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贼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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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少谷应入贰臣传
  • 你盖棺，我论定
  • 张琍敏的爸爸杀了谁？
  • 为何将军腰
  • 宋英别丢老公的脸了！
  • 论宋长志的大脑构造
  • 钦命汉奸？
  • 谁是老贼中的老贼？
  • 官方秘密文件中的林栋受贿证据
  • 盛世才式虐待狂
  • 方治的画皮
  • 谷正纲的年老嘴脸
  • 俞国华下台的省籍意义
  • 杨宝琳的贼婆心态
  • 陶百川蹂躏人权的证据
  • 陶百川蹂躏人权的官方文件
  • 梁肃戎是第一劣等东北人
  • 蒋彦士，大混蛋
  • 薛岳与民进党
  • 家奴终于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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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谷应入贰臣传

照中国传统历史家的章法，有所谓《叛逆传》，《晋书》将王敦等十五人列入了《叛逆传》，就是创例。到了《新唐书》，分类开始细腻，分《叛臣传》与《逆臣传》。凡敢为悖乱者，像仆固怀恩、像周智光、像梁崇义、像李怀光等等，都叫叛臣；凡称兵犯上、僭窃位号者，像李希烈、像安禄山父子、像史朝义父子、像朱泚、像黄巢、像秦宗权、像董昌等等，都叫逆臣。

这种叛臣逆臣的章法，后来一直延续：《宋史》有《叛臣传》、《辽史》有《逆臣传》、《金史》有《叛臣传》《逆臣传》、《元史》有《叛臣传》《逆臣传》、《明史》有《叛臣传》。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那一年，乾隆皇帝下诏，决定在国史里增列《贰臣传》，把明朝降臣一百二十人，统统列入。

《贰臣传》的性质，与《叛臣传》《逆臣传》不同，但“为人不忠”则一。对忠的认识，本有高下之分，照《左传》所说，像晏子的忠，是高级的；像“私昵”的忠，是下级的。照下级的标准，“私昵”之列的人物，自然是《贰臣传》列入的对象，这种人物，两百年来，可真不少，自古如斯，于今为烈。

国民党说他们救国救民，已经到了“情不可却”的程度（“情不可却”是陈果夫的话）。“情不可却”几十年下来，已经留下大量的历史，给国民党管制不到的中外历史家公正评判。评判国民党，其中有一特殊现象，我们不可不注意，那就是“重用贰臣”。以黄少谷为例，他虽贵为“司法院院长”，但查查他的历史，却是典型的贰臣。以贰臣做“司法院院长”，若要司法公正，就未免太讽刺了。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你李敖在做政治清算是不是？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吗？政治上不追究的，你追究干什么？我的答复是，政治上不追究，是一种层次；但历史上追究，却是另一种层次。这两种不同的层次，我可以举例说明：

一、以宋朝的张邦昌为例——张邦昌在金人的卵翼下做了傀儡皇帝，金人退后，他把帝位交出，当时因为政治形势的需要，不唯没有立时以叛逆罪处治他，诏书还嘉奖他即伪位的行为是基于通权济变。可是历史却不饶他，在《宋史》，他入了《叛臣传》。

二、以明朝的吴襄为例——吴襄向李自成投降，但因招回他的儿子吴三桂失败，被李自成所杀。在他生前，吴三桂已经写信明说他父亲不能为“忠臣”，可是他死后，南明的福王为了拉拢吴三桂，竟追封吴襄，“赠荫祭葬，且建旌忠祠”。可是另一方面，历史的记载并不曲笔——照旧写吴襄不是忠臣。

所以，照中国传统历史家的章法，黄少谷这种“私昵”级的人物，不论政治上怎么捧他，在历史上，他却是十足的贰臣，永远为正义之士所唾弃。

1982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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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盖棺，我论定

——国民党与徐复观

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拋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

殷海光以外，也有几个形式上做自由民主反省的人，可是这些人的反省的方向颇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是错误的、程度不够的，但他们却都不得不一错再错下去，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大名了。在这些人中，徐复观是最特殊的一个，因为他不但要“政治”，还要“学术”，要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通吃，野心之大，在国民党中前所未有，值得特别论定。

代国民党抢“学统”

自来搞政治的人和搞学术的人，是两种人。搞政治的人不碰学术，有的是没工夫；有的是刘邦式的“安事诗书”（翻成白话：“谁他妈的要看书呢！”），看不起学术；有的是心存敬意，敬而远之；有的却是附庸风雅。最后一种最要命，因为一附庸风雅，就会对学术亲自去碰，一碰学术就完了！

中国传统中“政统”和“学统”大体成双轨演化着，搞政治的人不太附庸风雅，国民党在打天下的时候，也是如此。国民党至多只是控制学术机构，但不敢控制学术，也无此妄想。但到台湾以后，地小人稠，闲来无事，居然殃及学术，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大学等等，纷纷渗入了党团与党棍，他们也要写论文了、也要办学报了也要召开或参加学术会议了，但天知道这是什么“学术”！三十三年来，学术已是一片焚琴煮鹤的大锅炒！学术何辜！呜呼学术！

三十三年来，国民党出马抢“学统”，是以徐复观开先河的。三十三年下来，他以“当代文、史学家《中央日报》当代思想史大师”“国学大师”（《新生报》）等“学者”身份出现，这是他和国民党的成功，却是学术的失败。现代中国的“学统”，本来一直掌握在胡适系的手里，胡适系的学术，我早在二十年前就批评了，而引起胡适对我的不快。但胡适的“新朴学集团”，虽然不怎么学术，却还谨守乾嘉余孽的考据之路，国民党与徐复观的“学术”一来，就连这一点也守不住了。居浩然在《文星》发表过一篇《徐复观的故事》，里头说：

因为相知很深，我可以说徐复观是个可怜人。早年读的是旧书和改组派的新学。根基没有扎实，就投笔从戎。在军阀混战时期带过兵，似乎没有什么战功。转而从政，在幕后有一手，站出来不能上电视，于是有志于治学。因为不懂西洋语文，生光化电办不到，只有仍旧回到早年所习的国学。在这一方面，徐复观又看不起死啃故纸堆的考据学者，于是传统国学中比较近于科学的部分他不能接受。剩下的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直觉，下笔为文，气壮山河，而“理”并不“直”。这种现象近代心理分析学上称之为受挫折的心灵（Frustrated mind），他能在台湾社会中被称为一个“学者”，足以证明台湾社会中没有“学格”（Scholarship）。

如今，徐复观毕竟在台湾社会中被称为“学者”了！台湾毕竟没有“学格”！

代国民党抢“道统”

自来搞政治的人和搞“道统”的人，又是两种人。搞政治的人不碰“道统”，但继承“道统”，利用“道统”人物做招牌，这一现象，说明了为什么孔夫子系万世一系，说明了搞政治的人总说他们上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说明了提倡儒学为什么那么吃香。

国民党在打天下的时候，也无暇于“道统”，但到台湾后，又地小人稠，闲来无事，也就大修大盖孔庙、大祭大祀孔子。这时候，提倡儒学的人物便应运而生。国民党自己本是整天训练革命人才的，没有时间训练“道统”人才，所以只是捡现成的，于是钱穆便又有钱又肃穆的当选了。国民党到台湾后，收买钱穆最早是经过徐复观之手的。后来有一笔三千美金（二三十年前的三千美金，不是小数目！）下落不明，于是发生窝里反，于是徐复观失欢于钱穆，“我不跟你好了”！

钱穆拿了国民党的钱，第一次是两千港币，就感激涕零，到台湾来。徐复观为达成湖北人“牵骆驼”的妙用，把钱穆安排住在徐府（台中市向上路20号），侍奉得唯恐不周。两人交恶后，据徐复观说，钱穆面也不见了、信也不回了、文章也不写了，其过在钱穆。其实，据我探讨，另有隐情。那就是暗中的“道统”争夺战。徐复观只把钱穆过渡而已，真的“道统”继承人，他自己是想抢的。我在《文星》写《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首先点破这一内幕，我说：

这样说来，他们实在可以联欢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古人复起，腐儒重生；保守与顽固齐飞，大官与学者一色。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不妨拔剑击柱，争争谁是正统？其实他们都迟了，真正的正统早被一匹“黑马”盗之以去了，这匹黑马就是大谈新儒家的徐复观！他说：“不谈文化则已，一谈文化便应该谈‘统’。我并且希望有些人出来断然以道统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当大家正在找镜子的时候，徐复观已飞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来了！

徐复观本来帮国民党收买“道统”人物的，但买到最后竟有“何必买别人呢？我们国民党也有这种人物呀！”的微妙发展，这种发展，非国民党所乐见，因为究竟钱穆人望较足，所以国民党用公款为钱穆在外双溪买了花园洋房，把“活道统”养到今天。表示“道统”可以抢，但你徐复观应少安毋躁。但徐复观是何等厉害的人，他从1949年4月起，向国民党拿到办《民主评论》的钱以后，就一路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他毕竟在舆论上、宣传上、声势上，被人误认为非他莫属，他终于挂着“儒学大师”（《中国时报》）的招牌而死，他甚至在遗嘱中，都伏笔以“未能赴曲阜直谒孔陵为大恨”！他制造给人的印象，真仿佛是“道统”的继承人了！（连钱穆的大弟子余英时，在纪念徐复观的《血泪凝成真精神》一文中，谈到建立“新儒家的影响力量”，都忘恩负义的绝口不提钱穆，可见徐复观多有一手了！）

代国民党抢“自由民主”

在“学统”与“道统”以外，徐复观又为国民党做了第三件事，就是从中国文化中硬找出“自由民主”，以作为政治武器，十七年前（1966年1月6日）我曾有这样的记录：

3时后回来，忽接徐复观限时信（这是他最近给我的第四封信），约我去中国大饭店喝咖啡（我们已喝过一次。——官司照打，咖啡照喝），又扯到5点半。他说他提倡中国文化的原因之一，乃是把握“不把任何可抓住的武器遗留给敌人”的原则的缘故，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不可放弃的好武器。他认为若能从中国文化的研讨中，推衍出中国文化中本有自由民主的因子，岂不更好？我却觉得他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

（一）自由民主是一种目的，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为人方式。但搞政治的人竟把自由民主当成手段，这种人提倡自由民主，不是相信自由民主，而是作弄自由民主。

（二）自由民主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些。硬从中国文化里找自由民主，是一种附会、曲解与自欺。“思想史大师”竟想从中国文化中找出这些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还说找到了，那就如同在黑屋找一头从来没有的黑猫，根本是一种笑谈。

（三）中国文化是不能分割选择的，这样选择是抹杀文化。徐复观在最后遗作——《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自序里说：“传统文化中之臭恶者，抉而去之”；“传统文化中之美善者，表而出之。”这哪里是客观？

（四）即使做这种一厢情愿的选择，也会发生可笑的结论。徐复观在《良知的迷惘》里说：“我和钱先生有相同之处，都是要把历史中好的一面发掘出来。但钱先生所发掘的是两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而我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因而认为在专制下的血河泪海，不激发出民主自由来，便永不会停止。”可见同样在“历史中好的一面”选择的结果，竟可选择出完全对立的结论，这叫什么自由民主？

（五）中国文化在跟统治者结合的时候，有共同的依存关系，从向量分析（vector analysis）看，它们有共同的方向，同时文化变成政治的附庸。把中国文化硬同自由民主结合，势将导致自由民主也附庸于政治，这对自由民主的发展，显然极有妨害。

总之，徐复观投合国民党的口味，努力把“自由民主”同中国文化接了龙，这是他和国民党的成功，却是真正自由民主的失败，因为真正的自由民主的观念，显然被他们有意扭曲了。

不识时务呢？还是不识特务？

综合上面所说的几个重点，有判断能力的人不难发现：多少年来，以“不识时务”闻名的“徐大师”，其实并非国民党圈外的人。正相反的，他是国民党思想的真正大护法、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真正镇山神。我在《给党外人士上一课》里，曾有这样揭穿的话：

不论怎么变，他们绝非真正的自由分子，绝非真正的党外人士或社会贤达，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尤其是在国民党大家长眼中，更是不一样。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说：看看徐复观吧！他由国民党转变成自由分子，写文章骂起国民党来，也蛮义正词严，难道这还“绝非真正的自由分子”吗？我可以答复你：一个人，可以又骂国民党，又在三十二年来，进出境自如吗？一个人，可以又给左派的《七十年代》写文章，又给康宁祥的《八十年代》写文章，又拿《华侨日报》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吗？可以这样做、这样通吃，国民党不找他麻烦吗？但是徐复观就行！什么原因？因为徐复观在国民党眼中，是“我们家里的人”！

为什么在举世指摘苏联不自由不民主的时候，苏联会弄出一个维克多·路易士（Victor Louis）来对苏联政府“小骂大帮忙”呢？原因无他，因为维克多·路易士是高级文化特务。徐复观就是这种人。所以，他可以里外通吃，可以进出自如，可以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入主出奴，可以在党内党外海内海外游刃有余，可以在1960年9月1日同党外相见欢，9月2日就到“中央党部”大告密！

国民党肯定徐复观，当然是不足奇怪的，因为他是“我们家里的人”；奇怪的是，党外人士居然也无知妄作，这真使徐复观窃笑九泉了！康宁祥系的书刊把徐复观捧为“不畏权势的当代儒者”，试问徐复观畏什么“权势”呢？徐复观出身保安处参谋、出身军参谋长、出身师管区司令、出身最高当局侍从室、出身军统大特务唐纵“好朋友”……试问他哪一条赫赫履历，不教党外人士听了冒冷汗呢？对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复杂人物，党外人士还跟着国民党吹捧吊丧，被人玩弄于股掌而不自知，党外人士真该反省了！

1982年4月7日

附录一

徐复观应该“怀疑自己的人格”？

一个故事

话说五年前的4月13号，在台北《联合报》上因为《分尸案只有希望因果报应来解决》一文，而被空军总军事检察官任兵先生控告诽谤名誉，又被空军少将柳哲先生控告诽谤名誉，又被赵哲瑛女士控告诽谤名誉的徐复观，在那次瑠公圳分尸案中，幸脱法网以后，四五年来，居然又对我展开连续的诽谤。回想在五十年4月25号，在任卓宣（叶青）所发行的《政治评论》第六卷第四期里，曾以《分尸案的教训》为社论，有这样一段话：

再次，我们要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和共产敌人做生死斗争，急须加强团结，共赴国难。但是国内别有用心的反调分子，一遇到某种机会，便出来大唱反调，制造离心力。分尸案就是他们利用的一个机会。在破案的前一天，就是4月13日，有一位教授在报上发表《分尸案只有希望因果报应来解决》的文章，其技巧十分高妙。但是骨子里是武断案情，攻讦政府，明眼人一看便知。文章说政府“将转变办案的方向——转到不破案的方向”；文章又说政府“以一个有组织的行动，动员许多人，花掉许多钱，立定周密的计划去掩护一个杀人凶犯”。我真不知这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何居心？他说“政府立定周密地计划去掩护一个杀人凶犯”，他曾看到这个计划吗？他甚至还说政府一面悬出十万元的奖金，一面完全控制了惨死者的关系人，使重赏之下，而无勇夫。他凭什么可以判定政府已经完全控制了惨死者的关系人？他自称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竟说出这种轻率不负责任的言论，对本案则毫无裨补，对人心士气、对政府威信，则影响甚巨。纵令他没有帮助敌人的意思，事实已经帮了敌人一次大忙。这是他应该反省的。他是教授，为人师表，难道他讲课不根据学理竟乱编胡诌吗？他讲“民主”，难道发表意见不重视客观事实而重流言吗？他爱出风头，为什么不找正当的题目而以如此关系人命之事来大作文章呢？如此教授、如此“民主”、如此“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真荒唐 谬误已极！所以我们从本案得到的第四个教训，就是时时提高警觉，事事注意反调分子的恶劣作风，破坏捣乱！

可是，人间翻覆的事多得很、多得很，谁能想到这位在任卓宣发行的杂志上所称的“反调分子”“别有用心的反调分子”，居然在五十一年中西文化论战开始以后，被任卓宣“收”为好朋友啦！此后《政治评论》不但大捧特捧徐复观，并且徐复观也飞诗相报，即以这次任卓宣“从心所欲”大寿之日，徐复观就写了一首古乐府来“拜撰敬贺”，原诗又骂出疯狗云云，非常有趣。这诗登在《政治评论》第十四卷第四期，五十四年4月25日出版：

卓宣先生七旬大庆

我与任先生，思想间（去声）不同。乃敬其为人，有古烈士风。其行苦以卓，其声坚以宏。其神癯以清，其志贞以忠。著书过一尺，历劫已万重。云何不倒坏，禀性柏舆松。此真大寿相，七十难称翁。有豕肥而蠢，有狗稚而疯。舐舌并蹼爪，欲乘聩舆聋。吾党三五子，屹立秽流中。相与视而笑，民族光熊熊。妖狐弄魔影，奈此日正中，日正中，光熊熊，以此为君寿，将与民族之生命延展于无穷。

弟徐复观拜撰敬贺

看了这首妙诗，读者如不健忘的话，可以翻翻《民主评论》第十一卷第二十四期，在这本四十九年12月20号香港出版的刊物上，徐复观曾回骂一再骂他的政治评论》说：

假使这种刊物突然有一篇文章恭维我，我便会因此而怀疑自己的人格，感到不安的。他们骂我，我倒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

现在事实的演变是：不但“这种刊物”开始“恭维”徐复观，并且徐复观本人，甚至也投稿去“拜撰敬贺”了。徐复观若言而有信、信而有征，是不是该“感到不安”呢？是不是该“因此而怀疑自己的人格”呢？

故事的后记

我总觉得，民国五十一年以来的所谓“中西文化论战”，最占“便宜”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敖，一个是任卓宣。任卓宣在这次论战以后，招降了不少“李敖的仇人”。许多过去他极力攻击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当然是“伪自由主义者”），他们为了向李敖报仇，竟不惜自毁他们多年辛苦培养的假面具，因而原形毕露，老毛病复发，靦颜出于污泥而又入于污泥，不择手段的组织“打倒李敖统一战线”！这真是可笑又可叹的傻事！

请看多少过去被“自己人”目为“走自由路线”的分子，经过这几年联合打倒李敖，又变回到“忠贞分子”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忠贞的人”该给“敌人”李敖一面台湾丧俗中“哀感谢”的锦旗，感谢李敖为他们挤回去不少“萌去志”的人，为他们制造了不少“忠贞分子”，使他们能够同床异梦的挤在一起，“屹立秽流中”。孟轲说为汤武“驱民”者是桀纣；这一回，李敖又算是为谁“驱民”呢？是汤武？还是桀纣？（1966年10月）

附录二

徐复观的故事（居浩然）

家信中寄来复观兄的半篇文章——漫谈文化问题（下），其中有《居浩然的故事》一节，根据投桃报李的原则，回敬一篇《徐复观的故事》。诚如复观兄所说，我们私人关系很深，而且都是熊十力先生的“不”及门弟子，比起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来差得太远。所以复观兄说我骂他是事实，但将牟唐两位先生放在一起却是复观兄的看法和想法，这一点必须先加说明。换句话说，我笔下常提到的义和团思想分子并没有指明哪些人，若是复观兄自己要算一个，我并不反对，且复观兄要将别人也牵扯在一起则碍难同意。

因为相知很深，我可以说徐复观是个可怜人。早年读的是旧书和改组派的新学，根基没有扎实，就投笔从戎。在军阀混战时期带过兵，似乎没有什么战功。转而从政，在幕后有一手，站出来不能上电视，于是有志于治学。因为不懂西洋语文，生光化电办不到，只有仍旧回到早年所习的国学。在这一方面，徐复观又看不起死啃故纸堆的考据学者，于是传统国学中比较近于科学的部分他不能接受。剩下的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直觉，下笔为文，气壮山河，而“理”并不“直”。这种现象近代心理分析学上称之为受挫折的心灵（Frustrated mind），他能在台湾社会中被称为一个“学者”，足以证明台湾社会中没有“学格”（Scholarship）。

假使徐复观善于藏拙，他尽可优游于政治与学术之间，长此冒充学者。但他不甘寂寞，随时自找麻烦，这又充分表现他的不正常心理。过去为了翻译《诗的原理》，他自动暴露外国语文知识极差，不但西洋语文完全不懂，就是日本语文也仅足够猜读。东海大学有好几位精通日本语文的教授，不妨考他一考，看看徐复观的猜读有几成是猜，有几成是读（要能发音）。最近在碰了严灵峰先生的钉子之后，照说该稍知自敛，却又漫谈艺术。徐复观在根本上连印象派（impressionist）与抽象派（abstractionist）都分不清，怎么能讲“现代艺术的归趋”？他劝人“说有根据的话”（见《漫谈文化问题》），他自己的根据何在？勉强举出了日本画报上几则断章取义的例子，那能算是根据？若是这样就算讨论“现代艺术”的根据，那岂不是太容易冒充学者了么？所以我说徐复观是个可怜人，别人并没有逼他露马脚，他偏要自己暴露身份。

徐复观曾习军事学，应该懂得暴露弱点对自己不利，但是他为什么要一再暴露呢？这是因为他一身都是弱点，除非韬光养晦，否则一暴露就是弱点。谈翻译不懂外国语文，谈艺术拾别人的唾余。而他又不甘寂寞，偏要暴露。加上在一无所长之中，对于暴露的技术则颇有心得。中国语文运用，可称到家。笔锋之锐利，更不愧为鲁迅的私淑弟子。于是写文章成为发泄感情的出路。我从未听说他的太太和女儿曾经提出有关现代艺术的疑问（见《现代艺术的归趋答刘国松先生》），但确实知道他的太太不要他写文章。他的太太是一番好心，唯恐他惹是生非。然而徐复观除开耍文字游戏以外，又有什么方法能满足他的虐待狂和被虐待狂呢？

不懂国学的人士也许会感觉我说话过火，徐复观不是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吗？难道他对于国学也说不上有所专长？这一问题有关他的教授资格，像我们关系如此之深，原不应说些什么挖根刨底的话。好在东海大学聘任教授，连大学文凭也不必审查，是否够格自更不必审查了。根据传统的说法，国学可以分成四门：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济之学。徐复观看不起考据之学，在经济之学方面从没有听他说起，自以为有心得是词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尤其以义理讲词章或讲词章的义理是他看家本领。我们且平心静气分析他的特殊讲法，看看是否称得上旧底或新底国学。

徐复观能写文章，文言白话都是甲上，但过去他并没有注意文法或语法的问题，只是熟能生巧，愈写愈通顺。后来在大学里兼教大一国文才开始注意文章的结构问题，进而讲气势、讲神韵，颇有当年私塾老师朗诵《出师表》而痛苦流涕的意味。一般国文老师大概到此为止，徐复观则更进一步，杜撰一套理论，就是他那词章的义理。据他自己宣称，正在写一部几十万字有关《文心雕龙》的著作，而且这部著作，只有他一个人能写。若是前辈学者能够复活的话，听到他这种说法，一定全体再气死。

中国学者讲词章，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好”，文通字顺，结构谨严，没有滥词冗句，这些都是“好”的条件。深一层是“美”，相当于英文的elegance，这就包括音调、对称、意境等问题。以上各种条件中国学者向来混在一起讨论，因此很难分别层次，但大致说来，一般偏重“美”。梁昭明太子的文选，认为凡以立意记事为宗的都不算“文”，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才是“文”，这个标准自来为正宗词章之学所遵守。所以照传统的办法，徐复观应该先从音韵方面多下功夫，才说得上研究《文心雕龙》。若是只从“好”去揣测“美”，那是隔靴抓痒，不但不能止痒，也许根本不知痒在何处。

再就是徐复观最得意的义理之学。他讲《论语》、《孟子》，出发点是其中必有安邦济世的大道理，一旦加以阐发宣扬推行，一定可以解决当前人类的重大问题，这一出发点就构成了他的义和团思想，假使以这种信仰来治学，那是一种神学而不是哲学，更不是科学。儒家思想中也许有一副万应灵药，但要说能医今天的毛病，恐怕起孔孟于地下，也未必同意这种见解。若说根据孔孟指示的原则，我们这一代的新儒家配合当前情形另制新药，那么这新药也尚待试验，与其他未经试验而先认定其必灵的特效药如道德重整运动之类在同一阶段。

撇开实质不谈，事就推理程序讲。徐复观的义理之学也离题甚远。徐复观老是凭空发现了这个、发现了那个，究其实全是幻想。他内省功夫不及宋儒远甚，却多一种推理的法宝，为前贤所未有，这就是康黑哲学及西洋逻辑的皮毛。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经过一再转译，到徐复观眼中，早已大走其样。而他则认为至宝，随时奥伏赫变一番，变出一条高级的综合法则来。于是徐复观所讲的语孟学庸，连孔老夫子孟少夫子都听不懂，不要说他们的学生了。这种言之无物的义和团八股，比科举时代的八股或革命时代的党八股高明不了多少。只要先有一个公式，然后将“理”“气”“性命”“良知”“道德主体”代进去，就成为一篇宣言、论文或著作。明儒想学禅宗不立文字，但仍流下来语录，从语录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内省功夫重在修养。我本人不懂修养，缺乏修养，但讲义理之学如复观兄也缺乏修养则不成话说。为复观兄计，从今听太太的话，不要写文章，专心修身齐家，有朝一日，太公八十遇文王，进而治国平天下，岂不更合乎儒家思想的辙？（《文星》八卷六期，1961年10月）

附录三

临死都是国民党（《中国时报》）

徐复观临终捐五万作为文化基金

徐氏长子已函寄文工会

〔本报讯〕徐复观教授的长子徐武军，日前致函中国国民党文化工作会主任周应龙，并附了一张新台币五万元汇票，信中言明奉先严遗命，寄奉新台币五万元，作为本党文化基金……”由徐氏在临终前，还不忘作此交代，显示他念兹在兹的还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对于中华文化，徐复观在他的遗嘱中提到：“……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他的遗著中有一篇《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可以视为他对复兴中华文化的基本看法，他在《向》文中说道：“今日的哲学家应该要扣紧论语，把握孔子的思想性格，用现代化的语言讲出来，显现孔子的真面目。”

执政党文工会主任周应龙对于徐复观致力于中华文化复兴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私心钦慕，徐教授逝世后才出版的《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周应龙在案牍操劳之余，很快的阅完，对《向》文更是颇有所悟。他认为，徐复观教授可能已为今后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指引了一个正确的方向。（1982年4月18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张琍敏的爸爸杀了谁？

读中国历史，都可在春秋、战国、唐朝等时代，看到有“暗杀”的记录。暗杀是一种不光明的政治手段，它唯一被肯定的场合，似乎只有在革命党挺身对当政者除暴的时候，除此而外，它经常都是为人所不齿的。

为什么呢？因为热爱自由的人、了解自由的人，必然同时是尊重别人自由的人。一个人的最后自由是人身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这一点尤其该被起码的尊重。在革命时代，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曾有暗杀之举，这本是一时的权宜。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万万不足为训了。所以，当革命党人再提出暗杀的办法来的时候，国民党的总理孙文就立刻表示反对。孙文在1919年7月1日，曾有答王鼎的信。当时王鼎认为：“救亡之策，鼎以为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可是孙文却把来信批给秘书说：“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

国民党的两种暗杀

国民党总理这种遗教，对整天宣传“恪遵总理遗教”的同志说来，显然缺乏很光明的“恪遵”记录。因为这些同志们，显然是大权在手、无法自制的。他们在予取予求的习惯里，的确做了未能奉行遗教的事。国民党总裁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里，曾公开表示“我们的失败就是未能奉行国父遗教”，这话明载于1956年出版的《蒋总统言论汇编》中，和1966年出版的《蒋总统思想言论集》中，文证俱在，给我戴帽子是戴不成的。

在国民党“未能奉行国父遗教”的内容里，其中有一项最不光明的，就是国民党喜欢以政府之尊，一再搞暗杀的把戏，这是非常令人不齿的。

国民党搞暗杀，可分两类，一类是暗杀以后他们不否认的；一类是暗杀以后他们不承认的，不但不承认，还要赖给别人的。这种被赖的对象，当然是国民党的政敌或是替罪羊之类，反正国民党自己是不承认的。

国民党在搞暗杀的时候，当然是极核心、极机密的作业，这些杀手办完了事，不论成不成功，按照“家法”，是不能泄露的。因此，不论外面怎么传说、公论怎么叙述，国民党的圈里人，是绝对守口如瓶的，更不要说是见诸文字了。

为什么瞒不住了？

但是，当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当二三十年的投闲置散以后，许多老国民党开始对过去的“光荣”愈来愈怀念了，他们忍不住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兴致，或是“古董山人说晚明”的心情，而要把当年老子如何如何，口沫横飞的给抖了出来。在这岛上，传记文学型的杂志可以那样风光，证明了这种杂志对那些老而不死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于是，在这种近乎变态的“回忆力特强”（hypermnesia）情况下，他们在大陆胡作非为的一些秘密，终于在得意之中，不小心的给泄露出来。其中关于国民党喜欢以政府之尊，一再搞暗杀的把戏，也包括在内。

在暗杀以后他们不否认的方面，现在他们承认了暗杀唐绍仪（做过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孙文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总长等）、暗杀陈箓（做过外交部次长、驻法公使、维新政府外交部长等）①、暗杀汪兆铭（精卫。可是在现场杀错了，杀死了曾仲鸣。杀手之一是王鲁翘，后来做了台北市警察局长）等等。

传记文学社现在出版《北国锄奸》的书，广告上说：“《北国锄奸》是《英雄无名》（预定分为五部）的第一部。内容共分六节，含著者亲身策划与指挥的五个震惊全国的制裁‘个案’（包括制裁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殷汝耕及王克敏等）。诚如著者所说，本书绝无虚构，更无演义的成分。时间、地点、人物、事实经过，都斑斑可考。不但情节动人、感人、惊人，且可纠正若干以讹传讹、人云亦云的缺失。”这种书的标题是《英雄无名》，可是他们老了以后，不肯再“无名”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因怀念往事而泄底了。以《英雄无名》的作者军统局大特务陈恭澍为例，陈恭澍是国民党特工行动工作的先驱，是军统局的元老。历任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上海区区长、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等职。以这样一个秘密身份的人，如今公然写书，这种情况，岂不正正说明了这个地区老国民党的心态了吗？

