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编外集
- 目录
- 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汪子飏)
- 蒋介石三失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良机(司马后)
- 戴季陶二三事(黄贻谋)
- 孙中山先生在天津张园(张挺)
- 白崇禧在武汉与蒋介石的人事纠纷(鲍志鸿)
- 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徐恩庆)
- 徐恩曾是这样当上“国大”代表的(张文)
- 闻喜选举“国大”代表的黑幕(张纯如)
- “国民大会”见闻点滴(李韫晖)
- 有关CC点滴见闻录(黄应昌)
- 抗战前“中统”在南通的活动(姜颂平)
- 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所秘密监狱(黄炜)
- 昙花一现的内政部调查局(刘介鲁)
- 龙云被逐前后见闻(鲁昌文)
- 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王根僧)
- 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黄彤光)
- 军统局局本部的日常规章制度(赵广庆)
- 深夜怀友(叶公超)
- 我看胡适之先生(蒋廷黻)
- 胡适之(温源宁)
- 胡适之先生(朱文长)
- 略谈胡适之(梁漱溟)
- 适之先生二三事(黎东方)
- 追忆胡适之先生(蒋复璁)
- 胡适之先生哀词(毛子水)
- “但恨不见替人!”(梁实秋)
-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石原皋)
- 胡适的藏书和书斋(石原皋)
- 胡适是什么样的学者?(石原皋)
- 我所认识的章太炎(陈存仁)
- 德国的再统一与新世局(汪荣祖)
- 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叶沛婴)
- 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任启圣)
- 民主潮与独裁风(黄回)
- 从一贯道“起飞”谈起(轩辕辙)
- 嫖客、雏妓、大陆妹(陆啸钊)
- 天下安排,匹夫有份(何永佶)
- 我死,你也别想活!(吕佳真)
- 论命运(周宪文)
- 孔子可谈而不可谈(李长之)
- 高山族族源考略(施联朱)
- 嘉义市立委选战剖析(张福淙)
- 民主与民风(陈平景)
- 从贵州来的退伍军人(陈平景)
- 由宪政独裁到独裁宪政(林山)
- 军统大特务马汉三之死(文强)
- 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
-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孙铭九)
- 临潼扣蒋(孙铭九)
- 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孙铭九)
- 从选战看台湾(大风)
- 丑陋的中国人(大风)
- 美国的人权标准(大风)
- 白崇禧传——外放华中“剿总”的内幕(程思远)
- 白崇禧传——蒋介石第三次引退前后(程思远)
- 白崇禧传——蒋介石下野(程思远)
- 白崇禧在武汉(程思远)
- 《鹰犬将军》前言(宋希濂)
- 鹰犬将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宋希濂)
- 鹰犬将军——西南的挣扎和溃灭(宋希濂)
- 一场玩笑·两条人命(劫余)
- 胡县长(劫余)
- 寻找女人(劫余)
- “严父慈母”的新估价(李霁野)
- 漫谈食睡哲学,希腊悲剧,包公案,性别及其他(李霁野)
- 学问与事功(居浩然)
- 科学与民主(居浩然)
- 恪遵宪法厉行法治(李声庭)
- 诱人犯罪不合乎正义(李声庭)
- 翁老板的故事(包正)
- 尊重宪法亟宜废止违警罚法(李声庭)
- 论意见表示自由与民主法治(李声庭)
- 我的回忆——被捕、谅解和团结(张国焘)
- 我的回忆——为维护北大而奋斗(张国焘)
- 我的回忆——民国成立以后(张国焘)
- 我的回忆——在伊尔库次克(张国焘)
- 如果你偷脚踏车(刘峰松)
- 《调查局黑牢345天》自序(李世杰)
- 火烧岛十载风霜(李世杰)
- 火烧岛十载风霜二(李世杰)
- 火烧岛十载风霜三(李世杰)
- 全世界都震动了(龚德柏)
- 中国偏偏要抢俄国的战争来打(龚德柏)
- 日人观念为之一变(龚德柏)
-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龚德柏)
- 地下分肥记(屠申虹)
- 荣工处的特权嘴脸(屠申虹)
- 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孟绝子)
- 头发政治述奇(孟绝子)
- 雷震日记介绍及选注(胡虚一)
- 我的牢狱之灾(胡虚一)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这些都是根据群友提供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制作出的一部分文章。
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汪子飏)
伊拉克强人萨达姆·侯赛因一口吞下科威特,驻重兵于沙特阿拉伯边境。美国总统布什立即调兵遣将,派大军重械驰赴沙特阿拉伯,兴灭国其名,保石油其实。在此过程中,最令美国当局欢喜的是联合国的“一面倒”,包括五强在内的安理会一再通过谴责与制裁伊拉克的决议,甚至通过授权以武力封锁伊拉克,授权给谁?当然主要是山姆大叔。
难怪美国自布什总统,到各派报刊,以至街头百姓,一再提到联合国,赞赏联合国的正义及其齐心协力。美国忽然如此重视联合国,岂不令联合国受宠若惊!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该记得不久以前,美国还是十分讨厌联合国,甚至恨之入骨,要减少或取消资助,并讥之为“第三世界的相骂场所”!里根时代的官员更讽刺性地表示,如果联合国搬离美国,他将至纽约码头,挥手相送!恨不得将联合国赶出美国之情,溢于言表。
美国对联合国又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呢?话说联合国原是美国的产物,想借此维护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以及美国的利益。战后,美国国富兵强,国威甚壮,联合国实际上在美国控制之下,与美国对抗的苏联,只好用否决权来勉强制衡。但后来第三世界的国家日益增多,北京又代替了台北成为安理会永久会员,而美国又偏袒以色列,使美国日渐失控,时常逼得只好用否决权来对付多数,因为由爱转恨。而今则又由恨转爱矣。
此种爱恨的转变,最能表露美国的两面性。一面是幼稚性:像小孩子玩游戏,只喜欢赢,而输不起,输久了,便老羞成怒;另一面是霸权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有人会说,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因联合国终于伸张了正义。其实,联合国过去正义不张,乃因美、苏两个超强,各执一偏。而今苏联霸权垮了,可能连苏联都联不起来了,自顾自不暇,难能再偏袒伊拉克,正义遂张。但是美国的霸权未垮,军事力量仍然是全球一枝独秀,傲视寰宇,她会不会永远站在正义的一面?她能不能把正义永远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她肯不肯抛弃处理国际事务的双重标准?这些都是问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则今后的联合国任然难以伸张正义,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国!
正义应该是普及的、超乎国界的。但迄今为止,美国的正义仍然是有选择性的、具有双重标准的。伊拉克侵占邻国,当然是不对的,应该制裁,但是以色列侵占黎巴嫩,却是另外一回事。伊拉克不自科威特撤兵,美国派大军围堵,发动全世界封锁,但是以色列久占河西不撤,美国除表示不高兴外,既无制裁,又不封锁,而且照样提供每年三百亿美元的援助。此种正义,又如何教阿拉伯人口服心服呢?
现在世界舆论几乎一致谴责伊拉克,布什总统口口声声国际法、口口声声国际行为的规范,好像是义正词严,但是没有多久以前,美国悍然侵占格林纳达、巴拿马,合乎国际法吗?美国将外国的元首捉将回来受审,算是什么国际规范呢?更不要说在尼加拉瓜港口布水雷了。文明国不文明,又怎能教野蛮国文明呢?
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希望不只是因为联合国顺从了美国,而是真正认识到联合国是可以起作用的,是可以伸张正义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今后联合国的成败,真要看看美国是否永远能够站在正义的一边。
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介石三失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良机(司马后)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是战是和尚未定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顺应中国人民的意愿,极力主张和谈。然而,蒋介石却三次失去了和平解决两党之间争端的机会,酿成了逃离大陆的悲剧。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达到“和平”吞并共产党的目的,于一九四五年底派蒋经国前往莫斯科拜见斯大林,请斯大林出面调停与中共的关系。会见中,斯大林探明蒋经国的来意后,严肃而坚定地说:“在苏联帮助中国政府之前,中国和苏联之间必须签订一项中立协定,中国必须组织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否则,一切事情都不能谈……。”回国后,蒋经国把斯大林的建议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拒绝了斯大林建议。
一九四六年出,正在长沙养病的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接到蒋介石签发的任命书,任命他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立即赶往济南。临行前,他来到了重庆,见到了蒋介石。王耀武感到蒋正在拉开战争的序幕,应尽快让他住手。王耀武站了起来,以学生的身份,向蒋吐出了忠言:“校长,以学生之见,与共军一仗凶多吉少,不可过急……。”
“好了,好了。”没等王耀武说完,蒋介石就打断了他的话,“你言重了!”蒋介石站了起来,有些激动地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就会打你……。”
蒋介石越说越激动,“你们不要因和谈放松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你必须立即到济南去。我们必须控制山东半岛。”站在一边的王耀武半晌说不出话来,对校长的一片忠心付诸东流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的“文官长”吴鼎昌向他献出了一计,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家大计。”随即,吴鼎昌向他解释道:“这一计有三利:一占主动;二表诚意;三争时间。可谓上策。”蒋介石听后连连点头叫好,立即让吴鼎昌起草了电报,拍往延安。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人民,于八月二十八日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毛泽东一行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于十月十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毛泽东于十月十一日离开重庆,飞返延安。毛泽东一行还没有走下飞机,蒋介石就撕毁了“纪要”。把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场悲剧拉开了序幕。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戴季陶二三事(黄贻谋)
我是抗战前考试及格人员,抗战初期,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救济考试及格人员办法》,国民政府被改分为直属于考试院的考选委员会任职。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耳闻目睹,得知戴季陶其人其事。
戴季陶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以“天仇”(意谓与满清皇帝不共戴天之仇)笔名,撰写文章,鼓吹推翻满清,颇为时人所称颂。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戴出任考试院院长后,却一反常态,不谈革命,尽情复古,其人之善变,可见一斑。
考试院成立之初,戴亲自审定建筑办公楼及考场蓝图,要求类似孔庙布局;同时下令院内卫士,一律佩剑而不带枪。进入院内者,一似置身于庙堂之中。
考试院下辖考选委员会及铨叙部,铨叙部内各司名称,戴季陶说应当仿古,亲自命名为“甄核”,“考功”等司。前者职司文官官等,官俸之审批,后者职司文官年终考绩。他亲自审定“文官官等官俸表!”“公务员任用法”,牙文官为简任(共八级)、荐任(共十二级),委任(共十六级)。
国民政府拟定文官礼服时,戴季陶引经据点,力争不以中山装为礼服,而以蓝袍黑马褂为礼服,却获得通过。戴极为得意。
考试院每逢集会,如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院内各级官员均须按官等高低为序,自左至右,排列整齐,官等相同者,则以级别高低,定其位置。
上述复古情况,戴季陶称之为“继承中华文化之传统”。
戴季陶自称实行总理(孙中山先生)遗教,“天下为公”,“选贤任能”。抗战前,自一九三一年起,在南京举办高等考试四次,共计录取四百余人;普通考试一次,录取一百余人,另在各少数省份举办过普通考试一次,各录取数十名。抗战期间,自一九三九年起,每年举办高考一次,另办过几次特种考试。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精简机构,大量裁员,被裁人员各发给三个月薪俸,遣散了事。被裁人员多属考试及格人员,他们晋见戴季陶请其代进一言,以免失业。此时,戴季陶闭口不谈“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而以伪善面孔声称“爱莫能助”。
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共计九十九名(发榜时为一百名,因其中有薛铨曾一人同时考中普通行政人员及教育行政人员,实际人数为九十九名),依照《公务员任用法》规定,均应以荐任官任用。岂知录取人员被分到各机关后,多被投闲置散,未予任用。及格人员多系受过高等教育,经过三试(一次初试、一次复试,一次口试)而被录取的。他们大呼受骗之余,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各部会任用人员,“凭一纸八行,欲荐则荐,欲简则简”,而考试及格人员则被“投闲置散”。同时,他们以研究考试制度为名,组织“中国考政学会”,企图以集体力量,争得枝栖。而身为考试院院长之戴季陶袖手旁观,不赞一辞。
由于考试及格人员之申诉,各部会为敷衍起见,不得不以荐任官实缺任用;有的部会如教育部为安置考试及格人员,竟以一个科设置两个科长,将考试及格人员和非考试及格人员同派在一科,均为科长。后因各部会科长职位,多为首长亲信所占据,国民政府因此规定各部会增设荐任科员,专为安置考试及格人员,与科长官等相等,非考试及格人员不得充任。考试及格人员表示不满,又无可奈何!戴季陶说:“总理遗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考试及格人员,不应患得患失,在名义上争论不休!”
考试及格人员分在各机关任职者,或则有职无权,或则从事极为繁重之工作,稍有差错,即遭斥责。如第一届高考及格人员黄问歧分在教育部任科长后,主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工作极为繁重。偶因缮校人员疏忽,出现些微差错,读者投书更正,部长王世杰大发雷霆,归咎主编。戴季陶得知后,则以“考试及格人员应以身作则,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辞,告诫黄问歧。
戴任考试院院长后,自称信奉佛教,研读佛教经典。在公开集会时,有时竟大谈“千脚千手观世音菩萨”。据院内一老年官员说:“院座熟读史书,自知位高身危,‘狡兔死,走狗烹’为其前车之鉴,其信佛亦不过表明心迹。”此语亦为院、部、会中一部分官员所公认。
戴季陶身材中等,五官端正,望之确似一尊佛像。院内有个自称善于相面的老职员说:“院长额宽五指,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大富大贵之相,”戴得知后,极为高兴。其人之迷信,可以想见。
戴季陶前妻病逝后,即未续娶,而与一年轻姑娘同居。此姑娘姓赵,人呼之为“赵小姐”,收了一批女孩子为干女儿,安插在院、部、会内为雇员(临时工)。这批干女儿,虽无官衔,而部、会内大小官员,莫不敬之、畏之。干女儿消息灵通,院长的一言一行,皆能及时传出。
戴季陶对部属一贯采取“恩威并济”的策略,一面高高在上,保持其院长尊严,一面又对部属示以恩惠。例如:抗战期间,戴季陶在中央训练团任教,编印党政建制讲义,有大量图表需人绘制。院、部、会选拔了一批录事(雇员)集中办公,专司其事。一次,这些录事见厨师端出戴吃剩的兔肉,争相抢夺,为戴所知,此后,戴每餐用膳时,必命厨师,将自己吃的美味佳肴,分出一盘,送到录事们的餐桌上;又一次,录事们争夺戴吸过的上等香烟头,为戴瞥见,立即命其随侍人员给雇员们香烟各一支。录事们得到一些恩赐,对戴颇有好感。
考试院及其所属部、会,人多以清水衙门视之,实则为极有油水可捞的机构。如考选委员会,每办一届考试,除有大量报名费收入外,并列有预算,报请国库支付。每届考试筹备开始时,会内员工伙食,即由公费开支。因应试人多,笔试科目多,大量印制试卷、购办文具等均有回扣;以及宴请典试、襄试委员(均系阅卷的官员)的伙食费,无不以少报多。这笔贪污费用,均为委员长陈大齐的连襟王士兴、外甥黄某所经手,完全纳入陈大齐的腰包。一次王士兴酒后失言,抱怨陈大齐心狠,借口个人开支大,将贪污之款,分给王士兴的很少,几乎全部独吞,共计五万余元,全部抢购黄金储存。我与陈大齐矛盾很大,当我离开该会时,曾向戴季陶控诉陈大齐贪污,戴季陶官官相护,竟当面对我说:“口说无凭。”无怪乎,南京解放前夕,戴季陶离宁到穗,自杀身死时,陈大齐如丧考妣,痛哭失声。
戴季陶为显示其身分,曾规定院,部,会内各办公室设置红绿灯各一盏。院长在院时,院内各办公室红灯齐亮;副院长在院时,绿灯齐亮。铨叙部及考选委员会均仿效之。故考选委员会内职工互相之间,均称委员长陈大齐为“红灯”,称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沈士远为“绿灯”。此为国民政府各部会中所罕见,戴季陶说:“这是科学方法。”
戴季陶官邸的墙壁上即悬挂孙中山先生像,又悬挂有佛像,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其寝室则严禁男人入内。一次,戴季陶的公文包遗留在汽车内,司机送至戴的卧室,戴极为不悦,司机立即退出对我说:“院长官邸应设置太监才好。”说罢,大笑而去。
我所见过的国民政府要员中,以戴季陶最善于装腔作势,空话连篇。如戴曾公开说:“以马上得天下则可,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匹夫之责。”听其言、观其行,戴季陶之功过,有待治史者去评说。
胡适于一九四七年秋因公来南京,戴季陶请其在考试院做学术讲演,我于旁听后,到胡寓处(因胡与我有瓜葛之亲)谈及戴之为人,胡适说:“戴传贤(戴季陶之名)已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政客。陈百年(陈大齐字百年)想当政客而不能。蒋先生(指蒋介石)部下,派系林立。这个政权,危机四伏。年轻人还是多读点书好……。”可见,戴季陶在胡适眼中已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人物。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以元老自居,不参与派系之争,而对党内个别人却极为器重,朱家骅即为其中之一。朱自投靠戴季陶后,自立门户,与CC系矛盾日益加深。朱家骅对戴季陶极尽奉承之能事。
戴季陶文质彬彬,重视仪表,讲究礼节,一次,戴瞥见一门岗胡子太长,询其何以不整容?门岗急中生智,肃立答称:“无空闲时间。”戴立即手令每星期六下午为门岗理发时间。门岗皆大欢喜。
戴季陶有一纸折扇,一面录一对联:“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此联我在渝南开中学曾见过)另一面绘一罗汉像,并附录一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戴季陶有鉴于政令不出都门,各省拒不执行考铨法令,于抗战期间在各省设置铨叙处,专司地方官员资历之审批。终以积习难移,铨叙处形同虚设,戴季陶束手无策。
一九四八年三月,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出任总统,改组政府。其后,戴季陶将考试院长一职让位与张伯苓,自称“无官一身轻”。淮海战役结束后,据其随从告诉我:“院长精神有些失常,终日愁眉不展。曾对我们说:‘共产党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失节的。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此其时矣。你们应好自为之,二臣不能当。有史以来,历代皇帝对前朝臣民,大都采取怀柔政策,但共产党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怀柔政策不同。蒋先生大势已去,将来连偏安之局也难保。今天的局面,蒋先生一木难支大厦,外援无望,现在已是众叛亲离。历代帝王,统一天下,失天下的为其后代不肖子孙,蒋先生则不然,自己得的天下,自己失之,人谋之未臧。’”我询其“院长税驾何所?”据答称:“院长行踪,从不透露。”由此可知,戴季陶之自杀,有其思想根源,不是偶然的。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孙中山先生在天津张园(张挺)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将军倒戈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遂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来北京共商国事。孙先生于十一月十三日启程,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再乘海轮于十二月四日抵达天津,住在我家张园的平远楼,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离津赴京,在张园共住了二十七天,在这段时间里,我曾见过孙中山先生数次,实为平生幸事。后来常有人问起孙先生居住张园的缘由和具体情况,说起来也确实有一段曲折经过。
当时的张园坐落在日租界的宫岛街,即今中原公司后面不远的鞍山道六十七号,占地二十一亩,是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园林建筑。前两年,我应电视剧《末代皇帝》剧组的邀请,到天津勘察外景,见那里已成为《天津日报》社社址,现在的日本式的楼房是一九三五年由川岛芳子串通日本人强行购买后重建的,已非原来面目。
孙先生之所以住在我家张园,一是孙先生从日本抵津,系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和日本驻屯军司令承担迎接和安排住宿等事,因此只能住在日本租界。二是张园在天津是规模较大的花园,且有新建的楼房,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是我父亲张彪(曾任清朝湖北提督和陆军第八镇统制,为武职一品大员,武昌起义使他垮台。辛亥革命后到天津过着退隐的生活)对清朝抱有愚忠,对革命党非常反感,所以对孙中山先生的借住是不大情愿的。专程来津迎接孙先生的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与家父虽有交往,但无深交,他一再跟我父亲商量,说了不少好话,甚至说到他的女儿与我的妹妹是同窗学友等等。我父亲则以“退隐之所,不欲接纳政治活跃分子”为理由,予以拒绝。后来曹锟、张怀芝和芳泽分别找我父亲洽商,父亲怕得罪人太多,才勉强应允。但他告诫我们兄弟,不许与“革命头子”有任何接触。
我当时年仅十三岁,由于父亲常以恐怖的口吻称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头子”,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这个“革命头子”一定有一副青面獠牙狰狞可怕的面孔,反倒总想看个究竟。孙先生到津那天,我和哥哥刚放学就背着父亲跑到张园大门口去看迎接孙先生的盛况。当我看到“革命头子”跟普通人一样,身材不高,是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头,微笑着同上百位迎接他的各界人士见面时,大为迷惘不解。以后我和十一哥(现已病故于台湾国民党空校)又背着父亲一块儿到花园去玩,想再看个究竟。很巧,那天恰遇孙先生夫妇在花园散步,发现躲在树篱后面的我和哥哥,笑着招呼我们过去,问我们是不是园主之子,又问我们家庭的一些生活情况。他的态度和蔼可亲,虽有长者尊严,却毫无可惧之威。只是他说话有南方口音,我们不能完全听懂。还有一次在花园遇到孙夫人宋庆龄先生,看她年纪不过三十左右,身穿皮大衣,态度和蔼。她招呼我们过去,闲谈几句话后,她就坐下,让我站在她身旁,叫随从的摄影者给我们拍照,后将照片送给我一张。在短短的二十七天里,我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机会不多,见面时也不过谈点家常。孙先生夫妇让我们到大楼里面去找他们玩,但碍于父亲的禁令,我们终未敢去。不过,几次短暂的见面却给我和哥哥留下极为深刻的美好印象。因为孙先生夫妇的风度,同我们平常见到的清室遗老以及黎元洪、曹锟、陈光远、张怀芝等显贵都截然不同,没有一点儿旧习气,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尽管那时我们对孙先生所提倡的“国民革命”还不理解,但是再不会像父亲那样敌视和中伤孙先生他们了。最近,我九哥从台湾到香港和我见面,在共同忆旧时,还谈及此事,时隔六十余年,而孙中山先生夫妇的音容笑貌仿佛犹在眼前。
由于我父亲始终不肯放弃“一臣不事二君”的传统观念,他做为居停主人,竟没有和孙先生见过一次面。可是当孙中山先生离津五十四天之后,末代皇帝溥仪逃到天津来张园居住时,我父亲就大不一样了。他亲自率人到英租界英商惠罗洋行,花了将近三千元银元购买高级家具、地毯等,将大楼内旧家具全部撤掉,布置一新;他还不辞劳苦地亲率家丁每日打扫庭院。对这样忠实的保皇派,溥仪感念不已,私谥“忠恪”二字。现在回忆起来,该是多么可笑!(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于北京)
(《文史资料选编》第三二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白崇禧在武汉与蒋介石的人事纠纷(鲍志鸿)
一九四七年,解放军二野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威胁武汉,震动南京。白崇禧亲自出马,在九江设指挥所,准备对抗可能继续南进的二野。但二野却不攻武汉,而是趁驻豫西的国民党军不及提防和孤立无援之机加以重创。武汉威胁算是解除,白崇禧认为应归功于己,通过南京政府撤销了以程潜为主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成立了以他为总司令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开始坐镇武汉。
白崇禧决定重整武汉统治机构的班底,以确立桂系的势力。当时的湖北省主席王东原、汉口特别市市长徐会之、武汉警备司令阮齐、武汉补给司令朱鼎卿,均是陈诚旧部或亲近陈诚的。白崇禧保许高阳做补给司令,被郭忏(联勤总司令,管辖全国各补给区)指示朱鼎卿抵制,结果许仅任副司令。许告诉我,他向白崇禧建议保蒋介石的侍从室中将高参陈明仁做警备司令,白崇禧尚未表态。我回家处理家事,准备回南京。忽接陈明仁电,谓如他出任武汉警备司令,则请我当他的参谋长。我即覆信同意。这时保密局长毛人凤到汉视察,告知我,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回南京后,即可发表对陈明仁和我的任命。白崇禧为什么保荐陈明仁呢?原因是先前陈诚在东北战场时,以陈明仁在四平街作战中军纪废弛为由,请蒋介石将陈撤职查办,白向蒋进言对陈撤职而不查办,蒋遂调陈到侍从室。白崇禧预料如保桂系的人为警备司令,蒋介石不会批准,保与他有关系、又是蒋亲信的陈明仁最适当。
一九四八年十月,南京政府发表任命如下:
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副司令孙国铨、王绪镒,参谋长鲍志鸿,参谋处长吴迪吉,稽查处长余克剑,军法处长梁凤,副官处长郭斌,政工处长吴相和,办公厅主任温汰沫。
武汉警备旅长曾京。
第二十九军军长陈明仁(兼),副军长彭锷,参谋长刘云楷,二三四师师长王学臣,三〇七师师长张诚文。
十一月一日,陈明仁等行就职礼,由华中剿总参谋长徐祖贻主持。十多天后,白崇禧率陈明仁和我、华中剿总副参谋长孙国铨与刘芳、华中剿总作战处长戈鸣以及林一枝等,到黄陂县城及横店与灄口,汉阳吴家山、龟山与黑山,武昌洪山与青山,视察防御工事。在青山时,白指定要修建空投场,并令随行人员拟出作战计划。视察结束后,陈明仁召集汉口各区和武汉近郊各县县长、保长在汉口法租界铁路俱乐部开会,指出一定要按规定人数提供强征做工事的所需民夫,并限期完成土方,为坚守武汉要准备十万人的弹药、粮草、马料。虽然陈明仁的发言泄漏了机密,但他对我说会前请示过白崇禧并得到同意的。
武汉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关进了一个师长某。陈明仁告诉我,南京电令该师从武汉开徐州增援,白崇禧不许其开拔,将其师长扣留,交给警司关押。
陈明仁召集了我、余克剑、吴迪吉、吴相和等,要我们注意桂系的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和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的行动,以防他们的明害暗算。我们以“共同作战、互相联系”为名,到徐祖贻、张淦、李本一家中拜访,察看他们的动静。万耀煌(曾接替王东原任湖北省主席,时已被张笃伦取代)、彭善(曾在阮齐以前任过武汉警备司令)、何成浚向我了解了桂系的情况,怕白崇禧对他们下毒手,都慌慌张张地离开了武汉。据说南京政府曾调白崇禧兼徐州剿总司令,令第三兵团开赴徐州与解放军决战,白崇禧称病不受命,蒋介石亲自打长途电话,欲与之商量,白不接电话。
白崇禧病好后,亲自主持交通会议,宣布成立华中剿总运输统制处,指定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该处处长,军运车辆的物资载运由剿总制订计划,交该处执行。此后,我遂为白崇禧抢运华中的军用物资和棉纱、棉布等到广西,做为其反共反人民的资本。原有的运输指挥部不能行使职权,指挥官林逸圣辞职,粤汉铁路的交通指挥权落入桂系之手。
四九年元月,蒋介石下野,回奉化在幕后指挥。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桂系表面上接管了国民党最高军政权力。
和谈代表刘斐到汉,陈明仁原准备大办筵席欢迎,突又改变计划,召厨师到其公馆搞醴陵风味的便筵,招待刘斐(陈、刘系湖南醴陵同乡),由温汰沫、余克剑和我作陪。在闲谈中,我问刘斐徐州作战计划是谁搞的,刘答是蒋介石。我颇不以为然,对刘说,如蒋当时把军队摆在淮河南岸一线布防,就不会失败得那样惨、那样快。
有一天,负责城防工事,平时不到警司办公的武汉警备副司令孙国铨,忽然到警司同我谈形势。我同他谈到国民党对和谈的态度真假及其目的,我说如搞和谈是为了利用时间整军再战,则因全国都希望和平,时间拖久了必然影响和瓦解士气;又说蒋介石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江浙财阀并不垂青桂系,而美国不断地派代表与李宗仁联系,则是要桂系反共,以免其与共产党妥协合作,美国与蒋、桂的关系深浅不同,蒋桂合作都不能抵抗解放军,任何单独一方更难有成效。孙国铨此时同我谈形势,是否出于白崇禧的授意,我不了解。孙国铨在抗战期间任军令部作战厅参谋科长,后当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办公室机要参谋。四八年的某一天,我刚从美国回到南京,孙国铨、林一枝约我到梅园新村白公馆与白崇禧谈话,我谈了美国的动态和自己的考察学习心得后,孙问我是否愿当华中剿总第二处处长,我不愿被桂系利用去排挤当时的处长、军统分子黄藩初,就谢绝了,我见到白崇禧的私人秘书兼家庭教师刘某对此很注意。
一月上旬,陈明仁升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后,找我和温汰沫商谈,要辞去武汉警备司令的兼职,而专心去整训第一兵团。我问陈是向蒋介石、还是白崇禧辞职,若向蒋辞恐难获准,陈说向白辞。陈明仁向白崇禧辞了职后,我挂长途电话告知了毛人凤。第二天一早,陈明仁到警司对我说:“昨晚,林蔚文(国防部次长、蒋介石的亲信)打长途电话责备我为什么不先通知一声,好让他们考虑继任人选,我无言可答。”一月十五日,白崇禧发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原华中剿总)副参谋长刘芳任武汉警备司令。我以第一兵团代理参谋长身分代表陈明仁向刘芳办理警司移交手续,刘要我继任警司参谋长,我婉谢。
春节,陈明仁、徐会之、我和其他有关人员去白崇禧处拜年。白称病不见客,但命副官单独引陈明仁到卧室密谈,说话内容不知。大家高兴而去,败兴而归。在归途中,我暗地向陈明仁询问白的病情,陈说白在装病,以示李宗仁搞的国共和谈与他无关。
白崇禧的矛头下一步指向湖北省主席张笃伦和汉口特别市市长徐会之,用征兵夫不力、使防御工作进展缓慢的罪责,报请南京政府撤其职,保胡宗铎、朱鼎卿、晏勋甫等当省主席、市长。三月,南京政府发表朱鼎卿为湖北省主席,晏勋甫为汉口特别市市长。失去实权的朱鼎卿成了白崇禧的陪衬,许高阳升任武汉补给司令。至此,桂系夺取了武汉统治机构的全部人事大权。(高浩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徐恩庆)
余井塘,江苏兴化人,是国民党CC派的总管家。一九四八年春,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垂危的统治,玩弄“还政于民”的花招,粉墨登场,导演了一出装潢“民主”的门面,举行“国大”代表选举的闹剧。当时南京市教育局长马元放拍后台老板余井塘的马屁,为余在南京市教育会竞选伪国大代表紧张进行活动。我当时是教育局里一名职员,又是教育会理事,因此在这场闹剧中,也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
向车子敬礼,不向人敬礼
一天,马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马是南京市副市长兼教育局长),很客气地对我说:“这次余井塘部长想在市教育会选举产生国大代表。你是余部长的同乡,又是教育会理事,现在是你出力的时候了,干得好,我们不会亏待你的。”随即要我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领一卷关于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宣传材料。我把材料拿回来后,马写了一张便条,要我到会计那里领一笔为数不小的活动经费。同时告诉我:“在竞选活动期间,你乘我的汽车出去跑跑。”要在市教育会竞选国大代表,必须是市教育会的会员,但余当时没有加入南京市教育会。为此,马要我到饮虹园去找张绍揆帮忙解决问题。张是教育会审查会员资格的主要负责人,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当我坐着副市长车子驶出市府大门,门警只认车子不认人,叫了一声敬礼,我不禁为之一笑。
条件是一个中学校长的位置
车子开到了张绍揆的公馆,我们在他家会面了。张绍揆个子高高的,面色清瘦,西装笔挺,皮鞋乌亮,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神气活现。他是国民党还都的接收大员,市参议员,乃一地地道道的小政客。他居住在一幢西式平房里,室内陈设一套红木家具,还摆有一些古董玩品,比较考究。张满面春风地握着我的手说:“梦云兄,是什么风把你刮来的呀?”我开玩笑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来请老兄帮忙嘛!”从前我和张在社会局是老同事,张是督学室视导,我是教育科国民教育股主任。一九四五年底,南京市举行中小学教员甄审,我们都是甄审委员。嗣后,南京市教育会成立,我们都当选为理事,同是会员资格审查委员,张是召集人。我直截了当地对张说:“马局长要我们在教育会帮助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可余部长没有加入教育会,想请你发一张会员登记表给他填写。”张犹豫了一会,叹口气说:“余部长是中央大员,要当上国大代表,是件很容易的事,何必在教育会与我争席位呢?”言下之意,他也想在教育会通过选举当上国大代表。过了一会,张勉强地在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会员登记表交给我,叮嘱我说:“请你向马局长转达,条件是一个中学校长的位置。”
回到副市长办公室,我便如实地向马做了汇报。马冷笑了一下,用拳头捶着办公桌,气呼呼地对我说:“张绍揆是个什么东西,看嘛!以后再说吧!”说完,马就叫秘书把表填好,我在表里审查一栏内盖了章。随后,我又坐副市长的汽车去找荷花塘小学校长沈实秋和青年会中学校长周瑞章,请他们在审查栏内盖了章,再把表送到张绍揆那里。忙碌了一整天,总算顺利地解决了余井塘参加南京市教育会的问题,为他获得竞选资格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我一连几天坐着副市长的汽车,分别到市里规模比较大的中小学,再三嘱咐校长们到选举的那天,带领已取得市教育会会员资格的教职员,前往白下路商会参加选举投票。并告知他们:所欠交的教育会会费,均由竞选事务所代交;投票后,在附近菜馆款待每人一碗面,小笼点心四只,以示慰劳。余井塘竞选事务所设在三中校长室,因为三中校长周行是马元放的嫡系,竞选事务所和投票地点都在白下路,相距很近,来往方便。当时,我们深信一定可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哪知出乎意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要在南京市教育会竞选国大代表。朱是三青团头子,投票选举那天,他动员了教育部的职员和三青团骨干分子,调动了一批大型客车,开到各中小学校做接送工作。投完了票,不仅有面点供给,还有酒菜款待,因此拉去不少的票。这对余竞选国大代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马元放气急败坏地到三中校长室,问我们说:“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形势很不妙,朱家骅动员了三青团和教育部很大的力量参加竞选,其势汹汹。而且人力、物力、财力都比我们强,恐怕我们争不过他们。”马鼓励我们不要泄气,要沉着,要做最后的努力,还要我们到投票的地方去了解情况,观察动向。
无可奈何,不欢而散
我和教育局几个同事去商会观望,看到许多人正在投票,我们就站在投票箱的旁边,劝一些熟人投余井塘的票。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两个特务,用手枪对着我们的胸膛,威胁我们退出投票场地。我厉声说:“你们想干什么?难道打死人不犯法吗?”当时,好心人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劝我们不必和他们争吵。无可奈何,我们憋着一肚子气,退出了投票场地。回到三中向马汇报后,大家面面相觑,不欢而散。
毕竟大人物有办法
第二天,开箱验票统计,朱家骅比余井塘多得几十张票,当选为国大代表。我们在这场竞选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余还是落选了。
但是,没过几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决定余井塘为特邀国大代表。这说明什么呢?它告诉人们,国民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套骗人的把戏罢了!
(南京市政协《史料选辑》第五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徐恩曾是这样当上“国大”代表的(张文)
掌握中统组织达十五年的特务头子徐恩曾,于一九四五年初被蒋介石手令“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中统局长一职派叶秀峰继任。同年二月一日在重庆川师中统局信谊堂举行徐去叶来的交接仪式后,徐确曾消极沉默过一段时间,但其内心并不甘于寂寞,企图伺机再起。
日本投降的那个冬天,徐偕同其妻费侠和子女四、五人回到上海。由当时中统上海特派员季源溥将劫收而来的、坐落在逸园某号洋楼一幢,送给徐家居住。
徐为了趁机发财,首先在外滩麦加利银行租贡一套写字间,挂牌“中国机械农垦公司”。其实既不农垦,亦无机械,只是用这块招牌做幌子,对外联系,买空卖空,搞投机生意,只要有钱可捞,便不择手段,什么“生意”都可以干。据了解,比较大一些的:一为组织什么“打捞公司”,利用网罗一批日籍水鬼,打捞在吴淞口和江阴一些地方在抗战时期沉没的船只,大发横财;二为以某某轮船公司名义投资八亿元(法币〕买得一艘四五千吨的海轮,以上海为中心,无定期亦不固定地航行于天津、基隆、广州等地。当时蒋介石为了把部队和军用物资运往前线,不少商船被封,专做军运。这时徐便运用某些国民党军政要人的私人关系疏通关照,徐的这条轮船得免于被封,继续往返航行,大发其内战财;三为利用中统驻赣专员冯琦的关系,在江西用廉价收购大批木材和毛竹放到南京、上海高价出售,当然这也是一笔发财生意。徐恩曾经过近二年的精心经营,骎骎乎日臻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矣。
一九四六年秋,徐曾邀我到他家作客,并引我到他那间“写字间”参观。其具体经营情况我并不了解,但知道在他的手下帮忙办事的约有二十人,其中一些原是中统特务,如朱景羲、方智等。
迨一九四七年,徐恩曾虽发了财,但绝不甘心被摒于政治权力之外。他深知蒋介石的所谓永不录用的“永”,只不过暂时不用,并不是真正永不录用。这一点徐是有实际的例证和深刻体会的。我曾听徐恩曾说过:“钱大钧不是被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曾扩情不也受过‘永不录用’的处分吗?但是后来又都起用了。”此外还有在西安事变时任西安广播电台台长的王劲(又名王中权,江苏无锡人),播放过张、杨两将军的爱国政治主张,事后蒋介石对王劲亦曾批过“永不录用”,王一时被迫任中学理化教员二年。一九三九年来到重庆,由于徐、王二人有上海交大同学私人关系,便不顾蒋介石什么批示,委派王劲为中统局总工程师,迄一九四七年已升任中统局交通处长,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一九四七年,徐恩曾认为他的“永不录用”已成过去,又可以大搞起来了。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当上“国民大会”代表。
当一九四五年徐恩曾为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时,中统局长、交通部次长、国民党中委等职均被免去。但是徐所任“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一职,却被保留下来(因为该会是民间组织,不大为人所注意),徐便以此做为东山再起的本钱。
当国民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发表,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得代表一名。徐喜出望外,认为是难得的机会,机不可失,便积极活动,企图当上“国大”代表,重登政治舞台,表演一番。
徐为当上“国大”代表积极活动,奔走于宁、沪间,经过“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审查核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有选举权仅一百五十人。此一百五十人中在沪、宁一带的不过二三十人,其余散居各地,徐深知这些人根本不赞成召开“国大”,对于什么选举,置之不理。徐恩曾便以该会会长名义向有关方面联系疏通,从选举事务所领得有选举权的一百五十名中的一百二十枚选举证放在自己的皮包里,以便到时使用。
我原任中统局秘书,一九四七年五月调任中统“外延单位”——国民党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处长。是年八月规定投票选举前两、三天,徐恩曾来南京活动,准备一切。在投票的前一天,徐亲自来找我,要求我邀集二、三十人冒充某某工程师代为到场投票选举。徐之所以找我帮忙,而不找别人,一则以我与他私交甚厚,再则以我属外延单位,究与中统局本部有所不同。徐的这一请托,我当然是完全接受照办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的一天上午,我便率领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工作人员刘国刚、李道生、张丽芬、吴志浩等二十余人,乘坐中统局的大小包车,来到投票地点成贤街中央大学。这时徐已先到,经过一番接洽布置后,徐便将选举证若干张交给我,由我转交给我所率领的所有人员,冒充某某工程师鱼贯进入选举场——中央大学大礼堂的一角,换取选举票,填写后投入票匦。由于票多人少,如是同一个人在投了一票之后,不能不再次、三次以至四次来回的投票,直至全部选票投完为止。我本人便投了四次之多,在来回投票进行中,我感到有些人如吴志浩、张丽芬年纪太轻,不过二十来岁,从外表看根本不像个工程师,唯恐露出马脚,我只叫他们投入一、二次便算了。事后我才明白我的这一顾虑完全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主持这一选举的人从上到下,都与徐恩曾串通一气,所谓投票只不过完成手续形式而已,不管是由谁来投是概不过问的。投票完毕后,徐招待我们这些冒充工程师前来投票的人,到中大附近的某饭馆大嚼一顿而散。
事后据我的了解,真正有选举权的人亲自前来投票的,包括徐在内不超过二十人。
约一个月后,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总所正式公布:徐恩曾当选为电机工程师学会选出的“国大”代表。翌年徐便以“国大”代表身分出席了所谓行宪“国大”。蒋介石当选为“总统”。
国民党立法委员选举的实际情况与“国大”代表基本上相同,徐恩曾之妻费侠当上“立法委员”,完全是由中统特务头子熊东皋一手包办奉送的。
日本投降后,中统局派熊东皋为华中总督导兼鄂汉区区长,同时熊又兼任湖北省营应城石膏公司董事长,一时间熊东皋成了武汉闻人。熊不仅在武汉拥有洋房汽车,而且在南京也置有别墅和小轿车,以备来宁活动时使用。熊为人善摆排场,装模作样。熊仅有一次到应城视察,除率领随从多人外,还携带小型电台一部,以便随时与武汉通报联络,发出指示。事实上并非必要,只不过摆架子、显气派而已。
按照国民党中央规定:汉口特别市可产生“立法委员”若干名(具体数字不详),这一名额便是由汉口各派系之间协商分赃决定的。中统方面分得两名,其中一名由熊东皋自取外,另一名则由熊东皋送给费侠(湖北人,留苏学生、中共叛徒)。熊之所以将这一“立委”席位送给费侠,用熊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报答徐恩曾对他长期培植提拔之恩。
一九四五年冬,费侠与徐恩曾从重庆飞回上海,从未到过武汉,直到汉口选举“立委”的前几天,费侠始来到汉口。第二天由熊东皋安排在汉口市陈其美路新生联谊社(中统开设的歌舞厅)大摆筵席,招待中统鄂汉区、汉口市调统室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费侠在熊东皋伴随下,来到宴会厅。首先由熊介绍费侠与大家见面,并大大地为费吹嘘颂扬一番,接着费侠说了一些请大家帮忙的话。如是从当晚起,这些中统特务全体动员,一连三天三夜赶填选举票,然后一包一包地投入票匦,随即加上封条,表示郑重。接着开匦计票,结果熊东皋、费侠都当上了“立法委员”。
徐恩曾和费侠就是这样虚伪、黑暗地当上了“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的缩影。
(南京市政协《史料选辑》第五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闻喜选举“国大”代表的黑幕(张纯如)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所谓《五五宪法草案》,声称“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根据《宪法草案》规定,讨论和通过宪法,必须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而要召开国民大会,自然首先要选举“代表”。经过再三筹划准备后,始于抗日战争前一年在各地进行选举。关于整个黑幕,我知道的不多,只就我亲自参加过的闻喜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情况,回忆如下:
阎锡山对这一工作,丝毫也不放松,既要选出听他指挥的理想代表,又要在某些地方让步,表示服从“中央”,而暗中又指使他的爪牙出面展开斗争。这样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局面。闻喜在选举代表时自然也不例外。当时山西各县划成若干选举区,归绛州属六县——稷山、河津、闻喜、绛县、垣曲、新绛,和归泽州属五县——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合为一个选举区。按规定应出代表二人,泽州属已由阎指定由省府委员马君图担任,绛州属亦由阎指定由绥署军法处长王怀明担任。关于泽州属的一些斗争情况,不在本文记叙之列,这里不谈。至于绛州属各县的选举,主要是阎派和“中央派”的斗争。闻喜的头号绅士叶晴溪,利用其弟叶镜元在南京“中央政府”做事的关系,也出面竞选,大有“非我莫属”之概。王怀明虽系阎锡山阵营中风云人物之一,但在闻喜,无论如何,还是敌不过叶晴溪的。其他五县,也有类似情况。因此,很可能造成各县选举各县的局面,无法集中到王怀明身上了。这样就必须做一番补救工作。王怀明就从阎锡山那里领了些活动费,先在太原展开活动。首先拉拢各县旅并上层人士,开会吃饭,许愿封官,务使这些人为其奔走效劳,我就是被拉去的对象之一。接着由这些人联名发布“告绛州属各县选民书”,要求选举王怀明为代表,万勿让别人抢走,也不要自相矛盾,以致两败俱伤。再接着就派遣这些人回到本县进行周旋,我当然是回闻喜办这事的理想人物了。
我携带运动费二百元回到闻喜后,始向县长朱守正说明来意,吹嘘了一顿我和王怀明的关系,说王怀明是奉“阎主任”之命来竞选的,朱守正只得唯命是听。下一着就是向叶晴溪说项了,利用叶晴溪与我父的友谊关系,向其陈明利害所在,应当见机而做,留有余地,不要硬走极端。经过再三解释后,叶晴溪权衡利害,被迫表示让步,并反过来愿意为王帮忙,反敌为友。看来此事已有九分把握了。从此我便利用我父亲在闻喜的地位(闻喜中学校长),与叶晴溪协商合作,拉拢与官府息息相通的金源合钱庄经理文有章,大吃大喝,纸烟金丹,尽量供应,并宴请了些有头面的人物为之奔走。到了选举那天,在各区及县城广设茶水站,招待所谓选民,并用酒饭款待办理“选举”的人员。选民们在这些人的操纵把持下,纷纷在选票上所印“王怀明”的名字上用铜笔帽盖上一个黑圈了事,有的干脆由办理选举人员代为加盖,选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只是彼此哈哈一笑完事。这一场导演“选举”的滑稽戏,就此草草结束。全县十数万选民,算是一致把王怀明这位“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出来了。
选举完毕,导演者得胜回朝。各县都是如此。王怀明取得国大代表的头衔,踌躇满志,自不必说。以后到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后,不顾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王怀明得以代表资格,正式出席大会,参与了所谓制宪工作。
经过这一事件,我与王怀明的关系,已由一般师生关系进而成为亲信可靠的上下级关系了,为我以后逐渐爬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而叶晴溪本人,也藉此和阎锡山建立了间接关系,于抗日战争第二年离开闻喜到了秋林后,由王怀明介绍,充任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上校咨议。
(《山西文史资料》第九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国民大会”见闻点滴(李韫晖)
一 我是怎样当上国大代表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到此才告结束。在重庆的国民党竟贪天之功为己有,派大员到南京接收,攫取胜利果实,大发其国难财。而青年、民社两党,也因投靠蒋介石有功,自然不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想跃上政治舞台,一露头角,过过官瘾。据说青年党开始要三个部,几经磋商,蒋介石才答应给经济、农林两部,陈启天任经济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为了解决他们内部的争端,才把两部的旧人员请出去另做安排,把他们党内的人安排在两部,大碗、小碗,每人有份,才算相安无事。民社党张君劢是要钱不要官,倒也省事。
至于所谓青年党的那个领袖曾琦,早在宋哲元与汪精卫执政时,就在北平、南京坐享其成,吃了几天冤枉。汪快垮台时,他就飞去重庆,投靠蒋介石,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后又回到南京。在政治上,他是个骑墙派、投机分子。在他们党内,以他的资格说,是个只能大、不能小、老太爷式的人物。陈、左上台了,确实把他没个安排处,只有把他挤走,劝他以出国考察为名,去向蒋介石要求资助。在面子上,蒋还不能不拉拢他们,遂送了他五千美元,他带着后娶的年轻太太、儿子和秘书刘东岩去到美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爱人樊伯山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因病去世,我带着五个孩子困居南京。听说有几位我认识的朋友回来了,就去求他们给我想办法。好容易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才被派到经济部档案室,管一部分会计卷宗。微薄工资,实不足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何况物价又天天上涨,形势逼人。一天,下班后,去梅园新村老友杨伯安先生家,他也是我的老师,所以很同情我的苦况。当时第一次制宪代表会刚开过,蒋介石要当大总统,因而又急着筹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当时,青年党有二百名额,他们正在拼凑候选人名单。杨向我做了种种分析,就说:我推荐你为国大代表的候选人吧,这样,你可以得些收入,算是我对你生活上的帮助。当时,他写一信,让我去找余家菊,余是办选举事务的负责人(他是一门五代表)。余笑着对我说,快回陕西去活动吧。我不但没有这种条件,而且也实在没有信心。当时给汉中家里写信告知此事。家里回信说,赵葆如(当时是汉中县参议长)、王荫吾(汉中商会会长)等人,都大肆活动,花钱请人投票,咱们实无能为力,你放弃了吧。我的心更冷了,照常上班。谁知过了不久,报上登出陕西妇女团体国大代表,竟然是我的名字。同事们把报纸放在我的面前,我如在梦中,真是天晓得是咋回事。后来还是一个同乡告诉我:当汉中接到要提我为候选人的通知时,赵葆如他们急了,立即给于右任先生去信,要求支持他们,经各方面研究,才把我改到西安去了。
二 选举时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是大会开幕之日。先一天夜里,去大会堂报到,领了一笔旅费及旅馆费、生活费(金圆券),并发给红缎佩条,及金色梅花纪念章一枚。二十九日去中山陵,谒孙中山先生之陵。
大会举行开幕典礼的第一天,倒也十分隆重。台上坐满主席团的人,蒋介石居中坐,胡适之坐在他旁边,我才清楚地看见了这两位知名人物。代表们都对号入座,也真巧,我的一旁是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夫人刘宦,一旁是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这两位女士倒很和蔼,没有架子,并且都穿得很朴素,显得端庄大方,我们谈话因之也就随便了。一天我笑着说,几生修道,得居于二位夫人之间,她俩也笑了。刘宦还在她们的姑太太家设宴,招待陕西的几位女代表。陕西省银行还给陕西省的代表每人送来旅费二千元,这对我算是意外的收入。
大会进行选举大总统时,竞选人蒋介石、居正,谁也知道,居正不过是个陪衬,蒋自然顺利地当选了。副总统候选人是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程潜、莫德惠五人。
在这个期间,竞选的五位都先后设宴招待我们,在酒席宴前,他们的秘书都要当众讲演一番,算是宣传动员,说得十分动人。
蒋介石在励志社设宴招待,可能大家都感到拘束,静悄悄地吃毕就走,同席的人也都不说话,显得冷冰冰的。
宋美龄在官邸宴请各省的女代表,见面后,递上名片,握握手,风度雍容华贵,衣襟香气扑鼻,女代表们也都服饰华丽,金珠辉煌。新疆的女代表送她一顶珠子穿的帽子,她很高兴地戴上,另是一种风度。她分别与各省的代表摄影留念,也和我们西北五省的女代表们照了一张。
解放后,有人问我见过宋美龄吧,我很坦然地说见过,又追问详情,我笑着说了句诗:“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不意“文化革命”时,说我同宋美龄握过手、照过相,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真是哪里说起!
孙科是在他公馆招待我们的,人数不多,看来是有所选择,也可能分批招待。我们的汽车一到,孙氏夫妇已在门口迎接。当时我就想,还不是要我们给他画个圈儿,才这样客气,不然像他们在当时是烜赫一时的大人物,怎会这样降尊就卑,接待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人。
于右任先生请我们时,都是西北几省的同乡。我们陕南的同乡,以及西安的几位女代表,互相介绍认识后,热烈气氛又自不同。
第一次选举结果,于等都落选,最后是孙、李两人竞选,会场的空气就不同了,两方拉关系的人也是活动得非常紧张。青年党已有专人向自己的代表暗示选李,民社党也是在秘密地通知他们的人,看来这两党暗中与李出力,想必非无因也。票数公布出来,李竟多于孙,当选为副总统。拥孙的人当时就吵开了,会场秩序立刻有些乱了,我还害怕他们会打架。蒋介石听到孙科落选,勃然大怒,大骂那些为孙活动的人无能。
李宗仁当选后,广西的人以及为他出力的人简直高兴得发狂了,马上放起鞭炮以示庆贺。郭德洁告诉我,他们的大少爷在美国得了个儿子,李既当选了副总统,又得了孙子,真是双喜临门。我当即向她道贺。
当时为了要为孙科多拉票,真也煞费苦心。一次,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宴会,进门一看,大多数是国民党官员们的夫人,被请的也是清一色的女代表。一位很漂亮的太太向前和我握手,经介绍,才知她是当时审计部次长刘纪文的夫人许淑贞,这是当年上海中西女塾的校花,轰动一时的美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一经交谈,就听出是为孙科活动的,我当然满口答应,谁知孙竟落选。
三 会场见闻
我因家在南京,每天到时开会,会毕回家,除参加宴会外,不与任何人来往,也从未去过舞场、去看戏或看电影。有人问我的先生(指丈夫),我说因事去美国,因之外人对我莫测深浅,认为我能当代表,总是有来头的。在会场也听了些新闻。一天休息时都去楼上吃茶,见一群女代表围着孙科的夫人陈淑英指手划脚地议论纷纷。陈淑英怒容满面,不知在生什么气。经别人告诉我,原来孙科在上海有个情妇,是有名的交际花蓝妮,此次也从上海来看热闹,孙亲自到机场把她接来,坐在楼上,被陈淑英知道了,气得不行。过了些时,又听人说,蓝妮居然把胜利后属于敌产的大批颜料,据为己有,引起人们的议论,但因为有孙科的包庇,竟安然无事,坐发横财。
在开会期间,有些好事之徒,把一个叫唐舜君的女代表选为大会的“皇后”,唐是清室贵族,虽年逾四十,而风姿依然很美,望之如二十许人。她能歌善舞,每天会后都有人请她去舞厅跳舞或听戏,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同时又有些人把报到处的一个女职员选为大会之花,一个广播员选为大会之莺,就这样成天瞎起哄。我认为这简直是污辱女性,而她们也不能自重,让人开心取笑,还自以为吃得开,真是太不象话。
某地有个人当选为代表,又被人顶了,气得抬个棺材在大会堂门口,说要拼命,后经秘书长洪兰友派人劝解才算了事。
有些代表住在旅馆,会后无事,花天酒地,任情作乐;有的竟纳妓陪宿,被警方查获,丑态百出,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当时蒋政府时代的腐朽状况,其还能不垮台?
大会闭幕后,青年党说要办个图书室,让我去请郭德洁女士捐点经费。我明知这是敲竹杠的事,可又不能不去。一天我去福厚岗李宗仁的官邸,郭德洁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她慨赠五百元。闲谈中她对我说起五月二十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的事。
在举行大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的先一天,李宗仁派人去打听蒋介石在这天穿什么衣服,回报说:蒋要穿西式大礼服。李即马上命令秘书处给他预备西式大礼服。谁知第二天一清早,突然接电话,说蒋又要改穿长袍马褂了,可李从来就不穿长袍马褂,时间迫促,赶做也来不及了,没办法只好改穿了一套黄绒军装,到了大会堂,宣誓就职时,蒋长袍马褂站在前面,李穿军装站在后面,这样一比,李好似一名侍从武官,而且仪式一毕,蒋对李理都不理,扬长而去,致使李感到十分尴尬而难受。郭对我说着很生气,我能说什么,只有劝几句,告辞而去。
一九四八年年底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两党进行和谈中,中共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南京一些有办法的人早走了,留下的一些代表,时常在大会堂楼上聚会,谈论当前时局看法,有人还提出去上海请孙夫人宋庆龄出来调停。我个人是迫切希望和谈成功,天下太平,但当时李宗仁还妄想来个第三势力,挽狂澜于将倒,无如大势已去,徒唤奈何。蒋介石见势不佳,已先跑了。李宗仁也不得不在南京已成混乱的状况下,一走了之。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军大军南下,即将近迫长江。南京谣言四起,说共产党设有三十六刑、七十二杀。说国民党中央、立监委、国大代表,名列战犯,均杀无赦。同时又有人说,行政院长孙科说的已放出话来,去到广州的代表,一切由行政院负责,旅费在上海领取。我认识一位湖北女代表吴荫华,她的爱人和我同过几天学,因此我们就比较接近,他们决定先去上海,劝我也去,说留下没好处,而且生活也要成问题。别的我倒不怕,惟这句话倒打动了我的心。四月二十二日我同她家一道去上海,不几天南京解放了。虽说领了几百元,上海实不能住下去,只好去广州。
到广州后,天气热,生活费用高,一家六口挤在一小房内,使我焦灼万状,忧心如焚。吴荫华及陕西几个代表如焦保权等,都决定去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所以我也随大家漂洋过海了。
到了台湾,招待所人已住满,我们无立足之地,与先去的人了解各方情况,万分后悔,不该来此绝境,反复寻思,认为此地实非我安身之处。国民党仇视共产党,自然要恶毒攻击。如果说共产党残暴不仁,何以能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取得最后的胜利。自古以来,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就是真理。于是我断然决定返回大陆。我想共产党即使对我不利,也绝不会伤害我的孩子,为了五个孩子着想,回去是完全正确的。我又乘原船回到广州,一九五〇年回到汉中。三十二年的事实证明,这条路我是走对了。现在,我虽年老,也愿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稍尽棉薄之力,希望在有生之日能与留在台湾的旧友重逢,实所深切盼望。(一九八二年四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有关CC点滴见闻录(黄应昌)
我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十二年间,除在抗战中江苏沦陷期间有一个短时期失业外,都是在CC范围内充当了中下层的工作人员。对于CC的情况,零零碎碎地我倒也知道不少,今拉杂回忆如下。
一 我最初所知道的CC
我是一九二九年秋天从立法院统计处转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财务委员会工作的。这时财委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扩充了,原财委会四个干事都因扩充而爬了上来。其中一个做了财委会的秘书,一个做了华侨捐款保管员兼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财委会虽是由几个财务委员(包括一些元老)轮流主持开会,事实上经常事务部是由秘书请示财委陈果夫进行的。我是由专管华侨捐款赈务的干事万长祐(宝应人,东南大学商科前辈同学,他的妻弟程瑞谦是我同班同学),接受了秘书闻亦有(湖北人,曾在上海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后来做过会计局局长,一九三五年左右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的指示,拉我进了财委会充当审查干事。事后他们还要我向统计学老师金国宝(吴江人,当时任南京财政局长)要了一封介绍信,实际就是保证书。
我到财委会后,不用说与万长祐天天见面,程瑞谦在工商部充当小职员,位置最低,星期天也常常碰到。大家聚在一起时,万长祐总说忙,可是程瑞谦听不下去。背后程瑞谦说万是在替叶秀峰(杨州人,八中校长,陈立夫在北洋大学的同学)做私事,叶秀峰是在搞CC。我问他什么是CC?他说CC就是中央俱乐部,由陈立夫与叶秀峰两个人搞的,老万是替他们做会计。事实上,有时万长祐在上班时迟到,究竟做什么事去了?但他“守口如瓶”。万长祐在高兴时往往大吹特吹,表示自己了不起,可是等你问到他时,就又十问九不答。他一直在财委会工作,到抗战后期才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总处担任稽核,抗战结束后听说在上海联合征信所担任经理。这就是我最初所知道的CC这个名词。
一九三〇年夏天,财委会叫我出差到江苏党部帮助整理各县市党部的预算,我见过一本刊物,上边刊有一篇解释FF的短文,说FF是五兄弟,以李寿庸(听说是盐城人)为头,可惜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当时的省党部,是由中央组织部派了一个贵州人黄宇人(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员)去整顿的,实质当时的CC,在江苏与FF已争夺到胜利后的一个局面。从那时起,我才体会到CC不是一个普通吃吃玩玩的俱乐部,而是“陈家党”的一个核心组织。这个核心起于何时?直接参办集会的是哪些人?集合地点在什么地方?它的演变过程是怎样?这还都是一个谜。我们只能从那些接近二陈的重要人物的活动去察看一二。
二 CC在党务方面最初的一些班底
上边曾提到财委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个干事,那就是王子壮、吴公义、赵棣华、闻亦有。王子壮,山东人,后来升为秘书处秘书,擅长文书,显然是属山东元老派丁惟汾的系统,自不属于CC。吴公义,广东人,后来升为侨务委员会秘书,默默无闻。与陈果夫最亲近的要算财委会华侨捐款保管员赵棣华(住扬州,原藉淮安,金陵大学毕业,留美回国,曾在南京中学教书)与财委会秘书闻亦有。从财委会角度来看,赵棣华、闻亦有终日不离陈果夫左右,应该是CC的中上层人物。照后来发展的许多迹象来看,也可以做这样的判断(不久赵棣华建议把会计科分为会计、出纳两科,出纳科捧出陈果夫保姆的儿子陈顺祥担任科长以讨好陈果夫,把统计处余井塘的关系人陈松龄拉来做了会计科长,赵棣华升为秘书处秘书兼财委会华侨捐款保管员)。
“陈家党”在党务工作上主要的重心是在中央组织部。记得那时蒋介石担任部长,陈果夫是副部长,有时陈果夫名义上正式代理部长,陈立夫做副部长,后来余井塘(兴化人,住扬州,复旦大学毕业,留美回国后与赵棣华同在南京中学教过书,军阀孙传芳反攻龙潭,他待在组织部,所以更被陈果夫看中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做秘书,代理副部长。蒋介石、陈果夫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组织部普通组织科科长是黄宇人(贵州人,抗日期中是贵州省党部主委),军人组织科科长是黄仲翔(四川人,黄埔毕业,抗日期中在成都省党部任主委,一九三三年左右曾在南京办过军队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我以统计处工作人员身分在那个班里教统计学),海外组织科科长余俊贤(我和余俊贤曾搞了一个海外党部函授班,统计函授讲义是由我编的)。总务科科长是李次温(广东人),还有特别党务方面(指铁路、海员等),记不清楚是什么人主持了。听说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有调查科,科长原为陈立夫,后来是叶秀峰,在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调查科扩大为中央调查统计局,这就是全国闻名的特务机构了,局长是徐恩曾(浙江人,留美),秘书朴孟九(松江人,德国留学生)。所有这些或是CC的直系,或是CC拉拢过来的(如黄仲翔本是黄埔系,为了掌握军人党务,CC就非拉拢军人不行了)。此外如吴任沧(广东人,是已故组织部早期重要人物吴倚沧的弟弟)、张渊扬(句容人,党务学校毕业)、叶溯中(浙江人)等人,有时在中央组织部,有时在外省(如吴任沧,整理过安徽党务,指导着青岛党务;张渊扬经常在江苏,叶溯中经常在浙江),更是CC党务方面的几张王牌。除掉中央组织部、中央财务会外,中央组织部还有两个骈枝机构。一个是中央广播电台,由吴保丰主持(交大毕业,留美生)。陈立夫曾自夸过广播电台在龙潭之战中的功劳,主要从电台上讨救兵。陈果夫并时常指示私人秘书编制广播资料。一个是中央统计处,由吴大钧(福建人,留美时与陈立夫同学,统计处主要干部,是余井塘的复旦系,我在一九三一年调到统计处工作)主持,首先编制了二百万党员的登记卡片,接着抓政治上一些书面战绩和造林、筑路、卫生、合作等七项运动的数字。
当然,在中央训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不是没有CC的人物,但这些部门的人物复杂得很,很难看得清楚哪些是CC,哪些不是。可能中央宣传部以及所属的《中央日报》,CC渗透得多些。传说宣传部的秘书方治(安徽人,留日)是CC方面的,一度做过宣传部长的罗家伦与CC也很亲近。
南京市党部是中央党部眼面前的一个党部。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楼桐荪(立法院的委员)两人肯定不是CC。但是CC在这方面安插了哪些人,当时实在糊涂得很。事实上首都南京党内元老太多,元老的关系人更多。听说一九二八年南京党员登记时,曾以难题考考元老吴稚晖,结果惹得吴稚晖光火了。最后一天我去登记时连口试都取消了。
三 政治大学——CC基层人物训练机构
谈到CC的班底,就不能不谈谈解放前的政治大学。它的前身是政治学校,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党务学校。蒋介石培植羽翼本有文武两系,武的是黄埔军校,文的是政治大学。
为什么说政治大学与CC关系密切?政治大学在蒋介石的名义下由校务委员主持,政治大学直属于中央党部,经费由党部划拨,而中央党部最有权力的首先是CC。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列名的元老不少,实质脱离不了CC二陈的管理。自从一九二八年冬天发生政校学生游行请愿事件,违反了纪律,经过“整顿”后,再没有听到什么风波了。有人这样说:这个学校是一个进行奴化教育的学校。我的看法它是CC基层人物训练所。
起初我有两个同学在那里,郭廷以(河南人)教历史,曾广棻(四川人,留日)做军事教官。我们只见过一、二次。郭廷以对政校、中央党部都存在不满的情绪。他曾告诉我,现在外边称中央党部是“中央挡布”。
一九三四年到三五年间,和我打过交道的有政校教授寿勉成(浙江人,抗战后做中央合作金库经理)、教务长吴挹峰、教授梅思平(浙江人,由教授调为江宁实验县长,后当汉奸,抗战后被枪毙)。这些都是那时的所谓红人,也就是CC安插在那里的骨干。
前段提到一时在中央组织部、一时在江苏搞党务的张渊扬,是党务学校毕业的,一九三四年做了江苏如皋县县长,抗日初期转为地下工作者,抗日后期回到政治大学做总务主任。另外一个是周树滋,扬州人,也是党务学校毕业的,抗日前在江苏省农民银行工作,抗日后在交通银行总行任人事科长。这是我所晓得的两个突出的人物。
至于成批的安插要算江宁实验县了。大概是叶楚伧做省政府主席时代起,CC抓住机会,拉拢江苏省政府,设立了委员会,派梅思平做江宁县长,县长以下全部安插了政校学生,一切规章制度,不是江苏省一般规定的限制。表面上江宁县是属于江苏省的,实质上是政治学校的附属机构。等到一九三三年起陈果夫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更是无所不为了。一九三五年因为各方指责浪费,江苏省政府派我带了一个同事郑经绶(浙江人)会同财政厅一个姓童的会计前去查账。我们深切体会到查小不查大的暗示,结果把江苏省农民银行南京分行一个姓孙的经理撤换了,其余还是原封不动,敷衍了事。
其次,是把政校毕业生分派到国民政府各机关与中央党部各单位,先实习几个月,再正式参加工作。我所接触到的是统计班的学生,大约有十人左右,多数派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实习,四个派在中央党部统计处实习。在统计处实习的,后来有一个姓杨的贵州人派在南京市党部,一个姓雷的安徽人派在安徽省党部,其余两个没有实习过就调走了。在统计局实习过的有一位杜品山(绥远人)的,在职不到半年,就请了一个多月假。在考绩时(那时规定工作满一年才能考绩)还闹着增加生活费(党部发的工资称生活费),背后还在寿勉成面前指责我指导无方,以致生活费不能提高。我当时曾气愤得要辞职。这是政校学生倚势凌人的一个开端,也是我服侍不了这班“天子门生”的第一个回合。后来听到,这些统计班的学生,都是不愿意坐统计工作的冷板凳的,那个姓杨的在抗日期中做了贵州毕节师范的校长,杜品山在江苏省南通做过合作社指导员,再到民政厅做了短时期的统计股主任科长,抗日期中在重庆又到中央调查统计局做特务去了。
培植这些学生,绝不是像吹肥皂泡那样一时就能吹得大的。因此早在一九二九年由中央党部考试派出一批留学生。那次考试都是先通过选择,再经考试。可说是无考不取,实在成绩差的也一而再地给予补考。那次留学回来最突出的莫过于徐柏园了(浙江人,东方大学商科毕业,留美)。他先在交通银行工作,曾因京杭国道上被绑票出了名;后以案件牵连垮了台,抗日期中CC又拖了他一把,做了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记得闻亦有和我说过,早知道你没有重大家累,出国之事,只要和陈先生(陈果夫)一说,不就行了吗?这就证实了CC在这批选派留学生中的权力。
四 以党治政,抢夺财经,打进文化事业界
国民党的以党治政是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的形式进行的,中央党部内有一所高楼大厦专供中央政治会议使用。国民党总裁、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委员、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其中许多人是一人兼任数职,因此这一个会议有他,那一个会议也有他,但能够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核心组织的人。最初的一个阶段,胡汉民占了上风,其余如居正、谭延闿、于右任等在自己范围内守分而已;戴传贤假慈悲嘴里念佛经,暗地里大搞地皮生意;宋子文、孔祥熙则抓住财权不放,财政从不公开。
一九三一年春天,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关系破裂。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争夺主计权,具体说就是想把宋子文的财政敞开来。胡汉民在立法院想出了一个超然主计办法,即设立主计处,主计处设立岁计局、会计局、统计局。这个办法是要使宋子文的财政通过事先监督(监察院审计部的监督,那时早已失去作用)。传说的内定主计长是立法院的卫挺生,再顺便把立法院的统计处带过来凑成岁计、会计、统计三局。经过明争暗斗,结果陈其采(二陈的嫡亲叔叔,一个老官僚)做了主计长,杨曲梅(原定的审计部于右任系统里调来的)做了岁计局长,陈其采带来一个姓赵的做了副局长,秦汾做了会计局长(原定的会计局长是以会计师出名的潘序伦,副局长秦汾是宋子文手下的一个官僚,潘序伦根本没有来),赵棣华做了副局长(赵一九三三年到江苏做财政厅长,闻亦有就从审计部审计代替做副局长,后来秦汾走了,闻亦有就一直做会计局长),刘大钧(由立法院统计处处长调来,不久即辞职到上海做统计师了,由吴大钧做局长)为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做副局长(后来吴大钧做局长,另由中央大学教授朱君毅做副局长)。这一段说明了蒋、胡在争夺中,主计处落到了CC手里。这就是CC在财经上夺取地位的开始。
接着在一九三三年,陈果夫抢到了江苏省政府主席的位置,赵棣华做了财政厅长兼任江苏省银行董事长和江苏省农民银行的总经理。吴任沧做了江苏省农民银行的副总经理(后来在抗日战争中,CC与钱新之打了交道,赵棣华做了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吴任沧一度做过交通银行昆明分行经理,又转到中国农民银行任副总经理)。这又是CC在财经上的一个发展。至于高度的发展,还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那时新设立了中央合作金库,寿勉成任经理,陈果夫做了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吴任沧做中央信托局局长。
正中书局是CC陈立夫指使吴大钧搞的(在正中书局用的名字是吴秉常)。经费由中央秘书处拨来。开始设在南京市的门帘桥,并不令人注意。等到一九三四年左右搬到杨公井一带时,扩大了经营党义方面的教科书,并把中央统计处的刊物也放那里兜售。抗日期间,在重庆时把中央统计处的班底转到了正中书局,原属中央宣传部的印刷所也改属正中书局(中央统计处在抗日后期撤销),上海、桂林、昆明、贵阳、重庆、西安、兰州、成都都设了分局。总局内设有秘书处、编辑处、分藏部。吴大钧任总经理,叶溯中任副总经理,还有南维岳(扬州人,复旦毕业,原统计处总干事)、陆殿扬(苏州一带人,原中央大学英文教授)、杨启霖(浙江人,吴任沧沪江大学同学,原中央统计处干事)等人。一九三八年十月起,我在那里担任稽核主任十个月。印刷厂长是王旭东(叶楚伧的关系人)。这时正中书局的主要出版物是教科书。凡是正中书局出版的教科书,通过教育部以及其他各种活动,一定要各地学校采用。到了这个时候,正中书局在中小学校文化事业上成为独霸(大学教课书还没有来得及编印)。
这里,我补叙一个“穷人会”的见闻。
早在一九三一年左右,我在中央统计处担任征集课总干事的时候,有一天我见到吴大钧交给同事孔鲁一分油印材料。我跑去看看,原来是“穷人会”的章程,是一个“标会”的性质,按期集资,依次得会。参与人有吴大钧、余井塘、赵棣华、闻亦有、吴保丰、叶秀峰等。当时我们室内的几个同事说,他们倒自认为是穷人,我们又成了什么人呢?那时党部内拿的是生活费,最高的中央委员也只有三百元,较之政府机关最高的拿月薪八百元(另外还有车马费、办公费等等)相差很远,一般中下层人员间的月薪也是相差很悬殊的。记得吴大钧在中央统计处的生活费是二百六十元,后做了主计处统计局局长,就一跃为月薪六百七十五元了,不到一年的工夫,鼓楼双龙巷的一幢洋房就砌成了。
五 江苏在CC的统治下
陈果夫来江苏担任省政府主席是在一九三三年秋天。我一九三四年八月到省政府秘书处担任统计室主任(一个九级的荐任职)。大概CC在江苏得到了一个安定的局面,所以需要统计数字,以便在数字上虚夸成绩。
因为我患有肺病,从一九三四年春天住到鼓楼二条巷的潜庐,同住的有统计处的张书田(余井塘的关系人)、杨启霖、钮祥麟(浙江人,组织部小职员)、柏肖云(昆山人,组织部打字员,钮祥麟的爱人)、童传亭(浙江人,秘书处电台译电员)、程万里(浙江人,会计科工作),还有一个姓柳的(新江人,秘书处文书科工作),连我一共八个人。大家全是CC下层工作人员,我虽基本上与CC相接近,但看到陈果夫走上了政治舞台当上了省政府主席,谁不想跟着跑呢?但又怕省政府不如党部安定,省政府二、三年人事就有变动。
在顾祝同垮台的时候,想抢江苏省政府主席的,还有方觉慧(湖北人)。据童传亭说,方觉慧曾亲自慨叹地告诉他,做一个省政府的主席要有几百个干部,哪里来的这些人呢?陈果夫自然可以把政治学校学生带去。吴稚晖曾说陈果夫到江苏来,是来拿抚恤金的(陈果夫肺病严重,经常不离痰盂)。
最初CC在江苏省的班底,大致有:程天放(江西人,秘书长,是CC的外围);辜仁发(山西人,民政厅长,属政学系);赵棣华(财政厅长,属CC);沈伯先(浙江人,建筑厅长,陈果夫的妹婿);周佛海(湖南人,教育厅长,可以直接见到蒋介石,虽不是CC,是CC拉拢的对象);项致庄(浙江人,保安处长,据说是蒋介石保定军校的同学,也是CC拉拢的对象);祝平(江阴人,地政局长,为CC的后起人物)。省政府委员中另有王柏龄(扬州人,黄埔教官,北伐时垮台,是CC在江苏的元老);罗良鉴(曾做过安徽省吴忠信的民政厅长,是蒋介石派来支持陈果夫的);这个班子,不用说政学系的要人看不顺眼,政学系便插进了辜仁发,占据了权势最大的民政厅,后来辜仁发为重婚的事被轰下了台,大家都说这是程天放轰的,想藉此向陈果夫卖力。
我一九三四年八月来到镇江,正是程天放出国做驻德大使的时候。为了统计工作,我还是不时跑到南京去接洽。这时,陈果夫把程天放提升到大使的地位,表面好像是酬功,实际抑制了程天放想做民政厅长的愿望。CC内部争夺做民政厅长的是叶秀峰和余井塘,结果余井塘得到了,叶秀峰安插在省禁烟委员会。
江苏省政府的这副班子一直保持到抗日时期江南沦陷为止(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据一位江苏通讯社记者孟洪号(泰州人),告诉我说,外面传说省政府有四大金刚,建设厅有四小金刚。四大金刚指许心武(江苏导淮工程处主持人。导淮工程处属于江苏省,同时又直接受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的指导)、叶秀峰、余井塘、赵棣华。四小金刚指建设应的萧松瀛(建设厅的秘书),顾勤楫(建设厅核心气象台主管),还有两个记不得了,其中一个可能是省公路局局长。这是社会上从侧面对江苏省政府的看法。
在这副大班子底下,另有个小班子,这就是政治学校的学生。张渊扬做了如皋县长,周异斌做了民政厅第二科长,彭善承做了保安处科长。这三个是比较高级的。整个江宁实验县,不用说仍是全副政校班子。党部还选送留学回来的赵澍做了淮安县长。此外在省政府各厅处、局的政校学生经常有三四十人,每月或不定期集合到省政府向陈果夫报告工作。
省党部与省政府的关系,在以党治国的幌子下,本来权力应该高于省政府。但是由于省政府当权者都是通过种种活动上了台的声势赫赫的人,就逐渐形成了争权夺利的对立局面。可是陈果夫是“陈家党”的头子,来主持省政后,CC以叶秀峰的冲锋搞垮了FF后,江苏省党部差不多就是CC的天下了。那时江苏省党部的书记是于锡来(金坛人),委员有周绍成(扬州人)、周厚钧(扬州人)、凌绍祖、钮光耀等人。这时叶秀峰在省禁烟委员会,以那些委员组成的省党部真正成了省政府的尾巴,其唯一的作用是替省政府宣传而已。尽管省党部与省政府打成了一片,但省党部内部小派别还是存在的。记得有一次,周厚钧与凌绍祖两个小派别曾相互揭发,发放传单,恼怒了陈果夫。陈果夫叫叶秀峰训斥了周、凌一顿。所以我们每逢看到省党部委员排队上省政府大楼,大家就意识到,这些委员又来受训了。
省和县都设禁烟委员会,禁烟委员会由叶秀峰主持。禁烟工作,就我所知道的主要是烟民登记,每个烟民都要交登记费。这实际上是“敲竹杠”,越到下层“竹杠”敲得越大。当一九三六年春天,我前妻病死,运棺柩回家,我母亲也病情严重,准备了衣棺,而公安局却要抓我父亲,因为他对鸦片是时吃时戒的。我没有办法,又不肯以我的身分去讲人情,只有典当衣服,托人缴了二十元登记费。随后我母亲、父亲相继死去,那些衣服一直没有赎回来。全省究竟有多少烟民?共收多少登记费?这些钱到哪里去了?都不得而知。
六 侍从室第三处
我是一九三九年十月从沦陷区的苏北,绕道上海、香港到重庆正中书局担任稽核主任的。在那里待了十个月,便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三处工作。
侍从室共有三处。第一处下设第一、二、三组,主管侍卫和军事;第二处下设第四、五、六组,管理文书;第三处下设第七、八、九、十组,管理人事。第一、二两处设在重庆,第三处设在南温泉。侍三处又称人事处,第七组称对外调查组,第八组称登记组,第九组称考核组,第十组称分配组。我是在第八组办理统计。
侍三处的主任是陈果夫,副主任是刘咏尧(湖南人,黄埔一期生,那时职务是主持中央军官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罗良鉴(抗战前的江苏省政府委员),秘书罗时实。第七组组长是朴孟九(原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副组长侯鼎昭(湖南人,黄埔毕业);第八组组长是姜超岳(浙江人,陈立夫的亲信)、何仲萧;第九组组长罗时实兼,副组长梅嶙高(安徽人,东南大学罗时实同班同学)、刘南陔(湖南人,黄埔毕业);第十组组长孙慕迦(湖南人,黄埔毕业,鄷悌的小舅子),副组长方少云(广东人,原来在CC搞党务工作)。一九四一年听说又增加了第十一组,称通讯组,详细情形,因为我已离开就不知道了。这是CC与黄埔合作的主要名单。据说,刘咏尧、侯鼎昭、刘南陔、孙慕迦都是选的比较温和的人,所以成了CC拉拢的对象。其余原在江苏省的有万尹默、邓翔海、张迺藩、杨国镇、单成仪、余振翰、斯颂熙、王慕尊,另外还有一个姓宗的做会计,原是在江苏省政府秘书处会计室工作的。除万尹默、邓翔海是专员名义外,其余都是处员。四个组的人员大约一百人左右。
侍三处成立在中央训练团第一期训练结束后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央训练团设在重庆,最初的训练是三个月一期,后来渐渐缩短为一个月,团长当然是蒋介石,秘书长是政学系的王世杰,教育长是王东原。侍三处的组长副组长(除了姜超岳、何仲萧外),大都是中央训练团第一期受过训的。我曾听见朱雨峰(阜宁人,中央大学毕业,抗日前顾祝同时期曾在溧水、溧阳一带做过教育局长,因敲竹杠,没有行贿上司,弄得游街示众下了台,后来一直在教育厅工作)说过牢骚话。他是从伦陷区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的。他说中央训练团真是笑话,第一个星期真是屙屎撒尿的时间都被挤掉了,到了第四个星期,也就是末了的一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吃喝喝,有钱的相互联络,搞搞关系,没钱的瞪着眼睛,无事可做。可见中央训练团的教育工作是毫无成绩的。
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人员,来自各方面,包括了蒋介石面前的各个派系的中层人物,每个人先由各单位主管核定指派,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时先填详细出身履历表(好像还有自传),训练由训练团做好总结。这些表格一批一批地由侍三处第七组向中训团搜罗来,通过审阅,其中出身履历表送到第八组登记分类装成各种卡片,并分类统计数字,中训团的总结送到第九组做为考核的初步资料。后来第七组的工作又扩大了,直接到国民政府各机关中去捜罗未曾参加中训团受训人员的表格,其用意可能是进一步了解各单位主管选派的是否确当,同时也在摸索各单位整个人事的根柢。第九组经常的工作是审阅各学员在中训团受训后继续学习的报告和通讯。蒋介石曾叫侍二处印刷了稿子,有《中国六大政治家》、《黑格尔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以蒋介石署名著的《中国之命运》等书,寄交各学员学习。所谓读书报告就是读这些书的报告。至于通讯,实际就是工作报告,在这方面还牵涉了很多单位的工作。那时的“制止异党活动”的规定,也在学员报告工作之内。因此,我们那时私下常议论:第七组是跑腿的;第八组是头钻在卡片箱子里的;第九组的人两只眼睛只是盯在白纸上的黑字,满口的四书五经;而第十组是干的秘密工作,不是大家所能知道的。第八组方面,也只有管理卡片箱的一两个人(吴光韶、宗之洪都是姜超岳的亲信)知道,因为第十组常来第八组调阅卡片。大概是新设立农林部的时候,内定广东的陈济棠做部长,陈果夫深夜里从衡舍(陈果夫在重庆的住所,也是侍三处驻重庆的办事处,有陈果夫的外甥程世杰日夜在那里联系,每凡蒋介石在重庆时,陈果夫都在那里)打来电话要翻第八组的卡片箱,提出农林方面人员名单,这就惊醒了全宿舍的人员。那次究竟提出的是哪些人呢?只有姜超岳、吴光韶两个人翻卡片箱时知道。
CC不断培植政校学生,拉拢各方,丰富羽毛,目的是要和政学系做进一步的争夺权位。CC系的头子们看到王世杰是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中央训练团秘书长、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三个要职集中在一身。政学系的吴鼎昌做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张群做了外交部长,张公权做了交通部长,刘攻芸做了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徐继庄做了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等等,而CC的头子陈立夫只做了一个教育部长,余井塘做了教育部次长,谷正纲做了社会部部长,未免相形见绌,因此不得不拼命钻营。如从侍三处暗中派去的一个政校学生做了四川省政府的人事处长,到侍三处常来联系的有贵州省政府的人事处长董辙等。这不过是我晓得的其中一点而已。
一九四一年,拟定派我到成都出差,因一个河南人争这一差事,结果大家都没有能够成行。又一次罗时实辞掉第九组组长兼职,梅嶙高提升为组长,原定由我填补梅嶙高的副组长缺,结果又被政校学生王慕尊抢去了。适巧我的同班同学田定庵(南通人,那时他是政学系张公权交通部材料司的帮办)和我的同乡李泽民(在第九组与梅嶙高、罗时实都是同班同学,也是不满意侍三处、郁郁不得志的一个人)都劝我到滇缅铁路去工作,所以我毅然离开了侍三处。事后,陈果夫还写了一个条幅给我,我记得他是摘录古书上的几句话:“大道之行也,我知之矣。智者愚之,愚者不及也。”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结束,我由昆明邮汇局章云保(宁波人)介绍到了重庆,再由邹曾侯(江西人)引见刘攻芸。他问我的履历,我老实地告诉他,我曾在侍三处待了两年,然后再到滇缅铁路和邮汇局的。谈话后,邹曾侯责怪我为什么说在侍三处待过,刘攻芸他们最忌讳侍三处。也确实如此,我等候了半个多月,才碰到中信局储蓄处一个姓吴的襄理赶往东北,没有接替的人,才给了我一个襄理的位置。
侍三处撤销后,小职员被东塞西塞,生活极不安定,至于那些上层人物则都直接上前线,夺取金融的大位,如陈果夫做了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新设了中央合作金库,寿勉成做了总经理;赵棣华仍是交通银行的总经理;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头子徐恩曾也到青岛抢夺企业去了。那时的官僚资本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共计七个。管理这七个机构的有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是徐柏园。后来吴任沧又抢到了中央信托局局长。
罗时实本来是程天放的关系人,因为他听话,渐渐地成为陈果夫面前的一个跑腿的。侍三处撤销时,他被派到美国去了。余振翰本来被安插在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后来他悄然地回到家乡,可算最后没有走错道路。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抗战前“中统”在南通的活动(姜颂平)
南通县的中统特务组织,开始于一九三一年初夏,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派该县党部执行委员姚烨兼“肃反专员”,企图贯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蒋介石提出,经蒋同意后,交国民政府颁布的《自首条例》(实际上是陈果夫、陈立夫采纳陈锡根、庄尚智等十人提出的自首政策)。由于当时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内部的派系斗争激烈,肃反工作未见成效。到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后,就全力扩展所属各县的特务组织。他利用职权,安置国民党CC系的高干,担任各行政区的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专署的第二科负责督导所属各县的特务工作,科长职务大都选派转业特务充任(由专职特务取得公开身分做掩护的特务人员),例如当年江苏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即南通地区)郑亦同,就是国民党CC系高干,陈果夫的亲戚。二科科长宋明昕,是转业特务。南通县警察局长傅谦之,警察局督察长先是傅琴,后是卜霄青,也都是转业特务。他们都以公开身分,秘密领导南通地区的特务工作。南通县党部的“肃反专员”形同虚设,以后就取消了。大约一九三二年开始,江苏省特务室在南通成立南通办事处,第一任主任是李仁甫,第二任是童猛。办事处地址在南门外东侧,城南别业西边,对外是秘密的。原中共南通县委书记陈俊(化名王梦祥,绰号老太婆),因出卖中共地下组织和干部很多,江苏省特务室就派他任南通县特务员。由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指定一小间房子做为他的办公室,接待自首分子办理自首手续。晚上,他和李仁甫等一起住在办事处内。
一九三四年八月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结束,成立南通县特务室于国民党南通县党部西院。特务员是言则行,助理特务员有姜颂平、王世民二人,干事和助理干事有高俚、崔朝英、顾金墀、刘拔等人。特务室经费由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和南通县政府分担。言则行任南通县特务员有两年多,后继者是施亚屏,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南通县特务室解体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曾指令江苏省特务室主任周先农,督促所属各县特务室布置地下情报交通网,为沦陷后从事地下活动做准备,并拨款十万元做为各县特务室人员的生活和活动费。是年八、九月间,江苏省政府就随同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江苏省特务室主任周先农将全部特务经费带往后方,置各县特务人员的生活于不顾,引起特务们的愤恨,于是有江苏省特务室的干部范彬、蒋希文(“文”字有时写着“闻”)、郑洪等三人于一九三八年春,联名向当时设在苏北淮阴县的江苏省政府特工指挥处处长吴卫玖(军统成员,系江苏省的外围组织复兴社的骨干,是复兴社头头,当时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亲信爪牙)投靠,中统江苏省各县的特务室包括南通县特务室从而解体。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统局派高级特务徐兆麟携带陈立夫亲笔写给韩德勤、李守维(复兴社头目之一,当时任七十九军军长,驻防苏北两淮泰兴一带)的信,请他们协助恢复苏北各县的特务组织。韩、李口头答应,暗中唆使范彬、蒋希文、郑洪等三人印发《驱逐宗派主义的徐兆麟》小册子。事为当时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屿(CC系高干)知悉,加以阻止,小册子虽未发出,但徐兆麟不得不离开苏北到上海去恢复苏南沦陷区的中统组织。直到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中统局商得韩德勤、李守维同意,派韩、李的小同乡、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军人、中统老特务汤惕非为江苏省特务室主任,汤派另一个中统老特务、扬州人汤同书为中统局江苏省南通区室主任,在如皋东乡马塘一带流动。一九四一年间,汤同书被汪伪镇江特工站逮捕后投靠汉奸张北生,中统南通区室又解体。一九四二年至四五年日寇投降这一阶段,中统局曾派陈叔平任京沪特派员,他在姜颂平掩护下到南通活动三、四次。他利用在苏北流动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电台,将所了解的敌伪和新四军活动情况向中统局汇报。一九四三年夏,中统特务邢汉刚到南通,找姜颂平了解敌伪“清乡”问题和新四军活动情况。一九四四到四五年间,姜铁石从皖北到南京找到姜颂平,在姜掩护下,到过南通二次。邢汉刚、姜铁石都是中统局皖北办事处指派到南通地区了解情况的。
中统局活动的方式和方法:
一 发展组织的方式、方法
中统局发展组织的原则,是从上到下纵线发展、秘密掌握的。其手法是利用陈果夫、陈立夫(以下简称二陈)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的权势,安置在全国各省市县的第一二把手的关系去发展。例如省级特务室派一个特务员到某一县开辟工作时,先由省特务室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备函,介绍给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或县长(当年大多数的县党部负责人和县长是CC分子),挂县党部或县政府的证章,公开活动。先城区而后逐渐拓展到乡区。发展对象,以地富成分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公职人员为主;其次是社会团体的骨干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然后指使这些人去拉拢他们各自的社会关系加以利用。例如某一行政区区长被吸收后,就指使他去拉他所认为有活动能力的乡保甲长。这样就可以形成情报交通网。
中统局的组织结构为:外围——核心——细胞。
所谓核心,是指各级专职特务。细胞,指情报员。中统局以前的特工总部阶段,细胞称义务调查员。中统局改称党员通讯局后仍称情报员。情报员又分高级(或称特情)、一般两种。外围也分两种:一种是新吸收的对象;另一种是由特务组织控制的公开社团的成员。如当年镇江的青年励志社、长江通讯社等等。外围分子如经常有情报资料提供,可提升为细胞。细胞表现良好的,按月发给津贴费,或提升为专职特务,或介绍公开工作,以解决其生活问题。
中统特务头子为使特务分子心甘情愿为“蒋家王朝”“陈家党”卖命,除每月给予较高生活费、吸收为国民党特别党员外,还发给特种身分证和枪照(特务员可自备短枪),以提高其身分。当陈果夫任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时,各县特务员都带有特种身分证和枪照,盖上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关防,携带自卫枪枝,可以通行无阻。必要时还可以调动指挥所在地的驻军和警察,进行搜补活动。中统特务员还负有调查党政军警以及其他公职人员的贪污渎职等使命,因此,这些人对特工人员是有所畏惧的。
二 对待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采用的手段
中统局的中上层成员,绝大部分是中共叛徒。军统局的成员,绝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因此,两局的作风不同。军统局对被捕人员,基本上采用压力,也就是刑讯。中统局则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开始用说服的方法,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着重指出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等等谬论,企图以此动摇被捕人员的革命思想。说服一次不行,再接二连三来几次。如被捕的对象在中共的地位较高,估计他了解的关系较多,为扩大收获(指能多逮捕一批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多次说服无效后,就采取硬的手段——刑讯。刑讯的花样有多种,如坐老虎凳,灌肚肺,猴儿盘桃,长针刺手指、脚趾,甚至用电麻等等。所谓坐老虎凳,就是将被捕人的手脚捆绑起来,坐在凳上,背靠着墙壁,两脚伸直平放在凳上,行刑人用砖垫在被捕人的脚跟下面,一块又一块地加,最多可能加六、七块,还要用双手在被绑人双腿上压。经过大约半小时左右,如仍无收获,就把绑索解掉,由两个特务扶着在院内踱步,边踱边用甜言蜜语诱骗。所谓灌肚肺,就是把被捕人捆绑在凳上,面孔朝上,行刑人用冷水从鼻孔里灌注,甚至用辣椒水灌。所谓猴儿盘桃,就是将被捕人的两个大拇指用麻绳扎紧,然后悬空挂在横梁上,行刑人用棍棒狠狠鞭打臀部。所谓针刺手指、脚趾,就是用一寸左右长的针,刺入被捕人的手指或脚趾,甚至手指、脚趾同时刺。所谓电麻,就是通过电流,使被捕人麻木难受。除刑讯外,还经常采用车轮审讯法,也叫疲劳审讯法。就是由几个特务轮流审讯二十四小时甚至更多时间,不给休息。
有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强的人,经一种或两种酷刑后就动摇了。特务们观察出被捕人有动摇迹象后,就改用诱骗方法。凡意志坚强,在中共地位相当高,虽经多种刑讯仍不变节的人,在军统局就会处以死刑。但中统局则相反,采用狡猾手段。例如被捕人经多次刑讯,身体受了伤,就请医生替他诊治,生活上给予特别照顾;有的还派专人陪同他到风景区游山玩水,甚至不惜用“美人计”加以腐蚀。
蒋介石曾告诫中统、军统特务们说:“对被捕的共党人员,宁可错杀一万,也不能轻放一个。”特务们就照这个原则对付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的。
三 中统南通县特务室的具体活动
一、大办自首分子登记手续,总数达九百人以上。
上面讲过,南通县的中统特务组织创建于一九三一年初夏,由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肃反专员”姚烨负责搞特务活动,未见成效。到一九三二年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成立后,才积极贯彻自首政策。原中共南通县委书记吴占兰(吴敬一)、陈俊先后叛党,出卖了南通县的整个地下党组织,干部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幸存者则潜避外地。国民政府颁布自首条例后,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大肆宣扬自首政策的“威力”,叛徒陈俊更多方活动,诱骗或威逼凡是过去参加过红十四军的战士、赤卫队队员以及农民协会会员等等,都要办理自首手续。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办理自首手续的达八百余名,一九三四年又增加到九百余人。
二、严格管训自首分子,使之成为“蒋家王朝”“陈家党”的忠实鹰犬。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统南通县特务室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训练自首分子,采取严格的手段,“恩威兼施”。凡属自首分子,不管自动自首或被捕后自首的,也不管其本人愿意与否,一律做为情报员看待,受县特务室监督、领导,迫令搞经常性的情报侦察活动。主要对象是中共地下组织和人员。为便于管训起见,采取集体领导,即小组领导方式。由于南通县的自首分子人数多,县特务室的人少不易掌握,就按行政区编成中心小组和小组。凡自首分子人数多的,一个区成立一个中心小组,或邻近两个区成立一个中心小组,下设若干小组。自首分子少的不设中心小组,只设小组,由县特务室指定特务员、或助理特务员、或干事负责领导。凡居住分散,无法编成小组的,也由县特务室指定助理特务员或干事领导。当年南通全县设了九个中心小组:唐闸中心小组,组长顾惠元。四安中心小组,组长陶季鸣。骑石中心小组,组长顾福慧。金沙中心小组,组长凌子衡。余西中心小组,组长曹植夫。益余中心小组,组长许汉民。余东中心小组,组长崔朝贯。平白中心小组,组长姚蝶侬(西医)。三余中心小组,组长顾荫梧。中心小组每月举行会议四次,至少三次。县特务室每次都要派特务员或助理特务员列席指导。设中心小组各区的自首分子小组,每月举行会议三次,至少二次,农忙时一次。每次开会,由中心小组长列席指导。县特务室不定时地派员抽查会议纪录,以凭考核。自首分子人数少,住址分散,无法编成小组的,则由县特务室成员分别掌握领导。
自首分子小组会议内容有:政治讨论(讨论提纲由省特务室根据周佛海所著《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拟定)和工作报告。每月最后一次会议,还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自首分子表现积极的即经常有情报资料提供,小组会议按期到会又能热烈发言的,则提升到县特务室工作或送省特务室受训,成为专职特务。有的介绍公开工作,安置到党、政、军、警等单位,或文教部门与社会团体中,做为“坐标”使用。当年南通县的中统特务室曾介绍了不少自首分子干公开工作,每年都选送若干自首分子到省特务室受训。南通县的中统特务室这样,其他省、县的特务组织也是这样。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对自首分子严加管训,“恩威兼施”,其目的就在于收买中共叛徒们的心灵,使之成为“蒋家王朝”“陈家党”的忠实走卒。
三、陈果夫为维护“自首政策”,在南通干了一桩动人事件。
原南通县余东、益余两区中共党员汤慰宗(余东区汤家苴人。南通东乡中共党组创建人之一)、姜颂平(益余区石子镇人,一九三〇年春参加中共),由于叛徒陈俊(王梦祥)出卖,于一九三三年先后在南通(汤于三三年春)、上海(姜于三三年七月)被捕,经贿赂法官得宣告无罪保释后,旋即被中统南通县特务室逮捕,勒令办理自首手续。汤、姜二人深知南通东乡的地主们对他俩有刻骨仇恨,办完自首手续后就逗留南通城区不敢回家。但中统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主任李仁甫和南通县特务员陈俊,鉴于通东益余、余东两区的自首分子人数众多,不便掌握领导,迫令他们二人返回家乡编组自首分子小组。李、陈向汤、姜拍胸保证返乡后的生命安全,并请南通县长金宗华亲笔写信给余东区区长施毓芬、益余区区长丁子言、余西区区长李则茂,指令他们负责保障这三个区的所有自首分子的生命安全。李、陈携带金县长的信,伴送汤慰宗、姜颂平返东乡。李仁甫和陈俊到达东乡后,将金县长的信交给上举的三个区长,并提出汤姜二人的安全要他们负责保障,三个区长满口答应。可是时隔不多天,汤慰宗的族兄大地主汤大宗,请汤慰宗到他家吃晚饭,竟一去不返。事发后据汤大宗家的佣人透露,汤慰宗在汤大宗家吃完晩饭后,就被汤晋臣等地主亲自捆绑起来,嘴里用棉絮塞得紧紧的,喊不出声,随后送到汤家苴以北几华里荒野之处,仍由汤晋臣动手,将汤慰宗活活打死,将尸身剁成十二块,深深埋在田中。
当时汤慰宗的父亲逝世才一个月,他的长兄汤敬宗于一九三〇年夏,红十四军攻打汤家苴的战役中已光荣牺牲,他的弟弟汤林宗避居上海任教师,家中只有老母、妻子和妹妹汤惠先。她们见汤慰宗当夜未回家,就由慰宗的妹妹到大宗家去探询其兄下落,汤大宗避不见面,大宗的家人也含糊回答。惠先将这些情况向母、嫂汇报后,大家认为汤慰宗有被杀的可能。隔了两天,汤大宗家佣人秘密向汤惠先透露汤慰宗被杀害的经过,惠先就立即奔赴南通找姜颂平研商对策。
在地主们杀害汤慰宗之前,姜颂平就没敢住宿在自己家里,而是寄宿于余西区二甲镇河北岳丈家的。他得到汤慰宗被害的消息后,第二天清晨就从二甲镇乘汽车去南通。地主们了解姜颂平岳丈家的住址,暗中派人监视姜的行动。姜乘汽车去南通,就雇小汽车追赶,仅差五六分钟没被赶上,姜才幸免于难。
汤惠先找到姜颂平后,随即一起去中统局南通办事处汇报汤慰宗被杀害情节。该办事处主任李仁甫,南通县特务员陈俊立即向秘密领导南通县特务工作的南通县警察局长傅谦之、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郑亦同面报,并电江苏省特务室请江苏省主席陈果夫限令南通县长金宗华缉拿凶手汤大宗、汤晋臣等人归案法办,以维持自首政策之威信。
陈果夫据报后,立即电饬南通县长金宗华限期逮捕凶手。可是主要凶手汤大宗、汤晋臣等,避居在汤家苴的坚固碉堡内不予理踩。陈果夫又命令金宗华派县保安团一个大队的兵力,下乡围捕,并指令江苏省特务室主任王剑虹亲自到南通督办。王剑虹到南通后,在姜颂平陪同下,督促南通保安团长刘××(名字想不起来了),率领一个大队士兵,携带迫击炮等重武器,并赴余东汤家苴。这处是东乡著名的大地主汤廉臣、汤大宗等住宅,是他们所组织的地主武装——白龙党的根据地,建筑有很坚固高大的碉堡,四周开了又深又宽的圆沟,还围有铁丝网,少数兵力是无法攻进的。为首的凶手汤大宗、汤晋臣等听说县政府派自卫团下乡捕人,都躲避在碉堡内。刘团长率部到达汤家苴后,将碉堡四周包围,用传声筒通知地主们交出主凶,可是地主们置若罔闻。包围到第三天,刘团长下最后通牒,如再不交出主凶,就用迫击炮轰炸碉堡。在碉堡外的地主们慌了手脚,推出本区行政区区长和地主士绅施毓芬、江稚珊等多人出面斡旋,将主凶汤大宗、汤晋臣等六人交出,押送镇江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法办。并将余东、益余、余西三个行政区长撤职、拘禁,处罚他们对自首政策执行不力,未能保障自首分子的生命安全。这一行动,不仅轰动了江苏全省,而且影响到其他省市。
四 傅谦之曾在南通培训一批基层特务
傅谦之于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期间,任南通县警察局局长二年多。这时期正是国民政府积极执行“自首条例”的时候。傅谦之除秘密领导南通县特务室的工作外,还举办公开的警察人员训练班两期或三期(我在南通时就办了两期,一九三五年春我离开南通后,听说还办了一期),名义上说是为了提高警察的质量,从训练班课程来判断,实际是变相的特务人员训练班。
该训练班由傅谦之自任主任,教员由该局督察长卜霄青、南通县特务室特务员言则行、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第二科长宋明昕等充任。每期学员人数五十至六十名。训练科目除警察业务外,还有情报工作、组训工作、侦行工作等。学员毕业后,除少数派充下级警官外,大多数充实局本身和所属分局,秘密从事特务活动。后来还有少数成为专职特务。
(《南通文史资料选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所秘密监狱(黄炜)
——屋顶花园
一
四〇年代,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全国各地多处设立秘密监狱,贵阳的“屋顶花园”便是其中的一所。
“屋顶花园”坐落在南横街(旧名仓后街)口的斜对门,即现在富水南路九十五、九十七、九十九号。它原是一幢私人住宅,据说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公馆。与当时贵阳的一般住房一样,临街一面有一道朝门,入门后是三间木柱木板平房,从街面看去并不豪华。像这种所谓小公馆,在那时的贵阳是不少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看中了“屋顶花园”外貌平凡,不易引人注目的特点,于一九三九年在这里设立了秘密监狱。多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曾在这里抛洒过热血。
从三间平房向后走,在一排已经破烂了的房屋左侧,有一列二十级的石梯,约一米宽,石梯顶端有一道小门,进入小门向左侧转,便是“屋顶花园”了。这是一个占地约三分的小花园,园内有一间坐西向东的老式平板房,算是“花厅”;还有花台、草亭、古树、假山、石条凳,石板铺成的曲径,把园内分成几块花圃。因为地势较高,站在园内可以看见城南一带居民的屋瓦,所以便叫做“屋顶花园”。
国民党中统贵州调查室,为了掩人耳目,对“屋顶花园”临街的朝门、天井及三间平房未加任何修饰,看去不过是一家独院的居民住宅,只是把两间平房的后半间改为牢房,把原来的窗户用木板、木棍钉死。每间牢房只有一个高、宽不到一尺的窗洞,做为送饭和特务们监视的洞口。中间堂屋则是通往花园的过道。平房的前半间是特务们“办公”的地方,花园的侧面也是牢房,女犯便关押在那里。这些牢房仅能从送饭的窗口透过一点微弱的光线,晚上也不准点灯。被囚禁的人被禁止交谈,特务们就住在牢房的前半间,整天都有人看守和监视。整个“花园”,除了特务们说话和脚步声外,全是静悄悄的,使人感到阴森、恐怖。当时,这个秘密监狱的主任是王伯奇(安徽人),逮捕人和担任看守的特务有邓超龙、何裕等,担任审讯的除王伯奇外,还有朱兴伟等。
二
被逮捕到“屋顶花园”去的人,都要先被捜身,所有的钞票、字据以至裤带都要没收,然后才推进黑暗的牢房。房中没有床,只有几堆稻草丢在潮湿的地上,大家或坐或睡都是在这散发霉味的稻草上,三个人同盖一条那时国民党发给士兵用的薄薄的旧棉被。特务们为防止“犯人”打破木房逃跑,每晚八、九点钟时,就拿一根长棕绳将三个人的双手反背捆紧,人被反背捆住双手后,就只能平仰着睡,三人当中谁要动一下,就牵动着其他的两个人。那条又脏又薄又臭又短的被子,盖着头就盖不着脚。自己的身躯压着自己被捆着的双手,又不能翻动,睡到下半夜,手就被压得麻木疼痛,一直要等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特务才来解绑。我被逮捕进去时,便是和邱在先、宋大辉三人被一根棕绳捆着睡觉的。半个月后,我们的手腕都发肿了;两个多月后手腕便出现两道紫红色的血痕。我们入狱的时候,正是严寒透骨的农历腊月,白天,只有用双脚跳动止冷,晚上和衣而卧,冷得发抖。
在“屋顶花园”的牢房里,每日两餐由特务们随便发给,送多少就吃多少,吃不饱也没有加的;有时连菜也没有,更谈不上吃开水、洗脸了。同时,还禁止接见、通信。记得一天夜晚,黄时烽被逮捕进去,他问特务这是什么地方,好写信回家叫送衣服被条来,特务邓超龙冷笑着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这是‘世界大旅社’,食宿不要钱,你多住几天吧?哼!写信回家?想得开心!”说完就连推带搡地把他推进牢房。
又还记得贵阳沙驼剧社负责人、有名的书画家萧之亮先生被关押在这里的时候,因身体衰弱,禁不住冻馁生病了。他要求找人医病,特务板着面孔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
“屋顶花园”监狱也不兴“放封”,每天除了倒便桶的几分钟外,都关在没有光亮的黑牢里。谁想要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只好把脸凑到那小窗口边去。由于长期得不到洗脸、理发,见不到阳光,加上又是和衣而睡,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脸色都异常苍白,身上虱子成堆。因此我们的身体便急剧地瘦弱下来。
三
特务们经常在深夜进行审讯,花园内的“花厅”便是审讯室。特务头子王伯奇最横蛮,他手中总不离一根黑色的手杖,审讯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快说!”如果回答“是”,他就抡起手杖朝被审讯者身上抽打,像一头发疯的野兽连声吼叫:“你危害民国!”如果答应“不是”,他也是暴跳如雷,照样用手杖抽打说:“你还装!你还不老实!你说不说?”或者冷笑着说:“你搞的这一套,我也搞过,你的事还瞒得过我吗?”凡是经过王伯奇审讯过的人,都知道答应“是”或“不是”都要遭毒打一顿,只有不开口,随他乱吼乱叫,他便无法审讯下去了。特务朱兴伟审讯又是另一套手法,他装得“温文儒雅”,还让被审讯者抽烟喝水,坐下来慢慢谈,甚至还假惺惺地“关怀”一下身体、前途之类。他自称读过“资本论”,懂得辩证法,首先来一套:“只有三民主义才合乎中国国情”的“理论”,再拐弯抹角地谈到他所要审讯的问题。
在软硬兼施都一无所获后,特务们便采取“车轮战术,疲劳轰炸”,有时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审讯一直进行到天亮。他们还采用极为残酷的刑讯,如对宋大辉,他在某天晚上被审讯时拒不回答。特务们便集中起来对付,起初是王伯奇的手杖,后是朱兴伟的“理论”,钟华鸣的“感化”等等。在这些方法都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后,就开始施展丧心病狂的酷刑,先是用大棍打,后用细鞭子抽。宋大辉仍是闭口不言,特务们只得使出最毒的“绝招”。王伯奇下令,由几个特务用绳子将他捆绑,吊在花园的草亭拷打,并把他手脚后翻捆在一起,面部朝地,悬空吊起来,这叫“坐飞机”。宋仍一字不吐。特务们喝叫:“给他加炸弹!”便将花园中的石头加在宋的腰部。宋大辉昏了过去,特务们又将他放下来,用冷水喷面。这样反覆折磨,直至宋口鼻流血才收手。继后他们又残暴地把宋从花园中拖下几十级的石梯,鲜红的血迹印在“屋顶花园”的石梯上。大约下半夜四、五点钟,宋被猛力推进牢房,沉重地倒在我们被捆着双手的身上。第二天,才从昏暗的光线下,看见他全身被拷打的伤痕,有些部位已是血肉模糊。我和邱在先将自己仅有的一件衬衣撕开,给他包扎出血的地方。特务何裕晚上来捆手时还恶狠狠地说:“姓宋的,你硬,看你硬到什么时候,辣椒水等着你哩!”
