噜噜响。我掏出了罗湘歌给的月饼，在大风雪中吃起来。喧嚣的白毛风吼聋了耳朵，脑子被冻得发木。格日图大队小土屋里的歌声和奶茶却像一股暖流，温润着冰硬四肢。

　　顶着白毛风，在一条陌生的路上独闯，缩在马屁股后面呻吟，就着呼呼雪花啃月饼，哆哆嗦嗦地欣赏这电影里才有的狂风暴雪……也够罗曼蒂克了！身体虽已冻僵，脑子里的小念头却在一个个闪。

　　拍暴风雪的电影到这儿来拍，保准成功。

　　4匹老马，全身上下都是冰渣、雪屑；眼睛、鼻子、嘴唇挂满白霜。它们根本不用打，自觉极了，个个低头猛拉，那6根套绳像6束激光，笔直笔直。

　　约摸下午3点，来到一排房子跟前。一打听，走错了道。白烟滚滚，能见度太差，稍不注意就走岔道。只好返回岔口，走另一条路。4匹老马，拉着重重一车煤，毫无怨言。天黑了，沿着依稀看清的大车道，它们不用我抽一鞭子，大颠着下坡，小跑着上坡，玩儿着命拉，都不愿冻死在路上。

　　于晚上8点来钟，终于到了我们团八连连部。从早到晚，马不停蹄走了10多个钟头。我松了口气，知道这回肯定不会冻死了。

　　下了车，走进连部，想要点草给马吃。

　　连部里灯火通明，清静异常，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在八连蹲点的李主任和四五个现役军人正在吃饭，桌上摆着七八盘菜。

　　真不愿跟李主任打交道。但为了不让4个老马朋友挨饿，我鼓足勇气，闯了进去。他们吃得那么专注，聊得那么上心，以至于我进了屋竟没人发现。

　　“李主任！”我提高了声音，叫第三遍时。李主任这才把脑袋转向我：“嘿，你怎么来了？”

　　我咽了口唾沫：“拉煤迷了路，走到白音花，又从白音花赶到这儿。”

　　“你不是又要逃跑吧？”

　　“不是。我的马走了整整一天，想要点草喂。”

　　李主任半信半疑瞟了我一眼，又对准桌上的那盘烧鸡。“大车在哪儿？”

　　“就在外面。带来的草都吃光了。”

　　李主任边吃，边慢慢说：“不好办哪，人家八连党支部刚刚作出决定，11月15日以后才开始喂青草。在此之前，不管谁的马，一律不准在马厩里喂。”

　　“那我的马就要饿一夜啊！”

　　“这我也没办法。工作组也得尊重连党支部的决定嘛。”他拿起了一条鸡腿，左腮鼓起了一个大包，大口嚼着。那方下巴下面，一小团肥肉轻轻颤动。

　　碰了钉子，非常尴尬。又饿又累，口水一个劲地往上冒。

　　李主任一面大嚼，一面对另外几个现役干部说：“这就是七连的林胡。他妈是《青春之歌》的作者。”又漫不经心地问：“你妈那本书给了多少钱？”

　　“不知道。她从没对我说过。李主任，给一点草吧，马干了一天活儿。”

　　“唉，不行就是不行。要不，连里的工作还怎么搞？你把马撒到草原上嘛。”

　　“连部跟前哪有草？还是给点儿青草喂吧。”

　　“现在，我们连的大车马都撒在草原上。”一个八连的官儿说。

　　“我的马又不能放进群里，只能拴在连部附近，哪吃得饱呀。连部跟前都光秃秃的。”

　　他们不再理我，议论起《青春之歌》。都说这本书影响很大。李主任以权威的口吻说：“是啊，这本书可红了一阵。还拍成了彩色电影。那个谢，谢什么来着去的女主角嘛。”

　　他们边吃边喝，说说笑笑，似乎忘记了我。

　　桌上摆着一盘盘油汪汪的炒菜。熘肝尖、爆羊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怎么办？明天还有一天的路程，难道让马饿一夜？人家把我从白毛风里拉了出来，我却连点儿草都给它们搞不到，让人家喝西北风，站一夜！

　　李主任瞥了我一眼问：“你们连的谢春花从天津回来了吗？”

　　“没有。”我挤出一丝笑容，再次恳求：“李主任，能不能给点儿草，我迷了路，马消耗很大，今天又刮白毛风，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给点儿草吧。”桌上的肉味儿阵阵扑鼻，口水刚咽下又涌满了一嘴。

　　他若有所思道：“不是说不行了吗？别蘑菇了，快把马卸了，放到外面。找个地儿休息去吧。”我痛苦地摇着头：“连部没草，撒开马，马跑了怎么办？”

　　李主任瞪了我一眼：“出远门不带足草，你还有理？”

　　八连一个现役军人关心地说：“你先到食堂弄点儿饭吃，晚上就睡在连部的客房里。”

　　没办法，我只好走出连部，将嘴里的口水狠狠啐到地上。李主任粗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啊呀，他们连的天津丫头谢春花得了阑尾炎，医院的刘东给割错地方，把卵巢切了下来，活活地给人家小姑娘绝了育。哼，真他妈二百五，胡球的闹……”

　　4匹马垂头闭眼，见我来了，抬起头，伸长脖子焦急地嘶叫，鼻子在大车上乱嗅，打着喷嚏，蹄子不住地刨着地。

　　老朋友啊，给你们吃什么呢？真把我急坏了。走到马厩，栅栏门锁着。里面有数匹马安详地吃草。李主任的褐栗马，我一眼就认出来（这原来是道尔吉最珍爱的那匹）。既然15日以后才开始喂青草，为什么当官儿的马就可以特殊？什么一律不准喂，糊弄老百姓呢！这些骑马个个膘肥体壮，屁股拉勾了还放在厩里喂；我们大车马瘦得皮包骨头，干一天活儿却得啃光秃秃的雪地！你李主任饿了吃烧鸡，我们大车马饿了却连把青草也吃不上。

　　我想偷点草，翻墙爬上草垛，厚厚的积雪盖住了干草。没有二齿，草压得很紧，我得一点一点地用叉子挑。猛然几条黑影扑来，顷刻被三条凶猛的恶犬包围。“汪汪汪”那吠声大得要命，让下夜的马倌儿逮住了可不得了。我慌忙跳墙逃窜。

　　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李主任。正巧在连部门口碰见了他。喝得醉醺醺，向我喊道：“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可不许偷草啊，偷草要按规定罚款。”嘴里喷出刺鼻的酒气。

　　颠了一天，累得筋疲力尽，躺在冷清清的客房里，怎么也睡不着。我的4个老马兄弟站在外面的寒风里，不时焦躁地嘶鸣，呼唤着我。

　　从连部传来的划拳猜令声一直闹到很晚。我咬着嘴唇，忍着对不起自己朋友的惭愧，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清晨4点，天还漆黑。我听见在寒风中站立的马还时不时地嘶叫。再也躺不下去，起身把剩下的小半口袋马料全倒进槽子里。4匹老马饿疯了，头也不抬地吃。它们的样子真可怜。毛被汗水浸湿又冻在身上，越发显得消瘦；脊梁骨凸起像斧头刃一样锋利；眼睛流了许多泪，睫毛、眼角冻着一簇簇冰珠；鼻孔下面垂着三四寸长的冰棱。4匹马全身都披着一层白白的冰霜，深一块，浅一块。

　　它们吃得那么甜美、专注、贪婪。相信即使用香烟头烫鼻子都不会抬头。

　　我又偷偷跳进马厩，解下了褐栗马的笼头和马绊。哼，别的不敢偷，拿李主任的这个小玩艺儿还是敢的。

　　天还很黑，在外面太冷，又回屋迷糊了一会儿。

　　天亮后，我又起身去看马。只见两头黑猪挤在4匹马中间，前腿扒在大车上，拼命地吃着料，大耳朵兴奋得直颤抖。一股怒气从天而降。我抄起铁锹，偷偷走进，照准一猪屁股劈去，只听尖嚎一声，两头猪兔子般地飞快逃走。4匹马惊得昂起头，竖起耳朵。

　　老马啊，你们太老实。就那么一点料，猪来吃，你们也不给它一蹄子。

　　过了一会儿功夫，一个农工铁青着脸，边走边骂：“日他祖宗的，哪个哥抛干的？好好的屁股给砍个血糊溜烂！妈的，狗不啃的，小挨刀的……”连部户外没有人，就我一个，他眼珠不时向我瞟。

　　谁叫你猪偷吃我马料呢？没答理他，继续收拾着套绳。

　　此时天已大亮，李主任慢悠悠从连部出来上厕所。嘴里叼着水晶烟斗，看见我后，大声说：“你还没走呀？刚才团里来电话，昨晚上后勤处的司机小刘在西乌旗附近给冻死了。哼，来寒流了，快走吧。”

　　另一名现役军人问：“奇怪，临死前，人为什么把自己衣服都给扒开了？”

　　“人冻死前都觉得热。”李主任说。他咳嗽了一下，“嗖”地吐了一口痰，那痰也带着权力的骄横，像颗出膛的子弹，飞速有力。

　　“出门不带足油可不行，油一光就出事。”

　　我心中暗想车离不开油，马离得开草吗？

　　我赶着车，饥肠辘辘，手脚冰凉，离开了八连连部。偷的马笼头和马绊就藏在屁股下面的大毡里。八连离七连有60里。5条饥饿的生命在寒流中缓缓行进。我抄了一近路，没走桥，少绕10来里。

　　到河口才发现冰冻得不厚，恐怕经不住重载的大车。掉头绕桥走吗？太亏。大冷天，多走一里就得多挨半天冻。算了，碰碰运气吧。

　　这河有15米左右宽，不深，夏天最深时，也就到脖子，冬天一般也就到大腿。

　　把车停下，让马稍事休息，喘口气，又检查了检查套绳，套夹板下的小扣儿，马肚带等，然后坐上车挥舞大鞭，狂野地吼叫着。

　　4匹马冲下河口向对岸奔去。在冰上还没走出10米，轰隆隆，随着一声惊心动魄的破碎声，4匹马扑腾腾掉进河里，溅起了几米高的浪花。我拼命打着马，马车借着下坡的惯性在水中向前滑行了几米，闯过了最深的地方，就在开始上岸时，速度减慢。我拼命地抽着马，生怕停下。知道车只要一停下，马就再也拉不动。

　　大车越来越慢，坡陡沙陷。狠狠抽了外套一鞭子，这家伙往前一撞，跌倒了，又迅速跳起来向前猛冲。然而晚了，大车终于停住。这时前面3匹马已经上岸，只有辕马站在水中。

　　白毛风没命地刮，刮得你睁不开眼。那股股旋转咆哮飞舞的白妖，狞笑着，似乎在等着吃我们这五疙瘩肉。

　　茫茫四野，孤独一人，拖下去就得“五胡戒”（死）。没别的法子，只好卸煤，危险使我忘记饥饿，开始一块一块往麻袋里装煤，装了多半口袋后，跳进冰水，背着麻袋上岸，再把煤倒在路边。返回大车再装第二袋。因大部分都是煤块，用铁锹不好使，只好用手装。装完，再跳入水中，一步一步背过去。

　　四周一片茫茫皆白，分不清天地。

　　开始装第三袋。肚子饿啊，饿得直犯晕。昨天只吃了4个月饼，今天从早到现在啥也没吃……唉，要是罗湘歌多给几个月饼就好了，我甚至怨恨起她。

　　哭丧着脸又背了一麻袋，两条腿乱打颤。赶大车的就这么受罪，难怪有点路子的都不干这个。

　　黑辕马站在冰水中不住地哆嗦。前面的三匹马低头僵立，只一天一夜，它们的屁股就尖了，脊梁骨成刀刃。

　　我觉得自己肚子也瘦了一圈。

　　马如果头一次拉不动，以后就再也不撞膀子拉。担心不能旗开得胜，又装了一麻袋……两个脚冻僵，湿皮裤咬着小腿，动一动像有无数个小锯齿锯着肉。天气这样的恶，人和马这样乏，若这次出不来，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更加保险，我最后又咬着牙装了半麻袋，涉水背到岸上。煤末子刮得满身满脸。

　　一共装了9麻袋，车围子里只剩下了个底儿；休息了一会儿，用雪擦擦脸，搓搓手，让饿懵了的脑袋清醒清醒。前头那3匹马闭着眼打盹，好像累得抬不起脖子，垂着头，鼻子几乎挨地。6股套绳浸在水里，被冲了个弯儿。

　　现在就看你们的了，老马弟兄！头一膀子必须成功。

　　我坐好，轻轻吆喝了几声，向4匹马发出预备令，等马抬起头，竖起耳朵，我挥舞大臂猛吼一声：“驾！驾！”3匹马绝望地拉起来。又狠狠地给大黑辕马两棍子。它可能是在水里站久了，龇牙瞪目玩儿命拉，肚皮几乎贴地，两条后腿上肌肉一条一条像活鱼似地凸起跃动。

　　用尽一切力量吼着，打着。左扭右扭，左扭右扭，车动了，再扭，再扭，两个轮子终于同时转动……辕马真玩儿命啊，它站在冰水里滋味一定不好受。

　　驾！驾！大车一下子冲上岸。4匹马的肋部一鼓一瘪，喘息不止。

　　歇了会儿，开始一麻袋一麻袋把煤再装到车上。王连长的眼睛尖极了，煤少了可不行，回去准挨骂。而且连里人们正眼巴巴地盼着煤，这是名副其实给大家运送温暖。

　　饿啊，两个脚疼啊，全身不想动啊，脑子里就想着月饼，热汤面啊！妈的，如果昨晚上马吃得饱饱的，绝对误不了车，现在早就到连了。

　　一麻袋一麻袋地装，用手捧着……肚子空空，勒紧了腰带，又把装月饼的书包抖了抖，伸长舌头将几粒碎屑舔进嘴里。

　　最后总算装完，煤基本上没有损失。给饿屁了，头晕眼花。罗湘歌做的炒鸡蛋，李主任手中的烧鸡，如同一缕仙乐悠扬飘拂，摆脱不掉。

　　这鬼天气，把鼻子冻酸，说话跟感冒了一样不通气。幸亏内脏没啥毛病，心肝肺和长满毛的小腿肚子都特“抗造”，没有求人，愣是趟过了河。

　　大车又开始前进。怕冻坏脚，我走一会儿，坐一会儿车，后来实在太累，就瘫在车上。两条皮裤沾满泥污，冻成盔甲一样硬。虽然无数寒冷的小齿啃着皮肤，刺入骨髓很疼，但自我感觉冻不死。如果说背大石头、赶大车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是它们能给你锻炼出一颗结实优良的内脏。比起那些用人参、蜂王浆、青春不老液喂养的来，要经使耐用的多。

　　为防止冻坏肺，我把鼻子塞进皮得勒浓密的羊毛里，用嘴中呼出的热气来暖热刺骨的冷空气。全身冰凉，惟独鼻口下面还有一小块暖和的地方。别看这脏污污的羊毛不雅观，污浊，真管大用！无论多冷的天气，你碰上它都是暖融融的。

　　白毛风像一条几百里长的巨龙，上下翻滚着，把个天地搅得烟雾腾腾，白尘滚滚。高速旋转的雪花，淹没了草原上的一切。

　　白茫茫中，我们这辆车顶着北风，孤孤零零，像小甲虫般的艰难行进。

　　回到连后，赶紧向连长报了到。老连长松了一口气：“唉呀，都以为你也出事了呢！”

　　小刘冻死的消息已传遍了全团。

　　等卸煤、收车、卸套后，还得照料老马弟兄。打水饮、抱干草、找卫生员要消炎粉、冻疮膏，给打梁的大黑马抹上。

　　唉呀，终于重重地躺在炕上。脱去冻成了冰筒的皮裤，把两腿放在厚厚的皮得勒里，一缕成仙的感觉骤然从心中浮起。那舒服劲，美妙劲，他尼克松睡在总统级的席梦思软床上，也未必有我感觉这么好。

　　第二天，马蹄仍在耳边轰响；小炕像大车一样有节奏的震颤；寒风还像猫爪子撕着皮肉。身上盖着大皮得勒再加一床皮被，仍冷得瑟瑟发抖，两脚又疼又胀。

　　金刚帮我把卫生员宋春燕请来。她拘谨小心地走进昏暗小屋，给我打了一针。冻脚没好意思让她看，我的脚实在太臭。她似乎心有余悸，始终站在距离炕沿三尺远的地方，就好像我是头受伤的野猪，随时会向她扑去。

　　别害怕呀，小卫生员。你知道吗？我在飞雪中用手一捧一捧收回的煤块，现在就可能在你炉子里轰轰燃烧。

　　她留给我几包药，跟金刚寒喧了几句，背上皮药箱走了。

　　金刚望着我自言自语：“唉，赶大车这活儿不是人干的。”他坐在炕上，背倚着料口袋，双手抱头沉思。最后叹了口气，轻轻哼起了俄罗斯民歌：

　　茫茫大草原，

　　路途多遥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草原……

　　他哼得那么忧伤，歌子的每一个调，每一句词都像空气浸进了自己身体，融入血液，又漫了出来。

　　我静静地听着。这首俄罗斯民歌颇使人欣慰。甭看我们赶车的被严寒冻得缩成一团，鼻涕一把泪一把；甭看煤末子染得我们一脸黑，鼻孔成了两个黑洞洞，我们赶大车的正经上了洋歌，唱了上百年。

　　本来就很感伤的调子，经金刚一唱就更悲凉了，仿佛我们真的要冻死在草原。

　　谁那么可怜？离五胡戒还差得远哩！200多里荒原，咱就靠着4个月饼，不一杆子闯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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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屋

　　因为皮裤不透水，只是脚腕子处轻微冻伤，痊愈后，留下一圈淡淡的黑印。

　　七四年底，马车开始去东河拉肥，一天一趟，抓紧点，下午两点就能回来。为了弥补在山上劳改所造成的脑子退化，空闲时间就在宿舍看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跟猪一样无知也太输面儿。

　　一天下午，金刚见我在小屋里读《反杜林论》，不解地问：“老鬼，看它干什么？”

　　“读读嘛。”

　　“怎么，你还信这个？”他眯着眼问。

　　“随便翻翻。我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笔都很好。”

　　金刚冷冷说：“我现在不相信这些玩艺儿了。”

　　“马列主义你不信？”

　　“不信。”

　　金刚的话代表了一部分知青的思想，尽管不敢公开说。

　　“为什么呢？”

　　他扶扶眼镜：“进入社会以后，我发现从学校里学的那一套正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吃不开。社会上和老师说的完全不一样。你要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寸步难行。咱们七连整党就是一个鲜明例子。谁不说的一套干的一套？刘英红没私心，什么下场？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感到自己一颗赤诚的心被侮辱了，强奸了。如大梦初醒，再也不相信报纸上的话。”

　　“那你还有信仰吗？”

　　他正视着我的眼睛：“有。我信仰我自己。”

　　“你说高尔基的《鹰之歌》里的鹰也信仰自己吗？对比之下，那条很会保护自己的小花蛇有什么可尊敬的？”

　　“你应该明白，那是一篇散文诗，是文艺作品。”

　　“可它所宣扬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国人现今所缺少的。”

　　“不，你说像咱们小老百姓为了一种观点，一个信仰送了命有什么意义？纯粹是无谓牺牲。你说几句真话被打成反革命，受了不少罪，对中国有什么作用？我看不出你的行为怎么推动历史前进了。如果你的社会地位很高，牺牲了非常有影响，那死也值得，能教育大家。但一个小人物，比如一个赶大车的，默默无闻，枪毙你就跟按死一个蚂蚁，谁也不知道，对社会有什么教育意义？你想唤醒民众，可谁也不知道，你怎么唤醒？而且经过这么些运动，你知道谁对谁错？今天的坐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同样写一封信，张铁生青云直上，王亚卓却成了反革命。谁上台都标榜自己是马列主义，说得一套一套的，我们小老百姓怎么分辨得清？”

　　“那照你这么说，战争年代中死去的革命先烈都是傻瓜，都是无谓的牺牲吗？”

　　“当然不能那么说。但我是个常人，不愿意像那个老鹰摔得粉身碎骨。我可怵无产阶级专政。林彪说它是绞肉机，绝对没错，不敢惹。”

　　“如果会活着就是聪明，就是智慧？那长寿的人就都是英雄伟人了。”

　　金刚睁大眼睛：“老鬼，经历了这么多挫折后，你居然还保持着好些中学生的思想，真是少见。你还是太不实际。我劝你不要钻这个牛角尖，现实一点，争取尽快摘掉帽子，这才是真格的。”

　　……

　　大傻见我总看书嘲笑道：“你看这有啥用？也不用你，也不发展你入党，连帽子都不给你摘，学它闹球哩！”

　　“去，去！”我把他推出门。大傻半恼半怒：“我看你再学，也就这样了！”

　　狠狠给了他一捶。

　　“唉呀，骨头断罗！小王八蛋，大车压死你才好呢！”

　　这孩子不学无术。你说他无知没事，你要说他炸油饼不好吃，他真会冲过来跟你玩儿命。

　　马车班有东西两间屋，西屋原来没人住，因盖房时马马虎虎，房檐下露着许多窟窿，只一层薄薄的泥巴给挡住。冬天正对着西北风，极冷，墙上结一层白霜。这屋的窗户也特别小，因是计划外盖的，没木头指标。当地牧民盖的小土屋，窗户都很小——省木头；兵团战士宿舍是标准的大窗户；团部司、政、后办公室窗户更大；政委、团长办公室的窗户就几乎占一面墙。等级森严，连房子的窗户都不一样。

　　小窗户的屋，给人感觉卑微低贱。

　　马车班西屋专放马料、绳索、套包等等。我来马车班后，不想和人住一块，就自己一人住这西房。一天晚上，我早早睡下。因屋里太冷，把一块大毡盖在被子上。那毡子上粘着好几大片绿色的稀马粪，都冻硬了，并没有味儿。

　　突木其走进屋：“老鬼，借我马笼头用用。”

　　这些人借完了总不送回来，影响我抓马套车，装睡没理他，不想借。

　　突木其用手电照了照我，那块粘着稀马粪的大毡把他镇住，瓮声瓮气地说：“老鬼呀，真是个鬼。死了也比这强。”

　　我知道蒙古人死后通常都盖一块新大毡。

　　还有一次，大傻见我灰尘满面，拖着露脚趾头的大头鞋去食堂，怜悯地说：“老鬼，没鞋我借你一双，干嘛这样？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他每次去食堂买饭都要郑重打扮一番，因为能碰上女生，好给她们留个印象。

　　听了这些话，若是过去早拍案而起，现在却无动于衷。我麻木了，疲倦了，人不可能总那么血气方刚。

　　但是金刚对李国强等人说的有关我的话，激怒了我。他说：“不管林胡的帽子最后能不能摘，他这个人太极端，太狭隘，太死板，成不了什么大事。”

　　我有不少毛病，但绝对不相信我成不了大事。马上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

　　金刚：

　　不要让小市民观念扭曲了我们衡量事物的价值尺度。

　　能不能成事，不看你当了什么大官，也不看你多会挣钱，搞了多少张山羊皮褥子。能不能成事，就看你有没有毅力和勇气干几件对国家对社会真正有意义的事。哪怕就一件，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算成事。你这辈子就没白活，即使为了干这件事把你抓进监狱，判你死刑，落个一败涂地，那也算成事！

　　林胡

　　金刚用细瘦的手指捏着信，默默看完，然后抬起头，扶扶眼镜框，深深地盯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这屋盖得质量实在太差，坯码得稀稀松松，抹了泥巴后，墙上裂了许多小缝，冬天屋里的煤油灯火苗就不能垂直，老被吹歪。蒙古包再冷，炉子一烧，还挺暖和。可这屋里，土炉子怎么烧也冷得要命，像个冰窖。

　　那炉子有问题，火苗有气无力，总烧不旺。唉呀，为收拾这破炉子，真付出了不少精力，拆了砌，砌了拆，炉膛的形状一次次变换，可还是不好烧，不知道一堆泥，几块砖，四根铁棍，还有这么多学问！

　　烟筒也不少打，可没用，炉火一天到晚总要死不活，气息奄奄。估计是墙里的烟道有问题，但工程太大，自己没法干，凑合着住吧。在屋里还冻耳朵，得戴皮帽子；墨水结成冰块，打钢笔水得烤化了才行；西面山墙上挂着那层厚厚白霜，硬硬的，根本扫不掉。

　　后来我用捡的一块大帆布，挂在西墙和北墙上，但屋里的温度也没提高多少。

　　这小土房子就被突木其称为“鬼屋”，他很有起外号的天才，还曾给我起了个外号“孤狼”，但不如老鬼叫得响。我的屋墙壁没刷白灰，再加上窗户小，光线昏暗。西北墙角堆放着一打打旧报纸、《红旗》等各种刊物。一个小炕上放着料口袋、筛子、一堆马笼头、套包……屋里弥漫着牛皮条味道。

　　连部、文书、会计、司务长、卫生室等房都高大豁亮，刷着白灰，墙厚，不透风。跟他们没法比。

　　被子拆了两个多月还没缝上，不愿求人，就盖着得勒睡。几年来，我连个枕头也没有，一直枕着个包袱，枕得乌黑油亮。

　　卫生员是第一个走进来的女性，难怪她害怕。

　　因为有马料，招来一堆老鼠，个个都吃得松鼠一般大。秋天时，我曾抓住过一个小野鸭，想养着它，结果晚上，被老鼠给咬得呷呷叫。赶忙点亮油灯，发现小野鸭遍体鳞伤，把它放到自己枕头旁边，第二天还是死了。

　　1974年12月31日，连里开始休息。我的鬼屋冰冷冷，昏幽幽，连平日猖狂肆虐的老鼠也冻缩在洞里。这些家伙夜里敢在我被子上腾腾乱跑。

　　上午10点，大车班仍静悄悄的。我团缩在皮得勒里，胡思乱想。

　　自从收到师保卫科信后，这么长时间了，仍不见处理。我一封一封地写信催也没人理。《内蒙日报》曾给我回过一封信，说已把我的要求反映给兵团有关部门。让我高兴了好长一阵子，因这封信称我为：“林胡同志”。5年了，没人称呼我为“同志”。好温暖呀。以后我又给《内蒙日报》写了好几封信，就再没回音。

　　多年来，给各级领导写了100多封信，留下的底稿足足有一尺厚。我的青春精力大部分都从这个渠道消耗掉了。只要一难受，一挨骂，就写申诉信，申诉信成了我的眼泪。这一封封发自肺腑的声音是求生的呼号。

　　想活着没罪！献身是一种美，求生同样是一种美。难道一个饿汉用牙齿咬断瘦狼喉管，伏在狼脖子上吮吸狼血不是一种生命的壮美吗？

　　书上说章鱼饥饿时，会吃掉自己的触角。我想生存也没什么可丢脸的。盖块沾着马粪的破毡子，当着姑娘面露出脏脚趾头，住在只有一个小窗户的黑屋里并不意味着玷污了生命尊严。

　　厚着脸皮找啊，求啊，挨了一次次干，还为了什么？

　　她！

　　有人说，我想韦小立只不过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痴心妄想怎么了？终日挨冻的人最需要温暖。沉重的劳改生活中，再没一点痴心妄想，这日子就别活了，全都是苦的。

　　已经28，长这么大还从未吻过姑娘的嘴唇，脸上也从未感受过少女的呼吸，甚至连异性的手也没碰过。连里一对一对的交朋友，如雨后春笋，勾起了我无限的向往。

　　韦小立坐在大车后面不理我，毁灭不了我的感情。这个神秘的姑娘，冷酷的魔鬼，猪妈妈的相好，始终始终是我日日夜夜所憧憬的神。

　　必须抓紧奋斗，抓紧，否则再拖几年，即使给我平反，她也远走高飞。

　　贺龙的冤案终于翻过来了，党的政策正在缓慢地不可抗拒地落实。形势一天天好转，见面朝我打招呼的人又逐日增多。

　　可压力减轻，也有不好处。温暖会软化斗志。申诉信好长时间没写了，懒得动笔，闲暇常常睡大觉、看报纸、串门聊天……想当初，一次次批斗，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一口闷气天天催着自己奋斗，一定要翻过来！一定要翻过来！咱们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可现在，那口曾撞得胸膛梆梆响的“气”没了。几句寒暄，一个笑脸，消融了反抗的锐气，它变疲软，懈怠。跟麻木的老农工没什么两样，整天吃饱了混天黑。

　　写申诉信怎么挤也没词儿，要说的话都说过上百遍，一提笔就腻歪，以情取胜的写信宗旨也无法实行，“情”都耗尽了，风化掉。

　　不能麻木啊，不能无所谓！千万不能！

　　悉悉悉，老鼠们冒着严寒出动。这些半尺长的家伙蹬得牛粪堆哗啦啦往下倒，满不在乎地撞响瓶子、水桶、爬上爬下，旁若无人。

　　我缩在脏得勒下面，摸着自己左胸，感到里面的心脏在一下一下微弱跳动。这颗经过特大劳动量的心脏，现在搏动得缓慢而无力，似乎筋疲力尽。上帝保佑，你可千万要顶住哇！

　　一个上午就这样静静度过。

　　我望着那个比正常小一半的窗户，一天中太阳只能照进两三个小时，心想住得卑微，不见得没出息，但失去了奋斗的意志，无所事事，终日瞎混才真的没出息。

　　墙上结得冰霜白惨惨，闪着银光；一堆破挽具胡乱堆放；土炕上的泥巴斑驳脱落；西北角挂着的旧帆布黑糊糊……不，不！绝不相信我要在这鬼屋里住一辈子。

　　户外寒风呜呜惨叫。

　　电线杆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听起来像老牛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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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青的日记

　　这天休息，我骑马到东乌旗找罗湘歌。对我来说，她的小土屋是我艰苦旅途中的一座栈房。啊，韦小立也在这儿！小土屋顿时光亮起来。早就听说韦小立也常来格日图，这回终于碰上。

　　她和卫生员两人来串门。

　　罗湘歌笑着向我打着招呼：“林胡，你来得真不巧，一会儿我们要去参加一个牧民的婚礼。”

　　“没关系。”

　　韦小立好像没看见我，继续跟习五一（另一北京知青，大队会计）聊着天。

　　罗湘歌低声告我：“刘英红在东河干活时，常和韦小立来格日图串门。”

　　东河离格日图大队只四五里远。

　　我向她讲述了拉煤迷路的经过，她的月饼发挥了关键作用，耳朵却竖立着，监听着韦小立的一举一动。

　　她和习五一捧着一黑色笔记本，学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保尔的母鸡”。

　　“走吧，时候到了。”罗湘歌扔给我一本瓦莱斯的《起义者》，让我等她们回来再走。

　　等了半天，感到烦闷，发现她枕头下面露着一蓝塑料皮日记本。强烈的好奇心使我打开本子，想看看这个爱笑的女赤脚医生内心到底有什么秘密（多年后，我从她本人处借到这本日记，在此向她表示感谢）。

　　1973年3月2日

　　我既然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纯少数民族地区，那就应该对这个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文化有真切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了解。5年的牧区生活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民族。爱他的朴素、坦诚、豪放的性格。这与我厌恶社会上蔚然成风的虚伪、小气、做作是分不开的。当然这种游牧的个体生产方式，不发达的交通和文化导致了民族的落后，今天像公牛一样地斗殴，明天又抱头痛哭。

　　1973年6月30日

　　惊悉张凤起从马上摔下来，因公殉职，十分悲痛。翻开一年前的日记，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音容俱在。他是一个很淳朴的同志。悲痛之余，我又想到在人生的道路上，死并不难，难的倒是如何去安排今后的生活。

　　1973年7月20日

　　那达慕大会。全大队住在一起。在地上挖了一个灶，烧开一锅茶。不到10分钟杀死一只羊，然后扔到大锅里煮……鲜嫩的肉几乎没什么咸味儿。牧民们大口大口地嚼着，用手抓着，撕着，嘴边全是油，两手也全是油。同时嘴里还说着没完没了的俏皮话……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体味着他们的欢乐。

　　1973年10月16日

　　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跟他们说话，试图通过这种谈话窥视他们内心世界，成为我现在的一大嗜好。随手把他们一个个记在本子上。

　　胡勒图公社的秀秀，看到她，我就马上注意到她的眼睛：并不妩媚，总是含着笑，清澈可以透视她的心灵。初次相逢，她的眼睛就告诉我，这是一个简单、坦率、快乐的姑娘。她原是北京舞蹈学校芭蕾舞专业的初三学生。文化革命开始，她为一股崇高的革命热情所激动，决心脱离文艺界投身到工农兵中去，四处申请，不屈不挠，克服重重阻力，终于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专业，来到这辽阔草原放羊。她是那么简单天真，根本没考虑今后的事……5年后的今天，她又怀念起自己的专业，想到旗乌兰牧骑。可是年龄大了，身体也垮了，又没关系，常常苦恼。

　　1973年11月1日

　　现在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怎样布置我的一间小小药房上。需要从一点点做起：搭一个中意的小炕，砌一个外表出众的炉子，糊顶棚，刷墙，准备过冬的牛粪……兴趣很浓。

　　1973年11月10日

　　只用两天时间，就把今年需要的牛粪全准备好了。一般来讲，生命就在这不计其数的繁琐小事中消磨过去。然而从更高角度看，我们应当首先热烈赞美的是劳动，其次才是消费和自身生命的挣扎。认识这一点对我是很重要的，这才能真正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

　　1973年12月23日

　　到公社做了一个阑尾切除手术，很成功。在生活道路上，当你作出选择后，就纵马驰骋吧，不要再朝三暮四，也不要羡慕别的道路，专一地走下去，走到底就对了。

　　1974年5月13日

　　在社会上每接触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过程，像今天见到的刘东（六十一团团部医生）一样。开始，他几次三番骑马来看我们，使人很受感动，不厌其烦地陪他聊天。接着就是他一连串的知心话和各种见解，对我们知青充满同情。使你由衷感到站在面前的是个富有正义感，学问很深的朋友。最后就是发现他来的主要目的是搞一只羊，另外还希望弄点羔皮……原来这以前的一切都是装饰和铺垫。于是我无法抑制地从心里升起一阵厌烦，可爱的，尊敬的面孔离我而去，丑陋的，司空见惯的脸站在我面前。热情再次随着美丽金色的梦离开了我。

