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下的传统

• 目录
  •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 直笔——“乱臣贼子惧”
  • 避讳——“非常不敢说”
  • 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传令——全国大跑马
  • 新闻——报纸像杂志
  • 征兆——来头可不小
  • 吃人——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 音乐——华夷交响乐
  • 家族——人愈多愈好
  •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 光绪朝对节妇贞女的旌表
  • 从高玉树为儿子“冥婚”看中国两面文化
  • 欢喜佛
  • 中国民族“性”
  • 人能感动蝙蝠论
  • 人能感动老虎论
  • 鼓声咚咚的中国之音
  • 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
  • 记一个不合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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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别再误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公元前841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面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参考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国，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中国太难了解了。

　　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窍；中国人肝在心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睾丸有两个，洋鬼子睾丸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20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瘴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还在雾里。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简直没有合适的书看。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合适的，现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写出合适的。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只有标准本教科书，只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呼延庆征南》、《罗通扫北》，只有大戏考中的《一捧雪》、《二进宫》、《三击掌》、《四进士》、《五人义》、《六月雪》、《七擒孟获》、《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刘》……这太可悲了。

　　中国的真相不在这里，中国的真相不是这样的，中国的真相既没有这样简单，也没有这样《春秋配》。

　　中国没能被了解——全盘的了解。中国被误解了。中国是庞然大物，中国被瞎子摸象。

　　就说被摸的象吧。中国人一直以为象是“南越大兽”，以为是南方泰国、缅甸、印度的产物。中国人喜欢这个和气的大家伙，酒杯上用它，叫“象尊”；御车上用它，叫“象辇”；游戏里用它，叫“象棋”；最有缘的，在文字里用它，代表了六书中的第一种——“象形”。象形就是根据象而画出来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画，大家都喜欢画它，愈画愈像，所以这个“像”的字，就从这个动物演变出来。

　　现在我们写“为者常成”的“为”字，古字中象形写法见上图：左边的象形是手，右边的象形是象，“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牵象”。牵象干什么？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码的。中国人在用牛用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国货，最早在黄河流域，就有这种庞然大物。后来，黄河流域气温变凉了，象开始南下，出国了。在古人写古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它了。所以《韩非子》里说：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当象再回国的时候，中国人不认识它了，以为它是外国货，把它当成“南越大兽”了，象以珍禽异兽姿态出现，让中国人瞎摸了。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有什么。

　　中国人对中国无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中国人“希见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所以只是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还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还是龙海山人关西摸骨的水准，中国人真可怜！

　　问题出在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它们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骈文”、“时文”、“八股文”、“语体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书牍”、“诏令”、“论文”，是“诗”、“词”、“歌”、“赋”、“颂赞”、“箴铭”、“弹词”、“小说”，是“气”、“骨”、“神”、“势”、“实”、“虚”、“韵”、“逸”、“用典”、“白描”，是“简洁”、“蔓衍”、“谈理”、“抒情”、“刚健”、“优柔”、“平朴”、“绚丽”，或是“革新”、“守旧”、“创新”、“追摹”、“独造”……不论从哪一路的进退冲守，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桎梏”、“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文”“白”之争……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骨头。

　　这样子的悲剧命运，使千年的庞大文字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中国千年的文字障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表达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诗、一阙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奁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中国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梓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梓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中国摇笔杆的真失败！

　　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中国人了解中国，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满足，知识分子败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满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真够瞧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白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

　　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仁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珪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须不叫亲生爸爸做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仁宗不是爸爸，而濮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大打起来。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一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做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混、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梃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丸案”、熹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舌的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殄文字的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七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塨，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贽），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作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作者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逸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有了剧变，群体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效率也愈来愈“科学”，古代人至多“天网恢恢”，现代人却会“法网恢恢”。古代人要表现特立独行，归去来兮以后，回家有将芜之田园，有欢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樽之酒；现代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管区警察。

　　但现代人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那就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欢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次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

　　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点点“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钳制，却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在《时与潮》发表的那篇李敖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

　　这是很叫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学人捧我有“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他说对了。我是喜欢搬弄传统的。从十四年前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开始，到十四年后出版这本《独白下的传统》，就证明我对传统有传统。为什么要这么传统呢？因为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弄清传统。

　　美国人向法国人开玩笑，说你们法国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就数不下去了，为什么？法国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国人也向美国人回敬，说你们美国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也数不下去了，为什么？美国人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这个笑话，说明了解历史太短的国家，就不必受传统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览无余。了解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固然要了解英国；但了解英国，只要精通北欧海盗史，就可以完工，绝不像了解中国这么麻烦。

　　精神分析学家看病的时候，必须使病人回忆过去；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家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也必须如此。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万年、千年、百年、几十年和十几年大量传统的民族，寿比南山。南山本是传统细壤所积，不了解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国“钙层传统”和“淋余传统”的人，又怎么了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口号”；非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非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杂碎”。他们都没工夫了解中国，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有着“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的人，以“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写下这本中国入门书，它的意义——不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自然就非比寻常。

　　这是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李敖的“中国功夫”。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脸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透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透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1979年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在台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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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笔——“乱臣贼子惧”

　　孔夫子活的时候，天下大乱了，其实天下永远是大乱的。

　　孔夫子听说，有的做儿子的，居然杀了父亲！

　　孔夫子又听说，有的做臣子的，居然杀了皇上！

　　孔夫子气了！

　　孔夫子瞪了眼睛，吹了胡子。

　　孔夫子拿起了一支钢笔，噢，不对，那时候没有钢笔；拿起了一支毛笔，噢，也不对，那时候也没有毛笔；孔夫子拿起了的是——一把刀！

　　呀！孔夫子怎么会拿刀？孔夫子斯斯文文的圣人，拿刀干什么？杀他父亲吗？不是！杀他皇上吗？当然也不是！杀那杀父弑君的凶手吗？好像有点是了。

　　其实孔夫子不是拿刀去杀任何人，孔夫子太老了，孔夫子杀不死任何人；孔夫子是儒者，孔夫子不会杀人。

　　但是有人不是说吗？孔夫子当鲁国的司寇（司法行政部长兼警备司令），大权在握，第三天就杀了他的政敌“少正卯”，孔夫子不是杀人吗？

　　但有人说这事是假的。即使是真的，孔夫子也不必亲自操刀，因为有刽子手老爷和刽子手老爷的鬼头刀。

　　那么，孔夫子拿刀干什么？

　　孔夫子拿刀并不是要杀人，而是吓唬人。

　　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块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

　　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

　　孔子时代没有笔和纸，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所以叫做“汗青”。

　　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征着书籍，也象征着历史。古人的诗说：“留取丹心照汗青”、“独留青史见遗文”，就是这个缘故。

　　孔夫子“汗青”九个月，完成了一部“青史”。

　　这部“青史”，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春秋》。

　　《春秋》一共有16572个字，每八个字，刻在一块竹片上，你说刻了多少片？

　　孔夫子写《春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乱臣贼子，而是要乱臣贼子害怕。

　　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

　　什么是臣子的本分？臣子的本分是要乖乖的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俎代庖”。

　　孔夫子写《春秋》，目的就是要大家个个都在自己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

　　可是，怪事就出在这儿，写这本《春秋》劝人守本分的人，自己就不守本分！

　　因为孔夫子的本分，不是“写历史的官”——史官，他没有资格写历史，《春秋》不该是他写的，就好像耗子虽讨厌，狗却不可抓耗子。

　　可是，孔夫子老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还是写了。

　　他不但写，还不许别人参加意见，他的学生“子夏”站在旁边，两眼瞪着，一个屁也不敢放，只能帮忙搬竹片、磨刀。

　　孔夫子太伟大了，伟大得使学生“不能赞一辞”！

　　孔夫子把《春秋》写好了，双手一拍，向学生说：他知道他不该写这部书，可是希望大家原谅他。看了这部书，了解他的人，可以根据这部书了解他；骂他的人，根据这部书，也有足够的理由骂他。他自问凭良心写，管不了那么多、管不了那么多、管不了那么多。

　　但是，糟糕的是，孔夫子自己却没完全凭良心——孔夫子在《春秋》里，竟做了好多好多的手脚。

　　孔夫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240年中，鲁国的皇帝，四个在国内被杀，一个被赶跑，一个在国外被杀，这样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里，一个字也不提。这哪里是写真相呢？这不是有意说谎吗？

　　正因为孔夫子在有意说谎，所以，他的学生们也就跟着造谣，竟说：“鲁之君臣，未尝相弑！”意思是说：“我们鲁国呀，没有家丑。皇帝和臣子之间，没有凶杀案！”

　　像这一类有意说谎的例子，还多着呢！

　　如狄国灭了卫国，孔夫子为了替齐桓公遮盖，竟把这样一件大事一笔带过，写也不写。

　　又如晋国诸侯竟传见周朝的皇帝，这是很不成体统的事，孔夫子为替晋文公遮盖，他竟改变一种写法，与事实的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孔夫子为什么要做这些有意说谎的行为呢？研究他的原因，乃是由于孔夫子主张——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换成白话，是——

　　为所尊敬的人瞒瞒瞒

　　为亲人瞒瞒瞒

　　为贤者瞒瞒瞒

　　孔夫子写书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惯的人的行为，记入青史的；但是人总是有缺点的，连孔夫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亲人、贤者也不例外，竟也有使人看不惯的行为出现，如果孔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看不惯的行为，一古脑儿写进去了，那么人家一看到，对“所尊敬的人”、对“亲人”和“贤者”的敬意，也就大打了折扣。所以，孔夫子呀，宁愿说谎。这种在历史上说谎，有一个专名词，叫做“曲笔”。“曲笔”就是该直着说的话，要把它歪曲了来说。相反的，有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做法，也有一个专名词，叫做“直笔”，就是正直的笔。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

　　孔夫子主张写“直笔”的意思，并不是他发明的，在孔夫子以前，中国早就有了这种传统。中国字历史的“史”字，最早的写法是上面是“中”字，下面是“又”字，就是“手”字。用“手”把持住“中”字，是什么意思，你就不难明白。

　　这个“史”字，一开始的意思不是指“历史书”，而是指“史官”。“史官”在上古时候，是地位很重要的一种官，他掌管天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事，像天时、历法、预言等等，做史官的，都脱不了分。后来史官的权力渐渐缩小，缩小到只记录国家大事。史官的名目很多，像“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记录的范围从日月星辰变化，直到内政外交，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史官的刀尖（不是笔头）。

　　现在举一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史官的刀尖”的例子：周朝成王小时候，曾跟他的弟弟叔虞一块玩，成王用树叶刻了一块“珪”（“珪”是刻图章用的一种玉，皇帝给别人官做，要给印，就是“珪”），然后随手把这片树叶送给他弟弟，说：“拿这个封你！”这时候史官在旁边，一听就记下来了。后来史官请成王真正去封他弟弟，成王奇怪了，问为什么？史官说某月某日，你拿树叶刻图章给你弟弟，不是说要封他吗？成王说，我是开玩笑的！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这样一来，成王只好封他弟弟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千年前，成王的弟弟被封后，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就是晋国。

　　现在流行的口号是“司法独立”、“教育独立”，古代若有流行的口号，该是“历史独立”。在古代的史官，他们的地位可说是相当独立的；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最有名的例子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公元前607年，晋国的灵公，被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晋国的史官叫董狐，他竟在史书上写道：

　　赵盾弑其君。

　　赵盾跑过来，质问董狐说：“董先生，你写错了吧？明明是我弟弟赵穿杀了皇帝，你怎么写我呢？”董狐说：“你是朝廷大员，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没出国门；你回来了，又不追究凶手。你还脱得了干系吗？杀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谁呢？”于是赵盾心虚了，只好让董狐这样写，没法子。（当时赵盾真可以杀董狐一刀或一百刀，可是他太“笨”，没想起来干涉历史，所以就背着恶名，一背两千五百多年！）

　　董狐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孔夫子就称赞过董狐，说他“书法不隐”，就是直笔写历史，不隐瞒什么。只可惜孔夫子自己，却是个“书法每隐”的家伙！

　　董狐这件事情过后五十九年，齐国又发生了皇帝被杀事件。凶手是大臣崔杼。于是史官又来了，史官叫太史，他写道：

　　崔杼弑庄公。

　　崔杼可没有赵盾那种好脾气，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杀掉！可是，事情却没完。史官的弟弟来了，还是这样写：

　　崔杼弑庄公。

　　崔杼又气了，又杀了一个。

　　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

　　崔杼弑庄公。

　　崔杼更气了，又杀了史官的弟弟的弟弟。

　　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

　　崔杼弑庄公。

　　于是，崔杼不气了，泄气了，他只好认输，不杀了，让史官随便写吧！（史官到底兄弟多，所以他们赢了！这样看来，兄弟少的，最好别干这一行。）

　　如果崔杼不泄气，硬是要把史官的兄弟都杀光，那可怎么办？别忙，史官还是有办法，齐太史只是“北史氏”，当时还有“南史氏”。南史氏听说崔杼杀史官，立刻跑去，也要歪着脖子，接着写直笔。后来看到齐太史家的老四成功了，南史氏才打道回府。

　　由此可见，史官的“人海战术”也满可怕，它叫你来个杀不杀由你、写不写由我，看你拿武士刀的，把我这拿刻竹刀的怎么办！

　　又由此可见，史官不但是独立的，并且还是家族企业的，父亲传儿子的。

　　历史上为直笔而使脑袋搬家的，并不少见。前赵昭武皇帝（匈奴人）时候，公师彧就因写国史被杀；北魏道武皇帝（鲜卑人）时候，崔浩也因为写国史被杀。但尽管有这一类干涉历史的例子，究竟不能算是“正宗”。在正宗上，皇帝还是要尊重史官的。公元6世纪的一个皇帝，就向一个著名的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一个皇帝，也向魏收说：“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做魏太武（北魏道武皇帝）诛史官。”这些都是皇帝尊重史官的说话。

　　本来，在制度上，史官的独立，使皇帝都不能看他写的历史（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凡是尊重制度的皇帝，没有不守这道行规的。甚至汉朝最凶狠的皇帝汉武帝，也不看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

　　这种制度，到唐朝以后，开始动摇。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

　　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纪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的、千方百计的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部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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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非常不敢说”

　　五代时候，有一个号称“长乐老”的大臣，叫做冯道，他又字“可道”。这个人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别人着急，他却自自在在。他很俭朴，一点也没有大官的架子，他跟仆人们一起吃饭，吃同样的东西。有的凶狠的将军们，抢来漂亮女人，送给他，他表面上收下，骨子里却把漂亮女人送还她自己的家里去。在五代的纷乱局面里，他跟过四个姓的朝代，在十个皇帝手下做过大臣。他的人生观是“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他永远是乐观而机智的。当契丹灭了后晋这个朝代，冯道也跟着跑到契丹的朝廷里，契丹的皇帝骂冯道说：“你跑来干嘛？”冯道说：“我们没有城，也没有兵，打不过你们，怎么敢不来？”契丹的皇帝是野蛮人，要把中国人一城一城的杀光，可是自从冯道投降后，契丹的皇帝便放弃了这种野蛮的手法，因为他接受了冯道的巧妙劝说，冯道的智慧太高了，外国头脑简单的皇帝，不得不听他的。

　　冯道虽然使中国老百姓免于被屠杀，可是历史上，他却背上“汉奸”的罪名。历史家说他不应该伺候那么多朝代、那么多皇帝，可是冯道说：“管你什么人做皇帝呀！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少杀一点老百姓，我都干！”

　　冯道活了很久，活到七十三岁，跟孔夫子同年。

　　冯道是个快乐的聪明人，有一些关于他的笑话。据说有一天，他的学生读《老子》这部书，一开头是：

　　道可道，非常道。

　　因为“道”是冯道的名，“可道”是冯道的字，他的学生不敢直接叫老师的名字，所以碰到“道”和“可道”，就念成“不敢说”，而把这两句老子，念成了：

　　“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笑话，可是却有许多深远的意思。为什么做学生的，竟不敢叫老师的名字呢？老师不是明明叫那个名字吗？叫那个名字而又不敢说，到底是怎么回子事呢？

　　要知道这是怎么回子事，得先飞象过河，知道另外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叫做“避讳学”。

　　“讳”是什么？讳就是“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有的因为顾忌的缘故，有的因为隐匿的缘故，把一个名字或一件事实，知道了却不说，反倒说成别的，这就叫做“讳”。

　　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件事实，知道了要不说呢？照中国传统的高见，是因为说了就是不吉祥或不恭敬或大逆不道，所以才“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用文言文的说法，是“讳言”、是“讳莫如深”，这一类的说法，还有很多。

　　对一件事实的“讳”，大部分是指隐匿一种真相。比如说，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古人却忌讳提到它，认为不吉祥。所以古人说一个长辈快死了，用的表达法是“倘有不讳”。“倘有不讳”的意思翻成白话是：“假若有隐瞒不住的时候”，就是“倘若死的时候”。除了认为不吉祥的意思外，还有一种是指对某种事实的隐瞒。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里就有“鄙人固陋，不知忌讳”的话，这里的讳，就是指对事实的隐瞒。《后汉书》刘陶的传里，有“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的记录，就是说；他敢在大家都隐瞒不说的朝廷里说真话。照古代思想家兼政治家晏子的认定，一个国家大家敢说真话，“民无讳言”，才是政治清明的表示。反过来说，若人人都“讳莫如深”，就是政治黑暗的证明。

　　对一个人名字的避讳，在中国有好长久好长久的历史。这种讳的风俗，起于周朝，盛行于唐朝宋朝。名字上避讳的方法，共有四种花样：

　　一、改字——用另外一个意义相近或声音相近的字，来代替他想避讳的字。

　　二、空字——把要避讳的字空一格。

　　三、缺笔——把要避讳的字少写一笔，认为少写一笔就恭敬了。

　　四、用××来代替；或用某某代替；或用“讳”字代替。避讳的例子，在历史上可多着啦！

　　汉朝第一个皇帝，是流氓出身的汉高祖，他的名字叫“刘邦”。为了避“邦”字的讳，很多书都把“邦”字改成“国”字。例如，把《论语》中“何必去父母之邦”改成“何必去父母之国”，把孔夫子的话都改了。

　　汉朝又有一个皇帝，叫汉明帝，名字叫“刘庄”。为了避他的讳，一个有名的人叫做“庄光”的，硬给改名叫“严光”了。庄光是明帝父亲光武帝的好朋友，光武做了皇帝，可是庄光却不拍他马屁，仍旧在乡下钓他的鱼。光武帝特别把他拉到皇宫里去，要他住在一起，他也不肯。光武帝因此怪他“咄咄逼人”——因为每个人都要买皇帝的帐的，可是庄光却不买，弄得皇帝心里有被欺负的感觉。庄光万万没想到，他的名字，竟跟后来的皇帝“冲突”起来，并且不得他的同意，把姓都给改了，他要是知道，真会很生气。好在“庄严”、“庄严”，“庄”字和“严”字也差不了好多，严光就严光吧！

　　汉朝的皇帝不但要避讳，皇后也要避讳。例如汉高祖的太太吕后，是一个最残忍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吕雉”。“雉”是一种叫“野鸡”的动物。因为皇后用了这个“雉”字，就不许“野鸡”再用了，从此以后，“野鸡”就叫“野鸡”，再也不叫“雉”了。

　　唐朝时候，为避第二个皇帝叫“李世民”的讳，许多当时的人的名字，都给硬改了：如“王世充”，硬改为“王充”；如“李世勣”，硬改为“李勣”。你说被改名的人倒霉不倒霉？他们的名字，好好的拦腰被抽去了一块，真好像亚当被抽去肋骨一般。

　　唐朝的花样还多着呢！唐朝还有一种避讳的花样是：如果你要做官，而这官的名称，有一个字跟你老子或老子的老子一样，你就没希望了，你就不能干了。例如说：你爷爷的名字里若有一个“安”字，那么陕西长安县的县长，你就不能做了；又如你爸爸的名字里若有一个“军”字，那么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将军。如果你实在想做官，同时心里想：你们怎么知道我爸爸、我爷爷叫什么名字，干脆不告诉你们，我先把县长将军做了再说。如果你这样，可以，可是千万不能让别人查出来。若有一天被查出来，那你不但要从县长或将军宝座上被赶下来，还要捉到法院，判一年徒刑，叫你知道厉害！

　　唐朝又有一个人叫贾曾，他被派当了“中书舍人”一种官，他的父亲正好叫“贾忠”，他怕“忠”字跟“中”字一样，犯了忌讳，若徒刑一年，怎吃得消？所以他请求不做这个官算了。后来，经专家审定的结果，认为“忠”、“中”可不算是一个字，这个官可以做，于是贾曾才放心了。

　　唐朝又有一个人，是短命的诗人李贺，他的爸爸叫“李晋肃”。当时就有老夫子们指出，李贺这个小子，一辈子都不可考“进士”，因为“晋”、“进”同一个声音，李贺该避他父亲的讳！

　　有一个古人叫田登，他做一个州官。他大概是一个老夫子，看到皇帝们的讳来讳去，怪过瘾的，因此他也想找个对象讳他一讳。正好正月十五号灯节到了，灯节时候习惯，是准点灯三天。可是田登认为“灯”字触犯了他的名字“登”，于是贴布告，只说“放火三日”而不说“点灯三日”。后来老百姓讽刺他，造了一句话，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清朝初年，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将军吴三桂，他在中国西南称王，为了避讳，特地把西南的“桂林”，改为“建林”。又因为他那被李自成杀掉的父亲叫“吴襄”，所以也得找个地方来做避讳的对象。找来找去，找到个湖北的襄阳，于是就飞镖直奔襄阳，改名叫汉南府。

　　清朝因为是满洲人统治中国，满洲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所谓“夷”、“狄”、“胡虏”，这些称呼，都有轻视的意思的。到了满洲人做皇帝，这种轻视，自然不能再来了，所以古书的字，都一一改了。像“夷”字改成了“彝”字，“狄”字改成了“敌”字，“虏”字改成了“卤”字，都是避讳的例子。

　　此外，还有一些避讳的例子，也很有趣：

　　孔夫子是中国人最尊敬的大偶像，所以关于他的避讳，也就更精采。孔夫子的名字叫“孔丘”，宋朝时候，政府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不准念成“丘”字，该念成“某”字，才算尊敬，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所以你看书的时候，要带一支红笔，才不违法）。又在清朝的时候，由政府会议决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还有些避讳的原因，是因为家族的缘故。例如中国最有名的史学家，《史记》一书的作者司马迁，他因为他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他写的《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都不得同意，一律改了个名儿。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跟他学，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泰”的，也变为“郑太”了。

　　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

　　又如“宋朝”的老苏家讳“序”字，所以苏洵不写“序”字。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苏轼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敍”字来代替。今天一本书中，在序的地方有人用“序”字，有人用“小引”、“引言”或“敍”字，就是由于被老苏家的家讳暗摆一道的缘故。

　　避讳有的也不全是为了尊敬，有的因为厌恶或怀恨，这是例外的讳，也构成了避一避的理由。例如唐朝的肃宗最恨叛变的将军安禄山，所以，凡是郡县中有“安”字的，他都给改了，比如“安定”改为“保定”；“安化”改为“顺化”；“安静”改为“保静”，都是由于同一个理由。

　　明朝的世宗最恨“夷狄”，竟恨到不愿意看“夷狄”这两个字的程度，你说恨得多厉害！所以凡是写到“夷狄”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要写得特别小，愈小愈好，因为写得小了，皇帝才高兴。

　　清朝时候一个人叫“王国钧”，考试成绩很好，正要被派个官儿做，可是被西太后见到了他的名字，不见到不要紧，一见到太后就气起来，太后说：“王国钧”三个字的音，正好是“亡国君”，是指亡国的皇帝，这种人，这种名字，还能要他做官吗？于是，可怜的“王国钧”，由于他爸爸没把他的名字起好，竟闹得断送了前程。

　　这些都是因为厌恶或怀恨的缘故，造成的心理忌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大家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

　　洋鬼子尊敬一个人，常常把自己儿子的名字，起名跟他所尊敬的人一样，在中国人看起来，这简直大逆不道！例如你姓张，你尊敬孔夫子、孔丘，而把自己的儿子叫“张丘”，你这样做，若在中国古代，不挨揍才怪；不但挨揍，并且还要坐牢呢！那时候的“张丘”，不但不能叫“张丘”，恐怕得叫“张囚”了，不，不对，也不能叫“张囚”，因为“囚”与“丘”同一个声音，要避讳！

　　中国在走入20世纪以后，慢慢的，也学会了用一个尊敬的人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这并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中山县”、“立煌县”、“罗斯福路”、“麦克阿瑟公路”等等，都是这种转变的证明。时代毕竟是进步的，中国也不知不觉的在进步。在进步过程中，一切落伍的旧习惯，都必须被抛弃。在没有忌讳的新时代里，一切旧的忌讳，都将是历史的陈迹。让我们了解它，可是不要再复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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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中国古代的政府是专制政府，专制政府的代表人是皇帝。

