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研究三集

• 目录
  • 《蒋介石研究三集》自序
  • 蒋介石的怒与杀
  • 蒋介石“天纵英明”原来如此！
  • 蒋介石与一二八
  • 蒋介石与八一三
  • 蒋介石怎样对待伤兵？
  • 汪精卫主和、蒋介石主战吗？
  • 蒋介石捉奸记
  • 蒋介石偷皮包
  • 蒋介石的被俘观
  • 蒋介石与“孟良崮之役”
  • 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 蒋介石的午餐会
  • 蒋介石的小气性格
  • 蒋介石的鞠躬症
  • 蒋介石与孺慕症
  • 蒋介石与祖坟
  • 蒋介石会唱“国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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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研究三集》自序

《蒋介石研究》是1986年10月31日出版的。出版后只一天（11月2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就以“诋毁国家元首”等罪名查禁了它；被查禁后两个半月（1987年1月15日），我又出版了《蒋介石研究续集》以为回敬，出版后只一周（1月22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也查禁了它。不过有趣的是：查禁《蒋介石研究》的理由是说我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3条第4款“诋毁国家元首”、第6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7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可是到了《蒋介石研究续集》被查禁时候，理由却是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3条第6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7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上次查禁令中第4款“诋毁国家元首”的罪名，却忽然不见了。这当然是很耐人寻味的转变。

为什么同样是“鞭尸”蒋介石的书，第一本出来的时候，就是“诋毁国家元首”；第二本出来的时候，就不用这项罪名了呢？原因可能有三：第一，警备总部这些政战人员只是抓起罪名，随意套头，对《蒋介石研究续集》疏忽了，所以少套上一罪；第二，这些政战人员发现蒋介石早已死了，不能算法令中的“国家元首”了，既非“国家元首”，自然也就无从“诋毁”了；第三，这些政战人员因为职司禁网，真可谓“无书不读”，读多了李敖写蒋介石的书，不幸“中毒”，终于彻悟到李敖这王八蛋所写的，都是有根有据、都是事实，所以再也没脸皮搬出“诋毁”的帽子往这王八蛋头上套，于是，网开一面，“诋毁国家元首”的罪名不见矣！

两次查禁命令中，都说依据“戒严法”第11条第8款之规定，本部为扣押该出版物，对于建筑物、船舶及认为情形可疑之住宅，得施行检查。这些政战人员为了报复我拆穿他们祖师爷蒋介石的真相，在台北搜查我的书之不足，竟在警备总部中区司令部司令张少刚主持下，由台中市警察局长李树钰配合，各路情治人马纠合十多人，于六天前（6月21日），到我母亲台中住宅，声称有搜索票，公然破锁擅取1.4万多本书籍！我在得邻居信后，赶返台中，发现现场一片狼藉，烟蒂、大便、破纸、碎箱……不一而足。——此蒋介石阴魂附体所致也！返北以后第三天，我就快速编好这本《蒋介石研究三集》，以为回敬。一来使蒋介石这些徒子徒孙知道他们如何在祸延乃祖；二来使蒋介石本人三享身后哀“辱”。我要使蒋介石灵魂不得安息，——如果他有灵魂的话。

1987年6月27日，《蒋介石研究续集》被查禁后155天，在台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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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怒与杀

——从“公怒之”追到“公怒杀之”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成立“总统蒋公哀思录编纂小组”，在1975年10月31日，出版了三巨册的《总统蒋公哀思录》。这种做法，显然是师承孙中山死后印“哀思录”的故技，不同的只是前者为精装，后者为线装而已，其印书心态，固无不同也！

在《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年表中1912年条下，有这样的文字：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公二十六岁，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看了这段话，我们小百姓不禁纳闷，纳闷“总统蒋公”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为什么只不过为了“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就一怒而“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学起德文来？

其实，小百姓不必纳闷，他只要找到一本流传极稀的出版品——吴敬恒著《蒋总统年表》，对照之下，就可获得答案。吴敬恒著《蒋总统年表》是1964年3月25日由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是大本线装，印刷精美，显然是以做党内赠品为主的。在这一年表中，1912年条下，却有这样的文字：

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公二十六岁，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杀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把这前后问世相差十一年的两个年表一对照，便知道1964年出的年表其实是1975年出的年表的底本，正因为是底本，所以文字句法也多雷同。对照之下，赫然发现：

〔1964年本〕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杀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

〔1975年本〕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

看到了吧，小百姓！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从“公怒之”追到“公怒杀之”，把真相替国民党补正、叙明、还原，这才是我李敖的责任。

兴中会早已没落

两个年表中所说的陈其美，就是陈英士，他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是大哥，蒋介石《祭陈英士文》中自称“义弟蒋介石”，就是指此。陈其美本是上海的特级流氓，在别人革了好多年的命以后，他才加入革命。国民党钦定历史中，把上海光复都归功给陈其美，这是不公道的。事实上，当时陈其美已因冒进而被关在江南制造局，是陶成章主持的光复会同志李柱中（燮和）救了他。救他出来后，他趁李柱中他们在倦卧时，窃取了上海都督。他这一都督，当得极不光明，所以民国元年1月3日，孙中山有《复上海商务总会陈作霖等告陈其美督苏应经省议会正式公举电》说：“电悉。陈都督为民国起义首功之人，光复上海，战功劬劳，以之督苏，必能胜重任而慰众望。唯苏督一职，向由省议会选举，倘经苏议会正式公举之，本总统无不同意也。总统孙文。”意思就在以总统身份，化陈都督非法为合法。章炳麟（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6年条下说孙中山为人“憙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讫为大总统不能悛”，陈其美是“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的大龙头，孙中山当了总统还要“憙”这种人，原来也是别有深意的。

原来国民党宣传它的寿命已九十年，从1894年起算，其实1894年只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前身，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但是事隔八九十年后，国民党居然老下脸皮，硬把兴中会掠为己有。国民党吞下兴中会、吃光兴中会会员，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一吞一吃，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还是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来了。因为同盟会的成立，是靠当时许多革命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主要有辛丑年（1900）横滨郑贯一、王宠惠、冯自由、冯斯栾等的广东独立协会；壬寅年（1902）东京章炳麟、秦力山等的支那亡国纪念会，秦毓鎏、董鸣袆、周宏业等的青年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中国教育会；癸卯年（1903）东京叶澜、秦毓鎏、程家柽等的军国民教育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爱国学社，云南临安周云祥等的保滇会；甲辰年（1904）武昌胡兰亭、黄华亭、刘静庵等的日知会，长沙黄轸（黄兴，黄克强）、马福益、刘揆一等的华兴会和同仇会，上海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的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成立同盟会时，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而兴中会那时候，已五年之久没有革命动作了。1940年1月20日到2月5日，老革命党冯自由发表《记中国同盟会》，就坦白指出：“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始于兴中会。然兴中会自庚子（1899）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党中健将如杨衢云、史坚如、郑士良、黄福诸人先后斲丧，元气实力为之大伤。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1905）夏之五年间，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冯自由这些话还是事后回忆，在早期的记录中，我们也可看到兴中会的早已没落。

孙中山拿了日本人钱

1906年，章炳麟在《民报》第六期发表《演说词》，就说他壬寅年（1902）在日本时，见到孙中山，但“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骨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宋教仁《程家柽革命事略》也说程家柽当时去日本，访孙中山，本来以为“孙文革命首魁，所党必众”的，但以“所谓兴中会，以康有为之煽惑，率已脱入保皇党。孙文唯偕张能之、温秉臣、尢列、廖翼明者数人，设中和堂于横滨，其势甚微”。并说当时“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无有知革命之事者，唯言维新而已”。可见当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是没落的团体。幸亏当时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提议把“骨董”孙中山“公推”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六十多人的大会中，仅识十人的孙中山，恐怕要靠边站了。

正因为孙中山就任同盟会总理时候并非众望所归，基础并不稳固，所以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做，不能出纰漏。不料孙中山为了拿日本人一万五千元的事，给同志抓到把柄，于是出了大麻烦，引起同志们中的反孙中山风波。这一风波，延续到1909年，更加白热化。这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名《孙文罪状》），文中列孙中山罪状多条，说孙中山借革命猎取名誉地位，“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认为“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要求同盟会总会开除之，改选总理。黄兴对此极力抵制，陶成章乃将该公函在中外各报发表，自云与孙中山“已不两立”。

陶成章这一“已不两立”，不是说着玩的，他真的着手自己去革命了，不跟同盟会扯在一起了。1910年1月，他成立了光复会东京总会，以章炳麟为会长，他自己任副会长，大力展开了革命运动。

陶成章这一觉悟，显然他的光复会死友徐锡麟给了他极大的启迪。徐锡麟早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合并时候，就拒绝加入同盟会，因为他看不起孙中山。后来徐锡麟自己去革命了，以一死做宣传，完成了伟大的殉道。这一不合作主义，当然深深地影响了陶成章。陶成章在徐锡麟殉道后拒绝同徐锡麟看不起的人合作，当然是别有深意存焉。

陶成章重振光复会，自己去革命以后，他们对1911年江苏和浙江的革命成功，都有了决定性的贡献。其中上海光复，尤其重要。因为上海光复，抵消了革命军汉口失守的士气低落，对大局的稳定，发生极大的作用。不料革命成功后，陈其美这些特级流氓忘恩负义，为了稳坐江山，不惜诬陶成章“谋刺陈其美”，而出之以暗杀革命元勋之举，真是太无公道了！

陶成章被刺

1912年1月15日，上海《民立报》刊出这样的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遑，其谦德尤可钦佩。讵料昨晚2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三期《陶成章》小传写蒋介石“14日（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2时许，指使二人至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用手枪将之击毙，终年三十五岁”。尚明轩《陶成章》写“陈英士派遣蒋志清（即蒋介石）设计杀陶。14日凌晨2时许，陶成章被蒋介石收买的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暗杀在医院里”。凶手部分，都写错了。事实上二人中的一人即蒋介石自己。

陶成章被暗杀后，群情大哗。1月15日，孙中山发出《致陈其美令严缉刺陶成章凶犯电》，原文如下：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14日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去，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

1月16日，孙中山又发出《致浙江都督府令查陶成章生平行谊并优恤其家属电》，原文如下：

浙江都督府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14日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部腹部，凶手逃去，陶君遂于是日身殂，不胜驰悼！陶君抱革命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尤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囯痛惜！已电令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至陶君原籍会稽，应由浙督查明其家属，优予抚恤，并将其生平之行谊及光复之劳勋，详细具报，备付将来民国国史。切切。总统孙文。

1月17日，陆军部长黄克强也发出《致陈其美为陶成章被刺请根缉严究电》，原文如下：

上海陈督鉴：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叩，霰。

陈其美随即假惺惺的复电，原文如下：

陆军部长黄鉴：铣电敬悉。陶焕卿君被刺事，现已由敝处派全部暗探严密查拿外，并饬交涉司转饬会审公堂廨委员及函请租界捕房一体协缉矣。特此电复。余照办。其美，叩谏。

蒋介石并没“自承其罪”

在陶成章被暗杀后一星期，上海举行盛大追悼会，有四千多人参加，1912年1月22日《民立报》登，出席者相继演说，“词意激烈悲壮”。有人说：“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说：“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说完便“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卑鄙的陈其美，当时也假惺惺的参加了，仍旧表示凶徒在逃，他已经下令缉凶了。但是，上海在他的管辖下，租界捕房的负责人又是蒋介石的青帮头子黄金荣，缉凶缉凶，当然是缉不到的！

那厢里孙总统通电大骂“凶手”、“凶徒”，要求“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并肯定“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尤有巨功”，但是，令我们奇怪的是：孙中山当时正是总统，陶成章多年批孙的事，当然为孙中山的死党陈其美所深知，陈其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不正是意料中事？孙中山焉有不知之理？焉有不知主凶是谁之理？难道他真的相信是“满探”（清廷特务）吗？

二十多年以后，蒋介石“钦定”出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在1911年条下，有这样的半明半掩：

是时，陶成章踵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而以光复会代之为革命正统，诣公游说，公大骇。默忖其计果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复入混乱态状。而当时东南人心未定，军官皆清室遗孽，浙江仍将为“满清”与袁贼所陷，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心出于至诚，绝非对人有所好恶于其间。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公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

然后把暗杀按下不表，一跳而到1912年：

是春，国内粗定。公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陈其美之口实，乃避往日本。其复顾乃斌书，云：“破坏已毕，建设方始，自知才力不逮，因东游以就旧业。足下加我以功成不居之名，闻之愈不自安也。”在日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预备。

事实上，蒋介石行刺后要“自承其罪”，以及二十多年后才宣布出来的陶成章罪状，当然都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全世界没人会相信，包括孙中山、陈其美在内。孙中山岂不肯定陶成章的“巨功”而大骂“凶手”“凶徒”吗？陈其美岂不因“兹以凶徒在逃”而表示“严饬谍报科缉凶”吗？蒋介石如果“自承其罪”，为什么要逃到日本？为什么“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陈其美之口实，乃避往日本”？为什么不公开宣布陶成章的罪状？为什么？可见这件暗杀，由头到尾，是无情的、不合理的、非法的，不论怎么事后栽诬丑诋陶成章，也是见不了人的。所以，最后，蒋介石自己还是变相“查禁”了自己的书——《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国民党在蒋介石死后，最后还是以“公怒之”结了此案。而吴敬恒《蒋总统年表》中的“公怒杀之”，就只是疏忽中的漏网之文了。

从整个“公怒之”追到“公怒杀之”的结论是：孙中山当年要“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的“凶手”“凶徒”，最后成了他“安危他日终须仗”的接班人；孙中山当年要“将其生平之行谊及光复之劳勋，详细具报，备付将来民国国史”的陶成章，最后成了“民国国史”中出局丑化的可怜鬼！——国民党的“党内伦理”，原来如此！

1985年9月5日晨五点半到八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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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天纵英明”原来如此！

——料敌如神吗？

国民党传声筒拍蒋介石马屁，说他一生丰功伟业，在中国战场上纵横数十年，军事上是料敌如神的。可是，四星上将李宗仁就不以为然。据《李宗仁回忆录》：“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李宗仁这段话，征诸历史，的确不出“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范围，舍此而外，蒋介石在纯军事作战上的胜利，细查起来，都是“偷看了底牌”的结果，而非料敌如神的结果。

所谓“偷看了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蒋介石过去每逢内战，就“内斗内行”，原因无他，偷译之道上花了银子耳！

黄绍竑《五十回忆》说：

中国的密电码，是太不秘密了！以前多半是用普通的明码本，只是在每页的角上，编列角码，在每页的横直方向，编列横码直码，就算是一本密码。比较进步一些的，也只另印电本，将明码本里面的字，另行排列过，而角码及横直码的编列次序，亦较为不规则而已。现时认为最机密者，不过在已编之密码外，再加上一种不同的数字，使原来的密码，再发生一种不同的变化，就是现时所常用的加码法（又名二重作业）。总之，现时中国所用的密电码，仍旧脱离不了密电本的范围，它仅具备编列上的秘密，这种秘密的程度，是有限的，很容易推算得出来。而尚未达运用机械的秘密，与数理的秘密也。而且密电码基本的要求有三种：就是除了“秘密”之外，还须“迅速”和“经济”。中国以往的密电本，秘密性已很有限，因为欲求秘密性之增加，或在编列之次序上，使其复杂，或用加码法，因而译发及译收，就费了很大的时间。往往一件极重要而须迅速处理的问题，就在译电的时间里耽误了。任何一种密电本用久了，都会不秘密，而须时常更换，尤其是很多方面通用的密本，一处遗失，即须全部更换。现在各机关密码本之多与时时更换，都是极不经济的事。所以我认为现时所用的密码本，都不合这三种基本的要求，而须加以改进。

中囯过去对于他人密电之推译——即偷译——尚有若干人去研究，但是对于自己密电之码，应如何研究改良，却没有很大的成就。也无异说中国一般的密电码，都是易于推译的。在十八九年内战的时期，我们所用的密码本，都是很幼稚的。往往我们用无线电所发出的电报，都被中央方面推译出来。我到中央谈起以往的经过，贺元敬（国光）对我说：“十九年在湖南作战，你和李德邻、白健生来往的电报，我们都完全知道。有一通好像你的手笔，我念给你听听，对不对？”他念出来，的确是我亲拟的电稿，一个字也不差，令我非常诧异！

正因为蒋介石偷译了对方的密码，所以，自然就料敌如神了。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3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及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待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

如果以上的料敌如神都是以一己之力，辛苦得之，也就罢了。事实上，密码之得，搞的还是“时迁手段”。据蔡孟坚《八十谈“奇”》：

民国十九年我奉令去北平调查冯、阎、李、白及汪精卫等所组织的扩大会议内情，我抵北平，当然有许多重要机密报告，但我都自觉是人云亦云，认为必须有策反行动，方可一鸣惊人。彼时自报上得知前驻防海州任应岐部驻防许昌，因此即自平汉路赴许昌，冒昧访任，拟促其一击进占冯方前敌总司令鹿锺麟的总部所驻地郑州。殊不知这位奸猾匪首将领并不愿即刻接见，招待我住在参谋处，彼时我真感进退维谷，每日无事，即到许昌英美烟草公司做竹林之戏，结识几位商人，暗中做逃亡准备。某日李宗仁方面巨头潘宜之衔阎、冯之命，以兵站总监身份，视察任部，全体官兵出迎，仅我独守参谋处，忽然有郑州鹿总部派专差送来新颁密电本，该电本上注明各部队互通密码番号，要求参谋处盖戳负责收领，我即用桌上条戳加盖领据照收，将该密本藏在身上，直趋英美烟草公司，原来发现该公司运烟叶的牛车，只要挂英美国旗，战场边沿均可通过，我当时当然不能说出实情，唯要求该公司车队准我以商人身份搭乘赴接近我方战线县份的运烟叶便车，通过战线，返回开封访问亲友，竟蒙应允，立时随便车出发。途中遇到红枪会，放了几枪，尚无困扰，终于结果辗转到达砀山，该处即为讨逆军总部所在。当以陈立夫先生名义将此密电本，送交总部机要室，闻其后利用该敌方密电本，照无线电番号用敌军总司令名义调动敌方部队，大收战果。委员长蒋公曾在一棵大树下乘凉时召见我，深予嘉勉。不数日，阎、冯即告败退，讨逆战事即行结束，这是我凭着冒险与命运的一次贡献。

由此可见，所谓蒋介石料敌如神的“天纵英明”，真相拆穿，原来如此！

1987年2月6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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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一二八

国民党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战争”里，有“一二八事变——淞沪之战”一节说：

“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主席中正以不见谅于广州当局，忍让为国，辞职下野。林森继任。日本为威迫中国屈服，并转移国际视线，复在上海生事。二十一年1月28日，突行攻击，我军当即应战，坚守闸北及吴淞要塞。蒋中正先生再出赴难，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我军苦战月余，以侧面遭受威胁，被迫撤退。5月，中日成立停战协定。此役不唯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

从这节历史表面上看，一二八事变从“我军当即应战”到“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其中插播蒋介石的下野与再出，更具神来之笔。其实骨子里，这一抗日作战，可真来之不易极矣！并且最耐人深味的，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非但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反倒是别人作战他却大捡战利品的尾随尸功者。这一真相，盘根错节，得先从十九路军说起。

十九路军卫戍京沪

当1920年，广东人搞粤军治粤的时候，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脱颖而出，这就是十九路军的前身。第四团的团长是陈铭枢①。1923年孙中山以大元帅身份，回广东称王，陈铭枢已升任粤军第一旅旅长。这个团对统一广东，很有功劳。1925年，陈铭枢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1926年升任第十一军军长。此后被蒋介石利用，参加内战。1930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②、军长蔡廷锴③、司令戴戟④、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雷啸岑在《卅年动乱中国》（上册）第七章“粤闽之动乱”里，描写如下：

当广州非常会议成立，揭出反南京国府的旗帜时，粵省主席陈铭枢态度不明，未几即被迫离粵赴南京，将其旧日所统率的第十九路军两万人，亦由粤境调驻上海市郊。陈氏出任省主席后，虽依法卸去军职，而以蒋光鼐、蔡廷锴等分领三军，然暗中仍受陈之节制。此种以国家财用培养私人武力的恶习，自革命军兴后，视北洋军阀尤有过之，全国皆然，亦不仅十九路军如是而已。

陈铭枢以未附和非常会议，早已博得南京当道的欢心，胡汉民出京以及粵宁和谈，陈又为奔走调停最力之一人。迨汪兆铭决计与蒋主席合作，出任行政院长之际，即提出以陈氏为京沪卫戍总司令的要求，国府当然照办。汪入京主持行政院，又以陈为副院长兼交通部长，意在拉拢十九路军为其政治资本，陈亦藉汪氏的庇护，以图生存发展。陈氏一时身兼军政要职，俨然时局中心人物，声势颇张。

陈铭枢和他“暗中”“节制”的部队，所以能够出面防守京沪，正因为陈铭枢的身份，较得南京广州双方的谅解。这一微妙情况，甚至在对国际的文件上，都毫不讳言。据顾维钧《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说帖》中，《关于中国政府在沪案开始时决定和平政策之说帖》，曾特别声明如下：

抑又有声明者。第十九路军，归陈铭枢将军节制。由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将军直接指挥，屡参征讨背叛政府军队及江西剿共之役，迭奏肤功。1931年10月，时值京粤领袖集会于上海。讨论整理内政问题，该军由赣调至京沪，任卫戍之职。此项军队，纪律既严，对于国内和平与秩序之主张，又忠于拥护。驻在京沪一带，原为增进京粤之互信，而易致两方之谅解。

正因为十九路军有这种背景，所以，在南京广州双方内斗时候，它驻军在旁边，变成了一种对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蒋介石的信用太坏，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

一二八事变

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浦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上海的日本侨民又从1931年10月12日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游行，请日本政府迅速用断然手段彻底解决中日间所有悬案，根本制止中国的反日运动。日本浪人更乘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撕毁中国商店的反日标语，甚至殴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东打伤中国工人。11月2日，上海又出现了“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日本侨民三千余人在会中决议：“日本须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1932年1月18日，五个日本和尚给打伤了，日本侨民两千余人就在20日这天，借口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地区捣毁了中国商店，殴打行人。这些情形和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本侨民请愿，向东北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但1月21日拂晓，日本浪人两次放火烧了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并砍伤了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日本陆战队也同时出动。1月22日，日本海军增派兵舰赶来上海。1月23日，日文报纸传声警告：日本舰队司令和日本侨民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抗日运动，并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自由行动。

日本人既已横行至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遂在1月23日上电中央，表示说：“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丨”——十九路军这种决心抗日的举动，显然与蒋介石处处对日本低声下气的政策不合的。于是，他决定立刻调走十九路军，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应日本人道歉、惩凶、赔款、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可是，翘屁股也没用，虽然答应了四条件，日本人还是大动干戈了。

卖国后又被日本人出卖

现在我们先见识一点原始文件。先看1932年1月27日——一二八事变前一天的《上海市政府呈中央当局电》：

十万急。南京。限即刻到。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钧鉴：外交部勋鉴：密。本日已下令取消本市各界抗日会。唯日领坚持非下令将凡有抗日字样之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并口头声明限俭日下午6时前圆满答复。敬此电陈鉴核示遵。上海市政府叩。（《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外交部档案）

再看1月28日下午1点45分的《上海市长吴铁城为日僧被殴事件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函》：

径复者：案准1月26日大函略开：日本僧侣天崎、水上、信徒后藤、黑岸、藤村等五名，于本月18日下午在马玉山路附近被殴伤，提出条件四项，请求接受等因。准此，查本案发生，殊属不幸，本市长深表歉仄。当日据报后，以案关伤害，法有明文，当即严令公安局限期缉凶归案法办，所有被害人等之医药及抚恤慰金，本市长亦可酌为给予，以示体恤。至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业经令行政主管当局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关于类此之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缔。至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⑤。相应函达，烦请查照为荷。此致日本国驻扎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外交部档案）

再看1月28日深夜的《上海市政府为日军自由军事行动事致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抗议书》：

径启者：查关于本市最近中日交涉，本市长为求和平解决计，对于贵总领事所提条件四项，业经接受，并于今日（28日）下午1时45分函复送达在案，当时贵总领事并经表示满意。讵料今晚11时25分，市公安局接到贵总领事馆信封一件，内附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致本市长及市公安局长公告各一件，略称，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等语。即晚12时，市公安局接到闸北报告，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该处开始自由军事行动，向华界进攻。查贵总领事对于本市长之答复，既经认为满意，而贵国海军突然出此军事行动，殊堪诧异，所有破坏和平及本市安宁所发生之一切责任，应由贵方负之。本市长相应提出严重抗议，即烦查照，转致贵国海军方面迅予停止军事行动，以免事态再行扩大，并希见复为荷。此致日本国驻扎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932年2月22日《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七期《海上血战记》）

再看1月28日深夜的《上海市政府为日军自由军事行动事致各国驻沪总领事函》：

径启者：查关于最近中日交涉事件，本市长为求和平解决，以保本市安宁计，业经完全接受日本总领事所提条件四项，并于今日下午1时45分函复日本总领事，并已表示满意。讵料今日（28）晚11时25分，市公安局接到日本总领事信一封一件，内附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致本市长及公安局长公告各一件，略称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囯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等语。旋即晚12时，市公安局接到闸北报告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该处开始自由军事行动，向华界进攻。查日本总领事既经对本市长答复表示满意，而日本海军方面，突有此种军事行动殊堪诧异，所有破坏和平妨碍本市安宁之一切责任，当由日方负之。除向日本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外，相应函达，烦查照，主持公道，实纫公谊。此致英国驻扎上海领事璧约翰、法国驻扎上海领事柯克林、美国驻扎上海领事克银汉、义国驻扎上海领事、德国驻扎上海领事丰理德。（1932年2月22日《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七期《海上血战记》）

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纵使国民党向日本人又磕头又作揖，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肯罢休，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在1月29日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这种卖国后又被日本人出卖的哀鸣，岂不太可笑了吗？

蒋介石好梦成为泡影

现在，再转回头看看怎样想调走十九路军的内幕。据顾维钧《关于中国政府在沪案开始时决定和平政策之说帖》：

1932年6月20日，中国政府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代表，与调查委员会在北平会晤之时，据调查委员会称，上海方面曾有一种意见，以为关于本年1月至3月之上海事件，第十九路军之驻扎闸北，造成一种恐怖状态。而日本军队则使上海脱离此种恐怖。同时调查委员会又悉刚在1月28日以前，中国政府曾拟将第十九路军撤回，以宪兵接防。故请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可否以公文证明，俾调查委员会于提交国联行政院之报告内，能说明其事云云。

中国政府欲和平解决本年1月间因殴击日僧数人而起之争端，其诚恳之意愿，已由上海市长完全接受上海日本总领事提出之要求，充分证明。中国政府为更求实现其和平意旨起见，曾做重要之决定。以宪兵团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缓冲其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此项接替防务电令，于1932年1月27日下午1时10分（南京时间），由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拍致宪兵司令谷正伦、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兹录电文如下：

宪兵谷司令、陈卫戍司令长官、戴司令勋鉴：统密。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以资缓冲，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为要。朱培德、何应钦感午印。

附注：此项电令，已摄有影本，连同译文及其他关联三文件之影本，于1932年6月28日送交调查委员会。

关于此事，不妨略叙当时南京之政局。当时前行政院长孙科正在辞职，现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将当选继任。在新政府尚未组织以前，囯务归由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会指挥。而蒋介石将军与汪精卫君自当时至今均为常务委员，遂由蒋汪二委员会同饬令朱参谋总长何军政部长拍发上项电令。汪君旋于1月28日晚当选行政院长之职。

谷司令奉到上开电令后，立派宪兵第六团，开往上海。该团于1月27日下午8时在南京登车，翌早2时开拔赴沪。28日正午，抵距沪约五英里之真如。

为实行换防起见，先须将十九路军从闸北撤退，是日下午，方做运兵准备以便实行交替之际，得悉紧张局势，已因中国接受日本要求，大形和缓。日本总领事所发表沪案解决圆满之宣言，实予中国当局以充分之理由。以为日本舰队司令殆不致用其日前所恫吓之酷辣手段，并以为结果或不致有武装冲突之发生。且时当下午，事实上一撤一接，无论如何，绝不能于余昼数小时内，办理完竣，故中国军事当局决定于1月29日大早开始撤防接防。

不料28日下午11时25分，日本舰队司令忽向中国当局送一公文，要求立即撤退驻扎闸北之中国军队。约半小时后，即11时50分，日本武装军队已由机关枪掩护侵入闸北。首向中国警察开始攻击，继则攻击中国正式军队。处此情形，原欲接替第十九路军维持闸北治安之宪兵第六团，被环境所逼，不得不变为第十九路军之援兵，以抵抗日本之侵犯。

由此可见，阴错阳差之间，由于日本人的色急难待，竟使蒋介石调走十九路军的好梦成为泡影。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

