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战丹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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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战丹火录》开场白

玉皇大帝皱着眉，朝观世音菩萨说道：

妖猴齐天大圣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石卵化生的。当时生出，即目运金光，射冲斗府。始不介意，继而成精，降龙伏虎，自削死籍，整天东游西荡，将老树大桃、仙肴仙酒尽偷吃了。朕心为此烦恼，故调十万天兵，天罗地网收伏。这一日不见回报，不知胜负如何？

就在这当儿，各路神兵联合围剿齐天大圣孙猴子，正杀得难解难分。神兵方面，四大天王、木吒太子、哪吒、二郎显圣真君、四太尉、二将军及二郎的走狗，一干人狗团团把孙猴子围住，最后押在斩妖台下，可是刀砍斧剁、枪刺剑刳、雷打火烧，都不能伤这猴子一根毫毛。于是玉皇大帝又把双眉紧皱，叫道：“这厮这等，这等，如何处置？”

太上老君奏道：

那猴子吃了蟠桃，饮了御酒，又盗了仙丹，运用三昧火，煆成一块，所以浑做金刚之躯，急不能伤。不若与老道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煆炼。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成灰烬矣！

玉皇大帝闻言，即把孙猴子交付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把猴子推进“八卦炉”，八卦中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孙猴子知道在“巽”卦中只有风，没有火，于是就藏在巽卦中，任凭老头子在外面烧，也烧不到他。唯一缺点是风把烟吹过来，把这猴子的眼睛熏得难受，最后只好变成“火眼金睛”。

时间过得卡快，不觉七七四十九日，太上老君认为火候俱全了，于是开取丹炉。哪想到孙猴子将身一纵，冲倒丹炉，往外就走，看炉的小鬼们跑来扯，一个个都被他推倒，太上老君也赶上抓一把，结果被孙猴子一捽，捽了个倒栽葱。

于是，像喷气机一般，孙猴子又溜走了！

凡是看过《西游记》的人，都会记得这段故事。

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可是神话偏偏有人来实行，那就是1962年发生的文化大论战。

在这次论战中，我的遭遇很像《西游记》里的“妖猴”，我也来自“傲来国”，我也有“始不介意，继而成精”的运气，并且直到现在，还能“降龙伏虎，自削死籍，整天东游西荡”。

我虽然也浑身毫毛，可是也饱受丹火，人攻狗咬，两年来未曾间断。其中除笔杆的作战外，倒也不乏有人用笔杆以外的武器来对付我的，幸亏我能在八卦中的“巽”卦里善保首领，直到写这篇文章为止，还能逍遥自在。这不能不说是太上老君之流待我独厚矣！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即使齐天大圣孙猴子，也早晚被如来佛翻掌一扑，压在五行山下，最后只好被迫“再莫行凶，皈依佛法”，敬陪老王八唐三藏西天取经去也。

这是孙行者的悲剧，也是一切特立独行者的悲剧。

在这个悲剧还没扮演以前，孙行者应该把他降龙伏虎孤军奋战的光荣纪录，先记它一两笔，一来可供自我陶醉之需；二来可证老子当年“固一世之‘猴’也”！传记文学俱在，猪八戒们还敢多嘴吗？

这本《文化论战丹火录》是一本奇书，它的重点，不是记录李敖如何“打”别人，而是记录别人如何“打”李敖（当然偶尔也“捧”几下），记录别人如何对我“刀砍斧剁、枪刺剑刳、雷打火烧”，如何把我放在“八卦炉”中一煆再炼，如何把我中伤毁谤，如何把我熏成“火眼”与“金睛”。……

我保留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打”我的纪录，绝少还嘴。我记得孙悟空对哪吒三太子说得好：

小太子，你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怎敢说这般大话？我且留你性命不打你。……我只站住不动，任你砍几剑吧？

如果有人想看看这出李敖“站住不动”，任凭别人“砍几剑”的妙戏，你该推荐他看这本书。看过以后，他必然会告诉你：“李敖真不得了，他不但有金刚之躯，并且还有容忍别人的雅量呢！”

1964年6月25日《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出书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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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战丹火录

——这次文化论战的一些史料和笑料

　　1962年在中国发生的中西文化论战，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一连串思想论战的重要一环。这些重大问题论战的次序，大致是这样的：

　　一、“孔教论战”。

　　二、“国体论战”。

　　三、“文体论战”。

　　四、“东西文化论战”。

　　五、“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科玄论战）。

　　六、“中国社会史论战”。

　　七、“民治与独裁论战”。

　　八、“中国本位文化论战”。

　　九、“对美对苏与自由主义趋向论战”。

　　十、“中西文化论战”。

　　在上面这些重大论战中，四、五、八、十性质最为接近，都可说是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卡大卡大题目的论战”。

　　因为题目是“卡大卡大的”，所以很容易陷入“高度抽象”（high level abstraction）的论争，很容易流为空洞与混淆。

　　为了减少这种错误与歧路，我们可以这样要求：凡是在思想方法训练上不及格的人，他没有资格涉及这种讨论和评论，因为这种人的大毛病是节外生枝，常常为了一些枝节的问题阻碍了真正“趋向”方面的指路。

　　两篇指路的文献

　　这次1962年的中西文化论战，真正在思想“趋向”方面指路的文献，只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和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其他的大量文字，有的是这条路上的压路机、有的是这条路上的拦路虎……它们有的可能很细腻、很雄壮，但都不能算是真正划时代的指路文字，也不能算是大刀阔斧地明显指出思想“趋向”的文字。

　　胡适的演说和李敖的文字，它们的基本重点都是在避开枝节，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中国思想“趋向”该走哪条路。这种用心，似乎被许多人误解。因为误解，所以有的指出这是一个不必要的老问题；有的一方面承认这个老问题有推陈出新的必要，一方面却又把它带入缠讼和曲解的境地。

　　这种误解和误导，都不是胡适演说和李敖长文的意愿。

　　在我个人方面说来，我的真正意愿是“减少论辩，指出‘趋向’”，我要使中国民族朝“科学”“民主”“现代化”的西方“趋向”上走，而不走传统、保守、反动的路，我的着眼点是整个的古老的民族，而不是几个臭文人和臭笔仗。

　　在这种心情之下，在守旧浮夸的大雾笼罩之下，一个中西文化的老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这种提出，似乎没有多少人能了解它的深远的用意。例如在美国的谢扶雅，就是不了解的一位，他说：

　　彼蕞尔三岛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降，于西方各国所有著作，几无不尽译出之，固不闻其有“日”西文化之论战，或所谓“保存国粹”与“全盘西化”之争。我们直至今日，大敌当前，而犹互为西化对国粹之呶呶谩骂，是亦可慨也已。（《肯尼迪与我们反攻大陆》，1962年4月21日香港《自由报》）

　　谢扶雅所以有这种误解，一来是他不知道“守旧浮夸的大雾”的浓度；二来是他不明白老问题的重新提出的重大意义，所以他不能进入问题的核心，在核心里面做一番考察后的结论。

　　在另一方面，许多肯定这个老问题有讨论价值的人，他们很少能逃出缠讼和曲解的境地，这种误导，也许胡适和我都要负些责任，也许我自己有时陷入“盘丝洞”而不能自拔。关心这一论战的人们必须应该知道“思想‘趋向’的指出”乃是这一论战发动者真正意愿，只要能认清中国思想“趋向”的正确答案，其他枝节的问题都是余事！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我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登在1962年2月1日的台北《文星》杂志上，这篇文章带给我的“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是很可惊讶的。数不清的来信，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援、恐吓，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辩驳讨论，使我得到不少的信念与困扰。当然，这些反应，都说明了这篇文章的力量。在台湾地区，日报、晚报、英文报，以及杂志方面如《文星》、《政治评论》、《世界评论》、《学宗》、《革命思想》、《中国世纪》、《醒狮》、《狮子吼》、《文苑》、《中外建设》、《创作》、《青年杂志》、《政大侨生》、《台大青年》、《新时代》等等；在香港地区，除了日报以外，其他有《自由报》、《天文台》、《民主评论》、《中国评论》、《大学生活》、《人生》、《中国学生周报》、《新闻天地》，以及亚洲社会研究所（Asia Institution of Social Research）出版的《中西文化》研究报告等等，都有文字谈到这篇文章或这篇文章所引起的论战。此外，在美国，曾有一些留学生将它复印流通；在德国，也有一些留学生把它互相传阅。一篇文章能惹出这么多的是非和麻烦，这不能不说是很可惊异的事了。

　　我的中西文化观

　　这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发表以后，我陆续发表的主要有关中西文化的文字如下：

　　一、《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文星》第54期（1962年4月1日）。

　　二、《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文星》第55期（1962年5月1日）。

　　三、《“文化太保”谈梅毒》，《文星》第58期（1962年8月1日）。

　　四、《敬答吴心柳先生》，《文星》第58期（1962年8月1日）。

　　五、《由一丝不挂说起》，《文星》第59期（1962年9月1日）。

　　六、《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文星》第61期（1962年11月1日）。后收入我的《传统下的独白》，并被转载在《今日医药新闻》及《台湾医界》。

　　七、《论“处女膜整型”》，《文星》第72期（1963年10月1日）。

　　八、《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自立晚报》（1964年1月1日）。

　　我这些文章的性质虽然很庞杂、但是所宣扬的理论重点不过如下：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死的文化。

　　二、死的文化至多只适合死去的时代。对今天的时代来说，只能做文化史和博物馆的材料。

　　三、死的文化中纵使有一两个活细胞（所谓固有文化的“优点”），也对活生生的现代不能移植。

　　四、就好像一座又笨又旧的大挂钟，纵使其中有一两个齿轮没长锈，可是对我们新式小巧的手表毫无用处。

　　五、所以我们不要它！

　　六、洋鬼子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好奇和骗人以外，只是一种学术研究。如同他们研究一个死去的恐龙、一个吃人的野蛮民族一样。他们并不是提倡恐龙行动或是吃人文化。

　　七、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科学”与“民主”，只有“玄学”与“教条”。所以它为共产主义铺了路。

　　八、所以，只有两种人才提倡传统文化，一种是糊里糊涂的义和团；一种是共产党。（注：羽隹q24158715添加）

　　九、世界第一流的讲究科学与民主的强国，从来不搬弄什么五千年固有文化，从来不认识什么尧舜禹汤文武，但是他们是强国。

　　十、我们老老实实跟在强国的屁股后面学就是了，背着这个传统的大棺材干什么？

　　十一、我们要追求西方活泼泼的大美人，不要抱东方的冷冰冰的臭僵尸。

　　十二、所谓什么“国情不同”的借口，纯粹是一派妖言，所谓什么“超越前进”，“融合中西文化的长处”等等，完全是不要脸的夸大狂。

　　十三、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快快抛弃传统的死文化；快快按部就班的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

　　这些思想，是我这些文章一贯的思想，表现的方法与文章的性质尽管容有不同，可是思路却只有一个，这是任何读过我的文章的人，都不难看出来的。

　　这些文章，都表示了我在热烈的宣扬西方现代思想，不留情地批评中国传统思想。

　　批评中国传统思想

　　我这种态度，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的态度，凡是了解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致力充分欧化、充分西化、充分现代化的精神，远在半个世纪前就有人提出了。试看1907年（清光绪33年）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发行的《环球中国学生报》（The World's Students Journal），这是严复、李登辉、唐介臣等主编的杂志，在第4期中，就有董寿慈的《论欧化主义》（1907年1月）一篇文章，大声疾呼中国“欧化过浅”！他说：

　　以吾国求新之实状验之，……一言以蔽之曰：“不进化而已。”夫以进化之率如彼（日本）其速，明哲者忧国之销蚀，立砥柱于中流，此国种所赖以存者也。若乃教育萌芽程度等于幼稚，通国之无觉性者方乐附国粹之说，以竺旧而阻新，国民心理之发现如斯，乃知维持国学之说，宜倡于异时进化之后，固不宜与欧化主义并现于斯时耳！

　　请看这是何等决绝、何等勇迈的论调！

　　到了1923年（民国12年），吴稚晖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其中有一段说：

　　这国故的臭东西，它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它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什么叫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它不过是世界一种骨董，应保存的罢了。埃及巴比伦的文字、希腊罗马的学术、因明唯识的佛经、周秦汉魏的汉学，是世界上人公共有维护之责的东西，是各国最高学院应该抽几个骨董高度学者出来做不断的整理。这如何还可以花青年脑力，作为现世界的教育品呢？

　　请看这又是何等决绝、何等勇迈的论调！

　　这样看来，我李敖在1962年所提倡的西化运动和反对提倡传统的运动，只不过是用更精密的方法、更动人的文字来贯彻董寿慈、吴稚晖等人的基本论点罢了。这并不是我的创见，也不是陈序经、胡适等人的创见，这本是半个世纪来中国智者们的一个一贯的看法，只是这种看法没有经过发扬光大的手续，所以一直被守旧与浮夸的大雾罩住，不能进入——普遍进入——中国民族的心房。

　　1962年开始的中西文化论战，是我从事这种努力的一个起点，我觉得我做得还差强人意，因为我的文字技巧、方法训练、材料运用，都可以说比董寿慈、吴稚晖、陈序经、胡适等人来得成功，这个结论说来很不谦虚，可是我还是这样说了。

　　史料和笑料

　　为了给我这种很不谦虚的结论凑点实证，我决定在下面引证一些文化论战以来直接或间接论断我的文字，我把它们标题做《这次文化论战的一些史料和笑料》，——因为在我看来，其中绝大部分谩骂我的文字只能算是“笑料”，还不能达到“史料”的资格，我所以把它们辑在一起，一来是证明我的文字力量和引起的议论或反动；二来是使人看看我在如何被人支持或围剿；三来是教人知道一些“文警”们是何等下流阴险，以及一些老顽固们在如何展露他们的顽固。

　　为了看出演变的线索，我尽量采用按时间先后的编法，偶尔也信手加一两句说明或批评，不过大部分都“笑骂由他笑骂”。

　　其他大量的读者来信，我都不收在这里，这里辑录的只是以发表过的为限，其中“笑骂”我的，我多辑录一些。

　　出身共产党的任卓宣的观点

　　我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是1962年2月1日发表的。发表后25天，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任卓宣（叶青）发行的《政治评论》里，就有了迅速的反击。

　　2月25日，《政治评论》第7卷第12期里，登出了周若木的《论中西文化问题》，用一万多字的篇幅来骂“胡适的鹦鹉”——李敖，文章中说：

　　自从胡适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英文演讲后，引起了立法院的质询和文化届的批评，眼看这位“魔鬼的辩护师”快被人“驳倒、推翻”了，忽然出来一个西化派自以为有历史头脑的胡适信徒为之助阵。他先发表《播种者胡适》一文，意欲“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可是经两位老学人叶青和郑学稼先生的鉴定，这番话都是不合史实的瞎说乱捧。

　　是的，胡适是“全盘西化”的领袖，虽然他认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点语病”，但是胡先生说：“我赞成全盘西化，愿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接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胡适文存》第4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或许由于他“旧学邃密”，老成持重，不愿完全公开否定自己，又怕“全盘西化”行不通，便提出“充分世界化”一词来代替“全盘西化”。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仅有“硬性”“弹性”之不同罢了。试看他在三十多年前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不是“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要我们有“百事不如人”的觉悟吗？所以他在三十几年后再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可以说是旧调重弹，毫无新奇之处。然而可怪者，是那位胡适信徒，却趁着这个机会出锋头，写过了“乱捧”的《播种者胡适》之后，又继续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篇“乱骂”的文章。这是陈序经的阴魂不散，“全盘西化病”的复发。

　　“全盘西化”本是陈序经在民国23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书中所提出的一个口号。由于它的领导人胡先生不大同意这个名词，改用“充分世界化”，现在西化派又人云亦云的美其名曰“现代化”。而《播种者胡适》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那位作者，抱怨胡适“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又不敢跟着陈序经公开喊“全盘西化”的口号，便用加强语气叫嚷“一心一意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怪调；实际上还是全盘西化那一套。他既是全盘西化论者，当然对中国文化、传统思想，都在排斥之列。他以“文化医生”自居，“指控”过去和现在谈中西文化的人，都是“蒙古医生”，都是有“民族爱情”的“传统派”。他一方面为“魔鬼的辩护师”辩护，又为“蒙古医生”看病，可说是辩护者的辩护者、医生的医生，既乱捧又乱骂的双料货色。

　　这似乎除了那位作者所捧的胡适和他的祖师陈序经两个西化派外，讨论中西文化的学者大都给他指名骂完了。这还不算，明枪之外，复有“暗箭”，他说“根据我上面的指控，可见在每一派中，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深厚的历史，都有先知、大法师，有些声势浩大的，甚至还有集团、有靠外国津贴的书院、有报纸杂志、有理论家（文警）、宣传家（传声筒）、实行家（打手），以及数不清的徒弟与喽啰。”把“文警”、“传声筒”、“打手”等轻蔑的字眼，笼统的加到讨论文化问题的学人身上，可谓恶毒已极，下流之至，尽了最大的侮辱之能事！如就法律观点言之，这无疑是犯了“诽谤罪”！西化派堕落到这一地步，未免不是只讲科学不讲道德的恶果！

　　那位作者既是西化派，当然也是科学派，科学重分类，所以他把传统派分成十一个派别，据说是用“代表取样法”定出的。“我这样分类，可以避免枝节、笼统和混淆的毛病。我把他们分门别类，同时一一请出他们思想上的开山老祖。”其实稍加检讨他的分类，可知完全是假科学，除了乱戴帽子和乱骂人外，可谓拟于不伦，一点价值都没有。

　　虽然“一点价值都没有”，可是这位作者却仍旧很吃力的写了四点反驳，用来说明李敖的“浅薄无知，真是不可思议”。

　　戴帽子

　　接着，他开始他们这种人最拿手的好戏——“戴帽子”了：

　　西化派的领袖胡先生则不赞成文化可以选择的。他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说：“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指导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而那个陈序经阴魂不散的胡适信徒，更是变本加厉，发扬光大。他的态度是对于西洋文化只有全盘接受，毫无选择之余地。于是那个“胡适通”便“不客气的说，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这比喻是很巧妙的，更妙的是，“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会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这简直愈比喻愈不像了，真所谓拟于不伦。他乃根据陈序经文化本是“完全整体”的观念，主张“干脆向那些现代化国家来学，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惟妙惟肖的学。”这样对西洋文化就不能有所选择了。好的固要，明知其不好也得忍受，所以“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这可见西化派所谓中国现代化是把中国完全变成外国。但外国不止一国，看他们的说法，好像要变成美国。今天大陆已经俄化了，台湾再美化，中国文化没有了，中国也没有了。如果说有，那是俄国的中国、美国的中国。这样俄化派和西化派异曲同工，才达他们“卖国必以其道”的目的呢！（注：羽隹q24158715添加）

　　既然中国要工业化，农业自在淘汰之列。因此，农业社会中传统文化亦须消灭，换上工业社会意识形态、道德礼教。基于此种唯物观点来看中国现代化，只有全盘西化之一途了。我们说在西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孪生子，在中国西化派与俄化派则是“兄弟伙”，他们共同致力于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完全一样。

　　于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完工大吉，愉快的宣布：“胡适也罢，胡适信徒也罢，都错误了。”

　　穿着一条裤子

　　在同一期的《政治评论》里，又有一篇莫辛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在这篇文章的“引言”里说：

　　近来看到几篇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文章，其中一篇便是李敖先生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看过之后非常失望，因为它仍不过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说得切实点，不过陈序经的旧调重弹而已。尤其他们一个把胡适视为折衷派（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一个认为胡适不够认真（李敖：《播种者胡适》），那一见解上，使人觉得此二人真是穿着一条裤子。陈的主张提出于1934年，李的文章发表于1962年。陈的作品虽不易见到，然亦非绝对不能见到。只可惜的是：想做一个时髦的新青年，结果反被别人牵着鼻子；没有看到他人的病，倒先暴露了自己的病——夜盲症。也许有人说：前人的见解仍有创新的意义，那么让我们来欣赏欣赏吧！

　　这位作者说我跟陈序经“真是穿着一条裤子”，真是好玩，他怎么会想到，在我写《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前，根本没有读过陈序经的书！

　　这位作者又大骂道：

　　……他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竟有一位陈序经的信徒，又来重唱此调，他说：

　　他们（土耳其）没有工夫去挖掘固有文化的“精华”，列强足够他们学了，足可以使他们变成现代化而有余了。他们没有工夫去挑西方强国的眼，找这个强国身上的疮疤和臭虫。他们知道自己是个叫化子，即使捧着金碗，可是碗里是空的，得向人家讨饭吃。……也不因为人家瓷碗中有只苍蝇就大叫：“饭酸了！饭臭了！西方文化没落了！”（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这种拿人家的苍蝇当螃蟹吃的叫化子，真是还未见到人家的财宝，只望到人家院子里的树就止不住下跪了。不过，这算得好汉吗？实在仍不过被人家牵着鼻子而已。在全盘西化的舞台上，我不愿多提李敖先生，因为他仍不过一个小龙套而已，连个三花脸的资格还不够。他的嗓门虽大，只不过替胡适、陈序经喝道而已。

　　那么，我们只好有选择了，这就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可惜我们的叫化子派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折衷派，那有什么办法呢！老实说，叫全盘西化论为叫化子派一点也不冤枉，您看，他们要我们“彻底认错”，说中国文化“惰性太深”，俨然像基督教的牧师一样要我们祈祷忏悔，何可怜以至于此也。中国近百年来打了无数败仗，并不足以言其败，唯独一种叫化子相，真使人觉得这下子真是败得惨。那么，吓破胆的人的夜盲症还值得取法吗？自卑自大若为一种心理的两种表现，则复古派的骨董们和这群洋瞎子真是同样可怜啊！

　　于是，这位作者也拍拍手，完工大吉，愉快起来了。

　　胡秋原又臭又长的文章

　　3月1日，《文星》第53期出版了，这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里面有胡秋原7万多字的又臭又长的文章——《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我们试看他怎样在语无伦次：

　　现在我看见的，是两位广义西化派，一位中年，一位青年的文字。将其中“精义”，用他们自己的，最像一个主张的话加以节约，不外两句。一则曰：“科学只有全盘接受，民主则大有讨论余地。”二则曰：“文化是整体，只要好的不要坏的，这种好梦做不成的；少丢人，要钟表，就得忍受梅毒……西化……亦步亦趋，惟妙惟肖的学。”（如有断章取义之处，尚请指正。）前者可称“半全盘西化”，后者可称“过全盘”或“重全盘”。仅就这两段引用，如果指目前此处的事实、事态，我以为十分准确，实无异议。如果说是一种主张，我亦将“无可说”。因为（如下将分析的），这离开西洋人在讨论问题文章中常用的指摘，如“错误”“混乱”，以及可容许的极限的说法，如“荒谬”，还远得很。我其所以还愿意谈谈者，即是一方面，两位对“西化”“现代化”的热心绝无可疑；而另一方面，两位或长或短的文字中所表现的，他们所了解的西洋学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而甚至他们所用的名词、术语、英文，几乎没有一个是准确的；而只要说到事实，又几乎没有一件是确实的。而他们却据以责人、骂人。无论有理无理，一定要骂人，骂就骂了，谁管得着？可是他们又是前言不顾后语，或不知骂人字眼意思的骂，而终于无伤他人，而伤到自己。我不会因他们责骂而不快。（不快即不超越，况不伤我？）这只说“西化”到了今日，是如此不像样、不中用。我将对两位有所劝告，同时指出这一现象之意义何在，而我的文章又很长了之故也就或可得阅者之谅解了。

　　老气横秋

　　再看他那老气横秋的劲儿：

　　居浩然先生是东扯西拉不成文章，也有模糊影响之处，然还多少不失绅士风度。尚有全不“沾板”，而又嘻笑怒骂不成文章者，此即李敖先生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我还愿浪费时间者，即因据编者先生说，“李先生是青年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有着足以炙人的热情。他的文章或将开罪太多的前辈，但他的善意是全心全意的。”我不敢自称前辈，也许现在正是我精力最旺盛时代。但说到青年，我一定怀抱希望。青年代表理想、热忱、好学求知的精神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但我也有点经验，不会迷信青年。我要看看他的学问、他的气质、他的本领。我不会计较青年对我的态度。善意恶意我都不在乎，只要是一个角色。如有青年用他的宝剑将我刺伤，我会有古人“犹见此才”之喜。然如果只是年轻一点，其他一切不像青年，我要不客气指出他的剑法缺点何在。为的是让一般的青年避免同一路数。我看青年的面子，以李敖自动提供的一个“西化青年的代表标本”，（“代表取例”法？）看他说些什么、想些什么、表现些什么。

　　他说他在看过我的《播种者胡适》之后，再看这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但看了“看看病”之后，我的感想不同。前者歌颂一人，此则谩骂一世。他以几种姿态出现。其一、说别人都是“蒙古医生”（按即萨满巫师之意），他当然是阿利安医生。其二、他“控诉”，此乃左拉为德列佛斯所用题目。其三、他判定四十几人都是“罪人”，此乃检察官或维新斯基口气。然即使检察官，在罪人之罪证确立以前，也还只能称为“罪嫌”。其四、他一口气的指定“罪人”，并写下“病菌”、“义和团”、“妖焰”、“狂妄”、“无赖”、“狂病”、“恶疮”、“厚颜”、“可恶”、“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这些不清洁字样，在讨论学术文化问题文字中，据我所知，实表现为第二次的大漫骂家。第五、还有战略。最后他引一二人的话证明大陆沦陷是传统派之责。谁是传统派呢？凡反“西化”非“西化”者皆是也。但他首先忘记这几种资格不能得兼的。医生不能做检察官，检察官也不能骂人，而其骂人字句，认真而言，实为人身诽谤。

　　接着，在第三节中，他又写道：

　　凡人类皆有创造文化之能力；一切中国人为人，故皆有创造能力，我为中国人一分子，故亦有创造能力（此亦包括李敖在内）。美俄之国力皆其人民创造力发展之结果，如将全体中国人之能力充分发出，至少应能超过美俄国力之总和。此所以无论现状如何可悲，我对将来不愿绝望。如李敖要否定这信心，“吾莫如之何”。如全国青年皆如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我且祈祷上帝早赐中国以全盘西化（且非全盘不可）。但如果有一百个青年不像李敖，我的信心仍不动摇！

　　“梅毒主义”

　　在第四节中，他给我戴了一顶“梅毒主义”的大帽子：

　　李敖说他懂得“文化移植的本质”（本质二字在此是不词的）。这“本质”是什么呢？他抄了一句洋语：“文化即梅毒”。“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预备军官制度，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车祸、太保、大腿舞。”不可因噎废食。文化是“整体，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优点缺点要一块儿占有，想择肥而噬”即是“妄自尊大的厚颜”云。

　　按“文化即梅毒”之说原是世纪末巴黎某种社会中戏谑之语，盖借两字发音近似而来。由法文传到英美（德国无此语），五四前后由日本人丘浅次郎的译文传到中国。而李敖将鸡毛当令箭笑话作圣经。他的意思无他，对于西洋文化只有全盘接受而化（被动）之，不得选择，也不必选择。我能谅解这青年之“炙人”的热心，并作最善意的解释。他不过是说，西洋文化虽有缺点，但只要有科学、民主、机器，则纵有一点梅毒、太保、大腿舞又何妨呢？总比中国现状之种种落后与不堪好。我亦充分了解许多极端传统派西化派乃至俄化派虽因不能超越，终堕入门户之中，而其始动机，原甚纯正。当中国收回租界后，因无管理能力，许多人说还不如洋人好。今日印度有许多地方，断乎不及英治时代。即使有人因这一类义愤而主张使我们成为第五十州（日本也曾有四十九州论），我绝不愿，亦不忍，以什么过分的现成名词加之，因这很容易，而也是同样浅薄的。然这一切，亦绝不足减少“梅毒主义”的绝顶荒唐性与危险性。而这一与门户主义结合，那真是严重万分。我怕李敖的思想多少反映许多青年在这一精神状况。此即此文又写得很长之故。我相信前面许多道理，应有助于此类不堪心理之澄清，兹专就李敖之梅毒主义一说。

　　梅毒主义之错误，首先在不明白人之生性，人之自由，即是选择。反对选择，将达到非人主义，反自由结论。梅毒主义第二错误，除不了解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真相外，根本不明白中西文化接触中各种有关事实。……

　　如今我们已非殖民地，然李敖之说，只是殖民地心理或变质心理之遗传。我说殖民地心理也许李敖不服，但他自称其天堂是“苏茜黄世界”。不知道“世界”之表演是艺术，而这世界之本身是“悲惨世界”。试问李敖，你在这世界愿做哪一脚呢？今日台湾的“一个青年之梦”竟是“苏茜黄世界”吗？我能愤慨？能骂什么话吗？不，我无可说了。而李敖竟自以为“爱国必以其道”，这便是“干脆的向那些现代化国家来学，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惟妙惟肖的学”。直接的学我甚赞成，但下面说的两句话是什么呢？在中国，文学的说法是“效颦”。中外科学的说法是“模仿”。而模仿的同义语，据“罗杰词库”是：Mockery Aping mimimicry simutation impersonation parrotism pretense Cuckoo Monkey……今日中学生懂英文，李敖文字充满英文，用不着译出了。相反的字是什么呢？Originality Creativeness Unmatched……（第一、二两字，差不多是西人评论文学思想文章的标准，甚至一篇学位论文的标准。第三个字，可说是超越前进的目标）。所以，李敖骂人，将自己骂到一切学问文化的反对方向之道了。

　　又哇哇大叫

　　在第八节中，胡秋原又哇哇大叫：

　　然这位青年人却以为他那样的知识，即可骂人，而其文体是很“古怪的”。但这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一种混合的模仿。一是抗战胜利以后忽然兴起的一种“内幕”体，据说源出根室，其实根室之文何尝如此。这不知浪费了我们多少年青人的精力。李敖特承此风，多加洋字而已。但这种文字，不可以用来谈中西文化的。不仅此也。他还有一个主要私淑老师，此即尝被推为三百年来四大思想家之一，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

　　然吴先生之文是否独创呢？不，他还有一“老师”，即是《何典》。

　　《何典》者，是一本骂经，与《嫖经》并为明末两大怪书。自吴稚老提倡，即有人标点出来，并有名流题词作画（似有刘复、鲁迅、林语堂等），上面有几十种鬼，李敖之文可能是看见这部书而得灵感。然《何典》是什么呢？传统！一种愤世嫉俗的传统。老先生吴稚晖、青年李敖都主张全盘西化，而走到《何典》文体。不说西洋学术问题讨论中不会有此类文字，即使最低级“新闻主义”中也不能有此种文字。

　　在第九节中，他要“李敖必须留心自己的身体”，他说李敖：

　　他的文字表现两点。一是极大虚荣心，二是谩骂一切。虚荣是青年人常有的毛病，骂座是老年人常有的毛病，青年而好骂，是集二病于一身，此而不自警觉，将无法进于“知病”。仅仅如此，还不太严重。然李敖在思想和情绪方面，在对国家和个人态度两方面，都陷入门户主义很深，因而心病很重了。

　　我写前信时，根本不知李敖之文。看李敖之“播种者”后，当然知道他在热烈的赞颂胡先生，但看到从“教育与学术断送在他们手里”，到“学阀，我是赞同的，对这些只会浮议毫无风骨的穷酸文人，阀又何伤？”我怯于出口者，这青年一口说出，我实在惊奇。从来没有一个军阀自认军阀者。即使是反对或攻讦胡先生的文章，也很少有公开否定胡先生是一历史学家，更很少有肯定胡先生是学阀的。而据说作者是一青年，一个青年赞同学阀，赞同断送教育学术，更不可想像。而“认识他的远景的人”，又其意安在？至于“浮议”以下一段的话，口气一如汉朝一位小军阀霍山（霍山语见《古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下卷页329）。中国岂无很多很多穷而甘、议而实、风骨峥嵘的文人？而这种口气，又何其势利主义？这在一个青年，也是不可想像的。我一般印象是：他不是认真的写这篇文章的，因为如此，那不但是对胡先生以外的人无礼，即对胡先生及其朋友，亦为无礼。我以为他是在对胡先生作一种文学上的“冷嘲的热讽”（ironic sarcasm）。

　　如是，我便可对李敖在两文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作一种判断了。正如有色盲一样，他对文字轻重失去轻重感。他的精神有一点不平衡、一点紧张、一点分裂，而这与他原来若干小小毛病结合，便一切趋于极端。一切爱恶滑到极端，对自己的估计，对自己所了解的东西，以及他心中的未必可说是真纯的动机，莫不有如凸凹镜前的形象，而有点可怕了。能否责备他呢？不！这还是门户主义争斗的环境和气氛之下，刺激与反刺激之中产生的青年牺牲者。有无救济呢？我很诚恳说，还只有“超越前进”这一味药。

　　“引诱失败”

　　最后，他宣告“引诱”失败：

　　我“引诱”两派进行理论辩论想法失败，只有居浩然李敖两位不甚相干之文和臭骂。我的朋友没有一人主张我对两位之文理论的。我以为不然。一种意见，绝不会是一人的，总有若干人作同一之想。尤其是青年的文章不论对不对，我更应重视，不是注意任何一人，而是注意今日一代青年如何想。我不能知道的，即李敖之文算不算西化派的意见。不管怎样，我必须说将我划归于传统派以及谩骂，不算辩论只是战略。而我自信有拒绝这类战略之能力。

　　其实，胡秋原这七万多字的文章是白做了的。因为他在文章里头，就明明白白说出了“今日台湾”“胜利归于西化派，任何人看得出来”，他已承认西化派是胜利者了，他还说这么多的废话干嘛？

　　徐道邻也加入了

　　在同一期的《文星》后面，有一封《徐道邻先生来函》，对我用委婉的文字来批评，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先生：

　　贵刊9卷4期，李敖先生《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中提到不佞，说：“他们……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

　　这是李先生引用拙作《转变中的文化观念》一文中的两句话。不过，这两句中的下面一句在拙作原文里是“不可以轻易的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几个字，李先生把“轻易的”三个字轻易的删去了，就不免把我的原意完全弄拧（不亚于把加号改成减号）。

　　李先生说“这是徐道邻参考三种洋书而求到的结论”。这句话我不敢当，因为我在那一段原文上明明说出这是“许多有地位的人类学者的看法”。

　　拙作中的那一段是根据Alfred Metraux的文章写的。Metraux是在联合国文教组织内负责落后民族教育的一位专家。他这一篇文章Applied Anthropology in Government: United Nations（in Kroeber: Anthropology Today．1953），是专门讨论落后民族如何接受西方现代文化这一个问题的。他这里面的意见，和李先生所表示的，很不一样（和Kroeber，Kluckhohn，laura，Thompsun，Alexander，leighdon等人的意见，倒没有什么不同）。我建议李先生把他这一篇文章再仔细看一看。

　　李先生说“想要人家的洋葱……钟表……，就得忍受梅毒……太保”。我不大懂得前者和后者间必然的关联所在。文艺复兴的欧洲接受了古希腊的哲学，却没有传染上它的同性爱。二次大战前后的美国，输入了很不少的德国学者，却拒绝了它的纳粹主义。

　　李先生说，想要占有一个美人，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句话不错。但是，如果她的“缺点”是一种花柳病，那我们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因为那是我们可以“预防”的，何况她还“要求”我们预防呢。

　　如果李先生承认现代的人类学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全盘西化”，就不能“主张”全盘西化，要“主张”全盘西化，就不是”全盘西化”了。

　　以上小小的一点意见，不知道贵刊可否惠予披露出来？敬颂

　　撰安

　　徐道邻 上 1962年2月6日

　　对胡秋原和徐道邻的钳形攻势，我写了一篇《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作为答复，这里不再多说。

　　郑学稼来戴帽子

　　3月10日，郑学稼在《政治评论》第8卷第1期里，写了一篇《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也给我戴了大帽子：

　　凡是臭骂自己民族没有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或批发西化的人，多是内心对自己民族前途感到绝望者和外来文化的买办。

　　由沙俄前述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的例子，说明今日“自由中国”知识分子中，从虚无主义和反民族主义两点而言，简直是沙俄的西化派。笔者已说过，我们的西化派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多是浅薄。但是，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恭维，却超过沙俄的西化派。这由于“自由中国”还处于困难的情境，使他们自觉地在绝望中投靠外力，恭维他们不大了解的外来文化；这只是他们掩遮脸孔的面纱。正为这一原因，他们还否认中华民族的前途，肯定地把主张选择西方文化之长舍弃西方文化之短的中华民族全超过西方，斥为“未来主义”，他们比沙俄的西化派，实有更大的自卑感。因为，如察阿达耶夫还说这样的话：“不要笑。你们知道我的绝对自信。有一天，在知力方面，我们会置身于欧洲的心脏中，恰似现今在政治方面我们是欧洲的焦点。经过我们的知力，比今天经过我们的物质力，我们将更加强大。这是我们长年孤立的后果。那最伟大的事物，是产自沙漠。”

　　沙俄西化派所以有我们批发西化派所说的“未来主义”，为着罗曼诺夫的俄国，是强国。我们的批发西化派，发明讥笑主张未来中国可超越西方的“未来主义”，为着他们是不幸时代的“中国人”。

　　由前面的论述，笔者做这结论：第一、接受西方的技术文化，是必须的、肯定的，但是，能接受进步的西方技术文化，我们必须是独立的国家。第二、正因为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只能接受和自己国情相近的，不能够全盘西化或批发西化。第三、凡是主张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者，都是虚无主义者或是内心对民族前途已感绝望的人。

　　任卓宣又跟进

　　到了3月25日，叶青出场了，他在《政治评论》第8卷第2期《全盘西化论之分析》里，叫嚣说：

　　民国21年，陈序经写《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把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胡礼垣、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于中西文化的见解论述以后说：“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还是不易找得。”到那时止，如果说有之，那就是陈序经自己了。诚然，他是明白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他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即为主张全盘西化的著作。依它，中国文化的出路是全盘西化。到24年，他又写了三篇文章，与吴景超等人讨论全盘西化，即《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和《再谈全盘西化》等。

　　但是就在这年发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对于陈序经底全盘西化论给予了致命的打击。1937年开始的对日抗战，民族主义如日中天，全盘西化论陷于销声匿迹之境。尤其抗战后半期，中国始而被视为四强之一，继而被视为五强之一，谁还说“全盘西化”这种没志气的话？及戡乱失败，政府迁台，加以世界上民主与极权之争长期化，我们的反共抗俄属于民主阵营，于是不讲民族主义的人大叫其“欧美式的议会民主”。谈到文化，他们亦以西方为言。于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一口号又被人叫了出来。他底信徒把别的主张看成是毛“病”，只有全盘西化才对。最近见到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即属铁证。

　　为什么呢？

　　主张全盘西化的第一个理由在于：“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所以它所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设使因了内部或外来的势力冲动或变更任何一方面，则他方面也受其影响。它并不像一间房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它。因为它自己本身上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不能随意的取长去短”。“要就得全要”。“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具体说：“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没落的知识分子”

　　叶青又说：

　　今天的陈序经信徒，能解决这种问题吗？显然不能，所以他只有反对中国文化，骂及祖宗来泄气。他说：“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太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又说：“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但是咒骂有什么用？今天的问题，尤其文化问题，不是咒骂所能解决的。只有研究、理解、说明才能解决。实际上，哪一个大民族都有其过去的文明和经典，也都不能全盘抛弃其已有而化为它国。所以梦想全盘西化以致骂及祖宗，乃是一种主观主义病，殊为可笑！

　　他又引我的话，反驳说：

　　全盘西化论是盲从附和论，唯以模仿为事，而不创造和前进的。所以主张它的人说：“侈谈‘创造’是大言不惭”，实为一种“浮夸的调儿”。又说：“这些新文化的创造论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骛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所以全盘西化论是抄袭主义，因而是保守主义。主张它的人是一些妄自菲薄，而没有一点志气的人。他们不知道文化来自创造。而创造也非难事，所谓“有志竟成”。

　　并且创造有绝对和相对之分。前面所说，系就绝对的创造而言。如拿相对的创造来看，则甚为容易。既然全盘西化无可能，那么中西结合便成为必然。全盘西化论者问道：“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但是，这些有什么妨害？再拿穿衣来说，“中西便是可以并容的，穿了西裤革履，却也还可以穿一件长袍。”拿房屋来说，中国宫殿式的洋房，也是有之的，而且美观。中西乐器互奏乐曲的事，现在开始出现。凡此种种，从单纯中式和单纯西式来说，都有新的意义，不叫做创造是不可以的。

　　有创造就有“后来居上”可言。这不是“迷梦”，而是既合理、又可能的事情。两种文化同时并存，必然有结合了的新形态出现。说“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的话，是错误的。妄自菲薄是抄袭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作祟，也是文化自卑感的表示。这种人不过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而已，一点锐气和朝气都没有。全盘西化论分析到最后，不过如此。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他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里，居然在最后指出我是“没落的知识分子”，我真消受不起，还是留给他老先生自己受用罢！

　　交流与公式

　　在叶青文章的屁股后面，又有一篇周弘然的《中西文化之交流》，交流了一万五千多字，最后不外公式化地说：

　　看到现在某些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人们，妄自菲薄，舍己从人，把中西文化交流的史实完全抹杀，而一味主张“全盘西化”，这和毛共的“一面倒”向俄国的共产文化，同样失掉民族自尊而无视了中国数千年优良传统文化及其对世界文化之贡献。

　　紧接着这篇文字，又走马换将，闪出了叶青，他在一万六千字的《再论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里结尾时说：

　　《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盼望”我“专注”国父遗教，“努力去做书斋中的学者”。但是我也同它的作者一样要谈某些范围以外的问题。作者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主张全盘西化论之旧说。现在已有很多人如胡秋原、徐道邻、周若木和莫辛等先生批评此旧说了，我也写了一篇《全盘西化论之分析》。没有依照作者底“盼望”，殊感遗憾！《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是很勇敢的，但要把那些先生的批评反驳得了，而在全盘西化讨论中获得胜利，此勇敢才不是单纯的血气方刚之表现。否则就是“浮夸”“狂妄”了。我对作者则什么盼望也没有。如果一定要有一个，那就是回到大学历史学系去再读几年。

　　文雅？

　　叶青这段话，可算是他一生中最“文雅”的造句了。可是糟糕的是，这种“文雅”，在4月25日的《政治评论》第8卷第4期里出了纰漏，这期的读者投书《“看中西文化论战”有感》里，第三节中说：

　　三、李敖与叶青 李敖先生说：“盼望叶先生去注他的国父遗教，努力去做书斋中的学者。”（《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可是叶先生偏不听话，还“要谈某些范围以外的问题，写了一篇《全盘西化论之分析》”，接着很谦虚地说：“我对作者（指李敖：读者注），则什么盼望也没有，如果一定要有一个，那就是回到大学历史学系去再读几年。”（《再论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

　　读者以为如属有此必要的话，在大学历史学系尚未实行“全盘西化”之前，于专书选读方面，应该加上“骂经”——《何典》和追踪的“后设历史学”，给这位文化医生，“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惟妙惟肖的学”，更进一步的学。

　　我想假使有一天咱们的国家变成“中华全盘西化共和国”的时候，那么《播种者胡适》的作者对现代化的贡献，才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要不然，则谩骂也属枉然，追踪势必落空。

　　于是，这点仅有的一次“文雅”的闪光，又被“发行人任卓宣”收回去了。

　　居浩然的“西化与复古”

　　4月1日，我在《文星》第54期上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同期有居浩然的《西化与复古》，很爽快地提出西化的主张，他说：

　　在五四运动时代，胡适先生还只是一员猛将；到独立评论时代，不成问题是西化运动的主帅。因为做了统帅，口气反而缓和，譬如西化则改称现代化，国语拼音不再提及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实际上胡适先生自始至终是全心全意地西化运动者。在下文将特别说明“西化”这一名词更比“现代化”来得肯定而恰当，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既然是西潮东来，就不妨称为“西化”。何况事实上是在全盘西化，筑一万尺厚的堤防也堵不住这股洪流。