　　1974年7月6日

　　今天黄昏，吃过晚饭，像每日一样，拿上小板凳坐在门口，或看看书，或面对着与天相连的大草原沉思。我看到了刚刚挤过奶的母牛带着小牛犊悠闲散步，时而爱抚地舔舔它们。每天它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习惯了就不觉得痛苦。稍远处，羊群洒满浓绿的山坡，蒙古包炊烟袅袅。这时我什么也不想，完全沉浸在这毫无矫揉造作的大自然美里。直到天色渐渐暗下去，先是远方的山，再是羊群，再是蒙古包逐一消失。接着蒙古小孩们跑着，吆喝着把小牛赶回来。我也感到有些凉意，就起身返回屋里。

　　然后点起擦得很亮的小油灯，打开书本……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

　　我很满意。

　　1974年8月25日

　　我开始努力发现周围各式各样人身上的各自优点。我愿意看到而且多多看到这一点，这就构成了我和他们交往的基础。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另一面……这也在所难免。闭起眼笑笑就过去了。总而言之，人都有他的二重性：半是天使，半是野兽。

　　1974年9月1日

　　一个人的遭遇怎能是这样呢？而且是个年轻人，是跟我一样经历的学生。当我接触到这个过去曾道听途说了一些的不速之客时，我不明白并且极力想搞清楚这是为什么？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吗？不，这只能说明，在我们社会里，有一些干部把对自己好坏当做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些人力量之大，真可以把成千上万人吞没！想到这我感到惶恐，不禁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力量是多么渺小。

　　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那张阴郁单调的脸，上面只有一两个很简单的表情，以及狼一样吞噬食物的样子。他的话很多很乱，我得耐心听。虽然这些话有很多一听就非常片面，但我相信坐在炕上的这个人并不需要我指出这些，只是希望我听完他的陈述。如果这里不是我而是别人的话也一样，反正他需要把话讲出来。我按照我猜测他的心愿做了。最后克制着自己的惶恐，给了他一包月饼。

　　人啊，多么复杂，又多么简单，包括我自己在内。

　　1974年9月13日

　　只要想一想，他在乌拉盖那达慕大会上是何等神气地取得了赛马头一名的样子，我不敢相信他已经死了。

　　但他确实再也不会坐起，不会说话，不会笑，不会淘气了。他在我手中慢慢安静下来，瞳孔放大，心脏停止了跳动。也许是职业的关系，我觉得生与死的界限很模糊了，见的死人实在太多，但我多么希望小金巴再睁一睁眼，笑一笑啊？

　　1974年10月5日

　　相比较起来，亚利属于另一类形象。用她自己的话讲：这辈子要在人前作一个冠冕堂皇的人，结果却是有命无运之物。与牧民结合不仅对社会无多大作用，对她本人也不过应了那句格言：“对于软弱的灵魂，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一次最大的不幸。”

　　我只是在无限的同情与不自觉产生的自怜中，给予她我所能给予的友谊。然而，我不喜欢她的处世哲学。我虽也争强好胜，日趋成熟后便适可而止。有些昔日的好友总批评我过于谨慎，当然他们都是比较飞黄腾达的人。写到这，内心有一种难言的隐痛，只好用偏见来维持我的骄傲。

　　1974年10月16日

　　不论对谁，尤其是对比你地位低，有求于你的人都应该尊重他。

　　1974年11月7日

　　坚强些，再坚强些！现在我对自己越来越多地说这句话。是啊，时代要求我们这些人承受住超出一般人忍受范围以外的动荡、颠沛和青春的消耗。

　　1974年11月29日

　　和军垦战士们一起的一夜。走马观花地看了一眼她们的生活，很奇怪地看到：女同学生活细致，很干净，任何一点点小事都可以引起她们长时间的笑，笑……当然也有她们斗嘴，耍小心眼儿的时候。

　　男同学的屋里很冷很暗，烟气缭绕，怨气总是那么大。他们能干、义气、抗上。我又难过地看见林胡在同志中迈着沉重步伐，僵漠无语的神情，走向冰窖一样的宿舍。我不想发什么议论，心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觉得那么重。我不敢到他的屋去表示一下自己只能表示一下的同情。幸好，分别的热情笑语淹没了我无穷的思绪。

　　1974年12月18日

　　今天的事告诉我，世界上并不是所有道理都讲得通，也不是所有事都能讲清道理。气愤、冲动、委屈，这些儿戏在我都是过去的东西。

　　从我内心深处流出的话更少了。

　　……

　　提心吊胆飞快翻了一阵，一张银纸掉在地上，里面夹着薄薄一朵花，都已褪色。赶忙拾起，按原样放好，然后把日记塞到她枕头底下，扶平枕巾，消灭掉自己翻动过的痕迹。

　　马蹄临近，罗湘歌欢乐的说笑声传进耳膜。她们进来后，嘁嘁喳喳议论着。

　　韦小立始终不看我一眼。

　　“来，我们唱支歌吧！”罗湘歌愉快地向我眨眨眼。她拉起手风琴，音波温暖地吹拂到每个人的脸上。随着手风琴的旋律，4个姑娘轻唱着：

　　在那盛开草原上，

　　肥壮的牛羊像彩云飘荡，

　　富饶美丽的牧场啊，多么可爱，

　　勤劳的牧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

　　……

　　优美的歌声，悠悠袅袅，像一条洁白的玉带在蓝天上下飘舞。

　　听完这首歌，跟吃了迷魂药，全身肌肉都松弛了，骨头发酥，我紧紧咬着牙齿，别瘫倒在女生面前。

　　罗湘歌也仿佛沉浸在里面。蒙古歌真好听哇！那真挚感人的声音，带着苍凉的原始风味，慢慢悠悠地回荡在小土屋里。

　　长期在敌对目光中生活，肌肉总得要绷得紧紧，这样挨打时，才不会太痛。天长日久，精神和肉体都变得很僵硬，缺少弹性。环境把我磨砺得冷酷，没人爱我，干嘛要爱别人？即使对腿上的一个蚊子也要用拳击的力量把它砸烂，然而，这4个姑娘的歌声却像海妖一样把我驯服。肌肉筋腱都不听使唤，软弱无力，几乎走不动道儿，善掐架的眼睛再也凝聚不出凶光。

　　音乐的力量不可思议！

　　她们又唱起了“航标兵之歌”，声音不大，音质朴素无华。

　　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

　　双桨划破了千层波浪，

　　我们在海上架桥铺路，

　　让航行的朋友们一路顺风。

　　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

　　点燃了永不熄灭的明灯……

　　啊，真美！那贞洁，雪白的声音，一会儿冲向深奥的苍穹，一会儿跌入峡谷的小溪，一会儿又像敦煌女神轻柔飘然……每一个音符都饱浸着青草的温情，鲜花的芳香，仿佛一层柔软华贵的天鹅绒轻轻裹着你。我觉得四肢瘫软，头晕脑胀，想哭又哭不出来。这是多么纯净的声音哪！一旦你要被唱出这声音的姑娘所唾弃，就趁早结束你的狗命吧。

　　我想大喊，想一拳头砸碎窗玻璃，想一口气把这屋子里的空气都吸进肚。太感动了，憋得手脚痒痒，再呆下去，非露怯，低着头对罗湘歌说：“我回去了。”

　　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了？还早，等吃完饭再走吧。”

　　“没事，没事！”仿佛做了亏心事，不敢看她，匆匆闯出屋，解下缰绳，翻身上马，向白雪皑皑的草原扑去。

　　寒风吹着发烫的双颊，特舒服。好了！这回补足了勇气、力量，怀着巨大信心回到自己专政地点，为目标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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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春天

　　刘副政委得知烧死人的消息后，饭也不吃，昏沉沉躺了整整一天。当通讯员把医生叫来时，他嘶哑地说：“我没事，就是心里难受，这些娃娃们可惜啊！”说着说着，大颗的泪珠掉了下来，泣不成声。

　　他喝了点酒，满屋子是酒味儿。

　　刘副政委哭了！当领导的也会这么哇哇哭，一点儿没领导的派头！兵团战士深受感动。没人叫，通讯班、电话班、干部食堂等七八个小知青自动来到刘副政委屋，劝说着，安慰着。

　　刘副政委哽咽道：“同志们，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知青娃娃呀！当兵团战士们在烈火里扑打、牺牲时，我却正躺在家里休息……睡大觉……”刘副政委上气不接下气，喘起来。

　　小知青们都直挺挺站着，陪着副政委流泪。

　　“同志们，咱们的兵团战士真是好样的啊！直属连的那小姑娘，王……爱民明明有病，领导没让她去，自己硬是偷偷扒车赶到火场……”刘副政委泪如泉涌：“我……我……对不起党……”他垂下了头，哽咽得说不出话。

　　在场的姑娘们轻轻呜咽，男生们也都满脸泪痕。

　　一位团级干部，一位有尊严，举止稳重的50多岁长者，能这么当众痛哭流涕，可见其内心的善良和真诚。

　　刘副政委那花花的泪水深深打动了他们，恨不得再来一场大火去救。小屋里的气氛神圣。如果草原需要生命的话，这些在场的年轻人此时此刻都会争先恐后去死。

　　刘副政委黢黑清瘦，相貌端正，长得有点像刘少奇。平日总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让人联想到当年的老八路。他在政法学院进过修，有文化，待人和蔼，没架子，从不对下面发脾气，有什么事总用商量的口气说。

　　在六十一团，和气的干部太少了，他就很突出。特别是那一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颇有风度，带来不少额外的尊敬。他给人的印象是作风严谨，如不住在专门给团领导新修的红砖宿舍，而是住在一破旧的土坯房。自己去锅炉房打开水，自己上马厩抓马，不像其他团干部，全让通讯员包了。

　　多病的妻子来团探望，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全包了。还亲自为她理发，并常常搀着妻子去草原散步，晒太阳……一时被人们传为佳话。

　　自从林彪事件发生后，刘副政委情绪有些低落，原因复杂。

　　他来内蒙后，身体老是不太好，可能不服边疆水土；心情悒郁，对上级干部部门有意见，感到自己受了排挤；跟陈政委关系紧张……康政委调来后，和康政委又不和。他原来是山西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师长、军长都审过，常跟军区首长接触。对从基层上来的老康很不以为然。老康不过是个小县城的武装部副政委。

　　但他极有涵养，把什么都藏在心里，平时对康政委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他有一种很了不起的本领，内心发怒时，外表一点看不出来。在团里，他负责落实干部政策，经过努力，把原场部的蒙族干部全解放了。尽管还没分配工作，仅仅这一点就赢得广大蒙族干部无限感激。一提起刘副政委，老蒙们都伸出大拇指：“赛，达勒嘎！”（好干部）他分管一打三反工作，也搞得不错，指挥着几个专案组，整天写材料、调查，弄出了好几起贪污案。

　　可是林彪事件后，老康整了他一家伙，因为过去跟知青聊天时，他曾讲过自己在五台山警卫林副主席的一段经历，称赞林彪生活简朴。事虽然不大，老康却抓住不放，给他四处扩散。为此，师领导让他写了说明材料，一次次上纲认识。就为这点小事，他的工作成绩一笔勾销！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窝了一肚子火，身体更加不好。

　　他有神经性头疼、胃溃疡、支气管哮喘等病，独自住在团部礼堂旁的僻静处。每天早晨，他都把房前道路扫得干干净净，当人们走过这条路时，心里不禁浮起一丝敬意。其他团领导没一个扫大街的。

　　苦闷、沮丧、阴郁一齐向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袭来。军区机关的大楼和边疆的小土屋相差太悬殊了；老康的军阀作风几乎难以容忍——团里大大小小的事都他独断专行；另外几个也都窝里窝囊，就会拍他马屁！围绕着那点点权，这么一个荒凉的小团部也争得你死我活，只要你有一点短让人抓住，就要整个没完没了。

　　郁郁寡欢中，是一群小姑娘给了他莫大安慰。

　　和电话班小吴的友谊是这样建立的：一天晚上，他犯病了，卧床不起。医院电话没人接，小吴亲自去医院找来值班医生……闲聊时，小吴流露出她想上大学。刘副政委答应帮忙，并谆谆告诫她要踏踏实实工作，听领导的话，跟同志们搞好关系。以后小吴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就来找副政委，回家探亲也要向副政委辞行。

　　在政法学院进修过的干部就是有水平。刘副政委学识渊博，精通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及民情风俗，对陶鲁茄、卫恒、刘格平、张日清等这些大干部的情况十分熟悉。小吴从副政委那儿长了不少见识，大开眼界。副政委常请小吴帮他抄材料，并请她吃别人送来的糖果。还亲自一刀刀为她削苹果皮。跟小吴下跳棋连输几盘还那么温雅有礼，和蔼可亲。

　　六十三团着大火，全团主要干部都不在家，只剩刘副政委一人。那一天，紧张的奔波把他累得够呛，病又犯了，头晕眼花，几乎要倒。小吴听说后马上赶来，热情照料……深夜，政委拉着小吴的手，感激地说：“小吴，实在给你添麻烦了。”小吴羞涩地摇摇头，没马上抽手，于是一条胳膊搂住了她的腰。姑娘正不知所措时，一张干裂的嘴唇已经堵住了她的嘴：“没关系，别怕。”小吴软瘫在副政委怀中，任他一步一步动作，连灯也没关。毛主席像那慈爱的目光从墙上注视着他俩。

　　就在乌拉斯泰着大火的那个夜晚，正当知青们拼命救火之时，我们累犯病的副政委抱着女电话员静静躺着。

　　他神情沉重疲惫，带着病干完了那事。

　　第二天，他听说烧死人后，非常内疚，伤心地流了泪。

　　不久，小吴百感交集地上了大学。

　　痛悔过后，他还是和许多女孩子保持着密切关系。荒远的边疆生活虽然寂寞、艰苦，但有比军区机关更方便的条件搞城市姑娘。慢慢地，小姑娘成了他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命依靠，如同阳光、空气、药物。如果离开了这些小丫头，他的头疼、胃疼就没法熬，宿舍里就没有一点热乎气儿。

　　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成了他边野生活的一点点温暖与光明。多么灵验的药方哇，小姑娘就是他的索密痛，小姑娘就是他的谷维素，小姑娘能治他的丛集性头疼。

　　除此之外，刘副政委在其他方面无可挑剔。团领导中，他是最没架子的一个。逢年过节常下连队跟兵团战士聊家常、下军棋。知青有什么委屈总爱找他，从不护现役军人的短，真敢为知青“拔撞”。可能与自己处境有关，刘副政委对受压的人都很同情。因为和康政委有矛盾，再加上身体不好，他越来越少工作，几年来跑遍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治他的神经性头疼。与此同时，他先后搞了11名女知青（还有说他搞了13名）。康政委有所察觉，派政治处刘副主任暗中调查，可始终没抓住证据。后来师部招待所的一小服务员无意中在师部把他们当场抓住。女的是团部医院护士戈秀珠，当时正在师部医院进修。

　　于是乎舆论大哗。对于六十一团老百姓来说，这消息的震惊程度比林彪的事差不了多少。刘副政委平日给人的印象太好了，而且对他老婆又温柔体贴，有人看见他跪着给患肾病的老婆洗脚，敬爱如宾。

　　调查时，也很奇怪，那些受害者都说他好话。师里决定停职反省。

　　他的病情更重。恶心、呕吐、失眠、咳嗽……请假去天津看病。谁知在赤峰，他与回家探亲的女护士接上了头，俩人藕断丝连，情意绵绵。刘副政委为戈秀珠买了半导体、皮鞋、花衬衣，戈秀珠为副政委精心织了双线的加厚毛裤。

　　他们以为出了六十一团地盘，可以自由自在了，在天津水上公园，副政委像热恋中的小伙子一样，干了过火举动，被公园里的工人民兵当场抓获。一查证件，才知道是现役军人，送到了天津警备区。警备区又通知我师去领人，一下子轰动了全七师。

　　这种桃色新闻的传播速度快的惊人。副政委还没回来，全团家喻户晓，成为人们闲谈最热门的话题。

　　刘副政委作检查时，面不改色，就像当年作批修整风报告一样。为了他这事，全团干部开了两次批判会，肃流毒。年轻的兵团战士纷纷对他另眼看待。有人骂他“老流氓”、“老色帮子”、“闹妖儿的老狗”……许多小女孩见了他躲着走，向他身后啐唾沫。

　　但也有个别老农工替他说话：“这种事有什么了不起？小鸡巴对尿渠子，算个啥？我要在那位置上，我也干。谁也别说谁。”

　　刘副政委从容不迫，非常镇定，不愧当过军区保卫处副处长。他还跟原来一样，不卑不亢，和颜悦色地跟认识的知青打招呼。看病时，还照常跟团部医院的小护士拉家常，嘘寒问暖，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令人不解的是，多年来，他和妻子的感情一直十分好。为了给妻子治病，花了上千元，并四处打听偏方。

　　刘副政委的事还没平息，人们的兴奋点犹在，六十一团又传出了一爆炸性新闻：团政治处李主任强奸女知青，接收贿赂，给停职了！

　　1975年春夏，我们内蒙兵团六十一团好热闹啊！

　　李主任粗犷暴躁、喜人吹捧、贪财、爱和女青年谈心。他抽的烟最起码是“大前门”。这个远在边疆草原的营级干部，满抽屉都是中华、熊猫、凤凰等过滤嘴……四连的一个蒙族老师要调到西乌旗教育局，李主任就是不放。后来这位老师明白了，给李主任送了120张沙狐皮、3丈条绒布，才算离开了六十一团。知青送他300一块的大罗马手表已不算新鲜。

　　在北京，部长都很难搞到的血清百蛋白、甲氰咪呱等药，这位十九级的政治处主任得来全不费力气。那些日夜盼着回到父母身边的知青们，为早日离开此地，不惜重金，动员全家囊助奔走，千方百计搞紧缺物品送礼。就算全团3000名知青里有30个通过各种关系采购，向李主任进贡，北京的一个光杆部长能不望尘莫及？

　　仗持物资雄厚，李主任毫不心疼地给人送这送那，大方得很，送人个照相机就像扔盒烟，很精致的小半导体，他多得用不了，就丢给小孩当玩具，拆着玩。

　　李主任有一癖好，见了年轻的女同志总爱“三比”。一比个头；二比胳膊粗细；三比掰腕子。他这“三比”在团里很有点名气。尽管在团政工会议上，李主任就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问题，说得慷慨激昂，骂起那些搞邪门歪道的人怒不可遏。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几个农村的亲戚调到兵团变成城镇户口；也不妨碍他的农民小舅子在团部医院住院看病全部公费报销。团里三令五申，严禁动用公家的木材做家具。他本人在八连蹲点时还亲自处理过类似的事，可是看看他家那富丽堂皇的大衣柜，很有气派的厚沙发……哪一件不是用营建连的木头做的？

　　刘副政委和李主任的新闻，成了全团注意的焦点。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都很幸灾乐祸。他们二位给寂寞的草原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赶大车的老光棍们更是怨恨里夹着羡慕：“还是当官儿好啊，能一堆堆的搞大姑娘。咱是没出息，一个也捞不上。”

　　老布勒格特在一排傻笑道：“嘿！真他妈来劲！刘副政委的事还没处理呢，李主任又犯花。咱们团好风水啊，爱情故事层出不穷！”

　　我听说刘副政委、李主任的丑事后，高兴极了。那一天粪装得又多又快，车赶得特顺手，轻似一阵风。想起自己过去被他们训得像三孙子，心里就窝火。

　　当时看刘副政委对女的那么好，真羡慕女的。在他们领导下，俏丫头出入首长办公室如同出入家门，畅通无阻。而且进步猛快，什么好差事都是她们！上大学、入党、提干、调动、找好工作……最倒霉的是我们这些野小子，不招喜欢，卖苦大力地干活！

　　七零年，我因为给一个家遭不幸的女孩写信，在日记里有些自我批评的话，就被李主任诬之为伪君子、灵魂肮脏透顶。

　　到底谁肮脏透顶？

　　唉呀，如果世界上有虚伪大比赛的话，中国这帮以林彪为首的政工干部肯定能获诺贝尔奖。

　　1975年这天，阴风惨惨。

　　早晨我套好车去东河拉肥。灰茫茫的天气好冷！装满一车羊粪砖后，赶忙往回赶，马不停蹄，一溜小跑。到十号地已是下午两点，鼻子冻得酸溜溜，四肢发僵。我偷个懒，没有把车赶到地东头，就在路边的西头卸下了粪。马车走在犁过的地里，特难走。

　　傍晚，天色渐黑。马车班长在窗外敲玻璃：“林胡，连长叫你去连部。”

　　奇怪，王连长很少叫我到连部。什么事呢？是不是因为把羊粪砖卸在地西头，班长给告了？再不就是偷的那口袋马料……我忧心忡忡走进连部。

　　王连长双腿盘着坐在炕上。

　　“什么事？连长。”我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探问。

　　王连长凝视了我一会儿说：“你的事就要处理了。”

　　“是吗？几年前就这么对我说了。”

　　“这回是确实消息，兵团已经批了。”

　　“真的？”我不敢轻易相信。

　　“真的。刚才团里来了电话，最后处理基本符合你的愿望。”连长微笑着。

　　“怎么处理的？”我赶忙问。

　　“改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撤销监督改造，”直到王连长说这话时，我才相信这是真的，那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来临。情不自禁笑了，觉得胸口憋得慌，几乎喘不上气。

　　王连长注视着我：“林胡，现在你有什么感觉？”他问这话纯属好奇。

　　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又觉得没一个词儿最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我一面笑，一面不假思索地说：“高兴，高兴，嗯……高兴。”

　　“俄要泼你的凉水了。你想过没有，过去怎么一下子就让老沈给整倒？”

　　“他有权。”

　　“俄看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群众关系太差。表面上，你好像很强，会摔跤，把王连富打得喊爹叫娘。其实你弱着哩！因为你没群众，谁都团结不了。要是你能在群众中站得住脚，有威信，那就不好打倒罗，你说是不是？”

　　我点点头。

　　“单凭你那两条粗腿可靠不住哇。”

　　连长的话很有道理，但我顾不得深想，欢乐冲昏了头脑。

　　这时连部进来两个人，好像是李晓华和卫生员。我趁势向连长点点头走出屋。

　　出了门，加快脚步，腾腾疾行。活见鬼，咽喉怎么给噎住了？就像头次见方处长一样，一股气直顶到嗓子眼……这高压气快把胸口撑炸，我忙伸长脖子，仰向夜空，“噢噢——”大吼了两声，赶紧放气减压。从东面厕所出来一个女的，闻声吓得远远站住，不敢过来。

　　我要独自欢乐一下！大步流星闯进马车班，迎面碰见大傻，狠狠给了他一拳，惊喜地喊：“大傻！”

　　“哎哟，操你小妈妈的，把爷骨头打断了。”顺手给了我一马笼头，抽在脖子上。

　　进屋后，插上门，胸口还憋得难受。一脚把破水桶踢飞，第二脚把牛粪堆踢个空中开花，乒乓碰在烟筒上。那口气还没泄够，又纵身蹿上炕，打着滚，两脚朝天猛蹬，拼命蹬……狂笑着，嗷嗷怪叫。随手抄起一墨水瓶，狠狠向墙上砸去，墙凹进个小坑，墨水瓶居然没碎。接着，筛子、套夹板、笼头、套包等又在空中飞舞。这样折腾了一阵后，胸口才觉得好受一些。那口气刚才呛得差点噎住。有人敲门也顾不上理，用力吻着墙上的冰霜，吻着料口袋，吻着牛粪块，乱扭乱摆，尽情放纵。

　　多年的愿望，一旦成为现实，脆弱的神经能给高兴疯了。我必须这样放浪形骸一会儿，才能避免神经出问题。

　　金刚在门外不耐烦地叫着：“老鬼，老鬼，开门，是我！快开门！”我爬起来，镇静一会儿，把脸上的疯狂表情去掉，擦净嘴上的口水，打开门，金刚走进来，微笑道：“好啊，老鬼，祝贺你！”

　　我用尽量平静的口气说：“等宣布后，我就回北京探亲。”

　　金刚恳切地望着我：“刘副政委和李主任被停职反省给了我一点信心，现在，你的事翻了过来，又给了我一点点信心。我们这个社会还不是那么黑的没法呆。”

　　没有什么美味珍馐，我们跟老蒙一样盘腿坐在炕头，抽着粗劣的太阳烟，喝着白开水，兴奋地聊到半夜。

　　1975年4月1日，连里召开批判大会。康政委也来了。王连长首先宣布：老姬头贪污饲料600斤；以介绍对象为名拉拢腐蚀知识青年，乱搞两性关系，经团党委研究决定，戴上坏分子帽子。

　　老姬头铁青着脸，站在大家面前，既不服气，又不敢吭声。

　　自从沈指导员调走后，老姬头在连里处境越来越不好。一次去团部拉麦种，因为有个麻袋口没扎紧，小麦撒了一路。把连长气坏了，狠狠训了他一通。老姬头说麻袋口不是他捆的，不能怨他，据理力争。连长以态度不好为名，停了他5天工，扣了5天工资。老姬头气坏了，跟连长骂起来，又动手“碰”了连长，结果被抓到团部，关了一个多月。

　　连长一直憋着劲要整他，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在批判会的最后时刻，王连长说：现在，宣布一个兵团批复：

　　七师党委：

　　你师报来现行反革命案林胡复查处理报告收悉。经兵团党委研究，决定将林胡改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撤销监督改造。

　　此复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

　　尽管留个大尾巴，我也心满意足。饥渴的人泥汤子也乐意喝。

　　“让林胡讲几句话。”

　　叽叽喳喳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全连一百多双眼睛注视着我。心咚咚跳动了两下。我站起来，竭力以恬淡平稳的声调，念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团党委对我的问题重新处理，体现了党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关心。我万分感谢。今后，我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第二次政治生命，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散会后，我主动走到康政委面前，高高兴兴地叫了声“康政委。”自从上次吵架后，这是头次见面。

　　康政委迅速地扫了我一眼，点点头：“林胡，好好干呀！这一阶段，你的工作还是不错的，要继续努力。”

　　“我是好好干呢。在石头山干了3年，脚指甲盖砸掉了好几个。”

　　“年轻人吃点苦有好处。团里高干子弟不少，他们也是一锹土，一锹泥地干着，坐办公室的总是少数。当然，你这几年是很不舒服的，但这怨谁呢，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老鸹落在猪腚上，只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

　　在这个时候，我不愿跟政委抬杠。只是不住地点头，礼貌性的。

　　“林胡呀，跟你接触不多，但感觉你犯错误的根源就是好冲动，狂妄。这个教训必须记住，不要运动一来就冲动，忘乎所以。”

　　康政委说完，甩手就走，由连长陪着走进连部。他跟下级说话没开头结尾，意思一表达完嘎然而止，什么客气话也没有。

　　晚上全身兴奋得发烧，很晚很晚才睡着。

　　毒蛇一样的反革命帽子终于去掉，再也不必发着烧，也不敢休息，拼命干活儿装积极；再也不必让人打成独眼龙也不敢还手，还得上台陪斗；再也不必顶风冒雪跋涉上访，缩在牛圈里偎着小牛犊睡觉；再也不必当着众人深弯着老腰，头几乎碰着膝盖，一副卑怯。

　　终于和别人平起平坐！

　　首都知青慰问团发的毛巾、笔记本、茶缸也有我的一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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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

　　漫步在林西小县城的街道上，心里热乎乎的。有7年没见过这么热闹拥挤的人群。这里的电影院、旅社、饭店远比不上北京的高级，但也能提起我对文明的亲切回忆。光秃秃的草原什么时候才能建成这个样子呢？在赤峰火车站候车室，看见一背手枪的警察瞥了我一眼，不禁有点怵然，长期专政养成的条件反射，见戴大盖帽的就有点紧张。

　　火车向着北京疾驰，到承德了！那有着民族风格的浅黄色车站大楼，很与众不同。它缓缓来到跟前，又缓缓离去。兴隆、密云、怀柔、东郊……终于又到了北京站。

　　这人生的大门还是老样子。看见了熟悉的站台，在这里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学激昂慷慨奔赴农村边疆，不少水泥砖上都曾洒过年轻人的泪水。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已是夜晚，桔黄色的柔和光辉神秘地映照大地，广场上弥漫着首都温馨的空气。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沁人心脾。7年前，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又走在长安街，踏着洁净的小方格格水泥砖。趟过草原没膝的雪原，再走这长安街，腿简直不用费劲。

　　从石头山走到团部早已习惯，不愿意挤公共汽车，怕到那人疙瘩堆里去，就步行回家。灯市口、美术馆、地安门……额上渐渐冒出了汗。我把头上那顶又破又脏的皮帽子扔在马路边的果皮箱里，光着头，大步走着。熟悉的大门映入眼帘，斑驳的红漆已经脱落。7年前，母亲就是从这儿送走了我。她那缕飘拂在寒风中的银丝曾颤抖过自己的心。

　　电铃响了，姑姑打开门，她瞪大眼睛盯着我，过了半天才认出是我：“啊！小胡回来了！”那警觉的，没表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走进去与她紧紧握手。

　　“哎哟，我那儿哇！怎么变了样儿了，我都没认出来。”她用发颤的声音说。

　　“在草原上呆，人就显老。”

　　姑姑歪着嘴，干瘪多皱的眼眶里闪着泪花。是她把我带大，对我有着亲生母亲般的感情。这些年来，从没有一个人为我流泪，看见姑姑能为我噙着一眼包泪花，深受感动。自己到底要比脚趾头上的泥巴强啊！

　　受到姑姑的传染，我也觉得自己挺可怜，心里变沉重。

　　来到北屋，见到了妈妈。我紧紧握着她松软的肥手，觉得好像是在梦里。母亲头上的白发虽然更加稀疏，有一大块秃顶，但面容一点也不显老，脸上几乎看不见皱纹，还是那么慈爱、雍容、红润。她微笑望着我，整整7年了，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目光。这是母亲的目光，带着母亲身上的温暖。

　　在内蒙，受了多年凌辱，我几乎没掉过泪，只是咬牙切齿地一封一封地写申诉信。现在当着母亲的面，7年的酸甜苦辣一阵阵冲进鼻子，觉得有些发酸，可依然流不出泪，此时此刻，在家里，完全可以脱下盔甲大哭一场庆贺庆贺，但眼睛却干干的，涌不出一滴泪增添气氛。

　　晚上妈妈告我：自从她得知六十一团准备给我戴上帽子，很着急，通过魏巍，再一次给军区政治部主任写信。后来得到答复说：“内蒙兵团已划归地方领导，不在北京军区辖内。”妈妈只好再重新找人。求爷爷告奶奶，找过副司令、书记、秘书长、包括王震……全没用。没有很深的关系，谁肯管这种麻烦事？母亲一着急，心脏病犯了，终日卧床不起。

　　作家的地位太卑微了，在兵团根本没人放在眼里。

　　这时，父亲的一老战友，建议母亲给周总理写封信，他在国务院负责信访工作，能帮助把信转上去，母亲于是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请总理在百忙中帮助解决。两个月后，那位老战友说：总理办公室已把信批转给内蒙尤太忠，指示重新处理。

　　我听后，全身沉浸在巨大的温暖中，真没想到，我这么一个爱打架，不守纪律的落后青年，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

　　在我变成反革命后，全四十七中同学里，几乎所有人都和我没有联系，只有王佑曾写信，安慰和鼓励过我。到北京后不久，我就去找他。非常运气，他也从内蒙突泉回来探亲。

　　王佑问：“你对这样的处理满意吗？”

　　“只要不是反革命就行。有严重政治错误就有吧，反正兵团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全错了，得给他们留个台阶下。”

　　“哼，现在就是这样，整人时，小错大整，无错也整；平反时，大错小平，小错不平。”

　　“没办法，这年头不能太认真了。”

　　王佑感叹道：“你够运气的了，靠着你父母的一些关系才获得解放。但还有成千上万周总理无法过问的反革命仍在火坑里受苦。”

　　“对，对。”我连连点头，想起了三连的刘毅。

　　“什么形势大好？操，现在物品奇缺，供应一年不如一年。买啥都要本儿，工资低得要命，冤案错案到处都是……我觉得这政策大有问题。哼，他们那伙子是什么东西？臭戏子，烂文人，卖嘴皮子的货！我一想起这帮人就气得慌。”

　　王佑说的也正是我心里想的，常暗暗盼望江青有朝一日下台，这样我的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就可以从档案里撤销。

　　我们在小屋里破口大骂起来，纵情发泄着对第一夫人的鄙视。

　　中午，王佑的妈妈从医院看病回来，她热情地招待我吃饭。

　　“小林啊，”王佑妈妈慈爱地说：“我们全家都很同情你。好好干，你是个有毅力的孩子，今后你还是很有前途的。”他妈妈夹了很多菜，放到我碗里：“小林，别客气，吃菜啊。”

　　不知怎的，鼻子酸了，扑簌簌地流了泪。可能是受宠若惊的吧？这些年来，我一直被人称为“老鬼”，从没人管我叫：“小林”，姓前加一个“小”字，听起来真舒服甜美呀！

　　这次探亲回来，在家里没掉过一滴泪，就是在王佑家，被他妈妈叫了几声“小林”感动得流了泪。

　　长年累月在内蒙呆着，对北京的家庭生活很不习惯。那干净整洁的木板床真不如铺着大毡的土炕睡得自在。躺下还要脱鞋；枕着软绵绵的枕头，脑袋都陷在里面，也不如枕着硬硬的包袱皮舒服，脸旁边都是新鲜空气；坐马桶大便，拉不出来，特别扭。

　　孤独惯了，变得不喜欢热闹、喧哗。总觉得自己脑门上还烙着反革命，不好意思见人，怕到人多的地方去。记得有一次去新街口电影院看电影，一走进入口，心就发虚，那么多张脸，那么多双眼睛，黑压压的，令我一下子想起全团批斗会！

