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台湾人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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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媚国民党，爷爷媚日本人

省营官办的报纸，从6月16日起大力拍马屁，庆祝“连战主席就职一周年”，极肉麻之能事。试看《台湾新闻报》，以“连氏三代的本土情怀”为题，公然说：

古云：“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但皆可遇不可求。

然而，如果说为台湾完成第一本通史，是一种“立言”的话，连横的《台湾通史》可说是为台湾“立言”的第一人。

如果说毕生服务于公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立德”的话，连震东为本省光复初期的建设工作付出毕生血汗，可说立下了守贫服务的典范。

如果为国拓展邦交有所建树是一种“立功”的话，连战在外交部与无邦交国家牵线成功，可说开展了我外交的接触空间。

连氏三代的本土情怀，以跨越时空的长期毅力，正默默地为台湾写下一页页轰轰烈烈沾了血与泪的本土奋斗史。……

这些话，对不知道历史的小市民而言，也许有点瞒天过海效果；可是，对历史行家而言，就休想过关。

连氏三代的爷爷级的人连横（雅堂），固然是“第一本通史”的作者，但是印这部书却是非常滑头的。这部书原版洋装三册，上册于1920年11月5日出版，中册于同年12月27日出版，下册是次年（1921年）4月28日出版。

在这原版的《台湾通史》里，连横敦请前任日本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郞题“温故知新”、时任日本台湾总督田健治郎题“名山绝业”、台湾银行日本“头取”中川白云题“文献可征”。且上册卷四原名“独立纪”，改为“过渡纪”。可见其“民族大义”，已不无可议。

当然，日后在中国版里就不一样了。他请国学大师章太炎品题。1927年1月，章太炎在《台湾通史题辞》里说：“台湾在明时，无过海中一浮岛。日本荷兰更相夺攘，亦但羁縻不绝而已，未足云建置也。自郑氏受封，开府其地，孑遗士女，幅凑于赤嵌，锐师精甲，环列而守，为恢复中原根本，然后屹然成巨镇焉。郑氏系于明，明系于中国，则台湾者实中国所建置，其后属清、属日本，视之若等夷。台湾无德于清，而汉族不可忘也，余始至台湾，求所谓遗民旧德者，千万不可得一二，今观雅堂之有作也，庶几遇其人欤？”在这一题辞里，章太炎虽坦白写出“台湾无德于清，而汉族不可忘也”的真相，但他却“遇人不淑”，被连雅堂摆了一道——他不知道他是继日本总督品题的“第一本通史”做“立言”的，他若知道，早气死了。

《台湾通史》的中国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日本人的品题、序言及全部插图都不见了。“过渡纪”也变成了“独立纪”了。

《台湾新闻报》称连横为“日本铁蹄下威武不屈的台湾人”，自是胡说八道。连横此人虽有史学著作属实，写得也自成一家之言，但“威武不屈”，未之闻也！

1983年6月3日，我的难友颜尹谟就转给我刘明修博士影印来的林献堂秘密日记。并写信给我说：“今日6月3日是禁烟节，巧遇刘明修兄，在他住处看到许多有关台湾史料，有许多新发现。刘兄是台湾宜兰人，得到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专攻日本近现代史与台湾历史，最近拟出版一本《台湾统治阿片问题》（阿片即鸦片——编者注），内容引证在台湾所未有的历史资料，譬如林献堂的亲笔日记。在弟看到林献堂日记原本后，找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新资料。在林氏的1930年的日记里，曾记载《台湾通史》著者连雅堂，如何被日本政府御用，以致被台湾的反日运动志士赶出台湾，而逃到大陆去。连氏曾在当时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主张特许吸食阿片烟，而为民意与当时台胞所反对唾弃，因而为林献堂等人以及民众党员开除其栎社会籍。林献堂的日记里，以及当时《台湾民报》对于连氏这种危害民族的阿片问题主张行径，历历如绘。在此今日6月3日禁烟节，看到这些历史资料，不觉历史可能受到扭曲颠倒，御用文人危害民族的人，怎能变成为歌颂与称赞对象。哀哉！春秋之笔今日何在？为此，今特提供1930年林献堂亲手日记影印一段，以及当时《台湾民报》一页，以供参考，希望敖兄秉着春秋之笔，以正历史，而伸正义。则台湾有救，自由民主，指日可待。”我收到资料后，转请刘峰松写。刘峰松笑着说：“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就只有这么一个历史家，怎舍得再拆穿他。”我也笑了。

昨天看到省营官办的报纸，大捧连战以上三代，愈看愈火，乃决定公布林献堂秘密日记等资料于下：

一、林献堂庚午（1930）年3月6日日记

3日，连雅堂曾在台日报上发表一篇说荷兰时代，阿片则入台湾。当时我先民移殖于台湾也，台湾有一种瘴疠之气，触者辄死，若吸阿片者，则不死。台湾得以开辟至于今日之盛，皆阿片之力也。故吸阿片者为勤劳也，非懒惰也；为进取也，非退步也。末云仅发给新特许二万五千人，又何议论沸腾若是。昨日槐庭来书，痛骂其无耻、无气节，一味巴结趋媚。请余与幼春、锡祺商量，将他除栎社社员之名义。余4时余往商之幼春，他亦表赞成。

二、林献堂庚午（1930）年3月7日日记

午后，往津梁处，嘱汝南修书与锡祺社长，商雅堂除名之事。4时幼春亦来，言将槐庭之书发表，就中有趋媚外人之语，改作贻笑外人何如？余亦以为然。

三、林献堂庚午（1930）年3月8日日记

午后，伊若来接之同往幼春处，商修书致锡祺社长，召集理事会以解决雅堂除名之事。

四、林献堂庚午（1930）年3月13日日记

昨日槐庭来宿于津梁处，9时后来访，余招之同往莱园散步。12时锡祺、子瑜、了庵、子昭来，而伊若、汝南亦至。午餐后，同到幼春处，开栎杜理事会议，除名连雅堂。而栋梁亦来，乃改理事会为总会。槐庭再提议，雅堂于3月2日在台日纸发表阿片意见书云云（参照6日记事），非将他除名不可。余问社则除名之条，锡棋谓有违背本社规则及污损本社名誉者，除名，子瑜谓如其意见书，未必有污损本社名誉，万一因此以致诉讼，亦未知，需要慎重。幼春、锡祺、了庵、子昭皆赞成其说。余谓诬蔑我先民，以做趋媚巴结，而又奖励人人须吸阿片，似此寡廉丧耻之辈，何云不污损本社名誉？伊若、汝南赞成余说，栋梁谓此系政见不合，若欲除名，请待他日议论，结果决定认他不热心于本社，作为退社决议录。栋梁不盖印。3时余接一匿名信，言理事中吸阿片烟者过半数，有非孝论者、有公益会主脑者、有同姓结婚者，此不革除，此对于连某不留余地，窃为诸公不取。幼春特别愤慨社员中有受人嗾使之辈，夜受津梁之招待，锡祺、子瑜、了庵、栋梁、子昭返台中。

五、米山生《与〈台湾通史〉著者先生书》

《台湾通史》著者先生！你的大名我少时在学堂念书的时候就听见了。但我向来的印象中，只模糊地记得你是“焉之乎也者”的杰出能手。世间的人们对于你的议论很多。唯我对于你始终没有好恶之感。及至假装台湾人舆论的××新报出世，四方八达的人士争先加以制裁的时候，于民报纸上也看见过你好几篇的文字。于议论上虽然不大有可给我们什么见识，可是敢公然和多数的民众，加铁锤于御用党人头上的勇气，却很够以给人们佩服的。对于你那一番的言论之动机如何，我们也不必向你吹毛求疵，为恐塞住了你的日新之路。近来又于日刊纸上，拜见你的大名之上，戴有反对阿片最彻底的民众党干部的头衔，使我非常的满足，极端的喜欢。以为你今后也是牺牲团体的一老志士了。

事有出人意外的。于3月2日的台日纸，忽然发现了你一篇礼赞阿片的大文章，使对你抱着绝大的期待的我，惘然大失所望。你说“台湾人之吸食阿片，为勤劳也，非懒惰也；为进取也，非退守也，平心而论，我辈今日得享受土地物产之利者，非我先民开垦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尽力开垦，前茅后劲，再接再厉，以造成今日之基础者，非受阿片之效乎。”试问通史先生！阿片之流毒于东洋，至今有几多年的历史？于数千年前我们先人在开拓禹域的当儿，并不闻有能够助勤劳、增进取的万应膏之阿片可以吸食。那么当时开拓的基础工事，不知道是受什么东西之效呢？你又说“此次再请特许者二万五千人，亦不过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强尔，无大关系，亦不成大问题，又何事议论沸腾哉”。若照你前段的论法，再请特许者不多，台湾人恐怕就此要渐渐流于懒惰而退守了，怎么说亦不成问题呢？笑话休提！试问你！驱数万人的同胞入于梦死之乡，而说是不成问题，究竟是何居心呢？你末后一段说“……今若迟疑不决，收回成命，则当局失信于保甲，保甲失信于人民，而政府之威严损矣”。唉！置同胞之利害于不顾，而甘心为御用党所利用，有良心者不为也。你岂为久年受了阿片的中毒，而良心也被麻醉了吗？忠言逆耳，幸勿见怪！

六、天南《敬告通史先生！》

3月2号，某报介绍先生之《新阿片政策讴歌论》一章，余读毕，始为先生惧！终则怪先生之多事也！余素爱先生之古汉学，并敬先生在吾台古学者之中；而能不以古董自许，故敢少进忠言于先生耳！

今日当局欲施新阿片政策，在吾台稍有心世道之士，正力思有以阻止，救我苍黎！先生学通古今，当此时也，余以先生必能参正义之战，不然？……亦必缄口深居，以终余年，岂意竟改与盲者同骑瞎马！休矣！先生！悲哉！先生！

夫满清自道光年间输入阿片以后，国几不国！民几不民！终至国以阿片而亡，民因阿片而弱！万物之毒，莫过于此！先生非但目睹，而且身受！今日先生之论文，名曰参考，实则赞成，语虽医病，隐有奖励！此风不断，未来少年，盲踏此辙者，不知凡几！而此未来少年之中，能比先生高造文献者，又不知凡几！先生不为民生计，亦当为先生素所主张之台湾文献计！不计民生，则不忠于国！不计素志，则成独夫！呜呼！朝三暮四，狗彘亦羞等偶！试观三十年前之任公，固中国有勇有猷，热血之志士也，晚节不修，既而赞用帝制，忽而参加共和；既而拥段，忽而斥段；既而骂孙，忽又拥孙，出尔，反尔，终至名败身亡，此何益哉！此何益哉？

自兹以后！吾为先生计，当守阿芙蓉之城，究品小种之味，勿再作欺人之语，以累子孙焉可。吾敬先生！吾爱先生！故不揣陋劣，冒眛直陈，愿希猛悔！幸甚幸甚！

七、连雅堂氏不是民众党员——民众党组织部主任陈其昌氏声明

被北署留置中的台湾民众党组织部主任陈其昌君，于3月5日午前中释放出来，闻及阿片反对问题的经过，并日刊纸之捏造事实等事，表示十分不满的态度。对于连雅堂氏之发表于3月2日台日纸的意见书，马上向记者声明说，连氏之立论哪里值得我们一驳？唯御用纸曾发表连氏的名字，混账在我们党员之列，这是我们最不愿受的。所以不得不慎重声明；我们民众党员，自来并没有连雅堂其人，幸世人勿受御用纸的欺骗，而发生误解云。

以上资料，都从不同角度看到连横的一些媚日言行。证明了台湾人中毕竟有正义之士，只是于今被埋没而已。

1991年6月17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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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的“台独”前科

一脸讨厌相的连战当上伪行政院院长。

近五年前，我在1988年10月27日《乌鸦评论》上，透露资料给李世杰，再加上他的资料，由他写成《连战是谢聪敏台独同党？》一文，其中有几段说：

10月14日的《民众日报》第二版，有一项消息，对我说来，很新鲜，也有点似曾相识。

《民众日报》记者黄学荣从洛杉矶拍回电讯道：即将返台的谢聪敏说：“他与他的老师彭明敏及同学魏廷朝发表《台湾人自救宣言》，连战正在美国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当时，将该宣言翻译成英文的就是连战。”

我说这项消息对我来说很新鲜，是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连战竟系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等的同党，而且知道彭等的《宣言》英译是出于连战的大手笔。

我说这项消息对我来说有点似曾相识，可就说来话长了。

记得当1964年，沈之岳登上调查局长宝座后三个月，他逮捕了彭明敏师生三人。这种“侦防案件”向来是严格保密的，但那一次却破例地大张旗鼓加以宣传，沈之岳甚至在“动员月会”上报告。他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彭明敏被捕了，侦讯狱吏问话，彭闭口不言，拒绝回答。后来，“我们一个同志，读德文书给他（彭）听，他才表示‘佩服’而跟我们‘合作’了”。那时，调查局人员的子弟上大学的已经不少，自然知道在大学除了必修英文以外，还得选修另一科外文。因此，大学毕业生懂得德文的，并不稀罕。彭明敏是教授，说是听到读德文的狱吏便“佩服”得“合作”起来，很多人私下无不表示怀疑，只是没有人敢公开提出而已。1970年，彭明敏开溜到国外去了，证明他与国民党调查局并不怎样“合作”。

那时候我在调查局第一处任副处长，并主持对国外“台独”情报战的工作。有一天，林衡道送来一件情报报告，大意是说：“连震东的儿子连战，最近在美国参加台湾独立活动，非常活跃。”因为事涉台籍政要的权贵子弟，而林衡道并没有说明情报的确实具体来源，我就指示承办人办件公文，要林衡道补叙情报来源，并搜集更为具体详尽的情况资料，等他补报了，然后抄报到国家安全局去。不料，国家安全局复函指示还要补充更具体的事实与证据。后来，林衡道又继续呈报了连战在美国参加台独活动的很多具体事实。再过不久，就传出连震东秘密赴美的消息。接着，便是连战回到台湾大学当政治系主任的“喜讯”，结束了“连战是台独分子”的议论。

林衡道是台湾巨富林熊祥的儿子，当时为调查局兼任研究委员，他做情报工作的化名是“杨乔”，经常到第一处亲自向我报告一些秘密消息的。几年前还常常以东海大学教授的身份出现于荧光幕上；近来我很少看电视，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所以说，就“彭明敏这个案子”，以及“连战是台独分子、是叛乱犯”两事来说，对我都是似曾相识的。

连战之事，前几年省议员曾据我的揭发而询问他，他顾而不言。这次彭明敏回来，似有为连战开脱的口气，殊为可笑也。

199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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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的信誉问题

国民党中常委辜振甫，是当今国民党统治下的红人，一如他老子辜显荣是日本统治下的红人一样。不过这一走红，有它一段过程。原来四十年前，辜振甫是老牌的台独分子，由于高速变节，被国民党招降纳叛，从轻只判两年两个月销账。后来国民党实施耕者有其田，辜振甫率先表功响应，国民党奖赏他，以台湾水泥公司移转民营，即由辜振甫做常务董事而总经理而董事长。另外成立台湾证券交易所、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拥有水泥、金融、信托等各方面的特权，成为党商两栖的热门人物。

辜振甫出身彰化县鹿港望族，也受有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为人自私、无情、贪鄙、小气、不为人所喜。他被称为辜五爷，但是他的弟弟辜六爷辜伟甫，却比他像样得多。辜伟甫热心公益，但不善于理财，最后搞得“地阔钱穷”（Land Rich，Gash Poor），欠了鹿港乡亲一屁股债，但他的财产却足以偿债而有余，只是要经营一下才可以。1982年7月里，辜伟甫不幸病危，他留下遗嘱，特请他二姐、三姐、五兄、四嫂、五嫂及律师在场，共做见证，“请五兄替我执行”。在临终的弟弟面前，辜振甫在遗嘱上签了字，答应替弟弟收拾摊子。

不料辜伟甫一死，辜振甫就以退为进的摆了一道。他首先以本身业务繁忙为理由，向法院声明辞退做遗嘱执行人，但是法院不准，并且七十二年度抗字第2776号的高等法院民事裁定中，还指摘他是“怠于执行职务”的遗嘱执行人，使辜振甫无法用金蝉脱壳的绝招来行拖刀计。

既然如此，辜振甫就只好用两手一摊的另一绝招来行连环套。他一再声称，他弟弟的遗产无法偿还所有的债务，鹿港乡亲若要讨钱，他只能以六五折偿还。这就是说，一亿八千万的债额，他只肯还一亿二千万，其他六千万，永远不予偿还了。鹿港乡亲两百多人，在辜伟甫死后一拖两年半的折磨下，只好接受了辜振甫的打折还债条件，自认倒霉了事。

不过，辜伟甫的遗产真的不够还债吗？明眼人却不相信。根据辜伟甫生前财务主管林永智的调查：“今年年初侨福建设财团，已以超出四亿元的价码，向中国信托买去荣星花园土地的控制权，也就是说，辜伟甫一生苦心经营、以荣星为名（辜显荣号耀星），具有追念先父的孝思的荣星花园，已非辜家所有，同时证明单只荣星花园土地其转让价值已在四亿元以上，何况辜伟甫尚有其他多笔土地。知如观之，辜振甫之敢以辜伟甫资产已不足偿还全部债务，全系违心之论。辜家如此‘出此上策’，对待债权人，简直是欺人太甚，毫无公理可言。”

辜振甫“出此上策”的绝招是，他有意使他老弟的债务鱼烂河决，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时他再来收拾。这样一方面可使债权人气衰而竭；一方面又可压低债额，以打折偿还。试看辜振甫将债务拖延不决，债权人无奈走上申告拍卖之途，结果辜伟甫的台北市凉州街一块时价五千万元以上的土地，以拍卖价二千五百万元判定，又以第四次拍卖底价一千九百五十万元卖出，相差三千万元以上，也就是说，以时价的四成以下卖出。试问这种一转手就三千万的损失，受害人又是谁呢？

上面的故事，说明了辜振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更说明了这种人的信誉是什么。

1988年12月4日

附录

为辜家赖债事公告社会并请辜振甫先生公开答复（林永智）

一、辜振甫先生六弟辜伟甫先生，生前鉴于他父亲辜显荣先生一生受益于乡梓，蔚为鹿港辜氏大族，亟思有以回馈社会，以代父亲报德。故在所属事业中，力谋发展与公益有关部分。不幸时运不济，且以不善理财，最后形成“地阔钱穷”（Land Rich, Cash Poor）局面，对外负债达二亿三千万元，其中尤以鹿港乡亲居多。但因全部财产足以偿债而有余，故亦不改素志。

二、不料1982年间，辜伟甫先生健康急速恶化，7月间自知不起，乃预立遗嘱，特请他二姐、三姐、五兄（辜振甫先生）、四嫂及律师在场，共做见证。全部遗产与债务，“请五兄替我执行”。重点如下：遗产约十一亿六千万元，除偿还债务二亿三千万元及赠与四千四百万元外，余款八亿八千六百万，一半由荣星公司旧股东按股权分配，“一半赠与五兄”，亦即以四亿四千三百万元，赠与辜振甫先生，以为答谢。上一遗嘱，业经辜振甫先生签字同意在案。

三、不期辜伟甫先生死后，辜振甫先生却以人所难知的原因，不守承诺。他首先以本身业务繁忙为理由，向法院声明辞退做遗嘱执行人，但是法院不准，并且七十二年度抗字第2776号的高等法院民事裁定中，还指摘他是“怠于执行职务”的遗嘱执行人，使辜振甫先生计不得售，不得不亲自面对债权人。

四、债权人中，鹿港乡亲债额一亿八千万元。辜振甫先生则拖延不予解决，继则宣称他弟弟的遗产不足偿债，鹿港乡亲若要讨钱，他只能以六五折偿还。这就是说，一亿八千万元的债额，他只肯还一亿二千万元，其他六千万元，永远不予偿还了。鹿港乡亲两百多人，在辜伟甫先生死后一拖两年半的折磨下，只好接受了辜振甫先生的打折还债条件，自认倒霉了事。

五、不过，辜振甫先生所谓他弟弟遗产不足偿债之说，却令稍知内情的人起疑。以其中荣星花园为例，荣星花园在辜伟甫先生的遗嘱中，已明列土地公告现值已达十一亿六千万元，六年来的增值，更属惊人。此花园先被辜振甫先生以他的中国信托投资公司遥控设抵，今年年初以神秘价格转售侨福建设财团，试问光此一笔，就足以偿还鹿港乡亲而有余，又何至于连六千万元都要打折赖债？何况辜伟甫先生尚有其他多笔土地。如此观之，辜振甫先生之言，全系违心之论。辜家如此“出此上策”对待债权人，简直是欺人太甚，毫无公理可言。

六、辜振甫先生“出此上策”的绝招是，他有意使他弟弟的债务鱼烂河决，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时他再来收拾。这样一方面可使债权人气衰而竭；一方面又可压低债额，以打折偿还。试看将债务拖延不决，债权人无奈走上申告拍卖之途，结果辜伟甫先生的台北市凉州街一块时价五千万元以上的土地，以拍卖价二千五百万元判定，又以第四次拍卖底价一千九百五十万元卖出，相差三千万元以上，也就是说，以时价的四成以下卖出。试问这种一转手就三千万的损失，受害人又是谁呢？

七、辜伟甫先生遗嘱中说，荣星事业中，“以荣星为名，具有追念先父的孝思，社会各界也将荣星花园和民俗馆同样，视为辜家所有，而非我个人所有，所以希望中国信托收购荣星股权，由五兄继续经营”。不料六弟言犹在耳，五兄承诺方新，荣星事业，已灰飞烟灭；辜家信誉，竟六千万皆不值。伟甫先生背其虚名，振甫先生蒙其实利，如此为死去弟弟料理后事，窃恐为人伦所不许也。特此公告社会，并盼辜振甫先生公开答复，以明责任。

林永智（曾在辜伟甫先生主持事业中服务二十年）谨启

198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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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砍掉了什么？

7月8日，黄怡在《自由时报》写“辜宽敏砍掉了什么？”她指出：“……荣星花园市府要征收，关于地上拆迁补偿部分（包括花木），市府同意发给五千万元，辜家却认为应该拿到三亿，既然彼此谈不拢，辜宽敏表示他决定不领这笔钱，关闭花园，并且把园中大树砍掉，无论如何都不交给市府。……”“所谓‘百年大树’在辜家看来，不过是谈判时示威的道具罢了，他们哪里想到什么‘都市绿化’或‘市肺功能’。……”“辜家似乎从未以‘人民’的角度来考虑过他们的财富是怎么增值的。土地不会凭空增值，是当地社会的繁荣使它增值，而社会不会凭空繁荣，它的繁荣是无数人民夜以继日努力的成果。换句话说，辜家的财富除了本身或许经营得当之外，实际上也是建立在无数人民的血汗耕耘之上，而辜家，竟连花草树木都不肯留给我们。……”

从这几段叙述里，黄怡简明扼要的论断了7月6日荣星花园的砍树行为。不过，黄怡以“辜家”为论断范围，失之过宽；以“辜宽敏”为点名对象，失之又过窄。她的精彩论断，如能配合上背景资料，那就更完美了。

什么背景资料呢？原来荣星花园的继承权，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伟甫手中。辜伟甫比他哥哥辜振甫、弟弟辜宽敏上路得多。他有感于他汉奸爸爸辜显荣一生受益于乡梓，亟思有以回馈社会，以代父亲报德。故在所属事业中，力谋发展与公益有关部分。不幸时运不济，且以不善理财，最后形成“地阔钱穷” （Land Rich, Cash Poor）局面，对外负债达二亿三千万元，其中尤以鹿港乡亲居多。但因全部财产足以偿债而有余，故亦不改素志。

不料1982年间，辜伟甫健康急速恶化，7月间自知不久人世，乃预立遗嘱，特请他二姐、三姐、五兄（辜振甫）、四嫂及律师（谢长廷）在场，共做见证。全部遗产与债务，“请五兄替我执行”。重点如下：遗产约十一亿六千万元，除偿还债务二亿三千万元及赠与四千四百万元外，余款八亿八千六百万，一半由荣星公司旧股东按股权分配，“一半赠与五兄”，亦即以四亿四千三百万元，赠与辜振甫，以为答谢。上一遗嘱，业经辜振甫签字同意在案。

不期辜伟甫尸骨一寒，辜振甫就以人所难知的原因，不守承诺。他首先以本身业务繁忙为理由，向法院声明辞退做遗嘱执行人，但是法院不准，并且七十二年度抗字第2776号的高等法院民事裁定中，还指摘他是“怠于执行职务”的遗嘱执行人，使他计不得售，不得不亲自面对债权人。

债权人中，鹿港乡亲债额一亿八千万元。辜振甫先则拖延不予解决，继则宣称他弟弟的遗产不足偿债。债权人走投无路，乃由在辜伟甫事业中服务二十年的一位义人林永智出面，投诉于李敖。在“打李敖牌”的压力下，辜振甫勉强同意以六五折偿还。换句话说，债额中六千万元，硬被他赖掉了。

不过，辜振甫所谓他弟弟遗产不足偿还之说，却在林永智的调查之下，大穿其帮。以其中荣星花园为例，荣星花园在辜伟甫的遗嘱中，已明列土地公告现值已达十一亿六千万元，七年来的增值，更属惊人。这花园先被辜振甫以他的中国信托投资公司遥控设抵，去年年底以高价吊住侨福建设财团，试问光此一笔，就足以偿还鹿港乡亲而有余，又何至于连六千万元都要打折赖债？何况辜伟甫尚有其他多笔土地。如此观之，辜振甫显然有意使他弟弟的债务鱼烂河决，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时他再来收拾。这样一方面可使债权人气衰而竭；一方面可使荣星花园等水涨船高。其策略之阴险、手法之高杆，真不愧国民党中常委也！

辜伟甫遗嘱中说，荣星事业中，“以荣星为名，具有追念先父的孝思，社会各界也将荣星花园和民俗馆同样，视为辜家所有，而非我个人所有，所以希望中国信托收购荣星股权，由五兄继续经营”。不料六弟言犹在耳，五兄承诺方新，荣星事业，已灰飞烟灭。老六背其虚名，老五蒙其实利，如此为死去弟弟料理后事，窃恐为人伦所不许也。另一方面，在蒙其实利之中，以勾结侨福，丑闻四溢，市府征收，砍树随之。所差价码，不过两亿五千万元，辜家信誉，竟六千万皆不值；台北市民福利，当然也不值两亿五了。

辜宽敏只是傀儡，真正的砍树元凶是辜振甫。辜振甫不但砍掉了台北市民的福利，更砍掉了他死去老子、死去弟弟的一点“荣星”。这样一个无情无义贪财砍树的大坏蛋，我们真要声讨他！

1989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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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只说一半

9月6日的《中国时报》副刊，有叶明勋一篇《一人独钓一江秋——从辜伟甫兴建荣星花园说起》，谈到辜伟甫生前热心公益、热于助人的一些事。由于叶明勋是辜振甫的连襟，又是辜家兄弟高攀国民党时的搭线人，所知内幕独多，全文有可读性，自不在话下。

文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辜伟甫经营荣星花园的事。叶明勋说：“伟甫（1918—1982）去世转眼已经将近七年了，亲友之间偶尔谈到他时，他的飘逸而挟有英气的风采，仿佛仍在眼前！他的一生事业，最重要的当然是为台北市留下了一个荣星花园，不料最近一年，却因投资重建一案，涉及索贿、诉之公堂，各报喧腾的报导，市民引为谈资，为社会带来了莫大的震撼。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绝不是伟甫生前意料所能及的。”

