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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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传》序（汪荣祖）
李敖和我合写《蒋介石评传》，既属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传记作品是《胡适评传》，原计划十册，只出了一册，不是写不下去，而是不愿意再把精力花在一个人身上。我自己写完《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稿后，也不想再写人物传记。两个人都不想，却又联手，同做冯妇，岂非偶然？
不过，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天下皆知李敖是蒋家在台湾极盛时期的“异己分子”，因而备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狱之灾，自然恨蒋入骨。不过，李之恨蒋有异于蒋之恨共。蒋氏父子痛恨共产党，不仅自己忌讳不谈，而且查禁“匪书”，也不准别人看、别人想、别人谈，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而李敖痛恨蒋介石则在牢底读穿《蒋总统言论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标签犹在。出狱之后，更广事搜罗有关文献，不放过片言只语，像中国大陆出版的全国以及各省文史资料中有关蒋介石的篇章，网罗殆尽。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态度。
李敖以一人敌一党，全台湾没有第二个，其勇气已经可嘉，当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蒋政权。然而自然规律请走了蒋氏父子，终结了一个朝代。李敖在剃刀边缘批蒋的时代也一去不返，胜利感之余，不无毋须批蒋的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却又发现无心栽柳柳成荫。那无心之柳乃是为了批蒋而累积下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为研究蒋介石的“学术权威”，对蒋了解之深，已臻显微镜观察的程度，使蒋介石在李敖的研究里，骨肉袒裎，毛发毕举。这种“成果”如果与“朝代”一起随风而逝，未免是学术上的损失。是我主动向李敖提出，何不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写一部评传，亦可谓功不唐捐。李敖甚以为然，但是他于血战玄黄之后，颇有厌倦之感，更不愿独力任此“艰巨”，要我做他的“战友”，我既提议在先，岂能临阵逃却，多年酝酿后，我们终于1994年的3月里动笔，洋洋洒洒到同年9月已写下四十余万字左右的初稿。
我们合写得很顺利，在朝代结束以后，大有隔代修史的感受。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由史料与证据来做裁判与论断。我们虽远隔大洋（李敖住在太平洋之滨，我住大西洋之滨），但由于现代电话、电传通讯的便利，确实是天涯若比邻。1994至1995年时序交替之际，我又飞回台北，在李敖的“金兰大厦”里，夜以继日地并肩工作，做最后的增补与定稿。我们从“故纸堆里”外出散步，呼吸不太新鲜的空气之时，午酌晚餐品尝确实鲜美的佳肴之际，曾分别扮演“魔鬼辩护师”的角色，为蒋试着辩护，但是成绩并不理想，我们只好实事求是，效南董之笔，直叙其事。蒋介石虽一再想以其权势抹杀历史，甚至想把黄埔学生称之为蒋师母的陈洁如，从历史中剔除，成为“无此人”（non-person），以及用“不立文字”、“专立文字”种种手段，迷惑后人。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纵能篡改历史于一时，终难以得逞于久远，毕竟会有人“写如其人”的。
李敖公开宣称，这部评传由汪执笔，他自己只提供资料。这是向来不谦虚的李敖，对老友兼好友的谦虚。有心的读者不难在白纸黑字的字里行间，看到那来自白山黑水间的磅礴气势与深邃的内涵。所谓“执笔”，实系“顺稿”，因为我们两人文体有异。李敖说我“失之雅驯”，我说他“失之恣肆”，为了读者的利益，在二“失”之间，须求一“得”，如此而已。事实上，西方有声誉的出版社对于任何稿件，虽名家巨笔亦不例外，都须经过“定稿编辑”（copy editor）之一“顺”。李敖最忌别人改动他的文字，却主动要我“顺稿”，又见他对老友兼好友的特别“照顾”与“慷慨”了。
我们自知这部《蒋介石评传》必定有其瑕疵、有其缺点，更有挂一漏万之处，但我们自信，就历史求真而言，亦必定较所有已出版的蒋传，更上层楼，有其特色。通俗地说，蒋介石的真面目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地展示过。我们称之为“评传”，不仅对传主特具批评的眼光，而且意在力求史料的完备、考证的详尽、解释的圆融以及叙事的明晰。全书共分十二章，以时间为序，每章分若干节，以专题为主。我们愿将此书献给下一世纪的中华儿女，于世代交替之后，仍能悉其人、知其事。蒋介石曾在金门太武山巨石上刻有“毋忘在莒”四个大字，其实他刻石之时，人仍在莒，不知如何忘法？今兹书出，恰逢蒋介石成“鬼”二十年，宁波话“鬼”与“莒”同音；此书之出，无乃有毋忘此“莒”之效欤！
1995年1月20日清晨写于弗州柏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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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传》序（李敖）
1975年4月6日的清早，我在蒋介石的黑狱里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头——所谓“班长”们——臂戴黑纱，我心里纳闷：“不知哪个外国元首死了？”那时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报，消息闭塞，对外面发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听到点新闻，也只能瞎猜，不得其详。两三个小时后，牢门打开，“放风”十分钟，我问秦姓班长：“你们戴黑纱干什么呀？”他面露悲戚，偷偷告诉我：“老总统死了。”我闻之窃喜。回到独居房后，即唱暗号歌告诉难友刘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1935年，今年六十岁。六十年间的一半岁月，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而这一半岁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不幸的是，我却被蒋介石拦住，只能落荒而走，难以大道之行。四十岁生日前夜，我在牢房里，躺在蜈蚣与白蚁出没的地板上，构思我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正该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该影射蒋介石。《北京法源寺》后来分别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对康有为的一段话，正是借古讽今的样板：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遗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一辈子罩住你。……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后统治中国四十七年，蒋介石和她一样，也统治中国四十七年（最后二十六年在台湾），他们的祸国殃民，既长且久，但就深度广度而言，蒋介石实凌驾西太后。蒋介石活了八十九岁，寿比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独裁者，他躬逢现代新旧交替之盛，集旧式帮会实务和新式科技统治于一身，为患中国，也就更烈。对这样一个人，理应有像样的专题研究，以至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后，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传记出现。原因在对蒋介石的看法，长久以来，已陷二分，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捧之者誉为“民族救星”，并不实史料以褒之；骂之者斥为“窃国大盗”，并想当然耳史料以贬之。蒋介石固然十足“窃国大盗”，但不断以想当然耳史料来对付他，却是违反求真法则与证据法则的。从六十年前左派言论对他的丑诋造谣，到六天前台湾报刊说他二二八时下过“格杀勿论”的手令，都犯了想当然耳的毛病。这样子骂蒋介石，其实骂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蒋介石的孙子章孝慈，礼贤下士、亲来我家，请我去东吴大学教书，并隐约表示我是蒋家统治时代的受难者、被害人。我听了，对他直说你也是受难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还有严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亲还健在，而你的母亲却死得不明不白。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我还说得出来；但你不能“干父之蛊”，一切就只好“为亲者讳”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对记者否认他是蒋家后代，直到他哥哥章孝严先承认了，他才只好承认。这种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
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但我会“自力报复”，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并且一波又一波的写出真相。十年来，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但在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我却始终未能着手，思念起来，不无遗憾。
这一遗憾，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合作，最后得以解决。