　　出门只要时间够，都步行，决不上公共汽车，讨厌往人堆里扎。

　　没有肮脏，没有寒冷，没有自留畜，没有坚硬而硌屁股的大车辕子，总好像缺了点什么。有时候，我常爱大声叹气，长吼一声。因为胸部憋闷，想多吸点氧气。可妈妈却非常讨厌，觉得这么叫很野蛮，不像个受过教育的人。

　　我完全变成了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解手宁肯到胡同口的公共厕所，也不坐那马桶。不会买菜，不会同时排好几个队。到商店里买东西，常被当成土老冒儿，无人理睬。上街总是步行——每回乘车老被售票员当成外地人，格外仔细查我车票。遇到了几次这种情况，再也不想坐车。

　　与父母的矛盾马上就开始了。记得有一次，招待客人，我在茶壶里放了一把高级茶叶，事后妈妈向我嘟囔道：“你连个茶都不会沏。放这么多茶叶能喝吗？猴儿苦！不是自己挣的钱，一点儿不知道心疼！”

　　内蒙的茶都熬得很浓，黑得像酱油。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己一直是南冲北闯，在荒山大漠中角逐拼杀。这不是一个温柔细腻的环境。时代就是粗糙的，我自然也粗糙。表达感情的渠道都是又短又直又粗，便于发泄。根本没什么缠绵婉转，九曲回肠。喜就哈哈狂笑，怒就咬牙切齿，饿就端着大铁锅大口大口填，累就缩在皮得勒下面睡他一天一夜。像动物一样赤裸裸，直截了当，缺少含蓄——命都顾不上，哪有工夫含蓄？

　　我的胃口极好，一顿饭就把他们三人一天的饭给吃光了。在父母面前，我尽量放慢速度，等他们一走，咀嚼频率马上变快，力度加大，如同饿疯了的猪埋头于食槽。妈妈惊叹道：“唉呀，真不得了，你怎么像刚从深山里出来的野人哪！”

　　可能是母亲一直没恢复工作，终日无所事事，在家蹲着，脾气变得火爆，常为一点芝麻小事大动肝火。记得有一回，我好心好意帮她洗衣服。她一看就火了：“你这是洗衣服还是啃衣服呢？我的那么好的衣服穿不坏，非得让你给洗坏了。”唠唠叨叨了半天。

　　老太太还嫌我全身都是羊膻味儿，总让我洗澡。好家伙，每星期都得洗！我天生就不爱洗澡（在内蒙草原7年，从没洗过澡），真是痛苦之至。有一次我没听她的话，硬是没洗，她大发雷霆，吼道：“小兔崽子，滚蛋！不洗你别进我的家门！”

　　为洗澡，我们之间发生了许多次不快。

　　一天午饭后，她见我几口就把一个苹果吞进肚，连核也不吐，生气道：“你好像就一辈子没吃过苹果，怎么连核也吃？”

　　我解释道：“这是习惯，全吃了痛快过瘾。”

　　“你挺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跟孩子一样，干什么都任着自己性子？快30的人了，没一点儿长进。”

　　“嗯，在有些方面没长进，但有些方面比如意志就比过去坚强了。”很欣赏王佑妈妈对我有毅力的评价。

　　“你那坚强值几个屁钱？连沏个茶都不会。”

　　母亲平时是善良温和的，但一发起怒来也会变得像母老虎般凶。跟她小说里的那位文雅娴静的女主角大不一样。文并不如其人。

　　不知怎么回事，母亲有时老挑我毛病。小便后忘了冲马桶，她说；吃饭时，嚼得太快，她也说……深深感到在家里不如在草原上自由。

　　或许是妈妈不得志，心情郁闷，或许是我实在太笨，终于为买一只烧鸡把她气病了。那天，我奉命去买烧鸡。在地安门菜市场买回来后，她嫌个儿大。

　　我奇怪，她挣那么些钱咋还这抠门？顺口说了句：“售货员让我买这只，说这只好。”

　　母亲怒冲冲道：“你当我这点钱好挣啊？白眼狼！我就知道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故意气我，欺负我！”

　　我怎么解释也不行，她根本听不进去。大骂我是罐儿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越说越气，心脏病一下子发作，疼得不省人事，连夜送到阜外医院抢救。闹得我也憋了一肚子火。这老娘像吃了枪药，不明白我怎么欺负她了！

　　姑姑安慰道：“你这么粗，这么笨，你妈骂你是恨铁不成钢啊。”

　　在外面被专政那么多年，回家后还总挨骂，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父亲血压高，一天到晚昏沉沉躺着，默默无语……

　　家庭生活并非像想象的那么温暖。

　　只有到王佑家，跟王佑聊聊天，才能调换一下阴郁的情绪。

　　他对我说：“我妈也是如此。没有工作，整天在家呆着，把人憋走机了。”

　　“可我妈这样，也少见。”

　　“那你这儿子也少见呢？说真的，我一见你母亲心里特别惭愧。咱们为去越南抄她家，抢她钱，刷她大标语，实在太荒唐。你应该认真想一想，你给你母亲的心上划了多么深的一刀！你好好想过吗？”

　　我摇摇头。

　　“你不知道这么做多伤人。文革中，许多人自杀，不是因为游街示众，挨批挨斗，而是受不了亲人朋友的怀疑冷遇，划清界限。在外面那么冷，回家也那么冷，连亲生儿子都大义灭亲，要置自己死地，你母亲的心能不碎吗？”

　　“我的心也碎了。在我倒霉时，她也跟我断绝关系，一次次不理我。”

　　“谁叫你要大义灭亲呢？谁叫你要打倒你母亲呢？老太太跟你学的。你想想看，处在她那个境地，在那种形势下，她能公开向你表示同情吗？何况你这鸡屁股嘴啥也存不住，谁对你好一点，同情一点，就马上跟别人讲，老太太这样做是很聪明的。她不理你是要你自力更生，不要总依赖家里。更何况她并不是真的不管你，也不是真的跟你断绝关系。要不她干吗给总理写信？你妈这样做够不错了。”

　　“可她现在太好发脾气。动不动就生气。一切都按她指示办也不行。她喜怒无常，一会儿这，一会儿那。”

　　王佑望着我说：“但你的毛病也应该改改，像不爱洗澡什么的。恕我直言：老太太还能活多少年？别跟她治气，等以后没这妈，你想挨骂都挨不了了！”

　　探亲假很快就过了。王佑劝我再多住几天，治治眼睛，我懒得去医院，怵到人堆里去，左眼视力虽差一点，也瞎不了。我见母亲病情稳定，就想早早回去了。千里之外的北疆还有无数青春生命在冰雪中艰苦奋斗，我心目中的姑娘也在那里。

　　临走时，我又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母亲。她板着脸向我严正声明：“小胡，你听着，这些年来，我一直受审查，恢复党籍后，也没分配工作。为了你的事我操尽了心。现在中央斗争很复杂，今后，如果你再当了反革命，我坚决不管了。我现在已筋疲力尽，又年老多病，还想死前写点东西呢。”

　　“我是再也不会当反革命了。”

　　“那可没准儿。”

　　我没言声。跟她争这个没用，别临走再闹个不欢而散。沉默了一会儿，母亲掏出一打钱：“这是你的路费，另外那30块钱给你们连长买点东西，意思意思。人家也帮了你不少忙。”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母亲连给王连长送点东西这样的事都想到了。

　　她又把别人送的一小筐苹果给我路上吃，并督促我走前要洗个澡，买顶帽子。

　　母亲终归是母亲，平日再骂，更年期再更年，脾气再凶，一到与孩子离别也变得温厚。我们很轻松地聊着，讲到韦小立的事，妈很注意地听，还帮我出谋划策。

　　时候不早，该走了。我站起来向病床上的母亲告辞，并把脸贴了一下母亲的头，透过稀疏的银发，我感觉到母亲身上那独特的体温和芳香。刹那间，一个念头掠过脑海：“也许几年以后，这颗头颅已在骨灰盒里了。”这么一想，积聚在胸的所有闷气就全消失。

　　我不让她起来，母亲非要起来，她拖着肥胖的身躯缓缓下床，头发微微有些散乱，一步一步把我送到楼梯处，边走边嘱咐我回去后要好好干，将来有了机会再想法换个环境。

　　又最后握了握母亲的手。小学四五年级时，每逢星期六回家，母亲就用这双手洗我的脏老鸹爪儿，用刷子刷手指甲里的泥儿……这双肥厚短粗的手，洗过我屁股，给我织过毛衣，剥过螃蟹壳。

　　母亲微笑着与我分别了。她矮胖的身体，戴着假发的大圆脑袋，肥肥的下巴都洋溢着一缕淡淡的慈爱。

　　肝火过盛的妈妈，为只烧鸡大吵大闹的妈妈，你要老是这样和气该多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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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

　　刚一回连，就感到一股股淳朴的热情。在马车班门前，几个家属小孩围着大车敬畏地看着我。大傻主动帮我提手提包到宿舍，冲着孩子们嚷道：“有什么可看的，别偷东西哇！”

　　刘福来见了我，老远就主动打着招呼，笑容满面，好像根本就没拿棒子砸过我。

　　二排长李晓华跟车干完活后，主动表示愿意帮我拆洗被褥。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吭哧吭哧洗了出来。她送给我时，还很歉意地表示：“费了一整袋洗衣粉也没洗干净，对不起呵。”

　　过去从没和我说过话的钟小雪、金丝猴等呼市女知青也主动跟我接近，无缘无故要借给我书看。机务队的郭北出车见了我，总要停下，问有什么事没有。当初让他帮助发一封信都难，还趁我倒霉想财迷拳套。

　　王连长破例多批给我一口袋料，粮食保管干脆给了我一麻袋小麦。

　　当着众人的面，我只跟连长寒喧了几句，没多跟他聊，以免人家嫉妒我和连长的关系。更不敢把带的东西给他，必须秘密给。

　　大车班几个赶车的，没事就瞥逼，叼着烟袋，天南海北闲扯。

　　“你瞧，林胡闹了这么些年，总算没白闹。”

　　“小子有点尿儿。”

　　“能吃啊，肚皮磨得邪硬，能吃就能抗。”

　　“哼，有个好娘比什么都强，”

　　“好娘架不住好身体，没那一身肉，病病歪歪，早就五胡戒了。我就羡慕他那好胃口，吃什么都那么香！”

　　人们对一个奋斗多年终于达到自己目标的人总是很尊敬。

　　晚上，躺在马车班昏暗的小土屋里，倍感亲切。这里没人嫌我不洗脚、不洗澡，没人嫌我屋子乱，没人嫌我吃饭狼吞虎咽，不文雅。马笼头、摔跤衣、破皮裤散发着一股微微发霉的气味，闻起来，那么熟悉、舒畅！

　　脑子里一下子涌进这许多友好信息，有点懵了，思绪乱哄哄的。

　　目标达到，不是自己有什么尿儿，块儿顶啥用？42厘米粗的小腿也没走到西乌旗。是周围一帮人起了作用！

　　刘英红、雷厦、金刚、李晓华、大傻、甚至皮金生，都给了我一股股劲头。绝不能让他们看笑话！咬着牙挺着，挺着。可以吃大苦，受大累，挨大整，但千万不能趴了蛋跪下，被这些人耻笑。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得过一块糖、一瓣蒜、两个馒头、一小块黄油、几片药、几块月饼……这些琐屑平常的东西，在我身上激起了多么大的反响，恐怕他们本人永远不会知道。

　　这些人中的一个——那脖子有点短的神圣姑娘，虽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但她的形象，她的声音，她的气味，始终鼓舞着我。在这双眼睛下，我绝不能像癞蛤蟆一样倒下。

　　要是没有了她，会怎么样？实在不敢想。

　　刚刚倒霉时，我曾大骂周围人势利，然而透过这厚厚的势利，仍然有一缕缕人间的温情断断续续落到我身上。一个眼光、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点头……价值千金！

　　当然，也沾了家里的光。如果没有老母亲帮忙，肯定没有我今天。同牢的3个人里，兵团只给我改了性质。二连的任长发还在监督改造，十连的小乌拉塔还在服刑。

　　现在社会上就是这样，人微言轻，我写5封信也没母亲一封信起作用。过去我潜意识里瞧不起母亲，嫌她官儿小，和同学们比不光荣。但在我倒霉时，还是死死地抓住了妈妈这根稻草。

　　1967年，当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观礼台贴出一批批判杨沫的大字报时，流言纷纷，妈妈呀，我非但没有安慰你一句，反而自己带来一帮同学抄了你的家。我恨你写了那部温情脉脉的书，恶心巴叉，使我面无光彩。里面没有军人，没有战火，只有一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劈开母亲的嵌有精致雕纹的大衣柜，抢走了300多块钱作为抗美援越的经费。

　　铁血精神淹没了一切，无毒不丈夫。为从容撤退，上火车前不被发现，还亲手把两个姐姐用绳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

　　我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

　　杨沫必须低头认罪！

　　彻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

　　打倒臭文人杨沫！

　　红卫兵万岁！

　　…… 　　滚他娘的儿女之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女的就要凶，就要狠！我用力踢了姐姐屁股一脚，不许她乱动。这家伙最爱看《大众电影》，思想肮脏透顶。电话给扔到了房顶，书柜里摆设的小猫小狗被踏瘪，雪花膏砸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把这个散发着资产阶级霉味儿的家砸个稀巴烂。

　　完后迅速撤离现场，直奔北京站。狂热的脑袋充满了世界革命、战斗、捐躯。妈妈死了，我绝不会哭，但在去凭祥的货车上，一想起自己将步荆柯后尘，一去不复返，铁了心到越南抗美战场杀身成仁，却流了泪。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英雄气概迷昏了我的头。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用打击母亲来开辟自己的功名道路，用打击母亲来满足自己对残酷无情的追求。不知道一只小狼会不会在它妈妈被猎手追捕时，从背后咬妈妈一口，可我却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之机，狠狠捅了自己母亲一刀。

　　不管她有时是怎么抠门，脾气怎么坏，终归是把自己哺育大的母亲。

　　惭愧啊，当我沦为反革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坏蛋，纷纷划清界限，骂我，戒备着我，全团3000口子人几乎没一个敢理我……母亲，被我砸过、抢过、骂过的母亲啊，又悄悄为我四处奔波，求人，直至上书总理。许多年后，我找到了母亲给北京军区首长写的一封信的原文，抄录如下：

　　北京军区政治部首长同志：

　　你们好！有一点事情麻烦你们，请原谅！

　　我的小儿子林胡，1968年高中毕业后，自动去了内蒙锡盟插队。后划归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六十一团。七零年由于该连开门整党，他给指导员提了一些意见，不久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团里即借口他和别人打架，突然把他戴上手铐囚禁起来。后发动群众揭发，给他凑了几条罪状，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几年来，这个孩子感到非常痛苦，决不承认他是反革命，一直没间断地向各级领导，直至中央反映他的问题，请求重新处理。

　　过去，因为对他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并没有支持他，甚至不大理他。自林彪的问题被揭发后，他的问题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如他说毛泽东思想不能说是顶峰，即据此说他诬蔑毛主席）。他虽多次向上反映，但至今没有回音。这个孩子已被折磨得有些神经失常，前一个多月，忽然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越过风雪弥漫的茫茫大草原，想来北京上访。虽未跑成，被团里抓回，但根据他的精神状态，随时不知会出什么问题。又听说北京军区政治部也早已把我的信转给了内蒙兵团，但至今也没有任何效果。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又来麻烦你们，请你们能够迅速指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早点复查和解决林胡的政治问题。

　　我们没有教育好孩子，使他犯了不少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许多麻烦。我们感到很惭愧，很痛心。现在又再次麻烦北京军区的首长同志，内心尤其不安。但为了孩子的一生，我只好又写信给你们，如有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杨沫 1973.2.1

　　妈说我精神失常不是事实，令我不舒服。但除此之外，这信还是使我感动。世界上只有母亲的心才能这样以德报怨，宽厚为怀。妈妈，你多好啊！

　　请原谅我吧，亲爱的妈妈！你心中的怨气如果没有撒完，等下次回京探亲时，再接着向我撒吧。

　　当地人都说好人不赶车。我回来后就盘算着想法离开大车班。

　　看看马车班这几个人吧，满嘴脏话，走哪儿偷哪儿，吃喝嫖赌……刘福来团里有女朋友，还把王英英肚子搞大，被罚到马车班，整天打牌骂大街。他留的长头发埋住了耳朵，自以为多美，像是一堆蓬乱的羊尾巴。马要是削掉两个耳朵，怎么能好看呢？

　　每次套车，他懒懒洋洋，无精打采。但一提起小女女就眉飞色舞，神采奕奕。别人入党、提干、调走都无所谓，但若交上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却气得要命。他最经常的感慨是：“七连这帮女的太土，没一个水灵的。”早晨，他一般8点以后才起床，蓬松着一头“菊花顶”，睡眼惺松去食堂。

　　“什么，包子没了？”

　　“没了。”

　　“喂狗了？”

　　“说话干净点！”

　　“操，跟猪一样，好吃的都进你们肚里了！”

　　“流氓！”

　　“流你裤裆！”

　　“啪！”卖饭窗口关上。

　　没人跟他耍嘴皮了，气得大骂：“这臭母猪，就欠挨一球！”

　　大傻从石头山回来后就赶了大车，脸晒得更黢黑。每天出车回来，先仔细地洗刷一番，换上料子衣裤，再哼着“沙家浜”串家属去。身上飘着一股喷香的雪花膏味儿。

　　大傻老爱吹自己，什么都是自己的最好。自己的马最有劲，自己的大鞭打得最响，自己的牙最白，自己做的油饼最好吃，自己的妈最疼他，自己放的屁最不臭……总之，他没事就琢磨着自己还有哪些“最”可以吹。

　　“小妈妈的，我那青瘸子全团有名，那真着，误住车拔蹦子干，肚皮蹭着地！好家伙，新领的套绳，一膀子就断。要个儿有个儿，要膘儿有膘儿，又抗造儿，又真着，没治！”

　　他的眼闪闪发光。

　　大傻除了喜欢斗蛐蛐外，还爱看家属小孩打架，边看边煽惑：“上去掐！上！雏儿逼！”连狗咬架也特爱看，一听见马厩草垛里有狗混战的恶吠，他一定跑过去观战。马车班门前的草垛上，不知为什么老招来一群群的狗。

　　大傻的贪吃还那么可爱。成天串家属，除了请人介绍对象外，就是想蹭顿饭吃。要是在外面蹭着一顿好饭，回来总要吹一番。用他的话说：“干完了一碗红烧肉，跟搂大姑娘睡了一觉一样，舒服极了！”

　　在马车班，最能提起人兴趣，最经常，最谈不完的话题就是女人的那个部件。以至于“瞥逼”成了聊天的代名词。

　　我真想离开这个粗俗地方。连本地盲流的土丫头都看不上赶大车的，不愿意嫁给车老板。

　　大车停一天要损失40块钱，连长为扭亏为盈，狠抓经济核算，恨不得一人干两人的活儿，一车装两车的货。人病了，车不能闲着，要找人替你出车，比老地主还精打细算。出车晚了，他会朝你吼；车装少了，回去重装；辕马打梁了，活该，半车也不能少；超过了8小时，一分一毛的加班费也没有。

　　春播紧张时期，即使战斗班休息，我们赶大车的也不能休息，起早贪黑拉石头、送羊毛、运粮食、积肥……无休无止，不让你有片刻闲暇。刘福来气得管自己的外套马叫“王大胡子”，常常抽它，把它用成了皮包骨头。

　　为刺激积极性，连长想了不少法子，如：月月评分，分够了可以休一天；往家寄表扬信；照光荣相贴在食堂门口；男女生配对搭伙干，派女的跟车……变着法把人们身上最后一点劲榨出来。

　　在大车班累是小事，主要是影响我与韦小立的关系。部长的千金爱上没文化的盲流儿子在我们锡盟草原的现实世界中从没听说过。赶车的知识青年能赢得连部女文书，前S省第一把手女儿的爱，也史无前例。必须换个工作。

　　回连后，焦急地想看看韦小立，眼睛机敏地搜索着全连各个角落，耳朵警觉地捕捉着她说话的声音。

　　5月的草原还是一片枯黄。

　　一天傍晚，出车回来，我在路西的旷野上终于发现了她。她正赶着一群大大小小的黑猪，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又把头扭过去。

　　韦小立啊，当大家都对我很热情时，你却为什么如此冷淡。这真是个猜不透的谜。每次与她相遇，她总低下头默默走过。有时我的目光拦截住她的目光，看到的是一对没有表情的玻璃珠。

　　我估计可能因为自己是个赶车的，太低贱。要是能当个连部保管、统计之类的官儿，她或许会对自己好一些。据我所知，全团赶马车的主要是当地老粗儿，知识青年很少，即使有也都是本地知青。北京知青赶大车的全团就我一个。有的老农工宁肯上山打石头，也不赶车。老常就找了连长好几次，要求换工作。

　　别的不说，光这职业积累了大批光棍就令单身汉望而却步。

　　但要离开大车班，就全靠连长了。

　　过去提起送礼来，我很瞧不起，可是现在，自己也要这样干。在北京期间，给连长买了5瓶二锅头、一盒高级巧克力、两条大前门、一条礼花过滤嘴、一大包北京特产。送连长东西，一是感谢他过去对我的帮助，二是希望他继续对我好点，帮我换个好工作。

　　但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刚探亲回连，人们对我的一举一动都很注意，必须等一段时间后，人们渐渐不注意我了时，再伺机给。过了大约一个来月，终于在连部一个拐角处，单独碰见连长，环顾四周没人，我偷偷对他说：“连长，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什么时候给你？”

　　他一点也不觉得突然，平静地说：“今晚上10点钟以后。”

　　我们又彼此分开，没再多说一句话。

　　激动地等到晚上10点钟，连部外面空旷无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我悄悄地提着大手提包，蹑手蹑脚向连部走去。脚步尽量放轻，如果半路碰上人，就装着到别的地方去。

　　天很黑，真好，没人发现。进到连部后，敲了敲连长屋的门，连长很老练地把我引到他屋旁的小储藏室，里面放着马鞍子、毡靴、纸箱等杂物。我把东西一件一件地从手提包里拿出来，什么话也没说。连长也没说话，彼此都心照不宣，我送，他收，好像在办公事。

　　连长对我给他5瓶二锅头略略表示了一点点惊讶，但一句感谢话也没说。

　　之后，我悄悄地溜回马车班，人不知，鬼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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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一天下午，我出车回来，看见连部门前聚着几个人打枪，忙走过去。王连长、韦小立、卫生员等人正用冲锋枪轮流向对面草原射击。原来团里通知各连，枪支全部上交，他们自己有些子弹，赶紧打完，过过瘾。

　　我羡慕地看着，心里很痒痒，自来草原7年，还没打过一枪，可不好意思张口。

　　韦小立端着冲锋枪打了两个连发后，快活地对连长说：“让林胡打几枪吧！”

　　王连长微笑着把枪递给我：“注意，别打着人，你看得清吗？往坡上打。”

　　冲锋枪口对准空旷的草原，“嘣、蹦、嘣，”子弹呼啸着扑向前方，清脆有力的枪声震耳欲聋——那是力量，可以杀死任何生命的力量！

　　这一天，我真高兴。她为什么主动请连长让我打几枪？这表示她对我有好感。回屋后，又仔细回忆了一遍整个事情经过，细细咀嚼着她的每一个眼色，每一个举动。

　　十分甜蜜。

　　这些年来，每次与她见面，都在日记里做了详细记录，心情不好时，看看这些记录能得到一点安慰。

　　1972年1月16日上午，在团部邮电所与韦相遇。她一进门发现我在，很惊异，从头到脚看了我一眼，然后大大方方走到柜台，距我不过半米，没有表现出特别要躲着我的意思。她要七连的信时，说话声很大，好像有意让我听见。

　　1972年9月7日晚，在连部门口拐弯处，和韦迎面相遇。她一看见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嘴也微微张开，约有一秒钟才低下头，匆匆走去。

　　1973年9月17日晚，在文书宿舍门口，我敲开门向她要大字报纸。她问：“连长同意了吗？”我说：“同意了。”她马上打开库房门，自己跳上炕，从一卷白纸中给我数了10张。给时，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1974年8月5日下午5时左右，在连部西山墙，赶车去饮马，她走在前面。我不敢喊得太野，轻轻叫了两声：“喔，喔”，让里儿马往外靠。她头也不回继续走，可是在拐弯处她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走了。

　　1974年11月13日，下班后，辕马打粱，小鞍水屉破了。连里没荞麦皮，只好自己找。我去卫生室问宋春燕有没有荞麦皮枕头，她摇摇头，又说去问问韦小立。几分钟后，端着半脸盆荞麦皮回来告我，韦小立听说后，马上扯开自己枕头，把荞麦皮全倒了出来。据宋说，她当时一点没犹豫。

　　1975年3月20日晚，敲她宿舍门取回家探亲介绍信。在连部阴暗的走廊里，她离我3米远的时候就把介绍信伸过来，这样伸着胳膊走到我跟前。

　　1975年7月3日中午，在井房打水，她去了。我要把提上的一桶水倒进她水桶里，她赶忙拿开水桶，不让我倒，面色温和，态度坚决。

　　……

　　根据这些记载，不能肯定她对我一点没好感。好像莎士比亚说过：“女人们往往对自己最喜爱的东西表面上装作对它很冷淡。”

　　我还把巴金的一句话抄在日记里，觉得特受鼓舞：“女人离开含蓄就不是女人。她说不，其实是，她说讨厌，其实喜欢。”

　　按这句话的观点看，韦小立的内心深处也说不定愿意跟我好。

　　否则，怎么理解她主动让我打枪，跳着上炕，给我一枕头荞麦皮，离那么远就把拿介绍信的手伸过来……

　　不过我承认，总的说来，她对我相当淡漠。

　　也许自己长得太凶，不漂亮？我经常对着小镜子挤眉弄眼，琢磨着表情肌怎么收缩才能使脸变好看一点。如果狼眼、尖脑袋、厚嘴唇能够整容好，我一定想法去整。为了去掉眼睛里的凶气，我戴上了眼镜，为了掩饰尖脑袋，我终日戴帽子，进屋也不摘；厚嘴唇虽不太好办，但我可以经常用舌头舔舔，让它滋润一点。

　　也许是自己岁数太大了？我耐心地坚持天天拔下巴上的胡子。可气，连根拔掉后它还长！为了保持脸的年轻，有血色，我还创造搓脸法，每次洗脸左右两边各使劲搓50下。岁月不饶人呵，现在我也像石头山上的老蒋那样，常常对着镜子惊叹、痛惜。

　　用什么方法让她喜欢自己呢？像马一样强壮？像小乌德那样会摔跤？像金刚那样混上排长……六十三团着大火之后，我曾偷偷想过，要是把她脸上烧个大疤，就好了，形势肯定会有变化。可那场大火却没有伤她一根毫毛。

　　尽管觉得她很高洁，只敢远观而不敢亵渎，但心中对她的思念却一天天强烈。这种思念在一个28岁的单身男子的猛烈欲火中烧烤，仿佛一只涂满香油的天鹅；散发着诱人喷香。

　　焦急中，我找连长，试探着向他提了提韦小立的事，希望帮帮忙。

　　连长很聪明，马上猜出我的用意，惋惜地说：“人家并不准备在这儿久呆呀，她妈正为她往回办呢。”

　　“我也不准备在这儿久呆。”

　　“她今年很有希望上大学。”

　　我没说话。

　　“林胡啊，你要实际一点。俄看这事够呛。人家是党员，不管怎样，总要考虑考虑地位吧。再怎么说，你还有个尾巴，又是赶大车的，不般配。”

　　哼，康帕内拉在监狱里还搞了几个情妇，我作为一个男人就那么无能吗？对连长的断言，颇不服气。

　　既然连长没有兴趣帮我，就再也不跟他提这件事。

　　对韦小立必须采取迂回战术，欲擒故纵，不能正面进攻，在条件不具备时，一定避免战略决战。要和她身边的人搞好关系，要努力提高自己在连里的威信，除此之外，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辞退赶大车这个差事。连赶大车的丫头都瞧不起，称之为：“啃马屁股的”。

　　为了她，不得不燃烧起自己的野心，琢磨怎么从啃马屁股的，变成骑马的。

　　连部统计白音拉骑马摔伤，到赤峰住院。他这个职位很好，算是脱产干部，工作不难，配备马，常下牧区，又有机会和她接触。我向连长流露了自己的意思，连长说：“你的心情俄理解，但要等待机会，干段时间再说吧。白音拉是因公负伤的，俄不能人一走，茶就凉，马上就把人家给撤了，你说是不是？”

　　我心里浮出一个恶毒念头，白音拉要摔个半身瘫痪，这个位置就可以让给我了。

　　她虽23岁，正是少女黄金季节，却衣着朴素，一年四季很少变化。夏天穿绿兵团上衣，蓝布裤子；冬天戴着棉军帽，一身直通通的棉军服，硬楞楞的，完全掩盖住了她女性曲线，从后面看像个男的。谁也没见她穿过花衣服，皮鞋更是连沾也没沾过。

　　奇怪，她能苦心孤诣地给母猪搞计划生育，对人间的男女事却一尘不染。敢当众发誓永不结婚的郑捍东就在牧区被配种工作给变成了凡人。她为什么就不？

　　也许她认为谈恋爱是资产阶级思想，性爱是罪恶。对任何男生，她都一个态度：冷淡而无兴趣，开会时，从不向男生堆瞟一眼，买饭时，见了男生，就低下头，一副不理人的样子。

　　要判断她这颗少女的心，比判断火星上有没有生命还困难。她沉默寡言，很少对人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总是谨言慎行把自己内心世界包得严严实实，对敏感问题绝少表态，聊天时，别人只要一提到我，她顿时不说话。

　　有时我真怀疑这姑娘是个深于世故的老油条。

　　为了她的一瞥、一个笑容、一个手势、一个举动、一句话，我得绞尽脑汁分析。这实在是最复杂，最费神的脑力劳动。

　　金刚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跟韦小立接触的机会较多。我常常拐弯抹角从他那儿探听韦小立的消息。

　　金刚一下子看透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你对她别抱太多幻想，她现在一心想离开这儿，根本不考虑个人问题。”

　　“我也想离开这儿。”

　　“我觉得她各方面都很平常，长得也不出众，思想特正统，和你完全不是一路人。”

　　“我不是图她的长相，也不想找一个和自己一路的人。干嘛非要一路？张芳铃和你是一路吗？我根本不愿找一个爱动拳头、不讲卫生、处处跟我一样的壮女人。”

　　“可是你要知道，她在你的问题上，表现得很软弱。她绝对不敢帮你抄大字报。非常非常的一般。”

　　“我脑中的她，可能和实际上的她不一样。我脑中的韦小立可帮助过我，支持过我不要倒下。人在受苦受难时总要有个精神寄托。记得有本书上写过这样一件真事：一个老犯人在阴森的巴士底监狱蹲了多年，黑暗潮湿的牢房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生命。后来他发现墙缝里有一叶小草，欣喜异常，当他孤寂难熬时，就看看这叶小草，能得到些安慰。小草陪老犯人度过漫长岁月，后来到了第二十几年，这棵小草被狱吏拔掉。老犯人大哭一场，疯了。我在被专政的日子也找着了一棵小草，当觉得活着没意思时，看上她一眼，心里就涌出一股生命的暖流。空虚苦闷时，想想她的面孔，咀嚼会儿她那神秘莫测的一举一动，情绪顿时好转。在石头山，白天被严寒冻得瑟瑟发抖，晚上梦想她一会儿，就像在身体里燃起了一堆篝火，不再觉得冷。你说我能不珍惜她吗？”

　　金刚理理细软的头发，又扶了扶眼镜框，沉默着。最后他说：“我觉得你的感情有点变态。和常人不一样。”

　　“因为我的经历和常人不一样。”

　　“不，因为你这人太格路，才有你这样的经历。”

　　某天中午，我正在金刚屋吃饭。

　　有人轻轻敲门，我们没理。因为常有爱开玩笑的小伙子装成女的敲门。

　　“金刚在吗？”温和的女声从门外传来，我听着像炸雷。

　　金刚慌忙起身开门。韦小立笑眯眯站在门口问：“库房钥匙找着没有啊？”

　　“找着了，找着了。”金刚迅速从上衣口袋掏出：“前天洗衣服时，拉在口袋里了。”

　　“是吗，要是丢了，连长可要骂了。”韦小立习惯地摇晃了一下脑袋，眼睛没有向我这边转一下。

　　金刚客客气气地把她送到走廊外面，甜不索索，献着殷勤，一股嫉妒像马蜂一样蛰疼我的心。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从韦小立窗前经过，看见金刚坐在炕上跟韦小立聊天。他的表情那么腼腆柔和，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洋溢着友爱，洋溢着毕恭毕敬。我恨得眼直冒火。过去不止一次发现他找韦小立单独聊天。既然你说她各方面都很平常，为什么还老跟她套近乎？

　　我在黑暗中站着，看见金刚和她从容不迫地聊……像仆人巴结皇帝一样地微笑，还时不时地露出一副笨拙的样子。在女的面前装傻就是一种诱惑！他平常哪有这么傻的样子？

　　我知道，金刚曾到石头山摘了许多野百合花送给韦小立，他那本不轻易借人的《卡斯特桥市长》也借给她看。

　　时间一刻一刻过去。他仍在光明豁亮的屋子里和韦小立侃侃交谈。我却躲在山墙的黑影里，监视着那个窗户。窝火呀，让人偷了的，却跟个贼一样。

　　直到十点一刻，他才出来。

　　这老山羊真够可以的。失去张芳铃后刚缓过劲就频频与韦小立接触。一想起他总想找个父亲官大的对象，鄙视与嫉妒的火就烧得身上的血滚烫滚烫。

　　我心目中的女神不容他觊觎。第二天中午，闯进了金刚的屋。他一个人正躺在炕上，望着顶棚沉思。

　　“昨晚你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呀？”他睁开眼，诧异地望着我。

　　“你别装蒜了，我明明看见你在她屋里。”

　　“哼！”他一下子猜到她是指谁，皱着眉头：“为了谈工作，当然要找她。我是团支书，她是团支委，你不要疑神疑鬼。”

　　“你昨晚上去没去她的屋？”

　　“哼，可笑！去了一下。怎么啦？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反正我对她的态度你完全知道，你要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负责。你是什么目的，你自己心里明白。”