叶明勋又说：“荣星花园占地共约一万九千多坪，其中四分之三为伟甫所有，四分之一却属于公产。伟甫所有部分，并非祖产，而是他私人向那些零星的地主先后分别购得的。……伟甫如欲实现兴建花园的计划，自然须将邻近公产部分土地取得使用权。……因为这不是图利，而是一项为地方谋建设、为社会谋福利的计划。周主席当即表示同意，并嘱咐省政府地政局准予办理租赁的手续。于是，积极进行兴建的计划，主其事者为伟甫于民国四十五年所设的荣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请同兹先生为董事长，自任总经理。当时曾以新台币二十万元之巨款，邀请日本庭园设计专家，来台为荣星花园做初步的设计蓝图，期望之高，于此可知。从拆除原有的破旧建筑物到平土，从戡平零乱的残垣断壁到碧草如茵，工程是极为艰巨的，也是极费时日的。所以，荣星花园延至十二年后的民国五十七年，始告竣工，始能从隆重的开幕典礼中与世人见面。在台北市如何迈向新的建设里程中，这是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至于辜伟甫个人方面，“荣星花园兴工后，他曾朝夕与共的投下了不少的心血，从风格、结构到花木的如何移栽，一草一木，方寸之地，点滴之微，都是丝毫不苟，其中不少花木，就是经他亲自下乡，遍及全省各地，选购而来的。……这种奉献的精神，实为人所不及的。”

叶明勋又说：“伟甫去世后，因债务之累，荣星花园已转手抵押于他人，人事变迁，一切陷于瘫痪的状态，转眼剩下只有一个蔓草丛生、景物已非的废园。回首昔日风光，与伟甫为园而尽瘁的精神，何异人亡政息，令人不胜感慨系之。”

叶明勋这篇文章，其实只说了一半，他对辜伟甫去世之后“因债务之累，荣星花园转手抵押于他人”的事，却欲说还休。事实上，辜伟甫在遗嘱中，本已有解决之道。当时荣星花园土地公告价是十一亿六千万，而所谓债务，不过二亿三千万，光荣星花园的土地，就可以还四倍债务而有余，何况辜伟甫还留下其他财产。“一切陷于瘫痪的状态”的真正原因乃是遗嘱执行人辜振甫愧对乃弟，动了歪心和手脚，故意使乃弟身后之事不可收拾，以便从中浑水摸鱼。结果他虽斗垮了所有债权人，但却因荣星弊案发生，被迫以二十二亿六千多万给市政府征收，只得小赚十几亿而已。

叶明勋是深知他的连襟辜振甫不仁不义无耻无信的人，却在从辜伟甫兴建荣星花园说起之文中，曲笔回护，只书辜家弟弟之美，不写辜家哥哥之恶，说起了半天，有始无终，这是不对的。

叶明勋是好人，但把话只说了一半，却是好人做坏事。他文章以《一人独钓一江秋》为题，深情可感；但他一叶不能知秋，却其心可诛。我建议他的夫人华严女士罚他一夜之跪，以告罪于辜六爷在荣星花园之灵。

1989年9月6日

附录

一人独钓一江秋（叶明勋）

——从辜伟甫兴建荣星花园谈起

伟甫（1918-1982）去世转眼已经将近七年了，亲友之间偶尔谈到他时，他的飘逸而挟有英气的风采，仿佛仍在眼前！他的一生事业，最重要的当然是为台北市留下了一个荣星花园，不料最近一年，却因投资重建一案，涉及索贿，诉之公堂，各报喧腾的报导，市民引为谈资，为社会带来了莫大的震撼。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绝不是伟甫生前意料所能及的。

命名“荣星”缘于孝思，营建“花园”乃在求美

伟甫在辜家是排行老六，亲友们惯以“六爷”呼之，他是我在台湾光复不久便相识的朋友，比起认识他的令兄“五爷”，后来也成为我的连襟振甫兄，还要早一些。辜家老幺宽敏，排行第八，故称“八爷”。光复之初，与伟甫经常相聚，酒酣耳热，无所不谈的朋友，还有长官公署顾问李择一、台湾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台湾水泥公司总经理徐宗涑、中国航空公司台湾办事处主任牛天文等人，其中以伟甫最为年轻，也最具有中国文人的书卷气。我因虚长他五岁，他一直以兄长事我。如今这些朋友都已先后作古，每一念及，真如曹丕致吴质书所说的“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思之惘然。伟甫在光复后，远在三十多年以前，便有兴建花园的构想。当时他将这个藏之于心的雄图大略对我细述后，便托我先为这个花园命名，我曾为他代拟了十多个名字，然而，并不合意，主要是伟甫孝思不匮，希望能纪念他的尊翁显荣先生，于是我另以显荣先生名字中的“荣”字，与别号耀星中的“星”字，合而成为“荣星”，他始欣然首肯。“荣星”两字的出处，就是在此。荣星花园占地共约一万九千多坪，其中四分之三为伟甫所有。四分之一却属于公产。伟甫所有部分，并非祖产，而是由他私人向那些零星的地主先后分别购得的。这些土地，有的是破旧建筑物，也有的是荒芜之地。伟甫如欲实现兴建花园的计划，自然须将邻近公产部分土地取得使用权。当时台北市尚非院辖的特别市，此事非先经台湾省政府的同意不可。伟甫先商于我，后又请教于中央社故社长萧同兹先生，几经磋商之后，始由我陪同箫先生与伟甫专程到中兴新村，拜望当时的省主席周至柔先生。萧先生为新闻界先进，望重朝野，周主席对他颇为礼遇，也很重视他的意见。当他申述伟甫的抱负与构想之后，因为这不是图利，而是一项为地方谋建设，为社会谋福利的计划。周主席当即表示同意，并嘱咐省政府地政局准予办理租赁的手续。于是，积极进行兴建的计划。主其事者为伟甫于民国四十五年所设的荣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请同兹先生为董事长，自任总经理。当时曾以新台币二十万元之巨款，邀请日本庭园设计专家，来台为荣星花园做初步的设计蓝图，期望之高，于此可知。从拆除原有的破旧建筑物到平土，从戡平零乱的残垣断壁到碧草如茵，工程是极为艰巨的，也是极费时日的。所以，荣星花园延至十二年后的民国五十七年，始告竣工，始能从隆重的开幕典礼中与世人见面。在台北市如何迈向新的建设里程中，这是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

伟甫为什么不惜巨资，兴建荣星花园，这个构想，当然与他的热衷于文化事业、社会公益的性格是有关的。这种胸襟，完全出于儒家所崇尚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孟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庶几近之。伟甫曾在上海住过一段日子，他虽未说过对当年上海脍炙人口、景色清幽的兆丰花园、法国公园的向往，但当他也如苏东坡在杭州时的感叹，故乡无此好风光，在他的心里，必然很早便蓄意兴建一所理想的花园，也很早便孕育了一幅他所追求的美而设计的花园蓝图。所以，荣星花园兴工后，他曾朝夕与共的投下了不少的心血，从风格、结构到花木的如何移栽，一草一木，方寸之地，点滴之微，都是丝毫不苟，其中不少花木，就是经他亲自下乡，遍及全省各地，选购而来的。当时有人便赞誉园内具有欧洲的风味，伟甫则笑而不语，其实，一切无不是凭他情之所钟，对美的追求，匠心独运的策划。我们徘徊其间，如步入美的世界，领略到美的感受是什么。从此确为空气污染的台北市开拓了另一清新的美的天地，也为市民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休闲空间。这种奉献的精神，实为人所不及的。

蒋公盛赞厕所，诸公求证属实

荣星花园开幕后，台北市已升格为院辖的特别市，但是，以视现代化国际水准的都市建设，还是瞠乎其后的。荣星凸显的出现，自然为台北市装点了无限的旖旎风光，于是，闻名遐迩，前往游览的人，从此应接不暇，不绝于途。某次，先总统蒋公也闻悉台北市新建有一个荣星花园，他便轻车简从，前往游览，对园内的花木扶疏，碧草如茵，设计新颖而不落俗，颇加赞许。然而，他老人家畅游之余，不去看别的，却先去看厕所，看见那里水管畅通，环境整洁，并不像一般的公厕，到处都是藏垢淤塞。后来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周会谈到维护环境卫生时，便认为事在人为，民营事业如荣星花园的厕所，就是一例。受训的衮衮诸公，也有好奇之士还特地到荣星花园去实地勘察一番，求证其言不虚。伟甫谈到此事时，便为之捧腹不已。

民国六十五年，主管公产的政府机构以荣星花园里面的公产租期已满，又因积欠租金等问题，续租触礁，宣布收回所租的公产，因公产适在大门口，未免将被宰割得支离破碎。一时社会各界都为之惋惜不已，众口一词，无人表示赞同，各报也为此事纷纷撰文报导。事实上，伟甫对荣星花园的兴建，这是很崇高的对社会的奉献，却未被有关方面所重视。此事如出市侩之手，大可凭其所拥有的土地，另做牟利之图。所以，当荣星花园遭此厄运时，伟甫不禁感从中来地说：“二十多年的经营心血毁于一旦，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后来台北市虽将公产部分另辟门户，改为“民权公园”，只惜原有的景观尽失，景物全非，未免令人失望。幸而林洋港先生不久接任台北市市长，重视舆情，毅然改由市政府以委托的方式由伟甫负责经营，并撤销“民权公园”之名。于是，这段时间为台北市民们所留下的一层阴霾，始告拨云见日。伟甫遭此干扰，但是他对荣星花园所持的情感，所付的心血，仍然未改初衷，依旧为台北市提供了足以舒展心胸的休闲场所。台北市虽人口愈多，汽车愈多，财富也愈多，民营事业像荣星花园这样的规模，却为未见。有些公园，格局甚小，而且破烂脏乱，到处丢满着废物纸屑，虚有其名而已。伟甫去世后，因债务之累，荣星花园已转手抵押于他人，人事变迁，一切陷于瘫痪的状态，转眼剩下只有一个蔓草丛生、景物已非的废园。回首昔日风光，与伟甫为园而尽瘁的精神，何异人亡政息，令人不胜感慨系之。

伟甫所创的事业，其实荣星保龄球馆尚先荣星花园而设立，因为民国四十五年，保龄球馆便已隶属于荣星企业公司。其地在今台北市南京西路14号今日百货公司的旧址。当时伟甫认为保龄球是一项很理想的超龄室内运动，台湾尚属罕见，需要有人来提倡。他的热忱，很可佩，也是很可爱的，真是具有开风气之先的胸襟，于是，便将南京西路那块黄金地段的私产，改建为荣星保龄球馆，以供大众同乐。体育事业，就是需要有人肯花钱率先提倡的，这些人物多数出于工商界，昔日如上海地皮大王之孙程贻泽、香港富商胡文虎之子胡好，都是为体育挥金如土的著名人物。独惜台湾很少见，伟甫志在同乐而不在独乐，大概就是很少见中的一人。荣星保龄球馆创设后，不少党政硕宿，都是常客。在那里闪烁着的灯影球声中的确留下了令人怀念的佳话，也为台湾推展保龄球运动，起了很大的带头作用。当时的高尔夫尚非大热门，绝不如后来的炫耀于朝野之间，而保龄球却已蔚然一枝独秀，傲视于球坛。后来伟甫因财务关系，馆址转让于人。今日重过此地，往事如烟，岁月催人，真令人无限黄垆白发之痛。

伟甫手创的事业，尚有荣星合唱团、荣星幼稚园、荣星医院、鹿港民俗文物馆等多项，都是服务于人，绰有绩效。这些也是凭他的理想为社会文化工作所做的实践。他的理想，认为社会的进步，单恃工商业的发达，还是不够的。工商业绝不能虚浮的建立于一个缺乏文化建设的社会。他虽出身企业界，而他的理念，却以文化建设为重点，落实于文化事业，超越了现实的企业界，取向于企业界更崇高、更深远的领域。

立身于仁，兀自散发寂寞的爱

伟甫这种施比受更有福的风格，我们这个社会并不多见。塑造这种风格，与他具有中国文人的本质，及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都是有关的。他所受的教育虽处于日据时代的台湾，由台中第一中学毕业（前“副总统”东闵先生亦毕业于此），进而考入台湾大学农科而毕业。但他不像是学农的，却有几分像研文史的，平时曾亲炙于中国的线装书，书法即见娟秀之致，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始终持有一份执著不移的向往之心；尤其儒家所倡导的仁的道理，他的一生立身处世，无不因受其熏陶而奉为言行的绳准。所以，他所憧憬的社会将是充满着传统之美、人文之美、超于现实、异于现实的理想世界。基于这种观念的形成，他虽有抱负、有潜力，但是一生拙于经营，胜算持盈，皆非其长。因而他所领导的糖厂、面粉厂，以及初期中国合成橡胶公司等很多的机构，都未获得如期的发展，先后变卖偿债。其中尤以聘故立委邵华为董事长、新闻界老兵冯志翔为总经理的联合赠奖公司，开业不久，计划落空，所有债务都由他个人以常董身份受之，那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至今犹令人感念。

所以，伟甫的性格，仍然具有农业社会的特征，他的缺乏时间观念，便为亲友们传为美谈。每次约会，他几乎从无准时光临的记录，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从东京回台，表上的时差，忘掉拨准，所以，那次约会，他比别人早到了一小时。其率真不精于计算，类多如此。

伟甫最为人称颂的，还是莫过于为善不欲人知，从不自炫，从不自尚。有两件事，我是身历其境的人，一件是三十多年前，新闻界有位老友，死后丧葬费无着，景况极堪同情。当时尚无市立殡仪馆，祭奠都是在极乐殡仪馆（今已改建为林森公园），我与伟甫无意之间谈到此事，不料他只凭我一句话，既未告知我，也不告知死者家属他是什么人，竟直赴极乐殡仪馆，将全部的丧葬费付清。事后查究才发现是他的捐助。另一件事，就是中央社故秘书曹荫穉先生，藏书颇丰，且由大陆携运来台，后来逼于生计，都由伟甫以善价购得，收藏于鹿港文物馆。文物馆未设时，他曾以为数不少的钱为鹿港子弟设置清寒奖学金，受惠甚众，后来鹿港居民生活改善，都能自力升学，他始将此款移用于设馆。馆内所办活动，亦颇见大手笔，如明清书画展，意在使中南部民众都可就近欣赏国粹，无须奔波台北之劳。这些书画，都是价值连城，如稍有差错，动辄须以数百万元来赔偿的，他却毫不介意。

伟甫一生的行谊，几乎无不是出于对文化事业所拥有的强烈的爱。爱的最高点，如说就是美，但是，这种美，却是充满着寂寞感的。使人想到清人王渔洋诗中“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所内含的境界，伟甫就是诗中充满寂寞感的人，对着一江无限的秋色，独钓着，也独自欣赏着，如展现着寂寞的爱，我们只恐是袖手旁观的观众而已。如今斯人已不可见，念天地之悠悠，能不怆然倍切怀人之思！

（《中国时报》，198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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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是“无端受累”吗？

国民党“大佬”兼中常委辜振甫，最近东窗事发，被经济部以违反《公司法》移送法办。

国民党《中央日报》都无法封锁得了这个消息了。只好在8月24日，以“辜振甫金字招牌蒙尘”的标题，加以淡化说：“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转投资比例不得超过股本的百分之四十，而台泥公司至今第一季为止，实收资本额为五十四亿四千四百万元，长期转投资及短期买进股票合计为二十二亿多元，超过了股本的百分之四十，经济部乃依违反公司法，将台泥公司董事长辜振甫移送法办。”“就违反公司法投资超过股本百分之四十的处罚规定是，‘判处二万银元以下罚金’，此一罚款对大企业台泥而言，根本就是小钱，台泥公司根本不会在乎此一罚款。问题是，身为工商界领袖，加上台泥一向有企业楷模之称，如今却被经济部依违反公司法移送，对辜振甫而言，实在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事实上，有关投资理财实务大都由财务人员调度，辜振甫也不至于实际参与此一业务，如今却因台泥财务主管人员的疏忽，导致辜振甫无端受累，被移送法办，这对极重声誉的辜振甫而言，自是相当地痛心。”“对于辜振甫被移送之事，李总统在执政党中常会后，也私下向辜振甫询问此一事件的实情，辜振甫提出了一些数据，向李总统说明此事系财务主管人员的无心之过，而触犯法规。”

《中央日报》说辜振甫是“无端受累”、说辜振甫手下是“无心之过”这些话，是站不住的。堂堂台湾大财阀、堂堂大公司大企业财务主管人员，哪有这样糊涂的？石永贵主持的《中央日报》这样为辜振甫开脱，根本是违反常识的！

为了给辜振甫并非“无端受累”举证，我以一史例，以概其余。

1977年9月14日，发生辜振甫异母兄弟辜伟甫被扫地出门事件，辜振甫以他操纵的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接管辜伟甫系统的全部股份，转身对本公司以大吃小。关于信托公司的劣迹，据中央银行金融业务检查处调查，严重的包括：“（1）变相吸收活期存款；（2）擅自设立分支机构；（3）并吞其他企业；（4）购买超额股票投机；（5）逾额投资房地产投机；（6）利用大众资金支援关系企业。将以上六点综合起来，便是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假借信托投资之名，利用大众资金从事投机市场之操纵，运用控股公司策略形成托拉斯组织，以大众资金支援一己之企业，以及变更信托投资公司之性质，具有商业银行之便利，而无商业银行之约束。以上任何一点都是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1978年4月26日《中国时报》）

关于大吃小行为，据财经当局调查：“信托公司利用信托资金购买其他公司大部分股权，并从事经营，无异并吞其他企业。此违反信托公司投资同一公司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股票总额之规定。”（1978年4月7日《中国时报》）

所以，财经当局除了分别处分了信托公司外，特别重新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对每一新创生产事业的投资额，不得超过信托公司本身净值的百分之二十，并不得超过该新创公司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四十。”（1978年7月9日《中央日报》）

但辜振甫操纵下的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却显然对该公司和本公司早都全部违反财政部规定。据1978年5月16日“中国合成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

中国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刘敏诚、王正衍、股数、2000

中国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信托部：辜振甫、股数、1879415

再据上述名册最后合计，中国合成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数为3500000，上述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所占股数竟高达1881415，超出总股数50%后，又多超出131415股（即近占总股数54%）！辜振甫的引狼入室手法，一经统计，全部无所遁形！

按照现今《公司法》第13条，明定“公司不得为他公司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事业之合伙人；如为他公司有限责任股东时，其所有投资总额，除以投资为专业者外，不得超过本公司实收股本百分之四十”。对照起前后两案，我们的辜大官人，前后纰漏，都出在超出百分之四十的“无端受累”上，这不太奇怪了吗？为什么“无端受累”的，总是他？为什么他用的人，老是“无心之过”，而老为他所用？

一对照之下，我们便可恍然大悟：原来这种超出百分之四十的把戏，是有前科的、是性好此道的。《中央日报》又说：“从台泥违反规定所超出的投资金额只有八九千万元，此一数目仅占股本极小的数目来看，显然台泥不是有意在钻法律漏洞，故意违反规定。”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的是：辜大官人为什么老是接近百分之四十那样满额？那样足额？为什么不小心一点？减少一点？离百分之四十远一点、有点“安全距离”？合理的解释是，辜振甫太贪了，贪得利令智昏，视法规如无物，结果有此下场。

至于石永贵主持的《中央日报》口口声声说八九千万的超额是“极小的数目”、被罚的罚金是“小钱”，也是不对的。因为，在汲汲谋利的辜振甫眼中，所有钱都是大钱。为荣星花园案他们辜家欠鹿港乡亲的债，连区区六千万辜振甫都要死不要脸的赖得一干二净呢，哪里还有小钱啊！

199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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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叛乱案”留真

国民党支持、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在“辜振甫先生”条下，说辜振甫：“字公亮，世居台湾省彰化县，民国六年1月6日生于台北市。民国二十九年，毕业台北帝国大学，为今日国立台湾大学之前身，获法学士学位。随在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研究财政及工商管理。民国六十四年，获韩国高丽大学颁赠荣誉经济学博士学位民国四十一年，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辜氏首先响应，劝导乡里亲友缴呈土地权状。旋受聘经济部顾问，策划国营四公司移转民营事宜。四十三年10月，台湾水泥公司首先移转民营，获选为常务董事。四十八年兼任总经理，六十二年膺选董事长以迄于今。”“辜氏为提倡‘资本证券化，证券大众化’，民国五十一年创立台湾证券交易所，随复创办中华证券投资公司，旋改组为今日之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业绩斐然，执国内信托业之牛耳。”“辜氏为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后声名鹊起之企业界领袖，以地主转事企业经营，国内外誉为成功之范例。今日辜氏所日夕萦怀者，则唯如何履行企业家之社会责任。六十五年捐赠巨额基金，创立台湾经济研究所，即为一例。而自四十七年膺选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为工商界与政府间之桥梁，迄今已垂二十年。更为团结国内工商界，参加国际经济活动，先后担任国际商会副理事长、亚洲商工联合总会理事长、中韩经济协进委员会主任委员、中欧贸易促进会理事长，在国际间享誉极隆，著有《辜振甫言论选集》行世。”

在上面的所谓履历里，从他“毕业台北帝国大学”到“民国四十一年”之间的身世，都给一笔带过了。这是很荒谬、很可鄙的曲笔。

这段期间的辜振甫，有什么身世呢？

有的，那是一幕见不得人的汉奸案子。

辜振甫的父亲辜显荣，本是第一号大汉奸。不料此奸只算“前汉”，还有个“后汉”续集，就是其子辜振甫克绍箕裘的，我且引当年天津《大公报》的记录，以见一斑。

1947年7月29日天津《大公报》登：

台人叛国案今日宣判，军事法庭审判辩论终结，五被告均否认阴谋内乱

【本报台北通信】台省战犯军事法庭22日上午8时开庭辩论许丙、辜振甫、简朗山、徐坤泉及林熊祥五人于三十四年8月间策谋内乱，筹组“台湾自治委员会”案，直至下午1时退庭。梁恒昌庭长当庭宣布本案辩论终结，定于本月29日上午宣判。22日开庭时，旁听席上比较上次拥挤，新闻记者亦无坐处，足征此案之受人重视。

庭上先问被告辜振甫，被告供词仍与前同，答称：“台湾自治委员会章程和名单，皆照当时日本驻台参谋部少佐中宫悟郎所取出者。余在事前全无所知，当时且即予以拒绝参与其事。”

继讯许丙，法官问：“你是自治会的顾问吗？”被告答：“我不知道。”问：“有人告你，说是你去台中游说林献堂出席自治会，林献堂不表赞同，对吗？”答：“我们系谈赴京致敬囯事，他表赞同。”

法官继问林熊祥：“杜聪明和罗万伡都说8月22日往见日本总督安藤利吉是为了告别。你说为了商谈维持治安问题，为何不同？”（按林献堂、杜聪明和罗万伡三人皆为有关本案之证人）被告供称：“我们七人同去，各人立场不同，且未事先洽商，所以想法不同。我有一个金融合作，我的目的是在设法稳定金融。”

徐坤泉则供称：“我到三十五年被调查案传讯时，才知曾有自治一事。”法官反诘曰：“三十四年8月24日在许丙家中开时局恳谈会，你不是也参加了吗？那天辜振甫宣读安藤的声明，声明中提及自治一事，你怎能说不知道？”供称：“那天我未看报。辜振甫的话也未细听。”法官再问：“你既不知道，为何有人告你？”供称：“这，我也不知道；我如知道，一定不甘心。”

最后审讯简朗山，供称：“对天、对地、对自己的良心说，我皆未参与其事。别人告我，一定别人想来诬告我。”这时，辜振甫又说：“自治会名单中，没有简朗山和徐坤泉的职务。”

讯问至此，庭上宣布开始辩论。检察官黄梦醒发言称：“本案是由辜振甫和中宫悟郎两人于8月16日策谋的。22日往见安藤是想获得支持。嗣因安藤发表声明告诫，此事方寝。”被告聘请之律师共有六人，陈墩树律师先替辜振甫辩护，首称：“对于起诉书诸节，实无肯服。”其重要辩词如下：

一、据起诉书称：“日本声明无条件投降，台湾按《波茨坦宣言》应归我国。该被告等仍不愿归附祖国，乃与日本驻台参谋部少佐中宫悟郎、牧泽义夫拟订台湾自治委员会草案，共同阴谋破坏国体，使台湾独立；且擅自攫取自委会之重要地位”等语，事实上，辜振甫于8月16日下午10时在台北木材会馆，与日本军人中宫悟郎、牧泽义夫、古屋贞雄、别所、平山勋、李忠等会谈，系由中宫派一士兵带枪强迫被告前往者。被告对于迫往之目的、计划及处所，事先均不知悉，此有证人李忠笔录。“中宫令平杉饬兵去叫辜振甫”等语，可资证明。当中宫见被告到后，即将所拟章程及名单取出，且用柔猛并济方法，欲使被告同意加入自治会，并要求被告游说台湾第一流有名人士林献堂、林熊祥、陈炘、罗万伡、林宗贤、陈逢源、杜聪明、颜仓海、陈逸松、许丙等，劝诱彼等亦能加入自治会。然被告对于加入自治会一事，毅然拒绝，且亦绝未劝使他人参加，此处亦有证人李忠及罗万伡之笔录作证。8月17日下午8时许，中宫等因难遂行其恶劣目的，曾再派兵强迫召唤被告，谓欲将自治委员会名称改为治安维持会。被告身为中华民国国民，勿论名称如何，倘有任何反叛国家性质之组织，决定均不参加，当亦峻然拒却。总之，被告前往木材会馆两次，均系被迫，实为不得已之行为。证人黄启瑞亦有证书。此乃被告丧失其自由意志之紧急避难行为，依照刑法之规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之紧急危难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罚。”被告实无罪责。且对于中宫等之阴谋计划，被告不但未参加，更为国家计，曾于8月18日向日军参谋报告，企图阻止中宫之行为，此亦表明被告之清白。

但是，辜振甫的巧辩并未发生效用，他还是被判了刑。同年7月30日天津《大公报》再登：

图谋窃据国土，台民三人定谳

【中央社台北29日电】台胞辜振甫等五人被控共同阴谋内乱案，台省战犯军事法庭今日上午开庭宣判，其主文如下：“辜振甫共同阴谋窃据国土，处有期徒刑二年二月，许丙及林熊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各处有期徒刑一年十月，简朗山及徐坤泉无罪。”按三十四年8月15日日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台日军参谋部少佐中宫悟郎等不甘投降，阴谋假名自治，窃据国土，迨我国军政人员接收台湾后，日籍主犯中宫等潜逃无踪，被告辜振甫等五人则以共同阴谋内乱罪名被控。

于是辜振甫终以“叛乱罪”服刑。

本案最有趣的是，辜振甫口口声声抱怨他是被日本人强迫前往的；奇怪的是，为什么日本人不看中别人，老是看中他，一再看中他。他如果从这个角度照照镜子，自我反省一番，岂不更豁然贯通吗？

199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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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东闵还有脸连任吗？