汪荣祖比我小五岁，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我在台大毕业后做预备军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他们后来都去了美国。他们同班四年，止于同学，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三十年来恩爱不衰，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现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做资深教授，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学术交流会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他在文史领域内博学驰骋、著作宽广，《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学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五年前，我在《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里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环顾中国，两者兼具的，荣祖要列前茅。”正因为荣祖有这些高迈的品质，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部《蒋介石评传》，我就欣然追随。
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因此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这一年之间，荣祖课余之暇，搁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却闪在一旁，看似偷懒，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线，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部家当，他多年前曾有写作THE GEMO UNMASKED：Chiang 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计划，对蒋介石的论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图、配史料，但一年下来，正文已近五十万字，已满预定字数，我的配史料工作，决定另成《蒋介石评传补注、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一册，将来并于书后，以期完整。所以，可以这么说：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围标”功成、“钻勘”备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与日俱新。我曾跟荣祖说：“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荣祖和我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
本书的完成，陆善仪始终其事，功成不居；张锦郎、刘显叔寻访秘本，嘉惠良多；吕佳真独任编校，躬亲细务，荣祖和我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要特别申明的是，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我的答复是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话：
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学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入狱，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有这种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与荣祖联手，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正因为我有这种深恶痛绝，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1995年3月12日，在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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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发迹以前
第一节、溪口盐铺之子
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日理万机，仍不能忘怀传统宗法意识，对寻根认祖，兴趣极浓，以至于一再修谱，甚至于1948年，国共内战已打得不可开交、蒋政权已摇摇欲坠时，仍要循例大修特修，聘吴敬恒为修谱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此次修谱在宁波找到一个祖宗头，并一直追到公元前12世纪的周公。毛思诚主编，陈布雷校订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便说明蒋介石“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龄”。蒋介石颇感高兴，然而如此家谱，不过是后人的“创造”，何异李唐自比陇西望族，以及章炳麟为杜月笙写《高桥杜氏祠堂记》上比望族？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蒋介石的列祖列宗里，哪里出过像蒋介石那样天字第一号人物？又何必要从祖宗里去找光显呢？
比较相干的，可从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说起，蒋斯千字玉表，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到中年时，太平天国起事金田，攻占南京，江浙一带兵荒马乱，蒋斯千勉强苟活，直到晚年才能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亦名锦溪村）上开了一家玉泰盐店，以酿酒卖盐为业，生意不错，营业因而扩大，兼售大米、菜饼、石灰等货色，奠定了家业。
这份家业由蒋斯千的次子蒋肇聪继承，蒋肇聪字肃庵，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此人更能经商，玉泰盐店的规模因而益大，于溪口镇上占有三间店面，并设有作坊，雇用经理、账房、伙计、学徒以及临时性长工多人，资本不下二三千银元。经商得意使蒋肇聪赢得“埠头黄鳝”的绰号，意谓其人灵活，旁人占不到他的便宜，俨然是乡里名人。他人既外向，喜欢管闲事，乡人也喜欢他管闲事，无疑是当地一个活跃分子。他的元配徐氏，光绪八年（1882）去世，继配孙氏，光绪十二年（1886）去世。三娶王氏，名采玉，就是蒋介石的妈妈。蒋妈妈的父亲王有则（1820-1882）于蒋介石出生前五年就已亡故，但后来却把他形容成同情太平天国的革命先驱，并说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是继承他外祖父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第15页），未免挂钩得离奇。外祖母姚氏倒是至蒋介石十八岁时才去世，与寡母相依为命。
蒋介石一生中一再颂扬他的妈妈，却很少提到他的爸爸，因他爸爸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逝世时，他仅九虚岁，完全由母亲扶养成人。蒋母固然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也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原来她先嫁溪口曹家田村俞姓为妻，但丈夫不到三十六岁就死了，遂返嵊县葛溪乡娘家，一度曾至乡里尼庵守寡，因堂兄王贤棣在玉泰盐铺当账房，乃介绍给蒋肇聪做填房。后来，蒋介石请人写了一篇墓志铭，称赞印象不深刻的父亲。
王采玉再嫁时只有二十二岁，翌年（1887）10月31日就生下蒋介石，族名蒋周泰，小名瑞元。后来又生了两个妹妹瑞莲与瑞菊，瑞菊不到几个月就夭折，大妹生于1890年，嫁给后竺村的竺芝珊为妻。另有一弟弟名周传，小名瑞青，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死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只活了四岁。
蒋周传死的时候，蒋介石只十一岁，从“亡弟瑞青哀状”可知，他妈妈死了小儿子的时候，比死了丈夫更痛苦，痛苦之余，做了两件事：一是硬破“吾家族规”要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做蒋周传的后人；一是“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这两件大手笔，都是违反正统中国文化的。
所谓“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就是找到一位王家的早夭女儿，给蒋周传“冥婚”，“冥婚”之后，死人蒋周传就有了被继承人资格、就可以立蒋经国为后，蒋周传这一支就不绝后了。
“冥婚”是中国文化，但却不是正统的。例如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了，因为死时只有十三岁，曹操怜其少子，就想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是这样做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再按注解，“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妇，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而这种“冥婚”，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统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典中的传统文化。这种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走火入魔以后，是很邪门儿的，邪门儿到有这样的怪事：——《元史》（列女传）记有一位杨氏，丈夫死后，公公为了给儿子“冥婚”，甚至置在世的儿媳妇于不顾，硬要先给讨个鬼婆！