　　但他在这篇文字中，很不满意我批评熊十力的话，他说：

　　熊十力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极为显著，他不但看不起西洋哲学（他认为西洋哲学家中唯柏格森尚可取），而且看不起佛学的理论结构。要讲复古，熊十力先生不失为一代大儒。我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说西化与复古都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言之成理，心目中就是以熊十力先生的说法为复古的典型方式。譬如前面提到书院式的教育方法，就与科学和工业技术无关。这种复古的说法先否定物质条件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然后在高一层的境界中来排斥西化。要达到这种境界确实需要相当程度的学养，泛泛讲来很容易引起误会，像李敖先生对于熊十力先生的批评，可说是断章取义。

　　两年以后，浩然出版他的《寸心集》，删掉了“像李敖先生对于熊十力先生的批评，可说是断章取义”两句话，而改写做：“若是盲目地讲复古，那是义和团思想，与熊十力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能相提并论。”

　　许登源的共勉

　　跟浩然的文章同期，又有许登源的一篇《从超越前进到狂妄》，最后有一段要与胡秋原“共勉”：

　　李敖先生写的“看看病”一文，倒是我们青年人对老一辈学者的看法。老一辈在治学上常不知不觉的或有意的犯这些“病”。不过这一篇文章只看病而不开药方，大概就是这一点引起胡先生的不满。胡先生病的原因是读书太杂而无系统，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不求精而求“一把抓”式的博。但是由于他的胃的消化能力不强，悟性不高，所以常常误解或曲解别人的意思。这种病的症侯是强不知以为知，“能人所不能”，“超越”等狂想。对症下药，胡先生应该吃一帖强烈的“泻药”，把自己的杂乱无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逻辑等毛病统统泻去。然后多精读多思考，少写长篇大论，少翻肚皮式的扯些不相干的学问。

　　“玄学英雄”

　　登源的文章后面，又有一篇洪成完的《玄学英雄底狂想曲》，文章中说：

　　蜘蛛式的玄学英雄靠其状貌堂皇的“大论”以卖弄其神秘。无此，无以唬人。阅读胡先生的大作，我们得悉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蜘蛛式的玄学英雄。看他怎样唬人呢？

　　①贯穿全文，他多以情绪作联系。而且，在每一个论争的问题前后，插进了许多不相干的陈述词，讲了一大堆毫无健全论据的断说（assertions without sound arguments）。例证太多，不胜枚举。

　　②遇到不相干的事项，便诉诸与他个人有关，但与论点无关的历史事件，以显示他在那方面的权威。例证：“民国十八年以后，我以自由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而这在中国，是第一次。我读过黑格尔大部分著作，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但1935年以后，我早不讲黑格尔马克思了。而不读黑、马，是无力批评黑、马的。”

　　③对于许多人在知识上一致共用的术语，要来一个翻案式的注解，以显示他是用过一番特别与众不同的功夫。再者，喜欢搬弄名词，以维护自己。例如，对于“Ego-centric predicament”“egoism”“solipsism”等名词的误注。他毫无语意学及语用学（pragmatics）的常识和训练。我们必须记住：讨论问题与做“蛀虫”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④为自圆自己的主张是合理的，就不得不诉诸几个大名词“逻辑”、“理性”等等。这是近十几年若干玄学式的“文化权威”的通病。例证：“陈序经竟不发这个问题。他看一些书，并很看了一点人类学书，而且作了一些比较观察。但是他读的书不平衡，头脑不逻辑。”

　　⑤他批评新知识的第一线，以显示他在这方面是“先知”，其动机与目的，不外在吸引无知者及“浅尝即止病”者（引用李敖词语）对他的敬畏。

　　上列五点，可以表征胡先生底学格是究竟如何。

　　居、许、洪三位的文章里，都对胡秋原有严格的批评，我不多引了。同期中又有郑学稼的攻击我的长文，及吴心柳给我的信。

　　打倒李敖联合战线开始了

　　4月10日，叶青在《政治评论》第8卷第3期里，又发表了一篇《文化创造论之确立》，他在这篇文章里，不再骂胡秋原了，他们这些曾经在马克思主义里打过滚的人挽起手来了，他说：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人，竟以为胡秋原先生是中体西用派，而说：“我实在看不出胡秋原和中体西用派诸公有任何不同之处”，并说他是“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根子”。这不近于无稽之谈吗？原来“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来就是病人”，《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人也不例外。所以他对胡先生的诊断便完全错误了。

　　他又说：

　　是的。孙先生对于科学和工业，亦复如此。他说：“外国的长处是科学”和工业技术。此等“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而且“我们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那样，“必可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这不就超越外国——欧美亦即西方而前进了吗？这不就创造新文化了吗？

　　全盘西化派以为这是“好高骛远”，“妄自夸大”。他说：“这些新文化的创造论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其实，他倒错误己极了。孙先生在38年前说：“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强之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才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没有这种信心的人，一定是哥比诺（Joscph - Arthur de Gobineau）的信徒，以为黄种人劣于白种人；并且他的自卑感还以为中国人劣于日本人呢！这是种族不平等论，甚为错误。

　　香港的反应

　　到了4月16日，香港《天文台》第2056号上，有燕然的一篇《论台湾的文化论战——这是政治反攻必经的阶段》，一开始就说：

　　今年发生在台湾思想界中的一件大事，是中西文化论战。截至目前，大致分成三派：传统派、西方派、超越派，这些文章多数发表于特别为此而扩大了篇幅的《文星杂志》（销路亦为之而激涨），已有数十万字。香港文化界应不能忽视此一现象。

　　在短短的数期中，这次“突如其来”的大论战，已接触并包括了许多许久未被提出及应予解决的文化思想问题。使台湾沉寂的思想界，忽然活跃起来，泼辣尖锐，生猛异常。较诸过去的科学论战及社会史论战，显然进了一步（或正向此发展），内容亦较丰富、紧密、时代化、国际化一些。技巧更成熟得多。从根本上看，这次文化思想论战的客观意义，其终必获致的某些结论（目前尚未臻此），其对于自由中国及大陆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于推动中国思想发展的作用，可能比反攻大陆的军事问题本身，还要重要。

　　从较近的该杂志的论战文章看，那是不大和平的，“无情”的。这一场代表三方面及多数个人及门户意见的“鏖战”，实际已发生伤亡及痛苦，此为一切认真的战斗所难以避免的。但从大处看，从文化思想需要再启蒙、再澄清、再建设、再扩大丰富紧密、再复活及准备再战斗的客观要求看，这一次的痛苦，却是难产前的阵痛。由于时代及环境的关系，目前自由中国要有一种新生，因此这痛苦是不可能避免的。而此难产不发生于大陆、香港、南洋和美国，而发生在台湾，也是一种好现象。表示台湾的思想界仍然是较有条件、较有任务感、较有独立精神和自由（不受任何外国人的拘束）的基干、先锋。

#基此，如果我们重视自由中国现在台湾的国军，是反攻大陆的主力部队的话，则我们自然也会重视台湾思想界的“集结整理运动”。因为这才是反攻大陆所需要的。才是真正的发动机。同时更希望自由世界的海外的思想家，根据海外的观感和看法（也许会广泛和实际一点），来参加此一集结运动。

海外知识分子对此的感想，或许和台湾知识分子有些不同。海外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不是论战的本身，而是论战的结论。因此，结论的价值，在客观上能否对于大陆知识分子起启迪作用，作为政治反攻的火炬？对于流亡在海外和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比论战本身与此关系较少的内容更为重要了。（注：羽隹q24158715添加）

　　国民党《联合报》的错误

　　在这同一天，所谓民营的“自由中国第一大报”《联合报》，在社论《对最近文化问题论争的看法》里，除了肯定这次论战的“初步影响性”，认为“一般知识群对于这次论争寄予相当的兴趣与期待”以外，并且表示这个大报“对于这次论战的重视与鼓励”，它的鼓励是很不通的，也正是我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所痛斥的论调：

　　……是不是应该考虑让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的某些有价值的因素，来充实整个的人类文化呢？是不是可以让充分具有道德勇气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舍生取义”观念，取舍生取义的意识而代之呢？是不是可以使中国的仁义思想与现代人道主义获致一次新的结合呢？我们相信，这种文化的大协调、大融合，必将有助于整个世界文化的新生。因此我们也敢于建议，如果这次论争能够多朝着这个方向致力，其收获必然益见丰硕，贡献一定更为巨大。

　　“文化太保”的出现

　　还是同一天，《世界评论》第10年第3期出版了。在这期的社论里，以《为“中西文化论战”说几句话》为题，指出：

最近有两件攸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在自由中国不断的讨论着：一件是“反攻大陆问题”，一件是“中西文化问题”。前者与中华民国的存亡息息相关，后者与中华民族的生死血肉相连。就短暂的眼光看，“反攻大陆问题”对国家的前途极端重要；就长远的眼光看，“中西文化问题”对民族的未来尤其不容忽视。以研究历史的观点来衡量：“反攻大陆问题”只是这个国家现阶段所遭遇的难题；而“中西文化问题”则牵涉到这个民族未来的命运。所以，“中西文化问题”毋宁说更为重要。

　　为了讨论“中西文化问题”，自由中国学术界最近掀起了一阵稀有的、热烈的论战。这一论战由胡适博士的一篇演说引起，直接间接卷入战团者有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徐道邻、居浩然、任卓宣、曹德宣、李敖、黄富三、许登源、洪成完、张化民、程石泉等几位先生。这里面有在自由中国学术界颇具地位的知名之士，也有正在读书的青年学生。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连年战乱，岁无宁日，直到现年为止，仍有很多人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客观的环境尽管如此，由于这一次的论战，使我们发现自由中国确有许多人仍在默默的埋头从事学术研究。中华民族的一线生机，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可是这篇社论写到最后，就离谱太远了，它说：

　　最近有一个新名词，叫做“文化太保”，是由于某极少数知识青年的行为影响而产生的。“太保”二字，我们厌闻已久，一旦把它和知识青年联在一起，冠以“文化”字样，更使人视之痛心。可是，这个新名词在中年知识分子之间流传极速，而且为其中绝大部分人所承认。这是值得正视的事。前面说过，台湾近几年来的社会风气不好，有些青年不务正业，横行于市井之间，不承认礼貌及秩序，一言不合，拔刀相见。问题之严重，众所周知。但是，市井青年的凶杀打斗虽然是个严重问题，好在它的传播性较小，纠正也易；如果把类似的作风加在知识青年——尤其是好读书而有才华的知识青年的“如刀之笔”上，其弊害将不止百倍千倍！这不是小问题，愿我们的同业先进慎思之！

　　这大概是“文化太保”一词的最早出处了。

　　国民党《民族晚报》大骂

　　两天以后4月18日，台北《民族晚报》以《唯“美”人物》为题，大骂“文化太保”：

　　最近，我们台湾发生了一宗情杀案，一位电影明星有妻红杏出墙，一时气愤，砍伤了他太太的情夫。事情闹大以后，明星太太“我行我素”，社会上对她很不谅解。她在十手所指之下，却以极不屑的口吻说：“我打算搬到美国去住了，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不会这样严重。”从行为和论调上观察，这位太太是唯“美”派“新”人物；可惜她所想像的美国，和实情并不相符。

　　由于这件小事，使我们想起“中西文化的论战”的问题。数月来，一位“狂热的西（美）化派”青年，用尽了尖酸刻毒的字眼，骂尽了近三百年来四十余名学者名家；一言不合，持“如刀之笔”以横冲直撞，结果是狠话说了一大堆，造成一股子暴戾之气，却不在论战主题上用功夫。于是，“文化太保”这个名词流传于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之间，也出现在杂志上了。

　　“西化”，古老的中国确实需要民主、科学及工业技术上的西化；但前述明星太太和某“有笔如刀”的青年，有点儿西（美）化“转秧子”，不对头！

　　“今文观止”

　　4月25日，香港《自由报》上，诸葛文侯（雷啸岑）写了一篇《今文观止》，其中一开始就说：

　　最近台湾文坛上为着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科学文明问题，大兴论战之师，战况热烈，得未曾有，而战术（文章）亦五花八门，蔚为奇观。我对于论战双方的见解和主张，自惭学殖荒落，不敢赞词，但对各位战士的文章，不论长的短的皆细思拜读过，试以诵习古文观止的心情，谈谈这些“今文观止”中几种特殊的格调罢。

　　我看了首先出阵的战士李敖先生所写《播种者胡适》，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这两篇大作之后，曾对当时在香港旅游的台大教授余又荪兄说，这“李敖”一定是殷海光仁兄的化名，理由是那文章的命意遣词，具有浓厚的俏皮而又犀利的气质，咄咄逼人，似非殷兄莫属（吾友刘百闵兄亦有同感）。继而又荪回到台北即函告我以李敖并非殷海光，乃是一位如假包换的青年学人，使我为之哑然失笑。我是生长在好吃辣椒的地方——湘南一个盛产“朝天辣椒”的山区——素性喜欢带有刺激性的事事物物，尤以文章为然。所以，对于陈独秀那种笔下“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文章，颇为欣赏，以其气壮心雄，却不流于尖酸刻薄也。李敖先生的作品庶几近之，只微惜其不无失之过刻而已。

　　老友徐复观与郑学稼的性格都不平凡，原属伯仲之间，但表现在文字上的风度却迥然有别。徐文的火气甚大，有如跟朋友聊天，一语不合，马上就面红耳赤地吵闹起来，甚至破口大骂，在所不惜的样儿，窃以为过矣！郑文常常带点文艺性，不像他平日对人谈话时的直质朴素，偶尔有骂人的地方，亦骂得相当艺术。例如他赐李敖以“文化界的维辛斯基”这一绰号，就比吴稚晖先生当年谥张东荪等为“玄学鬼”来得文雅些。他原是研究苏俄共产党史最勤力的人，所以三句话不离本行，创造“文化界的维辛斯基”这个新名词，藉以形容对方罗织成辞，故入人罪。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但他这种艺术性的讥讽语，受之者并不感觉难堪，旁观者则不禁要发出会心的微笑，恍似读魏晋人的作品，有些隽永意味呢！

　　李敖在“看病”的大作中，说“徐复观已飞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又说：“徐复观不驾崩，他们的好戏还有得瞧呢！”我认为这亦是一种隽永的幽默语意。然胡公秋原指其为存心诅咒别人去死，我却不是这种看法，即“东海”徐公（复观执教东海大学，故云）亦未必有此想像吧？

　　诸葛文侯这里提到起初以为李敖就是殷海光一事，我李敖自己也遇到过：我曾接到经济学家高叔康的一封信，信封上是“李敖先生”收，打开一看，一开始就称“海光兄”！并且怪“海光兄”使湖北人打成了一团！

　　徐道邻太太出马

　　在我发表《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以后，徐道邻在表面上似乎不再作声了，其实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1962年4月8日，台北的《民族晚报》上“吉光片羽”栏中，以《徐道邻无意多开口》为题，有这样一段蹊跷的文字：

　　中西文化论战转入强词谩骂的逆流，东海大学教授徐道邻无意中遭受一次“池鱼之殃”。

　　徐教授近年从事西方新知识的译介，相当卖力。在一般学术界人士的眼光中，他才是真正理性的西化派。但前些时他为了一封四百字的短信，却被一位“狂热的西化派”青年大骂一通。徐教授会不会还嘴呢？不会。

　　徐道邻的意思是，为了求国家的进步，我们有很多事需要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而这种学习必须通过理性的工作，才能收效。至于骂人，他说：“如果有人想尽量找对象骂一骂，你无论说什么，他还是要骂。譬如：你穿衣服，他可以骂你身上有疮，那衣服就是为遮掩脏脓烂肉的。”因此，他对无端挨骂之事，一笑置之。

　　其实徐道邻真的“一笑置之”了吗？似乎没有，至少他的太太叶一凤并没有“一笑置之”，这位漂亮的太太从台中赶到台北，约见“‘狂热的西化派’青年”，当面指斥我，并警告我不得再“欺负”她丈夫，否则她就要打我的耳光。她又说她写了一篇文章，预备发表在5月1日的《文星》杂志，当然是骂我，可是不许我还嘴，否则还是要打耳光，我当时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满口答应，于是她怒冲冲而来，笑嘻嘻而返。5月1日，我看到了她的这篇《谩骂不能推行西化》，文章满可爱，我把它抄在这里：

　　李敖先生最近接连着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了两次病”，他所表现的热情和博览，值得佩服。一个青年能够注意问题、讨论问题，的确是社会的进步，即使他说话的礼貌差了点，但是看在他善良的动机上，我们应该注意他说话的内容，而不必计较他的态度。可是，不晓得他是因为听到人家的鼓掌而得意忘形呢，还是他的性格真是如此，他骂到后来，完全失去了公平、失去了分寸。

　　他在两篇文章里的表现是，态度愈来愈激烈、话头愈来愈霸道。他觉得唯有他自己的见解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主张有一点点的修正、有一点点的补充，十足是一副教主的神态。而他笔下的气势，真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大有领导“全盘西化”的革命精神，而不像是从事学术的讨论。

　　谩骂与西化

　　不过，谩骂绝不是推行西化的好方法。李先生如果想救中国，想贯彻他的主张，请多多的考虑我这句话。同时，蛮横无理的态度，倚仗“年老”固然不可以，倚仗“年少”同样的不可以。

　　李先生一心认为西方文化是个美人，即使她有“花柳病”，也不必“预防”，甚至以为“咱们也无从预防起”。“留得美人在，何愁病不除？”这股子热情，写小说可以，作为他个人的选择也未尝不可以，但是，他“没有资格”替我们大家做这个决定。

　　我十分服膺西方“开放的社会”（open society）和“开明的胸襟（broad-mindedness）的主张：场地公开，有货色尽可以摆出来（尽管如此，文明社会对于贩卖毒品，还是加以禁止的），何必气势汹汹的大吵大闹。我们现在的社会里，究竟有谁在阻挡我们卖（或买）西方的“膏药”呀？假使说中国的西化运动不够迅速、不够普及，李先生为什么一味责备固有文化在绊脚，而不反过来想想是否我们对于西化，推行得还不够积极呢？李先生既然说过谁也没有资格订定取舍标准，而主张由“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那么，西方文化不经过介绍来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我们又怎样能自动来吸收呢？没有人开西餐馆子，我们到哪里去吃西餐？没有人进口西药，我们怎么知道有各种特效药？没有许多人来做广泛的介绍，我们对于西方的文化，怎么能够有深入的、正确的认识呢？李先生是认为我们应该坐着不动，等待西方的推销员上门来兜售吗？

　　如果李先生觉得西方文化的介绍工作是需要的，那么，他为什么对一些多少年来实际介绍西方知识的人们，不断的予以冷嘲热讽呢？这就是他推行西化运动的办法吗？至少我觉得，他这样轻轻地三言两语，把人家的努力一笔抹杀，是十分不公平的，而且是不怀善意的。

　　走私毒害

　　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工艺，是西化运动的主要目标。凡是能使青年们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人，在这一方面，都是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为什么在人家客观的介绍一些近代学说时候，就说这是“援引几个洋学者”来“走私毒害”呢？对于人家指出过去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可以尊重的地方（这样想法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就说人家的“动机”，是在出卖人格，以取媚政府呢？为什么在人家对事实做客观的讨论（对于历史上茹苦含辛教子成名的寡母的同情和尊重，并不就等于提倡现代人守寡，更不是主张恢复贞节牌妨，这是很明显的），立刻就加以主观的歪曲呢？譬如我们承认万里长城当初有过御敌的作用，而且承认它本身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虽然这项工程同时也正表现出令人切齿痛恨的暴政！）但是，谁也不会歪曲的想到，这是在主张我们今日再筑一道万里长城，来防范“西方文明的猛扑”吧？

　　我觉得怎么样使中国顺利的走上西化的途径，“推销术”是大可以学一学的。破口大骂，总不是推销商品的好方法。不管是说自己的商品怎么样好，人家的货色怎么样有毒，但是总得有实在的货色拿出来，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有心报国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在西方文化的介绍上，还嫌不够。希望李先生能够把骂人的劲儿，使在有益的实际工作上才好。

　　我不知道，李先生为什么对中国的西化，看得如此的悲观。对我们的固有文化，又为什么如此的痛心疾首。我觉得有志青年同心协力来推行西化，只要有足够的努力，事情就用不着悲观。而我国的固有文化中，也并不是全然没有值得保留的地方。像他这样激烈的主张“全盘西化”，真是使我担心“没有了中国”。引用我一个朋友的想法，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不是连方块字也可以取消，索性用英文来代替好了（非洲国家中，不是没有以西方的语文作为他们本国的语文的），那不是更能够使我们小百姓直接吸收西方文化了吗？三百多年来，在中国的满洲人，已经“全盘”汉化了。李先生要我们“全盘西化”，是不是也以这样的结果作为目标呢？假使他不是这样的想法，而认为保留一点民族的特性也无妨（例如他并不反对穿旗袍），那么，也就不必那样蛮横的反对人们对于固有文化的研究。假使我们在推行西化运动上，有足够的实在的东西介绍出来，让全体人民来做适当的选择，中国的充分现代化，也就自然水到渠成。

　　而最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推行西化这件事，做得令人同情。我们全体人民谁不想祖国强大？谁又不想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那些被李先生指摘为“传统派”的人们，也绝不会不让自己的子孙接受现代教育，也不会对人类在太空方面的成就，加以轻视。他们之中，鼓励子女学习理工，或把子女送到西方去读书的，比比皆是。从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养上看来，已经透露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屈服。我想，袁世凯要是能活在今日，眼看他自己的子孙，孙媳妇成为举世尊敬的科学家，也一定感到无限的欣慰。所以，青年们自己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李敖先生是不是也同意青年们应该不再推诿责任，努力的多多介绍“西方的真东西新东西”呢？

　　梁容若与沈国钧

　　同期有梁容若的一篇《如何奠定现代化基础》，他有一段话颇有折衷的语气：

　　类似的环境，容易产生类似的思想和运动。我们如果异里求同，不故意的感情的拉长彼此见解的距离，误会歪曲对方的主张，大家的意见会逐渐接近。据我看，毛子水、胡秋原、居浩然、徐复观、李敖诸先生悼念胡适之先生的文章，命意大体相同，一是说他伟大很有贡献，二是惋惜他一部分理想没有实现。居浩然先生在师大短期教过国文，我曾直接听他发表过教国文的种种高见，觉得和徐复观先生所说的，相去并不太远。听说李敖先生冷天常常穿长袍，文章又满篇成语，喜掉书袋，可见他还不能割断传统，完全西化。徐复观先生一个儿子在美国学化工，一个女儿在大学学农业化学，足证他们一家也是追求现代化，热心于科学，和胡适之先生李敖先生，并无不同。“发扬祖国文化”，“尽可能西化或现代化”，是两件事，却不一定全不相容。

　　还有一篇沈国钧的《“文化问题”底讨论与问题》他指出：

　　像胡秋原先生浩如大海的纵论历史文化，也许使人的心理感到充实，实际上却难于“消化”。当然，李敖先生的看病文章，亦颇有失去治学风度，而成了“玩世不恭”。

　　他的建议是：

　　……作者觉得与其《文星》的作者讨论乱烘烘的“文化”问题，不如致力于胡适先生留下来的尚未被我们社会解决的问题，予以研究。对于“西化派”的人不仅是一项“志承”工作，而且实际。如果照目前那种讨论方式、内容，岂不如徐复观先生所说：“过分廉价”了一点？如果我们来讨论中国社会迄今的不富、贫穷和愚昧，至少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问题与李敖先生致力于一等强国的要求相符。

　　文化问题有战事

　　5月3日到6月1日止，胡秋原在《世界评论》第10年第4、5、6期上，开始了他那七万多字的缠夹——《文化问题无战事》，把居浩然、李敖、许登源、洪成完四人分编成甲乙丙丁四号，予以反击，他这次再也掩藏不住他的本性了，他的恶劣态度完完全全早泄出来了。我试挑一些比较“清洁”的部分：

　　甲号因被认为有“天知”，所以成了“天兵”。乙号因被认为有“骂人天才”，所以成为游击队长。其实他的游击本领，不外下面七法。

　　他的所谓七法是：

　　遁甲法——不仅对八破八立逃避，对于自己说过的自信即传统，文化不能选择等谬论，亦不再贡献。土耳其的事也忘记了……

　　蒙混法——企图混骂与不骂为一谈……

　　加倍蒙混法——企图以时迁手段混不矛盾为矛盾……

　　诈骗法——以Sampling是分类，不知代表标本，代表选取法，还要自称懂数理统计学；误“难局”为“论断”，还说是新酒；以“大言炎炎”是骂人还说懂章太炎《新注》……

　　偷鸡法——以日本在汉朝就是藩属，以通行本《老子》就是“原装”《老子》……

　　抵赖法——一面否认梅毒主义，一面主张花柳病主义……

　　这样不成样子的没有本领，还要表演——

　　放泼法——而放泼法类于喊话，而喊话等于说，因为乙号是“年轻”、是“此才”、是“酵素”，而我是“年老”、是“丑脸”，“所以”应撤销全部主张！

“乙号”

　　除了这些比较“清洁”的词句外，胡秋原又写了专节论《乙号之种种危险倾向及其由来》，我把他这些冗赘的话节略于下：

　　我所谓稻草以及豆渣后面的东西，指两方面而言，一是由乙号文字所表现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由他自动提供而代表标本化——正确的说，典型化、拟人化。二是这种精神状态，有其由来，受到鼓励，才大胆表现出来。就此而言，不一定能责备他。

　　先说他表现的精神状态。我在前文中，曾劝乙号留心自己的健康：强不知以为知，虚荣心，骂座欲，浮夸，空洞，动机不甚纯正，说话不知轻重，肤浅的玩世主义，不过我认为还是门户主义下的青年牺牲者。这都可以发展为更危险的倾向；不过我只有暗示和劝告（淡泊宁静，好好读书等）。他以为我“骂”他。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他前后二文所表现的心理的危险倾向。这不是为了他、为了我（我敢断言，他骂不到我的），而是为了一般的青年。

　　第一、是一种西洋人身崇拜或萨西伯主义（Sahibism）。

　　他对于中国一切，有强烈轻蔑和憎恨。提到中国经典，他便“叹”“被害两千年成了死症”。徐道邻先生说到中国妇女有贞节道德，他说这是“最野蛮民族也玩不出来的可耻把戏”。所以他也就对许多中国读书人做人身攻击，因为他们是“土学人”。如是凡洋便好，连奴隶制度、帝国主义也批评不得。他的拜洋主义发展到西洋人之人身崇拜。……

　　第二、是学阀崇拜或祈祷学阀之降临。

　　学阀

　　乙号憎恶中国，但肯定中国有学阀，而且崇拜学阀。他“论断”学阀断送中国教育学术，不过他却拥护学阀主义。他说，“学阀，我是赞同的。对这些只会浮议毫无风骨的穷酸文人，阀又何伤？”……

　　我始终肯定的只是“门户”。如有人问我胡先生是否“学阀”，则我既不肯定，亦不否定。不肯定者，胡先生有其自立之学；他就当教授，也是最漂亮的教授之一。他何须朋党和阀？不否定的，有些人要拥护胡先生，或牵着胡先生立一种门户，包庇他们不要紧，而想仗胡先生之大名歧视别人，否定别人不同的为学方法，乃无疑之事实。岐视、排斥也不要紧，至于今日还要谩骂，乃无疑之事实。而这也是“传统”，虽然西洋也有。过去的过去了。如今又有年轻的一辈，不自树立，却企图以“传统”办法承继门户衣钵，并发展为学阀，亦无疑之事实。而最突出之一人，即是乙号。

　　前者指一般传统西化其始皆出于救国之心。后者特指乙号。而乙号，其始动机，我仍愿说“纯正”。但堕入门户后的现在，就未必可说了。这绝不“矛盾”。关键在“门户”。“未必可说是”原来做“颇不”。何以说乙号动机颇不纯正呢？我又要提到，前文之中有一处重复。在前文第八节，我引了乙号说断送中国教育，“关键不在胡适”，而在胡适找不到认识他的远景的人。我说：“不知其意安在。”后面又说到“认识他的远景的人，又其意安在？”后句原文是：“认识他远景的人，是否指播种者的作者呢？”我将后面一句勾去后，一时又想不出什么话，只好装糊涂，改为“又其意安在”，因此与前面一句重复了。赞同学阀，只要有人承认他认识远景，就赞同断送学术，当然不可说“纯正”。又他曾说传统派有“打手喽啰”之类，而我也是“传统派”。我声明我绝没有打手……。他还不懂。我现在不能不说明白一点了；即是这年轻人是希望胡先生做学阀，并认识他的远景，而用他或派他或雇他为总司令，专打他们心目中的所谓只会浮议的穷酸文人。这是一种打手主义（Mercenarism）。不仅此也。我说我不为“传统派”辩护，但不认为他说的四十一人有“罪”，他又指为“矛盾”（例(33)）。然则要不“矛盾”岂不是要主张“思想狱”乃至“坑儒”吗？此置胡先生于何地？但我先前和现在，依然愿意承认他是随便说话的。当真，便太严重了。

　　“酒吧文化”

　　第三、酒吧文化。乙号虽自称了解西洋文化，了解西洋名词，“名词”已说过了，而他了解的“西洋文化”除了“洋葱、钟表、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外，便是“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这是西洋下等“酒吧文化”。这是西洋渣滓又渣滓（rif et raf），而他竟说是“文化移植之本质”（“本质”在西方各国义同“精华”）。近日报载艾森豪批评扭扭舞之类的趋势是“粗俗淫猥和下流”。而乙号所知道的，还不是渣滓的原本，而是愈到东方洋场愈不堪的“移植”！

　　第四、“危险打手”。我再要提到，因我曾说乙号在“播种者”中，一面热烈赞颂胡先生，一面对胡先生“冷嘲热讽”；他说是“矛盾”（例(32)）。他不自知自己表现的事实矛盾，反“指摘”我“矛盾”。这和“他骂人”，而“说他骂人”，则我也“骂人”是一样的本领。然矛盾不是危险，我感到他的危险，是看了“看看病”之后。

　　然而同时，我还劝他“好学，敬学，力学而知远”。不要“西化”——“西班牙化”——“像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老爷和桑丘潘沙，只读亚马狄斯，而所志不过一个小岛，或者竟采用作者在其书序（误为原文）中所说的，如何被人看作大学者之秘诀”（按即乱抄书）。这一段话也包含一个意思，即桑丘与一切跟班一样，一面颂扬主人，一面也要讽刺一下，表示其优越，补偿其自卑感。如此委婉劝告，他还无理解力，说我“矛盾”！我现在再说明白一点：他比不上桑丘。桑丘的歌颂和嘲讽，还有节制，骂人也有节制，只有“恶人”两个字。而乙号一切，不仅都是挥霍性的，而且是谑画化、凸凹镜象化的，而这便是危险性的象征！例如在他谩骂郑学稼先生文章中，他提到所谓“拥胡”“反胡”六派，而他自己竟不在内，仿佛是“超越”了，而又竟公然侮辱胡先生的朋友。而其文字是不堪引用的。这不但表示其恃宠而骄，而甚至有“黑邮船”（blackmail）的手段。恕我不能说得更明白了，我只忠告许多朋友，“这是危险的打手”，亦即打人不足，自打有余。

　　揭下虎皮之后

　　所以，揭下虎皮之后，无他，是一位年轻的，不认真读书，只道听途说，又喜骂人；而又以势利主义心理，外崇洋人，内拜学阀（未必确实的），见酒吧而认为“西洋新知识纯知识”，看内幕杂志而以为即文章，再多加东抄西袭的英文字，便以为文必如是，才不“委琐”而“窝囊”，如是自命“此才”，且才堪“扫荡”；如是自荐为打手，数度出马，自觉功高，而又觉赏禄不平，不无怨望；如是，便有“矛盾”；出而骂骂、跳跳，回来也耍点脾气，跳跳、骂骂……盖自以为“此才”“不羁”云。

　　其次要说到为什么有这一种情形，他对我说也有27岁，也不算怎么“年轻”。但总在青年时代。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青年呢？能怪他吗？不！还是由两方面来的。一般而言，是整个国家衰颓的现象。这是以前我说过的。现在只就他个人方面一说。

　　第一、也许，他少年时代，资质不坏，但未受正规而平衡教育，却受到不正当鼓励，（世间最误少年者，莫如说他“聪明”、“神童”！）如是不正经读书，专门剽窃文字。

　　第二、及长，在此处大学中也没有良好指导，课堂上学问无根，而生活则“早熟”，在酒吧中看“文化”，内幕新闻上学文章（这是十多年来毒害青年极大之一事），在知识上、文体上以及心理上，都受到不良影响。

　　第三、青年人是有一点反抗性的，任何国家皆然，何况，我们社会上有许多情形，谁能满意？将这不满意导向正途，首先是教育界的责任、政治家的责任。我们没有这种努力。而青年“不满”之发泄，也还是要一点启发和一点“理由化”的。如是在中学生，由西部打斗片，由剑侠书，变为太保。到了大学生、研究生、非太保之“童话时代”可比，他们要求“神话”、“诗”和“科学”。看见中国一切不行，便以为西方好，如是西化之说，总是真理。然又不认真读西方书，只在若干书中，找廉价西化神话，社会上找低等西化诗——他所谓“罗曼蒂克”吧。但还没有科学。这时有人供给史学，中国啊、日本啊、土耳其啊。尤其有人供逻辑实证、语意学，说是最新“科学”，这科学不用理论，也不用实验，只需“名词”、符号，而这些名词、符号供给者，自己也不真懂（后面将说到），而社会上的人对那些符号总以为是洋货，也不问究竟，以为总有点名堂。如是酒吧主义、“唬你敢主义”、洋八股主义便结合起来，而以“青年学人”之战斗姿态出现。他好像说：“要棒子！”

　　第四、正在他“要棒子”之时，有些前辈不指示其正道，以为他有某种用途，赏识他、鼓励他，有些出版家也就闻风联络他、鼓励他，还有在同一背景下出来的青年，以为那内幕体加英文就是“挥洒凌厉”的流线型或喷气机文字，也在仰慕他、鼓励他，一若文化界出了新的彗星与英雄，而他也就不可一世到处叫骂了！

　　栽诬

　　如他只要那一套，我不会多事的。而他对我要棒子或斧头，所以前次顺带公文一脚，指出说他的斧头只是废纸。这绝不是打击他，而正是不“破坏”他，希望他向正道发展。我并对他自己和他有关的人表示，我只是绝不鼓励青年不正当的路数，并希望大家如此。而据说我是“老气横秋”，而他亦反以为仇。而且还有人继续予以鼓励，而他也就对我大耍游击了。我到现在为止所说的，至多只是将他的草箭拂回去，并未认真还手。

　　我必须郑重地说，这年青人（我再用青字）所表现的，不仅不是西洋文化，根本是文化之反面。他以为这是罗曼蒂克，是生气蓬勃的酵素。他不知道他所表现和代表的，只是腐败的发酵、麻木中的痉挛，一种西方世纪末的“狄卡旦”（decadence）通过殖民地心理以后，在国破家亡之余的本能蠕动。这不是Romantic，而是彻底Rotten！这不是新青年，而是“新腐败”，比“老腐败”更糟。新腐败者，老腐败在洋腐败中之结合，在新的世代中之表现而已。

　　国家的一线生机，首在青年之“不可腐败性”，然后才能谈到知识和学问。今日有青年表现出的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此，其所知现代文化与知识如此，已经大大值得教育界警惕。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朋友们不察其知识与心理之实际，基于“实用主义”，认为他们的棒子可以打人、可做广告；以为才堪受“棒”予以鼓励，如是有棒子队出来，先说“要看病”，继而要“再启蒙”，现在要做“巴札洛夫”，做利己主义者、虚无主义者、egoist、Nihilist！他们全不想到，这结果如何！

　　结果如何？“西化”吗？他所了解的西化，我们知道的。结果无非“文化沙漠”中，点缀几座帐篷作文化酒吧，表演布勒斯克，享受摇滚！自以为罗曼蒂克！此其一。

　　“棒子”吗？棒子指权力之象征，如古罗马之Fascio吗？且不论今日有棒的人是谁，世间岂有向人讨棒子的好汉？棒子大概是西化少年先锋队的武器吧。然《何典》式的谩骂，只是豆渣、稻草。此处我又要提到，我指摘乙号先说对西化不可选择，继而表示还是有选择之后，问他骂人的话应如何处置。下面原文是，“如不自己收回，至少也应当扔到毛厕中去。”

胡先生去世后，我改为“我并不请他收回，扔到海中去好了”。而我现在要补充一句的，就是再鼓励这种打手，只是使文化沙漠变为文化粪坑，而且将使鼓励或雇打手者首先滚入粪坑之内。此其二。

　　这是胡秋原的很明显很下流的栽诬手段了。

　　“第二谩骂家”

　　他又说我是周扬以后的“第二谩骂家”：

　　20年代30年代文化界教育界是认真的研究国家出路的。特别是20年代之初，学校中没有今天繁重功课和课外活动，一般青年一心一意读书，不知“太保”和“苏茜黄世界”。我到民国16年才第一次看到电影。诚然，20年代30年代中国文化界，因理论水准不高，终为共产主义所乘，但至于今日，不思祸乱来源，却公然提倡和鼓励梅毒主义、太保主义，才是更“可怕”的。又到了30年代，……左派门户，以及何典主义、西化“幽默”之类，谩骂大兴。如是在文化界，有第一谩骂家周扬出来。但周扬还懂得几句口号、有几分廉耻，他骂人，自己不出面或用假名，而30年后，第二谩骂家出来，竟以不骂人为“窝囊”，而骂人以外又毫无本领。而骂人本领也总是那几个字（如果将他的主张和他骂人的字样集合起来，——如“梅毒”、如“病人”、如“恶疮”、如“密医”、如“厚颜”、如“丑脸”……不难了解他的世界在什么地方），此外就是模仿。这是“骂人之堕落”，可怜的骂人。

　　他又形容我的文字，说：

　　也许许多人以为乙号中文总不错，还流利。其实比丙丁更坏。丙丁还用功似的，只是根基稍差，而方向有误。而乙号则太“油”气，或有如吹肥皂泡，或有如一堆碎玻璃，用浆糊黏起来；一点即破的。例如他骂我文字第一句，“站在百病丛生的立场，还这样向医生上条陈”；中间一句“至于用字之委琐，遣词之窝囊，施之于高等考试则可，施之于扫荡伪君子则万万不能”；所谓立场和伪君子指谁而言？最后一句：“他的悲哀……又根本不知他是传统派中的一枝一叶。他只会在潜意识上随风而去，去做那天马行空的好梦。但终其生，他将枯守在传统派的枝头，用迎风招展的姿态去招展他那面“超越前进”的旗子！”此在他，似乎自以为俏皮，但那些“枝”“风”“潜意识”“梦”的用法，只能说是语无伦次。一切台湾的“内幕文学”大概是如此句法，所以顺便提出希望青年们注意并切戒。

　　日本与虚无

　　在5月3日的《世界评论》中，另有一篇林植的《日本曾是中国藩属吗？》用了六千多字的文章来骂“研究历史的青年李敖先生”；还有一篇郑学稼的《五四运动与虚无主义》，高叫：

　　初期中国西化派不和俄国西化派一样出现虚无主义，可能由于下述的原因：当时中国虽然被迫开国并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知识分子还未完全屈服，和未曾转排外为媚外。到了甲午战败和义和团事变后，中国肯定地被贬为半殖民地，主张西化的人，自然感到固有文化的无价值。这等于说，民族的危机愈大，西化派的知识分子也愈抛弃固有文化而主张“全盘西化”——到了“自由中国”时代，还有浅薄青年主张批发西化！

　　因此他呼号：“抹杀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虚无主义，已在台湾再生了。”

　　香港方面

　　5月4日，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第511期有若兰的一篇《中西文化论战实况转播》，提到：

　　台北的《中西文化论战》，近来战况更为激烈了。……

　　李敖写了一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正式向复古的传统派和胡秋原的超越论开炮攻击，指责他们阻遏中国现代化，将传统派列为十一种病患……

　　他列举的病人有：熊十力、梁漱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胡秋原、萨孟武、陈高傭、章益、陶希圣、黄文山、孙寒冰、武堉干、何炳松、王新命、陈立夫、张其昀、常乃德、张君劢、徐道邻、谢扶雅、吴康、陈启天、毛子水、粱启超，以及明清两代两代李王粲、许大受、康熙皇帝、张祥普、阮元、辜鸿铭、张之洞、允禄、纪晓岚、孙家鼐、刘文正、杨光先、梁章钜等四十余人。这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在一篇文字中指责人数最多的惊人之作。

　　那时胡适先生还未去世（2月1日出版），胡先生看过了也暗暗替这个小伙子的大胆挑战行为担点心，怕他受不了那一大群人的“围剿”。然而这个小伙子并没有遭遇到大规模的“人海反击战”，只有胡秋原和两名助战的陪角——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徐道邻（台中东海大学教授）虽也表示异议，却只写一封短信给《文星》杂志，略做反驳，并不像胡秋原老气横秋……

　　5月5日，香港《中国评论》第三期里，有徐讦的一篇《论战的文章与骂人的文章》，他提到“台湾最近有一次论战，主题原是全盘西化论与传统文化论的争执”，他认为是一场“戏”：

　　在看了这场戏以后，另外也有点题外的感想。现在也索性写在这里，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第一是从这场论战，我们看到了台湾至少还有这样的思想论战的自由，#这是大陆所没有的。（注：羽隹q24158715添加）

　　第二是论战中的几位熟稔的朋友都还有时间与心情，可以安定地读要读的书，使我感到说不出的羡慕。

　　第三是论战中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战士，他们虽是还不算成熟，但抱着勇气、热情与才华，追踪上一代的足迹，开始在思想界与学术界出现了，这使我感到很庆幸，我因此想到在海外的那些大学里与学院里，何以见不到这类在学问与思想上充阔的青年，而只有在花钱与衣着上卖弄的公子哥儿呢？

　　最后，我觉得像这样的论战马上要有结论是不会的，但由此而使青年的学者们多思多读，结论也许总会在再后一代出现的。这因为收获的人往往不是播种的人，而超越的人也往往不是现在的超越论者或是反超越论者。

　　谁高谁低

　　5月5日，香港《大学生活》第120期有费光华的《冷眼看“围剿”胡秋原先生》，骂我“用了许多下流话”；5月10日，《政治评论》第8卷第5期社论《中西文化论战之歧出》认为：

　　从去年11月胡适在远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中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讲辞以来，中西文化问题重新引起注意，因而发生一讨论或论战。正进行中，出现了一个“浮夸”“狂妄”的青年，在某刊上发表一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目空一切的态度，恶毒地责骂了四十个学者名家。其在当代的人，不写文章者以“童言无忌”视之，彼便得意洋洋，以为他人不能答辩；写文章者一加答辩，彼除来一篇《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外，还拉一些青年来帮腔，实行“人海战术”，大肆围攻，不可一世。

　　这件事情，在某刊第54期中表现出来，围攻胡秋原的文章有四篇之多；围攻徐复观的文章有三篇之多。对徐道邻的一封短信，也写了很长的文章来攻击他。第54期变成了一个反胡（秋原）徐（复观和道邻）特辑。这完全是有计划的“围剿”，为中国历来论战所未有。有很多人据此推测，以为某刊第55期是一个反叶（青）郑（学稼）特辑。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群真正的“文化打手”，专门为他们所拥护的一个偶像报仇。

　　内容呢？围攻胡徐的文章因为是青年写的，完全抄袭讲义、注解名词，玩弄其语意学和理则学等书本上的文字，对于中西文化问题反而置之不理。那些文章真是又臭又长，读得人头痛。

　　支持他们的人说：“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尽管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看出谁高谁低。”其实，已经看出了。某刊第55期表明大叫“全盘西化”的他们，没有一篇论述全盘西化的文章。那个《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人也不“继续给人看看病”，而大谈其《纪翠凌应该生在什么时候？》

