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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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打败，反多星

　　星是军阶（Military Ranks）里将级军官的标志，在美国编制上，陆军星儿可分五级：

　　一颗星——Brigadier General

　　两颗星——Major General

　　三颗星——Lieutenant General

　　四颗星——General

　　五颗星——General of the Army

　　市井译法是：一颗星译为“准将”、两颗星译为“少将”、三颗星译为“中将”、四颗星译为“二级上将”、五颗星译为“一级上将”，俗称“五星上将”。

　　又何劳“准”乎？

　　老记者江德成写《翻译杂感》（《报学》创刊号），有这样一段话：

　　你还记得过去的报上，有过“魏德迈二级上将”，“史迪威一级上将”之类的译名吗？这种翻译方法在抗战的时候极为普遍，等到胜利之后，这种译法便逐渐归于淘汰了。

　　原来美国的将官是分成五级的，从一颗星直到五颗星，我国向来是译成准将、少将、中将、上将、元帅，抗战的时候，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为了配合我国自己官阶，便请大家译名改成少将、中将、二级上将、一级上将、元帅。这种修改本来是很合理的，因为Brigadier一字实在没有“准”的意义，译为准将，可说没有理由。

　　不幸后来大家把外事局的一番用意都忘记了，于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译法。而魏德迈其人，便也在中国的报纸上从二级上将“贬”为中将了。

　　江德成说：“Brigadier一字实在没有‘准’的意义，译为准将，可说没有理由”，这话是对的。溯源起来，字典中Brigadier的原义是旅长，是英国军阶中a rank between colonel（上校）and major general，根本是将，又何来“准”将？《兰登字典》（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General条下明说是“U. S. Army，an officer of any of the five highest ranks a brigadier general，major general，lieutenant general, general，or general of the army. ”，可知一颗星者，已为将矣，又何劳“准”乎？

　　“特级上将”

　　江德成说“抗战的时候，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为了配合我国自己的官阶，便请大家把译名改成少将、中将、二级上将、一级上将、元帅”，这显然只是就军阶论的，而不是就星儿论的。因为抗战时候，以星儿论，最多的星儿都是三颗星，连蒋介石自己也不敢例外。英文翻译虽总是Generalissimo，是元帅大元帅级，但在星儿数目上，却未便造次、未敢造次。当时这个Generalissimo，钦定称呼实为“特级上将”。1935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特级上将授任条例”，有曰：

　　第一条：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任为特级上将。

　　第二条：特级上将，由国民政府特任之。

　　第三条：特级上将之待遇仪制另定之。

　　第四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1935年的“特级上将”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脱胎于1928年2月6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前者第一条明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掌管全国陆海空军，负编制、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后者第一条明定：“国民政府为图战时军令之统一，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但是，“蒋委员长”也好、“蒋总司令”也罢，不管怎么称呼，统统都是Generalissimo，军装之上，论起星儿，却始终只是三颗星，和其他大将们一模一样。当时国民政府下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并设最高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虽然一会独大，但在星儿数目上，却一直采低姿态。这一低姿态，直到抗战胜利，还是如此。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在庆祝胜利大游行大会上，军装出现，三星耳；他背后的何应钦等，也一一都是三星。

　　蒋介石讲演

　　抗战胜利八个月（1946年4月3日），蒋介石在陆大将官班开学典礼上讲《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在讲词中“人事”方面，有这样一段话，值得细读：

　　人事是军队的命脉，人事不上轨道，军队就无基础，革命的事业，也就没有保障。我们军队现在办理人事，往往不照法令、规章，黜陟无时，退伍后更无保障了。我们不重视人事法规的恶习惯，在军官学校内早已养成。但是外国就不然了，他们外国的军官学校，就对人事制度非常重视，部队的人事制度更是丝毫不苟，应退伍的，就按时退伍，应停职或调职的，就按时停职、调职，一点也不通融，一点也不苟且，这种精神，真是军队强固的基础。我们军队对于人事制度随便马虎，尤其是阶级太滥，为外国人所轻视。在外国，一个上校已经非常稀罕而珍贵，担任的人一定要经验多，学问好，勋劳卓著，才够资格。而我们则随便哪一个机关，随便哪一个部队，到处可以见到中将、少将，而上校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高级官长，平时的经验、学识既是十分贫乏，甚至连常识都不够，交际说话皆不适宜，处理事件没有办法，比起外国一般下级干部、一个科员就能解决他份内所应解决的问题，真是要惭愧无地。所以他们的上校或少将，到我们的机关或部队来交涉事情时，就要见我们的部长、次长，因为他们一位校官、尉官所办理的东西，我们的上、中将阶级的高级官长有时还弄不清楚。由此可见我们军官知识之低，阶级之滥。我们今天要洗雪过去的耻辱，要报效国家，首先要从降低自己的阶级始。大家还记得我在做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时候，如果以职位而论，应该是中将或上将，但是我起初只挂上校的领章，最后不得已则挂少将领章。我之所以不惜降低个人的地位，乃是为了提高我们军官的资格，尊重国家的名器，这是我从兴学带兵以来一贯的精神。你们要效法我，必须效法我这种精神，从今以后，各位佩戴领章，不要按照职务，而必须按照自己实授的官阶。这在形式上似乎是降低了自己的阶级，实际上正是提高了军人的荣誉，亦即是我们个人对国家最宝贵的贡献。

　　上等兵变少将

　　蒋介石说“大家还记得我在做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时候，如果以职位而论，应该是中将或上将，但是我起初只挂上校领章，最后不得已则挂少将领章”的事，不无可疑。据1918年8月朱大符撰《蒋肃庵先生墓志铭》，中有“中正为陆军少将”之语，可见早在1918年——他做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前六年——时候，他虽无什么战功，却已因“不重视人事法规的恶习惯”，自己先有了星儿。在他本人做少将以前，他在军事方面的学历，只是日本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耳！由此可见，他们那个时代“阶级之滥”，固不在三十年后他的讲演之下也！

　　虽然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求国民党的将官们说：“今天要洗雪过去的耻辱，要报效国家，首先要从降低自己的阶级始。”要求“你们要效法我”。要求在“形式上似乎是降低了自己的阶级，实际上正是提高了军人的荣誉，亦即是我们个人对于国家最宝贵的贡献”。但从事实上、从星儿上、从“形式上”看，蒋介石自己，在这一讲演后一年，却突然阶级高了。最早露出这一征兆的“形式上”证据，是1947年8月7日蒋介石到延安巡视的照片上。延安是中共的都城，这年3月19日“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让国民党“收复”了。蒋介石电“收复”延安的胡宗南说：“延安如期收复，为党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在“欣慰”之余，蒋介石决定自己去看一看，一看不打紧，照片传来，蒋介石的军装上，已赫然五星矣！

　　三星变五星

　　有趣的是，虽然我们在1947年8月7日的蒋介石照片上，看到了三星变五星，但是，这种五星的挂法，其实还是闪闪不定的，因为直到第二年（1948）3月29日，蒋介石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典礼时，身上还只是三星；但是后来报告施政时（4月9日），乃至闭幕典礼率领全体代表谒陵时（5月1日），则已赫然是五星出现！三星的蒋介石自己变成五星后，他不同意其他三星的大将们变五星，只准变四星，于是，5月20日的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上，副总统李宗仁就以四星亮相。自此白崇禧也、何应钦也、阎锡山也、陈济棠也、顾祝同也、陈诚也……一干大将，纷纷四星出笼矣！

　　更有趣的是，正当蒋介石三星变五星，别人三星变四星之日，却正是国民党在战场上被打得眼冒金星之时！这种吃败仗的情形，五星正式出现时的蒋介石，在《对国民大会施政报告》上，已经难以讳言，虽然仍有不同的解释，他说：

　　现在大家看共匪的猖獗，就认为是军事的失败，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要知道：国军剿匪真正的军事行动，乃是开始于去年4月的克复延安。在此以前，国军因为受了政治外交环境的限制，只能作消极的自卫行动。国军与共匪的接触，到现在亦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中间，国军达成了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第一是巩固国防要点，使共匪不能取得国际的援助；第二占据共匪的政治根据地，使其对内对外无法号召。就前者而言：国军于三十五年收复了热河、张家口，去年9月克复了烟台，使共匪对海外交通，完全隔绝。就后者言：国军在去年4月克复延安，从此共匪在政治上即失其依据，而成为流寇。国军为达成这两大目标，当然要付出相当代价遭受相当牺牲，然而我们的牺牲，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取得了重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是成功而不是失败！这是各位必须了解的。

　　蒋介石做这种不同解释的前一天（4月8日），正好洛阳失陷；做这种不同解释的后十二天（4月21日），正好撤离延安。他在解释的同时，又断言：“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的兵力。”“共匪扬言西入四川，南渡长江，这一层我可保证，绝无实现的可能。”可是，一切“负责”与“保证”，都很快的变成了幻梦，九个月后，在中央“南渡长江”的前夜，蒋介石宣告不做总统了。国民党高速逃到了台湾，——所有的星儿，在所有败军之将的身上，都失掉了颜色！

　　不假人，却假了自己

　　大家成了败军之将以后，固然不足以言勇，但星儿闪闪，理应也不好意思。哪知道国民党的将军们，除了像孙立人那样自愿减星以示知耻、以表负责外，其他的，竟一一照挂足额星儿不误，一颗星都不肯减少。蒋介石当年说：“我之所以不惜降低个人的地位，乃是为了提高我们军官的资格，尊重国家的名器，这是我从兴学带兵以来一贯的精神。你们要效法我，必须效法我这种精神。”如今他自己既然兵败之后，照挂五星不误，别人“尊重国家的名器”的程度，自然也就不言可喻了！在一次“总统偕夫人巡视陆军部队渡河攻击演习”中，连宋美龄都在衣领上挂上四颗星，以为炫耀，国民党“阶级之滥”，真是笑话极矣！连枪都没摸过的宋美龄都可挂四颗星，没打过一天仗的蒋经国、王昇，自然一一可挂三颗星而为上将，又有何可怪哉！

　　反看外国，近如法国复国而非失国的英雄戴高乐，临死犹为两颗星，虽身为总统，不敢僭越，他固守“国家的名器”，竟以身作则如此！远如美国打赢南北战争的救国英雄格兰特，临死犹为三颗星，虽身为总统，也不敢僭越，他固守“国家的名器”，竟也以身作则如此！中国古人慎重名器，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但做梦也没想到，后代的国民党，竟可不假人，却早假了自己！——国民党永远使你哭笑不得，这篇“仗打败，反多星”的故事，就正好是千古文证，要哭还是要笑，统统随你！

　　1985年11月24日夜病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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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基督徒吗？

　　显宗《蒋介石在甬逃亡情况点滴》一文中，提到果澄和尚等告诉他：蒋介石从大陆逃出前，特去普陀山一次，“其急来抱佛脚，频频进香礼佛，祭拜祖先，希求冥佑丑态蠢相十分可笑。”蒋介石这种“进香礼佛”，显然不是基督徒的行为。

　　还有妙的呢！蒋介石的亲信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写道：“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1928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待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做‘陇中决策’的场所。”蒋介石这里“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显然也不是基督徒的行为。

　　还有更妙的呢！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中写道：“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带之圣母像。”蒋介石这种“挂上平时常带之圣母像”，显然也不是基督徒的行为，因为他信的是基督教而非天主教。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事实上，蒋介石见孙中山的时候是1913年，那时蒋介石已二十七岁，二十七岁当然早已不是“束发”的年纪了。至于他又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也是谎话。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记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是“先循基督教仪式”的婚礼的，“由余日章博士主持仪式”。婚礼举行后不久，蒋介石就“成为一位基督徒了”。董显光曾引证为蒋介石举行洗礼的“江牧师”的记述。照“江牧师”的记述，蒋介石是1928年才成为基督徒的，1928年蒋介石已四十二岁，四十二岁当然更不是“束发”的年纪了。

　　蒋介石虽然因他太太的原因，信了基督教，但他是否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则大有疑问。以上的文证都告诉了我们，蒋介石实在是一个假基督徒。不论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他都是个十足的假货。

　　198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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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回忆中的蒋介石

　　明朝末年，在前线的洪承畴被俘时（1642），消息不明，满朝宁信他已殉国，崇祯皇帝设坛都城，“予祭十六坛，建祠都城外”，并且“将亲临奠”。不料消息再来，证实他已投降，于是窘态毕露、兴致全失。不到两年（1644），明朝的首都不保，江山不久只剩台湾了。

　　国民党蒋家王朝，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不过故事起承转合，比明朝精彩得多，而国民党的洪承畴，就是康泽将军。

　　康泽字兆民，四川省安岳县人，1925年入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三期，后来被派往苏联，进莫斯科孙逸仙大学。1927年回国，应聘为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1928年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师长顾祝同）政治部主任。1929年军中政治部撤销，改任总司令部宣传大队大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中原大战及湖南“剿匪”战役。1932年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与黄埔同学贺衷寒、滕杰、萧赞育、邓文仪等，在兼校长蒋介石领导之下，搞所谓中国革命复兴运动，而以“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名于世。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这段经历，是康泽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原来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1933年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是一种武装特务部队，在战地工作时候，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口号，担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包括：一、推行保甲与清查户口；二、编成“剿共义勇队”；三、收容逃亡的地主恶霸；四、监视部队；五、促进新生活运动等。权势之大，可以想见。

　　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一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

　　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抗战期间，国民党决定朝延安共产党八路军总司令部派“联络参谋”，派出去的，按照惯例和业务性质，是由军统和军令系统选定的，但是康泽却可以越过这一程序，派出了他的手下大将徐复观（那时叫“徐佛观”）！徐复观的特务黑资料，只此一项，就叫我们一身冷汗矣！今天还把徐复观当宝贝、当自由学人来捧的混蛋们，“错认颜标是鲁公”，他们的无知妄作，可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了！

　　康泽在抗战中的职务是1937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8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1945年奉派出国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1947年返国。翌年1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中正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最后襄阳失守。

　　在襄阳失守时候，国民党为了人造奶油式的赶造先烈，在1948年7月22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据同月下旬的《新闻天地》报导：“7月20日的晚上，蒋总统召重要军事将领餐叙。出席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秦德纯、林蔚、刘斐、萧毅肃、郑介民、李及兰、卫立煌、宋希濂等。席间，谈到了康泽中将的下落。据总统说，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样的壮烈成仁。不过到20日还没有接到任何方面关于康氏下落的报告。直到20日，参加保卫襄阳的行政专员李朗星负伤突围，带着一千多名青年学生，脱险的电报到了汉口，大家对于康泽脱险的希望，更是渺茫了。”

　　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显然是基于他对康泽为人的一种判断。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这种料子，临危受命，在千古艰难之时，必然一死。康泽死了，国民党便不愁没有做先烈的样板了，这对国民党的形象，也算虽败犹荣啦！

　　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

　　康泽没死，国民党不得已求其次，改行样板转换，决定把康泽形象转为“被俘不屈”型，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啦！

　　于是，国民党的宣传重点，就是康泽“被俘不屈”矣！

　　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对党务工作的检讨指示”，就有这些话：

　　现在我们再从党的基本精神上来检讨——

　　记得在前年党务工作会议里面，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到他，其时正是大陆隆冬天气，可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共匪鼎镬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当他的儿子将要回来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曾经向其儿子很低声的叮咛着说：“你回去要告诉在台湾的同志，国民党只要能团结，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康同志这种见死不更其守，凜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

　　大家知道，康同志，原为在大陆时代青年团领导干部之一，他曾经参加每一次的革命斗争工作，对党团以往种种内外工作关系，和本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当然他最为了解，现在于其身罹百苦之余，说出了我们党的失败之由，和复兴之道，这不是他后悔莫及之言，而乃是的确献出了他出自肺腑的血诚，这岂不是我们今日在会的每一同志所当瞿懔然，永矢勿谖，痛自忏悔，而宝贵的教训么？所可惜的，是他今日不能与我们同在台湾基地，来共同参加雪耻复仇的工作！念之令人痛楚！

　　大家须知，很多陷身大陆，抗节不屈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幸，并不是他们奋斗不力的缘故，而乃是由于当时一般闹派系、逞私见、争权夺利、违反纪律、破坏团结的败类，造孳贻祸，陷害了他们的——这应该是过去负责的干部，尤其是今日在台湾的，更要彻底忏悔，如何为本党，为这一班身陷匪区的忠贞同志，来负咎自赎！他们今日在匪区内忍受苦难，坚贞表节，乃又是在力穷势蹙，无可奈何之际，本其革命党员志节的最后操持，为本党、为主义、为国家，保存了浩然正气的革命人格，来感发大陆以及海内外的人心血性，其遭遇至堪悯念，其志行则又是至堪敬重而为大家所当取法的！

　　大家体悟了康同志这一则事实，和他“团结就必成功”的这一句忠言的规戒，就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团结就是力量，就是成功的希望，亦就是大家的生路！没有党，就没有今日的台湾，就没有我们今日每一党员个人生存的机会！如其再不团结，乃就是在毁党、在祸国，也就无异于是在自绝和自杀！

　　蒋介石这里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事实上，康泽的表现，却大异蒋介石之趣。原来中共释放国民党高干，前后共有七批：康泽即是1963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

　　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可怜的国民党！他们最后一个希望——“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使老康放水无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国民党的“飞将”，在阴山已失之日，虽然健在，但是终场演的，却是“可怜飞将倚新装”的压轴戏！哀哉老K！哀哉！

　　更漏气的，是这位“抗节不屈”的将军，出狱以后，还大写回忆文字，揭发蒋介石怎样耍他。其中最关键性的一篇，就是这篇回忆——

　　蒋介石为什么叫我到襄阳去当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1945年夏秋之间，蒋介石通过张治中先生强迫我辞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长职务，并派我出国考察。1946年6月，我在华盛顿接到三青团书记长陈诚的通知：9月间开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间开三青团中央干事和监察联席会议，希望我回国出席。我为了慎重起见，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他的复电是：“安心在美研究，明春回国建设可也。”很明显地表示了他不愿我回国参加三青团干监联席会议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就没有回国。1946年底，我在华盛顿接到汤如炎（前三青团组织处副处长、中央干事，党团合并后，转为国民党中委）和刘书传（当时在教育部做事）的信，他告诉我：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定于1947年3月开会，希望我回国参加。而且在1947年1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曾正式通知我，要我回国出席3月间召开的三中全会。因而，没有再打电报请示蒋介石，于3月6日从美国回到上海。我想这是符合蒋介石要我“明春回国……”的指示的。不料，蒋介石还是不愿我这时回国，对我回国是不高兴的。

　　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后，即于9日到南京，去蒋介石侍从室报到请见，蒋介石批由吴鼎昌代见，我愤而未去。3月12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会，首先是全体中委谒中山陵，我去参加了。第二天举行开幕仪式前，在会议休息室蒋介石接见我一次，因人多，没有谈什么。在会议的过程中，宋美龄在她的住宅约见我一次，她问我：“见一见委员长吗？”（那时蒋介石就在楼上）我说：“委员长事忙，他今天没有约我，以不去见为好。”宋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这一次的中央全会（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改选中常委三分之一，我以较多的票数当选。从1947年4月至10月，我在中常会和立法院与孙科、丁惟汾、朱家骅等人声气相通，与张群、李惟果密切合作，一切活动，都能得心应手。如：

　　（1）在中常会选举指导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审核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名额的组织）：张群只是政治方面有些办法，在党内总是受CC派的排挤；我在党内支持他，所以他很信任我，曾对我说：“你就可以代表我们三个人（张群、李惟果和我），我不在，你就可以代表我。”李惟果是个漂漂亮亮、滑里滑头的人，对张群和我合得来，与CC也合得来，他是四川人，但在四川的国民党内没有基础，许多事要拉拢我；因此我和他们之间，对党的事情办得很合手。

　　在选举方面，我在地方上没有负担。CC在地方上负担很重，都向他伸手要名额，陈立夫无法应付，常常避不见面，敷衍推诿，引起CC内部很多人的不满，从而走向反CC的一面。例如：有个李琢仁，CC派，成都人，他找陈立夫无结果，通过李天民（曾任三青团四川支团干事长）向我疏通，表示如果我能帮助他当选，将来他可以听从我。这一类的人，找我很容易，我不轻易答应人，答应了，一定办到。因此，凡找我的人，我都帮助他们当选了，就是不找我帮忙的人，对我也有好印象。陈立夫那时是中常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野心勃勃地想掌握选举指导委员会（选举指导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都是隶属中常会的组织），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妙的计策：在一次中常会上，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地位做了一个报告，他说：“凡是中央的人事决定，都要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人选，这里做了审定之后，还要送交政治委员会，我想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他是想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带过，把选举指导委员会审核人选的最后决定权一下转移到自己手里。这件事，政治委员会有人事先向我通了消息，我已有准备，当陈立夫报告做完，我首先起来表示反对，理由是：一个组织没有权力审核和它平行组织的东西。接着丁惟汾和朱家骅等也相继起来支持我的意见，驳斥了陈的报告；孙科更是大发脾气地说：“老子做的事，还要儿子来管吗？”（指选举指导委员会的人选，不应该再交政治委员会）于是，陈立夫这个打算就被推翻了。

　　（2）在立法院：由于我在三青团援引“太子派”的梁寒操任三青团中央常委干事，钟天心任三青团组织处副处长，孙科对我有好感，尊重我的发言地位。我对一批国民党的专家学者都很尊重，因而他们也都尊重我。

　　在立法委员中，参加中央选举指导委员会的，只有孙科、梁寒操和我三个人。头一届的立法委员，都是圈定的，以后凭选举。圈定的立法委员，在这一次选举问题上，除了指望孙科能在选举指导委员会内为他们讲话外，就是希望我支持他们。因此，他们都对我表示好感，尊重我的意见。

　　分区审查川籍立法委员时，川籍立法委员也都尊重我的意见：因为我有实力，又比较“公正”。

　　有一个名叫张铁君的贵州人和湖北的田亚丹互争湖北工会的一个立法委员名额，张原是改组派，以谷正纲为背景；田亚丹是复兴社分子，以我为背景，如果我单方面地支持田亚丹，是完全可以击败张铁君的。但他们的官司打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做出仲裁，同意了他们“平分秋色”的办法，即把一个立法委员的名额，由他们两人分先、后期来当，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的纠纷，得到他们对我的好评，说我处事“公平”。

　　正当我的政治活动搞得很活跃、很得手的时候，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于1947年10月派我到热河去视察党团合并的情况。他的腹案是等我视察回来以后，派我到热河去接替刘多荃的省主席职位（据我了解：陈诚曾打电报保举秦德纯任热河省主席，蒋介石复电认为秦“不宜”，以年轻干练的康泽或贺衷寒为好，并问陈诚：康、贺二人以谁最为相宜，陈复电说：以康为宜）。我去热河视察后，了解到全省六百万人口，二十一个县，现在只剩九个不完整的县，其余都已解放；省政府的经费，完全靠中央；武装力量，只有五个不完整的保安团。我把这些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说：“现在的热河，还不及内地省的一个行政专员区。”他知道我无意于这个职位，就没有派我当。之后，他问我：“派你到北平行营新闻处去怎样？”我答：“北平新闻处的赵可夫是很好的同志，在那里做得很好，不需要更动。”他又问：“派你到东北行营新闻处去怎样呢？”我说：“东北行营新闻处的余纪忠，曾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是留英的学生、一个很好的同志，也不宜更动。”最后他说：“你看，你做什么事情好？研究研究后对我说。”我说：“我的一切，委员长都是知道的，请委员长决定好了。”说罢，我就告辞了。

　　同年11月初，邓文仪和罗泽闿一道到我家里来（他们都是参加了作战会议的，罗是当时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传达蒋介石要派我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的决定，并对我说：“委员长在作战会议上曾经吩咐要把这一区划大些。”我当时没有对他们表示态度。一个星期左右之后，我接到通知叫我到蒋介石公馆去开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会，到后，看到有蒋经国、胡轨、罗泽闿、徐佛观、张一清、谷正鼎、袁守谦等人在讨论办一个训练班的问题。那时，蒋经国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我了解，蒋经国准备把党团合并以后的国民党各级干部，由他办个训练班来加以训练；未经过训练的，一律不准活动。这是蒋介石准备要他的儿子把国民党一手抓起来的阴谋之一。因为我不是为参加这个会去的，直等到他们散会后，蒋介石对我说：“派你到襄阳去好不好？”我说：“服从命令。”蒋介石一面说，一面走向另一个会客室去，他继续对我说：“拨六十五师、二〇二师和川军三个旅（即：一六三旅、一六四旅和新十八旅）交你指挥。”又说：“如果军事上很啰嗦，我可以派空军来直接援助你，或者空投粮食、弹药接济你。”并且说：“汉中、安康一带，都归这一区管。”我想到拨部队的事，以后还要办手续，罗泽闿在场比较好，当即建议把罗泽闿叫过来一起谈。蒋介石同意之后，我就把罗泽闿叫过来。蒋介石又把拨部队的事重说了一遍，这次会见就此结束。我和罗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之后，先到罗的第三厅去，罗告诉我：六十五师在河南商丘作战，调不下来。

　　同年12月25日我到汉口，在武汉行辕主任程潜那里得知：二〇二师的师部在成都，有一个旅在津浦线作战，一个旅在鄂东，也不能调了。川军三个旅：一六三旅在信阳附近跟二十师一道作战；新十八旅在武汉附近，是程潜的直属部队，都不能调；只有一六四旅驻在樊城，它实际上只有四个破烂的营。至此，我才知道蒋介石所说的拨部队交我指挥，完全是一张空头支票。

　　1948年元旦那天，程潜先生对我说：“南京方面来了两三次电话，催你到襄阳去，那里没有部队，怎么能去？现在你不能去，我负责。你要是去了，共产党要把你捉起来。我调八十五师的二十三旅到襄阳去，等二十三旅到了那里，你再去。”当时，我曾经这样想：那里没有部队，委员长不能不知道，没有部队，我怎么能去呢？1月10日左右，我接到武汉行辕由程潜主任署名转来南京方面的一个电报，内容是传达南京方面的命令（不是用蒋介石的名义），催我赶快到襄阳去，“否则以违命论”。当时我很惊异，拿着这份代电到武汉行辕找第三处处长（忘了姓名），把原电交给他看，向他查问原委。他说：“这件公事，是参谋长（刘膺古）划行的。”过了几天，我又拿着这份代电去找行辕秘书长邓介松，他一看这个电报，就把它收去放进衣袋里，并说：“这是糊涂。”因为那时程潜先生正为了帮助我调派部队到襄阳去，而此时我在武汉也正帮助程潜先生做副总统的竞选活动；利用过去三青团的关系，把湖南、湖北两省的票都拉过来，为程先生竞选，所以程先生每次请客，几乎都请我参加。

　　2月10日左右，我接到蒋介石从庐山发给我的电报，嘱咐我两件事：一是要我在辖区内春节期间禁放鞭炮，二是要我把到襄阳后的工作每周向他报告一次。我到襄阳以后，照他的命令行事，鞭炮禁放了，工作报告每周一次，但一个多月没有指示。1948年3月20日，我到南京见蒋时，问他为什么不给我指示。他回答说：“不知道这件事。”我很奇怪，不知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1948年7月，解放军围攻襄阳时，我打电报向蒋介石求援，他于13日（或14日）给我一个电报，要我把部队都调到城里去。15日（襄阳解放的前一日）他又给我一个电报，要我以“智勇”来对付“优势之敌”。总之，他是只要我为他卖命，其他的条件是不给的。我当时还不怀疑他，总以为他是无兵可调哩！

　　1947年4至10月间，我在南京很活跃，不是闲着没有事做，而是有很多的事做；但蒋介石一则派我到热河去，给我一个很高的空地位——当“主席”；再则要派我到北平和东北去搞新闻（政训）处工作，最后派我到襄阳去做“司令官”，空调许多部队给我指挥，而实际不派兵给我；说要扩大我的管区，实际并没有扩大。总之，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推出去，把我派到远离南京的地方，很明显，他是觉得我在南京，对他培植蒋经国有妨碍。

　　我跟蒋介石做事二十年，为他效忠了二十年，只是在1941年12月为飞机运狗的问题，他当面骂过我一次；这次骂我，是他开始对我讨厌的表现，同时也隐约露出了他心里的打算。那时蒋经国任江西赣州专员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因而那时我已微微地感到他有些家天下的搞法了。同时我也感到这个人常常前言不符后语。在黄埔军校的一段时间，他表现得多么“革命”，以后又转得那么快。对他的言语行踪，简直无法整理。他对别动队、三青团的讲话，真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们死心塌地的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他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说的那样。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和政权的“世袭”。

　　从这篇回忆里，我们看到为蒋介石“做事二十年”、“效忠了二十年”的一条“功狗”的下场，和他伤心泪尽的独白。蒋介石为了叫这条功狗让出势力范围给他儿子蒋经国，就是要把康泽“派到远离南京的地方”，最后有意使他孤悬在外，去守那清朝笑话中连关老爷都守不住的襄阳、去为蒋家王朝做烈士。康泽为蒋介石兵败被俘，坐了十五年的牢，但他出狱之后，却宁愿做降将，也不要再做功狗。他用行动和文字表达了他的觉悟和痛恨。——蒋介石实在是卑鄙无情的祸国者，康泽用他的后半生，用他的血肉、自由与呐喊，为我们证实了一切。

　　1988年11月21日病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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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穿蒋介石》导言

　　在《乌鸦评论》休刊告白中，我提到《乌鸦评论》创办五个半月来，赚了约二十万元，特移此款，贴补我新编的《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乌鸦评论》订户每位赠送一册，以为答谢；其他读者则可以较廉书价，买到此书。现在，此书即将出版了，我特写导言，做一前引。

　　这部《拆穿蒋介石》，没收入我自己写的文字，因为我自己写的，都收在《蒋介石研究》一到五集里和即将陆续问世的六集、七集……里。这部书收的，都是别人写蒋介石的长短调。其中作者，左右立场不一、亲疏关系各异，但在去伪存真上、摘奸发伏上、不甘蒋介石一手遮天下耳目上，却可谓有志一同。就正有鉴于此，我编出这部六百页的论集，以存信史，并在“众神默默”之中，展现又一次的道德意义。

　　在蒋介石生前，在他淫威所及之处，没有人敢拆穿他、没有人能拆穿他；在蒋介石死后，在他的余威犹在之处，也没有人敢拆穿他、也没有人能拆穿他。中国人中，真正敢也真正能拆穿他的，是从李敖开始。我认为这种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为什么？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就已指出：“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

　　如何破除这种麻木不仁，只好先从拆穿蒋介石着手。

　　这部《拆穿蒋介石》，所收文字，来源有三：一类是在台湾由我发表出来的，一类是在大陆由共产党刊印出来的，一类是在海外由第三者流传出来的。我把这三十六篇文字，大略以内容时间为序，酌加配图，编成这本厚书。令人感慨的是，由于蒋介石的死去、由于国民党的慎终追远、共产党的低调统战，一些共产党刊印出来的谴责蒋介石的作品，连今天共产党都在避免刺激的前提下，自行收敛起来了，这种为了政治掘墓于先、又为了政治修墓于后的反复，严格说来，是另一种麻木不仁。我如今在这部书中，收进这些连共产党也不喜欢重看的文字，目的就在证明是非有常，不为蒋生而存、不为蒋死而亡、更不为政治挂帅而亡。——不以奸雄存亡而定行止，这才是男子汉的道德。中国人口口声声讲道德，但在大是大非之处，每多放水，令人泄气。这部书的出版，正所以在泄气之中，为人有以加油也。——中国人之有阳具者，幸愧而识之！

　　1989年3月31日，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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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涨价归公”

　　最近为“无壳蜗牛”上街抗议他们住无屋，引发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对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鼓吹，我看了，为之窃笑。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王牌之一，方法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孙中山的信徒自无疑义可言。但是，在执行上，却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但孙中山的信徒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只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二、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即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

　　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1935年9月，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而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1坪约合3.3平方米——编者）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

　　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

　　孙中山的悲剧是闭门造车，把三民主义漫天喊价；蒋介石的悲剧是暗中叫苦，把三民主义就地还钱。孙中山又“创造”了“孙文学说”，主张“知难行易”，但他在“平均地权”上，自己就推翻了自己。这是“知易行难”哟！

　　1989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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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节制资本”

　　“节制资本”是民生主义的王牌之一，方法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孙中山的信徒自无疑义可言。但是，在执行上，却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但孙中山的信徒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只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私人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对私人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内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的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

　　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国家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国家资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资本，而不许人民参加国家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人民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国家的企业，以发达国家资本。不过私人资本应由政府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的畸形的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私人资本，乃将私人资本由政府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的发展，而且奖励私人投资于国家企业。如此只要国家资本发达，则私人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政府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私人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

　　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日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国家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政府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国家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内，那对于国内私人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国家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人民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国家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人民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国家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革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的挫败。”

　　我不惜以大量篇幅，全部录入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目的就在证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这岂不太有趣了吗？

　　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别立新法、别创新意，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肉之。虽迫于时势，而不得不来个“修正主义”，但修正到面目全非却还挂三民主义的招牌、还以总理信徒自居，则就是大笑话了。

　　198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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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西藏独立”

　　三十年前，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武装行动，上万的西藏人，包围中国西藏军区司令部和驻藏机关，大喊“西藏独立”和“驱逐汉人”口号，惹毛了中央政府，派兵镇压，达赖喇嘛在七天后出亡。同月26日，蒋介石在台湾这边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其中竟有支持西藏独立的言论，令人震惊。

　　蒋介石说：“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这一段话可来得怪！字里行间也好、言外之意也罢，这显然是告诉西藏人，你们可以走“外蒙独立”的老路。——为了打击共产党，蒋介石不择手段，已经把外蒙古慷慨了，如今又要慷西藏之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熟悉蒋介石言论的人，会发现这种慷祖国领土之慨的作风，是有所本的。在蒋介石这一《告西藏同胞书》前十四年，1945年8月24日，他以“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为题，在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就有这样蹊跷的论调：“我今天代表本党的同志根据国父的遗教，说明我们今后对省区以外边疆民族问题，换言之，就是对于外蒙和西藏民族问题的方针，我们中国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外蒙古就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国父对他们的礼遇，有如上宾，从没有视他们为藩属的意念与态度，绝不像北京政府对他们视为殖民地加以压制。我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不仅对于外蒙如此友爱，就是对于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国同胞必须知道，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们独立自治的能力，这不仅违背我们国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们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纷扰，贻误我们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于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早已明了我们如不能以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传统政策用断然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永久的纷争，对于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都将因此要发生重大的影响。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初见端倪之际，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政府亦将如对外蒙一样的精神，扶助他们的独立。……”

　　蒋介石说这番话，正是《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后十天，条约中早都把外蒙古出卖了，还这样装腔作势，真是妙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中已明承，外蒙古独立，“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可见让外蒙古独立，是卖国属实。如今卖外蒙古不够，又要卖西藏了。咳，蒋介石啊！

　　有人说蒋介石收回了台湾，是一大功。可是，一个外蒙古，就大台湾四十四倍；一个西藏，就大台湾三十四倍。加在一起，大于台湾七十八倍的祖国领土都在蒋介石眼中不算什么，台湾又算老几呀？

　　1989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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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

　　1948年国民党共产党“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大军被共产党团团围住，蒋介石为爱惜将才、关怀门生，特派专机，降落战地，去接杜聿明出来。可是，飞机下降以后，杜聿明却不肯上飞机，而要誓与战地袍泽共存亡。整个的局面是：做领袖的，珍惜部下；做部下的，临难不苟，你来我不往，两全其美极矣。

　　不过，照杜聿明的儿子杜致勇告诉我的内幕是：原来蒋介石杜聿明师徒二人之间，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 ——飞机虽然到了战地，可是“密码”没来，杜聿明心里有数，是不敢上飞机的。

　　杜聿明被俘十三年后，写了一篇回忆——《淮海战役始末》，其中说，1948年12月29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