曹冲的冥婚是中国史上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王太夫人为小儿子“冥婚”，并给蒋经国另来一个爸爸，显然属于这一派。有趣的是，她自己不跟合法的丈夫合葬，却把小儿子跟不合法的太太合葬，她大脑中的中国文化，可真是矛盾乱来的了。
中国正统思想是长子继承制，长子是“大宗”，“大宗”一支没有儿子，要找人过继，叫做立后，但这乃指成人而言，不指殇而言。殇是十九岁以下早死了的人，按规矩，殇不立后，除非他是战死的。孔夫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无殇，不亦可乎？”就是指此。
薛蕙《为人后解》说：“礼之所以立法，曰重大宗也；小宗无子，以为可以绝者也，故不为之立后，大宗无子，不可以绝，故立后以继之。”正因为中国正统思想如此，所以，“大宗”的长支长子都不准过继给他支，要自己留着。1923年《中华民国民事习惯大全》记湖南永顺县“长支长子不得出继他支”，就说：“永顺县人民，泥于古来大宗小宗之义，对于长支长子，均不准出继他支，盖恐乱宗法也。”就是显例。不但“大宗”有儿子不得过继给人，“大宗”（长房）没儿子还得把弟弟（次房）的儿子过继过来，这叫“大宗不可绝”。但是，弟弟这边，如果只有一个儿子，过继给“大宗”，自己反倒绝了后，总未免伤感情。于是，聪明人发明出”一门两不绝“的规矩，一个儿子，干脆给两头做儿子，既承长房，又兼承次房，叫做兼祧。祧是继承为后嗣的意思，兼祧就是给两房做儿子。
蒋母王采玉不知道她不该为殇立后，也不该为次房立后。纵使立，也要“大宗不可绝”，至多只能搞“一门两不绝”的兼祧，而不该直接把蒋经国全盘搬到老二家里，这样太危险了，因为极可能使长子蒋介石这一支绝了后！但王太夫人不管这么多，她偏爱死去的小儿子，硬逼蒋介石这样做！
蒋介石文中说“己未岁，吾母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己未岁”是1919年，已在蒋周传死后二十一年，也就是这四岁亡童冥岁二十五岁之年，王太夫人在小儿子死后二十一年还大搞这一套，显然颇使蒋介石头痛。但蒋介石为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蒋经国过继这年，蒋纬国只有三岁，蒋纬国的生父不是蒋介石，是戴传贤，他被蒋介石收为次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与王太夫人一直施压力把蒋经国给蒋周传有关。蒋介石头脑很旧，他怕自己长房这支绝后，故抱来蒋纬国垫底，这样在形式上，至少不太难堪。蒋介石在文中故意用“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的语气，更可印证这一假设。
蒋介石在母爱上，争不过夭折的小弟，印象深刻，甚至形诸笔墨，很可以解释他两方面的强烈反应。一方面蒋介石从小顽皮，自称“六岁就学，顽劣益甚”，害得他妈妈“训迪不倦”。这是在下意识中对母亲偏爱的一种“抗议”，以及为了引起母亲注意或争夺母爱的表现。而这种顽劣又演变成一种“无赖”的性格，蒋介石小名瑞元，“瑞元无赖”久已闻名溪口乡里间，有好几则“口说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如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参阅汪日章、唐瑞福《蒋介石的故乡》，第27页；毛炳岳《蒋介石的外婆家——葛竹》，第41页；陈志坚《我与蒋家婆媳曾生活在一起》，第73页）。
这种无赖性格，在其童年时期已定型，然其表现却不限于青少年。即使其飞黄腾达之后，屡次下野作为以退为进的要挟，五十岁以后的西安事变，被孙铭九捉住，坐在地上耍赖，以及六十岁以后对付李宗仁代总统的种种政治手腕，都可在他的“无赖性格”上找到渊源。至于他一生之中，有计划有系统的捏造历史以及掠美，以自光显，更与此一性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另一方面，蒋介石下意识中争取母爱的强烈愿望，表现于他毕生对他妈妈不寻常的景仰、表扬与怀念。当王太夫人于1921年6月14日去世时，蒋介石葬之于溪口之北的白岩山。夫妻死后要“同穴”，就是要合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之一。不但合葬，甚至有的还要同一口棺材呢！古代有一位汴梁儒士孟志刚的夫人衣氏，丈夫死后，她吩咐棺材店老板说，我先生殉葬的衣服很多，请把棺材做个特大号的。结果棺材做好，她说：“吾夫既死，与之同棺共穴可也。”就自杀了。自杀的目的之一，显然图个同棺共穴的方便。
蒋介石没把父母合葬，显然与中国文化不合，也显然是不孝。但是，照国民党的宣传，蒋介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人，也是史所罕见的大孝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要这样呢？
这种邪门儿，蒋介石自己在1922年10月写《慈庵记》时，提出了解释：
岁次癸丑，吾兄锡侯与中正既安葬先考肃庵公于县北之桃坑，时先慈王太夫人健在，谆嘱吾兄与中正曰：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以余墓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当为余营别圹。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箦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中正既未能尽色养于生前，复何敢违先人治命，滋厥咎戾！因于辛酉岁，卜吉鱼鳞岙中垄，为先慈安窀穸。呜呼！四明屏列，望之巍然，而母仪壸范，已可仰而不可接矣！淅沥萧飒，泫然泣然，令人入于耳而不忍闻者，其唯墓前潺潺之漪流：而堂上之梵声、庭前之徽音，则邈然不可复闻。永怀鞠育，昊天罔极，触景伤心，徒令孤哀增陟圯之感已。循兆域而东，有蹊介然，可达白崖西祠庙，蜿蜒陂陀，曲折如羊肠，蹑足下行，可百余武，势忽坦夷，仰瞻茔墓，睪如也。用复辟地二亩，鸠工筑墓庐三椽，吾兄锡侯董其事，姐婿式仓宋先生襄成之。癸亥冬月工竣，值先慈六秩诞辰，中正适于 是日自西欧倦游归，展墓毕，因得升堂尽礼，以告服阕。翌日，乃奉曾祖祈增公以下至季弟周传之神主于堂之中，标额曰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祀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祔庙之义也。中正幼秉懿训，长劳倚闾，曾几何时，星沈露冷，从此白云孤庵，但有凄望心恻而已。呜呼！悲夫！
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说他妈妈生前，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过他哥哥和他，死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这是公然违反礼俗的。而违反的原因，只不过是同穴要重新启墓，这样会“重惊尔父之灵”。这种说法，未免太牵强了。事实上，自古至今，夫妻除非同时死的，否则后死的下葬，总未免要把先死的“重惊”一下，纵“惊”也不过只此一次，以后是万年相伴，怎可以怕“重惊”为理由，严嘱不得夫妻合葬呢？
这个真相，在我们读1921年6月25日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首先得到了脉络。蒋介石写道：
先妣自幼即以智慧称于里闬，课读女红，他姐妹均弗及，故外王父母钟爱特甚。来归吾先考也，乃继先妣徐、孙两太夫人之后。徐太夫人生吾姐瑞春与兄锡侯，先妣教诲鞠育，视之无异己出，婚嫁之事，一身任之。自产中正后三年，而瑞莲妹生，又三年而生三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则又后菊妹三年生，其居吾弟兄行为最末，而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以故先妣爱之尤笃。先考既弃养，先妣为吾弟兄三人析产，以兄为前母所生，独厚予之。分爨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殇。先妣悲痛深至，精神与躯体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于是益切矣。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用文字道出，在他妈妈嫁他爸爸以前，他爸爸有过太太徐夫人与孙夫人。
现在，一个画面出现了。他爸爸既有亡妻徐夫人、孙夫人，则在“同穴”的排名规矩下，丈夫埋在正中，左右自为徐夫人与孙夫人，蒋介石的生母王夫人若埋在一起，也得靠边站了。不论埋在丈夫左边还是右边，中间都隔了一个女人。这大概是王太夫人不愿意合葬的真正原因吧！
这个想法，当年受命在蒋介石家乡办武岭学校的校长张明镐，在近年写《蒋介石在溪口》一文里，有了权威性的调查与记述。张明镐说：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父亲合葬。”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是以蒋介石只是善体母命，不愿与先夫以及二个前妇合葬，位居第三。而特别营建的蒋母之墓又别具风光——位于半山间风景绝佳处，还请孙中山亲题墓碑。1921年落成。此后又在墓址另建洋房三间，号称“慈庵”。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大权独揽，形同天子，更扩建“慈庵”，营建坟庄，外门题额“墓庐”，入墓庐大门，即见“慈庵”石碑，然后至山峦间的“蒋母之墓”。另有中西合璧式的住宅。“慈庵”中石碑林立，无非讴歌母子二人的伟大，表示母因子显的光耀。然而文化大革命时，蒋墓被红卫兵砸掉，母又因子得祸。蒋介石闻知后“无限悲痛”，于复次孙蒋孝武函中有谓：
近日因故乡慈庵为毛匪炸毁，无限悲痛，此乃余一生最大不孝之罪孽，望你们亦应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一家仇国耻也。（亲笔复印本）
他把母墓被毁的“家仇”等同“国耻”，要他的子孙永铭不忘。
蒋介石这种自称“无限悲痛”的情况，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4月27日条亦曾提到：