“屋顶花园”中酷刑拷打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来陶生民告诉我,她们“女犯”的牢房距离花园近,经常在深更半夜听到特务们的咆哮声和被刑讯者的惨叫声。她本人和其他“女犯”也同样遭受过王伯奇的手杖抽打。当时,邱在先作了一首打油诗:“小小窗口一线光,屋顶花园变牢房。草亭拷打政治犯,院中坐有八蛋王。”“八蛋王”意指王伯奇为“忘八蛋”。
四
一九四一年元月的一天,晚间十点钟左右,一辆大卡车押来了两个人。没有进行搜身就被推入了牢房,显然,他们是从其他特务机关转送过来的。第二天我们才知道一个叫郭嘉、一个叫李德富,都操外省口音。被关押到这里后,连续几夜都提到“花厅”去审讯,深夜或天亮才回来。有一天中午,特务邓超龙,从送饭的窗口递进几张十行纸和钢笔,喊郭嘉去接。他站在窗外问郭:“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郭答:“没有什么可说的。”邓又问:“你还是在上面说的那些吗?”(上面,指在“花厅”的审讯室)郭答:“就是那些!”邓超龙阴阳怪气地拖着声音说:“那好嘛!你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给你的纸,你就写遗嘱吧!姓李的也是一样。”说完就走了。
大家听后都木然地坐在草堆上,没有谁说一句话,心情非常沉重。郭嘉站在窗口边,手中紧紧地拿着纸笔,若有所思地望着那昏暗的窗外,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们看见他在纸上奋笔疾书,写完将钢笔掷在地上;把纸上写的拿给李德富看了后,折好装进了口袋。然后坐在草堆上,用低沉的声音对我们说:“看来,我们就要分别了!”大家的眼睛都润湿了,黄时烽还不住的抽泣;萧之亮不停地摇着头,叹息着。
这一天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到下午送饭时,邓超龙又来了,在窗外高声问道:“姓郭的,你的遗嘱写好了没有?”特务们以为用死来威胁,犯人们就会向他们乞求活命。出乎他们意料,郭嘉从草堆上站起来走到窗口,毫不犹豫地从口袋中摸出他们所要的“遗嘱”,掷给邓超龙,声若洪钟地对他说:“拿去,这就是我的遗嘱!”邓超龙边展纸边说:“你真的写了?”看完后,气急败坏地吼叫:“我怕你写了什么,废话!简直是废话!你还怕老子们要你的钱,写明要捐给抗日将士,这就是你最后要说的话吗?”郭嘉坚定地回答:“是的。我被你们捜去的钱,我死后一定要捐给前方抗日将士。”邓超龙软了下来,假笑说:“上面的意思是要你写共产党的事嘛,你何必当真就写遗嘱了呢?”郭说:“没有什么可写的。”说完回了草堆,邓无可奈何地走了。
入夜以后,“屋顶花园”的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特务们来来往往,我们都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不幸。夜已经很深了,奇怪的是特务们今晚还没有来捆手。大约在下半夜三点钟,牢房的大铁锁“当”的一声门开了,刽子手何裕用手电筒朝牢房横扫了一下,喊道:“郭嘉、李德富出来,到上面去。”郭、李二人站了起来,我们也站了起来。在漆黑的牢房中,只听见他们先后说了声:“再见!”就跨出了牢门。何裕重新锁上门。我们只听到郭、李坚定的脚步踏上石级的声音,此后谁也不能入睡。过了一小时左右,突然,我们听见石级上发出杂沓的脚步声,一直响到大门外面,然后是汽车引擎的发动声、喇叭凄厉的叫声,划破了深夜沉寂的长空。虽然没有谁说话,但我们知道此时是国民党反动派将要对革命志士进行残酷杀害的时候,也是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的时候。
几天以后,从特务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们约略听到他们对郭嘉、李德富两位革命志士残酷杀害的情况。但由于隔了一层木板,兼之人多话杂,未能完全听清楚。根据我和黄时烽的回忆,当时特务们谈到,郭嘉和李德富都是广人(是广东还是广西不清楚,因为他们只说是“老广”;郭、李二人的名字,我们也是按字音写的,是否真名,也难确定),是给八路军办事处运书刊到贵阳被查获而被捕的。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始终没有谈出什么。王伯奇等看过郭的“遗嘱”后决定杀害他们。报经中统领导机关批准后,便于深夜用汽车将郭、李二人送往东门外螺丝山附近,由刽子手何裕等开枪杀害后用泥土掩盖。这是我们在“屋顶花园”所知道的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革命志士的一桩血案。不为我们所知的,像郭、李两人这样秘密被杀害的革命志士,不知道还有多少?因为那时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在贵阳所设的像“屋顶花园”这样囚禁、迫害革命人士的秘密监狱,还有和平路九十号、大井坎十八号、新东门八十八号以及后来在岳英路的周先生祠(即现在的岳英小学内)、中山公园内、老东门的文昌阁等多处。
五
关押在“屋顶花园”的人,后来部分送“贵州战时青年服务大队”继续关押;部分释放;另有一部分释放后继续“管训”。当时曾被关押在“屋顶花园”中的,除上文中提到的人外,还有谢凡生、丁文、郭思昭、黄玮、顾文淑、葛发生等。还有一些关押时间较短,不知姓名的。
现在,“屋顶花园”的临街朝门已经拆除,天井已经不见,三间平房也已改样,但后面的石级还在;原来关押“女犯”的牢房虽已改修,可是花园遗址犹存。做为审讯室用的“花厅”,已住了一户人家。那几棵苍劲的老树,几经风雨,却依旧昂然挺立。去年贵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革命文物时,曾对这抛洒过革命志士鲜血的“屋顶花园”,进行了查访、拍照,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镜头。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昙花一现的内政部调查局(刘介鲁)
内政部调查局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演变改组,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宣告成立的。为什么中统局要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呢?这得从头说起。
一 难产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被迫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蒋介石不得不在会上宣布包括取消特务机关在内的四项诺言。一九四六年十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中统局于一九四七年秋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两大特务机关虽然换了招牌,实际上却是“换汤不换药”,其特务活动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而更加疯狂。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又玩弄“还政于民”的把戏,实行所谓“宪政”,以便自己登上“总统”的宝座。在此情况下,中央党员通讯局又不得不再次改组。因为一旦行宪?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该局的经费也就没有了着落,因此打算从党务系统转入行政部门。究竟转入哪一行政部门呢?经局长叶秀峰同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研究,开始拟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模式,在司法院下设立一个调查局,但此拟议遭到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反对,后来几经周折,才取得内政部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决定降格在内政部下设立调查局(如在司法院下设立调查局则为部级,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则低于部级),同时在党内仍保留中央党员通讯局,用来幕后控制转入行政部门的特务机构。
这个改组计划虽然得到内政部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和支持,但在实施中,却发生了障碍。因为在行政部门增设机构,须按立法程序,经立法院讨论通过才能正式成立。但是,在内政部下增设一个调查局的议案一经提出,遭到大多数立法委员的反对,被搁置下来。这主要是由于中统同各方面的矛盾所造成的。立法委员中持反对意见最烈的刘不同,曾在中统局成立之初,任该局的专门委员,后因同徐恩曾的关系紧张而离开中统局,到西北某大学任教授,从此对中统便持反对态度。后来几经周折,由二陈动员中的立法委员,以及陈立夫运用立法院副院长身分施加影响,在再度讨论此案时,才勉强通过。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内政部调查局才在广州宣告成立。这时蒋介石已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张厉生也已下台,改由桂系的李汉魂继任内政部部长。在内政部增设调查局,既经立法会议通过,李汉魂也只好照办,但也有交换条件,即由他委派一个非中统分子张益民来担任调查局的副局长。
外部矛盾虽告解决,而中统内部的矛盾却相当复杂。一是原任中统局局长的叶秀峰自以为是部长级人物,不愿屈就内政部调查局局长。他一面保留中央党员通讯局局长名义,企图以此从幕后控制内政部调查局,一面打算保荐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原任中统局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出任内调局局长,便于日后操纵。二是当时角逐内调局局长位置的计有三人:一是前面提到的王保身,一是曾任中统局主任秘书的王思诚,一是季源溥。王思诚在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即分派到当时的特工总部工作,一九三八年中统局成立后,历任组长(处长)、秘书、主任秘书等职,对业务及人事均极熟悉,深得特务头子徐恩曾的信任。徐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后,主要精力放在交通部,不常到中统局办公,遂将私章交付王思诚,除重大问题向徐恩曾请示决定外,一般问题便由王批示加盖徐的私章后付诸实行。徐恩曾下台,由叶秀峰继长中统局后,王思诚受叶的排挤而离开中统局,在二陈的安排下,转任粮食部督导处处长,他以中统老牌特务的关系想争内调局局长这把交椅。季源溥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曾由中央党部保送赴日本留学,战前任过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后到交通部任劳工科科长,因同徐恩曾关系不好,中统局成立后未回到中统局工作,但中统设在铁路、公路、海员特别党部中的调查统计室主任,大都同季源溥有关系,在中统内部有着潜在的力量。徐恩曾下台后,季源溥又回中统局任第二处(主管党派工作)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上海特派员,一九四七年秋,升任中央党员通讯局副局长,仍兼上海办事处处长。在这三个角逐者中,王保身的资历最浅,资望不够,而且在中统内部的人缘也不好,因他担任督察室主任,专门捜集特务分子的言论行动,向叶秀峰打小报告,致使许多人受到影响。另两个角逐者王思诚和季源溥,可说是势均力敌,但由于王思诚已离开中统几年,又为叶秀峰所反对,而季源溥毕竟是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副局长,再则又被叶秀峰所容,所以季源溥终于坐得内调局局长这把交椅。
季源溥被任命为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后,便同叶秀峰发生了矛盾。叶秀峰原来的如意算盘是自己不屈就内调局长,却仍能在幕后操纵。因而,他在季源溥任局长后,要以王保身出任内调局副局长,想以王保身来牵制季源溥。此时原来的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已下台,新上台的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对调查局也想插一手,推荐桂系分子张益民任副局长,这本来是交换条件,季源溥为应付新的形势,不能不接受。由于内调局的编制很小,上设一个副局长,季源溥当然就要拒绝王保身了,因而引起叶秀峰的强烈不满。
季源溥在政治上是有野心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他就竞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后因徐恩曾被蒋介石撤职,并批“永不录用”以及准竞选中委,其他中统分子的竞选活动也受到影响,所以季源溥没有当上中央委员。这次就任内调局局长后,季雄心勃勃,拟定了一个海外工作计划,呈报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拨发经费十万元,做为海外工作布置费。这笔钱是由中央财务委员会拨发,叶秀峰便以中央财务委员会常委身分想卡季源溥,只发给四万元,扣留其中的大部分,说是交由中央党员通讯局支配。季源溥当然不能听从,因此发生争执,矛盾更趋尖锐。叶秀峰逃到台湾后,中统特务组织了“清算团”,以内调局简任秘书万大鋐为代表,向叶秀峰清算中统历年的财政账目,弄得叶秀峰狼狈不堪。其实这事是由季源溥指使的,是为了报叶秀峰卡季之仇,两个特务头子,为了争权夺利,闹得难解难分。
二 组建
中统局时期,由于是中央部级单位,所以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一九四七年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时,其编制比原中统局要缩小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如何保持中统的原状而又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经陈果夫、陈立夫和叶秀峰密谋,决定中央党员通讯局只保留原中统局的首脑部门和最重要的情报部门(即党派调查处),其余部门运用CC的势力和关系,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由中统高级特务率领一批特务“集体转业”,到其他部门或单位去,实际仍由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控制。这些单位被称为“外延单位”。此时蒋家王朝虽已处于没落时期,二陈还有力量千方百计来维系由他们创设的特务系统。当一九四九年五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成立时,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蒋介石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政府已处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中,内政部新设一个调查局,其编制当然更小。
内政部调查局按规定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均简任)、简任秘书一人、荐任秘书一人,其下设四处四室,地方单位仍在各省、市设立调查处,由原中统局的地方单位改组而成。
中央党员通讯局南逃广州后,原在佛山镇办公,内政部调查局成立后,设办公处于广州抗日中路五十五号和法政路七十七号,原去佛山镇的局本部人员全部迁回广州市内。季源溥就任局长后,虽面临种种困难,如编制小、经费少、人事难于安排,又同叶秀峰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但仍然想大干一番。由于他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在中统有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亲信。内调局成立后,他首先按照新的组织规程,重新配备了局本部和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日趋缩小,编制再度压缩,免不了又来了一次资遣(中统局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曾资遣一批特务人员),这次除了一般自愿资遣的以外,还硬性规定凡夫妇同在中统工作的(这种情况在中统内是为数不少)必须资遣一人。
在组建局本部首脑机构中,以张庆恩任第一处(指导处,主管业务)处长,朱凌云任副处长;第二处(研究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这些人都同季源溥有特殊关系,有的还是他的老班底。各省、市调查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下设三个科:一科管总务,二科管业务,三科负责交通。局本部及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安排好后,又增设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办事处,贵阳办事处由第四处处长陈庆斋负责;重庆办事处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海口办事处由杜衡任主任,王进之任副主任;华北办事处设在绥远,由第一处处长张庆恩负责;台湾办事处由台湾调查处处长郭乾辉负责。同时计划由季源溥本人按照局势变化情况,随带一个袖珍班子,机动地往返于各办事处指挥全局。实际上内调局组成后,季源溥便去台湾,不久经香港飞到重庆,处理重庆办事处及重庆调查处一些问题后,便飞往成都,旋即转回重庆,停留数日便去台湾。不久,大陆宣布解放,季源溥再也不能机动地往返于各办事处之间领导和指挥全局了。
当时的广州人心惶惶,内调局在组建过程中,能做出以上安排和布置,确是费尽了苦心。根据当时大陆即将解放的具体情况,季源溥对于特务活动的重点,着眼于大陆解放以后,他亲自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前往香港,筹办一个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华南据点,在解放后派遣特务秘密潜入大陆,从事捜集情报和破坏活动。朱凌云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特务,曾在中统局本部党派处工作,也担任过中统缅甸情报区的书记,同季源溥的关系很深。抗日战争胜利后,季源溥任上海特派员,朱凌云任秘书。大陆解放时第四处处长兼贵阳办事处主任陈庆斋从昆明逃往香港,在港开设南园酒家,曾从香港汇钱给在重庆改造的内调局事务科科长王斌。显然,这样的汇款不会是私人间的接济,而是企图要王斌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第二,与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广州秘密会商,派黄雨青前往华北某一秘密地点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选派特务进行潜伏活动。这一秘密地点可能是绥远或北平,因为这两处是张庆恩活动的老巢。张庆恩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除一九四〇年短期任过中统重庆实验区副区长外,一直在华北地区工作。他与傅作义将军的关系比较密切,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在北平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时,张在该部任军法处处长,以此公开身分掩护中统在华北的特务活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对起义问题犹豫未决时,张庆恩将此情况密电蒋介石,蒋立派徐永昌飞往北平,企图劝阻傅作义部起义。傅作义将军决定起义后,张以私人关系,向傅要飞机,将中统北平、天津两区的大部分特务人员及在华北地区的一些高级特务空运南京。季源溥企图借重张庆恩在华北的势力及关系,建立华北潜伏据点。
第三,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外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对大陆形成一个情报包围圈。为此,特拟定计划呈报蒋介石,后经蒋介石批准拨发银元十万元做为“海外工作布置费”。当时在广州派遣徐公严去越南建立情报据点。徐公严又名徐凌云,江苏人,曾留学法国,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法语教授,约在一九三九年由陈果夫介绍到中统局任专门委员,一九四〇年成立重庆实验区时,局本部将他派到实验区任考核科科长。徐公严虽挂的是留学生牌子,又具有教授身分,在中统局身居高位(专门委员同处级),但能力薄弱,无所作为,因他是陈果夫介绍来的,碍于陈的面子,不便把他怎样,只好将他派到实验区。一九四二年陈庆斋任实验区区长时,又把他下放到南岸分区去当分区主任。这明明是羞辱他,想使他自动辞职,一个专门委员下放到地方基层单位去当分区主任,在中统局是没有先例的。但此人逆来顺受,反正专门委员的薪津费用不少一文,干基层工作,他也安之若素。中统局几次改组,几次资遣人员,都是碍于陈果夫的面子,才没有动到他头上。这次在广州布置海外工作,据说是他自告奋勇,要求到越南去,得到季源溥的同意,便派他去越南。有人说,徐公严是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趁机弄到几根金条去另谋生路。
此外还对西南各省做了一些布置。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已不多,只有西南各省尚属完整;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又将由广州迁到重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蒋介石在重庆住了八年,大西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了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的老本输光了,又想跑到重庆去,固守大西南,继续与解放军抗衡,以谋复兴。于是调查局也就随着内政部由广州迁到重庆,但是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国民党政府逃到重庆不久,大陆便宣告全部解放。
季源溥对当时的情况还是有所估计的,所以布置了华南、华北的潜伏据点,并且还拟定了开展东南亚工作,企图形成对大陆的情报包围圈。当时他对大西南仍存有幻想,以为至少可以支持一个时期,形成偏安局势,所以对西南各省加强了部署。他除对四川调查处处长先大启、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贵州调查处处长刘苏屏不予更动外,还以其亲信余仲箎从西康调查处处长,在云南还布置了两套班子,以党校毕业的孙秉礼任云南调查处处长,并以李宏泽(又名李拓天,特工总部时期主持过徐、海、蚌区工作,抗战胜利后任过重庆区区长,也是老牌特务)搞一套秘密的班子,做为潜伏据点,以便接应越南、泰国、缅甸方面的潜入活动;在云南设立铁路、公路调查处(包括川滇、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以刁寄萍任处长(刁历在铁路方面工作,是季源溥的老班底)、隆曙明(原川滇、滇越两路调统室主任)为副处长。一九四九年十月还在重庆新成立了一个川康滇边区调查处,以甘青山为处长,计划将处址移往西昌,通过特务分子刘野樵与彝族土司邓德亮的关系,掌握邓的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活动,与解放军对抗。在重庆筹备期间,即派出曹逸均去雷波、马边、屏山等地,企图拉拢川滇边区的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活动。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的重庆办事处,指挥四川、西康、重庆及川康滇边区调查处等单位的活动,陈庆斋负责的贵阳办事处指挥滇黔两省各单位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月间,季源溥还亲自飞到重庆、成都了解情况、指挥工作。
三 垂死挣扎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通令全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撤到重庆,并亲自飞到重庆坐镇。其时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损失殆尽,整个大陆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各机关的首脑分子此时大都利用各种理由和借口逃往台湾,而将一般中下级人员送往重庆应付场面。特务分子更加恐慌,内调局局长季源溥及其亲信都由广州径去台湾,只有少数必不可少的负责人和大部中下级特务由副局长张益民率领乘飞机去往重庆,事前由重庆调查处租定重庆储奇门附近九道门兴华小学做内调局办公之用。
内调局撤逃至重庆后,为配合蒋介石军事上的垂死挣扎,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制定应变计划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向西南进军,进逼重庆,为此,内调局制定了应变计划,并向各地方单位发布。其内容大体是:㈠对文件的处理:除组织名册、机密文件、关防印信应指定专人随身携带外,其余在必要时一律焚毁。㈡所有专职特务每人发给三个月薪津做为安家费,本人随组织转移,原则上与所在地区的党政机关同进退,不得离开所管辖范围。㈢对细胞分子,凡身分没有暴露,可能潜伏而又自愿潜伏的,进行调查登记,以便布置潜伏任务;凡身分已经暴露,在本地区无法立足的,也可以随组织行动。㈣尽可能掌握地方武力加以组织运用,在必要时拉上山去打游击。此外,还秘密指示对已查获的共党分子和嫌疑分子进行一次总清查,为撤逃前的大屠杀做准备。解放前夕内调局和西南各调查处就是根据以上原则进行活动的。
陈立夫与季源溥的活动
一九四九年十月,季源溥、陈立夫先后飞到重庆、成都。
季源溥先到重庆,他是按计划到各个办事处了解情况、指挥工作的。季住在范庄,并在此办公,批阅公文,接见部属。季在重庆主持过内调局的局务会议,决定发布应变计划并通告地方单位。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原任中统重庆区区长)虽有诚意与地方势力合作,但不愿受地方势力操纵,因此为地方势力中的首要分子龚曼华(重庆市党部组织处处长)、陈铁夫(立法委员)等所不满,双方发生了矛盾。龚、陈等趁季源溥来重庆的机会,发起反对王难三,企图以曾代理过中统重庆区区长的我(我是重庆人,与中统重庆地方势力的关系很深)来代替王难三。他们认为我也算是季源溥班底中的人,可以同季源溥说私话,此举一定能得到季的同意。此外,内调局的专门委员齐耀荣也想取王难三而代之,正通过重庆调查处总务科科长张序彝摸王难三及渝调处的底。与季源溥有八拜之交的甘青山也由台湾来到重庆,住在我家(甘和我在中统局时期都任过调统室主任,抗战胜利后同调回中统局本部任专员,一九四七年季源溥将我们从局本部调到上海特派员办事处工作。季到重庆后,几乎每天晚上都由我们陪去跳舞)。此时季源溥已介绍甘青山去经济部任视察,但甘想当渝调处处长,他向我说:“王难三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当个太平官还可以,这乱世的官他当不了。”想要我去向季源溥说。季源溥只知道重庆中统的地方势力反对王难三,还不知道齐耀荣、甘青山也想当渝调处处长。一次宴会后,季要我和甘青山同去心心咖啡馆喝咖啡。坐定之后,季对我说:“龚曼华他们要你去当渝调处处长,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当以团结为重!我的原则是重庆调查处、四川调查处的人事均不予变更。”同时还要我对龚曼华等地方关系进行疏通说服。我当即表示:我同王难三的私交很好,也是支持王难三的。龚曼华曾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没有同意,除愿向各方进行疏通外,并建议季源溥同龚曼华等个别谈话。后来在卢俊卿家餐叙时,决定党、调、参①三方各推三人组成九人小组,来协调重庆地区的工作,并由季源溥指定王难三为组长,渝调处同地方势力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齐耀荣、甘青山获悉季源溥对川、渝两处人事不予变动的原则后,也就不再活动了。
季源溥到重庆后,渝调处处长王难三曾在重庆皇后餐厅举行有近二百人参加的欢迎会,其中有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及处科级人员,有重庆市党部及重庆市参议会中的中统分子,还有渝调处所属基层单位的骨干。在宴会前季源溥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表明抗战期间在重庆住了八年。又曾是重庆市党部委员,重庆可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重庆有深厚的感情;其次说明时局维艰,抗战八年,是靠重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共赴时艰,争取最后胜利等等。
季源溥的演讲好像信心十足,但在同甘青山和我的私下谈话中,却表示对台湾没有信心,说他虽然把家眷都送到台湾去了,但是台湾仍靠常败将军陈诚来防守是靠不住的,“将来只有跳海”,言下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
季源溥在重庆住了没几天,处理了一些问题后,便去成都视察四川调查处工作,指示川调处要设法掌握地方武力,准备打游击,要紧紧依靠王陵基,必要时随四川省政府行动。并在拜访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时,向王提出由内调局介绍一个专员、十个县长,由四川省政府委派,掌握一个专区的地盘,由内调局去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一要求当即得到王陵基的同意。季即电告重庆内调局,除指定推荐专门委员齐耀荣任行政督察专员外,迅速拟具推荐担任县长的人选,送请四川省政府委派。后因四川局势急转直下,这个已得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同意的计划,未能实现。
季源溥在成都停留时间很短便返回重庆。原说还要去贵阳、昆明,但不几天便乘飞机经香港转往台湾。行前没有通知其他人,只有甘青山和我去机场送行,在机场遇到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他是去机场接人的),钱还同季源溥开玩笑说:“你来不久就走了,真跑得快!”季对钱说:“西南的事靠你了,我们的工作请你多加支持。”言毕便匆匆登机而去。
陈立夫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十月同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等同飞重庆的。谷正纲公开露面做过一些活动,陈立夫在重庆就不肯露脸了。渝调处处长王难三去见他,表示要举行盛大欢迎会,陈立夫不同意大规模的欢迎,只允许在较为清静的地方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规模绝不要大。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旨意,选定在江苏同乡会举行,由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菜,参加的人都是内调局处科级以上人员及渝调处骨干,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中及重庆市参议员中的中统分子,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中统分子,人数不下百人,陈立夫发表了演说,他从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历谈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说美国原来的政策是“先欧后亚”,由于中国形势的变化,现在“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他认为美国绝不会放弃中国,并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期内一定要爆发,希望在座的人留在大陆,做好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做复兴党国的中坚。实际上他是在号召与会的特务分子继续为蒋家王朝效忠卖命。
陈立夫没有过问内调局的事,也没有听说还接见过什么高级特务分子,只是秘密给了渝调处王难三美金三百元,指示王选定可靠人员秘密布置一部潜伏电台,以便大陆解放后能与台湾通报。王难三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因私发商电而被撤职的彭衡来负责这部潜伏电台。重庆解放后,彭衡向公安部门自首,交出了这部潜伏电台。
破坏活动
内政部调查局所属西南各调查处,按照内调局发布的应变计划,对已查获的共产党分子和嫌疑分子,进行了清查,各调查处根据所辖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破坏活动。
四川调查处在成都破坏了民革的地下组织,民革川西军事负责人李宗煌等多人被捕,川调处移送特种会报处理,后来李宗煌死于重庆渣滓洞,另外有人被害于成都十二桥。
贵州调查处于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破坏了一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革命人士二十余人,这些人均被杀害。
重庆调查处一九四九年十月在江苏同乡会逮捕了医生高明,诬为重庆“九二火灾”的纵火犯,移送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枪决;又在新都招待所逮捕嫌疑犯、商人武纪申,并抄收其财物;还逮捕了记者钟奇,中学教师杨君璋,中共地下党员朱楷、孙浮生等。钟奇后被害于渣滓洞。渝调处万县分处主任兼会报秘书陈沼汉也在万县逮捕了一些人,送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关押,后该署从万县撤逃至大竹时,全部在押人员悉遭杀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警备司令部为了处理在押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勾结军警宪特机关派员参加突击审讯,渝调处派夏光行、谭慧浓参与审讯工作,所有在押革命人士,大都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渣滓洞惨遭杀害,其中也有由渝调处移送该部关押者。
四 撤逃瓦解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已攻占重庆外围据点,蒋介石虽坐镇重庆,但已无兵可调、无将可遣,重庆危在旦夕,只得慌忙逃离重庆,飞往成都。各中央机关也紧急撤逃成都。内调局更为恐慌,季源溥走后未再到重庆,副局长张益民见形势危急,无法维持残局,竟逃之夭夭,不知去向。第一处处长张庆恩由华北来到重庆,特务们推他主持局务,张见势不妙,借口华北事忙,立即离开重庆。内调局残部乃由第三处副处长袁更、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原系第一处科长)率领逃往成都。内调局逃至成都后,暂在南门三巷子四川省党部内办公,成员则住东城根街蓉康旅馆。当时主要活动一是办理第四次资遣,每人发给黄金二两。当时内调局的专门委员齐耀荣以私人关系拟去新八军李朗星部任副军长,许多特务在领取遣散费后也想随齐去新八军。二是在四川省党部日夜焚烧文件。三是未资遣人员等待中央统一分配撤逃台湾的飞机座位,这些机位名单排定后,先后起飞八批,内调局人员得到的机位是不多的,后因成都形势日益紧张,蒋介石恐空军有变,竟弃国民党军政人员于不顾,中止了空运。那时由阎锡山代理行政院院长收拾残局,在成都组成一个“战斗政府”,内调局未能逃走的人员以及因新八军未能成立而回来的资遣特务,都参加了“战斗政府”,在警卫军中成立了一个通讯总队,后在邛崃、大邑一带被解放军击溃,特务分子做鸟兽散,各奔东西,如第三处副处长袁更只身去投新十二军,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只身潜逃,也有结伴潜逃的,如督察朱瀚、科长冯资易,他们是河北同乡,化装难民,逃到重庆住在小旅馆,经人指认后,被公安部门逮捕归案。
内调局所属西南各调查处的情况是:
贵阳调查处早已逃散,该处处长刘苏屏解放后逃往重庆,被公安机关捕获归案。
云南方面,卢汉在昆明起义时,将云南调查处特务头子查宗藩(原中统局云南调统室主任)、孙秉礼、刁寄萍、隆曙明等逮捕,后交公安机关关押。
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市市长杨森在解放前夕筹组三个“反共保民军”,渝调处运用特务分子何雨霖同第三“反共保民军”军长廖海涛的私人关系,拟议由处长王难三出任该军政工处处长,何雨霖任该军独立团团长,率领重庆调查处全体人员随该军行动,此一拟议已得到廖海涛和杨森的同意,因时间仓卒,该军尚未组成,重庆即告危急,王难三慌忙率领该处大部分成员逃往成都,随即购得黑市机票,只身逃往台湾。临行时将处务交秘书李定华、科长张汉杰负责,李、张二人率该处成员与内调局合流参加“战斗政府”警卫军,后在邛崃、大邑溃散。渝调处副处长吴汝成随川康边区调查处逃往大竹,后只身逃窜川北。
四川调查处处长先大启率该处人员于成都解放时随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行动,王部在川西被击溃后,先大启只身逃窜。
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尚在重庆筹备期间,重庆已面临解放,该处处长甘青山率领该处部分人员随国防部挺进军总指挥部逃往大竹,后经川北抵达成都,乃拟前往西昌组建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因交通被阻未能成行。时我在成都,应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部第三纵队第一总队司令刘西平之邀,去该部任政工处处长兼代参谋长,甘青山遂将川康滇边区调查处人员交我率领去部队。甘青山同另一中统特务分子刘野樵去彭县投奔陈兰亭,后又转往灌县投奔土匪头子袁旭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随着成都的和平解放,内政部调查局及其所属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从此,这个从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开始,以反共起家,危害中国革命、危害中国人民长达二十余年的中统特务系统在大陆彻底瓦解。许多流窜川西的重要骨干及地方单位的大小特务头子,以及隐匿在各省、市的骨干分子,解放后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清查出来逮捕归案。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很多人得到改造。多亏共产党改造政策的英明,我们这些人才得与家人团聚,欢度晚年。
注:作者当时系中统川滇、滇越两路调查统计室主任。
①指中统重庆市党部、重庆调查处和重庆市参议会。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龙云被逐前后见闻(鲁昌文)
一九四五年春末,有一天,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在他司令部的办公室里,单独召见了我(我当时担任情报队队长),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调查云南省主席兼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武装实力,也就是龙云的兵员、武器、装备、驻防情况,特别是龙氏所属部队主管官是谁,部队移动动态等情报,随时随地向他报告,不须像平日一样经过参谋处上报,调查中不能泄密,更不能在调查过程中与对方发生摩擦。
面对这一不寻常的重要任务,我深感责任重大,接连几个夜晚与得力情报人员开会、讨论、研究,并通过各种渠道来侦察调查龙云的情况。
龙云是蒋介石统一西南诸省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蒋久想除之而后快,无奈不得其时。蒋介石对龙云是采取了既拉拢又分化的策略。一方面他给龙云冠以一系列高官美职:云南省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军委会驻滇军官训练团副团长、陆军副总司令;一方面他把龙云倚为柱石的卢汉,委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职,命令他率领其所部(包括龙二公子龙绳武的步兵第二旅)开赴越南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所有驱逐龙云的布置就绪以后,蒋就命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要他除去他统一西南诸省的最后障碍。
当时在昆明,蒋氏“中央”和龙氏“地方”是这样对峙的:
龙云方面有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人称云南宪兵)、昆明警察局、省政府及各厅局署,还有富滇新银行,并发行滇票在全省通用。
蒋介石方面有昆明防守司令部、中央宪兵团。主力部队有机械化装备的邱清泉第五军,辖有三个精锐师和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的直属部队。这些部队分布在昆明四郊的重要据点上,直接控制着整个昆明的局势。
龙云的看家主力已给蒋介石调往越南受降,内部已空虚无力。当时蒋氏“中央”虽一再要杜聿明控制龙云,但又不能与龙氏“地方”有所摩擦,因此得以平安无事地相处了一个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杜聿明在昆明北郊李汉萍的伞兵司令部,召集所部师长以上的将级军官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布置驱逐龙云出云南境内的具体事宜。
会上,杜聿明宣读了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人事调动令:一、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二、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卢汉未到任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当天夜里十二时左右,也就是杜聿明在伞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刻,我在情报队接到昆明防守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科长简洁来的电话,要我做好出发准备。不一会,简洁派车来接我,我随即离开广南会馆。约莫四五分钟,车到司令部,一进门简洁就说杜聿明已去北郊李汉萍处开会(伞兵司令李汉萍曾是杜的参谋处长),杜临离开司令部时曾要简洁和我驾车到市区侦查一下龙云方面的动静,随时用电话向他报告。
登车前,我曾打了一个电话给守候在情报队的张长清分队长,要他除留一两个精干的队员值班以外,率领几名队员去翠湖北路监视龙绳祖的一切行动,非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尽量避免冲突。我俩随即登上一辆有临时特别通行证的小吉普车,离开昆明防守司令部,先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和昆明行营看了一看,只见那里毫无动静,他们正在梦中。我们又把车子开到圆通街龙云公馆,先把车子停放在附近的一个隐蔽角落,然后走下车握紧手枪向龙云门前走去,只见龙公馆的铁门紧闭,悄然无声。平日龙公馆禁卫森严,今夜不知为何无声无息了,他的情报人员也失灵了吗?如真是这样,解决龙云将是很顺利的。
我们转身返回,上车后即向东门驶去,车子进入东门城洞内停了下来,我方的一个排长向我们报告说:他们去接收东门龙云的武装哨所时,对方不肯交出防务,双方发生了冲突,对方从城上摔下手榴弹,炸伤了两三个士兵,现在双方处在僵持状态。我看见城门洞内的地上躺着一个受伤的士兵,我的汽车也在城门洞下面,前进后退都在城楼哨所的火力威胁之下,难以动弹。于是我就叫士兵把吉普车推动调头,准备在武力掩护下按原来行车路线开回去。
我方那个排长派出了八个士兵,携带冲锋枪迅速跑步离开城门洞,面向城楼上对方的士兵选择了有利的地形地物隐蔽起来,并做好射击准备。这时我们的汽车迅速顺着原来的路线往回开,汽车才出城门洞,城楼上对汽车就打了枪,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右腿的下部,简洁把车子驶出对方射击的有效距离后停在路边,用止血药水和纱布给我擦洗包扎后,又急忙驾车准备直接去向杜聿明报告所有侦查情况。
我们车子开到正义路北道时见到了邱清泉,双方互相介绍了所知情况。邱清泉随即派第五军一部把东门上的龙云部队都解决了。
当时北门有龙云宪兵大队的一个排,四十九师派人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去城楼上,要他们缴枪集中,听候处置。对方却一定要看龙云的手令才肯执行,否则绝不缴枪,因此双方发生了小冲突,但很快就给我方解决了。
北郊场营房虽是龙云步二旅的驻地,但当时已为蒋介石的中央训练团所用,龙云虽是副团长,可教育长是杜聿明,龙云没有一个兵驻在那儿,所以,北郊场营房早为昆明防守司令部所控制。
西门、南门的情况比较平静,邱清泉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解决了问题。
随后,简洁和我去北郊伞兵司令部见到杜聿明,报告了出巡经过。杜聿明听说我右腿受了伤,即叫军医处外科医官李濒给我重新换药包扎,并派车送医院治疗养息,还奖赏我一千元法币。这时东方发白,已是清晨四点多钟了。
解决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是在昆明全部解决后的第三天进行的。前一天上午,杜聿明就令人切断了对五华山地区的水电供应,驻守五华山的警卫营一枪未放,就让第五军的战车强行开进了五华山云南省政府。这样,解决龙云武装的军事行动就全部完成了。
十月六日,何应钦衔蒋介石之命,飞抵昆明,当即与龙云商谈其今后出路,以及云南、昆明的善后问题。龙云不得不去就任了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
为了给龙云一个体面的下台词,蒋介石还装模作样地宣布,杜聿明对云南事件处理不当,应立即撤职查办。可是不久,杜聿明却荣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范长琛处理)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王根僧)
一百七十七师是十七路军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时,驻在陕西洛川、三原一带。是年九月三日起,先后以半个师驰往河北会战,以半个师开赴潼关,迄北禹门黄河西岸构筑国防工事。迨十一月间,正当士气高涨誓死抗倭救亡之际,传来杨虎城将军回国的消息,群情欢腾,平添无限力量!当时师长李兴中、政治部主任郭则沈和我们研究对杨将军返国,如何表示全师将士欢迎之忱,嗣郭则沈同志建议由我代表全师官兵,前往香港迎接扬将军。(以下是作者关于杨将军回国被捕经过的日记)
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西安飞抵香港,十七路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维之等亦先后来到。
十一月二十六日
杨将军偕夫人谢葆贞、幼子拯中,由法国马赛乘法船这里波号,于午前九时安抵香港,寓九龙半岛酒店,随杨将军资助回国参加抗日的留学生颇多。
二十七日
午前随杨将军遍游香港各山。午,港绅陈伯旋在其家中招待茶点,曾摄数影。晚,梁霍二君在新纪元酒家邀宴。
二十八日
晚,郑宝照局长邀宴,杨将军命我代去婉致谢意。
二十九日
我向杨将军询及此次回国经过,他说“我们在国外得悉举国一致抗日,寝食不安,曾两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没有答复;乃另电宋子文嘱其转请,始接宋覆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云云。又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瞩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云云。杨将军将以上情况告知我们,我们研究后,认为杨将军只身前去,诸多不便,我既是江西人,自以我陪随前去为宜。
宋子文由沪抵港,黄昏时我随杨将军往访。晚,宋亦迁寓半岛酒店,曾与杨将军长谈。
三十日
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是日午前十一时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十七号起飞,午后二时五十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我按址去找戴笠,借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往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十二月一日
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杨将军说:“我又不是回来做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二日
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军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来安排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午后一时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纬路一号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戴笠安顿我们二人在楼上住,他自己住在楼下。我趁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做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现在想起他这句话,是多么光明磊落呵!)我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手巾、肥皂,洋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三日
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四日
戴笠陪同杨将军乘汽车游万寿宫,我随行。
五日
听说蒋介石即来南昌,晚餐时杨将军询问戴笠,他说不确。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六日
午,戴笠陪同杨将军和我游青云谱烈士墓。
七日
杨将军读报,借悉倭寇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做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苦闷的心情。
八日
与杨将军相对闷坐无聊,我只好说说笑话,以解寂寞。夜间曾谈及若不回国,岂不省却许多烦恼的话。他说:“我是一个军人,且在双十二时我和张先生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今中央和全国一致抗战,我若竟逍遥国外,那么,就失去双十二举动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杨将军忠贞为国之情,溢于言表!
九日
是日敌机轰炸南昌。杨将军慨叹我国空军力量太弱,不知道国防建设的钱用到哪里去了。晚,杨将军对我说:“如果你能恢复自由,必须告知王炳南同志,抗战必胜,要有信心;抗战到底,国家才有前途。”云云。
十日
午后一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避。午后五时四十分,戴笠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嗣我转往汉口,复被软禁至翌年二月二十一日始得离开汉口,返回部队。)
回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我们赶至上海送别杨将军出国,仅五月余,今日之别,前途莫测,不胜悲愤!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
十七路将领认为杨将军无辜被囚,为了安慰他的情绪,照顾他的生活,决定请杨夫人谢葆贞同志前去,同时她也要求前去。因此她率同她的小孩拯中,于今日由西安飞抵汉口。
十七日
由戴笠安排将杨夫人谢葆贞同志和小孩拯中,于晚九时由汉口乘船往江西。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八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黄彤光)
反动的蒋介石王朝特务统治的血腥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一九四二年我还是一个入世未深的青年,也遭到军统特务毒手,于五月间在重庆被逮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中美合作所”内所设的“白公馆”、“渣滓洞”,又转囚于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集中营,历时数载,在这人间魔窟中的种种遭遇,是世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现将我亲身目睹耳闻之事,分述如下:
一 被捕后的“入学”过程
蒋介石特务机关所设的监狱、集中营,都是见不得天日的迫害爱国志士和无辜人民的屠场,所以虽如蛛网密布全国,但都非常隐密,他们一般把这些魔窟美其名为“学校”,将囚在其中的人,称为“修养人”。而所设的“学校”,又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小学”相当于拘留所,“中学”相当于看守所,“大学”相当于监狱。
“小学”——设在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内,面临长江,是一所家庙式的会馆房屋,在大门口挂一木牌,上写:“军事委员会特五团”。团长是特务王兆槐,实际上这是个特务机关迫害人民的秘密拘留所。它的主要部门叫做“行动组”,组长程永铭,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副组长胡天放,还有组员数十人,专门从事绑票、逮捕、用刑、暗杀、活埋等捕杀人民的勾当。这一伙子歹徒,在白天,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其余均外出四处活动,一到天黑,就将从四面八方绑架的人带回来,夜深以后才开始审讯,电灯彻夜通明,拍、喊、打、骂与苦痛呻吟之声不绝达旦。受刑之人,几经昏绝,用冷水喷醒后,再施酷刑。因此,每到夜间,受难者个个心中紧张,一方面是准备自身随时被提审受刑;另一方面,耳闻一群虎狼之徒的疯狂吼叫,与受难者的微弱呻吟,愤恨与同情之感,交织内心,彻夜不眠。所以,这个魔窟在白天是静悄悄的,看不出什么情况,一到夜间,就像是进入阎罗殿,牛头马面、吸血魔鬼就全部出现。
这里分为前后两层院子。前院即会馆的正院,除庙堂与戏台留做开大审用刑之处,其三面走楼,均用木板隔成房间:楼上做办公室,所谓办公室都是刑讯的处所;楼下则监禁着女“修养人”,及在当时社会上有声望被禁后受优待的男“修养人”。与我同时关押的,有个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和由山东绑架来的一个王师长。
前院戏台下面的角上,有一间很小的黑房子,仅容一人转身之处,做为重禁闭或被绑来的案情严重的人第一夜监禁之处。其余的屋子,每房监禁二至六人不等,每人有竹凉板可睡;但因前院有特务进出,不准“修养人”凭窗瞭望,更不能出屋放封走动。每室发小木盆一个,日给水一盆,所有全室的人洗面、洗脚、洗衣,全用这一盆水。被捕之人,因对外隔绝,不能取用自己的衣物,久不换洗,汗酸气味,弥漫全室。在不得已时,脱洗内衣裤,则身穿空心外衣;洗外衣则由水中拧干后当即穿在身上,站立在窗口,藉窗口微风和体温来烘干。
后院原为会馆停放待运的棺柩之处,很小,用木板隔房数间,监禁男“修养人”。因屋窄人多,睡在阴湿的地下,挤得连身都不能翻,大家只有侧卧而眠;如想翻一个身,就得全体都要转动一下。室内放一尿桶,臭味难闻。跳蚤、臭虫,触目皆是,连老鼠也都日夜出动,毫不惧人。如解大便,则由武装警卫押至厕所。既无水洗面,又不能理发,所以被关几天之后,均成胡须满腮、蓬头垢面。“修养人”终日锁在室内,不放封、不散步,互相不准交谈,整天蜷坐在潮湿的地铺上,保持着愤怒的沉默;偶尔有带重脚镣的人到厕所去,铁镣拖在石板上当当作声,才打破这阴惨的沉寂。
这个监禁部门,即所谓“小学”,实际上就是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的一个拘留所。所长是由司法科的一个录事唐祖槐兼任。他除了随同司法科科长毛棣园审讯外,从来不过问“修养人”的生活情况。所拘留的人都是初次绑架或秘密逮捕来等待刑讯的人。
这里的设备,虽非专修的铁窗牢室,但警卫森严,除武装警卫层层设岗值守外,并有便衣行动人员轮流巡视。这里的行动人员,在外搞行动,对内则兼看守职务,所以行动组长又兼看守长,行动员亦即看守员。这些亡命之徒,日夜巡行于窗外,间或突然进屋大事捜查,所以被囚在里面的人,比关在一般的铁窗监牢狱中受到的凌辱更多。
一般情况,在这个刑讯逼供,暗无天日的“小学”中,多半囚禁两三个月后,案情告一段落,即押解到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即所谓“升中学”。
“中学”——当时(抗战时期)是在重庆城郊磁器口到歌乐山的山腰上,是一栋砖砌的楼房,据说此房系四川军阀白师长所修建的别墅,虽被军统局用来监禁人民,仍称之为“白公馆”。当时的所长叫侯子川,山东人。在一九四三年初,看守所由白公馆迁至渣滓洞,这是新建的一个专为监禁“修养人”的看守所,墙外碉堡围绕,武装警卫,每时每刻都是持枪对着院内,里面又有武装和便衣看守,有一个院坝,每天可出屋放封一次,各室轮流放封。男室一排楼房,上下各八间,对面一排平房为女室,男女两室的人,对面可见,但不准谈话,亦不准凭窗探望。
这里被囚的人,基本上是案情确定,监禁半年以上、三年以下的人。如若是三年以上者,则又要送到息烽监狱,即所谓“升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七月息烽监狱撤销,这所“中学”便代替了息烽监狱。
“大学”——即息烽集中营。一提到“大学”这个名称,就令人毛骨悚然,一般人情愿挨一枪一刀结束了生命,也不愿去息烽受那长期的折磨;但反动派却偏偏要用尽一切惨酷办法,把活生生的人慢慢地折磨至死。
在这个处于深山峻谷中人间魔窟里,被囚的人,都被折磨得残废、精神失常、浮肿、夜盲、记忆力衰退,最后不免一死。被送到这个集中营的,都是属于案情严重、判刑三年以上、或无期徒刑的。还有一种,是世界任何法律上所没有的名词,叫做“不定期”的长期监禁。当时被关押的以“不定期”的人为最多,约占半数以上。被关押的人,在“小学”时,大家是以“日”计算自己被囚的时间,在“中学”则以“月”计算,到了“大学”,就得以“年”计算。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年”呢?许许多多的人竟被万恶的反动派长年累月地,剥夺了自由生存的权利,而在解放前夕,还有大批的人遭到集体屠杀!
凡被押送到集中营的人,首先要把随身所有的现款、首饰、手表、钢笔、书信等缴出;再行严密搜身,然后编号,说明此号即为营中通用的姓名,互相呼唤,均喊代号,不准互通真实姓名,更不准互谈案情,违者加重处分;后进营的人,亦不能将外面的情况告诉先进营的人;如有获释之人,亦须搜身检查,穿着的棉衣则须脱下,逐块逐处的摸捏,若发现有信件或地址纸片等藏在其中,当即还押,轻者长期监禁,重者判处死刑。
在集中营里的“修养人”,终日劳动,所吃的饭,水分很大,但又不烂,沙石及稗子极多,因此饭色黑黄,大家讽称之谓“黄金饭”、“蛋炒饭”,有胃病的人吃后终日不得消化。下饭的菜,是白水煮老白菜帮子,每人一瓢。贵州缺盐,盐巴很贵,虽规定每人每天供盐二钱五厘,但为营中贪污去了。这种伙食,终年累月没有改变。集中营均是长期监禁的人,因此人人皆病,浮肿、夜盲、瘫痪、风湿、心悸、肠胃病等极其普遍。营中虽设有医务室,每天有“医官”到各“斋房”诊病,但这些病,并非医药所能治疗,所谓医治是形式而已。
集中营内“修养人”所穿之衣均破烂不堪,因被逮捕后不准对外通讯,也不能取得自己的衣物,只有随身穿的一套衣服。严寒时才发给棉衣。所谓棉衣,就是军统局每年发给军统分子新棉军服时,旧的棉衣缴回,把这些缴回的脏、烂、破、臭的棉衣,由重庆用大卡车拉来发给“修养人”;每人只发一次,被禁好多年,就得穿好多年,穿在身上是捉襟见肘,棉花都成了硬板板,根本不能御寒。
警卫方面,更是层层包围:大围墙外碉堡林立,二道围墙又有武装站岗,各“斋房”还各有一道围墙,门口也站着武装,“斋房”内外,便衣看守和管理员日夜巡逻不停。
特务头子周养浩还无耻地说:“你们这些人,住在大圈圈内的小圈圈里,小圈圈里又有黄金圈(即土墙),黄金圈里黄金屋,又有人保护,有吃有穿,这是世外桃源,还不好啊!”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折磨、损耗着无辜人民的身心;再加上处于丛山深谷之中,与世完全隔绝,置身于人间魔窟之中,常有“长夜漫漫何时旦,不知人间今夕是何年”之感。
我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被送到集中营的。听说在这以前叫做监狱,主任是刽子手何子祯,所有被监禁的人,终日终年地锁在屋子里,留一小窗孔,做为送饭食的口子。连这个小小的窗口,平时也是用黑布挡着,只有送饭时才把黑布拉开一下,不要说出屋放封散步,连向窗口张望一下都不可能。因此,无人不生病,有的病情严重,太阳出来时,可以出屋晒上十分钟太阳,这是所谓照顾病人的特殊待遇。贵州天气时常阴雨,偶在天晴之日,就在院中置一木栊,和动物园中关老虎的栊子差不多,凡有病的人,轮流从屋子里被拉出来关进木栊,站着晒上十分钟。但是,因为人长期被关在阴湿暗室中,忽然接触自然界的空气与太阳,身体疲弱,不堪支持,凡出来晒太阳的人,常会晕倒在栊中。栊小,人倒不下去,只有软摊在栊栅上。黄显声先生曾目睹此情况,他每每谈到此事,气愤填胸,大骂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在我被监禁到集中营的那年,监狱负责人已换为大特务周养浩。周养浩的阴险手段,欺骗着不少的人。黄显声先生曾经告诉我一件事:在一九四四年时,黄先生和周同去玄天洞探看杨虎城将军,在饭后闲谈时,杨将军对黄先生说:“军统局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好人,只有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这是由于周的骗术高,以致使秉性耿直、胸怀磊落的杨将军受其蒙蔽。在一九四九年时,特务密谋杀害杨将军,就是由周养浩到贵阳把他骗来重庆下毒手的,其手法的阴毒,实非一般小特务所可比拟。他接事后,就宣称“改革狱政”、“开明管理”。将“监狱”改称为“新监”,实际上除了加重迫害之外,并增加了经济上的剥削,其手段的阴险毒辣,比何子祯犹有过之。
二 周养浩的生财之道
特务头子周养浩当集中营主任四年,不但杀人无数,任意奸污女“修养人”,而且迫使那些已被折磨得体质衰弱不堪的“修养人”,为其劳动生产,剥削劳动生产价值,供其荒淫无耻的挥霍。
他的办法,是以“改革狱政”为名,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或原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参预讨论制定所谓革新办法,成立生产机构,把一些“修养人”由“斋房”里提出来工作,称为“工作修养人”,发给极少津贴,与监狱的职员同住、同食、同劳动。在一九四四年时,参加这种劳动的人达八十余人,其中所谓“工作修养人”有七十人,职员仅有十余人。这年十二月日寇打到贵州,释放了二三百人,组织机构才适当缩减了。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在“修养人”中有“同志”与“非同志”之分。其所谓“同志”,是指原为军统分子,因违犯军统纪律而关起来的特务分子;所谓“非同志”,是指社会上被绑架来的人。造“修养人”名册时,这两种人是分开造册的。在每年一次的“四一”大会时,只有属于“同志”名册内的人,才有被赦免的机会。赦免对“非同志”是不适用的。
在“工作修养人”中,“非同志”占绝对多数,“同志”占极少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同志”均是军统分子,有打“小报告”(即告密)的权利,可以随时向军统局打“小报告”。“非同志”完全在周养浩控制之下,不怕泄漏他的秘密,所以他认为提用“非同志”为“工作修养人”比较可靠。虽有少数属于“同志”的“工作修养人”,也是经他再三考虑,不致做“小报告”的人。
在财务上,会计室与第四组生产部门的会计股是严格分开的。会计室属军统局会计处,它的职责是要按年度预算逐月向上报核决算。第四组的会计股则掌管大小十三个生产单位的财务,不向上报销,由周养浩自行支配。所以狱中生产就等于周养浩个人自办的企业,尽量剥削“修养人”的劳动生产力,以饱其私囊。其生产营利的门路有如下数种:
一、复活工厂:集中营内设有铅印、石印、雕刻、糕点、缝纫、草鞋、布鞋、卷烟等八个生产单位,统称为“复活工厂”。“修养人”充当生产工人,每人必须参加一种、甚至数种劳动,计件给以为数极少的报酬,名叫“赏与金”。全月所得最高的“赏与金”,在当时仅可买到一斤肉,一般的只能买点肥皂、草纸等日用必需品。复活工厂所获的利润却不少,其中以铅印与卷烟的营利为最大。它所产的“四一牌”香烟畅销贵阳、重庆等地。
二、商业:开设“正谊商店”与“四一合作社”两个商店。“正谊商店”开设于息烽县阳朗坝正街,自建铺面楼房三大间,为全坝之冠。派员由重庆、贵阳等地运来的日用百货、布匹及官价盐巴等,均以高价售给当地农民。“正谊商店”是对外公开营业的,收用当时通用货币。“四一合作社”设于集中营围墙内,除售百货外,兼营糕点、烟、酒、冷菜等食品,营业对象是“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售物不收通用货币,只收“代用券”。
三、煤炭厂:集中营附近曾开一小煤矿,挖煤自用。又设有炭窑数个,每到秋季就派人外出,到处砍伐青杠,烧成杠炭;到严寒时,运至贵阳待价而估。
四、农场:除种蔬菜供食外,并饲养鸡、鸭、猪等数百头、每届年节就用卡车运往贵阳、重庆等城市出售。
五、汽车运输:这是经济来源的最主要、最大的一个部分,直接由周养浩的小舅子郑文松掌管。有一部大卡车是以押送“修养人”为名,向军统局请求拨来的。其他的车,均是以拦截过往的货车,进行非法检查后扣押使用。经常在外日夜进行运输的有四部大卡车,除代运走私货物收高额运费外,多半自运生猪、菜油、粮食等到大都市出售。这些生猪、菜油、粮食的来源,是由周养浩特别指定的警卫人员,到四乡向农民平价收购。愿卖者,就自行送到集中营;不愿卖的,到夜间又派上两三个彪形大汉的警卫,持枪逼购,不卖也得卖。四乡农民,被搜括得一贫如洗;食无粮、灯无油、圈无猪,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六、发行“代用券”:集中营的“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不能持有通用货币,可能是为了防范“修养人”越狱逃走。集中营自行发行“代用券”,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种。凡“修养人”入营,首先要把所带现金全部缴出,换以“代用券”。发给“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都是“代用券”。只有军统分子的自由人才能持有现金。凡“修养人”入营时带的现金,或变卖金银首饰、手表等的现金,以及个别“修养人”由亲友转送来的现金,均必须换成“代用券”在营中使用。现金即全部被套换去做投机生意之用。
特务头子周养浩就是以这些办法,剥削“修养人”和抢劫人民的财富,可说是无本万利。他所付出的,仅仅是“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为数极微。“工作修养人”的津贴,组长级每月二百元,股长级一百元,一般为五十元。当时五十元,约可购到三斤肉。每至发放之期,集中营农场就将病牛和瘦猪杀了卖肉,把钱又都赚回去了。
三 几个“修养人”的遭遇
集中营虽用尽各种威吓、迫害、恐怖等种种手段,和层层严密封锁的办法,防止内情外泄,但总封不住人们的口,更锁不住人们的心。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共同的,相处日久,彼此了解,大家利用劳动的机会悄悄地交谈,互通真实姓名,互说案情,并相约在自由后的共同去向,且愿为难友传递书信,探访亲友。为了避免突击检查,大家都是将难友亲属的姓名、住址等默记心中,或写简单的信件密藏起来,用以互通声气,互相安慰。因此,在我被囚数年中,所听到的情况,颇为不少。
集中营先后被囚的人不下数千,就从“修养人”编号来看,一年之中,总有千人左右。周养浩是一九四二年秋季到集中营接事的,他到后,重新编号,我在一九四三年春天被监禁时编号六〇九号。这就说明在当时实有人数,至少有六百多人,以后还逐月增加。仅贵州这一处的集中营,就不下数千人。
这些人中除大家熟知的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和黄显声、宋绮云等外,还有一些从来不问政治的人,也在反动头子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疯狂叫嚣下,任意罗织关押,甚至杀害。现就我所接触的人中举一些例:
一、石作圣、李仲达、陈河镇、苏文玉:他们四人是抗战时期,由山东流亡到四川来的青年学生,原在四川省绵阳县国立六中读书。学校名为优待流亡学生,官费读书,实则一天两餐稀饭,不能充饥;在病饿交加的情况下死了很多学生。他们四人为了求生,听说重庆的国立中学对学生的待遇要好些,就将仅有的衣物当卖后,做为途中伙食费用,相伴由绵阳步行到重庆,走到重庆近郊歌乐山上,发现“中美合作所”内洋房林立,很是高兴,认为总算走到重庆了,等找到教育部后即可安排好学校,安心读书了。他们正站在山上瞭望,不意为“中美所”内特务发现,就逮捕送到磁器口童家桥派出所进行审问,首先就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才问几句,时届中午,派出所的人员吃饭后,将残菜剩饭给他们每人一碗吃,他们在绵阳六中时,多时未吃过大白米干饭,一看到这么白的大米饭,实在高兴,匆匆吃完,就悄悄商议,认为在这里还能吃到白米干饭,就说是共产党,能吃上几天干饭也不错。在下午审问时,他们就承认是共产党。因此,接着就叫他们交组织名单,他们又交代不出来,于是个个被酷刑吊打,个个打成残废后,就送到集中营内感化所(即信斋)不定期监禁。集中营结束后,又转到白公馆。在重庆解放前夕,除苏文玉因病重经黄显声找保,外出就医而幸免之外,其余三人均牺牲了①。
二、阎继明、张醒民:阎继明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张醒民是杨将军的勤务兵,在双十二事件后,杨将军被迫出国,他们均留住西安。抗战开始,杨回国被拘禁,他们知道后,愿意与杨将军共患难,并想去照顾他的生活。行前他们购制皮大衣一件,装在小皮箱内,由西安直奔南昌行辕,要求探视杨夫人。他们到南昌后,就被囚禁,皮大衣也没有送到,人也没有见到;以后辗转由湖南益阳到集中营不定期的监禁。在一九四四年的夏天,黄显声到玄天洞看到杨将军时,将此事告杨,又由于阎、张二人一再请求,经周养浩将皮大衣给杨夫人送去。阎、张二人弃家别子,牺牲自己的自由,要求陪伴杨将军,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重庆解放前夕遭特务杀害,特务的残暴于此可见。
三、萧明、夏文秀:一九四四年春天,由重庆送到集中营一批“修养人”。从中我突然看到我的同学萧明,至为惊异。萧明和我是在北平女一中时同班三年,感情很好,想不到在这魔窟重遇。她曾将她们被捕情况悄悄地告诉我。原来萧明在上海读大学,她的义父黄绍竑要替她做媒,将她介绍给国民党第三战区一个集团军司令王敬久。她和她的大学同学夏文秀从上海来到上饶,与王敬久相见后,看到王是个不学无术的军人,很不愿意,就要回湖南原籍去。在临行的前夜,王敬久设宴饯行,特务头子戴笠亦在座,戴对她们说:“蒋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很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萧明曾是北平的名票友,擅长青衣,夏文秀会唱花旦。)不由分说,第二天就用汽车把她们送走,抵重庆后,就关进望龙门两湖会馆;后又关到白公馆。在一天黄昏时,突然派来两乘滑杆,将她们两个人强由白公馆抬到杨家山戴笠住所,住有个把月。因胡蝶到杨家山来了,又将她们送至贵州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直到戴笠死后,她两人才获释放。
四、杨惠敏:就是在上海向坚守四行仓库的抗日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子军,来到重庆后,亦遭逮浦,监禁在重庆石灰市缉查处看守所内很久。她的罪名是偷了胡蝶的行李。但据杨说,当她由上海逃出时,胡蝶确有部分行李托她帮忙带了来,但在出沦陷区前被日寇发觉,全部扣留,连她本人及亲友的行李同遭损失。她到重庆时,适值胡蝶与戴笠姘居,胡即利用戴的魔爪将她监禁,长期不放。此事萧明曾和我谈过。她和夏文秀在杨家山居住时,有一天她们与胡蝶、戴笠四人一桌共进晚餐,在吃饭时,胡蝶娇滴滴地对戴笠说:“我的行李能不能找得回来,就看戴先生肯不肯帮忙呢。”就凭这一句话,杨惠敏就被监禁终身了。
五、王通:他原在东北做裁缝工人,经常有些俄籍的外国人到他店里做衣服,他又会说俄语。因此,就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
六、郑老头:郑老头子是反动头子蒋介石的亲生哥哥。他是在一九四四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来的。初来时只有他一个人,不久又从河南乡间将他的老婆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儿接来同住。集中营对郑老头子一家特别优待,在营内特新建房屋一栋,与大汉奸周佛海家属分住,自办伙食。我当时在会计室工作,每月给郑家的生活津贴,都叫我送去。据郑老婆子告诉我说,郑老头子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当时因河南灾荒,郑家老父死去,无法生活,他们的母亲不能苦守,就带着老三嫁给浙江的一个商人,随到浙江去了。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郑老头子认为老三既已发迹,就应当还姓归宗,不能再姓蒋了;因此,他就由乡下赶进城来找汤恩伯说明情况。汤恩伯即将他送到重庆,他走后好久也没有给家里来信。后来就派人把她们娘儿俩又送来了。她还以为接来过好日子呢,没想到竟把她们关起来了。“老三的人也没有见到,真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生。”这一家三口,在集中营关有一年多,又派人把他们送走了,去处不详。
七、大汉奸周佛海的一家:从周佛海公开当了汉奸以后,军统局的特务就把他的母亲、妹妹、妹夫、岳父、岳母、小姨妹(三岁),从湖南接到集中营来关押。后来新屋建成后,将他们全家搬进新屋,自开伙食,十分优待。特务们对周母都尊称为“周老太太”,她年老多病,都是由重庆、贵阳等地特请中、西医为之诊治;病重时,即送贵阳医院;死后,戴笠特由重庆赶到贵阳,披麻戴孝三叩首,痛哭流涕,充当孝子。这是周佛海的岳母由贵阳参加丧葬后回来,亲自向我说的。由此可见,特务头子戴笠与大汉奸周佛海情同兄弟,反动的蒋介石王朝和亲日派大汉奸政权,也完全是一路货色。
八、黎洁霜、王振华全家:王振华原在重庆某学校教书,其未婚妻黎洁霜在重庆女师学院读书,一九四〇年时,王振华以“托派”罪名被逮捕。黎洁霜在王被捕后,四处打听,欲往探视,被军统特务查觉,将黎也逮捕。她被捕后,想能与王相见,就伪称自己也是托派,并已与王结婚。到一九四六年由贵州集中营转押至重庆白公馆,两人住到一处,生了两个孩子。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解放前夕,其长子三岁,次儿尚在哺乳,刽子手杨进兴将两个大人枪杀后,又将两个幼儿杀死。
四 数不尽的残杀和酷刑
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军统特务,是残杀人民的最凶恶的刽子手,他们真是一群吃人的野兽。他们杀人的方法很多,据我所听到的就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假称释放,中途悄悄杀害。如像对共产党员张露萍等七人,就是以释放为名进行杀害的。事情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季。一天雨后的上午,“义斋”女管理员张家启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开释到重庆报到,并备有专车,马上就送他们走。张露萍从张家启的面色上观察出情况不对,就马上梳头、整容,换上一件浅咖啡色的薄呢连衣裙,从容走出“义斋”,到会计室办理领取自己财务的手续。她取出红宝石戒指,自己戴上,由小皮箱内取出打火机一个拿给我,并说:“这个打火机送给你留做纪念,它对你还有用。”小皮箱关好后,她拒绝带走,她说:“这个皮箱对我是不需要了。”就走出会计室,我和黎洁霜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送出来,当时,我们不知她此去生死如何,心中是十分紧张的。走到院中停放的大卡车旁,她叫黎洁霜把口红拿来,就对我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我接过来替她擦口红,手有些抖,擦不上去。她还很安详地安慰我说:“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话说完,其余六个男的都带着自己的东西出来了,他们上了车就开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出来站在坝子里看着,大家都默无一语,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一去的命运如何。
当天傍晚时分,车子回来了,一群刽子手也都回来了。这个情况,显然不是去重庆,证明他们七个人已被杀害。但当时是严守秘密的,谁也不敢探问或谈论此事。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季清明节日,我们到阳朗公墓时,才看到他们冢边所插木牌上的姓名。这时,刽子手荣为箴才说出那时的情况。荣为箴当时是汽车押运员。刽子手是李巡官带领武装警卫六人,事先分工,各管一人。车开至息烽县附近松林坡仓库马路上,车停下来,伪称要在仓库加油,并进午餐,叫他们七人下车休息。他们下车后,向仓库走去,正在迈步踏上仓库门口石级时,由李巡官首先开枪,其余六个警卫也都随之开枪,对准预先安排好的对象。这七个刽子手各放一枪,都回头走了,荣为箴站在车旁看到,他们七人应声倒下去后,有的还在翻身挣扎,有的在瞪眼观看,荣为箴即赶上前去,拔出枪来,每人身上各补一枪。他说,他看到张露萍死后,齿咬辫梢,满脸气愤痛恨之色。
一种办法是,伪造“空袭警报”。因当时日寇飞机常来轰炸,有空袭警报时,“修养人”就被带出躲避,他们就利用这种机会伪造空袭警报,忽然间打锣鼓、放警报,各斋房的“修养人”,分别由看守员带领到各山坡或坟堆处躲藏,远近皆有。刽子手们就将其谋杀的对象带到稍远的山凹中,出其不意,开枪击毙。因此,每放空袭警报时,个个心中紧张,此去生死莫卜。
再一种办法,叫做“拔草”。即在天晴之日,突然命令“修养人”外出拔草,本来“修养人”长期监禁牢室,能有外出活动活动的机会,是令人高兴的事。被指定去拔草的人,由看守员带到附近山坳处拔草,三三两两分在各处,正当拔草之际,由事先安排好的刽子手突然开枪,击倒预谋杀害的对象。因此,大家一听说要“拔草”,人人心中紧张,不知又有几人死于非命。
他们的杀人手段,使用一两次后,即行改变,使人不能事先测知。被捕的人们,从关押之日起,就时刻被死神威胁着。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绑架逮捕方面也都是采取诈骗手段:如事先探明被捕人的亲友姓名住址,假借亲友约会进行绑架;或以请客为名从事绑架。黄显声将军在汉口被逮捕时,即以战犯陈诚出名的请客帖子邀请赴宴,黄信以为真,前往赴约,就被逮捕的。
对其内部所谓违纪军统分子的逮捕,也采取各种诈骗手法。如在一九四四年时,有一次来了两个人,到集中营后同被关押。此二人均为军统分子,同在昆明工作,两人各接到密令,令其秘密监视对方,解到贵州集中营报到。给甲的密令,是令甲秘密押解乙到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给乙的密令,叫乙秘密监视甲,解到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不准使对方发觉,并各发手枪一枝。此二人各得密令后,就互相暗中监视,兢兢业业,寸步不离,同往贵州;至集中营后,分别拿出密令。及双双缴了枪被关押到监房后,二人才恍然大悟。早知如此,在途中尽可互相说通,相约逃跑了。
使用酷刑,在集中营更是家常便饭。在一九四三年时,男“修养人”李超民(即李任夫)与女“修养人”张露萍(共产党员)相互恋爱,秘密通信,张能诗善文,擅长话剧和球类运动,被囚入集中营时,即为特务周养浩所垂涎,多方设计,意欲染指,曾以个别谈话为名,提张至其办公室图加污辱,张在激愤之下,打了周养浩两记耳光。周被打后,怕丢人,但又不便发作,只得伺机报复。适遇李超民与张露萍秘密通讯之事为其耳闻,即突击搜查李的住室,找到信件甚多,信中并大骂周养浩为“活王八”。他一看之下,老羞成怒,即集合全体“修养人”于大礼堂,外面派武装包围。在大礼堂内当众痛打李超民一百大板。当时正在严冬,李穿的灰布棉裤被打得布破棉絮飞,皮开肉裂,鲜血直流,木板打断三根。李超民被打后,寸步难移,再加重镣,吃盐水饭,关进重禁闭室。
但周养浩对张露萍,仍不心死,假意殷勤,叫她个别谈话,说她年轻,受人欺骗,上了当,这次事件,他是原谅她的;又亲写一条给会计室发二百元特别补助费给她。他这一打一哄的毒辣手段,受到张露萍自始至终的厉声斥骂。
对女“修养人”的蹂躏污辱,更是残忍无耻。如:周大全,是湖北沙市人,十二三岁时,在沙市日籍人办的医院中学护士。不久,抗战发生,院长河北外男被逮捕,在重庆南区公园以国际间谍之罪,公开枪毙。周大全、金光珍、邹世秀等三个女护士,同被逮捕,押至重庆转到集中营后,就把她三人提出在医务室做护士工作。当时周大全仅十六岁,周养浩以洗沙眼为名,每日上午指定周大全到他的办公室给他洗眼睛,他就利用机会奸污了她。以后她恢复了自由,又被周占做小老婆,生过两个孩子。在重庆解放前夕,就将她抛弃了。
军统特务不仅对被关押在监狱的人进行残杀,即在集中营附近的农民,亦常遭其毒手。在一九四四年秋季时,我与陆朵云、邹志英(邹原为戴笠的姘妇)三人住在一室。此屋就在饭厅附近,有一天夜里,我们熟睡以后,被叫喊呻吟之声惊醒,不知在饭厅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住在屋里,夜间虽不锁门,但不准外出。这时听到这种不停的叫喊,不禁心惊。和陆朵云商量后,我就悄消溜出来,伏在饭厅的窗口探视,看到在饭厅大梁上,用粗绳反手吊着一个赤膊的老汉。不一会,便衣看守由厨房里飞奔而来,手举一根烧得通红的铁火条,向老汉背上烙去;老汉痛得惨叫起来。我目睹此状,禁不住失声惊叫,看守听得,即大吼“是什么人!”吓得我赶忙跑回屋中。时在深夜,室中无灯,未被发现。他们自以为是邹志英,不再追究,因为只有她在夜间可以随时东走西走不受干涉。
可是两天之后,即将我们迁到大操场网球场尽头的一间阁楼上去住;入夜后,不准我和陆朵云出阁楼一步。过后,我问黄显声,那个被吊打的老汉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受这样的刑?他告诉我说:这个老汉是附近的农民,因在青黄不接时卖了青苗,现在还不出粮,给绑来逼粮的(黄显声在集中营行动比一般人自由些,因此有些事情他能听到)。
事有凑巧,我们迁住的阁楼靠近第二道围墙,武装警卫队队部就在围墙外面。有一天夜里,我们又被墙外呼吼之声吓醒:只听到众多人同时“啊”、“嗬”的呼啸吶喊。喊声过后,沉静片刻,又喊一阵;就这么反复地停停喊喊,将至天明。我们不能外出,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心惊胆战地等到天明。到第二天集中营里一切照常,看不出什么新情况;我心中不解,就找机会问黄显声。他悄悄地告诉我,他也听到这个声音的。他由一个看守那里打听出来,说是吊打农民逼不出粮来;于是改变办法,设计恐吓:由警卫队一个队附廖雄,面涂黑烟,装成阎罗殿的判官,又将一些队员,化装成无常、牛头、马面、小鬼等两边排立。另一批特务们趁半夜里闯入人家,把熟睡的农民从被中拉起,拖来审问,进行逼粮;众人吶喊助威,吓唬农民;使被审的农民恍惚惊惶不知所措。
以上的种种情况,仅仅是我被囚的数年中亲身经历和听到的一部分,仅能揭露其残酷情形于万一,也仅是全国范围内无数集中营的一部分。由此可知反动统治的黑幕重重,被囚禁迫害的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的人民,真是不计其数,不知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横遭飞祸,寻无踪、觅无迹,尸骨不得收!真是人间活地狱!
