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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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辨伪方法论

——用“闽变”做例子

　　因研究现代史，“论定”尚未“盖棺”的人物，惹起当事人恼羞成怒，一状告到法庭，竟想混淆历史真相，希图用法律的制裁与判决来定伪证、箝人口，这种举动，就学术而言，为士林怪事；就公庭而言，是法界奇闻，而这种怪事和奇闻，竟为当事人胡秋原一手掀起，酿成腾笑中外的事件。我本人置身此事件之内，对此类“人无耻格，争讼于庭”的所谓“学人”，明揭其虚，细辨其伪，实属无所规避。

　　查胡秋原具状告我，前后有“自诉状”、“补充自诉理由状”、“自诉续状”三种，第一次告五大罪（其中包括四小罪），第二次告十八大罪（其中包括三十八小罪），第三次告五大罪，总计大罪二十八，小罪四十二。其具状之语无伦次，不通史学，不明法理，故意东扰西缠，恶言栽诬，不但无聊，实在可笑。例如他要求庭上“责令李某自行提出有资格之学人或教授二三人出庭证明今年〔文化〕辩论谁胜谁败”，这是何等无聊！这跟打官司有什么关系？例如他又拿别人文章里的话（《文星》六十号许登源《谈人身攻击》）来告我，这是多么可笑！这跟打官司又有什么关系？

　　故综合胡秋原冗长的罗织陷人文字，我执笔答辩，实感头昏脑胀，痛苦异常。因为这些都是胡秋原的故意缠讼，都是些和法律问题不相干的事件，是些历史问题，有的甚至是些鸡毛蒜皮事。而胡秋原者，居然头脑不清，硬为此类似小学生“我告老师去！”的手法，使他自己叨叨陈辞，使别人不得不执理申辩，其无聊可笑，实可为“老不知趣”一词做一最新的诠释。

　　我个人由于生活所迫，除在校读书外，每天要兼差上班，时力有限，无法跟极少去立法院开会却坐领高薪的胡秋原相比；研究近代史的环境与财力，也无法跟在近代史研究所兼拿台币美金而又坐拥资料的胡秋原相比；打起官司来，又没有能力请律师，更无法跟身为立委式律师而又另请两位律师的胡秋原相比。故从事答辩工作，实在不得不稍感缓慢。所采答辩的方式，乃就胡秋原所诬控的二十八大罪、四十二小罪中，提要钩玄，分类排比，陆续一一予以驳斥。今先就“闽变”问题开始。

　　一、“闽变”是一个专有名词

　　民国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在福州发生的“闽变”，已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确定了的名称，我在《胡秋原的真面目》中曾指出：

　　“‘闽变’二字在中国现代史上已经成了专有名词，不论在当时或以后的报章、杂志、著作或文献上，都有其固定涵意。”

　　可是参加过“闽变”的胡秋原却不遵守这种“史法”，他竟对“闽变”一词感到怀疑，他自己称呼“闽变”，却用下列的方法：

　　1“福建那一件事”（《我为什么要提起控诉》，五十一年十二月十日《政治评论》第九卷第七期）

　　2“福建之事”（《俄帝侵华史纲》第十章）

　　3“闽事”（《维护讨论原则学界尊严》，他在这篇文章中特别表示说：“我参加闽事（我不用变字）”。）

　　胡秋原为什么以“史学家”自居却又不守“史法”呢？为什么他明知“官方文书”是称“闽变”的（“补充自诉理由状”），而他自己却偏偏不用这个专有名词呢？这个原因，一句说破了，是因为他“忌讳”这个专有名词，“忌讳”这个“变”——“叛变”！

　　不但胡秋原“忌讳”这个“闽变”，参加“闽变”的人似乎也“忌讳”它。例如“闽变”的重要角色，胡秋原的老上司，当年福建省所谓“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的一主席，今天大陆上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的一政要蔡廷锴，在十七年前所写的《蔡廷锴自传》里，也和胡秋原一样的不用“闽变”而用“闽事”，这不是“巧合”吗？

　　可是，历史总归是历史，不论制造丑史的人事后如何设法遮丑，他们也是难遂所愿的。我现在先列两个表，看看“闽变”一词是怎样做肯定的：

第一标（当时报章杂志中的称呼）

编号/报章杂志/日期/标题/称呼/次数 001/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2日/闽省各机关撤除中山遗像遗嘱/闽变/4 002/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2日/闽变之种种疑点/闽变/1 003/三民主义月刊/二十二年11月22日/西南执行部为闽变致海内外各级党部之养电/闽变/1 004/三民主义月刊/二十二年11月22日/胡汉民先生等为闽变复陈铭枢等之养电/闽变/1 005/政治评论/二十二年11月22日/闽变结果当如何？（中）/闽变/1 006/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3日/中央昨晚有重要会议/闽变/5 007/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3日/从国际形势论中国革命问题/闽变/2 008/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4日/告剿匪将士及全国各军长官书/闽变/3 009/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4日/通电全国声讨陈李/闽变/1 010/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4日/对闽侧重政治解决/闽变/7 011/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4日/闽变与华北/闽变/5 012/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5日/党的统一/闽变/1 013/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5日/中央部队开浙增防/闽变/1 014/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5日/应付闽变/闽变/2 015/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5日/闽变与鄂桂/闽变/3 016/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5日/本市新闻/闽变/1 017/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6日/侨委会为闽变发告海外同胞书/闽变/2 018/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6日/赣匪乘闽变北攻被击退/闽变/5 019/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6日/中宣会发表告全国同胞同志书/闽变/1 020/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6日/从历史上观闽变/闽变/5 021/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6日/南京25日电/闽变/1 022/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1月27日/闽变始记/闽变/18 023/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1月27日/一周大事日记/闽变/2 024/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1月27日/编辑后记/闽变/2 025/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7日/董霖林紫贵报告闽变/闽变/3 026/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7日/对闽军事殆不能免/闽变/2 027/三民主义月刊/二十二年11月27日/西南执行部感电/闽变/3 028/独立评论/二十二年11月27日/福建的大变局（胡适）/闽变/3 029/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8日/昨天的纪念周/闽变/1 030/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8日/请明令讨闽/闽变/1 031/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8日/马江海军学生昨由闽抵沪/闽变/1 032/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8日/汪报告闽变/闽变/2 033/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9日/于学忠报告闽变/闽变/2 034/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9日/闽变中又一文件/闽变/1 035/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9日/闽变中标榜之经济主义/闽变/2 036/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29日/何键赴粤归后报告对闽态度/闽变/1 037/政治评论/二十二年11月30日/闽变的招牌（辰）/闽变/1 038/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30日/收拾闽变与打开时局/闽变/6 039/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30日/闽变宣言全文/闽变/2 040/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30日/闽方宣传防粤攻浙/闽变/1 041/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30日/为闽变电陈中央/闽变/4 042/大公报/二十二年11月30日/鄂省庶政谈（张群谈“闽变”）/闽变/1 043/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日/一片讨伐声/闽变/1 044/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3日/西南对闽进行调解/闽变/1 045/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3日/浙闽边境安谧如恒/闽变/1 046/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2月4日/闽变续记/闽变/7 047/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2月4日/一周大事日记/闽变/1 048/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2月4日/评论选辑/闽变/12 049/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4日/西南的态度/闽变/1 050/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4日/哀十九路/闽变/1 051/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4日/闽军决定侵浙/闽变/3 052/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4日/闽变后之党狱/闽变/6 053/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5日/蒋认闽变不难收拾/闽变/6 054/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5日/闽变后之党狱/闽变/3 055/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6日/韩复榘电蒋请彻查伪造电文/闽变/2 056/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7日/张继谈此次闽变/闽变/1 057/政治评论/二十二年12月7日/闽变非普通叛变（程瑞霖）/闽变/1 058/政治评论/二十二年12月7日/闽变的必然性与国民党应有之觉悟（商信）/闽变/1 059/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8日/张群谈时局谓闽变不难平定/闽变/2 060/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8日/日本外交之活跃/闽变/1 061/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9日/张继等今晨赴粤/闽变/2 062/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0日/中国之大/闽变/1 063/人民评论/二十二年12月10日/闽变与国民党自觉自救/闽变/1 064/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1日/华轮停航闽海/闽变/1 065/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1日/蒋电鄂教厅/闽变/1 066/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2月11日/大事评述/闽变/5 067/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2月11日/一周大事日记/闽变/1 068/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2月11日/评论选辑/闽变/6 069/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2月11日/编辑后记/闽变/1 070/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2日/对闽变应有之认识及民主复兴之路（刘健群）/闽变/5 071/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2日/张继抵港之谈话/闽变/2 072/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3日/第三党宣告解散/闽变/2 073/三民主义月刊/二十二年12月15日/胡展堂先生对时局宣言/闽变/1 074/三民主义月刊/二十二年12月15日/所谓闽变（胡汉民）/闽变/8 075/申报月刊/二十二年12月15日/闽变感言/闽变/1 076/申报月刊/二十二年12月15日/闽变/闽变/2 077/申报月刊/二十二年12月15日/一年来之中国/闽变/1 078/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5日/京赣所传闽共关系/闽变/1 079/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5日/四中全会忽又展期/闽变/1 080/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5日/反对割裂国家！/闽变/1 081/东方杂志/二十二年12月16日/国难中之闽变（允恭）/闽变/5 082/东方杂志/二十二年12月16日/时事日志/闽变/2 083/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6日/为闽变告全国军人（黎天才）/闽变/4 084/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2月18日/插图/闽变/1 085/国闻周报/二十二年12月18日/大事评述/闽变/3 086/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8日/湘桂当局一度接洽/闽变/1 087/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8日/胡汉民氏之今昔/闽变/1 088/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19日/仇者称快/闽变/2 089/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21日/蒋光鼐褫职/闽变/1 090/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22日/对闽不日将总攻/闽变/1 091/中国革命/二十二年12月23日/闽变与日本帝国主义（侯志明）/闽变/1 092/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24日/海军即动员/闽变/1 093/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24日/战时注意保民之必要/闽变/2 094/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25日/读西南政委会通电感言/闽变/3 095/三民主义月刊/二十二年12月28日/西南各中委俭电/闽变/1 096/大公报/二十二年12月29日/张继报告/闽变/1 097/东方杂志/二十三年1月1日/时事日志/闽变/3 098/东方杂志/二十三年1月1日/大事述评/闽变/1 099/东方杂志/二十三年1月1日/插图/闽变/1 100/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6日/温州公电/闽变/1 101/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10日/中央军直逼福州/闽变/2 102/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11日/闽变告一段落后之政局/闽变/7 103/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12日/胡汉民之八项主张/闽变/1 104/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14日/福州收复/闽变/1 105/三民主义月刊/二十三年1月15日/政治上之责任问题（胡汉民）/闽变/1 106/三民主义月刊/二十三年1月15日/闽变的联想（邹鲁）/闽变/3 107/三民主义月刊/二十三年1月15日/中国政局之展望（王养冲）/闽变/3 108/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15日/十九路军失败之鉴戒/闽变/3 109/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16日/闽变敉平的感想/闽变/6 110/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16日/闽垣重见青白旗/闽变/1 111/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16日/闽变之又一教训/闽变/4 112/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17日/防匪清乡/闽变/1 113/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20日/闽变平后之中全会/闽变/3 114/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20日/于右任提议免除杂税（于右任谈“闽变”）/闽变/1 115/国闻周报/二十三年1月22日/评论选辑/闽变/7 116/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23日/十九路军/闽变/1 117/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23日/迎蒋之热烈/闽变/1 118/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23日/国人重视全会者安在？/闽变/1 119/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25日/中宣委会告国民书/闽变/2 120/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25日/（四中全会）第三次大会/闽变/1 121/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28日/闽变之最后一幕/闽变/1 122/国闻周报/二十三年1月29日/四中全会记/闽变/1 123/大公报/二十三年1月31日/十九路军已成历史名词/闽变/1 124/大公报/二十三年2月5日/宁夏战事之前途/闽变/1 125/大公报/二十三年2月6日/福州的电报交通/闽变/2 126/大公报/二十三年2月9日/来函照登/闽变/1 127/大公报/二十三年2月13日/读汪蒋宣言/闽变/2 128/东方杂志/二十三年2月16日/闽变经过（难宾）/闽变/9 129/东方杂志/二十三年2月16日/时事日志/闽变/1 130/东方杂志/二十三年3月1日/东方画报（闽变中被毁之古田城）/闽变/1

（据此表，共用资料130篇，内称“闽变313次”。）

第二表（日后书刊中的称呼） 编号/报章杂志/日期/标题/称呼/次数 001/申报馆/民国二十三年申报年鉴（二十三年）/闽变/13 002/国民党党史会/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二十三年）/闽变/6 003/国民党中组部/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二十四年）/闽变/1 004/厂民/当代中国人物志（二十六年）/闽变/1 005/陆费逵等/辞海附录《中国历代大事年表》（二十六年）/闽变/1 006/张炽章/季鸾文存（三十三年）/闽变/4 007/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略（三十四年）/闽变/1 008/瓞生/世界大事年表（三十四年）/闽变/1 009/邹鲁/回顾录（三十五年）/闽变/1 010/中华年鉴社/民国三十七年中华年鉴（三十七年）/闽变/3 011/中央日报社译/亚洲红祸记（三十八年）/闽变/1 012/倚马/蒋光鼐向人民捐献（三十九年《周末观察》）/闽变/1 013/张其昀/党史概要（四十年）/闽变/1 014/高森/苏俄与匪情研究（四十年）/闽变/2 015/张继/张浦泉先生全集补编（四十一年）/闽变/2 016/董显光/蒋总统传（四十一年）/闽变/2 017/刘子清/从军三十年（四十三年）/闽变/5 018/李守孔/中国最近四十年史（四十三年）/闽变/4 019/雷啸岑/卅年动乱中国（四十四年）/闽变/6 020/王德胜/蒋总统年表（四十五年）/闽变/1 021/李方晨/俄帝侵华史（四十六年）/闽变/2 022/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四十六年）/闽变/5 023/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四十七年）/闽变/1 024/李方晨/中国近代革命史（四十七年）/闽变/2 025/何健民/中国近代史（四十七年）/闽变/1 026/张效乾/中国近代政治史（四十八年）/闽变/1 027/王思诚/毛泽东与红祸（四十八年）/闽变/1 028/黄大受/中国近代现代史（四十九年）/闽变/1 029/陈锡璋/苏俄在中国名辞索引及诠释（四十九年）/闽变/11 030/国防部史政局/国军政工史稿/闽变/2 031/古述之/闽变由爆发到瓦解（五十年《春秋》）/闽变/72 032/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稿（五十年）/闽变/1 033/孙连仲/孙连仲回忆录（五十一年）/闽变/1

（据此表，共用资料三十三种，内称“闽变”158次。）

　　以上所举计报章杂志书刊共一六三种，共称“闽变”四七一次。各书刊内容之良莠姑不论，但于“闽变”一词，皆用现代史上的固定用法，都经著者审定后运用，则毫无疑义。我个人为举证的严肃，凡属重复的著作（如李守孔《中国现代史》，张效乾《近代中国史》）及抄袭的著作（如五十一年五月“云跃出版社”的《开国五十年大事记》其中极大部分抄袭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其中即使用“闽变”字样，也避免引用。

　　二、“闽变”是不是叛国？

　　胡秋原在《我为什么要提起控诉》中，要我对“所谓‘叛国’的话，负诽谤责任。”他用“所谓‘叛国’”的意思，是否认“闽变”是一种“叛国”行动，并认为我说“闽变”是“叛国”行动，乃是诽谤了他。

　　其实，这完完全全是胡秋原在说谎。

　　胡秋原为了歪曲历史，竟发出“闽变”不是“叛国”的怪论，先看他的说法。首先，他说他参加“闽变”：

　　“是事实，但这是过去的内政纷争，不能说‘叛国’。变更国体，推翻国宪，通谋外国，危害本国才算叛国。”（《为反对诽谤与乱戴红帽而奋斗》）

　　这分明是说，“闽变”乃是“过去的内政纷争”，不是“叛国”。在这种胡秋原式的前提下，他开始控告我，说我

　　“诬为‘叛国’”（《补充自诉理由状》）

　　又说：

　　“再三指自诉人为‘叛国’分子，官方文书仅称‘闽变’，被告等何能罗织称为‘叛国’？彼自以为懂英文，说是Revolt。但Revolt即为‘叛国’乎？”（同上）

　　为了答复胡秋原的谎话，我先举出“闽变”发生时的四段文献：

　　一、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公报中央社南京电：

　　“蒋委员长发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文曰：‘据报陈铭枢李济深之徒，窃据福州，假借我十九路军名义，凑合第三党社会民主党之反动分子，倡言联共，背叛中国国民党，反抗国民政府，组织其共产党化身之所谓生产党与其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废弃本党总理自革命以来所创造青天白日之党国旗，而扬其上篮下红中嵌黄色五星为号之叛旗，值此国难严重之秋，全国并力剿共之日，迺竟有此危害党国，自促灭亡之举，是诚何心，良难索解。……彼辈叛徒，唯以联共勾日为手段，以毁党叛国为目的。”——这是蒋委员长指“闽变”是“叛国”。

　　二、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公报中央社南京电：

　　“中央宣传委员会昨（二十四日）发布为闽变报告全国同胞及全体同志书，原文如下：‘……陈铭枢李济深等竟于此时倡乱入闽，僭立伪号，联匪附敌，毁党卖国，丧心病狂，殊堪痛恨。据报章所载，陈李等集合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第三党、及国家主义派等反动分子，组织所谓生产党及人民革命政府，废除中华民国之国号，及总理创造之国旗党徽；公然叛党叛国。’”——这是国民党中宣委会指“闽变”是“叛国”。

　　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公报中央社香港电：

　　“张（继）等谈话毕，有询闽变是否可调和者，张答：‘陈李等改换国旗变更国体，不但叛党，且已叛国，尚有何调和可言。’”——这是张继指“闽变”是“叛国”。

　　四、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报中央社南京电：

　　“四日晨中央纪念周，于右任主席并报告，略谓……闽变乃叛党叛国之事，只要本党同志自己信仰坚强，认定三民主义之精神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始终向此目标努力，足可救中国救本党，能摧毁其他一切反动力量。”——这是于右任指“闽变”是“叛国”。

　　若照胡秋原的前提，则蒋委员长、国民党中宣委会文告起草人、张继、于右任，岂不都是把“闽变”“诬为‘叛国’”、“罗织称为‘叛国’”了吗？岂不都要“负诽谤责任”了吗？

　　为了进一步举证，为了使举证材料简明一点，我只列出几条指“闽变”为“叛国”的证据：

　　“危害国家”（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政会通电）

　　“叛党叛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日报社论《福州事变的性质》）

　　“背叛中国国民党，反抗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蒋委员长《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

　　“危害党国”（同上）

　　“卖国毁党”（同上）

　　“毁党叛国”（同上）

　　“叛党乱国”（同上）

　　“且叛党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为闽变致海内外各级党部之养电》）

　　“毁坏党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蒋委员长《告剿匪将士及全国各军长官书》）

　　“毁党卖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宣委会《为闽变报告全国同胞及全体同志书》）

　　“背叛党国”（同上）

　　“卖国行为”（同上）

　　“卖国之阴谋”（同上）

　　“毁党祸国”（同上）

　　“判党背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何成濬、孙连仲、万耀煌等通电）

　　“变更国旗的叛变”（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公报）

　　“变更国体的叛变”（同上）

　　“变更民国的基础”（同上）

　　“叛党卖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何键报告）

　　“叛党祸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公报张继谈话）

　　“毁党弃国”（二十三年一月五日国民党《四中全会闭幕宣言》）

　　“叛党毁国”（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三民主义月刊》、王养冲《中国政局之瞻望》）

　　“糜碎我党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蒋委员长行营真电）

　　“毁灭党国”（同上）

　　“极严重的叛变”（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东方杂志》难宾《闽变经过》）

　　以上所举，还都是限于文字不重复的部分，其他完全相同的指称（如国民党中宣委会《为闽变报告全国同胞及全体同志书》及张继《党史概要》中皆有“背叛党国”的话），一概从略。

　　“闽变”所以构成“叛国”，是它满足了叛国罪的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也满足了胡秋原所肯定的叛国条件：

　　1改国号——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共和国”；

　　2易正朔-—改“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

　　3变国旗——改“青天白日旗”为“上红下蓝中嵌五角星旗”；

　　4换政府——改“国民政府”为“人民革命政府”；

　　5推翻民国二十年六月一日开始施行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6武装叛变——改“十九路军”为“人民革命军”，实行叛变；

　　7联俄联共；

　　8勾结日本。

　　如果具有了这些主要条件还不算是“叛国”，还要把它说成单纯的“内政纷争”，这是任何维护真实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而参加“叛国”行动的胡秋原，竞还大言不惭的歪曲历史、诬控别人，想陷别人以“诽谤罪”，天下还有比这种更无耻的勾当吗？

　　至于“闽变”中“叛党”事实，现为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胡秋原自己去想想好了，我不是国民党党员，故只就“叛国”一点上，尽一个“国民”应有的辩伪责任。张其昀在《党史概要》第二册中，曾记“闽变的平定”，大体还算扼要，可对这段叛国史有一概括的认识：

　　“当剿匪军事未竟全功之时，第十九路军几个叛逆的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等，忽于此时反叛中央。他们在福州组织了一个所谓生产党，成立了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并且撕毁了总理的遗像遗嘱，禁用青天白日的国旗和党徽，不仅背弃本党和三民主义，而且连中华民国的国号也要根本推翻，伪称一个什么‘中华共和国’。这真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实为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这是二十二年十二月间的事。福建诸逆的叛变，原欲骇惑人心，动摇国本，乃叛帜甫扬，举国声讨，福州伪府不旬日而亡，倡乱极未有之离奇，而戡平亦奏空前的神速。当时总裁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里曾说：‘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本剿灭赣南的土匪，非同时剿灭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二十三年一月，总裁由杭州移驻浦城，电示平定闽变战略，并招抚叛部来归。旋飞建瓯督战，先后克复延平，厦门、福州，闽变遂平。当国军收复福州之日，青天白日的国旗，飞扬遍于全市，民众欢呼狂热之诚，真有重见光明之概。由此可见，苟有离弃三民主义，而妄图为自残自裂之举者，一与蓬勃的民族意识相接触，未有不披靡而覆灭的。闽变的迅速平定，对于共匪自然是一大打击。”

　　像这类记载“闽变”的文字，还可以找到很多，无须具引。总结“闽变”一幕，不脱“叛”与“乱”的基本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随手可举出二十种既不重复，又不脱“叛”与“乱”的称呼：

　　1“叛乱”（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政会通电）

　　2“变乱”（同上）

　　3“背叛”（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蒋委员长《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

　　4“叛徒”（同上）

　　5“叛国”（同上）

　　6“叛党”（同上）

　　7“乱国”（同上）

　　8“祸乱”（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鲁涤平、陈布雷等养电）

　　9“叛变”（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蒋委员长《告剿匪将士及全国各军长官书》）

　　10“反叛”（同上）

　　11“倡乱”（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宣委会《为闽变报告全国同胞及全体同志书》）

　　12“叛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宣委会《告十九路军书》）

　　13“肇乱”（二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大公报《南昌通信》）

　　14“内乱”（二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大公报长沙四日电）

　　15“乱党”（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胡汉民对时局宣言）

　　16“危乱”（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宣委会《告国民书》）

　　17“叛帜”（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四中全会闭幕宣言》）

　　18“作乱”（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蒋委员长行营真电）

　　19“称叛”（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新闻天地》李前人《蒋光鼐家产被查封》）

　　20“谋叛”（四十五年二月王德胜《蒋总统年表》）

　　如果上面这些证件还不能使胡秋原在真理面前屈服，收回他那“闽变”不是“叛国”的谎话，那我就要再说他一声“无耻”!

　　三、“闽变”与共产党

　　关于“闽变”与共产党的勾结，胡秋原也极尽狡饰洗刷之能事。先看他的四段话：

　　1“不能捏造增加没有的事情，更不能扯到共产党，当年参加福建之事者并不是共产党。”（《为反对诽谤与乱戴红帽而奋斗》）

　　2“十九路军断无与共军夹击中央军之事。”（同上）

　　3“在这事件之前，当时福建驻军曾与中共有一互不侵犯协定。这协定只有驻军负责人知道。我只是事件发生前夕略有所闻，直到完结以后，我才见到那所谓协定的全文。然实际上，那事件发生不久，中共即开始对这‘政府’攻击。”（《维护讨论原则学界尊严》）

　　4“自诉人少年时代曾参加闽事，为政府与社会各界早已知悉之事。但此事乃内政上之旧事，并非共党暴动可比，自全面抗战军兴，此事即成过去，时至今日，应无罪责可言。”（《补充自诉理由状》）

　　十一月二十二日，蒋委员长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其中说：

　　“顾陈铭枢胆敢悍然发难者，实以其对于赣闽共匪已实行妥协，成立互不侵犯之密约，议定接济匪区物质及军事互助，彼此策应之计划，证以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等之依附其间，供效奔走，共党代表及彭德怀之妻妇滞留福州，及取消国旗党徽，高唱土地政策，农工政策，则联共叛乱之说，显而易见矣。……彼辈叛徒，唯以联共勾日为手段，以毁党叛国为目的。　　忍丧全闽，陷于匪祸。……适中共匪粉碎五次围剿计划中预定挑拨闽变之毒计，且足贻寇仇之窃笑。”

　　读了这段文告，尤其是文告中“共党代表及彭德怀之妻妇滞留福州”等话，可知胡秋原所谓的“不能扯到共产党”，实在是道道地地的谎话，他说“不能捏造增加没有的事情”，他是不是认为“共党代表及彭德怀之妻妇滞留福州”等“事情”是“捏造增加”？

　　再看《苏俄在中国》的话：

　　“到了长城之役停战以后，我即于当年十月，复在南昌召集剿匪会议，订定第五次围剿计画，对江西匪区，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一面禁运物资，封锁其经济，建筑碉堡，截断其交通；一面开拓公路，步步为营，节节进剿。正当剿匪着着胜利的时候，共匪乃策动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深等的叛变，在福州组织所谓‘人民政府’。”

　　这里明明白白的说，“闽变”的发生，是“共匪”“策动”的结果；可是胡秋原却硬说：“不能扯到共产党”！“不能捏造增加没有的事情”！

　　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蒋委员长在南昌发表《告剿匪将士及全国各军长官书》，里面有这样的话：

　　“连年共匪肆虐，毒遍数省，毁坏我国家社会之根本组织，民族生存，受其威胁，致一切御侮卫国之工作，亦均不能为有效之实施。我忠勇将士，乃并力共趋，专事剿共。苦战恶斗之结果，豫鄂皖边区已告肃清，赣中进剿，亦着着奏效，封锁围剿之政策，尤足制匪死命，稍假时日，自可次第荡平。不期陈铭枢等，竟与共党勾结妥协，二十日在闽组织伪府，突行叛变，此种倒行逆施之所为，实自绝于国人。……”

　　文告中又指出陈铭枢等：

　　“逆谋日亟，深与第三党结纳，由该党首领黄琪翔、徐谦等斡旋，谋与共匪合作，信使不辍。最近互不侵犯之协约已成，议定接济匪区物资及军事互助之办法。”

　　文告又指出“闽变”开幕时：

　　“凑合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国家主义派及共产党分子，一炉共冶，另组一党，名曰生产党。聚蛇蝎于一窝，矛盾复杂，不可究诘，前途如何变幻，虽不可预料，然彼辈实毁坏党国，藉抗日以与日妥协，藉剿共以与共合作，则实昭然。”

　　“惟现在形势，大体已可明了者，则此次陈铭枢等不择手段，敢于联共毁党以图一逞，人格破产，信用坠地。”

　　“盖闽变实共匪之最后挣扎，本为其破坏我军五次围剿之预定策略。陈铭枢等所为，不过共党垂暮之回光。”

　　可见“共产党分子”已经“一炉共冶”了，而“陈铭枢等所为，不过共党垂暮之回光”，而其中“蛇蝎”之一胡秋原者，却在事后仍一口咬定“不能扯到共产党”！这种狡辩，岂不正是“人格破产，信用坠地”吗？

　　再看原始文件：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为闽变报告全国同胞及全体同志书》，其中指出：

　　“讵陈李等竟于剿匪成败关头，国家存亡之际，倡言联共，实行纵匪，与匪党成立互不侵犯密约，接济其军实，将数年来国民与政府合作所形成之剿匪战线，政治与军力并施，所获得之剿匪成绩，一举而破坏之，摧残之；将举国上下痛心疾首之残匪，危害国家民族生存之祸根，一举而纵逸之，扶助之，必欲使福建与各省同胞沦为江西第二，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苟非天良丧尽，讵能忍心出此？”

　　十二月十五日，胡汉民在“所谓闽变”里说：

　　“观察‘闽变’，并不能如观察通常的内乱一般简单。这一次的政变至于废国旗，改年号，狂悖至此，在观察之中，还应该注意到国际政治路线和国际外交背景。”

　　为了证实“国际政治路线和国际外交背景”，他公布了两个“有充分形成这种趋势的可能”的“现时局情报”，其中一个说：

　　“……由十九路军代表某入瑞金与红区人民外交委员长陈昌浩、彭德怀等协商，同时第二第三两国际东方部人员，在上海亦交换意见，渐即鉴定。后红军要求在厦门设交通站，并允给过境税百分之五十，谈判至十一月十五日，仍未妥协。故福建人民政府组织，原定十八日发宣言者，乃迟至二十日。至十六日乃决定红区军需，由十九路军转售，并已规定以二千万元（系第三国际出资）为军需额。由十九路军与红军各设交易委员会办理。现二三两国际要员，均仍在沪。两党关系，大部以上海国际意旨为依归。”

　　十二月十五日大公报上又有中央社南京的电文：

　　“闽伪府成立后，赤匪由赣匪区派往五十人，参加各伪机关，自沪赴闽之共党徒亦多。闽变发动时，共匪即派彭德怀妻及罗炳辉在福州洽商一切。最近朱德到省，迭开联席会议，朱主合兵北犯，蔡主南侵，彼此相持甚力，最后卒从朱意，决定犯浙，第一方面军由蔡兼，第二方面则由朱担任，十九路军已与匪完全联合行动。近日匪由将乐开赴延平者约两团，逆军六十及六十一两师会同赤匪约二千，由延平开三都口，经南山大背，向古田移动，又下道湖芦山青枫岭等处到匪及逆军约二千余，亦向古田移动，黄琪翔收编长汀一代赣匪及漳南民军，警戒粤边。又电，闽逆联匪已成事实，此间探得内容如下：闽伪府与匪进行妥协，先实行土地革命政策，第三国际允派米夫（前莫斯科中大副校长）来华主持，至闽逆与匪妥协之条件有三：（一）共同联络反抗中央，撤销国民党。（二）实行平分田产。（三）建立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其履行条件开始时：①先由闽方停止封锁赤匪政策。②因避免目标太大，暂时仍于可能范围内表示灰色，两方仅暗中联络。③共匪为十九路军屏障闽北一带，以便抵抗中央军。（四）陈蔡等放弃闽西，由罗匪首炳辉接防龙岩，牵制广东，四十九师移调漳厦，原驻漳泉之毛匪各部，则悉调闽北，准备进攻浙江。”

　　这里“合兵北犯”、“共同联络”、“屏障闽北”等事实，是不是“夹击中央军”的战略？可是胡秋原却大声说：“十九路军断无与共军夹击中央军之事”!