　　皇帝是被尊为“天子”的人，“天子”是上天的、老天爷的儿子，来头极大，大家都怕他。

　　皇帝的权力很大，大到有时候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大。因为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所以，他常常要试试看，看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他要做很多事，要对付很多人，甚至要代表老百姓，跟“鬼神”和“自然”打交道。关于最后一项，皇帝的权力就显得很小很小，因为“鬼神”和“自然”并不买他的帐。比如说，天不下雨了，皇帝的表现就是向“鬼神”和“自然”求雨，求呀求的，碰到他运气好，雨来了，于是老百姓就说皇帝很行；若碰到运气不好，任凭你怎么求，雨还是不来，皇帝也无所谓，他还是照样做他的皇帝，——绝不让你做。

　　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做了皇帝，很多人想做皇帝。因为做皇帝太过瘾了，做皇帝权力很大。

　　皇帝由于权力很大，当他做一件对的事的时候，他会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很好；当他做一件错的事的时候，他会把一件事做得很坏很坏。

　　一般傻头傻脑的小百姓都以为：皇帝的身份，既是上天的儿子，一定有一种“天纵之圣”，有一种天才与聪明，可以把一切事都做得很对。

　　对这种情形，不但傻头傻脑的小百姓以为如此，就是一些皇帝自己，也以为如此。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是天才的化身，他们不会做错事。

　　于是，做呀做的，结果许多错事竟做出来了！

　　于是，为了使皇帝少做一点错事，一种制度便慢慢冒出来了，这种制度，叫做“谏官”制度。

　　“谏”，是一种劝告，“谏官”，是一种专门管劝告皇帝的官。这种官劝告皇帝不要做错事，劝告皇帝在做一件事前多想想，再想想。他们整天跟在皇帝身边，到处找皇帝的错。找到错以后，便提醒皇帝。

　　这种谏官，有许多种。有的叫“拾遗”，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

　　唐朝有一个大诗人，叫杜甫，他就做过这种“拾遗”的小官。

　　“拾遗”真是小官。为什么要把拾遗设计成小官呢？因为拾遗要给青年人做，青年人有火气，比较不老油条，看不惯的，就要说出来。一说出来，“谏官”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谏官一类的职务，本来就是有话就要说的官，本来就是张开嘴巴哇哇说话的官。为了使谏官肯说话、敢说话，不怕一切后果和损失，所以给他们的职位，便愈小愈好，一个人做了小官，便不在乎得失，大不了不干，不干就不干，一点也不会有恋栈惋惜的心情。官愈小，便愈敢说话，所以谏官都是小官。

　　除了“拾遗”以外，还有一种小官叫“补阙”，表示要替皇帝弥补过失；还有一种小官叫“司谏”，表示专门管谏诤的事；还有一种小官叫“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总之，这一类的小官们，名目很多。不管什么名目，他们的使命，统统都是向皇帝进忠告；他们的做法，统统都是挑皇帝的错。

　　当然，古代傻瓜们挑皇帝的错，并不止于“谏官”、“拾遗”、“补阙”、“司谏”、“正言”这一类小官，一般大臣们，他们也可以劝皇帝。劝得成功，大家都高兴；劝得不成功，他一个人倒霉。

　　就人之常情而论，没有人喜欢在他做一件事的时候，旁边插了个多嘴的人来捣蛋，何况这个多嘴的人还是要你给他薪水的。做皇帝的也不例外。做皇帝的有大权力，他本可以把向他多嘴的人杀掉或赶跑，或者按在地上打屁股，但他要忍耐着不这样做，这种忍耐，的确需要一点功夫。

　　古代皇帝中愈有忍耐功夫的，愈会被人称赞，他们接受臣子们劝告，或者虽不接受，但有耐心听听，就会被称为是好皇帝。他们这种作风，就被称为“纳谏”，翻成白话，是接“纳”“谏”言；如果皇帝不接受臣子们的劝告，也有一个名词，叫做“拒谏”，翻成白话，是“拒”绝“谏”言。谏言拒绝多了，或者因为谏言而发脾气、赶人、打人、杀人，这种皇帝，历史上就叫做“昏君”，是坏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拒谏”传说，是殷朝的比干的故事，比干因为劝皇帝，皇帝气起来了，下命令挖掉他的心，当时的皇帝叫商纣，所以以后一提到“拒谏”的坏皇帝，大家就说商纣考第一（有一次，汉朝的高祖被大臣周昌骂做商纣，可是他没生气，他没生气，就表示他不是商纣）。

　　中国最有名的“纳谏”例子，是皇帝唐太宗和谏官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生气的时候，也不怕，也要劝他，在这种“紧要关头”（紧要关头是指有的皇帝就要因忍耐不住而赶人、打人、杀人的关头），唐太宗却常常把气按住，不生了。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常常有一些有味儿的故事：

　　有一次，唐太宗要到南山去，都准备好了，刚要出发，魏征来了，唐太宗立刻装做没事的样子，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反对他去南山的。但是魏征很直爽，他问：“听说皇上要去南山，怎么没走呢？”唐太宗说：“本来是要走的，因为怕你生气，所以决定不走了。”

　　又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玩一只鸟，正好魏征进来了，唐太宗怕给魏征看到他在玩，不好意思，赶忙把鸟藏在胸前的衣服里。魏征说了一大堆话才走，唐太宗赶紧把衣服解开，可是鸟已经闷死了。

　　关于魏征的故事，后代的人都很向往。有一天，元朝的英宗跟大臣拜住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还有像唐朝魏征那样敢说话的人吗？”拜住回答说：“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一个圆的盘子，水放进去，是圆的；一个方的杯子，水放进去，是方的。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肯‘纳谏’，所以魏征才敢说真话、才肯说真话。”元英宗听了，很以为然。

　　所以，还是皇帝重要，碰到一个坏皇帝，你乱多嘴，脖子不挨刀，那才怪！

　　有一部古书，它是中国的《十三经》之一，叫《礼记》，里面有一段话，是告诉做臣子该如何劝皇帝的。《礼记》说：

　　对皇帝，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就逃掉算了；但是对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态度就要不同了。对父母，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不能逃掉，你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到他听了你的话为止。

　　《礼记》这一段指示，其实许多古人都没听它。古人中有的劝皇帝，劝一次皇帝不听，就吓得不敢再劝了；有的劝三次不听，他还是要劝，甚至要哭哭啼啼起来。

　　宋朝光宗的时候，他忽然不想上朝了。可是大臣们去请他，请得没法，他只好出来，走到门口，忽然皇后把他拦住，说：“天好冷啊！我们喝酒去嘛！”皇帝一听，就又不朝前走了。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傅良的，立刻跑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回去喝酒。皇后气起来了，大骂说：“你是不是要找死？”傅良听了，立刻哭哭啼啼的说：“君臣如同父子，儿子劝父亲不听，一定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

　　这个故事，说明了古代劝皇帝的人，并没有一定的中央标准局劝法，并不如《礼记》所要求的，劝三次不听，就逃掉。

　　有些古代的臣子们，他们劝皇帝，常常采取激烈的法子。有的拉皇帝衣服；有的拉皇帝的马；有的要表演自杀；有的拼命磕头，磕得满脸是血。有的皇帝对劝他的人很讨厌，为了怕人劝他做某件事，干脆在做某件事之前，先来个声明，声明的文字常常是——

　　有谏即死，无赦！（翻成白话是“不要劝我呀！谁劝我我就宰谁，绝不饶他！”）

　　敢有谏者，斩！（翻成白话是：“谁敢劝我，就砍谁的脑袋！”）

　　做皇帝的，本以为这样“有言在先”，应该不再有人多嘴了，应该把那些长舌头的男士们吓唬住了，这样一来，应该少去不少麻烦了。可是呀，没用，还是没用，还是有一些敢死队前来冲锋，来把脖子朝皇帝的刀下塞。例如楚国的庄王，说了谁谏就杀谁的，可是苏纵还是要去劝他；又如晋国的灵公，也说了谁谏就杀谁的，可是孙息还是要去劝他。做皇帝的，简直气得没法。

　　有些大臣看到皇帝做错事，劝他不听，常常要用无赖的方法去阻止。汉朝光武帝本来要出去玩玩的，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劝他不要去，申屠刚的理由是：天下还没平定，你皇帝大人怎么好去玩？光武帝不听，下令开车，申屠刚见皇帝不听，立刻趴在地上，把头塞在车轮子里，意思是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不要活了！你干脆用车把我压死算了！你压呀！你压呀！”这么一来，光武皇帝服了，只好不去玩了。

　　宋朝徽宗的时候，有一次大臣陈禾向皇帝说话，皇帝听得不耐烦，气得站起来了，陈禾立刻跑过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说；“请听我讲完。”皇帝不听，硬是要走，陈禾非要他听，硬是拉住不放，结果裂帛一声，皇帝的衣服被撕破了，皇帝大骂：“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破了！”陈禾说：“你为了不听我的话，不在乎衣服；我为了使你听我的话，也不在乎脑袋！”皇帝很感动，特别叫人把被撕的衣服保存起来，当做纪念品、当做一种鼓励和象征。

　　像这类当作纪念品，当作一种鼓励和象征的事，宋徽宗是有根据的。汉朝成帝的时候，一个叫朱云的，本是陕西地方的一个小官，但他要求见皇帝。在大庭广众之间，皇帝接见了他。朱云说：“现在朝廷的大臣，都是站着职位吃白饭、不管事的，都不能帮皇帝的忙，我请求皇帝给我一把剑，杀个坏大臣，好给这些人一点警告。”皇帝一听，气起来了，说：“这个小官，居然在朝廷上侮辱大臣，杀掉他！”于是左右的人跑来抓朱云，朱云用手攀住宫殿的栏杆，死不肯放，别人用力一拉，结果连坚固的栏杆都给弄断了。朱云大叫说：“我这回可跟比干等忠臣一起到地下去云游了，只不知道你们可怎么办！”这时候，将军叫辛庆忌的，立刻跑到皇帝前面，磕起头来，他说：“这个小官太直爽了，如果他的话说得对，不该杀他；如果说得不对，我们应该包容他。我愿意以一条老命，来为朱云争取他的命！”话说完了，辛庆忌就梆梆梆梆磕起头来，磕个没完，磕得满头是血。于是，皇帝气消了，说算了。后来木匠要来换栏杆，皇帝说：“不要换了，补一补就好了！就让它那个样子，作为一种鼓励、一种象征。”

　　还有一种情形，表面上，皇帝准许臣子可以有话直说，原因却不是由于皇帝度量大，而是怕外国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时候，大臣戈谦劝他不听，旁边有人拍皇帝马屁，知道皇帝讨厌戈谦，特进马屁要求把戈谦赶走，皇帝同意了。这时候，一名叫杨士奇的，立刻劝皇帝说：“现在外国人来朝见皇帝的很多，这件事若传到外国去，洋鬼子们就要说我们没有度量、没有自由了，这是不好的。”于是皇帝就算了。

　　另外一种情形，皇帝宽大是为了怕历史，怕历史家记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赵匡胤，喜欢打鸟（那时候没有猎枪，用的是弹弓）。有一天，玩得高兴，左右报告说，有大臣为了急事来求见，皇帝叫人把这个大臣叫进来听报告，听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气了，他问：“为什么这种普通的事现在来报告？”那大臣答说：“我认为这种事并不普通，至少比打鸟还重要！”皇帝更气了，立刻拿家伙打这大臣的嘴，结果门牙两颗，打掉在地下。那个大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弯下腰来，把门牙捡起，往口袋里一放。皇帝奇怪了，问他说：“你捡门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说：“我怎么敢告皇帝？这件事，自然会有历史家去写！”皇帝一听，笑起来了，下令送这大臣许多钱，表示抱歉。

　　历史上关于臣子劝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为劝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们，还是要一个接一个，劝个没完。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乌赋》，高叫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附记〕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的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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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令——全国大跑马

　　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诸侯发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时候，皇帝向四方诸侯要钱；有时候，叫四方诸侯挑选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皇帝得了盲肠炎，躺在“龙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诸侯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来，来看他病，听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诸侯有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皇帝叫他，他听不到，皇帝没有麦克风，有也不行，太远了。他照样可以耍赖皮、装聋、装孙子。

　　当然皇帝也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不但没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这些玩艺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有些聪明人，整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来想去，想他们的白日梦。

　　他们居然想出一种“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们又想出一种“顺风耳”，可以听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骂他。

　　可是这些只是“想”、只是“梦”，压根儿没实现过。

　　我们的老祖宗很容易满足，他们只想想就算了，他们懒得花脑筋。他们不会用脑筋去发明望远镜或电视机，也不会发明麦克风和电话，他们只会用脑筋去“神游四海”，用脑筋去歌颂“精神文明”、歌颂“形而上”的“道”。

　　可是聪明人这样做可以，皇帝这样做却不可以。

　　皇帝要统治全国，皇帝要发脾气，皇帝要教人知道他在发脾气，皇帝要得盲肠炎。

　　于是皇帝叫道：“来人哪！你们各地的诸侯派代表来，站在我身边，替我传话给你们！”

　　于是，各地的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兴了，他为代表们盖了官邸，整天朝他们下命令。

　　代表们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头昏眼花，大家赶忙把命令转出去，转给四方诸侯，这种来自京师官邸内含命令的报告，称做《邸报》。

　　这种《邸报》，就是四方诸侯专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报”。当时这种官报，读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没得看，他们至多看看墙上的政府告示，或是听听传说和谣言，他们对政治没兴趣，他们的口号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人生观，翻成白话，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纳税又完粮，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诸侯却不能不管，因为他们有了专用的“官报”看，不能再装聋了。所以，“官报”一到，四方诸侯的眉毛就皱起来，皱得像老太婆的脸，非用熨斗来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处是，四方诸侯虽不能装聋，却可以偷懒。因为“官报”来得很慢，一般情形，“官报”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条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诸侯手里，那时候，皇帝可能气消了，盲肠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来，就先给它一拖，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历来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讲办事效率，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办事总是慢腾腾的，好像没睡醒一样。

　　但有的时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抢官做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捣你的蛋。

　　汉昭帝时，一天诸侯燕王忽然派人来，向皇帝上书告了大臣霍光一状，说他检阅羽林军准备造反。霍光吓得躲在家里，不敢见皇帝。皇帝那时候才十四岁，可是很聪明，他把霍光找来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检阅羽林军的事还不到八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呢？可证明有人从中搞鬼。”于是霍光便无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没有电报电话飞机火车，所以消息传得非常慢。

　　当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事，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的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

　　上面说到古代的车站叫做“驿”，这是指一般的情形说的。这一类的名目，还有一些别的。例如有一种叫做“亭”的，是秦朝、汉朝最流行的“车站”。每个“亭”都有个“亭长”，亭长除了是邮政局局长以外，还是旅馆老板、警察局长、调查站站长。亭长有时候会因执行职务而杀人，有时候会利用职务而谋财害命，有时候也做好事，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汉朝最有名的将军韩信，在年轻时候，就靠着南昌亭长吃过饭，后来亭长的老婆不给他饭吃了，他才跑掉。

　　汉朝的亭大概近三万个，和亭配合设立的，有一种叫做“邮”，“亭”是十里一个，“邮”是五里一个，当时习惯也连在一起，叫做“邮亭”。这“邮亭”两个字，直传到今天还在用，可是意思已经不同了。

　　“驿”在唐朝，有一千六百多个，有的驿很小，只有八匹马；有的驿就很大，有七十五匹马，多得可以开一家跑马厅。唐朝法律对驿的规定很多很多，多得很好玩，例如说：

　　一、从驿中骑马的，要凭“符券”才成，这等于现在的“先买票、后上车”。没票骑马的，处一年徒刑。

　　二、有“符券”了，还得在一定时间内骑马，过时不候。好像今天买票，“限当日有效”。

　　三、只用一匹马就行的，若多用了一匹，处一年徒刑。

　　四、多跑了路，跑了冤枉路的，多跑一里，多打一百下屁股。

　　五、该换马的时候不换马，打八十下屁股。这叫做“虐待动物”。

　　六、不该带的东西多带了，叫做“超载”，也是“虐待动物”，多带一斤，打六十下屁股。

　　七、犯上面各种错误，毛病都出在骑的是马；若骑的不是马而是驴，那么罪就轻一点，被处罚的时候，可打八折。

　　为什么要有这些严格的规定呢？这是由于古代的驿，本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原因而设的，有关国家大事，所以不能马马虎虎。谁要马虎，就打谁屁股，或者就把谁关起来。

　　宋朝时候，驿的情形有四种：

　　一、步递——用人走路来送消息。

　　二、马递——用马。

　　三、急脚递——用快马。

　　四、金字牌急脚递——用快马加木牌。

　　最后两种，要加以说明。所谓“急脚递”，是用快马来跑，每天可以跑四百里，本来已经很快了。可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原因，有时候，还嫌“急脚递”不够快，因为“急脚递”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挡路的，由于“交通拥挤”，难免耽误时间。这时候，就有人发明一种花样：用一块木牌，上面漆上金字，放在马背上，由于反光的缘故，老远便可以看到金光闪闪，这时候，路上的其他人员车辆就得赶快让开，因为人人都知道“金字牌急脚递”来了，还是赶快让开为妙。

　　现代的警察车、救火车、救护车，走在路上当当乱响或哇哇怪叫，就好像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就会让开。

　　现代的国宾护卫仪队，在马路左右两旁由摩托车呜呜开道，不许你先走而要你让他先走，也好像是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也就赶快自认倒霉，干脆让开。

　　历史上最有名的“金字牌急脚递”的故事，就是“十二道金牌”的故事。

　　宋朝的将军岳飞，本来在北方正和金人打仗，后来朝廷方面主张跟金人讲和，所以要用最迅速的方式，赶忙把岳飞弄回来。那时候用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挂着金牌的急脚递。当时宋朝政府一连用了“十二道金牌”来催岳飞，急得简直用快马跑成了一条线。于是，岳飞只好回来了。

　　用快马去跑，当然是一个很笨的法子，可是中国的古人们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他们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也没有飞机和火车，也没有汽车和摩托车，他们若要办急事、急办事或事急办，只有倚靠快马加鞭。

　　像岳飞这种将军，现代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韩战（朝鲜战争——编者）时候，在前线的将军麦克阿瑟也和岳飞一样，要“直捣黄龙”的（黄龙是现在的中国东北地方），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把麦克阿瑟弄回去，由于科学进步，他只打一个电报就够了。科学真是了不起，也真可怕，它可以增加统治的效率，使命令传达得快快快。所以现代的人做将军，就没有古人过瘾，因为他只听到电报机的嘀嘀嗒嗒，再也看不到跑马的嗒嗒嗒嗒了。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驿站的情形更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一直发展到清朝后期，接受了近代科学的通讯设备为止，才慢慢淘汰了古老的驿站。

　　对增加传达命令的速度，中国古人曾有过美丽的幻想。旧小说《水浒传》中，曾说有一个叫戴宗的人，外号叫“神行太保”。因为他有一种秘密的魔术：他有一种叫做“甲马”的小东西，当把两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术，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来，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于说把八个“甲马”绑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浒传》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好乱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现代科学的高速进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经是一个可笑的小数字了；但对我们善于幻想的古人说来，却已是一个不能想像的伟大速度。在制造速度一方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个落伍的纪录，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清朝的大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去，他的报告由电报打到上海，时间只花了一天；可是这个报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转，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为上海北京之间，没有电报，只有船和马。这件事，使当时大臣李鸿章起了大念头，他立刻要求政府赶快设立电报局。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开始多了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少了嗒嗒嗒嗒的马蹄声。那个时候，已是公元1879年，距离发明电报的日子，已经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多么教人落伍的日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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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纸像杂志

　　现代人早上一起来，就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怎么了；下午一睡醒，又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的老婆（学名皇后）又怎么了。现代人所要知道的事，从报纸上，一看就知道了。昨天地球上北极发生的事，今天地球南极的人就知道了；早上美洲发生的事，下午亚洲就知道了。消息的传达快极了。

　　古代人就不这样了。

　　古代人愈古愈没有报纸看，消息传得慢极了，慢得像老牛，甚至比老牛还慢。

　　古代人要知道消息，大都是用布告和嘴巴。布告和嘴巴太慢了，所以一件“新闻”传来传去，传到最后听到的，已经变成“历史”了。

　　古代人最早有报纸一点模样的记载，是唐朝，当时的报纸，叫做《邸报》。“邸”是什么呢？和现在一般常用的“官邸”字眼一样，就是“官邸”。不过这个官邸是专指四方诸侯在京城的办事处。四方诸侯进京来的时候，就住在这种官邸里；等到离京回去，官邸仍有人代为联络、传达，联络、传达的文件，都是朝廷里最新的消息，所以这种文件就叫做《邸报》。

　　这种《邸报》，产生的时间，大概在一千二百年前，在唐朝玄宗的时候。除了《邸报》以外，还有一类名称像“杂报”、“报状”、“事状”、“朝报”等，也都可说是报纸的雏形。

　　到了宋朝以后，《邸报》愈来愈流行了。宋朝时候邸里办公的小职员们，整天打听政治行情，一打听到些捕风捉影，就赶忙写在一张小纸上。比如说张三被皇帝打了一个耳光、李四被皇帝踢了一脚、王五脑袋瓜子上挨了皇帝飞来的一个茶杯。……总之，都是半真半假的马路新闻，这些小纸当时叫做小报，非常受人欢迎。小报一来，大家齐声欢呼，你抢我抢，就好像现在人们抢买“号外”一样。因为这种小报的新闻不是官方发布的，也不是新闻局长告诉记者的，所以难免不合当局的胃口，而要被查禁。

　　到了元朝，《邸报》中所记的范围渐渐宽了。王家着火了等社会新闻也出现了。再到明朝的时候，由于宦官汪直等的当政，为了怕他们的丑事外扬，曾经检查其中内容，禁止《邸报》的流传，这可说是邮电检查和新闻封锁的老祖宗了！

　　到了明朝崇桢皇帝十一年，一件重大的改变发生了，《邸报》不再用手写了，《邸报》进了排字房，开始用活字板排印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改变，这一年是1638年，距离今天，报纸进排字房，足足有三百四十年了。

　　清朝初年，有一家纸店叫“荣禄堂”，店里的老板跟政府的要员有点关系，透过要员，把传出来的消息印成《京报》。这些京报在京城里，并不觉得稀奇，可是一带到西北各省去，销路就非常好。因为有利可图，于是，所谓“报房”纷纷成立了，就是今天的报馆或报社。

　　当时的报纸不是一张或几张大纸，而是一本像杂志一样的书。长九寸、宽三寸半，封面黄色，最多有十九页，最少也有五六页，用的是竹纸或毛太纸，木刻活体字排印，很不清楚。

　　《京报》的内容，可分三大部分：

　　一、“宫门钞”——抄皇宫里头的消息。

　　二、“上谕”——皇帝的命令和告示。

　　三、“奏折”——大臣向皇帝说的话、报的告。

　　这些材料，一到报纸编辑的手里，就按照次序，一条条排将起来。报纸的编排很单调，没有标题，你一定得全部看完，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想偷懒是不行的。

　　出报的时间是每天黄昏或晚上，所以等于是晚报。这种晚报在京师当天虽可以看到，但是外省就麻烦了，比如说浙江，可能三四个月后才能转到，那时候，“新闻”可能早已变成“旧闻”了。

　　在清朝文宗咸丰元年（1851），一个有心人名叫张芾的，看到《京报》内容既简陋，流传得又慢，卖得不但贵而且不容易买。于是，上书给皇帝，请政府来办报，结果被皇帝狠狠的骂了一顿，说这种意见“可笑之至”！

　　现在看来，真正“可笑之至”的，不是张芾，而是西太后的丈夫。

　　可是，我们不能怪咸丰皇帝，因为他压根儿没有这种观念。

　　过了八年（1859），又一个有心人出来了，他的名字叫洪仁玕，他是太平天国的军师。他向天王洪秀全献了一部《资政新篇》，其中有一部分劝天王设立“新闻馆”，并在各省任命品行好的人做“新闻官”，职务要独立，别的官儿不能管他。他这个建议，很有眼光，他所以有这种眼光，乃是因为在他家里有几个洋鬼子传教士替他打派司。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很觉得没面子，连小日本都打不过。大家研究打不过的原因是：中国太落伍了，在新世界中完全跟不上时代。要跟得上时代的法子，一定要宣传新思想，工具就是办报。在当时，北京维新派官绅像文廷式等，办了一家“强学会书局”，出版了一种《中外纪闻》的报纸，也叫做《中外公报》。这份报纸的最早赞助人，就是后来中华民国第一任想当皇帝的大总统袁世凯，他捐了五百块钱做基金。五百块钱在那时候，没有能力买印刷机，所以报纸是用木板刻的，每天出一张，内容以社论为主，新闻反倒次要。主持这个报纸的实际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这个报，可说是有史以来，中国民间的第一份像样的报。