(《文史资料选辑》第四〇辑)
①据沈醉说:苏文玉一向靠近军统,在息烽集中营中即担任文书,解放前又被周养浩调出参加工作,所以未被杀害。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军统局局本部的日常规章制度(赵广庆)
工作概况
军统局局本部的组织紧密,纪律严肃,这是任人皆知的事实。但它是严而不酷,紧而不死,对下级职员而论,只要是奉公守法,尽忠职责,基本上是奖惩分明公允、合理。尽管国民党党政军等机关一团糟,在这里却是例外。他们不惟对工作的个人彻底负责,而且对他们的全家都要认真照顾。如当时你的家庭成员,只要属于成年人又愿意就业,无不量材安置,军统有各种班次的各类学校,子弟都可免费入学,实则无法工作的,也有一份平价米供应,足可维持最低生活。因之说基本上人人无后顾之忧。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铁饭碗敢于消极敷衍。上班时间已到,俱如潮水般的涌向办公室,如无特殊原因,迟到十五分钟至半个小时,周督察有权密报,不久就要受到传讯。
办公开始,说闲话吹牛皮的一概没有。以第二处为例:收发、档案股人员,把情报分门别类,送给各主办人员。主办人员拟具处理意见,除存查的以外,在文件扉页上,分别注有拟办、批示、拟稿、判行、缮写、校对、监印、封发、归档等栏目,并注明每一过程经办的时间,用卷宗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紫的为极机密;红的为最速件;黄的为速件;白的为一般件。每种文件经办的时间,都有一定的期限,如超出过多,要追查责任。特别是有时间性的案件,如“即到”、“限一小时覆”、“十万火急”等,若有遗误,要受军法制裁。实际上真正的要案,总收发直接交由秘书室办理后,再发转处、科存案,但这类东西不多。虽属一般的情报,每个办事人员,仍都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可以说是一丝不苟。
当时任处长的比较辛苦,因为小职员在下班前,都要把公文办出去,所以处长必须批示、判行完毕才能回去,不然影响明天的工作吃罪不起。同时文书科、译电室二十四小时都有值班,有时间性的情报运转,不受上下班的限制。小职员如本身当时的工作不多时,可以做点私事,如洗澡、理发、买点零用物品等,只用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写上一张简单的便条,如“洗澡”或“理发”就可以了。因为到达这些福利设施的地方,距离都不甚远,一般半个小时都可以回来,但都必须是实事求是,如果是借机闲玩,或经常外出而又拖延过久,那是坚决不能饶恕的。
每天上班除白天八小时外,晚上还得加班两小时。夜间每个处每天还有一个人轮流值夜班,代为应付重大事件,接听紧急电话,接受频频送来中央通讯社的参考消息和社稿等。但极其重要的军国大事,一般小职员无权处理,都是夜间值班秘书们代庖了。所以虽有夜间值班之名,实际上无多大事情可干。送参考消息的人,也知趣,一般不惊动这些小特务,把东西放下就走了。这里工作没有正规的星期天,大家都是参与轮流休息,夜间值班同样也是轮流担任。
出入门禁
在间谍战斗争激烈的年代里,保密工作在情报单位一直把它列在首位,军统局对此更是十分重视。军统局局本部,坐落在重庆市中二路与枣子岚垭街之间的三角地区内,后门在中二路,上首邻居是粮食部,下首是贵州主席杨森的渝舍。这个门主要是汽车和部分工作人员上下班进出。前门是由观音岩的枣子岚垭下坡,中间左首的一个小岔道内前,进三十米左右,便是罗家湾十九号的局本部了。再下行左首,是枣子岚垭二十九号军统招待所的“漱庐”,有后门直通局本部。局医务所,也设在这里。这一带的前后门,及岔路口哨所,均有哨兵值卫,闲人不能随便涉足。
我由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政训班来这里报到的当天,就发给一张比名片稍大的临时出入证和一个日本造的防毒面具。不久换成布面烫金的蓝色出入证,号码是二二九,内容有姓名、性别、年龄等。栏目简单,如被外人拾得,不仔细看清相片上的钢印,很难知道这是哪个单位颁发的。外出时交给大门口值班室,有专人保管;归来时喊号码取回。在重庆的公开及秘密单位,有接洽公务或参加纪念周及开会的军统特务进出,另持有特种通行证。除此之外,这些小职员们既无证章,又无任何可做身分证明的文件。偶尔遇到盘查,你只说:“我是局本部的。”便可万事大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类特务并无证件,也没有人敢于冒充,所以从来没听过因无证件而引起的纠纷。
一九四三年重庆市举行小规模的人口普查,并颁发国民身分证。所有的军统大小特务每人均领到一份,由原来的黑户黑人,一跃成为中国的合法国民,政治地位总算提高一步,但身分证上所填的姓名全是化名。工作单位栏是军委会,职别栏是职员,其他有性别、出生年月、籍贯等内容。
会客
重庆市枣子岚垭二十九号“漱庐”这幢建筑就是军统局的象征。巧小玲珑的外门,楣上用水泥嵌以五色玻璃制成彩色的横型匾额,上有“漱庐”二字,大概是取“枕流漱石”的含意,以示忍让退居。事实上军统当时杀人放火正在方兴未艾,何有退居忍让之实?这种不伦不类的命名,愈显其包藏祸心、盗名欺世。“漱庐”由外边透过大门向里看,有别致的水泥地坪的庭院,正面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右边是一带厢房。乍看给人以古稚恬静之感,很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情画意。不知内幕的人总认为这是一个儒雅风流将军的官邸。
这里除供会客之用外,还接待外地述职归来的高级特务下榻之所,有时也兼做小型会议场。如果有人会客,卫兵会很有礼貌地请人到里边厢房中去。身穿高级呢料中山装,或笔挺西装的接待员,很客气地登记了来客的身分后,用电话通知被找的人。不管你拜会的是属于军长一级的处长,或团营级的科员,他们都热情而有礼貌,一视同仁。
会客室有高级沙发,有名茶好烟招待;室内外有多种花卉盆景,芳香馥郁,沁人肺腑;墙壁上有妙手丹青,中外巨作。乍一进入,确实给人以清新明快舒适之感。虽如此,戴笠还不满意。有一次他在纪念周大会上,不知为点什么小事,对接待人员大肆批评说:“外边不少的人,已经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杀人放火的红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你们不惟不在这方面做点挽回影响的工作,相反的还制造新的问题。会客室就是战场。我们一定要使所有的来宾,对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军统这个集团,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而又热情满怀的好朋友。”戴笠除忙于杀人放火之外,还用大量物力装潢门面,并以巧言令色蛊惑人心,其工于心计,笼络朋友方面,可谓用心良苦。
通信
特务们对外信息的畅通与否,直接表现出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完整性,及军统对成员的信赖程度。督察室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认为:“如果一个钻入军统心脏的间谍分子,想在这种通信方式中达到某种目的,那将是最愚蠢的人,也将是徒劳的。”因此对成员们的来信,他们十分认真地逐个单位、逐个人,规规矩矩地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他们的办公桌上。如果是挂号信件,还得亲自签名盖章后接收。职员们有时也经过认真观察,都认为确实没有被偷拆检查,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在这方面取得他们所要取得的东西。千把人的局本部,只用一个信箱通信。通信的地址是重庆市二九〇号信箱,也有人写重庆枣子岚垭二十九号或漱庐。至于说用军统局三字做私人通讯地址的,恐怕连想也不敢想。
伙食
局本部伙食一直吃得很好。早晨是扎筷不倒的大米稀饭,每人加发两个小馍,还有油炸花生米、胡豆、豆腐干、榨菜等四个凉菜。因为天天有上夜班的,加上有人被臭虫等滋扰睡眠多感不足,早上贪睡的人多。所以进早餐的人至多只有三分之二或一半,有些桌上甚至空空荡荡无一个人。这些贪睡的懒汉,多在上班前的一瞬间起床,正好赶到上班,叫勤务兵买碗牛肉汤,一块大饼,在办公桌上匆匆就餐,敷衍充饥。
中晚餐食是四菜一汤,都很丰富,其中一个菜必是牛肉。因为每天工作人员都轮休,全桌团圆就餐的很难见到。菜碗大、量多、货真价实、味道可口。说句真话,几个人单纯吃菜,足可大饱肚皮。戴笠在纪念周大会上,经常煞有介事的向总务建议:“我们的同志这样辛苦,如果吃穿没有保证那是不现实的,绝不许可的。”每个月多少工资,扣多少伙食,我从来不知道。因为工资袋上栏目一大串,有这样、那样的津贴补助,再加上通货不断的贬值,各种数目标准时有变更,所以就更无法记忆了。反正什么时候缺钱,写个报告,处长签上字,或多、或少,总不落空,年底超支多少,一笔勾销(当然超支不会太多)。
衣着问题
这个单位名义上是个军事机关,但除特务第五团官兵,常年军服整齐外,其余职员服装,男女老幼五颜六色,不拘一格。一九四二年的冬服供应是灰色丝光卡叽布的,在当时说还很摩登,做成后所收费用,连手工钱都不够。就这样还有很多人弃权不要。
第二年夏,美国赠给中国军队的所谓罗斯福呢,第一批就分配给军统,人均一套。其他衣服供应品,大都是扣留所谓违法走私品,或用硬抢赖购的办法取得的。内部小商店,看着不甚起眼,实际上生活必需品样样俱全,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些东西物美价廉的程度,简直令人吃惊。
督察制度
督察即督促检察之意。在国民党各大点的机关编制中,都有这个机构的设置。它和专员、参事、顾问、咨议参议等一类的职称性质上大同小异。机关中对他们多做为供养户对待,只领高薪不干工作。这些成员的来历大多是不受欢迎的高级官吏或者是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专家学者,大罪没有,只是有点讨人嫌,所以被人遗弃。这些人在走投无路时,就不惜低头向人求告。被求的人念及旧谊,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却之有点不恭;受之又难安其位。因之就等于白送他几个钱,给他挂上这类的名义。实际督察这个官儿,在规定上它是法力无边。凡是这个单位的违法行为,他都有权过问。但在那个年代里,又有几件是合法的?如果你真的胆敢多事。你的饭碗难保到明天。所以只有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但军统的督察,确是不折不扣,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他们可以用督察室的名义,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传讯每个失职的人员,而决定他们命运的臧否。从他们的角度说,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还是不多。可是机构大了,专靠他们监督,毕竟是人手有限,常有鞭长莫及之感,挂一漏万之弊。以致有的负屈含冤,有的逍遥法外。他们有鉴于此,大概于一九四二年左右的年代里,开始创立赫赫有名的周督察制度。“周”即一个星期之意,以科室为单位,每个人轮流担任一个星期的秘密义务督察,监视这个单位,及附带其他单位所有违法的言行,随时密报督察室。凡如迟到、早退,工作中不负责任,造成延误失职,以及泄漏机密,反动言行等,都是督察检举的项目。并且还要尽量做到明察秋毫,不误一末。如果纵容包庇,不负责任,及泄漏周督察的有关情况,经他人检举揭发者,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样一来,人人都有震动,犯罪率及犯罪漏网率显然下降,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专职督察。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深夜怀友(叶公超)
我是十五年回国后在北平才认识胡适之先生的。那时徐志摩住在中街,每星期四中午“新月”的朋友们都到志摩家里去聚餐,适之也常来。志摩常好开玩笑,向适之介绍我说:“这是一位T. S. Eliot的信徒。”我马上就改正志摩:“我不是一个信徒,只是一个Eliot的读者。”适之微笑着说:“佩服,佩服,我听说Eliot的诗只有他自己懂,我还没有测验过自己,据说他是主张用典故的,我是最反对在诗里引经据典的,希望你把他诗里的经典加点注疏,让我们了解了解。”率直与幽默是他最可爱的个性。
他的文学见解与标准和我的根本不甚相同——他知道,我也知道——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动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嘈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的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
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他也答复过,有时占点便宜,多半是吃亏,但是他的文字始终是坦率而纯笃的。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淳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几年大陆上在“清算胡适之”的时候,他收集了许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他说想写一篇总答复。我劝他不必。我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代,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他的白话文学运动、他的考据工作,以及他在介绍西洋思想方面的贡献,将来史家必定有公允的评价。有一点我此时却想提到一下。共匪近十年来,已把整个五四运动变成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第一胜利。事实上胡适之在Cornell大学读书时期中的书信,和他在留美学生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早已把他回国后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都已提出来。陈独秀等后来利用青年的情绪,来做他们的政治工具当然也是事实,不过,随着五四运动而产生的白话文学及历史考证,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之的创导。现在一般中外历史家之所谓“文学复兴运动”者,当然也不能不以胡适之为中心。这运动绝对是含有民族主义的因素的、进步的、革命的,而非马列主义的。关于这段历史,已发表的资料很多,适之日记里想必还有不少未发表的资料。我很希望将来有人对于这个时期来写一部比较公正的历史。
适之是一个有广泛兴趣的人。为提倡一件事或倡导一种学术的动向,他总喜欢挺身而出,并以全力赴之。他是一个最容易起劲的人。因此不免常常要遭遇到人家的批评,但是从未因而退却。几十年来的唯一动机是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而且无时无处不反映着他的爱国热忱。我知道他从没有在外国做寓公的思想或计划。有一天他和我在纽约同席,主人是一位美国知名的学者,席间有一位久居国外而早已不打算回国的教授,适之在席上用中国话对那位教授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位教授也不会听他的话。不过适之那副诚恳表情和沉重的语调,我至今还记得。
他的朋友们都晓得他是最乐于助人的一个人。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没有不帮助朋友的。往往为了帮助朋友反累了自己。记得他第一次在美国得了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期间,忽然一定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愿,因为看了他的日记,他发现他在病前曾答应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替他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吧)。近十几年来,他屡次想继续写完他的哲学史都未能达成他的心愿,其中固有别的因素,但主要的也就是因为太热心替人家或公家做事。
适之是天性乐观的人,容易被人家的新计划新观念打动,也容易满腔的热忱顿时就消沉下去。但是他不会因而改变他的乐观态度,希望是他的动力。因此,他的康健也受到这种“动”的性情的影响。这也正是他可爱可敬的地方。我常说文明的人类可分为笑与不笑的两种,适之无疑的是属于常笑的。我很少见过他长期的发愁,笑的曙光总是从一片乌云里再透射过来,使希望又变成他生命的泉源,恢复他那青年的精神。丁在君先生死了,他很难过。我去看他,他呆坐在那里。我问他:“究竟怎样死的?”他马上把当时所获得的几种消息来分析,好像做一篇考证一样,客观的研究了半天。最后,他很冷静幽默的说:“在君一定会说,你又在做考据了。”说完,不觉自己微笑起来。昨晚听见他过去的消息,我也难过了一阵,此刻却并无哀痛的情绪,更并不想写什么哀悼的文字,也写不出来。
适之逝世不及二十四小时,自由中国已感觉缺少了一个不该离开的人。我相信这种感觉必然会加深,而同此感觉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五夜,石牌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看胡适之先生(蒋廷黻)
由我来写胡适之先生,颇感难于下笔。他是一位多方面的天才,我虽然和他相识四十年,也只能看到他的生活和事业的一鳞半爪,我现在只是试述我对他的一点回忆而已。
我在一九二三年自美留学归国不久,第一次遇到适之先生,但和他接近还是一九三一年东北事变以后的事情。当时,他在国立北京大学教书,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一些朋友常和他见面讨论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危机,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决定创办一个讨论政治的周刊,胡先生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总编辑,丁文江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我协同胡先生处理社论的工作。我们每周举行一次编辑委员的餐会,大约有十个人参加。
胡先生编《独立评论》的时候,坚持不得有不署名的社论,他要求每一位编辑委员,无论写什么都要署名。他认为不署名是不对的,因为不会有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想法是完全相似的,假如意见相同,也只是在一般的趋向,不是在每一个观点,或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一个杂志只有说明什么人对每一期发表的主要评论负责任,才算是对读者忠实。
《独立评论》问世,正当国人尤其是学生以狂热的爱国心要求对日抗战的时候,胡先生爱国并不后人。他认为在现代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爱国的,但他认为爱国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专利,只靠爱国主义不能救国。战争是一件大事,他要求《独立评论》的读者考虑代替战争的其他解决办法。他不是一个不顾一切委曲求和的人,但他觉得朝野的领袖们如果没有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就不算尽到了他们对国家的责任。在这方面,他的意见得到丁文江先生和我的有力支持,但周刊社的其他同仁,并不像我们这样强烈地支持他。
他在办《独立评论》的工作中,明白地表现了他的两点坚强的特性,就是他对于个人自由与责任的热爱,以及他用理性的态度去接触一切问题。
《独立评论》出版以前,在文字表现工具方面,文言白话之争已经过去了,而且赞成白话的得到了胜利,科学与玄学之争也过去了,这些争论已经不再是争论,但《独立评论》在教育文化方面却谈得很多,并且包容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奇怪的是胡先生自己从来不大谈经济问题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他当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认为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是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相冲突的,对于这种思想,他只有鄙视。他认为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人道的。真是没有哪一种思想体系,比共产主义距离胡先生的思想更远的了。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胡先生对于现代人的理性主义和人道精神估计得太高,而对于人欲的因素估计得太低。
这是很自然的,当一九五六年共产党在搞“百花齐放”的时期,共党政权下的批评者都直接间接地以胡适的思想为背景。这也难怪一旦共产党结束这个运动,就要发动大陆上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来清算胡适思想了。所有的哲学家、历史家、文学批评家,都被要求来围剿胡适,一本跟着一本的专书印出来批评胡适的文学、哲学、史学的著作。没有一件事情能像共产党对他的斗争这样,确切证明他在思想上的重要地位。
他反对国民党吗?不,他不反对国民党。他希望国民党成功。但他反对国民党的某一些政策和作法。在这方面,我可以谈一点内情。当他自驻美大使卸任,以一个平民身分留居在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批评过政府或政府的领袖们。他对我说:“假如我要批评我们自己国家的政治,应该在台北批评,不是在纽约。”
当政府邀请他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的朋友中的一些反政府的人劝他不要接受。他们说,假如他愿意接受,也应该留在美国,只担任名义上的职务。胡先生认为这种劝告是懦性的、不负责的。他对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感觉兴趣,感觉很高的兴趣。他觉得他可以做出一点成绩,他准备在中央研究院献出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去发展中国的知识。他不认为他的职务带有政治性。他觉得文化不能控制一国的政治,但他同样深信一个社会的文化状态,在久远的基础上可以左右政治。他虽然做中央研究院院长,但除非少数特殊的情形,他并不想影响政治。他随时都准备并且愿意把他曾经思考过的意见,提供给政府中的领袖们,但他从不喜做背后的中伤或派系的批评。
胡先生是否应该试组一个政党参与实际政治,的确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他曾经一再慎重地考虑过。经过考虑以后,他决定不这样做。有一个时期我渴望他领导中国具有现代头脑的人组成一个政党。我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最多只能担任反对党的角色,因为:他不可能使他的党成为自由中国的多数党。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做一个负责的反对党的艺术和实际经验。有具备不同程度的优点和缺点的好的和坏的政府,也有具备不同程度的优点和缺点的好的和坏的反对党。假如一个国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反对党,大概也就不会产生一个好的政府。两者对于一个民主政府的成功都是必要的因素。
那些对胡先生没有组党感觉遗憾的朋友们,应该试着研究一个反对党的责任和技术。
对于胡先生有关中国文化问题的立场,误会很多。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抗议胡先生低估了中国旧文化的价值。他也许是这样的。他了解中国文化的伟大,但他也知道它的缺点。对于中国文化,他既不是一个偶像破坏者,也不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他要求用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凡是虚伪的不好的东西,应该公开地丢掉。自称中国的古代圣贤是完美的、是万应灵药,他认为是没有用的。并且,他相信假如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则现代和后代的人更可以欣赏这个文化,经过现代化的评鉴之后,中国文化才更可以保存它的伟大的地位。
在思想方面,胡先生常说这一代可以享受两件宝贵的财产,是前代的中国人所没有的,那就是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关于现代科学,我不愿意多谈,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人反对它。但是我愿意谈一点关于西方文化的问题。胡先生了解中西文化的不同,一如了解其相似点。他对两者都有明确的体会,他所以明白表示他赞美西方文化的繁复与丰富,第一是因为他的确相信这种文化,第二是因为中国文化可以从学习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变得更丰富。的确是如此,如果中国文化不能吸收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的若干因素,中国就等于故意自己杜塞进入思想的新境界的可能。保守主义者忠于中国的过去,胡先生则忠于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他要求现代和后代的中国人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他希望中国人达到新的崇高成就,而不是自满于古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因此,他的思想是启示我们以新的更大的努力,去发展一个比过去更辉煌的中国文化。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之(温源宁)
适之绰号“胡大哥”并非偶然。梁漱溟多骨,胡适之多肉;梁漱溟庄严,胡适之豪迈;梁漱溟应入儒林,胡适之应入文苑。学者也好,文苑也好,但适之是绝不能做隐士的。一人性格,大概难于分类,也大可不必分类。我想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约略可以尽之。也许加了三分学究气,减了三分才子气,适之的应酬可以少一点,学术著作可以丰富一点,但如此便少了一团蔼然可亲之气,而不成其为胡大哥了。这却何苦来!这一股才子气,又被他六分的学究气压下,所以若称之为“风流才子”也不甚适用,因为他的立身行世,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然而适之对女子,又不是像漱溟、雨生那样一副面孔。在女子前很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克逊所谓“绅士”的范围。用这种体贴温柔于同辈及少辈,“胡大哥”之名便成了。
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书。
今年似是四十四吧,气色虽然不甚红润,不像养尊处优的老爷,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痩马相,只有一点青白气色,这大概是他焚膏继晷灯下用功之遗迹。衣服虽不讲究,也不故表名士气。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倾心,天平是那么高,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嘴唇丰满而常带着幽默的踪影。他的悟力极敏,你说上句他已懂到下句了。笑声不是像岂明的低微,是呵呵式的。
适之所以不能成为诗人就是这个缘故。在他呵呵笑的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在那眼光中,我们看出理智的光辉,那兀突不定的嘴唇,也老是闪过机智者会心的微笑。这样是不合作诗的。所以他的散文,也是清顺明畅,像一泓水一般,晶澈可爱,却很多波澜曲折,阐理则有余,抒情则不足。人还是规矩人,所以文也老实,布风说过“文如其人”,正是此意。因此他的思想,也是近厚重稳健,非近于犀利急进,他的观点是演化的(evolutionary,即所谓历史癖)、非革命的(not revolutionary)。在此种地方,最可看出他盎格罗撒克逊的素养。丁在君、胡适之都是这一派思想的好代表,于是“高等华人”的徽号便落在他的身上。在普罗作家,甚至在一切急进派作家眼光中,这种绅士气是极讨厌。但是,适之的态度,是极诚恳极负责的。这从他的刊物名称“努力”可以看出来的。他这种态度,使他常傻头傻脑作文章,见要人,向一般急进派所认为根本无望的官僚军阀做劝告,不免太不脱化。然而在这好人极少的中国中,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不甘自弃的好人,而发生爱惜甚至景仰之意。
适之写的英文,似比他的中文漂亮。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之先生(朱文长)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他有着宽阔的前额,这表现着他宽阔的心胸。一副阔边眼镜,一副常笑的面容,使我们感到他常是很愉快的。他似乎没有悲观或消极这两种情绪存在,即使在最可虑的时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号前后的某一晚上,我从他家搭他的汽车回校,他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也许明天,五色旗就要挂出来,‘华北国’就要宣布了!”这话闪电似地打击着我,我呆了,千万道的忧思袭上心来,感到:“大祸终于来了!”车中的沉默更增加了我心上的压力。到了北池子北头,车停了,我下车来,他笑着说:“不要着急!——你怎么没穿外套呢?在北平得穿一件外套,不然,很容易伤风的。”果然,车外寒风吹得我一噤,可是那语调的轻快,却将我心中的寒冷减少了。
他家那时在米粮库。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这是个很阔的大红门,里面一个很不小的栽满花木的院子,北头一座相当大的红色洋楼,这房屋的东家,大概过去很有点势力,所以平台的石栏和小径的瓦砌,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旧物。
在这楼房的西翼,连着一片一层的洋房,有很大的三间。那是适之先生的书房,里面满满的都是书,据我看到西安现在的几个公家图书馆藏书,没有一个及到这一半的。他的书桌放在向南的那屋里,极大的一张,但上面纸张,书籍,文具,堆积像小山一样,真到他写东西的时候,只好将这些小山堆略推开,当中挤出一方尺左右的空隙放纸。可是这乱山丛中自有它的条理,不论什么东西,在适之先生自己要找时,绝对一找就着。这书房的最大忌讳是有个多事的人去替他整理书桌。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适得其反,将条理系统都给破坏了。幸亏适之夫人是一位旧式女子,也不在乎这书桌的乱不乱。本来嘛,这三间书房自成单位,将通大楼的门一关,这就是适之先生的世界了。
向例,他起的是不很早的,通常在七八点钟。吃了早点就去北大上课或办公,午饭常有人请。下午仍旧办公,或到校外办事。晚饭更少在家吃,而且通常应酬完回家总在十一点钟,这才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在这全家入睡,夜深人静时。在两点钟以前睡觉是很少有的。遇到《独立评论》要发稿时,那就更说不准了,也许四点睡,也许五点睡,甚至有时六点睡。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文章末尾所记的日期时刻看出来。不过他给《大公报》写的星期论文却是例外,因为要赶下午五点多钟那班车送天津,所以总是星期六下午闭门谢客写的,他写文章却并不快(这到底还是学者的作风,下笔慎重得很),常常到了快开车时,看着表,叫小二(他的听差,一个壮小伙子)骑车飞赶送到前门邮局去,有时甚至用汽车送。所以,虽然他很好写评论政治的文章,但当有一时期《申报》请他去作主笔时,他终于拒绝了,因为他文章写不快,这是和新闻记者条件不相合的。
他有一个本子,叫做“每天一首诗”,一页一首,各朝各代的都有。每天他抄一首进去,是限定要背出来的。这大概是写中国文学史的预备功夫吧。他也写日记,有时记得很长,有时记得很短。书桌抽斗里有一大盒大大小小各样各色的图章,其中刻得最多的是:“只开风气不为师”。据说是提倡古文,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他合摄了一张像,还题了一首白话诗赠他,大意是恭维他为白话文大师,并说自己写白话诗“算我老章投降了!”于是他答了一首七绝,其中一句就是:“只开风气不为师”。
到了礼拜日的上午,是他公开接见客人的时候,在他那会客室里常坐满一二十人,各种各色的人都有,有未识一面的、有很熟的、有老学究、也有共产党青年。各种不同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延长到三四个钟头。他自己称这个叫“做礼拜”。常常许多不知名的青年这样认识了他,他也藉此和天下英雄“以谈会友”。
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传记研究是研究院课程,而且要缴几万字的论文,选修的较少。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他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不相合,有一次他愤然的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是很客观的,当某一位同学告诉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他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个合乎真理。”
在课堂上也常谈论时局问题,但都是言之有物的。将该说的说了,就马上开讲正课,绝不像有些教员借谈时局而躲懒敷衍钟点。在那种动荡的时间和地方,加以他的地位,绝对不谈政治是不对的,所以他恳切的谈。在他堂上有日本派来的留学生听课,所以他的措词当然是不失体的。
二十二年长城战役后,他曾为三十五军(傅作义部)抗日阵亡将士写了一篇白话文的碑记和墓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篇白话墓志铭,由钱玄同先生写了,刻成碑,立在大青山的烈士公墓上。二十四年夏他受傅将军邀去绥远旅行,那时正是中日“亲善睦邻”的时候,这碑奉军委会北平分会之命封掉了。他们看着这被封的碑,“大家纳闷,都有些伤心!”(二十四年夏他曾作一文评述河北事件,以此为题)于是写了一首诗,说天有阴晴,时有否泰,最后两句是:
“有朝祖国抬头日,来写青山第二碑!”
终于在他的驻美大使任内,日本走上了自杀的攻美之路。祖国在抬头了,我们欢迎适之先生回来写第二块碑记!
三十二年二月九日晨一时七分于西京五岳庙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略谈胡适之(梁漱溟)
一九一七年,我与胡适前后相差两个月到北京大学。那年胡适二十六岁,我二十五岁,他长我一岁。当时他正是才华最盛的时候。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倡议用语体文,这是开创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是开放的,不受任何拘束,一般都称赞他执行的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这个人态度好,能够广罗人才,我就是被他“兼容并包”的一个人。我进北大讲的是冷门,没有人讲,我讲的是印度哲学。印度是东方古老文明之国,佛教在印度是后起的一个教派,但它在印度的消失也很早。中国有名的玄奘法师虽然赶上,但已是接近尾声。佛教传到中国来,玄奘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他一生艰苦卓绝。我很喜欢钻研佛教,也算是玄奘这一派。
刚才我讲了,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下卷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胡适喜欢谈墨子,梁启超同样也喜欢谈。墨子很了不起,他的书有《经上》《经下》,墨子书保存有古代科学内容,许多是自然科学。人们开始不懂,后来才慢慢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墨子的书传下来却是放在道藏中。《韩非子》的《显学篇》讲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后来大都失传了。儒家传下来的只是《荀子》和《孟子》。
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五四时期,北大出现陈独秀、李大钊,还有顾孟余等人,他们都讲社会主义学说,有好几派,有人讲英国的基尔特主义,有人讲法国的工团主义。学生中的思想也有很多派,有很多出名人物,如傅斯年、许德珩等等。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他是旁听生。傅斯年创办的刊物是《新潮》,还有个刊物是《国故》。“国故派”里就有名教授黄侃。北大还有“三沈”(沈兼士、沈尹默、沈士远),“二马”(马叙伦、马裕藻),“二周”(周树人、周作人)等等。当时人才济济,因为蔡先生爱才,奖励后进。我现在已是九十四岁,离那时很远了,但是对当时经常讲的那几个字——兼容并包,至今记忆犹新。(本文由曹月堂、丁介辉笔录整理,并由梁漱溟先生阅过。)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适之先生二三事(黎东方)
适之先生在北平,住在米粮库。每一个星期天,他一定在家,而且任何客人均可以不经守门的老仆传片,直入书房(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就门禁很严,除非是至亲好友,休想通过门口老仆的那一关)。他把星期天贡献给社会,来者不拒。比起孔夫子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可谓更进一步。其余的日子,他关起门来研究学问,心不二用。
文章,他每天都写,然而写得不多,只有五百字左右。他告诉我:“每天写,成为习惯,便不觉得吃力。写得太多,就写不好。”最近,一个月以前,我到福州路思亮兄的住宅去看他。我谈到他的字,称赞他的字秀雅,似乎是痩金体的加肥、加力。他说:“我一生吃亏,只会用毛笔写正楷,不会写草字,而且反对写草字。草字叫人家看不懂,叫人家浪费时间去猜,又常常猜错,对不起人家。我写正楷,最受检字工人欢迎。”
他健谈、善笑。有时候,他也会生气;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人”。然而,别人一气,可以气上几天,甚至气一辈子。他气了不到半分钟,话锋便转到愉快的题目。
他是一个真诚而纯挚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极民主而“平民化”的大师。“人之有善,若己有之”这八个字,他当之无愧。他见到肯用功的后生小子,完全看做平辈一样,一本正经地如切如磋,虚心讨论。讨论之余,他又主动地设法帮助这些后生小子。
每次,我和他谈话,都毫无局促之感。我知道,对他说错了一两句并不要紧。他也骂错我两次,我竟然学会了他的宽宏大量,笑而不辩。其实,我何尝不气。第一次,在纽约,他要出去和张平群先生到成衣店制西装,我在电话里说:“榜德(Bond)最好。”他在电话里骂了起来:“你糊涂了!榜德在伦敦,不在纽约。”我气得发抖,颇想写封信告诉他:“现在(一九四九年)纽约也有了一家榜德,离开时报广场不远,一边站了一个塑胶的巨人,身高三四层楼,其中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过了一天,我到他的阿帕儿特门特(apartment)喝茶,本想老实不客气地请他和我到时报广场走一趟,瞻仰瞻仰那两个塑胶巨人。然而,他的嘻嘻哈哈又陶醉了我。第二次,在台北,王晶心女士即拟有西班牙之行,我自告奋勇向王晶心女士表示,愿意带她去见见梅部长,或许可以想想办法。适之先生又骂了起来:“梅部长有什么办法。东方兄,你轻诺寡信。嗨嗨!”这一骂,骂得我十分难以为情。我气,然而不敢答辩。
事后,我自我检讨了一番,觉得生平的确有过若干次轻诺寡信之事。奇怪的是:这些事适之先生并不知道。不知道,而突然斩钉截铁,下了如此不留情的断语,可能是适之先生有过人的知人之明,也可能是他老人家一时情急,怕我给他的好朋友梅部长增加麻烦,便重重地压我一下。对于适之先生,我的的确确失信了一次。这是我毕生的遗憾。在民国二十年的冬天,我和他谈起巴黎复兴书店所出版的一套法文名著《人类进化史》,他很高兴,选了其中的十册,叫我翻译;并且说:“译完了这十册,把其余的九十册都译了,更好。”那时候,他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吩咐委员会的职员,在每一个月的一号,派人把二百五十元(袁大头)送到我的家,做为预付的稿费。到了每一册的稿子完成之时,再按每千字二十元的数目结算。当时二十元袁大头,等于现在的新台币三百五十元至四百元。这样,我工作了一年,译完“从氏族到帝国”与“希腊城邦”二册。其后,我参加了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活动,而不见容于在平的军政当局,只得买舟南下,去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因此之故,第三册“罗马政治机制”译了一半,便住了手。更不幸的是:“从氏族到帝国”与“希腊城邦”两本稿子,由编译委员会交去商务印书馆以后,在八一三的前后“失踪”。
大前天(适之先生逝世的前一天〉,我去南港。中研院图书馆的蓝主任带我参观该馆珍本的预展。顺便,我指了馆中的几十册《人类进化史》给蓝主任看。我说:“我真对不起胡先生。倘若我一直不做别的事,而专心翻译这一套书。从民国二十年到今天,已经有了整整三十个年头,虽不能译完一百册,也至少译了三四十册。不比干任何别的,更有意义么?”蓝主任说:“对啊!何不跟胡先生谈谈,旧事重提?黄部长也很注重翻译世界名著的工作呢。这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也谈到这件工作。”我说:“现在呢,我已经‘细说’了清朝。有人劝我,把其他的朝代也细说一番。”
我之所以去南港,正是为了送一部《细说清朝》给适之先生,请他指正。王志维先生告诉过我,说适之先生已经预约了《细说清朝》。我听到这消息,很感动。适之先生在病中,仍在注意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情形,而加以鼓励。我到了福州路,向适之先生说:“我应该赠送您一部,不敢劳您破费预约。”适之先生说:“你送我一部,更好。我留下你签名送我的,把预约的那一部转送中央研究院。”他又说:“我忘了你的年龄。你是民国人罢?”我说:“也老了,是清朝的人呢,光绪三十三年生。”他说:“你还年轻。我羡慕你。你可以随意工作,还可以工作很多年。我是想做工,而医生不许我做。”说时,他长叹了好几次。
他送我出了房门。我辞别了他。唉!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追忆胡适之先生(蒋复璁)
胡先生逝世了,真如天上巨星的陨落,一刹那间使天地变色,我真不知如何来叙述我的哀悼,前年他的七十初度,送了一副寿联:“墨家救国,儒家修身,硕德耆年仁者寿;汉学考经,宋学论道,金声玉振圣之和。”我明知他不喜欢对子而送的,因为我感觉到,这是我对他一个正确的看法,我只能用这个工具,来表达我这个四十年前最平凡的学生对他的崇敬,好像这篇文章一样,用笨拙的文字来表达我拉拉杂杂的追忆。
胡先生是于民国六年到北大文科哲学门教书,我也于这一年的秋季考入北大文预科,当时只晓得文科有一位年轻教授,从美国留学归来而国学很好,很受同学们欢迎。不久即读到他的《墨子哲学》,他的新诗以及其他的文章,引起了我向往之心,所以民国八年升入本科,就进哲学系,因为当时的哲学系最热闹,而重要的原因,为的可以听胡先生的课,我想,这是同学进哲学系的共同意见。
我在哲学系听过胡先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近世哲学及论理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册未出,但是两汉及魏晋的一部分,已经发过铅印讲义四十余页。因为他想在佛学方面用一番功夫,所以没有发下去,不过他自己恐怕已有成稿了,恐因谦虚而没有发表,其实他的《陶弘景的真诰考》、《四十二章经考》、《楞伽宗考》、《神会和尚遗集序》、《坛经考》、《菩提达摩考》,都是中古哲学史的资料。据我所知,他在不久前尚在日本搜集到神会和尚几种资料,对于神会和尚,可以说是最完备了;上一年他购买《大藏经》,最近他还向香港购买《续藏》,这几十年中他始终还在努力要完成这部稿子。西洋哲学史发过上古期油印讲义,好像他以后没有在这方面发展。近世哲学是从宋讲起,也为完成中国哲学史而作的,发表的稿子,如李觏学案及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都是这个著作的一部分。论理学是用杜威的“思维术”来讲,这堂课排在下午一至三,共两小时,在北大第一院红楼的第五层,课室最低,时间又在午睡时间,所以他说,这门功课讲不完,也最费力,因为除教书外,还须给你们说点笑话,来醒醒午睡。他写文章,与他讲话一样,条理清晰,讲解明畅,得深入浅出之妙,尤其是风趣。上年他对我说,他的讲演是有训练的,所以他的声浪、姿势都有讲究,总之他无论何事,都用心研究,全力以赴,绝不马虎。
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他从上海赶到北平,去探望梁任公先生的病,哪知梁先生已经病故一小时了。第二天他至广慧寺送殓,他掉泪哭了,第二天在《晨报》发表谈话,认为他的哲学史是受梁先生的《先秦哲学思想大势》一文影响而作的,无论他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与梁先生并不相同,但是他不没人之长,并且对稍微年长者的尊重,都是值得我们效法。他与梁先生的订交,是在民六与民七之间,梁先生在读到《墨子哲学》后,与他通信,后来在胡先生赴天津南开学校讲演而见面的。
民国二十年,在“九一八”之后,柏林普鲁士科学院因法国学院举了罗振玉氏为通讯员,所以德国汉学教授福郎克博士(Dr. Otto Franke)也想举一中国学者,来做普鲁士科学院的通讯员,这也是国际学术界一种最大的荣誉。福氏要我举人,我初推章太炎先生,福氏认为西洋人对他毫无认识,于是我请福氏就所知举示,他就推胡先生。因为福氏读了他的许多著作,非常敬服,他认为中国人中最了解西洋文化者,现世纪的中国学者应当是认识现世纪的历史文化进步的学者,并不是抱残守阙、泥古不化的学究,也不是妄称沟通中西文化的先生。在事成之后,福氏写信与我,说明此事的经过,其动机则在“九一八”之后,表示“中国虽无武力,而有文化”,胡先生在西洋学者目光中,他是代表着中国文化。后来福氏与胡先生在瑞士开国际历史学会会议中见面,相叙甚欢,见于福氏的回忆录。所以胡先生得到世界各国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四十余处,包括有英国的牛津大学,并不是偶然的。
几年前我在宴会上与一人讲某一人对我们两人的旧事,他就向我说:“慰堂,你们为什么这样不宽容人啊?”当时我真感到惭愧。胡先生论学,则明辨是非,毫不假借;至对人则一切宽容,无论别人如何待他,他一律宽容,绝不计较。他虽不信宗教,但是他的慈仁爱德,实不可及。我想,凡是与他相识,没有不感染到的。许多人说他打孔家店,其实打孔家店的是吴虞,并不是他,不过他亦不辩;而他的行为道德,无一不合于孔家店的,他也绝不以此自夸。《论语》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他只行而不言,这就是他的伟大,我真无法来形容的了。
上年有阿根廷大学哲学教授Quiles博士在日本研究禅宗,住了三月,到台北访问,我陪他去看胡先生,同去的还有几位天主教研究哲学的神父,胡先生费了一小时,说明了禅宗的历史与思想,这位教授大为高兴,出来对我说:“在日本住了三月,不如此一小时的得益。”所以胡先生在世多活一日,对国家有一日的好处。总统说,现在中国的教育家是国家之宝,则胡先生实是宝中之宝。我想,没有一人不能不承认的,所以他的逝世,这是国家民族不可补偿的损失。然而胡先生太辛苦了,他没有一刻的休息,除了处理事务及会客之外,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许多人劝他休息,这次他真休息了!今年我去拜年,对他说:“先生,您今年气色真好,这次出院,不再生病了。”他真不病而逝世了。咳!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之先生哀词(毛子水)
胡先生的在中央研究院欢迎院士会中去世,是中外有识人士所同声叹惜的。若在这里写述个人的哀悼,似不十分适宜。但他的去世,非特使我感觉到世间少了一个大哲人,亦使我感觉到我自己已经把一个学做人的好机会,随随便便的错过了,所以我只好先说我自己的私感。
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我认识胡先生,已有四十多年了;我知道胡先生非特是“经师”,亦是“人师”,已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大半的时间,我是常有机会亲听到胡先生的话言、亲见到胡先生的行事的。这可以说“近其人”了。而我并不是没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志向的。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胡先生伟大的地方,我并没有痛下决心去学,所以更讲不到学得怎样了。他的忠恕、他的诚实、他的谦虚、他的正直、他的慷慨、他的温和、他的见义勇为、他的舍己从人,都是人生德行最上等的模范,都是我所以为值得终身学习的。但总因为我因循成性,不肯强勉去学,所以虽然有“近其人”的机会,却没有学好一样。别的不用说,就拿“诚实”一件事来讲,我自审做到的很少。若把胡先生平日的言行来做标准,我竟可以说是一个惯于说谎话的人了、惯于作伪的人了。想起来实在有“无地自容”的心情。这个痛苦,是言语所难表达的!
虽然强勉学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够得近这样一个“人师”,而不立志强勉去学,实在可以说是世间一大愚人!
在胡先生去世的晚上,有好几位新闻记者问我:“胡先生一生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我的回答大概都是这样:“胡先生一生努力,要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现代世界上一个第一等的文明国家。这便是胡先生对我们国家最大的贡献。”他对教育上种种的主张、他对学术上种种的提倡、他对政治上种种的希望,都是因为要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第一等的文明国家的缘故。
要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第一等的国家,必须提高我们的文化。因为这个缘故,胡先生对于一切合理的改革都极端赞成。但无论在政治上或风俗上的改革,他只赞成用和平的方法,而不赞成用激烈的方法。就是他所主张争取的民主和自由,他亦只赞成用和平的方法去争取,而不赞成用武力去争取。如果说他主张用武力,那他的武力便是言论的自由。这个言论的自由,他亦想只用合理的言论争得。“其争也君子!”(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他虽然主张以政治的表现打倒共产主义,我却没有听他说过反对用武力反攻大陆的话。)
胡先生大概以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把每个人都看做好人。他的和易的性情,亦是从这个原因出来的。我想,我们如不努力使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一个头等的国家、如不努力提高我们的文化,便辜负胡先生的意思了,便有点对不起胡先生了。
近来社会中有一种奇异的现象,就是有一班人,揭橥“中国文化”的招牌以骂詈胡先生。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在我生平所认识的人士里面,言行不苟,合于我国古来圣贤法度的,为数很少;而胡先生可以说是在这些少数人士中的头几个里。实在,凡中外古今圣贤伟大的地方,胡先生没有不努力则效、不努力实行。他所以为中外有识人士所同钦,非特因为他的学识,尤因为他的品行。无论我们把“文化”当做“修养”或“文明”讲,胡先生的言行,可以说是人类最高文化的表现。我不敢说以“拥护中国文化”而骂詈胡先生的人,尽是不光明正大的小人;但我可以说,他们多半是没有好的“中国文化”的人。信口妄言,是他们的长处;无知妄作,是他们的长处。温恭敬慎的态度、知仁忠和的德操,他们大概从没有想到。这样的人,还配骂詈胡先生么!我常观察文化高的人民,对于国中的贤哲,多致特别的崇敬。以胡先生的道德学问乃竟无端受国人的骂詈: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么?
胡先生有“努力”的人生观,没有“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人生观,所以他一生都是忙于治学和治事。他的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中去世,亦是努力的人生观所招致的。他努力自己做学问、他努力帮助别人做学问、他努力想使国内学术达到世界的标准,这些都是他去世的原因。他有心脏病;他看到济济学人聚于一堂,他听到他的朋友们关于学术的议论,他高兴了,高兴得使心脏病突发。我猜想,他临终的几刻钟或几分钟,乃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子,永远记到我们国家曾有这样一个要从研究学术以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的哲人!
总之,如要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一个第一等的文明国家,如要我们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化,胡先生一生所指示我们的途径是最平稳、最正直的途径。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但恨不见替人!”(梁实秋)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疾革时,宋之问等前去探病,杜审言说:“甚为造物小儿相苦。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胡适之先生作《白话文学史》写到杜甫的身世时,也提到杜审言这一段故事,认为他是一个有风趣的人。他的这两句话固然颇有风趣,其实也是十分矜诞,因为就我们所能读到的杜审言的诗作而言,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把宋之问等久压在下。不过“但恨不见替人”这一句话,不管出自谁口,确是很耐人寻味的。昨夜晚,初闻胡先生逝世噩耗,友朋相顾愕然,有人问我有何感想,我未假思索地说:“死者已矣,但恨不见替人!”胡先生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相反的,他是一个最肯鼓励后进的人;他乐观,他相信处处都慢慢地在进步。他本人不会有“恨不见替人”之感,倒是我们客观地看,他空出来的这个位子短期不易有人能填补上去。
胡先生的位置之所以不易找到替人,是因为那位置的性质不简单。第一是他的学问。胡先生曾经屡次谦虚地说,自己不知专攻的是哪一门学问,勉强地说可以算是研究历史的。实则他接触的范围极广,对中国的文化与西洋的文化都有真知灼见。现在学问趋向于专门,讲究一个部门的深入,像以往所谓学究天人的大儒,于学无所不通,已不可复求之于今日。苟能学贯中西,于思想学术盘根错节之处提纲挈要见其大者,即属难能可贵。第二是他的道德。胡先生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地位太高了,一般人不易认识他在道德方面之可敬可爱。胡先生数十年来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固已尽人皆知,但这只是一副对联的上联,下联是“认真的做事,严肃地做人”。凡是曾列胡先生门墙或曾同窗共事者,多多少少都能举出若干具体事实,证明胡先生为人处世确实做到“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的地步。以学问道德涵濡群生,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生死无常,事至可悲,但是学问道德永垂不朽,则又有何憾?我们于哀悼震撼之余,应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胡先生所毕生倡导的民主自由的精神,科学怀疑的态度,现在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一方向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贡献?如果胡先生所倡导的精神态度,能够继续努力加以推进,则胡先生虽死犹生。千千万万的人,都可说是胡先生的替人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石原皋)
一、胡适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那时,各大学都长期欠薪,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胡适的经济也不宽裕。后来,胡适出版的著作日多,销路一好,收入就多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他到国外去了一次,在国外住了十个月,讲了些学,挣了些钱。钟鼓寺的住宅,实在太狭小,不能不另找新居。恰巧,林长民的住宅出让。林当时任郭松龄的秘书长,郭是奉军的革新派,他造老派张作霖的反,被张作霖打败,全军覆没,郭和林都被打死。林已死,他的住宅只好出让。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张大元帅进据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北京城。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而路四十九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没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再在北大任教。那时,胡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像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六百元,还可以兼课兼薪,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房租也便宜一些了。因此,胡适找到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这座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大了,更好了,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胡适可以接待好友了。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
抗战军兴,胡适只身赴美,家眷在沪,后来江冬秀又回老家居住。抗战胜利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据说,这所房子,黎大总统元洪曾住过。我不知道该宅的情况,想必一定更宏大了。所以我说,胡适在北京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
二、胡适爱吃徽州锅。胡适大力提倡全盘西化,他的饮食是否西化呢?不!他不但没有西化,而且徽州化。他在家中,不喝咖啡,更不喝可可,只喝绿茶;喝茶也不讲究,一般的龙井。他年轻时在上海,喜欢喝酒,有一次喝得大醉,几乎醉死。在北京时,他平常不喝酒,遇到请客稍喝数杯。喝的是北京的二锅头,没有茅台,更没有外国的白兰地和威士忌。至于吃哩,没有牛奶,也没有奶油。伙食是家常便饭,一般化,尤其是家乡化。
他的孩年是在家乡度过的,十几岁才到上海,所以他喜欢吃家乡的饭菜。徽州山多地少,人口众多,主食为米、面、玉米等。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徽州人的祖先,多数是在北方,历代战乱频繁时,逃难迁来的。加之人多田少,不能完全靠吃米食,所以徽州人惯于米、面、杂食。吃些米食,也吃些面食,并且还吃些玉米。歙县南乡,几乎以玉米为主食了。
徽州的饮水含矿物质较多,是一种硬水,须要多吃一些动物脂肪,肠胃才舒适些。徽州菜的特点是荤油重、味咸,适合于当地环境。胡适十年在外,口味虽有改变,但幼年的习性还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他一生最爱吃徽州锅。所谓徽州锅,并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们绩溪县岭北乡的居民最常见的食物。凡是遇着节日、请客、婚姻喜庆,一般都是吃锅。它的做法是:炊具是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丰富的“锅”有七层:最底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是笋衣,或用萝卜,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视季节而易;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猪肉只切八至十块,成长方形;再上一层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果,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即用温火烧,好吃与否,专靠火候的功夫,经常将锅中的原汁汤浇淋数次,大约要三四小时,才烧得出味道来。猪肉烧得象东坡肉一样,入口即化。食时逐层吃,逐层拨开。胡适每到南京、上海,同乡请他吃饭时,他指定要吃徽州锅。幼年的爱好已经形成,虽到老不易改变,何况人的思想,一旦形成,直到僵化,若想改变,实在是戛戛乎难哉!
胡适的饮食都是乡土化,可是他吸纸烟是洋化了。他吸的纸烟都是舶来品,如听装的白锡包,听装的大炮台等。烟瘾不大,要吸好的纸烟。每日只吃三餐饭,不吃零食,也不常吃水果。总之,他的生活除吸的纸烟外,其余的都是一般化。
三、前面说的是住、食,现在谈谈胡适的穿着。胡适欢喜穿中服。茅盾说,他在上海初见胡适时是夏天,胡适穿的是纺绸褂裤,纺绸长衫,足上穿的丝袜,皮鞋,完全是一付上海流行的打扮,他说的情形,确是如此。胡适在国内不爱穿西装,中山装更不用谈。出国时才穿西装。衣服的料子都是一般的棉布、丝绸、呢绒、皮毛等。他没有一件珍贵的衣服,例如貂皮一类。
他为什么喜欢穿中服?因为中服舒适方便。穿西装,夏天则觉热,冬天则觉冷,春秋二季则紧绷在身上,起坐行动都不舒服。他这般讲实用,也是习惯吧。
胡适夏天戴巴拿马草帽,其他季节则戴呢帽。除天热外,他外出时都围一条毛线围领巾,以防感冒。江冬秀也没有很值钱的衣服,至于儿子的衣服,则更是一般了。睡的床也是普通的双人床;被褥、被单、毯子等也是普通的。总之,他的穿着,说不上朴素,也说不上华丽,只是穿得整齐干净,保持他的学者派头。
四、胡适何时有自备汽车?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帝王建都之地,紫禁城雄峙中央,皇城围之,再外为内城,最外为外城,规模宏伟,整齐划一,为世界各国古都之首。可是那时,晴天则灰尘飞扬,雨天则泥水载道;大风起兮,黄沙遮天盖地,冬天到了,冰雪满街,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当时公共交通工具只有电车。一路有轨电车是从天桥到西直门,另一路有轨电车是从东四到天桥,仅此二路而已。虽有出租汽车,少而价高,唯一代步工具只有人力车。胡适住在钟鼓寺和陟山门时是自备人力车,雇人拉。自从搬到米粮库四号住后,房子大了,客人也多了,主要是经济比较富裕了,他就丢了那陈旧的人力车,购买了汽车。除了他坐外,还有朋友坐,江冬秀有时也坐,至于小儿们,则不准坐。他认为这不是为了节省几个汽油钱,而是教育小孩,不要养成“幼年享福”、“从小摆阔”的坏习惯。
五、胡适有什么文娱生活爱好吗?他曾说过,他在上海读书时是爱玩的。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我接触他时,没有看见他打扑克,打麻将是偶一为之。我们知道,二十、三十年代,我国没有收音机,电视机还没有问世,那时,只有留声机,他家有一部,唱片只有百代公司的京剧和粤剧等,这是为他的小孩子买的。他的小三(思杜)少时跟着唱片哼,也学会唱几段京剧。
胡适不会唱歌,也不会唱戏,但戏还是要看的,无论京戏、昆曲、话剧等等,他都看的。他不是戏迷,也不捧什么艺人。一九一八年,他还写了一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今天看起来,这篇文章可议的地方很多,但从历史上来看,尚有史料的价值。
胡适在上海大舞台看过戏,觉得那时做戏的人还是赵如泉、沈韵秋等那些老艺人,没有一个新出的角色。那时,他也在上海游过先施乐园和大世界,看到男女杂坐,不分贫富老少,短衣的人尤多,他说那里真是平民的娱乐场。到北京后,他也到同乐园看过韩世昌的《游园惊梦》,陶显庭的《山门》,侯益隆的《闯帐》。但他特别赞赏的是京剧名坤角孟小冬的演出。我到北京时,演京剧的谭老板早已不在人间,更谈不到程长庚大老板了。可是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三杰鼎立,其他老艺人健在者还多,京戏虽非鼎盛之际,却也盛极一时。余叔岩不常演出,但杨、梅二人唱对台,北京的戏迷,大过其戏瘾。我不懂戏,但我看戏,以看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程砚秋为多,至于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马连良等人的戏,只偶尔一看。那些坤角的戏,我是不看的。有一晚,胡适看了孟小冬的《击鼓骂曹》,回家后,赞不绝口。他说,孟小冬的身段、扮相、嗓音、做功,毫无女子气,真是好极了。叫我去看。我看了孟小冬的戏,果然不错。我从此改变了对坤角的偏见,也去看新艳秋、雪艳琴、章遏云的戏了。老白玉霜的评戏,轰动京华,我原来是不看的,后来也看了。
那时,北京最漂亮的电影院仅有真光电影院,院址在东长安街,主要是放映外国影片,胡适去看的,偶尔也看一看中国的影片。
北京没有专门演话剧的场所,也没有演话剧的团体。只有当年唐槐秋和他的女儿唐若菁主演的《茶花女》话剧,轰动一时,胡适去看过,未加评论。他对刘宝权的大鼓,倒也十分称赞。
胡适的朋友,能书善画的友人很多,可是他不爱收藏字、画、碑帖,更不喜欢收藏古玩。他对于文娱只是一般的欣赏,并没有特别的爱好。然则他有什么爱好吗?有!他的爱好是在书——收藏书籍。这一点,下节再叙。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的藏书和书斋(石原皋)
一、胡适的藏书。研究学问的人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多,约有四十书架(大书架),以线装书为主,外文书比较少些。他的藏书中,少数是他的父亲铁花公留下来的。他的父亲有些藏书,一般的图书为多,好的较少。他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曾三次回老家,第一次是探望老母,第二次是结婚,第三次是奔母丧。他把老家好的图书都带到北京,一般的还是留在老家,留下的书经过十年内乱,荡然无存,虽可惜而又不很可惜。这话怎讲?因为没有善本啊!
哪些书带到北京,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了,因为没有特别的钤记,无法识别。我认为,有两部书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比较可以肯定:一部是《汪士铎文集》,一部是《鹤肪诗词》。为什么这样说呢?听我道来。汪士铎是江苏江宁人,清道光举人,名重一时,曾任绩溪县训导。我外祖父的祖父,在南京做生意,富有资财,重金礼聘汪士铎到宅坦村教他的孙儿胡宝铎、胡宗铎、胡宣铎(昭甫公,我的外祖父)三人的书。据我的外祖父说,汪对于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很有研究,尤其对于徽州的地理,更了如指掌。后来,胡林翼、曾国藩聘汪为幕僚,襄赞戎机。我想曾国藩以祁门为抵抗太平军的大营,说不定还是由于汪士铎的出谋献策。
胡适的父亲与宝铎公、宣铎公交谊最深,藏有《汪士铎文集》,是意料中的事情。《鹤舫诗词》一卷是我族的先辈石芝(号眉生)所著。他是嘉庆、道光间的廪生,著有诗词,富于人民性,名不出于乡里,但乡里中的文人学士藏有他的诗词者颇不乏人。胡适在《新青年》上登载过他的诗词数首,就是从这些诗词中选出的。这本书是他的父亲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可信。
胡适的图书,大多数是在北京收购的。
北京琉璃厂有许多古籍书店,他们常常搞些古籍,待高价再行卖出,这些书贾对于哪一家有书要卖出,哪一个人想买进,打听得一清二楚。他们都知道胡适收藏旧籍,他们就代他收集,送上门让他选购,选中即留下,不一定马上付钱,何时付钱都可以,书贾识趣不来催。有些朋友也帮他买书。如他有一部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年)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就是友人帮他买的。
胡适的藏书,善本不多。胡成之对我说:“他有一部《金瓶梅》是珍本,非常珍视,不轻易给人家看。”我没有看见过这部书。报载胡适有一部《红楼梦》甲戌本,寄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便是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这部残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胡适出了高价把这本书买来。他把这部书存藏在哥伦比亚大学母校,足见他的重视了。
抗战前,胡适的藏书没有登记,没有编目,也没有钤记。大多数的图书在书架上,少数的放置书橱中。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亲自放置,记得清楚,随时随手可以拿出。在北京,胡适四次搬家,第一次搬到钟鼓寺,第二次搬到陟山门,第三次搬到米粮库,第四次搬到东厂胡同。第二次和第三次搬家,他的图书都是我和他的从弟胡成之二人整理搬运的。我们事先将书架的书和它们的位置都记住,装在一木箱内,每个箱,编了号码,搬到新居后,依次打开,照原样放置。一九三七年日寇进逼,北京危险,他的藏书打包装箱,运到天津,保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他在美国时,担忧他的四十架图书,恐怕要丢失了。幸而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得好,没有遭受损失。抗战胜利,他到北京,这些图书也跟着搬到东厂胡同一号了。后来,他的图书是否登记,是否编目,是否盖有图章,我不得而知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他仓惶南飞,他的图书丝毫未动,北京和平解放后,这些图书遂全部归公了。
二、胡适的书斋。我现在谈的是胡适住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微一移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上面的灰尘拂去。他在书房中看书、写作时,我们都不进去打扰他。江冬秀爱打牌,打牌场所也远离书房,使打牌的声音传不到书房那里。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须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胡适认为,没有保存的价值和无关重要的书信,看过后随手丢掉。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就是他自己保存,临行匆促,没有带走,留在北京家中的一些书信。那时,我们到他的书房去,从来不打开书桌的抽屉,也不翻阅桌上的书籍。但凡是没有收存起来,阅后丢在桌上的书信,可以随便阅看的,我看过杨杏佛、刘半农等给他的一些信件。胡适自印有稿纸,直行,每行二十字,分格,对折,署“胡适稿纸”四字。他写作时用毛笔,直写,字体不潦草,很少涂改,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实际上他没有功夫重抄,又不愿找人重抄,偶或找他的从弟胡成之和章希吕重抄一些。这是他的硬功夫。他的字虽有书卷气,却无功力。我没有见他练字,碑帖也很少。遇着有人找他写字,他也挥毫。他不用特别好的笔、墨,更不谈有什么名砚了。
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少数的朋友,直接可以到书房中和他谈天,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厅中会见。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
胡适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往来书信,除在亲友手中已遭散失外,基本上是保存下来了。我现在要谈的是他的稿件问题。胡适写了许多稿子,有的是写好而没有发表,有的是在写中而没有完成,如《中国哲学史》等。这些稿件,未知是否保存在东厂胡同一号家中(现该宅为近代史研究所所址),如未在国内,一定是他带到国外去了。他最珍视自己的稿子和他父亲的手稿。据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致胡近仁的信中说:“先人自作年谱记至四十岁止,其后有日记二十万字,尚未校好。其中甚多可贵的材料。诗只有一册,文集尚未编定,约有十卷。先人全稿已抄有副本。未及校勘校点。连年忙碌,无力了此心愿,甚愧。”(此信现保存在胡近仁的孙儿手中)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他的父亲“全部遗稿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稟、书启、日记六种,约八十万字”。这些手稿,早已带出去了。所以唐德刚说:“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记录两种》(一九五一年印行)……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据此,铁花公的手稿,大部分尚未印行。未知这些珍贵的手稿是珍藏在祖望手中,还是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中。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胡适是什么样的学者?(石原皋)
六十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震撼全国,震撼全世界,直到今天仍闪耀着它的灿烂光辉,对现实还有重大意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魁首,胡适也可算亚军。这是历史事实。但当时胡适有个“圣人”的称号,一是他的信徒吹捧他,一是反对的人讥讽他。他的信徒把他吹上了九天,誉之为“圣人”,胡适被捧得昏天黑地,闹得他也好像真是“圣人”了。胡适究竟如何?且容我慢慢道来。
一、胡适叫局吃花酒:胡适早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混迹于“风月场中”,早就叫局吃花酒了。后来他又说:“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可是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他又忘记了誓言。北京出过一些名妓,如赛金花、小凤仙是也。那时,北京前门外八大胡同,是南国金粉、北地胭脂居住的地方,尤以韩家潭、百顺胡同二处,入夜灯红酒绿,曲栏深院,骚人墨客,趋之若骛。胡适常同一批安徽老乡去逛八大胡同,乌烟瘴气,哪有一点“圣人”样!但是在旧社会,像胡适这样的人,什么文人风流,逢场作戏,对于他的所谓“圣人”形象,能有多大影响呢?!
二、胡适谈恋爱:胡适也谈恋爱,这场恋爱正也说明这位“圣人”的某些本色,且看看这以喜剧始而悲剧终的故事吧。胡适的三嫂,有一同父异母的妹妹,小名娟,学名曹诚英,字珮声,比胡适的年龄约小十岁。她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年),很有才华。一九二三年夏,胡适到杭州疗养,住在烟霞洞。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边,两人相逢,人非木石,岂能无情?已是恨不相逢未嫁娶之时了。天长地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东风就是正式结婚。于是女的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很顺利地把离婚手续办好了。在这种情况下,男的怎么办?这对于胡适是个难题。他深知他的妻子江冬秀不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女子,也不是软弱可欺的妇女。江冬秀为此事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把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胡适怎么办?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名与爱两者不可得兼,舍名求爱呢?还是舍爱求名呢?他的恋爱,只有至亲好友知道,流传不广。如果事情一闹大,即全国皆知,那末,他的“圣人”的称号就完结了。这不是我乱说,有他的日记为证。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着:“梦旦邀我到消闲别墅吃饭,饭时大谈,谈及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约,是一种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原因。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看!最后几句话,正是他得着名的便宜啊!这样一来,曹珮声身受的打击可不轻,于是她在情场失意之下,发愤读书,杭州女师毕业后,进中大农学院,去美国康乃尔大学,专攻棉花的育种遗传。回国后,任安徽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复旦大学农学院等学校的教授。抗战时期,她在四川任教,与年轻的曾某认识,情意相投,决定结婚。事不凑巧,曾某的亲戚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江冬秀相遇,问及曹佩声,她对曹珮声的醋意未消,如像竹筒倒豆子,一粒不留,将曹的往事全盘倒出。曹、曾二人已订婚,在婚期前夕,曾忽接其亲戚来信,得悉情况,遂突然变卦,取消婚约。曹珮声再遭重大打击,一场好梦又成空,乃忿上峨嵋山,拟入空门,她的哥哥曹诚克亲上峨嵋,劝他的妹妹下山。从此,曹即意志消沉,万念俱灰。在“文革”期间,沈阳农学院不能居住,被迫回到绩溪山城,蜗居一室,举目无亲,孤单多病,忧闷而终,安葬于其老家的村头。三年前,我到她的墓前凭吊,回忆故人,不胜伤感!
胡、曹谈恋爱时,常凭鱼雁传情,我记得胡适有一首长诗,内中“百仞宫墙,关不住少年一片心”的诗句,就是为曹而作的。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作了一首《有感》的诗。诗云: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我认为这首诗也是为曹而作的。胡与曹是亲戚,书信往来,这是常情。在他未到杭州西湖疗养一年前,就不免有情了,因而有此作。
曹珮声的嫂子(曹诚克之妻)把胡适寄曹的书信,搜集起来,装在一铁盒里,托乡友周其衡保存。前年我到上海遇着周,询问书信还在不在。他说,早在抗战时散失,只字无存了。不留痕迹在人间,也好。
三、朋友之妻不可欺: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胡适有一则日记。文曰:
㈠小他(郑来)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理论的影响。此事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作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㈡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心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肃的生活,如读书作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上面所记,确是胡适内心的话、老实的话。他有沉溺的弱点,为了求名,他又有克制的功夫。他成了名,人也俊秀,青年女子慕名求爱的人,是有的,求爱的书信,积于案头,他置之不理。还有一位妇女,是胡适的老朋友教授的妻子,不知为什么,害了单相思,热烈地追求胡,胡千方百计地躲避她,据说后来她得了精神病。“朋友之妻不可欺”,胡适也因此而有所谓“圣人”之名啦!
四、胡适是封、资混合体的学者:胡适生于官僚的家庭,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学于资本主义的美国。在他的头脑中,既有封建主义的王国,又有资本主义的灵魂,成了一个封、资的混合体的学者。这是环境的关系,一点也不奇怪的。单从上述三件事来看,吃花酒没有影响其名;不敢离婚,是为了保名;克制自己,也是为了求名。再看他提倡丧礼的改革,而他本人却身穿麻衣,腰束白带,足蹬草鞋,还有封建的意识。关于他有封建意识的事件,举不胜举。我只提出他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一段文章。他说:“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不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耳鼻者,吾亦喜欢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孔、王、张三人都有他们的历史价值,不能抹杀,然而他们都是封建人物的代表啊!所以我说,胡适是封、资的混合体的学者。另外,我说胡适是一个爱国学者,这里且举几件事情来谈一谈。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也跟着这个调调儿唱,是很错误的。这就引起日本和汉奸的注意,以为有机可趁,遂想法利用他。自《何梅协定》签订,冀东的汉奸政权成立后,日本人和汉奸到胡家拜望的人很多,这时他对于他们尽量不接见,对少数的日本知名人士和国内重要人物(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他还是接见的,但谈话很谨慎。
一九三五年,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派我到德国进修,未动身之前,胡适对我说,现在蒋介石拉拢我,我写封信给程天放(当时驻德大使),你带去。并说,何应钦找他谈,把日本的钢铁年产量、武器、弹药和我国的钢铁年产量、武器、弹药等详细地谈了,认为要努力准备才能打。我说,日本人能让我们准备吗?何时才能准备好?空谈准备,土地一天一天地被吞食完了。他说,日本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到底。
再看一九三六年以后,他的往来书信中,也唱过低调,也谈过“和平”,也主张以守代战,但还没有赞成屈服投降。
他认为国民党的“外交部中太缺乏能当欧美外交的人才”。“我们必须抓住苏、英、美三国,万不可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后来打起来了。他担任驻美大使,还想为国家尽点力。他能尽什么力呢?在他做大使期间,正是美国孤立派得势,还卖军火给日本。他行万里路,做百次演说,直接诉诸美国人民,获得很大的效果。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查理毕尔在他著的《罗斯福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说,罗氏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的上了中国大使胡适的当,才引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的。这种过誉,不免太甚,但他确是尽了救国的一点责任。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日的《参考消息》登载港报专稿——《第二个春天——读台报有感》中说,台湾《中国时报》在报导台湾当前流行的以胡适《希望》一诗作词的歌曲《兰花草》中透露:“由于‘兰花草’一流行,许多模仿‘兰花草’的歌也纷纷出笼。比方‘我从东北来,带着乌拉草’,‘我从台中来,带着绿豆糕’……。”《兰花草》的内容: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台湾同胞多模仿它,变成思家乡、念故土的歌曲。
谁都知道,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初到美国,后到台湾,为旧的势力效劳!这些都是事实、这些都是错误。然而他没有投降日本,晚年生活在台湾、死在台湾、葬在台湾。台湾是祖国的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迟早有一天,台湾的骨肉同胞终归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从前,有一个南蛮王赵佗,接着汉帝一封信,他遂主动地取消称号。这是怎么缘故?主要的原因,他是炎黄子孙啊!次之,因为汉朝兴盛,汉帝保护他的祖先的坟墓,动之以诚信啊!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实现四化,诚心诚意地关心人民的生活,使人民富裕起来,过着幸福的生活。可以相信,为了祖国的富强,炎黄子孙会言归于好,台湾会早日回归祖国的。因为台湾同胞的“根”在祖国,台湾同胞的祖先在祖国;祖国是台湾同胞的母亲,哪一个儿女不爱母亲呢?哪一个同胞不爱祖国呢?何况爱国是不分先后的,爱国是不分迟早的,我们还能“咎既往”、“算旧帐”吗?因此,对胡适来说,早已由他的行动做出了结论了。
有人说,胡适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买办文人”,能够称为学者吗?我认为,胡适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国际上也承认他是学者的。康有为热中复辟、王国维忠于清室,他们不也算是一个学者吗?既然他们是学者,胡适又怎会例外?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所认识的章太炎(陈存仁)
余杭章炳麟(太炎)先生,积学雄文,世称国学大师。氏对于中国医学亦研究颇精,尝撰医学论文四十余篇。生平虽不为人治病,然能自拟医方,说理断病,自有独特之见解。每以谈论中国药物及著述医学文稿,做为嗜好之一种。余捜集章氏生前有关医药之著述,约九万余言。章氏昔年寓沪,初在南阳桥,后迁至同孚路华顺里对面之一陋巷中,余于民国二十三年间,时往请教。
汤夫人建议讲学传经
章氏生前与恽铁樵先生友善,铁老早年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主任,中年治医学甚精湛,著有《伤寒论辑义按》等书,达数十万言,门生子弟遍天下。犹忆铁老逝世后,章氏曾挽以联云:
“千金方不是奇书,更赴沧溟求启秘;
五石散竟成末疾,尚怜甲乙未编经。”
章氏生前与西医界往还甚多,西医余云岫先生早年从游于章氏,且执弟子礼。其他西医友好对之,皆极恭谨。某年名西医江逢治因患夹阴伤寒而卒,章氏挽之以联,含有风趣调笑性质,其联云:
“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
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章氏晚年处境困厄,膏火之资,赖于卖文,惟赋性所秉,雅好评隲,故卖文来源,日见其窄。笔耕墨耨,殊难疗贫也。乃由汤氏夫人建议,不若讲学传经,广收门人,则束修所入,不愁饔餐不继。遂创“章氏国学讲习会”于苏州,从游者甚众。当赁新宅于苏州侍其巷时,余亦列名门下,每专程谒候。
论中国医药识见卓绝
一次余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乞章氏为序,药典有五彩图谱,氏指示搜考方法甚详。某次余至苏州,车中拥挤,臂部受伤,缠帛而进,氏适临窗挥毫,见状谓余曰:“其三折肱之谓乎?”索纸濡笔,大书“三折肱”三字以赠。是日逸兴大发,余乃陪氏至苏州观前街雪怀照相室摄一影,继又偕赴酒家买醉。出入街坊,氏素所不喜,晚年尤不喜摄影,而是日则欣然扶杖而行,并同至玄妙观一游,见“肝气菩萨”则大笑。至民国二十五年氏邃赴修文之召,灵前所悬遗像,即为当时在雪怀所摄之影,生死间事,注有定数。
先生早岁居日本,加入同盟会献身革命以外,仍好学无倦,对外国医学、文学、哲学均有研究,博闻强记,识见卓绝,故对中西医道之异同得失,造诣甚深,每发一议,不同凡响。尝谓余曰:“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为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更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纳,离疾病实况愈远,学说愈说愈空;是皆中国医学之劫难也!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又有理学家发明体温计、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更有电学机械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旨哉章氏之言乎!深印余脑,虽历时已二十余年,未敢忘也。
章氏论学,印证古今学说之异同,均有合理根据,不合理者直斥之,绝不苟同。兹谨摘录氏生前对于医学方面撰述原文数节如次,当为春秋广大读者所乐闻:
谨摘录章氏几段原文
甲、论心脏衰弱:少阴病之证状,四肢厥冷,汗出如雨,脉微欲绝,即是西医所谓心脏衰弱症候。故用附子炮姜做为回阳之用,回阳两字即强心作用,近时医家知者渐多。
章氏对此症有言曰:“少阴病为心脏虚弱之候,自昔误以为肾病,虽识大如柯韵伯,精诣如尤在泾,亦不能正!”平反古说,言简约而确凿,真卓见也。
乙、论回归热:西医所谓回归热,系发热五日,退热五日,周而复始。中医不知另立一症,在古时犹可说也,今西医已验出是螺旋菌为患,中医遇此或认为伤寒,或认为温病,迄无识别。如北平文学家刘大白之死,西医界及文化界一致痛责中医不科学,其实伤寒论早有条文指出。
据章氏指称:“厥阴伤寒,有厥五日,热亦五日者;有热四日,厥三日,复热四日者;有厥四日,热三日,复厥五日者;有热六日,厥九日,复热三日者。今人以其少见,亦置不论,不知病非稀有。……今世所谓回归热者,即厥阴热证也。”
丙、论猩红热:章氏论猩红热,指出即系“阳毒”,但不常引用后世名称,其实即“丹痧”是也,烂喉者名为烂喉丹痧。
章氏论此症有言曰:“今世有猩红热者,即阳毒至剧者也。西医以为病在肠不在肺,余验一切斑疹,日哺必潮热,以潮热为阳明候,此为乎阳明大肠病无疑。……夫猩红热之作也,咽喉必烂,肿起于咽及廉泉,以邻近蔓延及喉,斑疹隐瘀于肌肉,而后外达肤表,斯知专以阳明为主,夫肺固其末已。……《金匮要略》以升麻鳖甲汤治阳毒,今人试之无效。……猩红热者,本于伏气,治宜内消,切不可外散,独活人所用化斑汤,以白虎加人参萎蕤,为得其要。以其不欬,知非肺病也。……世有用牛黄真珠者,住往得愈,其方得之笔工。……盖烂喉痧起初,寒热无汗,咽喉腐烂,中医谓感受时气不正之邪,蕴于肺胃之经,先宜发表,轻则荆防败毒散,重则麻杏石甘汤,往往一汗之后,不必治其喉,而喉肿烂自衰,有汗则生,无汗则死。”
丁、论神经衰弱:神经衰弱为近世最多之精神病,中医论者甚鲜,章氏指出此即金匮中所称之百合病是也。
据章氏著论曰:“今世所谓精神病者,自颠狂以外,则百合也。”
戊、论古今分量:章氏饱学卓识,所撰《古今权衡考》一文,载拙编《中国药学大辞典》末章,指出古时一两绝非今时一两,引用古书及实物合算,所言极确,全文极长,今引述数语如次:
“夫权衡待于考证,完物则古今不殊。……古方用杏仁,多者用七十枚,约今九钱弱。……大青龙汤麻黄,只今二钱一分弱,分三服,不及七分。……大承气汤大黄四两,只今一钱四分弱,分再服亦不及七分。不以完物比校,坯病推征,而以单文孤证妄变古之权量,杏仁四十粒约量五钱,七十粒则八钱七分五厘,分三服,则一服三钱稍弱也。”
章氏指出古今分量之折合,引用无数古籍,考证详细而明,自属古今学者所不逮,故今日经方家用药以两计,实属顽固而不事考据,以古两而做今两,成为刻舟求剑之千古笑谈而已!
当年霍乱用药大论战
章氏生前居杭州甚久,民国十二年出席杭州中医学校演讲。民国十三年常以医稿揭载杭州《三三医报》。来沪后向与上海中医界同人无往还,自“霍乱用药”之大论战起,始与上海中医界同人接触,自后担任中国医学院院长,今将氏“霍乱用药论战”之经过,叙其概要,以当近世医林之佳话云尔:
民国十六年,上海疫症流行,伤寒、霍乱及一切夏季疾病大盛,医生业务,骤增数倍。名医丁甘仁先生忽染湿温症仙逝。时霍乱更盛,民间死亡载道,社会震惊。章氏有感于此,撰文揭载于上海“申”“新”各报。其原文大致如下:
“今岁霍乱盛行,时医丁甘仁亦染疫死,或讥中西医师,彼此相妒,虽病甚,耻求救于异道者,至于就死不悔,是固医家之症结,然非所论于霍乱一病也。霍乱甚者,厥利交作,渐至脉脱,在此土则以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在西土则以樟脑针、盐水针救之,四逆汤一方,并以生附子为君,强其心脏;以干姜为臣,止其吐利;二者相合,治自得道。樟脑针亦强心之术,与此同意,若夫以水淡血,以盐收拾脉管,则所谓以咸养脉者也(以咸养脉,见《周官疡医》)。二者之治,初不甚殊。……中医遇此,果早用四逆汤,自不待以盐水注射,以迁延不进,须臾口噤胃反,药不可下,非盐水注射,即无以济之。……”
查《内经》已有霍乱之论,凡挥霍撩乱呕吐泄泻均称霍乱。自张仲景著“霍乱篇”于伤寒论,亦是如此。唐千金宋外台俱有霍乱之方,均将暴吐暴泻肠胃炎,混称霍乱,真霍乱则称暑疫。金元明诸家又创霍乱之歧说,分干霍乱、湿霍乱,所说愈滋混乱。及清之中叶,王孟英又创热霍乱、寒霍乱。依照余之观察,寒霍乱即是暑疫,即是虎列拉,验之有霍乱菌;另一种热霍乱为发痧呕吐泄泻,仅系严重的肠胃炎,西医称为急性肠胃炎,验之无霍乱菌,此其重大区别也。故我国古时之论霍乱,本非专指虎列拉之真性霍乱而言。热霍乱者,即西医所谓急性肠胃炎,乃用黄连等药,健胃以退炎也。寒霍乱者即西医所谓真性霍乱,所以应用附子等药,强心以救急也。惟因均有暴吐暴泻之证,历来混称为霍乱,不加识别。时至今日,公共卫生发达,霍乱两字专指虎疫,大都会中报告流行病统计表及中医签署死亡证书(按上海中医早已实行),凡提及霍乱两字,均是真性霍乱之法定名辞,假霍乱或热霍乱均不成立,通常呕吐泄泻,绝不能混称为“霍乱”,必须检验病菌,证实有霍乱菌后方能填写“霍乱”两字。而章氏所论,早已符合科学,真知卓见,确切不移,至堪钦服!
患鼻渊症如玉柱长垂
章氏鼻部隆然,双管呼吸,永感微塞,难得短时间之通畅。谈话声,因鼻塞而发为粗俗嗡嗡之鼻音,鼻孔中之两行清涕,汩汩而出,有时如玉柱之长垂,色现微黄,随拭随流。据氏自谓为患鼻渊症,且疑为有脑漏焉。尝取中药辛夷为末而嗅之,藉资医治,余见之谓碧云散方用芙蓉叶研末,较诸辛夷末更有效。数日后,余往谒候,氏谓余所言之芙蓉叶末,确较辛夷末舒适而有效。时适杭州虎跑寺僧人某来索书,氏即展纸濡墨,挥笔书辛夷芙蓉可治鼻渊症之语,所撰文句,别饶风趣。或有人劝氏割治之,氏以为不然,因割治愈后,仍易复发也。
氏之鼻渊症,其病源起于民国三年遭受袁世凯幽羁之时,因被寒风所侵,初患重伤风,不予疗治,积久而成此痼症。
氏向不问世俗事,即日常事务,亦昧然无知,每日侍其左右者,为一男仆。仆不识字,案头整迭书本,时有错误,往往惹起氏之愤怒,但又不忍撤职使去。惟曰:“笨拙如是,何以可觅取噉饭地?”是氏之仁厚过人,亦非常人及也。氏每餐用膳,桌上菜肴惟就近处者食之,其余纵有珍味,箸亦无及。所食不过为蒸蛋、花生浆、乳腐,以及蔬菜而已。食毕即手执一卷。积久不出门,出门如无引导者,亦不识归途。衣朴素,无洁癖,习性行为,大相类似。说者谓氏有宋代王荆公之风。两大学者,相距千年,可谓先后同揆矣!常吸金鼠牌香烟,日尽六七十支,闲吸水烟,吸后烟蒂,任意吐弃,故书室中地板满布焦痕,仿佛麻脸之麻痕也。
死后要葬刘伯温墓侧
氏嫉恶如雠,人有不善,辄面加诃斥,不为少留余地。晚年于所不喜,则不相见,或见亦不数语,嘿尔顾他,不复做灌夫之谩骂矣。曾与人书,有云:“少年气,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盖氏趋重平实,前后志趣迥然不侔,是亦涵养功力,日见深邃之征。从心不踰,庶几近人。或谓汤氏夫人从旁婉劝,亦与有力焉。夫人名国梨,为当时之有名才女,婚后琴瑟敦笃。氏浸沉于学,不视旁骛,故阃内外诸事,悉由汤夫人经纪之。王夷甫“口不言钱”,先生亦犹是也。
氏逝世后,其家人厝殡灵榇于居室中,不谋入土营葬,盖氏生前托杜志远君代谋葬地,书谓:“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墓而已。”故欲营葬于青田遂其宿愿,遂迁延未决。迨中日风云,日趋紧张,战争既起,大江南北,铁蹄纵横,其家人均至内地避寇患,濒行之前,即掘地室中,为氏窀穸之安焉。敌伪盘踞时代,余特赴苏州,恭视氏之庐墓,墓前杂草丛生,陈设萧然,而所悬遗影亦失,留一老人守墓,朝夕厮守,未曾离去。恭吊久久,临风于悒。前岁八月,遇氏之长公子章导(孟匡)于筵席间,仪表英伟,言辞隽朗,可谓哲人有后矣。
(《春秋》第四十期)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德国的再统一与新世局(汪荣祖)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中东危机虽未稍解,德国正式统一仍是举世的头条新闻。一个国家的统一与再生是历史性时刻,当然是令人瞩目的大消息。
统一前夕,柏林上空烟火灿烂,群情欢欣,却掩盖不住德国走向统一之路身不由己以及委曲求全的心情。与一百多年前俾斯麦趁普法战争大胜余威而统一德国的声势,固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要说希特勒那种欲将天下郡县之的雄风壮志了。
事实上,一年前连德国人自己都梦想不到很快会统一。统一来得如此快,完全是被动的,只因苏联的老戈逼于经济危机,共产帝国频于崩溃,无暇顾及东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水银泻地,东德人潮西流,围墙倒塌,导致共产东德从华沙集团脱颖而出,转投北约集团去也。西德总理柯尔(Helmut Kohl)于投怀送抱的东德,当然是伸开双手欢迎,却大有不暇应接之感。
激情之后,立刻发现代价甚高。把东德的经济统一过来,每年至少需要一千亿马克,大约是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如持续数年,足以耗尽外汇存底。同时为了让苏联军队自东德撤退,慨付安家费一百八十亿马克。幸而西德有钱,为了统一的顺利,不惜多花些银子。
有钱固然好办事,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由钱化解。四十年来,西德在美、英、法盟国占领之下,学乖乖牌,十分顺服;学民主,也有模有样。但一旦要统一,重申主权,两德加起来,人口八千万,俨然欧洲超强,四周的邻邦不免哇哇乱叫,就是连包括苏联在内的战时盟邦,心里也有点那个。是以大个子柯尔又必须打躬作揖,处处保证,口头保证之不足,并另立字据以资存信,德国不会索回故土,不再侵略,也不建核武,总算战战兢兢稍息群疑。
德国保证不再成为军事大国,但势必成为经济大国,一旦东德的经济被提将上来,则雄厚的西德财富何止翻上一番。一国的国力有两翼——财力与兵力,所谓富国强兵,国富而后能强兵,兵强而后能保国之富。现在德国只谋财、不增兵,外国军队撤退之后,则又如何保障其日富之国?有一个办法,也就是英、美、法所坚持的,即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在北约军盟之内。表面上以北约兵力为德国防,骨子里同时防德做军事扩张。但北约之成立为了对付苏俄的共产帝国,共产帝国既溃,则北约何异是无的之矢?迟早会解体,或名存实亡。到那一天,德国势必“强兵”不可!
另一个办法,也是欧洲人一直追求的理想办法,即是以德国之统一为全欧统一的先阶。多少年来,西欧的整合似乎是一帆风顺,共同市场运作得很好,并谈到货币的统一。哪知德国统一一成定局,欧洲整合反见疑滞。原因无他,当东西对立时,西欧自成一体,同仇敌忾,一旦对峙消逝,旧日的民族矛盾、历史性的恩怨,如死灰复燃,一体感无形解体。
四十五年来,在西欧同体之下,法国人与德国人似已成为亲密的朋友,近年还组成了一支五万人的法德联军。柏林围墙倒塌时,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法国人赞成德国统一,但是现在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了。更令人感到警惕的是,九月间法国的米特朗与柯尔在墨尼黑高峰会谈时,出言颇不投机,令人感到法国对德国统一已生二心。德法若不能和睦相处,旧恨必将激荡新仇,今后的新世局殊难乐观。
新世局因冷战结束而展开,但新秩序的建立非若初料之容易。美国人欣喜冷战胜利,却不知胜得很惨,那天文数字的国债,有一大部分由于军备竞赛。俄国人固然搞得山穷水尽,只好缩手;但美国人也搞得债台高筑,两袖清风。
富甲天下的美国搞到两袖清风的田地,哪有余力来领导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呢?当年可以来一个马歇尔计划,如今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当年越战费用,全数包下,而今出兵中东,只好到处伸手矣。谁会跟没钱的老美走呢?新世局的发展断非华盛顿所能掌握与控制。
从长程看,西德将东德的经济扶将起来之后,实力大增之余,来一个“东进政策”,与俄国合搞什么“经济共荣圈”,岂是西方诸国所乐见?但是不乐见,又奈何?最近柯尔与戈巴乔夫杯酒言欢,眉来眼去,已招西方许多人物议,但物议又如何?
从短程看,西德必将在东德投下大量资本,无暇兼顾外国,自在意料之中;中东海湾危机,美国要向西德分摊军费,德国人老大不愿意,溢于言表,已可见端倪。至于负债累累的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借不到如意的马克,更是意料中事。德国统一的羽翼未丰,日耳曼的子民也许不得不低头认账,但既丰之后又将如何呢?
德国的统一将牵动世界权力与秩序的组合,是迟早的事、是可以断言的事。不能断言、也难预测的是什么样的秩序?什么样的组合?
一九九〇年十月九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叶沛婴)
今年农历五月初九日,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先生的百岁诞辰。百年劲松,一代人瑞。到时,满门桃李,全国知交,齐为马老称觞上寿,并选刊先生著作及祝寿文章,永志纪念,诚属稀世盛举。
马老任教南京中央大学时,我是经济系的学生,忝列门墙,亲承教诲。他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我又在他领导下担任教职,深领教益。现在回忆马老在重大时的一些事迹,藉申平生仰慕之忱,并祝吾师健康长寿!
马老于一九三九年春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任重大商学院院长。他为办好商学院,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人才而宵旰勤劳。他家住重大教员院,每天上午到院办公,并亲自讲课。全院有关教学、行政乃至向国外订购图书等事,他都一一躬亲处理。
马老到商学院不久,即倡议组织教师聚餐会,每月一次。目的在了解教学情况,团结教师,共同搞好教学工作。会上大家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这种融洽的聚餐会举行过好几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马老对全院教职员工,相见以诚,相待以礼。记得每年春节,他总一早就到员工宿舍一家家去贺年,慰问他们一年来的辛劳。
马老接近学生,喜欢听取他们的各种意见。对学生意见较大的教师,要亲自去听课。因此,教师们对备课、讲课都很认真,也不敢随便请假缺课,从而在商学院建立了比较好的学风。他时常邀请著名学者来院讲学,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就曾两次来校讲授决算表等会计问题。潘先生课后来不及回城,马老招待他住在教员宿舍,亲自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备极周到。
马老非常爱护学生。他不仅能叫出全院学生的名字,对他们的学习、思想、生活也很了解。有些战区学生患了病,他就介绍医院让他们去住院治病。
一九四〇年夏,日本侵略军的飞机昼夜轰炸重庆(当时唤做“疲劳轰炸”)。学期终了时,学生要求免去大考。教务长、训导长表示同意,理、工两学院都决定免考,惟马老不同意。训导长王克仁说:“教育部已经同意免考,商学院何必例外?”最后,校长叶元龙做出决定:商学院是否考试,由马院长决定;其他两院可予免考。后来,商学院利用一早一晚,坚持举行了期终考试。因为马老对学生的要求高、考核严,所以商学院的学习空气比较浓厚,基础知识也学得比较扎实。
马老勤奋好学,处处以身作则,为全院师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重庆那时天天遭炸,空袭时,我们都躲入防空洞,马老却常站在洞口,手不释卷,利用那一线亮光,认真阅读。某年暑假,我寄住在他歌乐山寓所有一个多月,每每见他翻阅中外资料,撰写文章,直到深夜。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使我深为感动。
重大商学院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以及许多政治性的活动。都是在马老支持下进行的。如邀请校外民主人士讲演,反对训导长压制民主,要求增加战区学生贷金等等。那时,马老的思想已倾向进步,来往的多是知名的民主人士如沈钧儒、郭沫若等。他的思想很自然地影响了学生。在全校,商学院学生的思想,突出地显得进步。不过,相对地,反动势力也比较猖獗,所以,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马老当时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问题。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政治黑暗,抗日战事节节败退,而孔祥熙、宋子文等四大家族,却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置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循至滥发钞票,形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财政经济,危机四伏。马老目睹时艰,痛心疾首,自感义不容辞,便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并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马老不畏权贵,敢言敢怒,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启发了青年学生的斗志,更鼓舞了前后方军民的爱国热情。这种正义的呼声使反动统治集团胆战心惊,坐卧不宁。
一九四〇年初秋,蒋介石侍从室通知重大校长叶元龙去见蒋。一见面,蒋就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又说:“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命叶元龙下星期四陪马寅初去见他。
叶校长回到学校,告诉了我,要我转达马老。我确有难色,但又不便违背叶的嘱托。当日,我就上歌乐山见马老,告知此事。马老听了很气忿,没有立即作答。天色已晚,我就住在马家,但心情沉重。翌晨,马老对我说:“叶元龙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要我去,除非宪兵来请。”我下山返校,将马老的话回复叶元龙。我又说:“马先生意志坚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勉强。”叶沉吟不语。我又说:“你去见蒋时,就说马先生有病如何?”叶摇摇头,说:“马先生明明在上课,我怎么能说他有病呢?”叶元龙深知马老为人,从来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不能再劝。
下一个星期四,叶元龙一个人再去见蒋,小心地应付了几句。蒋介石亦知用高压手段无效。最后对叶说:“我要同马寅初谈谈,你叫他以后再来看我。”
威胁不成,改施利诱。过了一些日子,中央银行会计处长金国宝来找叶元龙,说奉孔祥熙之命,敦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要叶陪同前去。叶深知马老刚正不阿、不屈不淫的性格,忙道:“你万万不可以给马先生说这个话。”可是金还是去了,果然扫兴而归。
不久,马老又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做了一次公开讲演。他不仅骂了孔宋贪污,发国难财;还骂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蒋介石老羞成怒,用法西斯手段,托辞派马寅初到第三战区考察经济,命宪兵团长胡某把他逮捕了。马老被迫离开重大后,被监禁在江西上饶和贵州息烽达二十一个月之久。
事件发生以后,叶元龙决定:商学院院长名义不动,在马院长离校期间(实质是被监禁,而名义还是派去考察经济),由他本人兼代院长职务。为了照顾马家经济,马老薪金仍由会计室按月照付。那时,我经常去看马师母,并告:“府上的事,我当负责照料,有事可以找我。”
一九四一年三月,商学院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以庆祝马老六十寿辰为名,掀起了著名的“祝寿运动”,登报通知他的亲朋故旧和学生,谋求扩大影响,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营救马老恢复自由。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见报大惊,打电话找叶元龙去。一见面,就说:“这样做,置委员长于何地?”严词责令叶回校制止。但是由于学生的坚持,祝寿大会如期举行。
三月三十日,学生提前举行祝寿大会。这一天,从重庆城里到沙坪坝重大来祝寿的人很不少,有沈钧儒、邹韬奋、《新华日报》社潘梓年、重庆各报社记者以及马老的知交和学生。寿堂设在理学院二楼大教室。正面高悬红底金字大寿幛:“明师永寿”。四壁满挂各方致送的寿联寿幛。其中有两副极为珍贵的对联:一副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书赠的“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出自董老手笔。另一副是《新华日报》社的“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寿烛高烧,花篮芬芳,一本精致的纪念册里是手抄的马老三篇论文和纪念文章。来宾和学生都佩着特制的红寿字纪念章。祝寿会开始,由商学院学生赵国恩报告筹备与受阻的经过。来宾张西曼致祝词。他说:“今天的祝寿会上不见寿公,使我们无限感慨!”又说:“马先生敢言敢怒,值得我们学习。”最后以茶代酒,遥祝马先生健康长寿。筹委会又倡议醵资兴修“寅初亭”,当场受到各方的响应。此亭于数月后,在重大校园梅岭建成。
马老被捕后,校长叶元龙就一再呈请辞职,于一九四一年暑假批准,由梁颖文继任。消息公布后,学生群起反对。梁于接事后一星期即被学生轰走。蒋介石得报大怒,下令解散重大。梁颖文带领宪兵于夜间包围校园,逮捕了骨干学生三十二名,学校经费奉命停发,暑期留校学生(多数由战区流亡来渝,无家可归)一律于二小时内撤离,校舍由宪兵接管巡逻。当时,学生仓皇出走,偌大学府只见一片混乱凄凉。但是,反抗的怒火却正在人们的心底熊熊燃烧,预兆着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两个月后,重大复校,撤换了梁颖文,由张洪沅继任校长,刘大钧接任商学院院长。许多进步学生不准注册上课,被无形开除;有些人则记大过后方准注册。
一九四二年八月,蒋政府迫于中国共产党、爱国民主人士和重大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老释放回渝,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一九四四年,马老终于能返回重大商学院上课。他利用讲堂,照旧抨击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具见马老的斗争精神。
回想四十年前,我们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庆祝了马老的六十寿辰,发扬了马老临危不惧、刚正不阿的气节;也显示了重大学生和民主人士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从而伸张了正义,使马老能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教育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今年,我们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庆祝马老的百岁寿辰。马老的高风亮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当年所遭受的迫害和诬陷,已经彻底平反;他平生的各种正确主张,如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经济综合平衡等,也已经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已次第见诸实施,这是特别值得庆贺的。我忝列门墙,又追陪共事有年,得两次躬逢祝寿大会,衷心欣慰,实难言宣。谨写此文,再次恭祝马老健康长寿。(徐修梅整理)
(《文史资料选辑》第七三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任启圣)
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后,章太炎先生见日本步步进逼,蒋介石不愿抗战,拟赴华北游说张学良、吴佩孚诸人奋起抗日。乃于一九三四年携同孙中山时代,曾任大本营之军务部长龚振鹏到北京。时吴佩孚新由四川来京,亟图再起,但手无实力,一切尚须张学良支援。一日先生在吴佩孚宅中正高谈抗日,适前教育总长东北人刘哲在座,吴问刘奉军入关人数,刘答二十余万。吴曰,曹操下江南号称八十万,周瑜以五万破敌,今日奉军尚多,何以不敢抗战?刘大怒曰,此是《三国演义》所说之事,与今日时代不同,拂衣而去。先生见事无可为,遂返沪不谈国事,决心讲学。旋应苏州国学会之邀到苏讲演,听众逾千。先生喜曰,吴人慕吾名,故听众踊跃,又以其师俞曲园曾居苏,乃在苏州城内侍其巷购房一所为讲学用。先生夙婴鼻疾,曾在协和医院割治无效,蒋介石闻之赠予现金三万元,先生不受。居正、张继等人乃改用中央党部名义赠之,谓先生为同盟会创始人,与后来改组之国民党有关,此为敬老计,非蒋氏一人之私,左右亦劝先生以此项赠金移做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鲁迅谓先生晚年接收馈赠,或即指此。先生以经费有着,原屋湫隘,不堪讲学之用,乃在苏州城中心锦帆路另建新楹,计楼房两幢,讲堂数间,又在外租赁宿舍一处,供外埠学生住宿。原拟每人每季收学费二十四元,至此则完全无须收费,已缴者照数退还。此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办之缘起也。
一九三五年暑假开始,共招学生七十二人,籍隶十四省。江浙人居多,北方人甚少,计甘肃一人,山西三人,山东四人,辽宁一人,河北籍者仅余及陈兆年两人。先生自任主讲,每星期担任四小时,每次二小时。尚有助教多人,以前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朱希祖担任《史记》,前东北大学主任教授马宗乡担任《庄子》,孙世扬担任《诗经》,诸祖耿担任《文选》,黄蕙兰(黄侃前妻)担任《易经》。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其余则零星点缀而已。先生首讲《左传》,次讲《尚书》,最后拟讲《说文》,尚未开讲即已去世。犹记先生讲《尚书》时,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发现错误始进行驳辨,一字之微常辨析数小时而不倦,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先生不编讲义,不带参考书,惟凭口诵手写,不但《说文》、《尔雅》背诵全文,即对《汉书》颜师古注,亦如数家珍。有人说,国学家第一本领即是书塾,此皆幼年刻苦用功死读强记至老不忘一字,故能左右逢源,一隅三反,非今之一知半解者所能望其项背也。先生讲《尚书》毕,做总结时说:《尚书》自马、郑至孙渊如,讲通者不过十之四五;高邮王氏精于训诂,且不拘今古文,自出心裁,讲通者又有十分之一;仲容可取者只有三十条;曲园先生《群经评议》中亦有可取者,连余所得一百七八十条,又搞通二成,共得八成。其余二成,本人亦不通,有待来者。仲容与曲园意味不同,然皆敬服高邮王氏,王氏于训诂中兼校勘,仲容兼有校勘,而曲园无之,且常改古人之语,此是少年气盛,处处想胜古人,然亦不见得能胜也。清儒注《尚书》者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三家。江有思想少收罗,于今古文不大分辨,其说混杂;孙多收罗少思想,采今古文,其说不一贯;王作《尚书》后案,一以郑康成本为主,所不同者,概行驳斥,其说墨守,虽较江为可信,究非治经之道也。
余生也晩,亲见洛阳出土之三体石经“无逸”、“君奭”两篇之残片内有“又做有”,“恭做龚”,“威做畏”等字,皆可因此而校他篇,故余创获独多。余解经与高邮同其旨趣,间或过之。并非古人读书不多,智慧不够,盖当时坊间所能供应之材料只有此数。余藉地下出土之力始考证如许。若能继续出土、继续研究,或有全部讲通之一日。昔人谓《尚书》系孔子删定,篇篇可法、句句可信,余不以为然。孟子以《尚书》有夸大处,取二三策可已矣。武王伐纣杀人三亿,十万为亿,尚为三十万,杀人实不为少。《尚书》大传亦引此事,“不爱人者及其胥余”一语,正见其夸大也。又谓“贤”字当是“坚”字之误,有财者未必贤,贤者不能从“贝”也;“来”字象形似麦,而“麦”不能从“夕”也。诸如此类者甚多。不铺张、不虚伪、不取孤证,言必有征,斯乃朴学家实事求是之精神。
先生继江声、王鸣盛、王念孙、孙星衍、俞曲园说证之后,集其大成,巍然独立者也。先生讲书或谈话,凡列举人名皆有分寸可寻,而毁誉则包含其间。如汉儒郑玄,则称郑康成;王念孙,则称王高邮;至其师俞樾,则称曲园先生,不冠姓。对康南海则直称其名曰康有为,并不信口骂人。早年从事革命,推翻专制,不得不峻刻风厉,取快一时。及讲学,则一趋于平正,固儒家之态度也。
先生晚年颇留意明史,在临殁前数日尚读《明史》不缀。以明前为蒙古、后为满清,其史取材不纯,语多忌讳。尝拟另行撰述,并嘱其门人朱希祖注意。朱在各大学主讲历史多年,搜集明末清初材料甚富,为一代权威。惟其在学会讲《史记》时,颇不受同学欢迎。为考证司马迁之死日,费时数月,直至先生病殁,尚未举出。同学尝戏语曰,朱师此来(每月来苏二次)司马公或尚未死。《史记》一书有多少题材可以发挥阐述,而于司马之死日则纠缠不休,琐碎支离不得一当。记其挽先生联云:“一代大儒尊绛帐;千秋大业比青田”,语极庄重,然与朱浩联语相比似又逊一筹矣。浩,苏州人,学问渊博,颇得先生器识,因藐视诸助教,甚少听课。及先生殁,浩亦挽以联,上联为:“赐尔来何迟也”,下联为:“禹吾无闲然矣”。运用自然恰合身分。余以同学关系,曾交谈数次,其人面目俊秀,言吐风雅,惟恃才傲物,旁若无人,盖亦狂狷之流。朱联以青田比先生亦有所本,盖先生前颇以刘伯温自况。民初被袁世凯拘禁于北京龙泉寺时,日书死字,并愿死后埋骨于刘墓之旁。经人疏通刘氏后人,颇表同意。迨先生病殁,国民党明令国葬。章夫人以伯温原籍青田县,交通不便,拟安葬杭州,与湖山不朽。次年淞沪战起,乃将遗棺权厝于锦帆路本寓后菜园。解放后经浙江人民公葬于西湖,与章夫人原议甚合,然非先生本志也。
一九三五年冬,天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到苏为其父碑文事面谢先生,并问先生中国能亡否?先生答曰,若以单纯中国历史来看,国民党政府所造亡国条件俱备,但今非昔比,尚须看国际形势如何。倘亡国之后,愿吾子孙世世勿受其禄。此语涉及国民党,当时报界皆未敢刊出。先生在苏出语亦颇谨慎,在讲堂中绝不牵涉政治一字,同学至私室请教之,亦皆一笑置之。如询同盟会事,亦只云孙中山聪明敢干而已。其他则一概不谈。
一九三六年旧历四月,章夫人为其生母在苏州郊外穹窿山某寺祝嘏,同门师生全体前往,寺中备有素餐。临行前,章夫人语同学,诸君按日上课,用功过于劳累,趁此初夏季节,入山游览,大可开拓胸襟,若谓上寿则吾不敢。是日乘专轮前往,与余并肩而坐者为龚君振鹏、朱师希祖,舟中叙先生逸事甚多。及夜晚返城,忽报先生病笃。章夫人尚留山中,闻报亦赶至。李根源先生时居苏州,常与先生往还。一日忽传集同学分班至先生病榻前举香站立,口诵阿弥陀佛,以四人为一班,每班站二小时。至余值班时,约在某日下午四、五点钟。先生已入昏迷状态,痰声如锯,次日即逝去,享寿六十有七。先生精于医,其门徒孙世扬亦精医术,而皆不能治,或诊鼻痈毒菌侵入脏腑所致。当备金丝楠棺一具,价一千元,即日入殓。章夫人就灵前语同学,大师虽去世(学会中人皆称先生为大师),学会则照旧办理,继续完成大师遗志,愿诸生在灵前签名。同学以新丧,又受章夫人之感动,皆签名,然亦有签后襆被归家者。而学会直办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开始时为止。
学会规定学员修业二年,由各省市文化机关团体保送,并指定作论文一篇,经审查合格后发给听讲证即可报到入学。时余在山东工作,慕先生名,乃托由山东教育厅保送到苏州。但到苏州后困难甚多。第一,先生讲话完全余杭土音,且素患鼻疾,鼻息不通,读字又用古音,听课时几若木鸡呆立。华北诸生皆具同感。迨相处日久,查对同学笔记,渐亦明了;第二,宿舍拥挤,入夜灯火通明,读书声大作,且有高谈阔论者,几至不能睡眠。一日三餐皆系米饭,迨包饭人送到,饭菜皆凉,又不合北人口味。余遂邀集华北同学十一人,另在护龙街租楼上下四间,请厨师一人专做面食,早点由个人自备,综计每人每月房饭费约八九元。当时同学江浙人居多,体质柔弱,北籍者亦以马宗乡及余身体较好。马君练长拳,余习太极拳,每早携华北籍之同学到王废基五三公园练拳,傍晚再至公园茗饮。星期假日联袂出游虎邱、云隐、留园、拙政园、沧浪亭、寒山寺等处,足迹踏遍苏州全市。回思前尘犹有余恋,而流光易逝,两鬓生霜,同门师友凋零殆尽,即最亲爱之甘肃李恭、河南曹君依仁亦皆鸿飞冥冥。诸同学年龄不一,程度亦不齐,最长者五十四岁,为辽宁人马宗乡;最小者十七八岁。其中有教授、有教员,有大学或高中师范生,亦有慕名而来归者,大皆好学深思之士。而先生每谓得俊才甚少,孔门三千而得名者不过七十有二,才难之叹,古昔皆同,正不必为同学讳也。
先生精声韵文字训诂之学,而尤重《说文》。同学相习成风,皆争购《说文》四五种:为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王筠之《说文句读》,桂馥之《说文义证》,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皆在所必读。以同学七十人计,每人四五种至少应购二三百部,在护龙一街俯拾即得。自民国肇建以来,《说文》已成僻书,翻版甚少,即商务、中华亦并于四部之内,朱、桂两家尤不多见。北京琉璃厂素有文化街之称,若骤购《说文》四五种、大小数百部,恐亦捉襟见肘。而苏州书肆应付裕如,苏州向日出版书之多而且集中,绝非他处可以比肩。先生卜居吴下,或亦着眼于此也。
学会虽由先生出名主办,而操持内幕者实为其夫人汤国梨。余初至苏州照例先谒师母(同学皆呼章夫人为师母),夫人谓凡来会求学者,皆属同道,我竭诚欢迎,否则虽中央大员来,恕不招待。其口气颇大,亦甚得体,又笑谓大师只是教授,并不管会事,余系会长兼庶务,诸生有事可来找余商量,不必麻烦大师,而大师亦不善于管事也。诸生一切琐事以及起居医药皆由章夫人,体贴周到,无微不至。夫人善诗词,著有《影观诗集》,曾充上海务本、爱国诸校教员。民二太炎先生登报征婚,经蔡元培等之介绍,始与先生结婚。尝谓余之学问皆系自修,并非得自章氏,虽系夫妇而谈学问机会甚少。在苏州时,先生与夫人各居一楼,除两餐时会面外,其余时间皆在读书,尚不如同学听课方便。去岁闻李老根源谈,章夫人仍住苏州锦帆路旧宅,三年前曾来京一次,精神尚佳,年龄已在八十以外。其长子习土木工程,不能传其业;次子章奇留学国外。(一九六二年四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四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民主潮与独裁风(黄回)
——谈加拿大政坛几件大事
一 民主的胜利
今年九月六日加拿大最大最富庶的安大略省举行省选,结果出人意料之外,新民主党以压倒性的赢得了大多数席位,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次新民主党在安省获得组阁权。原本执政的自由党,本应还有三年的执政期,但省长见民意调查,其党正占大多数支持的上峰,而明后年面临的政治风浪不少,恐不上算,故大大提早省选。如获选连任,则三年可换来五年的稳坐江山,可是并没有提出令选民信服的充足理由,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一败涂地,省长本人的议会席位都被扫地出门。这种败绩实足为投机政客诫。
上次选举自由党在一百三十席位中占了九十五,而这次竟跌至只有三十六;上次仅获得十九席的新民主党,这次则暴升到七十四席。当一个半月前,宣布举行省选时,据民意调查执政的自由党获五成的支持,新民主党只得三成,而掌权联邦大失民心的进步保守党,只获两成支持。随着竞选活动的展开和选期的逼近,自由党的声望逐渐下落,而新民主党则稳步上升。直到选前三天,新民主党竟超过自由党一大截,获选民百分之三十九的支持,而自由党跌至百分之三十三。党魁急不择言,见选民担心加税,故宣布如再获选连任,将减少整整一个百分比的税,(好大的恩惠!)又说如新民主党获胜,你们的子女将挨饿。这些失言,影响民心的向背。一般选民无定见,受竞选活动表演的影响至大。这正说明了选民对政党缺乏一贯的认识,不知客观衡量政党多年来的表现而予以总评,多半受一时表演的激动。一般说来,此间选民知识水准不算低,但仍缺乏一贯客观的判断力,易受煽惑,足见民主制度之难行。
新民主党在竞选之初,万万没想到能脱颖而出。在投票之日,也未料到能获大胜,这种现象极其突然。现在事后分析看来,进步保守党之功不可灭。执政联邦政府的进步保守党,推行的政策大大伤害了中下阶层收入者。尤其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定,未蒙其利却大受其害,美资工厂纷纷回迁美国,造成大量失业。重税、高利率的政策,使得经济直滑下坡。缩减社会福利、教育基金,直接伤害中下阶层等等不得人心之政。加上几年来省内自由党政绩平平,又屡失诺言,竞选活动时党魁更失言。故使得选民连居间比较温和、多半受中产阶级支持的自由党也不再信任了,干脆走向另一端,支持社会主义的新民主党,以求保障,这才是新民主党大胜的主要原因。
新民主党的胜利,惊醒了资本家的美梦,个个采取观望的态度。党魁李博(Bob Rae)——新任省长怕吓跑了投资者,大力安抚工商界,表示他们愿意而且必须和各界人士合作,新政也不是能够一夜之间急促推行的。他主要的政策包括征收赚钱公司起码的公司税,百万元以上的遗产课收遗产税,对房地产投机买卖者征重税,管制房屋公寓租金的上涨,对农民和小企业者低利率贷款,提高最低工资,改良退休金制度,男女同工同酬,消除妇女、残废者、土著和少数民族在就业方面所遭受的歧视等。一言以蔽之,新民主党的新政,目标在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持起码的社会公道,发挥人道精神,让贫弱者在经济艰难期仍能保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共度难关。这样的社会主义难道是毒蛇猛兽?这样的社会主义难道是空想?这样真正以大多数中下阶层的“民”为“主”的社会主义,难道不才是真正的“民主”?