　　同日，大公报另电又说：

　　“香港电讯，闽逆陈铭枢、李济深等联共叛党，组府改元，以闽民为叛逆之傀儡，以闽地为共产之试验，兹探得陈、李在未叛前与共党所订密约条件大要如下：①匪军占领地由匪建设。②粤如由上杭武平攻闽，匪应抵抗。③闽方给匪费三十万元。④闽对匪粮及其他必需品应予便利。⑤树立农工兵政权。⑥逆政府不得有剿赤反赤名称及一切宣传与行动。⑦采纳赤匪政策，在相当时间实现。⑧释放逆政府范围内所拘禁之赤匪。⑨取消匪区封锁，并予以物质接济。⑩将建宁汀龙各县归赤匪驻防。(11)逆军负对浙，赤匪负对粤之责任。刻赣境赤匪渐向闽方移动，由此观之，陈、李等逆联共之明证已可概见，而其叛国祸民之罪恶，实不胜诛矣。”

　　中国方面的资料对闽共密约已有这些记述，在日本方面，同类的资料更为完备，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在《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史》内“福建革命与中共之关系”一章中，据波多野乾一的报导如下：

　　此次革命虽昙花一现，仍值得我们关心，这是因为革命与中共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在形成革命思想背景的各派中，有章伯钧、徐名鸿、彭泽湘等旧共产党员，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夫人胡筠，第二十二军长罗炳辉夫人参加革命，中共闽西书记胡远参与人民政府政纲的起草工作，这且不论，更重要的是福建当局和红军之间有互不侵犯协定的缔约，这是笔者敢确信断言的事实。关于此点，福建当局报导如次：

　　福建革命的首脑部，感于独立有与红军协力的必要，十月上旬陈铭枢邀请徐谦、章伯钧到香港，就联共问题协议结果，徐章二人赴上海，与第三国际东方局代表米夫（Mif）会商。结果，伴同《中国论坛》主笔犹太系美国人Harold Isaacs返港。中旬，上述三人赴龙岩，由徐名鸿、邱国珍领往汀州（有闽省赤都之称），引妇女部长罗〇〇（可能系罗炳辉夫人）等三名苏维埃区代表返港。下旬，成立协定，其要点如左：

　　（一）红军现占据地由红军积极加以建设。

　　（二）红军负责防止上杭、武平一带的广东军。

　　（三）人民政府支付红军军费三十万元。

　　（四）关于打倒南京政府及帝国主义，采取一致行动。

　　（五）人民政府应谋供给粮食及其他必需品之办法。

　　（六）同意人民运动，采用由工农支配一般民众的政策。

　　“苏维埃区代表携返右列协定草案，经瑞金中委认可，于十一月上旬，将中委决议书交给陈铭枢。此外，徐名鸿与董振堂（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间，于十月下旬缔结粮食供给协定。十二月上旬，蔡廷锴在漳州与朱德、彭德怀、林彪秘密会见，划定红军管理区域（第一期龙岩，第二期南靖、平和、云宵、韶安，第三期漳州）。”

　　再看中国方面的消息：

　　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公报中央社南昌电：

　　“先是陈铭枢在港时，即由黄琪翔、彭泽湘等代表，与共党及闽赣共匪分头联络，嗣共匪方面亦由伪福建军区总指挥罗炳辉之妻赴港晤陈，面洽一切。现已与共匪妥协，成立互不侵犯之军事协定。现彭德怀之妻及共匪代表尚滞留福州，为更进一步之联络。”

　　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公报国闻社讯：

　　“联络共产党，以殃民祸国。年来共党不择手段，在华中各部所造之罪恶，全国同胞对之无不切齿，乃陈〔铭枢等〕竟悍然与共党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且不惜进一步与之切实联络，阻碍中央剿匪之进行。”

　　同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宣委会发表《告十九路军书》：

　　“今陈李等逆，假借十九路军名义，纠合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共产党、国家主义派，各有背景之反动分子，别立名义，联共附敌，背叛党国，迎集匪首代表于福州，接济残匪之军械粮秣，危害党国，自促灭亡，丧心病狂，至于此极。”

　　十一月二十八日大公报中央社上海电：

　　“伪府竟与匪共订不侵犯条约，并有物质接济之协定，计有粮食三十万元，食盐三十万元，子弹服装等项亦四十余万元。”

　　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公报长沙电：

　　“何键二十一日赴粤与陈济棠会商后，二十六日晚返省，二十七日出席中山堂扩大纪念周报告，略谓上次土匪彭德怀部入闽时，蔡廷锴部被围，势不能支，由陈铭枢向上海共党中央党部妥协，经共党转呈第三国际成立军事协定，其条件系彭德怀撤兵解蔡围，福建则接济共党盐与布疋，所以此次事变，共党重要分子彭泽湘、章伯钧等均参加。”

　　十一月三十日，大公报南京通讯“闽局面面观，容共大失同情”中有“闽以物质接济共匪”等字样；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国革命》第十二卷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中有“‘人民政府’为江西共匪设交通站”（实）等文。

　　十二月二十八日，张继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报告南行经过：

　　“关于福建叛变事，南中诸同志认识甚清，持义亦甚鲜明，并以叛逆实与共匪勾结，将贻国家以不可收拾之危。”

　　除了这些“与共匪勾结”的证据外，我还可以就许多相关的资料中，去掉字句相同的，把一些字句不同的“勾结”史实，简列如下：

　　“勾结共匪，助其肆虐”（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政会通电）

　　“倡言联共”（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蒋委员长《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

　　“对于赣共已实行妥协”（同上）

　　“以联共勾日为手段”（同上）

　　“内与共党联络”（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为闽变致海内外各级党部之养电》）

　　“蔓延赤祸”（同上）-

　　“内与共匪勾联”（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胡汉民等为闽变覆陈铭枢等之养电）

　　“煽扬赤焰”（同上）

　　“内长共匪之毒焰”（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感电）

　　“左倾联共”（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益世报社论《解决闽局合理的途径》）

　　“与共党勾结妥协”（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蒋委员长《告剿匪将士及全国各军长官书》）

　　“与共匪合作，信使不辍”（同上）

　　“高叫联俄联共”（同上）

　　“与共合作”（同上）

　　“联共毁党”（同上）

　　“联匪附敌”（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宣委会《为闽变报告全国同胞及全体同志书》）

　　“倡言联共，实行纵匪”（同上）

　　“勾结举国共弃之共党”（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何应钦等通电）

　　“内联共匪，外勾日人”（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何成浚、孙连仲、万耀煌等通电）

　　“反党联共”（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公报社论《闽变与粤桂》）

　　“联共附敌”（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宣委会《告十九路军书》）

　　“联合共匪”（同上）

　　“联共联日”（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何键报告）

　　“与匪联合”（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大公报中央社香港电）

　　“联共勾日”（二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大公报蒋委员长复南昌市商会电）

　　“联匪事仇”（二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大公报《南昌通信》）

　　“叛党联共”（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胡汉民对时局宣言）

　　“十九路军与共匪间之勾结”（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胡汉民“所谓闽变”）

　　“福建为与共产匪徒谋妥协”（同上）

　　“福建为联共而叛党”（同上）

　　“匪逆实行联合”（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大公报）

　　“闽共合作”（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大公报社论《四中全会展期后如何》）

　　“联络共党”（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杭州民众讨闽大会通电）

　　“闽方与赣共联络”（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大公报）

　　“联络赤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大公报）

　　“逆共实已勾结”（同上）

　　“不惜与共匪联合”（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大公报）

　　“闽赤合作”（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公报）

　　“闽逆结匪祸国”（同上）

　　“匪已与闽勾结”（同上）

　　“闽省叛党联共”（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报社论《读西南政委会通电感言》）

　　“联合赤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公报）

　　“纵恣共匪”（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胡汉民陷电）

　　“闽固联共”（二十三年一月六日大公报社论《谨防外患速决政局》）

　　“与共党联络”（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大公报）

　　“联匪倡乱，称兵闽中”（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宣委会告国民书）

　　“与共产党发生连系”（四十年邓文仪《游踪万里》）

　　“和共产党协定”（同上）

　　“江西共匪原定与他们攻守互助”（同上）

　　“和在江西的共产党合作”（四十三年史剑《郭沫若批判》）

　　“与共党勾结，公然叛乱。”（五十年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稿》）

　　关于“闽变”叛国分子与共产党军事行动的呼应或配合方面，有详细引证的必要。我按照时间顺序排比一些资料：

　　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公报本市（天津）新闻载省主席于学忠谈：

　　“自闽变爆发后，各地共党率均蠢蠢思动，企图不轨。”

　　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公报南京电：

　　“赣匪乘闽变之际，日来拼命向北路军防地黎川抚州一带进攻。”

　　十一月二十八日大公报中央社香港电：

　　“闽息，陈铭枢着彭德怀朱德分率十九路军某部，准备进扰粤北资渓镇，图占丰市，为南犯军事根据地。”

　　十二月十五日大公报《杭州通信》：

　　“省府委员杨绵仲昨在纪念周报告，闽军有急图一逞之势，故将延平交与共匪，而其主力军队集中闽北之古田地方。”

　　十二月十六日大公报中央社上海电：

　　“闽商接建瓯电，闽逆不仅与赤匪互不侵犯，且闽西之洋口顺昌将乐等处匪逆实行联合，会同驻扎，毛泽东于八九两日亲率徒手匪众四千余名，由建宁经将乐窜沙县，现古田集有赤匪万余，逆军亦不少。”

　　同日中央社福州路透电：

　　“闽当局虽否认联共，而联共之事实已甚显明，据乘外轮抵此之旅客称，彼等曾在延平见有共军，彼等因望见共兵持有铁锤镰刀之旗帜，故未在延平登岸而直达此间。”

　　十二月十七日大公报《闽共关系又一报告》中央社汉口电：

　　“军息，武汉军事当局十五日接南昌电云：

　　①据报闽逆决集中十九路军主力向浙出动，因闽西已与共党取得联络，故不作军事准备。…… 　　　　 　　②在省之卢师及周志群旅办事处自行撤销，伪军会委赤匪朱德为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同日中央社福州路透电：

　　“十九路军与共党订立不侵犯条约之说，渐为人所信。盖洋口顺昌将乐之大批红军已与独立军（中央社按即闽逆军）实行联络，又闻著名共首毛泽东部共军四千人现在建宁，该地闽方驻军并不以为忤。”

　　同日中央社福州路透电：

　　“延平城外有共军千人及十九路军士兵，此辈有促新政府解体之势，今日有共党代表两人，亲向路透社特派记者承认新政府与共党实为一体，闽方与赣共联络之说，虽闽方屡加否认，但于此又得一证明矣！”

　　十二月十八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日来浙闽空气骤趋紧张，闽军积极向浙边推进，并联络赤匪在延平集中。”

　　同日中央社南昌电：

　　“雩都小股赤匪均已更换闽省伪府旗帜，并有闽省大批食盐、火油、子弹、军用品源源接济，足见逆共实已勾结。”

　　十二月二十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闽北延平沙县及闽西各县，因闽赤合作，均交赤匪接防，该处人民被蹂躏甚惨。”

　　同日南京专电：

　　“军息，闽逆犯浙，主力集结于延平古田两处，计赤匪约有三千余人，十九路军与一部分匪军采取联合进攻势，由彭德怀蔡廷锴两人负责指挥。……闽逆结匪祸国，各方军人均纷纷向蒋请缨，……讨闽即是剿匪。”

　　同日杭州专电：

　　“匪已与闽勾结，驱为先锋。”

　　十二月二十二日大公报中央社杭州电：

　　“寿宁赤匪与福鼎方面有取联络势，福鼎大股赤匪有迫进浙边模样，闻该股匪均系受逆方委为攻浙先遣队。”

　　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泰宁股匪范铁民，受闽逆委为攻浙军第一别动队司令，领到枪枝数百。”

　　同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联络赣匪侵犯浙边，图断仙霞关内中央军。”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报杭州航信：

　　“……此一路系由闽之寿宁来攻，为赤匪与逆军之便衣队，现齐集于寿宁坑底以北，并与福鼎赤匪，取得联络。……同时伪府并将政治犯开释，互相勾结，竭力攻扰浙边。”

　　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公报南京专电：

　　“军息，闽军因兵力单薄，联合赤匪，分犯上饶玉山，希图扰乱衢州。”、

　　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伪独立旅已进抵屏南县城，与寿宁股匪合攻泰庆。……闽北赤匪参加逆军者计五千人，闽西完全为匪势力，共匪计划，为急得海口，经与逆商定防地，划诏安为匪海口，厦门海口必要时亦可许匪通行。龙溪逆匪订攻浙军事协定，各出四师北犯，蔡廷锴自任先锋，另集匪军主力，图与中央军一拼。”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逆匪扰浙军事协定，出兵四师北犯。蔡部任前锋，闽逆规定以经费数百万在南靖天宝岭筹设兵工厂，俄共党米夫现已在闽北指挥军事”。

　　十二月三十日大公报南京专电：

　　“军息，闽军顷改变策略，放弃左右两路，以全力进攻中路，扰浙江泰顺庆元，如失败即退赣，与共党合作。”

　　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闽逆联合赤匪军犯浙边后，原拟联络朱毛进扰。现崇安、光泽、邵武、黎川一带匪军均被我军击退，将逆军与赤匪联络割断，逆势减去大半，至赤匪彭德怀部在闽者为小部分，闽逆前途甚危，加以中央通令加紧剿匪工作后，各闽逆领袖均起恐慌。”

　　二十三年一月三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寿宁已成匪世界，范铁民等匪首受逆方委为别动队司令后，闽逆接济枪枝子弹不少，闽逆攻浙策略，将以该匪为前驱。”

　　一月十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中央军克延平后，逆军与闽西共匪已失其联络。”

　　一月十二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逆对浙边仍采游击计划图援，以邱兆琛为指挥，其唯一方法，以接济闽北股匪及共匪之枪械等等，令其四出骚扰。”

　　一月二十三日大公报南京电中说十九路军：

　　“该军残余只有二三千人，大部已被解决，闽西闽北皆被隔断，虽欲与共党联络，已无出路。”

　　一月二十七日大公报南昌电：

　　“讨逆军克复福州后，匪主力亦由赣境偷窜黎川、光泽之间，积极活动，意图牵掣国军东下，以援助逆军之军事行动，幸国军讨逆进展神速，闽局已全部解决。”

　　以上这些文献，只不过是“闽变”与共产党关系的一些切片，已足可以看到几“斑”了。总结来说，“闽变”因受共产党“策动”，所以叛国者们自然不得不“秉其策略”，如同二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大公报载朱怀冰、文群等通电所说的：

　　“该逆等肇乱闽中，俛首承睫于匪，秉其策略，以实施破坏五次围剿之预定计划，使我围剿之军网开一面，势穷之匪残喘苟延。……观其各种宣言，所谓人民政府者，直侜张为幻，甘作共匪之傀儡，与东北‘满洲国’同为我民族一大污点，不仅增长匪祸，为全赣人民所切齿痛恨已也。”

　　所以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蒋委员长行营真电里特别点出：

　　“陈铭枢等忽发难于福建，欲使赤匪垂灭之焰因之复燃，藉以糜碎我党国。”

　　“使赤匪垂灭之焰因之复燃”的后果，就是今天河山变色的局面！

　　四、“闽变”与“流血战争”

　　胡秋原另一荒唐透顶的怪论是“闽变”没死人论。这真是一手想遮尽天下耳目的做法。他的胡说八道是：

　　“‘闽事’并未经流血战争，即告结束。乃李某竟谓‘为讨伐闽变而死的人们的血白流了’，‘武夷山下死难军民……’云云，仿佛要自诉人偿命，倘非存心诽谤，又何致妄自杜撰，对自诉人提出此种鼓噪威胁之词？”（《补充自诉理由状》）

　　第一、我先要说：所谓“仿佛要自诉人偿命”云云，不是事实，至多只是胡秋原自己神智不清的“仿佛”。因为事实上，我只是澄清历史真相，并没叫谁“偿命”。并且，胡秋原即使天良发现要去“偿命”，也是“一死不足蔽其辜”的！

　　第二、“闽变”发生后，中央派陆海空三军讨逆，历时两月，军民怎么会没有死伤（其中当然还包括十九路军里的被胁从的将士）？若说“未经流血战争”，简直不合常识的判断！好在“闽变”讨逆的将军们人证俱在，我已做《申请调查证据状》，请蒋鼎文、孙连仲、刘子清三位将军出庭作证，看看到底有“流血战争”没有？

　　第三、除人证以外，我还可以把一些因“闽变”而“流血”的资料，依照时间顺序排列出来，做为“流血”的文证：

　　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大公报“泉州大会，炸死十人”：

　　“死十人，……死一妇人，……死十一人。”

　　十二月五日大公报《福州之惨剧》：

　　“死学兵十人，官长一人，船夫二人，伤十人。”

　　“当场死学生三十余人，伤市民二十余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公报厦门专电：

　　“投弹数百枚，死伤三百余人。”

　　“遍城四掷炸弾，……死六十余人，伤百余人。毁民屋十九间，下沙街一处死平民四十余，伤数十。”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报厦门专电：

　　“梗日炸福州，死伤枕藉。”

　　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公报福州专电：

　　“连日飞机轰炸省垣，死伤甚多。”

　　十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西南各中委俭电》：

　　“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极巨。”

　　二十三年一月八日大公报上海专电：

　　“与闽军剧战，敌主攻，故伤亡较重。”

　　一月十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水口一役，逆军损失当在两师以上，伤亡无算。”

　　一月十一日大公报杭州专电：

　　“逆军毛维寿区寿年等部伤亡无算。”

　　一月十五日大公报福州专电：

　　“死二十一人，伤十五人。”

　　同日大公报福州十四日下午八时三十分专电：

　　“昨日傍晚，海军陆战队约三百人登陆，拟入城维持秩序，为城中十九路军枪击，死二人，伤二人。……”

　　八时三十分又电：

　　“轰毙三十五人，伤百人。尚有炸伤者在地上乱滚，情状极惨。”

　　同日大公报福州十四日专电：

　　“此次战事，十九路军计五军谭启秀几全损失，一军沈光汉损伤大半，区寿年损失及半，二军毛维寿，四军张炎，尚完全，仅余三万人。”

　　一月十六日大公报社论《闽变之又一教训》：

　　“军民牺牲异常重大.”

　　一月二十日大公报中央社上海电，记陈绍宽谈话说海军死伤

　　“约百人以内。”

　　一月二十一日大公报南昌电：

　　“……截击自福州退窜之逆军张君嵩师，由宝树断逆归路，双方激战，逆军死亡甚众，尚在围剿中。”

　　一月二十四日大公报漳州电说“逆军沈光汉”

　　“联共残民，公同作恶，实无首从可分，而沈光汉在岩永一带残杀剿共民团，造成赤色恐怖者，一年有余，尤为罪大恶极。”（敖按：看了这段，请对照胡秋原所谓“并非共党暴动可比”的话。）

　　一月二十五日大公报南昌电：

　　“刘戡部自十六日占领仙游，向惠安、泉州推进后，十七日午后在宝树南与闽军张君嵩、区寿年两部接触，大战三昼夜，毙闽军官兵千余。”

　　一月三十日大公报厦门电：

　　“（叛军）漳州残部退龙岩，沿途被民军截击，损失颇重。”

　　二月十六日东方杂志中难宾《闽变经过》中也说：

　　“人民死伤甚多。”

　　上面随手所举的这些血淋淋的铁证，就是胡秋原所谓的“未经流血”！胡秋原诬赖我对他“鼓噪威胁”、“存心诽谤”，说我“妄自杜撰”“死难军民”。现在这些铁证都摆在上面了，我还要再说一次——

　　“为讨伐闽变而死的人们的血真是白流了！”

　　他们为了维护国本，讨伐叛逆，死于疆场，竟连个起码的“无名英雄”的谥号都得不到了！因为在“闽变”余孽胡秋原的口中，或在所谓“史学家”胡秋原的笔下，这些人们都成了“未经流血”的烈士！被李敖“妄自杜撰”出来的烈士！这不是大悲哀吗？正是——

　　可怜武夷山下骨，

　　犹是“闽变”未死人！

　　五、“闽变”与日本

　　至于“闽变”与日本的关系，“闽变”余孽胡秋原也做了极严重的曲解。先看他说的：

　　1.“我参加过民国二二——三年的‘福建人民政府’，且负过一部门的责任。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插曲。对这件‘事’，无论他人如何批评，乃至笑骂，我不过问。如问我的感想，我只能说这是‘一件不必要的事’。至如他如何发生和结束，我如何参加，我在十年前《中国之悲剧》《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中说过，我还将在《少作收残集序卷》中，说得详细一点。简言之，这是民初约法破坏以后，一九四八年宪法未成立以前，国家不断的内部不和的政争之一，而其起因，实在是一种误会：关于抗日方法歧见，而决非原则。”（《维护讨论原则学界尊严》）

　　2.“无论闽事如何，其反日立场不可诬，绝无与日本政府苟且之事。”（《为反对诽谤与乱戴红帽而奋斗》）

　　3.“福建那一件事，任何人可以作任何批评；但我当时抗日立场，绝不可诬。”（《我为什么要提起控诉》）

　　4.“不论当时参加‘闽事’诸人之来历如何，其主张为‘抗日’则不可诬，亦绝无任何与日本政府勾结之事。”（《补充自诉理由状》）

　　这四段话，目的在说明他们那些叛国之徒是“抗日”“反日”的，其实都是在扯谎。

　　首先，胡秋原把“闽变”的“起因”，轻描淡写的认定“实在是一种误会”——“关于抗日方法歧见”上的“误会”，这真是厚颜无耻！因为即使是“抗日方法歧见”，也跟改国号、易正朔、变国旗等叛国行为是两回事，难道改国号、易正朔、变国旗等“方法”就是“抗日方法”吗？

　　何况，“闽变”叛国分子根本就不是“抗日”“反日”的，他们至多只是托庇于“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那一段余荫，而使人“误会”罢了。先看两段资料：

　　1.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大公报社论《闽变与华北》中说：

　　“今则闽变继起，其发动形式，组织派别，宣布主张，大致与察哈尔相仿佛，然有一最大特异之点，即以彻底抗日威名闻于世界之十九路军为唯一武力背景之新政府标语，独不言抗日是也。”

　　2.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大公报短评《冀察又起问题》中也感叹：

　　“以抗日成名的十九路军，割据福建，自号建国，犹且不敢再提抗日两字，可见日本在中国声威之大。”

　　这就是胡秋原所谓的“抗日立场”！

　　“闽变”叛国者不但“叛国”而不“抗日”，并且“联日”而“卖国”。他们“卖国”的证据，首见于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蒋委员长《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这篇文告里说：

　　“前年亲谒币原求借外力以占东北之陈友仁及安福时代参预西原借款之韩宾礼等，或任伪府新职，或为信使东渡，则人言藉藉，所谓卖国毁党之阴谋，亦信而有征矣。……而另一方则又师方振武吉鸿昌在华北之故智，既已降敌通匪，而复标榜救国抗日，……彼辈叛徒，唯以联共勾日为手段，以毁党叛国为目的。”

　　可见“闽变”叛国者们的手法是两面的：一方面“通敌”；一方面使人误会他们“抗日”。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为闽变报告全国同胞及全体同志书》，里面也指出：

　　“自九一八以还，国人懔于寇氛日炽，国势垂危，咸矢精诚，共赴国难，本安内攘外之主旨，作复地雪耻之准备，耿耿精诚，全国所同，若非反颜事仇，认贼作父，宁能辱身降志，为虎作伥？今陈李等搜罗卖国汉奸，俾作附敌引线，如亲谒帑原拍卖东北之陈友仁，安福键将力赞西原借款之韩宾礼，或主持伪府外交，或东渡勾结日阀，卖国行为，彰彰明甚，使陈李叛逆之生命延长，卖国之阴谋得遂，则匪特福建必要为东北之续，亡国堪虞，而国人淞沪鏖战，长城喋血之光荣，亦将污损已尽，为中华民族历史不磨之耻辱，综陈李等叛逆行为，在党为党蠹，在国为国贼，国民之公敌，民族之罪人，罪浮于汉奸，祸甚于赤匪。”

　　十一月二十七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七期《闽变始记》中记“日本对闽变之态度”：

　　“闽厦居台湾对岸，俨然日本之势力范围，且闽变有容共趋势，在外交方面，日本之态度甚可注意。东京二十一日日本新联电，日外务省鉴于闽局波动相当重大，广田外相、重光次官、桑岛亚细亚局长等特于昨日开会，协议对策，结果即日向有吉公使及其他驻华官宪发出训电如下：‘日政府对于问题之福建独立，纵使成功，于中国内政仍取不干涉主义，而静观其事态推移之方针，然若因此而有使日本之权益及侨民之保护濒于危殆之际，则断然的予以拥护。’东京二十一日电，通电关于福建省独立运动，日外务省方面似将依左述方针，向驻华日使有吉及驻福州日总领事守屋拍发训电：①日政府对于中国之内争，虽仍采取不干涉主义，但若有非友谊的排日行动，则将讲求必要手段。倘新政府以确立关税自主权或撤销不平等条约为名，而致危及旅华日侨之生命财产，则必采取排除此种情形之适当措置。②在该项运动中，若有第三国之政治的或军事的策动，则日方依据关于闽省不割让之中日间交换公文，殊难漠不关心。东京二十三日电，外务省接闽局正式报告后，已训令驻华使领，‘维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之传统政策，采密切官网态度，但须坚决保护日侨生命财产’。”