这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吗？登载他们的文章的刊物，登载一篇谈“现代化”的东西，已经不用“西化”二字了。而另一篇在批评他们中一人谩骂之不当时说：“我国的固有文化中也并不是全然没有值得保留的地方，像他这样激烈的主张‘全盘西化’真令我担心‘没有了中国’。”而且，“他并不反对穿旗袍。那么，也就不必那样蛮横的反对人们对于固有文化的研究”了。这不表明“全盘西化”的错误吗？如果说某刊是登载赞否两面之言论的，那我们就希望全盘西化论者来批评这些言论。否则我们便可据以判断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双方底谁高谁低了。

　　自由主义路线

　　社论里又特别指出“某刊”（《文星》杂志）“是走自由主义路线的”。因此也特别强调说：

　　参加文化论战是重质不重量的。一个偶像是否能够站立得起来，也不靠打手之多，而是偶像本身是否有真正的威灵。说偶像不可批评，要批评偶像的人才可批评，这就结束自由主义了。所以当打手的人，我们在前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价》一社论中称为“幼稚的自由主义”。实则“幼稚”有之，“自由主义”则未也。凡存有不可批评的偶像于其心中者，配不上说是自由主义。而真正的自由主义也容忍批评。

　　同期叶青在《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里，一再强调所谓中西文化并行不悖的胡说，他骂我道：

　　从此可见并行不悖之为事实了。其为解决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之一途径，是很明白的。全盘西化派见了感到诧异。他很叹息地说：“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这是不了解中西文化并行不悖而然的。请问那些事情有何不可？少见多怪，让他去叹息吧！

　　叶青的文章后面，又出现了政治教官的《为西化问题给胡秋原打不平》，大骂：

　　“全盘西化”是一种奴婢思想，而现在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多是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所以称为“奴下奴”是再恰当没有了。这些人，目的不在讨论问题，只是由于门户之见，为“洋大人”、“学阀”看“家”而已。胡秋原像是被众小丑辱骂的萧恩。我对胡秋原与萧恩一样，均无一面之识，但为了正义，我在这里要“打他个抱不平”。

　　打得真远

　　他的“打不平”打得真远，从胡秋原头上一打打到徐道邻的头上去了，他说：

　　跟在居浩然后面的，还有李敖“给人看病”的文章。（现在正取缔伪医，李敖没有执照，小心点！）这文章的前半段，是答复徐道邻先生致某刊编辑的一封信。徐先生在信中指出：李敖把徐先生著作中“不可以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这句话中“轻易的”三个字删除了；就不免把徐先生的原意完全弄拧，不亚于把加号改成减号。李敖对徐先生提出的质问真感到不好答复，于是找书、翻书、抄书、结果抄了五大段，洋洋数千言。他企图“扩大论点”，结果却像铁丝笼里的小松鼠，跑了半天还是在原地转圈子。

　　主张“全盘西化”者该怎么办？“把‘心智真诚’当做第一个考虑标准的学人，在这种关头，常常表现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大风范。”否则就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汉子，认输竖白旗吧！而李敖既不战，又不降，更不敢面对真理。写了那么长的文章，对这根本问题却噤若寒蝉。这显得十分懦弱、畏缩，真像教师头的喽啰。当然，如果把李敖当成“学人”，那也未免估价太高，就太难为他了。

　　他又说：

　　由于李敖没看懂胡秋原先生的文章，又不懂逻辑，再用“不光明的手法”断章取义了三十七条所谓“矛盾”，其实他根本就指不出矛盾的道理所在。却像阿Q似的大喊：“它们自己会相打的，不必我们打它们了！”随后又拉着许登源，洪成完到台大图书馆去抄图书目录。许抄一遍，洪抄一遍，抄来抄去，还是“或然率”，“或然”还是变不成“必然”。本来想抄资料打胡秋原先生的，但所抄的资料反而支持了胡秋原先生的论点。接着三个人又陶醉在阿Q式的胜利中喊起了口号。

　　李敖喊：胡秋原“根本不知道绝无第三条路好走”！这从哪里抄来的？噢！原来是抄毛酋的“一面倒”。毛说：“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路是没有的。”抄都抄得不高明。

　　写到末了，这又是戴帽子的把戏了。

　　“不要假装不知道”

　　同期的：“漫谈”栏里，又有仲平的《不要假装不知道》，用像儿童叫战一般的口吻，吱吱叫着说：

　　一个“浮夸”“狂妄”的青年，自命扁鹊复生，遂发表文章，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他在3月27日再写一篇，说：“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他在这篇中说他前文发表以后，“五十天来……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批评我的，除了徐道邻先生的通讯和胡秋原先生的长文外，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在这篇文字里，我只想就两位先生的观点，提出进一步的诊断。”但是在3月27日以前，即2月25日出版的《政治评论》，有周若木的《论中西文化问题》和莫辛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3月10日出版的《政治评论》，有郑学稼的《论全盘西化与批发西化》，这三篇都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批评他的第一篇的诊断和药方的。他的药方或主张就是全盘西化。他既是不可一世的良医，为什么不答辩呢？如果说他没有见到，那么2月15日出版的《政治评论》，即刊载了叶青批评他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那期，为什么他又见到了呢？这很明白，是他对于那三篇文章答辩不了，所以只好假装不知道。寄语“浮夸”“狂妄”的青年，不要假装不知道啊！

　　同时又有一篇冠南的《如此文化论战可以休矣》，主张：

　　对于“狂热的西化派”青年，如果要“还嘴”，正好“堕其彀中”。他“找对象骂一骂”因而大出风头，可说是“使竖子成名”的新文化登龙术。如此文化论战，可以休矣！

　　可惜的是，他们毕竟要“还嘴”，这不是很尴尬的事吗？

　　严灵峰的语气

　　5月12日，香港《中国评论》第4期登出严灵峰的《一个“旁观者”与友人书谈“西化”》，这篇联合战线上的文字又登在香港《天文台》及台北《世界评论》，这篇文章极力攻击李敖——“那位勇敢的青年”，并栽诬李敖有幕后人物，我们看他的语气：

　　目前论战的情况已陷于为“论战”而“论战”，并不是为寻求真理而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主张“西化”的人，他们并没有具体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西化”，只是一味地臭骂这个，否定那个；尤其在论战的战术上，使我觉得多年来学术界隐藏一种极端不良的风气，在发生作用。

　　比方有一些人，经常采用流氓“开码头”和拳师“打擂台”的手法，以做“登龙”捷径。前者拼命向有地位、有成就的学人挑衅，不惜出诸谩骂、侮辱，逼迫对方反应；这样，正合孤意。纵使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仍不失为一条“好汉”；凡事流芳、遗臭，各有千秋。后者则冒着各样各式“化名”，驯至雇用枪手、打手，或叫徒子、徒孙出面，自己躲在后台，与论敌滥战。打败了自可隐姓匿名，一如事不干己；打胜了就立刻抛头露脸，还可夸口说：“你瞧！他打不过我的学生，尚用得着我亲自出马吗？”像这样的战场，我兄单枪匹马，冲锋陷阵，大可不必。

　　这次论战在《文星》上发现一些青年执笔，这无论如何是可喜的事。自“五四”运动以来，可说国家只培养一位获得“三十四个博士”的胡适：五十年的“风水”被他一个人吃光。学术界的“门禁”又极森严，同我们一辈的人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业已无路可走。如果不希望下一代的人有出息，我们还希望些什么？

　　不过，我看他们的文章、气度，多少使我觉得不如理想。这也许是受了目前恶劣的气氛薰陶的结果。他们血气方刚，目中无人，想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勇则勇矣，到后必至再竭、三衰，自感吃力。因为学问是真积日久而成，我兄当年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岂不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年轻战士；迄今三十余年，请一做回忆，阁下彼时一肚子虽也装满知识，今天看来，你能满意吗？

　　座谈会来了

　　5月13日，《政治评论》社举办了一次“中西文化座谈会”，邀请所谓“对此问题有研究及有关系的学术教育权威人士参加”，叶青自命为主席，有口头发言及书面意见两种，其中例如沈刚伯说：“弟有几点意见……（三）……三民主义已有会通中西的理论与办法……（四）……不必谈西化不西化。”吴相湘说：“窃以今日……正吾人迎接新知，发扬固有文化之良好机会。”徐复观说；“因有此争论，先生等便开一座谈会，以求于公开讨论中得一解决，用意甚盛。胡派言论见于最近某刊物。其用尽一切诬赖之方法、丑诋之词汇、凶横之气势，较之斯大林对付其政敌、希特勒之屠杀犹太人，有以异乎？抑无以异乎？此固出于胡氏第三代之手，然实皆其第二代之得意学生，亦实即发挥胡氏之心传者。稍受有近代西方文化教育者果能如是乎？本无中西文化问题，而先生等欲谈中西文化问题，并欲与文化之刽子手论文化之是非得失，观诚不知其所可也。”吴康说：“故未来的中国文化，应以传统的人道思想为中心精神，吸取西方的逻辑辩证，推理分析，以促进科学研究，发展工业制造，改善物质与精神生活。未来的中国文化内容，必有西方文化若干要素输入，乃无可疑之事。故全盘西化，固是愚妄之谈，而深闭固拒，唯我独尊，亦是违反潮流之举，皆是不可能达到之幻想。是以未来中国文化，应是以人道思想为中心，内涵前述各种要素。此等要素以本国传统，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多或少，改变革新后之产物，以此造成一新形态之中国文化。”傅启学说：“谈到中西文化问题，我觉得中山先生的态度最正确。”陈大齐说：“现在中西文化接触后，我们要善用两种文化途径，取其利而去其弊，使之交融会合，化小异于大同之中，造出新的世界文化来。”此外，除了方东美表示了特殊的见解以外，其他如田培林、胡秋原、方子卫、郑学稼、吴曼君、王集丛、赵一苇之流，也发表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论调。最后，叶青总括告位的发言和已宣读的书面意见，做出一点结论来。

　　第一、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一致认为是有好有坏的，无人说中国文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此，对于中国文化是保存好处，抛弃坏处，一句话分别保存和抛弃，而不是全部保存或全部抛弃。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的看法也一致认为是有好有坏的，无人说西方文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此，对西方文化是采纳好处，拒绝坏处，一句话是分别采纳和拒绝，而不全部采纳或全部拒绝。所以全盘西化是错误的主张。

　　第三、对两种文化的关系的看法，依照前面两个结论，所保存和所采纳的部分自然可以并行不悖，或互相流通、或参考印证、或结合一体。所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有这四种形式。当然亦可以超越两种文化而前进，形成一种超越前进的形式。这是创造，甚为必需。

　　第四、对将来的中国文化的看法，可由前面的一个结论看出，自然还可加上更前面的两个结论，知道将来的中国文化保存下来的固有中国文化和采纳进来的西方文化以及由创造而来的新的文化。把这种新的文化与固有的中国文化比，是优越而进步；与近代的西方文化比，也是优越而进步。其具体的内容，有待研究。今天只能指出一个趋势来。

　　因此，现在有些人说的“西化”是不对的。它要抛弃中国文化而完全采纳西方，根本丧失中国立场，是一种殖民地思想。一个国家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无分乎东西的。在五洲大通、文化发达的时代，任何国家都参考他人而采纳之。这是寻常的事，无所谓“化”。如果采纳甲国某点，就是化为甲国么，采纳乙国某点，就是化为乙国，那就无从化起了。所以“西化”之说根本不可通。“全盘西化”更不可通。这些名词没有在的必要。

　　这些滥套一共印出了两万四千多字，全部发表在5月25日《政治评论》第8卷第6期里。过了半个月，《政治评论》第8卷第7期里又来了一个《中西文化问题（座谈会纪录补篇）》，收有毛子水、李定一、叶守乾之流的意见，结论当然还是那一套。同期中又有所谓“读者投书”——《“中西文化论战”谁高谁低看出来了》，其中也大嚷“西化派喽啰们犯了狂想病、幼稚病、忘本病而不自觉”，又给这个座谈会大捧特捧一阵。

　　“标准的虚无主义者”

　　5月16日，《世界评论》第10年第5期出版，有周伯达的一篇《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其中第五节专谈“深受胡适器重的李敖”，这节的标题是：《标准的虚无主义》，全文如下：

　　以上已平议了拥胡（适）者李、黄二先生为胡适的辩护。现在我拟平议另一拥胡（适）者李敖先生的言论。我说：李敖除了是一“势利主义”者外，他是一个标准的“虚无主义”者。

　　首先说李敖为“虚无主义”者的，是郑学稼先生。郑先生说：“至于你本人，主张批发西方文化，连梅毒、太保等东西也要批发来，正是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见《论白话和白话文学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一文）我不知李敖会不会承认有此“气质”，愿不愿“戴这么漂亮的帽子”。不过，我认为郑先生此说，确是很正确的。因恐李敖不服，有补充说明之必要。德贝吾在其所著《西方之未来》一书中曾说：“自然反逆传统并非全是坏事。有时，反逆旧日的事物，往往是生命健康的记号；而且，要产生艺术上新的派别或形式，反逆传统是不能避免的事。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反逆传统即是真理。现代有许多人以为否认一切传统，不承认任何事物，即等于创造新事物。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大家都这么想，就会走上虚无主义之路。”以上所引，是殷海光先生的译文。这就是说，凡否认一切传统的，就会走上虚无主义之路。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凡认定自己民族的文化很少有灵性或者没有的人，势必走上虚无主义之路。拥胡（适）派既“大家都这么想”，势必“就会走上虚无主义之路”的。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一方面判定自明代以迄现代的四十一位学术界的领袖人士为“罪人”；另一方面，则主张“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他更非常清楚的说：“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这是他非常明白的表示……我们自己的一切传统都是应该否认的，所以只能不加选择的全盘批发西方文化。就前者言，他之否认一切传统或甚至认为“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就是标准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就后者言，他之主张批发西方文化，也就是真正的势利主义的思想。其所以形成这种思想，应归因于他的历史知识与逻辑知识；这当然是他自己歪曲了，而不是他的老师传授给他的。至于他形成这种歪曲知识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民族逢此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危机，使他因绝望而感觉唯有外国权威才能拯救自己，并误认为只有外国权威才能救自己的民族。所以，绝望是他形成虚无主义思想的主要原因，失去自信而崇拜洋人是他形成势利主义的重要因素；而且，又因为他卷入了门户主义的漩涡，可以很安全的发泄他的虚荣心，成为门户主义的热门人物，传播虚无主义的思想。假如李敖仍不承认他是虚无主义者，我只好请他好好的再读读殷海光先生译的《西方之未来》（这本书我相信他读过），同时更应好好的读郑学稼先生的《五四运动与虚无主义》一文，假如李敖承认他是虚无主义者，我现在便应告诉他：这不是一顶“漂亮的帽子”。拥胡（适）派或西化派总认为传统文化阻碍了进步，实际上，阻碍进步的是虚无主义；因为虚无主义只有破坏旧传统的力量，而缺乏建设新文化的创造精神。郑学稼先生说：“五四运动的虚无主义，在思想上充当马列主义的引导者”，这真是值得虚无主义者深自警惕的金玉良言目前虚无主义之风又再度在台湾吹起来了，我知道有一部分青年已经受到感染，而他们却自认为是思想最新的分子。这确是可悲的；因此，我要批评李敖，并指责才逝世不久的胡适之先生不应该鼓励他骂人的原因。我很诚恳的奉劝拥胡（适）派的先生，你们都应该经过否定虚无主义的思想上之反应，才真能对新文化建设有所贡献。

　　同期又有郑学稼的一篇《论粱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论列：

　　到了“自由中国”时代，传统派失去反抗外来文化的抵抗力，“全盘西化论”也转变为批发西化论。一撮自命为巴札洛夫再世的人们，正在文化街头宣传：我们连外国的太保和梅毒都要，敢谈中国“有灵性”者，都是义和团。因此，介绍梁启超先生的《欧游心影录》，或许具有拯救这一撮黄脸皮巴札洛夫的作用。

　　“违反民族主义”

　　5月25日，《政治评论》第8卷第6期又来了，在社论里，以《怎样加强文化作战？》为题，指出“全盘西化”是“违反民族主义”的，理由是：

　　光复大陆以台湾为基地。台湾在过去被日本占据五十年，压迫我们的同胞，实行所谓“皇民化”。简言之就是台湾“东化”了五十年。现在又有人来说“西化”（westernization），甚至要“全盘西化”（wholsale westernization）。请问：“东化”过了“西化”来，“化”来“化”去，那还有中国吗？如此的台湾，还能作为光复基地吗？所以“西化”和“全盘西化”违反民族主义，是不应有的。而且今天不是“西化”问题，而是以独立自主的态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进步和强大。因此，西有长可采，东有长亦可采，用不着化的。

　　以上是举例，不能详加讨论。但可有一原则，即凡有利于光复战争的思想，都可以主张而奖扬之，以加强精神武装，提高战斗意志，激发反共热情。因此，应主张的思想是不限于民族主义的，而应反对的思想也不限于“西化”一类。就后者来说，与战争相反的“和平”，也有暂时搁置的必要。这并非和平不好，而是不利于战争的进行，暂时搁置是可以的。

　　我们以为文化要从前面所说的态度、内容、形式三方面改进，才能有助于光复战争，而成为光复战争的总体战之一环，负起文化战的任务。这在早已实行文化的情形下，哪些改进是有加强文化战之作用的。希望文化界予以注意；有关方面亦应注意。

　　这是很可玩味的话了。

　　栽诬学

　　同期的“漫谈”栏里，有一篇笑生的《浮夸青年何以读书多》，很可以做为“栽诬学”的例子：

　　最近一个浮夸青年为文讥骂一切，文中涉猎广博，有的人以为他读书甚多，刮目相看。乃5月1日发表的《文化问题无战事》一文，表明该青年之文“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而来。事实上，该青年研究历史，文中所说超出历史以外甚多，非他所能具有。及遇到坚强有力的反驳，他又像齐宣王一样“顾左右而言他”了。该青年之文好像“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靠他人供给资料来写文章，济得甚事！这又算得学问吗？

　　这是多么不要脸的谎话！我李敖的“涉猎广博”，根本不是这些说谎者所能想像的，所以他们只好造谣言，说我“靠他人供给资料来写文章”了。其实我倒真的希望有人能有资格和程度供给我资料，但是哪里找这种“涉猎广博”的人呢？

　　小儿科

　　同一个“漫谈”栏里，又有一篇冠南的《中西文化结合的近例》：

　　“最近高雄医学院院长杜聪明博士，为研究学术，撷取中医药的长处，使能融会贯通中西医药，蔚成为独特的中国医药学术，特邀请名中医师赖少魂、修养斋、吴海峰等莅院讲学”，并备“受该院师生们的热烈推赞”。杜博士还要求吴医师“推介一名中医师担任该院中医课程及中医的治疗工作”（5月4日《新生报》郭嘉良作《发扬中国医药学术》）。这是沟通中西学术文化一个显例，意义重大，同时把四五十年来的中西医相攻的论争也给结束了。以此例彼，西化派所引发的东西文化论战，既是一致斥责“全盘西化”谬论，也只有走“融会贯通”一条路了。

　　这可算是“小儿科”的战术了！

　　青年党参战

　　这时候，另一组势力参加围剿我的队伍来了，那就是一些疯狂的“国家主义者”，所谓在台湾的“青年党”是也。在台湾的“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从1962年5月出版的第40号起，一直向我开刀，从5月到7月，在辛植柏的长篇连载——《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迂腐不堪，文章都写不通。例如他一开始就写道：

　　前阅《文星》9卷4期《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觉其内容非学术性，仅具思想性兼刺激性，细玩其文章功用并具有好与坏二面，好的一面即对当前欠缺生气之中国学术界具有刺激作用，坏的一面又会使中国学术界难免不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自卑感。由于其文章功用具好与坏之二面，则对此文最初遂不欲置评，而也因缺这种置评之闲工夫，迩以看到受批判者之反应非常冷淡，仅见到胡秋原先生产生了一种反应，业在《文星》9卷5期刊出一文有所答辩，其答辩文之大小标题已阅及，因文长尚未接触其内容，李文好的一面既产生不出什么作用，则其坏的一面即恐就要生坏果，为避免李文勿生坏果，遂特就所见针对李文而有所评判。

　　李文如结坏果，则其坏果可能相当恶劣，除影响青年人将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自卑感而外，其对中国文化之护卫者甚至难免不摇撼其定见，中国文化之存亡其命脉仅余此一线，今之护卫中国文化者如其定见发生动摇，则中国文化随时有整个崩溃之危，中国文化如趋崩溃，从小言将必影响中华民族之复国运动，从大言则又等于将人类文化之老根予以斩断，其存与亡关系甚重，地无分东西、人无分老少，其对中国文化都应好好护持着，不可再有毁伤，如其文化躯壳能护持存在，则等待春雷一到便将发荣滋长，这是可以断言的，基于这一见地，遂对李文并不能不有所评判。

　　我是站在整个人类文化立场上来执笔的，文化虽有东西之说，实则是同源而异流，任何文化都系根源于自然数象（形），任何变化也都系建筑在自然数象基础之上，有的文化或已离开了自然数象基础，只要等待自然数象基础能予以重新建定，则凡离了本之文化都将返本而还原。个人对中西文化并毫无好恶之情介于其间，唯对东西文化形成之真相孰优孰劣、孰正孰偏，当不能不有一个严正的辨别。李文所谈东西文化，则因其所谈并有近囫囵，完全不明中西文化优劣之所在，仅凭己见毫无评论标准，为正观听似也不能不有所评判。

　　李文所以缺学术性之义，就是因李君对真正的评判法似不大了解，故其文章结构并与评判法不相合，如讲学术即应有术，其学或文如道来无术便不能算是学术，写评判文之术即应有评判法以为据，有之算得是评判学术，无之不能算评判学术，李文性质固属于评判学术一范畴，但李文之在写作上却是并无评判法做依据，因而其文也就不含学术性，凡不含学术性之文字，个人素少理会，本文之所以作，其主要意向即又系在以评判学术倡。

　　“真正评判法”？

　　评判学术所需之真正评判法怎样？此法所具义理即同用天平以评物是一样，评器之一端为评判砝码，一端则为评判对象，如评判对象与评判珐码合即属真，不合则属伪。学术上之评判砝码是什么？普通所谓学术原理便是，学术家如要从评判学术一面有所运用，则其首应了解的就是学术评判原理，整个学术原理总分四大类：一为辞；即以学术名词或言词为评判原理。二为变；即以学术本质或理论（逻辑）为评判原理。三为象；即以学术形式或法则为评判原理。四为占；即以学术轮廓或构图为评判原理。譬之胡适先生提倡西化，其在治学上即系有一套简单原理以供用，其所应用之简单原理就是假证逻辑，或称之曰考证法，李文在治理上并缺此项依据，既缺假也缺证，而且一口咬定凡谈中国文化者便是“怪物”、“妖焰”、“狂妄”、“夸大诞妄”、“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无赖”、“怪可怜”、“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浮夸的调儿”、“虚矫又不实在的侈论”、“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贻误青年的恶疮”、“喽啰”、“腐儒”、“抱祖宗大腿”、“老顽固的驼背”、“土包子”等一类人，如照胡适先生所用治学法，则对谈中国文化者就也得先来一个假设阶段，纵把辜鸿铭大胆假设为老怪物，把李王粲、阮元、印光任，陈启天等，大胆假设为古人尸影下的奴隶，把钱穆大胆假设为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把胡秋原、唐君毅、吴康等又大胆假设为贻误青年的恶疮。唯于假设之后似亦应采一个小心求证阶段，如证据不足并尚不能做成断案，这是胡适先生亦常有言及此。而李文在治理上即无此项假证原理做依据。

　　因此他判定我“不遵循胡适先生治学之道”，“近于泼妇骂街”，“其所‘指控’的十一病与夫其所探讨出来的四项病原，皆属浮光掠影式的断章取义，浅薄非常，其文章形质完全是幅伪相，如用以造成国人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自卑感，当有其应具的功用。”

　　惶恐

　　这是很惶恐的话头了。这种惶恐，很使这些疯狂的党徒感到不安，例如同期的柳浪的《拾贝集》里，就说：

　　迩来论坛对中西文化问题发生论战，其始由胡适的一篇发展科学问题的讲演引起，到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二文之后而达高潮。主张全盘西化者李敖、居浩然……先生，持反对论调者则有胡秋原、任卓宣、徐复观、郑学稼、徐道邻、廖维藩、黎晋伟、周若木……诸先生。李敖文傲，无中心思想意识，仍不脱早期西化派浅薄杂乱盲目崇外之风。反对者之文，大都平实客观，有见地内容，尤以《文星》以挑战姿态引出，并刊载胡秋原先生六万字长文及徐复观、郑学稼……诸先生文后，众人始注意《文星》此一刊物，而《文星》乃因胡等之文而销路激增。一版再版，并为沉寂已久之台湾论坛，增加生气、生意与生趣不少。

　　民主、科学之倡导，绝不始于民初，尤非始于陈、胡。科学与民主，自徐光启之译几何原本等天文历算书籍，为中国介绍科学思想之第一人。自康有为之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为中国主张民主政治实质“宪政”之第一人。自徐、康二氏之后三数百年、三数十年间，民主与科学，已成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举国一致追趋的鹄的，更无人反对或拒绝西方文化中最主要文化之民主与科学。此一问题，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用不着李、居等人再无的放矢自我炫奇来再加强调。同时自陈、胡至李、居……等人根本不能包办也不容包办科学与民主。反之，自徐、康以至胡、任……诸氏以及全国无数学者、专家、智识分子，又何人不懂科学与不解民主，故民主与科学应为全民之事，而非彼辈少数人之事。

　　今日主张吸收西洋文化宜加选择而不忘本，先谋融会贯通，继求创新超越之士，绝非盲目浅识者流。而李、居辈竟厚诬其为有义和拳思想，为义和团人物，适足表暴其为真正浅狭与盲目而已。

　　今日可以说根本再不会有一个至愚极蠢的第一类的盲目排外的人了。第二类盲目媚外的人，在从前是洋奴买办，在现在还有的是，就是主张全盘西化论者。所以今日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就是逗留于第二阶段、死不长进的人。李敖辈所指摘的人，恰是第三类的人，而第三阶段的人，则又是今日中国救国建国进而有所贡献于世界人类文化所最需要的人。

　　如不能肯定自己，本身不能有以自立，一味盲目崇外，全盘西化。这种人对中国民族与文化既已失其信心，干脆入外国籍好了。为什么还要打起中国人资格，做中国人，受中国国家、民族、文化之卵翼、福荫而骂中国文化呢？他们既唾弃中国文化，中国亦不需要这种有洋奴、汉奸，甚至有匪谍思想的人与同中国。换言之，他们实已丧失中国人之资格，不配谈中国文化。

　　衣食住之外以便所而论，西式坐厕之抽水马桶，坐上去冬冷夏热，容易传染病菌，且解便时又不痛快舒服。中式蹲厕之抽水便池，即无上述之弊而又淋漓畅适，值得采取。又用盆子喝汤不如用碗，西洋人真笨。

适之先生生前身后，毁者誉者均多，其中除或在思想学术上或在政治主张上，而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外，近年台湾捧胡者特别热闹，其中除一部为又纯正学术动机，一部为门生故吏图报深恩，另外还有一部可能尚有匪谍的统战作用存于其间：因为共匪在大陆必须清算胡适，在台湾则利于抬捧胡适。（敖按：此千古之齐论也！）

我们亦有权利“怀疑”，姑作“大胆假设”：共匪千方百计必欲灭亡中国，一技不成，另有一技，计再不成，三易数易……其技，必得目的而后已。

一、自大陆沦陷至金门炮战时期，共匪主要策略是在“军事解放”台湾时期。失败了。

二、金门炮战至国大选举、“雷案”、《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时期，共匪主要统战方针，是在“两个中国”、“台湾托管”、“地方自治”……进而“政治解放”台湾时期。也失败了。随转而……

三、自“雷案”至近一、二年来，共匪主要渗透工作，是在“文化解放”台湾时期。

何以见得？因为民主、科学、工业化、现代化，无人反对，且在各方面都在大力推行，此其一。他们只谈科学、民主，而不谈国家、民主、道德、伦理、反共抗俄，此其二。他们全盘西化而忘本，不谈本位，不欲保留传统文化中之优良部分，此其三。

此本来不成问题，落伍过时，不值得讨论，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有人却于此时翻起旧案，掀起中西文化之论战。不免令人怀疑其动机是在集中于攻打中国的这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自民初陈、胡前期所谓“新文化运动”摧毁一半之后，再来后期的所谓“东西文化之争”彻底根绝。做文化走私，为匪内应的工作。

共匪打土地，雷震打政府，他们打精神，其打中国则一。请大家来提高警觉，“小心求证”。（敖按：好大的帽子呀！）

　　胡、李之论争，吾人因无精力时间详细核阅比较其原委内容。大抵而言：李敖对学术持支离破碎、机械僵固，其外国祖师杜威实验主义，中国祖师胡派“考椐”学的观点，对问题或能有一鳞一爪沾沾自得自喜之处。

　　生产落后，经济残破，大家吃饭之不暇，只有几个特殊人物像胡适样才能高居人上，独享殊荣。只有少数几个党国元老的儿子，才有钱有闲有势读清华或北大留美回来鄙视同胞骂祖宗八代否认中国文化。也只有少数幸运有机会的人，才能读台湾大学，才能有机会得学阀的掩护，能利用台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找点资料，写写媚外卖国、全盘西化的文章。

　　写这些话的党棍们，他们的下流、阴险、迂腐、可笑，真可说样样俱全，笑料俱在，不必我多说了。

　　报复主义与西化主义

　　在1962年7月出版的第42期的《醒狮》里，那个辛植柏又提到我的文章《背后之思想标准》：

　　其思想标准有二端：一端为报复主义，一端则为西化主义。李文说：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而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

　　李君这话含义即显系是尚怀有一个报复主义在胸膛，由于传统派骂了西化派，而李君就替西化派骂回传统派，在学术上如以骂为务诚不知具何意义。商量学术最好不要动情绪，李君由于动情绪之故，遂使自己理智并不免遭受了埋没，徒然满脑子西化主义，但其对西化主义能不能成立以及其有无存在价值，李君对此且有近混沌？也缺少理智上之评判。并以为西化主义乃是一项绝对真理，用不着怀疑，甚至以为单是全盘西化尚不够，应要予以彻底的西化，所以李君对西化主义并特别强调。倘以两性文化观为标准再对李君脑袋内之西化主义做评判，则西化主义之在评判下并实系不能成立的，因西化主义之义便是以文化影子化人，非以文化现象化人，此须以影子化人之西化主义并不但在理论上与文化真义不符，就在事实上也不合，殊不知西方文化现象系在西方，如何可以用来陶化中国。倘以西方各种文化制度移植中土，则又与文化之构成不合，文化之构成系由本而末，由质而形，任何一个地区之民族文化如已形成，则其外加之文化形式绝不能变更其文化本质，根深柢固之中国文化，更不是根基浅薄之西方文化形式所能变更的。以井冈山英雄们之暴力实行对中国大陆坑儒焚书并掘土三尺，能不能变更中国文化？绝不可能。外传文化形式仅可变更已成文化之皮面。文化皮面有的或属一层，有的并有两层，中国文化即系具有两层皮面，除其现象皮面外尚有一层伦理心灵之心灵皮面，其已具四千六百年历史之伦理心灵皮面究有何法可以变更它，譬之中国书史即无一而非伦理心灵之结晶，儒道法诸家所传文化遗产不消说，就是施耐庵所写《水浒传》都系伦理心灵的充分表现，如此文化皮面谁能变更它。西方文化形式纵有所学而亦非西化，仅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形式中国化，西方民主形式移至中国即已变成了中国化，难道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制还是西方民主形式吗？倘能知此即知西化主义是不能成立的。近代西化主义思想虽然在中国已流传了四十多年，但其本身则又因系空虚无物，所以虽曾有人“播种”，可是并未开出过什么花、结下了什么果，前年胡适先生从出席中美学术会议归来后，固曾有言要开出一张接受西方文化的“清单”，以表成果，当时我便料其无法开，纵能开列也不过是些怪果，唯其结果却是并未能开出这样一张“清单”来。西化主义才实在是犯病累累……

　　请看这叫什么“文”“章”？

　　青年党的程度

　　同期又有禅心的《时闻琐论》，也是呶呶不休，例如：

　　所谓全盘西化派，以其动机不纯洁，观点不正确，论证不充分，不必要的翻起中西文化论争之旧案，并引出挑起胡、任、郑、徐……诸人之反驳，理绌词穷后，乃不得不遁逃于旧文新抄，乞灵于早期讨论此一问题者，而转载粱实秋、张佛泉诸人之文，以加大声势。

　　以蚊帐而论，西式圆形蚊帐，气闷局促，反不如中式方形蚊帐之宽大舒适。

　　自以李秀英相提并论，自承固非“学者”、“君子”，嘻笑怒骂倚俏卖俏之文傲者，于中西文化论战失败后，转而声援魏案中之纪翠凌，而向中国传统优良风俗习惯及法律挑战。

#忆抗战期中，共匪流氓陈白尘曾诱奸人妇，发生被刺案。其时共匪左派之文化走狗喽啰，一齐出动，支持陈白尘及案中之女主角，其蔑视破坏中国之伦常道德者亦先后如出一辙。（注：羽隹q24158715添加）

　　请看今日的台湾“青年党”，他们竟是这种程度！

　　巴札洛夫

　　6月1日，《文星》第56期出版，有粱实秋的《我对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建议》，并重刊了梁实秋的《自信力与夸大狂》（原载24年6月9日《大公报》）、张佛泉的《西化问题之批判》（原载24年4月1日《国闻周报》）。

　　因为《文星》在头一个月里登出我的《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和魏廷朝的《从巴札洛夫谈起》，所以6月1日的《世界评论》第10年第6期上，自然就来了“子弹”，郑学稼在《论巴札洛夫》里说：

　　因此，由整个历史浪潮看去，虚无主义者巴札洛夫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开路者。

　　在中国，20世纪10年代也出现巴札洛夫主义者。受《新青年》影响的当时青年，和巴札洛夫一样地否认一切传统；而《新青年》的领导层，如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都有虚无主义的言论。……20年代中国的虚无主义大师，只能说生硬的功利主义、法兰西文明和一知半解的杜威学说。由这种人领导当时的青年，恰似《圣经》所说：以盲领盲，堕入沟中去——他们如不堕入俄化的深渊，就堕入西化的深沟。

　　痛定思痛，我们该早就清算了巴札洛夫主义；使人惊讶的，在民族陷于极大危机中，还有鬼鬼祟祟地隐藏台后的黄脸皮皮沙列夫高喊，需要“把地面彻底打扫干净”的巴札洛夫！

　　笔者承认：我们有产生巴札洛夫的客观条件。恰如俄国文学批评家所指出的：巴札洛夫不了解俄罗斯。因此，我们的假巴札洛夫也不了解“自由中国”。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的一切。如果没有它，那我们只是如加里波底所说：“没有旗子的兵士”。

　　处不合理现实下，知识分子产生变态的心理，是易于了解的。在鼓励青年当巴札洛夫的大学教授或被誉为“青年教授”中，已出现了怀着这情绪的皮契林（V. S. Pecherin）式的人物：“仇视（自己的国家）变为我每日的面包。我和仇视一起生活，恰似别人和亲爱的女人生活一起。”因此，他们口里高喊：否定权威，而心里却冀望于外国权威，尽管他们为掩藏自己的面目说这样的话：“就目前的情形来说，集中力量来打倒既存权威或彻底把地面打扫干净，如果没有建设性的努力在背后支撑，除了戏剧性的效果和情绪上的满足外，很难期待任何收获。”实际上，这些话是骗人的，巴札洛夫型的青年怎能建设呢？巴札洛夫不是曾说过建设不是他的工作吗？

　　也许他们会说：我们是指文化而言。好就谈文化吧！在学阀控制下的大学，曾有什么文化的建设呢？由被捧为巴札洛夫的青年这数月来公开的智慧，谁也知道：他缺乏基本历史知识（譬如说：日本是中国藩属）；缺乏形式逻辑的训练；对于哲学，他只知近代唯心论的一派；对于经济学，只抄自己一知半解的术语；至于国家和民族迫切需要的反马列主义，他还是门外汉；他口口声声喊打倒传统文化，实缺少阅读和了解古典著作的能力。由他们之中有人说“资本主义”名词不能成立，说明凡是他们不懂的，都否认它的存在。具有那么浅陋知识的青年人，能够建设什么文化呢？

　　被誉为“巴札洛夫”的青年，不是纯洁的和有道德情操的人。他只是学阀和隐匿幕后几个制造“巴札洛夫”专家的文化打手。他确有“傻劲”，确有“浑身充满无比的潜力”，但只表现打手的威武。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巴札洛夫，是具有独立的战斗的精神，我们在台北文化街头所见的“巴札洛夫”，却只表现打手的姿态。如果他是真巴札洛夫，该先扫除在学园里已欺骗他数年的“权威”，尤其要打倒收买他无理地去打别人的学阀。

　　但是，台北文化街上的“巴札洛夫”，确继承俄国巴札洛夫的思想血统，即对妇女的态度。当他不得意于文坛时，却溜到社会新闻的舞台。他对一位有夫之妇未离婚前的通奸案件，埋怨中华民国，既不是“通奸无罪”的日本，又不是“取消通奸罪”的英国，为那位女人抱不平。中华民国的法律规定两性在离婚前要共同遵守性道德，是文明国家的最好法律，因为同法律又规定两性离婚的自由。如果她和他真有爱情的话，何不等待离婚之后发生性行为？在外表上为男女争取通奸权是十分前进的，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在财产私有制下，那种通奸权只有利于男人，而不是保护妇女。

　　“假巴札洛夫”

　　为什么假巴札洛夫有那样的高论呢？第一、由于他的批发西化论，一切好的都是外国，中国一切都是“少灵性”！第二、真假巴札洛夫都把女人作为性欲的对象，所以假巴札洛夫要争取通奸权，即乱交权。这一点还值得一谈。

　　巴札洛夫把女人作为性欲对象的理论，给俄国知识分子很大的影响。所以，到1905年革命失败后，出现阿绥巴雪夫（M. Artzybashev）小说的主人公“沙宁”式青年。沙宁有这哲学：“我干我所要干的和所能干的，人该和鸟儿一样的自由，他有权享受做爱，无须恐惧和忌惮——他的肉体的解放是现代的伟大任务。”当时的俄国知识青年是沙宁狂。这一思想和行动到十月革命后，有更进一步的发挥，那就是柯伦泰夫人的“一杯水主义”。台北的假巴札洛夫就想到处喝那样的一杯水！

　　因此，我有这结论：被鼓励的黄脸皮巴札洛夫，不是真巴札洛夫。就知识说来，他是假罗亭；就性道德说来，他是沙宁。就他的行业说来，是打手。假罗亭加沙宁加打手，就成为我们在台北文化街头所见的假巴札洛夫。我希望跟在他的后面的好青年充当阿加狄。

　　我现在把魏廷朝的《从巴札洛夫谈起》的最后二段抄在这儿，让人看看郑学稼如何在就着魏廷朝的文字，展开他的戴帽子表演：

　　最近，此间掀起了一阵热烈的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尽管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看出谁高谁低，至少，它已经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关心，使那些正在大做独断之梦的前辈，着实吃了一惊！据说跃登擂台大肆叫嚣的，竟是几位不及而立之年的大学毕业生。于是，正在消沉和软弱之间打滚的我们，不期然地感受到异样的震撼，正像巴札洛夫戏剧性的放言使我们感受到震撼一样。

　　我最初一想，总觉得这些青年太猖狂、太不自量、太不识时务、太不知进退，居然在这充满教条、尊重道统而又敬重老成的社会中，胆敢挺身而出，面对盘踞学界、雄视儒林的前辈指名批评！之后，我再三深思，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来具有巴札洛夫的傻劲哪！

　　我说“傻劲”，一方面表示它的坚强有力，另一方面指陈它缺乏明确的方向。它由于坚强有力，它必能唤醒消沉和软弱的知识青年；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方向，它也很可能一无所成。就目前的情形来说，集中力量来打倒既存权威或彻底把地面打扫干净，如果没有建设性的努力在背后支撑，除了戏剧性的效果和情绪上的满足外，很难期待任何收获。但无论如何，它是引导我们从事于文化工作的努力的开端，这个开端或许将招致若干枝节的困扰，不过，总算是一个迎接光明的点。我们应当以一点一滴、不懈不怠的长期努力，来充实自己，启发民众。我们不应始于巴札洛夫，终于巴札洛夫，我们必须从破坏转到建设，超越巴札洛夫而前进，让所有陷入沉睡的人，从我们身上确确实实地听到支配新时代的脉搏！

　　张铁君下山

　　这时候，又一支参加围剿的队伍兴起了。那就是张铁君主持下的阳明山“三民主义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6月里出了《学宗》第3卷第2期，是为“三民主义与中西文化问题研讨特辑”。其中有张铁君的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从三民主义看当前的中西文化论战》，在这篇文章中，他一开始就说我“嘻笑怒骂”、“丑角姿态”、“狂妄浮夸”，“还带有一些欧仆西崽的臭味”，我们看他怎样大叫的：

　　近月来中西文化问题的讨论，表面看去好像锣鼓喧天热闹非常，但向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可说是离题太远，愈论愈演变成为了一场混战，再由混战堕落到一种骂战去了！有些青年人承继了那个所谓播种者的精神，专门以“抛石块溅水花”而成名的作风，更愈趋于下流，而应用过去鲁迅式尖酸刻薄的笔调来谩骂了。他们的动机哪里是为我国文化开辟新道路，不过是想以嘻笑怒骂的丑角姿态，来博取社会低级趣味的欣赏！在此次文化的骂战中，我们所得的印象是：

　　①所有全盘西化派的文字除冷嘲热讽，将近三百年的四十余个著名学者，予以恶毒的毁谤。在积极内涵方面，全未有任何具体的意见。

　　②争论的问题都是些咬文嚼字枝外生枝节外生节的辩论，没有一篇文字归到文化的表题。

　　③窃取西方学术某一部门或某一学派的论点，来抹杀其他一切的学术与学派，是一些独断而未小心论证的大胆假设。

　　④有些青年不仅毫无一点国家民族的意识，甚至反对祖宗、仇视传统，而自卑到耻于为黄帝的子孙。

　　所以此次中西文化的论战，有人评之为“论少战多，甚而有战无论”，实则是战少骂多，甚至有骂无战。参战的人，除了少数具有学人风度之士以外，大多数是些狂妄浮夸的青年，在暴戾蛮横的气氛中，还带有一些欧仆西崽的臭味，闻之欲呕。回忆到过去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其水准与气度的距离真不可以道里计了。

　　文化医生

　　接着他又指摘“文化医生”说：

　　那个为西化派看作死症的张南皮，说过两句话：

　　如养生者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必先审脏腑而后可施药石。

　　这两句话便是选择的标准。我们的文化医生，不论他怎样狂妄，他能驳倒这两句话吗？假若他不是走方郎中或误人杀人的庸医，他必须懂得这点常识，这标准不必要什么聪明才智之士，也不需要周公或内政部的制礼作乐，人人都有资格来订，因为这是常识。而且只知疗病不知教人养生，也不配做一个医师。大家都知道防病更重于疗病，反对选择反对预防，那是不知而行时期的自然人，不是知而后行时期的文明人类。一个西化的医生难道要反对他人种牛痘去预防天花，反对打防疫针去预防时疫吗？他说，养孩子不要怕肚痛，但难道在产前不应当到产科检查以预防难产吗？吃饭不要怕噎着，难道为了要吃饭连有害的食物也不必预防？我只好劝劝这个住在苏茜黄世界的青年人，倘他想占有那个患花柳病的美人，还是请先预防吧！文化终非梅毒主义。所以他所谓王二娘办货的精神，好东西就买，坏东西不买。难道“取长舍短择善而从”的精神，有什么错误吗？老实说，他们的文化整体主义才真正是荒谬的。

　　张铁君这段话的大毛病完全在错认理想就是可行的事实。他不明白：“‘取长舍短择善而从’的精神”即使很好，可是事实上根本行不通，事实上行不通，这种漂亮的论调也就徒然是一种“预期的结果”（expected consequence），一种“期欲的结果”（desired consequence），乃至一种“经验上的不可能”（empirically impossible），所以，“精神”即使很漂亮，可是只是漂亮而已，——漂亮的乌托邦、漂亮的废话。