这位新省长说得好:“他因东欧国家争取民主成功而高兴,但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明证,也不以为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受摒弃的事实。”这次安省新民主党的大胜,正好说明了中下阶层的觉醒,说明了他们对极端资本主义政策之厌恶。而凡还有一线良知存在的资本家,亦不应因民主的社会主义登台而大打退堂鼓。
民主的根基和根本目标是自由、平等与博爱。一切所谓民主的制度及政策的制定,都应以此三者为基本原则。换言之,民主政制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藉以体现此三者的手段和工具而已。而唯有以此三者为根本原则为进行方向,人民才有逐渐达到真正当家作主的可能,“民主”才不致沦为空洞的名词。凡朝反方向前进的政制,都可说是反民主的逆流。一个主张人民有充分言论和行动自由,一切以民意为依归,民选出来之民主的社会主义党,不但一点也不可怕,反而还提供了体现“民主”的最大可能。世界上多少西方国家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党执政,或社会主义者在政坛上有很大的反对党势力,但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走向贫穷的道路,反而还国泰民安。最显著的是瑞典、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它们明显的特征是不但最大多数人的自由受到保障,而且平等与博爱的精神得到更高度的发扬。这岂是目前英、美、加由保守的资本主义党执政,可能望其项背者?
美国《华尔街日报》见新民主党在安省大胜竟云:“难道安省的选民愚蠢到连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这一回事都不知道?”这显然是低水准反共反昏了头的记者,不分青红皂白故做惊人之语。明明在欧洲死亡的是共产主义,好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都还健在得很呢。美、加这种缺乏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恰恰需要一点社会主义的药方,才能减少拿贫弱当掠夺钱财的祭品之病态“文明”。人人都只有一条命,只能活一次、过一个人生,口口声声以“人”为“本”,重申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绝无任何理由让这部分人为那部分人的利益做祭品。无意造成的,应力谋补救;何况不少是由有意的政策造成的,该当何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加一直名列世界最富有的十国榜内,何能容忍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挨饿?何能推托缺财源来解决问题?显然是分配应用的制度有问题。这次安省民主的社会主义党当选执政,欲把财源供奉的方向调整,减少锦上添花、多做雪里送炭,以大多数中下层人民为主要着眼点,故这岂止是社会主义在北美的振兴?简直就是民主的胜利。
二 独裁的横行
甲 议坛风浪
加拿大从一九八四年由进步保守党执政以来,以减低政府财政赤字为主要施政目标。用减少社会福利、教育基金和改税制加税为手段,但并未积极创造就业机会,故造成贫富差距加大,民怨不绝。最近更由保守党占大多数的众议院强行通过了货物与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但必须交由参议院审核通过才能实行。参议院由反对此税案的自由党员占多数,届时势难通过。故总理穆隆尼临阵磨枪,在开会前两、三周内,连续任命了十五位赞成此税案的保守党员进入参议院,补足参议院的缺。可是仍然比自由党员少了六名,仍无把握获得通过。故他在开会前两、三天更临时抱佛脚,史无前例地援用百年前即一八六七年订的,从来没有任何总理引用过的英国北美法(又称宪法法案)内的条款——危急事件有必要时,可额外增加八名参议员之规定,火急电请英女皇批准后,特别外加任命了八名保守党参议员,造成五十四位保守党员对五十二名自由党员的优势,务求货物与服务税一定通过。
但从加拿大自订新宪法后,此北美法案仍否有效还成问题,况且此次能否被视为“危急事件”亦是问题,此为其一;按宪法规定,每省的参议员人数不得多于众议员,穆隆尼总理却枉顾宪法,在纽布朗士省内指派多了一名参议员,使该省参议员人数多于众议员,此其二;按一贯往例,货物和服务税由省府征收,联邦政府有否征收权仍是法律上的疑点,此其三。目前加拿大最大最富的几个省分,安大略、卑诗、哥伦比亚及亚尔伯塔的省长,均强烈反对此税制,而卑诗及亚尔伯塔已就此中情况择其一二,上诉法庭控诉联邦政府违宪,等候聆听审议中。但目前安省十名自由党员和一位律师上诉地方法庭,法官竟判总理的任命未违宪,足见法律条文的诠释大有出入的余地,难保法官一定公正,因此他们表示将再上诉。
此税制的要义乃将原先加在货物销售者及服务者——即公司、工厂等身上的十三点五税率取消,改成百分之七而征收到消费者的头上来,其涵盖极广,几乎动辄得“税”。不分贫富,税率相同,故对中下层收入者打击极大,至为不公。本来近年来政府行高利率制,逼使经济更衰退。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一再声称进入衰退期,劝执政党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如对消费者再加重税,则将更进一步促进经济萧条。但总理及财政部长不以为然,不认为是进入衰退期,而说是经过过去几年的高峰,现在暂时的平和停滞现象而已,这是再度兴旺的前奏。俨然一副我有权在手,我的学问就一定比你们大的嘴脸。这税制不但两个在野反对党强烈反对,而且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政府到各省举行的听证会,所得到的回应是百分之八十多的人民反对的怒吼。或许说政府对人民加税,自然人民没有会赞成的。但话也未必能如此说。新民主党要在安省实行新政,那些政策措施,花费浩大,人人知晓政府最可能加税,但选民还是选了他们。由此说明人民不一定怕加税,问题出在税加在何种人身上?公平不公平?拿到的税收主要用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近几年来全国民意测验,穆隆尼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声望一直屈居第三,敬陪末座。最近一次更再打破加拿大有史以来最不受人民欢迎的纪录——只得选民百分之十五的支持,但穆隆尼仍然露出一副我大权在握,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是“民”我是“主”,你不懂治国,你也不懂什么对你好,你怎奈我何的嘴脸!霸气十足,藐视民意,一意孤行!这不是“独裁横行”还能是什么?
参议院里的自由党员因处于劣势,但却确知绝大多数人杯葛抵制议会的进行。在刚恢复开会不久时,自由党员全体退席的情况下,议长可能受了总理面授机宜,反对党全缺席且完全未经讨论,竟敢宣布进行投票,完全违反传统和民主规则,在自由党大为震怒下,才未能得逞。因参议院的议员均由历届总理任命非民选,故穆隆尼总理指责:非民选的参议员阻止民选的众议员之决议案为“反民主的行为”。但问题出在民选的众议员做出大反民意的决议,而非民选的议员反而维护民意之伸张,这该当何说?民主的根本要义难道不在“民意”,而在形式上的代表制上?对于民意代表的反民意行为,人民一旦选了他,就无权无能阻止他?如果说自由党参议员的行为是“反民主”,那也不过是“反民主的程序或形式”而已,但保守党反的却是民主之所以为“民主”的实质之“民意”。反民意而行的行为无他,“独裁”而已!如今此案仍在僵持中,自由党宣称将继续拖延至圣诞休会绝不让过。如果真的拖到闭幕仍不能表决,则明年无法开始实施矣。
乙 土地尘滚
居住在法裔魁北克省的印第安人,七月间因土地问题与当地政府起争执,而到处设路障抗议。该省警察与印第安人首度冲突,乱枪里一名警员中枪死亡,事情愈闹愈大,无法平息纷争,故商请联邦政府派兵支持。结果派了大批军队和坦克来拆除路障,并用军队、军车和坦克来围困印第安护土战士,局他们于一隅,欲围剿逼降。据新闻报导,军队曾限制食物运入围困区,结果国际人权组织介入才解限。又曾干涉检查新闻记者的采访,截断所有对外通话线,只留一条热线。这些都可能是违宪的行为。
被困的印第安人顽抗,不肯自动缴械出来投降,全国各地印第安人纷纷响应,引起国际普遍注意。南非民权运动领袖诺贝尔奖得主杜图和美国黑人民权领袖杰克逊均曾先后往访。杰克逊到访时,军队竟不准他入内和印第安人直接交谈。对峙了两个多月,发生了不少冲突,双方伤损不少。幸好军队自我克制,更幸好印第安人最后能保持理智,故未酿成进一步的命案。他们可能见已引起国际普遍关注,政府亦答应还其土地,和平谈判解决。印第安战士终于放下武器走了出来,暂时缓和了这场大风波。目前隆隆的坦克车声虽已远去,但辗过印第安人保留地掀起的滚滚尘埃却未落定。问题还有待解决,危机有再爆发的可能。这种用坦克军队来对付自己的国民,用暴力要挟恐吓来逼人民就范的手法,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大概就不算是“独裁专制”的手段了,而是适合西方国情,典型的“民主”方式矣!
丙 湖水干枯
三年前,总理穆隆尼鉴于杜鲁道当政时协议颁布的宪法,未能博得法裔魁北克省的同意,其省长一直未签字,联邦未能达成全体和谐合作,故乃召集各省省长于风光明媚的米茨湖畔,共同商议,草成了修正宪法的米茨湖协议案(Meech Lake Accord),并约定三年期限,至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前,各省长代表签署,则正式通过成为法案。
该协议对魁北克省让步,承认其为“独特的社会”,并且加大了各省地方的权限,表面上看来,似为全国都同意了,国家真正合作统一了,实质上则更趋于分裂各自为政矣!尤其对妇女、土著、少数民族、新移民等的权利和保障无明确的肯定。三年期间变化颇大,若干省议会改选,省长易人,保守党失势。其中纽布朗士威克、缅尼吐巴和纽芬兰三省均表异议,要求再行修改,否则碍难同意。但联邦总理却一直按着不表,不从早计议,一直拖到截止日期即将来临的前两、三个礼拜(又是临阵磨枪),才逐一约见各省省长,分别单独关起门来密谈,不让新闻界参与聆听,谈些什么也不向全国人民表白。结果反对的三省答应他,再让其省议会重新表决。纽布朗士省终于通过了,缅尼吐巴省则因印第安议员坚决反对,无法投票而相持不下。眼前即将到期,联邦乃暗示或可给予延期表决。至于反对最烈的纽芬兰省则全不知情。总理对外大加压力,一再表示如此协议案不通过,则魁北克省将独立,国家将分裂衰退,这是存亡之秋,国人必须醒悟。对这两省更大加压力,造成此两省为破坏团结者的形象。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缅省印第安议员坚持到底不首肯;而这边则惹火了纽芬兰省长,本来早有决议不赞成米茨湖协议的,并不一定需要重新再行表决,故干脆宣布不再投票了。结果到了六月二十三日,在米茨湖中培养茁长出来的协议幼苗,果然因湖水“枯干”而夭折矣!
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人民均反对此协议案,尤其全国妇女协会,印第安人及少数民族更坚决反对。这种在截止日期到来前,急忙召集省长关门密议,正如一般人形容他利用高压锅来煮熟一锅食物。这无非是反民主专制封闭的手段。置人民如身外物,更完全是扼杀民主的独裁作风。米茨湖水“干枯”协议夭折,毕竟是好事。因为这协议给予法裔魁北克省特殊地位,造成省间不平等。例如其以保存法裔文化为借口,对移民有独特的选择标准,乃可能造成种族歧视的现象。印第安土著社区才更是特殊的社会,却得不到承认。妇女、少数民族的权益没有明确保障,更可能造成不平等。这些都是开历史倒车、反民主精神而行的坏主义。到目前为止,米茨湖协议已夭折四个月了。湖水枯干,全国却风平浪静。魁北克省并未见闹独立的动乱,只是少数几位联邦议员退出原党,改加入魁北克独立联盟而已。但这次联邦政府掀起的独裁之风,令人心有余悸。这样屡刮独裁风不知何所止的保守党,万万不能再选它!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从一贯道“起飞”谈起(轩辕辙)
——另一场鸦片战争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台北一家大报“记者陈素玲”的“台北报导”说:
“多年来始终‘不便’公开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的一贯道,在七十六(一九八七)年取得合法地位后,昨天终于得以公开、盛大场面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纪念创教始祖‘师尊天然古佛’、‘师母中华圣母’传道六十周年,来自海内外三千多名信徒首次共聚一堂,缅怀师尊师母传道、授业、解惑之恩。
“一贯道在合法化以前,外界传说纷纭,致信徒已往各项聚会活动大都只能私下进行,即使在每年纪念创教始祖师尊师母传道周年的重要日子,也只能采各分区自行举办纪念活动的方式。直至七十六年一贯道受政府认可后,信徒才又积极对外展开宣扬教义活动。
“今年适逢师尊师母传道六十周年,总会决定首度以合法宗教之名,公开举行纪念大会,除邀请海外二十一区信徒共襄盛举外,也正式邀请政府官员及民意代表列席,并公开宣扬教义。”
四十多年以来,号称信徒一百六十万的一贯道,公然为它的“师尊”和“师母”举行这么盛大的活动,在台湾尚属空前;借用经济学名词,如果说此举是“一贯道起飞”,也许一点也不过甚其辞。
四天之后,另一家大报报导:
“仅小学学历的五十岁男子苏黄振井,涉嫌私设神坛,以‘一贯道’名义诱骗数十名女子加入其‘第一家庭’,遂行杂交乱伦诈财勾当,案经调查局高雄县调查站六日查获,发现有母女共事一男,诱骗幼女婚配等情事,并有十余名私生婴儿,调查局现正扩大侦办中。
“调查局表示,苏黄振井利用神怪之说,诱骗无知女子之财色,目前已有十二名被害女性或家属前往高雄县调查站指认,据查尚有数十名受害女子,苏黄振井亦坦承有诈财骗色情事,但他否认有生子之事。
“调查局调查,自七十(一九八一)年起,苏黄振井即假借‘一贯道”名义,在高雄县大社乡嘉诚村水哮巷二十三之一号,设立‘华一金堂’,并于大社乡中山路设一女子美容院,以‘天命之师,身带天命’自称,是皇帝转世,信奉‘明明上帝’、‘玄玄上人’、‘天然古佛’、‘天然圣祖”等神明,要求信徒称其为‘老师’,强调‘现今七贤九祖已一起沦入地狱,人须做善事才能使自己的祖先避免沦入地狱’,并称可超拔七贤九祖,信徒若加入神坛,就必须加入其‘第一家庭’,信徒除奉献金钱外,二十三岁以上之女子,更必须与他本人结为夫妇(有实无名,二十三岁以下之女信徒,则由‘老师’为其配对,女信徒不得异议,另外,已婚之信徒加入前须先与元配离婚。”
苏黄振井的丑闻,不早不晚,偏偏在一贯道“起飞”之际爆出,无疑是大杀风景之事,害得一贯道“正宗”人士,像同在高雄县的“华山圣堂”坛主林宗兴,不得不赶紧“要求一贯道总会出面澄清”,并“激动地说,苏黄振井如果真是一贯道的道亲,则所有一贯道亲都不会饶恕他”。
从新闻报导中透露的术语看来,苏黄振井似乎正是一贯道的“道亲”。该道人士之所以不敢直截了当否认他是一贯道徒,道理也许多就在这里。
其实,苏黄振井是不是一贯道的“道亲”,根本无关恒旨。一贯道既然为“师尊天然古佛”和“师母中华圣母”举行盛大的“传道六十周年”大会,对于德行与张天然“半斤七两”的苏黄振井,又何必曲意排斥!复次,一贯道人士将德行恶劣的张天然捧到天上,而且将提拔张天然的路中一及其他前辈冷落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又算是哪门子的道理!
“天然古佛”和“中华圣母”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一贯道人士尽人皆知,只是他们既然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乃不得不帮他们文饰。不过,张天然的德行有如“秃子头上的虱子”,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张天然自称“天作之合”,固然不足以开脱他遗弃元配与子女,而公然与孙慧明姘合之事实;后来他的徒子徒孙为他发明“名义上的夫妻”之说,除了显示“辞穷”的窘态之外,也丝毫没有帮助。
张天然的恶行劣迹罄竹难书。他跟孙慧明“修道”修到床上去了,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尽管如此,这桩丑行的后患并未局限于张天然的家庭之内。因为张天然“至高无上”,上行自然下效;苏黄振井的事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如果真有什么事可以令人惊怪,恐怕只有一件,就是:苏黄振井不够狠毒!从昝道徒的记述中,可见一斑:
“一贯道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九日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北平鼓楼大街蒋家胡同五十号,开办了一次‘顺天大会’,被迫受训的男女道徒有二百多人,由大道首张天然亲自主持,张五福、宫彭玲、刘新泉、齐慧贞等道首负责具体工作,并勾结旧军阀唐天喜、潘仲瀛给办理外交联络等事。当时参加顺天大会的道徒,在这一个月‘开班训练’期间不准出院子;每天烧香、磕头,由道首宣讲‘一贯道义’……等……东西,同时并进行了酒、色、财的考验。考酒时,由天才机手刘新泉‘藉窍’装充‘八爷茂田’,又名‘大师兄’,女天才机手齐大姑娘‘藉窍’装关公。他们把一盆水掺上酒,说这是‘仙丹妙药,吃了长生不老’,叫每个道徒都得喝。有一个姓冯的道徒闻到有酒味,不喝;当时被刘新泉用藤鞭毒打,众道徒给跪下求饶也不答应。最后刘新泉尿了碗尿,说这是‘琼浆玉液’,逼冯喝了才算完。
“到了考财时,刘新泉‘藉窍’声称和一个十八岁的女道徒金小姐有‘仙缘’,当天在‘顺天会’结为夫妇,说这是‘天作之合’,并叫众道徒‘祝贺献礼’。因一般道徒随身携带的钱不多,他们便事先在院内设立专用银号,可以开条借钱,会后再还;献礼钱从数十银元到数百银元不等,道徒李德禄一个人就献礼两千块银元。他们从道徒出钱多少上,看你是否尽力献礼,这就叫‘考财’。只这一次,他们就从这二百多道徒身上,诈骗了二万多块银元。
“刘新泉和金小姐结婚后,昼夜在一个单间内赤身合卧,男女道徒每天早起还得要去到他床前‘问安’。当时有女道徒李德仲和葛太太实在看不象话,坚决要求出会,退道不修啦。道首们见事不好,怕被揭穿内幕,便坚决不准出会。随后他们用‘还冤愆’的办法,在地窖内设立假阴曹,道首们有的装阎王、有的装判官、有的装小鬼,半夜里由‘小鬼’拉来道徒,叫说出自己都有那些罪过,借口道徒有‘冤愆’便用大扁担打一顿,这叫‘还偿冤愆’;怕打的拿钱赎也行,老道徒齐建渊为赎‘冤愆’,就花了银元五百五十块。轮到李德仲和葛太太时,道首们为了灭口,藉词说她们‘冤愆’太重,给活活打死。因是‘仙佛’惩罚,便也没有人敢问;又加上都立了‘守口如瓶’、‘不准泄漏顺天会内任何情况’的洪誓大愿,出会后都不敢传说,事后弄了两口棺材,偷偷运出埋葬了事。”
一贯道人士也许仍有话说,可以辩称:这是大陆上半个世纪以前的一贯道;他们四十年来并未杀害“台湾李德仲”和“台湾葛太太”呀!也许不“错”。不过,李、葛之事不是一贯道的常态。一贯道最“锐”不可当的绝技是以“渡大仙”诈财;他们“缅怀师尊尊母传道、授业、解惑之恩”,正是“渡大仙”之绝技。“渡大仙”是一贯道的常态。尽管一贯道将它所知道的所有宗教一网兜收于它自己名下,实际上它对外教所知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因为它的主脑人物根本没有能力综合消化本来就互有冲突的“所有宗教”教义,实际上他们也志不在此。虽然他们并非个个都像自称“路中一转世”的王寿,或自称济公转世的张天然那么恶劣,但是,他们都是张天然和孙慧明的徒众,都用“三天”、“三世末劫”惑众,用“渡大仙”诈财。一家报纸说它“说穿了完全没有道理,开沙‘渡大仙’都是些敛财骗人把戏”;昝道徒说“一贯道办的是‘道’,供的是‘佛’,要的是钱”,都是一语中的。
佛教及其他宗教“超渡七灵”,通常都是限于当事人的亲属;亲属人数有限,需索也就不会没有限制。“渡大仙”不同,跟你毫不相干的人,像张飞、猪八戒、史可法、叶天士……,甚至无名无姓的“唐朝的将军”,都可以成为“道亲”花钱“超拔”的对象;而且“大仙”身价高,因而需索也高。河北一贯道徒霍永胜当年“渡了一个‘华陀大仙’,花了四条黄金”;塘沽一贯道点传师齐国瑞、徐恭才、季同文等,诡称帮助“玄蝉大仙”和“蛇龙大帝”“渡”上“理天”,期能“躲过‘三期末劫’”,“结果骗到道徒献出的黄金五十五两五钱”:在台湾,以“宝光组”的王寿为例,他以从苏秀兰那里学得的“渡大仙”骗术,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七七年间,至少骗得新台币三千万元;替王寿扮演“地才”的邱添财说,他“亲眼看到一个小女工,为了‘渡大仙’,不仅将多年的积蓄耗用殆尽,同时还举债,一共在王寿那里‘渡’了六次(‘大仙’),每次三万元,共花去(一九七七年以前的)十八万元”。
台大哲学系的杨惠南教授,为了充实他教授的宗教课程,曾亲自“下海”,加入一贯道;接受它愚弄无知道徒所“传”的“三宝”——包括“合同印”、“五字真言”(“呒!大佛!弥勒”)和“点玄关”三个故弄玄虚的把戏,也发过“虚心保守(‘三宝’之密),实心忏悔。如有虚心伪意,退缩不前,欺师灭祖,藐视前人,不遵佛规,泄漏天机,匿道不显,不量而为者,愿受天谴,五雷轰身”之重誓。他说,一贯道是“最愚昧”、“最迷信”、“最落伍”的宗教——如果它也算“宗教”的话。不过,限于篇幅,一贯道的细节在这里无法备述。
苏黄振井的丑闻于九月五日爆出之后,还不到一个星期,彰化的省立员林农工职也不甘“落后”,传出“老师传‘道’,三学生‘信道闭关’”的消息——另一与一贯道有关的丑闻。同时,高雄县长余陈月瑛下令成立专案机构,要彻查苏黄振井丑案;高雄的《民众日报》也发表社论,质问:“为什么外界对现已属于合法宗教的一贯道仍有所怀疑?”主张“改革匡正宗教的迷信误导”。
余陈县长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不必怀疑,只要从问题的特性一看,即问可知:她一定无能为力。国府大力查禁了将近四十年的一贯“邪道”,尚不能动它一根毫毛,早已成为台湾的第一大“宗教”,环境使然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然。”“上”官喜欢怪、力、乱、神久矣,怎能怪无知“下”民对最讲怪、力、乱、神的一贯道趋之若鹜!
马克思的话尽管并非普遍真理,但是,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却确有几分道理——即使不像鸦片,至少也像香烟、啤酒或咖啡。一贯道不同。一贯道简直就像吗啡、快克或安非他命,中毒者非常严重——不仅使生活于“劫”、“渡”和“理天”的幻梦中,而且心甘情愿地双手奉献给骗死人不偿命的神棍道首。
要“匡正宗教迷信”,空言“改革”是不够的。这是一场比鸦片战争更鸦片的鸦片战争。在“上”官们从内心深处接受科学——科学心态而非科技成品——之前,吾人实在看不出战胜的任何希望!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四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嫖客、雏妓、大陆妹(陆啸钊)
——人口贩卖与逼良为娼
日本人好色,台湾的男人,沿袭了日本的遗风,也变得非常好色,淫荡成习,也就蔚然成风了。
四十年前,公共食堂林立,其实这就是所谓酒家,诸如白玉楼、黑美人都风极一时,今天极具盛名的某百货董事长就是当时执壶卖笑的酒女;在军中则有供应军妓的军中乐园,如今也有商业巨子靠此发迹起家。
其他则如北投的硫磺浴,中山北路应美军需求的酒吧,以及以企业方式经营的艳窟,何妈妈旗下的干女儿,都是盛极一时的风光。
由于当时扫黄行动,风厉电行;色情行业,曾经销声匿迹。可是事隔未久,不仅死灰复燃,反而变本加厉了。除了原有的色情行业外,又增加了咖啡馆公然挑人、理发院变成了按摩院、视听中心和各种宾馆更提供了各种方便的场地。
为了应付这些色情场所的需求,除了一部分的公开登报征求的,另外就是姐妹淘辗转介绍的,而大部分的货源,就是那些贫困人家的女子,为了二三十万新台币,就此葬送了一生的幸福。
接着由于经济繁荣,国民经济收入改变,穷苦人家不再用得到卖女儿了,货源因此也就断绝了。
人口贩子就把阵地转移到山地村去。
我到花莲、台东,很喜欢到原住民村落去走一趟。村子里冷冷清清的,原先的草寮、平房,木屋业已盖成一幢幢洋房。整道街景变了,静悄悄地看不见什么人影。这些洋房的主人,都是有女孩子在高雄台北“工作”的。为了那一幢幢洋楼,很多女孩子,憧憬着美好的梦,走向都市,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够衣锦荣归的回乡。很多山地村的父母,都是太无知了,他们穷,他们不知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孩子大了,这是他们唯一翻本的本钱,男的送去讨海,女孩子即使不到十四岁,也透过人口贩子,卖掉换钱。驱使着那些未成年的“幼齿”,走向火坑,遭人蹂躏,这是命,这也就是山地人循环不断的梦。
现在,村里十四岁以上的女孩全不见了,喝着米酒、叨着香烟的老人,却无法想象他们在另外一块地方吶喊、彷徨、呻吟、哭泣,承受着人世最大的屈辱。有的一天接客二三十次,已经变成不折不扣的泄欲工具。可是老人们却还梦想着,自己的女儿衣锦还乡,也能像别人一样,盖起那荣宗耀祖的华厦。
村子里的那些男孩子一脸迷茫,女孩子都走了,只留下一个个孤单的他。一个个类似这样的所谓原住民的村落,就这样渐渐没落消失了。人口贩子没有了“货源”,也就不再在这个村落出现了。
都市色情市场,还是有这样的需要。这里的男人似乎没有了女人,就像没有了命。台北、高雄这两个地方的花样特别多,人口贩子还得到处去寻求“货源”。“台湾钱、淹脚目”,自然有其吸引人的地方,东南亚地区的女子,就像一股浪潮般地涌了进来。像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来台淘金卖淫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来自这些地方的赚钱查某,她们都是以观光名义入境。多者半年,少者三月,一等赚饱了钱,就拍拍屁股走了;甚至一走也就不再回台了。人口贩子,色情掮客,并不容易掌握“货源”,于是只有“寻寻觅觅”到处另求发展了。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高喊“拯救大陆同胞”这个口号,已经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不同发展的过程中,台湾是愈来愈富,大陆却像四十年前一样的贫困。探亲开放以后,两岸的接触愈来愈多了,台湾的繁荣,在有心无意的传布渲染下,台湾已经变成大陆人民心向往之的天堂,于是,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到台湾来看看。
“拯救大陆同胞”,虽然不知如何着手,台湾人却贪图厚利,真正把大陆女同胞,诱进台湾来了。前一回中共报导有两个台湾人引诱大陆女青年,而被拘捕,我们还不以为意,以为这是无中生有的消息。外传高雄有大陆妹,很多人还以为这是胡说八道,海防这么严,一定是匪谍造的谣言。这一次华西街被查获九名大陆女子强迫卖淫,身心饱受戕害,人证物证俱在,我们才知道大陆已成为另一个贩卖人口的货源集中地。我们所谓的“拯救大陆同胞”,原来是这样的拯救法子。
从这四十年来,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事情一再发生,可是我们却一再指责,这是教育问题,这是社会风气败坏,这是国民道德低落,似乎大家都避开了有关官员的责任。
一个个“理发院”招牌的设立,难道说有关单位,会不知其中干的什么勾当;应召站的妓女,难道说有关单位,会不知是些什么来路。定时孝敬,红包打点,使得许多官员就此张眼闭眼,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更胆大妄为了。难怪这次华西街大陆女被迫良为娼案件的搜查,要避开管区派出所的参与,才能一举成擒。事后传说有不少警察涉嫌,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事情的一再发生,老实说这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事啦!光是华西街一地,从山胞雏妓,到大陆少女被逼卖淫,这些事早已司空见惯,并不稀罕。有心人的游行,舆论的呼吁,虽然时有所闻。可是,这些纸上谈兵的对策和方案,真能禁得起那些残暴、无耻、灭绝人性犯罪的考验吗?
我们知道社会风气败坏、国民道德低落、全在价值观念的偏差和认定。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者,不能率身以正,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今天,社会风气败坏,国民道德低落,那只是一个果,遭致这个果发生的因,就是根本没有人来负责,没有人来承担这份责任,这是政治伦理的低落,也是政治纪律的废弛。
首先,我们要认清的,既有雏妓,必有嫖客,据内政部警政署,自民国七十六年三月一日实施正风方案以来,共查获八百四十名雏妓,这八百四十名雏妓,一天接客二十次,一天就有一万六千八百人触犯奸淫幼女罪,对这些丧心病狂的嫖客,有关单位,有否负起责任,严加惩罚,绳之以法。
同时自正风方案实施以来,警方共查获七百八十二人涉及人口贩卖的人犯,这些人犯究竟受到怎么样的制裁?今天如果有关单位对这些人犯不加追踪严处,并提出具体方法防治,那么警方的取缔,只有提供了一些数字,“正风”也者,也就成了官样文章。
目前法务部于刑法修正案中,拟增列条文对于意图使妇女卖淫而强卖、和卖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与现行窃盗罪最高刑处相同,盗物与卖人逼良为娼,具相同反社会价值,如何能有效遏制人口贩卖呢?
最后,对海防之松懈,我们尤其惊讶,如今不但大陆妹私运来台,甚至连海洛英、枪枝也走私进来,这是治安方面一个极大的缺口,设或警备力量不够,为何不增加预算,切实防范?
凡此种种,这四十年来,逼良为娼,人口贩卖问题依然。而“扫黄”、“正风”也未见实效,很多人说这是教育文化未能扎根落实,功利主义却普及人心,伦理道德已沦丧殆尽,司法审判又淹禁不决所改。我们承认这些话都有道理,可是相同的犯罪事实,多年来始终未能根绝,为政者是否已尽匡正救济之责,是否有承认错误,改正缺失的勇气呢?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天下安排,匹夫有份(何永佶)
——宪法平议之一
本来预备为《大公报》撰述《宪法平议》数篇,但看了近来的许多事象,就觉得心灰意冷,自问:“有什么用?”写,你尽管写,人家还是干人家的。国民大会开会在迩,中国能否成为统一的民主中国,就看这会开得怎么样,而这会开得怎么样,端在所提出之宪法草案如何。经友人数度之迫促,又不得不重拾旧线。
现在关于宪法问题之各种争论,可以说都源于对于“法”之观念不同。我们之所谓“法”,是一种上面控制和束缚下面之一种东西,其字古从“廌”、从“去”、从“水”,即以兽之角触去犯法之人,而务求其水之平之谓也。职是之故,我们之所谓“法”,十之八九是刑法,是如何始能打老百姓屁股,砍老百姓脑袋之一种规定。西洋之所谓“法”,是一种大家照着办事之规章,公家的事要怎样办理才能办得好之一种规定。由于这两种观念之不同,遂发生对于《宪法》不同之见解。这个不同可于中国古有“干宪”之一词,与西洋所谓Unconstitutional(违宪)之分别见之:“干宪”是犯了大法,须处以“大辟”“凌迟”之罪的;“违宪”(在美国及其他联邦国家)不过是某种法令不合宪法之规定,而经法院宣布其无效而已。
今日国人一提到《宪法》,就想到一张白纸上涂着无数的黑字,与其他白纸黑字无大分别。惟现代国家所谓《宪法》,其所以异于其他法律者,正在其不是一张涂满黑字的白纸,而是使一大堆人成一有机体的生命原力之安排,有之则此人群成一有机体,无之则只是“一盘散沙”。照这个说法,不只是一个国家须有宪法,甚至一牛一马亦不能不有一《宪法》(Constitution,即其内部生命原力之安排),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有之则成能动能叫之有机体,无之则只是几件骨头几块肥肉之集合而已。一牛一马之所以能成一机体而不只是骨头肉块的集合,端在其身体内各部分均能参加全体之活动,全体离不了部分,部分亦离不开全体,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假如此机体内有些部分不克参加全体之活动,则其对于此机体为无用之多余,无用之多余不是要脱离个体(如脱去之皮),即会变成其里面之毒素(如盲肠)。如此说法,我们始能懂得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民权”“民主”,因为唯有使“民”成“主”,使“民”有“权”——使人人有参加政治生活之机会——然后国内始无盲肠;无盲肠,然后国家始能康健。“民主”者,只是尽量使国内没有盲肠、没有无用的多余之意。假如一个国家内的政治安排,使得只是互相牵引的少数一批人能居高位握大权,大多数人不但不能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且无看得见的机会、无客观的途径去参加,则这大多数的人将变成国之盲肠,迟早会影响于全体之健康。与其因为其做了盲肠而遂必须割之杀之,何如先就不使其成盲肠,而使之成为国家不可少之部分,占全体之或大或小之一份儿?能够使国家成为这样的便是民主的宪法。所以一国之宪法,与其说它是一张涂满黑字的白纸,毋宁说它是能使国内人民对于国家,实在有而且觉得有一份的一种政治安排;与其说它是一法律问题,毋宁说它是一政治问题。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未尝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权”,亦未尝说过“天下安排,匹夫有份”。选举的真正意义是使张三李四觉得这国家他也有一份,中山先生所以推翻满清,提倡民权,其用意亦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近人好称道美国,羡慕其民主,见其总统巍巍在上,遂以为美国之富强,“总统制”为之也。又见其总统之外,有国会;国会之外,又有大理院,“鼎足而三”,犹以为未足,加二而成五焉,且以为美国既以鼎足而三而致富强,我而鼎足而五,不尤愈乎?不知美国政制殊非鼎足而三,掌有最高行政权之总统,可以由掌有最高立法权之国会弹劾而令其去职,然总统不能去国会之职,亦不能去任何议员之职。国会自行集会,自行散会,不受总统之支配,当其讨论议案,不受总统到场“指示”。总统虽可否决其议决案,然只要有议员三分之二赞成维持原案,总统亦无如之何,势须公布之成为法律,最后胜利仍属国会。在美国宪法上,只见其国会可予总统以种种限制(如批准条约、任用官吏等等),然除上述国会最后可以克服之否决权外,不见总统能予国会以任何限制。美国之司法机关亦非与总统国会成鼎足之势。大理院之法官由总统经上议院同意而任命,其用以维持生活之薪水由国会定之,做得不好,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之程序来弹劾法官而使之去职。大理院内之各级法院纯随国会之意旨而定,国会要它们而给以经费,则存立;不要它们则可随时通过一议案,而废止之,掌有最高司法权之大理院亦无如之何也。大理院唯一可以与国会抬杠者,只是宣告国会所通过某项法案“违宪”(下级法院自无此权,惟其此举,只是不奉行不依着该法案而惩办被告而已,初未尝谓该法案不成法律,大理院在没有收到关于该法案之诉讼前,初无权说那法案怎样,国会犹可以避实就虚,修改字眼,再通过与前案差不多的一道法案,然后大理院亦不能不遵办也。综观美国宪法全部,只见国会可以去总统及大法官之职,而不见总统及大法官可以去国会议员之职;国会予总统及法官之限制重重,然总统及法官所能给予国会之限制,最终最后并没有什么,而谓美国政制为三权鼎立,因而我们也要五权鼎立,吾诚不知其何所据而言也。又谓美国总统之权大于英国之内阁总理(实际上正相反),因而赞成我国亦采用“总统制”,吾亦不知其何所据而言也。
美国政制非权力“鼎足而三”也明甚。英国更非如此,此点不必在此赘述,只须引英国宪法史上之一佳话,便足以证明,曰:“英国国会只有一事不能做而已,即是变男人为女人,变女人为男人是也。”英国巴立门承受了英王无限制之权力,在十八世纪时以抽税等等法案压迫美国十三州之人士,革命随之而起。成功后,美国宪法起草人即是革命党人,咸感议会无限制之权力之可畏,初不减于一个人无限制权力之可畏性。故设有世人好称道之“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这些原只是范围住立法权,其意只是使其不能什么都可以干而已,不是在其可以干的事项中,天天与立法机关抬杠扯腿之意。在其可以干的事项中,立法权仍是至高无上、仍是完整不裂,行政与司法机关且须奉命惟谨而遵行之。其宪法上之貌似三权鼎立而实非鼎立之种种规定,只可以视之为限制国会之权力,不能视之为分裂国会之权力,盖一个国家之完整全靠其立法权之完整(所谓“政令统一”),立法权分裂之国家即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数个国家。
美国政制既不若世人所想像的“三权鼎立”,然则其精义何在?曰:在其国会之构造。美国十三州原是十三个独立自治区域,地方有大有小,人口有寡有多,要化十三为一时,势必须使十三个州之每个州都有参加中心政治生活,都在中央政权中占有应得之一份,然后各州始肯来。但什么才是应得之份呢?什么才是应得之代表数目呢?若云不管州之大小,一律予以同等的代表数目,如现在的国际组织然,则小州众多,势必得势,而大州不肯来。若云以人口多寡为准,则大州人口必众,所得之代表必多,凌驾乎小州之上,则小州不肯来。为欲使大小州都肯来,所以在上议院内给予每州,无论大小,以同数目的代表(两个),故小州高兴而肯来了;在下议院以人口多寡为准,大州较众的人口可以多得其照人口标准应得之代表数额,于是大州也高兴而肯来了。全国各部分都有平等参加中央发号施令之机构(立法机关之国会)的机会,美国便成了一各部分都有份,休戚攸关之有机体。
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法权分裂,因而国家分裂,然战前南方既得同样的代表权,战后亦不丧失其同样的代表权,南方初未尝因战败而沦为殖民地,在中央政权中亦未尝丧失其发言权。盖美国人深知欲国家之不分裂,只有使各部分有通过选举,而得之平等参加中心政治生活的机会之一法。中国从前亦有一法,惟不是选举而是科举,地方之参加科举,犹如美国之各州参加选举。从前中国中央政府要惩罚地方时,则停止其地之应试权,如拳匪乱后停止山东应试,可为明证。
今日中央政权既非通过客观标准之科举,亦非通过客观标准之选举而获得其普遍代表性,则以后将以何法拉拢地方?从前西方之罗马帝国就因缺乏、一种制度,可以使其极东之叙利亚与极西之不列颠利亚,都对于帝国之中心罗马同样感觉兴趣而致崩溃。今日之英国帝国亦无一种制度,可以使极东之印度与极西之加拿大,都对于帝国之中心伦敦同样感觉兴趣,英帝国之中心既无别术可以拉拢外围,则唯一方法只有放松,畀予其自治领以濒于独立之自治。然其为此也,只是对于肤色相同者始然,对于肤色不同者(如印度)则现正苦无术以拉拢。我国之中心如要拉拢外围,将来亦需要一种牢定之客观标准制度,以代替其现在之主观的互相牵引,此则有待于宪法之安排。政协会议之协议,本来是中心拉拢外围之一很好机会,现在仍未完全丧失,只要国民大会肯抓住它不使放过。否则外围各党派之肯来与否诚属问题,半边中国仍只是半边中国。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死,你也别想活!(吕佳真)
中外各种推理小说中,常见的一种破案方式,是被害者临死前,写下些字母、符号,以暗示凶手是谁,然后聪明的侦探便根据这些蛛丝马迹,逮捕到凶手。
其实这点雕虫小技,若和战国时代的苏秦大外交家相较量,那可就小巫见大巫了。
《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逃到齐国,齐宣王聘他当客卿。这种礼遇,自不免要惹起一些当朝大夫们的眼红,这些大夫们争宠失败,就想除掉苏秦,于是派刺客暗杀他。这刺客一杀即中要害,但苏秦一口气在,没有当场毙命。刺客以为目的已达到,不必久留,便尽快离开现场,因此府中卫士也没人追着凶手。齐王派人搜查,没有结果。苏秦断气前对齐王说:“我快死了,您把我分尸,并且宣传说是:‘苏秦为燕国来做地下工作的,想灭我齐国,所以处死。’这样一来,那刺客一定会出现邀功,您就可以手到擒来了。”齐王照着苏秦的话去办,果然引出刺客。
在古代那种重视全尸的观念里,苏秦情愿肢解自己来做诱饵,这种“我死,你也别想活”的心态,是何等强烈!不过,苏秦倘若遇到吴起大将军,也得必恭必敬地称一声大哥,因为吴起的手段,已高到“我死,‘你们’也别想活”的境界了。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吴起投奔楚国,楚悼王对他也是礼遇备加,吴起竭尽所能,辅佐楚王,绩效斐然。楚国的王公大臣们同样眼红,都想杀之而后快。可是碍于当朝君王之面,不敢轻举妄动。等悼王一死,这些大臣便连手攻杀吴起,吴起孤掌难鸣,眼见大势无法挽回,便跑到悼王的停尸间,伏在悼王尸体上,那些奉命来杀吴起的人,以箭射吴起,乱箭之下,殃及已死的悼王,他也挨了数箭。楚悼王的儿子一登基,马上查办这件事,于是这伤及先王的七十余家皆被满门抄斩。这下子陪死的更不胜枚举了。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那是没办法的人的作法;有办法的人,可是即刻报仇,绝不嫌早的呀!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十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论命运(周宪文)
——“科学算命”
命运的解释
要论命运,先得说明什么叫做命运?又命与运有何不同?兹先说命,再来说运。
本文之所谓命,亦即算命先生所说的命。根据普通辞书的解释,谓:“凡穷通得丧,有若或使之,非人力所能为者,皆曰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均是。盖所谓“莫之致而至”、所谓“节遇”,都是“非人力所能为”,“而又若或使之”的。简单的说,命就是遭遇。一人自生至死,其所遭遇的,有对于自己有害的,有对于自己有利的,有利的遭遇,是一人之幸;有害的遭遇,是一人之不幸。一人之幸与不幸,就一时说,是一人之运,就一生说,是一人之命(参看冯友兰著《新理学》)。这就是说,运是一时的,命是一生的。易词而言,亦可说:“流年为运,终身为命。”所以,一人要是所遭遇的幸,多于或大于不幸,我们说他的运好。反之,要是一时所遭遇的不幸,多于或大于幸,我们说他的命坏。又如一生所遭遇的幸,多于或大于不幸,我们说他的命好。一生所遭遇的不幸,多于或大于幸,我们说他的命坏。
这样说来运就是命,命就是运。两者的不同,只在时间的长短而已。不过,通俗的说法,与此两样,需要注意。即在通俗,大有认为运是“偶然的”,命是“必然的”的意思,所谓“某人运道碰得好”。“运道”既是“碰得”的,那自然是偶然的。又所谓某人“命里注定”的,那自然是必然的。这两者的性质,看起来完全不同,其实这一说法,是表面的。这就因为不论命与运,都是一种遭遇。这种遭遇,就长时期看来,尤其是在所谓“盖棺定论”的时候,一生种种,均已固定,所以说是“命里注定”的,甚而至于把遭遇这一意义都冲淡了。运就不然,因为运是就短时期说的,这中间就有许多的变化。那就特别显出“运道”似乎是“碰得”的,似乎是偶然的。这好比天气,自夏至冬,由热而寒,是一定的。这犹人一生的命。同是天气,由夏至冬,每日寒热,变化莫测。这犹人一时的运。其实,这一变化,也是一定的。由热而寒,为其著者。不过,我们在当时(即在短时期内),似乎那是“碰到”的、似乎那是“偶然”的。总而言之,运与命,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下文所论,有时只就命说,有时只就运言,为求节省篇幅,不再相提并论。
命运的本质
以上主要是说命运的意义。
接着就要申论命运的本质。这可分为四点。
第一:这是未知的,诸如上述,命运只是一种遭遇。由这遭遇两字,也可知道这是属于未知的。换句话说,已知的事,一定发生,那就不成为遭遇。比方说,我有十年的定期储蓄,明年到期,可以收入十万元,这不能算我的运好。因为这是已知的,不是未知的。这将一定发生,这不算是遭遇。假定我今年打中航空奖券的头奖,收入十万元,这才算是我的运好。因为这是未知的,因亦可以说是遭遇。再如我今天出门,约定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这一会见,也不能说我运好,因为这是已知的约定,不是未知的遭遇。假定这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是在无意中遇见的,这才可算我的运好。因为这才是未知的,这才是遭遇。
第二:这是未来的。谓命运是未知的,这很容易懂得。谓命运是未来的,那就相当费解。比方说,我去年中了航空奖券的头奖,或昨天碰到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这些都是过去的,但都是我的运。由此看来,命运也就可以是过去的。其实不然。一般所谓某人去年运好,某人昨天运坏,严格说来,这是说某人去年对于未来的遭遇是好的,某人昨天对于未来的遭遇是坏的。并不径指去年或昨天的事情而言。这因命运既是未知的,那就一定是未来的(反过来,未来的,不一定是未知的。诸如定期储蓄的年期,以及夏之于冬,都是未来的,都是已知的)。换言之,凡是过去的,都是已知的,所以这就不能算为命运。就如我在去年中了航空奖券,这件事情虽是过去的,但就中奖这一点来说,那在当时,还是属于未来的。即在当时,还是属于未知的(亦即此知是属于未来的),所以算是运。
一言以蔽之,如说一个人过去命运的好坏,这一过去,是就说的时候而言的。如就命运的本身来说,这一定是属于未来的,而且是未知的。一个瞎子,替人算命,他也讲过去,但他只说你几岁结婚,几岁丧父,绝不说你几岁走路,几岁穿衣,这就因为结婚丧父,就结婚丧父以前来说,都是未来的,亦都是未知的。至于走路穿衣,就走路穿衣以前来说,纵属未来,亦属已知,因就不能算是命。
命运的本质,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两点可说的,那就是必然的与无因的。兹分论之。
第三是必然的。由上所述,命运既是未知的,又是未来的,则其实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那就值得注意。假定说是偶然的,则照个人的解释——即谓“流年为运,终身为命”,认为命运是一样的——那就既没有命,也没有运,即无所谓命运(如照通俗的说法,即谓运是碰得的,命是注定的,那就可以说有运没有命)。反而观之,假定说是必然的,则照个人的解释,那就有命,而且有运,即命运都是有的(如照通俗的说法,那就可以说有命,没有运)。正因如此,所以凡是相信命运的人,他一定认为命运是必然的,即所谓“注定”的。世有“定命论”之说,根据即在于此。现在试举一例。比方说某甲今年中了航空奖券的头奖,这在表面看来,是偶然的(此即认运是偶然的)。可是我们站在命运的立场来说,必须认为这是必然的。那就因为某甲今年交了发财运,才中航空奖券。交运是因,中奖是果,不是因为他中了奖,才说他交了运。盖如如此说法,那就中奖变成了原因,交运变成了结果。命运既依存于遭遇,那就根本否认了命运的存在。此外,社会上还有一种所谓“运由行转”的说法(即谓一个人多行好事,可使坏运变成好运;多行坏事,可使好运变成坏运),这也是否认了命运是必然的。其实,这一说法,不是算命先生的“江湖术语”,那就是有心之士的“劝善之词”,都不足以语命运的。算命先生算命,他只是将那“未来的”,“未知的”、“必然的”事,告诉人家而已。他与人家所不同的,也就是他比人家高明的,只是人家未知的,他已先知,如此而已。
第四:这是无因的。一个人的遭遇,不论是好是坏,严格说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假定这原因是说得出来的,那就不能叫做命运。命运是无因的,也可说命运就是因。命运好,遭遇好;命运坏,遭遇坏。比方说,一个人生了病,这当然是有生病的原因。明白知道这一原因的人,他绝不会为这次生病是因运坏,反过来说,只有不明白这一原因的人,才会认为这次生病是因运坏。更进一步,也有明白这一原因的人,认为这次生病是因运坏的,那就因他未曾明白他为什么要在这一时候得这病因,因亦说明命运是无因的。惟其如此,所以知识愈差的人,他愈容易相信命运。知识愈高的人,他愈不相信命运。这就因为前者不大明白其所遭遇的原因,后者比较明白其所遭遇的原因。再如上述的“中奖”,如果因为舞弊而才中奖的,这因知道了舞弊是中奖的原因,所以中奖就不成为好运。必须说不出别的原因,只因运好而才中奖,则此中奖,才是运好的表示。在这意义上,故说命运是无因的。
综上所说,可知命运的本质,一是未知的,二是未来的,三是必然的,四是无因的。
命运的有无
以上是说,命运的意义与命运的本质。在某种角度看来,都还是研讨命运的准备工作。现在开始讲到命运的中心问题。那就是命运的有无。申而言之,即在宇宙间,到底有无既属“未来”、“未知”,且又“无因”,但属“必然”的事?要是有的话,那就是命运是有的。否则,那就无所谓命运。
于此,试看列子的《力命篇》。
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物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于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这是力与命的对话。从这对话里,可知力是失败的,命是存在的。命的存在,且有各种的事实。但及问其所以,则命又连用两句“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以做遁辞。由此可知,所谓命者,就是“岂能识之”的东西。明白点说,人的遭遇,凡是不能识其所以然的,无以名之,名之为运。这不是我的曲解,请再以列子为证。“杨布问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寿夭父子也,贵贱父子也,名誉父子也,爱憎父子也,吾惑之。杨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尝识之,将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自去自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这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命是“不知所以然而然”,命是“孰能知其故”。
我们知道:列子的力命论,是认为人是有命的,但其所谓命,竟是“不知所以然而然”,竟是“孰能知其故”,这与其说:人是有命的,不如说人是没有命的。只因人的许多遭遇,我们不知道它的缘故,无以名之,名之为命,如此而已。如此说来,“岂有命哉?”
上引列子之言,反证命运之无,或嫌稍欠真切,再以今事为例。
冯友兰先生著《新理学》,于论命运时谓:“人生如打牌,而不如下棋,于下棋时,对方于一时所有之可能底举动,我均可先知。但于打牌时,则我手中将来何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测底,所以对于下棋之输赢,无幸不幸,而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不幸。善打牌者,其力所能做者,是将已来之牌,妥为利用。但对于未来之牌,则亦可靠其牌运。”那就是说,打牌有运,下棋无运。这照冯先生的说法,是因“于下棋时,对方于一时所有之可能底举动,我均可先知”,“所以对于下棋之输赢无幸不幸”,上句是说下棋的输赢,虽是“未来的”,但是“已知的”(即非未知的)。下句是说,下棋的输赢,虽是必然的,但是有因的(即非无因的)。因此就不能有棋运(今人下棋输了,说棋运不好,这是遮羞的遁辞)。至于打牌呢?情形就与下棋不同。所谓“于打牌时,我手中将来何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测底”。这就是说,这是未来的,又是未知的。又谓:“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不幸,善打牌者,其所能做者,是将已来之牌,妥为利用,但对于未来之牌,则只可靠其牌运。”这就是说,这是“无因的”,又是“必然的”(运好就赢,运坏就输)。因此,就有牌运。
如此说来,命运似乎是的确有的。打过牌的人,还可举出许多的证据来。“某人牌打得真好,可是四圈不和一副”“某牌我开手就听张,终被后听张的上家,拦了和。”这“非战之罪”,实在因为牌运不好,而比较深思的人,还可说出比较近似的原因。他说某人牌风之坏(风就是运,然其经过比运尤速,其速如风,故称),完全由于上副打错了一张牌。这人就不大相信有所谓牌运的。然则,上圈打错了一张牌,为什么会一直影响到现在呢?这就无法说明,因就名之为风,称之为运。所以,此人也终不能不信是有所谓牌运的。由此可知,命运云云,实实在在,只是我们说不出它的因果关系,而于无可奈何时,所用的一个代名词。如果我们相信世界上绝不会有无因之果,那就可以相信,世界上绝不会有所谓命运的。即以上述所谓打牌为例,这也许因为心理上的关系,只因我们现在说不出来,就说它是风,是运。亦因如此,科学愈加进步,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愈加明显,则命运也就愈加失其存在的余地。
最后的结语
由前可知,所谓命运,那只是说不出因果关系时候的一个代名词。至于列子《力命篇》所举诸般之命,其实都不是命。如谓:“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这哪里是什么命?这因智才与寿命,根本没有必然的关系。再如:“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那也与命无关,这因德行与穷远,也不是有必然的关系的。要说这些都是命,那简直是“无上的误解”。讲句笑话,彭祖之智,虽不出尧舜之上,但比尧舜懂得卫生,故寿八百。颜渊之才,虽不出众人之下,但饮食比人粗心,故寿四八。仲尼之德,虽不出诸侯之下,因为不善“钻营”,故困于陈蔡。殷纣之行,虽不出三仁之上,因为善于“操纵”,故居君位。一一均有原因,绝非无因之命。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科学的精神。“命运”云云,这是“强不知为知之”,是不合科学的精神的。不但不合科学的精神,且足妨碍科学的发展,这因大家如果都把“未知的”因果关系,一概委之于命运,那就无须乎“研究”。亦因如此,所以相信命运的人,一定是安于现状的,甚而至于还是苟安之徒。反而言之,也只有不相信命运的人,才会遇事必求其致此之因。虽然有些因,乃非目前的人力所能知的,但唯有求知,一切才有进步。凡所不知,概委之命,尽归之运,则真理就永远不会发现。正因命运是“不科学的”,所以信仰科学的人,就不相信命运。或谓命运既是不科学的,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科学家相信命运呢?这一答复,极其显浅,那不是这些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不够,就是他们“别有用意”。这所谓“别有用意”,不是故意用以安慰人(这好像人们对着一位明知无法挽救的病者,说赖上苍的保护,这病是会好的),就是有意用来欺骗人(这好像财主对穷人说:你的挨饿,是命运不好,乖乖听话,修修下世)。至于冯友兰先生所说:“知命可免去无谓底烦恼,所以《易·系辞》说,乐天知命故不忧。”这话在人情上是可以说的;在理论上是不足取的,因为大家都是乐天知命,个人即使可以不忧,社会就不会进步,许多没有知道的因果关系,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这是要不得的。
我常说各种学说思想的存在,都有各色社会经济做背景。命运的“理论化”,它的背景就不外于农业生产。盖在农业生产之下,人受自然的支配,有许多自然的变化,不是当时的人所能知道的。辛辛苦苦种下的稻子,一场大风,就可化为“乌有”。大风之果,人既不能预知,那就只好说是命运了。农业生产,在我中国,垂数千年,所以星相卜巫,在我中国,也就特别发达。至于现代的工业生产,情形就不相同(此处为了篇幅的关系,不想说明理由)。亦因如此,现代的英美人,不像我们中国人这样相信命运,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里也可知那不是命运注定的)。在这意义上为要“不忧”,而求“乐天”、“知命”,这还是不足为训的(此段说明,不甚透彻,拟另文以论之)。
(《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五号,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孔子可谈而不可谈(李长之)
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和宝库,孔子是应当谈的;有人说孔子曾屡被统治阶级利用,已经和封建势力有着不解缘,如果谈孔子,就会为反动势力张目,孔子是不可谈的。
我认为可谈而不可谈,单看如何谈,在什么时候谈。
假若纯心是利用孔子,那不必说,是最可憎恶的。为了憎恶这班口是心非,用大道理来遮掩自己的丑恶的人,索性连孔子的大道理也鄙薄起来,这也是人情之常吧。正始时代的名士薄周孔,我们是可以原谅并同情的。就是在近些年,有些头号的贪官污吏,也在提倡尊孔创办什么刊物之类,叫人见了也恶心。真正尊爱孔子的人,因此而不愿谈孔子,何尝不对?佛头着粪,固无损于佛,然而有洁癖的人,也只好连佛头也不踩了!
退一步,虽然不是利用孔子,而是真正爱孔子,但为了爱孔子,就和假装爱孔子的人合了流,也就是和恶势力妥协,而且投降了,这也仍然叫人寒心!大凡恶势力,既称为势力,就有一些凭借,或物质上的优裕之处。那些真正爱孔子的人,为要推行孔子的道理,为要散布对孔子的敬意,觉得恶势力虽恶,可是现在为我们利用了,利用它的凭借和物质上的优裕,做些好事,又有何妨?殊不知这一算盘,打得再错也没有!恶势力是有腐蚀性的、是有传染极快的毒素的,起初是利用它,最后却是为它裹胁,于是恶势力如虎添翼,什么孔子不孔子,不过增加恶势力为恶之具而已,那些爱孔子的人,也成了恶势力的俘虏,而不知不觉是在那里帮凶了!极而言之,程朱也不免是这一流。洁身自好之士为消极抵抗,索性不谈也对。
孔子之不可谈如此!
可是我认为孔子也可以谈,那就是在恶势力快要解体的时候,这是它已快失掉了作恶的本领,业已没有假装道德仁义的兴趣,而明眼人也不会轻易为所裹胁,当然可以谈。可以谈,但如果谈的方式有问题,就仍然会使恶势力死灰复燃,那就仍然危险。
所以恐怕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之下,可以少些毛病!一是把孔子还归一个长期的封建时代,凡是那些助长封建势力的说词,一律用历史的钉子把它钉牢,不必让它和现代生活有何关涉;二是把孔子人格之带有永久性的价值的地方洗练出来,洗练包括批判;三是用发展的眼光,看看孔子为后来恶势力所利用处,都是经过如何的路数,免得我们再陷前辙。假如这三样做到,而又恰是在恶势力解体,人们又不再怀念恶势力之时,孔子可以谈!
现在呢?现在在可谈不可谈之间。(三十七年十月四日晨)
(天津《大公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高山族族源考略(施联朱)
高山族约四十万人,是台湾省最早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台湾本岛的山区和东部纵谷平原及兰屿上。高山族内部由于居地和语言的不同,有一些不同的称呼,主要有泰雅、赛夏、布农、曹、排湾、阿美、雅美、卑南、鲁凯、平埔等。
关于高山族的民族来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一)土著居民说,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说:“高山之番,实为原始”,认为高山族是台湾最早的居民。(二)南来说,主要根据高山族(平埔人)的体质、语言、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许多与马来人相似的特点,因而认为他们来自菲律宾、婆罗洲诸群岛的马来人。持此说者多为西方历史、语言学者如泰勒(G. Tayler)、因波特赫特(Imbault-Huart)、黎斯(L. Riess)等。(三)西来说,又称大陆说,主要根据考古发掘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绳纹陶、网纹陶、黑陶、彩陶等原始文化都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的原始文化同属于一个类型,因而主张台湾高山族来自大陆古越人的一支。持此说者有林惠祥、凌纯声等。一九八〇年第十二期《历史教学》,刊载《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辞条“高山族”说:“高山族是百越的一支”,“应是从祖国大陆迁移过去的”,实际上也是持西来说的。
以上各种说法,都失之于片面。根据几年来考古学的发现和文献资料记载及高山族民间传说,证明高山族的民族来源多源论,主要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古越人的一支。但台湾地处东南海上,在漫长的岁月里,有少数来自东北琉球群岛和南方菲律宾、婆罗洲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诸群岛的居民,与早先迁来的古越人相互融合,逐渐发展形成为今天的高山族。我认为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于事实。
甲 关于台湾高山族主要来自大陆古越人的一支,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证。
一、古越人迁居台湾的年代
越人何时迁居台湾?史无记载,一些学者的推论,皆因论据不足,一直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如翦伯赞在《台湾番族考》中说:“不在宋元之际,而是在遥远的太古时代”。连横《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中说:“以今石器考之,远在五千年前,高山之番,实为原始”。《台湾丛谈》亦说:“中国行政正式经略台湾始于东吴。而汉夷民间往还更早于此,至于越人的移殖台湾则在远古”。我认为从春秋末年至汉代,闽、粤、浙三省沿海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动荡骚乱,当地越人为了寻找个安身乐业之所,被迫迁居台湾、澎湖诸岛屿的一定不少。
春秋末年,越常与吴相战,至公元前四九二年为吴王夫差战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至公元前四七三年攻灭吴国。战国时,越国国力衰弱,约于公元前三三四年为楚所灭。“于越……至六代王无疆,当显王之世为楚所灭”①。
楚威王灭越后,“越以此散,诸族子争位,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就是说,楚灭越后,越人流散江南各地,有的甚至渡海避居台湾、澎湖。正如连横氏所提出的“或曰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③。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于公元前二一四年在古越人主要居住的福建、浙江部分地区置闽中郡④。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〇年)南巡至会稽,欲隔绝越人与海外的关系,乃移越人于内地,迁罪人实海边之地,实行海禁政策,以备外越。《越绝书》卷八说:“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障,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
公元前一三八年(建元三年)闽越攻东瓯(又称“瓯越”)。东瓯向汉朝告急,汉武帝遣大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兵退。⑤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徙其众四万余人于江淮之间。⑥
公元前一一〇年(元封元年),汉灭闽越,“徙其人于江淮间,尽虚其地”。⑦事实上不管是自动要求迁徙或是被迫迁徙,都不可能做到“悉徙”、“尽虚其地”,只不过在沿海平原交通便利之地的越人迁徙而已,必然有一部分的越人藏匿于山林之中,在大兵压境过后,他们又逐渐地出来,正如《太平寰宇记》所载的:“后有遗人往往渐出”和“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⑧
必须指出的,在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动荡之际,越人除部分迁徙于江淮之间和隐匿于山林之中外,有无可能一部分越人渡海迁居包括台湾、澎湖在内的诸岛屿呢?我认为完全有可能的。
首先,越人为习水民族。《淮南子·说山训》说:“越人习水便(使)舟,而不知射”。“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⑨《越绝书》卷八说:“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又说:“勾践伐吴,霸关东、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桴意小筏,即小船。《论语》谓:“乘桴浮于海”。考越人当时通用的船只种类繁多,叫名不一,有“舲”、“幹舟”、“须虑”、“楼船”、“戈船”、“铜舡”等⑩越王还建立一支数量可观的水军。公元前一一二年(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汉朝,自请愿出水军八千人从征。(11)“习于水斗,便于用舟”,(12)还是越军的优点。可见,早在春秋时,越人不仅习水性,善造舟,而且滨海而居,早已从事航海了,而且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
其次,公元前一三五年闽越击南越时,汉武帝发兵往救,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与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疆,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纵杀王”(13)这里所谓“不胜即亡入海”,无疑是指东渡避居包括台湾、澎湖在内的诸岛屿而言。
根据以上史实,可以断言,越人在上述各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发生多次民族大迁徙中,由于他们习水性,善驶舟,会造船,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他们飘洋过海避居台湾、澎湖的条件是具备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二、高山族与古越人的密切渊源关系
文献记载古越人有自己的特殊的生活文化,有本民族的语言。而今天的高山族却保留着许多有关古越人的传说、遗俗等;从而证明其渊源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从文献记载的传说来看,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中提到台湾高山族有关春秋越国的传说:“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14)宋《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临海》中也提到“夷州四面是溪,顶有越王钓石在焉”。这个传说正是高山族与古代越人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有力佐证,古代越人不仅移殖夷州(台湾),也有可能夷州在当时本来就是越王直接统治之地。从沈莹把台湾高山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记载在《临海水土志》内以及《太平寰宇记》把有关夷州越王传说收录在台州(临海县)条下,都可以得到证实:当时的夷州可能是属于临海郡辖区之内,而这些地区正是古越人居住区之一,所以有关越王的古迹传说在台湾广泛流传。考东越亡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孙权黄龙二年(公元二三〇年)征夷州,距东越灭亡的时间仅三百余年,去古未远,所以夷州居民对越王事迹仍记忆犹新。
从语言来看,高山族语言与古越语都属于复音的粘着语,不同于汉语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而是一字多音的黏着语。如古越语称“爱”为“怜职”,“广大”为“羞绎纷母”,“船”为“须虑”,“热”为“煦锻”等。(15)
从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来考察,高山族人民保留有不少古代越族的遗俗。如:古代越人有所谓“断发文身”、拜蛇为祖、巢居、喜食虫蛇蚌蛤等习惯在高山族历史上也不乏记载,有的还保留到今天。
越人断发文身之俗,在高山族中也很普遍。《临海水土志》就说夷州人“皆髡发穿耳”。后垄、竹堑诸社“发在周围者悉除之,中临圆顶,剪而下垂,状若头陀”。(16)淡水岸里、内山、双寮、宛里诸社“无男女悉翦发覆额,作头陀状”。(17)至于黥面文身的习俗就更普遍了,“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18)“男女……手足则刺纹为华美”。(19)傀儡社高山族头目(正副土官)“至娶妻后,即于肩背胸膛手臂两腋,以针刺花,用黑烟文之。正土官刺人形,副土官公廨祗刺墨花而已,女土官肩臂手掌亦刺墨花,以为尊卑之别”。水沙连所属北港的高山族,“女将嫁时,两颐用针刺如网巾纹,名刺嘴箍,不刺,则男不娶”。(20)清代采硫官吏郁永河曾目睹高山族“既尽文身,复尽文面”。(21)“御车番儿,皆遍体雕青,背为鸟翼盘旋。自肩至脐斜锐为网罟缨络,两臂各为人首形”。(22)御车番人的“胸背雕青为豹文”。(23)甚至近代有的高山族妇女还作“乌鸦嘴纹饰者”。(24)迄今高山族仍以黥面为男女成年时装饰,男刺纹前额、下颐之正中及胸部,女子则刺前额中央或两额、下嘴唇皮、下腿前面,或仅刺颐(25)。
古代越人对龙蛇之类的水族,有特殊的信念,属于原始氏族图腾崇拜,因此,古越人以文身像龙蛇著称。而高山族中的鲁凯人、排湾人均认为百步蛇为其图腾的始祖,便崇拜蛇,在许多建筑物传统的服饰以及用器上大多雕绣蛇纹图案,这种雕饰被认为是地位与权威的象征。(26)同时把杀害蛇的行为视为一种禁忌。有的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蛇为始祖的神话传说。据一九五七年的调查材料,居住在嘉义深山的达邦和特富野二村的曹人,流传着“蛇为始祖”的神话传说。相传有一天,一男性的蛇变着人形,去参加曹族的战祭(战祭名叫Mahi,为纪念以往的战绩,并为祈神祝福保佑将来战争之胜利),战祭庆典后还举行舞会,到了晚上,男蛇却追求一个女子,女子看见蛇长得很美,遂和他结婚了。Tawunuana氏族就是蛇的后代。(27)
越人巢居,高山族亦有楼居。《临海水土志》载,与台湾高山族先民在居处、饮食、衣服、被饰相似的安家之民(按即闽越人)“悉依深山,架立居舍于栈格上,似楼状”。清代,诸罗、凤山等地的高山族“巢居穴处,血饮毛茹”。(28)今天阿里山曹人的公廨和仓房,多架屋于椿上,似楼居。(29)
越人善食虫蛇蚌蛤之类,高山族也有类似的嗜好。荷兰人记云:在萧垄,高山族妇女把捕获的鱼,在同鳞和内脏一起用盐腌渍,在壶中稍经贮藏后,就连鳞一起吃下,带有小虫和蛆虫的,他们认为非常鲜美”。(30)
其它如高山族的墨齿、短须、跣足等习俗都与古越人相似。
必须指出,高山族保有断发文身、黑齿、短须、住“干栏”屋、以蛇为图腾等文化生活特点,也都与从菲律宾等群岛的马来人相同或相似。有些学者却认为马来人亦源自古越人,大约在新石器时期,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人,除有一支(或好几支)直接渡海到台湾,与矮黑人相融合,形成泰雅、赛夏、布农、曹等高山族的祖先外,还有一支经中印半岛而至南洋群岛,最后经菲律宾群岛而移入台湾,形成为阿美、卑南、雅美和平埔人的祖先。(31)如果上述情况属实的话,那么,无论从大陆直接渡海到台湾的居民或从菲律宾飘来台湾的马来人都与古代越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就足以说明台湾高山族主要来自大陆的古越人,古越人是构成高山族的主要部分。
三、从生活习俗看高山族和壮侗语族的各族同源于古越人
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为壮侗语族的壮、布依、侗、傣、水、黎、仫佬、毛难等族与古越人有着渊源相承的关系。台湾高山族与分布在祖国大陆南方各省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历史上的“僚人”以及今天壮侗语族的各族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习俗,这也是大部分高山族与壮侗语族的各族同源于古越人的一个有力佐证。兹简述如下:
婚姻,壮侗语族的一些民族女子十五、六岁,父母即构竹楼使她独处,青年男子夜吹口琴,到来邀约,合意即可成婚。海南岛黎村过去都有一个至几个“寮房”,黎语称“布隆闺”,女儿长大了便到那里居住,凡是不同血缘集团的男子,都可到“布隆闺”寻找情人,吹萧唱歌,倾诉爱慕,这体现了黎族未婚青年男女社交自由。高山族也有类似的婚俗,高山族男女婚姻名叫“牵手”,许多地方,女子十五、六岁,父母就为她建造一间小屋,使她独居,社中“麻达”(男青年)每于夜间吹着口琴来挑逗她,她若合意便与他相会,逾月方告母,行聘结为夫妻。(32)明陈第《东番记》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娶则视女子可室者,遣人遗玛瑙珠双,女子不受则已,受则夜造其家,不呼门,弹口琴挑之。……女闻纳宿,未明径去,不见父母,自是宵来晨去必以星,累岁月不改,迨产子女,始往婿家迎婿,如亲迎,婿始见女父母,遂家其家,养女父母终身,其本父母不得子也”。北路诸罗各社高山族“男女未婚嫁,另起小屋,曰笼仔,曰公廨,女住笼仔男住公廨”。“惟未嫁者另居一舍,曰‘猫邻’”。(33)
凿齿,广西壮族(俚人)“女既嫁便缺去前一齿”。(34)高山族早就有凿齿之俗。三国时沈莹《临海水土志》说,夷州(台湾)土著居民“女子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35)“男子穿耳,女子断齿,以为饰也”。(36)北部高山族男女十二岁至婚前拔除门牙二至四颗。泰雅、布农、曹等都有拔去左右门齿或侧门齿一枚,也有拔去侧前齿和犬齿的。(37)
猎头,《魏书·僚传》说,僚人“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38)部分高山族过去也有猎头习俗。《临海水土志》说:“战得头,着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此俗一直保存至近代始革除。
丧葬,闽、浙、赣三省交界的武夷山是古越人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地多崖葬(又称悬棺葬)遗迹,人死即将棺柩安置在悬崖绝壁的自然洞穴或人工凿成的洞穴。这种葬式代表古越族的文化特质。这种崖葬习俗,在兰屿雅美人中至今尚存。(39)
口琴,大陆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流行吹口琴。张庆长《黎歧纪闻》说,黎族青年男女恋爱男弹嘴琴,女弄鼻箫,交唱黎歌,情意投合的即订偶配。高山族“麻达”也擅长吹口琴(口簧)、嘴琴和鼻箫求偶,其型制都与黎族相似。
贯耳和墨齿的风俗,在海南岛黎族中尤为普遍。高山族尤喜大耳,他们以线穿耳,用贝壳螺钱和竹圈塞于耳孔,齿用生刍染黑。双寮、大甲、宛里等社高山族妇女“穴耳为五孔,以海螺文贝嵌入为饰”。(40)
女劳男逸,越俗,妻子生子三日便澡身于溪河,操劳家务如常,丈夫则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岭外代答》中记载广西壮族“城郭圩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光绪年间撰修的《宁明州志》下卷中记述:“妇女多勤苦而少游冶。……家家自纺织麻缕,自涅染布匹,以为衣裳。尤苦者,则负贩以营食。甚有男子游手赌博,而健妇独力持家,其夫赖以存活者”。高山族也是“女子健作,女常劳,男常逸”。(41)“男子嫌恶一切工作,……妇女便倾其全力于田野,担任最繁重的工作”。(42)“凡耕作皆妇人,夫反在家待哺”。(43)“番妇耕获樵汲,功多于男”。(44)
木臼,《岭表录异》生动地描述壮族古代春堂舞起源的情况:“广南有舂堂,以浑木刳为槽,一槽两边约十杵,男女间立,以舂稻粮。敲瞌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45)高山族也会用大木作臼。直木作成杵子,男女每日舂打带穗的谷稻,一面舂打,一面唱歌,杵韵悠扬,歌声嘹亮,节拍整齐,十分动听。日月潭的杵乐尤为著名。
此外,高山族喜嚼槟榔、嗜好吃酢、戏弄彩球、穿桶裙、以藤条束腹部、拔毛去须等习惯,都与祖国大陆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壮侗语族的一些民族很相似。
据上所述,台湾高山族的风俗习惯与大陆南方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壮侗语族的各族绝大部分相同或接近。徐松石将《台湾府志》中所列高山族的特殊风俗习惯一百条,与马来人的特殊风俗习惯相比较,其中相同的占百分之十八,而与大陆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古越人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壮侗语族的各族比较相同或接近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46)这也是台湾高山族的祖先大部分来自祖国大陆上古越人的最好印证。
乙、关于高山族族源多源论的论证
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都证明高山族除主要来源于祖国大陆的古越人外,还源自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等的居民,以及融合不少从大陆迁去的金人和汉人。兹分述如下:
宋末,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而迁居台湾的。清人郁永河说:“南宋时,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为飓风飘至,各择所居,耕凿自赡,远者或不相往来,数世之后,忘其所自,而语则未尝改”。(47)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中反映了台湾高山族“种类各异,有土产者,有自海舶飘来,及宋时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聚众以居,男女分配,故番语处处不同”。(48)
值得注意的,从大陆迁去的还有不少汉族人民,其中一部分深入高山族聚居地区,由于长期与高山族生产、生活在一起,不少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通婚,学会高山族的语言,接受高山族的风俗习惯,而逐渐融合为高山族。据说卑南社高山族土目文结的祖先,就是早时汉人从大陆避难而来的,逐渐“踞地为长,……”。(49)彰化县南社、猫儿干二社高山族,据说就是福建兴化府汉人渡海娶高山族妇女为妻,“今其子孙婚配,皆由其父母主婚,不与别番同”。(50)“猫儿干社番,有说兴化话者,想系兴化人入社所传”。(51)“嘉庆末,有粤人黄祈安者孑身来台,至斗换坪,……从番俗,改名斗乃,娶番女为妇,生二子,……”。(52)咸丰年间,泉州人郑勒先至彰化埔里社与高山族互市,“从番俗,改姓名”。(53)由上可见,高山族中不但有众多的从大陆迁来的古越人,而且还有金人、汉人融合进去的,这也是高山族族源多源论的一个有力说明。
由于台湾地处东南海上,高山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融合进来少数来自琉球群岛和菲律宾、婆罗洲及密克罗尼西亚诸岛的居民。从历史文献资料,可以找到许多关于马来人迁入台湾的记载。如“唐贞观间,马来群岛洪水,不获安处,各架竹筏避难,漫泊而至台湾,当是时欢斯氏遭隋军之后,国破民残,势穷蹙,马人乃居于海澨,以殖其种,是为外族侵入台湾之始”。南宋时,“当是时马人之在台湾者,族强势大,遂攘土番而分据南北焉”。(54)故台湾高山族的语言,“出玛来西岛者六之一,出吕宋岛者十之一,迆北十七村多似斐利宾岛之语,说者谓台湾番民自南洋某岛迁来,其言近似”。(55)因波特赫特在《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中对台湾高山族(平埔人)与马来人的体质、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台湾岛人的方言——不论是平埔番或生番所说的方言——都和马来语有着惊人的类似。对这些民族的共同来源毫无置疑的类似”。“在台湾岛的一切方言中,我们可以说东海岸的埤南的方言是包含马来语单语最多的方言,其次是平埔番的方言,而最少的是岛的中央部分完全野蛮的部落说的方言”。可见“台湾土人的方言和马来西亚的方言之间有着完全的姻亲关系”,“而在马来人和台湾岛土人面目的显著轮廓的比较上,也似乎给这种语言的姻亲关系找到了它的结论”,“我们可以推测生番是在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最先登陆于台湾岛的,而平埔番或至少那些现在被人用这名称所指的部落,则在一个和我们比较相近时代,远落其后地来到台湾”。(56)
台湾高山族的语言中,很多词汇与菲律宾人相同。如高山族称独木舟为“艋舺”(汉文译音“蟒甲”),据说就是菲律宾“达各洛”族的语言“Banca”。(57)近人宋家泰也指出:“有谓其系来自南方诸岛如菲律宾群岛及马来群岛者,亦有称其中一部分则来自加罗林群岛者,……据谓阿米(即阿美人)族与菲律宾群岛上之Negrito有渊源关系,此系就其所用烟管及吸烟习惯而言者,但亦有称其体质及风俗与加罗林岛上居民相似,且有文化遗迹可资佐证。再有称其系来自马来半岛者”。“培旺族(按即排湾人)……,其来源有称系来自菲岛者,亦有称系来自马来半岛者”。(58)黄叔璥《番俗六考》中说:“新港、萧垄、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后迁于此”。(59)分布在嘉义与台南之间的“平埔”人也是由小琉球渡海入台的。宜兰与苏沃、台北与淡水之间的平埔人相传是从火烧岛移来的。由大港湖溪至奇密社的阿美人中有个古老的部落名叫“那玛雅珊”,相传就是因来自火烧岛而得名,他们称火烧岛为“那玛雅珊”。南面马兰社的阿美人称火烧岛为“撒那雅赛”,台东八社之卑南人亦皆以火烧岛称为“撒那散”,他们传说多数皆来自火烧岛的。(60)兰屿上的雅美人自称是从菲律宾北部某小岛迁来的。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台湾东海岸诸遗址出土的红陶器与某种玻璃制手镯,以及阿美人、毕玛人的倒钩矛,都可能来自菲律宾,特别是台湾东海岸掘得金制品,明显地表示着受菲律宾金文化的影响。兰屿出土的厚型打制石斧、椭圆圆筒石斧、扁平圆筒石斧、扁平偏锋石斧、屋顶形石斧、有角块状石环和瓮棺等,以及现在雅美人尚制造着罐形陶器、圈足浅钵等陶器,多无纹或有划纹、圈纹,绝不见有绳纹、网纹和刷纹的。显然“红头屿(按即兰屿)文化中,菲律宾初期铁器时代文化占优位。现在所用的陶器可能就是当时的文化所残留者,……想亦是由菲岛所传入者,其中当有可早到石器时代”。(61)菲律宾铁器文化层分布于台湾东南海岸及南部,据菲律宾大学教授贝叶推定,此文化传入台湾当在公元六百年至八百年之间。(62)日本学者移川子之藏、浅井惠伦、鹿野忠雄等认为雅美人是来自菲律宾群岛的,“红头屿(即今兰屿)的金文化也是自菲律宾群岛北进的”。据调查,雅美人与菲律宾北端的若干岛屿——巴丹岛等早有来往“每逢捕鱼季节,在海上时有接触,言语上大部分可通。(63)据此,可以想见这一部分的高山族先民在他们从菲律宾群岛迁来台湾之前,曾经在这些小岛停留过一段时间,而且是利用这些小岛屿为暂时住脚之所,逐渐地移入台湾的。
据说当马来人未入台湾之前,这里已散布有小黑人(Negritos),他们可能由菲律宾漂流到台湾的。(64)有人认为最早进入台湾的大概属于尼格利佗种(Negritos)的矮黑人,曾广泛分布于各处山地。(65)他们身躯矮小,肤色暗黑,毛发卷缩,用弓矢,善游泳,行巫术,有疤痕纹身之俗,是由尼革利佗人聚居的中心地——菲律宾群岛漂来的。(66)公元十八世纪,清初台湾深山中还发现一种被称为“鸡距番”的矮黑人。高山族中除雅美人外,不仅流传着消灭黑矮人的故事,而且有些还保留在习俗崇拜中,只不过是名号不同而已。如布农人传说中的小黑人叫“萨都索”(Sadoso),他们身材矮小、动作敏捷、气力巨大,后来被布农人消灭掉。(67)泰雅人传说中的小黑人叫“辛古兹”(Singutsu)、“辛辛”(Sing Sing)、“齐苦伊”(Tsikuitsikui);曹人传说中称小黑人为“萨由兹”(Sajutjutsu);排湾人传说中的小黑人称“古鲁尔”(Ngurur)。(68)在赛夏人中,称小黑人为ta'ai,每年在十一月中举行一次矮灵祭(pastai ai),传说他们过去曾消灭过小黑矮人,怕矮人灵魂不散,加祸于他们,故祭祀之,以求丰收平安。小黑矮人在人种学上属于尼格罗种(Negroid)的尼格利佗(Negritto),今天还散布在非洲大陆及南洋群岛,过去在祖国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似乎也有这种人。(69)
古琉球人移入台湾也比较早。季麟光在《蓉洲文稿》中说:“台湾番人,考其源,则琉球之余种,……”他们初居台湾岛西北部,至六世纪末,大部分被消灭,一部分逃入山中。《隋书·流求传》中载欢斯氏部落,有夷邪久人所用布甲,酋长的权威较大,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属于古琉球人。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南部时所发现的“郎峤”(Lonkiau)人,(70)其人身材较小,皮肤美丽,态度文雅,状貌、衣饰、生活习惯都与琉球人相似。妇女出门时要张伞遮太阳,男子戴帽或笠,妇女分娩后要火烤一周。虽盛夏也不例外,人死后先行埋葬,周岁后发墓拾骨,并贮于野外小舍中。十九世纪中叶,史因和和泰勒在台湾南部所见到的为数多的知本(Tipuns)族“躯干比百宛族较小,容貌较温柔,多数肥满浑厚,不像邻近他族那样的尖削露角”。(71)少数的郎峤人和知本人的住地均与排湾人相毗邻,早已融合于排湾人,其固有的特殊风俗习惯已消失,保留下来的只部落酋长及其家族在手部刺有青、红色纹饰,成为今排湾人的特征之一。(72)
此外,根据目前高山族内部存在不同的语言,族称和丰富的有关民族来源的民间传说等情况,也都是高山族族源多源论的有力佐证。高山族这一族称系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祖国大陆人民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泛称,并非高山族的自称。高山族内部有阿美、泰雅、赛夏、曹、排湾、布农、雅美、鲁凯、卑南、平埔等不同的称呼,仅平埔人内部实际上就有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如台湾中部有“洪安雅”(Hoanya)、“西拉雅”(Siraya)、“发式朗”(Favor-long)、“拔埔拉”(Papora)、“巴则海”(Pazeh)、“道卡斯”(Taokas)、“阿里贡”(Arikan);北部有“凯达格兰”(Ketagalan);东部有“噶玛兰”(Kavalan)等。不同称呼的高山族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大体上可分为“泰雅”、“曹”、“排湾”三种语群,主要差别在于词汇。不同称呼的高山族有着丰富的有关民族来源的民间传说、神话和故事。不外有土著居民说和外来说,外来说中尤以来自祖国大陆为主要的。不同称呼的高山族,都有着自己的聚居地域,彼此泾渭分明,互不混杂。据此,足以说明高山族来源是多方面的。
综上所述,可见台湾高山族的来源不是一个来源,应该是多种来源的,似乎更接近于事实。其中从大陆迁去的古越人,时间较早,人数较多,次数不少,是构成台湾高山族的主要民族成份。
他们与后来来自各个不同时期和琉球、菲律宾诸群岛等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经济文化发生了密切交流,互相影响融合,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早已劳动、生息在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民族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①《太平寰宇记》卷96,《越州》。
②《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
③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
④师古曰:闽中郡即今之泉州、建安(按即今福建北部)是也。《太平寰宇记》卷98,“台州”条,台州即临海郡也,包括在“秦属闽中郡”。
⑤《汉书》卷6,帝纪六。
⑥《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⑦《太平寰宇记》卷100,《福州》。
⑧《太平寰宇记》卷99,《处州》;卷100,《福州》。
⑨《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篇》。
⑩参见《淮南子·明术训》,《淮南子·俶真训》,《越绝书》卷3、卷4、卷8及唐虞世南辑、明陈禹谟校:《北堂书钞》卷137“舟部”等。
(11)《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12)《淮南子·齐俗训》。
(13)《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14)沈莹:《临海水土志》,原书已佚,引文见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80,《东夷》。
(15)杨雄:《方言》卷2、卷7。
(16)陈梦林:《诸罗县志》卷8,《番俗考》。
(17)郁永河:《裨海纪游》。
(18)《陏书》卷81,《列传》46,《流求》。
(19)张燮,《东西洋考》卷5,《东番考》。
(20)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4、15,《番社风俗》。
(21)郁永河:《番境补遗》。
(22)(23)郁永河:《裨海纪游》。
(24)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第29页,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3号,1930年。
(25)参阅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载《远东民族史研究》第3册,1959年,香港。
(26)陈永兴编著:《山地服务在雾台》,1978年,台北。
(27)杜而未:《台湾邹族的几个神话》载《大陆杂志》第20卷,第10期,1960年,台北。
(28)郁永河:《禆海纪游》。
(29)台湾史迹研究会:《台湾丛谈》第125页。
(30)Dagh-Register, Batavia, 1624-1629. bl。23,村上直次郎,译本上卷,第29—30页。
(31)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油印本)第2章。
(32)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4,《番社风俗》。
(33)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5、卷6。
(34)《太平寰宇记》卷116。
(35)《太平御览》卷368。
(36)陈第:《东番记》。
(37)徐子为、潘公昭:《今日的台湾》第100页。
(38)《魏书》卷101,《僚传》。
(39)台海史迹研究会:《台湾丛谈》第125页。
(40)郁永河:《禆海纪游》。
(41)陈第:《东番记》。
(42)C.E.S:《被忽视的台湾》。
(43)(康熙)《台湾府志》卷7,《土番风俗》。
(44)陈梦林:《诸罗县志》卷8,《番俗考》。
(45)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46)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
(47)郁永河:《裨海纪游》。
(48)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9,《丛谈》。乾隆《福建通志》卷167,《丛谈》,引沈文开《文开杂记》。
(49)连横:《台湾通史》卷31,《台东拓殖列传》。
(50)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5,《番社风俗》2。
(51)周玺:《彰化县志》卷11。
(52)连横:《台湾通史》卷15,《抚垦志》。
(53)连横:《台湾通史》卷32,《列传》4。
(54)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
(55)龚柴:《台湾小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56)因波特赫特:《台湾之历史与地志》(Lite Formosa, Historire et DescriPtion)1885年。
(57)(日)币原坦著、曹甲乙译:《宜兰民族考》,载《文献专刊》第5卷,第1、2期,1954年6月27日。
(58)宋家泰:《台湾地理》第137—139页。
(59)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卷5,《番俗六考》。
(60)(日)币原坦著、曹甲乙译:《宜兰民族考》。
(61)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译:《台湾先史时代的文化层》,载《文献专刊》第3卷,第3、4期,1952年。
(62)台湾史迹研究汇编:《台湾丛谈》第5页。
(63)陈汉光:《雅美族的金银文化》,载《文献专刊》第5卷,第1、2期,1954年6月27日。
(64)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载《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65)(66)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油印本)
(67)《新高郡蕃地观高驻在所笹尾宗晴氏调查》,载昭和六年七月,《南方土俗》1卷2号。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第2章。
(68)(日)铃木作太郎,《台湾の藩族研究》第2章,129—132页。
(69)陈国强:《高山族来源的探讨》,载《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
(70)海牙档案馆收藏《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sche Zending Utrecht》,1887年第8卷。
(71)Swinhoe and Tayler:《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
(72)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第2章,第2节。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嘉义市立委选战剖析(张福淙)
这一次嘉义市立委补选,国民党提名了标榜零缺点、新形象的最佳人选,不料在我凌厉的文宣攻击下,一再揭发其美国籍、工业团体会员、侨外资规避税负,保安二路有特权……等问题,搞得灰头土脸,形象大损,一度情况危急,要不是后来国民党撤换文宣人员,采取“不还口,不对阵”的战略冷却选情,加上少数野心政客“自己不敢参选,却害怕别人选上”的卑鄙心态作祟,而煽动“选零号投废票罢选”来搅局,则鹿死谁手犹未可知。从号称一级强棒,又有国民党动员组织庞大人力、物力、花费无数金钱助选,庄国钦却只得了三万六千多票,一点都不可怕,如果党外人士不因丧失信心而弃权,这一仗我可说是赢定了。因此我对民进党派来游说我罢选的郑宝清、许木元表示,若能得到民进党的支持,团结党外力量,我有七成胜算,一点都不夸张,即使民进党不支持,但只要不扯我后腿,我自信仍有五成胜算。无奈少数政客太过高估国民党对手,未战先怯,故意弄得表件不全来逃避选战,又害怕党外人士选上了自己面子不好看,于是先则放出谣言,诬指我是国民党叫出来选的,并贬抑我曾为其服务处常委的身分为台北市人均可担任的后援会义工,我发言辩责澄清,马上又给我戴上批评民进党的帽子,挑拨我与民进党的感情,最后仍不惜以民进党的全部声望,资源做赌注,邀了前后任三位主席发动投废票罢选,联手打压尤清、许荣淑等人为我卷起的声势。碰到如此政客,乃时运不济,夫复何言?我对这些政客口诛笔伐,是要他们现出原形,以免危害民进党,又何来“从头到尾炮轰民进党频繁”之有?再者,我拒绝选前入党的支持条件,正足以显示我的风骨凛然,绝非墙头草。
少数政客煽动“选零号、盖三人做废票罢选”,并不是煽动不去投票,而是去选零号投废票,结果耗费民进党庞大人力、资源,却只得了三千多张废票,扣除正常情况之废票,颜锦福的得票数约为一千票左右,可谓是最大的输家;但因彼一再为国民党造势,宣称“大势已定,要让国民党少赢一点”,使绝大多数党外人士中计,丧失获胜信心,而弃权不去投票,致投票率低到只有两成八。如果有人自认不去投的票都是他的,未免太一厢情愿,自往脸上贴金了。
尤清县长昨日传真要我“停止攻击、人和为贵”;但今日眼见有人在混淆视听攻讦我,忍不住又手痒,真愧对好友。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民主与民风(陈平景)
——朴正熙政权灭亡后的韩国
大学校园所见所闻
从汉城市中心的青年会旅舍,搭一三四路公共汽车前往座落在东大门区的庆熙大学,共费时约三十分钟。庆大建筑在一座小丘的半腰,校门前,有两排大学城式的小商店。医学院的巨大建筑群,耸立在校门口。沿着小丘的斜坡往上走去,就是庆大优美出色的校园了。我正想探问一下大路,却见路边有一大堆学生围着取阅报纸。我也依次免费领到了一份,一看,是一份《大学周报》,四开张版面,用韩文写的,字里行间只有少数的汉字,在第一版横排印着醒目的“校训”两字,其下是三排大字,曰:“学园的民主化,思想的民主化,生活的民主化”。这校训是用汉文写的,教我看了除了惊喜之外,还有无限感慨。把“民主”列为校训,这是何等的眼光。
在校园中,有数不尽的大型建筑,其中图书馆建筑的新颖与壮丽,堪与世界上任何一流大学媲美。图书馆的左后方是一座五层楼的巨大大理石洋式大楼,这就是庆大行政大楼兼大学研究所所在地。在大理石的正门中央,横挂着一个长方形的扁额,写道:“学问与良心的自由”。这是何等气象,这是何等精神。严格说来,一座大学除了学问与良心的自由之外,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笔者在汉城看过六所大学,可是庆大的气象,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在自然博物馆前的草地上,学生们三三两两在晒太阳,我找到一位英语系四年级的学生聊天,他的身边有一位音乐系三年级的女学生,她自我介绍说自己主修钢琴。这位英语不太流利的学生与我的对话如下:
“你对朴政权以后韩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前途有何看法?”
