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宝囊到臭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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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万宝囊到臭屎堆》题辞
  • 从万宝囊到臭屎堆
  • 孙中山卖国秘件大曝光
  • 孙中山既伪造文书又发假誓
  • 勿忘孙中山努力卖国的学术资料！
  • “中华民国”何来正朔可奉
  • 刘家昌与亚运名称
  • 《反攻大陆VS.解放台湾》读后感
  • 阿丹其外，阿Q其中
  • 自己不洗别人洗
  • 停止强奸孔夫子！
  • 反共阿米巴
  • 抗日阿米巴
  • 抗俄阿米巴
  • 胡秋原有“反俄远见”吗？
  • 蒋总裁口中的胡同志
  • 胡秋原式的“患难之交”
  • 胡秋原“诚实”吗？
  • 胡秋原冒充伪部长
  • 胡秋原怎样迫害殷海光
  • 国民党的学术笑话
  • 学术领袖的自处之道
  • 政治领袖的自处之道
  • 凶手争夺战
  • 从死人上榜到活人成双
  • 学侍从之死
  • “替罪老羊”和“替罪小羊”
  • 不平更在不平外
  • “赛跑式逃难”与“逃难式赛跑”
  • “让老子先逃啊！”
  • 为什么林坤荣能回家？
  • “天涯哭此时”
  • 极权中的化外之民
  • 论背后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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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宝囊到臭屎堆》题辞

古今中外英雄奸雄搞革命者夥矣，但都不可怕，因为他们只搞革命，不搞“思想”；成则为“国父”而已，没有“国父思想”。但孙中山最可怕，因为他不单“国父”，还有“思想”，还进一步要上“国父思想”的课，考“三民主义”的试，还弄出个国民党来祸国殃民。李敖不服这口气，特别举证以见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真相拆穿，不过从万宝囊到臭屎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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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宝囊到臭屎堆

古今中外英雄奸雄搞革命者夥矣，但都不可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搞革命，不搞“思想”。所以一旦革命成功，他们做了“国父”，只是“国父”而已，其德泽也好、贻患也罢，还有个限度，这种限度，大多及身而绝，不再延续个没完没了，做为人民者，亦可稍得喘息，去过没有“国父”的新生活。

但是，有一位“国父”则不然。他不但“国父”，居然还有“思想”。结果他死以后，“思想”泛滥，贻患六十多年，至今犹未止息。这位“国父”，就是孙中山。

面子给尽、里子淘空

孙中山死后，留下庞大的“思想”给国人消化不良，以他信徒自命的国民党厉行党化教育，挟死人以令活人，本来也是政治戏法的常情。要命的是，“国父思想”本身出了大问题。孙中山一生搞统战、不择手段的搞统战，牛鬼蛇神、里通外国，什么全来，结果一生之中，什么都一网兜收、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到头来印成全集，发现“国父思想”变成了万宝囊，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有心人要利用他，只消就万宝囊一探，即可引“国父”为己用，得心应手极了。

窃国大盗蒋介石是孙中山死后的最大受益人，他搞党化教育，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定天下于一尊，由来已久，并且获利非凡。不料这样搞了二十年后，要实施宪政做戏码了，演宪政戏就得有宪法、有其他党派一起来参加演出，就不得不迁就点别人。于是，在坚持“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前提下，蒋介石开始排演宪政戏。

但是，其他党派却不以为然。当时起草宪法的民社党头子张君劢，后来有回忆说他如何在跟国民党变戏法。他说：“国民党所要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总统制。我说‘三民主义共和国’是不通的。因为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是历史事实，我们承认；但三民主义一书里面说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云云，如果此段将来做为解释宪法之标准，与美国大理院之引用‘Federadist’一书相同，则将来思想界之错综复杂，遗害无穷。所以有一条中只能说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是承认民国之造成由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主动，至于今后之民国，则主权在于人民，故名曰：‘民有民治民享共和国’，结果幸得通过。关于五权，中山先生是把各国制度杂凑而成，虽有意于独出心裁，但二十年来五权宪法施行之成效如何，为众所共见。五权名目，国民党一定不肯放弃，所以照旧采用。实质上此次新宪法之精神，为两层楼政府之废止——国民政府为上层，行政院为下层——以行政院与立法院对峙为中心。”张君劢的设计，根本是架空了“国父思想”，面子给尽、里子淘空。这一设计，国民党起初不肯，但是，张君劢心生一计，把设计翻成英文，寄给美国特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看。在洋大人“关爱的眼神”下，蒋介石屈服了，于是，《中华民国宪法》在前言中，就有了“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的帽顶，就有了第一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的帽沿，蒋介石也值回票价了。

“国父思想”，二折推出

《中华民国宪法》劈头就说“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制定本宪法”，但是搬出“本宪法”与遗教一对照，便发现抵触丛生。乍看起来，定章分节，全是遗教的外壳，从第三章国民大会，到第十一章地方制度，无一不“五权宪法”也；但实际上，从第三章国民大会起，就大干一票，只师遗教之词、而不师其意了。第二十五条先打了国民大会职权的折扣；第二十七条又剥夺了国民大会一大部分政权；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使国大代表六年开会一次，无从行使政权、参与中央政事。到了第四章总统，从第三十五条到第五十二条，共有十八条，但是除了第四十四条总统得召集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争执外，其他十七条，全部与遗教不相干。第五章至第九章五院出现了，在行政院部分，第五十五条：“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但按《五权宪法》，任命五院院长之同意权，在国民大会，根本不在立法院或其他各院；第五十六条：“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但按《建国大纲》，任命这些官吏之选举权，在国民大会，根本不在行政院院长或总统手中。第五十七条：“行政院依左列规定，对立法院负责。”则是内阁制了，根本不是五院制。在立法院部分，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五条，八条之中，条条与遗教不合，立法院在《五权宪法》中明明是治权机关，立法院是官署，立法委员是官吏，如今第七十五条说“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殊不知照遗教说法，立法委员本身就是官吏也！至于司法、考试、监察三院部分，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零四条、也统统都与遗教不合。估计之下，整个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其与遗教不合者，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全部“国父思想”，二折推出，这样的宪法，还打着“国父”的招牌来“永矢咸遵”，“国父”真死不瞑目矣！

气喘咻咻，徒呼负负

但是，纵使是二折推出，能实行百分之二十的“国父思想”，想来也别有作用。其实不然，国民党刚从大陆给赶到台湾的时候，曾经检讨丢掉大陆的原因。检讨之下，原因众多，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单刀直入，说真的原因，乃在“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他这段话，出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在阳明山讲的《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里，他说：“我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中，曾经说明‘三民主义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主义’，一定可以战胜共产主义，而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类。然则我们今天为奉行三民主义而战的国民革命军为什么会失败，而共匪反能胜利呢？这就说明了今天我们军队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军队，尤其是高级将领已经失却了主义的信仰，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大家都是上级军官，你们平时口头讲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你们在行动上究竟是不是实行了三民主义呢？对于三民主义是不是只有形式的信仰，把三民主义当做了一个口头禅而已？”

蒋介石这段话，我乍读之下，觉得国民党痛定思痛，做此“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的检讨，不失为知非知过之举；但是细想之下，却发觉并不那么简单！实际的真相是：三民主义本身，的确蕴含了不能奉行的空想，使国民党根本就没法去兑现。民族主义比较天马行空，只好口号来口号去；民权主义就种下祸根，它的行政体制的设计，五院也好、国民大会也好、权能区分也好，……统统都无法兑现。《中华民国宪法》虽然明说“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来制定，但是空有外壳名目，即使这些外壳名目，也害得国民党至今焦头烂额。例如三个国会也、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权也、监察权式微也、考试权架空也。……没有一个问题，不是民权主义干的好事！至于民生主义，更是祸根百出，民生主义明说就是共产主义，早使国民党百口莫辩。接着就是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国民党至今全都没法像样实行，原因是与人性不合、与经济定律不合，只好暗叫“苦也！”

正因为主义优劣与一切有关，所以国民党气喘咻咻、徒呼负负，抱着“世界上最完美的主义”，唉声叹气。国民党在大陆，正如其总裁所说，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的；但在台湾，所谓奉行，也是假的。因为真的奉行起来，天下反矣！结论真真有趣：国民党说今天的成就是实行三民主义，我看正好相反，今天的成就乃是不实行三民主义。正因为只把三民主义做为口头禅，国民党才得苟延残喘至今，此中三昧，不可不知也！

奉行起来，头痛万分

以上三昧，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所谓“国父思想”，宣传起来，头头是道；奉行起来，头痛万分。原因是“国父”孙大炮自信过人，除革命外，复喜欢“思想”，结果闭门造车，贻害后人，万宝囊变成了臭屎堆，真是恶心人极了。

谑画的是，国民党抱着这一臭屎堆，在大陆厉行党化教育之不足，到台湾更变本加厉，大开其“国父思想”的课、大办其“国父思想”的所、大考其“国父思想”的试，四十年来，把臭屎堆搅得更发酵、更臭气四播，口头禅以外，还要帖经墨义、为各行各业各级学校敲门之砖，其胡搅蛮缠、令人生厌，真是亘古所无。古人纵使读皇帝圣谕，也有个完呀，但“国父思想”却没完没了，真是他妈的。

9月17日报载：“四百多位国父思想与三民主义的学者、教师和信仰者，昨天集会声讨教育部变相取消国父思想课程。多位发言者要求教育部长毛高文下台。”“大会并通过《我们对教育部的抗议与宣言》，直陈教育部取消国父思想课程之举，不论在学术上或教育立场上，及对全国青年的政治理念，都将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他们将为此事抗争到底。”这些靠“国父思想”吃饭的职业拥孙家们，他们吃了一辈子死蛆还意犹未足，还要抱紧死尸不放，是非常可耻的。他们教了几十年的书，甚至功劳赶不上水肥车的工人。水肥车的工人在掩埋臭气，而他们却以搅臭为专业。——把臭屎堆搅成今天这样子，孙中山、蒋介石固然是作俑祸首，这些什么“三民主义教学研究会”、“国父遗教研究会”、“中国五权宪法学会”……的货色们，也是共犯哟！

9月18日报载教育部的回应，说：“教育部决定以‘宪法及立国精神’取代国父思想课程，引起有关学者的激烈反弹，教育部次长赵金祁明确表示，立国精神其实就是三民主义，也仍然是必修。”可见靠“国父思想”吃法的货色们，所指摘“教育部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取消国父思想课程”的话，也未必尽然。国民党的教育部只是为了好看一点，变更一下名称而已，距离真正的全面而彻底的清除“国父思想”，还早得很哩！

从万宝囊到臭屎堆，我们领教了全套“国父”有“思想”的故事。这个故事活像一篇恐怖小说。它在基线上，一直想以“思想”作弄中国人民，而身陷台湾的中国人民，又饱受其害。最后酱在屎堆上，竟久而不闻其臭。说这是恐怖，一点也不过分呀！

1990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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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卖国秘件大曝光

4月25日，中国时报报导：“日美发现孙文《日中盟约》书柬，NHK电视网播出独家节目，谓其上有孙中山与陈其美署名，且经大陆学者鉴定笔迹为真”云云，糊里糊涂大炒他们也弄不清楚的历史与新闻，令人好笑。

中国时报根据他们驻日特派员秦凤棲24日东京专电，指出：“日本NHK电视网今晚10时20分播出的现代史独家纪录特别节目，题目是‘孙文亡命九九三日之纪录，被发现的孙文的日中盟约’。”“节目中继报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对德宣战，派兵占领山东半岛后，即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以扩大日本在中国之权益，从而引起全中国的反日运动。在此阶段孙先生之反应为何，乃颇受重视，节目中特别提出孙中山于1915年（日本大正四年）3月14日，以一项书柬致外务省外务局长小池张造，亦即是《中日盟约》。在这项书柬中提及中国军队采用日本制式，优先录日本军官为顾问，中国开发矿山、建设铁路所需资本，优先引进日本资本等。”“这项旨在借由日本之援助，打倒袁世凯，完成孙中山先生第三次革命的书柬，其内容与日本所提二十一条极为相似，这项陈封已久的新资料，近被发现。如果孙中山先生致日本外务省外务局长小池张造的书柬（即日方所称日中盟约）若成为事实，则1915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史实，均将改写。”“据报导指出，孙先生这项书柬争议颇多，有说是日本为侵略中国而伪造者，但因这项书柬真迹被发现，且系由孙先生及陈其美署名盖章，并经中国大陆的中山大学荣誉教授陈锡淇鉴定笔迹为真。陈锡淇并且说，这项盟约可能是孙先生为革命成功，希望得到日本援助，并认为中国革命成功，盟约自可取消，这是他的不聪明，因为当时是时机未到，亦得不到日本的帮助。节目中也回述说，孙先生之所以有这项书柬，乃是当时的日本海军省的海军少将秋山真之，命山田纯三郎把二十一条内容送给孙先生所引起。其后孙先生也曾要求日本的福田雅太郎、田中义一援助倒袁。嗣袁死段祺瑞执政，日本改支持段，而使孙先生受到挫折。”

为什么我说中国时报糊里糊涂报导NHK节目呢？因为我李敖这种历史家，早就对这一问题提出研究与答案了。我在1985年3月8日孙中山逝世六十年之期前四日，就完成了《卖国大比赛》一文，刊登在同年3月15日的千秋评论第四十二期，我早就指出孙中山怎样卖国了。又何劳大陆学者今天再续貂呢？

关于这一秘件，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蒋总统秘录》第三册曾有如下文字：

最后再举出一个流言，这是到了战后才被发现的一件文书。

美国所获机密文件

第二次大战以后，驻日盟军总部的美军官员，在东京霞关日本外务省所保存的极机密文卷中找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夹杂有片假名的日文所书写，署名“孙文”，并附有一张“王统一”的名片，发信日期为1915年（民国四年）3月14日，受信人为当时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

美方将这封信用微粒胶卷摄影，带往美国；在哈佛大学审阅，发现其内容相当惊人。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几乎还没有被公开过，现在特就日文原件引用如下：

大正四年（1915年）3月14日

孙文

小池张造殿

谨启

阁下愈益勇建、至为迪吉，式符下颂！

对于当前时局，就不才来持论及主张衡量，委实难安缄默，用特不揣谫陋，奉陈此书，敢烦明达如阁下者，赐予卓度。（中略）

不才等人，恒以东亚安全暨福利为念，确信舍“日、支（中国）提携（合作）”之外，更无长策。为谋建立巩固同盟，前曾草拟盟约草案如后，密示贵国有司，似此理想，在今日态势之下，固知颇难实现；然当世界大势紊乱、欧洲战局变动极大之秋，益见日、支提携之必要性已属刻不容缓。然而当此时际，却招致同文同种之两国邦交有欠正常；更受异族（西洋）人种侮蔑，复将使其有可乘之隙，惓怀东亚永久和平，深用浩叹！当前，颇冀谋以何种方法挽回局面，而讲求可资真正合作之途径，谨披沥衷诚，敢请阁下勿吝明教……

盟约草案

日本及中华，为维持东亚永久福利，共同体认两国合作之必要，兹特约定如左：

第一条 日中两国合作，凡有关他国对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先行互相照会协商。

第二条 为便日中协同作战，中华陆海军使用之武器、弹药、装备等，均采用与日本同一型式。

第三条 基于与前条同一目的，中华陆海军在聘用外国军人时，以采用日本军人为主。

第四条 为期日中政治确实合作，中华中央政府及地方官署在聘用外国人时，以采用日本人为主。

第五条 为期日中经济协同发展，在日华重要都市设立“中日银行”及其分支机构。

第六条 基于与前条同一目的，在中华方面为经营矿业、铁路、及沿海航线等，而需要他国资本或合营时，应先与日本协议；倘日本无力办理，则可与他国协商。

第七条 日本为中华改良币政（调整通货）给予必要援助，俾早日完成。

第八条 日本协助中华改良内政、整顿军备，俾建设为健全国家。

第九条 日本赞助中华进行改订条约、自主关税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事务。

第十条 在属于以上各条范围内之约定，非经两国外交当局、或在本盟约签署之两国人认可，不得与他人缔约。

第十一条 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有效期间十年，并得依据两国之期望予以延期。（完）

附记 上述盟约草案，乃属吾人私案，务请勿予公开，特此奉肯。

《蒋总统秘录》刊出这一文件，却又否定它的真实性，认为是“流言”、是“伪造国父文书”，这是站不住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封信既然直到三十年后才被美军在日本政府档案里卤获，则说日本人用伪造文书的谋略来陷害你们孙总理，就是无的放矢了。——难道日本人伪造文书，是要给自己看着玩的吗？是要给三十年后的老美看着玩的吗？日本人怎么知道自己的国家会战败，机密文件会落到老美手里呢？

这一秘件发生日期是1915年3月14日，正是袁世凯与日本开始谈判二十一条（1915年2月2日）后第四十天，提出时机如此，真令人浩叹。据老革命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追忆：“民四年夏间，日人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款，国人大愤。留日之民党议员一部组织欧事研究会，主张暂时停止革命运动，以免妨害袁政府之对日外交。章行严、谷钟秀、杨永泰等所刊甲寅杂志即持此种论调。上海各报复揭载，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五人署名之通电，文中首向全国民引罪自咎，次则声言愿停止国内革命运动，以实行举国一致御侮政策。时黄君克强居费城，钮君惕生居纽约，黄君致余书，有‘请转告中山先生慎勿驱虎进狼’之言。未几，余得子超先生自纽约函电，谓连日钮惕生马素二君约邓孟硕钟荣光谢英伯及森等联名致电中山先生，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举国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等语。余即复电，谓总理在清季革命时期，夙主张以革命止瓜分之说，今日人之强迫袁政府，与清季各国之威胁清廷，事同一例，谅总理必不赞同暂停革命之议，去电千祈勿署贱名云云。及钮、林、邓、钟、马、谢数君去电后，旋接总理复电，称‘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绝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等话。果不出余所料焉。”

如今孙中山给日本鬼子的秘件出土，原来称“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的孙中山本人，竟比袁世凯还“蓄意媚日卖国”！当时孙中山作冠冕堂皇的“总理复电”时，他的同志，都被蒙在鼓里。他万万没想到，三十年后，美国人竟打败日本，卤获到这些“乃属吾人私案，务请勿予公开，特此奉肯”的秘件。国民党再赖也赖不掉了。——孙中山是什么东西，由此可见天日矣！

199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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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既伪造文书又发假誓

中国时报登出该报驻日特派员秦凤棲24日东京专电，报导日本NHK电视网24日晚10时20分播出的现代史独家纪录特别节目，题目是“孙文亡命九九三日之纪录，被发现的孙文的日中盟约”。NHK电视网在这项长达四十五分钟的特别节目中，“提及是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保存的十九大册有关日本警方监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九九三天的动静报告资料，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占领日本期间将有关资料拍成影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资料，以及孙中山先生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孙女小坂主和子所保存的资料，而制成本项特别节目。”

其实，中国时报不知道，NHK从上述资料中还不足以了解孙中山，全面了解孙中山，还得追查他在美国的行径。

国民党出版的《国父全集》里，故意遗漏了1904年3月9日（清光绪三十年，孙中山三十九岁）的一项文件——《檀香山出生证》。这文件译文如下：

夏威夷疆省

柯湖（Oahu）岛

成年人第二十五号

本人孙逸仙，先经宣誓后，兹作证称：凭我所知和所信，我乃于一八七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柯湖岛衣华（Ewa）镇之位问奴（Waimanu）地方诞生。我是一名医生，现在茂宜（Maui）岛的姑剌（Kula）地方行医，我家居住在姑剌。我父亲孙达成于一八七四年前往中国，约八年后在那里逝世。本人作此誓词，旨在证明我的身份；并提供我出生于夏威夷的进一步证据，所附照片为本人最近肖像

孙逸仙（签名）

以上证词于1904年3月9日我在场时签字和宣誓。

夏威夷疆省第一司法巡迴处公证人

凯特·盖利（签名）

（加盖公章）

这一孙中山自己制作的文书内容，谎话连连。

一、孙中山说他“于1870年11月24日在柯湖岛衣华（Ewa）镇之位问奴（Waimanu）地方诞生。”事实上，他是1866年11月12日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文件上所说年龄，少报了四岁；生日少报了十二天；诞生地点，全是谎话。

二、孙中山说他“是一名医生，现在茂宜（Maui）岛的姑剌（Kula）地方行医。”事实上，孙中山在行医上，已“此道荒疏”（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二集《孙眉公传略》），他当时并无正式行医的事实。说在茂宜岛的姑剌地方行医云云，全是谎话。

三、孙中山说他“父亲孙达成于1874年前往中国，约八年后在那里逝世。”事实上，孙达成根本没去过檀香山，一生没离开过中国（去过澳门），又何来“1874年前往中国”？所谓孙达成约八年后逝世，八年后是1882年，事实上，孙达成是1888年死的，孙中山为了方便，兴之所至的使他老爸早死了六年。所以文件中关于他老爸的陈述，也全是谎话。

这些谎话，依法是典型的伪造文书；且以宣誓行之，依律又是典型的发假誓。孙中山这种双料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并没给他带来立即的方便，反倒带来立即的麻烦。——他到了旧金山码头，立刻被捕，被美国政府关在安琪儿岛（Angel Island）候审所的木屋监狱中，《旧金山检论报》（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且刊出消息，出尽不名誉的洋相。关了几天，被人以五百美金保出，最后才不了了之。

这件史实只说明了一件事：——国民党的国父，竟在外国有这样有辱国体的纪录，他的行为是如此的不堪，真令我们惋惜也！

199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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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孙中山努力卖国的学术资料！

报载由师范大学和香港大学合办的“孙逸仙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5日在香港大学揭幕。共有来自台湾、大陆、香港、美、澳、星等地区的一百多位学者专家出席，开幕仪式由师大校长梁尚勇和港大校长王赓武共同主持。这是海峡两岸第一次透过港大在香港举办孙中山思想的讨论会。与会学者，“一致肯定中山先生学术对中国的贡献，并指出，要实现中国的统一，必须从孙逸仙先生的远见卓识中汲取养料。另外，中国大陆官方和学术界都越趋重视中山先生学说”云。

在我看来，“必须从孙逸仙先生的远见卓识中汲取养料”，是有问题的。因为孙中山的“远见卓识”中，包括了一次又一次努力卖国的行径。把这种行径做为“养料”来贡献中国，中国还不完蛋吗？

试以孙中山致书大隈重信事件为例。

据《国父年谱》（增订本）1914年条下，5月11日：“致书日首相大隈重信，说其助民党讨袁。”这封信国民党一直没有公布，反倒被日本人公布了（收在渡边几治郎著《大隈重信》194至198页，昭和十八年9月照林堂书店出版）。最早把这封信翻回中文的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1933年8月天津大公报出版部出版）。

在王芸生的译文问世后第二个月里，蒋廷黻写《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九八期，1933年9月18日），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做书评。蒋廷黻说：

第二章（全书的第五十八章）的新材料颇可观，其中最重要的事民国三年孙中山写给大隈伯的信。编者名此章为《二次革命》，我以为应该改为《中国朝野领袖的大竞卖》。孙先生与大隈伯是这样讲价的：“日本与中国地势接近，利害密切，求革命之助以日本为先者，势也。……日本既助中国……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中国之物产日益开发，日本之工商业日益扩张。……”（页35）。可惜我们不知大隈伯的还价。或者他以为孙先生的支票是不能兑现的，就不费事还价了。

同时在朝的领袖袁慰亭先生也在那里与日本讲价。3月8日外交部致驻日公使陆宗兴的电报有这一段：“前小幡（代理公使）面告，日政府确有取缔乱党之意，望代达主座。日前又提议，中国如愿日本实行，可提出希望条件，惟须有交换利益，日本方可对付，……”（页三八）。袁先生所出的代价大致与孙先生所出的相同。外交部另一个电报说：“……我政府正筹中日免除根本误会，以图经济联络之法。……”（同上）。孙先生的爱国是不成问题的。我想袁先生的爱国也是不成问题的。除本卷末章有许多证据外，孙先生给大隈伯的信就形容过袁先生的爱国：“现在之中国，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治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然且不免于利用。……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页35至36）孙先生可算袁先生的知己了。

我引这几段的意思并不在批评民国初年的伟人，而在指出这章书的价值和说明中国近代内争的大隐忧。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正如孙先生所说“势也”。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我所以近来竭力提倡巩固中央的地位，几乎不顾中央是谁主政及主政的好坏。“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国人抗日而不巩固中央的地位者，真是缘木求鱼。

蒋廷黻这段话，颇有见地。

孙中山写信给大隈重信时候，处境是很艰困的。那时各地讨袁失败，他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化身为通缉犯，在日本亡命。他是1913年8月18日到东京的，第二年5月11日，就致书大隈重信了。有人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显然怀疑错了。因为孙中山在人言籍籍之时，自己并没否认，此由当时黄兴致曹汤三信可得反证。何况，孙中山写这封信后的第二年（1915年），他在陈英士致黄兴书的按语中，有这样的话：

文按：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不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倖免矣。东隣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而正之者乎？

这很可能是所求不遂后的愤慨话。蒋廷黻说大隈重信“或者他以为孙中山的支票是不能兑现的，就不费事还价了”。这是对的。大隈重信显然没有跟孙中山出的价，不但没跟，反倒用孙中山给他的信，向原与友善的袁世凯抬了轿子。据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

