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研究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蒋经国研究》缘起

蒋家王朝打天下、守天下、失天下的都是蒋介石，他的太子蒋经国只是一名配角和唱压轴戏的，按比例说来，不太值得一写。所以我写了三本《蒋介石研究》后，才在“布朗运动”中，发行这本《蒋经国研究》。

为什么“布朗运动”呢？说来话长，我先由头说起。

1985年3月23日起，到7月6日止，所谓党外人士林正杰，纠合属下，利用《前进》周刊，对我这党外元勋展开离奇的诽谤，每周一次，连续近四个月之久。因为在诽谤行为中，他们是勾结了国民党特务一起来的（好个“党外人士”！），内情极不单纯，所以我决定诉诸法律，与他们周旋，以利查证。这个官司打到今年7月3日，初审判决了，他们都被判了一年徒刑，总算差强人意。

被判一年徒刑只算是本案，另外还有案外案。《前进》周刊结束后，林正杰的属下又连续在报刊诽谤，其中最突出的，是印行一本所谓《李敖死了》的谤书（这次被判一年徒刑，也与此谤书有关），在国民党同路人吴三连的《自立晚报》上大登广告兜售，这家晚报是以“无党无派、独立经营”标榜的，虚伪得当然令人厌恶，我乃在1986年12月20日去函，“请对刊出涉及李敖广告提出解释”。我在信中说：

一、贵报于10月22日，以第一版版位三段一三〇行巨大篇幅，刊出“李敖死了”广告，且附以其他文字，对李敖是否构成诽谤，自有待台端等惠予解释。此其一。

二、查依台端等所公开服膺的1957年9月1日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第八届会员大会通过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第7条，明确表示：“吾人深信：报纸对于广告之真伪良莠，读者是否受欺受害，应负全责，绝不因金钱之收入，而出卖读者、社会之风化与报纸之信誉。”如今登出这种水平的广告，是否不“真”而“伪”、不“良”而“莠”，使读者“受欺受害”，且贵报显然不知“报纸之信誉”为何物，并且“应负全责”，自有待台端等惠予解释。此其二。

三、复依台端等所公开信奉的1974年9月1日新闻评议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修正通过的“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第7项，明确表示：“广告必须真实、负责，以免社会受害。”“报纸应拒绝刊登伪药、密医、诈欺、勒索、夸大不实、妨害家庭、有伤风化、迷信、违反科学与医治绝症及其他危害社会道德之广告。”如今登出这种水平的广告，是否属不“真实”不“负责”，且为“应拒绝刊登”之广告，自有待台端等惠予解释。此其三。

四、如“李敖死了”广告，贵报登出，自反不缩，试问若有人援例送来“吴三连死了”、“吴丰山死了”等广告，乃至“蒋宋美龄死了”、“蒋经国死了”等广告，贵报是否一视同仁，照样勇于刊登？自有待台端等惠予解释。此其四。

五、贵报虽标榜“无党无派、独立经营”，事实上却为国民党同路人、为党外放水派传声筒，这两种身份，大家都心里明白。贵报对李敖素欠友善，如今在新闻上抹杀、小化之不足，竟还变本加厉，以广告丑诋，究竟是何居心，自有待台端等惠予解释。此其五。

以上一至五五点，敬请于收此信后一周内诚意答复，否则依法诉究，敬酒不吃吃罚酒，应为智者所不取也。

在这封信中，我首先提出“吴三连死了”、“蒋经国死了”等假定，以为类推，这当然给他们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难题，他们当然答不出来。所以，在去函十天以后（12月30日），我就递出了刑事自诉状，把吴三连和他属下告到法院里：

被告吴三连、吴丰山、颜文闩分别是《自立晚报》发行人、社长、总编辑。在10月22日《自立晚报》上，登出大幅“李敖死了”广告，并附以李敖是“水蛭”等文字，妨害李敖名誉及信用。广告登出后，李敖曾去信提出“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第7条和“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第7项，根据这些信条和规范，明定这种不真而伪、不良而莠、使读者受欺受害的广告不能刊登，并请他们解释。并问被告吴三连等：他们若自反不缩，试问若有人援例送来“吴三连死了”“吴丰山死了”等广告，乃至“蒋宋美龄死了”“蒋经国死了”等广告，是否也一视同仁，照样勇于刊登？不料去信以后，他们悍然不理。此种行径，在道德上，有违“中国新闻记者信条”和“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在法律上，构成加重诽谤罪，都至为明确。……

官司打起来后，台北地方法院由刑庭推事杨丰卿审理。于今年1月15日、2月12日、2月24日三度开庭，吴三连等被告均不到庭，仅由许文彬律师代理。2月14日，我具状申请拘提他们：

一、缘申请人自诉被告吴三连等诽谤一案，虽经钧院先后传唤二次，但被告等均未到庭应讯，纵令被告等自忖无此犯罪行为，于情自应到庭据理力争，而今，迭经合法传唤，竟无正当理由，抗不到庭，于法殊属不合。

二、准此以观，被告等已自知难逃本案诽谤罪责之迹示，其有应受拘提之原因，已毋庸置疑。倘若钧院不依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予以拘提到庭，则本案势必拖宕，永难审结，难免失去司法威信。

可是台北地方法院推事杨丰卿却对吴三连等不采行动。2月28日，我写信给台北地方法院院长吴树立，我先举我控告林正杰等的案子为例说：

我所以举出我这个案子，为的是它有强烈的对比性，以对比我的朋友郑南榕案为例，便为之恍然。郑南榕（七五年诉字第505号）去年4月4日未到庭、4月21日未到庭，只两次未到庭，贵院即于4月22日发出拘票、5月27日即予通缉；反观我这个案子，被告又一连几次未到庭呢？这种公然抗传，若说贵院不怵然于被告（有议员身份者）之特权身份，其谁能信？（当然，对照起一个“立法委员”王金平案，贵院竟长达六年之久不传他的例子，贵院对市议员只不过拖了一年，犹属小焉者也！）

接着我提到：

再以去年12月30日，我自诉吴三连、吴丰山、颜文闩、吴祥辉四被告诽谤案为例，经贵院分为七十六年自字第44号，由刑庭慎股推事杨丰卿审理。推事杨丰卿在今年1月15日开了一次庭，到的是我本人；2月12日开了第二次庭，到的又是我本人；2月24日开了第三次庭，到的还是我本人，所有被告，至今犹未见面，我早在2月14日具状申请拘提，亦无下文。对比起郑南榕案两次不到即通缉的前例，反观我这个案子，被告又一连几次未到庭呢？这种公然抗传，若说贵院不怵然于被告（有《自立晚报》负责人身份者）之特权身份，又其谁能信？（吴三连自恃特权、公然抗传，不独我这个案子，在他案亦然，本月15日市井出版《啸天政论月刊》即有报导对司法界畏惧特权，备致微辞。）

上述两个我的案子，都是观瞻所系的案子，尤其是最后一个，更有施教作用。我在2月24日的理由状中说：

这案子如判被告吴三连等有罪，就可以打破法院几十年来不敢判报社负责人的欺善怕恶纪录，证明了毕竟有法官杨丰卿先生敢在报老板头上动土！有这种判决下来，不十足证明它是千古大案，又是什么？

反过来说，这案子如判被告吴三连等无罪，那么李敖立刻就有了在海内外报章杂志上大登“蒋经囯死了”“蒋宋美龄死了”等广告的法律依据。广告上可以公然标示：

“蒋经国死了”“蒋宋美龄死了”！

同时标出：

根据司法院院长黄少谷管辖下台北地方法院院长吴树立属下法官杨丰卿先生的判决书，这样以“死了”宣传活人，并说这种人是“水蛭”，一点也没关系！不算诽谤人！

审判长先生，这样一来，中国的“言论自由”尺度将重新改写！中文字典的基本定义也都将重新改写！有这种判决下来，不十足证明它是千古大案，又是什么？

现在我强调此点，请你一并过目。

台北地方法院院长吴树立收到我的信后，3月2日回信说：“顷诵华翰及附件敬悉一切所控各案均在督促承办人妥为依法公平处理中知注特先奉闻耑此顺颂春厘。”但是，台北地方法院推事杨丰卿显然并未“妥为依法公平处理”。3月24日，他在吴三连等从未到庭的悍然藐视下，竟判这些被告无罪！在“七十六年度自字第44号”判决书中，台北地方法院推事杨丰卿就吴三连等三被告部分先行审结，理由如下：

广告系同案被告吴祥辉以其所著《李敖死了》一书再版出书为其内容，被告所营之自立晚报社系应该书之作者吴祥辉之要约而承揽刊登该销售广告，被告并非该广告之文书作成人，亦非被告于该晚报发布之新闻消息，此有自诉人提出之该报所登上开广告影本乙件附卷可稽。是前开广告如有毁损自诉人名誉之处，要属该广告文书作成名义人即吴祥辉应否负诽谤罪之问题而已，情至灼然。况报纸广告之刊登，系由广告业务部门经办人专责处理，被告三人分别担任发行人、社长及总编辑，既未参与其事，亦难遽指渠等三人有毁损自诉人名誉之故意。此外，复查无其他积极之证据足资证明被告三人与共同被告吴祥辉间有共同诽谤自诉人之犯罪故意，则被告辩称并无诽谤自诉人之犯意云云应堪采信。是本件要属不能证明被告三人犯罪，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之判决。

台北地方法院推事杨丰卿这些理由，归纳起来，无非两点：

一、报社发行人等对登出广告内容涉及诽谤，由登广告客户单独尸罪，他们办报人员不负责任。

二、报社发行人等对登出广告业务，另由“下级经办人专责处理”，他们上级人员不负责任。

事实上，台北地方法院推事杨丰卿这两点判决，都是违背经验法则、故出人罪的枉法裁判。两点中第一点涉及发行人等广告责任问题，第二点涉发行人等业务责任问题，兹以相反顺序，分别论证于后：

发行人等业务责任问题

报纸杂志设有发行人与编辑人，见于“出版法”明定：

第三条本法称发行人者，谓主办出版品并有发行权之人。

第五条本法称编辑人者，谓掌管编辑出版品之人。

在向主管官署登记时，也只以此两种人为登记要件。“出版法”第9条明定“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之事项”有七，最后一项是：

七、发行人及编辑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经历及住所。

再据台北市政府编印“出版事业登记申请须知”中附件（二）申请表格，也明列发行人与编辑人两栏，并在编辑人栏中注明“如发行人自兼编辑人者，只填‘由发行人自兼’”字样，可见发行人与编辑人责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同关系。

发行人的法律责任，没有可逃的余地。法例俱在：

一、报纸登载出版法第19条限制以外之妨害名誉事件，应依照刑法第二十六章办理。（二十年院字第529号解释）

二、报馆编辑及访员妨害他人名誉，在法律上并无免除刑责之规定。（二十一年院字第748号解释）

三、报馆编辑人妨害他人名誉信用，在法律上既无免除刑事责任之规定，除合于刑法第327条情形外，仍应负刑事责任。（参照院字第529号及第748号解释）如其所登载之事件，确系妨害他人名誉信用，并已指明地名、住址、姓氏各项，足以推知其被害者之为何人，无论所登载者系自撰文字或转载他人投稿，均应负刑事之责任。（二十三年院字第1143号解释）

早为法理所确认。法理上，“发行人者，谓主办出版品之人，亦即主办新闻纸杂志书籍及其他出版品之人，此项发行人，对内综理出版业务，对外代表出版品，并负法律上责任”（见张诗源《出版法之理论与实用》）。这种法律责任无可逃的情况，复可进一步论证如下。据“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编印《文化法规汇编（一）》（1983年6月）第四二三页：

6社团登记杂志发行权疑义

内政部51.7.13台内版字第87180号复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代电：“二、依出版法第3条第1项之规定：‘本法称发行人者，谓主办出版品并有发行权之人’除有同条第2项‘新闻纸杂志及出版业系公司组织或共同经营者，其发行权应属于依法设立之公司或从其契约之规定’之情形外，仍以发行人负出版一切法律责任。”

这种确认，自是法理上的一贯原意。因为照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出版事业业务手册》（1984年5月）第四十三页明定，也是悉合符节：

17发行人为主办出版品并有发行权之人应负法律之完全责任

甲、内政部58.5.29台内版字第320047号代电：查杂志社之社长为其内部职员，出版法及其施行细则并无学经历资格之限制，如其发行人授权处理杂志社一切有关业务，仍应由发行人负法律上之完全责任。

乙、内政部60.2.19台内版字第405865号函节以：查台湾××通讯社原登记之发行人为傅××，其组织概况为“合伙”，兹该社并未申请变更发行人，而以黄××为社长并请将组织概况改为“社长制”等情。查出版法规定发行人为主办出版品并有发行权之人，该社拟将总经理改为社长系其内部问题，但对外应仍以发行人为该社之负责人。

明列“内政部”函电确定“发行人为主办出版品并有发行权之人应负法律上之完全责任”，法院判发行人可以无罪，则无异推翻所有发行人“应负法律上之完全责任”的法理，这下子发行人奇门遁甲，诽谤了人，可以逃逸无踪；受害人投诉无门，被诽谤了，发现人人都不负责。法律还能使人信任吗？法院还能使人信任吗？法官还能使人信任吗？这样子的法律、法院和法官，可就未免大可哀了！

发行人等广告责任问题

吕光教授在《报纸新闻与广告之检讨》一文中，曾对台湾传播媒体的广告，慨乎言之。他说：

我国新闻界，一方面感觉没有享到充分的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其所享有的新闻自由较一般新闻事业先进的国家更多。此处所谓“更多”，是指滥用；新闻事业落后的国家，其滥用新闻自由的程度，每较新闻事业先进的国家为甚。记载失实、伤风败俗、诱惑犯罪和诽谤性的新闻与广告，经常出现在报纸上，而很少受到外来的制止，这一方面降低了新闻事业本身的水准，一方面对千万读者也造成莫大的损失。

吕光教授复分类举例，说明这种广告包括欺骗性的广告、伤风败俗的广告、诽谤性的广告等，指出它们“不仅贬抑报格，亦使读者蒙受重大损失。吾人应步新闻事业先进国家后尘，迎头赶上，提高新闻道德，从事广告净化运动”。他呼吁“国人应知维护个人之权益不受侵害，如有诽谤事件发生，不宜抱息事宁人的态度”。

本案登出“李敖死了”广告并在广告中登出李敖是“水蛭”等诽镑字眼，是兼有吕光教授所指出的欺骗性、伤风败俗与诽镑性等多种罪行的广告，法院判发行人可以无罪，无异是“息事宁人的态度”，是对社会不能施教的，这是另一种大可哀了。

何况在法理上，广告在法律上的责任，新闻纸与广告刊户双方都无可卸也无可逃，这在吕光教授《大众传播与法律》一书中，已阐述得极为明白：

广告是否不合规定，依法受“出版法”及有关法律的限制。如报纸广告刊出后发现其内容不合规定者，行政主管官署得径予处分，涉及“刑法”及有关法律时，司法机关得予处罚，被害人亦得提出控诉。广告刊户对其本身在广告上所做之行为，当然应负法律责任；但依照我国“刑法”立法意旨，采取行为主义，出版品广告违反规定，发行人、印刷人、著作人也应当视情节的轻重，予以个别的或连带的处分——行政罚或刑罚或并科。

由此可见，“被害人亦得提出控诉”，而负其责者，除“广告刊户”外，“发行人、印刷人、著作人”都一无可逃。吕光教授又说：

有很多新闻人士，以为新闻纸与广告刊户间之关系，仅系将新闻纸地位卖与广告刊户，至于所刊出之广告内容则与新闻机构无关。此种主张业已落伍，新闻纸对于广告，因为业务上之关系应负监督之责任。

由此可见，判发行人等无罪是以一种落伍的法律观念来判决的，这样判决也是对社会不能施教的。

《自立晚报》的律师许文彬在《民众日报》（1985年1月18日）有过一段谈话，他说：

诽谤罪的判定，不是依照出版法，而是以被告有无诽谤的行为来断定。依照刑法学来看，发行人是传述诽谤内容的人，编辑则负责把诽谤内容编上去，都是有诽谤行为的人，自然应负法律责任。

许文彬是李敖对造的律师，但他的其他谈话却正好免费为李敖做了佐证——“发行人是传述诽谤内容的人，编辑则负责把诽镑内容编上去”，有这种行为的人，法院将他们开脱，这可太说不过去了！

正因为许文彬律师自知他们在情理法立场上都站不住，所以，在官司进行过程中，他一直采取无奈的低姿态，并一再向我示好。我感于他的诚意，也有两封信给他。第一封是：

文彬大律师老兄：

前天开庭后，老兄说“我在中学时候就读李先生的《传统下的独白》”，以相识为快；我说：“我在土城看守所时，就听被告们说许文彬律师肯帮忙伸张正义，华定国弒母案打得也漂亮。”也以相识为快。基于你我之间这点“宿缘”，我想写这封信劝劝你。

老兄做对造《自立晚报》的辩护人，是执行律师业务的情理之常，与我对垒，我绝不怪你。但替人辩护，首先“自反而不缩”，是很重要的心理前提。老兄在庭上为吴三连、吴丰山、颜文闩他们登出“李敖死了”的广告辩护，试问“自反”之下，能不“缩”乎？以最近老兄代纪政提出自诉，控告《开放》杂志诽谤为例，连纪政被人指为“做事率性”等话，老兄都看不过去，为纪政一争短长，认为对造“虚构不实之事，已背离文化事业的职业道德，使她（纪政）的名誉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依法提出控告，并要求赔偿一千万元及登报道歉”（均见去年10月14日《新生报》报导）。对照起《自立晚报》说李敖“死了”、是“水蛭”等行为，老兄能无“双重标准”之自嘲乎？难道说人“死了”、骂人是“水蛭”（水蛭在字典上和习惯上解释是“吸血鬼”和嫖客、妓女间的“皮条客”），是合乎“文化事业的职业道德”吗？

当年林肯做律师时候，每在发现委任人错了的时候，即拒绝为不合正义的“我方”辩护，林肯终能成为伟人，良有以也。特漫述上下古今，与老兄共勉之。即祝 进步

李敖 1987年2月14日

第二封是：

文彬大律师老弟：

前天出庭对垒前，你我闲聊，得知你是法律系司法组小老弟，而我是司法组的第二届“元勋”，所以这封信，把你从老兄的称呼，降为老弟，寓警告于亲切之中，不亦快哉！

你替你们台南帮写的辩护要旨拜读了（这辩护要旨，你当庭拒绝给法官副本，据理抗颜，真有大律师风度，又令人佩服、又令人讨厌，因为你退庭后不跟我“交换”，就要害得我的龙律师去阅卷，此非令人讨厌乎？），这辩护要旨写得太草率，并且强词夺理，我当另驳之，此处不赘。以你老弟那么高超的法律素养，为什么要强词夺理？说破了，因为你自知吴三连、吴丰山、颜文闩三被告理亏，你们“中情怯耳”，所以答辩就发挥不出你老弟的长处来了——你为台南帮乡谊所浼，我真为你可惜！

我在《千秋评论》那篇《吴三连的真面目》，请你好好看一遍，就不难知道：你老弟真是帮错忙了。

你笑我不应索赔，我好奇怪。以我的性格，我的确不喜欢要人赔钱，而喜欢“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式的干脆割仇人一磅肉，但是，法律能允许人割肉吗？所以，要人赔钱是大家公认的文明方法。何况，我这种索赔模式，是他们国民党定的——冯沪祥控党外，不是索赔四百万吗？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国民党同路人之身而已。所开数字，实在小焉者也。魏摩兰将军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开价是一亿两千万美金；拉寇儿薇芝美人告《国家询问报》，开价是一千两百万美金，这种数字，吴三连听了，要吓得伸出胳臂，干脆任凭割肉矣！（只可叹八十八岁的老肉，又有什么好割的！）

前天跟你“交换”的我的理由状，忘了附上“蒋经国死了”“蒋宋美龄死了”两附件给你，特此补上。设想这场官司，如法院不敢判贵方有罪，我必然发出此种广告，以证明：

根据司法院院长黄少谷管辖下台北地方法院院长吴树立属下法官杨丰卿先生的判决书，这样以“死人”宣传活人，并说这种人是“水蛭”，一点也没关系！不算诽谤人！

届时祸延小蒋及其晚娘，你们大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想来忍不住笑！——人言李敖打官司是一种乐事，信夫！

华定国案全卷便中请赐下，你说乐见我大笔一挥，我真的喜欢写它出来，为华定国扬眉、为你扬善也。

附赠近作三册，请老弟看看你老哥如何在艰苦作战。在艰苦作战中，你不来帮忙，反来助虐，你说你该不该打？

李敖 1987年2月26日午

许文彬律师毕竟是有服善之勇的人，最后他终于表示，为了正义，不管什么台南帮不台南帮，他不再为吴三连他们辩护了。所以，到了本案上诉以后，律师果然换人了。

新来的律师叫高丽华。在7月2日，递出了刑事辩护要旨状，全文如下：

为被告三人被自诉指涉诽谤罪嫌一案，谨恭陈辩护要旨如下：

本件自诉人提起上诉，略以：七十五年10月22日出版之《自立晚报》，登载“李敖死了”之广告，并附以“李敖是水蛭”等文字，涉及诽谤，发行人、社长、总编辑对此广告内容，应共负诽谤罪责云云。

按刑法第310条第2项之诽谤罪所云“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之事”，系指具体宣布他人过恶，足使他人之名誉有受毁损之危险而言（赵琛著《刑法分则实用》下册第748页参照），亦即所指摘或传述者，须为具体事实，且达于足以毁损名誉之程度，始克相当。至诽谤内容是否达此程度，须就客观环境认定之，非可专就被指述人主观的感情为决定标准（韩忠谟著《刑法各论》第387页参照）。本件《自立晚报》所登载者，乃吴祥辉委刊之一则广告，且系以其所著《李敖死了》一书再版销售及《党外水蛭（《李敖死了》续集）》即将出版之消息为内容，“李敖死了”及“党外水蛭”等字眼均系书名，而非指摘或传述“具体事实”，尚与“具体宣布他人过恶”者有别。况人终不免一死，仅曰某人“死了”，客观上显无足致该人名誉受损之虞。至《党外水蛭（《李敖死了》续集）》一词既系书名，并未具体指述李敖之过恶，何况，“水蛭”之定义，依《辞海》所载，系动物名，好吸食人畜之血，医者恒用之以吸取病人恶血，故一名“医用蛭”。观医者恒用“水蛭”以吸取病人之恶血，尚寓有“为善祛恶”之意，殊与“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之犯罪构成要件不合。

退一万步言之，犯罪之成立，以有行为或犯意联络为必要，报社行政体制乃逐层分工，广告之刊载系由广告业务部门经办人处理，此乃公众周知之事实，被告三人分别是发行人、社长、总编辑身份，既未与闻其事，又非广告之文书作成人，洵无妨害自诉人名誉之主观犯意及客观行为，依法应无以刑责相绳之余地。本件原审判认事用法均无不当，兹自诉人犹执陈词，斤斤指摘，于法殊无理由，应予判决驳回，以符法制，至感德便。

这篇所谓刑事辩护要旨状的立意遣辞，真是妙绝，也真令人浩叹！可分几部分驳斥如下：

说李敖“死了”部分：说谁谁谁“死了”，严重的程度，有真的致人死命的伤害效果。东晋时候，王敦权倾一时，晋明帝想讨伐他，就宣传说“王敦死了”。晋明帝下诏说：“天不长奸，敦以陨毙。”（《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消息传到王敦耳边，王敦气得病上加病，就真的死了，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诽谤法理上，说人健康出问题（如生了令人厌恶的病）或说人精神有缺陷，都构成诽镑罪，因为这样说，会造成一般人逃避他或排斥他的结果（李瞻、苏蘅《诽谤与隐私权》第34—36页）。连说人健康出问题或精神有缺陷都如此构成诽谤，说人“死了”——尤其是恶意的说人“死了”，当然更毁损人的名誉、信用和处境的顺遂了；更造成人的困惑、困扰和不快了；更给人纵然肉体没死，也是“行尸走肉”的强烈暗示与恶劣印象了。例不必远求，就在《自立晚报》登出“李敖死了”广告后十七天，当张桂贞以同样的“吴三连死了”广告投登《自立晚报》（1986年11月8日张桂贞致吴三连、吴丰山函）时候，《自立晚报》就悍然加以拒绝！——可见被人以“死了”相绳，连被告吴三连自己，都非所乐见、所乐闻哟！己所不欲，却施于人，此非恶意而何？

说李敖是“水蛭”部分：水蛭（Hirudo nipponica）也叫马蟥、或蚂蟥，是属环节动物的一种下等动物。这种下等动物，体长稍扁、色黑带绿、背面有黄色直纹、头上有眼五对、口缘有细齿、尾端背面有肛门、尾端腹面有吸盘、性别又阴又阳、雌雄同体。栖于池沼水田间，好吸食人畜之血。用水蛭诽谤人，不但指人是下等动物，并且还指人是“吸血鬼”、是给嫖客和妓女“拉皮条的”。这种含义，在普通的中文字典里都可一翻即得。例如市面上东方出版社编印的 《新编东方国语辞典》，在“水蛭”条下解释说：“俗称‘蚂蟥’”；在“蚂蟥”条下解释说：“喻①吸血鬼。②沪语：牵合嫖客与妓女的男子，即‘拉皮条的’。”并且，以水蛭骂人，中外皆然，英文中水蛭是Leech，也是一片詈词。《韦氏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说水蛭是a hanger-on who seeks advantage or gain: PARASITE（the shark is there and the shark's prey; the spendthrift and the that suks him—— Willam Cowper）；《兰登字典》（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说水蛭是：a person who clings to another for personal gain, esp without giving anything in return, and usually with the implication of exhausting the other's resources; parasite.——可见被人以“水蛭”相称，其为诽谤，中外皆然，此非恶意而何？

至于说“报社行政体系乃逐层分工”、发行人等不负责任部分，吕光教授早已指出这是一种落伍的法律观念，证据已见前文了。高丽华律师这种辩解，跟台北地方法院推事杨丰卿一样，都太跟不上时代了！

由上面的例证看来，被告吴三连等实已构成“法院可根据以下三因素，要求被告提出赔偿”（李瞻、苏蘅《诽谤与隐私权》第82页）的十足条件：

一、对个人名誉的伤害。

二、精神或肉体上的痛苦及折磨。

三、对生意及职业上的一般伤害。

法院所以要这样主持公道，因为法院本身就该是具有这种使命的所在。如果不能达成这种使命，那就真的“司法死了”。2月17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所谓“司法新厦滋扰案”，判决首事之人八个月，理由之首就是法院不甘被指为“司法死了”。法院非自然人，被指为“死了”，犹且认为有罪，何况自然人“李敖死了”乎？

如今，台北地方法院推事杨丰卿违背经验法则、故出人罪的枉法裁判之际，我言出必行，决定发行《蒋经国研究》一书，并且在封面广告上以“蒋经国死了”为标题，标出“根据司法院院长黄少谷管辖下台北地方法院院长吴树立属下法官杨丰卿先生的判决书，这样以‘死了’宣传活人，并说这种人是‘水蛭’，一点也没关系！不算诽谤人！”等字样，以为回敬。我不知道台湾高等法院的推事们怎么处理我这件千古大案，我只知道如果也做同样错误的判决，我只好在再版本的封面上，把他们的大名统统榜列，一起名垂青史！——我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抗议，我只好以流芳千载或遗臭万年的难题，来给人选择——法网可以又失又疏，天网却永疏而不失，人间正义的天网，正在这里啊！

1987年7月12日，在蒋经国暴政下的台湾写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前编

鼓励诋毁元首才是正路

国民党年来一直闹着要成立诽谤元首罪。去年12月5日，国民党“新闻局长”张京育在“立法院”已如此声言；到了去年12月25日，“国大代表”在“国大年会”中提案，要求政府尽速制定诋毁国家元首者惩处的法令。最妙的，联署这一提案的，还有所谓党外“国代”王兆钏、林丙丁、杨顺隆等，这些所谓党外人士真是头脑不清了！

到了今年2月，曲学阿世的国民党“法务部长”施启扬完成了刑法修正草案，增订保护专条，明定诋毁国家元首的处罚规定。增订的保护专条，是放在妨害秩序罪章，全文是：“意图散布于众而指摘或传述足以毁损国家元首名誉之事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罚金。散布文字、图画或以 其他传播工具犯前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万元以下罚金。”

到了今年11月21日，在“行政院院会”后，国民党“行政院长”俞国华请“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等吃饭，汪道渊表示：刑法分则前几章外患、内乱罪中仅仅有对侮辱外国元首的规定，但对诋毁国内元首的规定则没有。刑法立法当时所以有此阙漏，系基于两项原因：一是当时认为不可能发生此类情况，所以未曾在刑法分则中明文规定。二是对妨害一般人名誉的诽谤罪，已在分则中订有妨害名誉罪。由于这两个原因，在五十多年前制定刑法分则时，没有侮辱自己国家元首罪。同时五十多年前也根本没有办法预料到今天的情况，法律只能做原则性的概括规定，所以今天的重大变化，应该从法律制定的本身设法谋求补救之道，才足以因应。

年来国民党在这一主题上，脑筋一直动个不停，看起来立恶法以施钳制批评元首，是早晚的事。

1807年，美国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被诋毁声中，安详地写道：

我自愿以我本身当做一个伟大试验的题目，为了要证明，一个政府如果站得正、得民心，甚至舆论丑化它，也打不倒它。

相反的，丑化正反映出言论自由，在杰斐逊的容忍下，他被骂作小偷、懦夫、诈欺犯、邪教徒、铸假钱者、伪造文书者、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导人不义者、霸占孤儿寡妇者……虽然这样，杰斐逊仍旧一声不响，仍旧开放心胸和言路，让人丑化他。他知道丑化声中，民主会变得美化——大倌人为什么怕丑化呢？如果你是猪八戒，没人丑化得了你；如果你不是，真金不怕火炼，又怕什么呢？

由美国总统的例子看来，毋宁说，一个政府为了证明自己站得正、得民心，是民主的、言论自由的，大可鼓励诋毁元首局面的出现，一如德国皇帝为了证明自己守法而鼓励老百姓告他一样。当然，国民党不是这种政府，国民党元首也不是这类高明开明英明的领导人，所以，我这些话不是对这种政府这种元首说的，我写这些，只是提出一个古今中外的通例而已。

1985年12月23夜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骂总统的自由

1968年9月12日，齐世英请我吃饭，说了一句感慨万千的话，他说：“国民党革军阀的命，革了这么多年，其实国民党还不如军阀！”齐世英是辽宁铁岭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德国海台山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届执行委员等职，现任立法委员。他是国民党CC系的东北王，在国民党中地位炙手可热过。他的父亲曾被军阀枪决，但他不以私情而废公论，请我吃饭时，竟做出这样的持平之言，使我至今不忘。

在军阀的统治中，人民除了不便骂军阀的姨太太以外，其实能骂的范围是很宽的，人民要办报、要办杂志、要出书，都悉听尊便，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天王老子也懒得管，绝没今天这样麻烦、这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虽然那时也从清朝流传下来什么《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报章应守规则》（1906）、《大清报律》（1907）、《报纸条例》（1914）、《出版法》（1914），但是对言论自由的实际限制，远不能望国民党的项背。这不是国民党愈革愈要命的大效果吗？

为了给这一说法举证，我试举两段文献，以证明那时人民是多么有言论自由，不但有一般的自由，并且有可以骂到“当今圣上”头上的自由——骂总统的自由，这种军阀的宽大，岂是今天的我们敢于想象的吗？

在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少年中国周刊》中，就有黄远庸《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的作品，大骂袁世凯曰：

临时约法颁定以后，排袁者谓足以钳制专擅……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縻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此真钳袁者所不及料……无论有何法律，而袁总统必欣以遁甲法地遁。

这是明明白白在骂中华民国总统不守国家大法，国家大法的“种种限制”，都不足以“羁縻”这位“专擅”的人物，无论有任何法律，中华民国总统都能欣然以奇门遁甲脱身。这种一针见血的言论自由，岂是今天的我们敢于想象的吗？

在1914年（民国三年）“民权出版部”发行的警众、肝若合编的《破涕录》里，就有警众刊出的作品，也大骂袁世凯曰：

劣民云：余素无梦，昨晚忽梦在京师晋谒大总统。大总统面内向而语余曰：“汝何官？任何事？来何为？”余自觉应对如流，鞠躬而前，曰：“我平民，为报界之一分子，来此将述政见。”总统曰：“试言之。”余于是复侃侃而谈曰：“取消议院、解散省会、停止自治，人民对此措施，莫不欢欣鼓舞，佥谓大总统励精图治，从此可以长享太平，不意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等忽又相继而成立，殊不能测大总统之高深，疑惧滋多，不敢缄默。”大总统曰：“余采某秘书之说，所以重民意也。”余曰：“大总统为人民代表，大总统之意即民意也。岂别有所谓民意者乎？”大总统点首者再，既又大笑不可仰，然大总统此时之真面目，已模糊不可辨矣！余遂为之警醒。

这种明明白白在骂中华民国总统强奸民意，硬把“大总统之意”，当成“即民意也”的同位之辞，最后民意一统化、众口一声化、马屁咚咚化，“大总统之真面目，已模糊不可辨矣”！这种一针见血的言论自由，岂是今天的我们敢于想象的吗？

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的国民党丑化军阀的宣传里，不甘于被欺骗的小百姓，应该睁开眼睛、做做比较，别再鹦鹉学舌地跟着去骂军阀吧！——军阀的宽大，是小家子气的国民党绝对赶不上的，军阀的言论自由，是我们这儿“美丽的宝岛，人间的天堂”也绝对赶不上的！在国民党清一色的大拦胡之下，我们可真怀念军阀时代的十三大幺呢！

1984年3月25日晨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中华民国”总统到底几任？

国民党动用所有的传播媒体，宣称蒋经国是“中华民国第七任总统”，这是我们稍知“中华民国”历史的人难以沉默的事。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是六年一任，蒋经国是“中华民国第七任总统”，则前面六任，每任六年，六六三十六年而已，但“中华民国”明明是七十三年了，七十三减三十六，前面三十七年的“中华民国”，难道没有总统吗？

据我们所知，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出来的孙文，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叫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就职，1912年4月1日解职；接着袁世凯又是总统，叫临时大总统，自1912年3月10日到1913年10月10日；接着袁世凯又“赵元任”（照原任），又是总统，叫大总统，自1913年10月10日到1916年6月6日（中间有洪宪称帝插播）；接着黎元洪又是总统，叫大总统，自1916年6月7日到1917年7月30日（中间有张勋复辟插播）！接着冯国璋又是总统，叫大总统，自1917年8月1日到1918年10月10日；接着徐世昌又“赵丽莲”（照例连），又是总统，叫大总统，自1918年10月10日到1922年6月2日；接着黎元洪又“于右任”（余又任），又是总统，叫大总统，自1922年6月11日到1923年6月13日；接着高凌霨又摄行大总统职，自1923年6月14日到1923年10月10日；接着曹锟又是总统，叫大总统，自1923年10月10日到1924年11月3日；接着黄郛又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自1924年11月2日到1924年11月23日。此后有段祺瑞的临时执政，自1924年11月24日到1926年4月20日；有颜惠庆、杜锡珪、顾维钧的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自1926年5月13日到1927年6月17日；有张作霖的军政府大元帅，自1927年6月18日到1928年6月3日。以上是自“中华民国”成立到十七年6月间，前后十七年的法统，这个法统是国民党抹杀不了的，因为法统之起，就起自国民党的总理孙文。孙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发布宣言，明说：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

又发布誓词，明说：

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事实上，孙文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个半月（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就选了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五天以后（2月20日），孙文以“总统府用笺”写三页信，答复他的同志，就指出：

……至于服务之行政团，若总统类者，皆我自由国民所举用之公仆，当其才者则选焉。袁君之性情不苟于然诺。……其诺其濡，其言弥信。……量才而选，彼独贤劳，正我国民所当慰勉道歉，责之以尽瘁，爱之以热诚者也！总统既非酬佣之具，袁君即为任劳之人。

由此可见，国民党的总理孙文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是清楚主张“若总统类者”，是“当其才则选焉”的，并不是说非自己人干不可的。

虽然“中华民国”的法统所系，照“列邦公认”标准，是在北洋政府，但是国民党在1921年4月7日，在“中华民国”成立十年以后，在南方开了非常国会，选出了总统，叫非常大总统。虽然这时候，“列邦公认”的总统、为各国所承认的政府，仍是北洋政府，没有一个承认南方的。那时的北洋政府，如果采取国民党的度量标准，一定宣布：南方的国民党是叛乱团体，但是，北洋政府显然没有这样小气。而国民党自己，却在非常大总统就职以后一年一个月又一十一天，发生了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事。八个月后，国民党以大元帅取代了非常大总统，于是，总统的名义，连国民党自己也发生了变化。

1948年4月1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出了蒋中正做总统，这是总统之名在“中华民国”史上的重新出现，但并非首次出现。国民党对“中华民国”总统第几任第几任的分期方法，显然是大大的有毛病的（客气的说，是有语病的）。因为若说1948年当选的是“第一任”，则1948年以前三十七年间的“中华民国”中的历任总统（包括国民党必须承认的孙文在内），又搁在哪儿？若说1948年起的总统是“行宪后”第一任，但也与法统和事实都不合，因为“中华民国”早在1912年就是民国元年了，并非1948年才是民国元年。何况所谓“行宪后”的说法，国民党也罕言之矣。并且所谓“行宪后”之说，也是巧立名目，因为这样加帽子，则以前的总统都可援例大加特加，袁世凯就可来个“行约（约法）后”第一任了，别人也可以依样葫芦了，试问一个国家的总统任期算法，可如是乎？第三任的美国总统杰斐逊，能说他是“戡乱后”第一任吗？第十六任的美国总统林肯，能说他是“内战后”第一任吗？除非美国亡了国，杰斐逊、林肯不会这样吧？

所以，稍知“中华民国”历史的人，对国民党这种腰斩“中华民国”法统的做法，是绝对不敢领教的事。国民党可以说袁世凯他们不是你们同志，可以说你们不喜欢他们，但不能否认他们做过“中华民国”的总统，要否定他们，除非先否定“中华民国”，但你们既然承认“中华民国”已七十三年，则你们把1928年前的“中华民国”拦腰一斩，就完全不通了——这样子的“中华民国”，岂不是短命了的“中华民国”了吗？

半个世纪前，革命元勋章炳麟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他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到台湾后，国民党的动手脚愈动愈变本加厉，凡自觉对他们有利的，他们都不厌其长，例如国民党史，已经一网兜收，自吹是九十年了，这就是不厌其长；反过来说，凡自觉对他们不利的，他们就凭空剪短，例如承认“中华民国”是七十三年，却把北洋政府十七年按下不表、出局了事，这就是凭空剪短。这样子予取予求，“中华民国”也就像条可松可紧的裤腰带，随意短长了，这叫什么话！这真未免太侮辱“中华民国”了！

小气的国民党整天不识大体，想要小化“非我族类”的异己，殊不知“中华民国”之主权与历史，都属于国民全体，绝非国民党所得而私之或所未得而去之。国民党小化别人，其实只是小化自己。国民党要光荣、要伟大，该去承前启后，而不是空前绝后，把“中华民国”搞成了短命的，又岂能证明自己是长寿的吗？

1984年5月21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中华民国总统怎样暗杀政敌？

古往今来，统治者为了确保家天下，自觉非得收拾政敌不可。收拾的方式，五花八门，如舆论斗臭、如逮捕拘禁、如刑求枪决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但是，相较之下，这些手段都没有政治暗杀来得干脆利落、来得野蛮反动，许多“民族救星”看起来是“救星”，其实都是政治暗杀的高手，这些枭雄型的“国家领导人”，不论在幕前幕后、在台上台下，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其阴险狠毒，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

有些政治暗杀很神秘、很高明，会杀得你满头雾水，直对无头公案摇头；有些政治暗杀则笨手笨脚，处处泄露天机，杀的时候固然不远千里而去，杀得血脉喷张、淋漓尽致，但在东窗事发后，却被举世痛骂，其灰头土脸自不在话下。以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遁初）为例，便知他的方式有多笨！虽然在暗杀作业中，中华民国总统自以为设计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但他的一幕幕丑剧，后来还是穿了帮、还是不堪人目的在世人面前大跳其“脱衣舞”。

中华民国总统大演拖刀计

话说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宋教仁在上海车站正准备搭车北上，突然遭到歹徒枪击，身中三弹。在场送行的黄兴等人立刻把他送到沪宁铁路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终于在22日清晨4点48分去世，时年三十二岁。最妙的，宋教仁临死前并不知道杀他的主谋竟是中华民国总统大人，他临死前甚至还口述致袁世凯电文说，“望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呢①！

