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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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何飞鹏）
  • 《李敖快意恩仇录》自序
  • 陆根纪
  • 小寒纪
  • 大寒纪
  • 投笔纪
  • 委蜕纪
  • 星火纪
  • 白露纪
  • 根株纪
  • 殷鉴纪
  • 东郭纪
  • 彭尸纪
  • 寒武纪
  • 三叠纪
  • 梦遗纪
  • 猪猡纪
  • 闹衙纪
  • 宣淫纪
  • 志留纪

　　以上破题，用了四个“地质年表”（geological time scale）中“纪”（period）的名称，即“寒武纪”、“三叠纪”、“侏罗纪”（改为同音的“猪猡纪”）、“志留纪”；用了三个“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即“小寒纪”、“大寒纪”、“白露纪”；用了一个老字号的营造厂的名称——“陆根‘纪’”；用了一个明杂剧的剧目名称——“投笔‘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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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何飞鹏）

　　1997年5月《李敖回忆录》出版，立刻跻身畅销书排行榜，并盘踞排行榜半年之久；该书被列为1997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李敖先生也成为当年出版界的风云人物。其实，看完三十万字的《李敖回忆录》，你还不认识真正的李敖！

　　在某一欢宴场合，朋友们谈到李敖，钦敬者有之，好奇者有之，因我曾出版李敖大师之书，每个人皆希望我谈谈李敖。一时之间，我不知如何以对，对李敖先生，我所知仅千万分之一耳，何能妄言！

　　回家途中，一再思考此一问题，李敖究竟何许人也？从此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作为一个出版人，出版李先生的书，已有数本之多，其中且包括自传体的《李敖回忆录》，我能说不了解李敖吗？

　　但事实就是如此，每次接触李敖先生，都有不同的新发现，最后我终于找到结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就是我的感觉，这一辈子，对李敖先生，这恐怕是永远的感觉！

　　以前只知道李敖批判蒋家父子，但后来发觉，李先生眼中的恶人之多，举凡政客，无人落榜，而在批判的过程中，李敖无不举证历历，让所有仇家噤若寒蝉。

　　以前只知道李敖17岁就与大师胡适往来，后来才知道，几乎我所听过的知识分子，李敖先生都有接触，有的被他批判得体无完肤，在他的笔下，我才知道在世俗的面具之下，这些我过去所尊敬的学者，原来如此不堪！当然也有的受到他的肯定，但数量实在太少，或许我们这一代岛国寡民，诚如李敖所言：“与汝偕小”下，真正值得认同的人也不多！

　　以前只知道李敖曾娶名女人胡茵梦为妻，但事后才知道，李敖在上一代的演艺名人中，他也不寂寞，他接触了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名伶女优！

　　台湾的企业界，或许是李敖较少接触的，但是事后也才知道，原来蔡万霖、辜振甫等台湾财阀大亨，也都与李敖有过一生难忘的经验。

　　以上这些“事后才知道”，指的是这本《李敖快意恩仇录》。在出版了《李敖回忆录》一纸风行之后，后来又陆续知道了李敖先生的许多“丰功伟绩”、精彩故事，总觉一忆不足，而有再忆之必要，这也就是《商业周刊》出版此书的原因。

　　如果从写作体例而言，第一本《李敖回忆录》比较像编年体，按照时间序列的先后写作，由家世、童年，而求学、而当兵、而工作、而入狱、而复出，并且预告了前程，算是完整的做了一次告白。

　　这本《李敖快意恩仇录》则比较像纪事体，李敖先生别出心裁的用了各种纪，有地质年表、有公司名、有节气，充分发挥了创意与想象，极具写实的巧思，大师功力，毕竟不凡。

　　对我个人而言，快意恩仇一向是梦中的想象，现实中则既不能“快意”、也无力恩仇（对有恩者未必能充分回报，对仇家或无力为之），但是读完此书，快意恩仇，跃然纸上，痛快淋漓之至。

　　记得台湾TVBS周刊创刊时，曾以“活在台湾，做你自己”为宣传口号，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犹恐不及，谁能真正做自己？读完《李敖快意恩仇录》，我不能不说，真正能做自己的，惟李先生一人耳。

　　在前后为李敖先生出版这两本回忆录期间，正值公司所归属的城邦集团合并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出版前辈们，一起归属到城邦集团的旗下，公司内不但成员在互相认识了解，而各出版社的组织文化也尚在融合互动，其实对李先生的回忆录并未能充分照顾，但李先生对商周出版，以迄城邦出版的运作状况，垂询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所幸上一本《李敖回忆录》颇受欢迎，忐忑之心，稍能释怀。

　　李先生的关怀，也算是我“事后才知道”的一部分，其实李敖在媒体中、在笔下，对政客、对伪君子、对帮闲文人，大加挞伐，不假辞色，其实都是在罪证确凿之下所为。而个人在接触李先生的过程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那种近乎羞涩的客气，那种对晚辈的谅解，有时实在不能体会这是同一个人。

　　现在再一次写这篇文章，实不敢以序自称，仅能以一个出版者的心情，说说我对李先生的感觉。平心而论，李敖先生的一生，早已不需我为文奉承，李先生一生治史，史家是相信历史的公论的，但前提是要留下足够的证据，现在这本《李敖快意恩仇录》，无疑将留下足够的凭据，李先生或不见容于当世当道，但是未来名山千古，将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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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自序

你会说：“我已经看了《李敖回忆录》，怎么又冒出了《李敖快意恩仇录》？我看一本够了哇，不要再看第二本啦！”——当然，你可以不看，随便你，只是告诉你：这一本跟那一本全不重复，这并不因为有两个李敖，而是李敖有两个“老婆”，你看到的正集，只算看到了他的“大老婆”，但看这本，才能看到他的“小老婆”。没有人只正视一个人的“大老婆”而不偷窥他的“小老婆”。所以，你不必犹豫、也别打算省钱，还是快买这本吧。西方谚语说：“好奇之心，使猫送命。”（Curiosity killed the cat．）上帝保佑，你幸亏是人，不是猫。你可以又长寿又好奇，只是再多花三百多块钱而已。

　　一般拍电影、写小说，凡是又来一集者，大都后不如前，原因在又来一集者，都想在热珰头趁机多捞一票，以致弄得画蛇添足。但《李敖快意恩仇录》之作，却不如此，因为根本上不是画蛇问题而是画龙问题。原来前面那本《李敖回忆录》，非画蛇也，乃画龙也。画龙而未点睛何也？俟此书耳！《李敖回忆录》三十万字，实不足以尽多彩多姿，三十万字中，或欲说还休、或语焉未详、或按下不表、或舍之则藏，未尽之处，势须点睛，要想点睛，则《李敖快意恩仇录》势在必出，商之商周出版公司何飞鹏先生，飞鹏正庆幸出版《李敖回忆录》死里逃生，闻此噩耗，自知无所逃于出版或不出版之间，“伸头挨一刀，不伸头也挨一刀”，乃窃商于趋势大家詹宏志先生。宏志好读书而求甚解，知李敖最深，猜他认为大不了把《李敖回忆录》已捞钞票再赔回去，但李敖不可开罪，于是点睛之议遂决，李敖的“小老婆”遂脱颖而出。颖者，毛也，欲见毛必先有脱裤手续，此书脱裤以显、脱毛而出，可想而知矣！

1998年六十三年将弃我而去之日，李敖写于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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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根纪

——飘洋过海，乃怀陆根，我虽不往，一往情深。

　　“光宗耀祖”是中国人向往的主题思想，它有点封建，但在追远寻根的意义上，却又不无可取，至少有这种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旧，自己发达了，不忘记使祖宗也跟着发达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发达时却为了体面，硬替自己换了祖宗，例如窃国大盗蒋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后，但其手下何应钦却技高一筹，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后，而周武王是周公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来，显然我比你大。其实周武王、周公绝不会跟国民党这两个瘪三沾亲带故，只是他们死后倒霉，被瘪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于我李敖，对祖宗问题却正常得多，不但正常，并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强的味道，因为我把祖宗锁定在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李氏宗谱》，声言我是苗族之后；接着根据学理，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关于我是苗族之后，已获大陆学术界的认同，从苗学研究的书刊上，已经一再把我作为样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龙伯亚著的《苗族史·苗族远祖蚩尤》等书已开苗族与蚩尤历史的先河；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龙伯亚写序、田玉隆编注的《蚩尤研究资料选》，更是光扬此道不绝。1997年3月29日，在贵州大学执教的田玉隆（苗族）还托台湾的黄筱芗、杨尔琳教授间接转苗蚩之书来，认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缘我在大陆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页上，早题反诗如下：

　　落落何人报大仇？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

　　大陆本来是一片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天下的，忽然台湾传来荐轩辕死对头的妙诗，自然足为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张目。而在海峡这边，我也没闲着，我排斥了高山族绝对南来的说法，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论的新说。在台湾大学教过我考古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教授，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见解，益以己说，发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论文。他的结论是：高山族“在古代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远在纪元以前……移居台湾，海上早有往来，自秦皇汉武三次迁沿海越民于内地，彻底实行海禁以后，台湾孤悬海外，乃与大陆隔绝”。凌纯声此说，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鸟居龙藏在1903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发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与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说。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到台湾后，“入山工作，所至之处，见土著之民情风俗，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旧地重游之感。”这一印证，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五百年来，我的祖先由苗族一变为山东人，再变为东北人，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相逢如不相识。如今我东渡台湾，重来认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圈子吗？那我就告诉你，台湾是属于苗族的，而不属于汉族的，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都他妈的差得远哪！

　　我这苗蚩之后，远祖由云南迁山东、祖父由山东迁东北、爸爸由东北迁北京，最后迁到台湾，我们这一支，除了大姐、二姐外，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

　　我在13岁1948年离开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时大姐、二姐留在北京。大姐大我六岁，正念大一；二姐大我五岁，正念高三。这一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四年！1992年我请她们来台湾，那时我已57岁，大姐、二姐已经63、62岁了。三年后1995年，二姐再来台湾，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不期她心灵手敏，凭她的好记忆，一写就是六万字。杜甫诗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在台湾因“世乱”迄今未能“生还”大陆，但二姐却能生临台湾，为我写下这六万字，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部分段落虽不全然写的是我，但那一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却正是我族类，正可衬出我在其中。二姐的六万字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就是1935年4月25日上午7至9点，但二姐却独持异议。二姐回忆：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姐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惟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都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1935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照二姐回忆，我的生日是1935年4月5日，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4月。如二姐记忆属实，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盘，我反而是“白羊座”的。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亦一快事。

　　我虽生在哈尔滨，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扶余老宅我没去过，但二姐去过：

　　在我4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姐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大伯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间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伯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而妈妈一人生八个，至今人人健在，确属少见；而六个女儿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变婚变，御夫有术如此，亦属罕见也。李家姑奶奶们的道行，此为一端。

　　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后，二姐的回忆更完整了：

　　从住内务部街甲44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日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胡，不停地碰。

　　二姐对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太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姐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

　　老太太们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边做活儿（用针线“纳”鞋底做布鞋）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中说相声的挖苦老太太，说：“老太太动胸腔手术，可是开刀后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来心在胳肢窝（腋下）里！”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笑，但是笑归笑，偏习难改也。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一件做偷窃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还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透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作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住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在二姐的回忆里，包含了许多养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们那一世代的旧时信仰与风光。不论是烧纸还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属于养生以外的送死范围，中国的送死是大学问，二姐在这方面的描写真是精采绝沦。我们对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奶奶一个人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爷爷奶奶老了后，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词，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太太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按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奶奶去世前后，二姐有回忆如下：

　　奶奶婚后几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宫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人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七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价格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黏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意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卧房门口还撒些砂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开，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材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奶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怕做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退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

　　从二姐的回忆里，十足看到中国丧礼中的恐怖面。丧礼开始，在世的活人变成死人，去世的死人变成鬼，生死线外，一片恐怖。吓破胆的在世活人——二姐继续写道：

　　奶奶过世整整一百天，爷爷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大声哎哟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布他快要死了。为了判断爷爷预言将死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诈死吓唬人，特别从北房请来经历丰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爷爷，外祖母有把握的说：“不行了，抬头纹都开了！”但爷爷保持冷静清醒，亲自指挥爸爸妈妈在哪里能找到他的寿衣，还声明箱子没有上锁。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过去常住的那间住房。睡梦中被爸爸妈妈搬动箱子找东西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妈妈说：“好像不能用带子，会带儿带女。”等爸爸走出房间，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只简单的说：“你爷爷要死了！”然后匆匆出房门。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头马上胀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来了？”并且吓得立即跳起来穿衣服，同时拼命摇动身边的小六。我问小六：“爷爷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涂说“不害怕”，打算接着睡，我不由分说将她拎起来，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不害怕也得起来！”小六还是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小六醒着能给我壮胆。

　　妈妈看到我魂儿又没了，就派佣人小孟妈陪我去干面胡同给五叔送信儿，妈妈是为了不想让我看到爷爷临终的场面再受刺激。街上静悄悄，小孟妈走在我身旁。她个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称呼，实际上是位梳髻的小脚老太婆。我看着我们两个人地上的影子，月亮从头顶照下来，她地上的影子变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脚，走起路来影子一蹿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灯又给她照个影子又长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侧过头看她，心里打鼓认为她准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内务部街，谁知五叔隔着大门说：“你先回去吧！我就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伴着鬼怪影子往回走。拐进内务部街东口就听见哭声。爷爷已经死了。

　　最了解我的妈妈让我不要去看已过世的爷爷，分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在北房看着猫和狗。当时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于帮助料理爷爷的后事。猫和狗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传说这些小动物若是从死人身上跳过，死人会“诈尸”。猫狗都习惯于夜间安静，突然被关起来还不算，门外面哭声惊天动地，小动物如何不慌？陪着我的狗大声狂叫，猫则抓窗挠门想冲出去。居然有浑人说死人遇上小动物跳过，会产生静电而跳起来！居然我笨得信以为真！我真慌了手脚，真怕爷爷会穿着寿衣蹦来蹦去！

　　庸人自扰的麻烦事并未到此结束。爷爷死后大约是七期在庙里放焰口。和尚们穿戴很正规，像唐僧的服装差不多的“礼服”，排着队边走边唱，领唱是位职位高的大和尚，其余人只是伴唱。其中有个仪式是大和尚将撕成小块的馒头扔上扬下地撒了满地，说是喂给路边的饿鬼，以便超度亡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饿鬼，否则也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粮食。我当时就想，那么多饿鬼，说不定我也撞到几个。当天晚上回家，忘记又是谁发表谬论，说是人死前灵魂漂泊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一定要有人开开大门，死人的魂儿才会跟着出去。大家回忆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爷爷和奶奶的魂儿都是在我给五叔送信儿的时候，跟着我溜出大门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进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耸人听闻妖言惑众的人，我认为该判他们重罪！为了那些混账废话，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价是无法衡量的。什么叫两个“魂儿”跟着我？我自己都魂不附体了，还顾得上别人的魂儿何去何从？天一黑我就紧紧跟在妈妈背后寸步不敢离开。已有众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不能关灯，偏偏日伪时期经常停电，半夜只要一断电，我马上会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点蜡烛。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变得光怪陆离，荆天棘地。只要单独一个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有害怕经历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种精神煎熬。我彻底垮了！

　　在惊魂动魄及失魂落魄后，最后改用离家住校的方式来救这鬼迷心窍的二姐了：

　　后来爸爸说：“让安琪去住校吧！换个环境也许能好，不然这个孩子会吓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着，这次轮到大姐陪我住进贝满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渐渐有好转，只是我又离不开大姐了，晚上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住校的伙食是比较差的。实际上住校生多数是来自北京靠近郊区或农村的女孩儿，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多半儿住得近，靠自行车走读上学。我们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周回家要大吃几顿。星期一再返校的时候，外祖母总是给我们炒很多爱吃的菜带着。每趟都有大头菜炒鸡蛋肉丝。里面放大量荤的，为了摆得起不得不炒咸一些。有一次大姐吃得过咸咳嗽不止，要请假回家住几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末是不准随便回家住的，大姐被舍监批准后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当然是“我害怕”。舍监问我：“你怕什么？”我直言不讳“怕鬼”。她又问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监风趣地教我说：“那好办！鬼来了你就跟他打，顶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变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办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终于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参加追悼会，怕看见死人，也怕棺材。我从小就下决心死后绝不睡棺材，总担心睡在里面若是活过来可怎么办？

　　在奶奶、爷爷走后，下一个轮到外祖母了：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的祖辈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一米五七左右，而体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围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围一棵千年古树一样，坐在洋车里真是将车填得扑扑满！有时候拉洋车的会抱怨她太富态，说她一个顶两个，要求给双倍的钱。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于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当初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有预见性的人建议将爷爷和外祖母的寿材掉个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无法在棺材里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间曾一度单独住在客厅东头套间。套间内有一只大衣柜，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木材质量非常好，柜门上有个洞，是在吉林老宅的时候土匪抢劫时用枪打的弹孔。大柜由吉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柜子右半边是穿衣镜。有一天我在客厅做功课，忽然看见镜子里的外祖母紧张而吃力地向我招手。我赶快进套间搀扶她起来，外祖母说她“上不来气”，还说我“救了她一命”。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她去世，对我特别好，相反地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为她心疼三妹年纪尚小，怕她经不起死别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约1948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们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边。我忽然触到外祖母的脚冰冷，立即问三姨是怎么回事？三姨感到异常不妙，就连喊两声“妈”。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两声“妈”，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亲。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后两年内务部街甲44号竟变成风流云散、风水失灵的住处。外祖母的寿材停在北房与正房之间的院子里，除去放进去一些金银首饰之外，棺材里还放两副外祖母生前喜欢并且常使用的麻将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入殓，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进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实，以便将外祖母挤住不致晃动。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剂或干燥剂吧？最后盖上棺盖钉入木楔子，同时让我们大声喊：“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材里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小伙子也动弹不得，何况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比爷爷奶奶都风光。出殡的时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杠。就连棺材罩都是专门订绣的。外祖母只生三个女儿，照理该由长女生的长子李敖在灵柩前打幡儿。但是大爷大娘教唆敖弟别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张！”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姐生气的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姐为外祖母打幡儿完成出殡大礼。外祖母死于热天，没过几天尸体腐烂腹水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很臭很臭。因为做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点点臭水，再用舌头舔尝一下什么味道！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姐要骂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出殡的阵式上。在庙里做佛事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阴间的纸人、纸马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爱打牌，居然还别出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活龙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点儿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着三位纸太太。第四把椅子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进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点儿，三缺一！”三婶目瞪口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阴宅，门牌是地府十号。阴宅的大小虽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进进出出。阴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热闹。甚至有一个美国人也闻风赶至，估计那个美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阴宅、纸人、麻将桌以及花花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我一个节拍器。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姐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二姐在纸上送死后，结论说：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二姐清楚回忆的养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记得的养生送死，清楚与依稀之间，我和她同此记忆，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笔。我们内务部街的家，自此也就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姐和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状元胡同……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退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那年大姐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姐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当跟着大姐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去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回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我就这样被留在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1949年4月，自三姐以下，我们来了台湾，二姐写道：

　　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1949年年底到1977年年中杳无消息二十九年。“生离死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后在美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四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南北四十四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团圆。

　　至于北京的内务部街老宅：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欢笑、青春的骄傲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讯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爱，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

　　离开内务部街三十四年后，二姐旧地重游了一次，她留下动人的描述：

　　1981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怀着无限滋味在心头重回内务部街甲44号。还是那两扇套着一个小门的大红门，只是已经严重褪色，估计从来没有再漆过。门牌号已换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旧门牌甲44号的痕迹。因为住户不止一家，一扇小门开着，我们也就径直撞入。每走一步都那么亲切熟悉，但又那么生疏遥远。好像处处都比记忆中陈旧而且缩小了许多。大门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块铁板还在，下面应当盖的是水表。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板上ㄔㄨㄚ子儿。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法，连个声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们几个姐妹都喜欢玩儿，而且ㄔㄨㄚ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会弹球儿。因为玻璃球儿在那块铁皮上弹跳得特别高，我们经常在上面摩擦，铁板总是光溜溜十分干净。而几十年后重新看到的铁板上，生满了铁锈。我们走到正房门口，自我介绍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老住户，有根有据地讲客厅里哪堵木板隔墙是我们住的时候修过的；里面小间的地板可以掀开，可以下到地下室；对于我们的深知底细，能慧眼看穿密层结构，使主人惊疑之余，无法抗拒地接待了我们。据介绍当时已住了七户人家。就连原来的饭厅、浴室都被东砌一块、西挡一块地分割成各家的厨房，更显得地方变窄小了。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别高，南家占块地盘堆点什么，北家搭个小篷放点什么，几乎没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乱糟糟的连被子都不叠起来。惟有爷爷住的一间显得格外整洁。那位住户年纪稍长，也是最老的住户，据他讲那所房子由原来的房东沈三爷卖给绪太太。绪太太是德国人，在绪先生早年德国留学的时候得了博士学位，并带位洋太太回国。绪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将牌友，几乎每次玩儿都输钱。本来嘛，德国女人认识东西南北风就不容易了，还想赢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户搬进甲44号的时候，房东还是绪太太。后来绪先生到了台湾，绪太太卖掉房子，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台湾找绪先生。那位老先生将爷爷的小院儿整理得舒适干净，主人种了很多花卉。四妹马上联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种花儿的时候，会不会挖到爷爷的灌肠用具？”

　　天旋地转多年后，妈妈在陈平景陪同下，也重返北京，一个人回到内务部街老宅。过去是一家十口离开，现在是一人旧地重游，却住进近十户人家，睹物思情，为之泪下。二姐说得对，内务部街老宅“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不单是二姐，每一个离开它的人，都会如此。我从二姐的回忆里，无异故国神游、旧宅重归，但以我的睿智，我真的不认为我此生会再做二姐四姐乃至妈妈她们做的事。——“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是我的名言，我当然深信不疑。1998年正是我离开北京足足五十年之日，我怀疑我会再旧梦重温。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别半世纪后重返浙江，电约五十年前的青梅竹马老情人在当年相聚的青青河畔一晤，他先到达，远远的看到一龙钟老妇，满面风霜。彳亍而来，不是别人，来的正是秋水伊人也！这位朋友回来告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拔脚想逃！我笑说：“你真自找苦吃，旧梦是那么好重温的！看来罗曼蒂克，其实胃口倒光，尤其是老情人，只宜来生再见，切忌白头重逢啊。”——山水旧宅虽然比老情人禁得住折腾，但毕竟不看也罢，有道是“近乡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为宜。我如今在台湾一住五十年，五十年间，一天也没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国梦重归”比真重归好得多，故乡重返、故人再见，梦中的也比玩真的好得多，此中至理，惜多情如二姐四姐乃至妈妈者不知也！

　　前面夹叙夹议二姐的回忆，大都是写吾家旧事——一般的旧事，二姐还有专写我个人的部分，自然更值得叙议，以为光宠。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我小时候，不但有同女佣人一起偷窃的共犯记录，并且还有同爸妈二姐大妹一同被抓到日本宪兵队的被捕记录。看二姐回忆：

　　1941年爸爸开始任太原禁烟局局长。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妈妈坐在火炉边烤火，爸爸在地上踱来踱去地对妈妈提起要去山西的事，还提到北京总局局长是刘六爷。一边说一边指指我，暗示妈妈别让我知道。我不懂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范的也绝对不是我，只是怕我泄露出去。我装睡着了，但事后也确实没敢说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这件事我倒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禁烟局据说和贩卖毒品有勾结，又听说爸爸实际上是为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确切，也谈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单纯回忆我所记得和理解的事实。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战胜利后，有一天爸爸妈妈在古书里寻找一张证明，说是有关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证明。古书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装着，十分整齐地排列放在内务部街甲44号当中正房的走廊里，木盒外面有各个朝代的名字。其中的书是用古书的线装方法装订，纸张是双页叠起来的，证明就放在某双页的夹层里，要对着光线逐页寻找，我也参加寻找，因而印象很深。

　　二姐所指的大小木盒装着的古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我也参加寻找过。最后找出来的是大约十公分见方的一块丝布，上面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大意是证明李季恒（玑衡）同志的抗日地下工作身份，下面由东北义勇军领袖马占山将军签发。多年以后在台湾，在爸爸死后，垂老的前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留下这样的文件给我：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

径启者：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

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讥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我插播这一文件，先来印证爸爸去太原的原委，再看二姐说的：

连着两个暑假，妈妈带着我、敖弟和六妹去太原。太原禁烟分局办公地点在柳巷，我们住在帽儿巷禁烟所内，确切说是禁烟所外面一个单独跨院，由一个圆形门洞进去是院子，右手有两间房是佣人居住的地方，正面上几阶台阶就是卧室和客厅了。禁烟所的大门由警察把守着，以防止吸毒者因熬不住烟瘾而逃出大门外，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个面色灰白得可怕的人被揪回禁烟所。敖弟每天由男仆温茂林陪着，温茂林是山西人，性格耿直，眼中只有小少爷李敖，对别人不大合群。我整天享受不读书的快乐，捉蝴蝶蜻蜓、在人行道上骑四轮童车、和看门的警察一起捉麻雀等等。……

山西风光是二姐同我共同的回忆：

在太原的两个暑假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太原有座不太高的城门，看惯了北京的城门，太原的城门当然很不够气派了。可恶的是城门边上有日本鬼子兵站岗。中国小百姓走过城门要向鬼子兵鞠躬行礼，有一天我们乘汽车走过城门，看见一个中国人正被鬼子兵打嘴巴，司机懂日文，说是因为那个人不肯向日本兵行礼才被打。

山西省的火车车轨比其他省份都窄小，相应火车也小些，因为阎锡山当山西的土皇帝，怕别人乘火车进山西抢他的地盘，索性让铁路与外界不接轨。在山西省境内，有时就须乘小火车。

有一次看到禁烟所门口的警察蹲在地上吃面条，放了好多好多醋，我好奇怪为什么他将醋当汤喝，而且醋是白色的，后来才知道爱吃醋是山西人的习惯。

在太原的公园里看到过两件怪事：一是一只母鸡长着比公鸡还高的鸡冠，也会叫鸣，只是声音完全不像公鸡，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怪调，旁边还放着它下的几个鸡蛋。二是公园里有一头牛生着五条腿，其中四条和正常牛一样，能走动，第五条腿则长在脖子下面，偏向前方，粗细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并且照样有蹄子，不过第五条腿稍短些不能着地。

我看过一次山西梆子，演员出台的地方挂着张很大的锣，不时敲打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演员的唱腔也尖得要命，让人受不了。还看过一次京戏，只是道白的时候像说大白话似的，唱词中还不时哼出“哎哎嗳嗳哟”代替唱词哗众取宠，记得那出戏叫《木头人招亲》，看戏后爸爸说唱的是“走江湖的野妓戏”。

在太原期间我曾随俞松涛秘书去看日本相扑表演。据说相扑是日本的国粹，可给我的印象坏透了。首先观看时要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会跪着，我们则坐得屁股疼腿发麻。加上那些胖得没边儿的国粹们路都走不动，每个运动员进场都要磨蹭好半天，才挪到中间赛场。除去丁字带他们什么都不穿，头上梳个髻儿，看上去又蠢又野蛮。加上我对摔跤规则一窍不通，只看见有个拿小扇子的裁判或者助兴的人，在场内跳来跳去，口中念念有词，与那些摔跤壮士相比，显得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费九牛二虎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悚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过多少噩梦。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噩梦就是爸爸的被捕：

　　1943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点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12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但却非常冷静。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太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落在一辆车里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于松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宪兵队。

　　约半年以后。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密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茬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

　　二姐提到的“男仆温茂林”是中国民间耿直、倔憨而又忠诚人物的代表，当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这由我6岁时得盲肠炎开刀那一次可概其余。二姐回忆：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三不来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门，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须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治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姐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看小少爷一个晚上。实际上，这话他是瞪着眼对我说的。不过有一次温茂林说对了。

二姐因为大我五岁，很多我小时候的轶闻其实她比我记得清楚，并且是权威无疑，例如她回忆“李敖”名字的由来，竟是这样的：

李敖有个正式小名叫安辰。大概因为是男孩对出生时辰也重视起来，并起在名字里面。实际上并没有人叫他安辰，大人用“噢，噢”的声音逗他，被四妹误解，于是四妹喊他“小噢”，变成了李敖大名的来源典故。

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在我家家谱——《李氏宗谱》中，居然有一代祖宗名字也叫“李敖”！中国历史中《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有汉朝“李敖”铜印、魏晋南北朝史也有“李敖”之名，可见古人先得嘉名，李敖两字并非首见。只是在发音上，我倒由第四声的“傲”音，慢慢倾向喜欢第二声的“熬”音，一来忧患使然，二来第二声听来响亮一点。有人甚至纯用第一声为名呢！孔丘、曹操是也。

二姐回忆我的童年：

敖弟小时候皮肤较黑，有点儿对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不那么利落，还有几分眯缝眼，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那种神态直到今天我看他笑还能捕捉到他童年时的影子。

她又写道：

其实只是大人们宝贝敖弟，在我们四个姐姐眼里并没有当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长辈那里到处吃香之外，姐妹们面前也捞不到便宜。我们家思想较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严重，敖弟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更何况李敖的四个姐姐哪个是好惹的？众多姐妹兄弟中，我认为有两个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是了不起的大姐，大姐从小聪明能干，读书成绩又好，在家里的权势地位连妈妈也得让她三分，妈妈管不了弟妹会吓唬说：“我告诉你大姐去！”另一个就是了不起的敖弟了。敖弟从一开始念书成绩就十分优秀，在班里总能数一数二。我从小最恨算术里的四则题，到底是几只鸡几只兔子那么容易数清偏不数，非关在一个笼子里挖空心思刁难人计算有多少只脚，真是好无聊！敖弟考初中之前运算四则题的本事，真让我羡慕佩服得不得了。记得有本升学指南，上面的题目敖弟算起来像吃豆腐那么容易，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被录取，差一名就能考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走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窝乐错”，（这是爸爸一句口语，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儿子中了“状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爸爸为敖弟骄傲绝不仅因为他是男孩儿，而是这个儿子真争气！爸爸觉得脸上光彩。

敖弟从小有点儿古怪脾气，北京的夏天还是挺热的，我们女孩儿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敖弟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上裹腿，他说穿短裤露着大腿“有伤风化”，敖弟不肯报考育英中学而只考国立中学，也是他与我们想法不同的标志之一。孩子们都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姐姐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二姐又特写我和詹永傑，说：

　　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叭狗儿，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永傑。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傑牵着叫“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年。詹永傑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宗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詹永傑这名字现已简化成詹永杰，分别四十年后跟我再度联络上，他现负祖国安全的重任，职位之高，已达人莫敢提的境界。他送我“墨宝文房用品”一盒，内附手书：

　　李敖学兄把兄如晤

契阔四十五载

常思念

但愿有朝一日

　　重相见

　　弟 永杰 1993年3月21日于北京

　　二姐又回忆到我的娱乐。她说：“敖弟小时候也不像我们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ㄔㄨㄚ子儿，而他最爱戏里的刀枪剑戟”，她说我：

　　从小在姐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喋匡匡匡”，大连不断用鼻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天半夜里，我蒙蒙胧胧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三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噜呢！

　　二姐又说：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炸，捉到就放在一个硬纸盒子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天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儿，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蚁，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半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在这庙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二姐回忆：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雍和宫里有个七丈二尺高的佛像，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僧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工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前忽然小声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回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这些欢喜佛和导游的妖僧绝没想到在四十年后，我竟写《欢喜佛》一文研究它们，并且进而对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黑暗西藏文物，大加挞伐。

　　二姐又记得当时年纪小，大家一起演戏的盛况。在内务部街南房那个大间，我们合组了一个“索罗门剧团”。在剧团中，我还单独演出过，一次是演明末遗恨，演崇祯皇帝被李自成围城后，大将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将。此剧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国处”那棵树有关。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国家危难时，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门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介石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二姐回忆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轶事：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同学在分手前画的图画或写的字留作纪念。不记得为什么李敖会凑热闹用铅笔在一页上画了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撑着篙，船下还有波浪，另外还题了字，内容是：

　　二姐：

　　伟大惊人

　　愚弟 小敖 6月2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兴趣地认为：现在的李敖好像从来不用谦虚的“愚弟”这种字眼儿，更何况落款还用“小敖”。大概因为与家失散的缘故，我珍藏着每件与亲人有关的纪念品。那本封皮破烂的小纪念册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笔迹吧！

　　后来二姐把这本纪念册寄给我，我看了这歪七扭八的四个大字，完全不记得了。“伟大惊人”，想是与二姐共勉的话，也许二姐从不敢以“伟大惊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姐说得没错，那的确是残留下来的李敖最早笔迹，那时我大概八九岁。二姐回忆：

　　两岸消息封锁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参考消息》上透露点台湾的情况，曾有一条消息内容大意是“台湾当局迫害进步师生，李敖等被捕”，根据敖弟的古怪性格，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指我们的弟弟？但敖弟去台湾的时候毕竟还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锋芒的一面，因而也无法肯定，直到1976年年中，三妹首次从美国到大陆寻找两位姐姐，大姐和我才得知家中每个人的下落，也听说了敖弟在风浪中争斗成长的事迹。……

　　这些事迹，也许正是“伟大惊人”的发轫了。

　　二姐回忆大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情致，但天宝一谈，总离不开繁华旧事和苦难前尘。谈苦难，最动人的一段是写妈妈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过县长，无论时间多短，反正他做过，肃反运动老姨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老姨则在水电部设计院图书馆当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工作还是满不错的。老姨父前妻生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榔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老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的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惟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份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不料，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文革初期，就在红卫兵上街扫四旧的第一天，老姨父有历史上的疮疤是首当其冲的对象。组织红卫兵搜查老姨家的是庚辰的单位。那天正好不巧老姨的堂姐四姨由东北到北京探亲，姐妹三人事先约好到三姨家相聚话家常。敏感的老姨觉着街上风声不对，尽快结束闲谈往家赶。可惜已为时过晚，红卫兵冲入老姨家翻箱倒柜，找到枪弹，“四旧和黄色照片”。有枪弹就有枪，交出枪枝来！翻到在哈尔滨买的模特儿照片，照片上的人物衣服穿得少了点儿，手臂大腿露得多了点儿，那就属于腐朽没落阶级四旧的铁证！老姨的结婚照片，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黄色照片！要求交出剥削得来的金银财宝！老姨父是历史反革命，又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罪状当然就更大了。于是两个人都挨了打。红卫兵并声称第二天还要去继续扫四旧，要他们“老老实实交出罪证”。

　　老姨长期患神经衰弱，经常靠安眠药入睡。在绝望中轻生服了大量安眠药。老姨父也因祸从天而降，无路可寻，用头撞在墙上准备一死了事。老姨住的是一个单位职工宿舍，邻居很多，听到闹声，邻居进来干涉。二哥在部队，规定部队不介入文化革命。邻居找到庚辰的工作单位，庚辰是黑五类子女，在单位也正没好日子过。但他的单位还是允许他回家处理父母的问题。庚辰借了辆板车拖着他的父母去医院。当时的医院也不再提“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之类的口号，而是规定：“凡是自杀的人，一律不抢救治疗！”庚辰又求救于单位，由单位出面请医院只看看两个老人会死还是会活？最后一位医生对庚辰说：“你爸爸死不了，你妈妈我们不知道！”半死不活的两个老人没人肯收，庚辰又拖着板车载着父母回家。然而大门紧闭，邻居宣布说老姨夫妇在家里寻死觅活的，因而不许他们进院子回家！当时天上正下着雨，为了避雨，庚辰拖板车进一条小胡同，胡同的石子路将老姨父摇晃醒了，问明处境之后，老姨父问儿子：“你妈死了没有？”庚辰回答没有。老姨父说：“不能让她活，她受不了！”怎么办呢，老姨父提出唯有的手段说要将老姨掐死。开始庚辰准备动手，但为了保护儿子不做“杀人犯”，老姨父说他自己动手。他已是个老人，头又撞伤刚从昏厥中醒来，腹内又空空，哪里来的力气掐人致死，他卡住老姨喉咙的手软弱无力，心也一定在流血。老姨的肚子作响，人在迷茫中还发出模模糊糊的挣扎声，最后总算变成一股冤魂死去。

　　人死了当然送火葬场，但火葬场对突如其来的尸体来不及处理，不肯马上收。又是庚辰的单位出面，总算说服了火葬场，没有让老姨横死郊外。但规定凡属“自杀”的人，一律不准许收骨灰。老姨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离开了人世。

　　老姨死后，又轮到老姨父：

　　还剩下老姨父有家不许回，怎么办？庚辰的单位通情达理，允许老姨父睡在门洞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没过多久为老姨父找条“出路”，以“逃亡地主”的身份遣送回东北双城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双城县的农民并不知道老姨父这个“阶级敌人”，也弄不清他有什么血债，反正放在地主堆里监督劳动就是了。老姨父年老，从来没干过地里活儿，无法在农村靠劳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还要常常挨批斗了，天气渐冷他无法防饥防寒，于是求救于景生二哥。二哥得到部队的允许，正准备寄衣物和钱给老姨父，想让他起码能维持生命，但太迟了，东西还没寄就收到电报说老姨父上吊身亡。

　　事后景生和庚辰相互责怪，一个说是枪弹惹的祸，另一个说是在单位太招摇才惹红卫兵扫四旧。其实惨死的人不胜枚举，相互责怪有什么用？更何况最该责备的并非这两兄弟！

　　水电部设计院始终态度明朗，说老姨本人没有任何问题，是该单位的退休职员，并为她平了反。反正人已死了，平反总比不平反好。至于老姨父是不是属于“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我就不清楚了。

　　清朝顾贞观写《金缕曲》词给流放东北的吴兆骞，中有名句是：“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意思是说，天涯海角之内，骨肉之亲，能够活着的、健在的、在一起的，又有几家呢？人世乱离不可避免，连毛主席都太太、妹妹、弟弟被枪毙，长子毛岸英在韩战时被美军炸死；次子毛岸青也疯了。革命者的革命下场，第一家庭都凄惨如此，“依然骨肉”，都不能够。依此类推，几十年来的中国家庭，能免于毫发无伤者又几希？反革命者如老姨父，自然更在劫难逃，悲惨的是，他沦落到要掐死亲人以救亲人，如此反革命下场，亦属奇闻。比起他们的遭遇来，我们其他家人的苦难，像六叔一辈子做“三关人物”（被日本人关、又被国民党关、又被共产党关），我半辈子做“二进宫”人物（两次坐牢）等等，简直都算不得什么了。

　　在人世乱离中，有的死于敌人之手，有的死于亲人之手，有的死于同志之手。二姐不但写出自家的苦难，也写出他家的苦难。她写她的老师陈琏，就是死于同志之手的例子：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有过两次学潮。爸爸常对我们说：“当学生的责任就是好好念书，什么党呀团的都是穷学生干的！”不谈爸爸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总是会受到影响，从来不参加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那天，我就回家了。另一次是清早到学校就听说教语文的田先生和教历史的陈琏先生被捕了，学生组织罢课，我立即参加，因为我喜欢陈琏先生，抓那么好的老师太不公平！……

　　解放后一次全校联欢会在风雨操场举行，这种不在大礼堂举行的全校聚会，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正式。但陈琏先生突然穿着解放军的灰色棉军装出现在台上，引起全场沸腾般地欢迎！陈先生的样子依旧羞答答，与军装那么不协调。显然那套军装对娇小的她是太大了点，她举手敬军礼又那么不习惯不自然，但是台下长久持续的欢呼声和掌声，说明她多受同学的欢迎和敬爱！陈先生用平静的微笑等待台下能听她讲述自己被捕后的经历。

　　与陈琏先生一同被捕的还有她的丈夫。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专门打电话到南京请示陈布雷：“他的女儿有叛逆行为怎么办？”陈布雷回答：“依法查办！”就因为这句话不是求情，才更不敢动她，将她押送到南京开始在家被软禁。她只有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推测局势的实际变化情况，也意识到国民党在南京撑不下去了。陈琏说自己始终没屈服过，并对陈布雷宣布：“你走你国民党的路，我走我共产党的路！”最后国民党往台湾撤退的时候陈布雷自杀，陈琏重获自由参加了解放军。

　　陈琏的丈夫解放后曾在报社工作，反右的时候被划为右派。陈琏在华东局工作很多年，文革期间跳楼自杀身亡。

　　可叹陈琏先生本以为自己与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想不到最终竟然是父女“殊途同归”！

　　不管怎么反讽，还有陈布雷、陈琏永不明白的外一章：陈布雷的孙子、陈琏的侄子陈师孟，几十年后，却在台湾小岛上数典忘祖夜郎自大的做了台独党的台北市副市长！这个投机分子早被我写文章痛斥过、他的祖父与姑姑的故事也早被我写文章评论过，二姐绝没想到我们李家与他们陈家竟有这么多的前缘与后话。这就是二姐回忆的可贵处，她行云流水的写别的，但总被我峰回路转的变成李敖回忆的相关章节。其实，成功的回忆录绝不光写自己，还要能衬出自己所处的旧家与时代，二姐帮我衬出了这些，并且填补了我早年的失忆。如今我敢写这本书，早年部分，正因有二姐为我打底，我才得以顺利完稿。——二姐万岁！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1948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椝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椝是聂缉椝，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椝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气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气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京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

　　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17岁在台中一中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31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390号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211号的商务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

　　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限”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77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北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1992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77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

　　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的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间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的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的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回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桢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太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太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子，为了抽象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把自己青春与肉体牺牲，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王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为共产党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姐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夫、后来任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桢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兴安省是国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棣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11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139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京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1949年5月11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飘洋过海。5月12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6岁儿子、4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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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寒纪

——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我在1949年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从初二念起一直念到高二，这四年间，我陆续读了许多课外书，由于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在内心深处，我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 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最后以同等学力考上大学。所以，如说“李敖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一陈述，并不错误。

　　在台中一中同学中，跟我同届的陈正澄是学问最好的，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他去德国留学时要我用毛笔写字送他。我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乃写实也。他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陈正澄以外，张育宏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台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新光产物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庆祝我来台四十年。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推服无间。赖宪沧也是老同学，我办《求是报》时还大力出资订阅送人，我们一起吃日本料理时，双方都带儿子，但他的儿子大我儿子二十多岁，同桌而食，非常有趣。韩毅雄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军，聪明绝伦，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我的“御医”。王新德在班上，翁硕柏老师公开赞美他是美男子，为人头脑细密。有一次他静静看我和施启扬争辩，劝我说：“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爸爸死后，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我，我至今感念。何西就在四十年后与我为邻，人最热心公益，每次选举投票开票，他都全程参与。妈妈因常在楼下走动，附近人都见过她，但有的不知为李敖之母。有一次她去照相馆冲洗照片，我赶来时，看到何西就正和她聊天，西就看到我跟妈妈“一见如故”，他奇怪地问：“你也认识这位老人家？”我笑说：“我当然认识——她是我妈。”程国强是最顽皮的家伙，后来留学回国，在文化大学做训导长，专管顽皮的家伙。在一中时被训导主任“老驴”谭卓民老师记过，近五十年后，谭老师死了，程国强和我都捐了钱，旧情缭绕，有如是者。杨尔琳喜欢研究问题，高中时曾有信给我讨论手淫等，得博士后，在大学专教马克思，还陆续供应我“匪情资料”，我们互相觊觎对方的妹妹，但都是说着玩的。张光锦跟我常做深谈，两人相知甚深，后来做到中将司令。他当年写的新诗，至今还藏在我手里。孟祥协是孟子七十五代嫡孙，高二后迷上围棋，自此一头栽进，成为国手，终身职是“亚圣奉祀官”。两人见面，喜谈《三迁志》等古书，因为两人国学底子都好。熊廷武来一中较晚，在高二戊与我同班，为人诚恳，大异他的姐夫王昇。我恨王昇并常骂之，但和廷武交情不受影响，见面时也互相绝口不提王昇。高我三班的张世民，是我参加演讲比赛认识的，我代表初中，他代表高中，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张光锦曾打趣说：“你跟张世民是同性恋。”张世民结婚时，笑着宣布他绝不洗碗，我同李圣文问他为什么不做家事？他说不能做，所有权利都要在结婚那天争到手，不然一洗就洗一辈子，其风趣可想。

　　高我二班今为世界级学者的李天培，是温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两人，随父亲李子宽老居士到台湾。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党，做过孙中山秘书，被蒋介石关过后归顺蒋介石，垂老主持中国佛教会，住在善导寺。我到台北念台大，一开始就借住善导寺。善导寺是日本人盖的古庙，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哪种动静。这个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一起。一个19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有时候，我一个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着。

　　李善培对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有一天他和老居士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吃，老居士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父”（他们湖北应城人喊爸爸做“父”）看，殊不知老居士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中国的佛门人物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轼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尚鲁智深那一套）。老居士有一习惯就是早起。起来就查勤，看谁起得晚，有一天掀我蚊帐，见我未起，大骂李天培，天培噙泪不敢言，我颇不自安。还有一次，老居士在大雄宝殿骂李天培，另一位老居士看不过去了，婉言说：“子宽啊，这里是佛堂啊！”老居士猛悟，立刻停骂了。老居士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自己先被出局，内心欠平衡，可以想见。后来李天培台大电机系毕业出国，蒋介石还看老居士老面子，送了美金，老蒋有人情味于权谋之中，由此可见。李天培出国后，李善培同我熟了，也变成好友。他退伍归来后，与陈平景双双落发去做和尚，主持中国佛教会的老居士大喜，可是好景不长，李善培竟不守清规，有还俗可能；那时我主持文星，已算名人，老居士盛宴请我于善导寺，众家高僧作陪，饭后辟室独与我谈，他两眼炯炯有光，却几乎泪下，他说：“善培如还俗，我太没面子，盼李先生出面劝阻此事。”我答应了，可是我的劝阻没有成功。后来老居士死去，善培赴美后又被黑人打死。近四十年后，李天培返台，邀我相见，不胜人琴之感。更人琴之感的还在后头，1998年5月12日，钱达请我在来来大饭店吃饭，饭前我特别走到斜对面的善导寺，去对这老庙做最后的凭吊。原来4月30日报上登：“台北市民政局于昨天召开古迹审查会，原订讨论是否将善导寺大雄宝殿列为古迹，但寺方不愿被列为古迹，赶在审查会的前一天开始拆除，民政局长李逸洋指出，善导寺此举显为逃避被指定为古迹的举动，但受限于法令，民政局只好眼睁睁看着古建物被拆。”这一现象，一方面证明台湾人口口声声爱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利之所在，一古庙皆不能容；另一方面证明陈水扁主持市政，其实无能透顶，一古庙皆不能救。我凭吊时，现场已是一片残骸，庙旁一间小厢房也同归于尽。那小厢房李天培住过。天培不在时，我也去午睡过，还手淫过。清朝大学者龚定盦有“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之句，李敖的“小和尚”竟“非法出精”到日本古庙里，如今想来，可真“罪过罪过”了。

　　我在一中有个高我四班的老同学，叫林石，就是后来的妖僧“林云大师”。林云是我爸爸的学生，他在台中一中时功课平平，在知识上，无出人头地希望，就以密宗来弄玄虚，欺骗世人。他的高明处是先把密宗学术化、把自己高僧化，以学术高僧为障眼法，自上而下的雄霸迷信之坛。这种自上而下的搞法，对象不是村夫村妇，而是上层社会的一些无知的教授、无知的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这些人喜欢附庸风雅，但却无知得竟以全世界最下流的秘密佛教为风雅、无知得竟以追随林云这种货色为风雅，这就益发好笑。密宗这种秘密佛教，本来在佛教真谛上已是妖妄，从佛教经典看，这种世俗的咒术密法，根本就是“畜生之学”。而林云呢，却连这种“畜生之学”都要加工打造。他把密宗的“畜生之学”中国化，保留了原始的咒术密法，又加上中国的气、道、风水堪舆之类，最后再附会上他自己的红绳、铜钱、橘皮之学，遂成一家之妖。他拿这一大套招摇撞骗，于是，风光所至，从演艺人员到空中小姐，都腕系红绳焉；从海外学人到台湾记者，都床藏铜钱焉；从新年元旦开始，电视台就播出林云大师朝东西南北各丢橘子皮一片，“为国家祈福”焉。以这样妖妄之人，做如此幼稚之事，居然还得无知的教授、无知的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们前呼后拥的膜拜、请教、宣传、赞美，居然还登大雅之堂、入录影之间，公然无耻大谈其下流迷信，请看这成什么世界！国民党口口声声中国文化复兴、口口声声提倡精致文化，原来结果是如此这般的“怪、力、乱、神”，真是气人！妖僧林云的窜起，有一个最不伦不类的情况，就是他的造型。自来为妖僧者，既以僧为名，总得多少有一点“仙风道骨”相，用来骗人，否则脸呈“凶僧恶道”状，就难得售。妖僧林云则不然。他一点也没有“仙风道骨”相，但也不怎么“凶僧恶道”，他有的，却是“满脸淫猥”相，一眼望去，与他所“弘”的“法”全不搭调，其中发型尤属此中之尤。——哪有僧道之士是那样油头厚发的？我奇怪无聊男女们跟他观“气”，为什么不看看他的“相”，就凭他那副在相书中上榜的坏人相，就该对他敬而远之哟！在文章上和媒体上，我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对这妖僧痛加拆穿而予挞伐的人，电视台问到林云，说李敖骂你是妖僧，你做何感想？他但说李敖学问文章我素来佩服、他父亲且是我老师云云，不及其他。其滑头与风度，有如是者，亦一绝也。

　　在台中一中，跟我关系最深的是严侨老师；离一中后，跟我有后缘的老师，则首推教我英文的陈绍鹏老师。他大我二十一岁，浙江吴兴人，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没出过国，却讲了一口又纯又好的英文，常被老外误以为他在外国住过多年。我在高二戊班时，他教我英文。此公为人高傲严峻，自己英文虽然呱呱，教起别人却欠循循，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在课堂上骂熊廷武、程国强同学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他生了重病，我和张光锦、黄显昌等同学发动全校同学，为他捐款，他出院后，对我心存感激。自此我成了他家常客，两人甚谈得来。我送有关英国诗人的传记，劝他译作后寄给《文星》（那时我和《文星》尚无关系），他接受我的意见，从此转成作家。后来我进《文星》，为他出版《诗的欣赏》，达成教授资格的铨叙。又选出It AIl Started With Eve和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ractically Everybody请他翻译，并代他定名为《都是夏娃惹的祸》和《可以说是人人的盛衰史》付印，由于原作精采、译笔传神，都很受欢迎。陈绍鹏老师离台中一中后，先后在凤山陆军官校、台北师范大学执教多年，那时他应我之请，写了《穆勒自由论是怎样翻译的？》一文，揪出胡秋原的“学术诈欺”；又写《评徐高阮的翻译错误》一文，揪出徐高阮的“学术诈欺”。随后我把这两篇文字在《万岁评论》上发表，也算为故人殷海光出口鸟气。因为胡秋原、徐高阮纠缠殷海光，说殷海光翻译有错误，是“学术诈欺”，我乃写文反驳，指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我这样说，是有许多证据的，因为我看了胡秋原、徐高阮翻译一些东西，就粗略发觉错误错得比殷海光超越前进。但英文纠谬非我专长，我只是粗略发觉而已，若想一一细为揪出，还得劳动专家才成，台湾的英文专家虽不乏人，但是跟我渊源甚深并且我甚佩服的，却是陈绍鹏老师，于是我就找到他来拆穿。发表后，徐高阮已身入鬼录，而胡秋原却脸无处藏，至今一个屁都不敢放也。胡秋原的英文程度，连civil的正确用法竟都不知道，他把civil liberty译为“民事的自由”，殊不知这里的civil是“公民的”而非“民事的”，笑话可闹大了。

　　另一位与我有后缘的台中一中老师是姚渔湘老师，他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教美术，但却是现代史专家。他独居在一中后面库房式的宿舍里默默写作。此公为名士派，一袭阴丹士林长衫，其脏无比，但比起他的茶杯来，长衫总还洗过，而他的茶杯却从来不洗。茶杯边清楚的有一道他的唇印，上面是半圆形的黑垢，看了非常吓人。他收有不少现代史的图书，整天埋头写跟国民党党史有关的著作。常在报上投稿。离一中后，他进了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我在开国文献会时，他在同一层楼编吴稚晖的遗著，时相过从。他死的时候，入棺是由我抬他的头放进去的，师生之情，于斯乃见。姚渔湘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人可以那样用功，成绩却那样有限，原因无他，太笨了。他的一生，使我深刻感觉到，人太笨而要用功做学问，最后只证实二点：一、上帝瞎眼，奈何竟对这种人不公；二、学术何辜，奈何竟给这种人来做。

　　在一中时，我跟一位老先生有忘年交，此公即庄严先生。他与爸爸是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即“宣统出宫我进宫”，以故宫博物院为终身职业，直到官拜副院长死去。他的夫人申佩芬是爸爸学生，且是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高班同学。庄严、申佩芬有四个儿子，庄申（庄申庆）、庄因、庄喆、庄灵都与我熟，庄老先生尤其写了一些信和字给我。其中一封是托我代卖陶一珊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的，庄严为这书写了序后，陶一珊送他两套，他穷得拿出一套托我去卖，以贴补家用，当时大家生活的艰苦，由此可见。庄严知道我喜爱文物，特别请我到北沟，“利用职权”，拿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国宝。庄严又托我替他找《元秘史》版本，我在台中中央书局为他欠到一种，他忘了付钱，害得我许久不好意思去中央书局，最后只好提醒他付款。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写了一首词：“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四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变成我的“御医”，董玉京除精于医学外，并泽及甲骨，我乃请他重写前词，“父子书法比赛”。后来这两幅字，在义助慰安妇时被我一起脱手，由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给买走了。两代同书，集于一身，这种两代缘，也是人间佳话了。

　　还有另一种两代缘呢。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用功看课外书，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不料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他不但被出了局、抓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这一部，却是没切角的，所以我会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我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书后》，谴责国民党对老同志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苏找到我，要我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一关十多年。他出狱后找我帮他平反，我感于曹昭苏的不平遭遇，对他也有所协助。我一生中为他们父子两代讲公道话，这不是更奇怪的两代缘吗？

　　我在一中不但有这种缘，还有书缘。法国作家赫克托·马洛（Hector Malot）的名作《苦儿流浪记》（Sans 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译本，世界版，名《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tures of Perine，有赵余勋译本，少年版）、《海国男儿》（Romoin 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等，都在中国风行。我1947年在北京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到一中后，在台中一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1966年8月31日，我在台北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并在1988年把它重版。我在序里说：“四十年来，在北京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后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了。”

　　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台中一中图书馆是我遍读群书的大书仓。但以我的好学，这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外，在1952年8月9日到27日十八天中，我还根据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写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在这十八天中，我几乎每天都跑到这个图书馆，坐在长板凳上，埋头我的“学术研究”。那时候，我刚念完高中一年级，17岁，已写了《李敖札记》四卷。这个大表，收在四卷札记中的第三卷里。三十年后，我发表这些早年的成绩，证明给大家看：李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在三十年前17岁时候，就已达到什么水准了。我当年的功力和用功，和我三十年后的功力和成绩，显然有着因果的连贯。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书的一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女孩子，清秀可人，是台中女中的高中生。我生平最喜欢清秀的女人，这女生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三十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但丁（Dante）在9岁时见过小他一岁的贝特阿丽切（Beatrice）一面，18岁时又见到一面，此后未再见面。贝特阿丽切24岁死后，他为她写出不朽名著，因为他一直单方面的精神恋爱，把贝特阿丽切当成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我当然没有但丁那样神经，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相逢永不相识的高中女生，竟使我唯灵了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纪录。

　　我在1953年间，写了一大堆诗，其中一首是《多情总难免》：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这可说是我思想上“惨绿少年”时代的爱情观。那种爱情观基本上是自抑的，所以不无多愁善感的一面，我有《遐想》四首：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遐想之一）

　　歪思令我老，惆帐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遐想之三）

　　独坐对秋水，怆然怀古今，

　　岁月催我老，灰尽少年心。（遐想之四）

　　当时我对高中女生“罗”暗恋，故有罗裙芳草之喻，这种自抑，我终于打破了。我开始写信给“罗”，当她第一封回信寄来的时候，我再也不“不再动冰心”了。

　　虽然在爱情上“惨绿”，在人生大方向上却“殷红”得很阳刚之气，已开我日后的先河。有诗为证：

　　我既不浮海，我也不藏山，

　　我走我的路，只在世俗间。（《浮海与藏山》）

　　人皆谓我狂，我岂狂乎哉？

　　是非不苟同，随声不应该，

　　我手写我口，我心做主宰，

　　莫笑我立异，骂你是奴才。（《写贻党混子》）

　　眼亮心要黑，朝夕窥国贼，

　　千里寻知己，一求大铁锥。（《论侠六首》之二）

　　少年慕虬髯，扬眉捋虎须，

　　大志虽未展，牛刀不割鸡。（《论侠六首》之三）

　　不拐弯抹角，不装模作样，

　　有话就真说，有屁即直放。（《诗的原则》）

　　志在挽狂澜，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立志》）

　　海底有卧龙，窟中有狡兔，

　　一朝风云起，我非池中物，（《风云》）

　　老子没好气，见你就倒霉，

　　怒从心上起，杀尽直娘贼。（《杂诗八首》之二）

　　没有穷酸相，不会假斯文，

　　高兴就作诗，生气就骂人。（《杂诗八首》之四）

　　蛟龙亢虎黯然销，莽莽神州魑魅号，

　　甘以赤胆蒙身祸，耻于苟安作文豪。（《蒙祸与苟安》）

　　在这些类乎“薛蟠体”的口号里，依稀看到我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循线前进的。我的“少有大志”、我的不逃世思想，我的反“党混子”（党棍子）思想、我的反“国贼”思想、我的“有话就真说”思想、我的反“穷酸”思想、我的“耻于苟安作文豪”思想、我的“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思想……十年后，一一都像预言般的出现了。不但这些，我的“反宗教”思想，也早就伏机在兹。有“反宗教诗”如下：

　　基督中国已捶碎，

　　中国基督无所依，

　　基督上天诉上帝，

　　上帝叫他返夷狄。（天主教；基督教）

　　原来中国要革新，

　　不要神仙只要人，

　　超以象外空无补，

　　打倒释迦观世音。（佛教）

　　把戏不过骗老生，

　　老兄何必自多情？

　　宗教对你没有用，

　　徒然白首《可兰经》。（伊斯兰教）

　　民权时代神权微，

　　除了自救还靠谁？

　　任何宗教都别信，

　　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种诗下面带大括号的体裁，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些“歪诗”，都是我18岁时中学生时代的“残基”，可以看出我困学中的努力向上、困学中的自命不凡、困学中的孤独与孤愤。在这种情境中，我结束了中学时代。基本上，这一段生命是痛苦的，毕竟我那时太年轻，没有多少力量突破环境，但我一直要突破，所以非常辛苦。如今回首前尘，我真庆幸我永远不再是中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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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寒纪

——一身惨绿，四境深蓝，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1954年我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就是后来的法律系司法组。入学日期，是1954年9月14日。在课堂上，我极为顽皮，喜欢挑老师的错。当时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老师教我“刑法总则”，有一天他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我立予纠正，他很有雅量更正。还有一位孙嘉时老师，做过建国中学校长，人很浑，又教的是“三民主义”，更是我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我英文（“英美法学名著选读”）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桂裕老师学问渊博，又高寿，四十年后我办《求是报》时，还有信给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腔，并且念出的重音多于应有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癞屄利台”，我听了大笑，教我“中国司法组织”的是徐世贤老师，他也高寿，他一辈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师林彬创办法律专修科，一辈子做的最大坏事是提拔了一个大酷吏大混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国文”的是曲颖生（显功）老师，燕京大学出身，写过《韦庄年谱》，他谦虚有礼，对我的国文程度一再赞扬，日后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教我“经济学”的是王作荣老师，那时他33岁，初来教书，还是生手，有一次画曲线图“巷”住了，竟画不出来了。他是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的。表情虽然严肃得像张扑克，但也会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头大声将他一军：“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我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然后突然笑一下，全班为之哄堂。我离台大法学院后三十四年，几次看到他早起独自快步于大马路上，风雨无阻。有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东路口两人对面碰到，我问他还记得他有个学生叫“李敖”吗？他说，人家说李敖是他学生，没想到今天有缘重逢。后来石齐平约我们见面，自此偶相过从、吃饭聊天，我义助章孝慈举办拍卖预展那天，他还亲临送花捧场。他跟高新武他们打笔仗的时候，我还参战卫护过他。1989年4月4日，他有信给我：

　　敖之兄：

　　近因散步路线缩短至居住附近地区，难有把晤机会，甚觉怅然，承赠大著及在《世界论坛报》所发表之专栏，雄风依旧，文采灿然，仍有大材小用之叹也。承支持，顺致谢意。荣实无意与人争一日之短长，陆啸钊兄请代致意。荣近出版财经文存一本，错字太多，现正在改正再版中，俟出书，当奉上二位各一本，以求惠正也，即颂

　　著祺

弟 王作荣拜 七八年4月4日

　　可以看出他在礼数上的周到，1993年11月19日，他还特别下帖子，在天厨餐厅请了一桌酒席，有石齐平、傅栋成等多人，延我坐上座，因为我是他最老资格的学生。归来我有日记如下：

　　王作荣请于天厨。

　　王作荣对我说：“当年以为人老了那样我一定不那样。结果今天就是那样。”

　　我说王老师应为支持李登辉“赎罪”。大家大笑。

　　石齐平说李敖说坐牢的时间上帝不算。王说：“上帝不算？有这种好事我也去坐牢。”

　　很不幸的，后来为了他支持李登辉，写了许多马屁文章，犯了我怒也犯了众怒。最后一次，我们在湖北一家春吃饭，我当面指着他说：“老师啊，请你搞清楚，现在恨你的人比恨我的还多。”此后为了我公然陆续举证指责他不该支持李登辉，两人关系疏远了。不过在他胃癌开刀时，我还是到医院看他，留名片而去。他出院后，对我敬而远之，礼数也不见了、信也不写了、饭也不吃了。师生之谊，竟为一个杂碎李登辉而绝。王作荣老师当年介绍李登辉入国民党，他们关系甚深，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人家说李登辉曾以《出埃及记》中摩西自比，这不是真的，因为李登辉曾告诉他：摩西其实是蒋氏父子，他们“出中国记”，来到台湾。王作荣问你不是摩西你是什么？李登辉神秘一笑，答的竟是：“我是耶和华（上帝）！”1998年7月6日《商业周刊》有专文报导《李敖谈王作荣——王作荣晚节要保就得大义灭友》，其中有几段说：

　　四十年前，曾经是王作荣学生的李敖对他的老师做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他强调：“王作荣应该为过去支持李登辉而赎罪，以自己下台逼李登辉下台！”……

　　虽然李登辉与王作荣渊源深厚，但是李敖却以王安石的诗勉励自己的老师：“公自平生怀直气，谁能晚节负初心。”政坛也曾流传一则笑话，保险公司对王作荣有三不保：“天灾不保、人祸不保、晚节不保”。

　　为了晚节，李敖说：“起来吧！王作荣，现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荣，王作荣有王作荣的干法。”他以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说，12世纪时有一位英国主教名叫贝凯特，他与国王年轻时代是酒肉朋友，也曾当过储君的家庭老师，后来国王登基，将贝凯特纳为心腹，并封为坎特伯利大主教，等于是一言九鼎的宗教头子，但是为了维护主教的权力，竟与国王闹翻了，国王干脆派人杀了他，不料却引起公愤，最后只好罚杀贝凯特的武士在他的坟前看坟，以平息众怒。李敖认为，王作荣应该要有贝凯特的骨气，为了国家，请弹劾李登辉下台。……

　　李敖要求王作荣要“大义灭友”、“敢打老虎”，成为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位弹劾总统的监察院长，以留名青史，效法凯撒被刺时，他最要好的朋友、刺下最后一剑的布鲁达斯所言：“不是我爱凯撒少，而是我爱罗马多。”

　　王作荣桃李满天下，可是他曾对家人说：“李敖是我眼中惟一的天才。”……

　　整体而言，李敖认为王作荣“炮轰”李登辉有四大原因，首先是王作荣自己老了，再加上健康不佳，想在最后留名青史；其次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发酵，使王作荣一直处于天人交战中，深恐一世英名毁于旦夕；再则是湖北人的风派性格发酵；最后则是外省人给他的莫大压力。……

　　“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但也有湖北人滑头的性格”，这是李敖对王作荣性格的定论。在心态上，李敖以过去对老师的尊敬，仍不忘期盼王作荣：“要以高风亮节，给李登辉难看！”绝不可能“又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

　　这是我对身为监察院长的王作荣老师的最后诤言。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师生因缘，恍然如昨。被改写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名言有道是：“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吾爱真理甚于吾师。”西哲风范与决绝，惟我有焉。

　　我在1955年6月27日自动办理退学，那时法律专修科已确定改制司法组，但我毅然决定离开了，后来谈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组，发现我的辈份甚高。“名流”中，司法组1956年次有苏秋镇、纪镇南、胡述兆：1957年次有李敖、陆啸钊；1958年次有吕传胜、许家琛；1959年次有朱石炎、翁岳生；1960年次有张麟征、张德铭；1961年次有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4月25日，正好是我20岁生日，生日后两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持丧礼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我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他见我学识渊博，我的礼比他还古，为之语塞。爸爸死后，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奔走，料理后事，他就是人称“沈二爷”的沈铭三先生。沈二爷因为辈份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太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1887年（民国前二十四年，我则是民国二十四年，正好前后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跟他同岁的国民党蒋介石弄出了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时候，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有恩于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96岁才死。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新式教育，爱看的只是一部书——明朝吕坤（新吾）的《呻吟语》。《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不过随着各人际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我对老朋友的限制名额式的珍重，由此可见。

