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李敖长，道李敖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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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椽楼主（汪荣祖）：李敖“复出”！
人间副刊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刊登李敖的《快看独白下的传统》一文。不到两天《独白下的传统》由“远景”出版，销售一空，果然是大家“快看”。于是，李敖“快马加鞭”，重登文坛。
当年李敖告别文坛，亦颇轰动，宣布自印十书，作为卖牛肉面的资本。后来，十书未出全，“书”死“厂”中，牛肉面似乎也没有卖成。多年来，楼主云游四方，各路豪杰识与不识，常要一问：“李敖的牛肉面卖成了没有”？当然无人会怪李敖食言而“瘦”。事实上，李敖卖牛肉面是趣闻，若真让李大少爷卖牛肉面，那才是怪事哩！
这好像是眼前的事，但这“眼前”却有十三年的“时差”，不是短时光。要数馒头的话，可数四千七百四十五只，亦就是说，可把一个国小的小娃娃数到大学毕业，够瞧的吧！难怪现在的大、中学生都知道琼瑶，而对李敖则茫茫然了。他们又哪知李敖当年“大闹文坛”时，曾写了一篇《没有窗，哪有窗外？》，把“琼瑶思想”解剖得血淋淋的。李敖虽有一颗好心，但却有一只坏手；待人笑嘻嘻，写文章凶兮兮，“手”到“心”不到，结果说琼瑶没有窗，而自己却落得一扇铁窗，只好在铁窗里自造光芒了。
李敖与“铁窗”有缘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有孙大圣大闹天宫的本领，却又有神猴蹲在五行山下静如处子的能耐。今年，楼主到，李敖出，但楼主既非老和尚，亦无金箍儿，自无缘与李敖结伴西游。但相信李敖在丽岛之上，凭其天赋的才华与十三年的苦炼，必能写出一部反映苦难中国的不朽巨著，李敖至少还有三十年的时间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为了这个奖，李敖应多向人间主编索稿费，少向警察老爷寻开心。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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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绝子：李敖的感慨
一
一九八〇年九月九日上午九点起，李敖被迫把他的智慧和才能在台北地方法院法庭里浪费了三个钟点。
李敖今年四十五岁。
如果他是处在春秋时代，他会是子产，会是管仲，会是晏婴。
如果他是处在三国时代，他可能是曹操，也可能是孔明。
如果他是处在北宋时代，他多半是王安石。
不论是子产、管仲、晏婴、曹操、孔明、还是王安石，在四十五岁的成熟季节，花三个小时，都可以想出和做出不少安邦定国的大计和大事。
而如今，李敖可贵的智慧和才能，却被纠缠到法院里浪费了三个钟点。
这意味了甚么？
二
一九一二年，清朝结束后，中国的境况很像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写的：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也是最坏的时代；
那是智慧的时代，那也是愚蠢的时代；
那是信仰的时代，那也是怀疑的时代；
那是光明的时代，那也是黑暗的时代；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也是绝望的寒冬。
中国那时期，有太多的机会，当政者可以把全中国人的智慧激发出来，结晶起来，创造光明的境况，让人人怀抱希望，实现希望。
结果，先是北方的当政者，接着是南方的当政者，都同样地任由这些机会白白溜走，都同样地在有意中和无意中把那长达三十八个寒暑的岁月弄成为愚蠢的时代、怀疑的时代、绝望的冬天，无数有智慧有才能的生命也因此都遭湮没了，埋没了。
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〇年，这三十年间的台湾境况，在本质上，跟前面的时期大致是一样，所不同的，只不过有些地方比以前较好，有些方面比以前更糟而已。因此，当政者在一九四九年底失掉了整个中国大陆，在这接着的三十年间又在徐缓而稳健地失去整个国际社会的尊敬与承认。
这一切的关键，就是在于忽视智慧，埋没人才。李敖遭受打击近二十年，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三
当政者打击李敖，非当政者也打击李敖，有些非当政者甚至还认为当政者至今还让李敖活着，实在是太宽厚了。非当政者打击李敖，一半原因是妒忌，一半原因是愚昧。
两年前十月十六日出版的《出版与研究》半月刊社论《大学历史教育》中有几段是：
“中华民国的年龄虽然是在一天一天增长，中华民国国民的度量却是在愈来愈窄，眼光愈来愈短，气质愈来愈差。
在社会中，人生的最高意义乃是：人在诞生时是个动物，之后，在家人的照顾下，在学校的培育下，在社会的熏陶下，这个小动物慢慢蜕变成一个人，再进而继续向‘至善’或‘完美’的境界迈进。不幸，今天中华民国的社会中，诞生的婴儿固然是在长大成人，但却几乎都成了‘小人’。这是谁的过错？
形成过错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大学历史教育。大学四年，通常是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客观而宽厚的历史观念，会培育出宽大的度量、远大的眼光、美好的气质。最重要的是，能孕育出崇高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崇高道德勇气。”
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或退步，固然不能全怪当政者，但是如果当政者一直是长期一党当政，当政者就应负绝大部份责任。台湾的愚昧就是当政者过份指导性辅导性的教育和过份选择性扭曲性的新闻所造成。愚昧很自然地使心胸狭窄，狭窄的心胸使中国人本来已经很重的妒忌心更加深奥，更加强烈。
原来当政者打击李敖，是由于李敖“王安石式变法的观点”。非当政者打击李敖，则是因为李敖才华横溢，名满天下，有美妻，有余钱，住华厦，出巨著，且又不同流合污，不同光和尘。
四
李敖打过不少次官司，出过不少次法庭。但只有这次打官司他是怀着沉痛和惋惜的心情出庭。因为对方，一个是他苦心扶持多年的文星阿斗萧孟能，一个是他尽情容忍了一年的情人妻子胡茵梦。
一些想打击李敖的细流，摸索了很久，才汇聚到萧孟能身上，由萧孟能出面打击李敖。
胡茵梦嫁给李敖后，一些细流也开始在她周围环绕。
同好相斥、同恶相吸。萧孟能嗅到胡茵梦周围的气氛后，就去拜访胡茵梦。
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影星胡茵梦天真活泼，天天追寻真善美，希望天天跟真善美在一起，不愿费心去了解人情世故，李敖饱经忧患，久坐牢房，生活中已经没有幻想，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世界已经把他锤炼成台湾三十年来最优秀最可贵的思想家、历史家、改革家。胡茵梦的眼神总是浮游在丰衣足食社会中一些诗情画意上和一些淡淡哀愁上。李敖的目光则是注视着非洲的饥民图，注视着中国历代的农民流亡图，注视着历代的冤狱，注视着明代皇帝下令刽子手在犯人身上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的景象，注视着孙中山先生终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而丝毫不为自己暗中在欧美银行中积财的情形。
在李敖的天地中，胡茵梦找不到真善美。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没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马迁、文天祥那一类血泪染成的真善美，是“慷慨过燕市、从容做楚囚”式的真善美，是悲壮而深沉的真善美，而不是胡茵梦心目中的真善美。胡茵梦失望了，婚姻感情也随之降到最低潮。
就在这个时节，萧孟能的拜访和游说，很轻易地就使胡茵梦愿意做一个证人，为他打击李敖。胡茵梦觉得自己这样做乃是“大义灭夫”。
找胡茵梦为他作证，这似乎是文星阿斗萧孟能一生中唯一一次出于己意的智慧行动，但却也成了李敖所感叹的“不道德行为”，既破坏了李胡的婚姻，又长远地损害了胡茵梦美名。
五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多，李敖提笔写离婚宣言，并决定在下午五点举行记者会，公布宣言。
李敖这样决毅然离婚，是在表明三重意义：
一、既然胡茵梦决心帮助别人来打击自己的丈夫，李敖就成全她，跟她离婚，让她能充分以敌人的身份来尽心尽意打击李敖，而可以避免背上“不义灭夫”之讥。
二、李敖并不计较胡茵梦的过去。但她嫁给他以后，她的言行，他计较。他不愿看到妻子在言行上有重大瑕疵。胡茵梦没有明白事件的是非曲折，就尽信人言，一再公开帮助别人诋毁自己的丈夫，在情理上，是严重的瑕疵。对这样的妻子，李敖痛心之余，觉得实在可怕，有不如没有。
三、李敖处世不妥协，不乡愿，不装聋作哑，不明哲保身，国民党政府犯错，他痛责国民党。大学校长和教授犯罪，他痛责校长和教授。妻子言行有瑕疵，他离婚。
以壮士断臂的心情，以大丈夫的气概，以君子的风度办完离婚，李敖等待上法庭。
