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放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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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电子报》五书总序
——电光石火一年间
中国文字受佛教影响，形成许多词汇，“电光石火”其一也。佛书《五灯会元》（从展禅师）有道是：“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姬翼《云山集》（恣逍遥词）简约其义，引申出：“昨日婴孩，今朝老大，百年间，电光石火。”电光是天上闪电；石火是地上打火石，皆喻方生方灭、世事无常。拜现代科技淫巧之赐，我在1999年冬，应大公司之约，发行《李敖电子报》一年，成效非凡，订户远在什么《阿扁电子报》之上，时值所谓总统选举前后，我就《李敖电子报》中拆穿丑类者，辑出三书，出单行本（即《洗你的脑，掐他的脖子》、《陈水扁的真面目》、《李远哲的真面目》），其它大量文字，则散在那儿，没有处理。如今2002年了，“‘一’年间，电光石火”的岁月，已成绝活，而电子之报，谅我此生再也不玩了。自怜绝活，乃成《李敖放电集》、《李敖发电集》、《李敖送电集》、《李敖来电集》、《李敖通电集》五书，以为断电之庆。伟人一生，都有他阶段性的使命，《李敖电子报》接之以断，垂空文以留去思，亦断之黠者矣。
2002年5月6日
《李敖电子报》五书简介
《李敖放电集》、《李敖发电集》、《李敖送电集》、《李敖来电集》、《李敖通电集》五本书，是李敖在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在李敖电子报上发表的杂文，大都是针对当时的时事所作的议论。当时正逢总统大选，所以也可以算是他对整个台湾的未来较完整的看法。因为是报上文章的辑录，所以每篇长短、性质都不太一样，其中有些短文十分精彩。李敖揭发敌人，绝不手软，从百岁老女人宋美龄、八旬老翁李登辉，到年届半百的陈水扁，一一点名。李敖笔锋所及，绝无顾忌，从洗脑、洗肾、鸡巴、阴毛到充气娃娃，都有学问。这本书让你一睹百无禁忌的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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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日
李敖电子报发刊词
我觉得电子报对我最大的功用，就是对一个已经写过一千五百万字的大作家来说，我可以考虑不用手写，而用能干的助理小姐，经过我口述，而能变成文字。从此以后，我就不用再坐在那里一个字一个字手写了。
我还觉得可以满足过去我在当兵作预备军官的时候，看到很多在厕所墙上或门板上的“厕所文学”。电脑对我而言，就是“电子化的厕所文学”。唯一不同的是，别人的“厕所文学”都是化名或匿名的，而我这边都是真名。
我最后觉得，我也尝试要接受这种现代科技对我的挑战，虽然我一直想打败它。引起我办电子报的最大兴趣是，一个现代的优秀中国人，他同时有办报纸跟办电子报的经验。这种人在台湾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国时报的余纪忠先生，一个就是我。其实我比他还厉害，因为他要靠千百人帮他办报，而我的报纸只要能够伸出一只手手指的人数就好了。
我要用《李敖电子报》，重新接续我八年前，就是1991年办的《李敖求是报》的远景和目的。我在办求是报的时候，拿出一个广告稿，曾经被国民党控制下的媒体拒绝刊登。那个广告词是：
李敖创办求是报
男人喊爽女人叫
别的报纸是手枪
我的报纸是大炮
这首诗送到媒体以后，遭到封杀，理由是男人不能喊爽，女人也不能叫。于是我同意改写，把“男人喊爽女人叫”改成“好人喊爽坏人叫”。可是还是不能过关。并且通知我，诗里不能有手枪大炮等字眼，理由是这些字眼不雅。八年以后，我终于能够重新用这首诗来作我的广告词，送给我的朋友游士贤先生：
李敖创办电子报
男人喊爽女人叫
别的报纸是手枪
我的报纸是大炮
八年之后，我终于可以用电子打炮。（1999/11/1）
正告雷建容小姐
谢谢你从美国回来帮我做《李敖电子报》快速的打字输入工作，每天接受这种很痛苦的听写，你小时候一定经历过这种很痛苦的听写过程，现在又要开始这种煎熬。我承认你很可怜，但对一个写过一千五百万字的大作家而言，在他六十四岁之年，还要他把他的思想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那就更可怜了。我记得，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就用口述的方法让一个会速记的人听写，再请会速记的人把他速记的稿子还原成口语的英文，然后再经过他修改，就变成了世界文学名著。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机，也没有这种电脑设备，所以很麻烦。比较起来，现在的科技，使你雷小姐虽然可怜还是可以忍受。并且，我明年还可能会得诺贝尔奖呢。（1999/11/1）
给胖妹建议
这两天，一位高职的胖女生，在网络上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他骗的是：以胖骗瘦，以低骗高（低学位变成高学位），很多人发表了感想，包括我的好朋友陈文茜，在我的好朋友李永萍的节目上，特别详细的加以讨论。我的感想如下：
一、胖的问题并不严重，胖妹并不会没有情人，只是来得晚一点。胖妹不会发生一见倾心的事件，可是还是可以开发出来。
二、胖妹的悲剧是所生时代的错误，因为古代从渔猎时代到农业时代，对女人的审美标准都是以胖为美。原来是渔猎时代，当人类打到一只鹿作为午餐的时候，吃得极饱，为的是晚餐在哪里他不知道。所以要拼命吃。吃得很胖代表他的美丽和富足。可是现在呢，大家知道，鹿的肉可以放在冰箱里，不需要一次放在自己的胃里，从此，胖女人就开始没落了。我建议：我们要重新恢复到渔猎时代或农业时代。
三、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出了天花的麻脸女人，在她每一个麻坑里面都可以看到美。”麻子都可以被泰戈尔欣赏，何况胖妹。我建议：除了回到农业时代或渔猎时代，我们还要多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泰戈尔的作品。
四、胖妹发生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虚拟的世界里面理应只有继续虚拟，不可以落实的，虚拟的爱情尤其如此。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就有一个对他单恋的贵妇人，她终身单恋他，可是他终身认不出她。这位贵妇人只在每一次柴可夫斯基演奏的时候在人群里出现，可是她从来不跟柴可夫斯基有实际的接触，所以柴可夫斯基永远不晓得她是谁，也永远不知道她多么胖。胖妹的模式是可以成立的，不过不该收取费用，不收费用的话会皆大欢喜。（1999/11/1）
两个签名换一个签名
1999年10月31号的中午，在泡沫红茶店碰到王裕民和他女朋友，旁边来了一桌小女生，每人手里拿着一张万圣节南瓜鬼头的卡片，看着我说：“好象是他。”我回答她们：“就是他。”我说：“今天万圣节你们没有买门票就看到李敖。”我并且说：“你们说‘好象是他’是不是说我好象那个南瓜鬼头？”她们笑起来，要我在南瓜鬼头卡片上签名。我讲了一个故事给她们听：当年美国的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大名鼎鼎，一个小女孩走过来，要他签名，他签完以后，小女孩说请再签一个。他好奇的问为什么要签两个。小女孩说：“你的两个签名可以换一个贝比鲁斯（Babe Ruth）的一个签名。”一桌小女生听了笑起来。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一些有名的人都该自嘲：在小女孩眼中，你可能不是最有名的。（1999/11/1）
会计心态
什么是会计人员？一笔钱可以在1号到30号都给你的时候，他一定拖到30号再给你。（1999/11/1）
第一流的修辞境界
张岱《陶庵梦忆》写柳敬亭说书，说到武松打虎：
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瓮，皆嗡嗡有声。闲中著色，神微至此。
这种“闲中著色”的修辞技巧，好有一比。袁枚《费宫人刺虎歌》写费宫人刺杀李自成的悍将时“一刀初刺虎犹纵，三刀四刀虎不动。”这种“速中脱序”的方法 —— 故意把第二刀漏掉，可谓“速中脱序，神微至此。”学中文，要学到这种本领才算出神入化。(19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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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2日
“本身著作”不除外
金石堂公开课蔡若苓小姐来信说：元口资讯与金石堂共同合作经营的“Acer Mall金石堂网络书店”将在11月中于网络上开辟一个新内容单元，名称为《名人读书会》，请我推荐一本好书（本身著作除外），并提供一段500字左右推荐文字或读书心得。我回复说，李敖只能推荐李敖“本身著作”，你们接受吗？蔡小姐只好认真考虑了。为什么我只推荐“本身著作”？因为我无法推荐二流的著作给读者。（1999/11/2）
幸福不在远方
希望在远方，但幸福不在远方。——幸福在眼前，在当下、在床上、在浴缸里，和在浴缸里所能做出的一切。（1999/11/2）
我的道歉，男女有别
当男人说我错了，而我真的错了，我会向男人道歉。
当女人说我错了，而我真的对了，我会向女人道歉。（1999/11/2）
李登辉又一次的不要脸
李登辉昨天接受日本“山本七平奖”发表得奖感言时表示：“《台湾的主张》是所有热爱台湾人的共同心声。这本书能获得‘山本七平奖’的肯定，不但对我个人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份荣誉，也应该属于所有台湾人民。”云云，我认为，这是李登辉又一次的不要脸，因为他说：“《台湾的主张》是所有热爱台湾人的共同心声。”他凭什么做这种百分之百的陈述？所谓民主总统竟是如此这般的强奸民意吗？（1999/11/2）
逃兵在骂逃兵
大土蛋林荣三《自由时报》小社论《自由谈》今天以《逃兵》为题，就李远哲所谓“在三、四十年前台湾政治处于高压统治、白色恐怖的年代，许多大学生毕业后一窝蜂跑到国外，变成移民，现在却反过来批评台湾。李远哲说这些人是‘逃兵’，对台湾社会没有贡献可言，没有资格批评台湾。”加以评论说：“其实，在台湾这几十年来的进步过程中，‘逃兵’岂只是这些移居海外的人？很多在戒严时代，噤不作声，或躲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或依附统治阶级，成为御用文人，甘为鹰犬与打手的人，在民主开放之后，竟纷纷跳出来，批评起现在当权者的‘不民主’，比谁都大声。民主的‘逃兵’，骂起别人来，理直气壮，勇气十足，仿佛是真理的代表；再加上少数媒体基于特殊的用心，为彼辈敲锣打鼓，把他们塑造成‘民主斗士’的悲壮形象，严重误导了社会大众的视听。”云云，在我李敖看来，从李远哲以下，到林荣三以上，他们通通是这些标准之下的逃兵。现在看到一个滑稽局面：就是逃兵在骂逃兵。（1999/11/2）
女子无阴毛者
大陆出版的《汉语大词典》在“白虎”条下有八个定义：1.白额虎；2.西方七宿奎、娄、胃、昴、华、觜、参的总称；3.迷信传说中的凶神；4.饰白虎图像的军旗；5.汉宫殿名；6.古代杂伎中扮演的形象；7.石灰的别名；8.豆腐的别名。但在这些解释中，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解释，就是“白虎”的另一个定义是“女子无阴毛者”。像《汉语大词典》这么权威的著作，竟为了道学的眼光，遗漏了活生生的汉语语言。未免令人叹息。（1999/11/2）
国民党新闻局长最怕阴毛
有人怕女人是白虎，甚至有嫖客碰到白虎的妓女拒绝付钱，但有人怕女人有阴毛，传说性心理学家霭理士（Havelock Ellis）看到有阴毛的女人会昏倒，现在，要昏倒的不止霭理士了，还要包括国民党的新闻局长，我的老同学程建人。新闻局管制言论、出版自由，揭橥三点不露，也许从性心理学上来看，这也是一种“阴毛恐惧症”。（1999/11/2）
台湾是白虎星
白虎星是中国传统星相家认定的一种凶神，逢之不吉，谁碰到谁倒霉。《后南柯》书中有道是：“少刻有白虎星临门，蚁子（指公主）不必惊慌。”《文明小史》书中有道是：“逢之的母亲央了一位合婚的先生占了一占……但是两下合起来，冲犯了白虎星，父母不利，有点儿刑克。”茅盾《春蚕》书中有道是：“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等是也。其实，台湾也是个白虎星，在蒋介石时代，访问台湾的外国首要，回国时，不是人被绞死就是飞机撞山，前者如土耳其总理孟德勒斯，后者如泰国空军总司令差林杰，等等等等一应俱全。今天白虎星又发威，报上登“马其顿总统大选，两强出线，反对党佩特科夫斯基、执政党特拉伊柯夫斯基进入决选，亲台北的图普考夫斯基出局。”台湾白虎星，最近收买马其顿而花的钱，全泡汤了。一方财空，一方人空，真所谓人财两空。（1999/11/2）
李敖的“阴毛”
李敖的“阴毛”者，在阴阴的砚台上，沾毛笔字也。国民党提倡了几十年的中华文化，其中，连个毛笔字的文化，都提倡失败了。前几天，报上登出，李登辉写毛笔字，连执毛笔的手势都不对，原来是日本式的毛笔字，每一个毛笔字，都是趴在纸上的，像个压扁的癞蛤蟆。李登辉以外，其它的人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他们写的毛笔字，其实不是毛笔字，而是用带毛的笔写的字。
我李敖实在看不过去。我李敖的毛笔字，由于没有时间写，不可能像古代书法家那样有腕力，但是我才气逼人，毛笔字还是写得出神入化。现在，《李敖电子报》五个字，就是证明。我觉得女人写不好毛笔字，像写“劲报”两个字的董阳孜，就是一例。“劲报”是个怪报名，由李登辉做日语发音的话，恰恰就是男人的生殖器。（19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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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3日
宋美龄偷洋人养洋汉
美国名女人富留尔·考尔斯（Fleur Cowles）在1996年出了一本书《交友并据为己有》（SHE MADE FRIENDS AND KEPT THEM）。书中并谈到他丈夫麦克考尔斯（Mike Cowels），回忆1942年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到重庆的事，内容极妙，全文如下：
That 31,000-mile trip was made in forty-nine days in the fastest available bomber to ensure Willkie's safe return. Having defeated Willkie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President Roosevelt gave his permission for him to make the 'One World' trip but obviously had to see him safely back to avoid being accused of having rid himself of his political opponent. Mike Cowles was invited to go along.
In Chungking, China, the two men finally met the Generalissimo and his wife, Mme Chiang,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Chinese couple were comparative strangers. It was said they had married strictly for convenience, so that he might become a part of the fabulously rich Soong family who had once shaped China's history. On this historic trip, Mme Chiang had her dangerous, short-lived affair with Wendell Willkie after a huge welcoming reception by the Generalissimo. This brief love affair had an amazing consequence. It had taken place in Mme Chiang's secret apartment on the top floor of the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Mme Chiang was so besotted by Willkie she asked to see Mike Cowles privately before they left China, pleading with him to make sure that Willkie would beat Roosevelt in the next election for the Presidency. She offered to pay any costs!
The conversation concluded with her agitated promise: 'If Wendell could be elected, he and I would rule the world, I the Orient, Wendell the rest.'
