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 目录
  • 《我最难忘的事和人》自序
  • 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
  •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
  • 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
  • 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
  • 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
  • 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
  • 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
  • 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
  • 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
  • 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
  • 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
  • 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
  • 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
  • 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
  • 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
  • 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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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事和人》自序

这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共收有十六篇文字。前面六篇，以事为经，包括：一、《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潭畔寻思录》、二、《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陈璧君到陈碧君》、三、《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中兴湖》、四、《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五、《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六、《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书店之死 》；后面十篇，以人为纬，包括：七、《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我所知道的施启扬》、八、《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裴老爷子》、九、《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郑南榕研究〉自序》、十、《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为宋希濂将军出书经过》、十一、《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十二、《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十三、《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 》、十四、《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我所目击的小“反共义士”曲军成》、十五、《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病房里的哲学家——介绍〈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十六、《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以经纬分编事和人，只是为了方便，事实上，事和人是很难分得太清的，也没有必要分得太清。

这十六篇文字，主要是我“走过从前”所余旧作的一部分。我的旧作，虽然已因国民党伪政府统治力衰微而松绑，但是政治上的松绑并不等于世道人心上的解禁。在许多方面，世道人心已被多年辐射而污染，读者其实比以前还混蛋，品味能力也已大坏，我怀疑还有多少人配读李敖的文章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欣然一册册重定我的旧作，以垂久远。这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就是行远自迩的一些起步。“远路不须愁日暮”，在日暮的岁月，我笑着走上前去。路上偶有难忘的人事在我记忆里闪过，也算是远路上的一些插画，虽然那些画面，早已是过眼烟云。我已行年六十，我的兴趣在未来的晚境，不在过去的烟云。我在烟云里走过，它们在我背后，但对读者说来，它们正该是天边的远景。这一真理，我真希望读者能知道。李敖写书和读者读他写的书，有不同的分际，一如先知者和追随者的分际。读了以后不能看到远景，这种读者就太笨了。

199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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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

——潭畔寻思录

　　好久好久没来日月潭了，今晚竟在日月潭睡了一夜。

　　所谓一夜，其实是半夜。因为清早一点就起来了，起来做工。我的做工，就是读书写作。杜甫诗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的真目的，乃在于“下笔”，“下笔”就是写写写。光读书而不写作，只为消遣或进学而读书，我是不来的。我从不为消遣读书，有人问阎锡山每天做何消遣，阎老西回答说，我不觉得人生有什么好消遣的。这话真逗，热爱工作的人，工作时间还不够呢，又消什么遣？至于为进学而读书，对我几乎也是过去。我过去读书无算，一生中除了入伍训练和入狱被疲劳审问一段时间外，没有一天不读书，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学问已经成精，除了极特殊的新书外，几乎无须再读任何书了，只消把我过去读的书给遣出来，化为文章以利苍生，就功德无量了。

　　有时候，我未免起疑，我感到一个人，一生读了像我这样多的书，是否有必要。一个人活了一生，总不该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上吧？在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看高山族民俗之舞，“姑娘美如水”、“少年壮如山”，他们是那样自然、那样原始、那样王阳明式“束书不观”（把书捆起来不看），岂不也好？他们那种九族，是载歌载舞载欣载奔的九族；而我的九族，却是古书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九族，两者相较，他们是活生生的，我却是死沉沉的啊！

　　当然，高山族的活生生，也付出了他们的代价。他们不读书，缺乏洋书中所谓“知识的力量”。—旦世外桃源侵入了挟有“知识的力量”的外来人出现，他们的命运，便被注定。——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中国人登陆台湾，对九族巧取豪夺，整天搞各种尺寸的“二二八”、各种号码的“清乡”，最后，九族被逼到高山上去。这些中国人，霸占了台湾。其中有数典忘祖、也忘了高山族之祖的人，居然自称起台湾人了，居然把后来的中国人叫做中国人了。人间蛮不讲理的事，中外已多，但蛮不讲理到这种滑稽、抹杀事实、而又脸皮奇厚的程度，恐怕就只此一家啦！

　　我静静坐在看台上，在热闹的气氛中，静静看着每一幕民俗之舞。其中赛夏族的矮人祭，却带给我一片暮色与苍茫。舞台上有四位舞者、看台上有四百位观众，在谋生上、在艺术上，舞者各尽所能；在欣赏上、在“消遣”上，观众各取所需，但对我说来，我感受到的，却不在这些，而在一个弱小民族的凄凉与哀恸。那种音乐、那种画面，深深的淹没了我，我不相信舞者和观众能有我那样深刻的反应，因为那种反应，只有对那种弱小民族的衰亡历程颇有所知的读书人，才能别有怀抱。英国历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在半岛旧迹，听到钟声，凄然而起芜城之悲、发愤而写衰亡之史；如今在我眼前的，没有古罗马的旧迹芜城，有的却是活生生的衰亡之舞，舞者不知他们以民俗传承自己苦难；观众不知他们以掌声赞美人间不平。这一对比，更令我想东想西不已。

　　九族文化村中，把各族的茅屋、谷仓、鸡窝、猪舍、用具……都一一陈设，并以各族老者，着其衣冠，不异昔时，以广招徕。老者或编织、或吹奏、或木雕、或打盹，用缓慢的动作，在陪伴着他们残余的一切。他们实际已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时间——为他们停滞的时间。他们来自过去，生活在过去，过去在他们前后、在他们上下、在他们左右。以过去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的祖先失败了，背对他们而去；如今，他们面对过去，背对这个世界了，但世界还是敲他们的背，要他们交出民俗、雏妓、劳工和老人。

　　在卑南族的架空茅屋底下，一位老男人在木雕，一位老女人在编织。他们身边，挂着几把木雕的厨具在出售，一件木雕的彩色小船，孤零零的放在地上，一条小浮签贴在凹面里，上写“五零零”三个数字。五百元对他们已经是大数目。我满怀歉意，把这条彩船买了下来。它不是复制品，它只是复制了高山族祖先的观念。那观念里没有诺亚（Noah）式的方舟，在世外桃源的世界里，他们根本没有以方舟逃世的观念，只有载浮载沉的彩船，去供他们徜徉。如今人船已杳，只留下这一木雕了，木雕虽小，可以喻大。

　　从午夜写起，已近黎明。在潭畔寻思，已近尾声。我即将重返台北，去面对那个我宁愿背对的世界。

　　198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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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

——陈璧君到陈碧君

前年在清华大学讲了《清华生与死》、去年在淡水工商讲了《淡水深与浅》、今年在师范大学讲了《师大新与旧》。本来想去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的，大概风闻我这恶客话没好话，所以没被邀请。但是，交通大学看中了我，要我去讲，我决定讲《交通快与慢》。这场演讲，早在几个月前，就由对方跟李敖出版社的小苏约好了，小苏通知我，我漫应之。

到了上个月，对方要我去讲了，我却意兴阑珊了，小苏没法，乃又通电话又打电报又写快信，表示歉意，告诉他们李敖先生不能来演讲了。

12月4日晚上，出版社转来一封快信，是交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学术部长陈碧君写给我的，信中说：“11月份您之未能莅校演讲，同学们均深表遗憾，一致要求再度邀约。……您的拨冗光临，将令我们的活动更形生色。”我拿着信，深感自己不对，上次约得好好的，竟不去讲，这次一定要补过。于是我亲自挂电话到新竹。在电话中，陈碧君声音轻微而平静，她细腻地向我说明了演讲活动的细节，真像一个学科学的。她的说明使我愿意前往。她由我选时间，我选了12月21日。

陈碧君再来快信，对我表示感谢，并寄来我要的校方资料，“如有不详尽处，我们可以再补寄进一步的资料。”并告诉我：“12月21日（四）下午约四点半，本校同学吴彰明会至您处接您至交大。”后来又打电话到出版社，改为四点，以便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请我吃饭，并参观校园。我对这位小朋友办事的周到、细心，有了很好的印象。

我厌倦繁华世界，我的凯迪拉克轿车早就卖掉了，我很少出门，出门大多健步。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华演讲一样，还是请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一起去。本以为交大同学吴先生一到，就出发。但是当天下午四点到我家，坐在客厅中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吴先生，还有一位许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陈碧君自己。

我的习惯是，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友善的带他参观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间。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国人藏书藏资料的冠军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与惊异。我们小聊了几句。陈碧君短发、清纯而秀丽，她戴着浅框眼镜，镜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识上的深度。念的是电子物理学系三年级，那是博学的我，却一点也不懂的学系，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异数，何况物理头上又带电子的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给她看，我说：“汪精卫的太太也叫陈璧君，不过璧字和你不一样。”不料她却说：“我的名字，原来也是那个璧字。”她的话，使我感到她对跟她同名的前辈女士并不陌生。我猜想：这一由“璧”转“碧”的过程，也许是一种有意的回避。

我把“陈璧君”放回书架上，陈碧君站在我的背后，我觉得我正夹在两代的陈璧君里，我的时间感、我的历史感、我的现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时都云集在我的思绪里。两百年前一个退出情场的单身汉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在罗马做芜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发现他背后的钟摆，是静止中的唯一动态，那动态带来了古今时间的连锁、也带来了生命。深刻的对比，使他发愤写下一代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对第一流的历史家说来，那种深刻的对比是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历史将没有生命，而过去只是枯骨。

没有人知道我在两代陈璧君之间，正云游回来，包括我背后的陈碧君自己。我们一起下了楼，分坐两车，前往新竹。在车里聊了许多天。细雨中到达交大，夜幕已垂。小朋友们摆了一桌酒席招待我。陈碧君发现我不喝非自然的果汁，特地陪我去找白开水。她待人细心亲切。唯一的小女生，被许多小男生包围着，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如果我晚生三十多年，置身交大，我想我也会追随她，并且把小男生们一个个撂倒。

演讲前，在细雨和夜幕中，她陪我走在校园的路上，对我说：“李先生，这条路有一样特色，就是它是循环的。你走下去，会又走回原点。”我回答她：“这样也好，你永远循环，永远不会迷路。”

演讲的情况还不错，为了答复问题。两个小时外，又延长了二十五分钟，前后都由陈碧君主持。在演讲中，我带听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我始终在两个世界。陈碧君坐在左边第一排，我几次称她做“陈部长”。她的笑容是优雅的，我想，《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中那只猫如果看到，一定剽窃她的笑容。

回到台北，已近子夜时分，我站在书架旁，又回到了原始的“陈璧君”。那位陈璧君生在一百年前，死在1959，她死后十年，这位陈碧君才出生，她们两位除了同名、除了同乡、除了同是优异的女性，萧条异代，其实无一相同。但在我的思绪里，却从下午四点以后，一直把她们联想在一起。在书房里、在汽车里、在餐厅里、在贵宾室里、在演讲时的思绪起伏里，这种联想，都间歇未断。把她们联想在一起，比拟或属不伦，陈璧君已作古，陈碧君却在世；陈璧君平平，陈碧君却可爱；陈璧君死于忧患，陈碧君却生于安乐。……她们乍看起来，没有相同的基点，但在历史家思想家的透视里，在苍茫之间、在生死线外，基点却是一个。陈璧君是中华民国的建国者之一，在波谲云诡的变化中，中华民国对她有了奇特的对待，把她关进牢里。当中华民国在大陆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替了牢狱的钥匙，要她悔过，就放她出来。她说她无过可悔，终以七十之年，老死狱中。那一代的革命先行者，为了理想，她之死靡它，甘心殉道；而新一代的陈碧君，她却把青春朝向着新的理想。前后的理想，容有不同，但在两代交织之间，她们的优异与执著。又岂不是一种冥冥中的重叠？陈碧君早生百年，也许正是革命先行者；陈璧君迟生百年，也许正是交大学生。这种重叠，恰像那西方名著《她》（SHE）中的千年女王。当一旦法术失灵，她本人由红颜到白发，即在指顾之间。这种玄黄乍变，又岂浅人所能觉察？

如今，书架里的陈璧君，百年孤寂。身陷黑历史中，尘封于过去，而校园里的陈碧君，青春鲜活，身穿白夹克，在胸前红底蓝字的牛津（OXFORD）图案中，开展她的未来。

既伤逝者，行念人也。我庆幸历史不再循环，那令人痛苦的循环啊，使人迷路。

1989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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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

——中兴湖

美丽的大学都有湖，从清华大学的相思湖，到燕京大学的未名湖，都是有名的。中兴大学也一样。并不美丽，但于湖则一。不过，在命名方面，它既不寄于相思，也不晦于未名，而是政治性极强的诉求——以中兴在望，因以为名。

中兴湖的造型以中国地图为蓝本，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大陆，配上千分之三的台湾，隔“陆”挖空，各注以水，形成完整的中国。乍看起来，神州不是陆沉而是水没，怵目惊心，令悲观者不无沧桑之慨，但是，对乐观者说来，当他站在台湾“陆”峡，左顾右盼，又何尝不起地质学上三叠纪的遐思？遥想那一年代，台湾与大陆根本尚未分割，台湾海峡根本就是陆地，中国早就统一于地理之内。如今，当你站在中兴湖的台湾“陆”峡上，举目虽有河山之异，但异中求同、同中求远，你不妨从悲观转为乐观，发现中国本就是如此。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观之，多少陆沉、多少水没、多少聚散、多少分合，岂不正是亿万年来正常的表相？自地质学看来，天大人小，人世的沧桑，在宇宙的沧桑面前，已经渺小得不算什么，变得“曾不能以一瞬”；但是，宇宙的沧桑却是雄伟的、瑰丽的、多彩的，苏东坡说“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这正是宇宙沧桑的气魄。对比之下，人世沧桑的变局，就显得卑下而猥琐，出将入相、江山易主、百年世事、长安弈棋，实在不值得那么悲观，反倒是宇宙的玄黄乍变，令人终起乐观之想。——在造化眼中，人世虚幻，终归空无；但宇宙不灭，得涤万染。造化弄人，岂不值天帝一哂、如来一笑？哂笑之间，乐观在焉。

中兴湖是一个普通的湖，正因它造型特异，所以引人遐思，使人赋予它不凡的感受。沿湖漫步，在清早，你感受的，是处处动态，湖边人们三五成群，或奔或跑，湖上则是白鹅戏水，载浮载沉，相映别成图画；在午间，你感受到的，是处处慵懒，人们倚石小寐、白鹅蜷卧成眠，清风徐来，水波难兴，仿佛湖亦有情，不无睡意；到了晚上，你感受到的，是处处静谧，情人寄语，白鹅静浮，月光如水，水中见月，虽有蛙声初唱，但令人不觉嘈杂，反有“鸟鸣山更幽”的感受，没有蛙声，好象反倒衬不出夜色与幽静。

在这些感受中，你会因它的造型特异而别有遐思，遐思到“无何有之乡”、遐思到“广漠之野”、遐思到庄子那种境界，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你的境界会提升，提升到不止是沿湖漫步早、午、晚看人看鹅的层次，你会遐思到探索宇宙观的层次，因湖寄情，因情交感，而别有所托，在湖滨之外。

八百多年前，朱熹与陆象山于江西铅山县有“鹅湖之会”，在鹅湖之滨，做宇宙哲理的重大辩论。陆象山说朱熹思想支离，不能直指本心；朱熹说陆象山自信太深，不能客观察物。两人不欢而散。但是，“鹅湖之会”的底子，在六年后还是拉近了两位哲人，陆象山在江西星子县白鹿洞应邀为朱熹的学生讲课。陆象山口才过人，讲得朱熹的学生为之泪下。后来陆象山死了，朱熹带学生去吊祭他，成为“鹅湖之会”后的一幕绝响。

从中国的鹅湖到外国的天鹅湖，湖滨的美丽总要有白鹅来陪衬。中兴湖的景色，不能跟世上许许多多名湖相比，但是白鹅在兹，却又使一切改观。从白鹅身上，人们看到了美丽、优游、安稳、认真而原始。这些特色，岂不正是古今哲人所向往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动物，长守湖边，恰为中兴生出无穷颜色。你以为白鹅何知，但白鹅又何须有知？白鹅本身与宇宙合为一体，合得比“天人合一”还来得斧凿无痕，在湖边看它们、看它们，我们会变得相形自惭。古人写诗说：“输与仙都吉居士，一帘山雨听鹅经。”在白鹅面前，人类是输家、是失败者。人类要中兴在望，方能自足，但白鹅呢，它以中兴为湖。——中兴不须远望，中兴就在它家里，它就在中兴家里。白鹅在兹、中兴在兹，人们只是中兴湖的过客，真的主人，原来正在那里。

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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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

——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

四十二年前的6月23日，一个14岁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惩治叛乱条例总统20日明令公布》；四十二年后的5月18日，一个56岁的饱更忧患的异议者，看着当天的《中央日报》第一版，标题是《立院通过废止惩治叛乱条例》——四十二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

在前后两次中央日报的标题之间，他曾肤尝身受这条例的威力，他被抓到国民党的黑狱里，用这条例，初判他十年。十年，对人的一生青春说来，算点什么；但对这条例而言，不算什么。这条例中，死刑累累、无期徒刑累累，十年以上，已是宽大之至了。光在戒严期间，就有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个案子，在这条例的铡刀边缘走过，多少人伏尸法场了、多少人坐穿牢底了、多少人因被判十年还感到庆幸呢！谁还要埋怨十年太长啊！

那个被初判十年的人，他是谁？他是千千百百这条例受害的血证人与见证人，他既是别人，也不是别人，他是我。

在这条例废止之日，我拿起前后两份《中央日报》，摆在一起，感到国民党这两份党报，正横跨四十二年的午后黑暗，搭配成一幅绝妙的血色黄昏。

在血色黄昏中，我逐渐老去。夕阳是无限的好，但是，你跟你的敌人都将归于黄昏，只是在“慈湖”、在“大溪”，他们先走一步。他们死了，你也老了。其中玄妙很多，但是，纠缠其中的赫赫苛政，首事之法，就是这条例。

国民党文工会头子同一天宣布：“为配合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党政部门对不合时宜的法规均在全盘积极检讨之中，《惩治叛乱条例》的废止亦为检讨法规的其中一项，且早已展开有关废止的作业，并非因‘独台会’一案件及受外界压力而让步。”我看了，笑了，淡淡的笑了。任何人都相信他在说阿Q式的谎，我却笑着相信他说的，又何尝不真？这条例，的确已因“不合时宜”而变得大而无当了。——国民党已经秋风无力，它还敢照这条例判谁死刑、判谁无期呢？既然刑期重不下来，回归《刑法》第100条，岂不完全够用了？除了共产党入境等芝麻问题，带给国民党一些不便外，这条例的存在，只是秋风肃杀之气的一股象征而已。如今，高速废止了这象征，岂不也得顺水人情的好处？我笑了，我笑那些以为这条例废止，国民党吃了败仗的说法，持这种说法的人太天真了！——废止了又怎样？有《刑法》、《国安法》等继续坐镇把关，办人还愁缺法律吗？

天真的人还赞美立法委员的快速废止这条例的行为，我又笑了。这一行四十二年的条例，三个小时之间即可二读通过废止，足证立委众志成城，把恶法摧枯拉朽，易如反掌。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立委们过去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坐视四十二年、三十二年、二十二年、十二年，乃至二年，让这条例肆虐横行，哭了一家又一路，杀人如草不闻声？

天真的人又赞美废止这条例得力于教授与学生的抗争，其实，教授是作秀的、学生是娇嫩的，看看过去五四的中国大学生、看看眼前五四的朝鲜大学生，就知道人家是玩真的，台湾大学生玩的却是家家酒。坐在校园里、坐在车站里，一切功夫，只是坐而已。学生运动要靠坐功，这是《肉蒲团》的和尚功夫、这是“坐坛子”的妓女功夫，不是大丈夫干的事。但是，这些小表哥小表妹既然出来了，还是该肯定他们一下。他们的功劳也是有的——他们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

四十二年过去了。我又笑了，淡淡的笑了。我翻开市井的劝善书——《四十二品因果史》，抄一段小诗，以遣我怀：

本来面目无一物，

万物难煞本来真。

火不能烧真空体，

水不能盖其人身。

作为水来火去的人，我高兴我走到现在、走过从前。这条例像是一条枷锁，但是，最后赢的，是他死我活。没有了蒋家王朝，枷锁已是不真。“真空”“真人”又笑了，他笑他们都是假的。

1991年5月18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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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简称AI）成立三十周年了。

为这个组织播种的人，是英国的彼得·班纳森（Peter Benenson）。彼得·班纳森是一位人权律师、犹太裔的天主教徒，夙有“梦想家”和“圣人”之称。1961年，他目睹一群葡萄牙学生歌颂自由被捕，判七年徒刑，他深受感动，这一次他不再沉默，兴起呼吁全世界都来关切政治犯的念头，如同当年美国释放黑奴、苏俄释放农奴的运动一样。于是他跟好友马丁·恩纳尔斯（Martin Ennals）、艾瑞克·贝克（Eric Baker）发起“1961年大赦请求”运动，目的在为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寻求公平审判、寻求庇护权、寻求就业机会（政治难民），并借国际舆论促进发表自由。他们的提议，很快得到律师、记者、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响应，透过深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观察家》的宣传，并于伦敦成立特赦小组，每组认领（Adopt）三名良心犯（这是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得到灵感，所以规定三人）。通常是共产国家、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各一名，他们照顾政治犯家属、向拘禁犯人的政府写抗议信、不断写信给囚犯，使犯人明了在遥远的地方，有人关怀他的痛苦，直到帮助他获得自由为止。这些救援行动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宗教、种族的界限，具有国际性。截至该年年底，比利时、希腊、澳大利亚、瑞典、挪威、瑞士、法国、西德、爱尔兰、荷兰、英国、美国纷纷以行动支持，并正式定名为“国际特赦组织”，成为永久性、全球性的人权机构。这机构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的被举世肯定，可见一斑。

今年5月28日它成立三十周年，路透社报导说：这个世界最大的独立人权组织，三十年来，始终不遗余力的为“良心犯”的获释奔走，而且正默默地将触角伸入更广泛的地带。

　　今年，AI终于在其多年来大力挞伐的苏联建立资讯中心，并首度获准派遣一名观察员进入北韩参加一项会议。

　　AI成立三十年来，一共调查了四万二千件良心犯案例。

　 AI目前在一百五十个国家拥有一百万名义工，这群热心维护人权的义工，不仅经常写信给身陷黑牢的良心犯，为他们打气，也不断致函给各国政府，呼吁他们公正、快速地审理政治犯案件，并终止刑求、处决政治犯。

　 AI秘书长马丁表示，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最大意义，即在于这一群挺身而出对抗不公义的平凡人的贡献已获得肯定。他说，AI援救良心犯的行动，端赖见义勇为的热心人士偷偷将各国违反人权的资料送交AI。

　 1961年，英国律师彼得·班纳森在伦敦《观察家》报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的犯人》的文章，唤起了世人对那些因政治或宗教理念而下狱的人士的注意，也催生了以解救良心犯为宗旨的AI。

马丁骄傲地说：“施暴者再也不能虐待良心犯，而自以为牢墙外的世人不会晓得他们的罪行。”至于AI近期内的工作目标，马丁表示，他希望印度能让该组织调查旁遮普省及克什米尔的人权情况，也希望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中共能和AI展开对话。

路透社这一报导，引起我一点回忆。在我第一次政治犯坐牢前，先被国民党情治人员“跟监”十四个月。在被“跟监”的日子里，马丁到了台湾。魏胖（魏廷朝）、老谢（谢聪敏）到我家，约我一起去看马丁。我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我的话，魏胖、老谢都认为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来，登门拜访，“行客拜坐客。”于是，就约定一天晚上来。当时我虽处境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我请小情人小蕾给柏杨太太艾玫打公用电话（我家的怕窃听），问她愿不愿意跟马丁见见面，电话中艾玫说她愿意来，可是到时候，她爽约了，为什么爽约，我至今还不清楚。虽然如此，但我们都知道艾玫在柏杨被捕后，帮了柏杨极多的忙，只是柏杨忘恩负义了。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那时跟踪我的是三个人，跟踪魏胖、老谢的各两人。马丁他们上楼后，大家自四楼窗前朝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给他们说：“你们看，我家对门变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视一笑，深感国民党治安良好，真名不虚传。

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里，我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孟绝子交给我的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我没交代他怎么处理，他也没说怎么处理。一切都好象心照不宣似的。后来名单登在海外的《台湾青年》上，不久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后，罪状甚多，其中之二，就是我帮助柏杨和泄漏了泰源监狱名单——“国际特赦组织”没帮成我，反倒害了我，在牢里吃了更多的苦头。

　　我出狱后，看到一张“国际特赦组织”的宣传单，举了世界上三个有名的良心犯，我在其中。

1991年6月14日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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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

——书店之死

小时候在北京，喜欢读课外书。课外书中，以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商务印书馆、像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但开明书店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

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

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了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它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丐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陷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

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77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备感凄凉。去中山北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

这几年来，因为意兴阑珊，没有再去开明书店。去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77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

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的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间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的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回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了。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1992年2月9日追记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

——我所知道的施启扬

我在1949年4月12日到台湾，再过四个月，就是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我结交台湾人无算，从贤到不肖，各类俱全。但我的生活范围很窄，所结交者，多以同学为骨干。我在台湾从台中一中初二上念起，念到台大研究所自动退学，结交了不少同学，其中尚有可记者，足资警世，老同学施启扬，便是其中之一。

我在1949年暑假后进台中一中，那时台中一中比较难考，外省子弟多去台中二中。两个学校我都跳班考取了插班，台中一中较好，我就上了一中。一中的台湾人最多，外省子弟比例极低，约占十分之一以下，我分在初二上甲班。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教室相连，同学很自然就认识了，其中之一，就是施启扬，他在戊班。

施启扬小时候长得就高高的，人颇斯文，但斯文得近乎讨厌，不知什么缘故，惹毛了外省同学陈士宽等人，结果被揍了一顿。那时我跟他不熟，直到进了高中，同分在高一上甲班，座位比邻，才熟起来。他请我去他家玩，也来我家。他为人少年老成，像个小大人，脾气虽好，但也喜欢争辩。我那时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词，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不过我的张狂，纯是知识上的，只是恃才傲物，但不傲人，所以人缘亦佳，跟朋友只抬杠，不翻脸。施启扬由于像个小大人，却不为同学所喜。人又很笨，争辩起来，被我口舌修理，亦是一景。王新德有一次劝我：“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由于我自己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因此我虽然人缘亦佳，但内心深处，我却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 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1926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的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在我在家养气的时候，一天施启扬跑来找我，他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为人鹰隼精明，讲了一口好日本话，也在一中教书，他最不喜施启扬，不晓得什么事，施启扬开罪了他，求我去说人情。王老师住在一中宿舍，日式房子，讨了台湾寡妇。他又深沉又喜欢写打油诗，与许文葵老师互骂，人颇有趣，我偶尔登门同他聊天。这次为了施启扬，乃亲去王府。不料我说明来意，王老师却满面怒容，他说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我当时弄不清他们师徒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便深问，败兴而归。三十多年后回想此事，我还百思不解，只是每思及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

1954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在历史系后期，我住在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第一宿舍颇多法学院的同学，因为法学院是我“娘家”，所以跟他们更熟。施启扬那时在法律系法学组，常来看我，我也去看过他，有一件事是他的“义举”，值得详记。

我的好朋友孟大中在物理系，他的父亲孟昭常和他母亲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孟大强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作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昭常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中1958年5月13日条下写“昨今日皆研究离书”及刻印的事，即隐指此事。7月10日条下写“夜大中请我和启扬晚饭，后去新生看God's Little Acre，我是老马请的”。就是事成后孟大中的庆功宴。施启扬当年肯这样义助朋友，冒险一起伪造文书，我至今感谢他。

我在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陞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他写的借书信，经常是这样子的：

李敖兄惠鉴：

　　左列诸书写报告须做参考之用，不知贵系图书室或中文系图书室可否借到？若可借到请即交由家弟敏雄携至法学院是幸：

　　（一）杨鸿烈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册）

　　（二）程树德　《中国法制史》

　　望能速借，劳神之处谨先在此致谢。专此敬颂

学安

启扬 上 5月16日

　　（请代向贵室诸室友问好。）

李敖兄：

　　来访未遇，《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发达史》及《历代刑法志》我已取去，学期结束前（1月15日前后）奉还。

祝

愉快！

启扬 留 12月24日中午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书籍贫乏，今日不难找的书，当时都视为奇货。从这两封信中，也可约略看出那时大学生的处境。

1958年8月2日，我大学毕业返回台中，有日记如下：“四时十分与弘、祝公、庭生、鼓应、克斌同车赴车站，华俊与又亮已先赴车站办好行李。至车站时，已人群一片，今日送行者：1周弘；2景新汉；3马宏祥；4白绍康；5华昌平；6李华俊；7陈又亮；8陈鼓应；9祝庭生；10张克斌；11袁祝泰；12朱广诚；13黄锡昌；14施启扬；15佟耀勋；16阙至正；17孙英善；18林淑美；19杨祖燕；20杨世彭；21袁天中；22萧启庆；23王尚义；24陈良榘；25王曾才；26李耀祖。”由这段日记中，可见我交游广阔、人缘亦佳。送行人中，李华俊、朱广诚、施启扬都是我台中一中旧识，最早认识的。

　　我返回台中后，等待南下入营做预备军官。施启扬有信来，也谈到借书的事：

敖兄：

大函敬悉。谢谢您。在校时劳费您代借书籍，至以为谢，并在此致感激之意。您要当兵了，而且是最坏的一种步兵，7日入伍，我因学校有事（现在在系里任助教，无法随便跑）不克返台中送行，又未能到您家吃蛋炒饭、见见静波，甚觉可惜。萧启庆已考取研究所了（罗某亦取了），今后可以劳烦他代借书了。我记得上次在您寝室，见您曾借得商务《万有文库》里的《唐律疏义》，不知您从何处借得，如尚记得请以后来函时，顺便惠示，因萧启庆对多处书籍恐无阁下之熟悉，故先问妥，专此敬颂近安

　　并请向静波问好

　　启扬 上 9月5日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施启扬他们研究法制史，竟连《唐律疏义》等起码的书都不得见，当时大学生的贫困与孤陋，由此可见。

　　我当兵后，施启扬也有信：

　　李敖兄惠鉴：

　　华翰已敬悉，因杂务缠身，迄今始奉复，谨致最深歉意，并望鉴谅是幸。

前日往第九宿舍，访萧先生未果，因第九宿舍并无萧先生之名（宿籍），想萧先生是住他人床位吧！归途在校总区见到王文振，他是梁仰芝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但现在学的却是化学。他领我参观他的研究室，仪器书籍满室，使我惭愧不堪，您知道高一我数学在“戊组”，而且经常在及格边缘，高二、高三时对理化等更无兴趣，在那段日子学理科的课真是受罪，您是高三的逃兵，并未吃过苦头，我现在看了理化数学的仪器书籍内心犹有余悸，想您必亦有同感。

王文振住第九宿舍，我就托他找萧先生，昨天他来函说萧先生已找到，并将《唐律疏义》寄托他处待我去拿。我很感激您及萧先生，因为我需用的书籍大都是劳费您代借的，谨在此致最高谢忱，并请您在给萧先生函中代我向他致谢意。我向您借的书除《唐令拾遗》、《中国妇女生活史》，明日携往萧先生处请他还给图书馆外，《唐明律合编》、《明律集解》及《故唐律疏义》假如可以继续借而不麻烦的话，就准备再借下去，因为我的报告必须再加修改补充，现共有七万字，我很想利用假期再加补改。萧先生说他可以将《唐明律合编》等之书改换他的名字继续借，如果您认为不会打扰他，就要麻烦他了。

　　您军中生活恐还不惯， 秀才当兵，一辈子当不好，好在入伍训练即将结束，届时在台北当可再看到您。最后祝您军中起居作业一切安好。并保重身体。

　　启扬 敬上 12月10日晚

　　1961年我当兵归来，住在台北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1号四席小屋，施启扬那时正在军法学校服役，担任教官。有信如下：

　　李敖兄惠鉴：

显昌已将您的信交给我，首先我应感谢您帮我借这许多书；再者我以为那些书已经由萧启庆兄转借，因为我曾经写信给他，请他设法继借，他函复说已继借，我以为已由启庆兄过户。看您的信后才知道尚未过户，使您极为尴尬，深致歉意，并请你鉴谅为幸。我在军法学校颇为忙碌，除星期六回宿舍与黄狗等玩牌之外，其余都关在军营中，专此奉覆，并颂

近佳

　　弟 启扬 4月27日

这信中所说玩牌的事，是施启扬一大特色，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次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王新德说他“头脑不行”，可谓一语中的。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我保有一张他亲笔的借书条如下：

　　启扬借：

　　一、《支那身份法史》

　　二、《中国婚姻史》

　　三、《东方学报》

　　四、《婚姻与家庭》（中、日文）

　　五、《现行亲属法论》

　　六、《中国亲属法》

　　元月21日

　　仁井田陞

　　中国法制史（刑法）

1984年5月22日《政治家》周刊第十五期登说：“早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施启扬即相当活跃，他和丘宏达、陈继盛、陈隆志等人，被认为是法律系最杰出的学生。在《大学杂志》全盛时期，他和陈少廷、关中、陈鼓应、丘宏达、李钟桂、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都是国内一时的菁英，为文批评时政，广受瞩目。他也曾在《文星》杂志帮过一些忙。”说到施启扬和《文星》的关系，这是不确实的。施启扬从来没在《文星》杂志帮过忙，他只在留学德国时，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关于投稿给《文星》的事，1963年1月9日，他有信给吴章铨、魏廷朝、史静波，全文如下：