蒋介石调来宪兵第六团固然迟了一步，但是十九路军方面的有技巧的“抗命”，也产生了鬼使神差的结果。宪兵第六团在1月28日正午到达真如，其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就在真如，当晚全线抵抗的命令，就发自真如指挥所。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了，义正辞严，全文如下：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1932年2月1日《中央周报》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来是声称“四天占领上海”的，可是，十九路军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头。初战的情况，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中，曾有特写：

在闸北市区的街道巷弄中，重武器是不能发挥威力的。日军装甲车冲入宝兴路时，中国士兵冒死攀登上去，向车窗投下了手榴弹，也有人爬上了屋顶向日本装甲车投手榴弹的，日本装甲车多辆被毁掉了。这时，三义路的日军又陷入中国军的包围中，几乎全部被歼灭。日本航空母舰的飞机连续飞临闸北投下照明弹和炸弹助战，两军激战到29日天明，阵地没有改变，日军攻势已经衰退！

而华振中、朱伯康《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四章中更有大特写：

初夜的战况：当沪案紧急时，我十九路军因探报日军有进攻我军，占领闸北的企图，虽极力准备抵抗，但亦遵上级的意旨，极力避免冲突，所以七十八师虽在上海布防，但兵力甚为分散。一五五旅任京沪路至龙华南市警戒，一五六旅第四团任吴淞宝山之警戒，第五团驻大场，实际上在闸北驻兵只有一五六旅第六团千余人，且多系广东籍士兵，多身体矮小，从表面上看来，都是十二三岁以至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又因我国士兵服装不大讲究，如对胸的大棉衣、中国式的裤子、不圆正的军帽、广东军的草鞋等，都很易现出士兵们毫无精神的状态，资本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贵族式的海军陆战队，当然先存了轻视的观念，以为也必是和东北军队一样，日军一进攻，就会不抵抗而走的。且在28晚，当时以敌军和我军闸北兵力比较，敌方实大三倍以上，无怪乎盐泽敢大胆的夸口四小时内可完全占领上海。的确，在当时我军张君嵩团，更因奉命将闸北防务即日移交宪兵第六团接收的关系，戒严亦未免稍微松懈。当28晚11时30分日军发动，突然向我进攻的时候，实际上我军还很多未进入阵地，大有仓卒应敌、措手不及之势！盐泽的夸语，似乎要实现了！但我十九路军战的教育：素有个口号是“有进无退”“有死无降”，对于这有世仇不两立的外敌，自然更能发挥其固有的铁军精神，给野蛮横暴毫无信义的日人一个当头棒喝。当初日军向我进攻时，最先是占领我天通庵车站（当时因兵力和地形上关系我军起先未派兵驻守），以断我军驻防闸北和吴淞军队车路的联络，次则利用铁甲车和武装电单车掩护，每路约二三百人，军服便装不等，分由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滨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向我防地进攻，行动如飞，来势极猛，可怜在防地步哨前方的我无辜警察首先遭敌的机关枪扫射、手榴弹的炸击、刺刀的刺杀，其尽忠职守者、勇敢不屈者，大都是抵抗以死，其怯懦偷生者，则完全向我军防线内溃退，便来报告敌情，且图脱难。此时有些梦中惊起的难民，亦扶老携幼，前来避难，更有一部已负伤的民众，是鲜血淋漓愤怒惨呼，也争先恐后来请我军准备抵抗，努力杀敌。同时敌军亦跟踪冲来，那种混乱悲惨的情状实在难尽描写。我十九路军最前线的官兵，当此大敌当前，一发千钧的刹那间，自然而然的把我数千年来所谓“匹夫不可夺志”“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的民族精神，和最近所谓“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宁战而亡不愿束手以待毙”的军人决心，尽量发挥，不论先已准备妥当的或仓卒应敌的，有成群结队有官长指挥的，也有闻风自动单独向前的，总是独断专行，拼命抵抗。此时官兵心目中只有爱我中华和打倒日本这种简单思想，故人人皆以杀死倭奴，或受倭奴杀死为快。军人最大的事是爱国，人生最大的事是死，十九路军的官兵能真正爱国，又能打破了生死关头，更遇着了向我侵略的累世仇敌，那种热血勇气，当然是锐不可当的，倭奴徒恃物质的优美，欲以征服我中国民族，事实上是不可能；我同胞的血肉足以战胜倭奴的武器，事实上是可能。请看这初夜抵抗的战况和以前作战的经过，我们可以自信了。当时日军的进攻，本来有计划、有准备，预先已经详细侦察，适当部署，对于到达我军最前线的时间和攻占各点的兵力，都是预先计算妥当了。所以敌军的到达我军所扼守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滨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各路口的时候，时间大概都是相同，而天通庵路方面，因为敌人最先占据天通庵路车站，与我军相接最近，所以11时30分的敌人最先向我开放的第一枪声也就由那里开始了。这样一来，日兵即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一带乘机把守，自由进兵，向我全线袭击，我军官兵当敌军攻到的时候，不论他铁甲车好，武装电单车好，穿军衣陆战队好，挂标记的便衣浪人也好，总是奋勇百倍，在原地沉着应战，敌人虽冲至相距咫尺，我军有死至仅剩一兵一卒，都是十分沉着，绝无一人退后。其间如上等兵潘得章被弹炸中了头部，他用脚綁自行裹伤，仍在前线抵抗，总无一点的痛苦。其他受伤的兵大都如此。也有重伤未死的伤兵，两手能动的还是拿着步枪，向敌人不断的射击，目无我中国人和中国军队的倭奴，初以为十九路军也是不抵抗的军队，闸北是可以毫不费力随手而得的，不料经我军的顽强抵抗，死伤狼藉，毫不得手，始大惊失色，手足无措。此时敌人困难万分，黔驴技穷，只有专利用其铁甲车和步兵炮、机关枪、手榴弹等，接近我防线，尽量射击轰炸，而虬江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各路口虽受敌人火力损害，以致全数死伤，给敌人一时冲入防线内，陷于危险的状况，但因我军预备队的增加迅速，仍然即时恢复原线，与敌抵抗。而增援虬江路方面的机关枪兵张天、王华胜等因时间仓卒，突然遇敌，枪手不待枪架装妥，即以两手拿着机关枪身，猛向敌的车上扑去，卒使敌车毁而被俘，其余铁甲车也马上向后退走，我增加的士兵此时完全到达，虬江路的防守也更加巩固了。更有广东路方面的守兵，当敌军前进时，都是沉着不动，一枪不发，倭奴即认为我军不抵抗而退出，傻头傻脑的毫不戒备，跑到我军防线内来，岂料我军伏兵在正面和两旁把步枪、机关枪、手榴弹一齐炸击。绝无战斗经验，不知打仗是什么，只是欺侮我爱和平讲公理的良善国民的敌兵，此时才心破胆裂，好像遇着了猛虎那样畏惧，又好像拜见着他们的天皇那样恭顺，竟把枪刀等武器都一齐丟在地上，两膝一齐向我方的士兵跪下，两手都高高的举起，并把颈缩得短短，几乎要把头都缩进肚子里去，还有磕头磕脑，口上不绝的叫Yurushite Onega-i-mas（老爷饶命之意），表示乞降和请求的意思。我军的士兵们因为不懂他们的鬼话连篇，看见他们的奇形怪状，有的笑他们是只会吓人的纸扎老虎，说他们是一动手就破的豆腐军，比只给人打不能打人的三武鹅五还比不上，有的更恨倭奴不过只是磕头啼哭，毫无男子军人的气象的敌兵，也竟然敢跑到我国来，实行他的侵略政策，个个都气得真是怒发冲冠，目眦尽裂，那一霎时间，自然敌兵是死伤遍地，狼狈万状。没有死的更是悲号惨泣，乞怜救命，其离我军稍远的，便是丟了枪械转过屁股来拼命往后跑走，侥幸我军的子弹没有眼，可以给他们生还；可是有一部分该死的敌兵，却很多给我军的子弹从屁股后面打进去，虽然死在广东路，做了侵略战争不名誉的冤鬼，但是总算免了死后还要剖肚挖肠和割头腌盐的悲惨！（敌军死尸必查验记名，其伤口自前面进去的认为忠勇军人，即剖肚去肠割头再加盐腌，用麻包装好，还回日本去火葬。其伤口自后面进去的，认为辱国军人可在上海火葬了事。）初夜的战斗时间虽然极短，但是敌方死伤却极大，当时虽无法正确统计，但至少也超过四百名。此因为倭奴自甲午以来总是在我国吃便宜的或是无代价的肥猪肉，今天才算第一次撞着吃不下的硬骨头。但当敌我两军激战之际，我闸北数十万的无辜民众，都从梦中惊起，在枪林弹雨包围中难于逃避，怯弱者呼号悲泣，不知所措；强壮者，扶老携幼，力图逃生，死于流弹者已不知有多少，而万恶的日军，更因为受了我军的击溃，竟迁怒于我手无寸铁的民众，逢人便行枪击刺杀，即妇人孩子亦多有所不免，凄惨的情形，实为上海有史以来所未有。……

章炳麟《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

关于十九路军抗日血战，中外文字报导极多，但是论略最具历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

民国二十年9月，日本军陷沈阳，旋攻吉林，下之。未几又破龙江，关东三省皆陷。明年1月，复以海军陆战队窥上海。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28日夕，敌突犯闸北。我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令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其后敌复以军舰环攻吴淞要塞，既击毁其三矣，徐又以陆军来。是时敌船械精利，数倍于我，发炮射击十余里，我军无与当者，要塞司令邓振铨惧不敌，遽脱走。乃令副师长谭启秀代之。照垣时往来闸北、吴淞间，令军士皆堑而处，出即散布，炮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机关枪扫射之，弹无虚发。军人又多善跳荡，时超出敌军后或在左右，敌不意我军四面至，不尽歼，即缴械，脱走者才什一，卒不能逾我军尺寸。始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万人，便衣队亦三千人，后增陆军万余人，数几三万，我军亦略三万，自1月28日，至2月16日，大战三四，小战不可记，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军死伤不逾千。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若从灶上扫除焉。初，敌军至上海，居民二百余万，惴恐无以为计，闻捷，馈饷持橐，迭迭而至，军不病民，而粮秣自足，诸伤兵赴医院者，路人皆乐为扶舆，至则医师裹创施药，自朝至夜半，未尝倦，其得人心如此。章炳麟曰：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民国二十一年2月17日章炳麟书。（《太炎文录续编》卷六⑥）

章炳麟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的点破，就是说日本侵略时，“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这显然是指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暧昧。章炳麟这种点破，在另一篇《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太炎文录续编》卷五⑦）里，说得更明白。他说蒋光鼐、蔡廷锴他们“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分明是说，十九路军挺身抗日并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获得胜利，中央也就非常颜面无光。最要命的一点是：十九路军的行动，无异给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一个大耳光，证明了蒋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错误。

吴敬恒致何应钦秘件

蒋介石这种错误，即使是他的师保吴敬恒也不得不暗中承认，他有一封秘件给何应钦，备述立场。他说：

南京军政部敬之先生勋鉴：□密（此电由市政府代发，故不知其所用何密本）读致静公等庚酉电，适可而止，人同此心。在弟个人尤以沈阳自始之不抵抗，为强弱异势，以委曲多留国家元气为合算，但日人之暴横，说不到我等良心，能忍与否？似乎竟使我等虽欲忍受而不可得。上海突焚三友社开衅，封闭民国报⑧，解散抗日会⑨，要求四条件，唯命是听。下午已满意，晚间即开炮。其为词则欲远撤华军。假令当日十九路军不抵抗，立即远撤，必实际占领闸北，为进一步之要求。其增兵而不肯退兵，必与东三省之作为无以异。日人本横暴，加以此番主事者又为类似棒喝党之妄人，其得步进步，趁各国形势相格，惮于动兵，竟欲半亡中国，使受大创，且欲报复其抵货之痛苦，上海即忍受，彼必不中止，必且再在他处启衅。各国因其凶妄，暂冷静旁观，绝不愿以作战助我。而且视日人竟能轻便而扩大租界，远摈华军，未尝不相对赞同。所以不唯国联为虚与委蛇，即在沪列强亦袖手观变，调停之事，亦如国联开会，聊表假面而已。其实所提五条，即我等情愿放弃第五条，不与东省问题关连，亦不过适用于1月28，听占闸北，听撤华军，或一时暂允停战。其要求之苛，上已略述。若至今日，彼等已有巨大之死伤，开发数千炮，猛攻十数日，迄无小效。欲维持其大国之体面，补偿其死亡之损失，则条件开出：必有五埠设立和平区，华军不能接近三十英里，解散十九路军，惩办陈、蒋、蔡、戴为罪魁，赔款若干万万，永远禁止抵制日货等。其无理取闹，全复庚子时列强对我之状态，虽欲忍受而不可得。故东省不抵抗，至今五阅月，仍如已亡局势。我等欲望上海适可而止，南京或何处早日平静无恙，速复我等卧薪尝胆之工作。先生乎！恐此番已远超乎我等之希望矣！故即平时一无准备，即竟听十九路军牺牲净尽，恐非失去真如、南翔，即可侥幸无事也。故弟于30电告汪、蒋两先生，已力破我等欲保留元气及实力之迷梦。弟之意，敷衍囯联、哀求列强，不望其积极，仅减其恶感而已。纵无效果，依然当进行也。沪上各国出而调停，果能停止战事者，自然不执第五条，但不过领其感情，西人已无此能力。内求诸己，当预备亡国。宜北自东省，南至闽、粤，幡然自卫。沿江沿海之城邑，预备糜烂。效法十九路军连日师共产党之作战法，使彼二十余年不经战事之骄兵，浪费炮火，动受坚抗；其国内空虚，使美国等生心而趁危，生路一也；屡次如上海之败衄，暴露弱点，或彼国内乱以起，生路二也。弟非荒谬者，情势已如此，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许。大难已到，愿贡其狂愚。望先生切商于蒋、汪诸先生，似不能再以习常蹈故之心理对付也。预备先生参考，不必赐复，并求急示汪先生于浦镇。弟吴敬恒叩尤。（《吴稚晖先生墨迹》第九篇“坚持‘一二八’松沪抗战电”）

在这里，吴敬恒承认“不抵抗”以“保留元气及实力”的政策，其实是一种“迷梦”，“大难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许”。因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军连日师共产党之作战法”，以跟日本人打个明白，才是正路。——可见连蒋介石师保级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军的感召，不直蒋介石所为了。

俞济时和张治中

在一二八事变一开始，十九路军的负责人之一——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电呈中央，说：“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毋任翘企。”

当时驻军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师的俞济时部队。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蒋介石亲信俞飞鹏的侄儿。他这多重背景，正是嫡系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也是黄埔一期中露头角最早的。

最早主动提出支援十九路军的也是俞济时。据1932年2月1日《蒋委员中正复第八十八师俞济时师长勖勉调沪增援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俞济时自杭州呈陷电大意是：“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说：“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东。”由上面电文，可以看出，想“调沪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俞济时的主动。俞济时主动提出电文的时间是一二八事变后的第四天，那时八十八师的任务是“驻防苏浙拱卫京畿”，离上海最近，“调沪增援”，自然较快。再据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肆“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概述”：

1月28日，日军遂以陆战队约六千余人在舰炮支援下向淞沪进攻。此时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以其驻淞沪之第七十八师首先应战，驻京之第六十一师及驻苏常一带之第六十师，随亦陆续增援沪上，大战遂启。其时余统率之第八十八师正驻防杭州，中央于1月30日电令本师限于2月5日前向苏州集结；并令限驻南京之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于2月10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区集结，第八十七师师部及孙元良旅，另军校教导总队，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区集结；中央并委派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统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参加淞沪会战，并均归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统一指挥。

在俞济时去电蒋介石后第六天，张治中也有了反应。据2月6日《何应钦部长自南京呈蒋委员中正请以张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并给以军长名义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何应钦报告蒋介石说：“张文白兄以国难当头，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查八十七师师长正在遴员，可否即以文白充任，并加给以军长名义，使其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乞示遵。”蒋介石批复：“八十七师师长以张文白继任，中甚赞成，请即委如何。中正。齐印。”由上面电文，可以看出，“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张治中的主动。再据《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第四节“首次抗日——一二八淞沪之役”：

战争之幕既揭开，这时，蒋已退职在野，对于国难当前，似觉责无旁贷，应该挺身而出，负起御侮图存的重任。他发出一道通电：

各总指挥、各军师旅长、各将士、各军官学校师生诸同志均鉴：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横蛮。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弄，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党国幸甚！蒋中正印。

这一个电报发出后，人心士气，为之大振！但是中央部队散在各地，而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我看到一种大可忧虑的情形：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绝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同时，有党内反对派的人在上海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这对蒋的地位和领导权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蒋2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就表示我的意见：“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说：“很好。”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我率领参战。

蒋介石的心态

由上面俞济时和张治中的主动请缨例证，可以看到，蒋介石最后同意派第五军去上海，不是他主动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九章“‘一二八’上海大战的蒋介石”：

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十九路军，归陈铭枢、蔡廷锴将军等指挥，因为有一种革命训练，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人用各种恐吓的方法对付蔡将军等亦不成功，于是日本即进兵拿武力来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人一开枪，十九路军的爱国男儿们马上开枪还手；实际上不但还手，并且把日本军队打退了；不但打退，并且向日本兵追赶过去。这一次的战争，给日本人一个极大教训，教他知道中国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都亲眼看见，无不表示敬佩，中国同胞更是送粮的送粮、抬伤的抬伤、慰劳的慰劳、赠礼品的赠礼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助战，没有一个怕的。

此时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为了救国、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这种贪生怕死的办法顶不对的。”蒋介石始终是一言不发。

会场里有人说：“海军的兵舰奉了姓何的和姓陈的命令买了许多青菜、鸡鸭鱼肉送给日本人，有人亲眼看见，问这是怎么回事？”一位朋友大嚷着说：“日本人正在杀我们的十九路军，我们不出兵援助，反倒买米、买肉、买菜给日本人送去，我们还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有人味没有？”陈友仁说：“还不赶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脸上一块红一块白，一定自己也觉得难过了吧！”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就这样散了会。

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需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缜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这里就空嚷着派兵援助十九路军去了。知道内容的人，就知道是“干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说：嘴说去派兵，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我记得午前10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二十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罗文干红涨着脸说：“你懂什么？弱囯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的来电话约我去谈 话，都是请我喝酒、吃饭，非常地看得起我们。好啦，你们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蒋同何听了这些话，只可把头低下，一声不响的被外交部长罗文干骂了一顿。

关键就在蒋介石那儿！

冯玉祥所说“海军的兵舰”资敌的事，还有旁证。据萧白帆《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第五章第四节“国民党反动集团卖国殃民的不抵抗主义”所述：

这一仗打了一个多月，日寇死伤万余人，四易其帅，于是即刻增兵十万，增派军舰六十多艘，飞机百多架，到淞沪战场上来。而“中国的”蒋介石呢？又是施其故技，对抗日军加以压抑、打击，断绝接济。他首先派第五军来制止十九路军，不料第五军一到上海，激于爱国热情，也参加了对日作战的阵线，蒋介石便着了慌，即刻与日本交涉。由于蒋介石的卖国命令，部队差不多都不服从，所以他只有伪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其实，他是不抵抗的。他当时还密令其海军供给敌人粮食，说什么“维持双方友谊”。其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甚至同日军司令野村同车参观战壕。十九路军抗日的失利，不是官兵不行，而是蒋介石的阻挠、破坏。……

冯玉祥所说“派兵援助十九路军”是“空嚷着”的，因为“知道内容的人，就知道是‘干打雷，不下雨’”，这也有旁证。据费敬仲《淞沪御侮记》中“国军请缨记”，除俞济时、张治中的第五军外，

陷日据新编六十军第三师陈印潭通电谓：当率领东海沿岸及通海一带所部，集中相当地点，以接应十九路军，并声明无权利希图、地盘争夺云云。但目下开到何地，未见后文。

当倭人发难此间，孙科等于31日，致电各方请援。除何应钦复称：现有全盘自卫计划，绝不屈服外，其余则陈调元、徐源泉东电均谓枕戈待命（目下似尚未得命）。张钫世电：谓当率数万健儿，与倭奴一决存亡。

自十九路军应战通电发出，来电响应者：刘峙卅电，则谓谊切同仇，誓为后盾。现已应备一切，静待后命。陈继承世电，则谓分属军人，何甘坐视？理当擐甲执兵，以为后盾。张励生世电，则谓一俟奉命，即当追随左右。蒋伏生电，则谓已请命上峰，誓做后援。杨虎城齐电，则谓愤切同仇，决为后盾。毛光翔微电，则谓积极准备，请命中央，听令前驱。白崇禧阳电，则谓此间同人，业请命赴援。第三师艳电，则谓请缨待命，愿为前驱。三十师佳电，则谓愿率健儿，做公后盾。八十六师枝电，则谓谨当淬厉以效前驱。孙连仲支电，则谓志切同仇、愿效前驱。宋天才支电，则谓已电请缨，愿率健儿，为国前驱。顾祝同庚电，则谓当率军民，誓为后盾。又龙云东电，则谓谨率同志，誓死抗日，为公后盾。袁元庚电，则谓谨率所部，愿效前驱。

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复孙科阳电，略谓十九路军拒敌，中央同人至为嘉慰，并已积极筹划，必不使孤军陷于无援之境。……

其传闻已准备出发者，则杨爱源在天津告新闻记者，谓晋军已准备出动。卢兴邦电孙哲生，谓整队待命。湖南预备欢迎张发奎所部。而滇黔两省，则已电四川，会商出兵援沪。其声势尤大者，则四川一省。汉口删电，谓川将领决调六师抗日。且指名刘湘、刘文辉各二师；杨林、邓锡侯各一师。重庆寒电，谓黄瑾怀旅长招募义勇军敢死队，决随川军南下。重庆又成立救国讨论会（佳哉名也），举刘湘为会长。又成都电，刘文辉连日在省府及军部会议，决定先派两师及特科一团出发，并通令所部，此次开拔费，概由军款下开支，不向中央请领。其电中央、电各方，情词更为慷慨云。……

按上记各电，至近者，亦二十日前事也。岂此二十日中，所枕之戈、所整之装，尚无一备，即先头部队亦不能出发耶？吾知必有以未奉命令为解者矣！然中委蒋介石先生，固于十九路军应敌之翌日，即急电各军官各军学同志，速行准备，誓与暴倭周旋矣！岂蒋公此电尚不足代命令耶？设不足代命令，则电等空言矣！以蒋公国党伟人、军民领袖，当不为此无谓之空言，况推政府意旨，实外示和平、内决御侮，自不能遍发明令，致同宣战，所以十九路军自动拒敌，政府即从而嘉奖之；俞师投袂继起，政府更从而遣派之，奈何我赳赳干城之诸将领，不遵蒋公之急电、不默体政府之深心，迅即共起杀敌，犹徘徊观望，坐失戎机？俞师长前电所谓亡国失地，军人大罪，诸君所宜发一深省。又蒋公向以国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犹之君王立宪国以皇帝兼海陆军大元帅也，全国军队皆其部属，故此电乃发令，非请命也。是记既题曰请缨，未敢僭登，读者谅之。

《淞沪御侮记》的作者，在一一列举大家声援十九路军，却口惠而实不至以后，讽刺地说：“岂蒋公此电尚不足代命令耶？设不足代命令，则电等空言矣！”事实上正是如此。正因为“全国军队，皆其部属”，他不下命令，谁的部队都开不上前线去的。——援军不至，真的关键不在别处，就在蒋介石那儿！

“此地无银三百两”

事实证明给国人看的，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的确没有再派上任何部队抵上海，一切只是“空嚷着”，“干打雷，不下雨”而已。并且，就算派出第五军，也是疑云重重。

首先，第五军正式接替十九路军的部分防线，为时是相当晚的事。据《张治中回忆录》，他是2月16日上午9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的，中午“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在17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到行镇”。2月17日已是一二八后二十天，在“军贵神速”的原则下，真未免有点“迟迟其行”。其中有的文章，也许连局中人张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明眼人的看法是：蒋介石原以为十九路军对日本抵抗不了那么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部队去“接漏油”、去争功，同时也“制止十九路军”。据《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李宗仁有回忆如下：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囯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原来文章就在这里！并且，照俞济时《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附录中所听到的，第五军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军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断十九路军撤回南京”云云。蒋介石由于立场被动(10)、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一面派出第五军，一面陷十九路军于孤军作战的情况。据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当时已盛传“中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派，一派是反战派。主战派是西南各实力派所支持的中枢大员们，他们想趁战局之扩大而夺取中央政权；反战派是中央大员们，他们嫉妒十九路军的声名过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听任十九路军孤军奋斗，诸事掣肘，不调援军”。蒋介石本人做贼心虚，当然听到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给第五军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如“余望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2月16日电）；如“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之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做何牺牲，均所不惜”（2月18日电）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极为可疑的。何况蒋介石的许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的留给历史好看的；骨子里常常是另外一套，这另外一套是“不立文字”的。这一特色，我们不可不注意。

陈公博的回忆

事实上，蒋介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气量，使他对十九路军不可能“爱护特甚”(11)的。照陈公博《苦笑录》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的回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曾有“许多埋怨”：

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的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正因为蒋介石并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军，所以一旦陈公博他们北上游说张学良出兵的时候，蒋介石就下了毒药。陈公博回忆：

这场上海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日，十九路军为着日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罢！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像一盘冷水浇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一日已派人来，说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抽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阳开第二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罢。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阳的故宫，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蒋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诉张学良，说陈公博、李济深没有代表性，这不是存心拆台吗？如此看来，他恨十九路军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爱护特甚”啊？

蒋介石“痛恨”十九路军

岂止恨十九路军，照中国青年军人社的《反蒋运动史》第十五章“陈李蒋蔡反蒋运动之颠末”所说，蒋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军”呢！《反蒋运动史》说：

淞沪战争之爆发，本为蒋氏事先所极欲避免者。其爆发之原因，主要的由于十九路军将领之不接受蒋氏密令，对日军退让。故蒋氏之痛恨十九路军者以此；而十九路军之决心，必须反蒋亦埋伏一远因于此！中间战事起后，蒋不应援；由后援不继撤退至第二防线以后，蒋复不主张继续抗战而派人与日军进行妥协，举行上海中日会议，签订休战协定，尤为十九路军上自将领下至士兵所反对！故战事过后，蒋氏与十九路军之关系，日益恶化，十九路军以是而调闽，陈铭枢以是被准许辞职而出国！

《反蒋运动史》第十四章“冯方抗日反蒋运动的经过”又说：

自1月底，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战争起后，因此次战争，原为蒋汪所欲避免者，故战前即有逼十九路军让防之举（接防宪兵团早已开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军竟于行将离防之前，不让日人进占闸北，出而抗战，于是大拂蒋汪之怒。故战事起后，蒋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怀畏日降日意志，蒋在奉化演讲时，曾发表有名之三日亡国论，引致日本进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因战争前蒋曾下令，日若进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军得全国人民之同情与拥护（国内外人民纷纷汇款捐物，自动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见绌（因人民士兵均恨蒋之不敢不肯抗日）。于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军；由自惭而更妒十九路军，积恨成仇，恼羞变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军（少数蒋系军队乃激于民族观念与爱国心而自动往参战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实际坐视不救（因人民愤蒋不援，纷纷提出责难，乃假意表示谓已调兵，交通不便，难于到达）；第三步竟派税警团上级军官王賡勾结日本，报告军情，使日本调兵从浏河上岸而压退十九路军！

这里提到的“三日亡国论”，是出自蒋介石1932年1月11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其中提到他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对日本宣战或绝交。他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致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1932年1月21日-23日上海《时事新报》）

对蒋介石非常没面子的是，就在他做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妖言！由于十九路军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证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国，并且反证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错误。可见十九路军的胜利，正好反衬出蒋介石的失策与失败。——十九路军如此罪该万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蒋介石口惠而实不至

十九路军就在这种被“痛恨”下，最后陷于“各路援军开赴不至”、“陷于孤立无援之境”(12)，也就可想而知。下面一些电文(13)，就可看到不少内中文章：

2月16日——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天，十九路军致陈铭枢铣电：“我军连战皆捷，然非主力战，死伤已达二千，纪家桥一役，知敌亦不可轻。确报，敌到沪兵力已有三万余人，和议无望，敌只效占锦州故智，我退彼进，永图占据，稍一让步，闸北南市均非我有。大战在即，兵贵万全。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败则将陷国家前途于万劫。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方能先为敌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至江北部队可在浦口上下游偷渡，镇江有保安队维持，八十八师之团可调归建制，如办不到，宜速定和议，不容犹疑也。”——这电文里，已有“万恳速请”蒋介石救援的话。