此身居台湾之慈湖，此心则以故乡祖母之慈庵为念。当年父亲闻共匪红卫兵毁祖墓之讯，苦痛万分，曾来慈湖角板山小住数日，父亲名此小筑为慈湖，其意即在纪念祖母也。
此则把“蒋母之墓”等同“祖墓”，道出只以“慈庵为念”。他又在台小筑慈湖，其意只在纪念王太夫人。凡此可见蒋介石对他母亲的特殊感情，然而他把自己的妈妈描绘成一个愿意让儿子为国牺牲性命的伟大女性，未免把一个村妇夸张得太厉害，难以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节、与日本士官无缘
蒋介石去日本之前，先于五六岁时在家延师启蒙，后来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并于1902年到县城奉化应童子试，考中童子试以后，才能报考秀才，结果连童子试都未考取。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第16页），是明显的曲笔。其实义和团之乱以后，1901年订立《辛丑条约》，清廷有鉴于国耻与国祸之逼上眉睫，乃决心办新式学堂，派送留学生出洋，并于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考试”可以“参加”了。蒋介石不过是顺从时尚，不再考试而进了新式学堂。进洋学堂是当时的新出路，并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蒋介石于1903年进的洋学堂是奉化的凤麓学堂，筑有楼房教室与操场，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总教习（教长）姓竺名麐祥，当过前清翰林。学堂的课程虽包括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新瓶旧酒，引起学生们的不满，蒋介石参与其中，并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情态激烈”正符合蒋介石被同学取的绰号——“红脸将军”，动不动涨红脸孔，与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蒋介石于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龙津学堂。龙津学堂有两个日本教师，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蒋介石渴望到东洋去留学。留学在当时早已成为风潮，并不特殊。许多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到日本去为了革命，并且说于出洋前在宁波剪了辫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这是事后聪明。请看张群的回忆：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陈香梅《张岳公闲话往事》）
到日本才剪辫，不一定是革命示决，也很可能入境问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蒋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带辫子，可见在宁波剪辫托人带回溪口，都是虚构。
蒋介石第一次到日本是1906年的4月，年底前就已回国，原因是他想学军事，但清廷已与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蒋介石遂于回国后进入段祺瑞任督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1949年以后的台湾），小学课本中有一则沿用毛思诚所记（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三编，第9-10页）有关蒋介石的爱国故事，说是日本教官在中国学生面前把四亿中国人比做微生虫，蒋介石反唇相讥，说是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只寄生细菌，日本医官羞愤之余，见到蒋介石没有辫子，指着秃顶就咆哮说：“你是否革命党？”最后一句露出了马脚，张群明明说，他与蒋出国时都是带辫子的。这种故事，与华盛顿砍断樱桃树的故事一样，都是政治神话。而北大历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洒洒的《蒋介石详传》中，仍将此神话当做信史来转述呢！（见上册，第22页）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1908年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到三十三年（1907），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7月，地点在东京牛込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1908年（光绪三十三年）到1909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1904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一、军事课程：学科265小时，术科615小时，共880小时
二、普通学课程：日本语文1734小时，史地246小时，数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912小时，理化300小时，博物（包括动物植物人体生理矿物）104小时，图画（偏重于军事绘图）189小时，共3485小时
二者合计：4365小时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1212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在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注意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1908，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1905年10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1910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169.4公分，体重59.2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第213页）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甚优遇”。（见第一册第三编，第14页）但事实上师团长对蒋全无印象，直到1927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第278页）既不知，何来“优遇”！
但是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1937年5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第1页）比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
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第8页）
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十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士官不士官并无关系，但是蒋介石却是十分在意的，李宗仁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第570-571页）
这种在意，多少透露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衔头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实际上，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总之，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得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
第三节、革命神话举例
在辛亥革命之前，蒋介石并无明显的革命动作。蒋介石于第一次出洋前就剪辫示决，完全是后人的伪造。蒋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理论上和习惯上，凡是当时大清子民，男的都要留辫子。留辫子本是满清入关时，检定汉人人心向背的一个形式条件，相习成风后，相对的，日后剪辫子也就变成“革命排满”的一个形式条件，所以，谁先在清廷没倒前剪辫子，谁就值得佩服。不过那时剪辫子，多是在外国的留学生或是在洋人租界的中国前进分子干的事，在满清统治地区，剪辫子可就不可思议、大成问题了。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说：蒋自日本回来进保定军校，“校中一切学生除蒋总统外皆有辫发”，这一说法，历来蒋介石传记都是众口一辞，直到1985年出书的《蒋介石传》（国民党军方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德籍远东问题专栏作家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国立编译馆主编、辛达谟博士译），还都这样一路宣传、相沿不断呢！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真的在严格的军校管理中，人人有辫子，唯独蒋介石可以“唯公无辫”（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语）而不受“制裁”吗？这种逸出常识的说法，真令我们难以相信！
一张蒋介石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合照的相片，照中蒋之发型，赫然是留发辫子式的正面发型，可见“唯公无辫”之说，根本是捏造的神话！何况同学张群回忆，一再说当年一起带辫子出国的。所以，蒋于民国前六年（1906）就“自剪辫发”，表示革命反满的决心，绝非历史真相。
蒋介石到日本入振武学校读书，从1908年8月到10月里，学生抗议校方实施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闹学潮，要退学。日方档案对此事有记录，然闹事的学生中有张群，而没有蒋介石，可见他并不很积极。