宋案爆发后，全国人心鼎沸，到处都是“查拿凶手，严惩国贼”之声。然而，老于世故的袁世凯却成竹在胸，在案发后，假惺惺地表演各种苦肉计：

21日，袁世凯对宋案假装十分惊讶，马上通电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人前往医院慰问，并立悬重赏，限期破案，按法重惩，展开“擒凶记”。

22日下午，有人告诉袁世凯说宋教仁回天乏术，袁世凯“愕然”说有此事乎？”看过电报，又“愕然”说：“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愈难说话。”于是，他立刻贼捉贼的下一道命令：

……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昭彰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应即交国务院从优议恤，用彰崇报。所有身后事宜，并经电饬陈贻范会同钟文耀妥为料理。方今国基未固，亟赖群策群力，相与扶持。况暗杀之风，尤乖人道，似此逞凶枪击，藐法横行，匪唯国法所不容，亦为国民所共弃。应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②

那时候，老革命党谭人凤正好在北京，他去见袁世凯，探听口气。袁世凯又故作“痛失英才”状说：“遁初，中国之特出人才也，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谭人凤说：“外间物议谓与政府有关，不速缉获凶犯，无以塞悠悠之口。”袁世凯急忙解释道：“已悬重赏缉拿矣，政府安有此事！”接着，谭人凤又去看刺杀宋教仁的另一凶手国务总理赵秉钧，赵秉钧安之若素回答说：“外间议论，我不与辩，久后自当水落石出也。请先生静待，勿惑浮言。”③

中华民国总统大演金蝉计

但是，宋案的发展并不像袁世凯、赵秉钧想象的那样做得天衣无缝。到了3月23日，状况就出现了：有人向上海公共租界洋鬼子提供线索。公共租界无异是外国领土，在外国领土上杀人后想藏起来，洋鬼子是不答应的。于是，洋鬼子“联邦调查局”式的干员出马，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研判出真凶，当天晚上12点，黑社会头子应桂馨便被捕了。第二天清早，凶手武士英也被捕了，被捕地点正是应桂馨家，并搜出应桂馨与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手枪一支。搜出的函电中，与宋案有关的有：

一、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密码送请检收，此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

二、2月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

三、2月2日，应桂馨致程经世转赵秉钧：“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

四、2月4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冬（2日）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述祖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指应桂馨）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寄来以为征信。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

五、2月8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

六、2月2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宋件到手，即来索款。”

七、3月1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老（赵秉钧别号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经世）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要在物件到后，为数不过三十万。”

八、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蒸（10日）电已交财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同一天，应桂馨致洪述祖：“《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除宋，非转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九、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梁山匪魁倾又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十、3月18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寒（14日）电应即照办。”

十一、3月19日，洪述祖致应桂馨：“事速进行。”

十二、3月20日夜两点（21日凌晨两点），即宋教仁被暗杀后，应桂馨致洪述祖：“……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十三、3月21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十四、此外，又有赵秉钧写给洪述祖的几封信，都是由洪述祖把原信寄交给应桂馨的，其中有一信说：“应君领纸，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定方行。”

以上这些铁证，都充分证实：谋杀宋教仁的主谋者不是别人，正是堂堂中华民国总统，和总统手下的情报首长、特务头子赵秉钧，和“处长级”的洪述祖。黑社会的应桂馨、凶手武士英只是工具罢了。当时黄兴有对联一副，写尽了中华民国总统的真面目：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这是1913年4月13日“挽宋教仁联”，写得真是一针见血矣！

中华民国总统大演苦肉计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后，固然总统府里万分紧张，但表面上，却装得稳稳的，若无其事，而且还连续的做出若干猫哭耗子的“慈善事业”，以企图遮羞、脱身事外：

例如：宋案发生后，稽勋局长冯自由送上呈文，请求给宋教仁一次恤金三千元、遗族年抚金一千六百元，并将宋教仁的丰功伟绩饬令国史馆立传。3月26日，袁世凯批示同意，并指令该局查明宋教仁有子几人，一律由政府派遣游学深造。——买一送一，手法之高，出人想象。

又如：袁世凯答复柏文蔚说：“遁初被戕，正为人才痛惜。而一般昧昧者，乃以风影之词，嫁祸政府。无论遁初人物为有识者所宜爱护，即以手段而论，政府虽愚，亦何至卑劣至此！现在罪人既得，自可按法穷治，毋庸深辩。”④又对汪精卫说：“此案发生后，一切搜查审讯，中央极端放任，正因法律问题不容牵入政治，使其静候判决，不难皎然大白于天下。……乃诸君子督责过甚，使依草附木者，横生枝节，未免气矜之隆。鄙人以国事为重，激则召争，平则息事，一以淡字诀处之。”⑤

然而，袁世凯的“淡字诀”只是表面上的功夫。他暗中一点也不淡，反倒要进行杀人灭口。4月24日，凶手武士英突然暴毙于狱中。死无对证的起点，于是开始了。

到了7月间，上海黑社会劫狱，把应桂馨救出，送到与上海不同的洋鬼子（德国人）治下的青岛。在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以后，应桂馨认为机会来了，竟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并且不知死活的跑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实践“毁宋酬勋位”的诺言。中华民国总统是不守什么诺言的，应桂馨见苗头不对，仓皇出京，可是，太迟了，在1914年1月19日，他在赶往天津的快车上，被袁世凯派人刺死。

洪述祖呢，命运稍好；他在宋案发生后逃出北京，一直躲在青岛，不肯归案受审。四年以后（1917年），他认为宋案已经被人遗忘了，就由青岛跑到上海，不料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发现，立刻把他扭送法院。押解到北京后，1918年4月初被绞刑。

再看赵秉钧。赵秉钧看到应桂馨的悲惨下场后，不免兔死狐悲、内心发毛，他一面以改任直隶都督（河北省长）的身份径自发电缉拿杀应桂馨凶手，一面打电话向袁世凯发牢骚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1914年2月19日，袁世凯让赵秉钧兼任了民政长，表示对他的信任。但才过了八天，赵秉钧就突然中毒，七窍流血而死。临终时候，自知是袁世凯下的毒手，但怕牵累家人，杠上开花，惹来“赵宅血案”，乃不敢声张，只以“葬身陵麓（光绪皇帝的崇陵），近先帝”为嘱，便一命归西。赵秉钧生前是袁世凯的情报首长、特务头子，是搞阴谋诡计的“亲密战友”，最后却被毒杀，走狗的悲凉下场，由此可证！回想宋案发生之初，密电被发现，赵秉钧吓得寝食俱废，特请准他辞职避嫌。 但是这位中华民国总统是何等人物，他知道避嫌避嫌，愈避愈嫌，因此只准请假，不准辞职。袁世凯派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到赵秉钧家看他，赵秉钧见面就打躬作揖，要求帮忙。张国淦问帮什么忙，赵秉钧说：“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后来情势再变，袁世凯不得已，把他的职务给免了。赵秉钧在将死之时，其言也善，要葬在先朝皇帝陵侧，宁做满清狗，不做袁家臣。做情报首长、特务头子的下场，最后一至于此！

宋案发生之初，中华民国总统在“外间物议与政府有关”时，曾公然表示：“政府安有此事！”曾公然痛斥外间“以风影之词，嫁祸政府”的不当，并公然宣称政府是绝对与洋鬼子合作的、是“一切搜查审讯，中央极端放任”的。但是曾几何时，案情急转直下，最后东窗事发，新华梦破，终至身死名裂，为天下笑。我们读历史的人，眼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前曾见古人，后复见来者，真不禁要会心一笑了！

1985年1月25日

①《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

②《政府公报》（“命令”），1913年3月23日。

③谭人凤：《牌词》。

④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

⑤同④。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正编

蒋经国怀胎二十多个月吗？

　　先说个洋笑话。一个新兵，慌慌张张地向队长请假，说他太太要生小孩，家里没人照顾，务请准他回家一次。队长批准后，新兵欣然就道。临出营门时候，队长顺便问：“你的小孩什么时候生啊？”他忘形地答道：“报告队长，大概在十个月后！”

　　每想到这笑话，便想到蒋经国。

　　照国民党钦定的《总统蒋公年表初稿》，蒋介石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间的年表全文如下：

　　中华民囯纪元前四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公元1908年）公二十二岁再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肄业。

　　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每逢周日密聚同志筹议革命机务。

　　公见邹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寝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其醉心民族主义如此。

　　总理发起第七、八两次革命，于钦州马笃山及云南河口两地，攻战甚锐，均以势孤退散。

　　中华民国纪元前三年（宣统元年己酉公元1909年）公二十三岁仍在日本肄业振武学校。

　　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年（宣统二年庚戌公元1910年）公二十四岁卒业振武学校，升入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

　　竺绍康卒，公收抚其旧部，并存恤其家属。

　　3月18日长公子经囯生。

　　总理进行第九次革命，广州新军举义事败，倪映典死之。

　　在这年表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件怪事：年表中蒋经国明明生在1910年3月18日，按怀胎十月计算，蒋经国的生母毛夫人应该在头一年（1909年）的5月间怀孕。但是，头一年全年蒋介石都在日本，“仍在日本肄业振武学校”，而毛夫人又终生没离开过国门，中日两地睽隔，试问又如何行房而生 蒋经国？再按年表，明明蒋介石是1908年“再东渡日本”的，若说东渡前春风一度，到蒋经国之生，计算起来，怀胎则在二十多个月左右了，试问天下有此奇闻乎？

　　中国历史上，固然不乏有怀胎甚久的纪录，如《嵩高山记》记“阳翟有妇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等等文字，但这究竟是神话，并且怀胎三十个月的这位阳翟妇人，她的儿子，是从她背上生出来的，而我们的蒋经国，他的出生，是“从母背上出”吗？

　　数学换算的结论是：蒋介石并非如一般马屁传记所说，一心在日本学军事，其间没有回国。相反的，由于蒋经国的出生年月日，正好反证了“一心向学”的蒋介石，并非那么一心。

　　江南《蒋经国传》有这样一段：

　　因蒋先生滞留东瀛，关于经国的血缘关系，乃有种种无稽的传说。甚至说是伯父蒋锡侯的儿子，过继至蒋介石名下。一项最有力的佐证是，经国的举止仪容，极少酷似乃父，身材短小，眉宇间，更缺乏父亲的英俊潇洒。

　　这些，都是无稽的里弄传字，任何争辩，不过浪费笔墨而已。

　　我想，没有人有兴趣在蒋家内史上“浪费笔墨”，但是，如果牵涉史料矛盾与史料真伪问题，“笔墨”就不得不“浪费”一点。国民党钦定年表既然公布了这么离奇的怀胎疑案，除非他们多着笔墨，把话说清楚，我们势必要挖个明白了。

　　1986年2月20日午前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蒋经国的另一个爸爸

　　谁都知道蒋经国的爸爸是蒋介石，但却极少人知道他还有另一个爸爸。

　　蒋介石的祖父叫蒋玉表，在浙江奉化溪口开玉泰盐铺，这是溪口的独家生意，无异是食盐私卖局，财源可观。蒋玉表有两个儿子：蒋肇海、蒋肇聪。蒋肇聪字肃庵，就是蒋介石的爸爸。蒋肃庵先后娶过三房妻室：徐氏、孙氏、王氏。徐氏生了一男：蒋周康，字锡侯，又字介卿；一女：蒋瑞春。孙氏没生小孩。王氏就是蒋介石的妈妈，她生了两男两女：蒋周泰就是蒋介石、女儿蒋瑞莲和蒋瑞菊、小儿子蒋周传。

　　蒋周传生在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死在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只活了四岁，但却成了蒋经国的另一个爸爸。

　　蒋周传比蒋介石小八岁。他死的时候，蒋介石只十一岁。据蒋介石《亡弟瑞青①哀状》：

　　吾弟之殇，吾仅十一龄，适吾父之服未阕，而吾母痛父之卒，正僭烈时也。自吾弟殇，吾母椎心号泣，视父死时尤剧，今且忧愤成疾矣。抑自吾弟殇，吾家分崩离析、俶扰不安者，几十余年，而吾更孤苦零丁、凄怆荒凉、强颜承欢、忧心忡忡者，亦十有余年。凡此皆吾弟蚤殇致然，吾弟其有知耶？其无知耶？呜呼！吾弟关系于吾家之重且大如此，而竟死，是亦余之命也乎？每一念及二十年前事，诚兀兀不堪回首者也。当是时吾与吾弟，并肩而坐，唯见其貌之温而丽与其性之静而淡也。与吾弟携手而行，唯见吾弟潇洒逸逸，举止不苟如成人也，与吾弟嬉笑而游，唯见吾弟妙言巧歌， 奇态异状，虽群儿之狡者莫能离，乃兄视之瞠乎后矣。其见长上也，敬恭如礼，至处侪辈之间，其亲爱无忤，尤为难能。闻母哭父声，即趋而之侧，婉言谓母曰：母勿哀，母哭则儿亦欲哭矣。母闻其言，哀尝为之稍节。吾课毕归，弟乃相与怡怡于亲侧，冀有以解母之忧，先意承志，吾自愧弗及。乃弟之病，始于感冒，而终于喘急，起落浮沉、迁延不定者，约二旬，初不甚剧，宜若可瘳，如天不处吾以逆境，则吾弟或不殇，今竟殇，是岂非余之命也乎？一日弟病稍瘥，忽强步而出，坐待于门阈，见乃兄嘻嘻来迎，是时吾弟病容苍白，体貌憔悴，吾已窃讶其疾之深，自此竟未起而再与乃兄游矣。当弟病剧之夕，寒灯孤影，备极凄凉，吾母悲而泣下，弟乃执母手，拭母泪而告曰：儿无甚病，必能起，母勿过忧，过忧则母亦将自病矣。吾母视弟病时不眠者数昼夜，吾弟慰之曰：母倦矣，请安眠，切勿忧，吾弟慰藉吾母之言类如是，吾母至今犹含泪道之。乌乎！吾弟之所为慰藉吾母者，以不乐使吾母痛，孰知其更使吾母不能不痛，尤使吾母痛之毕生而未尝稍忘，此亦天性之发，不容已者也。不见吾弟者几疑吾言为妄，以其言行，成人者犹若弗及，而况于不盈四岁之髫龀乎！不知造化者有意弄人，特赋幼殇，以殊资而使其所亲哀悼憯怛至不能已，亦云酷矣。

　　蒋介石这篇文言文写得实在不高明，但说她妈妈死了小儿子的时候，比死了丈夫更痛苦，当是实情。这小儿子显然比蒋介石可爱得多。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明说他小时候十分“顽劣”，被妈妈揍个不停，他的弟弟显然不同一待遇。何国涛《关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的改正与补充》里说：“蒋介石自幼顽皮成性，瑞青则温文尔雅，善体人意，蒋母王采玉十分钟爱。为此，瑞青夭 亡，蒋母悲痛欲绝，以成人排场安葬瑞青在桃坑蒋肇聪墓侧，并与他冥配，以长孙经国过继给瑞青为子。”对这件事，蒋介石《亡弟瑞青哀状》也有文字如下：

　　亡弟瑞青，讳周传，年四岁而夭，母哀之甚，欲勿殇命，以周泰长子经国嗣。……

　　弟殇之日，吾母殓之如成人，明日蒸于石蟮岙祖茔之左百余武，己未岁，吾母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以志不忍忘。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然吾家族规殇者勿能传，吾于此既不能遽破族规，以贻来者之口实，而又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并以此状载诸族谱，表之墓碣，以为吾弟一线之延，世世子孙，读斯文者，知吾母与吾今日哀其子若弟之苦心，庶奉吾弟祭祀，永永弗替，则吾二十年来耿耿难忘之隐衷，至是或可稍舒矣。 膳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王太夫人有两起大手笔：一是硬破“吾家族规”②，要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做蒋周传的后人；一是“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这两件大手笔，都是违反正统中国文化的。

　　所谓“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就是找到一位王家的早夭女儿，给蒋周传“冥婚”，“冥婚”之后，死人蒋周传就有了被继承人资格、就可以立蒋经国为后，蒋周传这一支就不绝后了③。

　　“冥婚”是中国文化，但却不是正统的。例如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了，因为死时只有十三岁，曹操怜其少子，就想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是这样做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再按注解，“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妇，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而这种“冥婚”，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统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典中的传统文化。这种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走火入魔以后，是很邪门儿的，邪门儿到有这样的怪事：——《元史》（列女传）记有一位杨氏：

　　夫郭三，从军襄阳，杨氏留事舅姑，以孝闻。〔顺帝〕至元六年（1340），夫死戍所，母欲夺嫁之，杨氏号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还，舅曰：“新妇年少，终必他适，可令吾子鳏处地下耶？”将求里人亡女骨合瘗之。杨氏闻，益悲，不食五日，自经死，遂与夫共葬焉。

　　可见为了给儿子“冥婚”，做爸爸的，甚至置在世的儿媳妇于不顾，硬要先给讨个鬼婆！

　　曹冲的“冥婚”是中国史中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王太夫人为小儿子“冥婚”，并给蒋经国另来一个爸爸，显然属于这一派。有趣的是，她自己不跟合法的丈夫合葬，却把小儿子跟不合法的太太合葬，此婆大脑中的中国文化，可真是矛盾乱来的了。

　　中国正统思想是长子继承制，长子是“大宗”，“大宗”一支没有儿子，要找人过继，叫做立后，但这乃指成人而言，不指殇而言。殇是十九岁以下早死了的人，按规矩，殇不立后，除非他是战死的。孔夫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虽欲无殇，不亦可乎？”就是指此。

　　薛蕙《为人后解》说：

　　礼之所以立后，曰重大宗也；小宗无子，以为可以绝者也。故不为之立后。大宗无子，不可以绝，故立后以继之。小宗不可拟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为后大宗不后小宗？重本也。大宗者，祖之正体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体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犹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亡而支存，存而犹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无后，祖不绝；大宗无后，祖绝矣！

　　正因为中国正统思想如此，所以，“大宗”的长支长子都不准过继给他支，要自己留着。1923年《中华民国民事习惯大全》记湖南永顺县“长支长子不得出继他支”，就说：“永顺县人民，泥于古来大宗小宗之义，对于长支长子，均不准出继他支，盖恐乱宗法也。”就是显例。

　　不但“大宗”有儿子不得过继给人，“大宗”（长房）没儿子还得把弟弟（次房）的儿子过继过来，这叫“大宗不可绝”。

　　但是，弟弟这边，如果只有一个儿子，过继给“大宗”，自己反倒绝了后，总未免伤感情。于是，聪明人发明出“一门两不绝”的规矩，一个儿子，干脆给两头做儿子，既承长房，又兼承次房，叫做兼祧。祧是继承为后嗣的意思，兼祧就是给两房做儿子。

　　王太夫人大脑中的中国文化是矛盾乱来的，她不知道：她不该为殇立后，也不该为次房立后。纵使立，也要“大宗不可绝”，至多只能搞“一门两不绝” 的兼祧④，而不该直接把蒋经国全盘搬到老二家里，这样太危险了，因为极可能使长子蒋介石这一支绝了后！但王太夫人不管这么多，她偏爱死去的小儿子，硬逼蒋介石这样做！

　　蒋介石文中说“己未岁，吾母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己未岁”是1919年，已在蒋周传死后二十一年，也就是这四岁亡童冥岁二十五岁之年，王太夫人在小儿子死后二十一年还大力搞这一套，显然颇使蒋介石头痛。但蒋介石为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蒋经国过继这年，蒋纬国只有三岁，蒋纬国的生父不是蒋介石，是戴传贤，我大 胆假设他被蒋介石收为次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与王太夫人一直施压力把蒋经国给蒋周传有关。蒋介石头脑很旧，他怕自己长房这支绝后，故抱来蒋纬国垫底，这样在形式上，至少不太难堪。蒋介石在文中故意用“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的语气，更可印证我这一大胆假设。

　　显然的，蒋介石是王太夫人这种矛盾乱来的中国文化的遵行者，蒋介石说：“世世子孙，读斯文者，知吾母与吾今日哀其子若弟之苦心，庶奉吾弟祭祀，永永弗替”云云，其实，何须“世世子孙”，光在蒋经国一世，就难乎为继矣！试看什么时候蒋经国承认他是蒋周传的过继儿子了？什么时候蒋经国承认他有另一个爸爸了？蒋经国才不那样迂呢！他若承认了，蒋纬国岂不变成了蒋介石这一支的继承人了？那还得了吗？

　　1986年5月7日夜三时一刻

　　①瑞青是蒋周传小名，相对的，蒋介石的小名叫瑞元。据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说蒋介石小时候，“溪口镇上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叫他为‘瑞元无赖’。”

　　②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族规，乃是一般的“殇不立后”的中国文化，蒋介石无知，以为只是“吾家族规”耳！

　　③据《中国民事习惯大全》明说浙江平湖县“上中下三等社会，凡子弟未婚夭亡，类多择一门户相当，年龄相若之亡女，为之定婚，迎接木主过门，礼节如生人嫁娶，名曰‘冥配’。盖以不如是，则灵魂将无所依归，不能入祠祭祀，且不能立后，一经冥配，即取得被继承人之资格，得为之立后也。”

　　④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中说：“瑞青早死，由蒋介石兼祧承袭”，是大错误。何国涛《关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的改正与补充》中虽改正为“由蒋经国兼祧承袭”，但在蒋介石《亡弟瑞青哀状》里，却全无兼祧的记载。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蒋经国同任显群争女人

——至少屌是匪谍

绝子如晤：

看了你的《蒋经国的醋劲》，写这封信。

史家陈寅恪主张大学入学者，国文一科要考对对子，认为从对联的好坏，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中文功力。后来北方大学真的在试题中考起来了。你在对联上的成就，正好印证了陈寅恪这一主张。这还光就文字而论，另在胆识方面，自然更是高人一等了。

你提到任显群因与蒋经国争女人，害得被抓进牢里的事。据江南《吴国桢八十忆往》，有这样的文字：

话题转到任后来的遭遇，因“包庇匪谍罪，入狱五年”。吴先生突然变得神情严肃，情绪激动，他说：“这事做得太不高明了。”

吴夫人回忆：“任和顾正秋交往已久，我们事先一无所知，有次在台中日月潭，任告诉K.C.，才知道他们的秘密。”

“任、顾结婚，我们已离台来美，”吴说，“他送我一张喜帖，我回他一信，劝他‘糟糠之妻不可弃’。”

“K.C.最反对的，就是在外面胡闹的男人。”

“他们的婚礼，且是家严（吴经明）担任证婚人。”

任获罪的理由，是因为担保了他的叔父由港入台，官方指控这位港客涉嫌匪谍，任未大义灭亲，为保安司令部侦查起诉，吴的疑问，既然叔父有“匪嫌”，何以叔父无罪，显群有罪？进一步他问，纵使当局确切抓到证据，港客通匪，又何以能证明显群不报？

“这是百分之百的冤狱，是公报私仇。”吴感慨系之的，自沙发起立，嗓音提得特高。

这一“百分之百的冤狱”，我在牢里听黄毅辛说，任显群被初判后，军法官在庭上对他说：“你不服可以上诉。”任显群两臂下垂，双手各抚腿上，鞠躬而言曰：“不敢！不敢！”但面露鄙夷，意存讽刺焉。

任显群实非匪谍，但生了一根匪屌，至少屌是匪谍，故小头惹祸、大头遭殃。自来思想有问题都在大头，但任显群显然卓尔不群，竟开小头思想有问题之先河，怪哉，怪哉！

不过，说任显群小头有思想并且有问题，却也不无远见。几十年后，他的儿子任和钧倒了台湾投奔大陆去也，何尝不是任显群当年一番屌功使然？——没屌功，何来儿子？没儿子，何来今日替老爸报仇的新生代？王安石的诗说：“世间祸故不可忽，篑中死尸能报雠。”信夫！信夫！

三十五年前我在台中，在体育场上看到七个军人被枪毙，陈尸示众。示众时，尸上的皮鞋都给扒跑了，可见人民之穷。当时盛言此七人之死，也和对顾正秋无礼有关。任显群位极财政厅长，虽小头惹祸，终免横尸，自亦大幸，他连说不敢上诉，自亦不为无因也！

顾正秋在《顾正秋舞台回顾》书中，当然识相不提这些事。我总觉得她是一个“异常幸运”的女人，她被贵人暗中保护一至于此，如戴军法打造之贞操锁然，来者披靡，一一不得好下场，此非“异常幸运”，又是什么嘛！

敖之1986年3月21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蒋经国其实还不如阿斗

一、邓蒋两公百年后

——海峡两岸必须面对的变局（唐德刚）

似乎那还是眼前的事——一九四五年秋季某日在报上忽然看到中共主席毛泽东应国府主席蒋中正之邀请，莅临重庆，会商抗日胜利后的国家百年大计。国共两党罢战言和，共同建国，做个那时代的中国青年，所听的还有比这更好的消息吗？

我们逐日追看两公的消息，不久就看到那阕“举国和之”的“沁园春”了。笔者当时是在安徽省立的“安徽学院”当名小讲师，并且附庸风雅和一些爱好旧诗词的教授和学生，组织了一个“云溪诗社”。我记得我们社里曾讨论过这首词，而对它的艺术评价并不高，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会搞两首，没啥稀奇。因此只是觉得那是一首，“诗以人传”的作品——什么“风流人物、且看今朝”，和我们的老乡朱洪武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百花煞。要与秋风战一场，满身披上黄金甲！”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作为一个教历史的小讲师，我倒对那“数风流人物”上面的三个字“俱往矣！”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老毛这个鄙秦皇、薄汉武的“风流人物”，不论要和老天怎样地去“共比高”，到头来“楼塌了”，还不是要加入那“俱往矣”的行列？——不管他牛皮吹得多大。

果然，我们终于把毛老板这台戏看到底——从他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到“洒酒临江、横槊赋诗”，到“御午门受百万人朝贺，称天可汗”、到尼克松总统“大躬一鞠”——乖乖，那“沁园春”上的牛皮，真不是白吹的。毛老板这出戏，的确唱得有声有色。谁知我们看戏观众、喝采未已，兴致方浓，而素车白马，纽约市“中国长驻联合国代表团”内，忽然摆起香案来，接待侨民吊丧——毛主席追随秦皇汉武之后也“俱往矣”了！

毛主席是龙是蛇

毛泽东逝世之后，那时我们这批“爱国华侨”真忧心忡忡。因为毛老板曾向他娘子说过，他死后“右派要当权”。可是死前安排接班，“大事问江青”的“上海帮”班底，则分明是个“极左”——与四川广安话的“就走”，显然是音同义不同。

不让“就走”接班，却预测“右派当权”，这在《毛泽东思想》的“矛盾论”里，对立、统一问题如何解决？

那时我们几位好管闲事的“留美学人”，被弄得又上电台、又打电话——关心国事，忙得不亦乐乎。

记得一九七六年十月某日一个上午，老友伍承祖教授打电话来谈国事。伍是位“地理教授”，根据阴阳风水的推测，他担心中国今后会有“女主当权”。我说在下是搞历史的，不谙“风水”，只管“排八字算命”，我认为中共政权口口声声说的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而他们所搞的“上层建筑”，却是百分之百的传统帝王时代的“宫帏政治”——把宫帏中的女主：吕后、武后、西后的八字比比看，我倒担心“江后”的八字没有其它三人的好——江青没有上述三位女主的历史条件呢！我担心人民政府内，可能会发生宫庭里面的“苦挞打”（coup detat）。谁知我们放下电话不到二十四小时，风水先生又打来紧急电话：“据说江青被抓起来了！”再过二十四小时，消息便完全证实了！

江娘娘错在哪里呢？错在她“江上有青峰，全在迷雾中”。汉文底字太差，读不懂《资治通鉴》，吃了亏——《柏杨版白话通鉴》早发行十五年，让江娘娘读熟了，她也不会坐牢了。

毛泽东先生“固一世之雄也”！谁知死后（正如江娘娘所哭闹的话）“尸骨未寒”，老婆便被拉进牢里去。一个牛皮吹得那样大的“风流人物”，死且不能保妻子，躺在玻璃棺材里，陈尸示众，也够丢人现眼的了。

毛主席错在哪里呢？错在他当过小学国文老师，汉文底子不差，读了些《资治通鉴》。他实行了一辈子“通鉴主义”，却又自命为“五四青年”，崇洋学时髦，不听司马光老师的话，而硬说那是什么“马列主义”。结果呢，他所鄙薄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上，相形之下，都不失为“真‘龙’天子”，而毛公死后，在历史上却只能算是一条“长虫”——历史上哪里有过一个“开国之君”一旦龙驭上宾，太后就被人抓起来的呢？有之，那也就只有“且看今朝”了；这样，这位大行皇帝也就不配做“龙”了。

毛公逝世之后，海外诗人如余公英时等，均有感时咏吟之作。老友胡菊人先生辱书坚嘱，也要我续貂一番，因不自藏拙，乃随诸诗翁之后，写了一首“悼毛主席”的歪诗。如今转眼十年了。再抄出来现丑一番也算是对毛泽东主席逝世十周年的纪念罢。拙诗如下：

沁园春 敬悼毛主席

牧豕韶山、泼水湘河、者箇村娃。随电雷激荡、手揽日月，身翻奴主、血染中华！政倚工农、权出枪杆、竖子真能不信邪。风流甚、看天安门上、吐气成霞！

无加，霸业堪夸。讵难护重阳霜后花。听长乐宫畔，孤彘暗泣；凌烟阁内，百鬼交嗟。江上曲终，青峰遂渺，老树枯藤宿暮鸦。终不解，问水晶棺内，君是龙蛇？

炉火之上的华国锋

毛主席这出戏闭幕了。可是连台好戏不断，华老板接连粉墨登场。我们这批海外“史学工作者”，对这位“你办事、我放心”的“幼主”也颇存厚望。切盼他在叶“太尉”等元老重臣辅佐之下，也能当个汉文帝，“亲贤臣、远小人”，搞他个三二十年的“文景之治”来，则民族幸甚矣。

谁知华老板这出戏甚短，在“八三四一”部队奉调离京之后，这位望之颇似人君的华主席，也就收锣散场了，不免使观众泄气。

华主席虽在政坛上昙花一现，他毕竟是中华五千年史上一位“后主”，何以仓惶辞庙呢？原来他也忽视了司马老师资治的训诲，而犯了一些宫庭政治的清规戒律。

身为“幼主”，他最重要的倚靠阶级，应是元老重臣。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华主席如果也读过《白话通鉴》，他正当的做法，应该是尊叶帅为“尚父”；视邓老如“干爹”。自己兢兢业业、旰食宵衣，使尚父干爹认为孺子可教；然后周公辅成王，实至才能名归——搞中国式的上层建筑之宫庭政治，岂可做急色鬼？而国锋不此之图，他却专靠个汪东兴和“八三四一”。还要把全国归心的邓大人放入冰箱。“臣光”如在世，睹此，岂不把胡子吹断？

华某如看不懂《通鉴》，至少也该看看《三国演义》嘛——据说多尔衮当年就是看了《三国演义》，才能“入关破贼”的。

《三国》上不是有一段孙权向曹操称臣，要拥戴曹操受禅做皇帝的故事吗？聪明的曹操不干，反说，“是儿（孙权）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曹操之才之威，坐上去还怕“火烧屁股”，你华国锋何人？尔原受“先帝”之“托孤”，“保护我家属”；如今“先帝”尸骨未寒，尔就摇身叛变，“取天下于寡妇孤儿之手”，马上就要坐上连曹操都不敢坐的“金龙宝座”。

国锋、国锋，你屁股皮究有多厚，在炉火之上、不怕烧焦？华主席终于被炉火烧了屁股，而住入解放军医院，不是活该吗？

邓当上皇帝小康之局

现在言归正传，该谈谈邓上皇了。

邓小平在文革中，以刘邓司令部的副司令员的身份而大难不死，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偶然”！

既不死矣，则劫后“轮流坐庄”，由小平居首，那又是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既统兵、又抓党，他们贵党阵营里，毛周而后，实无第二人。

老邓既能位尊九五，就可南面称孤，但是老邓不干，却拣个“太上皇”做做。这一点，我们搞历史的阅人多矣，不得不对老邓翘大姆指！

老邓接下了老毛那个几乎亡国灭种的烂摊子，数年之内，就把那些“罈罈罐罐”又排列整齐，搞得有声有色。笔者隔洋看戏，曾大为叫好——许之为“小平中兴”。为此老朋友之间，尤其是躲在台北看戏的老辈，曾对不才此“中兴”之说，大吹胡子，认为我“把邓小平捧得太高了”。其实“中兴”不算过誉呢。数数我国历史上从“光武中兴”到“同治中兴”，比比看就知道了。

就以老邓能“退居二线”、能屈能伸，立功立德，做个“温莎王子”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最高当局”中，就找不出第二人。君不见他两个贵党中的一些小党棍，连个小书记、小委员、小国代、小立委，也互不相让，打得头破血流，遑论一国之主？

笔者去岁“三访大陆”，看到邓上皇的中国，颇“有点升平气象”。这句“过誉”之词，又惹起一些老朋友头顶冒火，又作文、又做诗，明数暗喻，大大的教训了一番。其实我们书生谈国事总该恕道一点嘛。你要老邓把老毛那个烂摊子，一下就搞出个花团锦簇的“大治”之局来，怎么可能呢？不如阁下梦想，就要拆老邓“务实派”的后台，再让四人帮的余孽卷土重来？

凭良心，老邓能在短短数年之内，搞出个“小康”局面，就很难能可贵了。至少大陆上今日已没有“生存问题”（problems of survival）的威胁，倒悬之局已解，“裁兵百万”，看来已比台湾人心还要安定些，也就不错了。

接班只“动口”问题不大

当然今日也有人担心，大陆能有此小康之局，小平只手擎天之功也。小平一旦归天，人亡政息，奈何？

这当然是个问题！它是我们祖宗遗传下来的老毛病嘛。其贤明如康熙皇帝者，心爱的幼儿，也难免要做个“赛思黑”。所以邓上皇所钦定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否可以天如皇意，顺序接下去——（秦始皇还要搞个万世梯队呢！）老邓恐怕也还得去问问马克思。

再者，纵使“接”得下去，那种“钦定”办法也太落伍了。今世何世？还要继续把人民当“阿斗”，搞尧舜之“禅让”？

不过话说回头。这原是我们的老办法嘛。大陆要搞美国式，甚至台湾式的普选，恐怕还要有一段很长的“训政时期”呢。权宜一下、落伍一下，无伤也。只要不搞得人头滚滚就好了。在这方面，事实上我们隔岸观火的人，大致也可放心，因为为接班而占山头、而打仗的“落伍”时代毕竟过去了。

且看看“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列宁死后，斯大林、托洛斯基二派内战终未打成。斯大林谒见马克思之后，只杀了个贝里亚。赫鲁晓夫搞掉斯氏钦定接班人马林可夫的方式很“落伍”，但没有流血。布里玆涅夫暗搞反赫政变，方式更下流；但是那个俄国的赫鲁晓夫还是寿终正寝，并且据说养老金相当优厚。

老布死了，如今又已接班两次。大小老毛子并未拔手枪。

我们再回到北京看看。纵是老毛死得一团糟，也只把他泼辣骂街的老婆抓起了事。目前且把那些连任“司令员”和“政治局委员”们喊出来，到天安门历史广场排排队、看看相。他们之中出一两位阿奎诺娘子，纵或有之；但是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大“势”之前，搞国民党当年的什么“非常国会”、“扩大会议”、“护党救国”或共产党式的“五七一计划”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时代毕竟不同了嘛。老百姓不再“愚不可及”，人心也不思乱嘛。

所以，朋友们！只要他们国、共两党、天纵英明的领袖们，稍有“君子之风”、“动口不动手”，则“接班”问题不大。君不见那位在“秦城”之内，吃得白白胖胖的江太后，据说她对老邓的“开放政策”，也心服口服了。今日纵把“四人帮”放出来回头接班，也不会对“现状”有太大改变。老邓说只要政策对头，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这话大致可信。

“小平变法”的前途

邓公百年后的接班问题虽不太严重，但是老邓今天搞的这一套“政策”本身，能否永远搞下去而不出毛病，倒是个天大的问题。

邓小平今天在搞些啥子！

朋友，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三千年中国历史全局来看，邓小平今天所搞的实在是继商鞅、王莽、王安石之后的，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变法”！——（康梁哪够资格陪衬）——说者或问，孙中山岂非“变法”乎哉？曰，非也。孙国父搞的是“革命”。“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变法”，除“公孙鞅”之外，二“王”都彻底失败了。商鞅本人虽被“车裂”（是被五部牛车，拉成五条肉块），他的变法的效果，却是大大地成功了——秦人之能终于统一东亚大陆，推源究本，商鞅应居首功也。

老邓这个老牌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眼看马恩列史毛那一套“旧法”搞不下去了；他甘冒两耳重听之大险，来搞一套邓小平之“新法”以代之。

什么是邓氏之“新法”呢？这“新法”便是治亚当·斯密、里嘉图、马恩列史、凯恩斯等于一炉的华侨饭店的“炒杂烩”，见利忘义（忘了恩师老马之义）的伟大的“机会主义”是也。

读者知否？敝老师胡适之先生，终身所说教的那一套所谓的“实验主义”，原来的老名字就叫“机会主义”。只因杜威等一批书酸子，嫌此名不雅，乃改成“实用主义”、“机具主义”、“经验主义”和“实验主义”来——也就是老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机会主义”（opportunism）并非“投机取巧”。它亦意味着“因时制宜”、“见机而作”，多谈问题、少说主义，不拘泥于死教条的一种哲学思想，和与这思想（胡适思想）相辅相成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老美立国二百一十年，靠的就是这个传家之宝。老胡活了七十二年，终身言必称美国，宣传的也是这一套。

可是老胡只是吹了一辈子，从未实行过一句。噫嘻乎！夫子叹道之不行也，乘桴浮于海。想不到，东方红，太阳升之后，现在又出了个“我的学生”邓小平，要大行胡适思想。躺在台北南港的胡老师，如地下有知，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如今小平以老胡之术，变老马之法——变掉变不掉呢？“老胡之术”究有多少真理存乎其间，其一也；老毛胡搞了三十年，至今已积重难返，老邓毅然挺身向前，其劲是否可以“格桐轮”，我人亦不知也。

所以今后历史家要为邓公“论定”，就不能只看他个人的生死荣辱，或二世、三世之是否争气。如邓氏这样的历史人物，“盖棺”奚可“论定”？历史家要看的是这个“第四次变法”的结果如何？

老邓如“变法”有成，二〇五〇时率耀邦、紫阳自云端下望；见中华大地足与老美争辉，则邓公本人虽遭车裂，也何伤其伟大？如变法失败，搞了二三十年，还是一穷二白、党棍满街，则邓公百年后，由二世三世装入水晶棺材，再塑八千兵马俑相陪，也是徒然！

“小平新法”的本质

然则小平新法之成败，究可蠡测一二否？曰，唯唯否否。

预测成败，原是“星象家”之术。历史家与历史制造者，都不可胡说。盖历来替历史算命之人，自孔圣人、秦“始”皇、经马恩列到孙中山，无一不错。唯一的一个“不幸言中”者，便是句句发金光的毛泽东。他预测他死后，“右派要当权”，才是分厘不爽！我辈无“伟大的舵手”之才，恶可信口开河？

不过，我国古代法家论政，总是“权”“势”并列。吾人不能妄谈邓公百年后，掌舵者之权；然于“伟大舵手”舵下江河流水之“势”，倒未始不可顺流而瞻望之。

盖近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生活几经动乱，终于落实至今日美苏之两大模式。然则此两大模式之利弊究在何处。简言之，“美国模式”、“社会重于国家”（society stronger than state）之模式也。“苏式”则“国家重于社会”（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是也。

“社会重于国家”，则此“国家”之形式与运作，端视乎其社会发展之取向以决定之。十八九世纪之西欧与北美，由于生产之发展，带动中产阶级之兴起。中产阶级为抢夺政权，终能架空王室（state），摈斥教会（church），而完成其以中产阶级为政权基础之英美模式。在此模式中，“国家”成为“社会”之附庸。“社会”兴隆则“国家”强盛；“社会”如由僵化而病入膏肓，则“国家”亦随之毁灭。此模式发轫于古希腊。近世西欧封建制崩溃后，民族国家代之以起，社会重于国家乃变本加厉矣。