　　章铨、廷朝、静波兄：

　　新年如何度过？在台湾还是旧历年热闹吧！

　　除夕夜二十余名中国人在基督教宿舍聚餐，甚为难得。可惜有不谙中文之中国人，大家以中国话交谈，使他们颇感寂寞， 中国在东南亚有千余万华侨，中国若能强盛，这些华侨将是不可忽视之潜力。

　　最近看了一场令人愤慨的电影，名Mondo Cane（《狗的世界》），意大利片，内容讽刺中国人吃狗肉，许多德国人看了都认为中国人不文明。本来文明与否原不以西方风俗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狗肉的营养亦许很丰富，但时值东西文化逐渐融合之际，许多文明的标准还是要以西方的观念为断。我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喜吃狗肉，这些中国人显然在外国被认为不文明， 同时外国人误以为狗肉系中国人的普遍佳肴，把所有中国人都骂在一起，真是气人。

台湾最近有何消息否？报载留欧公费生生活费用每个月从一百美元提高为一百二十美元，这是对公费生最佳消息。教育部公费生（如翁岳生）每次都说DAAD学生待遇好，我们则谓之“国宝”（国家公费生）待遇好。

　　最近因涉及泄漏国家机密罪被捕之Der Spiegel（《镜报》杂志）发行人及编辑等已有公开审判之消息。Der Spiegel系德国的《自由中国》，专摘发政府劣行，发行遍全国及国外，去年10月间因再攻击国防部长Strauss，被指为泄漏国家机密，由司法部羁押在监，结果Adenauer内阁几因之垮台（全国大学、学术机关、学生团体均举行示威，我也跑去凑热闹），结果Strauss去职，内阁改组， 民心大失，Der Spiegel则照常出版。至于发行人及总编辑因发表NATO军事演习之机密文件涉嫌犯罪，现仍侦讯中（出版人泄漏军事机密是另一回事，新任司法部长已下令速行公开审判），以后发展如何不得而知？

　　上次所寄稿件，如《文星》有意采用，所附照片一张可作插图，如未蒙采用则留兄等处作为纪念！

　　弟 启扬 上 1月9日 Heidbg

施启扬的文章，我把它登在1963年2月的《文星》第六十四期，全文六千五百字，稿费三百二十五元。这封信中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1964年，台北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这一抗议，害得他在1967年回台后，被当局冷冻了好一阵子，使他深知利害，胆为之寒，他回台后，有信给我如下：

　　李敖兄：

　　近况可好，甚念！我已于6月底回国，将在法律系任教，现住在基隆路学校招待所，最近在正澄那里看了《大学后期日记》。

　　听赵天仪说你现在有车子，有时间欢迎来玩！专此并祝

　　近安！

　　弟 启扬 上 10月22日

根据我旧日记，收信后半个月，11月6日，我跟施启扬见了面，五年阔别，相谈甚欢，中午连家立请于李园，有空中小姐王芳华、施启扬在座。十八天后，11月24日，汪中磊请于美而廉，施启扬、张、陈二小姐在座。12月3日，施启扬请我于李园，陈正澄、陈小姐、施敏雄夫妇、小蕾在座。十一天后，12月14日，与施启扬去中德文化协会看材料，请他于美而廉。……这段时间，是我和施启扬交往较密切的一段日子，他那时回台不久，颇为索寞。名片上印的是：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博士

台湾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行政院法规整理委员会研究委员

律师 施启扬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3段62巷2街1号

电话：76080

　　虽未投闲置散，但是并没蒙国民党当局重用。

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

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越浓，物欲也越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我的老师吴俊才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

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的翻译如下：

　　出版法——The Publication Law

　　社会教育法——The Social Education Law

　　戒严法——The Martial Law

　　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Rules Governing the Control over the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Books during the Martial Time

　　内政部台（47）内警字第22479号函——Letter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o Police Organizations [NO．Tai（47）Nei—Chin—Tze 22479]

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施启扬了，如今转眼二十年了。

　　1970年12月11日，每年一次的台中一中同学会在台北举行，这次是在桃太郎餐厅，我没有去，事前写信给老同学林益宣请假。全信如下：

　　益宣兄：

　　今天收到你寄来的台中一中同学会聚餐请帖，抱歉这次我不能来了。

从彭明敏偷渡后，我即被跟踪，直到今天，已十个多月。每天二十四小时，专车一辆，四人小组，侦视不停。我如来参加同学会，一定带给老同学们的不方便，于心何忍？

　　老同学中，谢聪敏也被跟踪，是三人小组。不过跟他的是警察，跟我的一开始是警察，后来改为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工。

老同学中，“飞上枝头做凤凰”——在世俗眼中，飞黄腾达者——亦有之，施启扬是也，已官拜国民党中央五组副主任。启扬是好好的念书人，何苦如此？一定是书念得太多，念糊涂了，这话并非背后骂他，当他面，我也这么说过。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他选了更少人走的路，所以结果就大不相同。（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二十年前同聚一堂的老同学，如今竟“幽明异路”（这四个字没用错）如此，思念起来，好不可叹！

　　请代我向各位致意，如这封信给各位传观一下也无不可。

　　祝你好！

　　李敖 1970年12月6日

这封信写后三个半月，1971年3月19日，我就被捕了，这是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前后坐了五年八个月的牢，在坐牢最后一年时，被送到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开始被“实验”，也就是“洗脑”。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国民党把我和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开了专班。前后请来的国民党来“上课”的，有陶涤亚、毛树清、项乃光、周道济、王洸、屠炳春、林钟雄、任卓宣、柴松林等等，其中竟然还有施敏雄！施敏雄是施启扬的弟弟，本来跟在我和他大哥旁边，又吃饭又跑腿的，如今居然装做不认识，前来给李敖、谢聪敏、魏廷朝“上课”了，我感到一阵厌恶，我冷眼相向，一言不发。深觉施家兄弟，为谋干进，竟不入流如此也！

我出狱前，施启扬已由中央五组副主任调为中央青工会副主任、代理主任。我出狱第二个月，就升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后来又升为政务次长，再调为法务部政务次长。

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此案几年后已平反，萧孟能已因诬告被法院判刑，现正通缉中）。在入狱前六天，8月4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施启扬，内容如下：

　　启扬兄：

　　昨天中午收到台北地检处七十年执字第5000号传票，要我在8月10号下午3点报到服刑，我想了想，决定还是写这封信给你。

关于我又遭到冤狱的情况，我有《给黄少谷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这里不详谈了，我要谈的是：在我这六个月的刑期中，你所掌管的监狱，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监狱内部的情况，为你所深知，为我所略知，你是我三十二年的老同学，你我立场不同，但是交情应在，我以项羽最后“吾为若德”对老朋友马童的心情对你，告诉你：——我不愿在你任内写公开信给你，或写《台湾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发表。我希望你依情理法注意我这六个月的牢居生活，我想这样对大家都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二年。”我现在重读你写给我的四封信、重读你在大学时期的大作、重读你给章铨、廷朝、静波三位的信。……回想我们当年的交情，真有不胜今昔之感！呜呼启扬，知我心哉？

问你好，也问新娘子钟桂好。（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新娘子结婚那一幕，俊才老师证的婚，恍然如昨。我的冤狱，已告诉俊才老师，他有电话给我，说注意此事，顺便告诉你。）

　　李敖 1981年8月4日

施启扬收信后，打电话给刘会云，详谈他跟我的多年交情，表示在他的权责范围内，一定对我照顾，请她转告我，事实上，他为了避嫌，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何照顾，就一如魏廷朝后来坐牢，施启扬在立法院公开宣扬他同魏廷朝的交情，但实际上却对魏廷朝没有任何照顾一样。1981年11月23日早上，我在土城看守所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狱吏跑来，说：“所长紧急通知，法务部次长到所里来了，想见见李先生。”我说：“可是，我不想见他啊！”传闻开来，上下人人称奇，都说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启扬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监察委员来的，顺便要见见我，结果吃了我大架子而归。事实上，施启扬真的有诚意要见人，可以直接从所长办公室走进押房来，但他不敢。我出狱后当天，1982年2月10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和暴动。第一是2月27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3月8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越大，越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行政院长孙运璿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法务部长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士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2月23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导”，“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在满城风雨中，施启扬初则沉默，继则加入法务部批判李敖阵营，说李敖所写，讯息多是间接得自传闻的。我立刻反驳他，我说这位法务部次长连监狱押房都不敢实际去看，他得到的讯息，又直接到哪儿呢？他比我还间接啊！

　　虽然如此，我的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

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我在1984年10月6日的信里，有这样两段：

　　启扬老兄：

　　我在周清玉发行的《关怀》第35期上，写了一篇《你有郑文良、我有赖文良——给施启扬的公开信》，已于10月5日上市，我盼你找来一读，如果你老兄还重视舆论的话。

我这篇文章是应周清玉主持的“监牢暴行与监狱人权”座谈会而作，因我概不参加任何集会，故以书面代之。在我文章后面有座谈会摘要，中有刘峰松的谈话，刘峰松说：（中略）启扬老兄，你看了上面刘峰松这些谈话，你到底做何感想？如果是做官，当然你可以一切视而不见、一切掩耳盗铃、一切说我们是“幻想”；但是，如果是做人，做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你恐怕就无法这样拖下去，你怎能把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把你精湛的法学只当成谋干禄的工具而不当成救世的良方？所学和所用绝不能变成两截的，如果变成两截，那就真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了！

也许我要求你改善积弊已深的狱政，是一种苛求，但我要求你面对积弊而不掩饰它，应不算苛求。你如果没有力量去改善，我们不全怪你，但你没有勇气去承认，去面对、去辞职、去不做这同流合污的官吏，我们就要怪你了。你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实在忍不住要再写信正告你。请你回我一信，明确表明态度，不要再托国强转话来，如果你老兄眼里还有老同学的话。

　　李敖 1984年10月6日

但是，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我国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岂不太令人寒心了吗？

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七期），并偷偷去造访雷震（据1957年4月1日雷震秘密日记），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杜甫《秋兴八首》有句是：“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施启扬与我同岁，出生晚我十天，同学少年，而今“自贱”如此，想来不无怅惘，台湾是小地方，施启扬卖身投靠国民党，“五陵裘马”亦不可得，至多只是讨个姨太太终老而已，何苦来啊！这是“自轻肥”吗？非也！“人焉瘦哉”耳！

　　1988年12月19日

附录一

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施启扬）

——读《大学教育的悲哀》有感

前些时《自由中国》连续刊载数篇大学生所写有关大学教育文章：第一篇《大学生谈大学生的领导问题》，载第十五卷十一期；第二篇《不要领导》，载十五卷第十二期；第三篇《大学教育的悲哀》，载第十六卷第五期。第三篇最为详尽，语多中肯，道出大学生心中满腔郁结与苦闷。我也是一个大学生，对该文所言各点深具同感，激起共鸣。盖从《大学教育的悲哀》一文中，我们已闻及正义的呼声，大学生并未因学校当局之严格控制思想与行动而完全照着控制者的路线走。因该文之刺激，作者兹将所感列陈于后：

一 大学应有独立思想与研究的充分自由

民国四十一年胡适之先生自美返国，我朝野上下热烈欢迎，尤以青年学生为甚，三军球场前争先恐后，列队候听胡先生讲演的拥挤场面，记忆犹新。胡先生的演说更是风靡一时。

四十三年，胡先生第二次返国。三月二十六日国立台湾大学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纪念傅斯年先生冥诞，特在台大法学院举行纪念会，请胡先生讲演。胡先生的讲题为：“美国大学教育的革新者——吉尔曼”。胡先生推崇吉尔曼（O. C. Gilman 1831-1908）对大学教育之贡献，认为：

一、大学不仅为教学的地方，而且是研究学术、传布研究结果之地。

二、大学必须有思想自由、教学自由与研究自由。

在民主国家，大学应有独立思想与研究的自由。“学术尊严”与“学术独立”之观念固人人自明，不待赘述；然今日我们却未克臻理想尽美之境，我们尚无完全而充分的自由以追求知识、探求真理。这是无人可否认之事实。我们的反共大纛是自由，在大学中应提倡学术自由，使大学有思想、教育与研究的充分自由。

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事实上形同具文，学生出版之刊物、稿件须经学校训导机构严密审查，认为“言论正确”而后始得出版。其审查标准全以骑在学校上面的政治团体所颁的条令为依据；此外，再夹杂审查人员之好恶，甚至个人主观成见。经此审查手续后准予刊行之文章，当然非歌功颂德，即是反共八股，此类文章乏人问津，徒然枉费学生精力与纸张而已。

前年台大思潮社撰写《隔江犹唱后庭花》一文，以批评当时所谓“服装义演”的问题。此文由该社八位社员联合执笔，慎重斟酌，结果审查人员以“失去时效”及“避免刺激国际友人感情”为理由不予同意。后虽经训导长审阅修改，然后签名盖章准予刊载，但审查人员仍不同意，径自印刷厂取回稿件，致使该刊激于义愤，自动停刊。在停刊词中表示：“为维持本刊独立风格的完整，为维护本社法人地位应有的尊严，愿与外来的无理阻挠周旋到底，不惜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然后更不惜沉痛地亲手扼杀这三年中辛苦培育出来的心血”，以示“士可杀，不可辱”之精神。上学期《新思潮》刊载《大学生为什么反共？》一文，该文作者曾受某方面之严重警告，险些被开除学籍，后来被迫写自白书悔过。最近代联会（台湾大学学生最高自治组织）与训导机构之冲突，皆是较显著而值得警惕的例子。

由于缺乏充分的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由于不能畅所欲言，大学生主持出版之刊物，已仅有其形式而无其实质，死气沉沉，青年激昂慷慨之气、热烈爱国之心，殆已销声匿迹。学生出版之刊物若充展览装饰，则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尚可淆乱外人视听：若言做为传达知识的工具，则实言之无物、阅之无味。诸此现象上自《大学杂志》、《台大新闻》、《敦励》、《新思潮》、《台大商学》……，下至各系组之不定期刊、通讯、简报等皆然，此训导机构“领导”与“控制”学生思想，其流弊所及，彰明较著者也（此与台大近百社团之徒见躯壳，不具心灵，优秀学生不屑参加，学生不感兴趣，是同一道理）。

自学生求学情绪言之，蒙混度日，只求文凭者固不足论，终日孜孜矻矻埋首书卷者，其所攻读者何书？曰教授之讲义与笔记而已，别无他书。能自动自发为治学、为学术故，而捜集资料，寻借课外参考书者实不可多见（当然，有学术价值之参考书籍，更如凤毛麟角）。宁将教授笔记倒背如流，而不愿翻阅其他学者之见解，故步自封而不自知，亦若舍讲义与笔记外，已无学问知识者然。这种现象实为教育界之隠忧，尤为有识者所痛心疾首，叹喟学术之停滞、文化之低落。似此以往，则弟子必不如师，师必贤于弟子，而继起无人矣！此固然因少数教授不喜接受反对意见与学说，但主要理由还是学生被迫地不能养成“独立思考能力”与“独立治学能力”所致，考试答卷时皆奉讲义、笔记为圭臬，锲而不舍。如此，教授即可节省阅卷时间，学生亦可得到高分，复无须费时间参考课外书籍，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自教授教学情绪言之：因教授无充分“免于恐惧之自由”，不轻易言其所见、述其所思，偶或论及世局国事，言至自由民主、学术独立处，无不再三叮嘱勿为外人道。足见虽身为大学教授，仍缺乏充分正当而合法之言论、讲学的自由。

美国大学联合会曾谓：“用命令方法使大学教授之思想整齐划一，不啻闭塞知识之源。审查教授个人之思想将堵截知识之路。”（"To enjoin uniformity of outlook upon a university faculty would put a stop to learning at the source. To censor individual faculty members would put a stop to learning at its outlet."——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1953）。

设无充分“免于恐惧之自由”，教授学生势将无法维持充分之思想、教学与研究之自由；追求知识、探讨真理的热忱与勇气亦将消失；学术文化亦将枯萎，无法发扬光大。有一位西方哲人尝云：“当国家企图将国民铸成同种格式时，文化即已停滞矣！”此言值得我们警惕反省。

我们所期望者是“学术独立”与“追求知识之自由”（三月十一日《青年战士报》社论《论政治与教育》一文，认为教育独立就是教育孤立，应纠正教育独立思想，甚至认为这种主张与胜利前后共匪及其尾巴党所提出之主张不谋而合），我们不愿见学校以强迫方式令学生研究某种主义（这在民主国家是不争自明之理，当然我们赞同以鼓励奖助之方式，使学生自由自动研究），我们更不愿见教育当局藉权威、国家、主义等大前提以垄断学术界，形成唯我独尊之局面。我们的教育部长不但能“从孔子谈到原子”，而且其著作之丰富，据人统计已跻自由中国文人学者之冠。张部长可以将专科学校于一夜之间升格成学院，可以将学院于一夜之间升格成大学，亦可以施行小学直升初中方案（去岁萨孟武先生自日本亲善访问归来，应学生社团之邀在法学院讲演访问观感，萨先生目睹日本大学林立，居世界第二位，不禁感叹道：“大学林立是表现文化的低落而非文化的普遍。”小学直升方案在立法院经胡秋原先生等之极力反对，结果未遽率施行，仅择区试办），而三年来三次大专学校联合招生，其办法三年改易三次，高中毕业生惶惶终日无所适从，社会家长则交相诟病。

殷海光先生曾以“什么就是什么？”（What is What ?）为题，在台湾大学讲演。他认为：认识真理应依据科学方法来客观的验证，在传统、世俗、权威、巨棒威胁之下无法发现真理。美国哲学家柯亨（M. R. Cohen）亦谓：“一位先知尽可以说‘上帝是这样说的’，并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辩白，就可以卸去了他肩上的负担。一位诗人并不需要任何考据，仅用几个富有魔力的字眼，也就可以使人对他自己的热情的幻想得到有力的印象。但是我们必定要用理性的推考来权衡一下，那些与我们对立的先知诗人们所曾说过的话是不是真理。谁能帮助他们对这些话加以更公正的推考，那么他真造福不浅哩！”（见《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第六页）今日动辄挟“权威”、“爱国”、“革命”、“主义”等口号以自重，以独步学术界者真是不少。但我们细而察之，却发现青年学生对这些权威论著并不感兴趣。这也许就是张部长大著、十八开本道林纸精印的《新教育论集》，在西门町旧书摊一大本卖五毛钱的理由。

今日台湾的风云人物已大非当年在大陆时可比了。他们对“逆耳言论”动辄以“红帽子”相加，对于“异党”、“敌党”之主张固不待言，对于己党要员亦然。前时罗家伦先生提倡简体字运动，此运动原甚迫切需要，学生赞同者极众，但四十三年《联合报》上刊载一篇煌煌大文，公开指出罗先生来谴责，说：“查共匪伪政权成立后，主持毁灭中国文字的，设有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而以匪首吴玉章为头目。今罗家伦氏商由教育部组织简字体研究委员会，主持文字变革事宜，其意义和作用岂不是和共匪吴玉章等隔海和唱，而共同为民族文化的罪人吗？”又说：“……今日不幸，遭逢空前的红祸，正欲振奋民族精神，反共复国，岂容类似匪谍的行为和毁灭中国文化的事实，尚可留存于自由中国？”这就是以“红帽子”相加的例子。但罗先生却幽默地说：我到现在才开始知道我是“不肖的知识分子”，“与共匪头目吴玉章隔海和唱”，从事“类似匪谍的行为”。纵然不是直接派来的匪谍，至少亦是“匪谍嫌疑犯”或“匪谍同路人”。等我闭门思过后，颇愿报到自首（见《中央日报》四十三年三月二十日罗先生撰《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第七段《学术研究的态度》）。由此可见今日的学术自由所遭受的政治威胁为何如了。

总统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中指示改革大学教育的三原则，其第二原则就是：“大学要讲授，更要研究，要与各机关的研究室取得联系，而构成各种研究的中心。”《中央日报》社论（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加以赞扬，亦认为“大学对于社会负有责任，大学教育的研究以解决问题发现真理为目的”。大学不但要讲授，更要研究。但要研究，首先应具备的条件就是“大学应有思想、教学与著作及出版的充分自由”，否则，在权威、主义、世俗、传统的巨棒威胁之下，安能追求知识、探求真理？

二 大学生应允许参加政治活动

反共抗俄，匹夫有责。反共复国是全国国民的神圣任务，非一党一派或一个团体之事，更非一党一派所能单独完成。凡我中华民国国民，不分男女、宗教、阶级、种族、党派，皆须尽一份反共复国之重任，这些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参考宪法第七条）。

J. K. Bluntochli说：“政党只是部分而非全体（Die partei ist ein Teil eines grosseren Ganzen， niemals dieses canze selbst），……任何政党均不能单独发生，必须有反对党焉，而后才能生存、才能发达。”（见萨著《政治学》四四〇页）。故国民党虽为执政党，但就中国言之，只是部分而非全体；反之，反共复国则为全体之事。今国民党虽为执政党，然国民党外尚有其他合法之政党、广大之人民。这些党派与人民在法律上之地位与国民党完全相同，毫无差异（但事实上却不然）。在民主政治下，国民当然更有自由组织政党、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今学校既许国民党组织存在，使国民党党员活动；同理，自亦应许其他党派之组织存在，许其他党派之合法活动。大学生应有选择合法党派的自由，有参与合法活动之权利，此即我的第二信念。

在《大学生的悲哀》一文中，作者袁君“对于是否应该允许党派在学校之内活动的问题，不愿多加臧否”，我则积极主张应允许党派在学校内合法活动。此固非只鉴于国民党党员在学校内从事政治活动，操纵学生主持之刊物社团，以严密之组织控制学生思想，监视学生行动，因而思有以援引之、仿效之；乃是基于孙中山先生直接民主与全民政治之思想而主张者。

西哲亚里士多德谓：“人为政治的动物。”此语距今已二千三百余年，今乃二十世纪六〇年代，乃全民政治的时代，国家理应鼓励国民关心政治，共图国事，这正是孙先生在《民权主义》第三讲所说：“聪明才力愈大的人，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的人，当尽其能力以服百十人之务，造百十人之福。”大学生的年龄多在二十岁以上。他们在宪法上（公法上）是公民，有依法选举之权（宪法第一百三十条参照），在民法上（私法上）是成年人，有完全行为能力（民法第十二条参照）。况大学生知识水准、判断能力常较一般人为高，对于社会之隆替、国运之盛衰关系綦切，更应积极参与政治，以服千万百十人之务，造千万百十人之福；至少亦应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

而且我们进而认为欲参与政治、欲服国民之务、造国民之福，不必一定要参加国民党，因国民党只是执政党，只是政党之一，反共复国则是全体国民之事，断非一党一派可包办、可完成的。国家优秀青年、俊杰硕彦可加入国民党；而出类拔萃、忠贞爱国的大学生亦可加入其他政党，从事活动，以监督政府。此在法律上完全平等。加入国民党既非官吏，加入其他合法党派更非叛国。（四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五号解释：“行宪后各政党办理党务人员不能认为刑法上所称之公务员。”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七号解释：“行宪后各政党各级党部之书记长，不得认为公务员。”此二次解释可资参考）不过，观乎学校中救国团干部选举时之竞相推辞、相率远避，或有被提名（教官提名）为候选人者，竟自己出而“贿不选”，避之唯恐不及（相反地，每系班代表改选则激烈竞争，交相拜托）；与国民党员之遭受同学奚落、厌恶、深恶痛绝、避而远之二事，可知大学生胸中郁结与沉闷痛苦，谁实为之？孰令致之？

托马斯厄斯金曾谓：“当人类能构自由发表他们的见解，以及他们实有的或想象的苦痛时，他们的激烈情绪都会随风消逝……但在因郁愤恐惧下，这种情绪便会暗中长成，终至一发不可收拾。”（When men can freely communicate their thoughs and their sufferings, real or imaginary, their passions spend themselves in air……but pent up by terrors, they work unseen, burst forth in a mement, and destroy everythin in their course. ——Thomas Erskine, 1792.）

社会舆论常批评指摘今日大学生缺乏高瞻远瞩的理想，无蓬勃澎湃的朝气，只顾安乐现实、意志薄弱、麻木不仁，只求优厚职业、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甚至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此绝非危言耸听之词，我们甚觉渐愧，无地自容。然细而思之、明而察之，在学术上无充分之教学、研究与思想的自由，在政治上无参与合法活动的正当权利（国民党例外。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此语已不合时代，应摒弃之），试问理想与朝气将何从而培之植之？何从而坚之定之？今日大学生之消极、缄默、颓丧、苟安，非一朝一夕之故者，良有以也。

基于以上所陈，我们诚恳地呼吁：

（一）大学教育应从国民党观点解脱出来，以探求知识，追求真理。

（二）大学活动应从国民党控制下解脱出来，以建立正常的教育。（四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附录二

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施启扬）

负笈西行，瞬已半载，其间在海上漂泊一月，在歌德学院进修语文三月半，至海德堡大学注册上课，亦已二月有余矣！爰利用圣诞假期，杂记其趣，以飨在台老友。

一 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

歌德学院系训练外国学生德文能力之专门学院，而以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为名。中央歌德学院设于慕尼黑，为行政中心，并于全国（及西柏林）各地择风景佳丽之小镇设歌德学院十余校，以为教学之处。上课期间每期二月，每月缴费五百马克（包括学费，膳食及住宿费用在内）。院内分初级一班（Grundstufe I），初级二班（Grundstufe II），中级班（Mittelstufe）及高级班（Oberstufe）四级，以供不同程度之外国学生进修。

十四名获DAAD奖学金（为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德国学术交换处之简称）之中国学生于七月中旬，经阿尔萨斯省（Elsass）越莱因河进入德境。DAAD指定在南德小镇石桃芬（Staufen）之歌德学院上课。时开学已一周有余，乃将自台湾及香港来德之中国学生十八人编入初级二班上课。

初级二班以文法为主，动词变化，男女性别（德文名词有阳、阴、中三性）枯燥乏味，读之头痛、闻之厌烦。十八人齐集一室，在情绪上固融融洽洽，其乐陶陶且可免羁旅异邦、独处思乡之苦，惟对于语文学习则大有妨碍。初来时求学心切，常以德语互谈；未久即感以外语表达意思，困难殊多，词不达意，终无国语之简易迅速，畅所欲言。上课时除听讲、读课本、做习题或练会话外，私下均交头接耳以国语窃窃私语，交换意见。下课时则聚集一处，温习国语，讲解讨论成语典故；故第一期功课一月有半，德文进步甚微，中国语文则颇有所得，是为意外收获。上街购物因最初情况不明、习俗不清，尚须启口发问，数周后某店出售某物，店内货物置何处，已了若指掌。进店后随心所欲，伸手而取，态度极其自然而轻松。货品交柜枱，计算机算出总价格，付款后道声Wiedersehen（再见）！算是唯一之德语会话。如此生活，常一周不说一句德语。

石桃芬系一小镇，居民三千三百，镇内建筑则艺术典雅，有中古之遗风。上课二周后院方即率我们至市政府参观（在行政建制上石桃芬系属于“市”）。市长Dr. Ulmann亲自招待，在楼上会议室以极优雅之德文叙述石镇之光荣历史，声调、手势、表情俱佳，无奈我们德语并不灵光，有负盛情，了解的部分远较不了解者为多。石桃芬又称为浮斯德市（Der Fauststadt Staufen），盖依历史学家考证，浮士德（Faust, 即歌德不朽名著浮士德所描写之主角）曾于十六世纪长居于此，设实验室于此，最后并殁于此。市府隔邻尚存有浮士德室（Fauststube）可供参观以广招徕。镇上设有法院（Amtsgericht区法院）及公证处（Notariat），该院已有四百余年历史（一五六〇年建立），中古时期设有法院之地，即表示该地具有相当权力且为独立之“市”，镇上居民迄今犹引以为荣。

第一期功课在忙乱中过去。第二期功课始于（去年）九月初，我等升为中级班，中国学生亦编成二班上课（因中级班仅有二班）。

我在中级班a组，教师为Dr. Behrsing，学生只二十人，其中挪威人一，泰国人一，希腊人一，意大利人一，印度人一，日本人二，美国人五，余为中国学生。中级班主要教学内容为：

一、文法：仅做重点复习。

二、写作（Nacherzahlung）：先由教师口述简易之故事或笑话一则，再由学生依其所听之内容写成文章一篇交卷。此法甚佳，熔听闻、理解、作文于一炉，颇能测出学生之语文程度，与普通作文可避重就轻者迥然不同。

三、听写（Diktat）：依其所听逐字书写，但教师不读标点，须随时注意文法自加标点。

四、字汇（Wortschatz）：注重成语，可分动词及意义相近而用法相异之名词。

五、读报、文学作品、杂志等并简介德国史地。

六、听录音机：矫正发音及练习听力。

七、报告（Referat）：共有二次，首次须报告德国地理、城市或自然环境，再次报告历史、人物或学术精神。题目自定，教师负责找参考书供学生准备，报告以三十分钟为度。继之以讨论，并答复有关问题。此法在训练学生演说能力并增进对德国自然景物、历史文化、学术制度等之了解。

Dr. Behrsing教学认真、态度和蔼，学生学习情绪亦高，故较第一期进步较速，尤以准备报告翻阅柏林问题（第一次报告）及歌德生平（第二次）有关书籍，收获殊多。

第二期功课开始后院方将我分配至一德人家庭共住。新居在二楼，为一单人房，房间不大，惟自来水、暖气、衣橱、自修桌、圆桌、小沙发、枱灯、地毡等一应俱全。庭院宽敞，植满果树花卉，环境甚优。歌德学院与镇上住家订有租约，长期供院方学生住宿，一切家具被褥皆由住家供给，主人照顾学生如己家子女，与在台湾学生与房东之关系仅系授受租金者大异其俗。

读歌德学院，住德国家庭，物质生活不可谓不丰，在精神上则始终有作客异乡、寄人篱下之感。中国学生在石桃芬构成Chinesische Gemeinschaft（中国人团体），晚餐后三五成群散步麦田间，闲谈读书心得，对德观感，或回忆在台生活。

石桃芬镇距法国和瑞士两国边境，不过六十公里，西望法境、南眺瑞士，气象万千。镇上广植果木，苹果累累，色艳夺目，香气袭人，置身其间，不觉心旷神怡。

十月底参加学期考试，领得证书后，即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二 海德堡大学（Universitat Heidelberg）

惜别歌德学院，整装北上，至德国最古老之大学海德堡。海德堡大学创始于一三八六年，距今已有五七七年历史，由当时在海德堡之诸侯Ruprecht一世及Karl Friedrich所创建，故校名全衔称为Ruprecht-Karl-Universitat Heidelberg。

全校现设五院，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哲学院，及自然科学与数学院（Naturwissenschaftlich Mathematische Fakultat，院下不分系，仅哲学院内置翻译学院（Dolmetscher-Institut）相当于我国之文学院。学生仅有选修课程之不同，学生证上亦只有院别而无系别之记载。在院下另设有诸多研究所，如法学院设有外国及国际私法与经济法研究所（Institut fur ausla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Privat-und Wirtschaftsrecht），“法制史研究所”（Institut fu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及“劳动法及民法与经济法研究所”（Institut fur Arbeitsrecht und fur Forschungsaufgabe aus dem Burgerlichen Recht und dem Wirtschaftsrecht）等，此等研究所与台湾之研究所及美国制之Postgraduate school有异，为纯粹研究机构，并无隶属于研究所之研究生。依德国学制，不分大学部与研究部，且除极少大学授有硕士学位（如Born大学有政治学硕士学位）外，只有博士学位，故在台湾读完硕士再来此进修实属多余，浪费时间而已；因德国大学并不因此减免应修之课程或考试，或缩短修博士学位之时间。

海德堡学生依上学期正式统计，共一〇九一〇名，其中医学院（仅医科与牙科）共三一〇三名，法学院（全读法律）九九六名，在德国读医与学法亦算是热门科系。海德堡外国学生共一五三〇名，多读医学，计有七二五名，法学院则仅有十六名外国学生（闻本学期已稍有增加）。外国学生来自七十四个国家（并有二五名无国籍者），其中以美国籍最多，共二六二名，挪威次之一一七名，伊朗再次之有一一三名。中国学生有二十余名，其中半数为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香港等地之华侨。异国相逢，倍感亲切，除部分持外国护照以做外国人为荣之“中国人”外，均融洽相处，合作无间。

德国人对于亚洲只知有印度与日本，对于人种更无法区别，我曾多次被询以是否为日本人，答否！再问以是否来自泰国，亦谓否，并告以系来自China（Formosa），彼等多不信，盖中德迄无邦交。以此语德国学生，彼等亦多茫然无所知。再问以所学为何？则曰：法律。德人闻后皆大惊，盖东南亚、印度、阿拉伯、泰国等地之学生尽皆学医或理工，诚不知有中国学生为学法律而来。某次在附近Karlsruhe市参观联邦宪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毕，在隔街书店购明信片，坊间老板第一问即询以是否来自National China？我惊佩其识别眼光与国际知识之余，特在该店购纽伦堡大审审判纪录（Das Urteil von Nuruberg 1946）一书以为纪念。以后去街与泰国人同行，遇有德人发问，我均笑谓来自泰国，学医，专攻外科，德人亦深信不疑，且觉所学甚是。

