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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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机会，中国的机会

　　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打败的时候，满清大臣耆英上奏皇帝，说英国鬼子宣布说，他们要“直抵京师（北京）讲话”，皇帝紧张了，第二天就密谕耆英，同意割让香港，密谕中皇帝告诉耆英，说你们不要说已接到我的命令，你们要假装是自己的意思，告诉洋鬼子说：

　　大皇帝恩威并用，即如上年在广东讲说时，一面议及通商，一面攻坏炮台，大皇帝大度包容，并不计较，亦未有因误伤人命，不许尔国通商之事，何以尔国径赴沿海各省，妄行滋扰，占我城池、伤我百姓？须知天道好还、众怒难犯，尔国似此行为，揆之天理人情，顺乎？逆乎？亦安能常享贸易之利乎？今如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此外沿海省份，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约定时候，将货船驶至口岸，我国必派官员代汝照料，不得在此二处羁留。为汝计算，获利甚广，永无猜疑。即将此言告知尔国王，亦必欢喜乐从。倘舍此不图，而终年交战，有何益处？汝等如以我言为然，亦不必另求派钦差大臣前来，我实可做主，代汝转奏，降旨允行，以为凭据。总之，通商二字，我中国并未不准；求和二字，汝国从未提及。今既有此意，我必极力成全，将此情节上达朝廷，大家同享太平之福。

　　中国皇帝代拟的这段文字，是很滑稽的：明明自己是战败者，用的却是一派战胜者的口气；明明自己是割地，用的却是别人“悔罪”的立场，因为肯“悔罪”，所以“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

　　既然皇帝点了头，所以，《南京条约》就签下来了。《南京条约》第三条明订：

　　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就这样的，香港便脱离中国了。

　　到了1860年，中国又杠上开花，在《北京条约》中割让了九龙司，把九龙半岛上的港口和附近离岛“赏给”英国；到了1898年，中国又祸不单行，把九龙北边的新界地区和邻近地区的两百三十五个小岛“租借”给英国九十九年，于是，香港地区一千平方公里的地方，就全部变成英国殖民地了！

　　“朝霞”呢，还是“晚霞”？

　　在英国向中国趁火打劫的时候，他们订了九十九年的“租借”之约，认为九十九年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可是，天道好还，人道要还，居然时光匆匆，一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三十年四十年过去了、七十年八十年过去了，最后，八十五年也过去了，距离九十九年的期限，再过十四年（1997年），就熬出头来了。英国的子孙们没想到：他们祖宗订的九十九年租约，眼看就要到期了；他们手里的这块肥肉，眼看就要归还了。

　　最严重的是：物换星移几度秋，中国英国的国势，也今非昔比了：英国狮已衰弱了，中国龙已“恐怖”了。英国人开始焦虑，他们由女首相带队，也只好“直抵京师讲话”了。一世纪前的“前倨”和一世纪后的“后恭”，比较起来，英国真日落了。

　　英国虽然日落，但是香港地区，却是一道霞光。香港在割让当时，在中国官吏眼中，“本属荒岛……从前本系洋盗出没之所，绝少居民”；只不过“该〔英〕夷于近年以来，在土名裙带路一带，凿山开道，建盖洋楼一百余所。……约计夷商不满数百，而内地之贸易及佣力者，已不止数千……”。但是，一百四十多年下来，香港却是最繁荣的“荒岛”了，“洋楼”何止一百个“一百余所”，而居民的数目，已经超过五百多万了。

　　在这道霞光里有一个特色，就是居民的百分之九十八，都是中国人，这样大比例的中国人，在极少数英国人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这一奇迹，真有中国皇帝所预言的“大家同享太平之福”的味道了。

　　香港的霞光固然如此，但是，随着1997年的逼近，大家弄不清这道霞光究竟是“朝霞”还是“晚霞”：照殖民地重归中国而言，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国人，不论基于爱国、基于大义、基于天道好还，还是基于什么，都相信这种重归是一道“朝霞”；但是，另一方面，不论基于繁荣、基于自由、基于人道信仰，还是基于什么，大家对这种重归——朝中共统治的重归，未免心生疑虑与矛盾，大家相信，重归以后，香港将是一道“晚霞”，“晚霞”过后，英国日落了，香港也黑暗了。

　　在这种“朝霞”“晚霞”的“底来模”（dilemma，二难推理）里，香港的居民没有好法子，许多人希望以拖的法子当法子，在“故国梦重归，归来双泪垂”的心情下，他们希望：何不在1997年以后，想法延长一下呢？于是，他们提出一个把过渡时期延长为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办法，认为可以订一个“中英管理港九新界协议”，一方面肯定港九新界是中国领土，一方面把主权和治权分开。但这一建议，廖承志已经公开表示：“我可以负责答复：做唔到！”

　　于是一些人又提出来，既然这样，假如请英国人代管又如何？廖承志的答复是：“英国人搞自己国家的经济都搞唔掂，为什么要英国人管呢？”

　　至于诱中共以利，说中共如硬来，到时候不但香港不再是中共每年三分之一外汇收入的摇钱树，搞不好不但每年四十到五十亿美金收不到，还要倒贴香港，这种吓唬，中共也是听不进去的。邓小平曾明明白白告诉英国女首相：他不认为收回香港会有灾难性后果，“即使有，中国人也会勇敢地去承担”。显然的，为了主权与尊严，中国人是不怕赔本的。

　　中共的基本态度，只是十六个字：“收回主权，保持繁荣，港人治港，制度不变。”香港舆论归纳廖承志的意思，具体设想，一共七项：

　　一、香港未来的法律，只是依目前法例略加修订，去掉“女皇陛下”的字眼即可。

　　二、行政机构如何产生？如何搞选举？尚未设想成熟，让港人自己去考虑，自己去协商。不过，廖承志斩钉截铁地说：北京不会提出名单。

　　三、总督这个名称，“港人治港”后不能再要，因为具有殖民地主义的色彩。香港今后最高的负责人，一定是中国人。至于叫个什么，港人自己决定，不必和英国人商量。

　　四、可以继续聘用英国人做行政人员或秘书，当然也可以请他们做专家。

　　五、治安由香港人掌管，警察由香港人指挥，当然应取消“皇家”头衔。

　　六、发钞票的事也由香港人决定。

　　七、治港方案订出来以后，只要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备案就可以实施。

　　此外：

　　香港问题一定要圆满解决。廖说：收回主权，保持繁荣。成立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将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深圳以北是社会主义，深圳以南继续资本主义。

　　“体”呢，还是“用”？

　　这样看来，中共在弹性上，只是把“特别行政区”给了香港，把香港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特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把香港变成“资本主义的耳环”，给社会主义“经济挂帅”。

　　中共这种立场，香港的中国人，虽然认为还差强人意，可是仍然不放心。8月29日左翼学联举行的“香港前景与市民权益”研讨会上，立法局议员就认为：“港人治港”的方案，实施时会困难重重，而中共的态度与做法，也使香港人非常困扰不安。他们认为：香港一旦挂上五星旗，便会成为共产国家的一部分了，所谓“资本主义经济特区”，也就不无疑问了。

　　我认为中共的“经济特区”构想，不是假的，因为这种构想对中共有利；我认为香港立法局议员的忧虑，也是真的，因为在五星旗下实行资本主义，纵使中共政权稳定，如廖承志所保证“今后，再不会做那种傻事了”，也显然困难重重。

　　困难重重中有一个最大的症结，似乎没被人认真讨论到，这个症结就是：经济繁荣牵涉到根本的“体”“用”问题。满清的中国人现代化失败，重要原因是他们相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只想学洋鬼子的船坚炮利，却没注意船坚炮利背后的东西，没注意还不要紧，他们竟拿出自己的老家当，来当做船坚炮利背后的东西。结果呢，一旦“中学为体”了，“西学”就难乎“为用”了，“西学”的“为用”，实际得用“西学为体”才成。可是，这一真理，他们一直不知道。

　　香港所以有今天这种经济上的奇迹，根本上，是它有背后的东西，那种东西是英国殖民政策与吏治基础，这种政策与基础，远自英国的“英学为体”，这种“体”，包括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权等柱石，在这些柱石的撑腰下，英国对香港，发展出一种弹性的“积极不干预主义”，这种发展，带动了香港的经济，使香港变成了教人一见就要流口水的地区。

　　正因为如此，中共若想“收回主权，保持繁荣”，就不得不注意“体”“用”的关键，忽略了“体”，而只想“经济特区”的“用”，香港的“晚霞”，就真的会降临了。

　　从香港脱离中国后，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人一直在“体”“用”问题上试验，中国人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英国人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殖民地的香港！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对比之下，我们能不气结吗？我们能不好笑吗？我们能不自我解嘲：如果当年中国皇帝不是把蕞尔小岛给了英国，而是甘心亡国，把整个大陆给了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民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人权，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像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香港呢，还是中国？

　　半个世纪前，当中国伟大的“军阀”张作霖，以东北王的身份，到日本侵略下的旅顺大连访问时候，日本鬼子带他参观，向他夸示建设的成就。日本鬼子问他：“你看过日本人在旅顺大连的成就以后，你们一定不想收回了吧？”张作霖一听，拂然变色，他冷冷答道：“正好相反，我今天看过后，就更想收回来了。”

　　所有有志气的中国人，都会赞同收回香港，因为香港是我们的国耻，但是，在“更想收回来了”的同时，我们也别忘了：香港的国耻意义，竟然还有一个，那就是：在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中，香港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统治中国，竟然比不上“帝国主义”，香港的东方明珠，正反射了我们的黯然失色——这才是我们的真国耻！

　　为今之计，在收回香港——1997年以前收回香港——已成定案的前夜，我们中国人，不得不苦心焦思，提供任重道远的意见，给中国的前途求答案。

　　作为一个热心关切中国前途的人，我已经习惯性的东翻西找，给这个问题求答案，从黑夜直到黎明。我的小天地曾在河边、曾在牢狱、曾在山腰、曾在危楼，但不论在哪里，住在台湾的人，很少能像我这样单独面对孤寂、星光与月色，在人世的兴衰里午夜神驰。

　　我来自中国大陆，但局促在台湾小岛，不得出境，我只好把我求得的答案之一，写了出来，偷运到香港发表。

　　我的答案是：在收回香港后，不要只把香港当成“资本主义经济特区”，因为这是舍本逐末的、“体”“用”倒置的，香港实际该是一个“中国民主试验特区”。应该充分利用英国一百多年深植的基础，给中国做一个大试验，以“港人治港”为根本，试验出虽然没有英国人，但中国人也可以做到英国式的民主。然后，让“港人治港”的民主实绩，开花结果，给全中国看。看过以后，可以逐步开放试验特区，以香港为师，一省一省带路。例如广东与香港最亲，就可把广东跟香港对立的制度，变为香港的制度，由香港带广东走向另一种制度。这样子高班生带低班生、三年级教二年级，年深月久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就自然脱胎换骨了。

　　香港已经脱离了中国一百四十年，何必急于染上红色呢？何必急于一统呢？中国在周朝初年，是千余国；到了春秋时代，是十二大国；秦朝统一中国，大家说完全统一了，是错的，它留下一个小卫国，直到解决六国以后十二年（公元前209），才完全统一，那时秦始皇都死翘翘了。我觉得留下卫国不统一，并没妨碍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令名，反倒足见其大。香港问题当然今非昔比，但这个小史实，岂不值得我们玩味吗？

　　中国已经有那么大了，实在够各路英雄好汉去试验了，香港是个小地方，实在不妨留此干净土，像培养暖房式的，用它为中国的远程目标，做一个近程试验。我说这话，并不是制造分裂，而是相信在成长过程中，人间的事，一如细胞一样，要有一分而二的苦心，才是“一个国家”的机会。

　　让我们给香港一个机会，有朝一日，香港的机会，就是中国的机会。

　　1983年9月12日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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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本是人类的一种老毛病，它的发展基础是“强凌弱、众暴寡”，这种毛病从中国到外国、从穴居人到高楼大厦的，都是一样。人类在自己成为弱者的时候，就满口和平，一旦成为强者，就犯老毛病。国民党宣传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从汉武“事四夷”，到乾隆“十全武功”，我们实在不能不说是帝国主义的杰作。乾隆打四川西北边的大小金川（大金川是四川理番县的绥靖屯、小金川是四川懋功县），对那样小的崇山峻岭，要前后用兵五年、糜饷七千万，所谓中国民族爱和平，爱得真过头了。

　　所以，帝国主义是人类的一种老毛病，实在没什么稀奇，任何民族搞统一、任何国家要强大，都难免借仗这一老毛病的发作，“大哥莫话小弟”，天下的乌鸦大哥，是不必见笑乌鸦小弟的。

　　乌鸦大哥与乌鸦小弟

　　不料，到了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居然有一种乌鸦大哥见笑乌鸦小弟了，那就是国民党的“打倒帝国主义”并发症。国民党本来的口号是很乡土的、是“驱逐鞑虏”式的，本来没有这么时髦的玩意儿。国民党开始时髦，是它“联俄容共”后受王八蛋苏联调教的结果。在这一调教下，国民党学会了用“打倒帝国主义”来做“天下之恶皆归之”的障眼法，举凡一切罪状，都扣在帝国主义头上；举凡一切搞砸了的事，都赖到帝国主义头上，这样一来，帝国主义永远是替罪羊，而国民党自己，就永远两手没血了。

　　在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的活剧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张天师捉鬼拿妖的活剧。张天师登坛作法，口中念念有词，比手画脚，凭空就捉得鬼下拿得妖来了，其实天知道真正有没有鬼和妖，张天师是不知道的，他只是假设有鬼有妖而已，他的一切，也都是自欺欺人的假动作，凭这些假动作换饭吃而已。同理代换，国民党的“打倒帝国主义”，也不过如此。

　　在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的障眼法下、在国民党的老相好共产党的推波助澜下，中国人民真的相信起中国的祸源、中国的退步、中国的这个、中国的那个，原因全在帝国主义了，相信只要帝国主义一打倒，一切就都光明了。

　　例如国民党说中国的贫穷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早就一穷二白了；国民党说中国的混乱是帝国主义的操纵军阀，但是太平天国时的中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国民党说中国的不景气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垄断，但是当时的银行资本只是一万五千万，一万五千万被四万万人口一除，中国的“平均公民”，又有几分钱呢？

　　所以，帝国主义说破了，只是中国自己不争气的一个借口、一个没出息的借口、一个责人不责己的借口，说帝国主义把鸦片卖到中国来是王八蛋，但是最后在中国种鸦片的，又是谁呢？自己民族若争气，谁又能强迫老牛喝水呢？全世界争气民族都不受鸦片之害，只有中国民族到处是烟枪，一切都怪帝国主义，公道吗？

　　做贼喊贼

　　其实，发明帝国主义而叫嚣打倒的，他们自己，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当国民党拉来王八蛋苏联做朋友，开始“联俄容共”的时候，党外人士就提出疑义，梁启超在《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中大声疾呼：

　　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者？我毫不沉吟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俗语说的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国的国民性，可是换一面招牌就改得转来吗？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转轮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从前是“沙”的脚下草，现在便照例承袭充当执行委员的脚底泥，中国从前是“沙”的梦想汤沐邑，现在便是红旗底下得意的抛球场。苏俄啊！你要辨明你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那一天立刻就相信你，但是能吗？

　　但是，这种先知的言论、这种国情的常识，对志在夺权不惜引狼入室的国民党说来，是悍然不顾的，国民党竟天真的相信苏俄是以平常待我之民族！1925年这样相信、1935年这样相信、1945年还这样相信！1945年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从苏俄卖国回来，说虽然中国的外蒙古在《中苏友好条约》下丢掉了，可是这个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好丢老妈个三十年！事实上，不到三年，苏联帝国主义就原形毕露了。国民党丢了外蒙古、丢了长春铁路的独立、丢了大连、旅顺和关税的自主，换得的却是苏联全盘的违约背信、却是苏联军队在东北强奸、轮奸中国女人、却是八十亿美金的劫掠与损失！……

　　国民党勾结苏联“打倒帝国主义”，打了三十年，结果碰到的，却是第一老千的牵手，国民党之黑心与白痴，于此可想！苏联做贼喊贼的成功，由此可见！

　　未免太粗糙了

　　在“打倒帝国主义”的障眼法里，国民党的打击对象，显然是指英国挂帅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学来的战术是简化的丑化方法，就是迎头在你脑门子上把戳记一盖，就大功告成了，例如只要一盖上“英帝”戳记就好了，谁还要仔细查证呢？

　　但是，稍有常识的人，毕竟觉得这种不由分说的认定方法，未免太粗糙了。1933年，蒋廷黻写《帝国主义与常识》，就指出：

　　除了政治及武力侵略以外，现代还有所谓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及主义侵略。我们受到近几年的宣传的人都以为这些现象是极明显而简单的帝国主义。其实这些现象都是极复杂的。我们先就经济的侵略说，外人在中国的投资是侵略么？是帝国主义么？若说是，那么欧战以前，法国在俄国所投的资本比法国在中国或安南所投的还多，岂不是法国对俄比对安南还更行帝国主义么？彼时英国在美国所投的资本反过于在中国所投的资本，那就证明英国对美国是行更厉害的帝国主义么？若说国外投资不是帝国主义，我们知道这种投资往往使受资的国家变为投资国的政治的及经济的附庸。收买别国的原料来发展工业是帝国主义么？若说是，那么美国收买日本的生丝，日本收买美国的棉花是美日相对的行帝国主义；日本现在决定不买印度的棉花是日本对印度放弃帝国主义；俄国现在努力推销石油于国外是斯大林甘心作帝国主义的牺牲品。若说原料与帝国主义无关系，我们知道原料的寻求往往引起国际的冲突，一弱国而有大宗原料往往诱进外人的侵略，如中国、波斯及战前的土耳其。在别国占商场是帝国主义么？若说是，那么因为战前俄国是德国的一个好商场——彼时德国卖给俄国的制造品比卖给中国的还多——德国就是对俄国行帝国主义？现在英美之间的制造品的交换很多，这就是英美相对行帝国主义么？若说不是，我们又知道工业发达的国家非在海外找商场不能度日，并且这些国家的外交及军备许多是以维持或夺取国外商场为目的。总结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说，国外投资的机会，国外原料的获得，及国外商场的谋取可以成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必成为帝国主义。

　　交换不是侵略，仿效不是侵略

　　在“经济的侵略”讨论以外，蒋廷黻又讨论到“文化及主义的侵略”。他说：

　　至于文化及主义的侵略，我们也须分清，哪是有作用的侵略，哪是自然的交换与仿效。如果英美法德人士捐钱到中国来传教是帝国主义，那么苏俄供钱给第三国际在中国来宣传更是帝国主义。如果外人到中国来设立学校是文化侵略，那么中国人到外国去求学的都是文化的汉奸。在现今世界，哪一国都多少作点宣传的工作。日本现正预备派人到美国去加劲宣传。英人在美国、美人在法国、法人在意大利，意人在德国，都正进行宣传。谁是帝国主义者，谁不是帝国主义者，颇不容易分别。

　　一切的有作为的、向上的民族都在那里求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膨胀。古代如此，现在亦如此。倘甲的势力膨胀与乙的相等，如日美、日俄、英美、法德等国之间，甲乙的关系就是平等的、通常的国际关系。我们不说甲乙之间有帝国主义存在。万一甲的势力膨胀过于乙的，如列强与中国之间，那么帝国主义自然而然的就来了。这是一种天然现象，无所谓善恶，如要谈善恶和责任，那么强者与弱者是同等的须负责。我们只能求我们的膨胀能与外来的膨胀抗衡，不能求外来的膨胀的取消。取消或限制任何民族的膨胀就是取消或限制它的生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求自己的膨胀，而徒怨天尤人，咒骂彼帝国主义者，这是自暴自弃，更加招人的鄙视和压迫。

　　蒋廷黻提到的这些，都是细腻讨论下，“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种种败相，叫嚣“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他们只是现代服装的张天师而已，他们口号背后的高论，一经检验，却很少站得住的。

　　帝国主义光明面

　　蒋廷黻的讨论，从比较观点上看，还是太消极了的。因为他未能就帝国主义“极复杂的”现象中，进一步的提出“帝国主义光明面”。在国民党和它老相好共产党的多年排山倒海下，中国人民大概压根儿不敢想象帝国主义还有光明面了。但是，帝国主义是有光明面的，不由得你不信。我试举一个例子。

　　帝国主义到中国来后，有所谓“租界”（settlement concession），租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画地为特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乍看起来，这些特区是丧权辱国、是洋鬼子侵略我们，但是仔细一看租界中的政治，我们却会脸红的。洋鬼子虽然帝国主义，但在帝国主义之中，他们的许多良法美意，也都“侵略”而来。比如说：洋鬼子是主张言论自由的，他们欢迎办报，于是，办报传统与办报自由都素来可怜的中国人，便如鱼得水了。当年的《苏报》，便是其中之一。《苏报》的志士仁人们，在帝国主义的庇荫下攻击中国专制政府，骂满清皇帝是“小丑”等等，越骂越高兴。骂得专制政府吃不消了，就密电这个地区的封疆大吏，命令“着即拿办”。专制政府虽然大喊拿人，可是不得洋鬼子同意，拿不进去。专制政府于是跟洋鬼子打商量，洋鬼子也买几分账，但一看专制政府的严刑峻法，却不能赞同。原来专制政府“宽大”得没有《出版法》，只有“造妖书妖言”“大逆不道”等的罪名，要用这些法律办人，就要“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这下子把老外给吓坏了，老外没想到“礼仪之邦”的法律竟这样野蛮。照专制政府的法律，“凌迟处死”就是一刀一刀剐死，这样重的刑，洋鬼子是看不过去的。所以，洋鬼子只肯抓人，要办人、要审人、要关人，都行，可是都得由他们代办，拒绝引渡。私下里，他们还通知志士仁人们：“赶快跑”！

　　试问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又何年何月，能够得到言论自由呢？又何年何月，能够在言论闯祸以后，得到适度的、文明的法律惩罚呢？又何年何月，能够自由办报呢？又何年何月，能够在自办的报上，骂统治者是“小丑”呢？