2月22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五天，陈铭枢致蒋介石养辰电：“现细察前线作战情形及影响各国关系，依蒋、蔡等意见，绝不宜撤退，且因战斗日烈，亦不能抽兵回做工事，兹决定以南翔亘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地带，由吴工兵监规划工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做工为祷。前方两军协同 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卫、谭各部，兼程前来无误，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这电文里，已明白告诉蒋介石，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相处甚洽，“请释鉴虑”。并请蒋介石要守信用，“请俯照前言”，快派部队来。

2月25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八天。十九路军感到敌方部队不断增援；我方部队却望眼欲穿，不但迟迟不到，到了南京、杭州的，也不肯开来前方，已经深有被放了鸽子之感。这天收到蒋介石的径戌电和有酉电，前者电文说“庙行镇附近正面已为敌方窥破，系我军弱点，不宜以特税警务团（古围）担任，望以六十一师替接，以固阵线，免为敌所趁为要。”后者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援队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即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上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如何部署，盼详复。”都是空话。到了第二天（2月26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九天，十九路军感于全国有两百万军队，可是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竟不再派兵来，已经深知本身的下场与处境。这种心境，由致何应钦、陈铭枢并转蒋介石的宥辰电里，已经意在言外：“介公有酉径戌两电均奉悉。一、职部作战兼旬，各师伤亡逾千，担任正面过宽，处处有兵力薄弱之患。二、俞师庙行镇一役，伤亡极大，调后方整理。其防线由毛师之张炎旅接替，兵力不敷配布，因着税警古团担任一段。昨日敌来猛攻，官兵不沉着，遂致动摇，着张炎入黑后反攻，虽告得手，但伤亡过千，官长损失尤大。三、敌企图突破江湾庙行镇间阵地，集其主力于大沈宅一带，做纵深配备，连日作战焦点亦在于此。四、兵力配布，当遵所示要旨办理，但敌军不绝增援，我军死伤日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这电文里，已隐然在说，你蒋介石两次来电，只是“空谈配备”而已，不派援兵来，空谈只是令人焦虑耳，又有个屁用哉？

2月27日——一二八事变后一个月，陈铭枢致汪兆铭感酉电：“（衔略）必亲译。有日，我六一师与敌新到十一师激战，伤亡甚大。现我军益孤，咸愿死前线原阵地，不肯撤退。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做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特闻。”——这电文里，已经明白指出，援军只是作秀而已，根本不准开上前线来。

2月29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二天，陈铭枢致汪兆铭俭未电：“昨电谅经赐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谨闻。”又致俭酉电：“两电计达。卧病多日，顷钧任兄来谈蒋先生日来积极，又谓俄运兵东来，与日冲突，形势渐逼，日方亟欲了结沪战，我军能在原线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蒋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唯恃我孤军之决死耳！(14)……”

“后援不继”，孤军撤守

拖到3月2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五天，十九路军终于发布了撤退通电，据1932年3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全文如下：

（衔略）钧鉴：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斗，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人猝增援兵两师，而我以运输艰难，后援不继，自马（2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死伤，以致倾全力于正面战线，而日人以一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 陆，我无兵抽调，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东（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浴血陈词，尚祈鉴察。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暨全体将士叩。

到了第二天（3月3日），十九路军又联合第五军，发布了更详细的通电。据1932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全文如下：

（衔略）均鉴：暴日纵兵辽沈，转寇东南，我十九路军奉命守土，做紧急之自卫，与之相搏于沪滨者一月有余矣。最初与敌之海军陆战队及其先到陆军，鏖战二十余日，杀伤过当，敌不得逞；而其第二批陆军运到，我驻在苏浙之中央直辖第五军两师，亦加入作战，相持者复一旬，歼敌者又六七次，彼虏仍不得逞；最后又以其白川大将率领两师团来，而我始终在战场者仅五师，为数不满四万，敌则加倍于我。至是彼虏一面以讲和形式，诡商停战，欺骗国联；一面以一师加入正面，一师由浏河附近登岸，袭我后路，使我腹背受敌。而我运输困难，援师不及，不得已乃于1日夕，奉命将前线阵地放弃，为战略之撤退，再图反攻。此我十九路军、第五军一月以来与敌苦战之经过情形也。夫暴日挟其既定整个之计划亡我，我非全国动员，以极大之决心，做普遍之奋斗，不能得最后胜利。我十九路军与第五军抗敌，本非求一隅之胜负，与彼虏争一日之短长；乃欲以此仅存血肉，供救国牺牲，做同胞马前之导卒耳。自政府迁洛，已决定长期抵抗政策，我全国军民正当秉承此旨，一致奋起，闻风响应，此仆彼继，勿以沪海偏隅之进退为念，勿为敌人分化之诡谋所中。尤望我东北同胞，衔为虏之痛，急起遣兵，收复失地，使敌备多力分。我十九路军、第五军当竭此未尽余勇，与强虏做最后周旋，藉收夹击之效。土耳其苦战三年，卒大破希腊十五万军，转败为胜；杜兰斯洼一小部落耳，亦能血战三年，不稍屈服。况我以二万万方里之地，四百兆人民之众，果能全国一德一心，不能歼此跳梁小丑，吾不信也。朝鲜之亡也，犹有陆军数万，卒被日人解散以尽；今我国现额之兵，统计不下百余万，与其待国亡后供人宰割，何如及此未亡之时，做一光荣之牺牲。牵牛衅钟，未死犹知觳觫，执豕于牢，其群亦见轰然。此次暴日蹂躏上海多时，炸弹所至，庐舍丘墟，死亡枕藉，孑遗黎民，莫不同仇敌忾，不闻怨声。此等悲壮之剧，可泣可歌。国土犹是也、人民犹是也，苟一旦主权既失，寄生命于仇人之手，其惨状又当何若耶。唯愿我全国父老兄弟，毋忘闸北、江湾；全国军事领袖，毋忘朝鲜及今日之东省。暴日向国际公开宣传，诋我为非有组织之国家，即谓我国人不知鸽原急难，击首而尾不动，可以各个击破也。而我全国军民，犹以幕巢游釜为安，罔识阋墙御侮之义，忘同屋之缨冠，做乡邻之闭户，是诚为见仇者所快而为见爱者所痛矣。我十九路军、第五军亦唯有收合余烬，背城借一，事之不济，则拼命于沙场，以谢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不愿为亡国之民也。敢曰乾时之战，虽败犹荣，尚幸即墨不亡，侵地终反。擐甲哀鸣，泪尽以血，唯我同胞，实昭鉴之。总指挥蒋光鼐、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暨各师旅团长同叩。

两件通电中，前者提到“后援不继”的话，后者提到“援师不及”的话，当然都明白点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在。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对蒋介石的责问。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就致电责问他：“日人陆续增援，至穷师数万，我方……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每战对敌，众寡悬殊，益以疲劳，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电请援，声嘶力竭，以致为敌所乘。……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其责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责问声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哥哥在内，这就值得大书特书了。

欲盖弥彰的巧辩

蒋介石的哥哥蒋周康字介卿，号锡侯。他跟蒋介石同父异母。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说此人“出身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足的草包子、糊涂虫”。但终于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关监督和浙省府委员。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中国人民所不谅，蒋介卿也被牵连，至感不安，乃写信向蒋介石责问。蒋介石遂叫文胆陈布雷代拟复函。据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1932年条下：“3月下旬以蒋公电召赴南京，见市况萧条，政府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复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这封“弃置未发表”的信，四十九年后，居然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以《民国二十一年3月蒋委员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书》为题，给发表出来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当时的许多心态和巧辩，值得全文细读：

接奉尊电，督责至严，循诵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沪战事，弟以丛诟之身，又成怨讟之府，匝月以来，谤言百出，非谓袖手观变，即曰调援不力，积毁销骨，乃至劳内外邦人之诘责，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闻我旅沪同乡集会之际，亦有激昂而不能自已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见谅于友朋，复何从求信于国人，且当此国族蒙难闾里为墟之日，岂个人计较毁誉得失之时，故宁含垢忍辱而不愿以一言自白也，今承明问，愿为兄略陈之。自暴日进犯淞沪，中央即决定移驻洛阳，积极自卫，弟以袍泽之义，驰电全国，同誓生死，愿淬厉奋发，共救危亡，其后十九路军奋勇作战，江浙所有部队 凡可调遣者悉以全数加入，伤亡损失，皆可复按，谓为无兵增援，岂唯厚诬中央，亦使战士气沮。即我十九路军冬日通电报告移防，所谓后援不继，亦非谓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谓以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词意灼然至为明显，而兄亦竟以此怀疑于弟，则弟复有何言。至就弟个人而言，自一中全会以后，虽复列名国府，备员军会，初不过多数委员中之一分子，军旅之事，发号司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无名义，可以檄调军队，亦无权责，可以指挥军事，力之所及，亦唯以旧时袍泽之关系，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励我将士秉中央之命而奋进，自上月23日敌军再度增兵以后，战局益趋严重，弟审度前线状况，综合各方情势，曾于25日电知蒋总指挥光鼐有“第二次敌军总攻击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后方部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后不能参加”等语告之，诚以后方输援诸多艰困，有非可形之于笔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于前方，亦不能不以实际之情况尽量相驰告。弟在此浃旬之间，匪日不焦心苦思，期尽力之所能及，二中全会集会洛阳，弟之所以留驻南京者，实对续到部队，可以随时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时机也。29日幸有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综计前后开动之部队，曾无一宵一夕之滞留，今讹言四起，若谓弟对增援迟速，有所抑阻于其间者，是则部队与战斗详报俱在，不难以事实证明也。语有之，流言止于智者，今之流言陆离光怪，乃发动于曾共患难、洞明实际局势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于悠悠之众口也。两军作战，对于参加部队之番号以及调动配备之情况，例须严为隐秘，免为敌方所乘，故淞沪苦战匝月，所有部队皆置于蒋总指挥之下而行之，此后战局范围自须视形势而定，中央既有整个之策划，全囯军人亦皆愿一致效死，前线之如何充实、后方之如何移动，只须俟将来战史与事实之证明，遑能执途人而告语。独惜我国人不察，往往以热情所激，多方诘难，若必欲迫令将所有虚实尽情揭布，使敌人共见共闻而后快者，而或者以不慊于个人之故，又从而播扬于其间，是则诬陷个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将士气沮之影响实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闱之训，长承兄长之教，许身革命，义无反顾，当此国族艰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诚，尽对党对囯之责，以期无愧于总理，无忝于所生，绝不辜负骨肉与亲知期望之殷，遥念疆场袍泽浴血奋斗，战区同胞牺牲惨酷，诚何心再计一家之毁誉与荣辱，辄因未散布其区区，不尽欲言。

蒋介石这封信中，欲盖弥彰之处有五：第一，蒋介石说“后援不继”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是因“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是，事实上，全国有两百万军队都哪儿去了？“可调之兵”岂不大都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调走了(15)？这样造成京畿地区御外侮上的防务单薄，岂不正是蒋介石的责任？第二，蒋介石说“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从1月28日起，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可供运输，可是部队却始终调不上来，这叫什么速度？此中有人“抑阻于其间”，岂不太明白了吗？第三，单从2月27日、29日陈铭枢致汪兆铭电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云相师已经“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不愿赴援”，则蒋介石所谓“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之说，就与事实不符了。眼前的上官云相师尚且如此，天边的其他部队，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蒋介石说“军旅之事，发号司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云云，更是瞪着眼睛撒大谎。“指挥军事”的“权责”，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说他做不了主，又其谁能信呢？第五，蒋介石说调动部队，“须严为隐秘”，不能随便告诉路人。隐秘固然不错，但总要调到部队上前线才算啊！若根本没调，反以隐秘为护符，这就不对了。

大概连蒋介石自己，都发现这封信的答辩未免太牵强好笑了，所以最后“弃置未发表”。但在半世纪后，我们就他的心态和巧辩来做解剖，还是有助于真相的揭发的，自不容我们放过也。

十九路军的下场

上海撤守以后，经过国际联盟等的斡旋，在3月4日停战，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中国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黄强；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谦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3月25日发表谈话，虽说“敢以人格担保，断不为丧权辱国之事，可请国民放心(16)”。但是5月3日，抗日联合会的代表四十多人，还是冲了进去，打伤了郭泰祺。郭泰祺两天后裹伤签下协定。协定内容重点是：

一、确定停战。

二、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

三、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设立共同委员会，布置日军撤退及华警接收事宜。

细究内容，却大有文章。所谓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就是中国军队不得恢复进驻淞沪；所谓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军队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国所占的领土。其为“丧权辱国之事”，一看便知。1932年5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有这样的评论：

……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揉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17)。……

但是，蒋介石是不管这些的。他悍然做下“丧权辱国之事”。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机当上了“蒋委员长”(18)，连郭泰祺都升了官，当了驻英大使(19)。

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是参与停战的代表之一。多年以后写《黄莫京将军自述》(20)，有这样的追忆：

上海停战协定，双方已签字，在我十九路军的一方，其情绪之难过，只可拿故中央委员杨沧白先生诗一句：“回面应知有泪行”，才形容得出来，不久这回面带泪行的十九路军奉命开赴闽省。……

开到福建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用来做“内斗内行”的筹码(21)，1933年1月6日，蔡廷锴因“榆关陷落，平津危急”，通电中央，表示愿意在“忍痛撤退，移师来闽”之后，“负弩前驱，为国效命(22)。”可是蒋介石当然不肯。最后，十九路军以“闽变”被蒋介石解散，一个最能抗日的军队，一年前日本人辛苦消灭不了它，一年后却被蒋介石轻易消灭了。

1986年12月3日晨

①陈铭枢，字真如，广东合浦人，保定军校出身。最后跟了共产党。1965年七十七岁，死于北京。

②蒋光鼐，字憬然，广东东莞人，保定军校出身。最后跟了共产党。1967年七十九岁，死于北京。

③蔡廷锴，本名廷楷，字贤初，广东罗定人，广州军事学校出身。最后跟了共产党。1968年七十七岁，死于北京。

④戴戟，字孝悃，安徽旌德人，保定军校出身。最后跟了共产党。1973年七十九岁，死于北京。

⑤当时国民党“取缔抗日活动”情况，在1932年1月28日《上海市政府为下令取消各抗日团体呈中央当局电》（《革命文献》第三十六辑）中，别有资料，可供参考：“（限即刻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院钧鉴：俭午电奉悉。政密。日领所提要求条件，限于本日6时前圆满答复，昨经电呈在案。本日日舰进口至十二艘之多，陆战队又纷纷开赴闸北华租交界之处，加紧为作战准备。日方事前曾向租界当局声明，日军如取必要行动时，决于二十四小时前通知，而本日清晨，日方已经正式通知，租界当局亦据以下令于下午4时宣布戒严。市长以情势紧张，时间逼迫，祸在眉睫，间不容发，事关大局安危，不容计及个人毁誉荣辱，故仰体中央维护全局之意旨，俯顺地方环请顾全之要求，除于昨夜自动的令饬市公安局立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派警封闭外，今日又下令将各抗日团体予以取消。至答复日领全文，详勘未一电，此案谅可告一段落。唯沪市民情愤激，昨今迭被包围，幸防范严密，尚未发生事故。余待续呈，谨此电闻。上海市政府叩。勘未二印。”

⑥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里说：“翁照垣在淞沪一役，以坚守吴淞得大名。当战事进行最激烈的时候，我请太炎写几个字赠给照垣，以资鼓励，他毫不考虑的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去取，他乃交我一篇长文，约千余字，并且是亲笔用宣纸写的，我真是大喜过望（这篇文字，后来收在他晚年出版的《太炎文录》里面），随即拿到中华书局印刷所拍照，制成珂罗版，用道林纸精印三百份，分寄全国各大报馆。上海各报虽然是全体都登了，可是懂得用锌版把原件影印出来的，却只有天津《大公报》一家，毕竟胡政之、张季鸾是比别人要行一点。这样一来，于是照垣之名更大噪于南北，这对于照垣也许是害多于利，可是在我宣传的技术上看，却是最成功的一幕。其时翁算是一个挂名的青年党，但我和他并不认识，后来见着，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近年闻其郁居港澳间，饱经忧患，他的修养或者更有一点进步了。”

⑦《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是一篇绝佳的文言文，全文如下：“民国二十一年1月，倭寇上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倭大创。增援若再，战几四十日，寇死五六千人，我军死伤亦称是。功虽未就，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十九路军所部多广东子弟，死即槁葬上海，不得返其故。二十二年9月，度地广州黄花岗之南，以为公墓。迁而堋之。黄花岗者，清末志士倡义死葬其地者也。以二十一年上海之役与比，功足相副。昔明遗臣张煌言死难，遗言立墓岳、于二公间，盖生以毅烈相附、死以茔兆相连，其义固然。今之迁葬，非徒饰美观、侈功伐，亦欲推其事类，以兴来者。自黄花岗事讫，仅半载，武昌倡义，卒以仆清。固其气足以震荡之。后之继十九路军而成大业者，其必如武昌倡义故事，以加于倭。 然后前者为不徒死尔。盖功大者不赏、业盛者不能以笔札称扬，故略举死者之事，以俟后之终之者。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0月，余杭章炳麟撰并书。”

⑧所谓“封闭民国报”，是国民党媚日的杰作之一。据《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三章：“日本挟其预定计划与新带来之威风，又复突然向我上海民国日报馆无端提出如下抗议函云：‘系贵报本月二十一日发行第二章“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之记事，与事实全相违，故意破坏本陆战队名誉者也。于此对贵主笔严求下列之四项矣：一、主笔来队提出公文陈谢。二、揭载半张大的谢罪文。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此种事情。四、罢免直接责任记者。以二十三日午前5时为限，要求回复，若不承认莫怪也。昭和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午后5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复于其翌日（二十三）开完居留民大会后蜂往该报馆捣乱，因戒备森严，未被捣毁。然而可怜，堂堂的中国国民党具有深长历史的机关报，竟不奉本国政府命令，而在工部局强迫命令之下于二十七日停刊了，该报的紧要启事云：‘昨日公共租界工部局通知现因本埠形势紧张，工部局董事会劝告贵报停刊等语，本报自即日起暂行停版，特此布闻。’我们看看这样的通告，可耻辱甚！伤心孰甚！言论自由，在宪法上有无上的威权。无论何种政治黑暗的国家，均不容破坏；而现在中国尚未亡国，而言论自由首先受日本之干涉与压迫，自由何在？主权何在？而且受到压迫的，不仅《民国日报》一处，凡在各大埠的报馆如北平的《晨报》、《导报》、《世界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以及汉口、青岛、厦门、福州、汕头等埠《民国日报》和其他各报，莫不接受同样的最后通牒，要求停版，其唯一藉口的理由，说我们登载了韩国独立党的宣言。夫我国为独立的主权国，言论自由，本国自有权衡，又何至于受日本的干涉，我国国家还未亡，而先受此亡国的苦痛，毫无言论自由可言，况且此种凶恶的通牒，都在同日出现，十足显出日本整个策略的毒辣，而我国各地报馆大都接受其要求，纷纷停版一二日，或竟至于长期，更足形容出我国步步退让的惨痛。呜呼，国未亡，而亡国之惨痛，已备受至矣。”

⑨所谓“解散抗日会”，也是国民党媚日的杰作之一。据《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三章：“抗日会之解散，明明是被迫于日本之最后通牒和海军、飞机、大炮等。然而市府却为了顾全自己不可羞掩的面子起见，在令公安局取消抗日会的命令上却说得好听了，好像是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关的。原令云：‘为令遵事：慨自吾国蒙难以来，本市人民爱国心切，乃有各界抗日救国会之组织，不幸措施失当，责难纷来，而本市民众团体又复呈控到府，吁请救济，本市长深思痛虑，不得不奋谋国之忠，毅然制止，为此令仰该局即便遵照，会同社会局迅将该会即予取消，仍将办理情形，俱报核办，切切此令。’于是市公安局长温应星、市社会局长麦朝枢，自奉市政府令，取消各抗日会后，于28日晨零时30分派科员会同前往查封：一、五区所属天后宫内各界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会，闸北中兴路闸北检查分处暨货栈。二、六区所属极司非而路曹家渡检查分处暨白利南支路堆货栈。三、二区所属肇嘉路南市检查分处暨两宜坊六号堆货栈。四、三区所属潭子湾堆货栈。五、七区所属吴淞检查分处暨堆货栈等处，至下午5时始完竣。我们由此，就可以了解我们当局之息事宁人的苦衷，和一切官僚报销主义的本质。然而不幸，我们当局抱着息事宁人的苦衷，步步退让，件件忍辱接受，把严重的问题轻轻的报销过去，日总领事村井仓松也认为满意了。可是村井满意，而盐泽不满意，实于午夜率领大队海军陆战队及便衣队，向我华界我军防地闸北进攻了！”

(1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有1932年2月9日《蒋委员中正致汪兆铭院长、何应钦部长、陈铭枢部长指示作战方针电》，其中说：“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这里所谓“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真有叶名琛和小可怜的味道！

(11)俞济时《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附录中语。

(12)这是1932年2月6日汪兆铭、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陈铭枢致十九路军电文中的话。

(13)电文均见《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

(14)狭义说“孤军决死”，因有第五军，似有未当，不过照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十章“迁都到洛阳的蒋介石”所说：“十九路军孤军对敌不能持久。只有人民援助，可是没有好的军队增加是不成的。七十八师虽增加上一点，他们是有分寸的动作和打仗，不是同蔡将军他们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增加的七十七、七十八两师是蒋的嫡系军队。日本的军队天天在增加生力军，结果没有办法，十九路军向后一退，蒋介石就派人和日本另订条约。好多人都觉得这是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很痛心的事。”——冯玉祥所说七十七、七十八师，自是八十七、八十八师之误。他说这两师作战，“是有分寸的动作和打仗，不同蔡将军他们一样”，显然话中有话。从这角度看，十九路军自可称之为“孤军”了。

(15)沈亦云《亦云回忆》二五“九一八沈阳霹雳”中说一二八事变“战事接近首都，远方军队不能应调来援，尤其在江西剿匪的大军不能撤开”。足见蒋介石怎样在安外攘内，不肯分大军到上海。

(16)1932年3月26日天津《大公报》。

(17)该报也有国民也有责任之言，应“同其责任”，但为讽语。

(18)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十章“迁都到洛阳的蒋介石”：“自一二八起，上海十九路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非常激烈，蒋介石的办法是一面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一面准备逃难……来到洛阳……开会在西宫开，汪精卫提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一提议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蒋既不抗日为什么找他当委员长呢？其实是汪蒋二人勾结好了的。当时刘守中先生说：‘蒋要当委员长，只有蒋自己来跪在大家面前发誓：从此以后以人民为主人，他做仆人；并说明要拼命的去抗日，不如此他不能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有一位姓王的问：‘为什么上海大战不出兵去援十九路军？’还未说完，刘峙就起来大吵闹得不成话。谁都明白刘峙是蒋介石的羽翼。很久吵得没有结果，汪精卫又另想方法为蒋运动。我说：‘蒋介石若真去抗日，我就推他为委员长，不然即不成功。’就这样弄了几天，算是把蒋弄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到他说话，蒋还是不说抗日的事。大家都说汪蒋一定另有阴谋。”

(19)陈公博《苦笑录》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协定签订之后，我们的外交次长郭复初给人打破了头，一班所谓人民团体的代表，对于停战愤愤不平，他们只知停战之可耻，而不知军事之无法，大家去见郭复初要求说明，把一筒纸卷的铜圆，掷在郭先生的额角，使郭先生进了几天医院，至今额上还留了一条纪念痕，来纪念他此次在折冲坛坫的功勋。但有什么要紧呢，郭先生为这一掷，后来立刻做了中国驻英大使。”

(20)《大成》第六十七期，1979年6月1日。

(21)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淞沪战后，中央为防止十九路军再度抗日滋事，有碍和局，乃将蒋、蔡等部队调防福建，并发表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其实，中央如真为防止十九路军闹事，则大可将蒋、蔡等调往河南、安徽等无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岂不更为保险？蒋先生不此之图，而调之入闽，实系一阴谋。”“因十九路军原为北伐时第四军的一部。将领官兵多为粤人。其指挥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更自视为广东的主人翁。十九路军于民国十九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奉调自粤北上，使时为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顿失羽翼。不久，陈铭枢便为陈济棠排挤而去，其衷心对陈济棠和蒋先生的怨恨，无时或释。一有机缘，渠等便想对广东卷土重来。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击两鸟的目的。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的手法。”

(22)1933年1月8日南京《中央日报》登《蔡廷锴愿负弩前驱为国效命电》：“（衔略）均鉴：案奉国民政府派字第66号任命状，内开特派蔡廷锴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此状。等因。廷锴奉命之下，弥切悚惶。伏念国难事变，今已逾年，东北二百余万方里之失地未收，淞沪一月余日抗战之创痕未复，本军忍痛撤退，移师来闽，原期切实补充，静待中枢大计之决定；全军将士抵闽后，无日不枕戈待命，备为前驱，身在海隅，神驰塞外。最近则榆关陷落，平津危急，大河以北，将非我有。关外义军，餐风浴血，号救无门；义军尽则伪逆之势成，日人将益增其藉口。廷锴分属军人，许身报国，懔见危授命之义，怀国亡无日之悲，北望沈辽，难安寝馈；乃承大命之颁，付以疆圻之寄，固辞未获，勉任巨艰，谨于1月6日遵令就职，到署视事，勉负地方之责，敢忘磨厉之心。伏望我中央当局诸公，精诚团结，化除畛域，消弭内争，集中全国力量人才，早定国防军事大计，充实中枢，共图匡济；务以整个国家民族之全力，争最后存亡生死于此时，一发千钧，不容稍懈。锴虽愚鲁，窃愿负弩前驱，为国效命，执策荷戟，未肯辞劳，马革裹尸，愿申素志。除呈报外，特电布臆，伫候教言。蔡廷锴叩。鱼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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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八一三

1966年蒋介石八十岁生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黎玉玺，鉴于“领袖天纵英明，肆应万当，无不终获最后胜利”，乃由“国防部”史政局“恭印”了一本《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序中说“揆诸领袖革命奋斗之经过，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其中最印证此理的，是说蒋介石“决定持久消耗战略”以为“抗战胜利的基础”的几段话。全文如下：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认定中囯当时的军备，绝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挟有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为了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避免敌人不断攻击的毁灭，乃决定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和广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战略：一方面不断的消耗敌人；一方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人的优势，同时积极的培养战力，捕捉反攻机会的到来。

在这一最高战略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为大胜”，自始至终的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着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在这最高战略运用之先，曾经遭遇着极大的危局，那就是开战后的次月，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8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后，日寇一面以精锐的部队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上海进犯。假如这个时候，平汉线的决战不幸失败，敌人即可长驱南下，直捣武汉腹地，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留着中国沿海的重要物资，分割了中国奋起应战的战列部队，整个抗战的全局，将会因此支离破碎，丧失了持久消耗的凭藉。

领袖洞察了这可虑的危机，毅然的以一部兵力集中华北战场，在平绥、平汉、津浦沿线各个要点，采取纵深的重叠配备，多线的分段设防，对日寇进行逐次的抵抗。特别是先机的掌握了察南、山西的险阻，占领了侧面阵地，确保山西的天然堡垒，迫使进抵察南的日寇，感受到侧背威胁，不得不将向南的作战正面，改为向西进攻；因此解除了日寇长驱南下的威胁，使太原会战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另一方面，把主力五十多个师集中到华东，利用湖沼复杂的地形，对国际观瞻所系的政略要区——淞沪，主动发起猛烈的攻势。

这改换作战正面的大会战，在吴淞、江湾、浏河一带，经过三个月的寸土必争，迫得敌人将“由北而南”历史上有利的作战轴线（如像元朝对南宋的作战、满清对明朝的作战），改变成为“由东而西”不利的仰攻态势。这主动攻势的一战，使敌人完全追随了我军的行动，丧失了主宰战场的先机。这显示中国“抗战到底”决心的一战，迫使敌人先后七次增援，动员精兵三十万人，伤亡到六万人以上，将主力确实转用到淞沪战场。这开拓“持久消耗战略”胜利之路的一战，掩护了沿海学校工厂物资的西迁，和千千万万忠贞同胞的撤运，保留了指挥作战的动能，造成了战局持久的契机。

这显示中国军队英勇浴血的一战，不仅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唱出了“中国不会亡”的豪壮歌声；海军的勇袭敌出云舰，封锁淞沪一带港汊，布放水雷；笕桥空军的英勇击敌；尤其是“八一四”这一天，首先以零比六的纪录，击败了进攻中国领空的寇机，粉碎了敌人“三月亡华”的迷梦，换新了国际间东亚病夫的讥讽。但这辉煌战绩，不能不感谢蒋夫人领导建设空军的辛劳。

这数不尽的令人鼓舞的情形，都是领袖转移南北作战轴线的辉煌结果。这绝不是一般兵家所认为“违反节约战争原则”的看法，这是着眼深远的战略优势作为！

“由北而南”到“由东而西”