以上大意是说：
这四十九天31000英里的旅程，是搭乘最快的轰炸机去，当时罗斯福总统刚在总统竞选中打败了威尔基后，他派威尔基去做“天下一家”的旅程，但又显然要威尔基平安回家，罗斯福不想要背上铲除政治异己的罪名。麦克考尔斯被邀同行。
在重庆，我先生和威尔基终于与蒋介石、宋美龄见面。他们发现蒋介石这对夫妻相当怪异。有人说蒋介石对宋美龄只是便宜行事，这婚姻使蒋介石和富有并主宰中国历史的宋氏家族挂勾。在这趟历史之行中，蒋介石隆重接待，随后威尔基不知死活的和宋美龄发生了一段短暂的奸情。这好事发生在宋美龄妇幼医院楼顶的秘密套房，宋美龄和威尔基沉溺在这段酒色的日子中。临离中国前，宋美龄私下和我先生会面，拜托他无论如何要让威尔基在下次总统选举中打败罗斯福，她承诺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这场会面宋美龄最后激动的许愿说：“如果威尔基选上总统，他和我就统治全世界。我统管东方，威尔基管其它的。”
本月1号到3号，由国民党大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主办蒋夫人学术研讨会，所谓中外学者两百余人参加。以上宋美龄偷洋人养洋汉史料，自然早被出局了。真的历史，还得靠我李敖来呈现。（富留尔·考尔斯的书早已绝版，我的好友陈兆基从加拿大买到一册，寄给我，我特别感谢他。）（99/11/03）
宋美龄要用原子弹炸大陆
富留尔·考尔斯书中又有一段，也是妙文。她说，后来在台湾见到宋美龄，宋美龄表示对美国的不满，她说You Americans are fools. You have the Atom Bomb. Why don't you throw it on China?（你们美国人真是笨蛋，你们有原子弹，为什么不丢到中国大陆？）宋美龄对自己同胞的热爱，由此可见！（99/11/03）
余光中的假诗境
北京寄来《徐林正文化专稿》其中说：“9月19日下午，继余秋雨之后，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岳麓书院设坛讲学，数百名观众在雨中听了余光中先生的教诲。但有圈内人士指出，主办者故意让观众在雨中听讲，与真正的学术交流背道而驰。北京一位学者告诉记者，他从互联网看到了演讲的全过程，余光中的演讲和主办者的苦心让人佩服，但余光中在室内演讲，观众在室外穿着雨衣冒雨聆听，让人感到不是滋味，为什么不安排岳麓书院其它地方，以免让观众饱受淋漓之苦呢？也许为了追求直播的效果，但形式大于内容，并不可取。这会让人产生这样一个感觉：余光中与观众的交流不是平等的。而平等是学术交流的基础。这显然不是主办者的意思。另一位观众指出，完全可以在室内听讲，而直播效果自然不会差，而人为的制造‘冒雨听讲’，似与岳麓书院的基本精神不符。由湖南经济电视台等单位主办的‘与余光中先生相聚千年庭院’9月19日下午4时举行。约当天下午2时，就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冒雨守候在岳麓书院的门口。问为什么来得那么早，一位湖南大学的学生说，按耐不住，对余先生很仰慕。下午4时，在余光中演讲开始之前，主办者组织学生朗诵是余光中的四首诗歌。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有意安排，朗诵的诗歌有一首叫《等你，在雨中》。”……
太荒谬了吧？在我李敖的眼中，“诗人”演假戏，竟演到让别人淋雨以达成“等你，在雨中”的假诗境，这种造假，多恶心人哟！幸亏这回用的是“等你，在雨中”那首，若用“天空多么希腊”那首，读者恐怕要跑到希腊天上才能奉陪呢！（99/11/03）
“单向直航”去你娘
陈水扁又端出一厢情愿的大陆政策了，这回竟是“有条件的开放三通”，所谓条件，是“单向直航”。这一怪论，连一向一说就错的国民党文宣教头丁远超都忍不住说对了，他说：“陈水扁所谓的‘我方直航，营利共享’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两岸政策无法单向思考。”连最笨的丁远超，都远远超过陈水扁的智商，可见陈水扁真不是普通的笨。报上说：陈水扁此项政策一曝光，连党内的人士都说太过一厢情愿、不可行。人家老共又不是笨蛋，为什么要接受这种不平等条件的直航？作为一个最大在野党、也是最可能赢得政权的总统提名人，陈水扁提出这样的一个中国政策，说穿了还是讲给选民听的，选举用意大于政策思考云云。
观阿扁之笨，朝野皆知矣！（99/11/03）
“单向直航”有四种
“单向直航”的最大特色是只许我到你家，不许你到我家，共有四种：
1.去妓院；2. 去金屋藏娇的二奶家；3. 陈进兴式“单向进出”（强奸也）；4. 陈水扁式“单向直航”。（99/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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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4日
剁脚筋的民主政治
今天《民众日报》头版满版报导“黑道定规矩，违约剁脚筋”，把台湾买票花招，细部大公开。在“道上兄弟买票成功率最高”项下，报导说：“台湾近年来历经多次选举后，普遍存在‘桩脚组织化，买票系统化’现象。云林这次收到钱的乡亲，多被告知‘这是特别为你争取的福利，这钱只有你有，不能让别人知道’，要求被买的民众不要对外张扬。”“但，仍有没拿到钱的民众，会主动找上桩脚讨钱，并且还大声干谯，而对于这些主动上门的生意，桩脚们也都会让对方满足。”“买票花招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最典型的就是透过里长运作，里长通常会透过邻长作白手套，而邻长因对邻居的职业、政治倾向、能不能买票几乎都摸得一清二楚，心里头自有一本买票名单，与候选人配合起来大家都轻松愉快。”
更妙的，还有统一定价呢。在“地下组织协调买票价格”项下，报导说：“你可相信？类似民代的多席次选举，有着类似‘公平会’的地下组织，协调统一买票价格。据了解，中部某地方县市议员选举时，就有大哥级的人物出面召集同选区的候选人，要求大家买票价格最高不能超过一千元，如果有人破坏行情的话，这个人的脚筋可要小心一点！”
呜呼！“民主先生”李登辉领导下的台湾民主政治！不知把李登辉当封面人物，奉为“民主先生”的美国媒体做何感想？（1999/11/4）
掩目盗名
自从1975年泰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后，台湾在泰国的代表衙门已改名五次了。今天中央社发稿说：“中华民国驻泰国代表处正式改名为中华民国‘驻泰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AILAND’。”明明英文是TAIPEI（台北），却硬在台湾岛上改成“中华民国”，这不是掩耳盗铃式的掩目盗名吗？口口声声维持国格，你的“国名”却被逼二十四年中要改换五次之多，你还是两国论中的一国吗？（1999/11/4）
“心灵捕手”VS“洋屌捕手”
国民党秘书长章孝严昨参加“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致词时，推崇宋美龄是“跨世纪最伟大的心灵捕手”，也是“从事对美外交工作者的最高标竿，她的志节与勋业将长留人们心灵深处，代代相传，永不遗忘。”
据我看来，宋美龄绝非“心灵捕手”而是“洋屌捕手”，因为她偷洋人养洋汉的“最高标竿”，原来是威尔基身体下部的“最高标竿”！证据已见昨天的《李敖电子报》。章孝严马屁拍得太离谱，离谱得“将长留人们心灵深处，代代相传，永不遗忘。”（1999/11/4）
洗脑与洗肾
李敖与沈富雄的最大不同是：李敖是先知，是给人洗脑的；沈富雄是医生，是给人洗肾的。沈富雄的错乱是自己有脑待洗却胡言乱语，证明了他的肾也快衰竭了。（1999/11/4）
既全倒，也半倒
今天《中国时报》发出妙消息，说龙阁全倒半倒，技师技术研判不敌住户主观要求，不敢下结论。“大里市龙阁大楼经技师认定后，认为屋顶楼板、横梁龟裂，必须立即修复否则危险，故判为半倒，但住户认为技师根本没有仔细看就胡乱判定，应该判全倒，技师承受不了住户压力，干脆开具全倒、半倒两张勘查表，让住户选择，市公所决定今天再派一组人前去认定，住户表示，如果没判全倒，就蛋洗市公所。”“大里市东湖里中山路上的龙阁大楼，楼高十二层，有一百六十七户，原本被里长判为全倒，后来另组技师认定时，应部分住户要求改判半倒，惟有部分住户不同意，又向市公所申请覆判，结果日前行政院派来的技师不敢判了，因为全倒和半倒都各有‘支持者’，怎么判都会引起住户不满。”“技师承受不了住户压力，再加上避免市公所遭受住户抗议行动，除开具半倒证明外，再多开一张全倒证明，两张签的时间相同，且为同一人签名。”这条新闻妙极了。证明了台湾的民主是“暴民民主”，而台湾的技师竟是艾森豪式的大政治家！
四十三年前，胡适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中透露：“有一天，艾总统正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白宫里送来一件公事，是总统的‘助理’（约等于‘秘书长’）亚丹士先生送来的，说有一个问题急须候总统批示可否。亚丹士先生拟了两个批稿子，一件是准备总统批示许可的，一件是准备他批示否决的。”“艾森豪总统在球场上拆开公函，看了两件拟稿，他一时不能决断，就在两个拟批上都签了一句话，说，‘请狄克替我挑一个罢。’他封好了。交来人带回白宫，他仍继续打他的高尔夫球。（狄克Dick是副总统尼克森。）蒲立德先生说，这是华盛顿传出来的一个讥笑艾总统的故事。”不过，胡适却另有不同的看法。胡适说：“做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元首，遇着了自己一时不能决断的问题，能够自己不轻易下决断，‘请狄克替我挑一个罢’，这是何等风度！”他又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也曾细细想过这个一国元首的风度的问题。我曾指出吕氏春秋对于这个问题曾提出很值得政治家思考的说法，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吕览说，这叫做‘用非其有，如己有之。’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
如今，台湾鉴定房屋全倒半倒的技师，竟也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全倒半倒两张证明全签字的绝活了，请“暴民”替我挑一个罢。（199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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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5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政治家
我来台湾五十年，五十年间，所见台湾政治人物无数，但绝大多数都是政客，而非政治家，严格的说，台湾没有几个政治家。苏秋镇先生显然是此中异数，他是政治家中最出类拔萃的，他所创下的记录，直到今天尚无人能出其右：
一、苏秋镇先生是第一个敢在冰河期中，用演说打破蒋家王朝、向国民党讨十大债的人（十大债是“卖国的债”、“祸国的债”、“媚外的债”、“刑求的债”、“暗杀的债”、“玩法的债”、“违宪的债”、“贪污的债”、“舞弊的债”、“无耻的债”）。
二、苏秋镇先生是第一个敢打破不删军方预算的人。
三、苏秋镇先生是第一个打破全世界质询记录的人。（以立法院七十一年会期为例：质询期间立委共378名，其中老贼278名、海外侨贼30名、台湾增补选70名、党外立委11名，书面质询次数，国民党526次、党外621次，其中苏秋镇先生一个人就占了426次，占全部立委质询次数37%强，超过三分之一！而康宁祥却只有3次！张德铭却只有16次！他们加在一起的“为民喉舌”，只有19次，还赶不上苏秋镇先生426次中的零头！）
四、苏秋镇先生是第一个打破全世界发言记录的人。（以立法院七十一年会期为例：发言总次数是4435次，党外受发言限制，只占1306次，其中苏秋镇先生虽受发言限制，但也发言477次，占全部立委发言次数10%强，换句话说，不到十次，就听到一次苏秋镇先生的“为民喉舌”！）
五、苏秋镇先生是第一个打破忽视囚犯处遇的人，他在立法院坚持后，老政治犯才获得释放。
六、苏秋镇先生是第一个打破万年老贼局面，并令老贼胆寒的人。
七、苏秋镇先生是第一个打破点缀性修正法律的人，他修正的法律最多，绝不草草了事。
八、苏秋镇先生是第一个在戒严时期给国民党在解除戒严上加深心理压力的人，在法理上的抨击，无出其右者。
九、苏秋镇先生是第一个打破国民党图腾，公开火焚国民党党旗的人。
十、苏秋镇先生是第一个打破党禁的人。在民进党迟迟不敢组党之前，苏秋镇先生支持海外的许信良，在郑南榕入狱后，公开成立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给民进党做踩地雷、开大路的牺牲工作，事后民进党才敢组成。
苏秋镇先生是台湾争取自由民主史上的第一名政治家，在国民党统治下争取自由民主，全文的不行，全武的也不行，要文得细密、武得粗犷。而苏秋镇先生正是此中翘楚。他出身台大法律研究所，高考律师及格、西德政府国家奖学金考试及格。他出道极早，二十三岁就做了最年轻的律师，但他不以做代人辩护为已足，他要像印度的甘地那样，宁肯牺牲了律师的职务，也要亲自参与。他是余登发、杨金虎、郭雨新竞选时的重要助手，早在四十年前，余登发竞选高雄县长时，他就是二十三岁的总参谋长。在冈山桥畔，国民党预伏打手袭击他们，余登发仅以身免，苏秋镇先生身负重伤。此后四十年来，苏秋镇先生几乎无役不与，五度落选，三次被关，监牢生涯三年多，可是斗志不衰。其间生活困苦、黑狱亡魂、律师资格被注销。……为自由民主所付代价之多，绝非今日投机取巧的民进党新贵们所能想象的！
1980年，他当选立法委员。他在立法院成绩的优异，可谓中外历史所无。他的发言次数已逾一千次，书面质询已过百万字，言人所不敢言，并且巨细靡遗，令国民党头痛万分，人人怕他。有一次他来看我，我送他下楼。我住十二楼，电梯到八楼，走进裴存藩委员，老先生一看到是苏秋镇先生，竟吓得连向他鞠躬不迭，我一直忍不住笑。
与苏秋镇先生同是立委的黄天福都承认：所有党外人士加起来的成绩，还不如“独行侠”苏秋镇先生一个人的表现。这是真话。苏秋镇先生表现的勇敢、精明与凶悍，在每一项有关人民权利的争议上，他都紧追不舍、咬住不放，并且有尿不撒。——由于他在每一项法案上都刁难国民党，国民党只好等到他上厕所时，才高速通过一大串一大串的法案。他上厕所时，国民党派人尾随、“把风”，向会场报告他的动态。每当他小便完了，把风者就大呼一声，以为报信。害得他不敢小便，以维护人民权益。自古以来，一尿之微，攸关一“国”立法者，惟苏秋镇先生当之矣！所以他常自豪说：想当“国会议员”，必须“膀胱有力”！
苏秋镇先生虽然这样优秀的干了三年立法委员，可是，在此后的选举中，台湾人误信小人们对他的中伤，他落选了。一如英国人误会了丘吉尔，而使丘吉尔坐了六年冷板凳一样。最后，英国人弄清楚了，是他们自己的失察，害得丘吉尔落选。他们又把丘吉尔选了出来。但是，台湾人没有英国人的明智，他们从此错失了这位优秀的政治家。
此后多年，苏秋镇先生虽然不无“斯人独憔悴”的处遇，但他斗志不衰，他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敢于向台湾人说真话，他力斥政客们误导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看法，他宁肯说出大家不高兴听的真话，也要为台湾的安危与前途大声疾呼，我请他一系列的在《李敖笑傲江湖》中留下记录，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做到了，只有伟大的政治家，才有这种勇气与怀抱。
苏秋镇先生与我同岁，生于1935年11月2日，死于1999年8月2日，如今先我而死，我通达死生，固不伤其类；但念及如此政治家，竟赍志以殁，未免对人们的愚昧与无情有以谴责。苏秋镇先生的终点就是台湾人的起点，秋镇行矣，台湾人勉之！
（1999年8月8日作）（1999/11/5）
宋楚瑜“特务治国”力有未逮
“李敖网站”（http://www.liao.neto.net）的“李敖信箱”，有位署名“黑色俄罗斯”寄给李敖的信中说：“你最近经常在电视上说到‘宋楚瑜以前是坏人，但是现在渐渐变成一个好人……。’我个人对宋的想法是：他以前的确是一个国民党的爪牙，自从跟李登辉翻脸之后，他就开始求助于民意学习他的老长官蒋经国穿上夹克，一付亲民爱民的样子。我不禁联想到，蒋经国在民间塑造亲民形象，其实骨子里根本就是特务头子，宋楚瑜要是有一天当选，会不会跟他一样？加上他要是当选，一开始权力必然不稳固，以他的个性，你觉得他会不会走上蒋经国的那条路，用特务来统治国家呢？要是真的如此，那李先生你现在如此为他背书岂不是毁了一世英名吗？”“李先生你这样为宋楚瑜说话太危险了！”
我的答复是：蒋经国所以有外表亲民，骨里特务的干法，是因为他有他老子撑腰，“积威约之渐也”。但宋楚瑜即使当选，要特务治国也力有未逮了，这由十一年来李登辉当选后的特务治国力有未逮可以为证。我们可以放心，宋楚瑜想特务治国他也做不到了。（1999/11/5）
逃兵有两种
李敖电子报的留言版上，澎湖的李国谦张贴说：“1999年11月1日自立晚报刊登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应国立北科大校庆之邀，发表专题演讲。李远哲曾批评说：‘三、四十年前，台湾政治处于高压统治、白色恐怖的年代，许多国立大学毕业的学生一窝蜂跑到国外，旅居国外成为移民。现在，他们时常反过来批评、指责台湾，对于台湾社会而言，他们是逃兵，对于台湾没有贡献可言，没有资格批评台湾。’”“但是，当年李院长为了逃避兵役，请求其研究所指导教授，帮忙搞一份他们会制造原子弹的证明文件，使当年的蒋介石特准而免除兵役。之后，李远哲便前往美国深造去了，更因而入了美国籍，成为外来移民的美国人。李远哲在美国发展的这段期间，正值台湾民主运动遭受国民党强力打压之时，请问李院长此时身在何处，他好象连支持台湾民主运动的动作都没有？李远哲所谓的‘台湾逃兵’，究竟是指怎样的人？对于一个既是国防上、又是民主运动上真正的逃兵而言，其立论究竟何在？实令人心生疑窦。”“那些现正旅居国外的‘逃兵’，对于台湾或许没有什么贡献可言，但至少也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反观李远哲自回台湾‘贡献心力’以来，不断地自我膨胀，不仅垄断学术资源，更时常逾越其身份及职权，而胡搞瞎搞，致使台湾学术界乃至政界，一片乌烟瘴气，实令人痛心疾首。所以，仔细想一想，那些没有贡献的，反倒胜过那些有负面贡献的。”
上面李国谦的留言，甚为精到。它使我们看出逃兵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逃了以后，又跑回来接收别人战争成果的；另一种是一逃到底，不好意思再回来的。后面那种看似消极，其实比前面那种还知耻知病，至少自知当年逃走虽无益国人，但今天不复回来也不祸害国人，比起李远哲、沈富雄诸公来，这些一逃到底的逃兵，毕竟像个美国人也！（1999/11/5）
代老美抗议
美国人要抗议了：当年台湾穷困时候、危险时候，你们台湾人跑到美国来，吃我们的面、喝我们的水、拿我们的博士、入我们的国籍。……今天，住台湾有利可图了，你们跑回台湾，美国人不做了，又回头做中华民国的国民了。他妈的我们美国人招谁惹谁了，凭什么做你们台湾人的跳板！Damn you！ Damn you！ Damn you！（1999/11/5）
评改余光中的“无论”
1998年1月3日，余光中发表一首《无论》，我看了他的中文，实在不敢领教。乃就其原作，予以改写，改出来的，不但有韵、而且出神，夏铸九教授极喜之。现将两诗对照刊出，以见余光中的中文多烂而李敖的中文多好也。
无论（余光中）
无论左转或右弯
无论东奔或西走
无论倦步多跚跚
或是前途多漫漫
总有一天要回头
回到熟悉的家门口
无论海洋有多阔
无论故乡有多远
纵然把世界绕一圈
总有一天要回到
路的起点与终点
纵然是破鞋也停靠
在那扇，童年的门前
无论（余光中原作，李敖改）
无论东奔西走
无论右弯左转
无论前途多漫漫
无论脚步多缓
总有一天要回看
回看那熟悉的门板
无论沧海多阔
无论归程多远
无论世界给走遍
也要回归起点
无论鞋怎么破
也要拖向那童年的门槛
（199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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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8日
致唐飞的一封信
唐飞部长：
一、国民党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居住位于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1段138巷7号房屋所坐落之基地（士林区福林段2小段11之2地号），于五十五年由该土地管理机关——陆军总司令部拨交建屋使用。上一事实在前委员谢聪敏追问下，业经行政院对谢委员确认在案。（编号：30404014272号、关系文书号：3040401427）
二、复经谢委员再追问后，行政院再答复以“秦院长现居住房屋之土地（坐落士林镇林子口段林子口小段，地号贰捌之贰号），系于民国五十年6月24日因放领移转登记为‘所有权人：中华民国政府；管理机关：陆军总司令部’，并发有所有权状士林字第33957号，有台北市士林地政事务所民国五十年之土地登记总簿（参附件）在卷可稽。该土地于民国五十年即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管理，确实无误”在案。（编号：30429041572号、关系文书号：3042904157）
三、八十七年3月10日复经陆军总部提出“秦孝仪先生现住房舍坐落陆军经管土地案说明资料”给谢委员，确认“该地为本军于民国五十年间征购取得，登记日期：50.6.24.，其房舍门牌号码为士林区至善路1段138巷7号登记于许海平（秦孝仪之妻）名下。”并告以“本案经调阅早年案卷资料，……并无直接凭证可资左证秦院长房舍为何坐落本军经管土地”，“该地已纳入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总册，计画依法处理，其与本军确无任何租赁之对价关系”云云。
四、查秦孝仪并非军人身份，竟在陆军总司令部土地上非法占用三十七年之久，陆军总部包庇图利国民党大员，不但置而不问，反以眷村福利护航之，其渎职自应查究。在谢委员追问下，国防部长蒋仲苓已承诺处理，此一承诺早见于八十七年4月7日《中国时报》。
五、如今一年已过，蒋仲苓已下台，一切承诺全部放空。现在你做国防部长了，请问你要怎么办？“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你是俏媳妇，总不好再推拖了吧？（1999/11/8）
再改余光中的烂诗
寄件者：Ultima cool4249@ksts.seed.net.tw
传送日期：1999年11月5日PM10:17
主旨：So Nice!
李敖先生你好，我太喜欢你了，今天我看到你的电子报，修改余光中先生的诗，真是太棒了，我一向不喜欢他的诗跟散文，尤其是诗，总让我觉得赘字太多，看到你改他的诗，我才知道，不只我一个人想改他的诗。
寄件者：Karen Cheng [ kaiyou@ms10.hinet.net]
寄件日期：1999年11月7日星期日PM2:40
收件者： leeao@leeao.com.tw
主旨：关于“无论”
亲爱的李老师，
你的改写作品确实比余光中先生的好。
学生 凯榕 敬上
E-mail中收到上面的信，谢了。你们引起我评性大发，特附我另一首改诗，以博一笑。
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有“给 W. P.”诗，余光中曾经译过，其中第二首译得很烂，我在1972年曾予改译，今附原诗及余光中和我的诗于后：
With you a part of me hath passed away;
For in the peopled forest of my mind
A tree made leafless by this wintry wind
Shall never don again its green array.
Chapel and fireside, country road and bay,
Have something of their friendliness resigned;
Another, if I would, I could not find,
And I am grown much older in a day,
But yet I treasure in my memory
Your gift of charity, and young heart's ease,
And the dear honour of your amity;
For these once mine, my life is rich with these.
And I scarce know which part may greater be,
-What I keep of you, or you rob from me.