　　何况，我们中国人所缺的，又岂是言论自由而已哉？我们喊了两千年的“哀此茕独”了，可是我们没有人道的照顾劳苦大众；我们喊了两千年的“泽及狱囚”了，可是我们没有不凌虐人犯的所在；我们喊了两千年的“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的“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的“天下为公”了，可是我们的生殖器串连政治，却世袭到今天！……我们中国人所缺的，可太多了；我们中国人从自己人手里得不到的人权与人道、法治与法制、公平与公开、进步与进境，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竟可得之于帝国主义之手、得之于“侵略”我们的洋鬼子之手，我们能不惭愧吗？

　　当然帝国主义者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看看香港、看看英国“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的经手成绩，我们忍不住要说：他们所过的残余、他们所存的下限，都多于我们自己所给的、都高于我们自己所定的，他们的“下驷”规格，都优于我们的“上驷”标准；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他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我们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

　　“谢谢你，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问题，在我们“极复杂的”处理以后，会惊讶的发现，它们的确有着多种的面目：在苏联式帝国主义里，我们看到的特色是掠地、奸淫、与粗暴；在比利时式帝国主义里，我们看到的特色是压榨、漠视、与无情①；在丹麦式帝国主义里，我们看到的特色是一片和煦②；但在英国式帝国主义里，我们看到的特色却是丑恶中的许多光明③。这些，对热爱中国又热爱自由民主现代化的英式文明的中国人而言，的确是一种痛苦的局面。

　　蒋廷黻说：

　　我们拿什么标准来评断帝国主义的善恶呢？有些人说，不问其成绩如何，外族的统治都是恶的。因为统治本身是民族生活最基本的一部分，剥夺一个民族的统治权是剥夺它的生活的一部分。并且一切的统治都是为统治者谋利益，不是为被治者谋利益。还有些人说，治权本身没有什么大了不得，左右施治权者是少数，受治者是多数。从多数看起来，统治者是甲是乙，是本族或是外族，是不关紧要的；关紧要的是统治的成绩，如社会的或治或乱，及经济的或穷或富。依这个看法，我们就可以请人民投票来定帝国主义的罪恶。譬如印度，我们是否可以拿印度全国人民的票来决定英国统治印度的好坏？英国人必说：现在的印度人既不知未受英人统治以前的痛苦，又不能预料独立以后的艰难，且因受了独立党多年宣传的影响只知感情用事，所以票决不足为凭。此说虽似强辩，然不无根据。中国人大概是反对中国作印度第二的，但是有不少的中国人，丝毫未受英人的逼迫，自动的搬到各地的英租界去住，甘心的脱离本族一部分的统治而接受英人的统治。这不是民众意志很好的一个表示，表示英人的帝国主义是善的吗？

　　如今，最后的英国式帝国主义的象征，即将在香港落幕。我们回首前尘，在历数洋鬼子罪状之余，不妨也心平气和的公论一下是非。西方谚语说：“不掩没恶人长处。”（Give the devil his due.）在回首英国式帝国主义长处之后，我们中国人要想想、要想想：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对不起自己人？当政者不做李鸿章是好的，但李鸿章有两个：一个是“宰相有权能割地”的李鸿章；一个是“孤臣无力可回天”的李鸿章，前者是对外国人的，后者是对自己人的。给中国带来领土上的光荣，是一回事；但在领土上使自己人感到比帝国主义好，是另一回事。“无力可回天”的无奈，不是我们的希望。在我们惜别英式帝国主义的前夜，让我们自勉之余，何妨也来点泱泱大国之风？让我们说一句：

　　“再会了，英国；谢谢你，帝国主义！”

　　1983年9月29日在台湾

　　①比利时统治刚果七十年，没为小黑人培植一个公务员、一个医生、一个工程师、一个律师，只在一千二百万人口中，培植出三个大学生！比利时被赶出刚果后，刚果暴民轮奸比利时在刚果做慈善事业的修女，如此报应，真令人浩叹！

　　②丹麦根本不用帝国主义手段对付格陵兰。

　　③英国离开加纳后，给这个非洲国家留下了国会、文官制度、公正的司法传统和普选制度。此真英式帝国主义之遗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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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香港的几段鲜事

　　香港问题最近苦恼了香港、中共和英国，台湾这边的国民党，也颇苦恼似的。10月7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运璿有了表示，这一表示，可谓之“孙四点”：

　　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满清时割让英国，中华民国推翻满清，继承法统，因此，任何涉及香港主权之问题，均应以中华民国政府为谈判对象。是以我政府曾一再声明对英国与中共有关香港一切谈判与协议，一概不予承认。

　　二、政府认为香港的繁荣发展与安定，主要是由于多年来香港居民在自由和法治的制度下，勤劳努力和发挥企业精神的结果，香港五百余万居民，对于香港的贡献，应予肯定。因此，他们的意愿，各方有义务和责任予以尊重，实际上，不尊重香港居民的意愿，香港也就无法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发展。

　　三、香港与“复兴基地”是息息相关、血肉相连的，对于香港五百余万同胞之自由福祉，政府正予以最大关切与重视。现正研采各项计划与措施，如设置海空转运中心、自由贸易区、境外金融中心、出入境手续简化等，以利香港侨胞随时回到“自由祖国”；对忠贞返国侨胞，必热烈欢迎并尽力予以便利及协助。

　　四、我们对香港同胞不为利诱、不为势劫的奋斗精神，尤为钦佩。我们深信香港同胞只要能以坚定意志，不受甜言蜜语的欺骗和分化，团结一致，必可在决定未来香港前途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对这四点，第一点是很没面子的，因为英国就是不“以中华民国政府为谈判对象”，这种不明大义，为国民党计，是该予以明令讨伐的。国民党有种，大可“反攻大陆”先从香港开始，这样一来，一方面解内优、一方面御外患，一举两得，岂不太好？至于第二点到第四点，比起第一点来，就小焉者也。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则第二点到第四点，就都好说，孙运璿胡扯半天，其实只是打高空而已。

　　现在我就最基本的“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对孙运璿的表示，提出一些质疑。

　　真相原来如此！

　　国民党口口声声他们有一大堆的丰功伟业，丰功伟业中最得意之举，是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党《中央日报》在1978年10月31日说是“完全废除”了；在1982年12月26日说是“取消了所有的”，但是，我们稍有常识的人，一想到香港上面，我们就忍不住大倒胃口，因为历史真相与国民党的宣传完全不对头，我们试看一点历史真相如下。

　　1942年10月10日，英国各报登出英国政府声明说：

　　帝国政府曾于1939年1月14日、1940年7月18日，及1941年6月11日公开宣布，准备于远东军事行动结束后，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英国人民迄今仍在华享受之治外法权。帝国所与咨询之美国，亦曾发表相似之声明。帝国政府兹为强调其对中国盟友之友谊与联系计，决定就此事作更进一步之表示。……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声明归声明，在谈判时，九龙地位英国却不算在内，拒绝谈判。

　　国民党当时也摆姿态，暗示九龙如不在内，“则谈判可能破裂”。不料姿态刚摆好，陶百川主持的重庆《中央日报》就先泄了底，在马屁社论《向罗斯福致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即将签约的消息，于是姿态就摆不成了，陶百川当然变成了误国者。董霖在《中英平等新约与收回九龙问题的补充》（《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写道：

　　其实，中美、中英新约，虽有拟议定于1943年元旦在重庆、华盛顿及伦敦三地同时公布，当时中国政府因收回九龙问题与英国政府屡经交涉而不得结果，曾予英国驻华公使一印象，若九龙问题不解决，则谈判可能破裂。兹由一富有权威的中国国民党党报提早发表元旦签约消息，不啻使政府失去所谓“讨价还价的力量”，此亦为引起当局震怒的重要原因。当时驻英大使顾维钧奉召返国，参预其事，曾于所撰回忆录中提及此点，可供参考。

　　在英国坚持不谈九龙地位以后，国民党就屈服了。王世杰、胡庆育在《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一书里说：

　　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英方认为不在新约谈判范围以内，我方则以租借地与租界性质相似，应一并解决，双方相持不下。我方最后以其他问题均已解决，若因九龙租借地使此次谈判破裂，则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前途，将遭受障碍，中美新约即使签字，一时亦无从实施，而其他国家准备与我缔结新约者，亦将观望不前，对于中英邦交及联合国之共同阵线影响尤巨，乃决定先行签订中英新约，而将九龙问题保留于日后提出，至是中英谈判始告结束。

　　于是，九龙地位问题，就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个最大讽刺。九龙收不回来，还叫什么收回租界呢？还叫什么解除了中国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呢？国民党所说的“完全废除”、所说的“取消了所有的”，真相原来如此！

　　误国外交，可真办得太鲜了！

　　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说：

　　此次平等新约之订立，亦有其遗憾之处，就是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国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缺点。英国认为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有互相依恃的连带关系，故不肯交还租借地。当初我国坚持收回九龙之主张，否则宁不订新约。复经再四考虑，以新约对我之利益最大，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致破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多不利，故决定退让。

　　但是，使我们不能理解的是：英国租借地，北有威海卫，南有九龙。1922年华盛顿会议，“军阀”曾经要求收回各国租借地。当时英国允许退还威海卫租借地，至1930年正式收回。所以不还九龙的理由，已因威海卫一例而不成立。国民党的误国外交，真不知道是怎么办的！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当时英国负责人的文件，事实上，国民党的“再四考虑”，对英国而言，却是既莫名其妙又突如其来的大好消息！（见Seymour致Eden电，tel. 1753, 31 December ；Eden致Seymour电，tel. 1663，31 December 1942, FO (Foreign Office) 371/31665.）从这些事后公布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和外相艾登（Anthony Eden）的文件中，我们不得不清楚判定：国民党的误国外交，可真办得太鲜了！

　　汉奸的妙文妙论

　　在国民党行政院长孙运璿“孙四点”谈话前六天（10月1日），汉奸出身的国民党文宣大将陶希圣，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他提到几件历史事实：

　　一、民国三十一年，双十节，英国通知中华民国，放弃其在中国之治外法权，中英新约于三十二年1月1日在重庆与伦敦同时公布。

　　因香港问题未得协议，延至1月11日公布新约，将香港条款保留不列。

　　二、三十二年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英国交还香港，我国将改其为自由港。

　　三、三十四年8月，日本投降时，国军已收复港九。当时，联合国中国战区，为配合盟军反攻作战，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三十四年4月，国军在桂柳之战，击败日军，国军乘势反攻。克服桂林之后，三路攻击前进。张发奎军一路，循西江进军广州。

　　日本投降时，张发奎早已克复广州，进军港九地区。

　　四、张发奎军奉……命令，撤出港九，交由英国受日军之降。

　　由前述几件历史事实，可以推知我中华民国对香港问题应持的立场：

　　一、1997年，英国应将九龙租界地交还中华民国。

　　二、英国对于香港所有的主权，应由中华民国与英国继续谈判，另订协议或协定，以为解决。中华民国应依民国三十二年决定，划香港为自由港。

　　看了陶希圣这种妙文妙论，我们真忍不住要问：既然孙运璿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那么，1945年，已经从日本人手中到了中国人口里了，当年竟都为英国争光、还给了英国人，谁还敢想象：同一个国民党，会在1997年以后，为中国争光、还给了自己呢？五十二年前的你，在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前夜，尚不能力争国权；谁敢想象在五十二年后，在“此身未知归泊处”的不可知中，你能收复失土呢？

　　林肯说：“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看了几十年来国民党对香港所做的一切和所说的一切，我想，有点常识的中国“多数人”，在“永久”里，必然恍然大悟到什么了。

　　1983年11月16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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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何妨回归

　　向国民党屡抛媚眼的旅美学人熊玠，日前从大陆穿梭来台，8月10日宣称，中共领导当局（据说是邓小平）在7月30日透露给他，中共对统一问题有了重大转变。8月13日，他在《中国时报》的专访稿上，更明确说明如下：“现在强调‘一国一制’，至于什么政体，则靠双方谈判决定，也可能回归中华民国宪法，包括改国旗、改国号也可以商量；不过比较起来，他们认为回归五五宪草（因有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参加）可能比较简单。”这一说明见报后当天，国民党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在“北伐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答复记者，也谈及此事。8月14日《中国时报》报导：“对于‘协商宪法’的说法，蒋纬国认为，只要他们能接受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何必再协商？他表示，中共当年也有代表参与‘五五宪草’的制定，这点是他们很容易找到下台阶的条件，应该可以接受。”

　　看了上面的报导，我要首先指出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所谓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参与“五五宪草”的制定，纯是学人（熊玠）与武人（蒋纬国）的无知乱道。因为“五五宪草”的制定，从1933年1月下旬组织宪草会开始，到1936年5月5日宪草宣布为止，这三年期间，正是国民党“剿匪”方酣之日。在这种杀声震天的局面下，又何来“匪”方代表参与制定“五五宪草”？说周恩来、董必武参加了，这不是活见鬼吗？

　　事实上，中共代表参加的是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会议，曾就十年前的“五五宪草”内容，加以讨价还价。但最后在1946年11月19日完成“政协会议对五五宪草修正案草案”之日，正是周恩来等飞返延安之时，中共早已拒绝参加了，所以说他们参与制定“五五宪草”修正案，也是有语病的。

　　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以这一修正案为基础制定的。蒋纬国说只要中共能接受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就够了，何必再协商？其实从谑画角度看，说得未尝不是。《中华民国宪法》开宗明义说是依据遗教、基于三民主义，但遗教与三民主义中，已明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明说“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民生主义第二讲）白纸黑字俱在，中共“回归中华民国宪法”，真不愁没台阶可下。可见在主义上，国共哥俩好，固同此脐带也；至于国号问题，毛泽东晚年曾语美国老友斯诺（Edgar Snow），说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本有延续用“中华民国”之议，但以“中华民国”这块招牌，被国民党弄得太臭了，最后决定改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假若当年径用起“中华民国”来，可以少掉不少麻烦。因为不用，国民党反倒奉“中华民国”苟延残喘，中共真是失计云。可见在国号上，国共两相欢，固同此裤裆也。

　　如今国民党摆出阵式来，坚持中共接受主义与国号，设想中共一旦真的接受了，又怎么样？西太后对光绪说：没有了我，还有你吗？中共则可说：有了我，还有你吗？一旦大陆叫了“中华民国”、奉了“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又被置何地？又自居何地？由此一念之转，可见中共何妨回归？归来给大家看看好戏，不亦恶作剧哉！

　　198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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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天安门

　　我的名字叫天安门，我是一大栋雄伟的建筑，我不是人，人们当然也不以为我是人，但我实在是人，虽然人们不知道我会说话。

　　今天我忍不住了，在多少年来，多少人在我身上、在我面前，说了多少话以后，我要把所有人撇开，说几句话。

　　早在七百年前，十三世纪晚期，元世祖建设京城大都的时候，我就诞生了。那时候我是大都南面正中央的城门，叫丽正门。我因为居高临下、视野宽广、又长命百岁，所以首先看到了元朝天下的兴亡。

　　在我诞生一百多年以后，十五世纪早期，明成祖又建设京城北京了，他把大都的南面城墙更向南推了一公里，我身边的元朝城墙给拆掉了，墙址变成了后来的东西长安街，我由元朝的大都南门变成了皇城的红门，改名叫承天门了。

　　两百四十多年过去了，明朝的天下，又在我眼前消逝了，清世祖带兵进了北京。八年以后，我又改名叫天安门了。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三百三十八年了。

　　八十八年的元朝天下、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天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天下，一个个都过眼烟云以后，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日本帝国的太阳旗、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旗，一个个城头变换、大王备出，真令我目不暇给。虽然如此，在我眼花撩乱之时，却有着一股神气中的惆怅。

　　我神气，为的是我老眼平生空四海，看尽了一个个朝代的兴亡，固一世之雄也的天下，在我眼前，无不一个个凄凉以去，只有我巍然独存、雄视百代：我惆怅，为的是我越老越看清了中国政局的真相，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谁打倒谁的公式。中国人民的眼睛，还有待进一步的雪亮起来。

　　远的不必说，即以在我眼前的为中国而流血的事件而论，不论被杀的、杀人的，还是在台湾、在海外粉拳绣腿泪眼疾呼的，对他们说来，这是一个鲜红的新闻事件的问世；但对我说来，却是一个紫红的历史事件的翻版。——中国历史在我眼前走过，我是活的历史，我有资格下这种论断。

　　你们只看到1989年的6月4日，但你们不知道，就在六十三年前，1926年3月18日，在我这天安门前，发生过什么事。

　　那一年啊那一月那一天，国民党联合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出面，在我这天安门前，召集了十多万学生与群众，举行反北洋政府的活动，他们的口号是：“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在个个热血沸腾、气愤填膺以后，他们派出请愿团，朝执政的段祺瑞的执政府请愿。

　　可是，执政府为了保护政权，终于开了枪，四十七个人被打死了、两百多个人受伤了，成为有名的“三一八惨案”。同时通缉了国民党共产党要员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孟余，认为他们煽动群众去送死；并指摘他们“率领暴徒数百人，……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

　　六十三年过去了，在我这天安门前，历史又重演了。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流血、同样的祸首、同样的罪状、同样的辩解理由。所不同的，是血流的多少、是时间的长短、是痛苦的浅深。

　　不过，当毛泽东的豪语——“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言犹在耳的时候，北洋军阀死而有知，他们会向我窃笑。

　　六十三年前的抗议者，如今变成了开枪者，中国人民只会被杀杀人，不会明白。只有我明白。

　　中国古人的赋里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想，中国人民必须有暇自哀，以此为鉴，知道了自己的对错，然后抗议者和开枪者才都各得答案。否则的话，不论贤或不肖，终归于尽。长则百年、短则数载，在我这天安门前，依旧周而复始、改朝换代而已。

　　多可怜呀！

　　198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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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上了两个当

　　法国老虎总理克里蒙梭（George Clemenceau）说：“一个人二十岁前不信共产主义，这种人就没有良知；二十岁后还信共产主义，这种人就是傻瓜。”美国总统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说：“任何人四十岁前不来点社会主义者，没心肝者也；四十岁以后还干社会主义者，没头脑者也。”（Any man who is not something of a socialist before he is forty has no heart. Any man who is still a socialist after he is forty has no head.）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说社会主义，可涵盖共产主义在内。美国人闻道较法国人为迟，所以觉悟年纪，延了二十岁。不过，二十岁也好，四十岁也罢，照他们说法，都不是再适合做共产党的年纪了，过了这种年纪的人还信共产主义，一定出了什么差错。

　　依我看来，差错之尤者，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上了思想的当，一方面是上了制度的当。换句话说，一方面在目的上上了当，一方面在手段上也上了当。

　　在思想上，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世界大同、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类乎“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是伟大的、动人的。一旦揭橥这种目的来号召，全世界志士仁人，谁曰不宜？沛然又谁能御之？共产主义的招牌，已经“通吃”如此，马克斯出来，再予以细腻的建构化、学术化，自然更是如虎生翼起来。不过，马克斯的理论，连他自己都不无动摇。马克斯早在1865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他在1872年海牙大会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斯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他预言的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应随工业发达而日趋贫困，事实上也大谬不然。……虽然检讨马克斯的理论后，真相恍然如此，但是，执迷的人照样视而不见，硬说共产主义、马克斯主义是地义天经。不过，我们虽然承认共产主义揭橥的目的的伟大动人，但一经过事实的检验，却痛苦的发现它行不通。蔡元培说有一介不取之义方足以言共产，但是，这与匹夫匹妇的人性不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圣人才做得到的境界，如何要匹夫匹妇做得到？要匹夫匹妇做圣人，得到的，却是怠工、倦勤、“拖死狗”、与成千上万尸居余气的恶婆与懒汉。所以，共产党为了一个做不到、行不通的思想走入死胡同，在目的上上了当。

　　在制度上，共产主义的制度，共产党口口声声师承马克斯，并以之为手段，但是，共产党一旦变成了当权派，他们立刻发现马克斯不够看。例如共产党全国党代表大会每年开一次会，制度是马克斯订的，但是，到了斯大林手里，制度就给破坏了，弄得几年乃至十几年才开会。于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多数人变为少数人，变为中央委员会、变为政治局、变为五人小组、变为个人独裁。这种演变，固资本主义不若也！资本主义下人民有的自由民主，还比共产主义多得多，革命革到这步田地，怎生了得？共产党中奇才异能之士，在忧心之余，也未尝不出之以改革。像邓小平，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但是，正如1986年他表示的：“经济体制改革向前走了一步之后，就会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却困难重重。共产党的制度，从长远看，是一种自我窒息的制度。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今，在天安门前的血祭，使我们清楚看到了经济开放政治开枪的无奈。制度不改，好人坏人都无以善终，在手段上上了当。

　　二十岁或四十岁的人，不能再干共产党，其理在此。

　　1989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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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局不可感情用事

　　法国最性格的政治家戴高乐，拯救祖国与危亡之际，有识之士，对他莫不佩服。他做法国总统，一天接见一国的大使，这位大使以见到戴高乐为荣，当面很感性的说了一大堆奉承的话，不料戴高乐却冷静的教训这位年轻大使说：大使是一国的重要政治人物，重要政治人物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

　　自从这次天安门事件以来，从台湾到海外、到大陆，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几乎每个人都感情澎湃、气愤填膺。台湾这边，集这种反应之大成。项目众多，一应俱全。以吟诗论，“诗人提兴国魂发出怒吼”，一方面由旧诗人带头，“进行赋诗大赛”；一方面由新诗人摇尾，由余光中等以“妈妈，我饿了”的肉麻，大展虚情。诗人以外，教棍也是绝不后人的。洋和尚罗光登报“发起奉献弥撒圣祭”、花和尚星云“指示所属僧尼，以最高的悲悯心情，哀悼北平市死亡同胞。”——一个人的“心情”可听从“指示”而发生，其“悲悯”可知矣！教棍以外，演艺人员也是眼泪夺眶而出的能手，过去靠“文化美容”的，如今有“政治美容”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何况还和选举或净化选举有关呢！相对的，也有小政客要以“政治丑容”姿态，剃光了头叫嚣去北京抗议的，如民进党林正杰之流是也，结果他到了天安门，连个屁都不敢放，原来出发前的大言壮语，都是做秀赚选票的。