“国防部”史政局这一对“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作战轴线的歌颂，后来被蒋纬国一路和声不绝。——自蒋介石死后，蒋纬国从发表《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1977年出版《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到1985年出版《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止，这位曾任战争学院院长和三军大学校长的二太子，都一再不厌重复的演绎他老子这一“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蒋纬国的演绎，是以“强使日军增兵上海，改变日军作战线方向”为主体的，他有说明如下：

领袖为了转移日军作战线方向，在野战战略上，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单使华北日军，北向察绥，西向山西前进，认为还不足以阻止日军南下汉口，因为日军若果一旦攻占山西，它可以沿同蒲铁路南下，过风陵渡，循陇海路经郑州，南下汉口，仍然可以早期进入中国心脏地区。所以领袖从全面考虑，乃决定：以国军一部对华北之敌持久作战，以确保山西；集中主力于华东，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使日军改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因此自8月13日起，国军在空军支援之下，先后投入约七十个师又七个旅，猛攻淞沪之敌，迫使日本一再向淞沪增援。淞沪日军苦战到9月23日，仍然无进展。日本大本营新任作战部部长下村定少将，认为中国军精锐主力已集中上海，在求决战心切之下，乃将主作战由华北移到华中（日本将中国区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上海方面日本称为华中。）于是将华北方面的第六师团、第五师团之冈崎支队、第十六师团和在中国东北的第十八师团，统统转用于上海方面。日本在国内动员的部队，也派往上海。将上海派遣军和在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合编为华中方面军，进攻上海。

日军主作战被迫由华北移到上海方面，它的作战线方向，自然跟着改变。日本华中方面军攻占上海之后，随即进攻南京。于是日军作战线方向，本可由北向南，现在被迫改为由东向西了。

蒋纬国的结论是：

改变日军作战方向，是领袖在战略指导上的杰作。这一杰作，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造成了中国持久的条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拯救了中国的命运。

军事上的丟人现眼

上面这种“由北而南”到“由东而西”的说法，事实上，却根本不是什么“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而是“军事上的丢人现眼”。这种丢人现眼，只要细心排比一些史料，便可逐段发现出来。

先看八一三淞沪之战的经过。

蒋纬国说淞沪之战时，一开始“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就是想用攻势来消灭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蒋纬国在《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中说：

淞沪战事发生之初，蒋委员长即令在后方各省之部队向淞沪地区增援，甚至原已北上增援华北方面，先头已到达郑州之第十八军，再依铁道转向淞沪方面。军事委员会并于8月20日颁发作战指导方针（战略构想）为：“国军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置，多线设防，特注意固守平绥路东段要地，最后确保山西、山东，力求争取时间，牵制消耗敌人。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军之登陆，或乘机击灭之，并以最小限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

正因为要以主力“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所以，淞沪之战的最初局面，就变成了一段“围攻时期”。据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国防部”史政局）：

第一是围攻时期：自8月7日虹桥事件，我军于12日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独立第二十旅及保安总队，展开于真茹、江湾中心区之线，14日开始对虹口、杨树浦之日军，围攻一个星期，再以三十六师加入作战，虽曾一度进出汇山码头，终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成预期目的。22日，日军第十二师团增援到达，以主力于浏河口，一部于张华浜登陆，我军亦以新到之第十四、六十七、九十八等三个师，由嘉定、刘行、宝山向日军包围攻击，发生激战，双方损失均大；日军虽续调兵力增援，亦仅能维持登陆点附近阵地，并无进展，而我军因动员及输送迟缓，亦未能趁日军立足不稳，将其击破。其后日军于宝山方面，利用陆海空军的协力，先以一个师团登陆，使我第六十一师及保安总队与增援之第六师，牺牲甚大，经再以第一及第七十八师逐次增援，由于地形开阔平坦，致我损伤极重。及至9月初，日军续有增援，我军遂被迫处于被动地位，战斗乃更为艰苦。

顾祝同这种“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成预期目的”，反倒惹来“牺牲甚大”、“损伤极重”的说法，再据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也可看到另一章：

自8月7日我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11日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向上海预定围攻线推进，准备攻击上海之敌。续令第五十五、第五十七师、独立第二十旅及第五十六师等部向浦东及上海近郊推进，并令国军主力向华东集中。预期扫荡上海敌基地，阻止敌军登陆，确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

8月13日，我军继续推进，迄晚，第八十八师进占持志大学、五洲公墓、八字桥、宝山桥各要点，第八十七师进占沪江大学及其以北黄浦江岸。是夜，蒋委员长下令于14日拂晓开始总攻击，遂展开激烈街市战。敌凭依坚固房屋及工事顽抗，我军逐屋争夺，激战至19日进展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因敌陆战队逐次增援及舰炮与飞机之协力，死守待援，我军缺乏强力破甲武器，不能有效制压敌舰及克服街市之障碍，故进展迟滞。浦东方面我第五十五师进占黄浦江东岸，惜火炮过少，复受敌舰炮及飞机之制压，炮兵阵地不能推进江岸，予敌之威胁有限。

在“进展迟滞”、“予敌之威胁有限”的局面下，所谓“围攻时期”，“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的一厢情愿，也就全部泡了汤！蒋介石这一以“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敌方根据地的干法，其实和三十七年前（1900）西太后下令甘军、武卫中军，乃至义和团“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所在地）的干法别无二致。——当时西太后的部队，围攻了八个星期，可是仍旧拿不下来，最后人家援军赶到，自己偷鸡未成反蚀米；如今蒋介石运气还不如西太后，他的部队只围攻了十天，人家援军就赶到了。于是，“围攻时期”转眼变成了“防御时期”，一切局面就逆转了。

原守防线，全部泡汤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写“防御时期”道：

第二是防御时期：9月12日，我军以右翼依托上海租界，亘江湾、刘行、罗店、浏河之线，实施坚强抵抗，拒止日军前进，尔后逐次变换阵地至藴藻浜之广福、大场、走马塘及苏州河南岸，使日军遭受重大打击，我亦伤亡甚大，部队经数度补充，战力已逐渐降低。10月下旬，我为挽回颓势，曾以新到广西部队四个师，由大场、陈家行、广福附近转移攻势，期扫荡藴藻浜南岸日军，经四天激烈的战斗，虽获得若干进展，卒以缺乏空军及炮兵支援，不能扩张战果，日军又猛烈反击，使攻势终告失败，我军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态动，愈形不利。委员长蒋公于10月28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此外，外国报纸对我军作战英勇，备致赞扬。11月5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截 断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少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11月8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

接着是“撤退时期”：

第三是撤退时期：开始撤退后，松江、楓泾于9日失陷，沪杭路首被遮断，苏州河南岸我军只有向昆山、苏州一带后退，这一带地形，河汊纵横，水深不能徒涉，公铁路两旁又无平行道路，部队单位既多，沿途壅塞，加以日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长大都失去掌握，统帅部命令只能下达到师部，故虽令各部队占领太湖两侧国防工事，亦未能进入阵地，以致第十集团军刘建绪部，在乍、平、嘉阵地（乍浦经平湖至嘉善之线），未能做有效抵抗，日军乃沿铁道猛进。17日，嘉善、嘉兴、平望诸要点，相继沦陷，整个阵线动摇，而在太湖北岸地区，我军原拟守吴福线（苏州至福山之线）阵地，亦未能有效利用。此时日军续以有力一部，由浒浦登陆，直扑常熟，形势乃益见危急，我遂决心退守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之线）阵地，同时以新到战场的第一七〇及第一七二两师，沿吴浔路（苏州至南浔）作战，负确保吴兴的任务。11月20日后，沪杭部队向桐乡、长安（兴）撤退，京沪线部队向无锡、江阴撤退；至25日，吴兴不守，无锡方面日军亦已逼近城下，部队战力十分低落，士气涣散，难望固守阵地，撑持战局，于是乃以新到战场的川军五个师，担任保卫京杭及宣广长公路的任务，于长兴、广德、宜兴、溧阳附近，拒止日军的西进，而将太湖北侧的我军，主力向徽州，一部向南京撤退。……

顾祝同说，不但前面仗打得“整个阵线动摇”，连“原拟守吴福线”等阵地，“亦未能有效利用”。印证《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白崇禧（当时的副参谋总长）回忆，就更清楚：

当时因联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准备不周，撤退秩序甚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不守，乃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撤退。当时以受敌机日夜跟踪之威胁，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紊乱，以致吴福线又告不守，而续退向锡澄线。11月9日敌迫近锡澄，中央见部队伤亡重大，于敌人强大空军之威胁下又无法作战，乃下令撤退淞沪战场，部队主力向浙、皖、贛边境撤退，一部沿京沪大道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上海抗战至此告一结束，历时二月又二十六日。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故有既设阵地如吴福线、锡澄线，后因敌人掌握空权，行军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复以命令下达仓卒，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

偷鸡未成

由此可见，整个的淞沪之战，打得其实是事与愿违的，最后偷鸡未成，连向后面既设“阵地撤退”，都“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了。——这个仗，打得可真菜！

蒋介石本人，是这个菜仗的发起者和主持者。全部内情，《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中有了不少透露。李宗仁说他在1937年10月12日到南京，第二天白崇禧陪他去拜访蒋介石，

此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战场血战两阅月，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是委员长精神饱满，且不时做豪语，一再向我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时我心中殊不以此言为然，为最高统帅的，断不可意气用事。我想，我们如果能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敌人也不敢来侵略我们了。但是值此鏖战正烈、民气沸腾之时，最高统帅有此豪情，我们也不便浇他冷水。一日，我见有机可乘，便对他陈述意见，略谓，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我并建议将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囯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南京，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

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他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并告诉我说，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赴上海参战，要我去电催促他一下。这既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的建议未蒙采纳，自然只有绝对服从。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众赶到上海，奉命参加大场的决战。

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

敌方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为松井石根大将，所部有：第3、6、9、11、101、105、106、110、114、116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共不下三十万人；有大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辆，飞机二百架，兵舰数十艘。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

我方投入这一河道港湾交错、地形复杂的三角地带的部队，也是国军的精华。初期作战（自8月13日至9月17日）司令官为冯玉祥，嗣后由委员长自兼。全军分三路，战斗序列，略如下：

司令长官蒋中正（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左翼军总司令陈诚、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另直辖部队九个师

以上我军参战的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总数在七十万左右①。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囯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②。

沪战进行中，除前敌指挥官外，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也经常亲冒炮火，在前线督战。委员长以及我们高级将领也不时亲赴前线鼓励士气。某夜，委员长和我们若干高级将领专车抵苏州，适敌机数十架前来空袭，一时照明弹满天照耀如同白昼。我们均在车站月台附近暂避，幸而敌机狂炸苏州城内，未炸车站，故我们一行未有死伤。

此时前线我军虽抱必死的决心，然血肉之躯究不敌炮火的摧残气③，10月中旬，我军已不能支持，自上海华界市中心撤至郊外大场一带。幸廖磊及时赶到，协力扼守大场，阵地赖以暂时稳定，但敌人倾全力来扑，我军也只能固守一星期。二十一集团军原有旅长六人，数日之内，三死两伤，战斗的激烈，可以想见，大场遂为敌所陷。

淞沪会战至此，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知道委座脾气，谁也不敢以真实情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线视察，深知敌我战斗力的悬殊，乃于11月初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11月9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④。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

李宗仁的综合评论

南京被合围后，很快的失了守。李宗仁综合评论如下：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我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于是汪兆铭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为有先见之明，一时妥协空气甚嚣尘上，若非全国军民抗战意志坚强，实已不堪再战。

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

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的短长。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并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敢说：蒋先生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用之。长期战争，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

淞沪之战，不过表示我国抗战的决心而已，自应适可而止。当我方败征已见时，蒋先生应即采纳白副总参谋长的建议，做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则我虽退不败，敌虽胜不武，以空间换取时间，达成消耗战的目的。

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可惜蒋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溯自北伐以来，凡蒋先生亲自指挥各战役，如武昌之围、南昌之围、徐州之溃退，以及后来剿共战争中，东北与淮海的全军覆没，均如出一辙，实堪浩叹！

所以蒋先生在中囯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只以军事一端做简单的论列，中共今日的囊栝大陆，实非偶然。

李宗仁说“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这是对的。纵然非“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不可，也该移到南京去打，不该在上海打。白崇禧说“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代，只做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必更大。”⑤可惜的是，“蒋公不明此道”，他“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一切“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结果丢人现眼，菜极矣！

“实际上系直接秉承蒋公的指挥”

蒋介石以“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的表演，不单是战略上的，在战术上，也一网兜收、巨细不遗。而这种战术，其实也不叫什么战术，因为古今中外也没有这种战术，至多只能说是蒋介石自己的“战术”。何以说呢？因为蒋介石指挥部队的特色，是完全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而是要由他自己越级指挥的。李宗仁说蒋介石“个性倔强”，不听人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由于蒋介石自己布下一厢情愿的棋谱，所以他就老实不客气，自己下起棋来了。

当围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时候，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有功可图，一切都捞过来自己指挥，当时淞沪地带本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副长官是顾祝同，但蒋介石是亲自越俎代庖的干的。据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

沪战初起，日军遭我迎头痛击，一度龟缩，嗣因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在我军左翼浏河口及张华浜登陆，我军亦陆续增援，向左翼延伸，战斗正面乃日益扩大，最高统帅部乃决定成立第三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而以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所辖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及第三十六师，编为第九集团军，并以张为总司令；另在第九集团军左翼，成立第十五集团军，以陈诚为总司令，并兼前敌总司令。依规定，前敌总司令可以指挥集团军，但为张治中所不愿；而冯玉祥与中央将领素少渊源，指挥调度，亦不灵活。委员长蒋公有鉴于此，乃于8月24日，偕蒋夫人、白崇禧及我，乘车至上海安亭车站附近，召集陈诚、张治中等，指示作战机宜，并发表任命我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成立副司令长官部，负实际指挥第九及第十五两集团军作战的责任。

形式上，顾祝同虽然代陈诚指挥了张治中，但他并没有“实际指挥”，不但他没有，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没有。

在这一期间，我的副长官部实际上系直接秉承蒋公的指挥，冯玉祥的长官部乃形同虚设，其后冯调往津浦北段，蒋公乃自兼司令长官。……

既然“副长官部实际上系直接秉承蒋公的指挥”，所以，“冯玉祥的长官部乃形同虚设”，这种完全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蒋介石作风，就是他自己的“战术”！

张发奎被摆了一道

现在看看“形同虚设”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头儿的回忆。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七十年代杂志社）中说：

就在这几天里，蒋介石找程潜先生征求我的同意，来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的是在上海方面对日本作战。我的回答是：“只要是对日本作战，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担任。”到了8月14日就发表了我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8月15日我到了苏州附近的山上一个大庙里。第二天午前10时，到了苏州城外张治中将军的司令部，看见张的参谋长，知道上海附近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我对张的参谋长说：“你们这司令部应当挪一挪，以免被炸。”我离开苏州向上海前进，出来不过三中国里，日本的飞机二十八架就把张治中的司令部内外全炸平了。这一次，他们得了很大的教训，至少他知道日本人早已知道他们的司令部在哪里了。至于他们的军队和弹药库在什么地方，不用说日本人更知道得很清楚。

我们的汽车刚到昆山火车站，知道那里汽车通不过去，又转回来，离车站不到二里路，车站上停着三列兵车都没下车。敌人二十八架飞机来了，一阵猛烈的轰炸，官兵死伤很多。熊斌是我临时参谋长，他离轰炸的地方不到半里路，幸而熊蹲在稻田的水中，只露出一个头来，没有受伤；死的那些官兵真是冤枉透了，后方开来的队伍到那里停止，军队全不知道，蒋介石都是发命令给后方勤务司令部，火车一到，军队就上车，沿路各车站都说前头什么都有，一站复一站，实在说起来，到了前方车站，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军队调上前方来，司令长官全都莫名其妙。我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的前方司令部，看见了张治中、张发奎、杨虎几位总司令，商议了一会如何进攻日本鬼子的军队。正在这时候，张一麟先生、李根源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许多朋友，来到前方慰劳军队，我们大家照了一张相，当时有几十架日本的飞机就在头上飞来飞去。我对张治中说，你这司令部当赶紧移开，这里不大妥当。张一麟先生等走了，张发奎司令对我说：归他指挥的军队，向来彼此都不认识，他确实知道的只有一排人，是他认识的。张问我能不能替他想办法，我说可以，我去向蒋介石说明此点。

到了18日，张发奎问我，前头一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是不是我把他们调开了。我说：“不知道。”查来查去，才知道蒋介石把那一连炮队调到旁边去了。一个委员长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这叫什么统帅法？真是太无知识了。

张治中被摆了一道

其实，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这还算是客气的呢！调走一连炮兵算得了什么！一个军都照调不误呢！这在张治中的回忆中，便可见端详。

张治中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也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当时罗卓英的十八军拨归他指挥，可是，妙事来了：十八军竟暗中转调给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而张治中竟不知道！《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曾备述始末如下：

在“八一三”战役的整个过程中，我总算是一个勉尽职责的人吧。当时的冒险犯难、奋不顾身的种种经过，在我则视为当然，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过，今天回想起来，却有一些无端的横逆，常常在刺痛我的心。

记得8月23日奉到命令把战斗序列调整了一下：炮兵第十六团及六十七师都输送到嘉定附近，连同第一师、第九十八师都划归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指挥。从8月14日以来，我没有好好吃过一餐正式的饭，也没有得到一夜的安眠。在过度疲劳之后，也忘记了困乏，只是感到眼睛是红的、喉咙是嘶哑的。23日深夜，总司令部已移设于徐公桥，我才吃了一点粥，在椅子上略靠了一下。我想应该去看看刘和鼎⑥和罗卓英他们，商询对该方面登陆敌人作战方策，并指示机宜。一触及这些问题，立刻动身，于清晨到达太仓，指示刘和鼎如何应付当面之敌；然后冒着轰炸，从太仓到嘉定找罗军长。敌机盲目地到处投弹，简直使我无法躲，而又不得不一面找一面躲，好容易找到罗卓英。罗卓英他们很奇怪，“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我当时内心里很明白：罗军长归我指挥，我应该来看 看。可是后来一谈，才知道陈诚已不是军政部次长的身份，他已经做了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编归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了。在罗卓英那里谈了半天，傍晚回到徐公桥我的总司令部来。这时，我的肚子里实在包着一股闷气：怎么发表了陈诚做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连我也不通知？十八军本归我指挥，为什么忽然划归十五集团军，我也不晓得？我几天几夜未曾睡觉，奔驰战地，亲授机宜，使左翼的危机得到解救，而人家却冷眼旁观，还认为我多事。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真难令人索解了。

就在我从罗卓英那边回徐公桥的时候，我得到电话说顾祝同已到达苏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副长官顾祝同）。我心里想，两日以来，我只专顾前线，没有同后方联络，我应该到苏州看看顾祝同，和他商酌商酌许多问题，并可藉此向南京统帅部报告请示。我一到苏州，还未及见顾祝同就打电话给蒋，满拟申说一番内心的苦闷。不料，蒋一接电话，就厉声地问：“你在哪里？”我回答：“在苏州。”电话里又问：“为什么到苏州？”我就说明经过：“为着左翼作战，亲到嘉定会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字墨三）到苏州来了，所以来同他商量问题。”电话里又大声地叫：“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你不到，跑到后方来了！”我也有点愤愤了，我再讲：“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十五集团军陈辞修指挥了！”电话里的声浪愈来愈大，对于我讲的话根本不理，只是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我捺不住了，索性说厉害一点：“委员长应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即听见猛厉地说了一句：“你究竟怎么样？还问我怎么样？”一下就把电话筒挂了。由于这个电话，我伤心了！我抱着很大的伤感、很大的委屈。……我这两天（23、24日）都在前线奔忙，稳定了正面，阻止了左翼登陆的敌人进攻，只因前线电话线屡被炸坏，以致没有与后方通电话。我是临阵脱逃吗？为什么不能谅解，反向我生这样大的气呢？

这一个意外的横逆，刺伤了我的心！

从张治中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发表陈诚做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把十八军划归过去，竟连通知张治中都不通知一下，“这叫什么统帅法，真是太无知识了。”

军官固苦，士兵更苦矣！

董显光《蒋总统传》说：

上海战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动均由蒋总统亲自设计和指挥。他对于前线每一将领不断以电话接触，并曾两度亲赴前线与其部下将领会商。这三个月来，他彻夜警觉，与在前线上之每一军人相同。在此次战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过三四小时，甚至这样的短时间，仍因前线常来电话，以致打断。自从他担任总司令以来，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

曾经做过国民党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目的在捧蒋介石如何在勤于“亲自设计和指挥”，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这里，蒋介石“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这种胡来，就是一切的乱源！

正因为蒋介石的统帅方法是胡来的，所以，仗打下来，军官固苦，士兵更苦矣！试看冯玉祥的回忆：

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着大锅做大米饭吃。烧火是用稻草，白天点火，一冒烟，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夜间点火，一见红光，日机又来了。上海附近雨水很多，稻草一湿点不着火，就没有法子做饭，做饭的地方，距离前线远了，饭没法子送；靠得前线近了，一轰炸做饭的地方，前线的人就吃了亏。最困难的，做饭的炊爨兵没有军事训练，用他们去送饭，就没有人做饭，不用他们送饭又叫谁去送？因此前线的官兵，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一天两天还可以，要一连三天，谁也不能打仗、谁也没法子打仗，与其说日本军队能打仗，还不如说我们是因为饿的缘故，不能持久而失败，这是谁应当负的责任呢？完全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不打算抗日得到的结果；处处都没有准备，完全是去送命的⑦。

上海附近的阵地，造得太坏了；钱却花得不少。因为那是姓黄的找了一个商家，把阵地包给他们造的。像机关枪阵地，不但里面有三尺多深的水，并且是机关枪进不去。这种东西若偷工减料，与别的东西不同，结果是不能作战；何况里面有三尺深的水，兵不能在里面久蹲，无论什么样的官兵，若在水里泡三天，那也是不成的。况且又不只三天？蒋介石为什么找这个姓黄的造这样的阵地，谁也摸不清，三百几十个机关枪阵地，能用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可惜不可惜⑧？

前方的伤兵没有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受伤了怎么办？用谁来抬？离开了前线的伤兵，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的无人葬埋，最坏的一件事，死了的官兵身上没有号码，名姓都没法子查考。受了重伤的，运到医院，伤口上长了蛆，全部臭了。这样，不应当死的死了，不应当残废的也残废了。

还有绅商学界团体和妇女团体，到医院慰劳官兵，蒋介石派的特务不许进去，不准同受伤的官兵谈话。这种防备人民的办法，使一切慰劳品被这些特务们偷的偷了、拿的拿了，既见不着面，更提不到鼓舞士气、安慰伤兵的心了。有几个受重伤的连长，从上海附近爬出来上了火车，一直到南京下关车站，六天六夜没换药，到了车站，伤兵们看见有人来，他们说：“我们打仗死了可以，想不到六天六夜连口水都喝不着，你们把我们枪决了，比这样活着还好。”说着说着，一面大声骂着蒋介石，他们主要的说：“蒋介石若不是卖国贼，绝不会这样的待遇我们这些受伤的官兵。”

司令长官对于前方的敌情一点也不知道，想着派几个侦探出去，蒋介石是一文钱也不发，他好像是说：“你要抗战，你派侦探，为什么向我姓蒋的要钱？”这是当时的实在情形，我真不知决心抗日的人们，有了什么罪过，必要遭受蒋介石这种待遇。常说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今天看蒋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不打败仗呢？

“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

李宗仁说蒋介石“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冯玉祥说蒋介石“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这些论断，都属知兵者言。蒋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该知道仗不是这么打法。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这样打起来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说蒋介石对淞沪之战的决定，动机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第三“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其实依我看来，还有第四，那就是蒋介石对1931年一二八淞沪之战被十九路军抗日抢了锋头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那是他们黄埔系中央军的失着，因而如法炮制，妄想北齐笑话中“乘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⑨。蒋介石这种心态，在《张治中回忆录》中表露无遗。张治中说：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

正因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军之无能”，所以蒋介石想要在上海来番特技表演。这时候，在“一二八”演配角的张治中提出了构想：

这时候，我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做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

张治中把这种构想形诸报告，向蒋介石提出，得到回电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我比你还“愤兴”

蒋介石首先一厢情愿，构想“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为目的，不惜任何牺牲，实行攻势作战”⑩，但是，这一构想，由于他在发起攻击时三次犹豫，“失机于先”，变得更不可能。张治中回忆：

我记得：我是8月11日夜半离开苏州的。我统率的全军，也就在这晚从苏州、无锡一带出动向上海挺进，12日的清早就占领了上海。上海的居民清早从梦里醒来，看见遍地都是国军，惊喜交集，都问：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这是由于我们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所以能够于一夜工夫便占领了上海预定阵地，并定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将我军攻击部队对虹口杨树浦敌根据地攻击准备完毕。但突然奉到南京电话：不得进攻。我飞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完成，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回电 还是：不得进攻。因此13日拂晓攻击不得不停止。我预定13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趁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据说是这样：这个时候，上海外交团为避免在上海作战，建议南京政府，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这一个建议文件，大概是11日发出，12日到达外交部的，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忽然命令我不得进攻。这一个情形，我未见着正式文电，真实的原因是否如此，无从确断。我们的进攻因此展到14日午后3时才开始。大家都说这一次淞沪抗战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正式的开战是在8月14日。这样耽搁了两天，却给了敌人一个从容部署的机会。

张治中又回忆：

8月14日上午，我空军开始向黄浦江敌舰轰炸。我军于下午3时下达总攻击命令。下午4时，我们的炮兵就开始集中射击，步兵勇猛攻击前进，到日没时止，多有进展。忽然又奉到上令：

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寒酉侍参京电）

于是攻击实施，又因以停止。

又回忆：

8月18日这一天，又奉到暂停进攻的命令。这是“八一三”战役爆发以来第三次的停攻命令。

最后说：

我在淞沪一带的部署，自信毫无错误。尤其像我以一个总司令的地位，大胆而勇敢，从8月14日起，一直在师部，在第一线，亲在叶家花园的水塔上督战，始终是站在最前线。至于上海之未能一次总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配合有力的空军。在开战前，蒋问我：“有没有把握？”我的答案就是：“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而自开战以后，因为这一个条件的缺乏，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

张治中“占领全沪”、“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的构想，本来已是如意算盘，这一如意算盘，显然建筑在敌情判断的错误上。例如他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试问明明到处是坚，“不在攻坚”，又何能幸胜？根据四十多年后国民党透露出来的史料，我们发现直到8月13日当天，蒋介石还在问张治中“十五生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能不能“破毁”钢筋水泥的日本军营呢(11)！可见蒋介石根本还没搞清楚起码的工事情况与武器性能，就“徒凭一时之愤（蒋介石写了别字，‘愤’是‘偾’字之误）兴”，干起来了。他叫张治中不要“徒凭一时之愤兴”，但他自己，比张治中还“愤兴”多多呢！

“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

张治中当时“愤兴”地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12)；蒋介石当时“愤兴”地说“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值我军之一击”(13)。结果援军登陆后，蒋介石又“愤兴”的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最后上海战场明明撤了退，蒋介石还“愤兴”的说：“此次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14)事实上，这些“愤兴”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15)、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16)、是一连“唯余连长一人”(17)、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做壮烈之牺牲”(18)、是“全营殉难”(19)、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20)、是“对自己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21)、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22)、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23)、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24)、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25)、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26)！……蒋介石手忙脚乱的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空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空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空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空话(27)。最后兵败山倒，竟还厚颜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28)！真是古今中外军事史 上的天方夜谭了！

1938年3月8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29)，在没开讲以前，先把《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了一遍。戚继光说：“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蒋介石说九一八时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涂战，其实他在八一三时候打的才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知兵的人一看就知道：在“地狭薄海”的上海地区作战，先就给日本得了运兵与联合作战之便。想在这种地区做阵地战，想守住已属难能；“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蒋介石“愤兴”起来，就是如此轻敌的。这种轻敌，他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1938年11月28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四）》(30)中，自承如下：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

可见此人在军事素养上根本不及格，真难怪他演出丢人现眼的笑话！笑话中最可笑的，是他口口声声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殊不知戚继光时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登陆地点就在“杭州湾金山卫”！真不知蒋介石是怎么从戚继光战史中学教训的！

德国顾问可信吗？

蒋介石演出这种笑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和他被德国顾问摆了一道有关。根据1937年8月29日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其中有“故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拒守，使敌不能前进”(31)等话。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德国顾问的馊主意，实在不无可疑(32)。当然，不管主意馊不馊，你既然采纳了，责任就由你负。最后，相当于总中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样伤亡了(33)。“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34)——“国防部”史政局所谓的“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原来如此！

李宗仁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御用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以张其昀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央改造委员会文物供应社）中说：

总观八一三战役，我军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以作战观点言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尚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裕余。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战略上最大之成功。