大隈自无意援助民党，而其欲挟民党以向袁氏勒索，则与前任山本并无二致。同日孙中山又与大仓喜八郎会晤，大仓将谈话内容，书面送交内阁，大隈秘书青柳笃恒密告陆宗兴，陆急电北京，袁即嗾使京沪各报，大肆攻击。青柳此举，虽无法直接证明系出于大隈授意，但陆致北京电中，一再提及面谢大隈取缔“乱党”的好意，日本在野党领袖原敬在其1915年10月14日日记中，亦记述大隈曾将孙中山举事计划密告袁氏。其后大仓至北京，袁曾赠以二等嘉禾章，谓此两人之曾向袁氏出卖民党，似无可疑。

据《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四年第三册上第569号文书页590至596）中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的秘件，当时日本为使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曾有“引诱条件”与“威压条件”。前者之一是“严格取缔在日本及其保护下之革命党员”；后者之一是“煽动革命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日本鬼子当时用两面手法整袁世凯，而自己送上门来的孙中山，正好被用做了讨价还价的工具！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记当时黄兴写信给他，说：“请转告中山先生慎勿驱虎进狼。”因为黄兴深深感到，在二十一条的压力下，大力讨袁，必将为日本所趁，为驱袁老虎，而进日饿狼，这不是忧国者所忍见的！

上面的证据，告诉了我们：孙中山的“远见卓识”，是多么恐怖，那都是毒药，又何来“养料”啊！

199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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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何来正朔可奉

在我申请《求是报》登记后，我收到由台北市长黄大洲盖印、新闻处长吴一莱决行的七九府新一字第7907217号函，通知我“准予登记”了，不过在该函说明项下，有一条特别规定是：

新闻纸应记载发行人之姓名、登记证号数、发行年月日（应使用中华民国正朔）、发行所、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

我看了以后，为之一笑。我是最细心的人，这一规定，引起我对《出版法》的比对。《出版法》第十三条明定：

新闻纸……应记载发行人之姓名、登记证号数、发行年月日、发行所、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

一比对之下，发现显然台北市政府做了手脚，——在“发行年月日”下，加了一个括号，括号中要求“应使用中华民国正朔”！

当然，这一小动作是于法不合的。依立法院通过的《出版法》，明定“发行年月日”而已，其中所用何年，并没特予硬定，也许立法之时，认为不在话下，当然是“中华民国”，但是，当我们不用“中华民国”年号而用起公元来，又岂不也依法有据么？

台北市政府大概有感于《出版法》立法时有所“疏漏”（？）了，因此在照抄《出版法》原文时，顺便瞒天过海，加上了括号，以“应使用中华民国正朔”外加叮咛，这种苦心，是很可哂的；这种用心，是很可鄙的。

台北市政府口口声声要求“应使用中华民国正朔”，但是“中华民国”何来正朔可奉？1950年3月13日，“中华民国”的亡国总统蒋介石在“阳明山庄”秘密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承认说：“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白纸黑字如此，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总统训词》也！

也许不要脸的国民党会不要脸的说，中国有台湾一隅在，应可证明“中华民国”尚有余地，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从“纯地理因素”来看，大陆面积九百五十六万零九百四十平方公里（三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平方英里）；台湾面积三万五千九百八十平方公里（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平方英里），大陆面积，不包括比台湾大四十三倍的外蒙古，就比台湾大两百六十六倍；若照国民党算法，包括外蒙古，则比台湾大三百零九倍！从“纯地理因素”上看，大陆台湾已是三百零九与一之比，难道大陆还不算中国、台湾才算中国吗？

也许在国民党的大脑里，三百零九不算百分之百，因为他还缺少三百一十分之一的台湾，所以不能称中国，但是，转一个弯，从“纯历史因素”来看，又怎么解释呢？历史上，明明说战国七雄争霸，到了公元前二二一年，终于胜负底定，秦朝统一了中国，但是，却有东方一个小国——卫国——逍遥在外，卫国是在解决六国以后十二年（公元前209年）才统一的，那时候秦始皇早死翘翘了，若照国民党百分之百的大脑标准，则秦始皇统一中国，乃属不实，因为有卫国在焉。这样胡搅蛮缠，通吗？

所以，“中华民国”早已亡国，是铁的事实。“中华民国”国都亡了，还要我们奉它的正朔，不是大笑话吗？奉个鬼正朔！奉个屁正朔！

《求是报》创刊开始，就拒绝奉“中华民国”正朔。特此正告中外各界，兼告国民党狗腿子。

1991年2月10日夜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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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昌与亚运名称

我生在1935年，美国有位早生我一百年（1835）的大作家阿勃特（Lyman Abbott）,此公是美国内战后在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惟颇多神学色彩。他主编《外观报》（Outlook），本就是《基督徒同盟》（Christian Union）改名过来的。他在1916年有《回忆集》（Reminiscences）出版，其中有记他那作家兼牧师爸爸老阿勃特（Jacob Abbott）的一些名言。有一则是，他爸爸告诉他，凡是宗教中的门户之争，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之争。阿勃特补充说，其实，那剩下的十分之一，也是名词之争。

最近看到亚运名称中“中华台北”与“中国台北”之争，就令人想到这十分之一。——名词之争又岂止宗教哉！

国民党偏安四十多年，在心态上，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指出的“意淫大陆，手淫台湾”。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逮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国民党“意淫大陆”的最大远景镜头是：它不承认它被赶出大陆了，它自认它仍是大陆的主宰者、统治者，因此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完全是“全国”性的气派。首先，国民党保存了气派豪华的“中央政府”，虽然此一“中央政府”，国民党早已明知不过小岛台湾一省和小小岛金马两个而已，实与地方边陲无异。国民党在小岛之上，一会儿主张烟酒公卖应归国营、一会儿主张台湾铁路应归国营、一会儿主张爱国奖券发行权应归中央，……他们诪张为幻，所争当非实际利益，因为今天“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际有效管辖的地区，除台北、高雄两院辖市及金马两小岛外，都属台湾省政府管辖，就土地面积而言，约占百分之九十八，即两者重叠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中央和地方之别，所差百分之二而已，百分之二又有什么好争的？争的所在，显然别有洞天。

洞天在哪儿呢？就在它的过瘾心态，要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过干瘾。但求过干瘾，实际如何，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例如自己丢了新疆、福建，却至今还有一个列预算的新疆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这是为什么？自己在中苏条约、在联合国投票放弃了外蒙古，却至今还说外蒙古是它的，这是为什么？自己对美国把琉球还给日本，不敢抗争，同意“那霸——台北”航线，却至今还说琉球地位未定，这是为什么？自己在二次大战后，拍英国马屁，放弃日本在香港的受降，却至今还说香港主权属它，这是为什么？……凡此种种心态表演，都是“意淫”使然，不是别的。

不过，一旦碰到真刀真枪，“意淫”就“银样镴枪头”了。大陆那边开放了亚运，要你放马过来，老子给你“真肏”一下，国民党就阳痿了。国民党真到大陆，再也无法说它代表“全国”了，明明是隔海一小岛耳，能够自称台湾，就算造化了。于是，亚运一开始，国民党就蓄意做名词之争，明明是“中国台北”，却斤斤要求用“中华台北”。最后，中共放它一马，同意了。不料日来传说又出情况，中共又要称“中国台北”了，吓得李焕之子——中华奥会副主席兼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李庆华屁滚尿流。今天早上，特别发表五点声明，说：

（一）经查证，北京亚运组委会前天确实举行新闻发布会，但我方代表团英文名称在三十七个参加单位中，字母排在第三十五，不是最后一个，新闻报导有误，据了解此新闻为香港中新社记者发出。

（二）大陆奥会接到中华奥会反应后，很重视这个名称问题，决定追查“中国台北”说法的来源，大陆奥会秘书长魏纪中表示这项报导有误，将彻查到底。

（三）“中华台北”在亚运中文排序第六、英文（Chinese Taipei）在英文字母排序第三十五，依照亚运会惯例，开幕、闭幕代表团进场顺序以主办国文字，因此中华代表团排在第六个进场。

（四）北京亚运组委会在第九期公报发布名牌，我代表团为“中华台北“。

（五）我相信大陆奥会主席何振梁会遵守去年四月六日与中华奥会签订的体育交流协议，以“中华台北”称呼我方体育团队，如果大陆方面违反协议，我方奥会会提出最严重的反应。

看了这啰啰嗦嗦的一大堆暴殄文字的把戏，我们能不好笑吗？“意淫”者人亦“意淫”之，今番国民党死怕中共以“中国台北”“意淫”它，因此频频以“中华台北”做护符，挡住其意识形态中的屁眼，其实，“中国”与“中华”何殊？挡了半天，适见其“脱肛”而已！

写到这里，我联想到二十多年前刘家昌的一个故事。二十多年前，刘家昌是我的赌友。此人嗜赌而艺不精，一意赢人而自己屡输。有一天有次牌局，我告诉家昌：“今晚有一个凯子参加。”他闻之大喜，入夜闻声而至。一赌之下，发现高手如云，他输得丢盔曳甲。这时他偷偷问我：“敖之，你不是说有个凯子吗？”我说：“有啊，凯子不是别人，就是你小子呀！”——古时阿波罗发神谕会有一大国战败灭亡，但没说出是哪一大国，求神谕者欣喜而去，不知原来亡者乃自己之国也。又有一次刘家昌全部输光，一点赌本都没有了。他低声下气向刘维斌借赌本，刘维斌说：“除非你叫我爸爸，我不借。”刘家昌说：“大丈夫，怎么可以叫人爸爸，不过，叫人‘把拔’可以。”刘维斌问：“什么是‘把拔’？”刘家昌说：“‘把拔’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发音像爸爸。这样叫了，你以为我叫了你爸爸，我只认为叫了你‘把拔’，所以叫了等于没叫，可是赌本却借到了。”

如今国民党不叫“中国”而叫“中华”，颇类刘家昌不叫“爸爸”而叫“把拔”。不过“把拔”只是音似，而“中华”却实即“中国”。——国民党还不如刘家昌，刘家昌玄虚弄人，却借到了赌本；国民党呢？我看连裤子都要输掉了。

199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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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大陆VS.解放台湾》读后感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政权被赶出大陆、流亡到台湾的最重要口号，首见于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讲话，在这次讲话里，他清楚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期限。可是，就在一年将尽之际，蒋介石改口说“三年反攻……三年成功”（1950年3月13日）了、又改口说“五年成功”（1950年5月16日）了。但五年过去了，还是反攻无望。拖到第九年（1959年5月19日），在《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讲话里，做了最后的哀鸣，他说“再过十年”（指1969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结果呢，十年又过去了，蒋介石自定希望破灭之期终于到来，他一筹莫展。六年以后，蒋介石有疾而终、“反攻大陆”无疾而终。这一骗人骗了二十六年的口号，虽然自蒋经国以下犹未放弃，但却尸居余气而已。

“反攻大陆”只是一个梦，它没有可行性，雷震的《自由中国》早就拆穿了它，但是，说真话的先知者被迫害，罪状是你的真话打破了别人的梦。

与“反攻大陆”相对的，是毛泽东那边的“解放台湾”口号。“解放台湾”并不是梦，它有可行性，只是共产党有大志、有世界性眼光，对外反帝与对内建国使共产党觉得“解放台湾”在排行榜上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使台湾得以苟延残喘、得以偏安海隅、得以经济起飞、得以一拖四十六年！

本书作者王丰先生是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都过着因人成事、草率成文的日子，没有深度，但王丰先生却是例外，他勤勉的另做专题研究与写作，这本《反攻大陆VS.解放台湾》，就是他勤勉的成绩之一。在书中，他分从“反攻大陆”与“解放台湾”的角度深入探讨，把蒋介石和他继承者的小动作一一查个清楚；把毛泽东和他接班人的大手笔件件弄个明白。这种细部的专题工作，是四十六年来任何人都未能全盘做过的，这是本书的最大成就。

王丰先生勤勉成书，目的不止历史性的追叙，更有前瞻性的指南。他提醒：

假若李登辉政府不但无法消弭关于独立的言论，反而在有意无意间，制造更多议题空间，或是客观条件，供主张台独人士鼓励风潮，实在令人忧患，台湾是不是会变成另一个“车臣共和国”。

在本书脱稿前夕，有一则外电，深深鼓舞着人们。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大陆在1994年的整体经济成长率，高达全球第一名，而台湾亦紧追在后，列名第七。

“车臣共和国”独立的迷梦，深深挫折着主张台湾独立人士的内心；而台湾和大陆的整体经济表现，却高度肯定了两岸人民在过去一年来实质上的结合和努力。

每天，台湾桃园机场海关进出大陆的商人和观光客人潮，告诉世人，不论是经济上或是任何方面，台湾和大陆密不可分，具有正常智商的人民绝不会完全罔顾经济上无限量的利益，甚或赔上全台湾二千一百万权力，而只是情绪性地为了争取所谓“独立”的虚幻政治图腾。

王丰先生的最后期望是海峡两岸走向欧洲联盟式的整合之路：

试以欧洲为例，在历经千百年的分分合合，欧洲终于整合在同一个经济体制之下，如今，一个欧洲人，不论他是德国人或是英国人、卢森堡人……，只要他持有任何欧洲国家的护照，就可以在欧洲每个国家通行无阻，欧洲各国不但在经济上牢不可分，就是在政治上也愈趋整合，而欧洲各国的国界似乎在无形中泯灭了，而欧洲人就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没有围墙隔绝的时空环境里。

我深深被欧洲这样的“天下一家”情境所感动！因而，近来我总是在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欧洲可以，中国就不可以？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动因。

大陆的前途和台湾的前途其实是真的“生命共同体”，“反攻大陆”也好、“解放台湾”也罢，任何刀光剑影的法子其实只造成两伤。本书历史性的追叙，证实了这种法子只会双双失败；本书前瞻性的指南，证实了只有和平整合才是我们的前途。王丰先生写道：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军事武装力量“反攻大陆”或“解放台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我们要从历史教训中得到启示：只有用和平的手段，达到中华民族社区或者经济统合的目标，才是全体中国人之福。

王丰先生生于台湾，他生在1956，正是蒋介石“五年成功”的失败之年，他在“反攻大陆”的谎言包围中长大、在“解放台湾”的呐喊声浪中长大，最后，以不惑之年，冲决网罗，为人们写下了这本解惑之书。他征序于我，我素惧为人写序，但却乐于为本书下笔，特就本书论证精彩之处加以发挥，叫序太沉重，只是一篇读后感而已。

1995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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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丹其外，阿Q其中

打倒共匪严禁通匪的国民党，这回派出财政部长郭婉容率团访匪区、到匪都、见匪人、应匪宴，并且在亚银开幕之日，向匪酋、匪旗、匪歌起立致敬了。昨天郭婉容回来，一下飞机就招待记者，公开说他们本来不想站起来，于是“就请教薛大使，因为他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随时有问题我们就请教他，我问他主席有没有权限叫我们出去？薛大使说有。如果我们不站起来，主席可以公开的叫我们站起来。薛大使说甚至主席可以教会场的警察要我们站起来，这要不得，这是国际典礼，全世界在看，有伤国体的风险冒不得，在很多的考虑下，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至于开会唱中共国歌时，如果我们不站起来，主席有权叫警察要我们站起来，如果真这样，现场一百多记者会照相。……不过，桌子上都有单子，说等一下要站起来。薛大使说，如果不站，主席有权叫警察叫我们站起来，但是我们又不想站起来，怎么办呢？就想到把手放这样子，他们在奏国歌嘛，他们有什么国歌？我们不承认他，所以就‘呵，呵，呵’，站起来并不是表示敬意，我一辈子也没有弄出这个怪样子，是书面叫我们站起来，我们是不愿引起大麻烦，但绝不是配合的意思，而是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做到我们能尽到的最大努力。……”

郭婉容在说出上面这些话的时候，一方面以双手环抱胸前，做当时不尊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状；一方面侧过头去，向“薛大使”“呵，呵，呵”做女人叽叽喳喳状。顿时她本人、薛毓麒以及在场记者都笑成一团，看了电视画面，真令人如置身幼稚园中。

幼稚园中阿丹型的小顽童，犯了错误，老师罚他站，他迫于无奈，只好站起来，但是嘴巴抗议，嘟嘟个不停，显然在顶嘴也。老师再警告他，不许他说话，他乃只嘴巴动，但不出声音，鬼脸伴之，以为抗议。如今郭婉容以下，居然以阿丹动作施之于国际会议之上，还口口声声不站起来将“有伤国体”。但这种阿丹动作所伤的国体，又少到哪里呢？

郭婉容在北京时，被询以为何如此，她说：“这只是很自然的身体姿态，不必要太严格看它。”于今回到家门，却原形毕露也真相大白如此，国民党大官全无大臣之体，岂不太可哂了吗？

记者另问薛毓麒说，有人认为这是“小动作”，没有必要。薛毓麒答道：“不做‘小动作’，那我们的‘大动作’又如何做？”这一反问，看来有板眼，其实只是笑话中刻板凳一个洞以利屁眼放屁耳！因为他们既然表达了所见非元首、所听非国歌的气派，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段数，进场候教了，又何必多此抱胸侧头之举，示人以小家子气哉？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日本人逼迫他，要他承认日本的祖先“天照大神”做祖先，叫他“迎过来立为国教。又说，现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庆，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时机，我应该亲自去日本祝贺，同时把这件事办好。”“我当了皇帝以后，曾因为祭拜祖陵的问题跟吉冈发生过争执。……吉冈说，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这是不可以的。……争论结果，当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却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关上门在家里自己祭。现在事情竟然发展到不但寂不了祖宗，而且还要换个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最后，溥仪对付日本人的法子是：“我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

满洲国傀儡皇帝这一“小动作”，于无声处听惊雷，虽然十分阿Q，但是比起阿丹来，总是“有伤国体”者较少。质之国民党傀儡大员，以为如何？

198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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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洗别人洗

4月29日逛书店，碰到吴越潮先生（吴越潮是吴焕章先生的侄儿，1936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毕业。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说他毕业后，“旋即任职于财政部税务署稽核工作。对日抗战后，由上海经香港越南转抵昆明，适于斌枢机主教于民国二十七年在昆明筹备益世报复刊，嘱为协助，遂留昆明一年有余，参加新闻工作行列，及至益世报复刊发行已上轨道后，遂于二十八年底，前往重庆回财政部复职。二十九年开始参加直接税工作，督导稽征，以裕战时财政。足迹遍历四川东南西北数十县市。三十一年奉派任经济部物资局专门委员，协助何浩若局长从事战时管制调剂物资工作。三十四年一度出任财政部云南区直接税管理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三十四年冬经行政院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三十七年当选立法委员迄今，始终参加财政委员会，从事财政立法工作”）。他告诉我，1938年，李士群下海做汉奸，一天，请他吃饭。他劝李士群说：“汉奸不能做，做了洗不清。”李士群说：“自己是洗不清，但是谁要自己洗呢？要由骂我是汉奸的人来洗，那就洗清了。”

李士群的这句话，真把国民党说得“入木三分”，我真忍不住要为这句话进一解。

特务头子李士群

先说李士群。据余祥琴《上海沦陷期间四年地下工作追记》（《传记文学》第三十三卷第二期）：

李逆士群浙江人，原曾在俄京莫斯科受特务训练，其卖国求荣，腼颜事敌，原不足取。然其人狡猾善变，老谋深算，玩弄权术，野心勃勃，诚一乱世之枭雄也。李逆战前在中央党部丁逆默邨属下担任文化工作，郁郁不得志。附逆之初，因与汪逆素无渊源，且资历较浅，乃以丁逆默邨作桥梁，逐渐取得汪之信任。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名义上虽由丁逆领导，而李逆实主其事也。

李逆所为，虽多不义，然其辩才无碍、言语动听，我方工作同志为其捕获，率貌为诚挚以告曰：“须了解汝我均出于爱国热忱，唯请观目前所悬者国父孙中山先生之遗像也、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也，何处与重庆不同？何处违反我国传统？日军占我半个中国，我们利用敌人拯救我在沦陷区的同胞，把沦陷区的政权掌握于吾人之手中配合抗战，何由证明我为汉奸？盍勿即在此安置汝等，他日我将与汝等一同归去。”以是被捕之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小部分为李逆说服，而参加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李逆原恃以起家之地痞流氓，其能力知识，自不能与此辈投伪之我方曾受特工训练之工作人员相颉颃。其后任李逆部下重要职位者，多为原来我方之特工人员。

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之工作表现既备受汪逆之激赏，李逆遂以羽翼已成，不须附丁以自固，乃乘丁逆赴京就任伪社会部部长之机，轧而去之，独揽伪特工大全。丁、李交恶后，李自知资望不孚，乃别开蹊径，勾结较丁逆尤得汪逆重视之伪第一流红人周逆佛海，由周兼任警政部长，李任政务次长，以奠定其政治地位。事实上警政部所属空虚，其真正实力，仍在伪特工总部。

汪记伪组织成立的一年中，李逆既已深获汪逆青睐，应可踌躇满志，安享其叛国之成国矣。但因他赋性跋扈，目空一切，即周逆佛海也感到对李难以驾驭，卒至凶终隙末，不再支持。伪组织各巨头也因周、丁两逆关系，对李也有所歧视。于是警政部裁撤，令李担任配合敌伪部队之江苏清乡工作，寖且有意改组伪特工总部以削弱李之实力，戢制其野心。其时李逆颇有四面楚歌，不能安于其位之感，此为李在伪组织之动荡时期，内心苦闷之余，乃有预谋出路之动机。

找到牵线人

所谓“预谋出路之动机”，就是以南京“汪记伪组织”特务头子的地位，暗与重庆国民党勾搭。这一动机，余祥琴说，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知道了，于是：

戴先生得悉李逆处境，进而推测李逆心情，认为此时为可利用李逆反正，并摧毁伪组织之良机。乃请托居住在香港的杜月笙氏调查有何以往与李逆有深交之忠贞人士，经杜先生思索并再调查后，得悉有余祥琴律师者曾在沪执行律师业务十年，对于两租界警务当局及社会各阶层均甚熟悉，尤以历来承办刑事案件颇负时誉。平素以道义自任，而有坚强的国家观念。淞沪战争爆发时曾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总干事，对抢救伤兵难民出力颇多。余与李逆关系溯源于民国二十三年时李主办某一杂志登载涉及日本天皇文字，为日使馆行文请工部局总巡捕房对李提起公诉事件开始，案经余从中安排，并为出庭辩护，卒获宣告无罪。李欲酬以公费，余以李此举出发点纯为爱国热忱，故坚拒酬赠。因此李深受感动，曾言他日另当图报。二十八年四月李忽来余寓相访，谓：“随唐生智留守南京，狼狈撤退，由武汉转港到沪，此行负有任务，承往日仗义相助，念念不忘，故来相访。”李并说：“我知道余兄与各方关系很够，以后请多加照顾。”余因数年来与李已隔膜疏远，不拟再与交往，故淡然置之，久未再晤。及秋，交通部在沪留守人员陈福源及孔祥熙之留守人员余新福先后为沪西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所逮捕，嗣经黄金荣、李祖莱询及何人与李逆士群熟稔，始知李已为七十六号之主持人，余乃受托往访，李果念旧交，不久陈、余二君即无条件释放。这一消息传至香港杜月笙处，再经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在沪主持中统局地下工作之吴开先氏予以证实，杜乃据以转告戴先生。

“总等机会用他一次！”

1941年8月31日，在杜月笙的安排下，余祥琴秘密经香港飞到重庆，见到戴笠，两人密谈中，

进而研究李逆士群目前处境，戴于李逆未将刘戈青引渡给日军一节似颇感动，握拳切齿喃喃自语：“总等机会用他一次！”又言：“我要您同李士群讲，现在是他一个机会，就把汪逆精卫杀了，我们会集中力量响应他安全撤退，或者乘汪精卫到达苏州李之势力范围内劫持汪逆来归，我向委员长保证给他更好的地位，否则由他协助我们同志完成制裁汪逆的工作，我发给奖金三百万（当时法币十三元合美金一元），参加行动诸同志再保送出国深造。”

可是，等到余祥琴潜回上海后，局面有变化了：

自戴先生拟利用李逆士群之策略起，至余返沪为止，为时虽仅三月，而李逆已由受倾轧最烈之恶劣环境，一变为局面开朗，大权在握。盖李逆已获汪逆更强有力之支持，除接任伪江苏省主席外，并得伪特工总部扩大为伪调查统计部，由李逆任部长。虽周逆佛海、丁逆默邨仍对其倾轧不已，亦无效果。李在伪组织内之政治环境，稳定多多。余先以电话与吴世宝联络，据告李逆常驻苏州，每届周末返沪，抵沪当电话相告云云。九月二十一日黄昏，吴世宝之妻来电通知，余即至愚园路李逆私邸，在李之寝室与其密谈。余告以：“士群兄，我现在要与你检讨检讨当前局势，我非常诚恳，并且会保守秘密，尤其关于你的前途，我希望你在抗战史上留着辉煌的一页。我此次名义上去香港，实际应戴雨农先生之邀请，秘密飞往重庆。在逗留三天中，经过两个深夜畅谈，他完全知道你目前的处境。他也知道我与你有深切的友谊，因你对刘戈青的种种表示，确感动了戴先生。戴先生说：‘要把握抗战胜利，收复失地，必先铲除伪组织。’他特地要我暗中与你取得联系，不管你对我敌视也好、扣押枪毙也好，我绝无怨言。”李说：“如你不参与行动工作，我可负责你的安全。”我说：“戴先生要我转告你，如能接受他的要求达成任务，不但既往不咎，且代向蒋委员长保证给你更好的地位同优厚的奖励。”李说：“要我达成什么任务？”余轻轻地说：“要你杀了汪精卫，立刻光荣的回重庆。”至此李经仔细思索后说：“祥琴兄，目前除杀汪一事外，我都可答允。因为汪对我的爱护与支持，在道义上我不能下手。为配合以后局势的发展，我愿诚意与戴先生合作。请你将我的意见转告戴先生，并请戴先生给我一封亲笔信。”至此乃约定下周李至沪时再访而辞出。