　　毛泽东牌与雷震牌

　　张铁君不但口中指斥“那位西化的青年”，手上还拿了一顶大帽子，请看他如何老练的戴帽子：

　　所谓西化派其本质，只是依赖洋大人的一种附外派。“西化”两字其意固然是将我中华民族全看为生番野人，要被动的接受文化较高的国家来“化”，似乎还有移植文化的意味。西化的人，许多都是些依仗洋大人势力来抢夺政权与教育权的附外派。真正吸收西方文化的学者，应该是埋首研究或译述，像骆驼般辛勤的负荷着时代的使命。然而这些附外派，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什么中化西化，目的完全在获得权势。他们不论附英附美或附法附日都是一面倒的，和毛泽东的附俄一样。

　　当前全盘西化青年，只提到科学与工业化，不以分配的社会化为预防资本主义的流弊，并根本反对预防，必将为马列的阶段斗争制造温床，真如国父所说只是一些浅见之徒罢了。

　　这是“毛泽东牌”的帽子！

　　现在的附外派，他们要我国完全一面倒附着某一国家，对于这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我们“亦步亦趋的学、惟妙惟肖的学”！想想看，这“亦步亦趋、惟妙惟肖”八个字，真刻画出那些跟在洋人屁股后面买办西崽的丑态！

　　……这些附外派，他们处心积虑，要将我国西化而成为某一国的附庸。要我们亦步亦趋、要我们惟妙惟肖的去学某一国，回忆到过去《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的那一套作风，不仅要我们亦步亦趋，甚至于要外国来干涉我国内政，以便实行为某一国所化的自由民主。现在的这些附外派对于“惟妙惟肖”的解释是，要我们连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以及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都要一齐学，否则便不惟妙惟肖，便不能完全成为某一国的附庸了。《自由中国》杂志虽停刊，但它的散兵游卒，正欲借尸还魂，跃跃欲动，嗾使一些不怕虎的初生之犊，来横冲直闯，又为那些专门着眼于生意经的刊物所利用，于是文化的骂战掀起来了。

　　这是“雷震牌”的帽子！

　　“江湖走方郎中”

　　戴了一阵帽子以后，张铁君又骂“无知青年”“江湖走方郎中”是“冒牌的医生妄谈”，呼吁“我们可以不必去理他”，虽然“不必去理他”，可是却似乎要他负担“扰乱”青年思想的责任：

　　此次中西文化的论战，始终文不对题并未触及到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核心。但一场混战的结果，仍然没有跳出了国父中山先生数十年前所获得的结论。

　　国父早已走向吸收中西文化之所长而舍弃其短再进而创新的道路，不料当前中西文化论战的诸公，还将这个老问题回过头来做炒陈饭式的论争，那就不免浪费时间与精力，甚至对青年的思想更扰乱一次而已！

　　不了解“模仿律”

　　在同一期《学宗》里，还有一篇田炯锦的《对于文化论战的观感》，在口口声声“国父”“国父”以后，他写道：

　　所谓西化、充分西化或全盘西化，究竟是什么意义？没有人明白的说出。什么是“化”，中国派的粱漱溟先生说：“全盘承受西方文化”，与“全盘西化”有别，因为前者是主动的接受，后者是被动的“化”。化是被动的这一论断，我想主张西化的人，绝不会认为正确；因为苟属被动的化，尽可静候环境的支配可也，何必自作主张？西化苟系自动的学习西方文化，则尽可具体的说：西方的什么学问我们应该研习、什么制度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精神我们应该效法，使青年们有所遵循；何必笼统的号召西化，使人无从下手呢？怎样算“充分”西化，没有明确的界限，究竟化到什么程度，才算充分呢？

　　凡是有点文化学常识的人，都会暗笑田炯锦这段话是多么没有意义。凡是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他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文化学中的“模仿律”，不了解在模仿过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可以划分。这种人、这种程度，居然还要来谈什么文化问题，这不是肉麻吗？

　　“放屁”

　　在文化论战的过程中，最没出息的一群就是眯住眼睛硬对中国文化瞎吹瞎擂的人了。这种人一下笔就是俗套滥套，我试举这期《学宗》中的两段：

　　讲道德、说仁义的中国文化，正是救治重功利尚享受西方文化病态的良药。为了立己立人、为了救世救人，中国文化应尽量的有效的向西方输出。在物质文明和机械文明下所引起的人生烦恼及社会问题，只有服用中国文化始能解除之解决之。

　　总之，中西文化各有特质，互有优劣，自救之道，自新之道，端在自审利弊，挈长补短，融会贯通，相互交流，而创造出中西一体、四海一家的世界新文化，向大同世界勇往迈进。

　　这是张金鉴的话，标题叫做什么《中西文化的特质及其交流》，我对这类形式的玄谈只有两个字的评语，那就是——“放屁”！

　　名言

　　叶青另在《西化论批判》（《学宗）第3卷第2期，又登在《政治评论》第8卷第11期）里，对我很激烈的谩骂，他引我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的“名言”，而加以攻击说：

　　西方文化既有缺点、既有危机，中国何能西化呢？西化是变成西方，就连缺点和危机也包括在内了。这是丧失辨别力的表现、丧失理智的表现。其丧失批评精神、丧失自由思想，甚为明显。所以西化是盲从附和的口号。然而主张西化论的人都主张自由主义。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以批评为务，要推翻传统。他们称说“启蒙”，有的还要“新启蒙”、“再启蒙”。他们好像在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样子。反之，他们在西方文化之前，便俯首帖耳，驯如羔羊，蒙如蠢猪。这是何等可笑、可耻啊！

　　请看这些话吧：“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这是西化论中的“名言”。其丧失理智、丧失批评精神，不很明白吗？其为可笑、可耻，也再明白没有了！像这样的西化，有何进步意义？国父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所谓“择善而从”，西化是不对的，西化论根本发生问题。

　　他又说：

　　与世界主义有关的西化论则反是。西化论以中国变成西方为满足，并不再进而从事创造的。因为世界主义是单一化，不注重每个民族的个别和特有的贡献。以它为基础的西化论，认为中国人在文化上只能跟着西方人走，即对西方人向后跟着。所以西化论者一见人主张“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便大加责骂说：“这种浮夸的调儿实与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同一气息；和二十七年前张季同的《创造的综合》一样味道……”请问：徐光启的超胜论、张季同的创造的综合有什么错误？“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及超胜古人、西人”，又有什么错误？如果进化论是对的；文化是进化的，不超胜，不创造，又怎么能使文化进化？如果西方文化不自天而降，乃由人力创造而来，为什么中国人就一定只能西化，即从事模仿，而不能进一步有所创造？为什么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以从事创造就变成了“浮夸”？凡此种种，都不可解。

　　名言与方向

　　我这段“名言”，提到并讨论到它的人很多，例如一位叫蓝飒的在1962年10月1日台中出版的《文苑》第1卷第11期里，写了一篇《认清意义与把握方向——“文化的再造运动”之商榷》，他提到：

　　拜读了《文苑》10期劳克先生的《文化的再造运动》一文……该文中云：“我碰到过一位于教授，他对我说：台湾的年轻作家们，掀起文化的大论战，以新的理论来和历史的价值开火。……”关于文化论战，就某些关心的读者来说，对于胡秋原、徐复观、居浩然、李敖……等论战人物当不至于陌生，他们并不都是什么“年轻作家”，掀起这次文化论战的关键，乃在于李敖先生《播种者胡适》与《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两文的发表，他们所谈的是“文化”，并不是文学，诸如李敖等西化派，虽然排斥传统文化，但并谈不上所谓“以新的理论来和历史价值开火”……

　　他又说：

　　李敖先生说：“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西方文明当然不是全都值得我们需要，我们所不恭维的也不是不会移植而来。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是一种消极行为，如何排除西方文明的弊病传染给我们的道德问题．乃是一种积极需要。我们当前的急务无非怎样建立新道德与如何改良旧传统，以期按部就班地接受西方文明，促进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的自强。单只囿于“全盘”西化或“半盘”文化，这老问题的论战，实在与事无补，时间将是淘汰的利器，旧的、腐化的，必遭淘汰；新的、进化的，继续存在。不受囿于成见而超越前进，这应该是我们文化运动必须的精神；“建立新道德，修正旧传统”，这该是我们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

　　政治教官出场

　　《学宗》第3卷第2期里，还有一篇一万两千多字的《此次文化问题论战之总述评》，作者是一位政治教官，他首先提到胡适在1961年11月6日的演说，然后写道：

　　那演讲因为没有新的理论、新的见解，其立论不“驳”而“倒”、不“推”而“翻”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形下，自知失言的“捧胡派缩在书斋里维持‘风度’”去了，胡适除了气愤的说：“围剿我！围剿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有，那就是被他所支持的青年在某种“时势”的要求下，一般人视为“西化太保”式的“英雄”出现了，这使得论战有了新的发展。

　　在今年元旦，“西化派”的某刊以胡适为封面，请他写了篇《封面人物介绍》，题名《播种者胡适》。2月1日他又写了一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前一篇是极力捧胡适，后一篇是痛骂在文化方面“不主张全盘西化”的历代学者。这两篇文章表现了有计划的连贯性。目的只是为摇摇欲坠的“西化派”撑门面；为“西化派”领袖卫冕。这引起了两个问题的论战，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问题；一个是“全盘西化”问题。

　　接着他指出：

　　就“全盘西化”来讲，西化太保的主张较陈序经还狂妄。为了主张“全盘西化”，甚至于骂起了他笔下那“思想届的伟大领袖”胡适。

　　这是这类身份的作者所不能了解的现象。

　　他接着综合反击“西化太保”的情形说：

　　对于“全盘西化”论的批判，《政治评论》发表的文论最多。参加此一论战的有叶青、郑学稼、胡秋原、徐道邻、张铁君、杜果人、严灵峰、莫辛等先生。

　　他又盖棺论定式的说：

　　“西化派”从有计划的乱捧，到有计划的谩骂。由于理论基础薄弱、由于态度蛮横，不仅在理论上流于破产；在态度上也不能博得同情，所以遭到舆论界的普遍指摘。至此，“西化派”不得不宣告败北。……“全盘西化”的旧招牌也自动摘下来重送回到陈列馆里了。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也“蝉曳残声到别枝”去考证“纪翠凌该生在什么时候？”谈他“妈妈·弟弟·电影”了，也许今后“西化派”还要提出文章，但也仍然是避开主题、挑剔琐细、曲解谩骂而已。

　　最后，政治教官提出了他的结论，原来是这样的：

　　总之，文化问题的解决途径，只有阐扬三民主义与实践三民主义。阐扬三民主义可以使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理论上获得解决；实践三民主义可以使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事实上获得解决。半年多来的论战，就各方面的意见看是已经获得了解决。这种解决是依靠了三民主义。

　　这次文化问题论战的发生，是由于“西化派”重提“全盘西化”的老调，这些“西化幼稚病”患者，既不敢面对真理，又不敢面对现实。在理论上因不能服人，结果“全盘败北”。在态度上又因蛮横粗野，结果只落得一个“西化太保”的头衔，徒增加了“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至于反对“西化派”的人们又多忽视了三民主义，不知从国父遗教中去找答案，以致将论战拖延半年之久，浪费了不少笔墨与时间。不过因为这次论战，使我们又一次认识了国父的伟大与三民主义真理的正确。这是论战的贡献，仍是可喜的一件事。

　　马路新闻

　　6月4日和6日香港《天文台》在第2080号和2081号里，以《中西文化论战之页》来报导《台北学术界文化问题论争新阶段》，其中有一段马路新闻说：

　　胡适博士之热烈信徒为青年作家李敖，李氏在《文星》发表数篇文字要“全盘西化”，连西洋的“梅毒”“青年太保”等等都要“接受”过来，始配得上“全盘西化”云云。近日因电影明星魏平澳之妻纪翠绫与魏之友人通奸，招致轰动社会之奸杀案，舆论几乎一致抨击纪翠绫“不道德”，李氏又以狂烈西化之种种心情与理由，在《文星》发表言论，多为纪女士辩护。台北有心人士，尤其文化学术界，以为如此“西化”，将推波助澜而致动摇社会基础，引起败风坏俗狂潮，而对此间正在策划反攻之今日青年将为极大的讽刺。日前，乃有学术界人士二十余人，对此问题，以座谈方式，发表意见。我国教育当局对此问题，无意见表示，但党的宣传机构则有其根据孙中山先生思想的一贯看法，闻已促有关方面予以注意。今后此问题即将进入新阶段，但此新阶段亦非“官方”有干涉言论，乃为全国学人思对此一问题有以纠正之表示。中西文化问题座谈会座谈结果，约有下列四点：（1）中国传统文化之保存，应去其渣滓，存其精英；（2）对西方文化之态度，应吸收其所当吸收，取其优点，去其缺点；（3）两种文化应互为交流、综合，而形成新文化；（4）今后新文化将如阳明山二次会谈，几乎全体与会之留美学人所一致指出的，以中国文化为道德基础，而吸收科学文明之一种新的现代文化。按陈副总统今日在中研院新院长就职之指示，大意亦如此。

　　《政治评论》的战术

　　6月10日《政治评论》第8卷第7期的所谓《读者投书》里，有标题做《“中西文化论战”谁高谁低看出来了》的一篇，颇可看出叶青的战术：

　　一、“中西文化论战”谁高谁低看出来了！

　　自从“乙号”以《播种者胡适》为题，像神话式的捧上“三十三天”，不料出毛病，郑学稼先生写了一篇《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指出“胡适未曾在十年代中将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 ，“全是没有‘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编者心里不服气，在其编辑室报告中说：“是与不是，还要经过再讨论的。”接着“乙号”以“翻旧账”为题，搬出了大堆“原料”来唬人，怎知“原料”也靠不住，弄巧成拙，落得自己打自己嘴巴！怪不得叶青先生在《再论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一文中，很坚定的反问“乙号”道：“捧胡要彻底、要勇敢，不要遇着不能答辩的事便抽脚了。”

　　其次说到“乙号”的《看看病》一文，大骂了古今四十多位学者名家之后，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要我们学“韩国、土耳其”这些国家，胡秋原先生在《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一文中据以反驳，他说：“韩国我们学不得”，“今日土耳其也是不好学的。”××编者为着支持“乙号”的说法，即以“土耳其民主政治的保母伊诺努”作为封面人物介绍。本来，“超越前进论”只是胡秋原先生对于文化问题的知见，××编者不表苟同，在其编辑室报告中说是“保持凌空而独立的见解”，正和“乙号”在《仍看看病》一文中所说的“去做那天马行空的好梦”同一鼻孔出气。作为一个读者的我，看了他们此唱彼和的耍法，心里是十分明白的。

　　由于“顾问团有图书馆”且“不断集会三个星期”，真个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顾问与喽啰齐飞，文章共说本一色。他们酒酣耳热之余，肆意谩骂，凡非主张“全盘西化”者都是“病人”“罪人”，他们根本就不愿在学术立场上讨论问题，而只想借谩骂来发泄自己愤恨。因此，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反感，一致对西化派的怪话予以谴责！

　　除《自立晚报》（3月21、22、23日）、《联合报》、《世界评论》（4月16日社论）、《民族晚报》（4月18日）……已见《政治评论》（8卷5期）社论（三）所引述外，读者再行摘录数则如下：

　　1.有位叶一凤女士以《谩骂不能推行西化》为题，她坦率质问“乙号”：“……横蛮无理的态度，仗倚‘年老’固不可以，倚仗‘年少’同样不可以，李先生一心认为西方文化是一个美人，即使她有‘花柳病’也不必‘预防’，甚至咱们也无从‘预防起’，‘留得美人在，何愁病不除？’这股子热情，写小说可以，作为他个人的选择，也未尝不可以，但是，他‘没有资格’替我们大家做这个决定。”

　　2.5月4日《联合报》《黑白集》专栏题名是《反应与选择》。其中说到“即使‘全盘西化’，而在中西之间，仍然是有选择。既然在吸收西洋文化上容许选择，则又何必宿命的盲目的做‘无条件投降’呢？难道吃外国苹果便不能削皮除核，以及剐去腐烂的部分吗？……让时间医治我们思想上的幼稚病吧”。

　　3.5月12日《征信新闻报》《今日春秋》专栏以《择善而从》为题名，它说：“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决定拨款在美国的三大区中小学校推行中国语文教育。消息传来，想必会使一般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大吃一惊地说，基金会不是存心坑人，糟蹋孩子吗？而今偏有吃牛奶面包的人，忽发神经，也想啃起方块字来……山姆大叔大概犯了病，开倒车，竟尔迷此骸骨……但见一些时髦人物，披上新文化外衣……因为看到别人发财，恨自己的穷酸相，自卑感作祟，发狠要劈掉祖宗牌位，改姓换名，投靠豪门，愿做干儿干孙，可能别人还不会收容呢！”

　　基于上面这些言论，可知西化派喽啰们犯了狂想病、幼稚病、忘本病而不自觉。更滑稽的是“乙号”自夸胜利，沾沾自喜，嚷着：“希望胡秋原毫无怨言”！且有“丙”“丁”两号为之助阵。可是他们对胡文“立”与“破”不敢做正面答复，以及《政治评论》周若木先生的《论中西文化问题》、莫辛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郑学稼先生的《论全盘西化与批发西化》这几篇文章，则“假装不知道”（见《政治评论》8卷5期《漫谈》四、仲平先生的《不要假装不知道》）。读者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又噤若寒蝉呢？

　　“谁高谁低看出来了”！

　　二、“中西文化论战”谁高谁低又看出来了！

　　据5月14日《联合报》载：“‘自由中国’二十多位”文化学术知名之士，昨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举行中西文化问题座谈会，会中获得四点结论谓：

　　1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与会人士认为中国文化非全部是好的，亦非全部是坏的，故不应主张全部保存，亦不应主张全部放弃，而且主张中国固有文化分别清理，去芜存精。

　　2对西方文化的看法：与会人士认为西方文化本身亦包含有好的和坏的两方面，故不应全部接受西方文化，亦不应该完全排斥西方文化，而应该采摘西方文化的优点，以补中国文化的缺点。

　　3对两种文化的关系的看法：基于上面两点，对中西文化的基本认识，因此与会人士认为中西文化并非互相排斥，而应该是互相交流、互相参考、并行不悖的。

　　4对将来中国文化的看法：将来中国文化将是融合中西文化而创造一种新文化。

　　从第一点看，主张保存好的中国文化的人，说他是“病人”“罪人”就不对了。

　　从第二点看，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说：“绝无第三条路好走”那就错误了。

　　从第三点看，主张文化是可以分析、选择、交流、并行不悖的是正确的。

　　从第四点看，主张新文化之创造的人是真知灼见的。

　　所以我认为四点结论，无疑的是医治全盘西化的病者的特效药，也是当前中国文化所应走的道路。

　　“反省与认输”

　　至此，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人，如不切实反省而认输，那就应该把这些学者专家的结论以及社会上一般舆论的批评一一予以驳倒，给读者大众看看，果真说得对，那么，这面“文化医生”的锦旗，由我自费赠送，以示歌颂“此才”；否则，这块假冒“文化医生”的招牌，必须拿下来捶碎、火化，以免伪医误人。

　　三、“中西文化论战”谁高谁低更看出来了！

　　“甲号”说过：“好莱坞的电影作风，美国最近流行的扭扭舞，都属现代化的内容。”（见《西化与复古》）而“乙号”也有“（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见《看看病》）。可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斥责扭扭舞，为“粗俗、猥淫、下流”。他问道：“我们的美、高尚、善的观念怎么样了？我怀疑我们是否曾有进步。”泰国总理乃沙立更认为对青年有害，下令禁止“摇滚舞及扭扭舞音乐、电影和类似的舞蹈”（见5月3、6日《中央日报》）。上面这两段消息，不晓得“甲”“乙”两号看了作何感想？难道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不足够主张全盘西化论者的教训吗？难道还要劳人家再来抓破脸吗？

　　“乙号”在《仍看看病》一文中自动提供：“我在52号的《文星》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后，五十多天来挨了不少臭骂”而叹气了！这有什么用呢？还是趁早竖白旗做个识时务者多乖！何必硬着头皮去忍受社会舆论所诟病的呢？

　　至于“丙”“丁”两号的妙论与谬论，既然“完全是抄袭讲义，注释名词，玩弄其语意学和理则学等书本上的文字”，“真是又臭又长”，“浪费纸张印刷”（见8卷5期《政治评论》（一），而且“这篇文章（指“丙号”——读者注）如给殷教授用逻辑的头脑去看，则殷教授会气得顿脚”的（香港《大学生活》120期费光华《冷眼看“围剿”胡秋原先生》），那么读者也不愿多谈他们了，让他们自己（含“甲”“乙”两号）去“悔不当初”好了。

　　[附注]这四个代号称呼法，引自第十年第四期《世界评论》胡秋原先生：《文化无战争》。即“甲号”者居浩然是也：“乙号”者李敖是也；“丙号”者许登源是也；“丁号”者洪成完是也。

　　若兰之言

　　6月15日，香港《中国学生周报》第517期上又有战况报导——若兰的《中西文化论战新形势》，头一段说：

　　[台北通信]“中西文化论战”到现在仍然是台湾文化界的重要新闻。表面上双方似在胶着状态中相持不下，难见胜负；但观战的群众可以看出一点迹象，就是“传统派”和“超越派”已经有些招架不住的样子了。

　　最新的战况发展有两点值得报导。

　　第一，西化派的“战将”更换了另一批人。这支新军全是精壮的青年；由沈国钧、许登源、田尚明，接替了李敖、黄富三、居浩然。而“传统派”和“超越派”则没有“后勤部队”增援，仍旧是徐复观（传统派）、胡秋原（超越派——传统派的外围支系）、郑学稼（传统派的反胡[适]先锋）、任卓宣（支持传统派最激烈的分子）等。

　　“西化派”这几个青年小伙子，他们讨论问题的真实态度和根据学理辩驳的冲劲，和李敖诸人一模一样。

　　6月16日，胡秋原在《世界评论》第10年第7期发表《谈虚无主义以及基本信念与正确方向》；魏廷朝的《误解？曲解乎？——再就“巴札洛夫”说几句话》，两篇文字中都批评到“李敖君”和“李敖他们的伎俩”。廷朝的文字中有一段公道话，他说：

　　笔者认为目前被教科书和分数逼得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学生中，出现几个尚肯教育自己的知识青年，到底不是坏事。尽管他们稍嫌偏激、稍嫌狂妄，或多或少，总有点可贵的潜力（Potentiality）和原动力（Originality）；只要有正确的导向（Orientation），或可为中国的文化做一点工作。

　　谁是门户？

　　同期又有胡秋原的《关于翻译介绍和研究》和《希望青年超然门户之外，励进真知之中》，都论列到李敖，尤其第二篇，这本是胡秋原复严灵峰的信，这封信又登在6月30日的香港《中国评论》第11期上，是用半吊子文言写的，信中骂我“一切出之儿戏”，“死虾蟆争出新酒”等等，我们试看一段：

　　顷读大作，无任快慰，快者，尊文有“庖丁解牛”之快，此刀“风流可爱，令人想见当年”。慰者，兄前来示屡劝弟勿参加此类浪费时间之辩论，今远道仗义执言，其亦可谅弟之绝非好事者乎？海天颠沛之日，须眉日白之年，苟可得已，岂愿同舟为口舌之争？#今日共党不仁，以世界人类为刍狗，祸毒极书契以来所未见，此人得而知。然此祸乌乎始？（注：羽隹q24158715添加）鄙意一则“西方”失道，以东方人为刍狗（殖民主义）；一则“东方”不学，应付始终乖方。如是因东西势力之悬殊，形成东西之冲突，终于造成俄帝之勃兴。东西之冲突在中国反映为中西文化之争。在西方优势之下，中国既无“西方文化”，但有“西化”，而“西化”之士，每视同胞若“土人”；如是守旧者亦张“传统”之帜相抗，中共遂得乘机而起终为“俄化”张目。此吾兄与弟皆亲身经历之悲剧，每一回顾，当同感毛骨悚然者也。（注：羽隹q24158715添加）弟向不加入“中”“西”之争之任何一方，希望“调和”。继知门户之见已成，倘执著现在，亦无“调和”可说；唯有向前一步谋中国新文化之创造，自见合作之可能与必要，而溯东西分裂之由来，则又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尊论俄罗斯“共产党的得势”原因一段，弟之解释：在俄国，由于俄国资本主义之“不”发展；在中国，由于“西化”，即在西方殖民主义，“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不发展”）。故世界长治久安之道，必在东西经济文化之相扶并进也。二十余年来，所说要本此意，东渡以来，中西文化之老争论时复发作，继且大作。弟亦无意卷入其中，偶然被邀一言，始便陈固陋，谓本无问题，问题起于门户之见，无非希望息门户之争，共御“俄化”，而以独立精神，厉进于学术之自立而已。无如大道甚夷，而人多好径。如是而有自称“西化”青年之士挟“德赛”之名“逻辑”“语意”之器，指一切异己为“病人”、为“罪人”、为“义和团”，且有“再启蒙运动”之说。而弟遂被首列于“病”“罪”“团”“蒙”之中。其意态之跋扈骄横，内容之浮滥腐败，皆吾兄所睹者也。弟非不知“逻辑”“语意”，尤非不好“德”“赛”两君。如彼等真知“德赛罗语”，则即令意态失之骄横；或有求知“德赛罗语”之诚，而即令内容失之浮败；皆可原谅。然彼等于“德赛罗语”实少真知，徒以骄气逞其浮词，则未可沉默。盖此乃门户之极弊，害既中于青年，祸将延乎国运，非弟等数人之事也。

　　这就是胡秋原氏的通畅文字！

　　“目无宪法的反民主表示”

　　6月25日，第8卷第8期的《政治评论》上，又刊出了社论《他们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看法》，除了大吹他们二十八个人的中西文化问题座谈会是“内容丰富，见解精辟，影响广大”以外，接着又指摘：

　　胡适诬辱整个东方文化为无灵性，显然是对中国文化估价甚低之意。而对于西方文化则估价甚高。这是一看《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讲词，便知道的。因此，应该抛弃中国文化，采纳西方文化。讲词中也露出这个消息来。于是捧他的人，即报纸所谓“狂热的西化青年”，遂把过去很多评论中西文化及解决此种问题的主张一一责骂，而重行叫嚷“全盘西化”起来。那么中国文化的价值如何？西方文化的价值如何？中国应否“全盘西化”？便发生问题了，不能不加以研究。而这些问题不是中西文化问题吗？是，此为无可否认者。

　　虽然中西文化问题过去是解决了的，但是现在又提出来了。既然重行提出，就只有重行讨论之一途。重行提出者，是有主张的。若不讨论，彼等便自以为主张正确，无人反对。这不在给读者以不良印象，而在文化界留下一个污点吗？所以论是对的。文化关系国家的命运和政治前途，至为重大。本刊因此参加讨论，发表了如下文字：

　　论胡适对于东西文明的评价 社论 第7卷第8期

　　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应有的态度 任卓宣 第7卷第11期

　　论中西文化问题 周若木 第7卷第12期

　　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 莫辛 同上

　　“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平议 杜果人 同上

　　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 郑学稼 第8卷第1期

　　全盘西化论之分析 叶青 第8卷第2期

　　中西文化之交流 周弘然 同上

　　孙中山先生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赵英敏 第8卷第3期

　　文化创造论之确立 任卓宣 同上

　　中西文化论战之歧途 社论 第8卷第5期

　　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 任卓宣 同上

　　为西化问题给胡秋原打不平 赵慎安 同上

　　我们深信这些文字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给与了解决。很明白，被这些文字所批评的人，迄今未有何答复或反驳。虽“狂热的西化青年”亦无能为力。真理获得最后胜利。就是从前主张“全盘西化”的刊物，现在亦批判“全盘西化”了。

　　因此，讨论并未白费。而这次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收获，比过去历次讨论为大。现在虽然还在继续之中，并不是作结论的时候；但就已有的讨论来看，也大可那样说了。我们希望这次有一个彻底的讨论，把清朝中叶以来的讨论做一总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做了这种肯定以后，叶青同时发表了《从中国文化发展看东西文化问题》，咬定“所谓‘全盘西化’是目无宪法的反民主表示”。认为“中华民国的文化是三民主义的文化，宪法确有明白的规定”，而“在此种情形下另提文化原则和路线，叫嚣‘全盘西化’，是目无宪法的反民主表示”。

　　“大私审”

　　在叶青文章的后面，一位政治教官又写了一篇《为白话文问题代郑学稼辨诬》，索性直接宣扬我是文化“大私审”中的“刽子手”了：

　　关于用“维辛斯基”形容李敖，是胡秋原而非郑学稼。胡秋原在《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一文中，说李敖“他判定四十几人都是‘罪人’，此乃检察官或维辛斯基口气。然即使检察官，在罪人之罪证确立以前，也还只能称为‘罪嫌’”。李敖的本质及作法，倒真像“维辛斯基”：二十年前莫斯科的几次大公审，造成史无无例的“大冤狱”，即由此人担任刽子手。二十年后自由中国的一次大私审，造成了文化界史无前例的“大冤狱”，即由“西化太保”担任刽子手。

　　政治教官又说：

　　《为郑学稼辨诬》写到这里，其他细节就甭提了。这里容我说几句题外话：胡适死了，就某一点讲，这是损失。“西化派”基于“门户”之情来神化胡适，虽于“理”难容，然于“情”可恕。但“西化派”中的“西化太保”，既无情感，又无理智。对外抬着胡适过时的旧招牌唬人，骂尽古今学者；对内则骂胡适为“学阀”、“走狗”，来向胡适的门徒们示威。胡适的门徒基于自己“西化派”的既得利益，真是欲笑不得，欲哭不能，表现出对这因骂得宠的“西化太保”莫奈何。而为“西化派”热烈支持的某刊，也趁火打劫，发了一笔“胡适财”。某刊除了“生意经”以外就没有目的吗？有。我从一篇以骂牟宗三为主题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这文章是两个人写的。一开始就骂胡适：“……带着博士头衔回来了……有了头衔就想做官（校长、大使、院长），一做官学问就搁下了（《中国哲学史》、《中国白话文学史》只写了上册，‘搁下了’几十年也没有写下册）……‘瞒天过海’，到外国用中国的古书唬洋人（讲老、庄、孔子，以中国‘名学’得博士，前年在西雅图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大喊：‘中国文化绝不会在世界上消灭’），回中国用洋人的‘物质文明’唬中国人。”（骂中国文化没有“灵性”。）这些话说得很对。而且李焕燊早在《胡适与国运》一书中就说过，并且指出这是绩溪人传统的“生意经”，不足为奇。奇怪的是这两位作者，骂完胡适以后，大喊：“清出一片干净土，让真正的专家来建设。”“清出一块干净土，让那些有真才实料的人来建设。”但，谁是“真才实料”的“专家”呢？这两位作者举出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要“建设”当然是中国人。

这两位作者认为只有两个中国人“及格”：一是金岳霖；一是殷海光。在今天“自由中国”找不到金岳霖其人，那“建设”的责任势必落在殷海光的双肩了——这是“逻辑经验论”的必然结论。文化问题论战快结束了，竟使我们发现了“西化派”夹带的私货。这里，容我问一句：当“西化太保”把古今学者踢到一旁为殷海光开辟了地盘的时候，请问“真才实料”的“专家”殷海光，“拾穗者”胡适已死，你计划如何“建设”？

　　这又是“抓出殷海光”的战术了。这意思无异是说：《文星》的李敖在为《自由中国》的殷海光“开辟了地盘”、使《自由中国》能够在《文星》上借尸还魂，所以，警备司令部不可不注意！

　　文化移植的讨论

　　7月1日，《文星》杂志第57期上，有谢剑的《文化问题的基本认知与中国文化的出路》，他运用一些普通文化科学的常识，做了一些论断，例如他说：

　　笔者赞成“西化”，又因为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的潮流，也可以说是赞成“现代化”。

　　让我们放眼看看，今日的民主政治、自然科学、社会福利政策等，哪一样不是西方文化？所以笔者说“西化”就是“现代化”，这话并不为过。

　　笔者不赞成“全盘西化”一词，因“全盘”二字实欠妥当。在笔者批评“全盘西化”四字之前，不妨先看看正面的意见。

　　……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

　　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李敖先生：《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星》9卷4期）

　　……可惜他们只会做裁缝，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质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同前）

　　文化为一“完全的整体”是对的，但在文化移植方面却没有完全整体的移植，因文化系一种“持续体”（continuum），想一刀完全切断某一文化传统，并移植另一文化的整体，实属不可能之事，唯有具备魄力与耐心，通过民族色彩，使大规模的西方文物制度和中国优良传统整合（integration但非折衷），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就文化的移植来看，因今日我国的毛病在贫穷、愚昧、固蔽、疾病和混乱，故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必然不是“全盘”而会做某种选择，使有益于这些的，尽速进来，试看土耳其和日本，前者虽然西化了，但仍然保有严正的一面，未为大腿舞和摇滚乐所迷，后者虽然彻底西化了，却仍保有他们的“菊花与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oward”此系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书名，至于日本民族性的价值笔者未便批评）。我国立国数千年之久，必有一份全民族所共同珍视的情感，使几亿人能维系在一起。请问李敖先生，“感恩节”、“万圣节”（Halloween）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不是也要移植？您有没有这份情感？所以笔者主张不用“全盘西化”，甚至“西化”等词，而改用“现代化”一词，跳出门户之争，不予传统派以口实，以“现代化”之名，行“西化”之实，岂不更好？

　　同期《文星》还有居浩然《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等文，并重刊了胡适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此外，还有一篇东方望《骂街式的“微辞”，帮腔式的“平议”》，用幽默反面的语气，指出：

　　我曾想到，像李敖这位知识青年，初出茅庐，居然不知遇庙烧香，逢山拜佛，竟无视忌惮，一枪连挑古今四十余位名家纷纷落马，不给“权威”们留一点余地，的确够“狂”、够“妄”。如果不在明枪暗箭之外，再祭起几顶戴不起的帽子扣住他的脑袋瓜儿，那还得了？

　　我又想到，我虽无“棒”，但深知自己“生无异禀”。所以，既没有“接”棒的大志，更没有“夺”棒的野心；尤其是“西化”已经被加上“全盘”罪名拿问在监（引何凡先生语）的今天，当然不会也不敢“狂妄”到如李敖先生那样去“否定”什么“权威”的。

　　从东方望的话里，不难看出：提倡西化的人，在这个社会里，是如何的不受欢迎了。

　　“那个东西”是什么？

　　这一天《世界评论》第10年第8期出版，有郑学稼的《台湾的巴札洛夫》和《我们应分头去找“那个东西”》，又照例是大骂李敖一通。我们试看他这一段无据的谎言：

　　屠格涅夫在名作《父与子》中的主人公巴札洛夫，曾引起当时沙俄的“欧化派”和“斯拉夫派”的热烈争论。有人说，他就是马克思的对头巴库宁，而屠氏自己却说是医生。当时的沙俄青年是巴札洛夫型吗？勇敢的毕沙烈夫说：“我们都是巴札洛夫。”因为他是农奴制的敌人和坚决反对权威与传统，所以把巴札洛夫看作自己的化身。目前，把“乙号”集团的青年捧为巴札洛夫的人，是一种新战术的运用。他们之中有的把“乙号”罚站街头，斥责他是一副教主的脸孔等等；有的抹干他的眼泪，给他糖果，另拍他的肩上抚慰他说：你是打倒“权威”的巴札洛夫。

　　我素来赞成后一代人批评前一代人，如果前者确有本领批评后者，而不是受背后的指使。可是被捧为巴扎洛夫的台北文化街上的巴札洛夫，是假的巴札洛夫。

　　屠格涅夫的巴札洛夫，是任何权威的反对者，台北文化街上的“乙号”们，却先承认一个权威（尊他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而后充当这权威集团的打手。

　　可怜的台湾巴札洛夫！

　　这是多么可笑的造谣手段呵！

　　“那个文化太保”

　　7月1日又有张铁君发行的《革命思想》第13卷第1期出版，在封里的满版社论里，标题做《西方思潮与投降主义》，全文“语重心长”，颇具代表性，尤其大骂“那个文化太保”，大骂“西方思潮的黑浪已经向台湾猛烈的袭来”，很值得我们拜读：

　　试想一个当代的大思想家如罗素这样的人物，竟主张宁可投降苏俄，不愿爆发一次核子的战争。近来美国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司蒂文森，在国会秘密作证时，也这样说：“如果两个中国都为联合国的会员，很多很多的国家都会赞成此种解决办法。”这些荒谬的主张，出诸西方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及政治家之口，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些都是西方现在衰败的思潮为背景的。司氏的姑息主义，也不过是为侵略的暴力威胁，想牺牲弱小国家以求苟安一时而形成一种分期的投降主义罢了。这些各种类型的投降主义，直接间接的都由于衰败的西方思潮酝酿孕育而来，这些思潮中最为流行的，首先我们不能不提到存在主义。所谓存在主义的思想家胡塞尔（F．Husser）与海德格尔（M．Heidegger）这班人都是一些悲观主义者。他们是反映世界两次大战的惨酷与欧洲人心的苦闷，失去了未来的信仰，因而形成了这种阴黯而彷徨的思想。在形上学方面他们固然仍继续着黑格尔“纯有与纯无本为一体”的说法，他们却从虚无开始。什么是“无”呢？海德格尔说：“无是对有的总体的完全的否定”，“无”的在否定“有”中才出现。他们以为：“人的存在，只能因投射入无，才能和有相关。”怎样才能把握着“无”呢？海氏说：“畏惧显露了无，凭借着畏惧这种主要的心情，我们便已接触到那显示了‘无’的我们的存在之中的一个局面，这种存在也就是他们研究的起点。”所以从“无”认识到“有”，从“死亡”认识到“生命”，始足以窥见宇宙与人生之“全”。畏惧，依海氏的解释是一个人感到有些事情不安稳，对于所有的事物连我们自己在内，都蒙着一种冷淡。从儒家与三民主义来看此种思潮，是心无所主，所谓“心有所恐惧，前不得其正”。由于欧洲人常驰逐于外物，而外物又遭受毁灭，所以才产生此种彷徨不知所措的心境。近年来老子学说在欧洲思想界又大受欢迎，也是由于此种心境所使然。这便是姑息主义在西方当前思潮上的哲学基础。西方当前的思潮已经不要理性、不讲原则，也不讲什么正义。在他们看来，金门马祖一小小地方，强大国家不值得为了它去战争。但他们不知牺牲一块小小的领土，就无异抛弃那神圣庄严的伟大正义。领土事小，原则与正义事大，没有原则与正义，盟国结合的精神基础便崩溃了。国际间便会形成了孤立，司蒂文森们的眼光不料竟如此的短视。此外尚有所谓逻辑经验论，虽说是起源于欧洲，发展于英国，现在却大张旗鼓于美国。这种思想绝对是反形上学的，他们也不承认什么价值系统。一切哲学命题均归其根于逻辑句法学的构造，只有形式的符号逻辑，才能称为逻辑。而且将数学原理引用于逻辑上并尽力求其符号化。所有哲学的语句，凡不合于他们的逻辑构造者，皆认为无意义。既然他们不重视价值系统，因而也没有什么是非。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苏俄的极权暴政，在他们的眼光中，两者并没有优劣或善恶可言。只要没有核子的战争，他们在两者中赞成谁都是可以的，所以罗素便走入了投降主义。近来的西方思潮已经到达了一个极度空虚的时代，好像为一种悲观失望、自私冷漠的核子的蕈状云笼罩着。这些思潮当然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到最高峰的结果，人类自己创造出一个科学的茧，将自己缚住而不能自拔。人类只能认识自然，但不能认识自己。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彼此在这可怕的科学果实之前，战栗恐惧，而又不知如何解决。一切道德、宗教、艺术的真善美，面临着核子战争的毁灭。这就是所谓科学至上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思潮。现在这两股悲观与虚无的黑潮，正向着我们反共的基地台湾袭来，正如威力最大的台风向我们袭来一样。最敏感的便是一般青年学子，尤其是学文哲的学生。你只要稍微留意、听听他们的谈话，许多青年都自悲自叹，自称是“失落了的一代”。他们受了此种思潮的感染，大多数都不能从积极方面振奋起来。再从这种悲观失望心理又转变成为愤世骂世，憎恨他们的祖宗，甚至憎恨上帝为什么不将他们生在西方的国家，而生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国。这就是那个文化太保在此次文化骂战中表演的思想分析，现在西方思潮的危机，真可谓严重极了。#共产匪帮他是任何机会也不会放弃的。他一定要将此种基于畏惧心情的存在主义，配合西方政治家恐怕核子战争的心理，来加强姑息主义，以影响反共国家的战志。同时他也要利用科学至上主义的趋势，推动维也纳派的逻辑经验论，以其反形上学反价值系统的思想来破坏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德为本的思想。使中国青年爱国爱家的意识，逐渐消减。诱导一般青年，不辨是非、不察事实、不问宇宙人生、不管历史文化，把精神脑力都葬送在一些逻辑的符号内，我们固然不反对符号逻辑，而且承认它的贡献。但那些青年，只抱着几本符号逻辑讲义，以为反共抗俄复国中兴的大业，就完全依靠在他们逻辑经验论的几个符号上，而且还自吹自擂的说这才是真才实学，那未免太幼稚了。（注：羽隹q24158715添加）总之西方思潮的黑浪已经向台湾猛烈的袭来，让我们赶快用革命的思想与革命的精神，来救救这些孩子吧！

　　本质的差异

　　跟这篇“社论”同期，又有一篇马绍伯的《中西文化无本质的差异吗？》，里头有几段是：

　　由上足见，唯中国文化，确有“化”的事实，同化了若干的氏族、民族，而成为一个大的中华民族。若西洋文化，则无论在地中海时代，抑近代的欧洲时代；其成就，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抑精神生活方面，严格说来，都属文明，尚未足以言文化。因为她除过征服或被征服以外，从未看见她曾同化过什么民族。

　　西洋的侵略征服之风，凭其船坚炮利以东来，因而才引起了中西的文化问题。其问题之本质实即二者的不同所造成。人们迄今还谈这个问题，其意义，应即在寻觅二者之所以异。否则，交流什么？融通什么？取什么长？补什么短？其“全盘西化”论者，甚至连“梅毒”都要一并移植过来，在心理意识上，自是被征服之一种表现。至于“一面倒”的“全盘俄化”，更无论矣。

　　然而由于是被征服，“非心服也，力不赡也”，故其反抗，终思有以胜之，乃必然之事。所有殖民地，既都能脱其桎梏，纷纷独立，则具有深厚悠久文化之民族，其反抗侵略征服，终获胜利，卓然以立，亦必绝无可疑。

　　唯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间之相遇相处的问题。而是自1943年德黑兰会议起，经过1945年2月的雅尔达会议，迄1950年的韩战爆发，问题完全变质，昭然于世，成为西洋文化的本身问题。即旧的资本帝国主义势衰，反而孕育、卵翼以成新的共产帝国主义，而互相斗争、互争雄长、互相争霸。共产主义赫酋且明言要埋葬资本主义。这显然与中国文化无涉。或者有人说，中国文化早已不足挂齿了！

　　其间，“全盘西化”的日本，亦于1945年8月6日，先后尝受了两枚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玩艺儿——原子弹，而高举两手，无条件投降，为盟军占领，情同亡国。幸赖我领袖在开罗会议维持了她的天皇之存在，再一次的表现了中国文化精神之特质。

　　这还是“反梅毒战术”的老套子。

　　悲哀

　　7月10日，《政治评论》第8卷第9期上又来了所谓“读者”的“投书”——《“全盘西化”的悲哀》，大骂李敖：

　　在遭受惨败的教训之余，他已不敢面对中西文化问题妄发议论，而改谈女人和电影了。他在《妈妈·弟弟·电影》附记中招供：“在台湾香港的几家报纸杂志，一再围攻‘浮夸青年’‘文化太保’的时候……好像一个人不板着脸孔写文章就是大逆不道，不写硬邦邦的文章就是没有价值！”这种如怨如诉的表情和他先时自夸胜利的神气一比，分明有着异样了。