以两个大案为例

以上所说的这些暗杀事件，国民党不否认的原因，是认为被暗杀的人“叛迹已著"，所以把他们“制裁”，只是“锄奸”而已。“锄奸”是人心大快的，实在算不了什么的。

不过，另有一种被锄的人，当时在人们心中，实在怎么也不是奸，这种人被锄了，是交代不过去的。所以对这种人，在暗杀以后，国民党是不承认的。

以杨杏佛（铨）案为例。杨杏佛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辛亥革命，做过孙文秘书。孙文死后，任葬事筹备处总干事。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应院长蔡元培之请，做第一任总干事。六年之间，为中央研究院打下基础。因为和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6月18日清早，“遇暴徒狙击于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前”，死于非命。年四十一岁。

杨杏佛死后，国民党大叫抓凶手，但是凶手始终抓不到。

再以史量才案为例。史量才是中国的自由报业大王，他从1912年起就做《申报》总经理；1927年，又收购《时事新报》；1929年，又收购《新闻报》大部分股权；1932年，又任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1934年11月13日下午，他坐汽车沿沪杭公路回上海，在海宁县翁家埠附近，“遭凶徒数人驾车截击”，死于非命。年五十五岁。

史量才死后，国民党大叫抓凶手，但是凶手始终抓不到。放出的空气是：史量才是因为登了伍豪（周恩来）脱党启事，给共产党干掉的。

可是，谁能想得到，“天道好还”，居然在无头命案近半个世纪以后，国民党的军统局大特务魏大铭最后给抖出来了。魏大铭在1981年2月1日的《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二期里，发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上）》，泄露了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的真凶。全文写得婉转之至，我们不可不特别重看。

暗杀的真凶是谁？

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上）》第六节里，魏大铭以“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为题，公然写道：

当特务处成立，遵循力行社的拥护领袖之旨十分彻底，是无条件的服从。其时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东北事变之后，尚未通行领袖之尊称，力行社的团体活动时始秘密制定领袖之名号及其尊严，于小组会议中，凡提及领袖必立正致敬。倡行一两年后，社会各阶层亦接受推行，始通行全国，盖所以团结全国人民，听命于领袖，为救亡图存革命救国之一捷径。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时，戴先生赴难一事，最足以证明维护领袖赤胆之忠忱。民国三十年“四一”纪念大会上，挂上一副他自撰的得意对联：“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并详加解释。其上联秉承领袖意志去做，还容易懂；其下联，要怎么体念领袖苦心呢？却大有文章，那是说要再进一步，凡革命事业，领袖如有苦衷的地方，你须得体念出来，但是事情还得要去做，做得技巧漂亮，不使领袖为难。譬如说韩复榘案子，那是秉承领袖意旨；林世良案子（编者案：请参阅本刊上期《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那是体念领袖苦心；看管张学良一事，那更复杂，两者兼用了。此中政治的利害、道义的伸张、个人的恩怨、大众的舆论、革命的精神、国家的纲纪，蒋委员长是不便说的，亦不会说的，甚至亦不会暗示的，你须得面面俱到，扣准分寸，处理妥贴，实非易事。戴先生则潜心于此，深得个中三昧，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者，确有其独特精到之见。不但其忠贞有过于一般黄埔学生，且殊得维护领袖于政治运用上的妙处。按中囯历史所载，往往朝中大臣之能掌权显赫者，莫不有察言承色、望风希旨之能。余于二十年后读史时，才悟得戴先生体会之妙、价值之高。如美国尼克松总统有一如戴先生其人者，则水门丑事就不会闹到总统非狼狈辞职不可的地步了！不论民主国家或不民主国家，其政府中丑事所在多有，当然在政治运用中，固亦需有人“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来分忧，牺牲自己，一肩挑去了。此种维护领袖的手法，有其存在的道理的，所以史不绝书了。

戴先生对蒋委员长的这种君臣观念，在现代民主眼光中自是不合时宜，但以中国几千年来深植人心中的君臣观念残剩几许，亦不足为病。以德性来讲，这是可贵可敬的。况当我国自君主变革为民主，自三等国奋斗为头等国，形势所迫，我看亦不得不然，非欧美人士未经此种国难危局所能体会了解的②。

暗杀史量才内幕

接着，魏大铭在第七节里，以《暗杀史量才、杨杏佛两案对国家得不偿失》为题，又做了惊人大公开：

这两桩政治暗杀案件，因为两人都甚负时望，史为上海《申报》的大老板，有“报业大王”之称，上海闻人，国内贤达。杨为学术界知名人物，充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以聪慧干才著称。案发后，人心当然不满，虽未明言，当知为特务所干，因大家讳莫如深，亦无佐证可得，故三十多年来一直无人提及。只有二三年前，我看到有人著文，说是因他们是组织“中华民权保障同盟”来反抗政府，为弭患而遭到制裁云云，事实上都是特务处戴先生之所为。

当时我在杭州负责建立秘密无线电通讯，对于情报行动诸业务是隔离的。况此种机密要案，更要保密，大家忌讳不谈的。不过大案子动员人多，人多不免口杂，近水楼台，亦可得知其梗概。暗杀史量才是于沪杭公路上，事先查明其来杭及返沪之行程与路线，方得适切布置。早一天戴先生的自用篷车，由南京开来杭州，换上假牌照，由原司机张秉午驾驶，在史车到达之前，先驶往出事地点，离杭州不远之处。但非杭州省会警察局之管辖范围之公路上停下，假装汽车抛锚在修理车子，故当史车驶来时，不得不停车，招呼让车道，乃有机会予以射杀，而未伤及他人。得手后张秉午立即驶离现场，换上真牌照，循京杭国道驶返南京去矣。省会警察局长赵龙文、督察长胡国振，当然以治安重大案件，大家认真缉捕紧张一阵，不过出事地点不在辖区，在官方责任上要轻松些。当时公路上行车甚少，出事地点两头地段谅亦有布置，不使其他车辆接近，故案子做得干净利落，一点痕迹都没有，事实上他们都预闻的。

魏大铭最后说警察局长赵龙文大叫抓凶手，其实全部做案“事实上他们都是预闻的”，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由此可见，这种凶案的凶手，让国民党去抓，是永远抓不到的，因为凶手根本就是他们自己。赵龙文在史量才死后一直官运亨通，做浙江省第四区（金华）行政督察专员兼抗卫总部第一支队司令、做陕西省社会处长、做甘肃省民政厅长、做粮食部次长、做海军政治部中将主任、做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最后大谈孔孟仁爱之道而死。这样的凶手，又从何抓起呢？

暗杀杨杏佛内幕

接着，我们再看魏大铭的透露：

暗杀杨杏佛是在上海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大门口，他是研究院的总干事，负实际责任者，当他乘自备汽车，出大门口转上马路时，须停顿下来，自人行道上滑落到马路上，被预伏在附近之枪手赵理君所射杀，他是神枪手，百发百中。得手后，即跑去斜角对面搭上预备好的撤退车子，离开现场，此车子亦是支援和掩护枪手者。以中央研究院亦有门警，唯此项门警见多识广，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不会以死相拼的，而忙于去照顾受伤者。法租界捕房探目，有被买通有交情者，当然亦不了了之啦。行动人员则分别得到奖金，亦开码头离开上海，择地休息去玩乐一阵子了。

这两件案子我一直觉得不对，似乎过分了！盖叛迹未著，无论如何总得大家说可杀，才可去制裁（《传记文学》二一九期《蔡元培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文内称“杨铨之死，对同盟的影响很大，令同盟寿终正寝。杨铨被刺身死，据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指称，此事由军统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负责执行”云云）；况且他们都负时望，亦国家之人才。且暗杀行为为政治污点，一向不利于众口、不直于人心，所以蒙上蓝衣社为暗杀党之丑名，而愈增反对者之借口，促成共产党联合各党各派来向中央提出取消特务之口号。又人才绝不可以摧残，有伤国家民族的元气，我尝读历史至南北朝时，深怪宋、齐、梁、陈各朝何以短命之由，其同一个毛病，在嗜杀滥杀，人才摧毁，国势即削弱，岂可不加警惕！

据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所著《另一种战争》（A Different Kind of War）一书内称，美国政府档案中记载戴笠为杀人魔王云云，谅亦非无据。而美国政府对蒋委员长之观感，总认为是独裁，谅亦并非无根。按民国二十一年创办力行社，时人都比之意大利之法西斯党及德国之纳粹党，益以特务处之暗杀行为，故蒋委员长之领袖地位，亦类比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之领导德、意二国了。当时我们中国人亦都有此种认识，何况美国之政治警觉，当然确认无疑。但平心而论，史、杨二案之后，未再发生同类事件（抗战时暗杀汉奸，另当别论），而力行社之活动于民国二十四年后亦趋平淡，小组会议停止，社员之月捐亦未继续。我以为这是蒋委员长已不走希、墨二魔之路线，而一以儒家治平之道为准绳，惜美国的“中国通”，只知一个表面，不能察微知著，精深研通其底细，而我们亦一直懵懂，不知宣传，亦不明白作正确声明，去把美国政府的原先的记录改正过来，以致此项偏见一直深存在美国政府里，贻祸到发表白皮书，驯至竟比共产党更坏，岂不冤哉枉也。我还是相信蒋委员长的儒学与品德，尚不至于示意戴先生去暗算史、杨，谅为力行社干部所主张发动者，而蒋委员长之为人，一向是有勇于替部下负责的风度的。所以我说这种暗杀案对于国家是得不偿失。

未再发生同类事件吗？

在魏大铭的婉转行文里，最令我们关切的，是他说的“平心而论”一段话，他说：“但平心而论，史、杨二案之后，未再发生同类事件（抗战时暗杀汉奸，另当别论）。”

但是，事实上，真是这样的吗？国民党真的对异己这么好吗？国民党真的洗心革面又洗手不干了吗？

根据事实的发展，恐怕大谬不然吧？

我愿举闻一多（多）案为例。闻一多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两次都因学潮离职，后来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抗战后任西南联大教授。1945年7月9日李公朴被暗杀，7月19日闻一多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公开演说，攻击国民党，回家途中被枪击，死于非命。年四十八岁。

关于闻一多为什么从一个文人转变成要挨枪的分子，我引亲国民党的文人苏雪林的文章为反证。苏雪林在《闻一多死于侄手》（1959年3月16日《自由青年》第二十一卷第六期）里说：

他本来是个感情极其热烈，而外表则颇冷静的人，正如他对臧克家所说，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现在炸开地壳的导火线被人燃着了，地壳炸了，闻一多生命也完结了，这点燃导火线的人便是他的侄少爷！

抗战到了末期，经济崩溃，官纪松弛，奸商猖獗，一般社会渣滓都翻腾到浮面上来，形成了前方炮火连天，后方金迷纸醉。物价一日数涨，薪水阶级简直无以为生，家累重的穷教授真弄得连“饘粥”都喝不起。闻氏家口众多，负担不易，虽于教书以外，正式挂牌治印以谋贴补，究竟是很吃力的。民国三十二年春，他在教导团的一位侄少爷，路过昆明，留闻寓数夕，每日痛哭流涕为闻氏历述军队里腐败黑暗的情形，尤其拉壮丁的黑幕，更描写得令人酸鼻切齿，闻氏闻言大愤，于是半茶半饭，不言不语，闭户苦思了七日七夜，终于拍案而起，说从此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埋首书斋，而要以一个国民身份去关心政治了，自此他的思想幡然一变。第二年，中原会战失败，湘桂、黔桂、粤汉各线节节败退，日寇越独山都匀，直逼贵阳，大西南岌岌不可终日，我们素来热爱祖国的闻诗人受此重大刺激不胜悲愤，觉得战争之失利，实由政治之腐败，非彻底改革不可，乃加入民主同盟，成了一个最积极的分子。

闻一多这种转变，他的好朋友梁实秋是没有理由不知道的。但是梁实秋写《谈闻一多》（1967年1月1日“传记文学社”出版），却酸酸的写了这些话：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抗战军兴之后，一多一直在昆明，我一直在四川，不但未能有一次的晤面，即往返书信也只有一次，那是他写信给我要我为他的弟弟家驷谋一教法文的职位。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

在这里，胆小的梁实秋显然做了曲笔，他显然有意小化、窄化闻一多，不敢也不肯透露闻一多死事的真相。这一真相，二十年前，在梁实秋家里，我曾问过他，他讲出当时负责调查的民盟人士梁漱溟告诉他，说被枪毙的凶手不是真凶云云。二十年过去了，今年3月1日的《中华日报》上，梁实秋发表《酒中八仙——记青岛旧游》，记闻一多之死，也止于“危言贾祸死于非命”八字而已。梁实秋二十年来的勇气的进境，竟不过如此！

闻一多之死

关于梁实秋所说是否真凶问题，苏雪林在《闻一多死于侄手》里也提到。苏雪林说：

民国三十四年7月间，李公朴被刺身死，有人说共匪搞的苦肉计，以共匪之不择手段，唯问目的：以共匪之惯于牺牲同志，嫁祸政府，这件事他们有什么干不出？他们不是有一次连鲁迅那只功高望重的“老猎狗”都想加以暗杀，而把那笔血账写在政府身上吗？但过于天真的闻诗人，又何尝知道共匪阴谋诡计，于是在李公朴治丧会上痛诋政府，并提着今总统蒋公的名字大骂，又侮辱百战功高的抗日将士，激怒了在场的两个军人，开枪将他打死，那风波被共匪鼓动如何之大是可想而知了。两个军人由民盟人士监督着，眼看枪毙抵命，他们还在国内外遍布流言，说枪毙者并非真凶，连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都信以为实。当日军人日受共匪无理挑衅，愤无可泄，做了轨外行动，政府则执法以绳，军心不免灰冷，这对于共匪当然有其大利。政府行事公正，并不能见谅于各方，共匪手段奸诈，反着着讨了便宜，这便是当时可叹的实际情况。

亲国民党的文人苏雪林这里所说的“在场的两个军人”，最后被枪毙，显然凶手的身份不是共产党了。但这种结局，却不被更国民党的人所接受。以李宗黄为例，1965年5月24日的《新生报》上，就登出这样的专访：

〔本报记者刘震慰专访〕于民国三十四年出任了云南省主席的李宗黄老先生，于昨（23）日根据史实肯定地说：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被刺，确实是共匪嫁祸于人的手法。……

一位署名“张君达”的前左倾分子，于22日在香港《天天日报》上发表了李、闻事件的真相，他指出这两个共匪的尾巴，是在被共匪们捧成了学生们的偶像之后，而又由共匪一手暗杀的，主持这件事的前云南大学教授朱杰勤，于事后向张君达透露了这一阴谋的真相。朱杰勤现在是匪党中的“红员”。

李老先生回忆三十四年11月20日奉到代理省主席命令后，11月23日下午6点30分，共匪延安广播电台，就暗示要学生们罢课，于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英专三校学生就于25日在西南联大集会罢课。“反内战”“反美”，李氏根据“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讲办法”劝阻了他们的集会罢课，各学校里爱国的教授学生们，则组织了反罢课委员会。但是罢课更为猖獗，好多军警都受到殴辱。12月1日，罢课继续发生，一颗手榴弹在学生群中爆炸了，死了四人，伤了若干人。这就是昆明事件。若干不幸者，首先成为共匪“嫁祸于人”阴谋的工具。

李宗黄老先生说：在“昆明事件”之前，他已辞卸职务，此后共匪在云南的势力已经非常庞大；于是，共匪再度制造出“李、闻”的案子，掀起了半天的浊浪。李宗黄不胜感慨地说：“当时谁都知道这是共匪搞出来的，但却找不出证据，如果报载的那位‘张君达’先生能在二十年前揭露共匪的这桩罪行，那该多么好啊！”

李宗黄所说的李、闻事件在昆明事件之后，是完全捏造历史的，时间上根本弄错，不值一驳。但这种“共匪一手暗杀的”说法，一直在国民党的宣传里延续着。直到今年3月16日的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还有这样的话：

……在这“信史随心翻铁案，狂夫呓语作金科”（先师萧公权先生的名句）的是非混淆时代，我却可以站起来提出铁证，向全世界证明当年为中共大声疾呼的闻一多不是什么“民主斗士”，而只是一个被周恩来玩于股掌之上的傀儡（见民七十年5月号《传记文学》）。如果我当年没有读历史，因而没有学到一整套求证办法。那到今天还不是要人云亦云，跟在中共屁股后面说闻一多是国民党所杀的吗？（朱文长：《我们付得起忽略文史的代价吗？》）

这篇“海外学人”的文字，显然否定“闻一多是国民党所杀的”了。杀闻一多的既然不是国民党，那当然就是共产党了。但是当年被枪毙的“两个军人”国民党又没说是共产党，那么，那“两个军人”，到底又是谁呢？

张琍敏的爸爸是凶手

这位“留美学人”朱文长，又在《闻一多是如何成为“民主斗士”的？》（1981年5月1日《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五期）里说：

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由于闻一多过去的背景，他的死对国民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重要不下于金圆券的发行与失败。

但是，如果打死闻一多的事件，只是如国民党所说，只是“两个军人”的当场激于义愤的个人行动，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坦然澄清这件事，没有理由让这件事“对国民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国民党自己不是没有宣传工具和传声筒，为什么摆不平呢？

原因无他，真相并不如此简单之故也！

这个真相，由于我李敖读书的“渊博如海，心细如发”，居然被我找到了。那就是十七年前的一篇被人忽略的文章。那篇文章题目是《哭辞公·忆往事》，1965年5月3日，登在《中国一周》第七八四期上。作者“张振国”，张振国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张琍敏的爸爸！

张振国在这篇纪念陈诚的文章里，有一段标题《老谋深算，高瞻远识》，根据陈诚的话，抖出张振国自己的一些历史。全文如下：

当正国共合作之时，辞公曾对我说：“共产党心怀鬼胎，联合抗日是他们的手段，夺取政权是他们的阴谋，我们要两面作战。抗日、反共要并行不悖。”

因之，我曾破获共匪许多地下组织，摧毁不少共匪武装力量，清除潜伏在我军事工业中的几千匪徒工人，破坏昆明预谋叛乱的阴谋，枪杀公开侮辱领袖、诋毁我抗战的共匪重要同路人李公朴、闻一多。打击匪首林彪，女匪蓝萍，潜到重庆的游说统战。揭穿毛泽东亲至重庆伪善的假面具，致遭共匪对我个人恨之入骨，在匪《文汇报》骂我为“国民党的血手”！

看吧！张振国的文章里，已经毫不掩饰的指出“共匪重要同路人李公朴、闻一多”是他“枪杀”的。张振国是国民党的将军，《中国一周》是国民党中常委张其昀办的刊物，这种文章，登出可得负责任吧？总不能再赖别人了吧？

这位张琍敏的爸爸，早在1924年就在中华大学预科念书。1926年入军校六期。“历任十三师及十八军排、连、营、团长，参加后期北伐、西征、讨唐、讨冯、剿匪、抗战诸战役。”1938年后，“调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当以机智干练，深受器重，旋第九战区长官部成立，改调长官部机要室主任”。干起情报这一行来。后来“主管四、六、九等三个战区军事情报，兼保防责任”，“同时摧毁了长沙、衡阳共匪的地下组织”。1950年，他当了少将，当了六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等，成了《地下司令》《死桥》《长江二号》等电影的真正主角。1945年，他做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第一组中将待遇组长，“主管全国军法审判、监察、调查、保防、军事情报，及赞襄擘画军政大计等业务”。就在这时候，他主持了“枪杀”李公朴、闻一多的案子。

他“制裁”，你枪毙

若说张振国那篇《哭辞公·忆往事》是偶尔一次的个人记忆错误或吹牛错误，因而说李公朴、闻一多不是他杀的，我们也是无法相信的。因为在官方出版品里，分明又肯定了这一真相。这本官方出版品叫《生命的光辉》，1968年2月问世，由严家淦题字，副书名是《退除役将官革命事迹暨传略专辑》，由“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编印”，里头有赵聚钰的序，当然是可信的。书里第470页到486页，就是《张振国将军革命事迹暨传略》，里头说：

共党匪徒，心怀鬼胎，联合抗日是他们的手段，称兵窃国是他们的阴谋，将军首先公开反共，曾破获共匪许多地下组织；摧毁不少共匪武装力量；清除潜伏在我军事工业中的千余匪徒工人；破坏昆明预谋叛乱的阴谋；制裁公开侮辱领袖，诋毁我抗战的共匪重要同路人——李公朴、闻一多；打击为匪首林彪及女匪江青所指使潜伏重庆的游说统战人员；揭穿毛匪泽东亲到重庆伪善的假面具。致使共匪对将军恨之入骨，时欲除之而甘心，并在匪《文汇报》、《新华报》公开指骂将军为“国民党的血手”！

新四军军长叶挺公开叛囯，经扣押恩施三年，将军奉命提交匪党时，周匪恩来托毛人凤同志约将军面谈：在毛同志陪同下前往，见面即展开激辩，针锋相对，结果是不欢而散！

值得一提的，当时周匪言道：“你们国民党犯有三大错误：一是专计划而不能实行，只说而不做；二是有人才而不能用；三是有过而不能改。你们有此三错死结，看谁来消灭谁，你们国民党有错永不会改，共产党也有错，但能逐次改正，你是国民党的死硬派，等着瞧吧！”这些话，是将军多年来刻骨铭心的，很值得大家警惕和反省的。

这段“丰功伟业”里，显然又再度印证了“共匪重要同路人——李公朴、闻一多”，是“将军”主持“制裁”的。既然是“将军”主持的“枪杀”与“制裁”，最后枪毙的，却是“两个军人”，这就不对了吧？

这篇传略更精彩的是下面这一段：

民国三十五年，共匪重要同路人李公朴、闻一多，鼓动昆明西南联大、云大学生，公开诋毁领袖，反抗政府，昆明几成延安第二。我留昆明工作同志，激于爱国热忱和义愤，当场将李、闻击毙。共匪乃乘机在国际上大肆渲染，扩大宣传，复得马歇尔之支持；政府特派顾祝同、张镇、唐纵诸先生等前往处理，旋又加派将军前往协助。后由钱一如、张棋两同志公开自首，乃集合教授学生，举行万人大会，渠等慷慨历数共匪祸国殃民暴行，就义时，高呼：“打倒共产党！蒋委员长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此种忠党爱国壮烈成仁之精神，真可惊天动地而泣鬼神。学生群众深受感动，曾被共匪迷惑利用之青年学生，转而痛恨共匪群起打倒共匪，故匪首纷纷逃避，而昆明得以安静如恒。

这段话显示给我们：“将军”主持“枪杀”、“制裁”李公朴、闻一多以后，事情闹大了，大得不得不由“政府特派”大员“前往处理，旋又加派将军前往协助”。最后，解铃还需系铃人，将军级的人出面了，就有“钱一如、张棋两同志，公开自首”。最后自首者高呼“打倒共产党！”声中被枪毙。由此可见，“共匪重要同路人”之死，绝非“共匪一手暗杀的”，明矣！“两个军人”并非“军人”而是“我留昆明工作同志”，又明矣！上级主持“枪杀”、“制裁”，而由“两同志”自首以死，更明矣！

一人两死闻三多

但是，问题还没解决，因为事实上，李公朴是1945年7月9日给干掉的；闻一多是同年同月19日给干掉的，前后相差十天，并且闻一多是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演说，才“危言贾祸死于非命”的。可是《张振国将军革命事迹暨传略》却说“我留昆明工作同志，激于爱国热忱和义愤，当场将李、闻击毙”的，这不是瞪着眼睛把死鬼李公朴又枪杀一次吗？那天追悼会上，李公朴已是死了十天的厉鬼了，怎么又给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枪杀了一次呢？由此可见，人难做，鬼也难做啊！

反正最后是，“两同志”给枪毙了，抵了闻一多一条命，也一案两破或一人两死的，抵了李公朴另一条命。投桃报“李”，如是我“闻”，历史就这样收了场。

总之，闻一多死于国民党之手，是一死；如国民党所说，死于共产党之手，是二死；如亲国民党的苏雪林所说，“死于侄手”，是三死。……对闻一多的死，我们闻一已多，现在却已闻其三，一案三杀，闻三多矣！

无论如何，血的教训告诉我们：魏大铭所说的“平心而论，史、杨二案之后，未再发生同类事件”的保证，是令我们难以置信的。因为这种保证，是跟国民党大亨张其昀、赵聚钰的出版品内容不合的，也是给张琍敏的爸爸没面子的。因为如果魏大铭所言属实，国民党不再暗杀人了，张振国将军不变成了说谎者？张振国是中将啊！

从陈文成案往上想

今年2月里，我住进医院。26日下午，陈文成的父亲陈庭茂先生来看我。我跟他并不认识，他来看我，我很感谢他的关切。为了怕他难过，我有意避开谈陈文成被暗杀的事，我只是表示：我要写一篇文章谈谈国民党暗杀异己的历史，我用的全部是国民党并没查禁的公开资料，用公开资料来谈，谈得使国民党没话说。

今天早起，我心血来潮，居然一口气就把这篇文章给写到了尾声，我的确做到了运用没查禁的公开资料，而完成这篇文章的“壮举”。我这样做，证明了我处理资料本领，段数之高，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国民党实在没有给我戴帽子的理由。

从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在暗杀方面，他们的确已乏劣迹。直到林宅血案以至陈文成命案出现，他们才又粉上白脸或背上黑锅。

关于陈文成的死，国民党当然否认是他们干的，国民党出身的党外人士费希平也不相信是国民党干的。费希平的理由很好玩，他在“立法院”质询说：

汪敬熙总司令对国建会学人表示：“警总人员曾强烈向陈文成暗示，他涉嫌不重，不日即可获准出境返美。”

警总于7月20日发表约谈陈文成之经过：“谈话中经谈话人面告陈君，将协助渠于预定时间月8日前）返回侨居地。”

根据以上资料分析：陈文成的案情既不严重，警总并答应协助他于7月8日前返回侨居地，他有什么理由自杀呢？生死乃是大事，其人又无自杀之倾向，既然警总已告知没有问题，可将他送回美国，岂又有自杀的理由？所以警总的声明前后矛盾，既是“无罪”，又何“罪畏自杀”之有？

对于以上两案，本席深觉怀疑。有人向本席提及，可能是政府做的，本席不同意，因为政府没有理由如此往脸上抹稀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林义雄宅血案与陈文成案，都应该与政府无关。也有人认为是海外分子所为，本席也不相信，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岂会做出如此违反人性的事情？本席觉得有一个可能，就是共产党做的。林义雄宅血案发生在2月28日，凶手选择这个时间作案，可说很是奇怪，作此案后，挑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感情，这是共产党一贯的伎俩。陈文成案亦然，陈文成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在美国教书，他的身份地位很能影响国外的视听，现在他们杀死陈文成，可能影响到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所以本席推断，这两案多半是共产党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治安机关就找不到线索，破不了案呢？很多大案子都能破案的。因此本席又有一个怀疑，怀疑我们治安机关里面是不是有共产党？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要忘记在大陆上时，刘斐副部长就是共产党。今天在台湾，我们不希望再有第二个刘斐，所以本席对警总也有怀疑之处。根据以往警总约谈的习惯，被约谈的人都有人跟踪，陈文成被约谈后能例外吗？所以关于陈文成不幸事件发生之经过，警总跟踪的人应该十分清楚，专案小组何不向跟踪人查询？因此本席怀疑共产党可能深入了我们的治安机关，所以这两个案子一直破不了。以上固然是本席个人的推断，也无法肯定；但是案子既然发生了，高部长的答复却是避重就轻，对于陈文成的死因及各项疑点均未报告。作为一位负责的政府首长，不应如此答复。

照费希平这样说来，陈文成案不是国民党干的，而是共产党干的，不过是国民党“治安机关里面”的共产党干的。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台独分子干的。如此说来，陈文成案又变成“一人两死闻三多”了 ！

我想，半个世纪以后，仍旧会有“白头宫女谈天宝”或“古董山人话晚明”的白发杀手出现，抖出这些血淋淋的真相。我是深通历史的人，历史既然一再重演，长寿的人自然可以等到真相的轮回。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天下也没有白死的伏尸，作为一个历史真相的探索者，我深信有朝一日的到来。

陈庭茂与张琍敏

最后，我把这篇文章送给陈庭茂先生，表达我对他的好意的答谢，表示我对他身遭惨变的一点关切和帮助。同时，我要因这篇文章向张琍敏抱歉，为了文字技巧，我弄了一点恶作剧，把她和她爸爸扯在一起，其实我对她毫无恶意。今年4月24日，我生日前夜，骆明道在他家请了一桌客，请张琍敏唱生日快乐为我暖寿，我对她的感谢至今未已，所以，我请她千万别见怪。不过这一件事，也可使我们这些在台湾的外省人子弟想想：我们的上一代，除了下层军事人员外，到台湾的，很少是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些上一代，他们在大陆上，由于愚昧和自私，的确做过不少胡作非为的事。最后，他们把大陆丢了，他们在台湾，实在该好好反省反省、忏悔忏悔，实在不该再向下一代神气活现。他们应该使在台湾的外省人第二代，不因他们而感到羞耻——他们已经对不起上一代跟同一代了，他们不该再对不起下一代了！

1982年9月13日，自早上8点写到下午6点，一次完工

①杀手是刘戈青，后来做了台湾省警务处副处长、刑警总队总队长。刘子英《芾石忆旧》（1979年5月“中外语文出版社”出版）中说：

刘戈青先生，福建省南安县人，世代书香。当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之时，方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激于日本军阀之侵略暴行，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考入杭州浙江警官学校，俾于他日学有所成，克偿抗日救国之宏愿。毕业后，参加前军统局工作，在戴公雨农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七七”事变后，派至上海，于二十八年2月18日，手刃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实足以振奋沦陷区之人心，旋至香港，蒙戴先生召见奖勉有加。