　　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宣委会发表《告十九路军书》，其中有这样的证据：

　　“且陈李等逆，藉以欺骗我将士，号召于国人者，曰抗日。夫抗日救亡，复地雪耻，此乃国民同肩之责任，政府力之目标，苟非国贼汉奸，宁有违言异议？然抗日而必背叛党国，抗日而必联合共匪，此则国人之所大惑，而陈李等之居心，从可知矣！证以陈友仁韩宾礼等附日卖国之徒，麇集于叛逆旗帜之下，或主持伪府外交，或东渡勾结日阀，则知标榜抗日者，实为联日附日，我诸将士淞沪一役，血战三旬，不负捍卫国民之职，用博民族英雄之誉，若竟降志从逆，反颜事仇，以抗日救国之前锋，作附逆降敌之先导，则千秋万世，将谓诸将士为何如人？”

　　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公报长沙电，记何键报告说：

　　“陈铭枢运动亲日派与台湾总督妥协，并得其补助费三百万元，日人意在延长中国内乱，永占东北四省。”

　　十一月三十日大公报国闻社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记者招待会，董霖主席报告：

　　“借抗日之名，而行联日之实，此次陈（铭枢）等高倡反帝抗日口号，但实际上则事前已由陈友仁等与日本取得密切联络。”

　　十二月五日大公报上海专电，记日本有吉公使官样谈话：

　　“有吉言，日本对闽事，以属于内部变化，决不干涉，亦不予闽任何援助，并未有借款，不知陈友仁将赴日事，即去时亦未必予以招待。”

　　这是很明显的蛛丝马迹了。到了十二月八号，大公报社论《日本外交之活跃》中，更警告：

　　“试观闽变揭布，日方冷静，出乎常态，而中央意图封锁闽海，各国皆可商量，日独坚执不许，此其故又可深长思也。”

　　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十二卷第十二号《闽变感言》中也表示了这种疑虑：

　　“日本近来很是活动，要想坐收渔人之利。观于最近各报的消息，日本已移其一部分对我华北之目光对我华南，即可了然。”

　　十二月十五日大公报社论“反对割裂国家！”中也说：

　　“闽变突发以后，一般国民之所以不敢赞同者，原因在此，盖不特改国建号，惊世骇人，而福建地方之国际环境，与夫事发后之日本态度，固实有其令人不安者也。”

　　十二月十六日大公报社论《四中全会展期后如何》更说明“日阀犹乐予操纵其间”状况：

　　“今日闽共合作，而日阀犹乐予操纵其间者，盖日阀自信有能发能收之把握。”

　　十二月三十日大公报南京专电又传来消息：

　　“政界传说闽日勾结成功，当‘人民政府’成立时，台湾总督松井即派遣大批台兵及军舰赴闽，藉保侨为名，暗助陈铭枢，嗣东京外交界以闽方有联共嫌疑，故力主慎重，遂未实现，松井现又派须磨二十九日由台赴闽，与陈等接洽。”

　　日本之所以蠢蠢欲动，原因是很明白的。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王养冲在《三民主义月刊》中发表《中国政局之瞻望》，其中分析日本可能乘“闽变”而达到占据福建的企图：

　　“最可危惧的，福建乱党蠢动，不仅是共匪的成功，而且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成功，更由此而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成功。”

　　为什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成功”呢？因为

　　“所谓参谋团、外交部、文化会、经济会，……等，都为共匪、准共匪、及一切无聊文氓所掌握，为满足其领袖欲而不择手段的叛党毁国分子，仅仅是大做空头主席和空头委员长而已。依现势观察：乱党在福建，第一步是稳定其政治的地位，第二步便要创造其军队的力量。这个计划，以与江西共匪间协定之实施而益形突进。现在第一步既已做到，第二步也就开始实行。……等到十九路军丧失其在闽的军事地位之日，便是共匪在福建成功之时。”

　　“共匪必伸长其势力于闽北，以其有组织有计划的力量，宰制人民，赤化闽北，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可以乘瑕蹈隙，借口防共，遂其历来占据福建的企图。”

　　综观以上各文件，“闽变”与日本的关系已经事实昭然，章章可据，不必再冗引史料了。我只就有关文献中抄出些片语，以见真相的一些层面：

　　“外与日本接近”（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为闽变致海内外各级党部之养电》）

　　“缘引外寇”（同上）

　　“招致外寇”（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胡汉民等为闽变复陈铭枢等养电）

　　“藉抗日以与日妥协”（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蒋委员长《告剿匪将士及全国各军长官书》）

　　“联匪附敌”（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宣委会《为闽变报告全国同胞及全党同志书》）

　　“联共附敌”（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宣委会《告十九路军书》）

　　“联日附日”（同上）

　　“外堕强宼奸计”（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感电）

　　“联共联日”（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何键报告）

　　“联共勾日”（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蒋委员长复南昌市商会电）

　　“以抗日军反与日妥协”（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大公报中央社香港电）

　　“勾结暴日”（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杭州民众讨闽大会通电）

　　“外联强敌，内通狂寇”（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继谈话）

　　另外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是日本人对“闽变”的称呼，他们称做：

　　“福建独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新联电）

　　“福建省独立运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电通电）

　　“独立政府”（一九三四年风间阜《近世中华民国史》）

　　“福建革命”（日本中国研究所编《现代中国事典》）

　　这些“独立”、“革命”等字样，跟蔡廷锴在自传中所谓的“人民革命运动”实在有点相像。至于美国，对这次叛变则直称为“闽变”（Fukien revolt），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ume 4.另外如Chronology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等书也用revolt及rebellion等定称。胡秋原说revolt不是“叛变”，我不知道他的英文是从哪儿学来的。

　　六、“闽变”余孽的逃亡

　　“闽变”叛国开始后，所谓“人民政府”中，“文化委员会”是一个热衙门，这个伪机构刚一成立，就使出一条杀手锏，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申报“教育消息”上说：

　　“福建伪人民政府政变，教育厅由伪文化委员会接收。”

　　可见这个衙门声势的显赫！而胡秋原者，就是这个所谓委员会的“委员”。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大公报福州专电里，有这样的文字：

　　“……二十八日文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林植夫、徐名鸿等九人为教育行政委员，并指定程希孟为主席委员，推梅龚彬为民众训练处主任，胡秋原为文化宣传处主任，陈耀焜等四人为民众训练处设计委员。”

　　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闽变发生的经过》中，也提到所谓“文化委员会”：

　　“……陈铭枢兼文化委员长，以李章达、徐名鸿、（敖按：徐名鸿在‘闽变’结束时，逃跑不及，被枪决。）胡秋原等十三个为文化委员。”

　　当福州快被中央军攻下的时候，伪“人民政府”着慌了，叛国者们决定放弃福州，但是他们却施下一条毒计，据一月六日大公报社论《谨防外患速决政局》中载：

　　“沪电官讯，闽伪府决放弃福州，但同时欲使当地发生战事，诱日本陆战队登岸，使与中央军发生冲突，造成严重局势。”

　　同日大公报南京专电：

　　“外交界息，英美咸表示，在闽侨民均可撤退，惟日方对此态度甚为模棱，日领事五日派员至外部，亦无切实表示。”

　　日本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的老毛病又发了，民国十七年济南的“五三惨案”，就是他们不肯撤退侨民而要“就地保护”的花招，这一次“闽变”，他们又要重施故技了。二十三年一月三日，大公报短评《就地保护》中提到：

　　“福建战事，渐趋激烈，旅闽外侨的安全，当然成为问题。”

　　“……外侨旅居中国，如果不愿与中国国民同受不幸的命运所支配，最好是避远些的好。”

　　“然而，日本却不然，他们正要利用我们的内战，发挥他们所谓‘就地保护’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肯叫他们侨民迁避，而要利用机会，以实力自行保护。”

　　于是，日本兵来了。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大公报福州十三日下午九时电：

　　“日水兵三百余，十二日登陆护侨。”

　　一月十五日，大公报福州十四日下午五时电：

　　“日陆战队十二日晚及十三午登陆两中队。”

　　同日福州十四日下午八时三十分专电：

　　“据日本官方报告，日陆战队登陆者有四百八十人。”

　　同日报上又转南京十四日下午十一时专电：

　　“政府当局，深切注意日陆战队在福州登岸事件。”

　　一月十七日大公报又追载福州十四日电：

　　“日本海军陆战队，十二日晚到仓前山，保护侨民。”

　　由上面这些证据，可知日本兵最迟已在一月十二日登陆福州了。

　　日本兵可以登陆，中央军登陆就不行，就要被枪毙。（请注意本文前面所引一月十五日大公报福州十四日下午八时三十分专电中所说“昨日傍晚，〔中央军〕海军陆战队约三百人，拟入城维持秩序，为城中十九路军枪击，死二人，伤二人。”的消息，及一月二十号大公报中央社上海电记陈绍宽海军登陆死伤“约百人以内”的谈话。可见十三号傍晚——日本军队登陆后第二天的傍晚，中央军还没登陆成功。）

　　并且，日本兵的登陆，可以使叛军安全撤退。一月十五日大公报社论《十九路军失败之鉴戒》中说：

　　“昨日福州电讯，十九路军不胜压迫，业于十二日晚间由福州开始撤退，昨晚（敖按：指十四日晚）方可退尽。中央军殆因顾虑外交关系之故，并未迳行攻城，而纵使十九路军逃往泉州。”

　　在日本东亚研究所编《支那近百年表草稿》中，有下面的记载：

　　“一月十二日福州的十九路军撤退到闽南，人民政府遂溃灭。十九路军撤退时，日本海军陆战队约三百人，虽已登陆福州，维持治安，但十三日，南京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也率领海军陆战队登陆福州，将福州全部收复。”

　　海军的迅速行动，及宁愿“顾虑外交关系”而纵使逆军逃走的方法，使这次“变”的终场未曾转化成外患，所以一月十四日的大公报以“福州收复”为短评说：

　　“福州厦门都由海军顺利收复，大家所顾虑的外交事件，未曾发生，总算是不幸中之幸。”

　　一月十六日大公报南京十五日电说：

　　“官方据报，中央军克复福州后，秩序甚安，日本海军陆战队十五日已撤退。”

　　一月二十日，大公报中央社上海十九日电记陈绍宽谈话：“外兵即撤回原舰”。

　　照胡秋原的说法，现在问题来了。胡秋原说他“和另外三个朋友是在最后一天离开福州的”，他并且回忆：

　　“就在这最后一天，我们四人还曾一度‘指挥’一旅军队做了保卫国土之事。当时有一丘旅长驻闽江口掩护退却，奉命如有要事，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每到一朋友家中，亦和他通电话。忽然电话来，说日军陆战队派人来说，福州真空，他们要登陆‘保侨’，‘请示’答复。我们在电话中答复，要他转告日军，福州秩序良好，十九路军所在之地，不愿见到日军，如若登陆，一定发生射击，其责任应由日本负之。日军也就不敢登陆，如是使中央军好好接收，市廛不惊。这丘旅长听说还在香港开士多。”（《为反对诽谤与乱戴红帽而奋斗》）

　　证之我前面所引的材料，可知胡秋原这段话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央军收复福州是一月十三号，十九路军十二号晚上下令总退却，照胡秋原“最后一天才离开福州”的说法，他必然还在福州城里。那么“转告日军”，“十九路军所在之地，不愿见到日军”，“日军也就不敢登陆”等话就完完全全是胡扯了！因为我在前面的举证早已说明了日军那时已经在福州登陆，不但没“发生射击”，并且还大模大样的上来“四百八十人”！

　　胡秋原坐日本船逃避国法审判，竟还编造这么一段“保卫国土”的“抗日”故事，结果被我用旁证一考据，就露了破绽，这该是多么难为情的事！

　　胡秋原说日军因他们的缘故“不敢登陆”，因而“使中央军好好接收”，事实也不是这样。中央军接收时是花了“流血”的代价的！登陆前倒真是被叛军“发生射击”过的！当时日本军队却早已先中央军上了岸，可以参观叛国者们开枪打登陆时的中央军！

　　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大公报中央社广州十七日路透电说：

　　“据福州华方消息，陈友仁化装匿于某外国军舰内，逃出福州。”

　　这就是日本人“抢救‘人民革命政府’的要员”的张本！“要员”们被日本保送到厦门，脱离险境，然后才转赴香港。一月十六日大公报厦门十五日电中说得很明白：

　　“陈友仁、许锡清、王礼锡等，由省过厦转港。”

　　至于胡秋原，他跟什么人跑的，坐哪国船跑的，他自己去想想罢！

　　雷啸岑在《卅年动乱中国》里，用“自信绝无偏诬的意念”，对所谓“人民政府”“要员”们的逃亡，加以记述。他写“王礼锡、梅龚彬、刘叔牟”等人，在《蒋鼎文所率讨逆军进至距福州城三十里地方》的时候，因逃难不成，束手无策。“到夜半，忽有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的职员来”，“引导诸显贵赴一日本旅馆休息。众客惊魂甫定，日领事张盛筵以相款待，旨酒佳肴之外，尚有日本女子十数人，艳装倩影，殷勤侑觞”云云，这段经过，书中说得很详细，我不必细引了。

　　总之，这些叛国者最后集中在香港了，胡秋原在香港住不成，遂“被驱逐拿了一点钱走路”。至于这“一点钱”的来历，胡秋原说：“我为那团体一分子，一团体总有点公积金”。这话到掩饰得堂皇。可是，当我看到董显光《蒋总统传》的时候，在第十三章“剿共与闽变”里，我恍然对这“点”“公积金”的来源，得到了答案：

　　“负责组织福建‘政府’之辈，大部亡命。其中多人，于其退出福州以前，先饱其私嚢，所有各银行的存款皆被掠夺一空。”

　　于是，胡秋原和“一点钱”，便开始从印度、埃及、意大利，直跑到英国了。

　　三十年后，胡秋原在“闽变”死难军民尸骨已寒，“闽变”恶果间接荡漾的时候，居然摇身一变为所谓“学人”、“史学家”、“政论家”了。他不但自欺欺人的歪曲这段历史，还要无耻的想借歪曲来陷人以诽谤罪，好使从事现代史研究的人，“闻而生畏”，不敢再探求“闽变”和“闽变余孽”的历史。提到“闽变余孽”，胡秋原似乎最恼火了，他在“自诉续状”中高叫：

　　“往事云烟，何孽之余”？

　　其实他不知道：正因“往事云烟”，所以斯“余”为“孽”！往事已成云烟之日，即是青史应落实证之时。这三万六千字的“闽变”辨伪，正是云烟下落后的一座实证，在历史和法律面前，这些实证，是可以打倒谎言、供作采信的。

《文星》第六十七期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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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所有的宝全压

一个拿笔杆的人，在他执笔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先该想想：这种言论，给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种影响，极可能是长远的、潜在的，也许不会即刻发生作用，因为“文字收功”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快的。所以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人，他必须具有一种展望永恒的信仰，信仰他的一举手一发言，都可能直接间接的生出或大或小的作用或反作用，并且这种结果，是“一出而不可反”的。

在《论语》中有两句话：“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这两句话，十足说明了言论责任的重大。拿笔杆的人是子夜中的星火，他们引导市井小民，渡苦海而登彼岸。拿笔杆的人本身若愚昧失职，一定会带着市井小民乱兜圏子，七航妖岛的结果即使有幸生还，到头来也难免有千古失足之恨。

近代最早讨论拿笔杆的人职责问题的是梁启超。他在一九一五年发表了《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文中诚惶诚恐的指出：“吾侪少数摇笔弄舌之人，自抒己见，殊不足以冒舆论之名。而真足称为舆论者，大都不正当不适应。即吾侪所抒区区之己见，其果为正为适与否，亦良不敢自信。”这种态度，真可说是立言的态度、小心翼翼的态度。

不幸的是，在中国言论界里，竟有许许多多立言不谨慎的人，他们的言论，“都不正当不适应”，可是却“冒舆论之名”，乱抒己见，摇撼人心，最后助长了“一言丧邦”的悲剧。

胡秋原与烧饼、油条

半世纪来，最能给这出悲剧做演员的，莫过于国民党立法委员兼所谓大言论家大史学家的胡氏秋原这个人了。在人才寥落的中国，像胡秋原这种人，自早岁以至今日，竟能袭一时之文名，真不能不说可叹可叹。五十年前，胡秋原曾写过这么两段不太通顺的文字：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的“梦想”，当然是无须多说的。不过，我想，中国命运之解决，总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罢。我并不绝望于“未来”，然而，“梦想”之实现，总还辽远罢。这就是说，我有点绝望于现在。我深深感觉这民族性是有点恶劣。我梦想我们的“国魂”能够改造一下。

然而，倘若有若干脑与心都很明亮的人们之存在，我还不觉寂寞，中国虽非星星之火所能照耀的，然而看见他们的微明，应感觉相当的安慰①。

“然而”，他虽然梦想“改造一下”“国魂”，“然而”，那恐怕还太早，因为“闽变”叛国那一次“改造”还在写这篇梦想的十一个月之后。他那时候，“梦想的个人生活”是八个希望，其中第六个希望是：

希望能开一小店，卖咖啡、红茶、点心、汤包、烧饼、油条、菜饭、面等等，干净得很。

胡秋原写过这段话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我若出生了，我一定“梦想”他还是把那“小店”开张了好，“干净”不干净倒事小，最重要的，在胡老板大展鸿图之后，也许他不至于再参加“闽变”叛国，参加拿笔杆的行列，乱写文章，——一泻五十年！

五十年来，胡秋原写了不少有利俄共的文字，当然他在后来也赶写了许多“秋原式的抗俄文字”，但是对他本人来说，即使言系由衷，也只能算是自赎前愆，是忏悔后的努力。所以对别人——尤其是未曾二三其德的忠贞人士，他实在没有神气活现的必要，不该以此来骄人。可是，不知自检的是，胡秋原未免太大模大样、气势凌人了。所以，检讨他历来的言行，显然已成为了解国民党心态的必要抽样，前覆后戒，鉴往知来，值得我们猛醒。

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远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胡秋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这个“团”是什么性质，国民党有这样的说明：

如苏俄研究者达林（David Dallin）教授所指出，俄共对此一特质是深切了解的，因此，它在中国的赤化活动，是先制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民九年五月成立，后改称CY），后产生“中国共产党”（民十年七月一日）的。据匪帮所谓《中国现代革命史》记载：到民国十一年五月，伪团（SY）团员已有四千人，而自“二七事件”（京汉路工罢工）后，匪帮始有初步的政治影响。依以后指导匪帮暴动的俄特米夫（Pavel Mif）在其《英勇奋斗十五年》中报告，当时匪帮自身只有匪徒“四百人”。这与SY在组织发展上，显示异常的不平衡。

“五卅”反成为助长该团发展的一阵神风。这群装模作样的伪善者，利用民族主义的幌子，“欺骗青年入他们的陷阱。”团员增加数倍，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就在此时②。

年轻时代的胡秋原，却可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元老。试看他自己的一段回忆：

正在此时（一九二五年），一天，达洙说要与我做一长谈。我们到了操场，先谈帝国主义。我说到漆树芬的书。他好像不重视似的，说：“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它的根本——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这消灭资本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之破坏与建设总过程，就是世界革命，而苏俄为大本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不仅要打倒帝国主义，还要继续苏俄之后，建设社会主义。”……至此我便问他：“你觉得社会主义真是人类理想，而苏俄已经实行这理想吗？”他说社会主义总比资本主义好；至于苏俄，他虽未亲眼看过，但根据各种可靠书籍、游记，它在实行社会主义，没有问题；他可以给些书与我看。至此他就对我说：“我们都应参加世界革命大业，尽一分子之力。你可否参加中学？……共产主义青年团即CY，是中学，共产党CP，即是大学。”我说，我们大学生还要入中学？他说这不是学历问题，而是年龄问题；他是老社会主义青年团员（SY），数月以前，SY改为CY，但未过二十岁的人，断不能入“大学”③。

就这样的，“达洙”便给了胡秋原一些宣传品，如《新社会观》，及“两三本关乎劳农政府与新俄游记的书”。一二天后，胡秋原看完了。于是：

当达洙第二次劝我入“中学”时，我便答应了。一两天后，他陪一个人来看我，据说是留俄学生，武汉“中学”负责人。参加谈话的，还有武大的一位刘君，他是同乡，又是我族兄朋友。我只知他是国民党，至是才知道他是当时武大唯一“大学”生。这负责人恭维我一番，要我写一篇文章。十年多后在抗战时我还见到他，则已是广西国民党的省委了。

第二天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是由帝国主义，讲到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无非是这几月来我所看的“左倾”书的一个提要而已。两三天后，在一本妇女刊物《十月革命纪念专号》上刊出。据达洙说，大家称赞我的文章。……④

又脱离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然了，这是胡秋原“向左转”的滥觞，他受到“称赞”，不是因为他的黄陂土话，而是因为他的“文章”。也许，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开始。因为从此以后，许多又臭又长的大文，便和胡秋原结了不解缘，——可怜的中国知识界，便开始被胡搅蛮缠了！再看他的另一段回忆：

〔一九二六年春〕我到校时，即三一八前后，已发觉武大同学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加入CP的，已有七八人，加入CY的也有二人，连达洙与我，共有四人。“大学”大概一星期开会一次。他们讨论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每二星期，“中学”的参加“大学”的开会一次，讨论思想问题时事问题。所谓思想问题主要是讨论当时新出的布哈林《共产主义ABC》。

〔一九二七年〕马克思主义于我已有两年多历史，我当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很少人提到辩证法唯物论（实际上这在马克思主义中亦不如一般人所想重要），最多谈到唯物史观。这时《共产主义ABC》已不足使我注意了，而当时有关唯物史观的书我已看得很多。我想应用唯物史观。时湖北省党部办一党务干部学校，要我教各国革命史。我便根据我知道的唯物史观，参考西洋历史书，以及别人一二种现成书，编一本《各国革命史》⑤。

这又说明了，这位CY的团员，开始“超越前进”，居然耍起“唯物史观”，编起书来了。

总算他聪明，他后来知道，CY团员干不得了，于是，他开始不肯“游行”，不守“纪律”，终于——

我脱离了他们的组织关系，也脱离了国民党⑥。

可是他完全脱离了么？似乎又没有。看他的回忆，又好像是藕断丝连。例如：

这时（大约四月间）有一贺某，似是当时CP要人，忽写信请我到汉口去看他。一间屋子只住他一人，桌上有一大批红红绿绿由各地寄来的宣传品，要我为他看看，加以批评。我想这大概是一机关。要被他缠住真不好。但他亦无权派我工作。便问他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的。如是长期，我便立即拒绝，他说，“临时的罢”。说罢就走了。我将两三百张传单就文字与内容分成几类。每一类做一批语，两天做完，一直未见他回⑦。

又如：

大约四月下旬，有全国学生总会主席唐君来找我，要我去编《中国学生》。我了解这是CY指挥的团体，甚怕又卷入漩涡。我说我怕开会。他说只编刊物，绝不开会。照他们的规矩，不参加小组会就等于脱离组织。我放了心，就答应了⑧。

无疑的，这是很明显的若即若离的暧昧了。这种若即若离，可说是他七年后在苏联帮助共产党工作的先河。那次工作，前后有一年半，最后填了表，即没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总算没“卷入漩涡”，这种作风，也许是孔夫子所谓的“和而不流”罢？

当西征军到武汉的时候，CY元老胡秋原面临了危机。他的好朋友“达洙”被枪决，而他则靠一连串的“奇迹”，死里逃生。他的感慨是：

这是一个滥杀世界。想到这一切，我对国家观念变了。国家不爱我，我何必爱它？我更觉政治可怕。从前有人说“吃人的礼教”，现在有“吃人的政治”，“吃人的革命”。今春以来我已经消沉的心，至是更趋于消沉了。我决定今后专门读点书算了⑨。

可是，具有这种想法的胡秋原，曾几何时，心头又痒痒起来了，于是“已经消沉的心”又开始表现了。不同的是，这回表现的地点换了，换成了上海。

是“美帝”

当时在上海的租界里，蛰居着不少所谓“亭子间英雄”。他们是一群不得志的急进分子，大都是左倾分子的流派，其中有托洛斯基派、有社会民主主义者，……五花八门，整天挤在一起，骂来骂去。他们之间的最大争执，无非是说别人是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他们自己圈里的人才是地道的原装货。这些打做一团的局面，全是在马克思偶像前的争风吃醋、争元配、争正统，而当时的胡秋原，也“认真相信”他的“马克思才是真马克思”。他是一个“十分着迷”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在打着“马克思”的招牌搬弄伎俩，或是写什么《唯物史观艺术论》之外，胡秋原另一撰文的对象，就是大谈国际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时胡秋原眼中的美国——不是苏联——竟是所谓“帝国主义者”，这一现象值得细说一下。

所谓美国是“帝国主义者”，这一看法和说法，跟哪一种人雷同，是可以玩味的。照国民党公布的《苏俄征服中国密件》，我们便可恍然大悟。一九二九年的“密件”：

它先说英国与日本的“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与修改不平等条约”，目的“是在瓜分中国”。继即恶意攻击美国，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英日一样的是帝国主义的”，“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原则，绝不是使中国能脱离殖民地的政策。”（“攻击美国的帮助中国独立发展”）

第四个策略任务说是：“共产党应当更加注意些发展对于反帝国主义的领导，实行争取这种领导而斗争，反对一切列强的帝国主义，应该一定要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命令加强领导反帝尤其反美”）⑩

这两段“密件”说明了三点：

　　一、日、美、英是帝国主义者。

　　二、目的在瓜分中国。

　　三、美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是侵略性的。

国民党说这些“密件”是根据“中共解放社一九三七年六月编印的《中国问题指南》……二十七年二月编印的《红色文献》”(11)，可见当时俄共集团这种策略是有计划的攻击美国的。好了，我们再看胡秋原说些什么？

九一八事变表示日本要完成满洲之分割，而且进一步的独占中国（至少华北）之企图。在这里，正和以“门户开放”为武器，想确立其在中国之霸权的美国，针锋矛盾。

美国注意满洲，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九〇〇年以来之坚强决心。然而在美人东向之日，已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操刀而立。盘旋于满洲的日军三十年来之抗争，是表示对面的两个暴发户不能两立的说明。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对立，在经济恐慌激化之日更加倍严重。帝国主义者无不认消灭赤俄为解决恐慌之最高方法。在这考虑上，大家看日本是最适宜的先锋，……日本每在帝国主义者对其不利之际，即向苏联做罪恶而卑劣的挑衅，缓和各国之干涉。

在九一八以前不久，美国在中国的运动，使英日受相当的威胁。英国也积极做其瓜分中国的运动。

所以，太平洋斗争的现势，便是帝国主义者努力于共管之尝试的时期。

就太平洋三大帝国主义者（日美英）的海军力量而论，一般说来，恐怕是势均力敌之势。

帝国主义者都要在反苏战争上解决无限的纠纷；而日本另有在反苏战争中得各国完全的谅解。然而，现在的苏联是不可轻侮的，赤色海军虽不足道，然而强大陆军之保守力，以及三倍于日本的飞机，实在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有余，至于苏联还有其他精神上的优点，是更不待说的(12)。

上面这些公开的言论，许多地方，都和俄共宣传的重点若合符节。所谓美国是“帝国主义者”，本是俄共一贯的宣传策略，国民党党方文件中已经提出了很多证据，一查便知(13)。而胡秋原当年做这种言论，是不是算“有利于俄共之宣传”呢？这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可以下结论的。

又不是“美帝”

当然了，同一个胡秋原，在二十多年后，又用他那善于摇滚的妙笔，把“帝国主义者”美国在他的笔下超生了！他首先说：

我以为我国知识分子和一般社会，对于美国有许多误解，亦犹美国对中国有许多误解。如果不是有这些误解，今日中国与世界情况，可能大为不同(14)。

这是很明显的表示，过去中国知识分子的误解，已不幸导致“大为不同”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情况了。当然谁该负这些文责，胡秋原心里是有数的。他又说：