两天前，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五十分，萧孟能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诉状，下午三点在台北三普大饭店举行记者会，美化自己，抨击李敖。
台湾有许多老人，在写回忆录一类的东西时，往往把许多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件全扯到自己身上，把自己写成中国近代史上一切重要事件中的关键性重要伟大人物。这是虚荣心和幻想结合后具体化现象。有这种现象的人，就多半是已经衰老到分不清幻想和事实了。
萧孟能虽然只有六十岁，但他的衰老和糊涂似乎是相当早熟。在记者会上，他以梦幻的心神为自己创造出一些生平所没有的美德，把自己说成是一位慷慨、仁慈、忠厚的文化工作者。他这样描述自己时，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年自己暗中放高利贷逼人的往事。
六
如果李敖没有进文星书店主编文星杂志和文星丛书，文星书店到今天多半依旧在营业，文星杂志也可能还在发行，萧孟能则终生只是一个出手拘谨的普通中等书商。
在管仲、晏婴的扶持下，齐桓公和齐灵公才分别成了一代名君。
萧孟能也有这份幸运，他在李敖的扶持下，短短几年中就成了一位光芒四射的伟大出版家。
现在，李敖坐完牢回来，没有时间再去扶持萧孟能，于是衰老中的萧孟能开始糊涂了，糊涂得出面告李敖，跟李敖打官司。
衰老中的萧孟能更是糊涂得似乎已经完全不明白李敖坐牢完全是为了文星。
李敖用智慧和才能，用学识和勇气，帮萧孟能在台湾保守权势的枪林弹雨中建立起文星灿烂的历史性形象，启发了也鼓舞了无数年轻人遭受蒙蔽和欺骗的心灵，使这块中国两百五十分之一大小土地上的自由人文主义的薪火继续维持不灭。
李敖也使萧孟能坐上伟大出版家和富翁的席次。
李敖完成这份文化工作后，保守的权势终于耐不住了，立刻把李敖抓进牢里，李敖在囚室遭受煎熬的六年多期间，萧孟能则带着伟大出版家的荣衔在自己出资造起来的水晶大厦中享受着富翁的种种乐趣。
整个李敖坐牢期间，萧孟能只送了五百元新台币给李敖。
现在，萧孟能却回过身来打击李敖了。
由萧孟能出任元帅，由胡茵梦出任先锋，这一配合，在打击李敖名誉历史上，实在是当政者多年来梦想不到的最佳杰作。
因此，官方首席机关报《中央日报》立刻落井下石，赶紧刊出短评打击李敖，其它各党报官报和半官报也纷纷搬出向来打击异己人士时，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施放明枪和暗箭，伤害李敖。
实际从事政治革新运动的党外人士对国民党普遍缺乏历史性认识，因而也就不了解李敖的崇高党外精神和地位。李敖的党外价值，当政者非常明白。所以各报诋毁李敖，纵使不是当政者积极所策动，也是消极所默许。这就难怪这种情势很自然地令李敖觉察到彷彿幕后有政治巨手暗中操纵的围攻再度来临了。
七
萧孟能本身的平庸、肤浅、和时而发作的荒唐，李敖知之颇深。李敖很识大体。为了文星的历史性形象，十九年来，坐牢之前和之后，以及坐牢期间，无论人前人后，他总是维护萧孟能伟大出版家的地位，使之与文星形象相配。因此，这次萧孟能出面告李敖，实在出乎李敖意料。
究竟为甚么呢？
原来萧孟能老年强学少年游，结识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王小姐后，一下子变得大方起来，既挥屋似土，又爱乌及屋，把自己的房地产一宗宗当做礼品过户给王小姐和王小姐的弟弟。
李敖为此曾经劝过萧孟能：“你的财产是你元配夫人朱女士跟你共同赚来的。你应该分一半给她。另一半你愿意送给谁就送给谁。不要忘了以前蒋梦麟晚年结交年轻女友的可悲下场。”
李敖给萧孟能的良言激怒了王小姐，王小姐的盛怒感染到萧孟能身上，各方的细流乘机而入，情逼势推，萧孟能不能不起来告李敖了。
此外，世人提到文星就提到李敖，提到李敖就提到文星，都公认萧孟能的成就应归功于李敖。这种世评，萧孟能久久耿耿于怀，如鲠在喉。现在藉机由自己出面打垮李敖，可以消除掉自己心理上多年的郁结。
古代昏君杀良相，也是出于这种心理上的郁结。
八
听到萧孟能出面告他，李敖不禁万分感慨：
“孟能是在自我毁灭，在老年时期亲手把壮年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文星灿烂形象完全摧毁掉，也把我为他维护了十九年的一点声名完全摧毁掉。”
在台湾，三十年间，除了萧孟能外，还有很多很多保守顽固的人也一直是在徐缓而稳健地自我毁灭；他们自我毁灭时还连带地摧毁中国人的人格、尊严、和内涵。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大人物的画像》，四季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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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我所认识的李敖
今年8月10日下午3点，李敖带着简单的行李到台北地检处报到，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徒刑，他仍然维持了自己的风骨，不要朋友去送他，孤单而又强悍地走进监牢里去。不了解李敖的人会认为李敖失败了，但是了解李敖的人知道，这些俗世的监牢对李敖无损，因为思想的光芒，是任何铁窗所不能隔断的。
我也没有去送李敖，虽然李敖是我最尊敬的朋友，也是我最尊敬的长辈。
第二天，与刘会云一起进晚餐的时候，我们谈起了李敖第二次坐监的一些事情，我们本来想安慰她，她显得十分开朗，反而安慰我们：“李敖去坐牢的时候还是笑着去的。”虽然李敖去坐牢的时候显得那么镇定坚强，丝毫不露出一点伤心的样子，却总让我心里觉得一股凉意。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李敖，我们这些自命为他朋友的人，也只能看到他的一部分，然而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李敖是个少见的才子，他的力学深思，博览今古，光耀的灵感不时闪射，真如万斛喷泉，不择地皆可自出，读书之广，思考之深，是在这个社会中难得一见的。二是他是个少见的真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宁可做真小人，也不要做伪君子。”他爱恨分明，不肯怂恿乡愿和无知，文章如利剑，下笔不留情，但对于朋友和弱者却格外地宽厚。三是他是个少见的细致的人，他的细致不仅仅是表现于他做学问时的博大精深，巨细靡遗，也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举凡他身边的每一个物件，都是经过精心的挑选，他对人的体贴几乎到无微不至的地步。
我常想，李敖真像一篇好文章，里面有智慧、有精心、有近景、有远景，还能没有废词废句。李敖复出以后，在他的《传统下的独白》的扉页上写下几行字：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这段话引起了很多批评，尤其是卖文章的人更大为不满，但这在李敖只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的文章常喜欢夸张，喜欢嬉笑怒骂（生活上也是如此），可是就在这些夸张的笑骂里，他传达了他的观念，也布达了他深思后的讯息。读他的文章，就像服食一颗裹了粮衣的苦药，因为他的夸张和玩笑，使那些治病的良方显得不苦；又像在沙中有金，必须慢慢拨开沙子才能找到黄金，过程之中就是一种乐趣。
读李敖的人也是一样，一般人眼中的李敖是个顽皮的思想家，也是个玩世不恭的才子，他的四十六年几乎都表现了非常人的行径，做出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迹，其中有许多是别人不能谅解的。他的生活简直变动太大，但是如果知道李敖，就会了解到他变中有常，有一个不变的理想。这个理想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此之谓大丈夫”。我们只看到了独行其道的李敖，而没有看到与民由之的李敖的理想。
李敖的独行其道，有一首他喜欢的王安石的诗可以形容：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李敖的与民由之，我们可以在他十六年前《上下古今谈》的开场白里看到，他自称是自由中国最大的“浪子”，然后说：
“所谓‘浪子’（Bohemia），我的意思是指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巴黎文人。他们从穷困中开创新境界，对恶劣的环境不满意、不屈服、任凭社会对他排挤，让他‘浪’迹天涯，他仍是要把他的热情和抱负投向社会。他不在乎人们要跟他‘相忘于江湖’，人们可以忘掉他，让他流浪，但他去不忘掉人们。他要振聋发聩，要追击不舍。最后他要成功，要把社会改造，把人们叫醒。这是他的真精神。”
事实上，浪子李敖有精神上冲突，他好几次说要到山上去隐居，好好写几部大作，可是当他看到人间不平的世相，又忍不住要横刀亮出他的肝胆，做“理在情不存”的批评。他一方面心中想着出世，做小乘；一方面又忍不住要入世，做大乘；其实他的理想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他所有的事端，所有的横逆都是因此而闯，他当然也有怨忿的时候，但是他很少后悔。在长夜的孤灯下念起李敖，我总觉得他或许说得有道理，他本应是五十年后才降世的人，却不幸早到了人间。