　　在我个人看来，他所发表“全盘西化”的论调，似与三十年前无大差异，是陈货不是新品，只是加点蛋花炒剩饭，说来毫无价值。他所以狺狺狂吠者无他，一误于爱出风头，再误于被人牵着鼻子走，不算好汉。他的悲哀，在根本不知道“全盘西化”行不通；又根本不知道他是“西化派”中喽啰的喽啰。他只会在潜意识上生气蓬勃，去做那罗曼蒂克的好梦。虽来日方长，他仍株守在西化派的门户，用“摇滚”“疯狂”的丑态，去吹打他那支“全盘西化”的怪调！

　　青年党的老朽

　　7月15日，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社举办了他们党内的文化座谈会，出席的是“元老及先进同志。其中包括有‘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中国青年党’创党人、‘天人学会’、‘诚学会’、‘惕社’发起人、报刊杂志、总编辑、总撰述、总经理、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央级民意代表等等，皆为对文化问题素有兴趣或研究者。公推余家菊先生主席”。发言的有余家菊、张梦九、刘泗英、关德辛、黄欣周、辛植柏、陈善新等等，这些所谓保守的“国家主义者”的论调，其迂腐不通，自然不必多说，但是这种迂腐不通的纪录，却发表在《醒狮》第4卷第3期（复刊总第43期）上，并被《政治评论》利用，写成了《青年党中西文化问题座谈会纪录摘要》，登在第9卷第2期（9月25日）里。

　　“为李敖阁下看看病”

　　7月15日又有《中外建设》第52期在高雄出版。内有“专栏述评”——拓荒者的《为李敖阁下看看病》，文前有编者的按语，说：

　　拓荒者以路见不平的正义之笔，撰写本文，对施之于名政论家胡秋原“人身攻击”的急先锋李敖提供了几帖“药剂”，全文条理清晰，论事亦至中肯。

　　本来“中西文化问题论战”是学术上的探讨，读书人赞成什么都可以，只要有一套理论，立得稳脚，都可发抒为文，只要不做“人身攻击”，于学术研究未尝无益。

　　但是李敖的先后文字，是集中全力对胡秋原、郑学稼等展开攻击之外，涉嫌诽谤，而弄到对簿公堂，最近胡秋原特撰写了《此风不可长》和《诽谤集团公然煽动政治清算问题》，对整个经过有详细的宣布。

　　而本文作者拓荒者适在此时惠稿，以其见解颇为客观，特为发表，以飨读者。

　　在正文里，拓荒者说：

　　我与李敖阁下向无一面之缘，私人方面更谈不上有任何恩怨存在于彼此之间，我之所以要写这篇似文非文的东西，其最大目的是为第三者做不平之鸣也。不只是希望这个时代的青年要明是非，要有正义感，不要循不正当的途径——出臭风头，不要否定，不要一律抹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严以律己，薄以责人”，尤其不可忘本和无条件的媚外，其次我是希望今日社会上之年龄稍长于李敖阁下的极少数文人，自己既拿不出一套健全的“西化派理论”来驳倒对方，就干脆认输算了，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不要乱开腔”散啦。何必推着李敖出来打先锋碰钉子，对你又有何益呢？结果还不是自讨没趣，贻笑大方！

　　现在我们看看这位主张“严以律己”的人如何在“薄以责人”。首先，他暗示说：

　　假若某甲因为词穷理曲，学识贫乏，对于一个问题的中心，事先没有把握住，没有立于不败之地，一旦笔战开始时，就难免不遭受到攻击顿挫之命运，于是在无可奈何之情况下，就只好对乙采用狗急跳墙之战法——狂奔一阵，乱咬一番，这种作风、这副德行，哪里还够资格被称为“当代的高级智识分子”和什么“优秀预备军官”，简直是一种最低级趣味的文化流氓，可恶亦复可怜罢了。

　　于是他开始谈到“李敖的病症真相”，他把我硬派了五种“病”：

　　做贼心虚？

　　（一）做贼心虚病

　　在最近一年来的中西文化论战热烈进行之中，无论是名人学者、教育家、思想家以及一部分爱好文艺的青年军人和青年学生们，只要是稍微留心看过全部笔战大块文章的人，几乎不约而同的认为胡秋原先生的两篇文章（《超越前进》篇、《独立创造》篇）最长、内容最丰富，而且最具有卓越的见地。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全盘西化派”“胡适迷”——李敖其人，招架不住，无地自容，于是老羞成怒，就拿出他自己以为是最有效的法宝来啦——什么法宝呢？无他，“人身攻击”而已矣。

　　可是李敖并不直截了当的很坦白地承认他从笔战失败转变为人身攻击是卑浊的、低级的，由于他心里有所惶怨，于是乎又不打自招的写了一篇什么《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见《文星》杂志第60期）。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近来因为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引起某些人的误解，甚至若干爱护我的人，也喜欢用年轻时代的胡秋原来比今天的李敖，我听了真觉得是莫大的侮辱。因为年轻时代的李敖，是被检定的‘优秀预备军官’。而年轻时代的胡秋原却正在参加闽变叛国行动，李敖一代的年轻人，在对国家的认识上早已‘超越前进’过胡秋原了，这真是今非昔比、后生可畏了。”

　　他这一段话简直是自我陶醉，自做广告，“自己在自己脸上贴金”罢了，据笔者所知，年轻时代的胡秋原可以用一支笔的力量挡住一群群地左翼集团作家的围攻，（敖按：拓荒者竟不知道当时胡秋原自己就是“左翼”！）有时可以凭一支笔赶写好几篇文章按时刊出，笔战到底，直到胜败分明为止，并且是循正当途径参加辩论，当年的胡秋原并未使用“人身攻击”的低级手段来打击对手（我这些话是有根据的，在三十年前的《申报》及老杂志中可以找出）。就凭这一点李敖比得了吗？即使是十个李敖也难望其项背的。

　　拓荒者又说：

　　第二，台湾是四面环海与大陆遥遥相对，中间虽然是一水之隔，但最近处也有九十英里之距离，因此今日居于台湾的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有（但不定有）极少数人不满现状，甚至于想入非非……可是他究竟还不能随心所欲凭游泳的冲力，来通过台湾海峡以到达彼岸呀！换言之……此时此地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有认识也好，没有认识也好，凭表面上看，是不容易有把握鉴定谁是真革命分子或谁是投机分子的。必须在未来反攻的战场上，在冲锋陷阵中才可以测验出来，哪个是彻底反共的，哪个不是真正反共的。如果光凭今天的一张“预备军官证书”就可以掩天下人耳目，说是“我何其优秀也”、“我何其忠贞也”，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有谁相信呢？

　　这是满有趣的“讲理”方式。接着，他又派给我第二种病：

　　牛头不对马嘴？

　　（二）牛头不对马嘴病

　　我们中国青年人应该保持一个中国古已有之的一个传统优点——那就是“做事要光明磊落”，“谈话要直截了当”。对于问题要抓住问题本身的要点，不要节外生枝，指鹿为马，指桑骂槐，泼妇骂街似的乱轰一阵，以至于拖泥带水不知所云。如此现象实文人之耻、学者之羞也。老实说：即使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妇人孺子，也可以凭一般国民常识来判断“中西文化论战”怎么能扯到二十多年前闽变事件上去了呢？这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相差十万八千里，愈扯愈远了吗？这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

　　胡秋原先生并没有在“闽变事件中”发表任何有关中西文化论战的文章和演说；而闽变事件是一种政治事件。不论那些人过去和后来如何，总之，它根本与今日的中西文化论战是毫不相干的。李敖因为在笔战方面大吃败仗，自知凭笔杆、凭学问、凭灵感、凭演说天才，均远非胡秋原先生的对手，于是乎不得不动动新脑筋、打打歪主意，想从侧面、从后门、从历史名词上找借口，翻翻几十年前与本题无关的旧账向胡君进攻。这种作风、这副德行，的确令人不敢恭维，更会使得那些爱护李敖的长者们感到太失望了，就连我这个第三者，也不禁为之惋惜不已。我觉得一个第一流大学毕业而且还在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的青年人，如果没有几分把握，最好不要投稿——不要出臭风头——不要冒险参加什么笔战，出洋相，弄得尴尬不堪，何苦来哉！

　　李敖这种因笔战失败而转为“翻旧账运动”的毛病，如果不改过自新，那么以后自由中国笔战纠纷会愈来愈多，甚或层出不穷迄无宁日。何以呢？还是让我干脆说出来，让多事者——长舌妇型的男人多点警惕吧！

　　他又说：

　　假如这些人中，也有能写大块文章的，有一天也不意中与李敖阁下展开了笔战，那么，李敖阁下又将如何呢？是不是又来了一个重施故技，如法炮制的照例去翻翻别人的旧账，谈别人当年“曾大逆不道”，“如何！如何！……”如果你果真又那样做了，那就更热闹……那好戏还在后头呢！那又保险你会失败更惨。

　　故意装做不知道

　　拓荒者似乎故意装做不知道两件事：

　　一、所谓“人身攻击”，是由胡秋原开其先河的，他先在文化论战中说李敖受人指使，否定别人的独立人格。这种行径，才正是拓荒者所说的“根本与今日的中西文化论战毫不相干”。

　　二、“闽变”辨伪是由于胡秋原歪曲历史，对李敖而言，是另一独立事件，与“中西文化论战”无关。

　　拓荒者故意装傻，于是这位傻医生又一口气派给我三种病——

　　（三）刻薄缺德病

　　李敖说：“胡秋原五十三岁比我年纪大一倍……我的恻隐之心不得不约束我自己，劝我自己要多积德，多看敬老的故事，多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那句话。我的结论是：基于人道立场，‘人身攻击’在双方年龄过于悬殊时，最好不用，否则白胡子一方有三长两短，两眼一翻一瞪，白沫一吐，一口气不来，害得国史馆仓皇立传（不一定是忠臣传），岂不糟了……‘最佳敌人’一死，笔仗对象全无，稿费断绝是何等不‘智’？气死老者又是何等不‘仁’？故我左思右想，深觉‘人身攻击”乃‘不祥之器’，最好是‘不得已而用之’。”这一小段写得够劲、够刺激，挖苦得十分入骨、彻底，也许李敖自认为写得很棒，骂得很有声有色，殊不知这正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读者感到无聊、讨厌、卑鄙、下流、刻薄、缺德，“啊！李敖原来只是这种角色，即使是一个半文盲式的流氓地痞写文章骂人，也不致过火到如此地步，所谓读书人、读书人，读书人的人格和气度原来只是这么伟大，啊！李敖！李敖！休矣！休矣！”看他最后一句话——“深觉‘人身攻击’乃不祥之器，最好‘不得已而用之’。”这句话似乎狗屁不通，至少是不合乎文法要求，应该是人身攻击“最好不用或者少用”才合乎逻辑（敖按：拓荒者应该重读《老子》一次，看看“不得已而用之”是怎么用的）。

　　（四）强词夺理，颠倒黑白病

　　请再看李敖的“自圆其说”吧！（见《文星》杂志第60期第10页）“当我们读一个人的文字，而想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我们一定无法避免不去研究这个作者和环绕作者的相关情况，而这种涉及‘人身’的研究，就很容易扣上‘人身攻击’的帽子。更会被一些‘悻悻然小丈夫’闹到立法院或地方法院，说这是‘毁谤’、是‘破坏团结’、是中了共产党的‘反间计’。关于‘破坏团结’、‘反间计’云云，纯粹是扼杀学术讨论自由的瞎说，我们不必理它。

　　‘人身攻击’四个字严格的解释该是：为深入研究文字微意而对作者‘人身’所做之必要而无情之调查，以所持的为怀疑态度，故易被作者或‘善意第三人’视为‘攻击’，然此‘攻击’，实无所谓诽谤之意。

　　在这种解释下，‘人身攻击’一词历来所受的不白之冤似乎可以开脱了。否则的话，一切历史的陈述和论断都可能犯了道德上的过失；一切文章的真意和叙述都没有人敢做进一步的探讨。慢慢的所有学术的讨论都成为某些集体主义本质的‘文化工程家’‘计划文化’下的獭祭品，一切真理的追求都将成为泡影了！”

　　他上述这段文字表面上似言之成理，其实骨子里，不是那么回事，而且也是狡猾之至，其漏洞百出，无法掩饰的：

　　第一、他自以为是研究历史的，他有责任对于凡属有关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与人物背景等等，均有追根求源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必要，故当他读到一个人的文字，而想更进一步的深切了解时，就很容易被人扣上一项“人身攻击”的帽子，更会被一些“悻悻然小丈夫”，闹到立法院或地方法院去说是诽谤……那么，他为何早不研究、迟不研究，而偏在中西文化论战时，来研究与题目毫不相干的事呢？（敖按：因为刚好胡秋原在这时候曲解闽变历史。）

　　第二、他诽谤了别人，别人无法忍受，要根据法律向法院起诉，这是“中华民国”每个国民应有的权利，他讥讽别人是“悻悻然小丈夫”，难道他那样泼妇骂街似的人身攻击就是“昂昂然大丈夫”吗？

　　第三、别人看不过去、于是批评他是“破坏团结”、是“文化流氓”、是“媚外分子”、是西化浪中的盲从者，他所做的谬论与所激起的文坛纠纷是“为亲者痛而仇者快”，他则认为那纯粹是“扼杀学术讨论自由的谬说”。试问学术讨论自由，应不应该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某一种范围，而来胡扯一番，那算是“学术讨论自由”吗？那能说是人格高尚的学人应有的表现吗？

　　目空一切的李敖

　　（五）目空一切病

　　李敖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篇乱骂的文章中，所涉及的对象有好几十人，从三百年前的科学先驱徐光启，骂到今天的胡秋原为止。甚至大家公认为近半世纪以来首屈一指的最伟大学人，“不“广字头加发”（敖按：当作废）江河万古流”的革命导师——戊戌政变领袖——文学革命先锋——梁任公，也难免不受其张牙舞爪似地指责一番，实在令人发指！尽管李敖的嗓门很高，叫得很响亮，可是他除了跟在胡适先生后面乱嚷一阵子“我们百事不如人”“我们要一切从头做起”之外，试问李敖除了骂人之外，做了些什么呢？学了些什么？发明了些什么呢？

　　说也奇怪，居然也有人从旁为他捧场：“李敖说得不错，我们喊了两千年的‘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言外之意，似乎这两千年来我们的先祖先宗一点成就没有，一点事都未做成而不自觉，只有他李敖才是一鸣惊人，石破惊天的先知先觉者，也许他心中正沾沾自喜：“我才是一位不世出的急进派呢！他们都是打太极拳的混世者哟！可悲！可悲！”殊不知凡是“中华民国”国民一分子都有研究一种合理投票法的责任与义务，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有不少机会去发表自己的高见于国人之前，至于别人听不听、政府采不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假如真是一个爱国分子，他一定会循正当途径去表明他的真知灼见，以求有利于国家民族（唯政治垃圾、风头主义者例外）。

　　他接着又指出实例：

　　写到此处，我不禁要举出几个极富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实例如后：

　　一、国父由于爱国心切，于是就向李鸿章上万言书，提出自己之可行办法，说明自己之救国主张，国父认为专制王朝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于是他发明一套民主可行的政治制度以求代替前者，国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中国的救国主义，于是他创拟一个新的完美的三民主义以抗衡前者，以求实行于中国、宏扬于世界。

　　二、半世纪以来之中国伟大哲人——粱任公，他在青年时代，对当时之慈禧政权及社会风气，均极不满，由于他的爱国情绪达最高潮，想仿效日本明治维新那不流血式的革命，以求挽救中国于摇摇欲坠之中，于是他认清对象，抓住要点，追随康南海等合作进言于光绪皇帝，获准秘密进行大事，希望能一举而能使戊戌政变成功，虽然这一划时代的壮举因奸贼袁世凯向一代妖后——慈禧御前告密而失败，可是梁任公一股“书生救国”之志，实已永垂青史，堪为后世之青年学者标准范式也。

　　三、再谈到胡适之先生吧！胡先生对中国文言文学不满，他就拼命的不顾一切地提倡白话文学，他认为文言文是死文字，他就大声疾呼的要使用活文字来表达个人的意思，他并且能拿出具体办法，提出“八不主义”和陈独秀先生研讨，以作为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

　　反观李敖阁下之新兴作风是怎样的？他像谁呢？他属于哪一类型呢？他只知道对一切不满——对列祖列宗不满、对现代不满、对制式教育不满、对名学人不满，固然，一个自由社会的人民，尽管他有基本自由去对人类不满、对世界不满、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不满，可是你除了不满之外，总得拿出一点具体办法、一套建设性的意见公之于世，才对人们有个交代，对自己良心有个交代嘛！光只会责备老祖宗两千年来仍然没有制好一套良好的投票办法，可是，你自己对于投票法有何新的贡献和新的成就呢？光凭泼妇骂街式的乱轰一阵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徒使别人讨厌，而自己苦恼！如果要批评别人不进步，要先想自己是否进步？要批评别人不正确，而自己之言论是否真的正确而无懈可击呢？

　　中国历史上成名的人都是辛辛苦苦用过长期功夫的人，绝不是偶然的，绝没有“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自命不凡、自以为是急进派者，也居然能为英雄好汉，天下无此容易之事也。

　　梁任公之所以成名，是他有真才实学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不是凭骂人文学或骂人哲学而成名的，胡适之所以成名亦复如此。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鲁迅其人，他因为自认为是天下奇才而郁郁不得志，于是发明骂人文学、挖苦哲学，他最得意之作是《Q传》，（敖按：？）但他之成名也不过是一代臭名而已，如果那位著《厚黑学》的仁兄一样，只是时代渣滓而已。

　　有人说：“李敖没有什么”，这话似乎有点过火，不过李君最好是到此为止，多看看书，少出点风头，实为上策。

　　李君今日的谬论仍不过是当年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说得适切一点，只是1934年间陈序经的旧调重弹罢了，毫无新奇之处，那么他（李君）自鸣得意的又是什么呢？

　　拓荒后的结论

　　最后，拓荒者的“结论”如下：

　　我们的老祖宗曾经留给我们一种至高无上的宝贵遗产——这个遗产是什么呢——是几句金科玉律的名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又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我们的伟大反共领袖——蒋总统为什么对过去曾经一度与他意见相左的政客、军人和若干有崇高抱负的知识分子们，一视同仁，不咎既往呢？不禁此也，他在最近双十节文告中还说：除毛泽东元凶外，只要参加反共救国重新做人之中共官员，一律无罪（这是文告中之大意无法完全详述）。

由此可知，今日是反共第一，其他次之，团结第一，私怨次之，群策群力第一。算旧账者甚至有分化反共力量之嫌而与最近总统文告精神背道而驰，而凭一时意气之争、门户之见而展开人身攻击者，都在消除之列，盖此风不可长也。

　　“很有良心”的平允议论

　　《世界评论》第10年第9期在7月16日出版，胡秋原写了一篇《由世界大局谈到中国青年》，又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什么“任寅杂感”，其中有一段论“中西文化问题讨论之意义”：

　　我是本于这一点感觉（甚可悲的感觉），关切乃至有时参加中西文化问题讨论的。

　　在西洋国家，他们的青年研究各种专门学问（科学）。但好学深思的人，一定要研究到哲学上种种问题。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发生问题，便要研究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科学方法论问题。第一次大战以来，西洋文化发生问题，他们也研究世界文化问题。

　　而中西文化问题是过渡时期的中国，内外交涉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中落伍、失败而解体的中国，每一好学深思的青年必然要接触的问题，这问题比纯哲学问题广大。必由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才能与当代西洋人关于哲学科学以及文化问题等等研究发生真的接触。

　　不幸这问题在中国形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传统派和西化派。此不仅无助于知己知彼，反成对中西文化之了解之理障。如是乎也就不能发展我们独立思考，精进学问的精神和气力，不能发展我们的才能。同时却发生有害结果。传统派到了末流，一定变成“阿Q式”，而西化一定变成“阿飞式”。二者相争，使许多青年循门户主义之故辙寻求新出路。如是有“阿毛”式之俄化。中国人之精神分裂，大陆也完了。我由我的亲身经验，认为这一问题必须跳出门户之外以求解决，否则中国人亦无法重新团结。

　　今日到了台湾这论争又重新复活，如过去一样，这有思想的原因，也有“思想以外”的原因。一般而论；今日“西化”之势是在上风。而我还愿承认，今日许多肯想的青年，也多倾向“西化”。这是无怪其然的。中国文化本来剩下不多，台湾“日化”五十年后，中国文化更不多。逃难而来的人，并未带来多少中国文化，而毋宁是“西化”成分较多的杂物。中国文化本已贫困，于今更表现得贫困。而今日台湾，是生活在美援及美国“大众文化”之下之中。内地来的青年，如今日三十岁以下者，离开大陆时不过十几岁，自不知中国文化；知之，由他们父兄为代表，这是他们不佩服的。而本省青年亦以外省人是中国文化代表，这也是他们很不佩服的。

　　我以为此时此地门户之争和“西化”看涨，是很危险的。虽然幸而尚无潜在的俄化吸力，还是很危险的。我只指出几点。最好的青年视此处大学为留美预备学校，而且打算一去不复回。留在此处的，一心做“高等华人”（此在西人更有一般化名词，即“clonial elite”），年轻时代欣赏摇滚、芭蕾，年纪大了，日谋电气冰箱与汽车，并追随现在“老西化”之后，由“日化”弹子而美化“高尔夫”。“传统”恐将只剩下鱼翅和麻雀。如是，结果“父与子”、“主与客”、“贫与富”，便争成一片。即不说这一种危险后果，还有谁为中国将来担负责任呢？

　　吾为此惧。这便是我绝不愿趋时、不附和传统，尤其要针砭西化派，提出超越论之理。而就将来而言，必超越门户以求知用思，才能希望产生代替俄化派的人才。

　　胡秋原这里所说“今日‘西化’之势是在上风”，并承认“今日许多肯想的青年，也多倾向‘西化’”一点，这是他“很有良心”的平允议论。可怪的是，他既然明明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却硬要违背时代潮流和取向，做不自量力的行为，高叫什么超越前进，这真是可怜的夸大狂了。

　　在这篇文章里，胡秋原又说：

　　有许多人对近来讨论流于谩骂与枝叶表示不满。这诚然是不好的，但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必因此而完全否定此次讨论之意义，而以为不必再讨论了。我也许要闭到我的小书房，但我并不劝大家停止讨论。我接到许多不同倾向朋友的文章，我仍拜托世评编者先生发表。我以为即使有点争吵，亦无不可。说不定不打不相识？即使涉及枝叶亦无不可。说不定枝叶有枝叶的意义。不过，希望一面大家客气一点，一面避免炒现饭，尽量提出新的问题和见解而已。

　　这是很聪明的说话，也是胡秋原所能说出来的最清楚明白的话，我要为他鼓掌——一次。

　　狮子吼了？

　　在同一个7月16日，佛教徒的《狮子吼》杂志第2期里，也来了许多讨论文化问题的文字，有的是什么《本刊的基本方针态度与“中西文化”》，还有的是什么《向讨论“中西文化”者进一言》、《论天才与文化》、《复兴中国文化十理想》、《中国青年与中国文化之整建》。还有一篇陈泽普的《论文化的创造与演进》，文中不外是些不通的折衷论，并且也把“梅毒”“太保”等论题扯进来，以反击李敖：

　　苦难重重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另一次的重大文化挑战——马列主义的俄罗斯文化。这一次挑战，不止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总考验，也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大考验（Civilization on Trail-Arnold J．Toynbee），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马列主义的俄罗斯文化，是和基督教的西方文化（按Toynbee的分类），有其亲密的血缘关系的。论其远源，俄罗斯正教文化与基督教西方文化同源。论其近因，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副产品。说西方文化完全是白璧无瑕，没有缺点，谁能信服？况且西方文化的缺失，已经在马列共产主义的进攻中，明白地表露出来。而且我们正在身受这一缺失的苦难。我们能睁着眼睛不分好坏，连可以产生马列主义的“梅毒”的东西，也“全盘”地接受过来吗？所以“全盘”西化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

　　但西方文化中确实有好的东西，这些好东西，是大家天天接触的，我们也不能睁着眼睛，拒而不纳，这也是不应该的、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和对中国的固有文化的态度一样。站在理性的观点，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如：理性主义哲学、价值主义哲学、经验主义哲学中之合理部分，抽象科学（形数逻辑之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之合理部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之合理部分，机械生产艺术技术科学技术等；拒绝其不合理的部分，如：唯物主义哲学、实用哲学、共产主义思想、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社会科学中之不合理部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之不合理部分，以及其他不合理的东西如“太保”“梅毒”（此本不是文化，聊为一提而已）之类。当然这里所举应纳应拒的部分，也是不完全的，只不过是大要而已。总之，合理的东西总归要吸收的，不合理的东西总会被拒绝的。这也是历史的法则，不管你愿不愿意拒绝或愿不愿意吸收，历史总是这样走的。

　　政治教官一再出场

　　7月25日，第8卷第10期《政治评论》上有政治教官的《谈文化论战的“新战略”再为郑学稼辨诬》：

　　就“西化派”刊物最近三期的内容看，全盘西化论者，已经是“弃甲曳兵”、“偃旗息鼓”而全盘败北了。不过，该刊物虽然摘掉了“全盘西化”的招牌，但仍保留着枝节挑剔，诬蔑谩骂的风格，甚至在理论破产之后，老羞成怒，竟用毛共的书报向自由学人做“涂红”阴谋的依据，换一句话，就是乱戴红帽子，企图诬陷。这就是“西化派”在文化问题论战失败以后，所采用的“新战略”吧。

　　那个刊物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自始就缺乏研究学术真理的忠诚意向与公正态度，故意把一篇胡乱叫骂的文章称颂为“极有功力的著作”；把一个狂妄的太保捧为“有着足以炙人的热情”，与“善意是‘全心全意’的”青年。可是它虽自称是“一群独立思想者”；抬着“自由”、“公正”、“良知”、“理性”的招牌，实际上只是“西化派”用以瞎捧乱骂的低劣工具而已。它在“全盘西化论”败北以后，提出了“弭兵停战议”；宣布了“西化派”根本理论的破产。但仍舍不得割掉“西化传统”的尾巴。还保持着叫骂、诡辩、诬蔑的作风；而且变本加厉，“涂红”构陷。那诬陷郑学稼的一篇文章就是代表杰作。

　　在这次文化问题论战中，“西化派”的蛮横无理，诬蔑谩骂，不仅不能挽救它理论上必然破产的命运，反而遭受到舆论界的抨击。对舆论届公正的批评，某刊不但不接受改进，竟诬蔑这是“喋喋不休地攻讦……像帽子店遇到台风，各种型式的帽子满天飞”。这种“贼喊捉贼”的话正可看出某刊的卑劣动机。就在这段话的后面几页中，我们看到了居浩然把“义和团思想分子”的帽子给所有非“西化派”的学者戴。孟戈更专为郑学稼“涂红”了一顶“马克思型”的帽子。随着“东风”不远千里飘到了自由中国，在“西化派”商标下推销喽啰的小玩艺。这就是“西化派”在文化问题论战败北后的“新战略”吗？果如是，为了“脑袋”安全，反对“全盘西化”的学者们还是搁笔吧！

　　宣言性的文字

　　8月1日，《文星》第58期出版，第一篇就是余光中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光中说：

　　1962年的文化界是多采多姿的。胡适先生在赞美与诟骂之间死去。在中西文化论战声中，年轻一代的代言人李敖先生自己，也多少成为毁誉参半的人物。一些假发被无情地揭开，一些偶像自高高的像座上跌下来。目前中西文化论战似乎转入地下，暂时告一段落，然而问题并未解决，这种问题本来就无法彻底解决，更无法在三五年内解决。我同意某些人士的看法，即问题不是中国之西化，而是中国之现代化。如是则中西文化论争殆亦今古之争，而今古之争是自古至今、自今而后永无休止的争执。

　　然而在局限海峡一隅的自由中国，这种论争的意义是特别沉重的。它已成为存亡绝续的严重抉择，不是什么闲情逸致的学术研讨。中西文化的问题虽然未获解决，但其重要性显然已激起全国文化届的注意，而年轻的一代，除了看电影、进洋行、考留学之外，居然也大胆地说了几句切题的话，总算是不小的收获了。

　　“五四”一辈的人物中，在我接触的范围内，颇有几位欣赏李敖先生的胆识与笔锋。年轻的一代中，大抵心仪其人，口诵其文，反对者固然也很多，但嘘声毕竟弱于喝彩。李敖先生的思想容或失之偏激、态度容或失之傲慢，但他那种知无不言、言无不畅的风格，以及重重敲击偶像的驼背的勇气，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中国的心脏病已经够严重的了，我们需要的是勇敢而诚实的青年，不需要规行矩步人云亦云的乡愿。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在洋机关与同乡会之间、在孔孟学会与训练班之间、在宾哥（bingo）与麻将牌之间，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是悲哀而早熟的。中国青年的神经早已麻痹了，舌头早已僵硬了，而“五四”的老头子们呢，则大半具有太多的风度、太少的朝气。如果文化界再不出一个李敖，文艺界再不出一个许常惠或刘国松，则中国真要成为一具莫奈伊何的“莫奈伊”了。

　　文化之进展往往需要相反的因素相激相荡，以至于相辅相成。“反派人物”之出现，即使再不济事，也可以发生狗身寄虱的作用，使那只文化老狗振作一下，至少也得搔一阵子痒。然而今日之“反派人物”往往成为明日之“正统人物”，否定往往成为肯定的先驱，建设之前也许无法避免破坏。问题在于：仅仅否定或破坏，而无肯定或建设，是不够的。为否定而否定，甚且仅仅做出否定的姿态，则更属虚无，终必失败。

　　中西文化论争之范围异常广阔。一个“西”字即已包罗万象，敢说今日之自由中国尚无“通儒”能窥其全豹。要对几乎是无涯的西方文化，获致“广泛而深入的认识”（梁实秋先生语），虽不敢说绝无可能，至少也是难乎其难。因此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我赞同梁实秋先生的意见，认为可以先做初步原则性的抉择，然后便分门别类、分头并进，等到各部门的改革渐趋成熟，一个综合的现代化运动当亦可以形成。与其动员一些“能行的（或不能行的）百科全书”，写些大言不惭的社论式的文章，何如集中精力，各就各位，从本行现代化起来？

　　在自由中国，现代文艺运动早在五六年前即已展开。文艺本是文化的一大部门。我不敢说艺术家（包括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必然是文化界的先知先觉，然而事实摆在眼前，现代文艺的中西论争，虽是局部的，却比此次大规模的论争早了好几年。文艺界的中西之争最具体，也似乎最剧烈。诗分新旧，画分国画与西画，乐分国乐西乐，冲突由来已久，目前似乎尤为尖锐。值得注意的是：文艺界的中西之争似乎比其他各界的中西之争尤难解决。因为科学诉诸理性，可以比较事实，可以“据理力争”，例如中医看不好的病给西医看好了，孰优孰劣，当场立断；可是艺术诉诸直觉，诉诸不可理喻的美感，即使形而下到中国小姐的美丑之分，也言人人殊，何况寸心得失之间？由于文艺界高下之分，无法做逻辑之争辩，只能待直角之成熟，所以其争也无益。曳马饮河，马不饮河，马不饮河，君奈马何！

　　第一只使文化老狗痒且吠兮的虱子是现代诗。第二只是抽象画。第三只是现代音乐。现代诗的论战已趋平息。抽象画的争执高潮迭起。现代音乐的问题已经初露端倪，冲突是旦夕间事。可喜的是，我们这社会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顽固，它对于现代文艺的接受虽然缓慢，毕竟已经开始了。……

　　光中在这篇宣言性的文字的最后一段说：

　　一直要到这样的一天：当新诗即诗，西画即画，西乐即乐，一切艺术不分中西，尽皆纳入我国的传统，一直要到这样的一天，中国的现代文艺才算取得嫡系的正统地位，而中国的文艺复兴才算正式开始，到那时，传统的会变成活的，活的也自然而然地汇入传统。现代文艺的作家们对于中西文化论战的看法，大致上可能就是这种不甚豪爽但很慎重的有所取舍的折衷。最近他们正酿酝着一项新运动，且将集体发表一项综合的看法，光中忝为思乡浪子之一，特抛一砖如上。

　　余光中的捧与怕

　　光中的言论、引起他的一些朋友的责备，责备他不该“捧”李敖，还有一些陌生人索性提出一个口号，就是“余光中要‘回国’，但怕李敖骂他”，9月10日《创作》第二期里，就有一个叫李平的，写信给《创作》中《文艺信箱》的主编后希铠，问他：

　　第二、以文学和艺术来说，“全盘西化”显然是一种无知的呓语了！就像你说的一样，用汉字写作的人，多半是不了解西洋文化的人，教他们把文章写得像西洋人一样，实在是无知的要求！可是，我要深一层地问你，文学和艺术为什么不能“全盘西化”？

　　第三、看了余光中先生在《文星》发表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我觉得余先生已经从幼稚达到成熟了，他要回到中国的园地里来，这是他获得灵魂的起点，祝他在创作上获得成功。但是，他似乎很怕李敖骂他，所以才在文章的开端，不必要地捧一下李敖，说他是“年轻一代的代言人”！这是我们年轻一代所不能同意的。李敖不但是后街的王婆，而且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精神病患者，请你告诉我，是余光中对呢？还是李敖对？

　　噜噜苏苏写了一大堆，不知你愿不愿答复？因为我们几个年轻的一代（东海学生），认为李敖只能代表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例如死了的胡适及其朋友！

　　后希铠的答复也很低级：

　　一、《学习，模仿与创作》和《文艺的民族风格和个人风格》二文，只是个人的“创作观点”与“学术”无关。中国人所说的“学术”就是“抄写比赛”，以“文化”问题来说吧！谁也没有进行过调查、研究和比较的工作，也没有根据现代知识立论，大家都以东鳞西爪的残破知识作为武器，必然造成狗咬狗的局面！狗打架谁去劝过架？也没有人去评论甲狗和乙狗之间的是非！何必去举实例呢？

　　二、你问文艺为什么不能“全盘西化”？这问题不是“大”，也不是“深”，而是现代知识的论点，是否被我们的“学术老兄”所接受了的问题。例如心理学指出：“种族不同，对某些事物的心理反应也不同”，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也就是中国人和西洋人的共同观点尚未建立之前，谈不上文艺的“全盘西化”！“全盘”就是百分之百！全中国有多少人读过英文？请写一首英文诗来看看吧！写本英文小说来看看吧！会不会是“百分之百”的英国文学？

　　假如你同意新史学的论点，你就会知道人类是从蒙昧走向野蛮、从野蛮步入文明！同时，你也会发现，人类文化是从不同的原始河谷，走向“共同文化”的平原！所谓中国文化，并非“汉人文化”，你能说盘古、神农和伏羲之类的原始部落传说是轩辕氏的传统吗？所谓西洋文化也是多源的，从尼罗河到两河流域、到爱琴海、到希腊罗马，再到日耳曼蛮人和斯拉夫蛮人，为时之长、为地之广、为人之杂，何异于“中华民族”所泛指的诸夏诸羌？（边疆）！因此，从纵的方面去看，人类文化只会走向“共同”，不会“全盘被化”。日耳曼人出现于欧洲人的世界还是野人，谁比他们还落后？但是，日耳曼人并没有化成拉丁人！中国文艺怎样会单独“全盘被化”呢？

　　假如你还有兴趣去研究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你更会发现“五四老人”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五十年如一日，还沉溺在无知的泥淖中挣扎！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不能再多说了！我只能说：“偷抄盗印”的市侩，怎样担当得了“一代”之巨？除非这一代也像“五四”那一代：是无知的和盲从的。

　　三、“余光中先生和李敖先生谁对？”我很难答！面面光，你会骂我，说甲对，乙会不高兴，说乙对，甲也会不高兴。（敖按：谈理就是谈理，管什么“高兴”“不高兴”？）我只能这样说，假如李敖也是一个创作第一的人，他会变成余光中的好朋友！假如李敖真的在搞文化问题的话，他会了解杨梅疮是自然的产物，杨梅疮的传染正如霍乱一样，不管你的文化程度如何，连狗也会生杨梅疮的！所谓“中西论争”，不过是“中学生应不应该谈恋爱”一样的问题而已，什么“理由”、什么“该不该”都是经不起考验的！

　　重刊后记

　　第58期的《文星》上，还有我的《“文化太保”谈梅毒》、《敬答吴心柳先生》，杨树人的《文化的构造》，以及重刊的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后面有《重刊后记》一段，是我写的：

　　在胡秋原最近的伟大预言——“胜利归西化派”的呼声中，我们选了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的理由》来做重刊的旧文，该更有助于这一论战的澄清。

　　民国23年的1月里，陈序经先生发表了他的《中国文化的出路》。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绪言”外，共分七章，即“文化的根本观念”（第一、二章）、“折衷办法的派别”（第三章）、“复古办法的观察”（第四章）、“全盘西化的理由”（第五章）、“近代文化的主力”（第六章）、“南北文化的真谛”（第七章），本期重刊的就是原书的第五章全部。

　　这部书的最大长处，乃是厘清对中国文化前途的看法，而正面的提出全盘西化的理由。陈序经认为“寻出一种办法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计的人，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

　　（一）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

　　（二）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

　　（三）主张折衷办法的。”

　　在这三派中，陈序经很不留情的批评后两派，他认为：

　　“折衷的办法既是办不到，复古的途径也走不通。他们最大的缺点是：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义，而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前者以为文化的全部，好像一间旧屋子，我们可以拆毁它，看看那几块石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各方面分析，不外是我们自己的假定，而文化本身上，并没有这回事。后者以为环境时代是不变的，所以圣人立法，可以施诸万世而用于四海；他们却忘记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都不过是这种时代和环境的出路品！”

　　陈序经先生除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外，尚有有关文化的论著多种，如《文化学概观》（四册）、《西洋文化观》（二册）、《美国文化观》（一册）、《东方文化观》（一册）、《中国文化观》（一册）、《中国西化观》（二册）、《东亚文化观）（六册）、《南北文化观》（三册）。

　　至于陈先生在文中引薛福成记胡林翼见洋船而吐血之事，可查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荩臣忧国》条；另外容纯甫（闳）《西学东渐记》一书，亦有中译本，台湾的影印本可在广文书局买到。

　　这次重刊和重刊后记，可算是对这位第一个提出“全盘西化” 四个字的人的一点怀念。

　　前国民党中宣部长发言

　　8月2日，粱寒操在台北《自立晚报》上发表《最近中西文化问题论争的我见》，他希望“文化界人士可以借着这一机缘，使久久隐藏着烦闷心理的现代青年以一种精神上的出路”，这话还不差，可是在文章结尾，他的基本调调儿就冒出来了：

　　像陈序经等所主张全盘西化之论，在理论上实在很难成立。（一）则中国人而只全盘西化，于事实上实无可能，即以陈序经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来考察，也绝无其事。（二）则西方文化虽于最近两百年在在显出声威，然无可讳言也有其偏差之处。彼西方学者方不断指出，而东方人倒主张全盘接受，又岂能证为当然。这种主张之为偏见或边见，自很了然。

　　8月10日，《政治评论》第8卷第11期里重刊了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叶青又写了一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经过》，认为这篇宣言“在今天有重刊的必要”，“因为它的主张在这次中西文化问题讨论中还是正确的，并未因其为民国二十四年所发表便成过去。”同时这个杂志的“编后记”里也指出：“这在今天正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之际，是有重大意义的。”很明显的，这又是炒陈饭的把戏了。

　　同期有所谓《读者投书》——《算不算矛盾》指出：

　　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到了现在，将近尾声，西化派的失败，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论战的过程中，西化派的喽啰们以“乙号”表演最为突出，开口“逻辑”，闭口“语意”，好像不这样便不能显出他有一肚子的“纯知识”和“新知识”。然而遗憾的是，他那些喋喋不休的文章中，却是矛盾迭出，别字丛生！

　　老实说“在文化沙漠学格扫地的台湾”，制造出这类也浮也夸、又狂又妄的“文化太保”，实由时下环境使然，毋须深责。然而他居然大胆厚颜要挂“文化医生”的招牌，推销那些欺骗读者大众的伪药，“真令士林齿冷”！

　　幼狮也吼了？

　　8月15日，台北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登出了《五十一年暑期青年活动特刊》，以《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存菁去芜兼收善用》做大标题，记载《幼狮社》的通讯，第一段是：

　　……暑期青年活动的三民主义研究会学员们，在他们闭幕的前夕，曾举行了一次以“中西文化问题”为中心的座谈会，热烈讨论有关中西文化的问题，会中一致认为应截人之长补己之短，才是我们对中西文化应持有的态度。

　　这个座谈会由张铁君教授主持的，并且请到对中西文化素有研究的任卓宣、罗刚、张金鉴等教授列席指导，发表许多他们对中西文化问题的看法，与会学员们发言极为热烈，并提出很多问题，由指导教授逐一解答。

　　首先由张铁君教授指出，研究“中西文化问题”的原因所在，他说，因为三民主义是国父考察欧美实际情况融贯中西文化而创定的，所以要研究三民主义，必先认识中西文化，在最近几个月来，中西文化问题的大论战，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毫无保留与讨论的价值，而引起了拥护保存且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者一致的抨击，而造成一时轰动的笔战。

　　最后一段是：

　　最后主席张铁君教授做结论说，综合会员们热烈发言的情况可以分三大类：

　　（一）主张全盘西化的：以全部效仿西方文化，但要知道“道德”之“体”是不变的，而其“用”随时代而改变其方式，所以全盘西化，不但不能做到，而且是错误的。

　　（二）主张否定全盘西化的：其实“全盘”与“西化”这两个名词都是错误的。这种被动是自取灭亡！我们要承认西方文化之长处，但必须选择性的采纳，才是对中国文化应有的态度。

　　（三）有人主张中西文化兼并两者之长的，互相融合，截长补短，以便综合采纳。

　　由以上几位对中西文化有专门研究的学者的看法使我们了解，对中西文化问题有一个梗概的了解与认识，要深一步认识、研究，自然还要多下功夫探讨，才是一个现代三民主义青年应有的学习态度和精神。

　　8月15日，《中西文化》第29、30期合刊里，有黄钺的一篇《我对于文化问题的认识》：

　　自从胡适博士去年11月在亚东区科学会议上，发表一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以后，在我国平静如止水的文化界，无形中便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浪，大家对于胡先生的观点，发挥了正、反的不同意见。待《文星》刊登李敖先生的大作《播种者胡适》一文，给予文化界更加带来了热烈而蓬勃的情绪。

　　这些都是零星的观感。

　　“阿Q的表弟们”

　　在8月25日的第8卷第12期《政治评论》上，又有所谓“读者”的“投书”——《共同展开“文化中兴运动”的呼吁》，“……以极沉痛的心情向‘西化派’和其他个人自由主义的学人们呼吁：请即捐除那‘个人自由思想’的成见，放弃那偏而不全及不切实际的落伍观点，共同来循着这唯一正确的文化创造论的三民主义路线，把我中华民族复兴关键的‘文化中兴运动’热烈地展开吧！”就在这种“呼吁”的同时，这个杂志又大骂“阿Q的表弟们”，下流的说：