　　我是1955年20岁进台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头一年误入法律专修科，原因是联考时总成绩被数学拉下来。所以这一年重考，必须加强数学分数。幸亏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他为我恶补一阵，结果数学考了（不如说背出了）59分，不但考上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宿愿。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可是，很快地，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萨罗扬（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大法官布莱克（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大体说来，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基本上、内心里，我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我深感没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师”，一方面我又深感没有可与我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个独行者。虽然如此，我也抱着“暂与俗人偕”的态度，与人和光同尘，偶有鸿爪可记，也颇发噱：

　　一、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租房，只好在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老朋友吃。陆啸钊与我交情长达四十四年，深知我为人。1991年10月2日他对陈良榘说：“李敖为人，绝不先向你开枪。但你先向他开枪，他就用机关枪打死你。打死以后，还要补上一阵枪。”真知我之言也。

　　二、后来我分到第七宿舍，与张京育同房。张京育人还可以，但其貌不扬，像个拉三轮车的，并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后，他和他太太俞雨娣请我和汪荣祖、陆善仪、刘显叔、陈烈在台大校友会馆吃了一顿饭，饭难吃无比，陈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们都不能吃完，但他却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来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轮车夫式的！

　　三、台大校本部送报生，原由台静农的儿子担任，后来转给庄因，庄因转给我，我转给陈彦增、孙英善，陈彦增、孙英善转给张丕隆他们。有一天我看到报贩子在送报，乃问张丕隆怎么回事？张丕隆说：“你们真笨，一个个大清早起自己送报！我们却把权利转包给报贩子了，每月抽头，鬼才自己送报呢！我们不做劳工，做资本家啦！”

　　四、机械系高材生卢保，为人温和、用功而节俭。开学时从南部北上，他母亲给他十个咸蛋，他慢慢吃，吃了一学期，放假回家，还带回去半个。

　　五、在台大，住第一宿舍第四室最久。同房间先后有翁松燃、陈彦增、庄因、王建人、陈良榘、孙英善、陈鼓应、陈又亮、李耀祖等人。陈又亮年纪最小，慧黠可爱。有一次我跟李耀祖冲突，扭成一团，陈又亮冲过来劝架不成，突然大叫：“你们踢到我睾丸了！我疝气病给踢出来了！”说着就握着小鸡鬼哭狼嚎起来，大家一时惊愕，武斗自停。这时陈又亮破涕为笑，原来是假借卵子来退敌的。

　　六、陈又亮后来在美国得博士、做教授。二十多年后回台湾看我，说：“我一看到过去的老情人，就对她们丈夫感谢万分。——所有老帮子都归他们，所有新枝嫩叶都归我，焉能不感谢、焉能不感谢！”

　　七、陈又亮的女朋友，多看来既老且大，像他妈妈。我笑他有“恋母情结”，结果满校园是情人，满校园是妈。二十多年后我再见他，旧话重提，他说：“对，我做爱的时候，一边叫床，一边叫妈。”我哈哈大笑。

　　八、第四室同房法律系司法组第一届的王建人，此公非常制度化，一切都有板有眼。最有趣的，是他时常自己批自己的“公文”。在他案头日历上，常常出现这样的自问自答：“某月某日，有某某某讲演。决定：不去。”“某月某日，有某某社郊游。决定：去。”看到他这样自己批自己的“公文”，我打趣他，我说你何必这样子脱了裤子放屁啊？他不以为忤，反倒说，这是家教。我问什么家教？他说他爸爸规定，儿子们有任何事或请求，都不可径自面陈，一定得先写书面报告，给爸爸批。他们家里就这样“公文”来“公文”去的，所以他养成习惯，也就自己过瘾了。我问他你爸爸过去在大陆是否做大官？他说是呀，可惜到了台湾，吃不开了，只做个立法委员。我说原来如此！“王爸爸”叫王述先，真是妙人！他自官场上退下来，可是官瘾未退，没了衙门，以家做衙门；没了属下、以儿子做属下，于是从缴学费、缴电费、缴水费、到买电影票、买卫生纸、买花生米，都无一不可大批特批一阵，以过干瘾。国民党沦落到台湾做政治穷措大，但还是“孔乙己”派的，“王爸爸”只是其中小焉者也。“王爸爸”的积习难改，不是他个人的事，这种“报告狂”，其实师承有自，来自蒋介石。国民党出版的《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一书，是一部马屁大全。其中最全的，是张群的一篇《我们对于总统言行的体认》。这篇文章集合了总统府的大小文学侍从之臣们的马屁，每人拍一段。在第八节“总统之严肃家风”项下，有蒋孝杰署名的一段：“总统在家中，不论对人对事，都非常认真严肃，大公无私，即如蒋部长经国、蒋校长纬国欲晋见时，亦必须先行报告，获得允许，方可进去。”可见“报告狂”之祖，乃“王爸爸”的主子蒋介石也。

　　九、历史系高我一班的马宏祥，我们叫他“老马”，他是我好朋友。有一天陈彦增和我，同他在学校前面打弹子，他把我们打败。我们先走了，时已深夜，我们藏在校钟下的矮丛里，决心在老马归途，吓他一下。不久老马低吟而回。陈彦增和我，双双以外衣蒙头，边跳边叫而出。老马大叫一声：“是鬼啊！”这时我们已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十、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欢用手去揉搓，满头白发，造型厚实朴拙，他一大把年纪，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十一、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N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

　　十二、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陷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虎口，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老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

　　十三：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鳌，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虽喝过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士鳌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士鳌”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自改为“从吾”矣！

　　十四、姚从吾老师待子甚严，他的儿子姚大湘，在台大地质系念书，在校园远远的看到老子走来，必绕道而过。四十年后，我在东吴大学教书时，姚大湘还来听过两堂课，送我一本《姚从吾先生纪念集》，深情可感。

　　十五、方豪老师教我“宋史”，他是神父，我们偷叫他“洋和尚”。他告诉我，他学做神父，可管得严，教会不准他们念英文，他的英文是偷偷在厕所里学的。我说：“你们神父在厕所里学的东西可太多了！”

　　十六、美国宾州爱丁堡大学李绍崑教授写了一封信给我，并附寄他的《哲学·心理·教育》一书。书中有《悼方豪神父》一文，提到读了我的《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后，“感慨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为我们本家‘续貂’也”。李教授“续貂”文中透露，显然方豪虽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外甥”同居，不无蹊跷。其实，从天主教历史来看，这一蹊跷，又有何难解？英文中有nephew一字，梁实秋《远东英汉大辞典》解做“侄儿；外甥”。这是不够的。《韦氏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对这字有另一解释是an illegitimate son of an ecclesiastic，中文意思，正是“神职中人的私生子”。可见神父家有“表妹”与“外甥”，实在由来已久，且有英文专字彰其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惊小怪哉！

　　十七、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Frederic Joseph Foley S. J.）教授，人呼以Father Foley，大秃头，为人风趣。有一次在台大草坪上聊天，他指着他生殖器做鬼脸，说：“useless”（没用了的）。盖神父理论上不能用于女人，只能用于小便也。

　　十八、在北京念初一时，买了一本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喜欢该书见解奇特，不料七年以后，我竟上了这书作者的课。李玄伯即李宗侗，这位老师，待人彬彬有礼，他有自备三轮车，在路上碰到我，一定请我上车，送我一程。我后来在《文星》，还为他出过书。

　　十九、教西洋史的刘崇鋐老师是系主任，为人甚笨，上课时讲得头绪混乱，但这种混乱，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衲宋本《资治通鉴》时，他用毛笔写信给我，老辈风范，展现无遗。

　　二十、夏德仪老师教“中国通史”，冬天一袭长袍，但夏天不穿。他看到我夏天还穿，对我说：“你比我还顽固。”此老高寿，移民美国后，还夸李敖文章不绝。

　　二一、劳榦老师教“秦汉史”，上课时片纸不带，随口说出，其功力真不简单。后来我在《文星》，他有信来，我还为他出了书。

　　二二、吴相湘老师是最能启迪学生、帮助学生的，他对我施教四十多年，至今未断。1987年，他75岁时从美国写信来，赞美我写的《孙中山研究》，并说：“兄于是书对湘时有念旧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动。回忆三十年前往事，真‘当时意气论交人’。”两人师生之情，于斯可见。

　　二三、吴俊才老师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学缴笔记，我从来不记笔记，实在缴不出来。我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三十五张卡片，敷衍上去，且在前两张极力攻击记笔记。我说：“大学为自由研究学术之地，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累犊连篇千册一律之笔记实非必要。大学生之治学方法贵乎参考众书独立治学，不当株守笔记以应考试及先生审阅也！”吴俊才老师是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夸奖别的抄笔记的同学，而大大称赞我一阵！

　　二四、历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张贵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一天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钟下班，不料他却站起来，脱下衬衫，说：“你还可以洗一件衬衫。”

　　二五、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杨绍震，学问极差，却又喜装腔作势、做洋绅士状。上他“西洋通史”课时，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做知道，其实一无所知、也不可能有所知，因为从来没有那种史料。后来此人到东海大学去了，为了多赚一点钱，曾向校方哭诉，请求多发他津贴云，传为笑柄。

　　二六、历史系有一极顽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适。他演讲时到处说：“我当年亲眼看见胡适一手把毛匪泽东提拔起来！”说时还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一提，做提拔状。因为痛恨胡适，连带痛恨白话文，他说白话文是狗叫文。姚从吾问他：“既然白话文是狗叫文，你为什么口中讲白话？”他忿然答曰：“我跟狗说话，不能不狗叫！”当时胡适系的学阀们整他，把他开的选修课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以达到没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让他自行了断。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他虽只教一个学生，但夷然自得，气派不衰。他骂人，把“他妈的”发音成“塔马滴”，口音使然也。

　　二七、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真相不详，沈刚伯教“英国史”，但我没选过他的课。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说他太懒等等。后来在胡之伟（胡志伟）、赵万年的婚礼上，他还向我打趣，说：“我这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

　　二八、教“中国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没选过他的课，他是书呆子，上课时说他一生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名字叫做“玛丽‘梦莲’露”（Marilyn Monroe，译名应为“玛丽莲·梦露”）！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也不止李定一，胡适亦然。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却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引得人们大笑。

　　二九、黄祝贵老师教国际现势一般科目，以两手空空、口若悬河方式上课，足见其博闻强记。他跟我谈得来，曾到我宿舍看我，并签名送我书。不料三十年后，跟我同届的李远哲在1991年教师节致词时，特别向黄祝贵老师表示敬意，并感性的说：“在台大，经过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老师还不太多。”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的、生硬而唐突表态，似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一定一头雾水也。

　　三十、我在大学从不作弊（但为了抗议军训课，考军训时，大家交头接耳过），因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绩，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有的同学成绩不错，但因作弊，成绩更好了，丘宏达诸位是也。

　　台大同学中，有两位死去的，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在历史系他班次低于我，却常来与我谈大问题。后来他无法解脱，跳海自杀了。——他是海军游泳选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决心，亦云壮烈。另一位是医学院的王尚义，他在台大学医七年，但毕业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临死时候，我在他身旁，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耶稣，他点头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耶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在床上，为失落的自我而哀鸣，死前又重信耶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太浮动，甚至太好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更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王尚义去世后，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帮了一点忙。那次经验，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实最先失态；以“耐冬”自期，其实最早凋零。王尚义死后，这票人没有一个成材的，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大人物是多么不容易，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唯一一位。台大有史以来，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毕出，但论伟大，却只有一人而已。1983年6月，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们有“脱离了母系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他们被父母带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义是“软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误，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20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的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管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我们才能一战再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能转悲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王尚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无宁对他是好的，否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多年，我感而有诗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

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孟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五年以后他回国，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2800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540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狱后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中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我国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时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1957年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1963年我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旧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而已，还是80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475页、写作时间长达55年、篇数只有25篇、每年写8页半、每天写0.023页。每页840字，即每天写19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19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谈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唯女弟子是尚。1961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见。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二十多年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得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我现在是个80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萨特不同人论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5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斲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斲丧得愈厉害。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历史系四年中，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中记有蒋介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租了一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1956年10月15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我21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的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痛快。我和“罗”的恋爱，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着碗里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水准，我至今犹有余憾。在“罗”离去以后，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但是，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教家们的内省功夫，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可是一与人接触，便败相毕露、犯错累累，晚上在日记上自责，第二天一出了门，又复失控。如此周而复始，实在无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决定停写了。这次记日记的经验，使我此生很少做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我认为三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罢，都要有临场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还要看实际才行。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每天骑脚踏车到馆前路，以现金批报，然后转回来。有一天路过博爱路，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檀岛水仙花后”吴兆云的照片，很为照片着迷，前后去看过好多次。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愈有这种轻微的“画像恋”（iconolagnia）的倾向，喜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尤其裸体的，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极为挑剔，所以虽搜集了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却千百不得一。《文星》后期，林海音到我家来，听说我雅好此道，送了几张她眼中的美女图片，她一走，我就给撕了丢到垃圾堆去了，原因无他，审美标准不同故也。照英国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的说法，“画像恋”的大类是“性景恋”（scop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欢窥探性的情景、看黄色书刊、看春宫画、小电影之类，我亦顾而乐之。一般普通的表现是搜集明星照片、海报，或到电影院看莱奥纳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难免，只是程度深浅标准高下而已。除了“画像恋”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经过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看了一个舶来品的塑胶材料（？）的模特儿，造型、表情、姿势、身材，皆属极品，我看呆了，后来又去过几次，流连不已。台湾一般百货公司或服装店所有的模特儿都是本土制的，都土头土脑，不好看，可是当年延平北路那一个模特儿却完全不同，我怀疑我又可能有轻微的“雕像恋”（pygmalionism）的倾向，可惜我不是艺术家，否则我也许会像那位古希腊雕塑家一样，迷恋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女呢。古书《闻奇录》记唐朝进士赵颜有“画像恋”，对一画中美女神往不止，画工说：“余神画也，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赵颜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画中人真活起来了，这是“画像恋”转出的白日梦，我无此福气也。古书《王子年拾遗记》记刘备有“雕像恋”，他的甘皇后18岁，漂亮无比，但刘备和她做爱时，却要旁边一个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刘备“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可见刘备是“雕像恋”同志也。

　　如此这般的“雕像恋”后四十年，我在东森电视台做《李敖黑白讲》节目，访问了“情趣商店”，老板拿出“吹气娃娃”展示，并说如果有资本支援，他们可做出与真人一样的硅胶美女，长相、身材、尺寸等等都可任君选择。我在电视节目中特别提到古书《中西纪事》的记录，这书记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服，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我说这一有趣的见闻，可见清朝时代就有这种可以跟“它”性交的“吹气娃娃”了，今天“吹气娃娃”的最大缺点是不逼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现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样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胶美人出来，不但身上有声光化电配备，且具松紧、润滑、颤动、吐纳效果，一应俱全。或燕瘦、或环肥、或海伦、或麦当娜……任君择之，并可照你提供的照片订做一个，这岂不比真人更少麻烦？陈水扁若开一“台北市硅胶美人妓女户”，岂不比真妓女更经济、卫生、安全、人道？并且永远不会抗议呢。以上意见，我从不认为是开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认真的建议。当然，为了不歧视女性，“硅胶裸男”亦照样可大量制造，只要别像李敖就好啦。我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即郭先生、角先生、假鸡巴、人工阴茎），技术之高，已全然拟人化，并且比真人还理想呢。真人纵大淫棍，一连两次，也会“指头儿消乏”；纵威而钢，一连两次也会“哲人其萎”，但“硅胶裸男”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阳道永壮、青春不老，岂不更理想中用？若说硅胶不是真人，和“它”性交会有心理障碍，此真浅人之论，人生真伪，只在幻想力丰不丰富、只在一念之转。若说面对真人才有情调，也是胡说。妓院中有妓女一边接客一边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紧！卡紧！”（闽南话“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样，又何情调之有？结论是恋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硅胶雕像恋”在现代科技效果下，虚拟幻境、上情下达，亦足多者。这种发现与真话，只有李敖说得出来并说得头头是道、有益众生。“画像恋”万岁！“雕像恋”万岁！“硅胶雕像恋”更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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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纪

——虽云从戎，却未投笔，军中黑暗，我来掀底。

　　我在台大毕业后两个多月，就南下凤山服兵役了。服的兵役是一年半制的预备军官，距今已是三十九年前，在这种军官中，我自是老大。我虽以老大自居，可是国民党政府显然不承认，因为他们把我“开除军籍”了。我在1972年以叛乱罪被判十年，1975年又被改判八年半。按《兵役法》第5条：“凡曾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者禁服兵役，称为禁役。”从此我就失掉服兵役的“义务”（美国说法）或权利（苏联说法）了！对国民党政府说来，他们在我身上花的代价，显然全失败了；可是对我说来，我却利用这一年半的机会，值回票价式的因“祸”得福。我能把自己锻炼成男子汉，一年半的军人生活，对我颇有帮助。写到这里，我真要感谢整我整得无微不至的国民党了！

　　一年半预官生涯中，头半年在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受训。由于我精力过人、从不午睡，所以我利用午睡时间偷偷写日记，再把日记包在塑胶袋中，放在胸前，跟我寸步不离，不论雨下或汗如雨下，拜塑胶之隔，日记本不受影响。就这样的有心记录，我留下了所有预备军官都做不到的奇迹——足足一年半完整不缺的预官日记。三十多年后，跟我同队受训的潘毓刚、杨尔琳、刘耀祖、施珂、陈瑞洲都分别为它写了序文。在这部66万字的日记里，看似鸡零狗碎，实系片羽吉光，许多军人时代的李敖生涯，也就跃然纸上。我摘录一些，以见李敖的军人时代。

　　当时我理想中的勇敢文人榜样是美国文学家海明威。9月17日我写信给马戈：

　　军中已十日，一直可说积极愉快，目前最心折的人是海明威，我买了一本何欣写的《海明威创作论》，读之颇快，我喜欢他那几次参加战斗，追求死的精神与勇迈，因此在军中生活，我的态度与看法殊迥异于一般人，我觉得这不是虚度日子，这是最好的一种磨练与生活。因此我在这儿实在可说很愉快。我并非完全忘怀了过去，在休憩和疲惫之余，我也偶然想起往日的欢乐日子与忧郁的岁月，可是它们已经不能再给我什么——那至多只是一层云翳一般的梦幻，虚无的、黯淡的、不能震撼我的、瞬息就会过去的……

　　9月23日我又有《凤山杂诗》写军中情况：

　　白天世仇为烈日，晚上情人乃草席。

　　整日耳边闻何事？立正稍息与看齐。

　　第二天我又写：

　　南台九月很少雨，整日昏昏不得已，

水厂断水不必愁，每天沐浴以汗洗。

　　9月29日我写受训者的自我介绍：

　　十四队自我介绍，一个人说：“将来做总统，先取消军训。”

　　10月20日我写军中干部嘴脸：

　　队前吆喝人生畏，台上颐指群俯首，

羔羊圈里是大虫，长官到来变走狗。

　　10月28日在里港，写一个难忘的午后：

　　整日上午六〇及八一炮讲习试射，面对美浓溪旁，群山遥抱，溪水与砂石相间，午饭后人皆就荫而卧，我却携板凳、望远镜、讲义夹步于一砂石角上，远眺二村女浣衣，二童子浮于木上戏水，全身虽受日炙，然以清风澄水微波，亦不觉其苦也。现在我还在该处写日记，一同学言我如是颇有“诗意”，我心头有所思，可是充满了一片茫茫的味儿。往远处望，山真是高得多，平望过去，鹅卵石、碎石、绿草、黑沙、浅水、长堤、轻烟、微波、浅蓝的天、不定的白云、云上的山峰，现在我准备来一次水清而濯足了。上面太阳晒着，水不算凉，可是脚放下去却有一番“不如足下”的感觉，头上的胶盔还不错，遮了不少的阳光和热度，水中的鱼比蝌蚪还要小，板凳放在沙上就陷了下去，愈陷愈深。我这样在水边随手随笔，简直没章法，也没伦次，现在想到的是Thoreau的Waldan，又想到Lake Como，想到自然的美、自然的可爱与永恒，上午看炮的射击，幻想到如果目标是人，那种伤亡是多凄惨的事！我现在要到水深处走走。村民于炮方停，争涉水至800码处抢弹壳。脚一在水中走，黑沙就飞起来了。水中卷绑腿、差点弄湿了。一个黄蝴蝶就水边飞过，满可爱的。因为景色太美，故未能读书，也婆婆妈妈的这样杂写了一阵。

　　10月31日我写防毒训练，强迫去毒气教室闻催泪性毒气：

　　个个弄眼又挤眉，丑态百出莫问谁，

任你心肠坚如铁，也要忻然把泪垂。

　　铁石心肠李太岁，忽然多情似小妹，

毒气室中挤出来，一把鼻涕一把泪。

　　1960年1月18日我写指导员与我：

　　今日为第二次教室值日，指导员当众为我扣领扣，我昂首做痒之状，众一再哄堂不止，下课时指谓我为第九队偶像，人人都学我，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我说他们根本就是狗，指言我见解头脑之过人，我说我不敢赞成他的话，恐其心战也。请其多给我分数。

　　指导员的使命之一，是要非国民党的人入党，并说不入党会分发到金门前线，在大家都怕得纷纷入党的时候，我坚定不入，并表示甘愿去前线。2月6日我写道：

　　晚饭后召雄来谈，说我乐天不在乎分发，人言我独成一格，别有风格。

　　我自思我之为人，最与这些年轻人不同的，在我是一个最有灵性的英雄人物，并不是一个现实的躯壳的肉食者——这是我最自负的地方，也是这些混球们最不能及之处。我实在可说是一条硬汉（除了有点怕黑以外），我很有那种南八的精神，张巡说：“死耳！”这是何等气势、何等气魄！在这方面我颇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小人们得志得利得鱼摸之处是当然的事，何足歆羡也耶！个人这区区颠沛，何足道哉！

　　这天日记所记“不在乎分发”和“区区颠沛，何足道哉”的事，就是指不入党要上前线的事。结果我因勇得福，上面不放心派我到前线，反倒留在了台湾本岛。

　　2月16日我写众生睡相：

　　（一）一江春水式——张宏谋，一夜要起来撒尿好几次。

　　（二）咬牙切齿式——陈瑞洲，磨牙如鼠，如牛之反刍。

　　（三）山鸣谷应式——张培炽，打呼之声震撼全室。

　　（四）黄河泛滥式——郑仁苏，一个人要占两个榻榻米。

　　（五）兰香四射式——颜学愚，脚臭不可闻。

　　3月3日我下部队，分发到陈诚嫡系的十七师四十九团，先在四二炮连做副排长。3月5日，下部队第三天，我写信给妈妈：

　　这个地方在仁武附近，凤山北面，天气最热，苍蝇最多，今天早上买了五张苍蝇纸，一抓就是一二百只——只不过是八席大的一个房子，就有这么多的苍蝇！水也极不方便，用老百姓的井水，又远，又不干净。臭虫多，蚊子多，厕所远，吃饭要蹲着，交通极端不便，都是这个地方的缺点，不过这也是个读书的好机会，我懒得动，懒得往外跑，倒也可多读一些书。

　　3月7日我写下我第一次参观“军中乐园”的情况：

　　参观“仁武特约茶室”，即所谓“军中乐园”者，排长所谓的“动物园”。外面弹子房，照片与号码，规则须知，喧哗，空气极劣，红灯，一半裸倚门无表情，一与兵谈，一搂兵，室中花床单，化妆台，乳罩相见，大腿外露，四十分钟（因为营妓连番接客，每次四十分钟，所以无暇穿衣服，每次完毕，出来打水时，只穿乳罩与内裤。1984年10月4日，李敖附识）。炮术语：“空炸、瞬发、延期、双用”（军中称性交曰打炮；未触即射精者曰“空炸”；早泄者曰“瞬发”；可持久者曰“延期”；至于“双用”何所指，今已忘记。1984年7月4日，李敖附识）。

　　在这次参观后，我用心搜集资料，在二十六年后（1986年）发表四万多字的长文——《“军中乐园”的血与泪》，李敖为有心人，由此可见！

　　在四二炮连一周，3月10日，我被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即赴“搜索集训队”报到，下午上校师长汪敬煦来点名，称我“李排长”，此公后来官拜上将，做了安全局局长，对我日后的反国民党行动，颇多打压，人间孽缘，有如是者！搜索排排长做了五十二天。其间兼做地雷课教官，极受欢迎。

　　3月16日我看到军中如何处理暴行事件：

　　早晨师朝会后集体去参观四二炮连，第三排之上士韩乾忠被枪决，去时人已死，众大骂：“人死了还看个鸟！”头两节基本教练后又跑去看，已下坑，距我宿处不过一百公尺。香火鞭炮正起，只看到两双球鞋。此人去年6月4日因打百分输香烟，上士大胖子总是好牌，被激，以枪击上士，因救治不得法，血流入而死，俯放之反倒不致死。今早仍言：“我不过吓唬吓唬他，想不到枪就响了！”浙江人。甚矣，冲动之可畏也！

　　军中暴行基本原因是老兵苦闷，往往暴行之时，拿枪扫射，所以伤亡甚多。我退伍后不久，第六连连长等都被老兵打死了。

　　4月29日消息传来，我又被分发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5月2日我离搜索排：

　　今早夹道欢送的场面甚动人，也真是大场面！有的战士叫着说：“你的故事还有好多没有讲哪！”梓华要送我，我却之，端纪以车来，九仙、开云为我背物，皆满头大汗，心甚不忍，发薪后当表示一点小意思。

　　夜与副连长等在草地上谈天，王佐来，竟送来“金龙牌”热水瓶，上写：

欢送

李排长临别留念

友谊永固

　　胡正卿、丁忠、曾继美、王佐 敬赠

　　我在第四连，从连长俞克勤以下，都很另眼相看，5月4日：

　　连长好意，下令为我架一克难桌，桌面是王排长的箱子……又把副座的灯架给我，又送我一水杯。前晚副连长把内衣裤借我，昨天连长又要如法炮制，吾谢之。

　　午后编队，兵器排如斯组成，在施珂处借三十元，买双喜两包及花生米牛肉干糖等，于四时半召集排中十员干部座谈，我主持得颇好，老兵们执礼甚恭，最大者四十岁，最小者亦长吾七岁，他们甚执礼，可是散会时却收拾遗物，彼等真穷而可怜。

　　兵器排里有七五炮和六〇炮，各由组长一名带班，5月7日我写道：

　　今日起大忙，开始讲课，想不到这些人如此之Stupidness，累得我满身大汗，亲为之伏地示范，花了三小时才算懂了一个“米位”，组长甚至不知六八四十八，真要命。

　　到了第四连后十三天，就开始了移驻大行军，从高雄县仁武乡走到台南县新化那拔林：

　　5月16日

晨3时后即被吵醒，急整行装（抓周排长及永亭的公差），团长训话后，5时20分即出发，一口气走过楠梓方有点小休息，过冈山，营长与小谈，政工小姐甚美，午在嘉兴里大休息，永亭为我找来一盆热水洗脚，徐菊生为我找来盐置其中，连长赞我带兵之成功也。……在相当疲惫下至阿莲国校，夜宿教室中，四个高低不平的桌子，把我的背分成了四瓣，在民家大便，甚臭，今日行约三十七里！

　　5月17日

3时后又起，孙起祥助我理背包，把背包挖空，另成一小包置营长车中，披星而行，伴月而走，路有上下坡，更好行，过深坑，抵关庙，庙甚大，然未得参观，赴新化午饭，此段最苦，脚痛甚，左脚筋亦生毛病。一小充员边走边哭，几乎每个人皆生了泡，我只是皮鞋太不便，幸未生泡。我用尽了一切方法来支撑下去，唱歌、哼诗、拿出小册边走边读英文……老兵们还是有办法，充员多不支，枪炮多为老兵所分荷，值星官扛三枪，金海独负一炮，皆可大书者也。苦撑之下，终达新化，不好去抢开水，老兵送我，另吃四支冰棒及汽水四瓶，其狼狈可想，卧地不欲起，行政官替我准备车，营长亦来问，我拒坐车，连长极赞我，谓营长举拇指找我，亦如昨日。小睡数分钟即出发，充员们及老兵们甚赞排长之坚决不馁，一口气由新化抵那拔林，歇都未歇一下，十三里一下子走完了。两日九十二里！

　　我一辈子也没快速走过这么远的路，要不是做了预备军官，哪能有如此磨练啊！

　　日记中，我记下的民间疾苦颇多，5月29日有一则如下：

　　一女孩（16）双亲亡，有债，老太婆卖之，索佣400，女卖20000，今早在变电所，围观人甚多。

　　我又记下民间言论不少，6月2日有记厕所文学者：

　　在仁武拟汇集厕所文学，未竟其功，只录出一则最佳者，出自五人手笔，步岳告我时，两人笑不可仰；又忆仁武厕所中曾有数则，志之于后，聊见一斑云尔：

　　1.人在军中心在家

　　家中留下一枝花

　　此二句流传甚广，曾数见不鲜。

　　2.当兵如牛马

　　当官如流水

　　此二句造诣颇不恶。

　　3.官长都是王八蛋

　　写这话到死都是不要脸，你没本领做官长就这样写。

　　此出自两人之手笔。

　　4.阿花啊！我真想你呀！

　　没出息！

　　此亦出自两人之手笔（阿花是弹子房中的女记分员），一为多情之士，一为有道之人，相得益彰。

　　析厕所文学，其成厥有数端：

　　（一）多成于冬天，天凉穿上衣，钢笔在焉，夏天穿背心，很少带钢笔。

　　（二）有一肚子鸟气，必泄之于臭门板而后快。

　　（三）必大便干燥，致“‘便’有余力，则以学文”。

　　（四）必伤风——鼻子不通，不怕臭，灵感不致为臭气所扰。

　　（五）必知识水准仅及于W. C.文学程度或稍过之。

　　（六）必有创作欲而又不得于凡夫，故作题壁之举以期藏之名山。

　　（七）必有予岂好辩或予不得已也的亚圣心怀。

　　（八）必为精神上善将人阿Q式“擦擦”者流。

　　7月6日我记周排长的故事：

　　加薪事公布，我净得316.5元。为阿兵哥们抄一份布之。瑞芝说：“这回又加了六‘炮’！”

　　“六‘炮’”是指打了六“炮”，就是加薪的钱正好可以够他到军中乐园玩六次。他的换算单位发人深省：军人生活简单，性交变成惟一的大事。至于我，我的军人时代全无性关系，全靠手淫自我解决。

　　做了陆军，又下了部队，下了野战部队，就不能闲着，整天折腾训练，殊少宁日。我属于“前瞻师”，是美援配备最好的部队，花样也最多，回看那时的日记，犹心有余“记”：

　　8月2日

　　一、阴雨中醒来，黑暗中集合，出营门大风雨，冒风雨行军甚速，过新化转双兴里，北过西势村、新竹村、大弯、妈祖庙，抵归仁时已中午，疲劳不堪，脚痛而落伍，躺在教室的讲台上，喝了一口周排长送来的酒。下午改坐四分之三炮车，雨中浑身里外皆湿，为了等部队，车边走边停，我感到很冷，用毛巾围在脖子上稍御寒，甚苦恼。傍晚抵阿莲，又看到我所喜欢的大岗山。今日我行三十八里，夜在阿莲教室外扭干衣服，阿兵让出水泥讲台给我睡，被也湿了，勉强架起蚊帐，天黑即眠。二三小时后，吴照把讲台一撞，头顶架蚊帐的抬七五炮大竹杠掉下来，打了头一记。

　　二、半夜醒来，一片漆黑，浑身酸痛，水门汀愈睡愈凉，张永亭臭脚伸过来，一夜蹬我好几次。

　　8月3日

　　……军复北进，次深坑村，途中卖菠萝者过，两行队伍一直望之。在深坑村集结，坐在竹上，把绑腿鞋袜穷晒一阵，看小女孩编草帽，其熟练程度甚惊人，我也编一阵，画虎矣。小女孩大花头发，极富表情、美丽，憨态十足，很少看到这样可爱的女孩子，而草帽一个只卖七角，实在可怜可怜，民间疾苦只有如此深入观察，方可得之。逗小女孩子及小男孩子们。

　　8月4日

　　一、晨睡起腰酸背痛。黑暗中行抵关庙北边，大骂高兴记一次，可算是当官以来第一次大吵，解散炮一班为其背三〇〇，晨雾中拂晓攻击，我身兼排附及六〇组长，过许县溪，菊生欲负我，我却之，毅然下水，水深及膝，连过三河，在烂泥中摔一跤，枪端撞我右下颚，痛不可言。在菠萝地中行进，刺腿之至。看四二射击及战车冲锋，攻下虎山（0.78）后东转直达埤子头，在埤子头警所中午饭，看阿兵们买菠萝实在很想吃，可是身上一文不名（仅余63元于前晚请客了），又以不愿身蹈军纪故也。阿兵送菠萝给我，我亦拒之。午饭后鞋袜尚未晒干，正边晒边读书之际，又复出发！转赴双兴里，途中小憩，吴信忠言其当兵十八年，今年已四十，日觉体力不支。在双兴里小憩，再晒鞋袜，未几又上车去新化农职接受命令。大便仍少，在校中洗头手，写日记，躺在水泥台上小眠，蚊子甚多，又苦牙病，颚痛。

　　二、夜间攻击一四〇，以守六〇炮，少走一些，穷坐一阵，左耳听三〇〇，右耳听五三六，由于孙起祥通讯错误，连长又第三次“找炮排”，今日误会尚小，解释清楚，晚私放高兴记及张源益归。

　　三、返那拔林途中甚艰苦，我虽已练习得相当能走路，可是仍累得很。12时抵家，喝甜稀饭一碗，无水，只好把没洗的旧裤来换湿衣裤，躺在床上大舒服，洗澡真奢侈也。

　　四、今日行至少两万一千米，中经山路及植物丛，许多路本属汽车“机动”，可是为与九三师比赛“谁的汽油省得多”，故用足下“机动”了。副团长说“如散步一般，很轻松”。——哈哈。

　　由此可见，“前瞻师”虽为美式配备，但为了打小算盘，又美个屁呀！

　　8月11日傍晚，部队又行动了：

　　天黑下雨，我轻装，只穿雨衣戴胶盔，急行于泥泞，转赴马路，在桥边被团长拉了一把，真混球！军行甚速，间跑步，唱了一段歌以解之。至小新营，东向走入土路中，小休息一会，又在泥中乱走，过仁德、明和、南洲，终抵山上，已累得不成样子，幸周忠明自动代拿雨衣及送水来，稍好。我浑身汗湿，拉出上衣，在冷风中吹吹，吹了一路，反倒凉快。自山上小休后，再行即渐不支，终落伍，独行山中，夜色甚美，但有一点恐惧，远村灯火，望之极美、极诱人。黑路摸索多时，宜其向往夜间之光明也。自山上“拖死狗”拖到丰德村，在变电所小休息，在新桥上小休息，阿兵哥叫问口令，拖到阵地（甲乙丙）时，人家已防御许久了，至少已半小时，仍一一撑旗杆视察，然后卧于雨衣上方，欲睡时，情况解除。归来洗浴后，已2时矣。夜行四十六里，我今日行约五十里。

　　躺在床上，这是多少个小时以来一直向往的、渴望的、不忍睡去，因为要好好享受一下这种难得的休息，现在两腿已非我所有，那是“死人”的，脚上的黑，洗也洗不下去。

　　军中的艰苦生涯更凝固了我的悍气与斗志，在9月9日早上，我写信给马戈、景新汉，特别指出未来的方向：

　　在这“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如果我们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伺机蠕动一番，说说我们想说的、做做我们想做的，捣一下小乱、冒一下小险，使老顽固们高一高血压，大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能耐”了！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岂配做“杀头生意”么？

　　因此我说，在环境的“极限”下，我们少做一分懦夫，我们就该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我们能高飞，我们希望飞得像只多谋的九头鸟；如果我们与覆巢同下，我们希望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我们在釜底，我们希望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本着这点可怜的持身观点，我忍不住骂你们两位不脱“乡愿”之气，你们在血气方刚之年就垂垂“稳健”起来了，就带着老成持重的口吻主张“多少融合一些”（老马）和“何必曰‘绝’”（老景）了！你们也居然浇我凉水、扯我后腿了！

　　路是那么长，我们随时会倒下，死就死了，又何必“正首丘”呢？青山多得很，到处都可埋我们这副不算重的骨头，在重归尘土的刹那，愿我们都能刻上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这种指向，证之我和好朋友们日后的殊途而不同归，可看出我蓄谋之早、独进之勇，都伏机在我军中受苦之时。我的肉体，虽奔波于日晒雨淋凡夫俗子，但我的精神却独与天地往来，神驰他方，没有人知道我这样肉体与精神交错的生活着，可是我显然日复一日这样生活着。几乎所有的预备军官都在鬼混、“数馒头”、数退伍的日子，可是我却这样充实的利用肉体训练的机会加工给我精神训练，我真的自豪呢！

　　在十六周的“师教练”以后，我又走回高雄县仁武乡。10月8日记：

　　2点50分起床，4时后戴月出发，未几即浑身是汗。过新化天始亮，午在阿莲郊外竹林下吃油饼。睡不着、热、蚊蚁三要命。

　　5时出发，抵冈山天黑，抵桥头时已累得不堪，昏倦欲眠，或唱或背诗或敲打鼓励阿兵哥们，最后挣扎抵楠梓，很饿很渴。菊生送蛋一枚，边际效用甚大。赴仁武途中月再出——再度见月，10时后抵达，本日行百余里。

　　10月24日起被派参加“三民主义讲习班”，听八股、考八股后，又被派去参加演讲比赛。11月3日，我写信给王尚义、马宏祥、陈彦增报告趣闻如下：

　　“三民主义讲习班”被抓公差，参加讲演比赛，本人先讽第一营营长不诚实（此人常打一预官朋友官腔，故乘机讽之），继说师长对“班训”解释之错误，然后军中乐园、打炮、女人大腿、anti论、高跟鞋等全部出笼，众大哄堂，我的营长笑得抬不起头，众大笑后继大骇异，盖彼等当兵以来从未见如此庄严场合竟有如此狂人也。事后中队长（即第一营营长）以“头发蓬乱，仪容不整，没礼貌”反击我，并嘱”勿放肆”。我演说时另一组回头听者有之；骂我神经病者亦有之；誉我者亦多，而我态度之自然，则任何与赛者所不能望项背也。此次最后一名当然又依步校旧例——仍旧由本人获得。

　　“历史人物评介”比赛又把我推出来，本拟讲武瞾或玉环，因为已受好几个笑脸警告，谓在那种神圣场合安可再及于女人？于是我被硬指定讲关公，在十三四分钟的演说里；在副师长瞪眼睛里；在四五百军官大笑欢呼嗟叹声里；在十几次掌声打断的情况里，我以严肃的脸孔；以台大历史系的金牌子；以嬉笑讽刺的口吻，轻而易举的拆穿了关老爷那张偶像的脸，顺便拆穿了花木兰、包龙图、郑成功等人的真面目，下台后副师长赶忙上去一再强调关公是民族英雄，忠肝义胆，阿兵哥们则人人以一种惊奇而忍俊不禁的鬼脸看我，一位预官说：“我们很久没听你讲演了，你又来了！”另一位说：“你的演说使三民主义讲习班光芒万丈！使预官班光芒万丈！”有的说：“你把关公根本否定了，在你嘴里，关公一个钱都不值了！”一位少校说：“李敖啊！你真有一套，你的历史背得真有一套！”有的叹我游戏人间；有的欲挽我长谈，与我为友，指导员说：“为了讨好听众，你的效果达到了；为了争取第一，你就失败了。我们内心佩服你，可是场合不同，所以你得了最末一名！”颇有人为我得倒数第一不平者，哀哉！

　　最有趣的，那位第一营营长——神经营长，在12月19日还跟我有一段后话：

　　在操场冷风中写此（日记），值团长及刘蕴富来，相谈甚久。团长言及钱穆及胡适皆为治史的，又杂谈家世及出路，神经营长笑握我手，左手又握上来，我也握过去，四手握在一起。他连说我们是三民主义讲习班同学，我说不敢当不敢当。后来他问我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看我好像有点神经病。我心里想：问这话的人心里就有神经病！他劝我入世后小心讲话。

　　11月18日，我又记录了军中的鸡奸问题：

　　连长夜归来，言跳伞事，并为我抄得屏东军中乐园的史料，甚感其意，其两肩伤痕甚多。聚谈中，副座言及连中鸡奸事件，想不到黄吴照班上只有两人幸免，真骇人听闻者也，充员多秘不敢报。我力主从速解决此类事，不可再姑息。副座以难于启口当面指责，只嘱充员于其逼进时赶紧来报告。

　　11月23日，我又有机会接近屏东三地门的高山族：

　　午后突来电话，立即撤往振兴，在日光与尘土的昏黄里，静默地过了这一程。在振兴沟中洗脚，沼中大便，未及晚饭忽有特殊情况，竟得驰赴三地门，路甚直，二又二分之一飞驰，群山在望，右面丛山下层成一形，甚直长，抵堤边后即人市区——所谓市区者，一条土街耳！见到很多高山族，一男人在买烟袋，我和他讲日本话，他笑了，他们多用日本语或部分高山土语交谈，很少会台语的。一店员说在这儿开店要会五种话，即国、日、台、客、高山。高山族女人多又穿裙又穿长黑裤（下开口），好包头，族民皆脏而窝囊，好喝酒、吸烟吃槟榔，男女皆如此，好友则相抱贴脸同饮一杯酒，女郎最惧伊兄，以前一破衣可易一鸡，彼多挑大担柴下山来，卖十元，烟酒槟榔一阵而后返，乐在其中，政府对彼有特殊待遇，念书者皆公费。

　　这一奇遇使我亲眼看到真正台湾人（高山族）不讲“台语”，原来闽南人的“台语”根本是假台湾话。

　　11月28日我写信给妈妈，请支援买个手表。

　　因我已一年四五个月没有表，极感不便与误事，决心下月（12月）买一支Titoni，是最低级的空中霸王表，不算好，但是还可用，约六百五至七百间，我想动用稿费、狐朋狗友的乐捐，及你的一部分美援买它下来，你愿意美援多少？不援不好意思。

　　谈到手表，我真好有一写。我在20岁以前从来没戴过手表，20岁生日后第二天，爸爸死了，火葬前他的手表留下来，由我戴上，后来遗失了，从此又没有表。我做预备军官排长，没表极不方便，可是一直没钱买，只好老是向别人问时间，这次由妈妈以下集资买表时，排长生涯已近尾声了。不过，在尾声日近时，我却有了一次离开台湾本岛的机会，十七师调往澎湖。我在澎湖共住了十天。到了2月1日，五十七师那边忽然传来提前退伍的消息，不久证实2月6日退伍。

　　有日记如下：

　　2月5日

　　……8时后参加排中欢宴，大吃小喝，敬酒送照片一类，排附即席亮出送我之钢笔。散席后我一一嘱别，德武、永亭等皆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与他们谈至夜深，收拾东西，忠明强送我“川资”，我强拒之，1时后始睡。

　　2月6日

4时三刻凤鸣叫醒我，永亭、德武及陶、郑班长皆来送行。车站候车时，菊生又持早饭来，排附也来，江涛又来送我装饰兔子一对，王宇送王八一对（外包以红纸，上写：“不可泄漏天机，至家后再拆！小心放置，不可挤压，王宇赠”字样），陈仪贤送珊瑚领带夹一支。早上空气在卡车中享受——那是一种脱羁的自由的空气。在码头领到退伍证，一纸文书，令人无限感慨……

　　退伍以后，施珂写诗送我，其中一首是：

　　小功一个又一个，还有一个也允诺，

幸有李敖小子在，预备军官增颜色。

　　我想施珂真说对了，我的确为预备军官增了颜色，自有预备军官以来，我想从来没有像我这样认真的从这一年半的军人生涯中汲取经验、留下记录，在磨练中加工、在困境中周旋，不消极、不退缩、不屈服、不鬼混，最后得其正果。国民党政府以预备军官制度牢笼人，可是我却能冲决网罗，趁势加强了我日后打击他们的本领与本钱！国民党号召做“革命军人”，最后冒出了李敖这种革他们命的军人，可真有趣极了。

　　在军中一年半时间，我心之所系，在Rosa身上。她是外文系的漂亮女生，我单恋而已。我在军中，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给她，她回信说：“你的文笔是美的，颇动人的，读了你这篇抒情散文，我甚佩服你的想象力及羡慕你的灵感。既然写作是你的癖好，替我写一篇散文如何？作何用？恕不奉告，让我提议一个你很感兴趣的题目——红玫瑰。我相信你定能写出令人废寝忘餐之杰作来。”我为她写了，她用“黎思”笔名，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了。Rosa一直是我军人时代“性幻想”主要对象，当我收到她信的时候，一连高兴了好几个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委蜕纪

——委蜕大难，最近高楼，虽被三振，不肯暴投。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后抵高雄；十一天后，我在台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所在。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计程车回来，那是我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惊害怕，连喊：“下车！下车！”——人穷之时，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也。在“四席小屋”四个月后，6月15日，我改租“碧潭山楼”，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徜徉其中，颇得山水之乐。满清遗老写诗说“委蜕大难求净土”，此之谓也。8月18日我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时候，发生了陈骥、吴章铨陈情事件。陈骥、吴章铨是高班的研究生，他们不识相，向校方提出陈情，替历史系提出兴革意见。台大校长钱思亮、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一怒之下，把陈吴二位记过，二人大呼负负，我戏呼这是“台大的陈胜吴广起义”。我后来跟朋友说：“你们看到我怎样对付台湾大学了吗？我写文章公然攻击台湾大学，可是钱思亮、沈刚伯不敢动我一根毫毛！他们就是不敢对我这特大号的研究生有任何惩处，他们是专捡软柿子捏的，他们就是不敢惹我！陈骥、吴章铨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费了、弄错了——他们想用陈情的方法去跟国民党打交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这个研究所，最后我没有念完，就自动休学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并未中止，全部内情，有一封我给钱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长：

　　五十二年夏天长谈之后，迄未晤面；冬天我为文论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无形中已与母校疏远。我是五十二年3月19号自动在历史系研究所休学的，第二年春天，本应复学，可是我不高兴再来办手续，就这样的，我离开了台大。

　　离开台大后，外面传说我是因为骂学校而被开除的，我每听到这类说法，就立刻加以解释，我不但说我是“因为学校腐化，不高兴再念，而自动休学”，并且还指出：“钱思亮、沈刚伯诸君还没有那样坏或有那样胆量——敢开除李敖。他们曾警告两个私下里写信建议的学生，却不敢碰一下我这个公开写文章攻击他们的学生——这就是他们的公平和胆量！”

　　我对母校腐化情况的攻击，我知道惹得你们极不痛快。你在黄季陆部长面前大骂我的话，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总该知道，我不是没有保留的人。我的一篇《台湾大学的“新十诫”及其他》被我直压到今天，才肯公布。光此一事，就可证明我不是不为你们留点余地的，你们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也！

　　提到你们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我倒要正式问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为写文章论列胡秋原“闽变”叛国事，被他诬告到官厅，缠讼四年，还没了结。我写这篇辨正史实的文章，用了不少心，也参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参考台大藏的，如“闽变”期间民国二十二年12月11日的《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当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到我材料的来源，我完全根据实在情况说明，坦然陈述，自无疑义。谁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项证据，他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我明明看过并且至今还有“图片证据”（图片上有钤记是台大藏书）来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我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抄出了台大的这封回信，全文如下：

　　台湾大学 52校图1314

　　敬复者：3月21日

　　大函敬悉承

　　询各节经交本校图书馆查报敬复如次：

　　（1）本校历史学系研究室存有该年份东方杂志，中国文学系研究室存有国闻周报，惟其中无来示所开年月份之部分，至该年份《大公报》，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图书，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有关学系师生可就室阅览。因人数众多，如非借出室外，自无登记记录可查。所询研究生李敖于五十一年9月内有无借阅各该书刊一节，经图书馆查阅借出登记簿内，该月无此记录（五十年12月9日该生曾借民国二十四年份《国闻周报》12-24期之合订本，与来示所开年份不同，该年份国闻周报，本校并未存有，已如前述）。

　　国立台湾大学 启 五十二年4月5日

　　看了这封所谓“敬复”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确公然的在帮助“校外人士”打击自己学生——的确明目张胆的做了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当然了，这封伪证信是经过校长授意才发出的，所以它的失态，不单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失态，也是我们当今“太学祭酒”的失态。校长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个国立大学，有什么必要，要“敬复”外面人的这一封信？来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署，国立大学又有什么权力，什么法理依据，要向来信人“敬复”一个被他在法院诬攀的自己学生的在校状况？退一步说，你们发贱，“敬复”也可以，但怎么可以“敬复”得以伪证陷害自己学生？你们到底有心肝没有？

　　校长先生，你托你是胡适干女婿的福，跻身为今日台湾社会贤达、学术自由的象征。你到底为维护学术自由和自由学人做了多少事，挺身为这些人事“抗”了多少？你心里有数，我们心里也有数。要你这种软骨病的人来“抗”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奢求；但我认为你既不敢“抗”什么，至少不该一反其道，反倒助纣为虐的“陷害”什么。可叹的是，你毕竟畏于权势，居然一再协同“陷害”了。——我为你可惜，我为你可耻。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来不想劳动你，所以一直没请法院传你作证。现在关于胡秋原叛国资料的来源问题，因胡秋原仍利用台湾大学的伪证信来打击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请法院开始传你，希望你先读读《刑法》中伪证该当何罪的条文，再来答话。你若想在出庭前参观我的“图片证据”，以便有所准备，我也欢迎，但请不必摆架子，一定要你亲自来，才给你看。

　　1966年，被胡秋原诬告后第五年的开始之日

　　李敖在台北 敬祝

　　思亮校长早早退休！

　　收信后，钱思亮缩头乌龟了，不回信也不去法院，当然我也莫奈他何，但我的本领却可拿出证据，让他遗臭万年。钱思亮如此卑鄙，帮助胡秋原陷害我，起因是我发难揭发台大黑暗所致，在我发难以前，他对我这台大名学生倒是一再示好的。在历史系毕业谢师宴上，他特别招手请我过去跟他聊天；1963年夏天，他还特别与我做了一次长谈，长谈中他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胡先生（胡适）死后，留下一些遗稿，其中有一封写给你的信，可惜没写完，所以你直到今天还看不到。信中有一段是胡先生否认你在《播种者胡适》文章中提到的六万美金的事，你说政府送他六万美金宣传费，胡先生退回了。你写出胡先生这种高风亮节，对胡先生是好的。可是胡先生否认对他好的这件事，更可看出他人格的伟大。”那次谈话以后，我们便没再见面了。

　　我在“碧潭山楼”的时候，曾有一封惹来大祸的长信给胡适。这封长信起源于胡适看我太穷，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蛮值钱）。我很感动，乃写了这封信。事缘1952年10月2日，胡适到台中来讲演，那时我在台中一中，头天在火车站递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特别跷课去听，回来被训导主任谭卓民警告，我在周记里特别抗议，表示不服。念台大后，到胡适死前，我跟他偶有往还。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后，我觉得受之有愧，决定1962年3月12日以前还他。到了2月，钱一直没着落，我心里很急，不料2月24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释重负”，我想起《胡适留学日记》中“借一千还十万”的故事，我后来虽没还他十万，但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等，倒是尽了“还十万”式的努力。收到胡适的一千元当时，我的长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后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PTT，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后，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后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后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后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后一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后从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后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后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后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教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20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么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份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姐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椝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1935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姐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她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么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以后，严侨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68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须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哪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父什么“象”呢？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了一次账。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17岁，对你免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2月27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词》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太糟太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么不写点别的？为什么专门写关于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唯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作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3月12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狷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敖 五十年10月10日夜深

　　这是一封动人的信（内容关于爸爸做地下工作那一部分，胡适死后，地下工作的主持人吴焕章先生予以澄清，证明我怀疑的并不正确），胡适看了这封信，拿给一些人看，当他拿给叶明勋、华严看的时候，得知严侨之死，只是误传，他赶忙写信通知了我；不过，当他拿给徐高阮看的时候，却被这共产党变节者、国民党卧底特务、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扣住不还。这时胡适突然死了，信落在徐高阮手中，变成了李敖“知匪不报”并且“预谋投匪”的铁证，最后，徐高阮联合了胡秋原，把这封信发表在胡秋原办的杂志上，并检送原信，告到警备总部。从法律观点看，本案李敖“知匪”之时年仅十多岁，期间已过十多年，时效自然早经消灭。警总承办此案的魏宜智上校当然清楚这些法律，但要整人，也不愁非法办法可循。魏宜智他们显然权衡得失，放了我一马。三十一年后，我在复兴南路上碰到退休的魏宜智，驻足小聊，往事如昨。经过三十一年的岁月，邪恶的徐高阮早已地狱单行，而发表这封信的胡秋原也换来横祸双至：不但以诽谤被我告，要赔我钱，并且我以假扣押方法，还在他“府上”贴了封条！最反讽的，是当年把自己戴过的红帽朝别人头上掼、举发李敖是“匪谍”的胡秋原自己，居然跑到“匪区”去了，并公然主张联“匪”统一，今天且是所谓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人世角色转变，滑稽如此，真不知胡主席何以自解也！天下竟有一边叫抓“匪谍”一边喊联“匪”的，这是哪国的“一介老儒”啊？雷震日记中透露胡秋原此人“反反复复”，雷震大概不知道“反反复复”的实际记录，计开：胡秋原做共产党（含共青团），前后二进二出；做国民党，前后三进三出，自国民党、共产党成立后，谁有他这样“反反复复”的记录啊？最可耻的是，以这样又红又蓝忽红忽蓝的人，居然还举发别人是“匪谍”呢，胡秋原发表我这封信后，写读后感说：“照我的判断，此信是一种匪谍对胡适先生施用‘统战’手段的信。”这是公然举发我是“匪谍”了。我很高兴胡秋原在三十一年前就有这种先知式的举发，这位做过共产党特别党员出身再转为国民党大员的“匪情专家”对我如此恩宠，一朝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时，我自当以他赐给我的“匪谍”证明前往归队呢！我给胡适的这封信，最后竟惹来这样荒腔走板的大祸，自非胡适始料所及。

　　1962年1月，胡适死前不久，对我有所评论，评论之言，都收在他的秘书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胡适说李敖“喜欢借题发挥”，说“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他能够看出来我写文章的“喜欢借题发挥”，是他的高明处，但他把“喜欢借题发挥”看成一种大忌，却是他的大错特错。胡适在193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辩护他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曾说考证《红楼梦》只是“消极”的目的，他别有“积极”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说考证来“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教人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考证《红楼梦》是本题，是“消极”的；考证以外“借题发挥”的题外有题，才是“积极”的。胡适的毛病在他做这种双轨作业时，在本题上陷入走火入魔、积重难返，因此虽未舍本，却舍了更“积极”的本，最后“功夫”总在“雕花手艺”上，“缠小脚”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题发挥”的真义了，真是悲哉！至于我自己，我绝对不会发生他这种错误，我在写作上，大体都能坚守经世致用的检定标准，我总是用大学问“大手笔上显功夫”（本题），紧接着就是画中有话（借题发挥），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泼墨，而在使敌人全军尽墨。最后的转折，就是借题发挥，淋漓尽致而后已，苏东坡讲作文要行云流水，我的行流最后，竟是怒潮飞瀑、一泻千里。惜此种深意，胡公不知也。

　　胡适是我在北平念小学、念初一就久闻大名的学者，在台中一中时，从陈正澄那里借到《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到《胡适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使我对他大为佩服，但绝没想到，在他生前死后，竟跟我有那么多的奇缘与横祸！事实上，奇缘后来还在衍生呢！他给我写的字，为了义助慰安妇，我拿出拍卖了一百万，由台大医师陈耀昌义买了；他送给我并题字的华严《智慧的灯》，我点名叶明勋、华严夫妇以一百万义买了（他们夫妇出了一百万后，又把该书捐给胡适纪念馆了）。这种奇缘还没停止，到了1998年更妙了，我在历史系同班者同学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兼领胡适纪念馆，我跟他说：“过去胡适纪念馆一直被垄断，胡适留下的稿件我们都不能完整看到，钱思亮当年说胡适有一封给我的信的残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应了，他嘱咐在纪念馆工作的朋友们找找看，回报说找不到。可是过了几天，英惠突寄来一信，打开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四页，第四页写了一行，就停笔了。英惠告诉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书的时候，忽然在书与书架间的空隙处找到尘封多年的几张纸，打开一看，原来就是这封信。信的第一页左上角有钱思亮的亲笔（钱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陶英惠做过秘书处主任，所以认识他的笔迹），上面写道：“这是一信（封）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和做事认真最好的一个证明。”既然上有钱思亮亲笔，可证放在那么隐秘所在，绝非胡适生前所为，那么这又是谁干的事呢？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放在胡适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点“阴谋论”的缘故，有人阴谋之后，忘了或不便弄出纪念馆，所以就尘封了。这一尘封，一下子就是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间，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由少而老，人世沧桑、玄黄乍变，也都不可思议。但最不可思议的，倒是这四张信纸，它历经三十六年，终于给我看到了。写信人是这样下笔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人称赞你作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

　　别的小小“不够正确”的例子，如你引的《旧梦》，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又此诗应分两节写，前后两节各四行。又此诗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见于字典的字；又有“non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确？

　　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的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我的《播种者胡适》是1962年1月1日发表的，胡适信中说“这一个月以来”，自是二月间写的信，他死在2月24日，可见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72岁。这封信，写得又认真、又婉转、又诚恳，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过他不知道我写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别人的书里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资讯有问题，我也跟着“不够正确”了。像退回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我根据的是1942年的Curreltt Biographt、Vol.LXXIX 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像到监狱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载……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适本人亲笔否认，自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更正为准，以免“不够正确”。不过，胡适年纪大了，有时他的记忆力可能出了点问题，例如“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话，他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事实上，这是在1936年12月14日他写给苏雪林信中引用的话，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又如《旧梦》那首诗，他说我引用“小小‘不够正确’”，他说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据，是初发表时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号（1928年8月上海出版）上并收入胡不归《胡适之传》里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飞檐一角”，明明是“（声苦）无人懂”，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可见胡适纵为当事人，“不够正确”，也未能免。……陶英惠来信举胡适写给杨联升的信，自道记忆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谁都避免不了了。

　　胡适死前头一天，他还“下条子”，请他的秘书胡颂平把他写的《康奈尔传》送给我，他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唯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十一年写道：“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六十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当然克林顿他们犯了“不够正确”的毛病；在演讲中，克林顿说这话是五十多年前胡适说的，事实上是六十八年之误，事后国民党伪外交部长胡志强把这话写成横幅送给洋大人，却把“奴才”错写成“奴隶”，“不够正确”得荒腔走板了）。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1990年12月，胡适百年诞辰，《民生报》的徐开尘要我写一篇纪念短文，我写了《胡适百年孤寂》交给她，全文如下：

　　《读书周刊》要我写一千字谈谈胡适的文字，以纪念胡适百岁诞辰。我想今天赶时髦谈胡适的人虽多，但是真正与他有渊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1935年，胡适大我四十四岁，跟小他四十四岁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唯一的一个。自我以下，不但赶不上和他有渊源有交往，甚至连见过他的人也不多了。——他毕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离我们太远了。

　　我初见胡适在1952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七年后，1959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台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1961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并写给我说：“……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一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陷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对他们两位的综合看法，1986年10月号香港PLAYBOY中文版由黎则奋访问我时，有这样几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适和殷海光的影响，究竟影响在哪方面，是否对自由主义的坚持？

　　李敖：他们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则，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胡适则愈来愈退步，做了官之后，他应酬太多，连学问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么，如果你要为年轻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会推荐何人？

　　李敖：不会，一个也不会。

　　PLAYBOY：真的没有人值得你佩服吗？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镜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后一代超过他们，龚定盦说“别有狂言谢时望”，我想，我这最后的狂言，就是我对他们最大的敬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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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我在1961年8月18日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苦于生计，由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之介，进了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元，帮忙找开国文献，但不撰写什么。罗家伦是五四风云人物，跟我长谈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传他“一身猪熊狗”，见之果然，长得真是又怪又丑，更糟的是他的声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也没当年五四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奸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成，最后把我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员张其昀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表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事息于未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时，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会后，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费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坪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从26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220元付房租做房客，到30岁时迁入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四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余六万元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钊买到，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两、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的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务，立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土蛋当年没今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园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天我在京兆尹吃饭，“霖园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幔，上写“金玉满堂”四字，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古书的。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满清政府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噱也。

　　1961年6月1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月，同年11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1965年11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11月29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12月4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孟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12月3日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旧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身之祸是那年12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1966年1月1日出版，可是12月15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8706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25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一段67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27日，由市长高玉树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下敢捋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穑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35街5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小人之叛，毫无法子。1981年，许荣淑《深耕》杂志第八期刊出谢然之在美不归的事。谢然之居然老脸皮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美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鄙人因病滞外，纯系健康问题”云云。《深耕》主编林世煜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信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谢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同年11月7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缘1962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4月起，在《世界评论》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8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9月1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10月1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10月9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坦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27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老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们包围了我，力劝我和，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1963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1963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1974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到了1974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国民党的法院配合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我、审我后，才开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声、吴纯、高廷彬，他们把国民党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萧孟能了。1974年5月4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押房里，收到这一判决，真又好气又好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十三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去、有人世的巨变和浮生的苍凉，但我一直坚定，毫不动摇。我觉得我是大丈夫，我为光明争取言论自由而面对黑暗法律审判，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有趣的是，这一场官司引发了我的“好讼”性格，自此进出法院，前后长达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终在他案上被我打败，因为解严后、有些法官终能有点自主了、不看风色了，所以偶有胜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赔了我35万元，我分了一半给我的律师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为花儿子的钱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钱，才更痛快呢。

　　1963年9月25日，对我是一件大日子，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我的风格与“一些浅人们”眼中的李敖风格，便从此确定，“游戏文章”与“专爱骂人”之溢便跟了我一辈子了，我也乐观此溢，老子就这样写了、这样骂了，又怎样？《传统下的独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后被国民党伪政府查禁，禁后各种盗版蜂起，前后一二十年，愈禁愈流传，自非国民党伪政府始料所及，这书刚出版时，在中国广播公司主持节目的中国小姐刘秀嫚，特别约我做一次访问，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录音间。刘秀嫚长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洵属一流。在录音间时她的铅笔掉在地上了，我弯腰为她去捡，顺便亲近了她的小腿。虽然接近是短暂的，但是印象是永恒的，她的小腿修长而白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这时报上盛传刘秀嫚、李敖恋爱的事，1964年10月3日《中华日报》上且有记者洪敬思的一篇《从绚丽归平淡——刘秀嫚弃虚荣》的报导，就“传说她跟李敖在闹恋爱”一点上，有段话说：“7月初在选举第四届中国小姐会场，我问她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经将来发展来证明了。”事实上，这是“报派情人”。到了第二年2月25日，《中华日报》登记者刘一成的专访，刘秀嫚这回否认了，理由是“李敖没有追求过她”，这是真的。——我生平追过不少漂亮女人，却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过去，幸或不幸，刘秀嫚是其中之一。

　　在文星时代，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我早在台大时，马宏祥就对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绔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后多年，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然姐姐）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她同时有信给王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最有意义的是：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而复始的句点。

　　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阳具，对另一女做势，随着两女易位，做势者人亦做势之，忽前忽后，令人眼花缭乱。我做个鬼脸，对张继高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继高大笑。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

　　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他从香港写信给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泻千里，尽见浑水。”他回台后不但相见，且做了邻居，常常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到我家神聊。后来文星垮了，他趋向国民党高层，早无往还了。多年后我出狱，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请吃饭，我含糊过去，自此不复相见。萧孟能诬告我时，蒋芸在香港急电张继高，挽他出面调停，但他滑头闪躲，以致坐看萧孟能一误再误。后来他跟国民党高层日近，我看不惯，乃揭发他冒充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丑闻。我揭发后，他襟若寒蝉，直到死去。死后他的夫人张瑞芝被他的情妇翟瑞沥欺负，求援于我，我请龙云翔律师有以协助。张继高讲风度、讲谈吐，实为一高级骗子，但他只能骗严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兰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文星时代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元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这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他是学艺术的，在台湾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电影，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旧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介石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垂怜（事实上，过去周佛海的太太，就曾受周恩来点化，而交出这类手中的信件过，以换取周佛海一命）。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吴申叔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么公道！”可见蒋家父子的凉薄，非局内人不知也！我初识申叔，是1964年1月14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1966年4月9日，他约我在他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学生）、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逐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幻，益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的离开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到今日犹为能文之士，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舲转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十一岁，我在文星时候，他透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邨，母亲是左宗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开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人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1966年9月4日，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我见了一面，从清早5点50分谈到7点半。谈话后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最后说：“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要……”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的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毛大王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的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时，本人即闭口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二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采。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不肯提法”，试看国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彩色百科全书》中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李敖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中没李敖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呢！尤其后者，值得细表：1990年6月9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限定录影范围，只谈风花雪月，我趁机带去这部书。我一面拿着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伪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影，6月12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这部书是1984年6月出版的，发行人是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703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703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矣！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本会基于对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划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703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与，实乃真知我者焉！至于1998年时，头脑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天下》杂志开列影响台湾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则是封锁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视而不见，就是这票人的“远见”了。