美国对华不可谓不热心，中美文化关系不可谓不深长。

美国人也在世界上捞钱，但这不是靠帝国主义特权夺来。

美国的富强，是通过人人勤奋，通过技术与劳动组织，既非基于对内的剥削，亦非基于对外之侵略与剥削的。

美国之退出菲律宾，表示它与帝国主义是无缘的。拉斯基说没有一个欧洲强国能像美国一样，不用帝国主义式剥削，而能解决其内在难关。这不错，但他说还有苏俄也是如此，则是大错的(15)。

他在这样做了大转弯之后，已经完完全全不是当年的嗓门了。他在另两篇文章里也相互呼应道：

自中美订交以来，中国人民一向视美国为最大友人。……美国立国精神，从头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从一八四四年中美条约以来，美国在华纪录，都是光明的。

中美友谊，是两大民族的立国精神。

这一友谊的历史，可追溯到美国对华一个基本政策，那就是：一八九九年“门户开放”政策(16)。

看看罢！多会写文章呀！同样是一个胡秋原，同样是胡秋原笔下的白纸黑字，同样是一个美国，可是在胡秋原的反复无常的白纸黑字下，美国也变得反复无常了——由“帝国主义者”一变而为“从头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与帝国主义是无缘的”了。

这多微妙啊！当然了，胡秋原这回是今是昨非了，但是，可怜的美国呢？难道也跟着昨非今是了吗？

“伟大的”“斯大林先生”

胡秋原在美国“帝国主义者”论后的七年里，似乎乏善可陈，他最大的两件祸事是参加“闽变”叛国，和在苏联跟共产党合作。对日抗战的开始带给他好运气，——使他居然能够结束海外浪迹的生涯而重返故国。抗战阶段中，他所写的主要政论性的作品，除大量杂文外，是一些专书，如《抗战建国根本问题》、《中国革命根本问题》、《时代日报社论八集》、《欧战论》、《国共论》、《民生哲学与民生主义》等书。此君之多产，自然值得佩服。至于产品的品质如何，当然值得抽样。为了便于说明，我抽一样如下：

〔俄罗斯〕十月革命毁灭了罗曼诺夫的统治，不仅解放了一万万七千万的人民，并且依照俄罗斯的需要，开展了俄罗斯现代化的事业。苏维埃制度和五年计划非他，乃是俄罗斯之民治和工业化的形态。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先生是这一历史使命之创作者。而今天苏联的建国事业，不仅确立不拔之基，并且已有光辉的成就了(17)。

在“斯大林”脑袋瓜子上加“伟大”的帽子，恐怕比写肉麻寿诗的郭沫若还要来得早呀！在用过这些“解放”、“光辉”、“斯大林先生”的捧场字眼之后，国民党政论家胡秋原又指出，苏联这“大民族”的“国际政策”是“自卫与和平”，而“十月革命奠立了中苏合作之基础”。所以，中国要比任何国家更珍重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毁灭了帝俄，就对中国而论，十月革命去了一个中国的敌人、去了一个日寇的帮手，并且为中国多了一个有力的友人了。十月革命在远东政局上开了一个新的时期。所以中国比任何国家更能珍重十月革命，更能爱护苏联革命和建国的事业(18)。

接着这位国民党大才子又自告奋勇地订出中国的永久“国策”：认定“不参加任何不利苏联的行动，是中国永久国策之一”。在“永久国策”之下，中苏的“光荣友谊”自然如他所预言，“将与天地同行不朽”了：

同样的，苏联的创造者首先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列宁先生在“落后的欧洲和前进的亚洲”之伟大预言中，就赞扬了中山先生的事业。十月革命以后，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断给与鼓励和援助。到了抗战发生，苏联更首先与我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在中国生死存亡战斗中，苏联是我们的患难之交。

新的中国与新的苏联之友谊，不仅有长期的历史，而经此次的患难之交，此种光荣友谊将与天地同行不朽(19)。

“不参加任何不利苏联的行动”

胡秋原这样肉麻的歌颂这个“患难之交”，认为“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断给与鼓励和援助”，这是最教人怀疑的，因为胡秋原明明是知道苏联侵华的历史和真相的。他在一九五一年写《俄帝侵华史纲》，曾专题讨论“九一八后苏俄之帮凶政策”、“抗战以后苏俄点火和打劫政策”，以他的知识，安有当时不知道苏联野心的道理？既知道而又故做此种为苏联洗刷的文字，他所做的、所为的，到底是什么呢？再看他说的：

中苏合作是两大民族之历史使命。

中苏之友谊不是偶然的；不仅由于立国精神相同，不仅有长期历史证明，并且完全符合于两大民族利益、符合于两国历史要求。

在东亚，中苏日三国为邻。在旧的时代，三国间关系是不堪回首的。但现在中苏两国都进入新的时代、都是新的国家，既不需要侵略，亦不能接受压迫。

今天日寇之野蛮武装还未解除。但因为有苏联，中国抗战得到一个大的朋友(20)。

“历史使命”、“历史要求”、“立国精神相同”、“两大民族利益”、“不需侵略”、“一个大的朋友”，……多么冠冕堂皇的话呀！于是，善做结论的胡秋原，又完成了下面的结论：

因此，中苏合作完全符合两国的利益与理想。中苏友谊不是普通外交词令，而是生存与历史之需要。中苏合作是历史要求，无人能加破坏。说到这里，企图破坏中苏友谊的人也许会说，中苏两国不是曾经有不愉快的经过么？是的，我不否认。但照我看来，中苏友谊不愉快的时期，正是中苏两国本身有最大内部困难时期。明白点说，就是苏联国内托洛斯基派还有势力的时候，中国负责任的政府还没有充分稳定的时候。而现在情形不同了。自从斯大林先生一国社会主义的政策确立以后，自从三民主义的政府统一中国之后，中苏两国的邦交是日益亲密了(21)。

冗长而谄媚的行文以后，他又“必须再说一句”：

中苏合作是历史要求，无人能加破坏，只有不忠于中苏两国者，才希望中苏之不睦。但是，他们的希望一定破产。因我相信，违反历史者一定失败(22)。

紧跟着，他又呼吁“更亲密的合作”了：

我们深信苏联朋友一定深信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同样，中国人民一致坚信，苏联不致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让阴谋家空想罢，铁的中苏友谊将粉碎他们可耻的希望(23)。

读胡秋原这段话，我们不要忘了：《日苏中立条约》是——一九四一年四月签字的！我们也不要忘了：共产党徒最卖命的宣传口号是——“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

不厌其详地，胡秋原又做了新的展望与远景：

中苏两国友谊不仅在中国抗战之中、在世界风云变幻之中日益增强，在将来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中苏友谊还要增强。我们深信苏联的科学技术与工业的进步和成绩，在中国将来之建设事业中，一定做宝贵的援助，一如今天对抗战援助一样。中苏合作不仅是现在的，而且是未来的、永远的(24)。

必须“信任苏联”

上面这些一说再说的滥套，其实，斯大林的一封信已把它们全部囊括了。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有下面的记载：

毛泽东这一态度仍然是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反映。也就是这年十月，潘友新回俄述职。他返任时，携来斯大林十二月十一日函，斯大林和平共存的表示，显然就是毛泽东和平共存的意见的蓝本。这封信的要点如下：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艰苦尝试过程中，处处表现。将来必能坚而且笃、久而不渝。

在战争完全胜利之后，此种友谊必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之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由此可见，胡秋原千言万语，不过就是宣扬“和平共存的意见”罢了！当然胡秋原说得更详细：

我们既知中苏合作之意义与价值，则我们便应当促进两国邦交。

要促进两国邦交，第一件事是建立两国的深切互信。

我们希望苏联充分了解中国、信任中国。而我们也必须充分了解苏联、信任苏联(25)。

他举出四种“不正确的认识”：

第一、有人以为苏联是只愿意与一部分中国人做朋友的。

第二、有人怀疑苏联是否对于中国毫无领土野心？

第三、苏联是不是愿意中国不与英美发生关系？

第四、苏联是不是对中国一部分人的政治运动特别发生兴趣？(26)

他解答这四种“不正确的认识”说：

这些怀疑，一方面由于中国过去一百年间不光荣的外交史而来，一方面由于中国一部分人的不正确幻想与宣传而来。其实这不独是不信任友邦，而且是不信任自己。这些幻想与宣传，有的也许动机是想促进中苏邦交，可惜事实上反而容易引起一般人的误解(27)。

如此这般的责备了怀疑苏联的“幻想与宣传”之后，他居然还挺身出来，亲自为“苏联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的“清白”，做了人证：

作者曾在苏联侨寓一年半之久，我深信苏联希望一个独立、强盛而与苏联平等合作之中国。苏联愿意和全中国人民做朋友，苏联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苏联也绝无意干涉中国之内政与外交。理由与事实此处不必细说，但我们要知道，苏联没有不利于中国之必要，亦无此种可能。因此，我们不必重视少数人的误解，乃至国际上之风传，只有毅然决然加强与苏联之合作(28)。

好一个人证！

我抄到这里，我真忍不住我内心的悲愤！悲愤的重点是：胡秋原为了替苏联的野心做掩护，竟不惜用他“侨寓一年半之久”的身分，恶毒的欺骗同胞。我所以用恶毒的欺骗这种字样，是因为胡秋原曾明明说他早在“侨寓”时，就已了解苏联的野心了！

　　一、一九五一年，他说：“民国二十三年，余一度游俄，次年复往，居留较久，始瞿然于苏俄之真相，及谋华之祸心。”(29)

　　二、一九五四年，他又加重语气；“我在莫斯科以及俄国住了一年半时间。……我怀疑社会主义，并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我又发现俄人对我国满蒙新疆，大有野心，俄人有极强民族偏见。”(30)

　　把这两段文字和前面所引的文字一对，便立刻破绽毕现了：

　　一、胡秋原在俄国住了一年半；

　　二、可是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印象；

　　〔矛〕十多年前，他说“苏联对中国决无领土野心”；

　　〔盾〕十多年后，他又改口说“俄人对我满蒙新疆，大有野心。”

　　〔矛〕十多年前，他说“苏联也绝无意干涉中国之内政与外交”；

　　〔盾〕十多年后，他又改口说“瞿然于苏俄之真相，及其谋华之祸心。”

　　〔矛〕十多年前，他说“苏联愿意和中国人民做朋友”；

　　〔盾〕十多年后，他又改口说“俄人有极强民族偏见”。

　　三、胡秋原若说“十多年前”的印象是对的，那么他显然在“十多年后”说谎；

　　四、胡秋原若说“十多年后”的印象是对的，那么他显然在“十多年前”说谎；

　　判断之一是：胡秋原在“十多年前”说了谎话，做了伪证：他公然宣扬“苏联希望一个独立，强盛而与苏联平等合作之中国”；公然宣扬“苏联愿意和全中国人民做朋友”；公然宣扬“苏联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公然宣扬“苏联也决无意干涉中国之内政与外交”；公然宣扬“苏联没有不利于中国之必要”；公然要求“不必重视少数人〔对苏联〕的误解，乃至国际上的风传”；公然勉励国人——“只有毅然决然加强与苏联之合作”！

　　上面这些触目惊心的文证，没有一句不证明了胡秋原用心的阴险，行文的荒谬，没有一句不证明了他那助长赤焰的罪孽。以这样一个罪孽多端的人，居然敢在撰写那些荒唐文字之后十余年，俨然以反共先觉的姿态出现，说他当年“发现”这个，“瞿然”那个，好像别的反共人士是傻子呆瓜，只有他才是先知一般。这种人，如今若再被人捧为大儒大师，这种捧他的人，可真太天真了吧？

所谓斯大林“风度是如此和易而合理”

胡秋原另一个可以检讨的罪过，是他关于《雅尔塔密约》的议论。一九五二年，胡秋原写道：

当时一般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有所谓雅尔塔密约(31)。

接着，他又先知式的描写他自己：

我当时是一新闻记者，我仅由颜露尔上将一篇文章，和若干外电之含糊词句，推测苏俄对满蒙必有特殊要求(32)。

这样说来，胡秋原似乎是“眼光远大”、“洞烛机先”了？其实才不是呢！他纯粹是事后吹牛皮。我们快来看他当时（一九四五年）说些什么：

克里米亚会议〔即雅尔塔会议〕的伟大意义和价值，无论如何评价甚高都不为过。看了〔美、英、苏〕三国联合声明这一光辉文献，及其中所表现的政治家的精神，我们可以确信，不仅对德战争可以迅速而彻底获胜，而所谓第三次大战已可决定的避免了。因此，它对于太平洋的胜利与和平，自有重大而良好的影响。……(33)

看看罢！这就是他先知式的推测！——这个“伟大”的会议，在斯大林等“政治家的精神”的“表现”下，对“太平洋的胜利与和平”，竟是“有重大而良好的影响”！这是何等肉麻的谬论！接着，胡秋原又进一步说了：

联合声明之第一个主要意义，确实证明〔美、英、苏〕三大国家都有爱好和平的诚意与精诚合作的决心。因此，人类自古迄今一个最大希望——所谓世界和平者，从此不复是幻想与迂谈，而将是一个可能而且必然的事实了。……(34)

他又进一步的“坚决确信”：

……我们以及全世界都可坚决确信，无论英苏美任何一国，都是和平的，绝无领土野心，绝无干涉他国内政欲望的。所以，这一会议，宣布了纳粹及其同类的死刑，而也宣布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孤立主义的死刑。这一声明，是预防第三次大战之血清，也就是纳粹和日寇最后幻想之破灭。这是何等可为人类庆贺的大事！(35)

他又说：

由这一声明所表现的光明和谐的精神，对于未来国际合作更是一无上鼓励。……(36)

因为：

在此次三国声明中，英、美让步很大，而苏联让步也是很大的。三大政治家“相忍为世界”的精神真可赞佩，而其所以能相忍者，自亦由于经过坦白的谈判以后，都获得“免于恐惧之自由”。我尤愿赞扬一向被人视为神秘的苏联政治家，其所表现之风度是如此和易而合理。这对于英、美与苏联乃至全世界，都有莫大的利益。有此优良先例，我们深信，在未来的旧金山会议中，英美苏和中法五国之间，必能获得同样互信合作的更广泛的成就。五十年代的政治家较之十九世纪固有巨人与侏儒之别，即较之一九一八年的人物，也有成年与幼稚之分了(37)。

他在如此“尤愿赞扬”斯大林之流的“风度是如此和易而合理”之后，又为“五十年代的政治家”“巨人”的行动做了说明，他告诉我们：

有人说，克里米亚会议没有提到太平洋和日本，其实这是当然的。这是以解决欧局为主的会议，而涉及太平洋和日本的会议，自不会无中国之参加(38)。

“中苏更亲密之时期开始了！”

在自我安慰之后，他又写道：

……有克里米亚之和谐空气和光明精神为先驱，太平洋和全世界的永久安全，必能在旧金山得到更完全而圆满的成就。至于旧金山开会之日，恰在日苏中立条约最后通知是否延长之后十日，我不愿对此做任何推论，然此日将为日本极不偷快之日，而为中、苏传统决定迈进一大步之日，则是毫无可疑的(39)。

他“最后愿一言者”：

中国人民受战争之害最深，故望永久和平亦最切。特别是由古代孔子、墨子和礼运一类的思想，以及现代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一类思想所教育的中国人民，对于大西洋宪章以迄顿巴敦会议中的思想，天然抱有最忠诚而无疑的笃信。一年来若干事实，刺激一小部分中国人〔？〕，有时不免觉得此种笃信未必可以过于天真。然经此次声明，可说使全体中国人民〔！〕更增强其传统的信心(40)。

翻转过来，他又向外人进言说：

我们自亦盼望中国友邦亦加强对中国的信心，而不必因若干不负责任之言论〔？〕，误会一个最无可误会的国家与民族(41)。

他“深信”再“深信”：

由克里米亚会议所创造的光明祥和〔！〕的空气，我们更深信中国一贯政策之正确，亦深信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友邦无论现在与将来，不会有任何隔阂。所以我亦愿提起国民和政府之注意，除了自己革新政治努力作战做一个可尊敬的国家以外，应本自己一贯方针，和我们最有关系的几个友邦，特别是苏联、英国和美国，更进一步增进邦交(42)。

　　从上面这些“深信”里，我们不难看出国民党言论家胡秋原当时对那所谓“爱好和平”的苏联，是持着一个什么样的看法？那些“苏联让步也是很大的”，“是和平的，绝无领土野心，绝无干涉他国内政欲望的”一类谬论，到底居心何在呢？

　　可是，谁能想到，“当时”这样一个颂扬斯大林和苏联的摇笔杆的人，在七年以后，却又写文章大谈他“当时”的先知了！说他“当时”“推测苏俄对满蒙必有特殊要求”了！这真使我们不能了解了！因为“当时”只有一次，而“当时”的他，既然有“先见之明”，能“推测苏俄对满蒙必有特殊要求”，那他为什么竟在“当时”报上赞扬“苏联政治家”呢？为什么竟宣传苏联“是和平的，绝无领土野心”等鬼话呢？这岂不是明知其恶而故扬其善吗？这岂不是为斯大林和苏联张目吗？这又是什么居心呢？

　　其实，还不止此，一九四五年，推波助澜的胡秋原，又写过一篇什么《中苏新关系的展望》，在这篇怪文中，他首先数出了一些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如：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十月革命，苏联建国，脱离帝国主义营垒，放弃帝俄时代对华不平等条约。其对中国民族之鼓励与影响，乃世人所知。”

　　二、苏联“在中国独力抗战时期首先大量援助中国。以后日寇不断威胁苏联停止对华援助，而苏联也不曾为日寇所动。”

　　三、“如无苏联之在远东之有备无患，日寇未必不以其在东北驻军倾巢攻我。”(43)

　　在做了这些媚态以后，胡秋原另起一段，认为：

　　中苏更亲密之时期开始了。中苏两国有亲善最大必要与最大可能。……中苏更绝无利害冲突之可言。两国都有广大的领土，谁也不会还有领土之野心。……中苏之亲善，已不是理论而是事实了(44)。

　　看呀！这就是胡秋原谆谆叮咛中国人的怪话！其实怪话还层出不穷呢！

别怪老美了！

怪话之一是，胡秋原以国民党身分，居然还写出下面三十五个字——三十五个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字：

　　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实无实际关系；而当作一个中国问题而论，是必能政治解决的(45)。

　　任何饱经忧患的觇国之士，都会为这三十五个字的荒谬言论，作一番沉痛的见证：这三十五个字，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呈露出来的含义，岂不正正就是“日后”国民党眼中，“当时”中外共产党和共产党同路人的宣传重点么？这个宣传重点，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说出来是没有人信的，但是由中外同路人说出来，就容易使人上当了！试看美国“太平洋学会”——这个最从侧面为共产党说话的“学会”，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太平洋问题”（Pacific Affairs），在《远东观察》（Far Estern Survey）里的千言万语，岂不都是这三十五个字的调门？他们会说：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共是“另一种类型的民主分子”（Just another kind of democrat）；是土地改革者；跟苏联没关系，是一个单纯的中国内政问题；所以可用政治解决；可由美国政府的压力，组成“联合政府”。……

　　“太平洋学会”发布的这类言论，在麦卡锡（Macarthy）、马加兰（Pat Macrran）等参议员的调查下，布恩翰（James Burnhan）、吴克（Richard Walker）等远东专家的论述下，以及从中国方面的文献与检讨下，已经十足证明了这些洋鬼子和冀朝鼎之流的杰作。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太平洋学会”替共产党说好话之日，也正是胡秋原高谈“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实无实际关系”之时！这样说来，“太平洋学会”中的一些迷途知返者——如泰勒（George E. Taylor）、饶大卫（David Rowe）等，他们也许会用莫可奈何的声调来自嘲说：“中国人似乎不能完全怪我们洋鬼子昧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呀！似乎不能完全怪我们在言论上利于共产党呀！看看你们自己当时的政论家胡秋原罢！他也是这样的公然写文章，宣扬‘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实无实际关系’呀！”

　　可是，谁会想到，谁又能想到，这位胡大才子，七年以后，突然不安了，痒起来了。他在《俄帝侵华史纲》里，写了一节“诽谤中国的专家们——太平洋学会”，里面说：

　　范宣德于一九四三年春见周恩来，彼等均夸张中共之“民主性质”，并称中共与苏俄已无关系(46)。

　　多巧！“诽谤中国的专家们”所说的“中共与苏俄已无关系”，和我们这位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实无实际关系”，岂不完完全全一个调门吗？

　　胡秋原又谴责这些“诽谤中国的专家”道：“这些人物虽小，但共党之成功，即在聚蚊成雷，涓涓成河；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这些判词，岂不也正正适合小人物以外的人物吗？不也正正适合某些国民党大政论家吗？

　　从国民党党方文件中，也明白的说出了，这种宣扬中共与苏俄没有关系的做法，乃是“俄共的世界战略计划”：

　　在俄共的世界战略计划之中，我们中国仍然是他的第一个目标。他为了开始对这一目标进行攻击，首先就要隐蔽莫斯科与中共的直接隶属关系。

　　莫斯科为了破坏我们抗战的成果，阻止我们中国战后的复兴，乃解散共产国际，以隐蔽俄共与中共的直接关系(47)。

　　可怜的言论家胡秋原。他竟做了“俄共世界战略计划”下的一个帮助“隐蔽”的拉幕人！

　　至于胡秋原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当作一个中国问题而论，是必能政治解决”等混话，在说过以后第八年，他也变了腔调了，不知是否痛改前非，他总算指出：

　　更重要的，是澄清反共之意义。一九四五年以来，关于中共问题我们受害最大之处，是世界人士将中共问题看成中国内政问题，因此，才有“土地改革者”、“新民主主义”者之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的，是中共问题乃是俄帝问题(48)。

　　难道这真是健忘吗？因为这里所说的“一九四五年”，正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正是他自己鼓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政问题的时候！如今他却一股脑儿丢开他自己“使我们受害之处”不谈，专谈“世界人士”的愚蠢了！

“抱有一种错误心理”

一九四七年，胡秋原是“和平运动”的健将。

关于和共产党讲“和谈”、“和平”，其后果，国民党党方文件中已经一再说明：

抗战结束以后，共匪对我国民政府的和谈，却改变为战略的攻击与战术的防御。换句话说，他的“和平共存”，在战略上是为了瓦解我们反共的势力，束缚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双手，以便利他的进攻。但是他在战术上，却采取防御的态势，并提出和平的要求。他只是要求得“和平”，……博得一般社会的同情，和一般投机取巧和随风转舵的人们的鼓掌和喝采，来施展其对我国民政府的孤立战术(49)。

在主张“和谈”、“和平”的“鼓掌和喝采”下，自然相反的，一种论点便普遍散布开来，这种论点是：

“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这是我们抗战结束之后，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其全力向国际社会普遍散布的一个论点。

抗战结束之后，这一“共党问题只可政治解决而非军事所能解决”的论点，不仅使一般社会和国际人士误信我政府只有这政治解决的一条出路，并且竟使我政府内部对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乃不得不与共匪进行政治协商与和平谈判，于是就造成了不战不和、边打边谈之局，而最后结果只有让它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乃使大陆各省沦入苏俄帝国主义的铁幕(50)。

现在，让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当时国民党胡秋原说些什么。一九四六年，胡秋原说过这样的话：

马歇尔将军来华后，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一切问题均已获得协议。这可见对于建国方针，原是人同此心。可是，直至今日，基本的停战问题不能实现，形成一面打、一面谈的状态。这说明什么？大家还是相信武力，因此都要争一个军事的上风。他们不知，武力并非万能(51)。

到了一九四七年，他又说：

时至今日，一切武力政策绝难成功。

我们在谈谈打打之中错过了一年有半的黄金机会，没有用以谋国家之安定建设和进步。此实中共、“第三方面”，以及政府共同应负的责任(52)。

这些论调，正正是国民党党方文件所指摘的论调。论调表面上是中立的，甚至是“各打五十板”的，但是骨子里，对谁有利是尽人皆知的。

当国民党、共产党使用武力的时候，一种论调又出来了，说那是“内战”。国民党党方文件中写道：

在政治上，共匪的武装叛乱，就是苏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战争的执行者是中共匪军，而其主使者是莫斯科。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众口同声，指为“内战”，并诬为国民政府所制造，以掩蔽其侵略主义的本质。

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反内战”的宣传，竟使国内外人士抹杀国民政府的应有职责和合法权力(53)。

再看胡秋原在一九四七年说些什么：

最后我们愿向全国人士一言，特别向自由民主人士一言。国家的内战，使民主改革和建设不可能。我们必须促成和平的实现。……同时，我们要求政府和中共立即无条件恢复和谈并停止冲突(54)。

看呀！胡秋原这种“内战”论调，是不是算“同路人众口同声”呢？这种“内战”论，即使胡秋原自己，也在三年后，大陆丢光时，做了下面的透露：

中共宰制大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世界上以及中国许多人抱有一种错误心理，以为多年的战乱，只是国共两党之“内战”(55)。

当然他不会透露，只不过三年前，他本人就是“抱有一种错误心理”的“许多人”中的一人！就是助长“中共宰制大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一人！好个国民党啊！

“和平运动是一反共抗俄运动”

照国民党自己的标准，胡秋原当时所做的，上面的一些，还属小焉者也。他最得意的，就是在一九四七年的时候，做了一次“和平运动”的健将。当时那个“和平运动”的宣言，有利于谁，我们一看便知：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本可和平统一，建设民主富强之国家。不幸国内兵祸继续延长，而且扩大，举世共庆升平，而我国的战争状态还未停止。一个贫弱的国家，流血十年，并且还在流血，我们不亡于日本的侵略，却将亡于自己的内争，这是全国人民不胜痛心，也万难长久忍受的。全国人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国家的地位也一天比一天低落了，由于战争，成千成万的同胞，继续转乎溪壑，散之四方；由于战争，交通阻隔，通货不断膨胀，于是农工失业，工商破产，其他各种职业者，无不朝不保夕。于今社会解体，人心不安，不仅政治改革、经济建设，无从谈起，一切不正常不道德的事件，势将日益蔓延。战争如不停止，同归于尽的惨祸，就在眼前。如果我们再想到不久国际上就要讨论对日和约，那时候曾经为和平而战的中国，竟不能自保国内的和平，不仅合理的要求有被拒绝的可能，也许还要受到意外的挫折。那就连抗战的成果，国家的前程，也都要断送了。全国人民都在饥饿线和死亡线上了，一切不幸的根源，都在战争。因此我们不能不沉痛地发出良心的呼声，要求停止无意义的战争，要求恢复和平和秩序，然后才能以统一团结的力量，完成民主建国的大业。我们对于任何政治派别，均无成见，我们只要求不以武力解决争执，而以谈判实现和平。这种和平呼吁，过去不止一次，而都不免遭到各种困难。然而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我们已顾不到许多了，我们不追溯既往，也希望大家不算旧账，各以检讨别人者检讨自己，以寛恕自己者宽恕别人。我们只是垂涕而道，希望立刻化干戈为玉帛，立刻停止战争，立刻恢复和谈，我们都是有职业的人，决不愿卷入目前政治纠纷的漩涡，我们只求天下太平，安居乐业，我们不能坐视工商百业民族命脉长此毁于内争，不得不起来向各方急亟呼吁，还我和平。且将在此一呼吁发出之后，视各方对于和平之诚意，保留道义的批评之权。我们将不断的呼吁，一旦和平实现，我们的这一运动即宣告终止。不停战，即是灭亡，唯和平才能建国。我们希望全国各地同胞一致起来，以全国舆论的力量，全民良心的感召，以及大公无私的精神和态度，促成和平统一。民主的实现，国家的复兴，在此一举，民族前途，实利赖之。谨此宣言(56)。

这个宣言，胡秋原在编他的《世纪中文录》（胡秋原文集）一书时，找不到了，现在我替他找出来，教他旧梦重温一下。这和平宣言里面，满纸“内争”、“无意义的战争”、“对于任何政治派别，均无成见”、“不以武力解决争执”、“立刻恢复和谈”，请问哪一句不是中立主义者的调子？当时中立主义有利于谁，胡秋原心里还不明白吗？而胡秋原、钱纳水等人发起这项运动的当儿，正是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说“中共自绝国人，和谈难望恢复”的时候。其时机，正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之间，国民党党方文件中有这样的话：

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之间，一般政治和社会人士，几乎没有人敢反对和谈，也没有人敢提戡乱动员了。由此可见共党的威胁宣传，在社会政治上的影响如何了(57)。