②魏大铭写戴笠“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的话，据杨明堂《从无名英雄到有名英雄》（1976年8月“正中书局”出版）一书中所引戴笠说过：

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我们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两句话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所谓“秉承领袖意旨”，就是说我们贯彻领袖主张，达成领袖意图，要始终如一，至死不变。所谓“体念领袖苦心”，就是说我们秉承领袖意旨，不是横冲直撞，一味走直线，我们的宗旨不变，办法可以变，目的不变，手段可以变，委曲所以求全，最后还是要达成不变的目的。我们整个调查统计局的同志，一定要能做到这两句话。我们无论穿一件衣服，走几步路，跟人家吃一餐饭，拉一拉手，都要时刻注意，要作有计划有步骤的前进，然后才能够在工作方面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我们稍不留心，就要增加领袖的麻烦和忧虑。

可以参照。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为何将军腰

在我“隐而不退”前一阵子里，我在高朋满座之余，常常拿几张照片给朋友们看。照片都是1945年9月9日国民党何应钦将军接受日本投降的镜头，在镜头上战胜国的国民党何应钦伸出双手接降书，但是腰却比战败国的日本将军还弯得多，乍看起来，分明是中国向日本投降，而不是日本向中国投降。文天祥《正气歌》只写“为严将军头”而不写“为何将军腰”，因为何将军的腰，是我们正气磅礴的文天祥先生不能预言的——何将军的腰，是“柳丝长、春雨细”的！

楔子

我给朋友看的照片有三张：

第一张是1957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国民革命画史》书里的，照片下标题《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递降书》。

第二张是1964年“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总统与黄埔建军》书里的，照片下标题《日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何应钦将军呈递降书》。

第三张是1966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中国近代画史》书里的，照片下标题《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递降书》。

当然这类的照片不只3张，在国民党的一贯作业下，三十三年来的国民党报刊上可多着呢！最近的一张是1982年9月18日秦孝仪发行近代中国社出版的《铁证如山》，在这书第63页里，赫然还是“民国三十四年9月9日，在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代表中国战区统帅蒋公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南京向中华民国呈递降书”！

在我拿这三张照片给朋友们看的时候，除了指出国民党何应钦的腰有辱国体、有汉奸倾向以外，我还指出：“这些国民党官方党方刊物所做的说明，你们能看出什么破绽来吗？”我的朋友们看了又看，谁也看不出破绽，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种破绽，没受过史学专业和读书得间训练的人，谁也看不出来。于是我就告诉朋友们：“照片说明上，无一不说递降书的日本将军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其实根本不是冈村宁次，而是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冈村宁次当时大模大样的坐在后面——他是不肯站起来、走过去，向国民党何应钦递降书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官方党方在宣传上，硬要如此捏造历史呢？这一心态，追踪起来十分有趣，我决定写出来，给九十开外的国民党何应钦开开心，给十九开外的党外人士倒倒胃，下面就是正文。

“桐工作”

观察过去国民党同日本的关系，我们绝不可以只看国民党表面上的宣传，从表面宣传上，国民党是抗日的、抗战的、决绝的、一心一德的、说一不二的、视死如归的、还我河山的、骂别人是汉奸的、汉贼不两立的。但在表面以下，我们就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例如在全国一致抗战声中，谁可以秘密同日本接触、私通日本呢？但国民党却做了不止一次的接触行为。为了避免国民党给我戴帽子，我用国民党并没查禁的公开资料来谈。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曾有这样的记录：

1939年12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一位自称为宋子文胞弟的宋子良。他们几次会谈以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

日本人和宋子良在香港密谈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2月14日，今井武夫和这位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两人商定在2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后，奉命在19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这就是日本陆军中央期待极大的非常重要而且秘密的所谓“桐工作”。

“桐工作”的身份证明，是今天的国之大老张群出具的：

3月7日至10日日本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和中国宋子良、章友三（前驻德使馆参事）、陈超霖（陆军中将，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等，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预备会议。日方人员曾提出畑俊六陆相的证明书，中国人员提出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根据日方资料，双方商讨的原则有下列几要项：（一）和平恢复后，中国将承认满洲国，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二）中国在停战时声明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三）中日缔造秘密防共协定，规定日军在一定期间内驻屯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域（本项俟和平恢复后协议）。（四）中日两国在华北及扬子江下游实行经济合作，中国方便日本开发华北重要资源。（五）中日两国国民有在两国内地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考虑撤废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六）中国招聘日本军事及经济顾问。（七）停战协定成立后，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派协力合作。（八）和平恢复后，日本军当依各地治安能确保并有条约保证实行，尽快从中国撤退。

年复一年的秘密接触

这件“桐工作”的秘密接触，是1939年的一次。再看另一次:

日本陆海军人秘密和重庆人员在香港会谈的时候，另一秘密接触也在香港进行，这就是西义显利用张竞立（前铁道部财务司长）、钱永铭（交通银行总经理）和重庆交换意见……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8月31日，西义显和张竞立携带了钱永铭提出的和平条件，从香港去上海。9月7日，西义显、影佐祯昭、汪精卫、周佛海四人会谈。西义显和张竞立又在10日和12日访周佛海，都是希望取得汪精卫和周佛海的了解。9月17日，西义显和张竞立到了东京，松冈外相在第二天就接见了张竞立等。

　　西义显等从香港去上海时，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太田一郎就开始构想和重庆的和平工作：利用头山满（中山先生的好友）和钱永铭、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张季鸾（《大公报》主持人）联络。

这件“张钱路线”的秘密接触，是1944年的一次。再看又一次：

（小矶国昭）出任首相后1个月（即1944年8月19日），御前会议就决定在中国发动有系统的政治工作。9月5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具体的决定了对华和平条约草案。

派宇垣一成访问中国大陆

　　小矶在发动政治工作的时候，曾策动两个幕后的秘密活动：请宇垣一成大将到中国来旅行访问，邀汪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访问日本。同时，日本天皇又命前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水谷川男爵到上海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派在上海的负责人何世桢（重庆情报机关、上海自治大学校长）会晤，表达天皇希望和平的意向。后来，水谷川曾几次往返于东京和上海之间。

这件“何路线”的秘密接触，是1944年的一次。

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露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国民党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国民党优为之，试问任何非国民党的人干了，能不戴“通敌叛国”的帽子吗？

剪烛畅谈一昼夜！

还没完呢！还有更精彩的呢！吴相湘继续有这些记录：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1944年）12月19日指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直接办理对重庆的政治工作。冈村宁次命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及延原参谋等负责，先开设联络重庆的无线电通信线三条，联络频繁，可是彼此间的主张有很大的距离。例如冈村提出了日军于一年内撤至山海关的条件，重庆主张必须撤至朝鲜的釜山，冈村不肯接受。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2月2日，上海纺织联合公司顾问船津辰一郎拜访冈村宁次，转告居住上海的前北平市长袁良说奉蒋委员长命有口信转给冈村。14日，冈村到上海同船津往晤袁良。袁良传递给冈村的口信中说：“中国不可能和美国分离，余（蒋委员长）认为中日两国提携是东亚唯一最重要的课题。……余已准备适时为日本发言，唯有我才能救日本；但日本人误会我的好意，不胜遗憾。……希望彼此勿行之过度。”冈村不知道开罗会议的决定，又不知道日本国内的情况，他对这些口信没有立刻作答。

何应钦使者余万青在3月4日到了南京，和延原参谋会晤。冈村曾托余万青带书信给何应钦，它的内容也是重庆无法接受的。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的记录，主要根据的是“国防部史政局”译《冈村宁次大将资料》。现在我们参照《今井武夫回忆录》（《新万象》第十期，余丽子节译），就可接下去了：

投降前与何应钦密谈

昭和二十年（按即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支那派遣军”的任务，一方面是假定美军在大陆沿岸登陆的地点——从事决战布置；另一方面是运用政略战略，千方百计以求对中国结束战争。

我在那一年的7月初，利用美机空袭稀少的时候，由南京乘飞机到河南的许昌，但从机场起飞后又因故障折回两次，这样经过三天断续的飞行，终于迫得舍机遵陆，有时乘卡车，有时需徒步，才到达了周家口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上将的司令部。那时，我早已脱去军装，换上了中国衣服。当通过了两军几里长的真空地带，走进中国军队警戒线的时候，看见一个村镇上满贴着抗战的标语，因为我到达的前一天，刚好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

我在这里晤见了何应钦将军，何上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一个富于人情味的军人，尽管这时我是他的敌人，但他却郑重地接待了我。在一间简陋阴暗的房子里，点着蜡烛，我们就一般问题，畅谈了一昼夜。

据何上将告诉我说：“蒋委员长的意思是：‘中国希望大战结束后，中日两国携手作为东亚的安定势力，并不想把日本彻底打垮，使之完全无力。如果日本在尚有余力的时候，能够赶紧停战，请求中国做对英美和平交涉的中间人，中国当不辞其劳，而且当尽力使日本能保持固有的天皇制。’”

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便匆匆返抵南京，把中国的真意报告了冈村宁次总司令官之后，马上又电告大本营，同时还用书面航寄东京作了详细报告。但是大本营始终没有答复，日子在焦虑中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国民党先派人过来

这件“今井武夫工作”，据日本史学家田内正雄《在华日军投降》（《新万象》第十期），细节是这样的：

冈村大将遂将此一重大任务，交给总军（派遣军总司令部简称）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今井自1930年就开始其中国事务，曾任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沈阳事变中，曾任中日洽谈的桥梁，熟谙中国事务。

今井接受任务后，当即决定透过南京，沟通重庆。

他首先与周佛海取得默契，暗中展开工作，到1945年春初，更与周佛海、陈公博、丁默村等积极策划，以谋打开重庆和平的道路，当即将周佛海调上海市长，负责秘密与重庆联络，丁默村调浙江省长，坐守杭州，负责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之间，建立关系，当时报纸上腾传周丁二人之外调，是为“南京政府”的派系斗争而牺牲，当然这也是一种烟幕。这是二次大战末期的一大秘密，这一秘密，至今三十余年，还是第一次公开。

秘密接触是由国民党先派人过来：

和平的工作进行得很秘密，也进行得很顺利，在这年的4月底，一位神秘人物经杭州而到了南京，他就是代表第三战区的李耀上校，李上校在丁默村的介绍下，与今井做了三天的密谈，结论是请今井静候消息。李上校于5月初，匆匆离去，今井便坐待佳音，时间在焦急中，差不多溜走了一个月，到6月中，李耀上校的联络电报终于到来了。电文内称：何柱国总司令准备与总军代表今井会晤，地点在河南省东南部周家口南方的新站州何柱国总司令部所在地，会见时日为7月9日午前10时。

然后日本再派人过去：

今井接此电报后，当与总军内部商量，究应和何柱国会晤与否？内部意见颇不一致，尤以反对方面意见为强，至此，总军立于重大的政治歧路。唯今井武夫则认为日本战败已呈必然之势，倘若会晤而能打开局面，当然应当努力，为要保全国土、民族、天皇制、政治和军部的组织，坚决主张进行“和平直接交涉”。今井的主张获得许可后，便随带将校权藤一名，离开南京，径向会晤地点新站州出发，时间是1945年7月5日黎明时分。飞机自南京出发后，由于机件失灵，意外地在皖北蚌埠降落，在蚌修理机件，耗费一日。6日自蚌起飞，于同日黄昏时刻抵达河南开封，7日再飞偃城，8日由偃城乘卡车出发，至周家口（以上各地，当时均为日占领区）。

9日晨刻，即将突破双方的步哨线，径向目的地新站州进发，今井、权藤和翻译新荣共三人，一律化装，舍去军服，改着中国服，完全扮着中国人。当顺利通过了日本的步哨线以后，前面就是中国军的防地了，但在双方防地的中间，还有一段两不管的地带，其间一个人也没有，完全是无人地带，途中倘若有游击部队出而袭击，只有死之一途，今井等为了使命重大，也顾不得了。约莫走了十公里，途中遇着一个拉车的中国平民，当即拉住车夫便问：“到新站州去，还有多远？”

“还有十（华）里，坐车去好不好？”车夫边笑边答，跟即又从怀中取出了两张纸片，今井等一看，一张原是日本军占领地区所发的“身份证明书”，另一份则是中国方面的身份证明书，有了这两张东西，便可来往于双方地区做生意了。今井当即乘了他的车，一直到渡船的地方，过了河，行行重行行，沿途偶有人家，但不见一个人影。大约步行了十余公里，突然从草丛中喊出了“停止！是什么人？”的声音，原来这是中囯军的步哨线。

“我们是为要会何柱国总司令，特地从南京来的日本今井少将。”大约是已有联络了的吧！步哨一听着这样的回答后，便把托着的枪扛在肩上，默默然做先导，一会儿便看见了新站州的街，在街的正门前，有一排佩有喇叭的卫兵约二十余人排列着。当今井等一行四人行抵此门之前时，由一个类似指挥官的军官叫一声：“立正！”二十几个卫兵，跟即一律采取直立不动的姿势，口吹喇叭，“的的的”的响着，这大约是何柱国总司令为“敌将”表示“宽爱”的号声吧”。当由那军官领进司令部去，时间是8月（李敖按：该是7月）9日的正午。

中国将军为日本将军“三温暖”

在向日本将军敬礼后，接着就是沐浴招待：

司令部是一所简朴草房的民家，里面还有沐浴的设备。所谓沐浴，虽只是在盆里盛着热水，但在旅途疲劳之后沐浴，实在是何柱国总司令部的一番好心，令人有温暖的感觉。在同日（9日）午后2时，双方便在总司令部一间屋子里，举行历史的会晤。

今井：“日本与中国的直接和平交涉，能够成吗？”

何柱国：“中日间的单独和平交涉是不可能的，日本应当对联合国进行和平交涉。不过为了打开联合国与日本和平交涉的道路，本人愿意向蒋委员长转达日本的意向。日本的和平条件如何？请告诉我！”

今井：“不用说，我来也不是日本的正式代表，如果知道了中国方面的和平条件，打算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意思，向日本政府报告，希望善处。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的绝对条件，为保全日本的国土、国民与包括天皇制的国体。关于‘南京政府’与‘满洲国’的处理，日本方面以最善的热意希望善处。”

何柱国：“再重说一遍，中国不能答应与日本单独交涉的，和平条件已经联合国决定。朝鲜、台湾、库页岛、千岛群岛的‘割让’，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关于天皇制的存在与否？蒋委员长非常考虑这一点。蒋委员长毫不希望日本由战败而灭亡，而是希望日本的存在与民主的发展，因此，中国方面努力使日本的国体能够保持。唯日本领土的‘割让’与战力的解体，已经是决定的了。”

今井：“我不是日本的正式代表，我希望报告冈村总司令和报告日本政府以后，再来会晤！”

何柱国：“关于这次的会晤，本人亦将报告蒋委员长，等报告之后，再约期会谈吧！”

双方的会谈，前后举行过三次。但是，交涉的双方都是在非正式代表的界限，与秘密之下谈判，彼此都不出探听的领域，都以“由上峰报告”而终场。当晚，何柱国曾设盛筵款待，宴后各与两张毯子，宿于“敌将”之一室。翌日清晨，重在喇叭队的吹奏之下，被送离“敌阵”，回到南京的时候，已是14日的夕阳西下的时刻。总军立即将今井与何柱国会谈的内容报告给大本营了。然而，总军始终没有收到大本营与政府当局对此事的回答，报告发出以后，音信杳无地由此而终了。原来，报告被大本营秘密掌握着，并未向日本政府报告（今井与何柱国秘密会谈一节，过去从没有人得详知其内容，此一页秘史，系根据今井武夫亲口讲出而记录的）。

可是，这次秘密接触后的一个月，第二颗原子弹已经炸到广岛，一天以后，日本就透过瑞士、瑞典，表示要投降了，又五天后，就正式投降了。于是，国民党对“敌将”的“宽爱”，就只好以另一个形式表达了！

不带委任状的家伙

什么形式呢？还是老套，还是秘密接触。1945年8月15日，国民党就秘密致电冈村宁次，通知他投降细节。8月21日，冈村宁次又派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出马，先到湖南芷江秘密接触。据国民党冷欣将军《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受降》的回忆，今井武夫到芷江的情形是这样的：

冈村宁次大将所遵派之乞降代表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偕同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及译员木村辰勇等一行8人，于21日上午11时20分飞抵芷江，下机检验身分证后，即分乘插有白旗的吉甫车二辆，前往指定帐棚休息。今井所乘飞机，系一日造中型运输机，机身绘制绿色花纹，机翼和机尾都遵照规定系有红色布带。下午3时40分，先由中国陆军总部萧参谋长毅肃于会议厅召晤，厅内布置简洁，正面悬挂党国旗暨国父遗像，上置中、美、英、苏国徽及一巨形V字，参加的军官和中外记者约百余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也在座。今井武夫等4人，到达会议厅都面呈忧戚之色，齐向萧参谋长、柏德诺参谋长和我致敬礼，旋坐于萧的对面。萧参谋长代表何总司令授予第一号备忘录，内容五项，其第四项为：“为监视日军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见，特派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凡冷欣中将所要求之事项，应迅速照办。”晤谈毕，何敬公召见今井于总司令办公室，萧参谋长、柏德诺参谋长、蔡副参谋长和我及钮先铭处长立于总司令后，今井表示负责将受领之第一号备忘录，转交冈村宁次大将遵行。当晚7时，今井即电告南京冈村宁次大将在芷江接洽投降经过，并将我已奉命即赴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的任务向冈村报告。8月22日上午9时，今井洽降任务完毕，飞离芷江返南京覆命。

但是，对照起《今井武夫回忆录》来，当时的今井武夫可神气得很呢！今井武夫说：

会场内相对着摆好了两张桌子，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坐在一张桌子的正面中央，左右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和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拉准将，还有担任通译的王武上校。我和参谋、通译官坐在对面的桌子，大家并没有除去佩刀，周围是数十名的各国新闻记者和多数的军政界列席者，把场内场外都挤满了。

　　会议约开了一个钟头，发言都翻译成中、日、美三国语言，完全像演剧一样。

　　首先，由萧中将表明了身分、姓名和介绍左右同僚之后，要求我出示冈村大将的委任状。我说明还未接到大本营的命令，不能算是正式代表，此行只是为了投降前的联络，所以没有委任状。全场的人听我这么说，都有点感到惊愕，随后我拿出了冈村总司令官的命令抄件，萧毅肃中将认为这个可以代表委任状。

　　根据中国方面第一乃至第四号的备忘录，规定何应钦上将接收中国战区、台湾以及北纬十六度以北越南的日本军。冈村大将应该指挥这些地区的日军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只能投降蒋委员长和何应钦总司令指挥下的中国军。备忘录还写着其他种种军情。

　　我说明了上述地区的日本军的配置，以及南京、上海地区飞机场的情形之后，并申述冈村大将的指挥权只限于中国战区，在没有大本营的命令以前，不能指挥台湾和越南的日军。结果，这点乃决定作为另案办理。

　　巴特拉准将特别要求说明关于美国俘虏的现状，并申明美军对于俘虏待遇不当的问题，将采取彻底的处置。

拒绝接受备忘录

这个不带委任状的家伙，神气得还不止此呢！我们再看他说的：

　　翌日，由钮先铭少将又交来备忘录五份，其中两份的内容，颇令我感到意外。

　　其一：“目前在马尼拉与美军协商中的日本军代表曾声称：‘中国由于国共两党分歧，治安情况不佳，从而威胁日本人的生命安全’等语。这是对中国国家的重大侮辱，以后不得再有此类言论。”我的答覆是：这样的报告，究竟在马尼拉有无此事，“支那派遣军”未有所闻。

　　其二：“日本军队之中，尚有不肯投降，向中国军队挑衅的情事，应立即制止这类行动，同时调查后详报。”我说：“如果日本军队今日还有向中国军队挑战的意志，那我们在蒋委员长未有指示以前，就不会自动的来联络了。”

　　因此，我拒绝接受这项备忘录。中国方面起初觉得我倔强，后来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反而表现了日本军的诚意，何应钦上将以宽容的胸襟，撤回了这项备忘录。这项备忘录后来由中国前进指挥部的特使带到南京，直接交给了冈村大将。

　　23日我单独会见了何应钦上将，他表示慰劳之意。午后4时，我由芷江起飞返南京，一行除日本方面人员以外，同机的还有中国军先遣参谋一人和空军地区司令一人。于日本时间午后9时在南京大校场机场降落。那时月光照着紫金山山顶，我感到这几天的行事好像是另一世界的事情一样，加深了败军使节的悲痛。

从中国撤回备忘录到国民党何应钦单独会见，可见国民党的姿态是何等之低！但更低的还在下面呢！据今井武夫回忆：

　　在芷江三天中，我所会见的中国人，多半是为着职务上的关系，也有往日的朋友投一刺而去的。这些人大半是日本留学出身，如今都是高级官员和高级将校了。在宿舍担任招待的两位少校，一个是8年前相识的新闻记者；一个是由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人。担任通译的王武上校，他在日本士官的入学考试时，我还是考试官，钮先铭少将的先翁（钮传善）还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

　　遇见了这些人，我虽然不无惊奇之感，但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实际是中国方面周密的布置。比如留在宿舍的两位少校，于9月间他们到南京时，穿的制服，一个已是少将级的军参谋副长；一个已是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我们开始还吓了一跳，以为他们怎么升迁得会那样快！事实上，他们在芷江时为了适合他们的临时任务，所以才特地戴着低级的阶章。

　　同萧参谋长正式会谈时，中国方面的初意是不想使我们感到难堪。本来会场是预备用圆桌会议形式的。刚要开始会议的时候，美军坚持要用长方形桌子对坐的形式，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们，认为美军不懂得东方人的习惯，颇感难过。会议完了之后，我们总算达到了任务。尽管是打了败仗，但中国人之中有些为了维持曾经留过学的日本面子，竟和我们互相拥抱而泣，随后又很高兴地谈着话。

　　我们战败后在敌人的地方，获得敌国的人们意想以外的友情，随时随地都觉得甚深的铭感。

看到了吧！国民党以少将化装成少校，来招待日本人呢！以圆桌武士的圆桌，来优礼日本人呢！最后，竟还以泪眼奉陪泪眼，和这些拥抱过中国妇女的侵略元凶“互相拥抱而泣”呢！好精采的国民党啊！当然，这些精采，在国民党冷欣的回忆里，都给遮盖掉了。在他的回忆里，我们看到的，当然是一片不假辞色的浩然之气！谁想得到文字背后，竟是这样的“以德报怨”啊！

早都被人称过了！

今井武夫拥抱而去以后，下一幕就是9月9日的南京受降了。但是，9月9日前，鲜事还多着呢！先看国民党冷欣的回忆：

8月27日上午8时，前进指挥所官兵和随行人员，都齐集芷江机场，到10时才起飞，计美军飞机7架，官兵159员（内有新六军设营人员一部），无线电1台，指挥车2辆，由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率领，预定下午2时左右，开始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先后降落。

　　降落后，来迎接他们的，竟不是冈村宁次，而是冈村宁次的一张名片！

　　于2时40分到达。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等五员，持冈村大将名片来迓，并有日本宪兵一队在机场警卫。下机后集合全体随行官兵，在日军预备的帐棚内略事休息。3时许始离机场，即乘自带之指挥车，上插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直驶宾馆。

　　晚饭是今井武夫请的。冈村宁次等大员全都不来。然后：

晚间日方派人前来联络，请我明天早晨到日军总司令部，与冈村宁次大将会晤，并说：冈村是大将，我是中将，应该我先去见他。我想此时是日本向我国投降，与平日国际间对等交涉不同，不可以阶级高低而论，乃由参谋主任陈倬出面，婉予拒绝。随后日方又派人来，建议中日双方主管，在从前何总司令的住宅（即冈村住所）会晤，仍着由陈倬出面说：何敬公的住宅，战时已为日军炸毁，现时冈村所住的房屋，是他弟弟何辑五先生的，我怎能和冈村在私宅相见，未便同意。各位参议先生已先闻此说，一致向我建议反对。

　　我对日本人性格相当了解，一种自大狂的心理，此时并未因战败而降低或消除，以往对我国交涉任何事件，均喜用一种试探手腕来观察你，即俗话说：“先秤秤你的分量”，如果你对他敷衍、迁就，他就认定你软弱低能，用尽方法来摆布你、作弄你，使你啼笑皆非，达到他的目的为止；倘使能义正词严的交涉，他反而敬佩你，不敢无理要求。在抗战前，中日两国的若干交涉，不乏先例，最后我乃指示陈倬对日方说：冈村宁次大将来时，我到室外（非大门口）去欢迎他，并嘱卫兵敬礼。日方来员又回去请示，再来答复，表示同意；接着双方官员续谈明日会见方式座次，一切齐备，临睡时，因大问题迎刃而解，安然入梦，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愚笨的国民党冷欣不知道，从芷江洽降开始，日本人早就秤过你的分量了，你到了南京再神气，也是《水浒传》孙二娘说的：“由你这厮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了！

谁先拜访了谁？

第二天，国民党冷欣自我陶醉如下：

这是我革命军人经过8年苦战的岁月，重振国威的日子；也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早晨。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率同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中佐等一行，收敛起昔日侵略者的威风，怀着沉重的心情，于三十四年8月28日上午8时，亲来南京萨家湾一号（前铁道部官舍）前进指挥所和我见面；我也率同邵参议毓麟、陈主任参谋倬等，礼貌地亲到室门口（非大门口）迎接。互行军礼后，即引进室内，按预定节目，进行首次会谈。

　　照国民党冷欣的回忆，我们看到的是：在他和冈村宁次见面以前，没有国民党大员“和冈村在私宅相见”的，所谓“怎能和冈村在私宅相见，未便同意”的。并且他的“各位参议先生”（顾毓琇、刁作谦、邵毓麟、龚德柏）也“一致向我建议反对”的。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查看一下，国民党冷欣这种民族正气，很快就穿了帮。因为“参议先生”之一的国民党邵毓麟（后来的驻韩大使、驻土大使），在《胜利前后》的回忆里，就泄漏了真相：

　　我们飞抵南京机场之时，今井率领参谋人员在场迎迓。我和今井在芷江初次见面，仅交谈数语，但当时日本驻南京伪组织大使馆的大使谷正之、公使堀内干城、参事太田一郎、清水董三等，均系战前旧识，大约今井已和他们交换过情报，所以我们在机场晤面时，他就悄悄地告我说冈村总司令官有随时切腹自尽之虞。我听了内心既紧张又怀疑，但在表面上只好镇静地告诉今井说：“这不是切腹的时候，请你转告冈村大将，我想尽速和他开诚谈谈。”从机场乘车到招待所，看到沿途萧条荒凉的情景，和整然列队步行的日军徒手官兵，真是感慨无量。我虽非军人，但我至少还懂得打胜仗固难，打败仗也不容易的道理。打败仗而有此沉着不乱的徒手官兵，已可看出日本民族的能沉住气以待再起的征象。当时，今井设宴招待我方前进指挥所官员，席间他又向我表示，冈村总司令官神情不安，亟盼能向我尽早“聆教”。我想不论实情如何，此时此地，岂可让冈村自杀，冈村一死，百万日军，何人负责？我方受降又将如何？我又想到前进指挥所冷主任的任务，是替何总司令的正式受降做铺路准备工作，由于职位关系，他的任务是正面的、具体的、命令式的，也是多方面综合性的。而我的使命，毋宁是侧面的、原则的、含有说服性而亦局限于政治性的。于是我决心单枪匹马，先和降将冈村一谈，试行说服他积极合作，如果他真有自尽企图，更应打消他的这个念头。

　　可见日本人早就摆下圈套，要你前去“聆教”了。国民党冷欣书中说他当时宣布成立前进指挥所后，“并即转达何总司令的命令：所有人员均不得私自外出，如有必要，必须事前请假。并告诫绝对不许有人‘接收’任何东西，亦不得使用封条，违者军法从事！”可见在这种规定之下，前进指挥所的一员——国民党邵毓麟，是不会私人行动的，他要先去见冈村宁次，必出自国民党冷欣的授意，所以国民党冷欣的所谓私宅不见之说，就十足是扯谎了。

战犯与暗盘

　　就这样的，国民党邵毓麟在头天晚上，先去了南京中央路冈村宁次公馆，拜访了“不失大将风度”的冈村大将！国民党邵毓麟最后写道：

我们相对无语的沉默了片刻后，我看时间已过半夜，随即告辞。临别我说：“冈村大将决心以后，我们下次再约进一步谈话。”这是我在胜利以后第一次到达南京当夜和日军总司令的第一次谈话。

　　国民党邵毓麟的拜访显然是传达暗盘。所以，第二天，冈村宁次出现了。国民党邵毓麟说：

　　8月28日，前进指挥所冷主任和冈村正式会谈，我亦在座。

　　我和冈村第二次长谈，是在8月30日夜，在同一地点。事前今井向我联络时，就已说明冈村大将已经决心负起结束战事的任务。在那几天里，我们虽不承认日本派驻伪组织外交人员的“外交地位”，但我亦已曾和谷正之、太田一郎、清水董三等晤谈，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事实上前进指挥所所采取的行动，亦很合理宽大，日方似已更深切的了解了我们的态度，因此我和冈村的第二次谈话，也比较更坦白更自由了，内容也更广泛更进一步了。

　　暗盘越来越明显了。国民党邵毓麟在8月31日，就先离开南京：

　　此外，我们还曾讨论到一件重要问题。冈村的态度已由消沉而积极，由踌躇怀疑而转为信任合作。我们又谈到夜深始别。我也不再担心他会切腹自杀了。

　　翌（8月31日）晨，我单独飞返芷江，向何总司令报告请示，随即奉何总司令命令，飞往重庆覆命，并请示一切。再度衔命于9月8日随同何总司令飞往南京，参加了历史性的9月9日正式受降典礼。这以后，我虽曾有数度机会和冈村晤面，但一切都已有我陆军总司令部指令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办理，进行颇为顺利，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冈村离华返日以前，可以说他确已忠实执行降书所列各款及我陆总的指令，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和俄军接受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而将所有收缴武器转送中共扩军，违反中苏条约的事实相比，可说完全不同。因此，中国政府准予以其劳绩赎罪，而免以战犯起诉。20年后的去年2月，我于辞卸使土任务返国途中，顺道重游日、韩，曾在东京和冈村匆匆通了一次电话，终无缘重聚，而他也已于1966年9月2日病逝作古了。