海德堡大学近年来因外国学生骤增，为求程度整齐，特在入学许可证（zulassung）上规定所有外国学生在注册前均需参加德文考试（Deutschprufung）。此项考试分笔试与口试，及格者始准在所学学院上课，未及格者须先在翻译学院读为期五月之德文，考试及格后再转入专修之学院（德国大学多无语文考试，仅有一、二校做形式上之口试而已）。此项考试至去年为止，对于获有歌德学院中级班证书者准免参加，但自今年起此法已废止，所有学生一律参加，并无例外。我遂于抵海德堡后即向Akademiches Auslandsamt登记考试。考试于十一月初举行，笔试考Nacherzahlung（写作）及听写，数日后即放榜。成绩达一定标准者无须参加口试，我在歌德学院成绩一向不佳，幸海德堡大学对语文考试要求不严，故侥幸通过，免予口试即发给口笔试及格之语文能力证书，乃得注册上课。

注册时依DAAD通知，告明为德国政府奖学金，故学杂费全免，手绩亦简便多矣。在大学选课实为一大难事，德国大学除医、理、工学院课程稍有限制外，都无选修必修、先选后选之别，功课均以学期为单位，学生可任选任一学院之任何课程（惟手术及实验课程则保留给各该学院学生），上课时间由教授自定，时间冲突者多，如重要科目不幸在同一时间上课，则只有待下学期再选。学期结束后并无强制性之考试，考试须自行申请，无把握则可不考，故绝无三分之一不及格重读，二分之一不及格退学之事。德人称此制度为Akademische Freiheit（学术自由），对德国学生故甚自由方便，新来德国之外国学生则常因无所适从，浪费时间。不仅此也，德国境内十八个大学十五个学院之学生，无条件且无须事先申请获准即可互相转校（医学、理工、音乐等学生常因实验室不足受有限制，如海德堡大学今年连医学院第一学期新生亦停招），学生所发Studienbuch（选课簿）亦不印大学名称，注册时只要持该簿排队登记即可。各校所开课程他校一律承认，德国学生常到处转校，广增见闻。德国各大学及学院因程度整齐，甚少有集中一、二校之虞，故此制亦得维持不坠。德人认为在Akademishe Freiheit下培养出来之学生，荣获诺贝尔奖金者，较之牛津、剑桥等校严格导师制训练出来犹多，海德堡大学获该奖金者前后即连七人之多。

大学所开课程主要有听课（Vorlesung）、讨论（Seminar）及作业（Ubung）三种。我以初来此地，未敢贸然参加后二种，仅选“听课”（Vorlesung）而已。法学院外国学生甚少，目标显著，有时颇感不自然。上课时教授讲述甚速，且从不在黑板书写，介绍新书时亦然。对于新来之中国学生困难殊多，有时上课一小时，真不知所云为何。尤以上德国私法概要（即德国法制史）情形尤为惨重（因对于德国中古史茫然无知），而教授三句话不离拉丁文，甚至读全句或整段拉丁文者，拉丁文如此频频出现，实大伤感情。幸好依法学博士授与规则，外国学生免考拉丁文（此系唯一优待，其他条件绝不放松），否则只有收拾书包回台湾别无他途。

三 宿舍生活

海德堡系名闻全欧之大学城，学生多而住家少，觅屋极难。在歌德学院时即去函向学生宿舍申请住宿，九月底接宿舍通知，谓依宿舍规则，每一申请之学生均须参加Aufnahmekommission（入舍委员会）之面谈，始能做最后决定，并约于十月六日面谈。自石桃芬至海德堡虽不远，但来往车费一项即需二十马克（约二百四十元台币），面谈后是否有获准之望犹有问题。为图解决住宿，一劳永逸，只有忍痛牺牲，北上应谈。

六日上午抵宿舍，前来面谈者多已先我而至。签到后接一函，内置剪报一份，为上月Stuttgart法院对于交通专家赖布蓝（Leibbrand）之无罪判决，赖某为战时德国铁道兵连连长，一九四四年在法国南境奉命枪决连内数名意大利志愿军，而彼对于此一命令之违法并不知悉。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引用"in dubio pro reo"（有疑义时应为有利被告之判决）之古老原则宣判无罪。剪报上问以对此判决有何意见。我初以为面谈仅系谈生活近况或学习情形而已，读此判决后一时为之愕然，幸先来者多，得有时间从容准备，将答案预记于笔记本，熟读数次，心乃稍定。入舍委员会委员有八、九人，发问者仅二、三人，我答以证据不足应为无罪判决系中外古今一致之思想，并举“功疑惟重，罪疑惟轻”（皋陶谟）之中国古训之明之。最后复问以将留海德堡多久，是否撰写论文等。胡扯二十分钟，居然获准住宿。

海德堡大学有三栋大宿舍在Klausenpfad，系陆费一九六〇年至六二年间建成者，此外尚有诸多小型旧宿舍，如基督教学生宿舍（Das Evangelische Studentenheim），神学院宿舍（Das Theologische studienhaus）及silbeyhaus等十余处，但规模均小，仅住十余人至数十人而已。

十一月初迁进在Klausenpfad之第一宿舍，舍方分配我第六层第七屋；为双人房（新进宿舍者无条件住双人房），同室为一德国医科学生，待人诚恳和蔼，在语文上有极大帮助。Klausenpfad之宿舍皆高十二层，每栋住二百人，每层有十四个房间，其中单人房十，双人房四，共住十八人（第十二层为会议室，图书馆及阅报室）。每层有厨房、餐厅、浴室等。寝室内自来水、暖气、衣橱等俱全。

第六层十八人中，韩国人一，尼日利亚人一，印度人二，爱尔兰人一，波兰人二，约旦人一，中国人一，余为德国学生。国际性浓厚，自黑、黄至白种人俱存，在厨房烹煮各国食法，在餐桌讨论各民族文化，常至深夜不散，促进文化交流，增强国民外交者莫此为甚。除国际性外，最大特点应为男女同舍，在第一宿舍，自一至七层住男生，八至十一层住女生，男女生来往无阻，唯一禁律为夜过十一时男女生寝室各不得留宿异性学生，以维善良风俗。大家对于此一规定都奉行不渝，至少未有因违此规则被发现而取消住宿权者。

欧洲女子腿多细长，脸形秀丽，身材健美，活泼大方，待人尤为和蔼可亲。至彼等之品行依中国人之保守标准视之，多不及格或不堪言及；幸欧洲人较为开明，对于公秩良俗尺度较宽，甚至德国法院在解释“清白”（Unbescholtenheit）一词时亦受其影响，一再放宽其要件，否则法律所订之清白恐无适用之对象矣！在德国最大特点厥为种族平等，各种肤色之学生相处其间有如一族，在海德堡街上拥欧洲少女而行者多为非洲学生，德国女学生并不因肤色之黑敬而远之。因此种族歧视在这个欧洲国家，是不存在的。准备前来德国进修的中国学生，对于此点，倒可大放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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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

　　——裴老爷子

　　裴老爷子一生做官，官衔甚多。他黄埔三期毕业，官拜中将，人称裴将军；又任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政治部主任，人称裴主任；又任云南省党部书记长，人称裴书记长；又任军事参政院总务厅厅长，人称裴厅长；又任昆明市市长，人称裴市长；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省支团部干事长，人称裴干事长；又任中国电视公司常驻监察人，人称裴监察人；又任立法委员，人称裴委员……虽然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称呼，但在我们的大厦里，芳邻从牙医张太太以下，都称他做裴老爷子。这个称呼免掉了官衔，变得敬老而亲切，裴大官人也就在邻居和管理员中，变成了裴老爷子。

　　在大厦中，我住在十二楼，正是住在八楼的裴老爷子的楼上。我和他做了十一年的邻居，可是从没讲过一句话；见面、同电梯无数次，从没打过一次招呼——我对国民党老帮子全无好感，他们对我也一样，所以古人“天涯若比邻”，我们却“比邻若天涯”。不过，每年选举住户代表参加大厦管理委员会，我总暗中投裴老爷子一票，逼他管点事。立法委员，对应付警察之类的牛鬼蛇神，还是有点用的。李登辉做台北市长时，有一次，找上大厦中庭花园的麻烦，经裴老爷子坐镇，其怪遂绝。相对的，选住户代表，裴老爷子却绝不投我的票，所以我年年落选——大厦邻居深知李敖乃一刁民，敬而远之为妙。

　　裴老爷子满头白发，但是梳得很整齐，虽然七八十岁的年纪，但是出入理发厅马杀鸡，日以为常。裴老太太好象也心知肚明，懒得管他。裴老太太是美人，从她孙女的神韵上可想象当年。我在台中寻访史料，在杜致勇的天花板上，找到杜聿明将军当年同裴老爷子裴老太太的照片，顿时灵感交集，这些人物，我跟他们素昧平生，但是历史与新闻、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衰老、兴亡与荣枯，种种对比，却常常交汇在我思绪里。有一次，我半夜翻看沈醉将军在大陆写的《军统内幕》，看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跟裴老爷子的神秘关系，那时正值沈醉从大陆写信来给我，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就想：沈醉写裴老爷子那些往事的时候，绝没想到，裴老爷子就住在我楼下；而在楼下午夜梦回的裴老爷子，做梦也想不到，在楼上，有个下笔无情的历史家，正对他们当年在大陆如何祸国殃民，研究得一清二楚呢！

　　又有一次，我半夜翻看1934年的《中国国民党年鉴》，在（丙）230页看到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三巨头，执行委员龙云、监察委员卢汉之下，赫然就是书记长裴老爷子。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就想：裴老爷子出道可真早！他在云南做地头蛇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第二天清早，我下电梯，裴老爷子穿着花格子西装，打着红领带，叼着雪茄烟，悠闲的坐在大厦门庭的椅子上，等着去立法院聊天。我瞄了他一眼，心里一直笑：“老家伙，昨天半夜又碰到你了！”

　　如今，裴老爷子八十七岁了，前天他宣布，在退职条例生效后，他要率先不干立委了。四十年来，他未曾生过病或请过一天假，如今退职是要让位给青年人。消息传出，一位在立法院待过七八年的新科立委问：“裴存藩是谁？我都没有听说过！”反证了裴老爷子四十年如一日，那一日就是一纸空白。

　　裴老爷子不在乎他在台湾的空白，他的生命发光在昆明西班牙式华丽住宅里——台湾对他太小了，雪茄的烟雾，说明了一切。

　　1989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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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

　　——《郑南榕研究》自序

郑南榕生在1947年9月12日，死于1989年4月7日，活了四十二岁。他自焚后，我总想印行一本《郑南榕研究》，来纪念这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的朋友。如今半年下来，我终能如愿。书成之日，我临文作序，在哀挽之中，也不无欣喜。

　　我常说，南榕是我的小弟、小兄弟、小老弟，因为他“追随”我最久，达二十年之久。南榕活了四十二岁，其中一半的时间，跟我有程度深浅的“追随”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自以为是南榕的朋友所能赶过的，更不是他死后冒出来的大量知己、同志、使徒和送丧者所能企及的。我说这话，重点并不在我和南榕相识之久远在他人之上，而在我和南榕相知之深远在他人之上。也就正凭了这种生死交情，使我在生死线外，孤独的为南榕印了这本纪念之书，不以生死易他之志或我之志。这种心愿、这种离情、这种义气、这种我独来他独往，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中，可算是一幕绝无仅有的生死恨。如今南榕演其死者而我扮其生者，死生亦大亦小，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因义受难受谤之际，对朝野狐鼠，不无所恨。我生平嫉恶如仇，南榕嫉恶之情，尤甚于我。如今南榕已去，我以文字衍义，纵人生常恨，也要使水常东，变乱流为主流。如今这种抱负，也正是中国“不识时务”知识分子“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的抱负，我和南榕，虽取舍有同异之别，但在精神方面，却是两人一致的。

　　南榕在1985年4月15日，曾发表过回忆他与我结识的经过，他说：“1968年的暑期，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并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煜、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和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一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

　　在我和南榕携手“搞起杂志”的时候，我们争取的，是言论自由。这在南榕亲笔的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已经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从事争取台独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人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美国思想家孟肯（H. L. Mencken）说得好：“为理念去死，无疑是高贵的。但为真实的理念去死，那就更高贵了！”（To die for an idea: it is unquestionably noble. But how much noble would it be if men died for ideas that were true.）我始终相信，南榕在为一种“真实的理念”而死，这种理念，既非政治的，也非宗教的，所以任何政治目的或宗教目的的解释，都窄化、小化了他。南榕其实为了更高贵的信仰而死，那种信仰，从政客到教棍是不理解的。我知南榕、我思南榕，特高其明而光其大，以责众生、以昭来者。是为序。

　　1989年10月18日

　　附录一

　　言论自由第一优先（郑南榕）

　　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因此本刊的第一期特地以他作为封面人物。同时，李敖先生在隐居生活中，犹自抱病接受本刊的访问，畅谈他对国民党、党外以及“两性观念”的看法。因为时间匆促，有些观点尚未充分发挥，李敖先生将于他自己的《千秋评论》、他跟朋友合写的《万岁评论》以及本刊，不定期的继续谈论。

　　自由是宝贵的政治权利，其中的一个单项言论自由更是目前难以获得的宝贝。我们的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停刊已成为家常便饭。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战斗当中，邓维桢先生以前是一名健将，现在重新披挂上场。邓维桢先生在本刊开辟政治问答的专栏，每期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第一期的问题是由本刊编辑部提出的，欢迎本刊读者来函问问题。

　　特赦一直是党外复杂而痛苦的情结，尤其对美丽岛受刑人家属更是如此。我们请李敖、本刊社务委员余陈月瑛，以及党外女作家曾心仪提出他们的看法，关于大赦及特赦则有一篇定义性的文章。

　　本刊将努力把岛内（包括澎湖、金、马）各地发生的事情报导出来，让各种声音及意见表达出来，使大家不致视野过于偏狭，使大家能互相关怀。

　　同时本刊将尽量扩大视野及触角，致力于把这本周刊办得真正像外国有名的新闻刊物，如TIME及NEWSWEEK那样的综合性及可读性。

　　我们希望党外至少能办出七份周刊，轮流上市，以打破国民党多年来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为了阐释自由的真义，刘福增先生为我们写一份《与其投奔自由，不如争取自由》的特稿。以上这些精采文章及新闻，敬请读者多多批评与指教。（《自由时代》创刊号，1984年3月12日）

　　附录二

　　欢送政论家 欢迎思想家（郑南榕）

　　——李敖辞卸本刊总监感言

　　1968年的暑期，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打杂，透过当时水牛出版社的老板彭诚晃的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

　　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并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

　　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煌、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合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

　　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

　　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去年3月，我开始筹办《自由时代系列周刊》，邓维桢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只肯出钱的朋友，建议我一定要请李敖来挂名，才能建立杂志的知名度。

　　果然，“李敖总监”的《自由时代系列周刊》不同凡响，一年下来已经打开响亮的知名度。

　　今午3月，李敖与我一起检讨各自的事业，李敖说海外只传诵他的“政论家”的名声，却没有肯定他的“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的地位。我才幡然醒悟，即使这样子的纯挂名，我也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因为彼此之间的太多的“应酬”，却是“以私害公”，害他不能在《北京法源寺》、《中国思想史》等等著作上用功。4月25日就是他的五十大寿了，不见这些“名著”结集出版。五百年前、五百年后的大事业，何必为小政权、小政客白白荒废了呢？

　　因此，李先生提议辞掉“总监”挂名时，虽然对杂志的销路有明显可见的威胁，我却答应了。我答应时开玩笑地提出条件：“让我尽快看到《中国思想史》结集出版。”宁愿李敖不做政论家，只愿见到他是思想家。

　　因此从本期开始，李敖先生正式辞去本刊“总监”的挂名。让我们“欢送政论家，欢迎思想家”，希望李敖先生的思想史大作能够早一日问世。（《民主天地》第七期，198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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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

——为宋希濂将军出书经过

我生平喜欢打抱不平。不但为朋友打，也为敌人打；不但为认识的人打，也为陌生的人打；不但为近在眼前的人打，也为远在天边的人打。只要真理所在、真相所在、人道有关、公道有关，我都不论亲疏、不分彼此，一概奋笔为文，要打个痛快。自1949年起，我困处台湾小岛，被国民党政权作弄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肤尝身受于国民党政权者更酷更多，所以在感情上，尤为激越。这一激越，更使我要把人间不平之事，广为搜求，以个案详追，留为证词，述往昭来，且为乱臣贼子惧。在这种又感情又理性的态度下，每逢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案例出现，我便特别注意，收为资料，写成文章。

　　五年前，1984年4月4日的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登出一则消息，标题说：“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香港侨团联合声讨/呼吁侨胞团结自强”，我看了大感不平。两个月后，6月7日清早，我花了两个小时，写成《鹰犬将军》一文。其中指出：“乍看起来，这一消息，只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后，却有着不少的来龙去脉，很足以观察国民党封疆大吏们的心路历程。”我又指出：“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纪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中国人民害怕，不敢提出真的答案；宋希濂自己心寒，不愿提出真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恶作剧，不会提出真的答案，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

这篇《鹰犬将军》，发表在1984年6月15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十三期上，那时我的书几乎期期查禁，不能合法出口。有有心人把它偷运到美国，在9月3、5日的《北美日报》上，加以转载，宋希濂将军看到了。1986年1月，他在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印行的自传中，就以《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为书名。

宋希濂将军在1985年6月写的“前言”中，对这一书名，曾志缘起。其中说：“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1980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申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是救亡图存，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鹰犬将军》在大陆出版后，1987年10月，宋希濂将军签题“李敖先生指正”一册，由傅朝枢先生亲去他家，取来送我。1988年7月28日，我在溪头旅馆里，感于他的好意，写下这样一封信：“希濂先生：承赠大作《鹰犬将军》，早由傅朝枢先生转到，极为感谢。大作定名，且以我的那篇文字遥应，益感先生盛德。隔海隔世，却能结书缘如此，想来令人欣庆。”“年来成立出版社，刊《真相丛书》，已出《蒋介石研究》等十余种，虽为官方党方忌恨，然九死无悔，发愿要揭发真相，不容彼辈欺苍生而误后世。《鹰犬将军》在海外风行，憾未能在台湾出版（台湾有一盗印本，排成杂志尺寸，且多删节），我打算不计困难与折损（官方党方捣乱，困难与折损不可胜计，我的著作，被禁已达百册之多），出一台湾版，专此征求先生的同意。因此书在市场销售上必遭困扰，无利可图，先生与我，也均不志在为利，故拟采赠作者书三百本方式，折抵稿酬，聊表敬意。如荷先生俞允，希望先生：一、能为台湾版写一新序。二、能有增订之文，盼能一并刊入。三、惠借照片，俾便制版。台湾版拟用铜版纸制作封面及图片，品质当远胜大陆版，非敢以骄大陆版也，求小异以成大同，复结书缘于两岸耳！”“如蒙惠示，请寄舍下——‘台北市敦化南路496号金兰大厦12楼’务必寄挂号，以防意外。”“台湾地小人狭，殊少河山之趣，亦乏游兴。昨天因控台中市政府之便（台中市政府配合警总非法在家母住所抄家扣书），转道来南投县溪头森林一游。半夜在国民旅舍774室读书写作，特奉书先生。此时万籁俱寂，静中密筹‘通书’之策于三通之外，快何如之！顺请大安，李敖。1988年7月28日。”

9月13日，我收到宋希濂将军回信如下：“李敖先生：奉诵惠书，深感欣幸！仆来美九年，常向友人道及阁下才华过人，文采风流，尤以风骨傲然，虽以文字罪系狱数次，仍然不为利诱、不为势屈，良可敬佩。数年来得读大作多篇，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击节赏叹，惊为旷世奇才。我曾和江南、大风等谈及足下作品之可贵，在于有根有据、逻辑性强、无懈可击。仆虽不学，但对是非曲直，尚能略断一二，足下尚在壮年，幸愿好自为之，天下有道，必将脱颖而出；天下无道，亦必流芳百世。”“大札发自7月27日，奉到时为8月23日，我与香港通信一般为三四天，北京五天左右，大陆其他各地最多七八天而已。年来台湾当局大吹民主、解禁、工作效率高……而事实总是给自己打耳光。”“六七年前，在大陆任何企业都是国有化，印发《鹰犬将军》一书的文史出版社亦不例外，发行时负责人对我说版权各一半，我将大函和大风研究过，以征求他们同意为妥。已于数日前发出，估计无问题，因印发台湾版只是为了扩大影响，非为图利，但恐获复尚需时日耳！”“听说足下出生于东北，现在台湾是否也如张少帅一样，只有岛内的自由没有岛外的自由（也有人说张先生在岛内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来信谓台湾地小人狭，殊少河山之趣，如自由不受限制，何不效法苏子观泰山之大且高、观黄河之水且深乎！祖国大地可供游兴之地实在是太多了！我年八十二，今年5月尚去云南旅游半个多月，东至石林，西至苍山洱海以及滇缅边境，还有游兴未尽之感，嗣又去成都盘桓了几天。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夔门天下险、剑阁天下雄，想足下早闻之矣！台湾斗室耳，坐井何以观天？书不尽意，先此布复。顺祝日安。宋希濂。1988年9月5日于纽约。”

10月27日，美中民艺学会的李蓝女士自美国来，带来10月7日宋希濂将军再给我的信，说：“李敖先生：7月27日惠书和附件，8月23日才奉到，由于《鹰犬将军》一书系文史出版社印发，这个出版社属公有制，在发行时负责人对我说，版权各占一半，因此我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昨得复信同意由足下出台湾版。我于9月5日曾复一信，未知达览否？”“李蓝女士原在此间的《北美日报》任编辑，转载足下之《鹰犬将军》一文和《编者按语》，均是她处理的。现李蓝回台之便，特托她和您晤谈，出这本书，‘旨在扩大影响，非为图利’，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绝不计较利益，最重要的是可以删节而不要修改，希望您能写入合同内。一切由李蓝女士面谈商定。敬祝撰安。宋希濂手启。1988.10.7，于纽约。”

李蓝是聪明明达的女士，住外国久了，权利观念和出版印象是很西方的。我向她表示，她可能不太了解在国民党几十年高压下出版这种“反动书刊”所遭的困难、损失和代价，以外国出版的常情与规矩，想在台湾出这种书，是不可能的。我很欣赏她那种极力保护宋将军权益的好意，但是，她也应该设想设想在台湾的高压下和销路不会超过两千本的评估下，出版这种书的艰苦。无利可图是必然的，但求少赔就不错了。对宋将军而言，台湾版只是扩大影响；对台湾的出版者而言，却是扩大影响以外，还得付出危险（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的代价，正因为有这种畸型的状况，所以，我们无法以西方的权利观念和出版方式对待作者，没有人不想保护作者，但是谁来保护出版者，也该想一想。

我又告诉李蓝说，在外国、在日本、在大陆，一本像这样的书可卖几万本，因此你可能难以相信在台湾竟卖不过两千本。但是，台湾在国民党的多年教化下，就是一个“不悦学”、不流行读忧患之书的怪地方，并且宋将军的丰功伟业、苦心焦思，在台湾被封锁得一干二净，宋希濂三个字，在台湾全是陌生人，书又不能登广告，怎么卖？这一阵子远流出版社印行胡适的书，销路不好，原因之一是：年轻人到了书店，拿起书，竟问：“胡适是谁？”何况宋将军的知名度，在台湾不及胡适；李敖印的书，大多书店不敢卖，这一情况，也盼你多想想。我并不希望你把我这些话，全部转告宋将军，免得他有精神负担，认为印这书给我带来太多麻烦。因为一切麻烦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只是希望你们在外国的人士，能够真的体谅到台湾的出版者无利可图，就好了。至于原书“可以删节而不要修改”一节，我很感谢宋将军主动替我的处境设想。但我既然印书，就一切都不怕，我从没有删节或修改的念头与事实，对海外、大陆的作者都是如此，宋将军的大作自不例外。我敢印，对内容的“反动词句”我就全部敢负责，我不怕国民党找我麻烦，去法院吗？我去过两百多次了，坐牢吗？我可坐多了。

李蓝离台后不久，大风有次从纽约来电话，谈起了他跟宋希濂将军很熟，我顺便表示，如大陆方面，格于公营和错觉，在授权上使宋将军为难，我并不坚持一定由他授权，不授权也可以出，只是希望由他多提供一些新资料，以便使新版本更有特色，就好了。1989年2月7日，宋希濂将军来信如下：“李敖先生：祝您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万事胜意。李蓝返纽约后详述与你会谈经过，深以为慰。正拟具体进行时，文史出版社突来信提出两点：一、版权不能转让。二、出版后要送给他们三百本。我得信后深为愤怒和厌恶，故暂搁置。日前大风兄转告尊意，深感足下雅量。我曾去信文史出版社痛斥他们的无理，如出版能实现，将来最多给他们三十本就行了。由于台湾统治集团中仍有一部分人对大陆敌对意识未减，故拙著稍迟出版，可能亦是一件好事。总之，我即照尊意搜集一些照片及几年来发表过的一些议论，陆续挂号寄来。至于序言，李蓝意最好就请大笔一挥，不超过一千字即可，未知能荷同意否？专此奉告。敬祝健康！宋希濂。2月7日（正月初二）。”

这封信后三个多星期，1989年3月3日，宋希濂将军就寄来十五份资料。他附信说：“李敖先生：春节发来一信，想已达览。兹由邮寄来资料十五份，可供参考，将来拙著付印时，哪些可以采用，取舍由您核定。照片正搜集中，不久当可寄来，专此敬颂春安。宋希濂。3月3日于纽约。”

3月30日，我复信如下：“希濂先生，去年9月5日信收到后，旋由李蓝小姐携10月7日信来，面商出书诸事，想蒙转达。后以彼方中变，我向大风先生提出变通办法，先生亦觉可行，甚感先生与我皆能就大处着眼，成此佳话。今年2月7日先生惠书后，3月3日寄来各件均收到，一俟先生寄下照片等，即可发排，并悉遵尊意处理（中国文史出版社在照片处理上太模糊不清，无法翻制，故必另找原照及其他照片，以光新版也）。”“《鹰犬将军》出台版后，如有可能，我想把汪东林的《宋希濂今昔录》等亦予新版，该书前面的照片原版，亦盼先生代为留意。”“前年俞济时约我一谈，我以不欲见人，故拒绝之。他所知内情独多，以与蒋关系过深，故不肯透露。孙元良回忆录在台出版，很多话不敢说，其人适如尊论。”“《鹰犬将军》以外，先生平生其他零碎见闻，一定还有不少，极盼能以拾遗方式，一条条写出。例如先生所知蒋的种种，当不止于尊著中所忆数点，如能以札记体裁，随意写出，其珍贵有趣，自不待言也。”“海外及故国山水之胜，当遵先生之嘱，有机会当往一游。目前为大量工作所困，恐动弹不得。每想及先生以八十康强，尚遨游于祖国山水之间，真令人歆羡也。即请大安。李敖。1989年3月30日。”

我的信寄出后，适接大风电话，知道宋希濂将军已赴大陆，无法及时收到我这封信了。直到11月11日，我收到宋希濂将军的回信，内容如下：“李敖先生，首先我对您致以深切的歉意。由于健康欠佳、心情不怡，7月初从大陆回纽约后，一直拖延了三个月才写信给您。”“一、我在北京和文史出版社负责人几次商讨，最后才说服他们，不争版权，只要不修改原书的主要内容即可。他们提出不管你印多少册，要送给他们三百本，我说估计最多印五千册，要三百本是太多了，以不超过一百本和对方商谈，最后他们同意了。”“二、我这本自传于1986年冬开始发售，二万五千册到1987年就售完了，去年我到云南、四川，今年到长沙，还有不少来纽约的故旧，向我索书，无以应命。所以然者，即中共在大陆取得统治后，对八年抗战过分地渲染八路军新四军打游击的作用，而对国民党军队浴血抗战英勇牺牲的事迹，极少叙述，更多的史料、文艺作品等则是丑化。自邓小平当权后，为了对台表示和解，提出了要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才稍有改进，拍摄了一部《血战台儿庄》，也鼓励参加过抗战的人如实地写述史料，并有选择的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我的自传发售得这样快，主要是除亲朋故旧外，有不少做史料工作者和喜爱研究历史的青年，都希望了解一些实际情况。所以，如果文史出版社再印两万册在大陆发行也会有销路，但您知道，中共的政策多变，‘六四事件’以后，有走回头路的倾向，至少在目前是不会这样做了。尊处如印五千册，估计在台售出三千册，在香港可售一千册，在美加等地可售一千册。请您审势决定。”“三、有几位好友对我说：书名题为《鹰犬将军》，未免太自贬了，不如自传为好。这当然是好意，但我反复思考，觉得我国六七十年来，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强调‘以党治国’‘以党专政’，言必称‘党国’，把党置于国家之上，大有‘朕即国家’的意味。因此，我感到今天必须强调军队的责任在于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反对军人割据自霸、分裂祖国，更要反对军队成为党派或某个政治集团镇压人民的工具。您那篇《我是天安门》的大作，真是写得好极了！因此我请求您在再版序言，以您那文学天才，把我上述的想法，含蓄地表达出来。”“四、寄来照片十八张，有十一张是我在抗战期间（包括一二八淞沪抗战）获得的，还有一些奖章和纪念章就从略。另有青天白日最高勋章在1949年战场中遗失了。附来的是从张达钧《四十年动乱新疆》一书中剪下来的，我希望印在第一张之后，其余的由您安排。”“您上次来信嘱我就过去和蒋介石见面多次，谈话内容回忆记述，我在当团长以前，见蒋次数不多，三言两语就完了。我之所以被蒋‘器重’，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强渡蕴藻浜击敌侧背、解庙行之危的那一战役。以后见面有些关键性的谈话，在书中基本上写了。俟回忆另有所得时再告。敬祝撰安。宋希濂敬启。”

我在上面发表宋希濂将军和我之间的全部通信，不加剪裁，目的就在完整的保存有关出版《鹰犬将军》的每一细节，由细节中的各种角度，来窥见成书不易、来理解经营之难。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人知道宋希濂将军爱国情殷的吉光片羽、一生怀抱的几许原貌。宋希濂将军要我“再版序言”，我不敢当。庾信《哀江南赋序》说：“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宋希濂将军“平生”部分，原书俱在，已存信史；“志事”部分，以他的谦和冲淡，有待发明，我愿在报告出书经过之后，试为申义。

宋希濂将军纵横于疆场之上，他在抗日方面的功勋之烈、志事之苦，本来已是一个完美的、不朽的句点。但是中国之命运，正《庄子》所谓有“数存焉于其间”，宋希濂将军在家破人亡、备遭大难之后，却又否极泰来、别开新章。他的人生，在句点之后，又转入惊叹号。他以一介“战犯”，观礼于天安门，目睹祖国的兴盛；复以劫后余生，存活于北京城，身历覆巢的重建；又以垂老之年，云游于美利坚，乐叙天伦的难逢。更可贵的是，他不以亲人团聚为已足、不以延年益寿为已足、不以做自了汉为已足，反倒推己及人，为海峡两岸的生离死别为忧，呼吁亲人互相探访、中国和平统一。在他寄给我的文件中，我最为他七十八岁和八十二岁的两段文字动容。他写道：“我今年七十八岁了。自1924年黄埔军校毕业后即服役军中，一直到1949年底止，在这二十六年中，没有一年不打仗，我也几乎是无役不从，曾受伤过三次。我这一生，确曾身经百战。我对于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无比苦难和产生的巨大变化，是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我深深地理解到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苦痛。因此，我对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争端，一直主张和平统一。我坚决反对祖国的分裂，也坚决反对内战。来美四年，在子女们的关怀下，享天伦之乐以终余年，无心过问国事。但由于我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兵，常常有人来问我的意见或者邀我参加某些座谈会，我总是以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希望和平统一、希望国家建设得日益强大，作为发言重点，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但有些人听不进去，诬蔑我是在为中共搞统战。”“几年来台湾统治集团坚拒和谈，并高唱‘反攻复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高调，但自己并没有实力进行反攻，妄想大陆人民起来推翻中共的统治也只是一种幻梦。长此拖延下去，最后势必导致战争，这是人们的常识，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局势发展到要打仗，不论双方胜负如何，可以断言，牺牲最多的必然是台湾同胞，损失最大的必然是台湾这块地方。”“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我认为，四十年的分裂局面是人为的，人为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分裂的原因我们先不要去管，应该着手的是努力结束分裂的局面。邓公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做出了大设计；经国先生生前开放了去台同胞回大陆探亲，为两岸人民做了好事；登辉先生继任，声明继续开放政策不变，受到了广泛好评。如果不只开放探亲，而且也可以开放通商，来往的人多了，经济互惠了，这统一便完成了一半，然后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进行和平竞赛，振兴民族，造福同胞。凡是为了这个目标做出贡献的人，定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大书特书的一页。”“我垂垂老矣，只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繁荣昌盛。”