这个和平运动，继宣言之后，又来了四条公约：

　　一、根据人民的不偏不袒超党派的精神，发挥全国人民之共同意见，以期促成全国立即和平，终止以武力从事政争之状态。

　　二、本运动均以个人资格参加，并以工商等各职业人士为主体。

　　三、本运动唯一目的，为促成和平，不做任何政治企图，一旦和平实现，本运动立即终止。

　　四、本运动不问过去是非，但密切注视一件事——和平运动宣言以后各方对和平之诚意，集中全国公论之力量，促成和平统一民主之实现(58)。

　　这四条公约，要求“终止以武力从事政争”，“不偏不袒”云云，还不是“中立”而袒共的味道？最后，这个运动据胡秋原说，“竟遇意料不及之困难，发起人乃公决停止。”第二年，胡秋原开始回忆：

三十六年上季，民间和参政会不断有和平呼吁，中共根本拒绝，固充分表示其好战，而国民政府及联合的过渡政府似亦未充分注意顺应望治之人心，尽其在我，造成一种形势，使中共不敢竟为戎首(59)。

这种文字也是值得品味的。什么叫做“未充分注意”？什么叫做“尽其在我”？“和平”、“和平谈判”、“和平运动”、“和平呼吁”、“和平统一”、“和平共存”，……这一些抽象名词，究竟帮助了谁？胡秋原难道不明白吗？

可笑的是，当胡秋原同我打官司的时候，却说他“虽未对俄帝一直‘大声批评’下去，但从未放下批评，诸如发起和平运动”(60)云云。这完全是胡扯，因为那次“和平运动”根本没提“俄帝”半个字！这是他到台湾后幻想出来的“批评”。他又说“和平运动是一反共抗俄运动”(61)，证明方法是“有原来宣言可以为证”，他又说目前在台的钱纳水可以为证。这些话，统统都是大言欺人！他说“和平”宣言“见《世纪中文录》上卷三十三页”，“李某读过”，“乃亦故做不知，强为混淆栽诬”云云。不错，我是读过那个宣言，可惜的是，我读的那个宣言是“原本”，不是胡秋原收在《世纪中文录》里的那个被他追忆默写的“节本”，所以内容方面大相径庭！这个“原本”我已找出来，收在前面，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胡秋原前后所说的、所解释的，是不是矛盾的、对立的，前后对照之下，自然一切都大白了！

“打算做共党百姓”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是在大陆上脱逃的党，胡秋原是一个在岗位上脱逃的人，先看他所说的：

　　大陆沦陷前夕，正是举国离析分崩的时候；也是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自己陷于绝望之局，则世界之坐视，亦无怪其然。数百万之解甲，是精神崩溃之结果，而精神崩溃者，只是自认失去存在之理由与价值之状态，而这一状态，只是道德破坏后之最后表现(62)。

　　这些大道理正好完全适合胡秋原自己。豪无疑问的，在当时，胡秋原十足是一个“道德破坏后”的“精神崩溃者”，他自己的文字已经这样表示了：

　　江南大规模逃难，则在徐州战后。远者逃美，近者逃港台，近者逃川黔。再近者，武昌逃长沙，汉口逃武昌。我只好回家。此后于逃难一事无勇气者，原因甚多，而主要实鉴于有逃难见兼有逃难便利者，非我所愿“追随”者也。当卅七年末离京前，国内在迅速解体中，国外尤其是美国，已显然取隔岸观火之策。共党“地下工作”人员已出现。回家安顿家人后，到沪观望局势，则见除逃难外，到处有座谈，而所谈以“应变”为主。我看凡此应变之计，皆飞蛾扑火之事。……知此局非瓦解，而是土崩矣(63)。

　　这一片失败无望的描写，正是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胡秋原所具有的情绪，于是，做了动摇分子之后，他又开始自嘲了：

　　而我又想，如果真是本国之奇祸，我又能一个人活下去吗？长期而论，我从未失去乐观，历史总是渐趋光明的。但一时黑暗，无足奇异。欧洲曾有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其间有多少人被糟蹋了。国家教育了我们，当不只是教我们善于逃难的。

　　他自己要等待“一时黑暗”，却这样挖苦别的“逃难”的人，其厚颜真可令人发噱！接着，他又准备“亡国”了：

　　我想到王应麟王夫之诸先生处亡国时代之先例。一九三五——三六年，我在俄国也曾遇到许多俄国人也还能隐讳其内心而苟全下来。我不能生于五十年前或五十年后，躬逢浩劫，不如试试运气。至于台湾之有今日，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的(65)。

　　他居然用王应麟王夫之来自况，真叫人恶心！至于他说“台湾之有今日……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云云，正说明了当时渡海来台的，绝不像胡秋原那样望风转舵！——

　　至于台湾，在我当时看，如大陆不保，台湾终难久守(66)。

　　试想当时来台的军民若跟他这样，台湾岂不早就完蛋了？

　　当时的胡秋原，由“极端动摇”而“等等看”，“打算做共党百姓”的，后来做不成，才跑到香港。到了香港，他还是不敢来台，因为“对于台湾之安全原无甚信心”：

　　我由共区出来后，未即到台湾者，一是等待家人集中，二是在香港研究观察较多便利，其三亦是因我对于台湾安全原无甚信心。等到海南撤退，我认台湾今日失去，明日香港亦不保。至少，中共交一名单与香港政府，反共者即无安全可言。香港之安全，以台湾之安全为前提。也有朋友邀我远行。但我知道没有国家的人在别人国家之味道。所以海南撤退后我即飞台湾，主要目的，是想看台湾是否可保(67)。

　　这些“对于台湾安全无甚信心”，“想看台湾是否可保”的腔调，都充分说明了他当时还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投机主义者，他又说：

　　到后，我认台湾可守。粮食充足是我不曾知道的天然保障。时台湾不甚安详。我曾到各地演讲，鼓励信心(68)。

　　说这种话，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他也不想想，台湾军民若等他来“鼓励”后才有“信心”，那才倒霉呢！并且也太晚了。真正该被大鼓励特鼓励的，倒该是他自己啊！

　　不管怎么说，胡立法委员自从逃出大陆后，似乎慢慢又生气勃勃起来了！他开始做“最迟的反共者”和“最后的反共者”，他写信给曾经帮他中伤李敖的另一立委钱纳水，气冲斗牛地说：

　　弟乃最后反共者，然不反则已，反必大反特反之。纵世界无一人反共，（我）一人亦必反之。……今后除反共外，无他事矣，有生之日即反共之年矣(69)。

　　谁能想到，写这段大言壮语的人，竟是五十天前还在“打算做共党百姓”的人，由懦夫变勇士，从黑暗到光明，普天之下，似乎没有比胡秋原更“快马加鞭”的了！

　　快马加鞭之后，他这个“最迟的反共者”和“最后的反共者”似乎又以后来居上的神气出现了，他说：

　　对于共党，不要说共党不会容我，即使共党拥我，我亦必反共，即使全世界无一人反共，我一人也必反共（70）。

　　请看这是什么话！什么叫“即使全世界无一人反共”？这样说来，他眼中还有别人吗？别人都可能“即使”不反共，唯独他胡秋原却不可能“即使”，他比别人都不屈不挠、比别人都坚忍不拔、比别人都棒，……这种自吹自擂，是何等骄戾！何等看不起别人！他也不想想，他有什么资格以反共坚决来骄人？反共需要言行一致，不能首鼠两端，一个迟迟不肯来台湾的投机分子，一个曾经认为共党“只要”“稍为像个样子”“即准备忍受”“统治”的投机分子，有什么资格来假设别人“即使”不反共？

　　一九五五年的《新闻天地》中，有一段写胡秋原说：

　　曾经在台湾、香港一带，曾流传着对于他极鄙夷的一种说法，“胡秋原靠不拢才回头的”。这一说法，直到现在也许仍未消灭。

　　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何，人人可以自由判断，我不必置一辞。不过有一点，我是可以说的，就是胡秋原说他抗战回国后，“自此与政府共患难，直至今日”一点，未免朝自己脸上搽了白粉，试问不同进退，怎能说是“共患难”？天下有这种“共患难”吗？

中共是这又是那

共不共患难是另外一回事，反正美国第七舰队来了，胡秋原也来了。当然，胡秋原开始对共产党“大反特反”了，这是一个“好现象”，他的一支“健笔”，的确也浩浩荡荡写了不少“秋原式的抗俄文字”，这是许多不声不响努力不懈的反共者们都知道的。

但是，“秋原式的抗俄文字”，一泻千里下来，问题可真多。胡秋原一方面主张：

一、“我还主张大家不妨与爱国反俄共党，讲讲反俄联合战线。”(71)

二、“在我已经十分厌恶苏俄之后，我还是将苏俄中共分开来看的。因为中共毕竟是中国人。”(72)

但是，明明同一个胡秋原，却明明又有这些矛盾的、对立的文字：

　　一、“中共是天生受命于莫斯科的。”(73)

　　二、“中共是苏俄养大的，非‘一面倒’不可。这是命中注定的。”(74)

　　三、“共党还可说是中国人吗？”(75)

　　四、“中国共产党人因能够无耻公然宣称‘一面倒’，天良早已灭绝。”(76)

　　五、“中共既不能算中国人，当然不能算亚洲人。”(77)

　　六、“必须俄帝受到打击，中共才会动摇。”(78)

　　七、“如果俄帝不受打击，中共组织亦不会发生重大瓦解情形。”(79)

　　八、“中共者，乃中国，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衰败后所发生之妖孽。”(80)

　　九、“中共者，不过俄帝东方政策的工具，俄帝奴才之一。”(81)

　　十、“中共为全国唯一的内奸”。(82)

　　在上面这些胡秋原定义里，不是“中国人”的中共是“天生”“命中注定”“天良早已灭绝”的“一面倒”者，不“打击”俄帝，中共是不会“动摇”的。

　　既然如此，那么胡秋原联合“爱国反俄共党，讲讲反俄联合战线”的谬论，就完全证明是痴人说梦了，因为俄帝不受“打击”前，“天生”“命中注定”“天良早已灭绝”的中共是不可能“动摇”的呀！既不能“动摇”，哪里会产生什么“爱国反俄共党”呢？哪里会有这种“共党”来跟我们“讲讲反俄联合战线”呢？并且，我们若跟这种“妖孽”、“奴才”、“内奸”讲联合战线，我们又自视为何如人呢？所以，在逻辑上，胡秋原的言论是教人无所适从的。在他的笔下，中共是这又是那，一会是中国人，一会又不是，我们实在弄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的言论实在禁不住检查与比对，在检查与比对之下，大量的矛盾与对立便不断出笼，这样的拿笔杆、这样的大言论家大史学家，是使我们不敢领教的。

所有的宝全压

写到这里，使我想到广东赌场上的一种情况。广东的“买番摊”，有“一”“二”“三”“四”四门，赌徒压宝，限于压一门。压“一”开“一”，压“二”“三”“四”的就输了；压“二”开“二”，压“一”“三”“四”的就输了，依此类推。如果有赌徒把所有的宝全压，自然永远不会遗漏每一个赢的机会，—但也永远不会遗漏每一个输的机会。他自己若只算赢不算输，这种赌徒，又怎么教人领教呢？这又算哪一门子赌徒呢？

从上面的一些抽样里，我们不难看到，国民党胡秋原历来的对共产党的观点、对“美帝”的观点、对苏俄的观点，……都是矛盾的、对立的，禁不住检查与比对的。这样一个头脑忽东忽西、作风忽左忽右的人(83)，若说他有眼光、有远见，就未免太可笑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眼光和远见，其实不是眼光和远见，而是“所有的宝全压”：他正面写过捧共产党、捧苏联、骂“美帝”的话；也反面写过骂共产党、骂苏联、捧“美帝”的话，不论是正是反，他全写过，他没有遗漏任何矛盾的、对立的论点。所以，他像压了所有的宝一样，自然永远不会遗漏每一个赢的机会，——但也永远不会遗漏每一个输的机会。他自己只算赢不算输，只算有眼光、有远见的部分，不算看走眼、没见识的部分，这种“先知”，又怎么教人领教呢？这又算哪一门子大言论家大史学家呢？

从国民党胡秋原“所有的宝全压”的例证里，我们可以了解：国民党的人才、国民党的终身职立法委员、国民党的主持宣传大将（胡秋原做过国民党《中央日报》大将，又办《中华杂志》多年），他们的“文化水平”到底是怎样的。从这种了解里，我们不难知道：大陆为什么在国民党手中失去，台湾为什么又在国民党手中泡汤。总而言之，了解国民党的“文化水平”，从国民党胡秋原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最好的例证。国民党玩弄我们于股掌之上，是他们自己的事；但不受他们的玩弄，却是我们自己的事。当我们抽样调查，把一个个国民党揪出来，一一弄清楚以后，自然我们就不会被人玩弄，自然我们就大梦初醒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一日

①胡秋原：《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

②王淦：《共匪青运阴谋》。

③胡秋原：《北伐时期》（上），《民主潮》第九卷第二十一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⑧同上。

⑨胡秋原：《北伐时期》（下），《民主潮》第九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⑩周之鸣：《苏俄征服中国秘件》。

(11)同上。

(12)胡秋原：《太平洋现势的分析——太平洋战争新阶段的观察》，《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二号，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13)如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等。

(14)胡秋原：《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天下一家》第三—五期，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九月二十日、十月五日。

(15)同上。

(16)胡秋原：《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任》及《外交与军事》，《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17)胡秋原：《中苏合作是历史使命》，重庆《中央日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

(22)同上。

(23)同上。

(24)同上。

(25)同上。

(26)同上。

(27)同上。

(28)同上。

(29)胡秋原：《俄帝侵华史纲》自序，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30)胡秋原：《看了，走了，一定要回来的！》，《中国的噩梦》,一九五五年四月。

(31)胡秋原：《俄帝侵华史纲》，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32)同上。

(33)胡秋原：《克里米亚会议与世界前途》，重庆《中央日报》，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八日。

(34)同上。

(35)同上。

(36)同上。

(37)同上。

(38)同上。

(39)同上。

(40)同上。

(41)同上。

(42)同上。

(43)胡秋原：《中苏新关系之展望》，重庆《中央日报》，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

(44)同上。

(45)同上。

(46)胡秋原：《俄帝侵华史纲》第十二章，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47)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48)胡秋原：《仅仅宣布废止中苏条约还是不够》，《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49)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50)同上。

(51)胡秋原：《中国存亡之关键》，《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52)胡秋原：《“思想、道德、政治”自序》，《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53)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54)胡秋原：《为和平、团结、改革、御侮，而呼吁》，《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55)胡秋原：《反俄援美，维护联合国》，《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56)南京《中央日报》，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57)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58)南京《中央日报》，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59)胡秋原：《“第二国难”之由来与挽救之根本问题》，《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60)胡秋原：《补充自诉理由状》。

(61)同上。

(62)胡秋原：《道义是力量之源泉》，《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63)胡秋原：《乙辑跋》，《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64)胡秋原：《我的生活》，《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65)同上。

(66)胡秋原：《看了，走了，一定要回来的！》，《中国的噩梦》，一九五五年四月。

(67)胡秋原：《丙辑跋》，《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68)同上。

(69)胡秋原：《自共区至长沙后与钱纳水先生书》，《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70)同上。

(71)胡秋原：《维护辩论原则学界尊严》，《世界评论》第十年第十三期，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

(72)胡秋原：《世纪中文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73)胡秋原:《如何防制中共的军事冒险》，《香港时报》，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74)胡秋原：《中共地狱透视》。

(75)胡秋原：《建立反共统一战线》，《香港时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76)胡秋原：《斯大林的日子有限了》，《新闻天地》第七年第十二号。

(77)胡秋原：《“中国人的中国”与“自由人的世界”》，《自由人》，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78)胡秋原：《人造卫星发射后之世局》，《祖国》第二十一卷二期。

(79)裘孔渊：《中国大陆人民反共抗暴运动》胡秋原序。

(80)胡秋原：《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自序。

(81)胡秋原：《无畏为胜共之本》，《今日大陆》，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82)胡秋原：《举国团结与反共救国会议》，《中南日报》，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

(83)参看蒋中正《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讲词中的一段话：

党德败坏，是与党纪的败坏互为因果的。虽然我们也屡次注意到了党纪问题，但本党的传统是以情感与道义为其基础的，而不是专以纪律为强党的凭借，所以自总理建党以来，总是允许党员悔过迁善，而开以自新之路。这是本党一个最优良的传统，可是这个传统，为党中干部所曲解的结果，遂至于是非不明、善恶不辨，乃至敌我不分，甚至引敌为友、以党为敌，而尚不自悟，这样党德败坏、党纪扫地的党，焉得而不由失败而消灭的道理！例如在立法院有一党员，在平时对敌人、对俄共批评的理论亦有较佳表现，可知他对“革命”与“民主”的道理，亦必有相当的认识与辨别，所以政府乃派他为联合国代表团顾问，不料一到了本党反共政策成败的关头，他反转来对党攻击诋毁，比他对敌人俄共的抨击还要厉害。最奇怪的，就是他在前年出席联合国大会以后，经过伦敦的时候，还接受共匪代表特别的招待，并与共匪代表密切联络交谈不止一次，这是怎么回事？哪知他的理论是反共，而他的行动至少是近于亲共，却与其平时反共论完全相反。现在姑且不问他是否为一个党员，只算他是政府派出去的一位代表和立法委员，他未经政府和立法院许可，居然与敌人做这样的勾搭，皆为情理法所不能容的！可是这一位身为立法委员和党员的，回来已经两年有余，他是否已向立法院有所声辩说明，我不得而知。但本党对此案在评议会检举之后，乃并无下文，我真想不到我们的党纪败坏到这个地步，而尚无人过问，这样还讲什么立法、还有什么党纪可言呢？

这段话是针对国民党员胡秋原说的。后来胡秋原写《悔过书》结案。共产党出身的干校教授任卓宣，在《胡秋原著<中西历史之理解>评介》（《政治评论》第十七卷第五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里，说胡秋原“忠心耿耿地爱国反共”。这种话，不妨同他们总裁的讲词做番会心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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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上街卖报了吗？

前几天，民进党“立委”康宁祥，以深谙中国功夫的身段，上街卖起他的《首都早报》来了。有自以为懂中国现代史的人，说康宁祥这样上街卖报，是取法周恩来当年上街卖《新华日报》的绝活。可见康宁祥除了公然表示要向国民党蒋经国学习外，还公然证明自己也向共产党周恩来学习，老康进境之高，由此可以概见云。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朝康宁祥那张又丑又黑的死鱼脸上贴金。因为说他学蒋经国，还差不多，因为两人的智商都是那副水平；但说他学起周恩来来，可就太难为他了——周恩来是何等人物，岂是老康这种笨货能学得到的？

就以学周恩来上街卖报为例吧，事实上，学了半天，全学错了，因为周恩来根本就没上街卖过报，自以为懂中国现代史的人，全弄错了。

所谓周恩来上街卖报之说，起自“新四军事件”。“新四军”是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承认的共产党部队，根据协议，共产党在1937年9月6日，把陕北的主力部队名号，由原来的“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产党将它简称作“八路军”。到了1938年2月6日，国民党又要求共产党把“第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共产党仍简称“八路军”如故，中国老百姓也以此称之。“八路军”以外，在国民党又清又剿下，残余在华中华北的共产党游击队，也经过两党协议，组编成“新四军”。

“新四军”虽然被蒋介石承认，但是也要去之而后快。首先，他要“新四军”搬家，先把在长江以南生根的搬到江北，然后再同原来在江北的一道搬到黄河以北。1940年12月9日，他下令凡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限于本年年底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这道命令式的通知只是一个形式，事实上，在蒋介石跟周恩来谈判期间，“新四军”已开始北移。到了1940年12月下旬，在江南人马只剩一万人了。蒋介石叫顾祝同为这一万人画好搬家路线，如果照这条路线迁移，则一万人正好进入重炮重兵的日军口里。因此“新四军”要求改变路线，周恩来再度去跟蒋介石谈判，要求更改，蒋介石答应了。双方皆大欢喜之际，12月25日那天，蒋介石还特请周恩来共进圣诞大餐。

但是，当“新四军”照新路线搬家的时候，它遭遇埋伏在安徽茂林地带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暗算。那天是1941年1月4日，不到两个星期，战事结束。一万人中，幸运突围的，约一千人，其余九千人，一半战死，一半被俘。孟绝子的父亲那时正是处理“新四军”俘虏的国民党高干，据孟绝子《蒋介石的报应》一文所述：“这一万人，大半是军部人员、后勤人员、男女康乐行政人员、眷属、 医生、护士、伤患和病患。被俘的人，女的遭到国民党官员轮奸，男的一部分被枪决，一部分被虐待死。”

蒋介石不但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了“新四军”，并且封锁消息，不但自己的报纸不刊载真相，也不准在重庆的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刊载真相。由于国民党派有常驻人员在《新华日报》负责新闻检查，所以，共产党想发出消息，就不得不动动手脚。那年1月11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收到“新四军”惨遭牺牲的消息，第二天的报上，就被禁止登出讲话全文，几经交涉之下，骗得国民党同意以掩耳盗铃法解决，即“新四军”改为“新X军”“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改为“敌人重重包围”等字样后，获准出报。1月17日，蒋介石正式宣告“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同时进一步封锁《新华日报》。周恩来乃下令当晚《新华日报》单独为检查人员出一版样，上面没有违禁文字，同时在正式出报时，上面却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18日早上4点钟出报后，这一新闻，便散开了。

国民党立刻抢报纸、抓报丁、揍报童、打买报的读者，可是，一切都太迟了。

这件事引出了所谓周恩来上街卖报的传闻，但据他太太邓颖超和当年共事同志的回忆，并无此事。1980年3月出版的《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上，由王明湘写《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没有卖过〈新华日报〉的调查》，已经辨正得一清二楚。所以，自以为懂中国现代史的人所说的周恩来之事，全是胡扯。

以胡扯为康宁祥贴金，岂不好笑？康宁祥以为他学到了周恩来，其实周恩来才没那样笨呢！

1989年6月27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

1980年，《联合报》系统的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了《傅斯年全集》。前有傅太太俞大綵的序，其中说民国四十一年12月，先夫傅孟真逝世二周年，国立台湾大学曾出版先夫遗著《傅孟真先生集》，但迄今二十八年未经再版。民国五十六年1月，文星书店另有《傅斯年选集》印行，而所收篇目与《傅孟真先生集》略有不同，内容虽有增减，也不够完整。今由联经出版公司重新印行的《傅斯年全集》，除收录《傅孟真先生集》诸文外，并补入文星书店版选集所增的四十三篇及先夫之侄乐成所撰的《傅孟真先生年谱》，又搜集散见的书、序、短评等共九篇；先夫遗著已尽备于此。因增补甚多，所以重新分类编目；因旧集脱误累见，所以寻觅各期刊、讲义，从头校勘，由陈槃主其事；就编校来说，先夫遗著已完成最精审完善的整理。”看了傅太太这段话，我认为她被蒙蔽了，替“中央研究院”的伪学人说了谎话。

早在二十三年前，由我主持文星书店《傅斯年选集》的刊行时，就在礼貌上送了傅太太一万元（当时的一万元），不料选集付梓之日，文星书店被蒋介石下条子改组，驱逐李敖、陆啸昭，由萧同兹父承子业，接管了萧孟能。萧同兹迫于警总压力，将我编好的《傅斯年选集》由抨击国民党豪门资本的文章大加删除，所以文星书店出的《傅斯年选集》，虽比台湾大学出的《傅孟真先生集》有增无减，完备得多，但经此一删，殊为憾事。好在标明就是“选”集，本不敢以全集号召也。

不料文星以后十三年，《联合报》出了《傅斯年全集》，袭取了文星的心血，反倒为不实之评述，这就应该脸红了。当年我们辛苦增补了四十三篇，都不敢自吹全集；如今他们只不过增补了九篇，就吹起全集来，他们可真好意思！

既然自吹起全集，自吹“已完成最精审完善的整理”，且由有“中央研究院”院士头衔的“陈槃主其事”，那么就不该遗漏傅斯年的重要文章，像1947年2月22日刊于《世纪评论》第八期的《宋子文的失败》、像1947年3月1日刊于《观察》第二卷第一期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文，都一一遗漏，这样的全集，显然全不及格！而所谓“遗著尽备于此”，也全是谎话！说这些文章找不到吗？在“中央研究院”方圆之内，就不难“寻觅”，只是伪学人们太无知、太不用功、太懒惰、且又把持资料“占着茅坑不拉屎”耳！整个“中央研究院”和它的学人，找资料本领竟不如一李敖，岂不丢死人哉？

上面所说一一遗漏的文章，都是傅斯年抨击国民党豪门资本的力作，他写这些文章时五十二岁，他的侄儿台大历史系教授傅乐成在《傅孟真先生年谱》中五十二岁条下对这些文章亦失于记载，可见这位老兄为学之疏。傅斯年写这些文章，攻击的主力是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旁及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孔宋是买办阶级，掌握财经大权几十年，是国民党祸国记中的首要角色。他们所造成的豪门资本、官僚资本，触须极广、影响极深，直到今天的台湾，犹未能完全摆脱，所以傅斯年这些四十年前的旧作，还充满着历史的透视、教训与讽刺。当然，傅斯年的文章，在上限上，有它的极限，就是他不敢碰蒋介石——重用孔宋外戚的蒋介石。所以充其量，这些文章是“清君侧”式的正义而已，距离李敖的正义，还差上一大截。

1989年2月25日

附录一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傅孟真）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国民政府自从广东打出来以后，曾办了两件大事：一、打倒军阀（这也是就大体说）；二、抗战胜利。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现在社会上若干人士，对于政府的忍耐，实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忍耐现状，而是由于看到远景，怕更大的混乱，再死上几千万人，彻底的毁产，交通断绝，农业解体，分崩离析，弄出一个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国家更不能有自由独立的希望。然而一般的人总是看现状不看远景的，看当前的政治，不看过去的功劳的，所以美英法政府，今天都不是他们抗战时代的组织。即是能看远景的少数人，久而久之，完全失望，彻底觉得在“魔鬼和大海之间”，也只有等死而已。书曰：“为政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而希望政府不垮台，以免于更大的混乱者，也要坐以待毙，所谓“火炎昆岗，玉石俱焚”，今天良善的人谁无“人间何世”之感？

宋子文第一次总持财政经济，本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政治家的风度，而为人所知的毛病实在不少。然而当时总还有人寄望于他。第一，他虽然也有钱得不得了，当时人的心中，还总以为他是用他的政治地位，以“资本主义社会共同允许之方式”得来，仿佛像法国官僚，从穷小子到大富翁一样，还不曾直接做了扒手，在他手中财政政策改变时，没有先加上一阵混乱，如孔祥熙在改法币时上海金融市场的怪象，弄得中外腾丑。第二，那时候国内企业在自然进步中，上海银行业在发展中，他愈借钱（就是公债票等〕，银行愈要借给他（这是资本主义走上坡路时必有之事），挟着政府力量扩大的凭借，一切满意称心。第三，那时候他虽然做到了财政经济的独裁者，如德国的沙赫特（这是说他的权力，不是说他的能耐），还并未做行政院长，“总率百揆”（孔祥熙做寿的话）。他的深浅，世人未尽知。

接着，他走了，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兴“（这是一个什么人送孔的寿联），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清末奕劻有贪污之名，然比起孔来，真正“寒素”得很，袁世凯时代所用的财政人员，如周自齐周学熙皆谨慎的官僚，并没有大富），上行下效，谁为祸首罪魁？于是宋氏名声顿起，“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试想当时宋未上台前两年中重庆的街谈巷议，真正有今昔之感。又看他初次出席参政会，会场中的人，挤得风雨不通，连窗子外门外都挤上千百人，都城人士的心理，对他是怎么样热望的？稍有常识、稍知检点、稍通人情，何至于弄到今天，弄到国人“欲得而食之不厌”；而国家受他这样的摧残，不自爱的人，实在没有过于他的了。他在美国时，国人苦于孔祥熙，所以寄望于他，当时国内的一般人，总以为他对美国有办法，对经济有办法，而当时自美回来的人，颇说他在美国弄得一团糟，对经济不会有好办法，当时的人因为希望太渴了，还多不信，现在久已百分之万的证明了，还不止于此呢！

说他这几年走下坡路的行事（以前也未必走上坡路，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国家人民也随着他走下坡路的损失，真是写不尽，我也不屑写，只把他最荒谬之点分解一下：