谢东闵是彰化县二水乡人，生在清朝快完蛋之年，他在台中一中念了四年后，因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去了大陆。先在东吴大学念了一年、再转入中山大学。毕业后，在母校当日文讲师。抗战开始后，因为怕日本人炸广州，乃避难香港。为英国帝国主义服务，做了邮电检查处日文部主任。1942年，转到桂林，任职《广西日报》电讯部主任。第二年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在福建漳州成立，他为国民党服务，做了执行委员、宣传科科长。三年后抗战胜利，他回到台湾，服务有功，变成接收大员，最先奉派为高雄州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高雄县政府成立，被任为第一任县长。在职一年，“以政绩卓著”，调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副处长，旋兼任台湾省合作金库理事长。1947年，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转任教育厅副厅长，并兼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执行委员，后又兼任《新生报》董事长、国民党台湾省改造委员会委员。从此一帆风顺，自台湾省政府秘书长而台湾省议会议长而台湾省主席而副总统，权倾朝野，极风光一时之盛。他对国民党党中央的效忠与低姿态，在台湾人中，无与伦比。蒋中正死后，停灵国父纪念馆期间，他率同台湾人全体县市长去下跪——外省大员自严家淦以下，都不好意思下跪，但是谢东闵却优为之，其膝功之软，有如此跪！

去年5月22日，也就是谢东闵就任副总统五周年的第二天，他在中国人事行政学会的致词上，说过这样的话：

建立一个为国效命、为民服务的廉能政府，是大家一直努力的目标，今天大多数公务员能洁身自爱，勤劳务实，但仍有少数违法犯纪、贪污舞弊情事发生，如何贯彻十项革新要求，整饬不良政治风气，重整公务员道德情操，也是大家努力的重点。

谢东闵这一番话讲得冠冕堂皇，他在名位上，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要求建立“廉能政府”、贯彻“革新要求”、整饬“不良政治风气”、重整“公务员道德情操”，然而，要求归要求，他自己和他带头的“彰化帮”，是否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呢？副总统，跟总统一样，在民主国家只是“人民的公仆”，并不因其“居庙堂之高”，就比“处江湖之远”的小百姓多长了三头六臂，他们一样不能有特权。有了特权，就是假民主，这是常识。但谢东闵是不是有“特权”呢？他当然有。对他的弟弟谢敏初、他的儿子谢孟雄，我们都有充分、具体、可靠的资料，证明他们根本就是特权阶级，而这种特权之所以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横行无阻、逍遥法外，全都得力于谢东闵本人的包庇！

有弟当如谢敏初

谢东闵的宝贝弟弟谢敏初的特权问题，说来话长。我们先看一段他搞的“花莲轮”。这个“花莲轮”花招不少，1982年1月25日的《国是评论》上，有报导如下：

豪华轮是由航行于日本内海的旧交通船改装而成，当初是针对风平浪静的日本濑户内海而设计的，并不适合航行于风疾浪高的海域。但是，赫赫有名的谢敏初却以两千万元买回，修理后航行于台湾花莲和基隆之间。也许，谢敏初的想法是此举可以培养全民“冒险犯难”的精神，如果不幸言中，那么谢敏初真是“了不起”！

其实，豪华轮的出现与上述说法无关，主要关键还是它具有“举一反三”的高强本领。原来，以两千多万元买回的豪华轮，向银行贷款竟获得一亿余元的回响，真使那些每天为生意周转而轧头寸的小老百姓佩服得五体投地。谢敏初真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谢敏初的“花莲轮”在未下水、未作“处女航”之前，哪管得什么“风疾浪高”的危险，他用他的“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能赚钱、能向“国家银行”贷到一亿多元，那就认为是“一帆风顺”了。不料，事与愿违，谢敏初的“花莲轮”在汪洋中漂呀漂的，漂到后来，漂出问题了，“花莲轮”经营失败了，谢敏初的支票连续退票一亿多元了。但是尽管如此，谢敏初并没有就此阴沟里翻船，他的哥哥谢东闵即时拉他一把，做了最好的“救生员”！为了这种“滥用特权，毁党亡国”的事，七十九岁的老立委徐中齐实在看不过去，只好在1982年10月27日以书面质询、发表于《立法院公报》。徐中齐说：

谢副总统之弟谢敏初（前金碗案主角），因经营花莲轮失败，支票连续退票一亿多元，依现行票据法规定，退票就要判刑，不论理由。检察官因其退票额巨，提起公诉；谢副总统闻之大怒，谕令司法院设法判处无罪，起码也要缓刑，以示补救；承办推事果然判处无罪。

台北地院前院长，认为一般案例，只要发票人退票二三十万元，就判刑七八个月，如此判法显属违误，难向社会交代，拒不签送判决书；继任院长也持相同看法，经有关方面出面协调，由原检察官保证上诉，始送达判决书；高院承办推事仍依令判为无罪，但迅即升任庭长。贵院如再要辩解，请先公布原起诉书让社会公评！

查本（七十一）年10月14日各报刊载，基隆市民谢年明因连续退票新台币七千万元，被基隆地院判刑二十年，拘役百二十天，并科罚金七百万银元。对照谢敏初退票上亿元判处无罪的案件，显因谢年明没有哥哥当副总统！

想想看：谢年明跟谢敏初一样姓“谢”，但是谢敏初“退票上亿元判处无罪”①，而他退票七千万元，却要判刑二十年、拘役一百二十天、罚金七百万银元，这算公平吗？这是哪一国的法律啊？徐中齐说得对，“显因谢年明没有哥哥当副总统”，人家谢东闵、谢敏初在台湾是“今时王谢堂前燕”，谁教你谢年明投错胎，“飞入寻常百姓家”呢？

漂呀漂之外

谢敏初不只是“花莲轮”巨额退票案判处无罪，他的巨额呆账案逍遥法外，也是全台知名的。根据省议员黄玉娇在1981年6月25日（第六届省议会第七次总质询）公布的银行呆账，台湾全省特权人物、特权集团吞占民众存款的名单和数目，真是洋洋洒洒、令人叹为观止！谢敏初的正泰水泥公司，就有一笔向土地银行贷的五千万元不良放款；同年10月6日，黄玉娇又举出谢敏初经营的二水塑胶呆账一千二百七十五万八千元、正泰水泥呆账一亿五千六百四十六万一千元……这些款项，如果再加上“花莲轮”的呆账额计算，总计谢敏初至少拆烂污七八亿元之谱，这种天文数字，这样的特权横行、法外逍遥，身为谢敏初的“好哥哥”谢东闵，总不能充耳不闻、不闻不问吧？谢东闵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公开要求建立“廉能政府”、要求端正“不良政风”吗？既是如此，为何不表演一下“大义灭亲”呢？为何听到自己弟弟因巨额退票，要被提起公诉时，便“闻之大怒，谕令司法院设法判处无罪”呢？这样做，像是“谢副总统东闵先生”应有的作为吗？

别人怎么办？

同样是贷款，国民党的法律也是因人而异、“人人生而不平等”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以去年省议员苏洪月娇的养泥鳅“超额贷款”案、“亚信挤兑”案两相比较，就清楚知道：国民党的非法“大放火”没事，但是党外合法“小点灯”一下，却要被有心人丑化、打击、喧腾一时了！当时立委苏秋镇基于义愤，曾为“陈情人”苏洪月娇仗义执言，他说：

如真要论“超额贷款”，调查局何不去调查谢东闵的弟弟经营花莲轮的数亿新台币贷款，不仅母金不还，利息不缴，还可作第二次数亿之贷款。而中央银行总裁一句话可以命令台湾银行贷款亚洲信托十七亿元，何抵押与保证之有，又无视于法律规定的需经董、监事会议议决通过的明白规定，为何不去调查？国民党内达官贵人非法贷款，呆账数字庞大，有关当局如欲丑化陈情人，陈情人一定奉陪，周旋到底。

台湾的金融行库，说穿了，根本就是特为特权服务的，只要是国民党中的有办法人士，或者是方面大员，管你是党、政、军、经、特中的哪一个单位，不要说巨额贷款没问题，就是巨额呆账又何妨？谢敏初之流就是活生生的一个样板。至于升斗小民的小额贷款、紧急融资之类，各行库一般是不欢迎的、爱理不睬的，非但手续作业繁苛，饱受官僚鸟气也是常有的事，一般人欲向银行贷三五万而不可得，但是国民党一呆就可以呆出一百七十亿来（1981年6月官方公布的数字），这样的政府，又算什么“大有为”呢？

生子当如谢孟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谢东闵的宝贝儿子谢孟雄的特权问题。这也说来话长。

据1981年4月10日《民生报》桂文亚《大块假我以自然（下）——谢副总统这一家》的报导，谢孟雄家教如下：“父亲不习惯活动，最怕开口求人，从小便谆谆告诫我们，要公私分明，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所以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从不向父亲要求帮忙什么。”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的谢孟雄先生，显然是没有“脚踏实地”了的，而是有违父教了的，因为他弄出了一件大丑闻——士林痛恨的“伪造文书案”！

谢孟雄是1934年10月12日出生的，他的学历只是1960年的高雄医学院医学士，但是他在1966年从美返台后，却冒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毕业，并冒充该研究院医学博士！大摇大摆的用伪造的学历，向教育部申请副教授、教授、专科学校校长、独立学院院长等资格，国民党教育部长朱汇森，也就全部核准通过（教育部1979年11月4日（67）高字第31865号）！于是，1978年11月8日，谢孟雄就摇身一变，干上台北医学院院长了！谢孟雄这个“假博士”，干是干上院长了，但是紧跟着来的是有人看不过去。1981年3月5日、4月18日，李纯一寄函到美国宾大调查谢孟雄的学历，该大学负责人在5月11日、5月26日的答复中，均向李纯一证明谢孟雄

曾于1965年9月9日至1966年5月23日间，获得一入学进修之证明（进修妇产科系），但并无宾州大学所颁发之医学博士之记录。

事实上，在美国，无人能在医学院短短九个月之间获得学位（实际上是八个月零十四天），必须以四年之进修乃符合要求。

这下子有好戏了，1982年5月31日，李纯一以邮政存证信为凭，正式具名向教育部检举谢孟雄有伪造文书之嫌，触犯《刑法》第214条及216条等，希望将谢“移送法院侦审”。照理说，谢孟雄这位“假博士”的伪照文书案，因证据昭然，应马上依法查办才是，但是，拖到了6月18日，国民党朱汇森的教育部却提出了怪解释：

按照国外学制，谢孟雄所获得的证件应是“证明”而非正式博士学位，但谢孟雄担任北医校长之资格是因其历年年资经历累积所致，与学历无关。

堂堂中华民国的教育部，竟如此包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顾问谢孟雄，这未免太可笑、太可恶了！试问国民党朱汇森：台湾可有哪一个教授的资格审查，不送学历，只送经历证件，就可以通过的？台湾又有哪一个独立学院的院长，只凭经历证件，不凭学历证件，就可以合格放行的？查谢孟雄当初送审所填送经历证件，一再写明系“宾大医学博士”，这怎么不是伪造文书！教育部明知谢孟雄这个“假博士”是违法的冒牌货，但又不敢依法移送侦审，不但不敢，反而变本加厉地替谢孟雄找出借口，说他的任职北医校长是因“经历累积所致”“与学历无关”，这种包庇哪像是教育部？这简直是“学店部”“为虎作伥部”！

别人又怎么办？

同样是伪造文书案，谢东闵的儿子谢孟雄可以“不予追究”，可以逍遥法外，可以继续干他的北医校长，甚至还可以兼代北医董事会呢！（按：北医董事会1979年5月11日爆发董事胡水旺所谓侵占案后，该会即陷入真空状态一年有余，在此期间，教育部则无限期命令谢孟雄兼北医董事长，自毁师道形象，竟一至于此！）但是反观林庚申伪造文书案就不同了：

林庚申在1980年底增额立委选举中，当选了第三选区的立委，未就任之前，经人检举他在竞选登记时，涉嫌伪造学历，后经台北地检处侦查终结，1981年1月28日即依据伪造文书罪嫌被提起公诉。林庚申到底是怎么“伪造文书”的呢？说来好玩，他曾在香港现代中医药学院毕业，但他在竞选登记填写学历时，却写成中国医药学院；东窗事发后，林庚申不但丢了立委宝座，还吃上官司，显然其“法力”是远不及谢孟雄的，谢孟雄有一个“好爸爸”当副总统，到底还是很受用的。台湾的法律，于谢孟雄何有哉？

有一手

从以上谢敏初的巨额退票案、呆账案，谢孟雄的伪造文书案里，我们不难了解：谢敏初之所以能履险如夷、继续特权无阻，全是得力于他令兄谢东闵的手足之爱；而谢孟雄之所以能履险如夷、继续特权无阻，也全是得力于他老爸谢东闵的骨肉之情。谢敏初、谢孟雄之辈是何足数，可数的，乃是真正幕后人谢东闵耳！谢东闵神通广大，他在国民党中，得地利人和，所以能够以君子之风，干小人之事，他真“有一手” 了 ！

这种“有一手”，只要谢东闵稍稍一捞，也可在手足、骨肉之外，泽及“彰化帮”的。我试举洪炳麟案为例。

洪炳麟，彰化人，是谢东闵的人。谢东闵一路提拔他，1980年7月，升任水利局副局长。因与处长蔡甘清涉嫌收受红包十二万元，于1980年9月3日收押，这时正赶上谢东闵丧妻，案子又在风头上，所以没有立刻出面。不久以后，谢东闵出面关说，竟判决无罪。理由是：虽然洪炳麟自白承认收受十二万元，但这是人情上来往，与职务无关！好个大数目的人情来往！相对的，检察官居然也不上诉，于是案子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洪炳麟立刻复职，并在1981年10月7日，又升为局长！洪炳麟的同案蔡甘清却判了五年，在看守所辅导组当杂役。一天他的老长官来看他，当场咆哮：“如此小事，还要收押！收拾行李，赶快回家！”第二天他就微妙的回家了。

像洪炳麟案这类玩法弄权，在谢东闵“有一手”的包庇下，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只是碍于国民党黑手党一手遮天，我们无法尽知罢了。

以上所举谢东闵包庇“彰化帮”、玩法弄权的例子，一一都证实了这位中华民国副总统，实在太不像话了。如今，国民党又紧锣密鼓，要选国家领导人了。我不知道谢东闵还要不要干下去，反正是国民党一家子的事，谁干都是一样。只是，谢东闵黑手既然东窗曝光，一至于此，谢东闵还有脸连任吗？我真忍不住要质疑一下。要干下去也好，只是在装义手以外，再准备一张假脸吧，那张原装的老脸，毕竟该换他一换了！

1984年1月16日

①1984年1月15日下午，谢长廷在台大校友会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会中说：“谢副总统的弟弟谢敏初因花莲轮退票约一亿元，结果被判无罪。判的人正好也姓谢，叫谢生富。法院受人情和外力的干涉很大。关于票据法，法院有一个内规，一百万元以上，原则上要判七个月。退票几张后，要判徒刑。但是，民国六十九年立法委员选举要提名时，谢生富判谢敏初无罪。很多法官不服，都骚动起来。这时候，谢生富说：‘司法独立’。他公布无罪后，去竞选立法委员，害得这个案件由院长拜托检察官提起上诉。由这个案件看来，好像又有‘司法独立’，却是对国民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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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洋港与莎士比亚

11月26日，国民党司法院长林洋港涉嫌徇私的给一家民间杂志打歌，为《远见》月刊主办的“我对司法革新的看法”演讲会亮相，花了两个半小时，大谈其对司法的看法。《远见》是私人企业卖钱营利的杂志，它的主持人虽有特权，但身份与商人无异，林洋港这样情有独钟于一家，就职司公平的司法院长身份来说，自有失检之嫌也。

演讲后第二天，报上以头条标题——《皇后的贞节连受怀疑都不准许》大肆宣扬，说林洋港在“妙语解答”司法风纪时，“引述莎士比亚的话说：‘皇后的贞节连受怀疑都不准许。’显示将做到司法公信力不容丝毫怀疑的地步和决心”。而11月30日的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且以社论《如何做到司法的贞节连受怀疑都不准许》为题，从旁揄扬，也一再就“莎士比亚的话”，加以发挥，可见短短五日之内，从林洋港到《中央日报》，都起英国文豪莎士比亚于地下，而名言满天飞焉。

关于“司法的贞节连受怀疑都不准许”的问题，我这里根本不想谈，因为在《中华民国宪法》第80条“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的规定没清楚遵守前，“司法”就根本无“贞节”可言。何况堂堂司法院长明明又是一个党派的中常委，这样的微妙关系下，又何来“司法的贞节”呢？疑云重重如彼，却信誓旦旦如此，谈什么不好，却大谈其“贞节”，岂不活像潘金莲、潘巧云演讲“女诫”吗？

我这里“司法的贞节”既不想谈，谈什么呢？我倒想谈谈林洋港口中、《中央日报》笔下的莎士比亚那句名言。

首先我要拆穿的是，莎士比亚并没说过“皇后的贞节连受怀疑都不准许”这句话。这句话是诚实的司法院长编造的。我是最博学的人，我读过全部莎士比亚，从没见过这句话；也没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见过这句话。所以，林洋港和《中央日报》这样的莎士比亚扑人而来，是侮辱天下没有读书人，也是侮辱莎士比亚。

洋鬼子中无知之徒有时自造名言炫耀，托之于“孔夫子说”（Confucius say）；但林洋港似非无知之徒，他又何必自造名言炫耀，托之于莎士比亚说呢？

也许林洋港并没有恶性编造，而是他读书不精，模模糊糊有这么个印象，因此草率说出。如果是这样，我倒要指点指点。还在莎士比亚出生前一千六百多年，发生了罗马凯撒（Caesar）休妻的事。被休的是凯撒第三任妻子庞贝亚（Pompeia）。原因是声名狼藉的放荡之徒克罗狄亚（Publius Clodius）爱上了她，并男扮女装，在庆祝女神节日之际，混进凯撒家，被发觉他藏在女仆房中。因而以亵渎神圣被起诉。凯撒在审判时作证，对克罗狄亚并无不利之词，也承认自己太太清白。但被问道既然如此，为何却跟她离婚，凯撒说：“凯撒之妻当超乎怀疑之上。”（英译 Caesar’s wife should be above suspicion.或 Caesar’s wife must be above suspicion.）这一名言，出自布鲁塔克（Plutarch）《希腊罗马名人传》，这大概就是林洋港所谓的“连受到怀疑都不准许”吧？《史记·刺客列传》中田光说：“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因而自杀明志。幸亏凯撒没读过《史记》，不然的话，岂止离婚，老婆恐怕还得赐死呢！

198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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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废除送阅制度看林洋港的可恶

研究国民党的祸国史，可分两种角度，一种是看它建立了些什么坏的，一种是看它破坏了些什么好的。有许多场合，国民党破坏的好的部分，比它建立的坏的部分还贻害得多。

国民党在破坏的好的部分，大多是中国几千年间累积的好传统，和外国移植过来的好规则、好制度。其中一个最显明的，就是在司法方面的破坏。

不论古今中外，论到司法，无人不想到公正为先，统治者多是胡作非为的，不重视司法的公正，但是职司司法的人，他可以对统治者“法外作恶”视而不见，却难以对“法内作恶”睁眼闭眼。

这话怎么说呢？请以汉朝一个故事为例。

汉文帝时，一天皇上出门，过中渭桥，正巧有一个人从桥下走过，把拉皇上车的马吓了一跳，当然也就把皇上吓了一跳。皇上大怒，把这人抓起来，送到司法部门纠办。当时主事者是张释之，张释之依法判决罚钱了事。皇上听说，大怒，问为什么判得这么轻。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意思是说，法律是天子与小民共同遵守的，今天法律规定这个人所犯的罪不过罚金，你皇上却要加重判，这样司法就不见信于人、取信于百姓了。并且，马被吓到那时候，你皇上震怒之下，要立刻杀了他，杀了也就杀了。那时候你皇上不杀，既然移到司法单位负责人手里来，司法单位负责人是讲究公正的，若是稍有偏失，则天下法律都可轻可重没了准了，这样一来，人民岂不手足无措了吗？愿你皇上好好想一想。

汉文帝想一想后，认为张释之说得对，就不再坚持了。

这个故事的一个重点是张释之的分际：你皇上“法外作恶”，我管不了，但你皇上用我这司法单位负责人替你“法内作恶”，我干不了。

张释之这一分际，在中国形成一个重要的好传统，一直为执法人员所重视。

试看清朝一个故事，就可明白。西太后当政时，一天她叫太监李三顺带东西出宫，送给她妹妹。依照宫例太监不准走正门，只能走旁门，可是太监一定要走正门，还不听检查，结果跟守门的发生武打，太监跑回去，加油加酱报告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慈安太后，说我还没死他们就眼里没有我了，不杀守门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害怕，就下令杀守门的，掌管司法的官说这可不行，守门的一来没犯法，二来根据祖制，守门就该这样不通融。慈安太后说，什么叫祖制？等我死了，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司法首长即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太后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安没办法，只好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但是潘祖荫就是不肯。后来女人家同意打折扣处罚了事。——西太后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但在守法程度上，就不如汉文帝了。虽然如此，她比起蒋介石来，还算规矩得多。

蒋介石则不然，他虽然也统治了中国四十七年，但是从“法外作恶”，到“法内作恶”，却一应俱全。在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下，“法外作恶”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在司法界渗入两大致司法独立于死命的变革，第一是法官不能超出党派以外；第二是不能超出党派以外的法官，还得希旨承风的受上级指示判案。这种上级指示，甚且公然以制度出之，这种制度，就是所谓裁判书类事先送阅制度。

《中华民国宪法》明文保障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但是，一份小小的内规——《法院办案书类及文卷审查实施要点》，就把堂堂的《宪法》踩得倒地不起。这一内规规定了你法官独立审判了没用，还得把判决书送给上级看过才成。在这种内规下，统治者作恶，何须“法外作恶”，只消在内部下手，“法内作恶”就行了！

这次台南法院因送阅制度发生的窝里反，就是这一内规曝光的最妙的司法现形记。台南地方法院法官谢说容因承办诽谤案件，与庭长张国彬对院长王兴仁审阅内容认为有干涉审判情形，乃暗中以录音机相向，录音后予以举发。结果庭长张国彬以指示法官谢说容录音外泄等理由，认其有失光明正大并违反公务员应尽之忠诚谨慎义务，被申诫一次并调任屏东地院庭长；法官谢说容则以对院长录音，行为应非可取，被口头训诫，王兴仁院长则以人地不宜被调任嘉义地方法院院长。

事情闹开，司法院秘书长王甲乙于2月26日公然表示：审阅制度与这次台南地方法院纠纷案件是两码事，两者不应混为一谈，司法院也不打算废除审阅制度。

王甲乙说，近年来审阅制度实施范围已经缩小，仅及于一审法院的候补、试署法官，其余均不须审阅；候补、试署法官因资历及经验较不足，审判较易有瑕疵，审阅制度用意在弥补可能发生的缺失。可是，王甲乙之言犹余音绕梁之际，司法院长林洋港懔于群情鼎沸，六天以后，3月4日，就把王甲乙出卖，宣称送阅制度将在4月1日废除了。

由此可见，废除这么一个违“宪”干涉司法独立的内规，原来竟是这么容易！

正因为这么容易，而林洋港之流却“善小而不为”，正反证出林洋港的可恶！试看林洋港自1987年就任司法院长以来，于今四年之久，苟送阅制度可以这样轻易废止，为什么在施行几十年后又在他四年任内再行四年？这是什么意思？试看林洋港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司法工作报告》中，白纸黑字的说着：

然我国法官之养成，与外国有异，若就此长期相沿之送阅制度遽加废止，裁判品质势必低落，其结果首先受损害者，必为人民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甚或危及法治根基，与其如此，不如渐进为之，并采相关措施以资配合，期能于贯彻审判独立精神时，亦能兼顾裁判之品质。

若送阅制度这么好，那他今天忽然废止，岂不又损害人民，“危及法治根基”了？一个司法单位首长，可以公然依他自订标准，做损害人民，“危及法治根基”的事么？

由此可见，如果林洋港今天是对的，他必须为过去四年来的错误而负责；如果林洋港今天是错的，他必须为今天的错误而负责。正反之间，此人无在台之理。

但林洋港仍在台上，六天前他授意宣布司法院不打算废除的秘书长王甲乙也仍在台上。他们的反复与理由，都没个准儿，都可随时见风转舵，这种货色的人主持司法，司法能不完蛋吗？

法者，国民党所与天下共也。今法如此而更莫名其妙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但是国民党哪管这些，他们只是要做官，前后矛盾，谁在乎呀？

1991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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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树的真面目

落选前的康宁祥，出过一本书，叫《危机与希望》，书中提到高玉树，说高玉树“他虽然入阁，但是保持自由之身”。这是完全瞒天过海的话——不但高玉树入了“阁”他就失掉了他自己，他在入“阁”前做台北市市长时候，早就失掉他自己了。其实，任何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人物，最后的下场都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至于高玉树有否不胜悔恨，实在可疑，看了他最近在海外为国民党护航，言论已近乎昏愦程度（如他在台湾同乡联谊会中说台湾的民主政治，在世界排名来看，至少在二十名以内，曾引起一片哄堂），显然距不胜悔恨尚远。去年9月30日，有所谓台北市党外竞选立委后援会在台北市济南路一段台大校友会馆举办成立大会，“由台北市党外前辈、历届参与公职选举并积极参与党外活动之候选人、党外杂志社各推代表一人、现任党外公职人员及其各推助理或助选员二人共同组成”。而所谓党外前辈八人，竟是宋英、黄信介夫人、吴三连、高玉树、费希平、李肇基、傅正、田朝明！我看了，真不禁觉得好笑！党外把高玉树之流当成宝贝来奉承，真未免太没见识了。（并且这一“党外前辈”名单中，真正够得上的，大概连四分之一都没有！）我觉得党外未免太不了解高玉树了 ！

玉树临风，原来在此！

我在《我的殷海光》（《千秋评论》第五期《霸王·骆马·人》）里，回忆我送殷海光就医，其中来了一段插曲：

陈平景在医院跑来跑去的时候，忽然见到党外人士高玉树从汽车下来。高玉树当选市长那天晚上，殷海光正在家里请我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到中华路高玉树竞选总部前看人山人海，也看军警云集。高玉树当选了，殷海光很兴奋，当晚我请他和何秀煌一起到中央酒店看洋妞跳半脱不脱之舞，殷海光和何秀煌两个书呆，那天晚上也颇有好色而不好德的表现。高玉树他们搞新党的时候，与殷海光走动颇勤，所以这次从汽车下来，陈平景第一反应就是“高玉树来看殷老师了”！他匆匆跑来告诉我，我说：“不会吧，政治是最现实的，高玉树不会知道殷海光生病，知道也不会来。他到医院，一定是看别的达官贵人的。”后来一查，果然国民党大员陈建中出了车祸，就便住进贵族医院，高玉树玉树临风，原来在此！（后来在1971年9月3日，我接雷震出狱，高玉树也避之若浼。我不喜欢政治人物，其理在此。）

高玉树在跟雷震搞新党的时候、在被国民党迫害的时候，他在困境中求突破，有他的功劳，但是当他一旦猎取到高官，他的乖巧，立刻便见风转舵。这种见风转舵，其中有许多内情，不为人所知，但在我这种历史家的追踪下，居然也找到了一些原件。我先举出一件，这就是《蔡孟坚传真集》所透露的高玉树投降史。