　　由此可见，所谓爱惜将才、关怀门生，派飞机去接，都是假的、都是演给别人看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你去死、要你为他进忠烈祠。可是，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楚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珍惜部下呀！千军万马兵败山倒之际，还派飞机去接他呢！

　　1948年的“徐蚌会战”如此，第二年的“上海保卫战”也一样。上海保卫了半天，守不住了。据方治《我生之旅》的回忆，是“因总统蒋公一再电令，必须安全撤退部队”，才撤退的，明明来自领袖的授意。但是，据《雷震日记》1948年5月16日条下，却有这样的记录：“晚至总司令部指挥所见介公致恩伯之亲笔函，嘱其支持到底，战至最后一人，与晨间恩伯所言者完全不同。上午听到恩伯之话，且经国两次与恩伯谈话，我们以为这些意见，当系介公授意，欲保存部分实力，不料经国返定海后，介公亲笔函与恩伯，嘱其为国民党争光荣，死守到底，战至最后一人，因此陈良对上下午之截然不同，深感诧异也。”再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明记他在5月15日“上午10时飞往上海公干”；5月16日“上午9时50分飞离上海，10时半抵达定海机场”。可见来去匆匆，自然传达圣旨不误，“欲保存部分实力”、“必须安全撤退”属实。可是，“经国返定海后”，蒋介石在口头授意以外，又来了书面，上下午之间，口头与书面内容“截然不同”。据《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他当时是淞沪防卫司令官，他说是“上级指示撤退，我奉命执行”；再据方治《敬悼汤恩伯将军》，是“5月25日奉命撤退，将军集合高级将领，传达撤退命令”。可见撤退是蒋介石授意的。雷震说陈良“深感诧异”上下午之不同，其实，从侧面意义了解，一点也不必诧异，“介公”行的，是双轨统御，在口头上，是要安全撤退部队；在书面上，却是战至最后一人。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守土不去呀！书面存证于部下动摇之际，谁还会怪领导不力呢？

　　从杜聿明和汤恩伯两个例证中，我们挖掘出领袖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的大相径庭，真令我们怵目心惊。千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表象、看到文件，没人会怀疑领袖，他们记录的，必然都是“臣罪当诛”啊！

　　198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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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准上岸

　　一个国民党少将——张晴光，退役以后，写了一部《血战余生》，其中写1949年“上海保卫战”中保卫不成，撤退来台一段，别有伏笔。张晴光说：“怀着悲惜、痛愤的心情离开上海滩之后，只知船开舟山群岛，到了普陀山。下船，游了一趟南海观世音庙。又听说奉命改驶台湾，到了基隆。在船上等了两天不准上岸。以后刘军长玉章至台北报告陈长官辞修，始准离船，陈长官在基隆集合全军干部训话，对本军在东北、上海的优异战绩，着实夸赞了一番，并说他先到台湾，是为我们设营打前站、办后勤。……”

　　这段回忆的伏笔，就在“不准上岸”四个字。以百战之师、当打败之时，兵困马疲，到了台湾，居然要“在船上等了两天”，这是什么“打前站、办后勤”呀？

　　答案在张晴光团长这边，找不出来，让我们找找刘玉章军长的回忆吧。刘玉章上将写《戎马五十年》，其中有这样一段：“船到基隆，表示暂在船上待命，停留两日方始登岸。其间，我曾下船前往台北，晋见陈兼总司令辞公，由副总司令彭明熙将军代为接见。翌日，辞公蒞基隆，对本军官长训话，慰勉有加，其时正有人向上级密告，说我：‘在船上越权管制，专擅恣横，不准吸烟，违者弃海’；又说我：‘部队在基隆码头军纪荡然，扰害民众及到处便溺等劣迹’，辞公究竟是久经战阵的长官，曾率直告我曰：‘此种无理滥言，不要理会。你们在上海半月，官兵吃尽辛苦、冒尽危险，今仓卒撤台，而港口事前准备未周，何能苛求！’希莫在意。”

　　看了刘玉章的回忆，我们还是得不到答案。所谓“港口事前准备未周”云云，显然是一种托词。因为这个部队，是奉命来台湾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港口事前就有准备时间，又何来未周呢？

　　真的原因，我们在刘汝明将军的《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中，得到更鲜明、更赤裸的印证。刘汝明的部队，比起刘玉章的来，是杂牌的，所以1949年从厦门来台，待遇就更离奇。刘汝明说他坐的船到高雄外港后，“一看到队伍所坐的几只船，还停在港外，心里很觉奇怪。不多时，理副军长明亚，到我的船上来说，船上都无水，官兵都快渴死了，仍不准进港……。我听了很着急，说你同我一起去高雄交涉。说话之间，就看见一只小汽艇，朝着我坐的船飞快开来，上来一个少将见我，认识是我抗战初期六十八军第一任军参谋处长董熙（当时是孙立人的副参谋长），很高兴的要接我到什么司令部去。我就带着理副军长跟他上岸，到了这个司令部的楼上，这个司令就给了我一件孙立人转的命令说：刘兵团到达高雄，必须把枪炮公物缴出，留在船上，才准徒手上岸。士兵拨给各师，官长妥为招待……。我要给领袖打电话报告，这个司令说：电话不通不能打。”

　　由此可见，不准上岸原来是居心安排的！目的就在要趁机释你的兵权。兵权被释后，蒋介石找刘汝明来吃了顿饭。——宋太祖是“杯酒释兵权”，而蒋领袖呢，却是等你兵权释了以后，才赏杯酒！

　　陈良埙大哥告诉我，薛岳部队从海南岛撤来台湾的时候，在高雄也不准上岸，薛岳上将自己跑去跟陈诚理论，陈诚当着薛岳的面，叫林蔚打电话骂孙立人，说这样搞，“无以对天下人”！孙立人知道上面在演戏，忍气吞声背了黑锅。陈良埙当时在孙立人身边，看得一清二楚。

　　蒋介石不承认他下令、陈诚也不承认下令，可是部队就是上不了岸。多有趣啊！刘汝明回忆说，蒋领袖找他吃饭时，还说要恢复他的编制呢！他说：“既已拨编，就不必召回了，等反攻大陆作战时，我必再请缨报效领袖。”——刘汝明真会陪领袖演戏，他老脸丢尽，却给足了领袖面子，谁说刘汝明是老粗！

　　198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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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专立文字”

　　文明国家的档案，都有定时开放的年限，但是国民党当国，它的档案却不肯开放。除了钦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档案外，其他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许多历史工作者呼吁开放开放，但依我看来，纵使开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别才成，否则的话，往往适中其计。

　　什么计呢？原来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代之人和历史家。这种居心，我最早就看出来了。

　　我在沈亦云《亦云回忆》中，发现蒋介石的把兄黄郛的一则秘密电报，是1933年5月24日发给义弟蒋介石的。那时黄郛正在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电报中有一段如下：“至尊电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黄郛自称）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职，弟（指蒋介石）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惟吾弟其谅之！并盼电复。郛感印。”

　　黄郛与蒋介石拜把子，在1911年。二十二年后，他打这样的电报给蒋介石，内心之沉痛可知。他显然不满蒋介石“专立文字”来跟自己人演戏，使后世之人，看了电报内容，以为爱国的是你，误国的是我。这种沉痛之言，岂不正令我们了然于心么？

　　正因为蒋介石“专立文字”是给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们就不可认真。詹特芳在《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一文中，透露吴嵩庆怎么演政治双簧的事，颇为有趣。詹特芳说：“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元，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抛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他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务署长，是当初徐做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这个有趣的回忆，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蒋介石笔下“批给”“批发”的钱，其实不一定拿得到，蒋介石只是“专立文字”给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认真的。

　　依此类推，其他的批语也一样。例如蒋介石关了蒋百里，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等人跑去找蒋介石，说“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介石当面批了“照准”字样，下令放蒋百里，可是事实上却仍旧关着，事见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可见这种“专立文字”，你是不能认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兵败退却，对蒋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庆的手下做间接报告，蒋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事见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订版。但是，这种“专立文字”，史迪威（史蒂华）本人却根本没看到。你若以为蒋介石有种这样责备他的洋参谋长，你就错了。——蒋介石的威武，原来只是给我们看的啊！

　　198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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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不立文字”

　　中国禅门功夫讲究不立文字，《五灯会元》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金色头陀（大迦叶）破颜微笑，世尊乃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理。《五灯会元》这一记录，把“不立文字”溯源至远。不过，“不立文字”的真正体现，还是后来的。这一玄理，菩提达摩东来，最初并未提倡，后来南泉普愿始倡“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说，自此禅门悟道，不涉文字为尚，单传心印，用见功夫。临济大师以“法离文字”为标榜，甚至说出“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净故纸”的话，把佛门立文字的经典，以擦屁股的卫生纸视之，其视文字为废纸，淋漓尽矣！

　　《禅林僧宝传》记佛印的话说：“昔云门说法如云雨，绝不喜人记录其语。见必骂逐曰：‘汝口不用，反记吾语，异时裨贩我去。’”这显然认为文字会失真，以文字传道，说法者有被出卖之感。英国文豪约翰生（Samuel Johnson）有时“骂逐”躲在沙发背后偷偷记录他的话的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虽不涉禅门，但旨趣不无暗合之处。足见“不立文字”，东海西海，有志一同。

　　不过，“不立文字”的妙处，到了蒋介石手里，更成了绝活，虽然别有异志，并不相同。蒋介石的习惯是，口头上可以答应许多事，但拒绝立成书面。当时没有录音机发明，空口无凭，只要不形诸文字，就没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办。蒋介石这一作风，表现在西安事变上，最为高段。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等提出八条件，蒋介石口头答应，可是“不立文字”；对张学良等不咎既往，蒋介石也口头答应，可是也“不立文字”，口头答应之承诺，且经宋美龄、宋子文、洋顾问“背书”，但事后或认账或不认账，全凭他高兴。

　　蒋介石这种“不立文字”的禅门功夫，表现在对外关系上，也有一手。蒋介石跟日本人办外交，怕卖国事泄，就尽量以“不立文字”偷关漏税，纵立文字也避免条约或协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与（伪）满洲国谈判通邮，最后约定“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1934年12月29日外交部致各驻外使署电）；又如何梅协定，何应钦一直不承认有所谓协定存在，但是，这只能骗中国人，骗不了日本人的。胡适1936年11月22日日记说：“所以不发表此项文件之故，他们说是‘不愿把此件做成外交文件’。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认做‘外交文件’了！”可见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厢情愿呢！

　　有的时候，纵立了文字，也动了手脚，达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协定，第四条第二项与日本人约定不予公开，并且在签字之协定外，另有口头约诺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项，也没公布。这种立如不立的绝技，更不是禅门人物想象所及了。

　　李敖出版社出版沈醉的《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出来。”可见蒋介石的禅门功夫，真不是盖的。

　　清朝皇帝在臣下奏折上有朱批，上立文字，但规定臣下看过后须将原折交还，那时没照相机影印机，纵立文字，不虞外泄。蒋介石当科学昌明时代，“不立文字”，更形正本清源。看到他这些禅门功夫，谁还相信他是基督徒哟！

　　198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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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选总统假戏

　　我在11月7日发表《为何“总统”不初选？》提到老国代刘心皇先生反对蒋纬国出任“总统”或“副总统”的意见，我和他在反对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对他说的“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有一定程序，最主要关键必须获得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同意通过”一说法，却有不同的意见。我指出：什么叫“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同意通过”？四十一年前选总统的时候，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名单，岂不正是蒋中正、居正两人吗？国民党为了演民主的戏，同党人士，推出二名，互相争总统宝座呢！四十一年前的国民党，还有这种假开明的戏路，难道今天就要定李登辉于一尊，不做第二人想了么？“中央委员会”是活的，不是死的，为什么不能演出一点新的假戏呢？

　　刘心皇先生看到我这些话，当天就写信给我。其中说：“李先生谈到四十一年前的选举，真是一个好题目。那时，本人也正是出席人之一，当时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那时，国民党总裁允许副总统自由竞选，党不提名。谈到总统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蒋中正要请胡适竞选，胡当时未答应，后来经王世杰奉命去劝，终于答应了。当时蒋命吴铁城秘书长给胡适做竞选总统的筹备工作。吴召集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会中极力反胡，后来一致决议推蒋总裁中正竞选总统。并未推同党第二人竞选总统。至于居正怎么会列入总统候选人之内呢？经过是这样的：国民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即3月28日，湖北代表在中央饭店开会，商讨协助程潜竞选副总统事宜。当获得一致同意。居正姗姗来迟，引起大家的起立鼓掌，表示热烈欢迎，此时某代表提议居先生竞选总统，经报章杂志传开之后，他突然发表一篇声明，说他是：‘不是为竞选而竞选的竞选。’迨国民党中全会决议拥护蒋总裁为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又发表一篇声明说：‘余不揣庸朽，偶听朋友劝告，出而竞选总统。嗣因记者围绕，率做片面谈话，虽曰吹笙引凤，识者已窃笑矣。兹幸本党全会深切研究，郑重决议，一致恳请总裁出而应选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舆论既有所归，谠论衷于一是，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再不做竞选言说，以淆观听。’这是说他放弃竞选的理由，乃服从党的决议，不愿违纪竞选。此后，又听到蒋允许居正陪选，说是‘蒋中正居正’，有蒋中正正位的意思。于是，居正才被列为总统候选人第二名，他并不是提名的。同党不会提名两人竞选，而其他党派可以提名，无党无派亦可竞选总统，在总统候选人方面，不会‘定李登辉于一尊’的。”

　　刘心皇先生这里所说居正列为总统候选人的经过，是很传神的。居正以名字起得好，蒋介石乐得与他搭配，也是可信的。不过，刘心皇先生说居正“并不是提名的”，其实蒋介石也“并不是提名的”。据1948年4月7日《大公报》南京6日专电，提到“国民党临时中全会6日下午四时举行第二次大会，蒋总裁未出席，由孙科主持”做成决议案三点。“三点的内容是：一、接受中常会研究的结果报告，一致拥护蒋总裁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二、遵照蒋总裁指示本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不决定候选人，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连署提名，参加竞选。三、下届总统、副总统竞选，本党竞选的都要由党提名。本党应在下届国大院会前三个月，召集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候选人。”可见四十一年前那次，国民党的确有一种假开明的戏路，“本党不决定候选人”，而只要获得国民大会的连署提名，即可人人得而选之。正因为有这种假开明的戏路，所以1948年4月19日总统选举开票之日，蒋介石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居正还得了二百六十九票呢。这就是我说的“国民党为了演民主的戏，同党人士，推出二名”的由来，虽然当时不以党提名作为形式条件，但既在国民大会中“连署提名”，也是党内定的。四十一年前能这样演戏，今天若还演不出来，而要定李登辉于一尊，岂不太没出息了吗？

　　刘心皇先生信中又说：“至于我为什么说副总统要总统候选人提名（指定），经党同意呢？这倒是行宪四十余年来的经验，也可说是血的教训。国大第一次会议时，蒋总统允许副总统党内自由竞选，因而有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四人竞选，另社会贤达莫德惠，民社党徐傅霖竞选。到选举时蒋支持孙科，经过四次选举，李宗仁当选，等于代表强行送一个副总统给总统，后来，他们在领导中心摩擦，终至‘逼宫’，加速了大陆的陷共。政府迁台之后，痛定思痛，国民党决定总统由党提名，而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提定，经党同意的。从第二次会议到第七次会议，都是这样办的。这样办的结果，是领导中心得以巩固。”“国民大会是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的机构，代表在总统副总统的选举上，是要根据民意，从全民、全国着眼，尤其要特别衡量的，是政局的安定。不会从私人情感和私人利益上考虑的。先生能对此事加以评论，甚感。”

　　刘心皇先生这里所说：“李宗仁当选，等于代表强行送一个副总统给总统，后来，他们在领导中心摩擦，终至‘逼宫’，加速了大陆的陷共。”云云，我的看法却认为不能这样简单解释。与其说“代表强行送一个副总统给总统”，倒不如说总统因为自外于副总统，才造成那种局面。正因为蒋介石示同志以不广，才造成党内有派，这在当事人《李宗仁回忆录》中，已经细述得明明白白。所以发生“领导中心摩擦”，原因不在做副总统的不追随总统，而在做总统的老是不把同党的副总统当成自己人。正因为做总统的是这种心态，所以重点不在制度，而在个人、在总统个人。总统个人心态不改，即使“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提定”，也无补于弥平摩擦。陈诚做副总统的前例，即是殷鉴。

　　刘心皇先生写了上面的信以后，当天下午，又有信给我，进一步补充所谓“蒋中正要请胡适竞选”总统的事：“关于蒋中正劝胡适竞选总统一节，我认为是蒋先生想请胡适代表社会贤达，代表清流，发表声明，说：‘当今之世，总统一职，非蒋中正先生担任不可。’当时，胡适被劝时，只说自己不能干，竟然不说拥护蒋先生干，蒋只有一劝再劝，希望胡能领悟，讵料胡不惟不悟，竟终于答允，演成中常会反对，而蒋也终于接受他的中常会之拥戴，担任总统候选人了。我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推断呢？阮毅成曾说一故事可以做旁证，也可算是‘前科’吧！”“阮毅成（阮当时为浙江省民政厅长）说，当民国三十六年（1947），国民党提名国民大会代表时，他接到蒋主席中正先生（蒋当时为国民政府主席）的一通电报，说奉化县的国大代表应提名王正廷先生担任。他拿着电报到上海找着王正廷，说明来意，王正廷接着电报，把电报翻过来看。阮说：‘王先生，你把电报拿反了。’王说：‘这个电报，要翻过来看，蒋主席不是叫我当国大代表，是叫我推他做国大代表啊！你（指阮）马上到奉化县去，召集会议，提名蒋主席担任国大代表“就好了”。后来，奉化县提名蒋中正，他果然接受了。’胡适没有王正廷的阅历，以致把一件好事，弄得非常尴尬！”

　　刘心皇先生这里所说胡适与王正廷的事，也是很传神的。关于蒋介石这一费人猜疑的奸诈性格，不但发生在胡适与王正廷身上，即使是被蒋介石奉为师保的吴稚晖，也被蒋介石耍过、作弄过。

　　据钱钟汉《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二三事》一文中《吴稚晖谈蒋介石的假做作》一节回忆：“1948年，吴稚晖和我谈起蒋介石竞选伪总统时的一段假做作。吴对我说：‘老弟，你知道上海有种专做反戏的人，叫做“仙人跳”的吗？如说“仙人跳”中的老法师，那就要算蒋先生了。’他接着告诉了我下面的一回事。他说，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蒋介石曾找他谈话说，自己准备不竞选总统，特此征询他的意见。吴当时听到蒋的语气好像很诚恳，所以并未做多大考虑，就表示自己的看法说：‘很好。抗战胜利后，你先生已成了民族的大功臣。现在的事也确实不太好办，做了总统，弄不好，可能会成为你威名之累；不如让别人做总统，你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支持他，可以留有回旋余地。’在吴表示了这一意见后，蒋当时好像十分同意地点头说：‘老先生也赞成我不做总统，我这主意可以决定下来了。’”

　　不料，在吴稚晖以为蒋介石诚恳的表示不竞选总统以后，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

　　钱钟汉回忆：“在吴和蒋介石这次谈话后不久，陈布雷忽又找到了他（指吴稚晖）。告诉他说，蒋要他起草个放弃竞选总统的文告。并问道：‘这文告起得起不得？’吴就把蒋曾来找过他谈话的一段经过告诉了陈，并说：‘看上去他自己已做出了决定，大约不会再有什么变局了，起草这一文告，总不会出多大问题的。’陈经吴这么一说，也就放心起草去了。陈在起草完成之后，就把文稿呈送蒋亲阅。据陈事后说，当时蒋并没有接看，只说要陈把文稿送给戴季陶去斟酌一下。陈奉命去找戴，戴把文稿粗阅一遍之后，即问陈说：‘这是不是蒋先生自己的主张？’陈答是蒋自己的决定。戴说，这事要慎重。即要陈把稿留存他处，待他亲自和蒋面谈后，再做决定（吴稚晖说：陈、戴间的这一段经过，他是事后才知道的）。不久之后，蒋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讨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吴当时自认为他对蒋本人的意旨早已心中有数，就首先发言，把先前对蒋讲的话复述一遍。罗家伦坐在吴的身旁，以为吴出于蒋的授意，也就继起而表示赞同吴的主张。不料在罗发表意见后，立刻遭到了当时国民党中很多中常委的痛骂。特别是二陈手下的那些角色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更是把罗骂得狗血喷头。说什么‘不要总裁做总统，就是要把国民党政权拱手让人’，‘这是要断送国民党和不忠于领袖的阴谋’等等。最后一致通过由蒋介石本人亲自竞选总统。据说，事后罗家伦还接到了很多恐吓信，中间有骂他是叛徒的，有责问他究竟包藏着什么祸心的，弄得罗十分没趣。吴稚晖最后对我说：‘大约因为我年纪老了一些，总算为我留了个老面子。但他们对罗家伦的痛骂，实际上也是对我的。’”

　　钱钟汉又回忆：“吴说：这事实际是蒋自己决定要做总统，但又必须故作姿态，表示客气一下。他所以来征求我这个闲人的意见，无非为了要假意表示自己并不要当总统，而希望我能先意承旨，出面劝驾，他才算是顺天应人，出负大任。不料我这回太老实了一些，对他说了老实话。他话已出口，无法收回，所以才叫陈布雷起文稿，装装样子。事实，这样大事的决定，他哪会不与戴季陶商量过，戴怎么会事前都不知道的。他叫陈拿文稿送去给戴看，戴的那么表示，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我这回也太老实，除自己吃了个暗亏不算外，还连累罗家伦那呆子也讨了个没趣，实在很对他不起。总之，我们都是中了蒋介石的‘仙人跳’。”

　　钱钟汉又回忆：“接着吴又说：过去我对蒋介石的那一套早已懂得，我也成了个老狐狸。记得在林森去世后，蒋曾找过我，要我继任国民政府主席。我当时想，于右任、居正都有主席瘾，为什么蒋不去找他们，却要来找我这一个不想当的人做甚？再一想，明白了，是他自己想当，又不好自己出面来说要当，所以来和我假客气一番的，我客气，他就可以‘知己’，照单全收，要是他去和于右任等人去假客气，那就会弄假成真，难于做戏了。所以我就对他说：‘别人好当国民政府主席，只有我不好当。’蒋问：‘为什么？’我答说：‘我这人不懂得礼节，看到奇形怪状的人，常会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当了国府主席，经常接见外交使节时，看到他们那种奇奇怪怪的服装和装模作样，要是也忍不住笑，岂不有失国体？所以我不能当这个主席。’蒋在听过我这番话后，接着就问：‘既然老先生不肯当，中正也不再勉强。但老先生看，由哪一位来担任，比较适当？’我看他风转得很快，知道已给我猜对了来意，所以就顺水推舟地接口说：‘只有你先生兼任最适当。’蒋听了又问：‘有没有其他更适当的，再想一位。’我说：‘觉老（居正）等论年资也可以担任，只是他们现在都担任着院长重任。让出院长后，又要物色院长继承人，一时也可能并无适当人选。加上现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席的事，也实在繁重，老年人担任，也忙不过来。还是由你先生兼任，虽不免更加辛苦些，但事权更能统一，也是有好处的。’到此，蒋才好像勉为其难地点下头来说：‘既然老先生客气，一定要中正担任，我还得考虑考虑。’后来开中常会时，就由我出面正式提议蒋兼任国民政府主席。”

　　钱钟汉又回忆：“最后吴说：‘事实上，蒋这回也是和上次一样和我来假客气一番的。这回我却太老实了一些，所以上了一次大当。像我自认为老狐狸的，一不当心，还会惹上一身的闲是非呢！’”

　　从上面这一有趣的回忆里，我们看到蒋介石是何等奸诈，也看到党国元老在如何跟他串演假戏。在这一内幕中，我们更可印证刘心皇先生所揭露的真相，而蒋介石选总统的全部轮廓，我们也就可以掌握了。

　　1989年11月14-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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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刊《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经过

　　这部《蒋介石国大现形记》，是一部衰世之书。作者司马既明先生，生逢衰世、躬逢衰世、俛仰于衰世，虽身为国民党国大代表四十二年，但是一线良知，使他虽俯首苟活，却不甘默尔而息，因而发奋秘密成此野史，然后秘密商之于我，无条件要我为他出版。唯一条件是在他有生之年，不能透露他的真名字。我感于他的一片至诚，完全同意了。

　　也许有正人君子讥笑本书作者，怪他涉嫌“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怪他自己做了四十二年的老国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流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而终”、昧心“仁义道德”，就比“双重”更好吗？

　　两者相权之下，我们自然就看出来，司马既明先生的“双重”是值得肯定的。恰像那政治上的“两面忠臣”、“双面间谍”一样，既不得不以“双重”自明，这一苦心和善念，我们也就不该苛求了。

　　古人安如山写诗，说：“长城但自坏，千古痛稠结，肉食无远谋，野史有直笔。”这部《蒋介石国大现形记》，全书贯串的，就正是这首古诗的一番新义。司马既明先生亲历蒋介石国大的种种活剧，他私下保存了每件死证，秘不示人，直到四十二年后，才重加补充，成此巨帙，使蒋介石国大的全部悲欢血泪与丑史，得以曝光于天下。这种有心、这种功德、这种勤勉、这种张大义而垂青史，都是难能可贵的。我高兴在书成之日，聊写秘刊经过如上，以志墨缘。

　　附带陈明的是，附录十篇，都是大陆或海外有关此一国大的论述，可与司马既明先生的大作相发明，并做抽样补充。十篇文字都是我选定的，与司马既明先生无涉。它们是：一、梁上贤：《湖北省伪大选一瞥》；二、徐恩庆：《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三、张文：《徐恩曾是这样当上国大代表的》；四、张纯如：《闻喜选举国大代表的黑幕》；五、杨乾民：《我在铜仁主持竞选国大代表的经过》；六、王尊光：《1948年二届国大见闻》；七、李韫晖：《国民大会见闻点滴》；八、王正元：《光怪陆离的国大会议》；九、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十、大风：《论国民党的法统与代表性》。

　　1990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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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三老宣言”

　　2月28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一〇二期里，刊出一篇章导写的《记先父母章太炎、汤国梨在抗战中二三事》，其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后，“在当时‘不抵抗’政策下，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不止，先父感国土的沦丧，写了大张篆体轴子：‘吴其为沼乎！’以此表示他的谴责。1933年3月7日，先父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发出了‘呼吁抗日电’……这个电文受到了爱国人士的共鸣。但在当时国民政府妥协派势力下，这篇电文虽然在报上刊登，可是一些关键文字均用‘□’来代替，面目全非，文义不通。但此文还是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传诵。先父在1933年4月，又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通电，发表宣言，这就是《申报》所称的‘三老宣言’。从那时起，先父对于抗日救国的言论，已由私人书札中发表意见，转变到公开指责国民政府。当时很多亲友都替先父担心，怕会受到国民政府再度的迫害，但是先父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抓住每个时机为抗战做宣传。……”

　　日前我请老友陈兆基代我查到这一“三老宣言”在1933年4月2日的《申报》上面，全文因湮没几十年，特别抄在下面（标点仍旧），以存史料：“全国同胞公鉴、自九一八事变突发、迄今已一年又六月、伪国成立、亦已逾载、曩者我政府坚持信赖国联之政策、日惟呼吁国联、冀其能主持公道、抑止侵略、予我以助力、然而今日国联固已正式承认九一八以来日本之侵略为违背国联盟约之非法行为矣、亦已明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不容分割矣、亦已否认满洲伪国之合法存在矣、国联此种明白昭示之态度、予我以正义上之助力实多、抑且国联之所能助我者、此亦即其最高限度、吾人在此种正义赞助之下、则惟有切实认清、以自力自助自救之意义、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做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恢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是为国联决议之精神、亦即为世界正义之所在、若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则吾人无异于反对国联之决议、而默认日本之行动、是即为自甘宰割、自甘灭亡、我不自助、谁能助我、故全国人民、今日急应一致奋起、予政府以有力之督促、务使东北半壁河山、不至自我沦亡、黑山白水、不止就此变易其颜色也、此则良等所冀望于国人者一也、次之、先哲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不忍人之心、实际为生命之活力、惟不忍故能爱人、亦惟不忍、乃能发扬其生命之伟力、以表示人类不甘为奴隶之心、今日我前线将士之所以出死入生、与强敌作艰苦之奋斗者、无他、亦即不忍我民族横遭蹂躏宰割之故、然则吾人宁独忍坐视前线将士艰苦奋斗而不予以援助乎、又宁独忍坐视民族遭受强寇之侵凌、而不奋起抗救乎、故吾人今日在另一方面之工作、又应充分发挥其不忍人之心、以赴汤蹈火之精神、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此又良等所冀望于国人者二也、国难急矣、举国环顾、山河日非、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恇忉而未能自已、自憾良等庸材、无力救国、兹谨以诚挚之呼吁、促我国人奋起、言哀意诚、尚希国人共鉴之、马良、章炳麟、沈恩孚等叩、四月一日、”

　　这篇宣言文字不属上等，疑是马良拟稿，再由章太炎、沈恩孚署名的。其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它点破主事者蒋介石“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的卖国作风。这一点破，与二十五天前（1933年3月7日）章太炎自己发表的“呼吁抗日电”前后辉映。在二十五天前，章太炎公开指出：“主持军事者，绝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自图卸责，驯至今日，热河衅起，才及旬余，十五万军同时溃退，汤玉麟委职潜逃，诚应立斩；而处汤之上者，不备不虞，坐受敌挫，其罪状岂减于汤？”这是对蒋介石很勇敢的指斥，如今“三老宣言”更进一步点破蒋介石的卖国作风，在蒋介石高压之下，竟有如此“痴顽老子”们硬要不吃他这一套，这种老辈们的风范，可真令人怀念。

　　199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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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蒋介石》前言

　　这本《清算蒋介石》，是我继编著《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拆穿蒋介石》等七本专书后，第八本批蒋的专集。

　　这本专集共收三十一篇文字，其中我独写了十二篇。全部文字，都是中国人写的。1959年国民党阳明山庄刊行所谓《实践丛刊》，标题《外籍人士对蒋总统之推崇》，而我这本丛刊，却无异是“本国人士对蒋介石之清算”。蒋介石一生，作恶多端，清算起来，良非易事，这些清算的文字，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也许有人说，你编著了这么多批蒋的专集，难道还没批完吗？我的答复是：若是普通的坏人，这样左研究右拆穿一阵，按说就写完了，可是蒋介石却坏事做得太多太多，所以怎么写也写不光。何况蒋介石纵然死了，他的余孽依然狐假虎威、奉其木主，我们当然要劈掉他的牌位，死而不已。《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其实，伍子胥太笨了。对付暴君，要用文明而持久的手段才好。为他不断地出专集以批之，岂不更解恨吗？

　　美国哲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当你朝一个国王进攻，你必须杀了他。”（When you strike at a king, you must kill 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清算。

　　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一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之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的一笔勾销。对这种行为，我们是看不起的！

　　今年4月5日，是蒋介石死后十五年之日，我特编著此书，以“诛奸宄于既死”，策生民于来兹。中国人要想做一个像样的人，必须明辨是非、前事不忘。中国现代的前事，蒋介石是最大的乱源，正本清源，舍批蒋外，别无门路。中国人不论左右，有朝一日，必共识之。

　　1990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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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小引

　　我曾说：“共产党的历史学者常说假话，国民党的历史学者不说真话，后者失之在怯，前者失之在诬。怯与诬，都不能写出真相。”正因为真相难明如此，所以“‘史’失求诸野”，外国一些“支那通”、“中国通”的历史著作，反倒在真相方面，别开天地。虽然“支那通”、“中国通”格于框框也隔于靴子，所议不无皮相之讥，但是就彼等所知，直言无隐上面，却胜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学者。这本《毁灭的种子——蒋介石与蒋经国》，就是一个证明。

　　《毁灭的种子——蒋介石与蒋经国》原名Seeds of Destruction /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作者易劳逸（Lioyd. E. Eastman）是“中国通”，像一般汉学家一样，他有他们共同的优点，也有他们共同的毛病。他们的毛病在过分突出他们捡到篮子里的菜，因而知人论断，每陷于均衡感不足、比例不对、角度不足。……但就每把菜的个案来说，还是经营得满认真的。所以对他们的著作，看热闹应先于看门道。我是超乎中外的第一流的历史家，论断中外此道人物，不能免于这种结论。但洋人作史，不怯不诬，有胜国人，故虽不惬于意，亦应不没其功，特为表出优劣，以昭信史也。

　　1990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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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张学良秘闻》出版说明

　　这本书收入了三本有关张学良的小册子和两篇文字：

　　一、《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右军）

　　二、《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姚立夫）

　　三、《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高山流）

　　四、《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沈醉）

　　五、《张学良在贵阳》（袁化鹏）

　　这些文字，都是过去在海外或大陆出版的，换句话说，都是国民党查禁乏力的漏网之文，它们的作者，左右立场间或出入，但在为张学良张正义而存信史一点上，却有志一同。如今我把它们集合在一起，题为《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以便读者，并对张学良先生九十岁生日，聊志书庆。

　　199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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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队员与黑心蒋介石

　　U2是美国秘密生产的高空侦察机。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找“中国”空军替它飞，侦察大陆，找上台湾的蒋政权。蒋政权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表示反对。俞大维认为，美国中情局要用U2侦察大陆，就应由美国空军自己飞，不应动用“中国”空军。后来中情局直接找蒋介石，蒋介石是媚外的，就答应成立空军三十五中队，就是“黑猫中队”，替美国人卖命。“黑猫中队”名义上虽直接隶属空军总司令，实际上是由空军情报署长秉承蒋介石意旨直接指挥，而蒋介石却凭美国主子意旨直接指挥。

　　1961年4月，“黑猫中队”开始执行任务。中队的成员都是空军的精英，先后有二十七人担任。但是，这种任务的危险性极高，十四年间，八架U2毁于训练、死了六人；六架被击落，死了四人、被俘两人，如今还活着的，一半都不到了。

　　死了的倒好办，麻烦的是被俘的。被俘两人是叶常棣和张立义，他们分别在1963、1965年被击落。他们的凄凉遭遇，各有千秋。

　　叶常棣在浙江、江西交界上饶上空被击落时，两腿布满弹片，手术取出大的弹片就有五十九个，针眼般的伤口更是不计其数，清也清不干净。那时他新婚才十个月，当时担任黑猫中队队长的卢锡良还记得到叶家劝慰的场面，新婚太太哭得死去活来，叶家两老也是泪流满面，问神卜卦，说叶常棣会从西方出来，卢锡良也只能顺着他们的话，说叶常棣身上带有人民币和金币，跳伞之后还有可能会有游击队接应，路经云南、缅甸跑出来。没想到二十年后，叶常棣真的从香港出来了。他在美国跟卢锡良聊起这段往事，常忍不住抱头痛哭。

　　张立义在内蒙古包头上空被击落时，感到突然间一阵红光，座舱内亮光全熄，整个人昏死过去。“我想自己已经死过一次，那种感觉说不上来，像是过时光隧道。”他的身上，至今伤痕累累，同时一条腿还矮了一截。“弹片击中的伤痕是数不清了，疤痕历历可见，至于腿部的伤则是冻出来的，当时飞机坠落在内蒙古，天气严寒，后来清醒后医护人员告诉我，再晚一点发现的话，半条腿都要废掉，现在把皮鞋垫高，倒不感觉有何不便。”

　　叶常棣和张立义被俘后，都失掉二十七年、二十五年的自由。其中包含独囚与劳改。“生不如死”的岁月，就那样一过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台湾这边，把他们当成了作战殉职人员。张立义的太太张嘉淇回忆说：“衣冠冢都拜了好多年。”叶常棣的太太没有子女，早离去了；二十九岁的张立义的太太带着二子一女，最小的儿子才九个月，含辛茹苦的拖了九年，只好改嫁。她没有再生育，与后夫默默的把三个小孩带大，以为一切都成了烟云。