这是一位半生戎马、半生忧患爱国者的最后高呼。他以大好青春为祖国效命，以出生入死为祖国献身，以垂老叮嘱为祖国招手。牧野鹰扬于上、鸡鸣犬吠于下，他以一生的辛勤血泪，在向我们呈现他在为国家民族做了鹰犬。做鹰做犬也有不同的境界，他为自己和我们，提升了这一境界。我们怀念宋希濂、怀念宋希濂、怀念这位令人敬重的“鹰犬将军”！

1989年11月25-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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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

三十年前，我做第八期预备军官，于役军中。我是有心人，特别敏于观察、酌为纪录，以为这人生中一年半的难得际遇，留下鸿爪雪泥，兼存信史。

　　一年半的军中生涯，我见过不少另一阶层的人物，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老兵——张永亭。

张永亭当年并不老，比起连中的充员兵、阿兵哥来，他是老士官、老战士，够得上老；但比起更老的四十岁的士官来，他还算年轻的。他是河北人，从小流亡、饱更忧患，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几岁，只觉得大概三十五六。他没念过书，只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及日用的几个字，也不会算术，他不知道六八四十八，虽然知识程度很低，人倒也有北方汉子的精明。

张永亭个子不高，但横着长，很魁梧厚实、孔武有力，会摔跤，全连没有他的对手。一摔跤，你就发现他只有二十多岁，但一看他的脸，你就肯定他有五六十岁。他的脸，皱纹又杂乱又多，可谓满面风霜，但是黝黑得毫不匀称，深一块浅一块，非常难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难看，他说本来好看，有一次连中枪毙一个可疑的老百姓，那老百姓怪怪的，很邪门儿，五花大绑后，老是回头看他这刽子手。他很忌讳，就对那人说，你他妈的不要回头看我，等会儿我一枪包你痛快见阎王，不为难你，让你死得痛快，别再回头了。可是一枪把那人撂倒后，那人临咽气前，还是回头看他一眼。那一眼，看得他浑身发麻，从此脸上的颜色，就变得大花脸似的。

我下部队，当的是排长，并且是“前瞻师”中兵器排排长。“前瞻师”是火力强大的新编制的师，兵器排中就有强大火力，机枪以外，有七五炮、有六○炮。排长以下，有排附一名，下率七五炮组长、六○炮组长，及各班班长与士兵，成员极为复杂。例如排长是预备军官大学生、排附到班长都是老兵、多是三十开外的老士官，阿兵哥中也有老士官，有韩国回来的“反共义士”，有就地补充的台湾兵——充员。与我平行的，又有常备军官，分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排长，有干事（政工）；在我上面的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政工）。这些人马中，除了充员和我可在服役期满允许退伍外，其他都是不准退伍的，都要强迫当军人，强迫他们为台湾的安全和反攻大陆的口号，没有止境的贡献青春、牺牲自己。正因为身份悬殊、怀抱各异，再加上我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夹在其中，非常难以自处。幸亏我豪迈而圆滑，所以上上下下，日夜相对，尚能处得来，甚至可说处得不错。其中张永亭是河北人，我在河北住了十年，与他较亲，所以他与我最熟。熟到可以骂他或揍他一拳的程度，但我对别人，却很客气。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部队中有“兵油子”被送到“顽固队”管训者，但张永亭绝对不会，他虽然“油”，却属“良性”。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行为，也不欺负充员。他做七五炮组长，却颇有独来独往的味道，大而化之，一切由班长和阿兵哥去搞，他有点无为而治，——像我一样。由于他不大管事，又呈“拖死狗”的局面，所以人人都不怕他，并且还没大没小的开他玩笑。大家最吃不消的，是他的一双大脚，奇臭无比，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而张永亭的大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他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这下子可好了，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起，而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首当其冲。好在终日奔波，大家的脚也未尝不臭，无从计较，只是张永亭的，以一当十而已。

张永亭不但摔跤第一、脚臭第一，枪法也是第一。他的枪法，全连无出其右，但在射击训练时，却每每相左——他并不好好放枪。他懒洋洋的，拿起机枪，在一尺距离内，朝土堆集中射击，然后挖开土堆，清出弹头，包在一起，到外面当废铁卖——你政府抓老子来当兵，给老子这么可怜的军饷，却舍得花大钱去造枪炮子弹，老子就给你浪费一下，变成废铁吧！这就是他的心理。这种靠卖废铁赚外快的，也不止军人，射击训练时，前面靶场远处，就有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等在那边，炮声一停、枪声一歇，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挖弹头，因而误炸误伤之事，时有所闻。尤其许多穷苦的小孩子，因无知敲废弹而发生的惨剧，更复不少。这种情况，二十多年后，有所改变了。在我做总监的《自由时代》周刊上，就有这样的报导：“有些部队训练用弹没用完，找人到靶场随便打打，在胡乱射击时，有的人会将弹头拔下，倒出火药，只缴弹壳报销。这些火药留下来，就是原料。有的人有多的弹壳，可趁机换掉子弹，携回使用。一些军械士‘假耗损，真存弹’，将扣下的子弹出售。更有一些应该爆破的手榴弹，只要以插梢报销即可，根本没有爆破，换一片插梢就流入黑道了。难怪刘焕荣能握着手榴弹抢赌场，游国麟生前扬言炸警局，一些枪击要犯动不动就能搬出整箱的手榴弹，这些情况，和部队械弹管制不严有相当大的关联，但却一直讳疾忌医，没有能获得应有的重视。”上面这种情况，随着黑枪从海外直接流入，也不时髦了。张永亭卖废铁的奇异画面，当然也更落伍了。

张永亭是老兵，阅战已多，自然受过伤，但有趣的是，他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全身正面却没有。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我常常笑他。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哧屎就来了！”由于他说话滑稽、表情生动，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般说来，预备军官在部队，学问有余、经验不足，我给它的素描是：“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沿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正因为预备军官给人的印象如此，所以老士官未尝不作弄这种上级，甚至在崇拜、嫉妒与歆羡中，有自卑的反射。当然有的他们会看走眼。我的朋友潘毓刚，在金门当排长，老兵们说预备军官没种。一天共产党炮弹打来，潘毓刚突然召集大家，到碉堡外面训话，这时外面炮弹齐飞，大家吓坏了，可是潘排长却若无其事。此后人人说我们排长真勇敢，人人都服了。我在部队，也属潘毓刚此类，颇有悍气。那时我受海明威影响颇深，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对一己的阳刚之气，颇为自雄。有跳降训练、突击训练机会，无不自动请求参加。可是营长一律不准。理由是：“我们老军官出事死了，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出了事，对上面、对外面不好交代。”就这样的，我失去了一些耀武扬威的机会。不过有一次，我的勇敢却给我闹出十七师建军以来最大的笑话。甚至说是中国陆军史、世界陆军史中最大的笑话，也不为过。

　　最大的笑话是这样的：1960年7月23日，举行“连测验”，清早4点，在黑暗与冷风中，我与连长坐吉普绕过台南县新化，在新化镇南边五甲势地方的甘蔗林中接受命令，并勘察地形。到了9点30分，攻击发起，我勇敢过度、性急如火，一听前面枪声，又阻于眼前小山，看不清情况，就下令全排，跟我向左沿小路绕到山前，我率七五炮组带路，六○炮组尾随，仍不顾枪声，朝前攻去。顿时前后枪声大作。张永亭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赖来，不干了，他大叫前后山上正在相对射击，我们夹在中间，这仗怎么打法？这时裁判赶来，指责我，说你这排长怎么这么性急，你们连的第一二三排都还在后面，你这兵器排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我抬头向右细看，果然山上是我方部队。按兵力配备，兵器排是炮排，理应殿后支援，如今这么快就跑到前面来了，如此变换阵地，也变换得太神速了，这次洋相可出得太大了。从此每逢玩笑，排长们就笑我“七五炮打冲锋”，虽勇气过人，但所用武器，并非冲锋所用——冲锋都是用步枪上刺刀的，怎可用起好几个人才抬得动的七五炮来？这一糗事，我终身难忘。而张永亭临阵一屁股坐在地上罢战之态，我每一想起，就会失笑。张永亭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正符合中文中“败北”的正解，“北”者即古之“背”字，人在逃走时只见到背部，故“败北”即是“败背”，今闽南语中尚有“败背”之词，就是它的古义与原义。而“北”字另有两人以背相对之形，在篆字中尤其明显，明寓两人乖违之意。张永亭毕竟很优待我这排长，在“七五炮打冲锋”之时，他没“败背”，只是“败北”；没有逃亡，只是坐下向排长乖违一番，对比之下，我真自我陶醉呢！另一方面，多年后我看《巴顿将军》电影，看到巴顿将军用手枪打飞机、以司令官指挥交通的那种荒腔走板的气势与奇趣，我对我当年的荒腔走板，才稍有自解与自嘲，我想巴顿杀得性起，用“七五炮打冲锋”的戏剧性动作，也许大有可采吧？

有一次大家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我反问了一句：“如果回不去呢？”他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我听了这话，想起《旧约·约伯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之语，深感张永亭对人生彻悟之深，颇有古趣。

我退伍前不久，在去高雄的车上，碰到张永亭和他的女朋友，吓了我一跳！那女人长得黑胖结实，粗眉大眼，还有胡子，比魁梧厚实的张永亭至少还重一倍以上，煞是吓人，天下竟有如此女人也！第二天我跟张永亭说：“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窑子，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他答道：“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这就是张永亭的男女伦理，也是他的淳厚处。

　　由于我和他较亲，他与我最熟，所以我日记中，就留下了这些记录：1960年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赌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罗嗦，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吧！（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阿周等怪我送他钱，我以其可怜，终不忍也。）”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8月16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我在部队，对每个人都客气，但对张永亭却熟得可以佯骂之，并逼他为我做事。张永亭有次向我抱怨说：“我当兵当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你擦了好几次枪了。”可是抱怨是说着玩的，他还得照擦不误。

　　最难忘的是在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那拔林。第一天由5点20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后来在金门被跳雷炸死）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

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来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附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大哥（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退伍最初几年，有袍泽北来，还谈到张永亭。说张永亭还是老样子。后来我处境益艰，以至入狱，军中消息，长绝已久，不知老样子的张永亭是否依旧当年。今晚追忆，往事恍然、故人历历，但其间横隔，已沧桑三十年。故人日远，而我也老去，特为零墨，以志前缘。

1989年12月21-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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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

——为钱穆定位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1952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1930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

199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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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

——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

看到报上李霁野在大陆一再问候台静农的文字，感到好难受，觉得李霁野比他这位老朋友在人格与学格上，都高出太多了。

我在台大历史系的时候，台静农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1957年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

我在1963年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本人就是祸首。

台静农当年是鲁迅的大将，是未名社要员之一。据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说：“鲁迅先生在《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说：‘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就是指的这一事件。至于同文中说到的‘新式炸弹’一案，却是几乎使未名社三个成员丧生，轰动一时的大奇闻，因为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妆品的机器。《鲁迅日记》1934年7月记：‘31日晴。……得亚丹信言静农于26日被掳。’这一次还牵连了六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只被关了一个星期就释放了。这是未名社成员遭受到的又一次迫害。但现在还不是详细记述的时候。”

台静农的牢狱之灾，使他吓破了胆，从此“不干了”，以诗酒毛笔刻印逃世。如果真逃了世，倒也罢了，但他却逃得很无聊很无耻，他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

去年10月，《联合报》系的出版机构，印出了《静农论文集》，报章推介，说是学术著作。我素知台静农懒于学术，并以“我不在乎”自道其不出版学术著作的态度。如今既以八八之年，出了唯一一本学术性专书，不可不买来一读。结果一读之下，引起我一点统计的趣味：

　　全书——475页。

　　写作时间——前后长达55年。

　　篇数——只有25篇。

　　每年写——8页半。

　　每天写——0.023页。每页840字，即每天写19个字。

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样子的人格与学格，未免太可议了吧？整天吹捧他的人，未免太混蛋了吧？

199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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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

——我所目击的小“反共义士”曲军成

　　8月11日《台湾时报》登“曲军成请求平反冤情”，报导说：

十九年前泅水投诚，被政府安排到华侨中学念书，只说台湾是愚民政策等语，竟被依叛乱罪交付感化三年，三十九岁的曲军成昨向巡察监委王瑞武陈情，盼能平反冤情，并给予合理补偿。

　　曲军成昨携妻儿陈情说，他于民国六十一年1月15日由大陆厦门泅水至大胆岛投诚，经政府安排，就读国立华侨实验中学。

　　他于六十二年9月27日下午2时，在该校训导处办公室说句“台湾是愚民政策”，又于六十三年6月13日下午4时，在体育处办公室说“我能游五十公里，我就是怕鲨鱼咬，否则我早游回去了”，即被警备总部依叛乱罪交付感化三年。

　　曲军成说，他当时系评论执政党政策，且被指“思想倾匪”，如国民抨击执政党的政策，就被扣上叛乱罪之名，执政党岂不成独裁者？

　　他表示，原系共军三十一军炮兵团第一营营直属侦察班，投诚大胆岛后，还提供中共沿海重要的布防和军事情报。

　　曲军成说，十九年前，憧憬自由中国，唾弃中共暴政，泅水投奔自由，并以长达三个月时间，提供闽南沿岸重要军事情报，却是有功无赏，当局以难民相待，后又因两句话触怒当局，竟锒铛入狱，无罪也遭重罚，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更是含冤莫白，又哭诉无门，有生之年誓死讨回公道，还其清白。

　　看了这一报导，引起我的回忆。曲军成刚在移送交付感化三年前，被关在景美军法看守所，那时我已是看守所的资深囚犯，独居在第八房。第八房有高窗，踩在马桶上，扒住窗框，可以望到窗外“放封场”，看一批批犯人散步。有一天，窗外鼓噪，我扒上窗框一望，原来是一个身材不高、体格结实的年轻小子，突然以矫健身手，施展“壁虎功”，沿着我窗边的押房大楼凸出水泥边缘，快速攀升上去，只见他两臂一夹凸墙，再两脚一夹；再两臂一夹、再两脚一夹，……此夹彼放，交替攀升，一转眼就翻上二楼屋顶平台。这时但闻宪兵吹哨、班长奔跑，一团乱局后，曲军成给逮住了，禁子牢头们把他狠揍一顿，自窗下扭送而过，他弯着腰被拥簇着，状甚狼狈。后来听说给手铐脚镣了一阵子后，移送走了。

　　十多年后，1988年5月27日，我看到《联合晚报》，有报导如下：

继李显斌之后，又有一位反共义士向立法院陈情。十五年前由厦门泅水投奔自由，自称“被诬告”而交付感化三年的曲成军（《联合晚报》把“曲军成”误报导成“曲成军”），今天要求立委助其平反，还其“清白”，并请政府给予适当的“赔偿”。

　　山东籍的曲成军，民国五十九年在济南市完成中学教育后，就加入中共部队被派驻在福建厦门担任侦查兵，因经常收听台湾广播、收集传单，引发向往自由的意志，于六十一年1月15日傍晚，从厦门泅水抵金门大胆岛向政府投诚。曲成军在陈情书中指出，民国六十二年经政府安排返台求学，因校方排斥大陆来台学生，经常无故受辱，并开罪训导人员，趁机诬陷指其有左倾言论，经警总军事检察官裁定交付感化三年。

　　他说，结束感化后，苦读三月进入台大就学，毕业后一度餐风露宿，无所栖身，徒有“反共义士”之名，却过着非人的生活，心中“冤屈难平”。

　　曲成军在救总协助下，目前在台电公司宜兰营业处担任管理师，月薪25000元左右，家中有妻子及四岁女儿，生活尚称美满。

　　三年前我看到这一消息，颇有印证前生之感。

　　曲军成到立法院陈情未遂，三年后的今天又跑到监察院了，在官官相护下，他的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如此，曲军成的动作，倒引起我不少感想。这个小伙子，多年来为追求他认定的自由而冒险犯难，从泅水到越狱，样样全来；又为他认定的公道锲而不舍，从立法院到监察院，院院都去。其行虽刁，其志却苦。——小人物为一己私权倾其绵薄、奋起力争，目无两岸政府，亦属难能可贵者。特记其事以张之。

199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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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

——病房里的哲学家——介绍《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幽默》

1月里读了一本动人的怪书——《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想写一点介绍。

作者邱铭笙三岁就得了小儿麻痹症，从那时候起，他就没有“脚踏实地”过。不过，他的身体，虽然坐上轮椅，不再“脚踏实地”；但他的精神，却坐上风火轮，上天下地起来。在不幸的人生遭际中，最难得的，他既不自弃，也不自怜，反倒奋发向上，成为一个极有才华与巧思的写作者。在他活泼动人的文笔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残障者洞彻人生的独白，独白里洋溢着快乐与自信，心理健康得连得了小儿麻痹症的罗斯福总统都得退避白宫，我认为邱铭笙比罗斯福伟大，因为罗斯福的心理健康，得自飞黄腾达、前呼后拥的总统生涯，但邱铭笙呢，却得自飞来横祸、前思后想的黑暗岁月。邱铭笙有一雅号叫“雷德福”（Redford），与美国明星罗伯特雷德福同名，他自嘲式的写道：

　　罗伯特雷德福邱（ROBERT REDFORD CHIU）妙龄三岁后天坏脚，但天生好手，擅长上下其手，小时喜欢画图，大了喜欢操觚，就是不喜欢念“教育部审定”的书。 自动由升学班请调放牛班，在牛骥同一皂里，学业是障业，考试是牛刀小试，从升学班至少探花榜眼而为放牛班执牛耳的状元，罗伯特雷德福邱非是鸡首，即为牛头，不做屁股，也不当尾巴，“强人”也！

春梦无痕，秋风容易，雷德福邱渐渐在成长，雷德福邱的成长过程充满了辛酸，环境所逼，琴剑飘零，总是一个人在挣扎，强忍眼泪，显出生命更坚强！雷德福邱生长在一个黯淡无望的环境，如同《小妇人》书中所说的“黑暗的像非洲”，罗伯特雷德福邱没有两只脚，却希望有四条腿能够“远离非洲”！

　　这是邱铭笙的黑暗岁月。

一般残障人士，除了生理上的黑暗外，更黑暗的，是他们心理上的阴影。但是，邱铭笙却以“‘强人’也”的豁达，“显出生命更坚强”。不过那种坚强，并不是硬挤出来的，而是出自哲学家式的胸怀，试看他后来在台北仁爱医院动骨科手术时所写的一些手记，便见端详。

　　他写他开刀前后的情况：

开刀大典定在早晨8点30分隆重举行。8点钟，护士小甜甜来，将我按倒在床，她伏下来，脱掉我的衣服……，然后，然后没有什么，她为我穿上手术衣，再然后和两位护校实习女生一起用推车把我推向开刀房，这一去，生死未卜了！

进了开刀房，小甜甜等向邱公子鞠躬告退，邱公子给她们飞吻，对她们说“生离死别”了，她们三人都忍俊不禁，莞尔而去！开刀房里医师护士都已装备齐全，个个都像屠宰场的屠夫，尤其张金龙，一脸横肉最像。因恐在手术进行中意外导电被触死，怕死的医师护士都穿木屐，ge ge ge ge，很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仿佛《再见阿郎》。各种刀械闪闪发亮，待会群医就以这些刀俎将邱公子当鱼肉，打了麻药，人事不知，就要让医师护士毛手毛脚上中下前后左右消磨个够！此时张金龙两手握双刀，狞笑着说：“嘿嘿嘿，不用害怕，打了麻醉针，你就不省人事，不会痛也不会痒，开刀的过程你全然不知，一刀下去，你立刻血肉横飞，我要把你身体里面的器官拿出来把玩一番，再放回去！”我想到一个医师开完刀后把器材遗留在病人肚子里，再开一次刀取出来的笑话。张金龙是“老粗”，护士小姐常取笑他人粗鲁，难怪“岁头呷到三十外”了，还是裤子破了没人补，邱公子担心他“呷到好死了，还无某倘好娶”，心理不平衡，粗心大意真的把什么东西，剪刀石头布的留在我能容的肚子里，这可不是笑话！所以邱公子悄悄的对红粉好友赵培鑫耳边细语，务必多加留意。赵培鑫是台中中国医药学院分发来台北市立仁爱医院实习的准医师，为一女学士，女人都小心眼儿，锱铢必较，有赵培鑫这个女人一旁警戒，天塌下来先压到她，她再压到我，软绵绵的，邱公子可稍安心也！邱公子银牙暗咬赵准医师耳朵，以蚊声的口吻曰：“外科医师都‘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眼皮眨也不眨！尤要盯牢张金龙和陈光耀，他俩前几天色迷迷的向我借PLAYBOY，被我严词拒绝，耿耿于怀，吾深怕他二人暗施毒手，在手术中联手对我引刀成一快，使我遭遇不测！”所以要赵红粉密切提防张、陈二者狼狈为奸，对邱绿叶图谋不轨。赵红粉说：“相公放心无妨，娘子自当留意！”话声刚落，主操刀的主任医师以大寨主的架式大步向前，“大醉侠”麻醉医师醉茫茫的一个箭步抢先，抓起邱公子玉臂就是一针，瞬时将邱公子做翻，邱公子突然想到《水浒传》十字坡那一段；邱公子又想到张金龙有一个祖宗叫菜园子张青；邱公子已经感到头重脚轻；邱公子想喊赵娘子卿卿……

入手术房和入洞房的感受自然不同，入洞房同样会紧张；但那是膨胀充血，心跳加快，又欲仙欲死的紧张；入手术房只有担心“回不来”的紧张。入洞房也可能“回不来”，但和入手术房的“回不来”相比，一是“玫瑰花下死”，一是“手术台上亡”，同样做鬼，一是风流鬼，“爱是，鬼也做爱”；一是倒霉鬼，鬼都不爱！同样赤身露体的孤魂野鬼，前者无疑是“过瘾”，“痛快”多了……！

8点钟进开刀房，8点30分行开刀大典，11时半礼成，11时三刻邱公子悠悠转醒，已经躺在恢复室里，恢复室里非常安静，只有一位护士小姐在旁随时注意邱公子恢复的情况。躺在塑胶罩中，邱公子也在找话题跟旁边的护士小姐交谈，即使在这个时候，邱公子还是这么风流可爱！醒来之后，医师朋友不时前来探望，真是杏林春暖！好想唱“条”台语“瓜”：“犹原是忠实的朋友，卡有人情味！”打定主意，赶明儿个把PLAYBOY借给他们看吧，还有一本《阁楼》，一卷A片，统统拿去吧，让他们看得见色流精！

午后两点45分，完全恢复，小甜甜推着推车来接回病房，经过三东护理站，邱公子向里头团团转的护士小姐们很富男性魅力的大喊：我回来了！护士们听到是邱公子勾魂的磁性声音，纷纷丢下工作，呼声掌声交加，场面热烈，有如总统莅临！

　　在这些文字里，一个洒脱轻快的病人的嘴脸，已经跃然纸上。

　　再看他写住院时的一个小护士：

住院共三个月，其中有一段时间一直珍贵在我心深处。是开刀后的第三个星期，那个星期轮值三东319病房的护校实习女生，叫连培如，台北市人，是新店耕莘护校来的。连培如是最可爱我最喜爱的一个女孩，因为有连培如，所以我特别珍惜住院期间的那一个星期。

那一整个星期的六天，每天最令我盼望的，便是连培如的到来。早晨8点她一定准时的带着各种医疗器材，来为三东319病室的三位住院者测量体温、血压和脉搏。量血压时，她必须把血压器放置在我手臂上，放置时她的手会接触到我的手；量脉搏时她要以手指头捏住我手腕血脉处，这都是医疗上所必要的接触，是无比纯洁，没有任何意味，但即使只是这么轻轻、小小、纯纯的接触，也使我感到温馨、陶醉，而有无限的憧憬和遐思！……

每天下午4点钟，连培如会再来做一次测量，这次量好，培如也就要下班回家了！我却希望培如不必离去，我喜欢培如是那么深刻，分开一秒也依依不舍！连培如回去后，我便开始期待明朝快些到来，这样我和培如又可相见了！夜晚我想着培如沉沉入睡，我愿她梦中有最美的少女的祈祷，我愿她伴我梦儿，那么，睡眠中我的嘴角也会牵出一丝笑意。

对连培如，我从来没有表达这份爱意，太多的因素阻止了我对她诉说，千丝万缕我都放在心里。读书的时候，每每我总想到连培如，这时我总是很自然的便在书页上写下连培如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从出生到成长，我都身处忧患，我所过的幸福甜蜜日子很少，自然所留存拥有的美丽回忆也不多，我过往的许多历程，我都希望从来没有过过，一切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也不愿再记忆，唯独和连培如有过的那个短短的一星期，叫我刻骨铭心。如果能够往日重现、如果能够进入时光隧道、如果能够让我选择，愿意再回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我愿意回到和连培如相处的那一个星期，重温往日情怀，并让时光就此停住。

（1981年6月28日，星期日）8点了未见培如，才猛然想起培如不会来了，培如轮值一周，到昨天结束，今天起不用来了。一个星期来，整个心都寄托在培如身上，依赖她如此之深，现在培如不来了，顿然感到心室全空！我对连培如满怀情之所钟，爱苗深种，心坎意浓，我都没向她表达，只好诉诸纸笔，在日记上情文相生，永证我此思此愿，常策心马。前天培如告诉我，昨天是她轮值的最后一天，我对她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再见，不要说再见象征我们永远不分离！

在这些文字里，一个近乎凄楚的故事，轻淡的起来，又轻淡的结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邱铭笙笑脸背后的一面，不过，“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后，他又展开了另一面：

我这辈子可能是断子绝孙了，我也憧憬过能和所爱的人生有爱的结晶，然而男女间事怎么说呢？爱情是没有条件的，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爱情的条件太多了，只要其中一项“不配”，那么什么都一笔勾消了！女人不能接受我，我当然知道原因，面对碎梦，难过是免不了的，但我从无恨意，也没有遗憾，不过我会“不服气”、会“感慨”，“感慨”女人呀、女人，她们、她们不爱我的并不是我的人，她们爱的、她们爱的，呵！竟是我的两只脚！

　　这是哲学家式的轻怨薄怒。在犀利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他自嘲嘲人的慧黠。

若以为这本书里，范围只是一个残障人士的波澜起落、感慨万千，你就错了。这本书别有一番新天地。那就是他深入的探讨人间的许多重要主题，夹叙夹议，并且证据齐全。试看他写《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我对于婚礼的改革》，都有见人所未见的议论。他反对迷信，写了一篇《神》，长达354页、21万字，简直已凌驾学术论文，并且在内容上，比学术论文高明得多多。他用一个个实例拆穿教棍神棍们的骗局，文笔流宕，令人赞赏。尤其有趣的，是他不谋而合了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式的脚注方法，用大量的脚注，发挥主题而无剩义，试看下面两段：

天妒英才邱铭笙，让我得到小儿麻痹绝症，击碎了父母的心！妈妈是旧式女性，相信凡事天注定，一切都是命，便去找了相士替我“算命”，去问我“为何命如此”？相士对妈妈说，这个孩子聪颖异常，才智过人，又反骨明显，一反起来甚至会大闹天宫，天都管不住，所以一定要让这个孩子“破相”，压制他的反动。我最讨厌相士，从不相信相士的任何鬼话，他们的耍嘴皮、胡说八道，由此可见！为了希望能够医好我的双脚，我也做过“宗教治疗”，有一年台北来了一个基督教布道团，在市立体育馆布道，说有任何残疾缺陷，只要来了，充满信心，经过祷告，可以让跛子开步、哑巴开讲、瞎子复明、聋子复聪，说得活灵活现，煞有其事，连好好的人都想折断一条胳膊去接受祷告再生。我爸爸也带我去了，只见场地中央的洋教棍又喊又叫、又哭又笑，就像华视的史华格那样，念念有词了一个晚上，很多人如坐针毡，听呒他们那些人到底在念啥！布道会完了，怎么来的人还是怎么回去，早睡早起身体好！

倚靠天使神差拯救脱难，已知无效，那么自求多“佛”，救苦救难，行得通吗？行不通。疑难杂症还未根除，就会先得癌症，荣民总医院耳鼻喉主任张斌指出，鼻咽癌专侵袭中国人，是中国人常患癌病之一，在台湾地区癌病发生率，鼻咽癌排第六位。根据荣总耳鼻喉部统计，鼻咽癌在各种癌病中名列前茅，每月门诊中可遇到十名左右新病人。张斌表示，鼻咽癌的形成除了遗传因素外，国人一些生活习惯也容易罹患鼻咽癌，张斌列举了几种情形鼻咽癌发病率高，其中一种“设有佛堂、神位，常烧香和常用蚊香者，这些烟垢含芳香族多环烃化合物，可能诱发鼻咽癌”，也就是说，香烟袅袅中，你的鼻咽已经了了了！

　　这就是邱铭笙的脚注，多有趣呀！

　　邱铭笙虽然反对迷信，但他心胸开阔、葑菲不弃。一个反迷信的人，还交到这么一个朋友呢：

　　住院前后，卢泉锦“老师”在精神上和金钱上都给予我支持与资助。卢泉锦“老师”喜欢拜神，不单拜一尊，自宅甚且设一神坛，供奉的从哪吒小神到福德老神，还有齐天大圣，不知是“神仙家庭”还是“傀儡家庭”？卢泉锦说众神都拜，日后升天位置可靠，我说不如都不拜，以后鬼门关前众神拉客拉得厉害，一枝独秀，身价更高，可能耶稣阿拉都插一脚来凑热闹呢！卢泉锦也为神像开光点眼、安神位、看风水，又做乩童，他自己说他是一个神棍。在得知我开刀日期的前一天，卢“神棍”特地方领矩步的到内湖“慈惠堂”，祈求无极瑶池金母娘娘赐福保佑邱“弟子”手术顺利平安。住院期间，卢泉锦“老师”多次的来看我，令我难忘。

　　这是邱铭笙的五湖四海。

　　在全书的最后，邱铭笙写道：

白云苍狗，世情多变，仁爱医院还没倒，还站在那里，只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第一非的是柯贤忠已由医院院长调升为卫生局局长，以前只管一家，现在每一家都归他管，跟他有仇的，莫不战战兢兢，深怕不知道哪一天血滴子会飞来！人事的浮沉，风水轮流转，几家欢乐几家愁，永远都有人在悲伤、挫折与不如意之中。“大同世界”只是空话而已。我的红粉之友赵培鑫已回到台中当郎中。我最喜爱、最可爱的连培如远飏美国新墨西哥州……邱公子笔底飞花的每一个真人真事，他们以后的遭遇怎样，我全不知道，我只知道各人要走各人的路，环境无情，造成幸与不幸，也只能各自去面对或改变。惠质兰心邱公子，琴剑飘零，去日苦多，在极端困境下，没有放弃努力用功，为了别人的与有荣焉；为了自己的引以为傲，邱铭笙会给爱邱铭笙、帮助邱铭笙的人知道：他们爱邱铭笙，没有白费；他们帮助邱铭笙，不会不值得！有一则波斯故事，说一个流浪者捡到一块泥土，这块泥土发出非常浓郁的芬芳，流浪者问泥土：“你是撒玛尔汗的宝玉吗？或是假冒的娜达香膏？还是高贵的异香？”“都不是，我只是一块泥土。”“那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样的芳香呢？”“朋友，如果你要我说出这个秘密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和玫瑰花在一起。”邱铭笙的朋友如此，邱铭笙的朋友的朋友邱铭笙，也是如此。

　　看了这本书，使我想起四十年前看过的那本梭维斯特（Emile Souvestre）的《屋顶间的哲学家》（Un philosophe'sous les toits），那踽踽独处阁楼一角的法国智者，如何以洞彻的眼神，在安贫中、在乐道里，默默记录人间的众生相。这位智者在世俗环境中，看来是“弱者”；但在精神领域中，却实乃“‘强人’也”。所谓强人，自有他自强的世界，他不在胜过别人，而在胜过自己。老子说“自胜者强”，一个智者能够胜过自己——快快乐乐的胜过自己，自适自得之下，则无处不是芬芳。波斯流浪者手中的泥土自道身有异香乃是“我曾经和玫瑰花在一起”，这泥土太谦虚了。其实没有泥土，又何来玫瑰花？玫瑰花即是泥土、泥土即是玫瑰花。邱铭笙不是别人，他只是没有双脚的你和我。这位无脚头家，失足以后，能有这么伟大的成绩展现给我们，幸灾乐祸一点说，又何尝不是好事！太史公说得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智者成为“倜傥非常之人”，都因为他们能把泥土化为玫瑰花。

　　永不再说“我曾经和玫瑰花在一起”，蓦然回首，原来我就是玫瑰花。

1992年2月13日晨

（《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每册280元，新店市民权路130巷6号学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经销，电话912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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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