国民党大特务

蔡孟坚是江西萍乡人，据丁涤生《中华民国名人传》，此人的简历是：“生于民元前五年。曾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曩就读于青岛大学，即参加国民党秘密工作，北伐时，奉派在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会工作，旋被派为济南特派员。当乘北军溃败平津之顷，收编北军一师，由塘沽出海，一举而光复烟台。十八年秋，中原变乱继作，先生潜入冀、鲁、豫及平津等地活动，对于中枢平乱之役，贡献殊多。后遂调任武汉行营少将参议，往来于湘、鄂、赣三省之间，从事绥靖工作，迭建殊功。是时，蒋委员长亲莅武汉，成立湘、鄂、赣三省剿匪总部，以有鉴于武汉三镇秩序紊乱，乃手谕实行分区管理办法，以武昌汉阳为省会区，汉口为市区，并指派先生为省会警察局长，吴国桢为汉口市长，同隶湖北省政府；先生在职七年，力求整饬，大见绩效，警政进步，誉为全国之冠；而武昌市政建设，亦由是而一日千里，备受各方赞许。二十七年，抗战局势逆转，武汉三镇弃守，先生为最后撤离之一人，曾督率警士四千余人，移驻鄂西巴东至咸丰一带，兼巴咸护路司令，设司令部于建始。未几，适中枢倡议开发西北，设兰州市，即简命先生为兰州首任市长……嗣后，甘肃省政府改组，先生又转任该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三十五年夏，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以江西分署署长出缺，调派先生继任。三十七年，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同年，善后救济工作结束，先生又奉命转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先生抵台湾，先入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旋即以经济部顾问及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经济委员身份，赴日从事国民外交活动。年前中日在台合办麻纺厂一事，即系先生与日本前改进党总裁重光葵，前外相谷正之及日本纤维会社巨头坂内义雄，并联系中国实业界巨子所共同倡导而促成之者。”丁涤生这篇简历是1957年写的，写的也不完整。例如蔡孟坚是国民党大特务，1931年捕获中共特务头子顾顺章，就是他的杰作。大陆丢掉后，他又是派驻日本为国民党搞统战的大特务，他在台湾的头衔，虽然不过是中影的董事长，但他的真正身份，却不脱干“地下工作”的本行，其中一项，就是他跟高玉树的“地下工作”。

蔡孟坚和许多国民党一样，在垂老之年，未免关不住大嘴巴，要把“老子当年勇”，给抖它一抖。他写了一本《蔡孟坚传真集》（非卖品），其中谈到魏道明的事，顺便泄了高玉树的底。这是因为魏道明正住在蔡孟坚家，目击了蔡孟坚怎样对高玉树不客气，顺便泄露的。

“我当然愿走第三条路”

蔡孟坚说：

还有一次，魏见我对高玉树兄说话有欠客气，他事后对我颇加责备。因他不了解我的个性与彼时的立场，但我还是表示接受他的意见，谈到这里，又不能不叙述我与高玉树兄关系的由来。民国四十三年，高玉树当选台北市长，因闻我做过兰州市长，小有建树，友好李立柏将军曾任过过去驻日军事代表团顾问，与彼时在日经商的高兄相识，因之李兄介绍我与高兄相识，我简单的告诉高兄说：“少搞组织，多进行建设，唯有动土动木的工程，才能便利市民，垂之永远。”以后我因公驻日，与高颇少见面，后高任满而黄启瑞任市长时，高在闲散岁月中，有时来我家谈谈，其时中央党部秘书长唐乃建向我说：“闻高玉树有意与雷震等合作另组反对政府的党派的传说，你与他相识，可否以友谊做做劝导的工作。”因我常住日本，原不明高之活动事实，中央既有所命，自必乐从，我当时向唐提出建议说：我无身份单独做此事，需要郭（骥）副秘书长一同进行，同时我复拉高的好友陈清汾兄帮忙。因那年我被调入国防研究院受训，因此托陈清汾兄与高多次联络，后竟得高同意，每周五下午3时至5时，高、陈与郭及我一同在我家（温州街）晤叙，内容不过作时局分析，以及高本身未来利害种种，计有数月之久。高兄政治判断十分高明，而原先传说也不过是搞政治一个通常姿态，终于表示愿意效忠政府，其后（1964年）台北市长改选期届，高又宣布竞选，其时他竞选演说及标语，对政府及国民党还是找些攻击目标。最后他竟以十九万票当选台北市长。当他去市府接事的前一小时（即该日上午9时），高兄竟莅舍下（温州街）拜访我，其意可能以我曾代表中央方面与他有过联系，要我转请中央以后对他要加助力勿阻力，我正接待高坐下时，魏一人即由碧潭径来我家，我只好请他一同就座，彼时即将到任的高市长向我有礼貌的说：“蔡公！你一向照顾我，我今日去市府接事，请你加以指教。”我说：“你是有十九万市民选出的市长，不要向我玩政治客套。”他说：“我与黄启瑞约妥上午10时交接，诚心诚意先来请教你。”我回答说：“你真的要问我，我就不客气，你今后有三条路可走：（一）照你竞选时演说及标语所标榜那一套去做，做到三年为止，可说是‘自讨苦受’，以后政治生命，要凭你的观念转变。（二）以十九万选民做背景，看风使舵，做得通的就做，做不通的不做，三年任满，可能保留一位十九万选民的太平绅士资格。（三）接任市长以后，宣布效忠总统，一切唯政府之命是从，三年以后，政府可能另有借重，前途无量。”并接着说：“你如果走第一、第二两条路，我们可少来往，倘你愿走第三条路，我们永远做朋友。”高市长正经答称：“我当然愿走第三条路。”因他急着要走马上任，我只好对高兄道贺而言别，那时魏坐旁边，未发一言。高走后，魏对我加以指责的说：“你对一位新当选的市长，为何如此不客气，你还是一位政治过来人呀！”我彼时对魏深表感谢，其实我一向是“快言快语”“独来独往”的个性，从不知有所做作。吾熟读《论语》，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也幸而免。”这是孔子赞成直率，斥责奸诈的训示，何况我曾有过与高兄长时谈话的经过，我当然要站在国民党立场对这位社会独立人士出任的新市长，提出几句好意的警语。这是我对党性的表达，也是我不会做官的缺点，尤其我习性直爽，出语总是“开门见山”，他则学外交辞令，转着弯表达心意，两人性格根本不同所在，最后我内心还是感谢这位老政治家的善言，后高市长竟在到职之次日，即自动请求晋谒总统，由衷的表示拥戴总统，一切唯总统之命是听，总统表示予以支持，高市长从此努力为国效力，忠贞不移。嗣后高兄从任市长、特别市长、交通部长等高位期间，我未曾见过一次，近年他改任政务委员，不甚忙碌，曾与他见过一二次，我对他在特别市长及交通部长任内所著政绩，迄今仍表钦佩。

“宣布效忠总统，一切唯政府之命是从”

从国民党大特务这一“非卖品”的半秘密文献里，我们清楚的看到了“党外前辈”高玉树的真面目，原来此公早就与国民党大特务搭了线了，且已达到“每周五下午3时至5时”定期在国民党大特务家“晤叙”的程度！高玉树的一切反政府的党外行为，原来“也不过是搞政治一个通常姿态”！他虽然在选举期中，有“竞选演说及标语，对政府及国民党还是找些攻击目标”的行为，但是私下里，却“终于表示愿意效忠政府”，并且在“去市府接事的前一小时”，还赶到国民党大特务家里聆训——聆“如此不客气”之训！当国民党大特务告诉他：照你竞选演说及标语那一套去做，是第一条路，前途将“自讨苦受”，以后“政治生命”堪虞；“以十九万选民做背景，看风驶舵，做得通的就做，做不通的就不做”是第二条路，前途将可能聊做“太平绅士”；“接任市长以后，宣布效忠总统，一切唯政府之命是从，三年以后，政府可能另有借重，前途无量”是第三条路，国民党大特务并接着说：“你如果走第一、二两条路，我们可少往来，倘你愿走第三条路，我们永远做朋友。”高玉树当时立刻交心，向国民党大特务“正经答称”：“我当然愿意走第三条路。”于是，一切敲定了，高玉树彻底变节了。

照国民党大特务所说，高玉树“竟在到职之次日，即自动请求晋谒总统，由衷的表示拥戴总统，一切唯总统之命是听，总统表示予以支持，高市长从此努力为国效力，忠贞不移”。这一为国民党效力，对国民党忠贞不移的内幕，我们从高玉树任内对国民党的一路表态上，领教了不少，但是直到十多年后，直到国民党兑现了“政府可能另有借重，前途无量”的诺言以后，直到高玉树备沐“借重”之恩——自市长而特别市长而交通部长以后，我们才从他的笔下，得到完整的轮廓。

泪流满面的效忠

这轮廓来自蒋中正死后高玉树的两篇纪念文字，一篇是《和泪濡墨述恩德》（1975年4月13日《联合报》，后收入《仁者画像——总统蒋公纪念文集》）；一篇是《悚惧愧汗怀仁恩》（1983年10月31日《中国时报》），在这两篇文字里，我们可以印证蔡孟坚的回忆，而对高玉树的一身媚骨，有一明显了解。

在《和泪墨濡述恩德》一文里，高玉树写下了这些话：

四十三年，我以一个无党无派的候选人，侥幸当选台北市长，蒙蒋总统第一次召见，我面对平生最敬重崇拜的革命伟人，内心岂止是感激而已，而蒋总统对我宽宏厚遇，视我如后生晚辈，不以我非执政党员，一视同仁而加勉鼓励，一如子弟，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誓以尽瘁都市建设，以报效国家和他老人家的恩德。

这是高玉树感于蒋中正“他老人家的恩德”而哭。

玉树前后在台北市十一年，试种树木不下数十种，最后发现蒋总统所指示种的樟树和茄苳，不但对汽车排气抵抗力强，而其绿色之美，可以说超过任何树木。有一次召见时，蒋总统问爱国西路拓宽，原来大茄苳树怎么办？玉树答：尽可能设法保留。蒋总统说：对！必须保留。玉树回来后，和工务局同人费尽脑筋，想出一个办法，把爱国西路原路辟开一个园林散步专用道，以保留大茄苳，现在到爱国西路眼看绿荫苍翠，佳木葱茏，在市中心地带还有这样一个散步和运动好去处，也要拜蒋总统他老人家的恩赐。不但如此，台北市建设工作，无论拓宽马路，建设陆桥，打通辛亥、庄敬、自强隧道等，蒋总统都常驱车去看，像忠烈祠的兴建，蒋总统亲自规划指示并改变设计多次，早年拓宽敦化路时，因包商不太规矩，延误工程一段时间，玉树曾面受指责。当时像我这一年资浅薄，少不更事（当时还方逾不惑之年），而又是非执政党产生的一员，总统不以我轻贱，像严父长辈样的亲切训责，当时玉树感激得哭了出来。

这是高玉树感于蒋中正“总统不以我轻贱”而哭。由于这种低三下四泪流满面的效忠，高玉树得到蒋中正的信任，于是，他官运亨通了：

五十七年，有一天，突然接到行政院电话说，奉总统指示，行政院刚才通过台北市改制为直辖市，同时第一任院辖市长，也通过派你担任，当时，我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蒋总统的逾格提拔和爱护，刻骨铭心，难忘恩德，今后我只有拼命努力，以工作的成绩，来图报答于万一。

接着，在《悚惧愧汗怀仁恩》一文里，高玉树写下了这些话：

笔者自民国四十三年起至四十六年，初任台北市民选市长（亦即我国开始实施地方自治普选县市长的第二届），此后，于民国五十三年至五十七年，再度膺选台北市长，任满时，台北市改制为院辖市，奉派为第一任院辖市长，至六十一年为止，前后在市长职为时整十一年，虽未加入组织，但深受先总统蒋公之特别垂注与提拔，任内承蒙召见多次，有时携带都市计划蓝图到士林官邸晋见，蒋公总是真挚地倾听笔者报告，并指示如何建设台北市为现代化都市。当其时笔者只是一个涉世未深、从政经验浅薄的年轻工程师，面对这位民族巨人的启迪教诲，真是感激涕零，因此感恩图报的心情，油然涌上心头。

在这些肉麻兮兮的文字中，高玉树“感谢总统培植，决当竭智尽忠”（1967年1月18日高玉树书面谈话）的心态，是十分明显的。在这种心态的反照下，高玉树的党外性，早已不见了影了，他不但不再是党外人士，事实上也与国民党无异，虽然他自言“虽未加入〔国民党〕组织”，但是没加入组织，是国民党基于策略运用，要把他留在外面，他曾主动填表申请加入国民党，但是蒋中正说“缓一缓”，于是一缓就缓下来了。

由于对高玉树的真面目的求证，我们终于知道了：康宁祥所谓高玉树“虽然入阁，但是保持自由之身”的说法，是完全歪曲事实的。事实的真相是：高玉树出身党外，可是为了做官，他高速出卖了党外，也高速出卖了他自己。当然他卖得很隐秘、很不苏南成，但不论怎么技巧，结局总归是卖。高玉树的例子，清楚告诉了我们：政客是多么不可靠的一种人，党外政客也一样不可靠。党外若想有前途，必须严格要求个人的纯度、随时检查个人的纯度，凡是纯度出了问题的，大家一律要予以规劝、予以警告、予以声讨。在纯度第一的要求下，党外任何人再肯定高玉树和高玉树路线的，我们都该指出他的错误，同时加以鄙视。高玉树是十足的歹人、高玉树路线是十足的死路，党外人士必须认清这一事实，不要太天真了。

1984年10月7日夜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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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树的房事问题

9月13日《自立早报》登出《高玉树否认占用市产不还》的消息，说：“国策顾问高玉树昨日指出，外界抨击他‘占用市产不还’是不了解真相，他担行政院政务委员时期，已向当时的台北市长吴伯雄提议，基于他居住的房舍与邻接地段市政府已划为机关用地，因此如果市府拟出具体公用计划，准备拆除改建，他绝对即刻搬迁。在没有公用之前，仍暂由他‘守住’。高玉树并说明当年搬迁现址的由来，他强调，他现在居住的青岛西路5号房屋，是光复时政府接收的日产，当时被长官公署首任新闻处长、青年党籍的夏涛声选为《时与潮》杂志社址，使用达二十七年之久。高玉树说，民国六十一年，他奉调交通部长，为及时搬出徐州路的市长官邸，乃与《时与潮》杂志社交涉，并付给搬迁费，顶让该屋。高玉树说，将原日式破烂木造房屋扩改建并整理庭园、加建围墙、增建车库及增设上下水道等卫生设备，搬进居住迄今已有十八年，并无发生转租的不法情事。高玉树指出，前几年因一位现已落选的台北市议会女议员故意挑剔，台北市政府乃决定诉追法院讨还他的住宅，以资应付该位女议员。高玉树说，一审时，地方法院的年轻推事未查该屋产权的实情，轻率的判决北市政府胜诉，并附带强制执行。复经他的顾问律师上诉高等法院，发现市政府无法提出该屋的所有产权登记凭证，而原日式破烂木造房屋已成大型住宅，致新旧无法认界，主审推事于是劝告双方和解。高玉树指出，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时，已向当时的台北市长吴伯雄提议。他说，因他居住之房屋，基地与邻接地段市政府早已划为机关用地，市府如有具体公用计划，拆除改建时，他当无异议，即刻搬迁；但在没有公用前，‘暂由原住人守住，亦不违背我国社会伦理’。”

看了这些消息，我感到很纳闷。查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所有日产，接收权在政府，青年党又何能接收？又何能将公产私顶给高玉树？此一移转纵属真实，也不合法，否则高玉树可以拿出产权登记来排除市政府的诉讼，但他显然拿不出来，则他久占公产属实。久占公产，还发如此妙论，其老脸皮厚，堪称一绝了。

至于说“在没有公用之前，仍暂由他‘守住’”，方才“不违背我国社会伦理”，我更纳闷这种伦理，是哪一国的伦理？我看即使阿里巴巴（Ali Baba）那种强盗，也发明不出来这种强横霸道的伦理吧？

高玉树实在太无耻，以他那么有钱，自己有好多房子可住，又何苦久占公家房子不还？又何苦强词夺理，示人以不广？他做过台北市长，并且做得很久很久，何不留下点“去思”给台北市民？高玉树常以市长任内，给台北市人行道铺红砖自豪，由于设计错误，这些红砖，如今破碎满地，恰像高玉树那张破碎的老脸，颜色褪尽，却又碍人行走。台湾政治人物乖巧如高玉树者，垂老都昏愦如此，台湾人政治水平的不及格，真拜国民党之赐矣！

199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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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连的真面目

党外刊物最近又糊里糊涂的大捧吴三连了。9月27日的《前进》上大捧他，说：“基于吴三连的特殊身份……对整个局势的缓和，显然具有正面的意义。”10月5日的《关怀》上也大捧他，说：“身为无党无派的吴三老，大概是目前唯一能够获党外及国民党当局取信的唯一政坛大佬。”这些莫名其妙的言论，我看了一直好笑。我感到吴三连是国民党的猴子，党外是吴三连的猴子——国民党耍吴三连，吴三连耍党外，吴三连老而无耻，被耍固不足惜，但是党外年纪轻轻的，一派天真，被耍却又何苦来？

国民党耍吴三连，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开始了。吴三连早在1947年就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成为官派的台北市长，再于1951年成为民选的台北市长，自此以党外人士姿态出现，但他同国民党的关系，是暧昧的。据他在1966年10月31日《自立晚报》上写《一人有庆，兆民是赖——祝总统华诞，忆主政北市》所说：

回忆民国三十九年春间，正当游市长弥坚先生请辞台北市长之际，忽然传说省政当局有意荐举我来接任台北市长，我因为对市政毫无经验，岂有以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主持战时首都行政的道理，所以当时并不置信，若是事实，我则力想避免担任这一艰巨责任，所以便匆匆返回故乡，择地关子岭小住。但在关子岭不久竟奉到总统召见的通知，旋即赶回台北晋谒，晋谒时，总统果然面示我应接任台北市长，为台北市民服务。我恭聆训示后，内心实深惶恐。当将我的感想掬诚报告总统，大意是说：“目前台北市人口激增，市政建设亟待大规模拓展，而有关违章建筑的处理，环境卫生的改善等工作，尤其头绪纷繁。我对市政缺乏经验，担任市长诚恐无益于国家和市民，有负于总统的期勉……”云云，讵知总统听完我的报告，却立即剀切指示：“你是地方人，应为地方多做事，只要肯为国家效力，不必怕困难，有困难即来报告，你去做好了。”于是我乃敬谨受命。总统对我个人的这种深厚的期勉，自然使我永感勿忘，然而总统能策励一个从无市政经验的地方人来充任市长，亦正可见总统对扶植地方人才的重视和至公用人的德意。

是年冬，本省实施地方自治，举办第一届县市长普选，我由于任内所规划实施的市政建设计划尚未完成，宠承各级长官及地方人士的爱护和敦促，旋又参加竞选。既当选，复奉总统召训。

乍看起来，吴三连是个单纯的党外人士参选当选，其实不然。最近我搜集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极机密”文件——《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汇编》（中华民国四十一年12月），其中证据确凿，证明了根本是国民党支持吴三连演猴儿戏，然后他才成为什么党外人士的。

正因为吴三连宁为猴子，所以，他的思想犯儿子吴逸民（他共有五个儿子：吴逸民、吴得民、吴凯民、吴俊民、吴树民）在受感化教育时，就可破例“提前结训”，我现在公布他给当时达官贵人的一封密件，以见所谓党外人士的心态：

□□吾兄大鉴敬启者

小儿逸民辱承垂拂

鼎赐成全幸蒙感训单位提前结训比已释返弟全家感戴

高厚宁有涯涘政府爱护青年导引正确方向以使有用之才报效国家社会德意良谟群情仰望本应率领小儿趋谒面谢 关爱之谊只以小儿甫返家门衣履尚未整备未便外出容缓时日当再谒候藉聆

教益知蒙

廑注谨此奉陈只颂 勋棋

吴三连谨启12月9日

字里行间，吴三连对“政府爱护青年，导引正确方向”，是一派低三下四的猴儿相，他对蒋中正既然“恭聆训示”“敬谨受命”于先，他对蒋中正手下的达官贵人“辱承垂拂，鼎赐成全”“感戴高厚，宁有涯涘”，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正因为吴三连宁为猴子，所以，国民党乐得使他变成“大佬”，国民党把国策顾问给了他，并放手让他进入官僚资本的大黑幕，从1954年起，吴三连“致力推动民间工业建设”，先后主持中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领导创办台南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环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大台北区瓦斯股份有限公司，都被推任为董事长，另外还参加创办有关工矿、轮胎、玻璃、塑胶、汽车制造、金融保险各行各业。曾担任台湾水泥公司董事、台湾工矿公司董事、南港轮胎公司董事、南亚塑胶公司常务董事、六和汽车公司常务董事等职。现在还是环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暨台南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国宾大饭店股份有限公司、九和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暨泰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常务董事及彰化银行董事，在官商勾结方面，国民党给了他最大的方便，所以吴三连做了政治猴子，却换得成为经济大象了。

在经济大象以外，吴三连的头衔还多着呢，他又成为私立天仁工商高级职业学校、私立延平中学、私立南台工业专科学校三校董事长，《自立晚报》发行人、《台湾新生报》监察人、《台湾时报》常务董事、陈诚先生奖学基金会董事长、林公熊征学田基金会常务董事、台北市吴姓宗亲会理事长、财团法人吴氏让德堂董事长、林口高尔夫俱乐部会长、统一企业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长等职务。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手上有所谓“无党无派，独立经营”的《自立晚报》。他用这个报，替国民党唱白脸，专演国民党不便演或演不出来的戏。1982年10月把索尔仁尼琴请到台湾，就是他最得意的杰作。索尔仁尼琴在来台湾以前，说是不要接受官方的安排，但他不知道或有意不想知道，在极右的政权统治下，又何来纯民间的基金会？纯民间的基金会，又如何能存在？吴三连纵使年轻时代的记录再英雄，他今天若不老而不死的给国民党帮闲，国民党会让他办报、办基金会吗？所以，整个的所谓民间团体邀请，骨子里的作业，早就变成了官方的。索尔仁尼琴10月16日下午抵达前，10月8日、10月13日，官方的新闻局长和文工会主任早就出了面，10月16日上午，吴三连的心腹吴丰山11时半至总统府就安排索氏来访事向马秘书长作简报，12时至中央党部向蒋秘书长作简报”，大官们即时丢骨头，“表示嘉许”，这样细腻的官方作业，若还说不是官方的，又怎么可能呢？所以，索尔仁尼琴其实一开始就给官方利用了。以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去帮助这种政权，为之利用，当然是极不得体的。但索尔仁尼琴能被利用，正因为吴三连有“无党无派，独立经营”的“大佬”招牌啊！

吴三连的心腹吴丰山，在竞选失败后，气派甚大，在1983年10月29日，在《联合报》《自立晚报》同日发表《心怀谦卑，敬畏百姓》，说他“不会因为要重新参选，所以就背叛自己，今天党外，明日党内；或者今天党内，明天党外”。言下不胜自得。不错，他们这种人无须朝秦暮楚，因为他们一直就是“秦秦其中，楚楚其外”，他们一直就是“党外”的“党内”“党内”的“党外”——他们是最伪善的“党内外”！

真正的党外人士，必须认清吴三连之流的真面目，而应以跟这种人往还为耻、以被这种人耍猴子为惧。党外人士必须保持纯度，走自己一清二白的长路，跟国民党的猴子谋皮，谋到后来，会发现自己也是猴子。

1984年10月6日晨，以一小时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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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连，谁要你承认？

昨天写《朱高正的无知》，指出朱高正所谓的“外交当局逼使中共相互承认为交战团体”的构想，“都是侜张为幻的胡扯与梦呓，并且还夹杂着国民党式的一厢情愿与自我膨胀”，是“妄自尊大、痴人说梦”，“完全是国民党自大狂的翻版”。我全文的主旨在指出，今天国民党的“外交当局”，在朱高正所谓的“让我们拥有国际法人的地位”上面，是无能为力的。以为它可以有所作为的人，真真可笑在不知自己算老几。有点头脑的人、稍知世界大势的人，都会知道，今日台湾在“国际法人的地位”上面，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在强大的中国大陆泰山压顶下，没有国家敢无视这一压力而正视台湾。所以，台湾的处境，除非统一，绝无“国际法人的地位”前途可言，没清楚看清这一事实与前景的人，绝对是糊涂人；而没清楚看清，反倒认为台湾在国际上、在外交上可以有所作为的人，不但是糊涂人，并且是妄人、痴人了、是自大狂的病患了。正因为朱高正是这种妄人、痴人与自大狂的病患，所以我特予点破，以提醒大家。

昨天刚写完朱高正，今早报纸一翻，吴三连又来了。在今早（1988年11月18日）吴三连发行的《自立早报》上，以《我们主张承认巴勒斯坦》为社论，指出：“既然政府再三表示要以弹性、突破的方式拓展外交，而巴勒斯坦今已排除万难脱颖而出宣布建国，正是我国争取与国拓展外交空间的大好机会。尽管中共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早有接触，可能迟早也会予以承认，但至少中共目前尚无与其正式建交的表示，其中的困难当然会有，我们却千万不可未经努力就知难而退，片面宣布外交承认又有何妨？”

根据我搜集到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极机密”文件——《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汇编》（中华民国四十一年12月），其中证据确凿，证明了吴三连以无党无派身份出来演猴戏，幕后的牵线人，根本是国民党党中央。正因为吴三连有这种暗盘身份，所以我认为《自立早报》这一荒唐社论，是出自国民党的文宣高干的授意，用来试放气球。对比一下吴三连手下吴丰山当年写的《向以色列致敬》（1976年7月12日），明眼人便不难发现：这个所谓“无党无派，独立经营”的报，其实立场是摇摆不定的。它的立场是以国民党为函数的，国民党自己不便表示的真正意向，往往就由吴三连来做马前卒，这种运用之妙，可谓举不胜举。

这一主张打巴勒斯坦牌的馊主意，就正是国民党和它的吴三连的无知表演。巴勒斯坦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就要成立国家，对它的承认，除非是回回式的或第三世界式的搅局，绝对是国际法上的“不合时而过早的承认”（untimely and precipitate recognition）1903年巴拿马独立才十天，美国为了凿运河私心，即予承认，就会腾笑世界，为了平息哥伦比亚的反感，磕头作揖多年，犹难完全摆平。如今以阿之间浑水，如何能蹚？又谁稀罕你去蹚？以一个没人承认你的“国家”，居然厚着脸皮去承认人，岂非自取其辱？纵使承认了，过了两天半，它必与大陆建交，你还不是被扫地出门的份？这样的馊主意，居然会提出来，足证国民党和吴三连之流的智能过低，可真不是普通的低呢！

1988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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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连死有余辜

吴三连12月29日死了，活了九十岁。30日的早上，他自己的《自立早报》说他“典范长存”；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他“推行民主之表现，在我国现代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中国时报》说他“毕生从无人格操守污点”；《联合报》说他“始终耿介不阿，表现出在野人士的情操”“风骨操持是在野人士中的典型”；《自由日报》说他“对国家、对社会，具有难以抹灭的贡献”……这些众口一声的马屁文字，都是胡说八道的。事实上，吴三连纵有小功，也不抵大过，他的大过是为争取自由民主的反对人士立下一个坏榜样，我这篇文章标题是“吴三连死有余辜”，认为这老家伙一死尚不足抵其罪，理由就在这里。