一、看他的黄金政策。他上台最初一件事，是给以前买金子者一个六折，这中间，有小公务员、小资本家；也有大商人、官僚资本者。当时《大公报》还是有条件的赞成，我也一样，写了一文，载《大公报》，强调政府在战时可以征用私人的资本，但须用累进的办法，尤其是再想法子找大户。前者的原则是，国家为战争筹款，必须有钱者出钱；后者的原则是，担负不能在穷人身上。现在想起来，王芸生先生和我，真正做到“君子可欺以其方”了。累进办法，在参政会并且屡次提出过，我们强调他更改，财政当局说，大户买时化小户，无法子分，争执不得结果。假如照那时他的说话，已买者尚可收回，未买者如何可以不加管制？近来，有一天抛五吨，经常是每天几千条或几百条，真正做到他的“自由贸易”的原则！然而试问，如果今日如此“自由”，当年何必“充公” ？金价的波动，寻常百姓是吃不消的。虽然各处集到上海的游资许多不易查考，然而一买几千条的大户是谁，岂皆不能查出？报载最近风波之掀起是山西帮，传说是孔宋斗法，二公本无好感，何不可查查？自己的人是不是也在中间？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人，一家同姓、一派下属、一大组合（如美国报所说：“Soong Combine”“Kung Combine”而无从下手？如其不然，中央银行卖金子的铁幕何不可以为立法院、监察院、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揭开？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金子国，取之不尽的？如其不然，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吸收游资？是不是能和整个经济政策配合？一旦用得差不多了之后，何以善其后？如果今日之“自由” 是，则前年之“充公”非；如果前年之“充公”是，则今日之“自由”非。所以纵然“不是”黑暗重重，也是无办法、无见识、无原则。子子孙孙要还的黄金债，他这样子玩，玩得领导物价，不特不足平抑物价，反而刺激物价、紊乱物价，至少说来，他是彻底失败了。

二、看他的工业政策。抗战胜利，他宣言曰，后方工业，无法保持，这是事实；但总要仔细检点一下，哪些确有设备、哪些只是玩花枪，分别情形，检好的收买其设备，所以答其赞助抗战自沪迁川之热诚，这也不是太难的事，正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然而他一笔抹杀，不分青红皂白，于是共产党大得意，高喊民族资本家。所有收复区敌伪的工业，全部眼光看在变钱上，有利可图者收归“国有”，无利可图者“拍卖”，于是工厂一片停止声。去年一年，上海小工业，停顿者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今年上半年恐怕要全部解决。他为政府筹款，办中纺公司之类，只要办得好，是可以的，那些闹的，也是要分赃的，不出代价，又借流动金。然而一般工业在水准上者总须加以维持，不好，改良他，不能坐视其死；更不好，不管他，不能连好带坏一律不问，政府是有责任的。这是失业的问题，即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他毫无根本办法，听说新任经济部长，本有一个“收购成品”的计划，如生产局。他置之不理，仅仅贷小款，这是把钱投入大海的；比投大海还糟，他们拿去；好的屯积，坏的又是黄金美钞，捣政府的乱。省小钱于前，花大钱于后；忽关头于前，无所措手于后；治病的办法不做，添紊乱的办法做去。年前年后，一切一跃一倍，最近一跃几倍，还不是更要多发钞票？听说他在做了行政院长后，第一次出席院会，说：计划不必行者，即不付钱，减了还是费钱；计划可行者，不必减他钱。这是神智开朗的话，何以行起来并不如此？为少用法币，抓得紧，是对的。然而要有经济政策，使人不失业；无经济政策之财政政策，是玩不转的。发大票子，专选年关，出口加补助，不看美英法律，前者毫无常识，后者毫无知识。再由他这样下去，三个月后，景象可想，也不忍想。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他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的，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

三、看他的对外信用。美国人有许多话也是乱说的，但严重的话，出于有地位之人，不能不弄个明白，为国家留体面。麦帅的经济顾问，说他如何如何，他愤然“更正”，那个人又说，宋如不承认，我举出事实来，所谓（Soong Combine）如何如何。他便不响了。又如美国纽约《下午报》说他把联总送中国医院的调节温度器几架搬到自己家里，这几件东西究竟在哪里，他也不弄明白。诸如此类，我实在不忍多说下去。大凡一个上轨道的国家，一人纵经商，一经从政，须摆脱商业，英国制度，不特阁员如此，即一个下院议员（上院是无作用的“辩论会”，故无此限）如其公司与政府签买卖合同，其议员资格自然无效。偏偏孔宋二公行为如此，公私难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而“以直道使人，虽劳不怨”。国家困难，上海经济难维持，假如自己有清风，仍旧可以有办法的，办人也可以取谅于人的。自己无Vested interest可以制人的，如自己（包括其一群人）又是当局，又是“人民”，他人不得到意外便宜的，皆要反抗的。我向社会广泛提议，如立法院、如参政会，以及一切人民，都该彻底调查，上海及他地以及国外，所有豪门权族之“企业”是些什么内幕？他们的营业范围如何？他们的外汇得自何处？

四、看看他的办事。他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一个主管部的事，他办了，部长不知，看报方知之。真正偏劳得很，各部长建议，置之不理是最客气，碰钉子更寻常。这是他有兴趣的部。如无兴趣的部，则路人相待，反正要钱无钱，说话不理。他可以说，行政院不是由他组织的，这也是事实，然而如由他组织，不知是哪些小鬼呢！他平常办事，总是三几个秘书，在上海，总是三几个亲信，还有他的三几个“智囊团”，行政大事尽于其中矣，国家命运如此决定矣。我看，他心中是把天下人分做两类：其一类为敌人，即现行的敌人和潜伏的敌人（potential enemies）；其一类为奴隶，中间并无其他，所以他管到哪个机关，那个机关的长官便是他的奴隶。至于一切其他人，他都不愿见，见亦无可谈，开会不到，立法院参政会请他不来；至于人民请愿，更不待说，见人傲慢而无话，似乎奴隶之外全是他的敌人。这样行政，岂特民国“民主”不容有此，即帝国专制又何尝可以，只有中国是他的私产，他才可以如此做的。

五、当政的人，总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至于他的外国文化，尽管英国话流畅、交些个美国人（有美国人说，看他交接的是些什么美国人，便知道他是什么人），是绝不登大雅之堂的。至于他的态度，举两件一轻一重的事为例：他大可不请客，既请客，偏无话可说，最客气的待遇，是向你面前夹菜，此之谓喂客，非请客也。胜利后第一次到北平，时常在某家，一日，大燕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的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因为当时接收笑话，尚未传遍，这事我只可说到此为止。在高位者，这些是要检点的。

说他不聪明吧，他洋话说得不错，还写一笔不坏的中国字（我只看到报载他的签名）；说他聪明吧，他做这些事，难道说精神有毛病吗？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各报载，今日之黄金潮是孔帮与他捣乱，他如退休在上海的“林泉”，焉知他的帮不与后任捣乱？后任未必行，即行，四行在几种势力下如何办事，何况另有他法捣乱？所以孔帮宋帮走得远，也许还有办法。因为假如整顿财政经济，必须向这几个最大的“既得利益”进攻的，如其不然，不堪再摘，“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是最客气的办法；“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才是最小可能有效的办法。我虔诚希望有此事，不然，一切完了！共产党最欢喜孔宋当国，因为可以迅速的“一切完了”。然后他们就到南京了，蒙古“混同”时代的版图就要如样出现了。国人不忍见此吧？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世纪评论》第七期，1947年2月）

附录二

宋子文的失败（傅孟真）

上期的《世纪评论》，有我的一篇论宋子文的，和本期同日出版的《观察周刊》，又有一篇我叙述孔宋二家豪门资本的若干事实，在铁幕缝中透出来的事实。连同这一篇，共计三篇，盼望发生兴趣的读者，取来全看，因为大体上没有什么重复。

论宋子文必须论到孔祥熙，他俩虽然是对头，然而确是今天悲剧里的双扇活宝贝。以下所论，有好些是孔时开端，并且走了好远的。

孔宋失败的第一个原因，由于他的“清廉”程度，孔则细大不捐，直接间接，宋则我生你死，公私一齐搅乱来把持；前者贪欲过于支配欲，后者支配欲过于贪欲。虽然形状这样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点，从所以得地位算起，一，二，三……我今天只说一件，就是两个人绝对是以买卖为灵魂的，绝对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种形态的自由买卖，尤其显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买卖在公。抗战时期，孔当政，大家要管制经济，孔连说不行、不行、不行，是要管制，还有买卖吗？没有买卖，还有国家吗？……诸如此类。等到蒋主席也要管制了，大家吵得凶了，他是官僚派，也说管制，但心里全不如此，面从背违，弄得一阵一阵紊乱。最后还说，你看，原来不该管制的。美国人借我们一批黄金，本是救济财政危机的，一到他手，便成他的续命汤。他拿来一文不值半文钱一卖，有钱者皆大欢喜，强心针成了刺激物价市场的扰乱品。黄金如此，外汇亦然。宋也是根本相信自由买卖的。相信国家的钱不该给人的（这倒是对的，可惜不一般应用），自己有兴趣的事和人，却另当别论。他的自由买卖的原则，在理论和实际上是这样：（一）中国人谈不到管制，凡谈管制的都不是财政政策。（二）理想的财政经济，是Sound business，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共和党的观念。（三）自由买卖在我是绝对的，我爱买你的什么，你便须卖什么；我爱卖国家的什么，我就卖什么。（四）财政政策必须基于经济政策之观念，他是没有的，而且他根本没有经济政策，只是对外买卖，我来控制一切外来物资和钱钞，无论是买的、借的或捐的。在这样的理论和实际之下，今天的财政现象经济现象是必然的。平情说，自由经济，在中国不可能，因为并不是企业发达的国家。一切都管，在中国也不可能，因为中国并没有社会组织的经验。在战时、在今天，最好是干干净净的坚强不移的管制几项生活必需品：一面不取全盘自由，一面也不要样样管制。偏偏孔宋那样的“自由”，而一切管制论者，又妄向苏联的办法看齐，忘了国体社会全不同，适足以助宋之自信与藐视。新方案是要管制了，宋的“哲学”失败了。但是，你赶着驴儿去做水牛的事，行吗？

财政政策必须以经济政策为基础，没有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是无根的。无论宋与孔，有经济政策吗？接收日本工业，应付沦陷区工业，无论官营民营，总要不让他大家关门。因为他只想收入，不想经济，除把有利的拿去外（如中纺）便任其死灭，经济走了绝路，财政必然也走绝路的。当胜利后，后方工业家要求这个那个，大都也是想分赃的；又有些人要分敌伪工厂，也是为私的，宋子文不给他们，可以，但须拿出一个办法来。这办法并不难，就是不要拆散日本人的生产系统，使各单位不存在，也不必组大托拉斯，如中纺。由政府收购其制造品，货有定价，样有标准。这当然选择若干主要的工业，不是一切都买，而且不行的厂也可天然淘汰。这样也许有贴补性质，但比起贷款来好得多。因为贷款不特不足以助工业的生存，反而助长囤积，助长黄金外汇的投机，这次黄金潮，其中用来的资本，不少国家行局借出去的。收购成品自然赔钱，但工业家维持着，能吸收游资，不会一翻几倍，弄得连印钞票都不够本。总而言之，只要工业能吸收游资，多发钞票影响小的。如不吸收，乃至根本崩溃，游资必使物价一翻一翻的转去。1923年沙赫特能把德国崩溃的经济转捩来，还不是在工业上着眼？他对于工业，漠不关心，真正到极点了，就是连印钞票的工业也不在乎。钞票要送美国印，因为要“好看”，其实土印钞票在今天价值上也够“好看”了，也许国货钞票贵，但总省了外汇，又省了运费保险。他对于正当用途的外汇是紧得可怕的，但是对于他发生兴趣的外汇，他又满不在乎。又如久大永利的工业，是些规矩人办的，是很替国家争面子的，因为他无利益，不予协助，反而摧残，这等于摧残国民经济。问题是这样，如果永利投到建设银公司的门下（宋家的托拉斯神经中枢），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对于经济无知与私心，是使中国经济非总崩溃不可的。经济崩溃了，还有什么财政？

现在姑且舍经济而论财政。财政是要多收入。中纺公司的组织，原与国民党历来标榜的口号“轻工业民营”违背，他的说法，是增加政府收入。去年一年，他平均每月输政府一百亿，全年一千二百亿，今年列的数字是每月三百亿，全年三千六百亿。社会上估计，去年盈余是一万亿，我们姑且说，一万亿之百分之八十八虽不归国，也还归“民”，“藏富于民”，也还是好的。我们就听他这样说吧，“民”哪国哪，只要赚钱便好吧。然而仔细看看，何尝有赚钱这回事？第一、美棉以法价结外汇，在中纺，利益极大；在国家，担负好大外汇。第二、机器（一百五十万锭子）全无代价，房子生财全是拿来的。第三、补充机件，外汇取之裕如。这样算赚钱，以裕财政，欺人乎？欺天乎？政府为他的收入之益，远不如为他外汇担负之害。中纺成立“赚钱”后，大家继续吵，他于是将计就计，说两年后改归民营。两年的说法，算到今年底，即应实现，他的妙法来了，不是各厂合理的分开标售，而是作为一个整单位出售，那么就是说，他的建银又来伸手抓住了。试问这样大组合，用人行政由于他，除非他自己或他一派，谁敢来投资？大凡托拉斯之组织，总是拿别人（小门小户）之钱，做他自己（豪门大户）之用的，只要能取得百分之五十股，便是绝对控制，事实上，有三分之一，也足控制了。分开来卖（公正，不折扣），有人出钱，因为这是利之所在，可以收拢法币远在黄金之上（详下）。一百五十万锭的大组合，世界上还未有，合起来发股票，人存戒心，谁来捐款？这个股票说，和他要接收德商颜料商标，是他目前的两个大阴谋，仍是那些由经济委员会而中国银行而姓了宋的故技（看《观察》所载一文）国人要事先严防，击碎他，更该是清算他的建银。

丝、毛、麻三种纺织工业，均为轻工业，照理也应归民营。胜利接收后的毛麻工业，均归中纺，而丝则单独成立中国蚕丝公司，仍是国营。所以未被人注意者，因为中蚕未如中纺之赚钱。

假如今天把中纺各单位合理的分开标售，不许人凭势力要求减价，自己也不染指颠倒其办法，则一百五十万锭可以收回法币之数，大有可观。这是吸收游资最省事的一法，这数比黄金好多了。假如我们估计黄金原来共有三百万两，现在还剩了一百五十万两，这总算对政府很恕道的估计了。又假如一两等于五十万，也是比今天挂牌高的兑率了。那么一百五十万两全卖了，也不过收回七千五百亿，能当预算几何？远不如严格的认真的分卖中纺。

现在说到最严重的关键了。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抗战期内，外汇为一与二十之比，行了好几年，直到胜利后，比起实际货币对外价值，相差极巨。战后初定为两千二百，复又改为三千三百五十，也远不及实际价值。战时黄金售价仍仅万余元，后改为二万元，又改为三万五千元，战后乃至十万、二十多万，维持极长的时期，并且永远维持着比物价便宜很多的水准。这样办法，孔行于前，宋继于后，二人虽不对，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这样办法之祸国，有直接间接两面。直接的说，这样低价的外汇，很少一般人所能买到，尤其是大量的，必须有力的始能购得，因为经过“审核”的。权贵势力愈大的，收购的愈多，这样便宜法，最便宜权贵。好多年来，因此不知道消耗了多少万万美金，纽约的中国贵妇随身首饰，有的为美国银行家羡慕。连带着，黄金又消耗到这个程度。这都是我们子子孙孙的债，这也是盟邦为我们打仗的借贷，我们在二公这样办法之下这样消耗了。还有间接而更不了的呢！美金战前一元等于法币三元三角许，后来美金也稍贬值，今天美国生活指数也上涨百分之二十三十不等。这样算来今天一块美金在中国的购买力，应当等于战前法币至少二元五角，实尚不止此。今天假定生活指数是万倍，其实何尝只此，美金一块的购买力，应当等于二万五千倍，即法币二万五千元。然而今天定为一万二，大家还说太高；这是太骤，不是太高，三万也不为高。美金如此，金价亦然，因为两者有联系。在这样外币贱、国币贵的情形下，入口极易，出口极难，一悬数倍，简直要断绝中国货的出口，大开外国货的入口，岂特入超而已； 简直要一个是无限大，一个是零，这真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了，何年恢复，真不可知。谁开创这个局面？孔祥熙。谁继承这个遗志？宋子文。他俩这一招，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我盼望研究经济学的人，多检讨检讨这个问题。

再说工商贷款，工款可贷，商款原是不可贷的。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假如认真实行工贷，必须适应工业现状，设法一贯予以维持，严格是可以的、应该的，“十寒一曝”则一曝也是白费。政府的四行两局的工商贷款，几乎全为有力之人获得。这所谓有力之人，当然这派那系，大大小小，绝不止孔宋二行，中国的恶势力多着呢，规矩的工商业还有几许？有也在被摧残中。照道理，贷款应给有希望、有成绩、有作用、有信用、能自身规矩的工商业，尤其是能这样而环境上受窒息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举一个例：在今天各业萧条倒闭之中，只有纱厂无限幸运，年底职员分红以几百个月计，绝无贷款之理，然而某申纱厂最近竟获得政府二万亿之贷款。反之，不能维持的工业，政府绝少救济。唯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此虽不可一概论，绝大的成分如此。去年年终工商业贷款，几乎无人不知全供收买黄金之用。这也难怪，试想一工业或商业，全年都受荒谬的高利贷和荒谬的低汇价之压迫，生产机能已萎缩到几乎不可救药，年底忽然得款，过年涨价可必，如以投之于本业，绝无利可图，不买黄金干什么？这些现状当然不由孔宋二氏负全责，然而他们的责任是很大的。

说不完，写的已经太多了。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也有人说，今天的经济，由于共产党作乱，当然共产党是要把政府拖垮的，是要立即取而代之的，是不惜彻底破坏中国经济的。但，对共产党何必寄希望，难道要他帮助政府吗？问题在政府何以要自己捣自己的乱？孔宋的这些办法，达到毁产的目的，和共产党的拆路烧城，效果全无二致。唐朝的秕政，是和黄巢相辅相行的，明朝的秕政，是和张李相辅而行的；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产党莫大的本钱。还是先检讨一下自己吧！（《世纪评论》第八期， 1947年2月）

附录三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傅孟真）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滋泥”，这句俗话正是今天中国的现状。“滋泥”是劳苦大众，虾米是公教人员，小鱼是小生意人，大鱼便是大资本家。

但，大鱼也分好多类，有三尺长的大鱼，不堪鲨鱼一击；有鲨鱼，不堪长鲸一击。今天长鲸有两个，皆凭借政治成就；在生长中的还有几个，要看后来政治是不是落在他手。大有水中一切皆入鲸鱼腹中之势。

“官僚资本” 一个名词是抗战时候的产物，还是我的朋友某教授造的，当时的中心对象是孔祥熙，现在大家注意宋子文多些了，但也绝不当忘了孔祥熙。现在我解释这名词一下。

现在必须分辨三件东西：第一，国家资本。国家资本的发达是走上计划经济、民生主义、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所以如果办得好，我是百分的赞成。这些年国家资本相当发达，但内容和表面大不相同。从表面说，铁路除中长为俄有外，几全是国有（除去宋家与洋人要修的成渝铁路等）；航业则招商局，压倒一切民航；航空号称民营，实是国家资本；主要的银行全是政府的（四行二局）；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它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英国现在工党所行的社会主义政纲，好多我们已经实行了，例如铁路、银行、主要工业之国有，我们都做了，而结果不特愈弄得去社会主义愈远，而且去任何有效政体、像样社会也愈远，其故皆在人事，不在国家资本之基础观念上。

第二，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在中国真发达极了，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经营的公务员，为数实在不少，这几乎包括中国的资本阶级及上等布尔乔亚。西洋的布尔乔亚总是投资在股票或债券上，中国工业不发达，已有者又破产，谁玩股票？债券是靠国家信用的，今天还说得上吗？中国过去官僚总是投资在田地，今天田地是个大累赘，谁肯？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第三，权门资本。权门资本本是官僚资本之一类，然而其大无比，便应该分别看了。这些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它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 Business的，极肤浅的人）爪牙、走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其效能与注重工业远不如三菱三井，而其支配力过之。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以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利则归己、害则归囯者，例如某某几个私家银行，在战前不能支持了，由政府入官股维持，两三年前他准许这几家银行退还官股，以当时一元当战前一元！所有这些银行在收到官股后所获的利益都不算了，这简直是拿国家的利益，直接的、毫无掩盖的送人；其实并不是送人，而是送己，因为其中某某几个银行他都有支配力。不幸事机不密，为若干参政员所知；于是参政会大闹几阵，“此说作罢”，但真正罢了未罢，以后谁来查过？至于扒手之说，绝不冤他，即如中央银行国库局案，人证物证齐全，虽说政治上使其搁着，因为已经“退还”（试问小偷强盗退还赃物，是不是就算了事），法律上并未完结，因为原告并未撤销。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言归正传，我们能知道多少呢？尤其我这与经济无关之人。办这样事，哪有不严密的呢？然而八年参政会已经闹出那些事实来，铁幕也有漏缝之处，然而漏缝之处究竟所窥有限了。其实人既活着，即不留心，也不能无所见，请看扬子公司，进口那样好，他结外汇何以那么容易呢？资产遍中外，是他祖宗的钱吗？若说“久宦必富”（在天津因接收案被枪毙的故海军上校刘乃沂答辩的理由），我看，这些年来久宦，如何可以必富，尤其是满天的富，除非用某些某些办法。

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有时仿佛像是有政策的，战前也曾吸收过若干社会上认为可以有为之人，上海的“高等华人”战前有不少信服他。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国民党整天谈“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国营”……宋子文做了国民党的沙赫特，尽管他相信他的sound bussiness，也应该稍许有个样儿，然而完全与这些口号相反的。

不谈国有国营则已，要谈则第一件要国有国营的便是公用事业（Publicutilities），偏偏我们要“宋营”。现在全国电气事业，除冀北由资源委员会接收外，其余均非国营，而且走上了集中垄断的路。如戚墅堰电厂（垄断京沪之间）、首都电厂以及武汉之既济水电公司等，均为建设银公司所有之扬子电气公司经营。人人皆知建设银公司姓什么。

煤矿在原则上亦应由国家经营，因为它是动力的来源。中国煤矿除胜利后在东北及热河接收者外，皆非国营，北方的多为北洋军阀官僚所营，本是国民党北伐时打倒的呼声之一。现在扬子江东区之唯一大煤矿，即淮南煤矿，也是建设银公司所营。最近江西之鄱乐煤矿，又为建银所买到。四川某煤矿，又以另法支配。现在北方局面未平定，一经定了，北洋军阀多已破落倒出去，由谁买，是可想的。

说到这些事，煤矿、电厂，本由张静江先生之建设委员会而来，当时是国营，因为建设委员会是等于政府一部的。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合法的。

再说到建银，由一个美国人来华造计，原为吸收外资的，尤其是美资的，美资并未吸收着，定了一个不利的成渝铁路借款。本来是官股，许私人入股。现在我不知道还有几分官？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以上的这些，政府若对得起人民，该去清算的。

难道宋子文不谈国营吗？他是谈的，现在有他的资源委员会。办资委会的人，确也认真办事，绝不能说贪污，然而赚钱的事业既已“另有办法”，看看他的事业单子吧！东北工业，在那样情势中——抚顺毁坏，北票不安。铜、铁、电气材料、机器，无一不是无办法，或非赔钱不可的。所以这些国营，只是“国赔”而已。资源委员会也得设法自食其力，于是经营到台湾糖（专利）、自行车、肥皂、蜡烛……资源二字定义如此！

宋也“为国家”营了一件“赚钱”的事，就是中纺公司。那些反对他这事的，本也多是要白接收（“抗战工业或非工业家”），又请流动金的，并不可取，然而他营的成绩如何？号称去年一月一百亿归政府，今年一月三百亿，算是赚钱了吧？然而想想，一百五十万纱锭，全无代价，一切生财，是接收的，美棉用官价结，数目那样大，消耗外汇那样多，如是报效政府仅仅此数，真是得不偿失，这叫赚钱吗？说是平抑纱价吗？又不然，纱布价在生活必需品指数上为先锋。他又说了，中纺只占百分之四十，商家涨了，他无法控制，这真左右前后均不能自圆其说了。年底分红那么大，是有益于国？假如当年把这一百五十万锭卖了，不白送人，法币回笼，要比黄金政策多得多，纱价还不是一样高，反正他自己说他不能控制。还有一妙，因为“人民”为此事吵死，他又说，将来发股票卖给人。假如分开卖，有人买的。现在合成一个托拉斯，他捷足先登控制着，谁来买他，买就是捐款给他，这不又是自欺欺人之谈么？

这样说下去，多着呢，今天止于此。现在说结论。

豪门资本这样发达，中国几无国家的形象。三菱三井把日本弄到这样子，太惨了（虽说是日军阀做祸首，然财阀如不发达，军阀无能为力）。他们还是几代（从江户时）辛苦建立的，不像我们的这样“直接”，天下人怨怒所集，如何下得去？今天欢迎孔宋当国者，只有一派人，即共产党和他的尾巴，因为二氏最可使中国紊乱的。我们不愿我们的国家成五胡十六国、成外蒙古，我们实在不能欢迎他。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垮，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在位者要负责任的。他的自由买卖，彻底失败了。顶好的说，你总不能用甲思想做反甲思想的事，何况他的思想是由于他的vested interest？

这还不能算完。今天我们要觉得晋惠帝不愚，因为他听到公园里虾蟆声，他问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我们必须清算十年的事物，哪些是公而私的，哪些是私而公的。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我在参政会如此说过。有些报纸说我说，二家财产够国人过一年美国人生活水准，那是他们说的，说过与不及一样坏）。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你们饶国家十五年，给一个喘息的机会吧。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致）通过。

有朋友问我，你说孔宋不好，张嘉璈何如？我说，何止张嘉璈，连那些“自由计划经济家”、无知低能的“民生主义哲学家”等等，都是愈弄愈糟的！我对于过去的万忍不住，对于将来，我并是“政治经济病菌学”专家。

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第一卷第七期、八期）可与此文参看。（《观察》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3月1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谁删减了《吴铁城回忆录》？

吴铁城跟孙中山小同乡，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生。二十岁毕业于九江美以美会所办的同文书院。由于林森的介绍，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九江响应，组织军政府，出任参谋次长兼外交总长。民国元年6月，随孙中山北上北京、西去太原。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入明治大学学法律。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去檀香山主持党务，并做侨报主笔。1916年回国参与讨袁。1921年任大本营中将参军，后来担任香山县首届民选县长。1922年孙中山命他掌领广东省警务处，并兼省会公安局长。1924年协助蒋介石敉平广州商团变乱。1926年任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1932年任上海市长。1937年任广东省主席。1940年任海外部长。1941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45年当选立法委员。194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953年死在台北，活了六十六岁。

吴铁城既然有上面这些显赫的履历，几十年来国民党的内情，他自然所知独多。国民党做的坏事，他也无法置身事外。例如他担任上海市长任内，就身兼淞沪警备司令，他的下属军法处长陶百川，固杀人不眨眼者也，蹂躏人权，远比今日维护所谓人权还起劲得多，但吴铁城却放纵陶百川，只此一例，即可概其余矣！

吴铁城晚年，写了《四十年中国与我》，就是《吴铁城回忆录》，以为豹死留皮。他死后，他的儿子吴幼林、吴幼良，以一册线装本的《吴铁城先生回忆录》分赠友好。其中只有第一至第六章。第七章以后至第十四章，则只存章目，不见全文。目录前有说明说：“铁城先生回忆录，因病中辍于此，以下各篇，章目虽具，文字则尚未撰写。”这个线装本，后来由三民书局改排成《吴铁城回忆录》行世，书中加了1968年2月吴幼林写的一篇跋，中说：“先君生平治事敬谨，即其所撰回忆录亦复困思衡虑，一字不苟，以资料大多散佚，往事只凭记忆，思索恒至终宵失眠，其时体力已不健，遵医嘱暂时搁笔，未几即谢世，回忆录预定共十二章，节目俱备，仅至五章而止，未能终篇，至可憾也。”这段话至为可疑。因为吴幼林说“仅至五章而止”，但是已行世的回忆录明明有六章，多一章是怎么来的？吴幼林又说“预定共十二章”，但是目录中连存目明明共有十四章，多两章是怎么来的？可见吴幼林所说不确。