蒋介石在留日期间，亦并没有加入一个叫“丈夫团”的秘密团体。日本记者古屋奎二写的《蒋总统秘录》中说，蒋与张群一起加入，又说“和黄郛一同创办《武学杂志》，这个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机关”，以证蒋当年确实加入了“丈夫团”，掩遮了历史真相！不可不辩。
据《李烈钧自传》稿本所述，可知“丈夫团”为士官学校里中国学生的小组织，由李和黄郛（字膺白）等人发起。
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且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干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成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
于此可知，“丈夫团”紧接同盟会而成立，应在1905年，为同盟会中学军事同志们的盟中加盟，团员人数极少。据《黄膺白先生家传》说“合同志中之尤坚贞者，得二十五人”，阎锡山的《回忆录》则说是二十八人，沈云龙撰《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谓一共三十二人，又据黄郛的太太沈亦云写的《亦云回忆》，团员有三十四人。另一方面，阎锡山提到的二十八人中，有五人不见于沈云龙的笔下，如统统算入，团员可达四十三人，但其中并没有姓蒋的（丈夫团成员表可见于李敖《蒋介石研究续集》）。
张群是和蒋介石同船在1908年春天去日本的，“丈夫团”有他的名字，却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自然反证了“丈夫团”没有吸收蒋介石。因此，所谓蒋介石是“丈夫团”团员之说，不但文献无征，甚至不见于他早期“钦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书只承认他加入同盟会）。可见《蒋总统秘录》扑人而来的蒋介石“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之说，完全是七十年后的追加。
直到1911年辛亥年的夏天，因四川保路风潮激荡，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回沪，“密商举义计划”（见《陈英士先生年谱》，第19页），寻因假满返日，重回十三联队。未久，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又得陈其美电催返国，即向日本师团长请假，然师团长与清廷陆军部有约，非得清方许可，不能擅自回国，遂向联队长请假四十八小时，明知不可能于期限回营，实借此乔装返国，有如逃兵，事实上亦一去不复返营。然而史学家黎东方却把此一仓皇归国，根据靠不住的道听途说，渲染得像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入秦：
蒋公在日本听到消息，立刻约集了在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十几位中国同学，积极准备回国。联队长飞松宽吾与师团长长冈外史知道了他们的志愿，不仅不加以拦阻，而且置宴为他们饯行，席间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盛冷水的杯子，叫做“武士誓不生还的辞别杯”。
在蒋公的号召之下，第十三联队以外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也都愿意一齐回国，参加革命。他们一共为一百二十人左右，有文有武；他们避开了日本宪兵警察与清廷侦探的监视，顺利搭上轮船，在上海登陆。
这一百二十多位同志，成了陈先烈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帮助陈先烈于阴历九月十四日（阳历11月3日）光复上海。（《蒋公介石序传》，第30页）
此何异写历史小说？师团长根本不准回国，联队长只照例准四十八小时假，逾期即以逃兵论处，何来置宴饯行？还要“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更是尽情想象的能事。事实上，与蒋介石结伴回国的仅张群和陈星枢两人。其他有二十余名学军事的留日学生大约于此时辍学回国，但并不同行，所谓“一百二十人左右”云云，毫无根据。而这些学生由于擅自回国，都被学校开除了。
第四节、大哥陈其美
1906年5月间，蒋介石首次东渡日本，虽未能入学，却初识了陈其美（参阅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p. 121-122），于其生平关系至大。蒋氏家谱以及陈布雷编蒋介石年表，都说他于光绪三十三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是错误的，因该年系丁未年，是1907年的2月3日到1908年的2月1日。整个1907年，蒋都在国内，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即使1908年之春，蒋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但陈其美已自日本回国（见姚辉《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第29页），失之交臂，不可能于此时在日本相见，更不可能于此时由陈介绍入同盟会。陈介绍蒋入会，很可能在上海，因蒋在日留学，于假期经常回国。设于东京的同盟会，自孙中山离日后，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孙一派，而陈其美是属于孙派。说蒋介石参加同盟会，不如说参加孙、陈一派，较为实际。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很简单，很可能蒋在上海填表由陈其美监誓加入同盟会的。总之，蒋是陈其美的人马，为陈驱驰。蒋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都由陈主动决定，主要于辛亥年参与杭州举事。陈给了蒋三千六百元和一百名“先锋敢死队”，到杭州后于11月4日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当时清吏早已风声鹤唳，全无斗志，不攻而下，5日即已控制市区，6日抵抗结束。蒋自杭返沪，当时上海亦已光复，宣布独立，陈其美利用上海商团的捐款，组成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这是蒋介石生平多次结拜的第一遭。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业绩，不过如此，如果他于杭州举事阵亡，历史名声不会高过王金发。
辛亥革命之后，他为大哥陈其美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1914年孙中山讨袁，他在上海奉陈命办事；同年7月赴东北，也是奉陈之命。直到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一直是陈其美的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是间接的。
陈其美之死当然使将介石悲痛万分，他以义弟的名义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陈英士文》，劈头就是：“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后来他更爱屋及乌，发迹之后，重用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以至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其美死后，蒋与孙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是后来国民党官方又“事后聪明”，总想渲染孙蒋关系，提早孙蒋初识的时间，如黎东方在《蒋公介石序传》中说：
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到了宣统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机会与国父在日本见面。原因是，国父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经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到了宣统二年六月才能够再来。在光绪三十四年介绍蒋公加入同盟会的是先烈陈其美。在宣统二年六月间介绍他谒见国父的，也是先烈陈其美。国父看到蒋公，十分欣慰；当时在同盟会同志之中，军事专门人才极少。国父和蒋公谈了很久，谈到具体的革命方略与军事计划。其后，陈先烈告诉国父说，蒋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学者，而且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真正需要的人物”。（第27页）
黎东方的“国父”，就是孙中山。孙于1907年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那是光绪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至于宣统二年（1910）六月，蒋经陈介绍，与孙在东京初识，以及孙慧眼识蒋等等，都是照录国民党官方的说法，目的为使两雄愈早相见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统相继。黎东方的说法还算含蓄的，贝华主编的《蒋介石全集》中的《蒋介石先生传略》中，竟谓陈在孙面前，盛称蒋，以至于孙在东京，“欣然欲往晤”，最后总算陈其美说他是晚辈，还是请他去看孙中山，于是蒋介石“衣士官学校制服”（按：蒋介石并没进过士官学校，详见李敖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所写的《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意态雄越，垂手立于总理前”，孙中山“瞪目注视者良久”，乃大喜赞叹，“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后来任何计划，都要先问蒋介石云云。董显光的英文本《蒋介石传》，更说“两雄相见”场面，恨无艺术家在场传真，而孙居然说出蒋介石是“我们革命的英雄”（the hero of our revolution）（第13页）之言。邓文仪的《蒋主席》一书，更加锦上添花，于“两雄”东京相见一幕，花样又翻新，借孙中山之口，说出“这个士官学生，将来一定是党里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蒋介石根本没有进过日本士官学校。