国民党秘密谈和

到了1942年3月，一件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就是吴开先被捕事件。余祥琴回忆：

三十一年3月19日夜，中央党部在沪指挥地下工作最高负责人吴开先氏被捕，先是其通讯密码已全部为伪特工电讯总台研究详悉，所收发电报，每次均为伪方译出，此项工作系本局被捕投伪之同志余嘉（原名李开封，曾受本局高级电讯训练之专门人才）所主持，及吴被捕后，伪方出示经已译出之全部收发电信一厚册，令其自阅，吴无词以对，乃决心成仁，曾吞金自杀遇救。

5月4日李请余至上海愚园路私邸晤谈，谓拟请余赴渝一行，明日先赴苏州小住数日，俾多了解彼之目前情况，当陪至京沪沿途各县视察，吴开先现住彼之苏寓，亦可与其谈谈。余辞出后，当晚即将情形告知徐采丞，请其转达重庆，因余返沪后与渝直接通报之电台尚未建立，并拟对敌伪情况作进一步之了解，及使李之左右对余今后活动不加注意起见，即于次日随李赴苏。

至苏后，李招待优渥，言谈之际秘密相告，对吾事妥为安排后，将来送吴返渝，拟请余先赴渝，将此情报告戴先生转达中央，同时余在李寓探访吴氏，吴相告被捕自杀遇救经过，以及李逆左右极力相劝投伪情形，吴表示愿以一死报国，余至此乃知李欲余赴苏之用意，以余与吴、杜两先生及戴先生均有密切关系，利用余至苏可向戴先生及中央证实李对吴被捕后之优待情形，当时察觉李对吴之用意其二：其一为，如吴肯接受李之力劝投伪，则可增强伪组织之阵容，自为李向汪逆与敌方所建之功绩。其二，如吴拒绝投伪，即以适应此时日本当局正谋与渝方议和，使吴返渝可转达蒋委员长为词以贻日方，令吴感李之私恩，且使中央对李之观感，自不能以一般汉奸相视。旋至三十二年2月下旬经李安排妥善，由日方出面将吴护送经广州至重庆。

余祥琴此处所说“即以适应此时日本当局正谋与渝（重庆）方议和”的话，是语焉不详的。事实上这是一连串国民党与日本秘密和谈的又一页而已。从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口口声声抗战到底，骨子里却与日本秘密和谈不绝，例如1937年到1938年间的陶德曼调停和谈、1939年到1940年间的“桐工作”和谈、1942年的黑田和谈，断断续续，都媚态不绝。这次吴开先的出马，只是承前启后而已。吴开先本是公开投敌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在被捉放曹后，带着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的条件，于1943年5月飞往重庆。他到机场时，国民党大员三百多人拥上前去欢迎，欢迎的对象不是这一变节分子，而是欢迎和谈在望。不料摊开小林浅三郎的条件之后，发现苛刻难行，于是国民党又暂时死心塌地的抗起战来。国民党对此类丑史，虽然百般遮盖，但是，在我这种历史家的法眼里，仍旧一一给揭露出来。

“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李士群为什么这样反反复复？自国民党而汉奸，自汉奸而又国民党？原因很简单，他看清了国民党的一个特质，国民党是没有什么是非的，国民党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忠奸标准的，一切只以利害为转移。因而，国民党的政头军头们，也就无所谓跟谁，其实谁大就跟谁。古代金世宗曾骂“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八百年后的国民党，恰恰如此。在抗战时候，由于日本人大，所以国民党做汉奸，就十分自然，尤以“将军族”为甚。其他小萝卜头的校级以下军官（包括不为黄金飞过去的“投汉奸非义士”），更是甚中之甚。例如1941年2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就率领五个司令八个支队共四万人投敌；到了3月，国民党江苏保安八旅旅长杨仲华、新编第五军副军长刘月亭等等，也率部投敌；接着是国民党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又率部投敌。1942年2月，国民党骑兵第一军赵瑞、杨诚两个师也投了敌；到了4月，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孙良诚也率师长三名、旅长三名、纵队司令两名投敌。到了1943年的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已前后有十八批将领投了敌，包括将校以上军官七十多名、军队五十多万，另外党国大员六十名以上也投敌。其中1943年四五月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与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的投敌，尤为壮观。据美国公布的财政部长摩根韬（Henry Morgenthau, Jr.）的日记，他在1944年11月10日就收到这样的报告：

这实在是一个丢人的纪录：伪军中的百分之六十二是以前的国民党军队，自1941年以来，足足有六十七个全衔将级军官投敌。国民党为投敌的人辩护时振振有词，他们说庞炳勋是在受伤以后被俘的，但我见到过一份北京的《新民报》，上面登出他在日本人主持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该报还指出他是傀儡政权的一位将领。看来被俘与叛变是没有什么大差别的。

庞炳勋照国民党官方说法，是太行山之役受伤被俘的，其实他是政头军头，国民党奈何他不得，抗战胜利后，照旧给他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做，这就是李士群说的，“自己是洗不清，但是谁要自己洗呢！”只要你有势力、有实力，不愁国民党不来给你洗的！

像庞炳勋这类人的这种行为，还算是非容有争论的，举一些绝无争论的例子，就更明白国民党了。我举吴化文为例。吴化文是陆军中将，1931年起任韩复榘的独立手枪旅旅长兼济南市警备司令，抗战发生后，韩复榘被枪毙，他改隶孙良诚部，孙良诚投敌，他也投敌。他引导日军进攻于学忠，摧毁了山东省政府经营多年的抗战基地。抗战胜利后，因他手上有兵，国民党奈何他不得，就不敢以汉奸办他，不但不敢办他，还给他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最后在济南之战，他又倒戈而去，他一辈子倒了国民党两次戈，而国民党奈何他不得，其高杆可想。

由以上的例证，我们知道李士群所谓“谁要自己洗呢？”的理论，真是国民党的真理。所以，对国民党的叛徒说来，关键只在你够不够大，不在你是忠是奸，做了汉奸若能吃得开，国民党照样“不咎既往”、照样高官给你做。李士群的不幸是他心机太深，最后被日本宪兵头子伙同熊剑东毒毙，三十八岁就先行横死。他如不死，他绝对有办法叫国民党给他“洗清”，说不定还会干到这边的特务头子，晚年大写《南国锄奸》，在《传记文学》上过瘾呢！

1984年9月6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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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强奸孔夫子！

国民党《中央日报》译印的《蒋总统秘录》，原文是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的。《产经新闻》连载的企划，始于1975年，他们由“日华协力委员会”的会长石井光次郎出面，透过“中日合作策进会”会长谷正纲，“正式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协助采访取材的要求。”据《产经新闻》刊载的内容及撰写经过，明说：

中华民国方面，则由策进会和有关机关及总统府资政张群等人商洽，乃确立了党和政府的协力体制。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负其总责，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杜元载）为中心。

11月1日，产经新闻和国民党举行会谈，由张群主持，双方原则同意，正式展开取材活动。

《产经新闻》又说：

中国国民党为了协助这个连载的企划，无条件地提供了党的官方纪录、总统府公文书、外交文书、战史资料、蒋总统讲词、日记、回忆录等过去从未公开过的重要文献。产经新闻则采取以这些资料为准据的方式加以编撰。

这种机密资料大公开，对国民党来说，真是前所未有的事！因为国民党是绝不开放资料的，在《产经新闻》以前，我们只知道张其昀和梁敬錞征引过部分“大溪资料”，而张、梁诸公，又都是国民党第一级的文学侍从之臣，身份特殊，自然另当别论。这却即为日本人大开方便之门，难怪要被其他的第二级以下文学侍从之臣吃醋了。这些第二级以下文学侍从之臣哀怨的说：“中华民国史学界人还没有死光！为什么竟没有人有资格为敬爱的领袖撰传，而必须请日本代笔呢？”（1982年9月1日《传记文学》）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面子没有日本人大，所以资料就是给他们看，不给你们看，如此而已！

于是，《蒋总统秘录》，就在“秦孝仪负其总责”的情况下连载了。

国民党中常委曹圣芬主持的《中央日报》，对《蒋总统秘录》的中译本，特别说明如下：

本报的译文，由陈在俊先生执笔，力求忠实于原作，每因一字一句之推敲而数易其稿。最难得者，为蒙秦孝仪先生于百忙中不独身督其事，抑且亲正其讹。而本报薛总编辑心镕负责每次报端的刊载以及本册的梓行，态度严谨，甚费心力。

这又说明了，中译本又是经过秦孝仪“身督其事”、“亲正其讹”的，按说不该有错误的，因为错误已被秦孝仪给正讹了。

捏造孔夫子的话

这套经秦孝仪“身督其事”、“亲正其讹”的书，我翻了一下，对国民党党方观点的真伪，我毫无兴趣去评论。只是有一段所谓孔子的话，被曹圣芬、秦孝仪等不学无术的国民党予以栽诬，事关古书真伪，我实在看不过去，决定写几句。

《蒋总统秘录》第一册第24页，提到“向全世界发表‘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第26页，有译文如下：

“以德报怨”思想，是古代孔子的名言（论语宪问篇）。是依据儒家的四书五经所教导的“人的道理”。这是我们东方人的荣誉，蒋总统以此为对付敌人的基本精神。譬如对日本放弃要求赔偿、从宽判处战犯等措施，一切都是渊源于此。

但是，查查《论语》宪问篇，却显然大有疑问。《论语》原文是：

或曰：“以德抱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一核对之下，就知道“以德报怨”根本不是孔子的话，而是有人问他以德报怨好不好，孔子明明答复说：别人对你有怨，你却以德来报，那么别人对你有恩，你又拿什么来报呢？所以他主张“以直报怨”。“直”就是根据真相而采取的相当的、该做的公平态度。“直”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直”是你侵略我，我要你赔偿。日本侵略了菲略宾，菲律宾要它赔八十亿美金，这是“直”；日本侵略印尼，印尼要它赔五亿美金，这是“直”。至于别人对你有德的，你就相对的也以德来报，这就是“以德报德”。

《老子》第六十三章虽有“报怨以德”的话，但在第七十九章明明认为对“怨”的处理，是有条件的，所谓：“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明说深仇大恨是不能和稀泥的，和稀泥的做法，是不足为训的。所以，纵使老子的“报怨以德”观点，也是不容望文生义的。

总之，孔子绝对没说过或赞成过“以德报怨”的话，所以《蒋总统秘录》中说“以德报怨”“是古代孔子的名言”，“是依据儒家的四书五经所教导的‘人的道理’”，我们在复按之下，查无实据，证明全是国民党和他的日本人在造谣！这显然是国民党大官人在代圣人立言，强奸孔夫子。孔夫子地下有知，必然死不瞑目！

若说这是国民党大官人的笔误，那也不对，因为曹圣芬明明声明这是他们“身督其事”、“亲正其讹”过了的，既经声明没错，再说是笔误，可就说不过去了吧？何况孔夫子反对以德报怨的思想，是《论语》中的重要主题、是基本的经典常识，除非没好好读书，又何来笔误之有呢？

国民党心里有数

今年9月18日，华视晨间新闻播出：秦孝仪表示，日本不但把侵略改成进出等，并且“把蒋公以德报怨，只字不提。我们要记取历史教训”。可是，记取历史教训，国民党却又不准别人追问这段历史，这又怎么记取呢？国民党不准别人追问为什么战胜国（中国）却不占领战败国（日本）的领土？为什么损失最大却不要求赔钱？为什么日本侵略元凶与军头冈村宁次等要判无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这些为什么，都是不准别人检讨的。但是，从国民党无心的泄露里，我们却也可找到国民党未尝不对这种“以德报怨”政策心里有数。以1964年1月3日国民党《民族晚报》为例，上面说：

说实话，从“以德报怨”的立场说，我们对“以德报怨”的日本，已经有过十八年之久的忍耐。但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打败了日本之初，即忍耐着“以德报怨”，而日本似乎是在被打败了之初，就不耐地对我“以怨报德”的。如果这是两国民族性的不同，我们当初的估计，是失败了，但并不后悔。

不错，国民党“并不后悔”，但是我们苦难的同胞、苦难的中国人，却没义务为国民党的后不后悔付代价；血债即使不以血还，血债至少也该以钱还、该以历史还吧？如今国民党不但不要钱，并且帮助日本人拍“大日本帝国”宣传片（参看我的《国民党为“大日本帝国”帮凶》：《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三期《战斗·禁书·K》）、把侵略中国的日本元凶奉若上宾（参看我的《岸信介·国民党·汉奸》，《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四期《暗杀·大腿·抱》），种种莫名其妙一一演出，最后竟还把圣人强奸，把孔夫子搭配上去，捏造孔夫子之言，成为他们媚外亲日的张本。这成什么话！他们真愈来愈不像话了！

1982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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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阿米巴

国民党总裁在秘密讲话中，曾指出胡秋原“他的理论是反共，而他的行动至少是近于亲共，却与其平时反共论完全相反。”其实，综观胡秋原的全部“理论”，发现固有“理论是反共”的地方，但是“理论”不是反共而是亲共的地方，也交错而出。这是很好笑的。

胡秋原在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大撤退时，本是开小差的，他没跟他的党逃到台湾来，反倒“等等看”、“打算做共党百姓”的，后来因共产党根本不要他，他才逃向台湾，开始做“最迟的反共者”和“最后的反共者”，他写信给共产党出身的国民党立委钱纳水，气冲斗牛地说：“弟乃最后反共者，然不反则已，反必大反特反之。纵世界无一人反共，（我）一人亦必反之。……今后除反共外，无他事矣，有生之日即反共之年矣。”谁能想到，写这段大言壮语的人，竟是五十天前还在“打算做共党百姓”的人，由懦夫变勇士、从黑暗到光明，普天之下，似乎没有比胡秋原更“快马加鞭”的了！

快马加鞭之后，似乎又以后来居上的神气出现了，他说：“对于共党，不要说共党不会容我，即使共党拥我，我亦必反共，即使全世界无一人反共，我一人也必反共。”请看这是什么话！什么叫“即使全世界无一人反共”？这样说来，他眼中还有别人吗？别人都可能“即使”不反共，唯独他胡秋原却不可能“即使”，他比别人都不屈不挠、比别人都坚忍不拔、比别人都棒，这种自吹自擂，是何等骄戾！何等看不起别人！他也不想想，他有什么资格以反共坚决来骄人？反共需要言行一致，不能首鼠两端，一个迟迟不肯来台湾的投机分子、一个“等等看”、“打算做共党百姓”的投机分子，有什么资格来假设别人“即使”不反共？

现在，姑且话随他说，就看他反共成绩吧！他的“理论是反共”方面，我们固然看到一大堆，但是他却说出“我还主张大家不妨与爱国反俄共党，讲讲反俄联合战线”、“因为中共毕竟是中国人”的“理论”，这就很有趣了。因为在他笔下，明明又说出：一、“中共是天生受命于莫斯科的。”二、“中共是苏俄养大的，非‘一面倒’不可。这是命中注定的。”三、“共党还可说是中国人吗？”四、“中国共产党人因能够无耻公然宣称‘一面倒’，天良早已灭绝。”五、“中共既不能算中国人，当然不能算亚洲人。”六、“必须俄帝受到打击，中共才会动摇。”七、“中共者，乃中国，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衰败后所发生之妖孽。”八、“中共者，不过俄帝东方政策的工具，俄帝奴才之一。”九、“中共为全国唯一的内奸。”等话，既然如此，则俄帝不受“打击”前，“天生”“命中注定”“天良早已灭绝”的中共是不可能“动摇”的呀！既不能“动摇”，哪里会产生什么“爱国反俄共党”呢？哪里会有这种“共党”来跟我们“讲讲反俄联合战线”呢？并且，我们若跟这种“妖孽”、“奴才”、“内奸”讲联合战线，我们又自视为何如人呢？所以，在逻辑上，胡秋原的“理论”是教人无所适从的，最妙的，也是教他自己无所适从的。于是，在俄帝未倒中共却以变的窘局下，在“理论是反共”反得崩盘的滑稽下，胡秋原摇身一变，凌空而降，去跟他笔下的“妖孽”、“奴才”、“内奸”搞政治协商去了。一切反共都变成了阿米巴（ameba,变形虫），一切都变成了大笑话了。

胡秋原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这个糊涂人、投机分子，他不但反共言行不一致、反共言论也不一致。而这种货的知识分子，如此没有定见、乱七八糟，居然还被目为名家，这种好笑，只有在国民党水平下才会发生。

1988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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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阿米巴

9月25日，我写《反共阿米巴》，指出胡秋原不但反共言行不一致，反共言论也不一致。而这种货色的知识分子，如此没有定见、乱七八糟，居然还被目为名家，这种好笑，只有在国民党水平下才会发生。其实，胡秋原的言行上阿米巴（ameba,变形虫），不止在“反共”上如此，在“抗日”上，也照样发作。

9月26日，中共新华社代胡秋原发表声明，说他于1924年加入国民党，“其后因反对对日‘不抵抗主义’脱离关系，浪迹东西，抗战回国，与国民政府共患难至今”。其实这话全与事实不符。一来胡秋原在1949年留在大陆想投共，没来台湾，何能说“与国民政府共患难至今”？他明明开了小差、做了逃兵、又何得自吹“共患难”？二来他所谓“反对对日‘不抵抗主义’”，自是指1933年的“闽变”叛国而言。当时的主力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时固有抗日的表现，但是“闽变”叛国之时，却全无“抗日”的号召。1933年11月24日，大公报社论《闽变与华北》中说：“今则闽变继起，其发动形式，组织派别，宣布主张，大致与察哈尔相仿佛，然有一最大特异之点，即以彻底抗日威名闻于世界之十九路军为唯一武力背景之新政府标语，独不言抗日是也。”同年12月17日，大公报短评《冀察又起问题》中也感叹：“以抗日成名的十九路军，割据福建，自号建国，犹且不敢再提抗日两字。”这就是胡秋原所谓的“反对对日‘不抵抗主义’”！我们能相信吗？

“闽变”叛国不但“不言抗日”、“不敢再提抗日”，照1933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宣委员会发表文件的举证，真相乃是“标榜抗日者，实为联日附日”。可见胡秋原与国民党“脱离关系”，实与“抗日”沾不上边！

更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对“闽变”的态度，也大有文章。1933年12月8日，大公报社论《日本外交之活跃》透露如下：“试观闽变揭布，日方冷静，出乎常态，而中央意图封锁闵海，各国皆可商量，日独坚执不许，此其故又可深长思也。”不久以后日本的真面目露出来了，在其他各国均愿撤侨的当口，日本却不肯叫他们侨民迁避，而要派兵实力保护。1934年1月12日，日军登陆福州，毫无“抵抗”；可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却不行，死的死、伤的伤。事后胡秋原捏造历史，说他们当时曾“转告日军”、“十九路军所在之地，不愿见到日军”、“日军也就不敢登陆”云云，全是谎话，因为那时日军早就在“不抵抗主义”下，登陆四百八十人了。

雷啸岑在《卅年动乱中国》里，提到在中央军大军压境时，“闽变”大员们因逃难不成，束手无策。“到夜半，忽有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的职员来”，“引导诸显贵赴一日本旅馆休息。众客惊魂甫定，日领事张盛筵以相款待，旨酒佳肴之外，尚有日本女子十数人，艳装倩影，殷勤侑觞”云云，最后，他们坐上日本军舰，“浪迹东西”了。——日本成了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托庇在日本的保护下，逃到外国，与国民党“脱离关系”了。

如今，国民党新科中央委员段宏俊，在9月29日《世界论坛报》上美化胡秋原，说胡秋原“毕生抗日”、“抗战时被日本军阀‘通缉’”云云，其实全与事实不符。国民党固然“不抵抗主义”属实，但是自吹“因反对对日‘不抵抗主义’”而与国民党“脱离关系”的胡秋原，也未闻“抵抗”在哪里。事关真理，不可不辩也！

1988年9月29日

宏俊老兄：

此文一字皆不可删，务请注意。你们有权利盲目见仁见智，但无权利睁眼颠倒史实。我一定一一辨正，绝不放过，我看你还告诫一下那些糊涂人，少乱捧胡秋原吧！乱捧胡秋原，证明了你们多么没水准啊！（既无知，又无识。）

李 敖 1988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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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俄阿米巴

上月写《反共阿米巴》、《抗日阿米巴》，阿米巴就是变形虫（ameba），一旦政治人物成为阿米巴，此人不足论矣；同样的，一旦政党成为阿米巴，此政党亦不足论矣。国民党者，正是阿米巴政党也。

以国民党同俄国关系为例，几十年来，国民党公开联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联俄容共，靠俄国金钱、枪杆、大炮、顾问等支援，成立黄埔军校，进行东征北伐。打下江山，固俄国之力也；第二次是中俄复交，靠俄国飞机、顾问等支援，进行抗战。保住江山，固俄国之力也；第三次是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割让外蒙，丧权辱国。失掉江山，固俄国之力也。

国民党总裁在1952年10月13日，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沉痛的说：“……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同时他表示：“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们应该引咎自责。”这一自责，显示给我们，国民党吃尽了跟老毛子纠缠不清的苦头。苦头吃尽之余，在台湾楬橥反共抗俄，自是痛定思痛的反应。

不过，国民党究竟能够“抗俄”多久，我是早就怀疑的。我是最细心观察资料的专家，在我的法眼下，我终于在习见的资料里，看出苗头。十多年前，我在电话号码簿上看出蒋宋美龄主持的“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暗中改名叫“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了，其中“抗俄”忽然悄悄不见了。正好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 《苦海余生》的作者）来看我，向我讨独家消息，我笑着说：“独家消息就在电话号码簿中。”顺便把“国民党不‘抗俄’了”的证据，翻给他看，他一看大喜，立刻发出消息，并从而查出俄国文化特务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到台湾来有所接洽等事。海外见报之日，害得国民党新闻局大肆否认，结果越描越黑，顿成笑料云。

当年德国在希特勒（Hitler）统治下，新闻极不自由，有某记者居然神通广大，写出专文，报导军队近情，事为希特勒所知，下令彻查谁在泄露军机。不料彻查之下，发现该记者全凭公开资料研判而成，毫无独得之秘，这一本领，令人惊叹不置。其实，全世界最好的情报作业，都是情报研判，不是007。一九一八年，大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负责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处（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的情报研判工作，就是一例。难怪当年调查局局长沈之岳在请彭明敏和我吃饭时，即席开玩笑的表示：“李先生是最优秀的情报研判高手，如能被本局罗致，是调查局的光荣”了。

在我研判出国民党不“抗俄”了以后，十多年来，国民党的确暗中在“打苏联牌”，其中包括蒋经国夫人的暗中返苏小住、女子篮球队公然赴俄参加比赛，以及其他种种暧昧的接触在内。最明显的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党第十一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上，中委胡健中公开倡议联俄的事，可见已相当明朗化。如今工商界人士且有“苏联贸易访问团”之行出现。虽然从沈昌焕到劭玉铭，都有假惺惺之言，力持“我国对苏联的政策绝无任何改变”。但是，国民党的信誓旦旦是绝不可信的，有朝一日，老毛子又要上门来了。

198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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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有“反俄远见”吗？

1980年6月29日的时报杂志上，登有曾祥铎的《记胡秋原先生七十寿辰祝贺会记》，其中提到祝贺会中，由卜大中“讲胡先生的反俄远见”，我看了后，深感与事实完全不符。事实上，胡秋原这个人非但没有“反俄远见”之可言，反倒“亲俄”亲得其见甚远呢！

为什么与事实这样南辕北辙？因为卜大中这些小学者其学甚小，看不到当年的资料，所以胡秋原长篇大论于前，他们就短笛无腔于后，胡秋原的徒众中无人肯对现代史下工夫，所以就听凭胡秋原捏造历史，然后跟他胡说欺世，这种现象很可恶，我非拆穿不可。

远在四十八年前，1940年11月7日，胡秋原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就发表一篇重头文字——《中苏合作是历史使命》。文中首先在“斯大林”脑袋瓜子上加“伟大”的帽子，这一肉麻，十年后郭沫若对斯大林写“亲爱的钢”颂诗，显然还瞠乎其后呢！

接着，这位国民党大才子又自告奋勇地订出中国的永久“国策”：认定“不参加任何不利苏联的行动，是中国永久国策之一”。在“永久国策”之下，中苏的“光荣友谊”自然如他所预言，“将与天地同其不朽”！……在这些歌颂中，我们什么都可以看到，就是看不到“反俄远见”！

在文章里，胡秋原又指出：苏联是我们的“患难之交”。并且肉麻的代表全中国人发言说：“中国人民一致坚信，苏联不致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让阴谋家空想吧，铁的中苏友谊，将粉碎他们可耻的希望。”可是，就在这一“远见”后五个月，《日苏中立条约》就签字了，中国被出卖了，胡大“远见”家马屁拍在马脚上了。