　　当时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订报的观念。所以这份《中外纪闻》，也不敢公开发行。它印了三千份，拜托并且买通送《京报》的报僮，每天随着《京报》，“分送诸官宅”。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子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僮们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报，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中外纪闻》发行了半年，正巧当时御史老爷杨崇伊攻击这个报，说它“诽议朝政”，请下令封它。于是皇帝就下令查封，并且把文廷式赶回家乡去，还说永远不再用他当官了。

　　《中外纪闻》被封门后，维新派的书局也被没收、改组，变成了“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正式出版一种官报，这可说是中国最正式的官报，大名叫《官书局报》。用黄土纸做封面，长九寸，宽五寸，内容除了也有“上谕”和“奏折”一类的东西外，还有一些世界新知识的翻译。这个报纸为了怕当政者不满意，特别声明凡是批评政治的和人物的文章，都不能登。虽然这个报如此委曲求全，可是到了“戊戌政变”发生，西太后还是把它看做传播新知识的眼中钉，还是停刊了。

　　西太后虽然不许别人办报，可是她却不得不承认，报纸这件东西也有它的好处。所以，在八国联军以后，她也想办报了。（甲午战争那一次，被日本一个国家打败，中国人气得想办报；这回八国联军，一次被八个国家打败，中国人当然更气得想办报了！）

　　西太后办的报叫《政治官报》（后来改名叫《内阁官报》），这个报，还是杂志的形式，不过里面的花样多了：“上谕”“奏折”“电报”“法制章程”“条约合同”“外事”“广告”等，都是基本内容。它的宗旨是：“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显然是针对以前《中外纪闻》里“社论”而发的。这个《政治官报》只是要报导政治，并不是要谈政治，所以要议论的，免啦！

　　专制政府不欢迎办报，可是爱好自由的人却要办。他们办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就是租界。租界是专制政府管不到的地方，是大城里面一些由洋鬼子管辖的地区。专制政府欺负自己人很拿手，可是欺负老外却不行，手反被拿，只好同意洋鬼子在中国大城里划分势力范围，割据称雄。洋鬼子有新闻自由的传统，欢迎办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租界大办特办起来，其中最有名的，是《苏报》。

　　《苏报》是章炳麟（太炎）、蔡元培、邹容这些老少革命党办的报，他们在上海租界里攻击专制政府，骂清朝皇帝是“小丑”等等，愈骂愈高兴。骂得专制政府吃不消了，密电这个地区的封疆大吏说：

　　沪上各报内，苏报近更狂吠，愈无忌惮，着即拿办。转饬密派干役，将单开各要犯分别严拿，务获禀办，毋稍泄漏疏虞，致被兔脱。

　　专制政府虽然大喊拿人，可是不得洋鬼子同意，拿不进去。专制政府于是跟洋鬼子打商量，洋鬼子也买几分账，但一看专制政府的严刑峻法，却不能赞同。原来专制政府“宽大”得没有“出版法”，只有“造妖书妖言”“大逆不道”等的罪名，要用这些法律办人，就如意算盘如下：

　　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恶相济，厥罪唯均，实为本国律法所不容，亦为各国公法所不恕。查律载：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又律载：谋背本国潜从他国为叛；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又律载：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如邹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当处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俾租界一群不逞之徒，知所警惕，而不敢为匪，中外幸甚。

　　这下子把老外给吓坏了，老外没想到“礼义之邦”的法律竟这样野蛮。照专制政府的法律，要“凌迟处死”，就是一刀一刀剐死，幸亏统治者过生日，优待，改为“永远监禁”，就是无期徒刑。这样重的刑，洋鬼子是看不过去的。所以，洋鬼子只肯抓人，要办人、要审人、要关人，都行，可是都得由他们代办，拒绝引渡。私下里，他们还通知章炳麟等人：“赶快跑！”

　　章炳麟是书呆子，不肯跑，被抓去了；邹容跑了，可是忍不住吴敬恒（稚晖）挖苦他的风凉话，自行投案，也关到牢里。小型文字狱判下来，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邹容年纪轻，黑狱亡鬼，受不住气，结果死在牢里，呜呼二十岁，时间是1903。

　　专制政府开始有“出版法”，包括《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报章应守规则》（1906）、《大清报律》（1907）。这些出版法除了采取“预审制”以外，其他倒也宽大。例如要想办报，不论张三李四，只要

　　一、年满20岁以上之本国人。

　　二、无精神病者。

　　三、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

　　就可以在发行二十天以前，向衙门一呈报，缴点保证金，开始言论。绝不会借口报纸太多了，不许你登记。专制政府许你办了，他来封；绝不会根本就不许你办。

　　中华民国成立，内务部（内政部）的大官人忽发雅兴，拟订了《暂行报律》三条。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刻发布《令内政部取消暂行报律文》，予以痛斥：

　　昨据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电称：接内务部电，详定暂行报律三章，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请转饬部知照等语。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文献，它告诉中国人，现在是自由民主的时代了，“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已经不会也不该“复见于今”了。这一天是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九号，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每一个孙中山的信徒，都该想到在这日子里的这个启示。

　　这篇文献发布后两年零二十四天，袁世凯公布了《报纸条例》，取消了“预审制”。从此，中国的报纸在不断的种种法律夹道吆喝中活下去，它们历经了袁世凯《出版法》（1914）、《管理新闻营业条例》（1925）、《出版条例原则》（1929）、《出版法》（1930）……虽然任重道远，可是总还混得活。直到“报阀”出来，天下一统为止。

　　回忆中国的报纸史，真叫人发思古之幽情，令人怀念那些脱法而出或逍遥法外的“老祖宗报”。

　　前面谈的中国报纸，不外是两类，一类是老百姓办的，一类是做官的办的。在这两类之外，还有一种报纸（就是杂志），是外国人为中国人办的，也很重要。最早的有1815年（中华民国前九十七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一个怪名字。其实它的英文名字的意思，就是“中国每月杂志”。这个报每月出版一次，内容有宗教、科学、历史、地理、商业等等。五花八门，名堂很多。这个报是洋鬼子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梁发等人办的，梁发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厕身报界的第一人。这个报，一直办了六年半，到1821年才停止。

　　现在我们所看的报纸，都是前面这些“老祖宗报”以后的产品，所以只是一些“小孙子报”。这些“小孙子报”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版面变大了，大得像一张报，而不再像一本杂志。现在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老祖宗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以为那原来是一份报，你一定以为那是一本杂志，其实那才是报——道道地地原原本本的报，你可别认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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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兆——来头可不小

　　中国人几千年来有一个大传说，人人都信。

　　这个传说就是：凡是有点名儿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

　　所谓不简单，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的家人总要碰到些怪事，或是看到些怪光、或是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些怪梦……总之非常那个。

　　所以大人物，生起来皆吓人倒怪。

　　可是，中国人并不说这些事情怪，他们说这是“祥瑞”，祥瑞就是“可喜可贺的征兆”。

　　每个大人物生时都有“可喜可贺的征兆”，这叫“生有异禀”。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若来得稀松平常，那就前生注定没发展。

　　所以，你看到这里，应该赶紧把这本书放下，快到厨房去，问问你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跟你老子有没有碰到些怪事？看到些怪光？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了些怪梦？

　　如果她说没有，你千万拜托她仔细想想看，如果实在一点也没有印象，那你就糟啦！你这辈子，休想成大人物啦！

　　你若不服气，请看下面的一些传说：

　　老子——传说他老先生生的时候，是骑着一头白色的鹿到妈妈肚里的。

　　孟夫子——他妈妈生他，梦神人攀龙凤，自泰山来。邻居看到五色云，罩住孟家。

　　萧何——他妈妈生他，是“感昴星之精”。

　　张良——他妈妈生他，是“感弧星之精”。

　　樊哙——他妈妈生他，是“感狼星之精”。

　　程咸——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白头公”拿药给她吃，并且说：“服此当生贵子。”于是她吃了，就有了孕。

　　刘元海——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两条大鱼，后来鱼变成人，给她一包东西，说吃了以后，可以生贵子。于是她吃了，怀胎十三个月，才生刘元海。

　　徐陵——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有五个颜色的云彩，化成凤，站在她左边肩膀上，于是就有了孕。

　　梁昉——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五个颜色的彩旗子，旗子四角挂了铃，一个铃掉在她怀里，于是就有了孕。

　　李白——他妈妈梦到“长庚星”跑到怀里来。

　　刘济——刚生下来，老妈看到一条“黑气勃勃”的大蛇，后来就变成他。

　　杨大年——他妈妈梦到是仙人托生，结果生下一条小鹤，再变成他。

　　刘法——他妈妈生他时候，蚊帐掉下来了，出现一条大蛇，他出生后，再找大蛇，只剩下蛇皮了。

　　岳飞——他生的时候，屋里飞来一只大鹏鸟，所以他的名，就叫“岳飞”；他的字，就叫“鹏举”。

　　文天祥——他生的时候，他的爸爸（这回不是妈）梦到文天祥乘着紫云而下，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云孙”。

　　张居正——他妈妈梦到青衣童子绕床，因而怀孕。

　　郑成功——他生的时候，他妈妈梦到在岸上看大鱼，一船冲上来，冲到肚子里。

　　曾国藩——他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这回不是爸）梦到一条“神虬”从天空下来，全身发金光。

　　上面随便举的例子，都是跟历史上的大人物有关的“征兆”，你看了，一定觉得很奇怪了。可是，更妙的还在后头。历史上，比上面这些大人物更显赫的人物，是皇帝，关于皇帝的征兆，也就更多。据说所谓皇帝，是上天的儿子，是“天子”。既然所谓天子，来头应该更大，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一些天子的来头吧：

　　夏朝第一个皇帝生的时候，郊外有青龙。

　　商朝祖先的妈妈在野外洗澡时候，正巧有一只鸟下蛋，她捡来吃了，就有了孕。

　　周朝祖先的妈妈在野外玩（好像他们的妈妈都喜欢在野外玩），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她在脚印上踩了一下，就觉得有孕了。后来生了儿子，她认为不吉祥，就把儿子丢在路上。可是，路上马走过来、牛走过来，都躲开这个儿子，不敢碰到他；于是这个妈妈又把儿子带到树林里，放在一条结了冰的河上，可是这时候，有鸟飞过来，用翅膀遮盖这个儿子。天意已明，这个妈妈感到她的儿子不简单了，就把他抱回家里来。

　　周朝的武王建国的时候，有白颜色的鱼，跳到武王的船里面；又有红颜色的乌鸦，表示“祥瑞”。

　　秦朝祖先的妈妈在织布的时候，有鸟下了蛋，她捡来吃了，就有了孕。

　　汉朝高祖刘邦的妈妈，常常在野外的大湖边睡觉，梦到神仙。一天，她的丈夫去看她，却看到有龙趴在她上面，她就有了孕，生出汉高祖来。汉高祖长大后，喝酒后睡觉，有人看到他上面有龙（龙是“天子”的象征）。

　　后汉光武帝刘秀生的时候，有满屋子红光。那一年县界长出嘉禾，一茎九穗。所以起名“秀”。

　　三国魏文帝曹丕（曹操的儿子）生的时候，有云气青色，圜如车盖，整天罩在他头上。

　　晋朝元帝生的时候，“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

　　南北朝宋武帝刘裕生的时候，有神光照亮房子，甘露下降。

　　南北朝梁武帝萧衍，他妈妈梦到抱住太阳，不久就怀孕生他。他一出生，右手就有个“武”字。

　　南北朝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他妈妈生他时，梦到太阳从屋里出来；生的当天晚上，天上发亮光。

　　南北朝北齐文宣帝高洋，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进屋里来。

　　南北朝北周文帝宇文泰，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梦到抱他升天，可是没升完，就醒了。醒后把梦告诉了老公，老公高兴说：“虽不至天，贵亦极矣！”生的时候，有黑气如盖，下覆其身。他背上有黑子，黑子且成图案，像条蟠龙。他脸上又有紫光，叫人看了心里发毛。

　　隋朝文帝杨坚，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一屋子紫气。来了个尼姑，说这小家伙不简单，帮忙照顾。他妈妈抱他，忽然看见他头上生出角来，浑身长出鳞片，吓得把他掉在地上，尼姑跑进来，说，小朋友给吓到了，将来他得天下要晚一点了（他得天下时，已四十八岁）。他手上有个“王”字，但不知道在哪一手。

　　唐朝太宗李世民生的时候，有两条龙在房门外玩，连玩三天。李世民四岁的时候，有个书生说会看相，看了李世民，说有天子相。唐高祖怕泄露，要杀这书生，可是书生忽然不见了。

　　五代后梁太祖朱全忠，他生的那天晚上，家里有红气上升，邻居跑来叫说：你们朱家着火了。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妈妈带他住在老刘家。刘家老太太告诉家人说：“朱三那小孩子不是常人，你们可要对他好啊！”人家问凭什么？老太太说：“我看过他的睡相，睡的是一条红色的蛇。”

　　五代后唐武宗李克用，他妈妈怀胎十三个月，生的时候难产。大家跑去买药，碰到一位“神叟”。这位神老头说：“巫医帮不上忙的。赶快回家，大家要全副武装，骑马敲鼓，环绕李家三圈才成。”于是照办，果然生产不难了，“红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的情形下，李克用出世。后来李克用搂着妓女睡大觉，有人要行刺他，走到床前，看到床上一团烈火，吓跑了。李克用的第二代，后唐庄宗李存勖，也来路不凡。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常梦神人黑衣拥扇夹侍左右。”生的那天，有紫气从窗户冒出来。

　　五代后晋高祖“儿皇帝”石敬瑭，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有白气充庭”。

　　五代后周太祖郭威，他妈妈生他的时候，“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

　　宋朝太祖赵匡胤，也照有红光不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元朝祖先的妈妈守寡的时候，梦到一道白光，从天而降，化为金色神人，走到床前，立刻有孕生子。

　　元朝太祖铁木真生下来的时候，手握一把血块，像红色的石头。

　　明朝太祖朱元璋，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梦到神送一药丸，放在掌中有光，吃下去，醒了，口里有香气。生的那天，红光满室，夜里光露出来，邻居以为着火了，跑来救。

　　清朝祖先的妈妈，说是天女下凡，吞了朱果，无夫而孕，生了先祖。先祖生下来就会说话。

　　以上这些历朝各代的来头不小的神话，都表示了一个幻想的事实，就是“凡是有点名儿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都有“祥瑞”。

　　祥瑞是表示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背后有鬼神撑腰。古人都疑神疑鬼的敬鬼神而不远（孔夫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没人敢远），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就跟鬼神搭上关系，自然就得天独厚，不由你不另眼看待，不由你不服。

　　祥瑞外一章是身体上的特征，所谓“圣人皆有异表”。什么“伏羲人身蛇首，神农人身牛首”、什么“黄帝龙颜”、什么“帝喾骈齿”、什么“尧眉八彩”、什么“舜目重瞳”、什么“禹耳三漏”、什么“汤臂三肘”、什么“文王四乳”、什么“武王望羊”、什么汉高祖“左股七十二黑子”、什么三国刘备“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什么司马懿“面正向后，而身不动”、什么晋元帝“白毫生于日角之左”、什么南北朝陈武帝“日角龙颜，垂手过膝”、什么唐高祖“体有三乳”等等等等，鬼话连篇，翻翻古书，就不难碰到。身体上的特征，在古人看来，虽是祥瑞的一种，但一经科学检定，就毫无道理。即以“舜目重瞳”为例，古代名流，重瞳的，帝王级有虞舜、项羽、王莽、吕光、李煜；臣子级有颜回、沈约、鱼俱罗、朱友孜等人。但重瞳是什么？只不过是白内障而已！如果重瞳算是伟人，那么眼科医生整天要被伟人烦死了。

　　在所有来头不小的鬼话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孔夫子的征兆。孔夫子的妈妈到野外玩，玩累了，就在野地里睡起来。做了梦，梦到黑帝和她性交。醒来就有孕，生下孔夫子。孔夫子生有全套异象：双龙绕室，五老降庭，长得海口、牛唇、虎掌、龟脊、头像尼丘山，名字就叫孔丘。胸前有“制作定，世符运”六个字。照古史说法，孔夫子是商汤的后人，五帝轮流做，本来该轮到商汤的后人的，可惜孔夫子被早生贵子，生在周朝，水火相冲，时不当令，所以只能为未来的汉朝制作法典——六经，自己不能做皇上，反倒帮了别人做了皇上。孔夫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与中国人相见恨早，结果功亏一篑。

　　中国帝王从汉朝以后捧孔夫子，大家只注意到捧孔夫子的儒家哲学跟统治者结合，却忽略了孔夫子的神性背景跟统治者的串通，而不知道捧“作之师”的孔夫子本人，无异就等于捧“作之君”的统治者自己。巩固孔夫子的地位，就等于巩固统治者自己的地位。

　　征兆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只此一家大传统，当然也是五千年来只此一家的大骗局。它的历史太深了、太远了。深远得变成了一个坚固的骗人公式，大家一提到某某名人，就会公然用公式套他一下，明知是鬼话，可是谁也不敢说破，只要有利，谁也乐得相信，或者教别人相信。你别以为这些是历史了，才不呢，就是这套大哲学，使中华民国袁大总统世凯先生抛弃了总统，想改行当皇帝，为了他相信他自己曾以“五爪大金龙”的正身，睡在过床上。“真龙转世”的大哲学，在上为帝王将相，在下为王元龙李小龙，以至看相摸骨的龙海山人，人人都多少反射到。你老兄一定也有这种传统的荒谬反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老是在浴室镜子里，偷偷看你“主贵”的那颗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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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你一定看过中国的一部小说《水浒传》，《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是——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这回里的“母夜叉”是指孙二娘，她开了一家黑店，“……盖些草屋，卖酒维生。实是只等客商过住，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切馅子包馒头。”

　　在第二十六回里，你又可以看到宋江被强盗抓住后，强盗王矮虎大叫说：“孩儿们，快动手取下这牛子（指宋江）的心肝来，造三份醒酒酸辣汤来！”

　　在第四十二回里，你又可看到“黑旋风”李逵在杀掉“假黑旋风”李鬼以后，“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没菜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口，看着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

　　这个吃人肉的李逵，早在《水浒传》第四十回里，就吃了人肉了：“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掇撺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另一种等于吃人肉的，是用人肉来祭死人。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武松对他哥哥武大郎，“将两颗人头供养在灵前”；第六十七回“将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盖”等，都属这一类。

　　上面这些吃人肉的故事，有的原因是经济的（像卖人肉的孙二娘）、有的是饥饿的（像吃李鬼的李逵）、有的是嗜好的（像要吃宋江肉的王矮虎）、有的是仇恨的（像以人头祭死人）。吃人肉的原因，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人不但吃动物的肉，还要吃人的肉；不但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吃人肉的事，经济的和饥饿的两种原因，本来很接近。以汉朝为例，单就《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里，我们就可看到这些吓人的纪录：

　　一、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人相食，死者过半。”

　　二、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六月——“关中大饥……人相食。”

　　三、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四、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河南……父子相食。”

　　五、汉武帝鼎元三年（公元前114）——““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六、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

　　七、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琅琊郡人相食。”

　　八、汉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梁国平原郡……人相食。”

　　九、汉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缘边大饥，人相食。”

　　十、汉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关东，人相食。”

　　十一、汉王莽时——“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

　　十二、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民饥饿，相食。”

　　十三、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三辅大饥，人相食。”

　　十四、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州郡大饥……人相食。”

　　十五、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

　　十六、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十二月——“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十七、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十八、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十九、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二十、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人相食啖。”

　　二一、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江淮间民相食。”

　　上面随手所举的例子，都是中国人吃人的历史。这些残忍现象的发生，主要的原因是荒年。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最明显的，就是战争。

　　唐朝“安史之乱”，张巡、许远的部队，被安禄山的军队包围在睢阳。后来因为被包围得太久了，东西都吃光了，战马、老鼠、麻雀等等都吃光了。于是大家互相换小孩子来吃（不忍吃自己的，所以互换）。小孩子吃光了，张巡竟把他的姨太太杀掉，他对守城的军人说：“你们为国家拼命，好久没东西吃，可是你们仍旧忠贞。我自己的身体不能给你们吃，岂能可惜一个女人吗？”于是，从吃张巡的姨太太开始，大家又拼命吃女人。女人吃光了，又吃男人。全睢阳城一共有六万人，最后被安禄山攻破的时候，只剩下几百人了。（张巡这种杀亲人吃亲人的做法，当然很有问题，因为守城的目的是抵抗“没人性的”叛军。但是自己竟连老婆都吃掉，所谓人性，又在哪里？）

　　又如唐朝僖宗的时候（公元886），杨行密围住广陵城（现在的扬州），一围就是半年。城里的人都饿得吃不消了。军队公开抓人来卖，捆起来，像杀猪一样的杀人吃肉。这又是一个残忍的例子。

　　像这一类的例子，还多着呢！

　　唐朝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凤翔城被朱全忠所围，城里公开卖起人肉来。人肉的价钱不如狗肉，狗肉每斤五百钱，人肉每斤只一百钱。

　　宋朝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杭州也有吃人肉的场面，同时还有了称呼：瘦的男女叫“饶把火”；女孩子叫“下羹羊”，小朋友叫“和骨烂”，这些被吃的人，统一被称做“两脚羊”。

　　清朝仁宗嘉庆六年（公元1801），四川人罗思举的部队缺粮，于是开始吃俘虏，一共吃了三千五百多人！

　　上面最后一个例子是指吃敌人的肉。在历史上，这种情形也很多。春秋、战国时候，早就有这类事实。战国时候，中山君对于私通外国的臣子，就要吃他的肉，还要一个人独吞，不分给别人。

　　汉朝王莽被杀，几十个人抢着吃他。

　　梁朝侯景死了，身体也被老百姓分吃。侯景的参谋王伟，也被公开烹掉，再被老百姓分着吃了。

　　隋朝炀帝把叛臣斛斯政烹死，把肉分给百官吃。

　　隋朝关西地方的薛仁杲，恨庾立不肯投降，把庾立放在火上割掉，肉分给军人吃（庾立是文学家庾信的儿子）。

　　隋朝的张金祢本在河北作乱，被官兵抓住，把他绑在架子上，由他的仇人吃掉。

　　唐朝武则天时候，一个凶狠的官吏来俊臣被斩，他的仇人争着吃光他的肉。

　　唐朝玄宗时候，宰相杨国忠（娇滴滴的杨贵妃的哥哥）被军人杀掉，因为大家恨他，所以给吃掉了。

　　后晋时候，张彦泽被处死，老百姓抢着喝他的脑髓，又把他的肉吃光。

　　元朝世祖时候，一个叫阿合马的讨厌鬼被杀，当地军民高兴极了，大家分他的肉，全部吃光。

　　明朝武宗时候的太监刘瑾（京剧中《法门寺》的主角），被杀的时候，老百姓恨他已极，竟花钱买他的肉来吃。

　　这些都是因仇恨而吃人肉的例子。

　　还有一种是嗜好性的，这些都是极残忍的坏蛋。例如唐朝的大盗朱粲，就是个吃人精。他专门烹吃小孩子，也吃女人。他竟说：“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他的感觉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人的肉！

　　还有一个吃人精，是五代时候的赵思绾。他最喜欢人肝，还喜欢用酒吞人胆。他迷信吃人胆可以使自己胆子大，他说：“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

　　这一类的吃人精，历史上还有很多很多。最残忍的是元朝时候的“淮右军”。这种军队最喜欢吃人。他们的吃法是把人捆在铁架子上生烤，有的用开水来烫熟。残忍的程度，真没法写出来。

　　除了上面各种吃人肉的情形外，另有一种特殊的例子，就是为了治病的理由。原来在中国的传统里，有一种迷信，叫做“割股救亲”，就是认为在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若想病好，非得吃病人自己亲人的肉不可。这种认为人肉可以治病的迷信，是唐朝开始的。唐朝有一个叫陈藏器的，写了一本医书叫《本草拾遗》，里头指出人肉可以治病。此后慢慢流传的结果，一般傻东东的小百姓也就真的相信起来。在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生病的时候，就会有孝子孝媳们出来，用刀“割股”（割大腿上的肉），妄想用自己身上的肉，可以对亲人的病有一点儿帮助。他们的用心是好的，可是却是蠢的。

　　历史上关于割股治病的故事，举不胜举。宋朝就有朱云孙的太太刘氏，她的婆婆第一次生病的时候，由她的丈夫割股；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就由她自己割股了。在《宋史》里头，她是“孝妇”。

　　接着在元朝，也有这一类的例子。《元史》就记载着河南的秦氏姐妹，为了替爸爸治病，姐姐竟凿出自己的脑浆，妹妹也割下大腿的肉。脑浆是用来熬药，大腿肉是用来煮粥，你说这种行为蠢不蠢？

　　元朝还有割胁肉来为亲人治病的例子。割胁肉的人名叫胡伴侣，为了治爸爸的病，才这样做的。这种行为，还特别得到政府的奖励，你说这种政府蠢不蠢？（当时政府的奖励，除了荣誉奖以外，还给绢五匹，羊二头，田一顷。）