其实蒋介石绝对不可能于1910年或1909年见到孙中山。关于1909年说法（就是吴敬恒、陈布雷两人的说法），其实不攻自破，因为1909年全年，照《国父年谱》（增订本），孙中山根本没到过日本，既然没到过日本，则蒋介石在日本见了孙中山之说，自然无法成立！至于1910年说法，照《国父年谱》（增订本），这一年孙中山在6月10日虽到过日本，但是同月25日就被日本人花钱送走，去了新加坡，来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动尤为缜密，即同盟会员亦少晤见”，只见了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凤。根本无从见陈其美，更遑论陈其美介绍来的无名之辈矣！照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1910年全年，陈其美并不在日本。陈其美既不在日本，则陈带蒋见孙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从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中，可见严重矛盾与破绽。蒋于1935年8月13日，在峨嵋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说“十八岁追随总理”，但是在《三十九年（1950）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则说“追随国父”，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则再宽限的说，恐怕也在十岁以下。十岁以下年纪，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自然与史实不合。另一方面，1975年3月29日，他在“遗嘱”里又说：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这一叙述，或可相当于1950年“幼年追随国父”的说法。但是“幼年”也好、“束发”也罢，无奈都与史实不合。即使是“十八岁追随总理”的说法，也是完全失实无据的。因为照任何一种蒋介石年表，他十八岁那年是1904年，那年他仍在家乡凤麓学堂念旧书，距离所谓“两雄相见”的1909年或1910年，还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从何“追随国父，参加革命”呢？
蒋介石初见孙中山的正确日期，无意间自己提供了线索，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明明说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1910），而是在民国后二年（1913），乃“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另外于1963年，又一次无意间透露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1910），而是在民国后二年（1913），乃“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旅美学者陆培湧也认为“二人之初见，该在1913年3月底到6月中，当孙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氏撰《蒋介石先生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85页）足见官方钦定传记中的“两雄相见”，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篇篇都是神话。
第五节、枪杀陶同志
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1912年1月14日深夜2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1912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1964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1964本乃1975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1908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呼之欲出。事实上，所谓陈命蒋杀陶，还是“小视”了这件谋杀案。陈原属孙中山与黄兴一派，陈不过是奉孙黄的意愿，由蒋介石去执行罢了。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根结底，并非二人私下的冲突，而是以孙黄为首一派与光复会一派的冲突。两派争夺浙督，无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原汤寿潜出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陶最为浙江各界支持继任浙督，呼声最高，浙东名流更驰电谓：“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自然招敌派之忌。此电见报之同日，陶已被蒋介石枪杀于医院。
其实陶本人并不愿就浙督，只是他个人以及光复会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使孙黄一派难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便更有会心。
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里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是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更何况孙陶早自1907年以来就已交恶，必为陈所深知。陈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非意料中事？事实上，与陶过从甚密，而知孙、黄甚深的当时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后一日，做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刊于《神州日报》（1912年10月10日三版），其中透露二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被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时，吕公望尚在，绝不可能是空穴之风。何况在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也提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之于客利旅馆。（第436页）
可见杀陶已酝酿多时，而且“确实消息”来自南京！太炎透露的另一件事是：
孙文归，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任后，即与陶君书，请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按即《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谓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书到之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其后三日，陶即于广慈医院被人刺死。
足见孙中山念念不忘，准备算旧帐的，想要“教训”陶成章的，书到三日后，陶同志就被刺死，亦恐非时间上的巧合吧！
陶成章也知道危险，所以才移居到广慈医院，即使给他的妻子写信，也十分隐秘。现存一封十一月十一日（阴历）的短笺，成为绝笔：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姐鉴
从弟 东生 白 十一月十一日
小云即孙晓云，陶成章的太太，1909年在日本结婚。东生为陶成章的化名，曾用起东笔名故。成章死后，有遗腹子，即陶珍（本生）。
蒋介石虽承担了刺陶凶手的责任，但刺陶的意愿，蒋不如陈、陈不如黄、黄不如孙。
蒋介石为了将“刺陶”合理化、合法化，一口咬定陶是“叛徒”、是“假革命”，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刺陶之翌日（元月15日），即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14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初见1912年1月17日上海《民立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3页）
孙中山明言，陶成章于革命有“巨功”，谓刺陶乃“不胜骇异”、“贼我良士”，并“即由沪督严速究缉”，结果如何呢？不了了之！陈其美与蒋介石原是凶手，孙竟要犯人陈其美去查案，哪会有结果呢？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总该知道谁是凶手了吧，但凶徒根本没有缉获归案，明正其罪，反而成为帮手。后来蒋介石还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孙中山。陈其美至死也一直是孙的死党。孙明知陈、蒋“不轨横行”，却刻意包庇，即非参与主谋，亦系同犯。
临时大总统致电陈其美之后，陆军总长黄兴又于1912年元月17日也拍一电报到上海，载于同月20日的《民立报》上：
上海陈都督鉴：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叩。霰。（另见《黄兴集》，第103页）