“国家重于社会”之模式则不然。处此模式中，则“社会”之变革，悉听命于“国家”。“商鞅变法”时所搞的“强本抑末”；秦人统一六国之后的“废封建”、“立郡县”、“开阡陌”（亦即化公田为私田的古代“土改”），均是由“国家”下令，强制执行之。汉武重农轻商，与夫“士农工商”阶级之划分，原也为“国家”之“政策”，日久乃习惯成自然，变为“社会”之“习俗”。“社会”形式之构成，实由一极权“国家”下令规范之、铸造之、非自然演变之结果也——此点，马克思、汤恩贝二大师，均因不通汉学而谬论之。

商鞅、嬴政之后而“千载犹行秦制度”，国共两党政权亦均“秦制度”之延续，并无基本上之变动。此亦我东方之政治传统也。斯拉夫俄人臣服于蒙古帝国二百余年（1240-1480），处于东方传统之边缘。十月革命之后以集权之中央政府，推行有效之现代化，遂成为今日足与老美抗衡之“苏俄模式”。

处此模式之中，则“社会”为“囯家”之尾闾。国家机器如完整有效，运用灵活，则社会蓬勃、人民安乐，反之如机件锈烂、操纵失灵，则社会百病丛生、民无噍类。

此一“国家机器”之操作者，在中国专制时代，则取决于一“家”；及其演变为“苏俄模式”则取决于一“党”。

孙文革命之初，颇醉心于英美模式。“同盟会”本身即一“三权分立”之革命政党也。至辛亥之后，袁氏窃国，孙公始悟此一模式与我国政治传统凿枘不投。“二次革命”（1913）之后，孙氏乃有“盲目服从党魁”的权宜之计。至列宁统一苏俄，十月革命大功告成，孙公乃大悟“今日中国之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924致蒋介石函）

孙既改采“苏俄模式”，果然成效立见。身死未几，即为国民党政权之“太祖高皇帝”矣。

国民党“以党治国”数十年，总理、总裁、主席均享有无上之权威，斯与“以家治国”究有何异？然治国以家，究有两千余年之经验；而治国以党，学之于三五年之间也。经验不足，则毛头小子纵横捭阖、上下交征利，不旋踵便使机器锈烂、党徒异化，弄得万民倒悬了。笔者近年序李宗仁之书，有关抗战后，国民党腐化之一段，曾说，“‘一党专政’不是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

由于专政无能，国民党才把从倭寇手中夺回的锦锈河山，再让给中共去专政一番。中共何物？孙国父户口下之“二房”也。二房搞了三十年，其胡涂暴戾有甚于老大。直至小平崛起，始悟“苏俄模式”虽较近乎“汉家传统”，然在现代化途中，落伍殊甚。吃一堑、长一智，邓小平乃再走回头路，学中山搞其党内变法。“学台北”，“以美为师”，以求速效，以解倒悬。然小平无法扬弃其腐烂已甚的“苏俄模式”，仍搞其“四个坚持”；在所谓“特区”（希望将来包括港澳台湾），则搞其并无“中产阶级”存在之“走资”。前者似马已非马，后者称驴不是驴。呜呼！将伊于胡底？如今大陆之上，驴马杂沓，满朝文武手忙脚乱，是“小平变法”现阶段之实质。吾人隔海观之，尚不知老邓的“实验社会主义”（pragmatic socialism）将这群杂沓驴马，赶向何处去，姑拭目耐性而待之。

“制度”从何来

笔者作上述观察，并非对“小平变法”持悲观态度。相反的，吾之态度甚为乐观。何也？

因小平继老毛之后。老毛者，无法无天也。因此“小平变法”，不管变出个什么“法”来，总比毛老大“和尚打伞”要强得多了。语云，“穷则变、变则通！”小平变法，是非变不可也。

因此邓公今日之问题不在“变”，而在“通”。“变”之不停，日久必“通”——问题是哪年哪月，才能“通”，时间问题也。更切要者，“通”的时间，不可拖得太久，久拖而不“通”，是亦专政而无能，最好不打自招，退位让贤。

然则“通”之定义为何？“通”者，能搞出个合理可行的“制度”，为往圣做综合，为百世开太平也。

我国汉朝的“文景之治”，其重要性不在图一时之强，而在为后世立一帝国制度也。美国革命后，全国一团糟，“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闭门思过，搞了五年（1784-1789），最后搞出个联邦制度来。时至今日，纵我美籍华裔，亦蒙其惠。

但是一个“制度”，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礼记》作者曰，“文王周公、制礼作乐”，是牛皮匠之胡吹也。

“制度”者何？智慧与机运之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

今日老邓有此“非变不可”之“机运”——僵化了的国家或社会如末季满清，和今日苏美，则往往欲“变”不能！苏联政府今日便无法改制，美国社会秩序，亦永无改善之望也。二者均已过份僵化矣。

邓公今日亦有其现成的“智慧”可师，毋须搞空中楼阁，强不知以为知。盖今日世界上之政治社会制度，已演变成非杨即墨、非红即白、非苏即美之两大主流，各有短长。老邓别无他途可循，渠必须（着重“必须”二字）于两大主流之间，截长补短，搞出个中间制度来。

老邓如是个好学生，他可兼收二者之长，而凌驾之；老邓如是个笨蛋，则并蓄二者之短而超过之——令人望而生畏者，则是两个极端皆可能是最后结局。如前者是将来，则二十一世纪将为“中国世纪”也。如将来是后者，则中华民族万劫不复，老邓亦遗臭万年矣。

简言之，即是小平变法，今日有“法”可“变”，虽经纬万端而方向极其明朗——必在美苏之间也。小平不能开倒车，再回头学“苏联老大哥”，迷恋其“光辉的五十年代”（这点最令人担心。共产党人当局者迷，不知“六七十年代”是“五十年代”的必然后果）。

小平今日也不能只在经济上专学老美。王莽、王安石之变法，便是专搞经济、忽视政治，搞出毛病来。商鞅的成功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双管齐下，同时解决！大陆今日的迹象是一致“向钱看”，认为魏京生、王希哲、王炳章，抓起了事——这和台湾当年抓柏杨、李敖如出一辙。认为只要“经济”起飞了，“政治”不是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绝不可能全学美国，学到美国这样色情、暴力、罪犯——个人主义泛滥亦不是好事。但是扶植人大、政协，使其渐次走向较民主的议会政治，减少甚或取消“党天下”，使“国家”和“社会”平衡一下，恐怕是必经之途。

吾人处八十年代之今日，在思想上当“洋奴”或“遗佬”，都成过去。今世西人以官吏作“公仆”固是进步；中国传统的“为民父母”、“作之君、作之师”的“牧民”思想，也不一定全是“封建残余”。美国社会今日之僵化，便僵在富而无教，公仆太多，君师太少；中国则反是。何以平衡之，那就看强而有力的政治家的“智慧”了。

总之，今后中国制度，总应在“国家”与“社会”平衡的大方向上发展才是。吾人今日已有此“机运”，今后是否有成，端视我们“伟大的舵手”和全国人民是否有此“智慧”了。

我为全民族复兴之智慧与能力而担心，不为邓公百年后“接班问题”作杞忧也。

小蒋总统的历史地位

在大陆上这个惊天动地的“变法维新”运动之中，台湾在这舞台上表演的是什么个角色呢？

笔者十余年前，尝为文以三十年来之台湾与十七八世纪之英国相比拟。台湾在日人统治之下凡五十年，与大陆隔绝殊甚。国民党一旦自大陆败退，全师移台，变成宝岛上之统治者，其情况颇似早期英国之贵族。然三十余年与民休息、努力经建、恩惠专政之结果，终使经济起飞，而中产阶级乃随之崛起。崛起之后乃向皇室争权，皇室步步退让，最后必被全部架空而后已。这也是个历史上必然发生的客观实在。不因元老派吹胡子、瞪眼睛而中止也。

成长于台湾的“青年才俊”，事实上不特今日早已掌握宝岛上之金融文化，足迹亦已遍布全球。若辈如今不论寄身“党内”、“党外”或“台独”，其中产阶级之背景，与服膺“美国模式”之思想，与鄙薄“马列史毛”之态度，则颇为一致。

此辈青年才俊，弥补大陆上“十年浩劫”之文教空白，中华民族中不世出之精英也。在民族史上必有其不灭之地位与影响。台湾国民党中仍多的是抱残守缺之辈，然相形之下，必被若辈全部淹没而后已。

在此一大“势”发展之下，小蒋总统之作风，实有足多者。经国出身“高干子弟”，本是上海滩上小花花公子；嗣又留学苏联、列名共党，清算老父。回国后又在乃父亲手训练之下，搞国民党派系政治，弄权攘位，终于父死子继、位登大宝。

这一连串的复杂背景，老实说，均不足为经国病。把他和邓小平乃至国共两党的高级派系领袖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同者，他有个精心培植他的“好爸爸”而已。但是刘禅也有个了不起的老子，还加上个诸葛亮，结果还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经国之步步上升，亦自有他自己了不起的一套。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国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勇气突破他老子那个破框框，而另搞一套。表面看来，蒋氏忠孝传家，前朝圣训，祖宗家法，半字不可易——经国似乎也是个“凡是派”。其实隔洋冷眼旁观，其父子之间，却有“独裁”与“民主”，“毁法”与“守法”之异。

比起那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毛泽东来，那“然诺重千金”、“礼贤下士”的蒋中正，还可算是个君子。但是蒋氏那副崇德、崇日而鄙英、轻美的个性，使他天生个独裁的坯子。蒋公是位干材，什么事都可做，就是不能做个“民主政治家”——他血液里，没有“民主”细胞也。介石如脱下征衫，隐姓埋名来在“基层选举”里，竞选桃园县长，他那副臭烘烘的样子，就保证他必败无疑。大陆易手之前，知蒋人士就说他“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前者事实上是句褒辞——蒋某颇有人性，做得没有老毛那么“绝”，后者则是对他个性的写实。

小蒋在这方面，比他老子好得太多了。这是他们父子个性不同，也有人说，那是时势使然。但是像小蒋先生那样的人，能够顺应时势、潮流，那也就够不平凡的了——他老头子就做不到。

他们在“守法”（不管王法、民法）方面，也父不如子。老蒋“仗仪”而轻“法”。一言九鼎，有“领袖人格”、“江湖义气”——他这项威风凛凛的个性，便吃了共产党周恩来等人的大亏。但是蒋公素不守法，纵是他自订的“陛下之法”也没有遵守的习惯。

这一点，小蒋则“现代化”多矣。经国比较守法。君不见，吾之小友李敖，动不动就骂他老子，骂他晚娘，经国皆能曲予优容。否则他就只能“绳之以法”。而李敖这小子是个好律师。你在法律上“绳”出个漏洞来，李某会东引一“条”、西引一“则”来加以反控，搞个Jao Li VS. ROC。这样，告到法院去，则那些护宪大法官，就不定能辩得过狗头讼师李敖。免得为李某打“知名度”，恕之了事。一方民主，一方强项，都受人恭维，各得其乐——李敖也变成台湾民主、法治、学术自由的头一号大招牌。小蒋总统也就变成中华三千年史上第一个守法而民主的最高执政者。这都是小蒋总统、打破历史纪录的地方。

敖之，敖之！你如住在“老蒋”、“老毛”、甚至“老邓”的治下——从实招来，你敢？

打内战如打老婆

所以，台湾在小蒋总统治下，今日已颇具法治、民主之雏型，中国历史所未有也。加以三百亿美元外汇存底，宝岛居民如知足，这都是值得自豪之事。凡事有客观标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求全责备，鸡蛋里找骨头，哪能十全呢？

台湾既有此“美国模式”民主法治的基础，民心怕乱。小蒋总统一旦不讳，中国老百姓是善良的，甘棠之思，可能更会感人。民心不思乱，宝岛自有出路、不会乱也。

台湾今后之走向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盖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党内外人士之是否有器度耳。台湾如真能搞出个“议会政府”来，繁荣、安定、人权、民主，大陆对镜自照，亦非走此路无他途也。

大家既能在思想上、制度上一致矣。形式上的统一余事也。用不着担心水到而渠不成也。

有人或担心大陆或随时对台动武。邓胡诸公不一再作此威胁？

读者知道吗？“打内战”亦如“打老婆”，既打就不能泄气；泄气了就不能再打。他们双方已泄气三十余年了，老伴不能再打了，以后就动动口吧。让我们公正的海外华人来评评，公婆哪个有理。

1986年5月4日于北美洲

二、书后（李敖）

两个月前，唐德刚先生在海外发表了一篇大作，标题《邓蒋两公百年后——海峡两岸必须面对的变局》。大作写后二十四天（五月二十八日），他从美国写信给我，问我近况，我到今天还没回信，就用这篇读后感，权做回信吧。

德刚先生的大作，可粗分两大部分，前部分说“邓”（邓小平）、后部分道“蒋”（蒋经国），读过以后，整体的印象是：他说“邓”部分，出语多精；道“蒋”部分，出语多错。我试选几个角度，写上一点。

成龙不成龙问题

德刚先生说：

毛泽东先生“固一世之雄也”！谁知死后（正如江娘娘所哭闹的话）“尸骨未寒”，老婆便被拉进牢里去。一个牛皮吹得那样大的“风流人物”，死且不能保妻子，躺在玻璃棺材里，陈尸示众，也够丢人现眼的了。

毛主席错在哪里呢？错在他当过小学国文老师，汉文底子不差，读了些《资治通鉴》。他实行了一辈子“通鉴主义”，却又自命为“五四青年”，崇洋学时髦，不听司马光老师的话，而硬说那是什么“马列主义”。结果呢，他所鄙薄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上，相形之下，都不失为“真‘龙’天子”，而毛公死后，在历史上却只能算是一条“长虫”——历史上哪里有过一个“开国之君”一旦龙驭上宾，太后就被人抓起来的呢？有之，那也就只有“且看今朝”了；这样，这位大行皇帝也就不配做“龙”了。

依我看来，毛泽东“死且不能保妻子”、“一旦龙驭上宾，太后就被人抓起来”的情况，正好证明了共产党制度和“大臣”的胜利，因为有了那种制度和“大臣”，所以新时代的吕后不能当权，制度使她调不动部队、“大臣”使她俯首就擒。老毛死的时候，第一代的革命战友虽然与子偕老，但大都还在，这批人很凶，他们的老底子尚堪一斗，“非其种者，锄而去之。”结果吕后垮矣！反看蒋介石，虽文墨不如老毛远甚、不会写“还看今朝”的“沁园春”、也读不懂《资治通鉴》，不过此公做皇帝的大脑，却比老毛还十足。但他一旦龙驭，小龙就接上了龙，由美国保妻子、由“大臣”受顾命。国民党的“大臣”为什么这样不争气，原因在他们够不上是第一代的革命战友，只不过是准第一代的马屁战友，真正第一代的革命战友早被老蒋杀的杀、关的关、驱逐的驱逐，最后，台湾剩下的，都是些下三滥同志。这些同志，有奶就是娘，跟太后、跟太子，任凭君命，所以老蒋死了，小蒋在台湾做上皇帝。台湾的大行皇帝配做龙而大陆的大行皇帝不配做龙，对比之下，正看出了国民党革命革得比共产党还堕落得多！

元老重臣问题

德刚先生又说：

华主席虽在政坛上昙花一现，他毕竟是中华五千年史上一位“后主”，何以仓惶辞庙呢？原来他也忽视了司马老师资治的训诲，而犯了一些宫庭政治的清规戒律。

身为“幼主”，他最重要的倚靠阶级，应是元老重臣。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华主席如果也读过《白话通鉴》，他正当的做法，应该是尊叶帅为“尚父”；视邓老如“干爹”。自己兢兢业业、旰食宵衣，使尚父干爹认为孺子可教；然后周公辅成王，实至才能名归——搞中国式的上层建筑之宫庭政治，岂可做急色鬼？而国锋不此之图，他却专靠个汪东兴和“八三四一”。还要把全国归心的邓大人放入冰箱。“臣光”如在世，睹此，岂不把胡子吹断？

依我看来，华国锋并非不尊叶帅为“尚父”，问题仍在共产党的制度和“大臣”不吃这些。你小子坐直升机上来，何德何能，想捡便宜？你办事，我们才不放心呢！邓小平等是有志气的人物，更非易与之辈，此老毛早对赫秃头言之。薄天子而不为的人，岂肯做空头“尚父”？所以问题不在华驾驶肯不肯尊“尚父”视“干爹”也，问题乃在邓小平等不甘天下落入妇人孺子之手也。反看国民党的“元老重臣”，则全无志气，所以一个个乖乖在冰箱中做“尚父”做“干爹”，蒋经国可把好听的称呼朝冰箱中一路直叫，“元老重臣”的干瘾是过足了，可是距干冰也更近了。

蒋经国不如阿斗

德刚先生又说：

在此一大“势”发展之下，小蒋总统之作风，实有足多者。经国出身“高干子弟”，本是上海滩上小花花公子；嗣又留学苏联、列名共党，清算老父。回国后又在乃父亲手训练之下，搞国民党派系政治，弄权攘位，终于父死子继、位登大宝。

这一连串的复杂背景，老实说，均不足为经国病。把他和邓小平乃至国共两党的高级派系领袖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同者，他有个精心培植他的“好爸爸”而已。但是刘禅也有个了不起的老子，还加上个诸葛亮，结果还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经国之步步上升，亦自有他自己了不起的一套。

依我看来，蒋经国在小手段上固然亲受共产党训练与“乃父亲手训练”，比阿斗高明；但在维持大局与对中国未来看法上，其实还不如阿斗。阿斗“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他能用到诸葛亮，“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这是很不得了的成绩，比蒋太子只用奴才、空言反攻而军旅不兴赦却妄下高明多了。至于阿斗最后成全中国统一，知道“龙虎战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这也比负隅而不知“天命”者高明百倍。且阿斗班底中，还有北地王谌那种戈倍尔式“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的殉节之士，蒋经国有吗？一旦完蛋，丢人现眼可有得好看呢！

蒋经国“曲予优容”李敖？

德刚先生又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国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勇气突破他老子那个破框框，而另搞一套。表面看来，蒋氏忠孝传家，前朝圣训，祖宗家法，半字不可易——经国似乎也是个“凡是派”。其实隔洋冷眼旁观，其父子之间，却有“独裁”与“民主”，“毁法”与“守法”之异。

又说：

他们在“守法”（不管王法、民法）方面，也父不如子。老蒋“仗仪”而轻“法”。一言九鼎，有“领袖人格”、“江湖义气”——他这项威风凛凛的个性，便吃了共产党周恩来等人的大亏。但是蒋公素不守法，纵是他自订的“陛下之法”也没有遵守的习惯。

这一点，小蒋则“现代化”多矣。经国比较守法。君不见，吾之小友李敖，动不动就骂他老子，骂他晚娘，经国皆能曲予优容。否则他就只能“绳之以法”。而李敖这小子是个好律师。你在法律上“绳”出个漏洞来，李某会东引一“条”、西引一“则”来加以反控，搞个Jao Li VS. ROC。这样，告到法院去，则那些护宪大法官，就不定能辩得过狗头讼师李敖。免得为李某打“知名度”，恕之了事。一方民主，一方强项，都受人恭维，各得其乐——李敖也变成台湾民主、法治、学术自由的头一号大招牌。小蒋总统也就变成中华三千年史上第一个守法而民主的最高执政者。这都是小蒋总统、打破历史纪录的地方。

敖之，敖之！你如住在“老蒋”、“老毛”、甚至“老邓”的治下——从实招来，你敢？

依我看来，在不守法一点上，蒋家父子别无二致。所谓不守法，意义有二，一为不守良法，一为制造恶法。当然所谓良法，也是比较言之，真良则未必也。例如《中华民国宪法》不守，且制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恶法出来，就属此类。老蒋小蒋不守良法则一，但在制造恶法上，实更“父不如子”，因为小蒋十多年来，又叠床架屋的制造了不少新恶法，恶恶相济、变本加厉也变本加“利”矣！

至于德刚先生说李敖骂蒋经国，蒋经国“曲予优容”的话，这根本就完完全全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一点也没有“曲予优容”之可言，反倒是把李敖人全面封杀、把李敖书全面查禁。至于至今李敖尚逍遥法外，没有“三进宫”（第三次入狱），并非因为蒋经国守法，（若是守法，过去李敖也不会二度坐牢了。）而是由于他们深感李敖是没那么好抓的，抓了会烫手耳！另一方面，蒋家天下的反动势力，也日趋式微，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不敢轻举妄动的缘故。德刚先生把独裁者的无力作恶、不敢作恶，误认为是独裁者的宽大，这是绝对错误的！至于德刚先生说“老蒋”治下云云，事实上，我第一次做政治犯，虽在“老蒋”治下，但实际非法抓人的元凶，则是子承父业的蒋经国。由此可见，问题不在“老蒋”治下或“小蒋”治下，问题乃在当时他们的处境，别忘了当年在一定压力下，中共的《新华日报》且可在“老蒋”治下发行呢，那种“宽大”，今日蒋经国所不及也。由此可见，德刚先生论列蒋经国，说“小蒋总统也就变成中华三千年史上第一个守法而民主的最高执政者。这都是小蒋总统、打破历史纪录的地方。”云云，不但是连国民党新闻局长都说不出口的谀词，并且完全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对这些谀词与神话，我要严正的抗议！抗议！

1986年7月14日，蒋经国政权既不守法又不民主的判郑南榕、王镇辉之夜，在台北写。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经国与经济定律

——发作·发作·大发作

医学上有所谓“小发作”（Petit Mal）、“大发作”（Gand Mal）。“小发作”代表一种癫痫（Epilepsy）的发作，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时间也很短，不过几秒钟。“大发作”则相反，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这种发作，古人不知道是由于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反以为是恶魔附体。法文这字原意，就是大恶魔，即因此而来也。

虽然事实真相已明，但是，若把这字借用到国民党身上，看来看去，觉得还是恶魔附体来得逼真。

国民党最近宣称要在4月1日起实施加值型营业税，究其目的，不过在以不增加税负为名，实质上获得每年五百亿的税收增益。国民党这样利令智昏，十足是一种恶魔附体的“大发作”。所谓实施加值型营业税，谈何容易！在亚洲地区，日本、新加坡都不敢擅行此制，韩国已行之失败，哪里轮得到国民党来捡便宜？国民党不自量力、一厢情愿，最后不搞成烂摊子，那才怪呢！

国民党已多少自知搞这套把戏，会引起物价波动。3月21日第一党报《中央日报》登：“经济部物价督导会报昨天表示，新制营业税实施后，业界如经确定以联合行动借机抬价，将即移送警检单位，径行依法诉究以防止操纵市场。”“消费者方面如发觉有不合理涨价情形，亦应挺身向消费者团体举发，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物价警察’角色，不盲目跟风抢购，自可有效对抗哄抬行为。”看到了吧，这就是典型的恶魔附体！

试问，什么叫“物价警察”？这种不通而落伍的观念，其实正是近四十年前蒋经国老毛病的发作。近四十年前，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身份，调来“戡建大队”，动员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倒行逆施。蒋经国的发作，正是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所说的，在“以警察国家的方法来压制经济定律”（an attempt to repress economic laws by police state methods）。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蒋经国的无知妄作，真是千古笑谈！

不过，近四十年前的恶魔附体“大发作”后，拆了滥污，还有台湾可逃；今天还要“大发作”，可逃之处，却就不比马科斯多了。我总觉得，国民党是指时可待的一条死鱼，他临死之前，还要在沙滩上瞎挣扎一阵，自不意外。但是，不论这条死鱼如何“大发作”，我们伸张天讨，总是要紧迫盯之的。伸张天讨，才是人情，我们不替天行道，还等谁呀！

1986年3月24日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谁要见蒋经国？

5月28日《民众日报》登：

民进党国大党团昨天第三度致函蒋经国总统，希望能于6月20日以前，安排时间接受他们的拜会，共商国是。

如果仍不能获得答复，该党团将主动前往总统府拜会。

该党团在信函中指出，他们曾先后在4月7日及4月17日致函总统，希望能安排时间晋见总统，共商国是，但是迄无回音。如果总统日理万机，未能拨冗会见，总统府亦宜回函告知。金门老农寄送总统蔬菜特产，总统曾回函致谢。一个国大党团岂尚不若一个老农？

信函中指出，他们党团十一名成员，分别自全国各地选举产生，拥有一百余万张选票，代表各阶层民意，两度请求拜会而不可得，他们又将如何向各地选民交代？如果他们此次仍不获回复，他们将择期主动前往总统府拜会。

这是一个有趣的消息。

两个星期后，6月11日《民众日报》上又登：

民进党国大党团三度致函总统，请总统于6月20日以前接见他们，畅谈国是的意愿能否达成，十一位党团代表至昨天为止，都不表乐观。

为了表达他们晋见总统的强烈意愿，国大党团计划于今天的党团会议中，就可能遭到拒绝后的因应措施进行讨论。由于前两次的致函行动中，总统府对于民进党国大党团的意愿，均未表示“是”或“否”，仅以“沉默”表示拒绝，因此民进党团成员对总统府此种未置可否的举措，极为不满。

他们认为总统是经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选民要见当选人，竟然“置之不理”，不仅缺乏平常应有的礼貌，也有违治权机关向政权机关负责的原则。

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在国民大会和国代聚餐时，曾向民进党国大党团召集人周清玉表示：“有困难。”但是民进党国大党团成员则认为，即使有困难，总统府亦应维持最起码的礼节，回函表示“困难”的理由。

因此他们在感到未受重视的情况下，部分成员主张十一名成员轮流到总统府站岗，看看总统是否真的“有困难”。也有的人建议在6月20日未获回音之后，集体到总统府，直接晋见总统。由于这些做法都有其负面效果，因此他们将在今天的党团会议中，从长计议。

在民主国家，总统接见国会议员或民众是很平常的事，然而由于总统国事繁多，时间有限，不可能接见每一个想晋见的人，因此总统不接见民进党国大党团的代表，应可谅解。但是身为总统幕僚的总统府秘书处人员，对于求见的信函，不管能不能见，至少应有信必回，一则可以维持应有的礼貌，二则可避免破坏元首的形象。所以总统府幕僚人员对于民进党国大党团的致函，应以平常心处理，而不应一而再、再而三的置之不理，徒增在野人士的不满，破坏朝野之间的和谐。

这又是一个有趣的消息。

我说它有趣，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我认为民进党国大党团的代表们，他们根本不该“三度致函总统，请总统于6月20日以前接见他们”的。他们这样做，未免太失掉强硬的反对者立场了，也未免太下贱了。这样一封信又一封信的自取其辱，他们真太没见识、没脊梁了。

对外自卑、对内自大的独裁者蒋经国，显然在有意以根本不理的方式，羞辱这批没见识、没脊梁的糊涂人。他们抱怨连金门老农送特产给蒋经国，蒋经国都回函致谢，怎么“一个国大党团岂尚不若一个老农”？其实，话说开来，你们这样自失立场、自甘下贱，就正显示连老农尚不若！——老农是无知的，可是你们呢？

民进党国大党团元老之一周清玉，在蒋经国这次窃国竞选“总统”时，居然投他一票！投了还不说，还要当众亮票，以示效忠之忱！这样子自失立场、自甘下贱的糊涂人，又怎么能被人看得起？民进党国大党团的代表们，不知跟这种人“划清界限”，反倒近墨者黑，这不是台湾人玩政治的大笑话，又是什么？

别以为他们这样做，是自己发明的菜主意，其实他们是有所本的。本的就是尤清做“监察委员”时求见蒋经国那一幕。尤清求见蒋经国，其无识无脊椎，自不消说，但他有一不同，就是碰了钉子后，没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求见不已，比较起来，此“清”（尤清）比彼“清”（周清玉等）虽糊涂同一，但皮厚尚属有别也！

连古代专制时代，天下尚有“不召之臣”；如今所谓民主时代，居然反对党民意代表自我向小蒋求召应召，这些人真太莫名其妙了！咳，台湾人的政治规格！

1987年6月16日晨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外编

苏联时期的蒋经国（江南）

——访蒋传作者江南

蒋经国留学苏联背景

记者：开门见山，请问蒋经国选择留学苏联的背景如何？

江南：中国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的地点，大约分三个时期。先去欧美，学人家坚甲利兵的本事，即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甲午战争以后，国人认为，近邻日本，更值得效法，于是清末民初，留学东洋，成为时尚。如蔡锷、唐继尧、阎锡山、蒋介石、张群、鲁迅等，都是日本训练出来的留学生。一九二二年后，形势大变，改去苏联。

中国当时固然不行，却看不起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因为俄国科技落后，又连吃败仗，日俄一役，为蕞尔的小国日本，打得弃甲曳兵，俄罗斯人在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更无足轻重。

十月革命，推翻沙皇，苏联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且，新政权对中国最同情，加拉罕声明，和齐雪林声明，先后表态，表示苏联政府愿废弃沙皇时代对满洲侵略所得的一切权益。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派优林（I. Yurin）来华，和北京政府打交道，一九一三年，派越飞（A. Joffe）来华，且至上海会见孙中山，发表共同宣言。

孙中山呢？他的革命运动，连遭挫折。向英美请求援助，帝国主义，只热衷榨取经济利益，对他的民族革命，和民主运动，兴趣奇缺。突然，列宁派人向他频送秋波，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苏联的势力，因而伸展到中国的南方广州。

蒋介石一九二三年去苏联考察，第二年五月，在鲍罗廷和嘉伦将军监督下，成立黄埔军校，蒋任校长。

这时期，苏联出钱出枪，鲍罗廷以顾问身份，支配当时的南方政府。在鲍的影响下，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很多共产党人，堂而皇之地，渗透到国民党里。

那时候苏联的影响力，和五十年代，“美军顾问团”在台湾的情况相同。儿子向老子看齐，去苏联朝圣取经，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孙逸仙大学象征中苏友谊

记者：蒋经国为什么选上孙逸仙大学？

江南：孙中山在北京去世，第三国际抓着这个机会，一面表示对中国革命领袖的尊敬，以孙逸仙命名办个大学，象征中苏人民的友谊。一面，加深对中国革命的投资，用这个名义，吸收中国青年，去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好回来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运动。

孙逸仙大学在广州、上海、北平招生的时候，经国正走投无路，一脑门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思想。有去“孙大”的机会，就赶时髦，报名参加了。

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

记者：蒋经国这年几岁？报考孙逸仙大学要具备什么资格？

江南：经国一九一〇年三月十三日出生，这年才十五岁。只念过上海浦东中学，正规大学，他是不够资格进的；但你要了解，“孙大”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学。举个最恰当的例子，和改制前的政工干校差不多。是革命学府，有志革命的人，一概欢迎，学历不拘，程度不拘。

记者：刚才你提到蒋经国走投无路，是什么意思？

江南：在上海，他参加上海学生反英游行，即我们所熟悉的“五卅惨案”。上海的工人学生，集体暴动，事情闹得很大，校方认为蒋经国行为越轨，开除学籍。

上海呆不下，投奔吴稚晖。吴在办补习学校。经国又不安份，参加北京的反政府游行，被下狱两周。出狱后，南下广州，投奔蒋介石。

记者：年轻时候的小蒋，想不到这样急进。到了广州以后呢？

江南：蒋先生一定很光火，认为儿子胡闹，但是，也无奈他何。

“孙大”招生，鲍罗廷且负责保送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免试入学。于是，老蒋同意经国的要求，一来解决儿子的学业，一来，藉此讨好鲍罗廷同志，向苏联表态。

记者：假使经国参加考试，也会录取吗？

江南：那就很难说了，据王觉源《留俄回忆录》的记载，看来容易，其实也不简单，一千多人报名，淘汰的十之八九。

留学苏联思想激进

记者：蒋经国懂俄文吗？如果不懂俄文，去俄国怎么办？

江南：经国当然不懂俄文，一百廿名留俄学生，没有人懂俄文，好在，那时候，还没有“托福”。

到了学校，上课用翻译，然后，边学边用，渐渐地能应付了。

记者：请问，经国什么时候去苏联的，进了“孙大”以后呢？

江南：正确日期，是十月廿五日。当时去苏联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到海参崴，搭火车去莫斯科。一是经哈尔滨满洲里，但很不安全，怕张作霖抓人。最后一条路，绕道欧洲，路费太贵。所以，蒋经国和同行的第一批学生廿二人，是乘苏联轮船，由广州到上海，续航海参崴，再走陆路。

革命以后的苏联，缺乏物资，慢车不烧煤，改烧木柴，所以沿途加薪，逢站加水，七千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礼拜。大概十一月十几日，蒋经国等抵达莫斯科，随即入学。

据他的一位同学盛岳夫妇说，经国在学校里很用功，成天钻在书本里，苦研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学说。开会发言，滔滔不绝。写文章，出板报，经常长篇大论地，谈革命大道理。所以，一九二五年，到莫斯科仅一个月，马上变成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他是积极分子，对主义狂热，受到“孙大”党支部的重视，马上纳入党的组织里去，过纪律严谨的组织生活。

记者：何以见得他积极呢？

江南：可举的事实太多了，让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一夜间，杀掉成千上万的共党分子，消息传到莫斯科，“孙大”群情愤怒，集会声讨，蒋经国是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批评他老子的。

后来，中共在“土改”“三反”“五反”期间，也鼓励它的党员，和父母划清界限，严守立场，儿子斗父亲的事，家常便饭。

共产党员与孝子孰重

记者：后来，蒋经国写《我的父亲》、《守父灵一月记》等，又是一付孝子的面孔，你认为，他是真诚的吗？

江南：一九二七年，他批评过蒋介石先生，一九三六年《给母亲的信》，发表于《真理报》，批评得更凶。内容，我不重覆，或者请看拙作《蒋传》。

老头子当然很生气，所以，一九三七年，小蒋从苏联回国，到南京去看父亲，蒋气了两个礼拜拒绝见他。后来，陈布雷说情，才打了圆场。

回国后，环境变了，父子也和好了。公道地说，蒋是个严父，到了台湾，父子相依为命，经国是他的一根手杖，他的孝大部份是真诚的。

记者：经国既于一九二七年，“孙大”毕业，为什么不回国呢？和他同时候的谷正纲、邓文仪等，不就回来了吗？

江南：谷正纲是中国国民党旅苏支部的成员，看形势不对，当然“三十六计，走为上着”。他为什么要回国呢？

第三国际认为蒋经国是可造之才，这年秋天，保送他去列宁格勒，进中央军政学校。可见，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记者：和蒋经国在一起的同学，还有哪些知名人士？

江南：太多了。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皮以书、屈武（于右任的女婿，现任中共政协副主席）、王新衡、白瑜、韦永成（三人是立委）、卜道明（已故）等。共产党方面有邓小平、乌兰夫、杨尚崑、廖承志等。

记者：离开列宁格勒后，蒋经国做什么？

江南：列宁格勒只半年就毕业。之后，奉命留校担任俄语翻译，又留了两年。

据说这时候，他曾请求回国，第三国际，予以批驳。要求分发到红军，也遭拒绝。不过，这只是“据说”，是哥伦比亚大学所编民国人名大辞典的说法，既姑妄言之，我们就姑妄听之。

记者：听说小蒋当时是托洛斯基的同情者，是吗？

江南：一点不错。他并不隐瞒这个事实，但整肃托派的时候并没有牵连他。我个人的研判，是因为他年轻，其次，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斯大林，一代枭雄，眼光一流，他知道，将来还有机会和蒋介石打交道，经国这个筹码，会有大用处，能放他一马，也就算了。很多“孙大”学生打成托派，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劳改的劳改。惨极了。

担任石可夫农村苏维埃主席

记者：大作不是说，经国也下放过吗？为什么呢？

江南：下放是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据说是王明的意思。也可能苏联当时经济情况不好，闹饥荒，把他送去农村插队，有点中共六十九年代对付学生的办法——上山下乡。据哥大出版辞典所记载，王明主张，把经国送到西伯利亚，到阿尔泰金矿去挖金。斯大林予以否决。

但是一个中国人，送到陌生的农村，也不简单，初到的时候，晚上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苏联人，还是有很大的种族优越感。

蒋经国忍辱负重，最后，当上石可夫农庄的苏维埃主席，你说他是不是很了不起？

记者：这样的主席到底有多大？

江南：相当于大陆人民公社的书记。

记者：他当石可夫农村苏维埃主席有多久？

江南：时间并不很久。苏联又调他去做火车站的搬运工人。生一场重病，差点去世。

后来，他的确去了金矿，半年工夫，又派他到乌拉重机械厂，搬铁条，修马路，慢慢升到副厂长。他的太太蒋方良，俄文名是芬娜小姐，就在这儿结识的。

记者：芬娜小姐是什么出身？

江南：是孤儿，共青团团员。工厂技工学校毕业。当然，文化水平不高。以当时蒋经国的环境，也只能将就一下，蒋孝文蒋孝璋，都是在苏联出生。一九三五年三月，两人获组织批准，在斯伐拉斯（SVSDLCVSK）结秦晋之好。

经国这时候，月入七百卢布，算是高薪，又成了家，生了孩子，可说是他留学的黄金时代。

记者：那末，他为什么又回国呢？经过如何，能否请你也谈谈。

江南：一九三六年冬天，经国被召回莫斯科，并且党权也停止了，箇中原因，他一无所知。懊恼之余，上书斯大林，请求回国。至于能否批准，半点把握也没有。我们可以肯定，他对苏联，已经开始灰心，甚至可以说是厌倦。对苏联实行的共产主义，再没有二十年代那么狂热了。回到人性的一面，游子的意识，愈来愈烈，想家乡，念亲人。

“西安事变”适于此时发生，斯大林恐惧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必须联蒋抗日，于是，蒋经国这颗棋子，就大派用场。

周恩来在西安做调停人的时候，向蒋表示，小蒋并未在苏联受亏待，蒋介石才吃了定心丸。因为蒋廷黻那个驻苏大使，为打听经国的下落，竟无能为力。

一九三七年三月，经国突然接到通知，他可以回国了，四月就到了上海。他十二年的流浪岁月，斯大林一念，从此结束。

思想方式和西方民主观念格格不入

记者：不错，回到中国，和共产党彻底地失去联系，但你没有觉得，他的政治思想、行事方法，仍然脱离不了苏联的阴影，不是吗？

江南：从思想体系上分析，在苏联的时期，他是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国后，他则是共产党本质的国民党。检查他在江西赣南做专员时的口号，再读一读《毛泽东选集》，湖南农民运动那篇。我做过比较研究，你根本不觉得是两个人的手笔。

他常常引用斯大林的名言，譬如“最后的笑，才是真正的笑”，“黑暗已来临，黎明还远吗？”作为他自己的口头禅，苏联对他的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

他早期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的、是列宁的、是专政式的、是纪律至上的，西方民主思想在他脑子里没有生过根，而且出诸排拒的态度。如果你了解了他苏联共产主义的背景，有什么奇怪呢？

记者：好，今天打扰太久了，下次，找机会再向你请教。

江南：随时欢迎。

1983年10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经国的赣南抗日（曹云霞）

一、热血沸腾，投奔公子打游击

我第一次听到蒋经国的名字是一九三八年底在长沙。

那时我决心投笔从戎，到长沙去投考“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我原在湖南衡阳二中读书。十一月间学校停课紧急疏散。我刚回到家乡耒阳，长沙就发生了大火的惨剧，风声鹤唳，时刻都谣传“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我对母亲说：“妈，书读不成了；逃难也没个尽头，我干脆找个机会拿枪杆子和日本鬼子拼一场。”随后，听到军事委员会在长沙招考男女学生，我就邀集几个同学奔赴长沙。

给烈火化成一片焦土的劫后长沙，遍地瓦砾，满目疮痍。“抗战焦土”的悲观气氛笼罩着人们。这对于我的从戎抗敌的壮志，投下了一股消极的阴影，使我心酸。但是我并不灰心，我想，我一个女学生现在既然可以和男学生同样投考“战干团”，只要考取了，那就有机会拿枪杆子抗日了。因为我父亲是个军人，我从小就想，要是我也能当兵卫国，那该多好啊！

正当我们紧张地准备投考当中，一个年岁较大的长沙男同学满怀兴奋地跑来，他欣喜地大声嚷道；“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蒋委员长的儿子蒋经国，带了一支队伍在江西打游击了。我们这里考取的人，听说是分配到江西的战干三团去受训，将来我们就很有希望和蒋经国一起打游击，我们要拼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蒋经国这个名字，当时对我还是陌生的。我有些不服气地说：“蒋经国有什么神通！他打游击，为什么不早一点到我们湖南来干呢？”“唉，你只记得湖南，你不知道江西是共产党打游击的老地方，听说蒋经国也是共产党，到江西打游击正好。”这位同学热心地给我解释一番，他还把他听到有关蒋经国的传闻，津津乐道地告诉大家。就这样，蒋经国的名字，便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特别是蒋经国在江西打游击的传闻更吸引着我，激励着我。