　　但是，造化弄人、人也弄人，在中美建交以后、在1983年，中共决定把这两位俘虏放生。他们到了香港。二十多年前凌空而降；二十多年后滚地而出。除了中共给的路条和在港的半年居留权外，其他一无所有。他们在家破人亡之后，要求回到台湾，可是，黑猫计划的主持人蒋经国拒绝了他们，他们万万没想到，这就是他们为“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卖命几十年的下场！

　　在走投无路的关口，他们只好找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在与他们两人谈了不到二十分钟后，即决定接他们去美国，临行前并交给他们两个信封，内有美金三千元，以供他们生活所需。一个星期过后，他们终得远托异国，被U2的制造国收留了。美国政府特别为他们两人在银行各存了二十二万五千元美金，等他们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后即可自由取用。尽管生活无虞，但他们并未忘情于回台湾，他们不甘心躲在阴暗里见不得人，也不甘心冤屈，生存并不是罪恶，被俘也不是耻辱，他们为台湾冒了险、卖了命、尽了力、付了多年青春、家破人亡的代价，为什么政府对他们这样无情？

　　为什么？为了蒋介石的黑心而已。

　　蒋介石有一种理论，就是做俘虏是人生奇耻。1933年5月8日，他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就公然指出：“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除非这种官兵“能携带枪械或斩获土匪或真能探获土匪秘密，对于剿匪军事，有重大贡献”。否则“马上枪毙”，“对于过去有多少功劳，以后能如何努力，都可不管。”理由是：“我们现在不怕土匪收编我们被俘的官兵，只怕他放回来，因为他放回以后，就能使我们的军队风气破坏，精神丧失，不能再剿匪作战了。”

　　蒋介石这种理论，在1947年4月15日讲“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时，更表明：“做俘虏是人生最可耻的事情，凡是知耻自爱的人绝对不能忍受，凡是有志气的大丈夫、真军人，如果不幸做了俘虏，必不对敌屈服受辱，而只有自杀，以免辱及我们的祖先和革命的先烈。”

　　蒋介石这次演讲后三年，1950年4月16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所谓“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又有这么一段：“大家知道：整个大陆这样广大的版图，就在去年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竟丧失净尽，这是何等可痛可耻的事！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大军，担任高级将领的不下数千人，在那种盗寇凭陵、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而其能临难殉职、慷慨成仁的，竟只有杨干才军长和廖定藩师长二人。其余不是临阵逃亡，就是被俘或投降，这可说是把本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光荣，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民族历史完全断送了。这不仅是一般将领的耻辱，而是整个党国的耻辱；而我个人因为领导无方，使一般部属寡廉鲜耻，到了这种地步，尤为惭愧万分！”蒋介石这段话中，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不过，如果适用同一标准，首先“只有自杀”的，恐怕就是蒋介石自己。为什么？因为“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不就被俘了么？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被俘的解释，蒋介石自己在《西安半月记》中就有“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的话，就是证据。由此可见，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事实上，他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人、骂人、整人、办人、枪毙人、不准人回来，这是更上层楼的“寡廉鲜耻”。这种人的心肠，真未免太黑了。

　　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仍旧无改父道，照样延续他们蒋家的“寡廉鲜耻”。蒋经国死后，形势大变，但是直到今天，大家也没爽快而清楚的认识到蒋介石被俘观的错误；也没察觉到蒋介石自己原来就是被俘偷生的好手。国民党只准以“侨胞”身份，让叶常棣、张立义入境、空军情报署长只能以私人身份到机场迎接、空军总司令只能劝他们要“忍耐”、国民党报章仍继续以“因我政府基于当时政治特殊考量，未能接纳他们”为辩解、而他们也只能以“也能谅解”、“可以理解政府的作法”来回应。整个的事件中，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斥责蒋介石的错误、揭发蒋介石的自己被俘的真相、清楚道出一切原委、勇于提出世界标准的正确被俘观。……这些无知与怯懦，才真是悲剧中的悲哀之尤！

　　任何文明国家对叶常棣、张立义这种被俘归来的军人，都会投以英雄式的欢迎、都会给予高度的顶礼和感念。可是，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台湾，叶常棣、张立义却在千辛万苦、百劫余生之后，竟被歧视、被诬蔑、被羞辱、被冤屈、被拒绝。……直到离开大陆七年以还，方得假道美国，窝窝囊囊畏畏缩缩的回到台湾。他们强颜欢笑的表示：“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们已是饱历风霜的六十多岁人儿了，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去讨回公道、讨回荣誉、讨回青春了，一声声“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就是他们唯一的奢望了。

　　199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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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毁损古物

　　《诗经》有首诗叫《出其东门》，前面六句是：“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意思是说，我出了城东门，看到美女众多。可是我不想美女，只想那穿朴素衣裳的姑娘，想起她来，我就高兴。

　　我住台北，经过东门，就常常联想到这首古诗。为什么？因为我一看到东门城楼被“美轮美奂”得面目全非，我就想起当年东门的原始风貌，那种风貌使我怀想，并且为之高兴。

　　东门是台湾的重要古迹，据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出版的《台北市发展史》：“光绪元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准新设台北一府，统管台湾北部，并拟建府城于大加腊堡艋舺街及大稻埕街之间。光绪四年（1878），知府陈星聚商之官民，议决兴建台北府城，共募得银二十余万两，遂于光绪五年（1879）正月兴工，至光绪八年（1882）三月竣工，费时3年3个月。建城之地基，原多为水田。除一部分系人民捐献外，余均给价征用：上则田方一丈银一两，中则田八钱，下则田六钱。至于城垣，多以坚石堆砌为墙，中实以砂土，全城约做长方形。城壁约高一丈五尺，雉堞三尺，计高一丈八尺，城壁厚度为一丈二尺，可做驰道，通行人马。”……

　　东门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丧失了屏藩的作用，成为古迹，在日本统治半个世纪中，它完好无恙；在国民党逃台的前十八年中，也相安无事。不料，到了1967年，迷信的蒋介石妄事铺张，居然下令拆掉闽南式建筑的朴素城楼，而在上面加盖成北方宫殿式的大帽子，弄得面目全非。后来又基于迷信，在四角各筑平台，上置石狮。后来又基于迷信，拆石獅而只留平台。变来变去，越发不伦不类。蒋介石这种焚琴煮鹤、无知乱来，显然构成《刑法》上的毁损罪。《刑法》第353条明定：“毁坏他人建筑物、矿坑、船舰或致令不堪用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蒋介石对东门古迹，毁损得无复古风，当然属于“致令不堪‘用’”的程度，已无疑义。复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57条第7项，明定“不依原有形貌修护古迹者”，明在“科五万元以下罚金”之列。蒋介石罪通于古，益可知矣！

　　9月12日报载：“台北的东门、南门已脱离军方管辖，归台北市民政局主管，昨天民政局邀集学者专家及相关单位，研商双十节是否再循往例，在古城门上搭建霓虹牌楼，遭学者专家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凸显双十节庆的欢愉及台北府城的地标特色，不必非得搭建牌楼。民政局将把专家意见在今天举行的双十节筹备会中提出讨论。民政局昨天与城中分局协调，未来两座城门都开放给民众参观，但二楼仍不开放，城中分局将做定点定时巡逻以维安全。”可见东门已脱离军方的掌握，回复部分自由。但是，原始风貌的面目全非，却永远是蒋介石留下的遗恨，再也无法恢复了！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我所思存，全在蒋匪，干你老木，肏你匪臀！

　　1990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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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长春围城

　　——郑洞国从殉职到健在

　　老友丁颍上次从大陆回来，送我一张照片，是今年2月18日，他在北京民革礼堂与郑洞国将军合照的，看了令人颇生感慨。

　　前些日子，丁颍再去大陆回来，一天中午，他、谢聪敏、王小痴夫人宣中仪嫂、小屯和我一起吃饭，我送了一张有趣的剪报给他，那是四十二年前，1948年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的一则中央社电讯，全文如下：

　　郑洞国殉职

　　三百官兵全体成仁

　　【中央社沈阳23日电】据悉，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发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搏斗，刻已弹尽粮绝，终于21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18日曾电致其夫人陈泽丽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20日致杜聿明、赵家骧暨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辈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生平事略

　　【中央社南京23日电】郑洞国将军湖南石门人，现年四十六岁，民国十三年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十四年春淡水之役，以连指导员参加奋勇队，率先入城，3月升教导团营党代表，12月任第三师八团少校营长，十五年任团长。北伐、剿匪无不身先士卒，二十一年先后任第二师独立旅及第四、第五各旅旅长，次年古北口之役率军由洛阳北上，屡建奇功，二十五年升任第二团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抗战军兴，将军率师御敌，二十七年参加台儿庄之役，次年调九十五军副军长，随即奉派以荣誉第一师师长兼第五军副军长，随杜聿明将军参加昆仑关之役，第一日即占领日寇外围各重大据点，嗣以敌机助战，血战兼旬，将军抱必胜决心，把握时机，向敌突进，昆仑关遂入我手，日寇第五师团因之粉碎，世界军事家对我国军英勇，遂得一深刻印象。二十九年奉调为新十一军军长，旋改为第八军，扼守江南，使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战区长官部之每次观察及检讨结果，皆以将军所部列为第一。三十二年奉派为中华民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在印努力建军，10月底，率三十八及新二十二两师并新编之三十师与十四师、五十师及各直属炮兵战车等部反攻，先后攻克杰布山及密支那等地，迭创顽敌，丑虏丧胆，缜缅战局因是改观。后驻印军扩充为新一、新六两军，将军乃升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协力史迪威将军打通中印缅国际路线。自三十二年10月反攻缅北，至三十四年3月先后以数万部队对敌十二万之众，计毙敌三万余，击伤敌七万，解四平之危，挽回东北战局。9月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协理东北军政，三十七年2月1日东北剿匪总部成立后，将军任副总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坐镇长春，屏障松南，旋又兼任长春警备司令。将军英俊儒雅，和蔼而有威仪，精通韬略，擅长文学，颇具儒将风度，其幕僚亦多青年有为之士。将军毕生勤俭守身，毫无积蓄，身后遗二子一女。

　　从这段剪报里，我们看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中央社怎样在捏造“郑洞国殉职”的消息。事实上，郑洞国不但没殉职，并且在守城最后，对蒋介石还有着一幕戏剧性的演出，全部经过，先从郑洞国的回忆里，就见端详。

　　郑洞国在大陆发表过一篇《困守孤城七个月》，回忆当年他守长春的经过。首先，他指出蒋介石守长春的战略根本是错误的：

　　……当决定放弃永吉时，我曾主张同时放弃长春，我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而蒋介石却认为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我对于蒋的这种看法，虽不敢表示异议，内心是不同意的。道理很明显，打了胜仗，不但长春可以收复，整个东北都可以占有；打了败仗，一切都完了，还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因此，这次要我负责固守长春，在情绪上我是有抵触的。

　　虽然情绪上有抵触，但是不能不干，于是他到了长春。

　　我到长春后的作法，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食粮。”守备长春的兵力：两个正规军及兵团部所辖直属部队约六万人，地方游杂部队及后勤人员约四万人，共十万人左右。根据持久防御方针，把长春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归第六十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归新编第七军负责。除沿城市边缘构筑防御工事外，在市区内，利用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在中央银行区构筑核心工事。第六十军派出一部在东郊五六里一带高地，占领前进阵地，新编第七军派一个师担任西门外飞机场的警戒。这时由各地挤到长春的游杂部队很多，为了巩固城内秩序，一律不准他们进城。这些游杂部队的司令，来找我要粮要钱时，每个人都自称有几千甚至几万部队。经调查，有许多是无兵司令，他们互相争夺部队，常常发现一个部队有几个司令的情形。我将其中素质比较好的编成两个骑兵旅，使之参加市区防务。其余让他们在城外自生自灭。这些部队都是地主、流氓、胡匪凑成，军纪很坏，郊区人民被他们劫掠一空。当时飞机场常遭到解放军由西北方面发射过来的炮弹所干扰。为了保持机场的安全，我决定由新编第七军抽出一个半师，第六十军抽出一个师，组成一个出击部队，企图把西北方面的解放军驱逐到炮弹射程以外，并趁此机会向四郊搜购粮食（实际是掠夺粮食）。虽然打出去三四里路，粮食却颗粒未得。正打算在机场西北方构筑一道掩护阵地，不料在机场西南方担任警戒的新编第七军一个师，突然遭到袭击，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我看形势不妙，便将出击部队迅速撤回。接着解放军就占领了飞机场。我到长春未满两月，长春、沈阳间的空中交通就断绝了。控制机场的计划完全失败。我在长春几个月中，规模比较大的战斗只有上述的两次及以后试探突围攻击的一次。其余都是零星炮战及外围小部队的战斗。为了提高士气，加强团结，增强干部长期固守的信心，我成立一个短期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干部受训。其内容，不外抄袭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的那一套办法。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以省主席的地位，要教育厅负责整顿长春市的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以免闹事。后来因为粮食困难，大多数学校无形停顿。当时为了收容各地逃来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幼年兵团。后来把长春市的高小和初中学生，也编入这个兵团之中。目的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既便于维持生活，又可避免到处滋事，影响治安。这也是巩固内部的一种措施。我并想在围城之中保持弦歌之声，借此安定人心。

　　不过，安定人心得从填饱肚皮开始，当粮食发生短缺的时候，人心再安定，也无从安定起来了。

　　在围城中最使我头痛的是粮食问题。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绝。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因为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要他们来空投粮食，他们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们看了非常恼火。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甚至有新编第七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他们驻长春的时间比较久，平日就营私舞弊，屯有粮食。至于新由永吉转移过来的第六十军，粮食更加困难。对于这种现象，我虽然有所取缔，因为怕发生意外，不敢操之过急。囤积居奇的粮食虽不多（当时也不可能有很多粮来囤积），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一亿元一斤。由飞机运来一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已无用处。不得不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市内税款收入，不够税务工作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令暂时撤销一切税收。我曾一度把市内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后来燃料也成问题了。我曾企图在东郊开采煤矿，在解放军的狙击下，当然没有成功。市内曾发生砍树木、拆房屋、挖马路（取沥青做燃料）准备过冬的情形。我虽有命令禁止，但在那种情形下，命令等于虚文。我当时的心情是很痛苦的，自知前途茫茫，又不能不假装镇静。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可是，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

　　但是，“坚守到底”又谈何容易！局面愈来愈撑不住了：

　　10月初旬，解放军主力围攻锦州的时候，我曾抽出大约两个师的兵力，组织一次试探突围的攻击，由长春的西北角打出去。虽然有几里路的进展，却发现解放军的狙击力量很顽强，感到突围没有成功的可能，于是又决定继续固守下去。几天之后，接到蒋介石空投给我和两位军长每人一封亲笔信，要我们设法突围。命令大意是要我们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他已令沈阳方面，派部队在路上迎接。我召集军、师长开了一次会，研究关于突围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的体力甚弱，很难突破解放军的层层堵击，倘勉强突围，必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不如坚守下去，还可能多支撑些时日。我和各军长联名打电报答复蒋介石，说明不能突围的理由。

　　大约在10月16日上午，又接到蒋介石要我们突围的命令，并警告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另外有一封亲笔信给我说：“倘再迟延，将不能等候矣。”我又召集军长和军参谋长等开会。这时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患伤寒病，不能出席，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当天的精神很紧张，和我说了几句话就借故匆匆离去。我虽然有点诧异，但并未料到会发生什么意外。到会的人都知道今天要谈什么问题，一个个愁眉苦脸。我在会上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后，即决定于10月17日拂晓，遵照命令实行突围，并做了关于突围的部署。看来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我也知道突围是凶多吉少，为了服从命令，早把生死成败置之度外。没有料到，当晚（10月16日夜间）第六十军的暂编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向我报告说：“第六十军已决定今夜起义。”紧接着新编第七军也有报告说：“第六十军的部队有变动，看情况可能发生问题。”我立刻打电话给曾泽生，电话已不通了。我立即命令新编第七军：“停止突围行动，撤回原防。”并迅速对第六十军方面派出警戒。同时把这一情况电告卫立煌。17日早，即派副参谋长去找曾泽生，曾当时写了一封便信交副参谋长带给我，说明他已起义和起义的原因。我把这便信的内容电告了卫立煌。当天上午，我召集新编第七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默默无言。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这一天，我感到很徬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

　　当天晚上，我到新编第七军军部看李鸿，他虽在卧病，看来并不那么严重，却故意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有意无意地避开我，我感到情况有点异样（后来知道，他们已在同解放军接洽了）。副军长史说是我在印度作战时的参谋长，他劝我留在军部过夜，我坚决要回到兵团司令部去。当天夜间，忽然接到曾泽生的电话，我还想劝他回来，他只是说：“有人和你讲话。”接着有一位自称姓刘的对我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要再做无益的牺牲。”我说：“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来轰炸，当空军向我联络时，我告诉他们：“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我的意见还是停止轰炸罢。”

　　18日早晨，新编第七军的参谋长龙国钧来见我，他说：“新编第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我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龙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我。当天下午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到了此时，我已感到山穷水尽。正在焦急中，接到杜聿明的电报，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来接我出去，问我有无降落地点。我答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但是我还不肯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我把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对他表示“来生再见”。当天夜里，我的司令部附近，仍响着剧烈的枪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友梅和司令部的幕僚们想出来的办法：要直属部队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我跟着他们走。第二天一早，我的司令部也就放下了武器。他们为了把我从死亡的道路中挽救出来，真是煞费苦心。现在更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伟大政策所起的作用。我由衷地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再生之德！

　　我放下武器后，受到萧劲光司令员和萧华政委的热情接见，给了我优厚待遇。这是我最初所没有料到的，很受感动！可是我却对他们表示：第一、不愿广播；第二、不愿参加公开宴会。他们希望我为人民做点事，我却坚决要做老百姓。可见当时我的觉悟还很低。

　　在郑洞国这一回忆里，有一段应该“大特写”的，就是他最后投诚那一幕，他说他的手下在当天夜里“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我跟着他们走”云云，这段话，却语焉不详，也不无令人费解之处。不过在他另一篇回忆——《困守长春始末》（郑建邦、胡耀萍整理）里，对他的心态，却有了较多的陈述：

　　19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了武器。在这前后，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国民党驻长春的各部队，也相继向解放军集体投诚。只有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内抵抗，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

　　此时真正是山穷水尽了。我见大势已去，遂将全部情况向东北“剿总”做了汇报。没多久，我接到刚刚被蒋先生由徐州“剿总”重新派到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将军打来的电报，他拟请蒋先生派直升飞机接我出去。问有无降落地点。我怀着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答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到了这时，我还是没有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

　　20日这一天异乎寻常的平静，解放军并未像我预料的那样攻打中央银行大楼。实际上，杨友梅将军和我身边的高级幕僚们，已背着我暗地里与解放军接洽了，那时我待在房间内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随时准备牺牲，并未注意到他们的行动。

　　10月20日夜11时，我给蒋先生拍发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大意是“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五时，仅有零星战斗。落暮以后，匪实行猛攻，趁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凜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10月20日23时亲印”。

　　发完电报，我合衣躺下。

　　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我尚以为是解放军向我的司令部发起最后攻击，觉得该是自己“成仁”的时候了。我身着戎装，平躺于床上，伸手至枕下欲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自戕。岂知我摸了又摸，手枪居然不见了。原来左右已发觉我的精神异常，预先就将我的手枪取出收藏起来了。我生怕再稍迟一刻便做了解放军的俘虏，慌慌张张地起来在室内到处搜寻任何可以了结自己生命的器械。这时，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卫队长文健和四名卫士闻声拥入，呼喊着将我死死抱住。住在邻室的我的本家侄子、时任吉林省政府秘书处处长的郑安凡也跑了进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连声哀求：“二叔，不能啊，您可千万莫走绝路！”言毕大哭。我狠狠地顿足叹气，颓丧地倒在床上。稍顷，杨友梅将军带着一些幕僚匆匆走进房间，也含泪道：“桂公，事情已到了最后关头，请您赶快下去主持大计！”然后命人不由分说地将我从床上扶起，拥向楼下。

　　来到一楼大厅，我猛然怔住了，原来大厅内外已布满了解放军。再看身边，几名卫士紧紧地环绕在我的身后，唯恐我再出意外。杨友梅将军等人也团团围着我，都用满含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我。我一切都明白了，面对这木已成舟的事实，我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事后始知，杨友梅将军和司令部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与解放军的秘密接洽，悄悄迎来了解放军的代表及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既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过，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出来，真是煞费苦心。后来每忆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的这番安排。

　　郑洞国在这一回忆里提到“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云云，虽然比前一篇回忆稍多落墨，但是，语焉不详、令人费解之处，还是有的。

　　为了进一步完成这一“大特写”，我找了一些旁证。

　　据当时郑洞国的侍从副官兼国民党吉林省政府秘书处七级课员李国祯《跟随郑将军的日子里》回忆：

　　18日上午，郑发电沈阳“剿总”称“大势已去，当以死报国”。10时许，空军飞机飞临长春上空与郑洞国通话，请郑指示轰炸目标，郑先生告知：“六十军已于昨日撤离长春，不明去向，轰炸也只是徒伤百姓。”飞机盘旋两周而去。下午，兵团杨副参谋长嘱我切实注意郑先生安全，要昼夜守在身旁，寸步不离，任何武器不得给郑先生。自此我才感到情况严重，任务艰巨，马上将长短枪全部收藏起来。同时，发现有一辆带黄布标志的吉普车进出司令部，车上乘坐的均是解放军。

　　后来知道，新七军与解放军谈妥条件同意放下武器，兵团部杨副参谋长和三处易处长（似乎印象中有位姓易的处长）等人，代表第一兵团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开始谈判。谈判始终是秘密进行的，郑先生对此一无所知。这段时间，郑先生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整日在沙发上摆纸牌，除了上厕所外，未曾外出一步。

　　从19日起，已闻远近有枪声，这时郑先生愈发消沉，我则愈发感到精神紧张。20日深夜，郑先生签发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其大意是，职等当克尽军人天职，以全气节……。据我所知与解放军谈判是杨友梅副参谋长苦心安排的，他未曾也不敢与郑商议。杨确实是煞费苦心给郑先生以最后的“体面”，制造了“最顽强抵抗，弹尽粮绝，最后始放下武器”的假象。

　　21日凌晨五时许，兵团部所在的银行大楼，所有窗口齐向空中鸣枪，一时枪声大作，持续约半小时。天微明，东总政治部联络处一位姓刘的代表，在杨副参谋长陪同下到郑先生的会客室（办公室外间），刘代表自我介绍后，向郑先生宣读了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致长春守敌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将军的致敬电》，表示欢迎郑先生放下武器，回到人民的行列。郑先生由刘代表陪同乘郑的吉普车撤离长春。

　　再据当时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部直属特务团迫击炮连第二排准尉排长彭云鹏《我在兵团部特务团》的回忆：

　　20日晚8时，特务团部召开紧急会议，排长以上军官全部参加。先由司令部副参谋长杨友梅讲了一通话，接着龚次言团长具体布置说：“为了保护郑司令的安全，明天早晨五时，以连为单位，各单位将所有子弹全部打光；只能向空中射击，不准对人打；六点钟，一连将铁丝网、障碍物打开，这时会有三辆车头上插了红旗的吉普车向我驻地开车，不许任何人开枪。”并宣布说：“由朱副营长全面负责，若郑司令下楼讯问，就说解放军打过来了。”散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问：“子弹对空打光了，还怎么保护郑司令的安全？”也有的说：“既然是对空射击，为何还当面欺骗郑司令，这样有好处吗？”不过，在此之前，大家还听说郑司令向南京拍发电报后，就准备用手枪自尽，后被副参谋长杨友梅拖住了；还有的说郑司令在吃饭时，用筷子捅喉自杀又未成等等。这一夜，大家心绪很乱，谁也没睡好。

　　21日凌晨，根据昨晚会议安排，我们对空射击约半小时，将子弹全部打光，天也逐渐亮了。这时朱副营长命令一连打开铁丝网。约过半小时，三辆插着红旗的吉普车向我们驻地开来，车拐弯开到银行大楼后门停下，从车内走出十余名解放军。几个战士持枪守在车旁，另几个干部模样的由朱副营长带路往楼上走去了。这时我们这些当兵的才猜出了个一二。半小时后，郑洞国和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下楼，坐上吉普车就走了。

　　再据当时天津《民国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兼上海《新闻报》特派记者杨治兴，《在郑洞国将军身边——特派记者随军采访见闻》的回忆：

　　为了说通郑洞国，史说又让我下午再走一趟中央银行，我爽快地答应了。我走进银行三楼郑洞国居室的外间，适逢吉林省政府办公室主任、郑先生的内弟陈少甫和侄子郑安寰在座。他俩告诉我：“郑先生要自尽，枕下有手枪，要设法把他的手枪拿出来。”我对他们说，待把郑引入另一房间，陈可趁机将手枪拿走。

　　我走进郑的居室见郑躺在床上。郑见我进来，便坐起身来和气地和我握手。这时，崔垂言在郑的房间里闷坐，我眼噙泪水要求郑单独和我谈话。他同意了。郑洞国下床领我来到隔壁另一房间。郑倚墙而立，我面对他，双方表情都很严肃。我告诉他新七军已与解放军进行谈判，并达成放下武器的协议。我说新七军并没有背叛他，实在突不出去，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劝他，事已至此，要有完全之计，不能不为他的十万部下着想，也不能不为自己着想。我还对他说，新七军让我来陪您到军部去。郑回答说：“新七军投降，是他们自己的事，由他们自己去做，让我投降办不到，事已至此，只有战到最后了。”他又说：“我不能对不起草字头（指蒋介石）。”我反问他：“他何尝对得起你？而今死守长春拖住解放军南下衣襟的作用早已失去，他哪里想到你。杜光公（指杜聿明，当时杜在沈阳有电给郑，设法派飞机把郑接出去。郑回电：大势已去，一切来不及了，只有克尽职守，来生再见）还在想蒋介石派飞机救你出去。蒋哪里想救你出去啊！”郑感慨地说：“作为军人，我焉能失节！”我对他说：“桂公，你牺牲了，现在你的儿子和我们这些人会哭你，但到了你孙子那辈，恐怕就不会哭你了。因为中国历史已经改变了，我希望你要静思细想啊！”郑听了我的话，低头不语了。我见他既不言语，又不做刚硬的表示，双方默立了一阵子。我告诉他新七军已放下武器，解放军对中央银行已严密包围，他的一个特务团绝对突不出去。我接着对他说，解放军一定请你放下武器，走向人民，中共方面周恩来给你发来电报，请你“不负黄埔之初衷……如一转念即当以起义相待”。郑的态度稍有缓和。我又告诉他为了照顾他的颜面以及考虑他留在南京、上海、湖南等地的家眷安全，已通过沈阳通讯兵司令部的电台转发南京、上海、平津各报新闻专电，报导“长春国军正做最后巷战，共产党军队已攻入市区内，双方正短兵相接，郑洞国将军下落不明，有云在突围中壮烈牺牲。”郑握了握我的手，转身回到他的房间。我送他进屋后，转身下楼，想返回新七军军部去，正好遇到郑洞国的亲属，他们低声告诉我，郑枕头下的手枪，已被拿出来了。

　　我回到新七军军部后，得知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已同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和参谋处长郭修甲，背着郑洞国，正在与解放军进行谈判。

　　……10月21日黎明，我听到银行大楼方向传来一阵阵枪声，之后很快便得知谈判成功的消息！在解放军的同意下，困守在中央银行的第一兵团郑的特务团向空中鸣枪片刻，假做抵抗的表示。随后，兵团部全体官兵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

　　现在，再从共产党那边的回忆，比对一下。据当时共产党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一团参谋长师镜《陪同郑洞国先生走出银行大楼》的回忆：

　　我军占领海上大楼时，大楼同银行大楼的电话仍然畅通。我团朱军政委拿起电话同在“央行”的郑国洞通了话，劝郑：“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新七军已投降，银行大楼这弹丸之地，你们是守不住的，希望你们放下武器。”郑洞国说了句“败军之将，何以谈和”就把电话听筒摔了，再也不接电话了。18日晚，我兵团司令部参谋长解沛然（解方）指示我们，利用海上大楼直通银行大楼的电话线继续向敌通话，展开政治攻势，促其放下武器。解参谋长还告诉我们，周恩来副主席拍来了电报，电报讲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这个人在政治上不坏，要争取其起义或放下武器，以礼待之。

　　朱军政委第二次拨通了电话，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郭修甲少将。郭修甲说：“郑司令官几次企图自杀，被我们阻止。你们是否可派人到中央银行来谈判，如同意，我们派汽车去海上大楼接你们，为了防止误会，我们的车上插一面黄旗做信号。”我们立即将此情况向解参谋长报告，经研究决定，朱军政委和我去敌兵团司令部谈判。

　　19日下午，郭修甲派了一位姓罗的少校参谋乘车到海上大楼接我们。我和朱政委带两名警卫员在罗参谋的陪同下，进入银行大楼。进入银行后，他们不让带枪进去，我就把随身携带的长把子手枪交给了随我同行的警卫员，两名警卫员没让进去。之后，罗参谋陪我们朝地下作战室走去，身穿绿色军服的郭修甲处长早已在门口迎候我们，互相见面握了握手，寒暄几句后，一起进入作战室内。只见墙上挂着的军用地图用布遮盖着，有个长条桌子摆在室内中央。当时，郭保持着一种矜持的样子。停了一会儿，我们即开始了会谈。国民党兵团部参加谈判的有郭修甲和二三个参谋；我方人员也不多。双方在桌子两旁坐下后，先由朱军政委交给郭一封信，我记得这封信是用个大信封装着的，封面上写着：郑洞国司令官收，落款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朱政委要求郭将此信转交郑洞国。接着朱政委向郭等人介绍了当前的形势，说明新七军已陆续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一兵团部孤守中央银行这一弹丸之地，是做无谓的牺牲。希望他们能放下武器。继之，郭修甲说：我们愿意放下武器，只是郑司令官不干，经劝说后，郑说，由你们办吧。

　　谈判开始时，气氛比较紧张，后在闲谈中，郭提到他是中央军校十二期生，正巧，朱政委也是该校十二期的，两人竟是军校的同期同学。这样一来，谈判的气氛就轻松了一些。记得在谈判休息时，敌兵团参谋长杨友梅穿着一身美式军装，从地下作战室的侧门走进来，郭修甲马上站起来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杨友梅少将，副参谋长。”杨双手摊开，连声说：“请坐，请坐！”杨在此待了一会，没再说什么就匆匆离去。看样子杨友梅是支持郭的。会谈约一个多小时。谈判中，郭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放下武器后，要保证所有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二、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发表谈话；

　　三、（要我们）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不要说自动投降。

　　上述一、二条双方均同意，唯第三条略有争议。郭修甲提出，可否不在报纸上登郑洞国自动投诚，而写伤后被俘，主要是给郑留点面子。我们表示不能同意，并做了解释，郭也没有再坚持。关于放下武器的时间问题。郭提出，三天以后再放下武器。当时我们知道廖耀湘兵团已由沈阳出动，为了防止情况有变，必须尽快解决敌一兵团部。因此，我们说此事必须请示上级才能决定。双方的第一次谈判，就此结束。

　　回来后，我俩把谈判情况向解参谋长做了汇报。解指示，必须在三天内解决敌兵团部问题，朱政委又乘车返回银行大楼，双方谈妥：21日清晨，我方接收时，敌兵团部特务团对空射击二十分钟，然后放下武器。

　　此刻，坚守银行的只有兵部特务团等约四百人，其余如新七军、保安旅、骑兵旅等部队已陆续向我投诚。

　　按照约定时间，21日晨敌兵团部即在银行无目的地对空鸣枪射击，装做激战半小时（实际打枪二十分钟左右），然后停止了射击。

　　5时许，我同朱政委先乘车来到银行大楼门口。一进银行大楼就见到许多国民党军官携儿带女，柃着皮箱，正在集合，准备向我军投诚。我直奔银行三楼的会议室。这时，银行外面还在打枪。朱政委转身出去，以便带领部队进来接收。

　　我一个人进了会议室，见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他们一见我进来都愣了，便站起身来。

　　我当即问道：“哪位是郑司令官？”

　　站在中间的人说：“我就是。”

　　其他两人，一位是兵团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另一位是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

　　我说：“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进来了，现在请司令官随我出去。”

　　郑当即问我：“我提出的三个条件，你们都全部答应了吗？”

　　我反问他：“哪三个条件？”

　　他听了后，颓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唉！三十年来，春梦一场。”

　　是时，银行外面枪声大作。

　　我又催促说：“郑司令官，部队进来了，请走吧。”

　　郑叫他的副官给我拿来一只宽约二十公分，高约八十公分的手提皮箱，并说箱子是日本投降后移交的，有毒，请不要打开。如打碎里面的东西，长春市全城百姓都会受害（事后我知道是细菌武器）。

　　当时，天下着淅沥的小雨，郑走出会议室时，他的两位副官拿着雨衣说：“请司令官更衣。”郑伸出手臂穿上雨衣。我陪同郑等走下三楼。刚走出正门口，正遇上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同志摆好摄影机，准备摄下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可郑却把脸扭了过去。这时，中央银行正门前的广场上，成群的敌兵团部官佐正在集合，陆续地离开银行。郑见此情景，长叹一声，与杨友梅副参谋长说了句话，就扭头坐上我方早已预备好的小吉普车。杨友梅跟郑洞国同坐一辆车，后边还跟着一辆大道吉（中吉普），我派一个班送他们离开了银行。在一个酱园里我们稍事休息，郑的副官找到我说，郑先生没吃早饭。当时长春十室九空，哪有粮食吃啊！无奈，我又迅速乘车返回，从中央银行里给他们找了点大米和罐头，草草地吃了一顿饭。饭后，我就送郑洞国等人到我兵团司令部临时驻地——四家子。

　　22日至2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自沈阳的电文相继报导：“长春失守，郑洞国壮烈成仁，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所属官兵三百人亦全体殉职。”并登了郑氏的“遗照”。而当时我《东北日报》上，却登着醒目的头版头条新闻：《郑洞国率部投降，我胜利收复长春。》

　　再据当时共产党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师长廖中符《独九师围困长春的回忆》所述：

　　这期间有个插曲：19日新七军集体投诚后，郑洞国兵团部和特务团的官兵却据守在中央银行里不肯出来了。21日晨，当我军令其准时放下武器时，“央行”里的敌人突然无目的地朝空中鸣枪持续了约二十分钟。这时，敌兵团司令部派人来告诉我们：这是副参谋长杨友梅下的命令，对空鸣枪以示顽抗到底，弹尽粮绝，以身殉职，是给蒋介石看的，请你们不要误会，兵部团仍按原计划移交。

　　在这一回忆里明显的点破向空鸣枪“是给蒋介石看的”，可见所谓做给郑洞国看的之说，是别有疑义的。这一做给蒋介石看的之说，在当时共产党司令员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里，说得更明确：

　　当时，中央考虑，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电报抄好以后，我们即派代表通过关系送进城去。但这时，郑洞国还颇有一些“正统军人”的愚忠愚孝思想，不肯起义。然而防守长春西半部的新七军却已土崩瓦解了。其中下层部队，已经与我军直接接触了。在大同街两侧，有的部队与我军的电话线已经架通，有的官兵过来与我军一起吃饭，从上而下都要求放下武器，纵然其长官一再命令突围，已全然无人听命。这真是众叛亲离了。18日，新七军派代表与我兵团洽降，达成了协议。19日上午10时，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西半部。至此时，长春市已全部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从当时的情况看，要以武力攻占这栋大楼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为什么没有用武力解决呢？一是为了给郑洞国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避免生灵涂炭，对起义投诚的部队也是一个教育；二是照顾郑的部下的良苦用心——使郑洞国能“体面的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们发表“负伤被俘”的消息。因此双方商定21日晨4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21日凌晨，我带着部队接近了中央银行大楼准备接受郑的投降。四点钟，突然枪声大作，中央银行内向外无目标地射击，枪打得很高。当时潘朔端和我的秘书罗钰如正乘坐我的吉普车到前方来，我的司机高桥还被流弹击中了腿。天亮时分，从沈阳方向来了几架飞机，在高空绕了几圈后就回去了。不一会，枪声停止，敌人打出白旗，郑洞国率部投诚。长春最后一座敌据点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事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郑说：“不得不从长计议。”据说，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做了“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代。