　　在文星的读者中，有一位请我吃饭，他是我台大同学王裕珩的父亲王崇五。他曾在俄国留学，是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国民党大员，就拉他跟国民党合作，免了他的死刑，还做到济南市长。到台湾以后，他担任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还有吴俊才。卜道明死后，吴俊才当上主任，他就退休了。他请我吃饭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给共产党办过《红旗》，他知道什么是好文章，并且知道怎么样办宣传。他这辈子所看过的文章里，能有鲁迅的讽刺、胡适的清晰、陈独秀的冲力，惟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在的战斗是群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人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默默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这种伏尔泰（voltaire）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1963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沦陷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的，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德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1989年4月19日，报上登出所谓：“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瞿海源，大都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兼媚“民进”、“台独”者亦有之。这些货色的知识分子，如今单独作秀，意犹未足；又成群结队，以“澄清天下”为招徕，组织“澄社”。事实上，这些货色又安足以语“澄清天下”？《后汉书》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蕃，“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种知识分子，他们为人间正义，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这些货色呢，却什么牺牲全避之唯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于后，口口声声说“知识分子不可做政治帮闲”（“澄社”社长杨国枢语）。事实上，他们是最大的政治帮闲！他们口口声声超然于“党政职务”之外，但是他们自己，又几个不是国民党？而他们在发布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请党政双修的国民党大老、总统府国策顾问伪君子陶百川为“名誉社员”。这些货色的势利与格调，岂不立刻呈现得一清二楚么？他们唐突古人陈蕃、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为依傍，以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自期。殊不知“费边社”的人物，论才、论学、论品、论胆识、论抱负，都非这些货色所能攀附，这些货色费了半天劲，其实全搭不上边。结论是，“澄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为彼辈所澄，倒霉极了。“澄社”如此，其他什么社、什么团体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于1998年，活了九十多岁，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谈，想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嘴脸，愈发好笑。

　　1964年5月14日，居浩然写来一信，说：“至友吴锡泽君仰慕大名，亟愿识荆，不知能否赐彼电话23163约时一晤……”吴锡泽曾任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我想他找我一定有某种公干，就跟他约见了。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陈诚想见见我，托他先做安排。我和他约好在5月22日去陈诚家。可是5月21日晚上，我接到五次电话；22日早上，又接到两次。全部电话，不是副总统官邸打来的，就是吴锡泽打来的，一再敲定见面时间。到了22日10点10分，见到陈诚，吴锡泽首先解释为什么晚了十分钟，我心里想，他们的官儿，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见面后，陈诚请我坐在大客厅的长沙发上，他坐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此公此时面目清癯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旧西装，左袖有四个扣子、右袖只剩三个。黑裤黑袜，衣着非常寒酸，跟他豪华的大客厅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释他不喜欢住这么气派的房子，并非矫情，可是总统下令盖了这房子，他只好从命。陈诚敬我烟后，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里想，此公的胃已一开刀再开刀，居然还喝这种东西！陈诚说他读了我写的《胡适评传》，非常佩服。接着谈胡适家世。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在北平蒋梦麟请客的席上，认识胡适的。胡适曾详询他江西“剿匪”的事，从此结为好友。他说他极佩服胡适，胡适绝不在背后说人话，对他知无不言。他收藏有不少资料，可是有一船资料出事沉了。胡适每次见他都劝他写回忆录。他说“适之先生思想和三民主义相去不远”。由胡适谈到蒋梦麟的婚事。他告诉蒋梦麟，如果与徐贤乐结婚，他们夫妇将不再去蒋家。胡适劝阻结婚的信，也有副本给他。可是大家无论怎么劝，蒋梦麟都不听。后来结婚结出了麻烦，蒋梦麟有信给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陈诚怕我写出来，特别说：“此事不能写啊！”陈诚又谈到他发迹。他当十七师副师长，被带去看兵，建议颇得曹师长赏识。武汉事，蒋介石以陈诚威望不够，本拟使何应钦、白崇禧兼，后来才勉强全给了他。又谈到裁军的故事，说陈调元说今天的兵好像叫化子拿棒子，没有棒子，狗就要咬他了。吴稚老说出门总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门。他说他去过我的家乡吉林，知道我只有28岁，他问我生年，我说我就是你同蒋梦麟、胡适吃饭那年生的。他大笑，说：“那时你还没生呢！”他问到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三十而立’才好。”又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66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途远大。”我说：“我在部队里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写，内文是：‘我们像什么？我们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你陈辞公26岁2月间还是中尉，可是9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后30岁就当少将师长了。如今一个青年军官，想从中尉升到少将，别说四年，十四年也没机会啊！”陈诚听了，为之默然。他说他跟肯尼迪总统谈话，事先美国朋友提供他两点谈话基础。其中之一是基于美国利益来谈。他自己又加上两点：第一，“不要什么东西。”第二，“不谈理论，理论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只谈个人经验，谈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经验。”他说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他谈，他很听得进。”他问到我的意见，我说：一、军队苦闷，训练不彻底。二、内阁年龄太大，青年人出不了头。谈话谈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我告辞了。陈诚一再说谈的事太小了，是否耽误了李先生写文章的时间。他劝我多做研究，说李先生前途远大。他送我出门，我上车，车开了，他还在招手。他给我一种不久人世的感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仿佛要对一个年轻人说些心头话，他找到了我。整个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我想，这是一种动人的觉悟。可是，已经时不他与了。谈话后九个月，陈诚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后，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到我家来看我，我们做了朋友。陈履安前后来了七次，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一次谈到他父亲死前种种，他说：“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我真想象不到那种疼痛是怎么忍受过去的。”我说：“你父亲死得像个军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军人本色啊。”

　　陈诚约我聊天后四个多月，当时蒋经国系大员李焕请我吃饭。时间在1964年10月3日中午，地点在台北新台北饭店。先由调查局的杨雪峰接我，吃饭时，杨雪峰也一直在场作陪。据我侧面了解，这次吃饭，原因和安排蒋经国要见我有关。那时李焕是在朝的炙手可热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侧目的人物，蒋经国拉拢人才，自在意中。不过蒋经国和李焕的大脑中，是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对国民党不合作主义，使聪明的李焕立刻觉察出来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蒋经国见面。李焕请我吃饭的另一原因，是想了解一下我与台独的关系。在吃饭前十三天，正好发生了彭明敏案。据彭明敏《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回忆：“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的惟一的‘牵连’。”正因为特务人员怀疑宣言是我代笔的，所以李焕请吃饭时，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听说这份宣言文章写得极好，是经过你李先生指点或润饰过的？”我笑了起来，我说：“若是我写的或经我润饰过的，一定更好！”李焕听了，哈哈一笑，就不再问下去了。那次饭局，大家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焕谈他亲历的西北人民的苦况。李焕说他在西北行军，见到西北农民硬是全家穿一条裤子，裤子挂在门口，谁出门谁穿。听了以后，我真的不得不相信唐诗《石壕吏》中“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的描述，并且感慨于千百年来，中国的贫穷，竟如此“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李焕又谈到西北人民与糖的关系。搞到钱来买糖，只能买到一小包。而此种小包，不是吃的，而是给病人来开胃的。又谈到西北人民对熊的迷信，尽管熊群有害农作物，西北人民仍迷信，视之为天神等物，跪求驻军不可杀它们。饭局终了后，李焕送我出门，临别他紧紧握手，诚恳的说：“我会到府上去拜访你。”我姑妄听之。因为我不相信国民党政客的话，后来他果然言而无信。多年后，我在一条龙饺子馆碰到文化局长王洪钧，他也紧紧握手，诚恳的说要到我家来拜访，我想到李焕那一幕，几乎笑起来，王洪钧是等而下之的国民党政客，其言更不可信。后来我碰到尤清，也表演这一套了，可见什么国民党、什么民进党，都是一样的。近年以来，李焕住我家附近，和我和卢修一受同一位管区警察的照顾。1986年一天晚上，我和小屯在附近一家小店买东西，在门口碰到李焕，他主动向我打招呼，伸手来握，二十多年不见，此公的记忆力实在惊人。他说他很久没看到我写文章了，其实那时我天天著书立说，只是国民党大员不读书耳！几个月后，小屯晚上从外面吃面回来，她那天穿的是短裤，她说一路上发现有位男士盯着她大腿看，后来才想起，那就是李焕啊！我听了一笑，说：“国民党大员也有他们真情毕露的一面啊！孔夫子活着，都要好色胜过好德呢，何况李焕！”有趣的是，李焕家浴室窗外正对着的，就是卢修一家的后窗。有一次，可爱的女人李庆安笑着告诉我：“卢修一可能偷看我爸爸洗澡。”过了几天，我碰到卢修一，笑问可有此事，不料他郑重其事否认，并指责李焕洗澡时窗户不关好云云，我看他那样认真，为之大笑。后来我讲这一趣事给李庆华听，庆华说：“有一个笑话说：一对夫妻，太太很丑，一次搬了新家，新家浴室窗帘还没装好，太太不肯洗澡，怕别人偷看她。丈夫说：你长得那副样子，谁要偷看你！放心好了。”我问：“你这笑话是挖苦你爸爸？”庆华笑着否认，说：“我怎敢挖苦他？我只是说个笑话。”1998年蒋经国死了十年，李焕出书大表追念，马屁尽出，我大为不满，在《李敖笑傲江湖》电视节目中一连骂了他好多天。朋友奇怪，说李庆安帮你儿子入学，你欠她情；李庆华又是你的好朋友，你骂起人家老子来，竟一点都不口软。我说这就是李敖啊！别只看我骂李焕吧，我也为他洗过冤，当尤清捏造历史，说他在满洲国做过办报的汉奸时，我就公开指出这是造谣，我是讲求真相的人，即使对敌人，我们也不可造谣啊。

　　在文星时，国民党大员我还领教过蒋梦麟，他是爸爸在北京大学时的代校长，在台湾主持农复会，他为了写“西潮”以外自传的事，约我到农复会，谈了许久。他本想找我帮忙，可是他一直不谈报酬，也许他的意思是先帮了再议，可是我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做完了再拿钱，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了。国民党大员还有王德溥，他通过郭鑫生，与我吃了一顿饭。他自道做内政部长时反对“户警合一”事，甚令人感佩。我讲话亦颇直杵，颇攻击和他有关的“中医”、“奉命不上诉”及“出版法”等事。他含糊过去，转说他颇为东北出我这种人才而爱惜云。此公在大陆时亦杀手也，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化名周彬，在新疆给盛世才做民政厅长。盛世才后来自己不干共产党了，下毛泽民于狱。在倒向国民党时，国民党派王德溥查案，盛世才秘不交出，显然预留余地，以为反复无常的筹码。后来王德溥坚持由他亲审，毛泽民遂难逃一死，在1943年9月，被盛世才枪决。据王德溥《政海游踪》一书中回忆，当时他“就前楼五开间大厅上，布置成极为庄严神圣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共党用的残酷刑具罗列满庭，武装战士列队助威。……首先传呼久患喘病的毛泽民，严词审讯，一言不实，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时，该四人均先后招认不讳。……乃依法判处死刑”。于是毛家又添新鬼矣。王德溥此举，可看出当年国民党共产党杀来杀去的凶残。

　　1963年，王尚勤跟我的同居关系渐近尾声，尚勤表示，如果不能结婚，她想到美国留学去。我表示，我在台湾凶多吉少，难免牢狱之灾，我的处境是不适合结婚的。尚勤通情达理，她明白我的真义，决定放洋。不料到了美国不久，却发现和我在一起时不小心有了身孕，她慌张打长途电话来，我问她能不能设法“拿”掉，她说在美国有困难，最后决定就生在美国，就这样的，1964年女儿李文在纽约出生，出生纸上填的父亲名字是李敖。两年后，尚勤把李文送回台湾，希望留在她父母那里，以一年为期，她结婚后再把李文接到美国，后来她结婚了，我认为李文跟她，会给她不方便，决定由我接回。这时已过一年的约定，显然女儿的外公外婆喜欢外孙女，不肯放人了，于是我施用巧计，约外婆带李文看电影，电影散场时，在人丛中我和女儿有计划消失，由我弟弟一面通知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里了”，一面照料外婆安全返家。当晚李文外公王光临等报警来抢李文，当警察查明原来小孩是到她爸爸家的时候，爸爸跟女儿的血亲自然比外公外婆近得多，警察也管不了了。后来王光临气得在电话中大骂我：“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河南土话中党字发平声而不发仄声，听来每逢党字出口，都是男高音，闻之尤觉恐怖。因为他老先生是河南省专员出身，他在家乡，官拜少将，为了革命，生杀予夺，不在话下。为了革命的需要，连他的小舅子都被当成共产党杀掉，其凶残性格、其大义灭亲气派，由此可见。逃到台湾后，王少将落魄，下放做台北县南港成德国小校长，大才小用矣！这次为了接我女儿回来，与他发生冲突，他以“共产党”作认定眼中钉标准，就是这样从宽录取的。他在台湾，如果有河南专员万分之一的权力，我早就被当成共产党杀了。多年以后，国民党伪政府开放探亲了，大陆共产党党中央也宣布不咎既往了，有人问他何不回去看看？他摇头说：“共产党饶我，可是被杀的人的家里，若有人出来，给我难看，这张老脸怎么兜得住？”最后，他以八十之年，老死台湾。盖棺论定，此公不失为正直之人，只是头脑跟不上他的正直而已。

　　我在文星时代，所做的，一如《纽约时报》说李敖的，是一个“火首”（fire-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烧得老K哇哇叫，我也被关在八卦炉里，变成火眼金睛，“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王崇五的话，三十三年后仍在我耳边响起，知人论世，这真是我最好的总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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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纪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在文星时代，我大力提倡的是“全盘西化”。并指出文化的移植是全盘的、是不能选择的。我的基本立论是：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今天中国人的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这种一厢情愿，多少年来，一直是一种动人心弦的美妙理论。这种美妙理论，听来固然令人快慰，但在实践上，却无可行性。因为文化移植，从来不是随你高兴的，你无法“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也无法“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哥伦布航海，使欧洲人得到了美洲，但是美洲的梅毒，却也传染到欧洲，就好像今天非洲的艾滋病传染到世界各洲一样。西方语云：“文明即梅毒”（Civilization is svphilization.），文化移植真相就是如此。不明学理，只知一厢情愿者，无知之徒而已！

　　我再举一个真正“全盘”的有趣例子：齐如山在《国剧漫谈二集》里讲了一段最有趣又最含义深长的往事。他说他当年带着中国工人出洋，这些北方人，除了北京以外，没人能坐着大便的，要大便，都得蹲着拉，蹲着拉屎叫蹲坑。“未启程以前，我虽给他们讲演过几次，但我知道是不容易改过来的，一上火车，麻烦就来了，都是蹲在恭桶（马桶）上大，他们又不知道脱了皮鞋，因为鞋底有钉子，所以把人家恭桶上之漆面，都给踩了许多印子，这还不要紧，火车一摇动，大便多拉在外边，恭桶上边虽然都有水箱，但箱中绝对没有这许多水供用，而且那水也不能洗桶外之体，好在我早料到有此事，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站都有水楼，开水冷水，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必花钱，所以我预先预备下了两个大壶，许多棉纸，用以洗刷这些脏污。我在车上也常告诉他们处处留神自爱，不要被人笑话。其中有一人说，他们怎么能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在恭桶外头大便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便有此事，则当然是中国人拉的。他又说他知道是谁么？我说，所怕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何人，果然知道，还好一点，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则丢脸者只你一人，因不知道是谁，则他们便说中国人做的事情，则我们大家都跟着蒙垢，无法洗刷，这还是轻的，反正他们议论不会出了我们二十几人。倘日后谈起此事来，他们一定说，某年月日，有中国人在桶外大便，则吾国全国的人都在其内，无法分辨了，岂不是全国丢脸么？”——从齐如山这个回忆，比较今天我们的大便文化，就知道我们多么全盘西化了。头脑顽固指斥全盘西化的人，他的屁股，其实比他的大脑还前进、还“全盘”，至少他的屁股知道全盘西化的好处，并在大便时死心塌地全盘坐在马桶上。职此之故，每见摇头晃脑的指斥“全盘西化”者，我就直看他的屁股。

　　正因为我深信“全盘西化”可以救中国，并且中国事实上已走向“全盘西化”，因此我单刀直入、直抵花心，特别为文点出，并点破这一点。1962年2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就是一篇大手笔的力作。这篇文章其实只是导论，我还陆续写了许多细部的文章，讨论面和打击面都很广，其中有涉及性观念和性关系的，尤为精采。例如1962年9月1日，我发表《由一丝不挂说起》；1963年10月1日，我发表《论“处女膜整型”》……篇篇都是重头戏。从这些提倡正确性观念和性关系的重头戏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是何等开明、进步，而支持开明、进步思想的论证又是何等丰富、渊博。而我个人，对开明进步的性观念和性关系，也是心向往之的。所谓心向往之，是因为有时候，你的遭遇与机会受到限制，开明、进步了半天，也只是你一个人的事，而一个人的事的结局，多半以幻想终始而已，并无可行性可言。例如殉情之事，我满向往，但无人与我相殉，或无必要相殉，所以对我只是思想讨论而已。我讨论殉情的大问题即在有人会开小差。古书《宋稗类钞》有一个故事说：“临安将危日，文天祥语幕官曰：‘事势至此，为之奈何？’客曰：‘一团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请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刘玉川乎？与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绝宾客，一意于刘。刘及第授官，娼欲与赴任。刘患之，乃绐曰：朝例不许携家，愿与汝俱死，必不独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饮，以其半与刘，刘不复饮矣。娼遂死，刘乃独去。今日诸君得无效刘玉川乎！’客皆大笑。”——文天祥把殉情的故事，用来教育他的幕僚宾客，可见殉情不是小事，可以喻大。文天祥所说“刘玉川模式”的殉情，这一模式，是男方骗女方，说好相偕殉情，结果却是女殉男不殉。这种临殉放水派，史例甚多，据《类苑》所记，宋朝的杨孜就是一例。湖北佬杨孜，到京城赶考，与一个妓女同居经年，且靠她吃饭。考上后，答应娶她。后来以家有悍妻为理由，相约殉情。遂以毒药下酒，妓女喝了，轮到杨孜喝，他却拿着杯子说：“我死了，我家人一定只埋我，而把你尸体丢到沟里去，还是我先把你埋好，再死不迟。”妓女听了大呼上当，可是已来不及了。这种“刘玉川模式”的殉情，历史重演，代有传人，可是最精采的，是七百年后台北的“少女殉情记”事件。1950年，少女陈素卿吊死在十三号水门。原来她与福建人张白帆相恋，张白帆以家有妻室，不肯偕逃。据台湾高等法院三十九年上字第472号刑事判决书，张白帆“虚与委蛇，并设计以自杀为烟幕，嘱陈预拟遗书，经其两次加以修改”后，最后在十三号水门“伪称愿意同死”，但女的上吊后，男的却脱逃。判决书说张白帆“虚允同逃于前，帮助自杀于后，复异想天开，于遗书中借死者之口吻，对自己百般赞扬，欺世惑众，情节可恶”。——一幕殉情事件，闹到这样女方死了还要大捧特捧男方的地步，其超越前进，真刘玉川自叹弗如矣！虽然如此，殉仍可情，但宜采我们吉林人的“关云芳模式”。1988年11月21日，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发生自杀爆炸案件，男死者名关云芳、女死者名张国英，两人都是吉林省浑江市松树镇人。警方说，他们是一对另有妻室和丈夫的殉情者。这次爆炸使用的是自制炸药。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在21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地点是八达岭长城最高的七号烽火台。当时那里只有一男一女在搂抱着，像是在看风景，约一分钟后就听到了爆炸声——自来古今中外殉情事件不少，只是这一次“情殉烽火台”，以自我引爆方式炸弹开花，倒是首开其端。这一男一女，都是我吉林同乡，死得如此从容、如此壮烈，真是我们吉林人的光宠，足令其他各省惭愧也。而以炸弹相殉，谅谁都开不了小差，谁能跑得比炸弹快呢？如今我们吉林老乡这种土制炸弹同归于尽的殉情法，倒为殉情大业别开了死面，这种方式，可使男方无所逃于十三号水门而必须就死，十分安全。特此推荐，以告世之痴心女子也。至于我个人，至今犹未忘情于殉情，只是我年华老去，而高中漂亮女生又贪生怕死，所以殉情云云，只是幻觉而已。

　　我在性观念和性关系上的开明、进步，不但幻觉于殉情上，还幻觉于其他方面，譬如说，如果人能选择自己的死法，我倒觉得有一种死法最值得向往，那就是“阿提拉（Attila the Hun）式死法”。阿蒂拉是5世纪时的匈奴王，武功所及，包含了大部分中欧和东欧。此公外号“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其凶悍可想。但其死也，不死于沙场，却死于与德国少女伊尔娣蔻（Ildico）花烛之夜，性交高潮中，女方欲仙欲死，男方却真仙真死矣！英文有成语“甜蜜死”（the Sweet Death），即指此也。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别说这种福气只阿提拉一个独享吧！10世纪的教皇李敖八世（Leo Ⅷ），就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19世纪法国总统福尔（Felix Faure），也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可见“阿”道不孤，有后望焉！结论是：与其形而上七窍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窍流精而亡。云雨巫山，断肠有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在台大做学生时候，常去台北市衡阳路15号文星书店，一天在进门门框背后，看到一幅画，是华特·奥托（Walt Otto）的《夏日即景》（Summer Idyll），画一裸体少女，伸出一足，溪边试水，我被这画迷住了，画的尺寸是55×45厘米，我从没见过这么大又这么美的裸画，可是我是穷学生，当时价钱连问都不敢问，只能多看几次，就依依而去。不久这画卖掉了，谁买去了也不知道。但我心中挂念，从未忘记。四五年后，我因缘际会，变成了《文星》的要角，一天我跟萧孟能提到这幅画，他说他可托人再买一幅，特别送我，后来他果然依诺送来，完成我穷学生时代的心愿，这画至今还挂在我卧室中。除了审美——对女人的高度鉴赏力外，我对艺术的鉴赏力也极高，这是一般人不清楚的。我这种高格调，在台湾这个土气十足俗气无比的鬼岛上，相形之下尤为凸显。这个鬼岛本是中国的化外之区，又一变成为日本的化外之区，再一变成为国民党伪政府的逋逃之区，暴发起来，集合了所有不搭调的所谓“艺术”。不但不能“出新”，还不断的“推陈”（推倒的推），以台北东门被国民党破坏为例，台北东门本是古朴的小城门，好好的古迹，就被他们改头换面得面目全非，他们还写什么《景福门回忆录》呢！真是焚琴煮鹤！他们实在是破坏自然与古今景观的能手。（横贯公路开完了，国民党一定要沿路来番命名和勒石的污染，做这新骈文句子的文宣大将就是当时“救国团”的组长柏杨！柏杨跟国民党的渊源，由此可见！）为什么要不断的破坏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美感”，一种不中不西又洋又土的“美感”，这种要命的“美感”，加上意识里的“阿房宫症”，就整天大兴土木，益增其丑起来了。这样子年复一年发展下去，我常忧虑不知怎么办。以“中正纪念堂”为例，我曾发愿，除非该堂拆掉或炸毁，我是不去那鬼堂的，所以除了堂外的国家音乐厅、国家剧院外，至今我是寸步不去的，但“中正纪念堂”那样丑、那样庞然大物，拆除或爆破起来，也颇费周章呢。这个鬼岛到处被搞得面目全非，将来清场者苦矣。国民党艺术的后遗症是激发出所谓本土艺术，亦是不成格调。1985年我50岁生日前夕，我的小兄弟小苏（苏荣泉）和李放拍我马屁，两个小鬼特别从三义买了一座大木雕佛像，送我做寿礼。不料被我趁机作弄，我说：“你们送我生日礼物，看得起我，我很感谢；可是，你们居然把这样没水准的产品送来给我，妄想我会欣赏，则显然涉嫌侮辱我，把我艺术水准看得跟你们一样低，这就太可恶了！你们说怎么挽救？”两个小鬼知道我难伺候，商量一阵，最后表示他们愿意把佛像收回，折成现金分期付款给我。我同意了。于是，在三人哈哈大笑中，一场寿礼风波化为无形，此事我另有信给曾心仪、李宁、陈文茜评论：

　　心仪、李宁、文茜三千金：（以收礼先后为序）

　　李放他们合送我一座达摩佛像，高与书桌齐，据云价值一万五千元，是硬树根凿成（我看是雕不动的），其重无比，其丑亦无比。我一听说自外埠买来，即断言此绝非好礼品，因此岛民俗水平极低也。及看之下，不出所料，乃斥令他们收回。（我考虑禁止他们再送礼，一切折现可也！）他们的“罪状”不是自己艺术水平差，而是把我和他们的水平视为同类，这些小鬼们如此冒犯老寿星，不被老寿星所斥，老寿星尚有何面目苟存于世乎？

　　相对起来，你们的礼品却是各有千秋，心仪的衬衫极高雅，老寿星已于华诞之日穿上，一派“可怜寿星倚新装”打扮，好像一张银纸，包了一个有双脚的炸弹；李宁的骨董花瓶极典雅，摆在那里，提醒我花瓶只是花瓶做得，人是不可做花瓶的——但美女除外、“李瓶儿”式美女尤其除外，我早就说西门大官人是中国文化之一，其与“李瓶儿”之事可证也；文茜的四十五名美国歌星与十六名加拿大歌星援非饥民演唱专辑（We Are The World），听了一遍，对五十老翁艺术水平而言，固不乏鬼哭狼嚎（并且是洋鬼哭、洋狼嚎）之处，但有些歌词却好，那首《流泪还不够》（Tears Are Not Enough），题目尤佳；《多一点爱》（A Liitle More Love），似最好听。文茜说送这张唱片是“代李敖行善到非洲去、罗宾汉到非洲去”，意存戏谑甚明。幸好我不是三毛，我之人道，给中国自己人犹且不足，对非洲固“不能人道”也！写到此处，想到昨天香港《九十年代》转来港仔李惠慈者写给李敖的信，李惠慈根本不知李敖为何许人，她只在一本《三毛昨日、今日、明日》书上，看到李敖论三毛伪善一文，就写信来……

　　李敖先生／小姐：

　　你好，很唐突写信给你，原因是你的一篇《三毛式伪善》像一盘冷冰水从我的头顶一灌而下，令我顿然清醒，继而燃起一点冲动向你提笔，你说三毛伪善，这是我看了不少三毛著作后的感受，亦是我继续看下去所要追寻的，今天被你道破，可见我心中淋漓尽致的感受……

　　在此我很多谢你，因为你为我解开了一个结，而因此我学到了一点宽宏的量度，因为我明白三毛只是一个脱不离平凡、俗世的女子，可能她要生活所以要伪善吧……

　　可见根本不知李敖为男为女者，读了李敖之文，也可顿开茅塞。这封港仔的信，其实阴错阳差，是我最好的寿礼。它虽然把老寿星给“人妖”了，但是这样知文而不知人，才真是客观呢！台湾读者对我太主观，爱憎失度，未免王八蛋一点。拉斯金（John Ruskin）呼吁你只要看一个人的书就好了，不必看他这个人，实乃真知者言。我如今闭关，使人人不得得睹龙颜，目的之一，似在贯彻拉斯金之言耳！……信笔所之，三千金以为然否？专此道谢，并请

　　“金”安

　　寿星 李敖 1985年4月26晨

　　拉斯金说看书不必看作者，我引申其义，看画不必看本人，华特·奥托这幅画中裸女本尊，早已红颜老去，还能看吗？人能洞悟此义，当知幻方是真，而真反有不如幻者；幻方是永恒，而真反烟云过眼者。华特·奥托的画中裸女，中国人中，亦有类比者。1964年我在《文星》时，用餐或谈话，常到附近一家咖啡厅。老板娘是一位上海籍的年轻女人，为了解决娘家经济困难，嫁给了一个流氓丈夫，婚姻自然不如意。这位年轻女人长得清秀匀称，眼睛不大，但含情脉脉；嘴唇丰满，给人一种一看就想吻它的（kissable）冲动，并且，不只于吻，还有想把整根坚挺的大鸡巴直贴上去、在这种嘴唇上摩擦的冲动，也有想手握大鸡巴、把龟头直抵嘴唇上挑逗涂抹的冲动。……我在咖啡厅中最欣赏的一幅画面是：远远的偷看她的小腿，她坐在那边，一腿盘在另一腿上，小腿呈现得更为诱人。终于一天傍晚，我约她到我家，她同意了。在计程车上，在旗袍开衩处，我看到露出丝袜上端的大腿，那是我最喜欢看也最喜欢摸的部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我写道：

　　中国传说中黄帝做衣裳，黄帝元妃西陵氏之女嫘祖教民养蚕，自此中国人独霸丝业二千年。奇怪的是，中国人只发明丝衣丝裳，却没发明丝袜，这真是千古遗恨。

　　中国的养蚕术，在6世纪时被两个洋和尚学到，他们私盗蚕卵，运到欧洲，从此中国人独占市场的局面逐渐打破，丝衣丝裳之外，泽被女人大腿——洋鬼子巧夺天工，造出丝袜。

　　18世纪英国文学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歌颂丝袜，意谓丝袜引人大动、情嗜随之（The silkstockings and white bosoms of actresses excite my amorous propensities.）。现在20世纪90年代，丝袜的工业，早越蚕丝业而上之，吸引人的程度，自亦在18世纪之上。现在流行的是二合一一件头的裤袜，固然不错，但却失掉了用吊袜带的趣味。用吊袜带时代的女人，她们在内裤与丝袜之间，就是吊袜带发生作用那一段，大腿是裸露的。冬夜时分，与美女夜游，坐在车上，伸手去摸那一段大腿，虽约翰复生，亦将别著福音，以告来者。“深情哪比旧时浓”，今不如昔，吾于丝袜见之。

　　文中指的，就是她的大腿。她大腿有丝袜时令我神往，丝袜脱下来时令我魂销，美腿当前，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看的呢？1780年，富兰克林在法国做大使，在跟法国名女人上床之余，写过一篇《美腿与丑腿》（The Handsome and Deformed Leg）的文字，大意说：世上有两种人，他们的健康、财富和生活上各种享受大致相同，结果却一种人是幸福的，另一种人却得不到幸福。这两种人对物、对人和对事的观点不同，对他们心灵上的影响，也就因此不同，苦乐之分，也就在此。我始终相信，涉及美丑范围，人的一生，可以只见“美腿”而对“丑腿”避而不见；但涉及真伪善恶范围，我们却不能逃避。我们不能崇真而不去伪、不能扬善而又隐恶，但对“美”上面的“美腿”而言，则除了快乐的亲近，无复其他。我曾写过：“最好的气味是闻美女大腿；最好的滋味是舔美女大腿。”现在要补上一句：“尤其是别人老婆的大腿。”我这种灵感，即从这上海籍的年轻女人而来。《水浒传》王婆讲讨女人喜欢的男人要有五条件，就是“潘、驴、邓、小、闲”，“潘”是要像潘安那样漂亮，“驴”是要像驴那样有大鸡巴，“邓”是要像邓通那样有钱，“小”是要细心体贴，“闲”是要有时间。五条件之说，既真且谑。我对跟我上床的女人，也有五条件，就是“瘦、高、白、秀、幼”，“瘦”不是皮包骨，而是Skinny，该译“瘦不露骨”，我在床上绝对忍受不了胖，同理类推，我也不欣赏大奶的女人，大奶总给人笨笨的感觉，美国近年来流行大奶窄毛（阴毛修成长条状），PLAYBOY等杂志上所见多此类健妇，令人胃口倒尽。至于中国女人，争取自由，自手脸而外，胳膊和腿总算也有出头天了。但是，女人总是不知足的，她们“天生丽质难自弃”，不但难自弃，还想公诸同好，于是露奶一事，便终不免耳！在这露奶的先驱者里，“咨尔女士，为奶前锋”之尤，就是陆小芬。陆小芬之露奶也，并不直接去露，而露得极有技巧。例如，在《看海的日子》电影里，据说以少妇当众哺儿姿态，名正言顺的露了一部分。当国民党新闻局严加查禁陆小芬的乳房时候，影片公司老板揭了底，说电影中的乳房是替身之奶，并非陆小芬之奶，你们新闻局查禁彼奶非此奶，报告大官人，你们弄错了！虽然如此，新闻局却不管那么多，反正“有奶就是‘陆’”，他们是不认错的，还是直扑此奶、径行登“陆”，予以查禁。不过，自陆小芬以后，写真集蜂起，新闻局禁不胜禁，于是众奶毕出、群奶尽现，但十九皆不佳，不是不够看，而是太够看了——太大了。至于以“波霸”号称者，更是要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殊属非是，我是绝对反对的。我不喜欢大奶女人，也不喜欢大屁股女人。我认为喜欢大屁股的人是野蛮的。非洲女人由于骨盘稍小，进而对大屁股歆羡，乃至进化到屁股上有储存脂肪隆起，叫做“尻肿”（steatopygia）。“尻肿”者，医学上别译“女臀过肥症”者也。散居在南非沙漠地区的布施曼人（Bushman）和蓄养牛只的哈腾脱人（Hottentot），身高不满五尺，个个却屁股翘得可凶，此野蛮之尤者也。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审美标准的演变，“尻肿”式的大屁股、乃至过大的屁股，理应不再流行，希腊爱神塑像中的美女身段，今天看来，总未免苦其过肥；中国仕女绘画中的美女造型，今天看来，也未免嫌其稍胖也。漂亮屁股在翘起来的时候，尤其在性交时用“背交”姿势的时候，最为上品，当然布施曼人和哈腾脱人除外。——屁股已那样大矣，再翘起来，成何体统！摩根斯顿（Christian Morgenstern）曾有诗细分出“肉体上屁股”（fleshly bottom）和“精神上的屁股”（spiritual bottom），对我说来，不论肉体上的或精神上的，屁股总要像个屁股的样子，而大屁股则绝对不成样子也。这可爱的上海籍的年轻女人，虽不“瘦不露骨”，但肉得匀称、乳房、屁股也都如此白白的露在我眼前，令我喜欢，可说是我雅好“瘦不露骨”女人的一个例外。她跟我“私通”，地点在安东街231号我租的三楼，三楼在王尚勤赴美后，到我搬出，其间只上床了这一个女人，并且只此一次。她让我充分占有了她、满足了她和我，当我从她裸体上起来，我发现她满眼泪水。她走的时候，留了一张照片送我，暗示从此永别，那是1964年春天的事，我29岁。

　　我跟这位上海籍的年轻女人“私通”，是我生平与有夫之妇两次“私通”的一次，这种“奸夫”身份，我只做过两次，并且只有两次。最重要的一点是，两次对象的丈夫我都不认识，以我的道德标准，我不会跟朋友的老婆有任何不够朋友的事，这也就是柏杨栽诬我与他太太有染而令我愤怒的原因，因为绝无此事！你柏杨自己要做王八，随你的便，但乱认“奸夫”却不可以，尤其认到无辜者你的恩人头上，更不可以。但是，如果“私通”对象的丈夫我根本不认识，我就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故障。此外，还有一个假设性的条件、就是对象的丈夫我固然不认识，但“私通”如果有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利益之处，我也不会做。法国哲人卢梭、美国哲人富兰克林、英国哲人罗素，都是有名的风流人物，但他们只见高情雅致，不见绯闻丑闻，为什么？就为的是他们并没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他们从不会付什么“遮羞费”，因为女人以和他们上床为荣，两情相悦、自由恋爱，又何羞之有？所以，这种身份的当事人，他们上床下床的行为，都是“个人行为”都是“私人行为”。但是，涉及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则就不然。齐庄公“私通”通出政变；蒋经国“私通”通出孽种……政治人物大权在握，牵一屌而动全身，这种当事人的身份，“私通”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大权在握的人，不把屌严加管束，轻则以公帑付遮羞、奉公产以赠一人；重则串连起生殖器关系的王朝，天下不归于智囊而归于肾囊，则也就离败亡不远。当然他们的败亡不足惜，但是百姓何辜，受了他们大头之害以后，何能再受他们小头之害？所以，揭发他们“个人行为”、“私人行为”的障眼法，挖出绯闻丑闻，也是我义不容辞的事。要知凡属可受公评的事，就绝非“个人行为”或“私人行为”，不要给他们骗了。我个人庆幸自己一生非此等政治人物，所以坦然“进出”别人老婆，亦一快也！

　　这时正值我在《文星》发动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其中辅仁大学黑暗部分，由孙智燊、孟绝子主共事。孙智燊与我台大同届，他是外文系出身的，为人神经、说话痛快，有一天跟我说：“李敖，你研究娼妓这种社会问题，不要老是纸上谈兵了，我带你去亲自考察考察，走，我带你去江山楼、宝斗里。”我说：“对娼妓问题，我一直采纸上谈兵的研究方法，我做预官八期排长，考察过好多好多妓院，可是从来没上过床。我第一次跟妓女发生关系还是我退伍回来在‘四席小屋’时代，那次跟李善培、黎鸿飞一起去的。”孙智燊说：“我说考察，不是去打炮，你打炮过，可是我带你去‘吹喇叭’，你被吹过吗？”我说：“女朋友给吹过，可是她们的技术不够专业，吹不出来。”孙智燊说：“我带你去，有一家有个女孩子，长得像张丽珍，吹起来功夫一流。你没有这种经验，还谈什么娼妓问题，走，我带你去！”我被他说动了，又好奇，决定一试。到了那家妓院，一进门，坐了几个妓女在等客人，其中我一眼就看到那“像张丽珍”的女孩子，真是标致得很。孙智燊到她身边说了一句话，她点点头，就请我到一间小房，她要我躺下，为我解开裤子，我就“克林顿”起来了。孙智燊所言不虚，她真是功夫一流，欲擒故纵、将往复旋、疾徐随意、左右逢源，身无长物而能用人之长者，除了她还有谁呢？我射精后，她从容自喉部把精子吐出来，完整做完她的全部作业。这位“假张丽珍”面孔冷清，不以浓妆艳丽拉客，自有其在陋巷中生存之道。事毕以后，我望着她冷清的表情，内心实感不安，并且不无罪恶感，我另送了一点小费给她，就出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让人诉之以吹，并且那样成效非凡的一吹，后来又是给女朋友做“品萧级”的处理了。“品萧”和“吹萧”是不同的层级，专业毕竟是专业，“良家妇女”是不能跟专业比的。

　　我在1964年5月1日改租水源路19号之8“水源大楼”三楼，在“君子行”买东西时，认识了“H”，人或以为胡茵梦是李敖的女人中最漂亮的，非也，“H”才是最漂亮的。我初次见她是在台大校园，她坐三轮车跟未婚夫（？）路过，我看到她，心想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女人！谁想到三四年后，这漂亮女人竟跟我上了床！1964年8月到10月间，我有部分情书给她，可见两人关系：

　　亲爱的“H”：

　　什么时候来看我？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的男人。

　　别以为你碰到或踢开的那些男人是男人，他们全不是，他们只不过是“雄性的动物”而已。

　　你没有见到过真的男人，你只见到许许多多的“雄性的动物”，而你以为那些“雄性的动物”就是男人。

　　好可怜的漂亮女人！

　　我要修正你二十多年来对“男人”的定义，我看到你跟那些假的男人在一起时，我好难受。

　　为什么十足的女人不碰到百分之百的男人？——我要彻底追究这个答案。我要从你身上得到这个答案。

　　不要笑我很自负、很神气，你碰到我，你会失败的。

　　敖 1964.8.4

　　亲爱的“H”：

　　等你的电话，好像是一个漂流荒岛上的水手，在等救生船。——那样的殷切，又那样的渺茫。

　　但是等到了又如何？那可能是一条“贼船”，而你是“女海盗”。

　　我要被折磨，被罚在船上做苦工。

　　我会嘴里喊着“亲爱的H”，而心里骂着“该死的海盗”。

　　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折磨男人？生命是这么短，短得整天寻欢作乐都来不及，秉烛夜游都不够用，为什么还浪费生命来勾心斗角？浪费时间去Play a trick on one？

　　我们是人，我们有性欲，我们会老，我们会失掉及时行乐的机会，我们会后悔，我们不该再谈18世纪的恋爱，我们该把衣服脱光，上床（或上床，把衣服脱光。）

　　窗外刮着台风，我好寂寞。

　　敖 1964.9.9。醒来以后。

　　亲爱的“H”：

　　昨天晚上送你回来，吃了两粒Doriden，勉强睡了四个钟头。今早4点钟就醒，一直工作，现在快10点了。

　　今天早上下雨，天气阴沉得好凄凉。我好想你，好寂寞。

　　你的病好了吗，我真担心。你应该听我的话，若还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为了怕你碰到“风流医生”，我特地拼命忙了一阵，剪了一堆“女医生”的广告给你，希望你去送钞票。她们该把你的红皮夹里付出来的十分之一给我做commission。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在他另一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段描写男医生给女病人看病的文字。那女孩子被看过病以后，还要哭一场！真是wonderful！

　　但是反过来说，男病人给女医生来看病也很麻烦。无怪乎1813年俄国的县医会议上，竟有会员提议请女医生走路了。

　　我现在“傻”想：我真不该学文史，我该学工医。那样的话，在你健康的时候，我是工程师，在你生病的时候，我是医生，趁机“风流”一下，该多好！

　　开放了你的信箱，却关上了你的心。O！“H”，你是一个该比我多下一层地狱的女人。

　　永远“被动”的（床上除外）李敖 写 1964.9.28 星期一

　　亲爱的“H”：

　　今天早上4点钟上床，想你才能睡，可是想多了又睡不着……

　　可是我想到那条菲律宾做的△裤，我又笑起来！好大呀！你一定要活到一百岁，才能长到那样大的屁股！

　　可是你活不到一百岁，你是“红颜薄命”的。这一点，我会跟你密切合作——我也是短命的。

　　并且，为了长个大屁股而活到一百岁，也大可不必。万一长得过了火，屁股大得连棺材都装不下，怎么办？那非得订做一个有曲线的棺材才成。

　　我觉得，棺材的样式是最保守的东西，它应该进步才对。进步的方向之一是，棺材应该因人而异。例如一个驼背的人，棺材应该做成椭圆的；一个独脚的人，棺材应该做成缺四分之一形状的；一个缺手的人，棺材应该做成8形状的；一个胖东东的人（例如董教授），棺材应该做成圆形状的，另外还要附做一个圆形来装他那胖东东的摩托车。至于我自己，要在棺材上装一具麦克风——以便骂人。

　　至于你，我的美人儿，棺材上要设计一些图案，至少该在棺材上“胡”一把“大三元”。这样的话，你即使“红颜薄命”，也不会“死不瞑目”了。

　　同时，棺材旁边还要开一个洞，准备可以伸出一只手来，来算“番”。看看到底赢了多少钱。

　　现在是上午9点40分，我要离开旅馆到图书馆去走走。今晚7时半坐观光号回台北——我认识“H”的地方。

　　敖之 1964.9.30

　　亲爱的“H”：

　　你真可恶，“你的仇人”Ray Donner的party你不参加，也不许我参加，等了你一天你全不来电话，我知道你在家里又打牌打疯了。害得我过了一个孤寂的周末！

　　昨天晚上在牌桌底下跟你的大腿亲热，直到现在，还余味无穷。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你的大腿更可爱的大腿，这种大腿，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造的，你妈妈是怎么生的，魔鬼是怎么加工的。总之，它真迷人，并且迷死人。

　　我记得报馆的采访记者叫leg-man，现在这个字该因李敖而赋予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对“H”的漂亮大腿而言，李敖是她的leg-man。

　　It is God who makes woman beautiful，it is the devil who makes her pretty．唉，有漂亮的大腿的女人！你一定是魔鬼工厂里的最佳产品。

　　我若是你，我一定再也不要认识任何男人，我要去做一个“自恋者”（narcissist），整天摸自己的大腿，不假外求。想想看，这么好的大腿自己不摸而给男人摸，多划不来！

　　可是！感谢上帝或魔鬼，幸亏你没有这种想法，因此，从今以后，我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无数次钻到牌桌下的机会。

　　唉！他妈的，我多幸福呵！

　　永远是你的 李敖 写 1964.10.3-4

　　情书是萧伯纳（Bernard Shaw）所谓的“纸上罗曼史”。罗曼史施诸纸上，自然写时情感集中，思绪澎湃。但往往时过境迁以后，自己重读起来，未免“大惊失‘色’”（此“色”字该一语双关：一为脸色，一为女色）。至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读别人情书，因为缺乏置身其中的情感和背景，所以常常在嗜读以后，摆下脸孔，大骂“肉麻”！殊不知他们自己写的情书——如果会写的话——更是肉中有肉、麻中有麻。所以，为公道计，聪明人绝不骂别人情书肉麻，尤其不可以骂李敖情书肉麻，因为李敖情书又有肉又有麻将，如果肉麻，也是务实的肉麻，反正不一样就是了。

　　“H”因为演过电影《窗外》的女主角，亦属台湾名媛。有一次，在中央酒店吃饭，邻桌有涂咪咪，是中国小姐候选人，也是台湾名媛。涂咪咪为了表示媛媛相惜，特委同桌一客人过来，向“H”说：“涂咪咪问你好。”不料“H”却傲然回问一句：“谁是涂咪咪？”——“H”明明知道涂咪咪是谁，却佯做不知以折辱之，真所谓名媛功夫也！（二十多年后，一天银霞到我家来，恰巧孟绝子也来了，我向孟绝子介绍说：“这位是银霞。”不料孟绝子偷偷问我：“谁是银霞？”我说：“你不知道谁是银霞？她是甄珍妹妹啊！”孟绝子又偷偷问：“谁是甄珍？”我大笑。我知道孟绝子是书生，但绝没想到他对书本以外的，竟一生至此！“H”的不知谁是谁谁谁，是故意的不知；孟绝子式的不知谁是谁谁谁，是真正的不知。两者皆有奇趣，足堪一记也。）“H”后来去美国了。抵美后，发现未婚夫不忠实，偷偷跟别人结婚了。“H”也厉害，她千方百计把未婚夫给抢了回来，结婚后又离婚了，再嫁给一位教授。“H”心地善良，事父母至孝，她爸爸是30年代中国全国运动会的风云人物，她母亲则是酒鬼，又糊涂，一直以为李敖是香港仔，还是“阿飞”呢。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阿贞”，她是国民党党营企业中兴公司头目的姨太太，我和她有一夜风流，这不是“偷人老婆”，而是“偷人姨太太”、“偷国民党大员的姨太太”。“阿贞”不愧细姨族，属叫床派，当我对国民党的宝眷揭竿而起、进入她身体时，她喃喃低呼：“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是个“大哉问”的问题，平常我会注意，但在那样兴奋的时候，我只管“大势所趋”、“进出”了再说，谁还答复问题呀。

　　我跟女人的关系，可分四大类，第一类是跟我有性交关系的；第二类是没有性交关系但有肌肤之亲的；第三类只是相识但却长入我梦的，所谓梦，主要是白日梦式意淫；第四类最邪门儿，是双方完全不相识的，这种“女人”，主要是她们的照片，尤其是裸照。对这类照片和裸照，我从大学便开始搜集，主要来源是从外国旧画报上取得，不过那时格于环境，所收品质不佳，直到我退伍回来，住在“四席小屋”，一天逛衡阳路地摊，看到PLAYBOY杂志中间折页的大幅彩色裸照，我才开了新眼界，原来裸照可以印得这么精彩！不过，尽管裸照愈收愈多，我的审美标准却愈来愈苛，基本上，我偏爱清秀不俗的女人，女人好看，不但要脱衣，也要脱尘，PLAYBOY中的女人，脱衣没问题，问题出在脱尘上，美国人健美成风，但健美过度，人就变得粗壮，要命的是，美国人健美成风二三十年下来，已由健美成风变成健美成疯，他们眼中的女人愈发粗壮，简直不能看了。总计我看这杂志三十多年，中看的裸女照片，不过几张而已，可见我标准之苛。三十多年来，我最中意的一张是1963年1月份的那个女孩子，名叫Judi Motercy，照片是白瓷砖砌的露天式浴池边，背景是古希腊白色塑像和绿色植物，这模特儿裸浴泡沫之中，泡沫以上看到部分大腿，再向上看，则是可爱的小屁股，她的乳房不大，乳头被泡沫所遮，尤呈含蓄之美。发型是梳起来的，脸蛋娇小而秀气，乍看到她，我除了鸡巴硬浑身全软了。这期的PLAYBOY我共买了两本，一本送给“H”，她也喜欢这张裸照，给挂在墙上了。我珍藏的这一张，配上镜框挂在我家，一直“陪伴”我。三十五年来，除了我两次坐牢前后六年多不见以外，跟她神交，长达二十九年，可见孰者为真？孰者为幻？孰者为久？孰者为暂？孰者为具体？孰者为平面？已是没有道理的质疑。——一张可爱动人的裸体，你可以跟她同处这么多年，对她意淫手淫，“图”里寻她千百度，这还不真实吗？难道一定要真实的女人吗？这张照片照后三十三年，她的摄影师在The Play-mate Book Five Decades of Centerfolds书中回忆，说照她时，“Judi was such a tiny little thing”可见这位小模特儿的特色。后来她嫁给一位歌手，不知所终。

　　1967年春天，在文星被迫改组、和我分手后，文星资料室和我家之间的门也封死了。在官方压力下，文星开始“从良”，编起与政治无关的字典来，成立小组，组员之一，就是“小Y”，那时她是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这之前两年，她曾投稿《文星》批评我，她来过文星，可是和我缘悭一面。这次到我隔壁上起班来，一天下班，在路上，我认识了她。她是个有深度而又漂亮的大学女生，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立刻勃起“强奸”之念，因为她太迷人了。我约她在东门“美而廉”餐厅吃饭，她同意了，可是临时写信来，说不来了。我失望之下，仍开车到东门，结果在“美而廉”对面，看到她在看我来不来。她看到我，满意的笑了一下，一切都在不言中。由于我的邀请，她终于同意到我家来。她进门的第一个动作很怪异：拿起我的烟斗，并且把它擦干净。我们谈话的时候，她宛如一个梦游中的少女，说着许多“飘在云里”的话，飘呀飘的，从此我们之间写了许多情书。从我写的一些片段里，可以看到我怎么飘的：

　　△虽然现在已是21号的凌晨，可是在感觉上，19号好像还没过去，十小时零一刻钟的“飘在云里”，使我直到现在，还脱离不了“云层”。今天下午去看修车并试车，我没开，由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代开的，我知道我一开一定又出车祸，因为我不能专心，我满脑袋里都是你。（1967年3月21日清早）

　　△……把你的照片拿在手里，多少可控制你捉摸不定的“飘”忽。我觉得只有你在我怀里，在我底下，我才能感到安谧，感到生命和死亡。不管是生机盎然也好，视死如归也罢，我都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安谧，我快乐。（1967年3月21日清早）

　　△英国的女诗人，写她爱的境界是“灵”魂所能达到的“高、广、深”（height，breadth，depth），我年纪愈大，愈感到用“深”来爱人是一种什么味道。“深”并不玄秘，有许多时候，它甚至用粗浅来表达，表达到“波澜起落无痕迹”的境界，而它的外型，可能反倒雅俗交织，高低难辨。真正“深”的地步是一种淳化，隐士和老农在一起，隐士淳化的程度，会使凡夫俗子看不出他跟老农的分别，事实上，隐士也不希冀在凡夫俗子面前，要有什么分别。我对爱情的态度，如不谦虚的说：“庶几如此”。隐士绝不在乎别人说他是老农，是乡巴佬；我绝不在乎别人说我是狼。（1967年3月21日清早）

　　△今天是星期二，再过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到星期天上午10点钟，又可以看到你了。你不知道我多么想见你，只可惜你不给我多一点的机会，只可恨时间过得太慢，过到今天，才是星期二——距星期天还有四天多的星期二！你说星期天要带武侠去淡水，我已经准备好了……星期天你武侠完毕，可就便入山学道，“云深不知处”，岂不也好？省得云游在外，整天倾倒众生，搅得文坛醋气薰天。区区管见，不知“Y’女史可采及刍荛否？（1967年3月21日下午）

　　△谢谢你送我的“基隆港”和“阳明”。在图中找了半天逃亡渡口，都找没有到。其实找到又怎么样？一想到这个岛上有你，而离开这个岛就离开你，我就甘愿“泡”在这里了。雪莱说自由比爱重要，他是谎话家。（1967年3月23日）

　　△下午你走的时候雨很细，我决定不bother you，楼上看你在雨中消逝，真美。你那条围巾，我真想把它偷下来，放在枕头边，陪我入睡。总有一天，我会“绑架”你（既做小偷，又做强盗）——不再一星期见一次，而要足足看你一星期。一星期才能见你一面，真是太长了，并且长得不放心，那些讨厌的限时信和尾随者，它们多少会使“小Y”起贰心，会使她写出“很后悔答应去淡水”一类的刺话，呵，我好气呵我好气，气得简直要血压高一高。（1967年3月28日）

　　△一位妈妈告诉我的朋友说：“这个社会不能没有李敖，李敖应该存在，只要他不追我的女儿！”你看，我多可怕，我在女人中间的信用多可怕！可怕的人要睡了，留下这封信和一篇胎死装订厂的“禁文”给你。这一类的文章，也许慢慢可增加你对我的“面具”的了解。作为一个善于自保的人，我不该有“面具”吗？（1967年3月28日）

　　△今天早上看你打电话，你招手，招得好好，你好会招手。我在车上又发现你留下的太阳镜，我想到你戴太阳镜时的神气，戴得好好，你好会戴太阳镜。有时候你很乖，有时候你就不。今天老是想到你很乖。我跑到衡阳街，在一家象牙店里物色一块小象牙，特请名师，为你治一颗小印（31号可取），算是对你乖的一种奖励。你可以用这颗图章开空头支票，开得满天飞，飞得跟满天飞的情书一样（“支票与情书齐飞”）。自从“众师情人”到“文化界的大众情人”，你一共写过多少情书？萧孟能真傻，他应该遍访天下，把这本《小“Y”情书》印出来。

　　大概是为了给我洗脑，“小Y”弄来一些书给我看，一本是《欲之上》，叮咛我不要那样喜欢肉欲；另一本是《小白驴与我》，鼓舞我要继续长保童心。1967年“3月的最后一夜”，我有情书给她：

　　还有什么能比得过看你“谈笑风生”？享受跟你在一起的快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除了‘小Y’”以外的事都云散烟消，你会觉得你飘在云里，浮在水上，飘浮之间，你会感到生命与原始，色彩与天籁。你不再Dirt，在她轻盈的笑谈中，你已被洗练——你是一头“小白驴”。

丁尼生说纯爱keep down the base in man， 对我来说，“小Y”的圣洁，实在已把我洗练得不敢再碰她。她喊痛过，叫怕过，惹得你无限怜爱，使你不忍心再使她感到“屈辱”——在她还没放弃这种观念的时候。

　　“凡有翅的”，可以盘旋攫获，“凡没有翅的”，请勿动手。弱肉已不再被强食，要慢慢的，忍耐、等待，从食指开始。

　　我从泥土里来，又要归于泥土。在来临与归去间，我的生命将被烛油烫醒。泰戈尔已叮咛过：“不要忘记那执灯的人。”我不会忘记，直到“天边”，直到永远。

　　又是深夜，小黑已睡，小猫已睡，“小Y”已睡。今晚，“小Y”会不会“午夜梦回”？梦不要回，等着我，我会用四只脚，跑到你梦中。

　　到了4月初，“小Y”不再在隔壁编字典了。我送了一组笔（一支钢笔、一支原子笔）给她：

　　“小Y”，最后一声喊邻居的：

　　这不算是季子挂剑，但总算是我久已心许的一点小礼物。这种Parker75型的钢笔不能刻字，所以我先把一个美丽的名字，刻在象牙上。

　　钢笔，我已替你装好一次你喜欢的墨水；原子笔，我代你换成红色，虽然用红笔写信的日子，已经消逝，但“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好的。

　　“走这道楼梯的日子”，到底已近尾声。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些什么。我只清楚的知道，我不会再站在第四扇窗前，第四扇对我来说，不再有窗，也不再有窗外。恰像那失去小白驴的朋友，我回到了寂寞，又回到孤单。

　　你，不再是邻居，而我，却是被留在隔壁的守夜者。你的离去，使墙和空气，完全不同。我承担的，是一切你留下的触忆。你给了我属于我的一切，带走的，只是一片彩云。

　　写这封信，几次被泪水搅乱，我奇怪今晚我竟忍不住它。你也奇怪吧。“Y”，一个对你“板脸”并说“我不对女人太好”的肉食者，竟也有这样的时候。

　　敖之 1967.4.7

　　这一阵子的情书之多，是我一生之最：

　　△大雨时候，我赶到杭州南路，又绕到南门市场，转了两次，都找不到你，我想送你上学，我怕雨淋了你。虽然我知道你喜欢被雨淋，（像查泰莱夫人？）可是我不准，我不要你在大雨中诗意。如果你实在有“被淋症”，（又以名词加人！）还是到我那“联合国”的浴室来吧。在淋浴喷头底下，随你诗意去。我答应不偷看你洗澡，因为我只要听，就很满足了。（1967年4月3-4日）

　　△想我吗？一边走一边哭的“小Y”，还敢再嘴硬说不想我吗？我不像你那么“虚伪”，我干脆承认我好想你好想你，我的“姨太太”（指我的小汽车）也好想你好想你。你的眼镜，你的桥牌，你的《欲之上》……都还在“姨太太”那里，一切都没有变，惟一变的，只是不再见到我身边的人。在1516216，我曾跟我身边的“小Y”度过多少甜蜜的回忆，曾有多少亲近，多少抚摸，多少许诺与欣喜，多少欣喜与哀愁。如今，这些，都转变成“两地书”，唯一不同的是我不会称你做“广平兄”，你不是“兄”，因为你没有资格（缺乏“且”），还是让我来称你做“小Y”。……我不该在乎过去别人怎么称呼过你，不是吗？因为过去的“小Y”，并没有“开始”，而我，现在正写“创世纪”。（1967年4月10日）

　　△你说：“……你得答应，不要为了生我的气，或别的原因而不给我写信。”我好喜欢你这样说。其实，“小Y”想想看，我怎么会不给你写信呢？写信似乎已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连锁——唯一你批准的连锁，我不会再失去，在你我之间，你收回的，业已太多，只剩了这么一点了，好像只剩下台湾，什么时候，才是我“反攻”的日子呢？（1967年4月11日）

　　△你居然有这种逸兴，居然看起坟来，居然想起了埋骨之地。你说我可活到60岁，那时候你51岁了，要不要come die with me？也许我们不能“生同居”，但又怎么一定说不可能“死同穴”呢？青山绿水之间，皇天后土之侧，如果你我死在一起，又有什么不好？至少那时候，你真正达到了“与鬼为邻”的境界，我也真正享受到“倩女幽魂”。怎么样，“小Y”，你赞成也未？（1967年4月12日）

　　△……我是反对婚姻的，起码赞成试婚制，你如果结婚，别忘了要先试试。Jean Harlow不就是没先试婚，结果碰到个阳痿丈夫吗？要知道丈夫是不是阳痿，我看还是先到我身边来吧……（1967年4月12日）

　　△……设法多给我一点吧，我的“小Y”，多给我一点温暖和爱，我被你放逐得快死了，乘风而去，像一首《蝶恋花》，你难道真的要我先在“佳城”中等你？And die for beauty？有一天我死了，不要忘了用你的头发陪我，为我殉葬，我睡觉都需要它，何况是长眠？别忘了。“小Y”，我跟你的长发同在。你的长发，跟我同在。（1967年4月12日）

　　显然的，“小Y”是又惩罚我又十分宠我的：惩罚我，为了我常在“欲之中”而非“欲之上”，而她在这方面非常矜持，以致要离我而去好多天；宠我，为了我的一封信，她会剪下全部长发送给我，并在我生日时做卡片过来，把她的小照片，暗嵌其中。最后，她终于放松了一点，答应跟我进浴室，但她不肯脱光，只是宠我，像个古典女奴般的，为我洗遍身体，当她显然漏洗了什么，我提醒她，她背过脸去，还是为我轻轻的洗了。然后，她去了宜兰。4月23日，我的情书留下了记录：

　　真的，“小Y”真的，你真的把我宠坏了——我一个人已经不肯再洗澡。从前天以来，我一直飘飘的，“而寂寞不在”，你知道我一直在盼望什么，我盼望时光倒流，盼望欢乐长驻，盼望历史重演，盼望永远跟你在浴室里，永远不出来。被你宠，被你照顾，是一种“幸福”，我不需要看那场《幸福》，因为我自己，不是别的，正是《幸福》的剧中人。

　　4月27日，我又写道：

　　从星期一（24号）以后，我的右手就有点不对劲起来（不属于阿Q摸了小尼姑头以后的那种不对劲），它不会忘记它在饭桌旁边摸到了什么，也不会忘记后来在绍兴南街的汽车里摸到了什么，那细嫩的、光滑的、柔软的、温暖的、香味的、使人不能自制而要渴望吮吸它的，是什么？喂，“小Y”，别以为它是你的，它是我的。如果你一定说它是你的，那么你是我的，所以一代换，它还是我的。

　　为了它，我觉得我有几分阿Q——身为一个失败者，我竟有几分胜利的感觉。这不是嘲弄，不是得意，而是幸福，一种“黏”在可爱的“小Y”的身边的幸福。（我想到在“统一”楼下我偎在你身边那一幕，我好恬适，只有在你身边才有这种恬适，你在那时候第一次承认我是你的情人，忘了吗？）

　　5月以后，我的情书还多着呢：

　　△今晚跟殷海光聊天两个多小时后，回来收到你的限时信，知道你也“撞车相报”，为之心焦。唉，“小Y”，你好叫人操心，你一离开我，便会有不安全的事发生，你说多糟！你说你该不该时时刻刻跟我在一起，让我保护你？你说该也不该？我昨天提议你陪我睡觉，你竟目为笑谈，想想看昨晚你若陪我睡，“春风几度”，包你今早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哪会有撞车的事发生呢？你呀，都是因为你不听话，所以落到撞车的下场。还是快快听话，到我身边来吧（我又想起，你何不到我家里来养伤，让我来照顾你？明早打电话时，我会这样提议）。真关心你的伤势，真关心。（1967年5月7日）

　　△你送我的三个柿饼，今天已到了不得不忍痛丢掉的程度了，我只好把三个封套留下，柿饼丢掉，我好心痛，痛得敢说不在你的伤口之下。你的伤口怎样了？怎么也不写信告诉我一声？你是不是以叫我操心为乐？还是跟你那位同室操“车”者正在一块儿楚囚对泣？别忘了哭的时候请专用左眼，右面那一只，为伤口起见，总以避免洒泪为宜。（1967年5月9日）

　　“小Y”不愧是女作家，她显然喜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境界，并且徜徉其中，愈久愈好，而对我这种一直喜爱她肉体而想徜徉她身上的人，显然有些落差。有一天，我和她亲热得被她认为太“过度”了，她生气走了。我也故示冷淡。三个月后，我写了一信：

　　Y：

　　因为你的通讯地点改变，所以这封信只是试投。三个月不见，你还是一个沉醉于情欲二分法的小孩子吗？我不觉得你有进步，如果你有进步，你早该回来，用身体向我道歉。我并没有如你所说的“重新陌生”，但我非常不高兴你三个月前的态度，你把我当成了什么？“重新陌生”的也许是那个又把“你”当“您”的人，把“大李”当无名氏的人。有时候，你简直是小孩子，需要taming，我不知道你还挣扎些什么，反抗些什么，你难道以为你会成功吗？至于我，当然如你所说，有“冷酷的面目”，就凭这副面目，我才混到今天，女人和国民党才不能把我吃掉，否则的话，我还能用“男子汉”的招牌骗人吗？

　　狂童之狂也者 1967年8月24号

　　第二年5月，“小Y”写了一篇文章，历数她的情人，在“号外”一节写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我：

　　我在街上碰到你，你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还不知道。

　　你问我是不是在等你，你的脸上闪着很多开玩笑的表情，没想到我竟认真的点起头来，我说是的，我喃喃的说是的，我在等你，号外。

　　我从来不曾肯定什么，就像我不能肯定我的等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是等你吧。

　　刚认识你的时候，你笑着问我，你该排在第几号？我笑着，我的笑代表了我的惊愕，我想了一下才说，你排在十三号吧，或许我曾给了你为男孩编号的感觉；我没问你，也没认真的解释。你呵呵的笑了两声，你说你连十三号都不是，你是号外。对吗？

　　我开心的笑起来，我不要说不对，从此，我便认真的对自己喊起你号外来。

　　我喜欢同你说话，喜欢同你开玩笑，喜欢听你说笑话，可是，这只是我喜欢而已，你的回应是淡淡的，有时候我对自己说，号外也许一点也不喜欢我吧！号外一定不会喜欢陪我在风中散步，号外也不会和我在雨中撑一把伞，号外多么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当然的，因为他不喜欢我。

　　号外，你一定也有过很着迷的时候，只是，我遇到你的时候嫌晚了一些，而对我来说，遇到你却是太早了一些，那时，我还不懂得抓住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爱情，虽然，那种爱情也没什么用！

　　我应该有很多你的记忆，但是，我抬起眼睛，觉得一切都很茫然。我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阳光和你一起消失，我实在该走近你，但我还是不走近你的好，我怕听到梦碎裂的声音，梦的破碎在无形中我还经受得起，我怕我还要固执一个没有回复的爱情，我又望见你的年轻在阳光底下焕发着，我轻轻的闭上眼睛，我让心一阵接一阵的抽着痛。你让我懂得什么叫心痛。

　　号外，如果我对你有过幻想、有过渴望，那么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死去从你身上，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

　　（也许，你真的是号外吧，还好你说过你是号外，不然，在大街上我该如何站立，如何排列呢？）

　　写“号外”时候的“小Y”，人已在香港。终于有一天，她回来了，她返台度假，她想通了：“我实在该走近你。”我们手牵手，依偎着，一起走进阳明山“新荟芳36”，在温泉旅馆中，她给了我处女所能给出的一切。——“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死去从你身上，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最后，她一语成愿，真的埋葬在我身上。当我“强奸”她的时候、当她迷茫中喃喃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的时候，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种“死去从你身上”，我仿佛觉得：这可爱的小处女，正在被蹂躏中同我一起死去、一起死去。在灵肉边缘、在生死线外，人间还有更好的死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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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株纪