八十九岁的乔家才将军死了，九年前，他预立遗嘱说：“骨灰永留台湾，不要携回大陆。……我对留在大陆之子女未尽教养之责，内疚很深，希我妻替我多多照顾，以弥补我之愧疚。”但是，当他在大陆的子女奔丧来台时候，所分到的财产，却只是官定最高价码的五分之一——各四十万元。谷正文将军私下告诉我：“乔老死前跟我说：‘我不要把遗产分给共产党！’”哪怕共产党是他的子女，他也不愿，他的内疚，挡不住他的仇共，他不让共产党来共他的产，可真顽固到底了。这位顽固的将军生前最后五年里，与我有一场笔仗、一段交谊、和一件耐人寻味的“托文之举”——他把他一直隐密不宣的《乔家才入狱记》托交到我手里，听我造成发表的事实，留下最珍贵的蒋介石黑牢史料。如今他死了，我汇集这五年来的有关文献于后，纪念这位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

1994年7月25日

附录一

给李敖先生的信（乔家才）

　　一、给李敖先生第一信

敖之先生：

　　谢谢赠我尊著五巨册！

《二二八研究》网罗了那么多的文章，客观详尽，好极了。你的结论，非常正确。三十多年前坐牢，和陈仪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张宣泽坐在一个牢房里。他说为日本人利用过的流氓，回台后分批训练，有一批还未训练的流氓，成了二二八主要发动者，正与尊著结论吻合。

　　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 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

和戴发生过关系的是邹志英，而非邢森洲太太周蔚英。我认识邢森洲夫妇远在民国十六年，认识邹志英是在台湾牢里，沈醉张冠李戴，诬蔑戴笠和邢森洲，非常不道德。周蔚英和邢森洲闹离婚，我曾劝过周蔚英，后在南京遇到周，邢另娶后，生有子女。周离开军统局后，再无音信。

抗战八年，我在北方，邢森洲大多在国外工作，成绩辉煌，惜久不见面。邢森洲是一位很重视道德的人，沈醉把他描写成不顾廉耻的小人，令人痛恨！敬颂

　　著安！

乔家才 谨上 七十八年5月4日

　　二、给李敖先生第二信

敖之先生：

　　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

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我出牢后，心有不平，才开始将他的一切公开发表，曾遭受当权者打击。闻你将出版有关戴笠的书籍，希望你公正，至少要采纳部分正确的材料。他忠于蒋，而他的死，无异是蒋杀死的。影印一份附上。祝

　　著安！

乔家才 七十八年6月14日

　　三、给李敖先生第三信

敖之先生：

　　谢谢你赠我《军统内幕》！

李敖出版社新版《军统内幕》，我不赞成，也不反对。因为出版业者有他的生意经，有他的打算，旁人不能置喙。不过你在缘起将我和沈醉混在一起，我不同意。我坐九年牢，出牢后，“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怎么能和沈醉坐了共产党十六年牢，出牢后辱骂他工作了十八年的军统局相比呢？

沈醉不仅是“反复小人”，而且卑鄙无耻。你捧他“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未免过火，忠奸颠倒，善恶不分，万难苟同。你说：“沈醉不复沈醉，沈醉醒矣！”是你在说醉话，李敖醉矣！

我说沈醉无耻，不是凭空骂人，请看前言，沈醉吃了周恩来的饺子，他说：“周总理走进来时，只有我左边还有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当时，我心头真感到无比温暖（小人的嘴脸）。过去我替蒋介石和戴笠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情，他们却把我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去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我坐下。今天总理接见我们，这样平易近人，实在出我意外，我几乎感动得掉下泪来。”你不觉得肉麻吗？寡廉鲜耻，令人恶心。

我坐牢并不怨天尤人，《书经》：“自作孽，不可逭。”我是保密局北平（今北京）站站长，毛局长人凤支持他的女友刘秋芳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我没有达成任务于先。后来毛局长派刘秋芳的丈夫李广和为天津稽查处处长，引起舆论的不满，我给毛局长去信：“自从钧座发表李广和同志为天津稽查处长后，华北同志闻之大哗。查李广和同志自称为钧座之亲信，招摇撞骗，胡作非为。希钧座能辨别忠奸与贤不肖，则华北同志必能竭诚拥护钧座，而报戴先生在天之灵也。”

　　信写好递给副站长孔觉民老弟，他看了吃惊地说：“毛先生胸襟窄狭，不比戴先生，这封信会招来杀身之祸，好危险，万万不能发。”

“觉民”，我说：“如果毛先生真的如此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如此信任如此糊涂的人，交付如此重大的任务，国家都会亡的，个人的生死算个甚么，发了吧！”这是我自己找死，能责怪国民党吗？毛局长欺瞒总统蒋公把我关进监牢，能说是国民党关我吗？毛人凤局长也代表不了国民党，他的监牢也不能说成国民党的监牢。

三十七年7月1日下午8点多钟，在北平灯市口资源委员会，我和马汉三被毛局长所派的手下五花大绑，送入保密局毛局长的监牢，夜里钉上脚镣。9日乘飞机押解到南京海宁路毛局长特设的监牢。我气愤不平，这就是革命下场吗？没有多久，吴化文的南京办事处长，关进同一牢房，才知道济南沦陷了，我有一种感觉，一切完蛋了，不幸我言中了，一下心平气和了。我想被共产党捉去杀头，和自己人处死，不是一样死吗？

12月1日乘轮船押解到台湾。日前去美国，才知道大陆沦陷前，毛局长奉到命令，五年以下徒刑者一律释放。五年以上徒刑者一律处决，好险！我不是先送来台湾，当然被处决了，哪里还能活到今天。

我在牢里想，不会活着出牢，这样不明不白死在牢里，实不甘心，决定把八年抗战的所作所为，撰写成《关山烟尘记》，死后对子女、对朋友，好有个交代。想不到毛局长先我而死，他死我生，才出了监牢。

你说我“虽著作千言万语，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我乃一介武夫，岂敢舞文弄墨，班门弄斧！所以千言万语者，辨是非、表忠义也。

军统局十万同志中，有许多热血青年，忠义之士，为抵抗日本军阀，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不求名、不为利，抱着牺牲决心，投入军统局，做一个无名英雄。抗战八年，在敌后被敌人杀害的同志，多达三千人以上，就我个人接触所及，华北方面部分牺牲者，北平：周世光、陈国瑞、张桐岗、麻克敌、冯运修、薄有錂；天津：曾澈、倪中立、王文、陈资一；张家口：杨金声、张抚之、张子文；归绥：吴钧玉、阚毓华、刘长荣、崔公璿；大同：张存仁、赵维城、徐宗达；太原：郭秀峰、曲学人、魏荣、关清华、甘昌生、胡俊哲、张立君、李丕绩、潘汉卿、张果全、高乐士、徐福全、张俊德、贾荫高；河南沁阳：宋玉江、张精麟、郭济英、原义轩、王寿昌；开封：杨庆明、刘德义、叶庆元；长治：杨培材、阎枝林；高平：车全通、罗谦；晋城：王熙春、苗长青等。这不过极少的牺牲者，已足可观，你能忽视军统局同志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精神吗？

戴笠将军是一位千古奇才，热爱国家，八年抗战，功勋辉煌。军统局敌后情报，杀敌除奸；战区游击破坏，牵制敌人；大后方治安维持，防间防谍，甚至缉私、抢购物资，无不做得有声有色，发挥了极大的功能。举例来说：

大家都知道，抗战开始，八一四空军大捷，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与军统局有关。原来二十五年，航空委员会感觉防空重要，与戴笠合作，扩大防空业务，成立航委会防空总台，派陈一白为总台长，建立崇明、海州、温州、杭州湾外桃花岛、陈钱山、小洋山、大洋山等十个监视台。七七事变，日本军阀扩大侵略，发动八一三淞沪战争。八一四敌木更津队十八架轰炸机由台湾起飞，打算轰炸我笕桥空军基地。温州监视台长阮鹿年发现，急电杭州友台。我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二十七架飞机。由洛阳起飞，迎头痛击，当场击落六架，事后敌人广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时至今日，人人知八一四空军大捷，很少人知道防空监视台之功能。

军统局的工作威力使敌人汉奸及一切反政府分子畏惧心恨，戴笠功高遭忌，同僚同学也在放冷箭伤害他。所以对他的一切诬蔑，造谣中伤是必然的。沈醉吃了周恩来的饺子已经感觉到无比的温暖，听了周总理的训示：“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

沈醉要从戴笠的走狗变成周恩来的走狗，诚惶诚恐，要讨新主子的欢心，摇尾乞怜还不够，必须良心一横，狠狠地咬旧主子几口，于是《军统内幕》出笼了。

军统局的工作，百分之九十九是对日抗战、敌后的情报战、破坏军事设施、汉奸制裁；战区的游击战、伪军策反、物资抢购；大后方的治安维持、防间防谍、镇压反动，项目繁多，工作繁忙。对付共产党，不过百分之一二。撰写《军统内幕》，不提对日作战的种种工作，专为讨周总理欢心，加油添醋，专写些对付共产党的工作，能算内幕吗？

再就马汉三被杀一事而言，马之被杀真正原因，因为他身为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没有把毛人凤局长的女友刘秋芳选为北平市选出的立法委员。所谓贪污，拥郑反毛，帮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只是所加的罪名而已。郑介民做过军统局早期的华北特派员，所以和华北工作的同志，关系比较密切，马汉三对人处世非常通达，不会拥这个倒那个。马汉三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和李宗仁没有直接关系，和李宗仁有关系的是张家铨，他是行营第二处长。三十七年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老总统很不高兴，不把马汉三和李宗仁扯在一起，就杀不了他，说他帮李宗仁助选，马汉三就死定了。军统内幕根本没有说刘秋芳竞选北平市立法委员，是沈醉不知内幕。

乔家才

附录二

乔家才将军来信书后（李敖）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四岁，他是山西省交城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与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同期，不过他的水平要比戴笠高得多，他在黄埔毕业后，在1930年曾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从事对日情报作战。1936年任北平（今北京）站站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北平，他仍继续潜伏北平，搜集情报。1938年调到后方，督察河南工作。1939年督察华北敌后工作，几为日军所捕。1940年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1941年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在太行山打游击。1943年任财政部陕西缉私处处长。1944年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旋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1945年任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1946年主持山西整肃汉奸工作，后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1947年赴美考察，返国后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并于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

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国民党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可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坐牢后期，毛人凤以关人无名，有缓和之意。据谷正文将军告诉我，毛人凤通知他：如果你这位山西老乡答应出狱后不追究不骂我毛人凤，我就放他出来。可是，当他去跟乔家才商量的时候，这个硬汉一口拒绝。最后毛人凤死了，“我们请他出狱，他还发脾气不出来呢！我们没办法，只好把他抬了出来。”

我小时候住过山西，对山西人的忠心质直，有极好的印象。有一次在法院，龙云翔律师介绍前来旁听的谷正文将军相识，因此得以多谈国特与山西事，也谈到乔家才将军。我与乔家才将军至今没见过面，不过，由于谷正文将军的中介，我们互有赠书，并且，为了李敖出版社出版《军统内幕》的事，乔家才将军前后写了三封信给我，表示关切、辨正与“抗议”。我向谷正文将军说，请转告华塘先生，我会答复他的好意，我会以文代信，把一切讨论清楚。

　　乔家才将军的三封信是5月、6月、8月写的。如今8月将过，我决定写出此文，一并奉答。

　　乔家才将军来信中，有几个重点。其中最强烈表达的是忠奸问题。

乔家才将军说：“你在缘起将我和沈醉混在一起，我不同意。我坐九年牢，出牢后，‘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怎么能和沈醉坐了共产党十六年牢、出牢后辱骂他工作了十八年的军统局相比呢？”事实上，乔家才将军由于嫉恶如仇，使他在这方面表现得太过敏了，在中国史书中，有忠义传，也有贰臣传；有循吏传，也有佞幸传，相对的人物，无不“混在一起”而论列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也浼不了谁，实在不必这样过敏。至于说我拿两人“相比”，也正在显示清浊之间的取舍万殊，也正适足以彰其清或衬其浊，在史学方法上，都是如此的。何况，我的对比，对乔家才将军也毫无恶意，试看我说的：“乔家才将军被国民党自己人关了九年，没经过正式审判、没见过起诉书、没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但他出狱后，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虽著作千言万语，并屡蒙他见赠给我，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沈醉将军被共产党敌人关了十六年，‘老母终堂，生妻去帷’。但他出狱后，却‘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对自己从十八岁起就献身的国民党，有以检讨、有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而言，山西的乔家才将军自有其立身本末，虽然愚忠得令人太息；但就‘道义为之根’的新道德而言，道义深处，毕竟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才能‘内省不疚’。‘闻义不能徙，知善不能改’，乃是圣人之忧。湖南的沈醉将军纵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反复小人’，但他在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如此内省不让之功，圣人复生，亦恐将为之解忧矣！于此可见，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历劫知变，鄙夷愚忠，沈醉不复沈醉，沈醉醒矣！”

从我这些话里，可以看到我对乔家才将军那种“‘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并非不油然起敬。但我同时指出，闻义能徙、知善能改，也是中国旧道德之一，在这一徙一改之下，往往被人误为反复，这就未免有点遗憾。一个人从不义向义去徙，从不善向善处改，我们该予以鼓励才好。沈醉将军不再执迷他过去的错误，这不是“沈醉不复沈醉，沈醉醒矣”，又是什么？

可是，乔家才将军却抗议说：“沈醉不仅是‘反复小人’，而且卑鄙无耻。你捧他‘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未免过火，忠奸颠倒，善恶不分，万难苟同。你说：‘沈醉不复沈醉，沈醉醒矣！’是你在说醉话，李敖醉矣！”……乔家才将军连我也一同醉化之矣！

乔家才将军举了很多沈醉无耻的例子，我认为这不是关键，关键乃在沈醉在大方向上有否“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在这大方向上站得住，其为人也，纵有无耻的例子，也是小焉者也。政治人物有时不能以有耻无耻做唯一相绳标准，一如对妓女不能绳之以贞节，但从赛金花与小凤仙等传闻看，她们的别有圣人行，与其失贞并无必要关联。中国政治家冯道、法国政治家塔力兰（Talleyrand），在道德家眼中都不乏无耻的例子，但在大方向上，他们的反复，却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当然沈醉做“蒋介石走狗戴笠的走狗”，前半生作恶多端，其德不足以上比古今反复无常却有利于国民者，但在历劫知变上看，他的转变，从大方向上是可取的。忠奸问题，岂易言哉！

即以乔家才将军最挺身卫护的戴笠为例，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又说：“戴笠将军是一位千古奇才，热爱国家，八年抗战，功勋辉煌。军统局敌后情报，杀敌除奸；战区游击破坏，牵制敌人；大后方治安维持，防间防谍，甚至缉私、抢购物资，无不做得有声有色，发挥了极大的功能。”照这种说法，戴笠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但我们看看当年军统局秘密出版的内部小册——《戴先生遗训》，看到戴笠自承他跪在蒋介石面前、且被蒋介石大骂下贱的自我描述，这种无耻的例子，也同样会使道德家惊异的。若照乔家才将军的逻辑，则无耻之下，一切都免谈，则他笔下的“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的“功劳”，也将无所依附了。

我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中，看到乔家才将军所写的一副挽联，原文是：“勘大乱、冒艰危，英勇仰雄风，剩有赤忱垂宇宙；避高名、薄利禄，谦为标亮节，长留青史在人间。”我觉得最后一句“长留青史在人间”，是求真的人，大家都该努力的目标。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真实、公正”是“青史”的必要条件，乔家才将军所悬的目标，我是绝对赞成的。不过，对沈醉的文章，乔家才将军认为它既不“真实”，也不“公正”，这就发生了看法上的歧义。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 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乔家才将军且以沈醉错写邢森洲为例，以实其说。我看了信，也看过乔家才将军所有的指责沈醉的文字，我相信沈醉书中，必然有错写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错写又岂能免？我在李敖出版社的《新版<军统内幕>缘起》的附记中，对他的错写，就有指出。但是有错写之处，就推论“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就不合乎史学方法了。

试看乔家才将军说：“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以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是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会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实上，他只不过以“山西人的忠心质直”，动了“正谊的火气”而已。在这一火气下，他百分之百的全盘否定一个人，否定到“以人废言”的决绝程度，这就太过了。

乔家才将军又说：“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上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做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实上，他只不过以“山西人的忠心质直”，动了“正谊的火气”而已。在这一火气下，他百分之百的全盘否定一个人，否定到“以人废言”的决绝程度，这就太过了。

或以沈醉的言行，在乔家才将军的嫉恶如仇眼中，被看得一无可取，因而论断失实，只算例外，但在乔家才将军的其他文字中，不被他嫉恶如仇的，被看得件件可取的人，他的论断，也未免有失实之处。例如他论断廖耀湘将军，就出了纰漏。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有《忆廖耀湘将军》一文，说这位将军“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又说“廖耀湘十五年前死于中共集中营”。又说“至死不屈，虽败亦勇”。事实上，乔家才将军这些论断，都是不“真实”的。

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1978年编印），他们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说他“殉国”、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1961年出狱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沈醉一样，一再写文章大揭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疮疤，直到七年后死去。身死之后，共产党还为他和溥仪、王耀武一齐开追悼会呢！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死前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1981年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当时是蒋介石胡乱指挥下特派去的监军，他在书中说“廖耀湘不幸殉国”于辽西战场，由于他的书是国防部史政局印的，所以非但是个人说谎，还是官书说谎。乔家才将军的人格比顾祝同他们要正直得多，但他的笔下，关于廖耀湘的晚节，却同此曲笔，背离“真实”，这不是怪事吗？

乔家才将军在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黄埔军校第六期有两位杰出的同学都是骑兵科，又都和我有深厚的交情。”这两位有深交的同学，“戴雨农将军三十五年3月17日座机在南京以南戴山撞山失事，以身殉职。廖耀湘将军于三十七年11月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原来乔家才将军与老同学“深厚的交情”，使正直的他，也不能免于曲笔！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虽然他的“公正”，有点因人而异。正因为爱之欲其忠、恶之欲其奸，所以同为降将，但待遇有亲疏之别。正因为乔家才将军对老同学网开一面，在史学方法上，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怀疑他笔下的戴笠的事迹，是否也会有“廖耀湘模式”出现了。

“廖耀湘模式”的特色是隐恶扬善（恶不一定是坏，而是曲为之讳的一些事），隐恶扬善是做人的美德，却不是作史的史德。史德的标准，正是乔家才将军所楬橥的“真实”与“公正”。对事实有所隐、有所讳，不论动机如何，对“真实”而言，都犯了大忌。不幸的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千言万语，一涉及戴笠，便隐恶扬善得一塌糊涂，这就“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说有人劝他写出信史，他“犹豫未下笔”，为什么？因为“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乾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为什么这样？原因就在于他无法“书其美不隐其恶”，结果连美也无法一书了。乔家才将军则正相反，他要书其美而隐其恶，结果呢，把戴笠写成了一代完人，美得冒泡，结果令人起疑，起疑到连真的也被人打了折扣了，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其理在此。

何况，以戴笠那么多面复杂的人物，在军统那么单线庞大的组织里，乔家才将军所能了解戴笠的真面目，也不无限制的。他是戴笠的同学兼畏友，而不是左右的“佞幸”与“私昵”，戴笠的另一面目，乔家才将军未必了解或得知，而一直跟着戴笠的贴身的人，反倒所知独多，沈醉就这方面有所公布，又岂能以“为文不可靠”五字一概抹杀之？这又何以服人？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你说我虽著作千言万语，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我乃一介武夫，岂敢舞文弄墨，班门弄斧？所以千言万语者，辨是非、表忠义也。”我相信乔家才将军千言万语的目的在“辨是非、表忠义”，但从而抹杀沈醉的千言万语，这就有失“真实”、“公正”了。我承认沈醉的千言万语，在表军统局方面的忠义，落墨不够；但他笔下的非军统人物中的忠义事迹，他又何曾忘怀？叶挺也、杨虎城也，乃至阻止沈醉去暗杀杨杰的沈醉之母也……他们的忠义，又何不可表？至于辨是非方面，沈醉所为，都在着力于此，只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标准，与乔家才将军有异耳！

我所以说乔家才将军有“直在其中”之隐，原因就在从他的著作与来信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曲为之讳。他来信说他“坐牢并不怨天尤人”，毛人凤明明为女友竞选之私残害同志，而乔家才将军却说：“‘如果毛先生真的如此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如此信任如此糊涂的人，交付如此重大的任务，国家都会亡的，个人的生死算个甚么，……’这是我自己找死，能责怪国民党吗？毛局长欺瞒总统蒋公把我关进监牢，能说是国民党关我吗？毛人凤局长也代表不了国民党，他的监牢也不能说成国民党的监牢。”看了乔家才将军这些话，我们能不觉得其愚忠可悯吗？人是蒋介石用的、权是蒋介石授的、非法枪毙马汉三是蒋介石准的、非法关乔家才是蒋介石批的、监牢也不是毛人凤开的。……事实明明已清楚如此，而乔家才将军却只怪自己，雅不欲实指毛人凤以上的任何人或集团，这种“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愚忠，岂不太可哂了吗？难道陷害忠良，也是为革命需要？

当年在生死线上，乔家才将军也曾气愤不平，他曾自问：“这就是革命下场吗？”但是，心平气和后，他又想：“被共产党捉去杀头，和自己人处死，不是一样死吗？”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感到乔家才将军竟毫没觉悟出革命的下场不该如此，而被敌人杀头或被自己人处死，其实根本不一样。他的愚忠，使他完全丧失了清醒的能力，我真为这位可敬佩的山西老人悲！

乔家才将军在《为历史作证》中责备魏大铭说：“雨农先生和军统局的功与过，都有你魏先生的—份。雨农先生是你多年的长官，你不应该批评他，也不能批评他。理由很简单，譬如你的尊亲好和坏，旁人批评，无可避免，但是你魏先生和你的子孙，绝对不能批评。这就是中华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年的伟大力量。”其实，中华文化中，并不是绝对这样不讲是非的，只是乔家才将军选择了最拘泥的一面，因此，他只有愚忠到底。

令我们不解的是：如果“多年长官”不得批评，则陷害忠良的毛人凤以上之流，其恶行势将永无昭彰之日，因为君子扬善而不肯说，小人“都有你一份”而不可说，则中华文化，尽将是东西厂人物入“君子国”，人间的大是大非，也就全乱了！

我很佩服在乔家才将军不肯批评毛人凤以上的人物时刻，沈醉挺身批评了他们。乔家才将军对沈醉苛责，反倒对毛人凤以上的人物宽假，这不是“真实”、也不是“公正”、更不是真的中华文化！

乔家才将军并非不深明大义，例如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指出：“人人都知道杀害岳飞的是卖国贼大奸臣秦桧，其实秦桧是在背黑锅，真正要杀岳飞的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可怜的是，我们的现代岳飞，却迷糊到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被现代秦桧整得家破人亡，却还高喊领袖英明呢！

1989年8月31日-9月4日

附录三

不是答辩 只作说明（沈醉）

感谢乔家才骂我

从去冬以来，台湾来京的亲友，不少人以爱护的口吻告诉我，说台湾有人写文章不断骂我，而且收入了他的选集中，他们希望我千万不要为此事而生气。我听后总是大笑一阵，然后坦然地说：有人写文章骂，说明我还有骂的价值，而能收入其选集中，我不但不会生气，还要表示感谢。一个人在一生中，能有几个够条件被别人写到书上去骂？不管怎样，名留书上的时间，总会比我活在世上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所以我绝不会因为被骂了一通，就那么沉不住气，只希望有机会能拜读一下全文就满意了。

不少亲友很够交情，几个月内，我先后收到从美国、日本、香港等处寄来的老同事乔家才先生的大作《浩然集》十九部之多，我除留两部外，其他均捐赠有关部门和送与几位有关人士作参考。乔先生的大作共五册，其中一册《为历史作证》中，有一段说“沈醉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写得不太长，正如他在该文后面所说：“……怕污了我的笔墨。”这次骂得不太痛快，连我这被骂的也没有过上瘾。幸好乔先生有位朋友从纽约到台湾，寒喧几句之后就说乔先生骂得还不够，因拙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在美国（也许在欧洲、亚洲也一样）到处可以看见，他们认为这“绝不是沈醉本人作品，是由共产党干部捉刀代笔，利用他的名字而已……”。由于看了拙著之后，认为我“诬蔑了蒋委员长和戴笠将军，丑化了国民政府……”，所以阅后“令人发指”。真没有想到，我一本书会使得我一些旧同事（当然是指在军统局工作过的同事），气成那个样子，真是抱歉得很。

乔先生经这位纽约来客（此公大名已有人告诉我）一番劝导之后，便又再来一篇洋洋万余字的长文大骂一通。我看了倒有点舒适感，它比上篇几千字像样一些了。不过乔先生在《再为戴笠辩诬》中用的小标题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但提出的问题那么不着边际，我不想加以答辩，只想说明几点，因为将来或有见面之时，何必破口大骂呢？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

乔先生为了说明我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而给我列了一个公式：“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为了要说明这个公式是有根有据，他不惜在文章里写下这么一段：“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能把过去背叛共产党的罪名抵消了吗？不会，总有一天会被清算斗争的。”

乔先生在执笔时，不知真忘记还是假忘记，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是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所谓共干捉刀沈醉署名

据说，乔先生又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样一个消息：“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惜老天爷并不是那样不公正。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上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至于在乔先生笔下，一再提到我写的东西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可能乔先生还是用四十年前的眼光来度我。当时我只会在公文上批几个字。我估计，最近台湾李敖先生写的关于“蒋家父子……”一文中提到“沈醉以前是蒋手下……写了几本回忆录，台湾的地下出版商已经出版了四本。”乔先生如果想再找材料骂我，这四本书大可翻一翻。在拙著《我这三十年》（国内发行一百五十万册，还有英文和日文版本。香港版《大陆生活三十年》由香港镜报出版，已连续发行了四版）。香港版上册第40页中我写道：“有人说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所谓罪者，只是由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缘故罢了。……戴笠过去一直培养我，我对戴笠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你要说戴笠如何……我却认为戴笠是个智勇双全的奇男子。”同书下册第3页中我又写道：“我站在戴笠的墓前，不由得思绪万千，……自己过去追随戴笠干下的罪行，早已深恶痛绝，但对戴笠个人的私情，却总是有些难以忘怀。想到共产党人如此不念旧恶的宽大胸怀，想到戴笠依旧安静地长眠地下，我激动异常。”试想，以上这些用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的话，如果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别人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我1981年在香港撰写《战犯改造所见闻》时，不少记者看我连底稿都不打，在稿纸上一气呵成，很感惊异。很多人认为我在北京写东西揭露国民党过去的罪行，不是自己本意，而是骗取信任。可是我到了香港，并没有投奔“自由世界”去充当“反共义士”，领取大笔奖赏，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本来有一年的假期，但不到一个月我便回到北京。我认为这是在十亿中国人民面前，保持了自己的气节。扪心自问，我是站在全国人民一边，无愧于做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阁下的笔再骂得凶一些，也无损于我的为人！（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6月号）

附录四

发表《乔家才入狱记》述缘（李敖）

《乔家才入狱记》是我定的题目，原名《入狱记》，又名《南柯一梦》，为了彰显作者的身份，我特改定为这样的题目。这一改定，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如我发表这四万八千字的文章，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样。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五岁。他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再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后，应黄埔同学戴笠之邀，入军统局，先后任北平站站长、军统局督察室主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陕西缉私处处长、华北办事处主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并当选国大代表。

戴笠死后，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蒋介石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蒋介石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可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出狱后，前后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书，包括《关山烟尘记》、《铁血精忠传》、《戴笠和他的同志》、《海隅丛谈》、《为历史作证》等书，对他传奇的身世与交游，做了不少透露。可是，唯独这九年的黑狱内幕，却写而不印、不愿发表。理由是：“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

古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乔家才将军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要家丑外扬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化作春泥”的精神固好，不过也要看所护何花，如果所护不是自由之花而是“大毒草”，则委屈自己，也未免太不值得。去年乔家才将军写信给我说：“我在牢里想，不会活着出牢，这样不明不白死在牢里，实不甘心，决定把八年抗战的所作所为，撰写成《关山烟尘记》，死后对子女、对朋友，好有个交代。”这种交代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如果只交代便于交代的部分，不便交代的部分却按下不表，则就美中不足了。因此我决定不要他有精神负担——不得他同意，就将《乔家才入狱记》全文发表。知我、罪我，我都不辞。

看了《乔家才入狱记》，我们才感到这一冤狱，真正的制片不是毛人凤，而是毛人凤背后的蒋介石。蒋介石以九字御批“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定此现代风波亭，其草菅人命、其蹂躏人权、其无情无义于自己学生同志功臣，草草九字，已跃然纸上。读《乔家才入狱记》，只有把握住这一脉络，才能体会到这四万八千字的真正血泪。

《乔家才入狱记》毕竟“落到敌人手里”，如今给发表出来，也算一段佳话。我相信发表的结果，绝非“罪过大矣”，反倒“善莫大焉”。——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发黑暗而曝光明，都是这一发表带给我们的新意义，乔家才将军字字看来皆是血，九年辛苦不寻常，留给人间这样不寻常的文献证据，真令我们有“正义在兹”之感，我们真要佩服他。

1990年10月5日

附录五

乔家才入狱记（乔家才）

写在前面

入狱记撰好，不打算公开发表，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后来看到刘仲康著作：“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三十七年7月间，从北平到济南。此行任务，是处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也是军统局开山的老同志马汉三背离团体的案子。马被扣，奉当局核准判处死刑。同案几位与马有相同历史，又同一政治企图的人，都分别处刑。”

又叙述毛人凤先生所说的话：“讵料戴先生尸骨未寒，竟有若干年的老同志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为整饬纪律，不得不忍痛制裁，非主谋分子，一概不咎云云。”

这是一种既恐吓又安抚的说辞，盖恐大家不服。毛人凤先生把我关起来以后，到天津、到太原、到济南，向同志们宣传恐吓，做以上的宣布。

这件冤狱的起因，远因是毛人凤恐惧郑介民先生在军统局的影响力量，威胁到他对保密局的领导地位。为巩固他的领导权，在他接任保密局局长以后，开始杀人，以血腥镇压，排除郑的势力。保密局主任秘书由黄天迈换为潘其武，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由吉章简换为周伟龙。

近因是毛人凤的情妇没有当选为北平市的立法委员。事情就这样巧合，北方同志本来和介民先生接近，北平市选举第一届立法委员，毛人凤要民政局长马汉三把他的情妇刘秋芳选出来，因市长何思源阻止而落选，刘秋芳一口咬定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帐。不买毛先生的帐，自然加重郑派的色彩，而招致杀身之祸。我也跟着坐了九年牢，不经审判，不知身犯何罪。看了刘书，才知道是“同一政治企图”，“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

　　虽然刘书也说了一句公道话，不直毛人凤先生所说的。刘说：“很客观的讲，那些受纪律制裁的老同志，对领袖的忠诚是不折不扣的。”

马汉三兄本身的是非暂且不言，我坐了九年牢，被说成背叛、说成离开领袖领导。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究竟身犯何罪，一般人更不知道了。为了让我的朋友们了解真实情况，实有将叙述前因后果的入狱记复印几份，供他们一阅之必要。

我撰《入狱记》之由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1日下午8点多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生约我和马汉三兄，在北平市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处开会。我先到达，一会儿汉三兄也来了。他一脚踏进房门，后面就有稽查处的七八个人跟进来，如狼似虎扑上来，用麻绳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押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监牢。

毛惕园在那里，带着微笑，不知是表示欢迎，还是为我们庆祝。我们没有说话，解开麻绳，把我们送进两间牢房，隔离起来。半夜里给我们钉上脚镣。这次入牢，既不是死别，也不是生离，从此和妻儿天人远隔，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回忆1926年夏天，决心从事国民革命，从太原跑到广东，投入黄埔，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家。想不到北伐迅速成功，不到三年，统一全国。而日本军阀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参加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工作，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二十四年在太原被山西宪兵逮捕，钉上脚镣，关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没有抄到甚么证据，几乎丧命。二十八年10月24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后来吞金自刎，都没有死成功。我先一个星期离开北平，离开家，幸免于难。哪里料到，现在会被保密局局长捉起来，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戴雨农先生所谓“同志如手足”的精神是怎么样！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甚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谁又能想到，我不但没有死，会活到七十岁，又亲眼看到当年谋害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真是感慨万千，能不把这段经过写出来吗？从三十七年7月1日关进牢里，到四十六年4月21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个月的牢，差两个月，就是九年整了。在这漫长、受辱、挨饿的孤寂日子里，不但和朋友们隔绝，连家人也不能通讯，无异已经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四十三岁到五十二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应有所作为。我的黄金时代却在监牢里度过，而大陆已经沉沦、河山已经变色，和家人永远隔绝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痛哉！

谁也不愿意做惨痛的回忆，谁也不愿意做无益的叙述，但是为使沦陷在大陆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孙，将来遇有机会可以了解我的这一段悲惨经过，需要写出来。好些朋友同情我，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甚么程度，却少有人知道，也应把真实经过，前因后果告诉他们。最后为表明我对得起国家，也没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狱记》。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实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间接原因。因为他是毛人凤局长的亲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长，他对毛人凤先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我能够坐那么久的牢，的确不能不感谢潘其武先生大力帮忙，因此撰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凤的关系不同凡俗，可从刘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62页看出来。刘培初兄说：“二十九年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凤）为局本部书记长（主任秘书之误），那时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本局向无此例。”