　　当然，在一波波虚情假意中，也有许多人，泪眼婆娑的动了真情，我的老朋友何伟康“痛哭”；我的小老弟曾祥铎“泣书”。……我相信都是真的。

　　在台湾以外，在海外、在大陆，一波波感性的画面与声音也此起彼落，其中固不乏高等华人的低等假戏，但是打开柴玲他们的录音，也会为之动听，虽然那样子大量感性的措词，我认为并不应该是主调。

　　总括的感觉是，我认为大家都过于感情用事了。如戴高乐所说，重要政治人物不可以感情用事。但是一般人物也不可以对国家大事，这样感情用事。过于感情用事的结果，将无法使我们冷静观察中国问题，这就太低层次了。

　　在这次天安门事件后，我最看不惯的一种论调，是说这回总算认清了中共真面目了；是说邓小平十年改革毁于一旦了；说中共的开明、进步的形象再也无人信了。……我认为，今天这样含泪悲观的人，其实都是昨天盲目乐观的人。试问为了保护政权，哪一国又不开枪开坦克？1932年在美国、1953年在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70年又在美国。……文明国家皆如此也，何况野蛮的中国？今日轻易悲观的人，是不明白人类翻脸护权的凶残，又何国无之？又如为了巩固统治，中共又哪一年不死人了？1950年的镇反与土改、1952年的三反五反、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64年的四清、1966年的文革、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从“千万人头落地”，到死个三五百人，在当权者眼中，死人又算什么？今日轻易悲观的人，是不明白中共翻脸夺权的大开杀戒，又何年无之？

　　如果对中共过去记录一无所知的人，则不足以语中共；如果对中共过去记录略有所知的人，则对四十年来死人五千万能无动于衷，却对今年死人五千一万哭哭啼啼，试问这种人道标准，岂不太奇怪了么？

　　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人们轻易对中共乐观，一朝有变，又轻易对中共悲观。这种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是要不得的感情用事。

　　人们肯定邓小平的十年改革，但是乐观得忘了他们在改革中的包袱和不安，以为经济之后其他可以一蹴可几，甚至忘了他们是共产党，这就太乐观了。相对的，邓小平这次翻了一次脸，人们就万念俱灰，悲观起来，这也大可不必。

　　让我们不要跟着新闻发展去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无补于中国大局。德国文豪歌德在德国困境之时，研究中国以脱身事外而收其心，如今我们该把中国放开一下，去研究研究德国吧！

　　198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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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干政的限度

　　二十年前，我和段宏俊出版《胡适语粹》一书，在“学生干政”的标题下，我摘录胡适《五四运动纪念》一文如下：

　　一、“五四运动为一种事实上的表现，证明历史上的一大原则，亦可名之曰历史上的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呢？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之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二、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公式，古今中外，莫能例外。试观中国的历史，东汉末年，宦官跋扈，政治腐败，朝廷上又无代表民意的机关，于是有太学学生三万人，危言正论，不避豪强；其结果，终于造成党锢之祸，牵连被捕死徙废禁者，不下六七百人。又如北宋末年，金人南犯，钦宗引用奸人，罢免李纲以谢金人，政治腐败，达于极点，于是有太学生陈东及都人数万，到阙下请复用李纲，钦宗不得已，只好允许了。又如清末“戊戌政变”，主动的人，即是青年学生；革命起义，同盟会中人，又皆为年青的学生；此为中国历史上的证据。又观西洋历史，中古时代，政治腐败，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1848年，为全欧革命的一年，主动的人皆为一班少年学生，到处抛掷炸弹，开放手枪，有被执者，非遭死戮，即被充军，然其结果，仍不能压倒热烈的青年运动，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才有成功之一日。是以西洋历史，又足证明上面所说的一个公式。

　　三、“反转来讲，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须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身上去了。试观英美二国的青年……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心读书，安心过少年幸福者，就因为他们的政治，非常清明，他们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负责任之故。故自反面立论，又足证实上面所讲的历史上的公式。”

　　四、“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的与恶化挣扎；直到近来，因为有些地方过分一点，当局认为不满，因而丧掉生命的，屡觏不鲜。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而尤以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学生，牺牲最大。例如前几天报上揭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党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牺牲太大了！”

　　胡适这篇文章，本是他在上海光华大学的演说词，原登在1928年5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如今六十年下来，除了“同时受戮”的共产党，变成“同时戮人”的共产党以外，所有的史例、情节与公式，说它历史重演，并不为过。如今六十年后，在天安门“同时戮人”的大场面血迹犹新的当儿，重读这篇文章，自然更令人有鲜活的印证。

　　这次天安门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学生干政、一种学运。搞学生干政、搞学运，中共本是此道高手。毛泽东常常夸称：中共得天下，依靠的是“三大法宝”，就是中共党组织、武装部队和统一战线。后来的统战部长李维汉且发表“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一文，以志其盛。所谓统一战线，其活动包括左翼学运、左翼文艺及对其他“同路人”的认同。其中左翼学运方面，曾使国民党吃尽苦头。“一二九”也、“民先队”也，以至抗战胜利后的“反饥饿”、“反内战”也，层出不穷。到了中共自己得到天下后，以学运型态，做为政争者，也比比皆是。文革时期大字报动脉在大学之中，就可见一斑。

　　不过，从历史演变来看，中共的学运却出现了两个特色，第一是搞垮学运，当政者极有经验，因为他们本是过来人；第二是搞学运的小毛头，却因为样板所限，水平不及跟国民党斗争的那一代，反倒接近红卫兵那一代，当然比红卫兵有教养得多了。不过，看到吾尔开希对李鹏的态度，我认为小毛头太不懂事。试看当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是老烟枪，但在会议期间，却尊重蒋介石不吸烟的习惯，竟忍住不吸烟以为“友好”。像吾尔开希这种公然在电视上羞辱对方，显然技巧太生硬了，这种二十岁的“幼齿”，又何足语救国？又懂得多少真正的西方自由民主？要当权派在这种货色面前“俯首甘为孺子牛”，哪个当权派也不会服气的。

　　总括来说，学生干政，本已不祥。但忘其所以，干得章法大乱，徒知空言叫价，而不知其限度，则更属无谓招祸之道。中国古话说：“暴得大名，不祥。”学运领袖们“暴得大名”如此，真不祥矣！

　　198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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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大革命看中国

　　1789年7月14日下午六点钟，当巴黎市民攻下象征四百年禁锢权威的巴士底（Bastille）监狱的时候，这些人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革命开始的大日子。但是他们的“敌人”中，却有了先知式的预感。当法国皇帝路易十六（Louis XIV）听到巴士底陷落，大呼“这是造反啊”的时候，他的大臣李恩古（Liancourt）公爵却提醒他说：“不，陛下，这是一次革命。”

　　路易十六不到二十岁，就从他祖父手里接下王位，也接下四十亿的国债。路易十六的兴趣只在打猎和打铁，在那种烂摊子下，此君罪在不足为王而其老婆又过于为后。（The King committed the unforgivable sin of being insufficiently a king; while the Queen was too much a queen。）于是悲剧终于发生。

　　路易十六罪在不足为王的品质之一是，他在刀口上不够心狠。他迟迟不肯在法国的“天安门”前动用武力，原因之一是军队中有外国佣兵，他不愿意以外籍部队对付自己同胞，最后他自己却死在自己同胞的刀口下。

　　表面看来，法国有许多不发生革命的条件，因为他人口多于英国三倍，在美洲争胜得手。基础农业与纺织工业都不错，道路良好，运河畅通，自路易十四（louis XIV）以来，外贸增加五倍。但骨子里，它的内政却发生了困难。困难原因竟不在它专制而在它开放。在路易十六时代：论专制，他不但不如乃祖与前人，甚至不如当时大路上其他国家君主。但是，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前进，却同样并进了政治上的要求。——特权阶级带头起来闹，他们要限制王权。而限制王权，就是当时的“天安门”前的口号。而那时的人民，他们只是要面包，并不反对王权，陈情书里也不要求推翻王权。路易十六本人，对人民也极尽宽大之能事，他接受了青白红三色徽章，还含笑佩戴起来，以示对群众认同，并在市政厅楼台宣布宽大政策，保证不“秋后算账”，对攻打巴士底的事，概不追究。他还为巴士底的死难者，举行了宗教仪式。人民对他的欢呼之声，还不绝于耳呢！

　　虽然一开始的情况不过如此，但是，随着革命情势的升高，路易十六不死，则师出无名，一如罗伯斯庇尔（Roberspierre）所说：“判处路易十六死刑，是基于政治需要，非关任何法理与人道问题。”正因为政治需要，这三十九岁的皇帝上了断头台后，革命党还特别指示，下葬时候，他的头，不准放回脖子之上，而要夹在两腿之间，放在阴茎之下。——基于政治需要，革命革的可以走火入魔如此！

　　路易十六非暴君，但背着暴君之名身首异处；法国人民是好人，但演出暴民动作横行宇内。革命家们控制了“国会”，而这个“国会”，只由总投票数百分之六的选票产生的，其代表性可想。原有的“国会”，早被“朱高正”“林正杰”式货色给搅臭了。旁听席上充满了叫嚣的暴民，甚至公然贩卖起水果和食物来，“国会”已不成其为“国会”。在革命家的带头下，成千上万的屠杀，造成了哀鸿遍野。革命党不但杀反动派，也把自己人一个个当反动派送上断头台。丹敦（Danton）被杀后，人们忍不住问：“假使这些人都是叛徒，我们以后还靠谁呢？”靠罗伯斯庇尔。可是，曾几何时，杀人者罗伯斯庇尔也人亦杀之。

　　革命者罗伯斯庇尔都是品格极为高尚的人物，但是基于政治需要，他和路易十六，都不得不一个个不得好死。头头们下场都如此，其他可知矣！

　　法国大革命第二年，英国的先知柏克（Edmund Burke）就看出，虽然法国的皇帝专制已不存在，但它的危险趋势，在于发展成为“一种不理性，没原则，禁制，没收，抢掠，激烈，血腥和暴政的民主”！法国人民在十年革命期间，不但付出了“十年文革式”的惨痛代价，并且在新十一月政变后，继之以督政时代、领政时代、第一帝政时代、自王政而共和，共和完了又帝制、又共和。直闹到一百年后，才把祖国规模粗定。——千万人头落地，无可回首，也是百年身矣！

　　法国的不幸在于它那种柏克形容的民主，使它迟迟无法定型，这种革命，去美国革命远矣。不幸的是，中国也走上这种形式的革命之路，中国更大、人民更混、主义与教条更残忍、制度与组织更严密、招式与手法更花样百出。所以，中国人民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大。这种痛苦，杀人者与被杀者都不能免。从文革受害到天安门害人，邓小平并不快乐。邓小平爱国情殷、品格出众，但他在朝野中风狂走的局面下，也无法做得更多或更少。——中国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如今才走了四十年，比起法国人的，还早着哩！

　　1989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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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局不可轻易悲观

　　我在7月1日写《中国大局不可感情用事》，提到自从这次天安门事件以来，从台湾到海外、到大陆，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几乎每个人都感情澎湃、气愤填膺。台湾这边，集这种反应之大成。项目众多，一应俱全。在台湾以外，在海外、在大陆，一波波感性的画面与声音也此起彼落。总括的感觉是，我认为大家都过于感情用事了。

　　我又提到：在这次天安门事件后，我最看不惯的一种论调，是说这回总算认清了中共真面目了；是说邓小平十年改革毁于一旦了；是说中共的开明、进步的形象再也无人相信了。……我认为，今天这样含泪悲观的人，其实都是昨天盲目乐观的人。试问为了保护政权，哪一国不开枪开坦克？1932年在美国、1953年在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70年又在美国。……文明国家皆如此也，何况野蛮的中国？今日轻易悲观的人，是不明白人类翻脸护权的凶残，又何国无之？又如为了巩固统治，中共又哪一年不死人了？1950年的镇反与土改、1952年的三反五反、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64年的四清、1966年的文革、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从“千万人头落地”，到死个三五百人，在当权者眼中，死人又算什么？今日轻易悲观的人，是不明白中共翻脸夺权的大开杀戒，又何年无之？如果对中共过去记录一无所知的人，则不足以语中共；如果对中共过去记录略有所知的人，则对四十年来死人五千万能无动于衷，却对今年死人五千一万哭哭啼啼，试问这种人道标准，岂不太奇怪了吗？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人们轻易对中共乐观，一朝有变，又轻易对中共悲观。这种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是要不得的感情用事。人们肯定邓小平的十年改革，但是乐观得忘了他们在改革中的包袱和不安，以为经济之后其他可以一蹴可几，甚至忘了他们是共产党，这就太乐观了。相对的，邓小平这次翻了一次脸，人们就万念俱灰，悲观起来，这也大可不必。

　　我的文章发表后，7月19日，收到王尚勤从美国寄来的7月1至5日华侨日报剪报，上有唐德刚的长文——《以君子始，以小人终的“邓小平变法”》，全文主题，恰恰就犯了我7月1日文章所指摘的毛病。只是唐德刚是历史家，犯的毛病，也就更细腻、更学术化了而已。唐德刚是我敬佩的朋友，我们两老无猜，交情很好。我这样指摘他，他绝不见怪，一来他爱真理，二来他爱朋友，如今我两者兼具，他双爱之下，又何怪之有？

　　唐德刚说他在邓小平变法之初，肯定邓小平“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可能在袁、蒋、毛之上”。可是：“我们搞历史的，再也没有想到，十年前的邓小平，在十年后竞搞出这个下场！掷笔嗟叹，夫复何言。”

　　他说：“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对当年抗战是有不世之功的——也是个‘以君子始’罢。”可是，抗战胜利后“一场‘劫收’下来”，“三年前的‘民族英雄’蒋委员长，不旋踵就变成‘封建反动的总头头’、‘第一号战犯’的‘蒋光头了’。结果‘以小人终’。”“今日的共产党呢？历史又重演了！”“蒋、邓二公不同之处，是蒋只敢用水龙浇淋学生，或鬼鬼祟祟的在宿舍里偷偷捉人；邓某气魄大，就用起机枪、坦克，杀人不眨眼了。蒋介石娘娘腔，杀一两个学生工人，自己就发抖了。”

　　唐德刚全文中，诸如此类的论点还有很多，我无法多引。我的读后感是，做为一个像唐德刚那样才华毕露的历史家，我认为他对邓小平的史识，似乎不该因这次天安门事件而有那么悬殊的、两极的论断。今天对中国大局的轻易悲观，其不当，正和昨天对中国大局的轻易乐观相等，这种忽热忽冷的反应，凡夫俗子可以这样表现，而像唐德刚这样旧学邃密、新知深沉、洋务通达的优秀知识分子，就不该这样感情用事了。

　　唐德刚在对比方面，也因感情用事疏于检点。他写蒋介石对学生工人的态度，也与史实不符。试问1931年12月17日，各地学生和南京学生向蒋介石要求抗日时，在南京珍珠桥畔，蒋介石一声令下，当场打得非死即伤的一百三十多名学生，是“娘娘腔”的“水龙”杰作吗？至于1927年在上海大杀工人的场面，更是“杀人如草不闻声”了。当然，蒋介石当时没开出坦克，因为他那时没有坦克，如果有，他会让邓小平耍狠于后吗？可见认为蒋介石“娘娘腔”的唐老哥，自己才“娘娘腔”呢！

　　198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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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江泽民之言

法新社香港二十二日电：香港左翼的《大公报》二十二日报导，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说，北京将以“实事求是的办法”来处理遭整肃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大公报》指出，日前，江泽民在会晤美国耶鲁大学退休教授赵浩生时说，北京方面将“对赵同志完全以实事求是的办法来处理，功不会抹杀，过也要弄清楚。”江泽民在谈话中，一直称赵紫阳为“同志”，他并说：“‘十三届四中全会’时间太短，没有把赵整个事情弄清楚，弄清楚以后，一定依实事求是来处理的。”上面这一报导，九月二十三日的报上都没登错，但是康宁祥的《首都早报》却把赵浩生译成“赵豪生”（音），可见康宁祥之流是何等无知！

对江泽民谈话说以“实事求是”的办法来处理赵紫阳问题，我颇有所感。

“实事求是”是《汉书》河间献王传里的话。写传主刘德这个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照古代人的批注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照现代人的说法是：从事实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

我觉得共产党真能这样处理赵紫阳问题，是一种划时代的进步。

为什么？共产党斗人整人，向来是过度的、极端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因此头一天还是亲密战友的人，第二天就变成了大毒草大土匪大坏蛋。被点名斗倒斗臭之下，这个人可以在一日之间，从国家领导人名单中除掉、从报章媒体中出局、从百科全书中挖走、从集体合照中抹去，并且，他过去的一切汗马功劳，也都从历史中消失。

这种处理的方式，显然是又邪门又过火一点；这样子整自己人，总未免令人又叹息又好笑。但是，这类现象，从苏联共产党清党，到中国共产党内斗，我们却屡见不鲜。

如果采取“实事求是”的办法来处理，自然就不会这样绝了，“功不会抹杀，过也要弄清楚”，这样于功于过，都于理允当，才可从事实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

但是，于理允当还不够，其实还有更高杆的。我愿举唐太宗的一个故事，以为样板。

《旧唐书》侯君集传写这位开国元勋涉嫌叛乱，被抓起来。唐太宗怕造成冤狱，亲自审问。《旧唐书》说：“太宗亲临问曰：‘我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验耳。’君集辞穷。太宗谓百僚曰：‘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群臣争进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请诛之以明大法。’太宗谓君集曰：‘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因欷歔下泣。遂斩于四达之衢，籍没其家。君集临刑，容色不改，谓监刑将军曰：‘君集岂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尝为将，破灭二国，颇有微功。为言于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于岭南。”

为什么唐太宗说“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呢？因为唐太宗把开国功臣二十四人画像于凌烟阁，侯君集是其中之一，唐太宗乃有是言，以叙别情。不过，照《大唐新语》所说，乃是：“太宗图画太原倡义与秦府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及侯君集反，诛，太宗与之诀，流涕谓之曰：‘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照这种说法，唐太宗更有侠骨柔情。——他连上凌烟阁看老朋友遗像的心情都没有了，为了老朋友叛变了他，他不忍再登凌烟阁了。

照现代人的干法，把凌烟阁中侯匪的画像一拆，不就结了？但是唐太宗不肯，他坚持侯同志“功不会抹杀”，他宁愿抹杀自己崇德报功登阁自雄的愿望，他把过去保留给过去的同志和过去的自己，“实事求是”以外，又昭天下以奇情。李世民真英雄也！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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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裤子穿的问题

　　1989年11月号的香港《解放月报》上，登有一篇“实地考察”的文字，题为《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西北地区城乡贫穷状况实录》。

　　文中有几段最令我注意的，我抄在下面：“1987年夏天，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去甘肃东部搞疫情调查。在有些交通落后的山区，只好步行。有一次我们走到一个偏远的山村，由于天气炎热，大家背的水壶都喝得底朝天。”于是就找到一户农家。

　　一位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老乡，挑了一担令人吃惊的泥水回来，正好碰见，“我们随主人走进了一间约有二十平方米的土房，却又是一惊。原来屋里的大土炕上躺着个人，听到有人进屋的声音，急忙钻进了摊放在炕上的破棉被里。由于屋子里又阴又暗，我们刚从屋外的强光下进来，一时还看不清炕上人的面孔。我心想，这人一定是有病了，否则大白天怎么还在睡觉？而且刚才我们叫门他也不出来。于是想主动上前询问一下病情。谁知我愈往近走，炕上的人愈是往被子里钻，甚至把头都蒙住了，被子在身上愈裹愈紧。我走到炕边，揭开被头一看，啊，原来是个眉清目秀的少女。我回过头来问房主：‘她是你的女儿？得了什么病？’只见房主含羞地点了点头，但接着又摇了摇头。我们糊涂了，房主也许是看出了我们的心理，于是吞吞吐吐地对我们讲述了他家的境况。”“他今年只有三十五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爹了。炕上睡的是他的大女儿，小名叫冬梅，今年十七岁，现在正在给她寻婆家。昨天，孩子她妈要回娘家，就把冬梅平日穿的，也是家里唯一的一条可出门的裤子穿走了。冬梅有个十二岁的弟弟和七岁、五岁的两个妹妹，因为还小，光着屁股在这方圆数里的山里，是很常见的，便跟着孩子她妈走了。冬梅如今大了，没有裤子就没法出门，所以只好躺在家里。”“听了主人的介绍，我们才恍然大悟。但实在想不到，在80年代的中国，竟还有穷得没有裤子穿的家庭。于是我从衣兜里掏出了二十元钱，交给这位可怜的农民，让他给孩子买条裤子。开始房主说什么也不肯收，说在他们那里没有人能穿得起那么贵的裤子。后来我们再三请他收下，他才提出了一个条件，即一定要让我做冬梅的干爹，他才肯收下这钱。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但又不好推辞。于是，冬梅在他父亲的催促下，裹着棉被跪在炕上，恭恭敬敬地给我磕了个头，羞涩地叫了我一声干爹。我当时眼圈都红了。”

　　本文作者叫“易明”，据《解放月报》编者的按语，“系大陆来港学者，文中所叙皆为作者目睹之事实。作者表示，看共产制度的危机，事实胜于雄辩”。我却觉得，这笔账，似乎不能全算在共产制度的头上。

　　我们读唐朝诗人杜甫的《石壕吏》，当拉夫的酷吏，在陕西拉壮丁的时候，石壕村的老妇人来开门，就说“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的话（另一种版本是“孙母未便出，见吏无完裙”）。可见一千两百年前的中国，就延续了那种“褐衣不完”的苦况了。记得李焕曾告诉我，他在西北行军时，见到西北农民硬是全家穿一条裤子，裤子挂在门口，谁出门谁穿。……由这些古今事例可证，中国人穷得没裤子穿的局面，并不是共产制度造成的，而是今天共产制度没有能力或余力改善这一问题而已。