我在长沙投考战干团，发榜录取了，随即报到，经过临时编队，于一九三九年一月集中到江西吉安战干第三团受训。我一到江西，就探问蒋经国打游击的事，殊不知却反不如湖南传闻之盛，得不到确实的消息。受训的前一个阶段又很紧张，预定入伍训练半年，我想好歹总得等到受训结业。受训到三月间，风声又越来越紧，不断传说，日本鬼子要打通南浔线，侵占南昌。我们战干团也准备迁移了。我原想，到江西集中受训，显然是江西一线抵抗日寇比湖南较有力量，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于是我又想起，蒋经国打游击总该起些作用。有一天，我们女生大队的大队长孙执礼找我个别谈话。他是个北方人，身体魁梧，说话爽朗，是个典型的军人。他笑着问我：“你来受训，打算干什么？”我说：“我打算跟蒋经国打游击。”他惊讶地瞪了我一眼，笑着道：“哈哈！熊拐子（指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熊因飞机失事跌断一只脚，有些人就这样称谓他）早就把蒋经国安放到赣南去当官了。你想，蒋经国是熊拐子向蒋委员长要来供奉的一个宝贝，蒋经国要是出了个三长两短，熊拐子那还得了！”

以后我才弄清楚，蒋经国已经到江西最南端的后方赣州去当江西第四区的行政督察专员了。

三月，日寇攻陷了南昌，我们战干三团急急忙忙地徒步行军，搬到于都。我做梦也未料到，江西的省会南昌反比湖南的长沙更早落入日寇手中。我心里暗暗埋怨：“搞什么鬼，反而钻到江西来逃难。”

二、老谋失算，熊某栽在公子手

熊式辉是政学系的一个极端机巧而圆滑的老官僚。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正当蒋老先生为爱子的出处踌躇的时候，熊就抢先通过蒋夫人宋美龄邀请蒋经国到江西任职。这颇投合蒋老先生的心意。蒋经国就在一九三八年冬到江西，先派为保安处的少将副处长。处长是出身保定军校的老军官廖仕翘。保安处指挥各保安团，实权又抓在熊式辉的侄子熊滨的手里。熊滨是参谋长，蒋经国只是一个空头副处长，不过一下官居少将，已经是很特殊了。熊式辉为了掌握蒋公子，曾经同江西政学系骨干之一、省参议员柳藩国密商，派柳的儿子柳昕（江西人）以上校参议的名义跟着蒋经国做高级随员，实际是代熊式辉监视蒋经国，对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得向熊报告。柳昕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和熊式辉又是先后同学，熊视柳昕为心腹。

一九三九年初，熊又顾虑不宜老让蒋公子闲置，一度曾派蒋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且又防范蒋藉此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接着熊别出心裁地在江西临川另设一个“新兵督练处”，直属江西省保安司令，派蒋经国为少将处长，柳昕为上校副处长。这个处本来又是一个空架子，于是轮流调一个至三个保安团到临川训练。就在训练当中，蒋经国多次向新兵训话说：“训练好了，我带着你们去打游击，赶走日本鬼子。”又说：“赣北庐山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我带你们到庐山去编个游击队。”当时，共军的杨遇春投到国民党，在江西的一个专区担任保安司令。他大放空气说：“蒋经国和杨遇春一起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有些人信以为真。柳昕把蒋经国的宣传和外间的谣传都一五一十上报熊式辉。吓得熊式辉急忙把蒋经国调到赣州去当“专员”，同时和军政部的江西伤兵管理处商定，派蒋经国兼任赣州伤兵管理分处少将处长，又派柳昕任伤兵管理分处副处长。熊式辉原是指望通过柳昕紧紧盯住蒋经国，殊不知柳昕以后却把熊的意图和历来的指示都原原本本告诉了蒋经国。从而柳昕倒成了蒋经国的一个心腹了。

上述情况，是柳昕日后成了我们“赣南派”的同伙，在闲谈中向我们尽情吐露出来的。柳昕于一九四二年调任三青团江西支团书记，后又经蒋经国推荐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官，一九五〇年在四川被俘。

三、责无旁贷，专员返赣保疆土

我到香港之后，有人还向我探问当年蒋经国“打游击”的事，因而触动我回忆起这些往事。

有些朋友又向我打听蒋经国“保卫新赣南”的经过。《七十年代》去年十月号“大众论坛”中，张泽生先生的来信“向蔡省三先生请问一件事”说：

“蒋经国——有位江西朋友告诉我说，在抗日时期，蒋经国也高喊过‘保卫大赣南’，‘死守赣南’的口号，但当日宼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时（忘了地名），他老兄早已‘先天下之跑而跑’了。就因为这一跑，后来抗战胜利，他一步也不敢再回到赣南去。无颜见赣南父老也。不知道蔡先生在这点上方不方便透露一些，以补‘跑史’上之空白？”

蔡省三说，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很广，相当复杂，所以没有即时作答，他叮嘱我写回忆时，把有关情况详细介绍一下，这就更促使我写下这段忆旧。

蒋经国先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经三青团中央团部派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老先生。这是蒋老先生安排爱子壮大实力，跻身“中央”的一个步骤。这年年底，蒋经国实际上已经离开赣南到了重庆，他的俄国太太蒋方良和小孩等全家也迁到重庆。我也是四三年底到重庆的。蒋先生还从赣南带了一批老干部于四三年底同时到重庆参加“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我现在记起的有：原在赣南四区专署任科长的范魁书，后任干校事务组长；最近在台湾被派为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原任江西支团组长的史朝瀛，后任干校文书组长；还有游鲲、郑绍康、樊哲琳、徐修惠等人。从这时起，蒋先生集中精力办干校，实已无暇顾及赣南，但是名义上还兼任赣南四区行政督察专员，由接替他担任赣县县长的杨明代理专员。杨明遇到重要问题，也来电重庆向蒋经国请示。

一九四四年冬，日寇进犯湘、桂，长驱直入，侵占了贵州独山。国军全线败溃，一败千里，重庆也告急吃紧。那时，我正和蔡省三一起在中央干校。蒋先生非常着急，随即向全校宣布：“坚决跟随校长左右，和校长同进退。”他得到校长蒋老先生特准，由军政部领了一批新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分配给干校员生。内部传达，这是为了“转移”时自卫用的，准备向西撤退，并没有提出什么“保卫重庆”的口号，我们都纷纷准备逃难了。但是，这时却又发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蔡省三担任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他又忙着跟蒋先生一起搞征集学生从军和开办青年军政工班。

就在这档口，赣南杨明又来了告急的电报，声称日寇正进犯吉水，势将沿吉安、泰和，侵入赣南，请蒋专员决定对策。蒋费煞思量，电覆杨明：“应紧急发动民众，誓死保卫新赣南。”并称：“我不日返赣。”我们来自赣南的旧部，听到蒋先生要在这战火紧逼之际返回赣南，一方面不禁热血沸腾，一方面也忧心忡忡。

大概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初，蒋先生分别找了赣南的旧部，作了些指示，要大家安心工作，也到我家里安慰一番。他随即偕同干校秘书游鲲（江西铜鼓人，原在赣县县政府任科长，前年在上海工作岗位上病故）乘专机飞往赣州。

听说，蒋先生到赣南以后，就召开一连串的紧急会议，同时在赣州召开盛大的大会，指示各保召开“保民大会”，宣称蒋专员回赣南，“决心和赣南父老兄弟姐妹一道誓死保卫新赣南。”号称组织严密、动员迅速的赣南老百姓，平日奉命开会，当然一个个不敢怠忽，但是，现在要和日本强盗拼命，这就不能光靠举手喊口号了。而他们却都是赤手空拳，瞬时之间要求誓死打仗，当然无济于事。蒋专员急得团团转。眼看“抵抗”不行，唯一的途径只有疏散、逃难了。

四、老父关照，公子专机撤重庆

蒋老先生这时远在陪都重庆，切念着爱子的处境，老先生毕竟比晚辈经验多，适时地、巧妙地给经儿发去了急电：

“经儿知之：昨覆电谅达，你身任专员，此时自不能离职，其为欣慰！如果专员已派员替代，而赣州人口亦疏散已毕，则当即日飞渝；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也。否则为小事而误大局，亦非得计，以你主要职务全在于渝也；……

父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一时。（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当年，我们只听说有此一电，现照摘电报原文，是见于蒋先生的《我所受的庭训》（见《风雨中的宁静》115页）。老先生先对爱子在赣南“不能离职”表示“甚为欣慰”；但随即强调爱子“主要职务全在于渝也”，“则当即日飞渝，……否则为小事而误大局”。可见，老先生把爱子在赣坚持专员职守，视为“小事”。老先生真正“甚为欣慰”的，是爱子“即日飞渝”，免误“大局”。老先生早就胸有成竹，急电爱子的同时，又由侍从室急电江西遂川美军空军基地，立即派出专机一架飞赣州接蒋专员火速飞渝。

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底的一个傍晚，蒋专员同代理专员杨明、秘书游鲲，在赣州城作了最后一次巡视，又回到专员公署的专用办公室盘旋一阵。一九三九年初，蒋经国接任专员时，专署是在西津路旁一条小巷子里。四〇年秋才在城西修建了这座堂皇宽敞的新厦，专署迁移到此。在他的办公室后边就有一座精美的庭院，蒋方良有时陪伴他住在这里，多数时候蒋方良和小孩家人，以及侍从室派来的六、七个警卫人员都住在城郊的别墅。五年多来，蒋专员在这座办公室和庭院中，纵情畅想，发号施令，如今却被进犯的日寇，逼迫得他急忙到此匆匆地最后一顾。东西早经收拾停当了，而墙上却仍然挂着蒋氏父子的一幅合照和一个嵌着蒋老先生“训子”手书的镜框，则显然是有意留下来的。蒋专员默默无言地环视一周，随即步出办公室、步出专署大门，驱车前往机场。早已升火待发的专机，等着蒋专员和随行的一群人登上就座，立即起飞，划破夜空，西奔重庆。蒋专员从此再也未回过赣南。

蒋教育长深夜返抵重庆的事，第二天一清早就在干校传开了。蒋氏本人虽然迳回官邸，未去干校。但是，随同蒋氏来渝的两户人家，一下飞机就被送到干校眷属“青村”来住了。起早我就和蔡省三去探望他们。其一是干校秘书游鲲的太太和一对儿女，游鲲把他跟随蒋专员去赣和紧急返渝的情况，向我们作了介绍，我前面所写的，多是出自游鲲之口。另外是从福建奔赴赣州趁机逃难的邓文仪一家，邓是当时三战区政治部的主任。听说他是在情况紧急中偕同他号称“川大校花”的续弦的年轻夫人到赣州的。他商得蒋的特殊照顾，乘机逃来重庆，以后邓氏就留在政工班任政治总教官，从而成为“太子系”客卿派中的一位大员。

蒋专员飞离赣州的时候，日寇已经侵入到万安、遂川一线。蒋专员返抵重庆的第二天，赣州就沦陷了。日寇的铁蹄从赣北侵陷到赣南，几乎蹂躏了江西全省。干校中来自赣南的干部，一个个都切念自己的家乡，心情极其沉重。

二月某日，是农历除夕的晚上，蒋先生邀集赣南的老干部聚餐，蔡省三和我都得到邀请。地点在李子坝的生生花园餐厅。我们俩应邀去了，一共有二十多个人，蒋先生亲切的接待我们，首先，他作了简短的讲话，着重讲到赣州的沦陷。他表示，他一直非常难过，切念赣南父老，并对大家的关怀家乡表示同情和慰问。他鼓励大家发挥“新赣南”精神，努力工作，争取抗战胜利。这回没有像平时那般猜拳喝酒，眼看重庆朝不保夕，一个个都是沉默、忧虑。

蒋先生提到他写了一篇怀念赣南的文章，题目为“东望章贡合流”，以后发表在《东南日报》和《正气日报》上。文中表达他无时无刻不在翘首东望，指望有一天，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他将回到“第二故乡”赣南，与赣南父老兄弟重建家园。

望呀！望呀！日寇投降终于望到了，然而蒋先生却一直没有再回赣南了。原因是什么？我个人未曾听到蒋先生自己就此作过任何表白。我倒记起当时有一位朋友为蒋氏作了一副对联：

四区专员，奔赴新赣南，貌似迎敌抗战，虚也；

一架飞机，溜回雾重庆，实系弃职逃跑，愧哉！

1976年9月8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经国抗日的面面观（曹云霞）

——蒋经国与青年军

蒋经国先生和青年军的渊源，总的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一九四四年冬征集第一批青年从军，号称“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预定编十个师，实际编了九个师，还不满员。青年军经过“三关”（见下文）的折腾，迟迟没有开赴前线，日寇就投降了。于是青年军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正式宣布复员，以后便把六月三日定为“青年军复员节”。在这段时间里，蒋经国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事。后一阶段，是一九四六年七月蒋委员长在庐山亲自主持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再度募集青年军，随即投入接收、戡乱，在内乱中却用上了青年军。一九四六，国防部成立了预备干部局，蒋经国担任中将局长，成了青年军的统帅。

一九四四年冬，正当国军湘桂大溃退，日寇长驱直入贵州的时候，蒋委员长在岌岌可危的陪都重庆，发出了征集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的紧急号召，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国府和百姓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国民党内传统的派系倾轧，青年军的诞生，经历了重重的矛盾和难关。概括来说：第一批青年军是“三关滞阻未抗战，日寇投降便复员”。所谓“三关”，就是突破了一回又一回的纠缠，通过了“征集关”和“编练关”，可是到了“作战关”就卡住了。捱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青年军（番号为二〇一师到二〇八师）还在后方编练，这“三关”都有蒋经国周旋其中，而且是个主角。

一、青年军的征集关

先说一下青年军的征集关。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前，军政部在重庆等少数后方城市，也曾经招募青年从军，陆续送往印度缅甸战场，编组“青年远征军”。那时重庆街道上，就设立了多处“青年远征军招致站”。但是，报名者并不踊跃，几乎都是失学失业青年。因此，这一招兵措施，并不为党内外人士所重视。

等到战事恶化，西南大后方受到严重威胁，蒋委员长亲自号召知识青年从军，预定征集十万人。于是在当时国府控制的区域，展开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重点是在西南地区。一九四四年双十节扩大宣传，重庆市区到处贴满了标语，各大专学校、中学，特别是重庆沙坪坝大学区更多红绿标语，鼓吹“抗日救国，踊跃从军”，显得煞是热闹。

首先是重庆陪都成立了中央一级的“全国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拟订了组织规程和征集办法，通令各地省市县以及各大专学校都成立“征集委员会”。

“全国征集委员会”由蒋委员长亲自兼任主任委员，委员包括中央党、团、军、政各方面的首脑，蒋经国是委员之一。实际负责推行的是委员会的秘书处。征集知识青年的实权，就操在秘书长的手里。于是，各派系纷纷向蒋委员长推荐秘书长，张治中曾经举荐蒋经国任秘书长，但是，军方（主要为何应钦、陈诚两系）、复兴社（以“三青团”为代表）、C.C（陈果夫、陈立夫）都表示冷淡。当时蒋经国在中央的声望也确是不够。蒋委员长几经考虑，终于派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为秘书长。这样一来，各地方和各学校负责征集工作的秘书，几乎都是三青团人员，C.C当然是不服气的。而C.C掌握着党和教育部，各省市的教育厅或教育局长，以及各大学校长多是C.C派的人，因此，C.C对于知识青年从军的征集，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蒋委员长是老于摆弄派系斗争的，虽然是三青团的康泽担任秘书长，然而秘书处却指定设在中央党部，并由C.C调派一批人兼任实职。C.C人员对康泽当然是尾大不掉的，因此，一当征集工作在重庆发动的开端，由于内外的重重矛盾，沙坪坝大学区就上演了两极化的闹剧。

二、陪都大学生反应冷淡

什么是两极化呢？这指的是陪都大学生对于从军运动的两种极端的反应：开始是极端冷淡，后来是极端狂热。连蒋经国担任教育长的中央干校也不例外。然而，内中的变化，却是各有千秋。

征集知识青年从军，由蒋委员长亲自发号召又亲自主持，首先在重庆展开。这里是陪都，中枢所在，当然要为全国作一番示范。重庆的沙坪坝有全国代表性的学府“中央大学”，该校有数千学生，当局原是指望“中大”学生带个头，踊跃从军，随之传播全国，发展成为一个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无奈“中大”的学生反应冷淡，开始报名从军者只是为数寥寥的三青团的学生干部（即学生担任了青年团的职务）。其他，像“重庆大学”、“交通大学”以及党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报名从军者亦为数不多。一点儿运动的气氛也没有。

我丈夫蔡希曾（省三）那时在“中央干部学校”青年团任书记，奉到中央团部命令，照例在学校成立“中央干校学生从军征集委员会”，由教育长蒋经国兼任主任委员，蔡希曾任委员兼秘书。三青团中央团部曾发出指示，要各学校的团干部和教职员中的团员，带头报名从军，最好是搞出一两个教授报名从军，借以推动学生。蔡希曾当时还有一股抗战的热情，他和我商量，决心在学校第一个报名从军，再度投笔从戎，家里都作了安排。正准备在全校举行从军动员大会的时候，教育长蒋经国告诉蔡省三：中央干校情况特殊，是按计划培养干部，是遵照校长（蒋老先生）的“中国之命运”，造就“五项建设人才”。特别是研究部第一期是训练“干部的干部”，这是关系党、团的根本的长远大计，不能因从军而打乱原来的部署，因而从军不必大发动，看情况如何再着手。所以，中央干校对于从军运动，开始也是迟迟按兵不动。

这种情况，使“全国征集委员会”非常难堪，康泽等人更是焦急，情况反映到蒋委员长那里，使他大为震怒。学生对于最高领袖的号召，竟敢如此怠忽，气得老先生牙痛又发作了。

各学校的这种极冷淡的反应，显然不是偶然的。箇中的原由，是相当复杂的。从人们当时的议论，很明显地觉察到这些方面：其一，老百姓特别是学生，对于国军从湘桂战线一溃千里，国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十分怨愤。虽然蒋委员长明令枪毙了弃守阵地的将领，也不能平息激越的舆情。当年国府派往贵州宣抚的代表张道藩先生，曾经忆述他目睹的惨状：“从柳州到独山，这次饿死冻死或被杀害的，至少也有五万人。自独山到贵阳因冻馁死的亦达数万，悲惨的程度决非笔墨所能形容。”（见张道藩著：《酸甜苦乐的回味》，七五页）那时，重庆的街头巷尾都塞满了难民，到处怨声载道。其二，人们认为，当局对于日寇的进犯，不早谋有效的抵抗，现在却急忙征集知识青年从军，显然是为了转移视听，缓和舆论。而当时舆论呼吁：当务之急，是从速调动驻屯西北的胡宗南部的大军，紧急增援贵州前线，抵抗日寇深入。青年从军，是缓不济急的。当时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是用于包围监视西北的共产党根据地的，这正是“党、国”的命运所系。以后逼不得已，才从西北空运一部份军队（闻说是两个师）到贵州。当时重庆学生曾经公开喊出这样的口号：“中央西北不调兵，我们坚决不从军。”其三，C.C控制的党和教育部门，多数采取袖手旁观，存心看康泽复兴社一系在从军运动中跌跤。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青年从军开始就陷于消极状态。

三、全校从军吓坏当局

为了扭转这种消极状态，蒋委员长召集了党团首要开会，严词训斥，责令中央党部中央团部派出高级干部到各学校讲演，鼓动学生从军，指示教育部通令各学校校长都得对全校学生作鼓励从军的动员训话。于是党团的中央大员，纷纷出动，千方百计地要掀起一个青年从军运动的高潮。

大概是十一月底，战局更加吃紧，湘桂的难民挤满了重庆的大街小巷，一片惶恐。报上忽然出现大字标题：“中大学生踊跃从军”；接着报上又说：“重大”、“交大”学生从军不甘后人。显示青年从军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了。蔡希曾那些日子也到处奔波，他有一天回来告诉我：“胡老”顶着寒风，站在大卡车上，赶到九龙坡交通大学，向学生讲演，鼓动学生从军。事后学生报名从军的转为踊跃。“胡老”是我们当时对于三青团中央团部副书记长胡庶华老先生的称呼，他蓄着满腮的长须，外表像个长者。他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我想这些老先生出动，对学生可能会有号召力。

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两天，应该是再接再厉的鼓吹学生从军的新闻报导，突然都消声匿迹。

原来，以中央大学为突出的代表，对于从军，先是极端冷淡，忽然却极端狂热，发展至“全校从军”！学生都不上课了。学生中普遍流传这种论调：“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横竖书读不成了，干脆从军吧！”这股风吹到交大、重大……，也喧嚷全校从军，人心浮动，其他大学也酝酿停课了。

“全校从军，学生都不上课了！这不是罢课吗？”“罢课！罢课！一个大学接着一个大学罢课，这还了得？”

“这不是热烈从军，这是对当局的激烈反抗！”“这样将会酿成爆炸性的学生运动，这一定有人从中捣鬼，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官方为此议论纷纷，康泽急得要命，一方面通令报馆停发有关从军的报导，一方面央求有声望的大人先生们，赶赴各大学做说服工作。

四、干校的特殊情形

中央干校毕竟不同一般学校，这时又别有一种趋势。

干校对于从军，前已述及，开始也是冷淡，后来也忽然热烈起来了。学生争先恐后地到三青团区团部报名，特别是研究部第一期的学生，几乎大部份报了名。但是，这股从军热潮，是奉命行事，有领导、有部署地搞起来的。干校校长蒋老先生指示教育长蒋经国，干校要安排研究部一批优秀的从军，以便将来在青年军中起到中坚作用。于是蒋教育长责令蔡希曾，通过团组织大事发动学生从军，重点放在研究部。原来强调研究部为长远计，不宜搞从军；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其中究竟有何奥秘，开头还叫人弄不清楚。

蔡希曾忙于宣传鼓动，召开大小的座谈会，找学生个别动员，又制了大幅标语——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

“有志革命的青年踊跃从军！”

“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

研究部学生中的佼佼者，全报名从军了。例如最近连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研究部一期学生李焕、王昇、楚崧秋、易劲秋、潘振球等，都报名从军，其后保送到青年军政工班去受训。

教授杨柏森、副教授徐恒瀛也报了名，以后派充为青年军师政治部主任。

当时干校研究部一期学生二百多人，从军者达一百多人，以后全部直接转到青年军政工班受训。全国从军征集委员会秘书处，对于干校把从军学生直接转送到政工班，认为这不是从军，而是从干（当官），外界也散布流言，蔡希曾多次拜访康泽办交涉，才勉强列入从军名额。但是，康泽要蔡希曾必须送一些学生到重庆的接待站，照一般规定，由接待站送往部队入伍当兵。否则，人家听到干校从军的学生全部当官，会引起不满。于是干校只得再从专修部的四百多学生中，物色了十几个学生，送去当兵。就这样，干校算是有计划地过了学生从军的征集关。

而其他学校，经过各方面的活动，平息了“全校停课，待命从军”的风波。经过小心翼翼地在“中大”几所大学做组织工作，由三青团物色了少数几个学生，多了不敢收，怕不稳的大学生，打进了青年军，日后反生麻烦。因此征集青年从军，在各大学只不过是个装璜，重点放在中学，同时大事收罗社会青年，给各个省县定出指标，像抓壮丁一般，好歹得征足定额，号称知识青年，有的字都认不上几个。就这样，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才算勉强过了征集关。实际入伍的总数，只有九万人左右。没有完成“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预定目标。

五、编练关的微妙变化

在发动征集的时候，编练问题就出现了。征兵本来是军政部的事，归兵役署管，现在是突破常规的青年从军“运动”，有特设的征集委员会办理。入伍以后的训练谁管呢？康泽曾经签呈蒋委员长把全国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改为征训委员会，以便由征集到训练都由康泽一把抓。但是，康泽尽管以特工见长，对于蒋老先生的意向，却缺乏新的敏感。原来，中央干校研究部学生大批从军，已经露出了不寻常的苗头。接着蒋老先生明白提出：由蒋经国主持青年政工人员的训练。更加表明，蒋老先生是倚重爱子来掌握青年军了。

当时国府有军训部，按常规，军事训练应归军训部统一规划，但是，青年军又是例外。经过蒋老先生的几番考虑，青年军仍然列入国军正规军的序列，编为十个师，由军政部颁布，番号为二〇一师至二一〇师。特设青年军编练总监部，负责编练，经陈诚推荐罗卓英担任编练总监。编练总监部在重庆近郊大平设立军官训练团，由罗卓英自己主持，主要是训练青年军将校级的军官。同时发表蒋经国为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的主任。

青年军政工班，也是隶属于编练总监部。蒋经国主办该班，就在重庆浮图关中央干部学校内着手筹备，用的主要人员，完全是干校的人员兼任，等同干校内部的一个班。训练计划也自有一套，只是经费、补给由总监部拨。因而，政工班就成为蒋经国氏的“独立王国”，由此发展成为日后蒋氏控制整个的青年军的基础。

青年政工班第一期，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训，一九四六年一月结业，将近一千人。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期从军的学生一百多人，全部直接转送政工班受训。其他各学校从军的三青团的学生干部、教职员，以及三青团中央和地方从军的干部，大多数送到政工班受训。蒋经国还特地安排了一些人到政工班，担任训育干事（类似指导员），结业后即派充为青年军师政治部主任。例如，现在台湾的《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曾在青年军政工班一期任训育干事，以后派充二〇四师政治部主任。现在台湾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的范魁书，曾在政工班二期任训育干事，以后派充二〇八师政治部主任。第一期结业后，全部分发到各师担任政工人员。各师政治部第一科（组训）科长，几乎清一色是原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此外，原干校研究部一期学生，多数派充团教导员和师政部科长。

政工班第一期结业分发后，中央随即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派蒋经国为中将主任。总政治部也就设在中央干校内。这样一来，蒋经国就成为青年军的政工首脑，而政工又称为“军队的灵魂”，加以当时青年军没有其他总的指挥官，所以蒋经国实质上是青年军的主帅，这是蒋老先生的栽培。

六、青年军未过作战关

征集的青年，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起分别到指定的地方集中，有重庆近郊的壁山，四川的泸州、江津、綦江，贵州的贵阳、修文，云南的昆明，江西的黎川等地，编成了二〇一师到二〇八师八个师。现在手边无材料可考，据我回忆，江西原定编二〇八师和二〇九师，但二〇九师兵员就不足了。总之，青年军的编组和训练都是在后方。入伍训练在后方，当然比较安定。原定入伍训练为三个月，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左右，各师大体完成了入伍训练。适应抗战的迫切需要，预计紧接着进入实战训练。彼时日寇的侵略凶燄，日逼后方，烽火漫天，奋力抵抗，间不容发。为了延励从军青年的杀敌勇气和实战本领，实战训练应该是将部队进驻接近敌前的第二线，较为适宜。入伍训练结束后，不少热血青年要求开赴前线杀敌，中央也有人建议，将青年军向前线逐步推进。因而一度传闻——“青年军要开赴前线了”！于是中央干校也随之一度紧张起来，蒋主任咋办呢？

但是，青年军各师，都在原地迟迟不动。据说最高当局指示，入伍训练还要延长，继续就地训练。因此，“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编练一关，始终未得如期切实地通过。

青年军各师，既原地训练，那就是继续留驻后方，这是蒋委员长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在后方进行实战训练，通过作战演习，“典、范、令”，当然可以体会一些。但是，没有亲历战场，未曾听过敌人的炮声，总难免是纸上谈兵。

“训练，训练，训练。”

“最高当局关怀青年军的训练，延长入伍训练，留驻后方训练”……

后方训练，“计划长远”，当然就谈不上开赴前线了，据说开赴前线牵涉的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这批“精英”已形成蒋公爱子蒋经国氏的嫡系部队了，用处多矣！不到最重要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因此，青年军的作战关就卡住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青年军始终都在后方训练，训练，……

综观青年军的情况，可以概括为：

“十万青年十万军”——征集有难，编练有厄；

“一寸山河一寸血”——作战无份，抗敌无缘。

这前前后后，都是蒋经国折冲其中。

抗战是全民动员的、各条战线的总决斗，当然不一定人人都得上前线。对蒋经国先生，也不应要求他非上前线作战不可。然而，在抗战的危难关头，蒋经国先生作为青年军的主帅，却一直没有碰过日本侵略军的影子，这似乎是难以规避历史的严正评价的。

1976年11月17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青天”在赣南的故事（曹云霞）

有人说，此间电视台播放的台湾片集《包青天》，是隐喻蒋经国的。众所周知，说书中的“包文正”是以“包公案”著称的。中国民间都熟悉，“青天”者，是公正廉明地掲穿官府的黑暗，以雪民冤，以平民愤也。“青天”的“明镜高悬”，与“黑天”的“沉冤海底”，是辩证地联系的。

台湾报上几乎无日不登蒋氏出巡的消息和图片，看来，蒋氏在“亲民”上确是狠下工夫。至于惩办贪污，台湾比之当年国府在大陆，似乎是有些转变，那时大陆的各级衙门，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污”。蒋经国在赣南就是以“深入民间”和“严惩贪污”而一度闻名的。由此，我联想起：今天台湾蒋“青天”的称号，显然是重扬当年赣南蒋“青天”的令名。由此可见，蒋氏是一贯热衷于把自己塑造为子民的“青天”的。

一、枪毙贪官的内幕

当年，蒋经国到赣南接任专员不久，就以“严惩贪污”而风闻全国。我记得是大概一九四〇年，“中央社”曾发布一则电讯，全国报刊照例一律登载。报导蒋专员在赣南惩办贪污，雷厉风行。他深入民间，察访民隐，查出一个亲信部属贪污三百元，立即判处枪决。据说：群情感戴，纷纷盛赞“英明的蒋‘青天’”。彼此营销南方各省的《东南日报》，特以蒋“青天”为题，写了一篇娓娓动听的专稿。再结合一些传奇故事，于是耸动遐迩，蒋“青天”就这样传播开了。“贪污三百元就枪毙，那还得了？”“赣南再也没有人敢贪污了”。在那种贪污弥漫的日子里，我也一度向往赣南是“贪污绝迹”的一片“干净土”，衷心地赞赏蒋“青天”。蒋“青天”给赣南的公务人员，特别命名为“公仆”。我也挂上了“公仆”的徽章，这是多么自豪啊！

但是，做久一些蒋“青天”的部属，逐步地弄清了一些内幕，才恍然自己未免太天真了。

就以轰动一时的枪毙贪污犯来说吧，外界就一直传说蒋专员如何秘密察访，探得民隐，破获此案，说得诡秘神奇，宛如一个侦探故事。真相究竟是怎样呢？概略忆述一下。

当年在赣州，成立了“仇货检查委员会”，是由党团军政各个机关派代表组成的，蒋经国兼任主任委员，专职人员不多，蒋氏派他“新兵督练处”的一个旧部任某担任秘书。这个会的任务是杜绝日货的走私入境，查禁市场出售日货。商店一经查出日货，小则没收，重则处罚，根究来路，假如涉嫌勾结日寇，构成汉奸，那就严重了。所以，搞仇货检查，是一个便利贪污勒索的肥缺。

赣州有一家最大的百货商店，叫广益昌，它的总店开在南昌，那时南昌已经沦陷，广益昌南昌总店，照常营业。赣州城的广益昌，把日货改换商标，鱼目混珠边销售，几乎人所共知。据说广益昌为了逃避检查，免生麻烦，便和“仇货检查委员会”的任秘书勾结，定期送任某一笔钱，常常请任某到广益昌，又像巡查，又像购物。广益昌的经理，就恭迎任秘书到经理室，伺机进贡礼物。例如：奉送一盒饼干，盒底则藏着钞票，做得不露痕迹。于是任某的贪污已成平常，蒋专员并没有察觉。有一年年终，税务局照规定抽查商店的原始簿据，核实收支盈利，以定税额。查到广益昌，先发现日记账上有几笔给任某的付款，继而查出立有任某一个户头，付款多笔。税务局查账员追查任某其人的身分和付款用途，广益昌先含糊其词，不肯吐实。后来查账员就转报税务局长潘某，潘某约广益昌老板，问明究竟，才透露出这是给“仇货检查委员会”任秘书的贡礼。老板和局长相约，千万不要向外泄漏。以后这件事在税务局传开了，又传到省税务局以至中央税务署。终于有一个军统特务头目把这件事告诉了蒋经国。蒋氏一听之下，认为这救坏了他的清廉声誉，大为震怒，立即写了一张手令，把任某以贪污有据，执行枪决。内情的曲折，讳莫如深。舆论却大事宣扬蒋专员，深入民间，密访破案。一连串的电讯、特稿、专访……把“蒋青天严惩贪污”，说得煞有介事。

二、“蒋青天”属下的贪污能手

至于赣南的贪污，又是否从此绝迹呢？且举两个突出的例子：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有一个来自赣南的卸任官员到了上海，置了洋房汽车，开了一家洋行，内盘是大做金钞生意，本钱不小，派头很大，俨然是一个新冒头的上海大亨。上海商场中纷纷传说：此人来头非凡，是蒋太子在赣南的一员大将。我到上海，也有人向我打听。原来这位大亨姓吴，是我们在赣南的旧识，当初和我一样，是个穷公务员，宁波人，和蒋专员的留俄同学黄某是亲戚，经黄的推荐，担任赣县警察局长。此人长于应对，对蒋专员和专员的太太，都侍候得很殷勤，经常跑蒋专员公馆，得到蒋专员的宠信。他虽然干的是警察，但是，各种的派款募捐多是由他主办。以后蒋专员兼赣县县长，吴某被调任建设科长，他对建设完全是个门外汉，可能是蒋专员看上他搞钱有门道。要“建设新赣南”，好歹先得有经费，这样一来，各式各样的捐税附加，临时派款，花样百出。建设的项目，寥寥无几，吴某的荷包，却一天比一天胀起来了。我们在赣南就听到了一些风声，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吴某的生活非常阔绰，他家里堆满了吃的、用的，都是大小老板和殷商富户送的高贵东西，看不见的贡品就更多了。我离开了赣南后，听说吴某辞职回浙江，满载而归，腰缠万贯，成了富豪；继而到上海，一跃而为金钞大亨。赣南派的老人，都知道吴某是靠蒋专员起家的贪污能手；上海滩上更瞩目这位来自“新赣南”的暴发户。

其次是“三青团江西青年招待所”的贪污公案。该所一九三九年秋创设在赣州，蒋经国以江西支团筹备主任的身分，兼任青年招待所的总干事。负责掌管经费的总务干事，由蒋总干事派他“新兵督练处”的一个旧部王某担任。该所的经费来自两方面，一是三青团中央团部发给，一是江西省政府补助。中央团部天高皇帝远，管不了，省政府按月给了钱，也不过问。招待所招待流亡青年，进进出出，流动性大；流亡者的情况又复杂，需要不同。招待所经费的开支也就富于弹性，很难把握一个月开支多少。王某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开始似乎比较含蓄，以后越来越活跃，忙于应酬交际，不少同事向他借钱，还传说他向外放高利贷，和商人合伙做生意。后来，他把他干小学教员的未婚妻，安插到招待所任出纳，又把他一个大舅子插进招待所任庶务。于是，招待所的钱都在王某一家人手上打转了。王某是蒋专员的旧部，他见人就满口蒋专员对他如何信任，他把老婆舅子都安排到招待所，既是蒋总干事签署派任的，其他人就未便多言。但是，以后王某在招待所作威作福，激起了所内青年的不满，有的青年联名向支团部检举王某贪污，外间又盛传王某与某商号合伙，搞投机倒把，大发黑财。当时支团部的佐理书记彭朝钰，他是康泽特训班的学生，他代表康系复兴社的一派，正在同蒋经国争夺团的领导权，双方都在伺隙进攻。彭朝钰藉着对王某贪污的控告，存心给蒋经国一次袭击。彭朝钰在支团部的工作会报上郑重提出此案，并提议由支团部会同招待所组织一个专案小组进行调查，蒋经国当时不置可否，随后将王某调职，以缓和招待所的舆情。但是，还让王某的未婚妻和舅子留着办交代。这个交代拖了几个月，一笔糊涂账，不了了之。而王某在外却乐得专心做买卖，越来越顺手，终于由一个穷职员，变成了赣县的土财主。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王某是蒋“青天”属下的又一个贪污能手，是仰赖“蒋青天”的栽培，而成为赣南的一个暴发户。

总之，当年在赣南靠着蒋“青天”发财者，大有人在。至于其他究竟还有些什么人，“英明的青天大老爷”，当然心中有数。

三、“吃黑吃白”得天独厚

我遇着赣南邻区的一位行政专员，他和我谈起蒋专员在赣南施政的情况，因为他是在官场中打滚的，对赣南的某些情况，比我清楚得多。

他说：蒋专员是：“两征”大落人后；“两吃”得天独厚。

“两征”就是“征兵”和“征粮”。“征兵”，江西各区比较，历年第四区都落在其他区之后，但是蒋专员的四区保安司令部，却额外地养了近一营兵力的“自卫大队”，又各县的自卫队也是满满的，这都是其他区所不及的。征粮以及征购，第四区更不用谈，因为蒋专员要搞他自己的“交易公店”，对上级的征粮定额，似理不理。这都是只有蒋专员才能这样做的。

所谓“两吃”，一为“吃黑”，二为“吃白”。“吃黑”在赣南又叫“吃钨砂”，四区所辖的大庾县西华山，钨矿的储量，居世界第一，那时虽然是劳力开采，产量不高，但是还是源源外销。蒋专员对钨砂出产征收了地方附加税，这笔收入，比一个普通专署的公费还多。靠着这宗钨砂附加税，蒋专员就得以用大批的额外人员，和供给大量额外的开支。例如四区专署，主任秘书和秘书有时多到七八个，一般专署顶多两个。赣南当年便给额外人员一个称号：叫做“吃钨砂”的或“吃黑”的。

其次是“吃白”。当年财政部给蒋专员的特殊照顾，派他兼盐务署浙皖闽赣四省督运处处长。这确是因人设机关。不督，盐还是照运。该处设在赣州，又并非交通枢纽，还得在鹰潭等处，设办事处。但是中央的财政机关，经费多，待遇高。蒋专员得以安插一批人在督运处挂个名，还有其他便利。盐是白的，因而外界对于兼任盐务处的蒋专员以及其他挂名拿高薪的衮衮诸公，讥诮为“吃白者”。

异常明显，这般“吃黑”、“吃白”，只有贵为蒋委员长公子的蒋专员，才有这般特殊条件，伸手可得。诚如那位专员先生所说的：确是得天独厚。这该是蒋“青天”大大不同于“包青天”的独特之处吧？

还有，蒋“青天”在赣南禁赌、禁娼、禁毒，确也搞得有声有色。有一件事也是大为轰动的，那就是抓着一位太太在家里打麻雀牌，罚她在赣州中正公园跪了三天示众。这位太太的丈夫叫杨万昌，河北人，他是前任专员公署的科长，蒋专员接任后，乃留任科长。为人爽直，喜欢发些议论，据说曾触犯过蒋专员。有一次他因公出差，他太太在家打麻雀牌被抓住了，被作为违禁的典型，除了罚跪，还罚劳役，并且抄了家。杨万昌还被通缉。逼得杨万昌流浪隐藏了一个时期，以后杨万昌靠朋友关系投到江西广丰军校三分校当政治教官。有一次，我和蔡省三在上饶遇到杨万昌，他大发牢骚，说：他太太不过偶尔打牌，而当时蒋专员的俄国太太蒋方良却几乎天天打牌。事实也确实如此，蒋方良在赣州学会打麻雀牌，以后越打越精，成了牌迷。抗战后，蒋方良被蒋经国安置在杭州，就有蒋的某留俄同学和某旧部，在官邸专陪蒋方良以打牌度日。赣南禁赌的一阵风过去了，蒋“青天”以后对部属的赌博也就视同寻常了，例如：蒋氏的得意门生，现在台湾的王昇上将，当年的赌瘾就是特盛的。在南京时，王昇的公馆就是赣南派诸君聚赌“梭哈”的场所。王昇将军当年的赌瘾是挺大的，不知现在如何？

四、亲民的琐闻

今天在台湾，虽然报上无日不见蒋氏“亲民”的照片，不是今天在台北和老百姓握手，就是明天在台南到农民家中问候。但是，比之当年在赣南似乎还略逊一筹。那时，蒋专员有常设的“民众问事处”、“民众投书处”，每星期还接见民众一次。蒋专员又兼任保指导员，经常开保民大会，和全保每个老百姓混在一块……等等。但是，以后据我们所了解的，实际上并不曾解决什么重要问题。我记得蒋先生亲自给我讲过两个故事，其一，是他有一次接见了一位六十多岁的穷苦老太太。她有一大堆苦难诉述：儿子被抓壮丁，媳妇不孝顺，家里有时没有米下锅。她一项一项哀告，请求蒋专员开恩搭救。蒋专员听了，一时无法答覆。她便唠唠叨叨说个不休，蒋专员七劝八劝，费了许多唇舌，好容易才把老太太打发走。蒋先生向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似乎还有余悻，深深地慨叹：“遇到这种事真是不好办呀！”