——种桑江边，根株沧海，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我主持的《文星》杂志是1965年12月26日被官方封杀的，自此四年的文星风云，慢慢走向落幕。这时我30岁。第二年开始，官方大规模的查禁我的著作，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我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等的陷害，我被警备总部约谈，俨然一“匪谍”矣。这时我31岁。1967年，虽然官方麻烦不断，个人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义助殷海光。这时我32岁。1968年，我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并义助柏杨。这时我33岁。1969年，我又义助彭明敏。这时我34岁。这四年岁月，我整个的感觉如同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释做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说来，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这种诗情。

　　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1961年11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老朽昏愦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a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事后我写信给吴国桢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跟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Meditations），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Karl Marx）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溥儒家里养了一对夫妻，事实上全和这位大艺术家有关系……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怡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劢，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三十八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的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0319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1965年12月28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槁，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孟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名气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二十年间，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五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十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我写《胡适评传》出版后，梁实秋写了一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对我是很捧场的。那时我在文星威风八面，文星势力如日中天，文坛中人，做“敖之颂”者，自余光中以下，颇不乏人；而余光中以上，梁实秋等亦与焉。后来文星被封，最早对文星不够意思的，却又是梁实秋、余光中等正人君子。萧孟能当时在日记中曾痛感于此。梁实秋在文星盛世，与我们交情，大有王婆口中之“小”，那时胡秋原骂萧孟能“一书贾耳”，梁实秋乃写篆文“一书贾耳”一方，以赠孟能。那时我尚未戒酒，梁实秋乃以金门名酒两瓶，以赠敖之。后来文星被封，梁实秋与李敖划清界限，日见其严。从此这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之文，即不见收于他的文集矣！不但生前如此，他去世后，报章上炒他的遗作，解数毕出，从少不更事之文，到老犹多情之作，无不遍搜靡遗。但我奇怪，梁实秋生前的这篇重要佚文，却为什么总被忽略了？想是李敖问题太多，以致祸延梁文吧？

　　余光中也是文星时认识的朋友，此人是王安石看不起的“福建子”，为人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但聊天时满有趣，尤善巧思。他为人最喜招朋引类、结党营诗，我在文星时，他极力拉拢我，邀我参加师范大学的“现代诗朗诵会”，奉我为贵宾，介绍到我时，人人争看文化太保真面目，掌声之大，任何人不能比。事后诗人夏菁说：“他这种散文家这样受欢迎，我们下次非让他也朗诵几首诗不可！”余光中又拿梁实秋和我的文章在师大的翻译课班上试由学生翻译，试验结果，认为我的文章比梁实秋的容易译，换句话说，语法比梁的西化得多。他又约我到他课堂上讲了一次演。凡此种种，都是刻意交好的动作。后来文星被官方封门，势利眼的余光中也就见风转舵。最不该的，是他明知文星被勒令停业，他在香港谈话却说文星结束，是经济上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词，反倒如此曲为之讳，真是太没脊梁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岂有哑巴缪斯？》他不敢说真话，至少也该哑巴一下，别说假话，可见“哑巴缪斯”，亦未易为也。为了报复他的可恶，近二十年后，我受萧孟能太太朱婉坚之托，到法院告余光中违反著作权，为了他把卖断给文星的著作一物两卖，在法院，余光中狡赖说所谓的文星书店只以出版一次为限，事实上，若只以出版一次为限，即付“三千元”，当年余光中尚无此身价！余光中这种自抬身价以为狡赖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坚控告满脸买卖人相的蔡文甫时，也同样发生过。蔡文甫竟说他当年跟文星签约，是“不平等条约”，我在法庭上斥责他，说：“当年签约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时他实年38岁）、又没有心神丧失、又没被暴力胁迫，契约如有不平等，你为什么要签？何况那个约，比你们现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约，在许多地方，还对作者有利得多，你说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当时买断你的大作，付了你三千元，那时一幢新公寓才不过十二万元，三千元不是小数目，如果说有不平等，我看该是文星根本不该出那三千元！——其实一块钱都不必付你，你也会高高兴兴给文星出书，因为你当时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价十倍。如今你这么‘有名’啦，也该想想当年文星捧你有功吧？也该回馈回馈文星书店负责人萧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书，甚至礼貌上都不送萧太太一本，我给你的存证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还说什么不平等的话，你可真好意思！你现在也是开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样，被政府给关了门，作者们这样对你，你愿意吗？”我这番话，说得蔡文甫面红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也大率类此。

　　文星为余光中出书时候，他亲笔写自吹自擂的广告词，自道：“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如今他签下与文星这种约，真不知该怪右手还是该怪左手，《新约》中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理论上反之亦然。但两手相互间纵不知情，签约者必居其一，总不能不认账也！16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默（Thomas Cran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手写了太多的违心之言，而该先遭火烧（“……I have written many things untrue. And forasmuch as my hand offended，writting contrary to my heart，my hand shall first be punished therefore；for，may I come to the fire，it shall be first burned．”）。有的历史没记载总主教怪自己的右手还是左手，四百年后如时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现身说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他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加拿大参与国际笔会，大会关心大陆被捕下狱作家，余光中与焉。令人奇怪的是，当台湾被捕下狱作家在牢中的时候，余光中为何不关心？会喊“狼来了”的他，却为何为虎作怅？至于笔上写“天安门，我们来了”的诗人，却在台北景福门纳福，且为诗拍蒋氏父子马屁，更证明此人是势利中人，绝无真正诗人的真情可言也。

　　余光中介绍一个人，叫王敬羲。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羲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的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稿，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偷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一文不付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但从我复出后，他却一路造谣，竟说国民党有意把李敖放出来了，又在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中助萧为虐、落井下石，种种行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盗印柏杨的书，虽中饱版税，但在柏杨出狱后向他讨钱时，他却给了柏杨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杨老婆后的内疚吧？柏杨做了王八头而不知，还感谢王敬羲呢。我们深知内情的，都忍不住窃笑。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洋洋得意的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何凡虽然讨人厌，但他太太林海音却很好。她主持《联合副刊》时，我曾投稿，有的用了有的不用。她虽然胆子不大，但比起后来政工系痖弦之流来，却高明宽大得多。她在文星后期，到我家看我一次，也预约过我的“告别文坛十书”，此后就不敢再和我来往了。十多年后，我出狱归来，在路上一遇，聊了几句，再见面时不幸已对簿公堂——我代萧孟能太太朱婉坚追究版权，告了多人，她也在其中。她在法庭上遁词说：“她所以没通知萧太太，因为找不到她。”我说：“萧太太过去有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找得到她呢？”林海音为之语塞。无论如何，林海音是位不错的朋友，虽然我们早就“幽明异路”了。

　　我代朱婉坚追究版权的官司，在法院方面全部都不顺利，这当然和国民党的司法黑暗有关。不过在一片黑暗中，我倒看到一幅光明的画面，那就是1987年6月8日《民生报》来访问我时，做记录的一位小女生徐开尘。她进我家门时，一片清秀脱俗、神韵飘逸，使我眼睛一亮，我一边接受访问，一边偷看她，她真耐看！——习惯上，我看到漂亮女人，都一边看一边挑她的毛病、找她的缺点，以便不再留恋，但这小女生却挑不出毛病，并且愈看愈有余味。此后几年，这小女生和她的同事邱海岳、林英哲等，与我聚餐过几次，每次聚餐，我都忍不住要偷看她几眼，非常舒服。有一次在敦化南路碰到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她说打过一次你不在，我说为什么不打第二次，她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又过了几年，我从凯悦大饭店出来，看到基隆路对面有人一再向我挥手，我过马路一看，原来是这可爱的！旁边有两位她的同事。我半开玩笑的点破，我说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你单恋吗？她又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

　　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不是，不过，梁实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还有老辈的那种主动推荐人才的气度。自我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后，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没告诉我，就秘密写信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所长。对李济说来，其实这是有点难堪的事，因为李敖是他学生，自己学生自己都不能赏识，还要劳动校外的与李敖非亲非故的梁实秋推荐，这不是有眼无珠吗？尽管梁实秋甘冒不韪，推荐了李敖，王世杰、李济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一拒绝内幕，多年后我才完整了解。1990年3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以公帑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全十册，其中1965年12月20日全天只记一件事，内文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应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12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风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于五十二年5月曾推荐于中研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不愿收纳，余遂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这日记一开头说“有李敖者”四字，就是后语不对前言的话。因为这种语气，好像他王世杰以前不知道“李敖”似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9月10日的日记中，他就有这样的话：

　　台大毕业生李敖甚有才华，与胡秋原涉讼（彼此均以诽谤为诉由）。余颇欲成全李敖学业，劝彼等中止诉讼，但似不能说服胡秋原。

　　可见王世杰早知李敖是谁，两年后竟用这种语气写日记，显然别有居心。当时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但却假托出一个李敖人品上的理由，这是最高学术机关负责人不该有的懦怯，也恰恰反证了人品上出了问题的，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人品上既未能坚持道德勇气、也未能维护学术尊严，甚至起码的知人论事的求真态度，都出了问题。例如他们假托出所谓李敖“品行不端”、“行为不正”，就是毫无根据的。当时是1963年，上距我台大毕业当兵退伍才两年，我还是台大历史研究所学生的身份，为了贴补研究生公费的不足，在开国文献会做“雇员”，每月赚一千元。试问这样一个单纯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究竟有何赫赫履历如王世杰、李济者，可有在人间上下其手，施展所谓“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机会？这样一个青年人，既未有机会如王世杰之卖国、蒙混舞弊，亦未有机会如李济之夺权、占着学术茅坑不拉屎，而王世杰、李济诸公却暗中对一青年诬指如此，还口口声声在提拔青年人才——有人才不提拔不说，反倒倒打一耙，这种年高德劭的作风，未免太菜了吧？因为姚从吾告诉我李济的造谣，我对李济的心态，有了研究的兴趣。李济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够格的学者，但在够格的学者以外，若说他对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一面有大功，就没道理。李济31岁起就做学阀，84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都是显例（连王世杰自己，都在日记中一再表示对李济及许倬云不满，指他们不依约做事）。胡适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馆外面的假山工程，承包价钱十一万，李济包庇的亲信贪污两万被查出，李济拦住，不准送法院。胡适死后，李济代理院长，逼走调查贪污案的总干事，将大事化无。另外，李济一边拿台大系主任薪水，住台大豪华宿舍；一边由中央研究院供应车与车夫、工友等等，完全不知体统为何物……以上诸多“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治学做事如彼，也足令我们会心了！

　　《王世杰日记》中说李敖因被拒绝，“彼即因此怀恨”，而在《蒋廷黻选集》书中对他做“侮辱性抨击”。其实，王世杰该不该受公评，根本跟批评者的爱憎毫不相干，相干的只是批评的内容是否正确。我在1965年写《<蒋廷黻选集>序》里说：王世杰卖国、卖了外蒙古，这种史论，其实只不过是历史学家论定历史功罪的普通公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卖国者王世杰不知反省自愧，反倒在幕后透过陈雪屏、黄少谷，向萧同兹施压力，要求删去李敖的序，这一幕后作业，在《王世杰日记》1966年1月5日、1月9日、3月9日中，都一一曝光。3月9日日记中他写：“文星书店萧同兹，将其《蒋廷黻选集》内李敖序文（攻击我和李济之）削去，改装送阅。”就是指此。起先，我为爸爸遗著《中国文学史》写的序，因涉及李济儿子“潜返大陆”，被调查局暗中压迫文星书店删除该序，方能上市。那一次李济是否暗中勾结调查局做手脚，不得而知；但这一次删除我为《蒋廷黻选集》写的序，则全是王世杰暗中勾结陈雪屏、黄少谷、萧同兹诸国民党大员做手脚，所干出来钳制言论自由的好事！《王世杰日记》还透露出“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可见国民党中央党部自秘书长谷凤翔以下，都计划假王世杰之手，陷害李敖。只是王世杰心虚，不敢使事情闹大而已。按说王世杰以党派立场、以湖北佬的狭隘心胸，在日记中诬谤立场不同之人，并不稀奇。例如在日记中，他骂赵元任“无耻”、骂杨振宁“无耻”、骂陈省身“无耻”、骂牛满江“无耻”、骂张捷迁“无耻”、骂任之恭“无耻”、骂何炳棣“无耻”（1977年4月22日）……如今骂到李敖，被骂程度且不及以上院士七贤，按说大可一笑置之，一并听其妄言可也。但我李敖岂是这么好说话的，所以我要写出来，诛奸宄于既死、斥无耻于身亡。无耻的王世杰生前死后，欺人太甚，苛于诬人、疏于察己，包括他自己那真正“品行不端”、“行为不正”的儿子王次五在内。王次五即王德劢，其“行为不检，尤其好赌”，明见于1962年11月4日《王世杰日记》；其“涉嫌人头支票案”被扣押、“性好赌博，亏欠不少”，明见于1968年3月6日《中央日报》与3月9日《征信新闻报》。当然，由于王世杰的显赫，从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主任、到基隆市税捐处长、到台湾银行专员，都不因“品行不端”、“行为不检”，而照做不误。至于王次五的太太林美智，更受王世杰用公款照拂。王世杰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曾亲批两张便条，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二千元。世杰。五十三、一、三。”另一条上说“支给林美智医药补助费八百元。世杰。五十三、十、十二。”这样子把公家的特别费一再给自己儿媳妇的“善行”，当然不属“品行不端”、“行为不正”之列，不过，为人“端正”如此、办公做人如彼，入于无耻之列，也就恰如其人了。

　　王世杰如此无耻，居然还有人无耻的捧他，此人即许倬云。许倬云是最善于谄媚权贵的一个怪胎，凡是看过他写《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的人，或是《追念王雪艇先生》的人，都不难看出他多么会拍权贵马屁！我在文星，也不幸认识了一些人，其中之一，是许倬云。我主持文星时，许倬云巴结我，十分卖力。但为了我写文章批评他的主子李济、沈刚伯（台大文学院长），1963年11月5日，他约我和萧孟能、余光中去他家。为了他行动不便，我同意去了。这天我有简略日记如下：

　　一、南港来的消息：李济读了文章，拍了桌子。

　　二、夜在吴相湘家，沈刚伯托他转告我：“在过去，我没说过李敖什么坏话，虽然我也没帮他什么忙；从此以后，我也不会说他什么坏话，当然我也不会帮他什么忙。”孙德中在座，对我说台大文学院，在中国还算是好的。我说，正因为文学院在中国有领导地位，所以我们该更要求它有生气。

　　三、夜在许倬云家，互恶声相向，光中在座，颇劝慰。

　　四、晚与孟能决定，拒与李济晤面。

　　许倬云那晚想在我面前充老大，结果不欢而散，为他始料所未及。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敖兄”，以帮我出国为饵，意图修好，我懒得理他，因为他信中提到的洋教授，在研究胡适上，其实连做我助教都不配！我才不屑跟这些华洋学人打交道呢！过了三年，因为他又来流言又来媚眼，我有一信给他，其中说：

　　……现在你做了历史系主任，算是你马屁到家。不过你总该知道，乱来是不行的。南港你的女秘书蓝小姐，已被你逼婚得下海做舞女，我特别去访问她，她口中你的劣迹，还多着呢！我都做成了笔录。你去台大，又不自检束，居然整天接送居浩然的女儿，招摇校内外，成何体统？……

　　你又托人转话给我说想暗中帮我出国云云，告诉你，你少来这一套。美国国务院邀我访问我都谢绝掉，谁要你这学界掮客拉皮条？我李敖这辈子，定将守死此地，细看你们横行，并且记录你们的横行。当然你们只迷信权势，不在乎历史，但那是你们的事；我自有我的基督山方法。我只警告你少向我送秋波，也少说诽谤我的话，你若不要“来世报”而要“现世报”，我可以赏给你，只怕你消受不起。你本是残废之人，又会装出一副可怜相，我一骂你，人家就劝我“不要欺负他”，殊不知你专门欺负人，尤其是你追求不遂的女人。……

　　许倬云大我五岁，他一出娘胎就有四肢萎缩的怪症，这种怪症，一百万中只有六个，而他独占六分之一。按说人生有残疾，是先天的，只怪他爸妈，你提它干嘛？只是他的学生杜正胜马屁文中，提到残疾“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治学态度，及对世情万物所怀抱的信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既然如此和他有关，也就不得不提。总之，第一、残疾使这个人占尽便宜；第二、残疾使这个人心理其实有故障，他的见解，有的也就大成问题。杜正胜夸奖他“个人竟然可以没有丝毫避讳地，拿自己外在缺陷开玩笑”。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却有另一面。梁实秋对我说，他们在美国学术会议，会议厅外有高台阶，他看到许倬云很辛苦的在爬，心有不忍，就跑过去扶，不料许倬云登时大怒，厉声高叫，斥以“你走你的，你少管我！”——梁实秋不小心，伤了许倬云的自“卑”心固属不当，但别人一番好意，自己却大发脾气如此，实未免心理故障也，这岂是“拿自己外在的缺陷开玩笑”的心胸吗？

　　1964年7月10日，大我三十二岁的徐复观先后撰文说：“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最近一年来，台湾大学里有一二人利用一个特殊学生，把上自校长，下至助教，骂得一塌糊涂。”“李×骂沈刚伯拒绝朱光潜到台大来任教，这对沈也有影响。”……因为写文章批评士林败类、台大黑暗的，并无别人，按照文明国家的诽谤律，无他人可适用此一情况者，纵未指明姓名亦构成诽谤，所以徐复观骂“小疯狗”自然构成诽谤，何况他文中还用了“李×”字样，更除李敖外别无他人了。可是，当我告到法院的时候，台中地院的孙嘉禄法官和高分院的郑红、杨襄明、曹德成三法官，竟说“李×”是李敖，“尚属不无置疑”！因而开脱徐复观，判他无罪！在诉讼过程中，徐复观最叫人看不起的一点是：他一直赖，他写文章闯了祸，却没有敢做敢当的气概、没有公开承认的勇气。他在法庭上，在来旁听的自己学生的面前，公然狡赖得一干二净。这是很令我惊异的。单告徐复观不成后，我又找到机会，委托李声庭律师，把徐复观、洪炎秋双双告进法院，但是，1965年11月2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郑学通竟违法以裁定驳回。我提起抗告，指责郑学通“根本没把法律学通”，因为他把“行为不成立犯罪”认为与“行为不罚”相当，这就是大笑话了。我对郑学通的指责登在《文星》第九十八期，也就是《文星》被官方封杀前的最后一期，官方不但封杀杂志，也同时对作者下手，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郑矮子”（郑彦棻）借口我“语涉侮辱”法官，下令检察官林奇福把我提起公诉。林奇福是台大老同学，两面做人，在庭上透露他听命上级，情非得已。起诉后法官陆祖光判我有罪，如了郑彦棻所愿。

　　我被国民党大员郑彦棻整，还有个小插曲。1967年3月16日，我开着我的凯莉牌小汽车，发生车祸，车的左眼被撞得凹进去、保险杆折损、左前轮撞坏、左门撞弯、上面玻璃分飞，我的左肘和头都受轻伤，同车的洋鬼子美国人梅心怡（Lynn A. Miles）膝部撞出血来。真够刺激。车祸原因是我开快车，正好碰到另一个开快车的计程车司机，所以，就顺理成章的来了一场“相见欢”。梅心怡看我在出事后谈笑自若，当场替我拍了几张照片，他说他要洗出来送人，叫人看看“文化太保”的镇定功夫。出事后，一个五分局的警官察看双方的身份证，一看到我的，就对我说：“吓，你就是李敖！我们有拘票，正要抓你，快跟我来！”我说：“跟你来可以，不过你们要抓我，却等到我撞车时候才找到我，未免太迟了吧？”他把我带到警局以后，叫我坐在外面，自己进去向长官叽叽咕咕一阵，不料却被打了官腔，他慌忙出来，向我道歉，连称弄错了弄错了，后来我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我被提起公诉时，检察官把传票发到文星书店，传我不到，警官以为我故意抗传，所以才要见我即拘。警官却不知道，检察官早就找到了我，所以他这次丑表功，竟弄得表错了。

在我跟徐复观的讼案中，有一妙事，即徐复观约我在法院开庭后一起喝咖啡，此中趣闻，我回信写给在澳洲的居浩然了：

　　……我们上次的笔仗，许多人（如范光陵、林语堂之流）都说我们在“打情骂俏”，他们真不知道你我相思之苦！台湾方面，许多人开玩笑说我你“同性恋”，我们这样心肝来心肝去，倒真的有一点弄假成真的呢！上次我在台中跟徐复观对簿公堂，他对法官大力描写我们同性恋的可能性，他怕法官是白痴，特别加说：“同性恋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上面，一个人在下面……”结果法官不耐烦，大声呵止。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笑。后来出庭后，徐复观请我喝咖啡，我们谈到这件事，两人又大笑不止。可惜当时你不在场，你若在场，我们两人合力把他按倒在地……该多好玩！唯一的问题是不知徐复观喜欢不喜欢洗澡，他如学王荆公（从不洗澡），那我们就划不来了！

　　那天开庭后喝咖啡时，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徐复观又说出他当年对妻子不忠在外养细姨的事，自承有“惭德”，陆啸钊坐在旁边听了，一直笑，我也笑，我笑的是：这就是徐复观的厉害处，他会以部分坦白方式表示他跟你肝胆相见，但是别有所图什么，你就得当心了。总之，我的敌人徐复观比同是湖北佬的胡秋原聪明多了，因此他可以两面做人而人不易觉察出来。殷海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文中，提到胡秋原、徐高阮，并直斥其名，但提到徐复观就改称“某君”，这就看出徐复观两面做人的功夫，他不像胡秋原那么笨，他知道殷海光有其清望，不能完全打死，因此既斗争又联合，使殷海光衰病侵寻，他有份；但衰病侵寻后又表演问疾吊丧，他也有份，此公最拿手演这种戏——在殷海光生前，打击殷海光；等到殷海光病了、死了，又冒充是他的知己，他一再发表改名《痛悼吾敌，痛悼吾友》等文章，并和殷海光的学生陈鼓应等串通起来，把殷海光描写成临终的悔罪者、临死前的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转向者，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殷门弟子坠入徐复观术中而不自知，被徐复观统战得七荤八素，真丢死人。

　　可见“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奸雄，一旦混入学界，就好像美洲土狼（coyote）进入羊群，效果非凡之至。为什么徐复观可以又做坏事又不被恶名？除了他的狡狯外，他也会闪露一点真性情，不全是假，令人对他另眼相看，1986年3月28日《中央日报》载：39岁的工厂职工接瑞华，酒后观看电视连续剧，不知何故突然捣毁电视机，凌晨被家人发现上吊自杀断气命绝，其妻抚尸恸哭，悲伤逾恒云云。我联想到蒋介石当年从广播中听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时，曾捣毁电视机；徐复观从电视中看到梁容若著书得奖时，曾捣毁电视机。可见“自天子以至庶人”，虽口诵圣人“不迁怒”之训，但动起手脚，却都性好此道也。只是收音机何辜、电视何辜，令人不解耳！但徐复观能有此种动作，亦足发人一噱。更有趣的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告诉我的故事。司马桑敦说：“徐复观虽然年轻时在日本留学，但他的日文一塌糊涂，简直词不达意。他老了以后再来日本，住旅馆，想找女人，就向旅馆老板娘求助，他不会说叫姑娘的日文，乃抓耳挠腮，急得满面通红，最后一边用手指自己的生殖器，一边向老板娘鞠躬作揖，示拜托状。”司马桑敦一边说还一边学徐复观，好玩极了。徐复观留学日本却日文一塌糊涂，好像是真的。我中学时去省立台中图书馆听演讲，主讲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作者大学棍安冈正笃，徐复观陪他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徐复观，可是我就没听见他对安冈正笃讲过日文，岂不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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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鉴纪

——殷鉴不远，就在夏后，把神拆穿，把人看透。

　　文星被迫结束后，我虽然自顾不暇，但我仍尽力照顾一个人，他就是殷海光。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他顿失地盘、渐形索寞。1960年以后，到1969年死去，这九年间，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却正好赶上我在文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在出书上、生活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1964年到1966年间，他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是我主持的。四本书是：一、《思想与方法》、二、《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出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廿目所视，廿目所指”，也不消说；第三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书，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萧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不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剂其中，希望出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苦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稿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此中调剂，当事人不知也。

　　殷海光有一封给何友晖的信，中有一段自道他和我的为人：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太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在时过境迁以后多年，回想大家“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萧孟能确是真诚帮助他的出版家，因为以殷海光当时的处境，这样年复一年的支援，确属难能可贵。萧孟能虽然与我反目，但他做的好事，不应埋没。——李敖为人侠骨柔情、恩怨分明，也由此可见一斑吧？至于殷海光说的“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这倒真正有感我心。殷海光“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是真正笨拙之尤的，乃在于他专门被他“仅靠言词”的学生所欺所卖。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他提拔而不能有像样反馈的，他们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投奔彼党者有之、投奔宿敌者有之、冒充传人者有之、拿他做演讲会纪念品者有之……但他们除了“仅靠言词”之外，从未对殷海光援之以手。殷海光一生寻与他“共心通灵”的人，结果找到的，多是“仅靠言词”的学生骗子耳！这真是他的悲哀！他“为人应世笨拙不堪”，还可举例以明：此公爱书成癖，有一次他看一本Arisiotle（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女儿殷文丽过来，他就教文丽念Aristotle这个字，没想到文丽正在换牙，没有门牙，念到totle，口水应声而出，喷到书上，殷海光大叫：“哎哟！哎哟！”急忙掏手帕擦口水。多好笑呀！还有，此公一辈子只打过四次电话（至多四次），有一次他太太教他如何打，把他带到公用电话旁，替他把号码拨好，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紧握听筒，满头大汗，打完了，要昏倒的样子。他太太赶忙抓住他，发现两手冰冷、两眼发直，好一阵子才恢复正常。再谈他的鲜事。有一天，他和政大的另一书呆夏道平教授，忽然要开洋荤，跑进观光饭店喝咖啡，咖啡厅在十二楼，他们就进入电梯，可是很久很久还不到，空气闷得难过。殷海光说：“这么久了，即使一百二十层也该到了。”于是紧张起来，还是夏道平聪明，他看电梯墙上有许多阿拉伯数字，就乱按了一个，门突然开了，原来还在一楼！两人得庆重生，吓得不敢再坐电梯，决定走楼梯上去。走到二楼，就发现没有上三楼的楼梯了，只好又下一楼。殷海光说：“我们到别家去，何必一定要在这里。”夏道平说：“不行，既来了，一定要找到。”于是两人四处去找，找到一座有人开的电梯，总算到了咖啡厅，不巧那天咖啡厅休息。两人只好再摸索到另一较暗的房子，一进去，发现都是一对对情侣，两个老头也顾不得了，挤进坐下。看到一位歌手正在边弹边唱，夏道平碰碰殷海光，大声说：“你看，是真的人在唱歌呢！”

　　殷海光虽然“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仍处处不忘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生活细节上，也可看到一斑。他从不坐公共汽车，他认为人的尊严会给挤掉；他喝高级咖啡，吃英国饼干，去贵族医院看病……这些都表示他也满布尔乔亚的。另一方面，他除了不太会用电话机、不会用自动电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太太向人收两种工钱——有钱的人要多付，没钱的要少付……这些都表示他也蛮书呆的一面。以这样层次的知识分子，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当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海光虽然天姿英明，但在生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却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中国》停刊以后，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厌恶更深了，一个人只要同他骂国民党，他便轻易相信这个人。有一次，台肥六厂图书室请我讲演，我认为来者不善，拒绝了；他们改请殷海光，我劝他不要去，他被封锁已久，还是去过瘾了。讲完了，一个人走过来，向他大骂国民党，立刻谈得投机起来。后来登门拜访殷海光，殷海光还把《自由中国》编辑胡虚一介绍给这陌生人，牵累到胡虚一身陷黑牢，原来那陌生人是卧底的！殷海光就是这样容易被钓的人！农村小孩钓青蛙只要用根线，往草里一放，青蛙就咬住不放，全身暴露而出。殷海光容易被小人利用，也正如此。雷震也犯同样的毛病。我同殷海光玩笑性的表示过：“你们的为人最容易被小人包围，你们搞政治，若当了政，恐怕小人当道的情形，更要严重呀！”

　　在我写《老年人和棒子》发表后，不久就发生了“中西文化论战”。文德（陈宏正）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说：“在文化论战中，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因为“西化派中殷的学生李敖、许登源、洪成完攻击胡秋原，引起胡秋原的误会，以为西化派是殷在背后策动”。以致殷海光“以后被胡秋原、徐高阮连续不停的施以人身攻击，对其后迫害殷不能在台大授课，形成一大压力与不利环境”。这段内幕，殷海光留下一篇回忆——《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其中说：

　　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华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俨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和反共爱国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敖按：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

　　……本年上学期末，各校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的是批驳费正清等在美国国会证词，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用文人的写作精华。彼等立论，完全是从一个政权的利益出发，罔顾世界大势。其实，费正清等人的言论，意在保全台湾。台湾这个小岛，若不是美国第七舰队保卫，恐怕早在1950年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于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准共党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殷海光说“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宣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但在十三年后，“哪儿来的”终于水落石出。一九七九年三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属下的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民国五十一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宣、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民国五十五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奈特趁机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曹敏已经“邀约”胡秋原、郑学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1966年7月3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5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国防部总政治部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名国内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由签名事，参照文星被封杀，在封杀作业中，由王昇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机构。当时文星的敌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学人，其实骨子里却跟王昇这些大政工挂钩，同干这一票“文武合一”的摘星大业。当时因为事涉机密，流传出来的内幕有限，所以无从深究。直到胡秋原事后自己这样透露，才真相大白。王昇本人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货。林正杰的《前进》杂志马屁说他是正统军人出身，这是美化王昇的说法。事实上，王昇只不过小学毕业外加受训不足六个月的卑鄙小子，所以他的招朋引类，也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式的，他所欣赏并重用的大将曹敏，还不如王昇念过小学，他根本没进任何正式学校。他在1926年混迹北伐队伍中，办党。抗战胜利后，办党报。大陆丢掉后，逃到香港做小生意。1951年来台湾，1952年到政工干部学校教书，见宠于王昇，自此扶摇直上，俨然学术与政治之间人物矣！胡秋原等从曹敏这根线上攀王昇，完成“文武合一”的挂钩，这种人是什么水准，可想而知矣！殷海光因文星而被胡秋原等迫害，一千六百人签名事件只能算是迫害中电影手法的“远景”，因为这一甄别“忠”与“不忠”方式，受害者不止殷海光一人。但是对殷海光个人的文字围剿和台大出局，却是电影手法中的“特写”、“大特写”。受害人首当其冲者，则是殷海光。殷海光说国民党迫害他是“用一种十分复杂和隐蔽的方式，不易观察到”，确是事实。当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围剿，却不知道骨子里胡秋原等的勾结国民党大珰头，动用官方的特务政工力量，整垮文星、斗垮殷海光的作业细节。如今殷海光墓草久宿、王昇垂垂已老，年过九十的胡秋原自忠贞分子、反共大将一飞而直上北京矣！人世变化之奇、政海波谲之异，反反复复，有如是者！

　　在殷海光被迫离开台大之际，教育部去函台大，调虎离山，拟聘请殷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殷海光很困惑，特来找我商量，他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粟”。我说：“不错，一个人不该不劳而获。但按照《宪法》第15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机会、有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才能谈正常的不该不劳而获的道理与道德。如果环境不准你有适合你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陈独秀到死还拿政府的钱，可是何碍其为陈独秀；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不拿当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吗？至于你说‘义不食周粟’，这种道理在伯夷叔齐时代就站不住，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但他们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薇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却吃周朝的薇，这是哪一门子的逻辑啊！何况所谓周粟，也不是什么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还谈不上是国民党之饭也！”我这一番话，把殷海光说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辩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场为他讲宽心的话，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义不食周粟”那一派，当然他知道我“义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钱——我还年轻，我比较灵活，可以“做点小生意谋生”。殷海光连“做点小生意谋生”都不及格，因为殷太太做点裁缝工作，他都要来个二价，这种头脑，又怎配做生意呢？

　　至于殷海光的生活收入，所遭到的困难尚不太严重。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给他蛮好的待遇；《自由中国》以后，我自文星给他大力的支援。费正清到台湾的时候，约我陪他去看殷海光，后来在南港请殷海光同我吃饭。因为殷海光曾向我表示希望美国有学术机构帮助他，我侧面问费正清可否设法，费正清说，他已对殷海光有帮助。这事我颇不快，我向黄三抱怨说：“老殷的为人我实在要骂他，他拿了费正清的研究费，却对我们不吭气，害得我们还拼命替他设法，这算什么！”我虽然大力支持殷海光，但对他的为人，却总是以看一个不通人情的高级书呆的眼光来给他定位。他并非全无心机与权术，但这种心机与权术，总是湖北人式的，格局甚小，所以我始终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对他的蛟龙气质与文字上的才华很佩服，并且为了散布并延续这种气质和才华，尽了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力量。

　　虽然我称殷海光做“老师”，但他清楚知道我没选过他的课，“老师”对他是尊称，是名不副实的。因此他对我，也是一种师友之情，算得上是“尊而不亲”。我的一些小朋友，像陈平景、像黄三，倒比我跟他面见得多。他跟陈平景后来为了钱有不愉快，一天早上，他特别到我家，要我用我对陈平景的影响力，收回由他口述由陈平景笔录的自传。我有点怪他不该为了点小钱否定陈平景，但我还是把陈平景说了一顿，要他交出自传。后来经我劝说，两人又言归于好。我虽然与殷海光交往不密，但每有重要情况发生，他总找到我，也特别尊重我的判断。胡虚一被捕以后，殷海光家门口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要若无其事，但是学生们该少来，免得连累他们，使他们以后有记录在身，万劫不复。他认为很对，就在门上贴了不见学生的条子。殷海光进行离开台湾，也找到我，我为他奔走了一阵。不幸的是，殷海光一直到死，都没被准许离开这个岛。为了他出境的事，有一次我对他说：“国民党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里有一种‘流刑’，他们倒真该复兴。如果复兴了这种放逐之刑，你和我就都可走了。”他听了苦笑。我想，他后来希望死后面对太平洋水葬，与于右任死后面对大陆土葬，正好是一个对比。古人放逐别人，要宣布“不与同中国”，殷海光想面对太平洋水葬，除了表示他心胸的浩瀚以外，大概也有甘愿“不与同中国”的远托异国之悲吧？

　　1967年的春天，我在美而廉碰到殷海光，感到他的气色很差。本来对他的健康，我没有注意，因为这是殷太太的事。殷太太那么贤慧，照料殷海光的健康，当然不在话下。但这次见面，使我感到有点不对劲，我把陈平景找来，侧面问他，他说殷海光有胃病。我问医生怎么说？他说没找医生。我把他骂了一顿，我说有病怎么不找医生，他说殷海光不肯，殷太太也不肯，殷海光还说除非去贵族医院，他不要在公立医院应诊。我又把他骂了一顿，怪他没有好好照顾殷先生。他说他们夫妻都不肯，他也没办法，“除非你敖哥逼他们。”我说就这么办，我去逼他们。4月14日深夜，我写了一封信给殷海光，埋怨：“没想到你竟对你的身体这样不科学！”我告诉他我已替他约好贵族医院的门诊，一定得去。“你治胃病的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所以我愿意‘请客’，以我们的关系和了解，你自然不可推辞。”就这样的，在1967年4月20日，我把殷海光推到台湾最有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面前。李大夫对我说：“我佩服殷先生，也佩服你李先生，李先生郑重托我，我自然尽力。”他为殷海光做了彻底的检查，检查期间有说有笑。然后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就走出去了。我跟殷海光聊了一阵，借故出来，李大夫拉我到一边，满脸严肃的说：“百分之百的胃癌！百分之百的胃癌！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医生？”我问他：“能拖多久？”他说：“这次若不来看病，几个月里就没救了。”我问：“现在有救吗？”他说得开刀才知道，现在就立刻办住院手续。于是，殷海光立刻被“当场收押”，我把他安排进病房，把同来的孟绝子、陈平景都支使出去，房里只剩他和我。我先说了些轻松的，然后轻描淡写的说：“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这位忧郁哲学家啊！竟得了胃癌。罗素要听说你得了这种不哲学的病，他会笑死了。现在决定开刀抢救，你应该准备在开刀以后，好好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相信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你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我一想，你看了这么多书，若连生死都看不破，那书也白看了。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使你有所准备，免得做错了安排，浪费了时间。”殷海光听了我的话，很镇定，也很从容。他感谢我以强者对强者的态度对待他，他说一切就照我说的办。我走出病房，叫陈平景去陪他。陈平景后来说：殷海光一见到他，就哭了。殷海光在强者李敖面前不得不示强，但李敖一走，他就垮了。这时候有一个插曲，不可不记。陈平景在医院跑来跑去的时候，忽然见到党外人士高玉树从汽车下来，高玉树当选市长那天晚上，殷海光正在家里请我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到中华路高玉树竞选总部前看人山人海，也看军警云集。高玉树当选了，殷海光很兴奋，当晚我请他和何秀煌一起到中央酒店看洋妞跳半脱不脱之舞，殷海光和何秀煌两个书呆，那天晚上也颇有好色而不好德的表现。高玉树他们搞新党的时候，与殷海光走动颇勤，所以这次从汽车下来，陈平景第一反应就是：“高玉树来看殷老师了！”他匆匆跑来告诉我，我说：“不会吧，政治是最现实的，高玉树不会知道殷海光生病，知道也不会来。他到医院，一定是看别的达官贵人的。”后来一查，果然国民党大员陈建中出了车祸，就便住进贵族医院，高玉树玉树临风，原来如此！

　　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1967年上半年，殷先生就患了胃癌绝症，是郑华志陪他到宏恩医院检查出来的。”王晓波全弄错了，不但郑华志没陪他到这贵族医院，反倒在我安排开刀时，郑华志等才出现。郑华志正在台大念医学院，学到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论，向李大夫很不客气的质问，好像李大夫有什么错似的。李大夫是名医，也有修养，他不厌其烦的向郑华志讲解理论与实际，但郑华志仍纠缠不休。我很生气，大骂郑华志一顿。我说既然到这个医院来，就要尊敬并信任人家医生，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事！如果你们爱护殷海光，在我把殷海光送到这里来以前，你们他妈的在哪里？郑华志等被骂以后，悻悻离去，在外宣称这个医院不行，还是到他们台大医院去开刀才“安全”。殷海光知道自己还是台大教授，在台大医院开刀可以减轻我的负担，既然在那边开刀“安全”，也乐意去。于是在4月25日，转到台大医院。5月1日开刀，把胃割掉三分之二。台大医生说，最多只能再活一年。我写了一封信给李大夫，为我无法有始有终的请他为殷海光治病和郑华志等的无礼表示抱歉，然后就赶忙轧头寸来付医药费。我4月14日给殷海光信中所说的“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的话，其实是骗他的，我不愿他知道我的经济困窘而不安。事实上，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很难靠出版社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当时救殷海光情形，在水牛出版社彭诚晃拒绝为我贴现后，我只好改找萧孟能，但萧孟能不肯帮忙，最后由刘绍唐帮忙，我才免于退票。我这里近乎啰嗦的写这些小事，目的只在说明：为了对殷海光热情，我自己遭遇了多少人间冷暖；为了救殷海光性命，我看了多少伪君子和伪殷门弟子的丑恶面相。我把这些写出来，拆穿出来，对世道人心，应该有点警世作用，所以我就不怕麻烦了。

　　到了殷海光开刀以后的第二年，一天下午，殷师母以焦虑的声音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再送他到贵族医院检查一下，我同意了，不料一住进医院，那些我不做他们不做、我一做他们就骚扰的护师派又来了。好在这次检查并无新结论，殷海光很快就回家了。

　　本来我还常去看他的，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令我极不高兴。据黄三告诉我，有一次很多人在殷家有人说了诬蔑李敖的话，殷海光明明知道那是诬蔑，却闷声不响，还点了头。黄三很气愤的告诉了我，我认为至少在殷海光家里，殷海光应该为我仗义执言的，怎么可以这样？我生气了，就不再去殷家了。有什么事，我都叫黄三、孟绝子、王晓波去办，当然我还是关心他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样长久的不去他家，是一件错误。那时他生命已在最后一年了，他变得软弱，神智自然也不如健康时清明。就在这种衰病侵寻之中，殷海光被两批人利用了。这种利用，我直到他死前一天和死了以后才陆续知道。如果我常去看他，也许情况不会那样糟。第一批利用殷海光的是陈鼓应这批人。他们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制造了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说殷海光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强调这一点，把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的伟大贡献轻轻带过，把殷海光为自由民主的努力，反独裁反极权的努力都轻轻带过，甚至把殷海光描绘成一个临终的悔罪者似的。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参加这种诬蔑活动的，除陈鼓应这批人外，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和头脑不清的韦政通等也都在内。这些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知人论事，必须从他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智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怎可以拿衰病侵寻的行将就木者的言论来作准？古代凡是皇帝死前的诏命，都不被轻信，认为是乱命，其理在此。何况，陈鼓应这批人从来没有任何殷海光的亲笔或录音以证明他的转变（连一片“你办事，我放心”式的小条都没有），我认为《春蚕吐丝》中许多话，根本是捏造的、加工的，或有意重描浓写的。这显然是一本为取悦某方面而供自己做敲门砖的伪书。第二批利用殷海光的是殷太太这批人。殷太太夏君璐是非常贤慧的女性。她长得比殷海光又高又大，待人亲切有礼。她在《永不能忘的日子》里写道：“事实上我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这话倒很近实情。我在殷海光家无数次，大家上天下地的谈，但殷太太从没参加过。我对她了解很少，直到殷海光死前头一天，我才惊讶的知道她参加的是教会活动——她是一个虔诚得近乎狂热的基督徒！那天她拿出一本笔记给我看，说：“这是殷老师最后信了上帝的证明。”我翻了一下，说：“这些笔迹不是殷老师的啊！”她说：“是我记录的。”我当然怀疑，可是正忙着替殷海光准备后事，我并没重视这本笔记。但我觉得很荒谬：殷海光从没跟我提过他有一个信上帝的老婆，他自己也从不信这一套，怎么今天忽然冒出一个信上帝的，并且还说他也跟着信了，这不是趁病打劫吗？第二天下午，殷海光死了。殷太太后来在《“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中说：“到家不久，李敖及孟祥柯和我一齐去怀恩堂商量一些事情及决定追思礼拜的日子。”她这段话，是长话短说了。因为头一天笔记的事，使我感到一批教棍可能利用殷海光，我该特别防范一下。果然回到殷家，殷太太就坚持以宗教仪式办后事，并说已跟怀恩堂的周联华牧师约好，现在就去。殷太太大概没想到我是个激烈反对者，她约我一起去怀恩堂，要我代他们润色一下已写好的殷海光《安息在主的怀里》的通告稿。不料我一见周联华，就把他责备一顿，我说你给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做后事吧，何必又来糟蹋殷海光！孟绝子在旁也支持我的责备。我坚持删掉“安息在主的怀里”等鬼话，争执不下。最后我只同意用“永生”字眼，“永生”不算是宗教字眼，但可使教棍们自以为是，殷太太总算同意了。再回殷家，殷太太在廖融融等许多人面前向我说：“李敖，你是战士，可是殷海光不是了，殷海光已属于上帝！”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记这天晚上“廖融融言，殷师母告其得上帝启示，殷先生遗稿概不出版。并言其与殷先生结婚以来，每日担惊受怕，不愿殷先生阴影再笼罩她。殷先生死了，她应该要得到解脱。”王晓波的记录，告诉了我们：思想家是不宜有“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的太太的，思想家讨错了老婆，在他死后，对他思想的流传必是一种妨碍，从托尔斯泰到胡适，无一例外。殷太太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教棍生涯使她把最后一年的殷海光“夏君璐化”，这显然更使思想家警惕。《诗经》有一句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用来做有趣的曲解，正好对这段殷夏婚姻，有了先知式的预言。

　　1969年，我知道殷海光的病情，我还想做一次挽救。我告诉黄三三点意见，如能这样做，我还愿试一下，可是没有结果。9月12日，殷海光病情恶化，送入台大医院，那时黄三已离台，由王晓波通知我。14日，我把一封信托王晓波交殷太太，里面说：

　　海光先生今年病情转剧，我因前年去年两次送殷先生就医，反落埋怨，埋怨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殷先生的病况，技术问题不易统一，人多口杂，责任不清，反易误事。所以今天之事，我一开始即面告黄三三点，表示如此三点不能实行，我再介入，是与人扶同误殷先生，我绝不干。

　　我曾面告黄三，殷先生既住入台大医院，不宜再出院，更不可乱投医吃药。今既出院无效，再回台大医院，不可再事更张。如不幸不起，遗体应捐给医院，全权委由医院代办丧事。医院方面，最后骨灰宜交由家属领回。至于立碑台东，灰洒太平洋等议，如无技术困难，自应照办。

　　殷先生如去世，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方法是整理遗稿，保管遗物，以备发扬殷先生思想及筹议纪念馆。

　　殷先生死后，当尽量避免伪自由主义者利用。故所谓治丧委员会之类，当一律避免。不能组织维护殷海光学术自由者（如毛子水），不配为治丧委员。

　　当天深夜里，我进入台大医院，去探望多日不见的殷海光，护士小姐们泄漏了我来的消息，所以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李敖来过了。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记》中说，殷海光第二天“闻李敖曾来访露出微笑”。我想，这一“微笑”，就是他跟我之间的最后灵犀了。这天晚上，我又到医院一次。殷海光死在9月16日下午，王晓波通知我，我立刻赶去，碰到齐世英。齐世英对我说：“殷先生生前说李敖是最够义气的人。我知道，殷先生能拖到今天才死，都是你义气的结果。”我听了，没有说话。公道死在活人心中，公道活在死人心里。陈鼓应这批人跑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要求发消息。《中央日报》说殷先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主笔，我们愿意。消息发出来，竟只提他是《中央日报》主笔，《自由中国》上的事迹一笔抹杀。我真不明白陈鼓应他们为什么让殷海光这样被“尸奸”，真太不懂事了！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写着：

　　9月21日在怀恩堂追思礼拜，由周联华牧师主持，数百人参加。李敖没参加追思礼拜，因他反对在教堂作追思礼拜，怕殷会被教会拿作宣传。

　　当时国民党的刊物，却大力宣传说，李敖是个无情的人，因为殷海光的追思礼拜，他都不参加。我不但不参加这一次，一年以后的怀恩堂周年追思会我也不参加。我是特立独行的人，不参加就是不参加。“波澜起落无痕迹，似此奇情古所无。”这两行诗句，也许正是我的写照了。殷海光死后三个月，我家门口也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一连十四个月，直到我被捕，以叛乱罪被判十年……在人鬼之间、在生死线外、在永隔的幽明与重泉之中，殷海光和我，自然更是遥远了。

　　殷海光死后，我和王晓波、王小明、孟绝子一起去看解剖，出来孟绝子对我说：“你看到老殷那个鸟了吗？那么小！”我想，殷海光可能在这方面不行，他的婚姻情况，他的教棍太太，都该从这一不行上来观察。他服膺罗素，但罗素写的《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之书，他绝口不提，这可真怪也。

　　在殷海光死去一周年，殷太太在教堂为他做礼拜的前夜，我有长信给她：

　　殷师母：

　　海光先生去世周年，明天你们在教堂的仪式，我仍比照去年——不参加了。我这种不参加我不赞成的方式的态度，想早蒙您的谅解。

　　关于海光先生后事，去年9月14日我曾有千字长信给您。其中关于遗著方面，我曾建议：“格于现状，需在保密及无保证条件下进行。”“虽近不情，然非此不足有效。”当时也许您考虑得太周到，所以蹉跎经年，反无成绩，我的建议与自告奋勇，也就白费。

　　在那封信中我又忧虑海光先生死后恐被利用，结果都不出我所料。海光先生死后，“党化”者有之（如去年9月17号国民党的The China News说他“He wrote editorials for the Central Daily News for a while in Nanking”，但却只字不提他在《自由中国》的壮烈举动！），“国化”者有之（如把他描写成固有文化的回头浪子！），“神化”者亦有之（如把他收归上帝名下，做信教者的死证），其他歪曲他、窄化他的，更属不少。海光先生一生，困学知变，认识他，理当从他健康时期的理智表现着眼，这一时期的高潮，当然是《自由中国》时代。这一时代过后，海光先生日渐孤立，健康情形日坏，尤其死前一大段日子，接近他的人，谁都可以摆出一堆笔录语录之类，俨然得海光先生真传，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非造谣即乱命。胡乱传布一个思想家心神衰退时的呓语，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为海光先生悲哀！

　　去年9月15号晚上，您向我说：“李敖你是斗士，可是殷老师不是了，他已属于上帝。”如今一年过去了，感情的因素应该平静些了，殷师母，我向您说，您错了。海光先生仍然是斗士，只可惜能够陪他一起斗的人太少了，能够认识他这一斗士性格的人也太少了。所以当同他一起斗争的朋友坐了牢，包围他的，都是比他软弱的人，或是对他这一斗士性格缺少帮助和鼓动的人。大家不阻挠他，即倚靠他，以致海光先生精神负荷日益加重，同时他又是不善于调节精神与身体均衡的人（两次被我强制送进医院，即为一例），又最容易被小人利用，以致好恶无定，愁绪难排，最后终告不起。

　　我常常想，海光先生当年若陪雷震先生一起坐牢，也许他还不会死。这次接雷先生出狱，看到他气概非凡，器宇轩昂，更印证了我这一假设。海光先生和雷震先生一样，他们都是斗士型的伟大人物，斗士的生涯就是斗，不停的斗，劝他不要斗的人，动机尽管好，可惜是妇人之仁，爱之适足以害之。海光先生英灵不泯，在斗士的行列里，他是先烈，他将永生！我们没死的人，虽然遗憾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但对死后的海光先生说来，却并没有被“分裂”——海光先生仍是完整的海光先生，有人以为抓到了他的什么，其实只是利用死尸而已。真正海光先生的灵魂，不是二流以下人儿所能了解的！

　　李敖 1970.9.15

　　附上糖一盒送给文丽，一年不见，她一定长得更高了。

　　当然，殷太太不会回我的信，我也不会参加她的宗教仪式。那时我已经一天二十四小时被治安当局跟踪，我自然也不会去看殷太太了。

　　二十年后，有一件妙事发生了。1989年8月24日下午，我家来了不速之客，来的是殷海光的太太夏君璐，是由陈宏正陪她来的。殷太太与我二十年不见，如今重晤，大家都很高兴。二十年前殷海光老师来过我家多次，可是殷太太并没来过；二十年来殷太太自美返台一次，这是第二次，是应自立报系举办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来的。殷太太抵台前，陈宏正到我家跟我说：“殷先生的朋友学生每人出一千元，联合请殷太太吃饭，盼你参加。”我说：“我才不要同这些人吃饭！他们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朋友？又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学生？今天国民党尸居余气了、局面没有危险了，他们这些懦夫，才敢钻出来打殷海光的旗号了，试问当年殷海光挺身与国民党相抗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当年我挺身声援殷海光、冒险为殷海光印书、出钱为殷海光治病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至于殷师母，她与殷海光共患难那么多年，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她把殷海光硬推进教会，并且不能辨别谁是真正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有爱于殷海光的人，未免令人遗憾。她上次回台湾，为什么不来见见我这位真正的义人——她整天在教会里找义人，其实真正的义人是不进教会的。”殷太太毕竟是有服善之勇的女性，她居然带着洋酒为礼，登门来看李敖了。她不介意我写文章攻击过她，她的度量宽大，也非常人所及。二十多年前殷海光生病，他的朋友学生袖手旁观，唯有我肯在自己负债的艰苦下援之以手，送他住院看病。出院后，殷太太特别亲手做蛋糕送我。接下殷太太送来的酒，我特别回忆二十多年前她亲手做蛋糕的往事，她还能记得。她说：“李先生，你的为人，上帝最知道。你并不孤单，上帝是和你在一起的。”我听了，哈哈大笑（一星期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了黄三这段话，并说：“三三你看，二十年后，她终于把殷海光从上帝手里放出来啦！可是又把我给拖进上帝手里啦！”黄三听了，也哈哈大笑）。殷太太又谈到殷海光全集的事，二十年前，我是主张出全集的人，但是格于殷太太感情上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殷太太“感情的因素”终告解除，她同意全集由桂冠出版公司的赖阿胜出版了。我很高兴“已属于上帝”的殷海光，又属于了我们，虽然上帝已离我又愈来愈近了。在聊天中，我笑着向殷太太说：“这年头儿真变了！雷震死后十年，忽然冒出了许多雷震的知己，跑出来做雷震秀；殷海光死后二十年，忽然钻出了许多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跑出来作殷海光秀——殷海光死后的朋友和学生，比他生前多，你说怪不怪？”殷太太听了，为之苦笑。二十年过去了，由于国民党的强弩之末，由于殷太太的一元复始，殷海光已不再被禁锢，已从封闭中解放出来。但是，各种利用他的秀局，却方兴未艾。连吴丰山、张忠栋、杨国枢、胡佛、李鸿禧、何怀硕、郑钦仁等跟殷海光毫不相干的胆小鬼都敢抛头露面了，士林怪态，可真殷鉴不远呢！自立报系大做殷海光秀，由它的头子吴丰山接见殷海光夫人，即时表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在争取言论自由上总要忍受一些痛苦，一些煎熬。现在，来自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一齐纪念殷海光先生的贡献，证实了人间自有公道。”其实，所谓“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殷海光受难之际、苦难之际、危难之际，不但没援之以手，甚至是殷海光的敌人的同路人，这些人今天以知己嘴脸，重现江湖，江湖之中，可没有这种不要脸。另一方面，当年真正对殷海光援之以手的人、二十年来一直为殷海光“吾道一以贯之”的人，却被伪君子们视而不见并且大加排斥。伪君子们抹杀他们，正因为他们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如今先行者们如彼、伪君子们如此，正好证实了人间没有公道。

　　殷海光生在1919年12月，死在1969年9月，活了不足五十岁就得胃癌而死，可谓不善养生。殷太太回忆：“1971年，9月里的有一天，我去看才出狱不久的雷震，他一见面就对我大声的说：‘殷太太，你看，殷海光爱生气，就被国民党气死了！’”“雷震的话，让我想起海光生前的‘骂’。他喜欢骂人，尤其常常骂蒋介石。他被‘迫’离开台大后，每天吃晚饭时间，常对着我跟Abby骂蒋介石，又骂又气，又气又骂，然后饭也吃不下了——不久，他得了胃癌。殷海光真的给满腔的愤怒‘气病’了、‘气死’了。”殷海光这种搞法，不是骂人之道，而是找死之道。他曾告诉我，他佩服的熊十力老先生最恨蒋介石，熊十力骂蒋介石，一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怒气。殷海光显然忘了老革命党熊十力的身教，结果一个高龄、一个短命，殷海光竟先被骂者而死。也许殷海光察觉出骂人时应该伴之以团报纸，但在饭桌前难以仿行。纵仿行成功，则得胃癌者将是女眷，因为她们“饭也吃不下了”。结论是：殷海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还是自己得了胃癌。殷海光生前对黄三说：“我不要死，我要睁着眼睛看他们如何收场。”可是他不善养生如此，又如何活得过敌人呢？1967年5月12日，我在殷海光的病床边跟他聊天，我把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的巧立名目说给殷海光听，在旁边的一个学生谈到中国文化学院的哲学系，我在这位哲学教授面前，开玩笑说：“你看，中国文化学院也有哲学系，这个学院，除了‘水肥系’以外，简直什么系都有！”殷海光冷冷的说：“他们的哲学系，就是‘水肥系’！”看到殷海光躺在那儿，我心里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是也。但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殷海光生“梅毒”时，群医还没束手，群友群学生却先束起手来。那时候，“负债救人、义重如山”的，只有李敖一人而已。在整个的殷海光住院过程中，我只见过一个小书商赖中兴送过一把香蕉。我在殷海光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兴后来自杀了，在大人物们大做殷海光秀的当儿，我想起这个小人物，我真怀念他。并不是说一定有钱才能表现这一情义，东吴大学学生陈平景没有钱，但他为殷海光擦身捶背，几达不眠不休的地步，这种义人，又有谁能比啊？耐人寻味的是，赖中兴、陈平景都不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的学生反倒如我所讽刺的：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殷海光提拔而不能有像样的反馈的。张灏、林毓生等等，无一例外。林毓生口口声声骂李敖，但是为了发表文章，却不能不托殷海光，到文星来借光。他们这些所谓学人，写起信来，骂《文星》“轻挑”（该是“佻”）、骂《文星》“不三不四”（《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页77），但是为什么要到“轻挑”的、“不三不四”的杂志来投稿呢？这不显然是伪君子吗？何况，这种人的文章根本都写不通的，殷海光收到后，写信给他：“……你的作品和译文，我收到时当即看了一下，‘可恶’之声，脱口而出。盖因小的毛病太多，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应请我吃一顿好饭以补心血。”（《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页83）结果殷海光没有重抄，就给了我，我为之好笑！“殷海光的得意门生的中文，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在《给书呆子上一课》一文中，曾经把这篇由殷海光逐字逐句修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页制版发表，铁证如此，林毓生还能赖吗？不但文章不通，他们看家的方法学也是无所施其技的。殷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但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1962年4月25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的说：“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固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re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页83）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多年后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作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几十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正因为空谈方法而实学粗疏，所以一碰到硬碰硬的实学，他们便要闹笑话，例如林毓生写《漫谈胡适思想及其他》，说他初中时“细看”过《胡适文存》，看过《<胡适文选>自序》一文云云，事实上，《<胡适文选>自序》只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又何能把它作为题目？何况，当时此文并没收入《胡适文存》，只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收入《胡适文存》，是到台湾来以后的事。当时既没收入《胡适文存》，林毓生又从何自《胡适文存》中看到这篇文章？可见他是凭空胡吹、自炫年少博学也！又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1865，死在1898，何来三十六年？这些人今天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呢！真是骗局呀。他们徒知抱洋书谈中国，但一还原就闹笑话。这种情况，殷海光也不能免。他曾从洋书中看到Chin-ssu Lu，他猜这是《亲疏录》，问我对个对，我笑说，此即大名鼎鼎之《近思录》也，根本没有什么《亲疏录》这种书哟，其实殷海光没能成功的成为学者，并不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而殷门弟子以学者姿态到处骗人，才真正是遗憾的事。殷海光一生的最大事功在勇敢反国民党，而殷门弟子在这一点上连个屁都不敢放，如此殷门弟子，丢人丢死也！台大教授刘福增是我同学，我们因打笔仗疏远，已不来往。他在《首部早报》写《冲出自由的警戒区——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以最严峻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极权的特务统治”，这种“深入‘自由的警戒区’去冲锋陷阵”，“今天在台湾（包括常在台湾和国外之间来往的）所有号称自由派学者的殷海光的学生或学生辈的人，都差多了。”不过刘福增补了一句：“李敖也许算是例外。”我很欣赏我的老同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的用了“也许”两个字。事实上，得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真传并青出于蓝的，只李敖一人而已。

　　1998年6月17日到21日，湖北大学主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陈宏正带回一篇论文提要吸引了我，那是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唐琳写的《李敖与殷海光》，提要说：

　　五四运动的香火，在国民党丢掉大陆后，沿着由胡适——殷海光——李敖的次序在宝岛台湾代代相传。就殷海光与李敖的关系来讲，他们是师生关系；就个人感情来讲，李敖热爱老师、尊敬老师、拯救老师于危难之中。在殷门弟子中，李敖是最能体现殷海光狂进不已鲜明姿态的人。在始终不渝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他曾两度下狱，尽管如此，在李敖与殷海光师承关系的表层下，两人之间的迥异也是很明显的，表现在：

1.自由民主气质上的差异

　　殷海光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其民主自由思想带有“救亡式自由主义”的倾向。即欲以自由主义来挽救国家危亡，对抗专制政权，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启蒙工具和反共救亡的思想利器。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单调的、片断的、高高在上的、革命党式”的气质。它的斗争性是显见的。但这种带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专断性的自由民主气质应该说与他提倡的自由民主是不协调的。

　　李敖的自由民主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特质相似，都以个人价值作为出发点。李敖的自由民主表现出“一种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气质，它表面上很随意，但其实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在使自由民主生活化、大众化方面，李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似乎又走得太远了，超越了现世的社会和思想，这也正是李敖自由民主气质之不足的一面。

2．角色与人格动力的差异

　　表面上看，殷海光是一个单纯地道的学者。剥开这层“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纯真道德热情驱使下奋斗一生的灵魂。在殷海光用心最勤的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没有原创的贡献。相反，大众记忆中殷海光最鲜明的形象主要就是《自由中国》的一支健笔，一位不畏逆横的勇士。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

　　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

　　这一隔海的文字，可说是殷海光与李敖的最好论断了。

　　一个插曲颇为有趣。殷海光在世时，有一次笔仗，是同劳思光打的。劳思光最后批评殷海光，说他曲学而不阿世，殷海光很气，跟我痛骂劳思光，说此人头脑欠清。多年以后，劳思光自香港移台，台北市东丰街原有一家电玩店，我路过时，在窗外常见里面有一矮小枯瘦的穿西装打领结小老头在玩，其矮小枯瘦，与殷海光有几分神似，原来就是劳思光。有时高信疆也和他一起。我笑问信疆：“你怎么这么无聊、这么‘与民同乐’，怎么带劳思光做起你们身份不该去的地方、玩起你们身份不该有的娱乐？”信疆笑着说：“谁带他来了？——是他带我来的呀！”听了信疆之言，我们相互大笑。后来东丰街电玩店关门了，久矣不见“劳”苦功“高”了。1991年12月27日晚饭后，与小屯在东丰街，一人走过，忽闻大声叹息一声，小屯注意一看，说：“那不是劳思光吗？”果然是他。我说：“这个书呆子，又出没东丰街了，哲学学到徘徊于电玩之中、叹息于马路之上，哲学可真无计可施了。”虽然此光非彼光，但我每次碰到劳思光，就想到殷海光，光怪陆离，此之谓也。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东郭纪

——狼是东郭，东郭是狼，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我在33岁1968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并无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来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10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的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12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时，事后（3月2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末，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中国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2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2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透过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国记者。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研习所所长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长篇报导；《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1年7月17日，也有长篇报导。这样更使柏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孙观汉。孙观汉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我透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3月28日），托梅心怡转秘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 New York Times等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3月17号The New York 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作恶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做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做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7月7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1973年6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1971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二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国，他留给艾玫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1968年8月4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唯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1968年3月2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做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

　　柏杨在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拾旧屁，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置，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柏杨不但对蒋经国发贱，以德报怨，同时对李敖却一反其道，以怨报德。他出狱后，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常委与大特务，却是在他受难时理都不理他的，试问李敖这种在他真正“患难中”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书、赠书，与国民党中常委大特务为伍，固不足为李敖之辈光宠，但是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倒在李敖陪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去花园新城找萧孟能履行《民法》第1001条“夫妻互负夫妻同居之义务”时，左袒萧孟能及其“女朋友”，开车亲送其第三任夫人于楼下，由其第三任夫人上楼助阵……试问柏杨这种道德标准，岂不太离奇了吗？另一方面，在忘恩负义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联合国特诽谤李敖的时候，柏杨竟在背后怂恿“快快出专书整李敖啊”！可见此公道德标准之离奇，甚至不是普通的离奇呢！

　　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扬，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五十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他的指教登在4月10日的《自立晚报》上，标题竟是《将相和》，我看了以后，认为孙观汉又糊涂又伪善，因此提出反驳，我指出：

　　……“将相和”的第一条件是“将”的方面要负荆请罪，“将”本人有此觉悟最好，本人若没有，他的好友要以大义相责，督促他有此觉悟。孙观汉先生是“深明大义”的人，又是柏杨的好友，他不以大义相责柏杨，督促柏杨向李敖谢罪，却把“将相和”的责任，要蔺相如一起分担，这是大错特错的……

　　廉颇虽然对蔺相如嫉妒……“将”对“相”虽然不和，却绝无忘恩负义。……双方“和”的条件，基础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却不如此。柏杨当年是阶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险去救他（孙观汉先生救柏杨，因是在美国遥救，辛苦异常，但是无险可冒），最后且变成我坐牢的黑罪状之一。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他们追问我种种细节，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国际奸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来台湾。我在柏杨受难之时，前后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孙观汉先生“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却按下不表，不旌善人，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把大义凛然的“将相和”，弄成是非隐晦的“将相和”、糊里糊涂的“将相和”、和稀泥式的“将相和”……这种“将相和”，只是拖着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义、只是要义人为不义者“牛排分担”的大义、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营救柏杨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这年9月9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

【中央社纽约8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导。

　　该报导刊载于第5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导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气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9月5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答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记，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9月6日要跑支票，就在9月7日清早3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5月14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她和柏杨的事，她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的大作，最后四句是：“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1977年7月1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术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我幸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诗”，其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夷、惊已安”的风凉；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另一个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写文章揭发柏杨后，他写了追忆，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贺柏杨60岁生日的书——《柏杨与我》：

在这本花团锦簇的祝寿文集中，到底欠缺了什么，……它欠缺了几个人的名字。由于欠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于是，在整个事件的串连上，就发现了缺失，正好像在过去国民党的革命史上，故意遗漏了汪兆铭（精卫）一样，让很多史实，都得不到合理的衔接。但是却又故意的增添了某些人物，于是在事件的发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节。

这其中所欠缺的几个名字：第一个是艾玫（柏杨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个是李敖、第三个是我——屠申虹。

　　由于在这本文集中，漏失了这三个名字，于是在《柏杨与我》的内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没有触及到柏杨受难事件前后约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本文集中，只有“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那种凭空想象式的感性诗句，而完全没有柏杨被捕期间的那一份惊悸惶栗、哀告无门的眼泪……