　　当年共产党穷天下力，搞核子弹，日本人讥笑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搞核子弹。陈毅做外交部长，悍然说：宁肯不穿裤子，也要核子。其气魄可想。如今中国站起来了，在军事上，至少不再受列强之侮，这是一件功德。虽然，中国人民付了惨痛的代价。对一位少女说来，活到十七岁，还没裤子可穿，这叫什么国家？做了亡国奴，如能有裤子穿，我想也大可一做。关于整个的中国没裤子穿的问题，我们要从双方面想一想。

　　1989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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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裤子穿的片段

　　我在1989年12月6日写了一篇《中国没裤子穿的问题》（《千秋评论》第一百期下册）。今晚再续写一点。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有这样一段：“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范笑而受之。”——这位品行廉洁的范宣，任凭豫章太守韩伯康的送礼，他都不肯收受，最后韩伯康在车中撕下半匹（二丈）布给他，说：“一个人总不能叫太太没裤子穿吧？”范宣听了，方才笑着收下来。这个故事，证明了中国古人真面临了“妇无裈”的问题。

　　姜国仁、张生力《四髯合传》有这样一段：“解放后，谢觉哉在西安同中国青年社记者谈话时，谈到他在长征途中的一些见闻。他说：‘长征时，我看见老百姓家用稻草做的被子。有的用稻草编成，比较软，这大概是较讲究的。有一句俗话：“出门把门带，防牛吃铺盖。”牛为什么吃铺盖？因为铺盖是用稻草编成的，又没有布袋子。这些情形，不是亲眼看到，真是难于相信。’他又说：‘我举几个你们永远看不到而我曾看到的事：云南、贵州、甘肃等省有的地方，十七八岁的穷家女孩子不穿裤子是常事。要订了婚，女婿家送了布来，才开始做衣服。’这篇谈话的主题是‘青年人要吃苦耐劳’。这个主题应代代传下去。”这段叙述，证明了中国今人也真面临了“十七八岁的穷家女孩子不穿裤子”的问题。

　　1990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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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台湾独立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日，我写《拿破仑与台湾独立》，提到一世之雄拿破仑本是科西嘉岛上的人、本是激烈的“科西嘉独立”——“科独”——分子。可是，一朝他觉悟到“科独”并不能带给科西嘉真正的独立，他回归了“大陆”。十多年后，拿破仑不但做了“大陆”的统治者，并且当了皇帝，他统治了大半的欧洲，当然包括科西嘉在内。两百年来，科西嘉一直属于“大陆”，从一个省变为两个省，跟法国一同变为强国，“科独”的梦幻，早已云散烟消了。拿破仑献身“科独”运动，他可以举出一千个科西嘉应该独立的理由，但是，一朝他有了世界性的眼光和“大陆”的胸襟，他觉悟到他不该再以一个小岛褊狭之见来夜郞自大，当然也毫不自卑，你看，他以一个又矮又小的科西嘉人，最后统治了“大陆”。——只有有自卑感的守财奴，才斤斤保护小台面，声声要躲开“大陆”；真正有大志的人，他不怕“大陆”统治小岛，而要用小岛统治“大陆”。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只不过比八千七百平方公里的科西嘉大一点点儿，有眼光和胸襟的台独豪杰们，不妨想一想。

也许有人问难，说拿破仑是外国人，并且是古人；科西嘉是外国岛，并且是小岛，比拟或嫌过远。现在我就再举一个近一点的史例给大家看。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就有一种联邦制的思想，从保皇党的言论到革命党的言论中，都不难看到。大家的意见所以这样殊途同归，无非鉴于中国地方太大，宜以各省为单位，成立联邦，方好治理。这种思想流风所及，到辛亥革命时，有的省分就公然以联邦政体为条件，山东省甚至宣布“本省有练兵保卫之自由”，其气派可想！这种思想，到一九二〇年时，更形走红，所谓联省自治运动是也。这年七月间，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自治通电，群起响应。不过自治云云，并非独立，只是中央与各省权限，如美国式联邦制划清而已。但在同年九月十月间，却有人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鼓吹湖南独立。文章题目分别是：《“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再说“促进的运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文中宣布：“我是反对‘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间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觉醒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究竟是没有办法。”

写上面这些文章，激烈主张把中国“分为二十七个国”的“湖南独立”——“湘独”——分子，不是别人，就是一九二〇年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微时、在落魄时代，未尝不眼光狭小，认为“湖南受中国之累”，而主张“湖南独立”。但是，一旦他知道此路不通、觉悟到“湘独”并不能带给湖南真正的独立，他立刻从地方主义者转变到国际主义者，而主张共产党来搞中国统一与世界一统。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毛泽东搞“湘独”，未尝不是政客式的口号，因为搞“湘独”之际，也正是他着手中共建党湖南小组之时。可见他从“湘独”到中国统一，他所有的宝全押，无一不赌。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台独分子，我们倒会开心些。台独分子并不一定真信台独，台独云云，可能只是政客们的赌博口号而已。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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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湖南独立

我在八个月前，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写过一篇《毛泽东与台湾独立》，提到毛泽东在微时、在落魄时代，未尝不眼光狭小，认为“湖南受中国之累”，而主张“湖南独立”。但是，一旦他知道此路不通、觉悟到“湘独”并不能带给湖南真正的独立，他立刻从地方主义者转变到国际主义者，而主张共产党来搞中国统一与世界一统。当然，从另一角度看，毛泽东搞“湘独”，未尝不是政客式的口号，因为搞“湘独”之际，也正是他着手中共建党湖南小组之时。可见他从“湘独”到中国统一，他所有的宝全押，无一不赌。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台独分子，我们倒会开心些。台独分子并不一定真信台独，台独云云，可能只是政客们的赌博口号而已。

我觉得我这一看法，颇有奇趣。又觉得老毛的“湘独”之论，应该多落一点笔墨，以更证实我的看法。于是，我特请老友陈兆基先生代我翻查一九二〇年的长沙《大公报》，遍寻老毛的“反动言论”。陈兆基是最细心又最有耐心的，他居然全部为我找到了，我看了大喜。为了把这些极难得一见的文献予以曝光，我特写此文，多加引述一番。

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三日的长沙《大公报》上，有毛泽东署名的一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其中说（标点与错字照旧，以见当年水平）：“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匕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犹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省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非常明显的表达了“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立场，并且认定“是大国之罪”，才造成中国的不振。“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中国也不要建设什么大国了，“最好分为二十七国”。而他的家乡湖南，“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

毛泽东这篇文章最后，申明该文只“是个发端”，还要“继续讨论”的。隔了一天，在九月五日的长沙《大公报》上，他的讨论便来了。

九月五日写的文章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他在文章中说：“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我在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书中说。‘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实是慨乎言之。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绝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绝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我的先生杨怀中说。‘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四千年来一直至现在的老办法。结果得了一个‘没有中国’。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啊！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又非常明显的表达了“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的步骤，呼吁“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并且“从湖南做起”，“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这种“湖南独立”的论调，是非常赤裸的，比较起来，七十年后的今日台湾独立论，还是小儿科呢！

九月五日同一天，长沙《大公报》上有署名兼公的一篇《湖南“们罗主义”》。第二天，九月六日，毛泽东就写来一篇《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

毛泽东写道：“兼公提出湖南们罗主义。谓‘若付诸公民总投票一定可得最大多数赞成’。然则‘最大多数’之于‘总’。相差仍有一个小部分。我看这一个小部分——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关系有时却很重大。原来准照兼公所提解释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是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我料得这最大多数人民必定是①种田的农人。②做工的工人。③转运贸易的商人。④殷勤向学的学生。⑤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子。他们都觉得‘应该用心干自己的事’。都觉得从前（四十年前）的湖南人好干涉别人的事，如蹂躏江南。蹂躏闽浙。蹂躏湖北。蹂躏陕甘新疆。是违犯了‘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那个条件。因此一个翻转。湖南别人到处被人瞧不起。九年三被征服。致受‘别人干涉我们的事’的无穷大祸（参观张謇通电。说湘人蹂躏江浙各地。致受此次自然报应。所言虽非必然的关系。然侮人者见侮于人。谁都不能逃此公例）。要想转祸为福。便欲先厉行第二个条件‘自己不干涉别人’。才能达第三个条件‘别人不干涉自己’。虽然农工商学及不管事的老少是最大多数。开会投票。他们的票上都写‘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然尚有一个部分人。他们非农非工非商非学。又非不管闲事的老少。他们票上却都写‘反对湖南们罗主义’。诸君必谓。少数不能变更多数。前者得胜。后者无效。然我尽有疑问。要问这票匦的监督者是两党中之最大多数党。还是最少数党？如是前者。当然没有问题。如是后者。则开票结果必定是‘原案打消’。而反面的‘湖南侵略主义’投票乃大得通过。这是从经验得来百不失一的断定。所以我说。‘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关系有时却很重大’。”“‘援粤’之声，不出于农人。不出于工人。不出于商人。不出于学生。不出于不管事的老少。就是不出于最大多数人民。而独出于非农非工非商非学非不管事的老少之无职业最少数的人。不是说笑话。假如真要援粤我主张要总投票。为防上文所说之弊端起见。我主张要将票匦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我是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故我的主张如此。”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表达了“湖南门罗主义”的细部作业程序。他主张注意投票的票匦，才能防止弊端。

九月六日、七日，毛泽东又发表了文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更进一步翻起委屈的旧帐来，其口气，与今日台独分子的“台湾受中国之累论”如出一辙，真是有趣。

毛泽东写道：“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湖南在古为蛮地。在周为楚国。在汉为长沙国。唐为节度史地。宋为荆湖南道。至元建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变。莽莽四千年。人类总是进化的。而湖南进化的地方在那里。春秋时。荆楚崛兴。几欲和中原大国挈长较短。其时则上无中央政府。诸国并立。各得遂其发展。虽迷于竞争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无与于小百姓。然声光赫濯。得发展一部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专制黑闇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不过所谓荆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潇湘片土。对于江汉。犹是卑职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当时之中国。仍算不得什么。长沙国。以小弱见全。可怜的国。非自立自治的国。节度史地。荆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隶耳。五代曾为马殷割据。陋懦殊不足道。至于行省。乃皇帝行巡宫府。举湖南而为一王之奴隶。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闇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毛泽东又写道：“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齢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乃未久而熊逐谭杀。亡清政府以其官力施于湖南。新锐顿挫。事业旋亡。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甲辰一役。萍醴丧亡。黄克强出遁。马福益骈首。清廷以其暴力。戮辱湘人。湖南不克先辛亥而推倒满清。早脱臣妾之羁勒。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民国成立。分权论不胜集权论。袁盗当国。汤屠到湘。湖南于是第一次被征服。湘人驱汤。而北方段祺瑞又欲达其力征统一之迷梦。傅良佐以湘人而凭借北势。被命督湘。湖南于是第二次被征服。湘人起而逐傅。兵到岳阳。骤遇大敌。张敬尧连陷长宝。湖南于是第三次被征服。今藉湘人自决的力。奋起驱张。恢复全宇。然九年三被征服。屡践北人马蹄。假中央统一之名。行地方蹂躏之实。这不更是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吗？”“反之湖南不受中国之累。得遂其自然发展。岂犹是今日的湖南吗？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割。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害。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湖南人呵！我们的使命实在重大。我们的机会实在佳胜。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湖南人呵！我们应该一齐努力！”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坚决的主张湖南人自决——“湘人自决”。他指出中央政府是反对湖南独立的，但中央政府只是“假中央统一之名，行地方蹂躏之实”。这种统一，他是反对的。他要求湖南人“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然后“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这种“湘人自决”，才是湖南人的使命。这种由自决而独立的论调，比起今天台独分子的大道理来，我们岂不似曾相识吗？

到了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发表了《“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更具体的表达了他湖南独立的细部策画。

毛泽东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并且在理论上。好多人从饱受痛苦后的直感中。业已明白了。故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两者均属重要。而后者在现在及将来尤为必须。差不多可说湖南自治的成不成好不好都系在这种运动的身上。”“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湖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甚么事情。都不是一起便可成功。一起便可得到多数的同情与帮助。都是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至大的。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

在毛泽东发表这篇文章后第二天，响应他湖南独立论调的，也颇不乏人。九月二十七日长沙《大公报》上登出张文亮写的《天经地义的“湖南国”》，文中就提到：“‘联合而成一巩固的有势力的大的中国’，这种主张。那我就不敢恭维。因为我所以不反对建设‘湖南国’。就是我认定他是实现吾们最高理想。‘大同世界’的一种手段！我认定要求最高理想的实现。必定要由若干个巩固的有基础的小的组织〔国〕化合而成一庞大的光明的大同世界、各个小国既经自治成功。就是世界的一分子。就是大同世界的一分子。也就可以起而联合成一大同世界。若是再不能忘却‘中国’。再要把他复起辟来。那就真个无谓！真个带有无价值的‘国家主义’的色彩！所以我深愿诸同志。不要疏忽了这一点！我相信将来的大同世界。一定是由无量数的有组织的小国化合而成。绝不是现在的中国美国日本英国……所能成功的。换言之。就是相信大国分裂为达到世界大同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所以我极主张中国分裂为若干个小国。甚愿泽东先生的主张实现！〔他主张将本部十八省和东三省新疆省四特别区域蒙古西藏分立为二十七国〕但我更希望把‘中国’二字远抛东海。莫容他留置于脑里！”“总之。不谈‘湖南国’便罢。欲谈湖南国。便绝不容再有所谓‘中国’者在！湖南以外。只有世界。绝不容有旁的什么！”“天经地义的湖南国。吾人理想中的湖南国。只要湖南人的人心不死。湖南人的精神犹存。我可以断定有实现的一天！我甚愿湖南国做未来的大同世界的基础！”——像张文亮这种对“泽东先生”的肯定、这种比毛泽东还鲁莽灭裂的独立理论，对照起今天的台独论者，便发现后者根本不够看！七十年前的英雄好汉们，他们不但搞湖南独立，并且还要把中国全部拆散，拆成二十七个独立小国！而今天的英雄好汉们，却但求只开脱台湾而已。在混蛋格局上，都比不上大陆人的气派！大陆人中的混蛋，即使搞独立，也关怀到其他各省同胞，不做“自守虏”、不做“自了汉”，可是台湾人却小家子气，只管自己、只一厢情愿的管自己。同为混蛋，境界原来也有高下啊！

到了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再说“促进的运动”》，进一步指出：“我前天说促进的运动之所以重要。而未尽其义。湖南自治。绝非听其自然可以产生的这人人明白。不待多说。但若说有了少数做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心要办自治。自治便可以实现。这话也大不对。我们且看。无论什么事。是少数人办得了的吗？不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况乎一件事情正在萌芽。而其事又为极重大的事。不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以监督于其旁而批评于其后。这一件事是可以办得成办得好的吗？”

在这段议论里，毛泽东明确的表示，“不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十有九是办不好的”，当然，他日后搞一党独大时，这段议论他自己就先忘了。

九月二十八日同一天，徐庆誉写了一篇《怎么叫湘人治湘？》严厉批评了建立湖南国的流弊。第一是“违反现代的潮流”，第二是“闭塞湘人的思想”。其中有一段最为精到。徐庆誉说：“湖南人的短处，就是褊狭固执。……我们谈湖南建设的人。应该想法子洗涤这种劣根性。为什么还利用这种劣根性。来建立湖南国呢？看彭璜君所述的湘人仇视北兵那一段话。就应知道那是湘人智识不开的明证。彭君公然以那种仇视同胞的恶性。做湖南民族的精神。我觉得很奇怪。如果以那种坏的心理。做湖南民族的心理。那末。湖南人褊狭的性质。不仅不能铲除。并且会更加扩大。其结果就会各立门户。党同伐异。他们以湖南人的特性。为立湖南国的张本。恐怕各县的人。他也会以各县的特点。为建立县国的张本。不但甲县与乙县有相异的特点。就是同在一县。都有不同的地方。即如浏阳一县。分为四乡。四乡的语言不同。风土人情也不同。若以不同的缘故。就主张另立国家。那浏阳一县。非成四国不可。……”——徐庆誉这种见解，套在今天比湖南人更“褊狭固执”的台湾人身上，岂不更为切题有趣？湖南若能独立，同理湖南的浏阳县也可成为四个国家了；台湾若能独立，同理台湾的彭湖县也可成为一个国家了。好笑吗，一点也不好笑，只要浏阳县或澎湖县的县民高兴，理论上他们确实站得住，因为你们湖南独立台湾独立，就是人同此理而来的啊！

徐庆誉的文章发表两天后，九月三十日，毛泽东赶忙补上一篇《“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做出乖巧的补正。毛泽东说：“‘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如果驱汤驱张。目的只在排去非湘人。仍旧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起来。那么。奉天的张作霖。直隶的二曹。河南的赵倜。陕西的陈树藩。安徽的倪嗣冲。广西的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都是本省人。正是奉人治奉。直人治直。豫人治豫。陕人治陕。皖人治皖……比那‘非湘人治湘’的汤芗铭。张敬尧。‘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非闽人治闽’的李厚基。‘非粤人治粤’的莫荣新……到底有什么区别？而况段祺瑞之派傅良佐。正为根据湘人治湘的理由。故‘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要反对。因为这一句话。含了不少的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而况是已往的一个傅良佐。或是未来的无数傅良佐。我们还不应该反对吗？故我们所主张所欢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语。不仅不愿被外省人来治，并且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治。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颇有人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混为一谈。我看这样小小一个区别。总要分清才好。”

毛泽东这段话，看似超乎“湘人治湘”之上，其实并没有。因为他声明“不愿被外省人来治”，其狭窄心态，已情见乎词。不过他说出“并且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统治”的话，倒比七十年后的台独分子高明。七十年后的台独分子，认为凡是台湾人都比外省人好呢！君不见，他们甘愿给民进党大员——“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统治”自己，其实这些大员，又与国民党大员有何不同呢？

到了一九二〇年十月三日，毛泽东再发表《“全自治”与“半自治’”》之文，他指出：“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没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常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湖南人不是麻木。总该有点感觉。奋起独立。正此其时。刘君春仁主张联邦。我说中国现在并没有邦。从何云联。暂时只有努力造邦。不要说联。德美都是先有邦。后才互相联合。邦造成了。联只是自然的结果。我对于二十年内办中国的总组织。总是怀疑。所以我不特反对吴子玉的国民大会。并且反对梁启超的国民制宪。同时更大大反对南北议和。我以为起码的要求是南北分立。更进则各省自治。各省中以湖南和广东地位最好。可以取革命精神。推翻一切。建设一个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和广东人所欲的广东（理想的广东新的广东）。而树立一种模范自治。若处在这样好的地位。尚为半自治所误。那就不痛不痒。真正冤枉了！真正可惜了！我觉得湖南人确有几种可爱的特性。坚苦。奋发。勇敢。团结心都是。却太缺乏理想。湖南人无理想。所以他的生活不能向上。只能随人转移。而不能超脱环境。自达其所欲适。我于‘湖南国’一个问题。尚有极长的理论。事忙搁未写出。稍迟当写出奉正邦人。先述大意于此。以答刘君及朋友中之怀疑者。”

两天以后，十月五日，毛泽东和三百七十七人联名发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最后画龙点睛说：“应该要主张‘全自治’。而不要主张‘半自治’。绝不要顾及什么中央。和什么各省。湖南人只知道地球之上有湖南。湖南之内要自治。绝不要瞻前顾后。自馁其气。弃‘全自治’而主张那不痛不痒的‘半自治’。有敢妨害湖南人自治者。湖南人为自由而战。所不惜也。”

又过了两天，十月七日，毛泽东又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公然宣告：“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大风和海潮要来了。这大风和海潮曾经扫荡过我们多少次。现在又将要来扫荡我们了。我们的海堤尚没有筑好。并且还没有开始筑。多危险！大家知道吗？”“但是三千万人实在太疏远了。道路也远。觉悟的也少。赶不及这个堤工。因此这个责任。便不得不归到我们三十万长沙市民的身上了。长沙市民现在不赶快起来做自治运动。湖南自治终无成立之望。长沙的市民！三千万同胞虽没有明白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却隐隐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了。你们成功。三千万人蒙福。你们失败。三千万人受祸。你们的责任真不轻！你们应该知道。”“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不但现在俄德诸国震荡全球的大举动。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市民的权威真大！市民真是天之骄子！”“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本人，倒的确在他父亲得伤寒死后，做到“爹妈死了，且慢去埋”的程度，他组织“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未能奔丧。他为奔走省事可以断绝私情如此，可算先著祖鞭了。

以上引述的有关毛泽东主张湖南独立的文献，在在都显示出我这渊博的历史家的“恶作剧”。我“恶作剧”的用原件拆老毛的台，告诉人们，同一个毛泽东，为了政治的利益，他可以在一夜之间，由地方主义者转变到国际主义者、由湖南独立转变到中国一统。同理可证，台独分子并不一定真信台独，台独云云，可能只是政客们的赌博口号而已。连老毛都出尔反尔如此，其他的小毛头，又算老几啊？

1990年1月9-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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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的弹性

——我看毛泽东

汉高祖刘邦是平民出身的革命家，得到天下后，他向劝他搞书本的陆贾大骂说：“乃公（你老子）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答得妙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并告诉刘邦，如果秦始皇得到天下后搞书本、行仁政，哪轮得到你刘邦做皇上？——刘邦是反应快的人，他面有“惭色”的接受了陆贾的意见，知道“马上得天下”和“马上治天下”有不同的层次。搞革命打天下，他是专家，但搞书本、治天下，靠老革命是不成的，得另请高明。

毛泽东和刘邦一样，也是平民出身的革命家，他比刘邦书本有余却“惭色”不足，所搞书本，在质与量上，又打天下有余而治天下不足。但他自信过度、面有得色，结果在打天下上考一百，治天下上不及格。