吴三连被国民党党报誉为“推行民主之表现”，这样指称，当然基于他是“台北市第一届民选市长”，而认为于民主有功。不过，追究这一经历的背景与真相之后，却发现疑云重重。根据吴三连自印的“非卖品”——《我在省议会发言记录》（1957年3月出版）中的杨肇嘉文字——《我所认识的吴三连》，透露吴三连因为感于台大校长傅斯年誉他为“诚实君子”的劝勉，“才决定竞选，终获压倒的优势，击败其他八个候选人”而当选的。乍看起来，吴三连是个单纯的党外人士参选当选，其实不然。根据我搜集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极机密”文件——《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汇编》（中华民国四十一年12月），编号中秘议字第000166号，其中证据确凿，证明了他根本是“由本党支持出来的民选县市长”！再根据1951年国民党机关刊物《改造》第十一期的特载蒋介石训词——《本党应建立自立自强群策群力的新精神》，证明了他不但是“本党支持出来的民选县市长”，甚至是“本党提名”出来的民选县市长！蒋介石说“本党提名前市长吴三连为候选人，就是一个显著的实例”，这样的白纸黑字，谁也赖不掉吧？

至于第一届民选市长前吴三连就当上市长，即所谓“前市长吴三连”的事，根据吴三连1966年10月31日《自立晚报》上发表马屁文字《一人有庆，兆民是赖——祝总统华诞，忆主政北市》所说：明明是“总统召见”后，“面示我应接任台北市长”的。由此可见，他的派任市长也好、民选市长也罢，都得力于国民党党中央的恩赐，在这样“党外人士”竟被国民党“提名”、被国民党“支持出来”，他能打败“其他八个候选人”，尚有何难哉？

正因为吴三连的真实身份原来如此，所以，他正好以“无党无派”的面具，替国民党做地下工作。我的朋友刘辰旦说吴三连是“地下国民党”，说得真是一针见血。不过，像刘辰旦这种敏锐的看法，一般社会人士是看不到的，民进党的无知之徒当然也看不到。例如周清玉的《关怀》上，就捧吴三连是“无党无派的……唯一政坛大佬”；林正杰的《前进》上，就捧吴三连是“第三势力”，其实都是瞎说！吴三连哪里是“无党无派”，哪里是“第三势力”，他根本是“地下国民党”！以这样跟国民党暗中交易之人，说他立“典范”、无“污点”、有“贡献”“表现出在野人士的情操”……这不是滑稽吗？有这样子的在野人士，难怪中国民主不上路啊！

198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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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连盖棺的启示

所谓无党无派的吴三连在上月死后，我写了一篇《吴三连死有余辜》，举出蒋介石秘密讲词记录和国民党中秘议字第000166号密件，证明他根本是“本党提名”出来的“地下国民党”，我指出“有这样子的在野人士，难怪中国民主不上路”。这种盖棺论定，是历史家根据资料所下的断语，信口乱捧这老东西的人，是无法反驳的。

去年12月30日《联合报》说吴三连“始终耿介不阿，表现出在野人士的情操”“风骨操持是在野人士中的典型”，这是完全不明事实的谀词。事实上，吴三连的软骨无操持，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之外的。我搜集到一封密件，是他为了他思想犯儿子吴逸民的被“提前结训”，向国民党达官贵人感恩图报的，中说小儿逸民辱承垂拂，鼎赐成全，幸蒙感训单位提前结训，比已释返，弟全家感戴高厚，宁有涯涘。政府爱护青年，导引正确方向。以使有用之才，报效国家社会，德意良谟，群情仰望。……”——自己儿子，为了理想抗争，被国民党政府一关十多年，到头来居然还这样低三下四，赞美感恩，这种贱骨头，试问何来“耿介不阿”？又何来“风骨操持”？“在野人士”若下贱得一至于此，试问与古代人被赐死还要感皇恩不绝的下贱又有何异？中国人自由民主要靠这种软骨无操持的“典型”来推动，还有什么前途！

吴三连以发行“无党无派独立经营”的《自立晚报》号召，其实《自立晚报》的精神，早就毁在他和他心腹吴丰山的手里。《自立晚报》本是李玉阶、李子弋父子辛苦办起来的报，因争取言论自由，被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谢然之陷害，由蒋介石下令，把“李家班”扫地出门。自此《自立晚报》就变成专替国民党唱白脸的报、专演国民党不便演或演不出来的戏。例如1982年请索尔仁尼琴到台湾，就是一大杰作。索尔仁尼琴在来台湾以前，说是不要接受官方安排的，但吴三连就以民间团体打马虎眼、骗老毛子。其实骨子里的作业，全是官方的。那年10月16日下午索尔仁尼琴抵达前，10月8日、10月13日，官方的新闻局长和文工会主任早就出了面，10月16日上午，吴三连的心腹吴丰山11时半至总统府就安排索氏来访事向马秘书长做简报，12时至中央党部向蒋秘书长做简报，大官们即时丢骨头，“表示嘉许”，这样细腻的官方作业，若还说不是官方的，又怎么可能呢？所以，索尔仁尼琴其实一开始就给官方利用了。以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去帮助这种政权，为之利用，当然是极不得体的。但索尔仁尼琴能被利用，正因为吴三连有“无党无派，独立经营”的招牌啊！

吴三连的心腹吴丰山，竞选失败后，气派甚大，1983年10月29日，在《联合报》《自立晚报》同日发表《心怀谦卑，敬畏百姓》，说他“不会因为要重新参选，所以就背叛自己，今天党外，明日党内；或者今天党内，明天党外。”言下不胜自得。不错，他们这种人无须朝秦暮楚，因为他们一直就是“秦秦其中，楚楚其外”，他们一直就是“党外”的“党内”“党内”的“党外”——他们是最伪善的“党内外”！如今，吴三连死了，此公一辈子假戏连台，他死了，他的心腹也无情毕露，他17日大祭，但是讣文在15日《自立晚报》都上不了第一版，吴丰山是哪一种人，见微知著矣！

198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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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连害了《自立晚报》

今天是国民党同路人吴三连的公祭之日，《自立早报》一清早就吹他“懿行高洁”，我看却是自我贴金而已，光看他如何把李玉阶、李子弋的《自立晚报》转化为专替国民党唱白脸的报，就可以概见。

原来李玉阶为争取言论自由而遭遇困境，他想引进外资，而这外资，应该是党外性的，这样才能少受国民党的干扰。他误以为吴三连是可靠的，于是同意吴三连入伙。吴三连要占股份百分之五十一，李玉阶不肯，只肯各占百分之五十。消息传出，国民党大特务唐纵出面，透露这样两分天下不行，因为吴三连可能早晚会吃掉李玉阶，李玉阶要合伙，不如同省议员许金德合伙，许金德是国民党，其实比党外吴三连还可靠。李玉阶听了，就不想同吴三连合伙了。吴三连不肯罢休，跑去找许金德吵，说你为何插一脚？许金德说干你娘谁高兴要插一脚，是中央要我来的。争执不下，最后决定三分天下。由李玉阶任董事长、吴三连任发行人、许金德任常务董事、社长由常务董事推荐，于是国民党叶明勋渗入《自立晚报》为社长，成为“监军”。

这下子李玉阶引狼入室：政治上国民党要夺权；经济上吴三连要蚕食鲸吞，展开大吃小。更冷不防的是，吴三连在政治上也有野心，他暗中建立河南帮，由罗祖光带队，等待机会。总编辑李子弋为人豪爽四海，当时也与人为善，颇为照顾河南帮的柏杨，由柏杨任副刊编辑。后来，柏杨写《倚梦闲话》，一篇有问题，李子弋怕柏杨出事，说这篇不宜刊出。柏杨不高兴，发生争吵，李子弋气了，说：“你合则留，不合则去。”柏杨口出怨言，泄了真情，柏杨说：“多少人收买我们，我们都维护你，你怎可这样对我？”自此以后，河南帮明显的投奔吴三连，明目张胆起来了。李子弋为柏杨忘恩负义，颇感伤心。

叶明勋交游广阔，常常拉来应酬文章给李子弋登。其中有刘鄂公写的《说南宋》。柏杨这时兼办自己的平原出版社，想一鱼两吃，接漏油，在连载后，出了专书，并在《中央日报》登广告。不久中常会散会前，蒋介石从口袋中掏出一本《说南宋》，问在座同志谁看过，大家不敢吭声。蒋介石说：“这种失败主义的作品，怎可在复兴基地上流传，你们是吃什么的！”散会后，周至柔立刻通知叶明勋，说快逃。叶明勋是树叶掉下来怕被打破头的人，乃直奔李玉阶家，哀呼：“玉老！玉老！帮帮我忙，救救我！”李玉阶问什么事，叶明勋备述原委，坚持辞职。李玉阶说要辞大家一起辞。那时候国民党第四组主任是变节的共产党谢然之，这人极为卑鄙，他等了好久要整李家班，这下子可逮到机会了。于是李家班争取言论自由多年的许多大罪小罪，都一次并发。当天下午就决定了出局的命运。当时李家班的股份已被台南帮制造假亏损，搞增资把戏，只剩下了四分之一，李家班认为当按增值标准退股，谢然之为了李家班批过他，乃公报私仇，坚持不肯，并威胁说：“多少拿一点算了，早晚李子弋要关进去！”并捏造说李玉阶刁难，报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说了一句“恐怕是条件不妥”。谢然之不敢再做手脚，最后乃以两百万成交。于是，三分天下变成了二分天下。李家班争取言论自由台面，被假党外吴三连和真国民党许金德吃光。河南帮罗祖光升为总编辑、柏杨升为副总编辑，有驱李之功也。最后河南帮也被整肃，成了清一色台南帮天下。

上面这一内幕，说明了吴三连“懿行高洁”，到底高在何处、洁在哪里。

1989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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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康宁祥论吴三连

党外放水派头目康宁祥，在1月17日的《自立早报》上，以《大家的三老》为题，谄媚国民党同路人吴三连。其中有一段说：“在充斥着党报、官报一面倒的言论中，他接手《自立晚报》；而他坚持原则之下，《自立晚报》才能有公正立场的一般形象。”这段话，是与事实完全不合的。事实正好相反，《自立晚报》在吴三连接手前由李玉阶、李子弋等所奠定的“公正立场的一般形象”，正好毁于吴三连之手！一脸乌黑两眼翻白的康宁祥这样黑白讲，除了显示他的无知马屁外，对争取言论自由的《自立晚报》前辈，也是极大的侮辱。

《自立晚报》在吴三连接手前，有着一段漫长的因争取言论自由而遭迫害的岁月。首先是1950年11月17日的“草山衰翁”事件，被指为对蒋介石不敬，副刊主编吴一飞下狱，报纸被停刊，是为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第一份被勒令停刊的报纸。

经一再交涉后，《自立晚报》在同年12月23日在《中央日报》登出广告，说要在12月25日复刊，可是有关方面却仍生阻挠，不能复刊，发行人郑邦琨不堪赔累，难乎为继。十个月后，由李玉阶出面为发行人，经过奔走，得于1951年9月21日复刊。

复刊才一年多，1952年10月14日，又因刊出蒋介石连襟孔祥熙短期内携眷返国的消息，惹出麻烦。蒋介石交办追究新闻来源，国民党工作会报中又以《自立晚报》曾报导我方将废除中苏条约，泄露外交机密，应予停刊一个月的处分，交由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执行。吴国桢认为有悖情理，坚持不肯，并告诉李玉阶说：“不要理他！”最后一再疏通，以“奉准休刊七天”结案。

复刊后半年，1953年10月10日，麻烦又来了。那天国庆日阅兵，《自立晚报》登出二十余则花絮新闻，其中一则说：“一个女人，突然被挤得头晕，跑到荷花池畔，垂头托颐箕踞而坐，拟小休片刻，却因双腿稍张，惹起一游客注意，几经窥秘，不料这人身后一个朋友闪出拍拍肩膀说：‘老兄看到没有？’”“一句话，惹起了这人的双颊绯红，但经那闪出的人接着说下去，原来是阅兵典礼和阅兵台上人丛密处，据说有总统夹杂其中。”这下子闯了大祸，中央党部第四组以诋毁“元首”为理由，把《自立晚报》移送，被罚停刊三个月，总编辑张煦本下台，第四版编辑和写花絮的田舍（真名田士林，后任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电科主任）都入狱，判了五年徒刑。

三个月的停刊，对任何报纸都是大打击，对《自立晚报》更是致命伤，三个月下来，元气丧尽，奄奄一息。每天发行量从八千余份跌到三千余份，房舍租金积欠半年以上，员工薪水八折发放，都发不出，惨不堪言。李玉阶的名言是：“人家投资再投资，我们借债再借债。”最后，在山穷水尽之时，只好引狼入室，与假党外吴三连和真国民党许金德三分天下。自是台南帮掌握财务、国民党渗入编务，由国民党叶明勋任社长。根据我搜集到的“叶明勋密件”，得知在他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呈文中，还在抱怨“李董事长直接交送编辑部，及编辑部不经明勋同意，或不服明勋劝止而刊出者，仍所在多有”。由此反证，李玉阶、李子弋父子如何在为争取言论自由而苦斗，直到最后被蒋介石下令赶出《自立晚报》为止。从此《自立晚报》在吴三连手中，真的跟着“党报、官报一面倒”了。呜呼，前辈辛苦，康放水岂知之哉！

1989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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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早报》员工联函追究康宁祥违反《劳基法》

《首都早报》员工顷有函件要求同事，略谓：“自从《首都早报》突然辞退了我们之后，日子过得可好？在此向各位同事拜年，祝大家春节过得清爽自在。”“根据最新消息，‘首都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即将于5月正式结束。因此，我们必须赶快行动！老康在收到我们的催告函之后，请人与我们联络，要请我们吃饭。经过与几个人的讨论，我们不认为有此必要。为了进一步的行动，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过年后，大家聚一聚，商量行动策略和方向。”“在我们联络催告函的时候，有不少同事因为不愿出头露面而不肯联署，也有同事情分不清，怕伤害老康而不愿联署。我们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认识到一点：台湾的民主必须有法制的基础，法制基础的奠定全靠一件件小事累积下来的，要求《首都早报》遵守法律就是这样的一件小事。不要因为事小而不做，我们这些知识人不做谁做？”

按康宁祥做立委时大力支持过关的《劳动基准法》，对劳雇双方的离合有明文规定，对员工权利与福利有严格保障，但康宁祥在片面结束《首都早报》时，只是示歉了之，并未遵守此一规定。

199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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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早报》同仁追讨王玺瑜康宁祥

以王玺瑜为董事长、康宁祥为发行人的《首都早报》办垮后，因对员工拆滥污，屁股不擦干净就想走，员工心有未甘，特组成“《首都早报》同仁联谊会”，由代表人成令方具存证函（台北邮局第108支局存证函第9217号）发出，内容如下：

受件人：首都报业股份有限公司王玺瑜董事长、叶荣嘉副董事长及全体常务董事、董事。

主旨：催告贵公司依法宣告终止劳动契约，发给积欠员工之薪资、稿费、奖金、资遣费，预告期间工资等诸事宜；并依法全额退还员工已缴纳之增资补办公开发行之认股金及法定利息。

说明：（一）民国八十年2月23日部分《首都》员工曾联署去函贵公司，要求依法宣告终止员工劳动契约；及终止后衍生之有关应付之各种款项，迄今未见任何函复及处理解决。今再次催告敬祈惠予合作。催告事项如下：

1.立即发给所有员工任职证明书。

2.立即说明报纸停刊以来之报社情况、动向及决定。并依法宣告终止劳动契约及立即发给所有员工资遣费及遣散预告期间工资。

3.立即付给积欠员工之工作奖金、加班费、稿费等金额。

4.立即全额退还员工已缴纳之补办增资公开发行案之认股金及法定利息。若有以四成到八成不等私下了结者，缴款人仍保留其余认股金追偿权及一切公司违法部分责任。并请解释不同成数退回认股金之标准为何。

（二）上述事项如在民国八十年4月3日前未获全部解决，将依法径行诉讼，也不排除其他任何动作，以维护员工应有之权益，而彰显社会公义，并求取民主进步。

（三）催告信函将另致财政部证管会、法务部检查司、行政院劳委会、彰化银行、法务部调查局、劳保局、市劳工局、各传播媒体、李敖先生等等。

（四）本函为《首都早报》同仁联谊会授权催告。代表人为成令方。

“《首都早报》同仁联谊会”顷发出联谊会通讯第一号，部分内容如下：

一、部分首都员工已率先发起并已全权委任李敖求是中：包括社方应付各种金额及社方负责人们违法部分应负之法律责任，亦将一并追究到底。长传急攻、精彩可期。

二、传播媒体及立委正在深入了解《首都早报》停刊以来，社方及各种主管机关诸多违法及责任中。屡蒙仗义，岂是当然耳，有为有守，就在今天！

三、言不再预《首都》主其事者们。近如华隆、三光、济业、佳佳……车鉴沙影、历历在眼。

四、敬辞电话、吃饭免谈、绵针袖箭、补锅锯箭、查访无益、还我钱来。逃避欺哄、没完没了。

其他事项：

一、尚未捐致本会工作基金之同仁，多多益善，请以邮政汇票或现金袋，径寄前述之联络信箱成令方小姐收即可。收支明细，另函奉闻。

二、尚未表示意见之员工同仁，请立即以信件通知方式，加入我们大家的联谊会，以确实保障您的一切权益。

三、有任何和《首都》员工权益相关的消息及建议，都请各位老同仁们主动通知本会，发挥新闻职业的精神及方法，我们一定成功的。

四、不忘记办报人之诚意、努力及老板们应负之责任、义务。但更坚持拥有员工应得之权益及人性尊严。

《首都早报》部分同仁已先纷纷签具委托书，“委托李敖先生及郭鑫生律师，代为全权处理本人与首都报业股份有限公司间之一切有关事宜”。据悉，李敖及郭鑫生皆表示不愿受酬，纯粹义务。分别从舆论上与法律上，代为尽力。

199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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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仔回头磕头说从头

文章一开始，先来一段解题：

“大头仔”——台南市市长苏南成，外号大头仔。

“回头”——回头加入国民党。

“磕头”——回头加入国民党后，说了很多磕头的又无耻又肉麻的话。

“说从头”——国民党接纳了这个叛党分子，并用党报《中央日报》带头，给苏南成喷除臭剂。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自失立场，请看李敖说从头。

党报掩饰下的真相

1982年12月30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的大新闻：

苏南成获准恢复国民党籍

〔本报讯〕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核定恢复苏南成的党籍。

苏南成是在最近向党部申请恢复党籍，经台湾省党部依组织体系及考核程序，报陈中央，经中央常会核议准予恢复党籍。

苏南成现任台南市长。

〔台南讯〕台南市长苏南成对获准恢复党籍，甚为高兴。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林武俊，昨天下午接到中央党部通知后，曾于3时许到市府访问苏市长，对苏市长恢复党籍，表示欢迎之意，苏市长则对林主委表示，今后在国民党领导下，决定全心全力为党国、为地方效劳。

苏南成系于六十一年11月17日，因竞选市长未获国民党提名，而自动申请退党，以无党籍身份竞选台南市长，结果败于当时党提名的候选人张丽堂，及至第八届市长选举时，才当选台南市长，去年又获当选连任。

苏南成虽退出国民党，但在两届市长任内，均与国民党合作无间，大力建设地方，甚获地方民众的拥戴，政绩斐然，也甚受国际人士的重视。

国民党《中央日报》这条消息，说苏南成“因竞选市长未获国民党提名，而自动申请退党”云云，是有意掩饰一种真相，什么真相呢？就是苏南成实际上，是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而不是让他“自动申请退党”的。因为照《中国国民党党章》，根本没有党员可以自己高兴就可以“自动申请退党”的规定，所以一旦做了国民党党员，想自己不干，而不冒被“开除党籍”的恶名，实在是颇有困难的。

“没有登记也要开除”

为了证明这种困难，我举一个做了三十七年半的国民党，最后仍被开除的例子，这人就是雷震。雷震在《学生时代救国活动的回忆》（《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十期）里写道：

我和国民党的关系，一直维持至民国四十三年12月底被其“注销党籍”时为止。缘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对党员又重新举办登记一次，我起初不拟参加登记，因为想到过去为了《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为《监察院之将来》，曾批评了“以党歌做国歌一事，是一件极不聪明的做法”缘故，而被总政治部检举，几乎被开除了党籍，今后为着这个杂志的文章，可能有一天因言论有触犯忌讳而被开除党籍，故不打算去登记。但当时国民党中央负责组织的人派人来找我，并把表格带来，坚嘱填表登记，而同事刘君也劝我接受好意，并代为填表，不久就接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谓我的登记已奉总裁核准，嘱持相片二张去领取党证，而我始终没有勇气去领。四十二年春，某日我与汤恩伯徐佛观二兄在台糖大楼（今为美国顾问团租用），宴请来台访问之日人安冈正笃先生。这一天也约有党部主持组织的某君，他极力劝我去领取党证。我郑重的回答说：“我的党籍将来总会被你们开除的，倒不如自己先开除好。”这虽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我是深知国民党当局的作风的。果然不出所料，四十三年12月16日这一期《自由中国》上登载了一篇余燕人等《抢救教育危机》的投书，说明目前中学生的课业已够繁重，还要规定学生来念：三民主义、总理教条、总统训辞、青年救国团发下来的必读小册子等等，不料碰到国民党六十周年纪念，还要学生恭读党部发给的《国民党六十周年专刊》，要他们作《我对中国国民党的认识》等类的论文，殊不合理。就在这个月28日蒋总统所主持的“宣传会报”上有人检举此事，认为《自由中国》杂志竟敢反对学生读“党义”和总统训词等等，实为大逆不道……蒋总裁闻之大为震怒，吩咐把我的党籍开除。而主持组织业务之某君亦在座，颇想冲淡此事，说我没有登记。蒋总裁坚持的说：“没有登记也要开除。”结果就用“注销党籍”的方法，把我的国民党党籍开除了。

这个例子说明了：国民党是不喜欢党员“倒不如自己先开除好”的，要不干吗？可以，不过得让本党开除你，而不是让你自动不干。就因为国民党有这种主动、这种不受制于人的大气派，所以，连“没有登记也要开除”，又何况什么“自动申请退党”呢！

能恢复党籍吗？

由此可见，国民党《中央日报》替苏南成美容，说苏南成是“自动申请退党”，是明显的使国民党自己自失立场的。因为国民党党纲上，明明规定大家分手的方法是“开除党籍”，又何来什么“自动申请退党”呢？

虽然，在文字上，我们后来也可找到一些“自请脱党”的字样，但在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国民党开除你的兴趣远超过让你自己走的兴趣，不开除你而任你自行来去，又哪能显出党的威风呢？

所以，苏南成当年是被“开除党籍”的，而不是什么“自动申请退党”的。但是，照国民党《中央日报》所美容，却又明明是“自动申请退党”的，然后经国民党党中央“恢复国民党党籍”的，这一程序乍看起来没有矛盾，其实却大大的不通！因为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纪律法规及释例汇编》中，明明有这样一条释例：

（二十五）自请脱党者不得依据党员违反党纪处分规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恢复党籍。

释例：五十年9月14日（50）纪字044号解释：“凡自请脱党者，对本党已失信心，不得依据党员违反党纪处分规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恢复党籍。如确有悔改事实，并对党国有贡献者，得检附证件申请重新入党。”

“第三十一条”的原文是这样的：

第三十一条：党员受开除党籍之处分，经过三年以上，对党仍有显著贡献者，得陈述具体事实，连同证明文件，向所在党部请求恢复党籍。所在地党部接到请求后，应向原决定处分之党部，调取资料，附具意见，经纪律委员会之审议，及各该级委员会之决议，层转中央委员会核准。

可见按“第三十一条”规定“恢复党籍”的，必然是以“开除党籍”为要件。“凡自请脱党者，对本党已失信心”，就不得依“第三十一条”恢复。要“悔改”，也是“申请重新入党”，而不是“恢复党籍”。如今国民党《中央日报》却说苏南成既“自动申请退党”于先，又得“恢复党籍”于后，对照起国民党的党内法规来，就完全矛盾了！国民党中常委的《中央日报》是不承认有错的，那么错就错在国民党党中央了，既然“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核定恢复苏南成的党籍”，岂不反证了国民党中常委都是不明党纪的大饭桶了吗？

国民党不明党纪拉回苏南成，竟闹出这种笑话，这不是太好玩太好玩的鲜事了吗？

鲜事还在后头呢！

鲜事还在后头呢！

按照《中国国民党纪律法规及释例汇编》，明明又有这样的规定：

（二）对被开除党籍者应有的态度与行动

中央委员会代电，中华民国四十五年7月3日发四五央壹字第155号

受文者：各种党部

一、查“党员开除党籍后，其他同志对被开除党籍者，应采之态度，亟应明确规定，不可任一般同志再与被开除党籍者继续往来交游，以维组织的精神”。兹订定“对被开除党籍者应有的态度与行动的指示”一种，并经中央第二八一次常会通过在案。

二、特随电颁发该项指示一份，即希转饬所属党员切实遵行为盼。

（附件如文）（载《中央半月刊》第六十六期）

对被开除党籍者应有的态度与行动的指示

本党领有历史的使命而奋斗，党之成功全赖纪律森严，而党纪之严肃尤赖全党同志共同发挥党的革命精神，执行党章第七十四条第四款“对开除党籍之党员全党党员应共弃之”之规定，以保党纪执行之效果。因此，今后对于违反党的政策，破坏党的组织与信誉而被开除党籍者，除由党依据党之规定，分别予以制裁外，本党同志均应同时予以精神及道义的制裁，并照下列四点规定办理。

（一）不与被开除党籍者谈论党务及有关秘密之政治事项。

（二）如被开除党籍者谋求公职或参加人民团体选举时，一律不予支持。

（三）发现被开除党籍者不利本党之秘密行动时，随时向党提出报告，俾便采取有效措施。

（四）如系具有亲戚及友好关系者，尤应认清公私之分际，慎重关防。我全体同志务期均能切实照以上四点办理，以严肃革命纪律，加强革命阵容。

一对照这种规定，立刻就鲜事来了！因为国民党《中央日报》明明说，“苏南成虽退出国民党，但在两届市长任内，均与国民党合作无间”，试问按照党纪，国民党“对开除党籍之党员”是要“全党党员应共弃之”的，是要不与“继续往来交游”的，是要不谈“党务与有关秘密之政治事项”的，是要“选举时，一律不予支持”的……如果这些规定不是放屁，那么这十年来，国民党根本就该视苏南成为路人，又何从“合作无间”之有呢？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全党党员应共弃之”，却是国民党一直捧苏南成；我们看到的不与“继续往来交游”，即是国民党中常委《联合报》所说的，“拉苏南成再入国民党的是台南市党部前主委孙国勋及现任主委林武俊，他们和他无论公谊私交，都有良好关系”；我们看到的“不与谈论党务与有关秘密之政治事项”，却是国民党中常委《中国时报》所说的，“恢复党籍案一直在保密情形下进行”；我们看到的“选举时，一律不予支持”，却是国民党在台南市放弃提名，让苏南成自然当选！……

国民党这样对自己的党纪规定视如废纸，国民党这样对开除党籍的人儿“合作无间”，对照起党务法规来，国民党会不会脸红一下呢？

“最无人格的败类”

1952年，国民党总裁讲述“党员宣誓的意义”，公然表示：

我以为党员对某一个人，或者对现在政府的某一部门，表示不满，这是都可以谅解、可以宽恕的，唯有他违背了党的誓约，公然在革命艰苦的时候而脱离本党，与党决绝，这是最无人格的败类，乃是最不可恕谅的罪恶。我不知道这种党员离开了组织、毁弃了历史、放弃了责任，特别是违背了他自己革命的初心，那对他还有什么希望可言，这只是自毁其人格、自绝于革命而已。