　　金刚的山羊脸拉长了。坐起来，脸色发青，厌恶道：“你别这么自作多情，韦小立一点儿也不爱你！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你是赶大车的，带个尾巴，人家是党员，又马上要上大学，能要你吗？瞧你那害怕样儿，简直可笑。没人跟你抢！还想动手是不是？明告你，她就是白给我也不要，咱高攀不起。张芳铃的事还没完呢。你冲我发这么大脾气犯得着吗？真是精神病！”他愤激无比。

　　“反正我告诉你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说完这话还不解气，用拳头砸了一下木箱子。

　　“牲口！”他憎恶地说，跳下炕扬长而去。

　　“你才是牲口！”我追上去骂道。他若不是排长、连长的红人，真想给他一捶。

　　过了一段时间后，金刚又主动找我说话，缓和关系。可能是韦小立让他碰了钉子。

　　“老鬼，你放心吧，我绝对没那意思。真的。”他言词恳切：“实话说，她对我也很戒备，这，我能感觉出来。”

　　谁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准是试探了一番后，发现没戏，才悄悄撤退。

　　“还有，老鬼，你得注意点卫生，否则你个人问题不好解决。不是我娇气，你的脚实在太臭了。”

　　“臭脚就是我的特点，有特点就有人喜欢。”暗暗相信，臭脚虽熏跑了细致，但也能为我吸引来中意的姑娘。

　　“唉，你这野蛮劲儿，哪个姑娘受得了？”金刚叹道。

　　“野蛮才有诗意呢。”我得意地说。“王英英就因为马慈爱是杀猪的，才爱上了他。”一个山西农村复员兵能找上个挺漂亮的天津知青，靠的还不是屠夫的野蛮？这个娇滴滴的姑娘自和刘福来出了事后，跟个山西复员兵结了婚。

　　“那为什么韦小立不理你呢？不但对你，对我也那么戒备，可能就因为我跟你接触多。”

　　“不知道。”

　　我们对视着，互相打量着对方。

　　……

　　从这以后，我再也不跟他谈韦小立。是好是坏，就靠自己了，不能靠别人。靠另外一个人，肯定要成三角关系。如果韦小立对我有好感，他可以打着我的旗号，得到韦小立一部分感情。如果韦小立对我不好，他更能在我和她之间钉一楔子。

　　绝不能把自己的头等大事让别人捏在手心里。最接近的人，最容易成自己的情敌。这种事一定要独来独往，不能经过第三者。

　　成就成，吹就吹，反正没别人搅和，碰钉子我也认了。

　　如果说韦小立是遥远飘飘渺渺的神，那么她姐姐则是现实中和我有联系的神的影子。平反后的第二天，我就写信告诉她这个消息。8月底，收到了她的回信。

　　林胡：

　　回到连里，看到了你的信。

　　我在探亲之前已听说你的平反决定，可不知道具体如何，看了你的信才明白其大概。我很为你高兴，多年反革命生活终于结束，应当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了，将来打算如何呢？

　　看了你的来信，我感到这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形象，你也许就是这样的人吧，尤其是在艰难和痛苦的时候。

　　我同情过你，可你把这同情看得太高了。我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也许自己不曾沦到那个地步，理解不深。我过去同情过你，现在也仍旧希望你能获得一些教训，对社会能有所贡献。

　　好，简单的回信就写这些吧。你如果有时间可来九连玩，随便聊聊更好些。我在这里混得不好，心情郁闷。也难怪，我缺乏魄力。你如果来，可到炊事班找我。

　　祝好！

　　韦小凌 1975.7.29

　　此信收到后，正是秋收打草大忙季节，连里停止一切休息。虽想和她见面聊聊，却脱不开身。王连长的眼睛贼尖，拉草一天要两趟，每车必须装够40堆，少了要挨骂。

　　我盼着下一场大雨，下他三天三夜，好能抽身去九连。然而天天却晴朗无云，干燥的草原没一点儿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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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变

　　当初和我一起来内蒙的吴山顶，自调到九连后，埋头苦干，默默无闻，却连团也入不了。后来被发现有演戏天才，让团部宣传队抽上来，演“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小嘴巴说得嘎巴脆，演得惟妙惟肖，名声大震，不但入了团，还评为先进。

　　雷厦调到十连后，继续放马。批林批孔时，他一通发言给团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不久被政治处借调，成了团理论学习班的成员，四处给人辅导儒法斗争，以后就一直在政治处帮忙。他孤军奋斗，最后能混到这个地步，也相当不容易。过去最恨他的李主任，现在对他客客气气。我还记得李主任曾当众指着鼻子骂过他“反动透顶。”

　　金刚曾说有个好嘴巴赶上有个好老爸。千真万确！雷厦的成功是因为他嘴巴好，能说，能吹，能侃，极有煽动力，能把人说得热血沸腾。这一点绝对太重要了，当然，雷厦还有其他才能，如聪明、记忆力强、果断、百折不挠。他凭着自己的本事翻过身来，从贬黜的马倌儿成了全团理论尖子，决非偶然。

　　傅勇生在三连当了放牧班长，跟我一直不来往。他耐苦耐劳，能干能受。热心助人，刚直不阿，威信极高，骑马锁骨摔断，还坚持工作。连长想整他，也不敢整。但好事轮不到他头上，团入不了，先进评不上，就因为嘴巴功夫不够火候，几年过去了，还在下面卖苦力。

　　全团的风气越来越坏。营建连唐山知青和二连天津知青打群架，100多人混战一团，连女的也挥锹上阵；团部商店后玻璃窗户让人整个撬下来，丢了好几百块钱；路过团部的林西包工队小毛驴车屡屡被劫……

　　牧民老乡称兵团战士为黄皮土匪（因兵团战士穿一身绿兵团服）。眼睁睁看着有路子的一个个办回去，自己却回不去，一部分知青只好靠酗酒、打架、跟领导捣乱来出气解闷儿。有人公开感叹：“啥鸡巴上山下乡，我下了几年，别的没学会，学会了偷，学会了骗，学会了拍马屁，学会了满口脏话。”

　　6月，老孟从赤峰回来了。他说服父母又回到了内蒙边疆，除了一点营养品外，还带了满满一手提包书，死沉死沉。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来办病退手续的，直到连长任命他为农工排长，人们才惊讶地议论起来。傻逼，符合病退条件，为什么不办？

　　连里组织一批农工山上打石头，他自告奋勇带队。人们都劝他别上山了。肝炎刚好，上山打石头简直胡闹。但他非要到山上去，说那儿安静，是学习的好环境。

　　连长怕农工偷懒，同意了他的请求。

　　农工排长不是个好差事。整天跟农工打交道，婆婆妈妈的，特费心。这些农工都是没文化的农民盲流，拖家带口，麻烦事一大堆。他们干活儿能偷懒就偷懒，又愚昧无知，又老奸巨猾，油痞之极。老孟与这些人为伍，是够冒傻气的，少见。

　　8月的一天，我的车被派去团部送羊毛。在团部机关门口，看见了皮金生。他身穿崭新的蓝涤卡制服，低头缓缓走着，好像在想什么事儿，听见马车响声，他抬起头望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面无表情。

　　李主任迎面走来，自停了职像得了一场大病，脸瘦了，背也驼了。天气很热，他却披着件绿棉袄，步履蹒跚，见了谁都特和蔼。皮金生彬彬有礼地向他打了招呼，然后聊起来。

　　听说皮金生在团宣传队混得不错，很受李主任的宠。七四年李主任去天津看病，他热心帮助联系医院。主任一出车站，就有出租车专候。李主任在他的一亲戚家住一个多月，被盛情款待……以此为转机，主任改变了对他天津油子的印象。出身不好也没妨碍他入团，据说今年很有希望调到运输连开车。这家伙起家的本领是变戏法，把团里的官儿糊得一愣一愣。再加上会来事，李主任出差或下连蹲点，常帮助主任老婆干活儿、挑水、哄小孩等。即使回家探亲，也忘不了给李主任写封信，一嘴一个“李叔叔，童阿姨。”在争宠激烈的团宣传队，终于站稳了脚。

　　六十一团的现实告诉我，不和领导搞好关系就不能生存。过去所有炸刺、傲骨嶙嶙的北京知青，经过几年的摔打，现在都驯服了，老实了，变得跟锡林浩特知青一样。

　　但骨子里我还是瞧不起那些爱溜舔领导的。看皮金生在团部混得很风光，跟李主任亲亲热热，心里只感到恶心。他那一身发亮的蓝涤卡下面，分明是一团没有固定形状的白花花，软糊糊的肉。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把这团肉变成形形色色的样子。石头山的笑面虎、乌拉斯泰林场的打手、七连变戏法的、团部当官儿的小勤务员……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他都有勇气当。

　　大鞭一挥，马车棱棱地从团部大街跑过。

　　“林胡！”有人叫我。赶忙勒住马，定睛一看，原来是三连的刘毅。

　　“你好呀！刘毅，好久没见，听说你平反了。”

　　他微笑着点点头，黢黑的脸有一层细鳞般的糙皮；额上两道深深的褶皱又黑又厚，河马一样；枯干的嘴唇裂了许多小口。

　　“是平反了，可老婆嫁了人，留下3个孩子，啧啧……”他的眼圈红红。

　　我忙安慰道：“以后再想法找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值得难过。”

　　他苦笑了一下，没说话。

　　“你到哪儿去？”

　　“腰给折腾坏了，疼得干不了活儿，我这是办手续去呼市治腰。”

　　看着他沉重的目光，我不知说什么好。

　　他轻声问：“你们连的那个老牧主怎么样了？”

　　“贡哥勒给改划成贫牧。老头儿真亏，帽子刚摘不久就病死了。仅仅有18只羊就给人家定成牧主。”

　　“唉呀……”刘毅难过地咧大了嘴。

　　被罗湘歌断言很有生命力的贡哥勒，终于让多年艰辛打倒。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牛粪般平凡卑微的老头儿，在宇宙中永远地消失了。直接原因是急性肺炎。六六年，他莫名其妙地成了牧主，七五年又莫名其妙地平了反。他像头小毛驴一样老实温顺，挨打挨抄一句怨言也没有。去连部批条子，连长有事让他先坐一会儿，都不敢坐，非要倚墙蹲着。

　　他又脏又瘦，黑不溜秋，如同地里的蚂蚁，悄悄地吃，悄悄地钻洞，悄悄地死，永远沉默。这一辈子除了干活，老头儿恐怕没看过三场电影。长年陪伴他的，仅仅是身上那层经久不洗的泥垢。死后不出一个月，老婆就带着4个小孩嫁到了九连。现在这张挨了我打，却还向我陪着笑脸的脸，已经在旷野里开始腐烂。

　　刘毅听完后，歪着嘴叹道：“折腾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图个啥？18只羊的牧主。”

　　“林胡，快离开这儿吧。你还年轻，有奔头，我是不行了。”

　　心里酸溜溜的。

　　岁月和苦难，把刘毅的脸风蚀得凸凸凹凹；一道道僵硬的厚褶子，给那张干燥面颊切割出许多沟壑。嘴唇也干燥得满是皮屑。他的目光善良哀伤，像一只垂死的母牛。虽然平反，可谁能把老婆还给他呢？

　　跟刘毅相遇让自己百感交集，不再那么盲目乐观。其实我和他一样，前面并不光明，青春无法索回，档案里还塞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自己所钟爱的姑娘仍不理我。

　　靠能摔善打在社会上闯，已被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现在越来越想把这几年的内蒙生活给写一写。

　　我是个很敏感的人。记得初三时，割破手指申请入团，回家后让父亲狠揍一顿。气得我给周总理写一封信控告父亲，并且还咬牙切齿把他和母亲的一张合影撕成碎片。但比起草原上所受到的这一切，父亲的耳光算得了什么？李主任、赵干事恃仗权势，逼我扮出一副丑态，一趟趟卑躬曲膝地求他们，脸上挂着谄笑——这个侮辱才是最触目惊心的侮辱呀！

　　我要把自己经历的这一切都写出来，即使不能咬他们一口，也要使他们的名声臭一臭。就算文学水平不高，没什么系统的理论见解，写出的东西粗糙无味，但如果它能反映出这个庞大社会的一角，反映出浩大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小小侧面，就没白费力气。

　　这一拳若打好了，比拳王阿里的拳头还有力！

　　每天下午卸了车后，就坐着水桶伏在炕上写。内蒙木头奇缺，连队兵团战士宿舍不配备椅子。好在有皮裤，坐水桶不硌屁股。

　　经历的各种事太多了，根本不用虚构，不用编，照实写出来，就是一篇吸引人的小说。

　　对面屋子里又在打扑克，吼着，笑着……连里打扑克热已到顶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有闲空就打。来了客人，寒喧两句，最好的招待是优先让你上场玩牌。刚一下工，知青们就一窝蜂似地跳上炕，抢占地盘，开始“拱猪”，一拱就拱到半夜。

　　草原上几个月看不上一场电影，报纸刊物都是两个星期以后的，没有电视，没有球赛……除了几排土房，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一天到晚就是那么几十个人的小圈子，几十张看得烂熟的脸。女的又少，而且又不是都愿意在当地找朋友，想谈情说爱也没条件，下班后，青年人就只好靠打牌来消磨。

　　金刚也跟那些小青年在呛人的烟雾里玩扑克。我曾偷偷问他：“打牌有什么好的？浪费时间。”

　　他细长的眼睛突然睁大，意味深长说：“不会打牌就不会生活，打打牌年轻10岁。”然后压低声音：“老鬼，你也学学吧。这可是一种联络感情的好办法。”

　　我嗯了一下，摇摇头走了。

　　金刚知道我正在写这段经历后，劝我：“不要写你受的那些苦了，大多数人根本没兴趣。这年头，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且你辛辛苦苦写的那个东西，官方肯定不给出版。你想替受迫害的人说话，不出版又有什么用呢？你要接受教训，别再当反革命了，多受罪啊！”

　　“不，我得写，不写我气得慌。”

　　“老鬼，算了吧！你的遭遇只不过是无数悲剧中的一个。比你更惨，更倒霉的有的是。我觉得，我们应学会忍耐，学会跟领导处理好关系。过去我们为什么受压？吃亏就在太没弹性，太书生气。我们仗着是大城市来的，不把土里土气的指导员看在眼里，耻于对他点头哈腰。我们真没有锡林浩特知青聪明，他们的处世态度是智慧的，无可挑剔的。跟领导搞好关系不是罪过，不是拍马屁，不是堕落。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锡林浩特知青好好学习。”

　　“对，锡林浩特这帮人虽是小地方的，但社会经验丰富，比我们北京知青实际。他们会混，其实就是比我们会溜须。”

　　“如果这叫溜须的话就得溜，你也可以说这是生存的艺术，生存的本领。”

　　“怎么溜呢？”我好奇地问。

　　“溜也有学问，不能像你背大石头那样卖傻力气。要自自然然地干一些领导喜欢的事，千万别过分，别让领导觉得假。有些人不懂，瞎溜，溜过了头，反让人讨厌。总之要研究领导心理，要让他感觉你真心对他好……”金刚咽口唾沫：“今后，我就打算这样干了。”

　　金刚变化多大啊！

　　6年前，他刚来草原时，还是个文弱孩子，多愁善感。听见一群牛为自己同伴被杀觳觫悲哞时，他难过得睡不着觉，汩汩流泪，好长时间不吃牛肉。他爱幻想，在日记里细腻地描述着自己死后的情景：

　　小星星，小星星，

　　你来照照我。

　　我静静地躺在泥土里，

　　咀嚼着月亮的幽香。

　　一棵嫩草穿过我的躯体，

　　长成鲜花，

　　在晨风中挂着露珠笑眯眯。

　　沈指导员头次见了他就没好感，嫌他酸不溜秋。复员老战士们暗暗嘲笑他：连个马肚带都不敢系，锡林浩特知青也不喜欢他，干活没劲儿，像个上海小瘪三。他喜欢音乐、诗歌、鲜花、皮鞋。

　　和张芳铃的友谊对他是个沉重打击。

　　当他第一次收到那位山西姑娘的信时，快乐得想痛哭一场。他像一只小鸡衔着虫子，飞快地跑到没人的角落，偷偷看着。对这位健壮爽朗的姑娘，他充满着希望……自己父亲是个小职员，爷爷是个资本家。对方是个军分区司令的女儿，铁杆儿的好出身，两人结合足有力量摆脱出身不好给自己带来的苦恼。

　　他幻想着，窃喜着，脑袋发热，隔两天就给张芳铃写封信，一写就是六七页，在七连连部里秘密通着信……干活儿时，俩人总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人人都知道他俩正在相好……然而金刚本人从不承认，他总提心吊胆，有某种预感。

　　打击果然来到。王连长的家正好属于张芳铃父亲管辖的那个军分区。出于尊敬和礼貌，王连长探亲回家时专门拜访了这位首长，并汇报了金刚的情况。司令员一听金刚的出身就反对。考虑再三，决定把女儿调回来，办到一个工厂当工人。

　　于是当俩人正沉浸在喜悦中时，这姑娘突然被辆吉普车拉走，一下子远走高飞，金刚几乎傻了眼。

　　他的初恋就此结束。

　　金刚心里恨连长为了讨好张芳铃父亲透露了他，但表面上，对连长还亲热照旧。一次喝酒时，他很恳切地对连长说：“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事能成，早就想和她吹了。”

　　夜里，他蒙着被子，泪水浸湿了枕头。

　　张芳铃走后，他一有闲暇就拉小提琴，用忧伤的调子来排泄苦痛，大段大段的写日记。他曾悒悒不乐地对我说：“这年头，搞对象政审比他妈的上大学政审还难！什么鸡巴爱情，全扯蛋！”

　　……

　　他学会了抽烟喝酒，手指甲黄黄的，身上那种文雅风度越来越多地混杂着粗鲁，常重复着大车老板最喜欢说的荤笑话。他的穿着也讲究起来，特别是鞋子，总穿上等的牛皮鞋，贼亮贼亮。他还郑重向别人介绍：“穿高级皮鞋有安全感，来情绪。”住在连部的一客人记不住他名字，就称他为“那个皮鞋”。

　　随和的言谈，亮得能照人的皮鞋，使当地的土老百姓和一大帮讲究穿戴的天津知青都能跟他说到一块儿。

　　王连长在张芳铃的问题上似乎有点儿内疚，加倍重用他。连里的提拔、表扬、处分等许多军机要事都找他商量。春播结束后又给他立了三等功。金刚感情平息下来后，因势利导，更积极了，整天忙忙碌碌，开会布置工作，到各排传达连长命令，管这管那，成为七连红极一时的人物。

　　王连长和赵副连长（地方干部）关系不好，他为了给连长侦察敌情，夜晚蹑手蹑脚钻到赵副连长家的窗户底下偷听。因为扣工资的问题，王英英到连部又哭又闹，摔暖瓶、砸玻璃……他得知后，迅速赶来，生拉硬拽，把她推出连部，并还草拟了要求处分她的报告。

　　我对那些当了官儿后，积极过头的人很有些反感，曾委婉地劝金刚：“地位变了，思想可不能变。”

　　“我没变。”他不耐烦地说。

　　谁说没变？过去他见了连长，一副苦黄瓜相，现在见了连长，脸上直发光，笑得那么甜。过去团里首长下连视察，他矜持有度，从不主动打招呼。现在刘副主任下连蹲点，他没事也要蹭上去热情一番，并请副主任到自己的屋，打开箱子，取出保存半年多的牡丹烟招待，连茶水里也放了一大把白糖，双手捧给刘副主任。

　　他把连长研究个透！连长跟团里哪个领导最好，和谁的关系有了裂缝，最厌恶谁，隔多长时间给家里去信，一顿能吃几个鸡蛋角瓜馅的饺子，最喜欢哪种热汤面……全了解得清清楚楚。难怪连长信任他——自己生了病，端屎倒尿，比老婆还照料得好！

　　他三天两头陪连长喝酒，一喝就到半夜，山羊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焕发着尊敬。滔滔不绝地跟连长谈古论今，分析连里各个人。为巩固好感，他还通过天津的关系偷偷帮连长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

　　“人人都这么干，我也只好这么干。包惠琴送给连长3斤白糖，当上粮食保管。田春凤送给连长两条大前门烟进了机务队。你知道皮金生给肥团长、李主任送了多少东西？少说也得有300！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金刚理了理他的小分头说：“我的目的就是离开巴颜孟和回北京，现在只有上大学这条路。为此还必须混一张党票，所以我得戴着假面具去亲热！去溜舔！这年头，多激烈的生存竞争，你要是不溜，入党、提干、表扬、上大学、长工资、调工作、甚至请个事假，都没你的份儿！”

　　不容我插话，他又恶狠狠说：“我们家只剩下一个被赶到农村的母亲。不像你，有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家庭，我无依无靠，怎么达到目的？靠品行吃不开，社会上刘英红那样的人并不多，而且还被烧死了。大多数人都是平庸的。亲近领导便是平庸人的武器。齐淑珍怎么上的大学？还不是跟李主任甜言蜜语的，皮金生要是不拍胖团长马屁，他能进了宣传队？连长非整死他！”

　　金刚的两个眼镜片闪耀着刺目的白光：“你仔细想想，你难道就那么纯洁吗？有人大骂别人溜舔，是因为领导对他不好，想巴结也巴结不上。”他的山羊脸铁青，那嗑瓜子极麻利的尖锐小牙咬着薄嘴唇，死死盯着我。

　　想回他几句，心里又发虚。他的话太一针见血了。我确实不纯洁，为了得到我所热爱的姑娘，也在暗暗使劲往上爬。

　　赶车在巴颜孟和是最卑微的活儿。冬天冻死，夏天晒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自己装车卸车，长年孤零零一个，还得天天照料牲口……找老婆极困难，没人乐意干。结果五类分子、刑满释放的、犯各种错误的，全让赶了车。姑娘除非万不得已，绝少跟这些人接触。也难怪，赶车的光棍太多，太流气，从他们嘴中诞生了无穷无尽，说不完的流氓故事，见了女的也不住嘴。

　　更有甚者，个别大车老板儿熬不住光棍的苦，竟跟母羊、母驴、母马干！使人们一提赶大车的就面露鄙视。

　　我见此情况，非常害怕。当职业等级成为人的价值标准时，许多小事都在刺激着你的心。比如：团部招待所女服务员对老蒙是一个态度，对兵团战士是一个态度，对现役干部又是一个态度，泾渭分明，毫不含糊。随着官衔儿不同，笑脸也各不相同，如同卖香油的一样，不会多给你半两。这种观念催促着人在等级的台阶上奋力高攀。如果你要想得到周围人的尊敬，得到一个漂亮姑娘的好感，你就得在本单位里攻占一个尽可能高的位置。

　　表面上我很少去连部，也从不向连长点头哈腰，但心里却成天琢磨着怎么离开大车班怎么当上连队的统计。拉草时，连长规定一车必须拉40堆，我总要装43堆，为的是让连长高兴，调出马车班。

　　天天盼着白音拉能摔个残废，摔他个半身不遂，好由我来接替。唉，见鬼了，这么一丁点儿的小官儿都那么不容易弄到手。

　　我耍两面派，玩鬼点子是环境造成的，如果我所追求的那个姑娘喜欢赶大车的话，我死心塌地在马车班呆一辈子。

　　插队以后，知青都渐渐成熟，变自私了，每个人都在变。他们说这是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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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诡计

　　关于兵团解散归地方的消息传说纷纷。尽管康政委在全团大会上公开宣布：“这纯粹是谣言，是别有用心的捏造，警惕阶级敌人捣乱！”但私下，一个个看过有关文件，参加过有关会议的干部却证实：这消息确实，兵团建制年底就要撤销了。

　　康政委敢公开那样讲，瞪着眼睛说瞎话，是为安定人心，便于最后这一段工作。

　　命运的转折又一次冲击着每一颗知识青年的心。

　　与此同时，1975年大学招生工作开始，这是一次空前激烈的竞争。

　　我连报名踊跃，其中有金刚、李国强、韦小立、李晓华等班排干部，也有一些平日表现一般的人，如呼市女生金丝猴，偷过东西，名声很差，也报了名。

　　老孟却没有报，他说不赶这时髦。

　　为上大学，金刚使出浑身解数，数月前就精心准备，四处疏通关系，不惜血本，花了不少钱，到月底穷得向别人借饭票。他知道，兵团解散后领导全要换，必须趁现领导还有权的时候，全力以赴争取。

　　已是深更半夜，他还找机务排长老戈商量对策。

　　这年夏天老戈出了点事。航空灭草时，老戈在大田里负责联络，指挥二排几个女生给飞机打旗。一天，李晓华突然到连部，向连长检举老戈，说他在大野地里耍流氓了，小便口张着，故意向她露出那玩艺儿。老戈平时特别老实，胆子又小，干出这等事，实在令人吃惊。连队里议论纷纷，多数人倾向相信。在这荒凉的小地方，青年男女聚在一起，却不能自由来往，牲口都能可着性子干，人却老憋着，干柴烈火憋到一定程度，就会有这等怪异举动。

　　但只有金刚公开替老戈说话，非常坚定。他对连长说：“李晓华许是被几个男生给追得神经过敏，以为所有男的对她都垂涎三尺。就算她说的是真的，大野地里，老戈尿完尿，忘了系扣儿，完全可以理解，绝对不能说是耍流氓。”

　　他对一排的李国强说：“唉呀，老戈太马虎了，没注意，谁知道李晓华专看男生那地方呢？我看这李晓华就是为了提高自己身价，好像所有男人都想和她搞。”

　　他对老孟说：“大天鹅真够呛，眼睛不老实，为什么专盯着男人那儿看？”

　　……

　　他安慰老戈：“别怕，要挺住。”

　　“我才不怕呢。脚正不怕鞋歪。”老戈嘴上这么说，眼神却无比哀伤。他知道，这种事对他名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为李晓华倒霉的男的有好几个了。小芦、刘福来、沈指导员，再加上你。这女的真可怕。”

　　“上大学你报名了吗？”老戈似乎知道金刚来的目的。

　　“报了。你在机务排帮帮忙吧。”

　　“没问题。我先动员3个班长投你的票，再让他们做本班战士的工作。最起码能给你争取到35张票。”

　　“那太好了。”

　　老戈对金刚感激涕零。保证要动员机务排的人推荐金刚，非压倒“大天鹅”不可。

　　金刚花了十来块钱，买了四五筒罐头，来到马车班，和马车班长小姜又是喝，又是抽，猛干了一气。

　　马车班长是个赤峰知青，嘴皮子能说，很有江湖气。

　　“小姜，我平时对你还是很尊重的。你要跟车的，我从来都派好劳力，你说是不是？”

　　“对，对。”小姜一喝酒，就红脸，心肠变得比菩萨还软。

　　“这次推荐上大学，你在马车班得帮帮兄弟呀。”

　　“没说的。我、老鬼、老常肯定会投你的票。老张、周旺、大傻、蔡光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李大肚子跟王连长有矛盾，可能够呛。反正马车班起码能投你7张票。对了，你再多给我派几个跟车的吧。”

　　“没说的。明天就多给你派。”

　　“好。哥儿们给你游说。”小姜醉醺醺说。

　　金刚又辛辛苦苦跑到山上，和老孟促膝谈心，讲了自己的困境：为协助王连长工作，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赵副连长。那时，哪知道兵团要解散？连长的日子不长了？现在连长一撤走，赵副连长很可能当上七连连长，这样，他肯定没好下场，因此这次上大学必须争取走。

　　老孟二话没说，答应在农工排帮他使劲。临下山时，他给石头山的老工农留下半麻袋大葱。

　　惟一遗憾的是女生排没有跟他关系特铁的。排长李晓华又是他的竞争对手，为避免矛盾激化，没敢到李的地盘攻坚。

　　另外，他还偷偷找了团招生办的负责人刘副主任。去时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用纸包着不知什么东西。在刘副主任面前，他显得那么拘谨腼腆，只用小半个屁股坐在椅子边上，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膝上，脸上露着甜蜜微笑。

　　总之为了搞到一个上大学名额，他作了最大努力。上至团政治处主任，下至掏厕所的菜园老曹头，都一个个找，一个个地疏通，物质上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但他还是忧心忡忡。因为最信任他的王连长在这关键时刻回家探亲。

　　兵团解散的消息震动了全团现役干部。据说团级还回原部队，营、连两级可能要转业。于是这些基层干部纷纷四处活动，为自己今后的出路奔忙。王连长破例在秋收大忙前回家，就是去联系将来的工作。这可把金刚急坏了，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盼着连长快快回来。

　　群众推荐的最后结果：韦小立获票数全连第一。这也可以理解，她是文书，和下面的人没利益上的冲突，谁都可以接受。李晓华也被推荐上了，票数比韦小立差一截子。因为她得罪了一帮男知青，又为上大学发过神经。

　　男生排的李国强推荐上。他干活儿好，为人厚道，小树不招风。

　　金刚在机务排、农工排、马车班、男生排都通过，但在女生排却遭惨败。全排只有3个人同意，没通过。

　　金刚走红了后，总爱挑剔别人的毛病来显示自己能干。二排的几个女知青就成了他挖苦的对象。金丝猴在探亲回家的路上，偷拿了商店一点东西，本人喜欢文学，爱写诗，金刚就说她是个舞文弄墨的骗子；王英英和刘福来勾搭，他说这女的是狐狸精，王英英到连部哭闹，他利用体力上的优势硬把王推出门外……他公开替老戈辩解，攻击李晓华神经过敏。

　　王连长不喜欢谁，他就异常骁勇地跟谁吵架、训斥、挖苦，勇敢地战斗在第一线。

　　他担任团支书以来，把上一任团支部踩乎得一无是处。他工作卖力，可大权小权独揽，什么事也舍不得给别人干，生怕人一多，自己废寝忘食的工作形象就不突出。为此，韦小立和几个女支委都对他一肚子意见。

　　他很少在领导面前说别人好话，看见别人和连长亲热就不高兴。总想一人垄断连长好感。本能地把几个女知青看成与他争宠的的对手，发现哪个女生跟连长多接触几次，就满脸怒气，有意无意向连长透露点那人的毛病：“连长，钟小雪说瞎话骗你了，她父亲根本不是厅长，只不过是个一般小干部。”

　　“连长，小妖婆装病，借马下牧区玩……有人反映，她一看见男生就发情，都拉拉胯了！”

　　他一口咬定：“李晓华就是作风有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得知连长让宋素云去呼市师院代培，他鄙夷道：“这家伙肯定送东西了，否则根本轮不上她。”提到金丝猴、卫生员等人报名上大学，他说是“瞎凑份子，自讨没趣。”

　　这一切都引起很多女知青反感。

　　经过团里复审，9月份连里宣布最后结果是韦小立、李晓华、李国强3人。

　　金刚气得顿足捶胸：“操他娘，活该我倒霉，没找李主任。谁知道他停了职还管事呢？亏大发了，唉，雷厦眼力真准。”

　　雷厦和李主任关系很好，这回上了吉林大学。

　　金刚怒冲冲对老戈说：“大天鹅犯一次神经病，捡了个大学上。真让她给捞着了，哼，弄不好肚里都种上了籽儿。”

　　这就是当初见了井边站着老牛，总要为它打几桶水喝的金刚。

　　大学招生工作结束后，连队懒懒散散，开会的人稀稀拉拉，干活无精打采，能少扔一锹就少扔一锹，扫羊粪时，腰也不弯。

　　9月中旬，王连长从家回来，见场院上的粮食都堆满，马上组织突击。这王连长是连队的灵魂，他一回来知青们就不再敢偷懒、磨洋工。大家互相比着，努力地干，生怕老连长那庄稼人的辛辣挖苦落到自己头上。

　　一麻袋一麻袋的小麦入了库，直到深夜，场院上还走动着一条条黑影。

　　在寒冷的深秋夜晚，我看见韦小立也背着一百六七十斤的麻袋，颤颤巍巍地挪动着双腿。那被压弯了的少女身影，几乎完全隐没在大麻袋下面。李晓华、钟小雪、金丝猴、本儿亮等女生也都默默无声地抗着麻袋，哆哆嗦嗦地走着……在场院库房的黑暗角落里，不时传来卸了重负后，女孩子们喜悦的尖叫声。

　　我想，全世界恐怕也就是中国有这样的场面了！一大群工人的、老师的、教授的、部长的、省长的女孩们，从大城市来到遥远的边疆，扛着一百六七十斤的麻袋，步履艰难地往粮囤里走。就是以尚武著称的古代斯巴达妇女，也未必扛过这么沉的麻袋！

　　我故意大声和别人说话，然而韦小立却始终没有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一眼。

　　汽油发电机“突突”响着，夜幕笼罩下，电灯泡发出一小团白亮的光，一个个年轻人拖着幽灵似的长影子，在半明半暗中晃动。永远难忘啊，兵团最后的一个秋收！永远难忘啊，扛麻袋的女军垦战士！

　　听说韦小立要上大连外语学校后，我颓丧地躺在炕上。为了能混上连部统计，拼命干活儿，车车超载，自己装卸车，争取每次表扬名单都有自己……可是仍没当上。我只能以赶大车的身份与她分别。

　　为了保持住那美好又神圣的梦境，我一直没采取什么行动，更不敢和她摊牌。害怕这样会把自己的幻想完全粉碎。哪怕不明不白，朦朦胧胧地拖下去，心中总还能有个希望的幻影。

　　当然，我也有我的诡计。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疏远女人，冷淡女人，对这个女人就是一种魅力。

　　我硬着头皮装作不爱见她，不愿理她。每次交报费，从不多说一句话，即使屋里没别人也不多呆，办完事就走，用离开她来刺激她！去食堂买饭，目光与她相遇，首先离开交点，用不看她来刺激她！坐拖车去团部，离她远远地站着，用躲着她来刺激她！一次拉草时，还向正在马厩里垛草的她吼道：“快把道腾出来，车进不去了！”让这小魔鬼听听我的咆哮，尝尝被我吆喝的滋味儿！