余光中译
我生命的一部已随你而消亡；
因为在我心里那人物的林中，
一棵树飘零于冬日的寒风，
再不能披上它嫩绿的春装。
教堂、炉边、郊路和湾港，
都丧失些许往日的温情；
另一个，就如我愿意，也无法追寻，
在一日之内我白发加长
但是我仍然在记忆里珍藏
你仁慈的天性，你轻松的童心，
和你那可爱的，可敬的亲祥；
这一些曾属于我，便充实了我的生命。
我不能分辨哪一份较巨
——是我保留住你的，还是你带走我的。
李敖改余光中译的
冬风扫叶时节，
一树萧条如洗，
绿装已卸，卸在我心里。
我生命的一部份，
已消亡随着你。
教堂、炉边、郊路、和港湾，
情味都今非昔比。
虽有余情，也难追寻，
一日之间，我不知老了几许？
你天性的善良、慈爱和轻快，
曾属于我，跟我一起。
我不知道哪一部份多，
——是你带走的我，还是我留下的你。
对比之下，优劣立判。以上对比，证实了余光中的中文实在不行。以那样烂的中文，还要做诗人，诗人何辜，中文何辜啊？（199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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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9日
李敖：昔之“捣蛋鬼”，今之大师
中国邮报（China Post），人物专访栏（People），April 19, 1998 by Yueh Fel
社会批评家李敖，无疑的是台湾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他同世代的人都已默默无闻的退隐了，他却依然精力充沛，不断的工作，保有他历久不衰的盛名。
这位历史教授，曾因政治犯二次入狱。自认有工作狂，写了数十本书和许多文章，严厉批评台湾的政治和社会。至于被冠以“捣蛋鬼”（troublemaker）之名，他不以为忤。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我这样的人，”李敖说。坐在藏书万册的书房沙发椅上，这一架架的书籍，据说他都一字不漏的细读过了。“当然了，一个有病的社会也需要我。”他又说。
他认为现在台湾的社会是百病丛生了，有太多的弊病可以针砭。他敢于批评挞伐的声誉，早在一党专政和戒严法高压的时代已建立了。70年代初期，他已被警总跟踪监视，在他家中书架的顶层还偷装了窃听器。他发现了以后，立即拆下，装匣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此，他被软禁在家，不久关进牢狱。数十年来，他在台湾岛内和海外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以一枝犀利的文笔，对政治和社会各方面提出严峻的批判。近年来，在有线电视制作和主持一个“个人秀”，专门评论时事，声名更噪！衣着已成为他的招牌的红色夹克一件、系着领带一条。在节目中，引用着报纸和杂志的剪报、古今书籍、政府档案和圣经佛典，娓娓阐述，清楚证实他的论点。这节目没有其它电视制作的特殊技术，如开麦拉镜面、耸人听闻的录像片段或美工设计的字幕来吸引观众，只见李敖用一枝笔，指看资料上已用红笔划好的章句，把他谈论的对象和事务批评得淋漓透澈。因此，他得罪了很多人，数目之多可能他自己设计的那套详尽的资料整理系统都无法计算清楚。
传闻说李敖有个“人物档案”，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在报章上出现三次，他就会搜制成档。这个“档案”包括了政界人士、他们的妻子儿女、学者和社会名流，还有一些他私人的相识者。
李敖有时候也会一改他严责苛评的作风，去捍卫被威权或主流媒体压迫的人。在他主持的《笑傲江湖》节目中，以讥讽的言语、机智的脑袋，引经据典外也不避俗俚言辞，把这“秀”做得当红不让！另一家有线电视台，年初时也为他量身裁制了“李敖黑白讲”节目，可是播出没多久，电视台毁约停播，因为节目内容触恼了电视台老板的父亲，他是一位国民党的大老。李敖本着向来作风，把这事告进法院，诉求法律解决。
台湾今日已算是开放民主了，李敖坚称他的自由仍受限制。
“我从来不能畅所欲言，”他说：“我的自由仍是受箝制的。”戒严法的时代已成了过去，“他们却能用其它法子来打压人，譬如说可以用经济制压嘛！”
李敖两次入狱，70年代初期被捕坐了五年八个月的监牢；1981年又遭羁居半年。当局是已涉嫌台独活动把他拘捕，今日听来，以这个罪名加诸在这“外省人”身上实在可笑！只因彭明敏教授和其它台独人士草拟的台独宣言“文字还写得不错，当局想是我捉刀的！”李敖告知。彭明敏是台独领袖，也是1996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不仅如此，那些年代台独份子和他们的刊物也常常提起李敖。
“我是给他们陷害了！”李敖笑着调侃说：“他们是给‘恶狗’一个好名声吧！”
台湾开始民主化运动后，当局对李敖的监视和打压才渐松弛些，然而在官方正式的“容忍”（Officially Tolerated）之前，他已复出文坛，1979年，他重刊了《传统下的独白》一书；在反对团体和党派合法化之前，他也发行了“一连串”的反政府杂志。
“那时国民党常搅这种诡计，先给了你出版登记执照，让你把杂志出版，一期出了后就查封停刊一年。”他说，“我对付的法子就是先去登记拿下好几个出版执照，查封了这本杂志，我就换另一个名字，继续出版，这么就把杂志办下去。”
今日官方已给他批评得“麻木”了，他的冷讽热嘲常常是针对着其它反对党。当然也没有特务跟监了，反而是爱慕他的读者或电视节目观众，他们常常围着他索取签名，可是仍不时接到威胁他的电话和黑函。
“我跟前妻离婚后，一天半夜三点有人打电话来，说要杀我全家，我告诉他要杀就马上过来罢，我家也只有我一人！”他说。他还告诉那人还得排队等吧，因为要杀他的人不少咧！
“我哪能担心害怕呢！”他说：“不然，一天都活不下去了。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只是一个运气还蛮不坏的人罢了！”
1935年，李敖生于哈尔滨，是东北的一个有多种族的城市。父亲祖籍山东，母亲祖籍云南。两岁时，全家迁至北京。他初中时，逃离到上海。半年后，于1949年5月到了台湾，李敖那时十四岁。李父是位教师，抗战时曾参加抗日地下活动。
“他没跟国民党去内地抗战，后来曾被诬为汉奸，”李敖说他父亲到台湾之事，“因此，他带着我们跟政府走，只为表明他是忠贞的。”
“真滑稽！别人来台湾是因为怕共产党；我老爸是怕国民党！”他又说。
他有两个姐姐留在大陆。其它四个姐妹和弟弟都移民去了美国或加拿大。
“他们不喜欢台湾。”他说。
他颇为自傲的笑着说，来台后他一日都没有离开过台湾。
“下个月，我在台湾就整整住了五十年之久！”他告知，“我打算在这儿再住上五十年。台湾爱我，我也不会离开这个岛。”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继续在硕士班念了一年，不耐师长们的闭塞保守，就休学了。
“他们都是些老学究！”他说。
1961年，他在文星杂志发表了一篇文字，颇严厉的批评了一位师长，不久他就走入了这奇特的行业，成为一个职业的讽世者！
“从1966年到1980年，有十四年之久，我在台湾是全面被封杀的。”他告诉：“我的名字一概不准在报纸、杂志、收音机或电视上提及。”
为了生活，他跟驻台的美军买旧冰箱和冷气，再转卖给国人。这段期间，他的日记和一些书文也在海外刊行流传。1971年，外国报纸报导了他被捕下狱的新闻，也更激发了国内人对他和他文字的广泛好奇和兴趣。
1980年，他跟影星胡茵梦结婚，胡的英文名字叫Terry，他戏昵地叫她“疯苔丽”（Crazy Terry）。三个月之后，这场婚姻就结束了。“我俩不合！”他说。
六年前他再婚了，娶了比他小三十岁的王志慧，可把那写八卦新闻的记者们看傻了眼！！
今天，他回顾往日，说只有一件事令他遗憾，“我虽然老了，可是我的敌人多半都死了。”
他不沾烟酒，也不喝茶、咖啡和凉水，生活饮食习惯清净，因此比他同年龄的猫王普利斯莱，或电影兼导演伍迪艾伦都长命健康。
李敖常喜欢跟名记者孟肯（H. L. Mencken）相提并论，孟氏是美国廿世纪初期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批评家。李敖自认是中国五百年来白话文写得最好的人；孟氏也编纂了一本划时代的词典《美语词典》，孟氏对美当时情况作全方面的批判，特别是针对中产阶级，刻薄的给他们取了“booboisie”的外号，是把bourgeoisie（中产阶级）一字前半改成音相似的“boob”加上后半“oisie”，boob是笨蛋的意思！
美国工会领袖和社会主义者戴布兹（Engene Debs）也是李敖心仪的人物。虽然两人政治意识型态不一样，但为人行事却神似。戴氏曾四次代表美国社会党参加总统大选。1920年，他身在狱中，仍参加大选，他是为反对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被判罪，关在亚特兰大监狱有两年之久了！
李敖从他诸多著作中抽出一本，自豪的指出书中引述了戴氏的一段言辞，他语重心长的谈着自己的评文：“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只要有犯罪成份，我就同流；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陆善仪译。1999/11/9）
四岁看大
我的小女儿我们叫她妹妹。妹妹吃早餐时，不好好吃，她要菲佣Rose打开电视，一边看卡通一边吃。不久，妈妈从外面回来了，妹妹发现妈妈站在她背后，她知道妈妈是不让她早上看电视的，立刻双眉紧皱，改口说：“人家根本不要看电视，Rose讨厌极了，要开电视。我把电视关上了，Rose又打开，非给我看不可，讨厌死了。”
一个四岁小女孩，可以这样自动自发的用美丽的谎话推卸责任，真不愧是女强人的雏型。（1999/11/9）
难道你要我当年爬到他们床底下目击吗？
李大师：
您早！见e-mail您所言蒋夫人养洋汉“最高标竿”之事，小弟实无法相信，烦请大师提出心服口服之实证，谢谢您！并祝一切顺利，身体健康！Jeffrey敬上
（1999年11月9日星期二AM 9:37）
我在1989年出版《蒋宋美龄通奸》一书中，和这次根据美国名女人富留尔·考尔斯（Fleur Cowles）1996年“交友并据为己有”（SHE MADE FRIENDS AND KEPT THEM）新书而写的《宋美龄偷洋人养洋汉》一文中，已经举证历历，你还要“烦请大师提出心服口服之实证”，你未免有点“迂”了。难道你要我当年爬到他们床底下目击吗？（19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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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0日
从“以夷制夷”到“以夷制中国”——李登辉又发贱了！
今年10月27日出版的《国际情报杂志》（SAPIO）第237期，第十五页中刊出去年八月李登辉总统对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教授的谈话，以“台湾、韩国、日本新三国军事同盟”为标题，大意是说：深田佑介与平松茂雄对话表示：中国在西藏及印度周边进行军事化，对印度及东南亚等国而言，是极重要的问题，因为西藏及新疆南部是极重要的军事地带。
中国想要的是台湾岛，因为它具有军事价值。虽然美国在与中国建交时，曾明确要求中国“不要对台湾使用武力”，中国迄今仍未放弃。跟这样的国家进行安保对话是得不到任何互信的。中国的科技能力，只有部份非常突出，就好似日本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状况。虽然亚洲诸国都了解，中国为共同的敌人，但各国都没有勇气采取对策。李登辉总统曾建议，日本可联合台湾及印度以夹击中国。如果日本要对中国采取较坚定的外交，可能需要依照李总统的说法，与印度维持较亲近的政策。前海上自卫队准将川村纯彦表示，中国军事外交的三大支柱为：零和游戏、只顾本身利益及不惜动武以维护本身利益。
中国进攻台湾有四阶段：“全面封锁，围而不打”、“解放金马，迫和台湾”、“打开澎湖大门，消灭剩余战力”、“立足澎湖，解放台湾”。惟封锁台海就等于向全球海权国家挑战，占领金门及马祖将完全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因此实施可能性不大。加上台湾军队的武器素质远高于中国，中国也无法在短期内研发出航空母舰。如果中国真的对台湾动武，美国将基于台湾关系法出兵，日本也不得不基于安保条约出兵支持。因此日本应该以美国轴心，分别加强日韩及日台的同盟关系。军事评论家神宫太郎表示，中国军方近年来从积极引进苏联新式战机外，也研发起飞弹。最近频繁的飞弹试射，是在向台湾示威。因此台湾只有参与TMD，中国则坚决反对，显示，如果TMD实现，将使中国的飞弹失去威力，同时也会使中国内部反政府势力及非主流派势力抬头。对台湾而言，则是实现了美日台三国命运共同体的架构，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安定民心。台湾参与TMD对日本是项利多，既可减轻经济负担，也可增加对中国的监控。中国更担心的是，TMD会促使日美台关系加强，如果韩国再加入，将使中国手脚都不能动弹。
其中提到李登辉的一段，全文如下：“平松于去年八月印度实施核爆试验后与李登辉会面，李登辉说‘日本何必对印度进行经济制裁。日本、台湾及印度应联合夹击大陆才对。’”
我是学历史的人，我看遍古今中外历史，其轨迹，都是一个国家引入外国势力来夹击另一个国家，绝对没有引入外国势力来夹击自己国家的，李登辉这一神来之笔，真可开古今中外汉奸史之先河。问题是即使汉奸，也不会贱种到这一程度。以甲午战后为例，清朝的官民对李鸿章主持割台不谅解，大骂“刘三死后无好手，李二先生是汉奸”，但李二先生纵使是汉奸，也是“以夷制夷”（引俄国制日本）层次，而非“以夷制中国”层次，可见李登辉这种干法是贱种的干法，连汉奸都干不出来。
李登辉口口声声以圣经人物自况，俨然出埃及了、脱离埃及了。但圣经人物只是出埃及而已，而非夹击埃及。如今却对埃及夹击起来，其敌意挑衅，招祸的态度，已极为明目张胆。
问题是，历史上搞夹击的，未必如其所愿，宋朝就是典型的失败例子。宋朝第一次联金朝夹击辽朝，结果自己师老无功、吃了败仗；第二次联蒙古夹击金朝，结果金朝唇亡在前，自己就齿寒在后，如今李贱种又搞这种把戏了，多可恶啊！（1999/11/10）
发了贱，还想赖吗？
昨天新党揭发出李登辉的“夹击论”，今天《联合报》登出记者何振忠的报导，说：总统府公共事务室副主任丁远超昨天根据他作的笔记反驳新党对李登辉总统的指控。丁远超说，李总统去年8月6日接见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时，根本没有说过联合日本、印度夹击中共的话，他质疑新党立委为何要根据中共人士及日本学者的单方面说法，据以批评李总统根本没有说过的话？丁远超昨天特别找出去年8月6日上午9点半在总统府会客室所做的笔记。
他表示，当时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在9月访问日本，平松先是表示这对日本是很重要的事，目前东亚正面临转型阶段，中共与日本关系也面临改变。丁远超引述平松的话指出，中共与日本前二十年关系紧张，中共一再强硬要求日本撤销美日安保条约；后二十年，关系较为缓和，而新“三不政策”也对台湾产生冲击，日本应该认清这个转变。丁远超再转述李总统的说法指出，1996年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即是由过去对抗苏联转为防止中共扩充霸权，无非是想把中共纳入国际社会秩序；但中共的外交政策一向自负为世界大国，即使美、日合作还是不一定能将中共纳入国际体系。李总统接着说，这次印度核试爆的原因，或许是恐共所致，藉此分散中共集中在东海的军力，日本似乎毋需过于认真的制裁印度。李总统也说，台湾的重要性应该从其战略地位及其民主成就来探讨，特别是台湾的具体民主制度更可在大陆广为宣达。丁远超表示，当时相关的谈话就是如此，两人完全没有谈到所谓“夹击”的说法。丁远超质疑李庆华等人是抱持怎样的心态提出这个质疑；他并质问李庆华等人的立场何在？
立场何在？就在拆穿你李登辉以下一窝人的谎话呀！你问“为何要根据中共人士及日本学者的单方说法”，其实我们从未根据“中共人士”的单方说法，我们根据的是日本鬼子的白纸黑字！而这些白纸黑字，又是你们满口日本话的“台湾总统”放出来的，试问：1.日本鬼子是你们见的，如你们没说，你为何不更正？2. 报导中有“丁远超引述平松的话”一大堆，是否也要问问你“为何要根据”“日本学者的单方说法”而视为可信？3.你的鬼“笔记本”算是什么证据？我们要的是“总统接见外宾全部录音”并且是没有窜改的录音才算。
明明是李登辉借日本主子的口放空气，放了以后发现苗头不对，乃予以淡化、狡赖，谁会看不出来，又谁会相信这种拙劣的淡化与狡赖？我想到明朝末年“笑府”中的一条“第一声”，说主人陪客人聊天，主人放了一个响屁，很不好意思，他想遮盖这个响屁，就拼命拉椅子，用椅子和地的磨擦声，来瞒天过海，希望客人共识，认同他的放屁不是放屁。主人拉了一阵椅子后，客人说：“还是第一声最像。”李登辉放了臭屁还想赖吗？“还是第一声最像”！（1999/11/10）
没有真情的诗人
李敖先生您好：桑塔耶那那首诗实在改得美！无论情、韵、意境都像首“诗”，相较于余光中的译诗，着实大相径庭。感觉上余光中只是直接翻译，看到什么译什么，好象忘了这是首诗耶！晚辈给您鼓掌！（Patrick，1999年11月8日星期一PM 5:05）
李敖老师好：再评余光中的文章中，其中“诗人何辜，中文何辜啊？”请再加上“学生何辜”，不是吗？（YHC，1999年11月8日星期一PM 6:17）
李敖翻译得太好了！太棒了！余光中翻的什么玩意嘛！咬文嚼字看的无煞煞！欺负我们看不懂啊？太过瘾了！再来再来！我还要多看李敖先生的文笔！go go go ！！！李敖加油！我是您“挑战李敖”忠实的观众！（小张，1999年11月8日星期一PM 7:45）
谢谢你们三位的来信。余光中做为诗人的问题是：1. 他的中文能力，实在有问题。2. 做为诗人的真情品质，他也有问题。以拜伦为例，他在诗中支持希腊独立，他就言行一致，奔赴独立现场，死生以之。但余光中呢，六四时他大发高论，说：“台湾的社会近年来颇以民主自许，自由自豪。难道我们在争取两千万人的民主与自由之余，竟然无视十亿同胞的民主与自由吗？……天安门广场的胜利，是全中国也是全世界民主自由的胜利。相反地，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也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挫折，在历史炯炯的注视下，让我们及时站起来，从台北到屏东，一起向对岸大叫：‘天安门，我们来了！’”可是，我们别忘了，余光中这些国民党御用文人，他们在“争取两千万人的民主与自由”上，根本就是一纸空白，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对六四的反应，也没有“及时站起来”而有象样的行动。这种诗人，他们是没有真情的。没有真情的诗人，算是哪门子诗人呢？（1999/11/10）
充气娃娃功德无量
昨天晚上我在环球电视台《挑战李敖》的节目上，重新提出过去我在东森电视台《李敖黑白讲》中提议的以硅胶女人代替真人妓女的构想，我认为用硅胶女人取代真人妓女，既安全、又卫生、又廉价、又美观、又人道、又功德无量。为了男女平等，当然也可以做硅胶男人，至少可做硅胶dildo（人工阴茎、人工鸡巴、角先生）。网站上已有讨论，有人说：“大部分会去强奸女性同胞的男人，都是因为心里不健全所致，不然，既使没有充气娃娃，男人不是照样可以用手满足自己！所以我觉得，充气娃娃并不能解决性侵犯的问题。”又有人说：“John爱慕Mary已久，忍不住去订做跟Mary一模一样的充气娃娃，后来John食髓知味，一天碰巧遇见真人Mary，心想真人之味不知如何？便抓了真人犯下强暴罪，所以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根本不可能浅尝则止！”又有人说：“触感、质感真的会像吗？那不是像尸体一样？恶！抱着死尸睡觉。”又有人说：“那大概只有在原版的格林童话中，如白马王子般有恋尸癖的人才会喜欢吧！”又有人说：“干脆去买块猪肉不是更真实吗？”……其实，这些忧虑都可用技术和高科技解决。解决以后，声光化电和温度、香味、滑润等等，都可改进得精益求精。至于适应问题，请问假牙岂不和真牙一样好用吗？在乎当事人一念之转也。
网站上有人问：“与真人无异？那要女人为何？”问得好！正因为要女人没那么顺利，没那么方便，所以才要有代用品，才要以假易真也，真正女人的功用，谁要否定了？女人大可放心。不过，女人会老，充气娃娃却不会老，倒是一个问题呢。（199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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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1日
陈水扁抄人家七年前的
马英九昨天接受《自立晚报》访问，拆穿陈水扁的最新版两岸政策。马英九说：两岸关系重要而复杂，过去民进党以简单方式看待，凡事以“台独”主张解决，但现在也不得不走上“向中看齐”这条路，“强本西进”是个不错的发展，朝野若是能朝向这个方向跟进，也是可取的方向。但是陈水扁先生所提出的主张，其实都是七、八年前国民党就提出的，我过去就觉得，谈到两岸问题，民进党一向都在状况外。现在的主张就显得比较细致、有分寸，但就程度上而言，距离目标还很远。因为，基本上民进党是以一边一国的理念下来考虑，就算现在修正为两国，看在中共眼里，也只是台独的翻版而已，论调并不新鲜。不过，陈先生所提的主张，对选民及民进党来说，也还算是一大步啦！像两岸直航，航运、海运势必要采联营，“这对业界已是常识”，国民党在七年前内部就已写出这样的主张了。
马英九此言是也。核对之下，陈水扁今天的所谓最新版两岸政策，其实正是袭国民党七年前政策的余绪，抄了半天，竟不知抄点新的，反倒抄人家七年以前的，民进党和阿扁的不成熟，足为笑柄了。（1999/11/11）
教科书学台北？
今天《中国时报》登出驻日特派员刘黎儿10日专电说：受日本近年来批判“自虐史观”的右倾思潮的影响，两家大教科书出版社已向文部省申请将历史教科书中“从军慰安妇”一词改为“慰安妇”，以及删除强制征召等的“强制”字眼，因此从明年度开始，几乎所有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均将不再有“从军慰安妇”字眼。据《东京新闻》今天报导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东京书籍”（占有率41%）及第三位的“教育出版”（占有率18%）均向文部省提出申请，两家出版社均拒绝说明出版的理由，但突然加以订正的原因，是文化界右倾人士发起运动要求日本各级学校不要采用“自虐史观”的教科书。日本系从九七年起中学社会教科书里一齐出现“从军慰安妇”名词，这是因为八二年文部省的检定基准中订有要求考虑与中国、韩国之间历史事件的“近邻各国条项”；但是这两年，批判教科书有关第二次大战之记述的“自由主义史观”集团等人，主张日本的教科书是“自虐式的”及“慰安妇是商业行为而非强制征召”等，发起运动要求各地方政府不要采用“自虐式”教科书，影响所及，才有这次的修正。
看了上面的专电，我觉得日本鬼子这样干，岂不正学台北吗？台北的李登辉亲日政权，岂不正在台湾的教科书中这样干吗？李登辉叫他卵翼下的学者如杜正胜之流，在教科书中做全面的媚日活动，置慰安妇事件于不问，岂不正开日本鬼子在教科书上“修正”的先河吗？台湾事事学日本，终有机会让日本学了一次，只可惜是“自虐式的”一次，自己的女性同胞被日本鬼子蹂躏而不敢提，反倒美化日本鬼子，此非“自虐”而何？李登辉之流真贱种啊！（1999/11/11）
心里只有一个他
今天《中国时报》登出两篇报导：一篇是“记者林秀丽高雄报导”：新党提名总统候选人李敖，昨日提及他心中已锁定一位副手人选，但目前还不能透露。他表示，他选择副总统人选不会犹豫不决，例如陈水扁“选了笨女人吕秀莲又反悔”，或者如宋楚瑜般乱点鸳鸯谱。针对最近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副手大家猜热门话题，李敖表示，这正是宋楚瑜用来炒作媒体、吊大家胃口的机会，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个人认为，宋理想的副手选择是吴容明，但为了争取选票的考量，却必须选择省政府团队以外的人选。至于他心中的副手人选，除了“不考虑省籍问题”、“不选择异性”外，他认为“口才好、长相好”是很重要的。他说，如果许信良的口才好，长相如马英九，下场就不会这么惨。前高雄市长吴敦义是宋楚瑜副总统人选名单之一，但李敖说，吴敦义最大的缺点是“为了避免别人讲闲话，宁可不做好事”，所以才会被民进党谢长廷抢走高雄市长。李敖说，他选副总统人选不会犹豫不决，只会锁定一位，目前还不能透露，但绝对“我的心里只有他”，不会如陈水扁“选了笨女人吕秀莲又反悔”，或者如宋楚瑜乱点鸳鸯谱。他表示，他这个总统候选人可以消灭其它的总统候选人，而他选择的副总统候选人也足以消灭所有的副总统候选人，但选举往往是“叫好不叫座”，最后的当选者一定是叫座的人。李敖昨晚南下高雄中山大学化学系演讲“别再中山了！”，是他的校园演讲系列第四场。