认识李敖是两年前的事，知道李敖却很早，十五年前我在一个民智未开的乡下读初中二年级，每天都被呆板的功课烦得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有一个堂哥在中兴大学读企业管理，他是李敖最早期的崇拜者，每次放寒暑假回乡，行囊里总是带了几本《文星杂志》，闲暇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翻，竟深深被李敖的文章吸引，那时的小脑袋瓜子里就认为李敖是个言人所不敢言，怒人所不敢怒的人。
那是1965年左右，也是李敖的黄金时代，他几乎每写一篇文章就惹火了一些人，也唤起了更多的掌声，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后来他进了监狱，广义地说，差不多坐了七年牢，这是我到台北读书，有机会读到昔日的著作，更加深我能从他文章的表面，看到内部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危言和忧心，当时只恨吾生也晚，不能认识李敖，甚至连他们有力的文化风潮都沾不上一点边。
直到李敖和胡茵梦谈恋爱，因为我的采访工作才认识了李敖，他的人和他的谈话都使我吃惊，因为第一次见面就长谈了四小时的李敖，竟不是过去我所知道的李敖。正如他写的《自画像的一章——文章·讲话·人》中说的：
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的文章；
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的讲话；
了解我的人，喜欢我这个人。
我的做人比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到我的讲话，你便会觉得我比我的文章可爱；等你对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更会惊讶：在李敖那张能说善道的刻薄嘴下三十二公分处，还有着一颗多情而善良的心。
他说，在李敖的家门口应该钉一块牌子，上面写“内有恶犬，但不咬人”。
他从恋爱、结婚、打官司，一直到第二次入狱，我们几乎每星期都见面聊天，有时谈到天亮，一起窝着吃生力面。李敖本来没有理由浪费时间结交我这个后生小辈，但是他那样有耐心，总是告诉我一些为人处事和做学问的方法，而我从他学到最可贵的一点是勇气。这两年来，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遭遇的波折与打击也太多了，但是他总是保持着冷静，以极冷静、极精密的态度来处理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他面对极大的压力，但从来没有退缩的神情，总是坦荡荡地迎上前去。
经过这么多事情的李敖，声名当然更响，虽然不一定是好的声名，本来敬佩他的人也纷纷动摇或误解。我就遇过许多这样的情形，在文艺界的聚会里，茶余饭后有许多人破口大骂李敖，这些人本来一提到李敖都会竖起大拇指的，后来竟也变成李敖压力的一部分，我若极力为他辩解，最后总是闹得不欢而散的下场。——这些从未见过李敖的人，编出许多神话来侮蔑他。对于许多更年轻的人，李敖更不知道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面目了？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翻开李敖的底牌，让我们看看李敖的样子，让我们通过时光的隧道，回到十六年前，看李敖为他自己写的简介：
李敖——
吉林省扶余县人，祖籍山东省潍县，远籍云南省。1935年出生于哈尔滨。
在北平读小学和初一（没念完），又在上海读初一（没念完），又在台中读初二至高三（没念完），又在台北读台大法学院（没念完），又读文学研究所（没念完）。
喜欢买书、抽烟、看电影、看女人（有时候不止于“看”）。
著书七种：《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胡适研究》、《胡适评传》（第一册）、《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文化论战丹火录》、《教育与脸谱》，皆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现在身上一身是债、两眼近视、三餐很饱、四个官司。
本人面目：平凡；特征：没有；脾气：欠佳。
喜说笑话。
勾勒出这个简介时，李敖才三十岁，已经写出许多惊天动地、掷地有声的作品，这张脸谱是忠实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敖在二十年前，虽因他的叛逆精神，没有拿过一张文凭，但已粗具了他成为思想家的雏形，也奠定了他对社会的理想。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天生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必须通过实验与改革，问题是中国背负了五千年的包袱，所以实验与改革更难，必须下猛药。
今年一月，李敖因工作过度，犯了胃出血的毛病，住在中心诊所一一○六号病房，我提水果去看他，他仍然精神焕发，笑着说：“没想到你也不能免俗，提水果干什么？”我看他精神好，自然很高兴，他拉开病床旁的抽屉给我看，说：“医生警告我不能工作，我还是偷偷地做剪报。”我们谈到十六年前他的简介，他开玩笑地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身官司，两眼发直，三餐点滴，四面楚歌。”
后来又谈了很多生活琐事，他说刘会云又回到他身边来照顾他，显得很快活，谈到文章写作，他只把文章归为三个层次：
一、一时一地的层次
二、中国的层次
三、世界的层次
他说：“现在台湾的作家眼光均放在第一个层次，实在眼光太小了，我们要创作出我们自己的，到世界去搞——光在小地方搞自己，又算什么！”
第二天我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到南部去采访，一路上都想着这个层次的问题，想到“眼光放远”，二十年前主张全盘西化的李敖，眼光确有独到之处，那时不知有多少人围攻他，骂他太保、流氓，甚至疯狗！可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形势比人强，李敖的许多论点都不幸应验！但是他为了坚持，也付出不少代价，可见看得远和看得巧，都会使人变成孤独的强者，不免要忍受强者的孤独。
李敖确是个强者，他办到了许多我们在想象里都办不到的事。
他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就要求把自己关在“黑牢”里，所谓“黑牢”，是只有两坪大的房间，用来处罚那些在监狱里惹是生非的人，一般囚犯都怕去，因为在“黑牢”里没有同伴，没有光，没有谈话的对象，只能一个人孤单地沉思，李敖却自愿进去，并且一坐就是五年十个月。
在“黑牢”里的李敖什么都不做，他每天在牢内散步，因为牢实在太小，他只好走对角线，每天走两个小时来维持身体健康。其余的时间，他只好沉思，思考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许多问题，大大小小，前前后后都想通了。有时闷得无聊，一个茶杯就可以思考一天——这就是为什么他出狱后的文章写得比他入狱前更成熟、周延的原因。
后来有人问他怎么样保持青春（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少十几岁），他常开玩笑说：“上帝很公平，坐牢的时间他没有算在内。”
牢里的后半期，他可以看书了，他在狱中读完了两套百科全书（大英、大美），还重读了一次二十五史，他不只是读，而是研究，有一次我翻他的大英百科全书，发现每一页都用蝇头小字写了密密麻麻的眉批和感想，这样的专注恐怕是人间少见。
今年2月26日，李敖刚被判了六个月徒刑定谳，他来我家吃晚餐，说到他怎么度过五年十个月的军法牢，他把自己的生活条件放在生物的最低层次，以维持一点点快乐的心情，他说：“在牢里，每星期一、三、五都是‘放风’的时间，可以出来见阳光十分钟。每星期二理发，星期四会客，都可以出来一下，都是快乐的事。有时候坐着没事，突然从窗外飞进来一小片报纸，里面的字一看再看，觉得文字真可爱，都可以乐半天。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不全在出狱后，有一些是在狱中。”
在牢里他还研究城市，伦敦、巴黎、纽约的街道结构，文化、艺术、社会、经济都能了如指掌，卧游天下，也是一乐。他说：“我这一次坐六个月，比起以前是小儿科。”
李敖的强不只表现在牢里，他出狱后住在金兰大厦，把自己封闭起来，在门旁边开了一个小洞，报纸、杂志、食物全从小洞里塞进来，他在里面工作，整理书籍和文稿，六个月不出门一步，不见任何的访客，他称为“闭关”，企图弥补他和社会长久的隔离，他终于做到了。
他的意志和精神力之强，很少人可以做到，他本来抽烟、喝酒、喝咖啡，可是说戒就戒，一日就办到。他长期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从未间断（与胡茵梦结婚的那一年间断了），饿了只吃冷冻水饺和生力面，依靠的全是超强的意志力。
入狱前，他又闭关一次，不听电话，不见访客，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月，为的是写他的《千秋评论》，预计在牢里的半年，每个月出一本《千秋评论》，他在一个月内写完了六本《千秋评论》，并且自己设计、编排、做校对。这种超凡的力量，真是叫人吃惊。
他的强更表现在他不怕被误解，他说：“一个人只要知道他自己就好，别人了不了解都不重要。”
他是拼命在工作着，拼命地思考中国文化思想的问题，但是仍觉得时间不够。他早年爱看电影，现在也不看了，他说：“我不看现代小说和电影，觉得太浪费时间，我喜欢直接的东西，不爱拐弯抹角。”