　　就这样，敌我双方在对峙了五个月之后，在我军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兵未血刃地结下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城下之盟。说来也巧，郑洞国所率领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十万人，而我围城部队的番号和实力，也恰好是第一兵团十万人。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郑洞国率部投诚后的第二天，我与萧华在四家子兵团司令部会见了他。谈话中，我们对他放下武器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些事。郑洞国当时十分颓丧，心灰意冷地表示，从此解甲归田，做老百姓。会见以后，我们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了他。饭后，他向我们道谢说，几个月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据我们的同志目睹，接收中央银行时，郑洞国的桌子上放着吃剩的马骨头。足见当时长春的困境了。

　　萧劲光回忆中最精彩的，是他道破向空鸣枪的真正目的，原来“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做了‘曾（泽生）叛李（鸿）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代”！——蒋介石骗手下骗了一辈子，最后他手下在山穷水尽之时，还不忘骗他一次以示敬意，这一真相，真太有趣了！

　　1990年12月12日夜1时10分，以三小时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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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鞭尸蒋介石！

　　本月5日为蒋介石死去十六年之日，蒋介石留下的大走狗奴才自李登辉、郝柏村以下，少不了又要告朔饩羊式的追念一番；小走狗奴才连战等且已早加准备。据国民党中央社中兴新村3月21日电讯：台湾省政府为纪念先“总统”蒋公逝世十六周年，定后天在中兴新村综合运动场举行追思纪念会，会后并有员工及眷属登山健行与园游会，有省府员工及眷属一万多人参加云。可见小走狗奴才快马加鞭，有速于大走狗奴才者。

　　我们这些痛恨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同胞，自然也有动作。我们也快马加鞭，但却是加鞭鞭他的尸。《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我们所谓鞭尸，当然不是伍子胥那么生硬，我们是要拆穿蒋介石，清算他，并连带及于他的大小走狗奴才。这些走狗奴才，依然承其余绪、依然狐假虎威、奉其木主，我们当然要劈掉他的牌位，死而不已，并使走狗奴才生者何堪。

　　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们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

　　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一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之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的一笔勾销。对这种行为，我们是看不起的！

　　西太后和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最凸出的一对长期祸国者。近代中国的祸国人物不少，但以君临式的地位，长期祸国既深且巨者，则无人能出这对狗男女之上。西太后自二十七岁起，就夺到垂帘听政的大权，自此君临式的祸害中国达四十七年。其间虽因身为女人，两度归政给皇帝（同治、光绪）做，但是无伤她的实际权力；蒋介石自四十二岁起，就夺到国民政府主席的大权，自此君临式的祸害中国，也达四十七年，其间虽因身为奸雄，两度下野给国人看，但是也无伤他的实际权力。不过后者赶不上前者的是，西太后虽然祸国，最后还能寿终于首都；蒋介石却连寿终首都都不可得，相比之下，实在逊色；蒋介石唯一可夸口于西太后之前的，是他把西太后祸掉的台湾收回来，但在收回的同时，他却祸掉了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此乃蒋介石之大手笔，而西太后之长指甲自愧弗如者也！

　　对这一对长期祸国者，正义和历史都不会放过他们。在西太后方面，祸国之罪，已有定评；在蒋介石方面，由于蒋家王朝几十年刻意制造迷雾和假象，虽然祸国之罪主文已定，但在事实和理由部分，却有待补充与追踪。

　　对这种补充与追踪，本来在台湾是被全面封锁的，大陆那边，反倒开放。但是这几年来，连大陆也为蒋介石妈妈修坟弄鬼，他们也不要骂蒋介石了。

　　对真正的实事求是者，绝不因为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蒋介石，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是非不明的、也是令人看不起的。我们绝不如此。我们骂蒋介石，是全天候的、是天行有常的。天行有常的特色是自己在常道上前进，这一前进，“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以一时的存亡以定常道的行止，如此一以贯之，才算英雄好汉。

　　至于所谓骂，也有高下的不同。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蒋介石，就难免非愚即诬，这也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是非不明的、也是令人看不起的。我们也绝不如此。我们的所谓骂，只是随俗用骂字而已，事实上，我们的骂乃是严格批评的别名。我们以严格批评做基础，一切全凭证据来说话，叫人心服口服，甚至起蒋介石于地下，也能要他哑口无言。

　　大独裁者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画师利雷（Peter Lely）有一段话，被人改写成“Paint me as I am. If you leave out the scars and wrinkles, I will not pay you a shilling. ”意思是画我须像我，如果疤痕和皱纹都漏而不画，我就一先令都不给你。——对蒋介石说来，我们给他的强迫画像，其实也完全中规中矩行之。我们笔下的蒋介石，完全像他蒋介石，从疤痕到皱纹，无一不像。对一张丑脸说来，你照样画去，它就是张丑脸了，谁还要动手脚呀！

　　因此，在本月5日前后，求是报特酌刊蒋介石丑脸，以昭来兹。

　　蒋介石以“毋忘在莒”骗人，我们以“毋忘鞭尸蒋介石”重翻旧账，是有原因的。台湾是一个恩仇俱泯、一切都浅盘的岛，人一死了，便忘得个快。我们认为这种岛国习性是不对的，我们要求不论恩仇，都不可或忘。对蒋介石这种作恶多端的人，我们更不能鞭尸一回就算完事，我们要年年来，天天是秋后。美国哲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得好：“当你朝一个国王进攻，你必须杀了他。”（When you strike at a king, you must kill 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拆穿、真的清算。

　　只有拆穿并清算蒋介石，才能争到我们的人格；只有鞭尸蒋介石，才能温故而知新，知道我们直到今天仍受其害、直到今天大小走狗奴才还在统治我们，事情并没过去，我们绝不停止。

　　自来独裁者死后，他的大小走狗奴才，稍有良知或表现乖巧者，总要收拾人心，以为慰藉。自其小者观之，要平反前朝冤狱，所有冤案、假案、错案都要意思意思；自其大者观之，要把死去的主子拉下马，像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之于斯大林（Joseph Stalin），即其著者。但是蒋介石的大小奴才什么都不做，他们扶同为恶又怙恶不悛、将错就错又一错到底，甚至到今天还奉蒋介石之名而“阿门”之，想来实在太可恨、太可恨！因此我们特别点破鞭尸蒋介石的时代意义、不过时意义，以告天下。自李登辉、郝柏村以下，都是我们要口诛笔伐的丑类，他们是蒋介石的守灵者、身后卫护者，他们的可恶，我们也一样不会忘记。因此挥鞭之余，也会兼打他们，以正视听。古人说：“诛奸宄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在诛及既死之余，我们也不忽略活在世上的奸宄。——死的、活的，都跑不掉，这是我们的正义。

　　199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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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尸蒋介石还待何时！

　　中央社台北4月2日电：“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今天指出，由于先总统蒋公的贡献及民众的努力，台湾无论在政治或经济才有今天的发展。政府有关各部门，尤其是各级学校，应该将这些历史具体的说出来。”“他说，蒋公于民国三十八年，由大陆撤退时，将黄金、国宝、重要的人才带到台湾来，再加上当时及后来民众的辛勤努力建设，台湾才会有今天的局面。”“他说，对于前述事实我们要共同肯定，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任何一项。”“立法委员郁慕明于质询时，建请政府公布台湾能有当今成就的奋斗历程，郝柏村做了前述答复。”

　　这则电讯里，郝柏村所说大陆撤退时，带来黄金等物，语焉不详。实际上，其中内幕是：蒋介石以平民身分，居然窃取了国库黄金，公私不分，运到台湾建立小朝廷，大陆同胞今天一穷二白，此亦为原因之一。

　　在蒋介石死后十六年的今日，李登辉、郝柏村以下蒋家走狗奴才，犹奉死人牌位以延尸居余气，甚至学不到苏联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的一点一点起码伎俩，以拾人心而张大义，真是奇蠢无比、黑心已极！

　　当然，不管李登辉、郝柏村这些蒋家走狗奴才做不做，我们这些正义之士是要做的，并且也早就做了。现在特由《求是报》以张挞伐。这在中国报纸上，的确是空前绝后的事；在台湾四十年来的报纸上，更是绝无仅有的特立独行。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鞭尸蒋介石，以彰人间起码的正义。

　　1991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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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尸蒋介石的“黄金葛”

　　4月2日，蒋介石的走狗奴才郝柏村提到他主子带黄金到台湾的事，但不肯细说，对这一黄金纠葛，我们愿揭发出来。

　　蒋介石是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的，5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与中共的战争，越来越不对劲了。兵败山倒之下，乃在1949年1月21日让位给李宗仁。自己形式上降为“平民”。但这“平民”却有实力盗取国库黄金。试看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中1949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中又写道：“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的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就这样的，中国国库的黄金被盗运到台湾来。

　　据当年参与其事的詹特芳《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回忆，全部盗取细账，共有黄金九十二万两，“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

　　这批黄金的主要来源，是从大陆同胞手中巧取豪夺来的。而巧取豪夺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蒋经国。当时国民党发行金圆券作为巧取豪夺工具，人民凡藏有黄金者，必须交出兑换金圆券，否则查出，黄金没收、人送法办。雷厉风行之下，人民怕了，只好纷纷交出兑换。可是黄金一出手、金圆券一到手，就货币大贬值，金圆券高速成为废纸，一切都太迟了。王昇在《经国先生无私无畏的人格》中说：“有一件事必须要大家了解的，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台币为什么这么值钱？因为中央银行里面有大批的黄金，在那里做准备，那些黄金从哪里来的？是蒋经国先生，用他的人格，取得上海的老百姓的信任，愿意把黄金、美钞，自动送到中央银行换取金圆券，所以经国先生永远不忘记上海的老百姓。”王昇所说老百姓“自动”送黄金上门，固是虚语；但黄金来自老百姓，却是实情。

　　再据黄元彬《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中回忆，说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告诉他：“明知金圆券就要崩溃，上海银行所存黄金也要送往中央银行。”“吴铁城也说黄金送到中央银行就等于没收，可是不送恐怕要受徒刑。”可见大陆同胞的黄金，纵使在金圆券崩溃之日，也要被蒋介石硬吃到底，蒋介石是一不做二不休的！

　　蒋介石到了台湾，想在台湾建立小朝廷，但因金圆券导致币制信用破产，不能发行新钞，乃拿出黄金展示，取信于人，作为保证金，发行今天的新台币。

　　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银行发行的纸币，是与日圆联系的台币。在1937年6月中日战争以前，台币的发行额为七千五百四十九万元，一场仗打下来，到1945年底，已增加到二十三亿一千一百七十五万元，共计膨胀了三十倍。在民穷财尽之下，台湾银行的库存黄金已不足道，换句话说，日本人并未为台湾留下什么黄金，台湾之有黄金，是大陆同胞的血汗。1949年6月发行新台币的基金黄金八十万两，以及进口贸易运用资金美金一千万元，都取之于此。说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信用扫地、导致金融崩溃、不能维护在大陆的币值，绝对对的；但说新台币发行，有赖于黄金重建信用，却否定黄金是从大陆来的、否定是大陆同胞的血汗财产，就对大陆同胞忘恩负义了。这笔黄金，是台湾同胞的“繁荣基金”，台湾的实利，有赖于大陆国库的空虚，才有今日。台湾人尽可以恨国民党，但是必须感念大陆同胞，由于他们的一穷二白，你们才能腰缠万贯！黄金本身，并没有省籍，但它的确有所有权，台湾平空来了九十二万两黄金，的确是蒋介石劫贫济富之“功”。过去强盗抢了钱，都藏在“窝主”家，“窝主”虽不是强盗，但却是不义之财的受益人。蒋介石阴错阳差给赶到台湾，举一国之黄金以建一省，难怪台湾今天能够阔得向大陆神气。但是再神气，也是强盗嘴脸的神气，倘有丝毫良知与是非，都应惭愧，更应向大陆回馈！

　　上面写的，是一篇“黄金葛”的故事。真的“黄金葛”是一种常青的绿叶植物，生命力极强，令人充满希望。我们在蒋介石死后十六年，应当像“黄金葛”一样常青，在希望中，挥鞭前进、挥鞭前进。——蒋氏已死、蒋家政权必亡、国民党必亡，我们指日以待可也。

　　1991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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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支持西藏独立的元凶？

　　中国笑话书《破涕录》里有一则笑话，说“清乾隆时，西藏活佛来朝，供设极盛，住雍和宫，远近僧徒参谒者，日以千计。活佛盘膝高坐不少动。未几，出痘死。有好事者挽以联云：‘渺渺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万里，东来不见西归。’一时传为笑柄。”看了目前西藏活佛达赖“迢迢万里”“东来”阿美利加，受美国总统布什以下的接见、欢迎，西藏独立之说，又风起云涌了。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古称三危，汉称发羌、秃发，唐称吐蕃、西蕃，元称土波、秃八，明清之际又称朵甘、乌斯藏、图伯特、西藏。西藏一词乃是汉藏两种语文的合称。“西”是汉语，指方位而言；“藏”是藏语，即卫藏（亦即乌斯藏、乌思藏）之简称。西藏一词在官文书出现较晚，公元1721年、清圣祖康熙六十年时《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首先使用，公元1727年，清世宗雍正五年设置总理西藏事务大臣，任命正黄旗护军统领，都统马拉为总理大臣，正式使用西藏一词，从此遂为法定名称。

　　稍知历史的人，根本不发生西藏是不是中国领土的问题，因为它当然是并且一直是。只由于地理环境离中土稍远，因而蛮味十足而已。认为西藏该独立，是抹杀历史与事实的人干的事，当然这一抹杀，有着强烈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的阴谋存在。

　　不过，这种人若是洋鬼子或既得利益者如达赖等人，倒不足为奇，稀奇的倒是国民党、是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

　　中华民国亡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大体是正确的。这个政策是：进军西藏、移民西藏，架空活佛和喇嘛等剥削阶级，把陷于黑暗的神权统治的可怜的西藏同胞，强制接受现代文明。这一政策，执行起来，难免会动粗、会示威。但是，不动粗又何能解决中国西藏的内部问题？不示威又何能赶走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觊觎问题？所以中央政府是不得已的。

　　在动粗和示威之下，出了意料中的问题。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情况，上万的西藏人，包围中央政府西藏军区司令部和驻藏机关，大喊“西藏独立”和“驱逐汉人”口号，这下子惹毛了中央政府，派兵镇压，达赖在七天后出亡。最妙的，同月26日，蒋介石在台湾这边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其中竟有支持西藏独立的言论，令人震惊。蒋介石说：“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这一段话可来得怪！字里行间也好、言外之意也罢，这显然是告诉西藏人，你们可以走“外蒙独立”的老路。——为了打击共产党，蒋介石不择手段，已经把外蒙古慷慨卖掉了，如今又要慷西藏之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熟悉蒋介石言论的人，会发现这种慷祖国领土之慨的作风，是有所本的。在蒋介石这一《告西藏同胞书》前十四年，1945年8月24日，他以《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为题，在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就有这样蹊跷的论调：“我今天代表本党的同志根据国父的遗教，说明我们今后对省区以外边疆民族问题，换言之，就是对于外蒙和西藏民族问题的方针，我们中国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外蒙古就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国父对他们的礼遇，有如上宾，从没有视他们为藩属的意念与态度，绝不像北京政府对他们视为殖民地加以压制。我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不仅对于外蒙如此友爱，就是对于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国同胞必须知道，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们独立自治的能力，这不仅违背我们国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们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纷扰，贻误我们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于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早已明了我们如不能以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传统政策用断然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永久的纷争，对于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都将因此要发生重大的影响，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初见端倪之际，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政府亦将如对外蒙一样的精神，扶助他们的独立。……”

　　蒋介石说这番话，正是卖国者王世杰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后十天，条约中早都把外蒙古出卖了，还这样装腔作势，真是妙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中已明承，外蒙古独立，“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可见让外蒙古独立，是卖国属实。如今卖外蒙古不够，又要卖西藏了。咳，蒋介石啊！

　　有人说蒋介石收回了台湾，是一大功。可是，一个外蒙古，就大台湾四十四倍；一个西藏，就大台湾三十四倍。加在一起，大于台湾七十八倍的祖国领土都在蒋介石眼中不算什么，台湾又算老几呀？

　　如今，蒋介石留下的亡国伪政府，在尸居余气之时，面对达赖“迢迢万里”、“东来”阿美利加，进不敢向美国主子声讨抗议，退不敢反蒋家主子藏独设计，进退维谷之间，只好装聋作哑，靠“蒙藏委员会”自我陶醉以为阿Q，看来真令人好笑不已。4月19日报上说：

　　立法院边政委员会昨天审查蒙藏委员会及其所属单位预算，民进党立委曾扬言要大幅删减“蒙藏委员会”预算，却因该党团退出立院，使蒙藏会预算丝毫未受阻，只象征性的删除一百万元。并要求蒙藏会应该以动支第二预备金的方式，积极参与大陆所举行的各类非政治性的少数民族活动。

　　侨选立委许松远也认为，政府对于蒙藏经费预算编列过低，已到了“刻意寡恩”的地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化鹏则非常无奈的表示，多年来蒙藏会一直是一个不被人家认同的机关，蒙藏会到这种地步，多少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

　　吴化鹏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局限在以台湾地区为中华民国，则国家没有前途他对此感到很痛苦，他希望在场的立委能提醒其他立委，不要时时以台湾为中华民国，成为“台湾国”了。

　　由于吴化鹏一番感性的话，使得在场占多数的侨选立委感触良多，最后决定在蒙、藏经费各删五十万后，通过蒙藏委员会将近两亿元的预算。

　　看到了吧？这就是蒋家走狗奴才们的西藏政策下的一幕“笑柄”！——每年花人民两亿元制造一个“笑柄”，给伪政府充壳子、给伪官员做“意淫”之资，真太好笑啦！真太好笑啦！

　　199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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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感恩图报”新解

　　《求是报》第三面“新闻求是”版，扩大原在第二面的“求是新闻·新闻求是”栏，期能容纳读者多方面的见地。对新闻事件或叙或议，以求其是。欢迎各界来稿。日前收到高长云先生《台湾恩人——蒋公》一文，颇能发噱，为写后记，特发表于此：

　　台湾恩人——蒋公

　　我与一位日据时期受过初中教育，七十二岁的台湾老者谈天。当我谈到今日台湾许多社会怪现象，都是因为先总统蒋公“反攻大陆”政策害死人时，这位老者说，“幸好这个‘反攻大陆’政策，否则当时台湾的土地，大部分都要给外省人买去，台湾人就要一世人做奴才。”壮哉斯言！

　　这位老者相当清楚，当年来台湾的外省人，除了现在住在荣民之家，孤老无依，以陆军为主，又大部分是被抓来当兵的难兄难弟之外，其余海空军官兵、公教外省人，多多少少是带了几条黄金来台（国民党政府掠夺国库黄金不算）。当时土地不值钱，但大部分外省人把钱用于吃喝花光，他们与蒋公一起做“反攻大陆”的大梦。

　　李敖骂蒋公是有些道理。不过台湾人某些方面由谢东闽率领向蒋公遗体下跪，还算是知恩图报。（高长云）

　　高长云先生引述台湾老者的话，是很有趣的。当然所谓“多多少少带了几条黄金来台”，恐怕不正确，因为一般人何来那么多黄金好带？有黄金的人“把钱用于吃喝花光”，恐怕也只是极少数。不过，台湾老者说因“一起做‘反攻大陆’的大梦”而在台湾没有久居之心而治恒产，对有钱的外省人说来，却是实情。这些有钱人若不做“‘反攻大陆’的大梦”而当时就炒地皮，后果将如台湾老者所说矣！

　　因蒋介石带头做梦，反倒“救”了台湾人，使台湾人“有土斯有财”以至今日，这种理论，怪中有趣，特别表彰一下。感谢高长云先生和台湾老者。

　　199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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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的太太被蒋介石赐死

　　五年前，1986年9月12日，我收到乔志叶先生送的一张六张犁墓地照片，他信中说：“拍照的时候（0813，86近午），鲜花仍有余香，四周也清爽，显然还是有人惦念着，不管会不会是应景或什么的。比起二十年前（1966）我去北医念书的那段日子，经常（年）是一团空寂萧索，也可算是翻了二番。另外，当时的这里，虽有曲终人散的无奈和落寞，却是个有格局的，门户独立的院落，不像改造过了的现在，无端（？）挤靠了诸蒋人马——似乎死无葬身之地并不仅仅及于易虐的下民们。”

　　看了这段情文并茂的信，再一看照片，发现原来是蒋纬国的前妻之墓。

　　据香港《广角镜》刊载：

　　蒋纬国的元配夫人石静宜女士，是当年纺织界大亨石凤翔的女儿。蒋纬国自德国学成归国后，在西北当上尉简报官。有一次在西安搭火车时，见到一位小姐正看英文报纸，蒋纬国还向这位小姐索借，这位小姐见是一位上尉军官，丝毫不予理会。后来经过在火车内这一段邂逅而认识的这位石静宜小姐，终于成了蒋纬国夫人。

　　由蒋介石与宋美龄主婚，石静宜与蒋纬国的婚姻，在当年可真是门当户对。

　　石凤翔是抗战时西北大后方最大的企业家。1949年，上海工业界若干人士将纺织厂拆运来台。但是石凤翔的“西北纺织”、“大秦纺织”因为建厂在陕西的西安，因时间急迫而无法全部迁来台，只将上海的“大秦厂”设备迁台而已。

　　蒋纬国任装甲兵司令时，石静宜被尊称为司令夫人。她的豪迈个性有男子风范，穿着长统马靴，常与装甲兵袍泽聚会，自己开车而不用勤务兵。装甲兵在台中时常会见到这位司令夫人。

　　石静宜过惯了富裕生活，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传说，她利用装甲兵旅采购物资的便利，自国外进口若干舶来品以资贩卖。

　　后来更有传闻，说她因侵吞美援军服的问题，为蒋介石发觉，被蒋介石赐死。是否真实，外人无可探究。不过，石静宜确系在1952年过世。

　　另有一种较有根据的说法是：石静宜怀孕后，在预产期之前，蒋纬国奉派赴美考察，当时石静宜的预产期为当年农历九月，农历九月十五日为蒋介石生日。石静宜希望自己生的子女能和公公同一天过生日，乃请求医生为她控制产期。但是到了九月十四日晚上，仍没有降痛。任性的石静宜，请医生催生。可能是安胎和催生药物发生作用，经过检查，发出了“病危”通知。当时，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一时找不到，蒋纬国又在美国考察，后来才找到了蒋经国。但等到蒋经国赶去中心诊所时，石静宜的呼吸已经停止，经过各种急救，终于回天乏术，腹中胎儿，也早已胎死腹中。蒋纬国自美获悉后赶回料理丧事，后来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地址，办了一个“静心小学”、“静心乐园”，并在台中办了一所“静宜女子英专”，以纪念这一位元配夫人，随后又办有“宜宁中学”，蒋纬国都兼任董事长。不过，后来的这些董事长职务，因为与他任军职无关而辞掉。

　　以上所写，除了“静宜女子英专”与石静宜这静宜无关外，大体属实。

　　石静宜之死，是蒋家丑闻与宫廷悲剧的一个死证。在我们追踪蒋介石秘史的过程中，这一事件，值得我们特加重视。

　　199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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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蒋经国谋杀章亚若属实

　　关于蒋经国谋杀情妇章亚若的事，最早是《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点破的。在我们做了这种点破后，蒋经国的亲信如漆高儒等人，知道事已无法隐瞒，乃在1990年4月1日的《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四期里，以《章亚若死因真相大白》为题，全盘予以承认；复在今年3月31日出版《蒋经国的一生》一书，再予确认。

　　漆高儒说：杀章亚若的大特务是黄中美，他所以杀章亚若，目的在保护蒋经国的名誉，而做“护主”的决断。一切都是黄中美干的，蒋经国并不知情。在我看来，若黄中美是“护主”，漆高儒又何尝不是“护主”呢？所不同者，一个以“刀”、一个以“笔”而已；一个“责任全是我”、一个“责任全是他”而已，说来说去，只不过共同作业以欺苍生而已！

　　但是，苍生岂是那么好欺的？他们笨头笨脑，结果只是愈描愈黑罢了。

　　漆高儒白纸黑字告诉我们的，有这些重点：

　　一、谈到章亚若之死，系出自黄中美这个情报人员的策划执行，当时知道这一毒谋的，只有我和徐季元二人，黄中美和徐季元都是和经国先生的留俄同学，是秘书职务。我则为机要秘书。

　　二、民国二十八年，蒋经国接任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后，在公署之下建立“特务处”，由黄中美兼任处长。特务处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处内有专职干部十余人。特务处仿照苏联格别乌形式，在专署所辖各机关和所属各县，都设置有情报网，以经国先生亲自训练出来的“赤朱岭青干班”学生兼任情报员，分布在各地分团或地方基层行政机构中。他们有公开的职务做掩护，而成为蒋经国的耳目。……

　　三、（黄中美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该在桂林隐藏的，不可对外，如今参加很多社交应酬，完全以蒋太太自居，这样，将妨碍经国兄的前途，委员长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为专员的政治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徐秘书还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伤心难过的。”黄说：“经国兄的政治前途，重于一条女人的命。”徐又郑重的说：“你要三思而行。”黄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我会负责。”我在旁未置一词。……

　　四、我是唯一知道黄中美起意除章之人，我做首次报导时，知道黄中美、徐季元都不在台湾，我不说，便没有人做最正确的报导了。我是为了澄清各种的传言，如委员长派人暗杀、蒋方良的嗾使、蒋经国的主谋等等。遂以我所知，大胆的说出黄中美的谋杀。老实说，我据实报导了之后，内心还有几分恐惧，因为黄中美是情报人员，虽然他人不在台湾，但台海两岸已经人来我往，很怕黄中美对我加害。……

　　五、（现在）黄中美已经去世，大概死时为八十二岁。

　　六、第一步把章亚若骗到邱昌渭家，说是赴宴，其实无宴会，她便在邱家聊天。在邱家情报人员不能做任何谋害的动作，情报人员也不能进邱家的门。……第二步是要命的一着，邱府到章亚若家中有半小时的步行行程，那时章亚若无汽车可坐，邱夫人家中也只有三轮车，邱太太派三轮车送她回家，大概是快到家门前的时候，有人注射或强迫吃下了一种毒药。

　　七、据笪移今和张令澳的文章，在三十五年黄中美到过东北，追随经国先生，与张令澳是朋友。有一天，黄中美喟然叹道我：“是赤心为经国政治前途而不顾一切的，由此却遭忌。为他做事是难得永久信任的。”

　　八、我曾认为黄中美的除章，是先斩后奏，黄中美一定要向经国先生报告真情，蒋一定不满其行为，所以疏远。做此推论，系因资料不全。现在资料完整，知抗战胜利后，蒋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时，黄中美仍在经国身边，到三十七年上海撤退，蒋曾邀请黄中美来台未果。是则蒋黄关系，虽不甚佳，但并未断交。这就要推论因杀章案，蒋黄之间彼此的心态了。

　　九、黄中美谋杀章亚若，蒋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怒的矛盾心理……与章的情史，是要绝对守密的，既然外面风传很多，确实对我政治前途不利，中美既然为我经国着想，情有可原，而且不愧为共患难的朋友。于是蒋经国对黄中美有怒、有恼，也有一点感激心情，因而对黄若即若离。

　　十、在小蒋身边的情报人员，竟然不需请示任何人而采取行动吗？我的推想是：黄中美来自中统，首脑是陈立夫，以小蒋和立夫的关系，情同手足，立夫一定授意过黄中美，任何事你只要听经国的指挥便好了，不必与中统局联系或请示。黄中美在赣南情报工作上，可以说是“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我平时看到的黄中美，就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目空一切的样子，因为他曾获得大老板的授权，而和经国先生又是同学，以老大哥自居，难怪满脸骄矜，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在当年对这个人，抱着“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观念。

　　十一、结论是章亚若这条命确是黄中美加害的。

　　十二、我在代理县长几个月之后便到了专署做机要秘书。因为机要，所以才会知道黄中美杀章亚若的一幕。既然黄中美要除章（弃卒保帅），愚忠护主，我为什么不报告经国先生呢？因为他以为我一切不知道，他如果知道了我一切已知道，可能我的工作历史，便会改写。因为知道这段秘史的人，后来都一个一个的离开他了，请看王制刚、徐秉南、吴骥、桂辉、桂昌宗的下场如何。我的能够善以自处，要感谢我的家父……父亲知道我在经国先生身边做事，就告诉我：“伴君如伴虎”……所以黄中美的密谋我考虑后不敢报告。蒋经国说章亚若到桂林结婚，有照片为证，要我放烟幕弹，我也没有这么言听计从（我以为吃的是公家的饭，他的男女关系事，可以一概不闻不问）。现在回想起来，算是定大计、决大疑，政策正确。这才保持了公务员公私分明的美德。

　　十三、蒋与章的恋情，是守秘密的，曾经改了名字，迁地为良，甚至对我这样终日相处、出外随行的人，既用照片骗我，又在桂林我们参观时，遮遮掩掩，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假动作。

　　漆高儒说黄中美杀章亚若，固属可信，但他说蒋经国不知情，则未免“护主”过甚，护得不近情理了。他说他看到“经国先生复邱昌渭电：‘云英（章亚若与蒋相约的密名）突然去世’可见事前毫不知情，死于‘突然’”。试问这叫什么证据？难道对自己人漆高儒都演“遮遮掩掩”的“假动作”的人，对局外人并且是桂系大将邱昌渭，却要做事前知情的表示吗？

　　漆高儒说黄中美先斩后奏，大奴才们固有此权，但要看斩的是什么人，章亚若不是泛泛之辈，她是主子的情妇，全天下哪有奴才敢不得主子同意就杀起主子情妇起来的？这绝对是与常情、常识不合的。但有一可能，主子不知道，即主子的老子蒋介石直接派黄中美干此一票；黄中美是中统大员，所以中统头子陈立夫也可能参与其事。

　　总之，除非漆高儒一口咬定全无谋杀案。既松口承认黄中美干此一票，蒋氏父子就跑不掉。漆高儒“护主”心切，写了一大堆，只是笨头笨脑、愈描愈黑而已！

　　1991年5月29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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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政权倒台后的处罚问题

　　一 潘君密致李敖

　　敖之兄：

　　月前曾奉上芜函多通，谅均达左右。昨（25日）接所赐《千秋评论》两册（一一四、一一五），兄于日理《求是报》之余，犹能按时出书，不废写作，勤劳与精力过人，均令人歆羡敬佩，由而推之，兄传世巨作《法源寺》必可如期问世。可喜，可贺！

　　兄对事物之看法，大者如世局变化、国家局势、台湾问题，小者如岛上事件的分析、人物的臧否等等，无不与弟之拙见遥相呼应、不谋而合。尤其对欧美帝国主义在本质上的认定，更是英雄所见相同，足证是非黑白仍有其一定的客观标准。

　　迩来，有系统的拜读吾兄大作，从早期的《传统下的独白》，到《乌鸦评论》、“千秋”、“万岁”、二蒋研究和各种研究，直到《求是报》之社论与专论，深悉吾兄用心良苦、用劲至大也。然而，“鸡鸣不已”，却难改“风雨如晦”。岛上世态茫茫、人心麻木、善者受害、丑类跳梁，一切不公不平并不因二蒋之死稍有改变。由于吾兄长期不懈的口诛笔伐，虽揭穿了二蒋祸国殃民的丑恶面目，并使助蒋为恶的一群蒋家武痞文丑无所遁形；使天下皆知这群败类之可恶、可恨；使人人皆曰：败类可杀！但，丑陋罪恶的慈湖中正堂仍在、愚蠢可笑的“梅花”嗡嗡声遍岛、侍奉蒋家的奴颜与仰承美帝旨意的贱脸一色、跪拜二蒋的婢膝与“独台”“台独”的狗腿齐飞，在蒋家遗孽与帮凶的控制下，台湾仍笼罩在蒋家恐怖的白色阴影下。其所以如此，弟以为绝非兄努力不足；而是过高的错估了台湾群众的智力与悟性。台湾人民长期以来在蒋党率兽食人的恐怖下，在养来亨鸡式的愚民政策下，人性早已摧残殆尽，悟性更不可期；虽有猛药实不足以唤醒愚民，化悲愤为力量，采取行动，清除丑恶，为台湾开创新局面。为此，似宜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具体办法，明列出来，作为岛上居民同心同德、共信共行的准则。其法则如次：

　　一、开蒋介石、蒋经国之棺，鞭其尸。没收蒋家财产。凡蒋氏遗族，在三等亲以内者及非婚生而具血缘者，均男为奴，送其劳改；女为娼，送军中乐园劳军。

　　二、销毁二蒋塑像及遗照，有敢匿藏或拜祭者，男充做奴，女纳为娼，并纹其额。

　　三、蒋党人员：凡现任及曾任之文官官阶为特任者；武官在中将及中将以上者；党棍为县市主委及中央工作会主任及其以上者；特务之各情治单位之局长、副局长；中央民代（反蒋者除外）；司调人员为地方法院院长、高等及最高法院庭长及以上者、军法官上校级以上者包括上校、警备总部处长及处长以上者；教授学人之保皇分子，曾拥立或歌颂二蒋而有案可稽者，除已死者免议外，均一律处死。所有以上人员之财产应予清查，其非法所得或来处不明部分充公。其子女不得担任公职。

　　四、为执行前项惩处工作，应成立一特别审理机构，其成员限岛内及海外之反蒋人士。该机构总部设台北市，视情形需要设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有审理权，但须呈由总部核可后，方可行使惩治权。

　　五、凡中国公民及海外华人，对前项罪犯均有检举及缉拿之权利与义务，但须送交审判机构依法处理，不得私自惩办。凡检举或缉拿有功者，应受物质奖励或精神表扬。其具体办法，由特别审理机构另定公布。

　　六、特别审理机构之主旨在：清理罪犯、验明本身、进行起诉与判决、执行判决，务求勿枉勿纵。但无权减轻或赦免罪犯应得之罪。

　　七、对不属于第三项所列举之蒋家人员，原则上不予惩办；但恶性重大，经检举追诉并有确切罪证者，得由特别审理机构，按其情节轻重，量以应得之刑罚。

　　以上所议，非仅为争是非曲直、平世道人心；而于台湾社会之稳定，及台湾人民之生存与前途均有重大关联。特此陈明，俾供参考。春风得便，盼惠佳音，专此顺颂

　　撰安

　　弟 潘君密 再拜 1991年4月26日

　　恭请吾兄为成立“特别审判机构”登高一呼，并负责该机构之筹组。

　　二 李敖答潘君密

　　大风兄：

　　本来办《求是报》要“害”别人，一办之下，却先“害”了自己。办报事，岂一个“忙”字了得！但大忙特忙下，连写个“忙”字给朋友，也力不从心了。我有一支健笔写文章，却有一支懒笔写信，所以文章日益、书信日损，好在知我者不我怪，不知我者由他怪吧！

　　你4月26日的信，痛快淋漓。国民党伪政权垮台，是迟早之事。但垮台之日，我未必能幸存，“与子偕亡”的前史，不可不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牢里时，与“成大共产党案”诸小弟同囚，他们在被刑求时，有人（似是蔡俊军）警告国特，说你们这样蛮干、这样对待我们共产党，等大陆那边打过来了，要剥你们皮啊！国特一听之下的答复是：还没剥我们皮之前，我们先剥了你的皮！——我在台湾既与国民党纠缠一起，而他们恨我入骨，此种下场，信可知矣！