　　我知道，有的女人专爱骂过自己，打过自己的男人。

　　现在，她要上大学走了。

　　不行，在我失去她之前，先让她失去我一次。

　　三间房离连部有30多里，打了不少草，需要大车拉到东河马厩。我请求连长让我去。他同意了，并让大傻、刘福来与我同行，吃住自己解决。

　　临走前，我去韦小立处退伙食（司务长探亲，她临时代替）。并叮嘱她：“好好保存我的报纸，别弄丢了，”她点点头，很大方地看了我一眼。

　　我猜测，她顶多再呆3个多星期就会离开七连。

　　转过身，抬起腿，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拉开门，“砰”地关上。身后静悄悄，什么也没发生，脸上有些发热。这家伙要走了，也不跟我说句话！哼，不说就不说，摆什么谱儿？我下牧区了，再也不让你看见我。哼，老鬼的形象比二分钱一斤的大萝卜可值钱多了，决不再给你看到！

　　天地一线，野草茫茫，三间土房在水气中更显得孤零零，凄惨惨。

　　天天下雨，我们只好天天休息。

　　刘福来、大傻除了打牌就是喝酒，对骂。我睡在另一屋，把门关上，划拳声仍从门缝里钻进来。

　　螃蟹一呀，

　　脚八个呀，

　　两头尖尖

　　这么大个呀，

　　哥俩好呀，

　　该谁喝呀……

　　筷子敲得梆梆响。

　　外面，细雨绵绵，雾气迷蒙。草原的秋天，有时干燥得要命，有时又像南方那么潮湿多雨。我裹着皮得勒，躺在炕上，静静沉思。

　　不由自主想起韦小立，苦苦思索着她内心的秘密。你如果不喜欢一个人，会把枕头扯开，倒出荞麦皮给他装小鞍水屉吗？会把自己东要一颗，西要一颗，辛辛苦苦攒的几十发子弹让他打吗？会大老远就伸着胳膊把介绍信递过来吗？她肯定知道我想跟她好，还这么干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每个要离开草原的人，临走前，都逐一与全连人告别，这已成惯例。她走前，也应该向全连人，包括我打个招呼。

　　金刚说这根本不是爱情，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就算这样吧，那这一头热给了我多么大的力量。有她在，刘木匠那年轻风流老婆，无论怎么向我微笑，帮我补袜子，也毫不动心；在她身边，两个麻袋压在身上能自己站起来，走上一米多高的粮囤；也只有她使我对连队的猪群产生了特殊感情，甘愿变成一只老黑。

　　每逢看见她用纤细的手给黑猪刷毛洗澡时，真羡慕那畜生。

　　她呆过的地方，空气清新扑鼻，并夹有一股幽香；她坐过的地方，我只要坐一会儿，屁股上能感到股股热流；她摸过的东西，全散发着淡淡芬芳。

　　我幻想着，但不敢幻想与她接吻。只要能握握她的手，再得到她一个微笑就够了，就足以使我在三间房的雨天中快乐一上午了。

　　雨水滴嗒滴嗒从房檐掉在地上。草原上本来就地广人稀，再一下雨，天阴阴的，就更觉得凄凉和寂寞。

　　反正起来也没事干，已经上午9点多了，刘福来和大傻依旧缩在被窝里聊天。

　　大傻伤感地讲起他妈如何疼他，60多岁的老母亲上街从不坐车，不管多远都走着去，走着回，一分一分地给他攒钱。还从不跟他一桌吃饭，总分着吃。他吃鸡蛋炒肉，妈吃熬大白菜，他吃烙饼夹香肠，妈啃窝头就黄酱……说着说着，大傻眼泪汪汪。来兵团后不久，妈妈想他哭坏了眼睛，心脏病日益严重，他赶忙回家探亲，气息奄奄的妈妈总算活了过来。但他刚一回内蒙，老妈就在对儿子的呼唤声中凄然去世。

　　大傻伤心地絮叨着，声音都变了。

　　刘福来同情地说：“别想了，想也没用。”

　　沉默了一会儿，从那屋里传来了刘福来的歌声：

　　纵然游遍了美丽的宫殿，

　　享尽了富贵荣华，

　　但是无论到哪里，

　　都怀念我的家。

　　当我漫游在荒野上，

　　凝望着天边的月亮，

　　好像看见我的母亲，

　　把爱儿思念……

　　这是一首当时在知青中很流行的歌曲，调子凄凉优美。从刘福来嘴中唱出来显得特别单薄、稚气、满不在乎，恐怕他是在笑着唱呢，这孩子用一声声放纵的喊叫来撕碎乡愁、孤独和三间房的寂寞！

　　大傻的鼻子吸溜吸溜响着，似乎流了泪。刘福来清纯的童音像条赤裸裸，肉滚滚的小猪，不知疲倦地吱吱欢叫。

　　将近中午，他们爬起来吃饭。

　　“操你妈福来，为什么不让带猪肉？喝着酒，再来点猪头肉没治了！”

　　“去你妈的！”啪地传来一记清脆的耳光。刘福来不吃猪肉。

　　大傻吼道：“别他妈驴鸡巴穿大褂假装圣人！跟我上这壶，没你好儿！”

　　屋里嘁哩哐啷地打起来。

　　“今天，不收拾了你这杂毛驴，我刘字倒着写！”

　　“今天，不把你放这，哥儿们眼珠让你当泡儿踩！”

　　喘气、咒骂、拳打脚踢……刘福来心狠灵巧，大傻有块儿，俩人各有优势，谁也不服谁。我赶忙跑过去劝架，这俩扭成一团。

　　“操你妈杂毛驴！”大傻头上有好些白头发。

　　“操你妈骆芬芬！”刘福来最新的女朋友姓骆。

　　“我操你60岁的老娘！”

　　大傻嚎叫着飞起一脚踢在刘福来大腿上，他最疼老妈。

　　刘福来啐了一口，正中大傻的脸上。

　　俩人一来一往对骂，唇枪舌剑一番，自觉无趣，终于沉默，安安静静过了一上午。到下午寂寞难熬，又一块儿玩起扑克。

　　……

　　阴暗低垂的天空还在掉点儿。青草浸在水里，大车被淋个透湿，叉子全生了锈。总下雨没法干活。过了几天，大傻、刘福来就借口找马回连了（我们没有马倌儿，12匹马晚上或用绳觅或上绊，老丢）。

　　三间房就剩下我一人。

　　韦小立走没走呢？真的就这样分手了吗？她走的时候，不可能忘记我这个给她写过信的反革命，不可能。哼，让她难受难受吧！并不是所有人都巴结她，为她送行！

　　一天一天过去了。阴雨把人下得愁眉苦脸，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心里老是想着她，躲着她的计策管用吗？能给她的心划上一道印痕吗？能把她的感情吸引回来一点儿吗？

　　我在牧区草场里躲着、熬着、储存着自己的形象，不给韦小立有看到我的机会。希望借着人最珍惜失去了的东西心理来促使她想念我。一种直觉告诉我，欲擒故纵的战略比赤裸裸的追求，威力大得多。不少书上都写过：很多姑娘不爱理睬屁股后面的一堆追求者，却偏偏看中对她不感兴趣的陌生男子。

　　10多天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决定回连探探风声。

　　大雨下了一夜后，早晨依然飘着零星雨点。草原上雾气弥漫。远处墨黑的浓云滚滚而来，低得几乎贴到地面。耀眼的闪电骤然裂开天空，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我赶忙抓上大黑马，备好鞍子，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出发了。

　　草原被雨水清洗得碧绿碧绿，连空气也是水淋淋的，沁人心脾。草丛里到处是一摊摊积水，大黑马勇猛地冲过去，飞溅起的水花浸湿了我的裤腿。沉重的马蹄声和激越的胯骨声震破了草原细雨中的静谧。

　　我纵马向东南跑去。大黑马浓密的尾巴顺风飘拂，强壮的胸脯在奔驰中凸动着一块块肌肉。

　　大雨铺天盖地下了起来。一瞬间，灰茫茫，分不清天地。四周是一片片哗哗雨声。密集集，温凉凉的雨水从头发里流到脸上，又流进胸脯、小腹、大腿根……这么大的雨中，放牧的牧民一个也看不见，整个世界好像就自己一人，全身虽淋个落汤鸡，却觉得别有滋味。

　　她千万别走了。我顶着瓢泼大雨，就是为了去看她一眼。

　　快到连部雨停了。下马拧干了衣服，站在上坡处让风吹了半天。思想斗争起来：如果韦小立没走，见不见她？一找她，就又让她看见我，白藏了那么些天。贱货，干嘛总我找她？可是也不能不取报纸啊，要不让别人代领一下？不，干什么扭扭捏捏的？越这样越招人讨厌，好像有什么鬼。对，还是自己去一趟。欲擒故纵也不能过分，否则就真“纵”了……如果她在，就只说一句话，呆两秒钟。

　　我掏出小镜子仔细照了照，演习了一遍跟她见面时的表情，没发现什么问题，骑上马缓缓向连部走去。

　　大黑马汗渗渗走到她的屋门口。下了马，生硬地敲了敲门。

　　一个姑娘出现在面前，正是她！瞪着一双惊异的眼睛。

　　“报纸来了没有？”

　　“没有。”她态度平和，无任何特殊表示。

　　沉默了片刻，我转身就走，心突突跳着，沮丧万分。跨上马，用脚后跟磕了磕，大黑马嗒嗒地向一排跑去。唉，这女的一句话也不多跟我说！姓韦的，你知道我在大雨里跑30多里路就是为了看你一眼吗？

　　不知怎么搞的，又有点后悔，假如再坚持几天，把自己的形象多储存一段时间，她可能会对我更热情一些。

　　金刚告诉我，要是不下雨，3天以前，她就走了。因为这一段老下雨，道路泥泞，出发日期往后推了。

　　这就是说，直到临走，她也没想通知我一下，告个别。

　　用冷淡疏远的刺激，用欲擒故纵的诡计，毫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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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她要上大学走了。

　　这个激励我7年的姑娘，真的要永远和我分开了。不甘心就这么结束，窥伺着机会，要再和她说一次话。

　　她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躲在女生排宿舍的山墙阴影里，像猫一样睁大眼，盯着她的屋子。里面传来欢笑声。那些女生真婆婆妈妈，聊起天来罗罗唆唆，又臭又长。我盼着她们快快走，明天白天没机会，今晚不说就永远说不成了！

　　八点、八点半、九点、九点半……这些女的可恶之至，怎么还不走？老在一个地方会让人发现，只好一圈一圈地沿着连部附近绕圈子，耐心等待。如果碰见人，就装作刚从厕所出来途经这儿。

　　10点来钟，几个女生终于走出来。她们真能唠叨呀，叽叽咕咕了两个来小时。

　　又熬了几分钟，四周非常安静，没一个人。我蹑手蹑脚，敛容屏息，走到她的屋门口，用颤抖的手指轻轻敲门。

　　“请进。”

　　她愣住了，困惑地望着我。

　　“嗯……你要走了，我想跟你……”看她脸色冰冷，我咽了口唾沫，把“聊聊”换成了“说几句话”。

　　她无动于衷地坐着，眼睛注视对面炉子上的烟筒。

　　“这几年专政，我被骂得狗血淋头，但并不是真的……兵团给我改正处理，等于纠正了过去处理的错误。但还有很多有关我的传说，并不确实，大部分都是谣言。我板着脸瞥了她一眼，她还在专注地研究着烟筒。”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认为我们七连开门整党，给指导员提意见没有错，雷厦他们写联名信也没有错。”

　　停顿了一下儿，观察她的反响。

　　她沉默着，可能对七连开门整党早已遗忘，没任何兴趣。

　　“我从被批斗时，就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事情虽然过去好些年了，我还要说。”

　　沉默，屋里静极了。

　　“挨整的人并不都是坏人。”

　　沉默。

　　“嘿，你怎么了，我跟你说话呢？”

　　她平视着前方的炉筒，低声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时候不早了。”

　　看这架势，她很不想跟我说话。我尝到了黔驴技穷的悲哀，窘极了，赶忙像个贼一样轻轻退出去，把门关上。

　　深夜，她那盏灯直到很晚才灭。

　　完了，彻底完了！我站在黑暗中，狠狠地骂道：“魔鬼，地地道道的魔鬼！”

　　契柯夫说：“只要你行为特殊，就会有女人爱上你。我认识一个男人，他不分冬夏都穿着毡靴，因此许多女人爱他。”

　　我也够特殊了，脚后跟能长草；眼睛一瞪，能照人几分钟不眨眼；来牧区7年没洗过一个澡……可是在韦小立的眼里，却连节炉筒子也不如。

　　第二天，1975年9月26日。老孟也下山回连送上大学的走。

　　他眯着小眼睛，微笑地和我打着招呼：“鬼，昨晚上睡好了吗？”

　　“睡好了。”

　　他狡猾地笑了笑。

　　罗湘歌听说韦小立要走，特地从东乌旗查干淖尔赶来送行。她的气色不太好，脸很黄，蒙着一层阴郁。

　　借着陪北京老乡的名义，我走进了韦小立的屋。炕上堆着知识青年送的笔记本、毛巾、解放鞋和老蒙送的甜奶豆腐等等。韦小立的脸红红的，正忙着整理东西。桌子上摆着一堆糖块、瓜子。

　　罗湘歌表情呆漠地坐在角落，一句话不说。

　　老孟用钳子帮助李晓华给木箱子上绕一圈铁丝，累得满头大汗。李晓华欢喜雀跃，指指点点；宋春燕一针一线把韦小立行李上的一小口子补好；李国强吹着口哨，从锅炉房打来4暖瓶开水。

　　经常念叨着刘英红好的阿乐华老婆，也赶着牛车送韦小立。老婆子握着韦小立的手，说着很难懂的蒙语，丑陋的嘴一歪一歪地颤抖，煞是惨然。她硬塞给韦小立10块钱、两丈布票，满是皱纹的松软眼皮里包着一汪泪水。

　　秋风徐徐，枯草凄凄，灿烂的太阳斜挂蓝天，空气干燥凉爽。

　　那光辉灿烂的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韦小立、罗湘歌、李晓华、宋春燕在连部门前排成一行，面向东南方。金刚弯腰给她们拍照。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尽情地看着。7年来，头一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可以长时间地光明正大地端详她。一样一样贪婪地欣赏着她的头发、眼睛、额头、脖子。

　　她穿着一身崭新的兵团服，绿绿的像棵小白菜一样新鲜、质朴。椭圆的脸蛋，小蒜头鼻，鼓鼓的前额，短短的脖子，全都焕发着青春光泽。此刻，她挺着平板一样的胸脯，微笑着，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一对单眼皮眼睛晶晶闪亮，满怀对新生活的憧憬。

　　照完相，大家又陪着她们回到屋里等拖拉机。李晓华请老孟在笔记本上签名留念，老孟写道：“永远记住草原！”

　　男知青聚在一起开着玩笑：“布勒格特走谁的后门了，介绍介绍经验。”

　　“别一上大学就不理咱们了！”

　　“有事来信，别的不行，牛羊肉、蘑菇之类的，还能小帮一下。”

　　“谁要忘了兵团的穷弟兄就是婊子养的！”

　　李国强吹牛，他在石头山上装的一铁盒虱子保存至今，虽然都死了，壳壳犹在，他要带到大学镇镇去。

　　女知青们叽叽喳喳，车轱轳话来回说，彼此千叮咛万嘱咐，一遍又一遍，好像是在永诀。

　　“一定不会忘的！平常天天盼着走，真要离开了，心里又特别舍不得。”李晓华满面泪痕地嗫嚅。她总算上了大学，结局还不错。要留在草原非彻底疯了。在兵团，一张稍稍中看一点儿的脸蛋给她招来了多少麻烦！正正经经的姑娘，却背个“随军妓女”的外号。

　　离别仿佛有一种净化感情的神力，平日的嫌恶、嫉妒、轻蔑全被离别驱跑了。听说李晓华没买着黄油，金刚把自己准备带回家的两瓶子黄油全送给她。尽管平时俩人谁也不理。这次上大学又结下新怨，但在离别面前，都顾不得计较。

　　只有罗湘歌的神情有点反常。一句话也不说，表情僵漠。韦小立用胳膊搂着她的脖子，坐在板凳上，俩人紧紧地挨在一起，默默无语。

　　别人能走，自己却走不了，人世上的不公平，社会上的不公平，命运上的不公平，又狠狠地给了罗湘歌一击。

　　我们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汇拢来的知识青年，相聚在茫茫草原，同甘共苦了7年，离别时才发现这点点滴滴的友谊竟是那样美好难亡。

　　大冬天，当你干一天活儿回到屋，生病的弟兄早帮你把饭打回，放到火炉上，滋滋冒着热气……当你在东河牧区生病了，会有人连夜套上勒勒车，一步步牵着牛，穿过荒原，把你送到连部卫生室。谁探亲回来，一无例外地把鸡蛋糕、芝麻糖、炒花生等美味共产给馋得眼睛发蓝的兵团战友……当你急得上厕所没带纸时，小知青会毫不犹豫地从精装的日记本上撕下几页雪白雪白的纸。

　　场院加夜班多困哪！到夜里两三点钟，眼皮几乎粘住。等车功夫，你困得倚在同伴肩上睡着了。看着你睡得那么甜，你脑袋下的肩膀努力挺着，酸了麻了也不敢换个姿势，生怕把你惊醒……

　　不同的家庭、生活经历、性格、爱好聚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知识青年之间有勾心斗角，有嫉妒争宠，有谁也不服谁，有告状，有打得头破血流……但共同的命运把他们联在了一起。同住一个蒙古包，同吃一锅饭，同用一口井，用使一个搓板，7年的朝夕相处已把彼此的生活习惯、语言、嗜好、表达感情的方式混杂起来，分不清你的我的。

　　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打完了架，还得住一条炕，挤一个蒙古包，睡一条大毡。这个草原上的荒凉小连部，知识青年彼此相濡以沫，像暖房一样地抗御着北疆的严寒。如今走了几个人，少了几颗热腾腾的心，顿觉一股寒意。

　　大家轻轻说着话，嗑着瓜子，努力抑制着心中的激动、伤感、空虚。彼此交换着临别赠言及通讯地址。谁也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再见面。

　　连长没宣布休息，也没通知欢送，但所有知青都自动停下工作，聚集在连部门口。连长也没说，等于默许。

　　平时封建，很少跟女生说话的一些小青年，现在也纷纷跟韦小立、李晓华打着招呼。突突突，胶轮拖拉机冒着浓烟从机务排开过来。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帮他们把箱子、行李装到车上。

　　“林胡，我走了。拖拉机送完他们后上山去。”老孟一纵，爬上了车。我没顾上理他，站起人群后面，死死地盯着韦小立。她已经上车，红光满面，十分兴奋，我紧张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哟，我的一个书包忘在屋里了！”韦小立对李晓华说了一声。

　　“赶快下去拿，来得及，来得及。”

　　韦小立匆匆忙忙爬下车，跑到屋里。这时人们都出来送行，她的房间一个人没有。

　　我像一条敏捷的蛇，无声地尾随着她进了屋。她拿起书包，刚一转身，正好和我相遇。两个人的目光碰上，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惊讶。

　　热血涌上脑海。

　　“韦小立，你要走……了，我，我再跟你说一句话。”深深吸了一口气，脑里想好的词儿忘得干干净净。嘿呀，跟她说话，比跟小桑杰摔跤费劲儿得多！

　　“嗯，嗯，也没什么，昨晚上都对你说了。嗯，嗯……完了。再见吧。”

　　她诧异的脸笑了，笑得那么温和，整个屋子“忽”地亮了起来。这个笑是她完完全全给我的，给我一个人的。

　　外面拖拉机的油门加大，“突突突”震耳欲聋，似乎在催促她快点上车。

　　我又使劲地看了她一眼，心一横：“你快走吧。”

　　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激动得满脸通红，向我点了一下头，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

　　我顺手从桌子上抓了一把从她嘴里吐出的瓜子皮，塞进口袋，跟着跑了出来。

　　她攀上车帮，踏着轮胎，爬上车。

　　“突张张”，拖拉机吼着，喷着黑烟，车轮移动了。油门很大，轰轰震耳，但车走得很慢。

　　大家不约而同举起手臂，向走的人招着手……有个女生抑制不住，惨叫了一声。大胶轮轱轳碾过了几十颗青年的心。这是命运的轱轳，无情的轱轳。

　　拖拉机一米一米地离开连部。

　　女知青们最初默默啜泣，继而呜咽，随着拖拉机的离去，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索性大哭起来。那么多姑娘汇成的哭喊声，令人听了不寒而栗。

　　脊背上窜起一道冷流，我向她扬扬手，清清楚楚看见她低下头，用手指擦着脸上热泪。李晓华那哭歪了的脸上挂着苦笑，她几乎忍受不了，不敢再看车下那么多流泪的眼睛。

　　李国强扶着老孟，向车底下的人拼命挥手。

　　下面有人使劲喊：“布勒格特，操你屁股！”

　　他咧着大嘴笑着，感激地笑着。

　　……

　　人生道路的离别，青春的离别，荒凉的离别，动乱年代的离别，让人百感交集的离别……离别这场面啊，所有插过队的人永远难忘！

　　在秋高气爽的灿烂阳光下，40多个姑娘失声痛哭。有的瘫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有的倚着墙，顿足捶胸，哭得头发蓬乱……这集体的嚎哭，呜呜的声浪，比那B—52轰炸机扔炸弹还惊心动魄，就是在火葬场里，也见不着这么多人哇哇大哭。

　　二排女生平时积极得很，干活儿老爱跟男的比，只是在这个时刻才暴露了女性脆弱的那一面。每人都哭得死去活来，好像受了多大委屈。

　　连平时最爱胡打乱闹的刘福来也严肃站立，一句话不说。

　　拖拉机无情地向西南跑着，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下。

　　王连长劝女生回宿舍去。但女知青好像没听见，仍聚在一起哭泣。男生们也不肯离去，默默望着这场面，不少人热泪盈眶。

　　命运对女孩子是残酷的。

　　少先队的大队主席、门门功课五分的三好生、妈妈膝下的娇千金、少年宫歌舞队的女演员、全校数学竞赛第一名……现在全无一例外地在内蒙旷野抡大镐、和泥巴、拌麦种……她们觉得被社会抛弃了，被不公平的命运抛弃了！急得尖叫、跺脚、号啕、用拳头砸连部房屋的土墙。

　　她们哭离别，哭自己……怎么办呢，别人一个个上大学、调转、病退、招工……自己怎么就那么无能，走不了？这辈子的最后归宿在哪儿呢？莫非30大几才能回去，再干学徒工，再去解决个人问题吗？一张老太婆脸还有什么意思？就在这儿找一个老蒙，动物性地结合吗？给人做饭、下小崽儿、缝皮得勒……不敢想了，她们只是放声大哭。

　　在漠漠大野，浩浩蓝空之下，那维系着姑娘生命的一丝丝细线，简直被嘶哑的哭声震断了。最后，在连长反复哄着，劝着，她们才哭哭啼啼，摇摇晃晃，互相搀扶着回到宿舍。

　　男知青也阴沉沉地走散。

　　罗湘歌送完韦小立后，执意要回去。天已快黑，我们劝她住下，她很冷淡地摇摇头，跨上鞍子，头也不回，纵马向连部北侧，那黑茫茫的草原跑去。

　　在嗒嗒的马蹄声下，她对马粗鲁地吼了一声，再没说话。女生排的痛哭可能很刺激她，身影顷刻隐没在浓浓暮色里。

　　这次见罗湘歌，感觉她更加显老，额上皱纹极明显，鼻旁也出现了两道褶皱。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夹在她日记本里的那朵蝴蝶翅膀般的花，干涸褪色，失去了光泽。

　　一个快30岁的北京姑娘，看见熟悉的人一个个都走了，无边无际的草原就剩下自己，尽管入了党，被牧民誉为神医，在旗里小有名气，那又怎么样呢？她内心的滋味肯定很复杂，有谁知道她的苦涩和难言之隐？

　　我好像理解了她的笑，从柔韧角弓发出的强劲啸响，理解了那马蹄声下爆发的荒凉而苦楚的大吼。

　　……

　　连部前空荡档的，送行的人早就没了，哭声听不见了；食堂开饭时的喧闹听不见了；拱猪的喊叫声听不见了；每间屋子都静悄悄的。

　　我回到马车班，看见大傻趴在炕上，双手捂着眼睛，一声不吭。唉呀，我也想好好哭一场，可是就流不出一滴泪！真想割下屁股上一块肉吃了！或是喝他一瓶白酒瘫在臭猪圈里！

　　我的小黑屋太静了，哎哟，受不了，受不了这孤独！赶忙走到卫生室，借要点镇静药和宋春燕说会儿话。宋春燕是韦小立最好的朋友，爱屋及乌，此时，我把她当成了最亲近的人。

　　在卫生室，宋春燕正给一女生打针，安慰着她，这女生刚才哭休克，现已经清醒。

　　不知怎么搞的，泪水渐渐涌进眼眶，眼看就要溢出，这时刘福来走进屋。我的自尊心马上把感情压下去，泪水悄悄顺着鼻泪管咽到肚里。

　　6点多钟，天色已黑。我走到外面，遥望远方，看见还有一丝丝白光的晚霞在天边苦苦挣扎。几只南飞的大雁扑翅翅从头顶上飞过，高空中传来它们“嘎嘎”的孤独叫声。

　　从一排男生宿舍，传来了一缕凄恻的歌声。

　　告别了家乡，

　　告别了妈妈，

　　我来到了内蒙草原，

　　生活就这样寂寞。

　　没有猪肉吃，

　　没有菜和油，

　　我瘦成了搓搓板喽，

　　还得背石头。

　　披着星星去，

　　戴着月亮归，

　　我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我神圣的天职。

　　没有后门走，

　　没有钱送礼，

　　我累坏了老腰喽，

　　还办不回去。

　　……

　　在昏暗的马车班宿舍，我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干什么也干不下去，手里紧紧地握着那把瓜子皮，急得团团转。

　　我真的和自己心中的那个神永远分开了吗？不，她姐姐还在，她是联系我和心中女神的纽带，我要紧紧抓住这根纽带。六神无主，坐卧不安，决定马上去找她姐姐。反正她曾让我到九连炊事班找她。

　　立刻备好鞍子，系紧肚带，翻身上马。大黑马打着喷嚏，雄厚有力的脖子向后仰着，昂头阔步冲进黑黑的草原。我伏在马背上想：大黑马啊，今晚你辛苦一下吧！

　　九连离七连的直线距离大约有70里。

　　快！快！不停地用笼头梢儿抽打着马。穿过七连的草场；越过三连的荒地；闯过六连的沙丘，上了大道。大黑马像条强壮的龙，一起一伏向前腾跃，激烈的马蹄声回荡得很远很远。

　　在九连的烟雾缭绕的巴颜孟和山中，她也和韦小立一样，被一团芬芳高洁的鲜花所围簇，闪烁着异彩神光。此时此刻，我不顾脸皮，发疯似地想和她说说话。

　　晚上9点来钟，到了九连炊事班宿舍门前。系上马，走进食堂。狂风还在脸上扑拂，大地还在脚下晃动，腾腾腾走到一个门前，不客气地敲着。

　　“谁啊？”

　　“我。”

　　门开了，一个胖胖的女青年，蓬乱着头发，警惕地打量着我。

　　“韦小凌在吗？”

　　“她不在，前天就去团部了。”

　　透过门缝，我看见一张空床上放着三个用麻袋和草绳包着的箱子，草绳上挂着的浅蓝布条被门外的风吹得轻轻颤动。

　　我十分不解地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办回去了。不过现在可能还在团部。”

　　“轰”的一声，鼻梁骨好像重重挨了一拳，头晕眼花。

　　我定了定神，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扭过了身。这时已快10点了。

　　胖姑娘很热情地说：“别着急，韦小凌要跟上大学的一块走，你能找到她。”

　　她微笑着送我走出门。

　　大黑马汗水淋漓，顾不得心疼它了，一蹦子向团部跑去（九连离团部有50里）。被汽车、马车压得很平很硬的土路迎面扑来，周围的山岗小丘缓缓向后移动。大黑马气喘吁吁，越跑越慢。我狠狠地抽它，不许它跑哈蚂蹦子。

　　夜幕沉沉，马蹄嗒嗒。月光下，骑马玩儿命奔驰，很像《斯巴达克斯》里的一个画面。但这不是小说，是真的。不常骑马，乍一骑这么远的道儿，屁股磨破，小腿让蹬条蹭得生疼，全然不吝。他妈的，疯狂吧，疯狂才痛快，疯狂才过瘾，疯狂才解愁。啊！人在疯狂时才最纯洁，最无畏，最有生命力。

　　深夜12点到了团部，整个一条街都回荡着我的马蹄声。

　　头脑渐渐清醒，预感到今天根本见不着她。团部这么多房子，她住哪儿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她？就算能找她，夜里12点多，她也早睡觉了。

　　大黑马疲倦地垂着脑袋，一步一步往回走。当经过团部招待所时，我勒住马，望着一个黑糊糊的窗户想：韦小立也许就在这间屋里睡觉，她永远不会知道今晚上12点，我跑了150多里地，站在她住的屋子外面窥望。

　　大黑马累得口吐白沫，全身湿漉漉，眼见瘦了一圈，腰上的汗水把我裤腿都浸透。这样跑7个钟头，硬给它跑瘸了，4条腿上沾满泥浆，走路一拐一拐。到深夜两点，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了七连马车班门前。

　　大黑马腰硬，骑着特颠，骨头给震得要散了架，又困又乏。

　　啊，追求了7年的女神，最后给我的只是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

　　我使劲攥了攥偷来的瓜子皮——一把神圣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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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没了

　　七连连部暗淡了。她住的那间房不再散发芳香，肚子快耷拉到地的黑母猪变得丑陋不堪，草原上的蓝天也暗了许多。

　　白天无精打采地出车，套绳夹着马腿也不管，晚上使劲地写自己的内蒙插队史。我要把憋在心里的话全写进去，全写进去！

　　20多天后，收到了一封从太原寄来的信。

　　我紧张地，哆哆嗦嗦地把信封撕开，好像一个犯人看自己的判决书，心怦怦跳着。

　　林胡：

　　你好！我已办回去，在省城给你写信。临离开的那几天，心情无法形容，像一只被打伤的羔羊，灰灰溜溜。

　　由于父亲惨死，我们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来边疆6年，虽没受到你那样的对待，也是饱尝了艰辛。临走时，我连团员也不是。

　　现在父亲虽恢复了名誉，但父亲的生命却永远不能恢复了。回到家后，心情并不痛快，总不能真诚地开怀大笑。6年草原生活交织成的那幅灰暗亢奋画面常常绞痛我的心。我是永远忘不了草原的！

　　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真想不出。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别的拐棍是没有的，即使父亲残留的那些影响，也会很快消失。

　　邓小平8月份指示，给父亲恢复名誉。我是经省委批准，作为落实政策调回省城，可我的男朋友依然留在草原。

　　对你个人的事，我非常同情，但也无能为力。小立是个很固执的人，她不愿过早考虑这个问题。我曾劝她对你好些，看来作用不大。希望你能克制一些，不要太难过。一般说来，初恋往往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她太美丽了，而生活本身却是丑陋的。

　　另外小立跟你完全是两类人，即使你们勉强成，将来也未必幸福。

　　在你坎坷不平的经历中，充满了悲壮的浪漫气息。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并十分欣赏你角斗士般的毅力。希望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社会作出一点贡献。

　　你不是可以虚度的人，我一向这样认为。

　　韦小凌 1975年10月20日

　　翻来复去看了十多遍，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努力品着里面的滋味。

　　天已昏黑，我沉重地躺在炕上，一动不动，闭上眼睛。西藏唐古拉山深谷里的藏族少女的歌声又凄厉在在耳边响起……傍晚下雨了，天也在为我哭。

　　第二天，寒凉的秋雨不停地下，滴滴嗒嗒，呻吟着。从早到晚，下得人有气无力，下得人毫无食欲。

　　秋天好厉害哇，凡有点文学细胞的人对它都是又爱又恨。这个季节自杀的人一定很多很多。

　　秋天的草萎谢枯黄，秋天的夜昏暗凄伤，秋天的风苍凉呜咽，秋天的雨如泪流淌。

　　我静静地躺着，蒙着大皮得勒，把自己浸在一小块黑暗里。长长的浓密羊毛围簇着我的脸。暇思悠悠，想起了海涅的一首诗：

　　他们使我苦恼，

　　气得我脸发青，

　　一些人用他们的恨，

　　一些人用他们的爱，

　　可是她最使我苦恼和悲哀。

　　她对我从来没有恨，

　　也对我从来没有爱。

　　好啊，生命希望的大鹏振翼远飞，无边的荒野里只剩下了我。

　　那株小草没了。

　　不吃不喝躺了一天。我希望寂静，希望黑暗，希望裹在皮得勒里躺着没人打扰。啊，活着好苦呀！一点儿意思没有。真想抱一包炸药跟老沈同归于尽了。没这个老沈，我当不了反革命，和韦小立的事绝对是另外一个结局。

　　第三天又静静躺了一天。两只沉甸甸的老鼠相互追逐，屡屡翻越我的身体，明知动一动胳膊，就能把它们吓得逃之夭夭，可懒得动。

　　晚上金刚来了。一见他，不知怎么搞的，眼泪汩汩地冒出来。其实心情很平静，一点儿也不激动，可眼泪却哗哗流，止也止不住。

　　“两天没吃饭？”

　　我没说话。

　　“老鬼呀，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出息。”

　　“莎士比亚说过，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爱情的奴隶。”

　　“那奴隶也没有你这样的奴隶法。”

　　“她是我挨整日子里的一个希望，一棵小草。”

　　“那也不能剃头的挑子一头热。人家根本不理你，还死乞白赖追人家，太有点无耻了吧？”

　　我直勾勾瞪着他：“真正的爱情就是无耻，她不爱我，我也爱她。临走时，她还冲我笑了笑。”

　　“你真有病了，临走前笑笑，是人之常情，她对我也笑了呢。你现在得了一种妄想症，老认为她对你有意思。”

　　“我没有病。”

　　“唉，我不明白她有什么值得你这么爱。”

　　“我也不明白。”