　　割股的行为，虽然动机是“孝”，但是跟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比起来，却是冲突的。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是：一个人的身体、头发、皮肤，都是爸爸妈妈传给他的，他不能也不敢毁了它们。这种行为的最有名代表人是曾参（曾子）。曾子临死以前，还战战兢兢的把自己全身检查了一番，发现没短少什么、没毁坏什么，才觉得对得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才放心的死去。还有一个例子是三国时候的一个将军，传说他在作战时候，眼睛被一支箭射中了，他赶快一拔，眼珠子都被拔了出来。他当时大叫说：“身体是爸爸妈妈给的，不能丢掉，所以这颗眼珠子，我把它吃到肚里去！”说着，就吃下去了。

　　既然传统的“孝”的标准是不敢毁伤身体，“割股”的行为，当然是和这标准冲突的，所以这种行为，一方面可说是“孝”，一方面又可说是“不孝”。于是政府的处境便感到很困难。公元1270年，元朝政府想出了一条法律，决定“今后遇有割股之人，虽不在禁限，亦不须旌赏”。这意思很明白，政府是决定既不阻止，也不奖励了。

　　到了明朝、清朝，也沿着元朝，订了很类似的法律，但是实行得并不彻底。政府有时候，还是要对这些愚蠢的孝子们“加恩准其旌表”——政府还是忍不住要鼓励！

　　上面这种割股的例子，有的不仅限于为亲人治病，有的竟还有政治作用在内，因而间接影响了历史。春秋时候，晋文公在外面逃亡，他的大臣介之推，就割过大腿上的肉，给晋文公吃。另一个最富有政治作用的例子，是清朝的西太后。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她虽是咸丰皇帝的老婆，但不是大老婆，大老婆是慈安太后。传说咸丰皇帝临死前，怕慈安被慈禧欺负，特别给慈安一个密令，内容说如果慈禧欺负人，就可以把她宰掉。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对慈安非常尊敬，目的就是要骗慈安，使慈安毁掉那个密令。有一天慈安病了，慈禧竟在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来熬药，送给慈安吃。慈安很感动，认为慈禧简直是她的亲姐妹，对亲姐妹还要密令干嘛？决定把密令烧掉。谁想到慈安把密令一烧，慈禧再也不买她的账了，再也不听话了。后来传说慈安的暴毙，还是被慈禧下毒的。说来说去，这一切，都是当时吃人肉惹来的麻烦。

　　总之，吃人肉，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真没想到这种荒唐的事情，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那么多的血淋淋的记录。现在人唱《满江红》，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竟然洋洋自得，大概是传统老毛病的发作吧？不然的话，怎么这样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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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主编《四库全书》的大文人纪昀（晓岚），是一个大幽默家。他长得很怪：大秃头、大鼻子、大耳朵、一对三角眼睛、两行细眉毛——好像隔壁那少奶奶一样。有一次，一个大富翁造了一幢大房子，听说纪昀很有名气，特地请他为这幢大房子起个名字。纪昀打听出来这个大富翁本是铁匠出身，后来发了财，十足一个暴发户，暴发户附庸风雅，他认为是可笑的。于是，他提起毛笔，为这幢房子起了一个名儿——“酉斋”。

　　大富翁欢天喜地的，把这两个字捧回家去，见人就说：“这是纪大学士给我写的！”可是，一当别人问起“酉”斋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大富翁就愣住了，他怎么猜也猜不出什么意思；他偷偷查《康熙字典》，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他问别人，别人也直摇头，人人都纳闷，大富翁更纳闷，他不知道纪大学士搞什么鬼。

　　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望着这个“酉”字发呆，最后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去找纪大学士。

　　纪大学士一看大富翁来，笑起来了。等到大富翁开口，问起这个“酉”字，他笑得更厉害了。他说：“这个‘酉’字，有两个意义，都是字典里查不出来的：

　　第一个意义要直着看——酉——这好像是打‘铁’用的铁砧；

　　第二个意义要横着看——酉——这好像是打‘铁’用的风箱。

　　这两个意义都符合你是铁匠出身，所以这个‘酉’字，正好用来叫你这幢房子！”

　　这个故事主要建筑在一个“酉”字上面，这个酉字在古字里写做——（wjm_tcy注：西周金文“酉”）本来的意义是酿酒的器具，下面是个缸，缸里有原料，缸外头有个盖和搅动器，这就是今天的“酉”字，也就是“酒”字在没进“文字美容院”以前的老模样。

　　但是，酒这个东西，跟许多可爱的老公公一样，愈老愈有味道，所谓“陈年老酒”，愈喝愈香。陈年老酒从酒窖里搬出来，上面一层灰，所以在小篆里，把陈年老酒写做——（wjm_tcy注：西周金文“酋”）就是今天的“酋”字。后来这字慢慢抽象化，慢慢把管酒的官（烟酒公卖局局长）也叫做“酋”（“大酋”）了！

　　慢慢的，这个“酋”字又开始变，因为人人都爱喝酒，三杯下肚，酒意方浓，一看瓶里，酒没有了，于是着急了，于是开始找酒。你也找，我也找，最后找到一个能够拿酒给大家过瘾的人，于是你高兴了，我也高兴了，大家都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可爱，在我们需要酒的时候他够意思，能够帮我们，我们欢迎他，干脆拥护他做“总统”——不对，那时候没有总统；拥护他做“皇帝”，也不对，那时候没有“皇帝”；拥护他做“领袖”，更不对，那时候还没有领袖这个词儿，他 们拥护他做的是——“酋”长！

　　拥护这个人要举双手赞成，所以要——（wjm_tcy注：西周金文“尊”字）这个字，表示两个手在推举“酋”。可是举呀举的，左面的手举累了，所以放了下来，变成了——（wjm_tcy注：战国金文“尊”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尊”字。我们平常说“尊长”、“尊师”，事实上，“尊”的并不是那个“长”、那个“师”，而是那个“尊”字上头的酒坛子。

　　所以，如果有人说他“尊”敬你，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问问他妈妈，他是不是爱喝酒，如果他不爱喝酒，那他才真是值得你“尊”敬的；当然啦，在你“尊”敬他以前，他也该问问你妈妈，你是不是酒鬼。

　　因为“酉”这个字这么可爱，所以很多高贵的词儿，都跟它扯上了裙带关系，例如：

　　至尊——皇帝。

　　祭酒——大学校长、教育部长。

　　这两个词儿比起来，“祭酒”比“至尊”事实上还来得神气。在宋朝的时候，“祭酒”（大学校长）可以跟皇帝面对面的瞪着眼睛，一点都没有马屁相。

　　在民国初年，“祭酒”（教育总长）蔡元培，当“皇帝”袁大总统世凯去看他的时候，他只在会客室接见袁大胖子，不许他乱“巡视”；聊天完了，大胖子要走了，他只送大胖子到会客室门口，绝不肯多走一步，更不会在大门口送往迎来拍马屁了。

　　所以，“祭酒”比“至尊”来得神气。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祭酒”，居然对“至尊”或“大官”干送往迎来拍马屁的丑态，他就没有上一代人有骨头。

　　“酒”字的历史既然这么久，喝酒的人既然这么多，所以，在历史上，酒所占的重要地位、所发生的微妙影响，自然也就多得不得了。

　　酒在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作用，是它一开始就弄亡了两个朝代。中国夏朝最后的皇帝叫姒桀（姒是他的姓，桀是他的名），据说他后来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叫做“酒池”，整天喝呀喝的，结果把国家喝丢了；还有一个商朝的，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叫子受（子是他的姓，受是他的名，他又叫纣，一般人叫他商纣），据说后来他也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也叫做“酒池”，也整天喝呀喝的，结果也把国家喝丢了。

　　夏桀和商纣的故事，本来不必轻于相信，因为很可能是他们的敌人编造的。但是故事的一种作用，都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喝酒过度的害处。

　　夏朝的第一个皇帝是传说中治水的夏禹。夏禹有一次喝了仪狄做的好酒，非常喜欢喝，可是他忍住了。不但忍住不再喝，并把仪狄赶跑了（因为仪狄在，他又要做好酒）。夏禹戒酒以后，很感慨的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但他绝没想到，他自己的后世就是一个个的酒鬼。夏朝的第三任皇帝叫太康，就因为“甘酒嗜音”（喜欢酒和披头音乐），惹了大祸，最后到了夏桀，就闹出传说中的“酒池肉林”来，因而亡国。

　　由于一开始，酒就在中国历史上闯了大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警告喝酒的文献。文献中最有名的就是《酒诰》，就是劝人戒酒的文章。

　　尽管劝来劝去，古代人还是喜欢喝酒，喝酒如故。

　　古代人喜欢喝酒，所以喝酒的名堂也最多，喝酒的家伙比现代人还丰富。以商朝而论，当时光是酒杯和装酒的，就有许许多多花样。要说，也说不清楚，你还是看看图吧，或者到博物院去看看真家伙。（图略）

　　这张图里，“尊”是装酒的容器，“禁”是放酒的柜，“勺”是盛酒的大匙子，“爵”“角”“盉”“斝”是把酒弄热的工具。你看古人这些喝酒的道具多多！

　　在历史上，喝酒是一种普遍的习惯，也是一种社交和礼节，这种风气，一直演变到今天。但是在喝法上面，许多地方已经不相同了。古人喝酒，很讲究礼节，不能乱喝或乱不喝。该喝的时候，不喝也不行；不该喝的时候，要喝也不行，像汉朝高祖刚当皇帝的时候，他的大臣们以为大家打天下有功，拼命在朝廷上喝酒、争功。结果，有一个叫叔孙通的出来，劝汉高祖制订一套规矩，不准大家乱喝酒。最后规矩订了出来，大家就不敢乱来了。后来汉高祖死了，皇后有了权，皇后姓吕，吕家的人都挤到朝廷里来。在历史上，这叫“外戚当权”（外戚是外面的亲戚，是吕后那一边女家的亲戚）。当时大臣许多都反对外戚，总想找机会干掉他们，正巧有一天，吕后请客，派一个叫刘章的做“酒史”（就是主持喝酒的人）。刘章就是反对外戚的大将，他乘机说：“我是军人，我为了维持秩序，请求皇后准许我用军法来对付不守酒礼的人。”吕后答应了。于是大家喝酒。喝到一半，一个外戚喝醉了，发起酒疯来，跑出去了，刘章真的军法从事，立刻拔出宝剑，把这外戚杀了。从这件事开始，一套铲除外戚的计划立刻行动了，最后刘家的天下保全了，吕家的外戚都吃不开了。

　　这个故事，不但证明了古代人爱喝酒，并且非常考究“酒礼”。喝酒失礼，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严重得要引发一次政变。

　　三国时候，有一次吴国的孙权请客，大家拼命喝喝喝。最后孙权亲自来敬酒，到了虞翻面前，虞翻翻在地上，装得醉得不能再喝了。等孙权走过去，虞翻又翻起来，表示没醉。孙权一回头，看到了，气起来，拔剑就要杀他。这时，一个叫刘基的，赶忙跑过来，一把抱住孙权，说：“大家都喝了这么多酒，即使虞翻有罪，你也不能杀他。你杀了他，你怎么对外面解释？何况天下都说你度量大、能容人，你这么一杀，什么都完了！”于是，孙权才算了，虞翻才算为了喝酒失礼，保住颗脑袋。

　　像这种因为喝酒而出的麻烦，历史上还多着呢！

　　晋朝时候，有一天，王导王敦兄弟到王恺家里去吃饭。王恺是一个有名的凶煞神。他的习惯是拼命叫漂亮女人劝你喝酒，你喝不光，他就怪那个陪酒的女人，就要把她杀掉。当时王导怕陪酒的女人被杀，只有拼命喝酒；可是王敦却不买账，你要杀女人，就让你去杀好了！

　　像这种残忍的“酒”的故事，正说明了我们老祖宗们，正有一些根本不知道人权是什么的暴徒，他们的残忍行为，也正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在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又一次显示了古人对喝酒时“不喝也不行”的心理，你看他们多爱酒！

　　有的古人爱酒，甚至为酒闹出了战争。楚国在古代是大国，有一次，向各国要酒。赵国为了不给酒，竟闹得自己的京城被围。这种小题大做的例子，虽然可笑，也反证了古人多爱酒。

　　最有名的酒鬼，该是晋朝的刘伶。刘伶是晋朝的大名士，整天喝酒，然后光着屁股乱跑。有一天，他的太太把酒杯藏起来，要他戒酒。他说好，不过为了表示郑重，我要在神前发誓，你可置五斗酒来敬神。他的太太信以为真，把酒买来了，不料刘伶却在神像面前，叫着说：

　　天生刘伶，

　　以酒为名。

　　一饮一石，

　　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

　　慎莫可听！

　　于是把敬神的五斗酒也喝光了！

　　刘伶还有一个杰作，就是一边喝酒一边骑马，后面叫一个人背着锄头跟着他。他的说法是：“死便埋我。”他宁要醉着死，也不要醒着活。

　　这有一个醉死派是唐朝的傅奕。傅奕向他的医生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墓志铭要这样写——

　　傅奕，

　　青山白云人也。

　　以醉死。

　　呜呼！

　　还有一个三国时代的郑泉（孙权的吴国人），临死以前，要求把他尸体埋在做陶器的工厂旁边。他说：“以后我的尸体真成了土，土又可被陶器工厂做成酒壶，那样我多过瘾呵！”

　　这是中国人爱酒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幽默。

　　喝酒一件事，本来是一种享受，但是中国人却把它过度礼节化，弄得反倒不自然，反倒逼出些纵酒吐酒的酒鬼。一个攻击酒礼的故事，很有意思：钟毓和钟会兄弟小时候，以为爸爸睡觉了，一起偷酒喝。其实爸爸没睡，正在偷看他们的偷酒表情：钟毓喝酒的时候，“拜而后饮”；钟会呢，却“饮而不拜”。爸爸奇怪了，便起来问理由。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可是钟会却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人喝酒的手续多麻烦。它不要你先享受，而是要你先磕头！

　　这个故事的另一说法是，两个小鬼不姓钟，而是孔融的儿子。孔融为直言无隐贡献了生命，在他被杀以前，是思想家兼酒鬼。统治者禁酒的时候，他反对，理由是：

　　酒之为德，久矣！

　　天垂酒星之曜；

　　地列酒泉之郡；

　　人著旨酒之德：

　　尧不千钟，无以见太平；

　　孔非百瓠，无以堪上圣；

　　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

　　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

　　描写酒的伟大，这篇要考第一。孔融让梨，但若不是梨而是酒，你看他会不会让？

　　历史上，用酒来办事、来避祸的例子也很多。曹参为了怕官吏打扰老百姓，整天喝酒示范，表示我们做官的，只要喝酒就好了，别去找老百姓麻烦；陈平也为了对政事不表示意见，整天喝酒装糊涂。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在酒中得到了真理与存在。历史上禁酒的工作都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酒——如果喝得好、喝得少、喝得巧，到底是一个不会出卖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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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华夷交响乐

　　你高兴的时候，除了吃牛肉干以外，是不是还会哼呀哼的，哼个不停？

　　你不高兴的时候，除了也吃牛肉干以外，是不是也还会哼呀哼的，哼个没完？

　　你这样，你的老祖宗们也是这样，只是他们吃的，不是牛肉干，而是一块干牛肉。

　　四只猫，会喵喵叫；四只狗，会汪汪叫；四个人，会喵喵叫也会汪汪叫，可是他们不甘心学猫叫狗叫，他们觉得那样叫太单调。并且，他们发现，他们的喉咙（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声带”）和嘴巴，出声的本领实在很奇妙，它会发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高高低低一串一串的出来。那时候，他们一点也不晓得，这些稀奇古怪的声音，会被后来人类叫做“原始音乐”。他们如果晓得，四人一组，一定毫不需要准备的，就成立四千个“披头歌唱团”！

　　古代的披头们，他们本来高兴的时候就哼呀哼，不高兴的时候也哼呀哼或呀哼哼的，本来哼得好好的，大家又跳又唱，十分快乐。不料就在这时候，有一些老夫子们出现了，老夫子们听了他们的歌声，皱起眉毛，翘起胡子，表示不满意了。老夫子们给这些自自然然的音乐家戴了一顶可怕的大帽子，叫做“亡国之音”。什么是“亡国之音”呢？“亡国之音”是当时老夫子们眼中的活泼泼的音乐，比如说山歌啦、情歌啦、民间的轻快歌曲啦、令人兴奋的小调啦，都是一般群众喜欢而为老夫子们所反对的。

　　老夫子们赞成什么呢？老夫子们赞成的歌儿叫做“雅乐”——所谓高“雅”的音“乐”。这种“雅乐”，听起来是死板板的，唱起来是要立正站着的，奏起来是要恭恭敬敬的，听这些所谓“雅乐”，你会静、静、静、静得像井里的水、像睡大觉。老夫子们认为，只有这种严肃的音乐才是音乐，轻轻快快蹦蹦跳跳的音乐不是音乐；只有这种严肃的音乐才是“德音”——所谓有道“德”的声“音”；轻轻快快蹦蹦跳跳的音乐是“溺音”——所谓不道德的声音。当然，你只要有一点思考能力，你就会奇怪，声音怎么会有“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分别呢？（就好像说：电灯光怎么会发生“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分别呢？一杯白开水怎么会发生“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分别呢？）可是老夫子们不管这些，他们也不许年轻人们怀疑这些，反正他们总是不断的抬出“雅乐”“雅乐”“雅——乐”！

　　老夫子们喜欢“雅乐”，还能从“雅乐”里听出味道，是很玄的事。古代“雅乐”中有一种叫《大韶》的，是大音乐家夔作的。夔和虞舜是“乐教”的开山祖师爷，大大的有名。韶乐传到春秋时代，传到齐国，被孔夫子听到了，孔夫子听得着了迷，迷得竟只有听觉，失掉了味觉，使他“三月不知肉味”。他赞美“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他大叫“尽美矣！又尽善也！”为什么尽善尽美？书上说，因为这种音乐能够上面感动神仙，下面感动鸟兽的缘故！

　　可是，孔夫子对“雅乐”的起劲，无论如何也影响不了别人。他在鲁国当政，大力从事全国的音乐改革，从事所谓“正乐”的工作，所谓“正乐”，翻成白话，就是使音乐立正的工作。但是，使音乐立正，谈何容易？事实上，立正了半天，一旦齐国将美女加流行歌曲外销到鲁国的时候，鲁国君臣上下，就大有“三月愿知肉味”的香艳感觉了。孔夫子一气，就走了，所有的正乐都“稍息”了。

　　还有一种比孔夫子更彻底的一派，就是道家和墨家。他们的代表人是老子、庄子和墨子。他们对音乐，根本上就不太领教，“雅乐”也好、俗乐也罢，他们都觉得多此一举，一切声音还是自然最好。自然的声音叫“天籁”。人造的音乐是多余的，甚至是奢侈品，都该滚它的蛋。

　　另有一种比孔夫子更雄心勃勃的一派，就是梁武帝萧衍的一派。梁武帝萧衍年轻时候是个大军阀，篡了别人的王位。后来忽然迷上佛教，变成婆婆心肠了，他三次舍身到同泰寺，每次都被大臣们给赎出来。他到处盖庙，花了无数的钱，搞得最后以86岁的高年，饿死在南京玄武湖。他迷上佛教的时候，也来过一番“正乐”的工作，不过他使音乐立正的目的，却跟孔夫子不一样，他的雄心是用音乐来讲述佛法、弘扬佛法。至于音乐怎么能够讲述到佛法、弘扬到佛法，那真是玄之又玄，大概只有释迦牟尼晓得了。

　　总之，老夫子们从他们成为老夫子的时候起，就立大志将音乐五花大绑，加上大道理，成为“乐理”。他们抬出“雅乐”，他们不但自己抬，还要说动皇帝，要皇帝下命令一起抬。所以，历代许多皇帝都拼命的在提倡“雅乐”“雅乐”“雅——乐”，虽然皇帝本人却关在后宫，大听其“雅乐”以外的音乐。（像这种皇帝多得很，先举两个有名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他曾有过美人儿杨贵妃的故事，他最喜欢“雅乐”以外的音乐，并且在宫里左面开一个讲习班，右面开一个讲习班，自己聘自己是班主任，亲自来教流行歌曲。当时，有老夫子们看不过去了，特别指摘他，可是唐玄宗不听，但为了表示容夫子之言，不但不生气，反倒给指摘他的老夫子们一些奖品。又一个大名鼎鼎的喜欢“俗乐”的皇帝是清朝的乾隆帝，他曾有过美人儿香妃的故事，他一方面对老夫子们说：“好，你们要恢复古代的‘先王之乐”，我赞成，我支持你们去做！”可是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却跟着小百姓喜欢起民间的“昆曲”来，于是他也像唐玄宗一样的，设了小衙门，叫做“升平署”，“升平”是“歌舞升平”的意思，表示有我做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大家还是高高兴兴唱唱歌吧！）

　　古代皇帝们提倡“雅乐”，并不是真的喜欢“雅乐”，而是因为老夫子们说要提倡，不提倡，表示不敬老、不尊古，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就提倡、提倡、提倡。在大叫提倡、提倡、提倡以后，皇帝忽然转过头来，偷偷的问老夫子，到底提倡什么东西呢？老夫子白了白眼睛，轻轻地说：“我们要提倡古代的音乐，那叫做‘先王之乐’！”于是皇帝就说好，我们提倡“先王之乐”，于是你提倡，我也提倡，可是谁也闹不清“先王之乐”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的音乐。隋朝的皇帝们提倡了六次，可是还是弄不出一套“雅乐”；宋朝的皇帝们改了六次，可是还是弄不出一套“雅乐”，最后到了清朝的康熙帝，他气起来了，他气得大叫，各朝各代都提倡“雅乐”“雅乐”“雅乐”，可是都“各雅其所雅，而非先王所谓雅也”！他认为过去的皇帝都搞错了，只有他才能搞得对，于是他动员一大批人，花了两年的时间，编了一部大书，叫做《律吕正义》。书编好后，他要天下照着吹吹打打，可是还是没有效果，最后连他自己的子孙都喜欢起“昆曲”来，你说悲哀不悲哀？

　　为什么“雅乐”会闹到这一个下场呢？

　　我们来研究研究原因。

　　音乐这个东西，本来是一种用声音表达基本感情的玩艺儿，它本是一种自自然然的流露，再根据自自然然的流露，加以各种规则（比如高低、长短、强弱，以及一定的起、承、转、合等等）。因为音乐是自自然然的，所以它最能感动人心；因为它能感动人心，所以就有老夫子们想出怪主意，要利用音乐来达成伦理的、政治的目的，于是毛病就出来了。

　　老夫子们想建造一个他们眼中的安定社会，但他们不知道，要想社会安定，需要有很多很多疏导的因素才行。不知道如何疏导，只会一味加以硬性规定，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的。可是老夫子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愿知道。于是，本来活泼泼的音乐，竟被老夫子们用来做冷冰冰的教育工具了。例如弹琴，弹琴本是快快乐乐的事，可是老夫子们却来了一番大道理，说什么“琴者，禁也！禁邪念也！”这么一规定、一解释，把活生生的音乐立刻弄得阴森森起来；把本来轻松的感情立刻吓得紧张起来。古代的教育理想是“六艺”的教育，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古人是重视音乐教育的，不像现代只把音乐当做“副”科，当做升学考试考都不要考的一科。但是，古人重视“乐”教的目的，却想从音乐训练出一批感情收敛、喜怒不形于色、严肃而又严肃的小国民，要用音乐来灌输大量的体制、道德和迷信。于是，官方的音乐教育最后失败了；真正的音乐还是在民间，在民间自自然然的唱着、活活泼泼的流传着。

　　中国一些固有的乐器，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古董，有的在古庙（像台南的孔庙）或博物院（像士林的“故宫博物院”）还可以看到，这里提供一点说明，使你在看到那些古董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帮助。

　　中国的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可分八类：

　　一、金属做的，像“钟”。有的“钟”只是一个挂在那儿，叫“特钟”；有的成群结队叫“编钟”，“编钟”敲起来声音每个不同，有高低变化。

　　二、石头做的，像“磬”。也和钟一样，有“特”字号的，和“编”字号的。台南的孔庙就可以看到。

　　三、丝做的，像“琴”。最代表中国人的乐器，它象征着君子和隐士。古人有的一个人弹（像诸葛亮），有的一个人弹一个人听（像伯牙和钟子期。伯牙弹琴，弹山，钟子期知道他在弹山；弹水，钟子期知道他在弹水。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把琴弦弄断了，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知道他的好朋友了。这个故事传下来，成为一个典故：我们把好朋友叫做“知音”。要弹琴，就要弹给知音听，不然，就是“对牛弹琴”）。