他死后，他的同志“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评价他，其实这种评价，仍在其术中而不自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八六页伏笔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可见这种“框框”与“样板”本就是革命家的自定义底价。有了三分的弹性，搞女人、斗同志、砸烂党和公检法、文化大革命……百无禁忌，都可在奸雄窃笑之下，悍而为之，不愁糊涂和愚忠的同志不肯定他。这是何等谑画！

毛泽东给我们的教训是：像他这种革命家，打了天下就好啦，实在不配治天下，因为这种人连刘邦都不如。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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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毛泽东

“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郭沫若歌颂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毛泽东自己要“东方红”，太阳吝于予人，所以虽然也歌颂斯大林，却不及郭沫若。早在郭沫若歌颂前十年（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歌颂“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因此要拥护斯大林、敬爱斯大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可见毛歌颂比郭歌颂其“歌德派“大异其趣，但肉麻如斯，却不舍昼夜。

虽然毛泽东歌颂斯大林，斯大林却一派老大哥架子，不但不反歌一下，还挖苦毛泽东是土包子，说毛泽东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主义者。意谓人造奶油自非真奶油，毛这种共产主义者，乍看起来像，实际上却满不是那么一回事！

　　“人造奶油”式的共产主义者

说毛泽东是人造奶油，意指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水平不高，这话是挖苦，又何尝不是写实？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从欧洲来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从日本来的——来自日本的左派学者著作和翻译，其生吞活剥、一知半解，早在意中。所以，大体说来，不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是人造奶油，中国共产党不人造奶油者，又有几人？关键不在人造不人造，而在奶油本身。

在理想上，共产主义不失为奶油。这种奶油，在中国思想史中本来就有的，《礼记·礼运》中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前者即“各取所需”，后者即“各尽所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共产主义的真髓。不过，中国传统的共产主义是粗浅的，并不细腻，止于口号层次，但口号就足以伟大动人。在思想上，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世界大同，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类乎“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是伟大的、动人的。一旦揭橥出来号召，全世界志士仁人，谁曰不宜？沛然又谁能御之，共产主义的招牌，已经“通吃”如此，马克思出来，再予以细腻的建构化、学术化，自然更是如虎生翼起来。不过，马克思的理论，连他自己都不无动摇。马克思早在1865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1872年海牙大会的演讲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思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他预言的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应随工业发达而日趋贫困，事实上也大谬不然。

虽然检讨马克思的理论后，真相恍然如此，但是，执迷的人照样视而不见，硬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地义天经。不过，我们虽然承认共产主义揭橥的口号伟大动人，但一经事实的检验，却痛苦的发现它行不通。蔡元培说有一介不取之义方足以言共产。但是，这于匹夫匹妇的人性不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圣人才做得到的境界，如何要匹夫匹妇做得到？要匹夫匹妇做圣人，得到的却是怠工、倦勤、“拖死狗”、与成千上万尸居余气的恶婆与懒汉。所以共产党为了一个做不到、行不通的伟大动人理想走入死胡同，在目的上出了错误。这一错误，是奶油本身出了问题，关键不在真奶油或人造奶油。斯大林行的，该不人造奶油了吧？但它的真奶油，如今化得比人造奶油还快。可见问题不在人造不人造，不人造，又怎样？还不是照样完蛋！

　　帝王式的共产主义者

何况，共产主义的伟大动人，在其理想，理想毕竟是理想，不论真奶油或人造奶油，止于理想层次，望奶止渴、油然而生，是人类快事，所以中国人喊“不必藏于己”、“不必为己”，只是光说不练，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马克思以下一定要练，结果练出祸来。共产党革命成功后，当权派真奶油也好、人造奶油也罢，其实都只嘴上含奶，话里冒油，骨子里，全是打天下后守天下的帝王老路，与共产主义或什么什么主义殊少关联。试看共产党口口声声师承马克思，但一旦革命成功，一旦变成当权派，立刻马克思变成“克马思”，发现马克思不够看。例如共产党代表大会，每年开一次会，制度是马克思订的。但是，到了斯大林手里，制度就给破坏了，弄得几年乃至十几年才开会。于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多数人变为少数人、变为中央委员会、变为政治局、变为五人小组、变为个人独裁。这种演变，固资本主义不若也！资本主义下，人民有的自由民主，还比共产主义多得多，革命革到这步田地，怎生了得？

真奶油斯大林如此，人造奶油毛泽东更是帝王式，一朝权在手，搞女人、斗同志、砸烂党和公检法、文化大革命，样样全来，与暴君无异，比明太祖还明太祖、比洪秀全还洪秀全，谁还管奶油真假啊！明太祖、洪秀全不会以共产主义为号召，他们用的是当时打动人心的口号；毛泽东顺应时代潮流，用的是摩登口号共产主义，但他在本质上，却是“应帝王”、不折不扣的“应帝王”，甚至比帝王还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他在词中早言之矣。浅人以为他写着押韵的，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一点都不是说着玩的。暴君祸国程度，历代帝王无与伦比，哪复有一丝一毫共产主义？如果有一点，恰恰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独裁性更如虎生翼了毛皇帝而已。明太祖整人虽狠，但普天之下，犹有逸民，但毛泽东呢？普天之下，谁也逃不掉。当了权的共产主义者，本已可怕，变成帝王式的共产主义者，就更杠上开花了。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杠上开花派，但毛泽东更令人发毛，因为他独得中国帝王整人之秘又发扬光大之，微斯人，吾与明太祖归！

　　毛泽东的先行者

从“人造奶油”式的共产主义者到帝王式的共产主义者，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演变，原因在哪儿？全是毛泽东个人行为吗？究其原因，说来话长。

中国人自古以来，最苦恼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挨饿”，鸦片战争以后，苦恼又多一个，多了“如何避免挨打”——避免洋鬼子和东洋鬼子（日本）打。两个苦恼所涉及的，是“救亡图存”问题。避免挨打，是救亡；避免挨饿，是图存，这种二合法失之粗略，但主题不过如此。

传统的救亡图存方法只是“目的热”，热烈要求达到目的，例如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目的固然极热，方法却一塌糊涂，全是盲人骑瞎马式的乱来，是谓“方法盲”。结果救亡图存不成，爱国适足以祸国。避免挨饿，饿殍遍野；避免挨打，打得更凶。由鸦片战争一国打、到英法联军两国打、到八国联军八国打，中国国不成国。最后，辛亥革命了，中国人打倒了“满清之专制”，以为方法对了，但辛亥革命后第九年，孙中山公开写《孙文学说序》，指出“去一满清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导致人民“陷水益深，蹈火益热”！足证革命法宝，已经不灵了。这时五四风潮大至，志士仁人当然要找出优于义和团、优于辛亥革命的方法来救亡图存。

以毛泽东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为例。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提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他不但喊出这种口号，并且主张“应当拿英美做榜样”。1919年11月2日，他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中就这样提议过。但是，如何实行民主，他却忘了榜样，而要误信充满玄学的唯物史观是科学，走上极左之路。1920年9月1日，他在《谈政治》中指出：“我敢说，若不经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利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民主）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于是，在这种宣誓下，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认为这是走向民主的不二法门。这时他41岁。

十年过去了，又十年过去了，为了坚持理想，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下狱、被“托派”“自己人”排挤。另外，他的两个儿子，二十九岁的陈延年和二十六岁的陈乔年，也因革命被蒋介石枪决了。虽然众叛亲离，但是，陈独秀却说他“绝对不怕孤立”，虽困处四川江津，一直受国民党特务监视，但是他气概不衰，他说他只注意“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最石破天惊的，是在他死前一年，1941年，以六十二岁的老头子，表示要“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他表达了他的“最后见解”。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了，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门面语而已”。这种现象，他认为是很“不幸”的。他说：“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列了一张对照表，在英美民主制栏下：“（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的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等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但在俄德意的法西斯制栏下，却是：“（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他结论说：“每个康民尼斯特（指共产党）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陈独秀的最后结论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在这些“最后见解”中，我们清楚看到陈独秀又回归他五四时代“应当拿英美做榜样”的老路。彭述之《悼陈独秀》一文中骂他“有始无终”，其实陈独秀的可贵，正在他有始有终，他始于英美式民主、终于英美式民主，他在中间一段流水二十年，最后行云深处，却停云之就，为中国指出最后的方向，看山水又是山水了，陈独秀的可贵啊，正在这里！

　　他们都误入歧途

在陈独秀生前，共产党公开污蔑陈独秀，骂他是“托匪汉奸”，但在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学习组讲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却暗中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可见毛泽东心知肚明，只是政治无情无是非而已。

但是，陈独秀为什么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才觉悟？追根究底，还不是由于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并不真的认识什么是真民主？所以也不清楚什么是中国真的方向？，这种混乱不止陈独秀，其他人也屡见不鲜，笑话成堆。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1920年9月），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书、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之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1926年宣称；“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

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强大的权利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用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它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五四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他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只忘了试验一件事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真正的美帝式民主、那种把人当人——至少把自己人、自己同胞当人的民主。例如在“基本人权”（fundamental human rights）的保障上，正常情况下，美帝要比中国高明的太多太多，在法律方面，美国独立两百多年来，在“基本人权”上的立法保障，可谓精益求精，宪法以外，宪法修正案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进一步保障“基本人权”的，这是粗糙的中国立法保障所望尘莫及的。

一穷二白的中国可怜到有些地区，仅能以吃饱肚子为“基本人权”，固然吃饱肚子是人权之一，但是“基本狗权”也是如此，想来未免惭愧。反对帝国主义，一百五十年来在避免挨打上虽无愧色，但在，基本人权上（包括避免挨饿、生活条件改善、人格被尊重等等），也得没有愧色才成。要想比得过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应该靠边站，势所难免。共产主义的远景是美丽的，可是行不通，反而造成虚伪、教条、与僵化，并且因矛盾而造成动乱、不宁。共产主义可以使美帝退避三舍，但却不能使自己免于一穷二白。今日共产主义挂羊头卖狗肉、走资以求繁荣，就反证了美帝没有主义比有主义高明。至少他们不伪善，承认人性是贪婪的、爱钱的。要匹夫匹妇人人做圣人，理想固好，但是行不通。革了几十年的命，老百姓还是一穷二白，比不过万恶的美帝资本家社会，可见反帝赢了，比赛却输了。资本主义又怎样？人家比你过得好、比你过得像人。革命革命，革到最后，千万人头落地、革到把革命元勋挂牌游街、打杀下狱，这算什么？美帝革命，“唯我华盛顿将军”可以退隐林泉；但中国革命呢，“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却被下放到接屋瓦落下的雨水，以慰饥渴！这样子的毛泽东啊！

美帝的华盛顿能打天下也能治天下；中国的毛泽东却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毛泽东打天下的功劳流芳千古，但治天下的罪过遗臭万年。谑画的是，许多混人分不清他打天下、治天下的功与罪，直到今天还做逐臭之夫，对这种盲目捧毛的混人，只觉得他们酷似毛泽东，只是具体而微而已。这种人若生在百年以前，有毛泽东的际遇，他们又何尝不是毛泽东第二、第三……第一百？他们会像毛泽东一样，热爱祖国、救亡图存、献身革命、胡乱投医、“人造奶油”、自卑反射、政治挂帅、不信邪却中风狂走、大跃进却倒行逆施。……种种爱国又祸国之事，写来写去，不过九牛一毛。这种人如不大澈大悟，毛泽东就真永远不死，借尸还魂了。而中国的浩劫，也就永无宁日。

你是毛泽东？是，还是不是？如果不是，就别毛热了。

1993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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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权贵子弟”

李敖出版社印有《卫士长谈毛泽东》，中有一段卫士长谈到毛泽东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

毛泽东对这个小女儿格外疼爱。我记不得有多少次了，毛泽东紧张工作之余，抱住李讷，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乖娃娃……。”李讷呢？李讷便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喊：“爸爸，我的小爸爸、乖爸爸……。”

然而，就是这样亲的父女之情，毛泽东却不许女儿同自己一道吃小灶！建国后，毛泽东身为共产党主席和人民共和国主席，阿姨理所当然提出要求：“主席，让李讷跟你们一道吃饭吧！”毛泽东断然地做了一个手势：“不要跟我，还是跟你。你带她一起吃大食堂吧。”

李讷是我眼看着长大的。她考入大学之后，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太安全。我便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汽车停在校外僻静之处，然后我进校找她，出校后再悄悄坐车回家。我认为这样做学校里的同学们不会知道，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可是，这事被毛泽东察觉了，严厉批评了我。我不服气，争辩说：“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毛泽东严厉地盯住我问：“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我大声说：“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孩子呢？”毛泽东一怔，刚要发脾气，我又抢着说一句：“别人的孩子敌人不感兴趣，毛泽东的孩子国民党特务可是很感兴趣呢！”

毛泽东转怒为喜。国民党正在叫嚷反攻大陆，对我的敌情观念他感到满意。但他还是说：“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

……

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来。卫士尹荆山在倒茶时提醒毛泽东：“主席，李讷回家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掀起眼皮，目光柔和，含着感激：“嗯，那好，那好。”

小尹忙去报告江青。江青略一犹豫，小声说：“多下点米，多放点油。”

……

李讷在父母面前不拘束，慢吃不了几口又变成狼吞虎咽，几乎嚼也不嚼就把一口口饭菜吞下去。在她朝嘴里拨饭时，偶尔掀一下眼皮，目光沿着上眼皮匆匆扫过桌面，她在看饭菜还剩多少。

……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卧室，叫卫士们退出。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圈红红的，显然哭过。我们明白这是为什么，都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和全国老百姓比起来，她还算好的。”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叹了两口气，不无忧伤地说：“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分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以上的节录，使我们看到共产党“权贵子弟”的“享受”，“这真是一个富贵的人家呀！”

一九九一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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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岸英给表舅的一封信》

　　6月26日，老友龚忠武传来最近《人民日报》刊出的《毛岸英给表舅的一封信》。原信如下：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经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况坦白告诉××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庭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的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吧？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上 10月24日

　　上面这封信，是1949年写的，也就是毛岸英战死在朝鲜战场前不久写的。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他小时候，曾同母亲杨开慧一起坐牢，母亲被国民党枪决后，流浪街头，后来被送往苏联学习。1946年返国，毛泽东安排他到农村上“劳动大学”，后来朝鲜战争发生，派赴前线，终于殉职。

　　毛岸英这封信里，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拒绝靠近亲好友关系安置职位。古人是“君乘车，我戴笠”之交，共产党却是“我乘车，君戴笠”之交。共产党也讲究人情，但不是“反动派”所说的那种人情。“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

　　毛岸英认为：“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庭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在这种认识下，共产党人自己乘了车，对戴着笠的故人并不照顾。毛岸英说：“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

　　事实上，毛岸英这种思想，是从他父亲毛泽东那儿而来。八年前（1983）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书信选集》，其中有不少他写给他家乡亲友的信。我举一些：

　　一、1949年10月9日致大舅子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二、1950年5月7日致表兄文涧泉：“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

　　三、1950年5月16日致小时同学周容：“组织问题（指周容请求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未便率尔绍介，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

　　四、1950年5月27日致家乡县长刘亚南：“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

　　五、1952年10月2日致堂兄兼塾师毛宇居：“毛泽连（指毛泽东堂弟）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指毛泽东堂弟）（逊五）助其家用。”“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六、1952年12月21日致中学同学易南屏：“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指1955年3月1日前旧人民币，与今日的比值是一万比一）三百万元，藉佐医药费用。”

　　七、1957年6月8日致当年保姆的女儿孙燕：“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从上面这些片段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曾经以身作则，不把“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

　　共产党在打天下、得天下时，大体均能守这一规矩。这也就是毛岸英所说的：“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在打天下、得天下成功，开始治天下的时候，共产党几十年下来，却未能免于“无复当年”，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终以“皇亲国戚”权倾一时，就是毛泽东本人玉成的。

　　英国史家阿克顿（Acton）说：“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没有良好的制度来制衡，光凭漂亮的主义要人做圣人到底，是很难的。毛泽东最后失败了。设想若毛岸英不早死，毛氏父子的私心，恐怕也够瞧的。

　　1991年6月29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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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清朝顾贞观写《金缕曲》词给流放东北的吴兆骞，中有名句是：“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意思是说，天涯海角之内，骨肉之亲，能够住在一起的，又有几家呢？人世的乱离既不可避免，只好“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等你回来。

　　吴兆骞以科场事为人所陷，二十八岁起被流放，顾贞观作词时，吴兆骞已在关外十八年。又过了五年，才遇赦而回。此公生死于明清之际，时代是由乱转治，犹未免于骨肉生离；至于生死于清民之际，在民国革命反革命之中，骨肉死别的事例，那就连吴兆骞的处遇都不可得了。

　　近来国民党政府开放大陆探亲，中国人民从生离到死别，案例连连。国民党对种种凄惨画面的形成，不暇自责，全归罪于共产党，但在我看来，共产党为了反国民党，自己亲尝生离死别之痛，也不亚于他人。试以始作俑者毛泽东为例，便可证明。

　　毛泽东的母亲生有三男一女，三男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女儿毛泽湘。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是杨开慧，生子毛岸英、毛岸青。

　　杨开慧在1930年被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枪毙。据毛泽东的老同学萧瑜在《毛泽东与我讨饭吃》一书中回忆：“1927年，我在南京听说湖南省政府要逮捕开慧，因她是共产党毛泽东之妻，我曾为她奔走、写信、打电报至有关方面，请求开恩，但这些努力都徒劳无功。1936年……熊光祖跑来看我。我们见了面以后，很伤感的谈到我们的学校、杨老师的家庭、以及开慧被枪毙等事。为开慧的悲惨下场，熊深深的叹了口气说：‘是润之（毛泽东别号）害死开慧的。’”萧瑜在最后，用诗收尾，谴责毛泽东“太息无情贪霸业，害妻饮恨在黄泉”。这种笔法，是很奇特的。因为要谴责，使无辜女子杨开慧“饮恨在黄泉”的刽子手国民党，总也不能不作为对象来一下吧？可是萧瑜却只字不提枪毙杨开慧的国民党，这公道吗？

　　跟杨开慧同死的，还有毛泽东的妹妹毛泽湘。这种滥杀女眷的方式，总是有欠光明吧？

　　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在江西苏区时曾任红军师长，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时被击毙，为毛家骨肉死别，又添新魂。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化名周彬，在新疆给盛世才做民政厅长。盛世才后来自己不干共产党了，下毛泽民于狱。在倒向国民党时，国民党派王德溥查案，盛世才秘不交出，显然预留余地，以为反复无常的筹码。后来王德溥坚持由他亲审，毛泽民遂难逃一死，在1943年9月，被盛世才枪决。据王德溥《政海游踪》一书中回忆，当时他“就前楼五开间大厅上，布置成极为庄严神圣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共党用的残酷刑具罗列满庭，武装战士，列队助威。……首先传呼久患喘病的毛泽民，严词审讯，一言不实，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时，该四人均先后招认不讳。……乃依法判处死刑”。于是毛家又添新鬼矣。

　　至于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韩战时被美军炸死。次子毛岸青也疯了。共产党好革命，革命下场，第一家庭都凄惨如此。“依然骨肉”，都不能够。依此类推，几十年来的中国家庭，能免于毫发无伤者又几希？

　　1988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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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哪一代？

　　古今中外，志士仁人舍己为人，无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不过，这种牺牲的信仰，有时也会走火入魔，从个人的自我牺牲的美德变为集体的中风狂走的强制，形成举国若狂的牺牲场面，这种宗教式的集体狂热所带来的问题，也就多了。

　　胡适写《丁文江的传记》，提到他这老朋友信仰一种“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丁文江特别推崇蚂蚁，说蚂蚁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他认为“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丁文江这种宗教，胡适是不赞成的。胡适说：丁文江的情感“使他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宗教心可以含有绝大危险性，可以疯狂到屠戮百千万生灵而还自以为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

　　以苏联为例。当年丁文江说：“……照苏俄的现状，我们看不出一点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错，资本阶级是没有了。……统治的阶级，很廉洁，很努力，许多非共产党都可以承认的。然而平等则完全不是。……苏俄统治者的生活与平民是两样的。……从杀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条很远的路。”“我虽不赞成共产主义，我却极热忱的希望苏俄成功。没有问题，苏俄的共产是一个空前大试验。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岂不是悲剧中的悲剧？”对这种理论，胡适反驳说：丁文江“在上文说：‘从杀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条很远的路。’他现在说：‘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这岂不等于说：‘如果成功，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不算是冤枉死的了！’‘所以胡适的结论是，这种理论，是丁文江’‘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在那儿作怪。”

　　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丁文江，都有集体牺牲的狂热如此，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自然更不消说。共产主义者提出一个伟大的口号，就是“牺牲这一代以为下一代”。在这种信仰下，一切苦难、一切灾祸、一切“一家哭”“一路哭”、一切“千万人头落地”，对他们说来，都不算什么。他们要“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牺牲同志，同志牺牲；牺牲自己，自己牺牲，什么也不为，为的只是下一代，下一代的远景、下一代的苦尽甘来。但是，以他们的“目的热”却“方法盲”，所谓远景所谓苦尽甘来，真不知何年何月才得兑现？事实证实给下一代的是：“从杀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条很远的路。”他们革了几十年的命、吃了几十年的苦、造成了几十年的浩劫，可是，人间天堂还是在天上，他们从黑头到白发、从吶喊到彷徨、从两手血滴到头破血流，最后所换得的，却是这一代的颓唐和下一代的迷失，这种可怕的宗教，想来也真令人寒毛直竖。

　　孙中山提倡“以俄为师”，所以国民党也感染出“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了国家的自由”等怪论。这类怪论，自是具体而微的“牺牲这一代以为下一代”。不过，由于国民党腐化得快，它的宗教狂热，很早冷却。但这一冷却，未尝不救了它。我曾说：国民党革命革到头来，大家都不想再革命，甘愿小鼻子小眼做“太平犬”以终老，这种个人价值的觉悟，岂不正是它堕落中的新境界？在个人价值的觉悟下，人们会发现：不论哪一代，都不该刻意用牺牲来追求什么、成全什么，哪一代都不是蚂蚁啊！