　　“我看你是稀里糊涂的爱，饥不择食的爱。恕我直言，韦小立是个好人，但她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你吗？勇敢地向你表示过同情吗？从各方面看，她都谈不上出类拔萃。我不否认她是一个很正派很老实的女孩子，但这种女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可能你接触女的太少，不知道。”

　　“真正的爱就是稀里糊涂的爱，说不上什么原因就爱上了。我看一本书上这么写的。”

　　“哎哟，逮亏你还自吹什么尚武男子，真是没出息透了。我就够没出息的了，你比我还没出息。”

　　“就是没出息，没办法。”

　　金刚长叹了一口气：“唉！我发现很多男的就沉溺在完全不了解的女人里，因为不了解才爱。”

　　“不了解的东西才神秘，才最有魅力。”

　　未来就像春天的草原。远远望去，一片嫩绿，相当可爱，走到跟前却是光秃秃一片枯黄。我过去所渴望的平反后的光明未来就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要求高吗？一叶小草，一块糖。

　　哼，金刚，狗小子，你别瞧不起我。就是没出息，我也不至于瘫在炕头上爬不起来。首先把这个东西写好，然后交给韦小立的姐姐，请她将来给韦小立看，然后就去死。到内蒙插了这么些年队，在同学里可能是混得最惨的了，活得真没意思。

　　几天后，麻木了的神经好像恢复了正常。我赶紧爬起来，投入紧张的写作。写是寄托，写是抚平伤口的镇痛剂。干完活儿就龟缩在自己小土屋里写。不串门，不闲扯，不洗衣服，不上团部……所有空闲时间都用于写。比给韦小立写头一封信还专心致志，还废寝忘食。

　　周围环境淡漠了，套包上的皮子臭味，脸盆里的一堆脏衣服，她住的那间房子的特殊诱力，全都离我而去。真实世界只存在脑海里：一幅幅兵团生活图景，荒凉的，欢乐的，残酷的，壮烈的全在眼前回旋，最后聚成了一个个亮点凝到笔尖。上次那20页，她给退回来了，这回我要写30个20页，让她退，让她吹，让她跑。

　　混乱的情潮源源不断流淌到纸上，一行行，一页页，一迭迭地写着。桌子没有，炕就是我的写字台，凳子没有，水桶就是我的座椅。

　　写啊，写啊，常常写得头晕眼花，胸闷气短。豁出去了，让它晕吧，让它闷吧。反正不费脑子，事都是真的，不用编，不用设计情节，照实说就行。

　　除了写，我还请大傻拿拳头捣捣我，帮我恢复正常。

　　央求了半天，大傻才同意，“好，你不能还手！”

　　“我只防守，你尽管打。”

　　凄凉的秋天，凄凉的连部，凄凉的草原，凄凉的人生……凄凉得让人软弱无力，只有借着和大傻厮打一番才能振奋一点。

　　在马厩里，我俩喘着粗气，斗鸡般的相互对视，小心地转着圈子。

　　“别客气，狠狠打！我保证不还手。”

　　在我鼓励下，大傻就像蟋蟀开了大牙，拳头越来越猛，他的王八拳毫无章法，拳头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雨点般袭来，而且中途老拐弯，命中率挺高。

　　当他把我逼到墙角时住了手，不忍像抽拴在木桩上的生个子马一样打我。

　　“打啊，活沙袋不要钱，让你白打！”我叫道。

　　他鼓鼓气，一咬牙扑将过来，大黑猩猩般“啊——啊”吼着。

　　来吧，小爷爷的，给你眼睛，给你下巴。来吧，小狗狗的，给你鼻梁，给你肋巴骨，只要你把那潜在体内的强韧不死的兽性给我打出来。

　　“啪！”在躲闪移动中，正和他一拳头撞个对面，结结实实给我揍个跟头。眼前爆发了一团金花，从粗大的主动脉弓、坚硬的颈椎、心脏、肺叶深处……涌出了一缕热流，麻涩涩的。

　　天旋地转了，雷鸣轰耳了，视像模糊了，躺在大傻的脚下了，可比起韦小立来，这一顿打就像盛夏的小凉风。

　　我站起来，挤挤眼睛，皱皱鼻子，咧咧嘴，假装成笑的样子：“好，再打，放心吧，我保证不还手。”

　　癫痫病人要放血，得了癌的病人要用高烧烧，以毒攻毒是良方。猛烈的打击才能收到猛烈的回力。如同一棵扭弯了大树，强行拉直不行，只有再深深地压弯下去，才能使它反弹回原来位置。

　　和脱1500大坯一样，我相信这种活沙袋疗法，有时候对改变人的情绪会起一点小小作用。

　　不过上山拉石头再也没劲头装那么多，王连长不高兴就不高兴吧。统计这个小官儿对我也失去了魅力，一想起它就恶心。脏衣服泡在脸盆里一个星期了，也没情绪洗，黄黄的水散发出一股霉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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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解散

　　在连部食堂召开全连大会。

　　王连长向大家传达了国务院、中央军委七五年95号文件。正式宣布兵团建制取消，移交地方，所有农牧团改为国营农牧场，所有现役军人全部撤走。

　　念完文件后，王连长着重强调：“我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于1969年组建是正确的，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准；现在移交给当地国营农牧场也是正确的，更便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回去各班要认真讨论。”

　　可是讨论时，大家都拥护兵团解散，倾泄了一肚子对兵团的意见。至于兵团的成绩却没兴趣提，怎么也认识不到要是组建正确，干吗还解散。

　　老姬头得知兵团撤销后，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啊，好啊。兵团可垮台了！这是啥鸡巴事，为几口袋马料，就给戴上了帽子。”

　　临走前，我团的一些军队干部趁机狠狠地捞了一把，刚从天津回来的谢春花，向大家讲了她在赤峰亲眼看见的事。

　　李主任披着军大衣，缓缓走进火车站。他倒背双手，很有派头，像大首长般巡视着一列列车厢。干部股许股长、赵干事、梁干事等尾随在后。没有军衔也挺好，让人不知道你官儿多大，唬人方便。此刻，看那几个随从对李主任毕恭毕敬的样子，给人感觉这官儿一定不小。

　　他们凭着铁路局局长的条子，顺利办好军运手续。于是这几个现役干部，指挥着8辆卡车开进月台，直接往火车上装。赵干事肥胖的身体跑得满头大汗，从赤峰转运站叫来许多六十一团的知青帮助装卸车。和谢春花同路的3个男生都被抓了公差。

　　几十吨的小麦、白面、羊肉、菜籽油、木材、玻璃、皮毛、五合板……裹得严严实实，神不知，鬼不觉地按照战备军用物资，分文不付地运回他们家。

　　正在赤峰的刘副政委听说李主任打着自己旗号跟铁路局的熟人要军运，气得大骂。他虽然犯了男女错误，经济上还清白，厌恶明目张胆地贪污。

　　讲到这儿，小谢鼻翼颤抖，怒冲冲说：“团里数政治处这帮人胆大了。就差没把粮囤扛回自己家去。”她可能是全六十一团最倒霉的人，因一次手术事故被无缘无故绝了育。师里已批准她病退回天津，这次回来是拿东西的，一提起团里那几个干部，气就不打一处来。

　　王连长临走前可悲地挨了两棍子。

　　刘福来回家探亲超了一个月假，连长扣了一个月工资。他不服，当众质问连长：“为什么卫生员超假就不扣工资？”

　　王连长反问：“人家有妇女病，你也有妇女病？”

　　刘福来恨得牙直冒火，扣了一个月工资等于剜了他一块肉。

　　兵团移交工作开始后，王连长向新领导交了权。现役军人全到团部集中，他却还没走，挨门逐户地与七连老百姓一一告别。环境再苦，得罪人再多，工作6年也会产生一点感情。卸职后的第3天，连长独自到东河草场与那里的牧民最后见见面。

　　下午，在东河棚圈旁的小土屋正与牧民们聊着。一阵马蹄声临近，刘福来大摇大摆闯进，当着众人面质问：“姓王的，你要走了，咱们得把账算清了。”

　　“你有什么事？”连长非常平静。

　　“我的处分，你给我从档案里拿出来行不行？”

　　“不行。”

　　“那扣的工资怎么办？”

　　“支部决定暂时不发，看你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将来再说。”

　　“你凭什么不给？”刘福来眼珠子瞪得圆圆的。

　　“支部决定，俄个人不能改变。”

　　“别糊弄老百姓了，谁不知道，七连你王大扒皮一手遮天。”

　　“冲你这态度，就得要扣。”

　　“我扣你妈的板子！”刘福来噌地从身后拿出一根马棒，闪电般挥了一个圆弧，打在王连长脑门上。

　　在座的牧民个个瞠目结舌。

　　王连长脸色发青，纹丝没动，冷笑道：“球的，你打死俄也没用。”

　　“操你小妈妈的，豁出去了，今天不把你王大扒皮收拾了，我刘字倒着写！”

　　他冲向连长，又抡起马棒，周围牧民赶忙过来劝阻。但牧民们都很善良胆小，不爱打架，那么多人也不敢怎么样刘福来。

　　“小流氓，俄不稀理你。”王连长鄙夷地说。

　　“我流你妈了！狗操的，你还能再给我个记过处分吗？哼，仨鸡巴绑一块，瞧你那吊架儿！”刘福来使劲向后甩了甩长头发，一扭身，趾高气昂走了。来得突然，走得突然。

　　王连长脸色难看，没一点血色。

　　牧民们叽哩咕噜，赶紧要套上骆驼车，给连长送到团部医院。

　　连长揉揉脑袋，嘶哑地说：“没打坏，没打坏。把事办完了再说。”

　　阿四楞要连长在报销单上签字；马倌儿单巴说他骑马属于工伤应补发给他工资；一蓬头垢面的老婆子啰啰嗦嗦地求连长批给她一个饮羊用的帆布水……

　　连长硬着头皮挺着，一一为他们办好。额上沁着密密麻麻的冷汗。

　　牧民们平日积累的事太多了：工作调动、走场路线、和十连为草场发生的纠纷、牛粪盘的分配、割条子的野外补助等等……大大小小的事，一古脑儿提了出来，请交了官儿，权威犹在的王连长帮助解决。

　　在小小的煤油灯下，王连长度过了来牧区后的最后一个夜晚。夜里，他盖着有霉味儿的脏得勒，睡在这间一喇嘛盖的小土屋里。空气里弥漫着烟草、马粪、牛皮、和发酵的酥油气味。

　　第二天早晨，王连长头晕恶心，牧民吐尔巴图赶着骆驼车把他送走。

　　深秋的草原，一片枯黄。漠漠大野辽阔而萧瑟，王连长躺在简陋的骆驼车上，身上盖着件旧皮得勒，脸上的褶子又深又黑。

　　骆驼哀怨地叫着，喷着白色的吐沫，向团部慢慢走去。一个貌不起眼的老连长，一个被人咒为王大扒皮的领导，就这样悄悄地，凄然地离开了七连。

　　几天后，刘福来因打人闹事，破坏兵团交接工作被关了禁闭。

　　沈指导员及其原来七连的那帮锡林浩特知青听说王连长挨了打，高兴极了。连长最大的失败是他片面强调苦干，总是实行四个一点的政策，舍不得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结果越来越失去群众的支持。另外，王连长又是个专制主义者，对别人的惟一要求就是无条件服从。即使你再有理也不能顶撞他。比如强迫每人种一分实验田，明明行不通，还不能反，谁反就没好日子过。反正知青得求他，他用不着求知青。

　　王连长虽是个大老粗，还老装什么都懂。七四年，团宣传队下连演出期间，他听了男女生二重唱后嘲笑道：“怎么两个唱还唱不整齐？”金刚告诉他：“二重唱就是一高一低。”他还强词夺理：“这乱哩，两个调调儿唱得乱七八糟。”

　　他还以大老粗为荣，看不上文化人，一提起知识分子，挤眉弄眼，明夸暗贬。口头上恭维有文化的人，骨子里又有点轻视奚落。

　　即使王连长有这些毛病，仍算个基本不错的干部。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每天早上，全连第一个起床，然后像老农巡视自己庭院地绕全连走一圈，各个角落都逃不脱他锐利的眼睛。在坯场上看一眼，昨天谁干得多，谁干得少明明白白。早上这一趟遛，全天3个排的劳力安排就计划得周周到到。

　　别看王连长没文化，讲起话来很生动。当他披着军棉袄，老鹰似的蹲在椅子上，用一张老农民的嘴挖苦那些偷懒、装病、打架、造谣、偷东西的人时，知青都被他那庄稼汉的幽默、尖酸、土气、晋中方言俚语，逗得捧腹大笑。他骂偷公家东西的农工小孩是“歪模子脱不出好坯”；他称老姬头的申诉是“瘸子放屁——一股邪气”；他批评大傻总偷骑牧民的马，是“跑马油子”（山西话，跑马＝遗精）。

　　连长把全七连的草场、沙窝、棚圈、河湾记得烂熟……他散发着烟草味儿的小本本上，写着各样要办的事，从秋收表扬名单、新盖的鸡房平面图，到大车班所要的小鞍水屉，应有尽有。当然错别字很多，表扬老写成“表阳”、重点写成“中点”……歪歪扭扭，小学生的水平。

　　永远忘不了连长到石头山找我谈话的样子：身体瘦高，微驼，深沉的眼睛，方志敏式的络腮胡子，不那么整洁的军服上沾着油污和饭渍，活像个仓库保管员。也忘不了连长身上那可爱的乡巴佬气：吃饭时总靠墙蹲着，有椅子也不坐；开会时，当着大家面解开衣服，挠痒痒，找虱子；传达文件时，蹲在椅子上一支支地抽着烟，并大口大口地往地上啐唾沫。

　　在兵团，一个共产党员做到像王连长这样，就算相当不错了。他挨骂主要是因为工作拧得太狠，不注意劳逸结合。在经济上也有点问题：知青探亲回来，总要给他带点东西意思意思。他好抽烟喝酒，给了就要。但不爱吃糖，就把一包包的高级糖块扔到厕所里，以为这就消灭了证据。结果让人发现，既得罪了送东西的人，又给反他的人提供了炮弹。

　　我出车去团部，曾到团部医院看过他一次，老连长很高兴，轻轻地对我说：“你的工作，俄和新领导说了，请他们有机会时，给调整一下。”

　　我苦笑着摇摇头。韦小立已经走了，就是给个排长当，有什么用？

　　“脑袋没打坏吧？”

　　“没，没关系。”

　　“刘福来只关了3天，太便宜这小子了。”全团就连长一人挨了打，很是同情。

　　“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他有啥尿头子？整也没球油水。”连长非常心平气和。

　　后来听说，老连长临走时，热泪涟涟，不住慨叹：“俄让他们入党、立功、受奖、俄帮他们调动、上学、从档案里拿材料……俄对得住他们。嘿，人一交了权就没人理喽，唉，这些小青年呀，就认权哟！”

　　连长走前，几乎没人理，孤孤单单离去。唉呀，谁叫你倔出头呢？临交权的前一天，还命令去团部的拖拉机绕个大圈到六十三团拉一趟煤，惹得驾驶员郭北满脸不高兴，大骂：“王大扒皮哟，临走了也不让咱清闲点儿。”

　　在团部运输连门口，一辆辆满载现役军人家具、物品的卡车从里面开出。大包小包、大箱小箱、大卷小卷、大捆小捆、烟筒、木板、麻袋片……每辆汽车都装得高高，冒了尖。

　　老姬头坐在大车上问一个骑马的牧民：“这些现役军人一个个穷红了眼，见什么拿什么，连烟筒都一捆捆往家拿。你说要那么多炉筒子干什么？回去开烟筒铺？”

　　骑马的牧民不解地摇摇头。

　　此刻，赵干事歪带着帽子，脸上淌着汗，他刚装完车，望着满满一卡车开走，愉快地走出运输连门口，看见老姬头，喝斥道：“老姬头，你在这儿干嘛？是不是想捞洋劳儿？”

　　“不不，我在这儿等个人。”

　　“快走，你看什么？哼，可不许动贼念头哇！”

　　老姬头见了赵干事像老鼠见了猫，唯唯诺诺地点点头，缩着脖子，赶忙离开。

　　赵干事骄傲地挺着胸脯，自言自语道：“不捞白不捞！这年头，谁不捞谁是傻瓜蛋，谁不搞谁是窝囊汉！谁不贪污谁是装洋蒜！”

　　运输连的20多辆卡车满载着现役军人的庞大财产，浩浩荡荡开走。大批的粮食、木材、皮毛、油料等被他们瓜分一空。

　　老姬头搂着大鞭杆，缩着脑袋，望着庞大车队，愤愤不平地低声嘀咕：“别看你们当官的个个都人模狗样，一口一个革命。哼，就知道革他娘的小姑娘，革他娘的发财！你陈副政委在这儿5年，打了多少口井哇！”

　　老姬头向地上吐了一口吐沫。

　　趁着兵团移交地方的混乱，各连都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

　　我偷偷找金刚商量，问他能否趁乱把我档案中的那张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决定给抽出来。金刚临时负责韦小立的文书工作，有档案柜钥匙。他听了后，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可是大事，让人知道，我可完蛋了。”

　　“没关系，就咱俩个知道。”

　　“拿是可以拿，但得找个机会。”他的狐狸眼转了两下，观察我的反映。

　　还找什么机会？钥匙在他手里，机会随时都有。再过两天，他这权就交出去了，还有球个机会？我有点失望地说：“快点，等新文书一任命，你交了钥匙就没法办了，现在正是最好的机会。”

　　“这种事可真有点悬得乎的。”

　　我尽量掩饰内心的不满，说：“你看着办吧。反正一张破纸。”

　　兵团移交地方，两个权力交接，中间有很多空隙，做点手脚人不知，鬼不觉。

　　第二天晚上，金刚悄悄来到了我的住处，把门关上，轻轻说：“我给你拿出来了。你可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

　　我点头答应，接过了那张纸。他把炉盖子打开，我将纸放进了炉子里。这份兵团处理决定就无声地变成了一缕烟。

　　“老鬼，你永远不要跟人说啊！真的，就是将来咱们天各一方，你也别说！”

　　请原谅我，金刚，我在此透露了你干的这一义举。

　　永远感谢你！金刚。

　　万岁！现在，我的档案里跟正常人一样了！

　　七连新指导员正式上任，是个知识青年，戴眼镜。原七连的副连长老赵当连长。

　　新指导员传达了锡盟农管局的文件后宣布：“过去大面积开荒，破坏了草原的生态平衡，致使水土流失，草原严重沙化。根据上级指示，七连由半农半牧改为纯牧业连。原来的机务排划归三连领导。从今以后，再也不种地了，坚决执行牧区以牧为主的方针。”

　　晚上，金刚来到我的住处，感叹道：“唉呀，咱们七连组建以来开的两万亩地，都是瞎胡闹。咱们盖的40个粮囤变成没用的土包儿；还有那30间种子库，也变成了牲口休息的地方，牛驴猪在里面拉屎、歇晾、睡觉、蹭痒痒。”

　　“兵团真是瞎干、盲干。反正花的是国家的钱。”

　　“操，成千上万劳动力的浪费，几个亿的亏损，还硬要说它组建正确。”

　　“我最心疼我打的石头。打了那么多，一下子全白打了。”

　　金刚狠命地抽烟，沉默无语。

　　坦荡如坻，足球场般大的水泥场院下面全铺着半尺来厚的小石块。那是我们一块一块从石头坑里捡出来的。日日夜夜突击，装了上百车。现在它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光溜溜的水泥地上散着一摊摊牛粪，四周围墙角落里积满了枯干的风滚草。若在大城市，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旱冰场啊。可惜现在只有几头猪和驴在上面遛。

　　还有那么多井，那么多棚圈，里面的石头也全浪费了。

　　唉呀，知识青年干了8年，最后结果却是一场无效劳动，岂止无效，还是一场对草原亘古未有的生态环境大破坏！操蛋的，拼死拼活地干，倒对草原犯下了罪！

　　看看连部的破败景象吧，我们辛辛苦苦打的石头，扔在野地，无人理睬；我们发疯般脱的数百万块土坯，一堆一堆倒塌；我们冒着烈日砍的木材，让人一根根偷走……

　　我和金刚默默抽着烟，百感交集。

　　随着内蒙兵团的解散，又有一大批知青办走。团里、师里的现役干部临走前都特别通情达理，调动一点儿不卡，有手续就放。那些救火毁了容，几年来终日带着大口罩的姑娘们，全让回去了。另外还突击提拔了一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撤销了一批人的处分，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工作调动……真是开恩了。或许有一种负疚之心吧，团里军人干部走前都变得非常有人情味儿，对老百姓的要求，尽量满足。真应了那句格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但不少蒙古族牧民还是戳他们的脊梁背骂。

　　人们一个又一个走了。连里的知青越来越少，剩下的人急得团团转。

　　沸腾、紧张、充实的兵团连队生活永远逝去。深夜，发电机一关，漆黑的连部坟一样静。没玻璃的破窗户在寒风中来回摆动，发出单调的嘎嘎声。一间间屋子空了，门前到处是走了的知青扔弃的破鞋烂袜，瓶瓶罐罐，废纸箱子……

　　连部西面，我们打的石头，用来垒草库伦，蜿蜿蜒蜒的石头墙，有的已被牛撞倒，残缺不全。东面，王连长让每人种的一分实验田全长满了膝盖高的荒草，麦苗早被牲口美餐一光。东北面，我们认真学习三十一团无木建筑的先进经验，精心建造的窝头状粮囤在风雨中一座座坍塌，每座废墟底下都掩埋着十来方石头。南面，七零年冬学大寨，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用炸药炸，马粪熏，拼命挖掘的水渠已被黄沙埋没。去年秋天，王连长下令重新整修，也没摆脱同样命运。

　　东南面，大片新开垦出的荒地长满了野蒿子，比人还高，牲畜根本不吃。机务排日夜加班，5辆七十五耗费了上千吨油料所换来的，只不过使河畔那块优良草场退化成一片荒沙地！

　　兵团这草原上的巨人，曾不可一世于内蒙，现在的结局却如此破败，荒凉。

　　好一片荒凉，荒凉得让人心寒，荒凉得想骑马狂奔，荒凉得想杀人！

　　我们痛心，美丽如画的草原，绿草如茵的大平地，变得像狗啃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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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次

　　七五年秋，忽啦啦，连里呼市知青走了一小半。这批人有十多个，走了后，连里更加冷清，剩下的知青谁还有心思干活儿？每人脑子里的一切念头是离开这块地方。有人琢磨着用橡皮刻假公章；有人琢磨透视时怎么在胸部放个硬币，换个病退证明；有人为了抢一个指标，和亲弟弟翻脸。

　　留在这儿是无能，是笨蛋，是被冷遇的孩子。好像地方卑微，人也卑微。小地方的人，身份也低贱。被轻视的感觉终日折磨着他们的心。巨大的精神空虚与巨大的自然空虚构成的双倍空虚，把人愁苦得几乎坐卧不安，心理要崩溃。连里的男知青们整夜整夜地打扑克，或拼命喝酒，把自己灌醉……看手相、算命、做小锅饭风靡全连。食堂的饭几乎没法吃，成天是烂面条，偶尔改善蒸的馒头也皱皱巴巴，像老太婆的脸。

　　刘福来大骂七连女的没一个水灵的，又跟团里的一个护士搞上。他同时跟好几个女的好。有人说他流氓，他猛地甩了一下长头发，愤慨地骂：“别他妈糊弄老百姓了！巴颜孟和这鬼地方，不是麻袋干部，就是裤带干部，从指导员到兵团司令，越大个蛋越流氓！轮不上咱小兵拉拉。”

　　大傻除了四处串家属，蹭一顿好饭外，集中全力搞对象。当地人都瞧不起光棍，谁要搞不上老婆就被认为窝囊废，大傻最大的恐怖莫过于此。一天到晚穷倒饬，换衣服，擦皮鞋，染头发，挤青春疙瘩……为增加魅力，他魁梧的身躯总抹着浓浓的雪花膏，5米外就能闻见香味。但你如果进他的屋看看，臭袜子味儿能熏你一跟头。

　　金刚既没上了大学，又得罪了许多人，威信大跌。人们说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那辆自行车也等于白送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新领导一上任，知道自己大势已去，终日闭门不出，郁郁寡欢。

　　冷峻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希望，粉碎了他潜伏在心中的小小野心。对一切都厌倦了，最大的一点快乐就是喝酒吃肉，穿皮鞋，除此之外什么兴趣也没有。甚至跟新交的团部女朋友睡觉都马马虎虎……每次干那事不是门忘了插，就是窗帘没遮严，让人撞见了好几回。

　　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在这破败、荒凉的连部，只有异性的温暖，才能支持着人活下去，才能给这苦涩的生活添一点乐趣。连里一对对公开厮混已不算新鲜。刘福来干完了还要跟人详细描述整个经过、感觉等等，津津乐道。

　　我每天出车回来，就钻进自己的小屋里写。不敢环顾四周景象。

　　写写，写……好像看见笔尖下吐着呻吟，冒着血。在一页页又难看，又潦草的字下面，躺着一颗污浊的心。我一定要让她看见这颗心。什么统计，什么铁波脚，什么欲擒故纵，全滚一边去吧！我要捧着这颗心走完自己的路。

　　母亲来信，说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正帮我调到大同市，内心虽很矛盾，还是高兴离开这地方。8年前，我曾写血书，要求来内蒙，发出：“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誓言。那么气势汹汹，还揭发了傅勇生是上山下乡的逃兵，跟最亲密的战友雷厦决裂，现在自己又要溜号了。人就是如此朝三暮四。

　　实在不甘心在这呆一辈子。

　　就在往大同调的时候，碰见了一段艳遇。这是我活了28年的头一次，心情复杂，说不出是快乐，还是痛苦。

　　这段经历起源于老鼠。

　　我住的那鬼屋因放着几麻袋马料，招来了不少老鼠。晚上进被窝后，它们总在我被子上面来回奔跑戏耍。屋里特冷，懒得伸出手轰它们。时间长了，它们冰凉的小嫩爪子竟敢踩在我脸上。想到它们的小脚丫那么脏，什么都踩，耗子屎、人尿、剩饭……终于忍无可忍，决心收拾它们。

　　我从老常那借来了一只大花猫，表现很不错，整天捕猎，一只只地消灭。屋里的老鼠不算尾巴也有半尺长，吃粮食吃得膘肥体壮，每回被抓，都要跟猫凶猛地拼打一番，场面十分精彩。几天过后，老鼠的气势锐减，晚上再也不敢践踏我的脸。

　　大猫惟一的缺点是不吃老鼠胆。时不时在我褥子上留下一个暗绿色的，光溜溜的老鼠胆，给舔得干干净净，无一点血迹。偶尔还留下一根细长的老鼠尾巴。

　　一次，这猫不知吃了什么，开始呕吐，抽搐。正好，钟小雪来马车班办事。看见此状，马上小心翼翼地抱起花猫，跑到卫生室抢救。卫生员很认真地给它打针，输液，灌肠……终于活了过来。

　　大猫痊愈后，钟小雪仍然隔长不短地来看望。每次都要给它带点吃的，不是一点奶豆腐，就是一小块牛肉干……渐渐地又扩展到了我，时不时给我一把瓜子，一块抹了猪油的馒头片，一个梨等等。

　　我心里完全明白，她一趟一趟到我这间肮脏寒冷的屋子，意味着什么。连里这群青年男女都是干柴烈火，寂寞到了极点，单调到了极点，除了吃喝打牌外，和异性交往便是最有乐趣，最有温暖的事了。

　　写书之余，我也需要有这么个人来放松放松，虽然共同语言不是很多，仍欢迎她来。听她说说连里的新鲜事，讲讲《无头骑士》的故事也挺解闷儿的。

　　从外表上看，你绝对不知道这位姑娘是蒙族，连蒙话都不会说。在全连知青中，形象挺惹人注目。眼睛细长，小鼻子，小嘴，皮肤细腻发光。梳着一条黑黑的大辫子，身材丰腴，臀部性感。她要有事请男生帮忙，绝不会碰钉子。

　　可别小瞧蒙古族，蒙古姑娘真有漂亮的！突木其对她那么痴情，瘦瘦的身躯竟脱了1500块土坯，累得几乎吐血，可却还没引起她的兴趣。

　　金刚对钟小雪印象不佳，说她吹过父亲是内蒙交通厅厅长，其实只是个一般干部。这或许是事实，但她从没对我说过。小地方姑娘的虚荣心也可以理解。

　　在那样饥渴寒冷的日子，面对主动送来的一把火，我没有力量抵御。即使心中有着韦小立也抵御不了。28岁了，还没有一次性经历。对生命中惟一没体会过的重要生理行为，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从钟小雪对我的态度看，如果要干那事，她不会拒绝，这个肉体是那么新鲜娇嫩，从我头次抱住她时，就产生了占有的欲望。整个过程很快，第一天握手，第二天接吻，第三天上炕。地点都是马车班，我的鬼屋。

　　第一次太激动了，激动得那东西麻木不仁，跟死老鼠一样软遢遢，还老找不到地方。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有阳萎病，好不垂头丧气。

　　第二次依旧失败，挺而不坚，找不着地儿，十分十分地懊丧。大约晚上10点多钟，她该走了。门一开总有吱吱响声，为不让对面宿舍的人发觉，我让她从窗户上走。那小窗户很矮，她可以容易地钻出去。这是七五年初冬，她先光着脚，走远了马车班后，才穿上鞋。 　　越没成功越渴望，可能是在自己屋里太紧张，随时要防备人敲门。第三次，我们手挽手地来到坯场。这地方离连部有二里地，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大冬天绝没人来这儿。

　　银色的月光下，坯场一片萧条。脱坯挖土，挖出了很多长方型的沟，有宽有窄，纵横交错，最深的有一人多深。我们就坐在一条较浅的沟里，背着风偎依着。

　　11月底的内蒙草原之夜，天气已相当冷，地开始上冻。她穿着大衣，我穿着棉袄，彼此都冻得直打哆嗦。她把大衣铺在地上，我们就开始温存。明月当头，在大野地上，我们用力干着人类那个本能动作。干得把荒原上所有悲苦都忘记，连寒风在屁股上呼啸也没感觉。

　　这是零下气温的内蒙冬夜，天寒地冻，我们的兴致却一点不减。最后时刻就像两条嬉耍的小狗，乱滚乱叫，离开了大衣。干完了全身都是土，却仍然没有成功。姿势、角度都不对。我心情异常沉重，发现自己确实有病，那东西个头儿太小。

　　猪到了年龄，就自然而然地会干这事，人怎么却不会？这下可有事要琢磨了。我除了写书，一有闲暇就细细思索着这个技术，琢磨着两人应有的位置、角度，一时间竟完全忘了在七连赶大车的苦闷和卑微……

　　那天吃完晚饭后，大约7点多钟，连队已变成了一片沉寂。她无声无息地钻进了马车班库房。我早已等得躁动不安，小土炕也早已收拾好，腾出地方……插好门，就紧紧拥抱，跟儿马子一样冲动。耳朵里轰鸣着，什么都不再想。

　　像绞缠的蛇，像挣扎的毛毛虫，像殊死肉搏的摔角者，身躯扭动着，左右乱翻，终于蒙进去。一阵疯狂，一阵嚎叫……啊，成功了！我满头大汗，喘着粗气，心里无比欣慰，庆幸自己没有阳萎病。

　　人在这时和野兽一个样。她的脸、胸脯、脖子到处是被我亲咬的血印。瘫软在炕上，闭着双眼，温柔地问：“你爱我吗？”

　　我无言以答。

　　她一遍一遍地问我：“你说呀，爱我吗？”

　　能如实相告吗？小家伙太饿了，要喂它口饭吃。

　　钟小雪撒起娇：“人家把一切都给你了，你干吗不回答我？”

　　我苦笑了一下。脑子里却闪出了韦小立的脸。

　　大约10点多，她要走了。我打开窗户，把她抱上窗户，她赤着脚，跳下去，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中。

　　尽管我说不清对她有没有爱，自己跟公猪干母猪有没有区别，但我要感谢她。她使我毕生中第一次尝到了女人的滋味。她慷慨地为这一段最凄凉的夜晚增加了一点点罗曼蒂克的甜蜜。

　　这以后，她隔两天就蹑手蹑脚地钻到马车班与我幽会。干上两盘，什么忧愁苦闷全没了，真是一副打发日子的良药，难怪刘副政委须臾离不了。过去老看羊配、马配、牛配、现役军人配，自己却没机会实践，现在命运终于给了我们一个彼此享受肉体的机会。他现役军人搞十来个没事，我搞一个也不犯法。而且是她主动找我的。

　　做爱成了我们在一起的最大娱乐。每次办完事后，她总嫌我对她太冷淡，不爱她，不关心她，从不主动到女生排找她。有一次还抽泣起来，令我十分不快。又怕门外有人听见，只好讲些她爱听的话哄她。

　　我说：“你们宿舍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怎么能去呢？”

　　“现在就剩我一个。她们有的探亲，有的去外连看朋友。”

　　“那我到女生排里去，也太扎眼了。让人看见，我受不了。”

　　“从窗户里进去，我给你开窗户。”

　　“太危险，太危险！”一想到我要是被人发现，这脸面就全完了，坚决拒绝了她。

　　所以都是她到我宿舍来，心里自然很不平衡。但也不是天天都来。

　　她的那个追求者之一突木其一定感觉到了什么。这天钟小雪没来，我早早就躺下睡觉。门外有人敲门。

　　“谁？”

　　“我，突木其。”

　　“有什么事？”

　　“想借你的马笼头用用。”

　　“我已经睡觉了，明天再说吧。”

　　他瓮声瓮气说：“不，我现在就要抓马，有急事。”

　　他肯定是别有用心，屋里黑着灯，哪有把人从被窝来提溜出来借马笼头？完全可以不给他开门。但若不给他开，好像钟小雪住在我这儿，他更要怀疑。于是起床，开开门。他趁机向屋里扫了一眼，发现就我一人，很是尴尬，拿了笼头，没进屋就走了。

　　突木其看了不少小说，父母都是老师。他爱打架，好强，能吃苦耐劳，为了表扬，干活儿不要命。他给钟小雪写了很多厚厚的信，却始终没效果。

　　我挺有点儿可怜他。

　　再诡秘，也瞒不过周围那些闲得无聊，专门侦察别人隐私的人。大傻曾望着我狡黠地说：“看见喽，看见喽，绳子上挂着钟小雪的衣服。”