在《日苏中立条约》上“远见”穿帮后，胡秋原日后又说他竭力反对《雅尔塔密约》对中国的伤害。1952年12月，他在《俄帝侵华史纲》中先知式的描写他自己，说《雅尔塔密约》签订之日，他“仅由颜露尔上将一篇文章后，和若干外电之含糊词句，推测苏俄对满蒙必有特殊要求。”这样说来，胡秋原似乎是眼光远大、洞烛机先了？其实才不是呢！他纯粹是事后吹牛皮。我们快来看他当时说些什么：1945年2月18日，胡秋原又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重头文字——《克里米亚会议与世界前途》。在文中有白纸黑字如下：“克里米亚会议（即雅尔塔会议）的伟大意义和价值，无论如何评价甚高都不为过。看了三国（美、英、苏）联合声明这一光辉文献，及其中所表现的政治家的精神，我们可以确信，不仅对德战争可以迅速而彻底获胜，而所谓第三次大战已可决定的避免了。因此，他对于太平洋的胜利与和平，自有重大而良好的影响。……”看看吧！这就是胡秋原的“远见”！——这个“伟大”的会议，在斯大林等“政治家的精神”的“表现”下，对“太平洋的胜利与和平”，竟是“有重大而良好的影响”！这是何等肉麻的谬论！

胡秋原又肉麻的说：“我尤愿赞扬一向被人视为神秘的苏联政治家，其所表现之风度是如此和易而合理。”这样对斯大林的马屁大特写，又是哪门子“反俄远见”呢？谁能想到，“当时”这样一个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人，却在日后大谈他“当时”的先知了！说他“当时”“推测苏俄对满蒙必有特殊要求”了！这真使我们不能了解了！因为“当时”只有一次，而“当时”的他，既然有先见之明，为什么竟不揭发，反倒大事歌颂斯大林和苏联呢？由此可见，所谓胡秋原有“反俄远见”，纯属天方夜谭，有识之士是绝不相信的！

1988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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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裁口中的胡同志

胡秋原在9月21日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开除前，在中常会上，先由中央考纪会主任委员吴俊才提案报告，内容指出，胡秋原到大陆后，先后会晤中共负责统战工作之头目李先念、邓颖超、严明复等人，提出国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加强国共“直接接触”，此类甘为中共统战工具之言行，已严重违反政策、毁损党誉，对本党构成重大之伤害。因此中常会照案通过开除了他。

耐人寻味的是，胡秋原遭受党纪处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而是第三次。他第一次遭受处分是参加“闽变”叛国，时间是1933年；第二次遭受处分是擅与“匪干”约晤，时间是1959年。第二次发生在他以驻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顾问身份，在伦敦偷与“匪干”私下约晤。事发后，经中常会予以警告处分，但国民党总裁认为处分过轻，于是改为停止党权六个月处分。对胡秋原的行径，国民党总裁曾做成案例教育，慨乎言之。全部讲话，收在1963年11月12日中央委员会“机密”印行的《八全以来总裁对党的重要训词总辑》上册里。标题是《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日期是1959年5月15日到19日，是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的，这段话原文如下：“党德败坏，是与党纪的败坏互为因果的。虽然我们也屡次注意到了党纪问题，但本党的传统是以情感与道义为基础的，而不是专以纪律为强党的凭借，所以自总理建党以来，总是允许党员悔过迁善，而开以自新之路。这是本党一个最优良的传统，可是这个传统，为党中干部所曲解的结果，遂至于是非不明，善恶不辨，乃至敌我不分，甚至引敌为友，以党为敌，而尚不自悟，这样党德败坏、党纪扫地的党，焉得而不由失败而消灭的道理！例如在立法院有一党员，在平时对敌人、对俄共批评的理论亦有较佳表现，可知他对‘革命’与‘民主’的道理，亦必有相当的认识与辨别，所以政府乃派他为联合国代表团顾问，不料一到了本党反共政策成败的关头，他反转来对党攻击诋毁，比他对敌人俄共的抨击还要厉害。最奇怪的，就是他在前年出席联合国大会以后，经过伦敦的时候，还接受共匪代表特别的招待，并与共匪代表，密切联络交谈不止一次，这是怎么回事？哪知他的理论是反共，而他的行动至少是近于亲共，却与其平时反共论完全相反。现在姑且不问他是否为一个党员，只算他是政府派出去的一位代表和立法委员，他未经政府和立法院许可，居然与敌人作这样的勾搭，皆为情理法所不能容的！可是这一位身为立法委员和党员的，回来已经两年有余，他是否已向立法院有所声辩说明，我不得而知。但本党对此案在评议会检举之后，乃并无下文，我真想不到我们的党纪败坏到这个地步，而尚无人过问，这样还讲什么立法，还有什么党纪可言呢？”

上面这段“机密”的讲话，三十年后重新读来，再对照起胡秋原的言行，真可映为奇趣！在蒋总裁眼中的胡同志，原来是个行动上“与其平时反共理论完全相反”的人物。他三十年前“居然与敌人做这样的勾搭”，三十年后，照样老毛病又犯了不误。从某些角度上看，胡同志真是顽强的人，他事隔三十年后，照样再出自己的党的丑，可真使我们开了眼界、看尽笑话。国民党把这种“情理法所不能容”的货色容了几十年，最后祸延自己，它的愚笨，可真天下少有呢！

1988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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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式的“患难之交”

国民党胡秋原被开除党籍后，他在9月22日发表谈话，说“我跟国民党是患难之交、道义之交。无论国民党对我如何，我不会因此对国民党产生恶意，我还会尽我一介老儒的道义。”对中新社记者的谈话，9月23日由中央日报驻港记者专电到台，第二天就上了中央日报，我一看之下，不禁哈哈大笑。

我笑什么？我笑的是，胡秋原与国民党的关系，只要略知历史的人，就知道绝不如他所说的那样。胡秋原第一次加入国民党在1925年，但在他身为国民党党员身份时，却又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后来，总算他聪明，他知道CY团员干不得了，于是，他“脱离了他们的组织关系，也脱离了国民党。”这是他对国民党的“患难之交”，好个“患难之交”！

1933年，胡秋原参加了“闽变”叛国，事后靠日本军舰的救援，在外国人的庇荫下，逃过了法律上的诉追。他在苏联，帮助共产党工作，前后有一年半之久。最后填了表，却没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总算没“卷入漩涡”，这种作风，也许是孔夫子所谓的“和而不流”吧？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原谅了他，不但又干上国民党，并且当上中央委员，又当上国民参政员和后来的立法委员。不料，好景不常，1949年，国民党在大路上脱逃，而胡秋原却在国民党中脱逃，——他不再追随他的党了，他说：“大陆沦陷前夕，……数百万之解甲，是精神崩溃之结果，而精神崩溃者，只是自认失去存在之理由与价值之状态，而这一状态，只是道德破坏后之最后表现。”这些大道理正好完全适合胡秋原自己。毫无疑问的，在当时，胡秋原十足是一个“道德破坏后”的“精神崩溃者”，他一会儿冠冕堂皇的认为“若四万万人必遭浩劫”，他“又何忍苟免”？一会儿又战战兢兢的想到“随众逃难，或随军逃难，适足招祸”！所以他要“听其自然”，何况他也“素来不喜这政府”，所以他“打算做共党百姓”，“照‘等等看’的哲学而留下”了。他自恃他“在国民党势力最盛时（曾）为国民党之敌”，“在共党将被消灭时（曾）为共党之友”，以“曾是共党的所谓‘同路人’”的资格，他想他可以留下了。可是，等到共产党没收了他的学校、抓走了他的兄弟、杀掉了他的叔叔，不但对他冷淡，并且要他到当地军管会登记的时候，他才知道待不成了。于是，他想到那在台湾的“患难之交”了，他有了回头之想。1955年的《新闻天地》中，有一段写胡秋原说：“曾经在台湾、香港一带，曾流传着对于他极鄙夷的一种说法，‘胡秋原靠不拢才回头的’。”所谓对国民党的“患难之交”，原来如此！

从大陆逃出后，胡秋原先到香港。原因之一，是他“对于台湾安全原无甚信心”。后来小来台湾，“想看台湾是否可保”。“到后，我认台湾可守。粮食充足是我不曾知道的天然保障。时台湾不甚安详，我曾到各地演讲，鼓励信心。”胡秋原说这种话，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他也不想想，台湾军民若等靠拢未遂分子来“鼓励”后才有“信心”，那才倒霉呢！并且也太晚了。真正该被大鼓励特鼓励的，倒该是他自己啊！不管怎么样，胡秋原来到了台湾，他人在台湾，改写历史，说他自从抗战开始“赶回故国”以后，“自此与政府共患难，直至今日”，他把他想“做共党百姓”那一段暗帐一笔带过了；如今他人又在大陆，说我跟国民党，是“患难之交”了。这样子胡秋原式的“患难之交”，一次又一次的，国民党总要吃不消了吧？

1988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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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诚实”吗？

9月24日，自吹“无党无派、独立经营”的《自立早报》上，登出社论——《国民党的价值观何在？》来报导一段谎话，它说：“姑不论胡秋原的主张或言行是否恰当，但在感觉上，他是诚实、笃信、有胆识而且言行一致的。”我看了，真觉得作呕。我笑着对自己说：《自立早报》的主持人吴三连是伪君子、吴丰山是面目跟连战、邱创焕一样讨厌的无知分子，在这种人的“感觉”中，难怪胡秋原是如此这般。但“感觉”如藏在他们台南帮的家里，是他们自家的事；若登在报上，谬论流传，就得声讨他们。

吴三连、吴丰山瞎捧所谓胡秋原“言行一致”等部分，我在《蒋总裁口中的胡同志》、《胡秋原式“患难之交”》等文里，早已拆穿：现在专就所谓胡秋原“诚实”部分，再拆穿如下：

胡秋原以相当于教育厅一专员的身份，冒充文化部长，已属不诚实之尤，不过比起他在对苏联侵华一事的伪证上，倒是小巫见大巫了。1940年11月7日，胡秋原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中苏合作是历史使命》，说：“作者曾在苏联侨寓一年半之久，我深信苏联希望一个独立、强盛而与苏联平等合作之中国。苏联愿意和全中国人民做朋友，苏联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苏联也绝无意干涉中国之内政与外交。理由与事实此处不必细说，但我们要知道，苏联没有不利于中国之必要，亦无此种可能。因此，我们不必重视少数人的误解，乃至国际上之风传，只有毅然决然加强与苏联之合作。”可是，在这段话后，1952年12月，他在《俄帝侵华史纲》自序中，却说：“民国二十三年，余一度游俄，次年复往，居留较久，始瞿然于苏俄之真相，及谋华之祸心。”在1955年4月，在《看了，走了，一定要回来的！》中，又加重语气说：“我在莫斯科以及俄国住了一年半时间。……我怀疑社会主义，并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我又发现俄人对我国满蒙新疆，大有野心，俄人有极强民族偏见。”把这两段文字和前面所引的文字一对，便立刻破绽毕现了：一、胡秋原在俄国住了一年半；二、可是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印象；十多年前，他说“苏联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十多年后，他又改口说“俄人对我满蒙新疆，大有野心。”十多年前，他说“苏联也绝无意干涉中国之内政与外交”，十多年后，他又改口说“瞿然于苏俄之真相，及其谋华之祸心”。十多年前，他说“苏联愿意和中国人民做朋友”，十多年后，他又改口说“俄人有极强民族偏见”；三、胡秋原若说“十多年前”的印象是对的，那么他显然在“十多年后”说谎；四、胡秋原若说“十多年后”的印象是对的，那么他显然在“十多年前”说谎。判断之一是：胡秋原在“十多年前”说了谎话，做了伪证；他公然宣扬“苏联希望一个独立、强盛而与苏联平等合作之中国”；公然宣扬“苏联愿意和全中国人民做朋友”；公然宣扬“苏俄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公然宣扬“苏俄也绝无意干涉中国之内政与外交”；公然宣扬“苏俄没有不利于中国之必要”；公然要求“不必重视少数人（对苏联）的误解，乃至国际上的风传”；公然勉励国人——“只有毅然决然加强与苏联之合作”！

上面这些怵目惊心的文证，没有一句不证明了胡秋原那助长赤焰的罪孽。以这样一个罪孽多端的人，居然敢在撰写那些文字之后十余年，俨然以反共先觉的姿态出现，说他当年“发现”这个、“瞿然”那个，好像别的反共人士是傻子呆瓜，只有他才是先知一般。这种人，如今若再被人捧为“诚实”，人间的“诚实”定义，可真要重写了。

1988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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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冒充伪部长

9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的党籍。第二天，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二版头条登出《胡秋原擅赴大陆与中共唱和 中常会断然裁决开除党籍》的新闻，并附以《胡秋原小档案》，其中有大体正确的地方，也有完全不正确的地方。例如“五十二年”条下，说胡秋原“创办中华杂志并任发行人，曾与李敖发生中西文化论战的笔墨官司”，就大体正确；但在“民国廿二年”条下，说胡秋原“被任命为‘文化部长’”一节，就大错特错了。

中央日报的原文是：“民国廿二年，‘一二八之役’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被调至福建，在抗日救国的激切心态下，通电反对塘沽协定，并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此即著名的闽变，胡秋原被任命为‘文化部长’，时年仅二十四岁。”这段原文的最大错误，是中央日报主持人，根本历史知识欠缺，他们不知道，“闽变”当时，根本就没有“文化部”的编制，又何来“文化部长”呢？何况，纵使有“文化部长”，也轮不到二十四岁的胡秋原来当啊！

“闽变”当时，“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共和国”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改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了；“青天白日旗”改为“上红下蓝中嵌五角星旗”了。当时干的是改国号、易正朔、变国旗的大举，气派非凡。国号、正朔、国旗既然都改了，政府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政府叫“人民革命政府”，下设“文化委员会”，胡秋原者，“文化委员会”中的一员耳！请看资料：1933年12月9日《申报》（教育消息）：“福建伪人民政府政变，教育厅由伪文化委员会接收。”可见这个“文化委员会”，相当于教育部，实际上只是教育厅的权限。再据1933年11月30日《大公报》福州专电：“……28日文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推林植夫徐名鸿等九人为教育厅行政委员，并指定程希孟为主席委员，推梅龚彬为民众训练处主任，胡秋原为文化宣传处主任，陈耀焜等四人为民众训练处设计委员。”1933年12月15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闽变发生的经过》中，也提到这个“文化委员会”：“……陈铭枢兼文化委员长，以李章达、徐名鸿（李敖按：徐名鸿在‘闽变’结束时，逃跑不及，被枪决）、胡秋原等十三个为文化委员。”可见胡秋原者，只不过是九个“教育行政委员”中的一员、只不过是十三个“文化委员”中的一员，相当于今天教育厅中的一名专员，又何曾干上什么“文化部长”？何况，纵使硬说“文化委员会”就是“文化部”，那么部长也是“陈铭枢兼文化委员长”那个陈铭枢，也轮不到二十四岁的胡秋原！由此可见，中央日报说胡秋原二十四岁就当上“文化部长”，是百分之百无知的捏造历史！

不过，这一捏造，中央日报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间上了胡秋原的当。今年三月五日，在偏执的陈映真主持的《人间》第十七期里，就登出对胡秋原的访问，其中就有“闽变”时“胡秋原被任为文化部长，年仅二十四岁”的话，可见这一在纸上过部长瘾的杰作，是出自胡秋原自己的信口胡吹，捏造历史的根源，正在这里。

两千一百年前，楚汉争雄之际，韩信趁刘邦之危，要求立为假齐王。刘邦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说着就封了真齐王给他。如今胡秋原是很大丈夫的，他一封，就把自己封为真部长。美中不足的是，“闽变”根本成立的是伪政府，伪政府中，又何来真部长呢？更何来冒充的真部长呢？伪中又伪之下，胡天胡帝的胡部长真把我们弄糊涂了。

1988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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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怎样迫害殷海光

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

《自由中国》停刊后，殷海光顿失地盘，所幸台大教授的职务尚在。后来我主持《文星》对他的处境，有以援手。不料由于中西文化论战时胡秋原战败，迁怒殷海光，对他加以迫害，最后连台大教职皆不能保了，终于呕气而死。

1966年12月20日，殷海光留下一片回忆——《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其中说：“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华杂志上参加徐君（指徐高阮）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俨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和反共爱国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指徐复观），则从旁助威。对于这一切，我依然保持沉默。岂知我愈是沉默，他们愈是生气，愈是提高毒骂的阶梯。……胡君见文字构陷的目标未达，一不做二不休，六月公然行文到台湾大学钱校长，谓殷某人不学无术，不配做教授，应请改聘，或改任职员。……这般子文人这样肆无忌惮，许多人说是由某党策动的。但无证据足以证明彼等之所为系直接由某党所策动。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此。少数文人对一个大学教师连续毒骂并倾陷达三年之久，无人稍予纠正。且诉之法律一定无效，人的名誉毫无保障，甚至人的尊严和安全都被逼到剃刀边沿。”

就在这种压力下，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屈服了，他先是把胡秋原的逼问信发交台大哲学系主任洪耀勋转查殷海光，接着又派毛子水转告殷海光，要他撤销申请“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逼殷海光“放弃了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在胡秋原等为官方做好酝酿工作以后，最后官方出马了。

1966年8月5日，教育部去函台大，形式上是“借聘”为“本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骨子里是调虎离山。最妙的，是函中有“聘书另发”的伏笔。七天以后（8月12日），警备总部派人强请殷海光到部，在刀光剑影中，拿出聘书给他，殷海光拒绝了。8月26日，殷海光应约见钱思亮，钱思亮说本年在形式上，殷先生仍是台大教授，但不能去上课；十一个月后，就是1967年度开始以后，则殷先生必须离开台大。

可是，1967年7月还没到来的时候，殷海光就抑郁生病了。这年4月20日，我把他送进了医院，从此没脱离过病榻，以至于死。殷海光的死，和胡秋原的迫害有直接关系。

胡秋原迫害殷海光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落井下石的故事。知识分子配合官方，对“本是同根生”的同道如此栽诬、如此构陷、如此歇斯底里，胡秋原真是冠军。

1988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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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学术笑话

国民党的学者张金鉴死了，活了八十六岁。此公河南安阳人，北京大学没念完，就进了党校，毕业于中央党务学校，留美归来，历任党政要职，著书三十多册，据说著作达千万言云。他不但是立法委员至今，并且兼任中华学术院行政管理研究所理事长、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综其一生，十足是党、政、学的三棲人物，三棲之中，且以行政学专家的学者身份显于世，被国民党奉为此道瑰宝焉。

对国民党的学者，我是素来看不起的。因为基本上，他们是以党政人员，附庸风雅、唐突学术。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就远不如军阀。军阀自承自己是大老粗，他们对学术敬而远之、对学者恭而敬之，他们从来不敢梦想涉身学术或冒充学者，但是国民党却不然，国民党大量生产了许许多多速成的和即溶的学者，厕身学界，以为炫耀，并占名器。流风所及，国民党的领导人自然更是学界翘楚，所以，我们看到种种头衔，凌云而降，领导人被称为“思想家”、“大哲学家”、“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整个的学术规格，也就因此大乱。这些人著作等身可以，但说等于学术，就未免见笑大方之家了。

以张金鉴为例。他的书，我看了一些，最大的感觉是此公头脑，非常混乱，下笔刺刺不休，但是常常前言不对后语。例如《美国政府》一书中，159页出现的是“关岛”（Guam），但是前18页、第141页中，却变成了“葛姆”（Guam）岛；159页出现的是“波多黎各”（Pererto Rico），但在141页中，却变成了“巴都里沟”（Puerto Rico），在64页中又变成了“普头里沟”（Puertsrico）；明明是“维金群岛（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却在64页、141页、159页三度出现的是“渥金岛”（Uirgin Island），把V字当成U字来发音中译。……这些笑话，没有一条可以笔误或手民之误来搪塞，这种粗糙胡来的著作，又是哪国的学术呢？这种专家程度，岂不太荒唐了吗？

其实，国民党学者这种荒唐，并不以张金鉴为然。跟他同类的大学教授，他们的无知，一抓就是一把。例如萨孟武在《中国社会问题之社会学的研究》中，竟说纽约“当初只有数千人的印度人在那里经营其狩猎生活”。可见此公根本分不清印度人和印第安人，竟犯上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时代的人的错误！——“数千人的印度人”要到纽约去“狩猎”，纽约何辜、印度人又何辜啊！又如郎裕宪在《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册《政治学》中“印度联邦共和国（India）政党”条下说：“尼嚇鲁之妹甘地（Indira Gandhi）夫人继任总理至今。”事实上，甘地夫人是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女儿，不是妹妹。尼赫魯也不是“尼嚇鲁”，赫斯可矣，又嚇个什么呀！又如台大中文系主任、越晚越鸣写肉麻文章拍蒋介石马屁的叶庆炳，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如《东京梦华录》载：‘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霍四究于三国故事，尹常卖于五代史话，必有精至独到之处。”事实上，《东京梦华录》中所提“尹常卖五代史”，“卖”字乃说书之意，并非跟上面“尹常”两字连在一起而成人名“尹常卖”也！叶庆炳中文这样糟，连古字基本解释都不懂，竟还当中文系主任！

上面随手抓到的国民党学者的笑话，大家看了，能不哈哈吗？

1988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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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领袖的自处之道

7月25日《世界论坛报》登说：外交部前任部长丁懋时，在本月初宣称，不参加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科学联合总会年会，激怒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认为这将会造成丧失我们会籍的恶果，十分不值。为了外交部这一宣称，吴大猷除了表示很失望外，还表示如果因此丧失掉得来不易的会籍，他个人和中研院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因而向李登辉报备，留个档案纪录，以备万一出事，好分清“责任谁属”。吴大猷在写给李登辉的信上，指明两点事实：一是国际科总明文指出，开会的代表团只代表团体会员那个机构，中研院虽隶属总统府，但并不代表政府出席；一是不出席时，只要中共提出排我之议，便有可能在会中通过，如丧失得来不易的会籍，会严重打击学术界的士气。吴大猷又表示：今年二月国际科总来函问我方是否要去北京开会，时间快过去五个月了，没有任何政府部门问过他的意见，现在他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李总统能点头云云。

关于吴大猷这封信，据7月24日《联合晚报》报导，“因为没机会当面见着总统，吴大猷已在前天将信发出。”“昨天一家晚报说，吴大猷生气政府不去科总年会的决定，已向李登辉辞职：吴大猷今天上午批评这项报导是‘想当然耳的胡说’。”

看了上面这些新闻，我不禁深有所感。

吴大猷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形式上，他是学术界的领袖。做学术界领袖，除了学问以外，还得以知识分子的风骨表率群伦，不亢不卑，展现“大儒式”的尊严。表面看来，学问与风骨是两码事，其实却是一回事。因为“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必有赖于风骨嶙峋的强者来维护，做学术界领袖的，如果一身软骨，则祸延学术，可想而知。

本来，在国民党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积习下，能当上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早已一蟹不如一蟹，但是，起码的尊严与规格，还是不能乱来的。不幸的是，吴大猷全不明白这些，他为了做官，已经到了低三下四的程度。例如1984年的院士会议，开幕会场是美国文化研究所大讲堂，讲堂用的是上课的课桌椅，吴大猷亲去筹备，下令前三排中间都改成有扶手的座椅，给来观礼的国民党大官坐，这样子自贬学格以取媚当道，试看成何体统！又如1986年的院士会议，吴大猷打电话向俞国华请示，希望俞国华能代为转呈当道，召见杨振宁。不料召见令下之日，正值学术会议之时，吴大猷也不管什么尊严与规格了，带着杨振宁，匆匆自会场中途离席，这样子自贬学格以取媚当道，试看又成何体统！

《战国策》记颜蠲拒见齐宣王，“王曰蠲前”，“蠲亦曰王前”，颜蠲这种与统治者分庭抗礼，逼统治者礼贤下士，并非说与统治者不能见面，而是坚持你不能“召见”我，你必须重视“大儒式”的尊严。可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今天呢？不但吴大猷“没机会当面见着总统”，甚至“五个月了，没有任何政府部门问过他意见”，甚至连得诺贝尔奖的三院士联合求见李登辉都吃了闭门羹！学术尊严已丢人现眼如此，吴大猷不辞职，还待何时？吴大猷指斥晚报说他辞职是“想当然耳的胡说”，其实这一“想当然耳”，正是君子爱人以德。可笑的是，吴大猷恋栈官位而不知进退之道，如此失格，真是学术小人矣！

1988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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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袖的自处之道

国民党行政院长俞国华，为了外界说他包酒家女的事，委由律师出面警告，方法是在报上登出醒目的启事。启事中说：“……本以为是非曲直，自有公论。……讵料，迩来坊间……以含沙射影及颠倒是非之手法，刻意加以渲染，并恶意中伤。而此等颠倒黑白，淆乱听闻之行径，纵然国华不予追究，怨亦难取谅于各界，乃名得不郑重声明，澄清上情。嗣后若有此类留言，并请贵律师全权代为主张权益。为此，特为请敬告各界。”

这篇启事，写得烂套冗沓实在不高明，如此文字，自难达到澄清的作用，并且还有越描越黑的副作用。因为用文字澄清什么，所用文字，必须有力、有来龙去脉、有攻击、有证据。但这篇启事全没有，这说明了：“俞国华和他的律师陈长文的国文能力不无问题。”