　　四、竹做的，像“箫”。又叫“尺八管”，因为它有一尺八寸长。古代用竹做的乐器很多，横着吹的叫“篪”，直着吹的叫“会箫”、叫“管”、叫“龠”。后来吹得开的，淘汰成两类：直着吹的“箫”和横着吹的“笛”。笛在唐朝以前就叫“横吹”，吹起来可以怪声怪调，所谓“短笛无腔信口吹”。笛本来只有六个孔，没有膜。到隋唐以后，外来的乐器传进来，在风口和音孔中间，另开了一孔，贴上苇膜，这一膜之有无，决定了笛小姐的身价。这个岛上复兴固有文化的人提倡国乐，可是他们造不出一支像样的笛。造出来的每支标准音（pitch）都不标准，比起洋鬼子的“竖笛”（clarinet）来，立刻出尽了洋相。

　　五、匏做的，像“竽”。齐宣王的时候，吹“竽”的人有三百个，其中有一位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只是挤在中间凑数。后来齐宣王死了，齐湣王做了皇帝，他要听吹竽的人一个个单独表演，吓得南郭先生逃掉了。这个故事，后来形成一句成语，叫做“滥竽充数”。

　　六、土做的，像“缶”。“缶”本是用来装酒的土器，敲打起来，就算是音乐了。战国时候秦王和赵王在渑池地方喝酒，秦王要赵王敲，赵王敲了；但秦王自己竟不敲。赵国的大臣蔺相如看不过去，一定要求秦王敲，不敲他就拼命，秦王没办法，只好也敲一下。其实“击缶”的声音难听死了，大家却要敲来敲去，真想不开。

　　七、革做的，像“鼓”。“鼓”的种类很多，有一种叫“腰鼓”。三国时候自由文人祢衡曾打着“腰鼓”指摘曹操，后来变为一出京剧，叫做《击鼓骂曹》。

　　八、木做的，像“柷”。形状像个方斗，上面宽，下面窄，边上有个洞，把一支柄槌放进去。台南孔庙可以看到。

　　古代乐器虽然很简陋，就连这些，许多都来自外国（那时候，叫做“胡人”。有些从名称上，就可看得出来。“胡笳”“胡琴”“洋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有人感到外来的这么多，太没面子，所以硬要说“胡琴”不是胡人的琴，而是“胡胡响”的琴。当然说这种神话的人，中国民族精神考100分，中国民族史吃鸭蛋。在古代，常常有外国的一些小乐器，进到中国，然后风行一时。例如战国到汉朝时候，有一种乐器叫“筑”，很得当时人喜欢。这种乐器有13根弦，演奏时候以左手拨，右手用竹尺来敲。秦始皇就很喜欢这种玩艺，结果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利用秦始皇这一嗜好，竟用“筑”来接近他、行刺他，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汉朝的高祖得了天下，回到家乡去玩，一边唱他的《大风歌》，一边敲打的，就是这种“筑”。可见当时外国乐器流行的程度。

　　回顾中国的音乐史，使我们得到的最大教训是：旧式中国的音乐和乐器，在20世纪的新世界里，已经落伍了、落伍了！落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老夫子们想利用它，结果没利用成，反倒扼死了它，使它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无法精益求精的进步，无法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例如乐器，中国人只会拉拉共鸣箱小得不能再小的胡琴，就发明不出来庞大的钢琴；又如歌谱，中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和声学”“曲式学”或是什么“对位法”。所以，在全世界都走向现代音乐的步伐里，我们实在没办法抱残守缺，妄想像历代皇帝一般的，恢复固有音乐。目前残余的“国乐”，只是不伦不类的用来做“观光表演”和“国乐伴舞”罢了，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真的国乐。靠恢复国粹食色性也的人，在表演《昭君出塞》的时候，硬给王昭君塞了一具她根本不曾用过的乐器——“琵琶”，好可怜的王昭君啊！她也被盲目的用来“发扬国乐”了！王昭君死而有知，一定手抱琵琶全遮面，暗中叫苦。因为“琵琶”“琵琶”，正是道道地地的外国货呀！

　　〔附记〕埃及有一种弹弦乐器，叫“诺夫尔”（nofre），是琵琶的老祖宗。诺夫尔传到阿拉伯，传到波斯、大夏，再传到中国。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传来了用琵琶弹的“西洋流行歌曲”，演变到中国出了许多琵琶专家。有姓曾的一家，“父祖子孙兄妹皆称琵琶名手”。唐朝人最迷琵琶，武则天送给东洋鬼子的琵琶，现在还保存在日本，可见当时的流行程度。流行到和尚都不守清规，在庙里大弹特弹；至于《琵琶行》中的怨女，琴瑟不调，琵琶别抱，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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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人愈多愈好

　　一个男人，只是一个男人，造不出来什么。

　　一个女人，只是一个女人，也造不出来什么。

　　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两人一块儿活，造出来的玩艺可就多了，他们可以造出许多小男人和小女人，也造出来所谓的“家”。

　　从古代到今天，全世界许多国度，都有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造了许多家，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的家，和别人比起来，却实在有点特别——只此一家。中国的家的特别之点，让我们看看：

　　第一个特点是“爸爸系统”。“爸爸系统”意思就是只算爸爸那一支，算爸爸的爸爸，算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算个没完；至于妈妈那一支，算了一两代，就不算了。所以，在中国的家中，爸爸的祖宗愈算愈长，愈长愈好；而妈妈的祖宗，大概只算到外公，外公以外的公，都“见外”了。正因为是“爸爸系统”，做妈妈的，都好像得了“健忘症”，并且在家里的地位，也不能挂头牌，因为“一家之主”是爸爸，或是爸爸的爸爸。

　　中国的家的第二个特点是“爸爸权力”。“爸爸权力”是爸爸最有权。爸爸在家里的地位是“家长”，他的权力是最大的、最多的，也是绝对的。历史上做爸爸的权力表现，有好多例子：

　　一、爸爸有杀人权——如古代皇帝虞舜的爸爸，老是想杀虞舜，可是没有成功；有一个叫易牙的，就杀了自己的儿子，并且把儿子的肉做成了羹。爸爸杀儿子，不但爸爸认为没什么，做儿子的，竟也认为是当然。秦始皇叫他的儿子死，他的儿子奉命自杀，认为“父赐子死，尚安复请？”一点也不讨价还价，就自杀了。

　　二、爸爸有打人权——人都可以杀，打打当然更不在话下。爸爸打儿子的故事，最有代表性的，是曾子和他爸爸。曾子有一天种瓜，不小心把瓜的根子弄断了，他的爸爸生气了，他的爸爸拿起了大棒子，他的爸爸使劲打他，把他打昏了。很久以后，曾子才醒过来。这件事被曾子的老师孔夫子知道了，不但不怪曾子的爸爸，反倒把曾子骂了一顿。孔夫子说你：“爸爸拿了小号棒子的时候，你该让他打，叫他出气；但他拿了大号棒子的时候，你就该逃掉，否则他真的赌气，把你打死了，你叫他怎么下台？”

　　三、爸爸有卖人权——中国古书中有“鬻妻子”等记载，就是爸爸可以卖妈妈和子女的证据。元朝的法律中还特别禁止把妻妾子女典押给人家，可以看到当时这种风气的盛行。爸爸不但在活的时候，有卖子女的；甚至死了，为了埋葬他，他的子女都要被妈妈卖掉。孔夫子在卫国的时候，就碰到过这种情形。

　　四、爸爸有财产权——爸爸做家长，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儿女不可以有私人的财产，更不能把家里的东西随便决定怎么处理。这种规矩，在中国古书中，像十三经中的《礼记》、像宋朝司马光的《涑水家仪》，都有记载。

　　五、爸爸有主婚权——孔夫子时代，他老先生认为公冶长是一个好人，就把自己的女儿嫁了给他；他老先生又认为南容也是一个好人，就把自己的侄女嫁了给他。孔夫子这样做，根本不需要得到自己女儿或侄女的同意，这就是古代爸爸的特权。不但子女活的时候，婚事要爸爸做主，就便是死了，爸爸也有权给他们来一次“讨鬼婆”。曹操的儿子曹冲，是一个能知道如何称象重量的聪明小孩，不幸年轻轻的就死了，正好邴原的女儿也年轻轻的就死了，曹操希望这一对少年男女能够在死后结婚，于是向邴原征求同意，不料邴原却反对，认为不合礼法，这门亲事并没弄成功。

　　六、爸爸有离婚权——爸爸对妈妈有主动的离婚权。例如妈妈嫉妒，爸爸就可以跟她离婚；妈妈话太多，爸爸也可以跟她离婚；妈妈偷东西，爸爸也可以跟她离婚。爸爸不但可以跟自己的太太离婚，还可以叫儿子跟儿子的太太离婚。儿子自己喜欢的太太，没有用，要爸爸喜欢才行，爸爸不喜欢，就得赶出家门。

　　中国的家的第三个特点是“大哥权力”。中国的家，除了爸爸的权力以外，就算大哥最有权，大哥是男孩子中最大的，他比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吃得开。大哥若生在皇宫里，他是皇帝的当然继承人；大哥若生在诸侯家里，他是诸侯的当然继承人；大哥若生在普通人家里，他也是爸爸死后的一家之主。“兄权”代替了“父权”，“兄权”就等于是“父权”。

　　中国的家的第四个特点是“男人权力”。爸爸是全家第一男，他最有权；大哥也是男人，他是第二男，也有权，但他的权就比较受限制，因为，有个妈妈。在“孝顺”的传统底下，大哥要听妈妈的；在“男尊女卑”的传统底下，妈妈又得听大哥的。中国传统中的女人要“三从”，所谓“三从”，是一个女人

　　在家从父（父死从兄）——第一从。

　　出嫁从夫——第二从。

　　夫死从子——第三从。

　　在这个标准下，妈妈在爸爸死后，也得听大哥的。但是因为妈妈毕竟是妈妈，所以大哥对妈妈的威风，还是得收起一大部分来。爸爸死后，妈妈可说是家中唯一一位能够跟家中男士抗衡的女性，姐妹们是没有地位的，权力都被大哥以下的兄弟们占住，家里的财产也不会分给她们，只在出嫁的时候，送一点嫁妆而已。女人在中国家中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

　　中国的家的第五个特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庭的结构”。所谓大家庭，就是家中不只父母子女两代几个人的小家庭，而是要所有有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块儿，大家谁都不要跑。“大家庭”的理想形态是“五代同堂”，堂是家里的大庭，大庭中要有五代的亲属，才算过瘾。至于五代如何同堂，是什么人，实际情形，你快看下面：

　　第一代——家长前二世代

　　祖父、祖母、外祖母（在外祖父死了以后）

　　第二代——家长前一世代

　　父、母、伯父、婶母、伯母、舅母

　　第三代——家长自己一世代

　　家长自己、妻、兄弟、姐妹、嫂嫂及弟媳妇、姐妹丈、堂兄弟、家长童养媳（童养媳是未来的儿媳妇，先进家门来做工）、兄弟童养媳

　　第四代——家长后一世代

　　已婚子、未婚子、女、媳妇、女婿、侄、外甥、姨侄、侄女、侄媳、外甥女、童养媳（儿子的）、童养侄媳

　　第五代——家长后二世代

　　孙、外孙、孙女、孙媳妇、侄孙、侄孙女、童养孙媳、童养侄孙媳

　　这就是所谓“五代同堂”的大结构——实际的结构。中国人对这种大家庭，最着迷不过，他们对“五代同堂”的希望是“五世其昌”——五个世代代代代代代都繁荣而有福气。当然，搞不好，也可能五世其“娼”。

　　“五代同堂”，只不过是一个标准形态，当然还有“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等等。反正代愈多，愈证明了老公公老婆婆们的长寿，和小孙子小孙女们的早婚。

　　中国最有名的大家庭是唐朝的陈崇一家。这家一连十三代，都没分开。前后累积的家人，有七百多。唐朝皇帝特别给他们奖励。

　　唐朝另一个有名的大家庭是张公艺一家。这家的特色是“九世同居”，南北朝时代、隋朝时代，到唐朝时代，都受过当时皇帝的奖励。有一次唐朝的高宗皇帝到他们家里去，问张公艺维持一个大家庭的秘诀是什么，张公艺最后把秘诀公布了，那是一百个同样的字——一百个“忍”字。维持大家庭的秘诀，是忍耐。

　　“大家庭”在事实上，有它不能存在的困难，时代的推演，一定使大家庭慢慢解体，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本已发生。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就有大臣指出当时有父母还没死、兄弟就分家了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纪元10世纪的时候，皇帝还特别下令不得在祖父母、父母没死以前分家，要分家，就不孝，甚至可判死刑！（甚至劝别人分家的人都有罪！）

　　但是，任何不合人情的规定，都抵挡不住时代的推演，“大家庭”的美梦仍旧在继续解体中。先是在大家庭中，有小家庭各个独立，各自为政，“同居异爨，一门数灶”，大家分开吃饭，然后就分开住了。父母大都跟着大哥，算是一家“三代同堂”，其他便只有两代。自此以后，“三代同堂”的，便已算是大家庭了。

　　由于中国人以大家庭为一个理想，所以，因家而生亲属关系，也就特别累赘，这点就跟西方国家大不相同。在西方国家，对上一辈只有一种称呼的，在中国，却可分化为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族伯父、族叔父、表伯、表叔、姑丈、母舅、姨丈等等十一个称呼；在同辈方面，也是一样，在西方国家只有一种称呼的，中国人却可分化为堂兄、堂弟、再从兄、再从弟、三从兄、三从弟、表兄、表弟、姨表兄、姨表弟、堂表兄、堂表弟、堂姐、堂妹、再从姐、再从妹、表姐、表妹、姨表姐、姨表妹、堂表姐、堂表妹等等二十二个称呼。由此可见，中国的亲属关系多复杂！

　　中国人喜欢称道的亲属关系是“九族”，九族的关系是：

　　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自己→子→孙→曾孙→玄孙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家族；他不代表他自己，代表的也是他的家族。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惩罚的对象并不止于这个“罪人”自己，而要连累他的家。秦始皇帝时代就有“诛三族”的法律，要杀一个“罪人”的时候，他的父母一族、他自己和太太一族、他的儿女一族，都要杀得光光光。这种残忍而不人道的法律，一直流传着，甚至还变本加厉。隋朝时候，杨玄感造反失败，所受的惩罚，就是“诛九族”。明朝方孝孺为了反对明成祖篡位，大骂成祖。成祖问他说：“你难道不怕杀九族吗？”方孝孺说：“就杀我十族，又怎么样！”成祖说：“就杀你十族！”于是，除了方孝孺的九族外，连他的学生，也当做一族被杀光了 ！

　　这就是由中国畸形的家族关系，演变出来的畸形法律和残忍事实。

　　由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强，它的流弊也就多得不得了，变成了中国进步的障碍。综合它的大缺点是：

　　一、年青一代没有自由。

　　二、年青一代容易养成倚赖心，缺少开创精神。

　　三、男女不平等。

　　四、婚姻不自由。

　　五、容易伤感情，把八十岁到十八岁的女人，挤在一起，自然“妇姑（姑是婆婆）勃谿”、“妯娌不睦”、“姑嫂口角”、“兄弟阋墙”了。

　　六、太重“家法”，忽视法律。

　　七、太重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益和爱国观念。

　　中国家族的流弊，可真不少。家族观念走火入魔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开祠堂，执家法”，包括依“族规”第几条第几款，应该打多少大板或别的。更超越前进的，是以族姓为单位，统统有奖。张献忠到四川，杀得兴起，“百家姓”中个个遭殃，但对“张亚子庙”、“张桓侯（张飞）庙”，因为同宗，一律优待；张献忠的老前辈黄巢更宽大，他在湖北，不但不杀姓黄的，甚至连带黄字的地方都一律放生，所以能留下许多“黄冈”人“黄陂”人给我们领教、给我们消受，这真所谓“盗亦有道”、“盗亦友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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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在古代，有一件怪事：男人离不开女人，可是男人又看不起女人；更怪的是，不但男人看不起女人，连女人也看不起她们自己。

　　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放在床上；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放在地下。或者放在水里，干脆淹死。这是因为养不起，又没有“安无姙”或“乐普”，只好即时生杀了事。这种风俗，叫做“溺女”。

　　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穿漂亮的衣裳；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只穿背心式的内衣。

　　生男孩子叫“弄璋之喜”，璋是好的玉石，使男孩玩玉石，据说可增进他的德行；生女孩子叫“弄瓦之喜”，瓦不是瓦片，是纺车上的零件，使女孩子玩纺车上的零件，据说可使她将来勤于家事。

　　为了奖励生男孩，汉朝章帝发明了“胎养令”，对生儿子的有优待，生女儿的就不行，除非生杨贵妃，生杨贵妃可以“不重生男重生女”。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杨贵妃好生？何况万一生不好，生出了黄承彦家的丑丫头，除了嫁给诸葛亮，也没人要。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的诸葛亮？

　　有的人笑，在笑脸里面充满了慈祥：有的人笑，好像是在哭；有的人笑，笑里好像有把刀。唐朝有个宰相叫李林甫，他的笑脸里面好像有把刀——“笑里藏刀”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他没死以前，杨贵妃的干儿子兼老相好安禄山不敢造反，因为安禄山一见他，就吓得浑身冷汗直冒，安禄山知道李林甫不是好惹的，因为他笑里藏刀，那把刀，随时可能扎到安禄山的胖肚皮上。

　　有一天，李林甫的一个亲戚生了一个小男孩，李林甫提起毛笔，写了“弄獐之喜”四个字，送到亲戚家，大家一看，都笑起来了，因为他写了一个大别字，把“璋”误写做“獐”（獐是一种鹿，头很尖，有种人头尖眼睛小，就容易被人骂做“獐头鼠目”，这个成语也出在唐朝。你要特别注意，随便一个中国的成语，都有它的传统。你弄不清，便会闹李林甫的笑话）。

　　古代中国女人，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嫁做妈妈。她们在没出嫁以前，整天关在家里，绝不会出来念书或出来跳舞，或出来做女秘书、女护士，是没有这些的。

　　她们没有上学的权利

　　口号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会念书反倒是美德！

　　她们没有职业

　　蹲在家里，就是她们的职业。

　　她们没有继承权

　　财产都分给兄弟们了。

　　她们没有人格权

　　人格权已经被爸爸、丈夫、儿子所吸收。

　　她们没有自由意志

　　不需要她们有意志，坏事不让做，好事也轮不到她们做。

　　她们被“圣人”看不起

　　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她们很容易就被丈夫赶走

　　有七个理由，丈夫可以赶走她，其中一个理由是“不生儿子”。不生儿子不怪丈夫，要怪她！

　　她们还很容易就被连带杀头

　　要是她的爸爸、丈夫、儿子犯了大罪，她就跟着倒霉，她自己若想犯个大罪，教别人也倒霉，不行，没机会！

　　她们很难再婚

　　不论离婚后或丈夫死后，总之，她们想结第二次婚，很难很难；并且很多人根本也不想，她们宁愿糟蹋了青春。清朝有一个“高节妇”，十七岁起守寡，守到九十六岁，共守了七十九年，是“守寡大王”。

　　她们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汉朝开始才有女人私人的名字，有的还是没有，只叫做什么什么“氏”而已。你一看到什么什么“氏”，比如说“陈氏”、“王氏”，你就知道“是个姓陈的女人”、“是个姓王的女人”，这就“够”了！“氏”字是一个表示“是女人”的通用说法，其他同类的字还有“姬”、“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古代有个女人叫“孟姜”，传说中为了找丈夫，曾哭倒长城，后来人们不知道“孟姜”的意思就是“是个姓孟的女人”，以为“姜”是她的名字，于是硬把她叫做“孟姜女”，这是不通的，“姜”就是“女”，这么一叫，孟姜“女”岂不成了“孟女女”了吗？

　　从上面一些现象里，你一定感到中国古代女人的处境实在很特殊，要了解这些现象，你必须再进一步，多了解一点。

　　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叫班昭，她的丈夫姓曹，所以她又被叫做“曹大家”（“家”在这里念做“姑”），她有两个有名的哥哥：一个是写《汉书》的班固；一个是出使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这位妹妹，实在是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她若不莫名其妙，她不会写一部叫做《女诫》的书，这部书，是女人写来教人如何压迫女人的，你说莫名其妙不莫名其妙？

　　《女诫》这部书，其实也不算是一部书，因为从出版大家萧孟能、沈登恩眼光看来，它的字太少了，它只有一千六百个字。但这一千六百个字，却集了压迫女人思想的大成，并且变为以后两千年女人的修身教科书，它的势力可真大！

　　在《女诫》里，有很多“奇妙”的理论：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卑下、要软弱，女孩子生下来第三天，就该把她放在床下面，来表示她的卑弱；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无条件的服从丈夫，丈夫就是“天”，因为“天”是不可以违背的，所以丈夫也不可以违背。对丈夫要像忠臣对皇帝、孝子对爸爸一样；

　　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可以再娶，可是太太不能再嫁；

　　比如说，它主张做太太的方法，是在使丈夫不打她、不骂她；

　　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对太太，是一种“恩”情——这部书的作者，根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从班昭这部书以后，也有一些书跟着冒出来，大谈女人该如何如何，像魏晋时代张华写的《女史箴》、唐朝太宗长孙皇后写的《女则》、陈邈太太郑氏写的《女孝经》、宋若华写的《女论语》、明朝成祖仁孝文皇后写的《内训》、吕坤写的《闺范》、清朝蓝鼎元的《女学》等等，和班昭那本《女诫》一样，也有很多很多的“奇妙”理论出现。现以《女论语》为例，在《女论语》中，宋若华主张女人

　　走路的时候，不要回头；

　　说话的时候，不要掀嘴唇；

　　坐的时候，膝盖不要动；

　　站的时候，裙子不能摇；

　　高兴的时候，不能有大声；

　　不能跟男人在一起；

　　不要朝墙外面看；

　　不能走出家里的大庭。

　　只能待在家里，看李敖的文章。

　　除了上面所说的，中国女人所处的地位以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贞节”与“小脚”。

　　“贞节”观念是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这本是古代中国人认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开始大行特行起来。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于宋朝的“哲学家”程颢的一段话：有人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的时候，那可怎么办？谁想到程颢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复是：“饿死就饿死算啦！饿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贞节却是大事情！”

　　程颢有一个大徒弟叫朱熹，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朱子”的，在程颢以后，大力宣传他老师的这种错误说法，从此以后，中国人便中了他们的毒，着迷起来，中国的女人便在盲目的宣传下，不断的做着不近人情的维护贞节运动：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气得自己把胳膊砍下来，认为那只胳膊已被那男人弄脏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结婚，抱着死人的灵牌举行婚礼……提倡贞节提倡到这个样子，你说荒唐不荒唐？

　　政府方面，为了奖励贞节，有所谓“贞节牌坊”，是用石头架起来的牌坊，鼓励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为了维持贞节而死的女人。

　　立“贞节牌坊”，表面上很简单，骨子里大不简单，并不因为你守寡或殉情做得好，就可以立的，还是要看“关系”。比如说：这个寡妇的儿子有钱或者做大官，他妈妈的“贞节牌坊”就自然而然立了起来，所以这种奖励，内幕重重，实际是“众寡悬殊”的。

　　因为“众寡悬殊”，传说里有人死了也不服气。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看见“一妇人举止异常，行不甚速，而常在御舟之前”。找来问她是不是有冤？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戚家寡妇也。”就忽然不见了，原来是女鬼。乾隆皇帝说：“此必节烈妇人，来求旌表者也！”于是如其所愿。

　　要想看“贞节牌坊”是副什么模样，台南、金门都有，台北新公园有两个残余的牌坊，一个是“贞节牌坊”，一个是“孝子牌坊”。

　　孝子牌坊大都是给“殉母”的孝子立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里，就记有这种孝子，原来不是什么“以身殉母”，而是因纵欲过度死在妓院里的“火山孝子”。这小说中的孝子，确有其人，名叫岑德固，是请求西太后让他“做一看家恶犬”的大官岑春煊的儿子。他被旌表成孝子，是官官相护的大官张之洞、端方等联名请求的，旌表以后，他的事迹宣付国史馆，当然不包括命丧青楼在内。

　　“贞节”以外的另一个特色，是“小脚”。

　　小脚是把小女孩的两只脚，用布带用力裹起来，裹到骨头也断了、肉也烂了，可是不管断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的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

　　原来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老实”了。还有的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中国人骂人写文章又臭又长、讲演又臭又长，说是“王母娘娘裹脚布”。王母娘娘传说是黄帝的老相好，那个时代，还没流行小脚，太早了；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小脚起于五代“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可能又太晚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千四百年前“双行缠”、“履头皆锐”、“底平趾敛”、“弹弦纵足”等现象。小脚的形成是慢慢演变的，但在中国，起码已缠了一千年！

　　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恋”。古代罗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恋的现象，汉朝成帝对“可怜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曾有过这种喜爱。中国性变态的文人，很多都喜爱小脚——尤其是臭的小脚，难怪他们作品臭不可闻。中国文人为了喜爱小脚，要写《香莲品藻》这种书，对小脚大做科学分类，分为五类十八品，整天向往“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至于性变态的武人，就没这么风雅，他们要把小脚砍下来吃，“足下”害人，一至于此！