“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

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曾委婉转述出国际军事家的看法：

我统帅部对于保卫南京的军事布置，在淞沪战事发生之初，本来南北并重。福吴国防线，防御敌军从淞沪沿海来犯；屯兵徐州，以备敌人从连云港或从胶东南攻。淞沪阵地战，吸引了我军主力；当时，警备徐州的胡宗南部也南调加入战斗。10月这一个月，敌我决战期中，我中央精兵已使用了五分之三；因此，我军从闸北战线撤退，实力保存不过十分之五；敌军则增援二师团，加入战斗，锐势正不可当。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阵地虽已缩短，敌舰炮攻击威力减低，依然招架不及，难于还手。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日方只遣派一个小小的混成队在上海登陆，并以舰队和飞机为掩护，使中国政府把战事和军器集中在这个范围内，不敢再有所移动，而日方则按照计划，继续在华北各地进攻。这个战略是审慎周密谋定后动的；到了9月中旬，蒋氏的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不能调移到别处去，所以日本陆战队虽不能在上海有所获得，但在华北已有迅速的胜利，很能补偿所失而有余。”我们的统帅则认为：“从上海发动战事，吸引敌军到东南沿海来，对于阻挡敌军从西北深入，有极大作用的。当时，敌军很可能从山西渡过黄河深入陕甘，循蒙古侵宋的旧路，先犯川康，继攻黔、滇、桂、湘，再迂回顺长江而下；那样的情势，对于持久的抗战是非常不利的。敌军战线延伸到东南沿海，正有阻止其深入的作用，从后果上看，自有其妙用的。”我们承认后一种解释，确有军事上的最高价值。不过，精锐丧失以后，我军不仅难于防守苏州河南岸之线，甚至没有余力用以固守国防阵地；在当时，已不能不接受最严重的后果了。

由此看来，蒋介石“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的干法，实际上，却是“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沪之战，蒋介石“把当时在北战场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队，都调到了上海”，为了“吸住了日军的主力，不让他们一举而席卷绥宁陕甘川滇，走蒙哥可汗与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35)。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这一偷鸡行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为北边怀来和张家口的失守和南边保定的失守，竟陷于两面作战！结果，11月8日上海和太原同时失守！回想八一三后两天（8月15日），日本人快速反应，立刻下了全国总动员令，编组了上海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分路双杀，三个月不到，侵略者就占尽了“直接有利”的便宜。当时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36)虽然语言相当狂妄，但就军事观点看，也不无部分道理在，因为照蒋介石和他手下大宣传特宣传的《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当年不论在北战场或东战场，都志在诱敌深入，——“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37)但是，若志不在争“区区之点线”，为何当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线？当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时力筑苏嘉铁路，联络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并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修要塞两座，两座要塞之间建立“兴登堡防线”，包括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在内；又在陇海线以北，修“马其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再东经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到利国驿、台儿庄，再穿运河经邳县、郯城，直到连云港。这些蒋大军事家所采取的战略，岂不道道地地是阵地防御战吗？当年在北战场，岂不摩拳擦掌，准备日本军队进到黄河沿岸的“马其诺防线”时，再杀敌致果吗？当年在东战场，岂不也摩拳擦掌，准备日本军队拿下京沪进到“兴登堡防线” 时，再杀敌致果吗？结果呢，两条劳民伤财的国防线，都在兵败山倒下泡了汤、都没发生阻敌效果(38)。由此可见，真的情形乃在“区区之点线”之根本不能守，其他解释，都是事后脸上贴金耳！

龚德柏的秘密著作

李宗仁批评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固属知兵之言，但这一错误的真正严重性，李宗仁却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观点道出这一真正严重性错误的，乃是龚德柏。

龚德柏一生为言论自由八次被捕，最后一次最长，被蒋介石秘密关了七年，到六十七岁时才出狱。出狱后，他秘密写了一部书——《中日战争史》，其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问世。1980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龚德柏死后，我得到此书秘本，发现他颇有独到之见，所以愿意为他流传一些。

龚德柏“批评蒋委员长的抗战政策”说：

我把做此书的缘由说明，再来批评蒋委员长的抗战政策。

我先说我的结论：“抗日战争，由政略上讲：是可以避免的，或可以因而获利的。由战略上讲：是违反《孙子》原则的。若日本有能人，我们一定亡于日本。因为日本无人，所以我们还是亡于俄国。”

何以说“抗日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呢？因为日本的政策是要打俄国。他们占领东北，是为要打俄国；占领华北、内蒙，也是为要打俄国。他们占到大沟河之线，不会再向南进攻，就是打俄国的时候了。我这些话，都是日本人说的，唯其是日本人说过的，所以愈有做证据的资格。但这些抽象的话，暂置不论，而最有力的事实证据，就是1936年11月25日，日德两国签订“防共协定”，除公布的文字外，还有秘密条款。这是日德两国对俄已到剑拔弩张的时候了。所以俄国认为德日对俄进攻，已迫在眉睫，所以非常着急，才叫中国共产党嗾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在日德防共协定签订17日后发生的），逼迫蒋委员长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全国抗日。这时国际情势，蒋委员长应该知道。因为日德防共协定这一重大事实，是不能免于蒋委员长注意的。既知道这件事，就应该知道其所以订结该协定之用意所在。（若这种理解力都没有，何能当国？）那么，日本要同德国去打苏俄，是当国者所应了解的。日本既要同德国去打苏俄，我们是非常高兴的事，应该让他们去打，并且应该因势利导，使他们去打，绝不应该阻止他们去打。日本同德国打苏俄，不管胜败如何，都是于我们有利的。

蒋委员长是聪敏人，对于日德防共协定的意义，应该了解。既知其意义，遇到西安事变张学良要求抗日，就应该了解其用意所在。当时即令承认其要求，亦当胸有成竹，知所应付。即不论如何，应本战争让人家打，不要自家打之原则，对付共产党、对付张学良、对付日本。即是以后日本有所胡闹，应该放让点，让他们得势后，去惹别人。我当小孩子的时候，对于地方上横强之徒，父母都教我不要同这样的人较量，让他去找别人。幼时所受教训，一生不忘。难道蒋委员长的父母，连这点都未教过蒋委员长吗？只要有这点常识在脑中，对于日本就知道应付了；对于共产党之要求抗战，亦当知其意义所在了。

蒋委员长是浙东人，浙东在两千多年前，有一位伟大人物——越王勾践。——蒋委员长当然是深知的。勾践之复国，固然是屈身辱己之结果，我们在七七事变以前，目睹蒋委员长之对日应付，颇类勾践，不禁流同情之泪。但勾践复国之重要策略，则在纵使吴王夫差好大喜功。其后吴王伐齐，又与晋争盟于黄池，而越始能沼吴。蒋委员长虽学前半截之勾践唯妙唯肖，而把后半截之勾践——纵吴向北穷兵——竟忘记了，而反学吴王夫差，殊堪遗恨。

1937年7月3日（即七七事变前四天）日本在黑龙江中，故意把属于俄国的乾岳子岛占领，说是“满洲国”的，并把俄国在江中的船打沉。这完全是一种挑衅的行为，以试探俄国是否有与日本冲突的决心。若果俄国以武力抵抗，则日本对华挑衅（即七七事变）应再考虑。但俄国抱着不与较量之决心，痛痛快快承认乾岳子岛是“满洲国”的，让他们占领，绝不爱惜。所以日军阀确认俄国不要打仗。所以四日后，才发动七七事变。俄国人何其聪敏！蒋委员长即令忘了后半截的勾践，亦当仿效俄囯所为。而竟相反的全面作战，殊太令人失望。

藉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北平天津之事，对内当然是应该以武力抵抗的。但也应该了解：这是日本打俄国的准备行动。因为由战略上讲：日本不得北平天津，向平绥路进兵，收内蒙入掌握之中，对俄用兵，处处受包围。蒋委员长打二十多年内战，应该了解这点。若了解这点，则对日本自有办法。即中国派三四十师兵，同日本对付一战，毋宁以打败为妥。国民对这个败仗，亦必谅解，不会苛责，对共产党、对张学良亦可敷衍得下去。敷衍过了，让日本对俄进攻。那时中国参战也好、观战也好，尽有伸缩余地。哪晓得蒋委员长不打敷衍的仗，而以全力在上海发动战争，围攻日本海军陆战队，而使日本海军逼迫陆军向上海出兵，把日本打俄国的仗硬抢过来打，这真是共产党所最希望的，却是绝对违反中国利益的。买尽五大洲的铁，不能铸此大错！

在上海大打特打，打得大败。次年1月（即南京沦陷一个月后），蒋委员长还说：“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张其昀著《中华民国史纲》第四辑第38页）这样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我们在上海做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四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藉此解嘲而已。

我常说：假使那时是阎锡山当局，绝对不会在上海发动战争。因为阎氏曾说：“开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他知道这种原则，一定不会自己发动战争，而让别人参战、观战。他这种话，何以不说给蒋委员长听？或是说了，而不见听。这真是国家的不幸呢！

我何以说“抗日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或可以因而获利的”？可以避免的理由，我上面已说过。既可以避免，则日本一定去打俄囯。日本打俄国，中国所处的地位太有利了！日本打败了，我们可以收回东北。日本打胜了，也必然受重大损失，绝无容易胜利的道理。日本对我的压力必然大减。这都是中国的利益。尤其中国共产党必然大大着急，要去抗日。我们可以让他们向蒙古打游击，消除中国内患。这利益是无法计算的。但蒋委员长一着的差，全盘都败了。可不浩叹！

我何以说“上海作战是违反《孙子》原则的”呢？

《孙子·始计》篇，是主张要好好估计敌我的情形的。现代作战，也是这样。别的不说，只说“兵众孰强？士卒孰练？”两项，我们较敌人相差很远很远。就是在上海作战所用之兵亦然，后来的兵，更不必说，任何人都应该知道。而且民国二十一年上海战争，我们受很大损失，据军政部次长曹浩森在洛阳国难会议报告：第五军损失一万八千余人，十九路军损失一万五千余人。即是每日平均损失千余人。这样小的战争，尤有如此大损失，若全面战争，损失当更大。这种情形当时曾估计过吗？

或者会说：我们二十六年作战之兵，较二十一年曾有所改进。不错，有少数的师已经改进，但未改进的还是多数。而敌军则全面改进，战斗力较前大增，所以平均说敌军之改进较我们为多。所以我军的损失，较二十一年战争的损失，只会加多，而不会减少。若这点都未估计到或估计错误，未免把战争当儿戏，实在对不住国家——这不是违反孙子原则吗？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几句话，真可完全适用于中国的上海作战。

《孙子·谋攻》篇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我们这次作战，完全违反此原则。我们最初的计划，是要先把日海军陆战队完全歼灭，使日本陆军在上海登陆无所凭藉。当最初十日，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损失若干好师的兵力，都完全没有结果。连这个司令部都没有力量把它攻下，若敌陆军登陆更有何法获胜？所以最初十日的战争，已证明我们的计划错误，必然惨败。在理应该“认输”，在敌陆军未登陆之前，应该由上海撤退。这样敌人获得面子，或者陆军不登陆，上海战争即可避免了。即令敌陆军在上海登陆，我们不同他们死拼，也不会损失全部精兵。这才合于孙子所谓“不若则能避之”之原则。但个性不服输的蒋委员长，却一定打下去。及敌陆军登陆，我军很少大炮打他们，他们以大炮打我们，每日损失一二万人。这样死伤，中国有多少兵去填补？这也应该适用孙子“不若则能避之”之原则，由上海撤退，早退一日，有一日之利。但蒋委员长只知每日增兵，绝无撤退之意，成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了。结果，把全部能调用的兵力都牺牲光了，还是不愿退。直到金山卫敌军将切断我后路，始不得已而退，已是狼狈不堪了。若敌人不在金山卫登陆，再打十天、二十天，我们只有全灭。有几人能撤退？却是问题。

《孙子·九变》篇：“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之。”但我们在上海把精兵牺牲净尽，则反用《孙子》成为“无恃我有以待之，而恃敌之不来”。这种反《孙子》，用了八年，无日不在亡国边緣。但因日本无人，遂使我们“胜利”了。

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阴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这种气魄。日本军阀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该！

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汉重庆都失陷了，试问蒋委员长，有什么方法继续作战？

在最初三年，日本因顾虑俄国，不敢向重庆进兵。但日苏中立条约订结后，日军阀即拟进攻重庆，后来因德苏战争爆发，日本决定南进，又中止此计划。假使日本有一政治家或战略家，乘此俄国绝对不能打日本之好机会，既不北进，也不南进（不南进则美国绝不攻日本）以关东军向重庆进攻，我敢断言：国民政府殊无存在之理。因为我们的军队绝不能阻挡日军；而一般人所恃四川之险，其实亦绝不足恃。中国历史上进攻四川者，胜利为原则，而失败则全无。只有中途攻者不进？而四川始能保存。

龚德柏写到这里，引证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总论一段话，证明“不攻则已，攻则蜀未有不亡者也”。然后说：

由上段话看：四川是不能守之地，而况日军善攻（这指战术的）又在上述灭蜀诸人之上呢，因日本不攻，而中国未亡于日本。

且在这次战争末期，日本还有一次灭中国之机会。即民国三十三年，日本在大陆之攻势打到都匀，而重庆已成风前烛，幸而日本没有进攻重庆的计划，所以糊里糊涂被打退了。假使日本在发动进攻平汉路之前，多调关东军六个师团（关东军对俄既不能进攻，已成废物，尽用于中国战场才是用兵之道），与攻平汉路同时，以两师团攻进潼关，越秦岭南下，而叩剑关（即历史上多次灭蜀之路）；以两师团沿汉水，循张献忠徐向前入川之路，而为奇兵；以两师团增加鄂西敌军，循江道而攻重庆。其攻粤汉路、湘桂路之计划不变。则不待是年12月攻到都匀之兵，而国民政府已不在重庆了。幸而日本军阀无知兵之人，故中国得不为日本所灭，但亦险矣！

中国不亡于日本，而终亡于俄国，但这却有解救之法，即应适用孙子所谓“无恃敌之不来，而恃我有以待之”之原则，如我做主张的：先接收日本投降，由日本直接接受东北，使俄国与中共无法直接交通。则中国一群乌合之众，何能击溃国民政府？但蒋主席仍反用孙子，而“无恃我有以待之，而恃敌之不来”。即以重贿（东北外蒙）购买俄国之合作，而使俄国与中共得以直接交通，并使东北所存关东军之军械，尽入中共之手。结局，俄国绝不与我合作。所谓《中苏同盟条约》，在俄国视之，曾废纸之不若。（俄国从来视条约如废纸，只蒋主席未暇注意耳。如抗战开始时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俄国即以《日苏中立条约》而蹂躏之，蒋主席亦未注意。）而蒋主席视为至宝，即被俄国蹂躏，宜其大失所望，蒋主席这次之反用孙子，较之对日战争之反用孙子，尤其令人莫名其妙。因为对日反用孙子，以精兵被歼，事非得已。而对俄国反用孙子，则只自取其祸耳！

怕丟了大炮，所以不打敌人，藏了起来

以上是龚德柏在《中日战争史》序中的一些话。另外在书的正文中，他有“蒋委员长最惨的失策——上海作战”一专节，更加以大特写如下：

蒋委员长当国三十余年，而其最惨最大之失策，无过于选择上海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并使中国训练多年之二百万国防军，百分之七十以上损失净尽，几使中国亡于日本；而后来之亡于俄国，亦于此种其因。这是无法挽救之大失策，并祸及全世界。

日本陆军是对俄的，即是北进的，这是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国策，任何人都知道。海军虽然要南进，拟向上海出兵，但陆军是反对的。陆军为敷衍海军，于1937年度制成作战计划时，为使该计划得以早日成立，敷衍海军说：“上海有必要时亦可出兵。”其意即是说：“上海无出兵之必要。”但蒋委员长却单单选择上海，倾中国全力，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使日本海军逼迫陆军，非向上海出兵不可。由此战争愈向南进展，日本为切断中国囯际路线，使中日战争早获解决，愈向南进。先占领海南岛，继而进占越南，因此使美国经济的封锁日本。日本为获得作战物资，尤其是汽油，以便继续对华作战，更要南进到荷印（即现在的印尼）。因此与英美不能不冲突，而演成日本对美国的太平洋大战。而日本数十年来之北进政策，只得完全放弃。使俄国免去东方之威胁，得以全力对德，又得美英之极力援助，终战胜德国，世界虽消灭了黑祸却使赤焰高张，全世界正受其祸。将来如何？尚未可知，这是蒋委员长选上海开始对日作战所致。中国人对于此事，能不负责吗？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当策划对外战争时，应有全盘的计划。即如何作战？万一失败，亦必预筹万全的防守计划，绝不能只顾痛快一战，而不顾国家的存亡。而蒋委员长于发动上海战争前，似全未顾及后果，只以全国力量做孤注一掷。但兵力消灭后，如何防守，使国家能保持命脉，则全未筹及。这样以国家存亡为孤注的作战，在古今中外五千年历史中，只有蒋委员长这一次，此外则找不出第二人。国家遇到这样的冒失鬼，真是国家的大不幸了！

蒋委员长在内战中，都是以孤注一掷取胜。即以全力用在第一线，对敌人横冲直撞，以求胜利。但因敌人脆弱，且无预备力量，使他成功。他狃于内战的胜利，以为这种战略也可适用于日本。所以把十年来训练的精兵，除在华北作战的旧西北军宋哲元、孙连仲、韩复榘、庞炳勋等，与旧东北军于学忠等外，都在上海牺牲殆尽。有的部队全灭；有的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如中央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教导总队，都是极精锐的军队，每师只剩数百人，不能成军了。又如第一师，预备兵充足，则牺牲三次。即第一次整师牺牲，调其补充兵，做第二次牺牲；第二次牺牲完了，又调其补充兵，做第三次牺牲。如第一师之例，恐亦不少。长江以南能调用的军队，远至四川军，亦赶上上海南京战争之牺牲。只有云南卢汉所部五十八军，长途步行四个月，赶到武汉，正在换枪，准备赶赴第一线（云南军系用法国枪，因子弹不能供给，在武汉换用汉阳枪），而南京失陷，正式抵抗瓦解，该军始未得即时牺牲机会。

日本在上海只用四个师团，与我对抗。我们普通师，每师只有两门炮，并规定：丟失大炮须师长负责。一般师长，恐大炮有失，所以根本不以大炮打敌人，而留在距战线很远的地方，派兵守卫。只有持步枪之兵，与敌作战。而机关枪亦不甚多。我们的有效射击距离，只一千米；而敌人的有效射程，则在五千米以上。我们的步枪，是打不中他们的。他们以陆军大炮与海军平射炮打我们，我们只有挨打。而敌人的飞机随时来袭，我们也没有多少掩蔽，任其轰炸扫射。每日死伤士兵至少数千人；多时一二万人，有时更多。我们则每日增援，只有进入战场者，而退下的则很少。因为重伤者无法抬下，只有自己勉强能行走者方能退下，有时在途中又被打中而死。

广西军四个师，由军长廖磊率领到上海，而重兵器未到齐，即奉到即日参加某战线之命令。前敌总指挥陈诚代为请求，暂缓参加战线，即被蒋委员长用电话大骂一顿，只得当晚进入战线。一晚的战斗，十六个团长死了十五个，其牺牲之惨烈，于此可见。但这并非虐待从前反对派的军队，中央的军队也是这样牺牲掉的。这样的牺牲能支持多久呢？

我们的军队奉到动员令，由军长以至每一士兵，都知道有去无回，但没有人逃亡，都是视死如归，勇往直前。这是数年来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过于横蛮无理，中国人人人痛恨，一旦大战开始，人人皆愿上前线杀敌。虽不能杀敌，亦被敌人大量歼灭，都是死而无怨的。这样的好兵，这样的无意识地牺牲掉，不管国家丧失了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由人道的立场思之，亦不胜其惨痛。

在上海这样的抗战八十天，我们的军队已绝大部分参加，都受重大损失。不过再打十天，至多二十天，中国也非放弃上海战场不可，因为再无兵可增援了。这时候敌人另一支兵，由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绕出我们的后方。我们若不由上海撤退，只有完全被敌人歼灭了。所以这次的撤退，是极悲惨的溃败，任何部队都丧失了战斗力；所以南京之战更为悲惨。

蒋介石自承日本可以“一直攻下武汉”！

看了龚德柏论述八一三淞沪之战的话，发现他能把蒋介石“战略上的严重错误”，用博大观点，讨论到“把日本打俄国的仗硬抢过来打”的层次，这是最耐人寻味的。龚德柏认为，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目的在“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是“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在上海做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四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藉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由北而南” 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轴线的牛屄，也就全是莫名其妙的“解嘲而已”。而蒋纬国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虽有相当损失及放弃若干重要都市，但却达成了迫诱敌人走向错误方向之战略目的”(39)之言，所谓“走向错误方向”的，却原来是“民族救星”自己！

至于“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中，所说的“民族救星”在转换作战轴线上的“天纵英明”、“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云云，也全是谀词。试看蒋介石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的一段不经心透露，便可恍然大悟。蒋介石说日本军队“从前它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40)！可见蒋介石自己承认过当时日本军队有一鼓作气攻下武汉的能力！这也就是龚德柏所说的：“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阴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这种气魄。日本军阀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该！”“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汉重庆都失陷了，试问蒋委员长，有什么方法继续作战？”可见当时日本没有“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只是日本自己失算而已，绝非在蒋介石八一三淞沪之战的事先算计之中。事后说什么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实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点“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颉利”的“气魄”，1937年年底，武汉重庆就“都失陷”了！

重光葵之言

顺着龚德柏的博大观点，我们试看代表日本签降的重光葵的《昭和之动乱》，便可得到许多印证。重光葵说：

对于中国的作战计划，自从1932年第一次上海战役以后，海军方面，认为上海及华中长江流域，应为对华作战的重心。陆军不赞成，以为中国不是日本对手。解决中国，只要动用驻在华北的少数部队，便可优为之。日本的敌人是苏俄，因此要把主力摆在东北。这两个意见，吵吵闹闹，始终不能解决。到了年次作战计划，已经过了年度上奏期限，依然未能决定。陆军急了，为敷衍海军，在结论上加上了这么一句：“要之，上海在某一种情况下，也可以出兵。”但是参谋本部的真意，仍然认为无出兵上海的必要。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从北到南，一步一步被中国军拖着走。陆军不肯把主力一气用出来，便是这个错误观念造成的。

为什么“不肯把主力一气用出来”？因为防范苏联的用心，大于他们攻占整个中国的野心。因此：

从华北问题，扩大到中国全面抗战，这和日本政府原来不扩大方针，本有未合。参谋本部石原第一部长，希望战祸不要延及华中，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俾日本实力不致在中国浪费，以便对苏。近卫认石原的主张很有见地，又想运用参谋本部来抑制陆军省。当时军部大多数的意见，以为只要条件合适，也不妨谈和。

重光葵又说：

自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以来，苏俄对国境的警戒，比前严重，现在趁着日军倾全力攻略武汉之际，苏俄军突然占据了张鼓峰，日军动员一师团，以樱会会员长勇一团做先锋，附以炮兵，企图夺还。苏俄方面出动大批坦克及机械化部队，并以飞机轰炸我后方交通线。双方大规模交战，日军不能取胜，笔者当时方任驻苏大使，几度和苏俄交涉，总算做到两方停战。但是苏俄的答允停战，是因为已经得到前方报告，苏军已到达预定国境线，故不再继续前进。日军从战争地带自动撤退，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苏俄的主张。

军部对苏这样软弱，是因为受了中国军的牵制，当时日军忙于华中进军，无暇他顾，军部受此教训，仍不更改其南进姿态。唯对于日德义三国同盟缔结工作，及中国占领地区的经营工作，则因此加紧进行。

又说：

自从日本陷入了中国大陆的泥淖，陆军深入内地，海军不断南进，解决事变的希望，一天一天地变得辽远。陆军以苏俄为对手的观念，逐渐稀薄，事实摆在前面，对英美的冲突反而日趋迫近。德国在欧洲的行动和日本在亚洲的活动，无意中配合起来，竟显示同样的趋势。这正是共产国际所朝夕求之而不得者，因此发动了世界性的宣传，来加强这个趋势。……

又说：

慕尼黑以后，苏俄发动了全面宣传及外交攻势，使英法对德义的对峙，终于爆发成为欧洲的大战。使希特勒的炮口，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回转，从东转而向西。日本一步一步跟着德国走，原来箭头指向北方的，也逐渐指向南方。这是苏俄最大的成功，同时也是日本最大的失败。

哪个民族的救星？

重光葵提到他任驻苏大使时发生张鼓峰事件，那正是日本军队南下攻武汉时，苏联抄背后的杰作。蒋介石在1938年7月31日演讲《发扬革命历史的光荣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武汉》，沾沾自喜地说，日本“对于张鼓峰事件，外强中干，对苏俄只好完全屈服，他这个纸老虎，已经被我们这一年的抗战揭穿了。”(41)殊不知日本所以对苏联变成“纸老虎”，正是拜蒋介石打“糊涂战”之赐也！

有一篇太有对比性的有趣文献，不可不读，那就是蒋经国1951年11月23日对政工干校第一期学生的演讲稿——《俄帝侵华真相》。其中有妙句说苏联：

北伐时期他在希望共匪统治中国，变成苏维埃化的中国。同时他是想把中国武力由南方引到北方，才能吸引英、美、德、义的势力入侵中国，解除他自己在西方所受的压力。抗日期间更可见出俄帝的阴谋、就是想使中日两国全面困扰在战争之中，一面减轻其西伯利亚所受日本的威胁，一面使中日同归于尽，以便由他宰制亚洲。很明白的，这些糖包的毒药，完全是为他自己着想(42)。

蒋经国说苏联当年“想把中国武力由南方引到北方”；却不知道他老子所做的，竟是把日本武力由北方引到南方！结果呢，不论南下北上，苏联都占了大便宜，日本变成了二号傻瓜，蒋介石的中国变成了头号傻瓜。

蒋介石糊里糊涂“把日本打俄国的仗硬抢过来打”，他对苏联，可真帮了大忙了。蒋介石在上海撤退之后，曾秘密电告苏联，说他“无论何时，绝不与日言和”(43)，要苏联相信他；可是，曾几何时，苏联就在1941年4月13日出卖了蒋介石，跟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在1937年8月21日，苏联曾和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附有一项口头约定，就是在条约有效期间内，双方承诺：“苏联不与日本缔结不侵犯条约”和“中国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条约”。）蒋介石“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下场竟然如此！——他自己做了瘟生，罪有应得，可是中国何辜啊！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苏联越俎代庖，为他人作战；抗战胜利后，对日本以德报怨，慷自己之慨。他这个人，真是天下第一莫名其妙的“民族救星”，可惜那民族，不是中华民族，而是斯拉夫民族哟(44)！

1987年2月3日夜1时40分

①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说“淞沪会战，我军先后使用的兵力，共为五十九个师，八个独立旅，此外尚有地方部队及炮、工等特种部队，共约七十余万人；日军使用兵力，约在二十万以上。”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中说，日本兵力“共约三十万人”、“国军在上海的总兵力为八十五个师，加上若干特种和独立部队，共约九十万人。”但“我敌双方的兵力都是逐渐增加的。国军于8月下旬，在上海阵地上只有十四个师；即是最后期（11月初旬）也没有九十万这样多的兵力同时在战线上作战”。

②《蒋冯书简》1937年9月13日《蒋委员长总二元电》中，有“尤以南口上海附近各地，殉难之惨，古今罕俦”的话。

③《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中，收有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为贯彻长期抗战移驻重庆文告》，中说“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的话，是真事，不是夸大之词。罗卓英《作战训练余话》中，记他在淞沪之战时守上海海边上的罗店。罗店“这地方一坦平阳，没有山岭，也没有特殊的设备，可资利用。连个像样的战壕，也来不及修筑，勉强建立了一点简单的工事，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在日寇重炮和坦克车的疯狂攻势下，只有拿我们的血肉去和他们拼了”。

④董显光《蒋总统传》却说：“由于日方人力与物力的压迫日重，中国军队的左翼不得不由吴淞炮台转移阵地至长江沿岸之浏河。到了10月间，甚至此一新阵地亦不易保守，原因是敌军已集合其机械化部队实行中央突破。蒋总统时驻节于附近之苏州，洞察当前的战局，不得已于10月27日下令军队撤退。由于撤兵极有秩序，损失甚微。”——他妈的好一个“秩序”、好一个“甚微” ！