用文字澄清的方法以外，政治人物面对蜚短流长，有两种方法，一是“根本不理法”，一是“去告诽谤法”。

“根本不理法”是政治人物认为职业性质使他广受注意，一般人所具有的隐私权等权利，相对减少，因此下焉者采“笑骂由他笑骂”手法，上焉者采“犯而不校”态度，老神在在，对“含沙射影及颠倒是非”，一概不予理会。这种“根本不理法”，在层面上，往往上升到更高层面，而显出政治人物的高杆。一八零七年，美国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被诋毁声中，安详的写道：“我自愿以我本身当作一项伟大试验的题目，为了要证明，一个政府，如果站得正，得民心，甚至舆论丑化它，也打不倒它。”在杰斐逊的容忍下，他被骂做小偷、懦夫、诈欺犯、邪教徒、铸假钱者、伪造文书者、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导人不义者、霸占孤儿寡妇者。……虽然这样，杰斐逊仍旧一声不响，仍旧开放心胸和言路，让人丑化他。他知道丑话声中，民主会变得美化。——大倌人为什么怕丑化呢？如果你是猪八戒，没人丑化得了你；如果你不是，真金不怕火炼，又怕什么呢？

“根本不理法”以外，有一种政治人物正好相反，他认为政治人物和一般人一样，个人的私权也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不容任人糟蹋，因此凡有“含沙射影及颠倒是非”的蜚短流长，他一定追究，这种追究叫做“去告诽谤法”。此种能手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二十三年来，李光耀对任何对他的诽谤，都一一迎战，绝不放过。他的理论，在对“萧麒麟诽谤案”谈话中，已扼要指出。他说：“在大选过后，我很想像蒙岱尔（孟代尔）对里根总统那样说：‘很好，那是一场公平的竞选，我祝贺你。’但，我无法对我的政敌这么说，因为他们说的话，完全不可相信。不过，他们的胡言乱语，会经过群众的嘴而传播出去，如果我不反击，将破坏这一个政府的信誉和其廉洁的形象。”显然的，李光耀认为，在不入流的政治环境下，不能采取美国式政治人物的宽容，“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是不可靠的，公论的得来，还得靠一己的挺身力争。李光耀这一作风，显然影响了菲律宾总统柯拉蓉，柯拉蓉在不入流的报纸诬指她在兵变之际吓得躲入床下一事提出控告，就是李光耀作风的延伸。最后报社道歉了事。把“是”争个水落石出，总比让“非”谬种流传来得好，这种澄清方法，自是要得！

今天的俞国华，进不能杰斐逊；退不能李光耀，只知以刊启事虚声恫吓，这既不是纵容言论自由，也不是严予依法解决之道，两头都不着边，他错了。

198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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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争夺战

一桩暗杀案，案发当年，敌我双方没人承认是它干的；事隔多年以后，敌我双方又都自承是它干的，互相争夺凶手，这不是邪门吗？可是这种邪门，居然发生在“闻一多案”上面，这就太耐人寻味了。

闻一多是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7月9日李公朴被暗杀，7月19日他参加追悼会，公开演说，攻击国民党，回家途中被枪击，死于非命。年四十八岁。

闻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枪毙了二个凶手，以息公愤，但把凶手，定位在两名普通军人的个人行为上，说他们激于义愤，因而开枪，并没有上级人员指使暗杀。不过，在多年后，国民党中的一些宣传媒体，却不以此说为然了。例如1982年3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就登出朱文长的《我们付得起忽略文史的代价吗？》一文，认为“跟在中共屁股后面说闻一多是国民党所杀”，是错误的；今年10月29日的青年日报上，也登出黎风的《栽赃嫁祸是中共赖以起家的“法宝”》一文，指出“想知道‘李、闻血案’的完结篇内容吗？请看五十四年7月19日，香港《天天日报》刊载一篇署名张君远的文章。该文谈到李、闻遇刺毙命经过时，有据可查的指出，全案正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处长朱杰勤一手策划指使的‘杰作’，朱某在大陆沦陷前，是潜伏西南联大的匪党分子。”

照这些国民党宣传媒体今日的说法，暗杀闻一多，显然出自共产党而非出自国民党。但是，果真如此，当年枪毙两个凶手时，为什么不即时宣布他们是共产党呢？难道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处长朱杰勤”有本领策划凶手，使他们至死不透露指使人吗？这是令人费解的。

但这一费解，只要我们肯查查书，却也为之恍然。1965年5月3日，《中国一周》第七八四期上，有张振国《哭辞公，忆往事》一文，曾透露说：“我曾破获共匪许多地下组织，摧毁不少共匪武装力量，清除潜伏在我军事工业中的几千匪徒工人，破坏昆明预谋叛乱的阴谋，枪杀公开侮辱领袖，诋毁我抗战的共匪重要同路人李公朴、闻一多。打击匪首林彪，女匪蓝萍，潜到重庆的游说统战。揭穿毛泽东亲至重庆伪善的假面具，致遭共匪对我个人恨之入骨，在匪文汇报骂我为‘国名党的血手’！”从这篇张振国的文章里，已经毫不掩饰的指出“共匪重要同路人李公朴、闻一多”是他“枪杀”的。张振国是国民党的将军，《中国一周》是国民党中常委张其昀办的刊物，这种文章登出来，总不是乱说吧？

同一位张将军，他在1968年2月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编印的《生命的光辉》一书里，除了再次承认上述事实外，又透露，暗杀是将军级的他主持的，由“我留昆明工作同志”开枪，事后闹大了，政府特派大员前往处理，“后由钱一如、张棋两同志，公开自首，乃集合教授学生，举行万人大会，渠等慷慨历数共匪祸国殃民暴行，就义时，高呼‘打倒共产党！蒋委员长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此种忠党爱国壮烈成仁之精神，真可惊天动地而泣鬼神。学生群众，深受感动，曾被共匪迷惑利用之青年学生，转而痛恨共匪群起打倒共匪；故匪首纷纷逃避，而昆明得以安静如恒”云。——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朱处长，竟能有本领策划凶手，最后达到这样有利国民党的戏剧效果，真是匪夷所思矣！

198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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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死人上榜到活人成双

7月3日中央日报头条登出国民党十三全大会的报导，说记者会中，“李焕宣布大会此次出席及列席人数共计一千六百一十一位”，旋在后页登出《十三全会代表名单》。我把这些上榜的老年才俊和青年才俊名单翻了一下，赫然发现，其中竟不乏死去之人！例如中央评议委员中有石九龄者，他早在今年2月4日死在荣民医院，由倪文亚做主任委员的“石故立法委员九龄先生治丧委员会”也早发过讣闻，此讣闻并早登在2月22日的中央日报上。如今中央日报竟起死人于地下，把安葬在台北县山佳佛教墓园的石老先生不由分说，簇拥来开十三全会，除非全会已成酆都鬼域，真不知这会怎么个开法？

这种死人上榜的妙事，还不止开会呢！还有更妙的呢！去年7月15日解严前，司法院与法务部对于通缉作业完成两份：已判决确定要执行的，由院方发布通缉；还在侦查中的，由部方通令高检处发布通缉。于是，7月15日通缉令下。不料上榜的名单一出，赫然发现，其中竟不乏死去之人！例如有郭连荫者，他早已死去多年，如今高检处竟起死人于地下，把尸骨已寒的郭逆连荫也不由分说，榜示以为捉拿，除非阎罗殿牛头马面帮忙，真不知这缉怎么个通法？

这种死人上榜，看似有趣，其实还没活人成双有趣。

1966年5月，国民党立法委员胡秋原，暗中勾结国防部总政治部，发起大规模的“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运动”，胡秋原等写了驳斥信，透过总政治部，要大专教授们一一签名。胡秋原等蠢到不知一千六百教授的集体众口一声，非但不能驳斥别人，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在一声令下之后，这些没脊梁的教授，纷纷在各校签名枱上，签字如仪。不料名单公布，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签名重复者，竟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六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这一笑话，当时无人察觉，只有我看出来。到了那年七月，新闻局又受到总政治部压力，要到美国纽约时报买下广告，把签名信英译给洋鬼子看，消息传出，我实在看不过去了，在7月7日写信给新闻局长沈剑虹，提醒他说：“洋鬼子一个人不幸‘二分法’，也至多是Dr. Jekyll and Mr. Hyde来他一个‘化身博士’。我国‘教授’，岂可不化如此哉？”请他特别注意签名重复问题，别再把人丢到国外去。沈剑虹立刻回我信，说已悬崖勒马了，特别感谢我云云。

如今，二十二年过去了，但国民党这种把名乱签一气的习惯，依然故我。今年五月，国民党立法委员周书府带头，七十五人连署，提出书面质询，建议政府适时发布紧急处分或实施局部戒严，以免暴乱活动危及国家安全、人民生计。七十五人签名完毕后，突然发现侨选立委李继渊也不化身起来，签名竟出现两次！这时把七十五人改为七十四人也来不及了，因为新闻已发出去了，于是只好商得另一立委黄振华同意，临时加签，凑足了七十五人。

死人不会讲话，你把他大名上榜，死者本人，情有可原；但活人乱签名，发生签名重复，活人本人，就理不可恕。这些丑闻的发生，基本原因都在执事者与当事者的不认真、不负责任。执事者照本宣科，于是死人上榜；当事者见名就签，于是活人成双。——国民党中做事荒唐又愚蠢者无所不在，本文所举，只抽样耳。

198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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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侍从之死

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程沧波，于7月21日以米寿之年，死于台北。十三年前杨管北去世，他挽以联说：“零落归山邱，风景不殊陵谷换；凄迷望故国，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一挽联，当年写的是朋友，今天看来，却正写的是他自己。

程沧波，江苏武进人，早年名中行，他在商务出版《国家主义之历史观》，用的就是“程中行”名字。他生在民国前九年的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三岁小学毕业，从江南名儒钱名山遊，执贽受业，博涉经史。再入中学，毕业后，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25年转复旦大学毕业。1930年去英国深造，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习政治哲学、韦勃斯脱（Charles K. Webster）教授习外交史。1937年二次去英，入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习历史及英国文学。曾任国立复旦大学教授兼新闻系主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政治大学教授、东吴大学教授、上海《时事新报》主笔、南京《中央日报》社长、重庆《世界日报》总主笔、香港《星岛日报》总主笔、上海《新闻报》社长、国难会议委员、军事委员会秘书、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大会制宪代表、立法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监察院秘书长、江苏监察史、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中国代表、中华民国书法访日代表团团长、中日文化访日团副团长（团长何应钦）、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APU）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国新闻评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著作有《土耳其革命史》（民智）、《民族革命史》（商务）、《时论集》（一、二、三、四册）、《历史、文化及人物》（中央文物供应社）、《沧波文选》（文星）、《沧波文存》（传记文学社）等书。

综观程沧波一生简历，足见他是一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且究其实际，在国民党号称群彦之中，允为不可多得之人才，他的章法与书法，自成一家，并且超迈侪辈。论者以“哪一个人也写不过陈布雷”（刘大白语），其实陈布雷的才气，不足与程沧波比。至于成舍我、潘公展诸人，皆不足论。萧同兹厕身文宣多年，为人休休有容，为文则粗识之无而已，相形之下，更为望尘。至于今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政者秦孝仪、曹胜芬、楚崧秋、石永贵之流，人文水平，已在望尘之外，国民党人才寥落，自程沧波死，更成广陵之散矣！

程沧波正以才具高于侪辈，所以对比而言，综其一生，得志之中亦寓失意。九年前叶公超去世，他挽以联说：“学术擅中西，零落山邱同一哭；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这一挽联，书死者却适足以自画。程沧波混迹政海，百无聊赖，或以自嘲。他回忆傅斯年，有这样一段：“记得在重庆时，有一次不知怎样我们谈论近代人物，忽然提到俞明震（恪士）。我忽发议论说，俞恪士一位名翰林，为什么到两江去做候补道，他立刻答我：‘你为什么现在当监察院秘书长？俞恪士当时不做候补道又做什么！人世间几个人能做有聊的事！’”可见伤心人别有怀抱。他写文评罗光《陆征祥传》，讥评罗光“庸俗与势利”，说：“全书给我第一个印象，好像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一个出世的人，也不是一位‘学究天人’之学者。因为书中对于陆氏的官爵，似乎崇拜得过分。譬如在陆氏宗教进修每一阶段中，著者一再重复地讲：什么人会想到这一位修道者，从前做过钦差大臣、总长、国务总理。书中这一类的语调，大概重复讴詠，不下十几处。陆氏在比国修道院，晋陞司铎和会长，国民政府主席以次所赠楹联幛，中国驻欧使节八人莅临道贺，著者尤在书中渲染备至，十足流露著者对于这种场面，向往之深。这种语调，使我们教外人实在感到十二分的惶惑。我们惶惑天主教中对于人世纷华与虚荣的观念，我们更惶惑天主教出教修道人的精神世界。天主教中以得一个陆征祥为荣幸，以得一个曾做过总长与总理的陆征祥为荣幸。这使我们郑重地怀疑：教以人重，还是人以教重？龚定庵有两句诗：‘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他这两句是说以前科第与科中人的关系。我们读过罗光神父所著《陆征祥传》，使我怀疑天主教对陆征祥，教以人重，还是人以教重？如果引用龚定庵的诗意，‘科以人重科益重’，那亦可以说‘教以人重教益重’。换句话说，天主教因陆征祥其人而重要，使天主教愈益重要。因为罗光是神父，他是梵蒂冈积学之士，使教外人读其书后不能不有此引伸。”……立论之正，一时无两，足见程沧波别有怀抱。他复以“独立与独行”为文，历举中外特立独行之士，深致向往，可见程沧波独爱风流高格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

程沧波以如此怀抱，他生未卜，此生已休，晚岁自谓：“我已老入空门，一空到底。”又谓：“潜心佛典，专力修持，久已搁笔不复作文，且视诗文为慧业之戒。回思畴昔，慷慨自负，以不能为英国之尼格拉孙与韦勃斯脱，或美国之李普曼，为自己悲叹、为时代悲叹。由今忏悔，此种狂心，真是莫大妄念、莫大罪业，自兹以往，但愿歇灭狂心，日即菩提。”可见及其老也，犹以自戒自悔，玄黄乍变，矛盾随之。如今以高才归于大化，自“达官”观察，或有衮衮之生荣；以“名士”论定，不无苍凉之死哀。特重述生平，以为哀词。为国民党做文化走狗者，有如此程！

1990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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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罪老羊”和“替罪小羊”

前一阵子为了戴笠的功过等问题，与戴笠手下的大将乔家才将军有所讨论与争议。今天乔家才将军在联勤军官俱乐部请我吃饭，谷正文将军、张美信小姐在座。这是我和他首次见面。乔家才将军八十五岁了，他被蒋介石下条子定为“无期徒刑可也”以后，浩劫余生。出狱以后，身任国大代表至今。他是一个质直的人，有山西人那种忠义而不大讲理的性格。关公是山西人，恰恰就是那种性格。大陆上有人说：“乔家才那种人，连共产党中都很难找，何况国民党。”事实正是如此。

吃完饭后，他们又来我家小坐，谈到国大代表四十年来的处境。我提到段宏俊说：“老国大代表们做了这么久，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错。他们的错误，是选了四十年，都没把总统选对了人！”乔家才将军说：“其实这只是每月几千块钱的问题。代表们到了台湾，没路可去，也要生活，就这样下来了，不选蒋又选谁？”

对绝大多数的国大代表说，这话也没错，为了生活，只好黑下良心干。这些人在大陆时代，或救国、或祸国，大多权倾一时、威风八面；但沦落到台湾后，却如古人所说“爰客逃难，求食而已”，狗熊无用武之地，只好整天以下棋、喝茶、聊天、举手、挂尿袋光复大陆。每逢选举总统前夕，会被重视一下；其他时候，就全遭冷眼。——他们已不是当权派，却被当权派巧妙的安排在第一线，以吸收各方攻击火力，而真正的当权派却躲在背后，大做其恶而不被注意。代他们想起来，也真糗。自己打的天下，最后落到别人手里；垂老还为了高薪、空名、和中央新村内湖新村的窝，替人做挡箭牌，集天下丛谤恶名怪谥于一身。这些老人固乏善类而罪有应得，但是混了一辈子，最后为了生活而做“替罪老羊”，可恨亦复可怜。

“替罪老羊”之外，另有一种“替罪小羊”。这些人是在台湾崛起的新贵，但运气弄人，分到的职务，正好是替罪的职务，例如国民党组工会主任、省党部主委之类，他们虽是当权派，但却不能免于被有权无责的另一种当权派干扰。他们好像是下棋的，下棋时候，背后有黑手多条“支招”，结果棋下输了，他们下台，而“支招”者依然做主席、做军头、做秘书长。黄狗和黑狗一起偷食，但总黑狗遭殃。这种人无以名之，只好说是“替罪小羊”。

从“替罪老羊”到“替罪小羊”，使我们看到国民党权力结构失衡的一面，也看到政治的卑鄙与龌龊。

198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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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更在不平外

11月8日，在省政府任职的王长虹先生写信给我，信中谈到老兵血泪，文献足征，我愿多加引述，以为存证。

王长虹先生首先对“战士授田证”的颁发标准，别有意见。他说：“战士授田证，国防部发出七十多万张，现在要算钱了，就打烂帐（仗），到台湾来的国军，报载只有四十多万人，现在已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大多在七八十岁了，再拖几年，或者再争议几年，就免费了，当时政府的德政旨意，应该是‘老兵’对国家的贡献，‘老了’回大陆时，予以‘授田’以‘颐养天年’，另外近三十多万人，都是在台湾‘入伍’、‘退伍’，他们只是国策中的国防需要备战人员，他们打过仗吗？台湾兵要到大陆授田养老吗？这是狗屁政策，战士授田证是在部队里‘统一造册报发’的。但是那些真正经过北伐、抗战、剿匪的老兵，因剿匪战争，节节败退，很多部队溃散，就零星辗转来台，有些到国防部登记为无职军官（我就是其中之一），有些后来的，晚了就没有机会登记，大家都变成老百姓，没有退役令，没有退休金，也没有授田证，政府根本不管我们死活。在民国三十八九年时，在‘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时，投机分子投向共匪，我们这些人追随政府到台湾来，‘忠贞’二字我想我受之无愧，我们流血、流汗，不说有功劳，也有苦劳，最低也该算‘忠贞之士’，难道比不上在台入伍、退伍的人吗？他们有授田证，我们没有，公平吗？更气人的是当时投机投向共产党，后来匪区日子不好过，再投回祖国怀抱，他们是‘反共义士’发给黄金几千两，还可官升一级，如韩国归来的‘反共战士’，政府予以‘就业’，想当年（三十八、九年）政府人事冻结，我们这批‘忠贞之士，流落街头，没吃的、没穿的、没住的，谁来管过我们？’对投机分子，如此‘优惠’，对忠贞之士，如此‘刻薄’，还有天理吗？但这是‘政治’，谁叫你如斯这般‘愚忠’，因为你没有政治宣传价值所使然！活该。”

王长虹先生接着对老兵的悲惨遭遇，做了个案。他说：“更可笑的一件事，三十九年我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住火车站，我到保安司令部（那时司令是彭孟缉）找政治部主任，我告诉他，我部队在大陆打垮了，随友军来台，现在是无职军官，我今年二十岁，对国家有贡献的能力，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现在没有吃的、穿的、住的，我希望‘主任’调查一下，如果我‘思想’有问题（那时社会对思想问题很敏感，不像今日这般无法无天，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你就把我枪毙好了，如果我是‘忠贞之士’，我不要求什么官，但我要求‘活下去’，希望转报国防部，将现有在台国军中，每位战士，每天二十七两米中（他们吃不完剩余米卖了加菜）扣发一两，发给我们无职军官吃，不要饿死我们，而减低国防战斗力，你晓得那位‘政治部主任’（四十年了我忘记他的名字）怎么说，他说：‘老弟，你还没有吃饭？’叫传令兵带我到伙房吃饭，我吃饱饭出来，那位政治部‘主任’溜了，大师，你说气不气人？”

王长虹先生最后说：“大师，我到台湾后，所受的屈辱，真是‘罄竹难书’，所以我想请大师替我说几句公道话。”

像王长虹先生这种遭受不平待遇的老兵，的确是最不平的一种。老兵们遭受的不平待遇，各有不同，对“没有退役令，没有退休金，也没有授田证”的老兵说来，“在台入伍”、“反共义士”固然不够看，但这些后辈，也是被害人，试看韩战归来的“一万四千个证人”的绝大多数下场，便可明白。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并无二致，只是程度深浅而已。

我想，应该就程度深浅，从宽认定，尤其要对“没有退役令，没有退休金，也没有授田证”的那些老兵，要重新认定、追认、补偿，这样才是“慎终追远”之道。我很感谢王长虹先生的提醒与举证，今天关心授田证折价的人们，更不要忘了没证的一群才好！

198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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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跑式逃难”与“逃难式赛跑”

三十多年前，逃难到台湾的外省人，他们逃难，可分两类：一类是“大老爷式逃难”，一类是“小百姓式逃难”。“大老爷式逃难”是在逃难前，占尽消息、工具、财力等方便，其逃难也，其实与搬家无异。国民党大员中，逃到台湾来，连同豪华家具一并上飞机上轮船者，比比皆是；最精彩的是，特务头子戴笠的棺材，为了怕共产党会掘他的坟，也自坟中起出，运到台湾。兵荒马乱之时，还能不忘故人、泽及枯骨，国民党之精于逃难，伟大哉！

“大老爷式逃难”外，剩下就是“小百姓式逃难”了。小百姓消息不灵、工具不行、财力不够，其逃难也，只能扶老携幼、手抱婴儿，大队而行，但是一兵荒一马乱，大队就冲散了，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沦入沟壑的沦入沟壑、流落街头的流落街头。其中最惨的是小孩，以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为例，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10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与小孩成对比的，是大姑娘。大姑娘流离失所，劫后余生，只好卖身，青岛撤退前，大姑娘在码头上苦等，没机会上船，因为船都给骄兵悍将占了，当时任何军人只要肯带走她们，不管做姨太太或做丫鬟，她们都干。唐诗中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说“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正是古今通用。

“小百姓式逃难”中，逃到台湾来的，至少都经过千劫百难，他们在劫难之后，喘息虽定，可是往往惊魂难平。多年逃难的经验，使他们之中，有的已有“心理变态”。1961年，我住在台北陋巷里，对面住着陶弘，比我大几岁，是逃难来的。一天，施珂大哥同陶弘聊天，施珂说：“我过去逃难逃久了，全部家当一背就走。所以今天养成习惯：我的全部财产，只要一背就走那么多。”陶弘说：“这有什么稀奇！我的全部财产，只要一提就走那么多，我比你的习惯还要好！”我在旁边听了，忍不住苦笑，真的，一提就走的速度，的确高于一背就走；一提就走的重量，的确低于一背就走。他们都是逃难专家，他们逃得心有余悸，他们不再有“恒产”了，因为他们没“恒心”了。他们的“恒产”只在一提一背之间，他们随时准备仓皇就道，因为他们午夜梦回，耳边经常有炮声一响！

今天在温床上诞生的、在暖房里成长的人们，他们无法想象逃难前后的一切情况，他们会说，既然逃难，何不早走？其实哪里这样简单！

以出走的时间而论，一定得万事俱备条件才成，否则安土重迁，人之常情。首先是“敌情判断”，这一点上，小百姓就差大老爷一大截。大老爷洞烛机先，小百姓如何赶得上？当然大老爷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抗战期间的长沙大火，就是一例。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杰作，说日本鬼子要来了，为了焦土抗战，所以自己先火烧长沙，不料烧的烧了、逃难的逃了，日本鬼子却没来，这下子群情愤激，举国大譁，国民党只好枪毙个把将军来为上级做替死鬼。

长沙大火的例子，说明了逃难的“定时”（timing），实在良非易事。

长沙大火以后，国民党学乖了，再也不说哪个地方会失守了，相反的，不但不说失守，反倒硬说“共存亡”了。所谓“共存亡”，就是“大家谁都别走”的意思、“大家谁都不许走”的意思，国民党既然守土有责，小百姓自可稍安勿躁。

以“共存亡”为例。北平被围城前，国民党在北平的头子傅作义，宣称“誓与北平共存亡”，为了表示“共存亡”的决心，上上下下，谁都不许走、不许开小差、不许逃难，同时在北平城内加做市内机场等，决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国民党教育局长王季高洞烛机先，看到所谓“誓与北平共存亡”是鬼话，于是，自己就先逃难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义大怒，致电中央，请将王季高截回。这一事件，说明了逃难时不该逃而先逃，是不行的。

国民党侨委会委员李朴生，有一次回忆，说他逃到广州后，一天国民党开大会，宣称“誓与广州共存亡”，他正好生病，没赶上这种宣誓，心里至为不安。可是，曾几何时，宣誓“共存亡”的衮衮诸公，一个个都逃难到台湾来了，他这时候，才平衡了他内心的不安。李朴生真是老实人，他竟把这些泄底的话给泄了底了。

但是，反过来说，该逃而后逃了，也是不行的。后逃了必然“搭不上巴士”、也搭不上一切飞机与轮船，只有“陷匪”的份儿，一旦“陷匪”，再出来就“交代不清”了，这是一切冤狱的祸源，国民党随时要整你，就可以整到。郭衣洞（柏杨）的冤狱，就是因逃得不快，“陷匪”而来。一旦“陷匪”，其不为国民党疑云盖顶者，几希？

由此可见，所贵为逃难者，不能快似王季高，不能慢似郭衣洞，要不快不慢，恰得其中。这种恰得其中，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赛跑式逃难”。赛跑时候，先跑会犯规，后跑会吃亏，只有一声枪响，同时起步，才算及格。今天到台湾的许多外省人，能够不为傅作义截回、不为共产党追到、又不为警备总部或调查局疑云盖顶者，皆当年精于起步者也！