另一个故事是：蒋经国先生在重庆，有一次大轰炸后，他陪着蒋老先生，一道去视察灾区，老百姓纷纷哀告求救。他怜悯一位老太太孤苦伶仃，准备给她几张钞票。正当蒋经国掏口袋，蒋老先生连忙制止，告诉他，这样做不合适。直接给钱，给了一个，还有两个三个那就不好办了，应该通知政府机关统一办理。蒋经国曾经对我们强调说：这是蒋公给他的一次深刻教育，办事应由承办机关，依法办理，不能凭个人的兴致去做。

不知，今天台湾的蒋“青天”，在巡回“亲民”当中，办了些什么重要事情？又是怎样办的？

我们如果用现代政府首脑的法治常规，当然无以窥测蒋“青天”的莫测高深的“亲民”“德意”。就是用通俗的“包青天”做借鉴，台湾既然有蒋“青天”事必躬亲，那么，相对的就必定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官员是一团漆黑，至少是有亏职守，因而一切唯赖英明的蒋“青天”亲自出马！真是个：台湾子民何其幸，有如此的蒋“青天”；台湾子民又何其不幸，仅仅有这位唯一的青天大老爷——蒋院长。

1977年1月5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专员的“五有”和“十多”（曹云霞）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

——这个“五有”，就是蒋经国先生当年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时，提出来的“建设新赣南”的五大目标。

那时，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以及各地党报，和某些民办报刊，都一呼百应的为蒋氏的“赣南新政”大肆宣传，发表了连篇累赘的电讯、报导、专访、评论。似乎一个“人人五有”的幸福天堂，很快就将出现在章贡合流的一角。蒋经国俨然成了开创奇迹的英雄，曾经轰动一时。有过一篇评介“赣南新政”的文章颇吸引读者，那就是高素明先生在《东方杂志》上所写的关于《新赣南建设五年计划》。高先生是蒋先生的留俄同学，彼时担任蒋先生的秘书，是蒋先生的智囊。《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发刊了三十多年的“权威杂志”。所以，这篇文章在知识界颇有一些影响。

我当年投到赣南，做了蒋先生的学生和部属，怀着满腔热情，有心追随蒋先生，愿为实现“五有”，创造“三民主义模范区”而努力。我和其他青年朋友一起，身穿工服，赤脚草鞋，一股傻劲。

现在回忆起来，三十多载的沧桑，使我从彼时“五有”的美梦，联想起更多有关的事情，主要的将忆述一下蒋专员治下的赣南“十多”。

一、赣南的“烂摊子”

一九三九年春，蒋经国先生是以“新兵督练处处长”的身分，进入赣州的。那时的赣南，被江西省当局，看作是一个“烂摊子”。

赣南划为江西省第四区，辖赣县、大庾、龙南、定南、虔南、上犹、信丰、安远、寻乌、南康和崇义等十一个县，面积约二万三千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约一百六十万。它邻接广东，本来是粤系军阀的势力范围。这里有不少粤军卸职的军官和依附粤系的财主。他们拥有枪枝人马，据地称雄，包赌包烟（吸毒）包娼，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省政府的政令，一向进不了赣南。

赣县又是蒋总司令反共发难的地点之一。早在蒋总司令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清党前夕的一九二七年初，蒋总司令率领北伐军，由粤北进到赣州，还没有来得及赶走南昌的北洋军阀头头，抢先便在赣州向“总工会”开刀，杀了总工会的负责人陈赞贤，种下了血腥搏斗的火种。

以后，共产党登上邻近赣州的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继而转移到瑞金建立赤都。赣州又成为红军活动的走廊地带。五次“围剿”“反围剿”的反覆较量，都在赣南的土地上进行。红军长征后，陈毅还带领一批人马，留在赣南山区打游击。抗战军兴，才编组“新四军”，开往皖南。这里留下了极其惨烈深重的内战余痕和潜在因子。因此，国民党要在赣南建立它的统治，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彼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号称是政学系的谋士，机灵圆滑，计策多端。蒋委员长在南昌，设立行营，坐镇指挥“围剿”时，熊兼任行营办公厅主任。他和南昌行营秘书长、政学系头头杨永泰，设计了种种“清剿”“绥靖”的办法。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就是杨熊的主意之一。熊式辉为了收拾江西整个的局面，他有一套所谓“三好”方针：“有比无好，快比慢好，多比少好”。因而，江西出现了这种情况：好歹尽快弄个名义，派个官，搞个地盘，挂块招牌，急急开场，多多益善，下文如何，暂且不问。这是虚饰门面，奉行故事的典型官僚主义。

为了收拾赣南的“烂摊子”，熊式辉也连忙派了县长专员。有的领了委令，躲在南昌或吉安领干薪。有的到了赣南，叩拜土霸，同流合污。一九三八年，刘已达接替马葆珩出任“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刘曾任别动总队康泽的秘书，又担任过江西省党部的书记长，自许党特兼长，现在又愿靠拢政学系，从事行政。熊式辉表示欢迎，便派刘已达去赣南任专员。刘组织了一帮复兴社分子前去，颇想在赣南一显身手。可是他们到赣州之后，一筹莫展。翌年春间，刘已达出巡到赣州近郊唐江。竟遭当地土霸围困殴打，并把刘软禁起来，扬言要把刘杀掉。幸而这时蒋经国处长挺身而出，找到靖县的土皇帝刘甲弟办交渉，要他说服暴徒把刘已达释放，否则对刘甲弟不利。毕竟“太子”来头非凡，这一着很奏效，刘已达马上被放回。刘回到赣州后，引咎辞职，专员公署的一帮人早已逃散了。亏得一个监印机警，把官印随身带着隐藏起来。熊式辉顺水推舟，落得派蒋经国接任专员。熊本来早已内定蒋经国出任专员，只待他到赣南熟悉一下情况，没料到出了刘已达被绑架事件，因而促成了蒋经国早日走马上任。

从此，在赣南这块破烂纷扰的土地上，蒋经国开始上演他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场重头戏。

二、蒋经国接任专员

一九三九年三月，蒋经国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因人设事的“新兵督练处”，随即撤销。

专员公署设在赣州城西西津路的米汁巷口，是清代府台衙门的旧址，正门早已封闭荒芜了，当时是用原来后花园的侧门作为大门，进去拐弯向右转，才到正厅。我第一次到四区专署去参观，晋见蒋主任（我们称蒋经国为主任），就是进入这所旧衙门。虽然新近经过修缮，但仍然显得陈旧、阴森、落寞。听说蒋专员接任时，更是破败不堪。翌年秋，专署便搬到新修的大厦中去了。

蒋氏接任专员时，除了从刘已达手里接过来一颗官印，专署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但是，有一点还是值得提出来的，前任内的两位科长和一些职员，蒋专员还是留用了。例如：目前在台湾担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的范魁书，就是刘已达任内的科长，又是复兴社分子。由于他表示效忠蒋氏，以后确也兢兢业业，到今天还得到重用。据我所知，赣南派的第一批老人，现在台湾身居高官者，也唯有范魁书一人了。蒋氏也从原督练处带去一批人。听说也有些督练处的旧部随蒋氏去了台湾，但是名字不见经传。王昇和我一样，都是“三青团”成立后，于一九三九年底到赣州的，并非老赣南派。王昇到四区专署干委任视察时，范魁书已经是荐任科长了。

一九三九年，蒋氏正好是三十岁，这位年轻的专员，确是表现出一派朝气。我到赣州时，看见他还是习惯穿蓝布的工装，戴鸭舌帽。经常随便来来往往，有时一个便衣卫士跟着他，彼此说说笑笑，像朋友一样，边走边聊，没有那种前呼后拥的官架子。我有几次到旧专署对面的小摊子上吃馄饨，恰好碰上蒋专员来了，他向掌勺的老头亲切招呼，和我们同桌，边吃边谈笑，又落得由他会账。路上相遇，他总是笑着先给人打招呼。蒋经国初期在赣南的那种平易近人的形态，确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但是，时间也仅仅是那么短暂，第二年他的官气就渐渐大起来了。

蒋专员确乎表现出怀有雄心壮志，有一股闯劲和干劲，要在赣南开创一番新事业，当然，他贵为蒋委员长的公子，也给了他特殊的条件和威力。

总的来说，他为当局收拾赣南这块烂摊子，确实大有贡献。他本身也从中取得了为政的经验。

三、蒋专员当政的三阶段

蒋氏在赣南，实际不到五年，即从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三年冬去重庆。四四年春，他担任了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专员一职由赣县县长杨明代理。同年冬，赣州陷敌前，他匆匆回赣一行，这时，他已经无心顾及赣南了。

综观蒋氏专员任内的全部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收拾“烂局”阶段（一九三九年三月就职，到一九四〇年三月第一次反共大逮捕）。

二、宣称建设阶段（一九四〇年春，召开“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正式制订“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以后改为“五年计划”，提出“五有”的目标）。

三、离职挂名阶段（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四四年冬，赣州沦陷，四五年，他正式辞职）。

从专员本身的任务来说，蒋经国任内，收拾烂局，对省方以及对中央，都有相当的贡献。他这时的中心口号是“除暴安良”。他打击了地方军阀土霸流氓地痞的势力，恢复了统治秩序，大力控制支离破碎的农村。他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对贪污腐败的政风，有所改革。他宣称厉行禁赌禁烟禁娼，对改良社会风气，有所裨益。他千方百计地宣传对他父亲蒋委员长和中央的向心力，使赣南成为东南地区的一个施政中心。更切实的，是他这位专员，稳当地坐镇了赣南，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没有再发生官员被绑架被赶走的老故事。

蒋经国何以能做到这些呢？当年透过宣传机构，颇有一些传奇的故事，对蒋氏个人的作为，渲染得神乎其神。蒋专员自己则把调门提得更高，大事宣称他在赣南“是坚决打倒封建势力”，开创“赣南的新时代”，建设“五有的新天地”。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封建土霸的发号施令，确是让位给了蒋专员，他们的横行霸道，稍有收敛；他们的取巧豪夺，受到抑制。但是他们的根基，占有农村的大量土地，则极少变动，他们长期支配地方的绅权威望，仍然保持。就以刘甲弟而言，他仍然是赣南的大地主，在赣州城拥有许多地产，并兼营七、八家商店，一直安居在红门大院的第宅中，过着逍遥自在的寓公生活，照样三妻四妾，婢仆成群，所差者只是不能像以往一样招摇过市。赣州许多的“公益”事业，刘甲弟还是挂个头衔。例如：赣州的中正公园，蒋专员派蔡省三为管理委员会常委，负实责；但是，刘甲弟和另外几个绅士还是委员，蒋专员还指示蔡省三遇事要和刘等联系商量。我和蔡省三都和刘甲弟有过交往。特别是刘甲弟写得一手大字，赣州的许多商店招牌都是找刘题书，有些公务员也欣赏刘题赠的字轴，不少人登门求书。刘甲弟始终是赣州的头面人物。同样的，赣南的一般地主仍占有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他们除了不能公开聚赌抽鸦片之外，照样逍遥无羁，作威作福。总的来说，蒋专员收拾烂局，只是复了旧的统治秩序。

蒋专员开始时为了打击胡作非为的土霸流氓，摆出了急进的姿态，采取了严厉的手段，高唱革命口号，公开赞许“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青年人很大的吸引，不少热情青年，远道投奔赣南。赣州一度出现了浓厚的左倾气氛，群众性的抗敌宣慰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蒋专员曾率领“赣县宣慰团”，跑遍了赣南各县。土霸，流氓，盗匪，吓得销声匿迹。到一九四〇年春，烂局基本上得到收拾，统治秩序大体得到恢复，蒋专员的英名也广为传播了。于是，就在这时刻，一九四〇年三月，赣州发动了第一次反共大逮捕。接着，蒋氏召开第四区行政会议，宣布有计划建设新赣南的开始。蒋氏以反共逮捕，作为从收拾烂局到宣称建设的契机和转折。反共和建设，联系而来。这显然不是巧合，个中的因缘和相互的关连，是颇耐人寻味的。

一九四〇年夏，蒋专员召开“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会议地点在赣州乐群大戏院。到会者将近二百人，包括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科长以上人员，各附属单位主要人员，各县县长秘书，主要科长，以及特邀民众代表等。请了省政府代表到会指导，还请了党团代表列席。是为赣南一次大规模的行政会议。

会上主要是听取蒋专员“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的报告。讨论通过了这一计划。随后又改为“五年计划”。

蒋专员在报告中，着重提出了“实现五有”，把赣南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乐园”，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区”。计划中列举了发展钢铁、机器、电力等重工业；农业实现机械化，兴建水利工程；赣南各县城镇都将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城市。人民都享有充分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实现“五有”。

当时有人就评论说，蒋专员这套计划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今天回想起来，我认为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像蒋氏所设想的，建设现代化的新赣南，保证人人享受现代化的“五有”，这是生活的高水平，是社会的大变革，是类似社会主义的理想。可是，在短短几年乃至十几年内，能够做到吗？

彼时的赣南，除了泰东书局的印刷厂，没有一家现代化的机械工厂。作为“赣南新政”标志之一的“强民工厂”（为监狱犯人设的工厂），一度广为传播，而它是手工编织竹器等的手工工场。此外，江西省建设厅搞了木机织布的民生工厂和“东南工合”的小型工场。

赣南没有一座高压电线塔；没有一处成型的水库；没有一部拖拉机；没有一所科学实验室；没有一所大学；专员公署没有一个曾经从事实际业务的工程技术人员，（最有代表性的蒋专员兼县长的赣县。建设科长，是干警察出身，曾任赣县警察局长而得到蒋氏赏识的吴善标。）此外还可列举一连串的“没有”。在这许多“没有”的基础上，要建设现代化的“五有”。如果蒋先生今天回顾一番，他该不知作何感想。

从另一个角度看，蒋专员如果下定决心，在当时的基础上实行改革，主要是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苛捐杂税，肃清贪污，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多种经营。逐步改善广大农民生活，保证在可能的范围内，让农民普遍享受最低的“五有”，而不受压榨，不致失业，不虞饥寒，不是文盲。这可以说是切实可行，有可能做到的。但是，当时却不曾在这方面真正做点实际工作。

“五年计划”的“五有”最终都“落了空”。

就在计划制订的五年之后，蒋专员远去重庆了，日寇的铁蹄，蹂躏了赣南，“新赣南的五有”，影子也没有了。

四、蒋专员治下的“十多”

“新赣南”的“五有”虽然落了空；可是，蒋专员治下的赣南，和当年国府统辖的各个政区比较起来，却仍然有其显著的特点，有其突出的政绩。蒋经国个人也定然从中积累了经验。站在执政当局的立场上来考虑，蒋专员是应颁给勋章的。很显然的一个成果，就是如前所述的：收拾了赣南烂局。试把蒋专员在赣南采取的主要策略措施及其政绩，加以回忆追索，笼统概括一下，主要的有十多。

一、赣南的保安团和自卫队的兵多——熊式辉（江西省主席）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和蒋老先生是先后同学，原来是国军第五师师长，他是带兵开进江西剿共，因而当上江西主席的。熊式辉和蒋老先生一样，都深深懂得枪杆子的重要，他承包下来的蒋太子，被安排进入乱糟糟的赣南，没有枪杆子行吗？所以随同蒋经国一起开进赣南的，有一个保安旅，两个保安团。旅长是熊的留日同学黄新富，黄以有胆识有魄力见称，当时也不过三十多岁。他率领两个经过整训的保安团三千多士兵，驻防赣南。（江西当时有十个专区，全省共有十个保安团，可见赣南占了多数。）这支武力成了蒋专员的有力后盾。只是黄某有一股骠劲，为蒋专员保安，自是尽忠职守，要事事驯服蒋专员，却办不到。所以黄和蒋常常发生龃龉，黄旅的兵，同赣州的警察，多次在闹市大打出手。因而蒋专员到职后，就扩编专署的直属自卫大队，新枪，兵足，有一营以上的兵力，归他直接掌握作专署的警卫。还有蒋老先生又派了侍从室的一个警卫班十多个人到赣州为蒋专员作贴身侍卫。他们穿便衣，随时随地，紧护蒋专员左右。有一个彪形大汉的曹松，长于双手用枪，百发百中。我曾经和蒋专员、曹松等一起打过靶，见到曹等确是好射手。蒋专员还布置各县尽先加紧扩编了自卫队。正因为有如此实力雄厚的枪杆子听候调遣，护卫蒋专员，有力有威厉行镇压，所以蒋先生才得以放手收拾赣南的烂摊子。否则，怎能使得土皇帝放下武器，甘心就范呢？

二、赣南的宪兵警察多——当年一个县通常不过驻有宪兵团派出的一个班，号称宪兵队，而赣南却驻有一营宪兵，营部驻在赣州，可见宪兵特多。还有江西省警察总队，又派了警察第二大队驻扎赣州，警察也比一般专区多。大队长张寿稽，日后成了蒋专员的得力干部，蒋曾派他兼办粮食征购统销，以后发展成为交易公店。

三、赣南的专业特务多——军统、中统的特务，到处都有。而赣南是中统特务的重点。赣州岁有“江西省第四区党务办事处”，那里集结了反共的老手。而且还有以反共宣传见长的党特兼文特，他们公开发行机关杂志《东南评论》，主编为赣县县党部书记长黄问白。又江西中统负责人冯琦（前中共人员），常驻赣州做案。更特别的是专员公署，设有特务处，主任是蒋专员留俄同学黄中美，负责侦缉的是蒋专员的旧部蔡百里。又三青团支团部还有特工组，负责人是胡重义。赣南一度是各派特务，竞相称能，各显特技的特务大校场。由此可见，说是蒋专员在赣南单枪匹马唱独脚戏，实是无稽之谈。

四、赣南的额外公务员多、保指导员多——一般专署官员编制不到二十人，四区专署及所属工作队，有一百人以上，有时专署的秘书有七八个之多，蒋专员有一批留俄同学担任秘书，例如：徐君虎、黄中美、高素明、周百皆、徐季元、刘汉清、彭健华等。特别是各保除保长而外，又设个指导员，都由高级官员兼任，直接大力控制保甲，这是其他政区所没有的。

五、赣南特务秘密逮捕的人多——赣南一度显示的开明进步，和蒋专员的革命口号，曾经吸引了不少青年人。中共的省委地下组织，究竟当时怎样看待蒋专员？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在我而言，还是个谜。例如，一九三九年，江西吉安等地的“生活书店”都被查封了，人员有的被捕，而赣州的“生活书店”却照常营业，照样公开发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三青团的“青年文化服务社”也大量经售“生活书店”的书和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江西各地禁止《新华日报》的发行，而赣州直到一九四〇年夏还是公开派送《新华日报》。彼时在泰和的江西省当局一度风传“蒋经国在赣南搞共产了”。这不仅仅是由于蒋的所谓“新政”和“五有”；而是由于赣州所表现的“亲苏”“亲共”的种种迹象。但是，事情的变化，却是那么诡谲急剧。一九四〇年三月，赣州发动了反共秘密大逮捕，这是江西范围内动手最早的，那时泰和、马家洲的集中营都还没有开张。赣南首次反共逮捕，比之中共所宣称的全国性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也算是打了先锋。赣州逮捕，可能比之其他地方，少费侦察的周折，特务查一下“新华日报”的订户和“生活书店”的僱主，应捕者的名单就有了。以后又陆续逮捕了多少人，事关机密，我就不清楚了。总之，蒋专员治下的赣南，当年反共秘密逮捕的做法和“成果”都是很突出的。

六、赣南印刷的法币多——当时，国府治下的物价，天天以至时时刻刻都在猛涨，法币则随之无时无刻不在狂跌，因而需要大量的法币。而实际是法币漫无限制的大量源源出笼，演变成恶性通货膨胀，搞得不可收拾。彼时当局好歹不管，就是赶印法币应市。在这方面，赣州也起到重大作用；但是，却一直未曾被人注意，因为这也是机密。那时，赣州城郊，有从上海迁来的泰东书局印刷厂，有全套比较完备的制版印刷，有技工上百人。该厂就专门为“中央银行”印制法币。这里印刷的法币供给东南地区近十个省的需要，每天大箱大箱地装汽车往外运。设非蒋专员在赣南坐镇，并且对印刷厂严密护卫，那是不堪设想的。

七、赣南对东南地区的征税、募捐以及其他施政的贡献多。——财政部税务署在赣州设置“东南税务局”，又设“东南直接税局”，统辖东南各省的税收。还在赣州办“东南税务人员训练班”，多数税务人员又被蒋主任领导的“三青团”支团部吸收为团员。还有中央发动的临时性的捐献，赣南也做得很出色，例如一九四一年春扩大“全国出钱劳军运动”，蒋主任亲自领着我们一起上街，义卖日报。蒋主任拿着一叠报纸，登上大商店富户之门，一瞬之间就卖光了，他个人就募到上万元。赣南常举行义演募捐。总之，在财力上对中央作了有力的支援。又“中央文化驿站”也在赣州设东南分站。对省方来说，贡献也多，例如“省训团”就设在赣州梅岭；以后省军管区，也用“赤硃岭”办“军官增进训练班”，全省各县军政人员大部分都来赣州受过洗礼。省主席熊式辉，一九三九年春以前，当了九年主席，未曾涉足赣南一步，蒋专员收拾烂局后，熊某常到赣州，有时在梅岭小住近月。省方的其他机关，也都在赣州设办事处，省建设厅把赣州作为重点。有一位何勇仁为该厅在赣州筹办“工商陈列馆”。我忆及有一个青年人马兵（马汉章）给何当助手。到香港后，赣南旧友告诉我：此处有位马先生（笔名南官搏）即赣州彼时的马兵也。

八、赣南“交易公店”对生活必需品的控制多——蒋专员在赣南先开“粮食公店”，集中征购并销售粮食，以后发展创设“交易公店”，除粮食外，还经销其他生活必需品：食油、盐、布疋、火油、糖等等。先在赣州试办，以后推广到各县，这是蒋专员一个创举，由他的留俄同学徐季元做总经理。交易公店为蒋氏在经济方面加强统制，起到一定的作用。

九、赣南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动规约多——一一叙述，实在够写一篇长文章，我忆起赣南流行一首民谣——

蒋大专员开了口，赣南百姓齐遵守：

黎明集合上早操，立正稍息开步走。

每天大事第一桩，总裁像前三叩首。

保长传令开会多，天天高唱搞五有。

结婚必定集团办，太阳节日大喝酒。

下地赶墟背家训，叫人急得直发抖。

我的天啦蒋专员，哪年哪月你撒手？

这个民谣生动通俗，反映了一些典型情况。但外界看来，可能相当隔膜，且略加注释：赣南规定老百姓一早要出操；天天要向蒋总统致敬；宣传“建设新赣南”的大小会开个没完；不许个人私自结婚，一定要参加集团结婚，规定蒋总裁生日为“太阳节”，一定要祝寿喝寿酒；新赣南制订了“新家训”，人人得背熟，有时赶墟下地，保长或其他官员，得随时点着你，叫你背家训。总之，名目繁多的种种规定，从早到晚缚着老百姓的手脚。

十、赣南的新奇计划标语口号多——高唱“五有”就是一个典型奇谈，各式各样的计划办法，一个接一个。满墙满壁的大小标语、宣传画。你一进到赣州东门外，就可以看见大字标语：“建设新赣南”、“人人有饭吃”！并且以醒目的大字写在城门入口处：“欢迎指导”！又在城门出口一边写着“祝你一路平安”。给进出赣南的人，都不能不有所感触，可见煞费心思。

以上，不过是就我个人所见，举出当年蒋专员治下的赣南所独多的荦荦大者，其他自难细列。然而“十多”倍于“五有”，由此，亦可概见蒋专员在赣南的“创举”，不亦大哉！用以比照今天蒋主席治下的台湾，或可窥察其联贯的奥妙。

1977年2月17日，丙辰除夕于香港。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经国的一个情妇（彭哲愚·严农）

——情妇章亚若

有一次，徐君虎下县去了些日子，回来时，和蒋经国等几个人在专员公署弄了几个菜，打了两壶酒，边喝着玩边谈天，蒋经国别的不好，就好喝点酒。一喝起酒来，尤其是和熟人、朋友一起喝，往往管不住自己，还和在莫斯科山东饭馆呷中国菜时一样，猜拳行令，闹闹吵吵。这时，专员公署一个管理图书资料的青年妹仔章亚若走了过来，趴在蒋经国的耳朵根那儿嘀咕了几句什么，蒋经国马上安静了下来。“嘿，蒋经国怎么那样听章亚若的话呀？这里头准有么子名堂。”徐君虎心里纳闷。

章亚若原是国民党师长郭伯礼的姨太太，年轻、漂亮，很善于交际，卖弄风骚，不知怎么被郭伯礼遗弃了。她给蒋经国写了封信告状。蒋经国答应接见她。章亚若来公署找蒋经国，当卫兵把她领到接待室时，蒋经国抬头一看，眼睛都发直了，眼前站着的这个年轻少妇穿着一件时髦的袒胸纱裙，修眉朱唇，杏眼含情，似怨似爱，默然地望着蒋经国。蒋经国神魂颠倒了，呆呆地望着那女人，都忘了招呼她坐下，青春、年少，有几个人不爱美人儿哩？还是徐君虎让她坐下来谈时，她才坐下来，含着眼泪，诉说了被郭伯礼抛弃的情况。蒋经国听了，很同情她，马上答应她在公署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徐君虎说：“她的遭遇让人同情，可她是个女的文不能伏案，武不能打仗，要她做么子？”蒋经国说：“管图书馆，清理报纸，资料不正需要人吗？”坚持把她留下来，当了资料员。

章亚若很会来事，她马上脱下旗袍、裙子，换上黄布军装来机关上班，扫地，倒痰盂，什么都干，工作也很认真，取得了蒋经国和徐君虎的好感。她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不少蒋经国的生活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表示对蒋的崇拜。空袭时，她还参加救护，背伤员，弄得满身血污。蒋经国在大会小会表扬她，还让报纸宣传她，亲自拟定新闻标题“昔日游手吃闲饭，今日战场背伤员”。蒋经国是英雄爱美人，章亚若是情场老手，两人慢慢就勾搭上了。

有一天只有徐君虎和蒋经国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徐君虎对蒋经国说：“你禁烟、禁赌、禁娼，在外边名声蛮大，可不能禁了别人，自己犯呀！”

蒋经国笑着说：“哪里，哪里，你别乱弹琴了。”跟徐君虎打哈哈。

在专员公署，背后议论蒋经国和章亚若关系的人越来越多了，蒋经国为了避人耳目，就把章亚若调到赣县行动委员会去当书记（文书），后又调去当三青团区队长。一九四〇年春，又把她调到“青干班”（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去受训。在“青干班”班里，章亚若和王昇等十人，在赤岭的松林中祈祷天地，歃血为盟，秘密结拜为“十兄弟”，推章亚若为“大哥”。

章亚若后来怀了身孕，蒋经国怕坏了自己的名声，就把她弄到桂林，隐居在瑶山上，不准她抛头露面。

没过多久，蒋经国和徐君虎过去的两个学生，这时已成蒋经国的心腹，从赣州来到桂林。那时徐君虎已离开赣州，在桂林市任军事科长兼社会科长，家也安在桂林，那两个学生到家来看徐，徐问他们：“你们来桂林么子事？”两个学生回答说：“到重庆去受训，路过桂林。”徐更疑惑了，问：“去重庆受训，干吗要绕道桂林？”他俩只好说了实话：“我们来是要干掉章亚若。”

“为什么要杀她？”徐君虎听了，吃了一惊。

“她肚子大了，对蒋专员的名声不好。”

“混蛋！”徐君虎生了气，上了火，这时，他反倒同情章亚若了：“你们也太没良心了。章亚若是个女人，被郭伯礼欺侮后抛弃了，现在又被蒋经国糟踏了，你们不仅不同情，反而要把她杀掉，你们还是人吗？”

两个学生遭徐一顿臭骂后为难地说：“蒋专员那儿我们怎么交待？”

“你们就说是我不让杀的。”

那两个学生自我惭愧，在徐君虎那儿住了两天，就上重庆去了。

过了几个月后，章亚若就在瑶山临产了，生了一对双胞胎，是两男孩。章亚若生下小孩后，中了产后风，不久就死了。两个孩子送回章亚若的老家江西新建县，由章的母亲抚养。章母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到了贵州章亚若的妹妹那儿。

章亚若生孩子时，蒋经国来桂林看望过她，住在徐君虎的家里，把一切情况都跟徐君虎说了。后来外边传言，说章不是死于产后风，而是被蒋经国害死的。徐君虎断然否认。

章亚若死后就埋葬在瑶山。有一次，蒋经国来桂林办公事，桂林行营公署举行宴会招待他，他派车把徐君虎也接了去。宴会后，两位老朋友乘兴夜游漓江，水光月色，山影迷离，蒙蒙胧胧，别有一番诗情画意。到漓江大桥时，离瑶山已经不远了。徐对蒋经国说：“老章（章亚若）就埋在山上，你不去看看她？”蒋经国一听，凄然叹曰：“老虎，你以后别再提这些事了。”徐君虎说：“老章为你而死，你到了她身边都不去看看她，也太无情无义了。”蒋经国不再说什么，他自己觉得挺别扭，游兴全无，只好回去了。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章亚若的母亲生活困难，带着两个孩子到南昌去找蒋经国。此时蒋经国已不在南昌，调到重庆去了。李以劻（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住九龙）接待了他们。李以劻听了章母的诉说，看见两个孩子辗转流离，实在可怜，觉得蒋经国应该负担生活费。就去找王昇商量。王昇说：“我们去找吧。”李以劻与王昇一道，去重庆找蒋经国，向他谈了此事。蒋经国听后皱着眉头很为难。公开负担这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吧，方良准跟他闹，引起家庭不和，他自己的威信也会受到影响；不管吧，良心上又过不去。想了好久，最后对王昇说：“章亚若是和你们一起结拜的‘大哥’，你就看在你‘大哥’的情份上，两个孩子托付给你吧！”王昇很精，欣然应允了。他知道，现在他为蒋经国解了难，蒋经国日后亏待不了他，这恐怕也是王昇日后发迹的一大秘密吧！

此后，这两个孩子由王昇抚养。现在在台湾身居要津，在报纸上经常露面的章孝慈、章孝严，就是这两个孩子。

1986年1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家父子不是“人”（孟绝子）

——被蒋家诬为“匪”的陈左弧

左弧兄：

一、你写的悲愤心声《我是“匪”吗？》，我拜读了。读后感触很多。首先谈一下“匪”字。在《万岁评论丛书》三十七期的《梦里不知身是匪》一文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蒋介石有了自以为神圣的自大狂，自然就喜欢把他所痛恨的敌人贬低为匪。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他的嘴下就成了共匪、赤匪。”他把中共的人叫做匪，中共怎样称呼他呢？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蒋介石的人马逃离杭州，五月三日，中共部队到了杭州。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我离开杭州经广州、香港来台前，我在杭州的报纸上看到有关对蒋介石的称呼一律是“蒋匪帮”。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一九八〇年写了一本书，叫The real War。他在书中叙述他以总统身份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北京访问，跟毛泽东会晤时，毛说：“你我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可不赞成我们这种晤谈。他叫我们共匪。”尼克松问毛怎样称呼蒋介石。毛笑了起来。周恩来答道：“一般说来，我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候把他叫做匪。”

二、你又悲痛地想起“晋师败秦于殽，秦三帅被俘释归，秦穆公御驾郊迎，自责不迭，而不罪三帅。”之故事，慨叹古今人之苛恕与幸与不幸何相去如是之远也！左弧兄，苛与恕，幸与不幸，何相去如是之远，原因是今天的蒋介石比古代的秦穆公，无论才华、眼光、气度或器量，都差得太远了。秦穆公乃是当时第一流的贤明君主。蒋介石呢？就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看法来说吧。罗与蒋，从来没有见过面，没有个人恩怨。为了提高蒋的国内声望与国际地位，罗还邀请蒋去参加开罗会议。开罗会议以前，在罗的心目中，蒋是中国唯一的领袖。在开罗会议期间，罗亲眼见到了蒋，也亲自通过译员当面与蒋讨论过各种问题。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交谈。交谈之后，罗对蒋的看法大变。变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国民党的忠贞文人梁敬錞在所著《开罗会议与中国》一书中说，“罗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说蒋介石只如摩洛哥之酋长。”

再从沈醉来说。沈以前是蒋手下的大特务。后来沈以忏悔的心情写了几本回忆录，台湾的地下出版商已经出版了四本。他的书清清楚楚告诉读者，蒋乃是一个自私自利、阴狠毒辣、满脑子帝王意识的军阀。

三、你说：“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将领，平日除钻营敛财、作威作福外，邪门左道，不务正业。下焉者嫖赌喝吸，声色犬马，腐化恶化；上焉者画神马，诌歪诗，写一笔虎，舞文弄墨，附庸风雅；而对于攸关作战胜败、军国存亡的本行本业的军事学，却是从不研究。”这些话，如果是出自我的笔下，人们会认为是我胡扯造谣。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有十个学期我是住在学校里。这十个学期的寒假暑假，和其余七年，我都是在军队附近，我所看到的军官，大多数都是属于你所说的这一类。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军官中这种情形更变本加厉了。而且阶级愈高的军官，愈不务正业，愈声色犬马，邪门左道。有的将领甚至还诱奸“金马小姐”，强奸“中国小姐”。诱奸者和强奸者还都是蒋介石的心腹。他们在大陆上吃败仗逃离大陆时，是中将。他们带着贪污的钱逃到台湾以后，蒋介石升他们为二级上将，再升为一级上将，又任命为台湾省主席。海陆空军有八百万的蒋介石会惨败给只有近百万步兵的毛泽东，原因很多。你所说的这种现象，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现象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则是蒋介石的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之被中共活捉。据陈少校所著《金陵残照记》，在戴戎光之前，要塞司令是仪征人孔庆桂。（一九四八年）五月间，孔因宦囊已饱，想作寓公，所以请辞司令职务。江阴要塞一职，人人视为肥缺，追逐的大不乏人。因为一、要塞在江阴黄田港设立检查站，该处是长江南北交通孔道，贪污走私，有利可图。二、江阴沿岸一带有芦苇的收入。三、握有要塞附近矿山开采权，也可牟利。四、要塞有数百亩田出租，自然是一条财路。五、在江阴，可用在棉纱工厂搭干股等办法，坐地分红。六、用要塞公款就近在上海做投机买卖，可以捞一笔。七、当然也可以吃空缺。有此七利，垂涎钻营者遂多。孔庆桂辞职的消息传出后，连胡宗南也飞电保荐其部属郑瑞充要塞司令。

结果，这个要塞司令宝座，被戴戎光用计弄到手。《金陵残照记》说：

戴听到蒋介石已经圈了他，自然万分高兴。不几天，又接到通知，说蒋介石要找他去谈话，心想高官到手，又役蒙恩被召，更加欣喜忘形。他打听到蒋介石平时往往以貌取人，如不喜欢军人戴金戒指、镶金牙之类。刚巧自己又是镶有一颗金牙的，便立刻找医生拔掉；又到理发店把头发剃光，刮成个绿秃秃的和尚头；再又整治好服装，打扮齐全，到时就谒蒋去。经过他这一番细心的准备，果然效果良佳。

戴为人狡猾，到任后贪污中饱，对下刻薄，故部下对他渐渐阳奉阴违，表示不满。

到最紧要时刻，这些部下把心中的不满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那就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左右，让江阴对岸的中共先头部队只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南岸，进入位在黄山要塞总台的指挥所，活捉了要塞司令戴戎光。

四、你叙述蒋介石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叙述得非常传神。“他巍巍然直挺挺地站在桌旁，手拄日制木质战刀，未经细察地图，即用右掌在地图上前后左右地‘劈分’三下说：‘五一旅在这边，五七旅在这边，五八旅在这边。’”这段令我想起中日战争时期在四川听到的一个故事。那时候国民党征来抓来的兵，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百分之百的文盲。这些在炮兵部队里的文盲打仗时，都相当有“张灵甫作风”，因为他们所喊的命令是：

目标，乌鸦脑壳，

方向，随便搁，

距离，百打百，

甩它两炮！

如果你细细回想一下，你也会蓦地发觉，原来张灵甫这种巍巍然直挺挺地站在桌旁对着地图使用的“劈空掌”招式，乃是学自蒋介石也。蒋介石就是最喜欢一面向地图使出“劈空掌”，一面向面前的上将中将说：“你在这边当剿匪总司令，你在这边当保安总司令，你在这边当警备总司令，你在这边当绥靖公署主任，你在这边当我的行营主任……。”想当年，大陆上处处是蒋介石的行营和绥靖公署，各地各区都有保安司令部、警备总部、和剿匪总司令部。论气派，可真够气派，论威风，的确是够威风。结果呢？时间一到，全部土崩瓦解。

五、关于被俘问题，蒋介石的言行非常可笑。按照他的理想，军人打仗，最好是每战必胜。万一不幸战败，他希望每个军官都能当场壮烈成仁。如果没有能够当场壮烈成仁，也要在被俘后找机会自杀。军官们战败时没有当场壮烈成仁，被俘后没有自杀，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和嘴巴上，就是辱及祖先和革命先烈，是寡廉鲜耻。蒋介石这种态度，李敖批判得一针见血：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能使人为他死节？他自己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自己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蒋介石没有在南京“死社稷”。他逃到台湾来以后拼命提倡“田单复国”、“勾践复国”。他要“田单复国”，却把“台湾的田单”孙立人和赵子华软禁的软禁，关的关。他要“勾践复国”，他自己却不嗜胆卧薪，而一味要士兵、中下级军官、小公务员、和老百姓尝胆卧薪，对才能有一点像范蠡、文种的吴国桢还要用下流手段暗杀，暗杀不成就逼得吴国桢流亡海外。

蒋介石没有在南京“死社稷”，他的儿子蒋纬国也没有像你一样被俘。你说：“真正能够绝对避免被俘的办法，只有不上战场。但，打仗不上战场，除了那些善于自谋的‘吃饭打衔锋，上阵肚子痛’、攘利争先、赴义惟后的聪明人，专会挖空心思、投机取巧、千方百计避凶趋吉外，就只有一些‘祖上有德’的特权阶级出身的军人才能办得到。”蒋纬国就正是这样一个人。蒋介石的军队与中共军队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是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的八十万部队中有两个“装甲兵”团，两个团长中有一个就是蒋纬国。这八十万大军土崩瓦解后，团长以上的军官，有的阵亡，有的投降，有的被俘，有的逃亡。不管属于哪一种，后来都有个交待。唯有蒋纬国，他在战场上的轨迹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他到底上了战场没有？打过仗没有？在哪个地点打的仗？几月几日几时离开作战地点？与哪些人，沿哪条路线，用什么方式逃离战场的？

蒋介石没有在南京“死社稷”。他和他第四任妻子宋美龄把私房钱存在外国，把用金圆券向全国同胞换到的黄金和外汇偷到台湾。蒋介石这样，他的部下怎么样呢？例如第四军军长王作华和第四十五军军长陈沛，他们逃到杭州时，都成了光棍军长。他们向军需局领到全军经费后，就化装逃亡了。有些后勤机关的官员干脆就自己带着经费化装逃亡。这类的例子太多了。一九四九年二三四月间，我在杭州黑市上经常看到逃到杭州的军官用大量金圆券和银元换黄金，换到黄金就逃。

六、你说你绝不相信“戴笠不死，大陆不亡”这句话是蒋介石说的，你说这一定是戴氏子孙为了自高身价所编造出来的，你又说“以蒋老先生的身份地位以及平日的英明卓绝，再怎么糊涂也不会说出这样没出息的话来。”

左弧兄，你被蒋介石的特务冤枉为“匪”，又被冤枉关了十年，到今天你还以为蒋介石英明卓绝，你实在是太愚忠了，你还没有从迷梦中醒过来。戴笠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坐飞机撞山死的。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每年三月十七日上午就坐车率领文武官员到芝山岩戴笠纪念墓前肃立一下致哀，肃立致哀时总要说一遍“戴笠不死，大陆不会丢。”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看看《三国演义》就明白了。赤壁大败后，曹操既脱华容道之难，回到曹仁镇守的南郡：