198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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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使《长征》泪满襟

　　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是美国一代名家，是名作家、也是名记者。他一生遍访了许多战场，不是吊古，而是鉴今。1983年以前，他出版过二十四种书籍，尤以《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The 900 Days——The Siege of Lenin grad），为其中经典之作。可是，到了他出版第二十五种书——《长征》（The Long March）以后，真正的经典之作，又重新立下了里程碑。

　　这本《长征》是索尔兹伯里七十六岁时，用“脚”写出来的作品。七十六岁这年，他带着心脏病患者的心脏节律器、带着打字机、带着七十岁的老婆和朋友、助手，爬雪山、走草地、穿激流、登险峰，靠着现代的交通工具吉普车、面包车和越野车的帮助，穿过七八个省份，走了七千四百英里、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中国赣南到达了陕北。这条长路，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徒步走过的坎坷道路。当年他们离开赣南出发时，有八万六千名同志；在一年之后，在七千多英里的行军、战斗、挨饿、受冻之后，在翻越了一千座高山、二十四条大河之后，在备尝大地的荒烟漫草和人间的万苦千辛之后，他们到达了陕北。可是，沿途八万名同志牺牲了、走失了，最后，只剩下六千人了，九分之八的理想主义者，就这样离开队伍了。

　　“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是“长征”，也叫“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国民党的说法，是“匪军的西窜”、是“两万里大流窜”……虽然在沿途中，“似乎每走一里便要经过一次战斗”，但是，他们的目的不在战斗，而在保存主力，西走求生。他们像是《出埃及记》（Exodus）似的做出“出江西记”。江西虽是他们的“老巢”，可是，在他们的敌人蒋介石的“五次围剿”下，八个游击区都归于瓦解，就这样的，他们步上了征途。

　　索尔兹伯里在书里写道：“本书记录了五十年前的长征，资料是从数百次采访以及文件和档案中搜集来的，我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他们尽力做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对史料，直到弄清事实为止。”在这种实地又实际的求真作业以后，索尔兹伯里写出了这一名著，并且加以意在言外的引申。

　　他引申说：“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可是，曾几何时，“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晚年发生的疯狂动乱中消失了，给这部英雄的史诗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在“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下，在“毛泽东晚年的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也是‘文革’和‘四人帮’当权时期。毛的那些参加了长征的同志，那些曾经在困苦和流血牺牲的战斗中休戚与共的人，都被整得七零八落。许多人离开了人世；许多人在‘文革’的恐怖之中去世；有些人是被害而死的；许多人还在监狱里苟延残喘。那些年，谁是长征英雄，谁就会被那些争当毛的接班人的人戴上罪魁祸首的帽子。”

　　在这种整肃当年“长征”同志的无情与炎凉下，绝处逢生的变化来了，——毛泽东终于死了，“那些幸存者现在又奇迹般地掌了权。他们在邓小平领导下，使中国踏上了他们所说的‘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

　　索尔兹伯里说，从1934年“长征”踏上征途，到1949年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时间里，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了英雄主义、人间悲剧、阴谋诡计、血腥残杀、背信弃义、低级趣味、军事天才、政治诈骗、道德追求、精神向往和个人仇恨。纷繁杂陈，不一而足，即使是大文豪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样浩瀚的故事。而令人神往的是，故事还没有完，恐怕永远也完不了。”这种意在言外的论定，正是这本《长征》的具有经典之作的意义。读这本书，绝不止于看这些理想主义者们的坚苦卓绝，不止于看他们的伟大、勇敢、热情与牺牲，不止于看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而要延伸去看，去往下看，看他们在“长征”之后的变化，在打天下成功之后、在为祖国建立天堂之后的变化。在这种变化里，残余的那九分之一大难不死的同志，“都被整得七零八落”了，或含恨以殁，或被害而死，或“在监狱里苟延残喘”……“长征”对那九分之八死者说来，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那九分之一的残存者说来，却是“革命成功我该死，长使‘长征’泪满襟”。这种满襟之泪，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长征》的“故事还没有完，恐怕永远也完不了”，用冷眼与热情去看它、看它、含泪看它，泪下之余，才是我们最能掌握的血淋淋意义。（《长征》中译本下月由李敖出版社出版。）

　　1989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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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短说

　　李敖出版社即将出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qlisburv）的《长征》The Long March，我亲加配图，补充附录，以期使这中译本，比原本更为完善。这种李敖出版社的版本胜于其他一切版本的信誉，已由我树立很久。此书也不例外。

　　在有心人开始读这本好书以前，我觉得我该加写这篇导读，以清眉目。

　　1954年，中共《历史研究》（双月刊）第二期里，有一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对《长征》有简明扼要的叙述。作者缪楚黄说：“长征”是指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西甘肃一带的大规模战略转移。参加长征的主要部队有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第一方面军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当时最强大的一支人民军队，本来活动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二方面军在长征以前本来分第二、第六两个军团：第二军团是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领导的，本来活动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的边境；第六军团是任弼时、王震、萧克等同志领导的，本来活动于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在长征以前，本来活动于四川北部、陕西南部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上述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千百次战斗中锻炼出来的人民军队。1930年至1933年间，它们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指导或影响下，在反对蒋介石匪帮的四次全面围攻中，曾经取得辉煌的胜利。1933年10月，蒋介石匪帮又动员了一百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全面围攻。这次围攻本来也是可以粉碎的，但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采取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结果红军在苦战一年之后，仍不能不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突围长征。”

　　这段话，显然在过誉了毛泽东，因为若照毛泽东所说。真的脱离了根据地，而“突进”到江浙平原，再“以主力向湖南前进”，能否成功，大有疑问。基本上，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这新战略是国民党的洋顾问，打垮了共产党的洋顾问。在新战略下，江西不能久守，乃势属必然。所以，“长征”的踏上征途，也是迟早的事。

　　“长征”虽然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是艰苦的磨难，但是因祸得福，却也是事实。在“长征”中因祸得福，从此取得领导权的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毛泽东这段话，是1935年“长征”刚结束时讲的。他对“长征”的历史意义所做的肯定，有着预言式的准确。但是，历史意义是延伸的，它不止于“长征”结束时的1935年，也不止于中共打到天下时的1949年，而延伸到1959年、1969年、1979年、1989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都不错。

　　但是，从延伸的历史意义来看它，“长征”更是考验“英雄好汉”的试金石。这些“英雄好汉”，为理想和祖国，受尽了千辛万苦、跋涉了千山万水、历尽了千变万化、牺牲了千军万马。在任何单位都是千千万万的代价下，他们为理想和祖国打出了一片天下，使理想乍现、使祖国生光。可是，好景不常，他们之中的“英雄好汉”，竟以“杀功臣”式的封建方法，迫害起同在“长征”道上的自己同志来。这种无情、这种凶残、这种疯狂、这种不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也是自古所无的。从这种延伸的历史意义看，今天我们重温“长征”，与其说是“为匪宣传”，却又何尝不是“思想反共”？——从“长征”的对比中，看共产宗教带给人们的瑰丽、多彩、褪色、与狰狞，岂不正是我们最好的教训？——为理想和祖国献身的人们啊！又心归何处？

　　1989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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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的喘息

　　中国历史有“假道灭虢”故事，说晋国要打虢国，送好玉好马给虞国，请虞国借路让晋国军队过境，有人劝虞王说，不能借路呀，因为虞国和虢国唇齿相依，虢国亡了，唇亡齿寒，虞国也保不住了。虞王不听，果然最后也被晋国所灭。亡国之日，晋国的总司令荀息把送给虞国的好玉好马都收回来了，他向晋王说：“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意思是说：送去的玉还是老样子，只不过送去的马老了一点而已。我们晋国，当时好像损失了好玉好马，其实在“大气候”成熟以后，我们损失的，都可以收回来，我们老谋深算，我们是不吃亏的。

　　中国哲学有“欲取先予”说法，《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史记·管晏列传》说：“故曰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这种理论，乍看是权术，其实是更高杆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奠基在深通人我阴晴圆缺的睿智，张弛随意、收放自如、审时度势、能忍能狠。“假道灭虢”的敌我情况是“我强敌弱”——晋国其实比虞国强，但为了打击主要敌人虢国，不惜联合次要敌人虞国共同行事，甚至把好玉好马送给它也在所不惜。晋国在“我强敌弱”的优势下，犹能以大事小，这是何等“欲取先予”的老谋深算！

　　“我强敌弱”固然是施展这种政治哲学的良机，“我弱敌强”时，也照样可得心应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盟国（德、奥、土、保）与协约国（英、法、俄等国）对垒，不期战争中途，俄国发生革命，共产党取得政权，为巩固政权，解决内部困难，要求与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休兵，但德国等不肯罢休。共产党政权为取得喘息时间，在列宁主政下，忍辱忍痛，与同盟国订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失掉了乌克兰、芬兰、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也就是说，失去了34%的人口、32%的耕地、54%的工业和89%的煤产。这种重大的牺牲——卖国式的牺牲，在列宁坚持下，忍辱忍痛的下了决定。列宁说：“斯大林说可以不签订的时候，他是不对的。这些条件应该签订。如果不签订，那你们就等于签署了再过三星期就执行对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在不签约就完蛋的两难下，列宁带头做了重大的决定。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是1918年1月18日签订的，可是，十个月不到，同年11月13日，苏联就撕毁了它，——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等打败了，共产党等到了好机会，不但毁了约，并且次年就收复了乌克兰，接着把条约上丧权辱国损失，一一予以收复。“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老谋深算者能放能收，“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正由现代的洋鬼子老毛子做了最好的应验！

　　今天，在钓鱼岛事件正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中国共产党举重若轻、低调处理，除了宣示主权外，并不同日本鬼子闹僵。中国何必急于一时呢？在“大气候”成熟以后，我们损失的，都可以收回来。中国并非弱者，这种收复，并非吹牛。只是中国目前需要利用日本鬼子搞经济，需要强者的喘息时间，一旦神闲气定、荷包满满，打倒小日本、收回钓鱼台，又有何难哉！

　　1996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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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的是他，但他不要硬

　　9月7日，台湾国民党的第一党报《中央日报》第一版上，大字登出“保钓我严正抗议日制造事端”的标题，并以副标题宣示：“李总统强调固有领域外交部宣示护土决心”。但是翻到第二版，却在“国防部认应透过外交解决”一栏下，有这样有趣的内容：

　　由于日本保安厅以船舰驱离我渔船，若未来发生争执，我国军是否有能力进行保卫疆土一事，国防部官员指出，日本军费支出目前为世界第四，且武器均较先进，双方领土争议问题，应透过外交方式解决，不应以军事武力为解决的主要方法。

　　多有趣啊！外交部宣示的“护土决心”，翻过一页报纸，就被国防部给浇了冷水、踢了皮球！原来“护土”是不能靠武力的，没有武力做后盾的“护土”，土又从何护呢？

　　根据美国军备管理裁军局所公布的世界军事费用以及1995年度兵器移转报告，日本所花费的军事费用为四百五十八亿美金，是仅次于美、俄、中国大陆的第四大军事国家，其总兵力为二十三万三千人。而台湾国民党伪政府的国防预算只是一百亿美金，且训练、设备、性能等等都比不上，试问又凭什么“护土”，土又从何护呢？

　　靠武力既力有未逮，靠“民气”吗？“民气可用”本是中国人救国的老法宝，可惜西太后早就一用再用过，结果证明一团热血就是一团肉，在洋枪洋炮前，中国义和团早就血肉横飞了，屡战屡败之下，“民气”最后是人民泄气而已，又何能“护土”，土又何护呢？

　　“护土”要靠实力，对日本鬼子而言，实力就是拳头，这是欺善怕恶的日本鬼子所知道的唯一语言，有拳头“护土”的，除中国大陆外，不论台湾、香港，都是自取其辱的“民气”式动作，与西太后时代不同的是：清朝人比较傻，他们真正用血肉横飞去对付敌人，可是台湾、香港的“民气”却是皮肉无伤的，动作正如台语中的“无卵头家”，你没有“卵”，又从何硬起来呢？

　　台湾的省长宋楚瑜，号召两岸联合一致对外，并讥讽中国大陆在钓鱼台事件上的软趴趴。使我想起一个笑话：两个推销员，一老一少，到外埠出差，同睡在旅馆一张床上。半夜里老推销员手握硬物，忽然高兴得大叫说：“我硬啦！我硬啦！快给我找个女人！”那年轻的推销员告诉他说：“有三个原因，无法找个女人。第一、时间太晚了；第二、这床太小了；第三、你手上握住的，是我的。”——从宋楚瑜以下，不论是台湾的“爱盟”保钓团体，或是香港的“保钓行动委员会”等团体，他们的硬，其实都是假的，真正硬得起来的是世界第三大军事国家中国大陆，但正忙于改革开放，尚硬非其时。所以，目前“护土”之事，仍应以年轻的推销员的动向做决定，其他的“民气”也好、“找个女人”也罢，都是“无卵头家”的梦幻。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妨嘉许台湾、香港的这些老推销员，认为他们“有心抗日，殊堪嘉尚”！最可恶的是台湾伪总统李登辉，此人根本是“日本人”，所以在保钓的大前提上，就不是“抗日”的，而是“媚日”的、而是“非我族类”的，我要在这里特别拆穿他。——他跟我们根本不是一国的，我们可别忘了！

　　1996年9月8日在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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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为美国《侨报》而作

　　龚忠武先生是我台大历史系的老同学，为人真诚务实，素为我所钦敬。今年9月，美国《侨报》日刊问世，他嘱我写一文，特写概论，以应雅命。

　　这篇概论是《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远在八十六年前，公元1904年，孙中山就在美国发表了一篇概论，题目是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中文译名就是《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在那篇概论里，孙中山认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赖于洋人的协助，推翻满清政府，“把这个不合时宜的鞑靼帝国，要改造为中华民国。”（……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out-of-date Tartar Monarchy into a “Republic of China”）孙中山为了加强洋人协助的用意，特别在文章最后，呼吁洋人师法当年法国拉斐德（Marquis de Lafayette）协助美国独立一样，盼有众多之拉斐德，以襄盛举焉！（We hope we may find many Lafayettes among you）。

　　“中华民国”业已亡国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构想，在八年以后就有了眉目，“中华民国”居然成立了。但是，接着下来十四年，直到孙中山之死，他犹以“革命尚未成功”为叹。在他死前五年，他就指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是一块假招牌”。（1920年5月16日在上海国民党本部考绩训词）在他死前四年，他就指出“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1921年11月在梧州对国民党员演讲）。……这些夫子自道，都显示给我们，“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以为创立了“中华民国”便是“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其实，还差得远哪！

　　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在他死后二十四年，公元1949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就亡国了。这一亡国事实，蒋介石1950年3月13日在台北革命实践研究院讲“复职的目的与使命”时，就秘密承认。他指出：“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可见说“中华民国”早已亡国，乃出自蒋介石满口假牙之口，不是我们历史家、思想家说的缺德话。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构想，从“中华民国”前八年，到“中华民国”后三十八年，最后是春梦一场，这是怎么回事？闻道南京似弈棋，几十年的时光过去了，结果空忙一场，完蛋大吉，中国问题还没真解决，毛病出在哪里？

　　孙中山讲故事

　　毛病出在哪里？瞎子摸象起来，摸到哪一部分，都不能不说是象，但是完整的答案，却距离尚远。作为历史家、思想家、我的答案不求完整，但却求根本一点。在我看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应该“以长远的眼光，首先解决贫穷问题”作为起点。

　　早在1923年，孙中山就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我记得两年前，在伦敦时候，有俄国革命党问我中国革命几年成功，方能满足。我当时极为审虑，然后答他，谓中国革命三十年成功，便尔满足。他反谓未有如此之快，原本我说三十年，是极让步的。我于是反问他俄国革命如何。他谓俄国革命如百年成功，亦甚满足。但要从今日奋斗起，不然，应该一百年成功者，将来或不止一百年。他如此说，足见俄人魄力之雄厚。我每次革命失败，逃至海外时，无不极力寻新同志，我记得一次到旧金山，有一位青年对我说，谓极佩服我每次失败，毫不灰心，而且精神更强。但我是相信革命事业，要三十年成功者，如二三次之失败，算得什么，何至令我灰心。但我谓三十年成功，他便佩服我。而俄人谓成功待之百年，更足令我佩服。……”这个故事是孙中山死前两年，1923年11月25日，在广州大本营讲给他的同志听的，我觉得好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性求近功的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晚年，颇能感到“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绝非短时间一蹴可几的事，他期以三十年。可是，“三十年成功”也是妄想，事实上，三十年不到，证明出来的，只是失败与亡国，在漫长的建国历史中，三十年是太短了。

　　这叫什么资本！

　　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试验。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但是，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固多，根本一点，是任何试验的基础，都无法落实在基本的贫穷之上。中国的贫穷，自古已然。从扬雄《逐贫赋》到韩愈《送穷文》，早已文献足征。远不必说，以“中华民国”亡国前十多年为例，全中国的现金数量，不过二十二亿，如以四亿五千万人口去除，中国人民每人所得，不过五元，从少数个人看，有所谓资本主义下的资本家，但是，从世界眼光看，这叫什么资本主义！又叫什么资本家！说资本在贪官污吏手上吗？据1928年4月18日《申报》统计，天津租界里住了三十六位督军、七十多位总长、十一位总理、一位总统、一位皇帝，全部资本，也不过三亿而已，把他们全部抓来共而产之，以四亿五千万人口去除，中国人民每人分到的，不过六角六分钱而已。这叫什么资本！“中华民国”亡国前夜，蒋介石尽掠大陆人民国库黄金以去，全部黄金，不过九十二万两，穷一国之力，以建一省，劫贫济富，台湾才有今日。可见中国贫穷，仅有的资本，只能在“千分之三”的小岛上集中发挥作用，一旦普及全国，杯水车薪矣！

　　比自由民主还重要

　　中国的贫穷，有物质、生物、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是资源的贫乏，耕地不足也、土壤不良也、矿产不丰也、森林不富也，都是显明的情况。大陆耕地只占世界耕地面积的2%（1990年此数字为7%，见杨东平《未来生存空间》——编者），但人口却占世界人口22%，负担之重，一看便知。大陆人民每人平均拥有的耕地只有1.48亩，按农业人口每人平均占有耕地来算，仅占美国的0.5%，可见中国人民再勤劳，也先天不足，事倍功半，比起老美来，其实美国人比我们“懒惰”得多。——美国人吃饱穿暖、礼拜天到教堂感谢上帝之时，中国人还在忍饥耐寒、加班做工埋怨老天爷呢！

　　中国大陆每天生出五万人口，每年生出一个荷兰，接近全部台湾人口。每年新生的人口，就要消耗掉20%的新增国民收入。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两千万，仅占总人口的2%。全国文盲、半文盲有三亿，还以每年几百万的数目在增加，不但人口素质严重低落，生活担子也越来越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别的，而是救死与救贫。中国苦贫久矣！《世说新语》记“妇无裈”（太太没裤子穿）的话；《杜工部集》有“出入无完裙”（儿媳妇没裤子穿）的话，这是一千多年前中国惨相。可是一千多年后呢？在《四髥合传》中，我们照样看到谢觉哉在云南、贵州、甘肃等地方看到“十七八岁的穷家女孩子不穿裤子”的事；照样看到1989年11月号香港《解放月报》登出西北十七岁“眉清目秀的少女”没裤子穿的事。……一个文明古国，穷到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没裤子穿、吃不饱饭，这个问题，比自由民主问题还重要！

　　“成功待之百年”

　　中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典范——《管子》早就告诉我们：“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在求生之不暇、在衣不蔽体的惨相下，“礼节”“荣辱”等等，都是“奢侈品”。自由民主这些伟大的理想，其实就是“礼节”“荣辱”等古代理想的进步化身。这些伟大理想实现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是一穷二白。一穷二白的国家里，空谈或空头争取自由民主，是不切实际的。

　　六四事件已过了一年多，对在北京那些真正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死去的中国人而言，他们求自由民主而得仁，虽然自由民主没求到手，但从我们历史家、思想家长程的观点看，一点也不意外。自由民主的争取，本是长程的、艰苦的、要付惨痛代价的。至于出之以大屠杀场面，甚至所求非自由民主，也照样在劫难逃。一五七二年法国统治者在八月二十四日的“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所用武器没有机枪坦克，照样把自己新教徒同胞，一干掉就在五万人以上。相形之下，中共犹小焉者也！

　　正因为自由民主的争取，是长程的、艰苦的、要付惨痛代价的，所以争取它的人，必须有牺牲自己的心理准备，希图侥幸或临难苟免固然不可以，认为一击而中或“成功必须在我”，也未免太乐观。法国之有今天的自由民主，别忘了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年来的经营之功，孙中山式求近功的救国方法，纵千万人头落地，也得不偿失。孙中山最后觉悟到：“俄人谓成功待之百年，更足令我佩服。”事实上，俄国革命不及百年，已经此路不通者屡见，自由民主的获得，还有待遥远的未来。

　　邓小平的“德政”

　　邓小平掌舵下的中共，大体上，是从休生养息着手，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英雄毛家大王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中国的贫穷烂摊子，有以清理、有以改善。今天占全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穷苦人民生活得以超迈从前，就是他的“德政”。“一小撮人”在天安门前争取自由民主，他们的精神、动机、与目标，在大体上都可以肯定，但是，在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国人民渴望“逐贫”与“送穷”的当儿，争取自由民主而不知所止的人们，就只好“靠边站”。

　　“以长远的眼光，首先解决贫穷问题”作为起点，是“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根本的路。“仓廪实，则知‘自由’，衣食足，则知‘民主’”，这是中国的真正步骤与方向。从长程的观点看，血也没有白流。在流血中，有一个重要的心态，我们应该记取，那就是不要太感情用事、不要在乎牺牲。自由民主在中国，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看不到的事，我们这一代能够看到十七八岁女孩子穿上裤子，开始普遍（不是“一小撮人”）过着不虞匮乏的生活，就很不容易了。