“我是乐观的,因为我相信民主是潮流。朴正熙将军如果不是突然不幸被杀害,他也逃不过学生的革命,他终究要失败的。你知道,十月釜山学生暴动,本来汉城在二十九日要来一次最大型的学生运动,不料他二十六号就完了。目前韩国走向民主化进程非常顺利,唯一的障碍是以前朴氏的那批军人。不过,事情还是乐观的,因为此地驻有美军,而美国是坚持韩国民主化的。”
“金载奎前部长杀了大统领,被判死刑,你对此看法如何?”
对于这一个问题,两个年轻的学生互相用韩语讨论了约有十分钟之久,才回答说:
“牺牲了一个人,流了一个人的血,来避免革命的大流血,金先生(指金部长)的做法错了吗?但他可能难免一死,实在惋惜。”
“你对南北和谈的看法如何?”
“我们不喜欢共产党,汉城过去有两次沦陷的经验,人人谈到共产党就不喜欢。我看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社会,要实现统一,实际上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也许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解决这问题,所以我不认为有何结果”。
“明春大总统选举,你心目中想选给谁?”
“我选金大中,因为……”
正在此时,那位学音乐的女学生抢着说:“我选金泳三,因为他才是真正把新民党组织起来对抗民主共和党的。”
我趁机问道:
“你们看,大概哪一个人比较接近胜利?”
“现在大家都在想,不是金大中就是金泳三,不过有些人也想金钟泌。”
“是哪些人呢?”
“你不知道吗?朴正熙自己是农家出身的小学老师,后来进了日本人在满洲办的军官学校,当军人,他自己是不爱钱的,但是,在他周围的人,许许多多变成大富翁了。以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李厚洛就是其中之一:金钟泌本身也拥有一个几万亩、很大很大的农场。有钱的人是希望金钟泌当选的。”
这时那位女学生插嘴说:
“我们看结果就知道,明年这时已经真象大白了。”
举国致力改订宪法
经过朴政权十八年的独裁统治之后,韩国当前最重大的课题是如何走向民主宪政,而走向民主宪政,则必先重订宪法,废除一九七二年朴政权颁布的维新宪法。
去年十二月六日,崔圭夏大总统就任时说过:“改订宪法,实施选举,把政权交给选出来的新政府。”并自称是“防止危机的过渡政权。”
改订宪法既然是韩国朝野上下倾全力以赴的中心课题。政府方面非常审慎,决定兼容并包全国各界的意见,目前准备在春末完成新宪法的草案,之后,从五月到七月,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举行批评讨论宪法草案的公听会,经过充分讨论,充分修正之后,今秋举行全民投票,以人民全体的意向,来决定宪法的取舍。
目前崔总统聘请了专家学者以及法界人士,设置了宪法改正审议委员会。汉城连日以来,各报纷纷竞载各党各派人士、学者、政论家、社会团体的专文,提供新宪法的各种不同意见。此外,国会也设有宪法特别委员会,即将由首都开始,到全国各地召开宪法公听会。执政的民主共和党,在野的新民党也各自设有宪法改订委员会,随时听取、反映党员的意见。从政府、国会到街头巷尾,从首都到穷乡僻壤,都在议论这一部新宪法。他们要真正做到集思广益与百家争鸣。
到目前为止,执政党与在野党对新宪法草案的见解大同而小异,例如,一致主张总统由人民直接投票选举,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因鉴于现行维新宪法对任期一项定为六年,且连选不受任何限制(意即连任多次均可),在野党为防止后患,除了主张任期应定为四年及连选得连任一次之外,更主张明文规定:“本条文不得更改。”
从一九四八年南韩建国以来,宪法曾经七度更改,此次重订宪法一事,全国上下几乎一致要求其尽善而又尽美。而两大政党对于改宪草案表现出的一致性,考其原因,乃是因为朴政权长期执政所产生的弊端,普遍引起了人民的反省,咸盼此次新宪法能够适当抑制总统权利的过度集中,在和平安定之中,把政权转移。
新宪法的蓝本,根据汉城新闻界的消息说,它将以一九六二年公布的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依据,补充、充实使它尽善尽美。这蓝本因在朴正熙当选总统以前完成,其内容包括:“一、总统制,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一次。二、国会一院制,议员任期为四年。三、国会议员不得兼任总统,首相,阁员。四、议员候选人采政党提名制。这部宪法,拥有崇高的地位,普遍深受学界的尊敬。其主要起草人是当年高丽大学校长,新民党党魁,韩国宪法学最高权威俞镇午博士。今日韩国在野的中心人物金大中对此一宪法有颇高评价,但他亦指出:“对于无党派人士的候选权明文禁止,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据了解,新宪法将包括人权的保证与环境权之不可侵犯等等适合于时代的条文。
韩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优美的文化传统,其民风质朴而强悍,山川壮丽。外患频仍,产生这一民族强烈的爱国家爱民族的志节。在日本人占据的三十八年之间,韩国志士仁人当年抗日的历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这次改订宪法的全民总动员,更证明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热烈期待这一个饱经忧患的国家能在民主宪政之下,走向富强康乐的坦途。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汉城)
(补记)南韩朴正熙政权灭亡以后,汉城有过昙花一现的“春天”。做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我真是欢欣鼓舞,来到这二次世界大战后,饱经战乱,饱经独裁暴政,如今显现一丝黎明之光的国土,和他们共同呼吸珍贵的自由空气。这是我那时留下的珍贵的记录。
但是和许多乐观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我的梦、理想,不久幻灭了,一只铁手再度抱住韩国人民的膀子,自由和民主又是如此遥远,我的心也因而如此忧戚,如此暗淡。而我重新读到这篇旧作,发现它是我这一生的心灵深处,最凝固、坚强和渴望的写照。我出生在七七的战火中,成长在国民党的铁蹄之下,四十几年的生命,无论是当年在殷门立雪,或是近十六年的海外漂泊,我心深处,除了自由、民主、真理、友爱之外,我别无追求。无论道路多么遥远,世态何等炎凉,我要用我一生的生命做证,我坚强地,永不妥协地,奋斗和追求。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夜客日本以此祝敖之四十九岁生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从贵州来的退伍军人(陈平景)
上月因公出差,到羊城广州,住东方宾馆。
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由美国转欧洲回到先人日夜思慕的故土,从乾隆年间起累世累代思慕的华夏祖国,就是首先踏足羊城。榕树和祖父在台湾家乡手植于大门口的一模一样,融和在童年的笑声里,梦里,甚至于血液里,原来也是来自故乡广东。榕树把游子的心,呼唤得如此近,如此近,我知道了,我终于回家了。那就是一九七三年,祖国行,整整一个月,震撼心灵的祖国行啊!之后七四、七九、八一、八三年,先后到了许多地方,看到长城,也看到黄河、长江,但那榕树,一想起她,看到了她,我才真正回到了心中的家。
东方宾馆门口向左转,流花公园附近的榕树,这里吸引了我每一天工余的黄昏。树干要两人才能合抱。百年老树了,竟有几百棵之多,窃喜当年没有遭劫去大炼钢,留此绿荫,抚慰游子。
那天大约是下午六点,暮色苍茫,我已游罢要回宾馆,突然有人在背后轻轻说:
“到火车站去,往前走吗?”
我回首一看,两个出门的,提着小行李的年轻人。
“哦!火车站,我不知道。”我停下来,答罢后说:“我不是本地人,……你们问别人吧!”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并排走了一程,默默地。在十字路口,遇到了一个散步的老人,我开口问路了。
“前面向左转,一直走到车站,半个小时吧!”
老人用的是广州话,我听懂了,这两个年轻人却“有听没有懂”,我奇怪了。
“你们哪里人?不会说广东话吗?”
“啊!……我们……啊……不是广东人……不会广东话……。”
不会广东话要在广州问路,我有点替这两个人担心了。何况,天有点冷,暮色深了。我终于停下。
“你们二位是赶路上哪里去的?火车几点开?”
“火车明天上午九点开,我们要到火车站。”
这下我看清这两个年轻人了:疲累、慌张、不安的神情。我担心之外,也好奇。
“你们不知道火车站的方向,人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你们二位是外地来的吧!”
“我们,我们是从火车站被人骗到这里来的。一下火车,他们用车骗我们三个人,说给介绍旅馆,一个人八毛钱,上了车,载我们走了一程,叫下车,他要去旅馆办交涉,三个人两块四,他拿走了,人不见了。我们只好走回车站去。”他们一面望着另外一个人,竟是个女的,挂个行李在胸前,站在一丈多以外望着我们。
“你们口音,是哪里人?上哪里去?”
“我们是贵州乡下人,出来几天了,要到外面找工作去。”这时那女的走近我们,有点难为情地抱住胸前的行李,小心翼翼地解开一角,一个同行的年轻一点的男的立刻靠过去,掀开行李的一角,往里看着,用很浓重的,可能就是贵州的话说:“醒了吧!”“饿着啰!”
我心一恸,也本能地靠过去,一看,竟是一个小小的婴儿,睁着小小的眼睛,因为太小了,我竟误以为是行李挂在那个女的胸前。“唉哦!饿着啰!”我听到这话。
“你们还带着一个小婴儿?他几个月?多大了?没吃东西吗?”
“女娃儿两个月了。”男的回答。
“两个月?你们带着两个月大的小孩子在外面跑?”我快要动气骂人了。看着这小女孩的脸,使我想到自己的女儿出生时的样子——在纽约八十六街附近,德国人的医院。但我却骂不出来。“她喝牛奶吗?”
“她吃她的奶,……跑了三天,她都有点病了……。”
我终于明白了。我想,我能做点什么?尽点什么力?他们的车子明天上午九时才开,现在到车站不是太早吗?我终于决定为这个疲累的小母亲和饿肚子的小女孩做点什么。
“外面风大,天冷,我就住在前面,你们跟我来吧!到我住的地方热热身子,我给小孩子找点吃的。快来,快来。”他们来不及辞谢,已被我带到东方宾馆新楼的入口。
东方宾馆分新旧楼,用走廊连接起来,中间一个大庭院、喷水、回廊、假山、阁楼,加上花木扶疏,够得上气象万千、金碧辉煌了。我住旧楼,由新楼入口,到庭院,穿过回廊,来到旧楼地下的电梯,这四位客人一路过来,已被东方宾馆豪华的气势给吓坏了:这电梯是什么?他们硬是不肯进来。好不容易让他们看到别的宾客出入上下,终于才把他们带到六楼我的房间去。
我的房间有两张单人床、一套沙发、梳妆台、写字台、电视、冰箱和卫生间兼浴室。客人来了,我先给他们橘子水、苹果、一些饼干和小蛋糕。那小婴儿才从她母亲的怀中解下来,躺在她母亲的怀里吃起奶来。我忙出忙进,找食物去,到楼下小卖部跑了几趟,给他们买了些吃的、喝的。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那两个年轻人安祥地抽着烟,小孩也静静躺着吃奶,房间却充满一股冲人的尿骚臭。我想,他们出门已三天了。
我们终于开始谈起来,我先自我介绍,来这里的工作等等。他们慢慢对我这陌生人讲述自己的事情了。
原来,这两个年轻人一个二十八岁,另一个二十七,是贵州铜仁乡下山区的人,干了六年解放军。参军时在昆明,因是小同乡,成了好朋友。退伍回乡,并没有分配工作,却因人民公社解体而每人分到一亩地,又干起农民来。二十八岁的青年已婚,也有一个孩子,他有一个堂兄在深圳工作,因而获悉那里容易找到零工,便和这二十七岁的青年,携同了二十岁的妻子,两个月的女儿,准备找零工去。他们这次由乡下到铜仁,搭汽车到长沙,由长沙换车到广州,准备住一天,再去深圳。在长沙因为换错车,山区人,一辈子没出几次门,错搭了快车,三个人被罚款三十六元。任凭他们怎么求情,列车长不肯开恩,他们为此,想在广州找最便宜的旅店,不料又被人骗了。因为他们不懂广州话,又一口贵州音,问路也没人理,不料却碰到一个由美国来的“华侨”。
铜仁乡下山区的农民生活如何呢?
据他们所说,一亩地一年生产五百斤谷子,合二百五十公斤。要交税二十五斤。辗成白米,只够一个人一年的粮食。他们一家三口,连粮食都不够,环境条件差,没有任何副业可干,生活十分艰难,只有以米换杂粮凑合过日子或吃稀饭。现在实在混不下去了,农闲期想往外面谋生,混得好,继续下去,一亩地由妻子去种,混不好就只有回去,但是,这次由乡下出来,是向亲友借的路费,无论如何,路费要找到才能回去。
我问他们,既然每年只收二百五十公斤谷子,辗成白米才只有一百六十公斤多,为什么还要交税二十五斤谷子?交给谁?谁去收这个税?
他们说,人民公社不在了,可是干部可还在啊。他们那里,还有八个干部,就是共产党员,他们吃的喝的,要每月由国家给,其实也就是我们来负担啊!
我又问,你们当了六年解放军,退伍都没分配工作,是什么道理?
他们说,不但干了六年解放军,而且还参加了惩罚越南战争。现在退伍分配工作,在农村,是要负了伤才分配,更重要的,我们也不是党员。
话讲到这里,我想到小婴儿已经离家三天,三天都没洗过澡了,我就提议他们给小孩子洗个澡。这使他们大为惊异。他们说,他们那里的人,小孩子出生那天洗个澡,一年之内不能再洗,一直要到一周岁才能再洗。我问他们,那医生、保健人员不会告诉他们说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迷信吗?他们反问我,什么医生?保健人员?这在贵州乡下山区,从来都没听见过,你先生不知道吗?我再问,那么你们的孩子出生,有没有做过预防注射,这类保健工作呢?他们说,这是自古以来也没有过的。因此,他们都相信小孩出生,一年之内不得洗澡的。
我把浴盆放得满满的一盆温水,请那母亲和父亲进去替那小婴儿洗澡,最先听到浴室传来她的小小的哭泣声,但只有四、五声。洗完以后,我整好一张床,让她躺着穿上衣服,我看见那小女孩张着小手挥舞着,一边打着甜蜜的哈欠,一会儿就睡过去了。受到这情景的启示,我建议他们三个大人分别去洗一个澡。那二个男的无论如何不肯,却劝那个女的去洗了。二十岁的小母亲由我教她怎么使用浴室,静悄悄的让我们三个男人继续在外面谈话。这两个人问了我一些外国的生活情形,还有我的房间的价格。并且要求我把住址给他们,我也要了他们的地址。小母亲洗过澡出来以后,我进浴室,发现她不但把自己用过的水全都放掉,并且还把浴缸擦拭得一尘不染。多么勤劳、聪明、善良的同胞啊!我差点掉下了一眶的热泪。
夜深时,我用车子把他们送到火车站,那里有一大堆人。在和他们分手之前,我分别在他们不注意时,放进几十块钱到他们褪色的上装口袋去,也放进满满一袋的关怀和祝福。
(一九八四年四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由宪政独裁到独裁宪政(林山)
——论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体制
自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九日由当时的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公布了“台湾省戒严令”后,至今已过了整整三十五年。这就表示:目前居住在台湾的三十五岁以下的大多数人口,除非他是外来的移民,否则他必然在国民党政府的戒严措施下出生、成长。乃至成家立业,并继续生育下一代“戒严令下的产儿”。这种超级长期戒严的现象,是任何一个够格的民主国家的国民所无法想象的。然而,正因为被国民党政府戒严久了,“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许多人民早已“兴之化矣”。因此国民党的中国人权协会才能洋洋自得地宣称:“台湾有半数人民不知有戒严存在”。而这才是比三十五年的长期戒严更为可怕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还可以利用人民的无知而继续没完没了地戒严下去。为了不使我们的下一代仍然必须在戒严令下生育他们的下一代,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台湾地区宣布戒严三十五周年的今天,从头检讨一下戒严制度的本质和国民党政府戒严的神话。
宪政独裁
“戒严权”,是国家紧急权的一种。在我国宪法上,另一种紧急权就是“紧急命令权”。而这两种权,都是只在情况紧急(所以称之为“紧急权”),事非得已(所以又称为“必要性之法”或“不得已之法”,即law of necessity)之时,乃得运用。
不过,“在必要性之前不知法律”(necessity knows no law),国家紧急权先天就具有破坏法律约束的倾向。可是,如果因此就任由当政者去便宜行事,而不对紧急权加上任何限制的话,那等于鼓励统治者滥用紧急权以遂行独裁。于是,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一方面承认为和平时期而设的法治主义政府,并无因应重大危机之功能的事实,因而接受国家紧急权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对紧急权发动的条件、期间及程序等预先在宪法或法律中加以规定,以期能或多或少发挥防止滥用紧急权的功能。而这种以立宪主义为前提而制度化了的紧急权,就被辨之为“宪政的独裁”(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以有别于非民主国家的独裁统治。
于是,如果以立宪主义为国家紧急权的存立基础,那么这种“宪政的独裁”就必定具有以下四个法理上的、本质上的限制。
一、目的的限制:紧急权的目的是在“终止危机,恢复常态”(to end the crisis and restore normal times),而不是“假危机,改常态”;是基于“维持现行立宪秩序”的不得已,而不是“改变现存宪政体制”的需要。因此紧急权的目的是消极的“除弊”,而不是积极的“兴利”。
二、期间的限制:既然紧急权的运用其本身并非常态,而只是要恢复常态,因此它必然是临时性或暂时性的措施。反之,如果将紧急权的实施无限制地永久化,就等于在事实上改变了立宪体制,而形成不伦不类的“紧急权体制”。
三、必要程度的限制:紧急权之所以被称为“不得已之法”,是因为发生了非常的紧急事态,已不能以平常的宪政程序来处理,因此才“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除非是“为了克服特定的危机而有绝对必要性”(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conquest of the particular crisis),否则绝不可发动紧急权,而只能以一般的程序处理。至于紧急权一经发动,其运用亦须合乎此一限制。
四、程序的限制:发动与运用紧急权的程序,也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此一限制的目的,在贯彻责任政治的宪政原则,不使发动与运用紧急权的机关得以规避其应负的法律与政治责任。否则,若无法问责,则前三项限制俱成空谈。
如果以这四个条件来衡量我国宪法及戒严法上的规定,则可说我国的戒严制度(而非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戒严体制”)还算令人满意。
戒严权
相对于应付天然灾害、疠疫等非人为的危机与财政经济上的危机之“紧急命令权”,“戒严”是用来处理军事危机的。在和平的时期或战事未波及的区域,政府及法院固可依平常程序而运作,人民亦可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全部自由权利。但是,这样的社会、政治状况是与战场条件或战争需要不符的。因此,当有战事发生时,不论是对外的军事冲突,或国内的武装内战,为了求取战场上的胜利,以尽速终止战事,都必须视军事上的需要而付予军事指挥官借掌民政或司法并限制人民的某些自由权利的额外权力。此一权力,就是“戒严权”。所以说:戒严,是一种基于军事必要(military necessary)而实施的军事独裁(military dictatorship)。
现行戒严法即明定:只有当“战事或叛乱发生”之时,于“作战时攻守之地域”(即“接战地域”)或“受战争影响应警戒之地区”(即“警戒地域”),才能宣告实施不同程度的军事接管,及限制人民的某些自由权利(戒严法第一、二、五、六至九、十一各条)。而一旦“戒严之情况终止,应即宣告解严,自解严之日起,一律回复原状。”(戒严法第十二条)“原状”者,“常态”也。可见戒严的目的是回复到没有军事冲突的常态,以使民政及司法机关继续正常运作,而不是要使大家对军事接管和自由权利的限制“习以为常”,以建立长期性的“戒严体制”。
由于我国戒严制度对戒严权的目的有如此明确地规定,自然会将戒严限制为临时性的措施。这一点可由有关军事接管司法的审判效力之规定而明白看出来。
本来依据宪法第九条规定:“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但在戒严地区则依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为了“避免紧急为难,维持社会秩序”,而得以法律限制之。于是乃有戒严法第八条之规定,使军事机关对于戒严地区内关于刑法上内乱、外患、妨害秩序、公赎、毁弃损坏等十项罪行(其中第五、六、七、十等项之罪只限于接战地域),和其他特别刑法(如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之罪,均“得自行审判”。甚至如在接战地域内并无法院或与其管辖之法院、交通断绝时,“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军事机关审判之”(第九条)。不过,宪法第二十三条只容许对“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审判”之权利加以“限制”,而不得“剥夺”。因此,戒严法第十条明文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之判决,均得于解严之翌日起,依法上诉。”换言之,军事机关在戒严时期审判非现役军人之犯罪,只是紧急权宜措施,仅有拘束为该判决的军事机关之“拘束力”,而非确定判决(因尚可上诉),故无“确定力”,因此也无“执行力”,而必须等解严后仍放弃上诉或上诉普通法院经判决确定后才能执行。由此,一方面可见人民“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审判”的权利并未因宣告戒严而被彻底“剥夺”(因军事机关只能羁押被告或宣告假执行,以待解严后上诉普通法院,而不能径行执行本身之判决),同时也意味着戒严必定只是短期的措施(因为法律关系不容长期的不确定)。
至于“必要程度的限制”,我们由戒严法中以极清楚明白的词句划分“警戒地域”和“接战地域”,并分别规定其不同的军事接管程度,以及该法第十一条在规定对人民之自由权利的限制时,一共用了五次“必要时”,一次“时机之必要”,及一次“不得已时”,已可体会到戒严法坚持“必要程度的限制”之立法精神。
最后,对于“程序的限制”,我国戒严制度也是严守责任政治的宪政原则。综合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及戒严法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可知任何戒严令都必须经过行政院会议通过,立法院通过或追认,然后宣告。而立法院认为必要时,还可决议移请总统解严,行政院并不能就立法院移请解严之决议行使复议权。可见我国的戒严制度仍贯彻宪法逾所定内阁制的精神,使行政机关仍须向议会负其发动与运用戒严权之责任。
国民党开始动手脚
综上所述,可见依照我国宪法和戒严法所规定的戒严制度,仍是够格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宪政独裁”的。不过,任何的良法美意,在不知法治主义(the rule of law)为何物的国民党手上,必然地会扭曲、变质,乃致与当初立法设制的精神背道而驰。戒严制度也不例外。
距今三十六年前的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宪法”开始施行。从法理上言,自此才有“宪政独裁”之可能。但是,国民党本来就没有信守宪法的诚意与决心,行宪伊始,就开始动手脚。
首先,由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行宪后未满四个月,就师法希特勒用以造成个人独裁的“宪法破弃”(Verfassungsdurchbrechung)方式,依修宪程序,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八日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第一、二两款之规定如下:
一、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
二、前项紧急处分,立法院得依宪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程序变更或废止之。
由是,戒严制度的“程序的限制”被破坏了:依据临时条款第一款,宣告戒严不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通过或追认了;而依第二款规定,甚至当立法院决议移请解严时,行政院还可行使复议权,如此则即使过半数的立委主张解严,如果不能争取到三分之二的绝大多数支持,则行政院仍可继续戒严。这么一来,等于整个戒严权的发动、运用、解除都已不必向立法院负责了。“宪政独裁”开始不“宪政”了。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沈阳沦陷,东北全失。次月十日,蒋中正总统便依据临时条款而发布了“全国戒严令”,不过此一“全国”,并不包括外蒙古(已于民国三十四年由国民政府承认其独立)、新疆、西康、青海、西藏及台湾。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平津、徐蚌会战结束,蒋中正总统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暂行隐退,而李宗仁代总统一上台,就在二十四宣布解除“全国戒严令”。
此时,蒋中正已逐渐安排好台湾省的党、政、军重要人事,中央银行的大部分金银亦于二月十日运抵台湾、厦门。于是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二十三日南京失守,太原、杭州、武汉、九江相继沦陷,五月十九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便公布了一个“台湾省戒严令”,宣布:“本部为确保本省治安秩序,特自五月二十日零时起宣告全省戒严。”但是,这个戒严令的效力有两个问题:
杀气腾腾的规定
一、令中并未说明其法律依据。但其依据不外乎二者:一为临时条款之“紧急处分权”,二为宪法及戒严法之“戒严权”。可是依据前者而宣告戒严,必须由李宗仁代总统宣布,此令显然并非如此。至于依据后者而宣告戒严,则又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而当时的中央政府正在大陆上跟中共军队捉迷藏,因此此一戒严令亦从未经立法院过目。所以,仅从程序上而言,便不能认为有效。
二、就内容而言,此令一方面并未宣布戒严地域究竟是警戒地域或接战地域,因而无从确定其戒严之效果。另一方面,此令第四款竟然超越了戒严法,悍然规定:
“四、戒严时期意图扰乱治安,有左列行为之一者,依法处死刑:㈠造谣惑众者。㈡聚众暴动者。㈢扰乱金融者。㈣抢劫或抢夺财物者。㈤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㈥鼓动学潮,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㈦破坏交通、通信或盗窃交通、通信器材者。㈧妨害公众之用水及电气、煤气事业者㈨如放火、决水发生公共危害者。㈩未受允准,持有枪弹或爆裂物者。”
此一杀气腾腾的规定,完全罔顾戒严权云“行政性质的紧急行动”(emergency action of an executive nature),而不能创设或变更法律的这一原则,并且内容几乎尽属含混不清的概念,此亦不合“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基本原理。有趣的是:此一“依法”应该无效的规定,竟亦自称是“依法处死刑”,真不知其所“依”何“法”?难道是“朕即法律”之“法”?
其后,于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蒋中正在广州(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组织“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重新掌握军政全权。十月十二日,中央政府又迁重庆,而于十一月二日又由行政院第九十四次会议依据戒严法议决又通过“全国戒严令”,但未及颁布,中央政府便又重庆搬到成都(十一月二十九日),不久李宗仁代总统“胃疾复发,赴美就医”(十二月五日),接着成都亦失陷(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政府不远千里而来,迁到台北。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立法院第五会期在台召开,三月十四日的第六次会议通过对这个从未经总统公布的“全国戒严令”予以追认。
这个“全国戒严令”的毛病和前述“台湾省戒严令”一样,程序不完备,因为它从未依法颁布过,所以也无从生效。可是“将全国包括海南岛、台湾一并划作接战地域”,却是这个戒严令的杰作。
于此,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上述三个戒严令,一个不包括台湾,而且已宣布解除,另两个程序不完备(其中一个的内容还违法),也非有效,那么究竟这三十五年来的戒严究竟是怎么来的?
戒严令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们且看看国民党政府自己的解释:依据国防部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廉庶字第〇一三号令:“三十八年五月台湾省戒严令,系依戒严法第三条规定之程序,并经呈报在案(按:但未经立法院“追认在案”)。三十九年一月颁行(按:自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李宗仁代总统赴美,直到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蒋中正总统复行视事,中华民国有将近三个月没有人执行总统职务,不知此一“颁行”是何人所为?)之全国戒严令,将台湾省划为接战地域,并经立法院追认在案,则台湾省之戒严,自应溯及于三十八年五月颁行戒严令之时,其所颁之戒严令,自不因全国戒严令之颁行而失气。”瞧见了吧!左一个“自应”,右一个“自不因”,多么的理不直而气壮!原来国民党政府的戒严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法定程序”何足道哉!
因此,就“程序的限制”而言,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一开始就是不及格的,也一开始就是没有“宪政”、只有“独裁”的。
再就“期间的限制”而言,起先或许国民党政府并未打算要戒严三十五年以上的,可是三年五载之后(这在够格的民主国家已经是骇人听闻的长期戒严了),国民党已不愿轻易放弃已享用到的权力了。但是,如果仍依照戒严法第十条的规定,则凡非现役军人接受军事审判,其判决将永远无法执行(除非宣布解严后上诉确定),于是其戒严权终必有“美中不足”之憾。为了使长期戒严体制化,自然不能容许此种“临时性”的规定作梗。于是,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戒严实施了七年之后,民国四十五年十月一日军事审判法开始施行,国民党政府便在“军事审判法施行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军事审判法施行前,非现役军人依旧法判决之案件,合于戒严法第十条之规定者,从其规定。”反面解释,就是说:从军事审判法施行之后,依新法而于戒严地域受军事审判的非现役军人,不能再“于解严之翌日起,依法上诉”,因此其所受判决即具有确定力而能够执行。经由此一违宪的法律,从此变态成为常态,非常成为正常,国民党政府的戒严权体制便逐渐成形了。
令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其次,我们谈到“必要程度的限制”。“权力的本质就是扩张”,在缺乏反对党派的制衡与监督之下,国民党政府自然会将其已发动的紧急权运用到极致,而令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这在前述论“程序和期间的限制”之破坏时已可见其一二。基于同样的心态,国民党政府也并未遵守“必要程度的限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接战地域”的划定。
今日的国民党学者张剑寒,在二十多年前即曾在其硕士论文《戒严法之研究》中写了一段公道话:“所谓‘接战地域’,依戒严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立法解释,即‘指作战时攻守之地域’,而台湾之宣告接战地域之戒严,平心而论,与规定不符,盖‘作战时攻守’,须为当前之事实。过去武力交绥,彼此攻防,或未来有攻守之可能,皆非当前之事实,不能宣告为接战地域。金门马祖常相炮战,当为接战地域。而台湾本岛数年来安全如常,虽有警戒之必要,但无攻守之事实,按理不能宣告为接战地域,只可为警戒地域。况戒严达十数年之久而不能解,划为接战地域更不相宜。”
于今二十年过去了,金门马祖久矣不闻炮声,张剑寒也早已由“宪政独裁”论转变为“独裁宪政”论,只有国民党政府的处惊不变也如故,台湾之划为接战地域之戒严也如故。
早已是独裁宪政了
然而,如仅仅废弃了国家紧急权的程序、期间和必要程度的限制,但只要戒严权一日被认为是“紧急”权,则国民党政府终必无法将戒严措施“正常化”,以巩固其戒严体制。于是,近几年来,我们不断地听到国民党的宣传刻意地将台湾的“进步繁荣”和无休无止的长期戒严连在一起,企图将紧急权的消极目的(除弊)转为积极(兴利),以摆脱紧急权的“目的的限制”。如果国民党的此一努力获得成功,则“紧急权”的“紧急”二字将会和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真理”、“仁爱”、“和平”等词一样,获得与其字面完全相反的新意义,而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体制也将达到登峰造极之境。
三十五年来,国民党政府逐一破坏了国家紧急权的四个限制条件,配合以层出不穷的单行法令(如《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及其《施行细则》等等),早已建立了不向任何机构负责的戒严体制,完成了日本宪法学者小林直树所指称的“慢性政变”的过程。
在这样的戒严体制下,原有的“宪政独裁”早已脱离了宪政的节制,然而国民党政府仍在口口声声“实施宪政”。对这种国民党式的宪政,实在无以名之,只能称为“独裁宪政”(dictatorial constitutionalism)。
由法制上的“宪政独裁”,到实际上的“独裁宪政”,国民党终于建立了孙中山所说的“万能政府”,可是,孙中山所憧憬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理想,却越离越远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我本有心联合制作!
军统大特务马汉三之死(文强)
马汉三与我的公私交谊
提起马汉三其人,远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在日汪统治区做“地下活动”时就知道。最先与我谈及马的种种的,是戴笠手下被视为“北方四大干将”之一的陈恭澍(另外三大干将是王天木、刘艺舟、乔家才,这四人都是黄埔出身。)一九四〇年间,我由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调为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驻上海,专对日汪进行策反活动。几乎与此同时,陈恭澍自平津区调为上海特区区长。他与我是平起平坐,都直属军统局局本部,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在平常的言谈话语中,陈将马汉三列为“北方四大干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包括陈自己在内,那就应该是“五大干将”。他在谈到马汉三其人时,向我提出一个疑问:“戴老板一贯重视黄埔同学,对杂牌部队出身或其他政治党派分化出来的分子,哪怕就是共产党的叛徒,也只是利用一时,到了无可利用时,便弃之如敝屣。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与戴老板又是联姻拜把的关系;刘艺舟、乔家才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又是复兴社的骨干,算得上是军统的元老,把他们做为干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唯独对马汉三这样一个杂牌小卒,五官眸子不正,两眼斜视,其心也当不正,不知有何可取?竟一入军统之门,便被老板视为奇货,不知为何?”陈又说:“我在平津地区负责多年,对马敬而远之,不敢得罪。”很明显能听出话中有话。由于他与我同是黄埔第四期同学,才会发泄出这样一通牢骚话。虽然陈与我多次闲谈过,但我对马仍无印象,也全不知其来历,只是把陈提出的疑问记在心上。
一九四二年,军统局调我为该局华北办事处处长,这是该局在北方设立的最庞大的外勤单位。与此同时,该局内部另设有名为华北实验区的内勤机构,区长便是马汉三。我任华北办事处处长一年多,又改调到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任副主任,戴笠挂名为主任,实际责任由我负。在该班一年,由于华北办事处改组扩大为北方区,仍调回我为区长,管辖的范围包括晋、陕、豫、冀、察五个省区和平津两市。马汉三主持的实验区,若要打开局面,做出“成绩”,当然得依靠我所负责的外勤单位,这样才能说得上内外配合,有戏可唱。马与我的公谊私交,此时算是开始建立。就像是由戴笠一手双缰驾驭的两匹马儿,我与马汉三平起平坐,互相配合,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奉命结束了华北实验区,改调为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我同时奉命将北方区结束,改调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这样,我们又关内外相配合达两年之久。也不知是出自怎样的一种心情,我与马之间始终互相存有戒心,见面客客气气,却也没有伤过和气。有一次马向我开玩笑说:“龙生龙,风生风,黄马褂加身,与老板同是天之骄子也。”我报之一笑而罢。不料当晚马前来向我表示歉意,谓失言之过,要求“海涵”,无论如何不要在老板面前提及。我安慰他,我保证不会语人,请好自检点。马闻我言,表示感激。其投鼠忌器之心,昭然若揭。我身边的秘书陈绎如,是马最信赖的亲外甥,随我参与机要四年,似乎未曾感到有任何对我不利的事情发生,相反,只见其忠心耿耿,埋头伏案,日夜操劳,从无怨言。因此,我与马之间戒心是有的,但互相在背后捣鬼却没有。后来,在马遭到杀身之祸的关头,我未敢及时提醒他,也许是过于明哲保身。但我没有同遭杀身之祸,应该是不幸中的大幸。
马对我的戒心从何而来?可能是由于我与戴笠是黄埔同学,关系又过于接近的缘故吧。记得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前夕,戴笠第一次到平津视察,曾急电调我来平,说有要事相商。此事戴告知了马,并让他到飞机场去迎接我。当我到达西苑机场时,来迎接我的人中并不见有马,使我颇不愉快。有一天,我特意问了我的秘书陈绎如(陈是马汉三的亲外甥),陈坦然无隐地说:“不知为什么,我舅父听说老板急电调您来平并嘱他到机场迎接后,顿时惶恐起来。他交代我立刻到机场迎接您,还说他马上也赶来机场。可是我立候到您下机驱车进城,还不见他的影子。归来了解,他是忙着与张家铨、刘玉珠等去商量什么事,赶到机场已经迟了,他只好胡说座车抛了锚。好在老板没有追问此事……。”陈对我说的话还是老实的。回想起来,在我就任北方区区长前一年多,有一次在西安,徐宗尧在和我谈话时,偶然提到陈绎如的名字,他认为陈忠实可靠,有才华,可惜因犯案被押于重庆,无人敢出面保释,因为案情牵涉到他的舅父马汉三。我当时将此事记在了袖珍本子上。一年后到渝述职,忽然记起这位被禁的青年,便向戴笠当面提名保释。陈出狱后,我派他为我身边的助理秘书。一年多后到东北,又提升他为负责秘书。我自问待他是胜过亲信的。我对陈固信而不疑,陈对我亦忠心不二。闻其吐露真言,我对马从此又加重了戒心。
另外一件事,几乎使我与马之间发生难解的误会。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前戴笠急电调我来平的那次,当我抵达之日,戴因急事去天津,并将转青岛上海一行,他与我要谈的话都未及谈就走了,不免使我纳闷不解。他到天津后写给我一封亲笔信。信是由马汉三亲自送给我的。我没料到信里有话,便大大方方的当着马拆开。这封信上主要是说他去天津处理紧急要事,没和我打招呼就走了,很抱歉。并说此行尚须去青岛、上海,准一月内返回。嘱我在平多多考虑华北、东北问题,并说:“估计苏军不撤离,东北行辕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一时进不了沈阳”,“借重吾兄熟悉华北情况,将付托以坐镇平津兼领东北之重责”等语。读完此信,我想既是马亲自送来的,肯定被他拆阅过,他之所以亲自送来,无非是对我察言观色,试看我如何表态。来者必无善意,不如将原信给他一阅,也许能解除他的重重顾虑。马接过信轻轻一瞄,很不自然地退还了我。我很坦然地说:“看来信,老板对阁下可能将有更大的任务托付。请放心,我对东北这样棘手的任务都一筹莫展,又怎能兼顾华北?东北迟早必当进入;坐镇平津,本局没有第二个人能接替阁下。我敢以人格担保,绝不会争长论短,有碍阁下的前程……。”马闻言一阵苦笑,紧握我手无言而别。尔后又听陈绎如反映说:“舅父送信归来,心神不安。我去看他,多次叮嘱我说:‘文先生在平尚有一个月停留,可多陪他去游览名胜古迹,多多聊天。如果对我有何褒贬,立即告我。我对文先生很敬重。’……”我认为陈说的都是老实话,但我自问对马无所争,无论马如何不放心我,我都应该泰然处之。总的说来,我与马勾心斗角、互有戒心的状况,一直到我调离东北并转为正规军人的时候,才算了结。
马汉三青云直上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后,戴笠、胡宗南在西安为蒋纬国筹备婚礼。蒋纬国与西安大华纱厂经理石凤翔的女儿结婚。戴与我同住在西安玄枫桥甲十四号。一天深夜,戴与我谈论起胡宗南身边的高级干部来。在他的眼里,胡宗南用人庸才多、雄才少,但其取一个“忠”字,亦不失为大将用人之道。他又自夸说,他用人贵在一个“实”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等。还说:“我与宗南的用人,都是从校长跟前学来的。”(本文中的“校长”,都是指蒋介石。)我便将三年前陈恭澍提出“马汉三为何受宠”的问题,不假思索地向戴说了出来。戴在鼻孔里嗡了几声,将我端详了一下,然后问我的看法如何?这是我没料到的一种令人尴尬的回答。我深深感到从这个惯于耍心计的阴谋家嘴里,是难得套出一个可否的。我只好开门见山地表态说,平日对马没有深交,并不知其为人如何。但对恭澍所提的问题是同情的。戴又逼问说,老兄是不是认为我用人不当呢?我赶忙又说,并无此意,只是不知道重用马的原因何在,希望能与他在相处中精诚合作。大概是“精诚合作”四个字,说得对了他的胃口,才使他打开了话匣子,唯恐不详地向我掏出了他的老底。记忆中他大概是这样说的:“马汉三嘛,我是把他当‘字典’来‘查’,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当一面的又没有几个。北方自古即为外患边乱之源,今日则尤有过之。马出身于西北军冯玉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冯部下的中、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由学兵队提拔起来的。冯本人是老粗出身,好容易学了一点应用的文化,也就懂得没有文化不行。所以他重用学兵队出身的,更胜过老一辈的五虎将(西北军中传闻的五虎将,据说是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宋哲元——笔者注)。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马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的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进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未为冯所发觉。他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所发觉。这是得力于‘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以北方人制北方汉奸。马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外蒙古在苏联嗾使下宣布独立时,为了权宜之计,不得不举行谈判。我向校长建议,如要谈判,最好由本局派知情能员前往。最初我心目中的能员就是马汉三,后来考虑到有可能暴露其身分,不如站在幕后。结果经校长批准,派简朴前往(简朴是复兴社骨干,军统大特务,时任中央航空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在谈判中,连苏联方面的间谍头头,一听简朴了如指掌地掌握了外蒙内情,也莫不感到诧异。”
戴笠一口气倒出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老底后,我才感到“当字典查”几个字里,竟包括了如此令人折服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马汉三得宠,并非偶然。下面一例,亦可见他的神通广大。八一五日本宣告投降后的一天,马汉三即偕其得力助手刘玉珠自重庆飞到西安,急欲径飞北平,经过我向胡宗南言说,得到支援,才搭乘美军运输机飞平,说来是冒险降落在北平,成为军统人员中最先抵达北平出头露面的第一人。事隔不到一周,马不但出入于华北汉奸群中,而且与德王、李守信、汪时璟等蒙汉巨奸联络上了。马亲派周济护卫德王等三人,乘专机抵达西安。经我引见胡宗南后,转乘专车送宝鸡,然后再派专机送重庆,向蒋介石报到。
最后,戴笠杀气腾腾、令人胆寒地说:“马汉三眸子不正,其心不正,又沾染‘倒戈将军’的门风(‘倒戈将军’是当时蒋介石等对冯玉祥先生讽刺之语),谁不知晓!他既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老兄与恭澍实在过虑了……”他在鼻孔里不断地嗡了几声,将马脸连摇了几下。我感到这不是他的鼻窦炎发作,而是他的特有信号,他在思考,是话到嘴边留半句,还是把话都说出来?但他终于按捺不住,便提高嗓门说:“刀柄握在我手,如见其所行有异,斩杀便可由我。黄埔同学尚须呈报校长批准,像马某之流,则可先斩后奏,不奏亦可。这是校长面谕,兄不可为外人道。”听了这番话,我想起“伴君如伴虎”这句老话,也不免有些胆寒。马后来遭受杀身之祸,可谓投入特务罗网,即种下了必死的前因。
马汉三之死的前因后果
日本宣告投降后,蒋介石为了给打内战铺平道路,亲自出马视察平津,试图收拾人心,为反共目的服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具有国民党元老盛名的张继,一度以国民政府“宣抚特使”身分,飞临平津“宣慰”,以配合蒋的谋略。张继大旌北行,自无可称誉之处,但是他在怀仁堂痛骂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这幕恶作剧,登诸报端,却实在大快人心。当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由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及平津各界头面人物都在场,直骂得李宗仁、孙连仲、熊斌、张廷谔及其以下的接收大员,面面相觑,抬不起头来。时人以为张继敢言时弊,十分难得。我当年正在北平,闻张继之言,感慨万端!这时,马汉三是戴笠向蒋介石保荐明令发表的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大权在握,唯戴笠之命是从。当年所有华北巨奸如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齐燮元、汪时璟、唐仰杜、苏体仁等等,早已列入马的袖珍手册。蒙古王公中之德王及其干将李守信等注入另一手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马在如此权势之下,岂只“五子登科”,简直是作恶多端,为所欲为。我虽不知马接收的珠宝财物究有多少,但从一些迹象,亦可测知一二。例如,日本投降后,戴笠两次到平津视察,都是满载而归。珠宝字画珍品,均由马汉三亲自装箱送往弓弦胡同十四号(戴笠在平的住地)。戴以为我对骨董、字画有所研究,亲自于深夜打电话要我到他的住地去一趟。我走入他的卧室,一眼瞥见木箱十余个,都古色古香的,看来是珍藏已久之物。戴急问我对古玩鉴赏如何?我答曰,根本外行。戴闻后,一笑而罢,因而也就没有开箱让我一饱眼福。后来得闻雇来珍宝商,经过鉴定后,才装入机仓起飞南运。这是戴第二次到平的事。也就是这次,他南飞途中触山毙命,十多箱宝物自然也就随之葬入火海。但据我所知,他第一次到平视察,由马汉三“进贡”运走一批珍宝,戴死后不知落入谁人之手。马汉三接收的财物中,的确另有一批次品,皆在戴笠督促下造册,经宋子文过目后,由戴笠亲呈蒋介石。蒋批:“缴存国库。”冠冕堂皇的批语,似应可信无疑,但据我了解,戴笠的“呈献”,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把戏,实际负责没收逆产者,是戴笠派出的特务、军法官毛惕园,他有贴封条和开启封条的特权;“缴存国库”,国库的保管员司,也是军统特务,只不过挂上中央银行业务员和仓库保管员的名义,以掩人耳目。据我了解,平津的国库保管者,是马汉三的亲信秘书刘玉珠,这是马亲自指定的,马不容许第二人染指。另外,上海的逆产国库保管员,则是戴笠培植出来的女亲信蒋志云。此两例足可证明蒋介石的批语为如何了。后来马汉三被判处死刑的第一条罪状,即是擅改蒋介石的批示,以多报少,胆大妄为,中饱私囊。此之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因此,对马加以死罪,实在是对国民党的“维护法纪,整肃官箴”的莫大讽刺。
马汉三吞下了戴笠投下的钓饵,利令智昏,竟指使刘玉珠自请退职,公然在前门外开金店,以“超五子登科”接收来的横财宝物为资本,做起发大财的黄粱美梦。马、刘二人愈想愈甜,殊不知杀身之祸就要到来。
马汉三靠当“字典”起家,好容易爬到执华北特务牛耳的高峰,一时得意忘形,锋头出尽。不期“靠山”机坠人亡。死耗传到,有如晴天霹雳,眼看军统局的大权,必将落入二老板郑介民的手中,马岂能不为之计?恰逢郑以军调部三人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的身分驻平。马平日以戴笠为唯一靠山,与郑不接近,戴既死,马便用对戴的那套拥郑,并使出他地头蛇的本领,以讨郑的欢心。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偕朱镜心(郑的亲信秘书王业鸿的妻子)借口旅游来平,实际则是向马分润劫收油水,互相利用,各有所图。柯来平两月,马几乎成了柯的随身“太监”,出入于骨董商店、瑞蚨祥绸缎庄等,凡能看得上眼的,由她挑选,由马付款。当然两人心里都明白。柯进一步敲竹杠说:“郑先生一生‘清廉俭朴’,在京居官到了中将,尚无一所住宅,比之戴老板,大有天壤之别。”马会意,答应在南京为之建一座别墅,请自行聘请营造工程师绘出蓝图,所需费用由马包干支付。未久,这座别墅即出现于南京莫干山路。柯还叮嘱马,未可使其夫得闻建筑经费之来源。故弄玄虚,可笑已极。
马深知走裙带关系的后门,不愁无大官可做,郑妻既贪得无厌,对马就会有求必应,因此马提出,趁北平特别市政府改组、原市长熊斌下台、新市长何思源上台调整班底之机,要郑介民出面向“老头子”保荐他为市府民政局长;马并振振有词地说,大选在即,他当民政局长对“老头子”登上大总统宝座,定可有所帮助。郑妻牵着其夫鼻子走,果然由郑出面,保举马当上了民政局长。本来马并不屑于局长一职,他所觊觎的是特别市长。马在得意忘形时曾语人曰:“冯焕章先生以司书出身之何其鞏为北平特别市长,我同是文书出身,又是中央任命的少将,论资历,略胜何一筹,只要时来运转,特别市长一职,迟早必当取得。”官迷若此,岂知死期已近。
马一登局长之位,即在郑介民面前大显“身手”。时值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表面是调停国共停战和谈,骨子里却是助蒋大打内战。美国主子的阴谋,马心领神会,于是便向郑介民建议,发动“北平市民”包围军调部,向马歇尔“请愿”,诋毁中国共产党,破坏和谈,发动内战。他利用民政局长的权力,在各区雇佣流氓打手,会同反共狂徒,在北平闹得乌烟瘴气,无耻地导演了一出反共反人民的丑剧。为此郑介民呈报蒋介石传令嘉奖,马则受宠若惊,对郑妻感恩图报,念念不忘。
就在马得意忘形的时候,他却在毛人凤面前做了一件蠢事。一九四七年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四一”大会(军统局成立纪念)开幕前夕,我率领东北各站长,在北平会同马汉三等到南京出席大会。毛人凤以副局长身分,居住在“雍园”。我邀马汉三等人一道去看毛,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唯独马提了个皮包。马一见毛便挤眉弄眼,拉着毛上楼密谈,将我们冷在客厅里,使得同去的头头大为不快。我因此向同行者解释,有机密事上楼汇报是正常的,不必介意。我的语音未落,毛已抢步下楼,与我们热情地问长道短,马则没精打采地坐在一旁,似有满腹心事。事隔半年多,一次与毛闲谈,才知道那次在南京“雍园”马汉三拉毛上楼,是为了献给毛一小袋珍珠。马满以为他贿赂郑妻,大造别墅及其他幕后的政治交易,做得很机密,哪知道毛早就一清二楚,对比之下,毛当然大为不悦。他说马目中无人,以人工蚌珠来侮辱他,当时为给马留面子,没有退还,以后则寄交中国航空公司驻平分公司经理王云荪退还给马。毛说得切齿作声,对马已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马自作聪明,弄巧成拙。
不知内幕的人都以为,在郑介民与毛人凤两派特务头子的争权夺利中,郑是较清高的,是不屑于与毛一争的,甚至还有人认为郑是正人君子,以做正规军人为荣,对军统特务宝座并不恋栈;也有人痛骂郑的老婆坏透顶了,败坏了郑的名声。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隔靴搔痒,不真知底蕴。两派权利之争,纵然反映在郑妻柯淑芬与毛妻向友新两人间的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斗争上,但这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的问题是:郑、毛继承戴笠衣钵,在蒋介石面前争宠,谁也不肯放松一步。两人都深知有了军统便等于有了命根子,失去了军统则难得重用,冷在一边,那就连臭狗屎也不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须从“鹅毛扇”说起。
所谓“鹅毛扇”,即指黄天迈。黄天迈,河北省人,当年四十三岁,外表敦实有礼,气概不凡,有点近视,戴一副黑框眼镜,按戴笠在暗中所说的,是“气宇轩昂,一表人才”。黄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是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泾波,与黄勾结甚紧。黄与美国情报机关O.S.S也早有关系。日本投降后,黄随戴笠飞到北平,不久即被任命为军统局天津站第二站站长,这是一项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的勾当,只不过是藉“中美合作交流情报”做掩盖罢了。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在外交界混到了蒋介石政府驻法大使管辖下的巴黎总领事的职位。他的妻子系四川人(忘其姓名),与黄是燕大同系同学,为驻法大使馆的高级职员,夫妻相配合,在巴黎外交界甚为活跃。黄上爬心切,原来所营谋的途径为外交官,对军统并未染指。
我与黄一度颇为接近,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据其自白,再加上我了解的情况,得知他由外交界跳到军统特务集团,是有一段经过的。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巴黎任总领事时,适逢著名的杨杰将军以驻苏大使兼驻法大使,一度居住巴黎。黄在杨面前大献殷勤,为时不久,杨对他颇为信赖,视为臂助。黄利用外交人员之特权,在巴黎经营黑市,套购外币,一出一进,获利甚丰。后来事败,黄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黄便将所干的坏事,全推之于杨杰将军,甚至说是奉命办理,如要追究责任,首先当由授命人承担。蒋介石得到密报,同时又收到法国政府的驱逐照会,也就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杰及黄天迈押解回国,交战时军法局依法审理。杨未久被保释出狱,黄则判刑监禁。这么一来,黄在外交界声名狼藉,出狱无期,前途茫茫,几至寻死自杀。当时的军法局长徐业道,系戴笠培植并向蒋介石力保提拔起来的最高军法行政官(徐业道多年充任军统司法科长、处长等职),徐为了讨好其主子戴笠,便夸黄为难得“人才”,如能保释留用,必能感恩图报做出贡献。戴曾因此亲到监狱视察,然后才敢向蒋介石保释请求留用。这一段为外人所不知的情节,是黄毫无隐瞒地告诉我的,我亦询问过徐业道,证明黄之所言属实。
黄一入军统之门,自诩为鸡群鹤立,对毛人凤、潘其武这两个执掌机要的出头人物,不以为然。戴一开始就破例派黄为甲室秘书;未久又予黄以海外区长头衔;举办中美合作所期间,特许其参加该所机要。机要是毛、潘二人分工合作、得宠于戴的禁地;毛是军统副主任秘书,除戴笠外,对郑介民也不买账;潘是中美合作所秘书,颐指气使,囊括一切,不免令黄嫉视难安。戴对黄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信任并欲提高其地位的意思,例如每次与梅乐斯会谈或外出巡视,戴宁可不带参谋长李崇诗,也得带着黄,而黄和戴形影不离,对戴亦步亦趋。中美合作所停办后,戴在上海及到平津视察,黄紧跟其后,连戴与宋子文相见时,也从不避黄。由此可见,“摇鹅毛扇者”有其自恃的条件,并非全是狂妄不自量的问题。
曾几何时,当黄被戴留平为郑介民之佐、与美特联系诸任务加重时,晴空霹雳,戴笠在南京附近坠机焚毙。黄得知此讯,如丧考妣,痛哭之余,不免深感靠山已失,又想到毛、潘两个红得发紫的“秀才”(黄与我谈话中,把毛人凤、潘其武讽刺为“秀才”,以为自身资历远远超过这两人,不屑与其同僚)必不能容他立足于门墙,而他本人又岂能“屈就”。
黄明知郑、毛间争宠争权的斗争,必因戴之死而无可避免地爆发,他认为郑是黄埔二期学生,十三太保之一,在军统中的威望仅次于戴,做为衣钵相传的接班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毛绝非对手;黄甚至以为“老头子”也绝不会重毛而轻郑。于是黄选择了郑介民为靠山。与其说他为人谋,不如说是为己谋,将毛打下台去,他至少可取得主任秘书一职。于是“摇鹅毛扇的”自避幕后,由马汉三出面,暗中喊出了“拥郑倒毛”的口号。马汉三利令智昏,官瘾正旺,经“鹅毛扇”一摇,便坠入其彀中。此时黄天迈已取得郑介民身边的要职——军调部国民党方面代表办公室少将主任,便认为随郑走入军统内廷已水到渠成,主任秘书非我莫属了。黄指使马起草了“建国力行社”章程,以为有了这一组织,便有了团结北方黄埔学生及各特训班出身的特务头头结成强有力阵线的条件。与此同时,又指使马在军统局内部抓住一批骨干,如赵斌成、李葆初等,做为内应,待机发难驱逐毛人凤。马在平津紧锣密鼓,确也拉拢了一批军统元老和头头,例如以乔家才为“力行社”副社长,杨蔚、杨清植、白世维、娄兆元、吴景中、严家诰等为社委委员。头头中还有吴毅安、聂士庆、张鸿惠、李希纯、吴立诗、吴安之、孔觉民等。在平津的头头,除了倪超凡、陈仙洲、白莲丞等被认为与我关系深而未敢拉拢外,还有一个王蒲臣,王是江山人,属于毛人凤亲信,马对他更是不敢沾边。概括说来,倒毛的北方派,是以马汉三(“建国力行社”社长)为盟首,以平津为中心,影响所及,包括晋、陕、豫、鲁、冀、察六省及平津两市在内。黄的“鹅毛扇”由北平一直摇到南京,而且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主任秘书宝座,他把毛人凤视为路人;潘其武被挤出军统大门,到警察总署刑事实验室暂待一时。正在郑轻敌不防,黄也得意忘形的时候,郑被毛明稟暗告了一下子,毛甚至无中生有,“老头子”不能不听。于是马汉三成了倒郑的枪靶子,数案俱发,诸如前文所述。郑被贬,明升暗撤,不死者几希。黄见势不妙,乃自请离职,远走台湾,逃之夭夭。马、刘二人不但做了替死鬼,而且从根本上说来,他们遭受杀身之祸,可以说是黄一手导演的。我之未卷入漩涡,是因为深感黄为人伪善。他把戴笠身边的毛人凤、潘其武两人,视为不共戴天的雠仇,而且在平试探性地拉拢我参与拥郑倒毛,幸好我没有入其彀中,现在回想起来,不寒而栗。
毛人凤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对戴笠奉蒋命干的那些见不得天日的阴谋罪恶,几乎无一不知,而郑却不知或知之甚少,加上毛与蒋同为浙江籍,蒋的元配毛氏与毛人凤同族宗亲,蒋权衡利害得失,保车不如保卒,只好对郑明升暗撤。这点唐纵看得最清楚,因此自告退出倒毛的斗争。由于广东派的郑介民败北,吓退了湖南派的唐纵,江山派的毛人凤则大获全胜,可见“老头子”安排的棋子,谁也改变不了。唐纵虽未争得特权、坐上军统交椅,却比郑之明升暗撤略强,既得到戴笠生前安排好的内政部全国警察总署一把抓,又抓到了国防部保安局局长之职,与毛可以分庭抗礼。郑则只好自叹不如。
黄天迈远逃台湾,几经钻营,以官商出面,就任台糖公司协理,保住了首级。马汉三却执迷不悟,犹在平津陈仓暗渡,企图攀桂系李宗仁做后台,不听毛人凤传达的“老头子”的旨意,将投孙科的选票,拉向桂系一边,捧李当副总统。马还公然到南京为李捧场。毛人凤口蜜腹剑,表面应付;一旦证据抓到手,马之生死,全以“老头子”的喜怒决之。
总观马汉三之死,死于改批蒋手谕,死于独树一帜,死于捧李宗仁,死于拥郑倒毛。凡此四因,互为因果,黄天迈“鹅毛扇”一挥,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人凤奸猾毒辣,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一字不提“拥郑倒毛”之罪,也一字不提黄天迈煽风点火之谋,将自己打扮得忠心耿耿,纯属自欺欺人。他迫得郑倒黄逃,杀马、刘于市,判乔家才无期徒刑,对娄兆元、吴景中、严家诰等大特务,稍后也都借故逮捕下狱。其中告密投毛者,免罪不问,个别的升官。例如告密投毛者杨清植升为北平市警察局长,王蒲臣南调加升为少将,孔觉民升代北平站长。对杨蔚、张家铨、吴安之、白世维、赵斌成、李希纯、吴立诗、许先登、吴毅安、聂士庆等一批站长以上的大特务,均“宽大”不问罪;另外潜伏于保密局内部的一批上中层特务,树倒猢狲散,已经六神无主,经过毛假惺惺的讲话,各安原职。赵斌成等则带头痛哭流涕,表示忏悔并反戈一击,因而受到表扬。毛受庇荫于蒋之保护伞下,作威作福,令人齿冷。
一九四八年九月,马汉三、刘玉珠被枪毙没有几天,我因公过南京时,亲到保密局军法处晤军法处长李希晨,询及对马案审理经过,他对我详告种种,且将此案全部案卷摊开给我看,因此,我较详细地了解内部情况。离开军法处又去见过毛人凤及副局长徐志道等人。这时保密局上上下下,几乎无人不谈马案。毛人凤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藉马案大做文章,杀鸡吓猴似地向我历数马汉三、乔家才不忠不实之罪,一字不提夺权倒郑杀马之谋,也许他认为对我以不涉及黄埔学生为宜,他既已提到乔家才,又感到失言,因此有意向我做过一些不必要的解释,说未判乔死罪而判无期徒刑,是因为“老头子”垂念黄埔师生之情,不能不有所作态等等。毛与戴笠衣钵相传,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马汉三之死的前因后果,略如上述。所述仅就荦荦大者言之,已为人所共知或见诸报刊者,恕不赘述。
(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二一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
——李仙洲乐天知命·马励武牢骚满腹
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年以上的军官,没有不知道国军的“山东三李”,这就是三个黄埔第一期毕业、都是官拜中将的三个同乡同学同姓的高级指挥官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
现在硕果仅存的李仙洲,执笔时就快到他九十大寿,亲友们正在准备为他耄耋之年而好好庆贺一番。
饭后“三德”变“三得”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时,只在戴笠请他吃饭时见过一面。在我的印象中,他很有武二郎的气派。因为山东人忌讳别人称呼大哥,即使是老大,也得称为二哥,原因是武松的哥哥武老大,太不够英雄,而他的弟弟老二却是英雄盖世,所以一般人对山东朋友,都是以叫二哥为尊敬,那次戴笠除称他为“学长”外,也是称他为“二哥”。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我不仅曾经和这位“山东大汉”(这是“同学”们背地里对他的称呼)同在一个小组一年多,而且是和他一道于一九六〇年冬同是第二批特赦的,所以我有义务介绍他一下,也算是对他九十大寿的一份礼物,我相信他乐于受这“秀才人情”。
一九五九年,北京战犯改造所重新编组时,我和李仙洲同编在由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任组长的那个小组。第一天,由我分配菜饭时,李仙洲便提醒我,他是有名的大肚皮;我也不甘示弱回答他,我的饭量也不小。两人相互一笑之后,他很风趣地告诉我他有“三德”。我急忙问他哪“三德”?他把摆在桌上的饭菜一指:“吃完饭再告诉你。”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是吃米饭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人有土豆烧牛肉,就一切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称这道菜是“赫鲁晓夫”)当然,战犯能在北方吃到南方的米饭已算是一种特殊享受。尽管那种米饭是米质中较差的粃米,但南方人吃起来还是比馒头和窝窝头(玉米面做的)要有味得多。如果吃惯了暹罗米和西贡米的人去吃那种米,就会感到难于下咽了。可能米饭较粗糙,或是我分给他那一份菜,土豆特别多,他那餐和我只吃个平手。我三碗,他也三碗。当时分菜,只要牛肉都是一样十来小块,土豆多少就没有人去计较了。我特意多给他半勺土豆。我刚把饭吃完,便急忙问他有哪“三德”?他一看还有两三个人还没有吃完饭,仍不肯说。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他才笑嘻嘻地说:我是有“三得”,而不是三从四德的德。这就是吃得、拉得、睡得。大家在吃饭时,我这拉得就太不卫生了,因此一定要在吃完饭后才说。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接着,他又补充说明:光是吃得拉不得,那是件苦事。吃得多,拉得痛快,又睡得香甜,才是三全其美。
当时,我还有点不服气。他这“三得”我也有。等到以后吃面食时,我才佩服他比我强;他一次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吃面条面片等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气吃完。肉包子就更不用说,可以超过我四分之一,一次轻松愉快地吃下十一二个。
如果没有坐过牢,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些人的食量会这么大。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坐牢除了三顿饭便没有零食可以吃。每天不到开饭便已感到有点饥肠辘辘,何况还得搞一些体力劳动。后来去农场劳动锻炼时,我更经常感到肚子在饥饿时会发出叫声。原来,“饥腹雷鸣”并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零下四十度小便变冰棒
我和李仙洲还有另一个相同的爱好,就是都爱在起床后用冷水洗澡。但一到冬天,他就不做全身冷水浴,而是改用冷水擦身;我不管多冷,冬夏一样要用冷水洗个痛快。当然,在南方人看来,冲冲凉,这有什么值得提;可是在北方,冬天在摄氏零下十来度的气候,即使房内生了火炉或有暖气,要全身脱光跳到冷水盆里,没有长时间的锻炼,准得发高烧。北京战犯改造所在冬天,早晚也供应每人半脸盆热水洗脸洗脚,冷水却不限制,随便可以用。
李仙洲是一个非常好胜逞强的人,有次一位同学笑他,冬天不敢和我一样洗冷水澡而只擦澡时,他非常不服气地引出了一段平时不愿意说的事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一九四七年春间,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整编二十六师(相当于军)师长马励武等被俘后,被送往佳木斯囚禁。那里的冬天,经常冷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他还能在室内坚持擦冷水澡,连看守他们的解放军,都看成少见的怪事。这无非是想证实他的耐寒能力比我更强。我如果在那种低的气温下,连擦冷水可能都不敢了。
当时我并不想和他比什么怕不怕冷,而是对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下的生活究竟怎样能熬得过来,倒很感兴趣。一有空,我就要他讲在那里的情况,他很得意地向我夸口,即使在那种严寒的气候,他还被人称赞过他的劳动表现最好呢!
我笑他是不是学陶侃一样,在室内把床铺桌椅搬来搬去这种劳动。回答是出我意外的,原来在那种气温下,居然是每天要到室外去劳动一两次。我便放低声音悄悄问他:怎么用这种手段来折磨犯人?他放声大笑起来说:按照你的想法凡在佳木斯的人,一到冬天,就只能在家里围炉取暖,连大门都不出去了。
他们当时每天要做的事,主要是打扫大门口的积雪。有时雪下得连门也开不了,如果不每天或经常打扫,就会被雪封住;风一吹,雪化为冰,就休想出来。大门口的路上也得打扫,这是不可少的工作。还有一件事也得每天要做,是破坚冰取水,井口被冰封了,要取水,先得破冰,才能从井内把水提上来。如果提出井口的水不马上倒在桶里运回来,很快就会变成冰桶。他告诉我,他小时读书,看到“坚冰在须”,认为是形容天冷而已,但在佳木斯便不是形容,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嘴巴、鼻孔吹出的热气聚积到胡须上,马上就变成了冰球和小冰柱一样沾住了。
他还告诉过我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他刚到佳木斯,有人吓唬他,冬天千万不能在室外解小便,一不当心,冷风一吹,解出的小便会变成一根冰柱顶住尿道口,如不赶快用根棍子一边解小便,一边敲打冰柱,尿就不能继续流出来。他有点怀疑,但也不敢大意,有一天他拿着一根木棍去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室外解小便,并没有出现尿变成冰柱,只是流下之后,很快就集在一起成了一个尿堆。一阵冷风吹来,他那出尿的东西差点成了棒冰,从那以后再不敢去试了。
陆军将领为何要骂海军
一提起他们在佳木斯的事,马上有人补充说,李仙洲每次扫雪、提水,都受到表扬。相反,马励武总是挨批。这位马老兄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一九四七年一月间,他统率的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都是装备最精良的全部机械化部队,他与新四军在峄县作战时,自恃有最新装备,根本不把只有老式步枪的对手放在眼里,结果吃了不少亏。后来,他把坦克车开到峄县城墙去,等到要反攻时,坦克车开不下来,最后一败涂地。许多人都笑他这样指挥机械化部队,连常识都没有,所以他憋了一肚子的气。被俘后,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连轻微劳动都不愿干,所以经常挨批。一批,心里更不痛快。
有人告诉我,马励武发牢骚骂街,连国民党的海军、国共和谈代表都骂。他这个打败仗被俘的陆军将领为什么要骂海军呢?
说来也很有趣,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马励武和李仙洲等在山东被俘的高级将领,解放军决定要送他们去哈尔滨。当时从陆路去,不但交通困难,而且这么长途解送容易出问题,便决定从水上送去,押送他们的一位姓王的解放军负责人,原来是在商震部队中工作,与韩浚同过事,所以派他押送,比一般人方便。他们从山东乘坐一条渔船出发后,在海上正遇上国民党的海军巡逻舰队,这些押送的解放军官兵,都认为这一下非出大问题不可,不料军舰的探照灯射到这条渔船后,只隔水盘问了一番,看到船上挂满了捕鱼工具,便没有派人到船上检查就放过了。
据说当时马励武等知道有国民党的海军在盘问,虽然他们被安置在船舱底层,不能爬出来,但嘴巴却没有被堵塞;只要军舰上派人上来捜查,就可以大喊大叫,肯定会发现这十多名被俘的将领。可是,只相隔几丈远,对方盘问一下就放渔船走了,使他们没有呼救求援的机会。那位押送他们的解放军军官在到达哈尔滨时,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对他们说:只要军舰上派人来捜查,那就不再是我押送你们来哈尔滨,而是你们押送我们去台湾了。
事情过了好久,马励武对这次海军失职的事,仍在痛骂。有人曾和他开玩笑地说:海军不捜查载有自己人的渔船,这和陆军指挥官把坦克车开到城墙上去作战,同样是犯了严重的错误。马励武的脸平日本来就有点红,这一气之下,就变得更红了。
马励武骂和谈代表,不提出交换俘虏,是忘记了这些为党国尽忠职守的将领。并说这些代表谈不拢而不回南京去,却忙于接自己的妻室儿女到北京,实在不像话!李仙洲对这件事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劝马励武不要再骂这些和谈代表,他说刚开始打内战,马法五被俘,国民党能拿新四军军长叶挺来交换。现在被俘这么多军长和军长以上的高级指挥官,能拿什么被俘的解放军将领来对等交换?和谈代表不回去,而忙于接妻室儿女,这也是人之常情。你在峄县时,战事那么激烈,你还把最爱的小儿子硬留在身边不肯送走,不是一样的心情吗?
后来,马励武的态度也慢慢有些转变。我从重庆到北京战犯管理所过第一个春节时,他还高高兴兴在晚会上唱了秦腔《柜中缘》和《火焰驹》等家乡戏。关于马励武可谈的事还有不少,等以后有机会再谈;现在言归正传,继续谈李仙洲吧!
“俺这山东人学不会!”
李仙洲被俘后,很少发牢骚,说怪话。
他有他的见解,认为自己打败仗当俘虏,是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也认为是“天亡我也”!大有楚霸王的味道,不承认自己不行,而把最后惨败,完全归于天意,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他觉得天这么安排了他最后当俘虏的命运,就安心当俘虏吧!他懂得,按照国际公法,不能随便杀害战场上的俘虏,何况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更不会轻易杀掉;只要安分守己,便可以避免麻烦,也省掉吃眼前亏。所以要他做什么,他都很积极,不论是扫地、打水、挑拾东西,都争着去干。可有一件事,出人意外,他从不肯去电台广播,向国民党的军队搞劝降等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做为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由新华通讯社发交解放区各报刊登在第一版。所有管理国民党战俘的单位,都奉命要战俘们进行座谈、讨论,李仙洲这些高级将领在座谈时,新华社还特派记者去采访和旁听。当时他和韩浚等已从佳木斯送回哈尔滨解放军官第五团学习,许多人都对这一篇“新年献词”大谈自己的感想,他却一言不发。管理人员劝他学学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堂弟),不但肯去电台广播,而且每次座谈都抢先发言。他的回答则很出人意外:“俺这山东人学不会!”
是真的学不会吗?非也!原来他有自己一套看法。等管理人员和记者一走,他的话就来了。他说:身为高级指挥官,没能完成党国的重托,打败仗成了俘虏,又有什么脸去劝自己过去的长官、同事和部下投降呢?
当然,经过长一点时间,他的这些观点也有所改变,我和他同组学习时,他也发言,也肯写墙报,但总是很简单扼要,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甘居中流”和“随大流”!不过这一表现拿“改恶从善”这一尺度来衡量,也可以得九十分左右,所以他和我这个“表现尚好”而不是很好的“同学”,都在第二批特赦时得到特赦。
战俘之中“关公”特多
我从懂点事开始,就喜欢打听不大为人所知道的事情,特别是有些人不愿说的事,我总要想方设法弄个一清二楚。这可能对我今天写东西有不少帮助,同时,也注定我过去要搞特务工作的原因吧!
在战犯管理所,有位姓刘的管理干部,他在领着我们挑饭组去厨房挑饭菜及开水时,常有意无意地和我们聊聊天,有时还开开玩笑,他常说我们这些人当中,不少是三国时代的人物,而且关公(关羽——关云长)特别多。开始我不理解他这两句话的意思,久了,我才弄明白,因为我们当中不少人是单名,如汤尧、张淦、孙渡、孙楚、文强、黄淑、韩浚、黄维、沈醉……等。这与《三国演义》中许多人都是单名一样。说关公多,则因为这些人闲聊天时,都爱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那些得意事。当然,也可能还有个含义,即讽指“身在曹营心在汉”。
过去,我虽未带兵打仗,对什么黄埔建军、消灭陈炯明、攻打惠州以及北伐时汀泗桥之役、龙潭大战,抗战时的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湘西会战……等,却听得烂熟。但一提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就如同关公“走麦城”一样,认为是丑事而不愿谈。而我偏偏爱打听,某某人是怎样全军覆没而被活捉的;某某人怎样在突围时遭到生擒。李仙洲同样不愿谈他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经过。
我在和李仙洲同组的一年多时间中,一有空,我就问他被俘的事,经过多次吞吞吐吐的谈话,终于弄清楚这一经过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间,国民党准备对山东临沂地区的解放军,分两路夹击,出动的兵力要超过解放军一倍左右。李仙洲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身分,指挥约三个军的兵力,由济南出发,进驻新泰、莱芜。等大军到达莱芜时,解放军早已撤出城去,他十分高兴,马上打电报向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告捷,说他已攻占莱芜,敌人闻风而逃。
当时,他统率的十二军霍守义部、七十三军韩浚部和整编四十六师韩錬成部,武器都很精良。解放军采取避实就虚战略,不和他打硬仗,而是伺机进攻,各个击破。直到二月下旬,才把七十三军所辖七十七师包围在博山、莱芜间的河庄地区,加以全歼,师长田君健亦被击毙。这时,李仙洲才慌张起来,赶忙调整部署,准备趁机围歼解放军,这一场激烈的大战详情,这里就不叙述。
最后最紧张的一幕,是李部被迫经过吐丝口这一极为险要的狭隘地区,准备退回莱芜县城时,被解放军利用两侧高地层层包围,李急忙请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空军前来解围,王和李不但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而且是山东同乡,私交极深,所以王叔铭除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协同作战不断空投弹药、食品外,还亲自飞临上空与李仙洲用无线电通话,随时把解放军的情况告诉他,并且不停地指挥空军对包围的解放军进行轰炸、扫射;但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最后彻底失败的局势。这位身经百战的国民党中的常胜将军,到此时,也只有选择突围逃走的一条路了。
李仙洲一直没有忘记,那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他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率领一部分卫队,准备向北面冲出去。三点左右,他的左腿下部挨了一枪,仍咬紧牙根,指挥附近一些残兵败将,拼命向北逃走。在混乱中,韩浚与他失去联系,卫士们扶着他走到距吐丝口镇约三、四华里时,因伤口流血过多,摔倒在山沟里。黄昏时,被解放军捜索队俘虏后,才给他包裹伤口。莱芜战役到此宣告结束。
谈到这里,李仙洲往往仰天长叹一声:这次本来是准备将北来的解放军全部歼灭,结果适得其反,是国民党七个师近十万人全部被歼。高级军官中除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錬成生死不明,新编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只身逃回济南,而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活捉。因此,他长时间认为这是“天意”。
李仙洲得到特赦后,本来准备留他在北京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一起,他却提出愿意回山东老家,与儿孙们一同生活,按照他的说法是:北京的汽水都没有济南的泉水沁人心脾。当然,山东大葱卷大饼,也比火腿夹面包更有风味。这样,他就回家乡去欢度晚年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孙铭九)
派高福源回苏区联系
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1935年10月下旬,他率所部在陕北甘泉以南的榆林桥镇被红军打垮,高福源被俘。他在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抗日爱国思想有很大提高,主动请求放他回东北军去做劝说张学良的工作。中共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对他说:如劝说有效,张有诚意,红军可派正式代表与张谈判。高遂于1936年1月初在红军的安排下,回到甘泉。
当时,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在洛川。驻甘泉的是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师参谋长张文清,是高在沈阳东北讲武堂的同学。通过这个关系,由张文清派了高的另一个同学佟道(佟铁肩)一同去了洛川。先由佟道持张文清与军参谋长赵镇藩的信取得联系,然后与军长王以哲会面,说明了来意。这时,也正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打共产党感到无出路,感到东北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因而叫王以哲在前线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之时。因此,张学良接到王的密电后,就于次日亲飞洛川与高会面。
高把李克农给张学良的信交给张后,便向张报告了自己被俘后的感受和建议,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张的愿望。张接受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遂于1月16日重派高福源持函返回红区,约请中共代表来洛川晤谈。
在洛川与李克农会晤
高福源返抵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张学良。2月中旬,双方电台叫通,取得联系。同月21日李率随员四人,由高陪同去洛川。出发前,中共中央将行期电告了张学良。李克农一行于2月25日到达洛川,先由赵镇藩接待,同时电告张学良。张指示王、赵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停止前线敌对行动方面的具体问题,根本问题则待张亲自来商谈。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王、赵把李等人安排在一深院里,外人概不得入内。
张学良于3月3日由南京飞回西安,3月4日,即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在此之前,由六十七军王、赵二人与李等先达成了停止前线敌对行动的口头协定,约定俟双方批准后,于3月5日同时秘密下达。
这个口头协定的内容大概有:
一、双方同意一致抗日。相约双方毗邻区(包括陕、甘边区和其他有接触等防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
二、红军同意恢复东北军六十七军在甘泉、鄜县、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通商活动。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在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采购。红军为便利友军,准许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运送粮柴进城出售。
四、恢复双方地区的通商。红军可经洛川、鄜县办货,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为掩蔽耳目计,红军穿便衣活动。
五、红军同意被围在甘达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换防,不加阻挠。
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的会晤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王以哲和赵镇藩参加了会谈。事后听说这次会谈经过情况很好。对尔后张学良联共抗日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张学良在这次会晤时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二、敌强我弱,如何抗日?能否取胜?
三、红军既要抗日,为何不由宁夏向察、绥接近前线,此路既与外蒙国际路线相近又是阻力较小的地方,反而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遭阎锡山的阻挠呢?
四、双方如何设法与苏联联系,以取得国际的援助?
李对张所提的问题除第三项未作过多的回答之外,对其他各项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最后,双方达成了全面停战的秘密协定,并解决了当时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其主要内容有:
一、红军撤离自西安到肤施(延安)公路两侧五里以外,保障该公路的交通安全。
二、东北军给红军一部分枪支、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品等。
三、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张学良表示同意。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张有不同的看法。张提请由中共再派出全权代表与张面谈一次。地点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决定。张希望最好能亲自一晤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先生。
四、请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随时商议解决抗日的问题。
五、双方各派出国代表,分道争取国际援助。张负责派代表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商洽假道问题。
这次会晤商谈于3月5日结束。6日,中共中央给李复电后,7日,李等即离开洛川,东渡黄河去山西前线。
我在事后与张学良的接触中,略知一些片断情况。张对这次会谈是十分满意的,对取得的成果是兴奋的,据张当时对赵镇藩说:“老赵,我是趸销,不是零售啊!”从此以后,张学良联共抗日更加积极了。
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
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城内一个天主教堂附近的小院落中,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会见。随张去延安的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我,当时我是张的随从参谋。我们都穿便装。另外一位是刘鼎。
周恩来当时是从离延安东北约二十里的川口来的。随他来的有李克农。
会晤于4月9日晚上进行。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张学良、王以哲。我在门口守卫。
4月9日那天,我们的飞机从洛川起飞,张学良和刘鼎坐在驾驶舱里,王以哲和我坐在客舱里。下午,飞机在延河边上新整修的简陋机场上降落。下机后,我们就去那个小院子等待中共代表的到来。我在门口等候到傍晚,才迎着五位客人鱼贯进入院中。其中有一位长着大胡子,目光炯炯,事后知道,这位就是周恩来。开始会谈后,我在院中守卫。
这次会谈的内容,在以后张学良历次谈话中,知道一些大概情况。
会谈开始,先是张学良诚实坦率地谈了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他说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的路;一条是法西斯独裁的路。最近认识到以前拥护蒋介石搞独裁、走法西斯的路不通,抗日无期,内心很是苦闷,请周先生指教该怎么办。
周先生看到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和坦率的,因此在谈话中就诚恳而明确地指出:要真正想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真正强大的抗日力量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法西斯个人独裁,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德国与意大利都是法西斯国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一鼻孔出气。真正要抗日,就不能搞法西斯、搞独裁、效法德、意。
张学良在听了周先生的恳切诚挚而耐心的说明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说,今后当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了。接着张便问:我们如联合抗日,该如何对待蒋介石呢?
周先生说:共产党的方针是反蒋抗日,这是因为蒋介石还在顽固地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张学良提出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我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之心的,其错误在于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安内攘外”政策扭转过来。不然,既要抗日,又要反蒋,困难势必增多。因为,目前蒋掌握全国军政财大权,如果我们在前面抗日,他在后面打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正愁抗日力量还不够多,怎么可以抛开他呢?因此,我认为应该联蒋抗日,不得已时,也要作到逼迫他抗日,而不叫他扯我们的后腿。
周先生对张学良所提联蒋或逼蒋抗日的意见,表示是有道理的,但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提请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之后再作决定。
周先生明确而切实的回答,给张学良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说,听了周先生的谈话,使我长期悬在心上的大石头落地了,使我很久存在思想中的苦闷得到了解决。他愉快轻松地对周先生说:“今后我们内外夹攻,你们在外边用军事攻,我在内里尽力逼劝,一定能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张学良向周先生说出了肺腑之言,诚恳求教。周先生则以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亲切而平易近人的语言,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对张学良进行了开导和启发,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心,最后达成了一致协议,张学良从此进一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时分才结束,在晨曦中,周先生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刘鼎随周先生去苏区,张学良、王以哲和我乘飞机回洛川。
在这次会谈中,张又提出请红军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及时解决一些问题。
刘鼎同志在西安
张学良为了谋求与红军沟通关系,曾于1935年12月间,从南京到上海面托李杜寻找中共的线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就把刘鼎介绍给李杜。张学良得知后,就派赵毅去上海接刘来西安,时在1936年3月中旬,即洛川会谈刚结束不久。
刘鼎初到西安时,就住在金家巷张的公馆,我与刘常见面。他当时的公开身分是东北义勇军代表。据刘对我说:张学良初见他时,就提出你们为什么骂我投降卖国和不抵抗呢?刘回答说: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日寇进犯,你不抵抗,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数日之内,东北国土全部丧失,全国人民自不能不骂你。共产党是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当然不能例外。东北军一直受蒋介石指挥“剿共”,前在鄂豫皖,后在西北,“剿共”都很积极,使红军遭受不少损失。最近东北军在同红军打仗时受了一些损失,能怨我们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虽有百万大军,对红军也无可奈何。他逼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想用“一箭双雕”的办法,消灭东北军。正是由于红军厉害,所以蒋才施这条毒计!我看,为张将军自己计,东北军今天最好的对策是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不抵抗的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这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和全国人民最企望于张将军的。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刘的这些话,据我对张学良的观察,是从内心深处打动了他的。因此,张待刘以上宾,随时见面谈话,两人相处甚为融洽。记得张在谈话中曾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的化名吧?张学良以后把高福源沟通红军关系的事告诉了刘鼎。因此,以后张到延安就带了刘鼎同去。
后来,根据张学良与周副主席会晤时达成的协议中有请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的内容,中共中央就派刘鼎为代表,仍住在张的公馆。当刘为中共代表由苏区回到洛川时,张请刘谈谈中共中央的意见,刘说:特来听张副司令的意见和要求,当负责转报陕北党中央。张又请刘谈些张要知道的问题,刘以个人的看法,谈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红军的制度和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游击战等等问题。
刘鼎为巩固和增强东北军的抗日力量,对张学良提出过很多意见和建议。如,建议在东北军中灌输以抗日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成立军官训练团,招收青年学生入伍以培养抗日骨干等。使张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决心。张在东北军中建立“抗日同志会”和在卫队营中成立“抗日学生队”,都是在刘鼎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措施对于培养和加强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曲军官训练团
张学良为了实现联合抗日,于1936年6月底在西安南边的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在成立前,张向蒋介石报请批准,说是要模仿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培养“剿共”的骨干。实际上,则是为了在西北“剿总”所属各部队中,特别是在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
训练团团长是蒋介石,张自代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成立后,共办了四期,每期约一个月左右。第一期先成立干部连,王以哲任连长,成员从各级军官中择优调来的。以后各期中的队长、班长、组长等,就由他们担任,都是师、团、营级的干部,第一期干部连参加的成员,共约一百二十人,分十二个班,一个月结业后,多数留在训练团作干部。
王曲军官训练团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改由黄显声担任。黄是积极主张联共抗日的,对训练团的工作很负责任,张学良很信任他。由刘澜波推荐经张学良批准,黄参加了“抗日同志会”。
军官训练团的课目有:政治、国际时事、军事锻炼和游击战等。有时张学良还亲自讲话。每日听课之后,即开小组会讨论,将讨论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作各部队改革的参考。
刘澜波从西安搞来了留声机,课余时间,就用这个留声机给学员们放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有时他还教大家唱《码头工人》、《打砖》和《扬子江暴风雨》等歌曲。这些进步的文艺活动,对于提高学员的抗日救国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
训练团学员住的是土窑洞,宽约一丈五尺,长约五丈。每班住一个窑洞,学习和生活都在里边。窑洞里有挖好的土桌和土凳,学员吃饭就坐在这些土凳上,张学良和大家一样。
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张学良派卫队营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在1936年8月29日的深夜直至第二天早晨五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抗日运动积极分子宋黎等,在西北饭店被蒋系中统特务逮捕。我闻讯后即派参谋秘书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又名关沛苍)探询情况,也被特务逮捕了。因此,我将此事报告了张学良,请求张对蒋系特务随便逮捕我方人员蛮横行为和凶恶气焰,给以打击,借此维护我们的安全和尊严。我说,蒋系中统特务不请示副司令而私自绑架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卫队营就可以去省党部,将被绑架的工作人员抢回。张学良对于搜查国民党陕西党部一事,极为慎重,考虑再三,最后说:要调查清楚,是否确实,不可弄错了。
宋黎很勇敢机警,他被蒋系特务绑架带走时,在大街上遇到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于是他就一面同特务撕打,一面大声叫喊:“土匪绑票,救人呀!”这样,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就将宋黎和特务们一起押至宪兵营,经过查问,弄清了真相。申伯纯就报告张学良,张立即派人把宋黎接了回来。张问明情况后,确知关时润已被特务抓进省党部,而且很快要解送南京审问。张听后大怒,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找来,厉声问他:“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监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的人为什么竟敢这样藐视我,擅自抓走我的部下呢?即使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先知道呢?抓我机关里的人,不向我报告,是何用心?”邵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查明后马上报告。邵走后,张即指示我准备带领卫队营,搜查省党部,抢出被绑的关时润等人。接着邵力子来报告说:“省党部系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四名共产党员,事先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张对邵说:“什么共产党员,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张即命令我带领卫队营,突然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开大门,入内搜查,找到了关时润和被捕多时的刘澜波,并将中统特务头子姓李的队长逮捕起来,押到卫队营。
这一夜,张学良觉都没有睡,我随时将搜查情况向他报告。当被绑架的人抢救出来后,张对我说:“明天要给陈立夫打个电话说一下。”以后是张直接给蒋介石打了电报,向蒋报告并请处分。蒋即回电说:张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这一场严重冲突事件,就这样敷敷衍衍地结束了。
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发展到严重对立的表现。蒋系中统特务敢于不通过张学良而逮捕东北军干部,这是张所不能容忍的事。但搜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反对蒋介石,又是蒋所不能容忍的事。然而双方都隐忍着,张自请处分,蒋说应毋庸议,都有内在的心事。张仍然积极准备进行联共抗日工作,蒋则由于两广事件尚待处理,不能马上来西北镇压抗日运动,一时还不能用全副力量来解决东北军的问题。就这样,对此严重事件不了了之。
成立抗日学生队
“抗日学生队”(通称学兵队),是在延安会谈后,为了培养新的抗日干部,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卫队营中成立的。我是在搜查省党部后调任卫队营营长的。学生队的筹备和招生工作于9月开始,9月底正式成立。学生队共有队员四百多人,分为三个队。队员大部分是从北平招来的,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秘密介绍来抗日的积极分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很多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也有一小部分是共产党员。据南汉宸对我说:是由他在北平负责招集起来,张学良指示在北平东北军机构,派火车皮把学生运到西安的。
后来,从卫队营选派了一部分班长和士兵参加学生队,负责担任初级军事训练工作。
卫队营营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学生队队部也设在这里。
学生队的训练内容以政治时事为主,军事术科为辅。当时的课程内容,都是由刘鼎负责拟出来,交由负责干部关时润去执行,分组讨论。刘鼎是实际领导学生队的负责人。开学时,我致的欢迎词讲稿,就是刘鼎起草的。记得,万毅也讲了话。
学生队开始由我兼队长,随后请康鸿泰任队长,下设三个分队,由张哲、朱云飞、刘元铮任分队长,关时润为指导员。以后主要由康鸿泰负责,直到西安事变。
由于蒋系特务常常暗中绑架进步青年,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大家都自学遵守纪律,不下城楼,不个别上街,每星期日洗澡,都是集体出去。因此,没有被蒋特偷绑去一个学生。
西安事变前,学生队每结业一期,所有队员便都被分派到东北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和下级干部,对以后的联共抗日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在王曲军官团讲话
自搜查国民党省党部后,西安和西北方面的联共抗日与“剿共”不抗日的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蒋介石为镇压西北方面的抗日运动,于1936年10月22日,亲由南京飞来西安。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陪他游逛了两天华山之后,就宣布他要继续大举“剿共”的计划。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说明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体官兵的意见,也是全国人民的意见。杨也向蒋表示十七路军部队的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优虑。蒋对张、杨的意见,根本不听,仍然强调他的“剿共”决心。并说,他要亲自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着张、杨于10月26日做好准备。
27日这天,张、杨站在台下,蒋说了一通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滥调之后,接着就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的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等言论。最后气愤地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予以制裁等等。
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对蒋的这个讲话,都很气愤。黄显声说:一定要叫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安定一下大家的情绪,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
苗的讲话中有这样几句:“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的正确;‘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要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叫他躺着抬出去!”