曹仁置酒与操解闷。众谋士俱在座。操忽仰天大恸。众谋士曰：“丞相于虎窟中逃难之时，全无惧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马已得料，正须整顿军马复仇，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槌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

蒋介石讲“戴笠不死，大陆不会丢”这句话的真正用意，就是要众文武官员默然自惭，然后加倍努力，竞表忠贞，都学戴笠那样，拼命“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拥护他“一个人”，和他“一个人”的家人，以及他“一个人”的权力。

七、要想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有空时不妨看看《李宗仁回忆录》、沈醉的几本大作，和李敖的《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要想看清蒋经国的真面目，我建议你看看最近几期《万岁评论丛书》中李世杰的文章和谢聪敏写的《景美军法看守所》。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父子逃到台湾以后，台湾的报纸、书刊、电台、以及后来的电视，都把二人吹得伟大无比、英明无比、善良无比、神圣无比。你要是看清二人的真面目后，你就会恍然觉得他们父子根本不是“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狮头山隐居时，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大势使然》。里面有这么一段：

理论上，和尚尼姑是向着神性前进。但是翻开历史看看，除了捏造或者附会出来的神怪高僧之外，有几个和尚尼姑真正修到了神性的地步？他们一辈子也摸不到神性的边界，而一开始的时候又把人性丢掉了，于是他们就成了一种两头不着边的动物。

蒋家父子二人的情况也是同和尚尼姑一样，一开始就自认为与众不同，而把人性丢掉，拼命向着“超凡入圣”前进，向着“神气”前进，结果一辈子也摸不到神性的边界，反而成了两头不着边的动物。

弟 孟绝子

1978年5月6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吴国桢口中的蒋氏父子（江南）

——吴国桢八十忆往

前言

一九七四年一月，我从迈阿密北返华府途中，顺道拜访前台湾省主席（一九四九-五三）吴国桢先生，撰写《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影》在香港一月刊刊出，到这次萨瓦娜重访，恰好十载有奇。

吴先生虽年逾八十，却著述殷勤，其英文巨著《中国人的传统》（CHINESE HERITAGE），甫于年前推出，现在整理从政史料。他说：“我不写回忆录。”但在夫人黄卓群女士的催促下，搜索枯肠，认真摘记，俾予保存，供后人参考。

三月十七日下午四点，我和好友李乃义兄乘纽约航空公司班机抵达这南部名城。吴氏伉俪机场亲迎，我非常惊讶，他的健康如昔，除了脸部微胖，几乎和七十岁时候一样，反应机警，记忆犹新。

从此，开始马拉松式的访问。当晚十点，吴先生按时就寝。翌晨七点继续，到下午一时结束，总计十二小时。或在吴宅，或在餐厅，或在途中，可用争分夺秒来形容。

全部过程，吴夫人在座，且不时予以补充。吴笑谈往事，无一丝倦容，只可惜，偶患牙疾，说话稍有不便。

因访问采漫谈方式，本文舍拘谨问答，而由我事后消化、整理和重组。如有错误引用原说之处，文责概由作者自负。

改革台湾争取美援 吴国桢膺任省主席

台湾由行政长官公署政省，在吴前担任主席的，先后有魏道明、陈诚。但陈的任期不满一年，即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卅日，移交给当时任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的吴国桢。形式上，行政院第一〇三次会议，通过此项任命。陈诚以“军事繁重，势难兼顾，呈请辞去台湾省政府兼主席职务”，阎锡山院长鉴于陈的呈文“情词恳切，应予照准。”实质上，并非如报章公布的官样文章，那么简单。

“一九四九年七月（应是十一月）我陪诺兰参议员去重庆，路过香港，杜月笙告诉我，经国透露，蒋先生已决定派我接替陈诚台省主席的职务。”吴说。

任命到十二月十五日始发表，其中颇有曲折。十月十一日，郑介民衔蒋命赴华盛顿，秘访司徒雷登和国务院内同情国府的有力人士，期作最后的努力。

十一日，华府传出的消息，艾奇逊已“准备给国民政府予经济和外交上的援助。”郑介民携回的三方案之一，是国府“愿在台湾励行改革”，“由吴国桢担任省主席”使台湾人民获得更多参政的机会。

十三日，中央日报《台湾与美援》的社论，即口气乐观地指出“我们厉精图治，彻底革新，就是我们争取援助之最有效，最有力的方法。”

一切改革目标，既以争取美援为重心，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自是理想人选。十四日，蒋先生派空军专机至台南接回正在在空军官兵发表演说的吴国桢，发表台湾改组的新任命。

“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转为和陈合作。”吴谦逊地表示。

“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蒋先生指示说。

陈诚刚主持过台湾省行政会议，而且不久前，和吴有过四小时的长谈，邀吴屈就台湾省府秘书长，遭吴婉谢。蒋先生毕竟以生存为第一，竭尽所能，因应周遭的新形势。

西南方面，卢汉起义，川康危殆，陶希圣所撰《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的文章，已呼之欲出，大陆之失，迫在眉睫，台湾为最后的堡垒，天时，人和，亦非吴氏莫属。

当晚招待记者，提出四点施政重心：①彻底反共，密切配合军事；②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③推行民生主义，为人民谋福利；④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宣布起用台籍人士，改组后的省府五厅中，台籍三名，廿五位委员中，台籍十七人。

杨肇嘉聪明能干 吴三连为人厚道

三位台籍厅长，是民政蒋渭川、建设彭德、农林徐庆钟，但蒋、彭两位，因与“二二八事变”有些牵连，自公布日起，各方交相责难，特别是台籍的国代，省议员们，愤愤不平，顿时形成人事风波。

“你怎么会选定蒋、彭两位的？”

“我受了白皮书的影响，认为美国人提到他，此人一定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结果，我错了。”

一月廿二日省府逐步改组，另派杨肇嘉长民政，陈尚文接彭德，风潮平息。

“你觉得杨氏是适当人选吗？”

“极为聪明能干。”

但是，蒋先生并不同意杨的任命，他表示“人再能干，不为我用又如何？”由于吴的坚持，终获首肯。蒋渭川调内政部次长，彭德派闲差，同时免去游弥坚台北市长的职务，改派吴三连接充。

吴不讳言，对游的印象极坏，吴三连“为人厚重”，比较忠诚可靠。

“警务处长是陶一珊，那末，陶是你的人吗？”

“我和陶在重庆相熟，是梅乐斯将军（美国海军）向我推荐的。警务处长一向是官邸自己派，我去看经国，请他推荐一位人选，他说一时想不起什么人，我问：‘陶一珊如何？’蒋马上点头，因陶任职总政治部，算是经国的人马，他自乐意顺水推舟。”

陶任警务处长，吴派他来美考察三月，学习美国的警政作业。回去后，观念做法，甚具改善，但也因为与吴的一段渊源，陶自处长下任，官运欠通，一蹶不振。

任显群足智多谋 匪谍罪入狱五年

“任显群是你的财政厅长，好像你非常欣赏这个人，是吗？”

“任是不羁之才，不羁之才。”吴特别提高声调，加以重复。

他说，任足智多谋，勇于任事。当时，中枢迁台，开支浩繁，金融近于山穷水尽的边缘，要维持那样的局面，殊为不易，多亏任厅长设法整顿税收，劝募公债，发行爱国奖券，平衡开支，渡过难关，另外一位奇才，是粮食局长李连春。

浦薛凤（台省秘书长）的回忆，足资佐证。浦说：

“例如一九五〇年六月下旬，开始印花税之整顿，即从组织督导人员，从事普遍调查，不论公私单位，一律破除情面，雷厉风行，实地清查。由于报纸预先透露消息，六月廿七与廿八两天，印花税之销售，即逾三百万元，几乎等于一九四九年全年印花税之总收入！如将一九五〇年七月份各项税收，以与一九四九年同月份各项税收相比较，则增额如下：所得税总额增加二十八倍，特种营业增加三十八倍，矿产税增加三十倍，货物税与印花税各增十二倍，其余各税亦均激增。此外，又发行节约爱国有奖储蓄券，增阙财源为数甚巨。由此整顿税收之成功，进一步而进行税制改革。扼要言之，不多简化税目，明确分类，减低税率，画一罚则，而使各税融合调和。迄今流行的统一发票，即于此时开始。财政厅长任显群与第一科长鲍亦荣两氏贡献甚大”。

话题转到任后的遭遇，因“包庇匪谍罪，入狱五年”。吴先生突然变得神情严肃，情绪激动，他说：“这事做得太不高明了。”

吴夫人回忆：“任和顾正秋交往已久，我们事先一无所知，有次在台中日月潭，任告诉K.C.，才知道他们的秘密。”

“任、顾结婚，我们已离台来美，”吴说，“他送我一张喜帖，我回他一信，劝他‘糟糠之妻不可弃’。”

“K.C.最反对的，就是在外面胡闹的男人。”

“他们的婚礼，且是家严（吴级明）担任证婚人。

任获罪的理由，是因为担保了他的叔父，由港入台，官方指控，这位港客涉嫌匪谍，任未大义灭亲，为保安司令部侦查起诉，吴的疑问，既然叔父有“匪嫌”，何以叔父无罪，显群有罪？进一步他问，纵使当局确切抓到证据，港客通匪，又何以能证明显群不报？

“这是百分之百的冤狱，是公报私仇。”吴感慨系之地，自沙发起立，嗓音提得特高。

现在任已作古，故人凋零，不胜悲怀。吴夫人告诉我，任的前妻，不久前，专程从乔治亚，访晤聚旧。“要不是，台湾政策上已经放松，谁敢来看我们呢！”

陈诚任行政院长 吴国桢上书请辞

吴上台担任省主席的第三个月，蒋先生复职视事，阎锡山辞职，陈诚组阁，吴感到府院之间，相处不易，急流勇退，上书请辞，经台大校长傅斯年从中缓颊，复由陈辞修亲自造府敦促，旋同意留任。于三月九日起休假一月，重作冯妇。

“辞职的症结何在？”我问。

“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他一直耿耿于惩，老是卡着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

“蒋先生的态度呢？”

“他当然要我留下，并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我说：‘总统，我们的敌人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斗我干，和自己人斗，我不干。’听完我的话，蒋先生笑起来了。”吴亦为之莞尔。

“陈将军去世已廿载，盖棺定论，你看陈将军这个人如何？”

“领袖欲很大，结党有之，并不营私。”喝杯茶，再作补充，“陈志气大于才干，但并不是一个坏人。”

陈、吴都是蒋先生生前两张王牌。论才气和治事能力，陈不如吴，宠信之厚，吴稍逊陈，两人一长军，一主政，大陆时代，彼此无冲突可言，偏安台岛，不免一山二虎，积不相容。

彭孟缉獐头鼠目 陈诚支持平步青云

吴发表台省主席，理应同时兼保安司令，但陈诚反对，说吴不懂军事。吴说“那你派人好了”，所以彭孟缉留任副司令，双方妥协。

提到彭孟缉，吴余怒未消，重复十年前告诉我的一句话：

“这个人獐头鼠目，我一再告诉蒋先生，不可重用。”

彭有经国做后盾，又有陈诚做靠山，吴愈反对，彭爬升得愈快，因而副参谋总长，参谋总长，以火箭的速度，冲破长空，充份反映着中国政治人事中心的特质。

五十年代，大陆初失，谈法治无法治可言，特务机关如脱缰野马，纵横自如，抓人无正当手续不说，且政出多门，往往公民失踪，家属固无法知道，是哪单位主其事？连吴兼司令，亦茫然无知。

“所以，我告诉蒋先生，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十四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

说到这十四天的限期，有过一番争执。吴说，外国警方的权力，仅有三天，蒋先生坚持一个月，折衷方案为两星期。

杜绝吃空缺之流弊 草山宾馆引起火拼

吴任主席，和蒋先生约法三章，省府负担中央的军费，但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缺粮多兵少的流弊。其次，严惩走私，防止商人逃税。

陆空军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自动束手，海军得天独厚，为所欲为，吴令出必行，引发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一场火并。时间：一九五〇年一月。地点草山宾馆。

这天，由蒋先生召集三军将领，亲自主持会议。吴以主席身份，起立发言。大意是国家财政困难，处此非常时期，军队走私，绝对不许，请在座的三军首领，予以支助，特别是海军的桂总司令。

桂觉得吴的箭头，对准海军，未免太不留情面，瞬即起立，严词责吴，“海军走私没有？请拿出证据来！”

“证据？有。”吴从容地将事先准备好的案卷，当众陈蒋。

“你自己看看。”蒋先生面带怒容，双目凝视桂永清，场面极为紧张。

会后蒋先生批示，主从犯一律枪决正法，其中包括始作俑者的海军情报处长。自此，吴主席的威信，迅速树立。

桂永清草山受辱，当然不肯擅自罢休，主意动到省林务局管辖的林班上，陈情行政院，接收林班。陈（辞修）院长迟迟不决，桂迫不急待，下令海军陆战队强行占领，农林厅长徐庆钟据实呈报主席，吴闻讯肝火大旺，未假思索，拿起军用电话，挂到海军总部。

“你干吗这样胡闹？”

“我已呈报行政院。”桂理直气壮地答覆。

“我限你在明天撤除，否则我派保安司令部武装执行。”放下电话。

假使俞鸿钧，严家淦做主席，能这样果断坚决吗？说完这段小故事，吴带着胜利地微笑向我指出：“我做主席期间，省府府令如山，绝不许半点拖泥带水。”他接着说，“这就是，我揭示的法治精神，至于和民众间，省府大门敞开，省民有事，随时可见主席。”

吴夫人从旁注解，强调吴先生接近民众，比经国先生要早廿年。唐荣铁工厂的创办人某次访吴，向主席交心：“主席没来之前，阿海和阿山连话都不说。”

吴说，他三年多的主席期间，全台湾每一乡镇，每一角落，无不踏遍青山旷野，和民众打成一片。他阐释民主的真谛，就是要了解民众，深入基层。主席不能高高在上，坐在办公室批阅公文就行的。

担任上海市长，吴赢得“民主先生”的雅号。包括打不还手，和平解决纷乱如麻的学潮等。在在表现出，他处事的政治手腕，和因势利导的能耐。

和别的政客不同，他从心底里笃信民主自由。上台后，排除万难，拟订法规，切实推行县市长选举。他说，人心到处都有，争取人民的向心力，说难不难，就是实施民主政制。这样，人才比较容易新陈代谢，也免得大家杀来杀去，头破血流。

驳斥国民党所主张的“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的说法，他仍坚持多年不变的信念，那是“以民主对组织，以事实对宣传”。

然而，在为民主播种萌芽的过程中，他是孤立的。当第一次县市长选举筹备之际，蒋经国反对，他们顾虑，“将来都是台湾人，怎么办？”连吴提议台湾实行兵役制度，陈蒋亦忧心忡忡，不以为然。

客观评论，吴的“台湾台湾化”运动，比经国要提前四分之一的世纪。年轻人当然不知道一段史实，五十岁以上的台湾居民，必能从回顾中遥念斯人，肯定其开天辟地的功续。

国共内战兵败知山倒 争取美援急死小太监

很多人批评吴圆滑，说他“八面玲珑”。圆滑的意思是不得罪人。但圆滑有两个内涵，外圆内圆是一种，外圆内方是另外一种，前者是乡愿主义，可以严家淦、魏道明为代表，后者，是真正的为官之道，有原则之士，如周恩来、吴国桢。

吴受命于危难之际，如果他真是明哲保身之辈，尽可临阵脱逃，远走高飞，不必身上带着毒药，临危不惧，说明吴有志节，有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美德，是一条硬汉，在真理面前，绝不低头。

“一九四九年，国军兵败如山倒，你当时觉得台湾守得住吗？”

“就当时的情况，我相信台湾可以守，我的确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帮蒋先生支撑危局。”

李乃义提出，外间传说，蒋去碧瑶（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会晤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有打退路的企图，吴悍然予以否认。

“我和蒋先生一道去的，虚张声势有之，别的，则是刻意中伤。”

第一批美援四四〇〇万元，拖了很久，方获国会授权，蒋先生心急如焚，偏偏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吴说：“现在，我们都住在美国，才知道，美国国会办事缓慢。”

台湾当时阮囊羞涩，没有美援，有难以为继之苦。蒋先生甚至同意，美援使用，美国可派人赴台监督。吴力持异议，认为那样即无主权可言，蒋先生乃放弃己见。

谈到“反攻问题”，告坚持台湾能攻不能守，短期偏安可以。长期对峙，终归失败。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共参战的消息，一经公布，吴时在花莲视察途中，闻讯兼程北返面蒋，要求蒋向大陆展开军事行动，派军登陆海南，蒋主张进兵汕头，“好，我们想一想。”

三天后，旧事重提，蒋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你不是军人，不懂军事。”

一九七四年，吴也曾重复此说，指责蒋言不由衷，口头上“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蒋无斗志，诚是事实，但吴的军略观点，诸多争议之处，却无可讳言。

一九五〇年，中共革命成功，建国伊始，毛个人的威信声望，处颠峰状态。国军挥师反攻，一不具民心的基础，二不具强大的军事条件，蒋先生如擅自用兵，成算太小了。蒋先生批评吴“不懂军事”，至少，我个人的看法，良有以也。

吴对蒋的知遇之恩，十年前，他向我一再重申。此次非但没有为时间所冲淡，更其坚定不移，他说，“我常常想，没有人比蒋先生对我更好了，有一年，他曾经有五个职位，都想派我去。”

官费留学美国 获得博士学位

吴一九〇三年出生，属籍湖北建始，却在北方长大。一九二一年，清华结业，官费保送留学。两年后，自爱荷华的格尔奈尔学院，取得学士学位，转往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一九二六年，获博士荣衔。

学生时代，峙之（号）先生，头角峥嵘，得演讲冠军，以品学兼优，雀屏中奖，获介可勃（JACOBS）奖学金，除清华官费八〇元一月，尚有一千二百元的额外收入。

“那时节，奖学金的核定标准，不管家庭经济状况，完全以成绩优胜决定。”

一九二七年，吴氏归国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江苏交涉公署交际科长，次任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当时外交部长为郭泰祺。

我提到蒋先生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吴说：“陈申请赴美护照时，我见过她。”吴具鸿鹄之志，外交部的差使，难以满足，前往武汉，效“公交车上书”的先例，投函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李宗仁，毛遂自荐，苦候近月，奉派为湖北省税务局长。果然，一炮而红，过去年收廿万税金，吴到职后，九个月内创九十万的纪录。继调汉口市政府参事，汉口地政局长，财政局长。

因何承濬的推荐，一九三二年，吴投蒋先生麾下，任侍从室秘书。另一位秘书毛庆祥，还有副官邓文仪。工作职责是，蒋接见来客，吴从旁记录，但不许用笔墨，只准默记。

“我和蒋夫人相识，就在这个时候。上班后的第三天，蒋宋美龄看见我说：‘啊！你是新来的秘书。’”

侍从室的工作，吴并不满意，拘谨刻板尚其次，“宁波菜实在吃不惯。”幸获宋子文电报，委吴管理江西盐务，征求蒋的意见，蒋说：“子文的事就是我的事。”

一九三九年，吴任重庆市长，四二年改任外交部政务次长，抗战胜利前奉派中宣部长，战后任上海市市长。

失和于蒋经国 与蒋介石决裂

就凭这样一张履历，国民党的高官中，受蒋先生如此器重的，无与伦比。吴再三重复：“蒋先生对我的恩惠，我永远不能忘记。为了经国，他要杀我，我们之间，只好永远决裂了。”

“我辞职，他派黄伯度传话，只要我愿意和经国合作，愿当行政院长，可当行政院长，爱当主席兼院长，悉由我挑。可是，我一概谢绝。”

后来，蒋召见吴，当面谈话，再次问吴：

“你跟我廿多年了吧！”

“是的，廿年了。”

“你跟我有好处的。”

“总统，我现在已五十岁，不想好处了，只有两件事，我心里下不去。”

“哪两件呢？”

“第一件，总统廿年的知遇，我不能不想到。”

“好！好！”

“第二件，大陆尚未打回去！”

蒋先生转趋沉默。“那么（黄）伯度给你讲的话呢？”

“经国兄，当然我是要帮忙的，总统叫他管特务，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如果不做特务，做点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我决尽心协助。”

蒋先生面露不快之色，漫步走向火炉边。“我今天头疼，改天再谈。”

夫人回忆，刚到台湾，K.C.做生日，经国前来拜寿，徐柏园生日，经国代K.C.喝酒，没有利害冲突，双方还算和睦。

吴和小蒋失和的原因，那是一九五二年的复活节，吴由日月潭下山，这天台中阴雨，路滑泥泞，司机简火万遍寻不着，改请包姓司机驾驶，并带汽车技工一名，和吴的副官。途中携三明治，避免饭馆耽误时间。讵料，卓群女士胃疼，改到台中无锡饭店用餐。饭毕下楼，发现司机交头交耳，表情惊异，据告，有人把前轮的螺丝扭松了，难怪方向盘有摇晃现象。“幸而吃这顿饭，否则送命了！”夫人说。

简火万和官邸的人很熟，这天有意回避，引发吴氏夫妇的疑窦。但是，果真有特务人员恶作剧，从日月潭到台中的距离，车程好几小时，且有高低不平的坡度，为什么车子还能平安抵达台中市？那就是很大的疑问。

吴夫人归结为上帝保佑，局外人缺少科学论据，难下结论。这件事？恐怕将是永没有答案的疑团。

是否吴过敏呢？螺丝扭松是事实，接着吴请求蒋先生撤查，没有反响，甚至“请见不见，写信不回”，吴的电话，发觉有人窃听。

当徬徨失措之际，美联社驻华记者阿瑟戈尔ARTHUR GOUL束装返美，吴想到这位至交。

“阿瑟，把手放在圣经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要发誓，帮我保密。”吴表情严肃，声音压得特别低。

“主席，你为什么这样紧张？”洋人为之不解。

“保密！有几封信，请你带回去交给《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时代》、《生活》的亨利鲁斯。假使我不幸去世，全文公布，没有事，请代为保存。”

吴和阿瑟碰面的事，当局了然于怀。突由蒋夫人出面为阿瑟和玛格丽特（妻子）餐叙送行。出价年薪一万，邀这位记者担任宋美龄的秘书。一万元在卅年前，为数可观。但讵出蒋夫人的意外，此公婉言拒绝。

“昨晚我竟夜失眠，条件实在很好，我不能出卖一个朋友。”阿瑟告诉吴。

“洋人一样有道义，”吴说“这样的人，天下是不多的。”

蒋先生必须除吴的原因，吴说是为了经国，蒋于宠臣爱子之间，忍痛割爱，正如吴“上蒋总统书”所谓“钧座爱子甚于爱民，爱党甚于爱国。”朝深一层看，即使没有蒋（经国）吴之争，吴是否能长期受宠？恐怕也是个大疑问。

吴说，一九五〇年，初做主席，蒋言听计从。任何人都知道。当时的形势，蒋必须借重吴以自保，韩战发生，杜鲁门中立台湾海峡，国府受到华盛顿第七舰队的保护，他的羽翼丰满，再无美援的忧虑，这位权臣的作用，一夜间为之消失。

特别是顾维钧的电报，转达杜勒斯的意见，说蒋年事已高，吴有成绩应请蒋少管政事。蒋的反应，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必有养虎贻患之痛，牵涉不到蒋的权力，可以容忍，一旦危及统治基础，蒋还能再大意吗？

“我住爱文斯登的时候，杜勒斯国务卿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你在美国居留，使我们政府感到困惑，我们将协助你回台湾。假使蒋不同意，我们停止援助。’”

签订“中美”协防条约之前，杜勒斯透过亚历山大史密斯参议员，向吴传话，吴坦白进言，“台湾需要一个条约去保护。”

蒋当初同意吴出境，必经过慎重的考虑，认流放对蒋有利，故示大度。

吴先生说是蒋夫人帮的忙，固是事实，但蒋先生深谋远虑，此一因素，绝难排除。

入长安二将争功 孙立人气愤不平

我们谈到孙立人案，他非常关怀孙的近况。吴孙是清华同学，且两人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外间认为，是华盛顿放置在蒋身边的两颗定时炸弹。孙没有吴幸运，失去自由已卅年，据说，台湾已悄悄释放。

“好！好！应该还他自由身了。”吴不胜欣慰地，向我表示。

“孙比我大两岁，清华小两班，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事先约好，公开场合避免见面，他总是在深夜十二点才来看我，孙身中七枪，我的孩子们都见过他的伤痕。据他说，蒋先生最对不起他的，是‘四平之役’。郑洞国屡攻不下，蒋派孙率兵轻取。可是，打长春时，蒋先生竟怀私心，让郑攻其易，孙攻其难。简直和《三国演义》差不多，‘入长安，二将争功。’蒋先生不愿孙功勋过人，下令孙退出，由郑军凯旋入城。你想想，孙气不气！”

东北将帅失和，吃亏的自是孙立人。㈠孙非黄埔系统，受各方排挤，㈡孙受史迪威赏识，蒋先生妬嫉。于是，解除军权，调陆军训练司令，赴台练兵。

孙是真正的SOLDIER，出言过份直率，往往得罪人，自己还不知道。吴举出下列的例子，加以说明。

一九四九年五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辞修，告有赴台之行，陈在廿四小时内，未行覆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市非陈诚的势力范围。孙立人、彭孟缉前往等迎，蒋先生劈头第一句话：“我在此地安全吗？”孙回答道：“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

吴连连摇头，“我告诉他，你应该说，台湾是总统的地方，当然安全。为什么要说，你保护呢？ ”

孙案发生，吴已离台，真相如何，不甚了了，所以，我没有进一步予以探讨。

一九五三年三月，吴辞主席职，五月廿四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离台赴美，陈诚和经国均前往机场送行。

“蒋先生有没有送你一点钱？”

“不杀我们就算好了，还送钱？”夫人接口。

“陈诚批准我们结汇五千美金，就那么一点钱。”吴说。

吴氏夫妇，共有两男两女，大女吴修蓉，就读华盛顿大学，下嫁俞衣元，现执教布朗大学；二女修蕙，在美攻银行会计；大儿吴修顺，随同赴美，仅小儿吴修潢留台，还有老太爷吴经明先生。

临别前，司法院长王亮畴为他送行，王问：“不回来了吗？”吴据实回答。王说：“是时候了！”

张群送他曾国藩手书对联一副：“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对联仍挂吴家宽敞的客厅内，睹物思人，他问我岳军近况，我告诉他，和台湾十六年睽违，已十分隔膜，大概还好吧！

吴案扩大为一个政治事件，是一九五四年二月的事。总统府秘书长王雪艇撤职查办，但内情却秘而不宣。一说，受民航公司（CAT）套汇的牵连，一说，与远在美国的吴国桢有勾结。小道消息，盛传不衰。

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吴于前一年五月廿四日离台，去国半载，关于过去的不愉快，只字未提，颇有“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美德，有潘公展（前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的一段话，作为见证。

我在去年夏初，吴先生初到美国西岸时，因曾听得方自台湾述职回美的蒋廷黻博士谈及台湾实行地方自治的成绩，认为在推行民主政治上相当成功，当时就在六月十日纽约华美日报社论中，称誉吴先生省主席任内对此有其贡献。等到他在七月初到纽约，在其公园大道的“大使旅馆”中招待记者时，我又写了一篇《君自祖国来》的社论，要他对自家人打开天窗说亮话，报告一些“真”消息给侨胞听听，不要像专对外国人一般用些外交词令，我并且在这篇文字里提出三个问题向吴先生请教：

“第一、凭借什么力量去反共？这股国内海外以及大陆上潜伏的力量，究已培养到了什么程度，团结到了什么地步？第二，任用什么人才去反共？是否还是论资历，讲派系，谈同学同乡的关系，以为用人的标准，抑或明赏罚，严黜陟，进贤能，罢佥壬，卓然树立崭新的风气？第三、自由中国今天是否在政治上已先与窃据大陆的共X作仁政与暴政的竞赛？假使我们所用的方法还不尽完善，是否正在努力改进”？

但是吴国桢先生对我所提出的问题，并无答覆，也从无不满意政府的话。后来旅居纽约的十几位国大代表，由于斌总主教发起，在中美联谊会叙餐欢迎吴氏夫妇，我也在席间问过吴先生关于外传台湾物资换取外汇和设有大跳舞场的谣言。他对前言者约略解释了台湾出售与粮食出口的事，而对后者则称并不知道。外再绝未有片言只语提及国民政府的不够民主，更谈不到有“专权”的字样。去年双十节前夕，纽约中华公所中美联谊会华美协进社等团体发起在花园大道的华尔道夫大旅馆内，举行国庆晚宴，特邀吴国桢先生和斐列特将军演说。吴氏的演词还是呼吁侨胞和友邦人士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共斗争，可见吴先生的转变，当在那时以后。

“转变”自与王世杰去职的谣言有关。吴为此，拟就启事一则，于一月十六日寄给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张其昀，张把皮球踢给经明老先生。

风传非法套汇 吴蒋隔海大战

吴老先生，日本士官出身。清末扮演过建军的重要角色，素以名节为重，儿子的遭遇，感同身受，岂能以等闲视之，接获启事稿件，不容稍缓，立即出马，遍访台北各报，接洽刊登。

各报广告科，不看内容则已，看到吴国桢的大名，除了向上级请示，爱莫能助。报馆负责人再呈报中央党部，总统府一再稽延，蒋先生终于点头，于二月七日刊出。

吴的广告，久无下落，不免冒火三丈。八日接见记者，一声霹雳，事件爆发。

“吴先生，假定广告事，顺利按时刊出，这场隔海大战可以避免吗？”

吴未作正面回答，叙述原委如次：

“那实在是个巧合，二月八日这天，芝加哥电台的X节目主持人，因原定的来客爽约，临时拉我去凑数。有位记者向我提出，台北报纸说我贪污，是否有其事？这样揭开序幕。后来，圣路易的一个朋友，在他的报业系统，写一文章为我辩护，因此，扩散及全美。”

“你知道张道藩在立法院质询的事了？”我提醒他。

“那是奉蒋先生的命令，罪状甚多，甚至说我‘非法套汇’……”

“这点徐柏园在立法院曾公开否认，决无其事。”

“有人说你‘银行有惊人数字的美金存款，在美生活豪华’……等等”。

没有等吴先生接下云，夫人先开口：

“这是凭空造谣，我们到美国，经陈诚批准的结汇款项仅五千美元（台北杂志报导，徐柏园说是四千五百元，有五百元的出入。）后来的生活，全靠K.C.巡回演讲的收入。”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进书房，春意殷浓，北国严寒，南方春暖，窗外偶而传来啁啾鸣语，更濒添大地春回的气氛。

在早餐桌上，边喝澄汁，吃煎蛋，边谈天说地继续前一天的谈话。重点放在知人论事这方面，又作政坛掌故闻之，亦可作史事段片看之。

蒋宋斗法掷花瓶 陈方私函释前嫌

“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你做政务次长，你和宋先生的关系一定很不错？”

“我和宋先生打交道，是在做湖北省财政厅长期间，那年湖北大水，哀鸿遍野。何永濬主席派我去找财政部长宋子文，请求中央拨款赈灾。我到南京找宋，宋去上海，我追到上海，宋回南京，他总是设法躲着我，情急生智，用廿元大洋买通门房，始克如愿。”

“宋这么官僚气吗？”

“K.C. I can only give you five minutes to Present your case.（我只能给你五分钟的机会。）宋爱说英语。”

吴只用三分钟，把湖北的情势，说得一清二楚。宋立即同意，中央贴补五十万一个月，帮助鄂省。但宋有条件在先，“As long as you are there（只有你在，才能照办）。”

宋是国舅，外间传说，蒋宋关系并不融洽。吴予以证实。有一次为一件小事，两人大吵，蒋掷花瓶，宋负气将房门碰声一声关闭。

蒋还以颜色，将宋的一个亲信邓明江逮捕，交军法审判，亲批死刑。军法总监何永濬说情，蒋先生不为所动。

“K.C.你有什么高见？”宋防计于吴。

“为什么不找你的Sister？”

“No！”连连摇头。

“给蒋先生写一封信不就得了？”

“能否帮我代劳？”

“找芷町（陈方）比较合适。”

陈芷町，吴推崇为天下第一刀笔，致蒋函，其中两句“子与钧座，情同骨肉，谊实君臣”，国桢先生仍琅琅上口。字里行间，其实是认错道歉，但尽在不言中。第二天，蒋果召见宋子文，尽释前嫌。

“后来，陈芷町到我家，大吹宋子文请他写信的事，我假装一无所知。”吴笑了，夫人亦为之乐也融融。“我相信，陈方生前，从来不知道其究竟。”她说。

抗战后期，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但这位部长常驻华盛顿，实际杂务吴国桢全权代理。据吴回忆，郭泰祺下台，蒋先生曾自兼外交部长，宋子文驻美交涉，在身份上，屈居大使胡适之下，所以，要求部长名义。

“蒋宋虽是亲戚，斗法斗得厉害，蒋问宋，有没有考虑次长人选？蒋廷黻如何？”吴呷着咖啡，精神抖擞。“蒋是孔祥熙的人，故宋未接下文，蒋先生再问，有一个人，你不会反对的，胡世泽管常务，吴国桢管政务。”宋当场同意。

处事明快具包公之风 整饬纪纲开除邵玉麟

曾任外交部情报司长的何凤山，在其回忆录中，春秋人物，对他的长官，评述如次：

吴国桢以政务次长代理部务，宋子文虽为部长，实际上并不到差，长住美国华府。吴氏这个人精明干练，且当盛年，精力充沛，深受最高当局宠信，算得是红得发紫的人物。而他也的确有一套做法。

有哪些做法呢？传说①吴不带私人，一切秉公办理；②用人惟才，任何人推荐，一概置之不理，仅宋子文部长批准，与陈布雷介绍例外；③利用公议代替私决。何凤山津津乐道地说：

现在说一下部务会议的重要，每星期部中开部务会议一次，由各单位的主管司长参事与简任秘书等参加，吴次长主席、常务次长胡世泽亦列席。所讨论的除行政方针，重要案件与棘手问题等之外，尚有人事的决定，有时参加的主管人员，因意见的不同，彼此争辩激烈，吴次长不以为异，不加干涉亦不作左右袒。某次总务司长李维果与礼宾司长吴南如，为了工作的分配，两人争执得面红耳赤，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我也与吴司长因批评科员吕一民，当场发生过大辩论，这种现象表面上虽有似吵架，实则并没有伤害彼此的和气、与阻碍事体的进行，于今回味这一部务会议决定一切的制度，颇为民主，也比较公正，是最好的制度。不过胜利以后，吴氏离去，此一制度就形存实亡渐渐的消失了！

吴给人的印象，开明圆滑。当省主席时，开门办政，官民一片。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吴具包龙图的性格，遇事干净利落，决断明快。和魏道明、严家淦之流的官僚之尤，截然不同。

他告诉我开除邵玉麟的例子，就会令人击节称赏。

邵，杭州人，任外交部情报司长，同时侍从室兼职。凡是内侍出身的官员，仗着后台硬，外放时，无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邵亦难于例外，不时为大公报撰文，议论时政，且以权威姿态出现，宋子文部长屡次警告，邵置若罔闻。

吴代部务，邵依然如故。“为了整饬纪纲，我不能容忍了，”吴说，“我找邵面谈，邵不到，一气之下，签报蒋先生，蒋批示‘革职永不录用’。”从此，次长威信大立，再没有人敢捋吴的虎须。

“不过，这样我得罪了陈布雷先生，做宣传部长期间，我和陈有很多交往，陈是好幕僚，然非用人之人。”一语道破那位在南京一死谢君王的布雷先生的弱点。

卡内基说过，“我最大的成功，就是，凡是我手下的人，都比我能干。”这句话的真谛，用我们的话说，即“知人善用”。由“知人”，我们渉及很多当时的政治人物。

周恩来邓小平定邦定国之才 毛泽东蒋介石开国创基之人

吴任外次，黄朝琴外放金山，担任总领事。后来，吴任主席，黄是台湾省议会议长。吴称赞黄“忠诚干练”，“十分杰出”，连震东“靠不住”。

粮食局长李连春“苦干”，吴三连“厚重”。大约廿年前，吴三连访美，尚曾私访吴于伊利诺私宅，畅叙别情，不畏刀斧。

我提到张群，一则他们间有私谊，一则外面传说吴也是政学系的成员，请他加以澄清。

“这完全是传言，中国有CC派，而绝无政学系这个组织。”吴断然辟谣。“岳军先生，我们很有私交，有次他问我：‘你看我能做些什么？’，我回答‘太平时候的宰相’，他说：‘你以为我不能应变吗？……’”

张群之能成为不倒翁，重要靠他的肆应本事。他的名言，“蒋先生是食客，我是大厨，他爱吃什么菜，我做什么。”吴说他治世之能臣，实言简意赅，收一语中的之功。

吴将人才分为两类，即安邦定国与开国创业是也。前者有周恩来、邓小平、张岳军和他自己，起匡扶作用。后者是蒋介石、毛泽东。吴肯定他没有杀人放火的本事，因此，永远爬不到第一。

毛蒋之间，论才，毛大于蒋，论德，蒋大于毛。他回忆，一九四五年，重庆会谈时，吴与毛曾面晤接触。有次，赫尔利大使在场，吴甚至疾言厉色地斥毛。毛一语未发，说声“谢谢”起立退席。

他对毛的成见，和我十年前见他时，无丝毫改变。李乃义说毛是“混世魔王”，吴连声赞同。

“那末，你对邓小平的看法如何？”

“邓小平文选，我反覆看了三遍，这个人我非常钦佩。中国照目前的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一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

这和他既往的思想立场，显然发生三百六十度的转变。他强调，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独立没有前途。

就美国当前的情况，他深有感触引用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句话，发出警语。

他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西方追求进步，企业，主动。中国倡导“讲信修睦”、“和为贵”，所以县官的主要建筑物，命名为太和殿，一切在“和”的前提下前进。

西方过份重视权利，忽视责任，在一部字典里，没有一个“让”字，中国人具忍让的美德。

“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

吴提醒我，他的新著《中国人的传统》对此有详细的深论，可见他晚年思想，近乎哲学家罗素的变化，仍保持尖锐的观察，不保守亦不固执，永远走在时代的前端。

胡适之喜爱热闹 流落纽约景况凄惨

“我知道，你和胡适之先生，有过一次小小的笔战，胡先生已作古多年，能否说说你对胡的看法？”

“我一向很尊敬适之，当年我去北平，他特别设席款待。大陆沦陷，他住纽约，租一间公寓，我去看过他，他的情况很惨，每月靠蒋先生给的三五〇元津贴过日子。以他的资格，可以到任何常春藤大学任教，但是，谁肯请他呢？有了胡适之，那些假中国通又怎么办？”

“门户之见，是不是？”

“一点不错。当然，五十年代和今天的情况也不一样。后来，普林斯顿大学请他做兼职图书馆馆员，月薪三百元。适之的确很委屈，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巡回演讲？他说，每一次演讲，要两周时间准备，所以，无法胜任。”

“那末，你们又怎么割席的呢？”

“和台湾闹翻后，有次我去罗得岛的布朗大学演讲，我们相遇，两人促膝谈天，他问我，这次的冲突，是否有美国在幕后支持，我告诉他：‘没有’。胡后来就不再和我见面，在他回台前，写攻击我的文章，在《自由》杂志上发表。”

“你觉得与国府有关系吗？”

“资料都是国民党供应的，胡靠蒋先生生存，他怎么好违命呢！”

据胡的高足唐德刚教授告诉吴，后来，唐每次提到吴，胡就顾左右而言它，但吴重复一句说：“胡适不害人，是个好人。”

我复诵殷海光的评语：“胡适一生的悲剧，是太喜欢参加鸡尾酒会，爱热闹。”吴先生回报以沉默与微笑。

因搭下午的一点的飞机，首途华府，我们提前到机场，亦在机场餐厅午饍，继续我的访问，谈话重心，移向非政治人物，中国的“教父”杜月笙，事实上，正是访问的尾声。

吴过去和杜月笙素昧平生，当上海市长后，是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向他请示：“杜月笙这个人怎么办？”吴的答覆：“依法。”

杜的回应，遇事第一个捐款，对吴执礼甚恭。有次，杜去市府见吴，“杜先生，我抓了不少你的门徒！”

“我知道，市长，你称我杜先生，怎么敢当。”杜受宠若惊地回答。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朋友。”吴当面宣布。

“在你手里，我不犯法。”杜信誓旦旦“娼我包的，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伤天害理？烟，我不插手。”