苏南成加入国民党，和其他国民党党员一样，都是立过誓约的；他脱离国民党，与国民党决绝，照国民党总裁的标准，是“最无人格的败类”、是“最不可恕谅的罪恶”，自不待言。苏南成离开了国民党，如能重新做人，也不失为一种自拔与新生，不幸的是，他却全然走的是“有奶就是娘”的无耻政客路子；苏南成出身国民党又出卖国民党，投身党外又出卖党外，厕身黑社会又出卖黑社会，最后居然以一再变节的投机分子，得到国民党的旧欢重拾和台南市民的认贼作父，以十九万票当选台南市长。他的当选，象征着国民党的没落、党外的没落和现实主义的抬头——不但是“有奶就是娘”的无耻政客的抬头，也是“有奶就是娘”的混蛋选民的抬头。苏南成的重新在国民党归队，国民党违反党纪准他归队，象征着国民党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象征着无耻政客的通吃、象征着国民党残余党德的崩溃与没落。——国民党让这种货色“精神加盟”“行动归队”，是国民党的最大失败。我生平对国民党全无好感，也不寄任何希望，我评论国民党，完全是以一个未来历史家的身份，提前做盖棺前的论定而已。1944年，戴传贤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一千年后，上帝见证，国民党总要还政于民了，但那时候，下台的国民党和垮台的党外人士，恐怕都将踩在苏南成之流的脚下。国民党是有过理想主义的，虽然已经凋谢；党外人士是有着理想主义的，虽然已经不多，但苏南成之流的无耻政客绝对没有这些，他们只有奶和娘——随时变换的奶和娘。苏南成之流的当道，就是最可怕的小人当道。如今这种小人当道了，国民党居然勤于捧他，党外人士居然懒得骂他，双方居然都没警觉到：这种小人和他的现实主义是真正毁灭人类和理想主义的丑恶东西。国民党的自毁，固不足惜；党外人士的失察，也就太可悲了！

1983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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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表”表一表

孟夫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看“人之患却在好为人代表”。

代表一词在中国，是很晚才流行起来的。中国古人流行代庖、代哭、代书、代言、代劳，却没有流行代表。直到民国初年，才有这么摩登的词儿流行，如议员为民意代表、人民代表；如公使为政府代表，这些都是制度上的约定，扣得比较紧，所代表的，有它一定的范围；但在口语上，所代表的，范围就宽了，有人动辄以为自己有权代表别人，于是就乱代表一气。民国初年，有人以代表四万万人提出要求者，看来殊感滑稽。当然，做这种宣称的，他总是信心十足的，这一点上，殊堪嘉尚。当然代表四万万人未免多了一点。降至台湾，有人只代表两千万人了。我的朋友郑南榕当众打朱高正一个耳光，并宣布是代表台湾人打的，听来也殊感滑稽。不过看到郑南榕那样认真、那样严肃、那样信心十足，我反顿感困惑，不好意思笑他了。

正因为人之患在好为人代表，所以一旦代表得性起，每易越界，把他的代表性做扩张解释。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台湾的这些“立监委、国大代”，他们原始的代表性，本不合法；如今四十年下来，一代到底、一表三千里，还在台湾代表大陆同胞和在台湾的外省同胞中，可谓荒谬之极。至于在台湾荒谬犹未足，还跑到大陆，假托老儒空言、明占代表实缺，借以妄言于海峡彼岸者，更属荒谬之尤。这些厚脸皮的老怪物，在国民党御用大法官的扩张解释下，和众代表“筑成我们厚脸皮的长城”下，至今我们奈何他们不得。前一阵子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布什在加州，对公路巡逻队演说时说：“许多主流的美国人都觉得1988年的全国民主党简直不能再代表他们自己。”（“A lot of mainstream Americans feel that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in 1988 just simply doesn’t represent them any more. ”）布什真是少见多怪，他如果看了台湾这些植物人式的万年代表，他再也不敢这样说了。

国民党老帮子们既然厚脸皮如此，国民党“台湾第一不要脸”高雄市长苏南成自然在厚度上绝不后人。我看到一本去年6月份的《高雄画刊》，发行人苏南成、出版者高雄市政府新闻处，是高雄市政府的机关刊物，一翻开封面，赫然就是三行大字，全文曰：“苏南成市长暨高雄市全体市民竭诚拥戴并恭贺李总统登辉先生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这一无耻，十足说明了代表性已经被扩张解释到何种程度，在制度上，市长对全体市民固有特定范围的代表性，但它的范围，绝无涵盖到“拥戴并恭贺”一个政党的党主席之理，苏南成凭什么代表全体市民发一党之言、拍一人之马屁？

古书《逸史》中，有一篇《周隐克》。写一位段公，请人喝茶，一个周生，连喝数碗。结果周生安坐不动，段公却不得不一再起来小便。原来周生有一种本领，就是茶由他喝、尿由你撒，由你代表他小便。我想，只有神乎技矣到使代表者只能代表撒尿的地步，大概才能遏止“人之患在好为人代表”的毛病。不幸的是，我们都没有周生这种本领，不但没有，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乃是他们代表喝茶、我们被他们一再作弄，进出厕所个没完，搞不好还得“尿崩症”（diabetes insipidus），真倒霉哉！

198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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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学的一件秘闻

王小痴6月24日写信给我，论居浩然死因，有这样一段：

话又回过头来再谈浩然，你所透露的：“但他晚年竟精神有异，‘遂为狂疾’。”——如果他致死的原因竟以此，不能不使人为之感到心酸！由于我在二十六七年前无事总常到江良规的办公室聊天，而浩然也常常前去，在一次居浩然向江良规借了汽车拿了车钥匆忙离去后，江良规对我说：“浩然这个大少爷，自己手创的淡江英专，又为校长，居然会被人扫地出门，我看他近来说话老是颠三倒四，可能真要气疯了。”我想，浩然之死，如果真的“遂为狂疾”，或即肇因于是。当年逼他扫地出门的人，“篡”他位的人，如闻及他真的因此以死，应亦有内疚神明之感吧！

小痴这段话所提到的“淡江英专”，今天已变成淡江大学了。在它金碧辉煌的校舍基石底下，曾经有一段动人的哀史和恨人的痛史，今天的青年人都不知道了。这是一段漫长的故事，先从一位老先生说起。

先从一位老先生说起

老先生姓居名正，字觉生，湖北广济人。生于1876，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他先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读法政大学，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他是首义元勋之一。1916年任中华革命军总司令时候，蒋中正都是他的属下，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居正共有子女七人。前三个生于日本，起名瀛初、瀛玖、瀛棣，取三瀛之意。因为都是女的，又值二次革命时期，所以长次二女从小由他人抱养。瀛初归上海朱家，取名朱觉方。瀛玖归东京日本人萱野家，取名萱野华惠。这种把亲生子女由他人抱养的情形，是革命者必然遭到的骨肉悲剧，居正也自不例外。

居瀛玖的弟弟居浩然，曾在1969年写文章回忆他这给日本人抱养的姐姐，他说：

玖姐从小生长日本，性情思想与日本人无异。计自民国三年（1914年）出生至1935年婚后随婿回沪省亲，凡二十一年，迄未履足国土。从小学读到女子高等学校，所接受的全是典型日本教育。高等学校毕业在当时日本妇女已属最高学历，义父萱野长知先生和其夫人也不愿玖姐继续深造，只希望她能嫁一个日本人。但玖姐另有想法，女子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私立英语专科学院攻读英语，并决心嫁个中国人。

玖姐有这想法乃因在此之前已自知原来是中国人，父亲是中国的老革命党员，国内知名。而若存心归宗，只有嫁个中国人。因为养父母毕竟有养育之恩，玖姐绝不能说学成后就改萱野为居姓。但在未与中国人结婚之前，玖姐已想尽方法与从未见过面的兄弟姐妹取得联络。记得我刚进清华大学不久，忽然收到一封日本寄来的英文信。当时中日间通信，信面全是汉字，很少用英文的。拆开一看，竟是玖姐来信，信内也是英文。我起先简直摸不着头脑，看完才大喜若狂。

玖姐来信的大意说她家常有中国客人上门拜访萱野先生，从这些客人口中得悉自己原也是居家儿女之一。但她并没提到是谁告诉她我在清华上学的，以后我也一直没问起这一点，现在当然是永成悬案了。玖姐来信中又说她在攻读英语，希望能利用英语和我们交道。因为她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除日文中的汉字外，也不识中文，而且就是那些汉字，读音和意义也和中文不同。所以希望我回信用英文，寄到她英语学院老师田中女士家收转，想必她是背着养父母和我通信的。

嫁给了台湾人

到了1935年，居瀛玖终于嫁给了一位中国人——台湾人张惊声，居浩然回忆：

由此我们通信将近一年。第二年即1935年玖姐与张鸣（惊声）先生结婚于东京，头山满先生证婚。日本朝野与中国老革命党同志相识者莫不到场观礼，颇极一时之盛。结婚后回到上海，正值暑假，我们兄弟姐妹也齐集上海，这才第一次见面。那时最困难的是语言不通，我们的英语只能照书本宣科，玖姐也是阅读写作能力远超过口语。虽然可用笔谈，总像隔了一层。从此玖姐发愤学中国话，数年后不但能说国语上海话，而且学会了闽南语，因为姐夫是台湾罗东人。

这台湾姐夫张惊声先生对我们居姓来说，确是中日间的桥梁。他在日本算日本人，所以能取得萱野长知先生同意与玖姐结婚。他在上海我们又一直认为他是福建人，早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已是我们家的常客。他出生台湾罗东，肄业淡水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办的淡江中学，十八岁渡海至厦门进集美学校，北上至北平入外国语专门学校。一度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生平志趣则在革命，读书为革命，吃饭睡觉也为革命，这种念念不忘革命的想法现在很难让当代青年体会了。

1933年张惊声先生东渡进入东京帝大深造，间或仍回上海，有时也到南京，每次我都是他唯一的忠实听众，听他讲革命的大道理。他当然对我们家的情形很熟悉，但从未听他提起玖姐。这抱养一事本是居家和萱野家的忌讳，不提自在情理之中。却想不到两年后他就和玖姐结婚了，事先他既未征求我父母同意（我父母也无权过问），结婚时也没通知我们。直到婚后相偕回沪省亲，我父亲才庆获东床并喜女儿归宗，我才发现张惊声先生成了我姐夫。

丧事来了

当抗战开始的时候，中日成为敌国，姐弟音讯断了，一断就是八年。胜利以后，姐弟才又重逢。八年的时间，使居瀛玖学会了国语和上海话，双方语言不通的隔阂也完全没有了。

但是，很快的，大陆就变色了，阴错阳差，大家竟在张惊声的故乡——台湾——聚首了：

胜利复员的好景不长，1948年底大局已非，1949年初又要作逃难的打算。战后已无租界，往哪里逃呢？现在年方二十的也许觉得多此一问，为什么没想到台湾？不知二十年前与今迥异，那时谁也难保台湾能维持多久。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是1950年6月27日的事，离1949年初还有一年多呢！我父亲当时仍困守南京，毫无离去之意，最后奉命前往溪口，转沪飞台，我一家五口也就跟着到了台湾。

但是不久，张惊声死了，居正也死了：

玖姐家先于1948年迁台，住后草山，因逃难来的人多，将后草山房屋让出给我们住，自己搬到市区武昌街。她这种克己为人的美德真是饶有古风，也可以说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教育尚保存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我们自己则道德沦丧久矣。在台惊魂甫定，1951年玖姐两遭重丧，年初张惊声先生病故，11月23日丧父。人世悲痛，莫此为甚，玖姐性本内向，至此万念俱灰。

空头学校，空头基金

居瀛玖虽然死了丈夫，但是丈夫未了之事，却没有随人以去，那就是淡江英专的事：

只是有一件事无法了结，那就是张惊声先生创办的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这专科学校成立于1950年9月，借用淡水中学两间教室，实际一无所有。张惊声先生志在革命，造反有一手，建设非所长。那时他是淡江中学的校长，即以淡江中学的英语补习班为基础，扩充升级为淡江英语专科学校。岳父也就是我父亲任董事长，女婿自任校长。

办了还不满一个学期，张惊声先生已病重不能过问校务，不久病故。姐夫病故后，我父亲要我到淡水去实地勘察，并指示若学生人数不多，停办了事。我去看了回来报告董事长：学生人数确是不多，但无法停办。当初申请立案时报部验明银行存有基金新台币二十五万元，现若停办，依法基金应缴存国库。新台币二十五万元时值一万二千五百元美金，董事长连五百元美金都没有，拿什么缴给国库？那么，原来的基金呢？原来的基金乃是假的！我姐夫付给银行二十五万元借款一天的利息，就在这一天教育厅督学到学校及银行验明属实！

停办既不可能，拖下去更不简单，借用淡江中学两间教室，怎么能办专科学校？现在有人说张建邦接办，真是睁开眼睛说瞎话，张建邦当时远在美国，怎么能接办？他有信给我想回国奔丧，玖姐反而晓以学业为重，一切有舅舅担当，你安心读书就是恪尽孝道。只此一点，已可见玖姐对张家，真是呕心沥血，绞尽脑汁；脑汁既尽，继之以死！

这居瀛玖的儿子张建邦不是别人，就是今天炙手可热的国民党新贵！

居浩然功在淡江

居浩然回忆：

现在台湾有的是淡江英专一、二、三届的毕业生，他们都知道谁将这块空招牌从借来的两间教室搬到淡水火车站对面山坡上辉煌的新校舍。我从1951年2月到1956年9月交卸校长职务止，五年又七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星期七天，无所谓寒假暑假春假年假，天天都在学校里找得到我。我这样夙夜匪懈，完全是为了玖姐，因此虽然张家一直传说舅舅霸占校产，我从不替自己辩护。就是玖姐为了她那不孝不悌的姜姓媳妇，宁可得罪居家，姐弟失和，我也仍然以求仁得仁的心情泰然处之。1964年我来澳洲前曾笑对玖姐说：“我绝不做杜聪明。”玖姐也笑着说：“我知道你不会做杜聪明！”

我的才智，得自母亲，我的韧性，得自父亲；玖姐和我同胞，我做得到的她当然也能做到。1956年姐弟失和，她自行出面主持校务，初接手时经验不足，显得有点凌乱。但很快就理出头绪，驾驭随心。她请陈维纶博士出任校长，是一大手笔。可惜始终未将校务家务分清，以致贤者不能安于位，而不肖者喧宾夺主。到头来连一名小职员的去留都做不了主，还谈什么大权旁落？但我可断言的是：那欺人太甚的必得恶报！

最后，居瀛玖在请走自己弟弟后，自己又被张家架空。她深感人生乏味，终于上吊一死：

玖姐之死，出于自求解脱。其生前含冤，非世间法律所能申。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玖姐死而有冤，必求直于天帝。浩然远在澳洲，祭奠无由。唯有抆泪遥拜，稽首叩祷：玖姐！玖姐！魂兮归来！萱野居姓，功过俱泯；张姜有亏，愚眛无知。欺凌弱息，上天殛诸！

我们要声讨

居浩然这篇文章题名《哭玖姐》，发表在1969年6月1日（《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六期），他在文章中对张建邦的深致不满，情见乎辞。张建邦1952年自美国赶回台湾，任淡江英专副教授兼教务主任，策划夺权，最后终于拉倒妈妈，打倒舅舅；舅舅倒了，又逼死妈妈。这样一个品格的人，国民党拿他当宝贝，1957年把他推出任知识青年总党部委员兼第七党部主任委员、1968年推出任党务顾问、1969年推出任台北市议会副议长、1970年推出任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1967年推出任中央委员以至今天的台北市议会议长。……国民党把这种“孝义楷模”抬出来给青年做样板，它能把中国伦理道德复兴到哪种规格，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居瀛玖死了，居浩然也死了，他们在天堂之上，会不会“求直于天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人间岛上，我们要替天行道，对“欺凌弱息”的张建邦予以声讨，对支持这种人的国民党也予以声讨。只有这样，人间岛上的一些正义才得以幸存，我们绝不沉默！

198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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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邦应该下台了！

国民党总统李登辉的红人——宜兰籍的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建邦，身为交通部长，应为“北宜高速公路”兴建喊停，负起愧对乡亲的重大责任。

1989年11月各项重要公职大选前夕，当时国民党候选人受到极大的全面落选压力，甫就任的交通部长张建邦，突然公布政府要修建“北宜高速公路”，并说一旦修成通车，台北市到宜兰，只要四十分钟，消息传出，宜兰县民人人欣喜。当宜兰县民人人欣喜之际，最近又突然传出消息，“北宜高速公路”计划已搁置，理由是宜兰县民不愿接纳工业化，高速公路工程投资浩大，不符经济效益，因此搁置。

“北宜高速公路”建与不建，中央与地方间，可以各说各话，但是夹在中间的张建邦，该无话可说，只该下台以谢乡亲。这才是像个人的做法。

不过，张建邦这个人，像不像人，早有底案可存。那就是他当年逼死母亲上吊事件。

张建邦的母亲叫居瀛玖，是革命元勋居正的女儿。由于居正奔走革命，把她从小给了日本人做养女。长大后自知身世，不肯嫁给日本人，正巧台湾人张惊声出现了，张惊声当时的身份，既算日本人也算中国人，正好满足了各方面的愿望。于是，居瀛玖嫁给了他。后来大陆丟了，居正到了台湾，大家筹办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由丈人居正做董事长、女婿张惊声做校长。但创办不到一学期，张惊声就病了，1951年初死去；这年年尾，居正也死了。居瀛玖、居浩然姐弟联手，辛苦把学校撑了下来。

正在姐弟联手，校务蒸蒸日上的时候，一个人从美国赶回来了，这人就是张惊声的儿子张建邦，那时他二十七岁，以副教授身份出任教务主任，策划夺权。最后终于拉到妈妈，打倒舅舅，把创校元勋舅舅居浩然扫地出门。

舅舅逼走了，张建邦回头整母亲。居瀛玖为人忠厚，连番被整，都忍下来。可是最后一阵子，她吃不消了。1969年2月2日，居瀛玖为小儿子张建国主婚，请了司法院长谢冠生证婚，张建邦那边曾向谢冠生加以阻挠，但未得逞。居瀛玖为了面子好看，请了学校各部门主管，可是张建邦那边却来搅局，为了防止各部门主管去会宾楼吃喜酒，特同时在金华街请去所有客人，以使居瀛玖难堪。居瀛玖在饱受张建邦既不到场亦不送礼还抢走客人的羞辱后，刚过了一个多月，3月13日，就再饱受张建邦办公室隔壁的围剿，这一围剿，当然是张建邦指使的又一次羞辱。谦卑温顺、沉默寡言的居瀛玖，在连番被自己儿子羞辱下，她终于认清了一切。终于不想再活了。她写下三封遗书，一封给张惊声的外甥林添福，拜托他照顾张建国；一封给张建国，叮嘱他要奋发上进；最后一封给张建邦，说学校的担子，现在交给你了。

居瀛玖辛苦一生，最后只有十万元财产，她留给了小儿子，她把这十万元，很细心的放在给张建国的遗书旁边，并说只有这点财产留给你，言下不胜悲凉。最后，她上吊死了，她死在淡江董事长的任上，从这一点上看，居瀛玖不愧是个殉道者——她愿用一死来维护她生死以之的事业，她不要接受被“逼宫”的屈辱，她用一死，成全了一切。

居瀛玖死后，张建邦至今在淡江校史中，还宣称董事长是“宿疾复发，溘然逝世”，绝口不提母亲上吊而死的事。国民党媒体也一同隐瞒，直到今天。

国民党对张建邦这样一种人，居然还捧为宝贝，推而出之，1957年把他推出任知识青年总党部委员兼第七党部主任委员。1968年推出任党务顾问。1969年推出任台北市议会副议长。1970年推出任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1976年推出任中央委员以至台北市议会议长，直到后来做交通部长……国民党把这种“孝义楷模”抬出来给青年做样板，它能把中国伦理道德复兴到哪种规格，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的“孝义”标准，真被他们给羞辱尽矣！

如今这个李登辉的红人，失信于乡亲，北宜公路泡汤了，他还有什么脸面再干下去？他应该下台了！

1991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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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邦霸占淡江校产内幕

国民党交通部长、淡江大学主持人张建邦，逼迫母亲上吊，本报已于昨日揭发。另有张建邦的舅妈徐萱女士书面证词——《居浩然与淡江英专》，特一并刊出，以存信史。徐萱女士为张建邦舅舅居浩然夫人，现居澳洲。淡江英专即今日淡江大学前身。

徐萱女士全部证词如下：

一、淡江英专自从张惊声校长逝世（民国四十年1月19日）后，由居瀛玖当校长（民国四十年2月），居浩然当教务主任，一直是浩然辅助校长的职务，民国四十二年6月董事会聘请浩然为校长，居瀛玖仍为董事长，姐弟二人合作无间。

浩然与地方士绅联络，他们捐赠淡水土地十甲作为英专的永久校址，于四十二年行赠受礼，由居瀛玖主持接受。

二、工程开始先修从火车站通到学校的道路和桥梁，浩然定名为“英专路”。十甲土地是在高坡上，要到学校上课必须爬高坡，他乃定名为“克难坡”，又聘请清华大学学长马惕乾建筑师设计各建筑物的图样。因地势高，远眺风景极佳，他决定不筑围墙，四周密植树木，事隔三十年，四周已浓绿成荫了。在《淡江二十年》一书中，第二九八页，好像“英专路”“克难坡”都是他们起的名字，马惕乾是浩然的朋友，也是他请来的，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马先生。

浩然被逼迫下台后，校史立刻改编，没有居浩然这一回事。以后所编《淡江十年》和《淡江二十年》二书中，仅有相片两三张，和“聘请居浩然继任校长”一句带过。他在五年多期间辛苦成就的事情，都写在别人的功劳上，好像他在任时什么事也没有做。创业维艰，建校五年比继承事业五十年还要艰苦。前人种树，后人夺树而纳凉；后人不但不惭愧，反而蒙蔽事实，自鸣得意，这还有什么理可讲呢？

三、他顾念到清寒学生，设立工读制度。学生半工半读为学校做点文书的工作，直到他们毕业。

四、淡江英专从淡水真理街，搬到台北博爱路城区部。那是向司法院租用的土地，右侧盖了二层楼房作为教室，对面是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是一幢幢的教职员宿舍。张建邦夫妇住在其中的一幢，而校长办公室就在前面的一幢房子里。起初相安无事，有一天居浩然正在办公，天热，窗户是开着的，忽然由后面房子里传出女人尖锐的咒骂声：

“淡江英专是我们张家的财产，他不能霸占我们的财产，居浩然不过是我们雇来叫他当校长的，我们叫他滚，他就得滚。居浩然滚出去！”

“……”男人的声音。

“我就是要他听见，怎么样？你怕吗？我不怕。”声音更大了。

原来她把一个作育英才的“财团法人”学校，当做是张家的私人财产。

浩然为了安心办公，不再听这种吵闹声，就对居瀛玖董事长讲，要他们搬到另一幢宿舍去住。此后吵闹声是听不见了，中间有什么酝酿，浩然无法知道。为了这种家务事就把校长无理由的免了职。浩然不愿意因争校长而毁了名声，更不愿因此而伤了姐弟之情，他乃答应离校。

其实，浩然早已有意迟早把学校交给建邦的，他曾表示过：“开始办英专困难重重，许多事情非要我来担当不可，等到一切上了轨道，稳固后我就把学校交给他办下去。因为他是台湾人，我们在反攻大陆以后，总是要回大陆去的。现在时机还没有到，因为他连批公文都不会，只会批一个‘阅’字，这怎么行？我要慢慢地教他。”言犹在耳，没想到他竟然已经等不及了。

以上徐萱女士的证词，只是简述。事实上，可补充的真相还有很多。例如所谓“淡江英专是我们张家的财产”之说，就大有问题。第一、淡江英专成立于1950年9月，当时所谓财产，只是借用淡江中学的两间教室而已。实际一无所有。张建邦之父张惊声素怀大志，“造反有一手，建设非所长”，他当时因为是淡江中学校长，遂得以淡江中学的英语补习班为基础，扩充升级为淡江英专。张惊声死后，居正派居浩然去淡水实地勘察，并指示如果学生人数不多，不如停办算了。居浩然实地勘察后，向居正报告说：“学生人数确是不多，但无法停办。当初申请立案时报部验明银行存有基金新台币二十五万元，现若停办，依法基金应缴存国库。新台币二十五万元时值一万二千五百元美金，董事长连五百元美金都没有，拿什么缴给国库？那么，原来的基金呢？原来的基金乃是假的！我姐夫付给银行二十五万元借款一天的利息，就在这一天教育厅督学到学校及银行验明属实！”事实既然是张惊声并没真的出资，欲罢不能，只好硬着头皮办下去。

第二、徐萱女士说：“浩然与地方士绅联络，他们捐赠淡水土地十甲作为英专的永久校址。”这是真的。因为当时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和三所学院，别无大专，居浩然用生花妙舌，说动淡水地方人士，使他们乐见淡水地方有大专出现，因而捐出了五虎岗的十甲土地，这种功劳，是谁家的财产乎？

至于徐萱女士说今天张建邦把淡江校史改编，“没有居浩然这一回事”，“在他五年多期间辛苦成就的事情”，都被抹杀，“都写在别人的功劳上”，这是真的。“创业维艰，建校五年比继承事业五十年还要艰苦。前人种树，后人夺树而纳凉；后人不但不惭愧，反而蒙蔽事实，自鸣得意”，这都是真的，这些都是李登辉红人张建邦的颠倒真相、忘恩负义，都是令我们不得不口诛笔伐的可耻行径！

1991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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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邦逼母亲上吊文证出现

国民党总统李登辉的红人交通部长张建邦，逼死母亲居瀛玖上吊及霸占淡江大学校产两案，经本报独家揭发后，复有文证出现。文证是张建邦的舅妈徐萱女士提供，标题是“居瀛玖之去世”，全文如下：

一、她性情谦卑温顺，沉默寡言，一生舍己为人，上孝下慈。对于两个儿子（按：指张建邦及其弟张建国），非常爱护并无偏袒。自己生活俭朴，不慕虚荣。

二、建邦结婚后，居瀛玖拿了一串大的珍珠送给大媳妇，但是他们不满足，建邦向妈妈还要另外一串。他妈妈说“另外一串是小的，留着给建国结婚时用”，居瀛玖为此事很困扰。建国结婚后没有马上给建国小媳妇，而在居瀛玖遗书中说她的东西都给建国夫妇，那时候在遗物中发现另外一串小珍珠。

三、大媳妇怕建国结婚后，小媳妇分家产，所以不喜欢他们二人结婚。而居瀛玖觉得小媳妇不错，赞成他们结婚，乃订于民国五十八年2月2日在台北结婚，请谢冠生院长证婚。瀛玖姐不愿铺张，只请学校内各部门主管。但是张建邦夫妇既不到场亦不送礼，反而在淡江职员沈女士家宴请各部门主管，以致结婚那天该到场的人都去了沈家，而未参加婚礼。瀛玖姐心中很受刺激。

四、建国小媳妇在婚前本来是在淡江学院做事，而瀛玖姐可能受到压力，告诉小媳妇婚后不要去学校上班，小媳妇感到困惑。据她本人猜想，恐怕是他们怕小媳妇把学校中的事告诉居瀛玖董事长。