　　有些乡下女人，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有了天足或解放脚。这种人最怕成名，因为一成名，人人就注目足下，害得老太无法交代。明太祖朱元璋的马后，有对全国闻名的大脚，明太祖为了维护这对大脚，不知砍了多少人的脑袋；李鸿章的妈妈也有大脚，外号叫“大脚夫人”。西太后五十大庆时，母以子贵，要召见李太太。李老太坐轿子到北京，满朝文武拍李鸿章马屁，都去欢迎。李老太从轿子里无心伸出一脚，李鸿章怕她着凉，请她缩一下。李老太勃然大怒，大叫：“你老子都不嫌我脚大，你倒嫌我脚大！”一气宣布不下轿了。经过好说歹说，指天画地，多方疏通，李老太才回心转意，最后见到小脚的西太后，出尽风光。使全国观感为之一变；全国大脚为之一新。西洋婆子要靠鼻子高低影响历史，中国李老太单凭这双大花脚，就踏破铁鞋。今天中国以大脚丫子露面色相的角色，都要感谢李老太，因为有了李老太，足下才能满足。

　　附带要说的是，中国人小脚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竟发展到连男人的脚也以小为贵。所谓“君子大头，小人大脚”。要想做君子，脚大是不行的。所以男人也有以白布包脚的习俗，先包好，再穿袜，因此鞋前面比较尖。中国书呆子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固有文化，却没看到中国人的小脚哲学，非但有眼不识泰山，也有眼不识泰水的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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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朝对节妇贞女的旌表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春在堂全书本）记乔氏一条，很可代表晚清对贞节观念的立论：

　　松江邹生，娶妻乔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岁而邹死。乔守志抚孤，家尚小康，颇足自存。而是时粵贼已据苏杭，松江亦陷于贼。乔虑不免〔失节〕，思一死以自全；而顾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决。其夜忽梦夫谓之曰：“吾家三世单传，今止此一块肉，吾已请于先亡诸尊长矣，汝宁失节，毋弃孤儿。”乔寤而思之，夫言虽有理，然妇人以节重，终不可失，意仍未决。其夜又梦夫偕二老人至，一翁一媪，曰：“吾乃汝舅姑也。汝意大佳。然为汝一身计，则以守节为重；为吾一家计，则以存孤为重。愿汝为吾一家计，勿徒为一身计。”妇寤，乃设祭拜其舅姑与夫曰：“吾闻命矣！”——后母子皆为贼所得，从贼至苏州。

　　乔有绝色，为贼所嬖。而乔抱阿九，无一日离。语贼曰：“若爱妾者，愿兼爱儿。此儿死妾亦死矣！”贼恋其色，竟不夺阿九。久之，以乔为“贞人”，以阿九为公子。贞人者，贼妇中之有名号者也。

　　一日，乔氏“抱阿九登张秃子舟以遁”：

　　张〔秃子〕夫妇意乔居贼中久，必有所赍。侦之，无有，颇失望。乃载之扬州，鬻乔于娼家，乔不知也。

　　娼家率多人篡之去，乔仍抱阿九不释，语娼家曰：“汝家买我者，以我为钱树子耳！此儿死，我亦死，汝家人财两失矣！若听我抚养此儿，则我故失行之妇，岂当复论名节！”娼家然之。乔居娼家数年，阿九亦长成。乔自以缠头资为束脩，俾阿九从塾师读。

　　俄而贼平，乔自蓄钱偿娼家赎身，挈阿九归松江，从其兄弟以居。阿九长，为娶妇。乃复设祭拜舅姑与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妇人究以节为重。我一妇人，始为贼贞人，继为娼，尚何面目复生人世乎？”继而死。

　　俞曲园曰：“此妇人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节，不失为完人。程子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饿死失节，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一名节，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则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节轻矣！”

　　可见在旧礼教的桎梏下——

　　被强奸，是为不贞；与非法定人有性行为（不论自动被动），是为不贞；

　　被强奸，而不死，是为失节；改嫁，是为失节。

　　对这种毫不近人情的陈腐观念，在光绪朝时，曾有过激烈的抗议，宋恕在他的《六斋卑议》（第29页，敬卿楼丛书本）里，他曾托古以驳流行的贞节说：

　　赵宋以前，大家妇女不禁再适。名臣名儒，如范文正，其媳亦再适；程正叔虽创饿死事小苛刻不情之说，徒快一时口舌耳！其胞侄女仍由正叔主持再适。自洛闽余党，献媚元明，假君权以行私说，于是士族妇女始禁再适。而乱伦兽行，其风日炽；逼死报烈，惨事日闻。夫再适再娶，均为名正言顺之举。古圣所言，不为失节。失节古谊，专指淫乱。今严禁古圣所许之再适，而阴纵古圣所恶之淫乱，洛党私说，流殃至此！

　　这真是具有历史眼光的快论！

　　光绪三十年（1904），严复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在案语中，他写道：

　　己则不义，而专责事己者以贞。己之媵妾，列屋闲居；而女子其夫虽亡，虽不足恋，贫不足存，而其身犹不可再嫁。夫日事夫不可以二，固也。而幽居不答，终风且暴，又岂理之平哉？夫妇之际，以他人之制，为终身之偿。稍一违之，罪大恶极。乌乎！是亦可谓束于礼而失其和矣！

　　但是，这些开明的立论，毕竟是空谷中的足音，史乘中的残酷记录稍一披览，一件件极不人道的故事，立刻出现在眼前。同治七年（1868）的《旌表事实姓氏录》（采访局印行），洋洋八册，只不过是江苏九个县的贞节名册，就足以使我们震骇了！光绪以后，虽然没出过这类巨帙，但从笔记和《实录》中，还可以看到不少的鸿爪遗痕。

　　在《清会典》风教门里，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对贞女节妇旌表的典范；在台南赤崁楼的碑石上，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十一年（1746）贞烈坊的样本。从这些典章和实物上，我们知道，光绪朝的一切旌表事实，都是“师承有自”的，都是有所本的，在观念上有了这种背景，我们就可以正式探讨本题了：

　　李慈铭《桃花圣解盦日记》（丙集二第19页）光绪元年（1875）记道：

　　近来妇女之以刲股旌者，累日有书，偻指难尽。盖格令之外，请必见从。闺闼之中，事无左证。职彤管者，疲于铅椠也！

　　从这段记载里，可以略窥当时节妇之多！

　　下面从《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里，酌辑此类史料，排比如下：

　　一、卷三百三十五，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二月：

　　旌表骂贼捐躯烈妇安徽涡阳县袁旭占妻邓氏；过门守制贞女直隶清苑县监生李均聘妻钱氏；节妇大城县民李柏龄妻陈氏。（第16a页）

　　二、卷三百三十九，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四月：

　　旌表过门守贞安徽桐城县张宗翰未婚妻章氏。（第6a页）

　　三、卷三百四十四，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秋七月：

　　以贼至投井，旌表新疆阜康县济木萨烈妇郭韩氏，及二女，如例。（第10a页）

　　四、卷三百五十三，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十一月：

　　旌表仰药殉夫烈妇山东荣成县候选通判于建基妻梁氏。（第8a页）

　　五、卷三百五十七，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十二月：

　　旌表未婚守志江苏江阴县候选巡检夏诒植聘妻陆氏。（第3a页）

　　六、卷三百六十，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正月：

　　以捐设义学并建桥梁，予贵州思南府节妇杨周氏建坊。（第3b-4a页）

　　七、卷三百七十，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六月：

　　以捐助学田经费，予四川罗江县文生何自兴为其父母；暨雅安县孀妇余氏，各建坊。（第17b页）

　　八、卷三百七十四，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八月：

　　以捐宅作节孝祠，并筹祭费，予四川郫县节妇彭郑氏为其故翁姑建坊。（第5b页）

　　九、卷三百七十五，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八月：

　　追予各省阵亡殉难官绅署安徽寿春营外委傅沛霖等，士民湖北汉阳团长哈清源等，妇女陕西白水县文童吴凌云妻节妇马氏等，共一千一百二十一员名口，分别旌恤，并建祠建坊如例。（第5a页）

　　十、卷三百八十二，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十二月：

　　予临阵伤亡陕西副将唐焕文优恤；妻符氏恸夫殉节，并予旌表。（第14a页）

　　十一、卷同上：

　　追予各省阵亡殉难官绅妇女等一千一百二十二员名口，分别旌恤如例。（第16a页）

　　十二、卷同上：

　　以临难抗节，予奉天复州文童王圣德；暨民人徐广升妻王氏，旌表。（第18b页）

　　十三、卷同上：

　　追于陕西阵亡殉难官绅妇女等一百六十二员名口，分别旌恤如例。（第21b页）

　　这些记录，没有一条不是“殁世而名不彰”的记录，望门寡也好、殉节也罢，这些可怜女子们的一片痴心，只能“彰”了一下她们丈夫或未婚夫的名字，而她们自己那些“芳名”，却和她们的痴心一样，——一起掷诸虚牝了！

　　1962年1月15日夜11时半动手写，七小时写毕，在碧潭山楼

　　参考文献及实物：

　　一、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春在堂全书本）。

　　二、宋恕：《六斋卑议》（敬卿楼丛书本）。

　　三、严复译：《法意》（严译名著丛刊本）。

　　四、《旌表事实姓氏录》（同治七年十二月采访局印行）。

　　五、《清会典》。

　　六、台南赤崁楼藏蔡偕娘贞烈坊（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奉旨旌表故处士张金生妻蔡氏，丙寅季秋谷旦立）。

　　七、李慈铭：《桃花圣解盦日记》（丙集）。

　　八、《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大满洲帝国国务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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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玉树为儿子“冥婚”看中国两面文化

　　5月29号中午，台北市长高玉树先生的大少爷高成器，在山仔后别墅，突然跟吴家大小姐吴纯纯双双服毒，从容自杀。出事以后，高玉树先生和女方家长们“悲喜交集”——在丧事中加办了一桩喜事，为这两位青年人补办一场婚礼。消息传出，大家只注意这个事件的新闻意义，但它的历史意义，却看不见有谁提出来。

　　“冥婚”有历史意义吗？有的，不但有，并且有得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冥婚”事件，是在公元208年——一千七百六十年前的曹冲冥婚。曹冲是曹操的小儿子，是个神童。当时孙权送来一头大象，曹操要知道有多重，谁也没办法，亏得曹冲想出了刻舟求“重”的主意，才算把问题解决。曹冲的主意，其实与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称皇冠方法同出一辙，他若早生四百多年，并且生在希腊，一定前途大有可为。可惜他生在一个权力起伏的世家里。他死的时候，他的哥哥曹丕（后来的魏文帝）劝他爸爸不要难过，曹操讽刺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原来曹操太爱这个小神童，曾打算叫他代他哥哥接棒。

　　曹冲死的时候只有十三岁，曹操难过极了，认为这小孩连婚都没结就死了，太说不过去了，因此打主意替他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很重义气的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

　　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

　　你不能不佩服曹操是很有度量的人，他碰了手下人的钉子，并不生气，可是也不泄气，他还是要给儿子讨媳妇，他并不要守什么训典而不易，他终于找到了一位甄家的女孩儿，跟他心爱的曹冲，来了一次合葬。

　　故事说完了，让我们来看看理论。

　　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冥婚合葬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

　　禁迁葬者与嫁殇者。

　　再按注解，“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妇，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合葬。而这种冥婚合葬，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宗”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三国志》中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典中的传统文化。

　　曹冲的冥婚是中国史中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例如在《大隋左武卫大将军吴公李氏女墓志》碑中，就有这样的话：

　　女郎姓尉字富娘，河南洛阳人。……以大业十一年（公元615）五月十三日，终于京师京宅，春秋以十有八。……母氏痛盛年之无匹，悲处女之未笄，虽在幽媾，婚归于李氏，共率无爽，同穴在斯。

　　这是曹冲死后四百多年的例子。

　　到了唐朝，冥婚仍旧流行，甚至流行到皇家。《旧唐书》懿德太子传：

　　中宗即位，追赠太子，谥曰懿德，陪葬乾陵。仍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

　　这是前面那位尉富娘小姐死了出嫁后九十年的事。

　　在唐朝，有冥婚不稀奇，稀奇的是还有冥婚后的离婚。唐朝的韦后为她弟弟与萧至忠的女儿结了冥婚，合葬以后——

　　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

　　老泰山做了盗墓人，你说怪不怪？

　　唐朝冥婚流行的程度，不但见之于实事，并且载之于小说。戴君孚《广异记》中，就有这种“倩女幽魂”式的故事，可见这类思想早已深入民间。

　　在宋朝文献中，更可看到冥婚的细节。康誉之《昨梦录》一书里，这方面记载最多。元朝以后的冥婚，从《马可波罗行记》，直到清朝孙樗的《余墨偶谈》、凌扬藻的《蠡勺论》等，都有不少材料，我不再多举了。

　　民国以来，冥婚的风俗也相沿不衰。我举1923《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四编“冥婚之习惯”里的两段，以见一斑：

　　“娶鬼妻”（河南河北等处习惯），豫西河北等处，凡子未婚而故，往往择别姓字而殇之女，结为冥婚。俗谓之“娶鬼妻”，又曰“配骨”，以结婚后往往合葬也。

　　“冥配”（浙江平湖县习惯），平湖县，上中下三等社会，凡子弟未婚夭亡，类多择一门户相当，年龄相若之亡女，为之定婚，迎接木主过门，礼节如生人嫁娶，名曰“冥配”。盖以不如是，则灵魂将无所依归，不能入祠祭祀，且不能立后，一经冥配，即取得被继承人之资格，得为之立后也。

　　至于台湾，冥婚的风俗，也和大陆各地一样，除流行死人与死人结婚外，还有活人跟死人结婚的风俗。最有名的前例，是丘念台先生的父亲丘逢甲先生跟林家小姐的冥婚（详情见1965年11月22号《新生报》丘秀芷的“我的家族中，有关人鬼联姻的故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林瑞芳的《台湾冥婚制与记事》最为生动，这篇文章，收在娄子匡编的《婚姻大事》一书里。

　　高市长为他儿子的“冥婚”，轰动了整个台湾。很多人为之长吁短叹，却很少有人为之左思右想——想这件事在历史上的意义。因此，我“引经据典”的讨论它一番。“冥婚”虽然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巨流”，可是它却一直“藐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部分，于是，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个面。这两个面谁是谁非，就留给大家去争个面红耳赤吧！

　　1968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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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佛

　　“欢喜”一个词，最早见于《战国策》。《战国策·秦策》记载武安君的话，说：“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翻译佛经的人，把这个本国语借来用做佛语，例如《法华经·譬喻品》中，就有“欢喜踊跃”的话；并且，还把释迦的弟子阿难陀尊为欢喜。此外有“欢喜海”、“欢喜贤”、“欢喜丸”、“欢喜日”等种种词汇，欢喜两个字，佛味很浓。

　　“欢喜佛”是性交的佛像，性交姿势以立姿为主。

　　为什么有欢喜佛呢？欢喜佛的意义在哪儿呢？

　　欢喜佛出自梵语“欢喜天”（Mandikesvara），就是“难提计湿婆罗”，也叫“大圣欢喜天”、“大圣天”。欢喜佛是乱伦的佛，据《大圣欢喜供养法》，性交的当事人竟是“兄弟夫妇”！

　　大圣自在天，乌摩女为妇。所生有三千子：其左千五百，毘那夜迦王为第一，行诸恶事；右千五百，扇那夜迦持善天为第一，修一切善利。此扇那夜迦王，则观音之化身也。为调和彼毘那夜迦恶行，同生一类，成兄弟夫妇，示现相抱同体之形，其本因缘，具在大明咒贼经。

　　为了调和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才以一千五百个做善事的来配成“兄弟夫妇”，这一千五百个调和派，又是“观音之化身”，由观音出面，以性交的方法来软化恶行。这种设计真绝透了。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欢喜佛像就这样有了租界地。在雍和宫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佛像铸得——照《故都文物略》说法——“穷极丑怪”。我小学时候，亲眼看过，只记得要另外给喇嘛钱，他才带给你看。上楼走的是阴暗的木梯，佛像不大。据我一《京华游览记》的描写：

　　殿有欢喜佛十余，玻璃为龛，垂以绸幕，揭视之，秘戏杂陈，殆所谓事事无碍者欤！有妇人裸卧，与一巨牛交，更数人伏于牛身者；有男女裸抱，而项间腰际，悬人头累累者。壁间悬图，幕以黄绸，去幕审视，亦复如是；且多人与兽合，不知何说？游客欲观此，必更纳资，又必先扃户而后出以相示，寺僧殆奇货居之也。

　　“穷极丑怪”的佛像、“项间腰际，悬人头累累”，正是“其左千五百，毘那迦王为第一，行诸恶事”的象征，不了解《大圣欢喜供养法》这些佛经，自然就有“不知何说”的疑问了。

　　这是欢喜佛的第一层意义——软化恶行。由调和派出面，大家欢天喜地，敦伦出善事。

　　这是佛书上的说法。

　　根据佛书以外的说法，欢喜佛的意义，还有别的。《清稗类钞》宗教类“欢喜佛”一条，明指欢喜佛的意义在鼓励生育：

　　欢喜佛，作人兽交媾状，种类甚多。有男与雌兽交者，有女与雄兽交者。相传出自蒙古。某喇嘛因佛教盛行，人多持独身主义，而不欲结婚。于是人种日衰，一部落仅有数人，见而大悲，恐人类之灭绝也，遂幻其说，谓交媾本佛所有事，制为各种雌雄交媾状，名之曰“欢喜佛”，独身之俗渐消。后盛行于满洲，而流弊所及，遂至淫风大甚，男女无别。大内交泰殿，即供奉欢喜佛之所也。

　　这是欢喜佛的第二层意义——鼓励生育。告诉人：独身是不对的，“交媾本佛所有事”，连佛都性交，你人还清高什么？

　　这是一种很动听的解说。

　　《清稗类钞》说欢喜佛“相传出自蒙古”，是不清楚来龙去脉的话。欢喜佛实在是印度货，是印度传到西藏的佛像。它的动物模特儿是象、是牛，都是印度传统中有神性的动物。

　　《西藏新志》载：

　　四月十五日，龙王塘大会，庙在水中，周匝水环，须以舟渡，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秘戏像，即俗所谓“欢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

　　印度思想中，动物在地位上，并不低于人类，甚至有高的一面。这种观点，不但印度有，从埃及古人到加拿大色里利（Salish）印第安人，很多地方都有。所以，一旦发生了“兽交”（bestiality），并不认为是可耻或犯罪（对“兽交”的严刑峻法，是中古以后的事）。甚至印度还把它拟神化，这就是欢喜佛。据《大圣欢喜形象品仪轨》：

　　夫妇二天，令相抱立，二天俱象头人身，白肉色，着赤色裙，各以二手互抱腰上。

　　正写出“观音之化身”是表现在“象头人身”的造型上。前面引的文献中，所谓“与一巨牛交”、所谓“数人伏于牛身”、所谓“多人与兽合”、所谓“作人兽交媾状”、所谓“有男与雌兽交者”、所谓“有女与雄兽交者”，都是对“兽交”的一种拟神化。

　　这是欢喜佛的第三层意义——对“兽交”的拟神化。

　　值得注意的是，神很多，为什么要选中观音菩萨出场，化身成人兽同体甚至雌雄同体的怪相？照上引《大圣欢喜供养法》的描写，观音该是女性或雌方。但观音的性别，一般稍通佛理的人，却和一般善男信女看法不同。一般善男信女，都以为观音是女的，但一般稍通佛理的人，却说观音不是女的，只不过看起来像女人而已，观音实际“男人女身”，根本是男的。

　　这个观音是男是女的糊涂账，所以发生，是由于一般人不看书的缘故。观音是男是女，早在《琅环记》里有了精巧的解释：

　　一人问应元曰：“观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又一人曰：“经云观音菩萨，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一人曰：“观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答曰：“非也。观世音无形，故普门品述现众身为人说法，既能现众身，则飞走之物以至蠛蠓醯鸡，皆可耳，岂直男女乎？”

　　由此可见，高明的解释是观音不男不女，亦男亦女，可男可女。不但可男可女，并且可以“现众身”，上自飞禽，下至走兽，无一不可。因为观世音本身是“无形”的，佛门弟子却枉费心机为观音造像、画像，当然是可笑的。

　　说不定发明欢喜佛的人，是一个佛法高深的顽童，他故意用恶形恶相的欢喜佛来移俗、来讽世。这个顽童也许不是别人，就是观音自己。我大胆的认为，这是欢喜佛的第四层意义。

　　在《元史·卜鲁罕皇后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京师创建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寻传旨毁之。

　　这显然指的是欢喜佛。这表示了，十三四世纪的时候，欢喜佛已经流传到中国的新庙里，虽然皇族对它还不习惯。到明朝，情形就不同了，明朝时候，欢喜佛已经直奔皇宫。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有大臣要求除去皇宫中的欢喜佛像，《通俗编》记录如下：

　　留青日札：禁中自来有佛堂释殿，嘉靖时议除去。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看“大喜殿”，内有金银铸男女淫亵状者，名曰“欢喜佛”，传闻，欲以教太子，虑其长于深宫，不知人事也。十五年五月，夏言题请毁灭。

　　明世宗信道教入迷，所以“佛堂释殿”吃不开了，欢喜佛沦为教太子房事的模型，最后还被“题请毁灭”。这样看来，清朝的欢喜佛像，大概是一批新贵，不是早来的那一批。

　　这段记录告诉我们，欢喜佛出现的第五层意义，是教长在深宫的皇太子知道“人事”。到了清朝以后，照《清稗类钞》说法，已达到“淫风大甚”的效果。这么一来，欢喜佛的哲学意义、宗教意义、历史意义、民俗意义、讽世意义等等，都给“垂以绸幕”了——欢喜佛弗欢喜了。

　　欢喜佛在造型上，虽是外国货，但在思路上，中外是心同此理的。一千八百年前，东汉桓帝时候的武梁祠石刻（祠在山东嘉祥），刻的就是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交尾图像。这种图像表示了多种意义：血族相奸、人兽同体、天人交感、“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何尝不跟欢喜佛的意义相像？欢喜佛离开了印度，窝藏在中国，构成了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怪例，使人好奇、使人责备、使人皆大欢喜。

　　1979年1月30日以两个小时初稿，5月10日以四个小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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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性”

　　世界上，任何专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

　　历史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

　　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都是“相斫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

　　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去，“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

　　我愿举一个没有被唯的例子，一段根本被抹杀了的历史。

　　在《易经》的“序卦”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

　　这是一篇很简单的演绎，从“条件述辞”（conditional statement）中，我们可以知道，“男女”一项，在我们老祖宗的眼睛里，究竟占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它是“天地”“万物”以下，最被我们老祖宗重视的一环。它的地位，不但远在“父子”“君臣”“上下”“礼义”之上，甚至还是产生这些抽象名词的必要条件。

　　在同一部《易经》的《系辞》下传里，又有一段看来跟上段有点矛盾的文字，简直把“男女”的地位，超过“万物”以上去了。原文是：

　　天地絪緼，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又明明是说，“男女”的“构精”，构成了“万物”的“化生”。“天地”虽像麻缕（絪）棉絮（緼）般的附着在一起，可是“万物”在这种附着的状态下，只是醇醇重重的而已，并不能化而为一种生命体。只有在“男女构精”的条件下，才能把“万物”赋予生命。

　　这种对“男女”关系的热烈颂赞，是我们两千多年前，老祖宗的真知灼见，也是见诸文书记载的最早史料。

　　除了这种文书的记载以外，还有更早的，那是实物的遗留。这种实物，最足以表示我们老祖宗的早期性观念是一个什么样子，在陈仁涛的《金匮论古初集》（第6页，图初一、〇九）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llicism）的图片，那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发现的“石男根”——一条上面刻着三角绳纹饕餮的、青铜文化风格的石做男人生殖器。看过以后，我们可以恍然大悟：我们这个“礼义之邦”的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一样，也不例外的崇拜过这个玩艺儿，甚至崇拜得别有天地呢！

　　文书的记载和实物的证据，都证明了老祖宗们对“男女”问题早有认识，并且这种认识，从某些角度看来，甚至比今天的某些人还来得开明正确。至少老祖宗们没有把“男女”之事看做卑恶不洁。相反的，他们要把“男女”捧在“父子”“君臣”之上，敬重膜拜，顶礼有加！

　　古史中，最能代表性观念开通的例子，莫过于《战国策·韩策》中，秦国宣太后的一段话。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说：

　　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这段对外国大臣现身说法，公开描写性交姿势的文字，不了解当时性观念的开通程度，自然看了要大惊小怪。无怪乎清朝的王士祯，在他的《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谈异》里，在“秦宣太后晏子语”条下，要叹气说：

　　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其实，若了解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这是毫不足奇的。

　　又如《左传》宣公九年（公元前600年）这段记载：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按：此处在《榖梁传》中记为“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洩冶。

　　这种不分君臣，一块儿把大家共有的情妇的内衣，在庙堂上相互炫耀、大开玩笑的做法，不但呈露了“礼仪之邦”“守礼谨严”的真相，并且十足反证了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