陪同李敖南下的新党全国竞选暨发展委员会召集人李庆华表示，新党没有重北轻南，为总统大选而举办的八场“李敖跨越2000系列演讲会”，第一场就安排14日下午2时于高雄市技击馆登场，讲题为“高雄人缺了什么？”，全省“讲透透”的最后一场于明年元月2日在台北市举行。
另一篇是“记者陈嘉宏台北报导”：宋楚瑜副手引来各方关注，新党总统提名人李敖昨天表示，他建议宋楚瑜选择前副省长吴容明担任副手，让跟他打拼的兄弟出头，不要便宜了别人。李敖指出，宋楚瑜的副手点了那么多人，他认为只要宋楚瑜不跟他在台中一中的同学施启扬搭档就好了，因为施启扬“太官僚”、“太胆怯”了，吴敦义至少比施启扬好。李敖说，吴容明是跟宋楚瑜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宋实在无须把机会让给别人。至于有人提到找吴容明是否格局太小，李敖说，现在的格局本来就小，等抢到天下后，格局自然就变大了。李敖昨天是在一场有线电视记者会时做以上表示，他还向该有线电视董事长许荣淑致意。他表示，民进党总统提名人陈水扁因蓬莱岛事件入狱前，他曾考虑与许、陈二人共同组党，最后却因陈不答应而不了了之。李敖指出，这些后辈现在却成了正义的化身，实在令人不服气。
对上面两篇报导，我补充一下：
1. 由新党主办的李敖跨越2000系列演讲会活动预告如下：
第一场：高雄11月14日（周日）下午2:00入场，技击馆东馆（高雄市中正一路96号）
第二场：花莲11月21日（周日）下午2:00入场，美仑饭店二楼（花莲市林园1-1号）
第三场：台南11月28日（周日）下午2:00入场，劳工育乐中心（台南市南门路261号）
第四场：台中12月05日（周日）下午2:00入场，国光国小国光堂（台中市南区国光路261号）
第五场：桃园12月12日（周日）下午2:00入场，武陵高中礼堂（桃园市中山路889号）
第六场：基隆12月19日（周日）下午2:00入场，市政府兵役科（基隆市正信路205号）
第七场：台北县12月26日（周日）下午2:00入场，新店大丰国小礼堂（新店市民族路108号）
第八场：台北市01月02日（周日）下午2:00入场，敦化国中活动中心（北市南京东路3段300号）
以上八场，欢迎听讲。
2. 前天下午，萧政之、许荣淑两位到我家，约我到北美卫视记者会致词，昨天我去了。我当场表示：萧政之是我的敌人，因为他做过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头子；许荣淑则是我的战友。今天我想起一句英国谚语是：“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今天我们应该改写这句谚语：“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正义与利益。”所以，看到许荣淑能与大澈大悟后的萧政之合作，我感到很有意义。我又说，我举一个许荣淑是我战友的例子。在蓬莱岛案发监执行的头一天晚上，我和许荣淑一起走到陈水扁家里等陈水扁演讲回来，向他说：“我们一起就宣布组党吧（那时还没有民进党），大家不敢组党，因为组党国民党会抓人，可是明天你陈水扁就坐牢了，已坐牢的人难道还怕人抓他坐牢吗？要抓，抓许荣淑和我，你不要怕。”可是无论我们怎么劝，陈水扁就是不敢，结果党没组成，使我觉得陈水扁根本不是勇敢的人。昨天我说上面一番话，是对着台下的许荣淑说的，许荣淑频频点头，完全同意我所说属实。陈水扁的真面目，于斯乃见。（199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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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2日
妖僧闹双胞
不丹来的“大宝法王”泰耶多杰仁波切还没到台湾，就碰上另一“大宝法王”乌金听列仁波切支持者的抵制，于是两个“大宝法王”就在台湾相遇，造成了所谓真假法王之争。
这票十七世大宝法王的“双胞案”，一个是由中国册立经达赖喇嘛认证的乌金听列仁波切，一个是由十六世大宝法王的护法夏玛巴仁波切认证的泰耶多杰仁波切。两个妖僧，显然政治性的分属中国派和印度派。中国派宣称：1.大宝法王不可能有两位，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2. 乌金听列拥有十六世大宝法王的转世预言信，益增其信。但是，印度派则反驳说：1. 大宝法王不需要任何人认证，不是出生或幼小时“自我认证”，就是与其护法夏玛仁波切“相互认证”；2.十六世大宝法王也闹过双胞，得到达赖喇嘛认证的后来夭折，所以十六世法王并未得到达赖的认证；3. 所谓“转世预言信”与十六世法王笔迹不同，到现在也不敢拿出来鉴定云云。两派其实都是妖妄的。不过，法理上与法源上，当然要按照妖妄的传统来认定，自以达赖喇嘛认定的中国派为真货，相对的，印度派自属赝品无疑。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其实也相当乡愿，他们口口声声进步与革命，但在妖僧处理上却不得不相沿自清朝以来的“执迷”手法，迁就妖僧的产生方式，未免跟进步与革命太不搭调了。其实，所有他妈的仁波切都该切掉。至于台湾，简直落伍得不成话，整天看到一些藏传的大小妖僧脏兮兮的满街行走，而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又从而顶礼之、绍介之，实在是士林之耻。其中以丁乃竺最妖妄，此一马子有个秀气的小脸蛋，但却满脑袋大混蛋，她还学藏文呢！（1999/11/12）
又一个贪天之功的
高玉树前天发表《再论“五十年统一台湾？”》，提到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时，当时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小组的召集人吾尔夫先生（Wolfe）是台湾的朋友，与笔者也有亲交。他是纽约市选出的民主党众议员。他一向对反共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友好而公开表示支持。在卡特总统发表承认中共政权建交时，吾尔夫众议员正在远东地区考察，人在香港。他似感觉不悦即中止考察旅程，飞回美国中途停留台北住进圆山饭店。我去看他而我们两个人坐在圆山饭店他的房间，商谈如何来对卡特总统冲动的措施补救。本人当时是行政院政务委员，以两次击败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台北市长，继而一任官派的院辖市长，之后被任交通部长，四年之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而始终保持无党无派身份不屈不挠，故对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来龙去脉可说非常清楚，而身为台湾本省人故对国民党政治统治下人民的心里曲折了解清楚的政治人物之一。我们两个人关门仔细研究如何来补救台湾的政权及人民的安全，最后他并无表示如何设法补救但心有打算彼此分开他匆匆过一天飞回美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在报纸看到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关系法后送到参议院，参议院也迅速通过变为美国法律云云。
高玉树字里行间，显然有把台湾关系法的订出归功于他自己之意，一如彭明敏几年前也归功于彭明敏自己一样。事实上，从彭明敏到高玉树，全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并且故意捏造历史。台湾关系法的订出，根本是杨西崑的功劳，如今彭明敏和高玉树都贪天之功，不可耻吗？（1999/11/12）
改人者人亦改之
桑塔耶那为美国自然主义哲学家与美学家，在台湾曾有《美感》一书，西洋美学史里也算是一派宗师，记得好象朱光潜《谈美》（或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里曾经有篇章介绍。至于他的美学主张是些什么我从没印象，只记得有则故事说桑老有天在课室中忽然看见窗外阳光清朗，便举步外出，不再走进教室──可以想见其人吧！桑公此诗是首传统十四行（商籁，sonnet）诗体的悼逝诗，对象显然是诗人生命中很有量的一位。诗节形式为4-4-4-2，韵脚为abba-cddc-effe-gg。商籁体诗正如同中国的五七言一样，讲究的是格律形式中吟念出来的韵味与美感，因此译诗时，除非译者一点也不想赏玩和传达它的音韵形式之美，否则当然大可自由意译之；若要遵从它，限制自然无处不在，也难免“戴着枷锁跳舞”。由于语言体系的不同，译者要追随严谨的音韵事实上常有困难，甚高明者，至多猎其韵脚而遗诗行的内在音步，甚至只能勉强求部分气味，但求没有误读。余光中的译诗中显然是有意以服从英诗的格律为先，但在无法追猎每一节韵脚的情况下，配之以中国古典诗aaba的押韵。相对的，李敖的译诗全不玩这一套，先取其境而把部分长音节锯短或把短音节接肢，以至于十四行诗译成十三行，全诗念起来是顺畅得多了，但商籁体诗的游戏规则也被牺牲了。以李敖向来志在自由，当然不愿曲从枷锁，其译诗如此也无可厚非。但可以想的是，李敖虽是文人，毕竟不是文学中人，尤其并不以诗为职志，为什么会想译桑老的这首诗？诗中的平淡和苍老，原都不是执剑战斗的李敖心有所之的情境，我以为对于一个非专业的译诗人，要不是某一首诗让他有特别的感怀，通常他只要念过就可以了，必不至于特别想要把它翻译出来，换句话说，诗中没有他想要传达的意思。因此我可以想到的是，李敖舞剑，意不在桑公，而只在于对诗坛祭酒余光中的挑战，对权威的挑战。而这样的出发点距离桑公的伤逝心境其实是不着边的。再者，译诗时，误读尤其应该避免。
台大彭镜禧教授最近就曾说译诗首在求没有误读，再求其境界。误读包括整个意思的误读，以及对原诗部分美感的忽视，甚或超越其原有的安排。桑公原诗用语朴素，除了将第二句将心中人影喻为森林以及挚爱的消逝如一树凋零外，全诗并不追求意象之营造，第四行的green array原指树上绿叶扶苏，余译却为了押韵的需要而刻意以“嫩绿的春装”扮之，显然在时序及意象上并未完全依循原诗。至于李敖叫倒装的英文立正站好，又叫绿装卸在心里，其实是完全歧出桑公的树林了。两诗一者为人着装，一者叫人脱衫，孰为诗人，孰为湿人？对比之间，大有其趣！复次，桑公原诗第二段前两行承第一段而来，说港湾与村路等也失去了友谊，原有将彼等拟人化的作用，可见怀念逝者的并不只是诗人一人，但在李译中，虽然“情味都今非昔比”语韵俱佳，但也因少了原诗的拟人作用；而第三行似指追寻另一份挚情，又似乎指港湾村路等之外的其它与逝者曾有深厚友谊但已难明确指认的具体场所，第四行一日内老去说明难寻其余的因由，也再度强调逝去的难忍。李译“虽有余情，已难追寻”，虽有其味，但把未逝的部分（余情）当成追寻的对象，似乎未尽明确把握客体。余译“在一日之内”，“在”字赘余；人因悲伤而黑发变白者有之，至于“白发加长”似乎又蹈言过其实之弊了。原诗第三段指出逝者的品质，用语极平淡，译诗也没什么好计较的，但这却也是最难译的部分了。至于《无论》诗中的破鞋是从他年轻时Blowing in the wind而作的《江湖上》之中“一双鞋能走几条街 / 一辈子能穿几双鞋”走过来，而那双鞋又从嵇康（？）的“平生几两屐”中走来，以今日观之，回顾之情不可谓无，但用语极淡，又强求七言之工整，算不上好诗，按余光中确有很多好诗，而李敖独钟情这破鞋以及六言形式，倒也奇怪也哉？批评别人容易，自己做起来难，也姑且在前人的肩膀上试译之：（韵脚零乱，先自承舞功尚浅）
部分之我已随你俱逝；
我心中人影如林
冬风吹拂，一树凋尽
不复绿意披离。
教堂与炉边、村径与港湾
它们也同失旧谊；
即使我想，余者已难追觅，
一日之内我已老去恁许。
但在记忆中我仍珍惜
你良善的天性、轻悦的童心、
和你受人尊敬的可亲；
这些都曾是我的，我因之而充实。
而我已难分辨何者较多──
是我留住的你，还是你带走的我？（林听，民国88年11月09日17:52:48）
为李敖辩解如下：诗，是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简化文句的一种文体。其意境只有当事人最为明了，而后来之诵诗者（或译诗者），大概只体会其七八成。但体会是体会，能不能明白表达又是另外一回事。由其是在翻译别人（老外）的诗词，除了本身的外语要有个程度，文学素养也要有相当的能耐。以李敖“破书十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能耐，想要质疑、甚至批评他老人家的文学造诣不佳，其实是像螳臂挡车一般的。这位“林听”先生说，“…但可以想的是，李敖虽是文人，毕竟不是文学中人，尤其并不以诗为职志，为什么会想译桑老的这首诗？诗中的平淡和苍老，原都不是执剑战斗的李敖心有所之的情境……”。我想这位“林听”先生，可能真不了解李敖的文学素养。我建议他，不妨看一看《李敖大全集》，其中如第15册李敖情书集、第17册波波颂等，就可以明白李敖的浪漫（“想要打倒一个人，要从全盘了解他做起”——李国谦）。而其文中提到“李敖虽是文人，毕竟不是文学中人”，这样的逻辑真是不敢领教。苏轼（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人（文学家），其诗、词、文皆脍炙人口，但他在文学以外的表现，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优秀。所以苏轼既是诗人、词人、古文家、艺术家、评论家，亦是政治家。而这就是一流人全面性的境界，正所谓“大器晚成”，意即在此。故身为第一流人物的李敖，必不以单为诗人为满而划地自限的。毕竟，第一流人物是另有更伟大的志向的。无怪乎起兵抗秦的陈胜在未腾达时，曾喟叹曰：“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奉劝这位“林听”先生，有空多看一看书了，尤其是《李敖大全集》。（李国谦，民国88年11月09日20:59:03）
亲爱的李国谦先生：我当兰不否认李敖读破万卷书，只是说李敖毕竟不以文学为职志，（当兰，他也不想只钻在文学书堆中），完全没有否定李敖读书的功力。只是，能不能就诗论诗呢？您觉得这位战士对桑塔耶那诗的翻译真的妥当吗？好过余光中又代表了什么呢？读书多而下笔可以如神、出口可以成章，大抵是不会错的，但这也不表示他没有误读的可能啊！李敖毕生为挑战权威而奋斗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也许教主寒和教主的信徒也该有同样的信仰吧！（林听，民国88年11月10日12:52:21）
我是提倡理性思想的人，但我也不掩饰我有一点非理性的偏见和成见。譬如说，我一直觉得语文学家、文法学家、一般教授、学者、批评家们，尽管他们谈理论头头是道，可是一旦自己下海写东西，就一塌糊涂，坐实了他们的理论都是空中楼阁。好象古代的那种兵学家，谈作战，头头是道，一实际作战，就抱头鼠窜而归。
看了李敖电子报意见交流版中林听先生的两封来信，我就有上面的感觉。林听先生谈诗理论，学究气十足，也自成一说。但他最后自己下海译桑塔耶那的诗，就一塌糊涂洋相毕现了。既不押韵，又不成真正的十四行，文字又难读，跟余光中的译诗半斤八两，正好凑成宝一对。我的总体感觉是：林听先生对文字的高下辨别能力太弱了，他把余光中和我的译诗等量齐观，即可证明他在高下辨别能力上出了问题，最后他又拈出他自己的译诗，不知其烂自彰其丑而不自知，可见他的问题所在。最后的评语是：林听先生真正的故障所在似乎不在语文方面而在心智方面，他竟大胆到敢评改大师李敖的译诗，更进而敢把他自己那样烂的译诗自投网上，这种作法，我看已不是心智不成熟了，而是他疯了。（1999/11/12）
台大短命、校长长寿
《中央日报》登出“国立台湾大学校庆启事”，劈头就说“八十八年11月15日为本校五十四周年（创校七十一年）校庆”云云，这太可笑了吧？台大前身明明是日据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于1928年3月，台湾光复后，1945年11月15日由中国接收，计算学龄，当然要从日据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算起，一如北京大学的学龄要从清朝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岂可前面的不算？试看今天成功大学也正庆祝校庆，可是庆祝的标明是六十八年校庆，就是从日据时代起算的。如今台大明明七十一年学龄，却算得比成大六十八年还短，这不是荒谬吗？
相对的，台大校长陈维昭上台后，非法擅定自肥条款，把他的任期——拉长再拉长，长到比李歪嘴做总统的任期还长，其无信无耻，足使斯文扫地、士林痛恨。两相对照，真是台大短命、校长长寿了。（199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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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5日
小马哥太天真了！
李登辉勾引日本鬼子“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来台湾，13日清早报上出来消息，下午新党党主席李庆华就约我召开了临时记者会，我在会上“警告”了台北市长小马哥，我说你是“保钓健将”，而石原却说钓鱼台是日本领土，又否认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你不可以见他，否则我跟你没完没了。晚上10点20分，小马哥电话打到我家，向我解释，谈了半小时，我劝他注目在最高层次，我说客人不是你请来的，并且是李登辉秘密作业直接请来的，你何苦为他背书、蹚这浑水？何况，“行客拜坐客”，这是起码的规矩，现在变成石原在他住的国宾饭店等你，你去拜访他，说得过去吗？小马哥说我不到国宾饭店石原住的房间，而在国宾饭店中另一间房见面好吗？我说又有何不同？小马哥说他尽量改在国宾饭店以外的第三地见面。我说我根本反对你见他。
14日晚上，我在高雄演讲后北返，路上接到我太太来电说，小马哥又来电话了，解释他总算不在国宾饭店跟石原见面了，改在第三地晶华酒店见面了。意谓接受我的建议，做到“个人不失身份、团体不失立场”了。
今早见《台湾时报》报导：“马英九昨天傍晚以首都市长身分，在晶华酒店设宴欢迎石原慎太郎，不过，因飞机误点，会面时间比原订晚了三十分钟，又因石原晚间6时与李登辉总统有约，马英九与石原的会面时间只得缩短。”缩短结果，只谈了二十分钟。小马哥最后还是被摆了一道！
小马哥前天告诉我4点半见石原，我说为什么时间这么紧凑，他说要迁就石原在台湾忙。我说石原来台湾有三天行程，再忙也不会只跟你从4点半见到6点见李登辉这么短的时间吧？现在报上登出了，原来石原不但叫小马哥白等他三十分钟，并且只花二十分钟就谈完了。前天晚上我特别叮咛注意别被日本人在程序上占了你便宜，果然不出我所料，小马哥太天真了！（1999/11/15）
小马哥与“城市外交”
13日晚上10点20分，台北市长小马哥打电话来，向我解释他明天要见日本“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的事，谈到“城市外交”的必要，我说你去过日本，要把台北跟东京外交成姐妹市，结果行不通，石原到台湾，就行得通了吗？你太天真了。
我手边有陆以正大使的一篇旧作，叫做《怪哉！所谓“城市外交”》，现在摘出几段，给小马哥看。陆以正说：“台风过境，台北市、县境内两次发生人民遭土石活埋惨剧之时，竞选连任的陈水扁市长却在电视上大力推销所谓的‘城市外交’。我在民视新闻上看到，他说不必怕中共封锁我国的国际空间，因为台北市今年主办世界市长会议的成功经验，既然能抵挡住中共压力，可以补正外交之不足云云。我的资质愚鲁，实在想不通外交实务或者大陆政策，与台北市长的选举有什么关联。TVBS有一位美国人包杰生，先前已经在节目上说过，他不懂竞选县市长的人，为何喜欢谈国家大政与统独问题，因为这与他们所竞争的职位，无论怎样也扯不上关系。陈市长志在更上层楼，因此他在评论辜汪会的时候吹嘘城市外交，或许比别人多一点理由，但所举的例子与说法仍然不太恰当。台北与世界许多城市都结为姐妹市，是历任市长一贯承继下来的关系，与市长所属党派沾不上边。……向选民暗示，我的‘城市外交’很成功，足以取代正式外交，更是有违常识之言。台北市出飞机票，招待住五星级旅馆，礼车出入再加警车开道，各国市长自然高兴携眷来游。我无意抹黑请来的贵宾，在中共打压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有人替我国仗义执言总是好的；因为我们主办了今年年会，中共杯葛不成，也是事实。但大家仔细想一想，一个台北市民如果在国外遭遇任何问题，当地市长能帮得上忙吗？不论是失落护照、签证逾期、遭遇偷窃、或车祸受伤，这些事都只有中华民国驻外单位才有责任、有能力及时驰援。保护国民的工作与有无邦交都没有关系，我们在无邦交国家所设的任何单位都能办得到。如果迟了一步，外交部还会追究责任。”陆以正最后说：“也许陈市长暗示的意义更高一层，但举世任一国家，还没有一个市长能影响他本国外交政策的先例。即使是纽约市长，最多只在开违规停车罚单一件事上，能不理会国务院的意见。因此如说‘城市外交’可以代替正式外交管道，那是把选民的常识过分低估了。以陈市长的学问与修养，我很难相信他会犯这样的错误。”
如今小马哥陈规马随，也把“城市外交”当成了牌来打了，我认为对外交部而言，又犯了越俎代庖的错误。更何况这一外交，根本涉及内交，因为石原慎太郎所象征的，明明不是“东京市”与“台北市”市与市间的层次，而是“日本”与“中国”（包括台湾）国与国间的层次，小马哥此时不知深明大义，反倒斤斤以“城市外交”做着眼点，深令我们为他惋惜。小马哥是优秀的人，他该有更高的层次啊！（1999/11/15）
小马哥“城市外交”不成事
15日《中央日报》报导小马哥见石原慎太郎后的“成绩”如下：“台北市长马英九昨日趁着与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会面的机会，主动进行城市外交，表达双方缔结姐妹市的意愿，不过在中共可能出现的压力及东京与北京已结为姐妹市的情况下，石原并不愿正面答复，只表示，透过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实质交流比形式上的姐妹市更有意义。为尽地主之谊，马英九昨日下午4时30分在晶华酒店安排茶会欢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过，因行程延误，石原慎太郎迟至五时十分左右才在行政院经建会主委江丙坤的陪同下抵达茶会会场。在近二十分钟的会谈中，双方分别就文化、建立救灾体系及推动公害防治等议题交换意见，并未谈及外界关注的保钓及慰安妇等敏感话题，随同的人士包括台北市政府副市长欧晋德、文化局长龙应台、新闻处长金溥聪、消防局长张博卿及律师王清峰等人。马英九主动表达台北与东京缔结姐妹市的意愿，他说，台湾和日本每周飞机往返五十九个班次，每年旅客各有七十至八十万人次，来往相当频繁，他建议双方进行更深度的往来及实质交流。不过，石原慎太郎并未正面响应，只表示，他赞同首都之间进行城市与城市经贸及文化各方面的交流，而与其进行形式上的交流，不如在文化、经贸层面展开实质交流。”
我“警告”小马哥会得不偿失，证明了我又一次是先知。（1999/11/15）
萧条异代却同时
古人诗说：“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却想改为：“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却同时。”我常常感到：我竟和这么多混人烂人同时处在这一岛上，岂非怪事？是怪他们妈妈小产呢？还是怪我妈妈早生？想来必有一怪。最大的差异是，我是未来的先知，他们却是今之古人，他们的肉体活在现在，但大脑却“萧条异代”，根本是前朝人物或汉唐人物或史前人物，把根本不该同居一岛的人塞在一个岛上，此天之作弄我，非我骂人之罪也！（199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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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6日
许信良论李敖来台五十年
李敖最喜欢谈论的中国思想家是胡适，而胡适最常提到的是写“国民公敌”剧本的剧作家易卜生。在“国民公敌”中，斯铎曼医生最负盛名的一句台词是“世界上最强而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我把这句话送给李敖先生。
个人在一个时代、在一段历史里有多少角色呢？人类在过去大多数的时刻，寻求一种“集体”，寻求集体的记忆，寻求集体的意志。因此，根据血缘，而有了家族；根据土地上某一群人的特殊利益，而有了国家；根据国家内部某一群人特殊的政治想法，而有了政党。大多数时候，人类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由，创造了这些集体的概念。但也在创造集体概念的过程中，逐渐背叛而失去了自我。