　　虽然如此，我对你的善后远见，极感兴趣。特加讨论如下：

　　（一）蒋介石、蒋经国之棺不必开，也不必真鞭其尸了。只消比照苏联对斯大林模式，移付乱冈可也。其慈湖、大溪诸“陵寝”，扩建为小学，慈湖等名要复原。

　　（二）蒋家财产应没收。

　　（三）蒋家遗族犯法者（如蒋孝武涉及江南案）应追究法办；其他应准其过普通百姓生活，不准从政（阁下为奴、为娼、刺字太封建了，当是戏言）。

　　（四）二蒋塑像及遗照应销毁，有史料价值的遗照入研究机构。大溪档案等皆入研究机构，开放给有志写其臭史者参考。

　　（五）蒋党人员比照前（三）项处理。唯悛悔有据者，可比照中共战犯管理模式及悔改样板模式，在每人交代出过去作恶细节后，予以赦免。作恶细节印辑成文史资料，以垂久远。

　　（六）其他恶心人而贻害之事甚多，都个案处理。如“中正纪念堂”应予爆破，改为不要这样像灵堂一般的公园，另比照北京中央公园立碑以彰公理战胜；并比照以色列建立悯忠祠，陈列被二蒋政权所迫害的受难者史迹。日月潭“慈恩塔”及塔旁他妈的纪念堂，应改名他用等等，不胜枚举。

　　“中正纪念堂”我至今不肯进去一步，台北公园太少，但我宁可局促台北，也不去“中正纪念堂”，原因无他，恨蒋深也。

　　国民党垮台后，不但台湾方面要如老兄讨论，予以清算清除；大陆方面，亦应比照办理。例如西安“兵谏亭”应恢复为“捉蒋亭”、溪口等地蒋家遗迹亦应有以降级。——目前共产党为讨好国民党，对蒋家采低姿式，殊乏革命者气魄。共产党当年挖蒋母之坟，固属太过；今日修坟以媚，亦祭非其鬼也！（王太夫人尸骨早被红卫兵扬弃，今日之骨，狗骨耳！）

　　至于四十多年来，二蒋及其奴才留下的大量书刊，一概不予查禁，任其流传，以示吾人容忍异己言论、狗屁言论也。

　　随手写奉讨论数则，上报老兄，即请指教，并请双安及小朋友们大好。

　　敖之 199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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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加速打倒蒋家余孽

　　一 潘君密再致李敖

　　敖之兄：

　　昨（6月19日）接《求是报》，见4月26日上兄之函及吾兄6月7日回信。细阅大函对弟建议之评论，除增列“大陆方面亦应比照办理”一点外，其他虽略有增删，大体上均蒙采纳。足见智者所见、英雄相惜，而“人间正道是沧桑”也！弟建议之重点，不在善蒋伪之后；而在覆蒋党之前也。正如弟前函所说：“唤醒愚民，采取行动，清除丑恶，为台湾开创新局面。”当然，“蒋伪迟早必亡”，但如何速其早亡，如何使其按人民希望的方式灭亡，就需要人民采取行动。所以芜函之建议，看似善后之惩处，其实是事先的筹划与安排。这就是兄所说的：“瞻之在后，忽焉在前。”用毛泽东先生的话说，即：“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否则，如一任蒋伪自生自灭，则这批丑类很可能在无可再拖的情势下，摇身一变，归顺北京，享受“一国两制”的优待。而按照北京的政策，只要台湾换五星旗、交出国防外交，则一切既往不咎。如此一来，这些狐群狗党，岂不是王八翻身，不但不受应得的惩罚，反而在“一国两制”的保护下，继续骑在台湾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中共为了奖赏蒋伪的归顺，说不定到时候还要把中正堂加个蓝顶，把慈湖改迁日月潭，天理何在？

　　为了惩恶扬善，为了人间正道，更为了台湾人民的出头天，所有台湾正义之士都应及时行动起来：推翻蒋伪，控制台湾局面，与北京洽谈，建立台湾特区，从全局看，成立台湾特区奉行“一国两制”，是台湾前途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中共把解决台湾的日程放在90年代。所以台湾人民为了自救、为了彻底摆脱蒋伪的统治，必须在此有限的时期内，把蒋伪政权送进历史。台湾必须有一股纯朴的、平实的、胸怀民族气节的新兴势力起来，取代里通外国的洋奴买办国民党和二毛子民进党。这些都是恶性深重的蒋家遗孽，也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两个拖油瓶，和有奶便是娘的章氏兄弟一样，其存在是全体台湾居民的奇耻大辱！

　　为此目的，特建议成立一个：“台湾人民建立特区清理蒋伪委员会”。其委员由如下各群体产生：（王孙公子、特权大户，一概排除）

　　一、台湾农民。

　　二、台湾劳工。

　　三、台湾渔民。

　　四、台湾教职员、学人（必须反蒋者）。

　　五、台湾中下层公教人员（反蒋者）。

　　六、台湾中下级现役军人（反蒋者）。

　　七、台湾老兵（反蒋者）。

　　八、台湾娼妓及影歌从业员（唱梅花者不取）。

　　九、台湾帮派组织（反蒋者）。

　　十、海外华人（必须是由台湾移居国外的爱国反蒋侨民；国民党的文特、保皇党侨痞、搞“台独”的台湾浪人严禁）。

　　以上每一个团体推举十人，组成百人委员会，简称“建清会”。总会设台湾，岛外各地设分会。初期，以香港、日本、新加坡、马尼拉、澳门、福州、厦门各分会为活动重点，加强组织、分工、筹划、行动等工作。渐次把活动推回岛内，视岛内情况，采取和平的选举方式或非和平的方式，夺取台湾政权，取代国民党。目前，台湾居民赴大陆者甚多，是联络及建立组织的最佳时机。当然，工作重点，不在于岛内建立共识，形成“反蒋保台人人都来”的风气，把反人民的两个美帝拖油瓶孤立起来。以上所议是否可行，尚祈卓裁。

　　至于中共为“和平统一”而对蒋家搞的一套低姿态，似与中共政要访美所受到的隆重礼遇有关。美国人的洋马屁和洋媚功，真能叫人腾云驾雾，“直上重霄九”也！据说赵紫阳八四年访美，被洋媚功搞得晕晕乎乎，直到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动乱，仍没有醒过来。结果一跤跌下马来，从此一蹶不振。中共受了美帝洋马屁的启发，对蒋家也搞一套土马屁，我看“一旦屁尽红颜怒”，蒋伪的下场也不会好。且留此言为证。

　　谈到洋马屁弟亦有经验为凭。寒舍后院，每有不良少年越墙而入胡闹。一次，弟怒擒一十二三岁之恶少，正欲修理之；该恶少竟然恬不知耻的媚之曰：“不要打我，我叫我妈陪你上床，她是金发的（She is a blonde.）”。其言虽令人啼笑皆非，但也使人很难下手修理，只好放之。足见洋马屁之厉害！

　　昨据忠武兄告，渠与夫人下月中旬回国度假，约9月始返。弟亦拟近期回国一游，日程未定，但不会迟至9月。今年祖国之行，又将一去三四个月，一半时间会在北京，兄如需弟效力之处，请示知。日前接北京电话，告以弟在京住宅之扩建工程已如期完工，顺便谈到兄大作《法源寺》，作家出版社仍盼由其发行国内版。行前盼能收到大作，以便携京交李总编荣胜兄。如有其他资料，如照片、针对国内读者之“序”或其他宜并入书中之文字、图片，均盼一并掷下。作家出版社照例会在书之底页加印作者简介。至于稿酬，虽不多，据告近有提高，详情当再与兄联系，台湾环境，人为、自然均多污染，尤祈善自保重，方能在“不求长”、“不求大”的情势下，而求其硬也。但愿老而愈坚，不坠青云之志！以此与兄共勉。举世滔滔，祖国砥柱中流，形势一片大好；小岛沉沦，老兄一枝独秀，何惧蚍蜉撼树？随附拙文《知向谁边？》一篇，请酌用。耑此并颂

　　撰安

　　弟 潘君密 拜上 1991年6月21日

　　二 李敖再答潘君密

　　大风兄：

　　你4月26日的信和6月20的信，都能从“速蒋家伪政权之死”立论看似善后之惩处，其实是事先的筹划与安排”，顾后瞻前，见地甚远，至佩。

　　你说：“否则，如一任蒋伪自生自灭，则这批丑类很可能在无可再拖的情势下，摇身一变，归顺北京，享受‘一国两制’的优待。而按照北京的政策，只要台湾换五星旗、交出国防外交，则一切既往不咎。如此一来，这些狐群狗党，岂不是王八翻身，不但不受应得的惩罚，反而在‘一国两制’的保护下，继续骑在台湾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中共为了奖赏蒋伪的归顺，说不定到时候还要把中正堂加个蓝顶，把慈湖改迁日月潭。天理何在？”其实，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极可能发生的。但我看来，发生了，也没什么，因为改朝换代，在政治结构上，总难免有“前朝”的官僚留下来。试看清朝完了，自袁世凯以下，留下了多少前朝余孽？这些余孽，只要“归顺”得快，他们照样是代换后的统治者，只不过“文武衣冠异昔时”而已。我常说，共产党真“笨”，它大可以高官厚爵拉拢蒋家余孽；例如，它可改改体制，宣布李登辉来做全中国（包括台湾）的总统或主席、宣布郝柏村来做全中国（包括台湾）的行政院长或国务总理，以下类推，把台湾的大小官僚，都用更大的名位予以一网、“买”倒，甚至保证他们干终身职或一段可观的时间，昭告世界，绝对守信。这样一来，自李登辉以下，又何乐而不为？自然全无斗志，“十四万人齐解甲”矣！

　　或问把全国重要名位，都给了国民党，安全吗？才安全呢！试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日，给出了多少名位？在副手旁伺之下，那个正座的还能有翻江倒海的本领？国民党的上将傅作义坐了水利部长（水利电力部长）正座，一坐二十三年，从五十四岁做到七十七岁，直到他七十九岁病死前两年才辞职，他管水利，能翻江倒海吗？可安全得很呢！让这国民党大员一做部长做到死，谁说共产党不守信！

　　至于你说这样未免太便宜了“这批丑类”，其实便宜了又算什么？政治上，总有一些持盈保泰的不倒翁、见风转舵的投机分子或“起义”分子。只要这批人能“洗面”（“心”是“革”不了的），形式上归附，也没什么不好。从大处看，不算什么。虽然会令忠良气短，但忠良应有胸襟容忍此种事。

　　以黎元洪为例。此公非革命党，但武昌起义时，因他有“协统”军阶，被革命党看中、从床下拉出来，逼他“起义”，他就摇身一变成了头儿。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他做临时副总统；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他做正式副总统。官运之亨通，一时无两。他虽因缘际会、扶摇直上，但却逆取顺守、进退有度。——袁世凯要当皇帝，他就不肯附和；袁世凯封他“武义亲王”，他坚决不受。可见此人虽一路捡便宜，但是也不负好运气与人民付托，一路跟民国反帝制到底。足见只要“丑类”形式上向善，我们不必多在政治上计较。

　　当然，这并不是不计较，而是另在历史上计较，不在政治上计较。在政治上，从张邦昌到吴襄（吴三桂之父），都能因附逆而不被追问，但在历史上，在《宋史》、《明史》中，他们都不与忠臣之列。李登辉、郝柏村之流，都是附逆于蒋氏父子的走狗，历史永远不会饶恕他们，但是政治就难说了。

　　以上所论，是一个观念的分野。因为重要，所以拉杂写奉我兄。

　　《北京法源寺》终于完工。大陆上已出我的书甚多，这书也应在出版之列。不过内容不无可被罗织之处，等我兄看了再说（如要删改，就不必出大陆版了）。大陆上出我的书，我一向以“李敖不从大陆取出分文”为处理原则。四十多年来，流亡台湾，被国民党所困，未能为大陆做什么，每以自愧，稿费之事，不足论也。此请

　　双安、小朋友们大好

　　敖之 1991年6月30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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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秘密批示斗臭彭明敏

　　二十一年前，彭明敏在国民党特务日夜环伺下，奇迹式偷渡出境。据《彭明敏回忆录》所说，当时被日夜环伺情形是：“监视我的特务们，整天分成三班轮值。我的妻子被跟踪得更紧迫了。我家附近，与全市其他地区一样，在街角巷口，有小摊贩的违章建筑。它们常是退伍军人非法搭起来的，政府不管它们。我家巷口，靠近我们门口的摊贩，竟成为监视我的特务们的中心。我们知道那个老小贩的年轻太太，以前是个妓女。她竟将其陋小违章建筑，变成特务招待所，服务他们，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让他们坐下来抽烟阅报。”“我很小心注意特务们的动静，不久发现，他们有时在深夜一段时间，不在那里。他们大概是觉得太无聊，偷偷溜走去散散心。在那时候，我也可以偷偷外出，不受跟踪。”“我不时感觉极端的绝望和沮丧。这样过日，实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没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来愈缩小，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被捕的威胁，不断悬在头上。在这样孤独隔绝的情况下，我感觉几乎快要窒息了。”“王淦的来访，变成一种刺痛了。国民党‘开明分子’仍然要我妥协，仍然想说服我靠向他们，仍然想使我公开向他们认同。他们继续在谈要为我找一个职位。王淦不断劝我接受他们的安排，他说那样一来，既有工作，生活问题又可以解决，而且对我造成这么大痛苦的监视，也可以结束了。”“然而，相反地，我决心要逃亡。”

　　彭明敏逃亡成功后，国民党党中央由蒋介石主持中常会讨论，记录且送呈蒋介石批示，其中有“彭逆明敏秽行恶迹资料，应妥为整理，必要时，透过国外内幕杂志揭露其卑劣行径，及其为士林所不齿之情形，使为国际人士及侨胞所唾弃”等妙文，全部内容，业经李敖从秘密管道取得，专文发表。请看今日本报“李敖天地”版。

　　1991年7月4日

　　附录

　　【本报讯】彭明敏在去年六月十一日致信李敖，曾提出返台七条件：

　　我若返台，入境程序应为如下：

　　(1)抵台时，高检处（署）最高负责人及所谓“承办检察官”，在机场与我会面；

　　(2)会面时，互不握手；

　　(3)我自动以护照或美国驾驶执照，证明身分；

　　(4)高检处（署）最高负责人代表政府及高检处（署），对于过去二十多年“通缉”我事，承认错误，并为此代表政府及高检处（署）正式道歉；

　　(5)我接受道歉，并保证对此不再追究，也不要求补偿；

　　(6)我步出机场时，对记者证实我已接受政府及高检处（署）道歉；

　　(7)上述程序，全部在现场录像、录音，我在场取得其拷贝一份。

　　上述七条件，看不出彭明敏有变动迹象，所以李敖说：除非国民党改变态度，彭明敏不会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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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运动史》序

　　孙中山革清朝的命，靠的只是土头土脑革命党，不是革命军。清朝垮了，孙中山交出权力，自觉失败了，又想夺回来，于是不择手段、花样翻新，从苏联引进布尔什维克式的现代革命党，其结构严密无情，已令土头土脑的革命党浩叹。孙中山又同时拿外国人的钱，建立党军，期以党领军，革军阀的命。结果呢，孙中山再一次失败——这一党军，被蒋介石篡夺，革命党不但未能以党领军，反倒被军所领、被新军阀蒋介石所领。孙中山糊里糊涂、矢志北伐，结果北伐成功，只是新军阀的成功，革命党完了，所有的革命党都被蒋介石给耍了。

　　孙中山死后，革命党中的头子胡汉民说得好：

　　民国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只是军阀的成功，不是党的成功；不是革命的政治的成功。唯其军事力量，并未受着党的主义的统制，所以这一幕北伐的结果，只是军阀治权的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惟其革命政权之未能建立，所以五年以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更不是主义的行动。这一个重大的证明，就在主义与现实的对比。因此，我们更要坚决地说，或者是退一万步说：最近只有过一次北伐，而不曾有过革命，尤其不曾有过三民主义的革命。

　　为什么“不曾有过”？因为新军阀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革了所有革命党的命！

　　革命党们当然心有未甘，他们此起彼落、他们前仆后继，以反蒋之师，挺身与蒋介石相抗，但是他们全失败了。正如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所结论的：我们大家是斗不倒蒋介石的，能斗倒他的，只有共产党。

　　虽然如此，大家挺身与蒋介石斗，毕竟还是消耗了他的实力、毕竟还是延迟了他的一统、毕竟还因此给了共产党喘息的机会，使共产党得以坐大，最后还把这条拦路虎赶成了过街鼠，鼠窜到台湾去。所以，大家此起彼落、前仆后继地反蒋，虽然失败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变相的分阶段的成功。

　　在北伐结束后六年，1934年10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社出版了一巨册《反蒋运动史》，虽然它是广东反蒋系统主持的出版品，但在史料上，是全面性的，并不限于广东。它的广告词里说：

　　是书完全站在护党救国之立场，对于蒋中正叛党祸国之罪行，及历次反蒋运动之始末，均有翔实之叙述；而对历次反蒋运动之失败，尤均指出其每次失败之重因，并加以明确之分析与批判，使正义得伸于天下，奸邪不容于世人，且做后事之借鉴。至其史料之丰富、文笔之流畅，诚反蒋运动中空前之巨著也。

　　这些说明说这书的主要优点，都是确实的。这书以史料证实蒋介石的罪行，并加以解释，都是很精彩的。试看它开宗明义说的：

　　我们反蒋，亦不仅因蒋是一个南京政府的首脑，一个军事头目，一个主观上具有英雄思想、落伍观念的个人。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绝不是一个人的姓名，一个政府或军队的军职和官衔。而是因为他在国内代表了整个黑暗而反动的势力，在国际代理了各个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利益。他不仅是一系军阀的巨魁，而且是整个南京统治——党政军三种最高权力的独裁者！因此我们反蒋，便不是反对蒋氏个人（自然人），便不是对人问题，而是反对黑暗势力的结晶，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总合体！

　　这话立论正大，说得不错。它又说：

　　革命运动当然是不能和平顺利地进行的，因为它不是要去适应环境、顺应社会，而是要去改革环境、改造社会的，所以自革命运动之产生、形成、发展、以至抵于成功之整个历程中，当然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障碍物。如前述之残余封建势力、特殊资本势力、帝国主义势力等等，均为所有障碍物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障碍物，若没有一个大军阀来为其做总代表、总代理、总头目，则其妨害革命运动之进展，必不如是之甚。今既有一个大军阀来为其总代表、总代理、总头目，于是要想加以各个分开或共同总合地推翻，便真不易为力了！而蒋介石现今便恰好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中心、总工具；因此也便成为了目前革命运动的总障碍、总对象了。

　　我们若无所为而反蒋，或反蒋运动之本身并无若何重大意义，则我们参加这一运动，便是盲动。同样，我们纵使知道是有所为而反蒋，或仅笼统地知道反蒋之抽象的表面的意义，并不能深刻而具体的了解，则我们参加这一运动，便是盲从。盲动固不可，盲从亦不可！这便是我们写这一部反蒋运动史的微意。

　　这话也立论正大，说得不错。

　　但是，原书七百页将尽，它宣示的“今后反蒋运动应取的途径”，却大有问题。它说：

　　一、要拥护革命的中心领袖。过去失败之一的最重要原因，为缺乏革命的中心领袖。但是现在不然了；现在有堪做总理继承人的胡展堂先生出来领导，则今后的革命反蒋运动，已经有一个最大的重心。不过要注意的，便是我们全体参加反蒋的同志们，必须忠诚拥护这一中心领袖，听取这一革命导师的指导，要像从前拥护总理一样，这便是我们所应取的第一个途径。

　　二、要建立健全的最高党部。党是革命的领袖运用去进行革命的唯一工具，亦是组织集中全国革命分子，及发动领导全国革命民众的唯一机关。故粉碎南京的御用党部，重建革命的最高党部，为今后反蒋者所应取的第二个途径。

　　三、要树立革命的救国政府。我们革命的最大目的，便是救国。故总理说，三民主义，便是救国主义。而目前最大的危险，便是国家民族已垂于灭亡之境，同时蒋介石及其所支配之南京军阀政府的最大罪恶，亦便是出卖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利益！故我们今后，不革命反蒋则已，否则，便必须首先树立革命的救国政府！

　　四、要接受统一的中心指导。即是说革命反蒋工作，必须统一在党和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由党和主义的领导，统一一切反蒋者之行动。一切倒蒋的人，应该认识，倒一蒋复来一蒋，断不是国民的要求。这正如总理所言，“推倒曹吴，尤在使无与曹吴同样继起之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一切行动，发动于党、统制于党。这样，倒蒋以后，才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家的建设。

　　五、要巩固倒蒋的联合战线。不巩固倒蒋的联合战线，必为蒋所各个击破。这是过去倒蒋失败的根本原因。今后倒蒋的同志，必须在倒蒋原则之下，接受党的主义的领导，摒除私见，一致动作，求倒蒋主张之贯彻，不能别有会心，互相观望，重蹈过去惨痛的覆辙。

　　六、要排除投机的动摇分子。所谓投机的倒蒋者，如反复无耻的汪精卫是。民十六年以来，汪精卫是倒蒋的主张者，但宁粤和议，破坏非常会议，反颜事仇，与蒋勾结的，却为汪精卫等。民二十年倒蒋失败，汪等之廉耻道丧，实为主因。在今后倒蒋工作中，凡类于汪等的无耻之徒，必须绝对摒斥，才足以巩固倒蒋的壁垒。

　　这些话，就大有问题了。说汪精卫“与蒋勾结”，固是事实，但蒋介石势力坐大，胡汉民（胡展堂）的“与蒋勾结”前科，也厥功至伟哟！反蒋的途径是绝对对的，不过以“拥护革命的中心领袖”、“建立健全的最高党部”、“接受统一的中心指导”、“实行三民主义”做号召，却又无一不是中国的乱源。固然胡汉民的人品人格，高出蒋介石不知多少倍，但是主义荒谬、政党独裁、制度错误、衣冠易人，人格再耿介的从政人物，最后也难逃祸国殃民的。读者读此书时，务请在这点上特为留意。

　　199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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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怎样曲笔回护蒋介石

　　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加拿大人吴大猷的带头下，院中近代史研究所自然也是从事所谓学术研究的衙门之一。这个衙门经年累月，印出来的学报，其实正是“断烂朝报”。——对蒋介石卖国祸国伪政权的史实，不但不敢直笔，并且曲为回护。这种作风，不但不配称为历史家的风格，甚至起码的知识分子的风格都谈不上！这个衙门目前由张玉法主持，张玉法不但在这衙门花民脂民膏、印行公牍；还在外大赚外快、出版私著，其中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名义问世的《中国现代史》，就是显例。

　　这部《中国现代史》厚达八百页，东华书局出版，在大学用书中，算是走红的一本。走红并非因为它好，而是其他同类书更坏。“矮子里面挑大个”，就以“名著”现身了。今早起来，我就这本书随便翻，一翻就翻到第九章“战后国共斗争”这么一段：

　　蒋总统基于二十五年的反共经验，对和谈并无信心，只是战事既不利，副总统主和，地方大吏及民间亦主和，不得不屈从众议。但在引退之后，蒋总统对于时局仍非常关心。他不断地计划军事，并时常拍电报给代总统和行政院长，表示竭尽全力支持他们。在引退以前，蒋总统为国家预留地步，首先将空军、国库资财及军火转移台湾，以巩固后方基地，其次就是于重要地方安排防务，免得共军趁虚而入。譬如他于1月21日——即宣布引退之日——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这些都是为和议不成而预留地步的。

　　张玉法说蒋介石把“国库资财”等“在引退以前”“转移台湾”，我看了吃了一惊！因为这种历史，可写得太离谱了！

　　真的历史是：蒋介石是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的，5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与中共的战争，愈来愈不对劲了。先是这年1月，国民党吹下大牛，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丢了辽阳、鞍山。3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丟了洛阳。5月就丢了老河口。6月就丢了开封。7月就丢了兖州、襄阳。9月就丢了济南。10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11月就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一年内可消灭共军的大牛不但吹破，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就在眼前。这年一月一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说漏气话。三星期后（1月21日），他终于下台了。这天，他发表“引退谋和文告”，开头就说：“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可见谋和之事，并非张玉法所谓的“副总统主和”。据《李宗仁回忆录》，真相乃是：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做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做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做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1月4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对中共和友邦做一试探。

　　此次我们见面，蒋先生对引退的事说得非常具体，他首先问我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 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蒋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蒋先生说这话时，显然想到民国十六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汉方面气就松了。但是现在的局面可不相同。共产党的对象并不是蒋先生一人，它是要整个拿过去的，不管谁出来都是一样。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当然未便明言，只是拒不接受蒋先生的委托。

　　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

　　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十六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既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由此可见，张玉法所说“副总统主和”之事，是副总统奉总统之命干的事，并且时间也在蒋介石引退之后。如今张玉法倒果为因，这是什么“中国现代史”！

　　蒋介石文告又说，他“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就这样的，李宗仁正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蒋介石所谓的“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推行起来，可就鲜事一箩筐。首先是李总统控制不了“中央社”，他居然在报上看到了由“中央社”发出的蒋介石替他代拟的文告！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总统的大印”，蒋介石的秘书长吴忠信居然以盖有“总统的大印”的通令，通令四方，而李总统竟一无所知！李总统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李总统赶去请孙科回驾，孙科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李总统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上面这些“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的“翊赞”成绩，还只是一开始时的荦荦大者，以后其他的鲜事，还多着呢！鲜事中最有名的就是蒋介石以私人地位把“国库资财”等搬走的事。

　　张玉法说蒋介石“在引退以前”转移“国库资财”等到台湾，很显然的，在为这个卖国、祸国者强调他干这些事的时候，有合法身分。殊不知只要一翻史料，就知道全不是那么回事。试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台后二十天蒋经国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2月10日条下：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3月11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3月22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做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

　　5月3日条下：

　　李宗仁自上月22日飞往桂林后，迄未至广州处理公务。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二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下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前，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5月3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2月10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2月10日 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1月21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

　　何况，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这一箱珠宝，多半是抗战时期一班汉奸非法搜括的财物，胜利后被政府依法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的。因为我曾经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的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存放的地点；所以，父亲就命令我去负责执行这一项任务。当我到达上海以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

　　在这里，蒋经国清楚的透露了：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就是1949年4月下旬，也就是蒋介石不在职后九十多天，他还能以非总统的“平民”身份，“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了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并且一搬再搬，连最后“一箱珠宝”都不放过！试问这是“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金银转移”的行为吗？说“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谁相信呢？何况，在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写出的，就全是蒋介石“引退之后”的杰作。董显光说：

　　2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2月20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在另一举措中，蒋总统却没有同样成功。战时没收的大量珠宝向为中央银行保管，价值约当美金一二百万元。蒋总统亦嘱俞鸿钧将此项珠宝运台，但为李宗仁所阻，不克成行。后来“共党”占领上海，此宗资产也就入于敌手。蒋总统对于存金之远见，幸而保全了不少的资产。

　　照董显光的说法，真使我们开了眼界：原来“中华民国”虽进入了“宪政”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党的“蒋总裁”，以该党“总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董显光的说法，对照起蒋经国的文字一起读，可真有趣极矣！

　　在“国库资财”等以外，张玉法说蒋介石“于1月21日——即宣布引退之日”发布了一些“任命”，“这些都是为和议不成而预留地步的。”意谓引退以后，就放手不干政了，其实这也是曲笔回护之词。我们试看李宗仁的回忆：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了。

　　1月5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因自平、津、济南沦陷，及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惟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做放弃大陆的准备，无乃太早。巴大维将军并认为台湾系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其主权谁属，究未有法律的根据。今蒋总统即欲据为己有，作为撤退海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拟请司徒大使向蒋总统提出口头的抗议，但是司徒大使尚未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故特遣傅君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我只好对傅君说，我对蒋先生这项计划一无所知，未便做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后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做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做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做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有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让我可以大刀阔斧的兴革。他们认为要蒋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于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做主张。当时CC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故意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竑、白崇禧等，那时皆常住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等人。

　　蒋先生幕后违法控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一事。三十八年2月底，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忽亲赴杭州，将陈仪拘押撤职。遗缺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接替。

　　此事的发生殊出人意外，我身为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事后，蒋先生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实在太不成体统。我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拟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

　　京中高级文武官员见我生气，怕我要手令撤职查办汤恩伯，而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意旨办理的，这样一来，岂不是对蒋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纷纷来劝。

　　后来孙科、何应钦也先后来相劝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这两位先后身肩内阁重任的行政院长的态度尚且如此，我为顾全大局，不为已甚，只好不了了之。

　　李宗仁又回忆：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材，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1、2月之间，当共军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时，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事前并由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守江计划，开会时提出讨论。此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伯等人。我与何应钦也应邀列席。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我都认为十分妥恰。

　　但是汤恩伯却大不以为然，声言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体是把我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无奈汤恩伯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军四十余万人都在他一人节制之下。汤坚持他的守据点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至此已血脉贲张，完全失去常态，顿然把桌子一拍，大声撕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也气呼呼地把文件收起来，连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我望着何应钦、顾祝同二人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也苦笑说：“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他们所谓“老总”就是指蒋先生。

　　我当时便想汤恩伯只知道蒋先生，把我们李、何、顾三人不放在眼内，简直不成体统。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哼一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看他胡来。

　　最后，兵败山倒。李宗仁回忆：

　　4月21日我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河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

　　在张玉法所谓蒋介石“宣布引退之日”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方面，也发生有趣的变化。李宗仁回忆：

　　蒋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还不止此。8月中旬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突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原来在我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撤职，遗缺由汤接替。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来。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致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10月2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未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7月26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由此可见，不论从《李宗仁回忆录》，还是蒋经国的《负重致远》，无一不证明了张玉法所说非实。复查《朱绍良先生年谱》，亦证实“8月16日，汤恩伯氏奉命来福州，接长军政事宜，先生遵谕移交”，并当日离福州之事；而《雷震日记》8月15日条下，也证实“上午恩伯兄来访，渠奉总裁之命，即到福建，福建军政完全交与他，并嘱其任主席”的蒋介石作风，8月25日条下且有汤恩伯自道“来此二周，既无军事上之名义，亦无政治上之名义，单凭个人指挥，既无效，又属违法”之语，无一不证实了蒋介石在引退后，还照样任命黑官不误！

　　以上论证，证实蒋介石在引退以后仍玩法弄权之事。——连当事人和御用文人（如董显光）所不敢曲笔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却悍然曲笔之，这种历史家，未免太乱写历史、谄媚蒋介石了吧？

　　199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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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王世杰卖国的新史料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王世杰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大卖其国，同意外蒙古独立，为的是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可是，签约过后，事实上换得的却是苏联全盘的违约背信，换得的却是苏联军队在东北强奸、轮奸中国女人，换得的却是八十亿美金的劫掠与损失！……

　　国民党王世杰这一上当事件，第一负责人当然是蒋介石自己。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有这样的秘密谈话：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时的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条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由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这段话字里行间，蒋介石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可见这段秘密谈话，开宗明义，就在承认国民党“谋国之道”的错误。这一承认，因为出自蒋介石本人之口，最值得我们的重视。

至于当年亲去莫斯科签订卖国条约的王世杰本人，对“谋国之道”的错误，却羞于启齿。这一内幕，在他死后，由于日记的出版，使我们有了进一步探讨的机会。

《王世杰日记》引出新的探讨

日记的全名叫《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去年3月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王世杰有前后两段身分。在签订的前一段中，他是蒋介石的龙头军师与秘书头子——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在后一段中，他是奉派到莫斯科的外交部长。

从《王世杰日记》中，我们可看到有关“中苏友好条约”的不少秘闻。

1945年4月30日日记中，证实他是最早知雅尔塔会议有关“外蒙古维持现状”决定的人。因为

昨日蒋先生与赫利（赫尔利）长谈，仅予一人在座。赫氏报告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与斯大林晤见时斯氏所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

在这一天以后，日记就接续出现这一主题的纪录。6月10日，赫尔利又对蒋介石做出详细报告。6月12日，王世杰在日记中有“忧虑”如下：

关于中苏协定事，予之所反对者，为表面上承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实际上则在破坏之，予之所忧虑者，斯氏对于彼之声明，未必切实履行。

这段日记后半个月（6月27日），宋子文启程赴莫斯科。

7月6日，日记如下：

子文有电来，谓斯大林对东三省问题尚可让步，但对承认外蒙独立一节则坚持。子文谓斯、罗协议亦只云外蒙问题维持现状；斯则云该协议含有承认外蒙独立之意。斯谓只要中国政府应允承认，则先成立密约，于战后公布亦可。子文来电请示。蒋先生询予意见，予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午后蒋先生约孙哲生（孙科）、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辞修(陈诚）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

这是关键所在！蒋介石是“询予（王世杰）意见”才做决定的，而“予（王世杰）谓”以下，却一派都是卖国的馊主意。——身为龙头军师与秘书头子，竟出此言，难怪“最后决定”要失算。王世杰竟以自己国家部分领土独立（外蒙）来解决自己国家其外部分领土（东北），还自认“合算”，天下的汉奸蠢类，尚有逾此者乎？

在“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的同一天，蒋介石有亲笔致宋子文电稿，这一电稿和其他有关文件，公布在1981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里，可以与《王世杰日记》参看如下：

宋院长：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立国主义之精神也。但国内统一尚未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使之实现耳。所谓国内必须统一巩固之程度，其要旨如下：

一、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甲、旅顺军港之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乃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乙、大连为自由港，照各国自由港例，行政管理权皆归我领土主权国主管。丙、铁路干线可与苏共同经营，而绝非双方共管之谓，但苏应予中国租借物资或经费，以为报酬铁路之股款。丁、其期限照苏英与苏法同盟条约为例。

二、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苏边境双方匪患，应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区应仍属新疆范围。此项应照面授之交涉方针第六项，切实进行。

三、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绝不能称为联合政府。此应参照前交涉方针第7项，切实交涉。

四、中国必须统一至如此程度，则政府遵照三民主义原则，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如其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则政府即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正式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以后也。此可做为我对苏之诺言，惟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以上各项乃为我国最低之期望，亦为我国最大之牺牲，若苏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则为苏联与外蒙以及我国之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计，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愿与之切实协商，如果中国无切实统一之保障，则牺牲无益，不惜停止交涉，待兄回国报告后，再对苏做正式之答覆。中正。鱼。

在这一蒋介石亲笔长电里，蒋介石的卖国要旨，已经深切著明。只要斯大林同意了上面一、二、三项条件，即东北问题、新疆问题、中共问题三项条件，他就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这一电文，因为是“鱼”日发出的，是谓“鱼电”。

蒋介石、王世杰联手卖国图证

7月9日，王世杰有日记如下：

今日予代蒋先生拟一电致子文，谓外蒙战后独立问题，其宣告应由中国单独宣告（并须先划定外蒙疆界），但中国宣告后，苏联应照会中国永远尊重外蒙独立。

这一电文，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中的插图，知道由王世杰亲笔起草，再由蒋介石亲笔改正，全文如下：

宋院长：庚电悉。关于允许外蒙战后独立问题，不可由中苏共同发表宣言。如不得已时，可兼用下列两项方式：第一、中国政府于此次中苏互助协定批准后，自行发表宣言，其大意如下：中国政府于对日战事结束后，将依照大西洋宪章与中国国民革命民族主义之原则，宣告外蒙独立。并于为此宣告外蒙独立以前，并确定外蒙之疆界。惟此完全出于中国自动宣告外蒙独立，而不必用承认独立字样，应须注意。第二、苏联政府于中国政府发表上项宣言后，应即照会中国政府声明外蒙独立被承认后，苏联将永远尊重其独立也。若满洲、新疆及西藏等问题能照中正前电之要求解决，则外蒙问题于中苏互助协定成立时，可酌依以上方式与苏联成立书面之谅解。中正。午佳。

在这一王世杰与蒋介石的共同作业里，我们清楚看到他们如何在做阿Q式的卸责动作，所谓“完全出于中国自动宣告外蒙独立”、所谓“不必用承认独立字样”，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字面上过干瘾而已。实际上，却典型是卖国行径。电文中说来写去，也只是欲盖弥彰而已！

可以不卖那么多!