苗的讲话,被蒋特分子报告了晏道刚,晏要求张学良把苗交出来,张为缓和紧张形势,说要惩办苗,后又以畏罪逃跑之名,将苗送到北平。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蒋以后痛恨黄显声,此事亦是原因之一。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临潼扣蒋(孙铭九)
西安事变时,我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奉命扣蒋介石。现就记忆所及,对有关史实写下来,供参考,请指正。
蒋介石来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了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在这之前,蒋曾在10月22日由南京飞西安,他在逛了两天华山后,就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张、杨均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10月26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在华清池同张的争论,更为激烈。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七人,蒋拒不答应。张说:“你这十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叨唠。”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是为了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安问题,即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进行“剿共”,否则即调离陕、甘逐步消灭之。所以,这时的西安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张学良暗中准备扣蒋
蒋介石是非常顽固的,但张学良仍想劝他改变政策。12月6日前后,张还抱着劝蒋回头的愿望,向他恳切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由此张和蒋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这时又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①,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必须破釜沉舟。
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请示张学良派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张同意,我即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二十人跟随游行队伍。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张学良说的都是真心潜藏已久的话,记得在金家巷公馆吃饭时,他曾对吕正操和我以及秦诚至等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学生们听到张学良的话,都很感动,觉得满意。天色已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烈的寒风中,经领队的布置,有的立即回城,有的当夜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卫学生的那二十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这二十名士兵后来参加了扣蒋的战斗。
9日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张一直深夜才愤愤而归,烦闷地对我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10日上午,我又要求到华清池察看一下周围的形势,又叫王协一连长亲自率领沈连峰排士兵三十人到十里铺去,会合王振东排长,加强力量,再向前进到灞桥,夜间不要撤回来,其用意是尽量缩短与华清池的距离。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妥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并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急。”根据张的指示,我即派商亚东(同昌)副营长率领张连长等约一连人再去灞桥,与王协一连长等会合,日落前到达宿营地。
下午六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九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车去灞桥待命,以供卫队营行动使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结果是,张负责临潼扣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和城内警戒。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着,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就要发生。
11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介石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许。
“兵谏”前的最后动员
晚八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十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会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澄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
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在宣布“兵谏”计划时,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后,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澄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开元寺白凤翔家,白迎我坐下后说,找刘桂五共同商量。我因张未对我说有刘桂五,即说:“我们俩商量决定后,由你转告他吧。”于是我们约定后半夜两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碰头,由白乘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灞桥与卫队营队伍会合,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钟。
蒋介石被扣经过
12月12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将军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当时卫队营大约有一百多人,两辆载重车共可乘五十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三十人左右,住在院外禹王庙附近的宪兵估计有四十人(以后知道有七十人)左右。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抢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对白说:“好!我先领卫队营进去。”遂命王协一连长随我带人先乘汽车迅速冲进华清池,其余的由商亚东副营长率领随后跟进。具体的布置是:1.王连长带领三十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蒋委员长的安全,请其避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出华清池,架到车上。3.由商亚东、张连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挡。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和喊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四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因为拉我,也被打伤了,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
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可糟糕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我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心焦,不愿多说话,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我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儿,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车中对话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②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
我据理反驳。
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
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车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
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被扣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首次见面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直回东城门楼上卫队营营部,向卫队营的学生队简要地介绍了临潼扣蒋的情况。
蒋介石迁居
12月13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
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
次日(12月14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当日(14日),端纳飞到西安,他是宋美龄请他来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就拍了电报给宋,说:“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宋接电后请端纳于13日由南京起飞,因气候不好,在洛阳停留一天,14日才抵西安。端纳与张学良见面后,张告知一切经过情况,郑重声明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够联共抗日,不打内战,还是拥护他的。并请端纳告知蒋,是为了他的安全,才请其搬到金家附近新房去住的。
蒋一见到端纳非常高兴,又从他口中证实张学良要他移居的真意,就同意适居,于是随同端纳一起搬到了高桂滋公馆。
①1936年12月初,王化一由武昌打电报给张学良,说:何成濬秘密告知,他在洛阳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请副司令有所准备,等等(大意)。“华密”电报是张与王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密码本的称呼。
②唐君尧系东北军一〇五师的旅长。我后来知道他是张学良派来协同扣蒋的。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孙铭九)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救国宁愿以牺牲自己的精神,亲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回到南京。据张的侍卫副官刘海山事后对我说,蒋一到洛阳立即改变了态度而装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对张监视,露出扣张的企图。一到南京,蒋介石就立刻背信弃义大耍各种手段,先是伪造“对张杨的训话”,继之令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写出书面请罪书,随后又以军法审判的形式,判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最后又施以虚伪的特赦,特赦后面又加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样就实现了无限期监禁张学良将军的目的。此后,西安方面对蒋介石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愤慨,特别是在东北军内部对蒋介石的痛恨更是达到极点。
释放陈诚等人的争论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后,12月26日王以哲等首先令我撤除对陈诚的监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立即放回陈诚等人的原因,因为张学良还未回来,我内心实不愿意这样做。张在临走前曾说,他三天以内回来,推迟两天放他们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还听应德田说,他在开会时曾与王以哲力争,并极力反对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就放走陈诚等人。他又说,万一有个变化,这些人在我们手里,也较为有利。我又听说,杨虎城主任也不同意立即放走陈诚等人回南京。当时我和应德田的意见是一致的。王以哲在开会后对应德田说:“副司令把委员长都送走了,还怕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还不放陈诚他们呢?何况这又是副司令来的电报。”应说:“副司令还有两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再放也不迟。”我当时同意应德田的意见。
一、因为电报不能保证是真意;二、即使是张的真意,过三天再放也未尝不可。
虽然当时监视陈诚等的责任由我担负,但王以哲和刘多荃以及谭海等都有直接命令指挥卫队营的权力。实际上刘多荃已直接按王以哲的意旨,命令卫队营于文俊连长撤除对陈诚等的监视了。并已命令先放出有病的晏道刚回家去住。于连长报告我时我不同意,但又不能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无权加以阻止。我听说杨主任也不同意,即打电话请问杨。杨说他不同意,但随后杨又直接来电话对我说:“各将领都在此开会,他们主张立即放走陈等人,我现在也同意了。”以后杨又叫何镜华来找我去新城大楼见他。我到新城后,在另一间房中见杨虎城,同时我看到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在大客厅里开会。杨对我说:“孙团长!你要听命令。各将领正在此开会,都同意释放陈诚等中央大员回南京。”我说:“副司令说三天之内就回来,等副司令回来再放也不为迟,何必这样着急呢?副司令临走前告诉我说,有事找杨主任,我对杨主任同对张副司令一样,有事申诉意见,我是服从命令的。”杨说:“我已同意了。”我对杨说话时何镜华亦在场。
以后王以哲告刘多荃按他们的意旨直接命令卫队营撤除了监视。当时我实际上已无法不服从他们的命令行事了。
到26日晚间,王以哲等仍主张要放回陈诚等人,并下令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27日早晨就把陈诚等人放回南京去了。
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
12月29日阎宝航同志飞到西安,带来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信,信上提出要求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蒋中央的命令等。阎宝航同志传达了张学良的话,他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指蒋中央)不让我回去,那边(指西安方面)能答应吗?”阎宝航同志在刘多荃家中吃饭时又对刘多荃和周恩来同志说:“要争取汉公(指张学良)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等等。”我对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事,与前次放陈诚等回南京一样是不同意的。我知道应德田虽然参加了会并予力争,亦无效果。
1937年元旦,西安举行阅兵时,鲍文樾由南京飞回西安,说张学良已完全失去自由。
1月4日,张学良已被蒋介石明令“严加管束”。西安方面已确知张是不可能回来了,5日发出歌电,通电全国。以后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负责人共同协商,才确定了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遏止蒋军的军事威胁,争取和平解决事变,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这一正确方针。从5日到12日,三方面已作了必要的军事部署。
潼关谈判
这时谈判的焦点,是要求蒋介石实行诺言,先撤兵出潼关放张学良回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法进行。因此,决定先派代表去南京进行交涉。
1937年1月9日,何应钦等派吴瀚涛和王化一来西安,是为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的命令。当时携有蒋和张分别致杨虎城的信。向西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杨虎城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对张学良回西安和蒋介石在西安亲口承担的诺言,却只字未提。蒋不但没有先下命令把蒋军撤出潼关,反而大量集结军队西进。企图用武力压迫的办法使西安方面屈服。同时命令西安方面与顾祝同直接商谈,不再与自己接触了。
接着洛阳顾祝同和陈诚等派祝绍周乘军用飞机来西安,他是奉命进行试探,实际就是压迫接受命令。具体提出两个方案,其内容大意是:
甲、东北军(包括甘肃于学忠部)退到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上;十七路军转至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退驻原陕北防地。
蒋军进驻西安,并在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
乙、东北军(包括于学忠部)调驻安徽淮河流域一带,十七路军驻甘肃;红军仍退返原陕北驻地,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祝绍周到西安时是1月11日,也正是王化一由西安返南京之时。
当时问题的焦点,主要是要求先放张学良回西安,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
1月15日,决定派东北军的鲍文樾,十七路军李志刚,共同飞南京,唯一的任务是向蒋要求放张学良回来。
鲍文樾、李志刚于1月17日到奉化见蒋。蒋声色俱厉地说,西安方面在军事上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否则是不能许可的。必须在甲乙两案中择一执行。并说他早已忘却共产党和张学良不杀他的好意。蒋对张学良回西安的问题,硬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蒋说:“张汉卿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就不要强迫他回去了。”等等的假话。因此要求张学良回西安的事,一直无结果。
这次鲍文樾见张学良时,张对鲍说:“只要你们能坚持团结,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
1月23日晚,蒋介石召见李志刚,对李说:“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中央的命令。杨虎城等快派人到潼关与顾祝同直接商谈,解决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又说:“杨虎城不服从命令,我就派兵进攻西安。”
1月25日鲍李返回西安报告此行经过,杨召集东北军西北军各军开会,决定派代表与潼关顾祝同谈判事。
1月26日派李志刚和谢珂去潼关。
双方开始谈判,谢珂态度强硬,他代表西安方面的主要意见是:在张学良不回西安以前,蒋军不能大批开入潼关。顾的条件是:立即撤除华阴县的防线,蒋军进驻西安,别的问题以后再说。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无结果。
自鲍文樾于1937年元旦由南京返回西安传达张学良被押情况后,到1月25日又回到西安报告蒋提出西安必须服从他的命令时止,这一期间,在东北军中已有两种意见显露出来:一是主张首先争取张学良回西安;另一是主张不坚持要张学良回来,先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撤兵退出西安。
应德田与周副主席会谈
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以应德田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大部分人(即所谓东北军少壮派)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每每争持不下。应德田等认为要实现张学良回西安,必须取得红军代表的同意与支持。因此,应德田商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晤谈。在谈话中,应详细地陈述必须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此次谈话是在1月27日晚间,由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等代表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未参加)。据应德田事后对我说:当时除周副主席外,还有叶剑英、秦邦宪、刘鼎等同志参加。又据何镜华回忆说:那次谈话,只有四个人,即周恩来、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
直到解放后,我与应德田见面时,他谈到他当时谈话内容如下:
一、东北军这个团体是以张学良为唯一中心的,张不回来,这个团体就失去中心,无人领导,必致瓦解。
二、“三位一体”的团结、联共抗日的主张,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实现。张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是很难维持的。联共抗日的主张也不能实现。
三、张在南京已被特赦,自无长留南京的必要,因此必须要求张回来,张不回来决不撤兵。只要张回来一次,一切听张的命令办理。蒋军如再进逼,必须坚决抵抗,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打起来对蒋并不有利。只要我们抱定坚决的态度,仗是打不起来的,只有造成一个坚决对抗的形势,张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若再退让,不但张没有回来的希望,东北军的团体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均难保持。东北军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杨虎城将军与十七路军也是赞成的。
四、要求红军支持我们的主张,如果由于蒋军进逼而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我们打垮蒋军的进攻。
应德田的这些意见和理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1月2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将军等,去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开会(这是我事后听说的)。事后应德田又对我说:“当时红军代表团说:只是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对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对不会对不起两位朋友(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并且叶剑英将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参谋人员已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对这些情况,我以前一直不清楚。
渭南会议
1月29日,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为了说服东北军的少壮派,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召集了东北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四十多人在渭南开军事会议。会议是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军长主持的。会议经过大致如下:首先由董英斌参谋长致词,他说:“王以哲军长因病不能出席,派我代表他来主持会议。”何柱国接着发言说:“现在必须先接受蒋中央的撤退命令,必须接受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这样做可以争取放张回来。不然,蒋军兵力强大,我们打了败仗,张副司令更不可能回来了。东北军团体的前途也就危险了。因此必先接受撤兵,退出西安,和平解决。”
最后他还说:“这是我的主张,也代表王以哲军长的意思。”
何柱国讲话以后,应德田立刻起来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接受潼关顾祝同的条件,他讲话大意是:“东北军内部和‘三位一体’的局势都迫切需要副司令回来一趟,否则,一切问题无法解决,副司令回来以后,一切由他决定,以后再走也可以,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一趟,是不是就会打起仗来呢?是不是会引起大的内战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蒋介石是虚张声势,得寸进尺,真打他是不敢的。首先是打仗他没有理由。现在他的威信还未恢复,内部不稳定,加上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都是跃跃欲试,想乘机反蒋。蒋如真要打仗,就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责备,他就会垮台。所以蒋介石是不敢真打的,现在他只是摆了个打仗的架势。我们愈软,他就愈凶。我们一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打仗的可能性,我们也要作打的准备。况且要求副司令回来,我看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坚持。鲍主任由南京回来,转达了副司令的口信说:‘只要你们能坚持,能团结,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副司令要我们坚持,难道我们不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就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团昨天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
应德田讲话完了以后,会场紧张。缪澄流接着站起来激愤地说:“不放回副司令不能接受撤退命令。”经过一阵纷纷议论以后,全体军官在激愤的情绪中,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
董英斌主持会议,当即作了如下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当场,到会人全体军官四十余人,都在决议上签了名,以承郑重。当时何柱国自己也在决议案上签了字。
这次出席渭南会议的有四十余人。其中有东北军元老、有高级将领和文职人员,也有带兵的中级以上军官,如马占山、鲍文樾、刘伟、高崇民、卢广绩、何柱国、董文斌、缪澄流、刘多荃、霍守义、常恩多、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李铁醒、赵壁(炮兵營长)、应德田、孙铭九和何镜华等等。
东北军内部纷争
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学良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于学忠来到西安
1月30日,于学忠由兰州飞到西安。何镜华等去飞机场迎接,并将渭南会议的两议向于陈述,请于坚持决议,并立即贯彻执行。王以哲当时因病在家。于到西安后即去王以哲家中看他。趁此机会,应德田告诉孙铭九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因此,当于学忠到王以哲家中后,就在王家中开会。到会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多人。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董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泣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杜边哭边说致使屋里气氛非常紧张。所有的人都等着听听于学忠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王以哲不发言,何柱国在旁催促王以哲快说话,王又推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吧。”这时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王以哲,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谁也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最后,于学忠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这个会就这样无结果而散。这是1月30日白天的事。
“三位一体”高级会议
形势发展是紧迫的,形势的发展需要东北军全体一致和“三位一体”的团结一致,才能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召开“三位一体”的高级会议,这是形势的要求。于是,在1月30日晚间,由杨虎城将军召集在王以哲家中开会。会议有三方面的五位代表参加,他们是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在场旁听的有:应德田、何镜华、张政枋和杜维纲等。应德田未告知我,我未参加旁听。事后知道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如下:
开会时,何柱国首先发言说:我今天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大家谁也不发言。相持很久,杨才开口请周恩来代表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的,还是请你们先讲。”于是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又推你,足足拖延了三十多分钟无人发言。这次会议虽是由杨虎城召集的,但当时事态表明是以东北军为主。在此僵持情况下,杨虎城说:“副司令临行前留有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请你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于学忠这才说:“我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一定要求副司令回来,张不回来坚持不撤退,有的主张按照顾祝同的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撤退,撤退后,再要求副司令回来。东北军内部意见极不一致,我的军队又在兰州,我看还是请鼎芳(王以哲号)兄谈谈吧。”后王以哲说:“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快定。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不要这样犹豫不决了……僵持是有危险的。”这时,于学忠就说:“我看根据鼎芳的意见,和就和了吧!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也来不及。”杨虎城又要王以哲作最后的决定。王说:“我同意孝侯兄的意见。和就和了吧。”杨又问何柱国。何也说:“我同意孝侯和鼎芳的意见。”至此,他们对渭南会议的决议,却一字未提。杨虎城说:“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回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杨又问周先生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主张坚持不撤退,为了张先生,最后不惜一战。张先生在东北军中是很重要的,这种意见我们也考虑了。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主张一致,我们也可牺牲我们原来的意见。你们现在两方都是一致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当然赞同。但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应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会议就这样作了最后的决定。
散会后,张政枋当场问于学忠:“你说和就和了吧。以后怎么办呢?”于学忠说:“以后再谈以后的,开会研究。”
王以哲、何柱国下令撤兵
1月31日上午,于学忠在新城大楼主持向东北军军官传达最高级会议撤兵的决定。到会人很多,有东北军官张政枋、洪钫、郑玉琢、杜维纲、刘启文和刘佩苇等,他们都痛哭流涕,不愿意撤退。郑玉琢特别说到他家中困难情形和没有张副司令就无法维持东北军的家属生活问题,坚持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于学忠此时亦无法对答,只好说以后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这次何柱国未参加会议。
据何镜华说是何柱国起草撤退命令的。本来平时参谋团的命令稿件,多由何镜华负责草拟。但这次何柱国未让何镜华知道,而叫另一参谋刘本厚草拟,刘一切按何柱国的意图写成后,立即整理抄清“划行”。何镜华看到这些情况,经和应德田研究,因为时机紧迫,都想找到个办法,以使撤退命令不能下达,正在此紧急时刻,何镜华突然来转告我说:何军长叫我去听命令。我只得服从命令去见何柱国,他叫我把特务团和先锋队按命令撤退到指定的驻地,并限期撤出西安。接着何柱国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讲什么意见就退出。我心中早已知道这是试我是否接受命令,我虽然满怀激愤,但又不能不听他的命令。这时东北军的中级干部群情激愤。如卢广绩、陈先舟等见面即痛哭流涕,悲愤的心情,已经难以抑止。这些事实已预示着突然事件即将爆发。
二二事件
2月1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像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2月2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一一五师师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郑玉琢(参谋处处长)、孙东圆、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我与应德田住同院)。参加的人很多。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
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当时应德田和大家商议后,又提出铲除王以哲的意见来。要我派卫队营去干。我仍不能下决心。应德田又说:“我要为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我听了应德田说写一篇宣言的话以后,才下决心并表示同意了。开始我说应推刘启文师长派人去干,因为他的军阶比我高。但大家要我派卫队营去干。孙东圆说:“派二十个人跑步去,来个左转弯就进去了。”我就提议派卫队营于文俊连长带队去,大家同意。随即派人找于文俊来,当场有许多人给他提出建议,告诉于连长率领卫队营卫士要跑步到王以哲家中去,随后又派人跟着去看,随时回来报告情况。同时决定派卫队营营副商同昌,带人到何柱国家中打死何柱国。于是就分别出发了。
当于文俊连长出发后不久,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已被打死了。”孙东圆说:“没有错!这次王算完了。”但何柱国方面却久无消息。会上大家正议论中,不久回报说何柱国不在家中。何柱国在1月31日后,他已察觉到他处在极危险的环境之中,所以他2月1日夜间就未回家去住,而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处。当商同昌领人到何柱国家中时,找不到他,何镜华说何柱国在新城大楼。大家决定由何镜华负责进去从旁协助(因何镜华常在新城,与何柱国见面方便,在何柱国不防备时,容易下手),王协一连长就可以带人进去把何柱国拉出枪毙。但等候许久仍无消息。据何镜华说:“当王以哲被打死后,何柱国就在新城大楼不出来,请杨虎城保护。”所以当王连长领人到新城,被杨虎城阻止而不能得手,时间很久,亦无消息。应德田叫我亲自去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遂亲自到新城去见何镜华,何镜华对我说:“何柱国在杨虎城房中不出来,不得机会,等有机会再进行。”我看也不能公开闯进去硬干,就与何镜华商议,叫王协一连长听何镜华的指挥行事,我即悄悄退出来,回到金家巷,以后终不得手。因此,何柱国得以幸免。
当2月2日上午,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搞何柱国时,有人提出说:“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孙聚魁连长(孙在东北干过义勇军,是卢广绩介绍给我的)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会上就派他去了。他一去,见宋学礼带着手枪,孙聚魁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据孙回来报告说:“因宋也拿枪要动手,不得不先打死他。”这件事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处死蒋斌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副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因此,这次正在开会时,王协一连长前来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就派王协一连长前去执行。
打死徐方的事,事前我是不知道的。据文英奇报告督察处查出徐与晏道刚等有勾结,而泄漏了军事计划,所以把他打死。
我在周副主席面前承认错误
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苗剑秋急忙跑来告诉我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我一听此话更急了,我说:“这怎么办呢?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我问他周先生在哪里,苗剑秋说:“周先生来了,在副司令公馆。”我马上同苗剑秋一同到张公馆,在楼上看到周副主席。他说:“这是怎么办的呢?”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我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周副主席两手张开招呼我说:“快起来!起来。”我站起来时,他问:“这是谁搞的?”我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周副主席没再继续说什么,即同苗剑秋走开了。
刘多荃派兵进攻西安
二二事件发生后,代参谋处处长邓玉琢起草了一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坚持不撤退的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杨虎城当即签了字。于学忠不敢签字,他怕刘多荃、缪澄流等不听指挥。有人说于学忠当时亦签了字,一面准备印发命令,一面准备给渭南前线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和缪澄流打电话联系,可是刘多荃和缪澄流均不接电话,所以电话打了一夜没有打通。事后才知道是由于刘多荃已决定军队向西进击,并已派出一〇五师第一旅第一团张治邦团长负责,开向临潼,准备对西安进攻。事后李铁醒向我说,当时是刘师长直接命令,部队由刘师长直接指挥,不准听高福源旅长的指挥。因高福源新接旅长,尚未掌握住部队。高是2日晚才回旅部的,到旅部后,即用电话向刘多荃报告,刘叫高即刻到师部去。高发觉对自己不利,乃挟参谋长黎荫荣一同逃出旅部而回西安。以后刘多荃命今葛晏春在西安诱杀了高福源。同时刘又派高鹏云给潼关方面樊崧甫打电话说:“我们马上就要撤退到渭河以北的高陵去,迟了恐发生变故。”这是最近崧甫在上海对我说的。刘多荃命令军队连夜撤出前线,渡过渭河,开往高陵,说是为了避免蒋军突袭遭到损失才迅速撤退。
前线局势到此,已给蒋军桂永清部进攻西安敞开了大门,西安方面的防线已完全被破坏,大势已不可挽回。因此,于学忠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和、张政枋等前往渭南和高陵,想作劝说刘多荃和缪澄流坚持团结的工作,也未能实现,他们都白去了一趟。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离开西安
2月3日清晨,经周副主席、杨虎城和南汉宸同志等商议,为了保持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内部再发生火拼,自相残杀,能把和平谈判继续下去,决定告知孙铭九离开军队,离开西安。并找苗剑秋把这一决定转告我,再由董英斌参谋长派何镜华来找我去谈话。我知道局势很严重,听说刘多荃派军队要打回西安来替王以哲报仇。
原来应德田原想拥推于学忠出来执行渭南决议,但估计错误了,刘多荃和缪澄流等不听他的话。
董英斌参谋长按周副主席和杨虎城的决定,命令我一定、要脱离部队离开西安,我才同意出走苏区。当我去见董时,他对我说:“孙团长,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我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当时特务团和先锋队的人并不同意我离开西安,更不愿我离开部队。有人说,离开西安就可以了,何必离开部队呢?当时我意识到如我去对先锋队讲话说明,很可能就走不开的,一定要出乱子。所以我立刻答应了董英斌参谋长的要求。
我回到金家巷后,刘鼎同志按周副主席的指示来到我的家中。他转告我说:周副主席为了我的安全,派他亲自送我到陕北苏区去。我立刻答应了。
我们是2月5日夜间到达陕北云阳镇的。
在我决定离开西安之前,应德田曾不同意我走的。我当时是坚决要走。苗剑秋亦来到我的家中,我们脱下军服穿上便衣,就一同走了。
王以哲死后,刘多荃派军队向西安进攻的同时,又命令葛晏春团长枪毙了高福源旅长。以后又派人搜捕于文俊连长,给王以哲祭灵,为王报仇。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从选战看台湾(大风)
进入白热化的台湾选战,又打、又杀、又骂、又叫,从小岛上看,真是性命交关煞是热闹;但放眼全局从海外看台湾,这场要死要活的民主闹剧,说好听点不过是咖啡杯里的风波出不了大场面,说粗俗点就好像鸡啄虫蚁,不管是虫死或鸡肥,到头来下场一样。
由于台湾搞了三十多年的选举,始终跳不出蒋家父子所设定的那个局部性与欺骗性的框框,所以出现不了翻江倒海的气势,而只能是无关痛痒的咖啡杯风波。再说,即使台湾选举突破了咖啡杯的局限;也就说民进党竟然经由选举掌握了“国会”,搞到了“总统”,取得“天下”,变成一只老母鸡,把国民党这只蝗虫啄食了,又能怎样?真能出头天吗?敢把台湾独立吗?能摆脱美国的影响和北京的威慑吗?面对国际大气候,小岛上的跳叫,终是鸡虫小事,无论是国民党小虫横行;或民进党金鸡独立,跳来叫去,最终还逃不了被烹而食之的下场。
许信良、陈婉真居然能在美国一混近十年,而不受美国居留法规的限制。为了处理许、陈两个长期被国民党明令通缉的要犯,国民党居然派出现任外长的蒋经国私生子赴美请示处理办法,一群小丑跳梁的美帝傀儡;既谈不上“出头天”或“台湾独立”,更何来“庄敬自强”和“操之在我”。说穿了,无论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罢,其受庇于美国的暧昧关系,正如章孝严先生之于蒋经国。李登辉先生派章孝严私仔去叩谒他们的美国主子,大大表现出李先生的用人艺术!
其实,为了台湾事务,国民党又何必舍近取远就教于美国?真正主宰台湾的就在海峡彼岸北京。君不见布什特使尼克松负荆请罪的狼狈相:老邓责以“不要背后插刀”,小李干脆来个耳提面命,叫她“洗心革面”。美国要向北京请教的,又岂止台湾问题而已!台湾朝野不找能够作主的大老板,而找不能办事的二把手,其智商之不高盖可以论定矣!难怪有人把国民党称作“二百五”(指二百五十万个党员),把民进党戏称之曰“三八”(三万八千个党员)。这样的二百五和三八,又怎能给台湾人予“更好的明天”呢?
国民党更笨的是,搞所谓“弹性外交”。搞来搞去,搞了三个美国小傀儡,实惠未得反而先泄了美、台勾结的底。正如国民党警告民进党的话:“搞台独,北京就要动真的啦!”国民党若然再“弹”下去,必将弹出大祸来。到时候美国除了隔岸观火喊两声“人权”外,绝不会再来个仁川登陆。尼克松已经有言在先:“对中国而言,主权重于人权。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重于一切;中国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超级强国。”做为美国拖油瓶的台湾,这是性命攸关的警告,实不可掉之以轻心。从四十年来中共对国民党明尊华夏而暗搞“国独’的容忍来看,台湾是只能搞而不能说的。民进党未搞而先喊,其“三八”可知。蒋介石父子,一个日本士兵学校结业,一个国中二年级肄业,虽然学问有限,但由于和中共长期斗争,从失败中记取教训,所以懂得了只搞不叫的奥妙。承继二蒋衣钵的二李(李登辉、李焕),虽是美国留学,尚不如两蒋的行伍出身,居然把“弹性外交”叫个不停。其智慧如此!也难怪要把癞痢瑞元和麻子小蒋奉为神明,而不停的去慈湖下跪朝拜了。面对如此不成材的二李,正民进党千载难逢“出头天”的大好良机也!只要民进党能善体中共旨意,闭上鸟嘴,暗里大搞,哪怕全身变成台独的碧绿,但头上一定要戴顶鲜红的帽子,在五星红旗下,尽管搞比资本主义更资本的台湾特区,不但中共会全力支持,而美国也必定乐观其成。民进党如能以此为政纲,必能争取民心,打败国民党,保障台湾居民的幸福与安全,为党、为民带来更好的明天。
不过,遍观全岛,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或其他各党各派,所有台面上的“人物”,不是受蒋家提拔的余孽,或被二蒋斗败的可怜虫;便是效法蒋家搞封建世袭的父子班小毛贼;有目共睹也无须例举姓名了。从这群人中,选出未来的台湾领导人——说“总统”也好,名之为“巨头”也好,都不孚众望,都是对享有经济发达及教育遍及的台湾人民的侮辱。唯一能替台湾全民争光的,仔细想来,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文起十八代之衰的、集八大家于一身的、不靠父兄之余荫的、以一人之力彻底斗垮蒋家父子和国民党的、中国国宝级的独行侠李敖先生。
自蒋麻死后,王朝和特务恐怖随之而逝。台湾目前的局面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在此情势下,台湾两千万人民,即使扣去“二百五”国民党,和“三八”民进党,尚有一千七百万群众,应能免于恐惧、去除私心、发扬智慧、认清大是大非,英勇而明智的迈开大步、走上街头,争取彻底的民主自由。第一步,要实现台湾的政治领导人由全民普选;第二步,选出李敖先生当你们的头头。
选李敖当头头,台湾的选举才有看头、台湾的文明才能落实、台湾的选举才能称得上公平公正公开、台湾才有前途、台湾人民才有更好的明天。总结是:李敖一身系台湾全民之荣辱与安危!人曰:“台湾目前是李家的天下。”但愿是李敖而不是李登辉!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纽约市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丑陋的中国人(大风)
——谈柏杨和柏杨的演讲
顷读《台湾与世界》月刊第十七期,内刊柏杨先生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所发表的一篇演讲,演讲很长,涉及面也很广,不过千言万语总结起来,还是他叫了一、二十年的一句老话——打破酱缸。
柏杨对中国人的指责我大多同意,尤其以脏、乱、吵,来形容中国人的丑陋,和“一个人一条龙,三条龙一只猪”,来点破中国人的不团结,更是一针见血的妙喻。从这个角度评判,柏杨可算得研究中国问题的病理学家。
当然,破坏的目的在于建设。酱缸打破啦,中国人的丑陋面目揭开啦,如何建立新的文化、描出美的脸谱,这才是柏杨先生评丑陋中国人的目的,正是基于此一观点,我要谈谈柏杨先生和他的演讲。
在台湾,柏杨以写政评性的杂文成名,因国民党加之于他的迫害而声誉登峰造极。这说明广大读者欣赏柏杨的道德勇气,更胜过他的酱缸杂文,也就是说反蒋的政治立场远比文笔才华重要,出狱后的柏老,继婚变之后,又写出风格全异的向国民党表态的“金三角”歌德文章,大力赞扬受国民党支持在泰国北韩卖鸦片烟的黑毒犯,于是柏杨自国民党处获得了真正的彻底的自由,这种自由最具体的显现便是出境来美。自然,柏老为自由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在人们心目中,他已不再是一个英勇的斗士,他的书籍市场一落千丈,对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我们本不应要求过苛,何况柏杨先生还是出身青年救国团的老党棍,像这种油条似的油子,本非烈士型的人物。只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向国民党投降了的柏杨,还要跑到美国来“打酱缸”,口口声声的喊“改造中国人”,不但有些不伦不类,也太目中无人矣!
在台湾,李敖柏杨从前是并称的。想到陷身水火犹自反蒋到底的李敖,便不由人不为柏老叹息:人间何止是贫富与美丑的差距,而品格的差距岂不更大!可见十亿中国人中并非全是丑陋的!消息传来,英勇的李敖近又发出豪语说:“最坏的共产党是叛党的共产党,他保留了共产党的缺点,而丧失了共产党的理想;最坏的国民党是不叛党的国民党,他坚持邪恶至死不悟。”听了这句话,不知做为老战友的柏杨先生将会做何感想?
柏杨在演讲中沉痛指出“民主到了中国,变成了你民我主”,又说“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直着脖子喊万岁,还能怪他骑到你头上”。看来这似乎是对海峡两岸一杆打的指责,不过接着往下看,柏老又紧跟了一句:“连美女跟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这一来,把指责便落实到海峡的一边了。当然以柏老和救国团蒋主任的老关系而言,柏杨总不能说不知道蒋经国先生有一张麻子脸吧?照柏杨所说,写文章会有神来之笔,讲话也会说溜了嘴。历尽折磨,腿骨也被国民党修理断的柏老,对蒋家潜存的仇恨,在无意之间还难免会冒出来的。这种潜意识的直觉反映大概与中国人的丑陋与否关系不大。
柏老感叹“自孔丘后四千年无思想家,所有识字人都在批注孔学,无独立创见”。然而这些年来柏杨先生埋首资治通鉴的注译工作,这又是一种什么反射行为呢?这总不能解做“打酱缸”和“改造中国人”吧?柏文又说:“我同北京来的作家协会党书记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满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满会争吵的柏老是怎样被党书记一棍子打闷的?未见柏老泄天机。是害怕国民党控以“为匪宣传”之罪,再捉来修理呢?还是党书记果有真知灼见叫人信服,而柏老只好私下里把它淹没了,我个人对那位党书记像一闷棍一样的一番话,觉得很有兴趣,希望柏老把它公诸于世。
柏先生文中在政见上最具体的一句话是:“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这好像是说给他的老长官蒋麻子听的。大意应是:“中共强大算个屁,国民党给人民幸福才是伟大。”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国民党有没有给台湾人民幸福?最好暂不辩论。因为看法不同,辩论起来恐怕又会使柏杨“气得讲不出话来”,正如中共说“卖淫是痛苦、是剥削、是不道德”,而国民党认为“娼妓是快乐、是发展观光、是与民同乐的商务”。在道德观念不同的现状下,是非问题既不可能和平统一,也非三民主义所能一统,所以最好免谈。应争论的乃是强大与幸福的关系;是强大重要还是幸福重要?是先求强大还是先求幸福?没有强大是否可能也有幸福?从历史看,尤其近百年的历史,对中国人而言强大肯定重于幸福,而且不强大必然没有幸福,日本军阀侵略下的中国人民,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包括国民党控制下台湾的娼妓满街、盗匪遍地,岂不都是活生生的例证。其实对聪明老道的柏杨先生而言,又何必谈这么多大道理。强大与幸福孰重,从柏杨的切身体念中,不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吗?柏杨被捉来修理、打断腿、灌凉水、丧失幸福,正因为国民党强大、有特务、有枪杆,柏杨弱小所以痛苦,蒋经国强大所以幸福,这种浅显道理,正如柏老常说的“打一块钱赌”,我相信柏老是一定知道的,明明知道,而要吞吞吐吐,拐弯抹角做此违心之论,不但有失厚道,更是自己往酱缸里钻,岂不成了个丑陋的中国糟老头!
中国人最丑恶的不只是脏、乱、吵,而是缺乏勇气丧失志节,李敖说:“最坏的国民党是不叛党的国民党。”我要把它修正为:“最坏的国民党是叛了以后又回头的国民党。”不知柏杨先生以为然否?
我对柏杨先生及其演讲的意见尚多,倘柏老能抽出时间,本人愿当面领教。自然请吃油大的钱由在下付。
(美国《美丽岛》,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美国的人权标准(大风)
天堂地狱分别在钱
有人认为美国是民主、自由、安定、富足和公平的天堂;也有人认为美国是败坏、堕落、黑暗、恐怖、人吃人的地狱。两种看法都对、也都不对,一切因人而异。对有钱有势的统治阶层而言,美国是天堂;对痛苦无告处处受歧视与剥削的可怜虫而言,美国正是地狱。所以,美国是天堂,也是地狱;而天堂地狱的决定是金钱。凡是长期居美或对美国具有较多了解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和认识。
许多不曾到过美国而对美具有幻想的人,尤其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甚多把美国过于美化的中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生活好、赚钱容易,甚至把美国当做遍地黄金的天堂,那就过于天真了!
美国的民主与自由都是钱买来的:没有钱,就搞不成竞选,就捞不到选票;没有钱,就享受不到很多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没有钱不但气不壮,讲出来的话没人听,而且根本没有地方让你讲话。登广告要钱、印传单要钱、找个人来听你讲话,目前行市是:律师一个小时七十五元,心理医生一个小时一百元,保母最便宜,也要一个小时四元九角五。美国的自由颇符合台湾流行的政治术语,“有所变,有所不变”,变化的原动力是钱。譬如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七十年代初,美国发生一件非常轰动的集体打劫银行案,参加做案者四男一女,据录像设备显示,那个女的手拿冲锋枪指挥抢劫,结果四个男的全部判刑坐牢,唯独那位女士逍遥法外而不了了之。女匪何人也?乃全美报阀之女。其父为其聘请最好的律师从事辩护;据说,其所持的理由之一便是:她爸爸的钱比银行里的还多,她怎么会去抢银行?这就是美国式的自由逻辑。
美国人开口闭口喜欢大谈人权,好像除了美国之外,任何国家都不懂人权、都不讲人权、都缺少人权。人权最基本要件就是公平,这包括法律地位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以及经济地位和就业机会的公平等等。而事实上,美国在这些方面,恰恰是最缺少、最不公平!
阶级之间壁垒分明
表面看,美国社会并无明显的阶级之分,美国法律也定有明文禁止地域、宗教及人种等各种歧视。但稍做观察分析,便不难发现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譬如,坐办公室的白领阶级几乎全是白人;而打粗工的蓝领阶级则是清一色的黑人或波多黎各人,即使偶有少数白人也是工头领班。不但如此,各行各业也有特定的人种,据说,从总统、而国会议员、内阁阁员、州长、市长到警察,多半是英裔爱尔兰人所把持;经济文化由犹太人操纵;科学理工属日耳曼德国后裔;流氓黑手党则是意大利种;中国人除少数较有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外,大多数华裔移民还是搞餐馆、洗衣店等传统的老行业。即使拿到博士硕士的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就业也不容易,纽约许多开“的士”的司机和餐馆里的酒保领位员,就有不少是具有博士硕士的华人;而具有同等学位的白人,则几乎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实况。
美国种族歧视由来已久,远者如白人对印地安人的丑化与迫害,近者如黑人与白人的对立冲突,以及美国少数民族,尤其亚裔居民所受的种种不平待遇。亚裔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上,不但遭受白人的歧视,还要忍受黑人的暴力欺侮,在法律和政治面前所享的保障和权利,也显然大有区别。如最近发生的华裔公民陈果仁,被两个白人用棒球棍击毙案,美国法院公然从轻以罚钱两千美金定案,使杀人凶手等于不受惩处。此案如发生于白人之间,甚至被害人是黑人的话,凶手绝不会如此被从轻发落。又如三年前华裔美国公民刘宜良(江南)被台湾当局派人刺杀,与此同时,一个美国白人公民在地中海船上被恐怖分子杀害,两案性质基本相同,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大不一样。后者,被美国当局运回华盛顿,由美国总统亲自主持,予以国葬。里根总统并在葬礼中,大叫人权及严词斥责国际恐怖分子;后者,美国官方闭口不谈,对台湾当局没有一句指责,好像刘君根本与美国不相干。这无异是以法律和政治,来助长种族歧视的不正之风。所以人们戏称,美国公民有四等:一等白人、二等黑人、三等西语后裔、四等亚洲移民,而以龙的传人自诩的中国人不幸就是第四等。听来好似开玩笑,而身在其中者心知肚明。说是对美国人权的讽刺,应不为过。
法律准则因人而异
种族歧视不但存在于不同肤色的人种之间,也存在于白种人的内部,如以白人自居的犹太人,尽管在经济文化上水平甚高,但仍受到非犹太裔的白人的轻蔑。在社交场合上,常会见到一个白人向另一个眨眨眼,悄悄的说一声:“那个家伙是个犹太(He is a Jew.)。则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法律有所谓大陆系与海洋系之分:前者重法律条文,后者重法庭判例。美国司法属于海洋系,所以重视判例。最近,纽约布朗克斯区法庭判决:同居人享有与结婚配偶同等的不动产权。亦即在法律上而言,同居双方所同居的房屋为同居双方所共有。这个首创的判决正引起很多争论,因为同居行为的认定、同居时间的设限、同居人身分的确定、同居处所的范围等,都是很难肯定的问题,在这方面法官个人的判断,因人而异,伸缩性很大。而此例一定,势将引起很多纠纷,导致不良后果。从这个判例所受到的重视,不禁使亚裔公民对陈果仁案的判例不寒而傈。陈案确定,亚裔公民的性命只值两千美金!也就是说,按照陈果仁案的判例,今后任何人只要肯拿出两千美金,便可以用球棍或其他任何工具或武器,结束一个亚裔公民的生命。这种美国式的人权和人权标准,又怎能不叫人伤心?这样的美国司法又怎能不叫人恐惧?
所谓民主自由、所谓公平正义,至少对美国的少数民族而言,还需要争取、还需要奋斗,还有段艰难而遥远的路要走!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白崇禧传——外放华中“剿总”的内幕(程思远)
一 白崇禧不愿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正当蒋介石在军事上对白崇禧有所借重的关键时期,李宗仁忽然决定竞选副总统。这事使白崇禧大吃一惊,因为无论李宗仁竞选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白崇禧和蒋介石的关系。因此白氏联络黄绍竑函电交驰,对李宗仁实行劝止。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可以知新。回忆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蒋介石反攻徐州失败,而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又要东征讨蒋。那时,冯玉祥虎视中原,自愿出来调处宁汉关系。那时,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三人,手握南京方面兵权,劝蒋氏接受冯玉祥的调停。蒋介石因此愤而下野,事后自承他之退职系受李、白的威逼所致。
蒋介石自吃过这一次亏,对李、白的“一箭之仇”,亟图报复。一九二八年,他坐上了“国府”主席的宝座以后,即定下了“联胡倒桂”的大计,这在上面已经说过,这里且不赘述。而今只说抗战以后,白崇禧应蒋氏之邀,到南京任参谋总长而国防部长,而李宗仁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在中央,一在地方,分而治之,目的在不使他们形成威胁态势,以免重演一九二七年八月所发生的事件。
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处心积虑十分清楚,为要保持蒋介石目前对他信任之专,自不愿受到别的政治因素所干扰。而李宗仁所以竞选副总统,恰巧是外因超越内因而起作用,若幸而成功,则白崇禧的地位,必将受到影响,自不待言。这就是白崇禧不愿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的原因。
二 李宗仁参选是美国中途换马的体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特使魏德迈在南京蒋介石官邸发表了《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即受命去华北视察,目的在于物色蒋介石以后的接棒人,任务异常重大。
司徒雷登到了北平以后,与他以前主持校务的燕京大学以及清华、北京大学师生接触频繁,要他们对当前国是提出意见,集思广益,无孔不入。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司徒雷登从南京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一项报告,他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关于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①司徒雷登的意图十分明显,他简直要李宗仁来接替蒋介石了。
十月中,李宗仁就把他的一个亲信程思远从南京召到北平,告以明春在一届国大中竞选副总统的雄图大计。几天以后,程思远从北平回到南京,他的皮包里带有李宗仁分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亲笔信;李宗仁在致蒋氏函中申述他的竞选意愿,但可否仍听蒋介石的裁决;李宗仁另外函托吴忠信在蒋氏面前善为说辞,以促其成。
此外,李宗仁还有一封火漆密封的致司徒雷登函,李氏叫程思远亲自交给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司徒把傅泾波从小养大,视如己子,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十分清楚,李宗仁的竞选出自司徒雷登的怂恿和支持。
白崇禧从程思远口中得悉李宗仁的计划,不禁吓了一跳,他说:“这事冒的风险太大,如果不幸而失败,则将何以善后?!”白崇禧与在上海息影的黄绍竑取得联络后,即与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建议李宗仁最好竞选五院中的监察院长,如李氏有意于此,他即交代广西选李宗仁为监察委员,以便进而竞选院长。但李宗仁不听,仍嘱程思远积极进行竞选准备工作如故。
白崇禧原来曾提出主张,打仗时期不宜行宪。看来,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召集的前夕,作为国民党后台的华盛顿当局,曾命司徒雷登对当前军事形势作一估计。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院说:“南京政府在东北地区只占百分之一,在黄河以北也不超出百分之十或十五。在长江以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国民党军处境困难。
“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迄今这种领导迟迟未能出现。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做出决定,但他却囿于成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此时而有此一打算,这就是司徒雷登推动李宗仁出来竞选的政治背景,证以后来他在孙科组阁时所提的意见,益信而有征也。
三 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求竞选副总统,一直保持沉默。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蒋氏召见孙科,说党将提出他为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要孙科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蒋氏并授意CC头子陈立夫,要他在国大党员代表中组织党团,为孙科助选。
白崇禧得讯,对程思远作出了下面的估计。他说:“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又是现任国府副主席,李德公不是他的敌手。其次蒋介石为总统当然候选人,他的副手应当是一个文人较为适宜。德公也是军人,其条件当不如孙哲生那样优越。再次,孙哲生是广东人,当然得到粤籍国大代表的充分支持。而两广分裂,则削弱了德公的基本票。”说到这里,白崇禧慨然曰:“我们只好力尽人事罢了。”言外之意,即毫无把握。
三月下旬,李宗仁从北平来到南京,住进国防部设在大方巷二十一号的招待所。李宗仁对竞选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在费用上早有了着落,即由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分担。这一点不劳白崇禧费心,但他必须对李宗仁竞选给以精神上的支持。实际上,白崇禧的大悲巷雍园一号公馆,即等于李宗仁的竞选总部,凡是重要会商都在那里举行。
蒋介石一心一意支持孙科竞选,他坚持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必须由党提名,借此来杯葛李宗仁。不料此时在国民党阵营内出来竞选副总统的除李宗仁外,还有于右任、程潜。于是,李宗仁就与于、程两氏成立攻守同盟,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提名,而应由国大代表连署提出。于右任、程潜跟孙中山革命,是国民党的元老。情势发展至此,蒋介石只好收回成命,取消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的办法,这是蒋介石的威信第一次在国大中受到的致命打击。
蒋介石对此形势,十分恼火。他在四月四日于丁家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上愤然地说,他自己不当总统候选人,并建议首任总统由一个党外人来担任。蒋氏还说,这位党外候选人必须具有下列条件: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上有声誉者;三、曾对国家有贡献者。当时人们以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候选人就是胡适之。
临时全体会议对蒋介石不任总统,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最后,会议作出决议,授权中央常务委员会去考虑。四月五日下午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由张群、陈布雷、陈立夫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作出了这样的决议:“确认国家现势需要总裁的领导,本届国大仍推总裁做总统候选人。唯国民大会应制定特别条款,授权总统得在特定时期执行紧急处置的权力。”一句话,蒋介石要把责任内阁制变成总统制。这就是四月十八日国大十二次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四 李宗仁在国大打败了蒋介石
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孙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潜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得四百九十三票。由于他们均未获当选的法定票数,依选举法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于次日进行第二次选举。
二十三日下午,蒋介石蓦地召见贺衷寒(1900—1972,国民党著名特务,国军政训系统负责人。1950年,贺衷寒出任国民党交通部长,为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和日后经济起飞打下了相当良好的基础。)、袁守谦,要他们帮助程潜竞选,并下条子拨给一笔巨款作竞选费。蒋氏的意图并非协助程潜,而是想利用程潜同李宗仁来一场鹬蚌相争,而使孙科坐享渔人之利。
二十四日,第二次选举结果:李宗仁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六百一十六票。李宗仁虽得票较多,仍不够法定的多数。依法应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二十四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他们把程潜的票全部改投孙科,贺、袁虽面有难色,还是照办了。但程潜认为蒋氏公然干预他的竞选活动,愤激填膺,当晚即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与程潜订有“攻守同盟”协定,程潜既放弃,李宗仁难道无动于衷吗?
二十四晚,即午夜二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程思远、李品仙、黄旭初、邱昌渭、韦永成在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公馆里进行着紧急的磋商,熟筹因应之道。大家考虑到中央系统特务曾在当天下午派汽车散发传单,说是李宗仁一旦竞选胜利,将来会采取“逼宫”之举。危词耸听,居心叵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竞选下去呢?于是做出决定:李宗仁也紧跟程潜之后,声明放弃竞选。
这样一来,使国民大会陷于停顿状态。因为孙科没有对手,就不好唱独角戏了。
蒋介石对此局势,一筹莫展。四月二十七日,召见白崇禧,恳切希望白氏运用他的影响力,说服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还说了这样的话:“现在知道德邻最有希望,我决定全力支持他。”白崇禧信以为真,回来如实反映给李宗仁,李宗仁反问道:“他的话靠得住吗?”白崇禧说:“老蒋信誓旦旦,自应予以信任。”实际上, 蒋介石在当晚仍尽其全力来支持孙科。这一夜,黄埔路官邸灯火辉煌。各省市实力派人物奉召晋谒,此去彼来,络绎不绝。蒋氏为了维护他的威信,决计同李宗仁在政坛上进行一次战略决战。
但是李宗仁自放弃竞选以后,已使其自身的地位得到加强,并且由于蒋介石要求李宗仁重新参加竞选,至少在形势上使李氏生色不少。这时,李宗仁已成为反对独裁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象征人物,所有二十年来不满意蒋介石处事作风的人,都站到李宗仁这一边来,愿意为其竞选而效劳。例如外面的民社、青年两党,党内的政学、黄埔两系,均成为支持李宗仁的基本力量。此一演变,实非蒋介石所能逆睹。
四月二十九日的最后一次投票,依法是孙、李以获比较多票数者当选。短兵相接,形势紧张,即使是一票之差,也决定双方的胜负。由于是孙科、李宗仁两个人的决选,它将显示出蒋介石个人威信的消长,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密切注视。
这一天中午,人们麕集在播音器前,静听国民大会会场的点票广播。喇叭管口播出了女报票员银铃似的声音:“李宗仁、孙科、孙科、李宗仁……”吸引着听众们的注意力,几忘人世间还有别的存在了,这真是动人的一幕。
点票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前者以微弱的多数打败了孙科,当选第一届副总统。李宗仁这一胜利,是蒋介石上台二十年来第一次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决选结果。在战场上,蒋介石为共产党所战败;在国大,他又为李宗仁所打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蒋介石决定给李宗仁一点颜色看。五月二十日是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的日子,事前李宗仁通过侍从室知道蒋氏将穿西装大礼服出席就职大典,于是也制作了一套。谁知这是蒋氏故意愚弄李宗仁的。到了该日,他临时改穿长袍马褂,李宗仁没有这些装备,只有穿着军礼服出场,这样,李宗仁站在蒋介石身旁宣誓,好似卫士侍候长官一样,十分寒酸。李氏感到受了无比的屈辱。蒋介石以这种方式报仇,足见心胸竟然如此之狭隘也!他读了那长篇浩帙的曾文正全集,到了此时竟忘得一干二净了。
五 蒋介石决定将白崇禧外放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决定将白崇禧外放。五月二十五日,当翁文灏组织行政院时,蒋介石下了条子:以何应钦为国防部长,调白崇禧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美国佬对此十分敏感,司徒雷登打报告给马歇尔说:“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大副总统)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有效的合作。”
蒋介石在一次召见白崇禧时,向他布达了这一决定。白崇禧听后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有接受委员长的任命。但个人以为:华中‘剿总’的成立,应以保卫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为它的基本任务。而为达此目的,必须确立‘守江必先守淮’的战略方针。总结九江指挥所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中原大军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分割使用。建议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俾能紧靠南京,在徐蚌间江淮山岳地带,运用攻势防御,坚持长期作战……”
蒋介石不待白崇禧说完,就插话说:“我打算华中设两个战区: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还另设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两战区可以并肩作战,守望相助。”
白崇禧一听到此,心中不禁火起,刘峙在北伐编组东路军时,不过是第一军的一个师长,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打过胜仗,而今居然同他并驾齐驱了。并且目前解放军已把中原战场与华东战场打成一片,国民党如果把华中分成两区,势难整齐步骤,集中力量,以实行他所提“守江必守淮”的方针。白崇禧于是对蒋介石说:“中原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此一问题关系重大,容后考虑一下再说。”
白崇禧把同蒋介石的谈话向李宗仁详谈后,就于六月六日溜到上海去了。几个月前,敌伪产业管理局长何浩若通过程思远居中联系,以半卖半送的方式把虹口区一幢敌伪住宅售给白崇禧,而今他才有机会住到那里去,借此从长考虑他的出处。
过了几天,蒋介石派吴忠信赴沪挽留白崇禧,当然没有结果。后来由于张群的建议,蒋氏才想到要用黄绍竑去作说客。一天中午,黄绍竑接到交际科通知,要他到黄埔路便餐一叙。自李宗仁竞选获胜以来,久矣黄绍竑没有受到这样的宠召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绍竑到时,在座的除主人蒋介石夫妇外,还有张群、吴忠信、蒋经国。吃过中饭后,到小客厅坐下,蒋介石对黄绍竑说:“季宽,请你去上海一趟,劝劝白健生快到武汉去就华中‘剿总’的职务。这是党国存亡攸关的事,希望他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黄绍竑问:“总统派人去劝过了吗?”蒋介石注视着吴忠信答道:“礼卿先生去劝过了,他完全不听,你同健生交谊很深,他一定听你的话。”黄绍竑今年年初在香港见过李济深,他自己对整个政局另有打算,于是就满口答应下来了。
蒋介石最后说:“你最好今天下午搭经国的专机去上海。”这样当天下午四时,黄绍竑就到达上海,他一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一〇五号公馆,即打电话给白崇禧:“健生,我到上海了,要同你见面。”
“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吗?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谈!”白崇禧断然地回答。
“我当然是那个人派来的。但,你听我说,我另有想法,你还是快来吧!”
移时,白崇禧来到黄绍竑公馆。两人坐定后,黄绍竑将来意说明,然后问道:“你这几年在南京做官,过得怎样?”
“有陈小鬼(指陈诚)从中捣蛋,我这个国防部长还能做出什么名堂来?!”白崇禧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的,历史教训不难复按。”言下还有愤然之意。
黄绍竑哑然失笑道:“事到如今,你还对蒋家王朝寄予厚望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
白崇禧茫然不明所以。
黄绍竑对当前军事形势作了一个概括的分析,他说:“这场同共产党打的战争打不下去了,蒋介石这样指挥作战,势非把手上的本钱全部赔光不止!”
黄绍竑不急于把他的底牌亮出来,停了一下,他才说:“你这几年在南京,无论官做得多大,不过是笼中鸟罢了。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飏高飞吗?”
白崇禧听得很入神。黄绍竑继续说:“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出去把它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在外面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而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吗?”
黄绍竑这一席话,简直把白崇禧说得心悦诚服。后者说:“你的话很对,我立刻回南京,去武汉就职,你先去报告老蒋。”
六、华中“剿总”成立,白崇禧建议不受重视
白崇禧在六月中从上海回到南京,那时何应钦已就任国防部长,顾祝同继陈诚任参谋总长。白崇禧对何应钦说,考虑到华中部队大部分是中央军,拟请任杜聿明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以利指挥节制。但过了不久,蒋介石竟发表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蒋氏对白崇禧疑忌,不给他以任何便利,于此已可想见。
白崇禧想在华中有所作为,通过程思远去征求何浩若做他的秘书长。何氏对程思远说:“蒋先生是不会同意我去跟健生先生的。我倒有另一想法,白先生远离南京,蒋先生必不放心,现在袁企止(袁守谦)闲着没事,白先生不如带他去当秘书长,有一个黄埔学生在华中‘剿总’自然较好一点。”白崇禧采纳了这一意见。但袁守谦到武汉后,白崇禧仅派他任“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
白崇禧在赴任前,见了蒋介石一次,他对蒋氏说:“李副总统在京无事可做,我看他至少在两事可为总统分劳:第一,他可以到各省市巡视,宣示政府德意,探求民隐,反映舆情,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二,他可以定期与各界人士举行座谈,征求他们对于国是的意见,以供政府参考。如蒙总统认为可行,即请召见李副总统当面指示。”蒋氏唯唯,但始终没有实行。盖因李宗仁在竞选时,正以改革政治号召天下,蒋介石怎么可能允许他去接近群众呢?白崇禧此时而有此一建议,足见他对蒋、李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到汉口就职,原任程潜的武汉绥靖主任,调为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白崇禧到武汉,引起指挥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刘伯承极为重视。那时,蒋介石正把张治中的西北行辕改为西北绥靖公署。刘伯承考虑到白崇禧集团的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的弱点,如在老河口、襄樊地区开辟战场,不仅可以切断华中白崇禧集团与西北张治中集团的联系,同时可以进而开辟汉水两岸地区,为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奠定基础。于是在白崇禧到任以前,就于六月十三日下达老樊战区的作战命令,使白崇禧措手不及。
当时老河口、襄樊地区为第十五绥区司令康泽所驻守,副司令是郭勋祺。康泽为蓝衣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处长。一九四五年春,蒋介石为了积极培养蒋经国,特派康泽赴美学习,而以蒋经国继任其职。一九四七年,康氏由美返国,对白崇禧说:“国民党之兴也,用人唯贤;及其衰也,则用人唯亲!”白氏亦与有同感。
当时,康泽指挥的部队有第一〇四旅全部、第一六三旅及第一六四旅各一个团、化学臼炮连、教导队。康泽以第一六三旅之四七八团驻老河口,旅部率四八八团守谷城;第一六四旅率两个旅担任樊城的防务。康泽的司令部和第一〇四旅全部及其他直属部队驻守襄阳城内。刘伯承见康部兵力分散,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先歼灭老河口、谷城的敌人,然后沿江东下,包围襄阳、樊城。
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也是一个古战场,三国时孙坚跨江击刘表、关羽水淹七军等战役,就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的。襄阳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则群山耸立,为其天然屏障,所以易守难攻。历来兵家认为,欲守襄阳必先守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白崇禧给康泽的作战指导方针,是要康泽集中兵力固守南面的真武山,居高临下,以利持久作战。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刘伯承集中兵力攻击西关,大军逼近城垣。康泽竟遵照蒋介石发于七月十三日的“亲启侍参”电令:“放弃南山,固守城垣。”这就注定了康泽最后走上覆灭的命运。七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各部从东南角攻城,突破后会攻城内杨家祠十五绥区司令部,生俘康泽及他的副司令郭勋祺。
襄阳的失守证明了蒋介石越级指挥的错误。也证明了以“官邸作战会报”那一套指挥方式的无能。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国防部召开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检讨这几个月来军事失利的原因。白崇禧应邀在南京参加,他因七月下旬到确山视察阵地时,由于雨后路滑摔了一跤,引起他的左脚旧伤复发,到南京时是一步一拐的。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的除白崇禧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1896—1976,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共内战时期,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60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杜聿明、宋希濂、黄维(1904—1989,中将。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解放战争时,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李默庵、孙立人(1900—1990,陆军二级上将。抗日名将、军事家,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黄百韬(1900—1948,张宗昌被蒋介石消灭后,投靠蒋介石,从此对蒋介石死心塌地。1948年淮海战役中自杀身亡。)等。蒋介石在开幕致辞时,把数月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无一言提及,这就不能不引起白崇禧的反感。
白崇禧在长篇发言中指出:“时至今日,我们应有勇气承认在戡乱战争中遭到一连串的失利,而不能自欺欺人,讳败为胜。此数月来,吾军受到重大挫折的有宜川战役,胡宗南的刘戡(1906—1947,参加第四次“围剿”红军,由于右眼被流弹射中,致有“独眼龙将军”之称。1948年,在陕北瓦子街一役中,见大势已去,以左轮手枪自杀。)所部五个师全部被歼。其次是豫东战役中,区寿年兵团的六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共九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战役的失败,还是比较小的。回顾战后剿共军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从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吾人必须虚心检讨自己的缺点,自上而下,彻底改正,戡乱前途,庶其有豸!”
白崇禧跟着在会上提出了下列的建议:
一、后方比较完整的各省应确立“总体战”的领导体制,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不设绥靖区,使后方各省的壮丁、粮食确实掌握在政府手中,保证足食足兵,支持长期作战。
二、国军应改变战略战术思想,即重视“面”的攻守,而不要重视“点”、“线”的得失。“面”能予控制,则兵员、粮食即可源源得到补充。崇禧曾于抗战时期在陆军大学中有过《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的讲演,此在国共战争中亦可应用。
三、在南京、武汉、西安、北平、沈阳五个战略重点,集中着十个能战的师于各该空军基地,适应军事的需要,随时空运到正在进行战略决战的战场。这样,就可以加强国军的机动性,十个师可以当做三十个师使用。
四、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特性,是以火力压倒火力,速度制胜速度。本来国军陆空火力,已可压倒共军,但因装备过重,转移迟滞,不能在速度方面与共军竞争。共军一夜行军至少一百至一百二十里,而国军则每日只行六十至七十里罢了。为了补救此一缺点,建议增编十个骑兵师,作为快速部队,以期制胜共军的行军速度。
五、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越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六、应提高官兵待遇,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士饱马腾充实战力。
白崇禧上述的建议,被采纳的不多,蒋介石仍越级指挥如故。这一情况,连司徒雷登和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将军也注意到了。
司徒雷登在六月二十四日报告马歇尔国务卿说:“蒋委员长曾经同意,让国防部长何应钦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但其后蒋介石又食言,仍通过“无能的”参谋总长(指顾祝同)发出一切指示,亲自指挥。对此,司徒雷登指出:“看来蒋委员长选拔将领有一偏向,就是‘用人唯亲’而不是‘任贤选能’;看人只看其是否可靠,而不视其品质及能力。由于他的自私企图和偏狭成见,从而全不理睬各方提出的适当的军事意见,也未能充分利用各方所给予的军事上的援助,这就是今天军事形势陷于每况愈下的原因。”
到八月二十日,司徒雷登又向国务院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前军事指挥上出现的问题,向蒋委员长提出了意见,即要蒋氏不要亲自指挥军队,而由巴大维将军协助国防部长指挥作战,但蒋氏完全置之不理。巴大维将军目前遭到的困难,完全是因为中国统帅不采纳他的建议所致。”
至此,美方已把国民党在军事上失利的责任,完全推给蒋介石个人承担了。
① 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展之(3288615505)联合制作!
白崇禧传——蒋介石第三次引退前后(程思远)
一 蒋介石在下野前的布置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司徒雷登曾往访蒋介石,表面上是探询蒋介石对于中共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的意见,实际上,是想了解蒋介石有无定下他的下野日期。但蒋氏对于个人进退问题讳莫如深,不肯表示,这使司徒雷登非常失望。
十五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在晚上去傅厚岗密访李宗仁,告以蒋介石尚待决定是否下野,李宗仁应速做准备,前往汉口与白崇禧会合,俾造成一种态势,逼蒋早日下台。美使馆已查悉蒋介石对李宗仁有暗杀布置,因此司徒雷登大使已把他的四引擎座机从上海调到南京,一旦时机成熟,将使李安全离开南京。十八日,李宗仁派程思远飞汉口,把这一讯息告诉白崇禧,白氏说:“张轸与刘伯承有联系,促我们武汉尽快有所行动,时机迫切,不容稍缓,恐怕我们不能等候德公来到了。”那时白崇禧左右有李品仙、夏威、李任仁、刘斐、邱昌渭、韦永成、张任民、刘士毅等。此外,白崇禧还在汉口黄陂街永利银行楼上招待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地方高级干部周天贤、冠永吉、刘先云等十多人,他们都对白崇禧提出的“谋和备战”主张,给予强力的支持。
十九日,蒋介石了解到武汉风云有点不对。同日下午四时,即约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陈立夫等谈话。蒋介石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过了半晌,没人搭腔。于是,蒋氏就一个一个地问。
吴铁城在被问到时,他回答说:“这问题关系重大,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蒋介石愤然地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十分明显又把这笔账记在白崇禧名分上。
最后,蒋介石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方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么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张治中推请邵力子起草,邵谦辞。蒋介石后来找陶希圣、陈方起草。
十九日,蒋介石令行政院发表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1902—1991,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48年晋升中将军衔。1949年底去台湾,后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参议。)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此外,蒋介石又以总统明令,委任薛岳继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朱绍良兼福州绥靖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这是蒋介石在下野前重施其惯常进行的人事调动,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把南京置于汤恩伯管辖之下。李宗仁形格势禁,即使他上台主和,又能够有什么作为呢?
二十日晚上,白崇禧在汉口三元里官邸召开会议。会上,白氏提出了李任仁起草的和平通电,准备明天见报,因为张轸催得太紧,不能再拖延了。正议论间,张治中打长途电话给白崇禧,说蒋介石决定明天下野,南京报纸已为此出了号外。俄顷,李宗仁也打电话来证实其事。白崇禧于是把议题集中在李宗仁上台以后的应有做法上。当晚决定了下面这件事:一、程思远和邱昌渭于二十一日飞返南京,助理一切;二、李宗仁在蒋介石离开以后,应继任总统,而不是代理总统职务;三、建议以张治中为行政院长,以利于和谈的开展;四、起用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军队;五、国民党应改组,清除保守势力,使与李济深领导的“民革”合流。
二 下野文告出了问题
一月二十一日,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把蒋介石、李宗仁两人的文告送来给李宗仁过目。李宗仁看了一遍,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签名交给吴忠信带回去。
下午二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行茶会,与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话别,蒋氏印发了他的下野文告在会上传阅。CC中常委潘公展、田昆山先后发言,他们指出蒋介石任总统是国民大会选出来的,他辞职也要由国大批准。在此以前下野则不能生效,因而主张把有关他下野的一句删去。蒋氏对此意见也点头同意,但孰料这样就出事了。
下午四时许,程思远、邱昌渭从汉口飞抵南京大校场机场,刚巧碰到李宗仁,他那时正来为蒋介石送行,遂同车入城到傅厚岗官邸。才坐定,白崇禧的长途电话来了。白氏盛气地对程思远说,他从广播里听到蒋介石要下野,唯文中没有一句关于他下野的话。这样,德公上台的地位便很不明确,他怎么能够负责下去呢?
白崇禧的电话刚放下,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他说,蒋介石的文告在今日下午举行的官邸茶会中,经过两个CC要求修改,最后决定把有关蒋介石下野的一段删掉了。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不下野,李先生怎能上台?大使对此深表关切,希望可予补救。
经过白崇禧、司徒雷登提醒,李宗仁才感到问题严重。程思远建议请张治中、吴忠信来商。一会儿,张文白、吴礼卿两人来到了。李宗仁把白健生、司徒雷登的意见转述一番,并愿听取他们两位的高见。
张治中说:“蒋、李两先生的文告,今天上午已经签过字,照理不能修改。所以在下午茶会中删去的话是不合法的。”
说到这里,张文白笑脸看着吴忠信说:“礼老,你是秘书长,可否请你把原有字句加上,以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
吴忠信听了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蓦地变色厉声对张治中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统交给我的文件,我无权修改。如果你们把难题强加于人,那我这个秘书长就不再干下去啰!”
吴忠信说完也不告辞,就拿着帽子匆匆而去,李宗仁、张治中面面相觑,不吭一声。
晚饭后,孙科来傅厚岗,向李宗仁提出例行的辞职。李氏以白崇禧虽建议由张治中组阁,但张氏力辞,所以李宗仁对孙科表示慰留。李宗仁随问孙科:“蒋先生的文告下午经过修改,应该如何补救?”
孙科说:“这是有关宪法解释问题,应请亮畴先生前来一谈。”亮畴即司法院长王宠惠,他是国民党的法界权威,提出《戡乱时期紧急条款》就是他的主意。
不多一刻,王宠惠来了。他说:“蒋先生这一文告,应当有‘引退’字样,但因为李先生的上台,尚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能认以‘代总统’名义行使职权。”王宠惠片言解决了问题,李宗仁邀他同去拜望张群,说明来意,张岳军遂摇长途电话到杭州找蒋说话,蒋倒很干脆,同意照原文补发。
李宗仁回到官邸以后,由程思远用电话告知中央社,说明理由,将蒋氏文告加入“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等句,重新播发,时为二十一日晚上九时。
程思远将重发文告一事用电话告知白崇禧,但白氏对李宗仁文告中所说:“宗仁依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一语,仍不满意,认为这个“代”字,意味着蒋介石的政治幽灵仍统治着南京政府。李宗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看来前途多艰,不能掉以轻心。
三 向美国人承认李宗仁的基本弱点
李宗仁上台以后,遭到左右两方面所施加的压力,首先他为企求和平,指示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1902—1987,抗日战争时期,任广东绥靖公署党政处处长。后任“国大”制宪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等。1949年初被国民党政府指派为国共和谈的五位代表之一,未去参加。旋迁居香港。1958年去台湾。)为和谈代表,等候中共方面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一月二十三日,中共的反应来了,新华社广播了一项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它尚在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彭昭贤为CC中委);四、战犯必须惩治,连李宗仁也不能免。中共不承认南京政府的地位,那李宗仁代表什么呢?中共这一态度,削弱了李宗仁谋和的号召力量。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为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诚意,饬孙科的行政院办理七件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七项“祥和措施”,其中包括:一、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释放政治犯;三、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及撤销特种刑事法庭等。关于释放政治犯,最重要的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李宗仁能不能办到这一点,这是检验李氏掌握南京政府实际权力的温度表。
李宗仁对释放张、杨,虽竭尽全力,却迄无所成。事实证明,李氏只享有“代总统”的虚名,他毕竟缺乏指挥整个政府的统一权力。二十年来,蒋介石把党、政、军、财和特务大权一把抓在手里,他没有培植任何人分掌这些权力。李宗仁是地方实力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赖有白崇禧运筹帷幄,同蒋介石斗了二十年,迄今硕果仅存,已属十分侥幸,但若与蒋介石互争雄长,则终感力有未逮。
在军事上,尽管一月上旬于徐淮战败,杜聿明集团全军覆灭,但直到此时,蒋介石直属的中央军,人数仍然远远超过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蒋氏还拥有一支五十艘舰只的海军舰队,以及八个大队的空军。蒋介石在回到家乡溪口以后,还通过参谋总长顾祝同,收听军事报告,指挥部队调动,调整各级人事。
在财经上,蒋介石依靠去年八月十九日颁行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向全国人民和工商界敲骨吸髓似的,搜刮到金银外汇四亿七千多万美元的财富。此时,这笔金钱都完全集中在上海中央银行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手里。不久,蒋介石又命令汤恩伯负责将这些财富运去台湾。其中,只留二千万元给汤恩伯,而李宗仁则一钱不名。
华府当局对此情况,看得一清二楚。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第十三章作了这样的分析:“我就职的那天,(蒋)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运往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李宗仁上台以后,有一事考虑未周,那就是李氏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赞成以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收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事关系重大,李宗仁没有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蒋介石下野以后,国民党要员已经星散了。但是李宗仁没有将此事征求行政院长孙科同意,这就引起了府、院之争①。又经溪口方面从中挑拨,于是孙阁大员就从一月二十八日起纷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到二月上旬,孙科违李宗仁之意,把行政院迁往广州。李宗仁枯守南京孤城,从此南方政府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月二十三日,美大使司徒雷登向艾奇逊国务卿提出了下列报告,反映李宗仁所遭遇的困难,其中也提到白崇禧的看法,报告说:
在李宗仁与以孙科为首的广东派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李是处于一个基本上脆弱的地位,因为他没有控制大部分军队,缺乏财政来源,而且没有取得蒋委员长和CC政客控制下的国民党官僚机构大部分人的忠顺支持。白崇禧总部向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要求美国援助时坦白承认了,甚至还相当夸大了这一基本弱点。
四 美方对何应钦不存好感
二月十二日,白崇禧派刘斐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议说:一国三公,四分五裂,不利于李宗仁的领导形象,兹主张缓和溪口,争取广州合作。李氏因韪其言,当即分别采取措施。
二月十四日,李宗仁派程思远专机去上海迎何应钦入京;张治中不久重新从兰州返宁;翁文灏答应继吴忠信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留沪立委联名电责孙科背弃代总统的罪行;监察院决定南京复会以支持李宗仁。所有这一切,大大加强了李宗仁的政治地位。
在各方面施加的压力下,孙科卒率他的行政院于三月初从广州返抵南京,孙科初愿局部改组内阁,意图恋栈。但孙科包庇他的如夫人蓝妮向中央信托局索回德国染料一案,事属违法乱纪。监察院准备对此提出弹劾,孙科看到势头不对,自动提出辞职,李宗仁于是接受白崇禧的推荐,提出何应钦继孙科任行政院长。
白崇禧因为在北伐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与何应钦合作得很好,所以一直对何氏寄予希望。时人对新阁人选也有好评,一个国民党中常委曾向何应钦致贺词说:“希望你与李、白团结奋斗,重演‘龙潭战役’的盛绩。”意指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首次下野后,孙传芳以全力从龙潭渡过长江偷袭南京,卒赖李、何、白三人忠诚合作,始能转危为安。
但美方对何应钦为人,却没有什么好感。三月十五日,司徒雷登对天津总领事转送天津总商会提出的备忘录,指出:“他们(指天津总商会)感到蒋委员长表面上的引退,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并没有起多少影响,特别是鉴于何应钦被选为新的行政院长一事,尤其如此。何应钦是把中国弄到目前这样可怜的地步的典型人物,他们相信,在此关头,对一个已经完蛋的政府作进一步的援助,将是没有用处的。他们觉得目前的局势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暂时我们应该采取旁观的政策。”这无异表明,到了此时,司徒雷登的态度已有根本的变化,他不对李宗仁政府抱有任何幻想了。
五 大局已定,主张蒋、李“摊牌”
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定于四月一日乘专机飞北平。李宗仁特于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在南京总统府子超楼举行茶会,为代表团话别,参加的为国民党在京中央常务委员,席上听了张治中溪口之行的报告。白崇禧、张群、阎锡山等亦参加了茶会。
张治中于三月二十九日到溪口见蒋介石,此行是他自动提出的。张氏以为:一、蒋介石虽下野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得协议,也没有用,所以事先必须征求蒋氏的意见。二、蒋介石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和谈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1895—1975,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兼文教组副组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团结委员等职。)都是国民党员,只有章士钊一个是党外人士,照理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所以李宗仁力促其行。
张治中说:二十九日,他到了溪口就同蒋介石单独谈。是日下午,蒋氏又和他及吴忠信三人,从蒋氏下榻的蒋母墓庐沿山径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介石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张治中听了高兴地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次日,张氏把和谈“腹案”给他看,然而蒋介石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报告后,白崇禧第一个发言,他说:希望代表团坚持和谈“腹案”中,所提“和谈开始之前,双方就地停战”的方针,先签订停战协定,然后再商谈和平条款。这就十分清楚,“就地停战”是白崇禧主和以来,梦寐以求其实现的目的。在当前人民解放军居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代表团能够达成此一任务吗?不能不令人怀疑!
和谈代表团北上以后,四月四日晚上,程思远接到负责代表团交通工作的刘仲华(中共党员,长期在李宗仁身边当参议)来长途电话,要派一架专机明日到北平去接人。李宗仁原以为是代表团有人回来,谁知程思远去接机时,接到的却是李济深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和一位山东人刘子衡,据说后者与参谋总长顾祝同有密切关系。三月间,秘密北上的刘仲容也同机南下,因这几位避见新闻记者,故被宁、沪报纸称为“神秘客”,他们由刘仲容带去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下榻。晚上,就同李宗仁、白崇禧会晤。
李济深托朱蕴山带来一封亲笔信,函内略云此次和谈关系国家命运,李宗仁如因环境困难,一时不能签订和议,请把印信带在身边,随时都可补签。如此则将来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李宗仁将可出任政府副主席,健生所统率之部队,亦可得适当之照顾。这是和议开始前李济深先送来的一条讯息,目的在纾解李、白对大局发展的疑虑。白崇禧对李任潮来函所云丝毫不感兴趣。他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国共能不能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他私下问刘仲容:“我们可以接受中共的政治渡江;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不要渡江?”
“周恩来先生同我谈过,和议成立,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刘仲容说。
白崇禧断然地说:“如果中共坚持要渡江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谈呢!”
李宗仁、白崇禧对和谈不抱什么希望,在见到朱蕴山、刘仲容后已经有所决定了。
四月六日,李宗仁走访司徒雷登,要求他转达美国政府,垫请白银一批,以应南京政府紧急开支,并将美援最后一批的军火改运到广州港口卸货,以资装备广东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司徒雷登说:“尽管我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我知道台湾现存有三亿美元(按:实际是四亿多美元)的黄金、外汇,基隆仓库也满满地存有二万余吨的军火,政府似应予以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证明过去个人专制独裁的阴影,仍支配着中国的前途。最近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这种方式领导之下,欲谋对中共作有效的抵抗,是绝对办不到的。”言下之意,司徒雷登对李宗仁也准备撒手不管了。
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一切的情况下,白崇禧主张同蒋介石“摊牌”,即设法使蒋氏不愿放弃权力,就让他出来负责;蒋氏如不愿出面负责,就应当权力交给李宗仁。两者必居其一,不可拖泥带水。
四月十日,李宗仁请阎锡山、居正带一封亲笔函送往溪口给蒋介石,表示此种态度。函中强调指出:如蒋介石“再不采取适当步骤以终止此种混乱形势,则宗仁唯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蒋氏旋派张群来传话,说于十七日要李宗仁、白崇禧去杭州笕桥与蒋介石会晤,李、白因等候黄绍竑南来,不能依期成行,后来就有四月二十二日的杭州会谈。
六 蒋介石始终难舍权力
四月十六日,黄绍竑偕屈武携国共双方代表团拟订的和谈协议《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李宗仁、白崇禧看了,认为和议与“腹案”精神距离很大,同时规定签字最后限期为四月二十日,深有“哀的美敦书”的味道,决定交何应钦派专机送去给蒋介石。蒋氏一看,果然对张治中大骂不止。
四月十八日,白崇禧访司徒雷登时说:“代总统鉴于最近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即《国内和平协定》),和平已不可能,将向蒋委员长提出建议:要么由蒋先生复职;要么蒋先生离开中国,把一切权力和国家资金交给李宗仁支配。李代总统企图采取此一步骤,以结束由于蒋委员长在幕后操纵把持所造成的混乱局势。”
十七及十八日两晚,李宗仁邀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在傅厚岗举行会议。会上集中由白崇禧、黄绍竑两人发言,黄氏力言蒋介石有一个台湾可苟延残喘,吾人只有由德公签订和约才可谋自存之道。白崇禧说:“中共同意华中部队退到两广,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部队的整编只是时间迟早罢了。好像我们吃鸡一样,首先吃最好的部分,其后鸡头、鸡脚也要通通吃光……”次晚继续讨论,白崇禧仍不肯让步,他还责备没有坚持“腹案”精神,是最大的失职。卒无结果而散。
十九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决定以李宗仁、何应钦名义发出“亥号”电给北平和谈代表团,申述“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将上述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二十日,黄绍竑在李宗仁官邸吃午饭,饭后他同张治中通了一次长途电话。张治中告诉他:“今夜零时,中共中央将下《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表明和谈已经破裂。”黄绍竑随向李宗仁说:“今日下午二时,我将乘吴铁城的专机去广州,晚上转乘火车去香港。”从此以后,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北京,他们才重新会晤。
四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约李宗仁在杭州会晤,并邀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参加,李宗仁仅偕程思远随往。专机一到杭州笕桥机场,蒋经国即邀程思远同俞济时,以及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原任省主席陈仪因策动汤恩伯起义被扣)去西湖楼外楼午餐,饭后又沿湖滨马路浏览西湖景色,蒋经国途中似有怏怏惜别之意。
蒋经国送程思远回到笕桥航校时,见白崇禧匆匆从校内出来,他拉着程思远到他的军用专机旁,轻声地说:“天气不好,我要起飞了,否则今天赶不回武汉;你要提醒德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同蒋先生‘摊牌’。这意味着蒋先生不走开,德公就辞职,借此来对蒋先生施加压力。”
只是在整个杭州会谈中,都是蒋介石个人在自导自演。蒋氏要发表一篇联合宣言,表示反共到底。李宗仁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介石说:“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蒋介石又提出:要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要由李宗仁担任副主席。李宗仁警惕着这是蒋介石在新形势下,从幕后重新走出前台的重要标志。但又不便公然反对,只好说:“我因和平而任代总统,也为和平失败而退职。”蒋介石说:“无论和战,都由你负责,我将予以积极支持。”
当晚,李宗仁仍回到南京,对于白崇禧提出同蒋介石“摊牌”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意图。
四月二十三日,李宗仁由南京飞返桂林;蒋介石也于二十五日离开他的家乡溪口,乘“太康”舰前往上海,二十七日,蒋介石从上海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发表文告称:“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司徒雷登对于蒋介石上述声明,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五月一日,他报告国务院说:“并无任何迹象,足以说明他真正有意放弃他的权力。李宗仁和白崇禧日益苦恼。这一斗争恐将继续损伤政府的抵抗力。”
①“府”指总统府,“院”指行政院。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白崇禧传——蒋介石下野(程思远)
一 蒋介石到徐州晤李宗仁、白崇禧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蒋介石偕冯玉祥的代表李鸣钟由南京到徐州,李宗仁、白崇禧前往迎候。蒋介石说,此行是专为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做准备,会议将研议北伐与讨武汉用兵问题。
次日,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会晤,概述他与冯玉祥联系的经过。蒋介石说,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从苏联返国途中,宣布率国民军正式加入国民党。不久,便在五原誓师,经包头、甘肃入陕西。十一月,从刘镇华(1883—1952,民国后投靠袁世凯,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1925年因兵败投奔阎锡山,旋归附吴佩孚,任讨贼军陕甘总司令。1927年投向冯玉祥。中原大战后,归附蒋介石,先后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等职。1936年精神失常。1949年与家人一起逃往台湾。)手中解了西安之围。“四一二”清党后,武汉政府于四月十七日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原来指望他与武汉合作,挥戈东指,由陇海线直入徐州,从而转向津浦线,进逼南京,使与唐生智自长江下游直趋秣陵,两面夹攻,则宁沪不难于指顾间占领。但冯氏以大局为重,对武汉方面的争取并不领情,拒不就职。据我个人看来,冯玉祥对宁汉对立采取静观态度。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冯玉祥在西安就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职,即分兵六路前进。五月二十日,前锋已出潼关,刘镇华部多被其吸收。五月二十七日,冯军攻入洛阳,俘获奉军二万余人。六月一日,冯军与从武汉北上的唐生智军在郑州会师。
蒋介石还说:六月十日,冯玉祥发起召集郑州会议,武汉方面出席的有:汪精卫、孙科、唐生智、于右任、顾孟余、徐谦、谭延闿、张发奎、王法勤(1869—1941,1912年任同盟会北方支部副支部长。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追随孙中山参与“倒袁”。曾任国民党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11月与陈公博、王乐平等在上海组织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拥汪精卫为领袖。1941在成都病逝。)等。会期两天,并作出如下决议:一、唐生智、张发奎两军全部由河南开回武汉,安定武汉后方;二、河南的军事由西北军负责。十三日,汪精卫、谭延闿等回到武汉,即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此时,孔祥熙已负有使命到郑州,请冯玉祥到徐州与南京方面军政要人面晤。冯氏欣然答应,特派李鸣钟为代表前来报聘,估计冯氏此来,将揭示一项明确的政治主张。
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偕李宗仁、白崇禧到徐州西面的陇海路黄口车站,欢迎冯玉祥的到来。冯氏有意开蒋介石的玩笑:当冯玉祥的专列进站时,军乐大作,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举手行礼,但花车停定后,并不见有人走下来。蒋氏令他的侍卫长去探询究竟,冯玉祥的随员伸手向后面一指。蒋介石与李、白走到最后一节铁皮车,才见一个彪形大汉穿着士兵制服站在门口,同他们招手致意。原来这位穿着灰布衫的巨人便是冯总司令。白崇禧注意到蒋介石上前向冯氏举手敬礼后又与冯氏热烈握手,表示欢迎之意,但脸上多少流露着尴尬的神情。
从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徐州会议正式举行。除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外,南京方面参加的还有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等八名中委,会议在冯玉祥下榻的花园饭店举行。会上,冯玉祥说:“北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说过,蒋介石是南方的赤化头子,我冯玉祥是北方的赤化头子。那么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开会。我们哪里赤呢?我们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族的赤子,决不像张、吴的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白崇禧听来,冯玉祥这些话语意双关,也扎实地刺了蒋介石一下。冯玉祥说完了话,吴稚晖站起来说:“今天是紫气东来。”此话倒把蒋氏的严肃表情和缓了下来。
徐州会议结束。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把一份拟好的电稿交给冯玉祥看。后来,两人都签了名,蒋、冯联名通电声明:“中正、玉祥与所部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经受艰苦牺牲均所不顾,必须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冯玉祥同日又单独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等武汉要人,谓:“综合郑州会议时各同志所提之意见,大家均不满意武汉方面共产党人之行动。并同意促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为南京同志一致欢迎,请汪、谭诸公速决大计;并请孟潇兄(唐生智)允将所部北上郑州,协力北伐。”冯氏将电稿交蒋与李、白看过,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已偏向南京方面。
徐州会议后,蒋介石放弃了他与李宗仁、白崇禧制订的“暂守徐州、停止北进、回师镇压长江中部”的计划,决定与冯玉祥共同北伐。蒋介石在回南京前,分配给白崇禧、李宗仁的任务如下:
一、白崇禧指挥第一、第二两路军(因何应钦已回南京)由赣榆、郯城两线北进,攻略鲁东各地后,再与第三路会攻泰安,并分兵袭胶东铁路;
二、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在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的马祥斌,王金韬、王普各部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刘镇华、郑大章两部联合进攻济宁;
三、冯玉祥的中路军在京汉路正面作战,以孙良诚指挥之。
上面的联合作战方针,也是徐州会议所做出的决定。
白崇禧、李宗仁指挥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开始总攻击,限两星期内打下济南。然后抽兵南调,镇压长江中部。
白崇禧指挥东路由赣榆、郯城分道北上,赣榆之线以降军白宝山、冯绍闵等部为前驱,占日照,攻诸城,直逼胶济铁路。到七月三日,因孙传芳敌军周荫人部的陈以燊等三师二旅,在胶济路宣布受冯玉祥收编,加入革命军,白崇禧遂命这一路停止前进。
由郯城北进的第二路军,于六月二十三日以第二纵队向临沂。守城之敌为方永昌的基干队一师和王冠军第一一四旅。二十四日,以第一纵队对莒县和沂水;第三纵队对费县和蒙阴,切断敌军的补给线,而由第二纵队专任攻临沂城,但打了两天,毫无进展,遂退回郯城候令。
李宗仁指挥的第三路军经过四天苦斗后,六月二十七日,攻克峄县和临城。就在这个时候,李宗仁接到蒋介石急电,以武汉方面东征,着李宗仁率第七军用铁路运输返南京转到芜湖布防,所遗第三路总指挥职,由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代理。李宗仁奉命后,第七军于七月三日开始由临城南下。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一、第二路军亦被促南归。
二 促成蒋介石下野的外因和内因
蒋介石于六月二十六日向武汉方面发一通牒,并令王普、夏斗寅两军溯江上驶,这并非他个人神经过敏,而实因武汉方面出师东征,进军矛头直指南京。
原来唐生智自河南回师武汉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即依照在郑州会议中与冯玉祥成立的协议,压迫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1885—1929,1908年加入同盟会,后转为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1月回国,2月在上海积劳成疾,因病逝世。)辞去农民部长与工人部长。六月二十八日,唐生智的李品仙部队占领武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悉被缴械。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举行“分共”会议,这表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完全分裂。
武汉政府在排共的同时,进行讨蒋的军事行动。以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沿江左,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沿江右,挥戈东指,双管齐下。李宗仁部攻克临城时,张发奎部已下达九江,唐生智则东抵黄梅。蒋介石见事急,遂调李宗仁的第七军回师芜湖,以巩固南京后方。
不料李宗仁军南撤,张宗昌敌军即开始反攻。滕县、临城、韩庄、台儿庄先后失守。蒋介石从南京电白崇禧云:“如不克复临城,则徐州失守,希将进攻临沂军力,移来支援第三路军。”白崇禧于七月七日晚撤临沂诱敌出城,而派第四十四军和第十七师援津浦路,七月十一日到达,即与第十、第四十、第三十三各军合克韩庄。十二日,第十军攻复临城,第四十军连续收复台儿庄、峄县、枣庄。白崇禧以为津浦路方面平安无事了,再出兵围攻临沂,不料这座城墙高而且厚,终于师老无功。七月二十一日,得蒋介石电,解围南下,临城二十日失守。七月二十五日,敌逼徐州,蒋介石率贺耀祖军赴前线督师,想在徐州打一胜仗,以后再来和缓武汉方面。这个时候,主力部队开拔净尽,留在前方作战的第十军王天培部,作战不力。终于在蒋介石的眼皮下失掉了徐州这一战略要地。八月六日,蒋介石抱着懊丧沉重的心情从津浦前线回到南京,转眼间孙传芳、张宗昌联镳并进,江北尽非我有。
八月七日,蒋介石在南京总司令部(即后来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举行两天的秘密会议,检讨当前的军事形势及和战问题。回顾十天来正是多事之秋,军政情况瞬息万变,令人应接不暇,总结起来,有下面这几桩大事:
针对武汉东征,冯玉祥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电,建议宁汉双方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开封举行会议,消除双方意见,解决党内纠纷。当时冯氏显然以调人自居,事实上他的军事最大,在宁汉之间,颇有坐山观虎斗的味道。据传他曾提出汪、蒋同时告退之说,此一传闻,对白崇禧和李宗仁起了影响作用。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以二十四师叶挺为前锋,先占领九江、湖口,掩护大军集中。待各军集中完毕,张发奎令叶挺率蔡廷锴师及贺龙部占领南昌。七月二十八日夜,汪精卫从武汉到九江,与张发奎、黄琪翔在庐山开军事会议。决定仍打算分两路由皖南、浙南向南京攻击前进。但到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从此第二方面军分裂为三部分:叶挺、贺龙两部组成的起义军由江西经闽南转入潮汕;黄琪翔的第四军由赣州、韶关开回广州;蔡廷锴师则去福建跟他的老长官陈铭枢去了。这一路对南京的威胁遂告消除。
但是唐生智所部仍从鄂东向安徽挺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占领了安庆,刘兴(1887—1963,国民党一级上将、爱国和平起义将领。1950年参加民革,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1963年因病在长沙去逝。)的第三十六军沿江东下,有向芜湖进驻模样。李宗仁为避免冲突,将第七军转移到当涂。看来唐生智的东进是南京当前的主要危险。
李宗仁在会上介绍了上面情况,他认为南京目前两面受敌,必须接纳冯焕章的调停,和缓武汉方面,俾能集中兵力来对付长江北岸的敌人。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意见,沉思有顷,只说:“唔,唔,这个……这个……”最后从他的嘴里非常困难地吐出这两句话:“如果你们一定要和的话,那我就必须走开!”
白崇禧跟着说:“总司令能离开一下也好,等到我们渡过目前难关后,再请总司令回来行使职权。”蒋介石听了勃然变色,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崇禧是他一手提拔的人,居然在困难时刻要他下野,是可忍,孰不可忍!