⑤《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

⑥刘和鼎是江防守备军指挥官。

⑦罗卓英《作战训练余话》中记录他听“钱副官”说的一段话：“据统计，火线上饿死的士兵比战死的还多。因为饭送不上去，士兵身上又没有带干粮。几天几夜没有饭吃，不饿死还等什么？就这样，伙夫们因为冒死送饭，饭和人一起被敌人毁灭的已不在少数了。这些可敬的伙夫，也都是无名英雄呀！还有是因为煮饭，炊烟暴露了目标的事也很多。后来简直白天不敢再煮饭了。”《蒋总统秘录》记录古屋奎二访问黄杰谈话，黄杰（当时第八军军长）说：“日军除侦察机之外，还使用载有兵员的气球，搜索我军动态，用无线电通报情况，发炮射击，尤其是在长江上的军舰立即炮击过来。因此，我们在白天只有隐藏不动，连做饭的炊烟都不能升起，也没有携带口粮，真正是艰苦作战。”

⑧《蒋总统秘录》记录古屋奎二访问黄杰谈话，黄杰说：“约一百天之间的上海战役，是在我的经验中最酷烈的一次战争。这个战争的另一方面，是在和‘水’作战，因为在上海的周围，除水田之外，就只有池沼和河汊，无处可以藏身，泡在水里面作战一星期以上，并不算稀罕，以致很多士兵两脚麻痹，不能行动。”

⑨隋朝侯白《启颜录》中有一则笑话：“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高祖曰：‘我与汝等作谜共射之：——卒律葛答。’诸人皆射不得。石动筒曰：‘是煎饼。’高祖笑曰：‘是也。’又曰：‘汝等诸人为我作一谜，我为汝射下。’诸人未作，动筒为谜，复曰：‘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问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饼。’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动筒曰：‘乘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高祖大笑。”铛是平底锅，趁着锅热，再做一个饼也。蒋介石之于八一三，恰同此类。

⑩《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淞沪会战经过与南京撤守》”。又张发奎《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到8月22日，战事即开始转入更猛烈的阶段。……我方对原来预期以攻击的作战手段指导会战的计划，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转入纯粹防御战的阶段了。”“那时，最高统帅部坚决的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便尽量挹注兵力于淞沪方面，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遂日夜不间断的奔驰，把一师一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线，其情况好像1916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急，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但敌人的装备和战术及战斗各方面，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的空军力量更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大量的野战炮兵配合着海军的长射程炮也发挥了很大的火力；而我方仅有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一切器械也比不上敌人，战斗的不利，是可以想象的。为着企图避免这过巨的牺牲和改变这不利的状况，我常常竭尽智虑去搜求战斗的真相，推断未来的状况及研究歼灭敌人的策略。我不断的考虑：如果没有可以改变这不利的形势的策略；如果以大量的战斗力投入这方面的决战，而没有胜利可操的把握，则我们纯粹的防御计划，应否考虑加以修正？经过了二旬的战斗，我的结论是：在我军的现存条件下，欲把敌人歼灭或遏止他们的攻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这时，我和张治中将军（投共已故）即建议于最高统帅部，主张对上海作战使用兵力的最高点，应做一个精密的数字计算，并建议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仍不能压制当面的敌人时，则我们的战略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须先以十个师的兵力预先占领苏嘉、吴福线之既设阵地，以为第二抵抗线；此十个师的兵力除非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他状况而使用。我们二人并明白表示，愿自接受敌人攻击之日起，负责固守此既设阵地三个月时间的责任。”“但最高统帅部不赞同这建议，它的意见认为上海是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张发奎的结论是：“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以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这虽需要最高统帅部做很困难的决定，须当机立断的即下决心，但指导大军作战者，其最困难的条件也就在此。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到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9日下达退却命令。但这时机已不适切了，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于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困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原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又当时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游击战的要点》也有精到的论列：“当第一期抗战开始时，我们所采的战略是消耗战和持久战，本来照这战略去和敌人作战，必然是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的，但第一期抗战结果，我们不用讳言，事实上是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我们虽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个因素，然而我们的将领，对于游击战术未能精细研究和充分运用，以致实施起来时，不能收得战略上的实效，却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就防御战来谈吧，防御虽有暂时防御与永久防御的区别，然在利害上着想，也都须有一定的限度。在限度之内，如其于我为有利或利多害少时，我们虽可以继续的长久的防御下去，但如超过限度，于我为有害或害多利少时，我们便须毅然决然的放弃其防御，而不能再继续的死守下去，做无益的牺牲。可是我们这次参加第一期抗战的将领，都未能彻底警悟这个道理，以为防御便须不计利害的死守，这实为一个大大的错误。有了这一个错误，于是便处处设营、处处防守，犯了兵家所忌的长蛇阵势，也不自知。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迤逦数十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又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师。这样，在士气方面，虽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勇的威名，然就作战上利害方面言之，尤其在我国军备设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当时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故虽处处防守，而处处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这是失败的一因。”

(1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急。真茹。南翔。张司令官文白兄：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成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生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中正手启。元辰，侍参京。”又张发奎《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明说：“经过数日的战斗，因为没有摧毁坚固防卫工事的火器，同时，又缺乏街市战的熟练经验，我左翼军的部队虽曾一度进出于汇山码头，但终不能摧破敌人的整个防卫组织。”可见蒋介石根本疏于知己知彼也。

(12)八一三之战进行时，陈公溥编《炮火下的上海》，收有这样的报导：“张司令对战事前途，非常乐观。他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但因虹口杨树浦一带工事坚固，进攻需相当时间，并须拼极大的牺牲。因为日本在一二八以后，杨树浦虹口已沿黄浦一带筑成似要塞一样的坚固了。关于浦东方面，张司令说：我军有火力极强炮，堪与射程二十五公里的日军大炮一拼，所以也无问题。关于浏河到江阴一带的防务，张司令说：‘我们极愿和敌军在浏河等处作战，因为敌人在那边没有炮兵阵地，坦克车又不能登陆，海军大炮又因敌军上陆，不好随便滥轰，而且他们对于地利又没有像虹口一样的熟悉，我军以逸待劳，定可一鼓而歼’云云。”

(13)《蒋冯书简》1939年9月12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后此电改为《告各战区全军将士书》，日期改为1937年9月13日，收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

(14)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所引小有异文。

(1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1937年9月25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请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队参战电》。

(16)张其昀《党史概要》。又《谭青云将军事略》中也有“四十五师全体官兵伤亡大半”的话。

(17)张其昀《党史概要》：“时沪战日益严重，我军时有悲壮可歌可泣之事。10月3日，我第六十七师之二处阵地，其一处有兵力一连，最后仅留四人，以一人携连长之尸，余三人仍能坚守待援。又一处唯余连长一人，卒以工作器具击毙侵入阵地之敌军官长，守而勿失。总裁闻此消息，不觉悲喜交集，谓‘精神胜于物质之效，庶于此可见。最后胜利，必归于我矣’。这些都是抗战历史的珍闻。”

(18)《蒋冯书简》1937年9月8日《蒋委员长齐侍参京电》中说十八师路团姚营。

(19)《蒋冯书简》1937年10月12日《蒋委员长文午电》中说十一师叶旅朱团第三营营长雷汉池。照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的查访，吴克仁的六十七军死守松江，自军长以下，且有全军殉难的例子。黎东方后来在《淞沪会战——纪念八一三全面抗战四十五周年》中再详查说：“在持续了九十天的恶战之中，每天都充满了成千成万中华儿女成仁取义的史迹，真正是书不胜书。留下姓名的，只是万分之一而已。在这几位留下姓名的英雄之中，以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为比较幸运，我们今天还在以‘中国一定强’来歌颂他、纪念他。其次，在8月14日晚间阵亡的黄梅兴旅长，有人为他写下鼓词。再其次，是力战于宝山城而死的姚子青营长。在今天七十岁左右的人之中，还有记得姚子青的姓名的人。最不幸的是六十七军吴克仁军长，他在江苏松江县城城郊指挥部队，抗拒那些在金山卫登陆的大批日军。他苦战到11月9日，部属伤亡殆尽，而援军仍未到达，于是率领残部突围，在青浦中弹而死，有 当时在场的王公屿先生可以作证。吴将军捐躯以后，事隔多年，未蒙表扬。”

(20)《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

(21)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

(22)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

(23)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中说：“‘八一三’的炮声一响，东京的日本统帅部在同一天就派出了增援部队；跟着在十天的期限里，敌军完成了七万五千陆军兵员在上海登陆。”反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1937年9月22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速补充沪战之伤亡官兵手令》说：“阵地伤亡极大……务于留粵各师中抽调每师老兵一千二百名，分批运沪，一个月内，每星期运送三千名到沪为要。”

(24)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敌军来攻，先以重炮数千发，制压我军，伏壕不能活动，继以飞机散放烟幕掩护步兵来攻；其进攻蕴藻浜南岸，杂以催泪瓦斯，以致我士兵顿失战斗力；其炮兵弹幕反复移动于蕴藻浜至葑村塘南岸地面，施行隔离射击，我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时遇霖雨，壕中积水，杂以腥污；我士兵浸立壕中，饥渴不可耐，而弹片横飞，生死俄顷，真是地狱生涯！敌军承受了一二八战役的经验，适应这湖沼地带的环境，每一师团都加强工兵配备，架桥填沟，行动迅速；敌军为了便利水面活动，特加大小橡皮艇设备，联络更为确实，我军士兵科学常识不够水准，对于‘烟幕’及‘催泪弹’性能绝未了解；若干部队相惊伯有，见烟即逃；因此，蕴藻浜南岸战斗陷于更艰苦的境地。”

(25)从《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这些妙事：“国军的兵力虽为日军的三倍，但并未能以多打少，攒击日军，或形成包围；而是使用如小说上说的‘车轮战法’。又好像《封神演义》里，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阵去的，不是集体进入的。各个神仙个别地在黄河阵里吃着混元金斗的亏，或先或后，削去了顶上的三花。因为国军准备既未充分，运输也很迟滞，所以很难于在短期内一次集中倍于敌军的兵力，形成优势的力量；只好以数量的多（不是在短期内集中数量的优势）来补救质量以及其他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达到持久的目的。在上海战场实行的办法，就是当前线某一阵地的部队消耗到不能支持了，然后将调到战场不久的新部队换替上去。”“毋庸讳言，彼时国军无论在装备、训练、后勤各方面都距现代化甚远，而且各部队的历史、素质、装备、训练等等也大不相同。和日军比较起来，当然差得多了。记得有一支队伍从老远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接替前线的阵地。他们挤住在几个乡村里，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敌机飞得差不多触着屋顶，机枪乱射，炸弹乱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另一支在内战中素以精悍善战著名的某友军，在敌军几个钟头的火力攻击下，就被轰得七零八落了。他们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 又张发奎《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我们的增援部队向前进发，他们由后方输送到战地后，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加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好像雨点一样的散落在我们的阵地。我们的炮兵在数量与火力上都无法与敌对抗，只有英勇战士们以血肉筑了长城，来抗拒敌人犀利的火器。制空权也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敌人的飞机一天到晚翱翔在战地的上空。我们的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的经验，仅凭着血气之勇，不知讲求疏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我们部队的行动白昼大受限制，一切部署的调整和兵力的转圜交错，这对于联络与地形的熟识，均感到不少的困难。在这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各级指挥官当时都深深的感到指导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略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26)《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1938年3月8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

(27)空话均见张其昀《党史概要》。张其昀是最早引用蒋介石日记的御用学者。后来《蒋总统秘录》也跟进，但所引小有异文。

(28)《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1938年3月8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中，有这样的话：“不要打糊涂战，要第一步怎么样攻，第二步怎么样守，第三步退到什么地方，都要预先算好。我们这个样子退却，这样的静肃有秩序，敌人看到，亦不敢放肆的追，我们在上海牺牲十九万人，敌人都不敢追，如果我退到广福线有条理有秩序，再同敌人打，敌人绝不敢追，我们苏州河退却之时，司令长官一跑，一切重要东西都无人过问，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地图重要计划，都被敌人拿去了，我们自己部队没有退，桥梁先已破坏了，马匹大炮都无法搬走，敌人看破了我们的弱点，所以敢放胆的追。大家知道，我们在上海的失败，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但是，不论“作战的失败”还是“退却的失败”，除了蒋介石自己外，谁还能代他尸责呢？

(29)《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

(30)《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

(3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

(32)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说：“谁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希特勒勾得非常紧密，报上都嚷着说，日德要订攻守同盟。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派德国顾问到前方来，蒋到底是什么心肠，谁也不明白。”冯玉祥又提到他在鄂东田家镇跟炮兵指挥官的对话：“我问炮兵的指挥官：‘你这炮打多么远？’他说：‘打五千五百公尺。’我说：‘日本海军炮打多么远？’他说：‘七千公尺。’我说：‘这可坏透了，你这炮位设在小山头上，敌人离着七八千公尺就看见你了，那不是只许他打你，不许你打他吗？你为什么不在这山顶的后面切一块下来？你的炮口从山头的右边露出来，使敌人的炮不到四千和五千公尺他看不见你，那样你打他不是很方便么？’炮兵指挥官回答说：‘这是德国顾问叫这么办的。’我说：‘你还能改做不能改做呢？’他说：‘〔坚固的炮垒〕都是洋灰铁筋做的，没法子改造。’我说：‘你们要知道德国顾问是德国的希特勒派来的，希特勒是和日本勾结一致的，他有什么意见对你说，万不可全听他的。’过了不大的工夫，炮兵的指挥官小声问我：‘德国顾问真是坏，他就希望我们打败仗，可是蒋为什么还用他们当顾问呢？’我说：‘一定有原因。’”

(33)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

(34)《蒋总统秘录》记录古屋奎二访问黄杰谈话。又《李宗仁回忆录》中也说“我方投入这一河道港湾交错、地形复杂的三角地带的部队，也是国军的精华”的话。

(35)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

(36)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

(37)《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1938年10月31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

(38)沈亦云《亦云回忆》说：“江浙不守与首都撤退之事，以中日军事实力比较，原非意外，但不料如此之速。大家以为修筑有年的‘兴登堡线’上，至少可支两三个月，岂知这条线未曾用着。”

(39)蒋纬国《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蒋介石这一“走向错误方向”的迷糊，似和陈诚有关。《陈故副总统纪念集》中收有《陈辞修先生传略》，其中说：“是时北战场战事日见扩大。先生认为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直驱武汉。武汉一旦失守，则中国将东西纵断为二。故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东战场，可实施民国二十五年所原定的持久消耗战略。蒋公称善，于是先生奉委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统率第十八军、第五十四军、第六师、第五十一师，及在太仓附近之江防守备军，实施此一战略。”

(40)《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当时日本所以不肯“尽力追击”，龚德柏在《中日战争史》中另有议论如下：“国防军百分之七十被歼灭了，国都被攻陷了，长江数千里殆无一兵防卫，中国已不折不扣面临亡国的边缘。其不亡也，是天幸，而非我们有方法使之不亡。”“著者于南京失陷前两星期，始退出南京。因携带两幼儿（妻已病死南京），只得雇一小船溯江而上。在途十余日，除芜湖安庆外，没有看见一个兵。南京失陷前两天，路过马当，只见数百只破船说是预备把这些船沉入江中，封锁马当江面，以免敌海军长驱而上。南京失陷之晚到九江，次日未行即上岸，到南浔铁路访朋友，询问南京消息。据云：南京昨日失陷，而江阴要塞已早十余日失陷。著者相当恐慌。次日有江轮赴汉口，即购票乘轮赴汉，将由南京乘来装满船财物之小船弃去，只派一工人押船，听其所至。因为我想：若日本人的战略，于南京占领后，即派生力军两师团，由军舰保护！溯江而上，一二日后，即可赶上我的小船。我在船上，他们摇动机枪，就可打死我。所以我赶乘江轮，一日夜不到，即到汉口。日军即来，我可以落荒而逃，留得生命再说。但过了数日，毫无敌情，始知日军阀并不如我所想象而行动，心始大安。”“日军阀何以不趁中国全军被歼之后，而溯江直上，进攻到重庆呢？他们若是这样办，可以毫不受抵抗，而占领中国长江流域的重要城市。他们不这样办，完全由于日本民族性，而错估了苏俄所致。日本人一般的信条是：‘门外有七个敌人在那里等你。’因此，他们时时刻刻防他人来袭击他。他们本此信条，认为他们向中国深入，苏俄一定向他们进攻（使日俄异地而处，他们一定于这时进攻。）他们的兵力既分散于中国，一时不能集中，就非大败不可。这是他们不敢深入之最大原因。所以南京失陷后、武汉失陷后，两次好机会，他们宁愿放弃，而刻刻不敢忘苏俄之来攻。假使他们知道苏俄始终不进攻日本，如后来事实所表现的，他们绝不会放弃灭中国的机会。所以中国不亡，只是天幸。但其危险，在中国历史中，是没有前例的。这较之宋人南渡，兀术过江追击，高宗由明州（宁波）航海避之，有过之而无不及，险哉险哉。”

(41)《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

(42)《总统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

(4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收有1937年11月10日《蒋委员长致苏大使蒋廷黻转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告知苏俄我军从上海安全撤退无损失无论何时绝不与日言和电》，内文说：“莫斯科。蒋大使转杨次长：我军上海撤退，乃为受金山卫敌人登陆侧背动摇之故；但撤退安全并无损失，以后持久抵抗，绝无问题。无论何时，绝不与日言和，望转告苏俄当局。中正。灰。机京。”

(44)《李宗仁回忆录》总论蒋介石与八一三如下：“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绝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做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趁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们除亡国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局势岌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呢？”简明扼要，可谓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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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怎样对待伤兵？

——身上长蛆古今观

后汉杜根为了上书直谏，得罪了太后。太后下令，把他装在袋中，当场摔死。行刑的官慕杜根之名，偷着叫手下不要用力摔，然后把袋子运出城外。太后派人去察看，受伤的杜根只好装死。装了三天，“目中生蛆”（眼睛里都长蛆了），最后得以逃得一命。这个故事，是历史上暴政下的残忍例证。

唐朝韩愈写《符读书城南》诗，说两户人家，各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当兵要挨鞭子，最后背上都长蛆了。这个故事，也是历史上暴政下的残忍例证。

不过，上面这些身上长蛆的例证，比起蒋介石暴政下的局面来，实乃小焉者也。以1937年蒋介石在八一三淞沪之役对待伤兵为例，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回忆：

前方的伤兵没有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受伤了怎么办？用谁来抬？离开了前线的伤兵，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的无人葬埋，最坏的一件事，死了的官兵身上没有号码，名姓都没法子查考。受了重伤的，运到医院，伤口上长了蛆，全部臭了。这样，不应当死的死了，不应当残废的也残废了。

对这种“伤口上长了蛆”的伤兵，谢冰莹《抗战日记》中曾有几段大特写：

今天收留了一个不知是哪一师的伤兵，已经四五天不换药了，腰部被机关枪扫射，穿了许多像蜂窝似的深洞，我揭开纱布一看，每个洞里有无数的蛆虫在蠕动。我拿着镊子的手开始颤动了，我生怕他痛，不敢去洗；但不洗出来，那些蛆虫不是一天一天长大起来了吗？不，我还是硬着心肠替他洗吧。棉花刚接近肉（其实是蛆虫），他就哎哟哎哟叫起来，我的心一酸，手指发抖，棉花就掉下了。在前方的野战医院，也曾遇到过同样的事，不过那些蛆虫小些，我没有这样害怕。今天我简直连望都不敢望它；结果，我还是鼓着勇气把蛆虫一条条夹出来，然后再给他消毒，敷上药。时间花去了半个多钟点，我的心难受得几乎要裂开了。可怜的战士，为祖国受了巨大的创伤，到了这危急万分的时候，竟没有人照顾他，让蛆虫在肉里自由自在地生长。唉！宇宙间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吗？

由此可见，古人身上长蛆的局面，论程度、论范围、论数量，实在不足以跟今人比，今人如此破古人纪录，真要拜“仁民爱物”的蒋介石之赐哉！

1987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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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主和、蒋介石主战吗？

从当年到今天，国民党宣传和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1932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

汪精卫肯背黑锅

蒋介石自从1928年济南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1933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是蒋介石的杰作；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是蒋介石的杰作；1935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也是蒋介石的杰作。……这些蒋介石的杰作，站在幕前背黑锅的，其实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还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时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教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境。

当了堂堂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后，还要汪精卫追认，这不是背黑锅，又是什么？

陈公博回忆

陈公博又回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时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划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把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么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党内有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那时国内的报纸，对于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明回国，说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场，报上还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后，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女儿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现在我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要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这段回忆，告诉了我们：“人家”（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蒋介石这种奸诈性格，甚至替他越权做猫脚爪的把兄黄郛，有时都气不过。沈亦云《亦云回忆》中收有黄郛1933年5月27日的一封电报，其中责备把弟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指蒋介石），误国者为兄（黄郛自称）也。”——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都要被蒋介石耍，又况汪精卫乎？事实上，当时汪精卫的处境，正是扮误国的角色，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代演衬托的苦戏耳！

比蒋介石更抗日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始于1933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这次战事，“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益发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大体说来，蒋介石根本是不主战，他的作风是安外攘内，对内战的重视，远甚于御侮。虽然如此，他却也狡猾的避免由他直接出面去主和。相对的，汪精卫由主战转变为主和。两人比较，和战之间，其时蒋比汪更“和为贵”（当译为“求和为了富贵”），汪比蒋更抗日。

汪精卫最后自重庆出走，是主和，没有错，但是检查他主和的言论，却发现不少脉络，值得追究。

汪精卫致蒋介石信

汪精卫出走，是1938年12月18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19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21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24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28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先把它抄在这里，以见汪精卫的基本态度：

介兄总裁钧鉴：兹有上中央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犹忆本月9日在黄山晋谒时，铭曾力陈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义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谅蒙忆及。今日方声明三项，实不能谓无觉悟，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机矣。英美法 之助力，今已见端倪，唯此等助力，仅能助我结束战事，比较有利，绝不能助我至出兵参战，此早为睿断所及，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以为单独行动，德义见我肯接受和平谈判，必欢然协助，国际情形大致如此，似无可疑。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唯恐中国不亡、唯恐国民政府不倒之少数人外，想无不同情者，伏望毅然决定，见之施行，不胜大愿，铭经过沉思熟虑之后，始敢为此冒昧之进言。如蒙鉴其愚诚，俯赐矜恕，幸甚。惠此，敬请崇安。

弟汪兆铭谨启12月28日

汪精卫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

汪精卫这封信，收在1981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12月28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1941年3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本月9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义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唯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义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唯恐中国不亡、唯恐国民政府不倒、唯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沉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汪兆铭谨启

艳电

到了第二天（12月29日），汪精卫又艳（“艳”是29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给重庆。全文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旦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 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拋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义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 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囯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

汪精卫背黑锅

汪精卫上面三个重要文件，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从事调停，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但是“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如今一年仗打下来，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处境更差，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谈和？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为什么一定要打？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1981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1938年12月19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2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时，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也有论述如下：

飞机于当天的下午1时抵达昆明机场，因为事前陈璧君已遣陈春圃先至昆明，故于启程前发电通知，春圃接电后即转告龙云，因此机场上龙云率同僚属及乐队等做了盛大之欢迎，场面就显得非常热闹。出机场后，汽车直驶龙宅。汪氏与龙云两人上楼在室内娓娓长谈，从下午就一直谈到了深晚，谁也不知道他们二人所谈的到底是什么。

当时汪氏的又一内侄陈国强正在昆明任航空学校机械部分的教官，由他向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枞商洽包定了一架专机，乃于翌日下午，从昆明起飞，于傍晚时飞抵河内，汪氏在昆明整整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他于离昆明前，还打了一个电报给蒋先生，寥寥数语，仅谓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云云。

汪氏就是这样离开重庆的！照我所知道的经过情形而论，在渝时汪蒋之间，对战力的看法是一致的。和，当前的形势上也有其必要，两人的分歧点完全是在中共问题上。汪认为唯对日和平之后，尔后可以有力量对付中共；蒋则认为唯有继续抗战，始可以堵塞共党的藉口。至少，要在和谈进行中，不让中共知道。因此分歧，两人之间的意见，直至汪之离渝，并不能获致调和。然而疑点也就很多，汪的出走，事前既并不秘密，订机票且还在两周之前，交通部中除彭学沛而外，岂无他人知之？他人知之，如汪氏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又安有不向当局报告之理？机场上军警密布，汪的出现，众目共睹，如当局格其成行，则只需一个电报，三小时的飞行中，仍可以令原机折回。在昆明的二十四小时中，且可以令龙云扣留。蒋氏还留在重庆，自瞒不过他的耳目，也尽可以阻止汪氏的离开，为什么在那样充裕的时间中，竟会一无动作呢？汪氏在昆明给蒋氏的电报中说，决多留一日。那么是否蒋氏事前是知道汪氏之赴滇的，而行前也有留滇一日的约定呢？

只要为了有利于国家，任何手段都可以做的，也都是应该做的，一切都显得是出于谋国的苦心。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的，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见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一文）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而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而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离奇发生过。黑脸白脸，都是蒋导演的杰作也！

蒋介石秘密谈判

朱子家说汪精卫和蒋介石“对战力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谋和的看法，其实蒋介石尤有过之。试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所述日方条件”蒋介石“曾毅然许诺”，就可以想象。先是日本在1937年11月2日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是：一、内蒙古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11月5日，蒋介石见陶德曼，表示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偷偷地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

可是，九国公约并没帮上忙，日本也干脆拒绝参加。同时，战场局势却发生了大变化。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11月8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9日，松江失守。11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13日，济阳失守。14日，嘉善失守。16日，昆山失守。18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20日，苏州失守。21日，吴兴失守。25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29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30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Baron von Neurath）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12月2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会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5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古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的干。

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12月7日，转告日本。可是，日本因为在军事上已把蒋介石打得落花流水，开始拿乔了。12月13日，南京失守。12月22日，日本开出了四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了。可是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1938年1月13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1月16日，日本不再废话了，宣布决定放弃由德国中介谈判。蒋介石绝望之后，才在1月18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

汪精卫“举一个例”

根据以上的真相，可以看到：1937年12月上旬的蒋介石，其实正是道道地地的主和派。这一真相，显示给我们：说汪精卫主和、蒋介石主战，根本是错误的二分法。

汪精卫出走后，1939年3月21日，蒋介石派特务去暗杀他，结果杀错了人，杀死了曾仲鸣。这一卑鄙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精卫乃在3月27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主和大家有份的内幕。汪精卫说：

曾仲鸣先生弥留的时候，有郑重而简单的两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曾先生对于国事的主张，与我相同；因为主张相同，常在一处，所以此次不免于死，曾先生之死，为国而死，为对于国事的主张而死，他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经应该更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何况这主张的实现，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

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么？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罢。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

时间：二十六年12月6日上午9时

地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

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28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29号上午，又见王部长，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唯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复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30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囯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12月2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4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5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者相同，但加一句谓：如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撕破，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做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德国政府：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任调停人到底：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此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唯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云：两方是一样。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争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居中调停，而日本亦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做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以为此次之谈话有希望。在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去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复，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看了以上的报告，则我在去年12月28日致国防最高会议函中所说：“犹忆去岁12月初，南京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内容具如此。

此外还有证据没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质尚未过去，为国家利害计，有严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调停之事，则已成过去，故不妨举出来做一个例。于此便会发生以下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12月22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囯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对于以上三个疑问，我不欲答复，但对于和战大计，却不能不再为国民一言。

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此话不通！囯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和；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和。“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言犹在耳，试问主和有何不可？

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统一，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却以之为对内统一之手段！中国是求国家之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之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会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

有人说道：“如果主和，共产党立刻捣乱。”我以为共产党是以捣乱为天性的，主战也捣乱，主和也捣乱。共产党的捣乱，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比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有较好，没有较坏。

有人说道：“囯际并不盼望我们和。”我以为和与战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立于主动的地位，以运用外交，求国际形势有利于我，绝不应该俛仰随人；何况现时除第三国际外，并没有其他国家反对我们和。

如上所述，已经明了。还有郑重声明的：甲午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庚子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这是说起来就难过的，我不愿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大战尔后吐气，大战之后，德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今日尔后吐气；这是说起来就得意的，我也不愿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因为这样的循环报复，无有已时，绝非长治久安之道。我所诚心诚意以求的，是东亚百年大计。我看透了，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对于和平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百年长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这种看法，两国人都有怀疑的，然而也都有确信的。尤其二十个月的苦战，日本的消耗不为不大；中国的牺牲不为不重，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又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前面。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毁誉，而徘徊瞻顾，不敢显然有所取舍吗？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干去。和平建议之第一个牺牲者曾仲鸣先生，已将他自己的血，照耀着我们，往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之大路而前进。

末了，我还有几句话。当2月中旬，重庆曾派中央委员某君来，给我护照，俾我出囯；我托他转致几句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不愿意离国，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以上几句话，定然是构成3月21日事变之原因。所可惜的，曾仲鸣先生比我年轻，却赍志以殁，先我而死！

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后，国人能留心看看我这篇文字，明了我的主张，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张，虽暂时不能为重庆方面所采纳，终有一日，为全国人民乃至中日两国人民所采纳，则我可以无憾。