黄兴更故布疑阵，“云是满探”，但又说要“设法保护章太炎”。为什么满洲的侦探只想杀光复会的领袖们呢？为什么不必保护同盟会的领袖们呢？说到保护章太炎，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因章太炎不断批评南京的临时政府，黄兴又想要杀章。太炎在与黄季刚书中透露此事：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强，所善者独有恫疑虚愒耶？往者，陶焕卿死，彼即电陈其美保护，今又以斯言见舔，如是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之，令慎于语言也。
此函未署日期，但曾发表于1912年4月14日的《大共和日报》上，故不可能晚于4月14日。后又收入《太炎最近文录》。太炎除借此痛骂黄兴外，更立此存照，使黄兴不敢下手。章太炎虽幸免于难，但却不能挽救光复会在江浙一带的惨败。由此可知，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前十五年，孙黄也曾在同一地区清过党，把光复会摧毁殆尽，而陶成章之死，实为光复会倾覆的先声。
在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枪杀革命元勋之罪，已不可能湮灭，然而其罪并不能放得太大，当时二十六岁的他，还没有资格“怒而杀之”。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枪手与杀手。他因杀陶而摧毁光复会之功，亦不能高估，因为他不过是为孙黄一派的大阴谋，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为大哥陈其美尽的把小兄弟的职责而已。
第六节、反袁掠人之美
二十六岁的蒋介石谋杀陶成章之后，亡命日本，办了一份《军声》杂志。要严缉刺陶凶手的孙中山、黄兴，以及悬赏一千元捉拿杀陶凶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原来都是直接包庇凶手之人。
蒋介石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国，虽避过风头，但仍难以在沪立足，遂返溪口老家，暂时闲居。然而不久发生反袁的二次革命，孙、黄、陈等革命党人积极准备武装活动，不再避陶案之嫌，蒋介石遂于1913年的7月里，再度参加了“革命”，帮大哥陈其美反袁。但二次革命并不得人心，陈蒋等在上海作战亦甚不利，败退闸北，被英军缴械，于8月13日彻底失败，孙中山再度避难于日本，陈其美与蒋介石则躲入租界，寻因袁政府追捕甚急，亦相继逃往日本。蒋于9月1日抵达长崎。
孙中山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指印、立誓约，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其目的显然有鉴于过去党纪的不够严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效忠，以及秘密社会的作风，难被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革命党人所接受，黄兴就拒不参加。但是陈其美久已是孙中山的死党，当然是欣然加入。由于陈其美极力拥孙，并对反孙者进行攻击，大获孙心，自然被任命为新设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蒋介石则于1913年的10月29日，由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张人杰（静江）做监誓人，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的。
就在孙中山最倒霉的时刻、许多老同志纷纷求去的时刻，蒋介石才第一次单独与孙中山见了面，那是民国二年（1913）的10月里。蒋孙关系，得力于陈其美的伏线。翌年，蒋受孙、陈之命出任务，从上海到哈尔滨，奔波甚力。固然孙对蒋早有印象，因系其亲信陈其美的爱将，蒋刺陶一案，印象必更深刻，但是毕竟蒋参加中华革命党之后，始与孙直接搭上线。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说孙中山“期我以继英士之业”（1925年3月30日蒋《祭总理文》中语），可以道出孙、陈、蒋之间的关系。
中华革命党成立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袁，1914年夏天，蒋抵沪从事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但事机不密，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并遭追缉。至于说蒋遭同志王金发出卖，幸而逃脱之说，是不确实的。不过事出有因，王金发企图利用袁世凯招降的投诚令，征得谢飞麟与陈其美的同意，前往北京假投降，但到北京后才知道“免缉的条件，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麟、夏尔玙、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因此王金发在北京仅逗留一周即返回上海，继续与革命党人来往，这些事实在袁世凯枪杀王金发的电令中，完全可以加以验证。电令说：“去年冬间，为弭乱起见，暂准免缉，以责后效，并派员赴沪监察，讵竟延宕数月，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陆惠生等由日回沪，匿居其家；迭次饬缉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讯，计议乱事。”由此可见，王金发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出卖革命。（参阅章念驰《蒋介石的早年与王金发》）然而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依然以讹传说，说袁世凯“收买了了解革命军内情的王金发”。如果王金发真被收买，恐怕蒋介石脱不了身。
此次军事行动失败后，蒋介石又奉陈其美之召，再往日本，当时风闻东北有军队倾向革命，遂派蒋介石由日本赴东北，但在长春、哈尔滨一带混了两个月，无功而返，闲居无事。直到1915年秋，陈其美被孙中山任命为淞沪司令长官，再从事反袁军事行动，才召蒋介石到上海滩帮忙。这一次行动，后来最为国民党乐道的是所谓“肇和起义”。
在台湾国民中学的历史课本里，有这样一段话：
民国四年袁世凯接受帝制以后，国父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虽不幸失败，但确已唤起了革命精神。
紧接在后面，便是云南起义。在衔接上，好像云南起义是被肇和起义“唤醒”似的，熊式一的英文蒋传亦如是说，然而肇和起义和云南起义都是1915年12月间的事，11月间云南起义的领导人蔡锷潜离北京的时候，肇和起义还完全没决定呢！因为照蒋介石1916年《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文中追忆：肇和起义原定日期是“年杪举事”，由于忽然听说12月3日肇和军舰要开拔广东，乃提前在5日举事。否则既是“年杪举事”，日期当然在12月25日云南起义之后了，又何从“唤醒”云南起义呢？
肇和起义在历史定位上，显然已被国民党带入两个错误：第一、它的历史已被放大，放大到“唤醒”云南起义的程度，事实上，它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高级中学的历史课本就编得比国民中学的稍胜，它说：“四年12月5日，陈其美在上海举义，虽未成功，但革命声威为之一振，各地继之而起。”根本不提肇和起义的名字，并且把这件事放在云南“护国军起义”的项目之下，在比例上，就误导得少一点了）。第二、它的人物也被放大，放大到首从颠倒的程度，事实上，有些人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
例如国民党出版的《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在图片说明中，“讨袁时代的蒋公中正”旁边，又有“在上海追随蒋公并肩奋斗的吴忠信”，吴忠信字礼卿，是安徽合肥人。1884年生，十七岁时候，入江南武备学校。二十二岁（1905）毕业后，做到管带（营长）级的军官。二十三岁（1906）时候，由杨卓林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搞革命。第二年（1907），杨卓林谋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不成，被杀，吴忠信密谋日亟，被端方怀疑，不准他再带部队，改任标（团）司令部正执法官。1911年武昌起义，吴忠信参与光复南京，任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1912年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5年12月4日，参加肇和起义。1917年到1918年间，在陈炯明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时候，吴忠信任第七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当时蒋介石是第二支队司令官。从这些吴忠信的记录看，他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蒋介石所有的参加肇和起义等事迹，吴忠信都有，而吴忠信早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的警察总监，其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了。肇和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从1916年杨庶堪等联名信上的排名，仍可证实到这一点。如今国民党改写历史，变成了上司“追随”起属下来了。（参阅邵元冲《沪军都督陈公英士行状》与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
更可注意的是，邵元冲所述“战争发动及攻击计划”之中，在十一行负责人名单中，提到的人名是陈英士、吴忠信、黄鸣球、杨虎、孙祥夫、夏尔玙、薄子明、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陆学文、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杨沧白、周淡游、邵元冲十九人，却独独不见蒋介石。
事实上，蒋介石的重要性，只是在“策动”、在提出计划而已。可是，细看他所拟定的计划书原文，却发现肇和起义的实行，和计划书根本南辕北辙。计划书中明明有这样的结论：
昨日计划以海军为根据地，再三思虑，终非完全之策。以后海军戒严，及敌军注意防备海军以前比较，不啻数倍已也。且黄浦戒严，其两岸行动不胜其难；况运动水上警察，亦非数日间可以见效也。吾军若注全力于海军，其事甚难，其效非易。为今之计，不如舍此而他图，或不偏重海军而与陆军并重，或先图陆军而以海军为从也。兹以各计划缮述如下：