刘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凤先生。刘培初虽没有签名，而毛人凤先生终于做了主任秘书，他为酬谢潘其武拥戴之功，签报他为副主任秘书，戴先生也批准了。那时安徽刘启瑞先生已任秘书多年，对他们一拥一签，很不服气。他是北京大学毕业，无论学历、经历，都比他们两人强些。当我继刘培初兄为督察室主任时，他大发牢骚，对我说：“潘其武从缅甸带回假宝石，让毛太太卖出去。买的人吃了大亏，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声，哑子吃黄连，有苦叫不出。”他认为这是军统局的莫大耻辱。

我怎么知道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有事实证明。三十四年日本人投降，我正任中美合作所第四训练班副主任，戴先生调我到北平，筹备北平特警班。因为共产党占据张家口，切断平绥铁路，从绥远陕坝到北平，必须绕道西安，再到重庆，才能搭乘飞机，飞往北平。

“你回来了！”我在重庆罗家湾看到毛人凤先生。他满脸笑容对我说：“你应当和潘先生谈谈，由我和他接头，你去乡下看他，还是他进城来看你。”

潘其武是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不论从业务上讲，还是礼貌上讲，对于一位从外面回来的训练班副主任，总应该详细谈谈。可是第二天毛人凤先生告诉我：“潘先生说没有甚么事，不必见面了。”

因此证明潘其武的确对我成见太深了，成见是怎样造成的？日本投降，美国教官先后离开陕坝，复员返国。教育长刘人奎跟最后一批美国人回到重庆。刘人奎，军校第五期，原为共产党，一直没有取得军校学籍，我曾请陕坝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的负责人替他想办法。在班里，我很尊重他，普通公文都由他批阅。战时薪饷不够用，过时过节从公积金提一部分送给他，因他携带家眷。

想不到刘人奎竟会运用共产党惯用的斗争技术，为讨好潘其武，回到重庆以后，造谣挑拨，说了我许多坏话，摇身一变，成了潘其武的亲信，潘其武立刻派他为重庆训练班的副主任。这些情形，重庆有好几位同志早已写信告诉我。

潘其武既然相信刘人奎的话，自然对我有了成见，不和我见面，就没有甚么奇怪了。我一向我行我素，并不需要潘其武谅解，不见面就不要见，我不在乎这些。

戴先生说我脾气坏

戴先生为什么要我筹备北平特警班？据马汉三兄告诉我，可能是因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宜生的关系。胜利后，戴先生和傅长官在北平见面，刚好是中美第四班的学生以少击众，击退贺龙包围包头的两万大军，保住包头，造成绥西大捷。

　　“你在陕坝设立训练班，真有眼光。”傅长官竖起大拇指，对戴先生说：“这次保卫包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因为训练非常成功。”

很显然，所谓有眼光，是在恭维戴先生，训练非常成功，自然是指我这个主持训练的副主任了。戴先生既然重视北平特警班，希望训练一批青年学生，将来担负重建华北的责任，于是急电调我来北平，要我主持训练。

我到达北平，已经是12月中旬，戴先生已去上海。临行留下一张条子：“兹派乔家才、马汉三、张家铨、楼兆元、唐嗣尧为北平特警班筹备委员，以乔家才为主任委员。”

筹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找一处非常合适的训练基地。大家觉得西安门内光明殿最合适，有两座大楼，一座可做教室，一座可做寝室；有礼堂、有游泳池，操场很大，训练两千人也不成问题。当时光明殿归九十二军所占有，我和楼兆元兄去看侯镜如军长，他听说戴先生要办训练班，毫不迟疑，立刻答应让给我们。找到训练基地，不但筹备有了头绪，可说是解决了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

三十五年元旦，戴先生赶回北平，在沦陷八年后的故都，过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元旦，多么有意义。戴先生兴致很高，借用中南海的怀仁堂，整整热闹了一天。元旦过后，我陪他巡视光明殿，他很满意，看得非常仔细，什么地方应该修理、怎样修理，他都有指示。

戴先生在北平，每天中午在什锦花园，召集重要干部，举行午餐汇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商讨肃奸工作。他来来去去，席不暇暖。最后一次来北平，已是2月底。

“家才！你看！你的脾气还是这样不好。你在陕坝，同傅宜生没有搞好，同美国人也没有搞好。”戴先生最后一次来北平，第一次午餐汇报，吃完午饭，不谈工作，先来数说我。这一次，他是从重庆来，很显然，潘其武打了我的小报告，说了我的坏话。

　　“我的脾气的确不好。”我说：“不过戴先生说的话，也对，也不对。”

　　“怎么讲？”戴先生听我这样说，好象听不懂，表示很奇怪的样子。

“我同傅长官没有搞好，的确是事实。不过，如果同他搞好，就不要给戴先生工作了。至于你说我同美国人没有处好，全非事实。我同美国人相处得并不坏，我对他们，说一不二，他们服服帖帖。我并没有给戴先生丢脸，也没有给中国人丢脸。戴先生不能听了潘其武不确实的报告，用来批评同志。”戴先生知道傅宜生想攫取中美班，我不让他攫取，当然搞不好。所以，戴先生对于潘其武的小报告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一回到北平，就抖出来。最出乎他意料以外的，我居然知道是潘其武说了我的坏话。

　　“潘其武很好呀！”戴先生并没有否认他听了潘其武的话，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潘其武是官僚，戴先生不相信，问问大家。”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在座的同志，那天参加午餐汇报的，有二十六七人。戴先生并没有问大家，因为他知道我说话负责，不会说假话。

　　“潘其武工作，常常工作到夜里三点钟。”

“请问戴先生！”我紧接着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不睡觉？如果一个人不能不睡觉，那么他夜里不睡觉，就得白天来睡。戴先生认为半夜三更给你写一个报告，就是工作努力，我还可以夜里四点钟给戴先生写报告呢！”

参加汇报的人，有好几个人同潘其武的关系很好，负有给潘其武通消息的任务，倪超凡就是其中的一个。今天我这一席揭穿潘其武作伪的话，他很快就会知道。潘其武的器量窄狭，私心很重，本来对我成见很深，知道了我当着二十几位同志的面，对戴先生说他是官僚，揭发他的虚伪真面目，他会把我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恨入骨髓，遇机报复，我已种下杀身之祸的原因了。

毛郑交恶殃及池鱼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成国防部保密局以后，郑介民先生任局长，毛人凤先生任副局长。当时介民先生负责军调部三人小组政府方面代表，保密局实际工作由毛人凤先生主持。三十六年（1947）11月中旬，我从美国考察回来，已内定我为北平站站长，从12月生效，所以，11月底我就回到北平。

三十七年3月开完国民大会，毛人凤先生升为保密局局长，徐志道兄任副局长，主任秘书由黄天迈兄换成潘其武。介民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保密局，可是毛郑交恶却开始了。交恶的原因，据说起因于两家太太不睦，实际毛人凤先生自卑感在作祟，造成错觉，惧怕介民先生对同志们的影响力量，对他不利，怕影响他的领导权，拼命攻击介民先生。

郑介民先生为人和气忠厚，人望很高，军统局的同志们没有不尊敬他的。他帮助戴先生工作，始终如一，是人所共知的。大概毛局长害怕同志们信仰介民先生，为保持他的统制力量，必须摧毁介民先生在同志们心理上的偶像作用吧？其实介民先生并不留恋这种工作，无意同毛局长竞争。我从来没有听见介民先生攻击毛人凤先生，说过他半句坏话。相反的，我每次去南京，总是听到毛局长毫不留情地攻击介民先生。

就我所知，介民先生至少帮过毛人凤先生两次大忙，现在他却恩将仇报。

二十八年我在兰州，春天戴先生来了，只带了一位副官，所有电报必须在兰州的同志们翻译，王孔安兄主持其事，我专译戴先生的亲译电报。有一份介民先生给戴先生的亲译电报，报告领袖召见的经过。领袖告诉他汪精卫和敌人勾结情形，要他去越南，进行阻止。电报最后说：

　　“戴副局长不在重庆，你又离开，军统局由谁负责？”领袖问我。

“毛人凤同志。”我说。

　　“毛人凤怎么样？”领袖又问。

“忠实可靠。”我回答。

从领袖和介民先生的对话中，我们知道，介民先生曾以“忠实可靠”四字，向领袖推介毛人凤。这四个字多么有分量，他应该衷诚的感谢才对。介民先生的电报稿子，我想他一定看见过，他应当相信的。

第二件事情：戴先生殉职不到一个月，徐为彬兄来到北平，汉三兄要我问问他，是不是负有什么任务。我请为彬兄在中山公园古柏树下吃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下面是我们的谈话：

“为彬兄！你这一次来北平，是来玩玩的吗？”我询问他。

“不是！”为彬兄说：“我是代表来看介民先生的。”

　　“代表！”我惊奇地说，不知道他是甚么代表。

“是的，我是代表张毅夫、李肖白……他们来的。你知道毛人凤的太太贪污不法吗？她和重庆航检所长吴茂先等勾结起来，大干黄金买卖。譬如重庆的黄金便宜，上海的黄金贵，他们就由重庆买上黄金，飞机运到上海出卖，一转手，大发其财。又高价卖飞机黑票，生意兴隆。我们革命革到现在，让他们这样搞，成吗？重庆航检所长已经被张毅夫关起来。我代表他们，请介民先生报告领袖，否则，大家都不要干了，革什么鬼命！”

如果介民先生把这件事情报告了领袖，毛人凤先生一定吃不消。但是以后并没有甚么动静，可见介民先生没有报告领袖。毛人凤先生应当清楚，介民先生没有对他下过毒手，张毅夫、徐为彬对他如何，不应当和介民先生扯在一起。现在他做了局长，对于一位离职的旧局长，攻击不遗余力，道义上实在说不下去。毛人凤先生和郑介民先生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位戴雨农先生，现在闹分裂，兄弟阋墙，仇快亲痛，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去南京，毛局长把我当做亲信，对我说：“郑介民岂有此理，他想出卖团体，向领袖建议，把交警改编为一个军，由吉章简任军长。”

交警总局有交警十八个总队，每一个总队的兵力超过一个团，火力超过一个师。一个军顶多辖三个师，吉章简为甚么不干十八个总队的总局长，而要干一个军长呢？介民先生又为甚么做这种建议呢？在情理上，都不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我说：“毛先生！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样了不起，都离不开介民先生，而要用他，你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他呢？”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完全是为他着想。可是毛局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非常难看，笑容消失了。他再没有说什么，我告辞出来，他也没有任何表示。在他的下意识中，我是站在郑介民一边，我已潜伏下杀身之祸，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后来我才知道，凡是顺从着毛局长骂郑介民的，他就认定是亲信，否则，就认定是“郑派”了。周伟龙想干交警局长，毛人凤又想把吉章简赶走，于是，周伟龙跟着毛人凤大骂郑介民，就成了毛局长的亲信，和潘其武三个人跑到戴先生灵前，磕了头，拜为把兄弟。不久，吉章简被打倒，周伟龙做了交警总局长。周伟龙眼里哪里瞧得起毛人凤，做了局长就不买帐了。结果，周伟龙还是被他的把兄弟宰了。死的是不是冤哉枉也！他死前在牢里和我碰过头。

毛人凤的政治戏法

　　三十七年3月行宪国民大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南京国民大会堂。毛人凤先生曾经玩了一次政治戏法，玩得非常高明、非常成功，得到领袖的信任，从此身价百倍，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事隔三十年了，至今回想起来，犹觉毛人凤先生玩政治，确有一套，可叹为观止。

山西出席代表一百一十六人，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代表有五人没有出席，傅作义和王应尊（胡宗南的师长）因有军事任务请假，孔祥熙在国外，也请假。赵召南和吕存恭不知何故没有报到。代表团由梁化之兄率领，行动非常一致，为他省所不及。当时副总统竞选非常激烈，情况空前。参加竞选的有于右任、孙科、莫德惠、李宗仁、程潜五人，拉票积极，各显神通。阎百川先生对山西代表曾做交代，共产党叛乱，国家艰难，选举副总统，希望代表们尊重总裁的意见，总裁要谁担任副总统，山西的票子就投给谁。阎百川先生老成谋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应当让总裁知道，于是，我报告了保密局，立刻就变成了毛局长的政治资本。

毛局长造了一本九百多人的名册，呈报领袖，说这本册子是保密局控制的代表。虽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二，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毛局长是不是真能控制这九百多人？保密局的同志当选为国大代表的，还不到一百人，而这些人当选为代表，都是凭个人的关系，保密局对任何人并没有帮过任何忙。所以，保密局的同志，毛局长也未必能控制，怎么能控制九百多人呢？

毛人凤先生事先做了一次很有益的调查工作，他要求每一位和保密局有关系的代表，把个人能够影响、投票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的代表姓名，报告备查。他所造的名册，就是根据这些报告编造的。他既然知道山西的一百一十一张票子，一致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于是列入他控制的名册内，呈报领袖，并没有把阎百川先生的指示，据实报告，实为遗憾。

当时领袖未必注意这一本名册，可是，到了选举副总统的时候，没有一个候选人的票子能够当选，很显然的，李宗仁的票子要比孙科的多，中央就非常紧张了，一票也势在必争，何况九百多票呢？事情就那么凑巧，山西代表的选票都投入第八票箱，当第八票箱开出的票子都是孙科的时候，毛局长的名册就起作用了。从第八票箱开票的结果，证实了毛局长控制的名册是真实的，引起了领袖重视，表示欣慰。

　　副总统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了，领袖非常生气，这真是国家的大不幸，不到一年，大陆就断送在李宗仁的手里。据说，选举完毕，领袖曾召见陈立夫先生，责备他说：“你身负组织责任，对选举票都控制不了，还不如毛人凤。”

副总统选举完毕，保密局曾招待山西全体代表，以酬谢被利用之功。但毛局长向领袖报告，他能够控制山西代表，完全是李广和的力量。山西代表一致投孙科的票，那是阎百川先生的明智指示，梁化之兄领导有方。说李广和能够控制山西代表，真是天晓得。哪一个山西人不知道李广和的老婆刘秋芳是毛人凤先生的情妇，狗屁倒灶，李广和明明是个活乌龟，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说山西代表控制在一个活乌龟手里，那对山西代表真是无上的侮辱。

李广和做和平运动

　　李广和与刘秋芳这一双男女，在我的一生坎坷中，关系实在太大了，我的《入狱记》中，不能不特立两章，加以叙述。李广和，山西襄垣县人，住过太原的外国文言学校，他哥哥李德和办过盐务，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颇有势力。李广和豪强霸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抗日战争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里，跑到武汉。因为他是天主教徒，雷鸣远神父把他推荐给委员长，委员长批交戴雨农先生运用。李广和表面看来，笨头笨脑，说起话来，好象很老实，实际他能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还会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说，他在华北能联络游击武力，于是以军事特派员名义，派到北平工作。

　　二十八年夏天，我回华北视察工作，经周世光兄介绍，我才认识了他。世光告诉我：“李广和以军事特派员来北平联络游击武力，实际上连个鬼都联络不上。他向戴先生乱吹牛，结果一筹莫展，无法交代。不过他很胆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区的行动组组长。”无论如何，一个人敢在敌区工作，总是值得赞佩的，我对李广和也不例外。9月间，天津失事，区长曾澈被捕，北平的环境也非常险恶，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进行行动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诉李广和不要轻举妄动，有甚么计划，希望他先告诉我，再考虑进行与否。

实际上，周世光和李广和瞒着我，正在进行他们的计划，一定要开枪，结果出了纰漏。二十八年12月24日周世光、李广和及其他同志多人被日本宪兵队捉去，牵连到西什库的天主教堂和辅仁大学，很多天主教的神父和教友因而被捕。

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整整打了两年，他们已经深深地了解，愈打愈没有办法。汪兆铭的傀儡组织虽然成立，对于结束战争，丝毫不起作用。真要进行和平，必须以重庆为对手才有效。李广和被捕后，自称是中将军事特派员，一个中将在日本人眼中分量很大，认定是一块可以利用的好材料。于是，把他释放，要他回重庆进行和平运动。日本人说：“我们不要再打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日华合作，对付共产党吧！你回重庆进行和平运动，三个月回来，我们就把全部逮捕的人都释放。”

　　李广和是一个不知轻重深浅的人，知识简陋，深信日本军阀的说法，真的以和平使者的姿态，二十九年（1940）夏天回到重庆。不过他不但见不到委员长和戴先生，连军统局的重要干部也接不上头，无法传达日本军阀的和平愿望。我听说他回来，去中央饭店看他，他满腹牢骚，大谈和平。我知道他已入魔，中了日本人的毒，警告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相信日本人的鬼话。他们打不下去，才想和平。我们的抗战国策是绝不中途妥协，抗战一开始，委员长就宣布过。中途妥协，等于投降。这是我们不能动摇的国策，谁主张中途妥协，谁就是汉奸，以后不要再提。”他才不敢再侈谈和平。

那时重庆的生活非常艰苦，洗个澡都不是容易的，中央饭店有澡堂，李广和愿意请客洗澡，我把毛人凤、李肖白、徐业道、徐人骥等约到中央饭店洗澡，李广和才和他们见面，接上头，李广和在重庆到处活动，看到孔庸之先生，大谈敌区情形。孔先生听来，觉得非常新鲜，认为李广和了不起。

6月24日雷鸣远神父病逝歌乐山中央医院，李广和想干华北督导团主任，要我保荐他。我告诉他，我不能。华北督导团系天主教的团体，只有于斌主教向戴先生推荐，才能生效。李广和对钻营这门学问，真有一手，第三天中午，他就请我和于斌主教在一家西餐馆吃饭。

“我向戴先生推荐李先生任华北督导团主任，成吗？”席间于主教问我。

“华北督导团是天主教的团体，戴先生非常尊重于主教的意见。不论于主教推荐谁，我想他都会同意的。”

11月我赴太行山工作，离开重庆的那天早上，李广和到汽车站送行。那时不时兴这一套，他是唯一的送行者。我到达陵川后不久，史择言同志从后方来，才知道李广和已发表为华北督导团主任，而且孔庸之先生派他为山西主任赈灾委员。

三十二年（1943）1月，我离开太行山，回到西安，听说李广和已经在重庆被关起来。他哥哥李德和拿着一本十行纸写的书稿，字写得好，文章也不差，详细叙述李广和到北平和敌华北派遣军接洽的经过，还有到南京和汪精卫伪组织联络的情形。系李广和口述，李德和笔记的。

“李先生！”我看过以后，对李德和说：“我劝你把这本东西收藏起来，留给子孙们看吧！不要再给人家看。令弟是华北督导团的主任、山西主任赈灾委员，是政府的官员，私自去和敌人、伪组织接头，那是通敌，杀头也不冤枉。你的这本自白书是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状，还让人家看吗？”

原来李广和不管其他赈灾委员，带上赈款，跑到第二战区，把钱交给阎百川先生，他就到北平、南京活动去了。委员长知道，非常生气。他从敌区回来，自以为劳苦功高，才由李德和写下这本杰作。李广和一到重庆，就被关起来。他从北平回来，带着刘秋芳到西安，把她留在三原李德和家里。刘秋芳不过二十岁，系北平的舞女，行动随便，态度浪漫，令人生畏。她和李德和一家合不来，一个人带着几个月的小男孩，住在通济坊。隔不了三天两头，就来缉私处找我，要去重庆。我和军统局西安负责人王啸云兄商量，他不能做主，必须向重庆请示，结果不准。

“现在戴先生搞中美合作，常常举行舞会。”我怕刘秋芳再来胡缠，对王啸云兄说：“刘秋芳原来是个舞女，到重庆会派上用场。我看这样吧！你装做不知道，我把她悄悄送走，如何？”

“好的，你去办吧！”啸云兄同意了，我派人把刘秋芳送到宝鸡，送上到重庆的汽车。刘秋芳一到重庆，就和毛人凤勾搭上，成了他的情妇、禁脔。

刘秋芳想北平立委

　　我从三十六年（1947）12月到三十七年（1948）7月1日入牢，做了七个月保密局的北平站站长。在此期间，先后接获毛人凤局长四封亲笔信。一封是拨给李广和夫妇坐车的事，一封是关于李广和住房子的事，两封是关于刘秋芳竞选北平市立法委员的事。汽车问题很简单，就是把北平站所有的汽车全部拨给李广和夫妇也不成问题，房子问题可就麻烦了。

　　戴先生在世的时候，决定把三处汉奸住宅拨给北平特警班使用，预备招待美国海军军官和特警班美国教官居住。后来既没有请美国教官，也不再招待美国海军。李广和住进其中之一王荫泰的住宅，特警班主任戴颂仪又让他的朋友北京大学副教授毛先生住进去。李广和是一个贪而无厌的人，特警班结束，他就想独占这座大院子，要把毛教授赶走。他用各种压力，连倪超凡的稽查处也出面了，毛教授硬不搬走，李广和毫无办法，现在我做了北平站站长，毛局长把这个难题加到我的身上，我不能不办，只好拿上他的亲笔信去看那位毛教授。

“毛先生！我是为房子的事来看你的。”我一提到房子，毛教授怒容满面，非常不高兴。我说：“我吃保密局的饭，接到毛局长的亲笔信，不能不来一趟。”

“你不必多说，这房子既不是李先生的，又不是毛局长的。汉奸的房子，姓李的能住，我姓毛的为甚么不能住？”毛教授理直气壮很生气地说。

“我的想法，和毛先生的想法不同。我有两点浅见，提供毛先生参考。第一，毛先生是大学教授，多么清高，和李广和那种人胡缠，实在豁不来。第二，戴颂仪先生是毛先生的好朋友，应当考虑，他是不是毛局长的对手，万一因为房子问题，使他吃了亏，毛先生过意得去吗？至于，毛先生搬走不搬走，我没有意见，很对不起，打搅你了。”

我们谈话不到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想不到，第二天，毛教授来什锦花园看我，他说：“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你说的话很对，我决定明天就搬走，特意来告诉你一声。”

“谢谢你！毛先生！”送走毛教授，赶紧到站里，打电报报告毛局长，房子的问题解决了。

北平市应选出五位立法委员，有一名妇女保障名额。刘秋芳仗着毛人凤先生的权势，突然要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她不是国民党，为了要党提名，利用张志智兄在中央组织部的关系，要他帮忙，立刻就成了国民党党员。不幸得很，中央提名王霭芬，没有提名刘秋芳。

不提名就不能竞选，否则就是违纪。刘秋芳神通广大，她要做国民党，就是为了提名，你中央不提我的名，反而妨碍我竞选，我就不做你的国民党。于是她说：“加入国民党的刘秋芳，是山西襄垣县的刘秋芳。现在在北平竞选立委的刘秋芳籍隶北平市，是以社会贤达的姿态，参加竞选，这样一来，那就不违纪了，岂不妙哉？”

一件事情要出毛病，就会神差鬼使，阴错阳差，非促成不可。在北平市选举立法委员的前两天，我因蒋经国先生电召，去了南京。夜间刘秋芳来中央饭店找我，说她明天去北平，竞选立委，要我给民政局长马汉三兄写封信。我立刻写好一函，交她带去。

汉三吾兄：

李太太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毛先生的意思，势在必得，无论如何，也要支持出来，千万！千万！

顺祝

　　选安！

　　弟 乔家才 拜上 ×年×月×日

我返回北平的那一天，选举刚结束。李广和夫妇的消息真灵通，我刚进门，连脸还没有洗，他们就来了。口口声声说，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帐，我们花了毛先生的四五亿，都选不上，就因为马汉三不帮忙。

我一听刘秋芳落选，十分惊骇，知道事情弄糟了，毛人凤先生绝不能谅解，这是无法弥补的错误。我说：“请你们等一等，我就去问汉三。”

“家才兄！你来的正好，你不来，我也要找你谈谈。”不等我开口，汉三兄就对我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北平市选立委，投票三天，头一天，刘秋芳的票子投进八千张，而党提名的王霭芬还不到一千张，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非常着急，去找市长何思源，大闹特闹。当天晚上，何市长召集各区区长、警察局分局长训话：

“‘王霭芬是总裁提名的，和我何思源毫无关系。’何市长说：‘既是总裁提名，就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全力支持。现在跑出一个刘秋芳，今天就投进八千张票子，王霭芬还不到一千张。这不是和我何思源过不去，是同总裁过不去。现在告诉你们，不论哪一区，明天只要发现一张刘秋芳的票子，我就立刻撤你区长和分局长的职。’”

　　“第二天清早，李宗仁、陈继承、何思源、徐焕东、吴铸人等许多党政军要人在飞机场送某要人，何市长手里拿着一张选票，一边摇晃、一边嚷着说：“我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北平市选举立法委员，都被保密局包办了。五个立法委员，他们就有刘秋芳、唐嗣尧两个人来竞选，而且都不是中央提名的，教我这个市长怎么办？”

“家才兄！经过情形如此，刘秋芳八千票，候补第一，一出缺就可以补上。假如我们不顾一切，硬把刘秋芳选出来，我们要不要在北平做人，要不要在北平工作？”

　　“我们要做人，”我说：“也要工作，你没有错。”

我了解了实际情形，返回寓所，向李广和与刘秋芳解释。我说：“我们也得替马汉三想一想，中央提名的人选不出来，何思源和吴铸人不答应，中央也不答应。何市长既然宣布不准各区再投我们的票子，民政局长一定要投，你们想一想，各区长、各分局长该怎么办？因此区长被撤职，怎么得了。”

“我是社会贤达，不管他中央提名不提名。”刘秋芳说。

“北平是一个文化古城，社会贤达多得是，恐怕轮不到你吧？就以你们天主教来说，够得上社会贤达的，只有于斌主教。连田耕莘红衣主教都成问题，因为社会上还不太知道他，你怎么够得上社会贤达呢？”

“马汉三买何思源的帐，就是不买毛先生的帐。他不帮忙，就应当早说，免得花毛先生的四五亿。”刘秋芳和李广和异口同声地说。

　　“马汉三对工作、对团体都很忠实，怎么会不买毛先生的帐呢？同志相处，应当相互体谅，我们也应当设身处地，替汉三想一想。”

“明明是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帐，”李广和很肯定地说：“非教毛先生干掉他不可！”

“这些人革命，是凭本领干的，不是依靠甚么臭东西。”我劝说了一个多钟头，而李广和夫妇居然要毛局长干掉马汉三，一把无明火高升三丈，我说：“毛先生要不要这些人在他，我们干不干在我们，你们教毛先生干吧！给我滚！”

把这一双男女轰走，半天气都消不了。马汉三兄没有错，不过祸是种下了。刘秋芳既然没有当选，能说不是不买毛先生的帐吗？真是海水也洗不清。凭良心说，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的女朋友王蔼芬藉上党的力量，非当选不可；难道保密局长毛人凤的女朋友刘秋芳就不应当当选吗？汉三！汉三！你为甚么不把王霭芬和刘秋芳两个都选出来呢？

那时选举，是假民主，不象现在台湾这样民主、认真，官方可以操纵的。否则，选举的第一天，刘秋芳就不会有八千张票子。假如把王霭芬和刘秋芳两个女人都选出来，既不得罪吴铸人，也不得罪毛人凤，皆大欢喜多好。聪明如汉三，为甚么想不到呢？

乌龟长天津稽查处

　　一天，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兄和天津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兄来长途电话，要我到天津一趟，有要事相商。到天津以后，才知道，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将军要换稽查处长，托他们办理，他们怕得罪朋友，推到我身上。中午在庆斌兄家里午餐，除了他们两位，有警察局长李汉元兄，稽查处督察长王鲁翘兄和傅有权兄等。一会儿，马司令来了。抗战期间，我们在太行山就认识。

“华北剿匪总部成立以后，情况不同过去，我们必须配合傅总司令的作风。”马司令寒暄几句以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封给毛局长的信，递给我，突然说道：“我已把军法处长撤换了，稽查处长也得换人，希望毛局长派一位能够配合剿总作风的人，这是给毛局长的信，希代转交。”

我不便推辞，只好接受下来。回北平后，给毛局长写了封信，报告马司令交代的话，并将马司令的信附上，火漆封好，送往南京。没有几天，天津警备司令换陈长捷将军担任。稽查处长发表为李广和，同志们闻讯，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乌龟藏在桌子底下，没有人说甚么，把他拿起来摆在桌子上，就会遭遇到议论和批评。刘秋芳和毛人凤先生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李广和是个活乌龟，既然人人都知道，怎么能让活乌龟做天津稽查处长呢？

“老弟！你不能再跟这些王八乌龟一道混了。”天津市副市长张子奇先生来北平，见面后，他这样说。

“张先生！你怎么啦？”我装着不明白。

“你不知道吗？”张先生问我，接着说：“李广和的老婆同毛人凤狗屁倒灶，现在让这个活乌龟来做天津稽查处长，成什么话？”

“哪里有这回事？”

“南京的人们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我去南京，立法委员邓建侯等都对我说过，难道你就不知道吗？”听了子奇先生说，心里实在不是味道。国家的事，哪里能这样糟蹋呢？令人寒心。

　　“听说李广和的老婆跟你们毛先生有一手？”有一天因事到西郊剿匪总部，那里的熟人很多，有位少将把我拉到一边，很神秘地对我说。

“听说李广和的老婆很漂亮，因为跟毛局长勾搭上，李广和才能当上天津稽查处长，是吗？”另外一个这样问，教我怎样回答？我感觉到受了很大的侮辱。

“李广和靠着老婆跟人家睡觉来吃饭，真给咱们山西人丢脸！”副官处长温国梁这样说。在绥远陕坝，我看他不起，我立身正，站得稳，挺得起胸膛，副长官都奈何不了我。现在被他抓住机会，被他奚落，受龟气，心里非常不好受。

马司令已准备办移交，所以对稽查处长人选不再过问。陈长捷将军在赴天津以前，曾约汉三兄和我叙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到天津，很想有所作为，对于李广和长稽查处，只顾摇头，表示配合不上。

李广和本来关在重庆，戴先生殉职不久，毛人凤先生就把他释放了，成了活跃人物，毛人凤先生的亲信。他在北平简直是胡作胡为、无法无天，他可以到商店里随便查人家的帐簿，查完还在帐簿上盖一个李广和的木质戳子。起初我不信会有这种怪事，后来有人领我去看被查的那几家商店，亲眼看到帐簿，就不得不相信了。现在居然发表李广和为天津稽查处长，社会上和同志们反应又这样恶劣，我不应当再沉默了，于是给毛局长写了一封信：

毛先生钧鉴：

自从钧座发表李广和同志为天津稽查处长后，华北同志闻之大哗，查李广和同志自称为钧座之亲信，招摇撞骗，胡作胡为。希钧座能辨白忠奸与贤不肖，则华北同志必能竭诚拥护钧座，而报戴先生在天之灵也。敬叩

　　钧安！

　　职 乔家才 谨上 六月×日

副站长孔觉民就坐在我的对面，信写好，顺手递给他。我见他一面聚精会神地看信，一面皱紧眉头，频频摇头，好象很发愁样子。

“这封信怎么成呢？”觉民看完信对我说：“毛先生度量小得很，不比戴先生。这封信会闯祸的。”

“觉民！”我说：“我们相交，已经十年，难道没有一点革命勇气吗？何必这样小心？告诉你！如果毛先生如此之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把如此之重要的任务，交给如此之糊涂的人，国家都会亡掉，个人生死，算个什么。国家的情况演变到现在这样地步，我们能再沉默吗？发出去吧！不必计较后果。”

“我看这封信还是不发好。”过了半个钟头，觉民拿起信来对我说。

“发了吧！反正这个脑袋不被自己人拿去，也会被敌人拿去的。”说完，我就离开办公室，以后再没有提这封信的事，两星期以后，有位同志从南京来，说毛局长在纪念周大骂，有人给他写信干涉他，教训他云云。无疑地，那是看见我的信了。忠言逆耳，可能他不会接纳的。

胆大妄为洋相出尽

　　李广和本来是一个土豪劣绅，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在敌区工作，自称中将，当然不会有人和他计较。想不到，后来凭藉老婆的关系。中将会成了真的。他又喜欢穿军服，洋相出尽，大家都叫他“武大郎”。

过去我们嘲笑北洋军阀，狗肉将军，现在这种怪现象居然出现在毛人凤先生领导的保密局，把清白家风糟蹋得不成样子，肮脏到不能再肮脏，令人啼笑皆非，没脸面见人。

陈长捷将军保定军校出身，是一位标准军人。他能征善战，纪律严明。是他接长天津警备司令以后第二个星期一，司令部举行总理纪念周，稽查处长李广和身穿呢军服，配戴中将领章。按编制，稽查处长只是少将，并不是中将。李广和虽穿中将军服，却是赤着脚，穿一双凉鞋。他自以为阶级高，站在第一排的中间，而他的肚子特大，像一个临产的孕妇，特别现眼，被陈司令一眼看了个清清楚楚。

“总理纪念周多么神圣庄严！”陈司令指着李广和，大发脾气，厉声说道：“像你这样军不军、民不民，赤脚凉鞋，穿上将官服装，成何体统？给我滚出去！”

“你是中将，我也是中将，凭甚么要我滚出去？”李广和自言自语，站着不动。陈司令的卫士看见他不服从命令，走来硬把他拖出去。

李广和宽宏大量，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家拖了出去，好象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满不在乎。可是好些军统局的同志感觉到丢尽面子，无地自容。戴先生死而有知，一定会气得跳起来。