既然出卖外蒙成为定局，但是细查史料，却发现了另一问题，就是蒋介石、王世杰所卖出去的内容，是否与美国在雅尔塔的允诺一致问题。我们先看史料：

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1945年7月9日，蒋介石有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电文如下。

收到阁下6月15日电，内载建议之中苏协定大纲，余谨致谢。余尤为感激者，即阁下对此之关切。依照商妥办法，余已派宋子文博士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余当以谈判进行情形，经常经由赫尔利大使告知阁下。因此不只为中苏间，且为与全世界和平安全之利益有严重关系之一事，余深盼阁下继续予以深切之注意，并将阁下之意见随时示知。

蒋中正。七、九。

在这一电文前两天，7月7日，就有了宋子文的两件来电：

渝。密。主席钧鉴：上次职与斯大林会谈，内容经密告美大使，由彼密电华府。今新国务卿来电，令彼面洽苏方及职，此次中苏直接交涉，美无意干与，但在条件未决定前，盼将经过情形通知美国云云。美大使今日下午往见莫洛托夫，又美大使嘱此事最好不必告知赫尔利。谨闻。职子文叩。午阳。

急。渝。主席蒋：今晚再与斯大林会晤，开始即谈外蒙问题，职谓外蒙事中国原拟不提，现因斯认为此事重要，故经报告钧座，中国方面现可接受雅尔塔决议案，即保持现状，但不能承认外蒙独立。关于上次会谈，斯所提苏联受日本压迫时进兵外蒙一点，中苏如结为同盟，自可同意。斯谓外蒙不满现在地位，坚持必须独立。职谓现可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军事、外交均可自主。斯仍坚持必须承认外蒙独立之主张，谓中苏二国，现既拟订立同盟条约，必须将二国可能冲突之因素消除，外蒙如不独立，苏联进兵外蒙，即系进兵中国领土，易为将来冲突之源。经职解释中苏实无因此而冲突之可能，并详述中国政府目前不能承认外蒙独立之理由，如果承认必难立足。斯始终坚持，并谓雅尔塔议决案含意即为承认外蒙独立，条文系苏方起草，英、美未加修改，斯本人可向英、美面质等语。查美国务卿最近电致美驻苏大使，谓所谓保持现状乃系中国在外蒙法律上仍保持其宗主权，惟事实上不能执行。斯末谓，中国既不能对此同意，则无法有何协定云云。此事关系国家前途至巨，究应如何应付？查本月11日为外蒙独立纪念日，届时苏联谅必有所举动，倘不继续谈判，职返国之期应在该日之前？务乞钧座立赐电示！又关于今日晤谈经过，当于明晨密告英、美驻苏大使，并陈。职子文叩。午虞。

这显示了，在美国得知“经过情形”后，曾对外蒙“保持现状”有明文解释。“保持现状”即“中国在法律上仍保持其宗主权”！但是，中国却没坚持这一点！

7月8日，王世杰日记如下：

昨日赫利大使见蒋先生。当经告以政府准备对外蒙问题让步，惟盼美国政府对东三省问题予以同情的支援。

这一“对外蒙问题让步”，美国方面，反应是不以为然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中，公布7月24日杜鲁门覆蒋介石的信，全文如下：

极机密。阁下7月19日电，内载阁下致斯大林委员长电文，敬悉。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如阁下与斯大林委员长对于雅尔塔协定之正确解释意见不同，余望阁下设法使宋氏回返莫斯科，继续努力以达到完全谅解。杜鲁门。7月24日。赫尔利大使函送。

美国方面“极机密”信中所指的“超过该协定之让步”，在美国方面，也人同此心。《顾维钧回忆录》1945年9月“中苏条约”部分，有这样的回忆：

……宋子文则在7月底以前带了一大批人员去莫斯科参加会议。我当然急于知道会议的进展情况，因此，不时去看怀南特和艾登，因为我觉得他们会经常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我发现艾登确实比怀南特消息灵通。8月里的一天，艾登看出我对会议结果的焦急心情，他说，他理解中国不得不参加这个会议，不过我们并无必要放弃比罗斯福与斯大林协议之外更多的东西。我听了大惑不解。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关于蒙古的问题。在蒙古这个问题上，中国对罗斯福没有做过任何承诺。”我将他的话以及我强有力的赞同意见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报告。我方的代表怎能答应比以前商定的更多的东西呢？我问艾登是不是他的大使哈里曼曾对我方的代表表达过同样的建议。他说哈里曼曾通过我们的大使傅秉常，把这些建议告诉了我们的外长。在会议上宋子文在蒙古问题上没有做任何承诺，他说他要请示本国政府。

在中国大使馆为艾登举行的宴会上，他又对我谈到让步没有必要。他说俄国人经常设法了解他们可能弄到手哪些东西，以及他们的对手脆弱到何种程度。只有双方都更加努力才能消除不信任和猜疑。他继续说，罗斯福为了争取苏俄参加对日作战，慷中国之慨，许了某些愿。下面摘录我当时日记中的一节：

艾登不赞成这件事。他说英国人没有参预其事。罗斯福只是到午饭时才告知邱吉尔和艾登的。他要求邱吉尔使英国也参加这一安排。艾登说他是反对的，他还劝告过邱吉尔。不过首相觉得难以拒绝。但在波茨坦开会时，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认为俄国人正在向中国施加压力索要更多的东西，大大超过了当初已经答应过的他们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之外。

顾维钧感慨道:

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俄国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虽说我们有时能得到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但我们经常必须单独和外国的要求做斗争，21条即是一例。

顾维钧又进一步谈到英国美国的共同看法：

但是，这次的莫斯科谈判事件，英国的态度是毫不含糊地同情中国的。我刚才所举出的迹象表明，即使从英国的观点看来，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他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5国外长会议时，在伦敦对我说的。在他到达的那天晚上，我和他在艾登为他举行的宴会丄进行了谈话。贝尔纳斯告诉我那个会议已开完了，他接着又说：“这给你们的人民造成困难。”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蒙古。我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觉得这个评论进一步证实艾登对我说的话是有理由的。我后来知道，蒙古的问题在重庆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做为一个为了收回失地和恢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的政策奋斗了40多年的人来说，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俄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以上文证告诉我们，不论从美国总统的回信里，还是从英国外相、美国国务卿的谈话里，还是从中国老外交家的失望里，都证实出在外蒙问题上，蒋介石及其手下做了不该做出的让步。——美国主子要你蒋介石卖国，没有错，但没要你卖那么多！事实上，可以不卖那么多！可以不卖那么多却要卖那么多，此蒋介石及其手下之莫名其妙也！

勇于卖国是负责吗?

这种莫名其妙，还有后续动作，始能毕其功。

顾维钧说宋子文“很聪明，以回重庆请示为藉口而坚持拖延签字”。他是7月17日回到重庆的。7月24日，王世杰有日记如下：

今日午后，宋子文院长向予言，彼欲解除其外交部部长兼职，盼予能改任或兼任之；并谓彼于月底或下月初赴莫斯科时，盼予以外交部长资格偕往，结束中苏谈判。予谓予殊不愿任外交部长。最后彼一再敦促，予谓俟考虑一、二日再答覆。彼将当时彼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之一切纪录（6次谈话纪录）交予细阅，予持归阅，至深夜始竣。

第2天，7月25日，又有日记如下：

午后渡江赴黄山蒋先生山居，晚即在黄山宿。蒋先生亦促予兼任外交部部长。蒋先生说：子文因中苏谈判涉及承认外蒙战后独立之事，颇畏负责，其所以先行返渝，亦正为此。由此可见子文之意在覓人与之共同负担此次对苏谈判结论之责任。蒋先生并说：外蒙早非我有，故此事不值顾虑。予谓此固是事实；但不知对于东北之退还，是否能充分照议定办法实行；如不实行，则我之承认外蒙独立为单纯的让步；如彼确将东三省照议定办法交我，则此一让步可不受他人或后代责难。予对任外交部部长事，仍未应允。但允再考量。予细思此事殊令我十分为难，因为我如拒绝，便为畏惧负责之表示，值此中苏情势紧张，关系极大之时，本身之毁誉不宜在予考虑中也。

7月27日：

今晨在黄山蒋先生山居，……予向蒋先生表示，如必欲予任外交部部长，则须同时解除予之宣传部部长职。予并表示不愿去莫斯科。

可是蒋介石不容分说。7月28日：

晚间蒋先生在黄山宴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等多人，予亦与宴。宴后蒋先生谓已嘱布雷与予谈外交、宣传部事。

7月29日：

晚间予复与宋子文商谈外交部部长事。予询以我可否暂不任外交部部长；俟彼往莫斯科及伦敦（出席5国外长会议）后，再行考虑外交部部长人选之调整。彼谓倘如此办，须由予向蒋先生提议；且无论如何，彼谓予须偕往莫斯科。嗣予细思如予必须往莫斯科，则不必变更原议，且时间已晚，外长问题明晨即须提国防最高委员会，亦来不及再商。

7月30日：

今晨国防最高委员会开会，行政院改组，实际上仅宋辞外交部部长兼职，由予接任；盛世才解除其农林部部长职，由谷正鼎暂兼。

这表示说，外交部长是干上了。

7月31日，外交部长王世杰日记如下：

晚间予向蒋先生陈述，中苏拟订协定时，不可有任何秘密协定。外蒙问题亦宜于批准前向立法院及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否则于国家及负折冲之责者均不利。蒋先生以为然。

8月1日：

今晨予与子文谈赴莫斯科事。彼谓将来中苏约文应由予签字。予谓可否由彼我共同签字，彼谓不可。但云如苏方由斯大林签字，则彼可签字。实际上，苏方自将由其外长莫洛托夫签字。

这是宋子文“嫁祸”手法之一。——你王世杰一直在幕后献策建言，同意卖国，现在就让你抛头露面去卖吧！

到了8月4日，王世杰自述心境：

原定今日赴莫斯科。以苏联覆电迟到，改定明晨启行。予觉予此行之目的可以3语括之，统一、和平与保全东北。但外间对于外蒙问题亦颇有异论。如舆论不能深深了解，则即谈判有成，中苏之感情仍将不协，前途之变化仍甚可虑。

8月5日：

今晨8时半由白石驿飞机站启行。宋子文院长为领导人。熊天翼（熊式辉）、蒋经国、沈鸿烈、卜道明、刘泽荣等同行计17人。又彼得洛夫大使及其同行之俄员4人。午后3时许抵加尔哈答。予一路反覆思此行之使命。肩上真如负有万斤之重担。予一生来从未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者。此行结果无论如何，在国人舆论及历史家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但自思“统一与和平”为中国目前必须本着与8年抗战同等之勇气以求取。否则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我如事前未与有所协定，则（一）苏联军进入东三省后，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必更难收回；（2)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凡此均使我无统一，亦且对内对外均无和平之可能。

次女（王秋华）于予启行前在予日记册吸墨纸上书此2语以壮予行：Don't be afraid of opposition， remember, a kite rises aginst, not with the wind.

迎风而去，勇于卖国，还有女儿以壮其行，人间之是非颠倒，尽在于是矣！

彼已出兵，他犹卖国

从8月7日到8月15日9天，是卖国重头戏。

8月7日：

午后3时抵莫斯科。莫洛托夫，美英法3国大使均来机场欢迎。

晚十时，偕宋子文、傅大使（傅秉常）、胡次长（胡世泽）、蒋经国往Kremli晤斯大林。莫洛托夫、彼得洛夫大使及外次某某亦参加。谈话前几未做任何寒暄或酬应语。一切谈话几乎完全由宋、斯对谈。予仅偶插一、二语，莫洛托夫亦然。所谈为旅顺、大连、中东南满两路、外蒙疆界、中苏盟约草案等问题。予等于未赴斯大林官邸前，曾约天翼与沈成章（沈鸿烈）细商，故所谈较有准备。斯氏态度坚强，但亦有针对对方态度而改变之状。宋、斯争论有时颇露骨。斯氏谓苏联绝不像帝俄时代有征服土地之野心；但彼相信日本必可再起，故不能不有安全措置（晚12时予将商谈结果电陈蒋先生，见附卷（一）。

8月8日：

今日将中苏同盟条约草案及若干附属协定草案，略依斯大林与我方之谈话拟就，并于午后2时左右送至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

8月6日美军以“原子弹”一枚首次投于日本本上广岛地方。……此殆为人类武器中最有威力之物。苏京各报亦纷纷记载此事。

午后7时半，予偕傅大使往晤莫洛托夫委员长于其克里姆宫官邸。予告莫氏，中国人民对苏之友感，系由苏联首先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及首先接济中国抗战两事所造成；故予本人极盼彼此宝视此种友感，尽其力以发展之，勿使其受到任何阻遏。莫氏答称，彼将尽一切能力，加强此种友感。莫氏于谈话之始，即向予声称，彼将以极重要之文件告予。旋即宣读其对日本宣战之声明书。该声明书于2小时前，彼已交给日本驻苏大使佐藤。莫氏声明中谓苏联于日本拒绝7月26日英美中劝降之通告后，已接受盟国之提议，应允参加对日作战。并参加7月26日3强之声明（按此语可解做苏联已接受开罗会议之决定）。但莫氏口头告予，苏联于雅尔塔会议时即已应允，在德国战败后3个月内即对日作战，明日恰满3个月，故苏联决定自明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以忠实履行苏联对盟国之诺言。莫氏说毕，即热烈与予握手。并催予将中苏协约各稿早日完全拟就提出。予谓已大部提送，其余亦可于今晚提出。

现在，问题来了。因为雅尔塔密约的签订，主要目的在求得苏联对日参战。而苏联迟迟不肯出兵，在波茨坦会议中，已表示得非常露骨，就是它坚持除非中苏关系达成协议，否则免谈。苏联这一态度，有美国外交文书为证（U. S.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mce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 II. (The Dept, of Stat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60) p.476)。王世杰之流当时固然没见过波茨坦会议纪录，但是订立中苏条约的大前提他们是知道的，就是求苏联参战。当时参加卖国作业的随员之一是蒋经国，曾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后，有这样的纪录：

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7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由此可见，人家盟国的目的也好、自己卖国的目的也罢，都在使苏联出兵、请苏联“来帮忙”。但是，8月8日莫洛托夫向王世杰的宣布，证实中苏关系尚未达成协议前，它已出兵了，那么国还要不要卖，就该从长计议才是。但是，妙的是，这些卖国者，却仍要照卖不误，这不是贱种吗？何况，8月10日，日本投降消息已传出：

午后4时许，予在寓所（中国使馆）突闻伦敦B.B.C.广播，谓日本已声明愿投降。……闻日本投降讯后，予与子文、天翼、经国等细商，关于对苏缔约事今后我等究应采何态度。当经商定两点：一、对苏方表示仍愿缔约，二、不做任何重要让步。晚间9时斯大林邀子文及予续商时，予等即持此种态度（详见致蒋先生蒸电）。在商谈时，予对大连湾行政必须归还中国一事，剀切申述，并谓如苏联不让中国收回大连行政权，则九龙、香港之收回为不可能。斯大林沉吟一番，遂对此事做一重要之让步。

从这天日记中“对苏方表示仍愿缔约”态度，引起我们的奇怪。核对《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有下列语气：

一、在8月8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有“职等观察苏联对日宣战，为预定步骤，不致影响中苏谈判”的语气。

二、在8月10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有“于晚9时，往晤斯大林，商谈达两小时半，斯氏见面即问，愿否续谈订约事，职等答以愿谈，并望从速结束”的语气。

三、在8月12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有“职等及同来诸人一致认为中苏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的语气。

四、在8月13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有“就我方利害言，则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患甚大”的语气。

上面这些语气，都显示了蒋政权想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情，比苏联还迫切。这不令人奇怪么？为何这样急于卖国？这种底牌，为何被斯大林捏得一清二楚？说以卖国的方法，来换取“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这是什么逻辑？

新国耻日子

再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叁、中苏关系”所公布1945年7月7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明说“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我之要求之主目的：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而这两个主要目的达成，苟有常识，都该知道不是无法以牺牲外蒙古“交换”得来的。甚至牺牲外蒙古的确实领土多少，由于疆界不明，都是一笔理不清的帐。试看1945年8月12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王世杰电，官样文章要求：“惟外蒙疆界必须此时有一图底，并在承认其独立以前勘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务希抱定此决心与态度为要。”但是，卖国者在外，却大有君令有所不受的味道。同一天王世杰有日记如下：

午后忽接蒋先生来电，谓对外蒙疆界问题，必须有图且于承认前勘定疆界。否则交涉停顿亦所不惜。此事显然办不到。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化。子文及钱乙藜（钱昌照）、蒋经国、傅大使等均主张不顾蒋先生电示，逕与斯大林解决。予谓此甚不可。以此事如未经蒋先生充分主张，则未来国内意见纷歧，即签字亦未必能批准。予主张今晚暂与斯氏停止谈商，一面仍电蒋先生说明一切，请其授权于予及宋子文权宜处理。予并主张在外蒙问题换文中，列入：外蒙疆界应以现有疆界为限字句。如此，则在约文上我固显然不承认民八以前之旧疆界（民八以前，现时新疆阿尔泰区属于外蒙，此为蒙边主要争点）。子文等遂勉徇予议，今晚暂不与斯大林续商。

在前线的卖国者们8月12日去电表示“外蒙疆界问题，确已无法照钧示办到，其原因颇多，似非苏方故意预为将来留一惹起纠纷地步。职等及同来诸人一致认为中苏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兹特恳请钧座，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授予职等权宜处置之权，并恳急示，无任企祷之至”之后，蒋介石第2天（13日）就回电放水了：“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由此可见，一切欲卖还休只是姿态而已，仓皇卖国的本质，是瞒不了人的。

8月15日，就是新国耻日子。“中苏友好条约”签字了。卖国者王世杰日记写道：

中俄文约稿书写需时，签字手续直至今晨6时始在克林姆宫举行。但苏联已于数小时前广播，谓已签字。盖日本接受投降条件之答覆适于今晨2时到达此间也。

今晨签约时斯大林亦出席。约文均由予及莫洛托夫签字。签毕，斯氏做长谈，谓帝俄时代，俄国政策在分裂中国，与日本同一目的。苏联政府则在与中国为友，希望中国军力强盛，使日本不能再起。旋即举杯祝蒋委员长健康，并进早餐。盖斯氏均于晚间工作，昨夜至今晨6时签字之时，殆尚未睡也。苏联外部主管人员及我代表团人员昨晚及前晚亦均未睡。因为约文之整理甚为费力。

日本投了降，战胜国的中国还要签约卖国。蒋介石及其奴才们的莫名其妙，尽在于是矣！

“全体起立”、“全体一致起立”

王世杰于8月16日启程返国，20日抵重庆：

午后予将签约经过报告蒋先生后，即往晤孙哲生先生，详告一切。彼极力赞成订约，并谓将从速于一日内召集国防最高委员会及立法院，使之迅速通过。

王世杰8月21日向美国大使赫尔利报告后，8月22日再向蒋介石及各位院长及政府中其他重要人员十余人报告，说“3年以来，予所旦夕忧虑者为抗战虽胜利，东三省仍不能收回。此约之订立可以保全东三省”，他说他报告以后，“在座诸人均对此事无异议。”

8月23日日记：

今晨国防最高委员会及中央常会在国民政府开联席会，讨论中苏条约，蒋先生亲自主席（立法院委员亦均列席）。予即席报告订约经过及订约背景。……此约之订立，虽使吾人对于实际上业已脱离中国统治20余年之外蒙，不能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争结束后3个月内苏联依约不能不自东三省撤退！对于旅顺及中东南满两路，予虽有所让步，但范围有限，东三省之主权可以收回。如国论统一，批准迅速，我可取缔约之效。蒋先生请大家起立表决，结果全体一致起立。

由此可见，国民党不但主事者是卖国贼，它的团体也是卖国集团。在蒋介石面前，对卖国成果，无人敢于拒绝“起立通过”！

再看第2年——1946年3月16日日记：

今晨二中全会开会，蒋先生出席，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东北问题，蒋先生力称此事不可以和平以外之方法求解决，要求全会信任其本人，并行起立表决。全体起立。

按照“中苏友好条约”，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3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后迄今7个月，老毛子犹在东北奸淫掳掠中，东北出了问题，在蒋介石面前，对卖国纰漏，仍旧“全体起立”一致拥护，说国民党全体是卖国集团，还说错了么？

君臣二人，狼狈畏葸

卖国集团卖国卖出了纰漏后，第2年，孙科在留美同学会讲“亲美乎？亲苏乎？”有这样的说话：

订此条约我们的损失已很大了，但能以30年友好条约的代价，在30年中让我们埋头苦干建设起来，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还值得。待30年后，中国强大了，收回损失，尚未为晚，用远大眼光研讨这个条约，所以终于批准了。(“中央周刊”1947年8月3日，中央日报出版）

好个“30年”的“远大眼光”！何必30年呢？老毛子第一年就给了国民党好看。据孙科说：

照理日本投降后3个月苏联应践约撤退东北苏军，可是苏联藉口交通困难，要求展期到1946年5月初撤退。撤退时日本在东北苦心孤诣的工业设备，全为苏联搬走。据“世界报导”杂志称：德境苏军占领区苏方搬走的东西价值20亿美金，在我东北搬走的价值达80亿美金，超过德境3倍。中国只得像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中苏友好条约”商谈时，口头上曾谈到东北设备而未明文写下，现凭什么交涉？苏联却振振有词，他们说这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去年我们派兵接收东北，照理苏联应予襄助，但竟阻我军在大连登陆。苏方认为大连系商港，军队不得登陆，今请看香港，香港亦为商港，为何可以军队登陆，而独大连不能，令人大惑不解。东北有日本关东军50余万，复有一百多万伪武装储藏，都已交苏联，苏联都将此武装设备双手奉给中共。友好条约是要与国民政府友好，不是与中共友好，要帮助中国国民政府，如今却帮助中共了。

孙科又说:

为了免起纠纷，中国在国际坛坫上往往不说话，但到紧要关头还嚅嚅不言，岂非吃了大亏，人家还不知道。俗谓“有理不怕太太公”，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什么做哑巴？譬如国军不准在大连登陆，理曲在人，理直在我，我们为何不说，友好条约“友好”在哪里？我们为何不说？

“为何不说?”因为蒋介石、王世杰贱骨头、软骨头。在王世杰1946年日记中，且有如下文字：

2月24日：

午后蒋先生返渝。予告以陪都反苏运动，使中苏交涉局势益僵。予请其于明晨纪念周做适当之表示，俾苏方不致疑此事为蒋先生所赞同或暗护。

2月25日：

蒋先生今晨在国府纪念周讲演，谓中苏友谊必须重视并发展，不可因一时一事之故而摇动吾人之信心。

3月2日：

美国舆论对于苏联在东北军队之逾期不撤及自东北拆迁工矿设备，甚表愤慨。美国务卿且有演说，反对苏方此种行动。

3月6日：

中苏交涉，如利用民众反苏游行，及本党公开之攻击，纵能促使苏联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与东北共产党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结，造成更不利于国家之形势。予不主张与苏联公开决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后予以外交部部长名义，致正式照会于苏联大使，促苏联即行撤兵。蒋先生尚拟缓发此照会。予因恐未来局势或使我政府不能诉诸国际会议，故断然决定发出，但仍未在报纸发表。晚间予面向蒋先生辞外交部长职，蒋先生不允。

君臣二人的狼狈畏葸之态，真可谓跃然纸上矣！

介意李敖的批评

在卖国大业完成后4年，1949年，国民党伪政府给赶出大陆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台湾岛上。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发表“对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秘密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负其全责”。他在签约7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但是，王世杰这边呢，却仍旧一言不发，但却不断放出风声，他是“为国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蒋介石研究4集”有“蒋介石、王世杰卖国”一文，收有张九如影印给我的一封王世杰1966年2月22日致他的信，谈到“中苏谈判”之事，“惟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20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这就是王世杰的态度，但他也未尝不以这种态度“引过”。

1965年，我编《蒋廷黻选集》，并在序中论证到王世杰卖国之事。略谓：“王世杰在民国三十四年拆下的这个烂污，害得蒋廷黻在民国38年替他擦屁股，绞尽脑筋去进行控苏案，真是令人气恼的事。这就恰像1879年（清光绪5年）崇厚跟俄国人订的误国条约一样，害得1881年（清光绪7年）由曾纪泽替他擦屁股。中国人真倒楣，在对付老毛子的问题上，老是碰到庸吏误国，并且王世杰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要混帐多少！就误国观点上而言，北方人到底比不上湖北人也！”我在20年后这些公论，王世杰看了，大为不安。我们看他1965年12月20日日记：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应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12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锋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亦或是余之过。

4天以后，12月26日，他又有日记如下：

晚间邀集中研院各所处所长及筹备主任（袁贻瑾、李济、李先闻、凌纯声、郭廷以、魏嵓寿、邢慕寰、粱序穆)在寓吃饭。讨论（一）科学委员会问题（诸人意见不甚一致），（2)院务革新问题。最后余对最近李敖所攻击之两事,做相当详细之说明（即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事与余解免总统府秘书长职务事）。中苏条约本身为我方在当时所能争取之最大限度；且为不能不予以接纳之条约。此一条约之未克救亡，（一）在苏联之不守约而美方不予我以充分支援；（2)在我方军队，因货币恶性膨胀及共匪渗透，而内部腐化，以致我方入东北之军队虽已有二三十万，而多为共匪所诱降或毁灭。四十二年我之离开总统府，我毫无所谓“朦混舞弊”之罪过。所谓两航公司案卷之《录由》，蒋先生认为朦混不清，实际上系连原件全部提送蒋先生阅，我只看过原件全卷，并未看过秘书人员之《录由》。

可见他对我的批评何等介意。十天以后，1966年1月5日，他又有日记：

午后与陈雪屏详谈文星书局萧孟能与李敖捣乱事。雪屏谓将与姚从吾一商。

过了4天，1月9日：

今晨雪屏来谈李敖对我攻击事，意欲托黄少谷向萧同兹及其儿子孟能（即文星书店的主人与利用李敖作论文攻击沈刚伯李济等文字之人）做若干纠正。少谷对李敖向我做胡乱攻击的事件，为熟悉真相之一人。

3天以后，1月12日，他又要为卖国之事解释了：

昨晚约北大同人杨亮功、许孝炎、陈雪屏、延国符、贺楚强、周德伟、郭登敖、张研田等来家晚餐。余与详谈民三十四年中苏同盟条约及民四二余被解除总统府秘书长两事之经过。

12天后，1月24日：

今日用小艇游湖。汤君绚章询问30年来许多政治事故。关于民三十四的中苏同盟条约一事，余谓此一条约虽因苏联之抗阻实行，毕竟我能派遣具有精良武器之军队约30万人进入东北，接收沈阳、长春、哈尔滨、安东等地区。最后我军不战而为共匪吞没，半由共匪之滲透，半由于通货恶性膨胀，腐化了军队。

一周以后，1月31日：

今日致函勤儿，为略述民三十四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之经过。

2月8日，又有日记：

日昨我曾于致雪华、秋华、纪五家信中，叙述民四五(三四)中苏同盟条约缔结之结果，与该约未能挽救中国大局之原因。余并嘱纪五保留此信。

到了3月9日，他幕后策动删除李敖所写《<蒋廷黻选集>序》的目的终于达成:

文星书店萧同兹，将其《蒋廷黻选集》内李敖序文（攻击我和李济之先生）削去，改装送阅。

我在《传统下的再白》一书中，曾收有1966年10月9日的一段附记。全文是：

附记：王世杰托人转告萧孟能，要求删去《蒋廷黻选集》李敖的序失败后，他又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第4组，盼用党方力量干涉。毕竟第4组中仍有识大体之人，知道王世杰签订中苏祸国条约一事，乃青史公论，所以不买他的帐。

王世杰无法，最后只好找张群托黄少谷，由黄少谷托萧同兹，再由萧同兹找到萧孟能太太，趁萧孟能不在台北的时候，把《蒋廷黻选集》李敖序割除！

这件事，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直到赵元任、陈之迈等人在美国、澳洲托人买《蒋廷黻选集》，并且来信问李敖的序为什么不见了的时候，受托代买者的朋友才问到我，我才查出是怎么一回子事。

总之，这一回子事，乃是党棍、官僚加上女人所做出来的一件不讲道义又不明道理的糊涂事！

我现在把这篇《《蒋廷黻选集》序》，重新发表在我的《李敖告别文坛十书》里，同时正告王世杰和帮王世杰遮盖丑史的人：——我李敖的文章，“拿武士刀的人”想斩草除根都办不到，又何况你们！

这件删序的事，显示了王世杰是何等没有言论自由的度量，更显示了他是多么介意我挖掘他卖国的真相。

苏联有违约前科

受了李敖批评他卖国之事以后，王世杰为卖国行为试行“发言”了。1967年8月16日日记：

中央党部出一大规模纪念刊，纪念蒋先生80寿诞，坚嘱余写一篇30余万字之“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余托胡庆育张道行君等执笔，而为规创其内容，整理其最后稿。彼等费时已数月。日前将稿送来，余于今日校阅完竣。文中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订立与废除”一章。余对该约定从未发表言论，此次之撰述尚为余对该约之第一次发言。

在王世杰“第一次发言”的书里，有这样的叙述：

1945年……5月28日，斯大林向贺浦金斯重申他在雅尔塔举出过的理由。他说：他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向其人民解释何以苏联须负起对日作战的新责任，至此一理由是否充分，端视中国愿否接受雅尔塔协定而定。他说：他的军队将于8月初攻击日本军队；但须在是时之前，中国业经接受雅尔塔密约。

但是，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落日本广岛，斯大林深恐日本在苏联参战之前就投降，故等不及中国接受雅尔塔密约，即于8月8日以参战为名，派遣百万大军自东、西二方攻入我东北，在此情形下，我若拒绝订约，则除以武力驱逐苏联军队，并以武力阻止苏联与中共之勾结外，我将无法和平接收东北；而赤色的伪满洲国势必立即实现。为求保证苏联军队自东三省撤退，并尽量限制苏联在东北之权益与其在新疆等地之活动，我亦急需与苏联订约。

令我们不解的是，解决以上问题，何能用“急需与苏联订约”的方法？订了约，苏联不守又怎么办？何况，苏联对中国，早就有过不守约的纪录。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伪政府已同苏联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第2条中明说：“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3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但在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访问德国之后，访问苏联。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国民党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党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在第3天——4月13日公布了。1941年违约背信如彼，居然1945年还同它签约如此、还要相信它如此，蒋介石、王世杰这种人的智商、大脑、与骨气，可真大有问题了！

由此可见，王世杰以为订约可保障中国，正是蒋介石自责的“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了！

1971年2月2日，王世杰又有日记如下：.