　　阿Q因为是半盘西化，所以出口仍不免“妈妈的”，求爱的方式也不过“我要和你睡觉”那一套，唱起歌来依然是“我手持钢鞭将你打”。阿Q的表弟们是60年代的人，出口是How do you do，恋爱则可金赛银赛向纪翠凌看齐，唱起歌来则是曼波曼波。阿Q有一件终身遗憾事，便是不准他革命。阿Q的表弟们很弩力，要弥补这个缺陷，可惜现在已没有朝廷坐龙廷，无从革起，于是革30年代的命。夫30年代者，落伍之年代，革之可也。然而不幸的是30年代的遗老，如胡秋原、叶青、郑学稼之流，手中竟还有一套撒手锏，阿Q的表弟们这下也许真完了，但别人失败则可，阿Q的表弟们焉有失败之理？于是丢开什么“论”、什么“旧账”、什么“超越前进”不谈，只朝着人丛里大叫：“他们的方法是旧式的，至多只是30年代的方法。人世的沧桑与历史的无情早已‘论定’了他们的成绩与败绩，可怜的是，他们仍旧酱在小磨坊里，没有一个能自觉他已是褪了颜色的人儿！”“他们太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一个不行的××一出面，他们就招架不住了！”于是摸着伤疤之际，意识到自己是打胜仗的人了。有时，阿Q的表弟们翻旧账翻错了，被人揪住癞疮头往墙上碰的时候，这时也许真败了。其实不然，等定下神来一叫：“叶青骂我该‘回到历史系去再读几年’，我看了真忍不住要笑。我心里想到：‘我在历史系只念了四年，他们就吃不消了，就要这样围攻我。我若“再读几年”，他们更要焦头烂额了！’”接着学张飞当阳桥一声大吼：“‘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随着叫声真觉得意洋洋了，于是跑到“田园”去喝上两杯咖啡，躺在沙发上做胜利的梦了。这一躺更加重了自己的胜利感。夫沙发者，西洋人之椅子也，用沙发即西化矣。若今日之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岂止大学，即中国饭馆若掬水轩者其烧菜亦用电炉矣！若黄皮肤的中国人亦坐汽车矣！若阿Q的表弟们亦穿西装矣！此非西化为何？如此一来，岂仅胜利，亦且全盘矣。阿Q的表弟们有时也难过，但这只是霎时的事。有一次，他说讨别人的饭要连苍蝇一起吃，坏的要和血吞，别人描绘他是“拿别人的苍蝇当螃蟹吃的叫花子”，他悲哀了。然而马上向人丛一叫：“他们骂我是叫花子！”于是自己立刻变成“被侮辱和被迫害的一群”，真是值得同情了。而且阿Q的表弟们比阿Q更进一步。阿Q边退边骂的架势，至此变成了后设幽默学，他一边退一边笑着说：“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想择善而从，但天下有这样便宜的事吗？你想接受人家的文化，就得接受人家的梅毒！”但阿Q虽不悲哀，到底被枪毙了；他的表弟们虽意气自若，却从此不得不每天到性病中心医治梅毒去了！

　　除了这种低级的叫骂以外，同期中另有一篇周弘然的《戊戌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想用历史的方法证明他们对历史的曲解，例如这篇文章说：

　　康氏《托古改制》论及维新派“古已有之”之说，目的仍在改革现世，提倡新文化，这是新旧交替转型时期必有的现象。而今日不明史实真相的狂妄青年，竟说这是“泛祖宗主义”的毛病，厚诬古人一至于此！

　　这是曲解历史的一例。

　　林语堂的老调

　　9月1日第59期的《文星》里，有我的《由一丝不挂说起》，居浩然的《人身攻击与诡计》，又重刊了林语堂的《机器与精神》，由我写《重刊后记》：

　　在上期《文星》的旧文新刊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的理由》曾提到对传统派的“开倒车”予以攻击的，“尤以胡适之先生们及林语堂先生们为透切”。他指出的胡适先生的文字是《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而林语堂先生的文字就是这篇《机器与精神》。

　　《机器与精神》本是林先生于18年底，在上海光华大学的讲词，后来收入19年出版的《中学生》第二号，我们参照作者后来的校改本重行订正，使它在32年以后，再度跟读者见面。

　　林先生写这篇文章时正在北伐以后，中原战争的时期，所以文章中提到通电等事，充分表现出这位反对打领带的洋博士的幽默感。

　　至于文中引证的Fuchs《风俗史，淫画史》，德文原名是Illustrierte Sittengeschichte，此书绒面精装一巨册，为Eduard Fuchs的杰作，1912年Albert Langen版。

　　另外，在民国14年4月7日，林先生曾写给钱玄同先生一封信，申论他“爽爽快快讲欧化”的理由，原信载于《语丝》，今录其后半段，以见林先生全盘“精神之欧化”的一斑：

　　诚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启明的话）。然弟意即要针砭、消除、切开、阉割，何不爽爽快快行之针砭术，给以根治之消除剂，施以一刀两断猛痛之切开，治以永除后患剧烈的阉割。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谓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拔此一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复兴解做“复兴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两个反对理由：

　　第一、此种扭扭捏捏三心二意的办法，终觉得必无成效。且若我们愿意退让以博求一般社会之欢心，则退让将无已时，而中国之病本非退让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唯有不用中庸之方法而后可耳。

　　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为何物，在弟尚是茫茫渺渺，到底有无复兴之价值，尚在不可知之数。就使有之，也极难捉摸，不如讲西欧精神之明白易见。或者唐宋中国人不如两汉中国人，两汉中国人不如周末中国人也不一定，如是则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复者。故周末尚可出一个孟轲讲“善养吾浩然之气”，及墨翟之讲兼爱，此乃其时精神未死之证。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无聊，观其替当时青年选必读诗三百篇，陈风郑风选得最多，便可为证（说到这个，恐话太长，姑置之。唯我觉得孔子乃一活泼泼的人，由活泼泼的人变为考古家，由考古家变为圣人，都是汉朝经师之过。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当由大理院起诉，叫毛郑赔偿名誉之损失。如论语所谓“席不正不坐”这话，到底是谁说的，我们只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个人以为孔子未尝呆板乖僻至此。否则孔子当门人前席不正不坐而已，如此则孔子所行直与冯玉祥在客前不吃燕窝鱼翅同等，唯弟绝不相信孔子如此也。这是闲话，表过不提）。总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较奋勇活泼之气，然既一厄于儒墨之争，再厄于汉时十四博士之经学，三厄于宋明人之理学（《大学》《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书，是中国人之成败类自宋朝始），古人之精神已一无复存，此种之精神复兴恐怕不大容易讲吧，除非有一位费希特来重新替我们讲给我们听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识浅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马跑得太远了，赶快收束吧。总而言之，我近来每觉得精神复兴之必要，因为无论国事或教育，所感觉进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种颓丧之习气；在此颓丧习气之空气内，一切改良都可扮出一些笑剧来。三十年前中国人始承认有科学输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认政治政体有欧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认文学思想有欧化之必要。精神之欧化，乃最难办到的一步，且必为“爱国”者所诋诬反对；然非此一步办到，昏愦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愦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尝思精神复兴条件适足以针砭吾民族昏愦、卑怯、颓丧、傲惰之痈疽者六，书于左方以待参考，不复多赘（这也可谓不识时务之我的一点鄙见，一笑）：

　　一、非中庸（即反对“永不生气”也）。

　　二、非乐天知命（即反对“让你吃主义”也，他咬我一口，我必还敬他一口）。

　　三、不让主义（此与上实同。中国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让，只要不让，只要能够觉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讨论方法而方法自来。法兰西之革命未尝有何方法，直感觉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锄耙冲打过去而已，未尝屯兵秣马以为之也）。

　　四、不悲观。

　　五、不怕洋习气，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菩萨、拜孔丘之国粹当然非吾所应有，然磕头、打千、除眼镜、送讣闻，亦当在摒弃之列。最好还是大家穿孙中山式之洋服。

　　六、必谈政治。所谓政治者，非王五赵六忽而喝白干忽而揪辫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发起此社时有一条规则，谓在社里什么都可来（剃头、洗浴、喝啤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

　　林语堂这些论调，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还是虎虎有生气的，还是可以使许多不长进的人看了脸红的，所以这次重刊他的文字，实在有多重的意义。

　　留学生的意见

　　同在9月1日这天，在《文苑》第1卷第10期《文化讨论》专栏里，兴余的《海外留学生谈中西文化》可以表示出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意见：

　　远居海外，一年来无缘得见方块字，因为我是读Ricc University在Houston，Texas。这所号称南部最佳学府，中文书可是一本没有，报纸、杂志更别提了。上周由Baylar University来了一位同学童君，带来两本《文星》，得知台湾最近为了中西文化大打笔墨官司，而首揭战旗者为李敖兄，不胜兴奋。因为得重见方块字写的文章已属不易，而能“躬逢”这种笔墨论战当然更觉精采万分，同时大考初完正好再看看国内的动态如何。凡学术都是由讨论而来，是非愈辩愈明，所以这种文章可以说是沉寂已久的台湾文坛上一种好现象，一夜之间把李敖先生、胡秋原先生、徐复观先生、郑学稼先生等数篇大作拜读完毕，李敖先生是我中学时就认识的朋友，虽只数面之缘，但我对李兄却是印象颇深。大学时我们不同行，所以未能再有来往，但说起来也可以说是“同学”（至少是同年毕业），现在得读李兄大文真使我有“同学少年多不贱”之感。胡、徐诸先生当代大家，而徐先生更是我的授业恩师，虽然我受教于徐先生之门只有一年多，但深觉获益良多至今难忘。

　　现在谈文化问题真是轮不到我这“门外汉”来插嘴，也不应在各位专家面前班门弄斧，但我想每人有每人的观点，我远处海外，所接触的都是留学生，我这篇文章，是我和几十位同学讨论后归纳所得之结论，这些同学包括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机械系、化工系、土木系、电机系、生化系、医学系等同学，共计三十五人。这些同学目前尚未能说学有专长，但所学者都是彻头彻尾的“西洋”东西，同时我们也曾多少涉猎过一些中文典籍，所以颇愿一述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之意见。

　　首先我要声明一句，在此除了两本《文星》外没有中文书籍，所以一切只是申述自己的看法。中西文化的论战已历时数十年，我的意见一定脱不出前人之旧路，也许我也是犯了某种病，这儿倒要“拜托”李兄医一医。不过现在问题重新提起，我也就重新再说一次，至于重复什么人的旧说我手边没有资料，难以说明，也许反驳我的人可以把它找出来。

　　这儿我要提出我们的共同意见，我们反对“全盘西化”。

　　在这儿的人没有反对“西化”的，因为如果反对西化也不到这西方来读书了。我们反对的是“全盘”二字。“中西”文化“中”自然是中国，“西”不知是指哪一国，当然不是西班牙了。那么是英国还是美国？是法国还是意大利？是德国还是瑞士？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反对文化的传递有选择性，所以要学人家就须“彻头彻尾”的学、“亦步亦趋”的学！“要人家的洋葱面包……就须忍受太保梅毒……”所以他们的目的一定是紧随着一个国家的脚步，而不是跟随着所有的国家跑，因为如果说追随西洋所有的国家后面，则势必不能全学，如果说学某一国的某一部分，则还是有选择性，与“不可选择”的原则违背了。

　　立法院的老顽固

　　9月18日，立法院印发了一份《第一届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案由：本院委员邱有珍为究明‘道德教育的问题何在’提出质询并请行政院责成所有教育与文化主管切实研讨合并答复”。这份文件正文的题目是什么“道德教育的问题何在？”下面署名邱有珍。立法院拿老百姓的钱，印行这种滥东西，真是耻辱，邱有珍是胡适生前的反胡大将，与廖维藩委员都属于传统的顽固派，我们看他在这个文件里的自述：

　　今年1月中央研究院胡适院长健在之时，我曾写给他一封公开信，嗣据《新闻天地》第734期报导，当时胡适秘书怕胡适看见心中不快，影响他的心脏，迟迟没有拿给他；可是，胡适自己看到台北《大华晚报》将这封信逐日发表，就一篇篇的自己剪下来，后来秘书觉得不必再瞒他，也就将立院寄来的质询公开信拿给他了。他看完全文之后，曾感叹的说：“某某某（敖按：此指廖维藩）和邱有珍是北大的污点。”这一段公案，我已在《新闻天地》第736期予以解答。但我始终认为胡适院长不会这样讲，如果有人以所谓北大的立场代发斯言，我敢奉告一句：“蔡元培先生后继无人，才真是北大的污点！”

　　胡适死了以后，这些老家伙们又掉转枪头，反起李敖来了，我们再看他这文件中的话：

　　可是，他们的志不在此，硬是要将中国文化或孔子之道，一举而予以毁灭干净。直至最近还有人说：“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和‘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乎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文星》58期，李敖：《文化太保谈梅毒》）似此，一个失掉“选择”和“预防”能力的人，不论是个人或民族，虽非全是白痴，亦属无不低能。若然，则你有何把握说他们定然“西化”，而不“俄化”呢？——还不如干脆的说：我们这个民族非被西方民族“同化”不可！

　　中国目前诚然是落后地区，然而，一个学历史的人岂可以短短的最近两百年时间内文化发展有参差，遽而断言一个民族的优劣？主张西化最力的陈序经也懂得“周秦时代的中国文化，比之古代希腊的文化没有什么愧色，这是一般人所承认的。汉朝统一以后，中国文化走入黑暗时代，然欧洲中世纪的趋向，正像汉以后的中国”（《全盘西化的理由》）。循斯以言，我们现在不如人，只能说我们这群子孙不肖，不能欺宗灭祖的说我们整个的民族劣等，亡国奴尚不易同化，而况我们国还未亡？

　　唯思西化论者这一观念的由来，在理论上当蹈实验主义真理论“错误换位”的覆辙。在实质上要仍种因于不懂得孔子之道有可变与不变之分。果如所云：“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文星》52期，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那我要请问：共产党在西方是怎么出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是怎么形成的？无可否认的答案，造因于当初“资本家”的“不仁”，以致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而共产党所以能够一时的掌握群众，只是说：“你们既不仁，我们就无义；你们不爱我，我们就恨你。”因此，他们在人性中剔除了“仁爱”，种植了仇恨，煽起不平的共鸣，如此而已！

　　由此当知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仁”，任何社会中如果失掉它，立即就有崩溃之虞。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何以还能立于不败之地？一句话，已有“社会立法”制衡了当初那种“不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了。

　　西化论者还有一种模糊意识应予澄清的，那就是他们说：“共产党的得势，并非‘孔家店’倒台的逻辑的结果。造成共产党今日状况的原因很多，在思想方面如若说是由于儒化思想的破坏，不如说是由于数千年儒化思想的成功，因而使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缺乏科学的批评精神和逻辑的论证能力所致。西洋并无‘孔家店’，然而今日反共最大的实力是美国。”（同上文李敖引陈康语）我再请问：西洋既富于科学的批评精神和逻辑的论证能力，为什么竟是共产党的发源地？还得告诉你们：西洋虽无孔家店，但是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却不因科学的发达而动摇，更不因自由民主而失坠。反之，我们自有“打倒旧道德运动”以后，我们还有什么信仰？没有信仰，自我还能有主宰吗？而共产党所吸收的便是自我失去主宰的一群。

　　汉奸陶希圣的话

　　这就是中华民国堂堂的《国会纪录》，乖乖！这种纪录在10月10日的《中央日报》上，另一立法委员陶希圣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指出，文章的题目是《中西文化论战中高一层的见解》，头两段说：

　　中西文化论战今日已到结束的阶段。我在这篇短文里，没有重新掀起争辩的意思。我只是介绍邱有珍先生的见解，并且增述我自己的一些意见。

　　邱先生的论文是采取立法委员质询的方式，对教育当局提出“道德教育问题何在”的问题。其中辩驳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两种思想，用了很大力量，也占了很多篇幅，我在这里不拟复述。我认为他有几段话，在这次中西文化论战中，可以说是触及了“灵性”问题的核心……

　　这是很令人惊异的发现了。

　　邱有珍又在9月出版的《学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新文化与旧道德之间》，又骂到“文化太保”，说：

　　……于今，蒋梦麟先生尚高谈中西文化可以接龙的主张。按他《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接龙》一文所说：“接龙”贵乎神似。“中国固有道德之极则为忠恕两字。中国之忠与恕和西洋之忠与恕，可说是神似的。”推而广之，“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与美国共同安全总署的政策相神似。‘因材施教’和孟子的性善说与近世教育原则相神似。孟子的民为贵，天视如民视，天听如民听，与近世的民治主义相神似。中庸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相神似。管子的‘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和西洋近世社会政策相神似。都是可以接龙的。”（《孟邻文存》）所以他在相当范围内，还能赞成保存国粹。

　　而胡适四十年后亦说过：“真能影响社会，希望把中国自沉睡中拯救出来的，永远是孔子的人道主义，老子及哲学道家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联合。”又说：“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况下不能被毁灭。”（1961年7月21日-23日《中央日报》译载胡适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中国之传统与将来》讲辞）由此可知：当年他也认为那些吃人的礼教法制的孔子之道，与现在他所称许之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的孔子之道，完全是两回事。那就是前者可变，后者不变；前者可被毁灭，后者永不能被毁灭。

　　如此说来：孔子之道既有应予打倒的可变性，还有其不能被毁灭的不变性。质言之，道德就有可变与不变之分了。

　　那么，其在往昔，竟将不变的孔子之道，一并而与那些可变的礼教法制，同加毁灭（现在自称为“文化太保”者所犯的错误，亦复如斯）。胡适个人虽非主谋，但欲将这一责任，完全脱卸到陈吴诸人，却不可能。当知其时风靡全国者是实验主义，而共产主义尚在伺罅而入。充其量，不过如我从前所说，是陈独秀所要求的实验主义与辩证法的唯物史观，做成联合战线之共同业绩。

　　在9月以后的《政治评论》与《革命思想》等刊物，对我在文化问题上的攻击都逐渐开始“阳痿”，《政治评论》上常常在正文或“漫谈”里有些滴滴答答的小骂；《革命思想》也有金平欧《老问题的新解剖》等攻击全盘西化的文字（13卷3期），或顺便在《居浩然与庭训》一类谩骂文字后面（13卷4期），骂骂“那个连梅毒也欢迎的太保”而已，都是日薄西山的文字了！

　　“士大夫”

　　10月1日，诗人夏菁在《文星》第60期里发表了一首诗来“聊表对中西文化问题之一种看法”，他的诗叫《士大夫》，原文是：

　　我们尚活在晋代，

　　留着长长的指甲。

　　欲哭穷途，

　　没有阮籍的眼泪；

　　不想折腰，

　　归无渊明的田园。

　　还是坐在竹林下，

　　清谈清谈罢，

　　从德先生到赛先生，

　　从赛先生到德先生。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开元之治？）

　　3月25日于塔州

　　胡适、李敖的心情

　　同期又发表了他的《今日三大病——从中西文化问题说起》，他提到：

　　今年春天，我在国外读到李敖先生《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颇不以为然。当时觉得：他的论调过分偏激，难道中国文化一无是处吗？置身熙攘为利、机械充斥的异国，精神难免寂寞，总觉得月是故乡的明。等到回国以后，再读李先生的大作，发现他语多中节，用心良苦，在垃圾及臭沟间、霍乱与水灾之余，萤桥的中秋月色，无法引起我的雅兴；而落基山头、科罗拉多河畔的明净圆镜，却使我低徊不已。

　　这种境界正可以用来解释胡适、李敖两位先生的心情。胡先生在国内主张一心一意的西化；在国外，则大声疾呼中国文化不会在世界上消灭。这并不是矛盾，而是他的高明之处。对于国内的一般学究、冬烘、老顽固，必须要用醍醐灌顶之法。三年之病，尚须求七年之艾，况千年乎？否则，这批人还是抱残守缺，自鸣得意。我深信，胡先生对中国的文化是很有信心的。李敖也说得妙：“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

　　有人说：“不到外国，不知道外国的好处；不到外国，不知道中国的好处。”这是一句非常中肯的话。假如，将“好处”两字代以“坏处”，也一样的中肯。所谓好、坏、优、劣是相对的。闭关自守，尽管可以妄自称大，久入鲍鱼之肆，当然不闻其臭。例如，我去岁路过东京时，觉得耳目一新；今年从华府再过东京，只觉得龌龊拥挤；回到永和镇，则更是褴褛肮脏。我想，再过几个月，必能安之若素。人的惰性，就是如此可怕。只要你感到满足，就会变成一坑死水。天天在叫美丽的宝岛，嚷如何安定进步，当然看不见路边的垃圾、门前的臭沟。而我们处处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满足、夸大的作风。许多人颟顸的程度，不比戴三眼花翎的好多少。难怪李敖以血气方刚之斧，逢头就劈，这种勇气、锐气、是十多年来难得的现象。

　　对于环境的不满，正是造成进步的动力。知足，有时是无能的借口。牛衣对泣式的安贫乐道，从现代眼光看来，是一种罪过，不值得骄傲。一呼百诺式的愚忠，究竟也不合乎现代的民主精神。人，天生是一种批判的动物，不论在天堂或极乐世界，你都会有意见。我在美国的一年中，写了不少首诗，其中不乏批判美国的。尝到了“全盘西化”的味道，对洋味即感缺缺，不禁神往于榨菜及豆腐乳；现在，则又怀念起彼邦的冰淇淋来了。

　　讨论中西文化，兹事体大。广泛虚浮之论，多谈无益；见一而不见二，知东而不知西，则语少中肯。我怀疑：这个问题除在书刊上热闹了一阵外，究竟在一般社会上，起了些什么作用？读经的仍然读经，迷信的仍然迷信。这一阵风在我们封冻了几千年的思想上，似乎只蒸发了薄薄一层而已！我们不要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要口是心“是”，身体力行。不要白天对破除迷信言之凿凿，晚上一个人不敢走黑路。中国不缺少洋洋洒洒的大道理，独无实实在在的小方法。李敖说得不错：“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方法！方法！这是我们所最不擅长的。君不见每办一件事情，我们总是“率由旧章”，“遵照古法”（或“古已有之”），从不想在方法上予以改进。治病用古方，治国用古书，现在治水又要用古（大禹）法了！我很同意梁实秋先生的意见，要讨论这个大问题，必须要讨论得具体，要分门别类的讨论，这样或可以讨论出一点眉目来。我也很同意余光中先生的看法：“这种问题本来就无法彻底解决，更无法在三五年内解决。”文化的汰劣存精，过程颇为复杂，因素牵涉亦广。今日的世界更是变化万千，一日千里，甚难做优劣胜败之预测。我认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你面前的世界就这样向你走来，螳臂岂能挡原子的巨轮！你想遗世独立，退隐山林，喷气机会在你头上呼啸而过。你想延续子嗣，送儿女去新大陆，也送不出核子弹头的射程之外。我们应该要好好地面对现实！早在去年2月的《中外画报》上，我写过这样的话：“在这个时代，自分畛域，大可不必；复古鄙今，亦属迂阔”；“西风东渐，东风亦可西渐……莎士比亚征服了我们的书房，孔老夫子的话在新大陆也颇横行。”“时之所趋，新旧、中西等冲突，亦将迎刃而解。”再过二十年，我们可能要会见火星人，请勿大惊小怪！

　　我以为：与其奢谈中西文化优劣问题，不若先将中国今日之病源找出；与其清议病源，不若见病即治。坐而谈，不若起而行？而且，必须从自己做起，从小病医起。有了健全的体格，才能在国际竞技场上一显身手。自己形若病夫，而大谈锦标非我莫属，岂不荒谬！

　　三大病

　　夏菁接着指出今日的三大病是“文过饰非病”、“罢黜百家病”和“壮夫不为病”，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当今社会清谈之风，不下魏晋。知识分子谈了一辈子民主与科学，吵了半世纪的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仍旧没有向前迈进一步。德先生和赛先生永远伫立门外，没有邀入厅堂。大家只谈不做养成风气，就不懂如何着手，即使科学及技术工作者也不例外。我们有的是东抄西抄、一无实际经验的“专家”和“教授”！

　　别人精益求精，我们坐享其成。雕虫小技，不必有劳我们来动手。而美国机关或大学中的博士或教授做试验或教学生，无不身先士卒，亲自动手。这样才能发现问题，谋取改进。记得在科罗拉多读书时，有一次上山实习。正值隆冬，积雪盈尺。教授及助教等先我而行，以探路途畅塞。等我辈同学于傍晚赶到时，他们数人已劈好柴、铺好床、煮好咖啡、烧好晚饭在木屋内恭候我们。饭毕，教授还参加刷锅洗碗。这种工作精神能勿令人折服！照中国习惯，地位愈高，愈可以不要动手。这种作风，做官则可，做学问及研究科学则万万不可！

　　姑勿论电脑及太空，即使是一钉之微，我们也瞠乎其后。美国五金店内，各式各样的钉子以及灵巧实用的工具，使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是他们精益求精、不断改进的结果，笔者与美国驻华技术人员，并肩工作八载，深知他们实地苦干的精神。某次，与其中之一谈及对国人的印象，他于恭维一番以后，正色曰：大多数中国人天资甚高，可惜不肯脚踏实地耳。呜呼！

　　今日之病多矣！李敖先生已列论甚详。窃以为上述三病，虽为国人之沉疴，只要具有决心和毅力，每个人从日常生活中着手纠正改革，久而久之，自可除根。设若一味文过饰非，则国家永无法治及改进之日；仍然罢黜百家，则自由民主的目标永远难以达到；抑再壮夫不为，则我们永远产生不出像样的赛先生！

　　《夏虫语冰录》

　　文化论战开始后的大致演变，陶希圣在《夏虫语冰录》（《法令月刊》第13卷第10期，1962年10月1日）里，有概要的分析：

　　296 文化混战中之法律问题

　　文星书局出版的《文星》杂志提供了中西文化论战的坛场。现在这一坛场挨了一颗榴弹炮。于是一场中西文化论战的半路中，发生了一个法律案件。这一法律案件如何了结，尚未可知。

　　在学术文化界的论战史上，在一场论战中忽然发生法律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297 混战的角色

　　要分析这一场论战的经过，是一件困难而有兴味的工作。先将论战的角色，用子丑寅卯与甲乙丙代表如下：

　　（子）论战的起因——胡适之的一篇演讲；

　　（丑）论战发生后之有力参战者——胡秋原的超越论：

　　（寅）为论战提供坛场者——文星书局；

　　（卯）与论战毫无关系的第三者——吴相湘。

　　（甲）论战的挑起——徐复观对胡适之演讲的攻击：

　　（乙）对于挑战之反击——李敖等；

　　（丙）为反击助势而参战者——居浩然。

　　298 混战的经过

　　首先是胡适之的演讲，对中国文化的“灵性”表示疑问。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中发表论文，指斥胡先生不懂中国文化，亦不懂西方文化及其他。

　　第二是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论文，重新提出全盘西化论，并反击徐复观。

　　居浩然参加这一反击，于是徐与居对仗，互相攻击。

　　第三是胡秋原发表长文，对两造都有批评，力主超越中西文化而创造新文化。李敖对此提出批评，胡给以反击。

　　第四是胡秋原在立法院提起质询，并在《世界评论》发表长文，一面表示他对《文星》杂志之毁谤提起诉讼，一面检举文星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的《民国政党史》有侮辱国家元首的罪嫌。

　　299 用符号表示

　　若用符号表示，即如下述：

　　一、甲攻击子；

　　二、乙反击甲，丙参战；丙与甲互击；

　　三、丑以第三立场参战，乙攻击之；丑与乙互击；

　　四、丑对论战的坛场忽发一榴弹炮，为了攻寅，却打中了与论战毫无关系之卯。

　　陶希圣这段“语冰”，惹起胡秋原、徐复观等人的一种“狂热”，于是展开钳形攻势，对陶希圣咬住不放，直到今天，这场妙戏还未收场呢！

　　《文星》代《自由中国》而兴

　　10月10日，《政治评论》第9卷第3期中，以《读胡秋原委员的质询与谈话有感》为社论，指出《文星》杂志：

　　似乎有代《自由中国》半月刊而兴的企图，加上参加的编辑和出版它的书店又似乎有近于浮夸之处，目空一切。他们曾在一文中笑骂古今学者达四十余人之多。所以对于笑骂先烈先进和诽谤蒋总统的旧作，也毫不注意，一一出版。这是该刊走上中西文化论战歧途之必然的归趋，实在令人惋惜！

　　这是十足假惺惺的口吻了。

　　10月15日，台北《征信新闻》以《在胡适安葬之日谈中西文化论战》为题，议论道：

　　胡适之先生毕生倡导民主与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西化论者，一生为此理想说过够多的话，也写过够多的辩论文章，直到其最后一次的正式演说，还是讲的这个大论题，此对胡先生说是其“一以贯之”的伟大之处，亦似有定数焉。

　　适之先生的这最后一次演说，怎料到竟又引起一场马拉松式的中西文化大论战，虽然是老调新唱，但却唱得远比旧谱为激越。

　　胡先生虽死了，这场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并未结束，但却逐渐地脱离了主战场，而跳进了泥塘里纠缠不已。如果胡先生死后魂灵真的有知，看到这个原本是学术性的论争而竟演变到如此境地，闹到法庭相向，胡先生又会有何“感触”呢？

　　今天，是这位一代学人的“安葬”之日，中西文化论争的双方似乎也应再想想。

　　做为一般凡夫俗子者，并不反对对我们当今的文化问题展开热烈地、广泛地辩论；相反地对我们现时的不死不活的文化形态，直觉地令人郁闷。在辩论的过程中，也并非不能容许有激烈的词锋，任何问题之值得“辩论”，在理论上就必然常是各趋极端，因为非极端不足以把一方面的论点充分表达；而行动则又常常是执两用中，因为非折衷就不足以把两极端的短处抛弃，而把它们的长处吸取。如果西化的主张是对的，是不可避免的，纵然高嚷“全盘西化”，而实际行动起来，也只能作半半观；同样地，如果保守的论点是站得住的，是时势所能应许的，纵然大叫“东风西渐”，而实际行动起来，也只能作半半观。

　　问题是论争尽管论争、激越尽管激越，而对学述论战的矛头却不可也同时用作“人身攻击”，扒粪的做法固不可取，挟怨报复亦非智者所当为，个人的得失荣辱事小，影响文化界的风尚范式事大，如此这般的演变下去，将使得有心于“中西文化”问题的其他智者却步不前。试观今日，除了“短兵相接”的双方之外，还有多少学人甘愿置身于这个漩涡呢？

　　这又算是谁的损失！

　　这是所谓舆论界的一个意见，它很可以表示空洞浮议是什么，中国舆论界中最多的就是这种空洞浮议，它们大都是一些基本知识与方法训练不够格的新闻记者耍出来的，这些记者们对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深入的理解，可是他们却胆大妄为，一般小百姓也就跟着乱起哄。

　　迂腐的舆论八股

　　10月15日，《中国世纪》第57期上有筠叟《公道正义何处去？》一文，照旧是一套迂腐的舆论八股，我们试看它几段：

　　中西文化论争，本不是坏事，一开始，我们就寄予厚望，希望能够辩论出一个结果来，现在出人意料的，竟演变到法庭相见，诚令人不胜遗憾之至！因此，近日以来，台港舆论界纷纷评论此事，甚至其中有台湾某些论者于双方皆有责难，似乎不失为公允。然综观其评准，则大率仅基于“息事宁人”之意愿，而非本诸“是是非非”之原则；仅着眼于双方之意气，而未审察双方之动机；仅知有“中西文化论争”一事实，而疏略其发展经过与内容；仅斤斤于气度和风范，而忽视“人身攻击”之风之不可长；始致倒果为因，而发为“各打五十板”之论，似乎又有欠于公允。

　　类此方式和态度之评论，颇符合中国社会的“中庸之道”，此乃处理一般事物之常情常象，固不可武断为对事理不认真、对社会不负责之论；然无疑为情绪的、主观的，而非理智的、客观的；自然更不合逻辑推理。严格说来，尚不足以称为“中道”，不过是一种不关己，无动于衷的“中立主义”罢了。而中立主义在性质上对原则、是非、正义、公道是看得比较马虎的。是以如不谈胡秋原、郑学稼二先生之控告《文星》诽谤案则已，否则，断不容视为“公婆之理”，意气之争，更不容倒果为因，而“各打五十板”。这不是在尽言责，而适足以使吾人之社会失去原则。

　　此次中西文化论争，截至9月以前，可谓已告结束，胜负之分，固已昭然若揭；值得注意是：除速成了几位“文化明星”而外，最大的收获，是廓清了那些速成的“文化明星”们所炫示传播的不正确知识和观念。……

　　自中西文化论战以来，我们总是在密切注视这一论争的发展，所有两方的文字，都经一一拜读，从未轻轻放过，说句公平的话，立脚欠稳者、态度欠佳者，乃属于歌颂“梅毒”“太保”的“全盘西化”论者，他们究为何而出此？是不能令人无疑的。由于其动机有问题，其不服理不服善，甚至流为意气之争，乃为必然的结果，他们犯了错、输了理、反而一怒祭起人身攻击的法宝，如此一来，即胡秋原先生不出来说话，是非曲直，早见分晓，官司现已打进了法庭，一般论者就不妨暂时保持缄默，既不责难那一方，也不给左右袒，让是非曲直各有去处，然而他们不此之图，竟然对双方判上一个“两造有罪”，不过，现在，既然两方都错，究竟是谁对谁不对呢？那不是公道正义永无出头之日了！

　　同期又有《一个大学生看文化论战》等文，编者在按语中特别强调：“本文作者为台大土木工程系的学生，现在文化论战已成过去，我们其所以要发表这篇文章，是显示台大学生及台湾的青年学生并非全是‘全盘西化’主义者。”这是很好玩的提示。

　　“不可影响反共团结”

　　10月16日，青年党的《民主潮》第12卷第18期里，以《文化论争不可影响反共团结》为社论，主张：

　　我们在文化的大方向上应该接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似乎已成定论；反对西方民主的也许还有人，而反对西方科学的，可以说在文化界已经绝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全盘否定呢？这又是不可能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的累积，由一代一代的传递而发展成这一民族的历史传统。一种文化如果已成为一个民族的传统，即有其惯性力（Inertia force），也就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文化的惰性（Cultural inertia）。无论政治上激烈的改革或外来文化的吸收，如果与传统文化距离太远，不能融会，这种文化的惯力将会迫使新的改革或外来文化相当变质，以与原有的文化相贯通。

　　这些青年党徒的呼吁是：

　　对于中西文化各有所好与各有所长的两方面人士，尤其是对民主有共同信念的朋友，应各本其所知所信，分头前进，并行不悖，将其心得分别介绍于国人之前，对学术、对国家，以及对促进中西文化的日趋融合，做最大的贡献，这比把精力消耗在辩论上要有意义得多。

　　官方意见

　　11月18日，中华科学协进会的年会里，陈诚发表演说，据19日的台北《联合报》报导如下：

　　[本报讯]陈副总统昨（18）日上午在中华科学协进会的年会中发表演说，他勉励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合作协力，研究实践三民主义的科学，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达成复国建国的任务。

　　副总统说：现代的科学，是三民主义的科学，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包括了人文科学在内；民生主义是属于自然科学。今天我们应该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来求科学的发展，达到强国富民的境地。

　　副总统强调中西文化并重。他说，研究科学必须将东西文化融会贯通，取其优点，并确定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这样科学的发展才有前途。他又说，今天很多人在争辩东西文化问题，打着笔墨官司，这种争辩是不必要的，大家应该省下时间和精力，从事科学研究，求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配合发展。

　　这可说是对“文化论战”的“官方意见”了。

　　“门外稿”

　　12月16日，在宜兰的邓伟印行了他的“门外稿”，其中第五篇是《政府该负起今日的文化责任》，邓伟说：

　　《文星》杂志51年2月1日出版的第9卷第4期的《文星》上，载着李敖先生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及居浩然先生的《科学与民主》与郑学稼先生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暨胡秋原先生的《论文章之长与短》等四篇宏文，拜读之后不禁感慨万千。

　　李敖先生曾发表了一篇《播种者胡适》的大作，郑学稼先生反证播种者非胡适而发表了这篇《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郑学稼先生下了一些考证功夫及以研究学术的风度写出这篇宏文，旨在提醒李敖先生不要被胡适牵着鼻子走，胡秋原先生的《论文章之长与短》一文，正是象征着老年人说话不分对象，一泻千里不觉自厌的通病。引起笔者感慨万千的是李敖先生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与居浩然先生的《科学与民主》两篇宏文。笔者绝对不愿意打什么笔墨官司，只觉得这篇宏文里面涉有是非问题，如不把浅见透露出来，等于骨鲠在喉。

　　李敖先生把今天形成不中不西的文化，归诸李先生笔下那些人未免有失公平。因为发扬文化是政府的责任，只有政府诚实负起责任才能推动文化发扬。否则，任何人没有力量能负得起发扬文化的责任。政府为什么经常强调发扬文化？这一点似已支持浅见。

　　他又说：

　　今天，我们的文化该走哪一条路？是全盘西洋文化，抑全盘复古？似该由政府以财力奖助支持研究学术人士与不予划出研究范围，使研究学术的人得安心自由研究发挥所长！如全盘西洋文化对我国有绝对利益，就不妨丢掉我们自己的文化；若我们中国文化还是对我们有绝对的利益，亦不妨把西洋文化排出去；假使中西文化都有长处，我们不妨让其并驾齐驱，自然有后学之士有所抉择。这是需些时间的，没有经过一些时间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一个人集一生的精力从事任何一项学术研究，恐怕不见得尽获其奥妙。如果一位研究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人只看了几十或百余洋文及中国文的书，就认为我们的文化该全盘西化与全盘复古等提出主张，学中国文化的人不会同意研究西洋文化的人的观点，学西洋文化的人也不会同意研究中国文化的人的论调，换句话说不论谁提出的主张似难免唐突之嫌。李敖先生在宏文内指出当前有“超越前进病”等十一种病症固属事实，也颇偏重于今日似该以全盘西化为我们的文化的见地。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文化搞成不中不西的责任，究竟该由谁负，李先生没有指出。

　　如果李敖先生笔下的人是过去主持过全国教育文化大计的人，于任中措施没有重点，时而主张应该推行中国文化；时而主张西洋文化；不久再主张中西合壁等摇摆不定的措施，把我们的文化搞得不是一回事，令人不知所从，他们应该负责而且责无旁贷。倘如，我们政府向来有一笔发扬文化的预算费用，供给李敖先生笔下的这些人从事研究学术，他们先唱西洋文化，继唱中国文化，后弹中西合壁的调子，再把些不中不西的东西向政府交差搪塞奖助费，他们不但该负责赔偿奖助费用还须负诈欺罪嫌的刑责。这些人既没有主持过国家教育文化大计，也无决定教育文化的大权，又没有经常领取政府的奖助金从事其有志趣的学术研究，如今这种不中不西的形势而要由他们去负责似失公平殊明。况且这些人是不顾自己的生活环境的艰难，埋首向学自我研究呢。

　　纵然，李敖先生认为这些人的主张对今日的文化情形有严重的影响，确实应该负责。但是有些人的论调把我们的科学与政治弄得一塌糟，是不是也应该负责任呢？

　　激烈的国家主义者的面目

　　也在这12月16日同一天，青年党的《民主潮》第12卷第20期上，有一篇来自英国的通讯——扶摇的《珍惜我们的文化遗产吧！》，充分表现了这些激烈的国家主义者的面目，最后一段说：

　　说实话，我并不完全懂得中国文化，更谈不上懂得西方文化，所以我不敢插足“战场”；我有一种“感觉”，传统和传统文化，甚至于保守、守旧不是我们进步途程上唯一的病根，病根在几十年“西化”（与某些人主张的西化不同）的失败，如果说政治上西化成功了，共党如何起来？科学上西化成功了，则中国的工业何致落后？而西化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中国文化，而是（一）主张西化的人和拥护西化的人只知道空口喊西化，没有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有些人拿了一点进来，可是拿进来的只是一个空壳；（二）是一些唱西化的人、受西方教育的人，自己实际做起事来，脑子里还是充满了中国文化若干坏的恶习，而没有西方人办事那样公正、负责、合作、切实、廉明和爱国、荣誉的美德。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完整的，我略知西方文化的优点，也略知中国文化的缺点，然而我仍深深地爱惜中国文化，不只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因为在这种文化中我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中华民族；尤其它根本不是阻碍我接受西方文化的障碍！

　　这种浅薄无根的乱谈，就是可怜的青年党的把戏！

　　嫖

　　52年1月1日，宜兰出版的《青年杂志》第37期上，有后希铠的一篇《文化是什么》，他说：“时下谈论‘文化问题’的人不少，我也来凑凑热闹，借以表明一个来自南洋（未开发）地区的人的观点。”在文章里头，后希铠说：

　　……但是，这些明显的道理，在我国所谓的“学术界”，还在不肯去弄清楚？我们的“学术老兄”把上帝的“杰作”，当作文化的一部分去讨论，翻了半天线装书的结果，还是吐不出象牙来。例如前几个月的“中西论战”，李敖就说：要接受西洋文化，不管好好坏坏，只好全盘接受，由不得人们去选择。所谓学西洋的好的，不学坏的，是一种不可能的如意算盘，天下没有那种便宜的事。这样的论点，虽然是社会学原理所不许可的，也是心理学所否定的，因为要“证明”这个错误的结论，李敖又举了一个违反科学精神的例子，造成错中有错的局面；他的例证是“梅毒”。

　　李敖说梅毒是坏的，是西洋人带到中国来的。意思就是说，西洋的坏文化（例如梅毒），要传到中国来，是不可挡的，好像台风一样，横扫而过，毫无抗拒的办法。从“梅毒”这个实例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思想界”或“学术界”，还停滞在“五四”时代，一面喊着崇拜西洋的口号，一面又在进行违抗西洋的勾当。那班“五四老人”完全不从社会学、心理学或生物学的观点去考虑文化问题，他们仅凭一己的观感，凭着一些东鳞西爪的残破抄录，用演绎法去论证他们的观点。李敖显然是这种“学风”的回光反照，他也用“考据”的方法去“求证”，说明“梅毒的家乡”在美洲，由“欧洲人”带到中国南方广州，然后就传播于四海之内了。

　　就像“五四”时代的人们一样盲目，李敖完全没有想到“梅毒”是上帝的杰作（自然产物），不是“文化”的本身。我们在上面说过，“文化”是人创造的；“梅毒”不是人造的，当然不是文化的实体。正等于其他的微生物一样，不管是人类或兽类带到中国来，都与“文化交流”无关。传染“梅毒”的“方式”是交合，交合是“本能”，“本能”是上帝给的，不是“人造”的，也不算“文化”。如果一定要在“性关系”方面找到文化的实验，“性的艺术”才是人的“创作”，最高等的动物如猩猩，始终在“天赋”的固定“动作”中求满足，只有人才会那样翻新花样。

　　“嫖”似乎跟梅毒是连在一起的，但嫖的意义是“买卖”关系、是“非法”关系、是“不道德”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不卫生”的关系，只有在中国人不知“嫖”为何事的时候，西洋人把“嫖风”带到中国来，才能说明欧洲人把坏文化传给中国。在中国人也有“嫖统”的情形下，留学生到了外国，不会人人都是不食烟火的“完人”。所以“嫖”既然是“共同文化”，洋嫖客和土嫖客，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坏蛋，那就没有“谁害了谁”、“谁化了谁”的问题存在了。说到梅毒，它是“自然物”，它不分西洋文化还是东洋文化；假如梅毒的故乡的确是美洲，欧洲人会把它带回旧大陆，中国人要是先到美洲，也会把它带回旧大陆，完全不受文化单元、文化程度、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把梅毒的传染，作为“中西文化论争”的主题，不但是一个笑话，还可以说明所谓“学术界”，从“五四”到了今天，不过是一些糊涂人在说糊涂话，他们的“论争”不会接近“学术”，倒很接近“法院”（人身攻击）。可怜的是我们这一代，生活在他们的错误的“毒雾”之下，不知有多少人“丧生”？有多少人“昏厥”？有多少人“清醒”？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指明“梅毒”不是“文化”呢？因为“梅毒”已在我们的“学术界”发生“引喻失义”的怪事，我们只好从什么是文化、什么不是文化的课题之下去找结论。这就是说，根本不研究文化问题的人，甚至连“文化”是什么也不去注意的人，却在那里大谈“中西文化问题”，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也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物”的鲁莽！开这个“错误时代”的先河的人，自然是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死人。我将在文化的“地方性”和“国际性”的题目下，算算这笔老账；我们也可以看看今天的台湾，是些什么样的人抬出死人来吓唬人！

　　先搞清“文化是什么”好吗？阿门！

　　这几段文字可以当做胡说八道的代表，写这文字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文化学，也不懂中国“嫖”的历史，全是瞎扯一通。