去年10月27日，我们聊天到天亮，李敖谈到两个问题，显得有点激动，一个是伟大的人格典型已经没落。他说：“这年头缺少伟大的人格典型，像胡适、蔡元培、殷海光、傅斯年等人在中国已不可再得。也看不到有血有肉的好文章，到处充满蛋头学者。现代学者成名以后常常杂务太多，浪费许多时间，胡适晚年就受了杂务太多这害，而且胡适在写日记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写文章就少了，思想未能阐扬出来。因此，要现代中国有思想前途，必须产生几个伟大的人格典型，学者要能减少杂务，多写好文章。”
一个是只要维持自我人格就好，不管别人。他说：“印度圣雄甘地的太太偷人家东西；儿子叛教，从印度教叛到回教。林肯的儿子把母亲送进疯人院……许多圣人都有这样类似的事，可是不影响到他的人格。”
我想，少年时代的李敖，是曾经想建立一个伟大的人格典型，他也努力过，可惜社会和环境没有让他朝这条路走，反而逼他成为文化的顽童。他用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的话说：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am not 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我又想，历来中外古今伟大的人格典型都是出于不合作主义者，李敖二十年来惹了很多是非，但是到今天他还没有放弃伟大人格典型的理想，这是他真正强的地方。
许多人和我一样，都非常关心李敖的近况，关心他的第二次牢狱之灾，虽然甘地在牢里坐了两千三百三十八天，戴布兹被判了十年徒刑，最后才得洗刷。李敖也说：“有冤屈的人，必须有赖于‘时间的因素’来辨冤白谤，当时没有反击能力的人，他必须设法长寿，练得比他的‘敌人’活得更长久。这些话，说来好像笑谈，但笑谈之中，往往有不少白发和眼泪。”我们等不及时间的洗刷，只好去找刘会云。
说到刘会云，因为李敖的缘故，她常常也被描述成一个神秘的人物。在“李胡”恋爱正闹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许多报纸都称呼她“刘小姐”，她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曾露面，大家自然把她猜想得很神秘。她一点也不神秘，反而有超乎常人的坦然，她和李敖相处最久，最能了解李敖。她帮李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剪报、整理资料，有时甚至做跑腿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我认识刘会云很晚，由于胡茵梦介入她和李敖的生活，刘会云在他们结婚后远走国外，在南美洲做生意，后来又到美国去探望李敖分别多年的姐妹。
我们很可以理解到刘会云当时的心情，她是抱着极端消沉的心情到国外去的，虽然她明白李敖的个性和工作一定无法与胡茵梦相处，但是她没有劝止，宁可做自我牺牲。更何况，李敖认识胡茵梦的第一天，她就在厨房里帮忙做菜。
有一天，我们一起回忆起那一段伤心的往事，刘会云说：“其实，我当时并不怪李敖，因为李敖的过去太苦了，他实在有权利放纵一下自己，他名满天下，应该过一段好的日子，应该有钱，也应该有美女。”“还有，我觉得男女之间闪电般的热恋是自然的事，尤其是一个才子，一个佳人，这样的热恋，每个人都有过，我不觉得有不妥的地方，何况胡茵梦又真的那么美。当然，我不能没有痛苦，只是我每次想到李敖受过的苦，自己的苦仿佛也就没那么严重了，李敖是个非常人，我们不能用常理来衡量他。”
李敖和胡茵梦的热恋、结婚、婚变，每天都是报纸社会版上的头条新闻，甚至在国外也是中文报纸的焦点，刘会云人在国外，却每天忍不住要看李敖和胡茵梦的新闻，在国外也成为中国人圈子里询问的对象，这许多委屈，她都一一承受，她最难过而不能承受的是社会对李敖的评价。她说：“李敖和胡茵梦的事，不但恢复了他以前的知名度，甚至犹有过之。可是他的评价却反而减低了，尤其在海外，许多以前崇拜李敖的知识分子都觉得他失去了年轻时候的冲动与理想，和电影明星混在一起。我一面难过得要哭，一面还帮着李敖辩护。因为我知道李敖，他做每件事情都有他的用意，他是理智于一切的人，虽然我不确知李敖的用意，但是我明白他不是别人在社会新闻上看到的那个李敖。”
那一段时间，李敖和刘会云分开了，然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时常打长途电话联系。有一天，刘会云在美国，一清早出去买了一份华文报纸，报上登李敖和胡茵梦离婚的消息，她马上打电话给李敖说：“我回来好吗？”李敖说好，刘会云第二天就整装飞回台湾。
“你会回来实在出人意料，当时是抱着什么心情回来的？”我问她。
“我也不能说得很清楚那时的感觉，我只觉得需要有人陪在他身边，帮他做点事。”
刘会云是高雄女中毕业的，很早就欣赏李敖，她大学读的是外文系。她是在当萧孟能女婿的秘书时认识李敖的，她在李敖第一次出狱最辛苦的日子里，陪伴他度过，并且处理他日常的许多事务，又由于她是最明了李敖和萧孟能间纠结的真相的人，她更觉得当社会都背弃了李敖、封锁了李敖的时候，应该回到他的身边。她相信，时间和事实会洗刷出李敖的清白，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刘会云是个开朗、风趣、理智，又能体贴朋友的人。她说：“我和李敖就像老夫妻一样，我们每天一起进餐，晚上散步聊聊天，谈谈事情也就够了。”
她对李敖的好，似乎无法用言语来述说，李敖独自工作的时候，她每天准备了饭菜为他送去。有一次她做好晚餐，正逢到台风，走了几百公尺送去给李敖，偏偏大楼停电，她提着饭菜从一楼走到十二楼，这时全身都湿透了，眼泪都流下来。事后她提到这件事还开心的说：“是一次难得的经验。”
为了让李敖专心工作，她几乎做了巨细不遗的工作，煮饭烧菜还在其次，跑邮局、跑银行、跑印刷厂，甚至监工整修房子，还把李敖画了红线的报纸杂志（每天有几十份）剪贴存稿，这些繁重的工作，她都无怨无尤。
刘会云说：“李敖的著作是最重要的，他第一次出狱的时候，我本来寄望他能写出几部巨著来，他绝对有这个能力，可惜后来事情太多了，他无法专心写稿，我只好尽量分担他的杂务，让他少操一点心。”
李敖入狱后，刘会云跑到土城台北看守所探望他，排了一个下午的队才轮到她，狱官却跑出来对她说：“李敖拒绝见客。”刘会云留下带去的食物、衣服和书籍就回来了。时候她说：“我早就知道他不会见客，这是老毛病，但是要去看看才放心。”
李敖现在第二次坐监已经两个月了，可是没见过一个访客，连写《胡适杂忆》年高德劭的唐德刚先生远从美国到土城去看他，他都不见，我四处打听，没有人确知他到底过得怎么样。只知道他关在一个电梯大的小房子里，伙食还可以，每天还有书看。让我忍不住想到强者李敖理平头在那里来回走对角线的情景。幸好，还有三个多月他就可以出来。
李敖是我尊敬的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不可多得，他总像在黑暗里点着一盏灯，让我们在受到挫折时想到他，就有勇气期待更好的天光。李敖曾在谈到坐牢的哲学时，引用过甘地的一句话：“朋友们不需要掂挂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他认为心灵自由的人，在牢里也能像快乐的小鸟，“鸟”在牢狱外的人，是不会快乐的。让我们不必掂挂牢中的李敖，让我们欢迎他回来，为我们写几本巨著。
写到这里，我想起1957年李敖写的一首诗《我将归来开放》：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1981年冬《天眼》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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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松：李敖入狱记
已过下午二时，好些人都等得有点烦躁。
“不是中午要到吗？怎么还没有消息？”
“是啊！中央台还没有联络，怎么搞的！李敖上午向检察官报到，中午以前要到才对呀！”
小牢头早上已叫“杂役”把卅二房上上下下整个刷洗一遍，铁床上叠着整整齐齐的棉被、床单和毛毯，一样不少。本来样样都亲自检点过了，但略带不安的他，这时候又到了卅二房。
“杂役啊！把地板再抹一次，纱窗拿下来用水冲洗干净，棉被、毯子重换，换新的，没用过的……”
杂役中赫然有位全国第一“经济犯”，他爬在地板上喘气地擦，嘴中嘀咕着：
“已经行了，行了，我自己以前都没有住过这样干净的地方！”
一下子电话铃响，小牢头和几个杂役抢着跑回去接，以为李敖就要到，真紧张。
“喂！是×主管吗？我是××，李敖的房间准备好了没？要弄好！弄好！”
“是！是！”
“他妈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小牢头也开始嘀咕了。
约摸又隔了一小时，副牢头由小牢头陪着到卅二房巡视准备的情形，副牢头没说什么话，看样子对小牢头的办事能力还满欣赏的。
宁静而有点死寂的牢房通道，由于像副牢头这样高级的狱官走过，气氛自非寻常。每家“住户”被频繁的脚步声惊动，好奇地从小“观察窗”往外瞄，感受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
“是什么大人物要进来呢？从未看过这样的大场面。”甲说。
“大概是‘伊祖公仔’要来吧！”乙说。
“听说是一个叫李敖的人要来。”丙说。
“是那个胡茵梦的先生吗？”丁惊喜地说。
“住户”们窃窃私语，把要来的这个李敖的身分资料弄清楚后，透过特殊处理的耳语方式，送到各“住户”去。一会儿一楼的“住户”都兴奋起来，有人把消息报上二楼、三楼，不费多久功夫，全部“住户”全都兴奋起来。
“这样漂亮的胡茵梦、李敖怎会跟她离婚了？”
“大概胡茵梦不性感……。”
“也许李敖不行……。”
大家议论纷纷。
自然，一楼的“住户”有眼福，他们就快看到李敖的真面目，就快跟李敖作邻居，就要听听李敖怎样扯他跟胡茵梦那一档子事……。