接周谦冲函，谓前任驻苏哈维曼大使（Averell Harriman)最近所发表之一种回忆录，谓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宋子文所订，未言及我参加。就实际上，此约中最重要问题为承认外蒙古独立，此则在宋子文初次赴莫斯科时已与斯大林协议。宋返台（国）后，蒋先生坚要我接任外长，续与宋子文赴俄，余辞不获已，乃于8月初偕宋往莫斯科。在那时，外蒙问题因宋已先接受斯氏要求，势亦无可挽回。我只就(一）苏俄不得接济中共问题，坚持苏俄应以正式换文声明，斯氏勉强应允（事后在东北则未履行其声明中之诺言）；(二）苏军必须于对日战事结束后3个月完全自东北撤退，斯初不允，继亦接受（事后虽未完全按期履行，但稍后仍照撤）；（三）苏联不得参加大连行政机构或工作，最后仅允可由我遴一俄人为Harber Master(港务局长）；（四）在平时苏俄不得用中东铁路运兵。这些成果，假使无中共叛变，当有相当保障。余于去莫斯科前曾请蒋先生训嘱宋子文向杜鲁门要求，对于所订之约，以第三者资格保证其实行。但子文对于此项训令似未尽力交涉。凡此种种，我为国家利益，迄今未向外发表。

王世杰此处说“为国家利益，迄今未向外发表”云云，全是不通的怪论。——掩饰卖国真相，算是什么“为国家利益”？

6天以后，2月8日，他又写道：

阅卅四年8月7日至14日中苏盟约谈判经过。当谈判时，大半由宋子文与斯大林谈辩，遇有彼等不能解决之争议，余始参加，譬如大连行政权问题。

十天以后，他又写道：

阅杜鲁门回忆录，中详述宋子文第一次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之经过；就中事实，我外部并无底案，足见子文做事之自专而不注重法定手续。外蒙问题，子文当时奉命已与斯大林协议。余受各方无知者之攻击，大半以外蒙问题之协议为原因。

3月21日，他又写道：

阅卅五年卅六年日记。回思东北问题之未能解决，中共问题（政治与军事）之未能解决，以斯大林之掠纵为之因。通货之未能解决，宋子文之专横，其不得中外信任，外款之未能利用，均为要因。

3月30日：

阅卅七年日记，深觉宋子文为一有能力而实无政治魄力与责任心之人。余曾误向蒋先生力荐以宋代孔（孔祥熙），孔则昏庸而无能。陈辞修因病不能早往东北，亦不能久留东北，均为大陆失败之主因。

1973年3月14日，他又有日记：

连日细阅民卅四年5、6、7三个月日记，深觉余当时接受外长之职，显系因宋子文欲卸其订约之责（尤其因彼已在莫斯科应允外蒙独立），蒋先生及政府无法处理东北问题，我乃断然勉强接受（事前已数次拒绝）。余之目的，在当时日记中记出，在不计毁誉，而力求实现“统一、和平、与保全东北”三项目的。盖我如不能与苏联成立相当程度之协议，则东北必不能收回，国共必在苏联大力支持之下，立即发生大内战。中苏条约后来之失败，其主因一在为苏联不肯忠实执行条约，二为我国通货恶性膨胀，军队内部太腐败，多不能作战，易受共匪渗透引诱。

以上我分年按月摘出王世杰日记中的纪录，目的在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看他心境的起伏变化，和他对卖国行为的自欺欺人。观察他的全部自解，主轴上，是所谓不畏负责、不计毁誉、“代人受过”，并托词在“为国家利益”外衣下，守口如瓶。另一方面，他口口声声“该约未能挽救中国大局之原因”主要是“在苏联之不守约”、“为苏联不肯忠实执行条约”，但苏联之不守约，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前，至少有19次以上（包括对中国的1937年的一次），苟有国际法与现代史常识，岂可贸然签字？至于说“代人受过”等，更属遁词，试看一则日记，便可明白。

1946年3月8日，在国民党二中全会外交报告审查会有人提出外交责任问題后，王世杰在日记中白纸黑字自道如下：

予郑重声明自去岁8月予就任外交部长至今，一切外交政策与措施，其责任均属于我；因为予所执行之政策，均为予所提议或赞同之政策；至于成败得失则此时尚非论定之时。予并云，如果国家利益需要予辞职，予绝不多留一日；而此时尚未辞职，只是遵守临难毋苟免之古训。

这里关键之处就是他自道他干的事，都是“他所提议或赞同”的。根据前面揭露的王世杰1945年7月6日的日记，明有“子文有电来。……蒋先生询予意见，予谓……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等语，足证外蒙独立之事，宋子文并未专擅于外，而是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接受了掌权在内的王世杰的意见，“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才造成大错。所以，归根究柢，王世杰并无“代人受过”等情事，至多只是他不敢直接道出蒋介石是他的卖国共犯而已！

综看蒋介石、王世杰卖国作业后的态度，蒋介石后来除承认放弃外蒙“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外，并不讳言“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反观王世杰，不论公开或私下，他却什么也不承认，他除了不敢怪蒋介石外，几十年来，一直东赖西赖，对“大陆沦陷”，至多只是泛泛的表示“应该惭愧无地”（注）而已。

1992年1月3日

(注）1959年王世杰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12月10日有日记如下：“今日晤见宋子文，与谈美国情形及古物展览事，未及其他。彼坚约余吃饭，余婉辞。大陆沦陷，余常常觉得我辈在政府任负责工作2、30年之久，应该惭愧无地，无颜在外国做寓公。余此次来美，从不愿做出锋头的事，亦正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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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断袖记

　　——国民党变造、湮灭照片举隅

　　1983年8月，老友江南在《台湾与世界》第三期里，发表了一篇《一个蒋夫人的悲剧》，是一篇记述蒋介石的妻妾大全。文中说：

　　现卧病于纽约长岛的宋美龄，和蒋介石结缡四十八年，是人尽皆知的蒋夫人。

　　蒋宋缔姻之前，通过明媒正娶的，尚有二次。那是1901年冬，和本乡毛福梅女士结秦晋之好。这年蒋十五岁，毛十九岁，相差四岁，且女大于男①，毛思诚②的注释：“王太夫人以门祚式微，乃早为完娶。”

　　1910年3月18日，毛为蒋生下一子，即继承乃父衣钵的蒋经国总统，但这段婚姻，勉强持续了十九年，随王太夫人去世，蒋即与毛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③。

　　这位蒋夫人的遭际最惨，可以说是所淑非人，假如蒋先生有胡适之那样的修养，未始不能从一而终，至少不会挨拳打脚踢，从丰镐房二楼摔到楼下的冷酷非礼④。

　　毛福梅于1940年农历十一月二日，为日机炸死⑤，终年五十八岁，葬摩诃佛殿前，现改武岭小学。

　　侧室姚冶诚，原名怡琴，是上海法租界某妓女院的房侍，1911年，“在筵席间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⑥。纳妾的时间，大致是这年夏天，因蒋此时仍为飞松宽吾手下士官候补生，据毛书所载“夏，托故假归，8月回日”⑦。合理的推测，当在七八月之间。

　　1921年，和苏州籍的陈洁如结发，即本文的主题，另一位蒋夫人。

　　20年代的蒋介石，尚未发迹，只是江湖浪荡。毛思诚称为“韬养时期”，时住上海新民里，交往的乃陈果夫、苏玄瑛、张静江、杜月笙之流。毛所说：“唯以读书自遣”⑧，自是阿谀溢美之辞。

　　蒋的职业，为股票交易所经纪人，资金来自日本。中国方面的合伙人有虞洽卿、张静江等。赚钱之余，逛逛三堂子，追寻一下声色之娱，就当时十里洋场的风气、环境，无足为奇。何况，蒋此时才三十不足的盛年。

　　估计，蒋陈缔爱，在1920-1921年间。唐纳文所摄蒋陈婚照，时间是1922。那么，洞房花烛，应是此年，可惜月日不详，结婚地点不详。

　　周褕瑞和克洛席尔合著的《蒋介石传》（Eric Chou, Brian 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有关蒋陈婚姻，这样写着：

　　以上海的金钱、权力和腐化，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对蒋介石的吸引，从未褪色。

　　由陈其美的引导，蒋始涉足上海的淘金窟，就在此时，蒋陈邂逅，蒋当时很潦倒，住在一个密不通风的陋室里，到长三堂去，对他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慰藉。蒋陈先同居，后结婚。等到宋美龄介入为止⑨。

　　陈洁如的家庭背景，无从稽考。只知道原籍姑苏，既出来做妓女，家世必然很贫穷，或原来的有钱人家，因家道中落而沉沦。

　　长三堂子，属高级妓院，堂规严，对姑娘们的要求也高。不仅人要漂亮，懂得如何款待花钱的大爷，还要会点技艺，诸如弹琴、清唱等等。简单地说，要色艺双全。否则，蒋一表人材，当不会双双坠入情网。

　　陈比姚冶诚的运气好得多。姚是侧室，留沪不久，即遣奉化乡居，和毛福梅和平共存。史载1919年9月，“挈眷离屿”，那个“眷”，并非别人，即蒋纬国的养母姚氏。

　　蒋得道，夫人的风光，还是没有姚的份，仅陈独享。据宋希濂将军告诉我，蒋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期间，住黄埔校长官邸，和蒋同进同出的蒋夫人，就是陈女士。

　　傍晚，蒋陈携手散步，有时牵着活泼天真的纬国，我们经常看见⑩。

　　历史照片的档案里，除唐纳文的婚照，白修德编著《愤怒的根源》一书（The Root of Madness），即有蒋陈在一起的镜头。这张照片，摄于北伐前夕，地点：广州车站。张静江坐在轮椅上，围张站立的，有吴敬恒、鲍罗廷和蒋氏夫妇。陈洁如穿一身带花的旗袍，双袖及肘，可能在当时的标准，已相当暴露了。台湾新闻局出的《蒋总统画报》，曾刊出同一照片，可是经过窜改，当年风光一时的蒋夫人，仅剩下半个袖子，而少掉夫人倩影。

　　北伐军由广东、南昌，到蒋总司令凯旋上海，陈洁如一直随侍，这期间，且为蒋生下一个女儿。1980年，我重回故国，听说，蒋的这位掌上明珠，已自小学教师岗位退休，定居上海。遗憾未遑访问，好写出第一手的历史考证文章。

　　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毛编《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和董显光的《蒋总统传》，大概碍于宋美龄的颜面，对陈只字不提。

　　就在蒋陈打得火热，且已结发之际，蒋“在国父宅中”，认识宋美龄，得陇望蜀，心猿意马，何异埋下定时炸弹一颗。

　　当时早有人责蒋“好色”(11)，用中国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蒋先生的行为确难为道学先生所接受。然而，蒋为宋所颠倒，并非姿色那么单易。

　　官史说：

　　及与宋女士相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所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其后五年间，蒋总统致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蒋总统即率师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牍往返，仍时申前请(12)。

　　所指“五年”间，即1922-1927这五年。事实上，他和陈洁如甫谱过结婚进行曲，即开始打宋家三小姐的主意，且“露求婚之意”，弦外之音，他从来没有把陈视为终身伴侣，陈洁如只是蒋感情生活上的一个泡沫。

　　官史中有一点忽而不提。此时宋美龄并非自由之身，她是总司令部军需处长刘季文的未婚妻，蒋自己两妻一妾，横刀夺爱，也不很方便。

　　陈洁如和蒋破裂，无正确日期记载，大概1927年8月，桂系驱蒋下野，蒋东渡日本前夕。

　　蒋首途日本，是这年10月29日，行前致函奉化县长“请许可与夫人 离婚(13)”。说明两件事：一、和毛福梅的夫妻关系，只是中断，而无法律手续，毛思诚说他于1920年“连日处理家务，与妻毛氏、妾姚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完全是毛的虚构。二、已下定决心，和陈洁如一刀两断，好和宋美龄成正式夫妻。

　　毫无疑义，没有宋美龄的介入，陈蒋婚变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因蒋是年已进入四十岁，感情思想，比较趋于稳定成熟阶段。

　　当蒋快与新娘宋美龄喜气洋洋地在悠扬音乐声中，走进大华饭店的礼堂之际，另一个蒋夫人——陈洁如，已在杜月笙的安排下，搭轮赴美途中。

　　陈蒋婚姻只有五年时间，大部分岁月，系在南方的广州度过。开始于纸醉金迷的上海，亦结束于上海，论出身家世、学识修养，以至姿色，当然，都不是宋家小姐的对手。

　　从照片上看，陈两颧高耸，个性相当凶悍，为蒋遗弃，固出于现实形势，无可抗拒，内心里，她却是吞不下这苦丸的。

　　杜月笙送她一笔巨金，生活上绝无衣食之虞，她尽可走一般女人的道路，找个合适对象，在彼邦安安稳稳地过个家庭主妇的生活。

　　陈洁如不此之图，一、终身未再嫁。二、苦修英文，最后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硕士学位(14)，学问不一定赶得过她的情敌宋美龄，学历至少稍胜一筹。

　　到她1971年在香港去世为止，陈住美四十四年，在旧金山，有自己的产业。1967年完成自传稿，纽约一出版公司有意付印问世，唐德刚教授且受到邀约，为书稿提供审查意见，无奈为蒋家收买，胎死腹中，传说这件事由陆以正负责进行谈判、成交，代价：美金三十万元。

　　不久，陈迁居香港，可能再难耐异国枯寂，也可能叶落归根，既无法回大陆，到香港总聊胜于无。1971年，病故香港。她的独生女且获准赴港奔丧。

　　陈的骨灰送回美国安葬，异乡孤冢，正和她生前一样，无人闻问，在寂寞中来，亦在寂寞中去。

　　留下的问题：陈的女儿何以未在陈生前来美定居？这个答案，只有在下次，我到上海亲访蒋小姐，才有答案了。

　　毛夫人

　　江南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写“另一位蒋夫人”陈洁如，文章用了不少心。但是因为江南不是搞科班历史出身的，他的功力容有粗疏。事实上，蒋介石宋美龄的婚姻，其他蒋夫人的受害面，江南写的，实有不足。

　　例如江南说蒋介石的元配毛夫人，“1910年3月18日，毛为蒋生下一子，即继承乃父衣钵的蒋经国总统，但这段婚姻，勉强持续了十九年，随王太夫人去世，蒋即与毛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毛夫人是1901年同蒋介石结婚的，“勉强持续了十九年”，是1920年左右，已接近“王太夫人”死年。“王太夫人”是1921年死的，看这段话，蒋介石与毛夫人“宣告脱离家庭关系”，既因“随着王太夫人去世”而来，感觉上，似是在1921年后不久的事。其实不然。事实上，离婚是六年以后的事、是1927年蒋介石宋美龄结婚时的事。据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的回忆：

　　蒋介石于1901年娶奉化岩头村人毛福梅为妻，1910年生子名经国。毛福梅生于1882年阳历11月19日，比蒋介石大五岁。毛的父亲毛鼎和在岩头村开设毛祥丰南货号，大家都叫他“祥丰老板”，是个封建道德观念较强的小商人。毛福梅嫁给蒋介石后，夫妻二人感情平淡，貌合神离，直到1905年，蒋到宁波文昌街陈家祠堂读书，王氏（王太夫人）命他将毛福梅带去伴读，赁屋居住于植物园，照料生活。这一时期，蒋对毛福梅感情较好，雇用一个梳头娘姨供毛氏使唤，又聘请同学林绍楷的妹妹林瑞莲教毛福梅读书，但时间只有六七个月，蒋就把毛福梅送回溪口。此后蒋介石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再进保定军校，又由保定军校提拔资送留日，学习军事，很少有回家聚居的日子。1913年以后，蒋介石在上海花天酒地，娶娘姨出身的姚冶诚为侧室，从此对毛福梅更加冷淡了。毛和婆婆王氏终日以念佛度其余生，常到雪窦寺朝山进香。该寺住持朗清和尚迎奉权贵，对她们婆媳俩大献殷勤，特地在雪窦寺后院布置一间清静的客房，作为憩息之所。毛福梅还出大洋八百元，修筑入山亭到雪窦寺长达五华里的崎岖山路。她除在家宅后院布置小佛堂外，还在溪口镇后畈田野上另造摩诃殿，作为经常念佛之所。1928年春，蒋介石与宋美龄议定婚娶，先回到溪口强迫毛福梅写离婚笔据，不过离婚后仍住在蒋的老宅丰镐房，生活由蒋供给，仍为蒋氏家属之一员。其时蒋经国已在苏联留学，闻知其父遗弃生母毛氏，写信给他母亲，百般慰藉。毛氏也把全部期望寄托在蒋经国身上。1929年夏，我适在溪口武岭学校校长任内，有一天，蒋宅佣人叫我去，说是大师母（指毛氏）有请。我匆匆赶到丰镐房，见到毛氏时，她拿出一封信给我看，说：“这封信是经国写来的，别人看我不放心，你是校长，不会读错的。”（实在她已叫别人看过，因信内说到今后不再来信这一句话，她不信，认为有错，所以叫我重读。）我从她手中接过来一看，信中大意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我对家庭方面是有难以想象的烦恼和愤恨。现在我决定今后不再来信，等到我学成回国，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必定第一个先来看望母亲(15)。我从头到尾读蒋经国的来信并加以耐心的解释，当她听到她的儿子今后不再来信的话时，顿时改容失色，哑然无言，含泪夺眶欲出。我只得没趣地告别而回。

　　1940年，阳历11月2日，溪口惨遭日机轰炸。毛氏因患丹毒（即流火，也称大脚疯）多年，双足行动不便，当敌机向丰镐房用机枪射击时，她从卧房内逃出，行到后宅大墙边，被机枪击中要害，倒在墙边。其时大墙适倒，瓦砾压在她的身上，肚肠都被压破流出，睹状甚惨。其子蒋经国从江西赶回溪口治丧，在毛氏遇难处立一石碑，题上“以血洗血”四字。此碑于溪口沦陷时，被日本侵略军拆去。

　　张明镐这段回忆中有一错误，他说：“ 1928年春，蒋介石与宋美龄议定婚娶，先回到溪口强迫毛福梅写离婚笔据。”事实上，这是1927年的事。蒋介石、宋美龄的婚礼，是1927年12月1日举行的。

　　关于这次强迫离婚，张明镐回忆：

　　毛福梅坚决不肯与蒋介石离婚，蒋介石实际上也没有驱逐她出蒋门的意图，只因宋美龄非比别人，逼于形势，不得不办个离婚手续，使宋美龄争得一点面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夫人”。最后，蒋允毛离婚后仍住在溪口蒋宅，保持丰镐房主妇的地位，才达成协议。

　　假戏真做，为了完成离婚的法律手续，蒋介石找人草拟一份与毛福梅共同署名的“协议离婚书”，送到奉化县政府备案。其时奉化县长徐之圭，是我留日时的同学。是年5月间，我到奉化有事去看他，他兴奋地向我发出一阵神秘的微笑，接着对我咬耳朵说：“老张，你这次来得很巧，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随即从办公抽屉里慎重其事地取出一份文件递给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蒋总司令”与毛福梅的协议离婚书。徐之圭举起右手大拇指得意地说：“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我也诙谐地说：“贵老爷若主持公理，在这份协议离婚书上批个‘不准’二字，定必流芳百世，扬名千古！”徐反问：“敢问阁下长几个脑袋？”我为之语塞，彼此哈哈大笑。

　　姚姨太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又说侧室姚冶诚，原名怡琴，是上海法租界某妓女院的房侍，1911年，‘在筵席间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纳妾的时间，大致是这年夏天，因蒋此时仍为飞松宽吾手下士官候补生，据毛书所载‘夏，托故假归，八月回日’。合理的推测，当在七、八月之间。”他又在《蒋经国传》写道：

　　1927年10月18日的天津《益世报》，对姚的身世，勾描如次：

　　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花名）在法租界某妓处作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至室。(16)

　　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并不讳言“纳妾姚氏”这一史实。1912年冬天，蒋且携姚回奉化乡居。

　　官书上，蒋斥责“置妾为人生最不道德的事”(17)，那是得道以后装正人君子的后话了。

　　毛福梅明媒正配，当然不喜欢上海来的新客，也许有些怏怏不快，可是，丈夫纳妾，在实行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何况丈夫再非溪上活跃的顽童，喝了洋墨水，一身笔挺的军服，当过沪军团长、同盟会会员，早沸腾乡梓，简直比前清戴着红翎子荣归故里，还要轰动。这样有头有脸的丈夫，配个美眷，包括毛氏夫人自己，都觉得平添了不少光彩。

　　董著说“新婚的毛夫人具有许多美德，尤富雅量”，说得语焉不详，吞吞吐吐，其实，就指的这些事，碍于微妙处境，不便明说而已。

　　对照起张明镐的回忆，就更有趣了：

　　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江苏吴县人，生于1881年。据早年跟随蒋介石的蒋小品说：姚冶诚原为陈英士家娘姨。反袁之役失败时，沪军都督杨善德派员缉捕蒋介石，蒋逃进陈宅，躲避在姚冶诚卧室内，后来蒋遂纳姚为侧室，同居于法租界贝勒路三六九号。当时戴季陶住在同益里，张静江住在环龙路，三人住所相距不远，暇时过从甚密。戴季陶是蒋介石拜把兄弟，关系尤其超乎一般友谊之上。戴性好渔色，但惧内特甚，瞒着他的妻子纳一日妇为妾，于1916年生一子，初犹包瞒隐蔽，嗣因日妇染病身故，遗下婴孩无人抚养，若将其领回戴宅，恐遭大妇之忌，只得与其盟弟蒋介石相商，就以此子送给蒋为养子（但开始时以代养为名），归姚冶诚领养。此子就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实为戴季陶之子。那时蒋介石在上海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家中雇用一个厨司（蒋小品）、一个当差（毛延寿）和一个女佣翠娥，工资常常发不出，若辈的日常生活靠来客外赏维持。许崇智每次去蒋宅，必赏茶包五十元。此外又找了一批朋友打牌抽头，由姚冶诚发给他们三人平均分用，完全靠打秋风度日。蒋的友人中以张静江最富。他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介石在上海活动的经费以及他个人的生活费用，均仰给于张静江。由蒋介石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竟达十余万之巨。后来蒋暗使姚冶诚拜张为过房爷，从而使张对这笔钱无法开口，不了了之。

　　姚冶诚无所出，她将戴季陶子代养，后来就当作她亲生的儿子看待，所以此子（即蒋纬国）长大后也视姚为亲母。姚没有文化，蒋介石不久又搞上了另一苏州女子陈洁如，对姚冶诚就疏远了。陈洁如原籍苏州，生于1906年，自幼生长在上海，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蒋介石对外交际应酬，常带新宠出入于社交场中。1924年春，蒋任黄埔军校校长，带了陈洁如住在广州。姚冶诚则抚养蒋纬国，仍住在上海贝勒路。姚被蒋淡忘既久，心颇不安，忽生一计，给蒋纬国拍了一张照片，冒用纬国的名义，写一封家信寄给蒋介石，信内说：“我（纬国自称）已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爸爸，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去探望您老人家了。”蒋接此信，读了又读，将信中附来的蒋纬国照片插在写字台纸板右上角的皮插里（当时还不用玻璃板），瞧了又瞧，忽然对其私人机要秘书毛懋卿（毛福梅哥哥）说：“赶快拍电报叫纬国来。”这样，姚冶诚就带了蒋纬国不召自来，在广州住了些时，再回上海。

　　张明镐这里提到的蒋小品，是蒋介石的幼年同学，后来替蒋介石做厨子。同学做厨子不稀奇，连老师都做下属呢！——董显光是蒋介石英文老师，后来沦为下属，在同去印度时被痛骂过(18)，老师都如此，何况同学呀！张明镐提到戴季陶养小老婆又惧大老婆的事，其实，后来颇有进境。戴季陶有一位姨太太叫赵令仪，后来就住进家里。人称“赵夫人”，也称“戴夫人”(19)。可见戴季陶当年如能摆平大妇，蒋纬国早就归宗戴氏，不复蒋姓矣！

　　陈夫人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提到陈洁如外，在《蒋经国传》中也提到如下：

　　蒋先生和毛福梅的感情，一直不好，做孩子的，当能体会得到。感情再坏，王太夫人在世一天，基于老太太的威严，怕伤老人家的心，表面上，至少要维持一个夫妻的形式。

　　骤然间，这样一位中流砥柱的老太太去世了，结构上立即发生变化。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这个训词的真实性颇成问题，恐系出诸蒋的授意，由毛思诚事后补进去的，好掩饰以后他和宋美龄结合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蒋的心态。现在又堂堂正正，假“革命”的大帽子，遗弃发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冶诚。

　　果然，第二年，和陈洁如在上海结秦晋之好(20)，他再去和汪兆铭、胡汉民，为自己“人人言弟为好色”去辩护，即无人置信了。

　　经国年纪轻，先有失去祖母的创痛，次有家庭破碎的震惊，那原是十分沉重的感受。可是在父亲面前，他能反抗吗？反抗又于事何补？

　　经国和母亲的情感，至深且厚，在他历年发表的文字中，虽少提到生母，怕刺激蒋夫人，伤到父亲的心，仅在江西时代出版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的自序中，吐露了他的心声。“回忆三十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他写着：“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毛夫人是1939年冬，为日机炸死，为了思念无已，出了这本书“用以纪念吾母，并志无涯之哀悼”。留苏期间，发表公开信，清算他父亲那一幕，用字遣词，比蒋的任何一位政敌，骂得还要无情和泼辣，但对母亲，始终亲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话，与其说是至孝，毋宁说是出乎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条件下的反射。

　　毛福梅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她是时代的牺牲者，典型的旧式女子，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和大多数她同一时代的女人一样，出生在闭塞的中国农村，假使和其他的女人一样，遵从父母的意旨，嫁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生儿育女，做个“三从四德”的好妻子，就能太太平平地过一生。不过，命运往往捉弄人，她的少女的幻梦，经不起时代的呼啸，给冲破了。前人的经验，“悔教夫婿觅封侯”，现在竟变成她自己的遭遇。夫婿非但郎心似铁，个性更粗鲁，动辄拳打脚踢，曾经有次，从二楼把她摔到楼下，对太太好比对士兵的办法。这些惨痛的往事，在犹是孩子的经国心里，他会做什么想法呢？

　　1922年的3月，经国第一次离家乡出远门，经过宁波到上海。他的心情很复杂，和母亲暂时告别，不免有些酸楚，武岭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诱惑力很大，从父亲嘴里，不时听到关于上海的一切，那是个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亲的事业，虽然由上海移到了广州，上海依旧是政治中心。这几年在乡下读书，读来读去离不了塾馆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听那些伯伯叔叔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换个环境，总是件好事。

　　3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万竹小学的四年级。他过去念书的记录，顾清廉的评语：“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先生自己的观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经国到上海不久，蒋先生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且携美眷同行，即经国称呼她“上海姆妈”(21)的陈氏夫人。负责监护经国的责任，落到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钱“则向舜耕（陈舜耕曾任台湾铁路局长）及果夫哥哥取”。所以，和父亲还是分隔着的。

　　“上海姆妈”哀史

　　蒋经国的“上海姆妈”陈夫人，据张明镐回忆，是在上海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的。后来，

　　北伐期间，蒋与宋美龄日益接近。姚、陈已不为蒋所重视。蒋宋结婚前，蒋先给陈洁如大洋十万元，促其离国去美深造，并着蒋的侍从秘书陈舜耕陪她去。而姚冶诚仍以蒋纬国的养母身份移居苏州，蒋托吴礼卿（曾任贵州省主席）照料姚等生活。蒋纬国住在苏州，蒋常派侍从接蒋纬国到南京或溪口小住数天，宠爱有加。解放前夕，姚随蒋纬国逃往台湾，母子仍同住在一起。至于陈洁如，据汪日章说：他于1932年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时，接到陈洁如写给蒋的几封信，蒋批示送五万元给陈，以后就没有来信了。陈洁如于抗战时期住在上海，解放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63年经批准特许去香港居住。

　　下面就跟江南的文章相接：

　　到她1971年在香港去世为止，陈住美四十四年，在旧金山，有自己的产业。1967年完成自传稿，纽约一出版公司有意付印问世，唐德刚教授且受到邀约，为书稿提供审查意见，无奈为蒋家收买，胎死腹中，传说这件事由陆以正负责进行谈判、成交，代价：美金三十万元。

　　不久，陈迁居香港，可能再难耐异国枯寂，也可能叶落归根，既无法回大陆，到香港总聊胜于无。1971年病故香港。她的独生女且获准赴港奔丧。

　　陈的骨灰，送回美国安葬，异乡孤冢，正和她生前一样，无人闻问，在寂寞中来，亦在寂寞中去。

　　在张明镐的回忆中，透露了“上海姆妈”的哀史：

　　宋美龄下嫁蒋介石，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是要与蒋的元配毛福梅及侧室姚冶诚、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宋自己也与刘纪文割绝友谊之爱。此事对姚、陈两人来说，是容易办到的，因她俩根本没有跟蒋介石举行过正式婚礼，属于同居性质，既无正式夫妻的法律手续，自然可以不了而了。

　　张明镐回忆中有一个错误，他不知道蒋介石、陈洁如事实上是结了婚的，这有1922年的结婚照片可证。而陈洁如能够在大庭广众伴蒋出现，也正是因为她有正式夫人身份的缘故。但是，张明镐的错误，似是中了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前只结过一次婚的宣传，这种宣传显然是刻意制造了的。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宋美龄的母亲曾坚持要他提出他与前妻的离婚证明。蒋介石实在无法提出跟毛夫人、陈夫人两份证明，因为提出两份就等于跟陈洁如的那次婚姻是重婚。于是他只能提出毛夫人的一份，而把陈夫人降级为妾。——离婚还不说，还降级后再离之，这等于打了一拳后再踢一脚。更妙的，还登报别有说词呢！张明镐回忆：

　　当时在奉化县批准了蒋介石与毛福梅协议离婚后，居然在上海、宁波各报上刊登离婚启事。其中有一段妙文，说是蒋与姚冶诚、陈洁如二人丝毫没有关系，还有此两人今后行动与蒋某无涉等语，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天下妇女如此之多，怎么单说蒋介石与姚、陈二人无关，岂不是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反而露出了马脚。

　　张明镐似乎不知道，登报的主要目的，其实是给宋美龄的妈妈看的，意思就在宣示：准女婿过去并没结过那么多次婚，其实只结过一次婚、只结过与毛夫人那次婚。今后由宋美龄这位蒋夫人直接接上毛夫人，中间实无其他夫人也！

　　只算两头，不算中间

　　这一宣示，这一只算两头、不算中间的宣示，后来成为传记与谱系的标准答案，大家一体遵行。张明镐回忆，在大陆失守前，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命他的秘书沙文若重修家谱，对他的祖先作了许多考证；而对毛氏和蒋纬国的安排，却颇费苦心，不知如何称呼才适当。后来还是由修谱大总裁吴稚晖异想天开，称毛氏为蒋母王氏的义女，是蒋介石的“义姐”。至于蒋纬国，当然不能说是领子，为戴季陶日妇所生，由姚冶诚抚养长大的，竟在新谱内把他以红线吊在宋美龄名下，冒充为宋氏所出，真是滑稽可笑。此事被蒋经国的娘舅毛懋卿闻知，曾数次赶到南京力争，并向蒋经国说：“你若知有生身母亲，不应承认此谱。”但蒋经国表示出于严命，无可奈何。毛懋卿对他厉声大骂，他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而充耳不闻。

　　蒋纬国生于1916年，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时期远在蒋纬国出世后十二年，蒋氏新谱内竟说蒋纬国为宋氏所出。由此一事，可见旧时统治阶级如蒋介石之类欲掩其丑，伪造虚构历史，手段恶劣到了什么程度。

　　张明镐所说修谱的内幕，从1964年国民党党史会公布的《蒋总统年表》中，可以得到不少印证。这书为吴稚晖毛笔亲迹，“至民十七年六十二岁，共计二十五页”，显然是吴稚晖这个马屁精修谱时的一个草稿或底本。书中有关年表摘出如下：

　　纪元（民国纪元）前十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1901年）公十五岁。

　　赴畸山下村，读于皇甫氏，始学作策论。始游镇海招宝山观海。与元配毛氏结婚。

　　纪元前三年（宣统元年，己酉，公元1909年）公二十三岁。

　　仍在日本肄业振武学校。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3月18日，子经国生。

　　五年（丙辰，公元1916年）公三十岁。

　　春，公率杨虎等攻取江阴要塞，占领五日后退出。夏，陈其美被刺殉国，公为经纪丧葬，并撰文哭之。北上观光政局，秋回沪。9月初十日次子纬国生。

　　十六年（丁卯，公元1927年）公四十一岁。

　　12月1日，公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于上海。

　　从这《蒋总统年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蒋纬国的生母不明，显然在瞒天过海。因为蒋纬国与蒋经国不同母一点，国民党宣传亦无法公然否认。国民党只是坚说他们同父，不肯承认其实连父也不同呢！第二、在与宋美龄结婚前，并无与毛夫人离婚的记录！第三、两夫人中间的其他夫人，全部出局、抹去了！

　　在照片上动手脚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说陈洁如：

　　蒋得道，夫人的风光，还是没有姚的份，仅陈独享。据宋希濂将军告诉我，蒋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期间，住黄埔校长官邸，和蒋同进同出的蒋夫人，就是陈女士。

　　傍晚，蒋陈携手散步，有时牵着活泼天真的纬国，我们经常看见。

　　历史照片的档案里，除唐纳文的婚照，白修德编著《愤怒的根源》一书（The Root of Madness），即有蒋陈在一起的镜头。这张照片，摄于北伐前夕，地点：广州车站。张静江坐在轮椅上，围张站立的，有吴敬恒、鲍罗廷和蒋氏夫妇。陈洁如穿一身带花的旗袍，双袖及肘，可能在当时的标准，已相当暴露了。台湾新闻局出的《蒋总统画报》，曾刊出同一照片，可是经过窜改，当年风光一时的蒋夫人，仅剩下半个袖子，而少掉夫人倩影。

　　其实，江南这一考据，该说明的还有很多。关于这张“北伐前夕”“广州车站”的照片，国民党动手脚，花样可多着呢！我举几个抽样：

　　一、在1956年10月31日的《蒋总统画传》（蒋总统画传编辑委员会编辑，国民党正中书局、“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国新闻出版公司”、台湾书店发行）里，照片说明是“总统率师北伐，张人杰吴稚晖等至广州车站送别”。照片左边瘫痪的张人杰与背后的苏联军事顾问都不是全身，都从手臂切去，所以根本不知道再左边还有什么人“送别”。

　　二、九年后，到了1965年11月12日的《国民革命画史》（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出版）里，照片说明是“蒋总司令出发北伐”。照片左边瘫痪的张人杰与背后的苏联军事顾问已是全身，——两人手臂都保留了。苏联军事顾问的袖子垂下，并无异样。虽然张人杰与苏联军事顾问都两臂俱全，但是再左边还有什么人“送别”，却依然不详。

　　三、十三年后，到了1978年2月的《中华民国史画》（中华民国史画编纂小组编辑，秦孝仪为总编纂，许朗轩、梁兴义、陈敬之为副总编纂，李云汉、蒋永敬、刘世景、刘世昌、张恩柄、徐邦武、陶孚万、吴东权、陈恩化、陈桃芳、董梦梅、姚步坚、范理璋为编纂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里，照片说明是“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自广州出发北伐”。照片左边瘫痪的张人杰与背后的苏联军事顾问也是全身，——两人的手臂也都保留了。但是，妙事发生了、妙事发生了！在苏联军事顾问下垂的袖子下，竟多出了一个女人的袖子，斜挡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前面！对照起十三年前《国民革命画史》中的那张，一看就知道：《国民革命画史》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完整袖子，原来是经过变造了的！为了消灭这只女人的断袖，连同苏联军事顾问背后车厢里的一个军人照片，也配合造假的逼真，同时予以抹黑，真他妈的变造得兴起，一不做二不休了！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里提到照片“经过窜改”的事，并说：“当年风光一时的蒋夫人，仅剩下半个袖子，而少掉夫人倩影。”但是，江南在洋书中看到的照片，其实也不是完整的（左、中、右都有切去），并且也不是同一张（一张蒋介石不笑，一张蒋介石笑）。现在我以我收藏的完整全幅照片公布于世，给大家开开眼界。从我公布的这张照片里，可以看到照片在火车前共有前后两排，前排左起是张人杰、蒋纬国；后排左起是苏联“太上皇”（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顾孟余、鲍罗廷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蒋夫人陈洁如、苏联嘉伦将军、蒋介石、谭延闿、吴稚晖！全本人物，立此存照，蒋夫人断袖之谜，一图而解矣！

　　嘉伦将军之谜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的全幅照片里，在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竟不是矮小的苏联军事顾问，而是苏联嘉伦将军，这真是奇事！

　　嘉伦将军来头甚大，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有这样一段记1927年：

　　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十一条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企图采取“退步”的政策，维持两党合作。7月3日，又决议送罗易回俄。但是7月15日武汉左派政府即实行分共。于是鲍罗廷也就不能不离开武汉，经过西北冯玉祥的防区而回俄国。

　　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鲁辙，即嘉伦将军（General Blucher）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地来见我。这位嘉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1924）来到中国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国十四年底，应召回俄，由季山嘉继任其军事顾问团团长，竟演出中山舰事变。民国十五年春夏之间，我要求俄国派他再来广州，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与我相处，仍甚融洽。他在无形之中，对鲍罗廷所作所为，流露其深恶痛绝的心境。宁汉分裂时，他由南昌被召赴汉，直到武汉分共，他特来与我作别。彼此相见之初，实有黯然魂销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别辞。后来中俄复交，我屡次要求斯大林派嘉伦来华，任军事顾问，终久未得斯大林的答复。直到二十八年（1939）立法院长孙科赴俄，我托他当面问斯，斯乃答复说，布鲁辙已因犯日本女间谍之引诱而处决了。

　　这位下场悲惨的嘉伦将军，为何不在国民党御制的照片里出现，而要代之以矮小的苏联军事顾问，实在令人费解。我认为嘉伦因为身材高大，在照片中抢了蒋介石的风头，因而有矮小的苏联军事顾问出而代之。如果我的推论成立，则照片中的矮小苏联军事顾问，也根本是变造出来的！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说：

　　北伐军由广东、南昌，到蒋总司令凯旋上海，陈洁如一直随侍，这期间，且为蒋生下一个女儿。1980年，我重回故国，听说，蒋的这位掌上明珠，已自小学教师岗位退休，定居上海。遗憾未遑访问，好写出第一手的历史考证文章。

　　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毛编《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和董显光的《蒋总统传》，大概碍于宋美龄的颜面，对陈只字不提。

　　国民党硬是要得！就在“对陈只字不提”的宣传政策下，几十年下来，国民党在宣传上，几乎百分之百的消灭了蒋夫人陈洁如了！年复一年，成千上万的报章里、书刊里、巨帙里、小册里，没人再看得到陈洁如的名字了！国民党真的一手遮尽天下耳目了！

　　但是，有正义之士在、有正义的历史家在，这一百分之百的宣传，毕竟被我们打开了缺口，领袖入土，断袖出土，陈洁如还是被我们给挖出来了，恢复了她应有的地位。——人间的正义，起码也该有点呀(22)！

　　1985年9月6日

　　①原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第15页。

　　②原注：毛思诚，1902年，授徒于岩溪故庐，蒋为其门人。后毛供职于北伐军总司令部及监察院，《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于1936年出版。

　　③原注：同注①第137页。

　　④原注：蒋经国致毛福梅的公开信，刊苏联《真理报》，参阅丁依著《蒋经国传》。

　　⑤原注：唐瑞福、汪日章合写《蒋介石的故乡》，1983年香港《大公报》（李敖按：江南忘了参看汪坚心《蒋经国的母亲是怎样死的》一文）。

　　⑥原注：丁依，《蒋经国传》，香港1975年出版。

　　⑦原注：同注①。

　　⑧原注：同注①。

　　⑨原注：Eric Chou, Brian 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Charles Scribner's Sons， NY 1976。

　　⑩原注：宋希濂黄埔一期，原为蒋爱将之一，1949年，任国军十四兵团司令，在川康边境被俘，现住纽约。

　　(11)原注：1924年，蒋致胡汉民、汪兆铭信，有“……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无聊之甚者”，同注①，第274页。