　　我的老同学龚忠武先生跟我说：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人的问题只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如何不要挨打，一个是如何不要挨饿。忠武的分析言简意赅，事实也正如此。中国在中共统治下，不挨打的“强兵”做到了，不挨饿的“富国”也正在做，我们应该在督促与鼓励中，给它时间去完成自由民主的理想。作为历史家、思想家，我会对中国问题做长远而冷静的诠释，六四事件与其说是一出悲剧，毋宁说是一幕喜剧的开场：正因为中共在开放，我们才喜见天安门前面的群雄并起。只是时机不对又不适可而止而已。时机不对，拉斐德能助美国革命，但轮到法国革命时，他只好亡命下狱，一切自由民主盛举，只好俟诸后人后世。中国人不需要“国际奸人”到中国来做拉斐德，中国人自己就是拉斐德，孙中山错了。

　　199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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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钱其琛谈话进一解

　　美联社27日北京电：中国外长钱其琛今天驳斥美国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他说，任何国家或团体自订标准加诸别的国家作为国际规范，是项不获容许的行为。钱其深也间接指控美国伪善，他说，华盛顿至今未同意重要的人权条约，即因这些条约与美国的法律抵触，但美国却动辄强迫其他国家更改法律及规章。

　　钱其深这一谈话，自是针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方面顶回美国方面的重要谈话。不过，我们认为，中国虽然立论至正，但由于六四后当政者格于文化水平，在发挥美国的丑史方面，功力显然不足。因此，在国际宣传上，六四以来，中国全处于挨打的地位、处于被美国奚落的地位，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方面只能指控美国伪善，在举证上若不能跟进，这种指控，是没有力量的。中国的当政者，应该昭告天下、昭告美国人：

　　一、朝学生开枪之事，美国自己，早优为之。试看1970年美国历史上“肯特大学枪杀事件”，便知端详。1970年4月30日尼克松下令进军柬埔寨之后，激起了肯特大学学生们的满腔怒火。5月4日上午，当学生不顾禁止集会的命令、敲响校钟、数千名学生立即从四面八方奔向操场、参加抗议集会的时候，美国政府出动了坦克、出动第一〇七装甲骑兵团、第一四五步兵团、出动了大批国民警卫队和警察，前去镇压。排枪齐放，当场打死男女学生四名、打伤十名，然后又用刺刀戳伤学生多人。死难者的鲜血染红了肯特大学的校园。接着，又进行了大逮捕。九百名军警占领了学校。一个目击者愤慨的说：这是“有组织的屠杀”。在“有组织的屠杀”当时，一名学生怀着对死难同学的无限悲痛，和对政府当局的满腔仇恨，奋不顾身，爬上校园里一座高大雕像的顶上，他用手指做出“V”字形的象征胜利的手势，号召学生们继续坚持斗争。一千多名教职员义愤填膺的到学校附近的一个教堂举行集会，强烈抗议美国政府的暴行。一位被打伤的学生的母亲闻讯赶到肯特市，谴责美国政府“像在越南战场上一样”，派出大批军队和坦克屠杀学生。一位死难女学生的父亲愤怒控诉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仅仅因为她不同意政府的行动，就应该被枪杀吗？”但是，枪杀了又怎样，又有谁有了制裁的行动了？

　　二、朝国家广场开枪之事，美国自己，也早优为之。试看1932年美国历史上“酬恤金进军事件”（Bonus March），便知端详。1932年7月，美国经济恐慌已进入第三年，全国失业处处，民不聊生。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难于维生，齐集首都华盛顿广场，要求提早发给退伍军人酬恤金，以利生活。

　　这笔酬恤金，本是美国政府1924年答应二十年后即1945年发放的退伍资助金、补偿金，资助、补偿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保国卫民行动。但是，1932年的全国经济大萧条，使他们不愿再等了。因此成群结队，帐篷搭到“美国天安门”前，要求提前发给。他们全部人数，是一万七千人。7月28日，美国政府无法忍耐了，乃由参谋总长麦克阿瑟将军主持驱离行动。据美国传记作家伦纳德·莫斯利（Leonard Mosley）的《马歇尔传》（MARSHALL HERO FOR OUR TIMES）描述：“马歇尔因为执行别的任务，没有被派到街上去执行包围老兵和他们家属的肮脏勾当，他为此暗自庆幸。他的一些老同事却深深被卷了进去，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事乔治·S·巴顿奉命指挥坦克、步兵和骑兵，保护华盛顿纪念碑，‘和打垮退伍军人远征军’。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巴顿都没有必要命令他的步兵开枪，和命令他的坦克和骑兵发起冲击。不过，马歇尔一定暗自思忖过，要是他处在巴顿的地位，而且接到同样的命令，他又该怎么办。作为一个现役军官，难道他会平生第一次违抗命令，拒绝向他的同胞开枪？就连巴顿后来也承认，他当时也曾犯过犹豫。当时，另外一个同麦克阿瑟在一起服役的正规军官也迟疑过。参谋长办公室的一位助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少校（按：即后来的艾森豪总统，他当时只是少校、巴顿是准将、麦克阿瑟是四星上将）认为，与要求补发资助金的游行队伍发生冲突，肯定有损于陆军的形象，请求参谋长不要出去同示威群众照面。麦克阿瑟不听他的忠告，身穿挂满奖章的军服走了出去，观看向游行队伍施放催泪毒气弹。”再据1932年7月28日路透社电，明说“大队步兵，殿以坦克，搜查房舍，尽行驱走。”又驱逐五英里外的一处营地，该处驻有退伍军人七千人、妇女四百八十八人、小孩三百八十人，妇孺先已退出，军队在参谋长麦克阿瑟统率下，放瓦斯、烧帐篷，受伤者五十余人。更严重的是，还有老兵给打死了。根据麦克阿瑟的回忆录，他否认有骑兵冲锋，并宣称在现场上一枪未发。被打死的两名退伍军人，是警察开枪干掉的。但是，谁是凶手都一样，这有什么意义呢？反正老兵没死于敌人之手，却死于自己人之手了。

　　比起中国天安门事件来，美国开枪也、坦克也、催泪瓦斯也，都是小焉者也，但是施暴于人民，又有何不同呢？不同的是，美国人迫害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保护过他们的老兵，这种忘恩负义，尤为中国所不及。威尔逊总统曾说“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如此无情，不是第一，还是什么呢？

　　不过，对挨枪的人说来，五十步和百步，由于程度上的差距，受害的深浅与广狭，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较之下，美国在基本人权（fundamental human rights）的保障上，正常情况下，要比中国高明得太多太多。在法律方面，美国独立两百多年来，在“基本人权”上的立法保障，可谓精益求精，宪法以外，宪法修正案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进一步保障“基本人权”的。虽然1970年“肯特大学枪杀事件”与1932年“酬恤金进军事件”死的人都不能跟天安门事件相比，但在人口比例上与人权保障的教养上，美国人枪杀学生与老兵，其罪犹在中国人之上。以集会自由而论，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规定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但在1876年克鲁山克案件（United States V. Cruikshank）中，联邦最高法院对集会自由的解释，却是狭义的指为达到请愿目的的一种方法，直到1937年琼治案件（De Jonge V. Dregon）中，才广义的解释为一种独立的人权。可见美国的自由民主，也是在演进中，并非没经过反动分子的阻挠。美国自己的人权，都是在演进的，又何能苛责于落后的中国？

　　一百年前，美国的记者瑞伊斯（Jacob August Riis）写《其他民众怎么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影响到美国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而有以救世。今日美国对中国的问题，关键不在表演庇护秀和谴责秀，而在真正理解十一亿人口大包袱下，中国民众怎么活，而有以人溺己溺。不此之途，徒以空头的人道责人而不责己，一定会引起中国人的反弹，那不但太笨，也太伪善了。

　　199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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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迷信、与帮派

香港《南华早报》二十四日报导，父母之命式婚姻、迷信和秘密帮派风气目前正在中国盛行，并且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

在河北省几个村庄调查的结果，许多据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乎已经绝迹的社会问题，在过去十年中，死灰复燃不少，尤其在乡村中更是严重。

河北省某村庄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有一百二十七对新人结婚，其中有一百多对是由父母或村中长辈安排决定的，事先并未征求新郞新娘的意见。百分之九十二的新娘在结婚前根本与新郞没见过面。

此外，河北省乡下的迷信风气，也非常兴盛，某一个县的三个村落，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时常参加各种迷信活动。

过去十年来，秘密帮派活动也越形猖獗，某一村庄只有四十户人家，却有八十多人参加帮派或和别的村庄结派。

这条新闻看来真是可悲。共产党穷四十多年的大力与努力，都铲除不了中国民间的保守、迷信、与秘密帮派，可见旧势力根深柢固到何种地步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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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鬼，世界之冠

大陆《深圳商报》就大陆关于酒的统计，作了以下报导：

一、年产酒九百六十万吨，其中白酒年产量六百万吨，世界第一。

二、白酒的生产厂家有三万多家，也是世界第一；为了酿酒，每年耗粮四百多万吨。

三、民众每年平均饮下的酒精，比号称啤酒大国的德国高出七点五倍。

四、有酒徒一亿六千万人，一向被称为头号饮酒大国的苏联，其酒徒人数只有大陆的零头。

五、每年宴会消费的酒钱，高达人民币一百亿元到二百亿元；一九八八年浙江省农民就喝掉八亿元的酒。

六、一九八六年因酒精中毒而死亡的，有九千八百三十二人；一九八七年因纵酒而死于心血管的患者，有五十七万人。

七、目前大陆七千四百八十万名低能儿的父亲，百分之五十以上是酗酒者。

八、大中城市百分之八十的违反治安管理、聚众斗殴的流氓案件，都与酗酒有关。

这些数字，使我想起日本厨川白村的一本书名——《苦闷的象征》。

我不喜欢喝酒（尤其酗酒）的人，他们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这种人没有意志力，并且是蠢蛋。——他们的快乐或稳定要靠酒精来决定，这是何等蠢蛋！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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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亦人权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4月27日发出电讯稿，标题是“朱启桢将生存权曲解为大陆首要人权”，内文是：“中共驻美国大使朱启桢在一项演讲中，把生存权解释为大陆首要的人权，并据此宣称，中共已经解决了大陆最大的人权问题。朱启桢于24日在华盛顿附近的麦迪逊大学发表演讲。新华社引述他说：‘在中国，最基本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他接着宣称，由于中共养活了十一亿人，也就等于解决了最大的人权问题。他又为中共打压反对势力作辩护。他说：‘保持稳定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失去稳定，也就意味着失去基本人权。’但是国际人士认为，中共镇压民主运动是严重侵犯了人权。由于大陆的人权问题成为美国是否决定继续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的关键问题，所以最近中共频频作出解释，其一致的口径是把大陆人民已经温饱，说成大陆人权问题基本解决。”

　　我认为“中央社”在新闻稿中所作的评论，是错误的，朱启桢并没有错。

　　乍看起来，朱启桢的人权论听来刺眼，因为以“生存权”作为基本人权，立意至低。但是，想想看，十一亿人口当前，全世界政府首当其冲者，只有中国与印度，其他各国都没有这样重大的摆在眼前、横在眼前的压力，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救死之不赡，空以“生存权”以外的人权要求一个被十一亿人口吃得一穷二白的政府，这是代唱高调而已，唱这种高调的人，是伪善的。

　　朱启桢没有错，“生存权”啊，是亦人权。

　　199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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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王歌曲打入大陆市场

中央社芝加哥二十六日专电说：在台湾海峡两岸都被称为“猫王”的歌星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歌曲，终于在中国大陆打开了市场。

据威斯康辛州《会社论坛报》说，猫王歌曲的录音带最近开始在中国大陆出售，这是三十六年来的第一次，一卷名为“埃尔维斯精选集”的卡带录有十四首歌曲，包括出名的“牢狱摇滚”、“伤心旅馆”、“猎狗”和“温柔的爱我”等。

这项报导说，“温柔的爱我”是大陆目前最流行的一首单曲。这卷卡带每卷售价九元“人民币”，附带中文解说和一份埃尔维斯的袖珍月历。

据报导，北京的“官员”和检查人员仔细的听过每一首歌，以确定其中没有颠覆的讯息。

第一批卡带不到一周之内在上海和北京销售一空。负责经销的香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说，此种初步反应令人惊讶。

会社论坛报说：“中国大陆的歌迷为什么这么久才接受埃尔维斯？因为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中国大陆似乎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而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革时期，艾维斯的唱片被正式查禁。”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l）虽然已去世十四年，但怀念他的歌迷影迷仍然很多。毕竟，他是摇滚乐坛一颗谁也比不了的“单干户”。

“猫王”生于一九三五年，如活到现在，五十六岁。他出身贫寒，成名前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卡车司机。后来，他自己掏钱灌录了一张唱片，浑厚的歌声和独特的风格马上风靡了人。一九五六年正式推出的第一张唱片《伤心旅馆》大受欢迎，成为金唱片。自此雄踞歌坛二十年而不衰。

埃尔维斯的电影生涯虽不如歌唱生涯那么辉煌，但从“处男”作一九五六年《铁血柔情》开始，陆续主演了电影二十七部，最后遗作是现场表演纪录片一九七〇年的《热门世界》。

如今“猫王”渐杳，但他的歌声，却隔代遗传，传到中国大陆，人弃我取、人亡我存，当年查禁的时间一概不算，“猫王”魂兮归中国矣！

一九九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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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的谈话之外

江泽民这次访问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欢宴席上，发表谈话说：“苏联人民在七十多年的历程中，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联人民必将继续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江泽民又追述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中苏两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苏联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人民从未忘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他说，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抚今追昔，更感到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也更珍视来之不易的中苏关系正常化。

我承认在国宴席上，江泽民应有外交词令以示友好。但是，做为一个有历史观点的人，我认为中苏友好之时，我们不要忘了苏联根本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它对中国的友好，历来是短暂的、可疑的。远的不必说，抗战时勾结日本、出卖中国；胜利前后雅尔塔密约、中苏友好条约，导致外蒙独立、东北被拆洗，到后来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种毁约背信。……真是说不胜说。

在江泽民对苏联做外交词令的同时，我们必须有以叙旧，以为平衡。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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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妇女有颜色

中新社北京四月二十八日有条电讯，值得大看特看。电讯内容如下：北京近郊一座天蓝色的小楼，隐身在一家大化工厂层层厂房的背后。如果无人领路，实在难以找到。

这就是北京化妆品工业首家中法合资企业——北京、巴黎兰西化妆品公司。它的股东有五家：中方是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北京化工四厂，法国方面有法国友和有限公司、法国ERP香精公司，再有香港兴化有限公司。投资约三百万元，计划每年生产三百万瓶化妆品，其中一半以上出口。

投产一年有余的兰西，有喜有忧。三十多岁的中方副总经理宋永生侃侃道来。

五年前，中国既缺少正规化大规模生产中高档化妆品的厂家，又很少合资企业。当时任化工部副部长的林殷才看准开发化妆品生产有前途，即想做一番尝试。然而，阴错阳差种种原因，他的设想直到一九八九年才真正实现。而此时，国内化妆品市场早已今非昔比，各式各样国产的、进口的面霜、香波、香水、口红等等令人眼花撩乱，生产化妆品的合资企业相继出台。小小的“兰西”要在这上千家同行、上万种产品中拼搏、竞争，真是谈何容易。

不过，兰西自有优势。它不仅在生产工艺和产品配方上采用了法国专有技术，主要生产设备、装潢印刷设备等也从法国引进。法国ERP香精公司董事长、法国六大著名调香师之一安德烈·斯拉格尔先生是兰西香水及其他化妆品的调香技师和顾问，而兰西产品的原料则有百分之八十来自德国汉高等地著名的化妆品原料公司。一年来，兰西生产的香水、香波、护肤霜已进入了北京四大商场和一些宾馆、民航头等机舱，又从北京扩展到青岛、大连、乌鲁木齐、西安、沈阳和广州等大城市的化妆品柜台。虽然尚无出口，但一些国外客商已在询问索价，今年起可望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口部分产品。

我所以愿意全抄这段电讯，因为它仔细显示给我们，任何政权，都挡不住“使我妇女无颜色”。清教徒式的共产党终于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妇女，先叛变倒向资本主义的腐败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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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费孝通先生之言

中新社北京六月十五日电：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费孝通在其题为《长期合作，并肩战斗》的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点和特点，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他论述了新中国四十多年来经济、政治发展历程后指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制度，是深深扎根在中国土壤中的深得人心的制度。费孝通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存在根本区别，他们那种多党制或两党制，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民主同盟长期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并肩战斗，风雨同舟五十年，今后将继续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懈地努力。

看了这消息，我非常不舒服。

大陆现有八个小党派，他们都在自己的党章中规定，服从“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共形容这些党派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所谓“无政党”。中国民主同盟是以中高级知识分子成员为主的“无政党”，现有盟员十万余人，是中国八个小党派中成员最多的一个。

费孝通先生身受那么好的英美式民主教育，早年著书立说又那么向往英美式民主政治，如今这样子立论，看来总会令景仰他的人有格格不入之感。

知识分子格于环境，或不能说真话，但总该力求不再说假话，甚至可以不说话。费孝通先生历经四十年的困境，是我们同情的；但四十年后，垂老犹不能挣脱羁绊、还我初衷，这就未免令人惋惜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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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藏问题求真相

　　路透社12日新德里电：达赖喇嘛的一位高级助理12日说，达赖打算撤回他在西藏独立问题上对中共所作的让步，并让甫选出的西藏强硬派“流亡国会”来决定西藏未来的政策。达赖10日曾表示，他准备放弃他在1987年及1988年提出降低西藏独立要求的建议。他在纪念西藏“抗暴”三十二周年的演说中表示，他的提议迄今仍未得到中共领导阶层的任何正式回应。他说：“如果在短期内中共方面没有新的主张，我认为这些提议已不对我具有任何约束力。”

　　在另一方面，据中新社12日电，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指称，四十年前他代表西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共签约解放西藏，不存在强迫的问题，且系经过达赖批准的。

　　上面这些电讯，透露给我们，达赖喇嘛为西藏问题，又有反复无常的新秀推出了。

　　两天以后，美联社14日北京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反对英国任何官员和达赖喇嘛进行任何方式的晤谈。”“达赖喇嘛并非纯粹是宗教人物，而是一位在海外参与分裂祖国，破坏所有宗族团结活动的政治流亡分子。”“我们反对达赖喇嘛以任何名义在其他国家从事政治活动。”

　　这一宣示，正是我们赞同的宣示。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违背他四十年前就已批准了的承诺，背信想要西藏独立、分裂中国，这是根本错误的。

　　为什么达赖根本错误了，却得在海外以西藏问题秀遍世界，引人同情，甚至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呢？原因也很简单，帝国主义者希望西藏脱离中国耳！正因为帝国主义者有此阴谋，所以，宣传所至，达赖喇嘛就给美化包装起来。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中国立刻有了反应。驻奥斯陆大使馆指控说，这是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做法，这种做法已经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西藏多年来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达赖的目的是要分裂祖国并破坏民族团结。

　　这是不错的。从19世纪俄国英国势力入侵西藏起，西藏一直在跟着帝国主义搞“藏独”，真的目的就在此，手段上非暴力是不得已的。对达赖喇嘛，只有这样定位，才一针见血。其他都是遁词而已。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颁赠的理由是：“达赖喇嘛在寻求解放西藏的奋斗中，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他主张使用以容忍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和平解决方法，以期维护西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Dalai Lama in his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ibet consistently has opposed the use of violence. He has instead advocated peaceful solutions based upon tolerance and mutual respect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his people.）

　　达赖喇嘛在得奖后说：“如果西藏人拿起武器，中共部队会有借口压制，我们可能很轻易被消灭。”由此看来，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似乎也不是那么纯真的、慈悲的、在理论上自足的，实乃因为打不过中共军队，所以只好宣传非暴力。

　　从达赖喇嘛的“前科”看，也可证实这一点。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操纵西藏人，在拉萨发动上万人的武装行动，包围中国西藏区司令部和驻藏机关，大喊“西藏独立”和“驱逐汉人” 口号，惹毛了中共政府，派兵镇压，达赖喇嘛在七天后出亡，或骡马、或步行，越冰天雪地的喜马拉雅山而南之，以“十万”之众，表演“出西藏记”，他的精神可嘉，但是并没有非暴力的高层次，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今天美化他“一直反对使用暴力”，是溢美的。

　　达赖喇嘛以暴力争西藏独立不遂，改口说只争内政上宗教上的自治，至于国防与外交，可由中国处理，乍看起来，是一种立场的软化，究其实际，不过换汤不换药。

　　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岂止是皇帝，根本是神。他这一家在西藏，是最大的特权阶级，拥有庄园二十七座、草原三十六处、农奴六千一百七十名、家奴一百二十名、黄金十六万两、白银十万两，以及无数的其他财宝。以这样的财权、再假神权以光大之，这种内政上与宗教上的权势，还不够过瘾吗？又何必要什么国防与外交？

　　所以，以为达赖喇嘛所争不过内政上、宗教上的目标而同情他的人，只是同情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的神权统治而已，何来自由与解放啊？

　　所谓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的神权统治，基本上，是西藏的农奴制度。农奴在西藏政府、寺院和贵族三大庄主手中，三大庄主占有西藏全部土地，以1959年的统计是：政府是在二百八十七个俗家贵族控制之下；寺院是在三百三十三个喇嘛主持之下；贵族是在二百多个贵族家庭包光之下。全西藏有喇嘛十一万，要靠别人供养，这是黑暗的世界！

　　事实上，达赖喇嘛是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神权政教统治的代表，所谓“西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其实正是这种丑恶统治的护符。说“解放西藏”、为西藏争取自由吗？首先该做的，乃是该打破这种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的神权政教统治，才是当务之急。但是，从7世纪的吐番政权开始，到20世纪的达赖政权为止，西藏人民，完全笼罩在奴隶制与精神奴隶制的统治之下，又何来自由与解放？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是对真正自由与解放的曲解，也是侮辱。太混蛋了！