　　“走私”出来的

　　《政治评论》这个杂志，虽然不断的、狠狠的恶骂我，但是偶尔也“不幸”有“走私”出来的侧面肯定我的论调，例如1963年1月25日，第9卷第10期的《政治评论》上，一位叫做陈鹏仁的，从日本东京寄来一篇所谓《为胡秋原、郑学稼先生说两句话》，但是开始那一段好像是为李敖说的两句话：

　　当有关中西文化问题论战最激烈、最有声色的时候，在东京的一位对于此问题颇有兴趣的朋友对我说：此时你大应该出来为我们年轻人说话。……他所持的理由是，不管李某的见解对不对，一个这样年纪轻轻的人，会写那么好的文章，跟《自由中国》当代的几十位名流学者论战，实在很了不起……你也是一个青年人，所以应该声援他、帮助他。

　　这不是很好玩的“思想走私”吗？

　　显示真金的例子

　　综观文化论战以来的大量的言论，我总觉得那些恶骂我的文字“还不够格”，还不能够打倒我，它们只是一些废料和笑料，正好证实了这个时代这个地方的文化水准的低落，正好说明了一般连起码的文章都写不好的人的拙劣手法。就凭他们这些人、就凭他们这种文章、就凭他们这类心术，他们怎么能够打倒李敖呢？“真金不怕火炼”，与其显示什么是真金，不如呈露什么是丹火，在丹火熊熊之下，真金的价值自然就显示出来了。

　　我试举一个“显示真金”的例子。

　　在“国父遗教研究会”主办、张铁君发行的《革命思想》第12卷第5期里（1962年5月出版），有一篇贾陵江的《自卑与狂妄》，用一万字的篇幅来骂李敖和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这篇长文颇可做抽样之用，它具有那些人的文章的技巧、水准与手法，所以我全部“请”到后面：

　　此话从何说起

　　最近有人在52期的《文星》杂志上写文章批评中国道德励进社，那篇文章是《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其中主要的虽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但却讥讽到“中国道德励进社”。，现在先抄在下面，作为本文的引子：

　　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对炮灰。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的标榜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会（是“社”不是“会”——笔者注）去了。

　　这种在“看病”之余，顺手拉人一把的行径，本可不必理会，但既然有人在骂过“古”“今”中国的四十多位学者以后，鼓（敖按：？）其余勇光顾到中国道德励进社，断定道德励进社为“老古董”、为“义和团”派、为“古稀之年”的人所筹办，这可见道德励进社的分量确是非同小可，“义之所在，当仁不让”，笔者就不得不出来说几句话了；不过在此我要首先声明两点，第一、我不敢像那位作者一样大谈中西文化，更不敢轻率地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因为我知道的很少。第二、我无意与那位作者“交战”（最近有所谓“中西文化论战”之说），因为那位作者一脸肃杀之气，大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之概；因此在这里我仅愿本着我的声明和理性，指出那位“看病”者的“病”在哪里。

　　文明乎？野蛮乎？

　　以常理看，为人“看病”，首先应当具备真诚的态度与谅解的同情，今天不论你的思想，是否已随着太空时代的到来而起飞，但至少在目前你还是近三十亿人类当中的一个，你仍需要暂时在大气层以内与芸芸众生一样吸食人间烟火，如果你大有澄清中原之志，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你要批评别人的思想，看别人的“病”，你要“全盘西化”，你就似乎应当以真诚的态度，说出你的主张，让别人愿意和你讨论。但“看病”者却不此之图，只是一味的尖酸刻薄，谩骂而已，这在稍具知识的人看来，“看病”者首先就失去了谈学问者应有的风度，使人读完那篇大作以后，除了感觉“看病”者一副“文化打手”和“信仰挟持”的架式，使人感到呼吸的威胁外，别无所获。且看“看病”者说话的风度，他说：

　　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被传染的，却又接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瘴气的局面。

　　这是“看病”者所用以“看病”的“绝句”，不管他的思想见解是否正确，但以此迹近谩骂的口吻来谈文化问题，先已使人不敢领教。谈问题如果感情用事，就极容易走上狂妄的路子，一旦进入“狂妄”、一旦开口骂人，不管你如何力持道貌，你必然会“不科学”、“不民主”，会超越逻辑，哗众取宠。“看病”者似乎因一时写得兴起，就真的动起火来，以“知识分子”自居的“挺身出来”说了那么多的“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了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了清“乌烟瘴气的局面”。你想就这样能杵好“老顽固们”的驼背吗？就这样能“清一清乌烟瘴气的局面”吗？若然，那“看病”者岂不是“蒙古派”了！有人说中国文化没有灵性，这话如果是真，我想在“看病”者身上就可以发现，如果中国人野蛮，我想“看病”者就是代表之一，如果说中国人不文明，“看病”者也必是其中的一个。

　　时间，孔子，儒家与中国文化

　　其次再看“看病”者对中国文化为“祸”为“福”的时间观念，和他对“中国文化”罪人的认定。先说前者：

　　“看病者”为了要主张他的“全盘西化”，在全篇文章里当然要不遗余力的攻击中国文化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人，这在“看病”者来说，是很自然的；不过这里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被“看病”者宣判死刑的时间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文化”到底从何时起就为害中国人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文盲可以胡说，“知识分子”可不能乱讲，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中国文化”有无价值的问题，对此如不先弄清楚，就不配谈“中国文化”。

　　很显然，在“看病”者的大文里，对中国文化为害的时间是没有一定的界说的，归纳起来他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自始就有害，另一种说法是近三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因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有害；现在先把“看病”者有关这两种说法的文字记下，让读者判断，“看病”者的时间观念是否清楚。

　　（一）“中国文化”自始就有害。他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

　　（二）“中国文化”在近三百年因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有害。他说：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

　　三百年来，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狂澜的下来，凭直觉、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在三百年来欧风美雨的吹打下，我们的弥赛亚不但不灵，反而误了我们。

　　从“看病”者这两种不同的观念看来，“看病”者的诊断，无疑是含混的，以“看病”者第一种说法看，“中国文化”自始就是有害的，如此则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价值可言，中国人自始就是“劣种”，中国死去的思想家都应一律“鞭尸”三百，因为他们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子孙。如果照“看病”者的另一种说法来看，“中国文化”因为不能适应近三百年以来的需要而有害，如此则中国文化过去是好的，现在是不好的，近三百年的中国人不肖，应该面对祖宗牌位泣血稽颡，自打耳光；因为他曾说：“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不大。

　　读者请看这是何等的前言不对后语，这对中国文化的价值的看法是如何的文不对题。这如何能使人相信他的诊断是正确的！

　　其次“看病”者还有错误，从这些错误使笔者相信他只有因小聪明而形成的尖酸刻薄，没有大的智慧，他只凭一时的冲动轻率下断，因此他的整篇大文不要说很多地方误解原作者的辞旨（坏在他“断章取义”），就是连重要的关键，也都弄不清楚，如他对中国文化的罪人，有时说是“孔子”、有时说是“儒家”、有时说是“中国文化”，我想如果“看病”者真是读书精到、思想清新，何至如此；这种忽而“孔子”、忽而“儒家”、忽而“中国文化”的乱下“罪言”，在对“中国文化”的批评结论上是大有出入的。假定中国的罪人是孔子，倘以国法论处我们只能枪毙孔子；如果是儒家，那么少则可以枪毙几十，多则数百；如果中国的罪人是“中国文化”，那么凡是中国古今各派的学者，都应一律格杀毋论；一言一语之差，有如此者是“看病”者。可曾想及？

　　事实上，孔子是孔子、儒家是儒家，其他家又是其他家，他们的思想不同，他们的历史功罪亦各有异，你可以求他们之同，求他们的互为影响之处，但不能混为一谈，你不能忽而指张三是罪魁，忽而又说李四是祸首。在此我可以说，假定“看病”者是法官，那他总会草菅人命，大兴冤狱，《文星》杂志的编者说那篇大文是“科学的分析”，“科学”云乎哉？

　　“看病”者的“全盘西化”与“文化移植”

　　“全盘西化”，当然是说一切都要西化，百分之百的西化、彻彻底底的西化，“看病”者在把中国近数十年来思想界的人物做了十一种类型的所谓“科学的分析”以后，自己最后仍只是一个主张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者，他说：

　　他们知道想要使自己国家现代化，最快的办法莫过于干脆向那些现代化的国家来学，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惟妙惟肖的学。

　　至于“全盘”到何种程度，在“看病”者的意思那包括“忍受”外国的“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在内。

　　“看病”者虽然有时也使用“充分的现代化”或“现代化”的字样，但那只说明“看病”者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的观念，是含混不清而已。就“语意学”的观点来看，“充分的现代化”或“现代化”与“全盘西化”的内涵是不完全相同的，前者的用意是“尽可能”，“适应”，甚至“折衷”；而后者的真髓却是“亦步亦趋”“惟妙惟肖”。“看病”者恰好是选择了后者，所以他是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者，毋庸怀疑。

　　由于“看病”者主张“全盘西化”，所以他自始至终反对中国文化，因为他反对中国文化，所以他进一步的更反对现代的中国人享有从事任何活动的自由人权，他说：

　　事实上，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

　　除了张天师领公费不知有何根据外，如果“看病”者看过宪法一类的书，我想他会知道前面那些“会”“院”“宗教”等等，都是人民享受基本人权的具体活动，这些活动为任何民主国家所保障。“看病”者不要以为旧的都是坏的，圣贤的思想、中国的医术，不可以研究吗？内功没有科学根据吗？人民没有创立宗教或信仰宗教的自由吗？在此我真怀疑“看病”者的态度是否“民主”？不过我要声明，我亦“全心全意”的热切的希望我们的国家很快的充分的现代化；但我反对那种“枪口对内”“全盘西化”的卑下情操。

　　再，“看病”者在那篇大文里以为文化的移植是整体的，是不会零售的，要就得全要，不能要这不要那，不能选择只要好的而不要坏的，且看他说：

　　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的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此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

　　这些话，在“看病”者看来，毋宁又是神来之笔，其实这比喻错了，就以看病者是弄历史的来说吧，难道不懂得“物以类聚物以类比”这句话的真义？美人是美人，文化毕竟又是文化，你不妨再研究研究它（她）们的“外延”与“内包”吧！记着不要把不同类的东西，拿来比较，不要把纯文学上的比喻形容，援引在纯科学的研究上，否则你只会“不明事理的并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输将”。

　　文化是纯纯粹粹的“移植”的吗？这种移植又是不折不扣的“整体”的吗？我希望“看病”者不要拾了一二人不成熟的“牙慧”，就拿来吓唬乡下人。事实显示人在需要什么的时候，他自会吸收什么，谁也不能阻挠，人在不需要什么的时候，谁也不能强迫他需要什么，他有时是进取的、有时是保守的、有些需要发扬、有些需要摒弃、有的需要适应、有的需要会通，人类社会由于有这种错综交互的关系存在，所以才有诸种不同的文化活动，这种活动受两种动力的支配，这两种动力一是先天的经验遗传（包括文化的与血统的），一是“向前”“向上”的“真我”精神的冲动，包括改革与创造，人类凭借了这种动力才有继续不断的“新陈代谢”，因此你要斲绝一种文化或整体的移植一种文化，是不可能的，在“看病”者的眼里，所谓“文化”也者，只是“物化”或“机械”而已，“物化”或“机械”也许可以整体移植，如果是“文化”，这就不可能是不折不扣的整体的被“移植”，因为文化是多元的，它不仅包括了能摸着的、看见的、听到的、嗅到的，同时也包括了那摸不着的、看不见的、听不到的、嗅不到的，以及那潜藏在人类心底的观念意识，这种观念意识主宰人类的心智活动，使人类能承受传统、创造未来，它不像“苏茜黄”的旗袍衩那么容易“移植”，也不像“美人”那么容易“占有”。

　　如“看病”者言，魏晋时代大家拒佛，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耶，耶教挤进来了，这正说明“移植”不可能是“整体”的，“橘逾淮而枳”，那是“移植”不可能是“整体”、不可能是不变的说明，“看病”者不要把文化活动的“必然”视为是中国文化捣的鬼。何敢说世界上每一系文化都是纯一的、独立的，没有采购、没有互为影响的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你的“移植”论可以成立，否则那只是“整体”的臆断。

　　反传统、反权威与反共

　　还有，“看病”者以为中国固有文化或儒家思想是不能反共的。这是“看病”者在反中国文化之余，唯恐他的“诊断”还不够耸动听闻，于是再把中国大陆沦陷的账，算在中国固有文化或儒家头上，使中国文化或儒家先戴上一顶先天性的红帽子，这样中国文化或儒家的死刑，岂不是被判定了吗？且看他的罪状：

　　这样说来，谈固有文化的人实在在某几点上和共党的思路是很近的；他们在先断（Prejudgement）、诉诸权威、诉诸教条、诉诸感情、以自我为中心论断（ego-centric predicament）、不重视“经验基础”而 重视“哲学基础”、泛政治主义（Pan-politicism）、统一和矮化（dwarf）思想、好谈道统和正统、对历史做先知式的预言（historical prophecy）、爱用价值染色名词（value-tinged term）等十一点，与共党思想基型实在没有什么不同。

“数千年儒化思想”的训练使我们的防疫本领可怜透顶，所以共党的细菌一来，立刻与传统的训练一拍即合。共党把“毛家店”撑起来以后，表面上当然反对孔家，但是骨子里却一定感谢“儒化思想”给他们所做的铺路工作。因为他们的型模是一样的。

所以今日凡是奉儒家招牌为正朔而高叫反共的，都该自己先忏悔！人家美国没有这种招牌，可是人家反共之诚绝不下于我们。

　　“看病”者虽然对中国固有文化开列了不多不少的“十一点”罪状；但归纳起来不外是他“反传统”“反权威”思想的“扩大”，反传统就是反中国固有文化，他的大文既以此为主题，此处就不必再多费辞，但对于他的反权威，却不得不说几句。

　　从他所用的词汇看，我怀疑他的论调可能是那位杜威大人的“阴魂不散”，附在“看病”者身上的诉“实验主义”？这个对一切客观真理抱着怀疑态度，对“一切”主张实验才能肯定其价值的“曾经”对新大陆发生过影响的宠儿，在今天也还是“风韵犹存”吗？

　　权威能够打倒吗？事实是人们只能在某一时期将某种不能适应的权威打倒，但却不能根本否认“权威”本身的存在。

　　到今天为止，人类所努力的无非是循环不已的建立权威，因为史实证明当一个权威被摧毁或没落时，另一个权威就会取而代之，故“打倒某种权威”云者，只是建立另一权威的手段，所以“反权威”作为某一时期的口号或教条可以，要它成为学术理论却是诡辩。

　　今天共产主义者在未得政权以前，总都是先从反传统反权威做起，先造成思想上的真空，然后再渗透颠覆，建立共产主义权威。同样有些人要想建立他的权威，他也先从反他人的权威、反文化传统做起，你能说这与共产主义者的做法不是同一模式吗？（敖按：看家的法宝亮出来了！）

　　美国人是反共的，但我不能说他们反共很有成就，今天共产党由欧洲、亚洲到了非洲，甚至于在美国的大门上放火，这是举世共知的事实，用不着辩护。我今天不能说他们反共不诚，但我却要说他们受了反传统、反权威的个人的怀疑主义的影响，没有建立起反共的思想上的权威，才有今天的局面。

　　“看病”者以为要反共，就得先打倒中国文化或儒家思想，因为他以为共产党在中国得势，是因儒家做了铺路工作，这是宿命论者的悲调，他以为共产党在“骨子里”“一定感谢儒化思想”，因为共产党与儒家的模型是一样的；我要问：俄国、韩国、越南以及东欧诸国，他们没有儒家思想，何以共产党会得势？共产党感谢儒家吗？“儒”与“共”的模型是一样的吗？儒家从人性出发，以血缘关系建立他的家庭制度，从家庭制度的扩大建立社会制度，完成了他的理智的爱国论。共产党以“人民公社”制度反此道而行，难道你硬要说他们的模式是一样的吗？我们尽可不完全以儒家思想为反共的“招牌”，但不能因为别人没有儒家思想也能反共，就把大陆沦陷的账算在中国文化或儒家头上，今天我们可以说反共的方法还需要研究，但不能说我们反共的理由不够扣人心弦，我们凭借着传统的文化精神加上新时代的需要为国家的独立、民主、繁荣反共，为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反共，还不够光明正大吗？我们一定要打倒儒家才能反共吗？我们一定要把反共的理由也要“全盘西化”才能反共吗？

　　道德主义者的信念

　　历史记载：慈禧太后曾经向世界各国宣战，我们的“看病”者向“古”“今”中国人宣战，一女一男、一前一后、一对外一对内、各有不同（敖按：把西太后与我并列，真不敢当）；但在其勇气与胆识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看病”者在“看病”时的情绪太激动了，几乎到了见谁骂谁的程度，前面说过，他曾提到中国道德励进社，励进社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信仰道德、励进道德的社团，我因赞成它的宗旨，所以不得不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但我要特别声明，这是我自己对励进社的认识，不代表励进社或任何社员个人。

　　中国道德励进社是民国四十三年5月16日在台北市创立的，当时由现任五常务理事之一的过钟粹先生等数十位文教界人士所发起，他们的宗旨是“进德修身，劝善辅世，促进中华民族的道德复兴”。它是一个超党派的纯民间组织，凡中华民国国民年在二十岁以上的都可以申请为社员。但组织上采理监事制，每年选举一次，每届设理事十五人，监事五人，由理监事互选五人为常务理事，一人为常务监事，指导总干事及各组推行日常社务。他们的社员社友或赞助者在年龄上从青年到“古稀”都有；在知识上包括了从中学到大学到国外留学执教的各阶层知识分子，在宗教信仰上有天主、耶教、佛教、有一神论者、有泛神论者，也有无神论者，在职业上，有公务员、有学生、有工商业者、有农人、有人文学者、有自然科学家，他们的穿着、习惯与生活方式和现代人毫无差异，他们没有留长辫子踱八字步，没有在豆油灯下或蜡烛旁边子曰诗云，他们没有做白日梦，他们也没有钻牛角尖，相反的他们正都以悲天悯人的心情正视此一时代的去向，他们深切的体认到当此旧的时代瞬将崩溃，新的时代快要到来的顷刻，他们对确立道德观念与道德标准的责任是艰巨的，是要以出世的心情来做入世的功夫的，你能说他们是“老古董”吗？你能说他们是“义和团”的幽灵吗？

　　八年来他们在经费极端困难之下，举办过八十多次学术讲演，举行过九十多次修养座谈会，他们设置清寒优秀学生奖学金，使不少大专青年受到实惠，他们创办《道德丛刊》，让任何人自由讨论历史、哲学、科学、宗教、文学、道德和“中西文化”；他们举办四书五经讲座，希望帮助国人多了解一点中国的东西。

　　他们固然承认道德是人类能够建立社会秩序的根本因素，但道德有时会被邪恶所遮蔽，人类固然是向着光明前进的，但黑暗有时却不期然而来，譬如当前我们所遭遇的人格价值的斲丧，善恶标准的破产和责任观念的泯灭等等，一再使我们走向颓废或狂妄，一再使我们失却努力的方向与勇气，道德励进社面对此一精神堕落的事实，认为只有以“道德”的力量才能正本清源，才能把人格尊严、善恶标准和责任观念从“死亡谷”重新建立起来；为此他们虽然不敢以“牧羊者”或“苦行僧”自况；但却有尽其在我永矢勿渝的抱负。

　　他们对于一切皆以道德为本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他们对于社员的意见都非常尊重，他们尽管以为别人所说的，没有一句是对的，但他们尊重别人有说那不对的话的权利，也许他们以为“容忍比自由还重要”。

　　在这样的体会下，他们从来没肯说过要打倒谁要消灭谁，要谁跟从他才能得救，他们只以为谅解、同情、和谐与互赖才是生存之道，因此他们自觉的对自己、对他人都有一份不可让渡的道德责任。他们是信仰孔子的忠恕之道的，但对耶稣、佛陀的慈悲也同样表示赞美，他们虽然以“保持良心”、“崇尚诚实”、“力行反省”为道德修养的基本要件，但也认为世界道德重整会的“绝对的诚实”、“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无私”和“绝对的仁爱”的标示，同样对人类有好的帮助。

　　他们承认社会的秩序固然需要法律、政制、经济以及足以自卫的武力来维持，但道德的力量更为重要，他们以为只有道德才是一切是非好坏的标准，才是批评价值的尺度，才是从个人、家庭、社会到国家世界的真正定力。“真”的或“美”的，都要经过“善”的（道德的）批判，才能定其价值，才能判断它是否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兴趣。孔子、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卢梭、罗素、杜威的思想，固然要经过道德的批判，才能定其价值，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凯撒、亚力山大、拿破仑的功罪，亦要经过道德的衡量，同样人造卫星的围绕地球旋转，以及“苏茜黄”的旗袍衩有无价值，当然也要经得起道德的评价。

　　今天无论自然科学如何突飞猛进，如何神奇，民主政治如何美好，如何以选票计算人们的意志，但这神奇与实际的人生有利还是有害，这美好是否是实质上的美好，仍须以道德的尺度去观察，否则如果科学带有恶意，民主披着伪装，不但无益反而足以贻误苍生。

　　谁都知道今天我们的大病就在于自然科学进步太快，而哲学与社会科学进步太慢，尤其道德精神的堕落；因此道德励进社的诸位先生虽然不敢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相自许，但却都有一颗“心响（敖按：？）往之”的热忱；因为他们相信这世界自始就是在进步着的，这种进步归根于人类在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之下不能生存，而有道德生活的要求。他们相信原始的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 is a stare of war），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a war of 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这种战争的结果，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因此人类为了避免死亡，才有道德生活的建立，人类只有在道德之下才能生存、才能进步，明白的说，道德是生命的本源，无道德即无生命，因此有人说道德就是“生”与“死”的选择——你选择道德生活，还是选择战争死亡——所幸人类是好生而恶死的，他们选择了道德，因此人类社会才能存在才有进步，不过它有时因“世变”而显得昏暗时，却需要人类的智慧去加以拂拭而已。这是道德主义者的信念。今天如果看病者不明真相，以道德励进社比拟“义和团”，那不仅使人感到非常遗憾，实亦表示“看病”者观念的落伍、思想的陈腐，最低限度，也可以说他的心是偏的、态度是不客观的。

　　恕我也来“大胆假设”

　　文化所以有“中”“西”之分，那是因为时间与空间使然，谁都承认今天的“世界”已是“天涯若比邻”了，由于人类彼此接触的频繁，一切界线、一切隔膜，都在迅速的消除，人类已到了谁也不能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时代，彼此的感染、彼此的依赖都在日益加剧，谁要不受别的文化影响，或谁要死硬的保持自己的文化，都不是绝对可能的，摆在面前的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电讯、邮政、交通以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运用，已驱使每一国家每一民族都不得不投身于国际社会，都不得不各尽所能以求各取所需，这是潮流的趋势，谁也不能阻挡；不过我们所要认识清楚的是，虽然此一仿佛“大同”的世纪可能很快到来，但每一国家仍须拿出自己的长处来，为新的世界催生，因此所谓文化也者，必然的将要来一次大汇合，有价值的必会为世界人类所共同接受，无价值的自然要淘汰，中国文化有无价值，“真假李逵一战便知”。

　　今天的现象是有每一系有价值的文化，都如长江大河一般向着大海奔腾，源远者自然流长，自然会到达大海，育为露雨甘霖，使人类同受其惠，这是有心人都早已察觉到的。因此我敢大胆的说一句话，在今天还花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去大谈“中”“西”文化的区别，大谈何谓精神文明、何谓物质文明、何谓心物合一，大谈如何“西”化、如何“中”化，都是似乎多余而过时的事，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多研究一些文化会合过程中的适应问题与实际问题，这样也许对“充分的现代化”有用。

　　至于“看病”者的态度与意见，我实在觉得不敢苟同，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过去对世界的贡献、中国文化在今天仍为世人所重视的事实，就凭你的那种“诊断”能一笔抹杀吗？西方文化在你的“醉心”之下就可变得十全十美吗？

　　苏轼说：“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其实这“不惊”“不怒”都算不得大勇，有大勇者应该是那些能够自我侮辱的人，应该是那些因他人发迹而自卑、因自卑而狂妄的人。恕我也“大胆的假设”，中国今天之所以不能充分的现代化，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的缘故。

　　海外的

　　这一类对我的责备不但在台湾地区如此，在海外，也有同型的文字。例如1962年3月5日，香港出版的《大学生活》第116期上，就有范澎涛的一篇《两派思潮的激荡》，一开始说：

　　大概因为时局太沉闷了，沉闷得太久了，每个人都憋了一脑子火、一肚子气。因此对于任何打破死寂的喊声，大家都感到不由自己的兴奋，并且容易雷同的发泄肚子里那股闷气。对于最近台北文化界环绕胡适先生所发生的一场论战，我就有这种观感。在这里我只想对这场论战做一观察和反省。

　　接着他谈到我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而加以论断说：

　　除了《文星》以外，台北的党报和官报上还有这类文字，我还没有机会看到。而单是这些文章，已经够热闹的了。我读过这些文章之后，觉得唯有胡秋原与李敖的文章有分量。李敖那篇《播种者胡适》，写得相当平实，纵然意在维护胡先生，但是大致不失其实；可是《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那篇文字就很糟，他以不足两万字的文章批判了十一家的学术思想，逐一选抄一段话甚至一两句话，接着就武断的加以判决式的否定，且语多讥讽，尤不足道。读过之后，使我想起关于韩复榘的一段传说。典狱长向他报告囚犯太多，监狱已成人满之患时，他把典狱长大骂一顿，遂亲自到监狱去，把犯人都喊出来一字排开，喝令报数，然后令报单数者向前一步走，下令将前排囚犯一律枪决，后排囚犯则押回狱里。李文对十一家的批判，不过类此的儿戏而已。

　　我再举一例：1964年6月1日，西德出版的《出谷月报》（Exodus）里，有一篇剑锷的《谈进化与淘汰》，一开始就大骂李敖，说：

　　在马德里的时候，耳闻台北有一份《文星杂志》一夜窜红。据说是捧胡适之派有个年轻人李敖，疯狂地骂人，专一将别人的文章断章取义。甚且因学术上的讨论招架不住，竟搞其飞红帽子的卑劣手法，出刊《闽变专号》，与胡秋原闹上公堂。这种偏激言论迎合了苦闷的人心（就如同神怪武侠小说盛行的原由一样），于是乎《文星》杂志大行其道。那个叫李敖的，听说又写了文字骂他的老师沈刚伯，替四十几位学人治病，真是疯人院世界！

　　这真可说是骂李敖风气的“中土流传”了。

　　潘毓刚寄来的

　　当然这种远在海外的议论中，也有理性的讨论的文字，我的朋友潘毓刚，在1962年7月22日从美国写信告诉我说，有好多篇文章谈到这件文化论战，他又剪下一段（China Weekly）的社论，社论的题目是《胡适与中国文化的论辩》，其中提到“最近几个月来，在台北展开了一个激烈的论战”，对这个论战，这篇社论“指出两点在研讨问题时应多加注意之处，希望多少有助于今后的讨论”。例如它指出的第二点就是这么说的：

　　第二点我们要指出的是：提出主张时，不宜故意惊世骇俗、矫枉过正，预留折中余地。

　　以我们看，此次论辩是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延续；而数十年来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诸位先进，往往故意提出偏激的看法和主张，以求刺激人心、危言耸听，为了留折中余地，不惜采矫枉过正之论。例如这论争中的一个焦点是：中国新文化是否应该保持“中国本位”。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诸君子，往往故意贬抑中国文化的价值，甚至公然主张放弃“中国本位”。例如2月1日出版的《文星》月刊，载出李敖先生的一篇长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其内容甚为精辟，但也甚为偏激；反对折中的主张、反对“保存固有精华”的主张、反对“超越前进的大创造”的主张。可是，究其真实本意，李敖先生未必真是要取消“中国本位”的。他说：“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换言之，李敖先生内心里还是赞成保持“中国本位”的，但他不愿公然如此主张，而宁愿用过激之论来与保守派折中。这好比三个法官集议一个案件，甲法官主张判被告一年徒刑，乙法官主张判十年徒刑，丙法官内心也赞成判十年徒刑，但为了与甲法官的意见折衷，所以反对甲乙二法官的意见而主张判死刑；实际上他宁可得到乙法官所主张的结果。这种提主张的办法，是着重效果，而不着重真诚。其动机固然不坏，但产生的效果并不如他们想像的好；因为他们表面的过激言论往往经不起辩驳，而他们内心的主张却又正是他们在表面上辩驳的一个对象！

　　这一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受误解及被曲解的一个主要点。我们从适之先生数十年言行来看，他对中国文化实际是有很深感情的，对新文化仍主张是“中国本位”的，但他不肯自认折中派，宁愿多发表“过正”的言论，以求收“矫枉”之效。他这一点苦心，早在民国二十四年就表示得很清楚。他那时曾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空谈选择折中，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又说：“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在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中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我们仔细玩味适之先生这段话，就可以明了几十年来这一场公案的实情：一部分思想家口头主张折中调和，选择吸收，超越前进；内心则想借此做烟幕，尽量保守（至少进步派人士怀疑他们内心如此）。进步派人士内心是赞成前者口头的主张，但不信任他们的真诚，所以在口头上反对前者的主张。换言之，自命“折中派”者，实际是（或一部分是）传统保守派；而自命“进步派”者实际却是折中派。大家都有一点言不由衷，故做违心之论，这种辩论自然会愈弄愈乱的。因此我们认为，指出主张时，不宜故意惊世骇俗，有意矫枉过正，预留折中余地。我们的学人应进一步加强智理的真诚，并着重论证的严谨；否则我们尽在小圈子里团团转，彼此不说真心话，再讨论几十年，也未必有多大的新成就。

　　在当前艰苦的国运之下，民族文化前途如何，至可忧虑。这虽是老问题、虽是百年大业，在今日实有认真研讨的必要。因此我们很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次的论辩，共同为中国文化开辟一条光明的出路。

　　这类在海外的讨论与言论，许多朋友都写信告诉我，由此可见这次文化论战的影响幅度。

　　从围剿胡适到围剿李敖

　　香港因为跟台湾的地理关系较为密切，所以对这次文化论战的感受与反应也比较多、比较久。今年3月，在香港出版的《文艺线》第8期上，还有龙种写的一篇文字——《“中西文化大论战”评论》，前两节是：

　　一

　　自从陈序经教授在三十多年前掀起的那次中西文化大论争以来，这次的论争要算是规模最大，波澜最壮阔的了。

　　这次的论争起因于（1961年11月6日）胡适先生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席上，所发表的一篇谈话《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其中有两句话：“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正搔着卫道之士们的痒处。

　　这篇谈话给自由中国学术界带来了像暴风雨一般的骚动。因为它惊醒了那一大群到现在还是迷恋着祖宗的骸骨的孝子贤孙们。于是全部顽固势力都总动员起来了：某立委在立法院发表万言的所谓“质询书”，某教授在其主办之刊物上大叫大跳地谩骂“胡博士之担任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某党棍在其主办的一份政治性刊物上亦像某教授一样，用尽所有下流的词句来辱骂这样的一位和蔼可亲、温柔敦厚的老人。真可谓猗欤盛哉，全部顽固守旧的人士似乎都全起来围剿胡适先生了。场面之壮大仿如1954年中国大陆动员全部的学者、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来“清算胡适的幽灵”的情况一般。

　　面对着这样的一片辱骂、指责、叫嚣的吵声，胡适先生是沉默着，采取不理会、不答辩的态度。而胡适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们也像胡适先生一样的沉默着，竟没有一个敢于站出来面对着那一片的辱骂和叫嚣，为正义和真理说一两句话。

　　然而，终于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说话了，站出来说话的是台大读历史系的青年学者李敖先生。李先生在《文星》月刊51期上写了一篇评介胡适博士的文字《播种者胡适》。李敖在该文用评介胡适的工作、成就和贡献来回答那一片辱骂与叫嚣。

　　而同期胡秋原先生也在该刊上发表一封长信《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对“全盘西化论者”和“中国文化本位论者”有个别的批判，并提出自己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见解：“超越论”。

　　紧接着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一文之后，郑学稼先生在《文星》52期发表一文《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提出不同的意见，并将陈独秀和胡适二人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论文及信列表，批驳李文，肯定新文学的真正播种者是陈独秀，而非胡适。

　　于是遂引起李敖先生在《文星》的53期写了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逐点依据史料批驳郑先生攻击胡适先生的观点，并纠正郑表中的“责备他不该故意”遗漏，“故意抹杀史料”。

　　其实，史实俱在，胡适先生是新文学运动的播种者是无可争辩的。请看陈独秀在其《文学革命论》一文中之言，可见其端倪：

　　一、“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二、“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

　　三、“予愿托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然而郑学稼先生还是要争辩，以为故意将以上的一段史料抹杀，就可以强将创发新文学运动之功分派给陈独秀先生，而完全否定胡适先生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这真是在做白日梦。

　　对于企图完全否定胡适先生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郑先生有过多的热情，如同他企图扣胡适先生红帽子也具同样的热情一样（实行汉语拉丁化的毛泽东们，把他的先知先觉者胡适骂到百非而无一是，是不出奇的——见郑文）。

　　红帽子刚送了出去，想不到郑先生接着又在《文星》54期撰写长文《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运动》，大量地借用了1954年以来中国大陆“清算胡适幽灵”的观点和资料辱骂胡适先生。

　　明眼人可见：在此次围剿及辱骂胡适先生中，郑先生和叶青（任卓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党棍本色。

　　二

　　面对过郑、叶等人对胡适先生的谩骂和对胡适先生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的挑战之后，我们且回过头来看看引起此次“中西文化”大论争的本题：

　　在《文星》52期上，李敖先生又发表一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将死不肯长进的中国思想界分类为十一种病态：（一）义和团病；（二）中胜于西病；（三）古已有之病；（四）中土流传病；（五）不得已病；（六）酸葡萄病；（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八）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九）挟外自重病；（十）大团圆病；（十一）超越前进病。同时，并批评和大大地嘲笑自徐光启以至张君劢、胡秋原、钱穆等四十一位名人、学者。李先生在该文强调“文化移植的本质”是整体的，而不是批发的（不能分割）。一就是你不要，要就要整体的要。“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因此他大大地批评了胡秋原先生的“超越前进论”和严重地嘲笑钱穆的“大团圆病”（这样，遂引起胡秋原先生在《文星》53期上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文章《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对他的反击。而李先生亦于《文星》54期上写了一篇《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回击他）。

　　这篇文章本是“为纪念胡适之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而作”的，它的结尾指出：

　　而这次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从围剿“胡适思想”开始，到转移围剿李敖；结果呢，弄到胡秋原先生跑到立法院去咆吼了一阵子，然后又再跑到法庭去告李敖先生“诽谤罪”一状。

　　由学术性的辩论到“对簿公庭”的官司缠讼，真可以说是叹为观止矣！

　　这是很明确的说明。这篇文章的作者很敏锐的看出“从围剿‘胡适思想’开始，到转移围剿李敖”这一趋势，凡是了解这一趋势的人，都会对大骂李敖的“人”和他们的“理由”思过半矣！

　　舆论“接漏油”

　　文化论战展开以来，也颇成为一个时髦的风尚，舆论界甚至将它活用，用来说明一些新闻现象。例如4月25日台北《自立晚报》上，就有一篇以《护卫“传统”》为题的文字：

　　昨据本报讯：立法院昨（24日）为“西化”与“传统”的问题，展开一场小型辩论。起因是由于耗资千余万元的立法院新议场，原设计会场中须装电动表决器，并附有出席会员号码显示器，此项设备迄未安装，唯安装之后，不但表决时一目了然，而每一委员缺席或退席，其号码均于该一电气设备上明白显示。但有些经常缺席而又怕有失面子的委员，对号码显示器颇不欢迎，故加反对；有的委员则干脆不赞成设置包括表决器在内的电气设备，仍维持以原始办法清点出席及表决人数。此一“西化”派与“传统”派之争，迄仍未获解决。

　　多年以来，立法委员除比照特任官吏支薪外，另有巨额“出席费”可拿，待遇之优厚，较之一般军公教人员，相去几不可以道里计。至于类似该院最近酝酿“扒粪”运动所揭露的兼差，护航种种“特惠”，自更难于估计。立法委员“得天独厚”，有如此者，而平日除开会外，即无其他工作可言，但每逢院会，“经常缺席”之委员仍复大有人在，真是莫奈其何了。

　　立院议场新厦落成，布置极尽堂皇，设备务求新颖，“电动表决器”及“号码显示器”所费虽云不赀，唯前者可节省点人计票时间，后者可明白临时退席情形，究不失为一种进步方式。居然有部分立委以事关“面子”问题加以反对，必欲维持其充分显示落伍之成规，如此卫护“传统”，惜无醉心“西化”之毛头小伙子出而“骂阵”了。

　　诗以颂之

　　此外，有的还写诗为“颂”，例如5月23日，香港《自由报》第237期上，有一首潇湘散人的《新声律启蒙（颂台湾文坛近事）》：

　　新对旧，腐对酸，国粹对洋装；青年对老汉，武器对文章；挥彩笔，掉花枪，“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话不投机动肝火，语无伦次“扯卵谈”；文化郎中正在多方看病，“过河卒子”忽然一命归天！

　　（注）“推开”“哄走”……偶句，照抄作家原文。“扯卵谈”是湖南谚语，以“卵谈”与“肝火”对仗工稳，故袭用之。有两篇大作的题目是《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还要给人看看病》，故云。“过河卒子”是胡适之先生自称的绰号。

　　同期还有一首君匋的“赠李敖”七律一首，说我“怒向文坛刈鬼怪，敢违世俗表天真”。这都是很有趣味的韵文。

　　时髦玩意儿

　　这种由文化论战引起来的时髦玩意儿，我再举一些：5月1日《文星》第55号上面有魏景蒙的一篇《男女关系与夫妇之道》说：“正当东西文化论战缠斗白热化之际，不管别的方面情形如何，但两性关系与婚姻制度在我国确已道道地地的全盘西化了。这必然趋于全盘西化，不是任何力量可拉得住的，因为旧的家庭制度渐次解体，农村社会已在蜕变，经济生活形成小家庭单位，整个社会在变，两性关系亦自然随之而变，这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又如台南成功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出版的《百叶窗》第4卷第1期里，有贺陈词的一篇《与建筑关系最密切的东西文化问题》，在这些工程专家的笔下，居然也有讨论东西文化的意见，例如此文中说：

　　既然举国上下都热心西化，既然人家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人家都有，并且人家那一套硬是把卫星送上了太空，人民也精神愉快身体健康，我们何不全盘照化呢？“全盘西化”一辞，有人说太刺激，不如改为充分现代化，比较中庸，实则并无不合。国人毛病最喜欢打折扣，“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这原是古之明训，我们说“全盘”，实际得到的也许是“中盘”，如果改为“充分”，将是取法乎下，得乎其零了。我们为了争生存，因此悲愤地说“全盘”，以示警惕，并不算太丢人、太刺激。

　　所谓“全盘”，当然是个“量”的问题，量之为量，有数学的量（by mathematics）、有感觉的量（by sensation）。数学的量为单位数量的总和，但凭数字；感觉的量是各个事物的特性的综合，只凭感觉。这一点，习建筑或习艺术者较易明了。数学的量仅用之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所用的当然是感觉的量。我们说全盘西化，只是在感觉各个或多数事物的总表征，而不是数学地把所有东西都集合一起运过来，自然而然会有选择的作用在内。譬如我们为了发展科学或介绍新艺术，不妨多方倡导宣扬，而对于梅毒与太保总不至于组织推行委员会了。如梅毒与太保被偷渡过来，只要我们承认它是病态，为害也就不会太大。这一层搞清楚后，则“全盘”云者，并无可怕之处。全盘西化不光是对外有选择性，对传统文化同样会有选择性。前面说过，好的东西用不着高喊保留，自然会保留下来，全盘西化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好的传统同样会得以保留。

　　这是很清楚明白的立论。

　　此外，又如在翻译方面，有“一个译人兼报人对当前中西文化问题大讨论的小意见”（林友兰《重提译书问题》，1962年4月1日《文星》第54期）；在文艺方面，有攻击全盘西化的言论（后希铠《拷贝时代与拷贝文艺》，1962年9月10日《创作》第2期）；在专书方面，有国民党党员蒋丙英的《文化能分中西吗？》（1963年7月台北泰山出版社版，何浩若序）；在专刊方面，有《中西论战与胡适》、《中西文化论战》、《胡适逝世纪念文献集》（都是1962年4月台北文化出版社版）；在小册子方面，有人印出来，在里面一再呶呶不休，甚至呼吁“责令李某自行提出有资格之学人或教授二三人出庭证明今年[文化]辩论谁胜谁败”（胡秋原《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1962年12月18日景美出版，自印本；《此风不可长》，1963年3月18日景美出版，自印本；《诽谤集团公然煽动政治清算问题》，1963年6月景美出版，自印本），……凡此种种，都可说是文化论战以来的浪花余韵了。

　　刘述先的评论

　　文化论战发生后第二年，在东海大学执教的刘述先，用两万字的篇幅，在香港的《大学生活》第143期里（1963年4月20日），写了一篇《文化论争的回顾与批评》，颇多议论，可算是论断这次文化论战的重头文字。我抄几段他论李敖的：

　　说到李敖君，他是台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大概至少在1961年11月1日（《文星》第49期出版）以前，外界还很少人知道这个名字。他在《文星》所登出的第一篇文章是：《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风趣，文字的风格令人一新耳目，而且言之有物，大概可以得到大多数青年人的共鸣。第二篇便是隔了两个月（1961年1月1日）后登出来的《播种者胡适》，除了在郑学稼、任卓宣二位专家学者的眼中，从一般的标准看来，这也的确可以算得是一篇上驷之作了，文字很流畅，大体的精神也把握得住，尤其说明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家怀疑民主、他一个人力反独裁的一段，确实可谓是独具慧眼。于是，一个新的有希望的青年学人诞生了。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已经隐含了一些未来李敖的因素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已经发而为这样的言论：“有人骂他是学阀，至少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这词儿没有什么讥贬的意味，相反的，对这些只会浮议毫无风骨的穷酸文人，阀又何伤？”这可以说是很确当的对于胡适的批评么？于是在下一期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李敖的真面目显露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风趣的散文家，也不是什么辛勤治学的青年学人，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怒青年”，在这篇文章里，有幸被称为先生的只有胡适与陈康二人，其余四十一位都被李敖君连名带姓的唤了上来诊断病例。这篇文章是轰动一时的，李敖君文字的泼辣、思想的奔放，种种的才情于此表露无遗，在他批评的人物之中，全部是社会知名之士，有许多还是李敖君的老师。于是，街头巷尾，苦闷无聊到处找刺激的社会无不把它当做谈柄，而被压抑已久的青年人则觉得李敖君代他们出了一口鸟气。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对李敖的批评是，文章过瘾，有勇气，学问不错，年轻人有这样的成就实在难得，可惜太狂妄了一点。但是用严格一点的标准来衡量，情形便不是如此了。不能否认，李敖君的文章的确写得好，这次双方参战的人士就没有一个超得过他的，委实有一份鬼才；勇气当然也大，不然就不敢一下子同时得罪这么多成名的人士。学问和见解却必须大打折扣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李敖所引的段落有许多乃是断章取义，很多的书他至多看过序言，根本没有真正费心思去细读过。至于他一口气批评了这么多人，最后他自己所得到的伟大的结论又是什么呢？原来就只是：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

　　“Civilization is syphization，我们一方面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这真可说是一下子“化神奇为腐朽了”！引了那么多的学术大名词，宣扬到那么了不得的“全盘西化”（别人都是不彻底病），原来内容不过只是些洋葱、眼镜、席梦思，还得外带酒吧、狐臭、摇滚狂，这是什么议论！“文化是梅毒化”，李敖君的狂飙和五四时代那些揭橥“民主”与“科学”大旗的热情的青年人的狂飙，其间价值的高下程度就不可道里计了。

　　再看以后李敖君写的文章：《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他说：

　　谈到目前捧胡和骂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派人中有①文章派，毛子水是也；②诗歌派，劳榦是也；⑧行动派，某校长夫人是也；骂胡的人中也有三派，④叫骂派，徐复观是也；⑤栽赃派，《胡适与国运》作者是也；⑥翻案派，本文所拟答复的两位先生是也。