在人类历史上，意识到集体对个人这种消灭的人，非常多。在许多创作者中，易卜生只是其中的一个，其它还有像卡夫卡的小说等，不胜枚举。但是能够真的用一个孤立的人、孤立的一生，来见证一个时代的人，放眼大历史，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
小说家卡夫卡写“公务员之死”，这位公务员寻找自尊的最后方法，就是自杀。可是李敖的有趣是，他不只杀自己，还差点把别人都给杀了。
《李敖快意恩仇录》的书背介绍文字明白的说，“李敖不是宽容社会下的产物，他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一个社会出现一位李敖，哪里是容易的事，又哪里是平白得来的事？
在人类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第一个都是思想家。而这些思想家，如果又是一个行动者，他对思想的影响更加深远。我的一生，一直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思想的行动者，而在我人生实践的过程中，也经常不断地循环在集体与个人意志的反省与选择中。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坚强意志的人，或者被许多人称为“绝对自信”的人，都没有能力让自己成全出像李敖这样一个彻彻底底的生命力。
李敖曾经很自豪的说，“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台湾社会比李敖痛苦的是，他们想找佩服的人，却不能照镜子，因为镜子里面出现的不是李敖。今天李敖来台五十周年，五十年的历史里头，李敖历经各种不同的阶段。在大学时候，就已经才华横溢到连他的老师都不得不低头，可是他却进不了研究所。他一个人单干！不管他说他认不认同台湾，不管他是不是嘲笑台湾只是个岛国，他住在这里五十年，而且有一段时间居然还为台独坐牢。
他在那个年代里头，把所有压抑的思考，像翻石头一样，把那些封建的石头全翻开来。像李敖这样一个人，放在任何其它国家或土地上，都会被当成一个社会中难得的思想天才，可是在台湾，他的处境却刚好见证了那个时代很深刻的悲哀。但之后的李敖，他所对抗的就不只是那个时代，而是这个社会中用各种方式所创造出来的虚伪道德、甚至对抗他自己的年龄。
许多人说我不擅长媒体政治，而且他们说我愈老愈不适合。我看到李敖，就不服气。我虽然不如李先生会讲话，当然也不如李先生聪明，但他又不是美女，整天只穿着一件红夹克、拿着一些资料，却竖立了台湾在各种主流媒体中不可取代的舆论王国。我只能够说，有些人的确是超越时代的。在压抑的时代对抗压抑，在虚伪时代对抗虚伪。
最后还是用这句话送给李敖，“世上最强而有力的，就是那最孤立的人”。以前他不需要学术界捧他，后来不需要政党捧他，现在也不需要大媒体捧他，他照常活得高高兴兴、快意恩仇。
上面这篇五个多月前许信良的大作，他把原稿送给我留念。我感到信良和我萧条同代又同时，特别把它发表在《李敖电子报》上，以显示两个最孤立的人的孤立之交。前几天，我把我们全家有投票权的三个人（妈妈、太太、我）的身分证影本连同印章都交给李永萍转为许信良竞选总统连署了，李敖式的做人方式，洵如是也。（1999/11/16）
建国党捧李敖
1997年9月2日，建国党发了一则“新闻稿”，全文如下：“作家李敖先生捐出百件珍藏义助台籍慰安妇，本党对李敖先生的义举表示肯定，并呼吁同胞共同关心慰安妇及妇女安全的问题。本党认为：一、台籍慰安妇的发生是因为台湾被当成日本战胜满清的战利品，台湾妇女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泄欲工具的悲惨事实。要避免似此悲剧再发生，台湾应建立自己的国家，不再受到任何国家的侵略，否则，台湾的妇女有可能还会被强迫为慰安妇。二、日本无耻，台湾政府无能，是因为‘中华民国’不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根本无法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想要日本道歉与赔偿可能无法达成，台湾人的女儿不仅在殖民地时代悲惨，‘中华民国’据台的今日，正义依旧无法获得伸张，尊严何能得偿？三、李敖先生的意识与本党虽不同，但其以行动支持慰安妇的精神可嘉，值得肯定与支持，希望国人也共同为我们台湾的女儿尽一点心力。”
以上新闻稿中，最凸出的正确见解是：1. 它肯定“李敖先生的义举”、肯定李敖先生“以行动支持慰安妇的精神可嘉”。2. 它指出“日本无耻”，进而造成“台湾妇女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泄欲工具的悲惨事实”。但在新闻稿中，也凸出一个不正确的见解，就是它认为“要避免似此悲剧再发生，台湾应建立自己的国家”，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日本人强征慰安妇，在亚洲国家所在多有，都发生在已建立的自己的国家之中，自己的国家不能抵御日本人，虽建立又有何用？试看今日，钓鱼台本属宜兰县头城镇的领土，现为日本人所占据，勇敢的台湾人至今不能驱逐日本、光复钓鱼台，若说此中关键在台湾有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岂非自欺欺人？难道自己的国家没建立，就可任它发生慰安妇被奸、钓鱼台被占的事实吗？台湾没建立自己的国家前，勇敢的台湾人就一无作为，任日本人欺负吗？所以我说，这种逻辑是自欺欺人的。
一件奇闻该大书特书的是：建国党发新闻稿肯定外省反独大元帅李敖，真可说破天荒，新闻稿点破“李敖先生的意识与本党虽不同”，但“值得肯定与支持”，这一现象，一方面看出建国党的无奈与风度，一方面看出李敖的强势与声势，势能使人授首的，才能使人俯首，今于建国党赞美李敖新闻稿上见之！（1999/11/16）
陈水扁给李大哥的信
1985年4月24日，我五十岁生日的前一天，我发出《五十闭关宣言》给朋友们，这天我有日记如下：“酆大夫来聊天。南榕托小邱送花来。老孟问情况。我说老二正常就好。老孟说：‘老大也重要。老大打老K，老二慰劳老大。’发出《五十闭关宣言》给诸老友。一点李宁来送礼物，与文茜午饭，谈四小时，文茜送We Are The World唱片。午后我不在时，维贤来过，留下杂志。小魏、盖世来过，留下《生根》全体同仁贺片及‘老板娘’（许荣淑）送来蛋糕水果。峰松来过，候我良久始去，送来我生那年旧版书，尤珍贵。夜世煜夫妇、小痴来医院。夜登恩送蛋糕，棠仪送卡片。”这天日记中我提我《五十闭关宣言》，是我吃不消朋友太多、太占我工作时间，因而发出的通知，颇有息交绝游的味道。
宣言发出后，我收到当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陈水扁老弟的一封信，全文如下：“李大哥勋鉴：很高兴看到 您的《五十闭关宣言》，相信在您‘专心写作’下，于‘老死台湾’前，必有不朽的成就。做为朋友不一定要见面，有时只要读一读您的大作，得到启示，就终身受用无穷了。有时批评尽管严厉一点，未尝不是善意的期许。感谢您最好的方法，就是努力再努力，改进再改进，永无止境。敬祝闭关成功！弟陈水扁拜上74.4.26”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陈水扁十四年前对李敖的恭敬与友善。随着岁月的流失，政治人物陈水扁也今非昔比了，政治人物的势利与现实，足可醒世也。日记中提到的“酆大夫来聊天”的那位名医酆特曾先生，现住在中心诊所医院里，已近乎植物人了。我前几天还去看过他，也是今非昔比的一例，不过，那是温馨的，政治人物差远了。（1999/11/16）
智仁勇和钱
李翰祥北平艺专的老同学毕丽娜（歌星费翔之母）说：“李翰祥满脸骄气，李敖一身傲骨。”这种看法很传神。骨子里，我李敖一直都是最看得起我自己的，或者说，不太看得起别人的。一般人以为李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写文章，其实我自己看来，写文章固然李敖“中华独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文章背后，若没有伟大的人格（仁）、超凡的智能（智）、过人的坚毅勇敢（勇），和不靠人吃饭、不靠人支持而能独立存在的本领（钱），文章也无从好起，也无从发挥作用。这是我坦白、务实之论，一般人不知也。（199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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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7日
望梅不如寻梅
11月17日James YU在李敖个人信箱里寄我一信，标题《望梅却难止渴——话硅胶娃娃》，信中说：“李敖大师您好：拜读‘充气娃娃功德无量’一篇至表赞同，除了您文章所提的各种理由之外，在台湾尚有一群为数甚多的壮年菁英，亦渴望有一干净性爱玩偶能陪伴身旁以解生理所需！！这群人（包括我在内）都算是社会的中坚份子，有家小、有正当工作，诚实纳税，原本也该是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只为了不满此地日渐败坏的社会风气以及学而无用的教育环境，不得已远渡重洋，将妻儿子女送至国外而自身留在国内续做牛马。若非因为从小在此所接受的教育去到海外根本难以谋生，任谁也不愿过这种妻离子散的台‘独’生活……每思及此，感慨万千，国家社会何时才能清明，人人得以安养晚年？是男人就有其本能的需要，而充气娃娃，不谛是还给妻子一个忠实丈夫的权宜之策，我曾跟太太认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她也极表赞同，惟坊间贩卖的充气娃娃粗糙得实在不堪使用，一不小心，还有刮破皮的可能且乏味至极。国外（美国）就有种拟真的硅胶娃娃，美丽至极，这是它的网址: http://www.realdoll.com/cool/index.html
虽然售价不菲，但却胜过外遇代价或花钱还得病的风险。不过在这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度里，这类东西咱们海关老爷是将之当成伤风败俗的淫秽物品不得入关的……所以可怜的台湾男人们只有望图兴叹，继续在肉欲横行的灯红酒绿中一解苦闷，还得自求多福以免得镖！！！生为男人，尤其是身在台湾的男人，还真是一件苦事，您说呢？？？？？”
这封James YU呼应我的信，很能写实。我想我会进一步要求能够从立法上、或解释上，放宽这种硅胶娃娃的心结，望梅止渴太消极了，踏雪寻梅才是积极的，在我的推动下，我想一定会成功，并且为期不会太远。（1999/11/17）
法官郑堤升提升了我们
1998年10月28日，台北地方法院法官郑堤升，在“八十七年度北简字第946号”的一件妨害风化案的刑事判决里，做了一件划时代的宣判。判决二十八岁的被告陈信佳无罪。无罪的理由是：
一、本件公诉意旨略以：陈信佳基于概括之犯意，自民国八十七年4月间起，以每具新台币（下同）一千元之价格，向不详姓名之“张先生”男子贩入供人泄淫之吹气娃娃猥亵物品，再使用0936155456号之行动电话对外联络，在台北市一带，以每具一千五百元之价格售予不特定人，嗣于同年6月24日晚上10时30分许，在台北市金山南路、济南路口等候买主吴先生取货时，为警查获，并扣得其贩售之吹气娃娃猥亵物品一具云云。
二、按检察官声请以简易判决处刑之案件，经法院认为有第451条之一第四项但书之情形者，应适用通常程序审判之，刑事诉讼法第452条定有明文。本件公诉人原就被告所犯情形声请以简易判决处刑，惟经本院审理后，认应为无罪判决之谕知，爰依通常程序审判，先予叙明。
三、讯据被告陈信佳虽不否认其有公诉人所指之贩卖吹气娃娃情事，惟辩称其不知为犯罪行为？就本件被告贩卖吹气娃娃之行为是否构成刑法第235条第一项之贩卖猥亵物品罪，依现今之社会通念，非无审究之余地，兹一一分述如下：
（一）就法律面而言：按散布或贩卖猥亵之文字、图画或其它物品，或公然陈列，或以他法供人观览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三千元以下之罚金，固为刑法第235条第一项所明文。而所谓“猥亵”系指奸淫以外，足以兴奋或满足性欲之一切色情行为而言。（最高法院六十三年台上字第2235号判例参照），至是否为猥亵文字、图画或物品，应依当时实际状况，视社会对于善良风俗之评价尺度如何及在客观上是否足以使人兴奋或产生性欲而定。参诸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07号解释，则有关猥亵物品，应指一切在客观上，足以刺激或满足性欲，并引起普通一般人羞耻或厌恶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碍于社会风化而言。又有关风化之观念，常随社会发展、风俗变异而有所不同。盖以刑法第235条第一项之贩卖猥亵物品罪系规定于刑法第十六章之妨害风化罪章，其规范之目的则当以行为人之行为使猥亵物品流传于社会公众，足以助长淫风，破坏社会善良风俗，其可罚性甚为显著，始有处罚之必要，此与猥亵物品仅供己用或极少数人购买，未达危害社会秩序而属个人自由权限范畴之情形有别。经查本件被告所贩售之吹气娃娃，观其材质系以塑胶布制成，虽具有人之形状，然依外观视之，未吹气前仅系一堆塑胶布而已，吹气后，纵具有人之整体形状，然就与真人相差甚远，依目前社会通念，显难令人望之即产生兴奋或性欲。次查被告贩卖吹气娃娃系以刊登行动电话于杂志媒体方式为之，其交易系以秘密方式为之，就社会大众而言，虽引起一般人之羞耻，然尚非达厌恶之程度，且无侵害性的道德性情感，况一般人尚难以知悉如何购买，其流通于社会之机会显极微小，购买者亦显系少数之特定人，若谓其将破坏社会善良风俗，然比之目前坊间充斥之各式“写真集”、有线电视台及电影院审核通过合法播出之限制级影片，吹气娃娃之情欲挑动性实难与渠相比，况以有关《性爱大全》一书、《小泽圆写真集》情色刊物，目前司法实务上均已不认为系属猥亵之书刊，则就法律面而言，吹气娃娃亦仅属一堆塑胶布制成之物品，又盍能指为猥亵物品而构成妨害风化罪。
（二）就生理面而言：人有七情六欲系与生俱来，欲既而生，自应求其宣泄管道。就一般男子而言，有配偶者，自得与配偶行雨水之欢；而无配偶者，必寻求泄欲之管道。观以我国对于娼妓尚未如其它国家为合法化，而若召私娼，对一般人而言，不仅有法律上之顾虑，亦有健康安全上之顾虑，是以自慰行为即为现今医学上所容许最简易之泄欲之道。有为求增加情趣，遂有情趣用具之产生，以资为自慰行为之辅助用具。再就正常男子而言，通常必先有性欲望产生，始生寻求宣泄之意念，对于无配偶又忌召私娼者，其以购买吹气娃娃为其宣泄欲望之辅助工具，又有何不可。复就本件具体情况，依扣案之吹气娃娃而言，并无使人望之即受其挑动兴奋情欲之感，此观扣案之吹气娃娃经本院当庭检视，客观上确无任何足使一般人产生欲望之虞，则人之性欲既非因吹气娃娃之挑动而生兴奋或性欲，且无任何侵害性之道德情感，依前述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及最高法院判例而言，实难谓吹气娃娃为猥亵之物品。
（三）就社会面而言：我国目前既无合法之娼妓，以提供有生理情欲需要者宣泄之处，则有欲望且忌于召私娼者，藉由情趣用具辅助自慰予以宣泄情欲，自有助于减低社会上强奸妇幼、不伦之奸等犯罪行为，此二者虽无必然之因果关系，然相对地发生率将随之而减低。环顾目前社会上单身女子独自行走时偶遭人掳掠强暴、学童幼女遭不识男子为性侵害等讯息时有所闻，若得使欲望者藉吹气娃娃等类似辅助自慰用具加宣泄生理欲望，则对社会而言，亦难谓无正面之帮助。况以现今社会风俗，比之民国2、30年代，甚至6、70年代之民风，对于色情之定义，已较当时开放，坊间四处充斥各种合法写真情色书刊；有线电视台各种情色节目亦得播放，或有综艺节目公然陈列俗称假阳具之物品，亦已为司法实务所不罚。则就吹气娃娃而言，以目前社会通念对于色情之认定，客观上已无再认定其为猥亵用品之必要。
（四）就侵害法益面而言：本件被告贩卖吹气娃娃之方式，系以登载于跳蚤杂志或报纸小启广告为之，而扣案之吹气娃娃亦仅以一塑胶袋为包装，并无记载任何足以使人产生兴奋及性欲之文字，其交易方式亦仅属买卖双方私下为之，由此足认不仅系争吹气娃娃并无鼓动他人兴奋情欲，且购买者尚属少数之特定人，就刑法妨害风化相关规定而言，其既着重于处罚侵害社会法益之人，贩卖吹气娃娃者，其贩卖行为，并未有任何行为煽动他人情欲之文字或图画，亦未告使购买者得公然使用，而就买入者，多以带回私下自行使用，则就买卖双方而言，并无任何破坏社会善良风俗之行为，自无侵害任何社会法益可言，若论以刑法之罪刑，显非允当。
四、综上所述，本件被告虽有贩卖吹气娃娃之行为，然就法律面、生理面、社会面及侵害法益面而言，均难认定吹气娃娃为猥亵之物品，自与刑法第235条第一项规定之构成要件不符，此外，复查无其它事证足以证明被告所贩卖之物品为猥亵物品，自应为无罪之谕知。至有关吹气娃娃或其它供男女使用为宣泄性欲之情趣物品，现今并无明确之主管机关予以管理，对于所制造或进口之上开物品种类、贩售对象、材质是否对人体有所影响等情形，应尽速由主管机关制定相关法令予以管理。
五、依刑事诉讼法第301条判决如主文。
我李敖骂了三十多年的法官，极少法官被我赞美过，可是，做这篇判决书的法官郑堤升，我却要特别赞美他，赞美他做了这样开明的判决，提升了我们的视界与方向。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位法官在判决书最后，曲终奏雅，来了一段与被告无关的议论，他写道：“至有关吹气娃娃或其它供男女使用为宣泄性欲之情趣物品，现今并无明确之主管机关予以管理，对于所制造或进口之上开物品种类、贩售对象、材质是否对人体健康有所影响等情形，应尽速由主管机关制定相关法令予以管理。”这段尾语，太有建设性了，他真是用心良苦又含意深长的法官哟！（199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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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8日
章孝严“急流勇退”？
《联合报》今日社论，以“章孝严应拒绝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为题，指出：“章孝严的处境，正是许多国民党高层党政大员的处境。他们完全失去了自主性，不能响应良知的呼唤，亦不能反映民意的期望，只能作为执行当局意志的一颗棋子。正因他们不能自由地判断与选择，所以他们往往不能‘做对的事’（do the right things），而只能勉力‘把事情做对’（do the things right），并以此为能事。因而，像章孝严这类的人，连闭着眼睛打压‘连宋配’、睁一眼闭一眼玩弄‘延任案’，及玩一场假情假义的云林补选这类的事情，他们都敢作、都肯作，而且作得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正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格的矜持，失去了响应民意的能力，所以在他们眼里根本看不到如此胡作非为会给党及国家带来什么危机。这种本事，正是章孝严这类人物能够维持至今日的原因，但也是国民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的原因。章孝严再也玩不下去了。绝非缘于他在技术层次的操作不佳，而只是因为，像‘延任案’及‘补选案’这类的事情，在理念上根本不能被社会所接受，且在实务上亦根本不可能出现正面的效应。今天倘若要将全部的责任怪罪到章孝严这类技术层次的操作问题，那不但是倒果为因，而且简直是想拉章孝严来顶罪了！”
《联合报》的结论是：“章孝严应当拒绝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大选已经迫在眉睫，国民党竟在这个敏感时段将主持辅选操盘的党秘书长调职；不论国民党如何解释这个人事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必是认为章孝严对选情是一个负数。章孝严面对这样的政治评价，实在应当急流勇退，不宜再转任总统府秘书长。”“章孝严现在或会觉得，为了方便国民党明天处置宋楚瑜，所以当局必须先调整他的职位，以免给宋留一个箭靶。章孝严若到了这个时候还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那就是一错再错了。这几年来，国民党内有太多前例，陷入政潮中者将自己的人格空间压缩到最后地步，而最后却仍不能换得政治生命的幸存；以章孝严目前的处境而言，似乎也即将步此后尘。章孝严若婉拒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或许能为自己维持最后一点自尊；如果仍将自己作为他人手中的一颗棋子，一切就再也由不得自己了。”
在我看来，《联合报》劝章孝严“急流勇退”，其实是对牛弹琴。《联合报》的最大错误是它根本误判了跟着国民党走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能“急流勇退”的人，首先得不“勇进”才成，而跟着国民党走的知识分子，当初都是“勇进”者，他们已像出卖灵魂给魔鬼的浮士德，又何来“急流勇退”的能力呢？三十六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里，前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1977年，他约我到他家，他的悔恨，溢于眉宇外，又加上衰老了。中国知识分子想同国民党合作、想做官，下场一至于此！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如叶公超者，都下场如此，又何况不入流的章孝严呢？《联合报》对章孝严的期勉，完全看错人了！（1999/11/18）
检定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准
孟子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说明了投靠统治者来彰显自己的人，最后也进退由人、浮沉由人，自己全无自尊之可言。我始终认为：检定真正知识分子的标准是看他跟不跟丑恶的当政者合作，凡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知识分子，都会有不合作性格的，反过来说，凡是同这种政府合作的人，都是烂货、都是下三滥的知识分子。以上这一标准，运用起来，立竿见影，优劣立判，大家不妨试试看。（1999/11/18）
李敖告刘泰英自诉状
国民党致力巧取豪夺人民财产，凡六七十年。尤以在台湾这五十多年为甚，蔚成庞大党产，全世界不论独裁国家或民主国家，都无此怪现象，也无与伦比。这一庞大党产，现由李登辉掌控、由刘泰英掌柜，刘泰英在李登辉卵翼下，财大气粗，放言无忌，9月5日，《联合晚报》刊出他大谈“同学李敖”的谈话，其中说：
对于四十几年前在台中一中就相当有名的李敖同学，刘泰英的评语很特别。刘泰英说，李敖年轻时就很会花钱，而且常常乱追女孩，只是李敖这一生，最喜欢的是女人，最瞧不起的也是女人。
查（一）：李敖在台中一中年轻时，一穷学生耳，何来“很会花钱”？又何来“钱”可“很会花”？《李敖回忆录》第107页有这样记载：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份，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
李敖在台中一中时的穷困情况与“花钱”情况，真相实际如此。又查（二）：李敖在台中一中时，曾规规矩矩与台中市女中一位女生有“柏拉图式”精神恋爱，情书有时一封信达八十六页之多，立身与用情，都很谨严，何来“常常乱追女孩”？又何来“乱”之可言？再查（三）：说李敖“最瞧不起的”是女人云云，也是不实之言。事实上，瞧不起女人的，乃是星云大师之类的佛教徒。在佛经中，从《巴利典小品》说女人本性像“取巧多智的贼，和她们同在一块儿，真理就很难找得着”；到《毗奈耶杂事》说女人“作恶”、“无恩”、“刻毒”等像“大黑蛇”；到《增一阿含经》说女人“不净行”、“妄语”、“心不正”；到《正法念经》说女人“自恃身色”、“憍慢”、“如雹，能害善苗”；到《智度论》说女人以“着欲故，虽行福，不能得男身”；到《宝积经》说“女人是大毒”；到《大毗婆娑论》说女人“是梵行垢”；到《大般涅盘经》说女人是“大魔王，能食一切人”等等等等，简直写不胜写。佛经里瞧不起女人，但并不遗弃女人，而是仍要救她们，当然救女人也因为要救男人之故。《增一阿含经》说佛出世为的是救女人和救男人脱离女人的羁绊，“佛不出世时，女人入地狱如春雨雹”；佛出世后，女人才能得救。而救女人之道无他，使“她”变“他”而已，要女人先变成男人，才能上天或成佛。《大般涅盘经》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无有不求男子身者，何以故？一且女人皆是众恶之所住处。……如蚊子尿不能令此大地润洽，其女人者淫欲难满，亦复如是。……若有不能知佛性者，我说是等名为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说是人为丈夫相；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尝知是等即为男子。”……这些论点与证据，都是佛经中的基本理论，除非佛教徒推翻佛经，否则无法否定佛教徒瞧不起女人的真理。相对的，李敖一生瞧得起女人，有胜于瞧得起男人多矣。该刘泰英自恃“台中一中”老同学身分，混淆视听，蓄意诽谤，实已犯法，特此把他告进官里，以证李敖清白也。（1999/9/13提出·1999/11/18）