这种同时起步的逃难，乍看起来，虽然形似“公平竞争”，其实大大不然。因为大老爷起步，总得消息、工具、财力等方便，小百姓又如何赶得上？沈阳撤退时候，最后一架飞机是国民党省主席坐的；成都撤退时候，最后一架飞机是国民党党中央坐的。大老爷想逃难，只消飞遍了千山万水；小百姓想逃难，就只好走遍了千山万水了。

走遍了千山万水的小百姓，他们已是强者，他们虽然条件不足，但仍在不足的条件下，能够浮海来台，苟全性命于乱世。像施珂大哥、像陶弘，他们都是这种“逃难油子”、“逃难老油条”，我暗笑他们习与性成，什么都能做，唯独不宜参加赛跑，因为他们在一连多年的“赛跑式逃难”以后，他们走到运动场上，必然油然而生抢跑偷步之心，而去做“逃难式赛跑”。为什么跑，他们不知道、也不必先知道，只是枪声未响就先跑了再说。他们是苦难时代的倖存者、是受难时代的见证者、是逃难时代的“牙刷主义者”。真的，他们是最正牌最纯真的“牙刷主义者”，他们虽逃难到美国，但是那早年的午夜梦回，还一次一次的变成他们的梦魇，他们永远不会安枕，因为枕头之下，有他们一点点细软，或背着、或提着，随时伴同他们，去仓皇就道、去远走高飞。我相信，所有到台湾的人，他们最有资格去美国、最有资格去世外桃源、去天涯海角。我祝福他们：愿他们的生命长寿，愿他们的两脚安息。

1983年9月14日晨5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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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子先逃啊！”

《南齐书》卷二六记王敬则讽刺东昏侯父子说：“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意思是说，檀道济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你们父子快逃才是上策啊！

在蒋家王朝丢掉大陆的那段日子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早已深得“父子唯应急走耳！”的上计，即使在遍地烽烟中，由于得情报消息与交通工具之便，照样急走得很从容。这在蒋经国1949年4月24日日记中，显示甚明：

中午，奉父亲嘱咐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我当即请示此行的目的地点，父亲没有回答。当时只好准备一艘军舰，听候命令。

在父子急走之时，可以随时有“一艘军舰，听候命令”，这是何等气派！

蒋氏父子急走之时，不但随时有军舰待命，还随时有飞机待命。这在蒋经国1949年11月29日日记中，也显示甚明：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当此兵慌马乱之时，父亲指挥若定，其安详镇静有如此者。

蒋介石当然“安详镇静”，因为有专机随时待命带他逃走，他又慌个什么呢？

除了蒋氏父子急走的这种气派外，别的人急走起来，可就差得多了，但随着职位大小，还是不无气派可寻。换言之，大官急走起来，还是胜人一筹的。以当年沈阳失守时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等人为例，便可见端详。

据当时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少将师长许庚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第五十三师》一文回忆：

卫立煌正在第三招待所召集军政大员们准备开会逃跑，当他得知董文琦这一意外消息后，立即命令所有高级官员搭车驰赴东塔机场逃走。他们匆匆忙忙到达机场，等候了约一个多小时，来了两架草绿色C－46型运输机降落。卫立煌和他的副官们先行上去。然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接着上。但因争先恐后，秩序大乱，挤在机梯上的终于被副官们踢了下来，然后关门，飞机起飞走了。第二架飞机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人们又慌乱起来，而这架飞机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

搭上第一架飞机逃走的共有八人：卫立煌、赵家骧、政委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政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政府主席王铁汉、沈阳市市长董文琦及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外有几个随行人员。其余的大员如：吴翰涛、彭济群与宋子英等等，都未爬上第一架飞机。卫立煌逃走的时间是十月三十日下午四时许。

这回忆还语焉不详，再看当时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兼东北剿总军粮采购委员会少将副主任胡圣一《回顾沈阳解放》一文回忆：

卫立煌等一行先跑到浑河机场，这时浑河机场已挤满了要想逃跑的人群。一架飞机刚着陆，便被候机人群拥进舱内，连飞机门都关不上。卫立煌等人到此，望机兴叹，无可奈何。这时，驾驶员偷偷告诉卫等转向东塔机场，他设法转到那里迎接。卫等走后，驾驶员假装开动几次，对机内人员们说：“机身发生故障，你们已经上来的人，东西不要动，排队下机，站在一边，帮我推动飞机，能开动了你们再依次上来。”这些人不知受了骗，他们怕外人挤进，组织起来，排队下机，帮助推动。这时，驾驶员关上舱门，突然起飞而去。这些人不但没有上去飞机，连个人携带的贵重物品都被人骗去了；并且在飞机起动时，靠近机身的人受了很重的创伤。顿时机场上哭天骂地，开始没有抢上飞机的人，反而喜笑讽刺起来，呈现一片混乱景象。

王化一到了东塔机场，正是这架飞机着陆以后卫立煌等抢上飞机的时候。来这里的多半是机关中、上级以上的职员和军官的家属，场内充满了大小汽车和人群。驾驶员有了经验，先不开舱门，打设扶梯，一般人也爬不上去。卫立煌等由卫兵保护，上了一辆卡车，卡车的后门正对机舱门，门一打开，卫立煌首先跃进。此时军人的车辆同时也开近机舱门，有不少人跳上拉卫的卡车，蜂拥而入，这些大员们哪里挤得过他们。因此，顿时造成混乱，除了喊叫怒骂而外，枪把子、手杖都挥舞开了。大员们由卫兵们拥护着多数还是挤进去了，当时由卡车上挤掉下来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瀚涛夫妇、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等。还有几个人扶着机翼爬到机顶上，其中一个军人打破了机窗想由窗口进去，当飞机发动徐徐前进时，那个在机顶上的和钻窗口的都被甩了下来受了重伤。丑态百出，狼狈不堪。一时走不了的人望着飞机大骂：“打仗你们后退，逃命你们抢先。”其实骂的人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关于大官以外，小官的逃亡图，当时国民党空军沈阳北陵机场航空站空军少校副站长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一文中更有大特写：

沈阳空军原定10月30日全部撤退，当日我在北陵机场主持站务，很多军政界的高级官员集结在北陵机场，准备搭飞机逃命。上午已运走了一部分人员和行李。及至中午时候，想搭飞机的人愈来愈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起航。但谁也不肯下来，地勤人员和空军司令部派来的官佐都无法弹压。原留在机场有三架空运机，是专为站场人员最后撤退准备的，到此时他们见情况混乱，均不听命，也擅自起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正站长刘启东正在机场指挥工作，勉强挤了上去，算逃走了。等我从办公室奔出，飞机舱门已关，无法上去。当时在空中仍有不少架从北平来的空运机，是专来接运撤退人员的，但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盘旋几周，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从此北陵机场再也没有飞机降落了，战斗机也一起飞光。我和修护组组长梁增光（空军中校）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到下午二时左右，听说飞机改在铁西民航机场（即浑河机场）降落，想逃命的军政官员，纷纷向铁西奔去。北陵机场因没有飞机起落，已成冷静状态。当我和梁增光驱车到铁西机场，很多空运机已经走了。这是国民党东北空军司令官吴郁亲自在那里安排的。机场上除警卫部队之外，搭机的人一个也不见了；吴郁也回司令部去了。在跑道中央停着一架空运机，飞行员是姓萧的空运分队长。他对我们说：“此机是留待卫立煌和吴司令官使用的，任何人不准乘搭。”我们想，一架飞机能载五六十人，我和梁增光忠于职守，是因为执行勤务，来不及上机逃走，可能允许我们搭乘。我和梁即刻转到司令部见吴司令官，要求他走的时候把我们带走，他叫我们等候，上机时再说。我二人信以为真，老老实实坐在三楼等候。殊不知什么时候吴司令官早已偷偷走了，我二人十分气愤。天色将晚，料想再也无机可搭，只好在司令部住下来。空军还有不少搭不上飞机的人，都显得十分焦急，这天夜里天气寒冷，大家在司令部三楼连身打滚住了一宿。

第二天，果然有几架空运机到达沈阳，改在东塔机场降落，当我二人赶到的时候，机场已集结着两三百人，等搭飞机逃命。而此时东塔机场想搭飞机的人群，又似无笼头的野马，谁又能给以可怜或帮助。只要来了飞机，一经着陆，就乱糟糟争先恐后地抢上，无人维持秩序。空军司令部的两位中校处长彭亚秀、张秀良在场，也拿不出一点办法。空中的飞机见地面如此混乱，必然是下得去，起不来，只得空机飞走了。我鉴于昨天（三十号）北陵机场的教训，为了求得逃命，就站在一张高桌上，把情况向大家讲明。说不能混乱，混乱了一个也走不掉，要求大家排好队，分好组，每组五十人（刚和一机载量），每组选一个人出来抽签，依次序上机。这些想搭机逃命的人，都认为我说得很对，很快就排好队，分好组，每组指定一人维持秩序，然后请两位处长和北平通话，请派机来撤运。正当大家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忽见空中飞来一架飞机，大家喜形于色，以为这次一定可搭上飞机了。谁知飞机降落后，停在跑道中央，发动机依然在转动，这两位处长和警卫团团长三个人，坐着小汽车迎上前去，叫大家不要混乱，让他们去接头，当他们三人登上飞机，即刻关上舱门，开足马力升空飞走了。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怪不得国民党军处处遭到失败，看透了，谁还为他们卖命？又等了大约一个钟头，天色已晚，实在是无望了，各自散回城里，另找窍门。

这些可悲又可笑的画面，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鸟兽散时的众生相！

1924年到1925年间，邓本殷督琼州时，所带的兵，只能扰民，不能保境，作起战来，见匪就退。有一次，有一营人驻防琼东县嘉积市，突遇匪袭，不敢抵抗，仓皇急走，一面逃一面大骂挤在路上一起逃的老百姓，说：“我们背了价值好几百块的枪械子弹，为了怕被匪抢去，才逃啊，你们老百姓又有什么好逃的！要逃，也让老子先逃啊！”

整个国民党的逃亡图，从蒋氏父子以下，理由与顺序，不外乎此也！

1988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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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林坤荣能回家？

林坤荣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在1956年三十三岁时候，以中尉身份，派到大陆去。不久被俘，被判无期徒刑。先在不见天日的黑牢中关了九年，又送到青海高原劳动改造十多年，四人帮垮台后，他在一九八零年被释放，回到福建东山县老家，衰病侵寻，苟延残生，对人生已不寄任何希望。

林坤荣离开台湾的时候，家里有妻子张月凤，有八岁的大女儿林丽云、五岁的大儿子林正弟、四岁的小儿子林正杰，和离家后二十四天才出世的小女儿林丽霞。他临走前的一天晚上，他告诉妻子要到日本和香港出公差，过几月就回来。可是，他再也没回来了。终于有一天，国防部特情室的人告诉张月凤：林坤荣不会回来了，——他被俘了！

于是，晴天霹雳降在张月凤的头上，她对人生已不寄任何希望，但对四个儿女，她却得努力使他们有希望。就这样的，在含辛茹苦中、在四处打工中，她带着四个儿女，在穷困凄凉中过了一年、过了三年四年、过了十三年十四年、过了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这时候，他们在祖先牌位下，早已加添了林坤荣的名字，“欲祭疑君在”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天涯哭此时”的哀恸，长年笼罩在这贫苦家庭里。

但是，最后，当二十五年到来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张月凤从新加坡亲戚的来信里，得知了丈夫还在人间、还在人间，在人间的家乡里奄奄一息！

张月凤立刻赶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她迂回的避开了国民党的三通禁令，写信给丈夫、寄药给丈夫、汇钱给丈夫、告诉丈夫他们在想念他、等待他，告诉丈夫儿女都已长大、要安心养病、要对一家团圆寄希望。

林坤荣在万念俱灰中，重新得到了鼓舞，“我一定要见到他们”，他这样发了弘愿。于是，在中共发布准许出国探亲的政策后，他提出了申请，中共也准了他。

今年3月28日，病得不能走路的林坤荣，被扶上了火车，奔向了香港，四天以后，在九龙边界的深圳车站，他被扶下来，见到了分别二十八年的妻子。他们都没有讲话、没有讲话，只有流眼泪，眼泪是苦难人们的唯一语言。

就在同一天，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也赶到了，林坤荣夫妇躲在旅馆里，不敢出来，也不知怎么办才好。终于，在本月4日，国民党同意林坤荣秘密入境，当飞机抵达桃园机场，国民党只准他的儿女在过境室和他见面，然后就把他放在神秘的地方，隔离问话。十四天后，他终于被允许回家。4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说“林坤荣昨返国”、“一家人二十八年来初次见面”，登的都是谎话。《中央日报》显然想抹去国民党这十四天的“长考”，但是，谎话由他们去说吧，林坤荣总算回来了，并且回家了！

国民党的“长考”

当林坤荣夫妇躲在香港的旅馆里，他们内心的惊惶，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就在八年前的4月里，当中共释放十名国民党的俘虏到香港时候，国民党公开拒绝了他们。这十名俘虏都是星光闪闪的国民党将军级人物，他们个个都为国民党坐了二十五年以上的大牢，但是，当他们万劫归来，想同自己家人团圆的时候，国民党竟不要他们，也不准骨肉相见。他们十个人万万没想到：为国民党千辛万苦几十年，得到的，竟是如此凄凉、无情的下场！于是，他们有的在香港自杀了（像国民党前河西警备司令张铁石）①；有的被美国“基于人道”收容了（像国民党前军统局少将段克文）②；有的绝望之余，又回大陆了。这八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林坤荣夫妇怎么不怵目惊心呢？这十名将军级的国民党，下场都不过如此；中尉级的林坤荣，又何能“妄冀非分”呢？

按照八年前的标准，林坤荣显然是回不来的。八年来，国民党从来没有宣布改变这一标准，自然回不来也不是意外。但是，林坤荣居然回来了，并且回来后“洗”了十四天秘密之“澡”、“交”了十四天破碎之“心”，就回家了，这不是怪事吗？

我研究这一原因，先有两点结论：

第一、张铁石的自杀，帮了林坤荣的大忙。张铁石之死，震惊中外，大家都认为国民党做得太绝了一点，国民党整天宣传固有文化的纲常孝道、家庭伦理，结果让人家父子离散二三十年，欲求一见而不可得，并且对象还是为它卖命多年、受苦多年的忠党分子，这又如何说得过去？于是，国民党只好派出张铁石在台湾的儿子，赶到香港收尸，使张铁石死后得见儿子一面。虽然这样，国民党还是不直于众口，中共终于使国民党吃了大亏。

第二、林正杰的成名，帮了林坤荣的大忙。林正杰是党外新生代的头头，他自父亲失踪后，在母亲照料下艰苦奋斗，最后念完大学、研究所，选上台北市议员，他在党外多年的努力，使他以外省人子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他的当选，是党外第一个非本省籍的人士的当选，他使不可能变为可能。林正杰当选后，兴风作浪的本领更大了。现在他父亲从大陆出来了，国民党若不让他爸爸回来，他足可闹得给国民党好看；万一林坤荣也和张铁石一样，以死抗议，国民党就更好看了。

基于上面两个理由③，国民党在“长考”过后，决定还是忍痛让林坤荣回来了；并且在回来后十四天，忍痛让他回家了。

国民党的忍痛

为什么说忍痛呢？

这可说来话长了。因为这涉及到国民党的基本意识形态。

国民党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了解国民党，必须得就这些线索向上追踪，找出它的泉源，然后迎刃而解。不从这些线索下功夫，而想从皮相上豁然开朗的，是不可能的。为了证明我这种论断，我就以林坤荣事件为例，给大家说明一下。

国民党是一个打天下的党，它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对国民党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国民党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它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国民党总裁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有一段很沉痛的话：

我讲这一段话，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而且认为是平生最大的耻辱，想不到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官长，尤其是高级将领，节气荡然，廉耻道丧，竟到了这种程度。大家知道：整个大陆这样广大的版图，就在去年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竟丧失净尽，这是何等可痛可耻的事！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大军，担任高级将领的不下数千人，在那种盗寇凭陵、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而其能临难殉职，慷慨成仁的，竟只有杨干才军长和廖定藩师长二人。其余不是临阵逃亡，就是被俘或投降，这可说是把本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光荣，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民族历史完全断送了。这不仅是一般将领的耻辱，而且是整个党国的耻辱；而我个人因为领导无方，使一般部属寡廉鲜耻，到了这种地步，尤为惭愧万分！（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页1680——1681）

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国民党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④，国民党领导者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词。所以，国民党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在二三十年“教忠”的努力下，国民党显然希望重新建构起“忠”的标准，以雪“党国的耻辱”，这一心态，二三十年来，从圆山忠烈祠的香火上、从阳明山中山楼的烟火上，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国民党反攻大陆时必然能够接受考验，给我们小民们耳目一新，自然也就不在话下啦。

美中不足的是，中共居然在八年前，弄出一大堆被俘的国民党“降将”出来，想朝台湾送，这就实在太令国民党不开心了！这是什么意思嘛！虽然这些人为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也为国民党坐过多年大牢，但在国民党的“忠”的标准下，他们都是被俘的、都不是“临难殉职，慷慨成仁”的理想人物，他们的归来，只是带给国民党旧伤的新痛。所以，国民党明知他们不失为自己人，可是，把心一横，终于拒他们于海峡之外了！

两个不同的方向

追踪国民党对“忠”的观念，可以上溯到中国传统经典之内。《礼记》（曲礼）中就有“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的规定，这是要求人们在沦陷前夜，不可以开溜，而要死难。可是后来的演变是：国君在大难来时，竟往往不死社稷，而自己先开溜。唐朝安史之乱时，先跑的竟是皇帝，弃大臣与人民于不顾。可是事平之后，却反过头来办人，“议陷贼官以六等定罪”！大诗人王维就这样“陷匪”过，后来被“以陷贼官三等定罪”。王维在《责躬荐弟表》中，就有“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等交心之言。这种臣民的罪状其实不过一个，只是贼来时候“不能杀身”耳！他们什么都没少，少的只是一死而已。但是以“不能杀身”要求别人，究竟是过于严格的事、过于苛求的事。因为一个人能死与否，有时候并不那么单纯。以清朝的大学者陈孟雷为例，陈孟雷在三藩之乱时正好在家乡探亲，靖南王耿精忠逼陈孟雷一起叛乱，不然就杀陈孟雷的爸爸。陈孟雷是为了怕爸爸受害，才忠孝不能两全，可是事平以后，他以从贼定罪。

国家也好、政府也罢、皇帝也行，不论是什么，主要的责任都在保民，若不能保民，大难来时，就失国、就迁都、就偏安，弃老百姓于不顾；事平以后，反倒神气活现，以汉奸、附逆、从贼等名目办人，这又算什么本领？地方沦陷，是政府弃人民，不是人民弃政府，唐朝黄巢之乱后，黄巢的姬妾被送到统治者面前，统治者奇怪说：你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孩，为何从贼？女孩代表答道：我们从贼不过失身，但是国家以百万之众，不能拒贼，又怎么能怪我们？但是统治者不会自我反省的，他杀了这些女孩，表示他的威风、表示了对不能临难死节者的惩罚。

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暱”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暱”，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甲骨文、金文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暱”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

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暱”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

进错了忠烈祠

这种要求人临难死节的标准，进了国民党的大脑里，自然也是要发扬光大的。国民党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⑤，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例如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他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就发过这样的命令：

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罗列，性行刚果，器宇深闳，久服戎行，夙彰劳勚。去年三月西昌陷匪，该员不避艰危，躬提孤军深入夷区，再图东指，时已追骑四合，粮断路阻，众寡悬殊，然犹手刃劝降代表，激励军心，卒致弹尽力竭，裹革疆场，所部官兵五百余人同时罹难。缅怀壮烈，轸悼弥深，特予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并准入祀忠烈祠，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彰政府褒节旌忠之至意。此令。

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1951年4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国民党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令我想起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壇，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国民党入祀忠烈祠的标准，只有两个：

一、“作战阵亡”。

二、“被俘不屈殉难”。

凡合乎这两个标准的，虽小兵也可入祀；凡不合乎这两个标准的，将军也不能列名。所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只能活着进忠烈祠，死了却只好出来，因为他们都是“积劳病故”的，“积劳病故”只能进荣民医院太平间，是不能进忠烈祠的！

在台湾的国民党，尚且与忠烈绝缘如此，他们对陷在大陆的自己同志——那些既未“作战阵亡”又未“被俘不屈殉难”的同志，又能关切到怎样的程度呢？他们希望这些同志临难死节，只要没能临难死节，他们就不能像《儒林外史》那位王玉辉一样，大喊“死得好”了，这岂不是大大令人遗憾的事吗？所以，纵使张铁石等十位将军级的国民党，纵使他们为国民党卖命多年、受苦多年，国民党仍然要为已甚，不准他们亲人团圆！他们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难道还不够吗？答案是还不够！他们被敌人惩罚后，难道还要被自己人惩罚吗？答案是还要罚！这就是国民党的新三纲五常标准，——国民党鼓励别人做烈士，用心之苦，竟一至于此⑥！

屈突通的例子

从被歪曲的理论上说，国民党的确理直气壮，因为它诉诸人类最高的一种标准，来要求它的同志，就像《白鲸记》中独脚船长一样。国民党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它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来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国民党自己何德何能，又能使人为它死节呢？何况根本就是“私暱”的关系，“私暱”者不为它死节，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又何况，不分青红皂白的要人临难死节，在中国思想中，也大有讨论的余地。我试举两个例子。

先以屈突通为例。

屈突通在六世纪末叶，隋文帝派他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说，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

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剽悍。

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

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唯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

尧君素的例子

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又有了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尧君素。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说：

公当爪牙之寄，为国大臣。主上委公以关中，代王（代王即隋炀帝的孙子）付公以社稷，国祚隆替，悬之于公。奈何不思报效，以至于此？纵不能远慙主上，公所乘马，即代王所赐也，公何面目乘之哉？

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

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队在城下，抬出他太太来劝降，尧太太说：“‘隋室已亡’了，天命属意谁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了就给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

最后，当城中兵少食尽，得人心的尧君素终于被部下所杀。魏征说：

尧君素岂不知天之所废，人不能兴？甘就菹醢之诛，以徇忠贞之节。虽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然视彼苟免之徒，贯三光而洞九泉矣！

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

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令投主人，“当爪牙之寄，为国大臣”了。

现代人的伟大

上面所做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主要在说明对“忠”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种的，国民党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种，却不知道，临难不死节的，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成立。在西方对“忠”的观念里，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⑦。这种将军，他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的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教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

再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史可法死于乱军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被俘不屈”的显例。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为个人订有这种下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龚胜才一死；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谢枋得才一死。这些志士仁人，他们都是“无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们也都去求。孔子那时候，理论上要求“有杀身以成仁”，但事实上，却有“未见蹈仁而死者”之叹，可见后代的人，他们的信道之笃、死事之烈，在许多方面，的确超迈古人。即以这三十多年来的乱世为例，古人苏武雪地冰天，也不过十九年，但是现代的张铁石却坐牢二十五年以上；古人王宝钏苦守寒窑，也不过十八年，但是现代的张月凤却坚贞二十八年以上。现代人的伟大，虽然古人复生，也无与伦比，大叹“人心不古”的老夫子，是完全不了解现代人的伟大的。

意识形态的大转折

正因为国民党的大脑里，师承的是中国传统中“绝对的忠”的标准，因此，在中央党部自己都要从南京搬到台北的时候，它会为乱离中的许多变化，感到迷惑、感到痛苦不堪、感到难以适应。古语说：“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亡；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国民党难以适应这种人心与时代的巨变，因此，每次在要求别人死难失败的时候，它就很光火。黄植诚飞到大陆，国民党坚持是“因迷航及油料不足而迫降”，就算此一坚持能成立，也就罢了，但国民党却意犹未足，在报上大登《黄植诚迫降偷生，高魁元深表遗憾》。国民党始终没想通：黄植诚如果迫降属实，要求他做文天祥、史可法是过分了的，国民党大喊“国军决加强政治教育”，但我前面说过，宋明两代，是三百年上下的“政治教育”，才出了一二“杀身成仁”的烈士，国民党想在三十年上下速成烈士，未免太奢求了吧？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这次林坤荣能够回来、能够回家，表面上看，不过是一个悲欢离合的特例，但是深入去看，这一事件，却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一个大转折。我认为国民党不再排斥林坤荣、不再像排斥张铁石那样排斥林坤荣，既是国民党的退步，也是国民党的进步。从退步观点上看，国民党让林坤荣回来、回家，显然无法坚守它所标榜的“绝对的忠”、显然已经默认临难死节的唯一标准，是违背时潮、自寻烦恼的一个标准。国民党无法再用对付张铁石的手段对付林坤荣，对它悬格甚高的信仰说来，是一种惨败、一种退步⑧；但是，从进步的观点上看，林坤荣的回来、回家，也未尝不是国民党在大江东流挡不住的时潮下，对“相对的忠”的一种默认。国民党不得不知道：固然“作战阵亡”、“被俘不屈殉难”可以明耻、可以教忠，但是，那些“辛苦总为君，可怜君不解”的同志，那些为它冒险、为它受难、为它坐牢、为它妻离子散的同志，当他们从监狱、从战俘营、从白山黑水、从青海高原，以九死无悔的信念、九死一生的机会，最后奔向台湾、重回它的怀抱的时候，其实也是“忠贞足式”的。他们已经受够了，他们什么都牺牲了、付出了，所欠只是一死。对“家破人未亡”的他们，国民党只要一念之转，还是可以“崇德报功”的，难道非要他们“家破人亡”，才算罢休吗？难道一个人，不进国民党的忠烈祠，就不忠烈吗？