我坐牢以后，听到天津的同志（被毛人凤关进监牢的）叙述李广和无法无天，国家法纪荡然无存的情形，不禁为革命三叹。

　　李广和做了天津稽查处长以后，唯一有兴趣的工作，就是抄金。因为李广和太喜欢黄金了，喜欢得发疯。那时禁止黄金买卖，抓住买卖黄金的，黄金就被没收。李广和以为中华民国除了毛局长大，就是他大，天不怕、地不怕，有毛局长撑腰，管他甚么法令规章，没收的黄金都由他自己保管，不假手他人，也不归公，交给国家。

因为李广和努力抄金，天津买卖黄金的人，哪一个不是提心吊胆，几乎没有人敢再做这种买卖。商人们简直是同李广和处长作对，他们不做买卖黄金的生意，教李广和如何抄法？

“我李广和为抄金才来天津，你们不做，我硬要你们做。”于是派出他的爪牙，到有钱人的家里，到银楼强迫买卖，出高价收买黄金，不卖也得卖。可是黄金一到手，另外有人出面来抄。连戴先生顶好的朋友吴幼权（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家里，都被李广和抄了，其他老百姓更不必提了。

天津稽查处办案子，也是别开生面。尤其有关抄金的案子，李广和不劳驾科长股长插手，都由女顾问和他亲自审讯。女顾问是谁？就是他的太太、毛局长的情妇刘秋芳。刘秋芳心狠手辣，真够得上女中豺狼，甚么刑法都能用。

陈司令觉得李广和夫妇比土匪还凶狠，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无法无天，如何得了，于是，把李广和关起来，非枪毙不可。毛局长赶紧给陈司令电报，说李广和是保密局的人，应当移到保密局办理。陈司令以为像李广和这样罪大恶极，非就地正法，不能平民愤，不准毛局长的要求。

到底陈司令没有毛局长的神通广大，斗不过毛局长。很快毛局长派他的军法处长李希成拿上总统的手令，提解李广和到南京，陈长捷再硬也硬不起来了，只好让李希成把人提走。

　　李广和到达南京，不经过司法程序，就自由了。陈长捷不服气，傅作义也不服气，他们认为南京没有是非公道。据说傅作义投匪，这是最大的原因。

要我主持北平警局

　　北平市政府预定7月1日改组，由河北省议会议长刘瑶章接任市长。6月下旬一天下午，刘瑶章来什锦花园看我，我不在家，他留下一张名片。我们过去没有往来，他是新贵，为什么要找我？晚上我去看他。

“我这个人不会客套，”刘瑶章让坐以后，对我说：“昨天傅先生找我去谈话，现在我把傅先生所说的话，一字不漏的告诉你，傅先生说：‘新的北平市政府需要一位好的警察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保密局北平负责人乔家才。你不要误会，虽然他和我是同乡，并不是我的人。他在绥远和我作对，骂我、反对我。不过这个人廉洁，肯吃苦，有办法，敢作敢为。现在北平市，正需要这种人才，你去和他接头吧！’这就是傅先生对我说的话，我非常赞成，你赶紧去见傅先生，他有话当面交代你。”

当时北平学生受共产党操纵，到处闹事，正向市议会请愿，包围了市议会，警察局长汤永咸也和市议会起冲突，不能再干下去，已经向傅总司令辞职。我去见傅总司令的时候，正是汤永咸提出辞呈的第二天。

“刘市长看到你吗？”傅总司令看见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赶紧问我，接着说：“汤永咸和市议会闹翻了，不能再干，你马上到警察局接事。我向中央保荐，不会有问题的。”

　　“报告总司令！”警政总署由唐乃建先生负责，再由傅总司令推荐，我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绝对不会有问题。问题是北平市已经非常危险，我不愿意干。我说：“汤局长虽然干不下去，可是警察局还有副局长白世维，现在可以由白副局长暂行代理。至于我个人是否胜任，还得请总司令再考虑考虑。我觉得，一个特别市的警察局局长，在未奉到中央命令以前，先行接事，好象不太妥当。”

就当时整个国家的形势来讲，抗战胜利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接收变成劫收，贪污腐化，政治风气败坏到极点。马歇尔来华进行和谈，使共产党武力日益坐大，国军的士气，早被编遣下来的军官到中山陵哭陵哭垮了。北平城里异常复杂，难民和学生团体被共产党渗透掌握，危机四伏，这个警察局长绝对不能干。从剿总回到办公室，立刻向毛局长去电，报告傅总司令接见我的经过。说明我干不了这个警察局局长，请他提出人选，以便向傅总司令推荐。

两三天以后，是6月25、26吧？毛局长忽然来到北平。大概是怕我干上警察局长，不好收拾，赶紧来阻止吧？他这次来北平，一切安排和行动，都避开北平站，不让我知道，很明显的是来收拾我们的，我和汉三兄约张永铭兄来弓弦胡同商谈，请他问问傅总司令，能不能对我们负责，他是剿总的军法处长，又是中统局北平负责人之一。我们不得已向人家求助，内心非常悲痛。

“绝对没有问题，傅先生会对你们负责的。”张永铭兄为人非常诚实，和我们私交很不差，我们很信任他。当时傅总司令主持华北剿匪事宜，中央非常借重他，一言九鼎，保障我们两个人的安全，轻而易举。张永铭兄这样一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五花大绑进入狱牢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毛局长来到北平，和北平站完全隔绝，行动诡秘，不住什锦花园，也不住弓弦胡同，而要住在南池子吴家元的家里。吴家元系张宗昌的兔子，了解北洋政府内幕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位堂堂政府大员不住过去戴先生住过的房子，而要住兔子窝，真给政府丢脸。这一着，也许是潘其武给他安排的，潘其武的舅舅曾毓隽是吴家元太太的什么亲戚。临时办公处不用什锦花园，也不用弓弦胡同，而由孙耕南借到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幢房子。可能是督察王蒲臣、稽查处长倪超凡、剿总第二处长史泓和李希成等布置的。6月30日夜，接到毛局长的通知，7月1日下午8点钟在灯市口开会，商讨某一问题，并要我约马汉三兄来参加。

杜亚坪兄从东北回来，我请他在寓所吃晚饭，吃饭前随便聊天，他对东北的情况很悲观，他又说：“干我们这一行工作，不会有好下场，不被敌人杀死，也会被自家人宰割。所以，我打定主意，不再干了。”

吃完饭，送亚坪兄回北京饭店，路过灯市口，我先下车，到指定的开会地点。这是毛局长的临时办公处，但是没有通知我，我没有来过，今天是第一次来，冷冷静静，气氛很不对。我进了会客室不到五分钟，汉三兄来了，他今天上午才交卸了民政局局长的职务。他一进门，稽查处督察长佟荣功带着七八个人跟进来，一言不发，如狼似虎地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他们敢于这样做，无疑的是奉了毛局长的命令。这样作法、这样态度，比捉汉奸、捉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这样对付曾为国家、曾为抗战，冒险犯难，出生入死，工作了十多年的同志，毛局长的良心也够狠、够黑了。戴先生殉职不到两年，他说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就变成这个样子，能不令人寒心，能不为革命一哭吗？

被绑起以后，没有停留多久，分别塞进两部轿车，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的监牢。这所监牢是日本人和汉奸们用来拘押爱国青年的，国大代表王志超、周良辅、樊祖邦就在这儿关过很久。抗战胜利后，成了保密局的监牢，汉三兄主持北平的肃奸工作，用来拘押汉奸齐燮元、殷汝耕、江亢虎、周作人、川岛芳子等。现在他也进来了，我也跟进，循环报应，这样迅速。

这所监牢本由周端甫兄主持，大概因为他是山西人，怕他和我有关系，对我们客气，才让毛惕园来临时主持。我们到了炮局，不到两分钟，毛惕园满面笑容出来迎接我们。我们没有和他说一句话，革命革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毛惕园命令他的手下，解开捆绑我们的绳子，然后把我们分别送进两间牢房。实践了刘秋芳没有当选立法委员，要毛先生干掉马汉三的宣言。我要主持正义、明辨是非，也遭到同一的结果。

牢房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看守陪伴我，坐牢还要看守来陪伴，绝对不是怕我寂寞，大概是因为我太重要了，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景震泰率领陕坝班学生组成的交警十三总队，驻防西郊，负责警戒剿匪总部，怕他们来劫牢，救我出去。第二、也许是怕我因气愤而自杀吧？有人日夜盯着，就绝对没有自杀的机会了。

半夜，我听到铁器打击声，感觉到很神秘、很奇怪。一会儿，打开牢门，让我出去，在过道里，给我钉上脚镣。我才明白，刚才的声音是给汉三兄钉镣的声音。精神很疲倦，好像朦胧睡着了，又听到钉镣的声音，是不是刘玉珠兄也进来了，他们老早就想收拾他。

看守长是北平特警班的学生段建洲，这一夜他进进出出，好象很为我难过似的。第二天周端甫兄来到牢房，相对无语。我自从绑进牢房，已经四大皆空，除了气愤，不再想别的。我看到端甫兄很难过的样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无能为力。他也是过来人，知道坐牢的滋味，他曾任华北督导团的科长，因为李广和私自通敌，跑到敌区，却把他关到西安，无缘无故，坐了半年牢。

7月5、6日吧，建洲拿着纸笔，走进牢房，要我给家里写几句话。心想，大概今天晚上要处决了，要我写遗嘱。自从十九岁加入国民党，革了二十多年命，没有死，现在是死的时候了。给妻写几句话，告诉她，我对得起国家，俯仰无愧。唯一难过的，就是对不起她。多少年来，她跟我担惊受怕，现在把家庭的重担压在她的肩上，子女都未成年，我不能再尽教养的责任了。希望她振作精神，勿以我为念。写这封遗书，内心非常惨痛，但是没有眼泪，可能已经干了。手表和钢笔进牢房时已被拿去，嘱建洲一并交给我妻，以留纪念。

乘坐飞机解往南京

自从入牢，到写遗书，六天以来，没有吃东西，并不是绝食，而是气愤地吃不下去。陪我住在牢房里的看守，一再劝我，多少吃一点，不吃支持不下去，他哪里知道，我难以下咽。他说曾听司机说过，我家生活艰苦，比不上任何一家，好象对我坐牢，有些不平。我没有同他说什么，懒得开口，说什么也是枉然。晚上送进饭来，既已让我写过遗书，今天晚上大概就要埋葬我了，那么今天的晚餐，可能是最后的一餐。耶稣对于最后晚餐都不忽视，我能对这人生的最后一餐放弃吗？勉强吃了几口，也是六日来第一次进食。

全部希望寄托在张永铭兄身上，谁想得到他的承诺竟成泡影。而杜亚坪兄说的话，却立刻实现了，是不是他听到甚么风声，特意提醒我？人生总有一死，不过迟早不同而已。心境坦然，只等候最后一刻来临。

思潮一幕接着一幕，已往的一切呈现眼前，都像昨天的事情。死有重于泰山，要死得壮烈，死得有价值。像我这样死，死得不明不白、死得这样窝囊，辱及父母祖宗，愈想愈愤恨。一直等到天亮，没有把我拖出去活埋，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动静。

7月9日上午，突然要我收拾东西，似有行动。走出牢房，重见天日，虽是暂时的光明，也是难能可贵的。到达广场。有几部汽车停在那里，汉三兄和刘玉珠兄也出现了，这才知道要上飞机。我们各被装上一辆汽车，我穿着短统袜子，建洲看见，怕脚镣打伤皮肤，赶紧跑回去，拿来一双长统袜子，打开车门，给我套在脚上。这一切都是令人十分感慨的。

汽车不出西直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东单到西单，一直往西，出城后，沿着城边北行。这样神秘，大概是怕人知道我们要走，去飞机场，故意这样。到达飞机场，看见一边站着的少数人群中，只有航检所长董其彬兄，再看不见其他同志。在上飞机以前，才把脚镣砸开。

飞机起飞后，绕北平城上空一周，从机窗望下去，游行的队伍像一条长蛇，在长安街蠕蠕移动。那是学生们在共产党操纵之下，又在闹事。国事如此，我们却在煮豆燃豆萁，屠杀自己的战斗员，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在飞机上，刘玉珠兄坐在我的旁边，他知道我没有钱，悄悄地塞给我一把钞票。李希成亲自押解，在飞机上监视我们，同汉三兄和玉珠兄没有说什么。路过济南，飞机停留一会儿，济南飞机场颇有些寂寞感。起飞后，直飞南京。

下飞机后，送到宁海路的监牢里。宁海路的监牢是汪精卫伪组织关我们同志的监牢，刘戈青就在这里关过。三十五年我由北平到南京，是搭乘运送重要汉奸的专机。下机后，机上的人都陪着汉奸们先到这里。现在是第二次光临这个特殊的地方了。我被关在楼上，汉三兄和玉珠兄关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关我的这间牢房已经关着六个人，只有三张床，一张空着，原来是专为我预备的。一张床是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占用，久闻其名，虽是初次见面，他确有大将风度。其他的人白天挤在一张床上，夜里打地铺睡觉。难友中有一无锡人，除了身材比戴先生矮一些，面貌和动作像极了，另外一位河南人马兴骏，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我对别人坐牢的原因，不愿过问，记忆很少，只记得大多数是冤枉的。我同鲍文樾每餐另外加两碗菜，数量不多，但比同牢的难友，好得太多了，必须分给大家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丰富了。

牢门上有小孔，是走廊上值班的看守不时偷瞧牢房里一切动静用的。看牢的既然可以从外往里瞧，坐牢的自然也会从里往外瞧。因为看牢的占用的时间极少，空着的时间多，所以难友以此为极大的消遣。从里面瞧外面，所见度非常窄狭，但难友们乐此不倦。有时被看守瞧见，会臭骂一顿。坐牢的挨骂，好像是天经地义，骂尽管骂，偷瞧照旧偷瞧。有一天，他们喊我去瞧，得到意外的发现。瞧见楼兆元兄从另一间牢房出来上厕所，原来他也进来了。又一次瞧见严家诰兄，他为什么也进来了？

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有一位许昌附近的土财主，他是地主，自己买枪，成立保卫团，和保密局发生关系，成为保密局的地方武力。保密局派去联络的人向他借两百元现洋，他没有照借，于是报告他通匪，由徐州最高军事机关抓起来，送到保密局。他心里很不服气，一再向同牢房的难友诉苦。他故意装肚痛、装呕吐、闹个不休，看牢的硬说他抽鸦片，是发瘾了。济南失守，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吴化文叛变，把他的南京办事处处长关起来。这位仁兄才真抽鸦片，瘾发得眼泪鼻涕，死去活来。可是看牢的和管牢的都不说他抽鸦片，他常常要求去见管牢的，每请必准，瘾发时，要求出去，出去牢房几十分钟，回来烟瘾不发了。

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有几十人关进来，我们牢房里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刚刚出头。有一位很英俊，带着脚镣，脚镣太短，迈不开步子，走路必须跳着走，同牢的人都为他难过。这是一种惩罚吗？管牢的叫张炎，他具备了古今中外管牢的一切残暴手段。

坐牢九年谈话一次

保密局属于国防部，我是陆军少将，就是真的犯了国法，也应当按照军法审判，经过军法会审。我等着法律给我公道，会审的那天来临，我好有个说话讲理的机会。大概是到南京两三星期，看守打开牢房，要我下楼去，原来是军法处长李希成要谈话。所谓谈话，也就是审讯，但不是会审。谈了一个多钟头，李希成问我三大罪状：

一、我太太做生意——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吴毅安由南京回太原，我妻送他到飞机场。前门外西河沿新新医院范绳武的太太康淑媛，托吴处长给她娘家带了两筒照相馆用的印像纸，毅安兄上了飞机，大概怕到了太原后有麻烦，在飞机上嚷嚷，被海关人员听见，把印像纸从飞机上拿下来扣留，要上税。我妻回到城里，托张公度兄派人交了税，把纸取回来，交了康淑媛。

李希成问话时，从卷宗里取出一张我妻具名的报告，是岳梓宇弟的字迹，说明印像纸是康淑媛托吴处长带的，顶上有张公度兄签的海关取回的经过，这张东西一定是李希成要他们这样办的，以此作为我的罪证。李希成为什么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司机说的。我因事到南京，副站长孔觉民把这个司机升为事务员，我回北平后，觉得欠妥，仍旧让他开车，他心里恨我，那一天送毅安兄到飞机场，就是他开车去的。

“我在保密局工作，我的家人就不能做生意吗？我妻做生意，就是我犯罪吗？我每月拿了国家的多少薪饷？如果养活不了一家六口人，家人做做生意，就是犯法吗？况且印像纸是康淑媛的，怎么能说我妻做生意？应当传康淑媛来对质，证明是不是我妻做生意。”我这样一连串的问，李希成没有说什么，不再问这个问题。

二、我卖飞机票——这也是李希成听司机说的。我说：“从太原到南京，或者从南京回太原的同志，他们买不到飞机票，请北平站代买，我应不应该帮忙？”

　　“应该！应该！”李希成总算还有三分人性，这样回答。

“我是国大代表，山西的国大代表要回太原，买不到票，托我代买，我能拒绝吗？我是山西省党部的监察委员，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偕同三位同志回太原，要我代他买票，我能不办吗？北平站代人买票，只到航空公司代为登记，买票都归他们自己办，我们从来不经手金钱。请传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作证，我有没有卖给他黑票。请传中航公司北平办事处主任徐鑫，问问他，北平站代人买票，是不是如我所说的。你说我卖飞机黑票，卖给谁？请传他来作证。”李希成对这个问题又不提了。

三、给上海徐大姐卖汽车，吞没了车款——这个罪状更是荒唐，我不在上海工作，人生地不熟，上海的人卖汽车，会托我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根本不知道徐大姐是何许人。我说：“我并不认识徐大姐，我不住在上海，她卖汽车，怎么会找到我？请你传徐大姐来对质。”

“你们组织什么社吗？”李希成不再问徐大姐的汽车事，转了话题。

“什么社？”我摸不着头脑，不得不问。李希成从卷宗里取出陈恭澍兄草拟的一份章程，那是北平的同志们感觉到同共产党斗争，没有组织力量，无法取胜。而国民党具有形式，没有组织实效，必须恢复像复兴社那样的组织才行。由陈恭澍兄负责草拟一切计划，他因工作忙，刚拟好这件东西，存在魏宝善那里。

　　“不应该吗？”我指着宗旨“真诚拥护蒋委员长”问李希成。

　　“应该！应该！”李希成说：“但是为什么不呈报呢？”

　 “必须拟好一套整个的计划，才能呈报，大家推定陈恭澍草拟，他只拟好这个，因为太忙，其他的还没有拟妥。”我据实告诉他。

　 “就是一个组织，也没有什么。”因为宗旨是“真诚拥护蒋委员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于是又抛开这个问题，说道：“你府上有两元宝？”

李希成这么一问，我才知道家又被抄了。十年来，真难为了妻，这是第三次被抄家了。

“不但有两个元宝，还有三百个现洋。”我说：“二十多年前，我父亲带回家中四十二个元宝，三千个现洋，埋在地下，以备不时之用。抗战军兴，家乡沦陷，家人无以为生，取出来瓜分，我们兄弟五人，连我母亲，分成六份，每份七个元宝，五百银元。我应分的一份，我弟弟保存着，托乔凤藻和孙逸贤两位同志各带到北平一个元宝，又带来三百银元，这也犯法吗？”

“不犯法！”李希成说，不再多问，让看纪录，纪录非常简单，没有把我所说的话记下来，我不签字，李希成说：“这是手续，大致不错就行了。”

　　我不签字，下不了台，只好签了。谁想到，经过这次谈话，一直到出牢，再没有问过第二次，更谈不到军法会审了。

永久囚禁发配常州

宁海路真够得上生意兴隆，住客来来去去，变动频繁。先后进来的人都走了，鲍文樾也走了。中秋过后不久，我也离开宁海路，由一个看守陪同到了下关，搭乘京沪车，究竟到哪里，看守不告诉我。不过，他的态度很轻松，没有戴手铐，好象我们是旅行，表示我已没有甚么重要性了。到达常州，已经夜里七、八点钟，下午车出站，没有进城，乘人力车到达一处非常广阔的院落，像是一座大花园，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人凤局长新建立的一座监牢，囚禁长期囚禁的人，准备关五百人。

牢房是一排三大间，每间两排木板床铺，至少可以关五十人。我被送进最里面的一间，里面关着十来个人，都已经睡觉了。有一位年轻朋友，看见我进来，赶紧爬起来，接过我的行李，放在他的旁边。原来他是兰训班的同学，他认识我。等我躺下，他悄悄告诉我：“前天看报，有段新闻用墨涂掉，但是对着阳光，仔细辨认，是可以看出来。马汉三先生已被枪毙了，你判了无期徒刑。”

怀念亡友，一夜睡不着。第二天清早，还没有吃早饭，我被移到第一间牢房。经过中间的那一间，我看到鲍文樾先生在里头，彼此点了点头，大概他是来这里最早的住客了。这间牢房关着六个人，都是共产党，不准看报纸。有一位带着脚镣，是共产党茅山县长，算是重要人物了，才有资格带那玩意儿。他看见我仅有的财产一条棉被已被弄脏，对我说：“坐保密局的牢，会时常移动，你得有个包袱，棉被才不会弄脏。你买几尺布，我给你缝一个包袱。”

受过宁海路那班恶人照顾的，对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学术，很难不怀疑，绝对不会再相信了。我离开宁海路的时候，他们拿来一条麻绳，把我的棉被捆起来。谁知这条麻绳比从垃圾箱里捡来的，还要油污、还要脏，棉被上留下永远洗刷不净的痕迹。被茅山县长看见了，替我难过，才提议给我缝个包袱。

这间牢房不准看报纸，我移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不准看报纸吧？或者认定我和共产党有同等的资格，同样重要，才关在一起。茅山县长在宁海路，和汉三兄关在一个牢房里，从他口里，知道了过去几个月来，汉三兄的生活情形。他用嘲笑的口吻告诉我，汉三兄曾说：“现在遍地是匪，国家还需要我们。”

好糊涂的汉三啊！国家需要你，可是毛局长不需要你啊！他需要你把他的情妇选为立法委员，你却没有选出来，他还需要你什么？可怜的汉三啊！你连为什么死都弄不清楚吗？

茅山县长其貌不扬，神态却很自负，多少带些烈士的气概。对其他的几个共产党，好象很看不起的样子，他们很少谈话。两位上海籍的很斯文，会下围棋。牢房里没有书可看，百无聊赖，于是做了一副围棋，每天下棋来消磨时光。这两位上海的朋友，不久就出去了。临走还把他们上海的住址告诉我，希望我出牢后去看他们。

在关共产党的这间牢房关了三个星期，又移到中间的那间牢房，和鲍文樾先生第二次碰头。这间牢房的人比较多些，大概都是案情不太严重的，可以看报纸。进牢的时候，正是夏天，现在已经秋凉，虽在南方，凉意很浓，早晚感到寒冷，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别无长物。出乎意外收到两个小包裹，原来是妻托人捎到南京，由南京转来的，一件棉袍，一条棉裤。过冬我不会冻死了，可是想到妻儿的生活，我没给他们留下什么，他们怎样活下去呢？四个孩子都没有成年，都在读书，一旦遭此惨变，该怎么办？愈想心里愈难过。革命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大概是11月中旬，已经可以穿棉袍，吃过晚饭，要我收拾行李，同牢的人都替我高兴，以为我恢复自由了。我心里明白，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做坏的打算，凶多吉少。走到监牢的办公室，果然，宁海路的那个麻面斜眼，块头很大，凶恶的陈姓看守，带着四个上刺刀的枪兵等候着我，看情形很严重。到达常州车站，等了两个多钟头，结果坐了一辆压道车，一路不停，一直开到南京尧化门车站，已经天亮。

“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事。因为徐州战事吃紧，预备把你移到安全地方。”宁海路的看守所长张炎在车站迎接，上了汽车，这样对我说，我没有理他。毛局长选用张炎来做看守所长，真是妙着。张炎不认识几个字，可是心黑手辣，整人的花样特别多，够得上天下头等狠人。再回到南京宁海路监牢，仍旧关进以前住过的那间牢房。

大陆危急渡海来台

三十七年12月1日，我又离开宁海路的牢房，下楼到院子里，看见楼兆元、马兴骏、王德荫、武林森等九个人待在那里，连我成了十个人，每两个人铐在一起，成了五组，登上预备好的卡车，开往下关，到达江边，送上一艘轮船。

这次坐牢，真够气派，海陆空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上船以后，才知道要开往台湾。这是一艘载运重要物资的专船，我们是特别乘客，可见我们的身价不低。夜晚开船，抵达上海，停留了两天，然后驶出海口。别了！祖国！锦绣的河山啊！今生恐难再看见了。

渡海的风浪很大，在船上不能随便活动，怕我们跳海，不准离开船舱。夜里睡觉，要把一只手和床铺的木柱铐在一起。要解小手，必须报告看守，打开手铐，才能下床。我们十个人都是军统局的同志，遭受这样待遇，大家忍气吞声，一肚子愤怒。毛局长把戴先生同志如手足的精神，可说发挥到无以复加。我和楼兆元夜里没有加铐，不知是表示优待呢？还是放心我们不会跳海呢？

在基隆码头接船的是刘翼云，他是北平班的指导员，今天十个囚犯当中，就有两个人先后任过北平特警班的副主任，无怪他的表情显露出一种惊惶。岸上停着一部带篷的卡车，我们和上船时一样，仍旧是两个人铐在一起，走下轮船，走到岸上。

“是乔家才吗？”有人在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刘戈青。他正任台北市警察局刑警总队长，是执掌权力的人物。他和我的交情不差，心想，他既然知道我来了台湾，看见我的狼狈情形，总会照顾我吧？我点了点头，表示已经听到了，然后爬上卡车，开到台北，借用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一边关我们，一边关着原来在里头的人。

过了一天刘翼云送来一本英汉字典，刘光朝送来一些吃食。刘光朝是太原平民中学的学生，后入临训班，任保密局台湾站的督察，大概是听刘翼云说我来了，赶紧送东西来。

这里关了三四个月，度过三十八年的新年。因为不能看报，大陆上的情形一点也不清楚。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又是两个人铐在一起，各人提着自己的东西，离开这里，徒步走了十多分钟，到达中山堂隔壁、警察局背后、武昌街靠近中华路的一栋矮楼上。楼的北端，隔出一大间统舱，里面已经关着三十多人，是新从大陆来的，鲍文樾先生也在里面，我们是第三次碰头。

这一大间新建的牢房，木栅门非常特别，半腰开了个两尺见方的洞门。通过这个洞门，必须先抬高一条腿，迈过去以后，再把身体钻过去，最后把另外一条腿带过来。我们加入，成了四十多人，中间还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女人，靠近牢门，放着一只马桶，男女共用，无遮无拦。人类的尊严、民族的道德，给毛局长一扫而光。

过了几个星期，在楼房的南端又隔出三间较小的牢房，我们一部分人迁移过去。不久吴景中兄也来了，关进另外一间，他好象很恐惧，看都不敢看我们一眼。大陆一天比一天恶劣，可能已经丢掉，囚犯却不能丢，一批接着一批，运来台湾。

早晨，街上的木屐踏地声，不绝于耳，一直到8点钟以后，才能静下来。有两个恶看守，大家叫他们二百二，三百三。不知道为什么，二百二看见鲍文樾不顺眼，专门找他的麻烦，不准他说话、不准他站起来走动。我的老毛病发了，不能再忍耐，大声呵责二百二，不应当对待一位老人，如此无理。张炎找我谈话，说要报告毛先生。

　　“有种！”我说：“你去报告总统好了。”

　　张炎这个恶人拿上毛局长唬不住人，对待坐牢的才比较客气了一些。

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五十多人浩浩荡荡从中华路经过中山堂，走到延平南路，路上行人不多。到达的地方，就是先前住过的警备总部的监牢，现在全部归保密局掌握了。以后的一段日子非常不好过，每餐白水煮茄子三块，或者白水煮冬瓜三片。每一个人减肥，直线下降，我初尝到饥饿的滋味。听说侯定邦每天来监牢外面审问共产党，吃得很不差，每餐六七碗大鱼大肉。他和我是中学的同学、多年的朋友，为甚么不把吃剩的菜汤送半碗给我？好吃一顿饱饭。

这座监牢是日本人造的，非常坚固，水泥墙，地板下面是空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不潮湿，木门很厚。一人高的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三根铁柱，罩以铜丝网。每间牢房大小一样，不到三个榻榻米。到了三十九年，牢房生意兴隆，新客大量涌进，牢房已经无法容纳，而贵客像李玉堂、吴石、周伟龙、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等人，都是每人各占一间。于是只好向关我们的牢房挤了，一间挤到十五人，莫说不能躺着睡觉，坐都要挤着坐。夜以继日坐着，成了名副其实的“坐牢”。

过去给胡宗南做过参谋长的罗泽闿、做过军长西安警备司令的袁朴，也进来了。军统局的郑州组长张毓孟、上海工作的彭寿、北平站的刘吉明都关进来。刘吉明知道我身外无长物，交看守送来一包衣服——毛衣、袜子、衬衣。

在牢房里，夜阑人静的时候，偶尔可以听到前面审讯囚犯用刑的惨叫声，动人心弦。有位空军军官，高高个子，留着小八字胡子，据说是一位高空氧气专家。有天提出去审讯，一会儿两个看守搀进来，塞进牢房，两腿垂在门外，人已经死了。那间牢房，正在我们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后来弄进一个棺材，放在我们牢房后面，因为人高棺材短，装不进去，有个看守在他肚子上用力一踩，塞进去了，横着从后门抬出去。军统局的同志们，不胜感慨系之，在毛局长主宰之下，迟早会走进牢门的，有一副对联：

　　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

　　横出去，直出去，横直出去。

　　牢房关的人太多了，早上放出去洗脸，必须分好多班。第一班打开牢房木门，天还没有亮，于是牢房里又流行一首十字歌：

一进牢门，两泪汪汪。

　　三餐不饱，四肢无力。

　　五更早起，六亲不见。

　　七煞凶神，八面威风。（描写看守）

　　九（久）不结案，十分可怜。

三十九年3月17日是戴先生殉职四周年，大陆全部沦陷，在台北纪念。有些北方朋友聚在一起，凑了一笔钱，送进牢房给吴景中、楼兆元和我。但是送了多少钱？是谁送的？却不让我们知道，只是从那一天起，每餐加一碗菜，从此我们才能填饱肚皮，这样维持了半年，突然宣布钱已用完，不再加菜。半年不过一百八十天，一天以两元计算，不过三百六十元。我们推想，绝不只这点钱，是被凶恶的张炎吞没了。

夏天天气闷热，屋小人多，牢房门紧紧闭着，每个人几乎都出不上气来，苦不堪言。幸而周端甫兄接任所长，才把每间牢房的房门打开，大家才没有被闷死牢房里。这虽是小事，功德无量。

　　保密局局长听说一度由徐志道兄担任，等到三十九年大陆沉沦，保密局重归毛人凤先生掌握，监牢也随着兴隆起来。

桃园监牢形形色色

这一年冬天，我们有五六十人送到桃园乡间新开辟的监牢，距离竹围海边很近。大家心里有数，万一台湾有个风吹草动，毛局长必然先处决我们这批待宰的羔羊，然后挟巨金逃往外国。最简便的处决方法，就是扔到大海里喂鲨鱼，这大概就是移到桃园海边附近的原因吧？因此，好些坐牢的朋友都是提心吊胆，过着恐惧的日子。后来韩战发生，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坐牢的朋友们才不再怕毛局长填海，解除了心里的恐怖。

桃园监牢是一家大宅院的外宅，院子很宽敞，左右各有三间相连的房间，加上木栅，锁上大铁锁，就成了六间牢房。每间牢房一排木板统铺，可睡十个人。可是当生意兴隆的时候，台北的两座监牢容纳不下，就送到桃园，于是，桃园监牢也就人满为患了。一间牢房关进二十多人，晚上睡觉大成问题，只好由一人量尺寸，分界限，每人可以分到一尺几寸地盘。每人睡在所分到的一条窄狭的空间，不能越界。所以大家睡下来，人挤人，挤得像沙丁鱼，不能翻身。

桃园看守所长姜达绪是毛人凤先生的小同乡，江山人，浙江法政学校毕业，曾任忠义救国军军法处长、广德县长，要比毫无人性的凶徒张炎好多了。我到桃园以后，送钱送物的朋友逐渐增多，在台北只有赵涵忱兄送来一块现洋，阎百川先生给了二两黄金，都换成台币花了。姜达绪是个知识分子，从送东西的人增多，知道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差，对我也就另眼看待了。有时把我邀到他的房间闲聊，也可以得到不少消息。他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马汉三和周道三？’有一天我和毛先生闲谈的时候问他。”

　　“‘那还不简单吗？’毛先生说：‘马汉三是李宗仁的人，周道三是程潜的人。’”

　　姜达绪说完，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

入牢两年多，第一个来看我的朋友是桃园警察局局长于书绅，因为监牢在他的管区，他才有这个机会。第二位来看我的是新竹县警察局局长刘子英，那时桃园归新竹管辖。他也有机会来看我。后来桃园脱离新竹，成立了桃园县，张广恩任警察局局长，也来看过我。