跋刘泰英的道歉信
10月11日，刘泰英有道歉信来，全文如下：
敖之学长如晤：与吾兄相识近半世纪，虽疏于往来，然弟自中学时期即受教于令尊，恩师之教诲常铭于心，不敢或忘。近闻弟无心之言却因媒体断章取义之报导，造成吾兄误解，实令弟惶惑不已。恐文字误谬，曲解语意，谨此向吾兄说明，藉资澄清。
关于“花钱”之说，乃因当年曾听令尊言及，吾兄自幼喜爱读书买书，买书时有花费，并无乱花钱之意，以爱书人之立场，知识无价，不能以金钱衡度之，弟深明此理，岂敢妄言。
至于“追求女人”一节，原系引述胡茵梦小姐为文所言，如果男人不爱女人则问题非同小可，吾兄自幼才华横溢，自古以来，才子追佳人，其中实无对吾兄任何不敬之意。
台湾媒体之通病，于今惟烈。吾兄驰骋文坛多年，盛名在外，想必知之甚详。弟今后亦当谨言慎言，并望吾兄不吝指正为祷。端此 顺颂
时祺
弟刘泰英上八十八年10月11日
刘泰英的道歉信，要我“不吝指教”，我指教如下：1. 他并没有更正清楚，因为报上报导他的话是把我在中学时“很会花钱”和“乱追女人”扯在一起，显然令读者顿起不良印象。刘泰英说所谓“乱花钱”乃指我爸爸当年告诉他的花钱买书云云，“买书时有花费，并无乱花钱之意”，但读者怎能知此底蕴？2.他又说“追求女人”一节“原系引述胡茵梦小姐为文之言”，但胡茵梦文中并无指我中学时“追求女人”如刘泰英所说之事。所以，刘泰英有愧师教，我想送他一张我爸爸当年的照片给他，要他参拜反省。（199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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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9日
与谢聪敏通话结论
谢聪敏昨天早上来电话，我跟他说，当年你和彭明敏、魏廷朝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我仔细读过、统计过，全文并没有鲜明的“台独”或“台湾独立”字样，你们的主调明明是自由民主运动、反蒋运动，今天被解释成台独主调，是与历史不符的。聪敏说：“你说的对，那是自由民主运动、反蒋运动。”
试看他们宣言中列举的主调，我把它们加上阿拉伯数字编号如下：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提出下列主张，即使流尽最后的一滴血，我们也要坚持到底使它实现。
甲、我们的目标
（一）1. 确认“反攻大陆”为绝不可能，2.推翻蒋政权，3.团结一千二百万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诚合作，4. 建设新的国家，5. 成立新的政府。
（二）6. 重新制定宪法，7. 保障基本人权，8. 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9. 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三）10. 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联合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11. 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乙、我们的原则
（一）12. 遵循民主常轨，由普选产生国家元首。他不是被万人崇拜的偶像，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领袖，更没有不容批评的教条。他只是受国会监督与控制，热心为民众服务的公仆。
（二）13. 保障集会、结社和发表的自由，14. 使反对党获得合法的地位，15. 实行政党政治。
（三）16. 消灭特权，17. 革除贪污，18. 整肃政风，19. 改善军公教人员的待遇。
（四）20. 树立健全的文官制度，21. 实行科学管理， 22. 提高行政的效能，23. 确立廉洁公正的政治。
（五）24. 保障司法独立，25. 废除侵犯人权的法规，26. 严禁非法的逮捕审讯与刑罚。
（六）27. 废止特务制度，28. 依民主国家常轨，规定警察的地位和职务，29. 并树立人民的守法精神。
（七）30. 确保人民对国内外通信、迁徙与旅行的自由，31. 维护开放的社会。
（八）32. 以自卫为原则，裁减军队，33. 并保障退伍军人的地位和生活。34. 在经济方面，由于国防负担大减，我们可以根据长远的目标和计画，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加速经济的成长。35.我们将以民主方式分配经济权利，36. 废除个人和阶级经济特权，37. 保障机会均等。38. 我们将建立直接税制，加强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39.消除贫富悬殊的现象。40. 我们计画扩大国家的生产力，41. 消灭失业，42. 普遍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具有实质意义。43.我们将改造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维护温饱的观念，44. 建设科学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农村社会。45. 过去蒋政权盲目投资、无理干涉企业、以低工资支持资本家、以肥料换谷办法剥削农民、以消费税和户税增加一般大众负担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我们将予以彻底解决。
可见全部“目标”与“原则”中的四十五条细目里，只有“建设新的国家”与“重新加入联合国”两条，算是有点“台独”的边儿而已，如今各路台独英雄好汉，勇于改写历史，把过去的一切都“台独定位”、“台独归位”，我就是不信，特别拆穿如上。并且申明：好友谢聪敏跟我有同此认识。（1999/11/19）
卖假鸡巴、假屄无罪
前天我刊出黄越宏替我找来的法官郑堤升对贩卖充气娃娃无罪的判决书，我还有1998年11月27日“自由时报”的一则吴东牧的报导，其中说：
继台北地院日前在一起妨害风化案件中认定“充气娃娃”非猥亵物品、判决陈售者无罪之后，士林地院也采认类似观点，判决一名贩卖“人工阴道”及“假阳具”的摊商无罪。该案仍可上诉。
该案被告张姓男子因在内湖区康宁路一带摆摊贩售假阳具及人工阴道，遭警查获送办。士林地检署认为上述物品属于猥亵物品，依妨害风化罪嫌将他提起公诉。但是刑庭法官张国勋审理后，认为从法律、思想自由、卫生及与时俱进的社会通念等方面观察，上述物品都不是猥亵物品，在昨天宣判张某无罪。
判决中指出，张某陈售的“假阳具”，其实就是塑胶制的电动按摩棒，与男性生殖器相去甚远；另所谓的“人工阴道”，则不过是一块体积、形状类似“果冻”的胶质物体，与真正的女性生殖器外观也大不相同。这两样东西依照目前的社会通念，即使会引起一般人的羞耻心，应该还不至于令人“厌恶”。比起目前在司法实务上已不被认为是“猥亵书刊”的各式写真集、情色书刊，刺激性及挑逗性都远远不及，因此难以认定是“猥亵物品”。
法官并在判决书中表示，人既然生来即有七情六欲，就应寻求合法正当的管道宣泄。在男女娼妓均未合法化的情形下，自慰行为对未婚男女而言，比起有法律、健康顾虑的一夜情或性交易，其实是更值得鼓励的泄欲管道，也有助于降低性犯罪发生率。购买上述物品为辅助工具，已备日后不时之需，有何不可？
此外，法官也认为，猥亵罪是性道德的犯罪，既然上述物品并无任何刺激性，且无任何侵害性的道德情感，如果以涵盖范围过于宽广的标准来评断其构成猥亵罪，则无异是以公权力强制宣导“禁欲主义”，将执政者的道德思想或喜好，以刑罚手段强施于未必有相同观念的一般大众，实有以教条式或压抑式言论的灌输，管制人民性思想之虞。
可见法官所见略同，可喜也。（1999/11/19）
硅胶娃娃太贵了
寄件者：Chiron [chiron@m2.dj.net.tw]
寄件日期：1999/11/17 （星期三） PM 05:06
收件者：leeao@leeao.com.tw
主旨：有点小意见，请您更正一下
李大师您好！
上次看您的节目，您提到那个人体硅胶娃娃云云……
是这样的，您根据“报载”，说一个一万多元，当天我便一直Call-in，但是，Call不进去。
那个超逼真的娃娃，一个为“美金五四二九元”，合台币近二十万！
若加上一些配件（如内衣、发型等等）还要另外加钱，以一百美元做底价。
两大报系都错了，但看到您也错误，我很害怕您的名声！所以写信给您！
以下附那个娃娃的网址，您可亲自查察：
http://www.realdoll.com
崇拜您的小人物
多谢“崇拜您的小人物”的指教。可见硅胶娃娃太贵了，理应技术解决、大量生产，从而减低售价，盼你进一步提供更完整、更详细的有关所有“充气娃娃”资讯。（199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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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22日
我的原住民意见
1. 向原住民立碑致歉
原住民在台湾共分九个族，就是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鲁凯族、卑南族、邹族、赛夏族、雅美族，总人口约三十八万人，占台湾人口1.8%。四百年前，他们过了几千年“九族以亲”的日子，直到非原住民来，他们被打压、被杀害、被侮辱、被巧取豪夺、被沦为矿工、被逼为娼妓。……如今喧宾夺主的汉人，应该比照纽西兰对毛利人、澳洲对土人，做深度的致歉，并立碑以彰显之。
2. 保障不受迫害的空间
除了一般可行的原住民政策我不再赘举外，要重点加强的当务之急是：保障原住民的不受迫害的空间，换句话说，要从制度上放宽他们、优待他们，例如在当兵方面，在征兵制没废除前，凡是原住民役男，都可任他们选择要不要服“原住民社会役”（替代役），我请我的朋友原住民华阿水为这一构想加以说明：“庆兄增设‘原住民社会役’（替代役），以便让原住民役男重回部落，强化原住民部落生机，解决其空洞化及各种欠缺人力资源问题。原住民地区人力资源缺乏，经费困难，各类需用人才非常不足，有了替代役计划，可将原住民役男（社会役）分别参与警察、消防救灾、伤患救助、卫生医疗、环保巡山、社会福利、课程辅导等，有助于强化原住民部落生机，可解决部落空洞化的问题。”这就是一例。
3. 枪决人口贩子
另一个保障不受迫害的空间的例子是：原住民的女孩子（尤其是未成年的）被人口贩子逼良为娼情况太严重了，必须严刑峻法对付，美国买卖人口者判无期徒刑，今天要比照立法，以唯一死刑对付。女人要自愿为娼，是她们自己的事；可是强迫她做娼妓，就不是她们自己的事了。
4. 核废料移到大陆
台湾核子发电废料现在存放兰屿，对兰屿岛上原住民构成严重威胁与魔障。我主张在“一国两制”的有利台湾的条件下，与中国大陆和平谈判，由大陆义助解决这一问题。方法是在大于台湾四十倍的新疆省做好储藏之事，把台湾的核废料移到那边，以利原住民和台湾同胞。
5. 增设原住民文化保留地
以九族中邵族为例，邵族如今只剩两百八十人，以濒灭种边缘。九二一大地震又震毁他们仅存的居地，10月24日，他们循传统水路及陆路两条路线，前往祖先的居地puzi（日月潭土亭仔）半岛，透过祭拜祖灵，为半岛重新正名并宣告在祖居地重建邵族的文化部落。他们说：经过多次向政府要求归还土地，始终没有下文的情况下，现在又面临了九二一大地震的打击，他们将长期驻守在puzi，这是属于邵族人的土地，要求将puzi增编为邵族的原住民保留地，让台湾人数最少的原住民族群不再凋零。”这些都是我赞成的，原住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1999/11/22）
论朱惠良被新党开除
五十年前，胡适写《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指出：英美的政党叫甲式政党，苏联的政党叫乙式政党，甲式政党的特色是党员没有确定人数、党籍没有纪录可查、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投票等；乙式政党的特色正相反，他有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入党必须经过调查、成为党员后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否则将受惩戒等。乙式政党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但性质和甲式政党完全不相同，这些区别，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今天台湾的政党，都还是变形的乙式政党，都还在“革命”的情怀下不肯“甲”天下，而不自甘“乙”类。国民党等乙式政党，个个有它的历史包袱，脱胎换骨，谈何容易；但民进党、新党是新成立的党，党中才俊，无一不以提倡英美式民主政党政治为目标，如今自己成立的党，却一出手就苏联式起来，故意不肯一身轻，而要把包袱朝肩上背，这就太没出息了。
试看民进党，从党章也、党旗也、党徽也、中央党部也、县市党部也、乡镇市区党部也、特种党部也、中央执委会也、党主席也、中央执行委员也、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也、中央评委会也、中央评议委员也、中央常务评议委员也、入党介绍人也、填表也、宣誓也、缴纳党费也、颁发党证也、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也、县市党员大会也、乡镇市区党员大会也、中央党部秘书长副秘书长也、本党内规也、纪律及仲裁也、警告也、公开谴责也、留党察看也、开除党籍（除名）也。……种种种种，无一不是乙式政党的模子，并且青出于蓝之。至于新党，虽然程度上“乙”得不足，但也相当“乙”，所以，在“乙”字当头下，朱惠良就被“乙”掉了，这对新党和朱惠良说来，均属不幸。
为今之计，新党应该从制度上转出活路，要决心去学美国式的民主政党才对。在美国式民主政党中，美国人想要成为民主党员或共和党员或其它党党员，只消有同一政治理想，就可以自认是那党党员，除了登记一下，并无其它条件，正所谓“我欲党，斯党至矣！”这种柔性政党的良法美意，岂不正值得新党去学吗？至于违反党纪予以开除之事，自然也都“甲”而去之，再也不复见于今日了。（1999/11/22）
男女·经济·压
英国《泰晤士报》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拥有最庞大的军队，妓女数目亦并驾齐驱，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中，数目增加逾二十倍，单在1997年，公安人员拘捕妓女，就达二十五万名之多。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妓女一行，就被严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演变，妓女一行，愈压就愈压不住了。这件事的教训是：男女问题不是警察能够压住的。
当年国民党发生经济问题，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调来“戡建大队”，动员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想要解决经济问题，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所说的，蒋经国在“以警察国家的方法来压制经济定律”（an attempt to repress economic laws by police state methods），愈压愈压不住了。这件事的教训是：经济问题不是警察所能压住的。
觉悟到男女问题与经济问题不是警察所能压住的，这一觉悟，需要智慧。（1999/11/22）
王晓波教授致敖哥
敖哥：
一、李登辉还妄想以“台独”激化两岸冲突把美国扯下来。但把戏拆穿。(1)美国不会为“台独”而战。“两国论”一出来，同时间世界一百多国重申“一个中国”，在联合国遭五常任国代表同声斥责。“台独”没有国际承认，不可能成功。李登辉挑衅北京，又挑衅美国（邀请石原）。一旦中共攻台，只会如俄军攻击车臣一般。(2)即使美国参战，北京、南京、香港、上海受损，台湾亦糜烂矣。何况，北京已有太空船的成功，台湾如何能与大陆打飞弹战。台湾人民愿意为一个抽象而不为全世界承认的“台湾主权”一战吗？带领台湾人民去打仗就是爱台湾？
二、李登辉要逼宋楚瑜台独表态，宋诉诸2300万台湾人民。李是台独论的霸王硬上弓，宋是“自决论”，“台独论”如果真是“爱台湾”，为何不可以“自决论”检验之？只准李决定台湾前途独立，不准台湾人民自己决定，是哪门子的民主？李的台独法西斯面目暴露。
三、李登辉执政12年，“务实外交”一无所成，浪费公帑无数，甚至“参加联合国”引起五强同声反对，一百多国重申“一个中国”，还不准别人批评，完全是愚弄台湾人民，把台湾的“国际空间”愈搞愈小，台湾的国际尊严何在？难道台湾人民还不反省吗？“模糊政策”是李自己说的，又“两国”又不是“台独”，李自己为什么不说清楚讲明白？
四、李从来就要自己延任，没有真心让连战接班，所以，从来反对“连宋配”，因为美国反对延任不成，又提出“两国论”打掉连战的“安定牌”，让国代单独延任自肥，也砍掉连战选举的国代桩脚，还窝囊连战“走路只敢走边边”。现在又怕连战落选，宋楚瑜当选后，被迎回国民党当主席，而换下外省人章孝严，把心腹推上党的要津，并且自己赤膊上阵出来竞选，把连战推一边，这样欺负连战，连战还能当选吗？开除苏南成，国代延任案释宪，是连战的反抗，但太微弱，连不能摆脱李的控制，也别选了！
弟 王晓波1999年11月22日
以上王晓波今天午前传来的信，意见清楚犀利，我多赞成，特别刊出并予推荐。（199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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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23日
给李庆华小哥的一封信
庆华小哥早安：
看到可爱的庆安叫你“小哥”那种美丽的画面，我也忍不住不叫你“庆华兄”而叫你“小哥”了，当然你不会类推我会向李焕叫爸爸。
清早4点起来写作，5点10分看报纸，也听了你在记者会上的录音，很想写这封信。
有人求狼得狼，有人求仁得仁，阁下兼而求之，既得狼复得仁。“引狼入室”于先，自然“仁以为己任”于后，《诗经》说“心之忧矣，自诒伊戚”，真是自作自受，怪谁不得，尤其不宜怪狼。车臣殉道英雄以狼自喻，盖狼之为物、精灵鬼怪，最能洞彻人类心态，斯乃动物中之健者，在战场上，狼是真同志，而贵党同志，十九皆小白兔耳。
这几天来我最大的感觉是：李庆华真是大政治家，他真有大政治家风度，他竟一点也不怪狼。而为狼者也了无歉意，当然不会有歉意，有歉意还算狼吗？狼也有狼的风度呀！
这几天来我最大的惊异是：你和我竟都变成了出卖新党的“双李”。李敖不是新党党员，跑来支持新党，若被指为卖党，那么钟小平之流是新党党员，跑去支持不是新党党员的宋楚瑜，请问卖了什么？看到电视此种人戴着拥宋的帽子还洋洋自得，真不知新党中是非何在？为什么不见有人喊“天啊”，或斥为“儿戏”呢？
我仔细听了你在记者会上那段话：“有任何比李敖合适的人选，只要有同志提出来，我们立刻开会讨论换人。”深感你小哥为了杜悠悠之口，而下“将他们一军”之棋。不过，在不恋栈不落跑之间，我想我似乎也该申明一下立场，我的申明是：骄傲的狼，岂是给兔子讨论去留的？岂是备胎、备位的？岂是给人换来换去的？我想我必须书面写这封信给你，请小哥在不伤我绝不落跑的承诺下，设法让狼出境。我最后再重申：狼绝不落跑，但对七嘴八舌的小白兔，狼可没有多少耐心了，告钟小平之流，只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没有将军愿意两头作战，别的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敌人都在前方，但新党的却前后方都有，小哥啊，我真不想破坏我和贵党的友好气氛，所以，我请求小哥引狼“出”室，让我在不落跑的承诺下脱身。如果一定要留我，我想我要申明：当我对后方的敌人大开杀戒时，小哥休要怪我。
在发威前还这样仁慈，天下有这么好的狼吗？小哥啊，感于你对我的知遇之情，将来离开兔子窝的时候，让我们一齐改写诬蔑了狼的《伊索寓言》罢。
小哥早安
李敖1999年11月23日（1999/11/23）
新党与我
别人穿衣了，我脱裤；
别人出走了，我加入；
别人投宋了，我留住；
别人诽谤了，我自诉。
别人喊天了，我说不；
别人孤立了，我保护；
别人安全了，我露宿；
别人歧途了，我走大路。（1999/11/23）
龙应台的无耻行为
李敖总统候选人：
顷由媒体上得悉，你对马英九之流会见石原慎太郎，只轻描淡写地“认为”“相当不智，有损个人政治形象”。我却认为他们相当无耻，不但有损个人人格，还有损中华民族形象！对石原这类丧尽天良、不知悔改的日本军国主义余孽，竟和他谈友谊、谈人道、谈交流，还要接待他，岂不显得我们的民族太没气节、骨气？被他侮辱之后，不但不给他点颜色，竟还要和他友好交流？更无耻的是龙应台还把她的著作送给石原，把书中批评李登辉的部分勾画出来，以为这样就可以掩盖她怕丢官（不敢不会见李登辉邀请的“贵宾”）和想借机会出锋头的伪君子无耻行为。（你不是最恨伪君子吗？）何况龙应台批评李登辉的部分可能是石原最欣赏李登辉的地方。你能说服狂傲和偏执的石原？她无非想借机宣传一下她的著作，（要不是看到媒体报导，我还不知她有那本著作呢！）并藉书中批李登辉的内容以洗脱她怕丢官和出锋头而去会见石原的无耻行为罢了，她还说与石原会谈只谈文化和人道援助台湾地震而不谈政治。作为台北市“政府”部门的“文化局长”，竟不知她掌管的文化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她不是无知得没资格当文化局长，就是无耻得故意混淆视听以掩饰她与没有人性的混蛋谈人道、谈文化交流的无耻行为！不知李总统候选人以为然否？
潘毓刚 1999年11月20日美国牛顿市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化学系的资深教授潘毓刚，昨天电传了上面的信给我。施寄青曾告诉我说：龙应台是媚白种人主义者，她媚西洋人，且嫁给西洋人。但这次她对日本人的态度，证明了施寄青说得还不够，龙应台其实还是媚东洋人（日本人）主义者，大概她采取南非政府的认定标准，不以日本人是黄种人吧？日本人种中的确有一种白种人，叫虾夷人（Aino），他们住在北海道与库页岛，可惜石原慎太郎不是虾夷人，未免美中不足，不然龙应台媚起来就更起劲了。（1999/11/23）
“明捧李登辉，暗夺钓鱼岛”
11月22日《亚洲周刊》有登出香港大学媒体中心研究学者岛津洋一的特稿，其中提到：“对于正受到强大压力的台湾总统李登辉来说，来访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实际上支持台独的言论，的确令他自豪。石原说出听似无条件支持台湾主权的话：‘中华民国是日本周边的国家。’‘日本可以说不’的作者石原慎太郎再显强势作风。他看似支持中华民国，其实一剑双刃，暗夺钓鱼岛，损害中华民国的主权。”“石原11月13日访台，对在日本的游说集团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就。石原当了二十五年的国会议员，并领导反对日本‘一个中国’政策的右翼组织青岚会。在日本的台湾游说集团多年来都很活跃。今年4月石原赢得东京都知事选举后不久，即再次强调他跟李登辉的友谊，并表示愿访问台北。”“然而，石原这次讲话也掷给台湾总统一个难题。他说‘日本周边地方’不包括钓鱼岛（日本叫尖阁群岛），而台湾则声称拥有钓鱼台列屿的主权。日本认为拥有钓鱼岛主权，激起台海两岸三地的愤慨。香港保钓船只与日本海上保安厅驱逐舰发生冲撞，导致保钓人士陈毓祥溺毙。其后九七年5月6日，石原登上钓鱼岛，更是对死者的侮辱。”
这篇岛津洋一的特稿画龙点睛之处是，它点破钓鱼岛可能有秘密交易：“台湾总统热情迎接东京都知事，暗示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一种默契，也可能有一种秘密交易：石原以表达承认台独的立场，换取李登辉默许钓鱼岛和其水域永属日本。当然，这种现实的妥协是旧军阀主义的还魂，而非现代国家政府处理领土纠纷的手法，只有爱作白日梦的老糊涂和三流小说家会这样异想天开。”“石原登上钓鱼岛，显示他与曾在钓鱼岛上筑灯塔的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关系密切。去年，这个团体被发现受银座酒吧区一名黑社会老大资助，这也正是日本第二大犯罪组织‘住吉连合’的分支所在。除了把针对中国海军的‘前线’向前推进之外，为何犯罪组织对钓鱼岛这么感兴趣？一个原因是，偷运安非他命前往日本的台湾货船在日本水域里较为安全。为什么？日本水域由海上保安厅负责巡逻，海上保安厅隶属丑闻满天飞的运输省，而石原曾任运输省大臣多年。”这是更令人怵目的分析了。