怪！怪！一谈李敖大师，住户们只联想到胡茵梦，既不问他什么案子进来的，也不管他是何方人物。
到了四时半左右，中央台来了电话。
“就来了，快！快！快提二桶水到他房里。”小牢头放回听筒，再下指令。
不隔多久，李敖没拎着什么，幌进了卅二房。
第二天清晨，夜间小牢头都还没有交班前，副牢头又驾临卅二房。
“怎样，还好吗？习惯吗？”
“好！好！”
“缺什么东西没有？”
“没缺什么，没缺什么。”
副牢头探头看了一下，要找出李敖的需要；他找到了。
“你没带保温杯来么！马上送，马上送！”
“谢谢！谢谢！”
副牢头丢给夜班小牢头一百元，要他快去买个保温杯送李敖，然后离去。夜班小牢头立刻照办，打电话福利社。
“不行啊！李敖刚进来还没开户头呀！”
“是用现金买么！”
“监狱不收现金，规定得清清楚楚呀！”
“是××交办的！”
“就是不行呀……”
不久，白天小牢头来接班，知道福利社顽固，大为光火，他说：
“这是上面交代下来要照顾的人，岂可怠慢！”
便亲自到福利社交涉去了。
上午九时不到，李敖已经有一个崭新的保温杯。
哈！哈！放封时间李敖跟住户们见面了。这里一堆，那里一群，都在看李敖，谈李敖；也有从二楼、三楼看下来的。有人从二楼高喊：“胡茵梦的先生”，也有竖起大拇指叫“李敖！我们支持你”的。李敖真风光，就差大家没纸、没笔，好叫李敖来个签名留念！
放封回房，小牢头把李敖请去问话。
“我们一定要照顾你，有困难，有问题，一定告诉我。”
“没有！没有！”
“不用客气，我们一定服务，一定服务！”
“对了，这儿有没有热水洗澡……。”
“按规定是……，没问题，没问题，早上送开水来的时间，为你准备热水，可以！可以！”
小牢头跟李敖天南地北地聊起来，按规定李敖——犯人是要蹲着跟“长官”讲话，但免了！免了！聊了半天，小牢头还是李大作家的爱读者呢！他说：
“以前，我常到旧书摊找你的书，你的大作，像什么‘传统’啦！‘独白’啦！‘人像’啦！通通拜读！拜读！……。”
第三天，大牢头以朝圣者恭谨的心情来看李敖了，他对住户生活好像有点陌生，因为一向是由副牢头在照顾“住户”的，于是他拉着特有的嗓子问：
“李敖（他把敖念成去声）是哪一位啊？李敖（公）是哪一位啊！”
连大牢头都亲自出马访李敖，李敖的名声更响了；监狱有李敖在，江洋大盗算老几呢？
第三天以后厨房常为李敖送来炖排骨……。不久，××委员，××次长，还有“老外”都纷纷要求看李敖，听说李敖都拒不见客，架子可不小哩！
嘿！谁说作家饿死？谁说知识不值钱？谁说狱底有游魂？谁说那儿是“炼”狱！
不过，这次坐牢有违李敖的心意，而坐这样的牢，恐怕也有违“萧公子”，还有那个“胡大美人儿”的心意呢！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自立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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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以祺：钟声无恙我将归
——李敖二度出狱有感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关进台湾牢里。今年1月，我有些杂事去台北，有些念着他，就决定去土城监狱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阳使人幻觉春天已经来到。我叫了一辆计程车直驶土城。满以为到了土城乡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乡野空气，谁知计程车一路驶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来这两个城镇已连了起来。土城满街竞选的招贴又污染了视野，换来我一肚子的不高兴。到了土城监狱，李敖又不肯出来会客，狱警说“他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后来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见了他又能说些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忆起1979年在台北金兰大厦看他的情景。离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年。我们谈了几个深夜。他瘦了些，却精神抖擞。表面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里却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的多。后来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关节炎一样，都是在牢里造成的。我问他牢里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带动一下，没有笑，就岔开话题谈别的。后来我忍不住又问他，他长长地看了我一会儿，指着客厅里的钢琴说：
“这是我在牢里赚的钱为我女儿买的！”
“在牢里能赚钱？”我诧异地问。
“我为其他的牢犯写状子。”
“能赚这么多？”
“其实赚的不止此数，其他的都分给难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济他所同情或佩服的人，不过听他自己提起还是第一次。此后他再没同我谈过牢里的事情，当然更谈不上他的感触了。他把牢里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愿别人共同负担。同李敖作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对世俗的兴趣也大。但总要同他深交而且触及他的灵魂时，才能真正喜爱他。他的一首旧句很能道出个中滋味：
何必空杯容索寞？
何不仗酒打山门？
醉眼未开开应笑，
笑请朝阳斩黄昏。
今天在台湾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养尊处优了。大家很忙，只能用闲情来关怀魏京生、刘青；也只能以“冷静”、“旁观”的态度看“美丽岛事件”、“陈文成事件”，并以此态度为骄傲。不论正反，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参与的热诚，更不必谈“舍生取义”了。知识分子的“漠不关心”已成了近二十年来的世界性气候，形成了新的酱缸。假如说要找一个为理想、为原则死拼的怕不多。李敖却是一个，他的独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与别人远远地分开。近十几年来，不论在牢里牢外，他总像个走钢索的江湖艺人。许多人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我总是替他担心捏汗。他倒是艺高胆大，斗志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气馁。三年前他复出后，仍不改江湖艺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钢索。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无法用常人的价值去衡量他。对他自己的价值，他是自负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旧诗就写他自己的这种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
抬头我欲笑天公。
冷眼白尽世间相，
漠然无语傲群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稣。我同他说这是不能比的，耶稣的爱心怕只有神才有。他说同耶稣比受难总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稣一样都能背十字架，不过耶稣是为世人背，李敖只为自己的理想、原则背，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毕竟是读历史的人，他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历史观点出发。这是很可取的观点。他的耐力、韧性或都源于此。他勤奋，重视自己的时间。他精力充沛，警觉性高，融会贯通力强。我总觉得他像一面镜子，看到他，会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许多事情。同他在一起，总使你觉得他负有重大的任务，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
烟尘弥漫千重雾，
辛苦或失楼前树。
达者无为无不为，
且为后世铺长路。
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腔热血，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这种事本来就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那天我们谈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又来了，带来一个扇面送我。他记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写几个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谭嗣同的诗给我。前首八句颇能表达李敖自己的情怀：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冢梦三槐。