杜透露一项秘密，且有蒋先生的手令为证。原来，吴铁城做上海市长的时候，杜贩烟，得到蒋的许可，按月要给国府缴款。

“上海沦陷，杜去香港，为什么不去台湾，是为了和经国不和吗？”我问。

“不是，他不喜欢陈诚。”

在候机室，我们提到现在华盛顿的张彼得，张是吴上海时代的老部下，吴夫人说：“Pete英文不好，人也不行，会装腔做势，卖主求荣。”

因机场麦克风传来旅客登机的通知，我们和吴氏夫妇握别，回到金山，我们沉浸在历史的往事里，遥念吴老健康，下次再去看他。

1984年4月13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氏父子家庭生活（江南）

经国的私生活，知道的人，少之又少。和所有的独裁统治者一样，有意地罩着神秘的面纱，保持高深莫测的官帏形象。

夫人蒋方良，原名华哈丽叶娃芬能①，改为中国名字，乃一九三七年随经国抵奉化以后的事。那个既长又拗口的俄罗斯姓字，自非毛福梅所能琅琅上口。入境问俗，干脆就其音似，变为方良。

方良初到中国，不谙华语，和公婆亲友间的寒喧，悉赖传译，长此以往，极其不便。顺从经国的劝导，从一位竺姓亲戚学习中文，那口流利的宁波口语，即她经年努力的结果。

江西时代，方良女士向宋美龄看齐，办了几个儿童教养机构，也做了不少慈善工作，为了筹募基金，自己登台客串“女起解”，据说，除了“扮相较差”，“唱做”均很“到家”②。

关于夫人的德性，有种种不同的传说。一说：

方良女士在家庭内一切家务均自己操手，难得借手于佣人，孩子们的衣服差不多由他自己设计裁制，在蒋氏受到外界气闷时，他常常穿起俄国衣饰，来引起蒋氏对她的注意，而分散他所受到外界的气闷的事，往往蒋氏有天大的事，经方良女士数语，便眉笑颜开了，他们的家庭中是充满着融和的空气③。

一说，方良女士脾气暴燥，喝下一肚子俄制伏特加，和经国闹起气来，就要带着孩子回苏联。弄到这位“强人”掀桌子，差点上演全武打④。

感情方面，早年比较融洽，指奉化和初期赣州那一段。从心理上分析他们的结合，出乎他爱情的成分，远少于环境的因素，奉行马列的苏联人，一边喊着国际主义，一边怀着种族优越感。担任技术师的尼可拉，并不具备受俄罗斯少女垂青的主客观条件。华哈丽叶娃女士，能够情有独钟，经国已受宠若惊，哪有挑三拣四的余地？这样，一对中俄情鸾，结为连理。

回国以后，蒋委员长的公子，天之娇子，地位指日高升，境遇更和苏联时期，大异其趣。和方良女士的情感，不免由绚烂趋于平淡，一种潜在的补偿心理，影响到他对正常夫妻生活以外的情欲追寻。

据江西时代和他在一起的曹聚仁说：“他（经国）年富力强，欢喜女人，而且欢喜淫荡的女人⑤。”很多桃色故事，因此和经国的神秘性一样，传诵不已。其中以章亚若女士和他的孽缘，最脍炙人口。曹聚仁首先予以公诸文字，他说：

他们安排的这场美人计的主角G（章亚若）小姐，人很聪明，笔下很来得，能演京剧，唱得也不错。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南昌高等法院的录事，人往高处爬，她就离开了录事，嫁给法院院长去。她后来又看中一位G军长，就把第二任丈夫踢开了。G军长得新忘旧，又把她踢开了。经国到赣州那一时期，她正沦落在赣州，上书专员，请求主持正义，予以援助。她就派在专署做职员，后来又转到新赣南报做外勤记者。很快地，她就成为新闻人物，那双眼睛，却也一顾倾城，我看到她的彩楼配，扮相不错。

有一天晚上，督练处同人宴请专员，就有这位小姐在座。专员酒是很好，可是欢喜闹酒，酒后言动，自己也不十分把握得定。吃得正畅快时，那些部属，一个一个都溜开了；到了最后，只留下她和他两人，这就是他们定情之时。这位小姐，灵肉双方都获得了满足；她心高于天的志愿，也达到了。可奈命薄于纸，她怀了孕了，送到桂林医院去养育；谁知竟是一对双胞胎，等到第二个孩子出来，流血过多，她就昏厥过去了。在她气息奄奄那一刻，当局从重庆来了电话，对她说：“我承认你是我的媳妇，你好好地休养！”她就这么含着笑瞑目而逝了。她就替他留了这对双胞胎在人世间吧⑥！

这对双胞胎，即官拜外交部北美司长的章孝严和东吴大学法学院长的章孝慈兄弟。和孝文孝武昆仲等，以孝字排名。十年前尚属宫庭机密，现已真相大白。经国非谨予以特意提拔，且每周五，安排早餐会，一叙父子之情，外间传说，孝严有接班的可能，自是无稽之谈。

章亚若病故，对经国的打击甚大。据曹说：他“痛苦万状，差不多一两月，精神有些变态。他曾写了一首白话诗，字里行间，多悼亡之意。”⑦但“从小G姐起，他的左右，都知道他有这么弱点，布网进攻的方法更巧妙了。”许多小姐，引此为“平步登天的终南捷径”。

对于男女私情，曹聚仁说他“属于泛神教那一型。”其意是，“他并不比其它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它要人不荒唐。”⑧

传说当然很多，以他的地位，在所难免。这种传说的可靠性，用胡适的治学方法⑨，原难取信。但也无妨重覆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故事，立此存照。

五〇年代初期，经国看上一位平剧花旦，英雄美人，颇有段罗曼蒂克式的交往。女士动了真情，要求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经国感到很为难，抛弃发妻，父亲不许，他自己也不忍扮演朱买臣那个角色。维持原状，女士感到委屈，不允所请，一怒之下，嫁给吴国桢做省主席时代的财政厅长任显群。

任情场得意，其奈，换来牢狱之灾。罪名好像是“窝藏匪谍”什么的。这个罪，澈头澈尾的是莫须有。但经国负责情报重任，纵使他大公无私，何能逃悠悠之口？

顾伶枝头别栖，接班的是一位福建籍的电影明星，六十年代离台来美洛杉矶改业罐头肉松。这位女士色艺两方面，均乏善可陈，攀龙附凤的结果，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龙芳，奉命请她拍电影《翠岭长春》一部。负责穿针引线的是魏景蒙，他说：“主任的意思，忠贞影人要特别照顾。”⑩

有位空军飞行员的遗孀，据说经国和她生过一位女儿。这个她，后来嫁给美军顾问团的陆军组长鲍上校（MR. BALL），现在华盛顿经营皇后饭店，她的英文名字是裘蒂（JUDY）。我和她单独吃过几次饭，她对这段罗曼史并不讳言。有人看见过她保存的经国手书，只是，她有所顾忌，不敢公开。

假使，把所有查无实据的传说，集合起来，经国的许多风流韵事，简直不下于约翰·肯尼迪。不过，传说永远是传说而已。

论生活起居，赣南时期比较有规律，这里有段记载，当然也很浮面，且有阿谀的成份。但自有其真实面，可供参考：

他到赣南以后，因为他是长官，所以在生活上不免以身作则，那时他自己有一个日常生活起居表，是每天早晨六时起身，六时半在亚圣路精神堡垒前集合赣州公仆升旗，七时用早膳，八时开始办公，十二时用中膳，下午五时下办公，八时用晚膳，十一时就寝，这一张生活起居表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是多么纪律化，在赣州是住在考棚后面的一幢战时式的小洋房中，后面是临着章贡二水会合的赣江，浩浩的江水是时常激起他的新思绪，他的多少计划是对着赣江而思维出来的。他家中所用的饮食是四菜一汤，从不增添，除非有客人，那也按着一个人增一种菜为原则，他在办公之后，很欢喜运动和游戏，往往在他家中的庭前和同事打高尔夫球，或者是网球，他并且爱好戏剧，能唱歌……（11）

抗战胜利后，他自己下榻于南京励志社内，把家眷却安置在杭州西湖宝叔塔下面一幢洋房里。宁愿两地奔波，而不愿移方良到石头城的原因，说法不一。认为他这样比较自由自在的推断，比较接近事理。

一九四八年，上海打虎，时间很短，借住在乃弟纬国家里。当时，烽火燎原，战云密布，相信下面的叙述，十分接近事实：

他到上海来以后，是住在他弟弟蒋纬国的家里，是在林森西路的一幢三层小洋房里，前面有一块小花园，还有一间汽车房，他每天清晨起来便在小花园里作深呼吸一刻钟，早餐大半是在家中吃，有时稀饭，有时一杯牛奶或三块面包，八点钟不到便开车子到外滩十五号中央银行大楼三二〇室去办公，一直到晚上回去，时间也有早迟，大约不致超过十二点钟。

虽然中央银行有伙食，但是他却在过游击式的零食生活，从来没有固定的饭馆，走到哪里便是哪里，他喜欢吃的小菜是炒鸡蛋和煎咸鱼，随便要一二小菜就定了，他一则可藉此时间探听探听菜馆中是否限价，和人民多接近的一个好机会（12）。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四日（13），蒋方良偕三子一女，先行自奉化赴台，住台北市三条通一栋日式房内，七十年代，迁至大直，在海军总部附近，另建住宅，可能是为了安全的理由。

据熟悉蒋寓的人说：内部陈设，朴实无华，进门的墙上，挂一张毛福梅的放大照片。

夫人好方城之战，每天下午两点，循例上桌，风雨无阻，概见其狂热的程度。官方一度禁赌，违规遭警察取缔，后来解禁，解禁与否，自然，不会在太岁头上动土。

夫人拥有三军托儿所，偶然，也到新生南路三段该所去巡视一番，实际院务，都是由前奉化县长黄宗慈（14）负责，像方良这样的俄罗斯女性，落籍中国，文化差异又那么大，丈夫又是国之储君，除了借麻将消磨时间，靠什么打发日子呢？

经国的日常生活，中文报纸，向来不提。外国报章，偶而一麟半爪，略露端倪。窦丁（15）（TILLMAN DURDIN）先生一九七五年所写《蒋经国的台湾》，有段不算内幕的内幕，摘引如下：

“他的工作繁重，每天六时半起床，七时半在行政院上班。早餐桌上，同时和官员们举行工作会议，办公室墙壁上，悬挂油画一张，是和他父亲站在一起，背景是台湾广袤的农村，他的一天，访客穿流不息，会议接二连三。

“父亲之死，对他的工作压力，并无丝毫改变，只是多参加一些军事礼仪方面的活动，先总统生前认为，那是强调他三军统帅地位的重要门径。他仍旧住在阳明山脚下的一幢两层楼砖房内，出门没有车队排场，仅是前后车辆各一。办公处所，也没有显著的繁卫措施，每晚回家晚餐，但携带公文在官邸批阅。

“蒋氏夫妇有三子一女，除了最小的，均已生男育女，他们都没有踩着现成梯子向上爬的迹象，似乎也不可能另外一个蒋家下代能接替经国。孩子们在官邸自由出入，院长和方良很少外出，也不官式接待访客，方良女士在当地的中外圈子内，颇受欢迎，她的主要嗜好是高尔夫球。虽然她是经国的妻子，可是不像宋美龄那样，要以显贵自居。

“蒋介石夫妇是衷实基督徒。所以，若干年前，经国和方良，也变成常跑教堂的上帝子民。但是，他们的兴趣早趋式微，已不算很活跃的教友，院长先生的公余时间，多半以下乡、登山、读书为乐。他特别喜欢到金马前线，暂时忘却台北的压力。海明威的小说，和《天地一沙鸥》是他最偏爱的读物，且以后者的坚毅精神，向公众推荐。宁波式的臭豆腐和海鲜，最对他的口味。方良平常称呼他为国，来自尼可拉，他在苏联时候用的名字。”

经国夫妇生的四个孩子，老大蒋孝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出生于苏联乌拉山，如今还健在，今年是四九岁（16）。

孝文中西混血，一表人材，妹妹孝璋，比他小一岁，同是蓝眼高鼻的“洋娃娃”。

以下是他（她）们襁褓时代的一段真实记录：

……当他们回国时，爱民已有三岁，爱理只有二岁，爱民已能牙牙学语，爱理还在怀抱中，他们到奉化后，毛夫人看见二个混血种的孙子，是有说不出的喜欢，不久以后蒋氏便到江西去了。一直到二十九（一九四一）年才把他们接到赣州去，在三十（一九四一）年蒋氏便把爱民（孝文）送到赣州城东镇中心小学去读书，第二年爱理（孝璋）也入学，在每天放晚学回家时候，蒋氏必定检查他们兄妹二人书包，因为蒋氏在他们二人上学的时候曾将书籍笔墨等物，检点数目交给他们，并告诫他们不得短少亦不得多出，有一次蒋氏检查爱民的书包发觉多了一枝铅笔，蒋氏追究爱民铅笔从何处来，爱民只得从实的说，是一个同学送给他的，蒋氏便谆谆的告诫他不可无理收人家的赠物，在第二天上学的时候，他便亲自带了爱民在到学校里去，请那位级任先生查那个送铅笔给爱民的小朋友，当面将那枝铅笔交给级任先生转还给那个小朋友，由此可见蒋氏对他子女们的教育是多么的严格和不苟私。但是有一次一位先生因为不知他们父亲的身份，便查询他们父亲是做什么职业，他们便玩皮的回答：“做专员，祖父在中国做皇帝”，据说这种思想的言语是蒋氏一位姓金的卫兵所教的，蒋氏知道后曾经严厉的责罚过孩子们，和痛斥过姓金的卫兵。

在三十一年，他们的祖父和祖母曾经派飞机接他们到重庆去过阳历年，以后回到赣州每天早晨八时，蒋总统必定和爱民爱理通一次无线电话，爱民和爱理便在电话中向祖父母请安，蒋总统循例的向他们问今天消了多少功课，温习过没有，爱民常常玩皮的告诉他祖父：“父亲打他”，总统听了以后常时报以一笑，便把电话挂断了。

到三十三年赣州失陷前他们便到重庆去，那时蒋方良女士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爱伦（孝武），是一个长得很美丽的男孩子，苹果脸儿乌溜溜的眼睛，金黄的头发，总统夫人——宋美龄女士特别喜欢爱伦，往往在爱民欺侮爱伦的时候，不问爱民有理无理，总统夫人每次终是责罚爱民，这次总统夫妇在莫干山，为了一件事发生争吵，这时蒋经国却在杭州，听见了便携带了他的几个孩子上莫干山去看总统，总统夫人见了爱伦后，那一天闲气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总统夫妇间的不快也化为融和了，现在爱民和爱理已在杭州读中学了，爱伦也将预备入幼儿园了（17）。

这段文章的执笔人，当年和经国的关系，十分亲近，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蒋先生和常人一样，有天伦之乐，有七情六欲。经国与其说是个严厉的父亲，毋宁说是个最不懂得教育孩子的家长。

孝璋留美念书时，下嫁俞大维的儿子俞仰和，现住加州奥克兰，相夫教子，算是归宿不错。

孝文的一生，却属典型的纨绔子弟，且悲剧终场。他的荒唐故事说不完，仅作轮廓交代。孝文自幼很得蒋先生夫妇宠爱，也许环境过份优越，加以生性顽烈，缺少父母严格的管教，注定为“问题少年”。

读完成功中学，进不了大学之门，送去凤山军校，因一再闹事，遭勒令退学，网开一面，以走后门的方式，送往美国，入湾区的加州柏克莱商业学校（BERKELEY BUSINESS SCHOOL）就读。

在台湾不念书，到美国独立门户，自然，更得其所哉。一九六四年，为驾车违规，闹进美国法庭。新闻周刊曾以《谁丢面子？》为题，无情揭载。

主审法官罗勃克洛林克（ROBERT H. KRONINGER），“判孝文入狱三天，免予执行。”但严厉告诫：“我不喜欢被人牵着脖子走，我要你知道，人情并不能影响我的决定。”原来，孝文肇事后，华盛顿的大使馆，立即找到国务院从事幕后交涉，国务院派安全官詹姆斯开文诺夫（JAMES CAVANAUGH），向奥克兰地院施加压力，“假使蒋总统的孙子被判入狱，我们美国在台湾的整体利益，将受到损害。”这位法官先生反唇相讥，“我认为那太不像话了，假使我们的国务院可以随便受人敲诈、怕报复，还谈什么司法？”（18）

离开加州，迁往华盛顿，由鲍太太照顾，因向保险公司谎报失窃钻戒一枚，险闯大祸。

最后，还是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和龙云五公子一样，屡犯交通规则，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孝文回到台湾，初则任职台湾电力公司桃园区管理处长，继则兼任桃园县青年救国团主任，他电力公司的顶头上司，即现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璿。

X年，酒后开快车，在北投附近的关渡，将五〇三兵工营的士官长张惠云辗死，事发，由同车的陶锦藩（陶馥记营造厂董事长陶桂林之子）出面，找到尹俊帮忙，送廿万台币给死者家属了事。

台中警备司令鲍步超，池鱼之殃，致丢官失职。其经过是这样的：

六〇年代后期X天，孝文驾临台中，下榻意文酒店，次一节目是光顾舞厅寻欢作乐，指名要求X红舞女伴舞，大班有眼不识泰山，婉言奉告，要孝文稍候，等转枱子完毕，始才轮到这位蒋家阔少。孝文所求不遂，大发雷霆，旋掷酒杯，拍桌子，借以泄忿。这下可恼怒了舞厅的打手保镳，将孝文揍得鼻青眼肿，将其逐出门外。

孝文不肯罢休，返回旅馆，电召鲍步超，要鲍下令该舞厅歇业三天，还以颜色。

鲍的处境，相当为难，他固然有无上的权威，但是，毕竟还是要顾到法律的依据，不能以侮辱元首孙子的理由，勒令舞厅停业。老于世故的鲍司令，想到一条妙计，用情商的方法，请舞厅老板，打出“装修内部”的幌子，停业三天，而到孝文面前，则另编说词请公子息怒。

鲍认为功德圆满，方庆处理有方之际，被经国知道，奉召到台北，只有两句话，丢掉纱帽。蒋说：“你做了太久了，应该暂时休息休息！”

鲍虽丢官，尚能太平无事（19），做过台北市警察局长的杨济华，以流氓罪嫌遣送绿岛，据说，即与孝文过份接近有关。

孝文与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在美国结婚，徐的母亲德籍，故为中德混血儿，生女友梅，那就是中苏德三结合的蒋门后裔。

孝武和他那位昆仲，大异其趣，现官拜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广播协会理事长，安全局执行秘书。香港报纸推测，有可能继承蒋氏衣钵之说，未免假设过份大胆。去岁“中视”总经理出缺（梅长龄病故），孝武为三个候选人之一，但为经国否决。据说，他出席每周例行的情治会议，只做纪录，从不发言。他的作用，不过做父亲的耳目而已。

党报曾公布过他的学经历，那是这样写着的：

蒋孝武，卅五岁，浙江奉化人。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政治系毕业、中国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硕士。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策委员会专门委员、秘书、华欣文化事业中心主任、行政院国军退除从官兵辅导委员会参事、中央广播电台主任、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退除役皆兵党部副书记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会委员、中国国民党党务顾问、中华民国广播电视事业协会理事长。在中央电台主任的四年任期内，主持对敌心战工作，表现卓著，贡献良多。

照以上的学历，孝武向叔父纬国看齐，曾留学德国，后来，进张其昀的中国文化学院中美两系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在蒋门祖孙三代中，以他的学历最高，姑不论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的学术价值如何！

孝勇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杭州出生，现年卅六岁，据和他在凤山军校预科的一位同学说：“孝勇还很有人情味，同学去找他，很客客气气。”

后来，进入台湾大学，曾留学德国。目前是党营事业中兴电机公司的总经理，正如窦丁所说：他对仕途，并不热衷，却专注于生财致富之道。

台北的大小工程，投标采购，几乎全有孝勇的一只黑手。自然，假借他名义的，为数不少，用别人出面，他自己在幕后操纵的，亦甚可观。

以中山大学招标盖楼为例。营造商业已选定，中途孝勇介入，使得那个临时邀聘的选拔小组大为其难，小组主席X女士，专程自美赴台，慎重其事，一再坚持，公平至上，可是李校长（焕）能得罪起三少爷吗？折衷办法平分秋色。

公平地说，经国日理万机，对他儿子与民争利的事，所知不多。汪敬煦、阮成章等情治单位负责人，虽了如指掌，并不敢上报。假使老人家耳闻，他是会断然制止的。问题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绝对地根除，那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前安全局长周中峰，为了小事，失欢于孝武，局长一职，由王永树顶替，家臣们对于几位少爷的事有前车之鉴，都敬而远之，以不碰为妙。

孝勇和方智怡女士结婚。其父方恩绪，原服务公路局，因为沾上皇亲的关系，升为高速公路局长。现在孝勇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近几年，经国的家务事，悉归纬国料理，换句话说，侄儿们遇事找叔叔代劳，叔侄间，无话不谈，其乐融融。

纬国一九一六年出生，比他长兄小六岁，童年时代，弟兄俩在奉化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一九二五年黄埔一别，天各东西，经国赣南任专员，两人携手合作，这位德国回来的青年军官，曾任“江西青年军夏令营”的大队长之一，在江西住过半年。

到台湾，二少爷升装甲兵司令，经国总政治部主任，尔后扶摇直上，以至继承大位。相形之下，纬国当的都是些闲差，如国防部五厅副厅长，三军大学校长等等，甚受长兄的压抑。

蒋先生去世，经国撰《守灵一月记》，几万字的长文，提到乃弟的地方，绝无仅有，给人的印象，蒋家凡出一个孝子，伤心欲绝的，只经国一人，而无纬国的份。

一九七五年五日，经国下的第一道人事命令，将王昇升任总政治部主任，而自己的兄弟却备受冷落，依旧坐大学校长那个冷板凳。

后来，很多元老看不过去，间接向经国进言，举出曹植的故事，纬国才升上将，发表联勤总司令的现职。

年前，经国身体急剧恶化，担心身后的问题，问到纬国：“怎么，你来接班吧！”

“太晚了，我什么班底都没有，怎么接！”纬国回答。

注：

①TILLMAN DURDIN，“CHIANG CHING-KUO'S TAIWAN”，PACIFIC COMMUNITY，P. 109方良的俄文姓氏是FAINA，华哈丽叶娃，取自“蒋经国的苏联太太”，蒋经国专集，励志出版社，一九四八年九月，出版地点不详。

②同“蒋经国的苏联太太”，从女名票童秋芳女士习青衣？

③同②。

④一九八三年秋，前中央社东京特派员李嘉告诉作者，在场的有东京立教大学教授戴国烨先生。

⑤曹聚仁《蒋经国论》香港创恳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

⑥同⑤。

⑦同⑤已故的作家马彬，在赣南时期和亚若是同事，一道服务《正气日报》，证实曹聚仁的故事。

⑧同⑤。

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⑩作者时任职台湾电影制片厂，办公在秘书室。

（11）同①。

（12）同①。

（13）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五月廿五日日记：“昨日（廿四日）妻儿走了，傍晚到丰镐房家中探望，冷落异常，触景伤怀。”页一八六。

（14）黄寄慈曾任奉化县长，是中国政坛第一位编语录的马屁精，现住纽约，在台北是蒋良方的牌友。

（15）TILLMAN DURDIN原服务《纽约时报》，一九七〇年四月，曾撰“PROSPERING TAIWAN IS BEST BY INTERNAL DISCONTENT AND EXTERNAL UNCERTAINTY”一文。

（16）可靠消息，孝文于一九八三年已去世，官方未发布任何消息，谅系不便。

（17）同①蒋经国专集。

（18）“DIPLOMACY: WHO LOST FACE ?”NEWSWEEK。

（19）鲍现任台北X公会总干事，故事是他自己说的。

1985年10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顾正秋、蒋经国、任显群的“三角习题”（先锋时代）

一

因为新玻公司发生董事长任和钧“卷款潜逃”案，政使任和钧的亡父任显群、母亲顾正秋的名字，也频频在大众传播媒体上被再度曝光，真可说是“祸延考妣”。

任显群曾是三十八九年至四十二年，台湾政坛显赫的人物，顾正秋也是那时台湾的第一号平剧名伶。今日五十几以上的人们，对他们的往日“盛事”，都因任和钧案，而勾起了回味醰醰的记忆。

尤其，任显群为了和顾正秋结婚，不惜和原配夫人离婚，不顾蒋经国和顾正秋之间有过“感情”，那种不计后果，勇往直前的豪情，更是当时政坛上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即使现在以“白头宫女谈天宝”的心情，来谈这一段往事，相信仍不失其可读性。

先从江南所作《吴国桢八十忆往》中有关吴国桢谈任显群的部份谈起：

“任显群是你的财政厅长，好像你非常欣赏这个人，是吗？”

“任是不羁之才，不羁之才。”吴特别提高声调，加以重复。

他说，任足智多谋，勇于任事。当时，中枢迁台，开支浩繁，金融近于山穷水尽的边缘，要维持那样的局面，殊为不易，多亏任厅长设法整顿税收，劝募公债，发行爱国奖券，平衡开支，渡过难关，……。

话题转到任后的遭遇，因“包庇匪谍罪，入狱五年”。吴先生突然变得神情严肃，情绪激动，他说：“这事做得太不高明了。”

吴夫人回忆：“任和顾正秋交往已久，我们事先一无所知，有次在台中日月潭，任告诉K.C.（按：K.C.是吴国桢英文名字的简称），才知道他们的秘密。”

“任、顾结婚，我们已离台来美，”吴说，“他送我一张喜帖，我回他一信，劝他‘糟糠之妻不可弃’。”

“K.C.最反对的，就是在外面胡闹的男人。”

“他们的婚礼，且是家严（吴级明）担任证婚人。

任获罪的理由，是因为担保了他的叔父，由港入台，官方指控，这位港客涉嫌匪谍，任未大义灭亲，为保安司令部侦查起诉，吴的疑问，既然叔父有“匪嫌”，何以叔父无罪，显群有罪？进一步他问，纵使当局确切抓到证据，港客通匪，又何以能证明显群不报？

“这是百分之百的冤狱，是公报私仇。”吴感慨系之地，自沙发起立，嗓音提得特高。

现在任已作古，故人凋零，不胜悲怀。吴夫人告诉我，任的前妻，不久前，专程从乔治亚，访晤聚旧。“要不是，台湾政策上已经放松，谁敢来看我们呢！”

《吴国桢八十忆往》这一小段有关任、顾结婚以及任显群后来因“包庇匪谍”而获罪入狱五年，虽然说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可是，对于关键性的情节和人物，都略而未提，然而，我们从吴国桢“突然变得神情严肃，情绪激动，他说：‘这事做得太不高明了。’”一语去看，则“这事做得太不高明了”之人，隐然的，已有所指。只是，江南作此文之时，系在他出版《加州论坛报版<蒋经国传>》之后，也就是国民党特务请由前《台湾日报》发行人夏晓华出马，和江南谈成“修改《蒋经国传》”条件“江南即前往加州论坛报抽回《蒋传》最后两章，那两章是谈及蒋介石父子的私人生活及婚姻的部份。”之后的事，那末，江南对“这事做得太不高明了”之人，作了隐讳而又留下耐人寻味的“曲笔”，就颇能令人理解的了。

然而，“这事”在三十年前，是为台北政坛最广泛的“茶余酒后”话题，尽管事过一世代，还是不能抹掉今日五十岁以上之人的记忆。尤其本刊专栏组在制作“蒋经国‘真’传”之时，曾搜罗、访问、搜集过若干有关的资料，资料中，不乏当年清楚这一过程之人，而今已成“白头宫女”或“古董山人”的人之谈片；这些属于“私生活”的资料，我们经过勾稽、比对，认为言而有征，可信度极高，但均以所涉之事为私人的私生活，尽量避免予以引用在“‘真’传”之上。可是，政治人物是为“公共人物”，他们的私生活和公生活，原就很难予以划清界线的。此所以，不论古今中外，帝王将相、元首总统的私生活，均被广为传播于历史或文字的篇章之中。

因此，上引江南所写的任显群和顾正秋的故事，尚要加上一“三角习题”的主角——蒋经国。

在“三角习题”三个主角之外，尚有一个“导演”许丙，以及配角关鸿宾（顾正秋的“恩师”，也是经济人）、陶一珊（当时的警务处处长，现在影视明星陶大伟已逝的爸爸）。这出戏才算是具备了应有的“架构”。

二

先从顾正秋说起：她是南京城外一个乡下人家的女儿，本姓丁，原名兰葆，在抗战时已沦陷的上海进过小学，没有毕业就因为她的一个姓顾的干妈是一个戏迷，在一家叫“上海戏剧学校”招生的时候，替她用“顾小秋”的化名给报了名。在应考被录取以后，糊里糊涂由姓“丁”变成了姓“顾”；又由于梨园科班的习惯，她这一班学生属于“正”字辈，于是，又由顾小秋变成了“顾正秋”。大约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以后，她才从这个戏剧学校毕业。这个“上海戏剧学校”，就只办了这么一届，当他们这一届“正”字辈毕业之后就停办了。来台湾的，除了顾正秋之外，还有张正芬、周正荣、梁正莹等等。如今似乎除了周正荣还在军中剧团唱老生之外，其余的，都和她一样息影退休了。

顾正秋，似乎天生就是梨园行所说的“祖师爷赏饭吃”的材料。虽然脸型和身材都稍嫌丰满了一点，但平剧的化妆可以用贴片子方式把圆脸变成鹅蛋脸；平剧的服装尚于宽大，瘦一点和胖一点，上了装根本就分不出轩轾。而她最大的天赋本钱为嗓音既宽且高，音色既甜且润，一阙高歌真有响遏行云、绕梁三日之感。所以她尚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普受梨园前辈的注意。而她的为人嘴巴甜，守规矩，见了前辈，不是大爷、大叔，就是阿姨、姐姐，她以一个刚自学校出道的后生晚辈，组班登台，居然能邀得当代的京朝名角之合作。譬如那时谭派嫡传须生谭富英，原是梅兰芳的搭档，不知为了什么原故和梅兰芳闹别扭，而愿意带了王玉蓉一起提拔顾正秋；谭在《四郞探母》中演杨四郞，顾正秋演铁镜公主，王玉蓉演萧太后。这一逾越常情的搭档，对于顾正秋自是莫大的鼓励。以后如俞振飞和她合演《贩马记》，高盛麟和她合演《翠屏山》，马连良和她合演《游龙戏凤》……都在在说明了她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材，才会得到那么多顶尖名角的奖掖。

尽管她在抗战后的两三年，和许多名角合作演出，也充实了不少演出经验，但在旦角的一门，还是被视为“雏稚”。三十七年底，台湾台北永乐戏院的刘姓经理，到上海去邀角来台演出，看中了顾正秋，和她订了来台演出两个月的合同，她由关鸿宾为经纪人，邀集了胡少安、张正芬、李金棠、高德松、储金鹏、周金福、于金骅以及琴师王克图、司鼓侯宗佑……等人，以“顾剧团”的名义，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飞来台北，由是始开创了“顾正秋时代”。自三十七年十二月起，到四十二年六月底止，在台北要看平剧，就只有永乐戏院独家营业性演出的顾正秋剧团。

永乐戏院在迪化街，日据时代称永乐町，和太平町（现在的延平北路一二段）相连，都是台北的精华区。这一带甚至全台北、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台湾人，无疑的以许丙领袖群伦。许丙，在日据时代做过日本天皇钦定的“贵族院议员”，在法理上，成为日本皇室的“亲戚”；又因日本人的推荐，做过溥仪“满洲国帝室嘱托（皇家顾问）”，算是台湾人中见过世面最大的政客。台湾光复后，他因二二八事变而成为与蒋渭川、辜振甫、林伯寿……等人一体被通缉的人物。虽然他是一个通缉犯，他仍住在台北延平区，没有被拘提，也没有被审判，照常看戏上酒家，家中高朋满座。到了三十八年，国民党大撤退来台，一些流亡高官、政客、光杆将军、官僚资本家等等，不少人都成为许丙家和永乐戏院的座上客，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灵巧政客手段的许丙，一眼就看中了顾正秋将是他可以打翻天印，恢复自由之身与声光的一张“牌”。

大约是三十八年的七月或八月，许丙包下永乐戏院楼下特别座每天前五排的门票，用来作为他“交际”国民党政要的媒介，同时又收顾正秋做干女儿，干爹给干女儿的见面礼，据说是相当于新台币二十万元的美金。干爹说明：“我们干父女的关系，绝对是干净的。不过，干爹家中有宴客的必要时，事先通知干女儿，你是必要来替干爹作陪客的人。到了你该上戏院化妆的时间，干爹派车送你去戏院，绝不会耽误你演出的时间。”由是以后，顾正秋就经常成为许丙政治性酬酌宴会替许丙招待客人的代表。蒋经国就是在如此这般的情形下，与若干政要们同时认识顾正秋的。

三

顾正秋在这种场合之中，表现得十分娴淑端庄，别人饮酒闹酒，她总是以白开水代替举杯致意，表示因为要到戏院上戏，不能因饮酒而影响嗓音，请求原谅。因为她的压轴、大轴戏码都有广告登在报纸之上，不是推托之词，且出言透着诚意，与宴的人们不但没有因为她不喝酒有所不满，而还因她敬业的态度，对她更加尊敬。那时的蒋经国，年仅四十岁，身体强健，至于他和顾正秋之间的“感情”，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尽管传说很多，然都止于传说而已，谁也没有亲眼目睹，说不上来。

不过，我们访问资料中的某老先生说：“大约是四十一年下半年，那个时候，我和高拜石、还有陈英士的哥哥陈莱士（正名陈其采），时有诗酒之会；有天，我们几人同在高拜老信义路家中聊天，谈兴正酣之时，莱士先生也来了，还没有坐定，莱士先生就说：天大新闻！天大新闻！经国闹着要和他俄国老毛子太太离婚，要和顾正秋结婚。而且闹到他父亲那里，蒋先生大骂他一顿说：‘我再结婚是因为有革命需要，你要和顾正秋结婚，难道也是为了革命需要吗？’这些话，当时在场听到的有四五人，自然人人都留下了终生不会磨灭的印象。因为话是出于莱士先生之口，谁也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又说：“许丙这个由日本人训练出的台湾政客，道行之高，可以叹为观止；他运用顾正秋和经国两张筹码，又成为台湾地方上最有势力的人。”

说许丙是台湾地方最有势力的人，是一点也不夸张的。那时永乐戏院是台北唯一长期上演平剧的场所，设备之简陋，地点之窄隘，都在在不成样子，尤其它座落在廸化街一条秃巷的尽头，巷狭檐低，两旁推车摊贩林立，汽车不能驶到戏院门前，均是在秃巷巷口停靠下车步行一段始能进入。这在当时永乐戏院已成政要们唯一娱乐社交场所之时，安全的顾虑，的确曾使警务处长陶一珊为之忧心。因之每在压轴上演之前，大轴散戏之后，均派出便衣勤务布置院内院外，以策安全。尤其凡有蒋经国前往看戏的日子，不但勤务加倍，而且他本人也常常换上了便衣临场督阵。因此自三十九年以后，就不时对许丙说起演出的地点令他头痛。许丙说：“我也早有这个感觉，最好是移到西门町国际戏院去演，那是日本时代特别为台湾总督建造的戏馆，有包厢有冷气，只是光复后由省党部台影公司接收以后，把原来的戏台和后台的化妆室全部拆除改装，增加座位，变成一座完全只能放映电影的电影院，如果能够让台影公司同意把国际馆拿出来演京戏，我可以拿钱重新装修，恢复戏台和后台化妆室。”

这一构想，得到不少政要的赞同，可是台影公司死也不肯放手，因为，国际戏院是那时全台湾唯一有冷气的戏院，生意之好，也成为台影公司收入的生命线，演电影，一天可以放映六场，改演平剧一天只有一场，站在本位立场，自是不能考虑的事。后来，总算在唐纵、陶一珊等人动脑筋之下，找出汉中街现在万国戏院那块公有的空地，告诉许丙如果你能拿钱建造戏院，可以用最低租金的代价租给你去使用。许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他动动嘴，就指定了一些人去办这件事。这就是今天仍存在的万国戏院之由来。只惜等到万国戏院建造完成之时，顾正秋已经解散了“顾剧团”，嫁给任显群了。然而，在今天的万国戏院中，仍可找出当时是为演出京戏而设计的遗迹：一是它有舞台和后台的化妆室等等；二是它的冷气通风管也敷设到戏台上和化妆室；三是这座戏院的建造特别坚固，据说即一两百磅的炸弹丢在门口也不会动摇院内的安全；四是门口有一广场可供汽车停泊之用。这些，都说明了原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演电影而去建造的电影院。

四

顾正秋要和任显群结婚，在当时确曾造成了很轰动的社会新闻，由于任的原配夫人的哭闹，新闻记者的起哄，更增其曲折情节。一位现已退休多年的当时记者某君说：“当时为了报社总编辑命令我设法访问顾正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动了关鸿宾，终算和顾正秋见了面。顾正秋早知道了我的来意，先说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如果肯答应我不写在报纸上面，我以朋友的立场告诉你有这么回事，女人总要嫁人啊，我也知道最好是嫁一个青年有为的丈夫，可是我这种人，不可能也没时间和机会，使我遇到青年有为的男人。换句话说，真正青年有为的男人，他们也没有机会见到我。我所能接触到的男人，不是梨园的同行，就是大官大府的人物，人人都有家有室，儿孙成群，……任先生和我……我只能说他是和我最谈得来的人……这也许就是‘缘份’吧，至于是‘孽缘’还是‘姻缘’，是福还是祸，我可说不上来，总之一切都是命。顾正秋说得很诚恳，显然她不是把我当记者，而是当作可以谈心事的朋友。所以我向她保证，为了向报社交差，我不能不轻描淡写报导你们要结婚是有这么一回事，其他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对人说的。”上引的“……”，就是这位退休多年，已逾七旬老记者，接受本刊专栏组人员访问之时，吞吞吐吐，话到了口边又吞回去的符号。

至于任显群，他在担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以前的学经历，甚少有人提及。然而，他于三十八年十月十五日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以后的事迹却比较详大约而言，他是一个颇为“通权达变”、“脑筋灵活”、”不拘绳墨”、“讨人喜欢”青年才俊。吴国桢说他是“不羁之才”、“勇于任事”，也都可以作为对他若有所憾，而实深喜之的注脚。具体一点说，三十八年底，大陆全面大撤退，一个小小的海岛台湾，一下子涌到了二百万人的溃兵、难民、高官、败将、党干、特务……各门各派逃难而来的人马，都是伸手向台湾省政府或财政厅要钱，任显群能够应付维持得混过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局面，确非易事。而他的脑筋灵活，花样百出，更使任何财经专家看得眼花撩乱！

其著者，如采行统一发票，以控制营业税，将营业税性质变成“机会税”——只要逮到你有营业的机会，就课你一次税。因此，一件产品由生产到大盘、中盘、小盘、零售，再到消费者的手上，每一阶段都要开发票，就重复课征了许多次营业机会的税。还有“爱国奖券”的发行，更是以政府坐庄以与升斗小民进行全民赌博的游戏。这些，在正常的政治轨道上，都绝对不是“善政”，然而，在那非常又非常的时期，他能够无中生有，变出戏法来，难怪吴国桢说他是“不羁之才”了。

做过魏道明、陈诚、吴国桢三任省主席的秘书长浦薛凤，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任显群在那时财政的作为，有如下的溢美之辞：

例如一九五〇年六月下旬，开始印花税之整顿，即从组织督导人员，从事普遍调查，不论公私单位，一律破除情面，雷厉风行，实地清查。由于报纸预先透露消息，六月廿七日与廿八两天，印花税票之销售，即逾三百万元，几乎等于一九四九年全年印花税之总收入！如将一九五〇年七月份各项税收，以与一九四九年同月份各项税收相比较，则增额如下：所得税总额增加二十八倍，特种营业税增加三十八倍，矿产税增加三十倍，货物税与印花税各增十二倍，其余各税亦均激增。此外，又发行节约爱国有奖储蓄券，增辟财源为数甚巨。由此整顿税收之成功，进一步而进行税制改革。扼要言之，不外简化税目，明确分类，减低税率，划一罚则，而使各税融合调和。迄今流行的统一发票，即于此时开始，财政厅长任显群与第一科长鲍亦荣两氏贡献甚大。