岛津洋一的特稿又说：“石原和李登辉都支持‘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中最恶劣的部分，而非其中较理想化及可取的主张，例如泛亚洲主义。李登辉的亲日情结可追溯至二次大战，当时他就读京都帝国大学，该校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学术理论中心。李的近著《台湾的主张》由松下集团出版社PHP出版，该出版深受持保守观点的日莲宗灵友会的影响，石原慎太郎恰好是与灵友会关系密切的政坛名人。”“追溯历史，日莲宗的爱国狂热与在中国东北部建立‘满洲国’有关。日本侵略满洲的出谋画策者是日军陆军中将石原莞尔（与石原慎太郎没有亲戚关系），这位军事战略家是十三世纪日本僧侣日莲的狂热信徒，相信‘最后战争’的预言：这场拯救佛教远离西方魔掌的战争将于1945年左右爆发，历时百年。石原莞尔还认为，这场世界超级大战会是实验室武器——例如神经毒气和细菌——的对决。”“这种无政府主义狂想，像日本漫画或科幻小说‘阿基拉’一样荒诞。东京都知事和台湾总统也许预想一场把中国分成七块，并使亚洲陷入动荡的战争。”
从上面的特稿里，我们清楚看到李登辉的真面目：他为了勾结日本人，真可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出卖台湾领土钓鱼台，变相支持日本与台湾间走私，与日本侵华狂热分子相结纳，最后“把中国分成七块，并使亚洲陷入动荡的战争”，……足见这个混蛋东西的混蛋，绝不是普通的混蛋，而是一个绝大的马鹿野郎级的混蛋，他真是太可恶了。（199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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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24日
国民党，105个屁！
国民党宣传今天是国民党105岁党庆，上午将由李登辉主席主持党庆大会，晚上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举办“心手相连，台湾起飞”党庆祈福晚会，为连萧配造势。同时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也登出以《创造第二个百年的辉煌篇章》为题的社论，厚颜的说：“国民党创建105年来奋斗前进，历久弥新，是一页值得骄傲的历史。但是，面对中华民国长治久安的千秋大业，所有党员同志都不能沉湎于过去的成败荣辱。国民党进入第二个百年的艰巨使命，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面对新世纪的政治任务，我们有责任全力以赴，奋斗到底。只要国民党发挥精诚团结力量，必能再次为国家、为人民创造光荣胜利，从而为国民党的历史长河再添辉煌的篇章。”云云。
其实，国民党所谓的105岁，全是吹牛。所谓105年，国民党的算法是由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由1894到1999，正好是105年。国民党把这105年的长寿，分为五个阶段：一、兴中会：1895（中华民国前十七年）起算。二、同盟会：1905（中华民国前七年）起算。三、国民党：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起算。四、中华革命党：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起算。五、中国国民党：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起算。照这五个阶段，连结起来，是有105年没错，但是，账不能这样算法。首先从兴中会起算，其实1894年只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前身，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有邓荫南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账上？后来比京兴中会开会时，朱和中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柏林兴中会开会时，刘家佺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巴黎兴中会开会时，唐豸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横滨兴中会开会时，冯镜如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账上？如今事隔一百多年后，国民党翻掌一扑，一律不由死人分说，把会吞下、把人吃光，天下滑稽之事，还有过于此吗？
国民党吞下兴中会、吃光兴中会会员，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一吞一吃，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来了。因为同盟会的成立，是靠当时许多革命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主要有广东独立协会、支那亡国纪念会、青年会、中国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爱国学社、保滇会、日知会、华兴会、同仇会、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成立同盟会时，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而兴中会那时候，已五年之久，没有革命动作了。1906年，章炳麟在《民报》第六期有《演说词》，就说他壬寅年（1902）在日本时，见到孙中山，但“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可见当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是没落的团体。同盟会的成立，实在是其它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振衰起敝。当时幸经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提议把“古董”孙中山“公推”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六十多人的大会中，仅识十人的孙中山，恐怕要靠边站了。
非但兴中会、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即使1912年的国民党，也都无法硬加衔接。1912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而那时的同盟会。主体乃是中部同盟会。中部同盟会是武昌起义的功臣，革命成功的是这个会的同志。“革命尚未成功”的孙中山虽然在武昌起义后回来做上总统，但他在1914年写信给邓泽如，自称“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为什么是“木偶”呢？因为他早已大权旁落。那个国民党，可是别有个性的国民党，不是今天这种尊他为总理的国民党！1929年，陈希豪写“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书中明说当时那个国民党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就是指此。把彼国民党硬接上此国民党，严格说来，是不通的。今天的国民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它在1919年成立时，照“国父年谱”所说，“加上中国二字者，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显然在和“元年之国民党”划清界线。“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当年党同伐异，界线唯恐其不分明；今天捏造历史，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国民党之可笑，竟一至于此！
至于中华革命党，严格说来，它跟1912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1924年孙中山在“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演讲里，明说“二次〔革命〕失败，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且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亦应在二十年以后。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可见连孙中山自己，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改组”，而是“从新组织”的新东西，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已很显然。
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1919年的事、只不过只有80年而非105年，但国民党为了把革命功劳笼为己有，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但纵使这样，程度上也有今昔之不同。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只是说“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荦荦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虽然字里行间，已在笼为己有，但也只拉长上溯到民国前七年的同盟会而止，还没拉长到民国前十七年的兴中会，可见这种越拉越长、越上溯越远的搞法，是今天国民党小朝廷变本加厉干的好事！因此，我只好翻出历史，以为反击，祭起火牛阵，直朝国民党的牛屄冲去。感而有诗，殿之于后：
一〇五年古来稀，
岂容他们把人欺！
清早手执春秋笔，
冲破老K 大牛屄！（1999/11/24）
婚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报导住在台中县龙井的颜国喜，昨天到雾峰迎娶相恋五年的女友吴纯瑜，但新娘只有牌位，因为她已在九二一大地震中丧生。新郎表示，两人相恋时吴纯瑜曾说过“死也要嫁给你”，而他当时答以“死也要娶你”；如今虽已天人永隔，他仍要坚守盟誓，完成婚礼，并且终生不悔。
报上记载：颜国喜说，吴纯瑜在地震前独自到日本旅游，当时他舍不得她一个人去，她开玩笑的说会先写切结书给妈妈，声明万一飞机失事，“死也要嫁给你”，他则高兴的抱住她保证“死也会娶你”，因此昨天的冥婚是两人此生誓言。颜国喜的专情感动了两家人，但受限民间习俗，吴纯瑜死后四十九天，两家才开始替两人和八字、看订婚和结婚日子及添购礼品等事宜，最后选定在本月十七日，在台中市福华饭店完成订婚仪式，并在昨天迎娶。晚间七时经回吴纯瑜的灵位，是用红布盖着，颜家以一般结婚仪式进行，有伴郎及伴娘，大家均有红胸花，迎回灵位即送入洞房，再把灵位迎到三楼祖先牌位旁供奉。颜国喜说，今后她就是颜家人，会好好又永远的照顾她。为让吴纯瑜感受颜家的诚意，晚间在清水镇明都餐厅设喜宴，席开十五桌，新人的主位和一般婚礼相同，只是颜国喜旁的空位上放有纯瑜的礼服，桌上也放有碗筷，新郎很体贴，频频为新娘挟菜。许多亲友私下感叹说，上苍捉弄这对新人，原本可以欢欢喜喜的婚礼，如今大家只能强颜欢笑，想到两人至真至爱，令人感动云。
以上颜国喜和吴纯瑜的故事，从文化角度看，正是中国的“冥婚”文化。
“冥婚”是中国文化，但却不是正统的。例如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了，因为死时只有十三岁，曹操怜其少子，就想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这样做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再按批注，“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妇，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而这种“冥婚”，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统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点中的传统文化。
曹操的“冥婚”是中国史中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
至于台湾，“冥婚”的风俗，也和大陆各地一样，除流行死人与死人结婚外，还有活人跟死人结婚的风俗。最有名的前例，是丘念台的父亲跟林家小姐的冥婚（1965年11月22号《新生报》丘秀芷的《我的家族中，有关人鬼联姻的故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林瑞芳的《台湾冥婚制与记事》最为生动，这篇文章，收在娄子匡边的《婚姻大事》一书里。
这次颜国喜和吴纯瑜的“冥婚”，就是这种文化的延续，只是一般人不知道罢了。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真的知道这一故事。（199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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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25日
小马哥“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
我喜欢收集好的漫画，我收有一张早年《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刊出的一张，画面上小两口儿上床做爱，为了变花样，男方手拿性交之书以为指南，但因一时弄不清姿势，以致两人扭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男的一边查书一边说：“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We must have made a mistake somewhere）
最近我一边看这张漫画，一边想到小马哥。小马哥在处理日本鬼子石原慎太郎来台一事上，就犯了“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的毛病。在小马哥竞选市长时，有一天来秘密拜访我，问我秘笈，当选后，未曾再来，很久不见了。顺手翻到他选举时的一本小册子，题为《二十一世纪台北》，其中有一段是：“去年，北一女校庆，班联会邀我去演讲，演讲对我本是家常便饭，但是那场讲得患得患失，因为我的女儿提醒我，北一女学生对不精彩的演讲是何种反应，当天她也坐在台下。会后，虽然现场反应热烈，我也觉得讲得不错，却一直等待女儿的反应，女儿那天回家，第一句话说：‘爸I'm proud of you!（我以你为傲）’这句话像天籁，让我快乐了好几天。记得鼓励别人，即使是你家人也不例外，你想象不到他们多么需要这些鼓励。”我看了，为之一笑，我笑的是，即使哈佛大学博士头衔的小马哥，竟也在英文中译上不小心弄出乌龙。因为I'm proud of you不该成“我以你为傲”，这样译是错误的。正确的译法是“我以你为荣”，小马哥的英文当然好，但他一旦发生短路，也会“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1999/11/25）
台奸——岂可轻予罪名！
多年前国民党大学教授内斗，国民党徐复观指斥国民党梁容若是汉奸。国民党张道藩看不过去，说“梁容若是我们的同志，绝非汉奸，岂可轻予罪名！”
多年来，轻予罪名之风相沿不替，只是罪名由汉奸改为台奸而已。
这月1日《民众日报》登大标题：“法务部高层：台奸全面渗透大选”，内文报导说：“本报10月2日独家报导有台湾民意代表参加中国十一伪庆，日前在一私人场合获高层人士证实，该人士并说，最近几周，副总统连战更已成了中国吸收特定人士打击的对象，诸如‘撒泡尿走人’风波，更令连战极力营造的亲民爱民形象，几乎毁于一旦。这位人士在餐叙中谈及连战参选后所遭受的种种攻击时，颇为不平，无意中透露出有些带头抨击连战的人，曾经到中国‘受训’并参加10月1日的中国国庆，而这些人很可能在中国高层授意下，利用各种机会恶意构陷连战，进而达到图利其它总统候选人的目的。”报导又说：“法务部高层人士证实，中国十一国庆，拥有台湾各级民意代表出席，国内情治单位并已掌握部分参加十一国庆的民代名单。此外，该人士并且强调，中国也已吸收部分台湾各界意见领袖，假藉各种管道打击执政当局，有介入台湾总统大选，左右台湾政局的迹象，颇值注意”云云。
《民众日报》在大标题上赫然出现“台奸”字眼，是要谴责的。谴责的理由是：骂人台奸是何等重的字眼，岂可轻予罪名！
事实上，这种轻予罪名的恶劣行径，早在10月5日的《民众日报》上就出现过，那天报上以“悲喜不同台——拒绝台奸滚回来”为题，刊出“高雄医师”之文，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的一些先遣部队与子民，以及人财奉献‘中华祖国’的呆胞呆商，除了大力宣扬外。还兴高采烈地代表‘台湾省’欢欣鼓舞普天同庆。然而看在台湾全国及包括全世界悲痛投入救灾行列的人民眼里：那些人不只不配当台湾人，甚至于连人性都没有！台湾还是不要他们比较来得更安全，也更能同心同德打拼。因此实在需要情治单位来份正义的黑名单，禁止他们入境回来颠覆台湾。”请看这种一片杀伐之气，是何等无法无天！到大陆去的台湾人，他们都是在台湾有公民国民身分的人，凭什么凭你们一纸断定，就断其归路？到大陆去的台胞台商，现在每年为台湾赚进两百亿美金的好处，如今享受之余，还骂他们是“呆胞呆商”，这是哪国的道德啊？即使是“台湾共和国”、“台湾独立国”，也不该有这种动辄给予“禁止他们入境”的流刑惩罚吧？
《民众日报》以外，《自由时报》戴自己同胞帽子，自然也不后人。以1998年2月7日李乔的一大篇《台湾人民起来消除台奸外敌》为例，李乔指出：“除非台湾投降成为中国的一省，中国在武力够强，国际打点妥当；算算成本上划得来就一定会攻打台湾。其中变量在于成本与时机。我们凭恃的也很清楚：让敌人成本‘持续增加’而‘时机持续’不到。这是一种‘力场’的对峙而恒在运动变化中的形势。然则，我们最恨的是扰乱民心，分散力量。为什么台湾中会出现一批人担当扰乱民心与分散力量的台奸呢？我们不相信这些人真的相信：中国会政经分离；在不主张国家主权的状况下，台湾能在三通后全身而退。我们也不相信，台湾人民看不透‘聪明的白痴’——那堂皇说词背后，梦想有朝一日当上上国领导人的——可笑可耻卑鄙无聊野望。唉！婆娑之洋、美丽台湾怎么会养育出这批驴蛋？”
李乔又指出：“很奇怪，台湾籍的政客，美日的国际政治皮条客，从未看到中国的弱点，好象台湾才有弱点；一再警告说不要惹火中国，就不会想到台湾人民怒火恨火熊熊上腾多久？多久诚然，台湾如果玉碎以抗中国入侵，可能会是一片废墟，但是不问中国会不会白痴到宁愿拿下一座废墟。”
在预言台湾成为“废墟”以前，李乔更写下血淋淋的预言文字：“我们要警告各色各类台奸：务必适可而止。不然，汝等美梦未醒，已然被消除了。”“不错！台湾人以‘懦弱著称’。但今天的台湾人已非全部懦弱者。每提及台湾独立，有人就以死威胁；如果我们不怕死又奈我何？就个人来说，我是小说家、文化思考者；在乡土大地要沦亡之际，我也可以是革命者，甚至于‘暴徒’。我如此告白。由于这些年的接触，我明确知道台岛内外这种台湾人不在少数。也许以千百个血肉之躯难挡中国的枪林弹雨，但请注意：凭千百人的性命，在敌军登陆之前把大部分台奸消除，应该是做得到的。其次，前有千百人舍命相抗，必然会有千百万后来者揭竿而起，捍卫我台湾乡土大地的。朋友：你站在哪个位置上？”
以上就是李乔的画龙点睛结论。我好奇怪，他竟然可以写出在台湾因抵抗“中国入侵”而成“一片废墟”前，他可以以“暴徒”身分，联合和他一票的人物，“在敌军登陆之前把大部分台奸消除”！他的一片杀伐之声，使我们得到的推论是：一、台湾抵抗不了“中国入侵”，因为“中国入侵”会使台湾变成“废墟”；二、台湾他们这一票人，消灭共匪做不到，但是消灭台奸“应该是做得到的”；三、他倡言“捍卫我台湾乡土大地”，但捍卫方法，竟不是杀光敌人而是杀光他们所认定的自己同胞、杀光他们轻予认定的台奸，这真是够恐怖够滑稽的怪事啊！
李乔以外，《自由时报》还有续集呢！以1998年10月9日中山大学教授陈茂雄的一大篇《台奸与汉奸》为例，陈茂雄说：“曾心仪、许主峰、郑邦镇等一群建国党员选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当天赴世贸大楼廿四楼，抗议和统会的‘台奸’行为，并要求梁肃戎向台湾人道歉，曾心仪并于和统会门口走道上（公共场所）绝食抗议。2日下午4时梁肃戎召警非法（因走廊属公共场所，非私人住宅）逮捕曾心仪，并对媒体宣称台独人士才是台奸，因为台独会招惹中共武力犯台。”“招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就是台奸，那梁肃戎早就是台奸了。”
但是陈茂雄似乎很宽大，他似乎反对轻予罪名。他进一步引申说：“梁肃戎等旧国民党势力虽然通敌，然而骂他们‘台奸’或许会有一点不服气，因为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当然不属台湾‘内奸’。他们倒是一直要捍卫‘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唯一的敌人就是中共，因为中国一直要以武力、外交、经济等手段消灭‘中华民国’，旧国民党势力不但不奋起抗敌，反而与敌人勾搭，应算是‘中华民国’的内奸，所以，称他们为‘汉奸’应该不能否认吧！”
陈茂雄行文至此，理应告一段落了，但他对他的宽大又心有未甘，最后，他还是用这样的定位收尾了：“一个国家不该遇到强敌就放弃生存权，否则以色列、科威特早就要亡国，在台湾虽有统独之争，然而都有共同的敌人，就是中国，所差别的，独派人士要催生台湾共和国，而统派要捍卫中华民国（量他们不敢否认），然而台湾共和国及中华民国均是中国要消灭的对象，所以，通敌者对台湾共和国而言是‘台奸’，对中华民国而言则是‘汉奸’，但若是将‘台湾’当作地理名词，不要看成政治名词，则台湾共和国及中华民国均是建立在台湾的国家，如此，将该捍卫中华民国的‘汉奸’称为‘台奸’也十分正确”云云。
可怜的梁肃戎，他太可怜了，别人之为奸也，只是一奸而已，而他老先生却身兼二奸，又“汉奸”又“台奸”，由此一例，我们可以领教轻予罪名的恶劣行为，可以泛滥到什么程度，“汉奸”、“台奸”任何帽子都可随意为之，这是什么台湾独立的世界啊！（199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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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26日
为“不求甚解”进一解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其中“不求甚解”，在今天的中文语意里，有马马虎虎不细心读书之意，其实作者的本意，该是不钻牛角尖、不死抠字眼、不对字义做过分的、过甚的解释之意，因为一做过甚的解释，就走火入魔、自寻烦恼了。正因为不做过甚的解释，故能得到书中真趣，对真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以，当人家用《伊索寓言》式典故，说他是狼，你是兔子（兔宝宝、小白兔）的时候，你大可不必把兔子“甚解”成骯脏的字眼。大学教授也该有幽默感。（1999/11/26）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
早在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就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第二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这些主张慢慢构成和平方式的张本。