金裘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傥容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说李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斗志。二十年后，本性未改。许多人说李敖这样下去迟早是一个悲剧角色。看他的诗，看他对谭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准备似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些在外面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精英，但是你们为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是李敖对我们的期望，而我们对李敖的期望是什么？李敖第二次入狱，多少人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听途说，落井下石，我们连起码的把人同事分别开来都做不到。我们在乎的还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则支持。
苦心岂免含冤怨？
求全难燃已死灰。
如今哪复沧海日，
钟声无恙我将归。
李敖二十年前写这些句子时，可能是为情而写，正像他写的其他东西一样，迸发强烈的历史感。今天再读它们，仍可在不同的层次里揣摩它的意义。“钟声无恙我将归”，二月初他出狱归来，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大曝监狱黑暗内幕。他说六个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车的书，写了三十万言，出了六本书，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小说。
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斗志。对于他，我们能说什么？
1982年2月底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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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福：不平凡与平凡
李敖的名气无疑是很大的，可是究竟大到怎样的程度呢？由下列两项未被提起的事实可以得知：
一、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对台湾做了一篇报导，文中提到了李敖，并且以他的坐牢来测量台湾言论尺度的限度。
二、根据刚从香港回来的一位李敖的朋友的谈话，香港有人酝酿推举李敖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李敖自称是“戏法”——常常会变的人，有时候不管是谁来访，李敖都叫他吃闭羹，有时候则来者不拒。这次李敖再度因为胃出血而住院疗养，他却声称他生的是“政治病”——用来测量朋友们对他关心的程度。李敖说，他人在监狱里，朋友不去看他，他不会介意，可是生病住院，他不原谅不来探望他的人。
在病房里，不管是旧雨或新知，李敖都和他们天南地北的聊个没完（根据李敖自己的统计，平均每天大概有二十位访客）。李敖喜欢把从刚离开的访客的口中所得的新鲜消息告诉新来的访客，这样子一方面可以增加话题（也可以让朋友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秀才不出门，你不知道的我却知道”），一方面可以帮助自己记忆。
应该称呼我“写作之神”
李敖听到别人夸奖他的话，他的反应是——先开心的笑起来，然后意犹未尽、画龙点睛的补充对方夸奖自己的话。例如，我称赞他是一位“写作动物”，他露出会心的微笑，想了一想，然后说：“动物这个名词不够，应该称呼我‘写作之神’，因为我已经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了。”
医生要求替李敖做胃镜检查，李敖拒绝了，因为照胃镜“像受刑一样”。李敖的知己刘小姐对他抱怨着说：“平常你不是最讲科学方法的吗？怎么一下子为了怕难受就这么不科学了。”刘小姐另外担心的是——如果再让李敖多住几天，出院的时候说不定又得叫卡车来载书了。
李敖拒绝医生要他停止工作的要求，每天看完十多份报纸后，就做剪报的工作。对于资料的捜集，李敖认为自己有“第六感”——能预知哪些文章将来可能派得上用场而把它剪下来。
架子最大的人
中国人对外国人架子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另外一个也是姓李的——李敖。费正清有一次来台湾，约李敖去见他，李敖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行客拜主客是规矩，要嘛你费正清来见我。
根据李敖自己的统计，平均每个星期他会得罪十个人，因为他不管朋友不朋友，拿起笔杆来他只问对错。李敖到过立法院旁听吗？没有，因为去旁听，他认为他很可能会在旁听席上往下面丢蕃茄。李敖喜欢以英雄姿态、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例如和胡茵梦的离婚。
对“荤”的东西感兴趣
对“荤”的东西，李敖非常感兴趣。我第一次在病房内见到李敖时，问他来探病是不是应该效法他拿本Playboy过来，他马上反问我：“你有没有？”李敖现在看书要戴老花眼镜，走在街上则要戴近视眼镜，为得是“看起小姐来比较清楚”。
我访问李敖一半时，一位护士小姐进来要替他量体温，他突然托我去替他买红色原子笔，我本来要从口袋里拿出红色的原子笔借他，可是突然间我恍然大悟了，我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买原子笔……
在病房里，李敖那么轻松、随和，显得很快乐，平时他写作时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的知己刘小姐说，李敖平常写作的态度是相当严肃而认真的，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非常重视成绩。李敖每天只睡六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和写作有关的工作上。
有女初长成
李敖有个女儿，名叫李文，现年十八岁，人在美国。由于李文童年时，李敖遭到牢狱之灾，养育李文的工作由李敖的母亲担起，因此他们父女之间感情相当生疏。
刘小姐说，在出狱之后，李敖曾经有两年的时间和李文住在一起。当时李文已经上了中学，有时候会拿数学题目问李敖，由于李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加上数学他是门外汉，因此对李文的问题常常觉得不耐烦，常常顺手拿起百科全书要求李文自己研究，李文当然也就不满的和李敖吵了起来。做为一个父亲，刘小姐说，李敖并不是很成功的，这是李敖的个性使然，以及他全心全意贯注于文章及思想的结果。
自认绝对有可取的地方
李敖是非常懂得体贴别人的，刘小姐表示她本人愿意无条件的陪着他，就是最好的证明。
光是能写出好文章，可是如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阅读，这些文章也就无法带来任何的影响。“争不到一时，就争不到千秋”这是李敖的信念。因此，李敖相当重视宣传，也很能把握住机会替他的文章宣传。刘小姐认为，有人不认同李敖的原因是李敖把文章商品化了，这些人认为写文章的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李敖则认为他绝对有可取的地方，社会上有某个百分比是接受他的，否则的话他哪能“混”那么多年。
看完了以上李敖不平凡与平凡的点滴，不管你的感想是什么，再让我告诉你一个李敖不平凡与平凡的希望，李敖希望他的思想及见解能变成落伍、能作废掉——以此来证明时代的进步。
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政治家》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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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心仪：浪漫悲剧的李敖
前言
五十年代，李敖在《文星》红透半边天时，我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女孩。从小女孩到少女时代，我都不曾和本地的文学、思想、政治沾上边。六十七年我登记为陈鼓应的助选员，可算是正式涉入政治。孟绝子也是陈鼓应的助选员。孟绝子是老姜，我是初生之犊，我们这一老一少在政见会上的讲话，常把陈鼓应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虽然很担心我们闯祸，但他还是笑嘻嘻地说：“你们俩个把我不敢讲的话都讲出来了。”孟绝子和李敖是多年好友，照理说，我应该有机会和李敖见面。但是，我直到七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才和李敖见面。为什么呢？人言可畏。