　　(12)原注：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华大典编印会，台北，台湾。

　　(13)原注：《现代支那纪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

　　(14)原注：Brian Crazier说陈得了博士，经唐德刚查证，不确。

　　(15)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有这么一段：“蒋经国生于1910年，自幼在溪口长大。九岁起，进入武山庙内武山学校读书。武山学校为蒋姓本族所设。蒋经国在武山小学毕业后，本乡便没有高一级的学校可读。这时蒋介石在广州，正是苏联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国内革命的时候，国民党要人纷纷派遣自己的子弟去苏留学。1924年，蒋经国才十五岁，便被蒋介石当作政治投机的工具，遣送他去莫斯科深造，长期旅居苏联。直到1937年4月，由宋美龄办理回国手续，促其回国。蒋经国在苏联娶俄女方良为妻，生一子名爱伦（即后来的蒋孝文），这时已有三岁了。他带着方良与爱伦离苏归来，住在杭州西冷饭店。当由杭州市长周象贤打电报给在溪口料理蒋介卿出殡的蒋介石。而宋美龄预知小蒋回国，早在杭州法院路蒋公馆等待。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杭州，在西冷饭店面告其子于次日去拜见‘后母’宋美龄。蒋经国当然唯命是从。第二天蒋经国带着方良和爱伦，连同行李一起载车到法院路本宅。蒋介石假作犹未见过蒋经国，笑迎其子，经国先叫其父，再呼宋美龄为母。宋这时笑逐颜开，见经国从苏联带来的皮箱已旧，立即吩咐副官蒋富寿去为蒋经国夫妇购置衣履用物。蒋经国见宋后一天，又带着妻儿赶到溪口，在丰镐房会见阔别十三年的生母毛氏。时其娘舅毛懋卿为鄞奉长途汽车公司总经理，闻讯前来相见。毛氏见其子到来，知他已见过了宋美龄，一时悲从中来，哽咽流泪，不发一言。毛氏亲兄毛懋卿更是怒不可遏，就对蒋经国拍桌大骂，责问他当初从苏联写最后一封信来，是怎样说的！你母亲等待你十三年，今天你果真回来了，你就将前言忘记得干干净净，这不是比狗彘都不如吗？骂得蒋经国无话可答。母子相对以泪洗面。本来是久别重逢的喜事，反而闹成一场戏剧性的悲剧了。”可见不承认宋美龄，本是老牌蒋夫人即毛夫人一家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在苏联发信的蒋经国本也有志一同的。

　　(16)原注：《现代支那纪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

　　(17)原注：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初版，台湾禁止公开出售。

　　(18)见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rmer）。

　　(19)见郑彥棻：《戴季陶先生逝世前后》（《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20)原注：参阅丁依《蒋介石的婚姻生活》，香港《南北极》月刊。和陈忠人《纪念外婆——陈洁如》，香港《百姓》第四十九期。

　　(21)原注：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22)江南实非史学方面的长才，他行文的错误，老是不断，如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误写成“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如把“刘纪文”误写成“刘季文”等是，我都不一一深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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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和谁通奸？

　　蒋介石是令人厌恶的人，但按知识程度比例，有一个比他更令人厌恶的人，就是宋美龄。蒋介石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流氓出身，他满脑袋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宋美龄却不然。她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却也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这就更不可原谅了。美国总统夫人莲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说宋美龄：“她可以把民主政治说得天花乱坠，却不知道如何过民主生活。”（“She can talk beautifully about democracy, but does not know how to live democracy. ”）这句话说得可真入骨极了。

　　宋美龄虽然不知道如何过民主生活，但却知道如何过性生活，她勾引起洋大人来，可真柳腰款摆呢！这位洋大人叫做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他是1940年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大抢总统宝座，只以少数票落败。落败后，罗斯福说他绝不忽视曾有两千两百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这时他五十岁。这次飞访世界各地中，中国也在其内。在中国，他邂逅了第一夫人宋美龄。据当时陪同威尔基访华的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Look）杂志创办人迈克·考尔斯（Mike Cowles）在四十三年以后（1985年）《迈克回望》（Mifce Looks Bock）一书的回忆：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吵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4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四四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踱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8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9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克，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由于宋美龄的指甲可以朝老美脸上抓，可见她和他们厮混的关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威尔基不便带宋美龄一起返美，他的失信，似是情非得已的。但他还是很够意思，他以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力，促成了宋美龄的访问美国。

　　据1942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的蒋焕文编《中国之友威尔基先生》，曾收有宋美龄欢迎威尔基的谈话，说“我想诸位都像我一样，认为威先生是一个吉星”。我想，没有中国人会和她一样想得那样逼真，老威毕竟是“吉星”，他通奸而没被捉到，真是吉透了！

　　198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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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宋美龄致词的疑问

　　今天《中央日报》登出：“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昨天在接受美国波士顿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后表示，先总统蒋公在民国十二年应邀前往俄国考察返国后，向国父孙中山先生报告，共产主义绝不适合中国，而且共产主义违背人的需要及人性。”

　　宋美龄这一表示，见于她的英文致词，中文的钦定译文是这样的：“这儿我想提醒各位，1923年先总统蒋公曾受苏联政府正式邀请，去研究他们的制度与政府。回来时，他报告国父孙中山先生，同时明白断言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与传统。最重要的，他强调共产主义违背人的需要与人性。俄国之行加强了他的决心，使他坚定信念：中国必不能接受外来——不论是东方或西方的——意识形态的领导。他在俄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验的事，使他敏锐察知共产主义内存的危险，坚定他与之抗争到底的决心。”

　　宋美龄提到的蒋介石报告，据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所说，全文叫《游俄报告书》。蒋介石说：“十二年8月5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16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25日从满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启程回国，12月15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国父。这时候，国父屡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三年1月16日，我到广州，即向国父再做口头的说明。”

　　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十二年12月14日条下，有“属游俄报告书稿”的记录。再据《国父年谱》（增订本）十二年12月15日条下，也有“蒋中正自俄返抵上海，并上对俄政策及党务军事意见书”的记录。可见这一《游俄报告书》，不论在蒋介石私人档案中或国民党党史会著录中，都日期与物证甚明。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篇大名鼎鼎的文章，却不见收于任何版本的蒋介石集子之中。即以最后出版的、号称收集“前此未曾公布之文件”的皇皇四十大册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也不见此文的踪影，甚至连文章的篇名，也一遮到底。这一现象，岂不太奇怪了吗？

　　说这篇文章失传了吗？不然、不然。十年前蒋经国写《沉思于慈湖之畔》，还有这样的白纸黑字：“早在民国十二年1月，国父与俄国代表越飞的共同宣言中，已经明言，‘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父亲对于共产主义本来素有研究，在这年的秋天，奉国父之命赴俄考察，在俄三月的目见亲闻，更加坚信中国绝不可行共产主义，亦唯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就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在两三年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等等，可见蒋经国既然引证这一《游俄报告书》如《苏俄在中国》所为，足证他见过这一报告书。而这一报告书至今仍健在于台湾，并没失传。

　　现在，疑问来了，从宋美龄以下，既然国民党文献中，都口口声声说，这一报告书是一代反共文献，为什么六十六年来，它的全文，始终不见公布于世呢？

　　追查国共合作的历史、追查国民党“联俄容共”的历史，我们终于查出，它的真相，是见不得人的。蒋介石在这一报告书后两年，发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序中公开说，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可见宋美龄所说反共性与“抗争到底的决心”，并非事实。而《游俄报告书》全文至今犹不肯发表，足见其内容蹊跷，儿童与成人皆不宜观看。如今盖六十六年后，由老妪出面，重新以欺苍生，我们是不接受的。别以为天下人都不读书，可以那么好骗也！

　　198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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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宋美龄事质问《自由时报》

　　吴发行人阿民、颜社长文闩先生：

　　顷接友人见告，贵报有栽诬我的文字，经找到9月14日贵报老包《“保留区”奇谭》一文，竟有这样一段：

　　这一家报纸先前也提供地盘让作家李敖高呼“宋美龄才有气质”，老包总觉得它像是一块“印第安保留区”，偶尔拿来“观光”一下，煞是有趣。昔日李敖和老包打笔仗，自称“李王爷”，现在想起来，真有几分道理。

　　老包的中文暧昧含混、令人难懂，我的国文程度和他不一样，没兴趣去理解，但其中所谓“作家李敖高呼‘宋美龄才有气质’”一语，因用的引号，自然告诉读者那是我的话，这就要质问质问贵报了。

　　事实上，我从来没说过“宋美龄才有气质”的话，正相反的，我向来认为这老太婆俗不可耐、毫无第一夫人的气质。只要拿她跟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一比，就看出这老太婆不但没有气质，并且还土得很。当然，第一夫人有比她更土的。我在《世论新语》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话：

　　汉朝第一夫人——刘邦的老婆吕后，姓“吕”名“雉”。雉是鸟类动物，汉朝人为了避第一夫人的讳，从此把“雉”不再叫“雉”，而改称“野鸡”。故吕雉者，翻成白话，“吕野鸡”也。

　　当朝的第一夫人——李登辉的老婆曾文惠，姓“曾”名“文惠”，当然与“雉”无关、自也与“野鸡”无关。不过此婆喜财货、好关说，手腕灵活，李登辉之有今日，拜乃妻好送权贵礼物之赐不少。此婆以土鸡等送权贵，托言土鸡是自己家养的，殊不知她家纵是鸡窝、她自己纵是鸡婆，也养不出那么多只鸡。她本人是个土货，阴错阳差登上第一夫人，弄得鸡飞狗跳，一切不伦不类。这次宋美龄亮相，此婆跑去扶彼婆，殊不知宋美龄入土后一千年，挖出干尸来，论土也比不上曾文惠的千分之一。此婆吾无以讳之，叫她“曾土鸡”，谁曰不宜？

　　我不知道老包是不是根据这些文字加以变造我的话，有起码国文程度的人，一看之下，就知道我的本意很清楚的说宋美龄土，曾文惠更土，再恶意推论，也不该做出“宋美龄才有气质”的推论。可是，老包却用引号引证出我从来没说过的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品格？这又是什么“气质”？

　　宋美龄是我最看不起的人之一。蒋介石是令人厌恶的人，但按知识程度比例，有一个比他更令人厌恶的人，就是宋美龄。蒋介石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流氓出身，他满脑袋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宋美龄却不然。她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却也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这就更不可原谅了。当年美国第一夫人伊莲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说宋美龄：“她可以把民主政治说得天花乱坠，却不知道如何过民主生活。”（“She can talk beautifully about democracy, but does not know how to live democracy.”）这句话说得可真入骨极了，宋美龄虽然不知道如何过民主生活，但却知道如何过性生活，她勾引起洋大人来，可真柳腰款摆呢！这位洋大人叫做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他是1940年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宋美龄和他通奸，史料已由洋人揭发，我写《蒋宋美龄通奸》一书中，论证其事。我的白纸黑字俱在，一一成书，我对宋美龄的厌恶，溢于言表。如今贵报反倒诬陷我赞美“宋美龄才有气质”，显然是对我恶意中伤。

　　我李敖为人，几十年来，以孤傲高蹈，戏公卿、弄王侯，“说大人，则藐之”为天下显、为天下倡，如今如贵报所描写，则给人趋炎附势的印象，自对我构成栽诬。贵报作风，且于《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第1条、第2条、第4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第11条有亏；亦与《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第2项、第4项不合，令人厌恶。特写此辩驳书，请即按《出版法》第15条“于接到要求后三日内……登载辩驳书”之规定，一字不改，刊出全文，并按同条“……辩驳书之登载，其版面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处理，并向我公开道歉。

　　李敖 199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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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宋美龄事再质问《自由时报》

　　吴发行人阿民、颜社长文闩先生：

　　前接友人见告，贵报有栽诬我的文字，经找到9月14日贵报老包《“保留区”奇谭》一文，经查该文捏造我没说过的话，代我去奉承宋美龄，贵报如此行为，实属士林之耻，因此于9月22日写信给贵报，要求依《出版法》第15条“于接到要求后三日内更正，或登载辩驳书”之规定，一字不改，刊出全文，并按同条“更正或辩驳书之登载，其版面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处理，并向我公开道歉。

　　贵报收到我的信后，固于9月27日刊出全文，并由老包撰文，其中且有“向李敖‘公开道歉’”字样，但该文节外生枝，拉拉杂杂，又趁机说了一大堆不得体的话，显然公然以毫无诚意态度，冲淡并弄浑所谓“公开道歉”，则所谓“公开道歉”，无异新增是非而已，令人必须再向贵报质问如下：

　　一、该文说：“‘宋美龄才有气质’当然不是李敖说的，乃老包对上述文字的‘读后感’是也。”由此可见，9月14日老包文章所谓“作家李敖高呼‘宋美龄才有气质’”的话，纯粹是老包这种人公然加上引号捏造的！老包戴有色眼镜读李敖的文章而有什么“读后感”，是他自己的事；但他公开写文章登在《自由时报》上，并捏造李敖没有说过的话，则就不是他自己的事了。至于他捏造之不足，还说“李敖高呼”了这种话，则更是捏造文字之外，又外加捏造配音了。这种品格，不该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吧？也不该是《自由时报》副刊编者应有的品格吧？当然，也不该是以台湾人自豪的人应有的品格吧？老包说：“近年来李敖多次为文讥笑台湾人（意指本省人）‘没水准、没格调’”，看了老包这种捏造外省人言论的伎俩，我真奇怪他是不是怕我的文章缺乏证据，而加以现身帮忙，以为台湾人“水准”“格调”示一下范？否则的话，他为什么如此失态，来替台湾人出丑？另一方面，老包说“近年来李敖多次为文讥笑台湾人”云云，也是非常恶意的偏颇说法。我李敖历来下笔为文，难道少“为文讥笑”外省人了吗？我写《蒋介石研究》一至六集、写《蒋宋美龄通奸》、写《国民党研究》正续集、写《丑陋的中国人研究》等等等等，哪一本不是“讥笑”外省人的祖宗八代？哪一本不是“讥笑”外省人的劣迹恶行？老包用二分法挑省籍问题，大可不必挑到我的头上。试问真理所在，我李敖哪一省人放过了？我李敖来台四十一年，从没有怕人讥笑我是外省人，为什么？一来我没有自卑感；二来我没有小家子气，所以我从不以省籍本位来搬弄省籍情结，我哪省人都“讥笑”。为什么“讥笑”台湾人，老包这种台湾人就吃不消了，而要扣我省籍情结的帽子？我看这种心态，正显示了这种人的心胸不广。我李敖，连上帝都要批评，哪管什么台湾人外省人？说我只“讥笑”台湾人，太小看我啦！单挑出我“讥笑”台湾人，而抹杀我“讥笑”外省人，这是一种恶意的取舍。这种割裂李敖的话的伎俩，简直比捏造李敖的话还不磊落！

　　二、该文又说：“李敖先生既然愿意声明他毫无‘宋美龄才有气质’的意思，口气虽很霸道，基于一贯敬爱李大师，‘吾爱真理，吾更爱李大师’的私人情感，要老包向李敖‘公开道歉’何难？如果李敖愿意抛开省籍身段，像外省人张忠栋教授那样，多为台湾人说些良心话，老包甚至愿意向李大师叩头！”这段话，也有一大串问题。什么叫“李敖先生既然愿意声明”？根本我写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有起码国文程度的人，一看之下，就知道我的本意很清楚的说宋美龄土，曾文惠更土，再恶意推论，也不该做出“宋美龄才有气质”的推论。可是，老包却用引号，引证出我从来没说过的话，加以捏造。如今又说我“既然愿意声明”云云，好像我事前说错了或没说清楚，再特为补救似的，把我的语气硬给改为勉强的、让步的语气，可以显出老包这种伏笔的居心何在，这是很不磊落的。这样子所谓道歉，是“明着说好话，暗中下毒手”的！至于老包说：“如果李敖愿意抛开省籍身段，像外省人张忠栋教授那样，多为台湾人说些良心话，老包甚至愿意向李大师叩头！”这种话，更是十分恶意的。试看几十年来，眼前这些外省人“为台湾人说些良心话”的，又有谁比李敖说得早、说得多、说得好、说得要遭多年牢狱之灾？李敖不是为台湾人坐过牢的吗？又岂止说空话？五年前，海外一些忘恩负义的台湾人攻击我，识大体的台湾人谢聪敏曾写文章为我仗义执言，高呼：“一个革命组织在夸耀它的伟大成就之际，也应该回顾那些被牺牲的人怎样在黑暗中忍受他们的痛苦。李敖就是为台独联盟走进政治监狱的。”而李敖为台湾人的辛苦、为台湾人的忙，到头来不但不被并未为台湾人打拼的台湾人所颂赞，反倒连张忠栋都不如了。很扫兴，我孤陋寡闻，实在看不出“像外省人张忠栋教授那样”，曾经勇敢的、不做秀的为台湾人说了什么像样的“良心话”；正相反的，我看到的，却是国民党学人张忠栋大写的《蒋公对青年的期勉》（载《总统蒋公哀思录》书中）等马屁文章，要我们“景仰拥护蒋公，为他效命奔驰”，因为“蒋公”“他老人家”是“大公无私”的、有“为国为民的浩瀚胸怀”的、“一生不计个人荣辱”的、并且“英灵永在国人身边”的。这位“外省人张忠栋”，不但祈求他的“蒋公”“安息”，并且还请求“他老人家”“含笑”的“安息”。读了他的“良心话”，我不知老包那种台湾人感受如何，起码我这种外省人简直要羞与他同做外省人呢！如今，老包这种人，居然只看中“外省人张忠栋”这种货色，而要我李敖跟他学习，俾便得享老包的“叩头”，我看我实在消受不起。我李敖几十年来，为台湾人说、为台湾人写、为台湾人被刑求（在警总打我的人，除外省特务外，还有台湾特务）、为台湾人被下黑狱，如今都得不到自命“一贯敬爱李大师”的老包俯一下首，我还敢冀望他来“向李大师叩头”吗？我看我再笨、再自欺台湾人待我不薄，我也不敢领教了吧？虽然如此，我并没丧失我对许多可敬爱的台湾人的信念，只是我再也不敢领教老包这票台湾人而已。

　　三、去年12月28日，贵报登载不实消息，捏造我与外省大员“亲切拥抱”，经我要求依法登出辩驳书，贵报不肯，我乃投诉新闻评议会，该会以评六字第7903号发出裁定文，裁定贵报“诚意不足”、“作法难免予人缺乏诚意，但求敷衍之印象。”旋我到法院控告贵报，至今犹在审理之中。而老包者，并非普通作者，而是贵报职员，负责主编副刊，其言行自亦非普通作者，如今所谓“公开道歉”，意在刊出我辩驳书同时，缺乏诚意，以专文“顶牛”其下，节外生枝，混淆是非，加重对我诬毁，殊为不够磊落。贵报作风，且于《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第1条、第2条、第4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第11条有亏；亦与《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第2项、第4项不合，令人厌恶。特写此辩驳书，请即按《出版法》第15条“于接到要求后三日内……登载辩驳书”之规定，一字不改，刊出全文，并按同条“……辩驳书之登载，其版面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处理。

　　李敖 1990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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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出洋相

　　国民党前新闻局长董显光《蒋总统传》中，第三十三章写《东北与华北的崩溃》，最后有这么几段，写1948年：

　　由于军事与经济相继惨败后，全国人民多感灰心；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共匪的意志。

　　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此一宣言纵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质上的援助，已足挽回动摇的心理，而制止日益增加之失败主义者。它又可作为对共匪之一种警告，使此时尚留在长江以北之共匪，暂止于华北的收获，以免冒对美冲突之危险。一个国家处于水深火烈之境，只能寄托于一种希望。这样一种的美国宣言，如能发布于这个时日，定然给予中国人民一种振奋的希望。

　　于是蒋总统在11月9日致书于杜鲁门总统，内称：

　　“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此一请求给杜鲁门总统拒绝了。他在11月12日所发出的复书，只举述美国业已给予中国的援助，并表示一些不着边际的同情。此一复书对于此时的中国正如冷水浇背。

　　对美国的书面请求既已失败，南京方面仍考虑如以中国一位要人亲访美国总统，是否更能发生效力。

　　一时颇有主张由张群负此任务者。其后，素为美国人尊重之蒋夫人愿将中国实情向华盛顿陈述。11月22日，她将中国危机向美国人民广播。24日，她又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通长途电话，表示她愿来华盛顿之意。马歇尔请她以其私人的上宾即来美国，并派一美国海军专机供她乘坐。蒋夫人遂于11月28日由上海起飞。

　　在华盛顿，蒋夫人所遭遇的官方态度多甚冷淡。关于中国问题的失败主义已笼罩了华盛顿。报界中的反蒋派向来不承认共匪控制中国后有何危险者，此时更热烈讨论胜利的毛泽东将会成为中国的铁托，美国尽可与彼安全交往通商。甚至长久赞助中国政府之人也不免怀疑，美国既已负担了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否尚能涉入亚洲的漩涡。

　　正在这样失意的气氛中，蒋夫人先后向马歇尔与杜鲁门提出一个请求美国援助的计划。她对他们说，此一计划可使中国政府遏止共匪再进一步。此计划包括有：（一）美国支持中国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三）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中国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十亿元。

　　这些请求，按照美国后来在远东所受的惨祸而观察之，现在已不能算是不合理了；但在那时候却为报纸与广播批评家冷淡而不关心的态度所对付。蒋夫人留居美国约一年，无时不盼望美国远东政策之重行调整，但终未实现。民国三十九年（1950）初，她在返国之前夕，对美国人民发表一次最动人的广播致词。她的使命失败了，但她返国以后，仍受美国人民的尊重，认为是当代大人物之一。

　　董显光上面这些话，当然是语焉不详的，但这位蒋家的内侍近臣，还是不经意间，透露出蒋介石兵败山倒前的丑态——一厢情愿倒向洋大人的丑态。其中所谓“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照当地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诠释，实际根本是“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中国军队”打自己同胞！《顾维钧回忆录》有看法如下。他说蒋介石：

　　他未能想到战局会恶化得如此之快。当局势确实急剧恶化时、当共军几乎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根据美国过去的政策，自然指望华盛顿、特别是杜鲁门和马歇尔予以援助，以提高全国的士气。如果反应不利，他肯定就会引退。

　　委员长作为最后一着拿出的，是11月初向美国提出的四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他向来反对可以被解释为让外国人干涉的任何作法，因为他说中国必须维护主权和独立。所以，如果不是局势危急到如此地步，他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是最后的一着，甚至连蒋夫人访美，也可以理解为委员长寻求一切途径，用以敦促美国对那几点要求做出有利反应的愿望的一部分。他必定是说，他的最后决定，将取决于蒋夫人访美的结果。如果华盛顿支持他，答应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派遣军事代表团，他就干下去。然而访美之行失败了，而且从我们待在华盛顿的人看来，显然谁也不能促使美国政府进一步有所作为，于是他决心下野了。

　　表面看来、照董显光说来，宋美龄去美国是单纯的。但究其内幕，却大有文章。顾维钧在回忆录中，以温柔敦厚之笔，保存了一些当时的秘辛。顾维钧说：

　　蒋荫恩带来了白宫与国务院人士盛传的报导。内容离奇古怪，我不大相信，不过还是记下了，因为蒋荫恩和白宫的记者与白宫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人士很接近。他通常每天到记者室去几次听闲谈。报告反映了他们讲的话。其中之一说，蒋夫人来美其实是个人原因，敦促美援的使命只是借口。这些原因是：第一，与委员长发生口角，委员长从沈阳回到南京，为时局担忧，把美国的态度归咎于宋氏家庭；第二，避免被共产党俘虏的危险，和为她个人的安全；第三，孔家和她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曾大做股票投机买卖，指望在共和党获胜后哄抬价格，结果大赔，他们来美是为了收拾财务上的烂摊子。我对蒋荫恩说，这些报导离奇古怪，不可靠。

　　虽然顾维钧说他“不大相信”，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不难查出一些绝对可靠的“离奇古怪”。试看他提到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来电话：

　　他告诉我，蒋夫人不顾王世杰和委员长的劝阻，决定访美。接着，他传达了业经委员会同意的王世杰的下述口头指示：第一，蒋夫人将以私人身份访美，她将应美国各团体的邀请向美国政府中和美国人民中她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局势。（这是此次访问目的的官方说法！）第二，她不得公开露面。第三，她将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客人。第四，孔家的人，无论长幼，均不得参加她的活动；她的一切活动均须通过驻美大使馆并与之商议安排。第五，她将在华盛顿逗留一周至十天，至多不超过两周。

　　事实上，宋美龄在美国的动作，长达一年多，并且一下飞机即被“孔家的人”抢了锋头，从种种方面看，她去美国，绝不止于“哭秦庭”式的求援洋大人，上面所说“白宫与国务院人士盛传的报导”，并非空穴来风。

　　从政府对驻美大使的态度上看、从宋美龄对顾维均的态度上看，我们又可看到“离奇古怪”的现代史。顾维钧回忆：

　　从叶公超那天的电话里，我第一次听到蒋夫人即将来美的消息。但同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特宣布了蒋夫人计划访美。记者问他，蒋夫人是否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他说他的声明只限于他已经宣布的内容。他显然是不愿回答，只是补充说，他对蒋夫人的访问计划和细节，一无所知。

　　中国“第一夫人”到美国访问，中国驻美大使却在美国官方发言人宣布的当天上午才被告知、才能得知，这叫什么体制！

　　非但大使靠边站，事实上，连外交部长也撇在一旁。顾维钧回忆：

　　蒋夫人访问华盛顿的幕后原因是什么？当时情况这样不妙，而且经过我在华盛顿的联系、会谈与试探以及在巴黎与南京的会谈，我国政府对美国的观点已十分清楚，蒋夫人为何在此最后时刻前来访美？从官方的内部情报里，我找不出明确的答案。这次访问并未就其原委或理由与大使馆商议。据我所知，这件事也未与外交部长商议或征得他的同意。他只是被告知要派这样一个使节。

　　在正常情况下，派遣这样一个使节，需要进行充分的商讨，以考虑其得失利弊以及成功的可能或程度。但事实上，我只是在美国国务院宣布蒋夫人计划访美之前几个小时，而且只是在她1948年12月1日到达之前四天，才得知这次访问的。我没有机会就这次访问是否适时或适当向我国政府表示我的意见。我只能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和当她到达时在机场向她致意，并且只要有成功的可能，就尽力使她的访问获得成功。

　　宋美龄抵美后，顾维钧说他基于驻美大使职责，自应请见。但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我们却一再看到这些文字：

　　一、“次日，我返回华盛顿。我打电话给游建文，要求蒋夫人指定我会见她的日期。但一整天也未获回音。”

　　二、“那天早晨我曾再次约见蒋夫人，但游建文的答复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一旦夫人确定时间，他便通知我。”

　　三、“自从在利斯堡我初次见她时要求指定会见日期，以后数日内又一再请求，她却始终未予约见。”

　　四、“12月5日星期日早晨，我再次打电话给在南京的叶公超，告诉他自从星期三至今我没见过蒋夫人。”

　　最后，在顾维钧提出他与美国总统会谈的记录后，有了转机：

　　次日，我把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谈的记录，及11月24日在白宫我和他讨论援华时，交给他的备忘录的抄本，给蒋夫人送去，同时附有致游建文的信，说明我由于刚刚得知蒋夫人离开南京时不了解这些内容，所以把文件送去。我又写道：

　　也许她对这些文件认为无用或不感兴趣，但是鉴于她即将访问杜鲁门总统并和他会谈，我认为把文件送去备她参考，是我的职责。

　　我估计她收到这封信后，将不得不找我谈话。同时按照游建文的要求，我送去了一份对报界声明的草搞。

　　我记载的各次声明，多少是个人性质的，但我把它们列入文件之内送去，以说明我的态度。首先，我认为把情况完全介绍给第一夫人，并向她提出有关这次重要访问的适当建议和忠告，使她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我的职责。虽然我觉得我的处境有些出乎意外而且很不正常，但我终于能够把我认为蒋夫人在和美国总统会谈中国局势之前所值得了解的，甚至是必须知道的情况告诉她，这使我很高兴。其次，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可能也一样），一般印象总是说外交使团并非总是警觉尽职的。假如一个特别使团未能完成任务，则这种批评更为突出。这是把责任推卸给常驻国外使团的惯用方法。

　　不出所料，蒋夫人接到我的信后，就通知我去见她。第二天12月10日，她的秘书中午给我打电话，要我下午2点去见她，而这时只剩四十五分钟了。来电话时，我正在办公室，于是我没吃午饭便去利斯堡，两点到达，她仍在吃午饭。我等了约十分钟。先出来的是游建文，然后是她。她板着面孔，不像往常那样愉快和自然。大部分时间她让我说话。我称赞她驾临星期三美国援华联合总会举办的义卖和她的简短讲话。我说，讲话使每个人都高兴，并将产生良好的效果，因为那些美国妇女将函告美国援华联合总会的全国一百多个地方委员会。她听了似乎高兴，并说，她只是讲了几句感谢的话而已。

　　顾维钧又写道：

　　我说，我送上会谈记录和备忘录，为的是把杜鲁门总统的态度和想法告诉她。我解释说，我和总统谈话时，他正打算把中国问题提交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但后来我获悉那次会议没有做出决定。我得到的消息是马歇尔说话最多，而且显然对内阁很有影响。我还告诉她，我曾把我国急需军用品的清单先后送交马歇尔和杜鲁门。会议之后，杜鲁门立即将清单提交国防部门处理。我告诉她，总统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是同情的；我们会见时，他向我讲了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天早晨他再度和马歇尔讨论了中国局势问题，而且他仍然愿意支持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我的含意是明确的，但蒋夫人显然不愿讨论这一点，因此，我就采取略微不同的方式继续讲下去。我说，杜鲁门固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力，即使他的决定和国务院的意见相反，他也可自行决定，但他过于钦佩马歇尔而不愿这样干。但我指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及在决定撤退美国驻青岛的海军方面，他确实是这样做的。换句话说，我向她讲了总统不受国务院支配的一些事例。尽管如此，我告诉她，华盛顿局面的关键在于马歇尔。

　　我接着说，刻不容缓的是今后三四个月的援助，以使我国稳定战局；三年长期援助计划可稍后再提交国会。我告诉她，必要的有三件事，即总统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的政策声明，派遣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和增加援华军用物资。

　　说到这里，她神色严峻地说，这三点要求的公布使她更加为难，她要知道谁把这三点透露出去。我问她，这怎么会使她更加为难。她说，马歇尔告诉她，这使美国政府在就这几点做出决定方面陷于困境。她说，不予公开，事情就好办些。我说，她所指的必是报纸上有关她将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中国需要什么的新闻报导或者推测。但《纽约时报》的文章是旧事重提，这些以前在报纸上已登载过，其来源是根据巴黎、南京和华盛顿的电讯。在巴黎，王世杰和蒋廷黻与马歇尔曾进行商谈；在南京，此事曾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磋商过；在华盛顿，我曾向总统及国务院提出过此事。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甚至在基维斯特这三点就为人所知。杜鲁门在那里休假时，我曾于11月9日把委员长的信转交给他。

　　她说，她看过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其中没有提到这三点。但我说，这三点在信中提到了，而且以后《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驻基维斯特的记者，把同样的内容电告华盛顿各报。尽管如此，大使馆严格认真地拒绝把该信提供发表。我又说，无论如何，让人们了解中国所需，实际是有利也有弊。例如，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鲁斯和罗亚尔·霍华德就派出专人搜集内幕消息，藉免凭空写稿，以便有力地支援中国的事业。另外，报界和公众舆论认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一点也不明确，他们要求加以澄清。

　　我还告诉她，我刚刚获悉，马歇尔因手术后需要长期休养，正再次考虑辞职（动手术的日期是七日），我问她，她和他谈话时是否察觉到这一点。她说，他的手术是医生早就建议的。显然她以为这消息不大可靠。她认为马歇尔不会辞职，尽管这是马歇尔亲口对我说的。我说，马歇尔向中国提了许多建议，既未被采纳也未见实行，他显然感到失望。杜鲁门也曾对我说，他竭诚希望我国政府能对政治、财政和军事做重大改革，并减轻人民的痛苦。蒋夫人说，政府该做的事很多，她相信她和马歇尔的谈话会使他更好地了解没有做这些事的原因。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下，这些事是做不到的。

　　她说，她希望在今后几天他恢复健康之后与他继续会谈。这给了我一个鲜明的印象，即最近她不会离开华盛顿，而将继续努力。我说，这是为中国进行的一项艰巨工作，但我认为她承担这项工作很有勇气，充满爱国热忱。她说，当她看到我们的士兵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与献身时，她感到承担这个工作是她的责任，不惜任何牺牲。我说，为取得外援而做出的一切进一步的努力都是有益的，我们虽都为同一目的而努力，但没有人比她更能胜任。

　　接着，她问我还有什么事要对她说，显然她是记着我给她的那封信。我说有，我有许多事想跟她谈，但我知道那天下午她将和杜鲁门进行重要会谈，因此我不想使她劳神。她微微一笑，好像是我猜透了她的心思。我起身告辞。她也站了起来，然后以严厉的声调说，她要对我说一件事。她问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

　　黄仁泉是何方神圣？据顾维钧回忆，此人“曾挂名为大使馆随员，但从未到过大使馆。他只是为孔祥熙和孔家的人奔走办事。我想蒋夫人来后，他也为她办事。但王世杰是个纪律严明的人。这就是说，多年来，在一个特定问题上，当他持不同意见时，不论外交部长是谁，他总是直言不讳地对外交部提出批评。王在总统府中任委员长的机要秘书，又长期居政府高位，他完全能这样做，所以他自己当了外交部长，他把他认为该办的事以及过去他曾规劝历任外交部长办的事，都要予以办理。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当发现黄仁泉一直没有为大使馆办事后，便下令停发他的薪金。我并不反对黄的职务，因为在我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类事情无关紧要。如认为他对政府某些要人有用，为国家着想，为什么要予以反对呢？但王世杰领导下的外交部很认真，而且我想会计部门的主管是王世杰的自己人”，因此，阴错阳差，黄仁泉这领干薪的黑官便被揪出来了。但是，顾维钧是大使馆的头头，就成为被怪的对象。

　　我把这类事情通常作法告诉了蒋夫人，我解释说，黄仁泉已调到外交部，但到10月份才离开大使馆。我曾建议外交部继续支付他的以及同样情况的某些人的薪金，而且直到四月份都照付了。但4月间外交部来电询问他何时回国，并称他的薪金将于4月30日停发。其后，他虽然于10月份美国前参议员克拉克赴华时同行回国，可是实际上他的名字仍列于大使馆名册。蒋夫人反复说，只要她在美国并需要他在美国替她办事，她就不让撤销他的职务。我说，如果她需要他帮忙，就不会撤销他的职务。听了这话，她先走出客厅（这是她的习惯），并在上楼时说再见。

　　宋美龄的蛮横无礼、不守体制、以公帑用私人，种种恶行，在顾维钧的笔下，都无所遁形了。

　　顾维钧又在日记里写道：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她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黄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种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美使命、访美的目的、委员长或政府的希望、马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情报或意见。可以说，这是不得不走形式的。

　　顾维钧回忆说：驻加拿大大使馆刘锴见告：“他曾去利斯堡对蒋夫人做了短暂的拜访。当他问她准备在马歇尔夫人那里逗留多久时，他发现她很不高兴。她回答道，马歇尔夫人要求她继续逗留。他还问她，美国政府对我们采取有利行动的前景如何。她的答复给他的印象是，马歇尔可能会有所作为。刘锴说，使她惊异的是，她似乎对美国政府的观点以及有关中国局势的普遍气氛毫不了解。他的印象是她把自己局限于她的亲戚的小圈子里，只和他们讨论并决定她的行动。美国人的看法是，她的访美是不成功的。”

　　宋美龄最后是在美国总统杜鲁门说了重话以后才离开华盛顿的。顾维钧回忆：

　　12月30日蒋荫恩报告说，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被问到蒋夫人的活动情况。蒋荫恩说，当一位记者向总统询问蒋夫人的今后计划以及他是否将再次会见她时，他生气了，他说，他不知道她的计划，而且不准备再见她。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蒋夫人离开华盛顿去纽约了，但直至1950年1月10日她才离美回国。

　　这个素耍大牌的“贵妇”，最后在比她更大牌的洋大人的冷言冷语下，丢人现眼了。感谢顾维钧，由于他的细腻，竟为我们留下这么多的洋相画面。宋美龄是什么东西，由此画面，我们真领教了。

　　199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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