到了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更形确定。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和平解决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和谈表示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立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年，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我在下面，把邓小平的前后构想都排列出来，以使完整看到他说的是什么，其中有利于台湾的部分，是不是被我们忽略了、扭曲了。
十六年前，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国民党御用学者杨力宇时，有一篇重要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至31页，主题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全文如下：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它省、市以致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它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的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我们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1981年9月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内容和1983年6月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消除误解。
你们今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我们已经实现了安定团结。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将坚持不变。
中美关系最近略有好转，但是，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
八个月后，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至50页，主题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全文如下：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这是随便谈谈脑子里转的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有些话不一定准确，可能考虑不周到，但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要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又过了两个月，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人民日报》，主题是“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中国大陆同台湾统一的事情”，全文如下：
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希望美国领导人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作了最大努力，就是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制度。
希望美国不要作妨碍中国大陆同台湾统一的事情。海峡两岸可以逐步增加接触，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的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台湾同美国、日本可以继续保持现有的关系。我相信我们这个办法是行得通的。台湾问题解决了，中国同美国之间的疙瘩也就解开了。
中美两国虽然前一段时间吵了一些架，但近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好的。中美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点，但也有分歧点。中美两国都有发展合作的愿望。我们希望今后两国领导人和政府人员加强交往，更多地交换意见，以便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到两个月，1984年6月22至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至61页，主题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全文如下：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它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的，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对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国务院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是经大会通过的，是很严肃的事。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么，其它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绝不会答应的。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到1997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
以上谈话我都不嫌冗赘的引证全文，就在使我们能从全文的语气和上下文（context）间，掌握住邓小平的表面真义和意在言外的真义。在以上的四篇谈话里，我们清楚看到“一国两制”政策在邓小平口里演变的轨迹，随着这种轨迹，“一国两制”还有更完整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重视。（199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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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29日
阿扁心胸太狭窄了！
昨天报上刊出陈水扁参加高雄市台南同乡会会员代表大会时说：他现在有个梦，明年3月18日能有位台南人当总统，明年全国台南同乡会大会将在总统府扩大举行。他强调，这话并不是说连战就没有机会，阿扁不是位心胸狭窄的人，他表示，五年前他与台南乡亲黄大洲竞选台北市长，就有共识，你拼、我拼，但谁当选都是台南人当选。现在又和台南人竞选总统，台南人明年都有机会当总统。他呼吁各地的台南乡亲，一定要选出第一位台南出身的台湾总统云。
在我看来，阿扁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心胸狭窄的人，其实这段话，正泄漏了他是何等狭窄。古书《孔子家语》有一个故事说：“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请求之。亡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孔子反对楚王丢了弓后的谈话。表面上看，楚王心胸广大，认为“楚”王丢的弓，给“楚”人捡到了，有什么不好，但孔子认为，如说“人”丢了弓，给别“人”捡到，陈述中去掉“楚”字，方能更见其大。
如果阿扁能说：台湾选总统，台湾人当选了，而不说台南人当选了，岂不更见其大吗？可叹的事，阿扁太小器了。“惜乎其不大也！”这样长不大的台南人，台南人不以为耻吗？（1999/11/29）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续）
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至68页，主题是“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全文如下：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以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五十年不变。
坦率地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1997年后的事情。我们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今后中英两国要更好地合作。
现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了。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同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时，又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9月9日《人民日报》，主题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全文如下：
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坚持的思想路线。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把它继承下来了。中国遵循这一原则解决自己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且已经见效。我们也在按照这些原则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
中国正在同英国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并且可以达成协议。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想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种新的想法。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过了不到一个月，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会见华人科学家时，又发表谈话，收在1984年10月3日《人民日报》，主题是“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大陆十亿人口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同时允许一些地区搞特殊政策，搞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现在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有人提出，对香港的政策会不会变？我说，没有理由变，变没有好处。
同一天，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特就香港问题发表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2至76页。主题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其中就“一国两制”后五十年不变详加阐述。他说：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1997年6月30日，一夜之间换一套人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1997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1997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绝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在这天的谈话里，邓小平特别插播了一段台湾，他说：“1997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以上邓小平十五年前的谈话，对照起十五年后的今天香港情况来，可说言而有信，信而有征，是可以信任的。（199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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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30日
忆黄信介
黄信介七十分钟前死在台大医院。
我生平只见过黄信介两次。第一次在三十四（1965）年前。我那时正主持文星，黄信介正做市议员，发生了省议员杨玉城的案子。杨玉城是台北市长高玉树的亲弟弟，黄信介是高玉树的“五虎将”，他和李福春两位想找我帮忙，特别约我在波丽露二楼吃西餐，谈得很高兴。事后我整理出议员保障法例，打好字，叫已被文星请走但为我私人收容的张白帆送去给黄信介。那天是1965年12月31日。自那天以后，我和黄信介没有任何往来。我现在还保存着三十四年前黄信介经由李福春约晤我的文件（文星书店秘书钱翊平留字）及名片两张（李福春、黄信介名片），也可作为一些左证。
我第二次见他在1987年7月16日，已是第一次见面后二十二年，那天我写了“你解严，我上诉”的平反状子向国民党法院挑战，我到台湾高等法院递状子时，正巧黄信介他们也在递，大家握手叙旧，聊了一阵，那是我第二次见他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后来他做民进党主席，不能保持反对党尊严，反发出歌颂李登辉“英明”的肉麻言论。令人卑视。他在民进党新贵的抵制下，一筹莫展，政治前途已呈淡出，最后不能保持前辈尊严，反向投机分子陈水扁之流靠拢，也令人卑视。
王拓在“党外的声音”访问黄信介，收有一段黄信介的谈话说：“台湾戒严以来二十八年，都没有新的报纸取得发行许可，杂志勉强还有，但是大都是外省人办的，以外省人的眼光来看台湾的政治，例如《自由中国》，虽然办得很好，但与本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出入，又如李敖，可以说是本地人了，因他来台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是这里长大的，但是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到黄信介既狭且陋，这种人能成为台湾政治人物的大老，足可领教他们的水平是什么了。（1999/11/30）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二续）
1984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瞭望》周刊第四十二期，以“‘一国两制’是意义重大的构想”为主题，对“一国两制”做了专题的阐述，这是他提出“一国两制”以来，对这一构想最详细、最完整的阐述，全文如下：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形成了。这个构想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总是不好的。怎么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实际。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实际。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我们提出要保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个构想是我们从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而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稳定和繁荣，也不能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五十年不变。
我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首先从解决香港问题开始。具体地讲，就是在我国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后，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我和香港朋友谈到1997年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要继续多久，我说，如果继续十五年太短了，索性讲到五十年吧！五十年以后再说。五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
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香港几个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相应的，对台湾的政策也是几个不变。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搞小动作。不但1997年时不变，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是我个人的话，是人大通过的方针，是法，怎么会变！问题是政策对不对。对，就谁也变不了。不对，当然应当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搞开放政策，把经济搞活，首先在农村见了效。谁能改变这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如果要变，中国80%人口的生活水平就下降，就会失去80%的人心。
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这个已经见到成效了。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会变，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中国采取开放政策，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深圳和香港不同，不是深圳将来搬到香港，也不是香港搬到深圳。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世界上一系列问题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国际上的争端问题总是要找个出路，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有些国家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能的。否则，一些争端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用战争来解决。如果要稳定，不用战争，只能采取我们所讲的这一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
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要把世界稳定下来，脑子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至少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要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9月草签的中英协议是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圆满地解决香港问题，也为香港未来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
7月以后，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4至87页，是又一篇就“一国两制”做了专题的阐述，主题是“‘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1997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画地安排。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
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卡特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1927年到1949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1949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在上面的谈话后第二天，1984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和夫人、已故首相大平正芳的夫人时，特就“‘一国两制’就是谁也不吃掉谁”为主题，发表谈话，全文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他特别指出：“我们也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而且条件可以更宽一些，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个方案就是谁也不吃掉谁，双方都不吃亏，对台湾当局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谈话中，他拒绝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他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坚持用和平方式。我在国庆典礼上着重讲了这一点。我们有耐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诺不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道理很简单，要承诺，和平统一就不可能。”以上邓小平这些谈话，十五年后，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限上纲”、是最高指导原则，我这里不厌其详的加以收集、引述，就在使人们清楚理解“一国两制”的来龙、去脉与真意，进而领悟到这一构想，实在对台湾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反倒是大利多呢。（199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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