　　看到了吧！原来暗盘是使冈村宁次知道他可以被判无罪！原来他这一级战犯，可以“以其劳绩赎罪”！于是，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先给秘密看过降书

就在国民党邵毓麟飞返芷江的同一天，“怎能和冈村在私宅相见”的国民党冷欣，亲自去这日本战犯的私宅了。国民党冷欣回忆：

　　听说冈村宁次身体不适，拟前往慰问，并寓答拜之意，乃于31日上午8时50分，率同黄高参瀛，专赴其住所问疾，仍由黄高参和木村分任通译，与冈村宁次将军做第二次会谈。

　　会谈过后：

　　我说：“这个意见很好，本官当将贵官好意报告何总司令。”同时也做结束讲话：“今天已耽搁很久时间，希望阁下早日恢复健康。”

　　双方推诚的会谈，从开始到结束，计费时50分，空气始终和谐而愉快。

　　这是8月31日的事，距离9月9日日本签降，还有9天。这9天中，还有文章呢！第一件事是冈村宁次在投降前，早就看到了降书内容。据国民党冷欣回忆：

　　依无条件投降规定，一切由战胜国安排，战败国无条件服从，所以对于签字仪式、降书内容、投降代表应准备事项，均由我战胜国方面迳行决定，不须征询投降代表签字人意见。当冈村宁次接获我总部中字第19号备忘录，规定何总司令接受日军投降地点、日期、时间及日军投降代表签字人与出席人后，一再请求我提示签字时出示证明文件应载明事项，并盼事先能了解降书的内容。我嘱交涉人员转致他证明文件内容，须包括：（一）奉命代表，（二）管辖范围两点，请先准备；关于降书及蒋委员长第一号命令的抄本，经请示总部同意，会于签字前夕——9月8日夜间，秘密先给冈村宁次将军以阅读的机会，随即收回；并约定：（一）不许抄录；（二）不准提修改意见；（三）不得于签字以前宣扬。对方一一承诺。第二天俯首签字，毫无犹疑踌躇之状，与典礼前夕这一段秘密协调有关，这在当时是最高的秘密，现在事隔20年，依外交公文惯例，可予公布，所以敢在读者前，公开这一段“外交秘史”。

　　由此可见，国民党对日本战犯的体贴，是不惜违反国际公法的！

军刀问题

此外，还有军刀问题，也有“上级指示”。国民党冷欣写道：

刚才追记当年投降签字情形，提及日军投降代表7人，一律军装，均未佩带军刀；其实，关于敌人军刀的处置，事先交涉是颇费周章的。因为日本军官的威仪，平日就表现在这把代表武士道精神的军刀上，今天日本虽然战败宣告无条件投降，而敌人多少还希望保留一点尊严；如果硬性规定在签字之日不得佩带军刀入场，日方也只好俯首听命，不过好像太不给他们面子，假使因此老羞成怒，使出武士道切腹自裁的精神出来，不愉快事件正好发生在投降签字前夕或典礼进行当中，那是不可想像的损失！因此早在9月2日，总部曾以中字第17号备忘录送冈村宁次：“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一）日军缴械时，不得举行副武器仪式；（二）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三）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后，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希贵官知照，并转饬所属日军适照！”日方没有反应；我为此曾和幕僚们商量，大家主张日军绝对不得带刀，甚至连勋标均须拿下；也有主张按投降惯例，投降代表须当场献出军刀；最后决定于投降代表到达休息室时，先将军刀解下。由于几经婉言交涉，获致他们谅解，才同意不佩刀入场，并将刀分别呈献：冈村宁次大将所佩军刀，恭献何总司令；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的刀，献赠萧参谋长毅肃；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的刀献赠给我。军刀问题，总算恪遵上级指示，得到合理的处置。

　　由此又可见，国民党对日本战犯的体贴，几乎上追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格兰特将军（Grant）对李将军（Robert Lee）的体贴标准，一切不但“刀下留人”，并且外加“人下留刀”了！

　　最后，9月9日到了，整个受降的排列是这样的：

　　受降席（从右到左）：

　　陆军中将——萧毅肃

　　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

　　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海军上将——陈绍宽

　　空军上校（代表空军中将周至柔）——张廷孟

　　投降席（从右到左）：

　　支那派遣军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

　　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

　　支那方面舰队司令海军中将——福田良三

　　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

　　第38军参谋（越南）陆军大佐——三泽昌雄

在上面这种对比里，按照陆军总部颁布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受降仪式程序》，是“上午9时正，何总司令将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交付冈村宁次大将阅读，并签字盖章（此时各中外摄影记者一律准予照相），冈村宁次于签字盖章后，送呈何总司令”。但在事实上，我们了解的情形却是：冈村宁次与国民党何应钦是“授受不亲”的。这种“授受不亲”，我们从国民党冷欣偷抄9月10日《中央日报》的回忆里，就可看出端倪。冷欣说：

签字仪式，依照预定程序准时开始：8时30分，中外来宾如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收计划委员贺衷寒、盟军军官麦克鲁中将、海恩中将、柏德诺少将、保义上校暨中外记者数百人陆续签名入场。8时45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等，分乘汽车三辆，由中国王武上校引到中国陆军总部，在广场下车时，中外摄影记者纷纷摄取镜头。王上校接引他们入休息室，这时应邀观礼人员，都已依席次坐定。礼堂中央为受降席，受降席前设一较小长案为日本投降代表，其后各立仪容整肃的士兵12名。受降席和投降席四周，环以白绸，左侧为高级将领席及中国记者席，右侧为盟国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参加者共达千人。8时51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官四人入场，中外军官及来宾均肃立致敬。何总司令居中，坐于受降席上，右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陆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左为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受降席上，正中置一时钟，引导日军投降代表入场，先到规定地位，立正，恭向何总司令一鞠躬，何总司令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军投降代表便依规定分别于投降席次就座，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居中，面对何总司令。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三人，依次坐于冈村宁次大将的左侧；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第38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依次坐于右侧。日方七位代表，都是光头，穿军服，未佩带军刀；日方译员木村辰男穿灰色西服，均以立正姿势，立于冈村宁次之后。冈村就座时，把他的军帽置于案头，其余都始终握在手中。日军代表入席后，何总司令便向中外记者宣布：“摄影五分钟！”中外记者骤形忙碌，纷在四周和走廊上拍摄电影和照片，我受降大员的雍容仪表，和肃然危坐的日军投降代表，一一摄入镜头。9时04分，何总司令命冈村大将呈出证明文件，冈村转命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何总司令，何氏检视后，将该证明文件留下；接着又取出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萧参谋长转交冈村宁次大将，冈村起立，双手接受，小林总参谋长在旁替他磨墨，冈村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管含毫，在两份降书上分别签字，毫无犹豫踌躇之状。签字后，复从右口袋里，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在他的亲笔签名之下。所盖印鉴，略微向右倾斜，签字的字迹虽然很娟秀，但墨痕似嫌稍淡。签字时，中外记者莫不争取此一稍纵即逝的机会，迅捷摄取冈村握笔镜头，一时投降席位顿成电影机和照相机的焦点，而案头所置降书笔砚和冈村的军帽，也是各摄影记者所感兴趣争取拍摄的对象。冈村于签字盖章后，就把图章装入原口袋中，一面命小林总参谋长把降书呈递何总司令，一面点头，好像日本无条件投降完全出于自愿，现在中国战区日军已签字投降了，从此两国终止战争状态。小林总参谋长当将冈村签名盖章的降书两份，恭谨地捧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总司令，何氏加以检视后，便于日军降书上签字盖章，态度从容安详。旋以降书乙份，命萧参谋长交付冈村宁次大将，冈村起立接受。何总司令复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命命令第1号，连同命令受领证，仍命萧参谋长交付冈村，冈村遵于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并将受领证命小林总参谋长送呈何总司令。至此，何总司令宣布日本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将引导日军代表离座，7位日军投降代表肃立，向何总司令一鞠躬，然后鱼贯退出礼堂，何总司令曾起身作答，只见冈村绷着脸走，内心似有无限感慨；小笠原清落后了两步，形容惨澹，几乎要哭了！

从这段回忆里，我们清楚看到是“冈村转命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何总司令”、是“萧参谋长转交冈村宁次大将”、是“命小林总参谋长把降书递呈何总司令”、是“小林总参谋长……双手呈递何总司令”、是“萧参谋长交付冈村宁次大将”。全部过程中，冈村宁次并没向何应钦亲递过降书，所以照片上的日本将军，是小林浅三郎，而非冈村宁次。国民党官方党方所做的照片说明，至此证明全部是扯谎——在李敖的抽丝剥茧下，一切都无所遁形了 ！

有辱国体的还礼

国民党不但在照片上扯谎，并且在整个典礼上，由于国民党何应钦的腰有媚骨，更暴露了许多有辱国体的外一章。据1956年日本《文艺春秋》4月号刊出的国民党何应钦与冈村宁次会谈记，两人在受降11年后，曾在日本有这样的谈话：

　　冈村：日皇的停战敕语您收听了没有？

　　何：有，是在南宁听到的。我们总司令部每日24小时都在收听贵国广播。

　　冈村：距离太远，听不大清楚吧？

　　何：听得很清楚的，我马上于16日回到重庆，蒋总统刚好在公馆。商谈之后，我即赴湖南省芷江准备接收，当时日方曾派来今井武夫少将商量如何接收。

　　冈村：是的。那时，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何应钦先生是陆军总司令。我虽处于投降之将，但由于对方是何应钦先生，无形之中使我减少了很多忧虑。999听说在您们看来是个吉辰，因此，我们曾奉令于9月9日上午9时到南京黄埔军官学校签字。当签字前的9月7日，您的参谋到我宿舍来，秘密地告诉我，在举行投降典礼的时候，可以带刀来，唯必须在礼堂内将那一把刀呈缴何应钦先生，否则就不带刀，不带也可以，问我选择……

　　何：您没带刀来？

　　冈村：是的。其次，使我不能忘怀的，也是您的宽容敦厚，本来预先排定我们进场的时候应向全体敬礼，何先生等不必还礼。可是，最后我在投降文件上盖章而由小林参谋总长呈献您的时候，您却站起来给他回礼。后来，外国顾问团有没有抗议呢？

　　何：是的，他们略有说道。

　　冈村：我看到这种情形，大受感动。西洋的道德观念和我们究竟有些不同，何应钦先生的人品风度实在使我佩服。

　　何：哪里，彼此彼此。

　　这一对话又透露了：关于军刀问题，国民党何应钦竟在9月7日派了参谋去打派司（PASS）的！带也可以，不带也可以，全由敌将选择的！并且，按规定是“何先生不必还礼”的，可是国民党何应钦宁肯腾笑国际，也要向日本人弯腰，并且把腰弯得比小林浅三郎还深30度——这种贱骨头、这种软骨病，真他妈的太可恶了！

1983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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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别丢老公的脸了！

宋英二十四年不“雷震”

去年12月19日，雷震的第二任夫人宋英——这位拜国民党“法统与饭桶”之赐，永不改选、永不失业的八十三岁老“监委”，突然间一反常态，在二十四年不发一言、紧闭尊口之后，在“监察院”的年终检讨会上发言了。宋英谈话见诸报端后，各方反应不一，党外放水派的刊物说她“痛切批评监察院功能的演说，备受舆论界传诵”（《暖流》十九期），伪君子《自立晚报》说她“刺痛监委诸公的心灵，引起共鸣，获致全场一片掌声”，“监委”张一中则反对宋英的看法，他激动地说：

她自己当了三十几年监察委员不好好做事，还要责备别人，自己不做事还说监察权无法发挥，大家都这样的话，国家还要不要救啊！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好好做，否则去自杀或辞职都可以！（1983年12月21日《自立晚报》）

张一中虽然是老不死，但如不以人废言，这段话倒也可读。张一中骂宋英也许是苛责了点，要宋英“去自杀或辞职”，这何异缘木求鱼？不要说“自杀”了，宋英连个“辞职”都碍难照办哩！

宋英的“碍难照办”，在那篇类似忏悔录的谈话中，有颇为荒谬、离奇的自我辩护，我们先来看看雷震的这个老婆怎么说：

……很多年以来，我也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说话，主要也就想到一点，反正说也无用，不如不说了。当然，说起来非常惭愧，也表示我没有尽到监察委员的责任。……很多位跟我同事已三十多年的老委员，好像感触特别深，感慨也特别多，只要想到吴大宇委员所说“实在不想再吃‘这口饭’，吃得‘天怒人怨’”，我这个也跟他一样是吃“这口饭”的人，真不知该说什么？

宋英“真不知该说什么”，这只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那口饭固然吃得“天怒人怨”，但总是吃了，不但吃了，而且吃了不少，白吃了三十几年！既然宋英“口吃”如此，她总是要良心不安的，不安不打紧，她竟然还有这样的“良心发现”：

回想三十多年以前，我们竞选监察委员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做三十多年，但国家不幸，我们居然一直做到今天。我们这些老委员，现在都是八十左右的人了，再有几天我就八十三岁了！很多位委员都跟我一样，不但有儿孙，而且有曾孙、曾外孙了。说实在话，假使政府早已反攻，我们早该休息了。但现在却不得不继续做下去，这种国家的不幸，何尝不是我们的不幸？

看到了吧，宋英把自己为何吃那口“天怒人怨”的饭的原因，一股脑儿推到“反攻大陆”头上，这未免太没心肝了！照她的解释，只要国民党一天反攻不成，她就一天不“休息”，要吃一天饭，这是“不得不继续”的，因为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宋英在做这种脱轨解释的同时，何不问问自己：你明知那口饭“天怒人怨”，为什么还要一吃三十几年？你凭空吃了三十几年，可以不说话、不做事了二十四年，至今仍有监委可干、有薪水可拿，这算哪一门子“我们的不幸”？谁跟你宋英“我们”、“你们”的呢？宋英如果真是雷震的“亲密战友”、真是雷震的“忠实信徒”，身为雷震牵手的她，早就该摔掉那饭碗，不吃“嗟来食”，另起炉灶，这样才算不辱枕边人的真精神啊！

“惭愧”是不够的

宋英自承“惭愧”，“没有尽到监察委员的责任”，这绝对是不够的，身为雷震的这个老婆，怎能二十四年不发一言？怎能二十四年不打老虎，甚至连蚂蚁都不踩一下、苍蝇都不拍一下？这样的“监察委员”，怎么是几句“惭愧”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如果宋英不健忘的话，应该还记得：你在1950年1月16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上（第二卷第二期），曾堂而皇之的发表过《这是我们反省的时候了！——以工作代替责难》一文，那时候大陆丢掉不久，你是多么的意兴风发、多么的正经八百、多么的“工作挂帅”！如若不信，身为国民党政府“法统与饭桶”底下被害人的我，倒愿意服其劳，说几段宋英自己说过的话，给宋英回味回味。宋英这样说过：

我们今日的任务是什么？简单的说是要“反共”与“反攻”，一切工作应向此目标集中。……我们要达成消灭敌人的目的，必须做到下列二点：第一是祛除成见，团结一致；第二是提高工作精神，增强工作效率。此乃卑之无甚高论，但做起来也不一定很容易，如果人人能彻底做到这两点，不独台湾定可守住，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共产党必可打倒。必须袪除成见，然后能团结一致、然后能集中力量；必须提高工作情绪，增强工作效率，诸事始有进步，准备才有成果。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由于内部不能团结、由于工作没有效率，不能团结，则彼此猜忌，内部涣散，人数虽众而各怀异志，致被共党个个击破。

接着，她还对国民党政府充满一厢情愿的信心：

我们不独有军队，尚有警察、法院、交通、航空、国营事业及银行等等利器在手中，还有中统与军统的监视，用不着怕共产党来捣乱，倘若政府行政能尽量采取民主做法，使人民充分了解政府办法，则共产党之捣乱亦是不易实行的。

说着说着，宋英更以雷震之妻、“监察委员”的双重身份，要求全台上下“自我反省”：

我们今天应该从各部门切实检讨，应该天天站在自己岗位上反省，反省自己担任的工作做到了尽善尽美没有？自己做错了的地方已经改正了没有？有否以私害公？有无贻误公事？以冷静的反省发现自己的错误，以热烈的勇气改正自己的过失，尔后能日进无疆。其次，在今日失败的时候，切不可垂头丧气，要格外振作精神，加倍鼓起勇气，向前努力奋斗。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遭到十次的失败，每次失败后，辄检讨前非更勇往迈进，从不气馁、从不休息，最后所以能成功。中共于二十四年在江西失败后，走四川经西康过大渡河绕青海甘肃而至不毛之地的延安，那时真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但他们并未丧气而犹夸称为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我们今日情势之优，十倍百倍优于当日之孙中山先生，千倍万倍优于彼时之中共，我们只要振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打倒共产党绝不是很困难的事。……我们过去的失败，一切的一切，可都归咎于努力之不够，尤其觉悟的程度不到，我们今后要大家一心一德的努力，以工作来代替各种的责难，以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克服困难。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如能这样努力下去，则反共抗俄的前途是绝对有希望的，打倒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愿大家努力！

宋英在国民党“转进”台湾后不久，一下子要大家“提高工作精神”，一下子要大家“增强工作效率”；左一句“反省自己担任的工作做到了尽善尽美没有”，右一句“自己做错了的地方已经改正了没有”；东边问“有否以私害公”，西边问“有无贻误公事”，然后呢，宋英以喊口号的方式，希望大家“一心一德的努力，以工作来代替各种的责难，以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克服困难”，结果呢，她那一句“愿大家努力”之声，在1960年9月4日老公雷震被捕后，从此成为绝响，一绝响二十四年，这种笑话未免闹得太大了，此何以告慰于雷震？宋英这个监察委员，二十四年来既不监又不察、既不调又不查、既不弹又不劾，真不知她占着这个缺干什么啊？

宋英丢老公雷震的脸，这不只是她个人的事，她还须愧对所有的纳税人、所有为台湾民主运动受难的同志。以1979年冬天以来的国民党大逮捕为例，国民党虽然逮捕了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高俊明、刘峰松等人，但是他们的妻子并没有从此怀忧丧志、自暴自弃，相反的，许荣淑、周清玉、方素敏、李丽珍、翁金珠等，却勇敢地走向街头，与国民党展开斗争。这种“代夫出征”的从政模式、这种延续民主香火的大无畏精神，宋英午夜梦回，能不羞愧、能不拿镜子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吗？

由于宋英这次谈话，一些党外刊物跟着瞎捧一事，使我真忍不住要说几句责备话：你们这些刊物，未免太没有是非了一点！一个警察，如果一连二十四年不站岗、不巡逻、不抓小偷、不捉强盗，什么事也不做，只领干薪，而他在二十四年后，突然间在某一天大放一次厥辞（只是一次），骂起警察不尽责来，这样子厚颜的警察、这样子失职的警察、这样子责人而不责己的警察，难道还值得捧他吗？你们不捧捧二十四年，年年月月日日向国民党奋战不懈的自己同志，对这类流血、流汗、受难、坐牢的同志，无一言之褒、无一语之慰，遗忘或抹杀犹恐不及，却反过来，捧起这样莫名其妙的宋英来，你们岂不太莫名其妙了吗？你们的是非标准，竟是这种糊涂的、低段的、不入流的，你们作为党外，不觉得在丢党外的脸吗？党外有你们这些莫名其妙的同志，可真倒了八辈子的大霉了。别忘了党外是你的，也是我的，你们这样胡来，可真太他妈的了。

1984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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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长志的大脑构造

国民党机密文件——警总（73）陆彻字第4309号——被党外曝光后，文件中因有“偏激分子办杂志的动机和目的是颠覆政府，打倒执政党，实现政治阴谋”。“偏激分子已经有整体的组织‘党外编联会’、‘公共政策会’，全面串联，故违法书刊计划性的发展数量愈来愈多，查不胜查。”“偏激杂志已经与海外‘台独’乃至共匪挂钩，呼应唱和，内外勾结，进行所谓由岛内颠覆中华民国政府之阴谋”等语。3月15日，许荣淑在立法院提出质询，问：“什么是偏激分子？国民党执政当局凭什么认定党外人士就是偏激分子？”针对许荣淑的质询，国民党“国防部长”宋长志提出答复，他说：

所谓“偏激刊物”，即是指刊登与政府政策不符，而有利敌人之宣传文字的刊物。所谓“偏激分子”，即是指站在敌人的立场，丑化政府的人士。

宋长志在答复时，态度傲慢，音调高亢。国民党各电视台把这副嘴脸大传播特传播，得意极矣！

其实宋长志和国民党的电视台实在无须得意，因为“偏激”云云，其实只是你们拾北洋军阀的牙慧而已。早在1922年3月31日的胡适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话：

我要办的《努力》周刊，今日批准了 ：批上还要我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

看到了吧？老小子们！这段日记收在远景出版社的《胡适北大日记选》中，你们不妨买来一看，看看你们的大脑构造，究竟比你们口口声声要打倒的北洋军阀高明多少？我看五十三年来，恐怕一点也没高明。不但没高明，反倒更邪门儿了呢！试看北洋军阀即使再王八蛋，也止于以“偏激言论”防人，言论之外，从没说人是什么“偏激分子”。而变本加厉，说人是“偏激分子”的，看来看去，只是你们国民党干的好事！你们打倒军阀，好意思吗？别不要脸了，你们还不如军阀哪！

198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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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命汉奸？

陶希圣活了九十一岁，目前死了。8月3日，他的儿子陶龙生写了一篇《陶希圣先生秘辛》，发表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透露陶希圣死前的秘密交代。陶龙生说：4月5日“那一天他跟我说了许多话，要我记下来，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再发表。我现在写出一二”。又说：“父亲又从不夸口或泄密。其实他身上充满了国事机密，也从不谈论。但在这最后一日，他交代我许多。他要我在适当时候写出的一道秘密，我深思了几天，我想现在便是时机。”

陶龙生透露的秘密如下：当年父亲跟着汪精卫前往上，并成为汪的“宣传部长”，及后来他出走香港，把“汪日秘约”公诸于世，揭发日本侵华的野心和欠缺和平诚意的事实，举世震惊的这件事，传说很多。恶意攻击者，曾经指父亲是“汉奸”。多年前还曾经有汪伪政府内阁照片，被人将我父亲的头部画一圈标明，然后到处发送的事件，父亲始终缄默。与父亲同时的“内阁”，如陈公博、梅思平、周佛海等，在汪伪政府垮台之后，都被国民政府列为“叛国犯”。陈公博、梅思平遭枪决，周佛海被判无期徒刑，死于狱中。与他同时出走香港，发表秘约的汪伪外交部次长高宗武，也被列为汉奸，后来流亡美国。父亲则从香港走成都……后来任“中央常务委员”凡廿五年；并经续为总统撰述文稿，自元旦文告至双十文告，均参与其中。为什么他不像梅思平、周佛海一样，被控叛国的罪名？为什么他不必像高宗武那样，流亡海外？相反的，为什么他这般地受到蒋总统的倚重和信任？原来在父亲随汪精卫往上海之前，他见过蒋委员长，委员长交给他一个密码电号，叫他在上海有急事时可使用，直通委员长办公室。此外，委员长并指派军统局毛人凤，协助父亲。后来我们全家逃离上海时，便是杜月笙手下的人协助（万墨林先生指挥），才摆脱日本军警的搜捕，安全脱走。在上海，有一天父亲接到重庆秘令，要他次日称病在家不上班。他也不知就里，次日便在家留一天。第二天早上看报，知道他全办公室的重要职员，已被刺客冲入办公室中用机枪格毙。父亲说，委员长要他“跟汪先生去上海，在他身边，常常劝劝他，莫让他做出卖国的事。如果劝不住，你就回来。”父亲与蒋总统的这一秘事，可以解释为什么总统那么倚重和信任他。

上面陶龙生这些转述，显然在说，陶希圣去做汉奸，是阴怀蒋码、阳投汪门的。换句话说，他去做汉奸，是暗中得到钦命的，所以别人做汉奸，一做就非死即囚，或流亡海外；但他陶希圣却是例外。这些说词，是站不住的。因为在我们得知秘件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例如陶希圣出走香港后，1940年1月15日，曾密函胡适，说“希〔圣〕今后决心不再混政治舞台，但求速死耳”，“此后希〔圣〕将去之海外，为人所忘之死矣。”可见他愧悔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然回中央讨赏领奖矣，又何必“但求速死”、“去之海外”哉？何况，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明说“脱离战地，背叛国家”，“希圣一心感激委员长不杀之恩”；在《总统蒋公诔词》中又明说“不杀之恩，愧无以报”，可见他惶恐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欣然因卧底功成而邀功矣，又何该杀之有哉？

结论是：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中，固然有的汉奸是钦命的，像殷汝耕、像唐生明，但陶希圣却不在此类。他死前犹欲以玄虚自欺欺人，适见其加倍无耻而已！

198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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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老贼中的老贼？

12月7日报上登，民进党“立委”费希平昨天在混乱的议场中上台发言，要求老委员、老代表没有理由再恋栈下去了，三个国会应该“全面改选”，资深民意代表应该交棒了，何不早日回家含饴弄孙呢？

费希平发言后，记者跑去专访他。问他如果“立法院”通过《第一届资深民代自愿退职条例》，他费希平自己，是否会率先退职呢？不料他的答复竟是：“我不会退职，因为目前民进党在立法院仍旧显得势单力孤，况且我留下来除了多一份力量之外，更还可以做调和鼎鼐的工作。”天啊！

我生平所见无耻之人很多，但是无耻到费希平这种段数的，却极罕见。费希平自己，明明是百分之百符合《第一届资深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身份的人，但他自己却自视为一个例外，不要脸的只知要别人退职、要别人“早日回家含饴弄孙”，自己却以民进党需要他为理由、“调和鼎鼐”需要他为借口，可以自愿不退职，这种无耻的怪论、无耻的双重标准，岂不太可恶了吗？

试问什么叫“民进党在立法院仍旧显得势单力孤”？这叫什么鬼理由？若这种理由可成立，那么“立法院”的老贼中，每三五人、每六七人、每八九人、只要组织个党，分别叫做“民退党”“猫进党”“狗退党”，岂不就更“势单力孤”了么？岂不就可化整为零、分批恋栈而不退职了么？这通吗？

至于说“可以做调和鼎鼐的工作”，这也是遁词。你费希平喝国民党奶水长大，然后弃暗投暗，做政治蝙蝠，你自己立身就不正，又调合谁？蝙蝠在寓言中非鸟非兽，该调合的，反倒是你自己啊！有一次碰到谢长廷，他说费希平真没政治风度，竟在党外内部会议上，指着谢长廷的鼻子大骂“你是共产党！”我说：“费希平是国民党政工出身，你们可得当心他，他极可能即是国民党的奸细。我总觉得这个人靠不住。”如果以这样一个人去调和鼎鼐，大锅饭不中毒才怪。何况，就便是有调和之功，也跟恋栈而不退职不相干。否则所有老贼都要做大厨师了，人人都以参加调合为借口，谁还要退职啊？

其实，费希平这种恋栈不退的无耻理由，还不止这些，他的理由，拈之即来，五花八门。就在这次以前两个月，他就表演过一次完全不同理由的。据1988年10月12日《自由时报》，有这样的报导：“民进党资深立委费希平昨日公开表示他不辞去立委职位的理由。他说，他若辞职，等于给其他资深立委造成压力，而影响他与这些老朋友的和气，因此拒绝辞职。”看到了吧？原来为了怕伤国民党“立委”老朋友的和气，居然构成自己恋栈不退的理由，这种荒谬借口，未免太可笑了吧？至于说“等于给其他资深立委造成压力”，试问造成压力又有什么不好呢？你民进党的“立委”费希平，可以勇于辞职，为国民党其他“立委”做表率，岂不正是“爱人以德”吗？又岂可为了怕伤细人之和气，而不识大体如此哉？

民进党口口声声谴责国民党“万年立委”恋栈不退，但是，为了多有一名立委的名额，就违背原则与信念，把自己党中的“万年立委”开脱在外、把费希平按下不表。这样子没格调的党，怎会令人看得起啊？这个党口口声声老贼老贼，但国民党的老贼，百般无奈，老下脸皮做贼混饭吃而已，尚甘寂寞；但是民进党的老贼，却又做贼又说风凉话。这种无耻加番，吾无以名之，只好说他是老贼中的老贼而已。

1988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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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秘密文件中的林栋受贿证据

12月9日报上登：国民党“立委”党部书记长林栋带头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一致表示周书府与集思会失和的事，“乃各报不符事实的报导所致”。相对的，“中华民国记者联谊会”也亦即发表声明反驳，说失和事件发生当天，各报同业皆有目共睹，事实真相公道自在人心，绝非一纸声明所能取代。这种各执一词的臭新闻，实在懒得弄清楚它，不过林栋为人的另一面，事关国民党员抽样，却不可不知。

林栋1913年生，江苏省江宁县人。金陵大学法学士、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柏莱诺大学法学博士、国防研究院第一期毕业。曾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编纂、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文化组组长、学校组组长、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少将科长、国家总动员会议简任专员、江苏省政府委员、江苏省党部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支团书记代主任、“行政院”战地政务委员会简任秘书、“立法委员”、第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辅仁大学教务长兼夜间部主任等职。这人长出个大秃头，颇为干练，当然，“生我之门死我户”，他委质为国民党，自然是个党棍。同流合污，亦在意中。例如二十一年前涉嫌油商行贿案，便是一例。