一家笑，一路哭

国民党可以把特务头子戴笠的棺材秘密搬到台湾，来慎终追远；可以让李政道母亲的骨灰秘密归葬大陆，以激励来兹，它对死人，尚且如此多情放马后炮，它对生人，何必老是无情钻牛角尖呢？三十三年了，合情的、合理的、合法的让失散的中国家庭适度团圆一下，国民党应该知所选择了。让中国家庭适度团圆一下，应无碍于国民党的反共抗俄吧？否则的话，国民党革了九十年的命，追随它的，也追随了九十年，最后革命革得骨肉生不能见、死不能送，关山难越，尽是失散之人；幽明永隔，长为他乡之客。到头来，“数天涯，依然骨肉，只林坤荣一家能够”，这又算是什么样板呢？

1983年4月21日

①张铁石自杀后，国民党说他的死，是共产党害的。

②段克文在《战犯自述》里写道：“我自己对国家对人民不曾犯过任何罪，我所以被囚禁了二十五年成了‘战犯’，唯一原因就是我曾是国民党的一份子。从我的《自述》里（只有遗漏，没有夸张），谁都理解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不是好过的。我受尽苦难冒着危险最后走出大陆，赴台湾被拒，幸亏美国出于人道主义接纳我的避难申请，否则，我肯定是与张铁石（‘战犯’之一，在港自杀）一道去了，到现在我还不能看望一下在台湾的故旧和同胞，我有位恩师最近死在台湾不得一见，我真是抱憾终身！这若说我没有痛苦的感受，那我就成了没有知觉的僵尸！”几年以后，国民党允许段克文回台湾观光了。段克文说他“成了‘战犯’，唯一原因就是我曾是国民党的一份子”，是不对的。中共关他那么久，因为他是军统局大特务。美国人收容他，原因之一也是认为他可提供不少旧情报。

③应该还有第三个理由，那该因为林坤荣是情报人员，是国民党核心里面的人物。不让林坤荣回来、回家，将构成离心作用。过去袁世凯透过特务头子赵秉钧，找凶手杀宋教仁，事后对凶手失信，反而把凶手杀了灭口，赵秉钧曾向袁世凯抗议，说大总统这样做，以后将没人敢替大总统办事！不久赵秉钧也中毒死了。国民党若不准林坤荣回来、回家。真会生以后谁还敢替国民党办事的疑虑。虽然如此，林坤荣能回来、回家的根本原因，我看还是因为林正杰有名的缘故。因为林正杰有名，这事必然会闹开来，国民党担心这样不好，才有此结局。昨天《民众日报》上，记者曾台生问林正杰：“费老的女儿不能来台，你的父亲可以回来，这是不是像李敖所说的‘国民党把你当成是他们家的人’？”林正杰答说：“我爸爸是情报人员，他应该回来的。”“不然派出去做情报要做什么？”按我并没说过国民党把林正杰当成是他们家的人的话，但我说过国民党把陶百川、徐复观当成是他们的家人的话，我相信他们对林正杰的父亲也不例外。但照林正杰口气，好像林坤荣是情报人员自可回来似的，这是不对的。别忘了段克文也是情报人员啊！并且还是少将呢！风筝断了线，一断二十八年，还有什么情报不情报？还有什么述职报告不述职报告？所以林坤荣的回来、回家，张铁石和林正杰是主要原因，所谓情报人员之说，不是主要原因。

④在这篇沉痛的谈话前十四天，国民党总裁讲《国民革命军“第三任务”如何达成》，提到“在三十八年春季以前，还有几位高级将领因为作战阵亡慷慨成仁的，……但这个数字在前方作战失败的将领中，已不过是十分之一二。”（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页一六七二）

⑤参看《李敖自传》中的一段话：“我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将军·战犯·腰》）

⑥我做预备军官排长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说大陈撤退时候，守一江山王生明的部下，有的并没死，被中共俘虏了。一天晚上，中共突然把他们放回来，但是大陈的守军奉命在黑夜里一阵乱枪，把这些归来的人打死在岸边了。有人一边打一边喊：“你们回来干嘛！你们已经进了忠烈祠了！”我无法找回人证说明这个故事，但从小说上和历史上印证，关公被俘后归来、文天祥被俘后归来，都在城门之下被拒绝过。我怀疑那时候若有机关枪，城上的人会不打他们。

⑦我的朋友胡兆扬告诉我一个故事。他陪同何应钦将军访问欧洲，做何应钦的翻译。一次参观奥地利国防部，国防部的人为何应钦做简报，简报中包括情况发生时的种种应变计划，其中有一计划，是“投降计划”。何应钦大惑不解，问胡兆扬是不是听错了，怎么会有“投降计划”？不料奥地利真的有这一计划。奥地利人说：当我们尽了全力保卫以后，如果还没办法，我们就投降，投降可以保全文化不随政治毁灭，政治的胜负是一时的，但是文化是千秋的。我们不能使文化毁在我们手里。

⑧这种惨败与退步，尚不止此。从周令飞纯因爱情到台湾后，就给国民党造成“底来摸”（dilemma），使国民党发生两难。让周令飞入境吧，但他不合乎入境条例；不让周令飞入境吧，但又丢了这样一块肥肉，未免可惜。于是国民党硬着头皮，由宋长志公然在立法院派定周令飞是“反共义士”，才算强词夺了理。不料一波未平，又冒出无名氏来，无名氏无论怎么说，也不合乎入境条例，国民党想呀想的，想得满头大汗，还是找不出理由来。最后只好临时发明一个身份特殊的歪理，就把这特务之弟收下来了！我看今后国民党的入境理由，还要愈发明愈多呢！——别忘了国民党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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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哭此时”

前年伐月支，城下没全师。

蕃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

无人收废帐，归马识残旗。

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

——唐朝张籍《没番故人》

林坤荣事件中最令人感动的，不是林坤荣本人，而是林坤荣的太太张月凤。林坤荣本人，年纪轻轻的，就去干“国特”，一切咎由自取，“国特”嫡系中，根本不太相信福建人，而林坤荣正是福建人。“国特”之尤戴笠，常常利用了福建人后，给他们成仁的机会，这原因，一方面固是“国特”中的门户之见；他方面也是籍属福建省，统计学上不可靠者独多，山川灵气所钟，这真是福建人的不幸！

张月凤在和林坤荣结婚后，根本就不晓得她先生的工作性质是什么，这也显示出与“国特”发生关系的人的痛苦，一上了“特”船以后，一切都身不由己。报导说林坤荣当年“志愿申请前往大陆”，我的大学同学孙英善告诉我，他的朋友中干“国特”的，有的因不得宠而派往大陆的，接到派令后，宁愿一死，也不愿或不敢去大陆。我看林坤荣当年是奉命上道的，不是自愿的。当然他是勇敢的人。

在林坤荣走后——

张月凤等了一年多，先生没有任何消息，小女儿却早已出世了，一家五口被贫穷压得喘不过起来，她又再等了三个一年多，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民国四十九年九月，国防部突然送来了一张旌忠状，告诉她，林坤荣早在四十五年四月，便在广州市因公殉国了。张月凤一下子跌入痛苦的深渊中①。

就这样的——

隔着海峡的彼岸台湾，张月凤从四十九年起再也听不到任何有关丈夫的消息，面对四个年幼的子女，她终于搞清楚林坤荣是去大陆，不是去东京和香港；是去玩命，不是去“出差”，她很不愿意接受丈夫阵亡的噩耗，她变得比以往更加虔诚，更加笃信佛祖了。她不相信：冥冥中的主宰，会把这样的打击加诸她这样善良的信徒身上。因此，她一度要退还国防部发放的“旌忠状”，也始终不肯将户口名簿上户长林坤荣的名字注销。

从民国四十九年起，政府将林坤荣家人视为烈士遗族，分配了一间宿舍安置他们，张月凤女士则将汐止的家搬迁到板桥的妇联二村，靠着针织的手艺，含辛茹苦地维持家计。在此期间，她曾遭无情的市侩倒债，生活一度濒临绝境，可是支持她奋斗的勇气，除了坚信在大陆的丈夫一直还活着外，神道的信仰，也是她坚信守寡、等待苦尽甘来的凭借。她不止一次的前往木栅指南宫，礼敬地膜拜顶礼，并且斋戒沐浴，住进禅房，祈求丈夫平安。张月凤女士后来追忆说：神灵曾托梦给她，她的先生还活着，她看见林坤荣很疲乏地躺在荒郊的一棵大树下，身上流着血，不断的向她招手，要求救助。

民国六十三年，国民党欣逢建党八十周年，中央党部颁发了一张第零零零一号的褒扬状，派人送给林家，张月凤含泪接受。不过，虽然与林坤荣失去联系已达十八年之久，但她始终相信神的指示，她愿意在有生之年，行仁积德，求取善果②。

张月凤这种孤单的、无助的情况，在访问里，曾有动人的回忆：

■：自从民国四十五年，你丈夫在大陆出任务失踪后，你是如何面对这个噩耗，独自挑起家计的重担，将四名子女抚养长大？

□：我没有念过什么书，世间的许多大道理，我都不知道，我只晓得做人要有耐心。我们家一直很穷，丈夫走后，一家人就靠眷粮过日子，幸好我还会一点编织，我就靠这点技术四处打工，有时也做点裁缝。

■：当国防部的人告诉你，说你丈夫出任务失踪，可能是被中共俘虏了。当时你相不相信这个消息？

□：我是信佛教的，而且信得很诚。当国防部的人告诉我说我丈夫失踪，恐怕已经不在了，我就到处去问菩萨，结果菩萨都说还在。所以我就一直认为我先生还在。

另一方面，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在潜意识里，我一直相信他不会就这样丢下我们，我确信总有一天他会回来，一定会回来……现在你看，他不是好端端回来了吗③？

就凭这种单纯的、淳朴的信念，张月凤在无尽的忍耐中，带着四个小孩，四处打工，度着茫然木然的岁月。“我确信总有一天他会回来，一定会回来。”虽然，为了不使丈夫有失，在祭祀的时候，在香火、供品和“时羞之奠”中，林坤荣的名字，还是不得不列在里面了。是生离？是死别？没有人知道，菩萨也不知道，张月凤只知道“她看见林坤荣很疲乏地躺在荒郊的一棵大树下，身上流着血，不断的向她招手，要求救助”。这时候，她丈夫的同志们、长官们，没人“救助”林坤荣，他们在安全的台湾，安全的从尉级军官升到校级军官，最后在星光闪耀里，升到了上将④！

当1980年后，当张月凤的儿女已长大、自己已衰老的时候，她忽然得到了消息——

大概是民国六十九年的时候，我们有个新加坡的亲戚从大陆那边来，说我先生还活着。他在被捕以后，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关了九年后，又被送到青海劳改十几年，直到四人帮下台，才被送回故乡福建省东山县。

囚禁劳改，使他患了肺水肿和心脏病，为了他的身体，我时常寄钱、寄药到大陆给他。他的叔母是个很有温情的好人，对他很照顾，他就是在叔母家养病的。

到了去年时，我听人说，像我跟我先生这种情形，可以申请在香港会面的，于是，我就开始申请⑤。

在申请的过程里，她丈夫的老同志们、老长官们，还百般拖延。一开始的理由是：“你不是在做梦吧？”⑥后来——

她向……过去国防部的长官求助，她要申请到香港，再想办法……会面。“林太太，你不是在做梦吧？”长官如是说。她拿出与林“中尉”的通信为证。有关单位考虑了半年多，禁不住林太太一再的要求，同意林太太赴港，“只要中共放他出来，我们再设法接他回来。”⑦

可见国民党事后宣传设法把林坤荣接出来，是一片谎话。林坤荣的从脱死到生还，都是这位伟大女性的个人努力，无情的国民党只是浇她凉水而已！只是“考虑了半年多”而已！

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人，在今年2月26日，只身远赴香港，设法营救她日夜盼望的丈夫。

她一个人在香港设法打电话、电报、写信到福建东山县康美村公社找她的丈夫、找中共公安局的有关人员，哀求让他们夫妻见一面。她在最后一封信上这样写着：“我们夫妻都老了，离散二十七年，余日无多，如果您允许我们夫妻相见，恩德我们将永记在心。”

中共方面曾在电话中劝她到大陆去探望丈夫，她没有答应，后来她说：“我要丈夫，也要儿女。”⑧

国民党宣传中“残暴没有人性的共匪”，居然最后不再坚持、居然让人团圆了。国民党说中共这样做是政治目的，但对张月凤说来，甚至对饱更忧患的林坤荣说来，政治不政治又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什么意义呢？只要他们能团圆！

这时候，张月凤由于四年奔走，已经罗掘俱穷，她已经没有能力去香港接丈夫了。国民党这时候，知道事已如此，他们很宽大，借了她五万元，利息好像免了，于是张月凤到了香港。

■：是不是可以谈谈你们会面的情形？

□：我到香港后就住进九龙“高雅酒店”，跟他通过好几次电话。他说他也在认真的申请跟我会面，可是他在里面是犯人，讲话没什么力量，我是华侨，在外面讲话比较有力量。

到了3月28日，他从大陆打电话到酒店，告诉我说：“中共已经批准了，我马上就要动身来见你，可是我现在病得很厉害。”我听到这消息，高兴得讲不出话来。

因为他病得很重，所以亲戚先雇车子把他带到汕头过了一夜，到了4月2号下午才由我小姑和她先生扶他到新界来。新界跟罗浮火车站只隔一道铁丝网，我就在罗浮车站这边站着等他，一直等到快七点，他才出来。

我在车站等候时，一旁的警察曾问我：“你要找谁啊？”我说我在等我先生。他又问：“你先生在哪里？”我就说：“在移民局。”他就叫我把先生的名字写给他，然后进去告诉我先生，说他太太在外边等他。然后又出来告诉我：“我们到七点就不办事了，你别怕。”我真感谢这个年轻警察，现在年轻人真的不错。

快七点的时候，我看到我先生出来了，他手上抱了一个布包包，穿了一双黑布鞋，身子很瘦弱。他已不再是二十八年前离开我时的样子，但我知道他就是我的先生，一阵心酸，我忍不住流泪，他把包包丢在地上，向我走来抱住我。那个年轻警察好像也很感动，他过来拍拍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要到台湾？”我回答：“我们能在香港会个面就够了。”他很热心的说：“听说现在可以办三个月的双程，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在香港停了两天，我就把他带回来了。我们家人也已打定主意，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让他回去了⑨，他自己也不想回去。唯一担心的是香港的两位亲戚，以及他的叔母和小姑会受连累，因为他这次出来，是小姑和小姑的先生两人做的保。

■：你还记得第一次跟你先生通电话，乍一听到他的声音时，心理是什么感觉？

□：他第一句是，“我是林坤荣。”说完就一直哭，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也是一样。二十多年没见过他面，没听过他声音，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已经听不太出来。

■：你在接受报纸访问时曾说：“当初我丈夫像一条龙，现在却像乞丐一样。”如果这次你不是预先知道在罗浮车站的是你先生，要是你们两人偶然在路上相逢，你是否认得出是他？

□：我没有把握认得出来，因为这世界很多脸孔都是相似的。我想如果我们在路上相逢，也许就擦身而过了。当初我丈夫出去的时候是白白胖胖的，就像正杰一样，可是现在他两条腿瘦得竹竿一样⑩。

不论怎么说，林坤荣终于到了香港了。但是，香港不是台湾，他还得到台湾。到了4月4日下午——

在候机室等待的小女儿丽霞，问身边的二哥台北市议员林正杰：“他们会让爸爸入境吗？”林正杰一无把握，他们并未获得任何肯定的讯息（11）。

下午三时四十分，桃园中正国际机场第五候机室外，三三五五的情治人员，手上拿着无线电收发器，附在耳上，不时四处张望，神情紧张，如临大敌。不一会儿，国防部特勤室的人员，大约有六、七位，簇拥着一对神情疲惫的老年夫妇，走向候机室。

突然，一位年轻人冲了出来，迎向那位拖着蹒跚步伐的老者，喊了一声：“爸爸！”便拉着老人家的手，往候机室走，才到门口，年轻人又往回跑，那一瞬间，泪水已润湿了他的眼眶，另一位年约六十的老妇人，拥向迎面而来的年轻人，一面失声痛哭，一面呜咽地说：“正弟！我总算把你们的父亲给带回来了！”

等到这一对母子走到候机室门口，里面已经哭成一堆，两个女孩泪流满面，他们的小儿子——现任台北市议员林正杰，泪水在眼眶直打转，随后进入室内的情治人员，很体贴地远离他们，让他们一家六口尽情发泄二十七年的思念之情。

那位身躯佝偻、饱受旅途颠沛之苦的老人，神情惘然，被这个特殊的迎接场面弄傻了，他很惊讶这些阔别二十七年的儿女会在机场出现，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离开香港的时候，他跟老伴都没有来得及通知家人，他知道：这是政府的安排，可是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二十七年前离开台湾的时候，年纪最大的女儿只不过八岁，年纪最小的女儿，在他离家二十四天以后才出生。

空气似乎一时僵住了，时间停顿了一阵，老人很想说一些话，可是又不晓得该谈些什么，倒是大儿子林正弟提醒他：见面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现在情况很特殊，希望父亲回到组织时，在言行上要特别谨慎。小女儿林丽霞在旁边补充说：“小哥现在是反对派人士，台北市市议员！”听到这句话，这位忠党爱国、在大陆敌后吃尽苦头的老战士，只是笑了一笑，未做任何的表示。

十五分钟像是十五秒，国防部的接待人员要带走这位老者，为首的负责人告诉林家的孩子说：“你们父亲暂时还不能回家，必须到我们那里作述职报告，不过你们分别的时间很长，上级特予优待，将述职的期限缩短一半，十五天以后，我们会送他回家！”

那位老人似乎觉得有安慰妻儿疑虑的必要，他告诉家人说：“二十多年以来，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组织，否则我绝对没脸回到台湾来！”（12）

然后，在匆匆一见匆匆一别后，林坤荣又回到“组织”里去“交心”、去“洗澡”、去交代那老掉牙的、煞有介事的“情报”。十四天后，国民党在严格叮嘱中放他回来，他噤若寒蝉的绝口不提一切“机密”。他“老骥伏枥”，只是一个“归马识残棋”的人物。他看着自己的家、妻子、儿女，他流泪。

张月凤最后说：

我太高兴了，今年的母亲节，我将是最快乐的母亲，我庆幸我又有了丈夫、孩子又有了父亲，二十八年来的担子，终于又有人能替我分担，我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了。真的，有时我实在不太能相信，真像做梦一样，我跟我先生两人时常相对无语，只是流泪……。（13）

“相对无语，只是流泪”，这正是苦难中国儿女的语言。张月凤一切的心血没有白费，在国共斗争中，她在夹缝里奔走抗议，她居然成功了，成功了，——在泪流满面的来去下，她抢回了另一个自己，捡回了泪流满面的丈夫！

1983年5月14日

①②陈风：《林坤荣的“李伯大梦”》（《前进》，1983年4月30日）。这篇报导中特别谈到国民党“旌忠状”、“褒扬状”的事，林坤荣去大陆，根本就是凶多吉少的事，这由他进入大陆前，在香港汇钱给张月凤可知，但此款被其他的“国特”给吃了。为什么他们敢吃他的钱？因为内行人都知道：这小子去了大陆，就回不来了。余藩《这是人间至情至喜》（《民主人》，1983年5月1日）中，有这样一段：“林坤荣离家时，留给妻儿三千多元生活费，后来又从香港寄了三百美金，都托他的同事代为转交。”“林坤荣回忆，当时之所以没有当面交给妻子，是怕妻子起疑，知道他此行必许久才能回家。受过严格情报训练的林坤荣，在此细节上仍注意保密，却没想到，他所留给妻儿的安家费，竟被他所信任的同事窃用了。林坤荣说到这里，仍充满悔恨的说：‘还好我终是回家了，能向妻儿解释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当时三百美金不是小数目，国民党给他这些钱，就是“买命钱”！他拿这些钱，就是“卖命钱”！这一被吃的故事，说明了“国特”中的一些同志，是多么残忍！

③林坤雄：《总有一天等到你》（《关怀》，1983年5月5日）

④现任警备总司令陈守山上将当年和林坤荣都是尉级军官，并且是同事。林坤荣回来后，淡淡的说：“没有想到，他现在已是上将，是我长官了。”

⑤同③

⑥同①

⑦⑧张非：《欢迎林坤荣先生归来》（《生根》，1983年4月25日）。关于张月凤向国防部申请让林坤荣回来，被国防部拖延的情形，好有一比的，是大陆那方面。据1983年3月19日林坤荣写给张月凤的信，其中说：“在手续未办妥之前，是这里的有关单位催我速办，说手续办齐，就会批准我赴港同您会见。可是现在手续办齐了，您已抵港了，得到的答复却是‘研究’、‘研究’。令人费解？”林坤荣不知道，共产党对让不让他离去，“研究”几天又何必大惊小怪？他自己的国民党，光“研究”让不让他回来，一“研究”就是半年呢！

⑨张非《欢迎林坤荣先生归来》有这样一段，写尽了张月凤的可爱：“吃猪脚面线的时候，林妈妈和他怜爱着互相调侃的模样，看了使人鼻酸。林妈妈要当他的发言人，说到在深圳车站等候的事，两人相见只是一直流泪。到了九龙的酒店中，林妈妈便哭着拿拳头用力打她的丈夫，骂着说：‘你骗我只去一年，结果去了那么久，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去……’国防部来接他的老友吓了一跳。”陈风《林坤荣的“李伯大梦”》也写：“当天中午，林坤荣在妻儿亲友的祝福和洗尘午宴中，幽默地说出在香港与妻子见面的经过。他说：他的老伴从罗浮车站接他到酒店的那一段路上，心情一直很紧张，担心他随时会被人捉回大陆去。可是才进入酒店的房间，便不顾还有其他人在场，双拳狠狠地捶了他好几下，连连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到大陆去？’”余藩《这是人间至情至善》也写：“在林家的客厅，六十多岁的林妈妈对满座来贺的亲友说：‘他说得倒轻松，二十七个一年了，要不是我去香港把他抓回来，他还不愿回家呢！’说完，林妈妈忍不住先笑了。在满面的笑意中，含着多少辛酸、多少苦楚！”

⑩同③。

（11）同⑦。

（12）同①。

（13）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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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中的化外之民

十一天前，我写信给林正杰，谈到“现代的桃花源，在台湾也不会有了。试看这一阵子的‘锡安山事件’，就思过半矣！”

关于“锡安山事件”，在许荣淑的质询下，大有为政府以“中华民国七十一年11月16日台七十一专字第一九零七号”行政院函，太极拳答复说：

许委员就台湾省高雄县政府处理“锡安山”事件，所提质询，兹答复如下：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为我国宪法第十三条所明定，政府本此规定，对于正当合法之宗教活动，均一视同仁，从未加以阻碍干预。事实上新约教会分布台湾各地，政府从未加干涉，为事实所证明，更无迫害宗教、歧视宗教等情事。唯谈昭兴、刘阳地、刘再赐等在双连堀之活动，因违反《山地管制办法》、《平地人民申请山地管制区设籍注意事项》，业经行政法院70、12、31裁示七一零号裁定驳回渠等请求返回双连堀定居案确定。至于拆除小林河床违建棚屋及户口临检等亦均系依法行事，并无违误。

这段官样文章，明目张胆的告诉了我们：在《山地管制办法》、《平地人民申请山地管制区设籍注意事项》等群法环伺下，一些为信仰而想到山上寻找“世外桃源”的人，也都丝毫没有机会了！——国民党统治下政府权力的“无微不至”，由此可见一斑了！

“锡安山事件”的同时，美联社10月22日从莫斯科有了这样的专电：

一群苏俄地质学家搭乘直升机在西伯利亚偏僻的阿巴坎流域探测铁矿时，很惊奇地发现在山中的一片森林里面，有一座小村落。

另令人吃惊的是，住在这个村落里的是七十九岁的李可夫以及他抚养长大的两男两女。李可夫的这四名子女是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中成长的，他们与共产社会完全隔离。

这名满脸胡须的隐士，光着脚，穿着及膝的外衣，很冷漠地对这群地质学家说：“既然来了，就进来坐吧！”

他的一名女儿首次看到陌生人，含泪一边祷告一边哭喊：“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给我们带来了这些陌生人。”

苏俄记者裴斯科夫今年七月曾到阿巴坎上游沙阳山上的这个蚊虫肆虐的偏僻小聚落，访问这些隐居者。他把李可夫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在“共青团”的机关报上连载。

《社会主义工业报》1980年曾刊登一篇评论李可夫的文章，谴责这名老人置身于文明的享受与责任之外，抚养他的家人。

这个专电，告诉了我们：在极权国家如苏联者，竟也有政府权力所达不到的地方，他们政府“无微不至”的效率，比起自称民主国家的国民党政府来，还要略逊一筹呢！

回想1949年，台湾是大有为政府的“避秦之地”，但是三十三年下来，大有为政府却在自己避秦之余，不给别人“避秦之地”了。《桃花源记》作者笔下的“武陵人”，若生今之世，值此之岛，他除了找到“武陵外役监狱”，还能找到什么呢？

1983年1月29日，四十分钟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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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背后开枪

英文中有一个字，叫trigger-happy，洋泾浜字面直译是“扳机-快乐”，意思是“好扣扳机的”、“喜欢开枪的”、“动不动就拔出家伙的”，人一给戴上这帽子，就冒出一股嗜杀之态。美国参议员高华德检讨竞选美国总统失败，说原因之一是对手詹森给他戴上这一帽子的缘故，“扳机”之不能“快乐”也，以此！