　　屠申虹又写道：

　　比较起来，柏杨先生比李敖幸运，在他入狱之后，还有李敖和我可以为他料理一些善后。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敖除了要为柏杨师设法摆平留下来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杂务，更要强颜欢笑地安慰整天泪眼婆娑的柏杨夫人（艾玫女士），和当时才七八岁的女儿佳佳。由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实在让人难忘，因此，在我的内心，对艾玫所受到的伤害，亦就难免有着一份较为偏袒的同情。在这一个事件过去后的十年，在柏杨师脱难回到台北的当天，《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杨师吃饭，在饭桌上，柏杨先生对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狱团聚极不谅解，讲了一些相当愤慨的埋怨话，我当时为艾玫讲了几句很持平的公道话。……

　　不料这几句持平的公道话，就被柏杨怀恨在心，从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后来屠申虹对我摇头苦笑，说：“我们当年那样又冒险又辛苦的帮柏老忙，下场竟是你李敖被诬赖为奸夫、艾玫被诬赖为淫妇、我屠申虹被诬赖为账目不清。想来真是窝囊。”我说：“柏杨的可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奸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异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杨公然摧毁了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了。”古书有《中山狼传》，说赵简子在中山打猎，追逐一狼，狼向东郭先生求救，脱险后反咬恩人，这是中国有名的忘恩负义故事。如今柏杨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千载以还，恐怕一切都要改写，狼固是狼，东郭也是狼，因为照柏杨这样菜的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没人要帮别人，也没人敢帮别人了。

　　与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1967年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1972年2月28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话，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到了4月，柏杨被移送绿岛了。过了两年，“押区”的刁德善他们也要移送绿岛，我秘密请刁德善带了点礼物送柏杨，并转告柏杨我为他奔走的种种细节，包括国际笔会开会，宣读在狱作家名字时，柏杨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我并请刁德善他们特别照顾他。

　　柏杨出狱后，托林紫耀间接转话给我，希望把我藏书中他的著作借给他，可是我的藏书，在我多年坐牢期间，经过治安机关的洗劫和亲朋的打劫，已经散失不全，柏杨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对柏杨，只好据实转告，歉未应命。我结婚后，胡茵梦提议请柏杨吃饭，我同意了。不料她电话打去，柏杨表示他饭局很多之意，这一请客，也就作罢了。后来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红皂白、打成奸夫了。我生平义助朋友也不在少，但义助下场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胃透顶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会痛恨“柏小人”也。

　　由于我对“柏小人”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卑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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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尸纪

——道亦有道，彭尸第三，见色忘友，见洞就钻。

　　在文星时，1964年，有一件重要事情发生，就是“彭案”。彭明敏给《文星》写稿后不久，就和谢聪敏、魏廷朝一起被捕了。被捕后，他在蒋介石手中，一如蒋介石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手中，本想“不立文字”就脱身的，但蒋介石远不如张学良宽大，硬要彭明敏写悔过书才放他。对彭明敏“宽大之处理”，本是国民党的底价，这在1965年1月7日《王世杰日记》可以侧知。但彭明敏在牢中不知底价，只好决心投降。于是冒出一个由彭明敏的母亲陈金英出面向蒋介石写陈情书。再由彭明敏自己写悔过书的馊主意。陈情书和悔过书的拟稿，彭家和奔走其间的监察委员黄宝实等异想天开，意想到由彭明敏的朋友李敖代拟。我不但一口回绝，并且表示不悦。我说想革命就要做好汉，写悔过书算什么好汉！彭明敏又不是小孩子，要写他自己去写，我是不干这种遗臭万年的缺德事的！何况我也不会写这种文章！这种事找到我头上，简直是侮辱我！后来的演变是：由彭明敏的伟大母亲陈金英出面找人代写陈情书，至于悔过书，还限由彭明敏自作——号称台独领袖的彭明敏，竟如此屈辱自己，而传世了这些悔过的文件，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白纸黑字在此，谁又赖得掉呢？王八蛋国民党以为这样处置是“宽大之处理”，其实只是使当事人更恨它而已，因为你的“宽大”，是屈辱人式的，这叫什么“宽大”！如此收场，国民党和彭明敏双方都很笨。此外，最倒霉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彭明敏的母亲，她是最有尊严、最高雅的伟大女性，却被儿子“祸延显妣”，屈辱自己，以近七十之年，向蒋介石写陈情书，最荒谬的是，儿子已43岁，早已成年成过了头，居然还要劳动老母代他出面丢人现眼，这真是台湾史上的奇闻、也是台湾史上不光明的一页；另一位是满口流利日语的梁肃戎，他写状子，“附呈其（彭明敏）亲笔悔过书，及其母陈金英陈情书”，辛苦奔走，救当事人出来，多年以后，却被当事人彭明敏倒打一耙，奚落他不尽责，彭明敏所谓“我是极重感情并懂得感谢的人”，到头来原来是这样感谢法，气得梁肃戎大骂他忘恩负义。幸亏当年我没替他写，否则和梁肃戎一样待遇了。

　　魏廷朝坐牢时，我写了信，送了钱，被国特追问，我开玩笑说：“别问啦！你们在台湾作恶，我送台湾人点礼，是替你们收买台湾人人心啊！”当时蒋经国曾送钱一千元，交魏廷朝上司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转致，郭廷以也送了五百元，他们送的钱加在一起，也赶不上李敖送的多。——国民党收买人心之手面可知也！固一介匹夫不若也！送款信由郭廷以亲写，后来魏廷朝送了给我，我转送给台独分子林世煜、胡慧玲小两口了，以见外省人花钱术之一斑。

　　在我为党外杂志撑腰的岁月里，郑南榕的《自由时代》系列杂志，与彭明敏挂上钩，他们访问我，刊出了一篇《助他一臂之力——李敖谈彭明敏》，那是1986年春天的事。两年后，1988年12月17日，彭明敏秘密写信给我——那是他与我隔世十八年后第一次给我写信，要借我办的《乌鸦评论》园地，教训他的学生蔡同荣。我同意了，我也随后发表了蔡同荣答辩的文字，以示公平。接着彭明敏又来稿，我也登了。来稿一看就是他的笔迹，虽托名别的学生所为，实系夫子亲笔。这一事件恢复了彭明敏和我的直接联系。1989年4月4日，他写《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最后说：

　　不料，我脱出台湾不久，李敖却以“台湾独立组织驻台专员”之怪名被捕，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

　　我于1970年夏，由瑞典来到美国，李敖则长期受难，我心痛如割、急如焚，也曾求助于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但还是救不了他。

　　他出狱后，因顾虑到台湾以及我本身的环境，觉得还是不打扰他好。于此，我们的联络中断了，而一断就是十八年。

　　1988年底，偶然与他恢复联系，其后，我们有时隔洋追念往人往事，对人世沧桑，共担感慨。

　　今年初，他突然提议愿为我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在台湾出一精美定本，“以垂久远”。我们都知道该书已有几种版本充斥台湾，市场已经饱和了。他再印行，不但无利可图，可能亏本。他愿意这样做，相信纯然出于他对我一贯的厚谊和支持，我很感动，欣然同意了。

　　他又写道：

　　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唯因如此，当权者视之如背刺，非把他连根拔掉不休。又因为是奇才，有时难免惹起争议。听说我一些好友也曾与他有争执。但我历世已久，深知人性世事之复杂，双方立场都能了解，双方友谊都不受影响。

　　这份李敖定本是际此乱世，两个书生，在波澜万丈、历尽苦楚的生涯中，永年友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不渝情感的一个结晶。不知人生有什么比之更美丽、更有意义的事？

　　在这些动人的回忆里，看到彭明敏重视和李敖友谊的一面，这一面当然是真诚的，我很怀念，也很感动。虽然，在我内心深处，仍有一些我难以释怀的阴影，有待我去诠释、去追寻。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他把我诬陷成台独分子的那件杰作，这是不仁不义的可耻行径，我隐忍多年，最后还是写出来了。

　　在“彭案”没发生前，彭明敏大体上是国民党培养的乖乖牌，他本是国民党最早提拔的青年才俊，看看他的资历：博士、台大政治系主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阳明山会谈参加者、跟钱复同为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只要他不那么锋芒毕露的话，我敢断言，今天的总统是他而不是李登辉。彭明敏这样优秀的人才，国民党拉拢不到，我认为是这个人非常有志气，台湾被日本与国民党前后摧残八十多年，像这样有志气的台湾人真是不可多见！看看像党外人士，像高玉树、像张贤东、乃至像今天民进党的作秀派大员们，国民党稍微给了一点好处、一点面子、一点虚荣，就马上变了。而彭明敏则不然，他是蒋介石“召见”过的人，可说是几乎到手的东西，他却弃若敝屣，甘愿当个反叛者，这是很难得的。不过，除了志气以外，当然也有其他因素造成历史事件，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其他因素中的偶然因素也是不可缺少的。“彭案”中的这类因素之一是谢聪敏。谢聪敏跟我两度同学（台中一中、台大），长得浓眉狼眼，为人极有心机。他的表情总是笑嘻嘻的，笑嘻嘻中有一股自信及从容。他运用心机，说动他的老师彭明敏、同学魏廷朝跟他搞台独宣言，成为有名的“彭案”。事实上，“彭案”的案头不是彭明敏，而是他。这由军法审判谢聪敏判十年，彭明敏、魏廷朝各判八年可证。一般说“彭案”乃因彭有名而把“谢案”吸收了的缘故。严格说来，是事后追加的、是错误的。当时官方发布的中央社消息都是“谢聪敏等叛乱案”。现在回看起来，那种“叛乱”，其实是书呆子式的，不成气候，只有国民党才小题大作，最后弄得梁子结尽、不可收拾。我始终难以理解：以当时的禁网之密，其无成效可能，一想即知，遑论成功？但他们为什么那么笨？尤其彭明敏，他理应比他两个学生成熟一点，为什么也那么笨？后来我得知了彭明敏个人的偶然因素，造成了爆破点，才炸出“彭案”，这偶然因素就是男女关系。彭明敏在“志气”方面造成他的伟大，但在“性欲”方面造成他的渺小。他的太太李纯女士非常美丽贤淑，是东洋式的新女性，但那种新，是真正体谅别人、牺牲自己的、是最伟大的。她非常沉默，她的沉默，相对助长了彭明敏在男女关系上的不负责任、横行无忌，使彭明敏在男女关系上，得以继续胡来与伪善，直到今天犹得欺世盗名。我每次去彭家，她都像最有教养的东洋式女主人亲自奉茶。彭明敏偷渡后，我在特务环伺下也到遭特务环伺的彭家慰问她，她家遭奇变，仍不改雍容。看到我那样义侠，非常感谢，我坐牢最后一年，与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在板桥仁爱庄被集中“洗脑”时，一天收到四盒精美的糖，原来是彭太太送给我们的。谢聪敏有意误认是给他一个人的，偷偷放在床底下，被有正义感的李政一发现，强制四分天下，并且骂谢聪敏一顿。彭明敏虽然有那么好的太太，但是他不安于室，习与性成。本来这是私生活的事，别人不该提，但是你的私生活，“膨风”到与公益、与为人师表、与世道人心有关的时候，恐怕就不能托词是你个人私德而不准人来过问了，彭明敏如果是“单身贵族”，随他扯女人也是他的事，但他至今是有妇之夫，这样乱来，自与形象不合。至于诱奸女生们，当女学生们想留学而请他写介绍信的时候，他的条件就开出来了。比较之下，今天人面兽心的“性骚扰”派大学教授们真是小儿科了。“窃比于我老彭”就差得太远了，两只手的“性骚扰”又算老几呢？人家一只手，早就上床大干特干起来啦！（至于被诱奸的女学生数目，据1995年2月出版的《郭廷以先生书信选》，是“五六人之多”，可见不是盖的！）

　　彭明敏笔下回忆他偷渡前夜会李敖的事。他偷渡后，谢聪敏、魏廷朝都跟我说，彭明敏最后一个见的是我，他们在彭李会面后未再见面，其实这是联合串通的谎话。事实上，彭明敏最后一晚还同一位会舞蹈的名女人上了床后，才风流而去。

　　彭明敏偷渡以后，秘密转给我一封信，还附带瑞典美女的泳装相片。信里戏称，里头的美女是李敖在瑞典的读者。我被抓时，信与照片都被警总搜去。我还记得当时警总军法处军法官王云涛开调查庭时，当庭在卷宗中掏出美女相片，手一扬，对我笑道：“你们的美女已被我们没收了！”

　　我被捕时是在谢聪敏、魏廷朝被捕后的第二个月，由于魏廷朝给我的英雄形象，使我虽然饱受警总刑求，仍旧坚不吐实，免得跟他们的口供搭不上，对不起朋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事实上已供出每一细节，包括彭明敏秘密写信给我等细节在内，也包括他们在彭李会面后仍与彭明敏见过面的每一细节。但是最后一晚风流而去却是警总查出来的。国民党官方知道彭明敏男女关系上的每一细节，他们证实给我看，不由得我不相信。事实上，我对彭明敏在这方面的惭德，也早有所闻。我被彭明敏诬陷下狱，被刑求时犹为他辩护，特务们乃举证证明你李先生眼中的彭明敏，私德卑鄙如此，我登时哑口无言，因为那都是真的啊！

　　彭明敏的“志气”受他“性欲”所累，这一点，国民党应该掌握不少情报。国民党那些抓人关人，只是“形之于外”的作业，另有“藏之于内”的作业，是我们看不到的，因为那都是“极机密”的文件和动作，是外泄不出来的。但是，王八蛋国民党还是百密一疏，在二十一年后，我还是通过透密渠道，从陈绥民手里，取得了当时他们在彭明敏偷渡后，亡羊补牢大力报复的“极机密”文件。文件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谨呈”给“总裁”蒋介石的毛笔恭楷“签呈”，其中两段说：

　　一、彭逆明敏秽行恶迹资料，应妥为整理，必要时，透过国外内幕杂志揭露其卑劣行径，及其为士林所不齿之情形，使为国际人士及侨胞所唾弃。

　　二、彭逆潜逃经过，有关单位查明后，应再提报常会。

　　在同一文件右下角批示栏，有这样的钢笔字：“本件原件奉总裁批示：‘可照办’”并盖上“中华民国五十九年2月20日”橡皮印。由此可见，彭明敏不但“大头”不轨，为蒋介石所深知；连“小头”不轨，也为蒋光头所密察。——领袖日理万机，犹不忘理百姓一鸡（大鸡鸡），真可谓察察为暗了。至于蒋密察之下的彭明敏“秽行恶迹”，我相信也并非全属空穴来风，他自己的行为不检，恐怕也正是授人以柄的把柄也。要不是他自己有问题，国民党纵使“最高决策”，恐怕也难以落实到对方的“最低部位”上。我们“数风流人物”，看到毛泽东的荒淫，会鄙其所为，不过，毛泽东荒淫，还是在打到天下后才使女同志遭殃的，没打到天下前，尚不敢乱来。可是，台独英雄却比红色英雄更色胆包天、更只手遮天，这种人做个政治系主任，女同学都难幸免；他要有了毛大王的权势，恐怕比毛泽东更毛泽东了。而台湾女生，无噍类矣！有一次彭明敏向我说，他羡慕My Secret Life一书的作者，因为该作者一生搞过四千个女人。——如果彭明敏的形象是花花公子，他要搞几千个都是他的事；但彭明敏以正人君子、台独英雄、为人师表、贵族绅士为形象，他如此行径，就未免太不相称、太伪君子了。不过，当事人彭明敏自己，倒也夷然处之并不失理直气壮。他曾跟我说：“国民党宣传我跟女人的私德如何如何，但国民党的总理、国民党的总裁，他们哪个跟女人的关系不是一本花账！”言下不胜委屈之至，我一边听，一边笑，深感此公真好有一比也！

　　前面我说“彭案”的发生有偶然因素，原来是彭明敏与台大法学院某名教授之妻有染，事发后他怕吃官司，一方面在“1964.9.9”（案发前十一天）写信给我们《文星》说，“被卷入公私交错的一案件，并有可能进入司法阶段，所以不得不暂时停笔，以便全力去处理这件事”；一方面在“全力去处理”恐怕无效之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干一次。中国有“冲喜”之俗，即在万般无奈之际，以洞房之事冲去家中祸事。彭明敏正好相反，他是“冲祸”以代“冲喜”，用更耸人听闻的军法案件来冲掉司法案件、用叛乱案件来冲掉乱判案件，以俟奇迹产生。这，就是“彭案”发生的偶然因素。“彭案”中三个书呆子没有那么伟大，至少彭明敏没有，彭明敏绝对不比他的两个学生还笨，但他慌了，所以计谋“小头”问题、“大头”解决，就这样的，台湾人的历史多出了伟大而又渺小得不为人知的一页，而“唯性史观”论者也就吾道不孤了，彭明敏从事民进党总统参选时，以“四P”作为“视觉识别系统”，“四P”辅以一个地球仪，其中“四P”除了象征四大族群外，“四P”还有高声望（Prestige）、彭（Peng）、教授（Professor）及总统（President）。斗大的地球仪则在凸显台湾“小而强、小而美”的“生命力”。不过，我总觉得“四P”似乎还少了一P，就是蒋介石眼中的大鸡鸡（Penis，男性生殖器），有了大鸡鸡的形象，更可凸显台湾的“生命力”，至少是台湾总统参选人的“生命力”，这样，比起干逛酒家的没水准货色，自然更绅士、更贵族、更有情调了。

　　梁实秋有一次跟我聊天，谈到一条腿的潘光旦，梁实秋说：“李敖啊，你注意身体残废却有成就的人，这种人毅力过人，当然也心病过人。”用这标准来看独臂的彭明敏，的确也得其神似。彭明敏的心病表现在双面人性格上面，尤其明显。他在《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中，一边说李敖以台独“怪名被捕，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李敖则长期受难，我心痛如割、急如焚，也曾求助于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但还是救不了他”。这些话，就明显看出他的双面人性格了。因为，在《台湾青年》向国民党提供证据，不仁不义，诬陷李敖是台独的“秘密盟员”、引国民党去抓李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彭明敏啊！这种双面人性格，不止见于1989年4月4日他写的这篇序，据陈平景提供的1971年5月13日彭明敏给他的信，彭明敏为李敖被捕，未尝不为之悲痛，他告诉陈平景，《纽约时报》今天登出李敖照片并专文报导此事，我们竭力救他（Of course，all of us are distressed to hear about Li Ao's arrest and want to do whatever possible for him。In today's New York Times there is an article about and photo of him。）。看来这当然是很动人、很真情的。但谁也想不到，奔走呼号想救“彭明敏之友”出狱的人，也正是把“彭明敏之友”设计入狱的同一人，这真太离奇了！太离谱了！彭明敏毕竟同我是患难之交，因此他虽诱猫抓了耗子，但物伤其类，总是代猫哭耗子，而此哭又非虚情。他对陈平景之言，是可信的、可感念的。只是，对我这患难时期的“彭明敏之友”说来，在彭明敏后来选总统时到处速成“彭明敏之友会”，全省有九十一家、台北有二十六家、高雄有三十六家，“彭明敏之友”日以千百计，时髦入会，我看了，真暗中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连我这曾被“心痛如割、急如焚”殊荣过的，做“彭明敏之友”的代价与下场都动魄惊心如此，这些“即溶咖啡式”的日以千百计的“彭明敏之友”，又爽到哪里去？其实这些投机朋友，在彭明敏越王勾践型的寡情下，根本得不到一点儿垂顾与垂怜。现代的越王勾践绝对是寡情的，试看当年那么多人帮助他偷渡，直到如今，他没点出任何近在眼前的人的名字来感谢一下，他托言不愿连累朋友而不肯泄漏，试问四分之一世纪都过去了，还有什么连累等原因作为借口？说穿了，此公忘恩负义性格作祟、心胸狭小、不肯分人以功而已。结果呢，帮他偷渡的，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只有一个人名字曝光，还是国民党官方给代曝的，此人为谁，李敖是也。李敖帮彭明敏偷渡，罪证确凿，见于军法判决书，有官方证件证明呢，谁也赖不掉了。由此一事，可见当年为他冒险犯难的朋友都提都不提了，今天“即溶咖啡式”的“彭明敏之友”又何足道哉？放眼看去，现代的越王勾践，他一生点名肯定的患难之交，只李登辉与李敖两人而已。其他的“彭明敏之友”啊，在彭明敏眼中，只是攀龙附凤西瓜偎大边的助选之徒而已，何足挂齿哟！

　　所谓只有李登辉和李敖是彭明敏点名肯定的说法，我有证据。彭明敏出版《彭明敏看台湾》，不但偷偷删掉了李敖的名字，还删掉了他返台前一篇重要的提到李敖的文章——《中国时报》杨宪村专访：《回首前尘话蓬莱——与彭明敏在奥瑞冈的一场对话》，其中有耐人寻味的问答：

　　问：你在海外发生的几次不愉快事件，是否与你那种既细致又易得罪人的个性有关？

　　答：我不同意自己“容易得罪人”的说法，也不相信自己容易得罪人，我这个人重感情，对朋友忠诚，与人也好相处。我的个性不适合政治，搞权术花样我弄不来，违心之言也说不出口，像李登辉或作家李敖，很多人批评他们，但我都视他们为我的朋友，虽然我们彼此见解已有很多不同，但他们都是患难时期的挚友。

　　彭明敏出书时删除了这篇文章，显然目的有二：一、暗中动手脚，消去他那源远流长的“李登辉情结”：二、暗中动手脚，把“患难时期的挚友”李敖当然要一并清洁溜溜掉。他删除的用心是隐秘的、删除的手法是细腻的，但是，不幸的是，在明察秋毫的历史家眼里，他所有暗中的手脚都无所遁形。

　　在彭明敏没返台以前，我看到电视画面，看到他特别点出李敖的冤狱事件，认为国民党政府应向李敖道歉。——这是彭明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证据、诬陷李敖后十九年，第一次公开在电视机前宣示李敖非台独分子，我除了以迟来的感激来回应彭明敏迟来的平反外，内心深处，却想起《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彼拉多的动作。彼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彭明敏只手遮天成功了，他把黑手脏手全抹在国民党手上，王八蛋国民党固然活该，但我实在忍不住偷笑。从彭明敏纽约记者会看，仿佛他宣示“四十年来，为台湾民主努力付出代价的许多人士如李敖”等未曾“平反、复权”，他就不回来，事实上，他迟迟其行是在等对他有利的机会，他深知不回来就绝无机会。1991年4月29日，他写信给我，说“知心之间，无所不谈，毫无忌惮”，谈出台独分子在美国的真正内幕。他写道：

　　在美国搅“台湾政治”者（在美国或其他外国，怎能搅“台湾政治”，荒唐之至），煞有介事，其实都是拼命从事你所说的“意淫”而已（而且都是不能达到orgasms）。有的在美搅得声名狼藉，混不下去，便逃回台湾，自称“侨领”或“教授”（在台者不知所谓教授实是在美学界无人看得起的市立野鸡专科学校厮混误人子弟者），在台自立山头，自任“民主运动健将”，继续以似是而非的浅薄言论敛财骗人。在美国搅“中国”或“台湾”政治者，基本上都是con men，利用或abuse侨民“爱乡心”之切，自我膨胀，诈财骗人而已。令人感慨者，古今东西，地球似乎充满着无数suckers（包括所谓知识分子），那些con men骗之不尽，吃了一批以后，马上又有一批自投罗网，海外这些con men之奇形怪状丑相变态很想为文分析之。

　　可见私底下，在“知心之间，无所不谈，毫无忌惮”的情况下，真的彭明敏是深知台独分子的卑鄙的。我的一贯立场是主张真正第一流知识分子影响政治而不涉足政治，我期望的彭明敏和我一样洁身自爱却战斗不衰。彭明敏自然知道。他在1991年5月18日写信给我，说：“你言中了，在目前情况下，我实在无法考虑回去。（而且回去也想不出要做什么，你想我应该回去做什么？难道开餐馆、咖啡厅？）台湾情势似在恶化，怪事丑闻频频，令人深忧，有时忍不住想为文评论之。”1991年8月12日写信给我，说：“通缉撤销，反而各种压力接踵而来，不堪困扰。你已经看出，不少人在打我的主意；又如你所说，报上看到台湾政客、政治那个样子，实在恶心之至。有时很想脱俗入山，不问世事了。”……从这些知心话里，可以看到彭明敏的另一面——努力去作为独来独往的伟大知识分子的一面。而这一面，举世除了向李敖“输诚”，也别无其人够资格。彭明敏此时不但一再写信来说知心话，还特请Irene Lee从美国带来照片给我。Irene Lee留言给我说：“彭先生（明敏）嘱我带给您一帧我所拍摄的黑白近照，他说：‘平生君子之交得李敖，足矣。’”可见彭明敏和他眼中李敖的交情。不过，正如我预料的，彭明敏“脱俗入山，不问世事”是说说而已，他毕竟忍不住要回来了。1992年9月18日，我有长信给他。10月21日，他写出在美也可能是此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说：

　　刚由日本回来，接到你的快信。很感谢你的关切。你所说的话，会铭记在心。确有人为了我的“晚节”而担心。但那是杞忧。多年在外流亡、折磨、锻炼，难道到此时还会出卖灵魂，“失身、失节”么？简直无法想象的。

　　这是彭明敏回应我婉转表达的规劝与疑虑的最后白纸黑字，接着就是回航了。完全不出我所料，他一回航台湾，立刻被俗人俗事包围，他不但不能“脱俗”，反倒陶醉其中了。看到电视上他站在车上，左右转头向群众挥手的画面，我想到蒋介石的“风扇头”，不禁失笑。

　　彭明敏回航后，立刻有了高速转变，最高速的，莫过于他对李敖这种患难之交的高速离心而去，他日夜忙着去交新朋友、去为政治交换而助选、站台。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忙过了再见我面，我漫应之。到了选举开票之日，他透过谢聪敏想见我的时候，我却推托拒绝了。谢聪敏私下问我：“老彭奇怪为什么你不见他？”我说：“他是最懂礼貌的人，让他自己去找答案吧！”我又说，“彭先生晚来见我或不来见我，对彭先生不好；我不见彭先生，对彭先生好。”我想直到今天，彭明敏还不懂我那“听其自悟”的“以不教教之”之道。

　　正如魏廷朝所说，李敖不是放暗箭的人。我光明磊落，一切明着来。我曾在《时报周刊》等媒体上，公开表示了我对彭明敏回来以后的失望，不过讲话归讲话，我对他一直很客气。这样，直到他回来一年后，我抵不住陆啸钊的坚邀，才答应三人一起吃一次饭。那天主人陆啸钊和彭明敏先到陶陶园等我，我与彭明敏，在他回来后一年才见面，就是二十四年后才首次见面。我很礼貌的带了一件小礼物送他，那是一个小镜框，中有马萨里克（Masaryk）的一张照片。彭明敏很谦虚，他说：“你李先生太博学了，你考倒我了，这位是谁啊？”我说：“他是捷克的国父马萨里克。他是名教授，当年带着学生领导独立运动，流亡海外，1918年他成功了，并且当了总统，1937年87岁时死去。他为捷克打下独立的基础，可是他无法解决与强邻的关系，最后捷克被强邻所灭。他的故事告诉人们，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搞独立是一回事，可是，纵使成功了，也与强邻问题解决不了，也是空忙一场……”彭明敏若有所思的收下我的小礼物。饭后，他用他的胜利牌轿车送我回家。车中也没谈什么，好像二十四年前的知己之情都生疏了。后来他在凯悦大饭店席开一桌，请我全家，也请了陆啸钊，以及陈彦增、郭文华等人。事后我没有回请他们，我想起二十四年前我和彭明敏两人日夜相处的往事，对今天这种“恭而有礼”式的宴饮，实在觉得不自在。

　　两次饭局后，我和彭明敏又恢复了不相往来的状态。谢聪敏偶尔与我联络，我多次请他侧面影响影响彭明敏。谢聪敏说：“李敖啊，老彭已经被海外那些新贵们包围啦，连我都讲不进去，也不敢讲话啦！”我笑说：“就是皇帝，也是打到天下后，才清除功臣、不纳忠言呀！怎么还没打到天下，只回台湾得意几天就忘形起来了，连老朋友都冷淡了？这样笨，还搞什么政治？”谢聪敏说：“老彭就是那样，我又有什么办法？”

　　1994年8月23日，我看到彭明敏发表的《写在<台湾自救宣言>三十周年前夕》、又在头一天收到谢聪敏电传来的感言和电话、又看到报上他们的照片和庆祝活动，我忍不住在8月27日写了一封信，我严肃指出：

　　……你们三十年前的宣言，明明争的重点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解决了，一中一台根本不是问题。你们的运动，其实是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这个运动成功了，台湾变成了如国民党牛皮所说的“自由民主的灯塔”，不愁大陆不在内外压力下向光明认同，一旦大陆也跟你学习，成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分是合都不是问题。如今若不在自由民主运动上定性定位，还在一中一台上落墨着眼，是舍本逐末、是以虚幻的海市蜃楼代替务实的自救功夫。——自由民主运动和一中一台好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一实一虚，不可不弄清楚。你们既在三十年前做了先知，你们就有责任在三十年后矫正导向，能为三十年后的台湾导出正确的方向，才不愧为先知，才是你们的伟大。……

　　我又写道：

　　彭老师文中指出“危险而无理智的‘中国情结’”是错误的，这话反面解释，“安全而理智的‘台湾情结’”，自是可行的。不过，依我的先知水平，（别忘了我也是先知！）我始终看不出来一中一台有可行性，一中一台论者三十年来，从未提出任何论证（理智的论证）证明如何达成一中一台、如何抵抗大陆，让他们放开黑手，让台湾去一台。有起码常识的人都能清楚知道大陆绝对有“犯台”的能力、都能清楚知道美国人不可靠，何况通达世情、通达国际大势的国际法权威彭老师及其门徒？虽然如此通达，却还高唱一中一台——只有空头主张、全无具体办法的一中一台，这不是好梦又是什么？这种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的思考模式，施之于贩夫走卒匹夫匹妇，犹可说也；施之于台湾人的先知，不可说也！

　　什么是一厢情愿？凡是提不出具体办法的号召，都属之。彭老师大作指摘“当局”不肯“以台湾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试问一旦彭老师成了“当局”，你能如愿以偿加入吗？加入联合国，“共匪”不亡，绝无可能，这是起码常识，彭老师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别人可以一厢情愿打如意算盘以意淫联合国（其模式，与国民党意淫大陆——“反攻大陆”完全如出一辙），但是，彭老师怎可如此？这种“危险而无理智”，泛滥成灾，遂有“总统直选”等见诸彭老师大作，总统直选会带来独裁与混乱，这也是政治学常识，别人争权夺利可以这样儿戏，前台大政治系主任怎可如此？

　　彭老师说“台湾当局数年来一些政策确在沿着我们曾经提倡的大方向进行着”，只是太慢。但是，纵太慢，也似有进境，可是，三十年后的三位先知本人呢？三十年来的进境又在哪里？难道进境只在“总统直选”一类么？易卜生（Ibsen）1882年写《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写那当时饱受打击的先知，后来易卜生自道，说当人民在十年后脚步跟上先知的时候，先知自己又超出了人民十年。彭老师啊、聪敏啊、廷朝啊，你们超出的，又在哪里？三十年前，你们是先知；三十年后，你们跟他们当然有不同，但不同又有多少？当人民跟先知人云亦云，先知堕入魔道自说自话的时候，这就未免太对不起当年的自己了。

　　最后我说：

　　你们是我共患难的朋友，素知我为人，我可以容忍朋友的无情，但不容忍朋友的大错误——大是大非上的错误。因此，虽然我与彭老师渐行渐远、与廷朝形同隔世，我仍忍不住要写这封信向你们进言。天下能被彭老师虚心受言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我敢说我是最后的一位。印度诗人说感谢光明但别忘了在黑暗中执灯的朋友。——我久历人间冷暖，我从黑暗中来，也将回归黑暗而去，我不奢求别人的感谢，但不希望与我同行过的老朋友在光明中目为之眩。该说的话，总归还是不免一说。先“自救”方足以言“台湾自救”，你们三位先知，三十年后难道全无“自救”之处吗？我真的不信啊！

　　信发出后，彭明敏、魏廷朝全无回音，理都不理；谢聪敏来电话，大意说老彭说政治是要夺权的，你李敖谈那么多是非干嘛！我说知识分子不谈是非只搞权力，是你们最大的堕落，我真为大家悲哀。

　　这封信写了我最后的劝告——三十年后最后的劝告，我知道彭明敏是执迷不悟了。他永远不再是三十年前还有灵光、清气与理想的“脱俗”彭明敏了。

　　谈起我这封信的三位收件人，我认为谢聪敏最识大体，他在牢里诬攀李敖是台独，为人卑鄙，但出狱后，在彭明敏等台独分子恩将仇报，在海外发行攻击李敖杂志之际，曾挺身而出，写文点破：“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这是谢聪敏的公道处，他在诚惶诚恐中，仍不忘仗义执言；至于魏廷朝，他和我私交极深，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可以替我看家，可见我对他的信任。以他跟我的深交，在牢里诬攀我是台独，我想他内疚最深。他出狱后只和叶菊兰、谢聪敏来看过我一次，从此形同隔世，三年五载，才见上一面，吃一顿饭，不过有重要的事，他还是认为非李敖莫办。我的回忆录出版后，他还来找我写一封信给台大法学院院长许介鳞检举台大弊案，并说这是许介鳞的意思。我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处理，他说许介鳞认为由李敖出面检举，收信人可挟李敖自重，才好下手清除弊案。我为之失笑，我说你用我口气写来，我签名好了。他欣然照办。至于彭明敏，就复杂得多，他从回台湾后，在应付李敖上面，可谓盘盘皆错，并且一误再误。更不幸的，是他又节外生枝，引发出一个爆破点。事情是这样的：远流出版公司老板王荣文送了他出版的《彭明敏看台湾》等书给我，其中收有“原载于《中国时报》1992年10月14日”的一篇《卜大中专访——为毕生理想再尽心力》一文，是专访彭明敏的。该书第35页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对省籍纠纷有何看法？

　　彭：我认为情形已经不严重了，以后会更加和缓。我早年提出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当中，就主张台湾人与外省人一体合作，共建台湾。但是我被拘禁之后，政府对军公教各方面说明的时候，故意隐去这一段，反而诬称我提倡杀尽外省人，用以分化省籍之间的感情。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也有外省籍好友，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台湾不能分成本省外省两个族群互斗，那只会带来灾难，应该合作才是。我也同意在政党比例代表中有某种比例的大陆籍国会代表，但比例必须合理，产生方式也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这样能使外省人有安全感。

　　我一看之下，为之一震。因为“1992年10月14日”的《中国时报》原文，并不如此。原文在“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也有外省籍好友”和“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之间，明明有九个字，被彭明敏暗中删掉了，这九个字是：

　　包括反对台独的李敖。

　　明明《中国时报》当天的原文有这九字真言，却在《彭明敏看台湾》一书中给删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看法有二：第一、他是越王勾践型的寡情人物，是“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人，在“台湾人出头天”的时代到来以后，李敖的利用价值已近于零，所以对李敖要敬而远之；第二、由于李敖有一定的影响力，又反对台独，而他们当年又诬陷李敖是台独，使李敖家破人散、冤狱缠身、饱受刑求、坐牢多年，他们对李敖的定位、跟李敖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造成他们内疚和不便，因此但愿渐行渐远，力谋“脱身”，以策安全。不过，李敖待朋友虽然宽厚，却非易与之辈，你对他过分不起，他极为难缠。而彭明敏、魏廷朝、谢聪敏三位，“脱身”之道，随其智愚，各有不同。李敖拜他们三位之赐，坐了大牢，出狱以后，谢聪敏、魏廷朝至今尚能与李敖马马虎虎相处不被反目，而彭明敏却独独不能，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彭明敏的一误再误使然耳！

　　1995年6月间，谢聪敏感觉到我将揭发我和彭明敏的往事，亟思挽救，乃一而再、再而三的电话约我，要我务必参加7月5日他订下的一个饭局。饭局是彭明敏、魏廷朝、他和我等人的聚会，可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了。我说：“我不想吃‘最后的晚餐’啦！”我心里觉得：耶稣直到吃“最后的晚餐”时，才被出卖他的人伤了心，但台湾人却比犹太人更巧于此道：彭明敏和魏廷朝、谢聪敏早在最后的晚餐前，就把李敖送上台独十字架了。最妙的是，在被钉上十字架后，他们却又网开一面，说此人并非耶稣。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我的身份是耶稣而死，还是耶稣身边的两名强盗之一而死。悲哉！

　　彭明敏1989年4月21日秘密写信给我，大骂他的学生蔡同荣说：“蔡此人实际乱来，应予适当教训。”当然，他口中的“教训”不是情报局局长对江南式的，只是口诛笔伐而已。当谢聪敏感到事情不妙，李敖要把隐忍了三十多年的事写出来“适当教训”的时候，遂有7月5日彭明敏要同我吃饭之举。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我拒绝了筷子，拿起了笔杆。想当年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总司令李将军（Gen. Robert Lee）手下有位大将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受了重伤，失去左臂。当他受伤时，李将军曾写封信给他，说道：“你的情况比我还好些，你失掉了你的左臂，我却丢掉了我的右臂。”（“You are better of than I am，for while you have lost left，I have lost my right arm.”）杰克逊收到这封信六天以后，便死了。彭明敏当年失去了左臂，他偷渡消息传来，我顿起李将军之情。遗憾的是，二十四年后，我终于自愿有断臂之举。这是李将军浮生多变了呢？还是杰克逊老而不死了呢？多么难答的答案啊！答案难答，可是将军令下，我决定不再留一手。

　　也许有人奇怪，以快意恩仇为人生观的李敖，为何却能忠厚隐忍彭明敏这么多年对他的不仁不义。原因有二：第一、我痛恨国民党，彭明敏有志气不加入国民党，我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格于岛国局面，台湾人本来像样的、成材的就不多，我一直珍惜这样的台湾人朋友，我希望他变成台湾的胡适，做最有志气、最有学问、最有高度教养的伟大知识分子。第二、大家只看到我穷凶极恶一面，却忘了我豁达大度一面，政治上，我被台独分子诬陷，我不介意。另一方面我又极重感情，老同学刘显叔的太太陈烈看到我写《你不知道的彭明敏》在《商业周刊》前几期的连载，笑着点破：“我现在才知道你李敖的弱点了，原来你是温情主义者！”——我的温情，使我对患难之交有了隐忍。对彭明敏就是最鲜明的一例。

　　在我发表《你不知道的彭明敏》后，有一个插曲，很逗。当时彭明敏挑选出来的副总统候选人谢长廷，忽然发表了护航式的谈话，见报以后，我老毛病发了，乃饷以挂号信：

　　长廷老弟：

　　上月14日你当面“敬请李敖先生指正”的书——《谢长廷新文化教室》，我读过了，我特别注意到你那“动态道德观”的立论，那是你在咖啡厅里向我一再陈述的重点。今早看到《联合报》第四版，在报导李敖出版《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新闻后，有这样一段话：

　　支持彭明敏参选总统的立委谢长廷则认为，李敖陈述不足以采信，因为并没有“受害人”出面指控彭明敏。

　　我看了，不禁失笑。照你老弟的法律观点，则希特勒干掉三百万犹太人也自然是不足采信的，因为并没有“受害人”出面指控希特勒。——事实上，这三百万犹太人也永远不能出面了，因为他们都被杀光灭口了。不过，没有“受害人”出面并不等于死了三百万犹太人的事实不足采信，事实毕竟是事实哟！

　　我写《你不知道的彭明敏》，陈述的全是事实，从彭先生诬陷朋友到诱奸女生、从彭先生出卖同志到不义寡情，无一不举证历历，且我自己就是“受害人”，你怎么可以在彭先生只手遮天以后，跟着双手遮天，说出那种话？是不是你的法律观点认为“受害人”本身之言不客观？你令我回想起我被彭先生诬陷后关在军法黑狱的日子，不论多少“受害人”向军法酷吏喊冤，说被刑求逼供，但军法酷吏们千篇一律的判决总是：“空言狡展，不足采信。”长廷老弟啊，你这次不足采信的话，真使我“故“狱’梦重归”呢！

　　也许我老了，赶不上你们年轻人的动态，在道德上尤其赶不上，但你的老师李鸿禧跟我一样老。在台大第一宿舍，我住第四室，他住第三室。他成名后，在外张扬，说当年台大有“二李”之称，指李敖和他，是鼎鼎大名的学生。其实，我们但知当时只有李敖“一李”。“二李”之说，膨风耳、牛皮耳、自抬身价耳。如今令师已大大的有名，他为他的令师彭先生助选，撇开他自己深信的“内阁制”不谈，大力推动台湾畸形的“总统制”，其曲学阿世，已令士林惊叹。他又写《师事彭老师是毕生的光荣》一文，说“彭案”发生时，他“内心痛楚至极”（此与彭先生说李敖被捕时他彭明敏“心痛如割、急如焚”的多情不谋而合），可是当年“彭老师”受难时、在李敖冒着危险对“彭老师”“厚情和义侠”时，李鸿禧又在哪儿？如今像“即溶咖啡式”冒出这么多“彭明敏之友”来，我真的不能不感“世态”一点也不“炎凉”哟！（昨天我出发去“《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新书发表会”前，还收到彭先生那边寄来的宣传品，提出“彭明敏参选总统之友会”的办法，指示“只要结合十五位以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可以成立一个分会”——原来交朋友也可以比照“老鼠会”式的蔓延的！我活了60岁，并且曾蒙彭先生点名名列他两名患难之交之一，如今看到这么多鼠辈横行，真不能不承认彭先生把我逐出好友名单，是爱护我的。——他怕我得鼠疫！）

　　你的李鸿禧老师因为明哲保身，当年不敢像李敖那样“二李”一下，援彭先生以手，我可以原谅他。我不能原谅的是，在解严以后，在李登辉公然学蒋氏父子，走党政一元、党政不分的错误时，李鸿禧竟公然护航，说出“执政党推举李登辉为党主席，正可彰显国民党是超越省籍意识、天下为公的光明磊落政党”的话！说出“以国家元首兼执政党主席，系目前不失为妥当的方式”的话！那时他眼里只有李登辉吧？那时他为何不写“师事彭老师是毕生的光荣”呢？七年前的“投桃报李”，对比起七年后的“热情澎湃（彭拜）”来，未免太不搭调了吧，我们若要求他在三十年前、二十七年前，乃至十七年前支援彭先生，也许强人所难，但是，就便是七年前，他还向李登辉表态呢！这是什么动态的道德呢？这是哪一国的“动态道德观”呢？纵使你们“台湾独立国”成立了，我看你也写不出《师事‘李’老师是毕生的光荣》那一类杰作吧？“台湾独立国”的人民道德再动态，恐怕也不屑曲学阿世的高等知识分子吧？

　　长廷老弟，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台湾男人”，（为什么写出性别，因为“最聪明的台湾女人”陈文茜会抗议吧？）可是你对《联合报》的谈话却做了一件最笨的事。我请你公开更正、澄清，这样才配得上你老弟的聪明。你的谈话，对李敖这种世界知名的作家，是刑事实体法中妨害名誉及信用罪，“受害人”还健在、还在写这封信给你，是可以“出面指控”的，你总不希望我同你法庭相见吧？坦白告诉你，我真的不希望，因为跟你谈天是一种愉快，何况我们是老朋友，那次阳明山之游，你我还坐在一起合照呢；那次你到我家来，大家也坐在一起合照呢。但也别忘了，为了真理，我李敖“杀”朋友绝不手软，你的太老师彭先生为了假理，都不手软“杀”过来呢，我“强阳不倒”，又软个什么呢？

　　即颂

　　进步！

　　李敖 1995年8月17日

　　谢长廷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收信后，立刻去信报社更正，并在18日即“长廷敬上”回信示好，当然我也不会到法院告他了，他仍是我欣赏的好朋友。我这封信，写得可是虎虎生风，借题发挥，把彭明敏及其投机徒弟李鸿禧挖苦得淋漓尽致，足见李敖骁悍那一面，不但骁悍，还以温柔敦厚、棉里藏针的趣味表达骁悍，人人以李敖为可怕之人，信夫！

　　我与彭明敏反目两年后，谢长廷约我上他主持的《长廷问青天》电视节目，在化妆室聊天时，好奇的问我：“彭先生在书中删去李敖的名字，这事到底是不是彭先生干的？”我说：“不是又怎样？即使是别人干的，事后他纵容别人这样做，又有多次机会去更正、去澄清，他都高姿态不去做，他还怪谁啊？”谢长廷听了，点头一叹。

　　道家说人体中有“三尸虫”，上尸叫彭倨，喜欢财宝；中尸叫彭质，喜欢美食；下尸叫彭矫，喜欢色欲，道家认为这三种尸都有害人体，故合称“彭尸”。我认为“彭尸”具有“彭师”之韵，因写“彭尸”一章，重述生平。整个彭李之交，就此走向落幕。我已行年63岁，生平所遇朋友离合不少，但像与彭明敏这样惊心动魄又代价奇高的友情，一旦走向落幕，是解脱？是遗憾？是神伤？是梦醒？我想两人都会为之茫然。再会了，彭先生，你有德于我，我会刻骨；你失德于我，我会铭心，这就是李敖。这样的血性朋友，哪里去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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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纪

——刀光剑影，寒武袭人，软禁硬汉，恶客盈门。

　　我14岁来台湾，台湾虽是亚热带，但对我来说，却一片寒气，像是漫漫长夜的冬天，原因是在国民党伪政府统治下，寒气袭人，活得非常不舒服。在中学的我，被寒尚轻，是“小寒纪”；大学以后，寒气渐浓，是“大寒纪”……到了文星结束，以至彭明敏偷渡，我被全天二十四小时“跟监”（跟踪监视）后，则是公然以武嘘寒了，一寒至此，我戏呼“寒武纪”，不亦宜乎？

　　在“寒武纪”来临之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李翰祥。对李翰祥，我本无好感，原因是他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我做预官八期排长的时候，正是他《江山美人》流行的日子。部队整天播的、老兵整天哼的，都是梅龙镇那一套，播呀哼的，烦人烦得要命；后来我总算退了伍，跑到台北，又碰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流行，我躲开现代梅龙镇，却又碰到台北狂人城，和萨孟武、徐复观之流对凌波的意淫风，（徐复观写肉麻的诗，说要对凌波“诗以张之”！）乌烟瘴气，也烦人烦得要命。说李翰祥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因为直接永不可能，理由是：我从没看过这种他妈的国片。李翰祥后来听说我没看过他的《梁祝》，大吃一惊，开玩笑说：“李敖你这种朋友怎么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电影！”我说：“现在你知道如何维持友谊了吧，最好你也别看我的书！”

　　我认识李翰祥是在他来台湾成立国联影业公司以后，时间是1966年4月16日，是康白（何伟康）介绍的。一个月后（5月17日），他约我在他的明星讲习班上讲一次演，然后请我在他家晚饭。他说他看出来李敖是最厉害的东北人，并且像绍兴师爷。那时文星已近尾声。国民党封杀文星后，我陷入谋生的困境。当时谋生，光靠偷偷摸摸帮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忙是不能维持的，因为这些文化商人抵抗不了官方的压力，所以所谓偷偷摸摸帮忙，只是一时的、按件计酬的，并且很怄气的。例如我编了《罗素选集》，水牛出版社彭诚晃却不敢挂我的名字，而是由他们的股东刘福增坐享其成的。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其他生路，其中一个，就是卖洋人旧电器。主要来源是美军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有的外国朋友离台后，也愿把旧电器卖给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后为了《苦海余生》一书，国民党大捧特捧包德甫，国民党完全忘了：当年为了包德甫支持李敖抵抗极权与迫害人权，曾被国民党“留置”、“找麻烦”、“飞机场洗澡”，国民党对自己，可真既往不咎啊！

　　除了卖旧电器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子。1968年12月8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我知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我说这剧本收在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他对我的渊博大吃一惊，问我哪里有《盛明杂剧》？我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上，这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我故意不说。第二天，我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影印本，要一百美金。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我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金。12月10日晚上，李翰祥和康白来我家，他说要请我在欣欣餐厅吃晚饭，他的国联公司陷入困境，现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绥民也会来。在吃饭时候，我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说你们日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查看如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同型同价，所以无异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陈绥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国民党的抗衡。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12月12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医药费四千元，折合美金，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小蕾说：“傥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12月13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体贴和风趣。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1969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1969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那年5月11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报。5月13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太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异。偶尔时候，我也满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1968年到1969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据他们1970年8月31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最精彩的，是他们在1970年7月公布了“五十八年8月3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于是，这回生了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装上窃听器，并把他约谈。李翰祥对这件事很呕，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回忆说：

　　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不过，国民党疑神疑鬼引发出来。这件事后果倒非常严重，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致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国民党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总，他要国民党军方的最高层人士给他保证安全的信，国民党是从来不会对人认错的、抱歉的，并且还不知自己是老几的向它势力所不及的地方摆高姿势、摆大架子。最后，李翰祥终于用行动去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他们不腐败，也不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三十年后，1996年，李翰祥在海外报上发表《戏言戏语》，有《我与李敖初相识》等三篇文章写他和我的交往，读了以后，恍然如昨。他提到李敖“伶牙俐齿，风趣幽默，逻辑性强，所以言之有物，令人听之动容”等等，皆写实也。

　　在李翰祥家作客时，见到他太太张翠英女士，美人儿也，虽岁华老去，余妍犹见当年。有一次在席中谈及李丽华的年龄，我们客人所记得的岁数，都被张翠英否决，而她所说的岁数，都比我们说的小了许多。我们知道张翠英对李丽华素无好感，如今对“影敌”的年龄，竟力加维护，宁非可怪？后来才悟出道理：原来当年张翠英和李丽华固同台演少女戏者也，两人固然争“雌”，但却同庚，替李丽华瞒岁数，就是替自己瞒岁数；把李丽华年纪瞒住，别人就难以类推出自己的年纪，可见为人者己愈有、瞒人者人亦瞒之，年龄互保，人同此心，大家有所保留，亦大好事也。

　　我卖旧电器找买主，因为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所以结交此道中人甚多，这些人多好赌，我也因缘随之，以我一表人才，遇赌甚精，所以赢多输少，对生活亦有大补。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刘必跟”者，此人不信邪，每张梭哈之牌，必然跟进，认为可有奇迹出现，这样打法，当然把把过瘾，可是十打九输。有次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账，反倒告我和蒋光超联手诈赌。法官开庭调查，我说：“凡诈赌者，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方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是我们上辈子串通好的？”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当晚才认识我无误。法官乃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己的日记为证。”我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法官点头，最后问我：“你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说着朝“刘必跟”一指，大声道：“这种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后来我被警总抓去，办案人员告诉我，本来他们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的，因为整我就连带整到蒋光超，并且扣李敖以诈赌之罪，无人会信，乃放弃此议，不了了之。但这一凭真牌可以赢人、谁还要做假牌的赌钱观，却成了我的人生观。虽然是被诬告一场，但名誉受损，也在意中。蒋光超打电话来，问《联合报》登他和我豪赌之事何不解释，我说：“人家说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他听了一笑开悟，也不解释了。

　　我在被诬告诈赌时，已日夜在软禁状况下。1970年1月软禁一开始，是由警察以假计程车跟踪的，到了7月18日，有了新状况——多了一部车。我决定展开报复，我跟他们来一次“捉迷藏”。这次“捉迷藏”捉到日月潭，全部过程，那时刚从铭传毕业的小蕾留下细部的日记，这是难得的一篇完整记录，我全部附在后面：

　　好好的一次毕业旅行，却被自己的一句话Cancel掉了，正后悔着，没想到四天后因他们去了趟日月潭。

　　18号早上10点多胖来，告诉我说：“从清晨5点起增了部车，刚才我去找罗警员叫他转话给李分局长，如在三个钟头内不撤走部车，我定给他们好看。”“罗警员怎么说呢？”“他说：‘我转，我转。’由今天起移给警总了，他们需要两天时间见习。”“你怎么对付他们呢？”“开车子兜着他们乱转，我已叫小八保养车去了，且把油加满，大家斗着看好了。”我不喜欢胖跟他们斗，这事已延续了四个多月了，多一部车固然很令人不快，再斗也不可能将车全部撤走，四个月都过来了，又何在乎这两天呢？可是胖这种人已决定这么做了再说也是白说，只能拼命往好的方面想，2点时他们一定会撤走一部车的，如那时还是两部车再想办法也不迟，就跟胖走小路到菜市，买了些菜回家补魏胖。到了2点，他们一动都不动，胖就决定不让他们知道去一趟台中，后来也把我算了进去，就计划着，怎么样的方式最好，“我先回家提点钱，理好了箱子，等6点钟在侨联宾馆与胖碰头，车子由小八直接开去侨联宾馆，而胖丢开他们去侨联等我。”这就是我们丢了他们离开台北的法子，其中胖花了七十元的计程车钱，包括五十元奖励司机摆脱他们，胖的确是个想得周到的小心人，除了带双使脚舒服的布鞋外，还带了金丝边的眼镜，一箱可口可乐（怕他们在旅馆的水内放毒）。到了三重我多次转身看后都没看见他们的车子，谁又晓得我们已在往台中的道上了。

　　近7点半到了新竹，吃了晚饭，买了二本杂志，四卷彩色照片、三块话梅（真亏买了）及一罐糖。胖把车子玻璃擦干净，换了布鞋，前后花了大约一个钟头，我们又南下了，一路上真舒服，也许这天是十五吧！月色好得没命，又有凉快的风吹着，并且没有人盯着我们，每次我都说：“有什么关系，他们要跟，就让他们跟吧！”这不是真心话，如果真有个车子跟着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说不出的愉快了！一路上，胖告诉我，有车迎面来最好将远光灯换为近光灯，这是种礼貌，且不会刺着对方的眼睛。我就一路留心着看，果然如此，有的车不这样，我就会说句“这车不懂礼貌”。有一次，胖将灯换错了，对方的车立即又换成远光灯，且经过我们时长按了声喇叭，吓了我一跳，原来是那司机报复，人常常都会将别人不经心犯的错，视为有意那么做的，胖就是这种人，我随口说出的话，他一定要解释成我故意气他才这么说的，到了头份，要进入尖丰公路了，可是转了又转就是找不着路，在公路局车站停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又开始找路。最后还是花了八块钱买本大学杂志才问出来，入了尖丰公路，就像走进了山堆，前啊后的、左啊右的都是山，但在这前面没有一点阻挡，路面又平，以一百里的速度前进真过瘾，也看到些骑摩托车跑单帮的，真服他们，这么暗的路上，也不似我们有层铁壳子罩住，万一跳出个坏人，躲都没地方躲，不记得是哪里了，有个好大好大的叫“将军山”的酒家，这行业可真吃得开，在这么偏的地方，都有人花这么大的本钱投资，没多久就看到个在山上的三山国王庙，“胖，我们回来时到这停停。”“好。”喝着可口可乐，吃着糖及酸梅，老远就闻到阵阵的木头香味，胖告诉我三义到了，在这路二旁都是雕刻店。说着说着，就看到台中的路标了，胖说晓波家在这附近有块地，老太新搬的屋子也在这段路上，“就是前面最靠边的一幢”，我们将车停下，看见老太在楼上窗口，不知在写些什么，胖也没进去打个招呼，就把车开走了。“我们去看看丁颖。”在个小巷里左转右转才到，可是家里没人，我们就进市区了，胖说住在意文，那是个较西式的地方，他以前住过，带了三瓶可口可乐，提了箱子，柜台上的人还对胖说：“你好久没来了。”究竟台中是他的地盘，我累得想倒在床上就睡，放了热水，胖出去买牙膏，还带了套套回来，当天晚上就用了一个，那个鬼床，一翻身就会叽嘛鬼叫的，害得我没睡好。早上睁开眼时，胖已洗好澡穿好衣了，他叫我再睡，此时才只有五点多，他去看看老太，没一会儿，胖回来了，他已吃饱，可是没去看老太，因为怕有人已到她那边了。我起来洗澡、化妆、理东西，而胖去擦车，七点多一点就已结好账离开了，胖带我到个小摊上吃碗豆浆打个蛋，就开始逛台中了，也许太早，好多店都还没开门，在个书店买了《希区柯克怪诞小说选》（水牛）、一份游览地图和些文具，还听到收音机里播出刘家昌和五花瓣唱的《咪咪小黑猫》，好玩死了，家昌怎会跟他们配歌，胖跟我笑了好大一段路才停住。到一福堂买了好些太阳饼、早点，把车停在他们门口，就逛一福堂的百货公司，不管什么店一定要有其特点才能站得住脚，同是面包店，他们能因太阳饼在旁边起个十一层的大楼，而我们却做倒了，这时才想起市场学老师说的“Don't sell this steak，sell the sile”，是有大道理在内的。我买了顶黑色的帽子，小姐们竟视我们为财神爷，捧这拿那的给我们看，我最禁不起行诱，花三十块买三条手帕、一百八买了个腕链，还拼命告诉我三楼有女装，到二楼，买了二双厚袜子配胖新买的凉鞋，三百八买了件运动衫，他们店内的东西好像特别贵，拿了四张免费券上九楼享受去，谁知一个人都没有，半天出来个尚有困意的小妹说：“你们怎么来这么早，我们11点才开始。”又拿了那四张券上顶楼凉台，换了一杯冰咖啡、三杯冰柠檬，因为胖替小妹着想，要是我就会叫四杯不同的东西，我们照了些相，胖换袜子，近11点才出一福堂。台中的远东百货公司好大，简直大得没道理。看了台中的书市场，竟有胖的书，时间的变迁简直不可预料，那时红极了的作家，现在流通在市面上的书竟少得可怜，知道他的人也逐渐减少。我也许受不了这种冷热的起伏。二碗可口的排骨面、二个菜肉大包、一盘明虾，就解决了我们的午饭，可不便宜，一百二。一点钟左右就往日月潭了；在路上加满了油，问好了路，就直驶，一路风景真好，马路又平，虽然没有夜间开车舒服，但在晚上绝看不到这么这么多漂亮的景色，一串串鲜红的荔枝挂在翠绿的枝头，怎不叫人垂涎。一路上弯路太多，也许是刚吃过午饭的关系，我竟晕车了，一直想吐，幸好买了酸梅，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吃才止住吐。二点半看到日月潭三个字，在远处有幢白房子，胖说我们住那好了，整整绕了湖一周，就是到不了那房子，掉头重找才到了“日月潭饭店”，一天房钱四百四，我们俩都问了件傻事，胖说：“我们的房间要面对湖。”“每间房间都朝湖。”我问小姐要冷气。“我们这没冷气，只要门开了就很凉快。”他们到傍晚才有热水，洗了个凉水澡，倒在床上休息，可是睡不着，眯了一下眼，三点半我们准备一下就打算出去走走，这时天气转阴，最前有个破庙、孔雀园，再往前没有路了，掉头往教师会馆走，照了些相，在游泳池边走了走，看到个女孩穿着件中空装似的衣服，胖叫我别盯着人家看，这一带也没什么好玩的，就朝回走，看见一个警察跟一百姓面对着走来，但当我们车子过了，他们二人就掉头，胖就说：“被他们找到了。”我以为胖敏感，经过警察局时，有二个警察，其中一人伸手拦我们车，又不正视我们，朝另外一人讲话，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天已下雨，“请问贵姓？”“我姓李叫李敖，你们就是找我。”胖把车子停好，与他们一起进局里，没一会儿就出来了，我们在附近店里逛逛，走进一家土产店，我选了条大理石项链和牛角梳子，老板说：“看见你们进警察局，知道你们是警察的朋友，特别算你便宜。”“不是朋友是通缉犯。”到一家小店喝了瓶芭乐汁，好奇怪，每家店都在叫我们进去吃饭，这种冷清清的生意真不知如何维持。而此时只有我们两个游人，也许吃饭对他们言利润较大，我们不太饿，每家店门口都经过两遍以上，我想在一家大点的饭店里吃饭，胖说那店离警局太近了他们会下毒，结果在家小店叫了两个蛋包饭和榨菜肉丝汤，服务很周到，还替我们送了两盒蚊香来。那饭简直恐怖得吃不下，喝了大半碗汤，我心里有点嘀咕，要到这种小地方来吃，还好我们有太阳饼和汽水，否则我晚上会饿死，回到旅馆，柜台小姐要我身份证，给了她就进房，希区柯克跑到哪去了（前天6月30号把我写的从头看了一遍，使自己失望得简直写不完了，也不想写了）。拿了车钥匙，想到车里再找找看，柜台上的小姐在传看我的身份证，我突然出现，使她们慌了手脚。拿着手电筒前后都找遍了，就是看不见那本希区柯克，回房跟胖无聊的一人捧本陈之藩的书，他的书写得不错，可是《在春风里》、《旅美小简》内的每篇都看过两遍以上，吃了两个太阳饼，实在待着没事，就想出去走走，胖懒得动，但禁不起我左缠右说的，终于穿上衣服。进门处坐了好些人，胖说那些人都是的，数数竟有四个之多，地方小，戒心也高些，沿着湖边走了一小段路，又回去找书，这次终于被我找着了，撕成两半，一人看一份，等我上过厕所回来，胖已睡着了，我看了会儿书，熄了灯，睁着眼发半天呆，才睡着，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一天的前大半，一定够他们急的了，等找到我们才放下心，明天又要开始有人跟了。

　　6月20号

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月亮尚未下去时，胖就起来了。我睁开眼时，只是一个桔红透黄的月亮留在天上，湖面静静的，有层薄得透明的雾，真美，难怪到过日月潭的川端康成会说月是中国的好。胖在外面坐了好半天，这是他最喜欢、印象最深的一刻了。昨晚他又重告诉我一遍，他初一时，班上旅行，他提议到日月潭。回家时，他爸说没钱，结果提议的人没去，以后就一直没来过，这还是他第一次到日月潭，一人吃了二个太阳饼，一瓶可口可乐，胖去擦车，我化妆，昨晚就问清了，如在12点以前check out，则以一天计算，5点前以休息（半天价）论，我们不愿再让他们赚二百二，在饭店左右照了一卷照片，整理一下，准备去逛湖，先到孔雀园，他们用个中型的车，三个人来跟我们。胖买了支驯妻椎，立刻作出那状照了张相。孔雀是很多，可是保养不够好，许多孔雀的屏都不够好，有许多都折断了，但其颜色之美丽，简直无法模仿，我想就是最好的画家也不能用现有的色彩画出如此艳丽的孔雀屏。可惜其所在处太暗了，不能照相。逛完了孔雀园，又绕到前面去了。胖还跟警察打招呼，“我们中午就走。”我们坐上了游湖的船，先到了番社，那开船的小孩带我们到他的家去，他家开了个规模不算小的店，我买了副耳环和一个手摇的鼓，上了船，他告诉我们其他的地方没什么好玩了，如我们随便意思一下，他带我们到月潭去玩。胖一定要问清楚随便意思是多少，“普通都给三十。”沿途看到了玄奘塔，还没盖完，因太高了，普通材料都用钢索吊上去的，多费时间和工钱。胖说那是李善培的老子化缘来的钱，他带我们到了湖的尽头，由石阶上去，看到一个在山之间的村子，不像是真的，倒像是画出来的，胖问他这边的地卖不卖？向谁买？好像想在此定居似的，说是说，真想在这住下来，还有许多困难。胖告诉那小孩说我们是通缉犯，他不信。我们坐船回去时，发现后面有船跟，真周到，这么一个小湖都怕我们会逃掉。当我跟胖在回住的地方时，看见一个便衣警察跟那小孩一同往警局的方向走，那船夫还向我招手。回到旅馆，柜台小姐拿了本胖盗印本的书，请胖替她签字，匆忙中理好了行李，竟忘了胖摆在柜子里的衣服，幸好让旅馆内的小姐发现了，一路上就以大赛车的速度赶回了台中。路上胖叫我自己坐车回台北，他跟他们兜兜，我不愿意，如我先走，胖会愈斗愈气，并且会不停地想鬼主意。到了台中在老太处喝了杯水，胖喝六杯，而他们则忙着打电话、交班。我们在街上走了好久，打电话给小八，他不在，我肚子饿了（因回到台中差不多快一点半了），胖怕他们下毒，说最好能找到个可以看见现做的小摊，又开始走，在一个沟上的摊子吃了片西瓜，又走。我实在走不动了，但还拖着走，最后决定在个双美堂内吃午饭，我叫菜，胖到远东公司买件衣服换着穿（因身上那件已湿透）。后来他们竟然也进来跟我们面对面地坐下，叫了些冷饮，在里面等起我们来了。我们决定饭后去看场电影，在电影院内耗了二个多钟头，电影还可以，椅子却坐得奇难过，幸好如此，否则我会在戏院内睡着。胖喝的六杯茶起作用了，一共上了三次厕所，他们坐在外面看着我们，也许这电影他们看过了。出了戏院，我实在走不动了，买了些荔枝，就上车，本打算由南下的路，在转至海线，使他们暂时摸不住我们究竟往哪儿，在路上将油加满，轮胎打足了气，在进入员林时，看见界牌下有部车子，我回过头，后面车上的人不停的跟那车子打着手势，是他们的人，也许每个站都有部随时跟我们的车子在准备着。想既然到了员林，就去看看玫瑰花园（此时只剩一部车子了，另一部在加油时丢了）。胖找不着路就把车子乱开，一路上的路标因速度太快而看不清，地图我又看不懂，只有乱闯了，居然走到乡间的小路上，我就心里怨着，“这下不知要走到哪了，跟他们斗什么，如以正规的走法，现在也许都走了一半了，而现在却在这不知名的乡下乱兜，也不知走不走得出，我当初为什么不坐火车走呢？”为了向他们显我们有汽水，就拼命喝，现在我要自食后果了，到处找着哪可上厕所，而胖左一次错过，右一次说我们找火车站。车都快到彰化了，他都没找到。既然忍了那么久，就等到台中吧！回到台中了，老太不在家，胖刚从家里走出来，就远远看见老太走来，这么凑巧，他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预先约好的。此时已七点多了，我们乱开了二个多钟头的车，浪费了二个多钟头的汽油，减少了车二个钟头的寿命，此二钟头竟用在斗气上，多划不来。呆胖胖，不知如何想此事。洗了个澡，将车小保养一下，休息了会儿，到“南夜”去吃快餐，胖真令我烦死了，为什么以这么小的度量来看他们？他觉得在我们吃饭时，他们会弄坏车子，把你车弄坏了，你回不了台北，待在台中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真巴不得你快点离开台中，让他们恢复平静呢！叫菜时，老太进来喝杯咖啡，他就站在门口守着他的车，真像是个……（找不到好形容词），等快餐来了，他回来，叫老太坐在车上，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些，可怜的胖胖，这么一个天才，竟花这么多心智和精神，用在这批小喽啰身上。吃完饭，我怕路上会冷，去买件毛衣，此时已无长袖厚点的衣服，随便买了件上衣。把老太送回家，我们正式上路，已9点45分了，胖跟我说好一出台中，我就睡，他保证不再跟他们兜了。我也实在太累，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走到尖丰公路时我醒了，开了瓶汽水。突然他们的一部红车超过了我们，胖一气就把车停下，我们下车走走、跳跳，有部警察局的吉普车也来凑热闹，要看驾驶执照，抄了我们二人的身份证。胖告诉他在交通上挑不出我的错，我们是政治问题，那警官看了身份证说二十四年生的人还有什么问题，也问后面的车子要身份证等，他们二三个人将警官拉到一边，咕咕的说着小声话，胖说要公平，既然要登记身份证，就大家一起登，那胖警官说当然当然，一会儿就说他们的已登记好了，胖不服说我们二个人的身份证比他们几个人登记得还久。“路不好走，不要开太快，快点走吧！”我们就又走了，没一会儿又看见将军小酒家，一路几乎以一百的速度前进，我又躺下睡觉。再醒时已到了桃园，胖想在桃园街上丢掉他们，路不熟，他们没丢成，倒险些回不到大路上。开着开着开着，台北愈来愈近了，我们由民权路的桥进台北，没想到，一进台北就又多了部车，他们早就在等我们了。胖还打算将车停在车站，坐部计程车，花二三百块兜他们玩，他在车内睡觉。我不希望这佯，已经这么累了，回家洗个澡，睡觉多好，何必花这笔冤枉钱？我到家已一点半多了，妈妈在吃夜点，我也跟着一道吃，她说我们走的第二天，管区警察就来了，以前的任警官调走了，他问妈我到哪儿去，妈说不知道，也许去毕业旅行，“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个姓李的一起去？”“不晓得，他们好像不少人。”“是不是到台中去了？”“也许。”那警察走到门口，又有一个穿便衣的来了，那警察跟他眨眨眼说知道了，那人还拿出一名片，说他认得爸爸，又说：“那姓李的是老油条，叫他弟弟把车停在外头，他再把车开走。”我们已经回来了，也不用着急了，我洗了澡，就睡觉。我实在好累、好累，以后要玩，一定要坐火车去。