汪精卫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人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如果大家都主和，但是以后不来了，也就罢了。无奈即使在汪精卫出走主和后，蒋介石仍偷偷摸摸进行主和，一直不衰。

先是蒋介石不对日宣战。在抗战以前，是一路亲日、媚日，并阻止爱国者抗日的。这种作风，1933年4月5日，曾被马相伯、章太炎、沈信卿等指为“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做妥协以受敌饵”。抗战开始于1937年7月7日，其实7月7日只是北方将士在卢沟桥抗日，是北方将士用流血造成事实上的一个明确起点。有人以为国民党政府从这时候向日本宣战，是完全不了解内情的。国民党政府向日本宣战，乃远在四年以后，时间是1941年12月9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国打了四年仗，到这一天，才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最后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妙事吧？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被日本侵略烧杀了十年之久后，国民党才向日本宣战，这种贱骨头，真是千古所无吧？

抗战开始后，表面上，蒋介石宣传他们是抗日的、决绝的、一心一德的、说一不二的、视死如归的、还我河山的、骂别人是汉奸的、汉贼不两立的。但在表面以下，我们就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例如在全国一致抗战声中，谁可以秘密同日本接触、私通日本呢？但蒋介石却做了不止一次的接触行为。在汪精卫出走主和后，1939年12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蒋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几次会谈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1940年2月14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商定在2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后，奉命在19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这就是日本秘密记录中的“桐工作”。“桐工作”的国民党代表身份证明，还是今天的国之大老张群出具的。“桐工作”包括了中国将承认“满洲国”等卖国条款。

“桐工作”以外，又有1944年的“张钱路线”，就是西义显利透过张竞立（前铁道部财务司长）和钱永铭（交通银行总经理），和国民党搭线。此外还有1944年的“何路线”，就是日本天皇透过水谷川（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和国民党搭线。此外还有别的，不及备述。

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露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试问别人干了，能不戴“通敌叛国”的帽子吗？

蒋介石通敌日本、多次密谈，多因日本方面的叫价太高而谈不拢，所以最后“八年一觉重庆梦，赢得人说抗战名”。虽然谈不拢，但勾结日本，还是比它打倒日本更内行。因为抗战中漂亮的仗，大都是蒋介石排挤的“杂牌部队”打的，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干别的可以，打日本却不内行。

最有趣的，照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的说法，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乃在于他“妨碍中日讲和”！龚德柏是拼命丑诋汪精卫的，但弄巧成拙，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

1986年10月29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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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捉奸记

美国历史上有一位怪杰，叫做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1892年生，律师出身。他崛起政坛，不循常轨，却得到许多美国人民的欣赏与支持，1940年，他成为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大抢总统宝座。当时威尔基声势极大，大到他自己都自信到甚至不必做竞选活动，就可进入白宫的程度。在竞选过程中，他甚至极诚实、极有风度的不讳言他赞同对手罗斯福的某些改革方案与外交政策，这样增他人声势、减自己威风的干法，可真千古罕见。最后，他得了两千两百万票，仅以五百万票少数差距，败给罗斯福。

威尔基为人豪侠热诚，他本是民主党员，在1930年中期，改属共和党。早在他做民主党时，罗斯福就非常喜欢他，说要请他做国务卿。后来虽成了罗斯福政敌，但罗斯福对他的好感不减。罗斯福说他绝不忽视曾有两千两百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

1942年8月26日，威尔基搭乘四引擎轰炸机起飞，四十九天后（10月14日）回国，他写了《天下一家》（One World）一书，卖了一百万册，宣扬他的理想与游程。

在《天下一家》中，威尔基以一连四章的大量篇幅，写他在中国的经历。首先他写他如何被欢迎：

我是下午傍晚时分在一个离城几英里远的飞机场到达重庆的。我们的汽车还没有进城，人们早已排列在街道的两边了。在我们到达城中心以前，群众已挤满了店铺前面的人行道。男女成人和儿童，长须的绅士，有的戴着呢帽，有的戴着瓜皮帽，挑夫，走卒，学生，抱着孩子的母亲，衣着有的讲究，有的褴褛——他在我们车子缓缓驶向下榻宾馆途中十一英里的道上，挤得人山人海。他们在扬子江的对岸鹄候着。在重庆所有的山坡上——重庆一定是世界上最多山的城市——他们站在那里，笑，欢呼着，挥动着小小的纸制的美国和中国的国旗。

任何一个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运动的人，对于群众是习以为常的。但对这样的群众却不如此。我可以暗中依我所愿地减低他们的意义，但没有用处。人民挥动着的纸国旗是大小一律的，暗示出来那位殷勤而富于想象的重庆市长吴国桢博士在这个盛大欢迎的设计中曾参与其事。很明显的，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民，其中有许多敝衣跣足的人，对于我是谁或者我为什么到那里，都具有明白的观念。我还向我自己说，那每个街头巷 尾喧阗不绝的爆竹，毕竟不过是陈旧的中国人的热情表现。

但是，尽管我这样努力减低它的意义，这个景象却深深感动了我。我在我所注视的面孔上，没有一点人为的或虚构的成分。他们看我是美国的一个代表以及友谊和即将到来的援助的一个具体希望的代表。那是一个群众善意的表现，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单纯力量的动人表现，这个力量也就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富源。

威尔基这年正好五十岁，来日的政治前途非比寻常，备受欢迎，自在意中；国民党官方对他的巴结，更是要得。在蒋介石10月3日《欢迎美国总统代表威尔基氏致词》中，有这样的高帽：

吾人从威尔基先生之言论中，深知其对于日寇所久蓄扰乱世界之野心与中国艰苦抗战之价值，有深切之理解，尤其对于吾国抗战建国之理想，有精到之认识，而其领导美国社会致力援华运动之热诚与成就，更使我立国精神共同之中美两大民族，增加感情上之密切联系。威尔基先生此来将亲见日寇五年余来在中国残暴破坏之遗迹，将亲见我中国军民坚忍不拔始终乐观之信心与决心，将亲见我中国在如何艰难状况中，努力充实战斗力量与复兴建设工作；将亲见中囯军民如何为实现共同目标、争取共同胜利而奋斗，并将使吾国人民更深切了解美国政府与人民，对于战时工作一致努力之实况，而益加奋勉。

有趣的是，更增加了中美“感情上之密切联系”一节，骨子里，倒真有外一章。据当时陪同威尔基访华的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Look）杂志创办人迈可·考尔斯（Mike Cowles）回忆，威尔基当时跟第一夫人蒋宋美龄的“联系”，倒真别开生面呢！

迈克·考尔斯在四十三年以后（1985年），秘密出版了一部书，叫《迈可回望》（Mike Looks Back）书中道及这一别开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联系”说：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4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1944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8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9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由于蒋宋美龄的指甲可以朝老美脸上抓，可见她和他们厮混的关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威尔基不便带蒋宋美龄一起返美，他的失信，似是情非得已的。但他还是很够意思，他以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力，促成了蒋宋美龄的访问美国。

在《天下一家》中，威尔基写道：

酒席过后。蒋夫人挽着我的臂说：“我带你去见见我的另一位姐姐。她神经作痛，所以不能到户外来参加宴会。”进了房门，我们看见孔夫人有一只手臂系在一个吊带上，她很想知道她一度旅居过的美国的事情。我们三个人说得很高兴，简直忘了时间和户外的人们。

大约11点钟光景了，孔博士走了进来，轻轻地责备蒋夫人和我没有回到席间去。那时客人都已散去。他便坐了下来，我们四个人一道儿谈论宇宙世界各种问题。

我们谈到弥漫东方的观念上的革命——这是一个我走到任何地方都会提出的话题——谈到印度和尼赫鲁、中国和蒋委员长，以及亚洲成千上万人民要求受教育、要求更好的生活，尤其是要求摆脱西方，享有独立自主政府的权利，这种向自由迈进的雷霆万钧、波澜壮阔的浪潮。

这个谈话使我不觉神往。他们三位都知道他们自己的事实，他们三位，尤其是蒋夫人，都有强烈的意见，使谈话内容丰富出色。最后，当我们要起身辞出时，蒋夫人向孔祥熙博士和孔夫人说：“昨夜席间威尔基先生示意说，我应当到美国去，做一次善意的访问。”孔氏夫妇注视着，好像在询问似地。我说：“不错的，我想我提出这个意思是对的。”

这时孔博士郑重地说：“威尔基先生，你真有这个意思么？如果有，为什么？”

我向他说：“孔博士，从我们的谈话中你可以知道，我如何强烈地相信，使我们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问题和亚洲人民的意见是很重要的，你也可以知道，我是如何相信世界未来的和平大约要靠战后东方问题的公正解决以为定。

“现在必须在这里有一位有头脑、有说服能力、有精神力量的人，帮助教育我们关于中国、印度及其人民的事物。夫人就可以是一位完全的使节。她的伟大的才能——我知道她会原谅我以这样亲切的口气说话——她对中国的伟大忠诚，在美国是熟知的。她不但要受到爱戴，而且有非常的效果。以她的机智和才华，一颗慷慨而透彻的心，一种温婉美好的丰姿仪容，和一种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宾客呢。”

现在她已来到美国了，她对国会发表了娓娓动听的演说。她对总统做了令人向往，意味深长的“天助自助者”的警语。从那以后，美国对她的豪迈和她的任务，无有不钦佩的。

照国民党官方资料，说蒋宋美龄访美，乃在8月22日与9月16日两次受罗斯福之邀，才得成行。但照《天下一家》的透露，却明明是威尔基“示意”的结果。并且罗斯福邀蒋宋美龄访美，首见于8月22日致蒋介石介绍威尔基访华的信中，这一邀请，形式上只是客套话，能否成行，还有赖于威尔基的玉成。再从时间上看，威尔基10月8日离开中国后的第二个月（11月17日），蒋宋美龄就去了美国，这一紧密配合的速度，也正印证了蒋宋美龄的访美，乃得力于威尔基的暗中使劲。

蒋宋美龄的访美，蒋介石是最大的受益人，受益程度，情见乎辞。但是整个事件的内幕，却跟蒋宋美龄的媚功有关。10月26日罗斯福写信给蒋介石，告诉他威尔基用“最热烈之语句”，讲了好话，从而以“深望能有一日欢迎尊夫人之来美”收尾，依稀看出此中文章。

史特林·席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有这样的话：

在轮到宋美龄对美国展现魅力之前，她先对温德尔·威尔基考验自己的诱惑力。威尔基在1940年底的大选中，输给罗斯福，罗斯福为了安慰他，就派他在1942年秋天到中国做友好亲善访问。威尔基和宋美龄在重庆合拍了一张很有趣的照片，他的娃娃脸上顶着一头蓬乱的黑发，看起来好像是一位肥胖的男学生，却濒临中年的危机；她则操着乔治亚州的英语口音，动作卑鄙，活像一位年华老去的东方郝思嘉（a fading Oriental Scarlett O'Hara）。当时美国驻重庆的“外国服务处”官员约翰·巴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看到了宋美龄如何发挥她的魔力：

毫无疑问地，宋家小妹已经轻轻松松地征服了一个人。在她主持的一项救济机构茶会上，她披着一件空军将领的大衣，以令人无法抗拒的女性温柔，娇滴滴地承认威尔基先生是一位非常“撩人绮思”的男人（a very "disturbing influence"），此种表白使这位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浑身舒畅。……有趣的是，这番话对独身的威尔基和未来的政治发展都产生影响。

中国古书有食指大动“必尝异味”的故事，记那位行家最后要“染指于鼎”，不尝异味，就是不罢休；中国谚语有“要劫劫皇杠、要玩玩娘娘”的壮举，说要抢财货，就抢皇上的物资；要肏女人，就肏皇上的老婆。看到威尔基所作所为，真依稀有染指异味玩娘娘的气派矣。虽然小受蒋介石捉奸的虚惊，这位老美毕竟很落槛，他不但向蒋介石辞行时，说出“数日盘桓，备受优遇，深感如对家人……实为本人环游世界，在他处所未曾遭遇之快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谢词，并且在返美以后，立刻报之以实利。美中不足的是，这一段中美“联系”，终因威尔基两年后（1944年）突以心脏病死去，而告难乎为继。否则的话，威尔基在罗斯福死后，极可能击败民主党而成为美国总统，那时候蒋介石的实利，才更风光呢！

198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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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偷皮包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的开罗会议，蒋介石以中国领袖身份参加。他带去的随员，见于核送代表团名单者十六人，计开：王宠惠（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商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周至柔（军事委员会航委会主任）、林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董显光（宣传部副部长）、杨宣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郭斌佳（外交部参事）、俞济时（侍卫长）、朱世明（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蔡文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黄仁霖（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总干事）、陈希曾（侍从室组长）、陈平阶（侍从武官）、俞国华（侍从秘书）、左维明（随从医官）、陈纯廉（蒋夫人英文秘书）。事实上，一起去开罗的，还不止此数。俞济时《八十虚度回忆》中，提到有“官邸内务科副官蒋孝镇、施绍恺、蔡祺贞等随从”。这些人是保镖，不见于正式名单之中。（俞济时回忆中侍从医官是熊丸，不是左维明，不知为何有这种出入。）

这一行人等到了开罗，颇有鲜事。据俞济时回忆：

22日安抵埃及首都开罗。我代表团分住三幢宾馆，23日下午7时许，蒋公命陈武官传召商震、林蔚两位将军，适均外出未归，半小时后，蒋公由余及武官陈平阶、副官施绍恺随从至商、林将军下榻之宾馆，见彼等公文皮包放置桌上，蒋公即命陈武官携回。商、林将军回馆后，遍寻公文包不获，焦急万分，经余告知，公文包在委员长处，商、林将军乃晋见蒋公，蒋公谓：“公文包重要，必须自己携带保管。”蒋公并强调敌人间谍无孔不入，我等必须随时随地提高警觉等语。26日会谈结束，发表历史性联合公报。27日启程离开罗回国。

蒋介石以堂堂领袖身份，竟然顺手牵羊，偷手下皮包，这种手法，连搞特务统治的雍正皇帝都干不出来。——雍正只能派特务偷张麻将牌而已，比起蒋介石来，真是小焉者也！但就不成体统观之，则两人并无二致也。

蒋介石这种察察为明的小动作，在《董显光回忆录》中，又可看到外一章。董显光回忆：

蒋委员长在我们动身前一个月就应邀参加这个会议，可是保守机密不让任何人知道。就在我们登机起飞时，我们只知道飞到印度去。到了印度，我们才知道埃及开罗是我们的终站。

我坐的是前站机，先蒋委员长的座机两天前飞到印度北部的亚格拉候续飞命令，尚不知究竟何往。直等到蒋委员长夫妇座机两天后飞到，我们才会合向开罗出发，同行十六人。到了这埃及首都，我们分派在三所房屋内居住，所与所间有相当距离，我住的一所离间蒋委员长住的一所，坐车去也要开二十分钟。

我到宿处时，因长途飞行不胜疲累，正拟解衣洗澡，突得电话嘱立刻驰往蒋委员长宿处。驱车往，发现英国前驻华大使季连爵士Lord Killearn晋谒， 蒋委员长对此不速之客，无译人佐谈，面对甚窘。客去，嘱我迁来同住，以便免此窘迫。从此，我在开罗不敢擅离片刻。蒋委员长即在夜间10时后，也常来我房查核我之未出。我深深体会到领袖需要译人追随左右之迫切。

蒋介石不是下午7点半去武人手下住处查勤偷皮包，就是夜里10点后去文人手下房间查勤在不在，他这种躬亲细务的不成体统，实在有趣之至。

当然，蒋介石这种不成体统，在手下没皮包可偷的时候，自当别论。《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中有《总统蒋公行谊的体察》专文，记俞国华回忆说：

有一段时期，俞国华的办公室就在总统办公室的楼下，外面警卫森严，可说是非常安全。

有一天中午，他把未办完的公事放在办公桌上，带上门，到外面吃饭。蒋公恰巧下楼，推开俞囯华办公室的门，看到留在办公桌上的公事。

俞国华说，当他呈递公事时，蒋公提醒他：“外出前，要把公事放进抽屉里，并且锁好。”

我想，俞国华的故事一定没讲完，因为我相信，以蒋介石的习性，他恐怕会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再去复查一次的。他会拉开俞国华的抽屉，如果抽屉没锁，我看连抽屉都会偷走了！

1987年2月22日

〔附记〕据黄雪村偷偷告诉他儿子黄三：蒋介石防范手下，连他老同学张群都包括在内。张群任总统府秘书长，下班以后，办公桌的锁都会被偷偷打开，做“安全检查”！可见“要把公事放进抽屉里，并且锁好”云云，也不能防“英明领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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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被俘观

1947年4月15日，蒋介石集合前方高级将领，到南京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在这所谓“军官训练团第一期”的开学典礼上，蒋介石感于“剿匪”战事的不利，乃发表《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其中有这么一段：

我们检讨最近一年来剿匪的经过，发觉匪军的最大长处，就是他能专找我们高级司令部和高级指挥官的所在地。凡是我们主力的调动，团长以上官长的行动，几乎都被他们发觉。结果我们前方的高级司令部，往往遭受袭击，高级指挥官往往被他们俘获。这是他们八年以来，处心积虑，聚精会神，所研究出来的对付我们的特种战术。……我过去曾三令五申，手令各级指挥部和指挥官对指挥部如何设置、如何移动，以保行动的秘密，各将领如照我所规定的办法，能切实奉行，绝不会遭受匪军的袭击，更不致被俘。但是许多官长仍不加注意，不能奉行统帅的指令，结果就要做匪军的俘虏，你们要知道做俘虏是人生最可耻的事情，凡是知耻自爱的人绝对不能忍受，凡是有志气的大丈夫、真军人，如果不幸做了俘虏，必不对敌屈服受辱，而只有自杀，以免辱及我们的祖先和革命的先烈。

蒋介石这段话说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军人“只有自杀”来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悬格之高，一时无两，可是这种要求，行得通吗？有必要吗？

蒋介石这次演讲后三年，1950年4月16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所谓“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又有这么一段：

我讲这一段话，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而且认为是平生最大的耻辱，想不到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官长，尤其是高级将领，气节荡然，廉耻道丧，竟到了这种程度。大家知道：整个大陆这样广大的版图，就在去年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竟丧失净尽，这是何等可痛可耻的事！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大军，担任高级将领的不下数千人，在那种盗寇凭陵，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而其能临难殉职、慷慨成仁的，竟只有杨干才军长和廖定藩师长二人。其余不是临阵逃亡，就是被俘或投降，这可说是把本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光荣，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民族历史完全断送了。这不仅是一般将领的耻辱，而是整个党国的耻辱；而我个人因为领导无方，使一般部属寡廉鲜耻，到了这种地步，尤为惭愧万分！

蒋介石这段话中，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蒋介石是奸雄，他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若说它纯是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尽然。以屈突通为例，便见端详。

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唯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

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也值得重视，那就是尧君素的看法。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不肯，还怪屈突通不该投降。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最后城中兵少食尽，被部下所杀。

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记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得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做了两朝忠臣了。

上面所做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主要在说明对“忠”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种的，国民党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种，却不知道，临难不死节的，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成立。在西方对“忠”的观念里，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他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的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教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

再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史可法死于乱军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被俘不屈”的显例。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为个人定有这种下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龚胜才一死；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谢枋得才一死。这些志士仁人，他们都是“无求生以害仁”，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们也都去求。

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来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又能使人为他死节？蒋介石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他自己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自己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为何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自己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所以，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事实上，他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人、骂人、整人、办人，这是更上层楼的“寡廉鲜耻”，我们不可不声讨之！

1987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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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孟良崮之役”

——为“孟良崮之役”翻旧账

虚一老兄：

得幸先读老兄难友陈左弧先生大作——《我是“匪”吗？》非常感动。今早花一点时间写出《蒋介石的被俘观》一文，聊为呼应，以示对老兄鼓舞陈先生，及陈先生勇于不忍气吞声的崇敬。

1947年5月19日，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讲《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曾谈到陈先生参加的孟良崮之役。蒋介石说：

讲到这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这就是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攻击了两天没有攻下，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阴三十里的一个山地——孟良崮。当时全师有六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以致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外听说该师此次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7月间，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的时候，曾经收编了三千俘虏。后来该师师长张灵甫来见我时，我曾当面警告他：“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一定要送到后方收容。”他说：“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而且并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只是做杂役兵，想必没有关系。”我说：“做杂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后方。”我当时以为他照办了，哪知他并没有做到。此次该师和匪军作战，一遇到猛烈炮火，阵地就生混乱，听说有杂役兵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由此可见，我们高级将领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军的生命。张师长在平时本是最忠实，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将领，但因为一时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惨败，这是大家应该时刻记住，做为殷鉴的。

蒋介石这里说张灵甫是“一时的疏忽”，才打了败仗，这话绝不可信，因为这根本是将级军官的基本程度发生了问题，真正应负其责者，黄埔校长蒋介石也！

蒋介石在上述演讲后十三天，又对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讲《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又谈到孟良崮之役：

至于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与第三期同时召训呢？这是因为我鉴于鲁中、豫北各战场最近的表现，认为我们前方将领，对于剿匪军事和政治的意义，还没有彻底认识，不能确立必胜的信念；同时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属无容讳言。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且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蒋介石这里说孟良崮之役是“友军不能及时赴援”，才打了败仗，但略知蒋介石将将之术与统御术者，必然明白真正应负其责者，黄埔校长蒋介石也！（张灵甫在当年5月6日有密电致蒋介石说：“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这种现象的造成，正是蒋介石之过也！）

蒋介石在这次演讲后段，有了一些“恕词”，他说：

最近孟良崮之役，七十四师单独抵抗极优势强大的匪军包围，到最后司令部被围，自张师长以下，高级将领如副师长、旅长等，都是从容自戕，尽忠殉职。他们这种精神，就是总理以来本党无数先烈所发扬的革命精神！他们虽死犹生，这样的死，重于泰山！他们的死，可以为我们革命军增加无穷的威力，正证明匪推测的错误，必予匪军精神上以莫大的打击！我还可以说，过去事实上许多为匪军俘虏的将领，并不是没有志气，甘心屈辱；都因为突围受伤，或不预期的受匪袭击或中伏，仓卒之间，为匪军的侦探所劫持，而不及自裁的。

乍看起来，蒋介石对“许多为匪军俘虏的将领”，有所开脱，事实上，他却是对他们“永不叙用”了的（1950年4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第三任务”如何达成》演讲中，已公开道出“被俘归来的将领，永不叙用”可以为证），可见他的“恕词”是假的。

陈左弧先生在孟良崮之役时是营长，尚不预“将领”之林，按说是不在“永不叙用”之列的，可是事实上，却待遇更惨，最后竟以匪帽加顶、坐牢十年出局！蒋介石集团的卑鄙残忍，由此可见！

陈左弧先生垂老之年，却奋笔为苦难中国人留下见证；浩劫余生，却奋笔把余生做了这么悲愤的收尾，他虽然命途多舛，可是实在不虚此生，真该为他庆贺。

敖之，1987年4月12日

附录

谢李敖先生函（陈左弧）

——附述：“吹、拍、拉、编、骗”

敖之先生：

拙作《我是“匪”吗？》在《千秋万岁》合辑刊出，承撰鸿文呼应，并承谬加揄扬，感激靡既。

先生挚实刚健，正义凜然，替苦难人仗义执言，替不幸者据理呼吁，为时代敲响暮鼓晨钟，为历史提存见证，春秋大笔如椽，钟吕鸿声震耳，金口木舌，功德无量，尤令人不胜钦佩之至。

先生在《为“孟良崮战役”翻旧账》的鸿文中，引用了1947年5月19日， 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讲《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中的一段话：“……此外听说该师此次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7月间，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的时候，曾经收编了三千俘虏。后来该师师长张灵甫来见我时，我曾当面警告他：‘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一定要送到后方收容。’他说：‘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而且并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只是做杂役兵，想必没有关系。’我说：‘做杂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后方。’我当时以为他照办了，哪知他并没有做到。此次该师和匪军作战，一遇到猛烈炮火，阵地就生混乱，听说有杂役兵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由此可见，我们高级将领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军的生命。……”

这一段话中所说的，有几处与事实不符，兹据我所知，略做说明如下：

——七十四师是在民国三十五年8月间离开南京北上“戡乱”的。淮阴之役是七十四师加入作战序列后所打的第一仗，其时已是已凉天气未寒时的秋天了，我还记得张灵甫带着幕僚们骑马上前线督战时，他身上穿着蛋青色的秋大衣，并不是夏日炎炎的7月。

——据我记忆所及，七十四师自从三十五年8月离京北上参战，直到三十六年5月16日在孟良崮全军覆没，数月之间，由苏北而鲁南而鲁中，戎马倥偬，转战不已。在这段时期内，张灵甫并未离开部队回到后方去过，蒋老先生也并未御驾远征，亲临前方。他们之间，电信联络，或甚密切；若说张灵甫曾亲诣蒋老先生听取耳提面命，似非事实。如果我的记忆没错，那就是蒋老先生说了谎话——以炫示他的高瞻远瞩，察察为明。

——七十四师在淮阴战役中所获俘虏，苏北人最多，皖、鲁次之，可以说是真正由共军征集而来的“子弟兵”，很少“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华东战场尚居有利态势，并未受到重大挫败。莱芜吐丝口李仙洲兵团之覆没以及徐州附近快速总队等部之被歼，那都是以后的事了。）而且是视需要将俘虏拨补各部，勤务部队也有、战斗部队也有，各部都竭力争取（国民党无能，兵源补充不及，各部缺额颇多；俘虏成了抢手货），并不“只是做杂役兵”。如果张灵甫对蒋老先生真说了这种话，那是张灵甫说了假话。

——对于俘虏究应如何处理：该用（即补）、该（后）送、该杀、该放？据我所知，国民党当时并无明确的原则政策与统一的规定，都是任由各部自行处理。蒋老先生如果真曾对张灵甫做过那种指示，也不过是他个人一时的“即兴之作”而已。任何概念如不能演化而成为合理的制度与完密的程序，即不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国民党做事，一向都是散漫敷衍，顾此失彼，没有周延的考虑，缺乏全般的计划，这是由来已久的腐败无能的积习。

——蒋老先生认为俘获的敌军绝对不能编用，其实也不尽然。砒霜都能治病，只看医生的手段如何。毛泽东的俘虏政策：对士兵放手留用，对官长大胆释放。其利害得失如何，可自复按历史评估之。抗战胜利，国民党对东北伪军以及游杂部队，畏若蛇蝎，嫉同仇雠，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且欲聚而歼之。结果，为渊驱鱼，为丛驱爵，林彪照单全收，成了他转弱为强、转败为胜、长驱入关、直逼南海的资本。史实昭彰，不亦明乎！

——蒋老先生“听说”孟良崮战役中“有杂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虏）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我实未之前闻也。我营里就拨补了许多俘虏兵，在垛庄时都能奋勇战斗，退上孟良崮后，也是照常战斗，并未发生任何意外情事。我被俘后，有些共俘向共军自首了，但当他们替共军站岗时，仍很严肃的向我敬礼。有些则直到我离开他们时，仍未向共方自首，且当我离开他们送走时，还围着我哭泣。5月14日下午，在孟良崮隘路口出现的那股共军迂回部队，是被我退却纵队中的工兵、辎重、通信等勤务部队击退的，而这些勤务部队中就都备有不少俘虏兵。蒋老先生所“听说”的这种事情，我不敢在原则上根本否定它的发生的可能性，但我确知在孟良崮战役中不曾发生过。我想，这一定是汤恩伯等高级指挥官以及七十四师所属少数几个侥幸兔脱没有被俘的团长们所捏造出来的鬼话，（听说他们逃回后曾经蒋老先生召谈。）其用意很简单很明显，就是希图推卸自己指挥无方、作战不力的罪责。

最后，我要说几句闲话：我在台北牢中遇到一位很优秀的军校毕业的难友。他有一位将军亲戚。他出狱后，那位将军时常责备他：“我们早期的黄埔同学，很多人连中学都没念过，却都能混得高官厚爵。你们念了那么多书，可说比我们强多了，却不但没能混上去，居然还落得这般下场，这可真要怪你们自己了。”他又现身说法似的说：“其实，国民党是最好混的了，你只要把握着五字诀：吹（牛屄），拍（马屁），拉（关系），编（谎话），骗（官财），就可很容易的混上去了。”最后，他无限惋惜地：“唉，你们大概就是因为书读得太多了，变成了书呆子，宁愿倒楣，偏就做不来那五字诀，那还有什么办法呢？神仙下凡，也只有干瞪眼。”

孟良崮“兵变”故事的捏造，也可算是五字诀中“编”、“骗”二诀的惯技了。

敬颂撰棋

陈左弧198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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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上海大流氓黄金荣，是浙江余姚人，十二岁到上海，二十四岁混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虽然是“刑警”，可是兼营走私、绑票等勾当，也是流氓。他在巡捕房一路福星，由包探升为探目，再升为督察员，再升为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1925年退休，仍被聘为警务处顾问，法国帝国主义三次授勋给这头走狗，可见此人的显赫。