蒋介石把眼睛盯着何应钦,后者把头低下来,不吭一声。十分明显,何应钦这几个月来同白崇禧合作得很好,现在他们联合起来对其个人施加压力了。蒋至此蓦地站起,说:“好!好!就这样吧!”会议不欢而散。
次日,即八月八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拿着一纸电稿来给蒋介石看,这是答复冯玉祥于七月二十六日来电所提的调停建议,表示:“对武汉以前之容共,完全谅解。对今后党政,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以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而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进行为宜;对军事主张李济深坐镇南中,唐生智肃清上游,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直捣幽燕。”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主张此电由蒋介石领衔发出,但蒋氏竟签名在他们之后,事后他倒打一耙,居然说:“在此电中,蒋总统名列第四,而由李宗仁领衔,是则南京此时权力的消长可以想见。”①
八月十一日,冯玉祥电复李宗仁、胡汉民等,谓在国民党执监会议开会前,可否举行一预备会?如蒙同意,建议以安庆为开会地点。十二日李宗仁等复冯玉祥十一日电,赞成安庆会议之举。请冯决定会期并届时莅会。蒋介石也签名此电,但即日离京去上海,实行下野。行前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枪决,说是他应对徐州失守负责。同时发表了下野通电,申明:一、他反共的经过;二、希望宁汉合作;三、并力北伐,彻底清党。
蒋介石到上海后,寓上海市长,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家中,对军事、政治作了一些部署,随即遄返溪口老家,稍停即东渡日本去了。
胡汉民、吴稚晖对蒋介石此次下野,认为冯玉祥应负主要责任,所以他们到上海后,曾给冯玉祥一电,声明取消安庆之行,各为故里之游。并对冯说:“一柱擎天,唯有公焉!”语意冷嘲热讽,其对冯不满殊甚。
蒋介石却不是这样,他指责李宗仁、白崇禧对他施加压力,所以不得不下野,《蒋传》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
其时,广西将领咸认与汉口言和,始能解南京被包围之险。由于蒋总统被视为和议之障碍,他的旧日同志遂不免对他施压力。在此环境之中,蒋总统雅不愿保持其权位。于是在八月十二日,他辞去总司令之职,带同卫士二百人,前往上海。②
三 掌沪军政大权,指挥龙潭战役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城内只剩下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烈钧两人,暂时维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现状。八月十五日,开了一次军委、党务联席会议,程潜也应邀入京参加,由李烈钧主持,程潜、李宗仁先后发言,决定促成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合作,统一党权,并请武汉各同志来京。
八月十七日,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略谓在蒋总司令未回任前,所有军政、军令统由本会负责处理,各部队仍隶本会统一指挥。同日何、李、白电武汉汪精卫、谭延闿,请制止唐生智军继续东下。十九日谭电复,促一意渡江作战,东下各军并无他图。但李宗仁仍不放心,耿耿于怀。
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白崇禧为淞沪卫戍司令,白即日在上海就职,并以他的参谋长张定璠接替黄郛为上海市长。白崇禧为了寻求上海财界人士的支持,于十八日下午在上海交涉署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开茶话会,到周凤歧、郭泰祺(1889—1952,早年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曾三次代表中国出席国联会议。1940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中国首席代表。后病死于美国。)、虞洽卿(1867—1945,先后创办宁绍、鸿安及三北轮船公司。辛亥革命曾捐助军饷。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1927年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贯支持蒋的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与日方合作,于1941年赴渝。卒于重庆。)等百余人。白崇禧在会上报告了当前军事政治形势。谓目前局面稳定,请上海商界帮助解决财政困难。虞洽卿说:只要政府采取有利于商界发展的措施,则财政问题不难解决。最后要求宁汉妥协,共同对敌。
八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到九江,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等举行庐山会议,李请汪等到南京共商团结办法,汪推谭延闿、孙科先行。二十四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和孙科乘“决川”舰返南京,到大胜关江面,适孙传芳敌军从江北渡江南犯,有的敌兵攀登“决川”舰。谭延闿素称“神枪手”,把左右警卫的驳壳枪抢过来,即向敌军扫射,宛如秋风扫落叶那样,刹那间把附舰敌人肃清了。恰巧陈调元的部队乘专轮上驶,协力把渡江的孙军击退。当晚李宗仁到南京,把谭延闿、孙科安顿好以后,立刻去斗鸡闸找何应钦,将庐山会议情况告诉后者,并且说:“孙传芳在左翼方面可能系佯攻,我们应当注意右翼方面的防御,因为当时第一军都驻在宁沪线上,而第七军则在南京近郊。”
果然不出李宗仁所料,八月二十五日拂晓,长江晨雾弥漫,孙传芳的主力大军就在大河口、划子口渡江,占领乌龙山炮台,青龙山、黄龙山及南京城郊尧化门外的龙潭车站,这样就切断沪宁路的交通,使第一军不能首尾相顾。那时何应钦还在南京城内,势不能指挥龙潭以东的所属部队,第一、第七两军仓皇应战,处境危殆。
真是巧得很,蒋介石下野后,南京军费支绌,白崇禧在上海向商界筹得了六十万元,于八月二十五日乘沪宁路火车去南京,到无锡时接到报告,说是孙传芳军乘夜破坏铁路,在前面开行的快车倾覆了。白崇禧为了确保安全,开一铁甲车做前导。到奔牛镇,这铁甲车也翻了。白知事态严重,回无锡车站打电话给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1897—1960,抗日爱国将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解放战争时,因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而被蒋介石撤职,软禁在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说:“孙传芳已占领了龙潭,敌军现正由金山焦山乘船渡江,刻正堵截中。”因此,卫立煌要求白崇禧迅速调兵援助。
白崇禧于是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把可能集中的通讯器材凑合起来建成一个交通网,就近指挥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三师以及第十四军;沿沪宁路从东面进攻。同时,白崇禧打电话给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要他派舰队守渡江口。杨氏派“通济”舰到镇江候命,白崇禧当令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带一排宪兵上该舰开到龙潭附近江面作战。
“通济”舰开炮轰击渡江孙军,其他各舰也协同炮击,时英舰沿江上驶,它本来是要协助孙传芳军的,不意它忽被远来的炮弹击中,它以为是革命军已经占领龙潭车站上面的顶峰了。于是开炮猛轰黄龙山,欲助孙军一臂之力。时适第七军仰攻黄龙山,久未得手,乘势一拥而上,遂夺回黄龙山炮台。这真是得自天助,非人力所能及也。
白崇禧在镇江指挥,见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因碰车受伤,他还是同何竞武(1895—1961,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官长,中将。1948年去台湾。何竞武和著名诗人徐志摩是同在浙江海宁硖石长大的同窗好友,过从甚密。何竞武的女儿何灵琰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干女儿。)到前方指挥作战。之后,白崇禧去夏蜀山,压阵督战。见第五十八独立团从前线退下来,白崇禧找到了该团团长桂永清(1900—1954,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1949年赴台湾,1952年4月转任“总统府”参军长。),告以夏蜀山地势重要,要他回去坚守阵地,桂氏当遵命照办。以后桂永清当参谋总长,还对白崇禧谈起此事,认为这是值得回忆的一桩事。
龙潭战役进展到八月三十一日,经过六日的激烈战斗,孙传芳军因受海军的拦截炮击,而黄龙山、乌龙山炮台亦先后被我第一、第七两军克复,后路断绝,卒归失败。是日下午,白崇禧率刘峙、卫立煌两师占领龙潭士敏土厂,白氏就在那里遇到何应钦,在危难之后见到战友,感到特别亲切。
九月一日,白崇禧的淞沪卫戍总司令部发表最后捷报称,孙军以全力于数日内渡过六师、二混成旅,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七两军,联合海军作战,缴得枪支四万余杆,毙敌二万余人,俘获者三万余人,余多溺毙或逃窜,孙传芳之武力几全部覆灭。
龙潭之役,其意义极为重大:第一,表明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军中失了一个统帅,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平起平坐,谁也不能指挥谁,但他们以大局为重,开诚相见,团结战斗,这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一件事。第二,第一军是蒋介石自己训练出来的嫡系子弟兵,在蒋氏下野后,它的战斗力并未减退,且受白崇禧指挥,与第七军并肩战斗,极为难得。
龙潭战役后,谭延闿仆仆风尘于南京上海之间,为促进宁汉合作而致力,他设宴招待龙潭战役有功将领,特书一联赠白崇禧云:
指挥能事回天地
学语小儿知姓名
四 汪、蒋连手,反对李、白
龙潭战役后,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李宗仁、白崇禧努力撮合下,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公馆举行了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谈话会,预定会期三天,主旨在商讨全党团结问题。当日白崇禧从南京乘舰去芜湖,专程邀请唐生智去上海参加上面所说的谈话会,唐氏拒不应邀,并且强占了南京方面所拥有的“决川”、“浚蜀”两舰,即日遄返安庆,使白崇禧十分难堪。以后白赞成西征讨唐,实以此为契机。
九月十一日,第一次谈话会商量统一党务办法时,孙科提出了最好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李宗仁说:“特别委员会的产生,恐怕党内今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攻击。”邹鲁于是问汪精卫:“如果有人反对特委会,我们如何对付?”汪氏说:“现在特别环境之下,可少顾法律,促成事实。特别委员会之产生,亦有前例可据,廖仲恺遇难时,亦组特委会以行使中央职权,有三月之久。现既在特殊环境之下,特委会之产生,当然无可疑义。”③可是后来由于汪精卫在南京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他拿不到实权,就与蒋介石携手合作,团结一致来反对特别委员会了。
政治只讲利害,不谈什么道义,在上海谈话会中,南京方面代表人物同西山会议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指责汪精卫在武汉容忍共产党人的过激行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此汪精卫不得不在十二日的谈话会上,公开承认“对共产党人防制过迟”,自劾下野。陈公博看到汪派在三方会谈中不会得到什么好处,遂对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持反对态度。他说:“不召集四中全会就变更党的组织,不合党章规定。”顾孟余也附和他的主张。
九月十三日上海谈话会结束,宁汉沪三方协商的结果,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依据上海协议,九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宣告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联席会议对汪精卫自请处分,决定毋庸置议,并劝请蒋介石速出视事,共济时艰。
九月十七日,中央特别委员会二次会议,推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程潜、李宗仁、杨树庄等十四人为主席团。此外,并以叶楚伧(1887—1946,著名的南社诗人,国民党官僚,政治活动家。1929年后,曾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6年在上海病逝。)为中央特别委员会秘书长,谢持(1876—1939,国民党官僚。拥护孙中山,“西山会议派”领头人,持立场。曾反对蒋介石,后又拥蒋,他制造了分裂,又为全国统一抗战奔走。1939年4月在成都病逝。)为组织部长。汪精卫预测他在南京新产生的中央党政机构,不能取得领导地位,并未来南京参加联席会议,而去溪口与蒋密谈。九月十六日,他从上海电致中央特别委员会:“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随即去武汉有所策动。
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溪口谈些什么呢?后来据陈公博在《苦笑集》中揭露,原来蒋介石以为南京政府在广西实力派控制下,他自然不能返京复职,只好退而求其次,回到广东根据地去。但广东不是李济深在那里吗,因此蒋介石要通过汪精卫策动张发奎发动“驱李之役”赶走李济深,以便蒋卷土重来。蒋介石对汪精卫说:“我如果回到广东,可以再办黄埔军校,从头做起。”汪、蒋自此开始合作,陈公博衔命赴粤,与张发奎部署一切。
九月二十一日,唐生智偕汪精卫、顾孟余回到武汉,即发出通电,指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统辖湘、皖、鄂三省,与南京当局对立。同时,受蒋介石控制的江苏、浙江两省党部,也发表否认特别委员会的宣传文字,蒋、汪合作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他们反对特委会,不过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想根本摧毁李宗仁、白崇禧支持的南京局面。
北伐前夕,白崇禧、陈铭枢受广州国民政府的密命,去长沙游说唐生智参加革命阵营,那时他才加入国民党,迄今党龄不满两年,现居然树起“护党”的旗帜,指责由多数同盟会老党人李烈钧、谭延闿、程潜等共同发起的特别委员会为“篡党”,其无自知之明,狂妄自大,深深引起国民党元老的愤慨。后来西征讨唐,得到谭延闿、程潜充分支持,自非偶然。
为了研议讨唐军事,谭延闿曾在他的石板桥公馆邀程潜、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进行密商,然后又同何应钦一起讨论,大家均无异议。当时分配任务如下:一路何应钦、二路白崇禧担任北伐;三路李宗仁、四路程潜担任西征。十月十五日起,在沪宁路的第一军刘峙、第九军顾祝同(1893—1987,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先后参与东征、北伐、军阀混战、“围剿”红军。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奉蒋介石密令,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军中圣人”。1950年3月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开拔北上;担任最前线的贺耀祖、夏斗寅各军从下关渡江到浦口,与明光的孙传芳对峙。
与此同时,第三路的夏威第七军,胡宗铎第十九军也跟着渡江,看来是参加北伐的,这些部队一过浦镇,即转而向西进入安徽,径趋含山、巢县。唐生智当时曾派叶琪住在夏威家中做客,意欲侦查南京动态。但因李、白对西征军事保密得十分周到,唐生智竟毫不察觉,也不做什么准备,到十月十九日,程潜所属的第六军在皖南与唐生智的部队发生冲突。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依军事委员会议决,下令讨伐唐生智,并任程潜继任第四路总指挥,率江左军,李宗仁率江右军,溯江西上,直捣武汉。此时驻芜湖的刘兴的三十六军,始发现侧背两面受敌,不战而退向安庆。
唐生智于十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南京特别委员会者,政客官僚之集合体,而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也,政客官僚而可以谋国,则革命为多事,违法篡党而可以不讨,则本党为无人。”唐依然以“护党”自任。十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追认国民政府讨伐唐生智案,并通电讨唐,谓唐生智“视党部为传舍,以主义为玩物”。公布任命李宗仁、程潜、朱培德为三、四、五路总指挥,分三路西进。
白崇禧在宁、沪为讨唐居中调度,由陈绍宽(1889—1969,前国民党陆军、海军一级上将。1932年升海军部上将部长并为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1949年蒋介石派朱绍良请陈绍宽赴台湾“共襄国是”,陈誓死相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因患胃癌病逝。)率海军西上控制长江上游水面,何键两军不战而撤出安庆。汪精卫看到大势不好,于十月二十五日,由汉口乘日轮抵上海,即转往广州企图打开另一政治局面。蒋介石此时曾派黄郛、蒋百里去汉口晤唐生智,告诉唐氏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退到湖南去,保存实力,徐图再举。因此唐生智一直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准备集中全力在黄梅、广济一线,给西征军以各个击破的打击。
十一月初,李宗仁率第三路军攻击前进,在广济附近,遭到强烈抵抗,但唐军旋即溃败。十一月八日,李宗仁再破敌于蕲春。九日,到兰溪附近,与刘兴的第三十六军苦战一昼夜,后者卒被击退。这是西征中的第一次恶战。自此以后,长江南岸的四、五两路也节节推进,未遇到强烈抵抗。由于海军配合作战,进展极为顺利。
十一月十一日,唐生智看到大势已去,在武汉召集李品仙、何键、刘兴举行会议,决定:一、个人下野;二、所部交李品仙率领;三、全军退回湖南,相机行事。会后,唐生智即日乘日本兵舰东下出国,行前以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与程潜秘密勾结,着警卫拉他到浴室勒死。
十一月十六日,李宗仁所属的第七军、第十九军进入汉口。李宗仁随以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这是李宗仁控制两湖的起点。
五 白崇禧赴武汉执行征湘任务
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何应钦于九月二十六日将其所率领的第一军扩编为三个军,以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钱大钧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何本人专任第一路总指挥,率第一、第九两军沿津浦线北上,收复蚌埠、徐州。
白崇禧于十月初,逮捕了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罪名是“不听调遣,贻误戎机”。所部改编为独立第一师。十月十四日,白崇禧成立第十三军,作为他的基本部队,自任军长,以熊式辉(1893—1974,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役崭露头角,北伐时期屡立奇功,军衔至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的军政高参。1949年不满蒋介石一柄两操、以夷制夷的伎俩,与其分道扬镳,自此退出政坛,与世隔绝,直到1974年病逝于台中。)为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定璠、李明扬任第二、三师师长。第一师由新编第一师改称,二、三两师由王天培的第十军编成。
白崇禧为什么逮捕赖世璜?赖生平好色,随东征军收复上海后,过着花天酒地的颓废生活,得了花柳病,住院治疗。八月二十五日,龙潭战役爆发,白崇禧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指挥沪宁线上的第一军和第十四军从东面反攻龙潭,令赖世璜全军驰援。可是赖世璜方在上海住院,军部由参谋长刘士毅代行,赖世璜派人带话给刘士毅,派三个团到前线候命。白崇禧不禁赫然震怒,下令把赖世璜逮捕,第十四军全部解散改编。白崇禧那时年轻气盛,盖可想见。
蒋介石带张群去日本考察时,留下朱绍良在宁、沪策动军队拥蒋,朱氏先后找到贺耀祖和赖世璜,并对后者说:“只要你拥蒋,总司令复职后不但把你释放,并且恢复第十四军,照旧由你担任军长。”赖听后大喜过望,把这一秘密对刘士毅说过,刘士毅是赖世璜的江西老乡,这时已通过张定璠向白崇禧效忠。于是白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蒋介石由日本返沪后,得到汪精卫的支持,复职有了把握。白崇禧怕蒋介石释放赖世璜,于是在十一月下旬把后者枪决了。赖曾是李烈钧的旧部,而李氏又是热心支持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国民党元老之一,赖被捕后,李烈钧曾走访李宗仁营救,以为罪不至死,今赖被杀,为之闷闷不乐者数日。从此一事件看来,白崇禧心底实不愿蒋介石复职,彰彰明甚。
且说蒋介石于十一月十日从日本返抵上海后,立刻打电报给广州汪精卫,请他即到上海,商谈党务,并谓:“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欲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这正是汪精卫心里要说的话。蒋、汪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反对特别委员会这一点上利害完全一致了。汪精卫接蒋介石电报后,就与陈公博、张发奎以及方由汉口到粤的顾孟余会商,决定由汪氏出面邀李济深一同赴沪与蒋介石会晤,借此骗李离开广东,以实行蒋、汪两方早已制订的“驱李”政策。
李济深不知是计,贸然答应。并依汪精卫的建议,电黄绍竑来粤代理广州政治分会和军分会主席职务。黄绍竑于十一月十一日由南宁出发,十五日午到达广州,即往“葵园”和汪、李话别,随乘“南强”号小轮到汪李所乘的兵舰送行。十六日,军分会开会以不足人数流会。到了深夜,忽得冯祝万(李济深的亲信)密告,说今夜第四军调兵遣将,会有异动,嘱走避。黄离寓不久,而枪声四起,是即所谓“广州事变”。黄当走避香港。
十一月十八日,李济深、汪精卫到上海,白崇禧乘专轮到舰上迎接,他把李济深拉到一边,告以“广州事变”概况。白崇禧说,现在只知道十七日凌晨,李任公、黄绍竑住宅,第八路总指挥部被包围,黄琪翔派兵攻占虎门要塞、石井兵工厂,并包围黄埔军校。张发奎、陈公博控制的广州政治分会于十八日发出通电通缉黄绍竑,黄氏此时则已安全抵达香港。李济深至此恍然大悟。原来汪精卫骗他离开广东,这是一项政治阴谋。人心险恶,一至于此,不胜感慨!
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谭延闿、汪精卫、李济深在上海进行第一次会晤,汪精卫将在粤中央委员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陈树人(1884—1948,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为“二高一陈”,同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1905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国民党第三十九次中委会宣布开除其党籍。1948年因胃出血抢救无效去逝。)、王法勤、王乐平(1884—1930,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2年1月,去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9年11月,上海国民党改组派被查禁。1930年2月18日,蒋介石派特务袭击改组派总部,其中弹身亡。)、潘云超等十二人关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四大问题的提案,提出征求意见。李济深则提出紧急动议,以叛将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于十一月十七日公然在广州称兵作乱,请一致主持正义,以挽救党国之危机。而汪精卫则答辩称,张黄行动系反对特别委员会,与共产党无关。时局发展至此,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因粤变多对汪精卫不满。汪、蒋仍酝酿在上海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以期早日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
白崇禧和李济深交换意见之结果,认为粤局动荡,不仅影响李任公的领导地位,并且关系武汉第三路军的安全。因为张发奎和黄琪翔如在广东站得住脚,必与湖南的唐生智的旧部结合。李济深建议白崇禧赶去武汉与李宗仁会商,第三路军最好尽速入湘,完成西征任务,解除后顾之忧。白崇禧亦以为然,当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乘舰离沪,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与李宗仁商讨应付“广州事变”办法。
白崇禧动身的次日,即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发生了一件不利于特别委员会的事件:是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汪、蒋两派利用这个时机,制造事端,而嫁祸于特别委员会。当大会后群众游行到“复成桥”地段时,忽与军警冲突,死伤学生多人。事后CC控制的各民众团体,一口咬定,“一一二二”事件是特别委员会的邹鲁、谢持、居正、覃振(1885—1947,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立会,被推为评议员。“二次革命”时,策动讨袁,败后亡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发动湖南独立。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抗日战争爆发,积极主张抗日,胜利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死后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等人主使的,从而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呼声又洋洋盈耳了。
十二月四日,白崇禧在汉口接上海市长张定璠电告:“三日,在上海法界蒋宅举行四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对特别委员会的存废,及处置广东事变方针均有激辩,但没有结论。对南京‘一一二二’惨案,在听取蔡元培报告后,即做出决定,将南京民众认为有重大关系的居正、谢持等十人,先行停职监视。”白崇禧阅电后,对李宗仁说:“蒋先生还没有复职,特别委员会已经完结了。”
①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一卷,第一〇七页。
②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一卷,第一〇七页。
③邹鲁《澄庐文集》第三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白崇禧在武汉(程思远)
白崇禧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曾两任总参谋长,并且是国民党首任国防部长。人们曾称誉白崇禧为“小诸葛”,意指其足智多谋,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党中央曾派刘仲容同志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一九四五年秋毛主席到重庆商谈和平时,曾于九月十六日在上清寺“桂园”接见白崇禧。一九五六年夏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到北京观光时,周总理提到白是党争取三个国民党上层人物之一,但最后他没有回到人民方面来。白崇禧在其迂回曲折的一生中,曾三次在武汉挂帅;第一次指挥桂军征湘,收编唐生智军参加改组北京、天津;第二次代理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指挥保卫武汉战事;第三次是出任华中“剿总”,采取非常手段迫蒋介石下野。这三次他在武汉的历程都很有戏剧意味,我现在把它写出来,也有些“风流云散话前朝”的味道。
第一次到武汉指挥西征军(一九二七—一九二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从上海乘舰到武汉晤李宗仁,会商时局。之后李宗仁即匆匆去南京,把武汉军事交白崇禧负责。十二月十九日,李宗仁在南京活动的结果,以谭延闿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下了一道命令:
“派白崇禧赴武汉慰劳西征军,并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准备在必要时进兵广东讨伐张发奎。”
这样,白崇禧就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辞去淞沪卫戍司令兼职,而在武汉留下来了。先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他曾随蒋介石到湖南,商攻武昌城计划,不久即赴江西督师。回顾这一年来的变化,他深感到时局发展得太快了,令人应接不暇,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一九二七年一月末,蒋介石在南昌总部东花厅把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找去,拿一份刘峙发来的战报给他说:“第一军在浙赣线上作战不利,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指挥不当,我们两人必须有一个到前线指挥,才能给孙传芳以致命的打击,你以为如何?”
白崇禧知道蒋用的是激将法,实际要他去,而表示不强加于人,使他没有选择余地。于是白崇禧答道,你是统帅,怎好去指挥局部战事,还是我去吧!于是蒋发表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授以进占杭州、上海的全权。
白崇禧要求以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璠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做他的政治部主任。蒋都予以批准。张是江西人,潘宜之是湖北人,两人都是白在保定军校三期时的同学,这半年来在总部合作共事,处得很好,相信必能胜任愉快。
北伐来鄂 转攻浙江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白崇禧自衢州攻击前进,他自率第一军第一师(薛岳)、第二师(刘峙)、第二十一师(严重),由衢江北岸指向兰溪、严州;戴岳指挥的第二军各师为左翼军,指向开化、遂安;以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为右翼军,沿衢江南岸向金华攻击。
至二月六日,各部都已到达指定地点。白崇禧在前进中虏获孙传芳的作战计划,知孙主力即由富阳进攻桐庐,桐庐北面分水河,东枕富春江,形势极为险要,关系全局得失,二月十三日,白崇禧用船运送第一军第二师到桐庐增援李明扬的先遣部队,第一军其余各师向桐庐以西地区,第二军各师向分水开进。第二军在桐庐与敌接触,战斗激烈,相持不下。
白崇禧最喜欢运用迂回包围的战术,二月十五日他亲率第一师(薛岳)、第二十一师(严重)从左翼向新登做大胆的迂回追击,并令刘峙坚守桐庐。十六日午前十时,第二十一师已占新登县城,白崇禧于午后一时始到。接刘峙电告,桐庐军已于十五夜向富阳撤退。白即令薛严两师指向富阳追击,孙传芳的卫队旅撤退不及,旅长武铭被俘。二月十九日白崇禧率第一军进驻杭州,这是说桐庐一战孙军战败后,一路已无任何强烈抵抗了。
工人起义 进驻上海
孙传芳在桐庐战败后,自愿把上海的防务让给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接管。二月二十四日直鲁联军毕庶澄部进驻上海。
毕庶澄到上海后,曾派代表向白崇禧接洽投降条件。但迟迟不做最后决定,白疑是缓兵之计。三月十八日,蒋转来苏联军事顾问的一份电报,说上海工人正准备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如白部迟迟不入上海,工人即将受到重大牺牲。白接电即决定三月十九日攻松江。松江、黄浦南岸为周荫人残部驻守,一被攻即向上海退却,周凤岐的二十六军跟踪追击,出得胜桥,占明星桥,在那里,与正面作战的第一军第二师夹击坚守铁桥的毕庶澄军,二十二日克松江城,将毕部四混成旅全部解决。第二师进到昆山,再解决一混成旅。
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探悉毕庶澄部在上海的沪宁铁路北站(按:这是调度车辆的总站)存有军械最多,所以武装起义一经发动,即向北站毕军进攻,目的在夺取这些武器。
北站毕军发现情况危急,即向吴淞调来救兵。上海工人早将铁轨破坏,所以由吴淞开来的兵车中途倾倒,毕军误会北站已被革命军占领,这些救兵下车后即开炮向北站轰击,而北站的毕军又以为革命军来打北站,这样就演成毕军对打二十个小时的局面。工人纠察队趁势进攻,支持到二十二日中午,适白崇禧带第一军第一师到龙华,听到这些情况,从南面赶到北站,一个冲锋,毕军便崩溃投降,毕庶澄一人逃往租界。实际上白崇禧是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兵不血刃而占领上海的。
广西军人 助蒋清党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从南昌经安庆、南京乘舰到上海,住交涉署。他对白崇禧说:三中全会后,武汉中央完全为共产党所劫持,非清党即不能北伐。他二十五日过安庆时,已邀李德邻(宗仁)尽快来沪;当他离南昌时并已电李任潮(济深)、黄季宽一同前来上海,上海即将举行“清党”会议,问白:“对清党有什么意见?”
白崇禧说:第一军第一师中许多中级干部思想左倾,未必赞同“清党”,请调走第一师,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在上海,只受有第二师和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就足以维持治安了。蒋亦以为然。
到三月三十一日,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先后到上海,均住在龙华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蒋介石来晤,坚持“清党”,并说一些必要文件已经准备好了。李、白、黄均以李任潮的意见为意见,而任潮亦无异说,这样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就向共产党动起手来。
白崇禧在行动之先,探悉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是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内,因请上海帮会头黄金荣、杜月笙帮忙,要他们借来工会的特别符号,然后白组成一支突击队,于四月十二日拂晓,装成工人混入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与外面包围的部队里应外合,一下子突破了上海工会的核心机构,将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总书记侯绍裘交给以杨虎、陈群为首的“清党委员会”,杨、陈把他们杀害了。人们对上海的恐怖说成“狼虎成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只有广西军人站在蒋介石一边,参与其事;其余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张发奎、六军程潜、八军唐生智都支持武汉中央政府,继续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从此宁汉分裂。
武汉分共 上海和议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同时又令唐生智、张发奎的军沿江东下,以南京为其攻击目标。蒋介石为预防万一,令其在山东境内作战的李宗仁军移防芜湖,由是徐州、蚌埠复入张宗昌、孙传芳手中。此时南京两面受敌,形势危险。
那时雄视中原的冯玉祥,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从七月二十六日起开始电致宁汉两方,主张召开封(后又改安庆)会议,解决党内纠纷。蒋介石以失掉徐蚌,不欲以低姿态出席和议,迟不答复,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则认为应接受冯玉祥的调解,与武汉方面妥协。八月八日,由李宗仁领衔电冯及武汉方面要人,表示宁汉唯有清党之先后,而无个人之恩怨,主张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蒋虽被迫联署该电,但名列第四,八月十二日,蒋终于离宁赴沪,通电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来了。九月十一日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上海伍朝枢处一连举行三天的谈话会,商讨党内团结问题,最后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十一日白崇禧曾从南京去芜湖,邀请唐生智赴上海参加和会,唐不但拒其所请,反将属于南京方面的“决川”、“楚有”两舰劫持而去,高傲之态,使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九月十七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推选党政负责人,以谭延闿为国民党政府主席,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汪兆铭、于右任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程潜、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白崇禧等七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汪精卫看到他自己争不到什么地位,就从上海电谭延闿说:“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随即派顾孟余、陈公博分赴广州、武汉,有所策动。在武汉则引起南京西征,在广州则引起李济深、张发奎之间的战争。
南京西征 唐氏下野
在顾孟余的策动下,唐生智于九月二十九日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以与南京对立。同时发出通电,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唐生智在北伐誓师才加入国民党,党龄不及两年,竟指责曾参加同盟会帮助孙中山革命的谭延闿、程潜等人共同发起的特别委员会为“违法篡党”,而其自身则以“护党”自居,狂妄自大,实属可哂,后来南京下令讨唐,主张最坚决的还是唐的湖南同乡谭、程等人,李、白不过附议而已。
十月十七日南京扬言北伐,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和李宗仁的第三路军同时从扬州、下关等处渡江,那时唐生智派叶琪来南京观风色,住第七军长夏威家中,他居然相信广西部军都从津浦铁路线北上了,在安徽的唐生智部队全不采取任何戒备措施。第七军、第十九军到浦镇后立即向西前进,经由和县向含山出发,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驻芜湖的刘兴三十六军,始发现所部在桂军和程潜的第四路军的包围之中,立刻不战而退往安庆。
唐生智准备集中全部兵力在罗田、黄梅、广济、田家镇、武穴等地设防固守。李宗仁于是调第三十七军(陈调元)、第四十军(叶开鑫)为总预备队,而以胡宗铎的第十九军为右翼,李宗仁自率夏威第七军居中央,陈调元的炮兵队也调到中央归第七军指挥。唐的三十五军何键部首先在桐城被第十九军击溃,退到广济时已毫无斗志;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在田家镇凭险固守,经三日的激战,也被第四十四军打败。何、刘两部均向武汉撤退,唐生智知事不可为,乃于十一月十一日通电下野,乘日轮前往上海。
张黄事变 李白担心
武汉被李宗仁占领,局势一转就转到广东方面,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分裂为三部分:叶挺、贺龙的起义军经赣东、闽南转入潮汕;蔡廷锴部开去福建跟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张发奎则指挥黄琪翔第四军经赣州、韶关开回广州,留守广东后方的李济深认为张发奎回师广州是对他的威胁,特送张发奎一笔巨款要他出洋考察。陈公博到香港时知道张也在港,就告诉他说,现在汪、蒋合作,蒋回不了南京,他要同我们团结一致来驱逐李济深,以便蒋重来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张发奎听到陈公博这么一说,深合己意,遂与陈公博联翩返粤,陈、张一到广州,就威迫李济深成立广州“政治分会”,并设立军分会以代替李济深的第八路的总指挥部,另外发出通电,指责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声势咄咄,李济深无如之何!
十一月十日蒋介石从日本返抵上海,立刻打电话给汪精卫,要他到上海共商党务。汪精卫与张发奎、陈公博密商,特设下一套计划,其内容包括:一、由汪邀李济深一同去上海,以遂调虎离山之计;二、促李济深邀黄绍竑来广州代行两会主席的职务,黄一到就把他抓起来,以黄为人质,以谋解决驻在北江和西江的广西部队。
十一月十三日黄绍竑接李济深电,说北上赴沪在即,要黄到广州代为主持政治分会及军分会工作。黄绍纮十五日到广州,曾去江干为汪精卫、李济深送行,十六日深夜,李济深的亲信冯祝万来访,说第四军部队今夜调动频繁,恐有异动,最好立刻走避。黄则离开私邸,就听到枪声四起,有的地方还开着机关枪。是即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的“广州事变”,又称“张黄事变”。
白崇禧一接到黄绍竑从香港发出的关于粤变的电报,认为局势严重,因为广东是北伐的后方,如果粤局不稳,广西就被孤立起来。他就为此到武汉来与李宗仁研究对策的。
广州起义 李张打仗
在白崇禧在武汉代李宗仁指挥第三军的时候,广东局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十一月十七日的事变,李济深在上海同汪精卫反脸了。李令在福建的陈铭枢回师广东靖难,协同东江的陈济棠向广州进逼,又电黄绍竑从西面、徐景唐从南面合围广州,张发奎、黄琪翔迫于形势,将第四军调出四郊布防,此时省垣空虚,为广州工人制造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广州起义。尽管张发奎回师把起义平定了,但人们都认为如果没有十一月十七日的“张黄事变”,那么就没有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起义”。
蒋介石因为有汪蒋合作的关系,对张发奎始终采取包庇袒护的方针。蒋十二月十三日电张发奎回师靖乱,戴罪立功;同时又分电黄绍竑、陈铭枢及在粤各将领为张发奎解释。蒋把上面的电稿送给李济深看,目的是使李任潮看在他的面上,对张发奎不为已甚,留有余地。
李济深于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八时亲笔覆蒋一函,表示非用兵不可。李函说:“济深前以妇人之仁,致醸巨变,今日为军纪党纪与国法计,对于无法无天的张逆,除临之以兵外,别无他策也。”
十二月十四日,在李宗仁、谭延闿等人密谋策动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处理粤变方针”,令李济深指挥海军,陈铭枢任左路,白崇禧率西征军任右路,进兵征讨,务必解决张、黄所部。有了这样一个方针,李济深出师有名,而白崇禧从武汉率西征军进入湖南,也有所依据了。
汪精卫为了摆脱他自己因粤变而造成的困境,十二月十日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中,主动提议请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白崇禧争取在蒋复职以前,尽先入湘,造成既成事实。以免夜长梦多,变生不测。下面是第二期西征军事的进展情况。
挥师入湘 李(品仙)部受编
一九二八年到来了。白崇禧在这一年中以武汉为基点,完成征湘和完成打下北京、天津的任务。使他早年在军事上的“功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白崇禧在武汉制订征湘计划。那时唐生智在湖南的旧部:由李品仙指挥的何键、刘兴、廖磊等部约三十三个团,驻在湘鄂边境的岳州、湘东一带;由叶琪指挥的门炳岳、何宣、周斓、陈炳章等部十七个团,驻常德一带,后者有寻求中间立场的模样。湘军主力位于平江附近,一部沿汨罗江南岸配置;左翼依附洞庭湖布防。
征湘军以白崇禧指挥的第三路和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组成。白崇禧与程潜商定两路军的作战任务如下:第三路军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以第四路军沿武长铁路两侧前进。限一月十九日到达汨罗江北岸,预定一月二十日拂晓一齐渡江。
一月十五日,白崇禧从蒲圻进驻楼司,探悉湘军在汨罗江南岸的吕览渡、新市、长乐街一带均构筑阵地,守军为三十六军。十六日又知道平江附近为李品仙的第八军主力及熊震、何宜两独立师。是日第四路的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占领岳州。十九日,第三路的第十九军胡宗铎,占领平江,湘军全部退往南岸,白崇禧于午后赶到平江。二十一日拂晓,第七军夏威和第十九军渡江攻击,将第八军及熊、何两军击溃,向金井和浏阳大道退却。
正当白崇禧在平江方面取得进展之际。右翼武长路方面的情况忽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一月二十一日湘军叶开鑫军新编第一旅突将麻塘附近的铁路破坏,第六军新编的贺对廷师也同时叛变,将第六军第十七师和第十八两师击散。程潜总指挥在变生肘腋的时刻,一面派兵往剿叛军,一面电白崇禧:请将平江湘军击溃后,仍由原路退保蒲圻,徐图挽救。
白崇禧接到程潜总指挥电,考虑片刻,以为平江南岸之湘军已被击溃,只能前进,不可后退,以免牵一发而动全局。当即电覆程潜总指挥:“请竭力镇压叛军,已令第十八军在铁路上的两团以及第十三军在岳州警戒的两团概师颂公指挥。同时又电第十八军军长固守武汉,为公后盾。”一月二十三日,第七、第十九两军向金井、浏阳猛攻,湘军全线崩溃。李品仙既败,刘兴、廖磊因叶开鑫叛变而渡过江北的部队,因后路已被七军切断,亦随之而失败。叶开鑫部倒戈不成,也跟湘军逃窜。
这一仗,白崇禧谈到时非常得意,他说:“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胜败往往决定于一瞬息之间、一念之间。德国名将鲁登道夫说过:‘为将之道,决心而已。’西征的胜利,实决心以致之。”第七军、第十九军一月二十四日追击到永安市、沙市街,二十五日进到长沙。
李品仙的部军自长沙退出时,纷纷向湘西逃去。此时蒋介石已复职,曾有电给白崇禧:要他尽速西征,以便准备参加北伐。白崇禧一面做了一些追击部署,一面派张震欧参议为代表,带亲笔函由宝庆至淑浦找到李品仙,说:你们不要跑了,还是言归于好,共同开创另一番事业吧!李品仙、廖磊、叶琪都是白崇禧的广西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叶琪是旧友,其他也一见如故,彼此原无任何芥蒂。他们发现白崇禧来意恳切,于是欣然接受改编。这些部队后来改编为三个军:李品仙长第八军,叶琪长第十二军,廖磊长第三十六军。这三个军将由白崇禧带到湖北,参加北伐,另第三十五军何键留在湖南。
第二次北伐 向北平进军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从上海入南京,九日发表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十八日又自任为北伐全军总司令。二月九日,蒋以视察为名,驰赴徐州,检阅部队。十三日蒋电国民政府说:“已商得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的同意,取消第一路名义,改为第一集团军,中正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以何应钦为第一集团军的参谋长。这样,何的兵权被夺了。
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四月八日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李、白的任命,较冯、阎迟了一个多月,这表明蒋最初不愿意给李、白以这样的高位,后来看到李、白拥有两湖,还收编了唐生智的部队,如虎添翼,必须分而治之;只有令白崇禧率兵协同攻打北京、天津,才能设计逐步收拾他们。以报去年八月迫他下野的一箭之仇。
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开始动员,以攻打北京、天津为其作战目标,蒋自兼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北上,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前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向张作霖军分攻合击,至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初未下达明确任务。
第一集团军五月初进抵济南,受到驻济日军的阻挠袭击,交涉员蔡公时被害,于是发生了名震一时的“五三”惨案。看来中央军沿津浦线北上京津的机会没有了。五月十八日蒋约晤冯玉祥于郑州,请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北攻京津,冯要求第四集团军联镳并进。蒋即致电白崇禧请即兼程来郑州会商北伐事宜。
五月二十日,白崇禧应邀从武汉到郑州见蒋及冯玉祥,商讨进军京津的作战计划。决定第二集团军任京汉铁路东面作战,攻高阳;第三集团军任京汉铁路以西,攻保定侧背;第四集团军任铁路正面攻保定。计划既定,白即统率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北上。
时冯玉祥欲在会战前集中兵力,特撤回博野及安国部队,张学良指挥的奉军趁机由东关、任邱袭定县,第三集团军面临的形势极为不妙,白崇禧急令叶琪驰援定县、新乐,这样才使阎军转危为安。事后白崇禧至石家庄晤阎,见阎锡山穿一袭棉袄、棉鞋,留一撇小胡子,显得非常衰老,他是五台人,说一口方言很难懂,声音又很小。白崇禧告阎:“我的部队将陆续运到。”阎非常高兴,对白崇禧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说:“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是不会着急的。”言下对冯焕章有不愉之意。
不久,第一列车运来了第四集团军先头部队门炳岳的一师人,在正定下车,不料奉军戢翼翘的骑兵军已迁回到正定后方,门部一下车便与戢部发生激战。后来奉军侦察机发现白崇禧的援军有百余列车。这样张作霖于五月三十日零时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退出北京,从而发生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的一幕。
六月一日,蒋在石家庄召集会议,决定把接受津京的任务交给阎锡山,从而引起冯玉祥的不快。阎锡山以白崇禧在危急救他一把,特约定白相与于六月十一日一起进入北京。天津《大公报》在六月十四日发表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白崇禧看到这样的吹捧,感到非常得意。
裁兵会上 与蒋相左
蒋桂冯阎四派打下北京天津以后,立即发生激烈的争吵,蒋桂且酿成战争,推本追源,实从蒋介石的“裁兵”“编遣”政策激发起来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蒋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到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祭告大典,意示总理生前念念不忘,今已大功告成,可以告慰于总理在天之灵了。天津《大公报》当天以“今日碧云寺之祭告大典”为题发表社评,以崇敬孙中山的词藻来吹捧“蒋冯阎李白”诸公。白崇禧那时只有三十三岁,他的名字便与蒋冯阎等视齐观了,功高震主,必遭疑忌,他以后的遭遇,说明这是一条“真理”。
且说蒋所以举行这次“祭告大典”,主要是藉此机会在北京小汤山召集裁兵善后会议。从七月八日至十二日的会议中,采取座谈方式,首先由蒋提出裁兵的设想,他说,全国现有八十四个军,约三百师,兵额共有二百二十万人,每月军费至少需六千万元。他希望留国防军五十至六十个师,另编宪兵二十六万人直辖中央,将来每个集团军以保留十个师兵力为准。蒋说后听各人发表意见。
白崇禧听到蒋介石的裁兵方案不禁大吃一惊,认为这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再演。但蒋急于求成,必酿巨祸。白崇禧的全部发言反对裁兵,而以实边计划来代替它,并提出他自率桂兵十万人到新疆,为天下倡。冯玉祥看到蒋以师为部队单位,也不赞成,他主张保留总司令、总指挥名义,以资酬北伐有功将领。七月十四日蒋召李济深到北京,缓冲冯阎李白。七月二十五日,蒋离北京南下,留李济深在北京继续就裁兵问题与冯阎李白交换意见,实欲李济深说服白崇禧采纳他的裁兵方案。
八月三十日,蒋从南京电白崇禧进兵滦河,肃清关内直鲁军。白在出发前写了一个动议,请李在将来的编遣会议提出。下面是白所提的动议要点:
北伐结束,建设开始,裁兵善后,实为要图,但若处置不当,则纠纷立起。盖闻“裁兵不难裁将难”,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历史教训,足资殷鉴。
今建议分全国为若干军区,由中央直接指挥,军饷由中央发放,军是战略单位,每军辖三个师,是则中央既不失监督之权,而各军区亦乐在中央指挥之下从事发展边区。
上述动议不重裁兵而重实边,此与孙总理之兵工政策精神,实无二致。边疆地区富有宝藏,只因交通不便未有开发,如成立军区让各部队从事开发工作,既可减轻国家财政之负担,又可安置北伐之有功将领,是一举而数善也。
后来蒋在二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撤销各集团军总司令部,并调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显见蒋仍要按照他的预定计划,召集全国编遣会议,实行他的裁兵方案,这就预示天下大乱,前途难测。
密示胡宗铎 不在武汉御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武汉卫戍司令、湖北清乡督办兼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和驻防湖南的第三十五军长何键以及李宗仁的智囊王秀文到北京,汇报了蒋介石企图分化和进攻武汉的各种尝试。
胡宗铎说,蒋曾派人到武汉向他本人和陶钧进行分化。他没有看到这个人,后来杨钧把他赶跑了。现在据何芸樵来告,说蒋从江西运武器装备补充湖南鲁涤平部,疑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何键亦向白证实蒋有此一举,用心诡谲。
白崇禧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做出决定说,武汉四面受敌,非对蒋用兵之地。要胡宗铎把握时期,放弃湖北,胡、陶及夏威所部完全撤到湖南紧靠两广后方,如将来对蒋用兵,也必须沿前年攻杭沪的旧路,向浙赣路东进,如此进攻退守,方能运用自如。白并瞩王秀文将此意面告李宗仁。
胡宗铎受白崇禧的提拔,一向骄蹇,自以为是,第一他舍不得放弃湖北地盘,第二他又有一套先发制人的糊涂想法。二月二十二日在李、白都不在武汉的情况下,竟由武汉政治分会做出决议,撤鲁涤平湖南主席职,又派夏威、叶琪所部入湘解决鲁部,这就授人以柄,给蒋以讨伐桂系的可趁之机。
白崇禧早应该离开北平(此时北京已改名北平)。回到武汉坐镇,他如果当时在武汉(李宗仁已经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去了),那就不会有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政府的一幕,而局势发展自是另一个样子。所以武汉局面的瓦解,白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笔者曾经问过白崇禧,滦河会战结束,他为什么通电班师而不回武汉?他说:因为蒋后来又有电给他,要他解决热河事件(按:汤玉麟占热河,蒋要白用解决直鲁军的办法来对付汤玉麟)耽误了时间,后来他又拒蒋之邀,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在此情况下,他更不便回到武汉来。
后来局势发展,完全出乎白崇禧的意料之外:蒋派唐生智到天津,运动李品仙所部,在“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煽动下,李部完全回到唐生智的掌握中;武汉方面的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将领受了蒋的收买,不战而退,胡、陶、夏所部仓皇后撤,全无斗志。这样声势浩大的第四集团军,就为蒋不费一枪一弹而全部瓦解;更惨的是,蒋诱使李济深调停武汉政治分会事件,一到南京就把他逮捕送往汤山“休养”,促使广东拥蒋。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此之谓欤?
第二次到武汉指挥抗日战争(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由于南京已失守,武汉为抗战重心所寄。一月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改组,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以何应钦为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仍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徐永昌为军令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这对于加强国共合作,坚持长期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建议法办韩复榘
南京失守以后,津浦线北段的日军便由青城、济阳间渡过黄河,陷延安镇、归仁镇。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未战而走。十二月二十七日济南沦陷,三十一日泰安亦告不守,韩集结所部向鲁西,有进入河南的企图。军委会有命令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韩重入泰安,并以泰山为根据地,展开游击战牵制和打击敌人。韩置之不理,仍将公私辎重物品由津浦、陇海路转入平汉路上的漯河地带。
李宗仁把军委会关于“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的命令转给韩复榘,劝他仍回泰安,不可擅入第一战区防地,韩答复李宗仁说:“南京不守,何有泰安?”又说:“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李宗仁把它转给白崇禧交蒋介石。蒋召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举行会议。白说:韩屡次抗命,未战即走,如不依法究办,则将何以鼓励人心士气。于是会上决定了拿办韩复榘的计划。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是副长官,当然不好不参加,他浩浩荡荡地带着一营卫队来到徐州。会议第二天,李宗仁宣布:蒋总司令将在开封召开会议,要我们在十日前前往,韩见出席人员名单,有他的心腹大将孙桐萱、曹福林,不疑有他,亦坦然偕李宗仁坐上专车一同前往开封。
开封会议在南关大楼举行,出席会议有白崇禧、程潜、刘峙和第一、第五战区军长以上指挥官。一月十二日,会议正式启幕,由蒋介石主持,蒋大骂一些高级将领不听统帅部命令,擅自退却,非严加究办,不足以肃军纪而激士气!韩听后知这些话有针对性,正待发作。忽然空袭警报汽笛大鸣,表示敌机就要到了。坐在韩复榘身边的刘峙对韩说:市区危险,我停有一列专车在车站,不如我们坐上专车开到外面去。韩也觉得有理,这样,他就被骗坐上火车,带到武汉去了。一月二十四日韩复榘在武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所部交孙桐萱统率,由是士气复振。孙部自一月中起向济宁、汶口反攻,形成与敌相持之局。
联系新四军加入津浦南段作战
南京陷敌后,日军分三路渡江北犯,一路由瓜州攻陷扬州,一路由浦口沿津浦线攻陷滁县,一路由和县攻巢县。此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依照军事委员制定的作战指导方略,采取引心退却、诱敌北上的方针,其目的是使敌军不至于沿江西上进攻武汉,使我军赢得较长的时间,布置江防,完成持久战的部署。
李宗仁为了执行上述方针,以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守蚌埠,而以李品仙集团第三十一军运动于定远一带山谷河沼之间,采取攻势防御;同时又通过白崇禧与中共中央在武汉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的联系;使张云逸指挥在江北的新四军部队,与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紧密配合,适用游击战和运动战作战,以牵制和袭击敌军。因此尽管日军第十三师团曾一度攻陷津浦线南段的定远、怀远,至一月三十日蚌埠亦相继不守,日军渡过淮河北岸进攻,但因新四军第四支队与第三十一军以及后来加上的第七军并肩作战,配合得好,使敌腹背受敌,后方遭到威胁,它不得不后撤,退而增援淮南战场,双方在三四月间在津浦线南段形成相持之局。这就是台儿庄大战北动而南不动的根本原因。
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
津浦线南段日军,不能渡淮北上攻取徐州,乃改由北段发动,其目的仍为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战场。
三月上旬,敌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由莒县、蒙阴进击临沂,企图迂回台儿庄。李宗仁令第三军团庞炳勋固守,并调张自忠的第二十七军团驰援。庞、张两军团里应外合,与板垣师团血战五昼夜,击溃了板垣师团的一个旅。从三月十二日至三月下旬,敌我反复追逐于沂水、临沂之间,敌不能逾越临沂半步,形成胶着态势。
敌见从左翼迂回不成,乃以矶谷廉介的第七师团从西面沿台枣支线挺进,欲以迅雷之势打下台儿庄,做为进攻徐州的据点。初矶谷于三月十五日从界河攻滕县,川军一二三师凭城固守,李宗仁令从河南开来的汤恩伯第二十兵团驰援川军,汤部未到而滕县于十七日沦陷,该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殉国。三月十八日,峰县继陷。矶谷遂以濑谷旅团从峰县直下台儿庄,台儿庄保卫战自是开始。
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日矶谷师团集结于台儿庄周围,当时守台儿庄的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李宗仁原令汤军团埋伏于台儿庄东山地区,等待日军集结台儿庄时即与孙连仲部里应外合,一鼓而歼灭之。可是汤恩伯存有私心杂念,他仅以一部袭扰临枣支线,而将主力置于枣庄以北抱独姑山附近,打算在日军与孙军相持不下始行出击,这就使孙连仲孤军抗敌,面临不利情势。
蒋介石偕白崇禧于三月二十四日从武汉飞徐州视察,听到李宗仁关于汤恩伯不听命令的报告,非常不满,严令汤恩伯即将全部使用于台儿庄,不得有误军机。当日蒋仍飞返武汉,留下白崇禧协同李宗仁指挥作战。三月二十六日,汤恩伯遵令南下将台儿庄之敌包围。至三月三十一日,台儿庄敌军遂在我重重包围之中。
此时在临沂方面的敌第五师团,发现矶谷师团面临险境,乃以一小部与庞、张两军团苦战,而将主力星夜运到爰曲,欲附汤军之背,以解矶谷之危。汤以关麟征军迎击该敌,时适周喿的第七十五军从河南调到,遂与关军协同作战,歼灭该敌。仍回师围攻台儿庄的敌人。情势发展至此,矶谷师团遂无逃脱被歼的命运。
到四月六日晚间,敌第十师团大部与第五师团一部被歼,残敌突围到枣庄、峰县一带,台儿庄遂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指挥长江北线的武汉保卫战
武汉居长江中游,乃汉水汇入长江之处,又是京汉、粤汉两路的交叉点,在军事上形势极为重要。日军自五月二十日占领徐州以后,而以进攻武汉为其作战目标,根据我军事委员会估计,敌人进攻武汉的方略,将以主力沿江西上,分行合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面经商城、罗山、信阳威胁汉口以北地区;再以一部占领九江,向阳新、大冶进出,攻击武昌的侧背,企图包围武汉,消灭我野战军的主力。
军事委员会划分长江以北保卫大武汉的作战,归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指挥,长江南岸则新设立第九战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任司令长官。以第三兵团(李品仙)、第四兵团(孙连仲)为基干,共计二十三个军,担长江北岸的作战;以第一兵团(薛岳)、第二兵团(李汉魂)为基干,共计二十七个军担任长江南岸的作战。使用这么多的兵力来保卫武汉,这是抗战以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役。
敌在进攻武汉所用的兵力,约为陆军十个师团,海军一万吨以下的兵船(万吨以上不能驶入武汉)一百艘,并配有陆战队,空军至少四百架。我海军在马当、湖口、田家镇等沿江要塞安放漂雷、定雷,阻止敌舰西进。我空军(方自德国购到飞机百余架)集结于汉口、南昌机场,不分昼夜轰炸敌人沿江机场。
指挥长江北岸以保卫大武汉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一九一八年护法之役当连长时,他的牙床为流弹所伤,碎牙迄未取出,也没有经过彻底治疗。这一次在徐州指挥作战,宵旰辛劳,以致诱发他的牙床肿痛。一九三八年六月间由商城回到武汉,入南湖疗养院准备施用手术割治。从检查到治疗以迄拔去牙根,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得不向蒋介石请假。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蒋介石召见白崇禧,以日军正在西指武汉,前线一时不能没有指挥官。特令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长江北岸的指挥作战。白奉命后,于七月十七日驰赴商城,在城北的岳家祠堂设立指挥所,执行代司令长官的职务。
白一直在军委会参加作战会报(不是汇报),所以对日敌动态了如指掌。敌第二军自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旬由陇海路南移,先后攻陷汤阳、凤台、寿县、正阳关向合肥集中,随以第六师团向安庆进攻;同时长江下游敌舰掩护台湾旅团沿江向安庆前进。第五战区以杨森的第二十集团军守安庆,杨与敌抵抗后退守潜山,随舟退太湖附近拒敌。战区司令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由霍山太湖切敌之后,敌被迫向潜山方面退却。战区并以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置于太湖附近,策应杨森、徐源泉部。至此战事重点移到长江南岸。潜山、太湖方面的战况异常沉寂。
七月十八日,白崇禧在商城指挥所以个别命令指挥各军采取下列的初步行动:
一、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地区作持久战,得于紧迫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军会合。
二、廖磊集团(第二十一集团军)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并与徐源泉保持联系。
三、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由鄂东的宋埠向豫南的商城转进。
四、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在原地整训。
七月十九日,白崇禧在商城指挥所召集幕僚会议,确定第五战区应在大别山和南北两麓三个地区隘口阻敌窜入,或诱敌至对我有利的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长江北岸。
七月二十日起,白崇禧视察孙连仲部。
七月二十八日,白崇禧为便于与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取得密切的联系,把他设在商城指挥所移到鄂东的宋埠。宋埠对大别山方面的指挥也较为方便。
战斗部署 分三军团
白崇禧于八月七日在浠水召开军事会议,军长以上指挥官均参加,拟定本战区作战事宜。随即根据军事会议的决定,于八月十六日向各部队发出下列的作战命令:
一 作战区分左、中、右三军团(军队区分):
右翼军归李品仙指挥,下辖三一军(韦云淞)、四八军(廖磊)、八四军(覃连芳)、八六军(何知重)、二六军(萧之楚)、八七军(刘膺古)、五五军(曹福林)。
中央军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八四军(张义纯)、十军(徐源泉)、豫皖边区的游击部队及安徽地方团队(内定廖磊接李宗仁兼任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并以大别山立煌为省府所在地)。
左翼军由孙连仲指挥,下辖三十军(池峰城)、四二军(冯安邦)、五一军(于学忠)、六八军(刘汝明)、七一军(宋希濂)、七七军(冯治安)
二 作战任务:
(1)右翼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人逐次侧击,预期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杂之地区。
(2)中央军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
(3)左翼逐渐诱敌西进,并集结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本战区直辖部队计有刘膺古军(欠一师)与一八三师,控制在浠水、宋埠附近,归司令长官直接指挥。
三 后勤设施:
(1)在商城、浠水分设机踏车,各部与长官以电讯联络。
(2)右翼军团以长江为运粮主要补给线,沿江公路为补给线。
(3)左翼军团以汉口、信阳间之铁路,以及豫南之公路为主要线,商城至汉口线为补给线。
(4)中央军团之补给,以及游击队之粮饷以麻城为基地,再由基地运往大别山区。
三军用命 节节狙击
八月十八日黄梅之孔垅镇被敌攻陷,白崇禧发出下面攻击命令:
(1)曹福林、刘膺古两军归右翼军团指挥,该军团除攻击孔垅之敌人,并以有力之部队向潜山、太湖进攻。
(2)宋希濂部归左翼兵团指挥,孙连仲部极力阻止敌人西进,并集结兵力击退当前之敌至河口镇、叶家集之线以东。
(3)中央兵团除警戒大别山东侧之隘口,集结有力之部队于左右协助进攻。
(4)自八月二十六日起各兵团以小部反击当前之敌,全面总攻击另以命令指示。
八月二十七日各部开始局部反击,潜山、太湖相继克复。该地区之敌人转移阵地,沿江之日军亦放弃陆路之联络线,以长江之小池口等处为基地。另据报:敌三千由合肥、六安前进,并有大部队跟上。军事委员会以江南战事日紧,令调曹福林重回江南。二十九日六安失守,于学忠部退至杨家店、独山镇。三十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潜山、太湖得而复失,敌进至黄梅,旋杨柳、独山不守。宋希濂部赶至叶家集布防,不久,白又接到右翼方面英山、苦竹山相继陷落的消息。
九月一日,军事委员会指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务必固守广济,左翼兵团集有力之部队破西进之敌人,并调冯治安部归左翼指挥,一三八师至立煌归廖磊指挥。
白崇禧九月二日到商城视察。九月三日白在商城指挥所(所设城北岳家祠堂)召集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开会,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的北面地区,并在叶家集结集兵力阻敌前进并机动打击之。此时大雨滂沱,江淮水位急升,敌人冒雨攻击叶家集迄未停止。
自九月五日以来敌猛攻广济正面,九月六日廖磊、张义纯两军向黄梅侧击敌军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不料守广济的何知重军不待命令即于六晚撤退,敌遂占领广济。因战事吃紧,曹福林部从九月六日起停止南调,由五战区令其向漕河推进。九月六日午后,敌军向曹部攻击,左翼兵团以池峰城三十军的一旅守固始,敌攻遍城郊,未半日而失守。九月八日广济战况激烈,白崇禧以萧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之后方,敌受迫而退,我军正面所受的压力始为之减轻。
左翼兵团以大别山的富金山为据点与敌激战,杀敌五六千,敌势为之顿挫。左翼准备趁敌受挫之际,全线反攻,不幸富金山失守,宋希濂退至商城、潢川,与张自忠成犄角之势。孙连仲指挥的战场遂告沉寂。
失田家镇 武汉撤退
九月九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白崇禧以第二六、四八、八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策应田家镇守军,并肩作战。九月十五日,军事委员会调整部署,将田家镇要塞从第九战区划入第五战区。我军在田家镇与敌激战旬余,颇有斩获,因敌以陆、海、空配合攻击,我军终于九月十九日不支失守,逐次抵抗后退蕲春、浠水。十月二十四日,敌突破我黄陂阵地,我军主力向京汉路以西地退,一部留大别山打游击,由廖磊指挥。
左翼方面我七十一军宋希濂部于固始、商城一带凭险与敌血战两周,于九月十六日放弃商城。九月十九日敌陷潢川,越罗山西进,五战区以胡宗南的第一军布置于信阳以东阻敌,敌复以第三师团增援,我军放弃信阳,以第三十一军守武胜关阻敌南进。第一军向信阳以北转移。十月下旬第三师团推向应山威胁我第五战区的后路。此时白崇禧已将指挥权交还李宗仁,李盱衡战局,认为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我预期的目的已达到,特呈准军事委员会将五战区长官部向鄂西北转移。军事委员会下令于十月二十五日放弃武汉。
南撤途中听周恩来谈抗日统一战线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夜,蒋介石派白崇禧在撤离前夕,离汉口去钟祥晤李宗仁有所洽商。之后白崇禧由鄂西经沙市、常德去长沙,二十四日夜,白崇禧所乘德制吉普车,在十里铺附近,突然机件失灵,白下车静候司机修理。
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在南移途中经过这里,他见到白崇禧,就下车来对他说:“健生兄,我们接到确切情报,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这里不远,你还是与我同车一道到长沙吧。”白以盛情难却,就与周氏同车南下。
一路上周氏向白崇禧介绍他青年时代参加革命的经过,以及参加红军长征、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程。白发现周氏不仅学识渊博,并且肝胆照人,从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种永不遗忘的印象。回顾在武汉时,白周已有接触,例如毛泽东《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后,就是周氏把这战略巨著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介绍的。白对此深为感动,特本此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征得周恩来同意,向蒋介石转述,经蒋准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做为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
第三次到武汉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五月)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他的总部设三元里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物里,有一小门通到他的私邸,以前就是日军华中统帅的公馆。白崇禧到汉口来担任华中“剿总”,有一段迂回曲折的过程。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白崇禧外调到武汉
1948年4月,李宗仁在国民党片面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中,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竞选对手孙科,当选了国民党“行宪”的第一任副总统。这一来可惹祸了。
蒋介石统治中国20年来,集中党政军特之大成,从来是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他。像李宗仁这样故违其意,无视他的领导权威,并且在抗衡中把他打败了。蒋认为他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孙科的失败使他感到无限的屈辱。因为他一贯视为万应灵丹的“银弹”也不灵了。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整套的报复计划就开始付于实施。
最明显的报复计划,第一桩是把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宝座上拉下来,派何应钦继白为国防部长,而将白调为华中“剿总”总司令。蒋鉴于1927年8月上旬,李、白在南方曾伙同何应钦迫他下野,时日虽已消逝,历史可能重演。因此对李、白必须分而治之,不能令他们共事一处。抗战后李、白各处一方,就是此种手法的体现。
白崇禧知道蒋的用心,也表示欣然遵命。但提出一系列的反建议,以此为他去就的先决条件。
未出先提条件 “守江必守淮”
白崇禧曾于1947年11月10日受到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的接见。蒋介石说:“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的中共中原大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了,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健生,你在抗战时曾指挥过长江北岸军事,现在请你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指挥中原大军,保卫南京这个政治中心。”这是国防部成立一年多来,蒋第一次授他以指挥部队的权力,这正是他一向梦寐以求其实现的愿望。过了几天,白崇禧的指挥所便在九江成立,以后又搬到了武汉。
白崇禧总结了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守江必守淮”,这是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作战方针。为使这一方针易于贯彻,白崇禧提出了下列的建议:
一、中原只能设一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
二、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
三、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大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
但蒋介石说:“徐州还须成立另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所以华中剿总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而总部应设在汉口。”
白以为中原军如此分割使用,后来必肇严重后果。6月6日白崇禧在南京大悲巷雍园一号同李宗仁、程思远吃了一顿午饭,便溜到上海去了。他方从何浩若那里买了一幢位于虹口的敌伪产业,表示非等到蒋介石接纳他的条件,他就决不会回到南京。
黄绍竑赴沪 折服白崇禧
白崇禧避去上海后,蒋先派吴忠信作说客,去上海劝白就华中“剿总”职。白不答应,使吴忠信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过了几天,黄绍竑忽然到上海,从他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105号公馆打电话给白崇禧说:
“健生,我来了,要同你谈谈。”
“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吗?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了!”
“我当然是那个人派来的,但我所谈的却对你极为有利。”
“那么,我立刻到你那里来!”
不多一刻,白崇禧便坐在黄绍竑的客厅里了。
“你究竟贩卖些什么货色?”白崇禧迫不及待地问黄绍竑。
“我问你,你这两年在南京的生活过得怎样?”黄绍竑反问白崇禧道。
“有那个小鬼(意指陈诚)在旁边捣鬼,我哪干得出什么名堂?”
“仗打得这个样子,你还幻想为蒋家朝廷建功立业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按:白崇禧被称为“小诸葛”,而诸葛孔明原名亮,故黄绍竑以此来讽刺他。)
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你听我说,”黄绍竑继续说。“你两年来在南京不过是一只笼中鸟罢了。现在老蒋放你出去,不是有一个自由天地在等着你吗?再说,现在德邻是副总统,蒋一下台就是他的天下,你在外面不是更有机会制造新的形势吗?”
黄绍竑这一席话,把白崇禧说得心悦诚服,茅塞大开。后者把他左掌猛擦着自己的额头,意味着要把黄绍竑的话加以消化,还要细加探讨。
“你先回去报告老蒋,说我这两天就要回来。”白崇禧提出了最后的结论,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白崇禧在赴武汉前,还对蒋介石提出两项建议。白说:“德公在南京做副总统,实际上无事可干。我以为总裁可以派他办两件事:一是要他定期约见各方面政界人士,听取关于政治改革意见;一是要他到全国各地去视察,宣扬中央德意。”蒋介石尽管说:“是的,是的。”但他正害怕李宗仁竞选时提出那一套有关“民主改革”的怪论,哪里会接纳白崇禧的建议哩!
白崇禧要我去找何浩若做他的“剿总”秘书长,这表明他要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但何正担任敌伪产业管理局长,这是一个“肥缺”,他哪里肯答应。他反劝我回去告诉白,最好带一个黄埔学生去武汉,目的在使蒋放心。何浩若说:“如果健公亦以为然,最好是带袁企止(即袁守谦)去。他自助程颂公竞选被骗后,闭门谢客。他一定会答应的。”后来袁守谦果然跟白去武汉,但并没有当上“剿总”秘书长,而是“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在武汉不得意,不在话下。
白崇禧在武汉所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兵团、宋希濂兵团、张轸兵团、张淦兵团。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七军、第四十六军和第四十八军才是他的基本力量。这个时候,国民党除白崇禧这个集团外,还有东北卫立煌集团、平津傅作义集团、西北胡宗南集团、徐州杜聿明集团(原是刘峙)。但这些集团都是在解放大军包围中,前有强敌,后无退路,态势孤立,补给困难,只有白崇禧上有李宗仁在南京做副总统,下有两广做他的后方(广东省主席是宋子文,白示意黄要做好宋子文的联络工作),驰骋自如,大有用武之地,非其他集团所能比拟。
指挥徐州军事 始允后拒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此一战役证明,人民解放军已有攻坚的能力,因而立即发动辽沈战役,而以首先打下锦州封闭关内瓶口为作战目标。锦州打下后,卫立煌集团就如瓮中之鳖,等候收拾了。
国防部长何应钦一听到锦州失陷,就认为如何策划中原军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立即召集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刘斐、萧毅肃,第二厅长郭汝瑰举行会议,决定采取白崇禧前所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并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据此建议,何应钦特派郭汝瑰厅长于10月23日飞往北平向蒋介石报告,行前顾祝同对郭说:“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仍应分区负责。”可是蒋听了郭汝瑰的汇报,却指示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郭返京后,何应钦即与白崇禧通长途电话,白一口应承,国防部当即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一作战指示。这是10月24日的事。
10月30日,辽沈战役以廖耀湘兵团全部覆灭而告终。蒋介石满怀忧郁地由北平飞返南京。同时白崇禧应召从汉口飞抵南京,参加是日下午5时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白崇禧还是答应统一指挥中原各军。可是,到了次日上午10时举行第二次会议时,白崇禧变卦了。他一口推翻以前所作的承诺,认为徐州“剿总”把兵力像“一”字形地平摆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部署已经不可能了。白崇禧的转变使蒋介石感到这可能是李宗仁在影响他,于是蒋把沈醉找来,布下一套暗杀李宗仁的计划。
11月6日,在以邓小平为前委书记的中原、华东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当黄百韬兵团于11月22日在徐州东面全部被俘以后,蒋令白崇禧调黄维兵团的22万人马兼程驰援,目的在接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南归。由此就可知道,杜聿明集团过于突出,后面没有作纵深配备,这是多么错误的部署。白崇禧后来所以没有答应指挥中原军事,这是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十分不幸,黄维兵团在东进途中破围于双堆集,杜聿明在突围途中破围于永城地区,蒋令这些军队“死守待援”。白崇禧认为这是错误的作战指导,讥为“螳螂战术”。因为螳螂一被蚂蚁困住就寸步难移,那只有等死而已。
拒绝调兵 蒋白交恶
当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的时候,蒋召集宋希濂去南京,有所指示。宋返抵汉口去见白崇禧,说蒋也要他的部队东调,驰援黄维。白借此机会,批评蒋的作战指导方针。反对宋部调皖。白崇禧说,蒋作战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而是将兵力平均摆在点线上,兵力愈分则愈弱,战线越拉就越长,坐使共军有机可乘,攻其弱点。及部队被围,又令“死守待援”,这就使共军易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这样逐渐补加上去,对战局毫无裨益,而自身反不免于被歼的命运。
白崇禧不特反对宋希濂离开华中,并且对宋施加影响,认为当前军心涣散,士气衰颓,我应争取喘息时间,以资整顿训练,徐图补救。白希望黄埔学生应对蒋运用一切可能渠道,提出建议,主张恢复国共和谈。宋把白这些意见转告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守谦,袁推想白用心叵测,嘱宋尽快离开汉口。宋恐怕白派人跟踪,取道长沙、常德回到鄂西防地。实际上白那时正试图团结黄埔学生,不会采取任何不当手段。
后来蒋要把华中的第二十军东调,白崇禧坚决拒绝。后经顾祝同出来转弯,白始勉强答应。等到蒋再调用第二军时,白崇禧就以辞职为要挟。到了这个时候,蒋白关系濒于破裂边缘了。
两电主和 迫蒋发表文告
正如司徒雷登所说,蒋介石在1948年下半年,亲自导演了一系列的希腊式悲剧。
8月18日,蒋亲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主持中央常会,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次日(星期日)公布施行,以发行一种金元券来收兑全国金银外币。此一措施随着军事失利而惨遭失败,它迫使行政院长翁文灏引咎辞职。
还有甚的是:蒋干预美国内政,派陈立夫赴美,支持纽约州长杜威出来竞选总统。他以为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将对蒋援助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结果11月大选揭晓,还是在职总统杜鲁门当选。这使蒋处于绝境。
11月28日,蒋派宋美龄飞美,向马歇尔、杜鲁门提出一套包括派高级军官来华指挥反共战争和年助10亿美元的3年计划。杜鲁门政府在考虑后答复说:“现在局势恶化的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以外,任何大量的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至此蒋开始考虑下野。
12月5日,蒋召见吴忠信,说要他继吴鼎昌当总统秘书长。吴谦辞。蒋于是说出里因,蒋以为当前内外交困,他要引退,李德邻要出来当家,吴的任务是扶李上轿,等李嫁过门再定去留。吴把这消息告诉李宗仁,后者又转告白崇禧。
12月17日,蒋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访问李宗仁,告以蒋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我把这消息通过电话通知白崇禧,白高兴得不得了。从此成日有几次打长途电话给我,打听有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他打电话用代号,说是汉口王先生,又讲着只有我能够听懂的桂林式广东话,意在提防窃听。事实上我们的电话均在特务监视之中。
白崇禧在电话中建议:李宗仁上台应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上半段,即:总统因事辞职时,由副总统“继任”,而不是用下半段的“代理”。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12月24日,蒋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对下野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表示。白崇禧迫不及待,于是日发出了“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给蒋介石,要求“趁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到12月30日,白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议,谓“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以为白对他施加压力,不能不对和谈问题表态。12月31日晚,蒋召集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40多人到黄埔路“便餐一叙”,笔者也应邀参加。吃饭时空气非常沉闷。蒋在饭后说:最近外面对和谈提出了许多主张,我以为应对此有所表示。现有一篇文告,请岳军当众宣读,希望大家表示意见。席上谷正纲反对发表此一文告,认为不能以下野来求和,说到沉痛时竟号啕大哭,CC分子亦从而附和之。蒋介石不耐,摔了一只茶杯愤然地说:“我所以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党内的某一派系。”言外之意,是白崇禧迫他下野的。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的元旦文告照原文发表了。蒋在文告中说:“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人的公意是从。”
蒋派张群赴汉 提出警告
在白崇禧两电主和的时候,长沙绥靖主任程潜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也电蒋主和。河南、湖北两省参议会也发出通电,予以响应。河南省议长刘积学在致蒋电中还有这样的表示:“敬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蒋接电勃然大怒,以为刘积学敢于如此嚣张,完全是白崇禧在幕后策动,他不能默尔而息。
1月9日,蒋派张群飞汉晤白,白特通过笔者的联系,邀黄绍竑搭8日夜车来京与张同机飞汉。张群到汉口对白崇禧转达蒋介石的两点意见:
一、如果我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什么把握?
二、我如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诚然,即使蒋介石下野,白能否与对方和谈,也在不可知之数。白崇禧为了开创和谈局面,特以8万港币的代价从陈纳德民航队那里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去广州,即晚转往香港找李济深,意欲请李出来主持和局。
黄绍竑于1月13日到香港,黄琪翔告诉他,李任潮已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于去年12月圣诞节前夕北上。黄绍竑扑了一个空,十分丧气。后经黄琪翔的联系,找到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告以白崇禧迫切求和之意,黄绍竑旋被告知:如白愿和,希派刘仲容经京汉路到石家庄一谈。
刘仲容是湖南人,在台儿庄大战时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派在五战区李宗仁处工作。1939年起开始为白崇禧服务。1947年初,蒋曾对白崇禧说:你家里的刘仲容,是一个共产党,白说:我只派他管家里事,他绝不过问军政事务。那时蒋白关系还好,以后蒋也不再说此事了。
白崇禧直到3月才派刘仲容北上。这是因为蒋介石下野后,白放弃局部和平的试探,而要由李宗仁出来搞全面和平了。
蒋介石对黄绍竑香港之行极为重视。蒋经国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 白提组新阁
1月18日,李宗仁派笔者去汉口晤白崇禧,告以司徒雷登已把他的座机从上海调回南京,准备在必要时送李宗仁来汉口,到时李、白应在汉口有所策动,迫蒋下野。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显然已收回在两周前决定下野的诺言;如蒋再不引退,只能施之以压力。
等到1月20日晚,白崇禧对笔者说,他不能再等了。因为张轸与刘伯承将军有联系,张今日来告,对方促从速行动。他已拟一件电稿,正交李重毅先生在后面整理文字。准备明日发表。今晚要找一些人来谈谈。8时后,李品仙、张任民、刘斐、韦永成、刘士毅、邱昌渭与笔者在白崇禧的私邸里会齐,白又把张翼三与刘伯承将军有所联系的事再说一遍,并谓时不宜迟,明日吾人必须有行动表现,否则无以解除张翼三的精神包袱。
正讨论间,南京忽来长途电话给白崇禧,那是张治中打来的。张告诉白:蒋介石决定明日下野,南京报纸已为此发出号外。过了一会儿,李宗仁也打长途电话来,报告同样信息。至此,白崇禧舒了一口气,好似得到精神大解放一样,说:“现在好了,蒋介石明日下野,我们别再为明日行动的事操心了。但我们还要研究,看看德公上台应当有什么作法。”
这一夜,白崇禧提出三条意见,要笔者和邱昌渭次日带回南京交给李宗仁。这三条是:
一、李宗仁必须是继任而不是代理总统,否则无法掌握政府权力。
二、行政院长孙科应准其辞职,另以张治中组阁。张与中共领导人有旧,只有他可以推动和谈。
三、要邀请何应钦回南京来,授以指挥陆海空军的权力。
白幻想1927年蒋下野后,李、白、何团结战斗取得龙潭战役胜利的精神可能再现于今日。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
要求重播文告 明确“引退”一词
1月21日下午4时,笔者和邱昌渭从汉口飞抵南京光华门外大机场时,遇到李宗仁,他正来为蒋介石送行,但来迟了,不及与蒋话别。原来蒋的侍从人员故意说蒋在明故宫机场起飞,李也和其他党政大员一样,统统被骗了。
当笔者与李宗仁同车开抵傅厚岗公馆,白崇禧长途电话来了,初与笔者讲话,其后又与李宗仁讲话。白说: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在广播里听到了,通篇内容没有提到他的下野。这样是不行的,必须修改重发。白崇禧的意见,还没有引起李宗仁的重视。其后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这才使李宗仁焦急起来。
李宗仁邀张治中陪同吴忠信来晤。张治中说:这篇文告今早由吴礼老拿来给德公签字,已经草成定稿。可是在今日下午2时举行中常委茶会中,潘公展、田昆山要求修改,并且改得面目全非,这是不对的。可否请礼老以秘书长的地位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重新播发。吴忠信听到这里,就大发脾气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裁的文告已经播发,我再不能更动只字,你这样强人所难,我这秘书长干不下去了!”说完他拿着帽子就走了。李宗仁、张治中不料吴礼卿有这一手,当下十分惶惑,不在话下。
当晚,孙科来傅厚岗向李宗仁辞行政院长职时,李宗仁因为曾经征求过张治中组阁,张表示不干,故李对孙挽留。李对文告事对孙提起,孙科说:“何不把法学权威王亮畴(即王宠惠)先生请来谈。”王宠惠对李宗仁说:“蒋先生此次下野当然作辞职论,但他未经国民大会批准,所以李先生只能作代总统。”李偕王宠惠同去访张群,请张用长途电话同当晚还在杭州笕桥逗留的蒋介石商量,蒋居然答应加入“决定身先引退”这一段原已有的文字。这样,蒋的下野文告在1月21日晚9时重新播发。因白崇禧的一句话提到的纠葛于是得到解决了。
府院对立 国民党内部分裂
李宗仁当代总统后,于1月27日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以毛主席1月14日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有关原则决定,李事先未经提请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也未交号称“责任内阁”的行政院长连署。这一来,孙科发火了,不同李宗仁商量悍然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于是李宗仁在南京,蒋介石在溪口,孙科在广州,各自为政。国民党内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白崇禧看到这样一个局面,一面派刘仲容北上;一面派刘斐于3月12日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议,认为国民党内分崩离析,不利于李宗仁的领导地位,主张李向溪口、广州妥协,以谋内部团结一致,共赴艰巨。李纳其议,派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去粤迎孙科内阁返京,孙不答应。3月20日李应李汉魂之请,自乘“中美”号专机飞广州移樽就教,敦促孙科返京。李此举得到广东实力派张发奎、薛岳、陈济棠的支持,孙科就范了,答应带行政院迁回南京。
到2月下旬,李宗仁由于得到上海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的支持;何应钦、张治中应邀入京;“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自北平归来,表示“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四先生还在谈话中指出:“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如此,李宗仁在南京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了。
3月7日孙科回到南京,适值立法院在南京复会。孙擅自离开南京的行动,不为立法院所谅解,准备向孙提出严厉“质询”。孙看到前景不妙,于3月7日晚向李宗仁提出辞职,继任人选,由白崇禧提出由何应钦继任。(此时白已由武汉来到南京长住)何应钦自2月中来到南京小住以后,又到杭州西湖去了。3月11日,白崇禧偕张治中、吴忠信飞杭,邀何应钦出山,后经商请溪口蒋介石的同意,何才勉强应命。当时一些短视的政界人士,以为、李、白、何重新团结的局面,可能再一次在南京出现。但这种形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往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4月5日,李济深突派朱蕴山、李民欣带来致李、白的亲笔信,刘仲容偕来。因他们不肯与新闻记者见面,被上海报纸指为“神秘客”。他们三人都住在大悲巷雍园1号白崇禧公馆旁的简易活动房屋内。李任潮在亲笔函和由朱蕴山带来的口信都如此表示:如果李宗仁愿签和平协议,将来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腹案。这就是说,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白崇禧在接见刘仲容时,问中共领导人对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作出什么决定?刘仲容说:周恩来副主席曾经指出:“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白崇禧断然地说:“如果中共坚持渡江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谈呢?”因此李宗仁不签和平协议,周不等到4月16日黄绍竑、屈武带和平协定返京报告,早已有所决定了。
对待《国内和平协定》 白黄分歧
4月16日黄绍竑、屈武带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回到南京。白崇禧一看那个“前言”,就表示不能接受。
李宗仁为推卸不签和平协议的责任,派飞机送《协定》到溪口交蒋介石过目。黄绍竑闻悉此事,很不高兴,就搬到鼓楼医院养病去了。
4月17日晚,李宗仁把广西、安徽两地的桂籍高级将领找来,听取白崇禧与黄绍竑对和平协议的辩论。黄绍竑为争取“自存”之道,主张接受,而白崇禧则坚决反对。
黄绍竑说:如德公签署《国内和平协定》,第一、德公在将来将被任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二、健生的部队暂时可驻在武汉,将来可开到两广去,两广在两年内不推行土改。有这些优惠的条件,为什么不签呢?
白崇禧说:你们代表团北上时,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腹案”,结果签了这样的条款,令人气愤!所谓两广两年内不土改,那正如我们吃鸡一样,首先食好吃部分,以后连鸡头鸡脚也吃下去了。会未终席而白已先走,黄绍竑愕然。
18日晚在傅厚岗开会一次,也没有什么结果,李宗仁只好将《协定》交给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去讨论。20日李宗仁、何应钦根据和谈指导委员会起草的电稿电张治中,要求展延签字日期,以便就若干问题再行讨论。20日中午,黄绍竑在李宗仁私邸与张治中打了长途电话,获悉人民解放军将于当晚渡江,黄知和局绝望,就乘搭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从那里转去香港。黄绍竑从此与李、白分道扬镳,各奔前途。
杭州会谈 主张与蒋“摊牌”
4月22日,蒋介石在杭州笕桥航校约李宗仁会晤,即后来所谓“杭州会谈”。
白崇禧最初听到张群带来的口信,说蒋要举行这次会谈,他也在被邀之列。白以激愤的语气对笔者说:“我是不会去的,主要是要与老蒋‘摊牌’。”
白崇禧所谓“摊牌”是指蒋在1月21日下野以后,仍在溪口指挥军队;下令运走上海所存金银外汇;使李宗仁虽然拥有“代总统”的虚名,而无掌握南京政府的权力。白崇禧原计划要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将长江下游的中央部队展延防区至湖口地区,以利于同他的华中部队紧密衔接,汤不理踩,白就要何应钦将汤恩伯撤职,而何畏蒋如虎,不敢照办。白崇禧认为,今日李宗仁居于无所作为的地位,实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把持有以致之,今日和谈已经破裂,所处情势异常恶劣,蒋介石与李宗仁两人只能有一人当家作主。如果蒋不肯放手,李宗仁就让他复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权责不分,蒙混过去了。
22日吃中饭以后,白崇禧对笔者说:我要赶回汉口,再晚天气变坏就不能起飞了。你要提醒德公,一定要与老蒋“摊牌”,不可再错过这个机会,否则后悔无及。
会谈开始,蒋拿出一纸文告对李宗仁说:这是一张我们两人的联合宣言,你代表政府,我代表党签署,表示共同奋斗,与共产党战斗到底。
李宗仁说:3个月来的和谈酝酿已成泡影,我对将来战局毫无把握,惟有请总裁重来领导,勉维大局。白崇禧所谓的“摊牌”,李宗仁竟用这样温和的语气说出来。蒋介石不等他说完,就插话说:“和平是你负责,战争也由你负责。”
蒋介石说:为加强今后党政合作,我建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我当主席,你当副主席。今后中枢决定方针政策,先提交中央非常委员会审议,然后再交付政府实施。李宗仁意识到这是蒋强加给他的一副锁链。但当时不便反对,留给以后再说。
这次会谈唯一的结果是任何应钦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顾祝同的参谋总长向何应钦负责。这是李宗仁提出来的,为的是针对蒋介石指挥军事的一项抗议。
由汉返桂 促李宗仁赴粤
李宗仁4月23日不去广州而返桂林,主要仍想师孙中山先生当年在桂林组大元帅府故事,领导西南,促成和局。如能实现,当有重大政治意义。
4月28日下午,李宗仁派笔者乘李品仙从汉口乘回来军机去汉口,接白崇禧返桂商上述重大问题。
29日,白崇禧偕笔者乘汉口第四路空军司令罗机派出C47号机返桂林,一到衡阳就知道桂林下雨,能见度很低,我们的飞机在桂林上空盘旋了很久,不能降陆,飞去柳州,也是一样。最后接纳机师的建议,改飞广州,及抵天河机场降落,已是万家灯火时了。当晚白崇禧住在东山农林上路六横路、他的内弟马仲孚家里,我则寄寓邻居、前中国银行桂林分行襄理丁世祺家。丁是抗战时期我当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时认识的。
白崇禧一到广州,何应钦和CC派主战分子谷正鼎、洪兰友、赖琏等就把他包围起来。何应钦说:“德公以代总统的地位,不依杭州会谈协议前来广州负责,却跑回桂林家乡去了,这算是什么作法?”CC分子则以全力吹捧白崇禧,誉为中兴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大有“我公不出,如苍生何?”之感。
通过何应钦、白崇禧两人的低斟密酌,国民党中央常会作出决议,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去桂迎李宗仁来粤主持中枢政务。5月2日居、阎、李三人与白崇禧同机飞桂,经过一系列商谈,结果写了一份《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李宗仁在这文件中要求蒋介石将运去台湾的金银外汇、武器弹药通通交回广州中央政府,并请蒋介石“出国考察,争取外援”。5月3日居、阎、李等三人带《谈话记录》回广州,5月4日由何应钦备函派机送到上海交蒋介石。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求他出国,十分恼火,特在复何应钦的信中表示了下面的态度:
“若谓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①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要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外交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碍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这封信最后说:“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故中正惟有遁世远行,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又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携带蒋的答复赴桂林,并迎李宗仁赴粤。实际上蒋对李宗仁提出的问题,都没有作出具体答复,满纸都是官样文章,莫可究诘其实际。但白崇禧看后说:蒋虽然表示“遁世远行”,但并非不想出山。白以为如李宗仁赴粤主持,则蒋势难立即复职。结果李宗仁就在陈济堂、白崇禧敦促之下,于5月8日从桂林飞粤。回顾李宗仁本来邀白崇禧返桂商量在桂林组府大计,而其结果反被白崇禧促到广州负责。李一到广州即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中,不能自拔,最后李不得不出走美国,而白则被蒋骗到台湾。此皆取决于当时瞬息一念之间,其后果固非白氏所能逆者见也。1965年7月李宗仁从海外回祖国时,周总理对他说:“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旨哉言乎!
①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吴忠信(礼卿)偕张治中去溪口,代表李宗仁劝蒋出国,实际系司徒雷登在幕后策动。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鹰犬将军》前言(宋希濂)
我是湖南湘乡人,生于公元1907年。先世多为文人,曾祖父蟾桂公曾随左宗棠去到西北,在甘肃省任过县知事、知府等职。祖父公卿和父亲宪文均饱读经书,但未踏入仕途,只在故乡耕读自娱。我父亲为地方兴办学校及各种公益事业,与人排难解纷,极为乡里所推重。我年幼时,父亲教我背诵古文诗词和阅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尚深印脑海。我的母亲姓彭,闺名玉贞,秉性慈祥,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生子女六人,都是躬亲抚养教育。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仅是一个小康之家,约有二十亩地,雇有一名长工,还够不上称为富农。我母亲恤老怜贫,常尽其所有帮助他人,这种德行,乡亲们无不感激赞叹,我后来于役军旅,尽管我掌生杀大权,但从未枉杀一人,这都是受我慈母教诲的影响。我母亲由于抚养一大群子女,操理家务,备极辛劳,不到五十岁就病故了。
我上有三兄,除三哥尚在外,均已先后物故,下有一妹,尚健在,现住长沙。
1930年冬我任团长时,经友人之介,得识冷兰琴女士。她当时是一位相当有名的钢琴家,执教于中央大学音乐系及金陵女子学院,我们于1933年春结婚,生有子女五人。时值抗战军兴,余率部浴血备战,无暇顾家,悉由吾妻负责,千里奔波,辛劳备尝。她患有先天性的高血压症,不幸于1949年6月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她不仅仪态万方,而且磊落大方,不同凡俗,其言其行,对我的帮助和启发颇大,结婚十六年,情感深厚,她的早逝,是使我十分伤感的。子女五人,于1951年起,各自在不同的情况下,由台湾、香港到了美国,现散住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丹佛等地,都已成家立业,第三代共有十人,第四代已有两人,真是四世同堂。我于1961年在北京与易吟先女士结婚,迄今二十四年。1980年我们经中央批准,来美探亲,原定一年回国,由于子女们的坚留,负责我们的生活费用,并为我们申请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此我们现在定居于纽约。
196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这五年多时间里,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主要就是写稿和审稿。我就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地写了二十八万多字的材料,但从未想到要出书。去年文史会同仁认为我所经历的时代,正处在我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我所写述的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劝我将所写资料编整印发,我考虑再三,如客观上认为我所写的资料可供史学研究者参考,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同意了。
历史就是历史,周恩来总理曾一再强调说“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为所谓长者、尊者避讳。在八年抗战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伤二百多万人,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个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事实也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并未树立打到底的坚强决心,致使军队遭受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1980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伸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于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宋希濂 1985年6月于北京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鹰犬将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宋希濂)
1932年1月日本人在上海多次挑衅,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方媚日,命令上海市政府取消抗日救国会,并令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撤退。1月28日晚11时,日军突然向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袭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当时我任陆军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下辖第五二一、第五二二两团,驻在南京的小营、马标一带。全旅官兵深感形势严重,非奋起抗战将无以图存,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寄以深切的同情,一致要求立即开赴上海参战。我代表全旅官兵,于1月30日下午3时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强烈愿望。何应钦听了后,不仅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反而板着面孔对我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这是不行的。”我和他争论多次,都遭到他严词拒绝,不得要领。
我乃返回旅部,于是晚7时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干部开会。我将何应钦不答应本旅开往上海参加抗战的情形传达后,大家情绪异常愤激,发言者甚多,有的声泪俱下地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大门来了,友军已奋起抵抗,我们反而袖手旁观,难道要叫我们当亡国奴吗?”最后决议由旅长率营长以上干部向何应钦再度请愿,务要达到目的。
当晚11时,我率干部三十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何应钦住宅,向何再次请求开往上海参战。他没有想到半夜里突来这样多的人,感到十分尴尬。一开始大家还是很有礼貌地向他陈述官兵的抗日要求,请他准许本旅开往上海支援十九路军作战,但何应钦仍然拒绝,态度顽固,说什么“日本现在是世界上头等强国,工业发达,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不能造,一切要从外国买来;国家没有真正的统一,各地方军阀口头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自为政,又有共产党到处捣乱,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形势,怎能同日本人打呢?……”何应钦说了一大套亡国谬论,大家听得不耐烦了,就向他质问,态度很激昂。记得有一位营长王作霖(陕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说得最为剀切动人。他说:“我是部长的学生,也跟部长当过参谋,我听过您多次的讲话,您总是勉励大家说,当军人的要保卫国家,爱国爱民,才算是克尽了军人的天职。但是九一八事变丧失了整个东北,我们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都骂国民政府丧权辱国,骂我们军人无耻,现在日本人打到大门口来了,我们还不起来抵抗,这同部长平日对我们教导的话,是多么不相称呢?难道作为我们的老师(何应钦任过黄埔军校的总教官、教育长等职),作为我们的长官,竟要我们甘心当亡国奴吗?我们是决不愿意当亡国奴的!”这些话说得何应钦哑口无言。随后大家纷纷发言,一致表示抗战的决心。僵持到深夜1点多钟,何应钦看到大家情绪激昂,言之有理,知道单纯用高压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他站起来,以和婉的态度和语调对我们说:“现在南京空虚,明天一大早你们就开到幕府山、狮子山、下关一带,对江面严密警戒。我即调第二五九旅从徐州开回来,等第二五九旅到达后,视情况的发展,如有必要,再派你们这个旅开往上海参战。”大家认为多少有了指望,不便再闹下去,遂即退出返部。次晨,我们致电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及全体官兵,向他们致以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表示全旅官兵抗战的决心,誓以全力支援。此外,我们将由我领衔和全旅干部(共约三百人)签名的一封请愿书,派人送交当时的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同时我又派员到京沪铁路局接洽,要求他们准备车辆随时运送本旅去沪参战。
军人报国在今朝
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坐失广大国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责骂。数以万计的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蒋介石使用空言搪塞和高压手段,都不能阻遏全国人民蓬勃发展的爱国运动。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是意见纷歧,矛盾重重,最突出的表现于宁粤间的分裂。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被迫于1931年12月宣告下野。随后国民党政府改组,选林森为主席,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但孙内阁对各项重大政策及经费的筹措,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及至沪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号召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并决定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于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于2月2日前后到了洛阳,又于2月6日回到浦口举行会议。
这时上海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中央并无派兵增援的动向。许多社会人士及国民党内反对派纷起责难,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孤军作战,按兵不救。蒋介石是善于看风色行事的。当沪战爆发时,蒋介石以下野之身曾发出一个给全国陆海空军官兵的通电,号召大家奋起抗战,并说他愿与诸将士誓共生死。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重要关头,酌派一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所以当张治中于2月初在浦口见蒋报告各方舆情,并表示愿意去沪参加作战时,他立即同意了。张治中那时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蒋介石关照何应钦,即调动驻在京沪、沪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这两个师原为警卫军第一、第二师)合编为第五军,并任命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任第八十七师师长,率领所部开沪参战。我这一旅奉命首先出发。当我在南京尧化门外集合全旅官兵宣布这一消息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有的甚至把军帽抛到空中去,蹦跳,鼓掌,欢笑……形成了一个很动人的场面。我当时以“军人报国在今朝”为题,对全旅官兵作了一次情绪激昂的讲话。
我部于2月9、10两日开到南翔后,即往见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参谋长报告部队到达情况,并请求赋予任务。蒋、蔡等表示嘉慰,嘱暂在南翔集结待命。11日,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亦率该师的一部来到南翔。当时上海有一种传说,说中央有意使十九路军孤军作战,任听牺牲。因此,在俞济时提议之下,我们几个人出名通电全国,表示共同御侮的决心。通电由俞济时领衔,列名者为八十八师副师长李延年,旅长杨步飞、钱伦体,八十七师旅长宋希濂。电文大意如下:济时等忝列戎行,救国具有决心,……值此国家存亡关头,爰本中央团结御侮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开抵上海,听命于蒋总指挥。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等语。
2月11日(或12日),我旅奉蒋光鼐总指挥命令,接防蕴藻浜北岸阵地由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于12日(或13日)晚接防完毕。蕴藻浜是一条自西向东(稍偏北)的河流,河幅不宽,但水深泥多,不能徒涉。当时对岸只有日军少数警戒部队,本旅接防后,积极增修工事,并派出少数搜索部队渡过河去,施行威力侦察,与日军警戒部队常有小接触,在殷家行附近的日军炮兵,常不断向我射击。我的旅部驻在由刘家行至吴淞镇的公路的南面一个小村庄里。15日,我曾去吴淞会晤守备吴淞要塞地区的要塞司令谭启秀和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大家热烈地谈论着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意义,一致认为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情势下,一定可以打败侵略者。18日,张治中军长率军部及八十七师师部人员、直属部队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八十七师的二五九旅等,先后抵达刘家行附近。他根据蒋总指挥的命令,用左翼军指挥官的名义(右翼军指挥官为蔡廷锴),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旨如下:
一、奉总指挥蒋2月16日午后12时命令(附军队区分)如另纸印发。
二、本左翼军应占领江湾北端亘庙行镇东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桥之线,主力控置于大场镇北、杨行镇南及刘家行之间,迎击由江湾北方地区来犯之敌,乘机出击,向殷行镇附近压迫敌人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以一部在罗店、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机策应吴淞。
三、本左翼军兵力部署如左:
(1)第八十八师(缺一团)应占领由江湾镇北端至周巷无名河南岸之线,右与十九路军、左与本军八十七师确取联系,惟主力须控置于大场镇以北地区。
(2)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应占领由无名河北岸经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右与八十八师、左与吴淞要塞地区部队确取连络。第二五九旅应派兵一营归二六一旅宋旅长指挥,其主力为师预备队,应控置于杨家行至刘家行大道上之火烧尝董陆宅附近。
(3)吴淞要塞地区队之任务,如总指挥蒋命令所规定。
(4)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军预备队,集结于刘家行北之太平桥、张家桥附近。
四、各师须于明(18)日下午3时以前分别与我十九路军接替防务,并完成一切之战斗准备。
五、关于通信联络、补给、卫生事宜,悉遵总指挥蒋命令办理。
根据这个命令,本旅归还了第五军的建制,所担负的作战任务,没有变更。
庙行激战——强渡蕴藻浜
“一二八”战争爆发前,日军驻沪部队为海军陆战队,约有四五千人,加上日本侨民所组成的武装约有三、四千人,共有八、九千人,统归盐泽海军少将指挥。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中国军队一击即溃,所以悍然发动进攻。不料遭到十九路军的坚强抵抗,在闸北江湾一带,激战十余日,日军伤亡枕藉,屡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日本帝国主义为挽回它们的所谓“大日本皇军”的声誉起见,乃派其驻金泽的第九师团、驻久留米的一个混成旅团及飞机数十架和相当数量的海军舰队,陆续开抵上海,统归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指挥。植田到沪后,策定了一个“中央突破”的计划,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企图于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席卷,将第五军主力歼灭于杨家行、吴淞地区。
日军自2月20日拂晓,开始向我进攻,先以飞机十余架更番轮流向我八十八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猛施轰炸,同时以重炮野炮向庙行一带阵地集中射击,另以一部分炮火向本旅阵地纪家桥、曹家桥一带轰击。敌步兵在飞机及炮火掩护下,向庙行镇附近阵地冲锋数次,均被我击退。
21日晨,敌又以炮火向八十八师阵地集中猛轰,尤以庙行镇以南阵地工事被毁颇多,继之敌步兵以主力向我严家宅、庙行镇之线,猛烈攻击。我官兵掩处战壕内,沉着应战,等敌步兵接近,以机枪扫射和使用手榴弹迎头痛击。敌军进攻数次,均未得逞。同时在21日午前1时许,敌步兵数百,借炮兵掩护,企图强渡蕴藻浜。本旅官兵,早已严阵以待,当发现敌军这种企图后,立即以炽盛火力向敌射击。双方激战约两小时,敌知我有备,未再进犯。本日我师二五九旅之五一七团小炮连击落敌军八四六号战斗机一架,驾驶员田中大尉当场殒命。
至22日,敌更倾巢来犯,先以重野炮五六十门向庙行镇一带阵地轰击,连续四五个小时,火力之猛,前所未有,许多工事,多被摧毁。上午9时左右,敌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重点指向庙行镇以南的大小麦家宅一带。守备该处的八十八师五二七团,伤亡甚大,第三营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阵地被日军突破了一段,形势很紧张。张治中军长当命八十七师的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率部向庙行以南地区增援,同时张军长亲率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前往八十八师指挥所策应。另由蒋总指挥命第十九路军的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率兵两团由竹园墩出击。
在22日午后1时左右,张军长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庙行方面激战甚烈,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向这一地区猛攻,企图突破我阵地,情况十分紧张,想要我旅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增援,问我意见如何?我答:“如果情势需要,自当遵命照派。但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至快要四、五个钟头才能赶到,白昼行军,更易被敌机扰乱,也不无影响。这样恐怕缓不济急,可否以本旅主力立即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借以减少正面的压力?”我这一建议,张军长毫无犹豫地同意了,并问渡河有无困难,我说我们会设法克服的。张军长最后说:“好,就这样办吧!”我接受任务后,感到十分兴奋,立以电话召五二一团团长刘安祺、五二二团团长沈发藻来旅部,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我向他们说明庙行方面的战斗情况及张军长赋予本旅的作战任务,命两团各留一营守备阵地,主力立即在各团的正面渡河。渡河成功后,五二一团在右,首先夺取齐家宅,然后向北孙宅、西港方向攻击;五二二团在左,先攻占陆家桥,然后向南孙宅、顾家桥宅一带攻击。我问刘、沈两团长有无困难,他们以异常兴奋的情绪满怀信心地说:“有办法。”随即他们就回去部署了。
还不到下午3点,当我带着旅司令部的一部分人员走向蕴藻浜河边去的时候,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但很快就终止了,我想大概是最先渡过河去的部队和日军的警戒哨兵发生了战斗。从旅部驻地走到河边,约半个钟头就够了,当我走到河边一看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哪里来的这许多五花八门的渡河工具呢?除几只小木船外,有竹筏子,有用门板扎成的平板船,还有大木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打听之下,才知道两团的队伍,除留有一部分在北岸阵地戒备外,全都渡过河,迅速驱逐或消灭了敌军的哨兵,向前攻击去了,我真没有想到这样快的速度!当我登上一个小木船准备过河的时候,突然西面阵地工事里跑来五二一团的一个连长(忘其姓名),一面向我举手敬礼,一面大声说:“报告旅长,请准许我们这一连也过河去打日本鬼子。”我说:“那怎么行!北岸阵地的戒备还是要紧的。”他说:“旅长,我们在南京一再请求要来上海抗日,总算达到了目的,来了十多天,却没有机会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了!现在有了机会,却不让我们去,全连士兵简直难过得不得了,纷纷向我质询责难,弄得我也很难应付他们。”这个连长的这一番话,使我恍然理解了有这许多形形色色的渡河工具和部队,这样快就跨过了蕴藻浜的原因。是的,“大家都憋不住气了!”我在船上望着那位满面红光、意气风发、带着恳求的目光而又显得有些失望的表情的青年军官,我感觉到当一个军人真正认识到为何而战的真理时,他就会不知道什么叫做困难危险了!