根据官方证据——1973年7月调查局《要案纪实》第一辑《油商行贿案》秘密记录，林栋拿到的贿款是十五万元，被提起公诉。判决中，“立监委”中徐君佩、姚廷芳、刘景健、于镇洲、孙玉琳、郝遇林等各处有期徒刑八至五年不等，但是同样拿钱的郭紫峻、林栋、曹俊三人，却置身狱外，获判无罪。1967年1月29日《征信新闻》报上登：据林栋的太太说，林委员在28日早上7点多钟，就去天主教堂望弥撒，8点多钟回家略进早餐后，就赶到北投他的律师家，等候“油”案宣判的消息了。林太太说，28日下午，林委员曾回家过一次，但因“油”案缠讼累月，林栋一直心情不安，尤其宣判前夕的27日夜里，几乎彻夜未曾合眼，所以他在28日下午回家数分钟后，即由一位住在郊区乡间的表兄，接到乡间去休息。当被询及“油”案宣判、林栋被判无罪一事的感想时，林太太表示，林委员本人和她对这事都不愿表示任何意见。林太太说，林栋和她，都是笃信天主教多年的忠实教徒，所以当林委员被无辜卷入油商行贿案漩涡后，他们夫妻，一直都把希望寄托于天主的安排，他们深信，主耶稣是会为他们昭雪不白之冤的。

表面看来，油商行贿案虽然是一件受贿案；但骨子里的原因却和1966年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和立法机关行使质询权有关，显然是蒋氏父子介入派系之争，以受贿案杀鸡儆猴。其中林栋在被警之下，一直乖巧听话至今，足证国民党此种内斗方式，也有其一定效果在，只是蒋氏父子太卑鄙耳！

1988年12月9日

附录

油商行贿案

这是一件空前少有的重大不法案例，其对本局荣誉以及业务推展，都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对于开创复国大业也占有一席重要贡献。

将近十年后的今天，谈起本案，仍余波荡漾，深植人心，追溯事实发生之当日，其轰轰烈烈的情况应可想见！

一、侦办起缘

民国五十五年11月本局侦办台北立人油厂等盗豆案时即经初步研判，认为如此庞大的盗豆集团很可能是一个集体性的官商勾结贪污罪行，幕后或有强有力人士在操纵、支持。根据本局各外勤调查站在侦破的盗豆案中，许多重要案犯都表示幕后有人“护航”，维护特权，台湾省植物油公会曾向护航人员 致送大笔贿赂，经过了一年多的搜证，更证明了这项认定，竟然存在着很高的可能。

二、侦办经过

五十五年初，本局各外勤单位，陆续秘密搜集了许多资料，其中以台北县和苗栗县等单位所列报的资料最为珍贵。苗栗工作岗位负责人与“盗豆案”主嫌陈家珍是好友，从该嫌口中获悉：“盗豆案迟早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我坐牢是坐定了，也可能坐到死。不过，目光如‘豆’、视‘油’如命的人，不止我一个，好戏在后头，等着瞧吧！”这句话，当然有着深刻的含意，但是我们也不能只凭这句话，论定其中另有弊端。

继续搜证的工作，相当艰苦，也得到了一些更为扎实的新线索：一、设在台北的台湾植物油制炼工业同业公会，过去曾向各会员工厂收过“运货佣金”、“水火险佣金”。这两笔钱到现在还没有归还各厂分益，而由公会挪去作为“交际费用”。二、这笔交际费用的对象是谁，可以查出来。据该嫌了解，如黄豆进口税率由原来的百分之十五，减低为百分之十，就与这笔“交际费用”有关。而促成这件事向立法院关说的人，是立委徐君佩。

调查人员根据这一新的线索资料，经过法定手续，传讯植物油工会的会计组长雷地，与其他有关人员。根据雷地提供的佣金收入的资料，核对传票与账册，发觉“公会”方面，确有将这笔费用，作为向少数“中央民意代表”，进行“减低黄豆进口关税”、“限制增设油厂”、“增加黄豆进口”等维护其特权利益的非法活动。仅减低黄豆进口关税一项，每年政府损失达三千五百余万元，但是食油价格，“公会”并未降低；五十四年以后，经济部明令限制不得增设油厂；又准于每年进口黄豆，由原来十万吨，增至十二万吨。

同时，根据“公会”传票与账册的记载，发现这一项交际费用的经手人为工会理事长林生传，常务理事王作昌、唐贡球及总干事周烈范等四人。

本局根据这一获得的资料，指示办案人员对本案继续做下列的二点搜证：

第一、进一步搜集公会理事长林生传、总干事周烈范等将“公会”退佣的收益费，作为交际费用的经过与具体的事实。

第二、在“减低关税”、“限制设厂”、“管制进口”等黄豆政策中，民意代表等受贿的事实。

我们有了这些资料，才能够做进一步的侦查行动，不致造成非法扰民。现在目标，可以针对“公会”下手，幕后真正的惊人不法事实，或是“公会”合法活动真相，都很可能将完全披露于社会公众。这时，五十五年的4月26日专案小组，专责侦办油商行贿不法案，从这一天开始，本案侦查工作的进行，有一个崭新的局面。

专案小组研析本案案情后，首先策划侦办方向，部署破案步骤，根据工作需要，分别成立资料搜集、案情研判、法律研究、科学技术、行动侦查等五个部门，并按分工情形积极进行。

五十五年的5月间，专案小组的最主要工作，是将原已搜集到的资料案卷，细密整理，分列新线索。首先，指示在苗栗地区工作同志，将苗栗侦办的大德源盗豆案的会办事宜与案情情节，从速清理结案，避免双线作战，自陷困境。

一方面由专案小组集中人力确定目标，积极加强对植物油公会的搜证工作，将工作方向，转移到可能涉嫌的“中央民意代表”不法受贿的事实内幕。因此专案小组乃全力搜集与本案一切有关之资料。

同时，专案小组在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之后，在上百宗案卷资料中，分析清理，一字一行的细心阅览，核对考证，归纳分类，再做审查研判，重新编列重要之参证资料。专案小组同志自称这项工作是“沙里淘金”的工作，他们也有信心，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工作绝对不是白费的。果然，在5月底的一天下午，找到了一件珍贵的资料，那是附列于某一工作档案的“存参”资料，但是现在这个资料显得重要了。

这份资料，是在五十四年间，大华油厂老板王作昌涉嫌盗卖黄豆，案发被捕，当时，本局所收到的一封匿名检举书副本，由于正本已寄往地检处，承办同志因不了解“油商行贿”的事实，鉴于两项理由，予以存参：一是正本送地检处，地检处当可受理，本局为免权责混淆及浪费人力，不做复查；二为本局每天自各地收到检举陈情书甚多，为避免参与私人恩怨，凡属匿名资料、内容不甚具体者，原则仅做参考，不予侦查，这份资料也被归了档。

这次专案小组将它清了出来，可派上了用场，检举书内容，主要是控告大华油厂老板王作昌，为了国内轮船公司专运黄豆进口的航运权利，曾与有关方面勾结，向国营招商局施以压力。多年来，一共领取了退佣费计美金十二万元，详细情形，可向国营招商局调阅×年×月×日×号密件，上有完整记载。

专案小组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文件，真是惊喜过望，连夜举行会报，商讨进行侦查路线与调卷方法，希望能够突破这一不法案件的关键，获得本案有力罪证，以期顺利破案。

这时，有关外勤工作的人员竟送来一件更为重要的情报。内容指出招商局为了争取进口黄豆的航运权利，愿意仿照复兴与益利两家轮船公司的成例，在每吨黄豆运费中，抽出八毛美金的回扣，作为“退佣费”；由植物油公会指定理事长林生传，常务理事王作昌、唐贡球与总干事周烈范四人为代表，以“介绍费”名义出面具领。

专案小组研析这两项资料以后，提出了三项问题，作为查证重点：

第一，招商局是公营机构，公营机构而有送“回扣”与“退佣”的情事，并在案卷上记载，幕后一定有人施予压力，才被迫就范。那么，这幕后的人物是谁？如何查证？

第二，招商局既被迫就范，幕后指使的人一定是有权势的强有力者。他们既敢以身试法，一定会钻法律的空隙，站稳本身的立场，隐身幕后，绝不会拋头露面，将把柄轻易授人，陷自身于不利。那么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笔买卖的，是否系检举书中所说的一样，就是王作昌。此外有没有共犯与同谋？

第三，招商局案件中指定公会四人为代表，出面具领这笔“退佣费”。此四人在本案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笔钱领取以后，怎样分赃？下落如何？

经侦查结果，对于上述三项疑问，大致得出这样的一个轮廓。

以往国轮（包括招商局、复兴、益利三家轮船公司）载运黄豆进口，每吨运货需要美金十三元五角，但外国轮运载只需美金九元五角，每吨价格相差美金四元。舆论曾有指责，认为国轮运费过高。植物油公会的负责人林生传、王作昌等见有机可趁，就勾结立法院与监察院交通委员会的召集人徐君佩、孙玉琳，向招商局的总经理王元衡（兼海外联营处主席）施以压力，指责招商局运载黄豆进口的运费太高，无法与外轮相比。因此索价每吨运费中抽出美金一元作为活动费。否则，国会方面可能会提出反对，而取消国轮运载黄豆进口的专利。王总经理不敢直接出面，乃委托另一参加联运的复兴公司的副总经理王章，在徐君佩家中展开谈判。参加的有公会代表周烈范、监委孙玉琳等。起初，公会方面开价是每吨运费抽取美金一元，但为船公司方面反对。经一再磋商，为了争取这笔庞大的运费收入，招商局等三家船公司，才以每吨运费中抽取八毛美金的“退佣”而成交。

案情的轮廓总算勾画出来了，竟然有少数国会议员涉嫌强施压力，维护公会特权，索取“退佣回扣”，难道说，问题就只有那么简单？这些国会议员凭什么要保障公会特权？假如问题很复杂，事实症结又在哪里？其中有无违法图利的弊嫌？那么犯罪证据又在哪里？

调查到现在案情的焦点，已集中到可能涉嫌的几位立监委身上，专案小组认为只有缩小侦查范围，从事中间突破，才能搜获到可能存在的犯罪证据。于是集中力量追查“公会”四位代表领取“退佣费”的下落，专案小组也曾做了理想的估计，假如能够顺利追出钱的下落，最起码的一部分犯罪证据，总是要露面的。

专案小组派出精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突然前往招商局及两家轮船公司调卷，查阅有关载运黄豆进口的案卷账册，经核对计算，发现载运黄豆为十五万吨，如以每吨“八毛美金”退佣费计算，两年多，仅仅这笔回扣，即达美金十二万元。专案小组紧接着前往银行，查对支票领据，结果触礁，银行领款人与原列在招商局“密件”的四位领款人，其中两人写了委托书，已转让给另外两位受托人，林生传变成陈义常，周烈范变为周兆谦。

调查员追到陈、周两人，发现钱又被存放到其他银行去了，他们也写了委托书，转交由萧玉兰、丘家珍等十多人将钱领走，这些人包括车夫、工友、女佣人、卖油条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而且发现他们的支票，也在跑龙套，有的做票据交换，也有的又存放别家银行，或买卖股票，办案同志费了很多功夫，还没能追出“退佣费”真正的出处，当然不免有些气馁，大家研究以后，决定暂时改变侦查方向，以免浪费人力和时间。同志们于是重新部署，选取一个案资料做抽样调查，结果证实一位下女根本不知道委托领款一节，只知道他的主人曾向她借用身份证明和印章，事后送给她八百元的酬金，这位主人终于藏不住了。专案小组就按着这种方法，追溯直上循线求证，再将所有的银行支票、领款收据、委托书等，始终是由两人所为，一是王作昌，另一人是唐贡球，这些证件和笔迹也就成为本案的证据之一。

由于这些查证行动的突然爆发，引起了外界的深切重视，“油商行贿案”的预测与流言四起，疑云漫天，指责极少数国会议员勾结舞弊，带给了立、监两院不少风议，舆论界也群起攻击。

此时，正值“五大疑案”风暴，立法院于8月间，提出了“五大疑案”的质询案，其中以“盗卖黄豆案”为五案之首，造成政府新的困扰。立法院也不甘被流言中伤，于是提出“自清”和“他清”的要求，以维护其崇高荣誉；监察院也酝酿采取行动，进行调查并弹劾“东亚贷款案”和“大秦转让案”，新闻舆论更为轰动，指明“打老虎”的时候到了，社会大众更是愤慨填膺，坚持主张肃清不法，消除特权。

立法院于8月2日，邀请行政院严院长出席立院第三十五次院会，报告五大疑案处理情形，严院长曾坚定表示：“不隐恶扬善，而去恶务尽”。复于9日上午，再次出席立法院说明，对于五大疑案之处理，决交由调查局办理，“盗豆案”部分，最受大家瞩目，着令调查局先行彻底调查依法严办。

紧接着行政院长的声明，同月15日最高司法检察机关最高法院检察长赵琛，也明令台北高检处会同调查局就立院质询之五大疑案，进行彻查，以伸法纪，而肃政风。另外舆论的督促，尤其重要。

调查局是在满天疑云、万方瞩目之下，遵奉上级命令，基于本身职责，接受舆论期盼督促，毅然承担了这项艰巨任务，接受时代考验，全体同志心情均极沉重，深深感觉到责任重大，在侦办本案过程中，不可发生任何偏差和挫败。

由于黄豆案牵涉少数国会议员，其本身多半具有律师资格，法律知识丰富，具备行政经验，搜集其不法罪证，必然不易；同时，本案酝酿已久，社会传闻甚广，案嫌证据可能多已湮灭；尤其是舆论的压力和社会期望，大家都希望明天就宣告破案，当然，不会那么容易，但是办案的脚步是加快了。

全案最后行动前十多天，局长应王作昌的要求，终于和王作昌见了面，王作昌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在看守所的牢狱生活里，与我们交往成了知心朋友，同时他表示体会到更多的人生。面对着局长，王作昌哭了，他后悔自己把钱看得太重，现在，他说出了违法过程中的一切事实，并且补充了一份重要资料，说明十二万元美金退佣金，共计新台币四百八十万元，已分成了八份处理，计林生传、周烈范、唐贡球、徐君佩、孙玉琳各得一份，各分新台币六十万元，王本人得三份，一百八十万元。这些谈话也做了录音，局长问到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王说什么也不需要，只求心安。

25日早晨，一组人员前往台北地检处申请办理拘票等法定手续，其他同志待命准备出发，上午10时外勤同志电话密报，“公会”方面几位负责人有南下高雄迹象，因此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行动，搜索台北市南阳街82号植物油公会，并约谈周烈范、林生传、唐贡球三人到案。当日搜得案头日历、受贿账目、秘密会议记录、请客名单等证物甚多。

26日约谈公会理事李鲲玉到案，又在林嫌家中取得许多重要资料。

周烈范是国大代表，到案后一定坚持要见局长沈先生，局长和周烈范见面后，周烈范竟于28日晚间，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自白书，对植物油公会佣金收支做了详细的报告。

收入方面：

（一）公会船运佣金约一百二十万元左右，水险火险佣金约三百五十万元左右，两者共五百多万元。

（二）另进口黄豆专轮航运，每吨“退”佣美金八毛，共计美金十二万元，折合新台币四百八十万元，共计收入九百八十余万元。

支出方面：

（一）船运佣金与水火险佣金五百多万元中，向立监委员活动，企图达到“管制黄豆进口”、“限制油厂设立”、“减低进口关税”而付出之用费如下（自五十三年8月起至五十四年9月止，先后均由林生传与周烈范以现金支付）：

徐君佩——四十三万元。

郝遇林——二十四万元。

姚廷芳——十四万八千元。

刘景健——十四万九千元。

封中平——二十万元。

陈桂清——十三万元。

林栋、曹俊、于镇洲、孙玉琳、郭紫峻（代张百成领）各十五万元。

（二）专轮航运之十二万美金退佣费，分成八份，其分配如下：

王作昌——得八分之三，计新台币一百八十万元。

林生传、周烈范、唐贡球、徐君佩、孙玉琳——得八分之一，各得六十万元。

我们同志为恐周烈范以公报私，曾以严肃的口吻质问他，你所写的是否全是事实，能不能在法律面前负责？周曾肯定的说：我所说与所写的，全是事实。

油商行贿案集团的首脑人物陆续到案后，我们得到了各项确实的犯罪证据，拟订了第二项行动计划，本案进入传讯阶段，依照宪法第74条规定立法委员除现行犯外，非经立法院许可，不得逮捕或拘捕。”台北地检处于9月23日上午7时50分，派遣专人送达“征求同意函”至立法院，同时发函至监察院。

同日10时40分立法院召开秘密会议，历时仅七分钟结束，全体与会委员一致通过该项函件，并立即函复地检处，此时，检察官与本局人员，均在立法院二楼另一会议室，于收到立院同意函后，检察官立即签发拘票。11时40分，涉嫌立委刘景健于离开立法院后为调查员陪同前往地检处应询。不久，立委 徐君佩、姚廷芳也先后到案。

26日上午10时10分监察院召开临时会议，下午1时40分结束，原则同意，三位涉嫌立委孙玉琳、于镇洲、郝遇林也于当日到案。各案嫌到案后，面对罪证，也都俯首默认，无从辩解了。

本案进行直至此刻，全案调查告一段落。乃于同年10月8日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侦办，并经检察官于11月7日以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案历三审，最后，徐君佩判处徒刑八年，褫夺公权六年，姚廷芳、刘景健各徒刑七年，褫夺公权五年，于镇洲、孙玉琳、郝遇林各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四年，周烈范有期徒刑八年，褫夺公权六年。林生传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褫夺公权四年，王作昌、唐贡球各有期徒刑四年，褫夺公权三年，雷地有期徒刑十月。（调查局《要案纪实》第一辑，1973年7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盛世才式虐待狂

国民党盛世才上将，是当年显赫一时的“新疆王”。他是辽宁省开原县人，日本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1930年，以上校身份入新疆，自此因缘际会，周旋于俄共、中共、国民党之间，忽左忽右，杀人无算。在他杀人盛世之际，左派人士，从他自己的弟弟到毛泽东的弟弟，无一幸免，他的妹夫俞秀松也被他害死；右派人士，也是在劫难逃。最妙的是宋念慈，在做《新疆日报》社长时，被盛世才下狱刑求；到台湾后，宋念慈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文工会前身）专门委员身份，又被盛世才挟嫌诬告，再度被下狱刑求。盛世才的凶残，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凶残，不是很简单的，别有它的变态心理做背景。以他当年刑求丁慰慈的例子，便可看出来。盛世才是共产党，但在反苏后，诬人是共产党，十分起劲，他亲自审问丁慰慈，查问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不胜刑求，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逼人自诬。于是丁慰慈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世才嫌少，毒打之下，卢布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可是还打不停，嫌太少。丁慰慈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慰慈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一路往上升后，再从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慰慈说出五十万，盛世才才认为与“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

盛世才这种变态心理，显然是一种广义的虐待狂（Sadism）。虐待狂从法国沙德（Marquisde Sade）侯爵滥觞时，本特指残虐以满足性欲，但是盛世才这种，却迹近胡秋原式的超越前进，它显然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虐待狂，专在问案办案时享用。

我个人做政治犯时，曾被尹俊、王洁、吴彰炯主持下的机关刑求。刑求我的下手人物是由警备总部保安处组长李彬如上校带头。李彬如长得委琐黑矮，上海口音，程度奇差，在1963年检察官王镇被刑求案中，就出过大恶名（1963年5月6日监察院《王镇诉请被警总刑求案之监察院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李中校，即是此人），后来脊椎生病，下落不明。另有主要的帮凶是组员陈敬忠参谋，长得人高马大，讲得一口好国语，却是台湾人，程度也奇差，也下落不明。……这些人在办案时，心理状态都是极有问题的。例如他们刑求逼供时，我反问他们，我说：“我看别这么麻烦了好不好？你们拿空白的笔录纸来，我在最后先盖下指模奉赠，然后你们回办公室，随便你们怎么填写我的罪状就是了，你们填我是‘匪谍’、是‘台独’、是长白山上的‘老狐狸’（我被抓时，正是电视剧《长白山上》走红的时候），悉听尊便，都行！”可是，他们不肯，他们说：“他妈的你李敖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看不起我们！你以为我们破不了案，你想把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不行！你死进了棺材，我们也要把你棺材盖撬开，要你吐出秘密，再去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不说不行！”我说：“你们要我说，总得透露一点蛛丝马迹，让我来编。”他们说：“我们不提示！”——这种问案办案人员的心态，后来我才悟出道理来，原来这是一种自欺型的心理变态、一种自欺型的虐待狂。明明以冤狱整人，却视被害人自诬细节以为乐。由此可知，这种盛世才式的虐待狂，新疆的盛上将只是前辈而已，台湾的尹上将到李上校，都是后起之秀呢！

1988年11月30日

附录一

警备总部不应根据盛世才挟嫌诬告而滥行捕人（《自由中国》）

上月11日及18日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国防部次长、军法复判局局长、军法处处长、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长等出席报告军法业务概况。接着由立法委员广禄、梁肃戎、李宏基、佘凌云、王述先、谢澄宇诸先生分别提出质询。质询的内容，涉及最近警备总司令部非法拘禁、非法逮捕、非法审判案件。其中使立委们最为愤慨的为林伯雅、宋念慈、王立士及王崇熙四件案子。

林伯雅先生现任《香港时报》（国民党党报〉的主笔及国大代表，抗战时期做过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委员，战后在广州担任过《中山日报》的社长，最近几年他也是香港《自由人》半月刊的撰稿人之一。这次他由港来台，是因为出席国民大会。他原定4月3日乘飞机返港，4月2日警备总部通知他去办理 出境手续。林先生即刻前往，殊不知一到“警备总部”，即被扣押、审讯。当时外间无人知情。

林君与《香港时报》的社长许孝炎先生、国民党中央党部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寿雍先生、立法委员吴铸人先生，系北大同学而相知有素的老朋友。林君被扣押的那一天，正是许、李、吴为他设宴饯行的一天。当时主人席前候客，久候不到。嗣经多方探询，才知道林君曾接到警备总部通知，请其前往办理出境手续。于是许、李、吴三人向警备总部问讯，该部坚不承认有扣押林先生情事。接着许孝炎先生往访警备总司令黄杰，起初，黄总司令也说不知道这件事，后经查询，始承认林君确已押在该部。

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扣押与审讯，林先生幸未陷于冤狱，靠的是许、李、吴三人的力保得以释放。林先生现已离台返港。当他临行与知交道别的时候，曾悲愤地说，今日台湾与当年盛世才淫威统治下的新疆几乎没有两样。因为民国三十三年林君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委员时，曾在迪化的大规模冤狱中受过惨刑。他这次被台湾省警备总部扣押审讯，据说，远因是他在《自由人》发表过批评台湾政情的文章，近因是盛世才的挾嫌诬告。

另一位被警备总部非法逮捕审讯的，是现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的专门委员宋念慈先生。在抗战期间，宋君曾做过《新疆日报》的社长。民国三十三年4月也被盛世才非法拘捕。中国边政学会四十三年出版的那本盛世才血腥史——《盛世才怎样统治新疆》一书的编辑者共十八人，宋君是其中的一位。据说，他这次之被警备总部逮捕，也是由于盛世才的挟嫌报复。

宋先生之被捕，是在林伯雅先生被扣押之前的六天。被捕后，在刑拷及疲劳审讯下，宋君已做了不利于己的口供。由于林伯雅案的申雪，宋也就幸而免于生命危险得以释放了。

此外的两位受害人，一为国大代表王崇熙，一为台湾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的教员王立士。这两位先生被“警备总部”非法逮捕，据说也是由盛世才的诬告。现在也因林伯雅案的申雪得以释放。

以上的简述，都是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对有关的军法当局质询时所涉及的事实。当时发言的立委们，有的是当年在新疆被盛世才冤陷过的人，有的是事后参与清理新疆冤狱的承办人。所以他们在质询本案时，说到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淫威，无不悲愤填膺而心有余悸。他们的结论有下列三点：

一、盛世才在新疆制造冤狱的狂风，不应在台湾滋长，否则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

二、反共的政府，应该真正反共，应该反真正的共匪，不应随便加人以“共匪”罪名诬陷善良。

三、诬告的人，应从严课以刑事责任，随便接受诬告而非法逮捕审讯的军法人员，也应从严惩处。

立法委员们提出严厉的质询以后，国防部次长张彝鼎的答复，是说毫不知情，他要求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书面，以凭查复。复判局局长汪道渊也说林等被捕审讯事对他为一新闻，同时并声明，即在座的警备总部军法处长也不知道这些事。

以上这些话，在立法院司法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有更详细的记载，这里不过叙述其要点而已。我们现在就事论事，一述我们的观感如下：

构成人民基本权利的身体自由应予保障，这是中华民国宪法第二章第八条大书特书的庄严条款。立法委员们本着职责，对于这几件案子提出严厉质询，这是我们舆论界应该力予支持的。

这几件案子，尤其是宋念慈案，据警备总部的说明（见5月28日《联合报》），宋先生在民国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曾加入“中共”与“联共”，由于盛世才的“检举”而被捕。可是就我们想，如果宋过去曾加入“中共”与“联共”，后来当已自首，否则警备总部这次不会拘捕又放掉他。可是，我们又想到，如果不是因林案得到有力者的出面申雪，宋念慈先生也许有生命的危险，而林伯雅、王崇熙、王立士三先生的命运也在不可知之数。如此，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政权下的人民生命安危，随着政治上人事关系的有无为转移，而没有一点是非标准，这是一个什么局面？受害人林伯雅先生把今日台湾与当年盛世才血腥统治下的新疆相提并论，虽然是出之于极度的悲愤，未免有点过火，但是，假如让这类事件不时地在此时此地发生，那么，怎能叫人不把今日台湾与当年新疆做比较，而认为只是小巫大巫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什么法治与淫威的黑白区分呢？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罪恶，现有一本《盛世才怎样统治新疆》一书做铁证。因为该书的编辑，有十八人具名负责，他们大都是当年身历其境的见证人。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也有许多来到台湾的。像盛世才这样的人物，应为国法所不容（如果盛世才心目中还有国法的话，他所应该检举的是他自己，而非别人）。为什么在今日标榜法治的台湾，他还能够借助政府的军法机构来作威作福呢？原因在哪里？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为着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着整肃政府的军法机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

警备总司令部不遵照法定程序随便捉人，对于挟嫌诬告随便接受而施以酷刑，这种无法无天的搞法，究竟由谁负责呢？总司令说不知情，军法处长也不知情，是不是说一句“不知情”就没有责任了呢？近年来军法与司法机关本身违法作恶的事件，层出不穷。经揭发后，官官相卫，百方掩盖，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权利，横遭摧残而无可告诉者比比皆是。号称反共的政府，竟这样不断地倒行逆施，增加民怨，而为共匪铺路！这种反共其名、助共其实的政风，如不扭转过来，我们政府还配称为反共的政府吗？

扭转恶劣的政风，是我们历年来的呼吁。我们绝不因过去的事实失望，而不再存任何希望。我们对这次警备总部摧残人民身体自由的几件案子，特别支持立法委员们质询时所提出的三点意见，希望政府切切实实地做到。（《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1960年6月1日）

附录二

忆秀松（盛世同）

我原名盛世同，老家在辽宁省开原县盛家屯。曾祖父盛福信是从山东逃荒到关外的。父亲盛振甲先务农，后担任小学校董。母亲安景凤，生我们兄弟姐妹七人。

大哥盛世才，在沈阳读完中学，去日本留学。1928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到新疆当督办。二哥盛世英，在新疆任运输管理局副局长。三哥盛世骏，新疆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警卫团团长。四哥盛世骐，从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后，任新疆机械化旅旅长，1942年被暗杀。五哥盛世骥，苏联东方大学毕业， 任新疆师范学校校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现在台湾。姐姐盛世芬只读两年多小学，是家庭妇女。我最小，生于1920年。

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当时我在沈阳读书，市内纷纷传说盛世才（已任新疆督办）在新疆组织抗日，联共联俄。一时空气极为紧张，日本人到开原我的老家去搜查。我们全家人于1934年10月悄悄逃到北京。原以为可以暂住一时，但不到半年，南京出版的《天山月刊》说盛世才在新疆赤化了，要把新疆送给苏俄；并说他联共组织抗日，要收复东北失地。家里恐遭暗害，又决定去新疆盛世才处，但路途遥远，实在凑不起这么多路费。这事被张学良将军知道，托人带钱来，我们全家于1935年5月抵达新疆迪化。

我对新疆的一切都感到新鲜。那时学校里已有“反帝会”、“妇女协会”和“学联会”，我参加了这些组织。后来担任了“反帝会”小组长和“学联会”监察秘书。

1935年6月，陆续从苏联来了一批同志（约二十多人）支援新疆工作。其中有王寿成（俞秀松）、万献庭、王宝乾（赵实）、郑义君（郑一俊）、赵云蓉、高秀影（王一）、吴德铭（江泽民：（1903—1989）原名江克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人。1920年9月赴法，1926年赴苏。抗日战争期间回国在延安搞军工。一机部部长助理，汽车工业局副局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栾保亭（嵇直）、张义吾、刘贤臣等。

1935年11月，王立祥由苏联到迪化，在督办东客厅做第三国际有关情况的报告。一连三四个晚上，听报告者约有三十多人，大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盛世才、邱毓芳（盛世才的妻子）、盛世骐和我也参加听讲。在这个会上我认识了俞秀松同志。后来在“反帝会”的工作中，我们有了较多的接触。不久他又担任了我和侄儿、侄女的家庭教师。他教书认真，讲解耐心。他的南方话我们听不太懂，他就用笔在纸上一面写一面解释。除了教我们学数理外，还讲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他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给我印象很深。我们在这些接触中，有了进一步了解，产生了爱情。

1936年夏，我和秀松征得父母和哥哥盛世才的同意，并经斯大林批准，结了婚。婚前斯大林交苏驻新领事阿必列索夫和秘书安铁列夫送来一箱衣物和化妆品，表示祝贺。结婚那天苏联领事馆全体同志都来参加婚礼，并且把我们结婚的情景和新疆的习俗风土拍成电影（我原保存一部拷贝，可惜解放后怕惹是非而烧毁了），还拿到莫斯科去放映，在迪化也放映多次。苏领事馆为庆贺我们结婚，特设筵席、举办舞会。有许多老同志和我的亲属参加。秀松用俄语谈了恋爱经过，感谢斯大林的关怀，表示一定要增强新苏关系，团结各族朋友，共同反帝，为建设好新疆、为争取全世界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后来我们结婚一周年时，斯大林又送来一件礼物——照相机。我们经常用它拍摄一些同志开展活动的镜头（这架照相机已在1982年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