郭履洲、毛万里、姜毅英、黄加持、尚渭父、丁敏之诸兄都先后来看过我，都留下钱。他们当面交给我的钱，等他们走了，我再交到牢里。要买东西很不方便，因为坐牢所存的钱常被他们挪用。后来一想，何必守这种法？收到钱就揣在身上，不再交他们。所长派人来索讨。被我骂回去，他们也无可奈何。我手头有了钱，不特买东西方便，而且还可以借给看守们临时周转。看守们待遇微薄，手头常空空，他们周转了我的钱，自然对我有许多方便了。

我急于一见岳梓宇弟，他打通姜达绪的关节，不经过保密局，终于来了。从他口里知道一些家里的情形，但所知很少，也许是他不便细述。知道只有伤心。不说也好，人生如梦，何必认真？我对不起他们，错过不在我自己，我的自由被人剥夺，几乎连性命不保，还能照顾他们吗？惭愧！革命二十多年，落得这样结果，填《沁园春》一阕：

秋雨凄凄，风又萧萧，秋意带愁。叹彭韩菹醢，周萧系狱，不伤弓尽，也做阶囚。过眼繁华，烦心宝贵，黄鹤飞去空剩楼。莫须有，恨忠臣枉死，奸贼谋酬。羞羞！说甚同舟，谁又料相残如寇仇？把半生奔走，八年抗战，辛酸血泪，尽付东流。春院天黑，阴房鬼火，仰视浮云宁不忧？伤心处，已消完壮志，白到人头。

关进毛局长监牢的人，虽不能说个个冤枉，而他的爪牙李希成专门罗织人罪，确是事实。潘其武想讨他表妹做老婆，人家不喜欢他，在大陆上嫁给了丁贵堂的儿子，来台已经守寡，还是不嫁他。进攻二表妹，又是徒劳无功。一怒之下，说她们是匪谍。同时怀恨他的表弟不帮忙，也给他戴上了匪谍的帽子。李希成仰承潘其武的意志，把他的表妹捉起，把他的表弟和另外三位海军军官逮捕。这四位海军军官，两位留英，两位留美。他的表弟是陈太初。有一位军官，和我关在一间牢房里。审问匪谍案件，归第二处叶翔之，第二处审讯的结果，说他们不是匪谍，就这样搁起来。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对保密局很不满意，态度强硬，他告诉保密局，他的人要是匪谍，你就严办；不是匪谍，就得赶快释放，不能关起来不放，这四位海军军官才得救。可是害得潘其武至死也没有讨到老婆，难怪叶翔之和潘其武结冤，愈结愈深。

另外一位浙江人何震，是位警官，在南京住在吉兆营潘其武家里，可见他们关系非浅。来台后也被关起来，罪名是称呼总统“老蒋”。何震向难友们说，潘其武霸占他的外甥女为干女儿；又说潘在南京和共产党有勾结，被他发现，所以要杀他灭口。关着，他肚子痛、胃溃疡，整天喊叫，后来成了精神病，不再喊肚痛，散步时在院子里大摇大摆，高喊打倒包庇匪谍的×××，看守对他毫无办法。

毛人凤的左右手潘其武和叶翔之暗斗激烈，已成水火，势不两立，互不相让。后来叶翔之离开保密局，到了大陆工作委员会。毛人凤认为反叛了他，非常愤怒，非置叶翔之于死地不可。于是把海上行动队队长姜盛三关起来，要从他身上下手。

姜盛三是个商人，本领可不小，在大连有相当势力，共产党占了大连，他居然做了大连船舶管理处处长，手下有九十多条船。因为他和天津稽查处长陈仙洲有联系，经陈策反，带了四十多条船反正过来，做了保密局的海上行动队队长。又因为他归第二处管，和处长叶翔之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大陆撤退时，保密局给他一些金条，要他在韩国建立对大陆的工作。他派他的张副队长送些金条给叶翔之，姓张的向毛人凤告了密。

现在毛人凤要杀叶翔之，这是一着很重要的棋子，姜盛三被关起来，要他同毛局长合作，说叶翔之利用职权，克扣工作费，叶翔之就非死不可。姜盛三很讲义气，硬是不和毛局长合作，陷害叶翔之。他以为送金条是他的私事，是他要送的，叶翔之并没有克扣。假如叶翔之也被关起来，姜盛三不承认也得承认，可惜毛局长捉不到叶翔之，移恨姜盛三，以匪谍罪名，杀了姜盛三，连尸首都不准他太太领回去埋葬。

绥远的杜长城是个太保型的傻小子，一旦成了毛人凤先生的亲信，做了技术总队长，就不知天高地厚，作威作福，想关谁就关谁，副总队长李敬，督察主任乔凤藻，各大队长都被关起来。毛人凤的监牢好象专为杜长城开的。后来因为杜长城作恶太多，被军法局判处死刑。于是，毛人凤恨透军法局长包启黄，包启黄也不是个好东西，终于被毛人凤捉起来，关在桃园监牢，最后也枪毙了，真是冤冤相报，令人浩叹。

度日如年撰写回忆

毛人凤先生的监牢，不比寻常，绝不开放，虽是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也休想来参观考察。所以，大家叫做黑牢，坐黑牢既不能接见家人和朋友，又不能通音讯，完全和社会隔绝了，虽然在院子里，抬头可以望见天日，而叫做暗无天日，也不为过。

有一天，监牢里的那些人突然紧张起来，听说总统府的人要来视察。这个消息可说是青天霹雳，毛人凤的监牢被人视察，真是破天荒的大事。果然，视察的人来了，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我。我被领到副所长的房间，见总统府来视察的人，原来是山东王崇五兄。开牢的不敢监视，也不敢旁听，屋里只留下我们两个人，这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你喝水也要小心，招架毛人凤给你下毒。”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真有隔世感慨。我们握住手，他悄悄地对我说了这一句话，可见他们对我的关切、对我的担心。他告诉我，一般朋友对我很关心，总统府资料组把我的案卷调去，研究营救的方法。案卷足有两尺厚，因为无期徒刑是总统批的，他们无能为力。这次来视察，是特意来看看我的生活情形、健康情形，被虐待成什么样子。闻之对朋友们的关怀，万分感激。

先后进来坐牢的朋友：阮清源、吴景中、楼兆元、鲍文樾、龚德柏、赵耀斌、马兴峻、乔凤藻、张镇邦、李敬……都出去了，我却稳坐如故。自从王崇五兄来过以后，我已死了出牢的念头。一个人没有任何希望，又置死生于度外，还有什么顾虑？还怕什么？无期徒刑是总统批的，固然出牢无望，但是也保障了我的生命安全，再不怕毛人凤暗算了。精神好的时候，我大声告诉坐牢的和看牢的，我为什么坐了牢。开牢的既不能割掉我的舌头，又封不住我的嘴巴，他们就奈何不了我。骂着！骂着！每天给三块钱的营养费，后来加到六元。坐牢还要营养？是王崇五兄来看我产生的力量呢？还是咒骂的效果呢？

坐牢坐到四十三年（1954）3月31日，屈指一算，转瞬两千一百天了。坐牢以前，我正是壮年，经过了两千一百天煎熬的岁月，眼睛花了、耳朵聋了、头发也苍白了。感慨万千，题诗一首：

　　卅年革命有何求？国破家亡两重忧，

　　牢里二千一百日，大觉醒来已白头。

难友徐水庭给我刻在竹片上，做为坐牢的纪念，徐水庭，浙江人，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入伍时允许他们当两年兵升军校，因升军校无望，写信发牢骚，而被关起来。他多才多艺，很了不起，对我帮助很大，曾利用废物做了一只煤气炉，一直用了好多年，后来送给了黄氏姐妹。

黄氏姐妹湖南人，姐姐黄珏，凤山陆军总部女生队长；妹妹黄正，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为了对付孙立人，李葆初利用警备总部的权力把她姐妹两人抓起来，要她们诬攀孙立人和共匪有关系，她们不干，判了十年徒刑，关在桃园。李葆初是专以诬害别人，而升官发财的小人。三十七年我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曾在保密局主任秘书黄天迈兄寓所，和马汉三、张公度、侯定邦、赵斌成、李葆初谈过一次话，大家都以为，要对付共产党，非恢复复兴社的组织不可。李葆初就向毛人凤告密，说我们组织小团体，侯定邦、赵斌成害怕，又向毛人凤自首，毛人凤拿来做为杀害我们的借口之一。

四十四年以后，监牢慢慢冷淡了，坐牢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大概因为毛人凤先生得了癌症，再也狠不起来。留在牢里的长客，除了黄氏姐妹，还有新一军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等四人，他们也是吃了孙立人的亏。

坐牢最刺耳的声音，要算开关牢门开铁锁和上铁锁的声音，格——搭——一声震人心弦。四十五年春节那天，和李剑飞、陈鸣人、彭克立、王功鎏几位吃完牢房里的午饭，离开牢房，搬到牢房以外的一间小房，不再锁门，才不再听铁锁锁门的声音。他们让我搬出牢房，我想是避免我向大家宣扬毛人凤局长的“清白家风”吧？

大禹惜寸阴，因为光阴一纵即逝，永不复返。可是坐牢，时间不值一文钱，几年来大好时光白白过去。所以，从四十四年开始撰写八年抗战，亲身经历的一切。心情好，每天可写五六千字；心情不好，五六天也写不出一个字，这样可以减少度日如年的孤寂生活。半年以后，写了十几万字，黄氏姐妹看后，以为不差，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王功鎏兄也以为有意思，最好写成一部书。

搬出牢房以后，心情好得多，一共写了三十几万字，送给周念行先生看。周先生在江山人中，是一位读书人。他看过以后，指出几点应该修正的地方，建议定名《关山烟尘记》。稿子送回来，附来一封信：

……大作我已浏览一过。我曾有好几次一边读、一边淌泪。所以，我深深的觉得这部书在我们工作的写实方面，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不仅可以为训练同志的补充材料，甚至可以鼓励同志发出热烈无比的奋斗精神，从事于赴汤蹈火冒险犯难的艰巨工作。我看过同志的工作纪实也不少，但能够像这部书的感动人，确未曾有。家才先生！团体的事业是千古的，这部书的流传千古，更不容疑，不胜祝贺之至。

我不敢相信，我会写一部书。但是周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不能不把原稿加以修正、誊正。周先生主张先在《健行月刊》发表，将来再进行印书，终于在十年后，民国五十五年（1966）《关山烟尘记》正式问世。

毛死我活恢复自由

四十五年春天，我已经迁出牢房，梓宇弟第二次来看我，劝我写一张悔过书。

　　“是毛先生的意思吗？”我问。

　　“不是”，梓宇说：“是我们商量的结果，有一张悔过书，第六处就好签办，也许问题就能解决。”

“毫无用处。”我说：“我应该出牢，不写悔过书，也可以出去；要是出不去，写张悔过书，也没有用。况且，我根本无过，有什么可悔？我宁愿死在牢里，也不会给他们写悔过书的。”

周端甫兄做第六处处长，可能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这是一个很欠考虑、饮鸩止渴的办法，并不高明。梓宇弟走后，牢友们纷纷责备我固执，只要恢复自由，写张悔过书，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不知道，我就是为了主张公道、维持正义，才坐了牢。现在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自由不自由在我已不重要。为保持我的人格、保持我一向做人的态度，绝不向邪恶低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是他们却无法屈辱我的人格、动摇我的意志。

过了不久，隐隐约约听说毛人凤先生到美国挨刀去了。又过不久，听说毛人凤先生死了。他干了九年保密局局长，我坐了九年牢，现在他死了，有人给我道贺，以为我可以自由了。其实言之过早，毛人凤先生虽然死了，副局长潘其武还没有死。毛潘对我有同样作用，我不做非分之想，出牢不出牢，在我已无所谓了。

四十六年（1957）张炳华（炎元）先生做了局长，我应该自由了，可是他并不采取行动。一直拖延了将近三个月。听说郑介民先生一再催促，才把我释放。

开牢的为打发我这个囚犯出牢，所长姜达绪和全体看守请我吃了一顿饭，算是送行。各牢房的难友们也要为我送行，分别到各牢房吃了一餐饭，也向坐过多年的牢房告别。这次出牢，气派十足，得未曾有。

四十六年4月21日下午，第六处处长周端甫兄亲自来桃园，接我出牢。我的行装已非昔比，因为我已拥有一部二十五史。我和每一间牢房的牢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才走出桃园监牢。从三十九年来这里，将近七年了。

　　监牢外面停着一辆旅行车，梓宇弟坐在车上等候着。当四只噙满眼泪的眼睛接触在一起，真是感慨万千，不知是一种甚么滋味。

李培楠弟在永和镇有一栋小洋房，作为我的临时住所。许多同乡同志聚集在这里等候着我，显得格外热闹。武官富在小南门有间理发店，请一位理发师来，给我理了发。从不自由的境界突然自由，在意念上、在行动上，都有些不习惯，不知所措。

我坐了九年牢，没有流过眼泪，以为已经涸竭了。想不到，出牢以后，看见朋友们，眼泪直想往外流，怎样忍耐也控制不住，情感脆弱到一碰就会粉碎，刘培初兄住在安乐路，距离比较近，几乎每天见面。他对我出牢，极其高兴，陪我看朋友，参加宴会。出牢两个月，几乎每天有人请我吃饭，培初兄说：“你好像是新官上任，哪里像刚从牢里出来的。”

　　4月24日参加圆山太原五百完人八周年公祭，没有人淌眼泪，我却流泪了。我和梁化之兄相交不久，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死难的壮烈、死难的从容，无与伦比，他将流芳万古。

4月26日情报局张炎元局长在芝山岩情报局大礼堂请我吃饭，由箫信如、刘培初、李仲琳、吴毅安诸兄作陪。信如兄听到我快出牢的消息，托绥远阎致远先生向仲琳兄探听正确的时间。所以，出牢的第二天，就在临沂街仲琳兄寓所见面，送我两千元新台币，那时的两千元，比现在的十万元也管用，席间张局长说：“大陆上的家恐怕无法联系了，赶快讨位太太，否则生活无法安定。”

27日吴安之兄约我在他家里吃饭，有白世维、傅有权几位北方朋友作陪。世维告诉我，我们被捕的同时，总统给郑介民先生一张条子“据报，尔……”说介民先生贪污，是我们这个贪污集团的首领，要他申复。据报，据谁报呢？当然是毛人凤先生了。介民先生为申复总统的询问，7月3日飞往北平，搜集资料，托世维兄办理。所以，我们被捕后，介民先生不但无法营救，成了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

30日孔嘉在西门町玉楼东请吃饭，徐志道、尚渭父、张公度诸兄作陪。孔嘉是孔觉民的弟弟，二十六年春节在北平西郊看赛马，我们见过面，后来给徐志道兄办军需。来台后在峨眉街卖照相器材，是摄影专家。他告诉我，毛人凤先生把觉民充军到西康，所以没有出来，死活不知。

5月1日军统局的老朋友们在中山北路泰利饭店为我洗冤，出席的：王调勋、荆向荣、许先登、唐新、项乃光、姜诏谟、王立生、魏毅生、刘培初、吴毅安、林尧民、王德荫、郭寿华、陈仙洲、白莲丞、吕仕伦、郭宗泰、王孔安、贺元、杨遇春、尚望、严灵峰、柯建安、王崇五、程克祥、谷正文、阮清源、王蒲臣、白世维、吴安之、张镇邦、萧勃、刘启瑞、舒翔、赵斌成、何芝园、于书绅、杨济华、李叶、吴利君、王新衡、杨隆祜、杨蔚、楼兆元、岳梓宇、唐棣、何龙庆、汪祖华、郭巩疆、钟贡勋、王荣国、杨清植、李曾逊、傅有权、侯祯祥、周正、毛惕园、谭明诚、梁若节、李希纯、李仲琳、吴思俭、霍立人、刘镇芳、孙华、王兆槐、乐干、党丕修、刘钦礼、聂琮、唐嗣尧、周关锠、马志超、毛万里、郭履洲、杨震裔、刘戈青、郑修元、王鲁翘、吴健吾、叶翔之、陶一珊、何峨芳、张辅邦、黄加持、李培楠、徐志道、刘光朝、贾秀升、张家铨、王志超等九十一位，由刘启瑞先生致辞，简单几句话，很有分量，恰到好处。

　　“这么多的人参加这个会，不是鞭尸吧？”张辅邦认为这是对毛人凤先生鞭尸，把我拉到一边说。

“是你们请我来的呀！不是我请你们，人多人少管我甚么事？鞭尸也是你们鞭呀！”我这样回答张辅邦。他无话再说。这个宴会，据说通知上无人具名，只用欢迎名义，发出去的通知不到八十人，有些人并没有通知，是闻风而来的，陶一珊兄告诉我，这是军统局同志来台后最盛大的一次宴会，连庆祝张炎元先生出任情报局长，都没有这么多的人参加。

2日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郭镜秋兄在中山北路美而廉欢宴，作陪的有李荫翘、张彝鼎、李海涵、马济霖、孙慧西、李东庵十六位同乡。民国十九年在上海送海涵兄登上江轮，到武汉入中央军校第八期，一别快三十年了。他已任师长，而被刘耀章打垮。他住中坜，桃园监牢的一位姓宋的看守和他是邻居，曾暗中托那位看守给我带衣服、带吃食。今天见面，彼此说不出话来。

4日情报局副局长潘其武、包烈联合宴于双城街潘其武寓所，由晋籍周端甫、侯祯祥、谷正文作陪。潘其武在他代理局长期间不释放我，他满以为毛人凤死了，局长非他不可，哪里会想到张炎元来任局长呢！

　　11日留美同人王唯一、毛万里、黄加持、尚望、聂琮、周关锠、杨济华、刘镇芳、吴利君等十一人宴于泰利饭店。

12日太原平民中学校友韩希圣、范炳文、郭紫峻、高向果、左思元、胡伯岳、武成祖、李友平、苏桐凤、姚蓉轩、田荣祖、张庆恩、谢文津、王有为、韦宪文、杨作芝、冯大轰、房秉符、张彝鼎、杨治泰、牛焕辰、李思聪、郝家驹、苗告宝、刘士烈、温松康、张岫岚、陈汝淦、潘秀仁、张子扬等三十位宴于广州街中心诊所餐厅。

　　14日杭州特警班同学袁寄滨、陈谦、丁继曾、叶霞翟、谢贵诚、马敬华宴于安东街马寓，王孔安和赵龙文作陪。

17日王新衡兄宴于其中山北路寓所，李叶超、李崇诗、刘培初兄作陪。新衡兄叙述我们被捕的那年8月14日郑介民先生生日，毛人凤先生发动警察总署、交警总局及保密局三个机关，各送十桌酒席到郑公馆，各单位各去一百多人拜寿吃饭。一面报告俞济时，俞派人去照了许多照片，呈报总统，说介民先生招摇。幸而介民先生去了上海，不在家里，几被诬害。

21日晋东南的朋友姬梅轩、杨觉民、牛焕辰、武树华、李友芝、申有枝、赵富瑞等宴于中正路山西餐厅。

28日丁力一和李育塘在总统府前长安馆请吃羊肉泡馍，全然不是西北的口味。

6月1日北平特警班同学曹瑞亭、阎干民、王振邦、刘纯熙、刘全仁、侯家驹、王泽声、赵振纲、杨家福、张湘峰、蔡思珍、罗震、沈仲、李为简、王津栋、王居盛、史金鹏、张永来、吴翼焕、赵渔、张天威、杨同达、马庆凯、马亚坪、宋世贤、马涤生、王久烈、管鸿、林宝康、张建国、薛树梅、张育厚、郭鸿瑞、巩耀华等三十四人宴于汉口街三阳春。

4日第二战区的朋友王均一、方彦光、耿禹堂、严子言、杨尊三、曹斐然、邓励豪、刘绍庭、赵子和、丁俊生、孙慧西宴于长安东路长安酒家。

10日立法委员张子扬、张志智、郭紫峻三兄宴于武昌街十八号，梁上栋、姚蓉轩、苗告宝、胡伯岳、韩希圣诸位作陪。当我春风得意的时候，梁上栋对我特别亲热，很看得起我这个年轻人。今天他贵为监察院副院长，我是一个失败者，他好像不认识我，连个招呼都没有打。这餐饭本来为我出牢而举行的，而梁上栋昂然入座，成了主客，高谈阔论，终席未交一言，真乃势利眼也。

　　13日张永铭兄请我和谷正文、王蒲臣在山西餐厅便餐，意在为王蒲臣和我有所拉拢。

　　15日王炳文、武济民两乡兄在南昌街十普寺请我吃素餐，颇为我抱不平。

　　20日谢晋骧宴于其寓所，由王猷宸、党丕琇、岳梓宇作陪。王系前山西大学校长，留英，高才生。

　　25日张公度兄以自助餐宴于其木栅寓所，被邀者多为河北人。

其他韩克温、汪祖华、王志超、党丕琇、刘培初、徐业道、周端甫、唐嗣尧、李培楠、于华庭、岳梓宇、白莲丞、王有为、孙华、李海涵、李仲琳、杨庭芳、朱耀武、魏毅生、苏桐凤、陈汝淦、谷正文、黄加持、杨清植、姜绍谟、王利秋、尚厚庵、马兴峻、郭紫峻、贾秀升、王孔安、胡鸿章、马志超、刘光朝、霍来庭、童秀明、于书绅、王玉宾都在此期间，分别在他们家里款待。朋友们的热情，给我的安慰非常大。而吴健吾兄一再送钱来，尤为感人。

审判审核一字之差

出牢以后，总觉得这九年监牢坐得不明不白，十分窝囊。我们为打破黑暗，打倒旧的一切不合理；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公道合理，为了创造光明，拯救国家民族，才不顾死生安危，从事革命。谁料到革命二十五年（十三年到三十七年），抗战八年，战胜强敌以后，自己却坐了牢，几乎丧命，妻离子散，似乎太不公道。起码也应当弄清楚，究竟犯了甚么罪，难道还停留在“莫须有”的时代不成？

刚好郭巩疆在姜绍谟和阎律师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工作，陪我去请教阎律师。阎律师北京大学毕业，他告诉我：“你的冤枉毫无办法洗刷清楚。普通司法叫审判，先审后判，判决必须根据审讼。军法就不同了，军法不叫审判，而是审核，审归审，核归核，批核并不一定依据审讼的结果。你的案子既是军法案件，只好冤枉算了。”

我才明白，总统府资料组那么多的同志想营救我，不怕得罪毛人凤先生，把全卷从保密局调去，结果毫无办法。因为毛人凤先生呈报我两个半死刑，而总统批示：“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资料组的同志们义气热心，但无法改变总统的批示，所以无法营救我出牢。这也就是毛人凤先生虽然恨我入骨，而不敢暗中下毒手，杀害我的原因，资料组的同志们既无法营救我出牢，又不知道我被虐待成什么样子，才派王崇五兄借视察监牢，探视我一次。

据说我的罪状之一是不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让我所看陈恭澍拟的那份章程“真诚拥护蒋委员长”，李希成用红铅笔画掉，上面加了一张签条，说是我画的，我就成了不真诚拥护蒋委员长，罪大恶极，那还能不判死刑吗？不过，这件东西是从魏宝善手中拿给李希成的，魏宝善可以作证，那是李希成动了手脚，该判死刑的是他自己。

王崇五兄说有关我的案卷有几尺厚，是些甚么东西？从哪里搜集来的？至于伪造口供、伪造罪状、伪造起诉书、伪造判决书、伪造全部案卷，据说是彭形若一手包办的。这个面带伪善的彭形若，曾一度做过桃园监牢的副所长，牢里的看守告诉我，我的案子就他办的。

毛人凤先生的刽子手李希成，以故入人罪、杀害同志、作威作福为乐事，最后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了。我出牢时，他还活着，我本来想去找他谈谈，因为他已半身不遂，说话也不清楚。他有两个太太，系姐妹二人，对他非常虐待，李希成整天挨打挨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妾同人苟且做好事，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和报应，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又何必同一个奸邪小人计较呢。

杀害我们的主要恶徒，毛人凤先生的活乌龟李广和，在我出牢以前已经死了，死在毛人凤先生以前。在北平帮着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史泓，也在我出牢以前死了，他的老婆已经改嫁他人。

倪超凡和马汉三兄相处得很不和睦，因为他工作不切实，汉三兄看他不起，怀恨在心，成了毛人凤先生收拾我们的主要帮凶。我一生对他帮忙最多，从汉中稽查调西安稽查处长，是我向戴先生建议的，从西安稽查处调北平稽查处长，又是我向戴先生建议的。结果，捆绑我们、抄我们的家，都是他干的。一天，我到和平东路看王孔安兄，他不在家，而倪超凡坐在进门对面的沙发上，看见我进来，赶紧站起来，想同我打招呼，我看见他有话说不出的难过情形，大概是良心上惭愧吧？我不愿多看他一眼，赶快退出，不久，他也死了。

朋友营救感人至深

当我在灯市口被绑，进牢的当天夜里钉上脚镣，毛人凤先生这样凶狠，就是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刘秋芳和李广和要干掉马汉三，现在是兑现了。要我作陪，却杀不了我。

后来资料组的朋友李叶超、王崇五诸位想营救我，虽然没有成功，却给我极大的保障。出牢以后，才知道当年朋友们为我着急、为我奔波的情形。首先向总统呈送报告，替我说话的是刘培初兄。那时他是绥靖总队长，正在红得发紫，能够接近总统。据他说，总统看过他的报告，点了点头，情况非常好，已经生效。后来为甚么恶化呢？那是和他失势很有关系。

培初兄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未经总统允许，私自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晤面，总统知道，非常生气，把他大骂一顿，失去总统的信任。春秋大义，大夫无私交，怎么能和外国使节私自见面呢？据说是他的好友，湖北同乡徐佛观报告的。徐佛观说怕他闯大祸，不能不报告。我却受到间接的影响，刘培初的报告失去作用，岂是命运如此？

徐志道兄在总统下野后，接任保密局局长，他到溪口晋谒蒋公时，经国先生对他说：“乔家才是冤枉的。”意在要他想办法。可是志道兄除了拿到印信，毛人凤先生甚么也不移交，一切都控制在手里，志道兄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哪里还顾得上营救我呢。经国先生怎样知道我是冤枉的？据徐佛观说，是他告诉的，希望经国先生能营救我。

又据说，我被押往南京以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宜生先生曾给总统一份非常恳切的电报，不要杀死我。我在绥远和他相处得很不好，现在，在我生死关头，他仗义执言，能不令人万分感慨吗？他知道我为维护军统局的权益，不惜和他作对，现在却被毛人凤先生加以贪污罪，他也有些为我寒心。

　　“乔家才贪污，你相信吗？”姚蓉轩先生曾这样问过傅总司令。

　　“不相信。”傅总司令回答得很肯定。

傅总司令的电报很有作用，可能产生正反两种结果。当时中央正在借重他，他的要求不能忽视，他要求保住我的性命，毛人凤先生要杀我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相反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都要保住我的性命，可见我这个人不太简单。据刘培初兄推想，他的报告突然不生效，可能是受了傅总司令电报的影响，总统最不喜欢外来的干扰，保命可以，只好无期徒刑了。

　　无论如何，我所以能够不死，多亏许多朋友营救，没有这些营救，很可能和马汉三、刘玉珠两兄同一命运，早已离开这个万恶的社会了。

　　张季春兄说，他曾找过毛人凤先生，毛先生一句话就把他堵回去了。“你是书生，不懂！”

特赦复权关系重大

郑介民先生知道毛人凤先生对付我们心狠手辣，赶尽杀绝，整得我们非常彻底，不被杀死，也要整得永远不能翻身。一切非法陷害，都使合法化，成为铁案。毛人凤先生没有死以前，他无能为力，毛人凤死了，潘其武代理局长，介民先生仍然不露声色。一直等到炳华先生接任局长，就催他赶紧恢复我的自由。可是拖拖延延，拖了三个多月，才把我释放出来。

介民先生真不愧是一位政治家，对事情了解透彻，目光锐利远大，确非他人可比。我一出牢，他就顾虑到我将来的生活问题，他知道我是交城县选出的国大代表，那时国大代表待遇不好，很少人注意，而介民先生却非常注意，所以写张条子给安全局第三处处长刘瑞符兄，要我赶快办好国民大会代表的手续。

瑞符兄给我看过介民先生的手令，着手进行，才知道问题并不简单。原来四十三年内政部有过公告，所有国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必须向内政部民政司登记，过期不登记，一律注销资格。我没有登记，当然注销了。假如当时有人悄悄地给我办好手续，现在去报到，不用几分钟，就可以办妥。可是当时在毛人凤先生淫威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敢替我办理登记手续。

李仲琳兄请在内政部工作的天镇县国大代表俞泽生兄想办法，他请民政司王帮办、居科长帮忙，他们告诉泽生兄，只有一个办法，由情报局证明，四十三年无法办理登记，才能生效。于是我请情报局出了一张证明书，他们不愿意办。我很生气，难道毛人凤先生的阴魂还统制着情报局吗？我给张炎元局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是介民先生的意思，不是我要办。他的局长是靠介民先生的，也不买介民先生的帐吗？第二天王有为转来他给我的一封信，他的意思，先派我到香港工作，回来先恢复军籍，再进行国大代表。

张炎元先生的智慧不会高过介民先生，他的见解也不比介民先生高明，但是他轻重倒置，固执偏见，不出证明，我又有甚么办法？这是我去香港以前的事。四十八年我急欲回来，不愿久留香港，就是为了国大代表问题，因为第三次会议很快就要召开了。

四十八年（1959）夏天我回台北，张炎元局长并没有恢复了我的军籍，证明书也拖着不办。介民先生比我还着急，在他逝世的那天早上，刚从日月潭谒总统回来，要张局长的电话，张不在，由办公厅主任王唯一兄接电话。介民先生说：“情报局必须给乔家才同志出一张证明书。好去办理国大代表报到手续。因为第三次大会快开了，不能再拖，你赶快去办。这是我的意思。”

这一天夜里，介民先生心脏病突发，不治逝世。王唯一兄对于介民先生这样爱护同志，非常感动，不管张炎元先生愿意不愿意，遵照介民先生的遗命办理，第二天证明书就办好了。唯一兄并且把介民先生电话里说的话告诉我。

拿上证明书到内政部，问题又发生了。承办人告诉我，要是在三个月以前办，内政部做得了主，毫无问题，现在内政部负不了这种责任。因为第三次大会就要召开，有好几位四十三年没有登记的候补代表，如建国中学校长贺一新、中央党部秘书续琅、国防部长王武等，要求递补，内政部不准，大闹特闹，中央党部特为国大代表资格问题，成立了一个小组，所以，我的问题必须送中央党部。他们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同那些候补不上的代表混在一起，要单独解决，才有希望。

假如介民先生在世，中央党部这一关有他关照，丝毫不成问题。现在必须费很大的周折，李仲琳兄去找副秘书长郭外川先生，他了解我的真实情况以后，非常同情，满口答应帮忙。介民先生逝世后，叶翔之升任第二组主任，我和仲琳兄去找他。他也受过毛人凤先生的迫害，我想他应该帮忙的。

“假如唐乃建兄也和介民先生一样热心，中央党部这一关就容易通过了。你应当写一封信，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仲琳兄这样主张，我写好信，一同去中央党部投送。在大楼的楼梯口碰到叶翔之，他容光焕发，显露出春风得意的姿态，很高傲地对我说：“你的事情我问过了，不成！”

　　我没有开口，谁劳驾你去问？仲琳兄说：“华塘兄的问题和其他人的不同，怎么不成？”

过了几天，在永铭兄家里碰上谷凤翔先生，经永铭兄介绍，他说：“恭喜！你的问题，刚才中常会已经通过了。”这样顺利，真没想到，当然是得力乃建、外川两位先生了。后来，去看外川先生致谢，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介民先生对特赦复权很重视，要情报局办，他们推着不办，最后还是由刘瑞符兄由安全局办妥的。

　　四十九年（1960）2月22日参谋总长彭孟缉给我一张（49）镜荣字第018号国防部特赦复权证书：

“查乔家才现年五十四岁，男性，山西交城县人，前因贪污等案件，经本部前保密局依法判决，处以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兹奉总统四十八年11月27日机密乙字第11330号令，以该乔家才准予特赦复权等因，合依赦免法第七条之规定，由本部发给证明书，以资证明。”

坐牢九年，没有经过合法审判，我没有见过起诉书，也没有见过判决书。现在才知道“因贪污等案件”，我贪了甚么污？天呀！“前保密局依法判决”，依甚么法判决的，我一无所知。天乎！这就是国法吗？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吗？这就是天理吗？这就是人道吗？这就是正义吗？呜呼！痛哉！国破家亡，生不如死。受尽侮辱的无期徒刑的罪犯啊！你有何面目见祖宗父母于地下？

　　二十五年以后，胡天秋兄由香港寄来五言律一首：

　　书愤

　　如何忠义士？伪作重囚看。

　　鬼蜮阴谋狠，贪馋正义捐。

　　冤深终不死，报应有循环。

　　东厂生祠辱，于今足借观。

民国六十四年7月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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