　　性观念的开通，原本是一种动物性的自然现象的流变，我们的老祖宗本来是“洒脱”得很的。他们当时缺乏下列这一套观念：

　　一、他们缺乏性的嫉妒的观念。

　　二、他们缺乏贞操观念。

　　三、他们缺乏羞耻观念。

　　四、他们缺乏亲父子的观念。

　　五、他们缺乏“罗曼蒂克恋爱”（romantic love）观念。

　　这五项重要的特征，我们在古代的文书和实物里，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这些证据，可以为我们描绘出一种景象——一种性开放的景象。

　　在这种性开放的景象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如何在生殖器崇拜、如何重视阴阳的理论、如何公然宣淫、如何“男女杂游、不媒不娉”、如何血族相奸、如何私通野合、如何同性恋和鸡奸、如何性变态、如何写《素女经》《洞玄子》、如何因“性”的因素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影响到部分中国民族的历史。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的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妺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作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

　　在中国许多“肯定‘性’的”（pro-sexual）历史现象以外，另有一种“反对‘性’的”（anti - sexual）历史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是对“性”的规律、约束，乃至压抑。它的发生，约有四种原因：

　　一、对“性”生神秘与恐惧：老祖宗们缺乏生产知识，他们对异性相交而产生的结果，感到神秘，也感到恐惧。

　　二、对“性”的疲乏：“性的疲乏”（sexual fatigue）是由性满足后或过度后而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一种反动——对性感到憎恶或厌倦，走向节欲或弃世绝欲的信仰。

　　三、嫉妒心和占有心：在古代，女人只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由于对产业的占有心，引发嫉妒心，再配合家庭、子女等观念，慢慢建构出许许多多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

　　四、精神因素：由于有人不能满足现状，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来弥补尘世上的空虚，因而有“禁欲主义”（asceticism）或类似禁欲主义的思想产生。于是，不得不宣扬“性”的罪状，夸大或栽诬有关“性”的一切。

　　上面四种原因，构成了“反对‘性’的”条件，因而老祖宗们开始说明什么是“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了，什么是“防隔内外，禁止淫佚”了，什么是“妇道”“女诫”了，什么是“男女不通衣裳”了，什么是“富贵不能淫”了，什么是“坐怀不乱”“秉烛通宵”了，什么是“去势”“幽闭”了，什么是“绝房事”的好处了……

　　这些“反对‘性’的”历史现象，跟前面所说的“肯定‘性’的”历史现象一样，同样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也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中国是礼仪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的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的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正因为“性”的问题，被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所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了数不尽的“性”的“发霉”现象：从娈童到“御女车”，从“萤幸”到“蝶幸”，从“肉台盘”到“肉屏风”“肉双六”“肉吐壶”，从人狗交到奸尸案，从缠小脚到丐恋，从老年癫狂到性戾换，从贞节牌坊到“冒耻求种”，从花旋风到壮阳药，从自阉到阉人……试问哪一件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试问有哪一件我们敢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干的事？”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有了上面所说的种种认识，我们必然发现：“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何等被有意忽略的大题目！我们必然关切：我们老祖宗们的“性”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的“性”行为，怎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我们必然提出：“性”的因素，对中华民族的部分历史，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

　　能够满足这些声音的，很显然的，起码是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始终在“回避”（？）这个重大的研究主题，我们不能在这个主题上做一次“科际整合”的示范，也不能在乌烟瘴气的“性”的暗流里做一次学理的澄清，为小百姓和大官人做点指示迷津的依据……这些因“回避”而生的缺憾，十足证明了我们在真理面前的萎缩，证明了我们在寻求真理上面的无能和胆怯。

　　这篇文字的用意，是尝试用现代的方法，提出一些确定的解释和“解释草案”（explanation sketch），求出历史上中国人“性”生活的真相和可能的真相，至少我提供的，是一种可供讨论的合理怀疑，也许值得专家和学者的评判。

　　在现代方法的妙用下，历史万象虽多，其实不乏理路可寻。例如真的专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易经》中的“咸卦”等卦是描写性交姿势的；《诗经》中《褰裳》里说的“且”字是男人生殖器；《周礼》中《地官》里“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话是一种“交配季”（mating season）、一种“节期杂交”（feast promiscuity）；《老子》中的“元牡”是女人生殖器；《论语》中孔夫子骂女人的缘故是因为他离过婚；伶玄《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有“足恋”，常璩《华阳国志》中的关云长背离曹操是因为他吃醋；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女子男饰”里的六朝女子娄逞是性戾换；柳宗元《柳河东集》中《河间传》是写唐朝一个女人的花旋风；徐士鸾的《宋艳》中《残暴》里记宋朝的王继勋是一种虐恋（虐待狂）；陶宗仪《辍耕录》中《奇遇》一篇是写元朝人性爱的白日梦；明朝张岱《琅环文集》中《鲁云谷传》是描写洁癖；清朝薛福成《庸盦笔记》中《入相奇缘》里写和珅“对影谈笑”是一种影恋……所有的大量历史文化，都禁不得真正专家的一双法眼，用这种法眼来“复兴中华文化”，才够资格，否则只是口号。

　　关于这类性质的写作，在西方很多。性质近的像泰勒（G. Rattray Taylor）的“Sex in History”（1953年伦敦Thames & Hudson版）就是一例。西方过去，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笼罩下，对性的禁忌，跟历史上的中国，真可说是老兄老弟。可是他们在近几十年的努力之下，终于摆脱了传统上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与压抑，终于使他们逐步走上一个开放的社会，建立一种“约定俗成”的性道德，培养了风俗、修正了法律，使他们的青年男女，又恢复了在“伊甸园”里没吃苹果前的歌唱。

　　反观我们中国，相对起来，我们不得不惭愧我们还是一个老大的闭锁社会。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与压抑，还是这个闭锁社会的主要闭锁项目之一。从电影检查到出版管制，从教条宣扬到性教育的空白，从警察的冲动到道德家阳痿以后的阴谋，已经把我们的“性”空气搅得极不清洁。在这些不清洁的空气里，我们呼吸到的，是禁忌、是妈妈跟在屁股后面的恋爱、是买卖式的婚姻、是手铐式的离婚、是情杀与毁容、是通奸的残忍惩罚、是电影接吻的禁止、是情书的火葬与公布、是春药广告、是春牛横行、是廉价的初夜权、是文坛的新鸳鸯蝴蝶派、是姨太太第一号第二号、是婚姻法律的莫名其妙、是灵肉分裂、是衣服暴露的管制、是政府纵容的公娼、是私娼的七折优待、是节育的反对、是李敖这类先知式专题讨论的完全缺乏……

　　所谓“礼仪之邦”的“国情不同”，以及所谓“有伤风化”的管制法令等等，都不足作为上述这些“性空气不清洁”的护符，一切的护符，都更会增助我们耻辱的标记——那跟西方文明社会比起来，“性水准低落”的耻辱标记。

　　漫无心肝的中国知识分子，漫无心肝的日子太久了，实在应该认清自己，振作一下，洗洗这些耻辱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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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感动蝙蝠论

　　研究中国人想什么，怎么想，一定得注意中国人的怎样想什么。中国人有时候会发伟大的奇想，这种伟大的奇想，想入非非，使人怎么也想不透人为什么要这样想、能这样想，这样想又何苦来。

　　中国人怎样想什么，七想八想，其中妙的很多。最妙的一则是，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相信自然现象有时是受了人的感动而生，感动到火候十足的时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天雨粟、乌白头”，可以“天地含悲、风云动色”。

　　别以为这是中国民间愚夫愚妇的迷信、别以为这是我开玩笑，中国的第一流知识分子，的的确确把这种怎样想什么，郑重其事的认真处理。我举一代大儒顾炎武为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公然胡扯如下：

　　易传言先天后天。考之史书所载，人事勤于下，而天象变于上，有验于顷刻之间，而不容迟者。宋武帝欲受晋禅，乃集朝臣宴饮。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叩扉入见，请还都谋禅代之事。及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隋文帝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唐玄宗为临淄王，将诛韦氏，与刘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时不可失。”文宗以右军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郑注，对于浴堂门。是夜彗出东方，长三尺。然则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而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昭画长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气壹则动志，其此之谓与？

　　这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满纸荒唐言的第一号证据。

　　其实不怪顾炎武，顾炎武只不过师承前代那些大儒和大理论。前代那些大儒和大理论认为“人事感人”，所谓“天”，从广义解释，上自老天爷，下至一条猪，都无一不可以感动、无一不受人的“掌风”。

　　最早的感动文献是《易经》。易经里“中孚”卦说：

　　豚鱼吉

　　意思是说，人类的诚信所及，哪怕像猪那样蠢的、像鱼那样冷血的，都可以一一感化，这种感化，有专门成语，叫“信及豚鱼”。

　　既然猪也可以、鱼也可以，理论上，什么动物都应有“同感”。于是，感动的范围就扩大到无所不包。于是，就出来鼎鼎大名的《祭鳄鱼文》。

　　唐朝的韩愈到潮州，看到鳄鱼为患，他居然写了一篇《祭鳄鱼文》，给鳄鱼一只羊一只猪，要鳄鱼搬家，“其率尔丑类，南徙于海！”如果“冥顽不灵”，人类就要把你们杀光，你们不要后悔啊！据说鳄鱼看了他的文章，就都搬走了。这篇千古妙文，《古文观止》就有，实在值得一读再读：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泽，罔绳擉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揜，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有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之命而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大家读了《古文观止》，以为韩愈的神通只在写这篇文章，就错了。韩愈还有别的神通呢！别的神通，一看张读写的《宣室志》便知。张读《宣室志》里记泉州南面有山潭，“中有蛟螭，尝为人患。”有一天，山崩了，山石填塞潭水，水流出来，其中有蛟螭的血。“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后来这十九个字给韩愈看到了，他认出是“诏赤黑视之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字体是“蝌蚪篆书”，“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词令，戮其害也。”这个故事，表示了不但韩愈能够同鳄鱼说话、谈判、写文章，甚至老天爷也和他同感，不但对鳄鱼的水友蛟螭说话、谈判、发命令，还让韩愈夹在其中，做了翻译官。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题目应该是《人能感动鳄鱼论》，可是我害怕，不敢这样写。因为前一阵子，刚发生了“诽韩案”，韩愈的后人（？）到法庭控告写文章批评韩愈的人，而妙不可言的法官大人，居然判了被告的罪。这是典型的一场文字狱。我李敖刚坐完了“叛乱罪”的大牢，黑狱亡魂，浩劫余生，实在不敢惹韩愈（和他的鳄鱼），只好另想题目。

　　幸亏我学富五车，居然被我找到好题目，叫做《人能感动蝙蝠论》。为什么又来了蝙蝠呢？请看明朝柳应聘的大文便知。

　　柳应聘在《先师庙驱蝠记》大作里说，一座孔庙里，因为有容乃大，结果容来了许多蝙蝠，“丑类实繁，无虑千百，岁月滋久，势不可驱。”大家“咸为积愤，而无如之何也”！于是有“学政詹先生”来，十天斋戒，“又遣投蝠以食，而誓之一似昌黎（韩愈）谕鳄之旨。”于是，蝙蝠飞走了。还有个“学正黄先生”，也在这类庙中学韩愈方法，“以文谕之”，蝙蝠看了他的文章，也统统飞走了。

　　柳应聘这篇驱蝠记中，对这种行为，提出“人能感动动物论”。他拿蝙蝠飞走事件，跟“徙鳄之功”比较：

　　虽显微巨细，事有不伦，然精诚所通，有感斯应。则旷百世而同符也！所谓诚能动物，而信及豚鱼者，非耶？

　　他认为这种现象，一点也不是偶然的，他说：

　　夫气盛者化神而绩异者传永，盖自古志之矣！故鲁公作宰，而蝗避；刘昆出牧，而虎渡：韩退之在谪籍，而鳄徙，虽时异事殊，而精诚之极，感通无间，其致一也。则其所以实着当时，而声流后世者，岂偶然之故哉！

　　看了这种妙论，再回头核对“旷百世而同符”的《祭鳄鱼文》，那篇文章，一再声声呼唤鳄鱼的芳名，同它交谈，一次与它约定，三次要它听话。全篇又讲理、又讲情、又哄、又劝、又贿赂、又骂、又挖苦、又威胁。韩愈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前提当然是基于“鳄鱼有知”，可以看懂他的大文章，可以晓以大义。这种由于动物有知，与人文相通，人的精诚，自然可以和它们“感通无间”，可以“有感斯应”，最后自然构成了“人能感动动物论”。

　　在韩愈小的时候，一个“人能感动动物论”的先进冯希乐，一天，去拜访县太爷。县太爷请他吃饭，酒席上，冯希乐拍县太爷马屁，说你太伟大了，你“仁风所感，虎狼出境”！县太爷听了，很高兴。正在这时候，有小的跑来报告，说不得了了，昨天晚上有老虎吃了人了！县太爷一急，转过头来质问冯希乐：“你不说‘仁风所感，虎狼出境’了吗？”冯希乐不慌不忙，回县太爷的 话，他说：“我们县里虎狼是出境了。这头老虎，一定是别的县里过路的！”

　　1979年5月14日三小时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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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感动老虎论

　　校对《人能感动蝙蝠论》的时候，意犹未尽，再写一篇。

　　中国书中，关于这类记录极多。大体上说，这都是一种“动物泛灵信仰”（Zoological animism）的流变。鳄鱼问题并不是韩愈以后就完了，照《欧阳文忠集》的说法，好像鳄鱼又回国了。欧阳修《陈文惠神道碑》说：

　　潮州恶溪，鳄鱼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伐鼓于市，以文告而僇之，鳄患屏息。潮人叹曰：昔韩公谕之而听，今公戮之而惧。所为虽异，其能动异物丑类，革化而利人，一也。

　　足证韩老一死，鳄老又率其丑类，北归中国了。欧阳修笔下的陈文惠就是陈尧佐，他在潮州，也写过大作《戮鳄鱼文》：

　　己亥岁，予于潮州，作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韩词，载鳄鱼事以旌之。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万江，村曰硫磺，张氏之子，年甫十六，与其母濯于江涘，为鳄鱼尾去。其母号之勿能，披乎中流，则食之无余。予闻而伤之，命郡邑李公，将郡吏往捕之。前后力之者，凡百夫，曳之而出。缄其吻，械其足，槛以巨舟，顺流而至。

　　从内容看，全篇一律动武，我奇怪为什么欧阳修硬要说“以文告而戮之”？大概鳄鱼留学方归，不好不意思一下。

　　还是手里有刀的人比较聪明，《清史稿》列传第一百零八曹孝先传里，记有乾隆皇帝一段话说：

　　蝗害稼，唯实力捕治，此人事所可尽。若假文词以期感格，如韩愈祭鳄鱼，鳄鱼远徙与否，究亦无稽。

　　真比文人“天纵英明”得多了！

　　我写了半天《人能感动鳄鱼论》、《人能感动蝙蝠论》，却忘了写《人能感动老虎论》，现在补写如下：

　　《后汉书·童恢传》，记循吏童恢做地方官的时候——

　　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恢闻而出咒虎曰：“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汝若是杀人者，当垂头伏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即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放释。吏人为之歌颂。

　　这次比较简单，没写文章，只是对老虎用嘴巴“晓以大义”而已，结果一虎不能马虎过关，一虎竟得人口余生，公正廉明，一样不少，真好！

　　这种人虎恩仇记，主角只是童恢和两只老虎吗？才不呢，多得很呢！

　　一、《后汉书·宋均传》：“虎相与东渡江。”

　　二、《南史·杜慧度传》：“猛兽伏，不敢起。”

　　三、《南史·孙谦传》：“先是郡多猛兽为暴，谦至，绝迹。”

　　四、《南史·傅昭传》：“郡多猛兽，常设陷阱，昭命去陷阱，猛兽竟不为害。”

　　五、《南史·萧晔传》：“旧多猛兽为暴。晔为政六年，此暴遂息。”

　　六、《南史·萧象传》：“旧多猛兽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兽死于郭外，自是宁息。”

　　七、《唐书·李绅传》：“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至，尽去之，虎不为暴。”

　　八、《明史·胡俨传》：“县有虎伤人，俨斋沐告于神，虎遁去。”

　　九、《明史·张昺传》：“有寡妇止一人，为虎所噬，诉于昺。昺于妇期五日，及斋戒告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廷下。昺叱曰：‘孰伤吾民？于法当死。无罪者去。’一虎起，敛尾去；一虎伏不动，昺射杀之。”

　　十、《明史·谢子襄传》：“郡有虎患，岁又旱蝗。祷于神，大雨二日，蝗尽死，虎亦遁去。”

　　够了，够了。

　　以上所写，都限于一般人（文人、循吏等）对动物的感动，其中我有意做了一个重大的遗漏——不含孝子在内。为什么？因为一扯上孝子，这种文章再也做不完了。中国历史上，孝子和动物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从虞舜孝感动天，使“象为之耕，鸟为之耘”起，“涌泉跃鲤”也、“负土成坟”也、“虎即避去”也、“猛兽下道”也、“豺狼绝迹”也、“群雁俱集”也、“慈乌衔土”也、“双鹤来下”也、“鸟亦悲鸣”也、“犬乳邻猫”也、“祷河得鳜”也、“水獭献鱼”也……怎么写也写不完。换言之，每个孝子都可以开个动物园，他所感动的，又岂是蝙蝠、老虎而已！所以，我声明在先，不含孝子在内。孝子一来，只有写书，不能写文章了。

　　1979年5月24日一个小时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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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声咚咚的中国之音

　　鼓是人类最早的乐器。从埃及到亚述、从印度到波斯，到处都有鼓的存在。世界各文化区，鼓的出现是不谋而合的。像西欧、英国那样，连鼓的出现都要仰仗外来的那种情形，实在少有。西欧、英国的鼓，是罗马传过去的。

　　中国的鼓，远在有文字以前就出现了①。随着文化的进步，鼓的演变，也愈来愈复杂。开始有管鼓、教打鼓的官，叫“鼓人”②，以八面③“雷鼓”祀天神，以六面“灵鼓”助社祭，以四面“路鼓”享宗庙，以及打仗有“鼖鼓”④，做工有“鼛鼓”⑤，前者声音又大又快，可助军威；后者声音又小又慢，有工慢慢做，因为“用民之力，宜缓不宜急”。所以这种鼓，是种磨洋工的鼓。在日食月食的时候，要用“王鼓”，中国古人认为，日食月食都是“阳为阴所胜”，必须由皇帝亲自出马，“鼓以救之”。鼓官这时候，看皇帝打，他休息⑥。照这个标准看，鼓官平时只是代皇帝劳而已，紧要关头，鼓手就是皇帝。鼓声本是一种强烈意愿的传达，这种意愿，当然当权者最多。所以，最早的鼓声，都是替当权者表达意愿的。五代时候，儿皇帝石敬瑭请一个老道来讲经，老道叫张荐明，石敬瑭拜他为师。那时候，已是10世纪，鼓声已经用来表示几点钟⑦。老道听了鼓声，向石敬瑭说，鼓声虽然只是一种声音，但把许多声音统一起来的，就是它。“夫一，万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⑧这就是出家人逢迎儿皇帝的鼓声哲学。

　　鼓对当权者而言，既然这么密不可分，它就成为一种权威的象征。汉光武皇帝抓起韩歆，“置鼓下，将斩之。”⑨要杀人为什么放在鼓下面？鼓声响起和人头落地，是此起彼落的关系啊！

　　鼓的作用这么大，所以，什么时候击鼓，什么时候不该击，学问很多。传说里大禹治水，叫他太太即涂山氏大小姐送饭，约定一听鼓声，就送来。于是大禹化做一条熊，开始做工。挖石头的时候，不小心一块石头击中了鼓面，涂家大小姐以为打鼓了，送饭过来，见到丈夫竟是熊，一扭就走了。到了嵩山之下，她变成石头，生了大禹的儿子夏启⑩。夏启是中国君主世袭制的老大，是家天下的祸首，追根究底，天下为公的让贤传统被断送，原来出在那块可恶的石头敲在那张可恶的鼓皮上。

　　这个是不该击而击，击出了祸；还有该击而不击，也出了祸。春秋宋国、楚国作战，楚军渡河时，人劝宋襄公迎击，他不肯；等楚军登陆了，人又劝他迎击，他还不肯；直等到楚军上岸后，把阵势摆好，他才下令打，结果大败，受伤而死。死前还大讲原则，说：“君子打仗，不打受了伤的，不捉头发白的。古人用兵，不占地利险阻便宜。就是亡了国，我也不向没摆好阵势的敌人鸣鼓而攻。”(11)中国历史上，有个最能把握击鼓时机的纪录：鲁国、齐国之战，齐军一到，鲁庄公就要击鼓，曹刿说别忙。等到齐军击了三次鼓以后，鲁军才击第一次鼓，最后把齐军打败。曹刿的理论是：“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齐军已经衰竭时候，鲁军才开始一鼓作气，可以占便宜(12)。

　　在战场上，鼓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人人都相信。鼓舞不起来，就表示有了别的毛病。汉朝时候，李陵打匈奴，发现鼓不灵了，他奇怪“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他判断部队中有了女人。大搜之下，证明判断正确(13)。笑话中女人能使老和尚小和尚纷纷打鼓，却使李陵的军人鼓不起来，真是颠倒众生了。难怪女人亲自出马打鼓，仗就一打就贏——宋朝韩世忠夫人前京口妓女梁红玉是也(14)。

　　鼓的用途，除了前面说的祭祀、示威、作战、督工、报时等以外，它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传达“下面的声音”。

　　传说在唐尧时候，就设置了“敢谏之鼓”。《路史》上记：

　　帝尧陶唐氏置敢谏之鼓。

　　这种敢谏之鼓，表示大臣如果对皇帝有所谏诤，皇帝欢迎。为什么欢迎呢？王起《谏鼓赋》里说：

　　先王惧五谏之或替，恐四聪之有蔽，爰立鼓于朝，得为邦之制，臣之击也。

　　这说出了，立敢谏之鼓的目的，就在怕皇帝听不到该听的声音，而变得听觉有遮蔽了。白居易在《敢谏鼓赋》里，把用鼓的原因进一步说明：

　　大矣哉！唐尧之为盛！鼓者，乐之器；谏者，君之命。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谏以鼓来，悬作经邦之柄。

　　“得为邦之制”，“经邦之柄”，都说明了这种谏鼓的重要。白居易认为，谏鼓是上下交通的一种管道，它的好处是：

　　用之于朝，朝无面从之患；行之于国，国无居下之讪。洋洋盈耳，幽赞逆耳之言；坎坎动心，明启沃心之谏。

　　有了它，大家就可以有话直说，皇帝可以听到逆耳之言，臣下背后的讪谤，也就没有必要了。

　　唐尧时代到底有没有设置谏鼓，不可确知。但这种设置谏鼓的记录，在古书中倒也经常出现：

　　《大戴礼》保傅：“于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

　　《管子》桓公问：“禹立谏鼓于朝。”

　　《吕览》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15)。”

　　《邓析子》转辞：“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铭。”

　　《路史》：“禹……立谏幡，陈建鼓。”

　　《汉书·贾谊传》：“太子既冠，成人，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

　　《淮南子》主术训：“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

　　《后汉书·杨震传》：“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

　　《晋书·元帝本纪》：“太兴元年六月戊戌，初置谏鼓谤木。”

　　这些古书中的记载，都证明谏鼓是臣下向皇帝进逆耳之言时的一种道具。所以，谏鼓本身，有一种象征作用，象征皇帝给臣下一种“劝他”的机会。有了这些忠臣劝他，他就不会“四聪之有蔽”，就可以推行好的政治。所以白居易说：“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鼓之为用大矣哉！

　　中国人用鼓来传达“下面的声音”，除了谏鼓以外，另一种是“登闻鼓”。谏鼓是给做官的劝皇上用的；登闻鼓是给小百姓喊冤用的，两者虽然都传达“下面的声音”，作用却不一样。登闻鼓可算是一种非常上诉。

　　中国古代小百姓，有了冤，要想法使上面知道；知道的方法，要写状子；一写状子，就参加了文书政治；一参加了文书政治，就有被归档的危险，石沉大海。何况，小百姓大都是文盲，不会写状子。所以，直接的办法是喊出自己的冤枉，叫“喊冤”，叫：“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上诉！”

　　由于官官相护，小百姓的冤喊不上去。“冤”字在中国文字里，是象形文字，上面是个罩子，下面是个兔子，把兔子罩住，兔子被困其中，当然无辜，正好叫做“冤”。如今小百姓变成兔子，无法兔脱，又喊不上去，统治者“天下无冤民”“民自以不冤”的美梦，自然就大大打折扣，殊非统治者所愿。