一击即中

这个岛上因为枪械列管，只准官方有，不准民间藏，所以有“扳机——快乐”之快感者，只有官方能。官方中身怀家伙者，一般常见的是警察。这个岛上的警察执行勤务，与文明国家英国正好相反，是配枪的，一配上枪，教育不够，就会“扳机——快乐”，于是，祸事来了。

一般正轨警员的养成教育是一年，其中半年是军训，其余半年是五十多种警察课目的填鸭速成。由于国民党跟民众站在一起时中间要靠警察，导致警力缺货，于是在去年七月里，又大力把一年养成教育改为七个月的一种，叫“限期服役警员”（其中四个月军训、三个月警察课目），于是，填鸭速成就更成绩斐然了！

警察素质低落，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这样低落的素质，又有枪在手，怎么得了？根据调查，一般正轨警员射击训练教育只有六十小时，打两百八十发子弹；限期服役警员只有五十小时，打两百一十发子弹，分别用零点四五和零点三八口径左轮。但照文明国家的标准，要在三百到四百小时以上，才算及格，比较之下，这个岛上警察的枪法训练，显然大有问题了。

这种问题，我们试看一条新闻，便明白了。1981年11月26日《中华日报》上有这样的报导：

（本报讯）因杀人拘捕遭枪伤的青年吕长庆，经台大医院手术急救后，延至昨日凌晨一时三十分不治死亡。

吕长庆现年十八岁，于22日凌晨二时许，酒后骑机车载谢有志兜风，途经台北市八德路二段加油站附近，穿越马路时，因细故与被害人陈文清互瞄一眼，吕长庆迅即调转过来理论，谢有志首先挥拳殴击陈文清左眼，继之吕长庆抽出起子，将陈文清杀伤。案发时，保安大队车巡警员林贵煌等经过该处，下车制止，吕长庆与谢有志当即逃跑，经林警员在后追赶，吕某逃入黑巷持械拒捕，林警员在情急之下，拔枪示警而误伤吕某头部。

吕某经送台大医院急救，并手术取出子弹，但延至昨天凌晨一时三十分情况忽转恶化，虽经急救，终告不治。

这一“吕长庆命案”的杰作，就是限期服役警员干的好事。据11月24日《联合报》的消息，他表示“他第一枪对空示警，第二枪也打算‘示警’，却糊里糊涂击中吕长庆的额头”！——由此可见，这样一击即中的神奇效果！说警察枪法不准，真还冤枉他们呢！

警械使用条例

在训练枪法的同时，又有《警械使用条例》的法律教育，一般正轨警员只有十四小时，限期服役警员只有八小时，内容在教育警察如何玩家伙。依照《警械使用条例》，警察弄刀使枪是有明文约束的：

第三条 警察人员执行职务时，遇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棍制止。

一 协助侦查犯罪或执行搜索、扣押、拘提、羁押及逮捕等职权，遭受抗拒，须使用警棍制止者。

二 依法令执行职务，遭受胁迫，须使用警棍制止者。

三 发生本条例第四条各款情形之一，认为以使用警棍制止为适当者。

第四条 警察人员执行职务时，非遇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使用警刀或枪械。

一 为避免非常变故，非使用警刀或枪械，不足以维持社会治安时。

二 骚动行为足以扰乱社会治安，非使用警刀或枪械，不足以抵制时。

三 依法应逮捕、拘禁之人拒捕或脱逃，非使用警刀或枪械不足以制止时。

四 警察人员所防卫之土地、屋宇、车船、航空器或他人之生命、身体、自由、财产，遭受危害或胁迫，非使用警刀或枪械，不足以保护时。

五 警察人员之生命、身体遭受危害或胁迫，非使用警刀或枪械，不足以抵抗或自卫时。

第三条用警棍，明定“得使用”；第四条弄刀使枪，明定“非……之一者，不得使用”，前者有弹性，后者一板一眼，这种比对，是很明显的，立法原意无非是告诉警察，家伙不是好玩的。为了防止警察的“扳机——快乐”，《警械使用条例》还补充如下：

第五条 警察人员使用警刀、枪械或其他经核定之器械时，应事先警告；但情况急迫者，不在此限。

第六条 警察人员使用警械时，其得以使用警械之原因，行将消灭或已消灭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第七条 警察人员使用警械时，应注意勿伤及其他之人。

第八条 警察人员使用警械时，如非情况急迫，应注意勿伤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第九条 警察人员使用警械时，应将经过情形，即时报告该管长官，但使用警棍指挥者，不在此限。

《警械使用条例》中，一再规定“非使用……不足以……”的字样，显然是和《刑法》第二十四条“不得已之行为”相通的、显然是指除了动家伙别无他途可行的（最高法院二十四年上字第2669号判例），这种规定，从法律条文看，尚无疏漏，问题是，身怀家伙的警察，在“执行职务时”，一时兴起，他们会想这么多吗？

邱宪章命案

我们以7月18日的《民众日报》为例：

（本报记者廖澄彦特稿）刑警陈文灿为缉捕台中越狱逃犯刘瑞荣，而开枪击毙邱宪章案，消息传出后，引起社会大众广泛讨论。

邱宪章有多次前科，素行不良，又于警方围捕中，抗拒而投掷爆炸物，警方为达成任务和自卫，适时使用警械，却因枪法偏差，击中要害致死，邱宪章倒卧屋顶上。

陈文灿开枪前，曾鸣枪示警，但邱某继续从高处投下具有危险性质的土弹，迫使警方在紧急状况下，不得不反击。

如果陈文灿的说法属实，警方的行动可以获得社会大众信服。

问题是，警方的任务只是缉拿逃犯刘瑞荣，再怎么说，也不该冒出邱宪章命案。

何况整个缉捕行动中，根本没有刘瑞荣，证明警方获得情报不正确。衡情论理，邱宪章死得不明不白。

刘瑞荣身上特征是刺有凤梨图案，而邱宪章的刺青是文字，二者有显著差异。

再说刘瑞荣的出入地点，偏重于台中县市地区，与新营镇并无地缘关系。情报指出刘瑞荣藏身在中华路，警方出发前，就该仔细研判消息来源的可信度，然后做出整套围捕计划或勤前演练，不该急于一时。

另外，警方的枪法不准确，也是被议论的话题，近距离射击，竟然会击中要害，警方把责任推给死者，认定是死者自行闪避而发生的误差。

根据现场观察，邱宪章逃到屋顶上，警方已包围整个现场，应有足够时间处理这项突变行动，最少让邱宪章跳落地面时，再采取射击也不迟，为何一定要由地面向上攻击？

持平看法，警方这次的围捕行动，非但没有逮到要犯刘瑞荣，又闹出邱宪章命案，案例特殊，警方应深入检讨。

这一“邱宪章命案”，使我有四点看法：

一、警察根本不加辨别，见人就“扳机——快乐”了。这显然违反《警械管理条例》第七条勿伤及其他之人的规定。

二、“近距离射击，竟击中要害”，这显然证明射击训练教育不及格。

三、“警方把责任推给死者，认定是死者自行闪避而发生的误差。”照7月18日《台湾时报》，刊载警察陈文灿的自述，是在“情急之下，我就举枪欲射击其手臂部位，不料，邱某突然转身，致子弹从其右胸部穿入”。这使我奇怪。我奇怪他为何不瞄准大腿，而要瞄准手臂？大腿不是更容易打到吗？美国总统雷根被刺后，从容向他太太开玩笑，说：“亲爱的，我忘了闪躲。”别人是自愧比子弹慢，忘了闪躲才中枪的，可是我们却是因闪躲而迎上子弹了！这显然违反《警械使用条例》第八条勿伤及致命部位的规定。

四、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昭和二十四年（1949）第72261号中，一群警察围捕一个强盗杀人犯，误把从后门跑出来的一个少年打死。法院判决警察有罪。因为法院认为警察应能辨别那个少年不是杀人犯，并且当时警察已在包围状态，并没有开枪射人的必要。邱宪章的案例，岂不太像了吗？

郭佐立命案

邱宪章的命案，虽然人被警察打死了，但是照警察说，致死原因是死人“突然转身”，因为人的速度快于子弹的速度，所以“一枪击中右胸致死”。验尸的结果是，邱宪章正面右胸中枪，现在，问题来了，邱宪章既然在“突然转身”后才正面中枪，在没中枪前，显然就是背后被瞄准了，警察在背后向人瞄准，总不符合《警械使用条例》吧？

警察在人背后瞄准，在背后开枪，是干什么呢？这不是“扳机——快乐”，又是什么呢？

为了进一步研究真相，我再举些例子。

1981年10月25日，台北发生了“郭佐立命案”，据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报告，全文如下：

本分局警备队和平分队警员萧辉田、郑永胜、张哲雄等三员，于10月25日担服12至16时车巡勤务，于15时20分巡至信义路四段时，接获分局勤务中心无线电呼叫称：“连云街二十六巷内有抢案，请尽快赶往处理”，萧员等接获命令后，迅即赶往连云街二十六巷现场时，发现有一群民众约四五十人包围一栋日式民房（连云街二十六巷十、十二号），萧员等三人即进入欲行逮捕，不料窃嫌从后面夺门而出逃逸，经民众呼叫“强盗跑了”，萧员等偕民众合力围捕，窃嫌当时在临沂街七十一巷间逃窜，时而进入民房，时而跳进屋内爬上屋顶，此时民众有手持木棍者偕萧员等均在其后紧追不舍，窃嫌在进入民房（临沂街五十九巷九号）后取得三把菜刀继续逃逸，当逃至临沂街七十一巷十九弄八号附近时，萧员赶上欲行逮捕，窃嫌见将被捕，凶性大发，手持三把菜刀向萧员挥砍，虽经萧员大声喝令“不要动”，唯窃嫌非但不听制止，续向萧员挥砍，萧员为避免遭受危害，当即对空鸣枪二发示警，窃嫌闻枪声，不但不畏服，反而举刀转身跳跃飞舞欲砍执勤警察，此时情况已异常紧迫，非使用枪械不足以制止及自卫，乃举枪瞄准窃嫌所持凶刀，而续开枪二发，此时另一警员郑永胜亦追赶而至，窃嫌见状，反身逃逸，见有一小弟（廖士彬）骑脚踏车迎面过来，窃嫌乃将该单车夺下骑坐，继续逃逸，此时有一骑机车市民见追赶不下，乃自动载警员郑永胜追赶，追至临沂街六十九巷八弄时终将窃嫌追至。此时窃嫌亦负伤，瞬即倒地，菜刀三把掉落其旁，郑员将三把菜刀取下，发现窃嫌右臂腋下流血，即由另一巡逻车警员及民众合力抬上车子驰往仁爱医院急救，时为十五时三十六分，并即将情形呈报勤务中心，窃嫌经仁爱医院急救后，延至十六时左右因子弹弹片渗入胸部而不治死亡，本案警员萧辉田依法执行勤务于紧急状况下使用枪械是否有不当情事，目前正由台北地检处检察官侦查中。郭佐立尸体经调查局第六处解剖，子弹系由背部第十、十一肋骨间进入，由右腋下弹出，只中一弹，详细结果仍待法院鉴定为准。

这一“郭佐立命案”，使我有四点看法：

一、对一个手拿菜刀的人，警察竟不知用擒拿或其他方法，而必须动枪，这证明警察的基本训练不及格。

二、在不是“非使用……不足以……”情况下使用枪械，这显然违反《警械管理条例》第四条。

三、“乃举枪瞄准窃嫌所持凶刀，而续开枪二发”，这是根本不通的。因为明明后面说“子弹系由背部第十、十一肋骨间进入，由右腋下弹出，只中一弹”，就毙命了。这显然违反《警械使用条例》第八条勿伤及致命部位的规定。

四、又是背后开枪。当然，郭佐立这次没有“突然转身”，所以着弹点就在背后了

周盛发命案

1983年6月25日，台北发生了“周盛发命案”，据6月27日《联合报》登载如下：

（台北讯）男子周盛发涉嫌杀伤警员江宗尧，被警员王云辉开枪击毙，台北地检处检察官刘清景率法医昨天相验周盛发尸体，查明子弹自背后射入，开庭侦查时，王云辉表示他是正当防卫。

警政署昨天对此案很重视，指示台北市警察局查明警员王云辉开枪击中周盛发是否有过当情事。经台北市警察局初步调查，王云辉使用枪械的情况，应合于《警械使用条例》，但事实如何，仍有待进一步认定。

被砍断鼻梁的江宗尧经医师缝合伤口，已逐渐康复，昨天下午已转院疗养。

检察官刘清景昨天上午十时到徐外科医院太平间验尸，并在诊断室开临时侦查庭讯问涉案的警员王云辉、江宗尧、凤钰按摩院女职员吕阿迎及死者亲友。

吕阿迎说，周盛发前晚九时十分打电话到按摩院，指摘院中有人曾骂他。半小时后，忽有人持刀进入按摩院，砍毁招牌，她遂向大同警分局宁夏路派出所报案。

王云辉、江宗尧表示，他们据报赶到，王上楼查看，江在楼下警戒，不料周盛发等三人窜出，分持武士刀围杀江宗尧，江持警棍抵抗，但寡不敌众，被周砍断鼻梁，倒卧血泊中。

王云辉闻声下楼支援，掏枪警告行凶者不准动，但周盛发等三人仍从归绥街逃向重庆北路。王云辉以为江被杀害，尾追周盛发至重庆北路二段一六五号前。据王云辉说，不料周盛发转身反扑，他对空连扣两次扳机，把实弹推上膛，再警告周盛发勿动，但周已将刀挥出，发现王云辉持枪在手，才收刀回身逃走，此时王警员已开枪，子弹自背后射入。

死者家属昨天在庭上喊冤，表示将来地检处开庭时要讨回公道。

台北市警局局长颜世锡昨日表示，警员王云辉完全合法使用警械。他说，王云辉与江宗尧穿着制服执行勤务，三名歹徒公然持刀行凶，江宗尧倒地，王云辉以为江已遭“不测”，不畏缩仍以一对三追缉歹徒，不顾生命危险，所以开枪纯属“正当防卫”。

市警察局督察长陈璧指出，王云辉是否应负刑责，调查职权属于台北地检处检察官，他不愿意置评。

同时6月27日的《台湾时报》上，登出警员王云辉的谈话，公然表示，“如果事情再演变一次，我还是会开枪”，他是毫无悔意的。这一“周盛发命案”，使我有四点看法：

一、对一个手拿刀的人，警察竟不知用“空手入白刃”的擒拿或其他方法，而必须动枪，这证明警察的基本训练不及格。

二、在不是“非使用……不足以……”情况下使用枪械，这显然违反《警械管理条例》第四条。

三、射击部位显然违反《警械使用条例》第八条勿伤及致命部位的规定。

四、周盛发当时已“收刀回身逃走”，又何能有背后开枪的必要？七月二十七日《民族晚报》登警政署谈话，“台北市大同分局员警在取缔勒索犯周盛发而被其杀伤执勤警员后，另名警员在自卫情况下开枪射击，而将歹徒周盛发击毙。据调查，警员使用枪械并未逾越枪械使用条例的规定。至于子弹从背后射入腰部，并不表示警员开枪时是歹徒背向警员。因为在那瞬息间的行动中，人均是活动的，子弹击发后，原瞄准的部位可能已告移动，因此，本不是朝要害射击，而变成命中要害。所以周盛发的被击毙，警员并未有不当之处。”上面这些警政署的迴护之词，仍旧是“突然转身”的老套、仍旧是人以要害迎接子弹的格局，我们已经习惯了，不奇怪了。

陈清顺命案

如果我们奇怪，来，奇怪点别的。

翻开《立法院公报》第七十二卷第五十期，我们可以看到苏秋镇的一则质询，全文如下：

本院苏委员秋镇，为警察滥用枪械，故意杀人，闯下人命大祸尚不知罪，反要丑化死者为窃盗犯，罗织其家属为赃物犯，借以要挟牵制被害人遗属控诉陈情行动，天下间无“良心”事孰甚于此？警政主管单位涉嫌故纵部下为非作歹，即请彻查责任，特向行政院质询。

一、兹据陈情人陈清助陈情：

（一）嘉义县民雄派出所巡官翁荣直，滥用职权，草菅人命，违反枪械使用条例，致使陈清顺身中三枪而毙命，今死者已草草安葬。但在死者尸骨未寒之际，警方人员又施压力，指死者陈清顺之胞弟陈清助（即陈情人）为收买牛、羊、猪只之收赃犯，而加以日夜跟随，使陈情人本人在精神上受到困扰，妻子亦心神不安，陈情人本人之住处，仍是北港镇北港桥头之三角地带，经年累月中，北港分局在其地方设有岗哨站，且二十四小时轮班看守，试问，在此种情形之下，若有牛、羊、猪只之贩卖或收购，难道值勤的警务人员会不闻不问吗？国家的法律，在于维护治安与保障人权，像嘉义县民雄派出所里的警政人员实是有缺为警的资格，翁巡官为了立功，而草菅人命，复又诬良为盗，实有不该，望各界人士能主持公道，维护国法的尊严。

（二）陈情人之住处，位于北港分局前地带，警方设有勤务岗哨站，全年之中日夜二十四小时轮班值勤，若有什么违法的勾当，难道北港分局的警务人员会无所见闻吗？

（三）民雄派出所巡官翁荣直诬良为盗，为顾本身能升官发财而草菅人命，实在有缺警政人员之资格，为顾己欲，实为有失身为地方父母官之资格。

（四）人民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之下，每个人能够安居乐业，若治安人员均像民雄派出所里的翁荣直巡官，那人民的生活，不但不能安居且生命的安危亦有虑，如此严重的伤及国法的尊严和破坏治安人员的形象，请各界要员及地方长官能主持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重振警政人员的声誉。

二、查民雄派出所巡官翁某，仅为唤令汽车停车受检而不停，从司机背后补给三枪，滥用枪械，故意杀人乙案，由照片上被害人身中三枪，均由背后射入之事实，已昭然若揭，任何说辞，意图掩护，均无法遮天下之耳目，执法人员知法怕法，闯下大祸，理应如何自我反省以求赎罪，求社会谅解，又如何赔偿慰藉被害人遗属，始合情理，讵其舍正途而不由，偏偏利用官势，还在制造是非，为非作歹，利用被害人死无对证，编造故事，恣意丑化，诬指为盗牛窃犯，并图罗织其家属及同胞手足等为赃物犯，借以要挟牵制其陈情控诉行动，天下之无“良心”事，孰甚如此？主管人员知情不报不无涉嫌故纵部下，为非作歹，即请彻查责任，以保人权，而肃官常，特向行政院质询。

三、附件：陈情书乙件

这一“陈清顺命案”，使我有三点看法：

一、仅仅为了“唤令汽车停车受检而不停”，就从背后给司机三枪，这十足是小题大做，显然不是在“非使用……不足以……”情况下使用枪械，并且过分使用（连开三枪），这显然违反《警械使用条例》第四条。

二、要开枪，打轮胎、打车身，足以达到警告或延迟的效果了，射击部位显然违反《警械管理条例》第八条勿伤及致命部位的规定。

三、至于“闯下人命大祸尚不知罪，反要丑化死者为窃盗犯，罗织其家属为赃物犯，借以要挟牵制被害人遗属控诉陈情行动”，更是今古奇观了。

一个回忆

就上面举例的一些事实，探讨警察“扳机——快乐”的心态与行为，我觉得还是落实得不够，我必须画龙点睛的来上一段，才能完成这篇论文。

1974年的6月里，我正在国民党牢中做政治犯，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第八房独居（现在第八房由张俊宏接力在住，不过不是独居了）。6月下旬一天傍晚，通道上，远远的有脚镣拖地之声，渐渐过来，最后在第八房门前走过，接着我隔壁的第九房打开了，脚镣声进了屋里。第二天上午，放封开始了，第九房出现了戴脚镣的新人，身材中等，两眼有神，跟我一组散步，打听之下，他是台北博爱银楼的抢犯——刘云龙。

据刘云龙说：他这案子是和他小舅子张明发，以及张明发的邻居沈金乾干的，做案时间是6月17日上午7点，当时他们在博爱银楼借口兑换美金，进入内室，由张明发制服杨满兴的女儿杨蕴玢、由沈金乾制服杨宝金、再由刘云龙一一加以捆绑。然后三人上楼，被杨满兴发觉，这时沈金乾赶下楼去把风，杨满兴从后抱住他不放，张明发乃捅了杨满兴三刀。他们三人做案后，走到博爱银楼门口，警察已赶到了，他自知难逃，乃束手就擒。不料在他被铐上手铐后，警察忽然用枪顶在他背后，开了一枪，然后就把他送到医院里急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多开这一枪呢？据刘云龙说：开枪后，可向上面报告是经过激烈枪战才把强盗制服的，可反证警察的英勇，英勇是可以拿到更多的奖金和奖状的，所以，警察就这样在人犯背上，玩起花样来了。

刘云龙的谈话真使我顿开茅塞。在谈话后几天，他在午饭后给请了出去，立刻绑赴刑场枪决了。他虽死了，但他这一谈话，和他当时伤口未愈的痛苦神情，却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十多年来，每当我看到报上警察背后开枪的故事，我就想起刘云龙，我试试从刘云龙的解释，去发掘警察背后开枪的千古之秘。《大江东去》（River of No Return）电影中的小男孩，从小对他爸爸不谅解，为了听说他爸爸做了不名誉的故事——背后开过枪。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恍然大悟，知道背后开枪是不得已的事。十多年来，我终于发现警察老是背后开枪的真相，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在射击训练不足以外、在枪法不准以外、在“突然转身”以外、在“正当防卫”以外，原来更有使警察背后开枪的秘密、更有使他们“扳机——快乐”的心理原因，我终于懂了、终于知道他们是“不得已”的了！

1983年8月26日午后

附录

此文发表后，收到“陈情书”一件如下：

陈情书

李敖先生赐鉴：

据警方发布之消息，苦主丈夫即被害人曾发粦于今年9月2日凌晨三时许，结伙至彰化县鹿港镇洋厝里偷窃鳗鱼，经人发现报警，鹿港分局草港派出所遂派员围捕，曾发粦开小货车将迎面而来的蔡永发、赖放航二警员（共乘一部机车）猛撞，致令二警倒地后，随时将车倒退，其时蔡警员对空鸣枪，曾某不听制止，仍将倒退后之小货车再向前开，欲将伊等撞死，蔡员为求自卫，乃连续再开二枪，遂击中正在驾驶座上之先夫头部，送医不治死亡，此为正当防卫云云。

一、查按先夫生前即以开车为业（职业驾驶），从屏东到彰化犯案，其事实真相正待检察官查明。纵使窃盗行为是千百个不对，但窃盗之罪尚不致死，为何防卫到被害人之脑袋上还美其名曰“正当”，依警械使用条例第八条“警察人员使用警械时，如非情况急迫，应注意勿伤及其人致命之部位”之规定，观乎警讯“……倒退后之小货车再向前开……”，显然倒车时警察即有准备时间，情况并非打死人不可，而警察却仍对准驾驶座射击，此是不可解者一。

二、依现场情况，车道狭小，道旁有木麻黄（树身大小约如拳头）之防风行道树，树后为干燥之高丽菜田，蔡警员所谓伊等被撞倒后，小货车随即倒退，而小货车倒退之际，现时之侵害业已过去，依照最高法院判例，即无正当防卫可言。尚且警察被撞倒后，二警毫发无伤，并非重伤而致无法行动，当货车倒退之际，即为警察闪躲于路旁树后之机会，抑或射击该车之轮胎，使车无法行驶，警察不此而为，竟持枪对准驾驶座射杀被害人使人必死，如此亦可谓正当防卫乎？

三、先夫既非手持枪支或凶器与警对敌，如此情况，警察是否可以随便开枪？尚且依一般常理，当警察开枪之后，犯罪人弃车逃逸唯恐不及，又有谁敢再向持枪警察靠近，让警察再开第二、三枪之理？谁不怕死呢？

四、命案发生后，九月三日苦主前去彰化基督教医院认尸并要求迅速解剖，以明实情，不料警方一拖再拖，一延再延，鹿港警分局先通知9月16日，再改通知为9月19日，又再通知为9月22日解剖，前后足足二十天之久，而尸体存放于医院太平间之费用竟要苦主支付，三万一千多元对我这个死了丈夫带着三个弱小孤儿的寡妇，简直是天文数字，这是天大的德政啊！后经苦主亲友哀求，警方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先从丧葬补助费（现今仍无下文）中先扣支垫付。

五、二十多天了，苦主无助无望，辗转托请屏东县议会涂冬和议员出面，联络彰化县陈议长及彰警局王局长商善后处理事，至今如石沉大海，毫无下文，埋葬费经四处告贷，先夫勉已入土。如今债务缠身，弱小孤儿嗷嗷待哺，而警方未派一员慰问，未助一文安葬，寡妇孺子，不知日后要如何活下去！

六、苦主含冤忍恨，最起码我及三个小孩是无辜的！警察杀人在先，却丝毫无哀矜之意思。苦主四处投诉无门，素信党外诸先生一向秉持正义、热心助人，是敢叨扰，愿能出面作正义呼声，毕竟窃盗是一回事，而警察乱开枪打死人后不闻不问，甚且拖延解剖时间，让苦主多负担医院太平间之保管费，又是另外一回事，恳请主持正义公道，苦主百感膜拜。

未亡人：陈焕招 泣启

住址：屏东县竹田乡南势村南兴路27号

中华民国七十二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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