　　在被软禁时代，我跟小蕾不但去了日月潭，还最后去了一次荣星花园。这个花园，后来与我还有一段故事。荣星花园的继承权，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伟甫手中，辜伟甫比他哥哥辜振甫、弟弟辜宽敏上路得多，他感于他汉奸爸爸辜显荣一生受益于乡梓，亟思有以回馈社会，以代父亲报德，故在所属事业中，力谋发展与公益有关部分。不幸时运不济，且以不善理财，最后形成“地阔钱穷”（Land rich，cash poor）局面，对外负债达二亿三千万，其中尤以鹿港乡亲居多。但因全部财产足以偿债而有余，故亦不改素志。不料1982年间，他的健康急速恶化，乃预立遗嘱，内容业经辜振甫签字同意在案。不期辜伟甫尸骨一寒，辜振甫就以人所难知的原因，不守承诺。债权人中，鹿港乡亲两百多人债额一亿八千万元，辜振甫先则拖延不予解决，继则宣称他弟弟的遗产不足偿债。债权人走投无路，乃由在辜伟甫事业中服务二十年的一位义人林永智出面，投诉于李敖。我建议的妙计是：由辜伟甫的生前总管周永嘉拟将其拥有的“荣星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权出让给李敖，以借用李敖的力量对抗辜振甫。这个妙计在稍后几天的一次会议中，向辜振甫提出，当辜振甫得知可恶的李敖即将介入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最后说了一句话：“假如周永嘉如此做的话，六爷（辜伟甫）的债务事，我从此不管了。”但在场的辜宽敏察言观色，立刻演白脸，向其五兄辜振甫表示不得不管，说让他再次的处理处理看。于是，受各阶层尊重的蔡金涂（人称“阿城哥”）登场了，辜宽敏请来蔡金涂向周永嘉疏通，最后同意将辜伟甫之债务全部解决。事后，“阿城哥”拉着周永嘉问说：“这个什么李敖，到底是谁啊！好像‘老五’（辜振甫）很怕他似的。”周永嘉答说：“李敖吗！只是个‘后生小子’，会写一点文章，但很会骂人。”事后，林永智以金钱相谢，我退回了。1986年4月14日我回信说：“虽然你的‘感谢李大哥’的好意，我一律心领，但钱绝对不能收。《战国策》记鲁仲连的话，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我这次为辜家被害人给辜振甫压力、逼辜振甫还债，纯为‘排患、释难、解纷乱’，不涉其他。虽然送钱是你‘出自诚意的略表谢意’，但我纵‘受之无愧’，也要把钱退给你，并多谢你的好意。”“我总觉得，债务的付之解决，你老弟锲而不舍的奔走，积功最多，辜伟甫能有你这样一位青年朋友为他料理后事以全令名，真是他的幸运。我觉得辜家债权人全体应该感谢的是你，虽然他们如今惊魂甫定，来不及感谢任何功臣了。”整个的摆平辜振甫事件，使我对义人林永智十分佩服，他具有最好的台湾人的美德传统，这样好的台湾人，我在外省人身上都看不到。

　　荣星花园盛时，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我和可爱的小情人小蕾徜徉于斯，对它一直有深情的怀念。也在那里认识了辜伟甫。没想到物非人非以后，我差点做了它百分之五的股东，经辜振甫力事抢救，方免李狼入室。我高兴我有那么大的威信去唱“空城计”，最后智胜了他。当然辜振甫心中绝不承认。他在信义社区自建大舞台，登台自演诸葛亮，他是当亮不让的，不让也没关系，做司马懿又怎样？最后的胜利又属谁呢？

　　在被软禁时代，我的报复，不止于“捉迷藏”，还有更狠的。1970年9月3日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我得知国民党新闻局调虎离山，届时请外国记者们去中部旅游，暗中放出雷震，我乃约来《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Donald H. Shapiro）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Leonard Pratt），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在我个人被国特“护驾”中，接雷震出狱，使国民党伪政府无法封锁这一消息。后来雷震在日记和回忆里也盛道此事。又如我被跟监快一年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请我在中泰宾馆吃饭，看到我被国特“护驾”而来，极起反感。跟我密谈甚久后，他后来与卡特搭上线。卡特当总统时中国政策全部信任他，遂有提早承认中共之举。——老K使我受明害，我使老K受暗伤，山人自有道理，山人自有山人的反老K方式。你在台湾困扰我，我在海外困扰你。大家走着瞧吧！一些人不明白我的方式，他们以为我是“思想巨人，行动侏儒”，殊不知我其实是个黑天鹅，优游在水面上，表面悠闲，下面却划个不停呢！我被捕后，警备总部的办案人员就说李敖阴险、说李敖足智多谋：“他把你卖掉，带你去数钱，你都不知道呢！”——真的李敖，正如是也。

　　我在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捕，结束了十四个月的“寒武纪”。多少年来，国民党处心积虑给我李敖戴帽子，可是就是难以戴上红帽子。原因无他，我来台湾时，只有十四岁，说我是共产党，殊嫌不伦；后来虽有了红卫兵，且我的年龄虽与红卫兵相当，但究竟人在台湾，如此罪名，仍嫌荒谬。国民党这回很宽大，他们抓我，的确免了红帽子，但给我台独的帽子。我这根本反台独的人，居然戴着台独之帽入狱，真荒谬绝伦，我宁愿“匪谍”呢！

　　我被捕后五十六天，1971年5月13日，《纽约时报》登出我的照片报导如下：

　　台湾特务机构上个月逮捕了一位著名的年轻作家。他的日记日前已送达其美国友人的手中。

　　这位作家——李敖——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在去年就把一些手稿，包括他的日记送出国外。这位现年37岁的作家，以讽刺文章闻名于世。他修理个人、团体以及种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他的日记写得轻松幽默。描述那些监视他的特务形状。他们在他被捕之前，全天候盯了他整整一年。日记里也谈到有关的情治单位，以及他一些朋友被约谈尔后逮捕的事。目前这本日记只在私下流传，但也经过编译，随时可以出版。

　　李敖朋友不愿意马上公开他的日记，因为怕害了他。但是如果李敖短期内不能获释，他们就会出版。

　　截至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李敖的“罪名”。

　　官方的特务不但到处盯着他，还在他家装了窃听器。去年12月，李敖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他在家里搜出过一具窃听器，并且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了。

　　这位美国人和李敖一道吃午饭，他说有两个人跟着，一直站在餐厅外面。

　　另一些李敖的朋友表示，他之所以受到监视，是因为政府怕他逃出国去。他们指出，在彭明敏教授偷渡之后，对李敖的监视立即全面加强起来。

　　彭明敏教授，目前在密歇根大学担任讲座。1964年，他和两个学生魏廷朝、谢聪敏，因为企图散发《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名判刑。

　　这三位“台湾人”数年后才被蒋介石的“大陆政权”释放。

　　去年2月，魏廷朝和谢聪敏——两人都是李敖的朋友——再度被捕。当时就传说李敖和孟祥柯两位外省作家，恐怕也难逃一劫了。

　　但是，加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虽然李敖有很多朋友涉及台独运动，但是他本人却不可能。“外省人不可能进入这个（台独）组织，”他说，“就像白人不可能加入黑豹党一样。”

　　此间学术界和中国学生之间盛传，李敖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是目前政治高气压下的牺牲者。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共之间紧张关系逐渐和缓，使得国民党感到前途无亮，而大起恐慌的缘故。

　　由于支持国民党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渐衰微，导致国民党对任何它视为“动摇国本”的言论，都十分敏感。他们一向宣称自己是统治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打算写信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

　　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伯格教授（Michel C. Oksenberg）和斯坦福大学的曼考尔教授（Mark Mancall）。奥森伯格教授说，他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过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郑南榕译）

　　这一报导，就是对国民党伪政府的最狠报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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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叠纪

——牢门一入，只见三叠，情人再见，生死永诀。

　　我被捕后，一直关在台北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的第五房，关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见天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灯光与通风维持。在这房中，我曾被疲劳审问和刑求。刑求中的一个重要关键是要我承认我是“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是台独五巨头之一。事实上，我对这难题毫无所知，所以无从承认起。纠缠了十几天，我感到既然台独分子和官方情报咬定我是台独五巨头之一，我不遥为配合，恐怕不得了结。于是心生一计，说我对谢聪敏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心里想：这样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减轻。听了我自承开玩笑加入的说辞，联合小组的调查局代表刘科长（刘昭祥，此人学问高出一般特务甚多）还用文言文反问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后来冤狱定案了，刘科长来跟我小聊，我说：“我实在不是什么五委员之一，可是先抓进来的人口供先入为主，我后来居下，就会吃亏。俗话说‘贼咬一口烂三分’，因为办案人员照例‘从贼’的逻辑，认为做贼的，不咬别人却单单咬你，可见你一定有问题、你一定也不是好东西，纵查无实据，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并移送。正因为有此天经地义，所以一个人，一旦被贼所咬，便没那么容易脱身，被咬之处，用具体写法，便有三分之烂了。纵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创伤难愈，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说什么都太迟了，只希望你们下次抓人时，务必先抓我，因为先被抓的可以占便宜，别人必须配合他的口供，他却可以撒豆成兵。——千万别优待我，千万请先抓我！”我这种戏谑性的说法，其实也是真话。古话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国民党情治人员说来，这话应改为“办案无亲，常与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这些牛头马面的信任，这些人“毁”人不倦、闻过（别人的过）则喜、老K点囚、多多益善，凡此种种，无不靠咬以张之。咬之为用，真大矣哉！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师和刘科长来看我，刘科长已退休了，讲话恢复了人性，他说：“你的案子我们后来查出是冤枉你了，于是我们专案小组签报上级，建议政治解决、放你出来，可是上级很反常，竟不采纳我们专案小组的建议，直到今天还弄不清为什么上级不放你。”刘科长的话，应属可信，因为在刘科长之前，我在西门町碰到警总的魏宜智组长，他也透露过专案小组的建议，他也奇怪上级为什么不肯放李敖出来。我想，这该是蒋经国他们最错的决策之一，他们终于为我达成了深恨他们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狱又复出后，一路追杀蒋家，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到蒋孝文、武、勇，乃至一干走狗等，一连二十年犹未停止，可见我有仇报仇的凶悍。——要关老子吗？让侬认得阿拉，他妈的你可关错了人了，你们后悔都来不及啦！我在保安处第五房的时候、国特们朝我大吼大叫，说：“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他们在吹牛，他们从来没把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的阴险和报复能力绝非蒋氏父子及其走狗们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后能够口诛笔伐，干他们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督山”，世上只李敖一人而已。

　　我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认识谢聪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后认识的。他们牵扯到所谓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其实也是冤狱。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写得洋洋洒洒，有人名、有时间、有地点、有炸药、有细节，一切应有尽有，谁还会怀疑案子根本不是这五大元凶干的呢？可是，事实上，谁也想不到：这样言之凿凿的判决书，竟根本是一篇凭空编导出来的神话！据李政一跟我说：他在被捕不久，吴彰炯少将他们煞有介事的，找来台南美国新闻处和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人来指认，因为事先传说有个黄衣人在现场，吴彰炯少将他们就找来一件旧黄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并且，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们还被带到台北美国商业银行去“现场表演”！因为他们根本没干过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导演”一一指点细节，以应现场录影之需！这种整人整得无微不至，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李政一他们这些受难者，在整个案子的多年发展里，除了被苦刑时有短暂的诬服外，他们在坐牢时、在出狱后、在一个个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们都众口一声，不承认他们干过这种轰然一响的案子。说他们反对国民党，这是千古不易的；但说他们反国民党反到玩炸弹，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么，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爆炸案，又是谁干的呢？一个传说是：真正干它的人，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为了报复美国当时对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弹开花，给老美好看；他方面一案两破，趁机清除反对分子，并把反对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给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当然不能确知真相是不是这样，但我确知每有大案发生，下级人员为了希旨承风，邀功领奖，就常常毛手毛脚，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亲历的这件案子，十足是吴彰炯少将在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副司令王洁中将等指挥下主持破获的一件大假案。吴彰炯少将他们为了希旨承风、为了邀功领奖，做下了这样一件伤天害理的黑事，我认为纵使政治上他们可以被原谅、法律上可以被开脱，但在道德上和历史上，他们的恶行，必须有以记录，这是人间起码的公道，想吴彰炯诸公自己，在安享余年、下台数钞票之余，也该有以首肯吧？人间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决二十一年后，我路遇退役下来的吴彰炯，那时他在富贵楼餐厅做总经理，他透露给我，说美国机构爆炸案接连发生后，蒋经国在治安会议上大发脾气，因为破不了案，吓得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不敢出席会议，下令要处分治安主管多人，吴彰炯向尹俊说，你处分了这些人，案子就永远破不了了。尹俊问为什么？吴彰炯说这批人处分下台，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旧人不动，叫他们戴罪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听了，就停止下令处分。不久以后，抓到了李政一他们，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吴彰炯所谓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蒋经国以下的焦虑之情，却令我们开了眼界。与吴彰炯谈话后几个月，萧启庆、王国璎夫妇请我在富贵楼吃饭。吴彰炯过来拍我肩膀说：“李敖兄，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我们饭店吃饭？”我说：“我怕你下毒药毒我。”他听了笑着捏我一把，说我胡说，我说：“说下毒药也许重了一点，不过放泻药倒是可能的。”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际遇，这是蒋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黄昏。在黄昏中，你的主要敌人都已死去，但他们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从良，仿佛跟你一起珍惜夕阳无限之好，人世玄黄乍变，竟离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状是台独，纯属冤狱。不过，台独分子诬攀我是他们同志，倒有一点可取——他们真识货！《水浒传》阮小五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上海流氓杜月笙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这些话其实蛮有哲学味，虽然有点阿Q。承蒙台独分子抬爱，我也如阮小七所谓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最后“牢里牢里去”，我虽有怨，但却能原谅。害我的台独分子最关键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敏、岛上谢聪敏。为了政治，牺牲朋友，何必责怪？台独分子比国民党对李敖识货得多，只是他们办货办得不够朋友而已。谢聪敏后来写回忆，说当时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狱之成，不无情治人员做案的事实，但以我当时在牢中的身受亲历，却觉得他还是写得有所保留了。事实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员咬我，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咬人有两种咬法，一种是活咬，一种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脱身脱困；后者却使人百口莫辩。例如谢聪敏说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谈吴国桢后，一边用吸尘器吸地，一边表示同意做“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的。事实上，确有谈吴国桢并吸地的事实，但在这种事实后面来番移花接木，就使我无从“印证”起了。谢聪敏咬人，咬得这么逼真、这么细腻，情治人员当然乐得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何况我为了替他们守秘密，一到案就说了不少谎话，没想到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却早就招供了，情治人员当然更相信他们了。

　　谢聪敏在牢中神通广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带出一封信，1972年4月25日登在《纽约时报》上。其中提到在国民党“疯狂的刑求”下，“我只好采取较缓和的态度，答应他们接受某些反蒋活动的控诉，包括爆炸美国商业银行的伪诉。并承认李敖先生，台湾非常杰出的学者并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委员（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有关委员之事）。”这封信披露后，国民党大为难堪，遂把谢聪敏钉上脚镣，一个人关在又阴又潮的小黑房里，放封时，只许他一个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伤害。我在牢房里，攀上铁窗，遥望他吃力的带着脚镣，用一根撕破内裤编结起来的细绳，吊住铁链，双手提着，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弯的、背是驼的、整个监狱的气压是低的，十分钟过后，班长吆喝一声“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那是一幕动人的背影，我永难忘记。

　　我在1971年3月19日到1972年2月28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1972年2月28日到1975年12月22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1975年12月22日到1976年11月19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原名“生产教育实验所”，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仁爱路23号，是把政治犯洗脑的大本营，名之为感训，其实“仁爱”而能“实验”，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训的岁月里，谢聪敏和我被关在同一间房里，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洗脑是完全失败的，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都没有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是变得更顽强。出狱以后，谢聪敏远走高飞，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动；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湾继续依然故我，只是多写了一百多本书掉头给官方洗脑，以为回敬。告诉他们：你们关错了人，我不是台独分子，你们却把我当成台独分子来关。好吧，就让你们付点代价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是：把我咬进台独案，就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个人对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无法接受这种为政治而牺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狱后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绝交状态，没有任何来往。1985年，美国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访美，却有化名“庄脚人”的，在《台湾公论报》表示反对。因为“庄脚人”不是个人而是团体，是台独联盟欲借李敖引起争端，煽动台湾同乡反对全美会主席，因此引起洪哲胜和谢聪敏的反驳。洪哲胜写《从李敖事件看台湾人的统战观》，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三期（1985年6月15日）；谢聪敏写《君子和而不同》，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五期（1985年6月29日）。谢聪敏文中有这样沉痛的话：“一个革命组织在夸耀它的伟大成就之际，也应该回顾那些被牺牲的人怎样在黑暗中忍受他们的痛苦。李敖就是为台独联盟走进政治监狱的。现在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来美访问，反对的声音竟然来自《公论报》未曾亮出姓名的‘庄脚人’。”“特务逮捕李敖，也有相当的根据。1970年，李敖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务跟踪，他拍下跟踪便衣人员的照片，附着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送给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恩纳尔斯。台独联盟获得国际特赦协会发表的照片和名单，刊登在《台湾青年》杂志。在这次照片和名单刊出之前，《台湾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调查局便衣人员监视的照片。特务遂断定这些都是李敖的杰作，怀疑李敖和台独联盟一定暗中联络。1971年旧历过年，有人在北上火车经过台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时散发大批传单。传单上说：‘欢迎外省人参加台独，欢迎李敖参加台独。’这就是特务对我刑求逼供，罗织‘台湾本部’，编造李敖参加台独联盟的根据。”“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谢聪敏在我和他形同绝交的状态下，还写公道之言，大声疾呼台湾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台湾人的更多，光此一事，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气度，远非今天对李敖忘恩负义的台湾人可比。台湾人的每下愈况，洵可知矣！咬我进去的不止谢聪敏，还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狱后，跟我说：“只要有反国民党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壮，闻之可喜。后来他不通知我，就把我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狱后，他弟弟魏廷昱来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台湾人的每下愈况，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糙、面目黧黑、傻不鸡鸡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胶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2月住到7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7月里修房子，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痛快。1972年7月14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汉不是别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人悲愤、令人同情。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我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我安慰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黄中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条鸡腿，而黄中国以外役身份，竟“贪污”到五条，我们大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李国龙偷偷说：“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两者互不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

　　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委会简任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又来了崔积泽（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朋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日本统治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以不久胜利，就变成了“汉奸”。我笑他：“要做汉奸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奸呢？”他苦笑说：“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黄中国因为做了海军、上了贼船，在1949年，就因不准退役，跟到台湾来。后来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又因赌博纠纷，被他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点钱。大概黄中国有点小气，不肯破财消灾，就被整起冤枉来，被诬告于1945年农历七月间，在共产党占领下的莱阳绕岭区，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后来派到辇至头村地方、干过共产党的小学教员。就凭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就被警备总部军法处初审判决“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了！黄中国初审判决的案号是“1972年度初特字第46号（61）秤理字第4269号”，我仔细研究了它的内容，在1972年8月12日，终于完成了“军法申请复判理由书状”，我共分十四点来为他喊冤。写成以后，黄中国对我感激涕零，自然不在话下。

　　在为黄中国写状子后两个多月（1972年10月27日），我在牢里翻到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诗（No man is an island，intire of itself；every man is a peace of the Continent，a part of the maine；if a clod bee washed away by the Sea，Europe is the lesse，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as well as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o bell tolls。It tolls for thee.），译之如下：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哪便是一块土地，

　　哪便是一方海角，

　　哪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黄中国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让他抄一份，我同意了，于是他趴在木板上，很吃力的抄了一份。这时复判判决迟迟不下来，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下来，我说大概就在这几天吧，我当时已知道军法处的习惯：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决定，是拖至临刑前一两小时才通知的，通知的时候，已经把人犯五花大绑了。所以，黄中国得知死刑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场枪毙之时，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这一真相，我是不愿透露给他的。

　　由于我对国民党的习性颇有研究，我预感黄中国的案子，虽然经我细心写状，也是无济于事的。黄中国的处境，是凶多吉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1972年11月1日的清早5点钟，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抓住他，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刻就由哀嚎转变成另一种嘶咧，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我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远远的，又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显然是拖到安坑刑场去了。

　　先前黄中国家人送来一堆水果，李国龙说黄中国小气，不肯分给大家吃，我说谁吃这些水果，还不知道呢！黄中国被拖出去后，这些水果，胡炎汉、崔积泽是忌讳的，我和李国龙分吃了，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本来该在黄中国肚里的，却装进我们肚里了。

　　当天晚上，大家谈起清早的事，胡炎汉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的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我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的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十二年后，1983年6月9日，我花了十个小时，写了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细述黄中国的哀史，作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黄中国是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的卷入政治漩涡，阴错阳差的客死异乡刑场。他无识无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望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缴”掉。他死后，李国龙问我：“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我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只是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于是，需谍孔殷下，黄中国备位牺牲，伏尸法场矣！

　　黄中国被枪毙后，我译的那首约翰·邓恩的诗，对我更有苍茫的意味，我就妥为“处理”，终于使它偷渡成功，随我一起出狱。后来被胡茵梦看到了，胡茵梦抄袭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里，又收进她的《茵梦湖》一书里。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英文诗，此诗当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一句用作书名，就是中译的《战地钟声》。海明威把这首诗的全文印在扉页，可是所有的中译本都没翻它，跳过去了，所以这首诗也就从来没有中译，这是很遗憾的。中国人中，没人有功力能翻译这首诗并且押出韵来，只有李敖优为之，大师就是大师呀！

　　黄中国做过外役，所谓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来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务。本来这种服务是该禁子牢头——班长做的，但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选择出来的囚犯，要刑期短的、无政治顾虑的。选好后，就叫他们送饭、送水、扫地、送物，并且替班长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举一动，班长都要站在背后监视，偶尔班长会偷懒、会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面，同囚犯赶忙聊几句，透露一点外面的马路新闻，使囚犯“洞悉”一切。外役因为刑期都不长，流动性比较大。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的，我不知“洞见”了多少外役的来去。有时候，我的确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他们同我说话，一定得采蹲的姿式，然后把头横过来看我；房里稍高，我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式，把下巴贴地看他们，双方的眼睛一定成十字交叉的，他们看到的我的眼睛，是与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们的眼睛，是与地垂直的。双方的脸再经过三十乘十五厘米的框框一过滤，在阴暗的光线下、紧张的表情中，的确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时候记不清他们的长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这些记不清里，有一个最清楚的记忆，却使我毕生难忘，那是一张年轻、饱满、聪明、白白的脸，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出现在我的洞口，低声同我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班长来了，再见！”

　　法学家们一定蛋头式的以为：俞中兴一定是现役军人，不然怎么会分到军监来呢？殊不知俞中兴并非现役军人，他只是杀人时用了枪，依这个地区的枪支过敏症，凡动枪的，不管犯什么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乱”送军法单位，经查明与叛乱无关后，才不起诉，改移司法单位。俞中兴杀人时只用了猎枪，就犯了枪禁，就这样的，先分到军监来了。

　　俞中兴做外役时候，上下其手的机会总是有的，比如打菜时候，他会自动多打一点给我；装水时候，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我这年复一年不准看报的“中华民国公民”，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

　　终于有一天，俞中兴和我有一次长谈的机会了。军监要粉饰走廊，要俞中兴做油漆匠，他做工时，要在一间间小房外面刷上一阵。当他刷到我的房外的时候，他站在梯子上，从小房的高窗向我说话，当然班长正好不在，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这次聊天，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俞中兴身体极好，长得人高马大，他念过大学，后来讨厌做书生，不念了，去混流氓。他在桃园黑社会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出名，结果同古永城派冲突，他和外号“阉鸡”的李盛渊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杀掉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生，俞中兴就这样抓进来了。抓进来后，他愤愤不平，对我说：“他妈的警察真不够朋友！”我说：“美国黑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公事公办。’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俞中兴说：“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古永城他们的流氓，是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我听了，为之好笑，我说：“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俞中兴说：“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这最后一段话，大大的震惊了我，我觉得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义深长。俞中兴使我想到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顿悟之后，上山杀虎、下水斩蛟，然后自己改行向善，后来做了大将，为国殉死。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从桃园龟山监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因为是政治犯，不便回信。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夜，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我读美国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描写流氓的名剧，深深感到：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

　　在军法看守所见闻不少，但十九是冤狱，并且冤得令人哭笑不得。例如“傅积宽喊自己万岁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傅积宽是“花园新城”、“中山楼”的建造人修泽兰的丈夫，他在一公家机关做事，双十节的上午，被派公差到总统府前面做庆祝代表，当天烈日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烦，同事开玩笑说：“老傅，等一下子蒋总统出来，喊万岁时你敢不敢不喊‘蒋总统万岁’而改喊‘傅积宽万岁’？”傅积宽开玩笑说：“有什么不敢，等下子喊给你看。”他说话算话，等下子真在众口一声喊时喊了自己万岁，结果被比老百姓还多的治安人员发现，抓到牢里，判了五年。他在牢里碰到我，对我还傻笑呢！一天放封时在小院中散步，一个新来的囚犯哭哭啼啼，班长陈亚象问他判了几年，他说：“判了十年，真冤枉啊！”班长冷笑说：“一点没罪的，判五年；你判了十年，多少有一点罪。”傅积宽的五年，就是“非其罪也”的喊了自己万岁，他真该羡慕“江盖世”哟！（民进党大员江盖世微时写信给我，说他的名字拼成英文，与“蒋介石”同音，按说如果江盖世喊自己万岁，应该不被罗织。其实不然，“蒋介石”三个字，也是犯禁的。）

　　其实，傅积宽这种还算是幸运的，他被判罪，至少没戴红帽子。当时最流行的判法是给你戴红帽子，所以如此，和检举匪谍可领奖金有关。有一次屠申虹开玩笑说：“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检举个匪谍，领点奖金花花，我穷死了！”我说：“‘匪谍’岂是好检举的！我在军法处坐牢时候，看到不少检举‘匪谍’的，糊里糊涂，弄得同‘匪谍’一起坐了牢！‘国特’们办案，你不知道他们心理，他们是被告宁滥毋缺、宁多毋少的。他们‘闻过则喜’——闻别人的过；也‘诲人不倦’——毁灭人的毁。他们办案，觉得被告人数不足时候，就会把检举人一并拉进来充数，所以啊，你检举了‘匪谍’，你可能同时也变成了‘匪谍’！”屠申虹听了，哈哈大笑。

　　在检举“匪谍”以外，还有一种同类的检举，就是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国特”们鼓励检举这些，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报告去讫，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

　　还有一种检举，是跟以上检举别异其趣的，以上检举是检举别人，这种检举却是检举自己，这就是所谓“匪谍自首”。“国特”们号召“匪谍自首”，信誓旦旦，保证自首以后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谍”，为了安全，先“自首”了，这下子麻烦大矣！因为你一“自首”，“国特”们就如获珍宝，以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负责人，一切唯你是问。结果一问三不知，“国特”们于赫斯怒，遂赐阁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实”，就是虽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实实交出关系。结果阁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等。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弃暗投明大戏，最后也以鼻青眼肿收场。

　　我住军法看守所第二房的时候，正对面是第十房，住着调查局的处长范子文，他被局长沈之岳诬以“匪谍”，关进牢中，我早就听说，台北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就是他主持“侦破”的，用的全是刑求逼供的手段，他在牢中大声念佛，表达忏绪，声声不断，至少有一声应和姚嘉荐命案有关。我在“放封”时和他一组散步，我没好意思问他姚嘉荐的事，只听他唠叨自己在调查局被刑求的事，我问他那你在调查局做处长，你也刑求人了？他说刑求人的事，他们高阶层的不知道！我说那沈之岳也不知道了？他沉思半晌，痛苦的说：“沈之岳也不知道吧？”事实上，他被我问到死角，有苦说不出了。散步时他告诉我：“是不是共产党，我们行家一‘闻’就知道，今天牢里抓进来的，都是假共产党，真共产党他们根本抓不到！”范子文这话，自负中不失可信度，因为就近取材，眼前的红色难友，简直无人不假，判一二十年徒刑的，固比比皆是；判死刑的，也大有人在。

　　范子文以外，关在第四房的调查局副处长李世杰也是另一个假匪谍。他做副处长时，负责处理台湾“政治暗流”情报、研判“反党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的政治主张动向等。“奉命”把高玉树等人当“敌人”看待，也“奉命”要视雷震、李敖等为“敌人”。自1951至1965年，李世杰先后获得陆海空军褒状、国民党中央党部奖状、数度年终考绩“特优”，记大功、蒋介石二次召见、赠给“玉照”等等。蒋介石赠“玉照”、称“同志”后一年，“李世杰同志”突然变成蒋家钦定的“匪谍”！他从云端一头栽下，从此挣扎生死线上，展开了悲惨的人生。李世杰下狱后，两次被判死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张画面是：1972年9月12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脚镣，彳亍而归。放封时他戴着脚镣，不良于行，面色死灰，但却劲气内敛，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时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5点钟，都可能被提出去枪决。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种夜夜惊魂的日子，真教人难过。这种夜夜惊魂的折磨，终于在三十二个月以后，告一段落。1975年5月12日，改判无期徒刑定谳，脚镣再度离开了他，这时他58岁。同年9月22日，我从初判十年改为八年六个月，这时我40岁。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杰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时与我在一起，谈话渐多，交情也渐深。同年12月6日晚饭后，监狱官开了他的房门，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移监绿岛（火烧岛）。李世杰在班长监视下，无法向我道别，只好在提着行李、路过我窗下时，冒出“good-bye……good-bye”以为暗讯。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岛了。李世杰走后十六天（12月22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爱教育实验所”。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代，便就此告一结束。

　　1976年我出狱，我出狱后十年（1986年2月4日），李世杰也出狱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狱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态龙钟，这时他行年七十，已经是白发老人了。我深知李世杰博闻强记，笔下又行，听说他出狱，亟思鼓动他写出几十年来的种种见闻，以存信史。1986年6月25日，我透过陈菊，打听出李世杰的电话，跟他取得联络，说动他展开大写作计划。他本来只想用化名写，不敢用真名，我说你写出来的事，一查就是只有你李世杰才清楚的，你还赖得掉吗？还是抛头露面迎头痛击吧！他同意了。同年9月30日，他的大作开始出现在我主持的《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上，连续发表，前后四年，直写到中风死去。四年间，夜以继日、锲而不舍，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揭发黑暗的文字，我为他印行的有《调查局研究》、《调查局黑牢345天》、《军法看守所九年》等，都是内容翔实的不朽之作。

　　在所坐过的牢房中，第八房于我独亲，原因是我在其中，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引起我最多的回忆。第八房是在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的独居小房，在小房中，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三叠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15公分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在“洞房”里，随着阴晴、日夜、光暗等变化，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魇的邻居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的独占这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动态。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胶碗、塑胶筷、塑胶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X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但在阴天时候，我的经验又翻开了新页：为了使光线好一点，为了干净一点，我买了两刀稿纸，来糊四面斑驳的墙，印格子的一面朝墙，四边抹糨糊，贴上去，立刻弄平。从最下面贴起，墙与地板接缝处露缝宽窄不一，先用桥牌拦腰一折，成九十度角，一边贴墙上，一边贴地板上，再盖上稿纸，一张稿纸可盖住四张半桥牌。桥牌也是正面朝墙，于是自王（King）到后（Queen）和什么保皇党贾克（Jack）等，都像法国路易十六（Louis ⅩⅥ）和玛丽·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等等一样，都完了。浆糊干了的时候，稿纸就绷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后，一行行稿纸背面，白里透绿，一个个小格子都衬出来，每个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天的生活一样。原来糊的时候，只求光线好一点、干净一点，并无其他奢求——稿纸已为自己做了这么伟大的服务，还奢求什么？当然它们不够白，但白纸买不到。白报纸虽可买到，但质料太差，快变成褐报纸了。打字纸又太薄，糊上去什么都盖不住，所以还是稿纸最好。想到当年靠稿纸惹祸，今天把稿纸用来糊墙，颇有焚琴煮鹤的味道。阴天来了的时候，我才意外的发现来了新作用。房间湿气重了，关节上的风湿开始隐隐作怪，稿纸们吸足了湿气，纷纷鼓了起来，好像也在作怪。随着抹浆糊的痕迹，纷纷鼓出了各形各状的“浮雕”。一个个看去，颇为好玩，有美女侧影、有妖怪半身、有戴高乐的鼻子、还有好几条香肠。打蚊子留下的痕迹，有时用湿抹布擦不干净，索性加贴一小块稿纸上去，加贴的部分，因为全部是浆糊，引起四面八方的起伏，活像一只白螃蟹，在那里横行。整个的感觉是，自己不但活在湿气里，还活在一台千奇百怪的湿度计里。

　　在这种空间的感觉以外，还有时间的感觉：因为太久太久没有钟也没有表，甚至没有计时烛（a marked candle），没有滴漏（water clock/clepsydra），也没有沙漏（the hourglass），看时间的习惯已经退化。你无法准确的知道时间有多短或有多长，你开始没有一分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小时、两小时。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5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6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11点；又是塑胶小壶来，大概是2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进了5点（17点）；6点起身和9点（21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9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10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第二天，一开始，就好像把沙漏倒过来，一切从头开始——从和昨天一样的地方开始。从和前天一样的地方开始……小时早已不是时间的单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样。甚至星期也不是时间的单位，每个星期跟上个星期、下个星期也一样。比较近似的时间单位，反倒是月，一两月或两三个月，也许会冒出一点变化——别人的变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汇，真可惜爱因斯坦的理论，竟没在这方面寻找证明。——上面这种空间与时间的感觉，都是我在第八房里感受到的。这些感受，只有在长久的孤独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细腻。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的想到它。

　　我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年方35岁，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也有性欲问题。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牢里放封时有受难人问我这方面问题，我一本正经而言曰：“‘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鸡巴的鸡。”闻者无不开怀而笑。其实，国家被他们搞坏，毛病就出在做总统的，不知为君之道，反倒专门管小事，察察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万机为得计。殊不知只有抛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不鸡鸡的东西不懂也！后来我出狱后，有人问我感想，并说国民党愿意跟我化解夙怨，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的答复总是：“原谅国民党吗？可以，可是我的老大、大头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老二、小头却不肯原谅。用日本话来说，我的阿它骂（日语脑袋）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钦它骂（日语睾丸）却不肯原谅。一想到那么多年青春，断送在黑牢里，害得鸡巴月出无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这怎么能不记仇？我若原谅了国民党，我就对不起我鸡巴！”——正因为祸伏于胯下，所以，两次政治犯下来，我干国民党，可干得九浅一深呢！干到今天，还只九牛一毛呢！

　　既然日理一鸡，凭空手淫是没趣味的，我的方式是要靠裸女图片意淫，才能运作，我平时收集裸女图片很多，可是被捕时无法随身带。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捕时，我带了一本1970年10月号的PLAYBOY杂志在手，它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帮助。原来这本杂志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中间大跨页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的裸照，两人前后跪倚铜床，在花被面上衬出裸体，那时的PLAYBOY还比较保守，所以不能露出阴毛，但遮在枕头后面的姐姐阴部和遮在铜柱后面的妹妹阴部却留下想像空间，两人的小奶都向上翘，脸蛋也都甜蜜动人，是我相当喜欢的一幅画面。这本杂志，一直陪着我过了将近一年的岁月。在苦闷、不自由的监狱生涯里，她们带给我许多刹那的快乐时光。对着她们手淫是我最大的纾解与乐趣。另外家里送进一本PLAYBOY日历，中有她们两人另一裸照，也是我的最爱，日历上这张姐妹都跪在床上，别有情味。这对双胞胎名叫Mary and Madeleine Collinson，PLAYBOY登出她们裸照后十六年（1986），又出版《姐妹们》（PLAYBOY'S SISTERS）一册，把双胞胎同类的裸照集成一册，其中也有六张这对姐妹的，可是都不如我带进牢中的这两张。可见照片与其本人其实落差颇大，传神入画，妙手偶得，其他照片也好、本人也罢，都不一定恰合尊意也！

　　1972年2月28日，我从台北博爱路警总保安处移送景美军法看守所，牢门一入，由监狱官郭同奇检查，此人脸上的表情除冷酷外，看不到别的。在他的冷酷检查下，我从保安处带来的书刊都被“保管”了，Mary and Madeleine Collinson姐妹等裸照也一起离开了我，使我大起“恐慌。”因为未来漫长的坐牢生涯，再也不见意淫、手淫的道具了，这可真难挨也。

　　三年以后，监狱官换人了，我跟这看守所也熟了，那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间，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工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更感谢他的是，一天晚上，他同意我到库房里，把被“保管”的美少女照片带回押房来，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后来为了蔡添树越狱事件，看守所所长徐元麟和冯音汝都遭撤换，而我的案子也确定了，随时有移监到“仁爱教育实验所”的可能，因此我把两张双胞胎姐妹的裸照，藏在《蓝登字典》的硬纸封面中，果然在1975年12月22日，我被突然移监到土城，照例又“保管”起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许多书物，但字典等工具书除外，于是夹带中的双胞胎姐妹便幸存下来，一直陪我到1976年11月19日出狱，方才完成“阶段性使命”。

　　PLAYBOY杂志与我还有后缘，后来它的中文版不但一再访问我，并在英文1990年年刊（PLAYBOY Enterprises，Inc. 1990 Annual Report）里刊出我的照片。那次刊出，是从十五种外语版中每年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选出三位，李敖即在三位之中，在我照片下美女大腿如林，亦趣事也。

　　我在十一房坐牢时，对面是第三房，是小房间，有一位囚犯独居。囚犯大陆籍，平头，黑黑的，面目瘦弱。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说话、也不看书、写字、也不出来放封、也不提出任何抗议和要求。对外界的一切，一概不理。他每天没有一点声音的活着，像个鬼似的，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对他的任何关切，如送食物、用品等给他，他也一概不理。有一次寒流来了，狱方加发毯子，监狱官孙红全（这个人不错）沿房开门，问寒问暖，问到这位第三房的怪人，也全无反应。我比照“息夫人”的故事，把这怪人取名为“息先生”。他这种一句话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囚犯，为我生平仅见。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生最大的刺激，因而看破红尘，宁愿自闭的。这样子与“鬼”为邻好一阵后，我们往往忘了第三房还有一个人在。听说他早就服刑期满，只因为只身在台，找不到保人，因而不能出狱。他后来被送到绿岛“候保队”了，这样子的囚犯，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魂断孤岛，也是自在意中的。“息先生”的例子，使我特别留意到囚犯的交保问题。留意之下，发现政治犯胡虚一他们所说“从没见过一位难友是无保放人的”之言，确是实情。不过，在我入狱之前，我却听说有过无保放人的例子，那是魏廷朝对我的一段自述。魏廷朝第一次坐牢出狱时，是没有交保的。这一自述，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记得清清楚楚。魏廷朝这次跟我坐牢时，他因为早我二十四天被抓，所以早我二十四天出狱。他出狱后，“仁爱教育实验所”负责人告诉我：现在你李敖要出去了，依法要有人做保才能出狱，你随便找两个朋友保你吧！我一听，就立刻拒绝了。后来他们纠缠不止，我这时记起魏廷朝无保放人的自述，我说，保什么啊？魏廷朝就无保释放过，为什么老找我麻烦？不料他们说，谁说魏廷朝没交保了？我们拿证据给你看！随后他们果然拿出证据给我看，原来魏廷朝是交了保的！看了证据后，我心里一阵沮丧，在我眼中的台湾英雄，原来如此！不过，既然事已穿帮，我还是“执迷不悟”，我说，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去英雄就是，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态度强硬，就暗示我没保就不会放人，我说我就是没保，你们不放我可也。最后他们屈服，破例无保释放。后来得知，我是国民党所抓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之中，惟一一个无保释放的个例。

　　最有趣又最恶心的是：我的开释证明书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事”专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政治犯无过可悔，却硬要说他悔了过，这种强制悔过症，在我以前，就施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陈独秀身上过。1937年8月25日陈独秀出狱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表示：“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陈独秀这一书面声明，《申报》不敢把它登出来。四十年后，国民党“进步”了，至少不再发消息说李敖“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了——他妈的国都被你们丢光了，还爱个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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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遗纪

——梦遗处处，后遗无穷，云雨方罢，烟雨蒙蒙。

　　1976年11月19日，我第一次政治犯出狱了。这时再过五个月，我就42岁了。由于吴俊才安排我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员，该中心主任蔡维屏先约见了我，此公是个官僚，虚情假意，像个YMCA（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言语无味。不久聘书由女职员送来，我说：“副研究员相当于大学副教授，过去按老规矩，聘书都是大学校长亲自送上门的，怎么派女职员送来了？这是哪门子礼遇？”女职员说：“蔡主任最礼遇李先生了，别人的聘书，都是工友送去的。”我听了，恍然大悟，时代已经变得太多了。

　　形式上在国关中心十三个月后，吴俊才终于同意我自动辞职了。这时我43岁。再过一年，1979年6月，我44岁，终于东山再起，复出了。复出后最风光的四件事是出书、上报、结婚和离婚。出书是由远景出版公司沈登恩推动，上报是由《中国时报》高信疆邀写专栏，当然立刻引起国民党官方的不快，后来压力迭至，报社主人余纪忠不堪其扰，虽未逐客，我这客人，却不得不自逐也。最后主客双方，乃分手焉。在大大小小的官方压力中，一个有趣的压力是：我在文章中，自称自己坐牢那段岁月是“蒙难”，也构成大逆不道了。这一罪状，官方是由蒋孝武提出的，令人颇堪玩味。当时长住美国的江南听说了，写了一篇《“蒙难”也不能随意用吗？》在海外发表，为我声援，可见当时文网之密，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连无知之徒蒋孝武都可干涉言论了。后来蒋孝武派人杀江南，若说祸起于“蒙难”之辨，于理亦非不可通也。

　　胡茵梦和我的婚变，内幕也涉及政治性。胡茵梦和我结婚前，本是国民党，她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发表，早就被国民党透过中影向她警告。她和我同居到结婚，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她最后抵抗不了这种压力，而屈服、而向官方表态，表演“大义灭夫”，这是很可理解的。胡茵梦出身一个不幸的家庭，又因她的美，被社会惯坏，她的反叛性，是没有深厚知识基础的、缺乏推理训练的。她的举动，太多“表演”、“假戏”与“作秀”性质。最后，当这种举动渗入政治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婚姻就该立刻告一结束。孟绝子有一段话说得好：“在李敖的天地中，胡茵梦找不到真善美。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没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马迁、文天祥那一类血泪染成的真善美，是‘慷慨过燕市，从容做楚囚’式的真善美，是悲壮而深沉的真善美，而不是胡茵梦心目中的真善美。”但是，胡茵梦是不知轻重的，她被人利用，用不真实的方法伤害李敖、伤害李敖，最后伤害到她自己。胡茵梦努力求真求善，是她的大长处，但她用作伪的方法求真、用作恶的方法求善，结果闹得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最后连美都没有了！

　　胡茵梦向官方表态，表演“大义灭夫”后第二天（1980年8月28日），我看了报，决定跟她离婚。我先请来原始的证婚人，孟绝子和高信疆，表示我今天下午就离婚，“解铃还是系铃人”，还是麻烦你们两位在离婚证书上签个字。离婚证书上，我讨厌一般的套语，我只写上“协议离婚”四个字，就告完成。孟绝子签了字，可是高信疆却一再推托，当我得知真正的原因是高信疆太传统、不愿在离婚证书上签字以后，我也不好勉强他，就带着我和孟绝子先签好的离婚证书，一边请人送去给胡茵梦（因为我不想和她再见面了），一边匆匆赶赴忠孝东路大陆餐厅，主持记者招待会，宣布离婚。这时候，胡茵梦在她家得到我通知离婚的消息，大感意外，手拿离婚证书，约来律师李永然研究一番。李永然说最好请李敖过来一下。于是胡茵梦打电话到大陆餐厅找我，说她很难过，不过既然离婚，她也接受。在手续上有需面谈之处，请我过去，我同意了。记者得知后，蜂拥直趋胡茵梦家。胡茵梦登时换上黑底素服，以迎记者。我在路上，特别绕道到花店，下车买了九朵玫瑰花，再上车去胡茵梦家。我到时候，整个客厅已挤满记者，我把花送给胡茵梦，她为之泪下。胡茵梦表示，律师说你写的离婚证书，文字太简略了，最好能照一般写，写上些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等语，我懒得坚持，就说可以。于是胡茵梦亲笔写离书两张，然后是请证人签字，胡茵梦表示，律师说一个证人不够，孟绝子以外，希望再找一位签字，我说高信疆不便签字，你找证人好了。于是胡茵梦当场向记者们说，有谁愿意见证一下。大家面面相觑一阵子，忽然人丛中冒出一记者，说我愿意。胡茵梦同意了，请他过来，我一看此人，不是别人，原来是“段宏俊”！段宏俊当时好像是台港地区一家小报的负责人，有记者身份，他应邀签字，我没有拒绝的必要与理由。当年我主持文星时，段宏俊以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负责人身份登门拜访，那时候他是因叛乱坐牢的受难出狱者、是被国民党刚刚“扫荡”过的，并不是后来跟着国民党走的中央委员。我这次离婚，后来康宁祥推出的李筱峰趁机影射李段关系如何如何，并说段宏俊在离婚证书上“盖章担任见证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又完全是造谣。看看报上登的离婚证书吧！不但证人没有盖章，连当事人双方也都是匆匆以签名表示的，谁又有备而来的、没有必要的盖什么章？康宁祥推出的李筱峰，亏他还是学历史的，对整个离婚的过程，全不求证，就贸然曲解、乱造印章，这样子居心、这样子用心、这样子粗心，还被康宁祥请出来主持他们“首都公政会”中“党外史”，这种“党外史”，我们还敢看吗？自古以来，作史也好、修史也罢；正史也好、野史也罢，下笔之际，无不讲究“史德”、“史识”、“史才”，领教了康宁祥推出的李筱峰的“党外史”，谁还敢做党外啊？因为段宏俊是国民党，造谣者刻意要刻画出李敖勾结国民党的画面，这种用心与居心，实在格局太小了。

　　胡茵梦生平无不良嗜好，独好“怪物”，任何正常的，她都不喜欢；任何邪门的，她都偏爱，什么怪爱什么，怪不一定要大，一块歪七扭八的汉玉、一条尘封多年的绣片、一瓶闻所未闻的香水、一对密宗气息的耳环……都可使她因“小怪”而“大惊”，而要百计千方，得之而后快，然后休息二十四小时，再去作怪。作怪其实不要紧，甚至有它可取之处，毛病不在作怪而在不知天高地厚。整天吃男人、喝男人、花男人的钱、戴男人的玉、坐男人的车、抄男人的文章出书，结果却不辨亲疏是非，反过头来，与男人虚荣争胜，或以伪证方式“大义灭亲”，争自己人的风，还貌似清高，大谈人生大道理与佛门大道理，这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令人恶心的卑鄙小人吗？

　　1980年，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就是文星老友萧孟能告我的所谓侵占背信案，这案子根本原因在萧孟能抛弃了发妻朱婉坚——跟他同甘共苦四十年的发妻朱婉坚，我仗义执言，因而触怒了萧孟能的姘头王剑芬、触怒了萧孟能。所谓侵占背信案上了公堂后，我发现我被告的罪状，是非常离奇的。萧孟能说他去南美前，授权我代他办事，我没给他办好，但是，授权办的事，大都是萧孟能自己解决不了的陈年老账，有的长达十八年以上。自己十八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丢给朋友解决，一共给了三个月零十四天，就要解决，不然就招待记者斗臭朋友、跑到法院告朋友，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又哪有这种道德？萧孟能授权项目共有二十四项，这只是大项，二十四项下包括的人、事、单位等一共六十九件，萧孟能给我三个月零十四天，就是一百多天之内办这六十九件事，平均一天半要办一件，就是说，不到两天，要给他办完一件。我自己要谋生，又不靠萧孟能养、不受酬，怎可这样逼人，要人在这样短的时间办这么多的事？

　　萧孟能自己解决不了的陈年老账，我试举一例。萧孟能与《西洋全史》的作者冯作民有债务关系，冯作民欠萧孟能一笔“呆账”。这笔“呆账”，长达十八年之久，但萧孟能并不催还，反在萧孟能离台三个月零十四天之中，硬要李敖讨到。萧孟能上诉状中说：“与冯作民之债务，因时间之延宕，坐失良机，迄今未解，严重损害上诉人之利益。”试问冯作民所欠为钱，还钱就是了，为何不“解”而要“未解”？十八年间，冯作民只要汇钱给萧孟能；或在三个月零十四天中，汇钱给李敖，即可迎刃而“解”，除此而外，尚复要求李敖“解”什么、可见全是遁词！萧孟能把冯作民找到法庭作证时，冯作民透露此款在萧孟能返台后仍未偿还，可见萧孟能又不急了。有十八年长的时间自己不解决，惟独要李敖在三个月零十四天内解决，否则萧孟能和冯作民两人，即在法庭上把李敖“双杀”，这岂不是故意整人？萧孟能与冯作民两人什么关系，得使冯作民配合他在法院困扰我，我一直好奇。还是我神通广大，终于找到了答案，是1974年5月18日冯作民写给萧孟能的一封亲笔秘件，谈的是两人的同好——许女士，全信精彩无比，值得细读：

　　能兄：我本以为我也可弄成一个“主妇”，和您共组一个“两合家庭”，所以三道门的钥匙早就给您配好，这就是我欢迎您在我家“美人、名马、英雄”聚会的铁证。

　　岂料天不从人愿，搬来石牌后情况突然变得很坏，如今我连普通秘书都请不起，遑论“伴侣秘书”？许是由我初选由您决选而成，可见在我心中也是一美。眼见美人别抱，任何男人都会有“酸溜溜”之感。两个月来我所以能忍受，一因我俩感情有如手足兄弟，二因我对许还没发生感情，三因我也有一美（前为祖，后为董，祖并允为我之妻）在侧，使我心理获得适度的平衡。祖是我的“喷火美人”，可使许对我不起任何恶性反应；董是我的“灭火美人”，可使我对许不起任何杂念。故始终能相安无事，而我的心波也就一直静如止水。

　　董走后，我立刻陷入一片苦闷中，对许之存在反应极为不正常，但仍能运用理智勉强控制，不料18日我兄来寒斋幽会后，知您在室内和许谈情说爱，我就在室外猜测你们的情节动作，内心所受刺激之大空前未有，犹如在挣扎饥饿线上的人面前大摆盛宴，心想又有谁肯能分我一杯羹呢！

　　我兄识我于寒微之中，十多年来深感知遇之恩，所以此次才尽全力助我兄美化人生。

　　弟四十年来一直在与命运搏斗，始终浮沉在极险恶的生命浪潮中独处空帏，时耶？命耶？弟亦无语问苍天！所幸子女已大，可从旁助弟笔耕。故今后除非极殊特情况，绝不再延聘任何男女秘书，目的只为求一“心静”，而不致再使弟“古井兴波”。

　　倘我兄能谅解弟上面的苦衷（此点我曾有言在先，想必能得我兄之谅解），即请另筑香闺金屋以藏，于您于我于子于女于许均极便也，专此敬祝

文安！

　　弟 民 拜书

　　冯作民在《书痴吁天录》一书中有一段自谓“愿站在道义立场”，为萧孟能“说几句公道话”，因为萧孟能对他有“知遇之恩”，现在秘件出土，另设密室为萧孟能配好钥匙，由他“初选”由萧孟能“决选”美女，“来寒斋幽会”、“助我兄美化人生”，这种关系、这种行径，可就未免太那个了吧？冯作民在《书痴吁天录》书中第一页就说“事无不可对人言”，但是上面秘件中的事，他却一字也不敢写，这叫“事无不可对人言”吗？冯作民书中提到萧孟能王女士是“夫妻”、称他们为“兄嫂”，这又是千古妙文！因为萧太太一直是朱婉坚，冯作民明明知道，萧孟能又何来一位王夫人？冯作民目无萧孟能的四十年发妻朱婉坚，竟将许女士收为密友、把王剑芬推做夫人，如果这些也算是人间的“恩”、人间的“道义”，人间真没有“公道话”了！

　　萧孟能告我的案子，由于国民党官方王昇以下黑手的介入、由于台湾高等法院法官林晃、黄剑青、顾锦才等的枉法裁判，害我坐了半年冤狱。看了上面萧孟能利用冯作民的这些细节，才能觉察到这些促成冤狱的背景资料的复杂。由于我的耐磨善斗，虽然最后萧孟能被我打败，以诬告罪坐牢并逃亡海外，但在过程中，我也饱受诬蔑与损失。我至今不谅解胡茵梦，为的是她在我和萧孟能官司中做伪证，并且十八年后仍执迷邪恶，继续在电视上歪曲事实，我只好用连续七集的“真假胡茵梦”拆穿她，用证据使她无所遁形。

　　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使我丢了老脸、丢了老友、丢了老婆，但最后我反败为胜，不但恢复了名誉，并且打败了他们，还趁胜跟国民党算了老账，老李飞刀，追杀十八年，至今未已，李敖的可怕，连李敖自己都有同感呢！我的可怕，不止于对活人，对死人也一样。当年蒋介石在庐山谈话时，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迎战。如今我却以为善报仇者，要再加上“敌无分生死”，才能更尽此义。例如我对蒋氏父子，便是如此。对死者鞭尸、对生者追击，这才是报仇者的全面公理，放眼天下，唯李敖有焉。

　　我和胡茵梦在一起时候，亦有妙事堪闻。结婚第三天深夜3点钟，有个自称中视林导播的，打电话找胡茵梦，我说：“现在是夜里3点啊！”他回答说：“没错，我知道是夜里3点，你叫不叫胡茵梦来听？她不来听，明天我就公布胡茵梦跟我的床上照片。”我说：“林导播，胡茵梦在跟我结婚前，就开过一张名单给我，名单里面没有你，可见你是冒充的，如果你有照片，那你公布好了。”——这就是李敖的作风，我可以立刻反应，不让你呕到我的气。想在我面前逞口舌之利，差得远哪。

　　1980年2月8日，我和胡茵梦在财神大酒店顶楼晚餐，侍者通报说他们经理想过来谈谈，随即经理出现，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杨维汉（白云）。白云当年是红遍全中国的大明星，红到全国照相馆橱窗多以陈列他的照片为招徕的程度、红到同时被二十八家报纸连载事迹的程度。如今垂垂老去，也过气了，意态颇为索寞。事后胡茵梦写了一篇《问白云》，讨论他们演艺人员的“过桥”与归宿。胡茵梦虽说问白云，又何尝不是问自己，因为白云已老惫，不堪闻问了。两年后，63岁的他，终在日月潭自杀以死，演艺人员的一生浮沉，在他身上，真对比得太强烈了。我识白云在文星时代，他听说我家老太是他影迷，特地跑到台中，去看“李敖先生的母亲”，当年他的影迷何止千万，如今要对一个影迷如此珍惜，光此一件小事，就可以喻大了。

　　我因为是政治犯和异议分子，并且是特大号的，被管制出境，自不稀奇。我第一次政治犯出狱后四年（1980年），为了试验一下是否能够出境，我托旅行社办了出境手续，旅行社回话说，别人都通过了，可是李先生的出境证却下不来，不知何故。不久，国家安全局的干员林家棋来看我，说政府为示宽大，同意李先生出境了。于是，由警总保安处处长郭学周出面，约我到他刀光剑影的官衙，从他上衣口袋中掏出出境证，当面笑嘻嘻的交给我，表示情治机关不刁难了。不料旅行社把出境证送到外交部领护照时，外交部的专员级科员汪应松力持反对颁发，理由是从新闻媒体报导中，事实认定李敖与胡茵梦有离婚行为，但在旅行社送来的李敖户籍誊本上，李敖却是未婚，因此不能发护照。我得知后，既笑且怒，乃写信责问国民党伪外交部长朱抚松。1980年11月15日，由外交部领事事务处出面，回我一信，说“奉交下台端本月1日致本部朱部长函敬悉。查申领护照按规定须据实填写护照资料卡，台端所填资料卡之婚姻状况经查与事实不符，用特函达，请即亲自或以书面委托他人前来本处办理更正，以凭发照。”我收信后，既大笑又大怒，乃再写信责问朱抚松。我说：因为“丈母娘”扣留胡茵梦户口图章，胡茵梦一时迁不到我家，所以结婚时未能即时到户政机关登记。不料还没登记，就离婚了。所以送到贵部的户口誊本上，仍然是未婚。但这是户政机关的合法文件，是十足合法的“公文书”，你们是公家机关，“经查”手续自以“公文书”为依据，“公文书”上关于我的婚姻状况，你们竟不引为依据，撇开不采，反倒转过头来，要根据报章来“查”，一小块剪报就算“经查”完事了吗？照一小块剪报，就可以推翻附卷的“公文书”了吗？我这样责问后，朱抚松知道李敖惹不得了，因此下令即发护照给李敖、并把外交部中的读报专家汪应松骂了一顿。

　　可是出境的事还没完。延续到十年以后，大家还在扯。1990年11月10日，全美华人协会在波士顿举行每二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会中颁发杰出华人成就奖给李敖、田长霖（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校长）、李天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三人。我不能出席，只好以录音讲话，送到美国去播放。波士顿《舢舨》（Sampan Newspaper）的宋明怡小姐报导了我不能去美国的事。提到“华协颁发这个奖给李敖，是要引起世界人士对他在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上的承认”，并引述了华协总会会长潘毓刚的谈话。11月21日，国民党政府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波士顿办事处致函《舢舨》，指出：“《李敖打消美国之行——台湾政府声言出国后不予返台》报导与事实不符，经本处向内查询复告：李敖先生自民国六十九年（1980年）8月18日核准赴日观光后，迄无申请出入境之记录，目前并无依法禁止其出境情形，亦无政府人员与渠接触谈及境管问题，仍请贵报一本公正报导立场，惠予更正为荷。”对这封官样文章的信，我在11月28日有反驳如下：所谓1980年8月18日核准我赴日观光，与事实不符。第一、我一生讨厌日本，绝不会到日本观光，何来“核准赴日观光”？第二、所谓8月18日核准之说，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外交部一直不肯发给我护照，按照外交部自订的作业程序，护照是四十八个小时内发下的，可是我的护照，拖了四十八天也不肯发下。从8月拖到11月，我火了，写信质问朱抚松。半个月后，外交部回信了，捏造出“台端所填资料卡之婚姻状况经查与事实不符”理由，仍旧拒绝发给。11月23日，我再写信质问朱抚松，告诉他说你太太徐钟珮在《我在台北》一书中骂你是“死鬼”，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所填资料卡中，全无与事实不符之处，是“死鬼”手下公务员自己弄错了。朱抚松收到信后，紧张了，于是，外交部的护照无条件发下来了，外交部收回了“经查与事实不符”的鬼话，不再出面阻止我出境了。可是，当我买了机票，要去新加坡观光时，到了机场，却被拦截下来，原因是我虽有了护照，可是出境证被警备总部收回去了。我在机场打电话给警总保安处处长郭学周少将，他们推托不在，也不肯说明郭少将亲手发给我的出境证收回去了的原因。我当时恍然大悟：原来是外交部和警备总部轮流做坏人，皮球踢来踢去，结果不外是不让我出境而已。国民党政府在三十一年的“强迫永不分离”以后，所谓“核准”，只是骗美国人的把戏而已，一旦我真的要出境了，他们的花样就来了！如今，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里宣扬台湾自由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对李敖不能出境的事实，坐视三十一年都不置一词，却对李敖可以出境的描绘，兴致勃勃的来函贴金，我看了真觉得好笑。说李敖“迄无申请出入境之记录”吗？太抬举李敖了吧？张学良也“迄无申请出入境之记录”、孙立人也“迄无申请出入境之记录”，在官样文章中，“目前并无依法禁止其出境情形，亦无政府人员与渠接触谈及境管问题”，可见张学良、孙立人不能出境之说，均“与事实不符”。又何必抬举张学良、孙立人呢？希特勒杀了三百万犹太人，也迄无官方记录与依法杀人情形之遗痕，自也同属“与事实不符”之尤者。愿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诸君子改行去写历史，则希特勒将感拜无涯于地下。诸君子其勉之！

　　我的反驳信登出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挨了闷棍，一个屁都不敢放了。可是事情还没完，我到底出不出境、去不去美国的问题，还是成谜，美国大使馆的邀请虽然早已是明日黄花，但把李敖请到美国去的念头，却大有人在，我三姐就是此中健者。她不让我知道，就为我申请到移民名额，美国在台协会通知我后，我大模大样，理都不理。一拖好多年后，美国在台协会1997年10月29日给了我最后一信，说再等你李先生一年，你再不来，难得的名额恐怕就得取消了。可是我还是不动如山。此中原委，一个插曲道出了一切：1984年，美国在台协会文化中心的头儿何龙（David Hess）下帖子请我晚饭，我谢绝了，8月16日，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信清楚说明了我对美国的态度：

　　你的请帖收到了，抱歉我不能参加你的晚宴。

　　二十年前（1964年5月18日），我收到发自贵国大使馆高立夫（Ralph N. Clough）先生的信，邀请我访问贵国；两星期后（1964年6月1日），我又收到林诺华（Lynn H. Noah）先生的信，洽商访美细节，但是我没有成行。没有成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刁难我的出境，他们要跟我“交换条件”才让我走，但我拒绝；另一个是我对贵国政府一路支持国民党这种法西斯政权，深致不满。

　　当伊朗法西斯政权倒台的时候，霍梅尼（Khomeini）扣留美国大使馆人质，种种行为，令美国人不解，美国人说他们对伊朗流亡在外国王的关切是基于人道，但他们忘了，当霍梅尼流亡在外的时候，美国的人道又在哪儿？霍梅尼是美国一路支持伊朗法西斯政权的长年受害者，一朝他得以翻身，他会谅解美国这种伪君子的理由吗？

　　同类的例子太多了。中共在延安时代，美国政府是一路支持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的（虽然美国新闻处的主持人费正清〔john K.Fairbank〕等支持中共），美国大使都懒得到延安去；但是，一朝中共得以翻身，美国总统都得勤于上北京了。中共领导人以几近无礼的大架子“临时通知接见”美国总统，美国人同样不解，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又健忘了。

　　如何学到从被美国间接迫害的人的观点看事情，对骄傲的美国人说来，太重要了。

　　如今，在美国在台机构和我相忘二十年后的今天，你老兄走马上任，想补救你们过去的错误，我很欣赏你的慧眼，可是，好像有点太迟了。至少对我说来，除非美国政府彻底放弃支持法西斯政权，我对与美国官员会见，全无兴趣……