　　“滚蛋！滚蛋！”我只能如此回答。仔细想一想，确实有几次，我都把钟小雪的衣服放在挂毛巾的绳子上。而这绳子挺高，窗户虽挡得很严，有一条缝却能看见这条绳子。

　　一次幽会时，她告诉我，连里已有风言风语，说她看中了我的家。其实她仅仅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可我对她总是冷冰冰。她已为我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少女的贞节和名誉。

　　我一言不发。

　　她哭了，哭得好伤心。之后我又像抱小猫一样地把她抱到窗户上，让她赤着脚跳下去，轻轻走远，再穿上鞋，回到女生排宿舍。

　　在七连，只有她勇敢地闯进我的鬼屋，把身体献给了老鬼。她本人绝对不是等外品。我的家伙再饥饿，也不是随便一个大母猪都能接受。她是有风韵的，除了突木其，机务排的另一个小伙子也被她迷得魂不守舍，成天到女生宿舍找她聊，缠着她。这我全知道。

　　然而命运就注定我要与这个人终生相伴吗？太突然了，毫无思想准备，每逢念此，总摆脱不了悲哀与迷惘。

　　后来她又曾有几次暗示我，同屋晚上都不回来住，我可以去找她。但我从来没有，实在没情绪钻到女生宿舍与她厮混。

　　明明不爱她，连她多大岁数都不知道，就搂着人家睡觉，我真成了臭流氓了。白天装得道貌岸然，不多看她一眼，不跟她说一句话，晚上却一盘一盘地干着她，发泄着压抑了多年的欲火。他妈的，伪君子这顶帽子现在一点儿也不冤枉我。

　　韦小立的阴影还在心中深处矗立。可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虽内心仰慕着韦小立，却又跟钟小雪乱搞，以飨饥饿。

　　草原的环境太寂寞，太空虚。理想理念全没了，剩下的就是动物本能。现在我对那些现役军人搞女知青似乎有了几分理解。在这偏僻，人烟罕至的地方，有个女人，日子就好熬一点。换了我，要处在刘副政委的位置也未必比他强。性是人类最悠久的抵御恶劣环境的武器，是补充生命力的一个渠道。那些军人惟一不能原谅的是只许自己搞，不许别人碰一下。

　　韦小立的形象好像破碎了，又好像没破碎。在和钟小雪来往的这一段时间，我不愿意也不敢想她，仿佛我这个下流龌龊的脑壳里出现她的身影，会把她圣洁的玉体弄脏。幸好牛虻也有一个情妇，可以聊以自慰。

　　与她只秘密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热度就减退，随着我要走而面临结束。

　　“钟小雪，我的手续马上就要来了。”

　　“我也正积极往回办呢。我们将来会有机会调到一块的。”

　　“我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以后还可能倒大霉。”

　　她盯着我的眼睛说：“我不怕。”

　　“对我们的关系，听天由命，一切顺其自然。”

　　她咬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说：“你别只想占人家的便宜，却不想承担责任。”

　　我们相对无言。

　　但永远感谢她，在荒凉酷冷的草原上，给我送来了人生第一次肉体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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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捞了一卡车

　　我赶着大车上山拉石头。

　　老孟还在山上一个深深的石头坑底下干着。他老鼠一般钻进岩石缝中剁凿，挖掘。坑里堆着一大堆石头。他的皮手套已经磨烂，露出3个手指头。头发上、背上、屁股上都是石粉末，膝盖处鼓着两个包包，沾满灰土。

　　钎子撞击岩石发出叮叮铛铛响声。只有在当官儿的面前敢照旧歇着的人，才能在没人的地方如此苦干。

　　记得有一年，大家正在坯场上休息，突然有人喊：“唉，团里的官儿来了！”瞬间，人们蹭地跳起来，赶忙弯下腰拼命干，眼里的余光却瞟着一群越来越临近的团领导。惟有老孟依然安安稳稳地躺在草地上，拿着一朵小黄花闻着。

　　老孟见我来了，很高兴，傻笑着。我们聊起了现在人心惶惶，都想走的情况。

　　“你说为什么知青都想走。连本地人也想走？”老孟问。

　　“不怕穷，就怕不公平。老姬头偷了几百斤马料就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三连的范连长搞了上千斤小麦却没人管；小乌拉塔因男女关系判了7年刑，而刘副政委呢？你说谁愿在这儿呆？”

　　老孟点点头，他的牙黄黄的，一说话，嘴里就吐出了一团臭烘烘的烟味儿。

　　“大家都纷纷往回办，你却还能在石头山卖苦力，安心干活儿也太少见了。”

　　“山上是学习的好机会。”

　　“你得成熟一点。有人说你不成熟。”

　　“随大流不叫成熟。嘿，老鬼，你说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概念吗？”

　　“我感觉是。”

　　“我老在琢磨，觉得祖国和人民不能算是一个概念。祖国和民族、山河、领袖等等，也并不完全等同。祖国的主体只有一个——人民。人民并非是个抽象的集合名词，而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个体。像道尔吉、刘英红、王连长、布勒格特，金刚，大傻……尽管单个个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集合起来构成人民，却是一个伟大神圣的群体。”

　　老孟手舞足蹈，大声说着。

　　“别犯神经病了。”

　　他笑道：“你才有精神病呢，总以为别人爱着你。”

　　他每月只有15块钱零花，穷穷的一个赤峰平庄矿上的小孩，几乎没学过化学、物理，不知道一元二次方程，却苦心思索祖国和人民算不算一个概念。

　　该下山了，老孟帮我装好石头，把我送到路上，又回石头山干活。庞大的一堆石头，挡住了他的身影。为提高效率，他们都一人一个石头坑。

　　苍灰寂静的白音得勒石头山啊！

　　枯草疏疏把你覆盖，群山绵绵将你围抱。除了乱石、废土、残坑，不见生命。有谁知道，在你顶巅西南角的大石头坑底下，还跳跃着一颗活人的心脏，一颗患过肝炎的心脏。

　　在有些事上，老孟太死板僵硬。没什么学问，却爱看马列大本，给人感觉志大才疏，不实际。一个穷知青，写封信都吃力，却自费订了《国外科技动态》、《参考消息》。他干活儿是真卖力气，却缺少巧劲儿。农工家属们管他叫“傻老孟”。

　　在我低矮小土屋里，报纸、《红旗》杂志一摞摞堆放在墙角，脸盆里结了一层薄冰，暗淡无光；半块馒头放在炉台，落了一层煤灰。土炕上零乱地摆着草稿纸。

　　写，写，把我的爱，我的恨，我的耻辱全写进去。我要让世人知道。

　　写，写！抓紧每一个晚上，每一个出车回来的间隙，坐着水桶，奋笔疾书。

　　在草原上的时候不多了，要加把劲快快生产这颗炸弹。写完后实在没意思了就炸一炮，为民除害。过去镇王连富算得了啥？区区一个小班长。这回一定要找个大官儿，最好是那位慈夫人，让我们啃马屁股的大车倌儿，也在历史上留个形象。

　　多神秘呀，当我把雷管两极电线对准六节电池时，能听见那惊天动地的一响吗？看得见那一团硝烟吗？在生命的最后一秒是什么滋味？能感到疼吗？猛烈爆炸把一个灵魂粉碎后，那一个个有思想的神经细胞飘向何处？

　　生与死的交界点，是永恒的谜，永恒的朦胧。

　　写，写，埋头苦苦雕琢着这块荒野中的粗石。

　　12月初，大同市劳动局来了调令，我去西乌旗办调动手续。想搭乘雷达站的汽车。但雷达站连长说车已经超载。求爷爷告奶奶，央求了半天，才上了汽车。

　　车厢里装得满满的，全是各式各样的家具，高出了车帮一大块。据说是一个现役干部的东西。傍晚过了阿尔善，汽车“误”在一条小冰河里。司机费了好大力气，也开不出来天色渐渐黑了，没办法，只好卸车。一个个木箱，一卷卷大毡，一捆捆木板，一袋袋白面，一摞摞皮子……同车的几个女知青一边往下搬，一边骂：“这帮官儿拿了多少东西？来时一个行李卷，走时5吨大卡车装冒了尖。”

　　“他妈的，听说四连连长更邪乎，两卡车还拉不完。”

　　我从车上把一个用草绳捆牢的柜子胡乱扔到地上。“哐啷”一声，柜子门震开了。活该，摔破了才好呢。从柜里掉出一把刀，借着月光，我拾起来，和自己六九年抄牧主的那把十分相似。指导员把它财迷了却反诬我窝藏没交。

　　我又仔细看了看那个木柜子，上面画着蒙古风味的图案，两个大怪兽头，一对铜片扶手，一个大，一个小……突然明白这车是老沈的东西！好哇，沈家满，我们从牧主那儿抄来的柜子成了你的私有财产。

　　“哐啷哐啷”，我不客气地往下扔着，像扔坏灯泡一样。其他知青也同样如此。

　　“梆”又一个木箱子被摔破，一堆破烂东西撒在雪地上。真贪婪呀，知青扔了不要的钢笔帽、肥皂盒、暖瓶壳子、张了嘴的破皮鞋全收集来了。真是穷红了眼，连牧民扔在野地里的烂骆驼套，破得做不了两副鞋垫，也塞进了他箱子。

　　堂堂指导员好像是个捡破烂的。

　　只剩下两个大木箱了。司机又开车往上冲。发动机吼了半天，车轮只是在冰河上空转。不行，我们只好搬大箱子。

　　可是这两个大箱子又长又宽，像两口大棺材。4个壮小伙子推了半天纹丝不动，司机擦着脑门上的汗说：“这肯定是拿汽车吊装上的。人根本没戏。”

　　一女兵团战士问：“里面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沉。是金子吧？”

　　“粮食呗。你们兵团干部真敢干。我拉过好几个了，都是这么多。满载了还硬要装，能不误车？”

　　司机是雷达站的兵，跟兵团不是一个系统，敢揭兵团干部的短。

　　幸亏离阿尔善公社不远，司机步行到那儿给旗雷达站打了电话。

　　直到深夜10点，旗雷达站来车，才把汽车拉出来。沈指导员的东西又乒乒乓乓像扔石块一样装上车。锅盖踩裂了，一捆烟筒瘪了两个大坑，许多零碎东西就瞎塞在车箱角落。

　　等汽车时，几个男女知青聊着。

　　“我在团部住院跟后勤处会计小韩一个屋。他告我不少李主任的坏事……李主任去八连蹲点，大晚上把人家小姑娘叫到宿舍，说是腰疼，让女卫生员给揉腰捶背，揉着揉着，就发起情来，动手动脚，要跟人家干。把那孩子吓跑了，这家伙成天跟小姑娘掰腕子，见一个掰一个，掰着掰着就把人家往自己怀里拉……那会计还告诉我：仅去年一年，李主任用于请客吃饭，烟酒招待等等，就开支了6000元，其中一次政工会议，30来个人天天吃喝，持续了一礼拜，花公款1500多……”

　　“听说他很大方，随便送给包工队的老乡两块手表；把价值100多元的半导体扔给朋友小孩当玩具玩，直到玩烂为止……”

　　“都是人家送的。”

　　“装这车的军人成了捡破烂的，真穷疯了。”

　　“要把内蒙草原的破烂都捡了，保准能大赚一笔。听说内地收购骨头。咱们草原有多少骨头呀！”

　　我想起了七三年夏天，一排的老孟、金刚、李国强、孙贵、张韦等等知青用自己被子盖粮库的情景。在滂沱大雨中，他们个个淋成落汤鸡，满脸是水。房顶上，铺着五颜六色的被子、褥子、毯子、大衣、塑料布……

　　当初抄牧主家时，就属我不老实，也只敢贪污一把刀。对那些细软，大家秋毫无犯。刘英红宁肯盖一条又脏又薄的公用被，也不借用一个皮得勒。可结果呢？所有抄来的东西全被指导员他们瓜分干净。

　　难怪老姬头暗地里骂：“我偷他妈，老地主没干出的事，这帮‘共产党’全干出来了！”

　　耳边又响起了鲁迅的话：那些青年拼命地使劲他们稚弱心力和体力，奔走于风沙泥泞之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虽然他们没有先见之明，这些用血汗回来的果实，大抵仅供虎狼一舔……

　　正是这位指导员，孜孜不倦地督促我们学毛主席著作，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为我们念报纸，口干舌燥也不怕累。奇怪，这种干部又搞女的，又捞东西，又不择手段整人……可原则性还那么强，讲起大道理来，还那么慷慨激昂。是会演戏？还是真的有革命瘾？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了雷科长。他正在家中抱小孩，见了我很高兴。

　　“林胡，你好吧？”雷科长热情与我握手，又是递烟，又是沏茶。

　　我向他说明来意，想托他帮我办办手续。师司令部里没认识人，卡住就坏了，只好走雷科长的后门。

　　“行，行，没问题。你把手续交给我吧。”

　　我把来西乌旗路上，看见老沈搞了满满一卡车东西告诉他。

　　雷科长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平静说：“你们指导员给提了，调到内蒙独立二师当个团后勤处副处长。”

　　“唉呀，让这样的人当后勤处长，真是瞎了狗眼！”

　　雷科长若有所思道：“师部干部可没有像你们团这么干的。你不要以为现役军人都这么大捞特捞，好的还是大多数。在基层工作直接与物资打交道，有这个方便条件。”

　　“我们团的刘副政委和李主任怎么处理了？”

　　雷科长望着我：“这种问题不好弄啊，李春是一点儿也不承认，证据又不充足，也就这么着了。刘志忠是留党察看一年，调到山西军区的一个农场当政委去了。”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雷科长抱着刚几个月的孩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侦查刑事案件，缉捕凶犯的保卫科长，竟也敞着棉袄，躬着腰，温柔小心地抱着个软绵绵的娃娃，胳膊上还垫着块尿布，散发着婴儿的气味儿。

　　保卫干部里也有好人。这雷科长就不错，不是靠手枪、铐子吓唬人，比赵干事强多了。分手时，我对他说：“雷科长，我过去的日记、书信都应该还给我吧？”

　　他笑眯眯说：“那些东西全在兵团保卫处。算了吧，别要了。里面还是有错误嘛。”

　　没办法，给韦小立的信，只好继续躺在保卫机关的文件柜里。

　　这时快到中午，肚里有点饿。我决定到西乌旗饭馆吃午饭，下午就乘车回团。

　　在大街上，突然碰见了突木其。他可能也是来师部办手续的。想起他死死地追着钟小雪，却屡屡被拒，对他很是同情。

　　“突木其，我跟你说几句话。”

　　“什么事？”

　　突木其不知我要干什么，有点警觉。论块儿，他不行，论实战经验，他也不行。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情敌。”

　　他摸摸脑袋，很尴尬，结结巴巴说：“没有，没有。”

　　“钟小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我从你手里抢的。”

　　“唉，别提这事了，我正往呼市调。”

　　“但我要告诉你，省得你认为我抢了你的盘子。”

　　“没有，没有，我从没那么认为。”他苦笑道。

　　“是她主动找我的，我不愿意再为这事花太多精力就接受了。这是命运的安排，将来如何，我也不知道，一切听天由命。”

　　突木其瓮声瓮气道：“我对你没有意见。真的，这年头，要搞个理想一点的，必须有钱，我就是太没钱了，回去后要想法挣钱。”

　　他这看法很让我没想到：“你觉得她找我就是因为我有钱吗？”

　　“不是你有钱，是有你父母的这个背景。真的，你别生气。”

　　我们淡淡分手。不知道这位呼市知青将来是什么命运。

　　走进西乌旗饭馆，马上发现顶南端的大圆桌围坐着一帮兵团知青。他们高声说笑，骂大街，旁若无人。为首的那个穿一身蓝的高个子，一下子被我认出是雷厦。

　　他不是上大学了吗，怎么在这儿呢？真纳闷，我要了半斤肉饼，找了个位子坐下，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

　　雷厦闷头猛喝，额上青筋暴起，满脸通红。他解开衣服扣子，神情严肃，目光如电，“啪”地捶了一下桌子，大吼：“不是吹的，我姓雷的过去也是条汉子，八磅拳套打在脸上，眼睛不带眨一眨的。唉！在兵团这几年可窝囊透了，当了他妈的好几年狗！七零年一打三反，着实厉害啊！真杀，真枪毙，一批一批的。咱这出身没靠，团里让我揭发一个人，我如不揭发，自己就得进去。你们说我怎么办？别人提意见没事，我要给领导提一点，一大堆帽子就扣上来，什么本质问题、立场问题、阶级烙印问题……哼，我如果帮他们整个人，告个密，写几份揭发材料按上红手印，啥鸡巴本质问题也没有了。操他个大妈的！我只有说瞎话，耍两面派，才能借调到团机关，才能入团，上大学。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事太对了。幸亏我从李主任手底下走了，那婊子养的，除了钱不革命，小姑娘不革命，什么都革命！”

　　唉呀，李主任要是知道雷厦在背后这么骂他，非惊一个跟头。要是没他帮助说话，雷厦根本战胜不了这么多竞争对手，上了大学。

　　雷厦狂叫着，用一个手撕着自己心窝，想把那衬衣给撕露出一块肉，他整个身躯躁烈地摇曳，那英俊勇武的面庞皱成一个疙瘩，凶恶异常，像一张咬架中的狗脸。

　　“别难受了，喝酒！”

　　“为我们能离开这鬼地方干杯！”

　　小伙子们一碗碗地喝着。雷厦也大口大口地喝。

　　或许是喝多了，想找个动作刺激刺激，发泄发泄，他吼道：“操他妈的，在兵团真窝囊呀！真窝囊呀！”他拿起桌上的一个酒瓶，龇着牙，由下到上闪电般地一挥，瓶子打在自己嘴上，底儿碎了，他满脸是酒，嘴唇青紫，一缕血浸出。漫不经心地吐出了一口血水……眼睛里扑簌簌地滚出了一行泪水，可能碰着了鼻子。

　　之后，仰天望着房顶，呜呜地哭起来。

　　周围知青们目瞪口呆，慌忙上前安慰、照料。个个都敬佩地看着他，终于劝说他站了起来，两人轻轻扶着他走出饭馆，像簇拥着一位英雄，一位日本的剖腹壮士。

　　事后我才听说，他回北京后，高兴得忘乎所以，没到3天，就让小偷把书包给偷了，户口、粮油关系、入学通知书等等，丢个干净，这次回来是补办手续的。

　　我和他在文革中是最好的朋友，到内蒙牧区后，却分道扬镳。后来，面对老沈的压制，我们又团结起来，但1970年的一打三反，使我们彻底断绝关系。

　　当天晚上，我就回到了连里。

　　夜里，大傻喝的醉醺醺回来。他因为和刘福来吵架，临时搬到我的屋里住。

　　“大傻，又喝酒了？”

　　“喝了一点。”

　　“成天喝，不怕喝坏了？”

　　“操，这啥成色？肉吃着，酒喝着，海河烟抽着……神仙一样的日子。”

　　他沉重地倒在了炕上，掏出小镜子照了照，自言自语：“妈的，以后再也不能喝酒了，脸上的疙瘩又这么多！操他大爷的，一喝酒就长疙瘩。”

　　不一会儿呼呼入睡。满屋子充满酒味。

　　半夜三更，他啜泣起来：“妈！我想您呀！您听见没有？妈！妈！”他低声嗫嚅，鼻涕甩了一地。别看大傻黑不溜秋，跟大猩猩一样壮，骨子里相当柔弱。平日哪热闹，哪人多，往哪儿凑。一旦夜深人静，孤零零一个人时就忍受不了。

　　夜已很深，他仍在哽咽。唉呀，我从西乌旗回来，颠簸了一天，又困又乏，那么疲劳，晚上还被他吵得睡不着觉。亏透了。

　　“呜呜，妈呀……妈……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下辈子说什么也不上山下乡罗！一定好好孝顺你哟！”

　　谢天谢地，他的声音终于渐渐变小，最后安静了下来。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白云、棕榈林、黄沙、少女、英古斯、拉磨的黑猫、展翅飞翔的白马、遥远的星空全都悠悠飘来。柔美的月光笼罩在地平线，婀娜的雪花在宇宙中翩翩起舞，金太阳那漂亮的眼睛一眨一眨……

　　突然，大傻又嚎哭起来：“妈！妈——”他拼命吼着，呼唤着，哀求着，一声一声惨叫，跟火葬场里的嘶哭一模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气得我真想用扫帚疙瘩给他两下，多美好的一个梦，让他给破坏了！

　　“妈呀，你死得惨哟，你是活活想我想死的哟！”

　　母亲的爱是他这蹬三轮的小孩赖以生存的支柱。没有了母亲犹如撕掉两条大腿的蟋蟀，大大降低了生存竞争能力。

　　“妈妈呀，我想您哇！您怎么不让我见您一面就去了呀！妈呀！您回来让我再看看哇！”声调凄惨和绝望，拍电影的若把这声音录下来，绝对能感动观众。

　　“妈！妈！”凄切凶猛的叫喊持续了近一个钟头。大傻嗓子喊哑，还使劲喊，两脚拼命地蹬着被子，似乎只要这样玩儿命喊妈，老天爷就能还给他一个母亲。

　　太不凑巧了，一天碰见两个耍酒疯的。我用被子紧紧蒙住脑袋，过了很久很久，那火葬场里的撕心揪肝的声音才渐渐微弱下去，最后死一般的寂静伴随着我入睡。但那白云、棕榈林、黄沙、少女，英古斯、拉磨的黑猫、展翅飞翔的白马、遥远的星空等等美丽梦境再也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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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饮

　　入党、上大学、回北京统统化为泡沫，金刚万念俱灰，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小锅饭上。没事就坐在板凳上削土豆皮，仔仔细细，削一上午也不觉得烦。他用镊子拔猪肉皮上的毛，能从中午一直拔到晚上。平日总阴着脸沉默无语，只有喝酒时才能使他滔滔不绝地说话。别看他干巴瘦，喝一斤半白酒脸不变色，镇了好些个老蒙。

　　他对猪肉的癖好惊人。一听说三连有卖猪肉的，马上找人借马，辛辛苦苦跑十几里去买。每礼拜必须得吃一大块猪肉！当走进他屋时，他对你的态度远不如对锅里的炖猪肉热情。说话冷冷淡淡，心不在焉，视线很少离开铁锅。他的屋里总是弥漫着肉香和鲜姜味儿，炉灰里扔着碎鸡蛋壳和剥下的烂葱叶。

　　金刚解释他太馋猪肉，必须隔几天来一顿儿，要是几天没吃猪肉，心慌气短，软弱无力，全身的皮肤都痒痒，好像有虱子咬。

　　他过去老嘲笑大傻饕餮，现在也这么饕餮。

　　不过，牧区成年累月啃牛羊肉，使我们都特别馋猪肉。平均起来，一个月也吃不上一顿。因此即使能搞点猪油抹馒头吃，也是令人垂涎的享受。

　　1976年初，一切手续均已办妥。1月3日给团运输连打电话得知后天有车去赤峰。我当即告诉上山拉石头的老常，通知老孟下山，并骑马到东乌旗格日图大队与罗湘歌告别。

　　1月4日大伙凑钱买了几瓶酒，几盒罐头。大傻热心张罗，不知从哪儿搞来一点猪肉，五六个鸡蛋。金刚掌勺，做起他最拿手的炖猪肉。4人聚在马车班我那间小房里，准备美餐一顿。

　　走时和剩下的知青朋友们聚在一起吃一顿，过一顿瘾，已成了连里的惯例。

　　说到鸡蛋，老孟盘腿坐在炕上，忿忿道：“告你们一个新闻：咱连沈指导员为了让鸡多下鸡蛋，在他们家鸡窝里安了个100度的大灯泡。这老家伙也懂得人工光照。”

　　“你在石头山呆的真土了，这有什么新鲜的。团部好多干部都这么干。内蒙天气太冷，不用灯泡照着点，鸡冬天一个蛋也不下。”大傻说。

　　“老沈真够可以的，连破毡子头、烂袜子都要带回家，财迷到家了，跟个收废品的一样。”

　　“这家伙一分钱不掏，弄了多少木头，打了多少家具，捣鼓了多少皮子、毡子、羊毛，还升了官儿。”老孟叹道。“还有，跟你打了几年交道的赵干事。前几天我去团部见着了政治处一个老乡，她告诉我赵干事这小子是个典型的伪君子。他一向爱在别人面前表白自己如何清白。提起贪污受贿来，比谁都气愤，骂这骂那。其实，巴颜孟和的贪污犯他怕是名列前茅。一米见方的大木箱，足足运走了9个！”

　　赵干事家是山西农村的，原来特穷，可来兵团后几年就新盖了3间大瓦房，他自己也吃得跟猪一样，长了几十斤膘，临走时，还怒气冲冲叫嚷：“他妈的，咱们谁也别眼红谁，哼，巴颜孟和没一个干净的，包括我在内！”

　　赵干事的口头语是：“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

　　金刚低头沉默不语。自从王连长走后，他在连里处境一落千丈。

　　“唉，别提这些了，喝酒吧。”大傻直勾勾地望着打开的猪肉罐头。

　　“开吃，开吃！”

　　没有精致的酒杯，我们向前平端着饭碗、白茶缸、水壶盖，庄严说：“为我们这帮知青干杯！”

　　咕咚咚，每人喝了一大口。

　　“为乌拉斯泰救火献身的同志们干杯！”

　　“咕咚咚”，又喝了一大口。

　　“为咱们倒霉的内蒙兵团，祝它寿归正寝。”

　　“为老鬼大难不死！”

　　“为大傻找个理想的老婆！”

　　从老常那借来的小木桌上，摆着咸核桃仁、午餐肉、红烧猪肉、凤尾鱼等罐头。我们一碗一碗地喝着，像喝白开水，同时大口大口地嚼着平时垂涎欲滴的猪肉。

　　还是猪肉好吃！

　　4个嘴巴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在又破又冷的小土屋里回荡。大傻甜蜜地眯起眼睛，发达的下颚飞快地运动。

　　“嘿，我说闷头吃没意思，唱个歌吧。”老孟提议。

　　“对，金刚先唱，你不是会唱山西那首知青歌吗？”

　　金刚抹抹嘴，阴郁地唱起来：

　　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农民当，

　　离别了可爱的北京和家长。

　　亲友含泪来相送，

　　声声嘱托记心上，

　　父母啊，别难过，莫悲伤，

　　您对我的生养我终生不忘，

　　只盼今年秋过时，

　　重返北京，

　　把您探望。

　　…… 　　这个调子很悲凉，大傻眼圈红了。

　　我激动地说：“好，有味儿！再唱一个咱们内蒙的。”

　　金刚沉默片刻，调度了一下情绪：

　　告别了家乡，告别了妈妈，

　　我来到了内蒙草原，

　　生活就是这么寂寞。

　　没有猪肉吃，没有菜和油，

　　我瘦成了搓板喽，还得背石头。

　　披着星星去，戴着月亮归，

　　我沉重地修理着地球，

　　是我神经的天职。

　　没有后门走，没有东西送，

　　我累坏了老腰喽，还得抡锄头。

　　……

　　大傻流下了泪，嘴里却说：“别激动，慢慢喝。”

　　这歌太感人了，真想大哭，真想大吼，真想扯下自己耳朵给煮烂了吃掉！

　　唉呀，我们这一代呵！

　　万岁！知识青年！小妈妈的，万岁！老插！

　　金刚却好像不这么激动。他忧郁地吃着自己做的炖猪肉，细细品了一会儿，又轻轻地哼起：

　　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

　　双桨划破了千层波浪……

　　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

　　点燃了永不熄灭的明灯……

　　在东乌旗格日图大队，我曾听韦小立唱过这支歌，那熟悉的音律，似乎沾染着芬芳的香甜，一下子触动了心中最隐秘最刺激人的神经。

　　我永远失去了她！她给我留下的纪念只是七零年帮我补棉裤用的两块绿布补丁和一把瓜子皮，还有一堆幻象，如同封闭在琥珀里的一群小虫子，封闭在我内心深处。

　　不，心中所爱的姑娘是现实中那个韦小立所消灭不了的。她是一尊最神圣的女神，我将永远保持对她的单恋。今后如果有一天，我怀揣炸弹，投向慈禧，或是某个杀人不眨眼的小小党支书，这身140多斤的肉将在眩目一闪中化为轻烟就是证明。

　　喝酒有速度才像条汉子。一大碗黑红的葡萄酒，我一口气喝下肚。立刻一股气浪冲进大脑，冲进咽喉，头轻轻飘飘，视线模糊，好像全屋都弥漫着蒸蒸的红酒，蒸蒸的血气。

　　老孟又给我倒了满满一碗：“老鬼，喝吧，不要瞧不起喝酒。无酒不丈夫。牧民们说：只有喝酒时，人的私心最少，人和人才最肝胆相照。”

　　是这样。大傻喝酒时，心里什么念头都向别人讲，完全透明了；金刚一喝酒，能把他珍藏在大木箱里的高级烟拿出来共产。老孟一喝酒，敢割下自己新买的一块猪肉让你擦皮鞋。

　　我噙着泪又喝完了这碗黑红的甜汁。

　　“老鬼，听说你在西乌旗又碰上雷厦了？”大傻望着我问，顺手往嘴里塞了一大块猪肉。

　　“嗯，他喝多了，又喊又闹，还拿酒瓶子砸了自己嘴巴一下。”

　　老孟喝得小眼睛像猴屁股一般红，憨厚地笑着：“老鬼，我觉得你是实力主义者。但你不觉得以体力为生是靠不住的吗？你的屁股、胳膊、粗腿吃不了一辈子。小桑杰摔倒你是必然的，这是自然规律。”

　　“喝酒，喝酒。”我大声说。这个话题太不愉快，想换个话题。

　　“你别打岔，我还没说完呢。”老孟叫道：“我们内蒙兵团号称10万知青。有7个机械化师，汽车、拖拉机几千辆，那力量够大的了吧！开垦了上百万亩荒地，打了几十万方石头。然而凭着蛮力气瞎干，得到什么结果？连年亏损，最后连自己都混不下去。对个人来说也一样。凭仗着粗胳膊壮腿在社会上闯肯定要吃亏。一个聪明明白的脑瓜儿顶你10条粗腿。”

　　老孟自己并不聪明，也是凭力气打出了天下，可是却这么教训我。

　　“喝酒，希望你老孟能有个好下场！”

　　老孟认认真真地喝完了这一碗。他长了不少疙瘩的脸上，胀得红红，八字眉拧在一起，更像个京戏丑角。诚恳地说：“咱们还得祝金刚早日混上党票，远走高飞。”

　　金刚白了他一眼：“老孟，你喝多了是不是，别拿我糟改了。”

　　“金刚，不要总愁眉苦脸。”老孟一喝酒，话就特别多。

　　金刚没走了，别人一提走，他就心疼。

　　大傻呆呆地吃着，叹了一口气：“我妈要活着，该多好！”

　　“老鬼，走后别忘了边疆，别忘了抡大镐的弟兄。”金刚悒悒地说。

　　“不会的，不会的。”我恶狠狠地瞪着他。

　　原来连部仅有3间房，现在好歹变成了近100多间房的居民点；原来连部没有一棵树，现在连部北面出现了一片绿油油的小树林；原来牧民根本不吃青菜，现在连里有了50亩菜园，萝卜、土豆、角瓜、大葱敞开供应；原来草原没有电灯，现在连部每晚上都有柴油机发电，家家户户都有了电灯……

　　草原上这一切变化都是我们知青来了以后发生的啊！

　　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穿着撕破的沾满尘沙的兵团战士服，吃着沙砾般糙硬的小米饭……他们在冰碴地里割豆子，腿上划破了一条条血口……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火，脸上、手上、腿上留下了一个个可怕的大疤……他们在泥堆里脱坯、和泥、累得抬不起胳膊端饭碗……他们在石头里爬，石头里滚，压得青筋暴起，磨得伤痕累累……仍热气腾腾地贡献！贡献！

　　我怎能忘记他们呢？这些脏手脏脚的，腰里缠着旧电线，颈上围着破裤子的知青们！这些黄皮土匪们，这些小流氓们！

　　我用发抖的手端起了一大碗红红的酒，低下头，一饮而尽。海啸般的吼声又排山倒海地扑将过来。

　　“金刚，再唱唱那首马车夫的歌吧！”我奋斗了半天，当干部的美梦也没实现，临走时，仍是个赶大车的，喜欢听诉说我们赶车人辛酸的歌。

　　金刚一言不发，喝了一口酒，瞪着血红的眼睛说：“唱他闹球，喝吧，酒胜过最好听的歌。”

　　老孟脱了棉袄，全力以赴地喝，边喝边叹道：“没想到兵团就这么完了。唉，不管怎么说，我对兵团还是挺有感情的。”

　　嘿呀，谁能忘记兵团呢？尽管我们都挨过它整，不被它所宠爱，常常暗地里骂它，咒它，但它解散后，又都对它怀有一种又眷恋，又迷惘的复杂感情。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哇！

　　你容纳了10万知青，你稳定了六八年各级领导都瘫痪了的内蒙边疆秩序；你把先进的生产力带进了千里草原；你为大规模开荒提供了血的教训；你的艰苦诞生和黯然结束让人体会到了建设比打仗要艰辛得多；你约束了大批青年没有在邪道上变坏；你把千千万万无知的中学生锻炼成为坚韧耐苦的劳动者，使他们心力和体力都得到提高。有的长肥了几十斤，有的能10分钟杀完一个羊。从背麻袋、脱坯、套马、剪羊毛到养自留畜都建立了自己难忘的纪录！

　　兵团啊，让我们再为你干一杯，你这亏损了两个亿的倒霉兵团，你这一分钱都没给国家上交的短命兵团！

　　我们举起杯，百感交集地追忆着那一段逝去的岁月，为一个伤害了不少人的庞大巨人惋惜。这种骑士风度不是装蒜，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情感。