五、民国五十七年居瀛玖赴欧洲考察教育，先去法国看伯齐弟，然后去美国和瀛初四姐、载春八妹、叔宁幺妹相处数月之久。考察是次要的，主要是拜托瀛初四姐，无论如何，设法把建国弄到美国，使他能在美国自立生活下去，四姐当面答应了，后来也办到了。现在回想起来，她远赴欧美一行，是想和亲人们见最后的一面。她必然早已忍受不了建邦夫妇对她的不孝，和校内各方面对她的压力，而萌厌世之念。同时更领悟到建国如果在国内生活，不但兄嫂不会照顾他，反而会欺侮他，所以叫他易地为良，把建国夫妇安顿好以后，也别无挂虑，可谓用心良苦。

六、瀛玖姐本来是和建邦夫妇住在仁爱路，她出国考察回来以后，据说仁爱路的房子不能住了（据说房子顶掉），她只好住到丽水街一幢房子的四楼，那时候小媳妇尚未结婚，未来的婆媳住在一起，建国则住在台中，在那边做事。

七、建国是五十八年2月2日结婚，瀛玖姐是同年3月15日弃世，在《淡江二十年》一书二百七十页中写的是：“宿疾复发，溘然逝世。”这句话不是事实。第二百七十四页中“9月16日居校长浩然请辞校长职务”也不是事实。

八、朋友那封信写的都是事实，无关的人名都可以略去，信中的事实，给了玖姐弃世的勇气，所以在开董事会的前夕，乃走上了绝路。信中所述林添福就是张建邦的表兄、张惊声的外甥。现在好像是继郭顶顺以后的董事长。

九、瀛玖姐给建国的遗书上说她没有办法，斗不过人家，只有自尽。

从以上徐萱女士的文证中，我们看到了张建邦的真面目和他逼死母亲的真相，对这样卑鄙不堪的人物，国民党还把他倚若长城，整天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

199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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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张建邦逼母亲上吊存证

本报昨日独家刊出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建邦的舅妈徐萱女士自澳洲写来之张建邦逼母亲上吊内幕，复有当时淡江教职人员见证信，本报一并取得，特于今日刊出。昨日刊出徐萱女士文证中，内有“朋友那封信写的都是事实”之语，所指即是此见证信。因“朋友”在淡江大学服务，徐萱女士怕张建邦报复，故把信有所涂去。涂后见证信如下：

浩然先生大鉴：

奉3月23日大札，所嘱各点，仅就所闻，略述如次。因自先生离校后，建邦另有其基层组织，在校曾与先生有关系者，均已视为危险人物，皆各守岗位，做其应做之事，建国结婚之晚宴，设在会宾楼，而姜氏（按：指张建邦妻）则假金华街沈文利之住所，由沈出名宴请各部门之主管，计所知参加者有邓静华、芮宝公、王久烈、钮抚铭、曹文超、高长明、陈树人、戚长诚、章锡绶已故，宋希尚等，唐启焜未参加，罗万斯参加与否已记不清，其他尚有多人已不复记忆，约为三十人左右。以上各人，有的派其太太参加喜宴，如戚等夫妇，则均参加沈宴，董事长（按：指张建邦之母居瀛玖，时任淡江董事长）曾请谢冠生证婚，据闻姜曾向谢氏加以阻挠，幸未得逞，董事长之自缢，据各方传说，在将开董事会之前日，董事长在林添福（按：指张建邦的表兄、张惊声的外甥）办公室内（与建邦办公室仅一墙之隔），并有邓静华、戚长诚参加，林等皆称你董事长已做了很久，可以让别人来做了，详细情形，不得而知，故于开会之前夕，而董事长走上了绝路。有遗书三件，一致林，拜托照顾建国；一致建国，嘱其要奋发；一致建邦，谓学校担子，现在交给你了。张家何幸，出了这样出类拔萃的媳妇，以上各节，系陈意美转告。董事长遗产仅有十万元，放在办公室几上，与给建国书放在一块，并说只有这点财产留给你。最使人气愤的，莫如姜氏在董事长逝后，则谓为不甘寂寞而出此，如此居心，真狗彘不食其肉了。林添福在校，大权独揽，如建筑人事，所占分量，几占建邦以上，因建邦迩来醉心统治，据说，许多事情，均交林决定，其平时生活颇为奢侈，衣服均到香港去做，已非昔日阿蒙矣，闻其嫁女，尚赠洋房一幢，平时出入，汽车代步，已数年于兹。学校每年必兴建庞大建筑，款不济，则抵押贷于银行，闻已欠款四千余万元，按照学费收入，每年一亿余元，如按开支必有盈余，真不知其做何打算，现在教员职员，无不向其卑躬屈节，望其颜色，此其大概也。董事长逝后，本院所有气节之士，无不盼先生能即日来台，为董事长雪冤，并作后盾。在董事长自裁时，很有心主持公道，颇不乏人，奈以种种关系，尤其建邦为本省人，占了很多便宜，而贵本家及亲戚在台北者亦不少，为何不追根究底，其他机构何以任其即速火化，都非人所知，董事长逝世已数载，而先生仍耿耿不忘其沉冤，手足友爱之情跃然纸上，甚为欣敬，故谨就所闻，录以奉陈。

匆此，即颂

旅安

阖第统此致候

□□□顿首，5月1日

以上见证信，十足说明了张建邦母亲居瀛玖死事之惨。张建邦为人之无情寡义。世间苟有丝毫正义感者，必将揪出这种李登辉式红人，而有以谴责也。

199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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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邦是什么东西怎能比尹仲容

无耻之徒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建邦，在丑闻案发生后，以谎话弭缝，愈描愈黑，前言不对后语，矛盾百出。不管怎样，就是恋栈不肯下台。在恋栈过程中，有人以前经济部长尹仲容涉案时毫不恋栈，三度请辞事与之相比，这可未免侮辱了尹仲容。

尹仲容，湖南郡阳人，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但治学不限于工程，著有《吕氏春秋校释》《电磁学》《工程数学》《我对台湾经济的看法》等书，遗稿有《郭嵩焘先生年谱》。他是立身谨严、事母至孝、自奉甚俭的人。但1955年在俞鸿钧内阁经济部长任内，因扬子木材公司案备受诬谤，他即在诉讼未定之际，一再坚请辞去本兼各职，后经初审再审，均判无罪。

1957年复出，出任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58年任行政院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外汇贸易做一连串改革，如调整汇率，使接近新台币真实价值；实施单一汇率；取消进口物资预算，由进口管制转变为出口发展等。后来经济安定委员会撤销，兼任新成立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又兼台湾银行董事长。1963年死去。

四十年台湾经济发展的第一号功臣，是尹仲容，此人光风霁月，张建邦狗东西耳，何足与尹仲容相比！

199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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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郭婉容的谎话说起

国民党财政部长郭婉容率团从北京开亚银（亚洲开发银行——编者）年会回来，下机就在机场表示：“亚银为一官方的国际金融组织，我国为创始会员国之一，以此身份参加会议，参加的是国际组织，没有其他任何意义，也不牵涉到海峡两岸的发展。在亚银的四十七个会员国中，其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理事，大部分是财政部长，如美、日、新、韩的理事，都由财政部长兼任，因为是官方的组织，所以财政部长是理事，是理事才去开会；既然是国际金融组织，而且是官方的会议，只是凑巧开会地点在北平（北京——编者），毫无其他政治意义。”

看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令我最生强烈反感的是：如果这种说词可以成立，那么过去对亚银的种种说词，岂非全部作了废？今日既明白“毫无其他政治意义”，当初却为何不明白？可见由国民党自己前后的矛盾之言看，前后说词，必有一个是谎话。国民党的谎话，无须别人来拆穿，自己就先自行拆穿如此，可见其为谎话也，说得是何等粗糙！

自来玩政治者说谎话，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像国民党这样把谎话说得如此粗糙，倒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粗糙的谎话的可恶是双重的，第一，它拿谎话来骗人，本已可恶；第二，骗人又不好好骗，竟端出叫人一看就觉得好笑的谎话来搪塞人，拿人当傻瓜白痴，这就更可恶了。——谎话按说是用来骗人的，不是用来侮辱人的，国民党说谎话，竟事与愿违，没达到骗人的效果，却达到侮辱人的效果，其可恶自不消说。他们端出这样粗糙的谎话朝老百姓头上丢，当老百姓是傻瓜、是白痴，这种可恶，罪实浮于谎话本身。它一边拿谎话来骗你，一边还把你当成傻瓜白痴，以为就凭那种谎话足可应付过关，这种荒唐行径，只有国民党干得出来。

写到这里，顺便插播一段笑话。我李敖致力反国民党四十年，虽毕功于一人，但有手下效命，方足以致之。我的手下，首推小我十岁的胞弟——小八，和继萧孟能的爸爸出任文星书店董事长的小我二十三岁的老弟——小苏。因为与他们颇有代沟，为了“统御”，所以偶尔要对他们“天威莫测”“喜怒无常”。我五十大寿时，两个小鬼，特别从三义买了一座大木雕佛像，送我做寿礼。不料被我趁机作弄，我说：“你们送我生日礼物，看得起我，我很感谢；可是，你们居然把这样没水准的产品送来给我，妄想我会欣赏，则显然涉嫌侮辱我，把我艺术水准看得跟你们一样低，这就太可恶了！你们说怎么挽救？”两个小鬼知道我难伺候，商量一阵，最后表示他们愿意把佛像收回，折成现金分期付款给我。我同意了。于是，在三人哈哈大笑中，一场寿礼风波，化为无形。

这个插播进来的笑话，我所以比拟不伦的引述出来，意思是说，小鬼送老大寿礼，是不够的，寿礼本身，必须够水准，否则就太小看了人；同样的，国民党用谎话来骗老百姓，是不够的，说谎话也得用用脑筋，谎话须够水准，否则就太小看了人。中国人说“老圃闲谈未易欺”“路上行人口似碑”；洋鬼子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常识，都在告诉统治者不要小看了人，老百姓固未易与也！

可恶的是，国民党却荒唐透顶，妄想用粗糙的谎话以欺天下苍生。这种行径，由郭婉容公然表示他们大陆之行“没有其他任何意义”“毫无其他政治意义”，就可领教。其实，这类行径，我们只消翻开报纸，一抓就是一大把。例如明明到处有政治犯，却说“只有刑事犯，并无所谓‘政治犯’”；明明到处有银行呆账，却说“只有逾期放款，并无呆账”；明明飞行人员投奔大陆，却说“驾机迷航”；明明情报局长杀到美国，却说“个人行为”；明明台湾省人一枝独秀，却说“政府用人唯才是用，并无省籍之分”……这些国民党的粗糙谎话，我们真不胜枚举，郭婉容的谎话，只不过是最新拷贝而已！

198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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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天赞错在哪儿？

猫狗会打架，小孩会打架，大人会打架，大人的道德也会打架。道德打架是两种道德的冲突，这种冲突，发生在两个人身上，各执道德之一，比较好办；如果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就麻烦来了。

在《孟子·尽心》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舜的父亲）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欤？’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这个道德打架的故事，颇能写出中国人的感情与法律的观念。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虞舜的父亲杀了人，虞舜的处境该怎么样？依孟夫子的说法，虞舜本人，一方面应该尊重法律，由司法人员去抓他父亲；一方面又该重视亲情，偷偷地把老子背跑，潜逃到海边去，皇帝也不做，天下也不管，陪老子玩一辈子。

虞舜的运气比较好，因为他是皇帝，并非司法人员，若是身为司法人员，父亲杀了人，道德打架，就打得更剧烈了。在《史记·循吏列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这个道德打架的故事，更精彩了。这个故事的重点是，石奢追杀人犯，追到的竟是自己父亲，他私放了父亲，把自己关起来，纵然楚王不计较，他也不要再活了。

虞舜的身份是皇帝，他只要尊重法律，对司法人员不做任何事，就恰如其分了；可是石奢的身份却不同，他必须执行法律、必须做许多事，因此他的处境，就比虞舜为难得多了。

最近，我的老同学萧天赞当上国民党法务部长。乌纱帽刚戴，就传出旧闻，说他十八年前在台中担任推事时，曾因关说案子而被记过。萧天赞的解释是：他不得不前往花莲，目的是要安抚以死相胁的亲戚。他曾经担任司法官训练所的训导组长，而审理此案的推事黄芜，恰好是他当组长时的学员。到了花莲后，他请了黄芜同期同学及黄芜本人到他岳父家吃午饭。在吃饭时，他告诉黄芜：此案要好好的调查，不要冤枉人家。这件事后不久，萧天赞就被当时的法务部（司法行政部）长王任远给记了过，使他黯然离开司法界。如今十八年后，他迂回而返，并且官拜“该部部长”了。意气风发之余，他大谈谁无亲友之论，说见死不救还算人吗等屁话，同时不承认自己当年是关说，反倒要求司法人员遇到关说破除情面云。

比照起古人来，我们很容易就看出萧天赞错在哪儿。他在道德打架的情况下，非但不能妥为处理，反倒以私害公，这是很要不得的态度。他既不能像虞舜那样尊重法律；又不能像石奢那样面对失职，这种人，太不光明磊落了。他的上司居然找出这种货色来职司法务，真是荒唐已极！西方古话说：“凯撒之妻当超乎怀疑之上。”（Caesar’s wife should be above suspicion.）连被人怀疑都不可以，何况因关说而被记过在案？国民党司法信用破产，祸起“萧”墙，又来外一章矣！

198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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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说到求情

我的朋友陆啸钊是头脑最清楚的人，他日前写了一篇文章——《角色错乱的迷离》，举出很多实例。其中谈到他的同班老同学萧天赞如下：“立法委员吴勇雄，既非记者，却出席在萧天赞为辟谣而召开的记者会中。吴勇雄就像立法委员在立法院一样地质询萧天赞，萧天赞就像法务部长在立法院一样地答复吴勇雄，吴勇雄是为自己造势，萧天赞是让自己受窘。这就是因为彼此都不清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应当扮演什么样角色的性格，这又是另一种角色错乱。”“其实，萧天赞这个人，一直都在角色错乱之中，十九年前他为亲戚的案情‘关说’，他忘了当时他是担任衡法之平的司法人员；政务委员及部长任内，他又动辄在立法院中劝架协调止争，他又忘了是在立法院中准备被质询的政务官。这次‘关说’涉案记者会中，又错把立委当记者，长尽他人之志气。萧天赞这种迷离性格，给自己带来多少麻烦。”

陆啸钊的精彩分析真是一针见血。他又进一步论关说，他分析道：“‘关说’是一种人情，人情的应用，会影响事务处理的公平，就会形成特权。‘关说’如果只是催促公务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处理案件，‘关说’并不违法，可是这种‘关说’，还是会形成特权，为什么有的案件可以快、有的案件只能慢，快慢之间，还是会形成特权。请朋友在合法的情况下，帮个忙，当然是‘关说’，没有这种‘帮忙’的‘朋友’，岂非活该不能办事。”“因此，要打倒特权，必先打倒‘关说’。”

由陆啸钊的分析，使我想起我的一个老看法。

近二十年前，有外国朋友问我，他奇怪为什么中国人办事，不循法理办事，而要常常用说人情的方法办事？我告诉他，说人情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走后门方法之一，中国人人权没有保障、人民权利没有保障，有问题据理力争、依法解决，永远无理可讲、也无法解决，甚至越解决越糟。于是只好走后门，积极是关说，消极是求情，遇到困难和麻烦，一律以找人打招呼或请人卖面子的方法化解阻力，日久成习，自然就失掉了据理力争、依法解决的习惯与勇气了。

胡适在《人权论集》中，举了两个1929年中国人只能求情的例子。他说：“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按指刘文典指责蒋介石的事），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绝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又如最近唐山罢市的案子，其起源是因为两益成商号的经理杨润普被当地驻军指为收买枪支，拘去拷打监禁。据4月28日《大公报》的电讯，唐山总商会的代表十二人到一百五十二旅去请求释放，军法官不肯释放。代表等辞出时，正遇兵士提杨润普入内，‘时杨之两腿已甚臃肿，并有血迹，周身动转不灵，见代表等则欲哭无泪，语不成声，其凄惨情形，实难尽述’。但总商会及唐山商店八十八家打电报给唐生智，也只能求情而已；求情而无效，也只能相率罢市而已。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

这两个六十年前的例子，并不只是六十年前那一年的，而是承上启下的。在它之前和在它之后，同类的例子还多着呢！中国人面对阻力的方法，都是不刺激的、卑微的、低姿态的、忍气吞声的、民不与官斗的、“冤枉啊，大人！”式的。正因为中国人在走人情路线以争取自由，所以，他争取来的自由，是带着枷锁的，不论从关说以得特权，或从求情以获喘息，都是见不得人的。

萧天赞的悲剧，是他混混脑袋中有着密度极高的关说文化，却又干着清清如水的司法职务，因此角色混乱，动辄得咎。他是一个好样板，使我们看到从关说到求情的中国文化，竟是这样的精彩！

1989年9月24日

附录

角色错乱的迷离（陆啸钊）

一、是什么角色，就得像什么角色。

这一周来，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第一高尔夫球场弊案，扯出一批角色错乱征候群。

二、首先是台北市政府财政局长武炳炎，在其税捐处长任内，指导节税惹来非议。虽然在刑事渎职方面，已遭台北地检处以“证据不足”为理由饬回。可是武炳炎以税捐处长的地位，既非专业会计师，又非财税顾问，却在第一高尔夫球场，遭人检举逃漏税后，指导并修改契约内容，以符合税法免税规定，却是事实。税捐处长的职责，是加强稽征，防止逃税漏税，而不是指导别人免税节税。税捐处长放着自己的本职不做，而去做第一高尔夫球场会计师、财税顾问的工作，这不是角色错乱是什么？

三、立法委员吴勇雄，既非记者，却出席在萧天赞为辟谣而召开的记者会中。吴勇雄就像立法委员在立法院一样地质询萧天赞，萧天赞就像法务部长在立法院一样地答复吴勇雄，吴勇雄是为自己造势，萧天赞是让自己受窘。这就是因为彼此都不清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应当扮演什么样角色的性格，这又是另一种角色错乱。

四、“关说”是一种人情，人情的应用，会影响事务处理的公平，就会形成特权。

“关说”如果只是催促公务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处理案件，“关说”并不违法，可是这种“关说”，还是会形成特权，为什么有的案件可以快、有的案件只能慢，快慢之间，还是会形成特权。

请朋友在合法的情况下，帮个忙，当然是“关说”，没有这种“帮忙”的“朋友”，岂非活该不能办事。

当有行政裁量权时适度“协调帮助”，更是“关说”，为什么其他案件就没有“协调帮助”？

因此，要打倒特权，必先打倒“关说”。

五、两位立法委员李胜峰和廖福本，虽然曾经自我澄清与第一高尔夫球场“关说”无关。

可是李胜峰坦承曾经为朝阳高尔夫球场，赴农委会进行合法的程序“关说”。李胜峰指出：朝阳球场的案件，系由教育部曾姓专门委员承办，与何敏没有接触。

第一也好，朝阳也好，曾委员也好，何科长也好，只是对不同的人“关说”不同的球场，此“关说”又有什么不同于那“关说”。

廖福本强调，他确曾为嘉玉南球场进行“关说”，但绝对合法，而且是基于同乡和同学情谊才出面。

两位立法委员坦承“关说”，而且认为“关说”完全合法，十分理直气壮。

六、立法委员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他是监督政府施政的，所以他有质询权，如果行政单位施政有何失违之处，他可以公然质询，并不能私下“关说”。

“关说”并不一定违法，而是矮化了自己的监督角色。这不是为民众整体利益着想，而是为利益团体跑腿说情。

情与利分不开，便民利民，何尝不是图利他人，图利他人又要知不图利自己。放弃监督立场而行“关说”，这是另一种角色错乱。

七、从立法委员出身，出任法务部长的萧天赞，已因涉及第一高尔夫球场“关说”案，正式向行政院请假，静待调查结果。

这次请假既非事假，也非病假，更非公假、婚假、丧假，只是一种为流言所困的休养假，也是法所未有的政治假。

其实，萧天赞这个人，一直都在角色错乱之中，十九年前他为亲戚的案情“关说”，他忘了当时他是担任衡法之平的司法人员，政务委员及部长任内，他又动辄在立法院中劝架协调止争，他又忘了是在立法院中准备被质询的政务官。这次“关说”涉案记者会中，又错把立委当记者，长尽他人之志气。萧天赞这种迷离性格，给自己带来多少麻烦。

八、“关说”是“关说”，高尔夫球是高尔夫球。

有人说，不会打高尔夫球，所以不会“关说”高尔夫球场事宜。

有人说，会打高尔夫球的，哪能说与高尔夫球场“关说”有关。

把两者连在一起，而没有真凭实据，都是角色错乱。

九、侦讯不公开。

律师有话应向法庭上讲，律师怎能把自己的意见，诉诸社会，诉诸舆论？

林宪同律师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这样表示：“根据何敏的供述，以及他自己的判断，萧天赞确实曾向何敏关说过第一高尔夫球场审核案。”记者问他：“有什么证据，让你相信萧天赞确曾向何敏关说过？”他回答说：“第一，何敏叙述与萧接触过程合情合理。第二，何敏办公室同事及家人都可证明何敏在承办‘第一’案，受到萧的压力。第三，是萧的个人特质：一是他做过立委，二是他有类似前科，三是他将角色混淆。”

可是，这些都是情况证据，法官是否采信，当未必确定，又怎能以自己的意见，来指责萧的罪状呢？

律师是律师，候选人是候选人，两个角色不能错乱，否则就不是为当事人辩护，而是为选举造势了。

十、检察官尚未传讯侦查，就要求部长辞职。辞职并不能解决问题，检察官应该依照刑事诉讼法主动积极侦办。

彭绍瑾公开声明，请萧部长自动辞职，所谓戕害司法形象，这就不能认为是个人意见，而是作为检察官的一个意见。如果是检察官的意见就要拿出证据来，否则又是一种角色错乱。

十一、太多角色错乱的迷离，都围着想当然耳的圈子在转，如果每个人都能摒弃感情的好恶，就事论事去确定，什么人该做什么事，什么人不该做什么事，这就是角色定位，就不致发生错乱的迷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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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育仁女儿哪来七千五百万借人

继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建邦女儿张家宜爆发来路待查的大量资金六亿之多后，《求是报》追查出前国民党省议会议长、现任国民党中常委、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21世纪基金会董事长高育仁的女儿高婉倩，也有了七千五百万巨金借给别人。

根据3月27日台北市大安地政事务所盖印发出的北市安地簿誊本字地第（丙）字第204702号官文书，明列“台北市大安区仁爱段三小段建筑改良物登记簿”他项权利部第十一页，在“1987年3月11日”，有“权利人高婉倩”者，住“台北市城中区文阳里一邻仁爱路2段18-1号7褛”，贷款“最高限额新台币七千五百万元整”，给“设定人林志郎”“债务人林志郎”。该笔设定，且由同地段六八四、六八五地号土地共同担保。

经本报查出，官文书中的“高婉倩”，不是别人，就是高育仁的女儿。这位女儿生在1964年12月11日，身份证D220863812号。在贷款之时，年纪仅二十三岁，尚为在学学生，究竟何来七千五百万巨金，去借给非亲非故的林志郎？

此案来得蹊跷。若贷款是假，则显然触犯伪造文书罪；若贷款是真，以高婉倩一女学生，又何来此巨款？爸爸给的吗？爸爸又何来这么多钱？拿这么多钱给女儿，目的何在？有否缴赠与税等等，在在都是疑团也。

199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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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日报》公布李氏父子黑资料

由于《民众日报》近日若干报导与评论“高度介入”民进党主席选举，并以罕见的新闻手法批判民进党，引起民进党领导人黄信介、张俊宏等人不快，党主席黄信介且表示将考虑控告《民众日报》负责人李哲朗。民进党社运部主任张富忠更明确指出，该报如不尽速出面对民进党的伤害做澄清与道歉，民进党最近将动员群众包围该报。

这是民进党建党近五年来，首次由党领导干部以点名形式批判特定新闻媒体。

民进党认为《民众日报》这种丑化、伤害在野党的方式，是很不道德的，是“新闻刑求”而不是“新闻报导”或“新闻评论”。秘书长张俊宏甚至气愤表示：“此事绝无法善了！”认为《民众日报》长期以来“靠报导党外、民进党建立信用，靠民进党发财、盖大楼，但在关键的时候却恶毒捅民进党”。黄信介、张俊宏、张富忠等人更直指《民众日报》负责人李哲朗的父亲李瑞标根本就是国民党“特工”出身，如不是具有这种特殊身份，在戒严、报禁时期怎可能获准办报？李瑞标本人若非国民党特别支持，怎可能拥有基隆“欣欣”瓦斯……那么多的家族企业？

张俊宏并以“自导自演自拉自唱”，形容《民众日报》这次“创造谣言”丑化民进党，张俊宏认为该报打着支持民进党旗号反民进党，背地完全搞另一套，根本是“双重人格”“人格分裂”，令人不齿。

据张富忠表示，美国《太平洋时报》负责人吴西面去年原有意与台湾《民众日报》合作，但吴西面遇上李哲朗本人，转达此意时，李哲朗“坦诚”告诉吴西面说：“你也知道我们是什么背景……”言下之意，与支持民进党的《太平洋时报》根本无合作可能，后来吴西面即转而与自立报系合作。

7月23日，民进党曾以一措词严厉的信给《民众日报》，要求登出。《民众日报》登了。但却删去信中批该报的一段。这段文字是：“贵报所写的‘吃人口软拿人手短’，是不是指出了贵报不得不尔的原因？贵报从国民党中获得多少贷款，与国民党那些巨头的交易，需要我们公布吗？”

本报为实事求是，特刊出该信全文如下：

李社长：

贵报7月21日新闻报导，写道：“国民党正透过各种管道积极想介入民进党的主席选举，希望把国民党眼中最理想的人选张俊宏拱上龙座。”复于7月22、23两日依据上述新闻登出丘刃石《反对党的堕落》、金恒炜《国民党的两手策略》两篇专栏，指明“民进党有如国民党的囊中之物……由国民党来挑自己所中意的人选”、民进党“变成国民党附庸的花瓶党”“吃人口软拿人手短”“党主席黄袍一旦加身，不成为儿皇帝也难”。

上述“新闻”仅有贵报刊载，也仅有贵报依据上述“新闻”继续炒作。

李社长，就贵报的“新闻”及专栏文章，本人已成为囯民党掌控的人士。此项指控已非不同新闻观点的问题，而牵涉到事实与否的问题。

请贵报提出确实的证据。

贵报“创作”了新闻，然后依此“新闻”，恶毒讽刺、嘲骂民进党，对本人及民进党均造成莫大的伤害。此种局面必为国民党所乐见。这绝非“新闻自由”，而是利用媒体公然毁谤的“新闻刑求”。

本人不禁怀疑：

贵报所写的“吃人口软拿人手短”，是不是指出了贵报不得不尔的原因？贵报从国民党中获得多少贷款，与国民党那些巨头的交易，需要我们公布吗？

本人要求贵报在相同之版面及篇幅，就上述创作新闻及恶毒谩骂做“有效的澄清及道歉启事”，以还本人及民进党一个清白及公道。

张俊宏1991年7月23日

附录

老党外苏秋镇致函李哲朗严词质问

7月30日本报独家刊出民进党秘书长致《民众日报》负责人李哲朗密件后，顷得前立法委员、至今不屑加入民进党的老党外苏秋镇致李哲朗的公开信，交《求是报》独家发表。全文如下：