结婚那天，盛世才送来两只小木箱子，上写：“燃烧心灵的火把，夺取学识的宝库。”很多人传说是“金银财宝”。打开一看，原来是马恩列斯精装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秀松连连称赞：“这比两箱金银财宝的价值不知要高多少倍呢！应该说是无价之宝，你要好好保存阅读，掌握它胜过金银财宝万万倍。”

我们婚后的生活很清苦。秀松不吸烟、不喝酒，工作到深夜只吃几块饼干充饥，喝一杯咖啡提神，中晚餐也只吃点豆芽、萝卜、青菜等，只有星期天才吃点荤腥。他坚定执行清廉政策，不拿国家一分一厘钱。我们住的几间土平房，门窗地板都是自己花钱装修的。秀松自己省吃俭用，对老人却十分孝顺，经常给我爸妈买吃的用的，而且考虑到我妈身体差、怕冷，准备自己搭热炕给老人生火取暖，后因被捕没有办成。他经常想念他的爷爷、父母，为自己没有尽到孝道，经济上不能帮助家里而难过。他也非常同情穷苦人。一个厨师家境困难，秀松经常送他吃的，有时給他一些衣物。还有一个赶马车的维吾尔族人，按少数民族规矩，老婆生男孩满月，丈夫要给妻子送头巾、皮靴，可是他没钱买，秀松就帮助他解决。

秀松很注意培养青年。他选送了许多青年去苏联学习哲学、经济学、医学等。那时想去留苏的人很多，秀松不徇私情，秉公办事，量才选派。我的堂姐夫考核成绩不合格，婶母来说情，但秀松说，如果别人成绩好而不录取，人家会有什么想法呢？要实事求是，不讲情面，共产党人就应该铁面无私。

秀松长年在国外工作，对祖国却是一片深情。“七七事变”后，他从广播里听到杭州沦陷消息，想到父母兄妹和乡亲，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他从箱子里翻出两只干桔子说：“这是我第二次（1925年）去莫斯科时从祖国带去的，一直放在身边，有时想念家乡就拿出来吻吻，它使我时时想到祖国。”他经常对我说：“只有反帝，才能打倒封建官僚，因为他们狼狈为奸。一定要坚决斗争，以血还血抗战到底，才能收复失地，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才有希望，国家就能繁荣富强起来。”还风趣地说：“你的名字（盛世同）取得不错，我看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必然会胜利，那盛世大同时代也一定会到来。那时人剥削人的制度就会被消灭，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幸福。你一定要按自己的姓名含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坚持不懈，坚决彻底，不怕牺牲，斗争到底才能完成。”

二

当时新疆没有共产党的公开组织，秀松担任新疆全省民众反帝联合总会（简称“反帝会”）秘书长。通过这个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使“反帝会”成为一个广泛联系各族群众的进步团体。

“反帝会”每月定期出版一期《反帝战线》刊物，由秀松主编。他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一些重要活动的宣言、决议，甚至贺电、标语、口号也都由他亲自撰写。秀松到新疆前，新疆已有“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五大政策。后来秀松又增加了一条“民平”政策，即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民族政策》的文章，手稿现在还保存在新疆有关单位。为搞好各族人民团结，秀松经常和少数民族朋友交往，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并陆续开办了各民族促进会及学校，使各族人民的文化教育得到蓬勃发展。

当时“反帝会”定期举办会员训练班，课程设有：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联共（布）党史教程等。主要课程由秀松担任。另外有关国内外形势资料和各种条约、运动史，由秀松审稿后，各部部长讲课。还根据当时形势和重大事件，提出新的行动纲领。西安事变发生，新疆电台收到这个消息，秀松当天即代盛世才拟发电报给张学良将军表示声援支持，并通知《新疆日报》当天晚上出号外，坚持支持张学良，拥护“八项救国纲领”。还发动“反帝会”会员和学生到街头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救国。一时声势浩大，震动了迪化城。

秀松同时担任新疆学院院长、省一中校长、督办公署边防处政训处副处长、航空学校和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等职。他除负责拟订办学方针、教学计划外，还兼任宣传讲“马列主义”和“六大政策”等课程。当时曾在省一中上学的尤力同志说：“当时新疆学院兼一中校长，是共产党人俞秀松，我们入校第一课就是学习俞秀松的政治评论《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教训》。俞秀松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共产党人，经常以做报告形式给全校学生上大课。他所做的报告都具有鲜明的马列主义观点，所以学生们每听一次报告，就是接受一次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

1937年的一天，新疆省政府主席李溶送来一张委任状，任命秀松兼教育厅厅长。当天回家，他就和我商量，准备把委任状退回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为名、不图利，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说：“要想做官，我早已回浙江省当教育厅厅长了。杭州有一些老朋友已经请我好几次，我都回绝了。”第二天他就把委任状送回省政府办公厅。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说：“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秀松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1936年冬，老牌反动分子邱宗濬（盛世才的岳父），任新疆省伊犁河警备司令，作风恶劣，民愤极大。他和小老婆上街还要鸣炮奏乐，打鼓敲锣，明目张胆破坏清廉、民平政策。他贪污盗窃国家财产，擅自关闭当地银行三天，抢走金银钱币；还抢劫民众财物，把伊犁一家祖辈在国外当领事的家传珍珠披肩抢走。甚至谋财害命，杀人灭口。做了不少违法乱纪、令人发指的事。秀松知道后怒气冲冲地去督办公署找盛世才反映。秀松说：“要维护六大政策，就必须坚决查办，何况他是你的亲属，对你本人的影响也有密切关系。”经过反复激烈的争辩，盛世才只得同意组织一个调查团去伊犁查证。但盛的连襟汪鸿藻知道后，硬要把他老婆邱毓英塞进调查团，给调查工作带来不少阻力。邱、汪两家甚至说是俞秀松诬告。秀松毫不畏惧，坚决支持调查团的正义行动。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邱老头的罪行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撤了职。伊犁百姓拍手称快，高兴地说：“瘟神走了！”此后，邱、汪等对秀松恨之入骨，时时想谋害秀松，只是苦于一时无机会下手。 、 秀松在新疆时，多次与盛世才商量，以大量的财力、物力，包括武器弹药、被服装备等军事物资支援延安，并培训了党派到新疆学习的飞行人员。1937年红军西路军四百多人进入新疆，秀松积极筹备迎接。当西路军进入星星峡时，盛世才得悉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谋反，企图消灭西路军，就与秀松商量。秀松支持他立刻组织力量进行声讨。揭露尧乐博斯的阴谋，及时制止了尧的阴谋活动，使西路军得以安全入疆，并得到妥善安置。

三

1937年12月下旬，一天晚饭后秀松去“反帝会”了解各部门开会学习情况，然后照例到新疆学院、省一中去查看学生的晚自修。我正在家里温课，突然听到门外急促的脚步声，接着进来四个盛世才的卫士，手提马灯，说是督办有要事请秘书长立即去。因秀松还未回家，我叫他们在外面等一会。9时许 秀松回家，感到情况异常，对我说：“早点睡吧，你明天还要考试呢！我去看看再说。”深夜我给盛世才打电话，盛说有事商量，叫我先休息。但到后半夜秀松还未回来，我又打电话去问，盛世才说秀松去苏领事馆办事，可能要到明天才回家。这一夜我昏昏沉沉，心神不定。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考试后立即回家。一进门，厨师满面泪水对我说：“秘书长被抓起来了，公安处叫你把被褥洗脸用品送去。”我一听怒从中来，立即打电话质问盛世才为什么无故抓人。他说电话里说不清楚，叫我去一趟。我到督办公署住处，一进我妈房间，看她和姐姐在相对哭泣。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立即找到盛世才评理。他胡说秀松参加“阴谋暴动案”要杀他。我问他有什么证据，他说监狱里的人反映，这个组织名单上有王寿成盖的章。我叫他拿出来，他却又推托。后来我再去责问，他就威胁我说：有证据证明秀松与“托派”有关系，过几天开公审大会，你可以当面听听。我理直气壮地说：“如果没有事实，我就枪毙你！”他一听咆哮如雷，叫卫兵把我抓起来，我毫不畏惧，卫兵也不敢下手。他只得来软的，说过几天查明后没事就放回来，而且同意我第四天去探监。

在第二监狱，我见到了秀松。他问我：“为什么给你几次信，一次也不回？”事实上我一封信也没收到。接着他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抓我？天理国法哪里去了！”当我把盛世才说他参与“阴谋暴动案”并与“托派”有关的话告诉他后，他哈哈一笑说：“莫名其妙，你相信吗？我来新疆是干革命，坚决执行六大政策，为什么要杀盛世才？有什么凭据？这完全是诬陷，一定有人在捣鬼。这笔账一定要算，你千万不要屈服。”我劝他耐心等待，水干石头显，真金不怕火炼。我们这些话被盛世才知道了，说我们在狱中谈政治，不准我再去探监。我知道一定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谈话，但不理那一套，继续与他们斗争，逼他们拿出证据来。盛世才曾对我姐姐说：“真没有办法，偏偏世同认识王寿成的笔迹，要不随便写个供词给她看一看就免得麻烦了。”可见并无真凭实据，完全是诬告。由于我拼死斗争，争取到每周给秀松送一次食物，每月探监一次。送去东西，我一定要秀松亲笔收条，以证明他已收到并且还活着。第一次的收条是监狱长李蒲霖代签的，我就退了回去，要秀松的亲笔收条。后来我去探监，考虑到有人偷听，就让他们派人做探监记录。我和秀松交谈时，无关紧要的大声说，故意让他记录，重要的内容则小声说或者笔谈，然后把纸条塞进我的口袋，回家再销毁。

秀松被捕时，我四哥盛世骐在莫斯科红军大学读书，五哥盛世骥在东方大学学习。他们得知此事后向盛世才据理力争，要求释放秀松，而且想方设法要把秀松营救出狱，可惜时间紧迫，准备不及，未能如愿。后来我又与盛世才争吵，要求住进监狱与秀松共同生活。盛世才先同意了，可是他岳丈邱老头从中破坏，说盛世才真糊涂，叫你妹妹进监狱，岂不证明你抓的人是冤枉的，谁会相信你妹妹也会杀你？盛世才听了这个意见，又变卦了。

1938年6月25日，盛世才把秀松押送苏联。我强作镇静去为秀松整理行装。他以为释放出狱，显得有些兴奋。当知道要去苏联，气愤地说：“我要去问问盛世才，为什么叫我坐牢？”在去机场的车上，秀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没能在一起革命、生活一辈子，不知何时能再见。你要记住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秀松预感到回苏联会受到不白之冤，因为他在中山大学与王明做过坚决的斗争，被王明诬陷为“托派分子”。他心情沉重地说：“我此去凶多吉少，你要挺起胸膛，不畏强暴，不能靠别人，救世主就是共产党。要相信共产党，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我个人生死微不足道，革命党人的头是杀不完的、血是流不尽的，让鲜血换来新中国的胜利，人民共享幸福生活，我心甘情愿。但不能看到祖囯明天的胜利，离开祖国锦绣山河、骨肉同胞，心里实在难忍。”在机场，看到一架苏联绿色军用飞机停在那里，还有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苏军士兵。生离死别就在眼前，秀松紧紧抱住我、吻我，含泪说：“同妹，要坚强，多保重，但愿我们能重逢。”马达声响了，飞机腾空而起，我的心几乎碎了。秀松手拿帽子，从飞机窗口不断向我招手。我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谁知机场一别竟成了永诀。

四

自从秀松被捕并押送苏联后，我与盛世才断绝兄妹关系，并随我妈妈姓安，改名“志洁”，以示意志坚定纯洁，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秀松生死如何不得而知，我在痛苦中茶饭不思，夜不成眠，但一想起秀松就增添了无穷力量。遵秀松之嘱，我振作精神，踏上自力更生道路，担任女中附小教师，并被选为“反帝会”直属四分会负责人。后来我又进入新疆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继续读书。

1942年后新疆政局逐渐逆转，至1944年，盛世才终于去重庆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我和妈妈仍住在迪化。况且传说秀松还活着，到过新疆边境，所以我不愿离开新疆。但我妈妈体弱多病，盛世才多次来电要我陪妈妈去重庆医治；并且表示，今后绝不再干涉我的自由，也不再过问秀松之事，我愿意到哪里去找秀松都行。后来我和妈妈就到了重庆，住在汪山，独立生活，而盛世才住在黄山，也无往来。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发来请帖，邀我和五哥五嫂赴宴。我感到蹊跷，考虑再三决定去弄清缘由。席间蒋夫妇只谈些家常，问我生活情况，多大年纪，是否想进大学读书等等。我莫测其中奥妙。第二天，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来看我，并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说是要为我做媒，问我是否愿意和昨晚席间那位将官交个朋友。我断然拒绝：“我已结过婚，是有夫之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蒋是想试探我。其实他何尝不知我爱人是俞秀松呢！只是看我是否“回心转意”罢了。

抗战胜利后我到南京，和妈妈、五哥住在大光路立业村，仍不与盛世才往来。1948年，秀松的父亲俞韵琴来信，要我去杭州暂住，迎接解放，并说一定能够知道秀松的真实情况。我便决定和妈妈赴杭。盛世才要妈妈跟他去台湾，很多家属也劝我离开大陆，但我意志坚决，毫不动摇。解放后，我即写信向中央探询秀松情况，没有回音。1961年，秀松的父亲上书毛主席，请求明察秀松不白之冤。经包尔汉、吴德铭（江泽民：（1903—1989）原名江克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人。1920年9月赴法，1926年赴苏。抗日战争期间回国在延安搞军工。一机部部长助理，汽车工业局副局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赵实（王宝乾）等几位老同志提供证明，上海市委组织部批示市民政局“应承认其为烈士”。196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主席签印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尽管如此，秀松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托派”的影响和牺牲的真相，并未彻底查明。1980年，经有关方面查证，孙冶方同志也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建议调查王明、康生为消灭异己，谋害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同志真相；民政部嵇直同志撰文指出“被害者何止俞秀松一人”，揭露王明、康生的诬陷，并要求中央给予平反。198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8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又发表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者——纪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人俞秀松烈士》。王明、康生为消除异己，假借盛世才之手将俞秀松逮捕，又借苏联肃反扩大化加以杀害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安志洁，《人物》，198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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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治的画皮

3月29日《中央日报》登：“现任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副理事长的资深国代方治，不幸于昨天上午9时病逝荣民总医院，享年九十五岁。方治字希孔，民前十七年1月3日生，安徽省桐城县人，公费留学日本东京师范大学，专攻教育。旅日十年期间奋志参加革命工作，返国后积极从事党务。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及代理部长、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总干事、秘书长多年，现任副理事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方治在三年前，留下一部回忆录，叫做《我生之旅》，全书思想陈腐、文字冗滥，这种人，居然还做过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及代理部长，难怪国民党要完蛋。方治以九十高年，要出版回忆录，当然意在豹死留皮，但看了他的书，发现此一皮也，实与《聊斋》中的画皮相去不远，不同的是，《聊斋》的画皮，是画皮以遮其丑；但是方治的画皮，却是画皮以彰其丑，只是由于这种人太不自知，不知写来写去，适以彰之耳！

《我生之旅》中，有许多回忆，正面看来似无不妥，但是侧面看去，却糗态百出。其中写国民党兵败山倒时的众生相，尤令人别有会心。例如写“徐蚌会战”时他们去劳军，他和张道藩到邱清泉的部队去慰劳：“在其防区距离八华里许，有五村落为匪盘踞，邱正部署敢死队二百余人冲锋突击，余洽商道藩兄以三元银币分赠每一队员，作为奖励，各位弟兄一面手拍衣袋银币叮当作响，一面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直捣匪营，所向披靡，仅历两小时，五村落全部收复。”请看这种侧面意义多么滑稽！劳军团回徐州后：“本拟是日下午再赴前线劳军，忽于午后2时许，杜副司令仓皇来访，闭门低声告以徐州已不能守，刘总司令今晨已飞往安徽蚌埠，其亦将于晚间率部撤退，曾急电南京当局，请派陈纳德飞虎队之专机准晚8时载慰劳团返京，盼速做准备，即此告别！得此恶劣消息，异常痛心！自觉处此危境，尤须沉着应付，比即由小巷走告道藩兄共同守密，分别通知团员，以奉中央电令，嘱两团今晚返京，另赴其他地区劳军为借口，团员中尚有高兴鼓掌者，余与道藩兄至为尴尬，只得暗自悲伤而已。”请看这种侧面意义又多么滑稽！

不久，又轮到“上海保卫战”去劳军：“余于紧张之际，同陈委员保泰携猪肉、烟、酒五大卡车赴浦东劳军期以鼓励。但所有士兵皆已卧地备战，青年军师长却已潜逃无踪，政治部政工同志密告，此地状况非常严重，即将无法保守，劝我赶速过江回上海，余等渡江时，即目睹青年军跳水逃亡，余等返沪……部队仅余七万余人，余与汤将军均主张与上海共存亡，断不可让共匪唾手而得，甚至予以破坏，亦在所不惜；后因总统蒋公一再电令，必须安全撤退部队，”乃与汤恩伯撤退。但是，比照起雷震日记来，却又明明是“晚至总司令部指挥所见介公致恩伯之亲笔函，嘱其支持到底，战至最后一人，与晨间恩伯所言者完全不同。上午听到恩伯之话，且经国两次与恩伯谈话，我们以为这些意见，当系介公授意，欲保存部分实力，不料经国返定海后，介公亲笔函与恩伯，嘱其为国民党争光荣，死守到底，战至最后一人，因此陈良对上下午之截然不同，深感诧异也。”其实，从侧面意义了解，一点也不必诧异，“介公”行的，是双轨统御，在口头上，是要安全撤退部队；在文件上，却是战至最后一人。千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文件，没人会怀疑在上者不死守，而必谴责在下者竟偷生也——看国民党的画皮，必须有这种李敖功夫，方能恍然大悟。微李敖，君与谁归？

198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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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纲的年老嘴脸

国民党员年轻时有年轻嘴脸，年老时有年老嘴脸。年轻时的嘴脸令人想哭；年老时的嘴脸却令人发笑。交错之下，总是令人哭笑不得。

国民党员年轻时在大陆胡作非为，中原逐鹿，活动空间广大，纵然胡作非为，被广大空间一除，其恶心人的程度，比例并不大；不料年老时在台湾胡帝胡天，小岛逐臭，活动空间减小，一旦胡帝胡天，被狭小空间一挤，其恶心人的程度，密度就可观了。每天报纸电视一打开，我们就要被年轻民进党和年老国民党的交错嘴脸来恶心，简直躲都躲不掉。讨厌死人了。

年老的国民党员嘴脸，可归纳为好几类，但是最令人发笑的，不是别人，就是八十七岁的谷正纲。

谷正纲出道甚早，他在1924年就加入国民党，那时他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后来转赴苏联，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以国民党死硬派著称。回国以后，他投身汪精卫系，后来转入蒋介石旗下。不论对汪、对蒋，此公都是感情充沛、声泪俱下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回忆汪精卫出走后，“谷正纲听了，当场号啕大哭，说：‘我保证汪先生绝不会做汉奸。’”《李宗仁回忆录》中回忆蒋介石下野前，“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正因为谷正纲有这种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本钱，所以，他在社会部长、内政部长以降，一直位居党中要津。过去在党中内斗时，他受伤倒地，蒋介石走过他身边，大骂他：“流氓！流氓！”虽然“流氓”已遭钦定，但是得宠却异常人。在国民党一次核心会议中，他发言不被采信，竟大哭失声，喃喃的说：“昨晚梦见先总统。先总统对当前决策失当，不以为然，叫我告诉你们。”闻者不知老蒋死后犹托梦以宠如此，自然大惊失色。

谷正纲老去以后，他的身心状态，已显得非常不能统一，虽然他还致力“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过，他的生机与死硬，却变成了国民党其他老贼们的焦点所寄，因而备予支持。1966年，国民大会代表改选八十五名主席团主席，开票结果，谷正纲比别人多了四五倍，竟以一百高票当选，可见“猩猩”惜“猩猩”，什么人玩什么鸟也。

谷正纲一直视“世盟”、“亚盟”为其禁脔，可是在他年老昏愦以后，对外不得不由张建邦代他出马了。但谷正纲自己却不知道。他每天还照样去上班，只是感到公文少了，大叫公文太少，批得不过瘾。他的手下，乃假造大量公文给他批。在变态心理学上，有所谓“虚无的妄想”（Nihilistic Delusions），犯此病的，老是拒绝其本人的存在；而谷正纲者，正好相反，他过分承认他自己的存在。正因为他先生过分存在，所以笑话不绝。

另一方面，变态心理学上的“辨识力丧失”（Disorientation），谷正纲也有份了。他在家中，有时已经分不清儿子是老几了；他在外面，笑话就更多。去南美时候，因为南美景色有些颇似中国西北，他神经就来了，下飞机后，他奇怪的问：“宗南为何不来接？”他不知道西北王胡宗南早就死在台湾了。当然，他这种人地不分，也有奇趣在，在南美，当王昇接他并提醒他“我是王昇”的时候，他很有礼貌的告诉王昇说：“王昇吗？我知道他，祸党祸国，是个坏蛋！”像这种妙事，也发生在别处。有一次他握住麦克风，忽然说：“梁永章，是我一手提拔的人，是靠贪赃枉法起家的。”而梁永章正坐在他身旁。

他下飞机时候，常常说：“安顺到了，安顺到了。”显然以为台北是贵州安顺。回家时候，常常上错楼。邻居开门，他会怒责：“为什么你在我家！”他气得敲门敲破手，医生诊治时，他抱怨说：“是门打的！”

谷正纲已是“老年精神病”（Senlie Psychoses）的样板，但因他身居高位，竟不退休，以致以政海为病房，神游其中，为天下笑。天下怪事年年有，唯独国民党多。国民党真宝！

198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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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国华下台的省籍意义

法国哲人伏尔泰在1727年访问英国，他发现这些岛上的人，对大陆来的非常仇视，走在街上，都会为这种仇视付出代价。有一次，一群英国人向他怒吼，大叫：“把这法国佬吊死！”不料伏尔泰片言解纷，他说：“英国人呀！你们因为我是法国人而要杀我，难道因我不是英国人所受的惩罚还不够吗？ ”此话一出，英国人为之失笑，居然跟他聊起来，还把他送回寓所。

这个例子是国籍与国籍间的仇视，加上岛国与大陆的距离，使这种仇视，更形尖锐。其实在国籍与国籍以外，省籍与省籍间的问题，也很麻烦。

中国地大人多，省级的单位有的比外国一个国还大，多样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表现在分省上面，尤为明显。各省又可再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或统计、或归纳、或屡试不爽、或约定俗成，最后演变出一般的观感与结论。这种观感与结论，对特定例外言，容或失之武断，但它的一般性，却往往令人深思、令人警惕。例如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湖北省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佬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不同也！

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是也。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宁波土话“回汤豆腐干”，完蛋大吉。

所谓“回汤豆腐干”，是把当天卖剩的存货，回汤重蒸，次日再卖，不过重蒸过后，味道已不如前。宁波人的习惯是子弟到了十四五岁，不论天资怎样、家境怎样，多辍学从商，去做学徒，以获得商场经验。学徒期限三年，若没到期就给赶回来，就被讥为“回汤豆腐干”表示空忙一场，又回家了。

宁波人做生意，结果常常“赢头输尾”，最后吃“回汤豆腐干”，其实搞政治也如此。宁波人搞政治，是浙江人中第一把手。浙江人搞政治，本来就会牺牲别人、成全自己。以黄花岗一役为例，死难烈士、广东人五十一位，福建人十八位，广西人七位，四川人、江苏人、安徽人各三位，浙江人却一个都没有。但是最后抢到中华民国天下的，却是浙江人！

原因何在？在于浙江人会在领袖旁边做救驾式的小功夫。宁波有一种甜菜，叫“君踏”，春天二三月，毛笋上市，毛笋片君踏羹，是一道美味。为什么叫“君踏”呢？相传宋高宗被金兵追杀时，跑到甜菜田中，因为甜菜柔滑，致使追兵马失前蹄，高宗得以逃脱。后来因念甜菜救驾有功，特以“君踏”赐名。浙江人中，奉化人从明朝清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奉化人道地是宁波人。奉化人中政治高手在孙中山身旁做“君踏”，得领袖青睐，所以被领袖破格提拔，终于得到中华民国的天下。

这一天下，从大陆而台湾、从父亲而儿子，为时有六十年之久，浙江人之风光，可算出尽。其中“朝里阿大”，也鸡犬同升。

所谓“朝里阿大”，又是宁波土话。商店负责人，北方曰掌柜、南方叫经理，宁波却叫“阿大”。“阿大”是头儿，开饭时坐首位，面朝外；相对的，学徒对面而坐，面却朝里，就被戏呼为“朝里阿大”。不过，“朝里阿大”一朝时来运转，也可成为接班人，不可小看他。

俞国华者，不是别人，正是奉化人中的“朝里阿大”。他以“朝里阿大”身份接班，是浙江人天下的最后命脉所寄。他的下台，象征了浙江人势力的土崩瓦解。中国苦浙江人久矣，浙江人能歇歇脚，中国人才能松松手，其他各省人因不是浙江人所受的惩罚，也才稍得喘息。

198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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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琳的贼婆心态

今天收到6月21日出版的《立法院公报》第七十八卷第四十九期，上面登有“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第八十二期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记录”，其中有去年11月5日在第五会议室讨论“李世杰等请愿书，为请修改国安法第9条第2款，以维护人民权益案”。

请愿案是1987年10月13日向“立法院”提出的，十二位请愿人是：李世杰、胡学古、郑绘川、王效舆、黄曦、郑祖仁、陈荣贵、陈鸿渐、吴雨村、高志立、张树绩、周金声。请愿的主旨是：请修改“国家安全法”第9条第2款前半段，归还戒严期间戒严地域，非现役军人受军法审判者的上诉权。

为什么“国家安全法”不肯“归还”这一上诉权呢？这话可得细说从头。

原来国民党为了保护政权与家天下，曾经搞出“戒严法”来，并且在台湾一戒就是三十九年！三十九年以后，在老美压力下，见风转舵、大发慈悲了，开始宣告解严。不过，在解严前夜，却又搞出“国家安全法”来否定“戒严法”中唯一“人道”条款——第10条，这可就太王八蛋了。因为，“戒严法”在当年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法中并没规定解严之后要另立他法替代，更没设想到这种他法，甚至可以把“戒严法”第10条信誓旦旦对人民的承诺，予以推翻。按照“戒严法”第10条：明定戒严期间军事机关的审判，在解严之翌日起，人民可以依法无条件上诉的。可是国民党却一边宣布解严，一边又弄出个“国家安全法”第9条，硬把人民可以无条件上诉的承诺，改换成有条件上诉，就是只有符合非常上诉或再审条件的，才许你上诉，全盘否定了非军人接受军事审判确定者的上诉与抗告权，这种公然违反他们自己定的“戒严法”，岂不太可恨了吗？说它是王八蛋，还骂轻了呢！

李世杰等十二人，他们都老了，十二人加在一起，一共是八百五十四岁。他们被判的刑，一共一百四十四年。他们都是或曾是国民党员，个个身罹冤狱。出狱后，大多家破人亡，有的住进养老院，有的靠朋友照顾（像胡学古便住在李敖为他安排的居所里）。个个年老、体弱、多病、负伤。这次他们联合起来，互相搀扶着，到“立法院”请愿，他们哀呼：“我们在政府运用行政、立法、司法三项权力齐声打击下，很够了，各位委员先生，‘行政院’草拟了国安法，‘立法院’通过它，不准我们上诉！立法委员为我们提出质询，行政院说，我们可以申请再审和非常上诉（条件是那么严苛），我们上诉了，法院说我们的案子依法不得上诉（第三审），我们申请再审，法院又说我们是可以上诉第三审的案子，不准申请再审！我们几乎怀疑这些话是出于三个敌对政府的话！”“同一个政府，同一个司法院底下的同一个最高法院，竟有两种说法，我们深觉迷惘！”“行政院提出‘国安法草案’，立法院通过它（抢走了我们的上诉权），最高法院又劫走我们残余的再审权利，是政府不惜动用行政、立法、司法三大系统势力，强行压制冤狱被害人，不准我们伸刷冤抑！”“我们对国家都是功臣，不是罪人，我们和各位委员先生一样忠于国家。……在走投无路的当儿，我们恳切盼望立法院全体委员先生女士，将心比心，为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

在讨论过程中，老贼中的老贼婆“立委”杨宝琳发了言，她说：“‘国安法’第9条不能随便取消。‘国安法’经过许多磋商、表决才通过，所以不能随便取消。请愿人的请愿我们非常同情，但我们一切应该依法行事，我们也不能干涉司法。‘国安法’是大会通过，总统公布的，不能取消，所以本案大家应再研究。”

杨宝琳的发言传出后，李世杰写《假使杨宝琳也被枉判过死刑》，发表在李敖主编的《乌鸦评论》第十六期，抨击这个老贼婆。李世杰说：“我为杨宝琳的政治人格而悲哀，她也是老国特，眼看着我们十二位请愿人当中，有十一人是老国特（包括中统与军统），而她竟为讨取当权派的欢心，不惜让这些老国特永远背负‘匪谍’的恶名，而永世不得洗刷！”

的确，老贼婆杨宝琳的心态正是如此的。她宁愿十一名老国特含冤到底，也不要国民党当权派难堪分毫；一如“立委”老贼通过“国家安全法”时的心态，他们宁愿使戒严以来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件案子冤沉海底，也不要国民党当权派一两人难堪分毫——国民党的“洗冤录”，原来如此！

1989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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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百川蹂躏人权的证据

3月10日自高雄与同案难友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等小聚归来，看到老友陈兆基代我查访到的陶百川蹂躏人权的证据，立刻开写此文。