我是神通广大的历史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居然被我搜集到有关《吴铁城回忆录》的残卷，其中居然留有第十二章中第三节“初次行宪”一篇稿本！由此可见，吴幼林所说“仅至五章而止”的话,是不确实的；已行世的版本中所说，第七章以后“章目虽具，文字则尚未撰写”的话，也是不确实的。既然明明有第十二章第三节的稿本流入李敖手中，又安知没有别的稿本呢？

在我搜集到的残卷中，内有许多张群的亲笔改稿，也有吴铁城及他人的改稿，从改稿中，可以看出不少耐人寻味的痕迹。例如第六章“虎门幽居”中，原文是：”蒋校长当年为应付艰难局面，以临渊履薄的心情，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但在改稿和已行世的版本中，“国共合作”的字眼，全没有了。至于“虎门幽居”中，根本不敢提蒋介石下令关他，我们就更不意外了。

我的综合感想是：吴铁城生前有临渊履薄的回忆录多篇，目前已行世的，不是全部，因为比他更临渊履薄的人士删减了它。这些人不敢说真话，从他们口中了解真历史，可有着好大距离哟！

1988年12月16日

附录

《吴铁城回忆录》在李敖手中的佚文

三 初次行宪

民主政治是历史的产物，无论历史的曲线绕着怎样的弯儿，结果还是要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

总理奔走革命之初，即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相号召，到了辛亥的那一年，中华民国终于诞生下来。惟是专制政体虽然推翻，而专制遗毒尚复弥漫全国。接踵而来的，为袁世凯的称帝，张勋的复辟，和多年来军阀割据，形成无数的小朝廷，中华民国仅存一个虚名而已。

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贯彻了总理遗志，扫除了军阀，统一全国，按照总理所手订的建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逐步施行。原冀由此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无如时运不济，内忧外患，相继而至，宪政施行，直到民国三十七年的春间，才得在首都的南京正式揭幕。

中国经过四千多年的帝王专制，人民生活，已养成与政治脱节的习惯。虽则经过国民党几近二十年的训政，以本身未能善尽训政的职责，但人民厌弃政治的积习，尚未改变过来。所以到了实施宪政的时候，不惟人民对于民主政治，一切都感到生疏，即正在执政的国民党，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使行宪大政得到圆满的结果。

训政与宪政

谈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实施宪政的基本条件，实在令人感到空虚。比如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所列举的六个要项，没有一项切实做得完善，像这样毫无基础的中国，实行宪政，几无人敢于置信。

国民党多年的训政，真的使人太失望了。到了对日抗战的后期，无论党内和党外的人士，大都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希望在行宪中，促成国家的进步。记得总理的老友陈少白同志，在抗战首都重庆，有一次和我谈到国民党的训政，他以幽默的口吻说道：“国民党的训政，真把国民党本身和全体国民都‘驯正’了。”广东话，“驯正”与“训政”同音，“驯正”两字，是表示死人睡正了的意思。这一句伤心话，可代表了多少人对国民党训政的观感。

为了应顺全国人士当时的要求，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蒋主席，乃于抗战胜利的翌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夏季，在首都南京，召集了制宪的国民大会，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予以公布，并规定于一年之后，实行宪法之治，成立行宪政府。

依照已定的时间表，民国三十六年该是行宪的时候了。惟是当时的情况，共产党的武装叛乱，日形扩大，政府正在积极进行戡乱工作，在这个时会，应否实行宪政，国民党内部，便又发生了争论。

蒋总裁为倾听党内同志的意见，召集过国民党的干部会议，详加研讨。当时孙科同志的意见：民主宪政，是总理革命的政治目标，总裁亦曾向全国同胞发出于抗战结束后两年内，还政于民的诺言，为维持党的信誉，实现总理的主张，及时施行宪政，乃无可怀疑的事情。邵力子的意见：在政治协商会议破裂后，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团体，已声明不参加制宪和行宪的国民大会，兹复宣布行宪，将促使国内政治分裂的加深，延长中国的内乱。另外白崇禧同志的意见：以为政府正在动员戡平共产党的叛乱，在此军事时期，应先力求政治上的安定，俾举国上下，全心全力来对付共产党。最后经蒋总裁决定，仍依期实施。

选举指导委员会

当决定行宪之后第一个所遭遇到的课题：是各民意机关的代表如何产生。依宪法中规定，民意代表中，有国民大会代表、有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除监察委员由各省市参议会间接选举产生外，其余的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都是由各选举单位的选民直接选举的。国民党为贯彻其一贯对中华民国的保姆责任，在党内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在政府成立了选举总事务所。选举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的我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和兼中央甄选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关系，由总裁指定我来担任。政府的选举总监督，由内政部长张厉生同志兼任。

中央选举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定额为二十五人，先由中央甄选委员会遴拟加倍人选，呈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我是甄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方面感觉到在初次行宪的机会，对选举具有决定性的选举指导委员会，各方势必表示关切。另一方面，深知道党内人事复杂，非将复杂的人事调和起来，很不容易达成这个任务。因而在遴拟加倍人选当中，包括了党和团的重要干部，并包括了可以代表方面的重要角色。呈到常会的时候，很顺利地就决定下来。事后曾有人批评这张加倍人选名单，是极富现实学问的作品。

选举指导委员会成立于三十六年的夏天，首先的工作，为拟订选举指导办法草案。当提到常会讨论的时候，各方意见纷纭，经常会推定陈立夫等同志审查，并指定陈同志为召集人。不知怎的这个重要的审查案，竟被搁置了几近两个月，而实行选举的时间，一天一天接近了。同时各省市党部已纷纷自动起来，办理党员参加竞选事项。其在中央服务的同志，亦多接到原籍省市党部所制发的参加竞选报名表，大家都莫名其妙。我是中央党部的幕僚长，为分明责任关系，召集了一次临时常会，专门讨论此事。时李宗黄同志发言，对审查小组的延缓进行，倍加谴责。嗣由常会责成陈立夫同志限期审查竣事，呈报常会。然而为此已延搁了许多时日，影响了选举的进行。

当选举指导办法颁行之后，各省市党部随即成立选举指导机构，中央为贯彻指导办法，决定每一省市派指导委员一人，就地指导。这可被人目为是权力的代表者，以是各方对于人选的争持，不遗余力，几经商论，才算派定。

依选举指导办法规定，凡有政党党籍的，统由政党提名，其选举法中规定的签署办法，只限于无政党关系者才得适用。国民党同志参加竞选，首先须经省级选举指导机构的审核，汇呈中央交选举指导委员会复核后，呈报中央常会做最后决定。但为了选举时间的逼促，未能按照原定程序进行。最后始议定改由选举指导委员会与中央常会合并审查决定。中间又因党方出席常会审查人数，并未占得多数，党方同志提议常会核定的竞选候选人，须转送中央政治委员会核备。后经孙科同志反对，谓常会比如父亲，政治委员会譬若儿子，父亲已自出来处理，自不必再经儿子的同意。此议一出，深博同情，而党方、同志亦未便坚持异议了。

在我受命兼选举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时候，深感到党内人事复杂，为事先协和内部意见，使常会在核定候选人时，能够顺利进行，乃提请常会派余井塘、王启江、郑彦棻三同志兼选举指导委员会秘书，侯标庆、于锡来两同志分兼总务指导两组长。时余井塘同志任组织部副部长，自可代表党方。王启江、郑彦棻两同志均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以郑同志出身团部，自可代表团方。王同志久任秘书处、组织部工作，人事熟习，对各方关系比较深切。侯同志现任秘书处人事处长，于同志现任组织部人事室主任。如此安排，原拟将此繁杂的人事问题，先经他们的洽议，再由选举指导委员会复核。后来为了选举时间逼促，由常会决定选举指导委员会与常会合并举行，直接负起核定的责任，而这几位同志，遂变成选举指导委员会的纯粹事务人员了。

核定提名的四难题

在核定提名会议中，所遭遇到的困难问题，都足令人困扰，而感到非常棘手。

第一个是让与友党的问题。因为自从政治协商会议破裂起，至制宪国民大会止，国民党已承认青年党和民社党为友党，保证在行宪时三党继续合作，由国民党帮助友党党员竞选成功，来共同完成建国的责任。当国民党接受了让与民意代表中的总名额后，青年党和民社党所提出的候选名单中，多有隶属国民党党籍者，由是发生了党的纪律严重问题。后来经过民青两党的争议，谓国民党训政多年，规定凡任公教人员者，都须加入国民党，跨党问题，自不能由党员个人负其责任。言之颇为成理，因而虽查得国民党员而跨民青两党党籍者，仍以民青两党党员资格提名竞选。跨党者不予提名之议，终被打消。国民党党纪的尊严，至此受了一个深重的打击。

第二个问题是民青两党成立较迟，组织发展，多在东南各省，其在辽远省份，几于寥若晨星。乃至在东南的选举单位中，青年党、民社党和国民党都希望在同一选举单位提名产生的，屡见不鲜。在争持不下的局面内，采用了调包式的寄籍办法。目前的困难虽告解除，而未来的双胞案和三胞案的祸根，却倚伏在此。

第三个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党和团的对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同一选举单位中，党方希望提名某人，团方亦希望提名某人，互相争执，各不上下。另外国民党和民青两党接洽让与提名的为陈立夫同志，某一选举单位允让友党，只有陈同志一人事先知道，团方同志便怀疑：陈立夫同志有意妨害团方的提名，故将选举单位预先让与友党。时团方同志盛传陈立夫同志“暗布地雷” 的说法，这可使党和团的对立，加深了成见。

第四个问题是国民党为中国唯一的大政党，在行宪当中，民意机关的议席，获占绝大多数，是无可疑义的。但在这些民意机关中，名额众多，如何将国民党的重要干部，分布在内，使能发挥领导作用，诚属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而如何做有计划的人事部署，当时也煞费脑筋。

为着有了上项种种的难题，在核定提名会议上，往往为了一个人可以讨论到老半天。尤其是党和团的两方面，更是唇枪舌剑，互诉理由，来支持他们自己的同志，大有棋争一子的热切。自秋迄冬整整半年的中央常会，全部时间，都消耗在核定提名的分上，甚至夜以继日。许多年老同志，可受不起了。其中令人感到最不幸的，素称健旺的张继同志，因而患脑溢血，突然辞世，这可说是系派纷扰中牺牲的一位老者。

国民党素来以有党无派见称的。在讨论到怎样进行选举的时候，大都主张硬性提名，不惟正式的要经核定，连候补的名次也要做硬性的决定。凡属国民党同志，未经提名不得参加竞选，经核定为候补的，也只准当选候补。这个办法，在党与团双方的心目中，认为当选名额的多寡，只有在提名的会议上来争取。至于提名的如何才能当选，殆不在考虑之中。大多数有党无派的老党员，被关在争取的大门之外，其愤怨情绪，和因此而种下未来的恶果，更非所顾虑了。事后曾有人批评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党心，这一个春秋论断，很值得我们痛心的回味。

提名与当选的两歧

在我当初的看法，认为提名和当选是两回事情，某一个人的当选与否，是要由选民来决定的。故我曾提出一个意见，以为要由政党提名，最好由地方或团体的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来决定，假如一定要由中央提名，则凡在地方上或团体中富有声望，比较有当选把握的同志，都应该尽量提了出来，让他们在有限度的范围内，自由竞选。当选的资格，则凭得票多寡来确定。假如当时采用了我的意见，相信可能减少党内不少怨戾的气息，和避免后来劝让的烦扰。

当硬性提名政策决定后，候选名单一批一批地送达选举总事务所转到各选举单位公告了。而选举出来的结果，果然有不少地方走了样，有些原定为正式的，落选为候补，原定为候补的，当选为正式，原定让与友党的，却由国民党同志或无党派人士当选了。怎样来解决这些难题，以是来一套劝让办法。但其中有一种事实，即原定正式的，落选为候补第二名之后，劝让办法，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陈立夫毕竟是聪明的同志，他便提出一个补充的调让办法，即将原定为正式的，无论落选为候补的任何名次，用劝让和调让方法，仍以之为正式。其中有不听从调让和劝让的，便产生了双胞案和三胞案。

本来选举是民主制度中最神圣的举动，一张选票的投下，就是代表民主的精神。劝让和调让，在民主制度中真不知要从何说起。比如民社党的副主席徐傅霖，系广东和平县人，论政治地位，他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当选国大代表，是无人怀疑的，但投票的结果，当选的是国民党员黄梦周，而不是徐傅霖。后来总算用劝让办法任黄梦周为和平县长，把国大代表让给徐傅霖，维系住友党的情感；但在我的心底，深感到不幸地应验了我当初的见解。

依行宪的程序，国民大会是首先召集的，时间定在三十七年3月。当召集令公布后，各地代表都带了当选证明书来南京集中报到。而所谓双胞案、三胞案的代表，虽未经选政机关的承认，也自动地纷纷集中南京，组织了两个对立的团体，一个名曰政党提名国大代表联谊会，一个名为当选国大代表联谊会，日夕奔走请愿，凡在中央有关机关的首长，都吃尽了困扰的苦头。

到了国民大会开幕的前夕，联谊会中若干激烈分子，竟自冲进了国府路的国民大会堂，携带卧具和食物，准备做长时间的盘踞，妨碍开幕的进行。其中最激烈的，要算国民党员颜泽滋，他抬着棺材，表示决死的奋斗。迭经各方调解，均未奏效。直到快要天亮的时候，我和陈立夫、张厉生等同志，才赶到大会堂，百般开解，最后许以俟国民大会闭幕后，一律发给当选证明书，所有出席代表应有的待遇，一律照给，并由我和陈立夫、张厉生等同志负责签字，以资保证。比及天明，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到了10点钟，国民大会才得顺利开幕。

总统与副总统的选举

国民大会唯一的任务，是行使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权。总统的候选人计有两位，一位是国民党蒋总裁，另一位是国民党老同志居正。结果蒋总裁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中华民国行宪政府第一任总统。

副总统的选举原拟由政党提名的，但在国民党内部，就未能获得一致的意见。因为党内同志事先表示竞选者，有孙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潜等四位，碍着情面，未能实行，后才采用签署方式。计当时参加副总统竞选的，除国民党的孙于李程外，有民社党的徐傅霖，和无党派的莫德惠。在第一次选举中，没有一位能够得到法定当选票额，以是依法以前三名的李宗仁、孙科、程潜举行再选，仍以无人获得法定票额，至第三次依法以前二名之李宗仁孙科举行选举，又以票数相差无几，未有结果。到了最后一次，依法是以比较多数票当选的，孙李双方助选团的活动，到达白热化的顶点了。迨开票结果，李宗仁终以比较多数票当选中华民国行宪政府第一任副总统。

一场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的热闹场面，至此告了结束，国民大会跟着也就圆满地闭了幕。

立法院依法自行集会

接着的是立法委员的集会，由于立法委员的资格，在提名时所种下的恶根，也发生过与国大代表中同样纷扰的情节，不过他们所成立的两个联谊会的行动，却比较斯文得多。因为不久以前国大代表两个联谊会所留给人们不良的印象，终以澄清了大众的情感。在多数人同意下，决定以依法得票多数者当选。以是立法委员的资格问题，便顺利地解决了。

立法委员依规定是自行集会的，在进行组织立法院的期间，我以立法委员的资格，被推任临时会议的主席，直至立法院长选举之前为止。每当在和谐空气中进行议事的时候，我深深感谢各位同志对我的温暖和友情，这也许是我八年中央党部幕僚长生涯中，所换得来各方的厚谊。

自行集会组织立法院的第一个课题，是选举院长和副院长。因为有了副总统选举一幕的经验，由蒋总裁向国民党的中央提出孙科同志为院长候选人，陈立夫同志为副院长候选人。孙科以久任立法院长的关系，很顺利地当选了行宪立法院第一任院长。

到了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又发生了一点小风波。原因是立法委员中，有傅斯年，是无党派关系的，他是山东人，为美国留学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当他当选立法委员的时候，他还留在美国调理身体。青年团的干部平日对他颇具好感，团方同志一向是不同情陈立夫同志的，当陈被提名为立法院副院长候选人的时候，团方同志即多表示不满。至是团方同志自动起来大捧傅斯年的场，运用自由选举方式，四出拉拢选票，给陈立夫以重大压力。虽然选举结果，陈立夫总算当选行宪立法院第一任副院长，但却为政党政治史上以同党人支持党外人开了一个新纪录，而陈立夫多年办党的威望，也遭受了相当的损失。

行宪后立法院的职权是相当广大的，所有政府须行的法案，统要经过立法院会议的决议，行政院长的人选，由总统提名，亦须经立法院投同意票。

行政院长的同意

行政院在行宪政府中为最高行政机关。当总统副总统选举完毕，立法院组织成立后，最要紧的是确定行政院长的人选和成立行政院。

第一任行宪的行政院长的产生，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之中，有人主张总统所提的行政院长人选，为保证在立法院投同意票时，能顺利通过，最好先由同志中的立法委员举行假投票。这种空气，很迅速地变成群众性的要求。当时集中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假投票的结果，何应钦同志得了比较多数票，而我也承各同志的推许，得了仅次于何同志的票数。因此对于行政院的成立，拖延了若干时日。其时，旧任无法负责，新任又未及时产生，一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却成了真空状态。而国币贬值的狂流，复因政局的影响，加速其泛滥。各方都感到再拖下去，将酿成不了之局。到了最后，才由蒋总裁提出翁文灏，得中央常会通过，以总统名义向立法院提出，得到院会的同意，担任第一任行宪政府的行政院长。

为着立法院接二连三发生不能令人感到满足的事实，我即开始考虑如何来根本解除这重翳障，使党的决策，能直接透到立法院中，完成政党政治的使命。我当时的想法，是以建立立法院党团来统一同志意见的。但在常会中有人提出异议，终无成就。同时立法院中的同志，已纷纷成立了小组织，为革新俱乐部、新政俱乐部、自由座谈会、一四座谈会、星一座谈会等等。虽说同属国民党同志，而以过去系派成见的存在，多角形的对立，随着小组织的产生而俱来。国民党在立法院中反失去政党的领导地位，这种现象终要令有心人为之不安的。

我为着党性的驱策，终于开始我另外一个尝试。我于商得总裁同意之后，在立法委员中发起组织民主自由社。原意想先将立法委员中不属党和不属团的同志，组织起来，减少立法院中小团体的继续产生；同时要在立法院会中负起调和意见的对立。经过相当时间，得到各方的谅解，再慢慢地走到组织党团的路上。在民主自由社的文献中，明显地标榜出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主张：“以是非超党派”“以国家民族利益超党派利益”相号召。毕竟同志中明达的人占多数，当我们发起这个组织的时候，参加者达二百六十余人。其中有原属于团的、有原属于党的、有素无政党关系的、有既不属团又不属党的。各方面对于这个崭新团体的组成，多寄予热切的关注和期待。

翁文灝担任行政院长不久，感到局势的沉重，决意辞职，孙科同志由蒋总统提名承之。我由各方同志的推许和敦促，参加继任立法院长的竞选。迨到最后五分钟的时候，蒋总裁以时局动荡，政院工作比较重要，要我参加孙科内阁，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当时各方友好同志，对我放弃 立法院长的竞选，犹表依依之情，真使我惆怅到说不出心头的感激，而流出了热泪。

五院完成了

监察委员的选举，是比较单纯的，人数只有二百多人，故监察的组成，并未遭遇到如立法院的困难。很顺利地由于右任同志当选行宪监察院第一任院长，刘哲同志当选了副院长。

嗣后司法院长王宠惠同志，副院长石志泉，属民社党，考试院长张伯苓同志，副院长贾景德同志，以及大法官和考试委员等，均先后得到监察院的同意，司法和考试两院，很快地宣告组成了。

我自从三十六年夏天着手准备选举时起，直至行宪政府五院正式宣告组成止，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日夕周旋于人事丛脞之中，尝尽人间是非滋味，到了三十七年的秋天，才得松下一口气来。

我的虔诚祷告

我的基本观念，认定民主政治是历史的产儿，它要经过长时间的养育，才得长大成熟。在这次行宪中，虽然表现出不少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但我深信再经历史的锤炼，民主政治终将在中国的国度里长成起来。我所以不讳言这次行宪的缺点，并愿将当时的事实描写出来，衷心唯一的希望，是要当做前车殷鉴。

我另一的基本观念，认为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我并不因第一次行宪时的种种缺点，而对中国行宪前途感到悲观，我却担忧到有五十多年唯一革命政党历史的国民党，为了这次行宪而失去党心。因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事实。故我常虔诚祷告国民党能及时收拾已失的党心，把本身健全起来，继续担负起中华民国保姆的重任，使我们的国家，步上政党政治的常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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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耀湘殉国了吗？

廖耀湘，湖南邵阳人，在长沙念完岳云中学后，入军校，是黄埔六期高材生，再留学法国。他是黄埔六期中第一个升师长的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打通中印公路，得青天白日勋章、美总统自由勋章、英国皇家十字勋章，是国际知名的军人。1948年，他率十一个师及一个旅，与共军作战，就是通称的“辽西战役”，由于蒋介石胡乱指挥，以至兵败被俘。1961年，中共放他出狱。1968年死去，活了六十三岁。

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1978年编印），他们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说他“殉国”，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出狱后，出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身死之后，共产党还为他和溥仪、王耀武一齐开追悼会呢！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死前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

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1981年“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当时是蒋介石特派去的“监军”，他回忆：“在此一期间，东北方面战局，由于共军林彪所部对沈阳外围连续七次之攻势，已使我军处境日益艰困，兵员物资既日渐耗减，海陆运输又相继中断，而我军据点分散，每遇共军攻击，主力既无法转用，应援又难于到达，以致各点孤军苦守，终将为共军各个击破。国防部有鉴于此，迭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与长春守军郑洞国部，奋力向锦州突围，并令锦州守军范汉杰兵团策应作战，先总统蒋公亦曾于9月杪先飞北平，并电召我前往北平，面授机宜，嘱我飞往沈阳，我于9月26日到达沈阳，会晤卫立煌、廖耀湘等，传达蒋公意旨，其后此一计划终未能彻底实施，遂使锦州于10月15日，先为共军攻陷；长春亦于困守九个月后，于10月19日因第六十军曾泽生部被共军诱降，郑洞国亲率特务团两营，坚守中央银行大楼，苦战至20日午夜，致告陷落。沈阳守军，在锦州战起时，东北剿总以五个军主力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统率于10月5日西进，图解锦州之围。至23日进至黑山东北地区，闻锦州已陷，乃复向东转进，其后被共军包围猛击，廖耀湘不幸殉国，战事更形混乱。至11月2日，沈阳为共军所陷，仅第五十二军一部，先期攻克营口，至是乃由海军接运，撤退至天津，东北战事于是完全结束，从此共军林彪所部复转用于华北及华中战场，而全国战局乃益趋严重。”顾祝同这里说“廖耀湘不幸殉国”，全是曲笔也！

廖耀湘“死为共产之鬼”前，曾留下几篇回忆的文字，揭发出不少蒋介石的真面目，看了这些凄楚的回忆，当知纪念专辑中李珍所谓廖耀湘“忠于政府，忠于领袖，甘心如此”的说法，自属不实。

辽西战役的关键，在于蒋介石不知兵。廖耀湘回忆，当时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到沈阳逼他们的时候，卫立煌就说：“按照总统的办法做，很可能锦州之围未解，先送掉沈阳的主力。”“单独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俩打个赌，画十字！”画十字就是立下军令状画押，可见卫立煌他们在外之将的判断，比蒋介石正确得多。1948年10月2日，廖耀湘最后一次见蒋介石时，曾提醒蒋介石，说总统你5月间说要在共产党没打锦州前，要把沈阳的主力先撤到锦州的，现在要撤出主力，只有自营口撤出，“出营口连一副行军锅灶都不会丢掉。”可是出乎廖耀湘意料之外的，蒋介石临阵却变卦了，蒋介石说：“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它一个大的打击。”廖耀湘回忆：“但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了，为什么他（指蒋介石）在5月初就决心撤退沈阳的主力以避免决战，而现在又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与东北共产党的军队决战？我就提出问他。他怕我狐疑，决心不巩固，在考虑了一下之后，最终说出了他内心的图谋。他说：‘在撤退东北主力之前，一定要给东北共产党军队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将来有机会我再同你讲。当大将，一定要顾虑全局，你应该顾虑到整个局势，好好努力完成这一次任务。’”

至于蒋介石说“一定要来一次决战”的真原因，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倒透露出一些。杜聿明说：“蒋见没人附和他的意见，急得头胀眼红，从沙发上起来拍桌瞪眼大骂卫一顿，然后又举起拳头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 ’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之谜由此揭穿了。”“这时我反问蒋介石说：‘校长（这是我对蒋介石亲切的称呼）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说：‘六成把握总有。’我觉得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军决战。为了竭忠尽力维护蒋家王朝苟延残喘的局面，这时我心里还有一种热气，觉得不能不对蒋介石讲明胜败之道。于是引《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下面还有‘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我怕触怒了蒋介石未敢说出）。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这时蒋介石有些窘态。停了好久才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这是蒋介石必须收复锦州的又一个谜底的揭开。”

正因为蒋介石有这种“锦上添花”的锦州好梦，所以，照廖耀湘的参谋长杨焜《辽西战役补述》的回忆：“10月15日锦州解放了，蒋介石还是一再催逼廖迅速向锦州前进，还梦想与东进的国民党军会师恢复锦州呢！”

杨焜问廖耀湘：“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前进？”廖耀湘说：“我判断不会出几天，锦州就会被解决，那时我们就不要前进了。”殊不知锦州纵已丢了，蒋介石的大梦犹未先觉，直逼得廖耀湘兵败被俘，不得罢休呢！

廖耀湘被俘前的一幕，情况凄惨。他回忆说：“我恐人多引起解放军注意，命特务连分成小组分向各个方向警戒隐蔽。我同李涛等几个人隐匿在一个凹地里，一直至黄昏。入夜后，已分散的特务连这时也联络不上，无法掌握了，最后只剩下我、李涛、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新六军军部一个高参和我的一个随从副官。当晚，我决定向南走出包围圈。行动时，我的副官找不着了，只得弃了他。我与李涛等四个人一同向南再徒涉饶阳河通盘山的那条水渠。周璞因涉水不慎，跃入一个没顶的深坑，大声呼唤，引来解放军巡逻队前来搜索，这时又把李涛冲散了。最后只剩下我、周璞和新六军那个不知姓名的高参。我们三人再向南行动，绕过一处小树林，那里战斗稀疏进行，尔后，又绕过一个不知名的村庄，那里也有一小股国民党军队残部，尚在顽抗，大概就是早上随我一同向老达房前进的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残部。天快拂晓，解放军向那个村庄猛烈炮击一阵之后，就冲进去了。黎明后，发现到处都有解放军。我三人走到了一个外面似乎很平静的小村，一进村就发现有解放军的队伍，走在前面的那一个高参被俘。由于我和周璞与他保持有一点距离，此时天只微明，稍微远隔，尚看不清，所以解放军没发现我二人。我们立即傍墙角隐蔽地离开了那里。天大亮后，我与周璞钻进田野中的高粱杆堆里，隐匿了一天。夜晚再向南走了一段，白天仍在原野里隐蔽地点休息。我们看到解放军仍纷纷向各方向行动，待解放军大队过尽了，我与周璞即向沈阳前进。但从田间小径上行走，既不能快，也很疲劳。在途中遇到一个单独行动的老百姓，给以重金，买了一些便衣与食物，化了装继续向沈阳前进，希望在沈阳尚未解放之时到达。行抵辽河边，因渡河点有解放军或民兵，久不得渡。我们旁听路人谈话，知沈阳已解放。我考虑再三，决心回头走，拟到葫芦岛国民党仍暂时控制的地区去。行至黑山以西，便被解放军查获。解放军以为周璞是一个普通的勤务兵，把他释放了。”