李敖一直以为传播工具丑化他。他似乎不确实知道，另一种舆论也伤害了他；那舆论来自一些——自认为和国民党当权派作对的在野文人、政治运动者。在我的印象里，此地只有一个人不论是私人或在公开场合都是很坦然地支持李敖，他就是孟绝子。我要进入民众日报当文教记者时，基于工作上的理由，透过孟绝子和李敖初次碰面。地点在台北地方法院。这天李敖为萧孟能控告他侵占案到法院出庭。我想，这个机会很好，除了可以认识李敖以外，还可看看法官对这个案子的审理情形。
李敖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像传闻那样“可恶”、“可憎”。他温文有礼，回答法官询问时，他很有条理地举出相关资料，既不嘲讽萧孟能，也不对法官摆出凶蛮的态度。反观萧孟能，讲话语无伦次，法官对萧简直像大人责骂小孩，叫我们看了都为萧感到难过。（照那天法官的态度看来，这场官司李敖是赢定了。后来改判李敖有罪，迅速结案发监，实在令大家感到意外。）那天中午，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孟绝子透露，次日是李敖的生日，这餐饭变成为李敖暖寿。餐后，大家到李敖家聊天。李敖的居所，真个坐拥书城。书之多，令我大开眼界。不过我对那豪华的装潢，以及到处可见洋女人裸身自慰的画片没有好印象。我想，简单、朴素更适合文人，而裸女照只要摆在卧室里就好了。由于我送了李敖一个生日蛋糕，很快就接到朋友嘲笑的电话，我深感知识分子圈“很无聊”，连带也不想再和李敖交往。直到李敖第二次坐牢回来发表了《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我爱屋及乌（美丽岛案司法部份的难友在土城看守所住了近一年，我平均每周去探监两、三次，对看守所住户产生了感情。）这次我就不管流言，和朋友去中心诊所医院探望李敖，时间是三月二日。
记得去年四月第一次看到李敖时，他正着手准备出《千秋评论》，在找有关监狱的图片或照片要要封面，显然是要为自己坐过的大牢伸冤。这次再见到他，他连坐小牢的新牢也结算了。
我问李敖，愿不愿意接受《海潮》杂志访问？他说“愿意”。
“有问必答吗？”我问。
“只要你敢写，我就敢讲。”他轻松地说。
后来，听说《政治家》半月刊要专访李敖，请他上封面，我的访问就延到《政治家》出书后才做，以避免重复。我和李敖约在十八日中午去他家。我们谈到六点，中间有访客进出。这次谈话，印证了我原来就有的观点——李敖身上反映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权力、思想各派间斗争的痕迹。
在人间追求“公道”与“正义”
李敖最受年轻人拥戴的一点是，他勇于反抗权威。他念大学的时候，不写笔记，学问比教授还好。这两点，一般的大学生都做不到。不愿写笔记，至少还找同学的笔记来影印或照抄，以应付考试。明明知道教授站在讲台上胡盖，自己又没勇气、也没本事抗议。为了分数、文凭、留学推荐信、党团关系、就业机会，大学生一个个摆出阿谀、谄媚的嘴脸。既没有批判的精神，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青年成长的过程中，大学时代是一个分界线。为现实生活而活？或是为自己的理想而活？势必要有所抉择。有些人是打折了以后，走出一条路。李敖却不打折，因此处处得罪人，树敌众多。
李敖不讳言他自负、喜欢宣传自己。有人批评他好名，他说：“基本上是，我喜欢恶作剧，有时候故意气结别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宣传手法，可以突破舆论封锁，引人注意。”
舆论管道不畅，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问题之一。年轻人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大学以前，这个社会要年轻人做乖乖牌，他还不知道反抗。大学以后，他即使选择了仍做乖乖牌，自己内心也会常感冲突，感到痛苦。李敖不做乖乖牌，麻烦与问题自然就一个接一个来。
雷震先生遗孀宋英女士曾说：雷震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可能是造成不幸的原因。这一点何尝不是所有悲剧性文人的脚注？李敖也是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如果他像一般青年一样，不知道太多，人家给他什么他就听什么，自己也不要再去冒险挖掘，生活自然是平安、平静，毫无波澜。李敖对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知道太多了，却又不甘于做一个哑巴，甚至还展开主动的攻击，他是中国的唐吉诃德，又比唐吉诃德还悲惨。
李敖谈到他坐大牢，侦讯人员对他说：“你读那么多书，没读通。现在是什么时代了？现在是团体与团体的斗争，你想一个人和团体斗争，怎么会赢？”
李敖说，这位先生说的话也对。现在的世界是霸权之争，而不是主义之争，文人的力量很微弱。但他又说：“当我发挥捣蛋的能力时，没人比我强。”
我问他：“你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多少人疑惑：难道李敖不怕坐牢吗？坐大牢吃的苦还不够吗？还没被吓倒？坐了小牢回来，两个钟头后就召开记者会，撕司法的脸，明指国民党的不是；难道李敖不怕再下狱？下次，监狱方面可再不会声称优待李敖了！李敖这样没完没了地和国民党斗，为了什么？）
李敖说：“我在人间追求公道和正义。”
李敖说：公道的标准是扶弱抑强。他攻击国民党、支持党外，不是个别的为攻击国民党而攻击、为支持党外而支持。他说：当一党独大的时候，还支持这个党，是不公道的，有违正义的原则。他认为，国民党没有以公道来治理国家。（他补充说，他所说的国民党是指国民党的当权派。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那些在这时节里加入国民党，并且公开讲浑话的官员，道德上有问题。
我问他：“你信仰自由主义吧？”
他说：“不要泛泛谈主义。我认为，我在追求民主自由的气质。”
他拿出《千秋评论》丛书第五期《霸王·骆马·人》，翻到第一四〇及一四一页解释道：“在活泼而富变化中，我充份发挥了自由民主的气质，这种微意，我在《开玩笑的自由》中（《李敖全集》第五册），已经一说再说。我提出没有开玩笑的自由，就没有民主气质可言。殷海光知道自由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他忽略了自由民主更是一种为人方式。殷海光和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专断的、严肃的、不恢廓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窄的……。中国历来提倡自由民主的人，在气质上，都有点吹胡子瞪眼，而缺少英国美国那种自由民主的政治家。这些人里唯一的例外也许是胡适。”
为追求“公道”与“正义”、为发挥自由民主的气质，要吃那么多苦，背负恐惧的阴影，说来让人觉得两者之间颇不平衡。
我问他：“你不抽脚吗？难道一辈子奋斗？”
他肯定地说：“当然！这是一辈子的事，永远没完没了，我天生就是坐牢的命！”
他的坦率真把我吓了一跳！他应该记得自己说过：“只要你敢写，我就敢讲。”我初次面对面领教了他的英雄气概。
K书的原动力
我问李敖：“你最早开始接触书本、知识，有什么原动力使你愈来愈热衷？有没有受到父亲、师长的影响？”
李敖说：“我念书是靠个人的磨练。我父亲虽然出身北大，但是他很平凡。胡适、殷海光等几位先生虽然对我有些影响，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来自自己的力量。”
李敖说，他从各种角度来训练自己的思想。每当看一页书时，他就注意这一页的特色，有没有重点凸现出来？他善于收集资料，把有关的资料套在一起加以运用。他自认，最会活用书上的知识，他的实际经验很少。在写文章的时候，时时反问自己：“它是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他要求自己，用最少的字数写出最好的句子。例如：“只换屁股不换针”，他相信，以同样的问题，别人再写也不会表达得比他更好。他讲求文字效果，喜欢给人读时有压力感，叫人过目不忘，例如：“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我说：“后面这句话可能有宣传效果，但恐怕是反效果，多少人为这句话骂你！”
他笑说：“如果没有这句话，别人还是会找别的材料来数落我。我太了解人性！”
他自己读了很多书，却不鼓励年轻朋友读书。他认为一般人书读得愈多，愈没有用，变成读死书。他解释自己读书的方法是：觉得需要哪方面的知识时，才去看哪方面的书。
流氓性格有渊源
李敖谈到他的祖父不识字，是流氓，活到八十三岁，他对人事的了解都来自生活，都是活生生的经验。祖父是赌徒，赌到最后准备割下自己的一块肉来翻本。
我说：“看来你这个文化流氓的性格是有渊源的。”
他笑说：“大概是吧！”
我想：所谓英雄气概、江湖气概，如果没有在生活里得到暗示，怎么会有机会形成呢？这也就难怪，保守派人士那么防范李敖接触青年，接触群众。有一位狱政人员甚至说，新竹少年监狱的暴动是李敖策划的。
李敖说：“以千秋之笔来说，他的话没错。”
在《政治家》第二十五期，“李敖自订年表”里，他即以新竹少年监狱发生空前大暴动作结尾。
李敖谈到第一次坐大牢时，左手五指被夹原子笔，右手被拉过来帮忙他们使自己的左手再增加痛苦。对方还调侃他“你只好怪你的右手”。他在那节骨眼上不忘豪迈，说：“我不怪我的右手，也不怪我的左手，我只怪原子笔。”
李敖指着我笑说：“现在你们这些党外人士，要搞政治，又怕坐牢。坐牢了，还要求情。我才不会跟我所反对的求情！”