　　孟绝子先生曾有文论定西藏情况，极为中肯。他说：一、1959年以前，也就是达赖喇嘛“抗暴”失败而逃亡印度以前，西藏是个封建制度的社会，阶级差别很大，经济生活极为不平。恰巧这种社会制度正是中国共产党当时要打倒要摧毁的对象。二、男人只有进庙当和尚才能摆脱农奴的地位，才能不劳而获地由别人供养过活。这一方面，1969年版的《世界百科全书》（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中也有类似的叙述。它说，很多藏民当喇嘛，乃是因为在西藏养个家是件很艰难的事。三、“这样的社会制度，不大可能有变动。”之所以如此，是达赖喇嘛手里有镇压一切变动的军队，他又用宗教高度愚化人民、麻醉人民、吓唬人民、使人民非常迷信、非常无知，对他个人非常畏惧、崇拜、愚忠。孟绝子先生的结论是：中共的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打垮达赖喇嘛的军队，把西藏收为中国版图，并把极端不公平的封建制度摧毁掉，这种行动，真是“暴行”吗？达赖喇嘛一小撮贵族和喇嘛为保持一己在西藏的既得利益的现状而打的仗，真是合乎正义吗？真配得上美名为“抗暴”吗？

　　我们完全同意孟绝子先生的论点。

　　我们认为，西藏在中国中央政府统治下，容或相激相荡，有不如人意的地方，甚至有不少人权的问题乃至别的问题。但是，整个比较起来，还是比原有的地方割据进步得多，比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的神权政教统治进步得多。认清西藏真相的人，都会同意这一论定。

　　帝国主义者漠视这一真相，反而把这样不堪的达赖喇嘛赐以各种嘉名大奖，这是一种可耻的道德，我们是看不起的。

　　199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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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月23日为和平解放西藏四十周年之日，国务院总理李鹏19日表示，中国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李鹏是在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前夕，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发表以上谈话的。

　　李鹏又表示，中国愿意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但是达赖喇嘛必须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

　　他说，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问题都可以谈。

　　李鹏还抨击达赖喇嘛最近仍在大肆宣扬西藏独立，致未能为接触创造必要的气氛。他就此怪罪说，双方过去的接触没有成果，现在不能进行谈判，责任完全在达赖喇嘛没有改变分裂祖国的立场。

　　中新社香港5月19日电：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局长洛桑平措先生在此间对本社记者表示：四十年来西藏出版事业在国家的关怀与资助下，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道路，今天已形成了以民族文化为主的现代出版事业雏形。

　　目前西藏有人民出版社、藏文古籍出版社及音像出版社三家大型出版机构，每年出版图书一千五百多种，共五千多万册，此数字尚不包括每年三百多种、一百万册的教科书，印刷厂除了国家定点的西藏印刷厂和西藏军区印刷厂外，另有较小型印刷厂十八所，每年印刷量基本满足全区的需要。全区有六十七家新华书店，形成遍及农牧区的发行网路。

　　出版业与教育事业息息相关，洛桑平措指出，西藏解放前有阅读能力的只是官家贵族及寺庙高级喇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西藏人与文字无缘。他说，四十年西藏教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创办民族教育阶段、走向正规化阶段、规范化阶段及目前的调整、改革阶段。现在西藏有四所大学、六十八所中学（包括职业学校）、一千二百多所小学，今年全区在校生有十八万多人。自治区在全国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还办有西藏班，学生有八千多人，该批藏族学生学成后将回到西藏工作。

　　洛桑平措指出，西藏的文化出版事业以民族文化为主，出版物藏文占80%，汉文占20%。1989年成立西藏古籍出版社，专门以藏文出版历史经典著作，两年来出书五十多种，其中有原来极为零散且将失传的《西藏法典》，记录了松赞干布时代到解放前的法典。此外有“雪城文库丛书”，计划出一百卷，现在已出了十六卷。

　　谈到西藏语言文化问题，洛桑平措指出，80年代中期，自治区成立一个“学习使用藏语文指导委员会”，提倡在传媒以至日常生活中使用藏语，要求在西藏工作的其他民族干部也要学习藏语，自治区人大且以立法通过学习藏语的决定，以期将来达到民族自治的高度来看待。四十年来国家极为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布达拉宫的维修已进行了两年，国家拨款三千五百万元，大昭寺也获拨款重修。由于国家扶持民族文化的政策，目前全区藏族干部有四万多人，占总数66.6%，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一万五千多人，占总数59.6%。洛桑平措希望传媒多宣传西藏的真实情况，他认为海外有些报导不仅不实，甚至是蓄意中伤。

　　199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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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刚教授妙笔写活佛

　　潘毓刚教授是热爱祖国的伟大学人，几十年来，他为祖国做了许许多多了不得的贡献。今年5月23日，正值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之日，我想到他寄我信中所谈会晤西藏人物的一些故事，特写此文。

　　潘毓刚会晤的西藏人物，是“班禅”。

　　据《西藏新志》记载：“达赖喇嘛为宗喀巴之大弟子，班禅额尔德尼为宗喀巴之二弟子。”这老大老二，一般说来，是由达赖主前藏，总揽全藏军政、宗教大权；由班禅主后藏，掌理教务。他们二人，是西藏真正的灵魂人物、真正的屹立不倒的当权派。

　　四十年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下，西藏归顺了中央。那年春天，达赖喇嘛亲政，4月22日，他派出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到达北京。27日，班禅亲自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高层官员四十四人由西宁也来北京，表示竭诚拥护中央政府的决心。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十七条。主旨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收入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教育等。”接着是毛泽东发表谈话：“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

　　到了1954年9月，班禅且与达赖喇嘛联袂到北京出席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达赖喇嘛当选为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刘少奇）、班禅当选为委员。他们也一同见了毛泽东。

　　可是，好景不长，1959年4月1日，达赖搞西藏独立未遂，越岭出亡印度，但班禅却稳定不变。他勇于为西藏讲话。1962年5月，他在北京呈交国务院转中央一份《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简称《七万言书》《七万言上书》），并对周恩来说：“如果你们共产党这样搞下去，不仅藏族人民要造反，我班禅也要造反！”1964年10月，他被指为“阶级敌人”。他自言受到批判的原因在：“《七万言上书》中对有些问题讲得较厉害，措词过于激烈而惹恼了毛泽东；后来对中央批评教育又拒不接受，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于是作为‘阶级敌人’受到公开批判。”从此就戴上“反共产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三顶大“帽子”；12月，任四届政协常务委员（名誉主席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同月《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全文，点名指班禅是“西藏反动农奴主集团代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活动，撤销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职，予以改过自新”。后来又被革去人大副委员长职务。

　　1966年5月“文革”开始，日子更难过了。1968年2月，他被捕，关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1977年10月，在被关九年零八个月之后，解除“监护”，获释出狱。1978年2月，他复出，任五届政协副主席（主席邓小平），他说他“‘文革’期间，被关了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狱，得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没有死掉！打倒‘四人帮’后又得邓小平出力，抵制‘两个凡是’的做法，才把我从狱中解救出来，重新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1980年8月，邓小平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9月，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获补选为人大副委员长（委员长叶剑英）。

　　1988年4月5日，他被“平反”。他接受中外记者访问，述说当年因“七万言上书”惹来三顶“帽子”的经过，他幽默的说：“现在为我摘掉三顶‘帽子’是适当的，否则让我戴着三顶‘帽子’当副委员长的确不太好看！”平反结论指出：“对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批判和处理’，是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文革’结束后，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证明原来认定他‘图谋叛国’是没有根据的。”“1964年对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批判斗争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做出的决议和所谓‘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图谋叛国’的结论，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批判审查中本人在压力下写的交代和从班禅处收来的档案文件，包括《七万言上书》、私人照片、相册、《梦兆录》、‘卦辞’等，全部清还给本人。”

　　班禅在1989年1月18日死去。

　　潘毓刚见班禅后的回忆，写于今年3月14日，全文如下：

　　1987年11月13日我访问西藏的前夕，一位“西藏通”给我介绍西藏一般情况时，顺便说了一个有趣的传闻：“班禅大师每次回西藏访问，他的大小便都要秘密处理掉，否则西藏的善男信女会争着把他的屎尿拿回家当做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吃。后来他们拿不到他的大小便，就把班禅踩过的泥土抢回家，当做治病的万灵药。”1988年6月25日我在北京访问时，班禅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约我会面并请我吃午餐。是日从上午11时到下午3时左右，连吃带谈的四个小时中，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对我所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回答。那天他谈兴甚浓，天南地北，政治、宗教、文化大革命、西藏歌舞团……都是谈话题材。不论如何尖锐的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我曾问他：“听说班禅大师在西藏踩过的泥土，人们都争相拿回家去当做治病良药，不知大师是否也相信你踩过的泥土真能治病？你对一些人把你踩过的泥土当药吃，采取什么态度？”他说：“治病的药有药性的疗效和心理的疗效，我承认我踩过的泥土没有药性的疗效，但有心理的疗效，因为人们相信吃了我踩过的泥土能治好病，所以他们把泥土吃下去之后，心情舒畅、血脉畅通，可能帮助他们早日康复，既然对他们的病情有些帮助，我就采取沉默听其自然的态度。”由这句话使我联想起妖僧林云以妖言妖术欺世之恶行，班禅大师确实不愧是位有德行的高僧。

　　在潘毓刚写完这篇回忆后第二天，他又写信给我说：

　　在午餐前我也向班禅提出一个关于吃素的问题，佛教讲仁慈不杀生，许多藏民甚至反对在农作物上洒农药，因为杀虫也算是杀生，但在拉萨街头到处是牛、羊肉摊子，藏民甚至喇嘛都是吃荤的，同时一般藏民特别歧视屠夫，这不是很矛盾，很虚伪吗？这个问题他回答得很不好，他说：“只要你自己不杀生来吃，或不叫别人专门杀给你吃，而是去买别人杀好的现成肉类来吃是可以的，对屠户的歧视则是沿袭印度的传统，因佛教是从印度传进来的。”我不满意这答案，我曾反驳他，对他的解释提出不同看法，他对我的解释不置可否。但午餐时吃的多是荤菜，他似乎特别喜欢吃海参，六人一桌，一盆海参他一人几乎吃了一半，幸好我并不喜欢吃海参，否则有“利害冲突”（大陆术语“利益上的矛盾”）。

　　潘毓刚这两篇回忆都是很有趣的，我都喜欢。为了衬出回忆的背景，我乃写此文作为“文龛”，把两篇回忆装进我的“法袋”里。这样一来，小潘之作，可入老李文集矣，掠美之道，尽在斯乎？

　　199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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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怎样迫害人权？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写《一九八四》（1984）之书，写极权统治之极致，有“老大哥”（Big Brother）巨眼逼人，赫赫常在。我看了，窃笑英国作者所见者小。奥威尔如知西藏的神权统治、其凶狠有甚于“老大哥”者，他的《一九八四》，也就不必写了。

　　《一九八四》描绘的极权统治极致，再厉害也是被统治者心不甘情不愿状态下的巨眼，但是西藏的神权统治，却是从根上把你心甘情愿的作为奴隶，“老大哥”的锐利眼光，只是在房里而已；但西藏呢？恰像它白居寺中白居塔顶那对能见识一切的恐怖巨眼，早把你给勾魂摄魄了。这种恐怖统治，幸亏有中共这种以毒攻毒的厉害角色出现，才稍得纾解。

　　这月23日是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之日。这一阵子，由于达赖喇嘛游走西方帝国主义之国，西藏问题，更引起各界注目。国民党追随西方帝国主义者，趁机抹黑中共四十年来在西藏的德政，这是非常不公道的。我特在台湾首持异议，迭以证据，证明中共在西藏德政多于暴政。

　　今天从瑞典诺贝尔奖的颁发达赖、到美国布什总统的接见达赖，众口一声，都说达赖是西藏人权的保卫者，但是，根据达赖统治西藏的记录，在档案中，竟有为达赖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须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该次佛事，须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颗、各种血、人皮一整张的血淋淋要求，这是什么人权！

　　还有，为维护“三等九级”制度，旧西藏法典严厉惩罚犯上的行为，可处以《十三法典》第4条“重罪肉刑律”规定的“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死、处死等”的血淋淋刑法，这又是什么人权！

　　现存的档案中还收藏不少在达赖统治时期50年代拍摄的照片，其中有农奴布巴被领主挖去双眼，牧民被领主剁去右手、被砍掉了一双脚、被剜去了双眼。至于各种可怕的刑具实物，现在还保存存证。

中共再坏、再迫害人权，也比不过达赖吧？

　　中共统治西藏四十年来，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调查，有以下的德政：

　　一、西藏和平解放，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现中国大陆的统一。

　　二、完成了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

　　三、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展开了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

　　四、农牧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1990年，西藏农牧业总产值为7.89亿元，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5.55亿公斤，比1952年的1.55亿公斤增长了2.5倍以上。牲畜存栏数由1952年的974万头（只）增加到2280万头（只）。1990年，西藏商品肉产量达到9300万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奶产量1.78亿公斤，绵羊毛850万公斤，山羊绒49.6万公斤，与历史最高水平持平。农牧民人均年收入达到430多元。

　　五、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初具规模。解放前的西藏，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四十年来，已逐步建立起电力、矿业、毛纺、制革、建材、建筑、化工、造纸印刷、食品等十多个行业。职工总数2.6万人，其中藏族职工占60%以上。

　　六、民族手工业得到继承和发展。1980年以来，国家扶持民族手工业资金多达2500万元。目前西藏已有民族手工业企业120家，可生产地毯氆氇、围裙、民族服装、铁木器、旅游纪念品、金银首饰等1600多个品种的产品。地毯等产品已远销欧美。1990年，民族手工业总产值达5285万元。

　　七、能源、交通、邮电、通讯状况大为改善。据文章透露：现在西藏共有电站433座，总装机15.032万千瓦，年发电量3亿度。四十年来，中央政府共投资30多亿元，发展西藏的交通运输事业。目前全区建有120个邮电局，邮政路程已达71000多单程公里。并建起了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阿里、山南、林芝7座卫星通讯地面站，开辟了国际国内长途自动电话。

　　八、商业、对外贸易、旅游事业方兴未艾。目前，已建成国营商业网点3000多个。1990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为15亿元，对外贸易出口总额2.5亿元。自1980年以来，在中央和有关省市帮助下，西藏已逐步建起一批现代化的宾馆、饭店，改善了旅游设施，累计接待游客10.8万人次，收入2.25亿元，创汇2700万美元。

　　上面这些，都有数字为证，空口抹黑中共，是非常不公道的！

　　199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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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达赖喇嘛的人权记录”

　　前一阵子，诺贝尔委员会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理由是：“达赖喇嘛在寻求解放西藏的奋斗中，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他主张使用以容忍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和平解决方法，以期维护西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Dalai Lama in his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ibet consistently has opposed the use of violence. He has instead advocated peaceful solutions based upon tolerance and mutual respect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his people.）这一阵子，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美国国会领袖纷纷致词欢迎他，所说颂辞，也与诺贝尔委员会如出一辙，并且还强调了他争人权的记录。

　　稍知历史的人，都不会同意上面这些完全与事实不符的立论。

　　事实上，达赖喇嘛是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神权政教统治的代表，所谓“西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其实正是这种丑恶统治的护符。说“解放西藏”、为西藏争取自由吗？首先该做的，乃是该打破这种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的神权政教统治，才是当务之急。但是，从7世纪的吐蕃政权开始，到20世纪的达赖政权为止，西藏人民，完全笼罩在奴隶制与精神奴隶制的统治之下，又何来自由与解放？更何来人权？

　　今年5月是和平解放西藏四十年的日子，国民党《中央日报》左一句“中共迫害西藏人权”，右一句“中共迫害西藏人权”，向西方帝国主义学舌，惟妙惟肖。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何不看看达赖喇嘛的人权记录呢？

　　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卜问写的《达赖喇嘛的人权记录》，看了令人触目惊心。卜问从西藏现存档案资料中举证，告诉我们许多恐怖的、血淋淋的西藏“人权”情况：

　　卜问写道：达赖喇嘛在1959年之前统治西藏地方的时候，也是有法的。这个法就是沿用了三百多年的所谓《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在这两部法典中，按人的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藏王、大小活佛及贵族属“上等人”，商人、职员、牧主等属“中等人”，铁匠、屠夫和妇女等属“下等下级人”。各等人的生命价值也是不同的。法典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根据这两部法典的规定，作为“上等上级人”的“命价”为“无价”，或“遗体与金等量”；作为“上等中级人”的“命价”为“三百至四百两”（黄金）；而被列为“下等下级人”的铁匠、屠夫、妇女等，“命价”则为“草绳一根”，“杀铁匠、屠夫等，赔命价草绳一根”（见《十三法典》第7条“杀人命价律”）。为了维护这种“三等九级”的制度，法典严厉惩罚以下犯上的行为，《十三法典》第3条明文规定：“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第8条规定：“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十三法典》第4条“重罪肉刑律”更规定肉刑为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死、处死等”。在旧西藏，不仅各级政府设堂办狱，而且大的寺庙、各庄园领主、部落头人也可办案。在现存的一份由达赖亲署给各宗本等官员的命令中就重申，哲蚌寺有权处理各种诉讼案件、定罪量刑。所以，施行种种肉刑，在旧西藏就非常普遍。现存的资料中还收藏不少在达赖喇嘛统治时期50年代拍摄的照片，其中有农奴布巴被领主挖去了双眼，牧民贝姆洪贞因偷拿半小口袋青稞被领主剁去右手，安多县牧民推托被部落头人砍掉了一只脚，牧民布德被剜去了双眼。至于各种可怕的刑具实物，现在也还保存着。

　　为了给卜问的文章增补一点铁证，我以这次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的文照五十三张、实物八十二套为例。实物中有一口油锅，旁边的说明写说：“农奴被砍掉手脚之后，行刑者将其残肢伤口放入烧沸的油锅，用以止血。曾有三个农奴惨死在这口油锅旁。”实物中还有一件1959年前西藏一所监狱用来惩罚农奴的刑具，包括铁火印、夹手棍、挖眼凶器，还有被农奴主剥下的一张小孩的人皮以及砍断的几只手。这样子的“西藏人物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可未免太伤感情了吧？

　　卜问又写道：在档案中，还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这里是一些原件：

　　信一：

　　“致热刀头目：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须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须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颗、各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束斯稍夏帕空”

　　信二：

　　“热格：本处须进行天女敬食佛事，需头颅四具、肠子十副、净血、污血、废墟土、寡妇经血、麻风病人血、各种肉、各种心、各种血、阴地之水、旋风土、向北生之荆棘、狗粪、人粪、屠夫之靴等物，务于20日送往次曲康。次曲康19日”

　　够了。以上这些历史档案就是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期西藏人民享有的人权的最忠实的记录。现在，西藏再没有“领主”和“属民”，也再不能把人作为个人的财物，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人不再分为三等九级，铁匠、屠夫、妇女再不是只值一根草绳，而是宪法规定的领导国家的工人阶级与男人平等的“半边天”，也再没有寺院、庄园主、部落头人私设公堂，对人挖眼、刖足、断手、割舌，也无人再敢索要人的头颅、人皮、人肠、人血等等。那么，曾是西藏“上上等人”的最大领主达赖喇嘛到处奔走呼号，要为西藏人民恢复人权，究竟是要恢复什么样的人权呢？

　　卜问的文章和举证，告诉了我们：达赖喇嘛现在四处奔走，高谈人权，高谈“爱和同情心”、“非暴力”，且身披诺贝尔和平奖的美丽外衣，人们一定以为在他统治西藏时期，一定是有人权的了。其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由此可见，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是对真正自由与解放的曲解，也是侮辱；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中央日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锁定中共在西藏的作为违反人权，是不公道的。先看看达赖喇嘛所作所为，再论断中共才好！

　　1991年5月27日夜二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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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胜利的多重意义

老毛子俄罗斯共和国举行的第一次总统直接民选，已经揭晓。激烈改革派的领袖叶利钦以压倒性优势，顺利当选。

叶利钦当选的意义，美国报纸揭出一些。

《国际前锋论坛报》说：“俄罗斯共和国的选民，选出激烈反对共党思想的叶利钦为总统，任期五年，使苏联共党遭到历史性的挫败。”

《华盛顿邮报》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民选总统，“不仅是大嗓门的叶利钦个人的胜利，同时更是民主改革理念的一大胜利。”象征俄罗斯人民以选举叶利钦来“唾弃共产党与共产方式，并支持主张政治多元化与自由市场的人”。

《华盛顿时报》说：“俄罗斯人民已背弃当年列宁鼓吹的理想，并将国家交付给一位保证将把苏联坚决带进世界历史主流的政治领袖。”“选民已唾弃马克斯信仰以及长期被誉为真正解放者的共党革命传统。”

俄罗斯是苏联十五个共和国中最大的共和国，它的幅员占苏联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人口占苏联总人口两亿九千万人的一半，物产占苏联油源的十分之九、天然气的十分之七，它那龙头老大的地位，这几个数字，已说明一切。

戈尔巴乔夫只是经由苏联国会而非经由普选选出来的，比起经由普选选出来的叶利钦，自然相形见绌。

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的共产党同志。从五年前，戈尔巴乔夫把他调到莫斯科担任共党书记，并兼政治局委员开始，他就扮演共产党政治传统的破坏者。并在很短期间内，把共产党摧枯拉朽。

他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由省级共产党干部出身，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但叶利钦修正得更快，最后，像枝铅笔一样，被他给修光了。——共产主义已变得殊无可取，而七十多年的苏联共产党的主义与天下，也遭到最大的挑战。

叶利钦的例子，告诉人们真正“颠覆”共产党的，是共产党干部自己。极权统治的崩溃，只有“窝里反”才行，党外人士和老百姓是轮不到的。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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