除了浦薛凤、吴国桢如此赞美任显群之外，三十九年底蒋介石在中山堂举行扩大纪念周，也在致训之时公开称许任显群的能干：“对中枢转进来台的财政调度有很大的贡献。”一时之间，任显群身价大涨，人人争以“能员”相许，任显群也为之晕头转向，一方面向蒋经国一系竭力巴结，一方面又没有摸清路数时常到中山北路顾正秋香闺“进出”。四十一年的某天，不巧在顾正秋家与警务处长陶一珊相遇，证实了政坛的传言，继之就是任的发妻到处大吵大闹，内幕新闻杂志连篇累牍报导，至于报导的内容究有多少真实性，谁也无能肯定；然而不是空穴来风，则属无可置疑！到了四十年吴国桢辞职，省政府改组，由俞鸿钧继任省主席，财政厅长也换了徐柏园，任显群无官一身轻，顾正秋也在这一年歇夏后，把“顾剧团”解散，两人乃不再顾忌，公然出双入对。终于任与发妻离婚，和顾正秋结婚，以至任因“庇护匪谍”案被捕，被保安司令部判刑五年，关在西宁南路东本愿寺保安处看守所的一间大约二坪大的优待室中，接受五年的“优待”。

任显群的被捕，以至判刑服刑，一般的舆情，似均指向这是“风流罪过”之所致，也就是吴国桢所说的“公报私仇”，即使他刑满出狱之后，与顾正秋避隐到台北县金山去垦荒务农，种植草莓，香港《新闻天地》杂志的卜少夫，在五十一年往探任、顾之后，发表了一篇《金山探任显群顾正秋》的文章，开头即说：

温莎公爵夫人，在保持了二十年的沉默后，去年她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其中有这几句话：“虽然在放逐的岁月中，甚至微小的方式上，都足以使任何一个人的精神为之破裂，我可以骄傲的说，虽然考验常常是来得那样强烈，但即是夜间的睡枕，也不是我心碎的见证人。”

经过这“引子”之后，卜少夫始把文章转入主题，描写他与牛文以及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到金山去探望任显群与顾正秋的记述。我们从他以温莎公爵的哀艳故事为引子，不能不怀疑他是把任、顾之被“放逐”，比拟温莎公爵夫妇的“风流罪过”，以博人们的同情。是耶？非耶？就只有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了。

1985年12月9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经国的政治哲学（顾念远）

从统治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元首，变成一千多万人口小岛上的最高权力者，蒋介石抚今追昔，他的大中国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大陆只统治过赣南，号令不出江西省；上海打老虎时期又一败涂地的蒋经国，他的政治哲学是什么呢？一个政治人物的政治哲学包括体与用两部份。体是思想，用是实践。

蒋经国是一个无神论者，与他父亲先信佛又皈基督不同。蒋介石遗嘱中以基督及总理信徒自居，基督教人士津津乐道。其实这份遗嘱是他死后所立，内容出于蒋夫人授意，由词意不通的秦孝仪执笔（去年八月蒋夫人致廖承志函也是由此公代笔），与孙中山当年口述遗嘱，汪精卫书写，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生前是否预留遗嘱，不得而知，如果有遗嘱，而已遗失，显示内容欠当，不得不毁去重写，当时的夫人派或官邸派涉嫌重大。如果没有遗嘱，也合乎蒋介石讳疾讳死的心态，唯恐一留遗嘱，便涉不祥，但愿能如齐景公、秦皇、汉武一样，万寿无疆统治下去。

蒋经国没有万寿无疆的妄想，从不时兴全国祝寿这类排场。蒋经国也迷信，但迷信得非常无神论，只针对个人权势，求问术者，美台断交后，历年双十节及元旦的旗山旗海，算是例外，证明蒋经国面对外交的一连串横逆，也不得不冲冲喜，讨点吉利。为了延续中华民国及国民党的香火，蒋经国使出了浑身解数，远比蒋介石处境更艰难。蒋介石留给儿子的，是一个烂摊子。蒋经国能在没有多少选择下，维持这个家业，相当不容易了。

由于是无神论，蒋经国趋向现实主义及权力至上的人生观。他的少年时代在北伐的狂风暴雨中渡过，目睹北洋军阀及国共的惨酷仇杀。青年时代在毫无人情味的苏联渡过，求生的意志养成他坚硬、独立的个性。国共二度合作后，他结束了他在苏联的人质及共产党员生活，回到中国。江西、重庆及上海的经验，使他由孟浪青年步向哀乐中年。这期间，他逐渐由共产党员蜕变为国民党员——他的革命热情逐渐消失，他对中国政治的人际关系及派系倾轧体会加深，他的权力欲及宣传技巧获得实验，他由一个局外的蒋介石批评者变成蒋介石政权的支撑者。

蒋氏父子的关系，到台湾后才因“相依为命”而大幅加强。旧派系瓦解了，特务权抓到蒋经国手上。他在重庆时代结怨于二陈兄弟，上海时代受挫于宋家兄弟，此时乃将两派清除——拿军统打中统，拿政学系打宋家。军统与政学系在大陆上与蒋经国都无私人嫌隙，因此合作关系也最久。

继CC及宋家之后受打击的，是在台生根发展的陈诚派。陈诚以开明政策及拉拢自由、台湾人士为主，被称为生根派。宫廷、宫邸这些大陆派与蒋经国结合（应该说是蒋氏父子），对抗陈诚。等到陈诚一倒，蒋经国与宫廷、官邸派的蜜月随之结束。蒋经国接收了陈诚大半势力，由特务、军（国防部）而政（行政院）。他一手创办的政工、救国团及荣民辅导会，也超然于正常体制外，自成系统，势力遍布各处。李焕、王昇、赵聚钰、宋时选皆先后脱颖而出，在组织、人力、财力上予取予求。

由行政权而党权、总统权，是蒋经国踏上权力顶峰的最后一步。缺乏特务及军队的宫廷、官邸派，虽然看出蒋经国来势汹汹，但面对蒋介石的有意及偏袒蒋经国在民间刻意鼓励的改革浪潮，无法阻挡蒋经国更上层楼。蒋经国终于在全国“新人新政”的改革幻想中，步步高升，成为革新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关于蒋经国取得党权，有一段“官邸流产政变”的传说。蒋经国和老派关系恶化，也据说导源于蒋介石逝世前后一年的激烈争夺。该一争夺，是以“革新”与“保守”对抗的面目出现。蒋经国当然代表革新派，他的起用新人，乃至安插私人的十大建设等，都以革新的名义行之，以致“崔台青”、“白嘉丽”的谣言一时不胫而走。等到权势稳固，革新的步伐立即放慢，而在一九七五-七六年发生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胆的选举舞弊、台湾政论案及一连串叛乱案。革新的脚步似乎走太远了，现在是重新调整速度的时候了！

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蒋经国可以是革新派，也可以是保守派，李焕及王昇两种南辕北辙的路线，都是蒋经国的一体。对现实的人来说，只有现实是最高原则，别无其他原则。因此，必要时，李焕可以倒台，高雄事件可以发生，李焕也不妨再上台。现实主义只讲究实力及形势，无道义和温情（当然父子之情是例外）。

从权力至上的观点来看，开拓权力及维持权力是唯一目标，抢夺别人权力及防止权力被抢势无妥协。因此，哪怕老病退隐，不到最后一口气，权力绝不放弃。手下可以设词蒙蔽；可以狐假虎威，却无法矫命行事，因为最高的发号施令者只有一个。

认清以上两点，对蒋经国的全盘政治哲学才算有了粗浅了解，推测蒋经国的行事为人才不会太走调。

据亲近蒋经国的人透露，蒋经国对台湾政局的看法大抵如此：台湾人必须提拔，以防本地多数人的情绪过份恶化，但台湾人不能接近核心权力。应多鼓励台湾人赚钱，以冲淡政治敌意，但经济大权必须握在统治集团手上，使想赚钱的人成为权力外围。戒严令绝不取消，因为这是统治者特殊权力的来源。组党绝对禁止，因为任何新党都会侵蚀了权力结构。

蒋经国不是权力调和论或权力过渡论者，而是权力绝对论者。在这种思想下，出现新党或足以威胁一党独占的政图，必须加以扑灭，以防骨牌理论出现。甚至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行政命令修订或立法，都不可抵触绝对权力的运作。必要时，不妨通过立法，以收揽民心，但仍应采取“进一步退二步”或“一进一退”原则，避免堡垒逐步陷落。

“光复大陆”是权宜，也是口号目的在合理化戒严情况及代表全中国的法统。和中共宜保持“不和不战”的局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果情势恶劣，苏联牌、独立牌可视需要，作为吓止，如果情势尚可，则以美国牌为常态。

迄今为止，蒋经国这套哲学仍然运用裕如，虽是险象环生，毕竟危而不殆。可是，现实主义与权力至上经常是有冲突的，如果现实需要求新求变（例如内政外交危机同时恶化），而权力至上却不允许这种变化，蒋经国将作何取舍呢？

接近他的人说：蒋经国宁取后者。求新求变不是他的责任。在他生前保住台湾局面，完成父子相承的历史任务，就是他的唯一责任。

但真正的答案如何，无人可以预知，因为最后的决定握在蒋经国手上。

1983年7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经国澄清了些什么？（高墉）

国府总统蒋经国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行宪纪念大会、宪政研讨会曁国民大会年会”上，发表了长达十余分钟的演讲。由于其中对蒋家的家族统治及军事统治有所宣告，立刻引起了不小骚动，岛内外华文报纸竞以头版头条处理此一新闻，各种“仰体圣意”的猜谜游戏也纷纷出笼。

蒋经国演讲的重点，依其谈话顺序，计有数点：①经国就任第七届总统一年半来，虽然尽心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发生了许多天灾人祸，经国为此感到寝食不安。②总统继任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与独裁国家，不存在于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宪法而产生。经国的家人中不能也不会有人竞选下一任总统。③我们不能也不会实施军政府统治，因为国民党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也绝不可能有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④民国三十八年，先总统蒋公坚决拒绝“废除宪法”、“废除中华民国法统”，并宣示重建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今天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做最大努力。国民大会与中华民国命运永不能分；国民大会的存在，就是中华民国法统的存在。⑤经国自己知道今日的体力不能同当年开发横贯公路和从事十大建设时期相比，但爱国爱民的意志和信心却因岁月的增加而更坚定。

这些话看来好像谈了许多东西，其实没有一件是确定的，包括蒋经国自认是“明确说明”的家族统治及军事统治在内。

第一，这一年半来，台湾发生了许多天灾人祸，包括江南案、十信案、矿灾、毒酒案等，每个人都感到寝食不安。但蒋经国或俞国华却没有因此负起应负行政责任，或有一言表示自责，有如过去帝制时代皇帝的“罪己诏”。相反的江南案及十信案的处理遮遮掩掩，蒋经国把罪过推给“帮会”（亦即陈启礼）及“经济特权”（亦即蔡辰洲），事过境迁之后，陈启礼依然在狱中遥控竹联帮业务，蔡辰洲也依然成为土城看守所太上皇，二人只差不能出来亮相而已。矿变频传之余，国府也是在年底地方选举期间才突然宣布关闭矿场，明显的是为减轻党外候选人指摘。至于毒酒案，公卖局躲避了三个月风头，十二月又把有问题的毒酒全部拿出来照卖。口说寝食不安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对天灾人祸作出令人心服的交代。这点国府完全缴了白卷。

第二，“总统继任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与独裁国家”，不幸台湾正是这种体制，国府的宪法内涵早已被临时条款剥夺殆尽，“中华民国”如果真是以宪法为基础，首先就该废除临时条款。至于“经国的家人不会有人竞选下一任总统”，这句话更无丝毫意义。因为本来蒋纬国早已失势，等待退休，连国防部长都轮不上了，如何能竞选总统？而蒋孝武资历尚浅，也不可能竞选一九九〇年的下一任总统。但是，蒋经国并没有说“下下任”或“下下下任”，这还是为蒋家子弟“竞选”总统留下了伏笔。至于下一任总统，只要蒋经国能作完此任，无人怀疑他必将当仁不让，再度蝉联。

第三，台湾的统治方式，早已违背了宪法，距离军政府统治只是九十步与一百步之差而已。台湾实施的是戒严体制，戒严本来依法就是军事统治。蒋经国既不解除戒严令，凭什么断言国民党将来不会出现军事统治？

第四，“国民大会的存在，就是中华民国法统的存在”及“坚决拒绝废除中华民国法统”这两句话，用意就是在表示国民党将永远代表全中国，卅五省的“法统”将永远压在台湾人民头上。

第五，人寿有期，蒋经国自知体力不继，竟又宣称“爱国爱民的信心及意志，却因岁月的增加而更坚定”。如果他的“爱国爱民”是指恢复宪法及厉行政党政治、为台湾建立继承体制，这种“爱国爱民”是值得赞扬的。问题是，他并没有一语及于恢复宪法及解除党禁，他的越来越“爱国”及“体力”越来越不淆的谈话，也因此令人觉得台湾前途越来越悲观。

蒋经国澄清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澄清，一切还是闷葫芦。他的演讲如果有任何特殊之处，就是他在台上站了十余分钟，显示八月底的手术及十二月中旬一次中常会上的半途退席，情形并没有那么严重。他的健康已经成为外界最大的疑虑，比较起来，他谈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常常露面。如果他长久不露面，台湾全岛上下又要惶惶不安了。此一畸形景象，对他所自说自话的民主、宪政，正是最大的反讽，也是最好的否定。

1986年1月6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蒋经国身前身后（江南）

任何极权政治的致命伤，是一旦那位强人暴卒，政权的嬗替，立即出现危机。斯大林去世的苏联政局是我们所熟知的近例。

朱元璋去世，孙儿朱允炆继位，生靖难之变，朱棣继位。中国历史上，为了抢王位而血流成河的往事，不胜枚举。

蒋介石先生能把台湾这份产业，顺利交给爱子经国，归功于一：仁慈的上帝，让他益寿延年，给予经国和平接班的内在条件；二：经国的一些政敌如吴国桢、陈诚等，放逐的放逐，死亡的死亡。康庄大道，任其直入长驱；三：冷战延续，中美的对抗有利国际环境。

从一九四九年，大陆的统治权失落，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氏应邀去会见耶稣和孙中山为止，先后达四分之一的世纪，经国在乃父的庇护下，由中央改造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秘书长、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而总裁总统。名义职衔，尽管不时变更，他的权利却永远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五十年代中后期，蒋先生的爱将陈诚，由行政院长而副总统——钦定接班人，看似继承在望。然而以副总统之尊，推荐一位国军师长时，蒋先生竟说：“你和经国去商量商量。”打着孙中山信徒招牌，而以“天下为公”为座右铭的蒋先生，宁可牺牲一生令誉，也要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向历史皇帝看齐，弄出顶逆时代潮流的最后一幕。

从任何角度评论，这是历史悲剧。

天时地利条件，使经国毫不费力地接过棒子来。但是，就蒋氏家族统治的王朝而言，已是日薄崦嵫。孝武、孝勇再神武英姿，若想再由他们经国济世，接蒋氏的沐浴香火，乃属痴人说梦话了。

我加上这段叙说，旨在阑述，何以经国一病，引起海峡两岸如此严重的关切和焦虑！

先谈经国的病情。

三月十二日，国民党当局透过中央社发表蒋眼疾康复的消息，语焉不详。仅报导“蒋总统经国此次左眼视网膜手术相当成功，其它各部门功能亦均正常”。所谓的“其它各部门”，显然指蒋的多年宿疾糖尿，和高血压等病。接着“唯主治医师认为，视网膜手术后，仍必须有适当的护理，以促使完全康复。”

结尾峰回路转：“但据可靠方面表示，蒋总统经国业已批阅公文，并预定于近期内主持一项重要会议。”

这个病情的发布，对台湾一千八百万军民，是颗强力镇静剂，间接暗示：大家别惊慌，蒋总统还健在，两个多月的失踪，只是动点小手术，并无大碍，果然，美金的涨势趋缓，股票下跌终止。

按理，病情应该由荣民总医院主治医师发布，更应该在二月二日动手术那天公布，其奈台湾步克里姆林的后尘，经国的神秘性岂能稍输布里滋涅夫！

台北《政治家》杂志，刊出一篇短文①，因触及痒处，遭到查禁。

经国的病情，成为秘密，正道出台北当权派的诡秘心态。用官方的术说：总统的生命关系国家的安危。

经国有糖尿病，远溯自五十年代，刚好他四十出头。是否来自家族遗传，留待考证。有一点可以肯定，经国在生活起居的规律上，比蒋先生就差之甚远。

糖尿病并非不治之症，靠打针吃药，一样政躬泰康。据一般医师指出，不宜过分操劳，最怕的是产生并发症。

但据可靠消息，经国在糖尿之外，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过去既少调护②，到古稀之年，健康急转直下，乃意想中事。

怕糖尿引起的眼血管发生充血，视觉模糊，于去年夏天开始出现。七月廿九日进荣民医院进行手术，一月份，在一次早餐会上，身体不支，当场昏倒③，用担架抬走，跟着左眼发生障碍。从美国请去一位刘姓医师，再动手术。

这次当然较去年那次，病情加剧而严重，将近五十天时间，我们这位“四家”“三大”的“伟人”④，实际上躺在荣总的病床上问政。以致蒋彦士、孙运璿、宋长志、王昇等人，每天往返于台北石牌之间，忙于汇报请示。一则祝福祈祷，一则各怀心事，打万一蒋老命呜呼的算盘。

副总统谢东闵，忧喜参半，无论将来局势如何发展。起码照宪法办事，他该过一过严家淦的瘾。

三月十八日，经国终于扶病出场，先出席国家安全会议，次接见那位见财心喜前白宫顾问李察艾伦。两次亮相，一个目的，为了安定人心。

蒋虽出场亮相，与他真正的健康并无关，据经国的“大茶壶”朋友魏景蒙⑤透露，小蒋的脊椎神经，于去年失去功能。无护士扶持，已经无法起坐自如。杰米虽奉命四出延医，远征美国，却“无法达成使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⑥

另据一项可靠消息，经国先生现在常有说话中断，后继无力的现象。所以，三月廿九日青年节那样的重要场面。“青年导师”竟未公开登上总统府阳台，用他的浓重奉化官话，发表告青年书。亦未在广播电台，念其告全国同胞书，可见，无情的岁月，恶化的身体，强迫他遵照医嘱，再无力理万机的能力。

照经国目前的身体状况，有生之年无多，乃众所皆知的事实。万一遽离人世，谁接班呢？纬国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可能！”孝武、孝勇休想。自然更没有章孝严、孝慈的份。

说经国不想传子，没有人信。任命蒋孝武任安全局执行秘书，反指挥上级汪敬煦，重覆经国当年走的老路子——从控制情报着手，派蒋孝勇到医院慰问前台北市长邵恩新。两位公子，掌权的掌权，弄钱的弄钱，谁肯罢休，关键在：时不我与，老虎走了，还有狐狸的份吗？

不管经国的政敌或台独份子多么厌恶他，过去七年的政绩，特别是财经措施，以及他真真伪伪的亲民作风，台湾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真心真意地拥护他的，特别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害怕经国去世，出现青黄不接的乱局。一乱，也就什么都完了。

不过，这一天总是要来的，且很急迫，政治观察家最有兴趣的，是谁将接班，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到北京的首脑们，无不在摸索中探讨答案。

答案离不开一些猜测。严格说，不是什么可信的答案，甚至没有答案。合理的推测，上焉集体领导，下焉军事政变。至于谁是当年朴正熙或阮信这类政治黑马，除非诸葛亮再生，任何人无从预知。

就算真能集体领导，无非是短暂的过渡，岛内的激进份子，新生代还能再甘心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高压下，俯首听命？

国民党内的当权派十分固执，决不肯随便把权力交出去的。起先是文明地争争吵吵，最后摆阵一战，包括动武流血。

某些人眼中，那个最近因桃色事件⑦吃耳光的王化行，将来必是新的强人。持这种看法的人，似乎过份重视浮面现象。王诚然掌握政工，特务。政工干校出身的子弟，也早渗透到党、政、新闻事业的各阶层，沆瀣一气，上呼下应。可是一旦和真正持枪杆的人较量起来，必成台湾的贝利亚。

去了北京，帮王捉刀写过《三民主义概论》的马壁先生，对王的权力基础，以及未来扮演的角色，一定比谁都清楚。难怪北京视之为瑰宝。

北平呢？邓小平的心情，据常理推断，矛盾复杂，酸甜参半，蒋虽是统一的阻力，拒三通，拒和谈死硬到底，毕竟承继蒋先生的遗志，不搞民族分裂，以中原正统自居。

蒋去世，特别台湾的新生代掌权后，三通的僵局固可突破。但是明目张胆，宣告独立，从此中止内战延续状态，增加未来国土统一的困难，均非不可想象的政治演变。

很多人害怕发生的事，可能在我们谈笑间骤然降临，也可能在挣扎中苟延。总之台湾疾风劲雨的时代，已为时不远，欲其“风雨中的宁静”，自非蒋生前的主观愿望所可左右。至于谁是岛上的马林可夫，谁是赫鲁晓夫，乃由各自的机运睿智而定，只好拭目而待了。

1982年4月22日于金山

注

①该文要求，人民有权知道总统的病情，不可讳莫如深。发布新闻，应由医院主治医师担任，警总即将该期查禁没收。

②顾女士，当年在台北永乐戏院挑大梁的XX，后嫁吴国桢手下财政厅长。此公因而坐牢五载，罪名是莫须有的包容匪谍；卢夫人，现在华府经营皇后餐厅。卢本人于台海上空失踪后，此夫人改嫁美军顾问团的上校陆军顾问Col. Ball；王夫人，和傅云太太是亲姐妹。王因而青云直上，由校长、司令到局长，新近退休；吴小姐，福建人。拍过几部不卖座的电影，现在美国经营肉松生意。

③据在座目击者说，经国讲话不及五分钟，即不支倒地。

④参阅拙作《王昇造神愚行》，香港七十年代一九八二年。“四家”指“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原文阅如），“三大”为“大智”、“大仁”、“大勇”。

⑤据司马桑敦生前告诉我，某次在韩国有人问魏“你和蒋究竟是什么关系？”魏答“我就是他的大茶壶！”“茶壶”者，皮条客的意思。

台北可靠消息，蒋魏关系，殊不平常。魏随身置CALL机，随时候传。

⑥一度为美国电视网最流行的电视节目。

⑦女主角为纽约圣若望大学的某学者。熊慧英当众挥拳，连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均遭池鱼之泱。（王化行即王昇）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谁是蒋经国的接班人？（亚洲周刊Asiaweek）

谁是蒋经国的接班人

蒋经国认为没有“接班问题”。今年七十六岁的蒋经国总统一再重覆的说，万一他做不完到一九九〇年为止的第二任总统任期的话，继任者将是副总统李登辉。等李登辉任期结束，国民大会将选出下任的总统。然而，就在台湾正面临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层层考验的时机，领导阶层的继任问题成为全岛关注的焦点。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表示：“蒋经国总统不在之后，谁接他的位子，主要的政治群体如何结合等等，都将影响我们的未来，直到下个世纪。”

由于蒋经国拥有无上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使接班问题显得无比重要。多年以来，蒋介石的长子和政治继承人一直是台湾所有政治派系的龙头。不论是军事机构、情治机构、政府文官机构、国民党机构，或商业利益团体，全都以他马首是瞻。虽然他的健康情形不甚好，但他对权力掌握的强烈程度，使其手下连次要问题都得向他请示。去年的时候，决定中秋节放假的事情也要由他做主。今年年初那期以邓小平被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做封面的时代杂志，要不要查禁的决定也要他亲自做主。两星期前，要国民党政要与党外进行沟通也是由他亲自下决定。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他不在的话，台湾还撑得下去吗？

接班问题不容忽视

这个问题由于台湾正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而显得更形急迫。在外交上，政府的孤立有增无灭：北京在赢取沙特阿拉伯与南韩友谊方面有所进展，而这两个国家是与台北仍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最重要的。在经济上，虽然最近油价下跌及全球经济景气复甦确实是给台湾经济带来转机。不过，长程工业发展方面的投资，由于政治接班问题的不稳定及整个台湾未来的不确定，而日渐减少。主要是以美国为目的地的资本转移，据估计每年高达四十亿美元。而且，国民党虽然在选战中获胜，但做票的指控仍使它寝食难安。党外本身也是暗潮汹涌，受到本地媒体称之为“菲律宾革命并发症”的影响，党外相当大胆的要求分享较多的政治权力。

蒋经国本人亲自挑选的继承人李登辉，被人认为大体上只是人头式的领袖。据分析家研判，这个康奈尔大学农经博士的最大资本是蒋经国对他完全信任。他曾任台湾省主席，颇受台湾本地人和美国人欢迎。然而由于他是台湾本地人的身份，他在以大陆人为主的国民党高层圈子内部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而且，李登辉出身学院，在党方面与军方方面的重大历练全都付之阙如。

政治预言家因此说，后蒋经国时代将是集体领导的局面。接班游戏的主要演员包括：

保守派的党国大老

国民党大老和那些跟随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到台湾的老一辈，仍然握有极大发表权。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视保持国民党的一党独尊局面为最重要。党外立委许荣淑表示：“为了使国民党的统治合法化，他们坚持所谓台北代表全中国的神话。因此，他们反对取消戒严，反对开放更多国民大会席位供公开竞选。”

这些信仰的护卫者，坚决反对与中国大陆沟通，一点不令人意外。毕竟他们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受了共产党极大的羞辱，他们认为北京的任何说法全是宣传花招。知名度高的保守派包括现年八十一岁的前总统严家淦，现年七十九岁的前副总统谢东闵，现年八十四岁的监察院长黄少谷。蒋经国的机要秘书沈昌焕，由于只有六十九岁，显得比其他大老年轻，将来可能是这群人中能发挥最大影响力的人物。沈昌焕是对中共“三不”政策的主要拟议者。

党的组织者和国民党的专业党工希望把国民党组织变成为主要决策中心。他们设法恢复从蒋介石时代开始转移到总统府，军队和政府官僚机构去的权力。在政策方面，分析家认为，他们不会比老一辈的人更为自由开放。党工执意减低党外对选举的影响。不过，他们倒是比较倾向于让更多台湾本地人进入高层权力机构。如果政党权力会高涨的话，主其事者的最可能人选则推宋时选，他是党部组织的主委，同时也是蒋经国的表亲。

务实派的科技官僚

科技官僚及其成员大致上是非政治性的、受高等教育的专业官僚，他们的最大动机是经济发展。这些人一度被认为最有能力接蒋家的班，然而其中几位国民党眼中较为杰出的科技官僚，如经济部长徐立德和财政部长陆润康，即因涉及十信案而中断其上升机会。财经专家俞国华自一九八四年任行政院长，其表现只是平平而已。分析家相信，科技官僚的影响力，只有等现年七十二岁的俞国华可能在明年被现在的教育部长李焕取而代之以后才会大幅度增加。李焕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当他任职国民党青工会和组工会主委期间，曾经提拔台湾本土青年进入高层党政职位，而颇获好评。

李焕现年已六十九岁，因而极可能也是个过渡人物。不过，他可能为现年四十多岁五十出头的新一代科技官僚铺路。许荣淑立委说：“这些新一代科技官僚将放弃意识型态挂帅者的政治教条，专注于脚踏实地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进步。为了维持台北在国际机构的地位，他们可能较不会那么坚持说自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如果他们掌权的话，台湾内部政治将较大规模自由化。”

到目前为止，年轻的一代仍未和老一代有任何决裂存在。他们因而受批评，被认为没有足够能耐坚持改革。台湾最为有名的政治作家李敖说：“这些所谓的新星只不过是给国民党传统老政策重新打扮一番罢了。负责文化和法务的年轻官僚，滥用西方最新的政治理论来支持新闻检查、继续维持戒严法令等等政策。”

台湾本地人科技官僚中以林洋港这位现年五十八岁的行政院副院长为首，他们要求增加台湾本地人在高层政府阶层中的比例。然而，由于这些本地出生的官僚本身是国民党所提拔，他们不太可能同情党外所说的，要满足台湾本地人意愿必须组织一个竞争性的新政党的看法。这一群人中较年轻的成员也是训练相当完整的科技官僚。他们对大陆的政策的看法也必然会有些模稜两可。一位国民党立委表示：“对大陆没有什么情感上的牵连，因此台湾本地人对北京的统一之呼吁，很可能和老党工一样的无动于衷。不过，他们没有在共产党手里吃败仗的痛苦经验，可能较倾向于与大陆建立经济的及其他非政治的关系。”

军方所扮演的角色

军方中不论是谁接下蒋经国的棒子，都不得不顾及军方的强大势力。某些观察家觉得，蒋经国与俞国华的公开声明，说军队不可能干政，既可说是为了安定民众之心，也可说是对有政治野心的高级军官的警告。所以出现全面性的军事统治的可能性不大。俞国华不久前曾说，政府已采取制度方面的措施以防范军事干政。办法包括每隔两年轮换高级将领及强迫执行将领退休年龄规定等。

不仅如此，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是一九四九年到台湾的大陆人。李敖说：“我们情况和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军事强人不同，我们的将军们并非以前的大地主，也不是权势世家的后代。在营房之外，他们既无群众，又无经济资源。他们又缺乏行政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得不依赖平民身份的科技官僚。”政治评论家孟祥柯（绝子）说：“军官们知道，如果他们干政的话，将损及经济，因此也就损及他们所能分配得到的政府预算。”

不过，分析家仍然相信，军队的重大角色，使他们能在后蒋经国的政府中发挥许多影响力。他们认为，将军们或许不熟悉财政或外交，但他们当然可以成立自己的智囊团。党外的消息来源表示，军方在某些与国防无关的事务方面已享有极大发言权，特别是在压制反对人士方面。他们指出，在立法院中答覆政府对党外的态度的人已是国防部长，而非内政部长。台北市议员谢长廷说：“军方似乎到处都插上一手。暂时离职的军人担任政府各部及国营企业的高层人员。”在某些人士看来，军队这种到处扩张的影响力令人不安，因为将军们比保守的强硬派还更为保守。

很多分析家相信，老一辈的党国大老一个个过去之后，台湾的政治局面会愈来愈成为政府与年轻些的科技官僚之间、党工人员与台湾本地人官僚间的一场拉锯战。这场拉锯战的双方有一项共识，他们都希望国民党掌握权力维持不变；不过较年轻的一代会要求改变强硬派的路线，认为那样做对经济进步是必要的，而且也可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

蒋经国秘密召开中常会

上星期，有些迹象显示国民党已迈开走向改变的尝试性的脚步。国民党三十一位中常委中的十二位举行过一项秘密会议，讨论与政治演变有重大关系的四个问题：修改宪法，特别是更新急速老化的国民大会、立法院与监察院成员问题；强化地方自治，戒严法的地位；禁止组织新党的问题。

根据内幕消息，这是从一九四九年以来视为禁忌的问题，在国民党会议中正式列入议程加以讨论的第一项。一位台湾的评论家说：“国民党决定面对问题加以解决，表示蒋经国在其晚年终于有面对改革要求的迹象。它也表示党内开明派的意见受到重视。”不过，反对派的尤清不尽同意此看法，他说：“经过党外和大家意见几十年来的压力与要求之后，国民党只不过是表示他们注意到这些禁忌问题的确存在罢了。”

如果国民党的改革派增加其影响力的话，较可能改变的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修改宪法

一、修改宪法。当前国民党政府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宣称自己代表全中国及中华民国与中共仍处于战争状态上面。一九四七年的宪法，里头保障自由选举这类的权利，但迅即被各种“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架空取代。该项临时条款禁止人民组党，使军方有权压制反对份子。但它的最重要效果在于让一九四七年选出来的国家主要机构的成员，那些宣称代表大陆各省的委员可以终身职。立法院三百六十八位立委里面，只有五十二位是在台湾透过选举所产生。此一安排使国民党永远处于多数，但政治学家把这种宪政体制瘫痪状态形容为“一颗定时炸弹”。

即使撇开正当性不谈，国民党也得对付死亡问题，以及由死亡带来的再生问题。立委平均年龄高达七十岁。单是二月份里面，即有四位立委过世。党外立委江鹏坚说：“譬如说南京选出的一个代表过世了，国民党找个一九四七年选举最高票落选者递补。这项荒谬的作法必须中止。我们要求全面改选。”较开放的国民党政治人物也承认，立法院一党独大的结果使它成为没有公信力的橡皮图章机构。国民党立委洪昭男说：“理论上，立法院应扮演制衡行政院的角色。实际上，党部大老坚决要我们支持行政院。”

党政机构改组

二、党政机构改组。政治学者表示，由于蒋经国的权力至上，许多党政部门没有尽到成为有活力的组织之责任。许多国防、情治、外交方面的问题，都由直接向总统负责的官员决定。许多人相信，在后蒋经国时代里面，个人化的统治必须由有效的制度取代。胡佛认为，改进过的党机构可以成为集体领导的基本架构。他说：“在大多数一党独大的国家里面，党组织负责提出政策，再交付政府执行。但是在台湾，却是军方与政府在许多重大领域中优先于政党。”

不久以前，读者甚众的中国时报要求政府到“学院、工商界、公家意见领袖及非国民党籍人士中间求才”担任内阁阁员及其他高层职位。不过，到目前为止，蒋经国仍只在老一辈国民党官员中选拔人才。年轻一代的领导人物能开展新局面的条件，显然是他们愿意放宽挑选人才的标准。

三、国民党与工商界的关系。反对派与学院派都觉得，将来领导阶层必须降低党对工商界的介入。政府拥有的或相关的企业占国民党生产毛额最少五分之一以上。过去一年来，国民党老是被批评国营企业管理不当，包括把党部喜欢的人选安插进其高层管理职位里面。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陆明仁说：“政府应该把那些绩效不彰的国民党企业交付民营。那些使用高速发展科技的企业，最好是培植一种公开竞争的精神。”

更严重的一项指控是，政府人员时常把重要的契约合作的工作让给他们的跟班所开设的公司做。谢长廷抱怨道：“我们在台湾实施的是特权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许多大公司赚钱的原因是靠国民党的特殊关系，而不是靠有效的竞争。”

与党外的关系

四、与党外的关系。国民党两个礼拜前决定与党外沟通，这项决定被赞扬为一项走向建设性的变迁的正面决定。然而国民党仍只允许党外以“政治性的社团”名义登记，而不承认它是个政党。还有，国民党拒绝反对派领袖在沟通时所提的其他要求。那些被拒绝的要求包括：取消戒严法，用出版法而非军法管制党外杂志、释放政治犯。不仅如此，国民党强硬派仍鼓吹政府控制的媒体把反对派形容为宣传共产主义或主张台湾独立的人物。

然而，有些迹象显示，如果较年轻的、较开通的国民党派系能享有发言权的话，国民党与党外的关系有可能往前迈进一大步。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金神保说：“国民党与反对派的许多年轻的一辈出身于同样的背景。出了台北市以外，他们有的在一起玩乐。”立委许荣淑说：“国民党这么坚决禁止党外组织的原因之一，是怕他们党内的年轻的自由主义份子可能投向我们。”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自由派的国民党员有时候透露消息给党外杂志，目的是为了让那些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同事难堪。

美国承认北京的后遗症

一九七五年蒋介石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引进一系列的自由化措施。他派台湾当地人任最高阶层职位，使一群受西方教育的科技官僚在政府行政方面享有主要发言权。当时许多观察家都印象深刻，认为新的领袖显然决心踏出他父亲一意握紧权力所形成的阴影。然而从一九七九年华盛顿不再承认台北，北京开始对国民党展开野心勃勃的统战政策以来，国民党的改革热情似乎冷却了。党内的右派，特别是军事情治机构的代表人取得上风。

即使是这样，分析家几乎一致认为继蒋经国时代的领导者将面临选择改变路线与否。澳洲昆士兰大学的台湾专家邱垂亮认为，过去十年来，台湾已经从“经济发展加强政治稳定的良性循环”转入“利用经济发展作为不择手段的维持政治稳定的借口恶性循环”。胡佛警告说，政情的权力核心有严重鸵鸟心态化的倾向。他表示：“某些国民党员的心态和该党的创建者的革命性似已大异其趣。”

胡佛教授也谴责“政治伦理的沦丧”。他说，人们“已丧失了共同的价值标准。物质主义与机会主义大行其道。很难扭转不择手段在政治上往上爬的趋势。”有些观察家指出，经济上之改革的瘫痪使许多民众对国民党丧失信心，阻碍长程性质的投资。前述的政大经研所所长认为政治自由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他告诉《亚洲周刊》说：“要使人民对将来有信心，就必须先解决领导阶层新陈代谢、宪政危机等等问题。”

李敖的预言

过去两个星期以来的发展，包括与中共的“接触”和向党外伸出友谊之手等措施，一般被认为是面对变迁的果敢行动。“不过，”胡佛认为：“这些仍只不过是对急速变化的国内外情势相当被动性的反应而已。”可是，胡佛还是深信，蒋经国有能力在他的晚年写下新的一页，而且，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而将会得到国民党年轻一辈领袖的全面支持。胡佛又表示：“不过，改革派也面对极大的阻力。一旦国民党看来是在让步，党外可能更为激进。共产党也可能决定采取强硬手段。这些都会给保守派提供借口，堵塞一切改革措施。”

台湾最直接也是最严厉的考验来自中国大陆。李敖认为，一旦蒋经国过世，北京可能立刻翻脸。李敖向《亚洲周刊》表示：“共产党不会笨到不会利用蒋经国过世所造成的任何信心危机，而加强其对台湾的心战上的喊话，甚至军事上的压力。”他更进一步指出，台北将无法倚靠美国的帮助。

李敖认为，台湾要能抗拒共产党威胁，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台湾的人民坚强一致的做政府的后盾，但在他看来，那样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他说：“如果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来的时候，国民党就开始实施民主化制度，台湾目前就已经是个坚强的民主国家了。北京即使拥有核子武器，也没有办法碰我们。但是国民党把他们的机会平白浪费掉了；现在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国民党决定和党外沟通，决定使宪法“现代化”，决定正面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挑战，或许是蒋经国要证明李敖是错的最后一次努力吧！

1986年5月25日 罗台生译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附编

蒋经国致生母的信（陈丹译）

译者按：这是蒋经国在留苏期间托朋友带给他生母毛氏的一封信。同时他也将这封信交给公开的出版社发表，目前成为蒋氏留苏期间几份仅存的历史文献之一。本文是根据日本史学家波多野墘一所著《中国共产党史》的日文本译出。译文如与中文原文有出入，当以原文为准。

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十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象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的前途，是为全中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的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己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在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敬爱是建筑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之上。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之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屠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连续三次叛变、前后连续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他是您的儿子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之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任何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得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把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礼义。

蒋介石买了许多田产、企业和商店，究竟是用谁的钱买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种办法从穷人的手中抢来的钱吗？以前说必须拥护工农的利益、和共产党握手的是谁？那不是现在继续屠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吗？以前说苏联是中国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拥护苏联不可的是谁？那不是现在东方反苏联盟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吗？向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借款、出卖中国领土的是谁？那不是蒋介石吗？蒋介石是卖国、辱国的政府领袖，他屠杀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争取解放中国民族的英雄。

这是嘴说“礼义廉耻”的他自己的真面目。我在写这几行文句时，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胸中燃烧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马上驱除。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支配因素和统治分子的联系关系不清楚，对自然世界变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母亲！我希望您和见到这封信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事情，以最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罪恶、威胁和混乱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混乱和威胁的战争，谁应该负责？

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万人饿死的事吧？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以自己光荣的劳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奖励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特权。

也许您不会没有听过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的事？不会没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员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血——我亲爱人民的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六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的这种企图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

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其耶克、邓尼金、乌兰可尔等走过的道路。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斗争和交战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边，有的人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每一个有人格的中国人都应该站在革命的一边，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跟国民党和蒋介石做无情的斗争，向神圣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中国苏维埃。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中国的工农也沿着俄国工农的道路前进着，在中国已经建立、真正建立了与我住着的国家同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十年间苏联这个国家有极大的改变，现在已经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比以前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广阔、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厂是在一片广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时间建成的，现在这工厂有四万名工人工作着。这些工作建设了最好的社会主义城市。他们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去年是二百二十卢布，今年增加到三百一十卢布。1930年以前我上过各种学校，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四千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七百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什维克虐待，苏维埃政府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确实，有各色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做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牛兰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住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苏联是世界上最重礼节、最文明的国家，我对能住在苏联感到非常光荣。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我对自己的祖国——苏联——在各方面、各部门一次接一次的打破纪录，感到非常光荣，不胜高兴。我的祖国——苏联——天天在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打击和消灭一切的敌人。我的祖国——苏联——像灯塔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人们斗争和胜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国就特别成了仇敌的眼中钉。仇敌用各种方法和谣言诬蔑苏维埃政权。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坚决地站到革命的阵营，巩固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您能出国，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祝您万福

您的儿子经国 1935年1月23日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