廖耀湘所提到的周璞，在逃出后，写了一篇《辽西会战经过及脱险归来记》，附录在纪念专辑《追随湘公十年略述》的后面。其中回忆被俘前经过，可与廖耀湘文章参看。周璞说：“我是在战场上最后一个与廖司令官耀湘共在一起者。……驾车待发。耀、涛公乘马至。知东北方匪已接近，特务连无法抵抗，六十四团及师直属则已突过先行。余急随二公北走。过东北方之森林附近，匪已早伏机枪密射无法通过。转而沿河南向，以避匪弹，渡河西行。接近江家屯以南之村庄，遇匪。目击前行之官兵悉已被俘。时耀公举小手枪自戕，为李万福所夺。乃急转东北，未及千米，前行之李万福副官被俘，再转向南，前行之译电组蒋组长又被俘。斯时已知四面楚歌，陷身匪围矣。辗转二千米间之开阔地带，匪近则伏地隐蔽，数百官兵先后星散。及抵黄昏，所余者仅耀公、涛公、余与军部高参邓图南并卫士十余人而已。乃令卫士分组先行摸索。苦待良久，迄无返者。夜分时，四人乃冒险匍匐行约一千米，始脱匪围。仍渡饶阳河东行。图南先渡。耀、涛公甫及彼岸，骤然遇匪，星光之下，遥见刺刀闪动。余方行至河中失足坠落深处，顿遭没顶，亟力挣扎，两次水流激湍，冲走十数武，幸得邓图南臂助，获登彼岸。当时匪以未分敌我，弃而他去。涛公则于仓皇之中失踪。只余三人仍向东南行。走二里，匪军遍布，遇呼口令则止者数次。余因饮水满腹，全身冰冻，僵而未死。耀公频以手探余鼻孔，视以有无呼吸。邓图南则云周副师长不能行矣。当时余心尚明，知图南有手枪。军人不能成功即应成仁，此正舍生成仁之时，乃亟请以枪戕余，免遭匪俘，并促其速护耀公行，而伊不忍。虽经余反复申明此义，伊仍只强余行。28日天将晓，余等皆已疲惫已亟，无法再做挣扎，信步入一村庄。匪军以余等系病兵，命卧一民炕休息。及三四小时后，余已苏醒，知已身陷匪窟矣，乃亟将证件焚毁。中午匪以牛车送余与耀公赴团医务所，图南则步行。余以解送之匪兵在前数十武，车行尚缓，乃谓耀公曰：‘吾辈与其身陷匪手求死不得，不若趁机脱逃。万一不能获生，亦可借此求死。’语毕，乃急促耀公跃车而下。匪兵见余等逃，乃连发四枪。第二弹中余右腿透裤四层，幸未至肉；第三弹中耀公右足亦未致伤。急跑约三华里，始脱，时已黄昏。遂相与避入高粱堆内。既知遍地皆匪，自念无法可脱。29日晨日出，居民以战事结束，来拾战场遗物。余等乃出，恳易便服以利行动。然因居民来者益多，当时余等金饰手表水笔掳掠一空。下午始得一土民之助，将余等引至大典堡以东之关家窝棚，将余等藏一土窟。窟前即系大道，目见匪兵夜以继日向东北行进。余与耀公避处窟中，莫敢动弹。寒冷则相互紧握，尽力挣扎，如是达二昼夜。31日始由土民导向南行至大桑林子南之王家窝棚张德云家，张民为人尚善。次日令土民探听辽河道，拟偷渡辽河奔营口，二日始返。据云，已托人再探辽河东岸情形，尚须待其回信始能进行。余虑恐久有变，力促耀公冒险急行。耀公未从，并令再探西南之胡家窝棚是否可由海道出走。职是之故，迟延时日，营口撤退，锦西易手，欲再避居亦不可得矣。乃随耀公冒险向锦州前进，于11月6日仍由土民导行经中安堡至李三家子张姓之友人处，下午抵达。不幸是晚匪军将至该处宿营，该民是以不允接纳，并促速行，而导路之土民亦再不肯同行矣。余与耀公置身陌道间，唯有循原路向铁道前进。至中安堡，即为匪农会拘禁，越日即将耀公他提，余则仍拘原处。日执讯十余次，给高粱粥一小碗，并令来往被俘官兵相认。千方百计，恩威并施。余则诡称商人，坚不吐实；被俘官兵顿有旧部亦不愿以真情告匪。如是者八日，匪以无确实证据，乃释余行。余既重获自由，乃间道夜走。日则向土民乞食一小碗，有时虽经三四村庄而无一肯施者；夜则稍憩高粱堆。每过午夜天候剧寒，无法支持，乃勉强行走，方位莫辨，则循北极星反行。二十余日未尝进油盐，体力消耗殆尽。及后两足俱肿烂，每时仅能行二三里矣。过绥中后，幸遇六十五团特务排之许中士，得共乘大车四十里。过前所复遇输一、二连士兵两人为余贷驴车，行数十里得以缩余行程。途中虽已历尽人生亘古未有之苦厄，差幸精神尚足支持。23日抵山海关国军阵地。当以证件俱无，形容枯槁，守城士兵不允进关。又转行三十里。25日始脱万险抵达秦皇岛六十师陈膺华部，得能沐浴易装，再做军人。……”

廖耀湘写回忆时，没看过周璞的回忆；周璞写回忆时，也没看过廖耀湘的回忆，如今我把它们配在一起，两相对照，虽详略有殊，但大体一致。从对照中以看国民党兵败山倒时的将军逃亡图，真令人大开眼界矣！

辽西战役是国共战史中的重要战役之一，它使国民党军队完全在东北崩溃，它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早就想拉出去的东北主力，计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五个军，共十二个师，再加上一些游杂部队和直属的重炮单位。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全部十多万人，1948年10月8日从沈阳出发，28日全军覆没，前后只二十天，就应验了卫立煌画十字的判断。这一战役，在在都证明了蒋介石虽为元帅，实不知兵，兵团作战，一到他手里，就完蛋大吉矣！

1989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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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淮海，我徐蚌

1949年1月10日，一场为时六十五天的重要战役结束了。此一战役，共产党称之为“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这一仗打下来，国民党军队被消灭了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共计五十六个师（包括临阵倒戈的四个半师），五十五万人。战役的空头指挥者刘峙上将，想做文天祥，可是共产党不要他；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杜聿明将军，战败被俘，被消灭的国民党五个兵团司令官中，两个战死、两个化装逃走、一个被俘。这样一个丢人现眼的战役，使国民党元气大伤。战役结束后十一天，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就任代总统；战役结束后一百零三天，首都南京就丟了。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今年（1989）1月10日，正是这一战役结束四十年。1月9日的军报上说，“国防部”核准为战死的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设立衣冠冢，以慰忠魂”。人死了，连尸体都无迹可寻，只有在海天苍茫之中，以衣冠遥慰，国民党的凄凉，由此可见矣！

这一战役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到商丘、北抵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在战役之初，蒋介石派出刘峙做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内部议论纷纷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只派一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其实，所有的仗，都由“最高统帅”越级指挥，派哪一种动物都一样。刘峙在兵败后亡命南洋，替老婆代课做小学教员，后来写《我的回忆》一书，轻怨薄怒，有以申述，读来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刘峙说，他在徐州吃紧时，曾“发了一个电报给蒋公‘我不会辱及我的乡先贤文信国公’，请他放心。同时也想到文天祥最后所留的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这时，我的三个旧部……也暗中做了准备，到时与我同归于尽，不让庐陵自文天祥（文山〕以后，五百年才出我这样的一个人物做俘虏。这是以后他们才告诉我的，我认为他们真是我的心腹干部，为我做精忠报国的准备，不料后来一纸命令，又把我调到蚌埠，当淮河西岸大军南撤的时候，照一般作战原则，是高级司令部先行后移，而我这次恰相反，为着镇定人心，只留我和一个团在蚌埠，等于总司令担任前哨。此时铁路常断，飞机已去，交通工具缺乏，我们等了很久，可是匪又不来；所以才留下这一条早已由光辉而趋于暗淡的生命，到今天来写这篇简略的回忆录，实在感慨万端！我前面说过：‘真正的生命，是建筑在生命的价值上。’而今国家如此，偷生何益？一个革命军人，纵然曾立大功，而不能马革裹尸，到头来还难于自寻死所，其悲痛可知。”

从刘总司令这一回忆中，我们依稀看到他的三个旧部是准备把他干掉，“强迫”做文天祥的：蒋介石把“总司令担任前哨”，只留一个团保护他，足证也是要他做文天祥的。美中不足的是，共产党竟放他一马，不给他做文天祥机会，于是，国民党的文天祥，最后只好另寻死所，寿终台湾了。

整整四十年后重温这一战史，可知国民党的兵败山倒，早萌伏机；国民党的偏安台湾，洵非偶然。最有趣的是，国民党在兵败偏安之际，欲求一文天祥亦不可得。他妈的共产党真不够朋友！

198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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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白发征夫泪

今天（198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共产党说法）或“徐蚌会战”（国民党说法）四十周年。这一战役，使南京门户大开，以致国民党放弃“首都”，“流亡”台湾，可见其重要。在战役中，国民党副总司令杜聿明战败被俘。多年以后，他偶有雪泥鸿爪式的回忆，读来颇足警世。

杜聿明写了一篇《淮海战役始末》，提到明明是前方判断错误，总司令刘峙还“趁机大事宣传徐州‘大捷’，徐州满街张贴标语，大放鞭炮，并向各方发出通电。到22日黄百韬部被完全消灭后，蒋介石仍宣传徐州‘大捷’，并派张道藩为慰劳团团长，率副团长方治、团员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来徐州劳军。……有一位记者以怀疑的口气问我：‘这样的大捷，黄百韬到哪里去了？’我说：‘黄百韬回家休息去了。’”事实上，黄百韬在头一天已经打死了。参照起方治的回忆——《我生之旅》，可见杜聿明说得一点不差。方治回忆：他们去劳军第二天，“以三元银币分赠每一队员，作为奖励，各位弟兄一面手拍银币叮当作响，一面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可是到了第三天“午后2时许，杜副司令仓皇来访，闭门低声告以徐州已不能守。……即由小巷走告道藩兄共同守密，分别通知团员，以奉中央电令，嘱两团今晚返京，另赴其他地区劳军为借口，团员中尚有高兴鼓掌者，余与道藩兄至为尴尬，只得暗自悲伤而已。”——国民党自欺欺人的惨相，竟一至于此！

杜聿明又提到他同邱清泉到第五军司令部，“李弥、邱清泉、熊笑三等又来要求夜间突围，我仍主张照蒋指示，10日上午突围。大家一致认为白昼突围无希望。我说：‘如果你要走的话，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在这里守到底，以免耽误了大家。’一直争吵到10时左右，熊笑三有些愤愤不平的出去了。一时四周机关枪、大炮、手榴弹之声大作，熊跑回来对我说：‘已经打到司令部来了，要下决心。’接着他撕了一把白布条拿在手中。我听到枪声炮声只是一边响，这是熊笑三在搞鬼，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 ’熊不肯去，邱似乎见我看破了诡计，就说：‘笑三去看看吧！’邱、熊出去不久，枪炮声停了”。——国民党军头们在危难之际，竟不惜制造假情况来吓唬副总司令，要他同意他们的逃跑方式，这种战场妙事，真古今一绝也！

杜聿明回忆：“我始终认为突围是下策，不会成功的。坐战车一个人走还有可能，但是遗弃官兵，落得万人唾骂。”因此他不肯像胡琏一样坐战车逃亡；另一方面，蒋介石为了表示珍惜部下与将才，也派过飞机去接他出来。据冯亦鲁《徐蚌会战见闻录》：“当局为体念杜氏之病体辛劳，曾派机师二人，驾驶联络机一架，冒险降落青龙集机场，以冀接载杜氏回后方休养，但杜氏因为战事正炽，不忍于危难中抛弃其麾下的健儿们，独善其身地飞去，是故迟迟不肯登机。”

事实上，据杜聿明的儿子告诉我，个中原委却是蒋介石、杜聿明师徒二人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飞机虽然来了，可是“密码”不符，飞来的关怀只是给别人看的，杜聿明是不敢登机的！杜聿明回忆：蒋介石派飞机空投，“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既然底案是要天子门生做文天祥，其他的一切，都一笑可也！

198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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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一直未屈服？

3月22日《联合报》登“记者寇维勇北平21日电”，说“前国军军团司令，1949年因徐蚌会战失利被俘一直不愿屈服的高级将领黄维，昨天清晨三点因心脏病逝世，享年八十五岁。黄维是目前大陆仅存的军团司令级国军高级将领，黄埔一期毕业，历任师长、军长，曾参加八一三淞沪战役。在剿共战役中率精锐机械化军团，是沦陷前国军的主力部队。1949年初徐蚌会战失利，黄百韬、邱清泉相继兵败殉国，黄维率军团驰援，也因受围被俘。大陆沦陷后，黄维一直未屈服，是少数不受中共欢迎的人物之一。”看了这条新闻，我心里想，国民党又朝自己脸上贴金了、又给它自己的降将大施脂粉了。

黄维是江西贵溪人，1904年生，毕业黄埔一期后，历任国民党部队师长、军长、兵团司令等高级军职。在派系上，他属于陈诚系。陈诚原是第十一师师长，率部与西北军作战有功。1930年，扩编为第十八军，参加剿共。该军下辖两个师及一个工程旅，因为十一成土字、十八成木字，所以人称“土木系”，也称“土木工程系”。这一系统是蒋介石部队的嫡系，兵源方面、装备方面，都远胜于其他部队。在“徐蚌会战”时，黄维出任第十二兵团主帅，这兵团，就是“土木系”扩编的，是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精英所在。

“徐蚌会战”时黄维奉命开赴战场赴援，结果在蒋介石的错误遥控下，行军到安徽宿县附近的双堆集，就被共军团团围住，十几万大军、最好的机械化部队，都动弹不得。赴援的变成了待援的，滑稽之至。蒋介石派飞机去投补充弹药，一投下来，阿兵哥就骂：“妈的！连吃的都没有！打你妈个屁！”最后大军投降的投降、起义的起义、被俘的被俘，撑不住了。蒋介石下令突围，并以施放毒气为手段。黄维回忆：“当时因为这是违背国际公法屠杀同胞的罪恶计划，没有予以公开，在兵团部只有我、胡琏、正副参谋长和第三处处长以及各军军长知道。”“在突围时，连同其他机密文件都由我亲自焚毁了。”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突围。“所谓突围，实际上是乱跑。”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胡琏、吴绍周各占住战车一辆，胡琏的车打前锋，得以辗转逃到台湾；黄维的车发生故障，人被俘虏；前两辆车把浮桥压坏，吴绍周的车过不去，人也被俘。

黄维和胡琏临逃前，都向医务人员要了大包安眠药，准备不能脱身时自杀，军人要死竟吃安眠药而不用枪，其勇敢自属不凡。两人又相约谁突围成功谁就负责照料对方家属，但事后证明，胡琏自金门防卫司令到“驻越南大使”，只是自了汉而已。另外逃出的有师长级的尹俊，到台湾当上警备总司令，在台湾耀武扬威、在大陆丢盔曳甲，脸皮之厚少见也。

黄维在1975年被共产党特赦，共产党为他安排出路，当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又升为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常务委员，以至死去，可见《联合报》寇维勇所谓“黄维一直未屈服，是少数不受中共欢迎的人物之一”的说法，只是妙笔生花，并非事实。黄维且在大陆发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等文章，大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底，并说自己“走上新生之路”，更可证明他并非“一直未屈服”，也非“少数不受中共欢迎的人物之一”。黄维不但屈服了，并且洗面革心，再也不干他妈的国民党了。

上面这一辨正，说明了台湾有李敖在，国民党是休想一手遮天的，休想！

198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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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廉人死书活

8月12日《中央日报》上，登有以袁守谦为主任委员的“王故将军仲廉治丧委员会”广告，内登：“王仲廉将军字介人，于中华民国八十年7月26日下午2时28分病逝于台北市荣民总医院。距生于中华民国前九年3月14日，享寿八十有九岁。谨择于国历8月14日中午12时，在台北市第一殡仪馆景行厅设奠家祭，1时公祭，3时30分发引安葬于观音山墓园。谨此奉闻。”

广告下面，照例是一大堆名流做“副主任委员”“委员”，以凑热闹。

8月15日，《中央日报》又登出“孝子女：中立、中一、中孚、中琦、中元、中和（王童）、中强、中凯、中鼎、惠民、黎民、九黎、苏民泣启”广告，说：“先严王公仲廉将军之丧，渥蒙严前总统、李副总统、五院院长暨各级长官赐颁挽额，亲友宠赐隆仪，亲临吊祭，或函电慰唁，云天高义，殁荣存感，谨申谢悃，伏维矜鉴。”也照例“谢启” 一番。

对今日台湾说来，上面这种照例，只不过极普通的一件“老贼之死”事件。但是，对我这种思想家历史家说来，我却每每趁机做点“机会教育”，使中国人民多知道一点他们的荣辱与经历，也算没让他们白活白死。

这回的“老贼之死”，死者是王仲廉将军。

王仲廉是国民党大军头之一，黄埔一期出身，官拜集团军总司令，得过青天白日勋章。来台湾后，投闲置散。七十岁后，写《征尘回忆》，自表其功。这部回忆录内多芜文，但也有颇可一录者，据之可以知人察世。我愿夹叙夹议一些。

一、王仲廉说他出身“丰沛望族、忠孝世传”，是乃徐州人氏。“丰沛砀杨，自古称为英雄豪杰诞育之区，亦是平民安居乐业之地。倘非由于军阀祸国，战争连年，灾患频仍，盗匪滋扰，余亦可能是安居乐业，度其闲适生活。军阀战争，土匪迫害，使我既不能安心读书，又不能耕稼过活，唯有弃文就武一途，命运之不可知也如此。”

二、由于战乱，他的母亲死于大后方贵阳，他遗憾父母未能埋在一起。“在贵阳城大南门外南明河畔之甲秀楼设奠吊祭，辱蒙国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特颁‘教励精忠’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颁赐‘懿范长存’挽额，以昭哀悼，其他长官及姻亲友谊学寅等或题像赞或赠挽联益彰哀荣者，不下数百件。惟益使仲廉寝馈难安，终天抱忏者：乃因共匪祸国，未能及时奉安于祖茔与先严共安同穴耳。”

三、他记黄埔一期的学生生活，有三件事不习惯：“第一件不习惯的事是吃饭，在家乡吃面食，时间没有限制，在校吃饭时间只有十分钟，操作后，早已腹饥肠鸣，身软无力，听到开饭号音，齐集饭厅，饭香扑鼻，规规矩矩坐下，望见墙上的‘民脂民膏’标语，心中能不警惕？值星官发出开动口令，一般同学饥不择食的狼吞虎咽。我吃米饭不习惯，他们快而我慢，愈心急，热饭愈难以下咽，烫得口腔全是泡，而吃的全是空气。等吃第二碗时，十分钟时间到了，值星官喊‘起立、外面集合’口令，只好丢下碗，随着同学集合。第二件不习惯的事是穿草鞋。以前穿布鞋皮鞋，根本没有穿过草鞋。入校后，换上军服、同时换上草鞋，当时觉得轻松新鲜。跑步时草鞋就不听指挥了，不是左脚出来，就是右脚出来。野外演习时候，不是沙石碰破脚指头，就是野刺刺破脚底板。现在我脚上伤痕仍然存在，留下黄埔受训的纪念。第三件不习惯的事，是听不懂话，使我抄笔记极为困难。讲堂听讲，等我懂了一句话意思，不知教官又讲到什么地方去了，使得我所抄的笔记，牛头不对马嘴。只有在自习时候，向教官一问再问，加以补救。到了入伍期满，生活才由勉强做到自然。”事实上，黄埔一期只是半年训练而已，为了革命缺人，一切从宽。知识上并不苛求。最后毕业四百六十五人。

四、他记他父亲之死，有“借棺葬父”一段：“先父逝世突然，一切后事，毫无准备，家中经济破产，我带来少数旅费，怎能应付重大丧事，只有向亲友筹措。主要的事，是买棺木。如买坏的，对不起一生辛苦的父亲，如买好的，钱从何来？正在焦急万分之时，适表兄张祚贤来唁，彼自愿将其七旬老母柏木寿材借用，在万难中，得此仗义相助，真使我感激莫名，顿首致谢。此事距今已四十余年，我犹印记在心，刻骨难忘。”

五、一般“移孝作忠”是上级下令的，但他自己自动行之。“当时遍地匪乱，不敢久停，遵礼成服，于正月二十四安葬于村东北约一里许之祖茔。我以时局紧迫，任务在身，不能在家守制，只有移孝作忠，为革命而驰驱，想亦为先父在天之灵所原宥也。”

六、黄埔一期毕业，他被蒋介石派往上海，协助陈果夫招生募兵。“新兵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徐州等处。果夫先生的叙述为：‘徐州新兵最纯朴，多来自乡间农村。好笑的是还有拖着辫子的。由上海往广州送兵，因为码头流氓知道我们所送，全是招来新兵，就趁此敲些小费。开始每名上船一两角钱，日后流氓的欲望，日渐增大，每名小费增长五角至一元，方肯放行。同时还有巡捕房的包打听，及巡捕等暗中帮助，也须酬谢些钱。就此上船第一关，金钱破费很多，而颇受周折。所以要分批秘密运往广州。教导团一、二两团新兵，是如此困难的招募及送粤。在浙江募兵的有两名招募委员，被军阀杀害。’”

七、最有趣的，还有这样的运兵插曲：“在开船日期前，将五十名新兵，分批秘密送登船上，点过名分为五班，每班指定一名能力较强的新兵为班长，分别负责管理。他们大多数来自苏北乡间，第一次出来，乘船不习惯，晕吐得一塌糊涂，生活发生痛苦，加以船上乘客复杂，谣言纷起，有传说运往南洋做苦工（卖猪仔）的，不少新兵受了煽动，情绪不安，哗然骚动，经过我苦口婆心的解释和劝导，将我自己所有路费，全拿出来招待他们，经过香港各地幸未出事，安达广州天字码头。我预先将新兵集合起来，不准个別上岸乱跑。有戴红帽边的几位滇军军官，竟登船扬言按收新兵，而宣传滇军如何好，闹了一大阵，没有人理踩，他们也就走了。等到我们接兵人员上船，将新兵整整齐齐带上码头，再转登大南洋校船，经驶黄埔，一名也不少。我完成送兵任务，一身轻松愉快。”我想当时才二十二岁的王仲廉，一定搞不清为什么募兵不就地在广东募。实际真相乃是蒋介石要用外省人在广东夺权，就地的人，不好使唤也。

八、黄埔总队长严重（立三）是他老师。“严老师生活很严肃，尤其能做慎独功夫，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夜间还要读书一小时，方就寝休息。因此我必须注意他的生活起居，将应办的事，写在黑板上及日记簿上，及时提供其备忘。书架上书籍，一一整理编号，只要阅读，随手可得。更可笑者，一日晚间，我将洗澡水及需要替换的衬衣，叫勤务兵准备好，请他洗澡，他竟忘了。我提醒他三天没有洗澡了，不洗澡怎能消除疲劳呢？他才想起洗澡。由此可见到他公而忘私的精神，令人敬佩。我做人做事，受其影响甚大。严老师是同学们最景仰的一位。民国二十九年春，我因公赴渝，途经宜昌，当时严老师代理湖北省主席，驻宜昌，遂往拜谒。他留我便餐。他平时规定一菜一汤，因留我吃饭，特别破例，增加一盘炒蛋，足证其生活之俭朴。并嘱我官久自富，不要贪污（其实我做八十五军军长，不管各师经费，也无污可贪）。可见他律己之严，是名副其实的良师。”后来严重做代理湖北省主席时，王仲廉去谒见老师，“严师规定每餐一菜一汤，因留仲廉吃饭，特别交代加一盘炒鸡蛋以示优待。”到了1942年，陈诚告诉王仲廉，说严重“他力疾从公，营养不足，是饥死的”。

九、他写宁汉分裂时，“有一次在汉口跑马场开人民大会，武汉政府徐谦登台演讲，正大声疾呼打倒总司令蒋公时，说话用力过猛，满口假牙，全部吐落台下。全场听众哄然大笑，连共产党徒都说不吉利。这是武汉政府不祥之兆！在台上演讲的徐谦，弄得张口结舌，只好鞠躬下台了事。有些民众还说：这是触犯天怒人怨，给以应得惩戒呢！”这个有趣的故事，可以看出这些革命家的迷信观念。

十、他写1929年内战之惨，令人动容：“10月间冯玉祥叛迹显著，其部下宋哲元盘踞豫西洛阳一带抗命。我师奉命征讨，本团先奉令担任许昌及总司令行辕（车上〕之警备，旋奉蒋公面谕：‘该团即经禹县，星夜向临汝归建’等语。即晚出发，经一昼夜，到达临汝城，时值黄昏，即奉师长（顾墨公老师）谕：饭后速向杨楼前进，参加战斗。星夜疾走，途中闻前方枪炮声激烈，知战斗正酣，督队赶赴增援，拂晓前到达，敌已被我军击溃。本团即沿汝水向伊阳溃退之敌尾追，战于车坊，获军用品甚多，继向伊阳进击。伊阳城在本团未到前数月，曾被匪攻破两次，全城百姓，尽遭屠杀，遗尸遍地，血腥冲天，臭气竟达数里。城内所有水井，除一卖豆腐老妪门前之井，因匪要饮用外，尽为尸体填满，无可饮用之水。黉学庙内，十数株苍松下白骨残骸，尸多为妇女，闻皆被匪奸淫而后杀戮者，一团团的女人乱发，如断蓬枯草，随风飘扬，惨不忍睹。”

十一、他写日本鬼子“施行毒化”政策如下：“敌寇在其占领地区，公开畅销鸦片白面，借收重利，并在各城镇遍设‘雅室’‘俱乐部’‘招待所’等，广事售吸。其‘雅室’等内部之设备嫖赌吹喝，应有尽有，并雇用时髦少女，专事招待，以诱惑我青年同胞，堕入地狱。”

十二、他写日本鬼子“横征暴敛”政策如下：“占领区内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除例有各税之外，又有所谓磨粉税、油磨税、筵席税、面麻行税、瓜果行税、苗金行（大粪行〕税、烟土行税等。”

十三、他写日本鬼子“杀戮我同胞之暴行”如下：“凡在敌寇侵占区内，奸掳烧杀情事，随地可见，尤其处置犯人为最惨酷，先挖一坑，将人犯头部向下，两足朝天，掩土活埋，名之曰‘倒栽葱’。将人犯衣服剥尽，手足捆绑驱犬食之，名之曰‘狗吃活人’。又淋油于人犯衣服之上，以火燃烧后使其行走，再以枪击之，名之曰‘燃天灯’‘打炮’。又有水牢电刑，种种伤心惨目，不可言状。”

十四、他写“鲁西战役”，自己拆穿内幕如下：“鲁西匪区作战，认真来说不能称为鲁西战役，因为本军（第四兵团）既无动员准备，又无行军布阵的行列，根本没有与匪作真面目的战斗，怎能称为鲁西匪区战役呢！但在鲁西整个战场方面，本兵团已被投入战斗的漩涡，只好勉强称为鲁西之战罢了。历经四十载，仍感慨万千，萦回脑际。……”最后，“正准备明日拂晓开始进击之时，突奉到撤职查办来京受审，第四兵团司令官职务交罗广文（三十八年在四川叛变附匪）代理之电令（忘记电字号），当即复电遵办，晚即将进攻刘匪之任务转交给罗广文接替执行，并将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一并交出。……”

十五、到南京后，他去军法单位报到。“按军法组织程序，组织军法会审，上将徐永昌（次宸）将军担任审判长，二审大白，乃进入中央医院诊治肠胃病，割除胆石。……”“民国三十八年春，携眷随政府来台，服务本党基层工作。四十九年1月奉令退役，蒙聘为行政院顾问。五十九年1月奉令除役归来，还我书生本色，读我未读完之书，梦觉忆往，心安理得，俯仰无愧于天地。”

十六、在回忆录之后，他以《万里长征归来歌》自记：

……说什么，功勋高，冷眼沧桑寻常事，百战归来心神劳；

乐林泉，访旧友，邻有芳草，相期道义守德操；

居陋巷，闲无事，寻章撷句，漫将诗词和群豪；

八成饱，睡得好，锻炼身体起床早，责任尽了，心安理得无烦恼；

地长久，天不老，九子五婿齐家道，孙辈满堂环膝绕，怎敢比古时，郭老令公福禄与寿考，知足返璞乐陶陶。

“九子五婿”，他竟以郭子仪自期呢！好个国民党郭子仪哟！国民党一介武夫，竟以文事收场，亦堪哂矣！

199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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