这批证据见于1931年12月份的上海《申报》。我因为太忙，特别请陈兆基代我去翻查。关于陶百川这一无耻记录，我早在1982年就发表《从陶百川绑票大学生说起》（《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三期），予以揭发。我大略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卖国政权不肯抗日，以致坐看国土丧失。事后说张学良不抵抗，无异是叫张学良背黑锅。虽然这样，国民党对日本的暧昧态度，并非牺牲了张学良就可以平民愤的，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就示威游行，并且——像五四运动打卖国贼一样的——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各地民情愤激，都说国民党不抗日。到了国庆日那天，广州学生举行抗日提灯大会，为反对日货，与国民党警察发生冲突，国民党警察厅长杜煊泰下令开枪，打死同胞二十多人，打伤八十多人，“紧急拘提”一百多人。11月28日，全国各地学生、工会、社团等，纷纷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日。12月4日，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11日，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一次会议，决定各地学生请愿，由该会负责办理；15日，北方学生南下请愿团竟冲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直到国民党派出军警，才算平定；18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制止学生请愿，坚持不抗日，也不准学生请愿抗日。其实这些情形，只是电影上的远景和近景，还有大特写呢！当时北方学生南下请愿团的北京大学代表，到上海后，国民党竟用绑票手段对付他们，主持绑票作业的，不是别人，就是陶百川！陶百川绑票学生事件，惹得群情大哗。12月11日，署名“敬”的写信给胡适，说：“兄勿但为政府划策，宜勖国人自动解决困难。……如仅解决困难，而于‘政府’、‘党’不置一词，不足以平国人之愤，况学生乎！”“顷知北大代表被绑，实系党部雇人绑去，党部陶百川已逃，被绑者以学生围市政府不散，已释去。是尚成为党，成为国哉？”从这一大特写里，我们不难依稀看到：今天口中人权法治的“国之大老”，当年实在是目无人权法治的“国之恶少”！今天我们尊敬这些人，岂可在尊敬以前，不加点认识与了解吗？我们难道就那样无知、那样糊涂，轻易被他们骗走我们的尊敬吗？

八年前我做上面这种揭发，目的在告诉人们：大家别被国民党那些可疑的丰功伟业、可疑的清白记录给骗了！——国家给搞砸了、大陆给搞丢了，这些人该是忏悔者和惭愧公，而不该是无罪者和神气活现的人物，他们没有资格和脸面指导我们、教训我们，我们也不必接受。我这种结论，并没有百分之百排斥他们的意思，而是主张有条件的接纳他们，以他们表现出对过去作为彻底忏悔为条件。我在全盘揭发的作业中，发现陶百川这一类人，是国民党中最伪善的一类。国民党逃到台湾后，知耻程度，可分三级。第一级“好汉不提当年勇”，恶汉也不提当年勇，对过去种种，没脸再提；第二级振笔上传记文学，多提当年勇，当然以无耻捏造者居多；第三级是专提当年勇，并摇身一变，成为清流，好像过去一切祸国殃民之事，都是别的国民党干的，与他无涉，这种人是最可恶最不要脸的，以陶百川、徐复观等居首。正因为这种国民党最可恶、最不要脸，所以我一路查他们的暗账，从不停止。这次陈兆基代我查到的这些新资料，就是我锲而不舍精神下的另一收获。

陈兆基代查的《申报》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931年12月10日的一天，“本埠（上海）新闻”栏，标题是《各大学生昨日向市政府请愿》，小标题是《昨晨各大学抗日会开会时/北大代表许秀岑突被架去/中大代表江学乾被殴受伤/张市长面允查办负责人员/今晨3时请愿学生尚未散》。内文是（标点照旧）：“北大赴京示威团代表许秀岑、及中央大学代表江学乾、前日来沪向各界报告、请求援助、昨晨9时、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在西门少年宣讲团、举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各校代表均到、许江两氏亦被邀列席、会议时、有服便装者十余人旁听、11时半散会后、门外亦有便衣十余人、竟将北大代表许秀岑挟上汽车、疾驰而去、中大代表江学乾被殴受重伤、全体学生五千余人、于下午4时、向市政府请愿、并取包围形势、张市长即允将公安局长陈希曾停职查办、市党部委员陶百川通缉拘捕、学生等要求非释放被捕同学、绝不离市府、迄今晨本报上版时止、仍未散去、昨日下午5时50分、市党部亦被捣毁器具、晚间法租界宣布戒严、兹将经过详情、汇述如次。”

“汇述如次”的项目共有十五条，每条有小标题，内容是：

“△列席会议 昨日上午9时、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内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到二十九大学代表、由暨南温广彝主席、复旦朱祖舜记录、讨论各项案件、在开会中、北大示威团来沪代表许秀岑、慷慨陈词、约分数点、一：北大示威团、在孝陵卫被拘、忍饥忍寒、受苦不堪、二：示威团被警察军士用绳缚索、于深夜3时大雨中、押登汽车、载往浦口过江、三：希望上海同学、本北大精神、一致奋斗、许君演讲毕、中大代表江学乾即起而报告在京民众学生运动情形、一：民众运动、已趋于积极的督促政府、二：首都昨日（即前日）总示威五六千人、秩序甚佳、三：上海同学赴京之食宿问题皆可解决、四：北大示威团被捕同学、已被押至北平、二君言毕、全场空气甚为紧张、旋又讨论其他案件、至11时半散会”。

“△狙击情形 散会时各大学代表、纷纷外出、所有干事、则登楼赴办公室中办事、北大中大两代表、因初来沪上、故与各干事代表寒喧颇忙、直至各代表散尽、始亦连袂出外、甫下石阶、阶前预停之汽车旁、忽有便衣武装者二三十人、突拥上前、将二代表凶殴、二代表狂呼救命、并竭力抗御、卒以寡不敌众、但被曳入预备之汽车中、斯时二人犹力图挣扎、中大代表江君、奋力自汽车中跃出、是时在会址内之各干事温广彝、林祖余等、亦闻讯出外、力往救护、将江力救出险、至北大许君则竟被挟去、迄今踪迹不明、当场获得行凶之一人、名王福生、押送该处附近之派出所、其余行凶人、均已被逃逸。”

“△学生表示 据某校学生目击经过者谈、当时会场中有便衣十余人旁听、形同监视、见学生发言、辄高声滋扰、但学生仍复隐忍、继续开会、市党部委员陶百川、初曾列席、中途忽退出、闻当时有文化同济二校代表目睹凶手中有二人系某机关干事、一姓刘、一姓张云云。”

“△事后处置 当时各校代表、即奔赴附近公安局二区二分所报告、及长警赶来、便衣者业已星散、一面由某校代表数人、将受伤之中大代表江学乾、雇汽车送白克路宝隆医院医治、各校代表、皆愤慨异常、有为之流泪者、旋即迁至民立中学继续开会、当场议决对惨案之处置、一：限公安局立即查出北大代表、二：请当局严惩凶手、三：请公安局担保以后不再有此种惨案续演、四：惩办失职公安局二区分所所长、五：请公安局担任受伤同学之损失费及医药费、据某校代表语华东社记者、当惨案发生时、公安局巡警近在咫尺、故此次惨案、公安局实负有相当责任也云云。”

“△江氏伤势 中大代表江学乾被殴受重伤、头鼻等处击破数处、流血满面、下部亦有伤痕、于1时许、车送白克路宝隆医院治疗、更名徐某、入一零六号病房、旋即于下午5时许出院、秘密迁往他处疗养、闻恐发生意外云。”

“△赴公安局 大学会送江赴宝隆后、又派代表多人、立赴公安局、见陈希曾局长、陈局长亲自延见、学生代表等请求四点、一：查出北平代表下落、二：严惩凶手、三：保障此后不发生此事、四：严惩公安局失职长官（因该会斜对面即派出所、于行凶时不知保护）、五：陈答复如下、第一点、在事实上难以办到、确有通令所属各区、严缉凶犯、第二点、则系司法问题、当将捕获之凶手、送至法院审理、第三点、亦难办到、因公安局警士、职司治安、只能于出事后弹压、绝无防范于未然之可能、第四点、若公安局人员果系失职、自当按律惩办。”

“△凶手供称 捕获之凶手王福生、自被学生拘获后、即交与派出所缚解趋局、于午后5时、解赴地方法院、王供系兵工厂工友、是日因于饭后进厂上工、在该处等候开赴高昌庙之电车、以便搭车、讵电车尚未至、而大批大学生忽自内出、经过我处、忽发生暴徒殴打事、我遂被拘、余事不知等语。”

“△今日大会 自惨案发生后、学生界非常愤慨、闻定今日上午9时、召集全市大学中学代表联席紧急会议、决定对此次惨案之援助办法云。”

“△市府请愿 昨日此事发生后、交通大学学生五百余人、首先于下午2时半至市府请愿、未几光华·大厦·法政·复旦·两江·美术专门·江南学院·商船学校·中华留日学生会·等校学生、亦源源而至、暨南大学学生最后步行赶到、总计不下五千余人、当光华交大两校学生先抵市政府时、市府大门、即由学生义勇军守卫、先行推举代表、要求谒见张市长、并提出四条件、一：不准压迫抗日运动、二：释放被捕同学、三：惩办公安局长、四：惩办市党人员、当学生请愿时、张市长适因会晤赈务委员会主席许世英等、故请俞秘书长至市府场上代表接见、惟全体学生、坚持必须张市长亲自答复、张氏不得已、乃于四时三刻、亲自在市府广场、接见全体请愿学生、当张市长接见时、先请学生代表、陈述事件经过、当由交通大学代表、向张市长陈述、略谓、当上午各大学举行联席会议时、场内驻有便衣武装人员多人、当散会时、此辈便衣人员、突出手枪、将中大学生代表江学乾、北大学生代表许秀岑绑架、当时拦捕中大代表时、在场学生、亲见市党部人员张某者、牢执其手、幸江君力疾乃脱、然已受伤甚重、现卧病于宝隆医院、至北大学生代表许秀岑、则被架去、迄今生死不明、当时所最可疑者、一区二分所近在咫尺、对于此事、始终不闻不问、故认为此种事件、系属有组织的、公安局不能辞卸、吾辈适间曾往公安局请愿、因陈局长答复未能满意、故此请见市长、恳予圆满答复、并请接受各条、立予将被捕学生释放、张市长既聆学生代表陈述经过情形后、当即答复各条件、一：自东北事件发生后、迄今适届八十日、市府始终未有抑制救国运动。二：释放被捕学生、此际学生究否被捕，尚无确息、惟本人决当凭良心主张、于今晚查明后、明日（即今日）请各校推派代表、详为答复、三：惩办负责人员、自当查明后处置、四：市党部与市府系平行机关、市府无权处置、惟可致函询问一切、张氏答复时、并请全体同学从速返校、本人决可负责一切、妥为办理、当时全体学生聆张氏答复后、若干学生纷致不满、当场发表意见、务请张氏即行释放许秀岑、否则全体学生、誓不回校、张氏当谓、于手续方面、实难立刻办到、务请全体同学原谅、当时学生中有高呼请张市长由电话中命公安局释放者、张氏不得已。乃允致电公安局询问一切、时已下午7时、大队学生、静候市府广场并市府路畔、静龄消息、惟张氏当致电市公安局时、以电话往返、声浪模糊、一切情形、仍未详悉、乃派俞秘书长亲往公安局调查、俞氏出发时、先向全体学生说明原因、乃始乘车而去。”

“△代表会议 时各校学生陆续而至、遂急召集紧急代表会议、公推大夏大学郑杰为主席、法政王耀东为记录、议决共同要求目的有三、一：释放被捕同学、二：枪毙公安局长、三：枪毙凶手及主使人。”

“△张群答复 张市长于晚8时后、迭次出于学生相见、恳切答复学生所要求、截至本报上版时止、计已答复者共七点、一：在北大被捕同学与你们未见面之前、我绝不离开市政府、二：将凶手交与民众、但须请示政府、并负责请求政府枪毙、三：关于公安局长、即下手谕停职、听候查办、四：负责向法院交涉、立将凶手交出、五：绝不压迫民众运动、六：主使人与第二项并案办理、七：即下令通缉拘捕陶百川。”

“△学生不散 10时许、俞秘书长返府、即报告谓凶手已移解地方法院、依法惩办、学生当坚持、非将凶手带至市府、当众审判不可、并要求非至被捕北大同学释放见面后、绝不散去、经张市长剀切劝谕无效、警备司令熊式辉、亦于11时许、派副官二人、至市政府、代表熊氏向众致词、劝令暂时回去休息。俟熊司令与张市长从长计议办法、定使诸君满意云云、但亦为学生拒绝、迄今晨3时、学生全体仍鹄立市府前广场中不散。”

“△陈停职令 张市长昨晚下令将公安局长陈希曾停职查办、原令云、今午各大学学生开会时、有学生被凶殴受伤、及被掳去情形、该局长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尤不能迅速破案、实属失职、罪无可逭、着即停职、听候查办、此令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张群、12月9日、闻陈于今日起、不到局办公、职务由王督察长代拆代行。”

“△拿陶百川 张市长昨晚下令查拿陶百川云、据交通光华复旦大夏各大学学生、本日来府报称、今午各大学学生开会时、有学生被殴受伤及被人掳去情事、并声称系陶百川主使、要求通缉法办等情、据此、合右令仰公安局、迅即查拿陶百川、归案究办、此令、张群、12月9日。”

“△党部被毁 昨日下午5时50分、有学生约三百余人、整队至市党部请愿、分乘宁波搬场汽车四辆、中国搬场汽车两辆、至则因无人负责接见、引起公愤、遂将该部民训科会客室办公室等物件捣毁、其时常委陶百川氏、尚在办公室、旋即他去、事后市党部发出通告云、径启者、今日下午6时许、有反动分子煽动一部分学生、突来本市党部肆行骚扰、并捣毁一切器具、其原因及经过详情、容当另文通告、深恐传闻失实、特先函达、此致各报馆、上海特别市党部谨启、12月9日。”

“△法界戒严 法租界捕房、于下午7时许、即突告戒严、所有华租交界之铁门、十九关闭、电车均驶至小北门为止、不再驶入华界、各街加派武装探捕搜巡、形势严重。”

无耻的陶百川，干下这票揉躏人权，绑票爱国学生的丑事后，不但不敢挺身负责，并且在逃逸之时，还发出无耻通告，诬指“有反动分子煽动一部分学生”“突来本市党部肆行骚扰”呢！这样子混淆因果与是非，论起无耻来，还真不是普通的无耻呢！

12月11日的《申报》上，复以《张市长电京引咎辞职》为大标题，以《北大失踪学生许秀岑已寻获民众法庭讯问凶手供出同党大队请愿学生昨午后离市府》为标题，再报导如下：“北大·中大·来沪两代表、前日突被殴击掳架、当获到凶手王福生一名、详情已志昨报、本市各大学学生、乃于前晚（8日）通宵在枫林桥市政府请愿、要求交出凶手、释放被捕北大代表许秀岑（名洪均）、撤职惩办陈希曾、限期拘捕陶百川等、如不达到目的、誓死不回、当经市长一一接受、立派秘书长俞鸿钧追查许洪均下落、秘书耿嘉基传提王福生到案、均先后于水巡队及地方法院相继觅到、偕同到场、学生当即组织民众法庭、严鞫凶手、供出实情、北大代表许秀岑亦报告经过、至惩办陈希曾陶百川二人、亦由市长负责、于三日内拘获到案、张市长本人亦自认失察、于前晚电呈中央引咎辞职、惟至昨日3时、尚未接中央批示、故于昨晚再呈中央、坚决引咎辞职、全体学生、于下午2时退出、又昨晨（10日）上午9时、大中学两抗日救国联合会、假交通大学开联席会议、对此事加以讨论、因人已释出、一切得圆满结果、故并无其他表示、惟议决再度晋京、实行最后大示威、并通电国府及国联反对承认日本之在华保侨权、及国联所派之调查团、其详情分志如下：”

详情共分十六节，其中最精彩的是学生组织民众法庭，逼上海市政府张群市长向地方法院提人来审，而地方法院竟也同意了。陶百川逃之夭夭，以迁居闻。十六节内容如下：

“△营救代表 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奉市长令、关于北大代表许秀岑被掳事、限期设法破案后、昨晨4时、当即向各处觅访、后在公安局水巡队内救出、当与俞秘书长同乘汽车、至上午9时37分、始抵市政府、在该处请愿之学生、全体拍掌、高呼万岁、当将许秀岑拥至抬上、请报告被掳经过、许云、昨日上午在小西门少年宣讲团报告北大示威团被捕经过后、于下午3时、与中大江方夜步行出门、及至门口中华路中、即有便衣侦探二十余人、并持有手枪、将我押上路旁之汽车绑去、先至公安局督察处、继移至第三科、后复押至董家渡公安局水巡队中、时已在下午10时许、但船荡中流、似向浦东驶去、后又驶向董家渡码头、及俞秘书长下船、奉市长令前来营救、当即同乘坐汽车至此、末谓蒙诸同学设法营救、不胜感谢、幸未受伤云云、后由同济等校护送归去。”

“△请愿散去 前日午后3时赴市府请愿团之各校学生、凡五千余人、直立至昨日晨10时始散、其间经过、因数千学生于前日午后至市府后、至昨晨四五时、张市长虽允将北大代表设法查出、但并未查得、故不散、至8时后、赴市府请愿者更多、续有复旦大夏等赶到、直至昨晨上午9时半、各大学学生因北大代表已释、而市长答复完满、认为满意、于11时整队而退。”

“△传提情形 市府秘书耿嘉基、奉命传递凶犯后、即驱车往公安局查询、嗣因已由公安局移解地方法院、乃即转往地方法院移提、其时已午夜3时、初法院方面、因经手人未在、乃鹄候至5时、始由原接受人伍检察官到来、提出交付带回、及抵市政府交民众法庭、已清晨8时矣。”

“△组织法庭 张市长派秘书长耿嘉基、往地方法院移提出后、学生代表团第二次会议、即决定组织民众临时预审法庭、其产生法、由五校代表及要求市政府亦派代表两人、共同组织、并推举书记官一、审判长一、其名单如下、审判长法政季始元、审判推事法学院吴云从、复旦吴树谟、美专洪达忌、交大吴邦和、市政府孙葆璿、郭燊、书记官大夏萧怀古、此外再由大夏复旦各派义勇军二十人、为司法警察、共计四十人。”

“△凶犯口供 民众临时预审法庭、于昨日下午10时许、组织成立后、当即在市政府会客室开首次法庭、传凶犯王福生审问、兹录其口供如下、问：你叫什么、哪里人、年几岁、住什么地方、做什么事、答：叫王福生、江苏吴县人、年五十二、现在兵工厂（炼钢厂）做工、问：你住什么地方、答：现住贝勒路16号、证人交大学生某君作证、问：证人、你见他打北大代表吗、答：见他（凶犯）打北大代表一下、并见他打的时候、穿淡色长衫、有血斑、现没有穿着、问：谁指使你打的、答：谢贵生叫我打的、他是湖南人、现住高昌庙、问：你在什么时候动手的、答：我们到的时候已在打了、问：姓谢的什么时候来找你的、答：昨日（9日）出厂、12时来找我的、问：你为什么要去打、答：姓谢的叫我一块儿去打的、问：你是党员吗、答：我是国民党党员、问：用什么东西打的、答：姓谢的和姓顾的等打的、他们二人、都是国民党党员、顾子林在兵工厂工作、再有陈金发无锡人、也是党员、他也去打的、其余的人不认识、问：你们几人同去的、答：三人同去的、问：你既去、怎么不打、并有同学证明你打的、答：打了穿西装的一下、用手打的打在他的腰部、问：姓谢的叫你打、给你多少钱、答：未拿钱、因为大家都是党员、问：你的淡色长罩衫实在何处、答：姓谢的拿去了、在小西门城门口公安局门前、姓谢的叫我脱下来、由他拿去、警察未干涉、问：衣服上有多少血迹、答：在右袖口上血迹一点、就是由西装（中大代表）的口中吐出来的、问：哪一个是你们的领袖、答：就是叫我去打的姓谢的、问：有没有带手枪、答：我没有、姓谢姓顾都带的、问：少年宣讲团里面、学联开代表大会时、进去的么、答：姓谢姓顾姓陈、都带了手枪在里面、问：到学联在什么地点集合的、答：约好在学联门前集合、问：有便衣探进去吗、答：有五六个便衣探在里面、并有手枪四五枝、问：你们把北大的代表绑至什么地方去、答：我们商定、在打过后、把车子送学生到市公安局去的、问：是否送公安局、要实说、答：实的、他们预定、把学生用汽车送往公安局的、王福生供是实（并盖手印）、当审讯时、初因不肯实供、激成全体学生众怒、致有殴打情事、及供毕、由市政府征得民众临时预审法庭审判长同意、将凶犯用汽车送往南上海公立医院、住三等四号病房、并由市公安局派武装长警四名、驻院监视、以资防范、据该院医师云、凶犯之伤势、尚无大碍、不久即可痊愈、可无生命之虞。”

“△市长辞职 张市长因自认失察、当即于前晚引咎向中央呈请辞职、原电云、特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钧鉴、窃自沈案发生、八旬于兹、民气激昂、久而弥烈、沪市为中外通商要埠、全国文化重心、一发之牵、动关全局、群念中央付托之重、市民期望之殷、对于地方治安、尽力维持、对于群众爱国、谒诚劝导、冀纳人民于轨物、克全市民之安宁、只以任重材轻、心余力绌、不遑寝馈、莫裨艰危、现在青年激于义愤、学潮日以澎湃、既抚绥之寡效、复举措之多艰、自审学识疏庸、穷于应付、几地方秩序、难以保持、为此披沥悃忱、引咎自劾、敬祈俯赐鉴核、立予罢免、并派大员来沪查办、曷胜惶悚待命之至、张群叩佳亥、又张市长候至昨日午后、尚未得中央批示照准、特于昨晚再电中央、恳切辞职、原电即于昨晚发出矣。”

“△党部停工 西门林荫路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于前日下午6时、因复旦大学全体学生、为营救北大代表、齐往请愿、因负责人员均已外出、无人接见、遂认为此次主使、为常务委员陶百川、激愤之下、人数众多、党部总务宣传组织调查训练等科、常务委员室监察委员室暨大礼堂、均为捣毁、惟民训科暨归卷室、因当时勤务见情势不佳、紧闭窗门、未遭捣毁、不得已暂行停止办公、并将被毁情形、呈报中央彻查。”

“△继续请愿 各大学生整队返校后、乃至10日上午11时许、中公全体学生五百余人、因9日晚吴淞戒严、始于昨晨11时许赶到、当由市府俞秘书长鸿钧报告市长办理营救经过、是时现代中学文生氏英专等学生又赶到、当由市长亲自报告、全体学生提出要求、由市长一一答复、各学生认为满意、于下午2时30分、始高呼口号整队而散。”

“△学生出府 学生等临散之前、曾询张市长、对此将做何处罚、如何惩办陈希曾陶百川二人、张市长答、此事发生、本人实未得悉、惟询陈希曾时、陈谓、并无此事、实属故意蒙蔽、本人亦受其欺、陈氏临时无办法、更属失职、当须惩办、至陶百川实负有重大嫌疑、于事后亦避不见面、本人自当电呈中央办理、本人应付无方、亦电中央自请处分、是时学生等多呼挽留张市长、并又请张氏对陈陶两人、务须缉捕、张市长谓准三日内、负责拘获陈陶两人归案、始欢呼民众运动万岁而散。”

“△要求三点 是日学生甫散去、学联会代表多人、因不知北大代表许秀岑已释出、又赴市府请愿、要求三点、一：立即释放北大被捕同学、二：枪毙公安局长陈希曾、三：枪毙凶手及主持人、张市长答、一：已于是晨10时、与公安局交涉、释出北大代表、与同学见面、二：已电中央、并已下令停职、听候查办、三：陶百川犯法证明、决严缉、限三日解案严办、学联代表又请张市长呈请中央、将市党部全体执行监察委员撤职查办、张允电呈、遂当场拍发电报云。”

“△陈陶迁居 公安局长陈希曾、寓沪西霞飞路、停职后、其合家迁居他处、迄今行踪未明、至市党部常委陶百川、自得讯后、亦自原寓同孚路大中里迁至他处、故民众法庭往传时、均不得见、踪迹不明、昨闻两人均已赴京、确否尚待证实。”

“△呈请撤办 前晚、张市长允将公安局长陈希曾停职后、学生继起要求、非撤职查办不可、张市长当以此事须呈请中央、遂允为呈请中央政府撤职查办、原呈略谓、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于本月9日、因对北大学生代表许秀岑、中央大学代表江方夜之架殴情事、事前疏忽失职、事后不严密追查、玩忽职务、应请准于撤职查办云云。”

“△陈氏去后 昨日之公安局中、因陈希曾局长已奉命停职、故不到局办公、一切事务则由王督察长郁文、代拆代行、至秘书处及各科工作人员、并无去就、仍照常办公、各区所亦工作如常、并派第三科科员宋金涛、于上午11时许、赴市政府报告凶犯口供及经过、而在北大代表未回时、公安局曾训令各区暨分所驻所派出所警察大队等云、为训令事、案据各大学学生代表面称、本日午外、在少年宣讲团开会后、有北大学生某忽然失踪、请予查访等语、仰该区所队长饬属查访该北大学生具报、切切、此令。”

“△特别戒严 自学生代表被捕事发生后、适真茹路桥又被焚毁、市公安局9日晚宣告特别戒严、12时后、南市闸北沪西浦东等处一律断绝交通、法租界当局、将斜桥南阳桥暨民国路一带铁门、一律紧闭、卢家湾等处、布置铁丝网、公共租界当局、亦增派大批武装中西探捕、分驻华租交界处、以资戒备、昨日虽已停止特别戒严、但仍在普通戒严中。”

“△教授宣言 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对学生被掳架攒殴宣言云、上海市党部假名指导、干涉民众运动、由来已久、自此次抗日救国运动发生以来、该党部更倒行逆施、变本加厉、竟于本月9日、勾结公安局四布侦探、嗾使暴徒、掳架北大学生代表许洪均、攒殴中大学生代表蒋绵孙、以本市党政机关、出此绑匪行为、实属卑鄙恶毒、达于极点、此而不群起反对、则不但爱国权利、剥夺殆尽、我全国人民且将无噍类矣、为维持正谊起见、本会主张除已请通缉本案要犯陶百川陈希曾外、并应查缉与本案有关之所有主从人犯到案、依法严办、以为摧残国民爱国运动者戒、特此宣言、并希各界急起一致主张。”

“△县会慰问 上海县抗日救国会因北大学生代表许秀岑无辜被捕、中大学生代表江方夜被殴受伤、十分愤慨、于昨晨特派该会主席委员姜彦秋、常委吕哲两君、亲往慰问、并表示誓为后盾云。”

在上面这一报导里，张群市长口中“陶百川犯法证明、决严缉、限三日解案严办”，并“当场拍发电报”，“呈请中央、将市党部全体执行监察委员撤职查办”等语，是陶百川蹂躏人权的最好证明。至于上海各大学教授宣言中，指斥陶百川主持下“上海市党部假名指导、干涉民众运动、由来已久、自此次抗日救国运动发生以来、该党部更倒行逆施、变本加厉、竟于本月9日、勾结公安局四布侦探、嗾使暴徒、掳架北大学生代表许洪均、攒殴中大学生代表蒋绵孙、以本市党政机关、出此绑匪行为、实属卑鄙恶毒、达于极点、此而不群起反对、则不但爱国权利、剥夺殆尽、我全国人民且将无噍类矣”等话，则更是人同此心的共愤。

到了第二天（12月12日），《申报》又登出本埠新闻，标题是《日报公会昨开紧急会议》，中有上“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电，指出“上海市党部、突于今晨、派员向上海邮局、扣发属会《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一律不准运寄外埠、事前绝无所闻、临时断然行动”等语，显然陶百川不但蹂躏人权于先，并且钳制言论于后，于人身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蹂躏，可谓无独有偶矣！

陶百川被通缉后，12月16日《申报》上，登出两条广告，一条大标题是《王案临时法庭缉拿陶百川陈希曾陈金发谢贵深顾子林公告》，内容是：“为公告缉拿逃犯事案准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函开王案之唆使犯陶百川陈希曾共同正犯谢贵深陈金发顾子林等迭经市政府饬警拘提未获据称该犯等自本案发生后即逃居他乡无从拘案故不能按三天之期交出等语理合函请公告缉拿等由准此除函复照办外合希各界协缉逃犯陶百川陈希曾谢贵深陈金发顾子林等解案审理而除国贼此告王案临时法庭二十年12月15日”。另一条大标题是《悬赏伍千元缉拿陶百川陈希曾》，内容是：“事缘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陶百川市公安局长陈希曾曾于本月9日串通唆使王福生等破坏抗日运动绑架北大代表许君并毒殴中大代表江君遍体鳞伤当经市政府张市长负责于三日内拘捕陶陈二犯归案交临时法庭讯办现以期限已过市府尚未将该犯等交出据称逃匿无踪无从缉获为此除函请王案临时法庭公告缉拿外还希各界爱国志士一致协拿倘能将陶陈二犯缉获送到者酬洋五千元拿获二犯中一犯者酬洋三千元业经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议决在案相应登报通告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启12月14日”。

最后，事实的发生是：张群辞职了，陶百川逃之夭夭，这一公案，年深月久，也就不了了之。陶百川改头换面，照样做他的党国大员。到台湾后，且以“人权御史”招摇撞骗矣！看了上面的蹂躏人权的证据，我们仔细端详这位御史大人，能不为之一哂乎？

1990年3月11-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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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百川蹂躏人权的官方文件

我在《陶百川蹂躏人权的证据》文中，根据1931年上海《申报》的报导，以为佐证，也许有人说，这是新闻报导，不是官方文件，证据力自有限度。好了， 我就再以官方文件为例，以实吾说。

官方文件是陈铭枢呈复一二九学潮及当局处理经过。陈铭枢是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1931年11月21日）就职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上海市长张群辞职，国府一面慰留，一面派陈铭枢彻查学潮等情。陈铭枢彻查结果如下：