哲朗兄，很难得见到你，本月28日下午两点多钟在黄老大哥信介兄家里，无意中碰见你，当时场面非常尴尬，原来混在党外群众中的《民众日报》杀手，暗路走多了，这次又碰到鬼，这次碰到民进党了！民进党的兄弟们可不比苏秋镇肚量这么大，轻易就放过你，害得老兄老远从高雄坐飞机到台北专程来道歉！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然而回家后，愈想愈气，心头之恨久久无法平息。贵报实在太残忍了！台湾话说“无血无目屎”，平时好好的，捧党外、吃党外、靠党外，但在关键时刻，贵报那狠毒的一刀，却是致命的，到底后面的黑手为谁？时过境迁，一目了然。现在有下列几点我要明白告诉你！

一、披着羊皮的狼：

贵报平日混在群众中捧党外、吃党外，煞有介事，本人与《民众日报》素无往来，然而贵报自我进立法院后对我大捧特捧，比任何报纸都起劲，令人非常钦佩，甚至在贵报邀请英国众议员前来台湾访问时，也单独请我上台讲话。贵报所有记者并未吃过我一顿饭、抽过我一支烟，这种情谊何等可贵！我也一直认为贵报同我们站在一起为台湾人民的权益“做伙打拼”，打击腐败霸道国民党强盗集团。然而到我竞选立委连任时，我发现情形完全不对，在冲刺的重要时刻，贵报的选情分析专栏及时出笼了，造谣诽谤、挑拨离间、打击党外，无所不用其极，其毒辣远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天天散布捏造的谣言，记者再轮流引用，来欺骗选民，我当时给老兄打了几十通电话，没有一次接得通，更没有回过我电话。因此那一天你在黄老大面前一再表示，有什么事情直接向你讲，就可以解决，打给老兄几十通电话，全无回音，既然你存心躲避，去哪里向你讲？要向天老爷讲吗？那些文章评论都是连载的，天天见报，你老兄何以不加制止？理由何在，心知肚明，还说那么漂亮的风凉话！

贵报先来一个“坏人好立委”暗中放毒，接着我今天坐一部新台币二万元买来的老爷车代步，明天你的《民众日报》就说苏秋镇进口一部两百多万元的新车在拉风；你贵报记者明明知道我鸡鸭鱼肉都是热情的选民送来的，明天贵报就说苏秋镇很有钱，选举事务所吃得很好；明明知道郭绲麟欠我一笔要做竞选费用的钱，扣留不还，让我惨至没有办法好好办一次选举活动，还推出他女儿参选拉我的后腿，贵报却发表说郭绲鳞根本没有欠我的债，选后拉出来算账，郭某说根本没说这种话；明明知道我服务选民有求必应，包括贵报记者邱国祯在内都到我这里托办他亲戚的事，完全免费服务到家，邱某在贵报竟说我办一件事情，要二三万元的代价，你们利用选情分析，套取口风，探出助选员阵容，然后由国民党御用候选人一一加以收买策反，再说吾众叛亲离，加以离间等事，连生命都交给党外了，还说我不合群，如吾不合群，统独义士至少数以千计已人头落地等事，说亦说不完，贵报实在太昧良心了。

后来才晓得原来贵报的选情分析专栏记者，竟然为另一位出身国民党家庭，素与党外毫无渊源的张姓候选人参谋作业团。贵报利用报导我三年立法院的运作，建立在社会大众的声望，在重要的关键时刻，狠狠的捅我一刀；选民被骗了，国民党目的达成了，贵报选情分析专家钞票也捞到了，你老兄也为国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你不但整垮了我，你也害惨了台湾人民，你能装蒜说不知道吗？我不能顺利再到立法院的结果是，一大批恶法被通过了：《国安法》通过了、《集会游行法》通过了、《流氓取缔条例》通过了，千千万万被欺压的人民，找不到委员倾诉了，更无人全天候看守人民的殿堂最后一天五十篇书面质询了！……今天贵报还在狂叫，不知在叫什么？混在群众里捧党外、吃党外，名利双收，在关鍵时刻，配合背后的黑手，暗算党外，让人一刀毙命，多阴险！

没有碰到民进党，这件事情我一直闷在心里，既然与老兄碰面，就一吐为快，当时社会的正义之士，纷纷愤然向我表示，要斩除这批奸贼，以谢先烈在天之灵，还社会公道，我都一一加以劝阻。为此难得无官一身轻，云游四海，优哉游哉，多活几岁，反正对台湾人民我已仁至义尽、俯仰不愧于天地了，这也该拜你的《民众日报》之赐，感谢你都来不及了，怎敢怪你！

二、当场逮到，还有话说？

贵报记者李舜利运用国民党设在高雄市中正路一栋大楼的文宣中心，即通称国民党造谣工厂，发布了莫名其妙、惊天动地的号外大消息，无中生有说我拿了余陈月瑛三百万元圆子汤而退出高雄县长选举，在同一篇文稿里涉及台南县部分，也在台南县散发，造谣挑拨中伤两位省议员候选人，被候选人谢三升助选员当场逮到，国民党服务站散发传单人员，被愤怒的群众打得半死，移送法办，至此真相才大白。原来贵报乃国民党文宣工作的一分子、造谣工厂的工作人员、正牌的国民党大杀手，还有话说吗？你的人在余陈月瑛身边，还会不知道真相？我当时只把你移送检察处，目的只是要掀贵报的底牌，点到为止，并非真要你去判罪，否则我身为法律专家，提起自诉，就可缠住你不放，制造高潮，什么戏我演不出来？你还逃得掉吗？你说有什么事情告诉你就可以解决，像这种以谎言伤天害理、毁人名节的大事，你良心有过不安吗？你曾认过错吗？解决个屁！还说那么好听。到现在为止，反而恨我告你，贵报至今与我仍然拒绝往来，你们这样的做法对吗？有风度否？

我所以懒得跟这些牛鬼蛇神周旋，用意要让你们体会到为人处世的格调，害人终将害己，要写文章难道只有贵报那几个记者会写？真金不怕火，清者自清，何必费事伤神？但是我评估错了，我当时没想到选民毕竟还是被骗，上了你们的当，贵报还是厉害，捏造谣言害人，果然真有一手！但暗路走久了会碰到鬼，这次民进党张俊宏兄掀你的底：特殊背景、享受特权、拿强盗集团钞票……才刚刚开始而已，如仍怙恶不悛，继续施展故技，混在党外，陷害忠良，刻意暗算在野的正义之士，台湾人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请你不必再装蒜，还是赶快亮出你的底牌！国民党的归国民党，人民的归人民。

老党外，苏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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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正组党以后

朱高正在急于出道前，由邓维桢介绍，到我家来拜访。事后邓维桢问我印象，我笑着说：“曾国藩见客人，先暗中相客人的面，以决定这位客人是哪一种人。我李敖从不迷信，但你这位朋友，却一再引起我要用曾国藩的法子套在他头上。他给我的印象是格调不高、心术不正。你这位朋友，以后别带他来了。”

那次见面后，我再也没见过朱高正。他当选立委后，“暴得大名”，一天晚上，林永丰来电话，说朱高正在他身边，要一起来看我，我拒绝了。

朱高正格调不高、心术不正，不止是长相上的，而是他那些动作上的。当年，郑南榕发起“五一九绿色行动”的时候，向我募捐，我捐了十万元，在龙山寺，每人胸前佩戴的圆形五一九绿色抗议标志，就是用这笔钱做的。一分钱都没出的朱高正，胸佩标志，在现场作秀倒无妨，但是他趁机偷踢女警察，踢得女警察忍着痛，眼泪直流，却未免太不光明，令人对这种粗暴生厌。

朱高正从政以来，应该有长处被人肯定，但滑稽的是，他被人肯定的，恰恰却是他的短处——他在议会中所表现的种种粗暴动作，虽然热闹非凡、戏中有戏，但对民主政治与民主风度而言，却构成很大的伤害，并且留下极坏的榜样。连多年伪装理性的康宁祥，后来都不得不大摔椅子来近朱者“摔”了，其他嚼槟榔的下里巴人自吴勇雄以下，动作也就更可知了。

表面看来，朱高正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摧毁了国民党的议会伦理与秩序，惹得大家鼓掌叫好，朱高正也以此起家；但不从表面看，从更深远的角度看，却知道真正被摧毁的，不是国民党，而是更高层面的伦理与秩序；被摧毁的，乃是一种对敌人的政治道德。

政治道德有许多基本的项目，内涵虽异，约定俗成则无不同。以美国西部拓荒时代为例，一个道德项目是不可以背后开枪，这个项目是有人情味的，大家一体遵守，不在话下。但是后来来了“西部朱高正”，为了增加效果，居然背后开了枪，于是你开我开，大家都开，这一道德项目，就被乱枪射杀了。如果世风如此，有人还坚持古典派，还要正面开枪，那他只有背对着法医，听数子弹孔的份儿。又以中国古典盗亦有道时代为例，流氓打架，一比一，空手打——“空手道”。但是后来来了“台湾朱高正”，为了增加效果，变成一大堆比一，外加扁钻、武士刀齐上。如果世风如此，有人还坚持古典派，那他只有在急诊处感慨人心不古了。由此看来，人类为了增加效果，改变了道德项目。效果既然重于一切，道德就只好堕落了。

写到这里，有人看了也许会笑，说李大师你别扯了，你谈政治道德，但政治是最脏的东西，政治何来什么道德？我却说不然，政治是讲究道德的。庾公之斯不朝生病的子濯孺子射箭；羊叔子派人给生病的敌方元帅送药，此中国人之政治道德也；阿贝拉会战（The Battle of Arbela）时，亚历山大不肯夜袭敌人，他说他不愿偷取胜利，他要公开又公平的打，使对方输了也心服，此希腊人之政治道德也；他如征服者威廉送还敌人之尸、华盛顿送还敌人之狗、拿破仑拒绝不够光明正大的潜水战，此英国、美国、法国之政治道德也……谁说政治没有道德？

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养、一种格调，这种种优良品质，形成了民主风度，所谓“其争也君子”。但是，朱高正没有水准，竟以粗暴可以取宠于大众、以不入流可以人我同钦，这岂不给世界民主国家笑死？试问这种作风可以成立，有朝一日，你夺了权、当了政，别人是不是也照样对你粗暴呢？——当你摧毁了一种政治道德，你再要别人不背后开枪，不扁钻、武士刀齐上，不动手动脚，不吐口水，那就永远不可能了！朱高正自己在组党演说过程中，连番遭到民进党员的粗暴对待，就是自食其果的最快报应！

巴特勒（N. M. Butler）说：“当一名绅士的难处之一是，你不被允许粗暴的主张自己的权利。”（One of the embarrassments of being a gentleman is that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be violent in asserting your rights.）英美式民主政治下，不论议会问政也好、抗议游行也罢，都不时兴粗暴。政治立场，尽管坚定；但表达这种立场，却“其争也君子”。

朱高正本人一出道，就无法“其争也君子”的对待别人，如今他组了党，别人也有样学样，不以此道相待，而以其道还其身，大家都没有起码的伦理与秩序了。这种坏习惯，正是民主政治的最大致命伤。

如今，朱高正新党成立了。形式上看，朱高正成立了一个政党；实质上看，朱高正其实早就摧毁了自己的党，并且也摧毁了别人的党。——他的真正罪过是摧毁了民主政治中的政党政治，他如今自己组党别树一帜，可以预见的是，他的旗帜，一定黯淡。

199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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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色情狂”卢修一！

3月16日的《自立晚报》上，刊出民进党立法委员卢修一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他双手展示《求是报》作秀；照片下面，又有一张国民党小官僚新闻局长邵玉铭的照片，佯做沉思状。两张照片边旁，有《自立晚报》的说明文字，标题是：“视而不见”，内文是：民进党立委卢修一（上）今天上午在新闻 局例行工作报告中，以《求是报》内容刊登的色情图片（给新闻局长邵玉铭看的春宫画），质问新闻局长邵玉铭（下），对该局取缔色情提出严格的要求。（记者杨锦煌摄）看了这一说明，我觉得怪怪的，并有似曾相识之感。

近三十年前，当文星书店印出谢彬著《民国政党史》的时候，一个四年多不去立法院开会的老委员，忽然莅临了立法院。这位老委员如民进党立委卢修一一样，向政府“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求依《出版法》惩办文星书店，理由是该书诬蔑了“蒋总统”。最强烈对比的是，这位老委员当年四年不出席立法院，理由却是为了抗议《出版法》！他声言此法一日不除，他一日不回来开会！可是，曾几何时，他不但回来，还主张用《出版法》来制裁人民的书店了！

如今，民进党立委卢修一身为民意代表，却不知为民前锋、代人民向官方拓展言论自由的尺度，反倒回过头来，“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政府法办人民，民进党立委卢修一这种品质，能不令人有怪怪的、似曾相识之感么？

也许民进党立委卢修一说，他目的是“取缔色情”，《求是报》上有“色情图片”，故不得不“提出严格的要求”。如果是这样，我倒要反问，究竟何为艺术、何为色情，以你的知识水平，能够辨别吗？你严格要求的对象邵玉铭能够辨别吗？纵使辨别得了，你们可知道有色有情的好处吗？只见其害不见其利，适足证明了你们的假道学和真无知。看看世界第一流艺术大师毕加索（Pable Picasso）画的你们眼中的色情画吧！真正你们认识的色情，还只在你们污秽的脑海里呢！《求是报》登出的美感照片，还差得远哪！

历史上记载刘备搞禁酒政策，一天与简雍外出，看到路边有个酿酒的桶子，刘备立刻下令抓人，简雍问为什么？刘备说：“彼有酒器！”（他有造酒的工具！）简雍不以为然。再向前行，看到路边有个男子，简雍立刻下令抓人，刘备问为什么？简雍说：“彼有淫具！”（他有强奸女人的工具！）俗话说“淫者见之以为淫”，在满脑袋色情的家伙眼中，所见一切，无非“淫具”，自然也就对“取缔色情提出严格的要求”，这种人，其实是变相的另一种“色情狂”。——所见美女图片无不以色情论处，如此疯狂，非“色情狂”而何？

何况，纵使民进党立委卢修一的“色情狂”殊无变态之处，只是就事论事，揪出《求是报》来，那我不禁也要反问：《求是报》才不过创办了区区十七天，为何就劳你民进党立委卢修一如此垂注？若谓色情，滔滔者他报皆是也！就在你老卢双手举起的同一版《求是报》下，就列有连载的《台湾报刊乳房阴部大露特露表》，其中都是资深大报的杰作，你民进党立委卢修一为何视而不见、不予追究，反倒单单青睐于《求是报》？这是什么公道？什么为民喉舌？

在上一表中，《自立晚报》及其《自立早报》，在涉及刊出“色情图片”榜中，名列前茅，为时已久，你民进党立委卢修一居然眼中无色、心中无情，不以色情论而告发于小官僚邵玉铭之前，反倒任令《自立晚报》假你之言以为抹黑《求是报》之资，可见民进党立委卢修一的“色情狂”，还是充满偏见与选择的“色情狂”，显然更令我们为之色变情伤了！

前一阵子，民进党立委卢修一在立法院没有民主风度的闹场，被美国《时代周刊》刊出，腾笑全世界；如今他又没有色情风度的忘了他是谁，数典忘祖，矛头指向党外老祖宗李敖头上了，真是可鄙已极。特写此文以斥之！

199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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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义仁太幼稚了！

7月29日《自立晚报》在“我们要怎么选总统”系列专访中有大标题说：“邱义仁：总统直选后政府体制应采内阁制”，一看之下，我感到十分惊异。

专访中邱义仁说：“我认为在台湾尚未真正实施民主政治的阶段，政治纷争仍会很多，因此需要一个中立超然的国家元首，代表国家认同符号的象征，使能从稳定中求发展，如此，当然要由人民一票一票选总统，才最有民意基础，最能让人接受。”

同时，邱义仁又说：“理论与实际上，我都以为总统制是很糟的制度，不甚民主又容易走向独裁。以美国为例，国会通过的法案，总统得予否决，除非国会以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通过。换句话说，总统一个人的意见，可与近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相匹敌，但实际上，总统只要有百分之五十加一的选票就可当选，其权力却大到要三分之二议员所代表的选票基础才能被推翻，这是完全不合理的。总统一个人能力再好，抵得上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吗？让总统一个人权力那么大，实在毫无理论基础。我个人是赞成内阁制的，至少就理论而言，内阁制的确比其他制度更能接近民主政治，行政权由内阁掌握，而内阁又是由国会产生，并基于国会半数的信任，使得行政权从形成法案、政策的讨论，乃至于执行，均受民意的监督与掌握。即使内阁与国会有冲突，代表民意的国会，可以对其表示不信任，内阁亦可解散国会，诉诸最新民意的裁判。”

这两段话，其实是互相对立的、自打嘴巴的。既然明知总统制比不上内阁制，却还多此一举，治丝益棼，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为了夺权而已。

民进党认为总统民选他们可以占到便宜，所以贪图一时方便，硬拿这个地区百年大计做试验、开玩笑、行险侥幸，妄想先总统制而后内阁制，这是很荒谬的开倒车行为，我们绝不赞成。

局面所以败坏到今天，原因就是国民党硬把内阁制强奸为总统制。民进党不知一反其道、反倒其笨加倍、双料行之，这种国民党的坏学生，其罪犹浮于乃师也！

采取哪一种政制，是百年大计，决定它的时候，应实事求是，超出一时的党派利益之上。但国民党有私心，乱拿政制以图利自己；民进党有样学样，更穷斯滥矣！

并且，就实际论，纵搞总统民选，民进党也占不到便宜。国民党推出一个马英九，就可囊括全台湾极大多数的妇女票。而民进党手下的，长相面目可憎者多。“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中的妇女眼睛更雪亮。她们宁选男娼长相的，也不会选牛鬼蛇神长相的，民进党枉费心机而已。

由这一邱义仁的怪谈，我们断定，民进党新潮流这一派系，非但在政治学与政治潮流上，闹了笑话，即使就为政治权谋而言，也是幼稚得很。凭这种幼稚的招数，又怎能打倒王八蛋国民党？

1991年8月1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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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勇雄错在哪儿？

民进党的林正杰本是我的朋友，但是为了劝告他在“政治行规”上的错误，朋友做不成了。原来林正杰在做民意代表时要出国，据他说：“张建邦好意透过秘书陈敏男借我二十万旅费，其中有十五万是议会的公费。回国之后，我把五万元还给了张建邦。”（1985年4月10日《前进》）但是据他在头一年（1983年11月26日）答复我的信上，却说：“议长室秘书主动拿二十万借给我，其中有九万是议员出国考察费先预支。回国后，我分两次，把十一万还给陈秘书。”这件事曝光的重点，倒不在林正杰向张建邦借钱数目的忽多忽少，而在你身为党外议员，根本不该向国民党议长借钱、秘密借钱，五万也好、十一万也罢；一元也好，一百万也罢，又有什么不同呢？

林正杰秘密借钱的事曝光后，党外编联会上，曾被曾心仪当众质问，“林正杰表示，张建邦借钱给他是基于同事关系，五万元的个人借支，他回国后即立刻奉还，他并没有因此在市议员立场方面，有过任何让步”。（1984年10月7日《民众日报》）对他这种洋洋自得的津津乐道，我十分惊异。早在我得知秘密借钱事件后，我就劝告林正杰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这是人之常情，借人的纵然有借有还，也有人情包袱在，你以党外议员身份，向国民党议长借钱，试问此后碰到对立的情况，你怎么办？赞成张建邦，你有违党外的立场；反对张建邦，你心安乎？林正杰事后自言他没有过任何让步，证明他毫无不安，但我认为：毫无不安的心态，其实比向人借钱更严重，因为它违反了“政治行规”。

“政治行规”不是“政治道德”。道德的层次是高的，台湾在国民党的调教下，道德都给摧毁了，又何况“政治道德”？台湾从政人物，不论党内党外，都不足以语“政治道德”，这本已可悲；但更可悲的是，他们竟连低层次的“政治行规”都不能守。法律是六十分的道德，行规是六十分的法律，行规距离一百分的道德层面，本来已经微不足道，结果竟连微不足道都不能守，岂不太可悲了吗？

什么是行规？屠夫可以骂屠夫杀猪刀法不好，但不能骂对方残忍，因为大家都残忍；妓女可以骂妓女床上功夫不好，但不能骂对方不守贞节，因为大家都没有贞节。行规是同行人必须共同遵守的起码规则，连这种起码规则都不守的人，这种人就荒腔走板了。

这次吴勇雄在做民意代表时要出国，向王章清提出旅行社估价单，王章清私人照单送了钱，吴勇雄却在4月收钱出国以后，归来于6月退款，并在退款之日，在立法院公然揭发，说俞国华派王章清贿赂他，要他闭口不谈俞国华的緋闻案云云。这种行径，就是违反“政治行规”，就是荒腔走板。

吴勇雄要揭发政治黑暗，是对的。但是要揭发，不能拿了人家钱又倒打一耙，他4月拿钱，6月才揭发，他的说词，本已可疑；纵使说词成立，也证明他在以“诱人入罪”的不光明手段，来对付同为国民党的自己人。因为王章清付出的是三十二万六千二百元，与旅行社的估价单数目相符，而估价单是开给吴勇雄本人的，王章清得知，自然出于吴勇雄的计诱，吴勇雄这种行径，是不对的，因为“诱人入罪”以取得证据，既不道德，也不法律，更不行规！

吴勇雄要揭发政治黑暗，他应该公然退出国民党，公然对绯闻案追究到底，这样才光明正大。但他却在绯闻上放水，并且以毫无不安的心态，洋洋自得的津津乐道他怎样放火；他把“政治行规”强奸至此，竟自己不以为辱、人们不以为异，这岂不太可悲了吗？

很多人说王章清头脑太笨，以致被摆了一道。我看王章清并不笨，而是他的头脑跟不上时代。王章清资助后进也罢、变相行贿也好，他都做梦也没想到新一代的人会这样朝双方脸上涂大便。王章清是老一代的政客，老一代的政客再下三烂、再没有“政治道德”，却能守“政治行规”，至少知道什么是“政治行规”，而对荒腔走板于心不安；可是他不了解台湾的新一代政客，新一代政客在国民党几十年的调教下，青出于蓝，已经不明白起码的取舍、是非与荣辱，已经一切悍然行之而满不在乎。国民党的后进如此，民进党的新贵亦然，世风日下到这种程度，究其原始，责在老辈。《旧约-何西阿书（Hosea）》中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They have sown the wind, and they shall reap the whirlwind.）。”这种“作恶之报，果大于因”是人间天理，可是国民党只知作恶、不知天理，以致今天灰头土脸于小岛，真是活该。

1988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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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零感

我常写的，是一篇篇近两千字的文章，把同类的主题与资料，融合写定。这种近两千字的文章，固然自成单元，但是许多字数只有几十字或几百字的零星见解，却往往沦为孤魂野鬼，难以成文。积累多了，不宜久弃，决定以零感集合方式，啸聚而出。

一、强盗呀，不要丢下我！——香港当年被英国以强盗手段抢走，可是，一百多年后，当香港要还给中国的时候，许多香港人却抱怨英国不肯收容香港人了；台湾当年被日本以强盗手段抢走，可是，五十多年后，当台湾回归中国的时候，许多台湾人也对日本怀念不置了。这种演变，活像女人跟定了当年强奸她的暴徒。比照“斯德哥尔摩征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的字义，这可叫做“香港征候群”（Hong Kong syndrome）。

二、他们绝非良币。——吴勇雄在立法院指出：“将近一千一百位资深中央民代中，只有十六位退职，不仅人数少，且有劣币驱逐良币的后遗症。例如已退职的“立法委员马树礼先生、沈友梅先生、裴存藩先生等，均为德高望重、不恋栈、不爱财的典范。”吴勇雄这种话，可是谬论。到了八十开外才退职的人，早就“恋栈”了几十年了。这个年纪才退职，十足反证了他们“变栈”属实。说这些人“德高望重”，也是胡扯，他们一样是劣币啊！

三、可是，他们没搞西德独立啊！——尤清在立法院说：“有很多自东德逃到西德的人民，一样可以在西德竞选国会议员，甚至担任总理的职务，他们不分彼此，而共同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南韩亦是如此，在他们的国家中没有所谓的南韩人与非南韩人。”尤清说这些话的言外之意，是外省人可以在台湾比照西德、南韩模式“不分彼此”，这话固然不错。可是，西德本地人和南韩本地人，他们无不以统一自己祖国为职志，他们并没小气八拉的搞什么西德独立与南韩独立，这种博大的格局，尤清为什么不提倡提倡呢？

四、你提议，我照办，你反怪我。——吴伯雄做内政部长时候，要通过《国家安全法》，民进党大员们起而抗争，吴伯雄乃掀出底牌，证明乃是你们当年提议的；现在吴伯雄做台北市长了，要收回台北市产，民进党大会上高玉树起而抗争，吴伯雄乃掀出底牌，证明乃是民进党党主席的弟媳妇蓝美津去年提议的。民进党搞政治，竟健忘如此，真是低段；吴伯雄善于掀底牌，真是巧宦。

五、请多留点干净土吧！——省议会开会，省议员翁文德质询旅游事业管理局林基王局长，说：“本省山地乡有很丰富的观光、旅游资源。可惜政府没有一套很周延、完整的奖励办法和可供利用的资金，来帮助民间参与开发。”林局长答复说：“目前是有奖励民间投资开发风景区……我想我们来会同民政厅，来议订出这样的一套办法，对将来山地观光的开发很有帮助。”我翻看《省议会公报》，看到这一问答，真有点担心。台湾的风景区，已因国民党政府“奖励”的结果，越开发越丑陋不堪。丑陋的建筑、丑陋的铸像、丑陋的假栏杆、丑陋的标语与文字、丑陋的淫祠庙宇、丑陋的种种规划与设计……到处已经不忍卒游了。在朝野这种中正纪念堂式的水平下，实在该全体停工二十年，保留一点干净土，留给后代艺术家去巧夺吧！

六、欢迎“一走了之”！——立法院中国民党同路人青年党立委李公权发言，说“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不唯拥有宪法上之地位，且肩负宪法所赋予之责任。基此，在宪法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未做修正并解除其地位与责位之前，他们不能一走了之，否则即为不负责任，对不起其选民”云云。说这些话，实在脸皮不薄！这些人在大陆，最后岂不“一走了之”跑到台湾吗？在他们自己选区，都可以“一走了之”，为什么不在他们选区，就一干四十年，而不能“一走了之”呢？若说自己选区沦陷，故不得不代表家乡人行使职权，但又如何解释同在台湾的家乡人呢？例如东北人梁肃戎，直到今天还代表东北人李敖行使职权，这是什么公道呢？直到今天他还要硬代李敖“负责任”，否则就“对不起其选民”李敖，这样子骑在其选民头上大喊不能“一走了之”，骂他们不要脸，还太客气了哩！

七、中宣部长所值几何？——民进党中央党部文宣部主任黄宗文，由于要竞选台北市议员，已于7月2日辞职不干。按民进党的编制是学国民党的，它的中宣部主任相当于国民党的文工会主任，而文工会主任乃是脱胎于国民党的中宣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宣部是何等大部！想当年是汪精卫级的人才能干上它的部长的，毛泽东也不过做过代理部长！如今民进党的人，竟为区区一名还没到手的市议员耳，就为之折腰，薄部长而不为了，台湾政风之功利、浅盘，由此可见一斑。

198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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