　　“一竹篙一起打”

　　这种一竹篙一起打的方法当今之世怕只有李敖君独有了。李敖君曾经告诉我们说，扫除了尘灰障碍以后，他要做一点正面的文化工作。可是除了骂架的文章以外，他给我们的只是：《纪翠凌该生在什么时候？》《妈妈·弟弟·电影》之类的大作，这个原因要到哪里去找？原来李敖君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研究文化哲学结论的“青年学者”，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愤怒青年”，一定要把握到这一点，才能对问题真正搔到了痒处。

　　要客观衡定一个愤怒青年的价值，我们不能不说，他有他可爱的地方，也有他可恶的地方。愤怒青年的特色是，他样样看不惯，在李敖君的心目中，那些和他对阵的成名人物没有一个其面貌不是丑恶的扭曲的，后面有他的卑鄙的一面，他的责任就是要去揭破这些人的虚伪的老虎皮。愤怒青年的可爱是：他不畏强暴，不计利害，一意孤行，也自有他的气概，所以有人怀疑李敖君是某人某人指使出来的打手，这不可能是事实。他可以被利用，也可以受愚，可是由于他的自负英雄主义的性格，他不会听令于任何人的指使，即使是他自己的老子。他敢言人所不敢言，人家说不出口的他却百无禁忌。因此他可以为社会的鸟气戳破一个洞，使人觉得痛快淋漓之至。尤其在台湾长大的这一代青年，由于思想现实各方面的没有出路，简直被憋得出不了气，李敖至少替他们抑郁的情绪狠狠地出了一口气。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李敖的出现也自有他客观的社会方面的意义，他的确是成就了一个愤怒青年的典型。可是愤怒青年的可爱仅止于他的天真无畏。由于他的心灵受了斲丧，所以他的行动乖戾超乎常度。他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坏一切践踏一切，不管它们有无价值，他只是任气行事，绝不考虑任何后果，也没有责任的自觉要去找寻一些更好的东西来填补他们所造成的缺漏。愤怒的青年是绝不可能有任何真实的成就的。他要成学问就得由愤怒转入沉潜，他要成事功，则要从愤怒转入有理想有方案的行动。可是愤怒的青年绝不会自行来转向的，他们得受到良好的诱导才能成器。他们资质当然是上等的，因为他不像普通人那样麻木，他有苦闷，他有感受，他要自由，他要反抗。

　　大家愤怒

　　可是我们对于这类愤怒的青年却给了些什么呢？于是，面对着这群愤怒的青年的怒吼，我们却出了一批“愤怒的老青年”，用同样粗暴喉咙狠狠地吼了回去。他们不从超越的立场去照察愤怒青年的成因，同情愤怒青年的闷气，反而要和愤怒的青年站在同一个层面上来斗一斗牙较。于是李敖君在《播种者胡适》之中只不过随便说了一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得力于美国吹来的一阵东风，这不过是骚人墨客惯用的一种形容词而已！根本不值得慎重其事的去推敲，可是郑学稼和任卓宣二位先生却由于他们对胡适的不满，乃写了长长的文章做历史考据，要证明这一阵东风的吹来是莫须有的，真正的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并不是来自彼岸的胡适，而是此岸的陈独秀。从客观方面看来，这一个论辩的题目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俗语说，云从龙，风从虎，一个新文化潮流的兴起，“英雄”和“时势”的两个因素都是不能够缺少的，历史上绝没有一个超人能在一切思想与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情形下，凭空造一个新局面，但是一旦在酝酿已久即待爆发的时机，却总有少数人得风气之先来领导一般凡庸的大众，往一条新的道路走去。从这一个观点看来，胡适固然是领导者之一，陈独秀同样是领导者之一，彼此冲击激荡，齐头并进，所以互相推重如此，这完全是彼此惺惺相惜的意思，哪里能够严格分得出谁先谁后呢？但是郑学稼任卓宣二位先生这一攻击，却引起了愤怒青年的报复与反击了。原来愤怒青年的愤怒本来没有一定的对象，谁企图来阻抑它，它就是要冲向谁。李敖君答复了，不但翻了旧账把郑学稼任卓宣二位先生的论点狠狠的驳难了一通，还进一步去挖出他们二位的疮疤，原来郑学稼先生以往曾被指为托派，任卓宣先生也曾加入过共产党，以后才转变成为坚决反共的，这便成为了“身家清白”现在年龄不过二十几岁道地在台湾长大的李敖君攻击别人的利器了。所以严格说，李敖君的崛起完全是各种巧合的社会条件辐辏起来造成的后果。主观方面既已经酝酿形成愤怒青年的感受，客观方面则有了与世上见面的机缘，再加上一个极力怂恿纵容半文化气半市侩气的杂志，和一些严肃得过了火的成名作者的兴波助澜，于是这一个在文化论争中为人熟知的“李敖”诞生了。你看他意态悠闲地候在那里，就像蜘蛛张下了天罗地网，引诱了他的猎获物自投罗网而后享受那屠杀时的一腔快意。他自命要清扫腐败的社会渣滓，却不去寻求挖除那基本的根，而诉之于纯主观的判断，谁侵犯了他，他便被认为十恶不赦的渣滓，他的责任便是要去揭破他们的伪君子面貌，至少在文字上彻底加以侮弄、激怒，最后加以毁灭。在他写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批评四十一位成名学者之后，第一个不慎投到这个罗网里面来的便是徐道邻先生。据说徐先生曾经授过李敖君的课，至少李敖君用的那么锋利的语意学总有一半是由徐先生那里来的吧！而徐先生所写的毕竟不过只是一封短短的风度良好的读者投书而已！可是李敖君却挖出了徐先生过去的著作痛骂一通，同时，用词也十分不雅，什么“卖油郎”“花魁”“花柳病”“不懂女人心理”都搬上了文章，最后指明徐先生是没有学格，没有知性真诚两面讨好的骑墙派。至于胡秋原先生既写了长篇大论的文章批评李敖君，自然得遭受到更大的厄运了，撇开双方学术方面的是非不谈，李敖君的答复的确是耍了手段的，例如他列举胡秋原的“矛”“盾”共三十七条，实在不能不说是在那里故意撩拨戏弄。但是这一回李敖君真正遇到对手了。胡秋原先生可不像那位先生那样怕谩骂、挖疮疤、打烂仗，他的火气和热劲比李敖还大，杀得兴起之余，索性脱离《文星》，另起炉灶，接办《世界评论》，和《文星》唱对台戏，这一下才真正把事态扩大了。

　　“过分敏感”

　　胡先生脱离《文星》的主要原因，是感到《文星》没有品格故意在陷害他。这也许是胡先生过分敏感，但《文星》同一期竟刊载四篇文章骂胡先生，三篇文章骂徐复观先生，自不能不引起人这样的怀疑了。而且说《文星》的立场真能超越、大概也没有人能相信了。但是《文星》虽然不一定怀好意，却也不一定有预谋。《文星》最初刊载胡先生的长函，的确是在诚意征求胡先生对文化问题的意见，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当时的编者陈小鲁君不是一位笃厚君子，但是后来却变质了，所以才导致小鲁君的退出《文星》，后来并且间接影响到他的死亡，真是一件不幸！原来《文星》的主持人起初也许还有文化理想挂在心里，后来却看到那些泼辣骂架打笔战的文章赚了大钱，不觉想到一条绝妙好计、只要它能继续不断引诱许多作者在《文星》的讲台上狠命打来打去，一定可以招揽不少看热闹的观众，在这样的观点下，《文星》的老板萧孟能君乃把李敖君倚为台柱，用一种放蛊毒的方法来为这一个好多年来半死不活的杂志打强心针。这样的方法既安全又可靠，因为批评文化问题绝不会落到《自由中国》式的命运。计划既定，不料事与愿违，胡秋原先生就在这时一怒脱离了；他们根本就判断错误了胡秋原的个性。胡先生自少年时代起就在学术和政治的圈子里翻腾了几十年，他岂能任意听你摆弄。于是他立刻“超越”了自己的“门户”，集合友军，干脆和《文星》大战一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文星》本来没有立场，有也不过是个市侩立场，这时才发现自己咽下了一枚苦果，不得不迅速采取立场，以后才愈演愈剧．终于发展成为今日的局面。

　　所以严格检讨起来，双方都得要负责任。回顾当时的一页历史，胡先生的长函在《文星》刊出以后，下期即刊出李敖君的《看看病》。李敖君这篇文章明显的并非针对胡先生个人，他是四十一个人一起骂，而且我们知道李敖君出身台大，他的愤怒和受压抑的闷气，无形中的对象毋宁主要是台大的一批老先生而不是胡先生，可是胡先生自己硬要一手抱揽过去，这才演变成为了李敖与胡秋原之战。李敖君这篇文章固然狂悖无知离谱过远，胡先生也究竟未能“超越”过他自己“正义的火气”，因此才招致了《文星》后来变本加厉四篇骂他的文章。于是胡先生在《世界评论》找了一位记者替他做马拉松式的笔录，浩浩荡荡的一连登了三期，胡秋原先生谈：《文化问题无战争》《新腐败新八股》《大问题，大罪恶，大希望》，稀里花拉地把对方的“臭豆渣烂稻草拂了回去”。骂他的人被他编成了甲、乙、丙、丁四号，姓名也略去了，逐条逐条的反击回去，气焰之盛也实在使对方受不了。

　　“正义的火气”？

　　刘述先又说：

　　而胡先生对这甲、乙、丙、丁四号，不分其论证的轻重巨细，一概予以锐利的答复，不能不说是胡先生的“正义的火气”在作祟。胡先生是诚恳，对文化有真正的热心与担负的人，这毫无疑问，他最初写长函的时候也的确是心平气和的；可是后来却经不过撩拨，终于愈辩愈远，最后他自己原来的理想与目标也不知辩到哪里去了，他似乎只是一味在那里炫博，痛苦地教训人。这两方面短兵相接的结果，一时弄得热闹非常，好像构成了《文星》和《世界评论》两个杂志的对垒。但是在前面我们早已经分析过，《文星》的阵容根本并不是整合的，除了用甲乙丙丁四号以外，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立场的青年朋友在写文章，可是胡先生在盛怒之下也一并把他们批评进去了。但是后来他却立刻发现并且校正了自己的错误，由这一件事看来也确可以看出胡先生的不可及之处，他立刻主动地邀请这些年轻朋友来茶叙聊天，尽释前嫌，所以胡先生在后来才有所谓“化敌为友”的说法。青年人本不可以力却，但却可以理服，胡先生既能捐弃他自己的倚老卖老盛气凌人，青年朋友们的反感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胡先生自己想想自己少年时候的光景，大概也不免会哑然失笑吧！但是只有李敖君丝毫不肯退让，这一老一少两个“英雄”，真正是武侠小说中的“死冤家不见不散”，一直要纠缠死战到成为诽谤案的两位“主角”为止。

　　不做“调人”？

　　接着，刘述先又有长篇大论论李敖的文字：

　　至于李敖君，他的本质的“天真”是无可怀疑，这从他写的《十三年和十三月》可以看得出来。二十几岁的李敖已经开始在写“传记文学”了，他告诉人“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踌躇挣扎”，最后终于显露了真面目，大体的感受是真纯的，再看他写到“十三个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这一副因为反叛而得意踌躇志满的气概，的确不能不令人感叹！最后李敖君所得到的结论是：“迷失一代的青年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我们不能不同情李敖，但是绝对不能够同意李敖。平正而论，在这样一种低沉的气氛下，读李敖的文章的确能使这被压垮了的一代，激发起一种飞跃的豪情，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和糜朽的现实恶势大战一场。你不能说李敖没有“真性情”，但是你也不能不说他的表现是扭曲的，他的心理是不健全的，所以他才会专心一志的去“扒粪”，“扒粪”也罢了，他还要彻底“置人于死地”。他就像一个无知的孩童拿着杀伤人的武器，一步逼一步，把人们在刀口上玩儿戏，他完全不觉察到有什么严重性。他把人家比成“狄托”，还说没有戴人家“红帽子”。势必一定要逼得人家真刀真枪地往他的头上斫，他那张利嘴才稍微收敛一点。而《文星》却自始至终一直在纵容他放泼，后来甚至让他负责主编杂志，实在要负严重的道义上的责任。所以何凡先生在追悼小鲁君逝世时说：一场笔墨官司最后终于要闹上法庭，这实在是少见的遵循的途径，同时一个杂志竟把自己的基本作者激怒到要提出控告，也实在不可思议。这的确是允当之论。

　　然而，现在是已经闹到法庭上来了，展望以后的情势，究竟将如何发展呢？要胡先生无条件地撤回告诉自然是绝无可能，但是胡先生内心实在并不是一位真正蛮狠不讲理的人，他也一直公开表示自己对这一件事情的遗憾，所以首先透过双方夫人的努力，他已经和乡前辈的公子居浩然先生和解了，他的大门也始终一直是敞开的，据说他提出，只要《文星》与李敖君愿意向他公开道歉，他便随时可以撤回控诉，但是这一个条件却始终未曾为《文星》接受，以致调解始终未能得到结果。

　　从旁观者的立场看来，胡先生所提出的这一个条件实在不能够算酷刻，不知《文星》方面为什么一定要一意孤行拒绝到底？到底是因为面子上下不来？还是得到了大力的奥援自觉有恃无恐？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从情上说，一个年轻的人和年长的人拌架，尽管双方各有对错，最后让年轻一方赔个礼儿，这算不了背谬。从理上说，胡先生最大的过错不过是风度欠佳肝火太旺，但是李敖君的过错却是扣“红帽子”、兴“文字狱”，大错对小错，也实在该道个歉。再从社会上一般舆情来说，现在一般对《文星》甚为不利，这从《文星》方面律师根本假定胡秋原先生“宣传成功”进行辩论的方式可以看见，而且大家觉得李敖君的风篷扯满，现在是该收的时候了，他能和成名的作家对阵，笔头上不吃一点亏也就难能了，笔墨官司打仗本来从没有所谓胜负，公开道歉也不过表示年轻一代应有的风度而已！可是闹到法院却不是玩的，因为法院所裁决的并不是“文化论争”而乃是“诽谤”。至于李敖君个人尤其不应该自视止于一个“愤怒的青年”，一个人的一生是一个发展的历程，一时的荣辱实在算不了什么，张竞生编《性史》的时候固然轰动一时，后来也就没没无闻地沉寂了下去，希望李敖君不要以这种人做不二模楷。破坏的后面是建设，你虽不一定屑于要接受老年人留下的腐朽的棒子，但是你尽可以有自由去找寻你自己的新棒子，不必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谓的法庭诉讼上。如果李敖君真有勇气斩断这一切的纠缠，大概所换得来的并不是大众的奚落，而是真诚的喝彩。胶柱鼓瑟的个人英雄主义，最后的命运不过是楚霸王式的乌江自刎。

　　自然我说这一番话的用意绝不是要做“调人”，我也没有资格做二位之间的调人，但是我相信我的话的确可以代表大部分的社会公论。

　　情理的双重标准

　　刘述先上面这些议论，是非对错，我都不想说什么，只是有一点，就是关于他说胡秋原“内心实在并不是一位真正蛮狠不讲理的人”的话，我倒颇感兴味，我倒真希望胡秋原能在“内心”之内，证实刘述先这句勉强写来的语句。

　　刘述先最大的错误不是他不该从“情”“理”两方面来看此事，而是他对“情”“理”两方面观点的奇特。在“情”方面，他既然明知“双方各有对错”，为什么却单“让年轻一方赔个礼儿”？却不让“年老一方道个歉儿”？在“理”方面，刘述先回护胡秋原，把手段卑鄙蛮不讲理的胡秋原的丑恶行为，居然只局限在“风度欠佳肝火太旺”一点上，而认为“李敖君”有“扣‘红帽子’”的大错，这是绝对不清楚的议论。我老实告诉“刘述先君”，胡秋原的罪状，不但不止于“风度欠佳肝火太旺”，甚至不止于“扣‘红帽子’”，请你看看我的第一次反诉状罢：

　　为被诉（51）年自字第953号诽谤一案，对自诉人胡秋原追加反诉理由，请求依法办理事。缘自诉人即反诉被告恶性重大，不知自检，于上月（6月）22日起，公然发布二书（甲证《此风不可长》、乙证《诽谤集团公然煽动政治清算问题》），对反诉人连续栽诬诽谤，极尽其恶毒之能事，兹陈其重点于左：

　　一、诬反诉人为“共奸”（甲证页10）。

　　二、诬反诉人“反‘反共’”（乙证前言页5），“对反共冷淡麻木”，“共都不反了”（乙证页13），“甚至于反‘反共’”（乙证页20），“想星火燎原，一举而焚毁‘自由中国’”（乙证页50），“促进‘自由中国’内部之互相猜疑”（乙证页95），“为将来联日勾共开路”（乙证页95），“反反共运动”（乙证页100）。

　　三、诬指反诉人从背后影响法院，如谓“法院在3月18日后一拖两月有余，似此中国之法院，尚能为人权之保障否？”（乙证前言页6），“法院之拖延状态”（乙证页1），“法院有‘拖’的情形，拖，就是法院不表现效能。究竟是法院没有效能，还是对于《文星》没有效能？”（乙证页7），“而是否因人情味介入之故，而法院不灵”（乙证页20），“司法精神之独立、法院院长之独立，法官之独立，但人情味之空气，可以对此三种独立发生干扰”（乙证页21）。查藐视法院之结果，损害方虽为国家，但诽谤反诉原告影响法院干扰法院，今初入世途之反诉人即蒙受以不正当手段影响法院或干扰法院之恶名，是反诉人亦为诽谤之受害者。

　　四、在法院未判决前诬反诉人为“以诽谤清算为专业”（乙证前言页6）、“赤裸裸诽谤者”（乙证页65），“疯狂诽谤者”（乙证页77），“台湾诽谤者”（乙证页80），“职业诽谤者”（甲证页14），“以稿费雇佣李某诽谤，并有教唆之嫌”（甲证页17）。

　　五、诬反诉人为“‘新民会’和李士群之子弟”（乙证页40）。凡此皆为极严重之诽谤。

　　六、反诉被告大量歪曲诽谤之文字，不胜列举，兹胪陈简目于下：“雇用不通而堕落的大学生”（乙证前言页9），“疯狂无赖之徒”（乙证页2），“颓废自私的一代之极端代表”，“诽谤清算之徒”（以上皆乙证页10至11），“廉价小师父”（乙证页14），“堕落、无出息、鬼心眼”（乙证页18），“愚诈之徒”（乙证页30），“青蝇”（乙证页31），“浅险愚诈的小人”（乙证页50），“喝血之徒”（页55），“简直是刽子手了”（乙证页57-58），“荒货小贩”（乙证页59），“壬人凉血阴毒手段”（乙证页60），“急色”（乙证页74），“生于伪，长于伪，以伪维生”（乙证页75），”冷血的谋杀阴谋，贵州巫婆的咒术和蛊术”（甲证页86）。

　　看了这些铁证，我想，明辨是非的“刘述先君”，似乎不好意思再说胡秋原什么“欠佳”、什么“太旺”、什么不“扣‘红帽子’”的话了罢？似乎该考虑考虑我指出胡秋原“不止于扣‘红帽子’”的内涵了罢？

　　洋人的话

　　也许正所谓“当局者迷”，也许我们中国人不适合做论断自己的工作。这次文化论战“洋鬼子”们的意见也许值得我们看一看。

　　我的一位“洋鬼子”朋友，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所（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郭适（Ralph C．Croizier），特别拿1963年7至9月份的伦敦《中国季刊》（The Chinese Quarterly）第15期给我看，这是一期《台湾专号》，由哈佛大学的Dr．Mark Mancall主持，其中有一篇署名Mei Wen-li的“The Intellectuals on Formosa”，内容共分五部分：

　　The Cultural Desert

　　The Anglo-Americans

　　Heretical Thoughts

　　The Confused Outlook of Youth

　　Isolation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在第四部分The Confused outlook of Youth里，提到这次文化论战和论战中的“一个得人心的英雄”（a popular hero）李敖：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clearly discernible nihilist tendency among the younger intellectuals. Few young men on Formosa would label themselves as nihilists, becaus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d“nihilism”， hsu-wu-chu-i, means“ emptiness, Lack of commitment to any principle, ”but it does not carry the idealistic sense of the original word.

　　A recent example of this tendency is the debate, which started in January 1962, on the“problem of East and West.”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both Formosan and mainlanders, mostly graduates or students of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are defying Chinese tradition as well as all the older intellectuals who have defended it. Li Ngao, a mainlander student of history, became a popular hero among the young people after he mercilessly condemned, in print, a host of older intellectuals from Liang Shou-ming to Ch’ien Mu. The more serious articles written by Formosan students beaded by Hung Ch'eng-wan, advocated a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present society on Formosa. But none of them, however, attempted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the West or differentiate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or into different national or regional types. Significantly, however, no young intellectual spoke up for the Chinese tradition. The older men acknowledged their intellectual impotency when they sought legal and political means to end the debate. Since the young critics have never been to the West, nor are well versed in Western languages and learning（although they pompously cited many American books and English terms in their articles）,their plea for Westernization is at least symbolic of their disgust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7 The discussions on the cultural problem are mainly in the 1962 issues of Wen Hsing（Literary Star）（Taipei） .

　　这些文字，我认为都是很能指出重点的文字，诸如虚无主义，传统与反传统之争，以及“老一辈们”用法律和政治手段去了结论战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做一次深长的思考的，有了这种深长的思考，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许许多多论断这次文化论战的文字都是笑料。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文化论战的开始的正面争论过去以后，我和《文星》都认为中国思想上的西化与现代化，已经成为固定的趋向，我们今后走的路是朝“细谈一些问题，多写几个分论”的方向上发展。我们深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取向。

　　1964年元旦，我为《自立晚报》写了一篇《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现收入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很简单的勾画出我们应该走的路，我很明显的主张我们要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很热烈的呼吁“我们要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很不客气地呼应我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一个论点——中国传统文化乃是发展共产暴政的温床。殷海光很赞同我这类论点，他写信给我说：“……为《自立晚报》写的那篇文章所提出的大方向是不错的。近六十年来中国之乱的基本原因之一，无疑是传统文化腐溃而失去适应力。病象已这样显著，再要提倡中国文化，真是‘非愚即诬’。……”

　　我高兴殷海光的论点如此爽朗明确。

　　劳榦也干上了

　　跟我的论点很接近的，在国内与海外也有许多文字发表，我试举几个例：

　　劳榦写了一篇《追悼胡适之先生并论“全盘西化”问题》（现收入他的《中国的社会与文学》），他说：

　　胡先生主张西化的文化路线，一直到胡先生逝世之前，还成为论辩的中心问题。在台湾、在香港，有一些秀才绅士，纷纷起而攻击胡先生，基于他们偏见，他们不会发现他们自己的过失，现在千千万万人们热烈的情感，证明了胡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仍是有出路的。

　　胡适之先生逝世了，这一位富于创造性的巨人，对于中国文化上的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他的道德文章，绝非这篇短文所能叙述。现在只谈年来论辩的中心问题，也就是全盘西化的问题。

　　“全盘西化”只是世界文化正在走的一个方向，所谓西化内容，并非说要向哪个特定的国家学习，如同要英国化、要美国化或要德国化，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西化就是指近代化，凡是近代的国家，文化都已达到一个共同的标准。这种文化也就是以科学及工业领导的文化。科学及工业已成了近代文化的主流，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已经结为一致。这一种文化，迟早就要吞没全世界的各种文化，而形成一致的新文化。凡是不能接受这种类型文化的，迟早将归于自然淘汰。

　　近代世界因为交通的关系，使得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更为接近，不论属于哪一种政治制度，或者属于哪一种宗教思想之下，凡关于科学和工业，甚至于物质生活的方式，都是向一个标准去进展。这种世界标准的文化模式，已经湮没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旧的文化，现在还以很大的力量向前迈进，倘若追溯这种世界标准的基础，显然是属于西方文化的。

　　现代的文化是由于科学领导的文化，科学的发展是由惨澹经营，一步一步累积上去，一点也没有取巧的努力，而渐次搜集、试探、测定、分析、证明，种种步骤而形成的文化，因而不论自然科学、不论人文科学、不论应用科学，都和西方的文字语言系统分不开。这已经注定不是用汉文、用梵文、用阿拉伯文所能更换其科学正统的地位（例如中国日本有一套翻译科学名词，不过事实上只有通俗文字上的意义，正式科学报告是不用的，尤其最近日本对于新的科学名词只用假名译音，更使原有学名在日本地位更为重要）。再加上属于西方语言的各国科学的发展，仍然方兴未艾，我们现在正在随后去赶，尚赶不上，更何能今后代替整个西方的科学地位？所以准情按势、度德量力，用中国国粹的力量使全世界将来科学，以中国语言系统来替代西欧语言系统，作为科学的标准，除非天翻地覆，绝无此可能，那就科学系统属于西方系统，也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不发展科学则已，要发展科学就不能置身于西化范围之外。

　　在张之洞的时代，我们中国还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现在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张之洞提出这个口号，当时的命意不是拒绝西学，而是暗中为他办工厂修铁路辩护，所以还可以说是进步的。到现在早已超过张之洞时代，还要拿张之洞的旧话来故步自封，就毫无意义了。我们现在早已处在西学为体的时代，却是居然还不自觉。倘若对于这种情况还不能明白的体会，那就不仅辜负了几十年科学教育，而且还不配做一个近代的人了。

　　我们试检讨我们的国体，我们是民主国，我们再检讨我们的政体，我们是立宪政体，这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呢？我们倘若不是叛国的人，我们就不应加以否定。

　　全盘西化的结果

　　凡是一个住在台湾或香港的人，绝不可以忽略西方文化领导他的生活，他穿的衣服都是电力或汽力的机器纺织，再用西式的缝衣机做成的，他吃的东西，其中面粉是外来机制的，米是用西式的水坝灌溉，再加西式肥料生长出来，再用电力碾出来的，坐的车子是用汽油和电力发动的，点着电灯，菜油灯早已不见了。倘若过着这种生活还要反对科学，那就是不知道从何说起？过去印度的甘地，并非反对科学，亦非反对西化，只为抵抗英国人的统治，还以身作则过着极简单的生活，中国在自命为反对西化的人，却不肯用旧方法躬耕自织。他们自己享受现代文明，这是言行不一致，应加以反省的。这些以个人的偏见为中心，而忽视国家前途的人，虽然对于国家的进步，甚至对于国家的生存，有深切的影响，但却用不着忧虑。因为国家的前途是寄托在青年人身上，青年人的眼睛是明白的，青年人绝不会把这反对时代的论调当作一回事。在近数年中，各中学的优秀分子无不明白表示愿意学习一种科学，而绝不愿跟随着反科学的人们。再就台湾的情形来说，凡是学医的，都志愿学近代进步的医术，不愿学中医。台湾的中国医学院的过去都是以失望的心情等待着，直到由西医做校长，才发现了一线的光明，这都是显著的事实，无可辩驳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全盘西化的结果，会不会影响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精神的发扬。这是不必顾虑的，因为全盘西化是指学术方向、生产方式、政治形态的西化。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在一切的固有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完全改变以后，仍然是存在的，最显著的例子是菲律宾，经过了西班牙及美国占据以后，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现在已全部采取西化，不过其民族精神，丝毫未曾消失。其次是以色列，除去宗教信仰保存历史上的传统以外，其他方面，完全是西欧式的，可是以色列的民族精神是著名强烈的。至于非洲许多新兴国家，除去西方文化教养实无多少立国的固有文化可言，但是近年民族精神的勃发，又如何的值得注意！此外泰国走的全盘西化的路，仍然是一个佛教国家，土耳其走的全盘西化的路，仍然是一个回教国家，也都未曾丧失其民族精神，我们即令走全盘西化的路，也不过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旧有的文化不会全部丧失，民族精神更不会丧失。民族精神是现实的，是为把握现在创造将来，而不是为过去的时代看守坟墓，倘若只提出祖宗牌子，不向将来努力，那只是一种破落户的想法，我们绝不希望中华民族是这样一个毫无出息的民族。

　　当然，重要的问题，是民族道德的问题。这是无庸顾虑的，这与全盘西化的宗旨并无冲突的。全盘西化指以科学为主的西洋文化来作为立国的一切基础和治学的一切基础，至于道德和宗教自可涵育于新观念之中，而相辅相成造成将来中国的文化。上文己说到以色列及土耳其的例子，可以证明。现在凡是主张全部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并无排斥孔子哲学及佛教教理之心（敖按：这话不尽然，至少我就是例外），那就是凡是相信孔子哲学及佛教教理之人，也不应当因中心信仰怀疑西方文化。

　　中国与西方文化

　　劳榦又进一步分析说：

　　就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来说，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辨明的，就是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或者不接受，不接受西方文化一件事，早已成为过去，当然不在考虑之列。目前问题只是怎样接受的一件事，也就是有保留的接受或者无保留接受的问题。有保留的接受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保留的接受，就是“全盘西化”。

　　“中学由体，西学为用”这一个口号，确有吸引人之处。因为一方面可以为吸收西洋文化者做辩护，另一方面却也可以满足我们对于自己的骄傲。在前清晚期，成为名言，甚有道理，不过实行起来，却有困难。因为体用二字必须有所指，假如“体”指固有的道德，“用”指西方的科学，表面看来，当然不错，不过实际行来，困难极大，因为学科学的人必须承认科学至上，科学本身是“体”不是“用”，倘若承认科学本身只是“用”而已，那就无异摇动对于科学的信心，蔑弃对科学价值的估量，只能学到一点皮毛，绝不会有任何的成就。因而这种论调对于真正学科学的人是不能相信的，科学的学者既不相信这种论调，那就此种论调必然渐归泯灭。

　　其次，在前清晚期的确大家都相信外国学问，我们过去都误以为“中学为体”，可适用于任何学问，诚然许多学问曾参加过东方成分，这是不错的，不过现代科学的造诣已经超过了国界，而且现代科学到达的程度，远在过去的成分以上，倘若我们还以此故步自封，那简直是滑稽可笑，因而中体西用的观念，也就无法接受。

　　为了科学要在中国生根，我们非接受西化，不做任何保留不可，也就是只有全盘西化的路可走。当然，全盘西化的范围和意义也得加以澄清的。

　　澄清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除去“闭关自守”及“中体西用”两种方式以外，是否只有全盘西化一条路，或者尚有别的路可走。这点从排列形式来说，尚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即：

　　一、不论中西，唯长是取。

　　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不论东西，唯长是取”，看起来好像非常客观，实际上这话等于不说，因为所谓“长”指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可指出来不同的意义，结果变成毫无标准可言，从前黄以周在南菁书院的训词说，“实事求是，勿做调人”，这是值得玩味的，“不论东西，唯长是取”，就是一个调人的态度，结果不会有什么成绩做出来。

　　近百年的中国，因为在新时代中落伍，在贫弱愚病四大疾患中要想法解放出来，所以需要的就是取资于西方一切之长，并无多少固有成分在内。这许多年来台湾人民生活标准的提高，可以说自三皇五帝以来所未有。高坝修成了，电力增加了，高级公路到了穷乡僻壤，肥料的生产使得农民更为富裕，疟疾已经完全消失，乡村人家几乎家家有电灯、收音机、缝衣机，文盲减到最少数。这些都是受到科学之赐，不容否认。当然，我们对于台湾，正有更高的要求，不过就现在来说，已经把贫弱愚病的程度，大为减削，过去做乡村工作的，不注意用科学来改造环境，只想利用组织、宣传以及教育的力量，结果完全失败，台湾现在并不宣传乡村工作，然而乡村工作却比过去任何一处都好，我们还能忽视西方文化、科学的效果吗？

　　这里有两部有关中西文化的名著可以参考的，一部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另一部是蒋梦麟先生的《西潮》。梁蒋两先生都是著名的农村工作者，只是梁先生失败了，蒋先生成功了，假若“不论东西，唯长是取”，凭着当前的借鉴，那就最好走蒋先生的路，千万不可走梁先生的路。

　　至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实与全盘西化没有多大的区别。全盘西化指任何一个部门，都采用西方的方法，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当然也是一样。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只是以西方的原则为原则，对东方的事物并非全部加以遗弃，全盘西化当然也是一样。

　　中国戊戌变法，宣统元年的改革和民国元年的改革，都是从日本的成案抄袭而来。我们自己的确无全盘西化的企图，不过既抄自日本，也就当然形成了全盘西化的方案。所不同的，日本是具诚意实行西化政策，而我们中国并无西化的诚意，只做了些表面的文章。所以日本早就步上了现代国家的轨道，我们的现代化却至今并未成熟。抚今追昔，真不胜感慨系之。我们有数千年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是我们中国人历来自负之处，但到了现在，只剩下一般人的狂妄、骄傲、愚鲁、自大，直到胡先生逝世的前夕，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也成了争执的中心，真为中国国家感到不幸，真为中国人感到不幸。

　　这是一篇观念大体清楚的文字，是一篇好文字。

　　不西化，就钙化

　　同样宣传西化的文字，在香港也有很多。例如1962年6月30日，《中国评论》第11期上，有司马璐的一篇《民族振作加西方化》，他说：

　　笔者个人许多年以来在思想上摸索的体念是，由于我所成长的时代——所谓“七七的一代”，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早期所受的教育与影响而言，我过去又是歧视与排斥一切外国的东西，特别是所谓“西化”的。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有一个根本觉醒，任何民族主义，如果不虚心加上现代化（西化），仅供自我欣赏与自我陶醉，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真有救国救民的抱负，倘不与所谓“西化”的科学精神相结合，必然要一败涂地的。

　　我明白，我所懂得的中国的与西方的东西都浅薄得很，但是，我相信我有一个起码的常识，基本上：

　　西方的东西，重实证，讲效率，人家不可能瞎三话四，真与假立见分晓。

　　“西化”不背八股、教条；社会风气、学术研究，都不断鼓励创造、发明，所以科学日新月异，人类生活不断提高。

　　所谓“西化”，人家一个国家，就真是一个全体国民的大家庭，投票、批评、写文章人人自由，政府是伙计，人民是老板，这样一个国家才真能充满活力，谁为公众舆论所不满，谁就得滚下台来。

　　你想，这样一个国家可爱不可爱，谁不愿为她流血牺牲，向往她、保护她！

　　“中国文化”或“传统派”，他们今天至少有几个问题：

　　一、与当前实际完全脱节。

　　二、束缚思想，难以进步。

　　三、因循、乡愿、伪善。

　　因此，在反共意义上讲，即使我们也承认“中国文化”或“传统派”有反共的作用，那只是消极的、守势的、微不足道的。与西方精神的进取性、攻击性、活泼性、战斗性不可同日而语。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凡是一切现代化（或曰西化）的劳力，都是要遭遇到极大的阻力。鸦片战争的失败，我们已经丢脸得够惨了，然而，传统派的先生说：“天朝声威”终可以“慑服夷人”的。林则徐（我们姑称他为“西化”派吧）他认为中国人要对付洋人，必须首先了解外国事情。“林则徐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见《圣武记》）

　　当时反对林则徐这类做法的琦善，就说：“我不似林总督，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他们认为不肯接受“西化”，就是英雄好汉的表示，但历史上，首先投降的也多是这一批人。）林则徐主张制造船炮，“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传统派的旻宁说，这是“一派胡言”，而且他特别谕令“不得雇用夷人，制造或购买轮船”。

　　结果，历史是这样的，力主“师事洋人”也就是主张所谓“西化”的林则徐，他成了一个民族英雄，不是所谓“二毛子”。

　　传统派向以中国人的主张西化为危险，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当时有人指责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是“名教罪人、士林罪人”。而某些不愿见到中国进步的西方人士，论调也是和他们一致的，例如有一位英国公使欧格纳（O. Conar）就说：“中国机器进口恐非西方之福也。”

　　历史是很明白的，民族精神的振作与学习西化相结合，一定是国家之福。只有一个以科学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才可以对抗和消灭共产主义。而“中国文化”或“传统派”来说，他们目前发生了瘫痪民族精神的作用。

如前所述，就我个人而言，由于我出生的时代与所受的教育，过去一直是抗拒“西化”的。但大陆变色以后，我逐渐有一个根本觉醒，要救中国，除“西化”外，没有第二条路。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绝对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有人要继续啃线装书，自有他的自由，但今天中国文化对于反共救国，实在已经救不了急了。

　　走西化之路

　　这位“斗争十八年”的作者又说：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通的，一切学问，体与用必须是一致的。如前所述，我并不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也许在我们的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世界大变了，经过他们的消化、提炼，把中国文化升华为对世界更有价值的东西。#但在目前就反共来说，中国文化实在救不了急！除”西化“外，别无出路。（注：羽隹q24158715添加）

　　但是，我要请读者注意的，我所说的：“除西化外，别无出路”，是有一个民族精神振作的大前提的。

　　有种人抗拒“西化”的心理实在是很奇怪的，我们很难替他找出更好的理由。中国有过义和团，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中，亨利第四也有过“看见外国人就杀”的命令，他们是否仅仅基于此种心理呢？还有一种人，任何“西化”的享受，他是不会放过机会的，但此外一无所知，就全赖“之乎者也”做护身符了。

　　中国的义和团是被认为最有代表性抗拒洋人的行动。中国共产党的御用史家范文澜说：“义和团在形式上是以落后的宗教迷信表现出来，实际上却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反帝的运动。”（范著：《中国近代史》这是中共的观点，#凡是一切抗拒西方的东西，不管其动机如何落后迷信，都是值得歌颂的。（注：羽隹q24158715添加）

　　一谈到“西化”，有人又会想到自由民主或反对党等等“可怕的东西”，我们知道，在杜威哲学中，“民主”二字不完全被解释为一种政治行为，而同时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

　　最后，我要请问“中国文化”或“传统派”先生：

　　你们认为，在今天，开发太空及海底、医药发明、机械生产对世界的影响、对人类的贡献大呢？还是熟读四书五经对世界的影响、对人类的贡献更大？或更要迫切？

　　如果说，你们对于一切“西化”的享受并不反对，我们永远这么伸手向人要援助好？还是我们应该从民族精神振作出发加西化科学自力更生，更有必要？更有价值？

　　“文明人、半文明人、野蛮人”

　　香港方面的反应，我再举孟戈的文字做例。孟戈在1961年6月的《展望》第48期里，发表了《文明人、半文明人、野蛮人》，其中提到：

　　显而易见，创造中国“古”文明的原动力——中国“正统”的文化，缺乏产生现代文明的基本因素，像科学化工业化问题、民主自由与社会福利保健问题，确实是我们的祖先圣哲不曾想也不敢想像的事实、不会讲也不敢实践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西方文化是创建现代文明的力量泉源，要做一个“文明人”，就一定要“西化”，“西化”并不是西方人的私有财产，而是东方人又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与其自我陶醉是“古”文明人的苗裔，就不如自己干干脆脆做一个20世纪里的文明人！

#某些人强调“俄化”是“西化”的流派，中国“西化”的结果，却丢掉了中国大陆。但，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俄化”是“西化”的一股逆流，它虽然可以制造“物质文明”的科学化工业化，但是也可以毁灭“精神文明”的民主自由和伦理道德，乃至社会福利保健等等。因之，“俄化”的结局是制造出一个半野蛮或者半文明的国家，在共产主义污流里泅游挣扎的人，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野蛮人”“半野蛮人”，像今日的大陆，既没有“物质文明”，又没有“精神文明”，说六亿五千万中国人大半算是野蛮人不过言之过甚的，至于苏联呢？有人造卫星、太空火箭，共产党徒却没有人性和理性，所以苏俄人也只算是半野蛮人或者是半文明人罢了！（注：羽隹q24158715添加）

　　英美资本主义文化算是“西化”的正宗，它一面不断淘弃不合理的旧文化——像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主义、种族歧视观念、阶级强度压榨政策，统统变成死文化或破产文化。另一面又不断创建“新境界”文化——高度发展科学化工业化，广度展拓世界人类的民主自由、伦理道德和社会福利保健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合草《共产党宣言》时，资本主义是一个面目，列宁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时，资本主义又是一个大不同的面目，到赫鲁晓夫大讲“和平共存”时，英美资本主义的面目全新了，“新资本主义”、“共同市场”是马克思午夜梦回不曾想到和不敢看到的“西方文化”，只有土头土脑的“半桶水”毛泽东，才死抱“马列经典”不放，喃喃呓语。现在赫鲁晓夫要向资本主义学习了，不知饥饿的“五月逃亡潮”已冲醒这个“风流人物”脑袋否？

　　因之，我们不承认也得承认西方文化，是创建现代文明的文化，又是制造文明人的文化！

　　左舜生的“浅见”

　　热烈指出传统的假戏和传统派是“共产党的变种”这两个观念的，左舜生是一个重要的人，他在1962年10月16日的《民主潮》第12卷第18期里，发表了一篇《从研究现代中国谈到东西文化》，他指出：

　　……我也想对若干拥护所谓“西化”的青年朋友，表示我个人的一点浅见：您们不要怕，中国在今天，已根本没有真正一味拥护所谓东方文化或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其所以还要拿这些话在口头上说说，只是为的某种方便，他们大抵是聪明人，同时多半也是懒惰汉，这一层只有从经济观点，才可以把他们看个明白。单拿生活态度来说，当他们在异常困窘的时候，他们便只好箪瓢陋巷，衣敝緼袍，非真以此为乐，不得已也。一旦小有办法，他们便开始西化；办法愈多，其势便非“全盘西化”不止。物质生活如此，其实最足以支配这类人的精神生活，乃更莫如物质。大家试一冷眼静观，当前的事实，岂真有一例外？我奉劝大家，今后最好放弃这类“西化”“东化”的无谓之争，多求同而少立异，以求共进于一种世界文化，世界文化者何？利用厚生，以求得人类身心的康乐，共勉于全面和平的实现而已。

#今天中国一个反世界文化最力的反动派，莫如毛泽东所代表的这一群：“民主”要多动脑筋，多费手续，所以他们觉得不如专制来得痛快；科学要动手动脚，更要多用心思，所以他们最富幻想，最喜欢制造简单的口号。怕麻烦而爱痛快，所以中共所得的，只是一个“陋”字；而演成事实，则如今天大陆所表现的一切现状！试问十三年来，中共有哪一件事不反“民主”，更有哪一举措不反“科学”？今天高谈东方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先生们，也往往有人要对“民主”与“科学”暗放冷箭，从某一观点来说，也不过是共产党的变种，我们以全力打倒共产党再说，何必去多理会他们？

左舜生这两段话，大致都很平实、很有见地。他最后提到的“何必多去理会他们”一点，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左舜生应该知道，“他们”是不能不理会的，因为“他们”正在用传统的臭包袱来反共！并且以为这个臭包袱是反共利器，“他们”竟不知道这个臭包袱乃是繁殖共产主义的温床！所以我们不得不“启蒙”“他们”，不得不暴殄文字，说一些“有用的”废话。（注：羽隹q24158715添加）

　　结语

　　这本小史料册、纪录册、剪贴册，在许多方面，也可说是一本笑话书。由于篇幅等等的限制，我不得不运用一些剪裁的技术来处理许多冗赘的文字，我相信这种处理不但不会有伤这些文章的原意，并且还可使它们更紧凑些、有力些，使原来湮没不彰或不能卒读的“文字网”重新编结起来，罩在李敖头上，这是“他们”应该感谢我的。

　　最后，我借用居浩然在《寸心集》里“跋”中的话，来做为这本丹火的余烬：

　　论战的文章，有来有往。假使读了我的文章，又能和对方的文章比较，最为我所盼望。诚如我在序文里所说的，“时间”是最无情的公证人，作者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将文章结集在一起，听凭考验。至于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定评。1956年5月重印《经典常谈》的时候，曾将四书五经详细重读一遍，读完后深信四书五经里没有“科学”和“民主”，也永不会产生“科学”和“民主”。假使我们现在认为“科学”和“民主”乃是必需的话，除了全盘西化以外，没有其他途径。这是论战的中心，也就是这本结集里思想的中心。

　　1964年7月22日在台北

　　18年后（1982）补加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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