“呈为呈复事、案准国民政府文官处真电：转本钧府令开、上海此次学生运动、及当局处置、是非谁属、应即派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秉公彻查、以凭核办、此令等因、奉此、窃查此次上海发生事变起因、缘于本月9日上午10时顷、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在西门少年宣讲团开会、开会之时、发生北大代表许秀岑、及中大代表江方夜、被殴架掳情事、当场捕得凶手王福生一名、于是当日各校学生、集体请愿、分途向市政府·市党部·市公安局·包围、遂有捣毁市党部又包围张市长、结果、由市府设法觅获北大许代表、交与学生、学生方面、要求缉惩市党部陶委员百川、及市公安局陈局长希曾等事、同时9日下午9时许、真如方面、又有暨南大千余学生、援助上海各校、声称、请愿破坏真茹车站铁道、幸军警杂员劝阻、旋即平复、此为上海此次学生事变之大概情形也、铭枢奉令彻查、尊即切实派人分途调查事变内容、去后、据各方报告如下、据上海市政府报告、为报告事、本月9日午后4时许、忽有交通学生数百人、到市府声言示威、口呼口号三种、（一）释放被捕学生（北大学生许秀岑）、（二）惩办公安局长、（三）反对压迫民众运动、既而光华·大夏·法政·复旦·两江体专·江南·美专·暨南·东亚体专·商船·中国体专·复旦附中·法学院·及中华留日学生会·等学生四千余人、相继来府加入、非市长亲自接见不可、一面组织主席团、开会议决、不达目的、誓死不回、市长即于四时三刻之际、亲出广场、与学生相见、学生等除坚持上项要求外、并要求严办主使之人、市长答称、自东北事变发生后、迄今八旬、市府对于民众运动、不但从无压迫之事、且常予以爱护、所请释放被捕学生、究系何人所捕、本府并未接有报告、惟本市区内、发生此项事件、本府责无旁贷、自必竭力设法侦查办理、至公安当局、亦当查明、依法处理、学生对市长答复、认为不满、市长一再解释、未获谅解、相持甚久、学生又谓、主使之人为陶百川、要求即刻拿到市府、市长当问有何凭据、学生咸谓、确有证据、市长当答以如有确实证据、自当并案查办、惟党政机关、不相统属、本府无权直接办理、只好转陈中央核办、学生坚持不允、必须市长派员、偕同该生等代表、往寻来府质问、市长允之、学生又提严惩公安局长、迫促再四、市长乃以该局长对于本案、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不能迅速破案、下手谕将其先行停职、听后查办、学生仍表不满、并坚持非立刻交释北大学生、则留守市府、誓不回校、市长答谓、北大学生、现在何处、全不得知、何能办到、学生中多有高呼请市长行使权力、以电话令公安局长释放北大被捕学生可也、市长允以电话向公安局询问、有无被捕学生事件、上机未久、电话尚未接通、学生高呼张群下来之声、不绝于耳、喧嚷益甚、市长乃复下楼至广场、而让俞秘书长鸿钧、即往公安局查证、其时往寻陶委员百川之学生代表、适回来报告、找寻未得、全场大哗、仍向市长要人、市长无法应付、形势至为严重、学生又迫请下令通缉、市长以职权关系、苦口解释并谓无证据不能办、学生终不见听、且声称全体学生皆可作证、市长无已、允下手谕、学生气仍不平、仍开代表会议、议决、要求市府、（一）立刻释放被捕同学、（二）枪毙凶手及主使人、市长自9日傍晚、迭向学生劝导解释、声嘶力竭、无法晓谕、而学生情势汹汹、重重包围、且迫与一同站立、并坚决表示、非学生释出、绝不回校、市长亦不得离去、未几、俞秘书长回府报告、查询无着、言未毕、学生哗然、谓非达到释放交回目的、绝不罢休、又闻所捕凶手、已移送法院、更复喧哗、要求将凶手提来审讯、并推代表要求市府派员、偕往法院交涉、往返三次、不得要领、至10日晨4时顷、学生以所要求者、未有满意结果、主席团派代表往各中学、召集第二批学生来府、加入示威、并决定电知商会罢市、工会罢工事态、益为扩大、形势更形严重、并提议限市长一小时内、交出北大学生、否则自由行动、经主席团讨论、待第二批同学到后、再共同决定、惟此时市府内外交通、早已隔绝、由学生义勇军检查、非经允许、不得进出、所有出入门户楼梯阶沿、均已挤塞、电报电话、亦被监视、市府职员、通宵未散、办公秩序、无法维持、市长伫立广场前坪、不得全体学生同意、亦不得登楼、在此情势紧张之中、市长已失其劝导解释之效、更无行动自由、比及天明、法院始将凶手王福生解回市府、群众稍慰、主席团先已决议、组织民众法庭、市长不允、学生仍自由进行、成立临时法庭。”

临时法庭成立后，“并推定五校代表吴云从·吴树模·洪达忌·吴邦和·季始元·等为审判推事、并一再要求市长、指派二人参加、本府职员孙葆璿·郭燊·预焉·但申明旁听、当往法庭提回凶手之时、相戒不得殴打凶手、至审问时、凶手不肯供认、学生口呼打打、有以竹头击者、有以椅脚击者、孙葆璿·郭燊·劝令制止无效、凶手王福生供词、由学生笔录提去、先是俞秘书长在3时左右、再出府、查询北大学生下落、卒于10时前、在水巡队查出、带同回府、学生欢欣鼓舞、吹号拍掌迎之、即由北大学生许秀岑、高立桌上、报告经过情形、并未受伤、学生意始大慰、然气犹未平、且有闻许生报告及凶手供词而愈愤激者、仍要求立刻拿办陶委员陈局长、并高呼枪毙陶百川·枪毙陈希曾等口号、并要求市长登桌答复、市长遂竭诚劝慰、且谓事前己未觉察、又未得公安局长报告、及派员查询、方得将许生寻来、公安局长应负何等责任、自应依法查明严办、余己身为一市长官、在地位上、应如何负责之处、已电中央引咎自劾、并请派员查办、至是学生意气渐平、但仍要求限期通缉陶委员百川及陈公安局长、有限一天者、有限三天者、市长允为如限办理、全体学生、始各散归、时已上午11时余矣、嗣有中国公学文生氏学校学生相继来府、为同样之要求、亦经市长答复而散等语、又据上海市党部报告称、本月9日上午9时、大学联在少年宣讲团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本党照常由常务委员陶百川同志前往出席指导、当时以大夏大学抗日会出席代表、发生新旧之争、双方相持不下、卒表决均暂停止出席、以待调查、至10时10分左右、陶同志接本会电话、告以市政府已接奉国府文官处答复上海学联提出要求之复电、请其遄回接洽、以便携电转致、再往报告、陶百川同志因即退席回会、其时自称北大学生代表者、但未莅临、且亦不知其将到、而大夏大学新旧代表之资格问题、亦已和平解决、会场空气、异常平静、两旁虽似坐有多人、然因少年宣讲团会场之建筑、系专供大众演讲之用、楼上前部楼下洋台、俱无遮栏、闲人出入、例不干涉、过去会议时、亦常有多人旁听、故陶同志当时不以为异、不料于散会以后、忽有自称二代表者、做激烈之报告、并高呼打倒中国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口号、及会场内外之互殴情事、此本会委员对于大学联9日开会时出席指导之情形也、9日下午6时许、突有大批学生、以复旦大学者居多、先后分乘搬运场汽车七八辆、开抵方斜路、本会门前、陆续跃下、声势汹汹、狂呼打倒国民政府、打倒中国国民党等口号、并不推派代表、有所请求、遽行一拥而入、首先派人监视本会门冈警士、继则登楼、割断电线、同时纷纷捣毁办公室门窗器具、并登三搂、捣毁大厅党所悬总理遗像、及党国旗、均遭浩劫、秩序为之大乱、以致本会内部重要文件器物损失颇多、犹幸时已散值、工作人员、大抵离会、得免遭受袭击、此本会办公处无端遭受学生暴动捣毁之经过情形也等语、又据淞沪警备司令部呈、略谓、呈为呈报事、案经上海市公安局报告、据第四区第三组组长石锦章报称，兹于本月9日下午10时、据车站前派出所警长任兴国、及暨南大学请愿代表张廷哲、派警弛报、暨南大学学生约千余人、在校内大礼堂、开紧急会议、情势颇为紧张、正在率警戒备之际、忽见该学生等、由大礼堂冲出、一面看守电话、监视警察行动、并遍布铁路、显系图撬路轨、为此报告等情、后来、立即一面通知驻军龚营长、并即亲率全体长警、前往查看、果见该学生等、情势汹汹、正在挖撬铁路、除饬派警长汤武乘脚踏车驰赴太阳庙派出所报告外、当即会同龚营长、率军警上前劝阻、不听、遂即虚加威吓、该学生等始畏惧退回校门口、随后即散回宿舍、复即察看、铁路被损情形、仅由学生等用柴油烧坏枕木数根、扬旗一面、被损电灯一盏、电杆破坏一根、余无毁损、遂复而询真茹车站站长、据云、学生来时、先将驻扎宪兵迫出站外、将火油间煤油提出、并将电话电线割断、故迄尚未报告上海总局等语、复查悉该生等发现此种举动原因、系昨日上海各大学举行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被狙击之所致、除当将经过情形电话略报、并饬属严加戒备外、理合表报等情、据此、理合报请鉴核、又据铁道炮队第三队队长王檀报告、据真茹站站长报称、本晚9时30分、突来暨南大学学生数百人、将车站包围、并先将电话监视、继则毁坏、并将一切交通电线剪断、最后用火烧毁铁道、迨见有队伍开到、并闻上海将有炮兵车开到、遂陆续逃散无踪、当由路局所派之稽查饬员、先架设临时电话、并派该站站长来沪、将修理材料、运至真茹、同时职所、除派有步哨外、加派士兵一排、掩护路局工人修理、于天明5时、所有铁道电话电报线、均修理完竣、9日下午、南京开之快车特别快车、已先后到达北站、上海开之9日夜快车及10日之三四等车、亦先后开出、现时交通恢复原状、职队车于本日上午6时开回上海北站、各等情、据此、理合呈报鉴核各等语、又据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呈报、钧座文电奉悉、遵即转令钟团长经瑞、即日到真茹切实调查、兹据报称、职调查9日晚暨南大学生破坏真茹车站铁道情形如下、一·原因、据学生方面称、因南京中央扣留北大学生、同时上海市党部殴打学生会代表、所以全体学生开会议决、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为名、实行阻碍交通、二·举动、9日下午9时许、暨南大学学生千余人、包围真茹车站、监视车站人员、不许打电话和电报、一方面用木石堆积铁轨上、并在桥梁上放火焚烧枕木、所以一时声势甚大、三·结果、至10时许、职团第二营营长龚耀新、闻警率兵一连、会同当地警察、到站劝止、学生不宜破坏交通、有意宜陈中央、一方面扑灭枕木之火、因扑救早、轨道无大损坏、至11时许、学生始退回学校、车站之围遂解、次晨仍可通车等语、据此、理合具呈鉴核等语、又因案中王福生一名、据学生声供、系兵工厂工人、特令知上海兵工厂及淞沪警备司令查询、先后据兵工厂报告称、该王福生并非本厂工人、即炼钢厂亦不属本厂范围、是否为炼钢工人、亦不得而知。”

接着陈铭枢在彻查文件中、又转回到凶手方面：“又12月11日、《民国日报》登载王福生第二次供称、指使行凶及帮打之人、是兵工厂工人谢桂生·顾子林·陈金发·云云、除谢桂生、从前在本厂工作、上午已经开除、其余顾子林·陈金发确为本厂工人、惟此二工人、均在一区二十五分部、任有党的工作、9日出外、系奉党的使命、查平时工作之际、工人均不许外出、惟奉党的使命、则无从阻止、至是日有无其他工人在场捣乱、已饬各部分详细调查、实得报告、再行具报云云、及淞沪警备司令部报告称、窃奉调查兵工厂工会内部情形、遂于4时13分驰往高昌庙兵工厂、与晤者有宋厂长式鑫、及副厂长周志宏、据云、制作厂理事顾保有等十余人、乃于本月9日早、奉市党部令、偕往有事、究有何事、概非所知、今早本厂工人、见诸《民国日报》、载有兵工厂工会宣言一篇、工人等因之大哗、皆予否认、并云、该工厂工人王福生、被学生殴打成伤、事关个人问题、安得假借本厂工会名义、窃发宣言、当场不承认、而我两厂工人、纯为友善良民、向不受任何人利用、亦且无何民主等观念、至今午晨之时、工人激怒之余，立将工会封闭、以免受顾等之影响云云、宋周两厂长、佥谓、现此两厂之工人、素极良善、安于做工、必不致受顾等利用、可谓放心等语、据此、理合将承命调查情形、敬请鉴核云云、各等语、以上上海党政各机关报告情形如此、复经派人分访上海各校教职员学生方面探询、据查复报告称、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学生间简称为学联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于9日上午10时顷、在西门少年宣讲团开会、当有市党部陶委员百川、出席指导（该会事前曾有报告市党部），据到会学生称、会场中曾有不少形似侦探之人、旁听亦有党部职员化装者在内、陶委员系于中大江代表出席报告之后、中途退席、当江代表报告之时、旁听席上、即有人呼打、各代表见形势不佳、匆匆散会、一部分学联职员、仍留楼上办公、余人散去、不意北大许代表，及中大江代表、趋出会场、即被人包围、许代表力弱、被押停于路旁之一黑牌汽车之内、江代表力强、与之抵抗、遂受戮殴、同时留在会中人员闻声、赶出救援、各匪徒相逃散。另有一名、即王福生、为大伙所捕获、至于许代表、则仍被拘去、出事时间、约在正午12时左右、学联中人、于是即行通知各校集队、向各机关请愿营救、教职员学生、几于异口同声、认此次事件、系市党部委员陶百川·吴开先·与公安局陈局长、协同商办之结果、学生对于此事、曾提出十五点、呈请市政府、兹更将所得学生间之疑问、撰要述之、（一）历来开会、党部均通知公安局派员保护、独于是日无派、（二）陶百川指导民众团体开会、平日均至散会始去、是日独于中途退席、（三）赴市公安局请愿时、局长系在党部未回、（四）赴市党部请愿时、陶百川何以避去、又何以将家眷躲避、（五）陈局长云不知情、何以许代表仍在公安局水巡队中寻出、（六）学生中有人亲见便衣队、在少年宣讲团对面之分校内住息。（七）学生中有人亲见殴打中大代表时、有党部职员在内、（八）陶百川平日、均与吴开先一致、此为生等所疑之数点也、学联中人、多数为党员、则党部与学联间应能和洽、而据查结果、则党部同学联间、乃甚为水火、似学联中党员因对人关系、故而不肯受党部指挥、在党部方面、则因学联不受指挥而生反感、又查学生党员间、亦有派别之分、因此对外亦难于一致、在学界方面、则因少数反动分子、正亦颇为复杂也等语、此上学界方面报告情形又如此、窥以此次事变、在学生方面、大多数自以爱国为动机、而当此社会庞杂之时、亦不能保无少数危险分子、从中利用鼓荡、但事之症结、系由王福生冲突而起、总合各方报告、参以上海一般舆论、市党部与公安局、处置不无乖错之处、无可为讳、至真茹毁轨一事、据调查报告、难免有共党分子、企图扩大事件、但当晚既未获真犯、事后亦遂难得实据、奉令前因、理合将彻查经过情形、据实呈报察核、谨呈国民政府、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谨呈、二十年12月10日。”

上面陈铭枢这一完整报告呈复国府后，经国府常会决议，公安局长撤职，市党部责任问题，送中央党部核示。

这一完整报告，事隔近六十年，已成历史。但在历史记录中，使我们清楚看到伪君子陶百川的真面目。

1990年3月1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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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肃戎是第一劣等东北人

“立法院长”梁肃戎9月3日感慨说：“这半个月来，共死了七位老委员（于锡来、丘汉平、宋宪亭、范苑声、程沧波、刘仲平、吴干、罗贡华），这十四天来，我有七天在主持治丧委员会，有七天在参加公祭。”

老委员这样高密度的前仆后继，煞是好看。梁肃戎来台湾时年纪较轻，今天占了便宜，不但在“立法院”做了廖化，并且还可以主持治丧，逐一看别人火化。对死者而言，梁肃戎态度如此，对生者而言，态度又如何呢？我们可以试举二例。

一、老立委胡秋原八十生日，梁肃戎亲临致词，以“晚辈”自居，马屁与肉麻齐发，令人好笑。他又说他“常看秋原先生所编的《中华杂志》，给予他很大的思想启发”。我们真看不到启发出来什么，如果有的话，大概是他越来越像湖北人而不像东北人了吧？

二、新下台“立委”康宁祥《首都日报》办垮，倒台之日，梁肃戎亲访康宁祥于双园区老宅，但康宁祥已搬往新住处，梁肃戎留名片后返回“立法院”。不久，康宁祥即来电交谈。梁肃戎说，他与康宁祥“过去是老朋友了，这个人很不错的，我有什么事，他都会看我或打电话给我，表示关心，所以我也在《首都早报》停刊后，慰问他一下”。当代康梁情结，纵当年康有为梁启超，恐怕都望尘莫及呢！

奇怪的是，梁肃戎是东北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他的表现中，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在家乡的东北同胞推之以恩，或对在台湾的东北同胞援之以手，或对在台湾被他们国民党非法迫害的东北同胞慰之以问。相反的，他的表现中，却总是“胳膊肘朝外弯”，这种东北人，未免太菜了吧？

中国人论人品，有所谓“圣”“贤”“才”“智”“平”“庸”“劣”的等级，东北人人品众多，也有坏蛋，但坏蛋也为人稍重情义，有胜于湖北人与台湾人。故东北人虽有“圣”“贤”“才”“智”“平”“庸”之分，独少“劣”等。而梁肃戎者，在国民党天下中谋高官，是东北人中第一高，为东北人所不及；但论及情义，却是第一“劣”，亦为东北人所不及。

梁肃戎在抗战中，有功国家；但四十年来，与国民党一起误国祸国，有害国家，并为桑梓之耻。我们对他功过分明，我们赞扬他的当年，但却谴责他的今日，他对不起东北同胞，我们为他惋惜。

199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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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彦士，大混蛋

蒋介石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把奴才当人才用，用人品味，穷斯滥矣。既为奴才，其格调也就奴奴相报，《水浒传》石秀骂人，说“你这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正是最干脆的描绘。例如蒋彦士本是蒋经国的奴才，而李登辉又是蒋彦士的奴才，蒋彦士当年提拔李登辉，李登辉因籍隶台湾之便，夤缘际会，当上总统，又转而提拔蒋彦士。这种情况，就好像“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的下等动物，要繁殖时，你我二人，颠而倒之，我的给你肏，你的给我肏，雨露均沾、公平交易可也。这种国民党的官场现形记，其实也非始自蒋彦士与李登辉，早有前例。例如周雍能和俞鸿钧两个官僚就曾互为部属、魏道明和严家淦两个官僚也曾互为部属……可见互施雨露，本是国民党政权的老套之一。

蒋彦士浙江杭州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曾任明尼苏达大学讲师、世界粮农组织“中国代表团顾问”、“金陵大学教授”、“中央农业试验所组长”、“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委员”、“行政院秘书长”、“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长”等职，蒋经国就任总统时，他做总统府秘书长；现在李登辉做总统了，他又做总统府秘书长了。此公如做农业专家，尚不算是坏人，可是是个糊涂人，他如果不做官，还勉强做个好好先生，但一做了官，便不坏也得坏。据徐柏园的亲信陶省三跟我说，蒋经国利用金碗案陷害徐柏园，把徐柏园拉下马，是由蒋彦士作案诬攀徐柏园，才得成功的。但有一天，却看到蒋彦士跑到徐柏园家去哭诉、去忏悔、去向徐柏园告罪。可见蒋彦士此人尚非大奸巨恶，因为他做了坏事会感到不安。

但是，这种事后的追悔，并不能阻止他不再扶同为恶，他因贪财好色下台后，如今东山再起，又帮李登辉整天出馊主意了，可见此人不识大体，专门干鲜事。

宋朝奸臣蔡京有名言，说：“既做好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蒋彦士本可二择其一，只是他太笨，结果既做不了好官，又做不了好人，只变成个大混蛋而已，悲哉！

199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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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与民进党

国民党军头九十五岁老将薛岳这几天咸鱼大翻身，居然天天上报，并发表谈话一大堆，令我们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讲的一段故事。罗素说他碰到一个人，这个人说喜欢哲学，请罗素介绍几本大作看看，罗素照办了。第二天，这个人跑去告诉罗素，说只看了一本，一本中只看懂了一句，一句还写错了。罗素问哪一句，这个人指出“恺撒已死”一句。罗素问怎么错了，这个人突然大喝一声：“我就是恺撒！”——薛岳说了一大堆话，只有一句重要的话，还是说错了，那句话就是：“李登辉诚实。”不过，比那个英国人还差强人意的是，薛老将很谦虚，他尚未老糊涂的说道：“我就是李登辉！”

本文标题《薛岳与民进党》，乍看起来，两者毫无关联，薛岳九十多岁后，民进党才成立，在薛岳的脑海里，究竟有否“民进党”三个字都是问题；民进党员向来对历史无知，对薛岳两个字，当然只以为是歌星薛岳而已。但是，当薛岳得知民进党的一番大业以后，他必自愿只做国民党的“肉体党员”，另加入民进党做“灵魂党员”了。为什么？因为民进党的一番大业，薛老将太欣赏了。

这番大业，就是“砸报馆”。

1988年7月里，台湾发生了“砸报馆”事件，口口声声言论自由的民进党员，竟砸了他们不喜欢的报社。

世界上有报纸，起源很早，17世纪德国出日报，18世纪英国出日报，到了19、20世纪，世界各地都报纸竞出，不论独裁政府或民主政府，都靠报纸做宣传，报纸的功能，人人承认，但报纸的令人不喜欢，也人人承认。报纸和人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报纸的灵魂人物记者也是人，有好的，也有坏的。在坏报纸坏记者作恶的时候，读者看了生气，但在对方强大之际，生气也白生。例如苏联最大的两家机关报——《真理报》和《消息报》，就被讽为《消息报》中无真理；《真理报》中无消息，报社和记者如此作弄读者，读者也莫奈他何，原因无他，对方太大耳，你打不倒它。

报纸和记者成为眼中钉，并不全因它作了恶，许多时候，报纸和记者做了义举，照样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例如，四十三年前，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在南京搞大选。龚德柏的《救国日报》支持李宗仁出任副总统，撰文一篇，标题《反对孙科当副总统》，数说孙科的不是，进而刊出许多读者投书，挖孙科底牌。这下子，引起广东代表和亲孙人士的公愤，他们在上将薛岳等带领下，纠合国大代表一百多人，乘坐国民大会交通车，浩浩荡荡，直奔南京太平路《救国日报》社，一拥而入，见人就打，同时捣毁桌椅，砸烂报社，然后扬长而去。此一大业，大陆解放军出版社《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三集《薛岳传》中，曾有论及。文中说：

1948年4月，伪国大在南京召开。薛岳与张发奎等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筹经费，拉选票。还非正式地内定了一个孙科的影子内阁：张发奎为国防部部长，薛岳为参谋总长，余汉谋为军政部长，陈策为海军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钟天心为教育部长。但是不久，粤人为孙科拉票的丑态被南京《救国日报》披露，并涉及孙科的私生活。薛岳等感到难堪，率领百余人前往该报社问罪。上海一家报纸以“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打”之显著标题，登载了此则新闻。

大陆书刊论列此事，只是特写，台湾李敖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国大现形记》有“捣毁《救国日报》事件”，才是大特写。此书引老广国大代表朱克勤的回忆，精彩无比：

全体粤籍代表百余人，在大会报到处二楼休息室开紧急会议，公推余为临时主席。各人发言激昂，佥认该报替军阀张目，甘做贿选走狗，实为民主宪政败类，毁法乱纪，蓄意侮辱，为主持正义、申张法纪以正社会视听，亟应以行动报复，当即席决定全体粵籍代表前赴该报社找主持人质问，并推定余及吴代表公虎、李代表秉硕等三人代表质问。暨著交阅原函，以明真相，正在热烈激昂进行讨论之际，适马部长超俊夫人赶至，极力劝止，表示无庸前往。遭薛岳趁愤怒中以手两次向马夫人推开，于是全体粵籍代表即行下楼集合。……并公推余为总领队，旋在交际组交涉借交通专车两部，全体登车直向《救国日报》营业部驶去。

抵达后……顷刻之间，该社内部各项设备，悉予捣毁。……事后复着职员一人，引导全体代表乘原车直驶赴洪武路曾公祠该报印工场，抵达即拥入，悉将场内全部字粒予以倒泄。余复就地持一长斧猛向印刷机乱砍，中委崔广秀愤激异常，手持铁刀将机器之皮带予以割断。场内工人集中宿舍，余极力制止不可殴打工友，故工人宿舍部分并无拆毁，在群情愤激汹涌下，竟有代表拟当场将该工场纵火焚毁，余则极力制止，不致酿成火灾之害。

事后全体代表乘原车返大会堂，在二楼休息室开会招待记者，推高信报告《救国日报》事件经过，并表示依法控诉该报捏造事实、破坏名誉、侮辱副元首之罪，旋即散会，各返回大会场。

四十三年后，回看他们这些土豪劣绅的蛮横行为，再看看他们今天在台湾的老贼动作，我们还能不明白大陆为什么丢掉吗？

在薛岳大将等带着一群老广，坐着国民大会交通车前往捣毁时，《救国日报》的主持人龚大炮本是身怀手枪办报的，但见大将们来势汹汹，只好从后门遁去。事后，龚德柏发表声明，指出：“盖国民选出之代表，尚对言论机构施以暴力，其他则可类推了。世界各国，将认中国人绝无行宪资格也。”“民主政治，完全诉诸言论自由，故允许反对者发表任何言论，只有共产党与法西斯则不许有反对的言论，有之则以暴力对付。孙科以自由民主相号召，在竞选途中，即动员一部分同乡代表，以暴力捣毁本报，这完全丧失了民主自由立场，而自入共产党法西斯之流亚，这种人若得势，则中国人尚有噍类吗？”

龚德柏这一声明是1948年4月25日发表的。四十年后在台湾，我们居然看到了民进党砸报馆事件，两相比较，便可以得到结论如下：一、民进党的坏毛病，其实是跟国民党学的，不过国民党是上将级出马，民进党则是上驷级藏在背后，不敢出马；二、国民党虽恶劣，但敢做敢当；民进党则肇事争先、承认落后，没人敢做敢当。比较之下，可见国民党虽为恶棍，不失好汉；民进党则纯系懦夫，到了法庭，没有人敢挺胸说是我干的，这是十足的懦夫行为。

民主政治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政治，它不是恶棍与懦夫造成的。打砸一阵固然痛快，但是打砸之下，小焉者自己成为恶棍懦夫，大焉者“完全丧失了民主自由立场”，这就是一种愚蠢了。民进党立党之初，便沦入蠢道，学起国民党来，其愚真不可及也！

如今老贼肆虐，薛岳亮相，我们惊讶其高寿之余，忍不住发现他的嘴脸，正是民进党的写照。只是民进党还远不如他而已。砸报馆都没薛岳砸得气派，民进党又算老几呀！

199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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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奴终于忍不住了！

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是我三十年的老朋友，因为是东北同乡，我且以“大哥”称之。他的杂志办了三十年固有其成就，也有其败笔。败笔就是它太以国民党为正统定取舍与是非了。虽然格于环境，或有不得不然之处，但在我这种嫉恶如仇的历史家眼中，这种杂志，未免利害胜于真理。这由它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健存三十年、一期都没被查禁过的现象可知。它是老国民党必读的书，老国民党不但读它，还要闻一言以自淫、以自壮、以益寿延年。我常挖苦说，老国民党所以在台湾人人活得长命百岁，原因有二，一是有荣民医院；一是有《传记文学》。《传记文学》之重要，由吾言可证。

不过，近年以来，随着时空压力的转变，《传记文学》开始真理胜于利害了。这是它的大进步。它的转变，引起老国民党、尤其是蒋家家奴们的痛苦与愤怒。家奴之尤者是秦孝仪，他到处声言《传记文学》是“匪谍”杂志、刘绍唐是匪谍。不过，秦孝仪的信口乱说也是随着时空压力转变的，有时候，这种声言内容也会走板。例如他只说《传记文学》“为匪张目”，从“匪谍”降为“为匪张目”，虽然依国特标准照样是该枪毙的罪，但究竟有程度之分。秦孝仪最新的声言又有大特写了，他说《传记文学》登了大陆来的许多文章，稿费给得不多，是“剥削大陆文人”，这下子秦孝仪自己，恐怕也有“为匪张目”之嫌了。至少在为匪讨债吧？

秦孝仪固是蒋家家奴之尤，但序年齿，却尤中更有尤者，其人即陈立夫。陈立夫本来是刘绍唐的支持者，但最近刘绍唐登出蒋介石下堂妻陈洁如回忆录，陈立夫再也忍不住了，他四处写信，责备刘绍唐“见利忘义”，不该揭蒋主子之短。这种家奴，他们宁掩饰历史以欺天下，并以此掩饰为“义”。“义”在他们眼中是什么定义，也就可想而知矣！

当年逼陈洁如下堂，陈立夫自道离婚是他办的；当年阻陈洁如不出回忆录，陈立夫自道功劳是他立的。但据陈洁如回忆，外传不出版是拿了钱之故，并无此事，她根本没拿到钱。陈立夫既经手此事，则钱哪儿去了呢？“见利忘义”者，恐怕大有人在吧？

陈立夫一生自诩清廉。但他前次回台，蒋经国一送就是天母百坪土地、上盖洋房，试问钱从何来？当然，这不是“见利忘义”，但说这是“见义得利”，恐怕更近事实吧？

临文之末，殿以颂辞：

家奴护主，颠倒史记。

一切遮掩，知难行易。

两者通吃，见义得利。

满口道德，全是狗屁！

1992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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