　　这封信，可谓“曲中奏雅”的道出了我为什么不去美国，而所谓出境问题，自此也被我技术击倒，不成问题了。原因是，我在台湾，一开始是“大有为政府”不让我走；到头来“大无为的我”自己也不想走了。早在1982年3月16日，郑南榕就在《政治家》上发表《李敖，不要走！》最后一段说：

　　应该禁止李敖出境

这个世代，有财的人想离开台湾，有才如李敖之流的人也想离开台湾，真是时代大悲剧。财、才不缺的李敖先生，应该挺身出来，以心作则，阻挡这种悲剧的潮流。李敖可以站起来，与赵耀东先生一起合唱《归来吧，台大人！》的高歌；也可以坐下来为我们写出第一流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思想文章。

　　如果我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权人，以上这些论点，就会是我“禁止李敖出境”的理由。这些理由，将使我们对历史有所交代；对列祖列宗保留了一个优秀的文化精英；对子子孙孙留下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李敖。

　　这是一段很好玩的文字。郑南榕大概不知道：我从1949年起，三十多年间，根本就是陷在“禁止李敖出境”的状态的。所以，说三十多年我一直未能离开也未能获准离开，并没说错。至于三十多年后至今我能否出境，我没办过手续尚不得而知，照判断应该可以，因为叛乱犯时代已逝，而我又非通缉犯或什么什么犯，也无什么欠税记录等等被管制条件，可是我已经准备“‘出’此一步，即无死所”了。我这种决定，大概死友郑南榕最能满意了。

　　我在1981年非但不能出境，反倒第二次政治犯入了监狱之境，这次“二进宫”，我被关在土城看守所半年，难友刘峰松崇拜“李敖大师”，写了一篇《李敖在狱中》，其中写李敖“囚房权充书房”一段，观察可谓入微：

　　囚房才一坪多，里面有一张铁床、一个马桶、一个水桶、一座洗脸台、一张小桌子和一盏二十烛日光灯。大师的囚房跟我们一样，但经他精心布置后，就是不一样。第一，他土灰色的四面墙，都贴上白纸，就连铁床下，也用白纸隔开，看不见床下的龌龊；房间洁净，光线充分。第二，他在洗脸台上搭架子，放好几包卫生纸和一些杂物，充分利用空间。第三，他有好几套书，如《二十四史》之类，摆放在靠窗的一面，有如小书橱。第四，他的棉被有三尺高，占铁床的三分之一；用纸箱、棋盘（摸来的）做的桌子及两个放剪报资料的纸箱，又占铁床的三分之一，室内显得特别狭窄。

　　看大师的囚房，让人有无地容身之感，不过物品虽多，却不零乱，凡去过他家的，都能想象到他是怎样地把两坪不到的小囚房，变成雅致的小天地。他的囚房不仅洋溢着书香，也散发着一股庄严而不可侵犯的正气，任何人参观他的囚房，都要肃然起敬的；据说每周抄房时（检查房间），“戴帽子的”（狱吏）都不敢弄乱他的房间。李敖虽坐牢，并不失大读书家的风格和气派。

　　刘峰松又写“应有尽有”一段：

　　牢房不准有镜子，他有；不准有刀片，他有；不准有剪刀，他有；不准有钉书机，他有；不准看《联合报》，他看；买不到浆糊、塑胶带、白纸、长尺……他买到，可说应有尽有。

　　他不会客、不接见，哪来这么多“家当”呢，原来他有秘密管道，不仅利用它输出，也利用它输入。这条管道（看守所所长）朱光军查不出，我看不是李敖神通广大，而是朱光军颟顸无能。庄严的监狱，有这样的漏洞，朱光军该羞羞。

　　其实我的“秘密渠道”主要都是透过难友石柏苍来的，石柏苍以法院书记官坐冤狱，白天到办公室做外役，每天下班就“老鼠搬家”般的向我通风报信，并且支援物资，他的神通，广大极了。刘峰松又写“回答田中的话”一段：

　　日本浪人田中因涉嫌杀死情妇，被老K判极刑，但缠讼多年不得定谳。他跟我们同舍，有一天放封时，向大师说：“李先生，李先生，你看你们中国人怎么搞的，我已经更审四次了，还不能确定。”大师正色回答他：“你们日本还有四十几年没定谳的呢，这有啥稀奇！”田中无辞以对。

　　李敖批判老K，叫老K憎恶，但对外发言不失立场、不失国格，给老K面子，理应给他一纸“爱国”奖状。

　　刘峰松以“朱光军昏头转向”一段收尾：

　　大师出狱后，以洋洋数万言抖出黑狱内幕，观察之仔细，记载之翔实，令人叹为观止。李敖的旋风造成震撼，令朱光军头痛，令朱光军吃不了兜着走。据说有电视台、广播台及报社记者去采访、去照相，又有检察官去求证，朱光军忙着掩饰，忙着“应变”，忙得昏头转向。据后来到北监服刑的难友告诉我，朱光军的措施有：

　　△集合孝一舍全体住客讲话，要他们自动缴出李敖［送给他们］的“家当”，如镜子、梳子、剪刀等等，如不缴出，抄到必严惩。

　　△把李敖的“三十二”房重新粉刷一新，才让记者照相；采访照相时，严令楼上不准用水，以防漏水，泄漏偷工减料的真相。

　　△把中央台的鞭子藏起来，暂时不准打人。

　　△把百货一律暂时降价，调整到合理、见得人的价格，如毡子由五百元降为三百元。

　　△把孝一舍主管刘台生暂调病舍，避避风头。

　　△检察官询问古永城“绑担架”的事，古某事前已被“打点”过。

　　△孝一舍放封时间不准交谈，以免交换情报，扩大事态……

　　照情理说，李敖坐牢期间，上至法务部次长，下至朱光军，都待李敖不薄，给他新被单，给他新毡子，给他保温杯，给他热水澡，给他炖排骨，大小牢头又常去拜码头，去嘘寒问暖，去效犬马之劳，大家都是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可是李敖一出狱就翻脸不认人，抖出黑狱内幕，造成天翻地覆的大震撼。也许世人要骂李敖：“这样的家伙、这样的家伙……”，然而我们知道：李敖争的是社会公义，是是非，他不是一个容易被小人包围、被小人灌迷汤、被小人收买的人；像这样一个不惜冲破人情藩篱、提倡社会公义的人，当今台湾有几个？能不敬为国士，为他鼓掌欢呼吗？

　　刘峰松的描写很有趣，最简单的结论是：为了正义，李敖是软硬都不吃的。难怪朱光军做梦也搞不清怎么会碰到这种囚犯！他送我出狱的时候，跟我拉手，双方都笑嘻嘻的呢，怎么李敖一回台北，就翻了脸了？夏光天后来告诉我，朱光军一喝了酒，就发酒疯吵着要找流氓教训李敖，我想他真被国民党伪法务部长李元簇骂惨了。我出狱当天，1982年2月10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的暴动。第一是2月27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3月8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愈大，愈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国民党伪行政院长孙运璿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士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2月23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导”，“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老贼之言，煞是有趣。

　　我这次坐牢，因有石柏苍的秘密渠道，所以明着概不写信，但有一次例外。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林清玄、陈彩銮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小女生武慰先做我的女秘书，她后来考取空姐，吵着要到牢里来看我，我在牢里是不见人的，但漂亮女生例外，所以武慰先要来，我自乐见。有这样一封信是透过正式写信方式寄出的：

　　慰先：

　　你前后七封信，全收到了。这是我七十一天来第一次写信，就是写给你，这种独受青睐的“殊荣”，总该使你收不到回信的难过，得到补偿了吧？

　　我不写信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照《羁押法》第38条“准用监狱行刑法”第62条规定，在押被告（含分监受刑人）通信对象以最近亲属及家属为限，所方发给我通信对象调查表，很宽大的告诉我所谓最近亲属及家属，如果我填上“未婚妻”就可以任我发信。我感到他们很会解释法律，中华民国大法官先生实在该向他们学习。

　　你说你又恢复了长发，我很兴奋，你的短发有它的美，长发一定另有一种美，为了看看你的长发，你22号来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那个不见人的李敖，今天同意见我，让你们把他提出来。”你若成为第一位见到我的人，这是你另一次的“殊荣”。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王安石的自负，也是我的。我斗室独居，乏善可陈，无恶可作，只是努力看书而已。有时半夜醒来看书，夜已微凉，披上你我共有的那件褐色夹克，恍然如昨。这次“二进宫”，使我对人情冷暖有全新拷贝的了解，现在是“以牢为家”，将来真要“以家为牢”了！

　　代我向伯父及各位问好。

　　敖之 1981年10月19夜

　　这封温馨的短信，是狱方唯一能检查到的李敖亲笔了，我把它收在这里，留做“二进宫”的一项纪念。

　　如上所述，与胡茵梦扯在一起的后遗症很多，最后一个后遗症是我写作甚稀，原因是花了太多时间在女人身上。不过这次坐牢前后，我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册，也算是具体“成就”，事实上这全是叶圣康、林秉钦的功劳。《李敖全集》出版时，遭到官方的干扰，内情有趣，值得一述。原来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有一特色，就是以武夫（尤其政战系统的武夫）审查书刊。按说书刊纵该审查，似乎也轮不到武夫者流来捞过界，但是国民党的武夫则不然，从外放做大使到内定掌华视，赳赳者天下皆是也，又何况审查书刊哉？自从在台湾写文章起，我就与国民党武夫结不解缘。国民党审查书刊，单位不少，但总其成者，则在警备总部。警备武夫皆蛮干派，武而不三思者也。他们捣我的蛋，一直藏身在暗处。但是因缘际会，倒也有露白者二起。第一次是1966年警总抢劫我的《告别文坛十书》后，由李国瑾中校出面，与我料理后事。李国瑾是王昇红人李明的弟弟，李明程度本来奇差，李国瑾更不如乃兄，且面目可憎，一如乃兄。为人又阴险讨厌，一如乃师王昇。给人印象，恶劣已极。希特勒说他宁愿拔掉两颗牙齿，也不要再和佛朗哥见面，我则愿意拔掉四颗，此生再也不要遇到这种政工人员！第二次是1980年。那年四季出版公司准备出版《李敖全集》第一梯次六巨册。在头两册付排的时候，警备总部负责书刊审查的人，找到了四季老板叶圣康，交给他一纸书单，提醒他书单上的李敖著作不要出版，因为都是查禁在案的。并向他表示，愿意与李敖先生见个面。在叶圣康的安排下，我与这位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吃了一顿午饭。这人自称叫张烈，是位老先生。他说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多是政工干校出身的，他自己也是，但他不是干校学生，而是干校教职员，负责书刊审查的，包括警总政六处处长曹建中，都是他的学生。他说警备总部的人，没人敢跟李敖接触，他却不怕，所以特地吃饭聊聊，以减少误会。他所说的警总的人没人敢跟我接触之事，我也早有所闻，看他言之凿凿，我也笑而信之。那顿饭局，只有三个人：我、张烈和他带来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我本以为是来“监视”他的，但是看到他们互相交换唱酬的诗稿，似乎又纯粹是他的朋友。他们把诗稿拿给我看，上面写的都是滥套的旧诗，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军中却也有这么以守旧的方式附庸风雅的人！一顿饭吃下来，聊得倒也毫无拘束。张烈很客气的转告军方的查禁标准，除了政治上的禁忌外，“不要提到生殖器，也不要骂孔子”。关于书单上查禁的李敖著作，因为查禁在案，书名相同的绝对不要再用、篇名也要改过。所以《李敖全集》为了减少查禁的麻烦，把《李易安再嫁了吗？）改名为《李清照再嫁了吗？》，以为掩耳盗铃；关于“不要提到生殖器”，把文中“老祖宗们生殖器崇拜（phallicism）”的字眼，改成“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iiicism）的字眼，以为掩中文不掩英文……张烈口中的这些国民党查禁标准，最令我惊异的，不是别的，反倒是他说的那句“不要骂孔子”的道统观念。对孔子，早在几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吴虞文录》等是；早在千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庄子》等是。可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却反动得连孔子都碰不得了。这种大开倒车，倒真令人称奇呢！不过，有趣的是，这位张烈老先生本人，虽然言之谆谆，但在执行起来，却也自形藐藐。大概一顿午饭建立了他跟我的交情，几个月后，他突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为了金庸的书，他跟曹建中起了冲突，甚至发生了武斗，他气得不干了，现在到中国广播公司做事去了。临移交前，他把《李敖全集》全六册都放行了。所以，我如果在出书前内容有所“插播”，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很感谢他这一“密电”。原来禁与不禁之间、找与不找麻烦之间，还可因人而异，有这么大的分寸，警总之有弹性，固似女人之裤腰带也！张烈以后，警总又藏在暗处，做“狗屄衙门”——只进不出了。照例每月查禁我的书，累积起来，有九十六册，足可进“吉尼斯世界记录”而有余。其间叶圣康有一天碰到曹建中，曹建中跟他大骂李敖。叶圣康说：“处长对李敖恐怕有所误会，何不由我安排，见见李敖？”曹建中闻言色变，连忙摇手说：“我才不要见他，没有人敢见他。见过他，他什么都给你写出来，你洗也洗不清！”我闻之大笑。

　　《李敖全集》虽然刀下余生，可是序却没有了。本来是有序的，那篇序标题《<李敖全集>自序》，在全集还没印好前，先发表在《四季杂志》第十期（1980年4月20日）里。不料一发表后，由于措辞激烈，被查禁了，四季出版公司为了全集得以顺利出版，就在《李敖全集》前面，删除了这篇序，所以，四季版《李敖全集》，是一部没有序的大书。序和正文，身首异处，相隔千里，正像关老爷的下场一样！

　　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带头搞党外杂志，带领郑南榕、陈水扁等，风起云涌，跟国民党的武夫连续斗法十年之久，在斗法过程中，我甚至挖到并公布由警备总司令陈守山上将主持、由曹建中记录的《现阶段加强文化审检措施暨现存问题座谈会记录》，令他们大吃一惊，一起开会的出席人员，从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国民党中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等等发言，均赫然在焉。有趣的还在后头，十多年以后，国民党从李登辉当道成主流派以后，当年当道的主流派，死的死、老的老、失势的失势、下台的下台，慢慢形成另一族群，我戏呼此辈“渐成人形族”——原来过去做当道的主流派时，跟着主子做坏事，不成人形，现在式微了、官丢了、天良渐现，所以渐成人形了。举几个例，我曾写文章骂华视的头子武士嵩中将，一天他到我住的大楼来看我的邻居何世礼上将，电梯中碰到我，拉住我手向我表示佩服，并大骂国民党当权派，我在旁一直笑。比武士嵩更精彩的是许历农上将。他当年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是查禁李敖之流言论的主持人，固我宿敌也。不过此人人品不错，是个值得尊敬的敌人。他的毛病是头脑跟不上，以致把“救国救民”和“做蒋家鹰犬”分不开来。后来李登辉当道了，他毅然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光明正大，挺身而斗，不失为一条汉子。他到我家来拜访两次，备致拳拳。1998年汪俊容和我同过63岁生日，在饭店吃饭，我的好邻居张善惠、林丽蘋在座，许历农也来了。席上我说了一个故事。我说杨西崑大使从南非回来，一天带了一根非洲朋友送他的雕刻精美的象牙给我，对我说：“二三十年来我一直佩服李先生，但因有公职在身，不便表达这一佩服，现在退休了，人也快80岁了，特地到李先生府上，送上这一纪念品，表达我二三十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心意。”后来杨大使请我吃过几次饭。有一次吃饭时，他的夫人对我说：“告诉李先生一个秘密：这次选举，我们整个大楼住户，全体都会投新党的票，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国民党。”我答道：“杨大使肯投新党的票，是很了不起的变化。可是容我说一句：杨大使暗中投一票也只是一票而已。如果杨大使肯公开站出来，像许历农那样公开站出来，以杨大使的地位，登高一呼，可以为新党带来多少票呀！杨大使可愿考虑考虑弃暗投明啊？”杨西崑在旁听了，笑着摇手，说：“许历农那样明着干，我们可做不来。”我讲了这故事，又把话题转到汪俊容的老丈人、阮雅歌的爸爸阮成章中将身上，我说：“调查局的老人对沈之岳、阮成章前后两任局长评语是：‘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兽心。’——因为阮成章长得浓眉凶眼、面目狰狞，所以人以兽面描写他。”我对阮雅歌说：“虽然你老太爷也和许老爹一样性好革命，但碰到李登辉而能继续革下去的将军们，今天只剩许历农啦。”这顿饭后几天，许历农夫妇请我们吃饭，阮雅歌笑着对我说：“大师呀，你要原谅我，我代你说了谎话！我爸爸躺在病床问我李敖对他的印象，我扯谎说：李敖说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人心。我爸爸听了一直点头笑。大师呀，你可要原谅我。”我说：“等他病好了，真的能追随许老爹脱离国民党，我就真的可追认这些话啦！”——许历农的转变，使我感到：真的、真的、真的有些国民党大员，当他们不再是当道的主流派以后，他们有的真会跑来认同李敖了，他们对我“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高速进步，多有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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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猡纪

——既见侏罗，又见猪猡，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Poland China），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这种以猪视人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中国古典说法中的“豕视”，自己如猪者也，并不是说这种人长得像猪，而是头脑中是猪脑，是“侏罗纪”时代的头脑。我在台湾，每每感到到处是猪脑，而我自己仿佛活在猪猡纪里，因此不论振笔为文，或登台传教，我都寓有杀猪味道，此乃愤世使然、玩世随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猪猡纪杀猪，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人见人怕鬼见愁。其实所以能如此，凭有文名是不够的，而要有骁名、有悍名，这样才能有上述效果。关于我的骁名与悍名，有一个小故事。1991年，活了96岁的青年党头子李璜死了。他死前几年，李宁访问他，回来告诉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璜谈到你的时候，都特别把声音放低，并且面露恐惧之色。你说你李敖多可怕！”我闻之大笑。

　　我在文星时，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托高荫祖介绍，拉我写稿。因为是东北同乡，且待我甚厚，我一直以“大哥”称之。我曾写信挖苦他说，你老兄“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太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混蛋们，因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有一次刘大哥同我聊天，提到俞济时对他说：“你们搞历史办杂志的人写得很辛苦，可是，”俞济时说着把手一挥，“都是假的！”意思是说，真的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们。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且是蒋介石多年的侍卫长，独得之秘，过于他人，可是他就是不说。但他透过周之鸣，想见我一面，我拒绝了，因为我深知此辈性格，他们是不敢说真话的。后来他回我一信，回信写好，还是先向情治首长报备后才寄出来，可见此辈小心翼翼的谨慎。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要杀猪，得自己想办法才成。于是，前后十年之久，我用“李敖的方法”完成了这一大业。

　　“李敖的方法”是用第一流的历史家的训练，博览群书，比对史料，然后试图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以得出真相。为什么要这样怪招呢？因为国民党是浑东西，我们不可能按照正常情况来知人论事，它不是人脑的问题，而是猪脑的问题。因此，揭发黑暗国民党必须靠细腻的分析、准确的处理和深入猪脑的植入方式才行。像我颠覆国民党比雷震他们深入多了，我根本从思想上、历史上下手。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它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雷震他们总是辛苦挖烂屁股，而我则根本上推翻水肥车，证明臭大便来源必是烂屁股，于是形式上没直接挖，事实上却臭气尽出。例如我知道，要颠覆国民党必须先从它的图腾开始。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乃至李登辉等等，都是图腾。我在1965年写《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就是这种方法，国民党查禁了它，说明了一切。我1987年写《孙中山研究》，更是这种方法的发扬光大。孙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国帝制，一生的大失败是自己夺权不择手段，甚至一再勾结帝国主义而不惜。孙中山既是爱国者，又是卖国者，爱国爱到以卖国为手段，这种荒谬，也真是青史罕见！至于他搞出三民主义等讨厌透顶的“遗教”来闭门造车、提拔蒋介石等等而下之的“同志”来开门揖盗，则更属荒谬之外者。这本《孙中山研究》，特就孙中山一生的荒谬处多加笔墨、以启苍生。在书中，我拆穿了所谓孙中山见过李鸿章之说、点破了伦敦蒙难时他如何向清吏下跪求饶、列举他一次又一次卖国史料、道出了他怎样对不起陈炯明；甚至根据资料，他还因宋庆龄老爸反对孙中山搞他女儿，而使宋老爸死得不明不白。为了这本书，国民党台北市新闻处处长唐启明虽然把我告到地检处，但是时代已变，检察官被我说服，我躲过一劫。

　　我不但拆穿了国民党的祖师爷，也拆穿了祖师爷的“国父遗教”。我用了大量的文字驳斥了三民主义等的乱七八糟，同时我还“策反”了我的敌人周之鸣教授，以他精湛的三民主义专家地位，揭竿而起，大反三民主义，我为他发表《中毒的三民主义应该停授》等鸿文，气得他的老友陈立夫在1990年1月13日写信给他，指出：“以反共专家如兄者发表此文，是李敖要毁兄之毒计，兄不可上其当！”可见陈立夫真是目光如炬，他惊醒到他们祖师爷的经典已被李敖砸掉。可是，国民党太迟了，它已经维系不住了，最后只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自欺欺人了。一则“限制级”的政治笑话道出了一切。笑话说有个无聊男子在“那话儿”上纹了几个字，不幸感染溃烂，男子跑去看医生，经过初诊，隐约发现“三国”两字，于是要他去给护士看个清楚，护士看过后，告诉医生说，正常的时候看他是“三国”，后来他自我膨胀，就出现全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了。此笑话甚逗。只是国民党阳痿成性，出现全文大不易耳！作为真人，或有威而钢；作为主义，可要“黎明柔”啦！

　　我批孙以外，下面自然就是批蒋了。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又跟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资深教授的好友汪荣祖合写了《蒋介石评传》，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在蒋介石生前，在他淫威所及之处，没有人敢拆穿他、没有人能拆穿他；在蒋介石死后，在他的余威犹在之处，也没有人敢拆穿他、也没有人能拆穿他。中国人中，真正敢也真正能拆穿他的，是从李敖开始。我认为这种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为什么？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就已指出：“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如何破除这种麻木不仁，只好先从拆穿蒋介石着手。

　　也许有人说，你编著了这么多批蒋的专集，难道还没批完吗？我的答复是：若是普通的坏人，这样左研究右拆穿一阵，按说就写光了，可是蒋介石坏事做得太多太多，所以怎么写也写不光。何况蒋介石纵然死了，他的余孽依然狐假虎威、奉其木主，我们当然要劈掉他的牌位，死而不已。《史记》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其实，伍子胥太笨了。对付暴君，要用文明而持久的手段才好。为他不断的出专集以批之，岂不更解恨吗？美国哲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当你朝一个国王进攻，你必须杀了他。”（When you strike at a king，you must kill him.）其实这话没说完，应该补充说：“当你朝一个暴君进攻，你必须杀他一千次。”因为只有这样不厌其烦，才能做好真的清算。也许有人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何必再鞭蒋之尸一至于此？其实，这种人才是伪君子与真奴才，并且是无知的。关心历史教训的人、关心人间正义的人、关心天道之极的人，对蒋介石一生祸国殃民的种种，都不会含糊了事的，只有伪君子与真奴才，才会这样不辨是非的一笔勾销。对这种行为，我是看不起的，这就是李敖式的正义。

　　这种李敖式的正义，施之于批孙批蒋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一路照批，自然不在话下。我在蒋经国生前，就出版封面标出“蒋经国死了”的“诅咒”之书，以代天讨；蒋经国死了，自应有“鞭尸”之作，聊伸我怀。因此我在他死后一周年之日，编著《论定蒋经国》一书，一来打倒国民党的马屁书刊，令其虚生；二来证实民进党的没有志气，令其愧死；三来向全世界显示，在生死线外，中国毕竟有强项不屈之人，在台湾岛上，不畏蒋家王朝，而以个人力量，挺身为人间存正义而留信史。我不但印自己的批小蒋之书，并代被蒋经国蒋孝武父子谋杀的死友江南印出《蒋经国传》（江南夫人崔蓉芝授权本），人间快意恩仇之事，做得再也没有比我李敖更痛快、更没完没了的了。在印《蒋经国传》时，崔蓉芝写信给我说：“阁下笔触锋利，横扫千军，情义兼顾，举世闻名。江南在世之日，时时为阁下之胆魄钦佩不已。然而虎穴之中，蛇鼠潜伏，万望切实戒备，用慰亲友。”看了她这些话，我很感动，也很感谢。记得崔音颉《<蒋经国传>，万古留芳》一文中，记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也。

　　由江南被害联想到蒋孝武之死，暗杀江南，蒋经国、蒋孝武实为首从关系。1989年蒋孝文死后，我写《蒋孝文之死的失压意义》，主旨说：一般人被当今圣上所压，压人者与被压者“与子偕老”，一代压一代，也就完了，被压者倒霉止于一对一、压人者神气也止于及身而绝。但是汉朝老臣颜驷却适逢其会，一连祖孙三代接力压他，所以他的倒霉，不是普通的倒霉，而是倒了别人三辈子的霉。颜驷是古代的事，现代呢，其实也不让古人。蒋家三代本来是一路压下来的，但是压到蒋孝文一代，这荒淫无耻的小子却酒色戕身以病以废以死，吾人山下脱身，不无失压之快。1991年7月1日，蒋孝武也死了，我别有所快，乃以《欣闻蒋孝武暴毙》为题，写顺口溜六首志庆：

　　蒋家三代接班亡，一个一个接着凉，

　　孝文孝武皆不孝，因为尿中有了糖。

　　蒋家三代接班亡，蒙主宠召全投降。

　　孝文前年刚入土，孝武今早死在床。

　　蒋家三代接班亡，荣总医生正当行。

　　太平间里生意好，四大皆空有病房。

　　蒋家三代接班亡，可惜苦了蒋方良。

　　飞越苏联毛子水，泪尽难再做老娘。

　　蒋家三代接班亡，电视播出喜欲狂。

　　独留李敖见美女，他们都去见无常。

　　（作诗时，陈平景从美国来电，闻讯大喊万岁。）

　　蒋家三代接班亡，你死我活比你强。

　　平景电话喊万岁，中间隔个太平洋。

　　批孙批蒋都是批人的层面，不是人的国民党自然也要特批一番。我写了《国民党研究》和《国民党研究续集》两本书，批个痛快。我用严格的考证证明国民党所吹的“百年老店”其实都是捏造的伪历史、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办兴中会也根本是骗局。……国民党的一切神话统统被我拆穿，写得淋漓尽致，痛快极了。有一天，老友黄三从美国来，问我：“你这样搞国民党有效吗？”我说：“搞国民党像搞屄。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要一搞耳！有性欲、无性能是另一问题，重要是你要志在一搞才行。”黄三听了，为之大笑。

　　既然批孙批蒋批国民党变成我的大业与绝活，所以笔锋所扫，魑魅披靡，最好笑的，国民党党员中，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应出现，他们之中，一浑到死一坏到底者固占绝大多数，但是头脑尚清楚却又无奈者亦有一些。“马五先生”雷啸岑者，故国大代表也。他“平时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告诉我，他有天开玩笑说：“我看不要每月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我每想到这番话，就想到北洋军阀曹锟。曹锟贿选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他只花一次钱，他若知道连选得连任，早就选皇帝啦，零存不如整付，那样才便宜啊！又有故国大代表刘心皇者，生逢衰世、躬逢衰世、俯仰于衰世，虽身为国民党国大代表四十二年，但是一线良知，使他虽俯首苟活，却不甘默尔而息，因而发愤秘密写成《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然后秘密商之于我，无条件要我为他出版。唯一条件是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用笔名“司马既明”发表，不能透露他的真名字。我感于他的一片至诚，完全同意了。也许有正人君子讥笑本书作者，怪他涉嫌“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怪他自己做了四十二年的老国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流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而终”、昧心“仁义道德”，就比“双重”更好吗？又有故监察委员黄宝实者，在北京大学与爸爸同学，到台湾后整天用功读书不辍。有一天，他拿新著《侏儒类稿》要我看，我说：“这稿子很精审，但是如果不来搞这些‘学术’，而用同样的时力去搞你们监察委员的弹劾书，那该多好！‘学术’真是误事啊！”他又继续写《校雠学》，我回信给他说：“您的《校雠学》稿子如何了？你们御史老爷，不但要嫉书如仇，还得嫉恶如仇。您是监察院中数一数二的嫉恶如仇人物，亟盼能在这方面继续多仇一些，《侏儒类稿》少一点，《惩贪录》《洗冤录》多一点，不也很好？”……这些我亲自耳闻目击的小故事，在在都证明国民党老贼们的无奈心态，但是，以他们的地位，真的一直无奈而无法有作为吗？我很怀疑。1966年11月12日，故立法委员齐世英在他家请我吃饭，在座有梁肃戎、石坚、司马桑敦等。座上梁肃戎对我说：“我没有你李先生这种勇气，很多话我不敢讲。”我表示，你们也是有勇气的人，只是你们不肯讲而已。梁肃戎是东北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他的表现中，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在家乡的东北同胞推之以恩、或对在台湾的东北同胞援之以手、或对在台湾被他们国民党非法迫害的东北同胞慰之以问。梁肃戎在抗战中，有功国家；但四十年来与国民党一起误国祸国，有害国家，并为桑梓之耻。我对他功过分明，我赞扬他的当年，但却谴责他的日后，他对不起东北同胞，我为他惋惜。虽然梁肃戎有种种不是，但是，我仍旧欣赏他那点硬汉作风，那点硬汉在东北早就不算什么，但在“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台湾政海里，他却是一个阳具毛多的怪物。阳具毛多虽并不表示一定是“男儿”，但比起周围的白虎成群来，至少还够看看样子。最耐人寻味的是，梁肃戎下台后，跟我又吃饭、对我又赠书，完全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东北人，并且愈老表现得愈有落日余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国民党虽然坏，但有的党员还有良知，只是显晦之间，愧对国人而已。又一个老贼级的故立法委员吴越潮，一天向我说：“国民党中有坏人也有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丢了大陆；但因为有好人，所以虽然丢了大陆，还没完全垮台。”我回答道：“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可见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党，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已。”我一生痛恨国民党，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所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坚持不做它的党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悔、反引为自豪：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间，且由厌恶国民党，演变为痛恨国民党。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李敖的伟大，于此可见。

　　以上所写猪猡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性不足深论，论猪性，擒贼擒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性，我点到为止。试看我写《共产党李登辉》、《李登辉的真面目》等书，以及与亓丰瑜合作发表独家报告——《揭发李登辉“鸿禧山庄”贪污舞弊案》，乃至于我写的《民进党研究》、《冷眼看台湾》等书，究其元凶祸首，皆那票坏的外省人使然，台湾人只是从犯而已。正因为我早就看清这点，因此在政治方面，我带头反抗国民党时，我心里早有准备，远在十四年前，1984年2月25日，我回信给牟力非，就提出《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之说，我写道：

　　……我的看法是：“‘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这些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予注意，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的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回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英国的保守党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是龟儿子党王八蛋党平衡的范例，引西证中，询可如是观。

　　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所谓失望、对党外人士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德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方向上不太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唯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了。

　　这篇文献，显示了我的基本心境，其实既清醒又苍凉。这些现实的政治人士，他们找我，多是有求于我的时候。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讲过一句话：“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这种人都是夜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内急了，要小便了，赶紧拿了去小便，小便完了，见不得人了，赶快藏在床底下。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其实支持他们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发泄，有内急时把尿尿出之快，施尿对象且是国民党龟儿子之类，其快何如！有一次我在阳明山公墓看死人，内急了，看到钱思亮的坟，就小便上去。——钱思亮当年谄媚胡秋原，以伪证信陷害我、以禁教书逼殷海光，如此软骨台大校长，死后得以尿诛，实乃尿道所在，天道在焉。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我在演说时常打趣说：“我刚坐牢时，特务们说你李敖太坏了，什么书都不准你看。我闷得发慌，就向他们说：《三民主义》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三民主义》总可以给他看。我有了《三民主义》，又向他们说：《国父全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国父全集》也可以给他看。我有了《国父全集》，又向他们说：《蒋总统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蒋总统集》当然更可以给他看了，因此我有了一大堆狗屁书，就坐在马桶上以臭对臭，看起来了。我想全世界的人谁都没全部看过《蒋总统集》，包括蒋总统自己，因为其中许多狗屁文字是别人替他捉刀的。可是我李敖却全部看过，这下子可不得了，我成了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了，最妙的，我在这些大量的狗屁文字里掏到不少妙论，诸如中华民国亡国论、反攻无望论、赞成西藏独立论等……都曾出自蒋介石的谈话，这些谈话本是机密的，可是后来秦孝仪等文学侍从之臣，认为领袖的言论还有什么问题，因此照单全收，糊里糊涂编印出来，最后被我看到了，大大泄了国民党的底，这是何等痛快！”

　　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亡国论”为例：在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1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

　　看到了吧！照蒋介石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中华民国总统”的“总裁言论”也！

　　再以蒋介石的“反攻无望论”为例：1959年5月15日，蒋介石在《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中，就有这么一段：

　　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照蒋介石的说法，如果在1969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假若如此，我们在1969年以后是否也应查禁《蒋总统集》，以阻止“反攻无望论”的流传？换言之，假使不查禁《蒋总统集》，我们就应予《自由中国》平反，昭雪雷震。因为雷震当初就是以“反攻无望论”入罪坐牢的。

　　再以蒋介石的“赞成西藏独立论”为例：1959年3月26日，蒋介石《告西藏同胞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请问，这怎么解释？不是公开表示你允许“藏独”吗？换言之，一旦你回大陆以后允许“藏独”，是否你回大陆以后也允许“台独”呢？假若如此，那台湾要想“台独”，只有先帮国民党反攻大陆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证明，何必搞内幕呢？我们只要精通公开的资料，再赋予新的解释，就非常有趣了。

　　我这种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的恶作剧，可真苦了为国民党搞宣传的那些大员们。最灰头土脸的是秦孝仪，秦孝仪以外，其他国民党文宣大员也闻之胆寒。有一次在李涛“二一〇〇全民开讲”节目上，碰到国民党文工会头目廖风德，他私下告诉我：“你李先生提出蒋总统‘中华民国亡国论’以后，我们中央党部文工会急了，赶忙去查，看你是不是造谣，结果在总裁三十九年3月13日的秘密谈话中，果然找到了那段话，我们又气你又佩服你！”我听了，哈哈大笑。此蒋介石关李敖之功也！结果关出个蒋介石专家来，把他搅得七荤八素，真是活该啊！——看你还敢关老子！

　　从1982年我47岁到1992年我57岁十年间，我展开了颠覆国民党的“笔伐”大业。这一大业，我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连续十年之久，做这样博学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有两个旁支，一个是我为人辨冤白谤，从英雄张学良到名将孙立人、从死囚张国杰到老兵李师科……乃至奇冤异惨的种种大小案件、翻案史实，我都介入其中，奋笔为文，大量出书，不遗余力；另一个是我不但带头批评国民党，也在党外人士不争气的时候批评党外，我写过《党外与混蛋》、《我们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等文字，并且对“台湾人的政治规格”，多所着墨。最后这批人当道了、当家做主了，就轮流执政的意义来说，我已功德圆满，虽然我不免发生错误。例如我当年骂他们是混蛋，现在我承认我骂错了，实际上，公道的说，他们实在不是混蛋——他们是大混蛋！

　　不论是支持王八蛋也好、谴责大混蛋也罢，我的“阶段性使命”业已达成，这些杂碎之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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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衙纪

——一代大侠，放刁闹衙，民国不见，只见中华。

　　我从三十六年前（1962）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而敌人与法官更无宁日。三十六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中华民国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侪“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缭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缭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缭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1985年4月25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并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到了6月24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陆仟玖佰零壹元（内含已扣押四十六本书价陆仟玖佰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壹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8月29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陆仟玖佰零壹元”，其中陆仟玖佰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壹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走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国家赔偿，大获全胜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一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一元。全部经过，比罚台北市政府还精彩。1985年4月15日，我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上市，高雄方面，由盐埕区大仁路141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6月27日，有警员王聪琰者，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039334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8月10日，去函国民党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134条、第29条及第304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2条及第7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1987年3月13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赖，乃于1987年5月9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一共多位，与我达成“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74.6.27过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一书，所开具三联单039334号应予撤销。二、查扣之书贰本，已于74.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币壹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谓“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因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议。不过，在如何交付壹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1987年7月2日《民众日报》登，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李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15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才硬着头皮开出了壹元面额的国库支票。这张支票，我后来送给邓维桢了，高雄市政府一连多年还要每年登报召兑中。当然它永远不会去领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在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连番被我逮到，相继被一罚再罚后，我的生意愈发昌隆了，运气真好，台中市政府也被我逮到了，并且精彩胜过南北合呢！故事是这样的：1987年6月22日，我接到妈妈张桂贞台中一中同事张佩华的快信，告诉我有军警宪及情治人员一大批，趁妈妈在国外探亲之时，在头一天找锁匠开锁，进入她在台中一中的宿舍，搬走大量书籍，我收信后，在6月24日赶到台中，料理善后，我访问了邻居、派出所主管、里长，了解了当场情况。里长交给我“台中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的收据，就是所谓“三联单”，因为“三联单”上印的是台中市政府，并盖着台中市政府大印，此外别无其他衙门，当然不管和尚是谁，庙却只此一家。7月1日，我以请求权人张桂贞的代理人身份，寄出“损害赔偿请求书”给台中市政府，要求国家赔偿。等了五个月，该衙门仍不依《国家赔偿法》开始协议，我复以原告张桂贞诉讼代理人身份，在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庭控告台中市政府。1988年2月10日，台中地院民二庭推事黄秀得判决台中市政府败诉。张桂贞得到了初步公道。那时候台中市长是国民党大员张子源，他代表台中市政府提出上诉，它在“民事补具上诉理由状”中坚持一个理由是：“有关执行检查取缔不法出版物，经成立文化工作执行小组，由各县市警备分区指挥部负其责。亦即执行机关为各县市警备司令部，依此规定，本件查扣之讼争书籍系经台湾中部地区警备司令部签发搜索票，于1987年6月21日上午9时20分派遣军事检察官鞠金蕾上校及政二科文化专员孟启正持搜索票前往被上诉人住所搜索并扣押，此有搜索票影本及扣押联单经孟启正签名可按，则本件讼争书籍既系由台湾中部地区警备司令部执行查扣，倘认有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上诉人之权利者，其赔偿义务机关，应非上诉人，被上诉人竟列上诉人为对造诉求赔偿，显属当事人不适格，其诉即属不合法。”由台中市政府这种答辩看来，它显然把责任赖得一干二净了。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台中市政府若如他们所说，不负任何责任，那么何能把盖有市政府大印的市政府三联单——空白待填的三联单交给警备总部使用？你这样做，在逻辑上、行政程序上、行政责任上，都是无法卸责的。这也就是推事黄秀得判决书中所说的：“三联单上检查人栏均盖有被告印文，并有被告所属机关即管区警察派出所主管杨三共签名，是被告上开所辩殊不足取，原告主张事实堪信为真实。”可见台中市政府的置身事外，实在无法自圆其说。台中市政府又狡赖说：收据上有“中部警备部文化专员孟启正”签名云云，但细查收据，上面只有“孟启正”三字，并无“中部警备部文化专员”头衔，受害之老百姓，又从何而知“孟启正”三字是军职人员？纵使“孟启正”为军职人员，将盖有台中市政府印信之空白收据，供非台中市政府所属人员使用，被告又焉能不负责？足见如此脱罪，其理由完全不合行政体制与伦理。放纵于先、又推托于后，其无品无格，洵属笑谈！台中市政府辩称说原告的对象，“显属当事人不适格”，真不知道要适的，还是什么格！这个衙门把责任朝其他衙门推，其实，只要一查下面两条法律，就知道再推也没用，第一、《出版法》第7条明定：“本法称主管官署者，在中央为行政院新闻局，在地方为省（市）政府及县（市）政府。”如今既然根据该法第39条为扣押之处分，并明列此一条文于五纸收据之上，又加盖台中市政府大印，何能规避其为主管官署的责任，自谓不适格？第二、《国家赔偿法施行细则》第18条明定：“数机关均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时，请求权人得对赔偿义务机关中之一机关，或数机关，或其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所以，纵然咬出别的机关来，“数机关均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中，也少不了他的。法律规定已明确如此，还赖个什么？何况，那时警备总部已解散，我不找台中市政府，又找谁啊？

　　1988年8月31日，台中高分院开庭，证人鞠金蕾上校、孟启正也到庭了。在作证时，孟启正公然表明身份，伪证说他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小组官员，本案由台中市政府主办、由中部警备总司令部协办……”不料孟启正语犹未了，台中市政府的职员和律师就插播进来，一再声明：“孟启正并非台中市政府职员，他是中部警备司令部政二科的人。”我听了，立刻向庭上表明：“这里面涉及伪证或不当提示证人的问题，务请书记官详细记明笔录。”孟启正作证这一幕，使我目击了一场衙门现形记，我真忍不住好笑。乱查扣书，闹出乌龙事件，两个衙门竟发生当庭互赖、当庭大对决、争先卸责的笑剧，发生互不承认孟启正的妙事，如此荒唐，真是《官场现形记》都找不到的好材料了。

　　这个案子所以能被我逮到，关键在于即使按照当时违宪的查禁政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8条也只规定“出版物有本办法第二条或第三条之情事者，对其出版发行人应依有关法令予以处分，并扣押其出版物。”明定扣押对象是“其出版发行人”，但张桂贞只是一位雅好收藏禁书的老太太，人既非“出版发行人”、住所亦非“出版发行人”住所，怎能查扣她的书？我争执的焦点是：按照《出版法》第39条，只禁止“出售及散布”，并未禁止“持有”。戒严时期，人民持有“禁书”情况，其实一如持有“黄金”、“美钞”，只能“持有”，不能流通买卖，但单纯之“持有”并不犯法。本案对住宅破门而入，抢走“禁书”以去，其行为”在模式上与破门而入，抢走“黄金”、“美钞”以去并无二致。所以台中市政府要赔张桂贞才成。

　　虽然犯罪事实已明确如此，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翁其荣、徐元庆、陈成泉仍旧官官相护，违背法令，判台中市政府胜诉。最妙的，在判决书里，居然弄错法律位阶，把行政院新闻局69.12.17瑜版四字第17050号函优于法律，并把其中“私人车辆、办公及投宿场所”扩张解释，认为私人住宅也包含在内！试问人对自己的家，叫“投宿”吗？三法官又说《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8条“扣押其出版物”中，“其”字应做“出版物”名词解释。但“其”字明明是文法上的代名词，如照名词解释，则变成“扣押出版物出版物”了，这通吗？可见三法官“名词”“代名词”都分不清、也不懂中文“投宿”的意义，国文程度都如此超越前进，法律素养自然更可想而知矣！

　　案经张桂贞上诉后，最高法院法官刘焕宇、孙森焱、曾桂香、林奇福、罗一宇判决，断定三法官判决错误，“率以扣押程序无暇疵为论断，并据以裁判，尚难谓合。”因而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989年5月3日起，这一案子更审。审了一年三个月，台中市长张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换成了新市长林柏榕；打太极拳的法官林松虎也换了，最后由黄奠华、袁再兴、林富村三法官判决原告张桂贞胜诉。接着林柏榕又提出上诉。案分到最高法院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居然做下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谬的判决，认定台中市政府胜诉。这一案子分到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前，前后历时三年四个月，张桂贞母子锲而不舍、努力不懈，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戒严四十年以还，警备总司令部执《戒严法》以限制人民基本自由，“恶法亦法”，尚勉强自成一说，但逾越《戒严法》本身规定之限制而滥肆扩张，则就无以自圆。试看《戒严法》第11条第1款明定：“戒严地域内，最高司令官”“得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并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戒严法》还算是法律，可是“行政院五十九年5月5日台五十九内3858号令核准修正”了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其中第1条就说“为管制出版物特依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订定本办法”。但这办法，并没经过立法院的立法手续，根本不是法律，所以还不够资格称为以《戒严法》为“母法”的“子法”。可笑的是，虽然连“子法”都不配，这一所谓管制办法，却自动扩张解释，把连《戒严法》都没有的，都加以罗织引伸。例如该办法第3条规定：“出版物不得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八、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者。”试看《戒严法》第11条第1款明指“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才可依《戒严法》取缔，但是出版品“内容猥亵”明明只是妨害风化而已，又何曾妨害到什么“军事”了？男女问题竟与戒严有关，戒严竟戒到了男女问题上，这种扩张解释，岂不是荒谬吗？再按《中央法规标准法》第5条：“下列事项应以法律定之：……二、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所管制的事，既为人民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自属《宪法》中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范围，而“应以法律定之”，不能出之以命令。而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乃是命令，当然违背《宪法》。如今在这命令肆虐几十年后，在解严时期，身为司法体系的最高法院法官如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者，还不能认清这一所谓管制办法的无法无天，反倒靠它来做抵触《宪法》或法律的依据，这种法官，也就太“歧路亡法”了！

　　最高法院法官闹完笑话后，案子又回到台中高分院由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接手，新笑话又来了。判决书说张桂贞人在国外，竟然家中有她出国后才出版的禁书，“被上诉人（张桂贞）就此即未能举证以实其说，则其所为此点主张，自无足采。”但是，按照常识、按照经验法则，一个人置财产、买东西，难道一出国就办不到了吗？她托亲友代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要举什么证呢？设想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出了国，托亲友买了电视机，电视机放在家里，被强盗抢了，打起官司，竟要“举证以实电视机何来之说”，非得交出亲友姓甚名谁、生辰八字、店号门牌执照、有无发票才罢休，这通吗？此其笑话一也！判决书承认有“户籍誊本一纸”附卷可证，只是查扣当时，张桂贞“赴美国探亲、在外，“不在国内。”——这肯定了查扣地点，确是张桂贞的家。既然查扣地点承认是张桂贞的家，依照《民法》第三编物权第十章“占有”诸法条，家中财产（包括系争书籍），根本为张桂贞所有，这是常识、是经验法则、也是清清楚楚的法律。——对在一个人家中的财产，居然查证起如何“取得”的问题，这不是节外生枝吗？此其笑话二也！按照《民事诉讼法》第944条明定：“占有人，推定其为以所有之意思，善意、和平及公然占有者。”可叹的是，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竟不照《民法》去“推定”书是张桂贞的，反倒违背法令，非法推定书不是张桂贞的。滥施不当之推定，不凭证据，硬推定张桂贞家中的书非张桂贞的，但又推定不出是属于谁的。这种判决，岂不破了天荒么？判决书应是谨严的文字，岂可光否定不是张桂贞的，却又不能确指特定之人的？按照常识与法理，张桂贞家里的动产，苟无第三人主张权利，即毫无疑义为张桂贞所有。本案显然并无第三人主张权利说动产属于他（第三人），反倒有强盗和法官说不属于她（张桂贞），这不是怪事吗？《民事诉讼法》第281条明定：“法律上推定之事实无反证者，无庸举证。”本案既然没有第三人来“反证”什么，还要张桂贞“举证以实其说”个什么呢？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这样滥施推定、滥强人举证，显然与《民事诉讼法》有违！此其笑话三也！对众所周知属于张桂贞的家中物，要举证也可以，但依法，举证责任根本不在张桂贞这一边。《民事诉讼法》第277条明定举证责任分配之原则，明说：“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说张桂贞家里的财产不是张桂贞的，举证责任根本在台中市政府，而不在张桂贞。设想强盗抢了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家里的电视机，打起官司，强盗反过头来要他们提出电视机怎么来的？不然就论以“未能举证以实其说”，而置强盗行径于不问，反把电视机判归强盗所有，任其呼啸而去，这通吗？——不追究强盗“抢走”的问题，反追究张桂贞“取得”的问题，此其笑话四也！这次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判决，有一进步，就是他们三位推翻了四年来八位法官（台中高分院翁其荣、徐元庆、陈成泉，最高法院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盲目照抄台中市政府的瞎猜，终于睁开眼睛，在判决书中，已经完全没有了“讼争书籍系案外人李敖所有”的妙文。但是，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在开脱李敖之余，却对书籍为谁所有，留下一个新的谜团，就是：在判决书中，他们竟交代不出书是为谁所有？只是闭着眼睛说：书非张桂贞所有！但是，依照“吾人之一般生活经验法则”也好、依照法律专家的证据法则也罢，堂堂在张桂贞家中的书，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竟瞪着眼睛说不是张桂贞的，又瞪着眼睛说不出书是谁的？也说不出既然不是张桂贞的书怎么会跑进张桂贞的家里？这通吗？全世界任何法则，都不会肯定这种糊涂大判决吧？没有第三人主张权利，又如何能说在张桂贞家里的东西不属于张桂贞的？在张桂贞家里的东西，不能证明新所有权，又如何能否定掉旧所有权？此其笑话五也！

　　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作出了书非张桂贞所有、也不提系案外人李敖所有的判决，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引发出大问题。大问题是：判决书中如不能证明书为李敖所有，则就无异推翻了整个搜索张桂贞住宅并查扣书籍的依据！书籍不能证明为李敖所有，则对非“出版发行人”之寻常百姓如张桂贞之住宅，即失掉援《出版法》、援《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查扣的依据，则本案之搜索也、查扣也，根本就完全无所附丽了。

　　案子又上诉到最高法院，法官杨秉钺、罗建群、萧亨国、苏茂秋、许朝雄做了守法的判决，又发回来了。由台中高分院法官楚汝聪、陈有全、施茂林审理，我仍代张桂贞出庭。看我讲得头头是道，并当庭作弄证人鞠金蕾（鞠金蕾这时已由军事检察官退下来做律师了，皮一脱下来，人也变成好人了，他事先特别拜托我的律师张仁宁向我致意，表示怕我云云），法官们为之动容。退庭时，听到审判长楚汝聪走出门时大声赞叹，我知道我赢定了。最后，法官楚汝聪、陈有全、施茂林以洋洋洒洒十二页的判决书详述了张桂贞应该胜诉的理由。林柏榕虽然又上诉，但最高法院法官范秉阁、苏茂秋、李琼荫、张福安、吴启宾驳回了林柏榕，这天是1993年2月22日，前后打了五年七个月的国家赔偿官司，终告胜利。我大喜之下，立刻写了下面的两封信：

　　催告函：1993年2月25日

　　件别：最速件

　　受文者：台中市市长林柏榕先生

　　副本收受者：台中市政府新闻室

　　主旨：你们官司打败了，快赔钱来！

　　说明：

　　一、五年七个月前，贵府助纣为虐，甘为军方鹰犬，非法搜查本人住宅并抢去藏书一万四千七百零八册，业经本人委由长子李敖代为提起国家赔偿诉讼，贵府不知认错、负隅顽抗，五年半缠讼，终被本人打败。今年2月22日，最高法院判决贵府败诉定谳。该法院书记厅次日即发出（82）台民主二第02259号通知书在案可证。

　　二、兹委由长子李敖全权代表本人与贵府洽接赔偿事宜，收信后三日内请比照当年助纣为虐之快速效率，即时依法赔钱为要。

　　张桂贞

　　柏榕市长学弟如面：

　　一中一别后，流水四十年。四十年来，老弟走国民党路线，炙手可热；小兄走做叛徒路线，手足冰冷，一路备受打压。光从著书百余册、却有九十六种被查禁一事上，即可见打压之烈的一斑。五年七个月前，再过半个月就解严了，军方犹恶性不改、临门一脚，踢到老弟李师母张桂贞家大门。贵府助纣为虐，致贻讼累。现经最高法院迟来正义，判决贵府赔钱，请即依李师母指示，即时惠付为要。俗话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既然逃不掉，索性做得漂亮一点，为老弟计，我建议：

　　一、即日派专员北上，面致赔偿金给李师母或我本人，以敦民谊；

二、酌情处分贵府助纣为虐失职人员，以明责任；

三、禁止贵府人员再胡说八道，以饬官箴（如2月24日《民众日报》登：“台中市府新闻室主任李铭秋昨天表示……二年前李敖方面曾有意和解，只要求市府象征性编一点预算赔偿了事，但军方为了‘面子’不愿低头，因而继续诉讼”云云，事实上，“李敖方面”从无“有意和解”之事，想系贵府找台阶下，故捏造事实。如今贵府惨败，犹由新闻室主任胡说八道，极易引起“李敖方面”另一控告，请老弟即予告诫该主任之流少胡说八道为宜）。

　　老弟如不从速照李师母指示，而一再拖拖拉拉，我保证催告信后，必然有法院上门，到市长室贴封条。——我们上次就贴过《自立晚报》社长室的封条，害得吴丰山的脸由黑变绿。届时老弟又情何以堪？特此忠告，以示小兄不忘故人之至意。专此奉闻，即颂

　　进步

　　小兄 李敖 附启 1993年2月25日

　　林柏榕是国民党小官僚，收信后，仍图顽抗，结果敬酒不吃吃罚酒，换来这样的信：

　　检举函：1993年3月26日

件别：最速件

　　受文者：台湾省政府主席宋楚瑜

　　副本收受者：台中市市长林柏榕、台中市政府新闻室

　　主旨：请查办颟顸违法之台中市市长林柏榕及其手下台中市政府新闻室负责人

　　说明：

　　一、台中市政府助纣为虐，伙同警备司令部非法查扣人民财产，业经最高法院判决该衙门败诉定谳，并于2月23日发出（82）台民主二第02259号通知书。

　　二、我方旋于2月25日以邮局国内快捷挂号发出催告函，告以“你们官司打败了，快赔钱来！”

　　三、不期该衙门于3月5日以八十二府新一字第22897号函见复，推托最高法院通知书的有效性，托词“本案俟接获最高法院判决即循法律程序办理清偿事宜”，延不赔钱。

　　四、最高法院判决旋于3月10日寄达该衙门。该衙门显已无可狡赖，不期事隔半个多月，该衙门犹在拖拖拉拉之中，公然反抗最高法院判决，并且违背自己3月5日复函的托词，自打嘴巴。同时对我方3月10日第二次催告函拒复。

　　五、在《公务员服务法》第1条明定应遵守法律；第7条明定执行职务不得无故稽延，该衙门林柏榕市长及其手下新闻室负责人，显因颟顸违法，有亏职守。请即依同法第21条予以惩处。

　　六、自此检举函送达后，贵主席即属《公务员服务法》第23条“长官知情”状态，贵主席如再拖拖拉拉，行政院长连战即将收到检举贵主席之函，勿谓我方干不出来也！（如连战不打你官腔，自有立委多人质问那丑八怪连战。）

　　七、查该衙门助纣为虐时，办事朝发夕至、新速实简；如今被判败诉，却办事毫无效率，且态度可恶。除循法律程序日内会同法院查封该衙门市长室外，特具以函检举颟顸违法之林柏榕等，并警告你。

　　张桂贞代理人　李敖

　　十三天后（4月8日），我趁胜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声请状”，理由栏下写得气壮山河：

　　一、相对人于1987年6月21日非法侵入申请人住宅，非法扣押声请人所有之藏书一万四千七百零八册，并经烧毁无存，业经台中地方法院判决（证一号）、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判决（证二号）、最高法院判决（证三号）确定，应赔偿价金及诉讼费用（证四号）。

　　二、相对人迭经催促（证五号），仍不自动履行上开债务，申请人依法自得以上开确定判决为执行名义，申请就相对人所有之财产（先就台中市政府市长室内财物部分）为强制执行。

　　三、查台湾各县市，府库不足情况严重，台北县政府且以财务衰竭闻，台中市政府也危在旦夕。缘以“中华民国”在蒋介石秘密谈话中，都有“亡国情事”（证六号），何况其下级衙门？为此特请迅予定期执行，以赶时间、以保权利。

　　4月15日，宋楚瑜下令秘书处机要室回件，告以追踪处理；4月19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赵春碧下达执行命令，台中市政府眼看就要被贴封条了，林柏榕终于怕了，5月12日，终于乖乖地开出国库支票来，全部赔偿（包括利息）总计新台币贰佰叁拾肆万捌仟陆佰伍拾陆元整。执票在手，我简直要kiss它，我爽死了！爽过以后，我跟人笑说：“张桂贞老太太真后悔家里只收藏了一万四千七百零八册禁书，要是多收藏十倍，那台中市政府不就多赔了十倍了吗？这样子，每本照定价十足收款，不打折扣，简直比卖给书店、卖给读者还划得来呢，这么好的买主，又哪里去找啊！台中市政府万岁！台中市政府万岁！”

　　一连打败台北、高雄、台中三个市政府，是我人生快意事之三。三，是个好数字，但对吃败仗的国民党伪政府说来，却是恐怖数字。在法庭外，我跟参与查扣作业的派出所主管警员“杨三共”开玩笑，我说：“一个‘共’（共产党）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警备总部不该先抄我妈的书，应该先抓你打屁股才对啊！”他满脸通红、摇头苦笑说：“李先生请原谅，我是小人物，一切奉命办事，李先生请原谅。”这一打趣，可算是“刁民”李敖最幽默的收尾了。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宣淫纪

——男女不防，颠倒阴阳，宣淫有理，我为卿狂。

　　“宣淫”两字出自《左传》中洩冶的话，照中文的古典解释，是公然做淫猥行为。我这里解释，却是正面的意义，是公然宣传“性”的功能。比照“性教育”的说法，我做的是一种“性宣传”。谈“性宣传”不能不谈道具，先从我的生殖器谈起。

　　我曾有名言是：“少年人关心大小、青年人关心长短、中年人关心硬软。——从对鸡巴的关心角度，可以看出人生境界。”作为从少年、青年走过来的人，我——自然关心过大小长短的问题，大体说来，我的尺寸是“中上”。我看过许多外国小电影，看到主角中有的真的“阳道壮伟”，令人歆羡，当然那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中国小说《水浒传》中王婆以“驴”为喻，认为构成吸引女人的条件之一，这是因为驴的生殖器很大。许以祺对我讲过一个与驴有关的笑话，我最逢人乐道：“一家旅馆主人，最喜欢他的驴，并引以为傲。有一天，他在旅馆贴出海报，悬赏说：‘谁能使我这头驴笑，我送他一千元。’大家面面相觑，没有办法。独有某君说他可以。于是，把驴带到中庭，大家围观，某君走上前去，在驴耳旁边，低声说了一句话，驴听了，果然面露笑意。旅馆主人无法，只好照付一千元。过了几天，旅馆主人又贴出海报，悬赏说：‘谁能使我这头驴哭，我送他一千元。’大家面面相觑，也没办法。这时候某君又出现了，他说他可以，但是这次要在墙角边对驴说话，才有效果，旅馆主人同意了。于是某君牵驴于墙角，解开裤子，让驴看看，果然该驴掉头就走，泪流满面而归。旅馆主人无法，只好又照付一千元。旅馆主人前后付了两千元，心有未甘，坚请某甲透露他有何种本领，能令吾驴啼笑随之。某甲说，我可以透露，没有关系。我上次跟它说的话，只有一句，就是：‘我的比你的大。’驴一听，果然笑了，它以为我在乱盖。这次呢？我把它带到墙角，脱裤子给它看，一看之下，千真万确，真的比它的大！”还有一个笑话是我从报纸上记下来的：“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终于罪有应得，各国士兵都得了性病。他们都急于求诊，但却不得其道，因为北京只有中药铺，各国士兵都不知道如何看中医。后来，日本兵终于想出解决方法：直接把要治疗的‘部位’‘放’在药铺柜台上，并且在旁边放了一沓钱。美、法、英、义、奥、德各国兵陆续到来，也都如法炮制，便在药铺柜台上排成一列。最后，俄国兵来了。他原来看不懂大家在干什么，后来终于有所‘领悟’，便也如法炮制，然后很得意地把柜台上所有的钱收起来，并且对大家说：‘你们看，我赢了！我的最大。’”

　　虽然对女人说来，有情最重要，大小长短不那么重要，没有情，屌长垂地或顶到天花板上，又怎样？可是在我这类男人的意识里，总觉得又长又大比较体面、比较威风。传说电影明星王羽做爱时，一边要问对方：“我的鸡巴大不大？”要对方赞美说：“大！大！大！”他才肯满意下来，我也差不多如此，只是对话要有变化，尤其赞美者答话不宜如此直接，如此三字了事耳。十多年前我在路上散步，碰到一女孩子，长得满好，我勾引她，她反应迅速，我立刻约她去我家，她同意了，相识一小时不到，我已经把她插得死去活来，她一边假装喊痛，一边赞美它，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赞美。当然，并不是每次都要提王羽式的问题的，有时不提问题也行，享受并幻想自己大鸡巴长鸡巴黑鸡巴粗鸡巴硬鸡巴热鸡巴一次又一次“蹂躏”眼前这个小情人的过程，看她欲仙欲死的哀求与表情，这是人间至乐。这种快乐，由于自许自己的雄壮，总要伴同着一点轻度的“虐待狂”才成。我的小情人中，当年十九岁的小蕾最能惹起我永恒的回忆：“胖胖，轻轻，轻一点。……”“胖胖，你故意的。……”那种惹人怜爱的音容与挣扎，至今犹在我的眼前。……我深信，把握并且追寻这种快乐才是人生极致，在小蕾与我生分十多年后，我还有《爱是纯快乐》的诗记录这种性爱的爱情：

　　爱不是痛苦，

　　爱是纯快乐。

　　当你有了痛苦，

　　那是出了差错。

　　爱是不可捉摸，

　　爱是很难测。

　　但是会爱的人，

　　丝毫没有失落。

　　爱是变动不居，

　　爱是东风恶。

　　但是会爱的人，

　　照样找到收获。

　　爱是乍暖还寒，

　　爱是云烟过。

　　但是会爱的人，

　　一点也不维特。

　　爱不是痛苦，

　　爱是纯快乐。

　　不论它来、去、有、无，

　　都是甜蜜，没有苦涩。

　　我曾有名言说：“心带给人痛苦，屌带给人快乐。神父的错误在用心去快乐用屌去痛苦，所以只有和尚同情他。”我是深信屌的快乐的，并且深信这种快乐要伴同着“太虚幻境”式的想象空间，才屌德圆满。在想象空间中，有时候有一部分甚至是暴力的——假装暴力的。这是由于人类本来就有许多原始的、潜在的欲望与意愿，这些愿望往往是反文明的、反社会的、不见容于现代的。于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对这些愿望，只好出之以压制。不过，硬性的压制是不健康的、也没有必要的，正确的方法是予以疏导、予以升华、予以假借。例如人类有暴力的、犯罪的愿望，疏导、升华、假借的方法是看侦探小说、看相杀相砍的电影，这样随之“佯信”（make-believe）一阵、“自我陷溺”（self-absorption）一阵，暴力与犯罪也就随书而去、随电影而去，一若真空放电一般，内在的压力，可以疏散、可以化整为零。同样的原理，有关性的出版品、电影等等，如果有格调的处理，也可达到无若有、虚若实的奇效，同时使人生更多彩、生活更丰富、想象力更天南地北……性犯罪是没有格调的人干的事，真正有教养的人，眼中有色、心中有色，就别有天地了，谁要霸王硬上弓啊？但在与自己情人做爱的时候，这种“佯信”和“自我陷溺”就可以戏剧式的演出了。我在第二次政治犯“二进宫”入狱前十六天认识了“汝清”，她是我不认识的一位留学生的新婚太太，丈夫一走，她就被我用电话摆平，到我家里，做了我十六天的小情妇。十六天中，我们天天性交，并且不止一次，其中多次用的是戏剧式的演出，有时候她变成纯洁的高中女生，我就“强奸”女生；有时候她变成圣洁的教堂修女，我就“强奸”修女。……最重要的是，她的扮相，都是清纯可爱的处女造型，呈现出来的是柔弱、无助、无奈、陌生、惧怕与屈从。……从在同浴时她“被迫”为我洗那坚挺可怕的开始，到“被迫”对那坚挺可怕的口交，直到被它一次又一次“强奸”为止，她都是以一位清新可爱的处女做受害人的屈从，这种配合，充分满足我“野性的呼声”（The Call of the Wild），虽然事实上，我是一个文明人。但自己心爱的小情人小情妇全裸在你眼前、在你身体下面或上面，你又真又幻，交互行之，阴茎为体，阳谋为用，这才是真正理解真幻的智者高人。真幻问题是困扰人类的一个老问题，正因为它困扰人，所以人总是说它不清楚。古人谈真者偏重本原本性，《老子》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说“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都在本原本性上立论。古人谈幻者偏重假相与变化，《列子》说：“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梁简文帝《七召》说：“清歌雅舞，暂同于梦寐；广厦高堂，俄成于幻化。”都在假相与变化上立论，都不够深入。对真幻问题较深入的看法，是佛家的。佛家讲究“真如”之说，认为宇宙全体，即是一心，不生不灭，故名为真；真心无异无相，故名为如。《成唯识论》说：“勿谓虚幻，故说为实，理非妄倒，故名真如。”“真如”之说以外，又有“真空”“真心”“真色”“真言”“真我”“真相”诸说，把抽象名词排列组合，令人眼花缭乱。其实，若求真诠，只是一句话，那便是：看不见的都是真、看得见的都是妄。所以，佛是真、人是妄；真现量是真、真美人是妄；极乐世界是真、大好人生是妄。佛家的真幻问题，偏重在这一真妄上面，其理论虽比较深入，但是真幻之间的正解，又岂一个妄字了得！由此看来，真幻问题，从古人身上、从佛家门里，我们得到的，只是偏离了的答案。其实，幻之为物，既非与真相对，也非假妄。真幻本是一体两面，在欢乐当时，缺一不可；但时过境迁以后，也可别有奇说。公元1世纪时，就有一种“幻影说”（Docetism），认为基督系幻影，并无肉身，不过以人间形体出现，仅属幻相，其说与观音菩萨并无肉身之说略同。我觉得在真幻上，迹近于此。在欢乐当时，情人既真且幻，但时过境迁，红颜易老；千百年后，肉身无存。那种境界又怎么解释呢？我认为，一种“若亡而实在”的说法倒可让有情人深省：《墨子·经下》说“景不徙”；《列子·仲尼》篇说“景不移”，意思是，影子是不移走的。《庄子·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意思是说，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照传统的解释，鸟飞的时候，影子也跟着动，影子发生，由于鸟遮住光，鸟飞过去，光又不被遮住了，影随之没有了；鸟朝前飞、新的影子产生于前，旧的影子消失于后。但是原影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化位置而已。其实，这种解释是不足的，进一步的解释该是：物质运动所经空间的极小段时间内，物质似动非动，在空间里仿佛凝在其中，像是电影胶片的一格以内，自其变者而观之，则该影曾不能以一瞬，所以，影子不徙不移，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其实，这种进一步解释还是不足的。真正“景不徙”“景不移”的极致，似乎该是和英国乔治·巴克莱（George Berkeley）主教那种“存在即知觉”（esse set percipi）的理论相反的发展，而是“知觉即存在”。——当你知觉到影子在那儿并没移走，影子就正存在那儿而没移走。在乔治·巴克莱前两百年，中国的王阳明有“物不在心外”之说，就先乔治·巴克莱申明此义，其实，更唯心的说法乃是“物在心内”，正因为影子在你心里、知觉里，所以影子永远存在。——纵使事实上已不存在，但在你心里、知觉里，却依然存在。胡适曾就《墨子》等的“景不徙”理论，发为艳诗三章。三章是：