据乡波《黄金荣事略》，黄金荣指挥上海码头上“三十六股党”、租界里“八股党”，和手下“一百零八将”，“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这茶楼里布置走私、绑票等勾当，为自己聚敛钱财。上海法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官警和流氓也就此铸成一体。”在一体的局面下：

黄金荣凭藉他的地位和权势，在租界当局的默许下，指挥他的徒众给上海烟土商押运鸦片，从中获得巨利。后来和杜月笙、张啸林等合股办起“三鑫公司”，在法租界捕房的武装警卫下，包办了法租界的烟土经销，连何丰林和军警头目俞叶封也相继入股。在军阀、租界当局和军警一体保护下，三鑫公司的营业日趋兴旺，为黄金荣聚集了大量财富。

他聚财的另一途径是开赌局。早在1917年以前，他就和门下人开设了新吉利赌台，后来发展到合股开设五六个大赌台，除每月从各赌台分得盈利外，每个赌台每天还要孝敬他一百元。另外，黄家数以百计的仆佣不用黄金荣支薪，一律到赌台去拿俸禄。与此同时，他又先后开设日新浴室、大观园浴室、荣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共舞台等。……

一个两手空空的流氓靠烟、赌、敲诈等办法，不仅拥有了上述种种产业，而且在上海的源成里、钧培里拥有数十幢里弄房产，在苏州唯亭乡下有数百亩良田，成了家产巨万的大富翁。

黄金荣的门人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各个行业，上自军阀政客、律师报人、工商巨贾，下至侍役车夫、地痞流氓，入黄门者数以千计。

在“数以千计”的黄门狐群狗党里，其中有一个小流氓，就是蒋介石。

据黄金荣的心腹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第十节“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看出小流氓蒋介石的发迹，与大流氓黄金荣息息相关：

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不多，很不得意。耳闻黄金荣的势力，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

1921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虞洽卿出面代为了结。当时蒋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黄金荣认为自己替孙先生出过力，就与虞洽卿一同资助旅费，使蒋走上了“国民革命”道路。

1926年至1927年期间，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即和虞洽卿商量，退还门生帖子。蒋介石到上海后，由虞洽卿伴同去黄金荣家探望，黄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蒋介石当时谦虚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金荣接过表，连连称谢。黄金荣对这只金表一向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出来炫耀一番，一直保存到死后，被黄源焘取去。

北伐军到上海后，黄金荣和虞洽卿等曾召集工商界以及社会名流，为蒋接风祝贺，并为蒋的军队筹集了十万元的“慰劳费”，蒋把十万元交给虞洽卿、黄金荣，虞洽卿把五万元捐献给慈善事业，黄金荣也捐给陆伯鸿等办教会事业。

蒋介石北伐到上海时，警卫部队约有一百多人，驻扎在南市董家渡附近，蒋本人决定随带警卫队长便衣进入法租界。为了保护蒋介石的安全，警卫队抽调了六十多人，开了两辆军用卡车，由董家渡出发，经外马路转 一枝春街，准备进入法租界的爱多亚路。车到一枝春街口，被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拦阻，不许这批军警进入租界，并将两辆警卫车拦进法租界巡捕房，警卫班长也被押。黄金荣得知后，亲自到法祖界巡捕房，与程子卿一起向法捕房头头解释，说蒋总司令进入租界是看黄的，黄为安全起见，请蒋的警卫队开进租界到黄家保卫，希望和平解决。法捕房打电话请示法国领事馆，法领事感到事态严重，指示捕房让黄金荣出面调解，黄金荣主张先让被扣押的两辆警卫车开进法租界游行一圈，然后开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家。法捕房同意了黄的主张，通知一枝春街的法捕房让警卫车开进法租界；经爱多亚路进入八仙桥钩培里路口。黄金荣办了这事，颇得蒋介石的赞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反共急先锋，蒋介石先后拨付十多万元费用，并在事后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聘任黄金荣为少将参议，杜月笙、张啸林为少将顾问，后来又委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奖给勋章。黄家花园落成时，蒋介石题了“文行忠信”四字，黄金荣奉如至宝，刻在黄家花园四教厅（四教厅的命名就是根据蒋介石题的四个字）右边的六角亭上，在黄氏门人结社时，也以“忠信”为社名。

正因为黄金荣、蒋介石这对流氓师徒间的关系，非比寻常，所以1947年黄金荣八十大寿时，蒋介石虽以一国总统之尊，却要秘密行帮中规矩：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八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不下三千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在做六十寿辰时，他把漕河泾的黄家祠堂扩建为黄家花园，就是靠徒子徒孙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礼，自己没花一文，还捞进几万元。现在八十做寿，应该又是一个良机，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对我和鲁锦臣等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当时我和鲁锦臣、杭石君、龚天健等商量后，请杨虎、杜月笙主持，黄振世为总务，鲁锦臣和我接待宾客。那天前来拜寿的有蒋纬国、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各局局长，由杨虎、杜月笙接待，后来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将近11时，李济深来了，吃了一碗素斋面后，由我陪同去向黄金荣拜寿，李称黄为老大哥，黄金荣听不大懂李济深的话，后来杨虎把李济深的话详细讲给黄金荣听，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孙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账。现在蒋介石对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以后李和杨虎同黄金荣密谈，我不在场，情况不明。据我了解，过去杨虎、李济深同黄金荣私下做军火生意，曾托黄金荣向法捕房总巡买过军火，是由黄金荣的门徒程子卿接洽的。李济深离开玉佛寺之前，黄金荣邀他一起拍照留念，黄、李两人拍了一张，黄金荣、王晓籁、李济深和我四个人也拍了一张。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鲁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动漕河泾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外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称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泾前前后后，沿路站岗。在占地近六十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具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筵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蒋介石是奸雄人物，他的面目，是非常复杂的，他在黄埔学生面前，是校长；在浙江同乡面前，是乡长；在国大代表面前，是总统；在钱穆、曾约农等老古板面前，是皇帝；在帮会特务面前，是大龙头。……他对黄金荣的磕头拜寿，显然在某种程度的尊重这一流氓体制，以维系他在黑社会的面目，而利统治。他这个头，显然磕得值回票价啊！

不可思议的是：设想美国总统若秘密向黑手党头子磕头；或日本天皇秘密向黑龙会头子磕头，这将是一幅什么画面？世界上，只有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才有这种怪现象吧？

1987年5月18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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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午餐会

——半坐半立趣闻

孔令晟做台湾省警务处长的时候，有一次在省议会答复黄玉娇的询问，匆匆答过，就要坐下。忽然黄玉娇大吼一声：“我还没问完呢！谁许你坐下？”孔令晟是海军陆战队司令出身，一直神气惯了，突然碰到这种局面，又不甘心吃瘪、又不放心入座，情急之下，变成身向前倾、两腿半分弯，半坐半立、似坐非坐，窘态可掬，十分好笑。孟绝子转述这个故事给我，听来有趣，一直难忘。

去年4月21日起，美国《中报》登出程思远的《蒋介石发表和谈声明的经过》，其中记蒋介石控制立法院投票内幕，读来有趣，也一直难忘。程思远说：

1948年5月8日，所谓“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是日中午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约集CC系、政学系、朱家骅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的中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举行午餐会，就立法院院长和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征询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使用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命是听，不能有所异议。

席间，蒋介石先提行政院长的人选问题，他说他想就张岳军（即张群）、何敬之（即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希望大家表示意见。久之无人出声。随后黄宇人起立发言，说：“何以不提胡适之？”蒋闻语面色一沉说：“书生不能办事。”停了一会，赖琏说：“我赞成何敬之先生。”蒋介石又说：“他要负责军事。”这就表明蒋介石要人们赞成张群当行政院长，但没有人讲话。蒋等得不耐烦，即宣布表决：“赞成张岳军同志的请起立！”在座的人都站起来。

蒋介石用全体起立的办法把行政院院长人选解决后，再进行立法院院长人选：

之后，蒋介石又提孙科、陈立夫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候选人。大家对孙科当立法院长都一致支持，但黄埔系的黄宇人、汤如炎和朱家骅系的王启江却对陈立夫当立法院副院长表示反对。于是他们同CC系的张道藩、赖琏展开激辩。反对陈立夫的理由是“立法院的正副院长，应以平素在党内党外少有恩怨的同志来担任，才能协调各方面的立法委员，为民主宪政树立良好的基础”，而陈立夫显然不能担负此一使命。蒋介石看到双方相持不下，即宣布表决，要赞成陈立夫的人起立。结果，不仅CC分子一致应声而起，就是黄埔系分子也相继起立，只黄宇人坐着不动，汤如炎做半坐半立状。蒋介石问汤：“你这个样子是赞成，还是反对？”汤如炎说：“我原来是反对的，既然大家赞成，我只好服从。”蒋又对黄宇人说：“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的，你是否服从多数的决定？”黄宇人起立说：“我不过是代表一票，起立与否都没有实际的意义。”蒋听了十分震怒。宋美龄发现情形不对，对蒋低语道：“今天谈了很久，可以休息了吧？”蒋于是宣布散会。

几日后，经过酝酿，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系以及政学系的立法委员即在新街口东南角一家银行二楼上举行午餐会，相约另举傅斯年当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抗衡。在会上，政学系的文群发言，列举反对陈立夫和支持傅斯年的理由，要求大家整齐步伐。刘不同则抨击蒋介石的亲信腐败无能。其他发言的人都认为立法院副院长不应当由一个搞派系的人来担任，会场情绪十分热烈。合众社驻南京的记者张国兴也到场旁听。

自是以后，他们每隔一两天就在原处举行午餐，餐费都由邱昌渭支付。有一次邱昌渭带的钱不够，由他在账单上签字。次日邱派人到供应午餐的安东餐厅清偿欠款，并索回签字的账单，餐馆经理说，欠账登在簿上，但账单找不到了。过了 一两天，黄埔系的刘健群、黄宇人就听到与军统有关系的立委说，中统已向蒋报告，说这次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的竞选活动，是李宗仁发动的，并附上邱昌渭签字的那张账单为证。这样，蒋对李宗仁的恶感更深了。

到了立法院院长选举之日，

5月17日，立法院投票选举院长、副院长，孙科、陈立夫当选，反对CC的联合阵线终于失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部分人给CC收买了。

5月18日，第一届立法院第一次会如期正式开会。20日，蒋介石、李宗仁就首任总统、副总统职。21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籍的全体立法委员到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以张群为行政院院长，要大家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一致支持。蒋发言后即先离席，谈话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CC的立委一致主张用假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以供蒋介石的参考。吴铁城知道他们的意图是藉此来反对张群组阁，因而坚主在投票后不要当场开票，容后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将投票结果提出报告。但此一意见未为参加投票的立委所接受。开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见此情形，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表示不就行政院长，而何应钦也谦逊一番。5月24日，蒋不得已始提名翁文灝组阁。

上面提到“做半坐半立状”的汤如炎，是湖南人。东南大学物理系毕业、黄埔军校步科四期毕业、中训团党政班三期毕业。曾任青年团中央团部干事、常务干事、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战时青年训导团副主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届常务委员等职。到台湾后，一直任立法委员。他当年能以“半坐半立”方法又赞成又反对蒋介石，真是好玩。另一位“坐着不动”的贵州黄宇人，当然比“半坐半立”的还精彩，他敢于众人皆立我独坐，当场不买蒋介石的账，不失为性格巨星。此公在1949年国民党兵败山倒时，不肯来台湾，所以在立法委员名单中被“视同辞职”了。

程思远回忆的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蒋介石是如何在以高高在上的独裁者身份，强奸群意，予取予求。其中的过程，纵属笑料，仍不无深意可寻，值得我们笑而思之也。

1987年2月5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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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小气性格

——点苹果与数鸡头

1984年11月5日《民主政治》第二期上，有龙布衣的一篇《蒋介石是一个怎样的人》，中有蒋介石点苹果的故事：

可是，老先生有时也显现他俭约的一面。来台后，他在世之时，苹果一直是台湾最昂贵的舶来水果；官邸客厅常有水果一盘，最常备的，就是苹果。这些苹果固然有时是官邸采买人员自市上采买而来者；但，绝大部分是蒋家亲戚、元老旧部们到官邸探谒时，所带去的“心意”。有一次，蒋邸亲戚几个小孩到官邸作客，老先生拿出苹果分给小孩，其中一个小孩说：“哇！苹果，一个三十块钱！”这大约是民国五十年前后的事，当时一斤猪肉不过二十元左右，一担蓬莱米不到一百元，这是老先生知道的价格；当他听到了苹果一个三十块钱，就找官邸的采买来问：“苹果一个等于三四十斤大米，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水果？”采买回答，绝大部分是来客送的，自己买的一年不到一两次；因为苹果比较不会腐烂变质，所以在没有人送的时候，也买苹果。老先生听了，才没有话说。以后，官邸的人员曾发现老先生不止一次在点苹果的数字，有一次，点过觉得不对，他就问：“苹果一个三十块，是谁吃了这么多个？”侍从官说：“是几个华兴育幼院的孩子给夫人送母亲节的手工品来，夫人叫拿去给孩子们吃。”老先生才“嗯！”一声，没有追究下去。

1975年4月15日《联合报》上，有刘继明的谈话，中有蒋介石数鸡头的故事：

海军退役军官刘继明，民国四十年与四十一年间，在海军总部汽车队担任副队长，总统蒋公每次南巡，他便被奉派至高雄西子湖官邸服勤，得以瞻仰蒋公仁爱慈容。

刘继明怀着沉痛的心情说，蒋公对部属的关怀无微不至，记得有一次，侍卫人员来餐厅察看每个餐桌上吃剩的鸡骨头内有没有鸡头，经检查六桌里，果然有六个鸡头。检查后，侍卫人员对他说，还好，否则缺少一只鸡头，蒋公就要厨房赔一只鸡。

这两个小故事，都可看到蒋介石性格中小气的一面、察察为明的一面。领袖人物不能大而化之，却以苛细防备属下，其终不能成大器也，明矣！

1987年2月6日夜二时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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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鞠躬症

1978年2月11日，《近代中国》季刊社为纪念他们主子蒋介石去世三周年，特邀“先后历任侍从、并经常接近蒋公之高级干部同志，以‘随侍总统蒋公经过’为题”，在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口述历史座谈会，其中秦孝仪的口述，有妙事如下：

追随蒋公多年，而这一长段日子中，有一个感人的情景，是最使秦主任委员感动和难忘的。“这是蒋公每天必定实行的一项习惯，他的书房中，陈列了三幅像，一是王太夫人、一是国父、一是耶稣。他每天走入书房或是由外面归来，必定对三幅像分别行注目礼，同时口中念念有词，那情景是令人感动的，而领袖口中默祷的语句，一直也没有人晓得。”

蒋公有一项一直没有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每天早上静坐之后，必定念几首赞美诗，念的时候，就在起居室中走来走去，诗中提到“天父”时，蒋公就脱下帽子，向东方深深一鞠躬。

再据1975年4月10日《联合报》登青果社高雄分社经理康玉湖的谈话，说蒋介石到四重溪派出所时，“一见到国父遗像”，“立即脱帽鞠躬”。可见秦孝仪所说，不乏旁证。

蒋介石这种由“注目礼”、“口中念念有词”而来的鞠躬症，岂不有点滑稽吗？他光着大秃头，向特定的孙中山照片鞠躬，尚可说有固定对象，扯上一点边；但光着大秃头，向“东方”的“天父”连番鞠躬不停，这不是愚夫愚妇行径，又是什么呢？

198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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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孺慕症

——“柏杨式孺慕”和“纪政式孺慕”

　　我在1959年9月7日起，受预官八期军训，开始了为时一年半的军人生涯。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下部队后，我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但也经验了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得到的阅历。阅历中最突出的，是大陆来台老兵们的凄凉遭遇，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不幸，也有个别的不幸，而面对不幸的态度，也有共同的和个别的之分。

　　例如部队中政工人员要老兵写遗嘱，有的老兵写说：他死后一无所有，只有两只袜子，死后留赠给蒋总统。政工人员看了，大不谓然，把老兵找去，问他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对蒋总统这么不敬？老兵说：你们整天告诉我们爱蒋总统，要像儿子对父亲那样，说“总统是我们的家长。”……如今儿子死了，把仅有的遗产送给家长，又有什么不对？老兵这番话，说得政工人员摇头苦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

　　部队中这种把蒋介石当做家长的“孺慕”哲学，可算做一种“强迫孺慕”。——反正老兵们的爹娘都沦陷大陆了，弄个蒋介石出来尸居在上，投射国民党式的“从父居”，是乃愚民政策之一得也。

　　无识无知的老兵们在“强迫孺慕”的愚民政策下，其实并不上当；相对的，有所谓有识有知的国民党员，反倒真向蒋介石认爹、认爷爷不止呢！

　　以柏杨为例。柏杨当年被调查局国特诬为讽刺蒋氏父子，其实真是笑话。事实上，柏杨非但不是讽刺蒋氏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1968年8月4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岗”）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可见柏杨对蒋介石是何等一往情深的。这种往上硬贴的“惟天可表”的认亲行径，吾无以名之，只好说是“自动孺慕”。

　　再以纪政为例。纪政向蒋家认亲，历史不如柏杨，但肉麻却丝毫不逊。纪政在1986年10月19日的访问中（《青年日报》连载《永恒的追思》(二)），有这样一段：

　　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纪政说到民国五十八年，她与金龙少棒队同时蒙受蒋公伉俪召见的情景。那一年，纪政甫自美受训返国，而金龙少棒队也刚为我国夺得第一座世界少棒锦标赛的冠军杯，同样的在国际体坛上有杰出的表现，同时获得蒋公召见。

　　蒋公第二度的召见，非常仔细的垂询纪政在美国受训的情况，尤其关怀她的生活，那种慈祥和蔼的神情、亲切的口吻，在一刹那间，完全消除了纪政内心的紧张，取而代之的是孺慕之情，那种宛如祖父与孙儿、孙女间亲密的感情，使她几乎情不自禁的想依偎在他老人家的膝下。

　　可见纪政对蒋介石也是何等一往情深的。纪政因为亲被蒋介石召见，她想“依偎”蒋介石的“膝下”，要比柏杨空中楼阁式的“依恋”具体得多，“孺慕”之情，既有报可表，自也无须“唯天可表”了，所“相对之下”，也就神气多了。

　　看到“柏杨式孺慕”和“纪政式孺慕”，那些以送袜子来抗议的、不甘“认贼作父”的老兵们，一定会悲愤领悟出些什么！

　　1987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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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祖坟

——修王墓·祭蒋妈

蒋介石的妈妈王太夫人死在1921年6月14日，同年11月23日，下葬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据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所述：

蒋母坟墓在离溪口北面约三华里的白岩山，有公路可以直达。山下有白岩庙（现已改建为小学，看不出庙宇原形）。循墓道上山，沿途有水泥石凳供游人息脚。蒋母墓在半山间，墓前有石楠二株，下望山峦间古木参天，形成一片苍翠的林海。墓作馒头状，有横碑“蒋母之墓” 四字，孙文所题。两旁各竖一狭小石联，上联为“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为“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为张人杰（静江）所书，蒋介石自撰，用的名字是“周泰”。此墓于1921年建成。到了1923年5月，蒋介石又在离墓址约半里许的山墩间，筑新式洋房三间，称为慈庵，有谭延闿题额悬于进门处。蒋回家乡时，先到慈庵少住几天，然后移居乐亭或妙高台别墅。住在慈庵时，他的卫队就驻扎在山下白岩庙戒备。1930年春，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政府军政大权，为了增光门楣，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山峦平地上筑造规模较大的坟庄。此屋结构中西合璧，离墓庐大门不远的山路右侧有一八角形岗亭，亭的四面设有长条玻璃窗，四面可以眺望，亭内可容二十人同时站立。他处处防备森 严，用心颇苦。新建的慈庵分三部分，进门三门并列，外门上题额有“墓庐”两字，中间有许多石碑，依壁而立，两旁是会客室及餐厅，阔度各占二间。住宅在其南首。宅后建有厨房及卫兵居处一幢，另有一道门进出，直通下山墓道。

行人欲至山峦蒋母坟墓，必须穿过墓庐大门，这里可以看到中间石碑林立的“慈庵”。进门处为“谭延闿敬录”的《孙大总统祭蒋太夫人文》石碑。蒋介石以“孤哀子蒋中正泣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就竖立在孙中山先生的碑文后面，为于右任所书。此文无非是藉歌颂一个旧式妇女做自我宣传而已。右壁嵌有蒋自撰之《哭母文》石碑，也为谭延闿所书。左壁则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日期为“中华民国十八年12月23日”，也是于右任所书。面对中山先生祭文石碑的大门两侧，左首有所谓《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奖慰蒋中正同志文》石碑，吴敬恒所写；右首是《国民会议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词》石碑，蔡元培所写。这三文更不像话，无非是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及妄动干戈杀戮异己的罪恶行为给予慰勉和讴歌。蒋介石在慈庵树立了这许多石碑，无非想留名后世，博得一个“孝子贤孙”的称谓。他将国民党大员中能够写一手好字的人都找遍了，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张明镐笔下这座“蒋母坟墓”，事实上，已经不是原装货，因为，它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曾被砸掉过。据蒋介石1968年7月15日给他孙子蒋孝武的信，有这样的话：

武孙：

7月10日来信刻已接到，对于你自述忧虑太多之缺点，能知有所改正，使余欣慰异常，此乃你人生之一大进步也。你6月14日来信，余本想修改之后一并与复信寄还，因为近来太忙，总无暇修改，故延稽至今，拨忙中抽暇先复，但仍未能修改来函并寄为念。近日因故乡慈庵为毛匪炸毁，无限悲痛，此乃余一生最大不孝之罪孽，望你们亦应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一家仇囯耻也。

祖父7月15日晨于角畈旧宅

蒋介石这种自谓“无限悲痛”的情况，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4月27日条下说：

此身居台湾之慈湖，此心则以故乡祖母之慈庵为念。当年父亲闻共匪红卫兵毁祖墓之讯，苦痛万分，曾来慈湖角板山小住数日，父亲名此小筑为慈湖，其意即在纪念祖母也。

5月4日条下又说：

午前，由慈湖上角板山，路之两旁，虽茶树翠竹、青山绿稻，此实美好大自然，然见农友胼手胝足劳作于田间，殊念其辛苦甚矣。在梅台静坐，见山野起伏，村落离离，再度想起当年父亲据报我祖墓为共匪红卫兵所破坏，至为悲伤，立即来此静居，余侍父坐甚久，当时父亲在半天之内一语未发，可知心痛之深矣。次日告儿曰：“私仇可以不理，大仇不可不理，因私仇者个人之仇，大仇者国族之仇，大丈夫可不计私仇，但不可不报国族之大仇也。”

可见蒋介石在祖坟被掘之后，“心痛之深”。不过，蒋经国写《守父灵一月记》时候是1975年，两年以后，1977年10月31日，他写《吴稚老书蒋金紫园庙碑后记》，说法却穿了一点帮，蒋经国说：

民国三十五年，父亲特请稚晖师重写谢山所撰碑文，刻石纪念，以垂久远。今年我以拓文，倩工再刻此碑，置于慈湖陵寝。每到慈湖守灵，瞻仰此碑，一则深觉继业维艰，一则深觉德信不孚，愧对师门；尤其想到父亲在日，据报赤寇破坏先人墓庐，悲愤至极，在慈湖终日不语。父亲的孝思， 实使为子者感动涕泣。

可见前一文中，蒋经国说他爸爸“在半天内一语未发”；在后一文中，却说他爸爸“终日不语”。两相对照之下，蒋介石由“半天”变成“终日”了。可见说谎话之前，得先有两个条件：一、下笔记忆力要好；二、要天不生李敖。否则的话，信口开河，想欺尽天下苍生是不可能的，终究要被李敖拆穿也。

蒋介石的妈妈王太夫人的坟，直到1986年年初，才被中共大修特修弄好的，主其事者是胡耀邦。胡耀邦亲赴溪口，干下这一票，目的无非在统战，讨敌人欢喜。这种统战，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后赵石勒为祖逖修爷爷坟，就属此类。这套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不但中国人会，日本鬼子也学到了家。抗战时候，日本军阀辻政信，就派出特派“宁波专员”陶孝洁去奉化致祭王太夫人之墓。而且在报上大大加以宣扬。这种以敌军地位，派人致祭对方统帅的老妈情事，其中玄虚，倒也令沦陷区的百姓错愕不置。二次大战接近尾声时候，辻政信被调往南洋作战，胜利后避匿泰国僧寺，再辗转至重庆，受到军事委员会的招待，并向蒋介石上万言书。以后遣送回日本，出版《潜行三千里》等书道出此中秘密，并当选议员云。

蒋介石专以革人命混世几十年，混到最后，别人祖坟固然不得穸安，自己祖坟也殊少宁日。王太夫人死而有知，真要大骂“娘希匹”矣！

198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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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会唱“国歌”吗？

国民党“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出版了一册《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收有《总统蒋公行谊的体察》一文，前面按语说：“《近代中国》季刊社为纪念总统蒋公逝世三周年，特邀请先后历任侍从、并经常接近蒋公之高级干部同志，以‘随侍总统蒋公经过’为题，于六十七年2月11日，在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口述历史座谈会，由中央银行总裁俞国华先生与该刊发行人秦孝仪先生共同主持，出席有宋长志、周宏涛、赵聚钰、马安澜、郎坚、王永树、萧自诚、曹圣芬、吴顺明、陈桂华、孙义宣、刘牧群、郝柏村、熊丸、楚崧秋、唐振楚、陈宗璀、陈叔同、卢守忠、陈耀翰、周应龙”等，又说“蒋公勋业彪炳，有关专书著述甚多，此次座谈会所口述者，皆蒋公生活起居、精神修养、待人接物之细微末节，诚挚慈祥，感人殊深。此种口述之鲜为人知的小故事，不仅为第一手最佳史料，并可使人从细微处体会蒋公之所以能成就其丰功伟业，实基于其高深之精神修养，足为青年效法楷模”云云。

我把这些“口述历史”看过了，发现有不少妙事，可见蒋介石的一些“细微末节”。其中一个，是蒋介石会不会唱“国歌”的问题。

秦孝仪在座谈会口述说：

总裁逝世前在病中，曾要随从抄一份国歌给他，他说：“我要经常念。”

邹坚在座谈会口述也说：

有一次，总统找人喊我去，对我说：

“你找人替我抄一份国歌来。”

我一听到他老人家的交代，立即请人用正楷，每个字都写大点，抄了份国歌呈上去。总统将国歌放在床的面前，每天都可以看得到。

这不是怪事吗？寥寥四字一句四十八个字的“国歌”，堂堂“中华民国总统”竟不能背诵，而要随从抄一份给他“经常念”，这一现象，除了反证蒋介石不会唱“国歌”以外，还有什么解释呢？

据蒋经国《我的父亲》所记，1949年12月蒋介石在成都：

不久之后，卢汉终于在云南叛变，成都和昆明间的电讯也失却联络；翌日，两地间的电讯又出人意料的复通了，成都方面收到的第一封电报，就是卢汉打给刘文辉的：内容劝刘文辉设法把父亲扣留起来，以便做“人民政府”的“第一大功臣”。父亲看到了这张电报之后，知道西南大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决定当天离开成都。临行的时候，侍卫人员对父亲说：“刘文辉的便衣人员，已经布满了军校的大门附近，我们不如从后门出去。”但是父亲却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严正地说：“我从哪个门进来， 也要从哪个门出去！”父亲到了这样危急的关头，还是从容不迫，丝毫不肯苟且的！

在这次座谈会中，秦孝仪补充如下：

民国三十八年，当领袖要离开四川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时，经国先生报告蒋公此刻非走不可，而且车子已经安排在后门口，这时，蒋公告诉经囯先生：“我从大门进来，也要从大门出去。”同时，要经国先生一起祷告，并且一起同唱国歌。

蒋介石在那种兵败山倒的情况下，竟唱起“国歌”来，是很滑稽的。不过他对“国歌”究竟是唱还是跟着哼，恐怕大有问题。

这首“国歌”，本来只是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写的《黄埔军官学校训词》，文字不死不活、又今又古，非常讨厌。孙中山死后，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党中央通过以训词为党歌，并在第二年1月10日核定程懋筠曲谱，于是非常讨厌的训词又配上了非常讨厌的作曲，变成了双料讨厌的噪音。到了1930年3月20日，国民党且通令全国，说：“在国歌未制定以前，可以党歌代用。”到1937年6月3日，国民党露出丑恶面目，干脆决定“即以现行党歌，作为国歌”。在逐步僭越的过程中，虽然对中华小民不断教唱；可是对党国大员却从未令学。所以，蒋介石本人极可能根本没学过怎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他垂死之年，竟然要人“替我抄一份国歌来”的笑话，也就肇因在此了。

1987年1月3日夜11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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