我到了南岸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侧约三十步地方躺着一具敌军的尸体,走近一看,这家伙显然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我站在蕴藻浜河堤上,用望远镜观察情况,正面的齐家宅和左前方的一个村庄,已经看不见有我军的部队,只有少数的担架正在向后运送伤兵。我们走到齐家宅去,在那里设立指挥所,叫通讯部队向两个团指挥所架设电话。这时得到两个团长先后送来的战斗要报,得知五二一团已攻占北孙宅,正向西港攻击中;五二二团已攻占陆家桥及附近的另一个村庄,正向南孙宅及顾家桥宅攻击中。两团都有相当缴获,以迫击炮弹、机枪弹药及各种罐头食品为多。五二二团并缴获迫击炮一门。两团击毙的敌人共有四五十人,我方亦共伤亡了八九十人。这是下午4时左右的战况。
我部随即继续向前猛攻。五二一团于下午5时攻占了西港,击毙敌大队长一名,毙俘敌军二十余人。五二二团亦同时攻下南孙宅,颇有所获。我旅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外,敌军的指挥部根本没有预想到我军会强渡蕴藻浜来攻击它的侧背。本旅攻势的迅速猛烈,使向庙行镇进攻的日军感到严重的威胁。而我左翼部队的绕袭,更使在殷行镇附近的敌军炮兵阵地感到威胁。敌军指挥部为应付这一意外的严重局势,乃从进攻部队中迅速调出约两个大队的兵力来阻遏我旅的进攻,其炮兵的一部亦向我猛烈射击。22日将近黄昏的时候,战斗异常激烈,双方进行了肉搏战,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受伤的官兵,被刺刀刺伤者颇多,我亲见一班长的左腿和左臂均被刺入一寸多,可想见战斗的惨烈。由于官兵战斗意志旺盛,英勇杀敌,经过两三小时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军的几次反扑。我当命各团在已占领之线上构筑阵地,彻夜警戒。
向庙行镇及以南地区进攻的敌军,在正面遭受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坚决抵抗,同时其左右两侧受到六十一师出击部队及本旅的猛烈攻击,伤亡枕藉,损失甚大。敌军在三面夹击之下,不能不停止进攻,植田谦吉的中央突破计划,至此完全落空了。第五军的两个师,这一天几乎全部加入了战斗,一日之间,伤亡官兵达一千余人,这一天战斗的激烈,实为自1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所未有。
抢占浏河
敌人受到这次挫败,自不甘心,日军统帅部随即派其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来沪担任最高指挥官,并加派其第十四师团的全部及第十一师团的大部开来上海增援,至此,日军总数达到十万人以上。敌人知道如仍继续从正面进攻,必须付出重大代价,且未必得逞,因此白川义则采取在我左侧背浏河附近登陆的计划。沿江七丫口、杨林口、浏河新镇及小川沙一带,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仅有左翼军指挥官所辖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一个营,会同少数冯庸义勇军担任守备。稍为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守备这一线的重要性,因为如敌军以有力的一部在此登陆绕攻我侧背,就会使我军全线瓦解。但当时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总兵力不过六七万人,自闸北、江湾、庙行经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几无日不在战斗之中,各部队都有相当大的伤亡,纵然控制了一些预备队,为防备敌军的正面攻击,也只能适当地控制于阵地的稍后地方,不能过早地使用于远在二、三十公里外的浏河、杨林口一带,所以该方面的守备兵力十分单薄。
3月1日拂晓,敌军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进行全面攻击,同时,敌舰多艘携带大量民船和马达船,施放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薄弱的六滨口、杨林口、七丫口登陆,并以海军舰队上的大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轰击,飞机数十架从吴淞要塞起沿江轰炸各要口,严密监视我军的行动。敌登陆后,即连续占领浮桥等地,向浏河西端约五公里的茜泾营猛扑。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抵御,伤亡殆尽。本旅主力自2月22日跨过蕴藻浜向南攻击敌军侧背,缓和庙行方面友军所遭受的压力,完成任务以后,于24日奉左翼军指挥官的命令,仍撤回北岸守备原阵地,只留一小部在南岸监视敌军的活动。至29日,又奉张指挥官命令,将本旅所担任的防务交八十七师独立第一团(附教导总队第三营)接替,并命本旅集结于庙行镇左后方之唐乔田湾附近,为左翼军总预备队。是晚,本旅又奉命担任构筑第二线阵地。
3月1日上午,我率各团营长正在侦察地形,经始工事线的时候,突然旅部的一个参谋快步跑来报告,说张军长叫我立即到刘家行军司令部去,并要部队整装待命。我于上午10时左右到了军司令部,张军长告知浏河方面的情况,并当面交给我一道笔记命令,要旨于下:
一、敌有一部由七丫口(在杨林口西北约三千公尺)登陆,似有扰我侧背之企图。我四十七师的一个团,正由黄渡向太仓方面前进中。
二、本军为使敌在立足未稳之前,在浏河以西地区,将其歼灭之。
三、着宋旅长希濂率所部两团由现在地经刘家行、罗店向浏河前进;惟因汽车不敷,只可以一部乘车,其余徒步用疏散队形向浏河前进。
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之一营,应固守浏河,以一部在茜泾营严密警戒,俟宋旅长到达后,即归该旅长指挥。
命令的其他部分从略。
我接奉这个任务后,理解到形势紧迫,必需尽可能使部队迅速到达浏河,尤其要有一部分尽快抢占茜泾营,拒止或迟滞敌军前进,否则敌军必然先我占领浏河,对整个战局将会发生严重的不利影响。部队官兵听说本旅负有紧急的战斗任务,大家都异常兴奋,认为又可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仗了。队伍很快就到公路集结完毕了。我把情况和本旅任务对刘、沈两团长交代后,即命五二一团的第一营由顾家宅汽车站用汽车运输,只有十一辆车,很勉强地装载一个营。
大约是上午11时左右,我仅带参谋、卫士各一人,随同五二一团第一营营长唐德乘车出发,面嘱刘、沈两团长率部用强行军向浏河前进,并适当地用疏散队形行进,万一受敌机扫射和轰炸时,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我和先头营快要到达浏河(大约相距约两公里的地方)的时候,被在天空盘旋的敌机四架发现了,我立命停车,指示队伍迅即向公路两边疏散隐蔽。果然一刹那间,敌机便俯冲下来,疯狂地在汽车周围投掷轻磅炸弹,并用机枪扫射,而且竟然在离地面只有一百多公尺的低空肆无忌惮地飞来飞去。原来隐伏在地面上的官兵,看到敌机如此猖狂,十分愤怒,有些士兵便不顾暴露目标的危险,站起来以一个人托着轻机枪的两个脚架,另一个人便对着敌机瞄准射击。一个连这样做了,其他的连跟着仿效起来,一时便构成了对空射击的火网。我看见一架敌机冒着烟,一扭一拐地向东方飞去,很可能这架敌机是被打伤了,其余敌机也都不敢再低飞了。敌机的扰乱,耽误了我们的行动约二十分钟。待其走后,检查汽车,有八辆被炸毁不能行驶了,只有三辆还勉强可用。我乃命这三辆车开回去接运后续部队,我们步行去浏河,很快就到了,这时大约是十二点半钟左右。
浏河街市店门紧闭,阒无一人,只见有三四个手缠“义勇军”臂章的青年,神色有些紧张。探询之下,始知他们就是属于冯庸义勇军的,共有一百余人,奉蒋总指挥命令在浏河一带担任对江面敌舰的监视,冯庸本人到上海去了,现这方面发生了战争,他们不知怎样行动才好。我当告诉他们,我军大部队即可陆续到来,此间可能发生一场激战,要他们立即离开浏河转到后方去。这些青年大半是东北籍,激于爱国热情,不畏艰苦来参加战地工作,是值得表扬的。
我到浏河后,立即搜集情况,得知敌军自今晨以来,已有数千人在七丫口、杨林口一带登陆,尚有大批敌军正在继续登陆,判断当在万人以上。首批登陆之敌,在占领浮桥镇(浮桥镇位于七丫口附近,在茜泾营以西约七、八公里)后,已向东急进。我认为茜泾营为浏河屏障,位置扼要,必须先行占领,才能掩护后续部队展开,乃立命唐营长率该营迅速向茜泾营搜索前进。哪知才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而敌已先我到达,于是与敌展开了白刃战,杀声震天,战斗愈演愈烈。敌后续部队不断赶到加入战斗,而我方到下午3时后,五二一团刘安祺团长才率第二营到达浏河。这时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低空飞行,掷弹如雨,敌舰的重炮亦连续轰击,浏河的房舍多被炸毁,部队亦颇有伤亡。至4时许,茜泾营的敌军向我左翼迂回绕攻。原在右翼方面的教导总队第一营伤亡甚大。在茜泾营附近苦战的五二一团第一营,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紧迫状态,战死者甚多,伤者亦无法运下来。而该营官兵仍然沉着应战,视死如归,营长唐德左臂受了伤,不仅继续指挥作战,且亲自投掷手榴弹与敌肉搏。这种英勇杀敌的精神,在我国抗日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到了5点多钟,天色已昏,我五二一团第三营才赶到,我当命已到达的部队迅速沿浏河南岸积极布防,并命唐营仍暂在原地抵抗,俟浏河防务布置就绪后,即逐步后撤,归还建制。我五二二团全部是徒步行军,加以沿途受敌机扰乱,到晚10时尚未到达浏河。
第一次淞沪抗战结束
3月1日这一天,除浏河方面的战况已如上述外,而在江湾、庙行一带的正面阵地,亦均被优势之敌压迫,敌飞机大炮不断猛炸,我阵地工事,多被摧毁,敌步兵向我军反复冲锋,我官兵奋勇迎战,伤亡甚大。延到午后,正面阵地有数处被敌突破,各师旅控制之预备队皆已使用,而从后方调来增援的部队,据闻因路程遥远和运输困难,决非几天内所能赶到。淞沪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蒋光鼐盱衡全局,为与敌作长期抵抗起见,决定当晚转移阵地,命右翼军撤至黄渡、方泰镇之线,左翼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是晚10点30分左右,我接到张指挥官派专人送来的笔记命令,命本旅及军校教导总队经由浏河、陆渡桥向太仓集结,应警戒西竹桥、横沥桥、太仓城、西湖川塘之线,右翼须与二五九旅(孙旅)联系。奉命后我即派人通知尚在途中的五二二团立即向太仓转进,我亦率五二一团及教导总队于当夜开往太仓,均于3月2日上午集结完毕,并以一部留置于陆渡桥一带,对浏河之敌严密戒备。下午奉张指挥官命令,本旅及教导总队担任右自陈家宅(西竹桥西南一千五百米达河岸)联系孙旅左翼,经太仓城、铁港滨河左至西湖川塘之线,构筑阵地。并指示各部队应尽可能地依河川为外壕,先于各要点构成据点式工事,然后依时间逐次增强之。奉命后,本旅不顾一切疲劳,又立即积极从事阵地的构筑。
3月3日上午,浏河方面之敌数千人附轻炮十余门,向守备娄塘镇一带阵地(在本旅太仓阵地的右翼约八、九公里处)的我二五九旅五一七团猛攻。该团正面过大,阵地被敌截成数段,两翼被敌包围,该团官兵奋勇抵抗,死战不退,因而伤亡甚大,营长朱耀华壮烈殉国,下级干部及士兵战死者甚多。张指挥官得报后,即命在嘉定的八十八师及在太仓的本旅派兵前往支援,正行动间,突又奉急令中止。旋接张指挥官3月3日晚7时的笔记命令,大意谓奉蒋总指挥3月3日午后2时的电报指示,略谓:“敌企图截断嘉定、太仓之线,阻我归路,各军应留一部散据各要点,即第五军分占钱门塘、太仓之线,十九路军由吴淞江北岸亘安亭望仙桥之线,节节抵抗,拒止敌之西进,即于本晚开始,第五军主力撤至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之线,第十九路军主力撤至周巷沿青阳港西岸至陆家桥之线,构筑强固工事固守之。本军遵令以主力于本晚撤至石牌、白茆、新市之线,以一部在钱门塘镇、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本军的撤退。八十七师宋旅应以有力的一部固守太仓,拒止敌人,掩护本军之撤退,其主力应俟孙元良旅通过太仓后经直塘镇向白茆、新市占领阵地,对敌警戒,该旅固守太仓之一部,如敌不来犯,不得放弃,如受敌压迫,不能固守时,准予相机撤退,归还建制。”
本旅根据这个命令,主力转到白茆、新市之线占领阵地。到5月5日,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至此,“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鹰犬将军——西南的挣扎和溃灭(宋希濂)
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蒋介石、陈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力量,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大举进犯。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止的两年中,在人民解放军的痛击下,国民党军被歼灭了二百六十多万人。在整个华北、东北地区,仅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孤点。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则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急于星火,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为了求生存,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英勇斗争。在这两条战线上,革命势力汹涌澎湃,弄得反动派手忙脚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全面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企图做垂死的挣扎,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历时七天。
会议的地点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礼堂。
会议的参加者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以及军长余锦源等二十余人,加上国防部一些主要负责的厅长署长等,共一百二十余人。
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充满了沮丧的神气,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把两年来在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许多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他感慨地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会议的头两天以大部分时间,就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的失败,进行了检讨,尤着重于西北战场的宜川战役(此役胡宗南部刘戡所指挥的五个师,有三万余人被消灭),和中原战场的豫东战役(区寿年兵团六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共九万余人被消灭)。大家因为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对于他指挥上的错误,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就算了;集中地批判了邱清泉(时任兵团司令)的骄横跋扈,对区寿年兵团被围时坐视不救的行为。同时,还演了一幕滑稽戏,说是黄百韬救援区寿年兵团行动很积极,救出了区兵团的一个师,作战有功,由蒋介石亲自授给他一枚所谓国民政府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
会议的第三天,由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做军事形势的报告,这是会议期间最紧张的一幕,也是蒋介石何应钦间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何应钦报告的头一段,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大肆诬蔑,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共;第二段就悬挂的许多军事地图,说明各个战场的双方态势;第三段也是最动人心弦的一段,他赤裸裸地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计: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共三百余万人;步枪一百万枝、轻重机枪共约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共一万五千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的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数字我记不清楚了。他报告的最后一段,只是几句抽象的话,因为他提不出挽救危局的任何方案。
何应钦的报告刚一结束,大家就议论开了,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有的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十年都解决不了它,现在共产党已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仗怎样打下去?”有的说:“陈辞修太可厌,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胡说什么三个月五个月解决共军主力,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他应负完全责任。”也有的说:“中国的存亡(应该说是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和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绝不会坐视不救,美国一定会大力来帮助我们的。”议论纷纷,……总的说来,充满了悲观疑虑的情绪,真是连一点欢乐的影子也没有了。
何应钦为什么要把这些数字公开报告出来呢?他是具有两种用意的。第一,两年来对人民解放军作战失败得这样惨重,表明他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军队指挥权和军政大权,这两年来都是由陈诚掌握着。第二,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和陈诚迫使何应钦交出军政部长,其后又派他到纽约,去充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既无实权,又无事做,何应钦是极不甘心的。他做这样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和陈诚的泄愤和报复。
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那时任装甲兵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司令是徐庭瑶),蒋介石特地叫他参加这次会议。同时蒋介石又派他的两个侍从秘书轮流到会,记录每个人发言的内容并视察会场的情况。这一天何应钦的报告和一般情绪的反映,他们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据曹圣芬(即上述两个侍从秘书之一,湖南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以后对我说:“当我们共同把会场情形和何部长报告内容向总统报告时,先生(指蒋介石)气得满脸红涨,连胡子都翘起来了,两手撑着在室内走了许久。”第二天也就是会议的第四天,蒋介石穿着军服,挂着他自己发给他自己的一枚最高勋章,和美国杜鲁门总统赠给他的一枚勋章,气汹汹地走上了讲台,把脸孔绷得紧紧的,把凶恶的目光向会场一扫,随即开始发言了。他说:“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的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局,……。”很显然,蒋介石这一番话,是针对何应钦说的。但这位何部长坐在主席台上若无其事地倾听着,没有任何激动和不安的表情。蒋介石继续说:“对共产党的问题除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我听了他这一段话,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似的,是怎样的一个哲学问题呢?以我这个仅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向来把哲学当做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蒋介石打了败仗,为什么扯到哲学上面去了呢?蒋介石在发言中既没有说出他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共产党人的哲学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对付的方法,更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最后,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的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他还讲了一段大汉奸和封建皇帝的奴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扫平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历史,勉励大家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难,挽救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即是要大家为挽救四大家族的国家去奋斗)。
会议的第五、第六两天,多为参加会议的人发言。那些人说了话,内容如何,我记不清楚了。但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申诉本指挥单位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求增加部队,要求新成立部队的番号,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总之一句话:全是困难、危险、叫苦。
我也在会上讲了约二十分钟的话,除了简要地报告新疆的情况外,我提出了三个问题:㈠我今年由新疆两次来南京,路过兰州、西安、武汉等地,会见过不少的军官,他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很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励士气呢?㈡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㈢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饥瘦、精神委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鬵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致果呢?总统说,现政府还有基金九亿美元之多,我建议: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费一律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三元,将校尉级的薪金也改发现洋,自每人每月五元起至三十元不等,最多者不得超过三十元,藉以维持官兵们的生活。我的发言尤以我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许多人的同情,孙立人、黄百韬、李树正等在发言中都支持我的意见。
会议的第七天也是最后的一天,由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方案,原文记不清,大意是这样的: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这几个兵团应位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这个方案获得了全场一致的同意。这个方案也就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做垂死挣扎的方案,但很快地被伟大的毛主席军事思想彻底粉碎了。
闭会后的第二天下午七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励志社宴请参加会议的人,蒋介石又讲了一些打气的话,并散发了一篇题目叫《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印刷品,他叫大家带些回去对官兵讲解。这篇东西的内容仍然是什么“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等等的陈词滥调,想以此来迷惑人心,鼓励士气。实际上,蒋介石早已众叛亲离,陷于全民包围、空前孤立的境地,他的一切阴谋和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
会议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叫我和杜聿明、黄维去见他,他对杜聿明说:“现在派你去徐州‘剿总’当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共军是不敢轻举渡江的。”对我说:“你不必回新疆去了,现在调你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要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对黄维说:“派你到平汉路的信阳一带编组一个兵团,主要是防止共军进犯武汉。”他对我们把任务交代后,还说了一套他那早已被证明无用的战略战术。杜聿明曾提出他不兼兵团司令,由邱清泉担任,蒋介石当时没有同意。我对于新的任命,没有多大兴趣,于八月十日偕眷带着小孩到上海、杭州一带去旅行,在车上遇着范汉杰(他那时任东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夫妇,他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我们于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回到南京。当天下午五时蒋介石把我和范汉杰、黄维三人找去,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走?我们不敢说不想干,只说还有些问题正在和国防部接洽,尚未获得解决。蒋介石带着很严厉的态度说:“不行!你们可派一个人留此办理。”他随即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于明天派飞机把我们送走。我对于蒋介石那种家天下的作风,本来早已心怀不满,在一九四八年也已看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重重,临近总崩溃的前夕。由于自己没有决心跳出火坑,又不知追求真理,投靠人民,仍然走着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我的“清剿”计划
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总司令白崇禧),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是月下旬,我由南京到汉口,向总司令部了解华中方面的一些情况,并洽办一些事务后,于九月中旬到了沙市,组设第十四兵团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新成立的)。当时国防部及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先后命令拨归我指挥的有下列各部队:
㈠原驻在南阳附近的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所指挥的第二军(军长陈克非,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三个师)、第十五军(军长刘平,辖第六十四、第一六九、第二四三三个师)及三个纵队(番号为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这三个纵队是由南阳地方团队编成的,共约一万余人)。华中“剿总”命令王凌云率上述各部队,于十月间撤离南阳向襄樊地区转移,归入我的指挥。
㈡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辖第一三三、第一三四两个师)。这个军当时在襄阳、宜城一带。
㈢第二十八军(军长原为李勃,后为刘秉义,辖第五十四、第八十两个师)。这个军所属的第八十师于十月初开抵当阳,第五十四师的一个团开抵荆门,军部及直属部队和五十四师的主力为大水所阻,尚滞留在天门附近。随后这个军的军部及直属部队在天门,被解放军歼灭了大部分,副军长顾心衡被俘。
㈣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这个军原归胡宗南指挥,驻在陕西宝鸡一带,国防部于九月间令该军取道陕南开老河口地区,归入第十四兵团序列,但胡宗南坚持不放,这个军始终没有过来。
㈤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辖第九十四、第一九四、第一九九三个师)。这个军原驻川北的万源、城口一带,国防部令该军经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南漳向荆门宜城间地区集结,归入我的指挥,预计到十二月初才能集结完毕。
㈥湖南省保安第一旅(旅长张际泰)。这个旅驻在沙市附近地区,以后我向国防部建议,改为陆军第二九八师。
当时在汉江以西地区,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只有江汉军区所领导的黄德魁部约二、三千人,以远安、荆门、南漳三县间地区的东巩为根据地,在其周围地带进行游击。他们经常以突袭和伏击的方法,消灭国民党军的小股部队,破坏公路,截击车辆,以及发展组织,号召贫雇农起来进行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虽只是一股小小的力量,但其影响日益扩大,声势日益浩大;弄得鄂西北地区经常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远安县政府人员不敢住在县城办公,当阳县城常是一夕数惊,沙宜亦时常告警。十月间我到当阳视察第八十师时,顺便找当阳县长和国民党当阳县党部的书记长谈话,我问他们当阳县内有多少“土八路”在活动,他们答约有四、五百人。我问那位书记长,当阳县有多少国民党员,他答有二千多人。我当时对他们说:“这个县的人口为二十多万人,国民党员就有两千多人,还有地方保安团队的力量,为什么还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对付几百名‘土八路’呢?几乎经常要我们派一个师或至少两个团来驻防,大大减少了我们可以机动使用的兵力。”他们都哑口无言。是年十二月间我到南京,有一天何应钦邀吃午饭,在座的有陈立夫、黄季陆、黄少谷等,我曾把在当阳所见的情形对陈立夫说了,陈立夫当时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觉得很难为情似的。其实国民党组织的涣散,到处都是一样,岂仅当阳一地而已。可见国民党虽号称几百万党员,而实际上是徒具形式,毫无组织力量的。
国防部赋予我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解放军进入四川和在鄂西地区渡江。基于这个任务,我感到必须于一定时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活动的共军力量,使鄂西北地区成为一个安定区,充分利用四川、鄂西的丰富资源和人力,培养实力,这样东进可支持武汉,北进可规复中原。这是我当时昧于时势、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个主导思想支配下,我策定了一个“清剿”黄德魁部的计划,大要如下:
㈠为防止共军窜扰四川及在鄂西地区渡过长江,我军务于最短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的共军势力,使鄂西北地带成为一个完整的安定区。
㈡以第二十军主力和第二十八军的一部扼守襄阳、宜城、倒口、利河口、塘港、石牌镇、沙洋之线,防止桐柏山区和江汉军区的共军窜入鄂西。
㈢第二十八军之八十师以当阳、远安为基点,逐步向北推进;第五十四师的蔡时彦团(这个团已开抵荆门)以荆门为基点,逐步向西北推进;第七十九军的先头部队(一个团或两个团)以南漳为基点,逐步向南推进;务期会同一举歼灭盘据在东巩的黄德魁部主力。
㈣由第二十军派一部负责肃清冷水铺(在荆门东北地区)附近的小股共军,由远安、当阳两县的保安团队负责,肃清各该县境内的小股共军。
㈤为配合军事行动,积极加强补给和通讯业务,并维护沙市、襄阳间,沙洋、当阳间之公路安全。
㈥命令江陵、荆门、当阳、远安、宜城、南漳、襄阳七县积极组训民众,协助运输,加强地方基层组织。
㈦将兵团司令部于十月间移驻荆门,督促这个计划的积极实施。
这个计划策定后,我将兵团司令部于十月中旬移到荆门。那时由王凌云率领由南阳南下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新野、邓县附近。由方靖率领的七十九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房县附近。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在荆门接到蒋介石自北平发来的一个电报,叫我到徐州去担任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二十五日又接到国防部发表正式调职的命令,当天晚上刘峙(徐州“剿总”总司令)来电表示欢迎,他的办公室主任郭一予等,亦以同学关系来电欢迎并促到任。我对于这个任命,感到十分彷徨。当时我对于华东解放军的情形不了解,自然是踌躇的一个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我所最担心的是考虑到指挥上的困难。徐州“剿总”所辖的部队主要为邱清泉、孙元良、黄百韬、李弥四个兵团。李弥是我的旧部,人颇浑厚,黄百韬也较为踏实,我估计这两个兵团在指挥上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孙元良为人虚伪狡诈,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我是深知道他的;邱清泉骄横跋扈,狂妄自大,向来目空一切,听说在豫东战役,他连蒋介石的亲笔命令都拒不执行。孙、邱这两个人是很难对付的。而邱清泉兵团又是淮海战区中的骨干,这样,怎能指挥得得心应手呢?同时,七月间我在南京开会时,有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雷渊澄(一九四六年在新疆我就和他认识)曾来我家访谈,他告诉我,他在徐蚌一带住了半年,最近才回来。我问他那边情形怎样,他说:“前途很不乐观,军事上我军完全处于被动,对于共军行动,几乎是个瞎子,而共军对于我们,则了如指掌。尤其糟糕的是,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军队纪律太坏,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他还对我举过好些事例。我回想起他的话,也成为我踌躇的另一个因素。
综合上述这些原因,我和几位高级幕僚几度研讨,并经过一天的思考后,觉得与其遗误于将来,不如慎之于事先,因此决定辞受新命。以“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做种种规画和积极部署,以及自己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理由,于二十六日电蒋介石及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收回成命,并婉覆刘峙及郭一予等。蒋介石于二十七日又自北平发来一个限一小时到的电报,记得内容大意如下:“某电悉。吾弟到鄂西后的种种规画,颇为妥善,深洽余意。惟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巨,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这是一个严厉的命令,再也不能说辞不受命的话了。我乃于二十八日覆蒋介石一电,大意如下:“某电奉悉。将此间事务稍加料理后,即赴京转徐。唯有一事不能不事先为钧座呈明者,徐州方面以邱清泉兵团为骨干,邱为人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与友军不能和衷协调,如万一将来再发生类似豫东战役的情事,以致贻误戎机,则所关甚大,谁负其咎?……”电文发出后,我将诸事料理后,于十月三十一日率一部分人员由荆门到沙市,候船东下,即在当天晚上接到蒋介石自南京发来一电,原文大意如下:“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仍供原职,希按原拟计划,积极实施为盼。”第二天国防部也来电正式收回成命。
徐州被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华东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南下,在新安镇、碾庄地区,截住了西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摆好了聚歼的阵势。中原野战军的一部,斩断了蒋军交通中枢津浦的徐(州)蚌(埠)段,控制了徐蚌间的广大地区,另一部向陇海路砀山地区实施钳击,割裂了商邱刘汝明绥靖区和砀山邱清泉兵团之间的联系。南线徐蚌间的解放军部队,又由南向北,直逼徐州,迫使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南面迎拒解放军,不敢东援黄百韬。至此,徐州外围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诚如蒋介石自己所预料到的,为中国四大家族的“党国”的存亡所系的淮海战役的序幕揭开了。
徐州被围,蒋介石和国防部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迅即命令当时集结在平汉线上确山、驻马店一带的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火速东援。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的毛主席战略思想指导下,已在淝河与浍河之间的地区,布置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等待黄维兵团钻进这个口袋。
东进的黄维兵团,在解放军的严密监视下,于十一月十九日进到南平集附近,遭到解放军的坚决狙击,伤亡颇大。黄维以其主力强渡浍河,企图击破解放军的狙击,迅援徐州,但是他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华东解放军全部歼灭,给黄维心理上以极大的震动和恐惧;同时,他们渡过浍河后,发现解放军的大纵深阵地,知道已钻进了口袋,乃于二十三日下午命其主力向浍河南岸退缩,企图退到固镇去和李延年兵团靠拢。解放军趁其混乱之际,猛力合围,将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长二十华里、南北宽十五华里的地区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这时的蒋介石,真是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直蹦乱跳。他的本钱快要输光了,已无可调之兵了。当时除在平津地区由傅作义指挥的部队约六十万人,实际上也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完整而又较有战斗力的军,仅仅只有几个新兵编练司令部新成立的一些部队,和残破得很严重正在整补的几个师,这是完全不能参与战斗的。所剩下的,就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胡宗南所属的几个军,和我所指挥的几个军而已。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所属的第一军到徐州,经空军总司令部研讨后,认为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同时胡宗南亦表示,不愿把他唯一独存的骨干部队调走,因而作罢。就这样,国防部于十一月下旬的一天(确切日期记不清楚),一连以几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调我所指挥的第二十、第二十八两个军,立即开武汉集结,待船东下。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是四川人,他的部队属于四川军阀杨森的体系,干部和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他们接到东调的命令后,情绪很颓丧,杨干才对我说:“我们队伍开到鄂西后,大家很高兴,因为靠四川近,现在又要东调,官兵们都不愿去。”我除了安慰和勉励他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王凌云所指挥的第二、第十五两军及三个纵队,已大部分到达老河口、襄樊一带,方靖的七十九军主力到达了宜城、南漳、保康一带。我命令第二军继续南下,开到荆门、十里铺、江陵间地区集结。
大约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或二十八日,蒋介石发来一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叫我和王凌云立即到南京去;另由武汉方面转来的电话,也是同样的指示。我即以电话通知尚在襄阳的王凌云,要他到荆门来一同走。在下午四时左右王凌云到来了,我们同乘车于当晚到了沙市;等到第二天下午才搭上一艘小的轮船东下,于三十日下午二时左右到了汉口。三时我和王凌云往见白崇禧,我向白汇报了鄂西北方面的全般情况,王凌云汇报了他所率部队南移的经过和到达的位置,还谈了一些关于全国的军事形势及徐蚌方面的紧张情形;并商定次日(十二月一日)上午由总部通知空军第四路司令部派飞机送我们去南京。
当我们辞出时,白崇禧说还有事要和我谈谈,叫我留下。王凌云走后,白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原先是在会客室谈话),他亲自把门拴上,然后和我同坐在一条长沙发椅上。他开始问我:“你看目前的形势怎样?”我答:“很紧张,很危险。”白说:“是的,情势确是很危险。东北几十万大军全部消灭了,而且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美械装备。共产党得了这样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们有的是人,很快就可组成很多的部队。东北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可大力支援军事。不仅这样,他们后面还有俄国人的帮助。林彪大军一进关,局势就更不好办了。”我插进一句问他:“总司令看林彪大军是马上就会进关?还是要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有一个休整时期再进关呢?”白说:“我看很快就会进关来夺取平津,因为林彪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早已在锦州一带集结了。”
紧跟着白就把话题转到主要方面来了,他说:“徐州方面,黄百韬兵团已在新安镇、碾庄地区全部被消灭了,徐州被围,黄维兵团亦已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正打得很激烈。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东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就仅剩下一个张淦兵团和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而已。而这些队伍,除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属张淦兵团)较有战斗力外,其余多半是临时编成,新兵很多,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加空虚。共军陈毅、刘伯承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一百万以上,他们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力量。把你的队伍调去,恐怕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
我就问:“依总司令之意,应该怎样办?”白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面前,以很兴奋而又带有几分自信的语气说:“我们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保不住,亦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则事情还大有可为。”这样,就把他的企图完全暴露出来了。我听了他的话,低沉地思索了一下,觉得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滚蛋不可。蒋走后由李宗仁起而代之,这正是四月间伪副总统竞选时,桂系使用了种种手段和大量金钱要李宗仁当选的目的。我心想,那时成了你桂系的天下,哪里还有我宋希濂的地位呢?
于是,我也站起来,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对他说:“‘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今时局艰危,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或尚可撑持一个时期,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样,在长江以南编练的第二线部队也可陆续使用。记得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在重庆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时,总司令在会上曾说,如不迅速遏止共军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就会形成南北朝的局面。现东北已全部被共军占领,平津亦岌岌可危。如目前在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消灭,恐欲求成为南北朝的局面亦不可得了。还是请总司令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至于从我个人的情绪来说,我希望不要离开鄂西,尤其不愿意把我的部队分割使用,但目前总以救大局为主。”
白听了我的话以后,狠狠地望了我一眼,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吧,明天你先到南京去,多了解一些徐州和黄维兵团方面的情况。如形势已无法挽救,去亦无补于大局,最好向总统及顾总长请求免调。”
第二天(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我和王凌云坐着空军派定的一架专机飞往南京,十二时左右在南京光华门外的飞机场降落,真没想到蒋介石已派了总统府的军务局长俞济时在机场候迎,因为以往无论是到南京或重庆以及其他地方去见蒋介石,是从来没有受到过官方的接待的。我们同乘着一辆汽车直赴蒋介石官邸,刚进入会客室,蒋介石就从楼上走下来了,并且和我及王凌云握了手;这也是生平以来第一次,蒋介石对像我们这样的部属和学生是从来不握手的。
坐下后,蒋介石就问王凌云部队到达的位置及部队的实力情况,王凌云如实报告。接着我将鄂西北地区的概要情况,和第二十、第二十八两军的开拔情形,及七十九军到达位置报告后,蒋介石就说:“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来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严重。现在徐蚌地区间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们的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巩固首都和长江以南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望你们淬砺奋发,鼓舞士气,务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关于部队的调运办法及补给等问题,蒋指示说:“等一会我告诉顾总长(顾祝同),今天下午开个会,叫有关的单位负责人都来参加,商讨办法,最要紧的就是愈快愈好。”从他的态度和言论上,充分可以看出他焦灼不安的情绪。
在飞机场时我就对俞济时说过,我有重要事,要和校长单独谈。这时,蒋介石就叫王凌云先走,叫我留下。送走了王凌云后,蒋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下后我就将在汉口见白崇禧的情形和谈话内容,向他报告。蒋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对于每一段话,每一细节,以及白崇祷当时的表情,都问得很详细。我汇报完了后,蒋说:“好,我知道了,你答复他的话,说得很得体。”
十二月一日下午三时,国防部召开一个会,参加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林蔚、萧毅肃,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及和作战运输补给有关的厅长、署长、处长等,加上我和王凌云共十余人,由顾祝同主持,商讨将第十四兵团全部东调的问题。首先讨论的是将第二军和第十五军由老河口空运南京后,再车运蚌埠集结的问题,这是顾祝同亲自提出,说是总统指示要这样办的。空军总部方面主管运输的一位署长,就能调用的运输机数目、每架运输机的载重量和能装运的人数,往返一次所需要的油料数量,以及每天最大限度能往返的数次等,做了详细的说明。老河口机场没有一点存油,如要飞机携带往返油料,则装运量就要大大减少。最后的结论是空运这样多的部队,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接着研讨轮船运送的办法,即是这些部队由老河口、襄樊地区步行到沙市集中,由沙市乘船到汉口,再由汉口换轮运到浦口再转运蚌埠(长江冬季水浅,汉口到宜昌,只能航行较小的轮船,所以要换船)。联勤总部运输署署长(记得是赵桂森,但不能确定)说,现在集中最大限度的运输力量,将第二十八军及第二十军运到浦口,最快也要到十二月十二日才能完成任务;如再运三个军(包括在最后的七十九军),就得要到年底或来年一月初才能运送完毕。由于这样运送的缓慢,会上有人主张部队以急行军的姿态向蒙城前进,但计算行程,最快要二十天,同时在中途可能不断地遭到解放军的狙击,就会更耽搁时间,这个意见被否决了。又有人主张部队以步行和船运两种办法,尽速向武汉集中,并以一部分由火车运输,即是经粤汉路、浙赣路、沪杭路、沪宁路运到南京,再由津浦路转运蚌埠。这个意见,暂时保留,俟部队集中汉口后看情况再定。关于部队调运的办法,会议的结果主要是依靠船运,责成主管运输的机关,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会上还讨论了有关补给及其他的一些次要问题。这次会议从三时开到七时才结束。
晩上八时半,蒋介石叫我和王凌云去见,对王凌云说:“明天一早派飞机送你到老河口,你要督促部队迅即开沙市集结待运。”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南京,和顾总长、俞局长经常保持联系。”
白崇禧图谋倒蒋
当一九四七年六月,刘伯承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威胁武汉和长江中游安全的时候,蒋介石政府感到万分惊恐,急忙调集了三十多个师,指派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设立指挥所于九江,来对付这个新的严重的局势。
白崇禧由一个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来直接掌握兵权,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他的野心很大,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一个战区的指挥权。他在九江指挥所时,一再向蒋介石建议,将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徐州绥署(主任先为薛岳,后为顾祝同兼)两个机构统一指挥。蒋介石恐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没有答应他。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伪国大进行丑态百出的剧烈竞选,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桂系军阀如虎添翼。白崇禧利用当时风雨飘摇的局势,以指挥便利为理由,将其指挥所移驻武汉。这样就形成了两个高级指挥机关——程潜的武汉行营和白崇禧的国防部指挥所,而指挥权则掌握在白崇禧的手里,实际上就是逼走程潜和硬要武汉地盘。蒋介石对此毫无办法,最后只有将武汉行营撤销,调程潜为湘赣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迫于形势下这一着棋,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程潜,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程潜在湖南的地位来牵制白崇禧。
白崇禧取得武汉地盘后,日益图谋倒蒋,使李宗仁得取而代之。他在军事上除张淦兵团(共有四个军)为桂系的基干部队外,多方拉拢河南的张轸(张轸那时任河南省主席兼信阳绥靖区司令官,有一个军和一些保安团队),鲁道源的云南部队(鲁道源那时任五十八军军长)及陈明仁等(陈明仁那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陈自在东北四平街战役后被撤职,对蒋介石、陈诚心怀不满)。在政治上则尽力拉拢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参议员。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早就存有使蒋介石集团与共产党打起来,打得双方筋疲力竭,两败俱伤,他们就可从中取利的企图。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同白崇禧有过几次的谈话和听过他几次公开的演说,他都是痛骂共产党,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的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的办法。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削弱蒋介石的力量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消灭,白崇禧是绝不肯放弃这个机会的。他知道蒋介石仅存的本钱,只剩下以第一军为基干的胡宗南集团,以第五军为基干的邱清泉兵团,以第十八军为基干的黄维兵团,加上其他一些没有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他希望看到这些部队的溃灭,更不愿将他已经掌握在手的部队调去解围,因为这是同他的企图相违背的。
第二十八军首先从鄂西开抵汉口,白崇禧就表示不让调走,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着历史渊源,便勉强同意调走。跟着第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等一类的话,并命令运输司令部,非有他的命令,不许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报电话催促,白都拒不执行,形成僵局。经顾祝同派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并经许的老师徐祖诒(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二十军调走。
现在轮到第二军了,第二军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等三个师,还有炮兵团、输送团等,全军有四万人;全系美械装备,部队历史悠久,战斗力颇强,为蒋介石集团骨干部队之一。这个军于十二月八日后陆续到达沙市集结,待轮开汉。其先头部队的第九师,则已于九、十两日先后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突派其亲信干部率其警卫团的武装部队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部的电报,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绷绷地顶回去,任何好话疏解,都毫无效果。东线的战况是那样紧张,真是盼望救兵如救火一样,而武汉方面却是多方留难。这把蒋介石急坏了,便亲自拿起电话机同白崇禧通话。一开头双方态度还较好,蒋对白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愈来愈坏,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将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掼,用他那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白崇禧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部队不许开汉,同时并命已经到了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的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对我说:“这样吧,你还是回到沙市去,把鄂西、湘西地区好好经营一番,藉以屏障四川。可在那边新成立一些部队,你去找顾总长、林次长商谈一下。”
白崇禧力阻第十四兵团部队东调,多方留难,最后不惜采取同蒋介石决裂的态度,是有其深远的目的的。主要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迫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当然,他希望多掌握一些部队做为政治资本的意图也是有的。
我这次到南京,自十二月一日到十二日,在这十二天当中,同蒋介石见面有七、八次。我十分留心地观察他的态度,他经常是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充满悲观失望的一副可怜相的面孔。过去那种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得意扬扬的神气,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十二月八日那天晚上的聚会,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黄维兵团的副司令官胡琏于八日上午,从双堆集乘一架小飞机来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战场的情况,说的都是坏消息,而没有一点足以使人鼓舞的事情。蒋介石除了空言的慰勉而外,拿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危局,因为这时由徐州南下的杜聿明集团已被围困于陈官庄附近,从其他方面也已无可调之兵了。蒋介石于当天晚上六时半约我和胡琏去吃晚饭,在座的还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及蒋经国。饭后就在那相当宽敞的会客室里放映了一部“文天祥”电影片。放完后,蒋介石站起来向我们点点头,便低头沉思,缓步地走上楼去了。我们待在一起三个多钟头,蒋介石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很似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情景。当时,我被这幕悲剧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地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呀!”
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率残部直逃到西昌去,被解放军追上,围困于大渡河畔走投无路时,曾有过举枪自杀的意图,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正是这部“文天祥”影片的影响。
迫蒋下野
我于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南京飞到汉口,住在跑马场附近的一所楼房里。大约是十七日或十八日的早晨八时左右,我正在吃早饭的时候,一个副官慌忙地跑来对我说“总司令来了”(即白崇禧),我跑去迎接,他已经进到会客室了。他问了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后,便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谈谈。”我便和他同乘一辆车到了他家里。
他引我到他楼上的一间书房里,室内除一张办公桌、一把圈椅和三张沙发外,墙上还挂满许多军用地图。坐下后,他吩咐侍从人员下楼去,并不要让人进来,然后他就对我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三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白说完后认真地注视我的态度,并问我的意见怎样。当时使我处在一个很为难的境地。我本来是一个不会抽烟的人,这时燃起一支烟使劲地吸着;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答复他说:“总司令对战局所做的分析和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同共产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是被打垮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当然很好,我也很赞成。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本应遵办,但我考虑到:㈠我们和蒋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在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㈡我们是他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太好;㈢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说:“军纪问题、道义问题都是应该考虑的,但目前以顾全大局为主。如能用和谈的办法使我们获得喘息的机会,不至于被中共完全消灭,得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并积极培养新的力量,则事尚可为。这样做,正所以爱护蒋先生,不要过分地从小节上考虑问题。”
我说:“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白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作用不大。”随后白就蒋介石的任用非人,指挥错误,以及政治上经济上搞得一团糟等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乎整整地说了两个钟头。最后仍回到主题上来,继续鼓励我,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胁迫性的意味,要我照他的意思去做。我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时已十二点,我向他告辞。
离开白的寓所后,我没有回家去吃午饭,便径到袁守谦那里去(袁守谦那时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其驻在武汉侦察白崇禧的动态的),把白对我谈话的详细情形告诉他,由他负责向蒋报告。同时我们研商后,决定我当天下午就离开武汉回鄂西去,防备白采取激烈行动,并由袁负责向白解释。就这样,我于当晚悄悄地离开了汉口,取道长沙、常德,回到沙市。
事情的发展,如大家所共知的:没有几天,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相继发出电文促蒋下野,不久白崇禧亲自出面逼蒋去职。蒋介石在其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并在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夹攻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通电宣告“引退”,并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职权。
溪口见蒋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和白崇禧同机由汉口飞到南京。大约是在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约我到他的公馆去,我刚跨进他的会客室,关麟征也跟着到来了。顾祝同对我们两人说:“你们到溪口去见见总裁,我已打电话给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要他派飞机送你们去。”(究竟当时是蒋介石有电话给顾祝同叫我们去,还是顾祝同自己的意思要我们去见,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我和关麟征于是日正午搭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到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这个学校这时已经大部分搬空了,满地都是遗落的器材书报等。我们费了不少的工夫,才找到了学校的教育长胡伟克。这个一向性情活泼、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这次见面,一点兴奋的情绪都没有。他劈头就说:“你们两位老大哥今天到这里来,既没有东西给你们看,也没有东西给你们吃,真是抱歉万分!学校奉命迁移台湾,已经大部搬完了。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秋天曾被迫由这里转移到西南去,当时人人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但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次搬家则完全不同了,大家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谁也不相信会有打回来的一天的。”他叫炊事兵弄了一些蛋炒饭给我们吃。约在下午三时,我们换乘一架小型的运输机,不到一小时,就飞抵奉化机场。俞济时来迎接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行驶约半小时就到了溪口,把我们安顿在武岭小学楼上的一间房子里。五时许蒋经国来邀我们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小溪缓步而行,谈话很少。由于心情的沉重,也无心观赏风景。当晚在蒋经国家里吃饭,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问题,多半是三年来失败的原因,而对前途怎样办,得不出任何的结论。
第二天早晨七时,俞济时来说蒋约我们上山去吃早点并谈话。于是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沿公路上驶约一公里多后下来,在松林中循着一条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约一千多步便到了蒋介石的住宅,是修建在丛树中的一栋小平屋。我们在会客室坐下不到五分钟,蒋介石进来了,和我们点首寒暄后,便带我们到屋后去走走,出门后不到两百步,便是蒋介石母亲的坟墓,我和关麟征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礼,蒋介石回礼并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后山一带散步眺望了一番,随即回来吃早饭。饭后,我们分别向蒋汇报了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及南京方面的一些重要情况。关麟征并谈到李宗仁征求他担任参谋总长职务的问题,向蒋请示。随后蒋介石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兹记述其要点如下:
㈠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工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趁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征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㈡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毁谤诬蔑。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上述两段话,是蒋介石这次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他以相当激动的态度和语调,反复地阐述这些意思,足足地讲了半个钟头,我也记不得那许多了。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帝国主义给他的援助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①,一定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分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蒋介石讲完他原来准备要对我们说的一大篇话以后,稍微停息了一下,喝了几口白开水,接着对关麟征说:“我离南京前,曾和敬之(何应钦)、墨三(顾祝同)谈过,叫你担任陆军总司令,何以尚未发表?李宗仁要你当参谋总长,这是他们企图分化我们的一种阴谋,你不宜担任。你以任陆军总司令为适宜。”蒋介石随即对我说:“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说完后站起来打开会客室的门,叫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卫去找俞济时来。没有几分钟俞济时就进来了,蒋介石嘱咐他编几本专用密本,交我带去交给在湖南的几位军长。我和关麟征随即向蒋告辞,偕俞济时一道下山,约等了半个钟头,俞济时把三本密码本交我带给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第一百军军长蒋当翊,并要我对他们说今后可常和总裁直接联系。
上述这些情形,都是蒋介石形式上下野,幕后操纵一切的实际例证。
我们乘一架专机于正午在奉化机场起飞,下午一点多钟到了上海。商得飞行员的同意,决定在上海停留一夜,住在金门酒店。晚间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来看我们。他原在军政部任军需署署长,和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善饮酒,会讲笑话,任何一次聚会,有他在场,是不会寂寞的。但这次一见面就唉声叹气地说:“完了完了,我们已被共产党打垮,人心已经完全丧失,国民党的气数快要告终了!”
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我们回到了南京,一同去见顾祝同,向他汇报到溪口见蒋经过。谈到关于关麟征任陆军总司令问题时,顾祝同说:“这件事,因行政院于二月初即迁往广州,还没有来得及提请通过。不料行政院搬到广州后,孙院长未和国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过决议,发表了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既已造成了这个局面,目前不便马上变更,只有暂缓一个时候再说。”因此,关麟征之任陆军总司令,延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才实现。在当时,陆军总司令一职,并无实权,尚且如此勾心斗角,可见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和矛盾重重了。
和谈前夕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晚七时,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我也被邀参加了。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当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十二人。会议讨论了下列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做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十万,在目前情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做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嘱国防部照办(其后陶峙岳依据张治中的意旨,一再拒到京、穗开会,形式上接受国防部要驻新部队东调的命令,以要求大量开拔费为借口而拖延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尤以甘肃全省的解放,新疆部队遂于九月间起义投向人民)。
第三、十个美械师的分配。一九四八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多方面拼命做垂死的挣扎。他于是年十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十个师的美械装备(这是郑介民于十二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二、三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四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有两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急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谓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藉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白这番话是对顾祝同说的,实际是指蒋介石、何应钦等。)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四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愈说愈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何应钦看见情形不对,连忙劝他们两人不要争吵,说此事待他仔细研究一下,再请示李代总统决定。一场激烈的争吵,算是平息了。以后听说分给了桂系两个师的美械装备。
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从这个为时仅两小时的会议里,可以看出李宗仁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丑态。
我于和谈代表团飞北平后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这次在南京共住了十一天,也是待在国民党政府都城的最后一次。在这十一天中,凡所接触过的人,除张治中对和谈还抱有几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悲惨的绝望哀鸣。例如二十年来为蒋介石所最亲信的参谋次长林蔚,向来是一个说话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谈到前途的展望时,他摇头叹息地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二十多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了,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就是叫我们投降,有什么和谈可言?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把手枪随时佩带在身,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又如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时期,我就和他在一个团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这次一见面就说:“老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三年工夫,就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真是像做梦一样。”他站在空军总部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修盖起来的,有的尚未完工,现在得让共产党来住了!”言下不胜欷歔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数以千计的小洋楼是各式各样的,真是争奇斗妍,美轮美奂,除一部分属于外国使馆的外,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要人们的住宅,而这时,已是十室九空了。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区,在这一带的许多大旅馆上等餐馆酒楼茶楼,过去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是顾客稀少,门庭冷落,一到傍晚,许多商店即已歇业,街上行人,屈指可数。我看了这一副凄凉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念起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那首词来。我想,现在该是七代了!
我和胡宗南策划的退却计划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我从驻地宜昌到了南京,那时正是国民党政府派定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准备前去北平的时候。我和张先生见过三、四次,谈过好些问题,最后一次,是三月三十日晚上九时左右,我问张先生:“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战争是无法再进行下去了,您看我今后应该怎样办?请您指示指示。”文白先生说:“这次去北京,希望和谈能成功。我到那里后会有信给你,你等着我的消息好了。”但以后我再没有得到张先生的任何指示(一九五六年张先生曾告诉我,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有一封长信给我,但我没有收到)。这年七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攻宜昌、沙市,我将所部主力转移至巴东、野三关、五峰、渔洋关、慈利、大庸至沅陵之线,主要任务是屏障川东门户。这时国防部并发表我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当时我所指挥的部队,计有:陈克非的第二军,辖第九、第七十六、第一六四等三个师;刘平的第十五军,辖第六十四、第一六九、第二四三等三个师;方靖的第七十九军,辖第九十八、第一九四、第一九九等三个师;陈希平的第一一八军,辖第五十四、第二九八等两个师;张绍勋的第一二二军,辖第一六七、第三四五等两个师;顾葆裕的第一二四军,辖第六十、第二二三等两个师。以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二二等三个军编为第十四兵团,归兵团司令官钟彬指挥。其后,又以第二、第一二四等两个军编为第二十兵团,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兼任兵团司令官。同时我还收编了湘西地方恶霸等所掌握的地方武装力量,计有田载龙的新编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编第二师,陈子贤的新编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编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编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编独立第一旅等。其后又收编了辰溪的张玉琳匪部,畀以新编第一军的名义。当时总兵力号称十七、八万人,实有力量约十四万人左右。这些部队,除第二军历史悠久,装备完善,兵员较足,是一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外,其余大都是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以地方团队或师管区的新兵团编成的,装备既不好,训练也差,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至于收编的地方武力,更是乌合之众,纪律极坏。我深深地知道,以这样脆弱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政治上的散漫和腐败,是无法和解放军抗衡的。不能坐待歼灭,必须寻找出路。出路何在呢?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率部在湖南起义。头一天,陈明仁曾给我一个电报,劝我共同起义。我当时由于头脑里存在着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认为如投向共军,恐绝无容身之余地,加上对情况完全不了解,因而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和他采取一致行动,仅覆了他一个“事关甚大,正慎重研究中”的电报,实际就是拒绝起义。程潜、陈明仁等起义后约四、五天,白崇禧在衡阳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说:“陈明仁率一部投向共军后,已被全部缴械,程潜、陈明仁均已被扣留,押送武汉去了。”我当时信以为真,还庆幸自己不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做得对。我所属的一位补给司令罗文山曾对我说:“仗是没有力量再打下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左转。”我问他怎样左转法?他说:“秘密派人和解放军接洽。”我说:“我们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杀过他们不少的人,他们的报复心是很强的,而且手段很残酷可怕;投向共军,能容许我们生存下去吗?听说陈明仁投共军后,部队已全部缴械,陈明仁亦已被扣。很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罗文山问我今后打算怎么办?我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过去共军采取的战法。今天我们力量弱了,不能和他们决战,也可以采取这种战法。最要紧的,就是要避免陷于被包围的状态。最近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如能把这十多万人拖到滇西去,背靠缅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至于被消灭就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能保存力量,以待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则前途仍是大有可为的。”我继续说:“我们曾在滇西驻过好几年,对那边的地形、民情、物产等都是相当熟习的。最好以保山、腾冲、龙陵等县为根据地,凭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以阻共军的进攻。万不得已时,亦可退到缅甸的密支那、八莫、腊戍等地去。缅甸没有多大军事力量,他们是阻挡不住我们的。”我并问罗文山对我这个想法有什么意见,罗文山说:“这个方案很好,就恐怕国防部不同意。”我说:“那个以后再想办法。”这是我当时所考虑到的出路。
八月初我把我的司令部由巴东移到恩施,八月九日我由恩施乘飞机到了重庆,当晚会见张群(他那时是西南军政长官),并在那里晚饭。十日拜访了钱大钧、杨森等人,这天晚上我和在汉中的胡宗南通电话,约定翌日去看他。十一日下午一时,我到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于下午三时左右到了汉中。胡宗南亲自到飞机场迎接我,随即一同乘车到了他的住所。在六时半吃晚饭以前,我和胡宗南、李文、李铁军、罗列等人只是随便谈谈,没有涉及具体问题。
自八时起,我和胡宗南单独会谈(有时罗列也来参加),一直继续到深夜两点多钟,足足谈了六个多钟头,在头一个多钟头里,我们谈的是国民党政府二十多年的统治:在政治上没有做出一点成绩,贪污成风,腐败无能,弄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经济上没有一点建设成就,而且弄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党务上更是一团糟,国民党员号称几百万,毫无组织力量;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中上级军官大多腐化堕落,士气消沉,指挥紊乱。认为上述种种,是三年来失败到这般地步的重要因素。接着我们提出了下列几个问题来讨论:
㈠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于短期内爆发?
㈡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㈢就目前形势,我们能否保有西南、华南、台湾等地?
㈣如果解放军向西南进攻,我们能不能和他们进行决战?如果不能决战的话,应该怎样办?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短期内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英、法等国损失惨重,绝非短期内所能恢复,这些国家当然不愿打仗。美国损失较少,但美国人民是不要战争的。美国政府要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非积极在舆论上动员,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不能轻举妄动的。美国一贯的作法,就是它出钱出枪,利用别人打,等到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它就出来拣便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现在如果再有大规模的战争,必然主要就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西欧许多国家都没有力量打,这些国家的人民,更是厌恶战争,渴望和平。西欧没有国家打头阵,美国要想组成五、六百万大军送到欧洲去同苏联打,是绝不会干的,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势下,短期内绝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从未和共军接触过。在解放战争期间,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我在新疆工作,亦未参加。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及解放军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谈不出什么意见。胡宗南认为有这种可能,他的理由是:㈠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团结,如张国焘等从延安偷跑出来,就是一个实例;㈡过去共产党内部整风,斗争很激烈,许多人受不了,常从陕北逃跑出来;㈢共产党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发展了许多游击根据地,各个地区都是各自为政,现在这些力量壮大了,必然想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互相摩擦,互争雄长,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他的话,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当时估计解放军正规部队约有四百万人左右,再加上地方兵团及民兵等组织,可能达到一千万人。认为中共拥有这样大的力量,必然很快就要向各地进军来统一全国。而当时国民党军队仅存一百多万人,散布在新疆、甘肃、陕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鄂西、广东、广西以至台湾等广大区域内,无论就军队数量和战斗力来说,都无法在任何地区进行决战,因而在整个大陆上——不论是华南或西南,恐都将保守不住。但认为台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地,则可保持下去,或至少可以保存一个时期。因为解放军要进攻这些地点,必须有相当的海空军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成长,至快也要三、五年。我们知道解放军当时是还没有海空军的。
关于第四个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谈的重点,讨论得较细致,花的时间也最多。
当时的西南地区,除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外,还包括鄂西、鄂西北及陕南地带。在这个区域内的部队,统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计有:在陕南、川北一带归胡宗南(名义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指挥的,有李文(第五兵团)、裴昌会(第七兵团)、李振(第十八兵团)等兵团,辖第一军(军长陈鞠旅)、第三军(军长盛文)、第十六军(军长冯龙)、第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第二十七军(军长黄祖勋)、第六十四军(军长胡长清)、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第七十六军(军长许良玉)、第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第九十八军(军长刘劲持),还有一个军的番号及军长姓名记不清楚(胡宗南当时告诉我,他共有十二个军。但听说以后又增编了几个军,内容不详);归川东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指挥的有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辖四十一、四十七两个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由孙元良兼任,第四十七军军长原为杨希域,后为严翊。归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指挥的有何绍周的第十九兵团,辖四十九、八十九两个军。第四十九军军长原系何绍周自兼,后为王伯勋,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归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指挥的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及由云南保安团队编成的新编第十三军(军长余建勋)、新编第十四军(军长龙泽汇)。归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上已开列,此地不重述。另外还有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接指挥的罗广文兵团(第十五兵团),辖一〇八、一一〇两个军,一〇八军军长由罗广文兼任,一一〇军军长向敏思。其后又由郭汝瑰组成的第二十一兵团,辖第四十四、第七十二两个军,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兼。还有属于西康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元瑄),属于邓锡侯的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属于杨森新编成的第二十军(原有的二十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时全部消灭)。其余还有归长官公署直辖的几个独立师。加上四个省的保安队,总兵力约为九十万人左右。这些队伍,大部分都是新编成的,装备不全,尤其缺乏训练,战力脆弱。而散布在西南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当时除公路外,没有一条铁路,要想集结兵力在某个地区来进行决战,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进行决战,我们当时是充分讨论过和估计到的。在这约九十万人当中,我和胡宗南拥有的兵力,超过半数,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南的两张王牌。我们既然认识到解放军不久就会向西南进军,也认定了自己没有力量进行决战和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当然也不愿坐待消灭,必须寻找求生存的出路。不用说,我们当时谁也不会谈起向中共投诚的问题的。因而会谈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避免被解放军包围,以保存实力的问题上。当时我们经过相当多的时间商定了下列方案:
为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必须设法避免使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做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俟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应立即以主力转移至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移至滇南的车里、佛海(即现在的西双版纳)一带。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退到滇、缅、泰边境。为顾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军的决心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根据这个决策,商定由胡部设法抽调约一个军的兵力开驻川南的乐山、峨眉、新津等县,准备进入西康;由宋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开驻泸州,为将来主力经由盐津、昭通、会泽等地开往滇西做好准备。为使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应先解决刘文辉以控制西康,并以西昌做为第一个根据地。
这个方案,决定俟蒋介石于八月下旬来重庆时向他当面陈述。
这次会谈商定后不久,胡宗南便以训练新兵为名,开了两个师到川南的乐山、峨眉一带;我指派了第七十九军的新兵总队约四千多人开驻泸州训练,并暗示各军的后方留守可设在泸州。
应该坦率地说,我们这次商定的计划,主要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在滇西住过三年多,对于滇缅边区的情形较为熟习。当我向胡宗南说明这个方案的概要后,胡宗南曾从座位上跳起来拍着我的肩膀,兴奋地说:“老宋,这个计划好极了!好极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乘飞机到了重庆,所有在西南方面军事、政治、党务的主要负责人,均陆续来到了重庆。大约是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和八月三十一日的晚上,我和胡宗南相约到重庆山洞陵园去见蒋介石,向他委婉陈述我们在汉中商定的方案。但蒋介石坚不同意,他认为:㈠两广恐难保持,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㈡如果在大陆上完全放弃了,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㈢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以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必须努力保持这一地区,成为复兴的根据地;㈣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反共的态度是一致的,现在只要他们不在后面捣乱,应设法团结他们以安其心。
我们曾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解放军不久就会向西南进攻,如不避免决战,有被包围以致歼灭的危险,积极设法保存实力,实为上策等意见,向蒋反复陈说。蒋不仅坚不同意,而且最后面有愠色,这样,我们就无法再说下去了。因而这个计划也就搁置起来了。
两月之后,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解放军开始向西南大进军。在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指导下,采取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由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杨勇兵团,以迅速果敢的行动,于十一月间解放贵州后,即西出毕节、泸州、宜宾、乐山,有力的一部并进抵川康边境的金口河、富林等地,完全截断了国民党军队退往西昌、滇西的去路,将胡宗南的全部以及由川东溃退的部队,彻底地聚歼于成都附近的盆地内,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批武装力量。
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情况极其紧张之际,胡宗南曾由新津空运了数千人占据了西昌。那时解放军尚来不及向西昌进军,因而胡宗南凭借这几千人的力量又在西昌待了两个月。听说他在西昌时终日绕室彷徨,有时大笑,有时痛哭,常捶胸顿足,骂蒋介石为“老糊涂”。
蒋介石在重庆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鄂西的宜昌、沙市及湖南的长沙、常德等地相继解放,白崇禧率桂系部队退据衡阳、邵阳一带。西安、宝鸡等地,亦于六、七月间解放,胡宗南率部退据秦岭及其以南地区。这时的西南,除川、康、滇、黔四省外,还应包括陕南及鄂西、湘西的一部分。在这个地区内,残存的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地方保安团队在内,共计约九十万人。军事指挥的首脑部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设在重庆,长官为张群。下辖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汉中,主任为胡宗南;川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万县,主任为孙震;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恩施,主任为宋希濂;贵州绥靖公署,设在贵阳,主任为谷正伦;云南绥靖公署,设在昆明,主任为卢汉;西昌警备司令部,设在西昌,司令为贺国光;此外还有直属的罗广文第十五兵团等单位。这些部队除两三个军(例如第一军、第二军)装备较好,兵员较足,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以外,其余都是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九年上半年,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的残部以及一些新兵和地方团队拼凑编成的,没有什么战斗力。
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迷梦,于八月二十四日由广州飞抵重庆。他一下飞机,便发表谈话称:“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蒋介石过去每到一地,当地的党政军机关,总要强令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其次是一些御用的团体)持旗列队前往欢迎。但是,自从他揭下假面具,发动大规模内战以后,由于西南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连这点强制力也失去了。当蒋介石那天带着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等由广州飞抵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国民党市党部和重庆市政府,再无法强制青年学生出来欢迎,连平日御用的一些所谓“群众团体”也动员不了,最后只得由重庆的一些帮会的袍哥大爷如石孝先(石青阳的儿子)、田得胜、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去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这批社会的渣滓,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的。自上清寺经两路口、七星岗、五四路到林森路,没有欢迎的标语,只有用白布写的什么“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欢迎蒋总裁来西南主持军政大计”等几个大字,欢迎的团体署名为“汉流”,在长达约四、五公里的马路上,稀稀落落地悬挂着。二十五日我由恩施飞到重庆时,看到这幅凄凉的情景,感到难过,觉得“太不像话了”,却不知从人心的向背得到启发,这也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多么顽固!
蒋介石到重庆后,即电召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员到重庆来见他,并于八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上午九时,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蒋介石、张群外,有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王陵基、谷正伦、钱大钧、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蒋经国、俞济时、邱渊(西南区补给司令)、程开椿(胡宗南部的补给司令)、刘宗宽(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兼第三处处长)、徐远举(第二处处长)、孙伯先(第三处副处长)、沈策(胡宗南的副参谋长)等人。
首由徐远举报告解放军在西北、华南各地的进展情况,同时强调西南地区的安定。继由孙伯先就西南长官公署所辖各部队布防情况,和一些在后方整补的部队的情形,做了概要的说明。第三个发言的是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他十分浮夸地说胡宗南部守备秦岭地区有充分把握,并说必要时可向关中进击,收复西安;同时提出了胡部策应兰州出击陇南的军事计划。最后由蒋介石讲话,一开头他想安定大家的心理,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是怎样的“稳定”,是怎样的“好转”,他却没有说出具体内容,只说:“过去有些人投降共产党,现在这些人都知道上了当,觉醒过来了,今后不会再有叛变投降的事了。”接着蒋介石就强调西南地区的重要性,大意和他飞到重庆后发表的谈话内容差不多。最后,蒋介石说:“有陆海空军的国家是不会被灭亡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百多万陆军,有相当强大的海空军,绝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望大家同心同德,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以争取胜利。”蒋介石讲话后,到十一时三十分会就散了,总共不到三个小时,既无议案,也无讨论。其实,在当时日暮穷途的局面下,这种会议,不能不只是形式的,也可以说是多余的。
蒋介石多年来对于部下,一贯是制造矛盾和运用矛盾,实行双线以至多线政策进行控驭。除了他自己的势力所不能控制的地区外,凡他所委派的方面负责人,军队自师长以上,行政自厅长以上,他总是要实行他的这一套政策,以防止某些人形成一种实力,尾大不掉,危及他的统治。这种实际的事例是很多的,他对于张群这样一个将近四十年的密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也并不例外。张群这次来到四川后,因为所有在西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均与他毫无渊源,所以他很希望能兼任四川省主席,并不甘于做一个空头的西南军政长官。我于八月九日到渝见他时,他就曾对我表示说:“蒋先生调王方舟(王陵基号方舟)回四川来当主席,一年多了,王方舟个性倔强,态度生硬,四川人多称之为‘王灵官’,他和各方面都搞得不好,你和宗南的部队的补给,主要靠四川,王方舟能不能担起这个任务来满足前方的需要,我很担心。”由此可以看出张群早有撤换王陵基,由他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之意。蒋介石到渝后,刘文辉、邓锡侯和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等人,正式向蒋要求撤换王陵基,并拥护张群主川,但被蒋介石坚决拒绝。同时,我还听说张群曾向蒋介石建议调换重庆市长杨森,并提出以曾扩情继任,但也未获得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坚决维护王陵基、杨森呢?显然是想利用这些派系之间的矛盾,来控制张群、控制四川各派系的军阀。
八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下午,罗广文(时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官)邀约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刘伯龙、郭汝瑰、陈春霖、向敏思、沈策、赵秀昆等十余人,到他的重庆办事处座谈并叙餐。大家交换了一些关于时局的意见,胡宗南主张由大家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获得一致的赞同,当即推郭汝瑰、赵秀昆(赵为罗广文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两人起草信稿,经过讨论修改补充后就通过了。这封信约有七、八百字,原文我记不得,只记得大意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与“中央”保卫华南、西南及台湾等地区的决策;第二段特别强调西南地区的有利地势,人力物力的丰富,巩固并充分利用这个地区的优越条件,使之成为反共复兴的基地;第三段请求蒋介石留驻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军事政治党务,使西南地区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奋斗图强,“国家前途,实深利赖”,等语。信缮正后,大家签了名,推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五人于第二天下午四时,前往山洞陵园见蒋当面递交。
蒋介石看完了这封信,首先对我们发了一大套议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几百万党员,特别是许多负责干部之“不能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接着便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由我亲自主持指导,如果局势稳定,将来大家也可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撑持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就一定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以争取最后胜利。”蒋说完后,我们几个人也相继说了一些意见,主要的意思仍然是说明请蒋留住四川的重要性。最后,蒋介石只表示说:“以后我可常来四川,希望你们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各军师团长。”约一个多钟头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下面我想谈谈我和蒋介石几次谈话的情况。
我于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半,由恩施乘飞机到了重庆,十一时即到山洞陵园去见蒋介石。蒋在他所住的一栋小平屋的走廊上接见了我。我向他报告我所指挥的部队自宜昌、沙市撤退后的情况,并说明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军队粮食补给困难,致使前线部队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影响士气。蒋嘱我找钱大钧商讨解决办法,随即问我:“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叛变,你事先知道否?”我答:“不知道。”又补充说:“当事情发生后,我立即查问电台和陈明仁兵团的电台是否尚可联络,电台答复说还可以,我就即刻发致陈明仁一电探询真相。第二天得陈明仁覆电,申述他脱离中央,投向共军的原因,并希望我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我覆电拒绝。以后就再没有联络过了。”蒋连声说:“好!好!”谈到这里,谷正纲进来了,蒋介石因为有事,叫我再约时间面谈。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蒋介石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要我把我所指挥的几个军的军长师长姓名、籍贯、军校期别及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向他汇报。我逐一地做了答复,并把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指挥能力,也概要地加以说明。蒋介石听了,脸孔上显露着相当满意的表情。接着他说:“我们和共党是势不两立,共产党得势,我们这些人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你要告诉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人人抱定为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蒋介石这番话,充分透露出他在临近末日之际,那种垂死挣扎的绝望心情。
蒋介石这次召集好些将领到重庆来,除开过一次毫无内容的会议和个别接见询问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好些人都很感到失望,例如罗广文就曾对我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的消息、新的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会也开过了,见也见过了,钱大钧通知大家说:“奉总裁指示,各将领没有事的就可回去了。”我于九月二日飞返恩施的前一天,到山洞去向蒋介石辞别时,他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对他这套话真有听厌了之感。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于川东军事失利后,便产生了和蒋介石及国防部断绝联系,想率残部退到滇缅边区去的行动,后面我将详细叙述。
美国参议员的诺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我在解放军着着进逼之下,退到川东武隆县境的江口镇时,大约是在二十一日晚(日期记不确切),曾挂电话和在重庆山洞的蒋介石侍从秘书曹圣芬通话(曹与我的三哥在中央政治学校同学,又同是湖南人,我和他的交情很好),向他询问情况,并问在目前这样严重局势下:“总裁(指蒋介石)如何决策?”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昨天来到重庆见总裁,是由夏武官(夏为浙江人,留学美国,是蒋介石的侍从空军武官)当翻译的。诺兰向总裁表示,希望国军能在大陆上支持六个月,当由美国出兵支援。诺兰并表示,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国共产党,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仗的。”曹圣芬又说:“现在希望前线能顶得住,刻正调胡宗南的部队来重庆,如果能守住重庆几个月,就会有办法了。”
当时蒋介石的确相信诺兰的话,幻想死守西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
自解放大军向西南进军后,据守在陕南、川北的胡宗南恐被包围歼灭,力主将部队退往西昌、云南一带,万不得已时,退往滇缅边境,但蒋介石坚不同意。当川东局势紧张时,蒋急令调胡的骨干部队第一军来重庆,并征集了四百辆汽车去广元接运。胡宗南极不愿意,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勿调,并故意延缓部队行动。蒋介石很恼怒,亲自挂电话与胡宗南通话,在电话中彼此竟至争吵起来。结果第一军只调了两个团运到重庆,在市区耀武扬威地游行一番,想藉以安定人心。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顾祝同等逃到成都后,胡力主迅速退往西昌,蒋则要他死守成都。争议未决,而解放军已由贵阳出毕节,相继解放泸州、宜宾,并进至乐山、蒲江、邛崃等地,截断了胡宗南军向南逃窜的去路,结果胡部三十多万人几乎全部被歼灭于成都附近地区,仅有数千人逃到了西昌(大部分是空运去的)。胡宗南乘飞机逃到海南岛后,蒋介石又严令他回到西昌,要他在西昌死守三个月。
不难看出,蒋介石之所以要胡宗南守重庆、守成都、守西昌,诺兰对他所做的“诺言”,显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异想天开的“反攻”
我于九月二日下午飞回恩施后,九月中旬某日(确切的日期我记不清楚了),顾祝同偕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第二厅副厅长(忘其姓名)及后勤方面的人员等,飞到恩施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参加者除顾祝同及同来的几个国防部高级人员外,有我和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及本部参谋长、副参谋长,第二、第三、第四处处长,补给司令等。首由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就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报告国民党军及解放军的位置(国防部第二厅对于解放军的行动,并无正确的情报来源,只是根据无线电测向台来判断解放军各军的位置)。继由许朗轩发言,说共军兵力相当分散,是我军反攻的良好时机,国防部决定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岛屿的汤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陇海路西段进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这是赋与我的反攻任务。最后顾祝同发言,说明这次反攻对政治和军队士气有重大影响,希望各部队长切实执行国防部的计划。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反攻的力量呢?所以我在会议上一言未发。我部的一些幕僚人员提出了关于派空军配合作战及补给等问题,并未获得具体解决办法。会议历时两个多小时结束。
午饭后,我请顾祝同到我的卧室里休息,顺便问他广州方面的情形。顾说白崇禧、薛岳等和他捣乱捣得厉害,对于军队部署等问题,牵制掣肘,事情很难顺手;解放军主力现在江西,似有越过大庾岭进攻广州的企图,形势殊难乐观,只希望西南方面能多撑持一个时期。约在午后四点多钟,顾祝同等一行离开恩施飞往重庆去了。
顾祝同走后,我立即召集部下开会,一致认为部队在宜沙一带被解放军击破,退到鄂西一带山地,尚立足未稳,加以有些队伍残破不堪,收容整顿也需要一个时期;而补给又是这样困难,实不具备进行反攻的条件。经反复研讨,决定令饬第十四兵团所属之第十五军,派一个团的兵力,向慈利做试探性的攻击,第一二二军派若干小部队渡过澧水,从事袭击扰乱;令饬第二十兵团(兵团司令为陈克非)派出约两个团的兵力,从巴东、野三关地区向当面的解放军做试探性的攻击;其余各部队应积极整顿补充,并构筑工事。以后这些担任行动的部队,由于受到解放军有力的回击,未获得任何成果,而渡过澧水窜扰的小部队,多半被解放军所消灭了。
至于汤恩伯、胡宗南两部所谓反攻的情况是:福建方面,解放军已肃清福建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党军,迫近在福建大陆上最后一个据点厦门,汤恩伯本人逃到台湾去了,其残部逃窜到沿海岛屿。胡宗南派了一部分队伍偷袭宝鸡,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解放军趁机突破了秦岭防线,打开了通向汉中的门户,迫使胡宗南的部队不断向川北地区龟缩。
据顾祝同告诉我,这次反攻方案,是白崇禧提出来的,而且他主张最力。当时白崇禧退据在湘南的衡阳、宝庆一带,拥有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四十六军、第五十六军、第一二六军共五个军的桂系部队,其中第七军是桂系军阀北伐时期的老底子,第四十八军则为一九三二年编成,曾由白崇禧亲任军长。这两个军的军官百分之九十是广西人,兵员亦以广西人为多,战斗力较强,白崇禧并利用封建关系维持其绝对的统治,是桂系军阀部队的两张王牌。除上述五个军外,还有黄杰的第一兵团所属的第十四军及七十一军。八月间解放军四野部队曾有一小部进抵湘乡县属之永丰镇附近,已渐接近宝庆。白崇禧调集数倍的兵力,向这部分解放军攻击,解放军自动撤退。白乃大肆宣传,说什么“永丰大捷”,极力夸耀桂系军阀部队的战斗能力,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打不过他的广西部队,因此在那样微妙的形势下,大唱其反攻的论调。但是这位自命不凡、专好玩弄权术的军阀,他的所请反攻尚未有具体行动之前,解放军就以神速勇猛的行动,向盘据在衡(衡阳)宝(宝庆)地区的桂系部队进行扫荡,在数百里的疾追中,经四昼夜的激战,将桂系的所谓王牌部队——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主力,聚歼于衡阳西南的山区。白崇禧经此沉重打击,吓得惊魂落魄,自己乘飞机逃到海南岛,叫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率桂系部队及黄杰所部第一兵团、刘嘉树所部的十七兵团和余汉谋部的残余部队,东出粤桂边境,企图打通雷州半岛的出路,以实现他的所谓“确保左右江,屏蔽昆明,支援海南,以争取外援”的方案。但在解放军的英勇堵击和风驰电掣、连续不停的猛追下,所有桂系部队及黄杰、刘嘉树等部,一举被聚歼于粤桂边区的国境线上,除黄杰兵团的残部约一万人窜入越南,刘嘉树兵团约五千人逃往云南外,几无一漏网。
当时残存在西南的国民党军,大多残破不堪,或者由一些地方团队和新兵临时编成,加上一些地方军阀的部队,都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而且散布在北起秦岭、南至昆明的广阔地区里,是不可能在任何地点打一次像样子的仗的。人民解放军无论向哪一点进攻,都可迅速击破,是毫无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国民党军逃窜到西藏或国外去。当时胡宗南部三十多万人驻在陕南、川北一带,孙震、宋希濂两部共约二十万人驻在鄂西、川东一带,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以保卫四川为核心的。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首先以二野的杨勇兵团,击破国民党军在湘西芷江地区的微弱抵抗后,迅即进入贵州,于十一月中旬解放贵州省会贵阳,除以一部扫荡贵州境内残敌外,主力西出毕节进入川南,相继解放泸州、宜宾、乐山、自贡等地,并进出于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一带,截断国民党军入西康逃路。与此同时,又以二野的陈赓兵团自广西沿着桂越、滇越边境进军,直抵滇缅边境的芒市、龙陵、腾冲等地,形成更大的一层包围圈。由贺龙元帅指挥的周士第兵团,由刘伯承元帅指挥的二野的陈锡联兵团及四野的一部,也同时分别在陕南、川东击破胡宗南、宋希濂、孙震等部。在川境内的国民党军,最后猬集于成都盆地,被解放军层层包围,全部歼灭。有少数残余逃到西昌、滇西一带,最后亦被彻底消灭得干干净净。
荆门战役之前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九月中旬我到沙市成立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十月间将兵团司令部推进至荆门。到十一月初,因淮海战役的序幕战揭开,蒋介石将我所指挥的二十军、二十八军东调,情势急变,我的兵团司令部于十一月底又开回沙市。一九四九年二月解放军攻占荆门,有一部数千人有自当阳进攻宜昌的模样,原驻宜昌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惊惶失措,立即率其公署人员乘船撤往巴东及三斗坪等地。我闻此消息,即命第二军及第十五军分两路自沙市西北地区向当阳前进,我自己亦乘军舰到了宜昌。局势稳定后,我派员到三斗坪请孙震回来,但孙不肯来,并乘船上驶,撤往万县。国防部乃于三月间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划湘西鄂西地区归我负责。于是,我乃将司令部移驻宜昌,并将十四兵团司令官一职交由钟彬接替,仍归我指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所载,张治中先生《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断》一文中说:“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即孙震),自己移驻到宜昌去,便说是奉了他(指蒋介石)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愤慨地告诉萧毅肃,由萧传了出来……。”孙震当时离开宜昌的经过事实,确是如此。孙震那时最感苦恼的是,名为绥靖主任,实际上却是一个无兵司令,我的兵团在他的绥靖区内活动,但国防部并未叫我归他指挥,这样,当我到宜昌后,他自然不愿回来了。此事是当时的军事形势造成的,并不是我有意识地要逼走他的,蒋介石也没有给过我电报。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解放军向宜沙进军,并已在沙市下游渡过长江,我乃下令放弃宜沙,向巴东、五峰、石门、慈利、大庸之线转移;八月初司令部移到鄂西的恩施。八月中旬,国防部发表我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直到十二月底解放时为止。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在沙市组成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后,国防部及华中“剿总”先后命令拨归我指挥的部队计有:陈克非的第二军,刘平的第十五军,杨干才的第二十军,刘秉哲的第二十八军,李振的第六十五军,方靖的第七十九军,张际泰的湖南保安第一旅。到十一月,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调往淮海战场,第六十五军原驻陕西宝鸡一带,由于胡宗南坚持不放,始终没有过来。这样,就只剩下三个军及一个旅了,而第十五军全系由南阳地方团队组成的,装备和训练都很差。我为了扩张势力,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间,先后向国防部建议编组了两个军(每军两师,共四个师),即:以原湖南省保安第一旅改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二九八师,仍以张际泰任师长;以鄂西师管区的两个新兵团为基干扩编成为一个师,番号为五十四师,派董惠任师长;以上述两个师编为一个军,由原任湖北省保安副司令陈希平担任军长,番号为一一八军,驻恩施、建始一带。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防部授权给我成立一个师,番号为二一七师,派谢淑周任师长,在湖南省军管区接收一批新兵,并自行募集一些编成;原驻南阳第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自南阳南撤时,带来南阳附近地方武装褚怀理等三个纵队共八九千人,纪律极坏,在松滋一带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派部队将这三个纵队解散,调换大批干部,改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三四五师,派黄鼎勋为师长。有了这两个师后,我又向国防部建议编为一个军,番号为一二二军,由张绍勋担任军长,驻在湖南的石门、慈利一带整训。原驻在宜昌的六十师,本是归川鄂边区绥署孙震指挥的,但该师师长易瑾是我多年的部属,所以和我常有联系。另外还有一个师,番号为二二三师,师长为陈瑞鼎,驻在秭归以北一带担任警戒。白崇禧那时和我的矛盾日益尖锐,他想抓住这两个师来牵制我,乃向国防部建议将这两个师编成一个军,并保荐他总部的副参谋长赵援为军长,番号为一二四军。三月间我到宜昌后,国防部命令这个军归我指挥。至此,归我指挥的部队,就有第二、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一八、第一二二、第一二四共六个军的番号了。钟彬原在广州任第四编练司令,国防部发表他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后,他于四月间来到宜昌,我将十五军、七十九军、一二二军编为第十四兵团,并指定该兵团司令部驻在宜都。及到八月间部队自宜沙一带转移到巴东、野三关、五峰、石门、大庸之线后,九月初我又得国防部同意,将第二军和一二四军组成为一个兵团,以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兼任兵团司令官,番号为第二十兵团。另外我又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大力收编湘西地方武力。此种地方武力大都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平日作威作福,欺压人民。这些恶霸势力知道共产党一来,将无他们存在的余地,因此深感危惧,纷纷派人或亲自来到宜昌和我接洽,要求给予名义,并酌量补充弹药,主食由地方筹给,副食请中央补助。我知道这些人不可靠,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我想利用这些力量,使他们在解放军向我进攻时,能起一些扰乱和牵制的作用。于是我答应收编,条件只有一个:凡受收编的,必须开到我所指定的地点集合,经我派人点验人数武器后,才能发给副食费,并酌量补充弹药。大体商定后,经我先后收编的,计有:田载龙的新编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编第二师,陈子贤的新编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编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编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编独立第一旅。其后又给辰溪张玉琳匪部以暂编第二军的名义。并于六月初召集他们及湘西的一部分县长到常德开会,会商他们的驻地、补给及整编等问题,我在会上号召他们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共军的进攻,不要再自相残杀,否则将同归于尽。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要积极扩编部队,扩张势力呢?除了认为要对付解放军的进攻,必须有力量这个主导思想外,还有一种思想也占相当重要地位,所以我想附带谈谈。自北伐至抗日战争的初期,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人事上的升迁调补,基本上还是相当平衡的,即是说,除了极其个别的外,所有升调起来的人,一般都是基于他的战功和在部队有相当时期的作战和带兵经验。及到抗日战争中期,这种平衡就打破了。蒋介石师心自用,他害怕这些日益扩展起来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力雄厚后会对他不忠诚,于是他就开始把兵权寄托在他认为对他是绝无贰心的几个浙江人身上,这就是陈诚和胡宗南,其次是汤恩伯。不到几年工夫,陈诚以第十八军的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为基干,发展到几十个师,胡宗南以第一军的第一、第七十八两个师为基干,发展到几十个师,汤恩伯以第四、第八十九两个师为基干,也有相当扩充。同时,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种论调,说是只有作战经验而没有很好的战术修养的指挥官,是不能对付日本军队的,这样,凡属是到过所谓陆军大学镀过金的人就很吃香,晋升很快。这些人有的原只是上尉或少校级,在陆大经过三年的书本知识的学习,一毕业出来,就一跃而为少将的,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不平和怨愤一天一天地增长。一九四三年关麟征在昆明和陈诚大吵大闹,气得陈胃疾突发,吐出一脸盆鲜血,形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之间的斗争的高潮。这件事主要就是因为人事迁调问题而闹起来的。由于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大权在握,他们的部队的干部升迁很快,而其他部队的干部升调的机会较少或较缓,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意志和士气。尤以一九四六年陈诚以国防部参谋总长的身分,几乎掌握着军队的全权,他藉整编为名,尽量排除异己,这对于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部意志涣散,士气低沉,是有重要关系的。
我对于蒋介石宠信浙江人把持一切(包括军事、政治、党务、财经、特务等)的作风,也早怀不满,因此想抓住这个机会,造成自己的势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到南京,曾对林蔚(参谋次长)、毛景彪(第一厅厅长,主管人事,两人都是浙江人,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郑重表示说:“要想使军队发挥力量,内部的团结和意志的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个团长或师长,他自以为另有靠山,在军队里对上级不服从或阳奉阴违,这怎能把仗打好呢?我希望国防部今后对人事不要控制得太严。我们所保举的人,都是总统的学生,都是在军队里出生入死干过多年的人,希望对他们寄予信任。”经过这次交涉,加以在那样危难的关头,他们想要控制也就控制不了了。因此,我所扩充的部队的军师团长,几乎全是我所保荐,这些人大多和我共事过多年,我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我,在指挥上就比较便利些。
我和白崇禧的矛盾
淮海战役开始后,白崇禧曾一度劝诱我和他一致倒蒋,因为我没有答应,他对我自然感到十分恼火的。他对于我的重回鄂西,极感不快,多方设法打击我,最突出的表现在下列三个问题上:
第一,当三月间我指挥第二、第十五两军向宜昌前进时,他闻之极为震怒,立即亲自打电话给我,询问我为什么派兵去宜昌。我说:“根据宜昌六十师师长易瑾的电报,当阳共军有六、七千人正向宜昌前进,孙震已率其公署人员退往三斗坪、巴东等地,并下令要他破坏宜昌电灯厂,商民环请不要破坏。他问我应如何应付,我已覆电叫他沉着固守,立即派兵来援,电灯厂不要破坏。宜昌是川东的门户,是鄂西部队粮弹补给的基地,宜昌若失,对本兵团影响甚大,所以我派兵前往支援。”白崇禧说:“襄阳、荆门一带,尚无共军大部队集结情形,依情况判断,当阳的共军只不过是一些土八路,顶多两三千人,不会有六、七千人,六十师一个师在宜昌,足够应付,你不必派兵前往。”我说:“我希望总司令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万一宜昌竟为共军所占,一方面迅速渡江截断我兵团的退路,一方面使四川运来的粮被阻断,这样,问题是很严重的。”白说:“一切我负责任,你照我的指示,不必派兵前往。”我说:“我们研究一下。”这次通话,是那天下午六时左右(日期我记不确切),我深知白崇禧要阻止我去宜昌的企图,经过再度思考后,决定不听他那一套,命令部队分两路星夜向宜昌前进,同时叫第二军第九师留下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团,随我同行。这天晚上,一直到深夜二时,白崇禧亲自打三次电话,我都不接,叫副参谋长罗开甲和他周旋。白问我到哪里去了,罗开甲告诉他,说我已随部队出发。白听了暴跳如雷,大声对罗开甲说:“我叫宋司令官不要派兵去宜昌,为什么不听话呢?”罗低声下气地向他解释,他仍然很生气,叫罗开甲派汽车去追我,并命令部队开回来,罗唯唯。其实这晚我并没有走。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叫第九师那个团登上一艘兵舰和另一只火轮,装载完毕后,我和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坐上兵舰上驶。路过枝江,我们上岸去看王凌云②。不料他竟误以为我们是去抓他的,听说我们来,便从司令部后门溜走了,一直溜到重庆。我们到处找不着,只得怅然上船西行,于当日傍晚到达宜昌。
六十师官兵闻我们到来,十分兴奋,隔了两天,由沙市和十里铺分别向宜昌进军的部队,大部分抵达宜昌外围。原来在当阳的解放军,兵力并不大,闻我军向当阳、宜昌前进,他们便撤往远安去了。我到宜昌后,即派人往三斗坪欢迎孙震回来,他不肯来,我便将经过详细情形电报国防部,不久,国防部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并指定司令部驻宜昌,另命孙震的司令部改设在万县。
白崇禧极力阻止我的部队开往宜昌,是有他的打算的。自一月二十一日蒋去李代后,桂系的主要企图,是希望至少能保有两广及西南地盘,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来和共产党抗衡。桂系早就派了代表到四川、云南等地积极活动,拉拢地方军阀势力。而白崇禧迫不及待地向国防部提出以六十师、二二三师合编为一个军,并要他的心腹赵援担任军长,即为他整个阴谋的一着棋。因赵为四川人,活动能力颇强,白要赵到宜昌来,原想要他负责拉拢孙震及四川的一些小军阀,同时扼住宜昌这个咽喉,以阻止我的兵团背靠四川,脱离他的控制。当赵援任一二四军军长的命令刚一发表,我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专人送交宜昌六十师师长易瑾,嘱他小心应付,尤其要能确实掌握部队,不要予赵援以可趁之隙。因易瑾跟随我近二十年,我认为是可以信赖的。
第二,白崇禧没有能够阻止我去宜昌,不用说,他心里是很怀恨的,绝不会就此干休。自我移驻宜昌后不到半个月,他就派来一个人数颇多(二十余人)的情报组到宜昌来,专捜集我部情况并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都被我发觉,加以制止。到五月间,白崇禧更为凶狠的一着又拿出来了。他接连来命令电调我所指挥的第二军开到长沙去。我所指挥的部队,虽有六个军的番号,但第二军实为这个集团的骨干,因该军系美械装备,兵员较充足,历史较悠久,战斗力颇强,其余各军多系新兵编成,或残破不堪(如七十九军)。白此举是对我实行釜底抽薪的办法,可谓恶毒已极。当第二军先头部队开始向长沙方面行进时,我邀驻在枝江的第十五军军长刘平(刘原在第二军,与陈克非共事多年,两人感情素洽)乘一只小兵舰赶到湖南津市,我们三人在津市商会主席金某家商谈了很久,谈话主要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我说:“去冬白崇禧力阻华中部队东调增援徐蚌,目的就是希望中央部队在徐蚌地区被共军消灭,然后逼迫校长去职,由桂系出来掌握大权,他们的第一步目的是达到了。他们本想和共产党讲和,做到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由于共方的条件,他们不愿接受,结果是共军渡江,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陷落,他们的第二步目的没有达到。今后桂系的主要打算,是想保有两广及西南地区,来和共军抗衡。在这个目标上,我们和他们是一致的。但桂系既然取得领导权,他们对于以军校同学为基干的部队,必然会要采取分化、削弱、打击等方法,我们现正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是黄帝的子孙,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是校长可信托的将领。现在国家存亡,百姓祸福,我们都有责任。处在现在这样一种局势,是一种非常时期的局势。在这种时期,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处常,一是应变。”
陈克非问:“怎样叫处常,怎样算是应变,我还不大明白。”
我说:“如果是应变的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既然了解了白崇禧的阴谋,是分化我们、削弱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有所警惕。白崇禧把第二军调走,是想削弱我这方面的力量,藉此来打解我,这个企图是很明显的。但依我看,对第二军也是不利的,共军如再南进,白崇禧一定缩回他的老巢广西去,那时他必然要第二军同去,将来受他完全控制宰割,岂不是毫无代价地枉做牺牲品吗?至于说到处常的话,那就只好是唯命是从,照命令行事罢了。”
陈克非进一步问我:“司令官对现在这种局势,是主张采取哪一种态度呢?”
我说:“事情很明白,我这次邀同滌青兄(指刘平)特地赶来津市和你会晤,就是希望我们共同研商后,对白崇禧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一句话,第二军不开去,看他又能对我们怎样?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应变。”
陈克非说:“我现在懂得您所说处常、应变的意思了。我决定两种态度兼而有之。对司令官和对总统是处常,对其他决取应变,但是要请司令官对上负责,不然我的应变就会变不成,甚至会使自己的脑袋搬家。我立刻下命令叫部队停止下来,不向长沙进发,做为跟随司令官应变的兑现。但要求绥靖司令部补发给我一道不出发的命令。我相信自己能对司令官负责,同时也请司令官要为我负责。”
本已出发的第二军部队在中途停止了,白崇禧得知这个消息,简直气得发疯了。他多次打电话到宜昌找我讲话,而我又不在,于是他向国防部大吵大闹,说我无法无天,不听指挥,要求撤办我。参谋总长顾祝同知道把第二军从我那里调走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