　　飞鸟过江来，投影在江水。

　　鸟逝水长流，此影何尝徙？

　　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绉。

　　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

　　为他起一念，十年终不改。

　　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这三章哲理之诗，理中抒情，言志不如抒情，情之所在，虽风流云散、虽人琴俱杳，但在一念之转的刹那，碧海青天，却也快然无失。好景也长，只看你如何看待它。智者达者从不伤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只要你不以亡而亡，一切若亡的，都凌虚而实在。所以，我虽然年华老去、物是人非，但欢乐往事，却恍然如昨。我跟胡茵梦离婚后不久，认识了一位刚考取空中小姐的可爱女孩子“君君”，淡江大学英文系高材生，身高一米六八，五十公斤，长得细白秀气，她没报到前在教育部高教司上班，我去看她，她穿着绣花鞋，更看出她的脚多么秀气。立刻使我回想起我脱光她时那裸露的脚，秀气以外，更细白动人。我们躺在一起，谈得好开心，她有一半苏州女人的血统，女人味十足，她让我享尽“强奸”她的快乐，当over以后，她以透露一个小秘密的方式，叫我永远记得她。——她偷偷告诉我她有一颗非常小的痣在某个地方，并让我去试着寻找。我去找，找到了，还特别亲了它。那种快乐，一如卡萨诺瓦（Casanova）回忆中，他跟小情人捉迷藏那一段，但更精彩，因为过去的情圣只是在小情人两只小奶中间寻找他遗失的，而现代的情圣却能在小情人的阴毛丛里寻找她拥有的。我这小情人可爱中有不可捉摸的神秘，我们谈到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神秘，我说我要把穆尔（Harry T. Moore）那篇《诗人与精神分析学家》（The Poet and the Psychoanalysts）送给她看，可是，文章还没送出去，她却神秘的远行了。虽然早已远行，但在我“精神”深处，我真的“为她起一念，十年终不改，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我真的如此。“景不徙”也好、“景不移”也罢，只要我觉得她裸体在床上，她仿佛就在那里。

　　并不是说一定跟我有性关系以后，我才如此神经，没有也一样。1983年我在东门公车站旁认识了“小叶”，她是高中女生，父亲是外省人，母亲是高山族，眼睛非常漂亮，有那种“神如秋水”的情致，我亲她的小乳房、摸她的大腿……都有过，但是，当我要脱光她的时候，她表示她要回家，我让她走了。她后来写贺年片来，我没有回她，我让她永远走了。我送了她一块南美“菊石”（鹦鹉螺化石，ammonite），并写了一首《两亿年在你手里》：

　　两亿年在你手里，

　　时间已化螺纹。

　　三叠纪（Triassic）生命遗蜕，

　　告诉你不是埃尘。

　　从螺纹旋入过去，

　　向过去试做追寻，

　　那追寻来自遥远，

　　遥远里可有我们？

　　两亿年在你手里，

　　时间已化螺纹。

中生代（Mesozoic）初期残骸，

　　告诉你万古长存。

　　从螺纹旋入过去，

　　向过去试测无垠，

　　那无垠来自遥远，

　　遥远里会有我们？

　　两亿年在你手里，

　　时间已化螺纹。

　　南美洲渡海菊石，

　　告诉你所存者神。

　　从螺纹旋入过去，

　　向过去试问余痕，

　　那余痕来自遥远，

　　遥远里正有我们。

　　从此，“小叶”进入遥远，我留有几张用“拍立得”自拍的摸她大腿的照片，尘封过后重看，又是“若亡而实在”。中国古书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化石正是过者的实体，而她的小乳房和大腿正是存者的虚幻。我并不认为我跟“小叶”的关系那么短暂是遗憾的，因为短暂本是爱情的重要条件。三十年前偶然看了一场电影，却是一场难得的有爱情哲理的电影，叫做《寂寞小阳春》（Sweet November），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得了绝症，知道自己不久人世，就把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分别约了一些男朋友，每个男朋友都排出一个月的时间，跟她同居，每到一个月末下个月初，就由新旧男朋换档。男朋友交接期间，有的男朋友没那样洒脱的、有点恋恋不舍的，她也必然峻拒，一定准时拆伙，请君搬出家门。不料到了11月，约当农历十月，所谓“小阳春”的月份，她这个月的男朋友，可爱无比，也爱她爱得异军突起，手法之迷人，令她难以自持。例如这位男朋友，偷偷印了一本日历，到了11月30日那天，他撕给这可爱的女孩子看，原来日历上，每张都是一样的，都是11月30日——他要用日历证实，时光为我们永留、爱情为我们长驻。虽然如此，到了12月1日，排定12月份前来同居的新男朋友提着手提袋进门接班，虽然一看之下，就比不上这11月份的；虽然这女孩子对11月份的热爱，溢于言表。可是，她还是决定送旧迎新，她强做无情、还是把甜蜜的11月，给主动结束了。这部电影英文原名是“甜蜜的11月”，中文译名是“寂寞小阳春”，从原名和译名上，就看出两种不同的境界。“甜蜜的11月”是写11月间的甜蜜生活、是指11月后的甜蜜回忆；但“寂寞小阳春”却只是指11月后的怅惘与哀愁，对女孩子说来是物是人非；对男孩子说来是时过境迁；对两个人说来是空留回忆、生离死别。早在看这部电影前许多年，我就有一首看来玩世的诗：“三月换一把，爱情如牙刷，但寻风头草，不觅解语花。”在基本理论上，我的诗境其实正与这部电影暗合，我那种强制性的三月一换的爱情方法论，正是这个可爱的女孩子一月一换。但在理论的坚实方面，我比她强，因为她是在得了绝症以后才如此绝情、如此想以最后的人生岁月，生张生魏一番，在快速送往迎来之中，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早知死之将至。及其所之未倦，情随人迁，不惶感慨矣；而我却未得绝症，即欲生分，与人之相与，俯仰三月，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情人不同，但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移情别恋，早在太上境界之中。古人说太上忘情，其实忘情不是不去恋爱，而是恋爱中能够及时断情绝情。第一流的爱情往往是短暂的、新奇的、凄迷的、神秘的……当两人相处得太熟太久的时候，第一流的爱情，就会褪色。爱情的坟墓，岂特结婚而已，不讲技巧的超过三个月，坟墓的土壤，就开挖了。

　　在我这种变动不居的爱情方式里，我珍惜每一次相遇，并观察她们的大同小异，而有以思维。1981年我跟李明谨烛光晚餐后同去紫藤庐，认识了邻桌的“静美”，一个又安静又美丽的小女生，她一声不响，跟我有几夜风流，做爱时候，在卧室，她裸露全身，任我看遍；但在浴室，她却永远不让我看她出浴，对这种小异，我至今引为雅趣。事实上，我一生女朋友并不多，一来我很挑剔、二来机会也少。我虽然是肉体上的“野兽派”，但仍以精神上相恋为前提，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我基本上是不来的。我虽然一生中有五次和妓女上床记录，但以实际考察她们生活素材为主轴，并非纯肉体发泄。康宁祥立委落选那天晚上，外面群情不安，开票前，国家安全局公共关系室主任林家祺找到我家，硬拉我下楼跟他走走，似乎隐含监视之意。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时，林家祺演白脸，出狱后奉上级和吴俊才之命继续演白脸，帮我卖掉被我弟弟搞砸的房子，解决了我的财务危机，我一直感谢他，还刻了一方图章送他。我觉得此人练达能干，也和蔼可亲，不像一般007那样。这次他拉我下楼走走，我同意了，不料他一拉拉我到一家著名的酒店，开了房间，叫来两个朋友，喝起酒来了。我酒已早戒掉，但不便扫兴，乃喝果汁代之。这时有“美女如云”场面，林家祺发现我跟其中一美女还聊得来，最后曲终人散，我以为可回家了，林家祺说还没完呢，随即大家上车到一旅馆，四个客人每人分房一间，我走进去，眼前一亮，赫然一美女在焉，不是别人，就是酒店中跟我聊得来的那一位！门关上后，我告诉她，我说我不花钱买人肉体，这是不道德的，不过这次林先生请客，他付钱，你可照收。然后小聊几句，我就走了。几年以后我碰到林家祺，他对我笑着说：“李先生你真是的！那位小姐后来告诉我实际情形了，你真坐怀不乱！”我笑着答道：“我不要扫你们的兴，也不要挡美人的财路，一切心领了。”还有一次，好多年前小苏（苏荣泉）跟我说：“老大，有空吗？明天下午3点我带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到你书房去，随你要跟她做什么，全部我请客了。你不是要考察妓女生活吗？你太落伍了，不知道新人类怎么想，认识一下新人类吧。”第二天下午，他带来了，是个快乐型的还满可爱的女孩子，她跟我一起淋浴，她看我一直勃起，赞美了我，我问了一些她生活问题，淋浴完了，我穿衣服了，她奇怪地望着我，我对她说：“小朋友，回家去吧。”她说：“你不……”我说：“我不……”她说：“苏先生特别介绍了你，我很愿意跟你做。”我说：“我也愿意跟你做，可是我可以不做。”过了几天，小苏说：“老大啊，原来你坐怀不乱！可是钱都付了，又不能要回来。”我说：“你请客就好了，客人吃得太少，也是请客呀！”——我反对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因为信仰我的灵肉一致论，灵肉本应合一的。但不幸的是：灵肉先在女人身上分家，女人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月满西楼的修道院；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宝斗里江山楼的“卡紧卡紧”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形而上者有灵无肉、形而下者有肉无灵，前者启灵过分、后者泄欲太多，两相辉映，终于变成了现代的不灵不肉之人。目前我们眼之所见的现代人，十九都是不灵不肉的，而不是灵肉合一的，这是现代人的一大失败。我这里说现代人失败，并非说老祖宗们灵肉合一得成功，而是觉得：以现代人的进步和头脑清楚，理应比老祖宗们处理得高明、处理得漂亮、处理得达生近情、处理得和谐有致，可是细看之下，显然并不如此。现代人仍在灵上肉下里兜圈子，又不能不肉，结果只好在“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迷宫里打转，在忏情与罪恶感之中周而复始。现代人一方面追寻琼瑶《窗外》的纯情派十七岁，一方面浪迹巷内的人肉市场，这是他们最大的羞耻。真正的灵肉一致者，绝不如此。他的境界，是《列子》书中的“心凝形释”的境界，他发乎灵、止乎肉，但绝不花钱买肉。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形式上是逛窑子，实质上该是因妓谈情、因灵生肉。他若是花钱打炮的粗汉，也不会“赢得青楼薄幸名”了。虽然灵肉本该一致，但却有误信灵肉二分的人，他们在生理构造上，好像多了一层“道德的横隔膜”。隔膜以上，是仁义道德，是上帝；隔膜以下，是男盗女娼，是魔鬼。他们认为：灵是清洁的、肉是肮脏的，因而崇灵贬肉。这种崇灵贬肉一蔓延，即使教棍以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大受感染，而绝对的灵上肉下起来。最早坦白承认灵不比肉高肉不比灵低的开路人，该是19世纪的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勃朗宁曾用美丽的诗句，巧妙指出：“……灵之对肉，并不多于肉之对灵。”（“……nor soul helps flesh more，now，than flesh helps soul！”）这是何等灵肉平等的伟大提示！勃朗宁又指出：肉乃是“愉快”（pleasant）的象征，是可以给灵来做漂亮的“玫瑰网眼”（rose-mesh）的，这种卓见，实在值得满脑袋“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卫道者的反省。崇灵贬肉的论调，早已是落了伍的论调。只肯定灵的快乐而否决肉的快乐，乃是对寻乐本身的一种残缺、一种怪症，并不值得神气活现。为了矫正这种错误与虚伪，我有意的在我的言论里加强“性”的比例，我写《中国性研究》等专书做学术基础（这书有大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也被日本鬼子翻成日文，以《中国文化とエス口》为名，由土屋英明翻译，株式会社东方书店出版），先使一般人和新闻局在我的学术基础下瞠目结舌，然后又把大量的裸女图片散布在我办的报刊里，并且大都印在封面上。在国民党政府雷厉查禁的当时，我的书流入黑市，常与夜市地摊上的黄色书刊送做堆，一起去卖。许多人搞不清楚，买错了，阴错阳差、歪打正着，竟变成我的读者，这也是一趣闻，一般人，包括道学或假道学人士，看了我文字中大量的性描写，满纸鸡巴长鸡巴短，自然以黄色谴责，甚至目为下流，其实这种人只是所见者小而已。他们不知道，性是一种最原始最有趣最伟大的动力，从佛经中最能看出来，《大圣欢喜供养法》等佛经中说大圣自在天和乌摩女为夫妇，生了三千子女，其中一千五百个是做恶事的、一千五百个是做善事的。做善事的是“观音之化身”，跟那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配成兄弟夫妇，以性交方法，来软化恶行。在这种设计之下，观音宁愿挨肏。《维摩诘所说经》中说：“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宗镜录》中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斯乃非欲之欲，以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将声止声。”这一佛门理论，最为有趣。这种理论主张“以欲止欲”，主张用风情万种的美女，吸引好色之徒，以引你性欲为手段，以导你信佛为目的。——为了使你进入我的信仰，不惜以“美人计”对付你，从“小头”入手，达到“大头”皈依。这一“‘大头’问题，‘小头’解决”的妙举，不是最有趣的吗？我在文章中喜欢把性问题性字眼性观念带进场，消极的目的固然在打破禁忌、从“性自由”入手；但在积极的目的上，却是佛门中的以“淫女”诱人，引起趣味，然“后令入佛智”。——孔夫子感叹他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他真笨！把德色合一，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古人今人乱把“性”解释一通，其实性最该有的解释还是男女那一面。“性”的古字本来没有，最早本是“生”字，在殷商及周初，都是如此。《论语》记孔夫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可见孔夫子羞答答力有未逮的，我李敖都代行之矣！所以20世纪的中国人，既可得而闻李敖的文章、又可得而闻李敖大谈其性，这未尝不是一种福音。为了传布这种福音，我是在很困难情况下突破禁忌的。例如我以裸女做书刊封面，宣示理由有三：一、提高大家的审美标准，使天下人“知美之为美”。二、证明那么多国民党的人头跟党外的人头，都赶不上女人的屁股。三、推翻新闻局“三点不露”的标准。图片以外，我喜用“性文字”，更是古今独步，但在突破禁忌中，有过有趣的过程。我为党外杂志《前进》写稿子，原稿明明骂国民党是“一个靠生殖器串连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总编辑耿荣水却硬割掉我的硬邦邦的“生殖器”，而改成软趴趴的“裙带关系”四个字，这种偷天换日，是违背当初约稿的协议的，立刻被我写文教训，我说：

　　《前进》小朋友偷偷删改“生殖器”为“裙带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了“性禁忌”的毒，这种中毒的特色，是一种“反对‘性’的”（anti-sexual）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工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是礼义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的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的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在发霉的情况下，竟使我们对真正因生殖器而来的现象，都不敢一语道破，这就未免太失真了。

　　在《史记》里，有公然记录“大阴人”（大生殖器的家伙）的故事，而不加删改；在《战国策》里，有公然记录“以其髀加妾之身”（非全身压住的性交姿势）的故事，也不加删改……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并没像我们今天这样假道学。今天，以前进号召的我们，实在该努力返璞归真、实在该冲决网罗，建立我们的新词汇！

　　后来，我不但陆续建立新词汇，并且写了谈鸡巴的《且且且且且》及谈屄的《也也也也也》等怪文，当时台北市议员陈水扁且拿在手上，向市长杨金欉质询，问这种新观念的好文章，你市长看过没有？杨金欉登时大窘，怪陈水扁不可把李敖这种文章登上大雅之堂，杨市长那副假惺惺的鬼样子，惹得哄堂大笑。多年以后，我又贾其余屌，居然在《李敖回忆录》中登出正面全裸写真照来了。中国人有史以来这样干的，李敖确属第一。人或有问，我笑道：“就是做给他妈的国民党新闻局看，你敢办老子吗？就是做给他妈的新人类、新新人类看，你们自以为又新又有勇气，但你们敢吗？”因为照那张裸照时，正值冬天，且在冷风中露天洗冷水浴，依热涨冷缩原理，相片照出，未免不够大。出书后周玉寇在《飞碟电台》访问我后，打趣说：“你的回忆录我看过了，很小。”我警告周玉寇：“你给我说清楚，是什么很小，是照片本身小呢？还是照片上哪一部分小？”周玉寇大笑，赶忙说：“是照片小！是照片小！”我曾对人声言：你可以诽谤李敖“大头”，这可算言论自由；但不可诽谤李敖“小头”，这乃是有眼无珠。我对“小头”的保卫战，是不遗余力的。对“小头”，我的一些习惯与人有异，比如说我对它备极礼遇，原因是它在我长年坐牢时受了不少罪，所以要对它好一点。我每次小便前，都先洗手，而不是小便后。香港《九十年代》登的李敖访问记，有我一段话，我说：“坐牢的时候难免性欲冲动，我就对自己说：我的‘大头’可以原谅他们（国民党），‘小头’却不可以。将来再坐牢一定要犯风化罪，‘小头’害‘大头’一次，不要每次都是‘大头’害‘小头’，要反过来一次。”这段妙人妙语原因无他，只是鸡巴同我共过患难，并且一再共过患难的，所以对它要特别好一点。

　　由于长年坐牢与长年树敌的关系，有些人对我的生殖器有特殊的好奇，并且加以诽谤，我遂在50岁生日前夜，留下这样的对话：

　　■一个“荷花骗子”和一本骂李敖的专书上，都说你因长年坐牢而阳痿。

　　□只有肏这种人的屁股，他们才知道我鸡巴多硬、多赵元任太太——“杨步伟”（阳不痿）！这些无聊分子，他们造谣造得可真两头（“大头”、“小头”）忙呢！

　　■你肏过屁股吧？

　　□我最厌恶玻璃圈，恶心死了。但对非常漂亮的几个小男生，我很喜欢，只喜欢看或搂一下，毫不想肏。要肏肏女人，男人有什么好肏？……有一次在景美军法处，一天我房里的水管坏了，要大修，临时到过墙大空房暂住。一个姓林的小男生，和他同党四人，也暂时住进来，只住了一两天，这小男生也令我心动。我生平从没看过那样漂亮的男人眼睛，我很想搂他，但一点也没有要肏的意思。我出狱后，和胡茵梦在电影图书馆看了场《威尼斯之死》，哈，那电影中的小男生可真“我为卿狂”呢！总之，我看了美女，浑身除了鸡巴，全软了；可是看了俊男，连鸡巴也白硬。我想不肏屁股的同性恋才是最令人升华的，但异性恋就不行。漂亮女人总是使你油然而起肏念，但是一肏她，升华度就打了折扣。

　　■你有无阳痿过？

　　□我从没阳痿过，但我的床上功夫有时没有某些小电影中的那么好。——当然他们为了表演，可能做了假……

　　我虽没有肏过男人屁股，也认为很恶心，但为了趣味与花样，跟几个女朋友倒玩过，不过每人以一次为限，理由简单，感觉怪怪的，不舒服。至于从无阳痿情形，应说有一次“例外”：《民生报》的一位漂亮记者“CCY”，和我关系一直友善，写信叮咛我，到中心诊所来看我，我满喜欢她。她结婚后，我约她到我家，她带来婚纱照给我看（这就是女人，女人重视婚纱照甚于丈夫），我很想和她上床，可是在床上，她不肯脱衣服，这时我犯了一个技术错误，我先脱了，可是因为她拒绝，我也未能挺起，她为我摸了它，可是气氛不对，她不脱，它就罢工，到了最后，她把手放开了，戏谑说：“你看，它不行了。”我大受打击，觉得被人作弄了，为之不悦。我穿衣起来，送她到街上，从此再也没见她了。这是我一生最不愉快的床上糗事。但撇开此事而论，“CCY”一直给我很好的印象。除了这次以外，一直伸缩自如，正确的描述是：在性交以前，我喜欢花很长的一段时间跟情人亲热、搂、抱、啃、咬、吮、舐、抚摸、按摩。……在这些过程中，它并非全程都在坚硬状态，但当我最后准备插入前，习惯上总是先由她口交：先是我仰卧，由她在上动手又动口；接着她再仰卧，由我手握它的根部，向她口中插入，并用龟头涂抹她的嘴唇，还用整根坚挺的轻敲她的脸。……最后才是正式插入的阶段。在我一生中，我跟“安”那“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最使我有尽兴的感觉，那是我47岁那年开始的，“安”长得高瘦白净，并且非常非常女人味，我们做爱前先同浴，浴缸中，我为她洗遍全身，她再为我洗全身，但她至少要三次为我特别加洗它，第一次我坐在浴缸边，她仰卧用她的脚，她有非常秀气的脚；第二次我仰卧，她坐姿，用双手；第三次我跪着，上半身俯在浴缸边，背对着她，她从后自我大腿中间伸手过来，从睾丸洗起，一直洗到坚挺的全部。这时我特别低头欣赏，看她的手在颤抖中胆怯中慢慢动作，这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幕。我幻想一个可爱的小处女在为我做这件事，对她说来，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男人这种东西，并且，等一下过后，我就会“强奸”她——我兴奋死了。总之，从两人裸裎相对开始，整个局面仿佛就是“吾屌一以贯之”的操控，尤其在最后，我分别从天花板上、衣橱上和床头上的三面大镜子中“极视听之娱”，看每一个她的动作和我的动作，巨细不遗（我枕边还有一个小号镜子，可以反照天花板上的镜中的一切，所以，当我俯在她身上时，我也可把背后的画面饱览无余）。

　　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我是男人，我有“卵叫”（我笑说许多新女性新了半天，其实都梦想长一根“卵叫”）；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如跟我同年龄的猫王普雷斯利，我搞的女人数目，比他差得太远了；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可以公然歌颂性开放性语言，并以高标准高格调，震聋醒聩、开导苍生。当然，在开导过程中，我也会言近旨远，扯到别处去，例如我写过一篇《鸡巴考》，是学术论文，我也对我的好友罗小如写过一个鸡巴的故事，我说：兄弟二人，入京赶考，兄中状元，弟弟落第。弟弟先返乡，弟媳不乐。入夜，弟弟语其妻曰：“别以为考上状元有什么好吧！考上后，那话儿就没有了！”弟媳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反倒庆幸自己丈夫落第。第二天，偷偷告诉嫂嫂，说哥哥中了状元，可是那话儿却没了。嫂嫂闻讯大惊，惨然不乐。过几天哥哥衣锦荣归，人人笑脸相迎，唯独嫂嫂愁容满面。入夜，哥哥怪而问之，嫂嫂据实以告，哥哥听了，说：“胡说八道！那话儿好好的在此，谁说没了！”于是解开裤子，大势所趋一番，嫂嫂消受之下，破涕为笑。哥哥乃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大的官，竟赶不上一根鸡巴！”这个故事，用意在讽刺人当了官，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热衷此道的人，却总以为了不起，因此抢破了头，也想做个官，成为官迷。我后来写过一篇《台湾人与鸡巴》，讽刺台湾人的官迷，我说：台湾人中不是没有高人，郭国基就是其中之一。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竞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洋洋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抢骨头，抢到了该是志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可是，看到台湾人抢鸡骨头，抢到的兴高采烈、抢不到的如丧考妣，真是笑话极矣！我的结论是：什么时候台湾人觉悟到鸡巴比官大，什么时候台湾人才会得救。否则的话，台湾人只是“见笑”的“‘国’仔鸡”、“‘国’仔酒矸”而已（台湾人称服侍日本人的女佣为“番仔鸡”、妓女为“番仔酒矸”，我改“番”为“国”字，指国民党也）。——我用鸡巴勉励台湾人，貌似不敬，其实“出恭”，看了我重视鸡巴、生殖器崇拜的全部高论，就知道我多爱台湾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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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留纪

——胸怀大陆，志留台湾，露骨卡好，何必盖棺。

　　我家住台北市敦化南路大厦中，二十年来我有幸碰到好邻居——牙医张善惠、林丽蘋夫妇，牙医开医院，太太做“院长”。“院长”的老爸当年手握上海市情治大权，杀真假共产党无算，刚来台湾时，人心惶惶，她老爸每逢吃饭时就恐吓：“有得吃就吃，等共产党来了，我们全家跳淡水河！”虽然是五十年前往事，“院长”说她仍心有余悸，觉得每顿饭都吃得痛苦不堪。五十年前同一时间，我家也从上海来台湾，爸爸虽非“院长”老爸那种国特级，不怕“会被共匪剥皮”，但既一起逃难到孤岛之上，同归于尽，自有可能。一个叫宗荣禄的小国特，他写回忆录说他来台湾前，约他山西老乡宋伟霖教授一起来，宋教授责备他说：“国民党已寿终正寝，你还想亲视含殓。”我看到这段话，心里为之一震，我李敖本来明明是同归于尽的，但阴错阳差，居然又看别人“寿终正寝”了，并且有“亲视含殓”的机缘了，这种“你死我活”的结局，想来也真是奇遇。何况，在使蒋家伪政府“寿终正寝”上，我又不无促死与鞭尸之功，这种奇遇，就更杠上开花了。

　　1986年3月5日，我回信给汪荣祖，曾一吐我对这奇遇的心境：

　　……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蛮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

　　这种浩然之气，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一贯人格与风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着漫长的心路历程与身路历程，而我愿以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来做一清算，显有施教和典范之意存焉。我坦白写出我并没有很好的天资和背景，也非天纵之圣，而是自己困学硬造出来的豪杰人物，甚至近乎圣人。1982年，我回信给黄妮娜，有这样的告白：

　　……你知道我婚丧喜庆概不参加……你和新郎的喜事，我不能参加，你们俩当不会见怪…… 　　你结婚后，自然离开台湾，远托异国。你为理想坐过牢、受过难，如今离开这个令人痛苦的岛，去过一种新生活，似乎该为你庆幸。按说人不该老是做战士，总该新陈代谢，总得有个退休，有个变化。所以你此后远走高飞，不能说你不对。人要为同胞活，也得为自己活，不然岂不是圣人了？要人做圣人，总是强人所难的。你年纪轻轻的，就被国民党关那么久，如今苦海余生，别做打算，也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我，显然老是做战士，无新陈代谢之可言，没有退休、没有变化，似乎该以圣人论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话：我做圣人，我做不到；但是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湾，在国民党这样统治之下，做的也不会比我更多吧？……

　　这种类比，就是我自许的根源。王安石赞美被人恶骂的冯道，说他有“圣人行”（圣人的行为），我自许自己就是做有“圣人行”的豪杰。自己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此“圣人行”也；自己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此“圣人行”也；自己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至于仗义声援弱小、疏财领先抗暴、出山以救苍生、入狱以谢知己、散尽收藏以助慰安妇……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但我为何引起争议？为何不乖乖像圣人一样，净得嘉名？追究起来，有原因在，就是我太坦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时了，所以虽“圣人行”不止，却“恶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没得到应得到的程度与浓度。这种不相称，不是从我开始的，早从古代的圣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比起儒家的圣人来，墨子们却没得到应得的嘉名，这当然不公道，不过，有一点公道的是被骂禽兽，骂他的还是圣人级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电视call-in中被骂禽兽，骂他的却是小人级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优势一点的是，我因为太坦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我可以报复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却做不到。所以，同为“圣人行”的，李敖活得虽难度最高，却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诉陈彦增说：“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傲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De 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有那种架式出来，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三十年前，《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包德甫和沙荡夹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边照相我一边说：“糟糕，我被美帝包围了。”——他们知道我这个中国人自大，而愿一左一右侧立拍照，可是，我仍旧嘴不饶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鸿章和戴高乐也。

　　当然，你自大，你自我肯定的部分，别人并不一定买账，邓维桢要办《政治家》时，跟我谈过很久，我就告诉他我应该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问：“为什么？你又不是政治家。”我说：“就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应该找我。政治家是应由思想家来领导的，你说对不对？要不然水准就会降低，会变成政客。罗素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不是也莫名其妙吗？他觉得他应该得和平奖才对。”罗素为什么会有自我肯定与别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无他，你的伟大，别人不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几而已。明朝末年，姑苏才子汤卿谋说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泪：第一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第二副眼泪哭文章不遇知己；第三副眼泪哭才子不遇佳人。后逢甲申之变，伤心而死，活了24岁。这位短命才子以文章不遇知己而哭，其实这种情形不以小牌作家为然，即使大牌作家如袁枚等，虽名满天下，但读者所测其浅深，也极有限，文章遇得的知己也只是部分而已。我李敖以文章名，但读者所知，也只是部分而已、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已。不过有一趣事，聊可推翻明朝才子，1992年1月3日上午，我在荣民医院排队领药时，有两个阿婆插队，我斥责之。事后有一漂亮摩登女士回过头来说：“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写得好极了！”我一时认不出她来。后来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郑淑敏。我说：“十多年前远流老板介绍过。你愈来愈年轻，认不出你来了。”我的《北京法源寺》是我“不遇知己”的“文章”，但得“佳人”品评如上，自是佳话。可惜一些“佳人”，她们正如古话说的“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她们跟错了男人、认错了体制、入错了政党，“从贼”以去，未免可惜。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对艺术品和女人，我的心胸亦复如此，只是得者多为牛粪，故鲜花插上，殊杀风景耳。1984年春天，我在路上认识了台大心理系的“渊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认识她二十分钟就约她到我家，她跟我来了，后来还定了下次约会时间。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说还是不再来了，说她宁愿过平凡的日子。又在电话中说她还是跟定她相识已久的政战学校的男朋友了，我对她太“高”了。挂了电话以后，我的感觉是一片惋惜——鲜花又插在牛粪上了。“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谁又能如吾辈呢？

　　为什么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样悲惨呢？因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没有三副眼泪，连一副也没有，有的只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我发为评论，评论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1989年有所谓无壳蜗牛卧上街头，以无住屋为抗议的活动，孟绝子打电话来，聊天中谈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国民党伪政府面对房屋政策，谈的结果，发现只有采集体大便模式，才能奏效。无壳蜗牛们应以一万人为集合人数，先到中正纪念堂大便，如官方再形玩忽，则二十四小时后，再去慈湖大便。国民党总不能像共产党那样开出坦克车来清场，它只能开出水肥车来清场。于是，无壳蜗牛们无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国民党有屋住不得，逐水肥而居，余味无穷之下，民进党进无隙拉大便，退无缘捡水肥，其逐臭空间，也随问政空间一体减少矣。政治问题，大便解决，其斯之谓欤？惟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房屋政策落实过度，盖好以后，以为是国民住宅，其实全是一间间公厕。蜗牛又叫苦矣！——这就是我玩世的喜感。

　　1982年3月16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我，说：“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吗？还是另有原因？”我答道：“当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识人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于我的发言权，当舆论这样封锁我时，它还是无法完全拒绝我，还是要登我一个百分比，因为它忍不住不登嘛！”我举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为例：“这次我出来，《联合报》登了我的消息，《中国时报》不登，听说余纪忠开会时很生气，因为漏掉新闻他们也吃不消。《联合报》一开始虽然登了，可是后来我写了一封信到《联合报》，他们就不登我的，登别人的。不过，没关系，他们总要给我一个百分比。”就靠这一点百分比，我迂回性的、点缀性的突破了这个岛对我的封锁。诀窍无他，我是真人演假戏而已。——假戏不是虚伪，而是有技巧的“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在这岛上，别人是靠成群结队狼狈为奸造势，我却靠独来独往单枪匹马造势，比别人难多了，所以要会做戏。我的戏目有很多种。第一种是要有“狂气”，狂气就是有话直说，不必谦虚。在许多方面，我的表现一点也不谦虚，不过，这就是我。当我觉得我是第一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说我是第二？我要打破这种虚伪。更有甚者，我表现我是第一的时候，是干脆以自吹自擂的姿态，大言惭人的。我的敌人胡秋原骂我“诈疯魔”，这次他说对了。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人家捧我，我很不安，因为捧得不够。”萧翁毕生自吹自擂，狂气不脱，良有以也。狂气以外，另一种是“流（流氓）气”。周作人说写文章要有点流氓气，其实做人也当如此。有流氓气就是敢做敢当、不恤人言、不怕声名狼藉，为了真理，不怕人说闲话。孟子说匡章是天下大贤，但是举国都说匡章不孝，因为他跟他老子争是非。可是孟子为他跨刀，孟子说大孝子才敢这样做啊！可是匡章的不孝却一直洗刷不清，只有靠孟子来保镖。有时候，坏名誉会跟着你走一辈子，你没办法，也只得由它跟着走。这时候，有点流氓气就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不会像匡章那样痛苦。流氓气的最大特色是对闲话的反应异乎寻常：“是老子干的，又怎样？”这样一来，手足无措的，就换成说闲话的本人。一如闲话说一少奶奶偷人，偷了姓王的，如果少奶奶的反应是：“老娘偷了好几个姓王的，你说的是哪一个？”这样一来，手足无措的，就换成说闲话的本人。

　　在我表现狂气的时候，看起来有大头症、有自大狂，其实我内心深处，可自我谦虚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来浇自己多么有名的凉水；也用两个故事，挖苦我没有那么有名或有名有过了头。一次在高雄，向市警察局索赔，它的副局长迎面而来，亲热的握住我的手，赞美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拜读过你写的《高山滚鼓集》！”一次在台北，路过大安分局，它的一名警察拉住我，也赞美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看过你写的《野鸽子的黄昏》！”我想，对我说来，固飞来劣书，空降头上，弄得啼笑皆非；但对劣书作者（柏杨和王尚义）说来，也将生而切齿、死不瞑目吧？有了“狂气”和“流气”，再加上我的“义气”和“勇气”，自然就形成了完整的李敖综合体。这种综合体总归户在玩世的喜感上面，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李敖了，我玩世的法子很多，我常用的一个，就是盯住一个人，在他身上，胡思乱想一阵。这一胡思乱想，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但他已被我千里外取其首级或摄其魂魄或其他了。这种隐秘的趣味，不是“意淫”，意淫是对美女用的，可是这种胡思乱想，却是专门用来对付男人的，其中尤以丑男宿敌为多。1989年7月19日，我写过一篇《我要吻周联华》，稍举数例，以泄天机：

一、我盯住了周联华——周联华是教棍。我讨厌教棍。我讨厌周联华。不过周联华比台中思恩堂那教棍沈保罗要好一点，因为他至少不会给洋人理头发，人也规矩，不叫什么周保罗。多年前，周联华应殷海光教迷太太之邀，为殷海光做追思礼拜，被我当面骂过他。可是，自从他为蒋介石也做追思礼拜后，我开始喜欢他了；后来他又为蒋经国做追思礼拜了，我更喜欢他了；今年他又为蒋孝文做追思礼拜了，我不但更喜欢他了，简直要KISS他了。这个蒋家三代的白虎星，真他上帝的够朋友！

二、我盯住了马英九——马英九是党棍。我讨厌党棍。我讨厌马英九。可是仔细看到他的画面，发现他长得很漂亮，不过漂亮得没有男子汉的英武气，却有兔子相公的“九尾狐”气。当然他不是“九尾狐”，但是长此以往，他会变成“九尾龟”。清朝小说中，不是骂官僚买办是“九尾龟”吗？真可惜！“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他如不做国民党多好！他如不做国民党，我就会喜欢他，喊他“九九”；并且鼓动“九九”出来直接民选总统。在直接民选之下，所有的妇女票都会投给他，什么国民党、什么民进党，都推不出这种美男子来与之抗衡。由此可见，“九九”是打倒这两个坏党的唯一希望。“九九”啊，我好想你啊！

三、我盯住了许水德——这个岛上谁最丑？凌峰吗？不是。学凌峰剃光头的林正杰吗？不是。林正杰坐牢以后，相变坏了，坏并非丑，心术不正而已。张京育吗？不是。张京育除了腮帮子贼胡子外，其病不在丑，而在长得像个拉三轮的，拉三轮的却厕身学术界，学术界苦矣！苏南成吗？不是。苏南成不要脸台湾第一，可是论丑却台湾第二。台湾第一丑不是别人，乃是许水德。许水德丑得可真上相，尤其他那天庭之内，凸凹不平，好像沙皮狗加猪头肉，丑死人了！国民党竟把这种丑类不徙入南海而引进政坛，其罪状也，与破坏生态环境相等。不过，许水德之丑，倒还慈祥，不像郑周敏、黄任中那样丑得有杀气，这可算是惟一令人稍得喘息之处。

四、我盯住了连战——这个岛上谁最讨厌？柏杨吗？你一读他的文章，你会转移这种感觉到他文章上面，所以不是柏杨。吴丰山吗？这小子的确看起来令人浑身不自在，当选国大代表以后尤其如此，他仿佛以为自己是大官，老端个臭架子、摆张臭脸，从来没学会怎么笑。为《自立晚报》诽谤李敖事，他亲来我家道歉。他坐在沙发上，我愈看愈不安，我宁愿放弃索赔，如果他能换一张脸的话。不过，论最讨厌的，还轮不到他。是康宁祥吗？康宁祥讨厌之处，不在他的矮、黑、丑，而在他那一对翻白呆滞的死鱼眼睛。跟他打官司，他出庭后，理屈词穷，老羞成怒，突然学眷村中没教养的女人，伸手大抓我的帽子和眼镜。但在大抓之时，一对死鱼眼睛，却依旧翻白呆滞，没有变化、没有激动，我好像被一个多氯联苯中毒的白痴（不，黑痴）抓过来一般，令我忍不住要笑。康宁祥虽然如此讨厌，但比起邱创焕、丁懋时那种长相与表情来，却相形逊色。邱创焕和丁懋时都不是两面人，因为七爷八爷式讨厌的脸，足已独当一面。不过，此中之尤者，还是连战。连战的脸，讨厌无比，再加上那副架在鼻梁上过高的眼镜，更增加了讨厌的道具。外传连战打老婆，其实他老婆真该打。——连那样讨厌的人还同他挑灯夜战，这样没水准的中国小姐，还不该狠揍吗？

　　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独自一人时，玩世的喜感。不过上面属于长篇的，还有短篇的。1991年10月19日我有《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可以略见我雅人深致、怡然自得的奇趣：

　　其一：徐复观遗言以未谒孔陵（该是孔林之误）为恨，我却以挖掘孔林为愿。掘孔子之墓，探幽发隐，不亦快哉！

　　其一：关云长被砍头后，“身”埋在当阳、“首”埋在洛阳，身首异处，美中不足。他有“还吾头来”之哀呼，我携其头就其首，以全其躯，功德在焉！关老爷有恩必报，必向我还人情，我说：“到台湾显显灵吧！你看台湾人把你这忠肝义胆之人当成财神‘恩主公’来供了，多可恶呀！”由关老爷教训教训愚民，不亦快哉！

　　其一：胡适一辈子受他可恶老婆江冬秀的气，死后还埋在一起。把他们给分开埋，胡适将感拜我于地下，不亦快哉！

　　其一：雷震生前自设南港墓园，旁有生圹，宋英说她死后将与之偕葬。——把宋英掉包，换成小老婆，雷震亦将感拜我于地下，不亦快哉！

　　其一：将江冬秀、宋英等一干恶妇，埋在一起，悬匾如《儒林外史》式大书“死得好！”不亦快哉！

　　其一：看蒋家三代一死二死三死，不亦快哉！

　　其一：请出伍子胥，代鞭蒋介石、蒋经国之尸。不亦快哉！

　　其一：分别对慈湖、大溪父子“陵寝”正门小便一泡，口口念念“卵叫你呷”一句，心想你死我活，不亦快哉！

　　其一：大便时改唱伪国歌：“三民主义，伊党所宗，以祸民国，以进马桶……”不亦快哉！

　　其一：大便时看《国父全集》、《蒋总统集》、《李登辉文告》，以臭制臭，不亦快哉！

　　其一：从来拒绝去“中正纪念堂”，等他年爆破后再去，不亦快哉！

　　其一：看口吃人相骂，不亦快哉！

　　其一：看明星掉书袋，大谈文化，不亦快哉！

　　其一：看离停经期不远之明星大做月经棉广告，不亦快哉！

　　其一：关起电视，从凤飞飞到白冰冰，所有土蛋，都去他的蛋，不亦快哉！

　　其一：得知户籍资料中，胡瓜是上海人、金素梅是安徽人，荒谬好笑，不亦快哉！

　　其一：把土蛋杨丽花干脆变性为男，不亦快哉！

　　其一：看蜜蜂追人，倾巢而出，不亦快哉！

　　其一：看陆小芬穿帮秀照片，脱奶而出，不亦快哉！

　　其一：看议会打架，国骂台骂，脱口而出，不亦快哉！

　　其一：看没去过大陆一步的黄昆辉主持大陆政策，说起话来眉飞眼窜，怪相毕露，如趁机上去，给他一个嘴巴子，不亦快哉！

　　其一：没考过一天试的孔德成主持考试院，在他道貌岸然时也给他一个嘴巴子，不亦快哉！

　　其一：在沈剑虹演讲时、庄亨岱指挥时，一把抓下他们假发，不亦快哉！

　　其一，看懦夫教授们成群结队反对起《刑法》100条，不亦快哉！（我们单枪匹马打国民党时，比《刑法》100条严重的《惩治叛乱条例》横行时，他们在哪里？）

　　其一：看懦夫教授诉说警察凶相，边说边哭，不亦快哉！

　　其一：看考生最后一堂考完出场，买红豆冰棒一根，边走边吃，不亦快哉！

　　其一：看和尚发怒，不亦快哉！

　　其一：看神父还俗，不亦快哉！

　　其一：听日本人说英语，把National说成“那新那鲁”，不亦快哉！

　　其一：使小气鬼破财，不亦快哉！

其一：在假日玉市看土蛋玩假玉，不亦快哉！

　　其一：鬼月买房，连鬼都怕你，不亦快哉！

　　其一：太太小屯，儿子戡戡，别人下海，我们上山；太太小屯，女儿谌谌，上山以后，旁若无人。不亦快哉！（这一条，是1998年新换的。原版：躺在浴缸中，无须起身，用脚趾头开热水龙头，不亦快哉！）

　　在文星时，陶运猷写了一幅中堂送我，中有一句说我“敢违世俗表天真”，他这句诗写得很传神，我的为人，的确如此，“表天真”并不是装小孩、显幼稚，而是真正基于真知和真诚的率性表述，这种表述容或夸大，但非扯谎，也非虚伪，反倒非常“性格巨星”。正因为我自己雅好此道，所以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 George 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在党外时代，我帮黄石城出资的《深耕》写一篇东西，他们给我四千块稿费，我马上叫来人找到黄石城说：“笑话，只给四千，拿三万来。”黄石城果然给了我三万，可是我把这钱转给林正杰当竞选经费了。这就是我“敢违世俗表天真”的动作，态度嘛，不够好，且有“流气”，但极有效，因为别人怕我，所以大家反倒少麻烦。最有名的一件是我为死友小苏（苏荣泉）讨保险理赔的事。小苏跟我多年，搞出版，与国民党斗争，他和黄菊文是第一线人物，功劳仅次于菊文。他跟我多年后，感到自己还年轻，出版业前途黯淡，乃改行去高雄帮“金主”做放债收息生意，方法是把现金借给拿不动产银行以外“第二胎”抵押借款的人。不料一次借给了一批流氓，流氓想耍赖，把他绑去，强迫他涂销“第二胎”设定，他死也不肯，他说如此“金主”将不再相信他，他宁死不受威胁，折腾了一天一夜，流氓们无奈把他放了，可是他心生恐惧，乃去保险公司保生命险。为了炫耀身价，他保了八家，总额高达两亿三千七百九十万，但保后不久，他即在泰北旅游时被枪杀。他的家属向保险公司交涉四个月，保险公司以静待调查为由，迟不肯赔，并且显然有耍赖迹象。他的家属求助于我，我查出八家公司联手拒赔，是由国泰人寿带队的，我乃先找美商背景的两家——安泰人寿和南山人寿，使出浑身“流气”，予以分化、予以摆平。其中南山人寿最逗，他们经理说：“要打官司，我们可以打赢，可是我们不要跟你李先生打，我们愿意赔了算了。”这时国泰人寿态度蛮横，硬带头不肯就范。我乃写信给国民党伪财政部长林振国、伪保险司长陈冲分别警告，根据《保险法》第34条，赔偿金额“保险人应于约定期限内给付之；无约定者，应于接到通知后十五日内给付之”。简单的说，人一死，十五天内就该给钱。《保险法》是所有保险业务的母法，就法律的位阶来说，就像《宪法》一样崇高，保险公司不能以“调查中”为托词，以“逾期部分会付利息”为借口，拖延赔偿。如果赔错了，可以以诈领保险金告我，但不能不先赔。而今天国泰人寿如此蛮横，显系你们保险司包庇所致。我的信当然理直气壮，财政部怕了，给了国泰压力；国泰软了，遂照赔，国泰一赔，其他五家（“中国”、“全美”、“三商”、“国华”、“兴农”）也就投降了。于是全部花了一个月零五天（其中还包括过了一个旧年），两亿三千七百九十万元，全部代小苏家属要到。其中有趣的一个插曲是，我调查保险司涉嫌包庇时，不知司长名字，经查出是“陈冲”后，我在桌上写上“找陈冲”字样。我太太小屯“偷”看到了，笑问我：“你找电影明星‘陈冲’干什么？”原来她把女明星陈冲给想进去了。

　　若说我一路喜欢做穷凶极恶式的“流气”抗争，也不尽然，我也有极动人的做法。雷震《自由中国》被封后，它的作者胡虚一卷入殷海光案，坐牢期间，瞎了一只眼睛。这场冤狱，雷震的老婆——监察委员宋英视若无睹，丝毫不肯援之以手，反在胡虚一出狱后，说没心肝的风凉话。宋英对胡虚一说：“别怪国民党了吧，国民党弄瞎你一只眼睛，但免费为你把另一只开刀，开出来比以前还好用，国民党也不错啊！”胡虚一出狱后，就宿通化街程积宽煤气行地下室，每晚睡觉，要踩着砖头下去，因为地下室淹水。由于他和我在殷海光家有一面之缘，他乃求助于我，我怜其因义受难，乃把他接出“地窖”，全套照料其生活。他说他整理雷震日记，雷震同意他影印存念，雷震如今死了，或可发表在我办的《万岁评论》上，我当然欢迎。不料消息一出，宋英立刻在余范英发行的《时报杂志》上警告，一边说李敖以不正当方法取得雷震日记，一边警告不得发表，否则要告。我看到后大怒，乃声言我不等你告，我先告你！宋英立刻怕了，也放水了，宣称李敖难缠，她不告了。可是余范英这边无法一走了之，被我逮住。我到法院递出状子后，余范英主战，但她老爸余纪忠却力持慎重，派高信疆太太柯元馨和简志信（瑞甫）前来疏通，因为他们两位太客气，不太能准确转达我对余纪忠不满的话，所以我决定写一封信给余纪忠，信中说：

　　昨天柯、简二位，奉先生之命，第四次来舍下，转达先生请我撤回告令爱的讼案，他们一再强调说：余先生说，他对你李先生素来钦佩，多年来《中国时报》也一直给李先生做公正报导，以后还会继续做公正报导。我说：我在十八年前（1966年）也告过余先生，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报，用第三版六分之一的篇幅，单方面报导他的朋友徐复观诽谤我的长篇大论，却不登我这方面的，这是有违《中国新闻记者信条》中“善尽新闻责任”、“公正第一”、“热烈伟大之同情心”等任何一条信条的，这是不公正的报导，余先生恐怕忘了。——这是第一次。四年前（1980年）国民党由王昇带头的秘密小组发动司法斗倒我、舆论斗臭我，利用胡茵梦等人，连番诽谤我，《中国时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的“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出版法》、《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我更正。我当时是以挂号信寄去的，并且打电话告诉了余范英。余先生不能说不知道，这又是不公正的报导，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二次。两年前（1982年）我出狱，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记者揭发监狱的黑暗，那一阵子，反倒是《联合报》登了两边的话，虽然也比例不对，当时《中国时报》登的，却是法务部那边一面倒的骂我的话，这又是不公正的报导，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三次。今年又来了，《时报杂志》又一面倒登宋英诽谤我的话，按照最基本的新闻处理原则，要登，也得向胡虚一和我查证一下吧？可是却全无此等基本手续，就悍然登出，并且一登再登，胡虚一写信更正，第一次是擅删其信，第二次是根本不登，甚至连礼貌上不登的原因都不打个招呼，这未免太目中无人了，这又是不公正的报导，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四次。多年来，每在国民党想用舆论斗臭我的时候，《中国时报》都无役不与，现在余先生说多年来《中国时报》一直给李先生做公正报导，我李先生实在不敢相信。我跟柯、简二位又说：余先生和你们各位，都没做过第一大报的受害人，不在局中，不知其苦；相反的，高高在上，享受官方只许我办报不准你办报的独占，自然就久而不觉其错，余先生说他对我一直公正报导的心理，是我可以理解的，大权在握的人，没人会在内心里使自己不平衡，余先生当然不相信他自己是不公正报导的人，虽然事实上，焦头烂额的总是我们。《伊索寓言》中青蛙向小男孩们抗议，说对你们是运动、对我们是玩命；《聊斋》中蝴蝶向县太爷抗议，说对你是赎罪工具、对我们是虐待死亡。这些对比，都说明了双方立场不同，看法的差距是多么大，我并不奢望余先生采取我的看法，但是我必须使他多少要觉醒到，《中国时报》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清白、那样公正，至少对李敖绝非如此，他的看法错了。我承认余先生说素来钦佩我的话是很诚意的，我承认他对我的理解比其他国民党大员高明得太多，我也承认他在我为《中国时报》写专栏时对我十分礼遇，我甚至感谢我结婚那天余先生余夫人到我家来看我，请我吃饭……但这些私谊，在风浪来时，似乎都无助于双方的毫不容情。多少年来，我在外名誉这样狼藉，拜第一大报的揄扬之赐，恐不在少，而其中波谲云诡，变动无常，也颇足警世。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新闻局长宋楚瑜请我吃饭那次，余先生在座，说《中央日报》曹圣芬连李敖卖书的广告都不登，未免使本党示人以不广，请楚主任向曹圣芬关照：但是曾几何时，第一大报也一样广不起来了。当《中国时报》拒登我的广告，出版社方面请我直接写信给余先生关照的时候，我说何必呢？余先生自己，会不知道吗？

　　我跟柯、简二位又说：在国民党大员中，余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毕业中央大学，又留学英国，1947年出版的《中国名将录》里说他是“年轻、英俊和富有政治家风度的人物”。他少年得志，官拜中将，在我们家乡任东北行辕政治部主任兼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可说是一表人才。但他暗投在国民党的大洪炉里，他就无法不和国民党一样，国民党祸国，他有份；国民党丢掉大陆，他有份；国民党办报害人，他有份。他的身世，真令我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之感，我真为他可惜。请你们二位转告余先生。

　　柯、简二位面有难色，我笑着说，在《中国时报》的畸形权力结构下，我真怀疑你们敢把我的话转告余先生多少，但是余先生不明真相，他又何从知道他错在哪里呢？

　　今天凌晨4点就醒来了，我躺在床上，对自己说：我跟余纪忠交情一回，还是由我亲自写封信给他吧！于是我就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把对柯、简二位谈话的内容写得更精确一点、仔细一点，就是上面这些话了。

　　去年1月30日，我发表《给黄少谷先生的又一公开信》（收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九册），最后说：

　　……回想半个世纪前，新闻界没有封杀你，因为你可以办报，“军阀”允许任何人办报，可是在“大有为政府”的今天，反倒不能办报了；又回想半个世纪前，司法界没有被这样污染，国民党员罗文干遭到政治迫害，“军阀”允许司法方面不配合，可是在“黄少谷主持司法院”的今天，司法方面的“言之痛心”，反倒愈来愈重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新闻界和司法界，半个世纪来，是不是开倒车了？

　　问题已不在开不开倒车，问题在即使开倒车，还能开多久？少谷先生，你八十开外了，你和你的同党尽管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但是你们的子孙应该知道，我真不愿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老套来劝你们，但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铁律，究竟还不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老人所能推倒的，你们总该避免殃及子孙吧？

　　如今，在倒车日甚声中，我们本该不要再结怨的人，却又周而复始，又来结怨，并且“殃及子孙”，是由先生的第二代出面，参加斗臭我了，我真觉得意不能平。回想十八年前，我到法院告先生，国民党法院为了开脱先生，竟推翻文明国家法例、推翻自己二十二年院字第1143号解释例，说先生是发行人，所以无罪；如今我告先生第二代，自知结果如何。先生当然知道我绝非笨到妄想在此时此地法律上还我公道之人，先生当然知道我不过在留下历史记录与时代罪证。先生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与我结怨，以为子孙之余殃？我真对先生之不智，为之叹息。国民党的悲剧性格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总是高估了自己，错估了敌人。在大陆错估了共产党，所以到了台湾；在台湾又把我们看扁，所以好像总把我们吃定。其实如日中天的汉武帝，都吃定不了司马迁，而被司马迁遗臭万年；何况是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当然国民党不怕历史、不怕异己，但对为子孙余殃，总有所怕。陶百川日日大声疾呼请种善因以留善果，但他自己却举家放洋以为趋避，其内心之明智与恐惧，可知矣！我今天做法律游戏，告先生的第二代，官司事小，象征事大。即我们这些国民党统治下的受难者，决心有同第一代斗争后又同第二代斗争的准备，结怨相报固然令人不快，但是只要国民党执迷不悟、欺人太甚，我们又有什么选择？遗憾的是，对我个人说来，我真的“不愿与余先生结怨，因为余先生毕竟是国民党大员中最能欣赏我的人”。但事实演变，先生人在江湖，竟前后四次，以不公正对我，甚至有甚于《联合报》，纵有旧交余情，亦云寒矣！我遗憾要以先生父女为斗争选择之一，一如先生父女选择跟我过不去。我真的感觉到，在政治壁垒的对峙下，甚至仅存的最后一叶都要飘零以去，在火光中、在爆破里，为时代的无情，留下悲怆的见证。我本想尽量抑制自己，留下一个例外，但先生逼得我没有选择，我只好备述原委，以供先生反省之资。这是我给先生第一信也是最后一信，长与先生，生死辞矣！

　　这封信是1984年2月5日清早写的。写好后，我拿给黄怡看。深知余纪忠的黄怡说：“要这么麻烦吗？以余先生那么聪明，我去跟他说就好了。”果然黄怡越过“柯、简二位”，开辟第二管道，见了余纪忠，余纪忠照我开的条件，道歉赔款了事。为了给余纪忠面子，我请黄怡带去三幅不错的画，半开玩笑请黄怡转告：“余先生别以为自己吃了亏，如不喜欢这三幅画，可卖给蔡辰男的国泰美术馆，包余先生还可赚一票。”就这样的，黄怡捧了书面道歉和四百万现金过来，我抽出十分之一，送给黄怡，黄怡不肯收，我说：“算余老板请客，你没有车，你去买辆汽车吧。”她笑起来，勉强收了，真买了新车，变成汽车阶级了。后来胡虚一看了这封信，对我说：“李敖兄啊，这才是好文章啊，你可以写不骂人、不粗野的文章，而能把意见表达得深为得体，那么动人，为什么还要写其他那些骂人的、粗野的文章呢？”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不少我快意恩仇的背景，但究其原始，这笔财路是我好心帮助胡虚一而来，义助朋友于先，才有“财富逼人来”于后，这也算是好心好报的因果关系。这一事件后，或许有人说，你这样对余纪忠，那《联合报》的王惕吾还不一样是报阀，你对他是不是反倒优待了？其实没有，我揭发过王惕吾为美军开妓院的事，扬他丑扬到这种地步，这是优待吗？凡是报阀，我都不放过，连小报阀——林荣三，我都“小的也要”呢！梁子最早结在林荣三的《自由时报》乱登消息，说：“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娶媳妇时，李焕夫妇破例到场祝贺。席间，李敖突然出现，并和李焕亲切拥抱，引起现场一阵骚动。”看到《自由时报》，我很困惑，因为我不但早已多年不参加婚丧喜庆，并且与我们东北籍的什么立委、监委、国代之流根本没有来往，不但没来往，我还写文章一再骂他们呢！不但不认识的我要骂，认识的也照骂不误，梁肃戎被我骂得狗血喷头，就是显例。立委石九龄且是我三姐夫石锦博士的爸爸，于我是亲戚、长辈，我也照骂不误。如果真理所在，我因为对方是同乡、是亲长，我就放水，那李敖还叫李敖吗？我根本不认识“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及其血亲姻亲，又何从“突然出现”什么婚礼之上？何况，我一生美女都拥抱不完呢，谁要去拥抱李焕？也许有人以拥抱国民党大员为荣，我却深以这种不实报导为辱。《自由时报》实在太乱来了，因此我请来郭鑫生律师，把它告到法院，可是没告成。但我没完没了，又逮到它诬指我开车闯红灯，就凭这么一句话，我又请郭律师告到法院，地方法院法官谢碧莉判林荣三赔我十万元，我嫌少，上诉以后，高等法院法官吴欲君、王立杰、陈博享在我的依法纠缠下，判他再加四十万，今年7月6日支票开过来，连同利息一共赔我五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五元，可见我如何快意恩仇！原因简单极了，就是“林荣三，大土蛋。讨厌你，跟你干。逮到你，法院见”。如此而已。

　　美国绰号“褐色轰炸机”（Brown Bomber）的重量级拳王乔·路易斯（Joe Louis），从1937年到1949年，独霸拳坛十二年。他临退出江湖前，到台湾做过一次表演赛，美中不足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没有可堪一击的对手能配他一战，他在台上，表情只是一片索寞。一个不量力的美国军官颇有拳名，上台跟乔·路易斯比划，可是拳未伸出，人已被撂倒，乔·路易斯表情继续索寞——他索寞，因为在这个岛上，没有真正可堪一击的“敌人”。乔·路易斯来时，我正念中学，看到报上对他的描写，我茫然一直难忘；可是多年以后，当我在文坛上独霸之余，我想到乔·路易斯，却又恍然若有所悟。乔·路易斯在美国，有一次与朋友们外出，途遇有眼不识泰山的小子们寻衅，小子们打过来，朋友们打过去，但是大家交手，乔·路易斯本人，只是闪躲而已。朋友们大叫老乔你怎么不打，乔·路易斯说：“我这一拳多值钱啊！怎么可以用来打这些小子们。”乔·路易斯说这话的时候，也可想到他的索寞。——上台的“敌人”固然不堪一击；台下的小子们，他也不屑一揍啊！我在台湾文海称雄，有一点对乔·路易斯自愧不如的是，我有时要在对方太不入流的时候，为了开道过路，也会挥拳施教，“打这些小子们”。并且，总是擒贼擒王，是狗就找主人，是和尚就找庙。做主人的、做庙的，别想藏在身后，我一定把他们揪出来打。有人问，你李敖不是也说过：“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吗？为什么你还一再做这样的事？我的答复是狗咬着你不放，你怎么办？只有先把狗弄开再说。就像孙悟空对上二郎神，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好了，可是二郎神带了一条狗，先放狗来咬他，怎么办？总得先解决狗的问题才行啊！可是解决狗的问题又不够，最后只好打成一团了。1991年，潘君密（大风）写《美丑与得失》就有这样两段：“昨（4月17日）晚看了美国国家电视台（ABC）采访新近自大陆逃出的暴乱分子柴玲女士的节目后，使我立即想到……李敖先生的名言：‘我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台湾的微不足道而小化了！’同样道理，柴玲之所以受到美国传播媒体的重视与利用，正说明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套李敖说的话，那就是：‘柴玲的一切，都因为中国的强大而大化了！’李敖反国民党，著作等身，英勇盖世，积三十年之努力，竟不如柴玲小姐拿着小扩音器面对洋记者一夜之间的哭哭叫叫。其间道理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李先生选错了对象，好比唐吉诃德去斗风车；而柴女士风云际会，正好当了中、美两强政争中的一个码子，所以一夜成名。台湾太渺小，小得死活都没人理；中国太伟大，大得掉一根毫毛都被人拾起来当活宝，这一点对搞反对的人而言，是非常之重要！尤其对柴玲而言，更应该对她所反对的强大的祖国，深怀感激。”柴玲到外国后，写信给我、打电话给我，我也以在大陆、台湾的努力与收获悬殊为言。我说我们在台湾四五十年的努力，在动听上，赶不上你们四五十天在北京的动作，原因无他，台湾太小了！国民党太小了！

　　虽然如此，我仍旧自勉我自己一段话：“当它变得什么也不是，你跟它同在一起，你也变得什么也不是。你不必对殒石做什么，如果你不与殒石同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普遍性永恒性生命性的工作吧。”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也是我余生的方向。我一生的计划是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作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我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我却一个人完成它。这是我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有大帮助。也许有人说：“你做的，好像是最后审判？”其实不一样，最后审判是人类的愚昧已经大功告成、已经无可挽回，只是最后由上帝判决而已。我做的，却是一种期中结账。结账以后，人类变得清楚、清醒，可以调整未来的做法和方向。所以我做的，跟上帝做的不一样，我们只是分工合作。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而我却管中间，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检讨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内。

　　十二年前，当刘会云去了美国，我想起龚定盦“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的句子，感而有诗，写了一首《残棋》：

　　不必有惊天号角，

　　不必有动地鼓鼙。

　　无声中，我们作战，

　　在泥里，一片春泥。

　　哪怕是好花堕水，

　　哪怕是落红成离。

　　只相信此心一念，

　　一念里多少凄迷。

　　明知你——你将远走，

　　明知我——我志不移，

　　明知他——灰飞烟灭，

　　也要下这盘残棋。

　　如今，残棋已毕，我这国手也虽胜犹辱，势将以垂老之年，做台风转向。我决定把我自己期中结账，写《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双双以告苍生。当年司马光曾自豪：“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我写《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也庶几近之。有些看似私事细事，且事涉他人或第三者，但我以“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的坦白，都给写出来了。此司马“光”之心，路人皆知也，甚至我觉得，我比司马光还司马光。因为司马光还恤人言，为了有人说他迟迟不把《资治通鉴》完稿是为了图利，他乃匆匆写完，以致五代部分写得草率。我呢，绝不怕人说话，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才真正是“君子坦荡荡”的作风。正因为我相信司马光的自豪标准，因此我写出了任何中国人都不敢坦荡为之的一面，若有人大惊小怪，我倒建议不妨看看英国文学家哈里斯（Frank Harris）的自传——《我的生活与爱情》（My Life and Loves）。比起他那“西洋金瓶梅”式的记录，我写出的，不但只是大巫面前的小巫，并且简直不够看了。

　　我从1949年5月12日登陆台湾，一天也没离开，转眼已满五十年。一个外省人，五十年在孤岛上，一天也没离开过，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外省人，“残山剩水我独行”，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下，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在所有斗争中，总是以人不可及的大人格、大节操、大头脑、大才华、大手笔、大刀斧、大有为和大不敬，去斩将搴旗，外加踹走狗、小卒一脚。——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都可成为我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我是独行侠，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画饼楼主在《台北日记》中说：“对整个知识界、思想界来讲，李敖才当得起真正的孤星，因为他耐得住寂寥，忍得住高处不胜寒。”正因为有这种气魄，所以我不为“时髦”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在往矣以后，回头以先知姿态，作弄别人。别人永远跟不上我。别人是羊的时候，我是老虎；别人变成了老虎，我又是武松。这样的外省人，在这样的孤岛上，岂不是怪事么？

　　亚历山大大帝见到思想家狄阿杰尼斯，自负的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我是狄阿杰尼斯。”而我的自负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我是李敖第二。”五十年在台湾，我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虽然如此，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严格的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才少一点怒容、多一点苦笑。

　　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陆是李敖的乡土，但我不在其内；台湾是李敖的乡土，但我被见于外，不过，对我说来，在内与见外，皆属过眼烟云，总归中国是我的乡土，在这乡土上，大陆也好、台湾也罢，对我都是一样，我的终极是在无何有之乡、在广漠之野、在中国与人类的历史上定位。在那定位深处，我英灵不泯，也会蓦然回首、回首“向来萧瑟处”的台湾、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台湾，而有以浑然一笑。——我会自语：“那个孤岛吗？我曾经住过五十年，从青春到老去，我都在那儿．那是一个奇怪的岛，不论我住多久、不论我多少快意恩仇，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虽然如此枯寂，我还是忘不了它！”

　　1998年8月7日清早，在中国台湾写

（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毅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大体解剖”，然后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除嘉惠医学教学及研究外，恨我入骨者亦可髑髅相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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