李敖说，有一次警方以“诈赌”为由想办他。但那次案里有蒋光超，如果要办他，蒋光超也跑不了，后来不了了之。他说：“我何必耍诈？我用真的就可以赢他们。”
“真的，不必用假”成了李敖的哲学。他说，混要有能混的本钱。
“经过多少悲欢离合，我现在又到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境界。”
时时提升境界
李敖谈到，历来许多知识分子、政治运动者，不能坚持理想终而变节。有人经过三、五十年变了，有人在壮年或老年变了。
“但是像苏南成这样，几年之间可以出卖两方，这也是少见，太可怕了，台湾出了个苏南成，对国民党、对党外都不是福。”
李敖说：“看中国问题，要懂得门窍。我自信能看到门窍，我懂得中国问题的门窍。”
他举例说，一般党外人士常拿外国政党政治原理来要求国民党。其实，如果把国民党这个团体看成一个大家庭，很多争执就可迎刃而解。由于“大家庭”的特质，才会有自家人、外人讲相同的话，却有不同的后果的现象发生。
李敖说，他现在很困惑的是如何处理“代”的问题。举例说：他的母亲是旧式妇女，他的女儿过的是美国式生活，如何把这三代衔接好，是一个问题。对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应该开清单，个别谈，不要含混谈。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他一向温和。发脾气时也温和，只是比较阴险。他说，他的情绪也有脆弱、矛盾、急躁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把握了人生的大方向，每当碰到枝节问题时，他可以凭个人的努力克服问题。
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法是悲观的，认为各人气质不同，人是善变的，知己可遇不可求。过去，由于长期受到监视，他不太相信别人，常保持警觉状态。近来，他的生活方式比较开放，愿意分出时间与人相处，交换知识。有人担心他因为受到连串的打击，以致心灵受伤。他说：“我的心没有受伤。如果受伤了，我会变得逃避、消沉。但是我没有。我愈老愈激烈。”
他的作为，颇像是要做个超人。不过，他承认，人的毅力有不及之处，在最艰困的处境里，感情的力量比理智的力量来得大。
“男女的感情会是感情里最重要、最有力的部份吗？”我问。
“不，男女感情是很无力、很不平稳的。坐牢的时候，最好不要有男女感情的牵挂，它对情绪的影响最大。”
他很浪漫地说：“理性不能用来处理政治和男女问题。譬如，孟绝子的政治笑话，是用感性来讲的，若用理性来讲就没有力了。”
“人活一辈子，总要有可以把握的大方向，不然太虚幻了。我要自己作价值判断，建立新的道德标准。”
幻就是真
我问他：“为什么在房间里到处挂洋女人裸体自慰的画片？你不认为这种画片适合私下欣赏？难道你本意就是要客人一起公开欣赏？有什么特别的涵义吗？”
他说：“我觉得女人的身体很好看。”
之后又补充道：“幻就是真。”
他拿一首新作的情诗《真与幻》来作解释：
真与幻
人说幻是幻，
我说幻是真。
若幻原是假，
真应与幻分。
但真不分幻，
幻是真之根。
真里失其幻，
岂能现肉身？
肉身如不现，
何来两相亲？
真若不是幻，
也不成其真。
真幻原一体，
絮果即兰因。
（一九八二、一、二五）
看了他的诗，我恍然大悟。一个哲理，一个诗意，将情、欲、爱、美、理想、苦难……都溶汇在一起了。根本上，李敖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他为美而生。
由于他事先答应我，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又再三鼓励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我毫不客气地向他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我说：“雷震的墓碑上只有两句话：‘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之墓’，这两句话道出雷震自己一生最重视的成就。请问，你有没有想好你的墓志铭？”
他笑着说：“我死无葬身之所。”
“那么，有没有一、两句简短的话，可以用来介绍你自己？”
“我说，我死无葬身之所。”
他重复道，然后笑着说：“你帮我想好了？”
我帮李敖想了如下的墓志铭：
“这里葬着迁台以来第三位浪漫、悲剧的文人李敖。前两位是殷海光、雷震。”
结语
此地，太多人因为其个人利益归属之不同，而不敢、不愿给李敖一个公正的肯定。在这里，有人要保存实力，有人拿着筹码待机而行，有人似乎打算作持久的壕堑之战。有人因为怕疲劳审问、刑求、监狱里医药与食物的匮乏造成健康受损、没有性生活的痛苦、以及种种莫名的恐惧，而从改革运动的行伍抽脚。有人美其名过着平凡、与世无争的小市民生活……。
李敖可以在一念之间，从此躺在安乐窝里，与世无争。他会不会呢？
（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海潮》第一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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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李敖为张学良翻案
——千秋评论惊世骇俗
隐居阳明山的李敖，在十五期的千秋评论发表《别赖张学良了》一文，为遭受国民党软禁四十多年的张学良翻案。为张学良翻案的文章，在海外可说汗毛充栋，但在台湾，李敖此文应属第一次，李敖甘冒不韪，亲朋再度为他捏把冷汗。
张学良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当事者。几十年来，国民党一谈到丢掉大陆的原因，就把这笔帐赖到张学良身上。国民党的标准说法是中共“流窜”到陕北后，本来已经完蛋了，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才坏了大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侷处陕北一隅的中共党徒将全被消灭。中国和世界局势，都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李敖根据国民党人自己写的，未被国民党管制、查禁，公开在市面上流通的材料，找出其中的矛盾和破绽，证明西安事变的真像，并非如国民党所说的这么简单，把一切祸源都赖给张学良，是非常不公平的。
从董显光《蒋总统传》、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与老总统《苏俄在中国》的记载中，李敖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秘密搭线接触，远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前一年，国民党负责与共产党进行联系的正是陈立夫本人。
但是，张学良完全不知道国共秘密接触这回事，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可在国共之间，做一点搭桥的工作。他要为国家收抚共党，从事抗日，并“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
就在这种政治上盘综错杂的交叉搭错线下，张学良渐渐骑上虎背，发动自我牺牲的“兵谏”，即闻名于世的西安事变的由来。
李敖并写道张学良排除万难，护送蒋委员长回京后被军事审判的情形，审判长由一九一三年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专制的李烈钧担任，张学良对李烈钧说：“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但张学良还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如果张学良当时坐十年牢，一九四七年以后就可恢复自由身，但是国民党“宽大”的特赦张学良，却反而使张学良被软禁管束达半个世纪之久，从卅八岁被关到八十三岁。
李敖这篇文章多方引证，说明事变前后情形，并对张学良的为人处事有详实公正的报导论断，咸认为是《为李师科喊话》后又一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之作。
据悉，李敖最近出版的千秋评论第十六期，因为其中《国民党式暗杀与共产党式暗杀》一文使该书遭查禁。文中提到国民党式暗杀与共产党式暗杀最大的不同点，是共产党只有对那些曾进入核心却窝里反的，才加以铲除；但是国民党不是这样。
其实，该书最引人注意，咸信与被查禁有关，另有一篇《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废除的吗？》其中，李敖指出，“军阀”有度量让职业外交家去办外交，所以中国能以弱国办外交，办得并不逊色，并且为国民党“培植其基础”。最后，当国民党的局面愈来愈小的时候，国民党发明了以军人或党棍当大使，办外交大事。于是，就连“军阀”培植的一点点基础，也被国民党给糟塌掉了。
李敖更认为：国民党自己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其丧权辱国的程度，连满清、军阀、汉奸都干不出来。
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美国《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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