　　大傻带着醉意，装着女人腔调，嘻皮笑脸哼起了兵团初期唱过的歌：

　　不是不想爹呀，

　　不是不想妈呀，

　　也不是不想家，

　　就是领导不批我的假，

　　急得我也没办法。

　　梭压拉索，

　　急得我也没办法。

　　一缕缕昔日的声音把我引溯到过去。

　　被人揪着鼻孔朝天批斗……那次加夜班背糜子几乎累趴蛋……在乌拉斯泰深山里光着脚逃跑……巴奇公社那温暖的小牛窝儿……韦小立走的晚上，骑马狂跑了一夜……平常不愿想这些，怕受刺激，怕麻木了情感的灵敏度，怕消耗掉憋抑在胸的压力。今天我可都要想想，好好刺激刺激，疯狂疯狂。

　　这种回忆就像吃一顿蛔虫、苍蝇、老鼠尾巴做的三鲜馅的饺子，心里打哆嗦，头皮要炸。

　　来内蒙这些年，有人是平平安安过来的；有人是缺胳膊少腿熬过来的；还有极少数人青云直上，坐飞机过来的。而我呢？是一步步爬过来的，像条打断腿的狗，从嶙峋巨岩的缝隙中拼老命爬出来的！

　　——然而这些回忆，在情感上所激起的疯狂，无论多么歇斯底里，也不足以使我对内蒙兵团来个彻底否定。尽管自己被兵团定成敌我矛盾，我却不忍心也从没想到要给它定个敌我矛盾。我没有理由全盘否定它。尽管它问题成了堆，尽管它被国务院撤销……即使对刘副政委、李主任、沈指导员这样的干部，我也不敢断定他们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因为他们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啊！

　　现在临走时，对这个整过自己，被自己偷偷上告过无数次的对头，却居然有些依恋。苦的、甜的、酸的、辣的，掺杂混合，难于言状：复杂的心情说不明，道不清，只想好好地哭一场。

　　平时很不愿意流泪，我知道自己一哭，形象就差了许多，驴脸拉长，鼻头变红，眼睛三角……可现在，大颗大颗的泪珠接连不断地往下掉，老孟也热泪盈眶，为兵团感慨万千。过去，我从没见过他流眼泪，觉得他像鱼一样，不会哭。

　　感谢你啊，内蒙兵团，给了我一段很苦很苦的经历。这也是一种财富。

　　大傻同情地劝道：“快喝酒吃肉，你们不要太激动。”

　　没法不激动。真想痛痛快快放声嚎哭，鼻头红就红。

　　一碗碗红酒与热泪哗哗地喝进肚，眼前金星乱舞，一股又一股暖流小虫子似地爬向身体各部，耳朵里的海啸声雷鸣般地轰响。

　　喝呀，喝呀，越喝想象力越丰富，越喝越想说说从没有说过的话。

　　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活着不自在？好像头上总压着一块石头。脑子里浮现出慈禧那张阴险苍白的脸。血涌脑海，我垂泪啼道：“毛主席呀，您老人家为什么这么糊涂，娶她当老婆？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哪！”仗着酒劲，喊出了平日不敢公开说的话。

　　金刚脸色发青，一手用力揪着自己头发，一手不住地往嘴里填着大猪肉块儿。

　　老孟伏在小桌上，头也不抬地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气势汹汹，昨天收音机又广播‘今日小靳庄’吹得天花乱坠！”

　　金刚鄙夷地抛出一句：“真他妈的恶心！”

　　大傻鼻尖上浸着细密的汗珠，还在专心地搜索着罐头盒底下的肉块：“管那闲事呢，小心要你盒儿钱！”

　　“炸你的油饼去吧！要盒儿钱就给他。妈个逼的！”我对大傻嚷道。

　　“我炸你脑袋，傻逼！”大傻呲着白牙向我冷笑。

　　“炸你老娘的板子。”

　　“你老鬼不得好死！整你活该！”

　　我预备他揭我和钟小雪的事，但他没有。虽喝的醉醺醺，他们都没提钟小雪。

　　老孟猛不防地背起大傻的臭诗：“舞玉龙为见黄鸟，风雪强战大自然。”

　　大傻这才蔫了。

　　一喝多，每人都有点神经。

　　哭喊，叹息，怒骂混成了一团。血，模模糊糊遮住了视线，什么都是殷红殷红，遍地都是血。

　　金刚低头猛干，很少说话。他的嘴巴几乎就没闲着，消瘦的身躯竟能盛下那么多的酒和肉……为了更来情绪，他中途跑回宿舍，从箱底里拿了一瓶二锅头，两盒牡丹烟——都是准备招待当官儿用的。

　　“谁不喝醉了，谁是王八养的。”金刚狠狠说。

　　我的喉咙几乎要炸。胃几乎要炸，脑子几乎要炸！周围一切东西都漂浮起来，马笼头、套包、筛子、料口袋、大鞭杆全在空中飞舞晃动。

　　可怜，可怜，那么可怜！为了一个大学名额，一项好差事，一句表扬话，人们互相争夺，不惜打得头破血流。

　　天真伶俐的齐淑珍勇敢地以身体换取党票；刚勇正义的雷厦不得不靠向李主任低头讨好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我暗暗垂涎统计的位置，盼着把白音拉摔个全身瘫痪，以便顶替。还有人为了当一个小卫生员，开二十八的司机，粮食保管，电工、烧锅炉的算尽了心计（据钟小雪讲，为了争她这个烧锅炉的轻活儿，几个女生勾心斗角，又哭又闹）。

　　我们被愚弄得像狗一样地乱咬人。挥舞着阶级斗争的棒子，发着少年狂，踩着别人往上爬。

　　我们真丑陋呀！

　　草原也变得真丑陋呀！

　　那一口口机井几乎被干涸的枯草塞满；那一块块大田裸露着片片黄沙；那一条条车道淤积着股股流沙。

　　兵团刚解散两天，连部男生排的几个窗户框就被人整个给偷走，露着黑洞洞的大窟窿；场院库房的门窗也被人偷了不少，没有门窗的房子越发显得颓败、萧条。

　　草原缺木头，当官儿的明着拿，老百姓暗着偷。

　　中国啊，中国啊，你在妖妇的裙袍下颤抖！

　　老孟流泪了，金刚流泪了，大傻也流泪了……我们哭得泣不成声，我们哭兵团造成的浩大浪费；我们哭多年狂热的劳动几乎毫无价值；我们哭国家；我们也哭自己身上的创伤。平日蛰伏在心中不好意思露出的那点点美好感情，现在全扑腾腾涌出来，没一点儿伪装。

　　当地牧民总是用痛饮来表达离情。猛喝一通再大哭大吼一番，像憋着一泡尿给排泄了出去，舒服得很。

　　我们几个已酩酊大醉，仍拼命地喝着，似乎多喝一口就能为草原多消灭一只狼，多喝一口就能给国家多贡献几斤粮食。老孟因肝病从不饮酒，现在也豁出去了，干了四五碗。他从《国外科技动态》上看到一条信息，醉醺醺给我们白话起来：“草原上应该推广苜蓿草。一亩小麦撑死150斤，才值一块五：要种苜蓿草，哼，一亩地至少收入100块，哼牲口又爱吃……国外都这样干。”

　　大傻已经吃饱，挺着脸盆一样大的肚子，皮带松了好几个眼儿。撑得躺在炕上哼哼，满头大汗。他拍拍胸口，眼里闪着泪花，“唉，我妈要活着该多好！她是生生想我想死的。唉呀，真羡慕你们有母亲的。要是有个老母亲，让我变成头猪也行。”

　　“大傻，为了你母亲，还能再喝一杯吗？”

　　“当然行。为了我母亲，没有不敢的，脸上长疙瘩也认了！”

　　我递给他一杯。他忍着肚胀，忍着要撑破的胃，又强喝下。

　　只剩下金刚还在战斗，连大傻都吃不了的冰凉油腻的大肥肉块，被他逐一消灭。他的嘴巴上粘着一小道炖猪肉的浓汁，他的脸好像蒙了一层褐灰色的土，什么表情也透不出来。

　　偶尔他低声叹道：“服了，服了。”

　　不知道什么意思。

　　血红血红的葡萄酒洒在桌子上、大毡上、地上、漂浮在空中，一摊摊，一团团，散发着浓烈醇香。

　　在草原上能这么痛痛快快地吃一顿猪肉，喝一通酒，真舒服。这是我来草原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视线模糊了。哎哟，亿万吨鲜血浩浩荡荡，扑涌过来。一望无际的鲜红流向山峦，流向沟壑，流向田野，流向茫茫草原。青春的血，青春的红……啊，为什么任它洪水一样四处流淌？年轻人的血不值钱吗？

　　渐渐地头有些晕眩，只觉得眼前有无数黑影在血波中晃动。乌拉斯泰大火又在眼前熊熊燃烧，那冲天的火焰映红了夜空，发出的声音像几千辆汽车在怒吼，几乎把一切都淹没。刘英红在烈火中微笑着看着我，她那中间粗，两头细的体形分外突出。69名知识青年满头大汗，在火海中奋扑，嘶喊，怒骂，惨叫……纷纷倒下。

　　到处都是张勇，边疆有无数个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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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吧，锡林郭勒草原！

　　晚上从运输连处得知，汽车因故明天不走了。

　　我们几个挤在土炕上，睡得像死猪一样，连衣服也没脱。

　　夜里，我哇哇地吐了一地，喷泉似的稠液溅得四处都是，差点把肠子给吐出来，狼狈极了，满屋子秽臭气。红果酒、葡萄酒、苹果酒、二锅头，可不能一块儿喝。

　　大傻在隔壁的屋又抽抽泣泣地哭着他病故的妈，这么大的块儿，还像个小孩一样。

　　第二天，新上任的指导员催促老孟快快上山。担心老孟不在，山上那帮农工偷懒。这时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刚开完，自治区农管局指示，要在这年冬天掀起一个学大寨，变农闲为农忙的大干高潮。

　　兵团移交地方后，知青几乎都不干活了，成天呆着。结果新领导火了，决心好好抓一抓，希图把涣散透顶的连队再拧紧张一点。

　　老孟见此情况只好返回石头山。他对我说：“老鬼，不送了。”

　　“没事。现在大家都磨洋工，你也别那么玩儿命干了。”

　　他点点头：“看见咱们打的石头全埋在地里，咱们盖的房子一间间倒塌，咱们挖的水渠都被黄沙埋没，真不是滋味！当官儿的一句话，累死当兵的。有多少国家财富被瞎指挥浪费掉了呀！今后我是不想那么干了。反正对得起自己那三十二块五就行。抓紧时间看点书才是真格的。”

　　我疑惑不解地问：“难道你就一辈子呆在这儿？现在关于上山下乡有许多说法，你也得想想你的前途呀。在这儿当个简单劳动力就是爱国吗？”

　　老孟裂开干裂的嘴唇傻笑道：“我真的挺喜欢上山下乡的。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我才了解了劳动人民，知道他们肚里装的什么吃的。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从一个谁也看不起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个自愿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老农工。我认为毛主席上山下乡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真的。当然，我自己恐怕也扎不了根。早晚要走。”

　　赤峰的小知青，对官方的宣传非常相信和虔诚。

　　“那将来怎么办？”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吧。”

　　上山的大车已经套上。他和金刚忙着进进出出，把要带上山的工具、炸药、食物等装上车。赵副连长当连长后，金刚被免去一排长职务，这次学大寨运动也要跟着老孟上石头山干活。

　　趁他们不在时，我从硬纸壳炸药箱里，拿出了一包二十管硝酸铵炸药和三个电雷管，藏在书包里。

　　临上车时，金刚突然想起一件事问我：“走前，你不要再惹什么事了。”

　　“对，我不会惹事的。”

　　七连的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皮金生，那7拳头是终生难忘的。还有刘福来，在乌拉斯泰林场曾给我两棒子。这小伙子从团部回来后，更加神气，他用棍子欢送走王连长，颇得一些知青和干部的赏识，前几天还偷骑我的大黑马。

　　老连长说过：“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跟这些天津小痞子纠缠没球油水，让他们威风吧，吹牛把我打一跟头吧。

　　金刚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裤兜里，干瘦干瘦。奋斗了半天，又回到了上山打石头的处境。老山羊呀，虽然我对你有一大堆意见，虽然我很少说感谢你的话，但你帮我抽出档案里那张纸的份量，内心是知道的。“金刚，给我写首诗留个纪念吧。”

　　金刚真行，当即就吟了一首，身边没纸，顺手写在一个揉得皱皱巴巴的空烟盒纸背后。

　　赠林胡

　　沧桑八载落异洲，历尽艰辛志难酬。

　　雪野石山同洒汗，蒙古包中共相忧。

　　火里逃生身犹在，明刀暗箭命难求。

　　挥泪一别君远去，何当重逢在哪洲？

　　我把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赠给金刚：

　　“惟有看到克服困难的壮烈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金刚瞟了一眼，阴郁地说：“我再最后一次劝你少过问政治，政治是最最肮脏的了。”

　　老孟大声说：“老鬼，我送你一句马克思说过的话：‘有读神明的人不是不敬神明的人，而是符合庸众盲从神明的人。’”

　　他一笔一划地写在烟盒纸的后面。并劝道：“老鬼，希望你今后学聪明点。不要只跟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来往。应该多交朋友，把自己和广大群众融合在一起。这样，你才永远不会被打倒。”他的嘴角泛起白沫，口中又喷出了一股臭鸡蛋和烟草混合的味儿。

　　老孟从衣着到盖儿头，从熏黄的门牙到脏皮帽子地地道道是个老农工。他的脑袋上留着个疤，放炮被小石头砸的。

　　自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全国各地的学校里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死活不插队，最后终于留在了城里。他们之中，有的当上了车间的党支书，有的当上了商店的经理，有的成为街道办事处的一二把手……然而大多数学生仍旧在农村、牧区、边疆当着老农民、老农工、老牧民……比起那些一帆风顺的俊杰，老孟这样抡大锤的更令人唏嘘不已。

　　好铁总是沉在最底下。

　　再见吧，傻老孟！

　　他们穿上毡靴、大衣、戴上皮帽、手套，系好腰一横，变得十分魁梧和笨拙，好像出征的宇航员。

　　我跟他俩一一握手告别。老孟爬上车低声说：“走了，学大寨去罗。”

　　金刚苦笑道：“一干活，就没时间歪门邪道了。”

　　大车慢慢上路。他俩向我点头笑笑，然后把头扭向前方，背着风，缩在皮大衣里。

　　寒气凝冻了一切。寂静的雪原，覆盖着死气沉沉的白雪。马车不大功夫就消失在灰蒙蒙的空旷里。

　　送走他们之后，回到屋里继续写。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早上脸都不洗，爬起来就写，整天写，拼命写。所有心思都集中在写这部草原插队史上。

　　大傻催我快点收拾收拾东西。有什么可收拾的？就一个行李，几本书，两件摔跤衣，四个拳套、一个手提包。铺盖一卷，捆根绳子就能走。

　　大傻还劝我洗个澡，免得全身膻味儿招人骂。但我真不想把草原的气味儿洗掉。让这些内蒙的污垢在身上多留几天吧。

　　平时我很懒，整整8年从未洗过澡，如果比赛脏的话，本人自信能在全六十一团知青里拿上名次。可临走前这次脏却不是懒，实在是舍不得。愿那夏格草的清香，白音得勒山的沙砾，连部马厩里的马粪末永远与我同在。

　　晚上早早就躺下，屋里太冷。钟小雪去西乌旗活动她自己的调动，一直没回来。我可以独自一人静静休息。第二天早上起床后，用得勒裹着腿，坐在水桶上，铺开纸，又开始伏在小炕上写，一上午过去，屁股坐得麻辣辣。

　　吃了午饭继续写，怀着一股强烈的感情写，尽管这感情不干净，不美，像一团裹着黄沙的风，吹到哪儿，那儿就是一层尘土。

　　写，写！缺少文学色彩，土坷垃怎么啦？就是要写。这是一段千千万万人都经历过的生活，这是千千万万条生命的歌！

　　写，写！要让赶大车的、喂猪的、背石头的、耪土坷垃的、身上有成群“自留畜”的，一堆最底层的烂知青也能在文艺的高雅殿堂里出现。

　　写，写！

　　草原上最后一个白天就这样度过。

　　给运输连打电话，说后天早上有车，明天就得上团部。

　　傍晚。这是在七连草原的最后一个傍晚。

　　我步行到连部西面的草库伦处，再看看我们的草原，再看看我所打的石头。

　　石头墙宛若长城一眼望不到边。我的青春就埋葬在这石头墙里，有的石头上还沾着我的斑斑血迹。

　　石头，我们打了多少石头啊！在全连二十几栋房子底下，在场院水泥地下面，在每口井里，在油罐底座，在十几个棚圈及40多个粮囤地基……都埋藏着我们所打的石头。

　　轻轻摸着这些好像生了锈的，略微发红的石头，冰凉，坚硬。它们都是我们用自己骨肉从岩石上生生给砸下来的！为了打这些石头，我们挨冻受困，流血流汗，用脊梁背，肚皮顶，肩膀扛。一冬天穿开嘴一双新大头鞋，磨烂两三双皮手套……手、背、小胳膊、肚皮都磨出了茧子。

　　一块块坚硬、沉重、粗糙的石头，印着血斑、汗珠、茧纹的石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之歌。

　　现在我们变老了，变丑了。头上有了白发，脸上出现皱纹和胡须，成千上万方石头耗尽了我们生命里最美好的一段年华。那沾着我们血汗的石块，一堆堆遗弃在荒野，任凭风吹雨打，尘沙掩埋。

　　最惨的是我们所干的这一切都随着兵团解散而成为废物，盖的那么多房，拉的那么多羊粪砖肥，开的那么多荒地，打的那么多井，全是白费一场。

　　难道岁月就把这一切全干干净净掩盖了吗？

　　不，不！

　　借此一隅纸角，我要大呼：自公元1968年大规模上山下乡插队以来，那奋斗在祖国农村、牧区、边疆的一代青年，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痕迹！这些腾飞于文化大革命之初的红卫兵，历经坎坷，饱受磨难。已在最底层的炼狱里完成了从打手到普通劳动者的痛苦转化。他们再也不是高喊：“造反有理”，四处打人抄家的狂热小将。

　　我独自徘徊在草库伦里。

　　空旷寂静的草原啊，你现在变得多么荒凉。一片片牛皮癣般的黄沙侵蚀你碧绿的肌肤；无数个老鼠洞、灶火坑、车辙、防火沟、人踩的小道，在你秀丽的面容上留下了许许多多麻点疖疤。

　　举目皆是的盐碱地，白花花的，寸草不生；被开荒翻掘出来的黄沙常常遮天蔽日；水草肥美的河畔草场，只剩下稀稀疏疏的几根茅草，像个秃了顶的老人。

　　亲爱的锡林郭勒草原，请原谅我们的无知、狂热和冷酷。我们往自己母亲身上撒了尿。虽然我们自己也吃了不少苦头，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还有人献出生命。

　　千千万万朵貌不起眼的小花，曾在这里默默开放又默默凋谢。

　　锡林郭勒大草原啊！你永远难忘！尽管你荒凉、贫瘠、沙化、落后、人烟稀少。可是在你这块土地上，曾回荡过屯垦兵团的激昂号角，无数年轻生命的怒潮曾在你广袤的旷野上汹涌澎湃。

　　冲入你莽莽苍苍草海里的啊，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青春大进军。

　　天寒地坼，滴水成冰。全身冻僵了，仍疯子似的在石头墙边乱转，胡思乱想着。

　　远方，血红的夕阳隐没在地平线下，空旷迷蒙的天空越来越暗淡。只有天边还剩下一缕红霞，犹如赤血飞沫奔流于荒寒之空。她的身躯是那么渺小单薄，却一声不响冲进滚滚寒流。

　　她要濡温酷冷的蓝空，她要吻热千里的冰雪！

　　黑暗的凛寒汪洋大海一般扑剿着她，撕裂着她，吞噬着她。红霞不要命了，撕掉自己一只膀子给南面那片云，砍下半拉大腿投进北面那股风。

　　天空越来越昏暗，暮色把她团团围住。这片红霞垂死了，仍拼力散发着一点点微弱热量，她的身躯抽搐成渺微的一线，就在消失于黑暗前还默默地把最后那点破碎的红晕抛进严寒，抛进夜空。

　　夜，无情地降临。壮烈捐躯的歌啊，精卫填海的歌啊，发生于万里高空的云端，无声无息地飘向远方。

　　鼻子有点酸。每每看见这血色黄昏的场面，总想哭。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起来。烧盆水，仔细洗了个脸，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捆上行李卷，然后抓来马，喂上料，静静等着老蒋来。

　　大傻还在梦中呼哧。

　　走前，跟连里所有的人都没有告别。自从和钟小雪搞了那事后，好像做贼心虚，再也不愿见人。终日憋在自己的鬼屋，甚至都没好意思跟吕军医告别——过去，我曾向吕医生表示过对韦小立的好感，现在韦刚一走，又和钟小雪鬼混，怎么解释？吕医生消息灵通，肯定知道我和钟小雪的事。

　　但我永远感激吕医生对我的帮助。

　　为了维护我的自尊，临离开草原之前，终于说服了钟小雪不要前来送我。她后来像疯了一样地忙着跑她的调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在连。

　　老蒋戴着狗皮帽子走进我屋，边寒暄，眼珠边四处寻摸。我明白他的意思，把剩下不要的破东西全送给他。一个瘪水桶、半截大鞭杆、一副旧炉盘，他全当宝贝，抱在怀里，笑得合不拢嘴。

　　当我把50来斤的行李放到车上时，老蒋惊奇地问：“怎么，你就这么点东西？”

　　我点点头。

　　老蒋的小眼睛眯缝起来，鼻孔凸起了两个小包，叹了一口气：“唉呀，你！”虽没再说什么，但那脸上的表情却是明显的惋惜和不解。我知道他的意思：在内蒙混了8年，就混了这么一个小行李卷，连条羊皮褥子都没混上，太无能了。

　　当兵团某些干部整卡车整卡车地往家运各种东西时，我夹着一个小行李卷，光秃秃离开内蒙，也挺觉得自豪。自己虽是个啃马屁股的，也还有一点点强过他们的地方。

　　老蒋因小偷小摸被调到九连赶大车后，毛病不改，在那儿继续偷知青的衣服、汇款单。被发现后，九连领导坚决不要，又把他退回七连。正好我要走，连里让他接我的马车。

　　连部静悄悄的，大多数人还没起床。想到送韦小立她们走那次的场面，心里很难受。赶大车的离开草原和上大学的离开草原就是不一样。

　　“得儿，得儿。”老蒋用大鞭引着里儿马，把大车调了头，然后跳上车：“驾！”抽了一个响鞭。

　　大车一点声也没有地启动了。离开了凸凸瘪瘪的马厩土围墙，离开了沟壑纵横的坯场，冷冷清清地离开了。

　　到了团部运输连，和老蒋分手时，我嘱托他一定照顾好我这几匹老马，别用得太狠。它们都岁数大了，非常忠实，那次拉煤，救了我一命，这大黑马还曾陪我疯狂地跑了一夜。

　　老蒋正用大鞭杆拨着辕马腿，漫不经心地答应着。想到我要和这4匹马永远诀别，真想把自己所有衣物都送给老蒋，只要他好好待我的老马。我从书包里掏出一条围巾，一副羊皮手套送给老蒋。

　　他很慷慨地收下，连连说：“你放心，大黑马、红大肚儿、青瘸子……我一定好好养膘儿，赶车的不爱惜牲口，作贱的还不是自己？”

　　再见了，亲爱的“拉菲克！”我把脸埋在大黑马粗硬的鬃毛里，深深闻了一闻它身上那股兽性气味。大黑马很不高兴地晃晃脖子，讨厌我滥发小资产阶级情调。

　　发动机在怒吼，汽车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飞驰。我默默地注视着越走越远的巴颜孟和。脑子里断断续续闪着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

　　贡哥勒老头儿，那张挨了打还向我陪笑的老脸已经腐烂完了吧？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人头顶破麻袋，冒雨牵着牛车送我去看病了；曾给我两个馒头的天津女知青杨淑芬仍在光线昏暗的伙房里刷锅洗碗。7年了，一直不曾向她表示一下我的感激，但我忘不了她那对瞳仁黑白分明的眼睛；跟我一直没分开，又一直闹矛盾的金刚，虽然在背后说过我不少坏话，但最后时刻却很仗义地把我档案里的污点去掉，反映出他本性的善良，我没有权利责备他总与我保持距离；还有，孤孤单单生活在格日图大队那间小土房的罗湘歌，情绪好些了吗？她曾经盛情款待过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并还为他唱古老的蒙古民歌“森吉德玛”……

　　还有，那托人向我问好的素不相识的白音花公社的北京知青，你们都是什么人？

　　再见吧，患难中曾帮助过我的人，老鬼将刻骨铭心，永远记住你们。

　　汽车颠簸着，吼叫着，全速行驶。

　　再见吧，白音得勒石头山。

　　再见啊，积雪！再见啊，牛粪！再见啊，电线杆！再见啊，孤独的羊粪盘！我一个个跟内蒙草原上的东西告别。连公路旁的一堵断壁残垣，蒙古包搬走后剩下的一小堆炉灰，路边的死牛骨头，也郑重其事地打着招呼，默默告别。

　　汽车在公路上疾驰，团部早已看不见。同车的一知青偎在大衣里说：“过来吧，你那儿风大！”我向他点点头，又最后一次把头探出车外，索性摘掉皮帽，让利刃一样的寒风吹着发烧的脑袋。看看这空旷，看看这荒凉，看看这死气沉沉。

　　草原就是她，我心中的女神，让她咬下一个耳朵该多舒服呀！

　　8年前，曾欢迎过我的锡林郭勒草原凛冽的寒风重新吹着我，撕裂着我。脑袋冻僵，鼻子麻酸，耳朵刀割般地疼痛，但觉得很高兴痛快。从狼爪一样犀利的寒风中我能嗅到她身上的馨香。

　　锡盟大草原哇，我对你干过不少坏事，蠢事，荒唐事，在这最后时刻，我再次向你道歉。

　　无边无际的草原，静静沉睡，根本不知道有一个男子在向她一遍一遍地告别，发着神经病。

　　从1968年到1976年，整整8年，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挨整，混得如此凄惨，但依然热爱草原，依恋草原，把什么最珍贵的东西留给她呢？

　　可惜我没有一张立功奖状，也没有一条山羊皮褥子，什么值钱东西也没有。只有两套跟了我10年的破摔跤衣。

　　此刻，一股神圣而阴沉的气流在胸中激荡，顶得嗓子眼喘不上气。操，一激动就这样，胸口特憋。我慢慢地打开手提包，拿出了一套摔跤衣，抓住那上面捆成了十字形的绿色宽背包带，向公路旁的雪地上，用力掷去。

　　撕扯过无数次，被血汗染污的战服掉在地上，一点声也没有。

　　我紧紧抱着书包，那里面有一个油纸包，沉甸甸的，憋抑着山崩地裂的一响。

　　又最后一次向巴颜孟和方向望去：远方，渺茫苍灰的巴颜孟和山在地平线上或隐或现，似乎有一群褴褛的知识青年，崛立在遥远的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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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的话（岳建一）

　　以知青的名义 　　 　　1987年，我是该书责任编辑。

　　1997年，我是该书特约编辑。

　　十年世事。十年苍茫。从《血色黄昏》第一版问世，到今天有重大增删的修订本出版，流年似水，其间多少慨叹，多少磋跎，多少精神的坚守与瞩望。我和作者老鬼，也由一个内蒙知青与一个北大荒的知青相识相知，到两个不同生命的相互深刻理解，情同手足。岁月可以剥蚀太多的世态炎凉，但是，不能消融苦难真正照亮过的生命的精神，不能消融中国知青们每一个真诚而真实地活过的日子，不能消融那非常时代非常得太不像历史的历史，不能消融有别于一切碑文记载——整整三千万少男少女最集体、最生活、最历史的人生与命运。

　　真正属于生命与历史的，必将被历史与生命留住。

　　当年，老鬼准备写下自己鬼一样的痛苦经历后，找一块像样的地方炸掉自己。从1975年动笔，到1978年写出初稿，直至以后定稿，历时12年，人生绝笔，背水一战。就这样，生命与死亡、理想与幻惑、毁灭与再生交织的巨大的活剧诞生了。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一部优秀书稿竟然四处辗转，被14家出版单位退稿，历时8年。我得知有这样一部十分难产的书稿后，几经周折，打听到了作者老鬼和作品的下落，又根据老鬼提供的线索找回了书稿。初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就被深深震惊了——这是一部灵魂的孤本呵！它那庄严而残忍的真实，有着可怕的魅力，置身其中，我竟然常常忘记自己是在编稿，慨叹、忧愤、惊悸……这里，是一片浩渺广袤的没有爱的荒凉世界，看不见月亮和星光，生活失去色彩，悲欢缺少真实，爱情没有内容，出卖贞操可以前程似锦，维护自尊却要步入地狱。这里，无过的人们，天天诚惶诚恐，向圣人请罪忏悔；有罪的丑类，日日坦然庄严，高坐于神圣的殿堂。这里，黑暗谋杀阳光，虚伪围剿真诚。茫茫大草原上放逐着苦痛万般的灵魂。这里，追求生命的纯粹，却走不出人的虚弱。这里，那古已有之的人类最纯洁美好的感情，竟像拖死猪一样，被拽到人造的太阳下，扒得精赤条条，八方游斗，历尽唾、踢、踩、耍。当读到69名知青在火中烧成黑炭，尸体横七竖八，像麻袋一样堆在库房时，我唏嘘出声了。那个面部麻木、思维变得破裂的主人公林胡，与苦恋7年却不能相爱的“女神”告别时，偷偷珍藏起她吐的一把瓜子皮，欲哭泪已干。读到这里，我泪如雨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惊心动魄的单相思——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有一种面对世界末日般的绝望。我不忍卒读，可又不能不读！我感受到了很少有过的震撼。我觉得，此时我的眼睛竟那么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注视着这一颗颗裹在补丁里的沉重而迷惘的灵魂，注视着这不加一点粉饰的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

　　难道，只有黑暗，才能理解光明的价值？难道，只有毁灭，才能认识生命的真谛？作为与作者同时代的中国知青，我们都希望“血色黄昏”不再重现，灵魂不再被放逐，思想不再被扼杀，信仰不再呻吟，人格不再遭践踏。为了在所有当事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咬啮过他们心灵的悔恨与醒悟，像龟甲卜辞和铜鼎铭文一样永存；为了让曾经是孩子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未来世界也要记住这使整个人类耻辱的年月；我感到，我对这部作品的出版，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不如回家去吆喝大碗茶。这样一部作品不出版，还要编辑干什么！这是一枚留给未来世界与未来文明的精神化石，足以供后人去考证，去感应，去触摸，去审视一个非常时代非常的青春生态、精神生态与文明生态。

　　《血色黄昏》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后，很快7次印刷，达40多万册。作者被海内外的轰动与真诚理解所包围。

　　我曾经自问和诘问：老鬼以《血色黄昏》无愧历史和后人，那么，我们大家呢？曾经穿过我们这颗行星最痛楚动荡的人们，身后就真的空空荡荡吗？是时候了，抢救一枚枚精神化石，抢救无以估价的精神文物，抢救亘古罕见的畸形、复杂、巨大的精神史，自警自省，真正深广地反思个人与民族悲剧的本源与流向。

　　我想，我们应该有森林般的自珍。

　　我想，不能更改的，是已逝的历史。可以更改的，是未来的选择。不甘沦落，就必须勇于面对世界文明和全人类躬身自省。自省是气度，是辽阔，是深刻的文明与进化，是再生。

　　10年过去了。老鬼和我，也从满头黑发变得两鬓斑白。1996年冬，当我重新见到拥别整整7年的老鬼时，我们再次紧紧拥抱，万千感慨。我们彼此都知道，时光可以改变世态炎凉，但是，永难更改、不会泯灭的是我们依然拥有一颗虽然普通却灼亮的中国知青灵魂。这最个人的也是最集体的知青灵魂，竟然使我们历尽风雨而难舍难弃，如此珍视。试问，亘古而今，有过这样独特和丰富于一切历史与文明而又最具共性的灵魂现象吗？有过这样辽阔、混沌、斑斓而又被千万人共同拥有的灵魂世界吗？

　　谢谢你老鬼，为一个时代还原了一页历史。

　　谢谢你朋友，为一群知青还原了一壁浮雕。

　　这次有着重大增删的《血色黄昏》修订本，使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直面人生的勇气；对生活与历史的忠诚；敢于切割般锋利地解剖自己灵魂的胆量；从无爱以致泯灭人性的氛围中展示道德价值观念的努力；以及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透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的向往；即使在亘古罕见的黑夜，也要探寻人们精神宇宙中星光的执著。修订该书的过程中，老鬼曾重返内蒙古草原，风尘仆仆，调查、丰富、核实书中写到的真实故事，做了许多充实与加工，读了更加触目惊心。他以惊人的诚实与坦率，增写了主人公自己对挚友太过绝情的告密，知青分裂的深层原因，争先恐后写血书申请发枪的虔诚，末期的颓废、悲观与放纵……从而使全书史诗般的苦难和英雄主义更加深厚可信。修订后的《血色黄昏》依然是恣纵与粗砺同在，真诚与裸露共存，而白描手法、阳刚色彩和近乎粗野、富有表现力的叙述风格，更加鲜明浓烈。尤为重要的，是其创造出的巨大真实更加深邃和迫人正视。在这种巨大的真实面前，文学的许多技巧、装饰、小把戏的玩弄，都显得苍白和微不足道。无疑，这些将成为一种极其独特的文学现象和美学品格而存在下去。

　　也许是命运使然，《血色黄昏》修订本的出版同样几经周折。因此，我格外感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出版《知青备忘录》、《知青书信选》、《知青日记选》等优秀图书时，又以集体的敬业意识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出《血色黄昏》修订本。责任编辑李炳青在编辑该书时，一丝不苟，花费了大量心血，令我感动。这里，我尤其需要感谢的是北京市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一群老三届、老知青们，在我的挚友老鬼境况困窘时予以他的声援和热忱无私的帮助。我深深地感激各位。

　　《血色黄昏》毕竟只是一滴水。

　　我以一个知青的名义，期待着浩瀚的海洋。

　　199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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