　　于是，聪明人出来，发明了一种人权道具，就是“登闻鼓”。

　　登闻鼓是皇宫外面摆设的一种大鼓，鼓一敲，理论上，皇帝可以直接听到，要想官官相护，也护不住。这种敲鼓请皇帝注意的法子，传说出自唐尧时代。但最初敲鼓是大臣劝皇帝用的，不是小百姓喊冤用的。小百姓喊冤，还得等四千年。最早的登闻鼓雏形，勉强可算夏禹时代的“挥鞀”。《通志》上说夏禹时候“有讼狱者挥鞀”。直到1世纪汉朝元帝时候，为了开城门的问题，曾有过小百姓敲鼓上书的例子，但不是常例。3世纪魏世祖曹丕（曹操的儿子）以后，正式出现了“登闻鼓”。据《魏书·刑罚志》：

　　世祖阙左悬登闻鼓，以达冤人。

　　“以达冤人”，目的明显是给老百姓喊冤的。

　　接着，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昭的儿子晋武帝，也继承了这种传统。在晋武帝时候，有个叫邵广的，他偷了政府东西，被判死刑。他的两个小儿子，“挝登闻鼓乞恩”，请皇上许他们做奴隶，代父亲赎罪。皇帝同意，于是小偷改判五年，小偷之子做奴隶。这个故事，说明了登闻鼓的用处，不但可以申冤，还可以“乞恩”求情。

　　但登闻鼓不是可以乱敲的。《晋书·武帝本纪》记载：

　　泰始五年六月，西平人麹路伐登闻鼓，言多妖谤。

　　向皇帝说话，内容被认为“言多妖谤”，下场可想而知。据《明外史·青文胜传》：

　　文胜为龙阳典史，龙阳濒洞庭，岁罹水患，积逋赋数十万，敲扑死者相踵。文胜慨然诣阙上疏，为民请命；再上，皆不报。复具疏，击登闻鼓以进，遂自经于鼓下。太祖怜其为民杀身，诏宽龙阳租。邑人建祠之。

　　这就是说，做官的“诣阙上书”达不到目的，也可以“击登闻鼓以进”。但是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干脆先在鼓下自杀，反倒省事。

　　登闻鼓可能有言论自由，但没法担保有言论以后的自由。

　　到了6世纪，隋高祖时候下命令，老百姓有冤上诉，经过各级官府仍旧得不到公平的，可以“诣阙申诉”，就是到宫阙前面告御状。至于如何告法，没有细节可查。隋高祖是一个很苛待百姓的皇帝，老百姓偷一升边粮或一块钱的，都要杀头，这样凶来兮的皇帝，究竟有谁敢去告御状？

　　《唐会要》里记高宗“显庆五年八月，有人赍鼓于庙堂。诉上，令东都置登闻鼓，西京亦然”。这是7世纪660年的事，明明指出由于“有人赍鼓于庙堂”，才有登闻鼓的设立。反证以前的登闻鼓制度，早已中绝。

　　唐朝的女皇武则天时候（7世纪），也有“登闻鼓”的记录。据《玉海》：

　　垂拱元年二月，敕朝堂登闻鼓、肺石不须防守，令御史台受状为奏。

　　这个记录告诉我们，虽然有“登闻鼓”，可是已是令御史转达民意了，不是直接“上干天听”了。

　　到了10世纪，五代后周世宗时候，有“抱屈人”带着鼓到皇宫敲鼓喊冤，皇帝知道了，“遂令东西都各置登闻鼓”。周世宗是五代最开明的皇帝，但是很短命，第二年，他三十九岁就死了。一死就被赵匡胤“黄袍加身”，创立了宋朝，赵匡胤变成了宋太祖；宋太祖又被弟弟赵匡义“烛影斧声”，抢去老大一支的继承权，成了宋太宗。他把“理检司”这衙门改成“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曰‘鼓司’。”这是10世纪尾声的事。登闻鼓又出现在宫廷门外了。当时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宋史·刑法志》里所载的张反鸣冤。张反的丈夫王元吉，被他晚娘诬告想毒死晚娘，如此不孝还得了，被捉将官里，大肆修理。修理的花样很多，其中有一种叫“鼠弹筝”，毒刑以后，手指全不能动。王元吉吃不消，只好诬服。张反遂去击登闻鼓鸣冤，居然被皇帝知道了，下令追查，查出晚娘原来有奸情，被王元吉撞破，所以才诬告他下毒。于是，皇帝把修理人的抓起来，也来一番“鼠弹筝”，让他享受。最后，皇帝向宰相感慨说：“在首都里，竟都有这样无法无天的刑求和冤狱，首都以外的四方，还得了吗？”

　　11世纪，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玉海》记载：“景德四年五月，改登闻鼓院于阙门之前。”再据宋朝人写的《燕翼贻谋录》：

　　真宗景德四年，诏改鼓司为登闻谏院，登闻院为检院，应上书人并诣鼓院，如本院不行，则诣检院以朝官判之。院判名始于此。

　　可见登闻鼓直接向皇帝登闻的本意，已经开始打折扣、变质，变成了衙门，还是落入了官官相护，皇帝又很难听到鼓声了。

　　不但皇帝听不到，连衙门自己甚至都听不到了。宋朝人写的另一部书——《齐东野语》转记过这样的笑话：

　　今登闻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此类可资捧腹。

　　登闻鼓的制度，一直到清朝还有(16)。清朝阮葵生写《茶余客话》，卷七“登闻院”条下，还有这样的一行：

　　登闻院，在西长安门外街之东。旧设满、汉科道各一员掌之。雍正二年统于通政司。

　　“通政司”是一个管下情上达的衙门，管“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也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但是，它不能算是一个直接使下情上达的衙门，它拦在中间，使下情变成间接的。一变成间接的，还登闻什么鼓声呢？

　　最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通政司废除了，登闻鼓当然也没了，这么一点象征性的下情上达的道具，也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20世纪以后，法院里出现一种“申告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的解释是：

　　告诉、告发，应以书状或言词向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为之；其以言词为之者，应制作笔录。为便利言词告诉、告发，得设置申告铃。

　　这种“按铃申告”的制度，依稀是登闻鼓传统的一项小小规模的电气化。

　　人民有冤，直接碰到的还是官官官，直接碰不到统治者。即使他愿意付出敲登闻鼓的代价，他也没鼓好敲了。

　　鼓声在朝上面传达“下面的声音”，但当“下面的声音”传达不到的时候，鼓声也就遗之草泽，化成了民怨。最有名的鼓声中的民怨，就是“凤阳花鼓”。《陔余丛考》有“凤阳丐者”的记述，里头说：

　　江苏诸郡，每岁冬，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间始回。其唱歌则曰：

　　家住庐州并凤阳，

　　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个花鼓歌，从明朝太祖朱元璋皇帝开国以来，一直流传在民间，成为民间向黑暗统治者的一种抗议，一种普遍的抗议。这种抗议，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合流，更出现了深度。明朝亡国以后，跟新政府不合作的知识分子贾凫西，曾用他写的鼓词，质问纵容统治者的天道：

　　忠臣孝子是冤家，

　　杀人放火的天怕他。

　　仓鼠偷生得宿饱，

　　耕牛使死把皮剥。

　　河里游鱼犯了何罪？

　　刮了鲜鳞还嫌刺扎。

　　杀人的古剑成至宝，

　　看家的狗儿活砸杀。

　　野鸡兔子不敢惹祸，

　　剁成肉酱加上葱花。

　　杀妻的吴起倒挂了元帅印，

　　可怎么顶灯的裴瑾挨了些嘴巴？

　　玻璃玉盏不中用，

　　倒不如锡蜡壶瓶禁磕打。

　　打墙板儿翻上下，

　　运去铜钟声也差。

　　管教他来世的莺莺丑如鬼，

　　石崇托生没板渣。

　　海外有天，天外有海，

　　你腰里有几串铜钱休浪夸。

　　俺虽没有临潼门的无价宝，

　　只这三声鼉鼓走天涯。

　　鼉鼓就是皮鼓，就是北方流行的大鼓。写这鼓词的人，是明朝的进士，他用深入民间的鼓词，有深度的传达了他的否定天道、否定宿命、否定愚忠、否定黑暗统治者的思想。从祢衡“击鼓骂曹”以来，鼓声代表了一种抗议，跟雷鼓、灵鼓、路鼓、鼖鼓、鼛鼓分道，也跟谏鼓、登闻鼓分道，它不再是官方的声音，也不再是劝告官方、乞求官方的声音，它终于变得属于了自己，属于了小百姓自己的声音。

　　1979年5月11日

　　①应劭《风俗通》说：“谨按易称鼓之雷霆，圣人则之，不知谁所作也。”《黄帝内传》说黄帝伐蚩尤，元女做鼓八十面，当然不可信。

　　②《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军事，以鼛鼓鼓役事。……救日，则诏王鼓；大丧，则诏大仆鼓。”

　　③所谓几面，事实上是几个一组的意思。八面就是八个一组。详细讨论见《云麓漫钞》。

　　④鼖念坟。

　　⑤鼛念高。《周礼》郑锷注说：“用民之力，宜缓不宜急。……其声尤缓，故宜用以鼓役事。”

　　⑥《周礼》项氏注：“日为月胜，故食于朔；月不受日光，故食于望。是皆阳为阴所胜，故鼓以救之，助阳气也。王亲鼓之，鼓人诏之耳。”

　　⑦古代人用鼓报时，据《唐书》马周传：“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咚咚鼓。”《灵异小录》：“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备窃盗。时人遂呼为咚咚鼓。”《五代史》司天考：“显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坠，有声如雷，牛马皆逸。京城以为晓鼓，皆伐鼓以应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垍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咚咚鼓，唯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咚咚鼓，是则京师之制也。”但因迷信的缘故，有的不打晚上的一道。据《暇日录》：“成都不打晚衙鼓，刘仲、张潜夫皆说，云孟蜀多以晚鼓戮人，埋毬场中，故鸣鼓则鬼祟必作。自是承例不打鼓。”

　　⑧《五代史》张荐明传：“荐明为道士，晋高祖延入内殿讲道德经，拜以为师。荐明闻宫中奏时鼓，曰：‘陛下闻鼓乎？其声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无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万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赐号通元先生。后不知其所终。”

　　⑨《后汉书》岑彭传：“光武徇河内韩歆议，欲城守，彭止不听。既而光武至，怀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谋，大怒，收歆，置鼓下，将斩之。召见彭，彭因进说，光武深纳之。”

　　⑩《诚斋杂记》：“禹洽水，过辍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女曰：‘闻鼓声乃来饷。’禹排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作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方孕启。”又据《列女传》：“启母者，涂山氏长女也。”

　　(11)《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请击之。公曰：‘不可。’宋师败绩，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可亦乎？犹有惧焉。且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12)《左传》庄公十年：“齐师伐我，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13)《汉书》李陵传：“陵将步卒五千，出居延，与单于连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搜得皆剑斩之。”

　　(14)京口是江苏丹徒。

　　(15)鞀念陶，是有柄的小鼓。

　　(16)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置登闻鼓院；元朝世祖至元十二年（1257）立登闻鼓；明朝十三道御史轮值登闻鼓；《大清会典》卷三十七说：“状内事情必关军国重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方许击鼓”；又说：“设登闻鼓于都察院门首，每日轮流御史一员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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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

　　中国历史上是专制王朝，偶尔也有网开几面的时候。网开几面，有的见之于制度，有的见之于实物，这种实物，是网开的一种象征，可叫做“言论道具”。因为本质上、实际上，这都是戏。既然是戏，配合它的，不是“道具”是什么？

　　专制皇帝为了广开言路，第一种道具是“鼓”，包括“谏鼓”和“登闻鼓”，关于它们，我已写在《鼓声咚咚的中国之音》里。这儿要写的是另外一种，叫“诽谤之木”，或叫“谤木”。

　　“诽谤”两个字，现在成了一种坏字眼，成了《刑法》第二十七章“妨害名誉及信用罪”的罪名，这真是对“诽谤”两字的诽谤。

　　中国的许多名词，像人一样，都沦落了。“风流”本来是好字眼，后来沦为坏字眼了；“乌龟”本来是好字眼，后来沦为坏字眼了。“诽谤”也一样。

　　《大戴礼》保传里说：

　　忠谏者，谓之诽谤。

　　可见诽谤的原始意义是“忠谏”，是好意义。专制皇帝为了要臣子“忠谏”，设了一种“诽谤之木”，以广招徕。看看古书吧——

　　《大戴礼》保傅：“有诽谤之木。”

　　《吕览》自知：“舜有诽谤之木。”

　　《邓析子》转辞：“舜立诽谤之木。”

　　《史记·孝文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诽谤之木。”

　　《汉书·文帝纪》：“诽谤之木。”

　　《淮南子·主术训》：“舜立诽谤之木。”

　　《后汉书·杨震传》：“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

　　《晋书·元帝本纪》：“太兴元年六月戊戌，初置谏鼓谤木。”

　　太多了，不抄了。

　　“诽谤之木”什么样子，怎么用呢？

　　照《吕览》自知注中的说法是：

　　欲谏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

　　照《淮南子》主术训注中的说法是：

　　书其善否于华表木也。

　　这表示使用的方法，是“书”写。

　　但照梁武帝时候，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问“朕立谏鼓设谤木，于兹三年矣”那一段注，却是：

　　良曰：立鼓于朝，有欲谏君击之；设谤木于阙，有诽谤，使人击之，武帝立之已三年。

　　则使用的方法却是“击”敲。

　　历史上记梁武帝萧衍开国后，置谤木、设肺石，各附一函，说，若有在位莫言而下有欲言的，也就是布衣处士，欲陈清议的，可投谤木函中；有功劳才器，冤沉莫达的，也就是功臣才士，欲伸屈抑的，可投肺石函中。则使用的方法，既不是写在木上，也不是敲在木上，而根本是朝“意见箱”投书了。

　　这样看来，“诽谤之木”可能已在造形上一改再改，它的原始造形，应该是一块木。

　　据《中华古今注》中“尧诽谤木”条下，有这样的说明：

　　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如华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柱也。”

　　“华”就是“花”，“状如华”就是“状如花”。桔槔是一直一横，很像十字架，也像十字路口的路牌，所以说：“大路交衢悉施焉。……以表识衡路。”这种路牌式的指向作用，是从“诽谤之木”变出来的。“诽谤之木”本来可能只是落地的一块大木，后来升高了，放在柱子上，变成“以横木交柱头”，高到可望而不可即，高到只有容纳忠言的象征，却不允许你进忠言了。更进一步，为了粉饰、为了壮观、为了宫门外面这个十字架不给琼楼玉宇的宫门丢人，于是，皇家建筑师的恩泽，也广被于它，索性把它做成雕龙刻云的擎天大柱。这种柱，叫做“华表柱”；一直一横的全套称呼，叫做“华表”。华表不但立在宫门口，也立在城门口，甚至专制皇帝死了，还要立在陵墓门口。在白居易的诗里，可以看到：

　　江回望见双华表，

　　知是浔阳西郭门。

　　在李远的诗里，可以看到：

　　华表柱头留语后，

　　更无消息到如今。

　　在郑燮（板桥）的道情里，可以看到：

　　丰碑是处成荒冢，

　　华表千寻卧碧苔。

　　这些描写，古书里有的是。

　　宋朝范公偁《过庭录》里有一段故事说：

　　元符庚辰，蔡京出，韩师璞当轴，下诏求言。其略曰：“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朕言唯信，无虑后悔。”于是四海之士，莫不慷慨论蔡京之失。时忠宣在永州，闻之，惊曰：“师璞果能办此乎！”未久，京复相，举言者窜岭外，善类于是尽矣！

　　这里记录的皇帝的话，所谓“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是中国传统上设立“诽谤之木”的一番美意。只有“言之不当，朕不加罪”的大前提能保障，才有真话可言，这就是汉朝路温舒说的“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否则大鸣大放一阵，结果却“善类于是尽矣”！这种“不加罪”，是无条件的，不能先立下“要相忍为安”、“要动机纯正”、“要善意批评”、“要有建设性意见”等等条件。因为一有了这些条件，就没有了真的言论，就失掉了“求言”的根本意义。

　　“诽谤”两个字，从好字眼变到坏字眼，说不定正是唐尧皇帝的先知。唐尧设立“诽谤之木”的时候，也许清楚知道，真正的“求言”，必须做到放开度量，不惜让人“诽谤”他，让不安分的、不肯忍的分子，动机不纯正的、恶意批评的、只有破坏性意见的，一齐朝他“诽谤”。然后，从大量“诽谤”中认识他自己、检讨他自己、显示他自己。腓特烈大帝为了鼓吹法治，甚至鼓励人民去告他；杰斐逊总统为了鼓吹民主，甚至纵容政敌去骂他；李敖先生为了鼓吹言论自由，甚至开放《文星》示范，让所有的混蛋去造谣中伤他。从鼓励的角度看、从先知的角度看，唐尧选用了“诽谤”字眼留给后人去玩味，真太伟大了。中国人只注意到唐尧不肯家天下的禅让遗泽，却忽略了他在言论开放上留下的微妙遗爱。我小时候，经过天安门，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华表，只觉得它美，不知道它的意义。现在，我“读书破万卷”，我懂了。我知道它是一种沦落了的象征、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它是中国的眼泪、中国人的十字架。

　　1979年5月11日三小时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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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个不合作主义者

　　李二曲，生在1629年，死在1705年，一生正当明末清初（明朝崇祯二年到清朝康熙四十四年），活了七十六岁。

　　李二曲名叫李顒，字中孚，别署“二曲土室病夫”。为什么叫这个怪名字呢？因为他是陕西盩厔（今周至——编注）人，水曲叫盩，山曲叫厔，所以就变成二曲。

　　但他为人，却一点也不曲。

　　李二曲的父亲叫李可从，身体很好，慷慨有大志，外号叫“李壮士”。李自成打到河南，一个叫孙兆禄的小官，约他一起去打李自成，他告诉了太太彭孺人，太太听了，说：“吾向虑君无由为人出死力、建奇功、立名当代，不意其有今日。急行，毋以妻子恋！”李可从拔了一颗牙，给太太做纪念，说：“倘相忆，顾此〔牙〕如见汝夫。”就骑马走了。不久，在襄城出战李自成，孙兆禄被打死在地上，李可从不知道，还骑马赶过来救他，也同时被打死。

　　消息传回来，太太要自杀，李二曲那时候十六岁，说：“母殉父固宜，然儿亦必殉母。”这样一来，爸爸绝后了，于是，他母亲停止殉情。母子两人带着一颗牙，相依为命，有时候穷得一连几天没饭吃。

　　李二曲上学，没钱缴学费，老师都不收他。他母亲气起来，说：“无师遂可以不学耶？经书固在，亦何必师！”她不信邪，叫李二曲在家自己念，李二曲终于自修成为大学者。

　　他三十六岁，母亲死了，他把母亲和父亲的一颗牙埋在一起，守了三年丧后，四十一岁那年，徒步向河南出发，到襄城四周找他父亲遗骨。当然找不到。但这种精神感动了襄城的县太爷张允中，县太爷为他父亲立了烈士祠，又在旧战场上盖了一座招魂冢，以安慰他。

　　这时候，已是清朝康熙九年（1670）的冬天了，明朝崇祯皇帝已殉国26年了，也就是说，清朝已经统治二十六年了。对这个他所不赞成的政权，李二曲始终不肯合作。当道的大官人礼贤下士，到他家里拜访他，他拒绝不掉，勉强见了一面，可是他不肯回拜，他说，他是老百姓，“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大官人再去拜访他，他不肯见了。送他的“馈遗”，送了十次他也不收。有人问他是不是太无礼、太过分了？并暗示他不合孟子之道，劝他：“交道接礼，孟子不却，先生得无已甚？”他却回答说：“我辈百不能学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无害。”可见他虽然那么过分的遵守传统的孝道，却在出处、去就、辞受的大节上，公然“不守孟子家法”。

　　有一次，他为了一个人，同意了大官人到“关中讲院”，还写了《关中书院会约》一卷。很快的，他便后悔，认为做错了，“合六州铁，不足铸此错也！”就赶紧不干了。

　　可是，统治者对这样一位大儒，自然不肯放过，自然千方百计征召他，以隐逸荐他，前后十多次，纠缠不清；李二曲也千方百计，辞征回绝。他在拒绝的信里，所用的词句，因为格于环境，是很委曲的、很勉强的，例如他有一次回信给总督大人，说：

　　仆少失学问，又无他技能，徒抱皋鱼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踪哉？古人学真行实，轻于一出，尚受谤于当时，困辱其身；况如仆者而使之应对殿廷。明公此举，必当为我曲成；如必不获所请，即当以死继之，断不惜此余生，以为大典之辱！

　　这是软中有硬的话，说得很谦虚，但是坚决的表示了他的消极抵抗。

　　在他的遗著里，这种文字留下不少，他消极抵抗的理由，也层出不穷：

　　顒幼孤失学，庸谬罔似，浮慕曩皙，浪招逐臭，诚所谓纯盗虚声，毫无实诣者也。前当事体朝廷，旁求盛怀，误加物色，逐尘宸聪，盖以顒或有微长，可充葑菲；而不知顒学不通古今，识不达世务，上之即不足以备顾问，次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傥不审己量力，冒膺荣命，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哉！

　　这是以自己学问不够做借口，实行不合作主义。

　　顒父丧时，遗顒只身，再无次丁，母彭氏守寡，鞠顒艰难孤苦，盖不啻出万死而得一生。顒后虽成立，然无一椽寸土之产，三旬九食，衣不蔽形。顒母形影相吊，未尝获一日之温饱，竟以是亡！亡之日，无以为殓，县令骆公钟麟闻而伤之，捐俸具棺，始可丧事；使尔时稍有意外之遇，顒当如毛义捧檄，顒母之苦，岂遂如此其凄怆！顒风木之感，岂遂永抱于终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贤云：“祭之丰，不如养之薄；杀牛而祭，不如鸡黍之逮亲存。”顒每念及此，未尝不涕泣自伤，不孝之罪，终身莫赎。今上方以孝治天下，岂可使不孝之人忝窃禄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时身无棉衣，遂终身不复衣棉；孙侔早孤，事母志于禄养未遂，及母病革，自誓决身不仕，后客江淮间，刘敞知扬州，特疏荐闻，不赴；既而沈遘、王陶、韩维连荐之，终不赴，时当亦怜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传为美谈。顒虽无二子之孝，而心则二子之心，今日之事，顒母既不及见，顒亦何忍远离坟墓，独冒其荣？

　　这是以自己母亲做借口，实行不合作主义。

　　先儒谓士人辞受出处，非独一身之事，乃关风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慎也。今既以顒为隐逸矣，若以隐而叨荣，则美官要职，可以隐而坐致也。闻天下以饰伪之端，必将外假高尚之名，内济梯荣之实，人人争以为终南捷径矣。顒雅不忍以身作俑，使风俗由顒而坏。

　　这是以不能用隐居干禄做借口，实行不合作主义。

　　方今高贤大儒，济济盈廷，亦何须顒一人而使之内违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况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嘉幽隐、奖恬退，故尧舜之于巢许，汤武之于随光，西汉之于四皓，东汉之于严光，及周党徐穉，及至宋之陈抟邵雍林逋魏野翁，元之许谦刘因杜本萧（wjm_tcy注：奭加斗），皆安车蒲轮，屡征不起，从而褒之，以端风化。盖以其道虽未宏，志不可夺，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贪竞之风，所谓以无用为用，乃激励廉耻之大机。顒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绝迹纷华，亦不敢自外于古人；若隐居复出，是负朝廷之深知，翻辱阐幽之盛典，其为罪岂不大哉！

　　这是以中国有让人隐居传统做借口，实行不合作主义。

　　但是，清朝政府是不愿就此罢休的，还是跟他纠缠不休。不但跟他纠缠不休，也跟其他第一流知识分子纠缠不休。孔尚任《桃花扇》里，写皂隶入山，“访拿”山林隐逸，用皂隶的口吻说：“大泽深山随处找，预备官家要，抽出绿头签，取开红圈票，把几个白衣山人吓走了。”正好写尽了当时不合作主义者的困境。

　　有一次，大官人特备车马，接他去见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装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床，一起出发，李二曲气得不吃饭，相持了六天，最后逼得他要拿刀自杀，大官人才算死心，放弃送他去“召见”。

　　李二曲死前那一年，康熙皇帝西巡，想见见他。他死也不肯，又装病，叫他儿子李慎言代表，送了皇帝几本自己的书，聊表不伤和气。康熙皇帝懒得再跟这个75岁的老头子纠缠，写了“关中大儒”四个字送给他。

　　大官人看到御笔题字，又逼他写谢表，李二曲说他不会做“庙堂文字”，大官人说不写会失礼，不行，逼他写。他故意写了一篇像乡下人写的作文敷衍，大官人看了，不敢往上呈，不了了之了。

　　李二曲晚年闭户不出，不见客。四方之士老远跑来看他，都吃了闭门羹。有见识的高人，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不识大体的俗人，自会骂他“懦种”。俗人当然不了解李二曲的大勇、李二曲的远见、李二曲的决绝，和李二曲在淫威之下辛苦抱持的不合作主义。

　　197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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