海军不能防护制造局不过壮制造局之声势而已，而其所持者陆上炮队也，防御工事也。吾军所缺者，炮队也。以无炮队故不能破坏其防御工事，即不能陷落其制造局之要塞也。若有炮台为之根据，则制造局无不下之理，而海军亦所壮其威也。唯制造局附近炮队营野炮无几，且敌军防备严重，而地势又在敌军包围之中，即或占领，亦难久持，况无步兵为之掩护，必易为敌军所扑灭也。鄙意以为占领其沪上附近各炮队三分之二，即占领其驻扎炮队地点二处，虽无海军为之补助，亦必可以横行淞沪也。……
但是事实上呢？肇和起义却明明是从先拿海军着手。可见《蒋总统秘录》所说，“计划为陈其美所采纳。在后来被称为‘肇和起义’的一页史迹，就是依据这个计划进行”的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述及“战役真相及失败情形”，两次提到蒋介石，但都排名在吴忠信、杨沧白之后，并且完全没提肇和起义是照蒋介石计划执行的。
邵元冲又透露，肇和起义真正的元勋是杨虎。他说杨虎才是真正上第一线、攻下肇和军舰的人。最后因为其他原因配合不上，“杨君知已无可为，不得已易装泅水而遁。”杨虎在肇和起义后，1918年在孙中山手下做大本营参军，后来任湖北军总司令。1922年又做孙中山总统府参军。这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到军舰上，杨虎一直是护卫者。孙中山由楚豫舰上转到永丰舰是6月23日，直到29日，蒋介石才到。
杨虎在无情的政坛上出局，竟因而在历史上也出了局，真不可说也，必须要还其历史上的原位。肇和起义的真相是：杨虎是主角，蒋介石只是配角。
1916年4月，蒋介石又协助杨虎攻打江阴要塞。《蒋总统秘录》第四册有“总统领导袭取江阴要塞” 一节，写“以江苏省为活动重点的中华革命党，在陈其美指挥之下，正争取着发难的机会”。“被列为第一目标的，是在距离上海西北约一百三十公里的‘江阴要塞’。江阴居于长江东流入海、江面陡然宽阔的地理位置；将雄踞在那里的要塞夺取过来，是扼死袁世凯海军活动的战略。”《秘录》所引乃根据1933年8月27日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营第二期学员的演讲——《革命军官必具的要素》，其中说袭取江阴要塞之役，袭到最后，同志“都纷纷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个人在江阴炮台上”，此一说法，跟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所记不合，亦与杨虎在《肇和兵舰起义事纪》一文所述有异。杨虎明言与蒋介石一道儿离开江阴要塞，并且于离开前还救了蒋介石一命。杨虎在文章最后，殷殷以人当以“义气热情”、“宁稍重感情”为期许，似乎是别有深意的。他说革命党在成功后，“投机分子，力思羼入”，显然是有感而发的。
第七节、拜老头子炒股票
袁世凯于1916年的6月6日去世，孙中山及其党羽已无袁可反，但政权仍在北洋手中。中华革命党停止了军事行动，孙中山虽公开声明“恢复约法，尊重国会”，但政治大局上却插不上手，北洋掌实权者根本不理他。在这种局面下，他的党羽蒋介石再次来到上海滩，感到在政治上殊乏出路，决定另谋生计了。
从1916年到1922年的六年中，蒋介石一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并且时有来往。在大哥陈其美被袁世凯干掉后，蒋介石虽已直接投靠大哥大孙中山，但孙中山本人也如丧家之犬，无所施展，一时之间，亦难有作为。
要在上海滩混，不能不结交头号闻人黄金荣，黄以法租界巡捕，包揽鸦片销售，成为黑社会的头子，杜月笙即出其门下。自民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年间，正是黄金荣的黄金时代，据黄氏管家程锡文的回忆，蒋介石风闻这位大亨的势力，曾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亦就是投了门生帖子。蒋介石北伐后，以总司令身份回到上海，黄金荣虽退还了门生帖子，但蒋仍亲自登门拜访，以示尊礼，黄亦为蒋军提供十万元慰劳金。到1947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在军书旁午之际，于农历十一月初五亲自到黄家花园拜寿，还磕了头，黄金荣急忙起立搀扶。（据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回忆》）足见黄蒋师徒关系，绝非虚传，不惜以国君之尊，履行江湖规矩。
大哥大孙中山搞革命，知道没钱不行，他很早就把念头动到开号子、炒股票上面，这一眼光，确比傻乎乎其他革命狂或北洋军阀高杆。杨荫溥在《中国交易所论》第一编《交易所总论》中就指出：“我国之证券交易法，颁布于民国三年。……民国五年冬，虞洽卿与孙前总理鉴于上海有设立交易所之必要，因有组织上海交易所之动议。拟具章程及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核准，而当时部批，仅准证券一项，因未举办。”由此可见，开号子、炒股票，孙中山于此道乃是先知先觉，一般人只知道孙中山会搞革命，却不知他更会搞女人和股票。只是他时运不济，申请经营的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五种项目，被北洋政府只准了证券一项而已。
照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一文的说法，孙中山想开号子、炒股票，“筹措革命经费”，乃是“采纳了日本某政党的建议”而来，这是1916年的事。魏伯桢回忆：
过了一年半载，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乃利用前案，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以后，即着手进行。首先，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其次是拉拢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为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这是1920年7月的事。
魏伯桢又回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当年交易所的理事之一魏伯桢只知道经纪人是陈果夫和陈果夫的老板蒋介石，却不晓得其中内幕。陈果夫曾写了一篇《商业场中》，死后收入《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册，文中泄底如下：
在1920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此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杨）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
可见幕后老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的大哥大孙中山！
开号子、炒股票，资金哪儿来的？据魏伯桢透露，是“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而来，戴季陶是蒋纬国的真爸爸、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们炒作的外援，原来秘密来自日本！
比较起来，“张荣发模式”其实早就被“戴季陶（蒋介石）模式”着其先鞭了，勾结日本人赚中国人钱，张荣发又算老几呢？
魏伯桢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共谋生财之道”，当时这群人中，以张静江最有钱，他因贩卖中国古董致富，在上海滩的外国人都知道此一诡计多端的商人，称之为“古董张”（Curio Chang）。日本人石丸藤太在《蒋介石评传》中，述及此一时期“一时被同志认为潦倒的蒋氏，竟在投机事业上成功，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说得并不正确。
所谓潦倒，自指袁世凯死后，大小革命党人百般无聊与无奈，经济上也十分拮据，蒋介石并不例外而已。所谓投机事业，乃指由于无聊与无奈，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组织“协进社”的秘密社团来牟利。戴季陶的家里原本经商，自小就耳濡目染，亦颇有贱买贵卖的取巧手腕，一人交易所，颇能左右逢源。蒋介石本是盐商之子，也有家传，但此时并无本钱，在交易所里担任经纪人，牌号“恒泰号”，资本三万五千元，每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由张静江代他认四股。蒋介石很感激，在信中说：“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自反录》第一集第三卷）
以张静江的狡猾、戴季陶的慧黠，加上蒋介石潜在的赌性，三人联手，在投机的股票市场上，大发利市。据魏伯桢回忆，“协进社”开始时，股票仅值三十元左右，然而到1920年的春天，每股涨到五十多元，到同年底，再涨到一百二十元。协进社拥有的三万股，张、戴、蒋三人将一万五千股分给其他重要社员，其余一半再卖到市场，另将日商押款七万股赎出，并卖掉三万股。最后每股市价涨到一百二十元，三人的股票一共值四百八十万元，发了大财。
投机生意发得快，大家趋之若骛，交易所相率而起，如雨后春笋，及至1921年夏秋之际，竟有一百四十余家之多，市场既已失控，益之以买空卖空，酿成1921年的大风潮，各交易所遂于1922年3月宣布停市。蒋介石他们自亦无以幸免，从大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
陈果夫回忆这段号子生涯，“好比一场春梦”：
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至于开号子开到春梦一场，显然因过分贪心、经营不当之故。据《虞洽卿事略》（收入《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所述：
1918年，虞洽卿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2月开业。虞任理事长，周佩箴、郭外峰、闻兰亭等为常务理事，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参加，当经纪人，设恒泰经纪号。交易所本身只居中间人地位，不论买方卖方，都得向交易所缴付佣金，不负担任何风险。孙中山当时因革命经费十分困难，令戴季陶等参加交易所工作，原望以交易所营业所得的一部分，接济东南的国民党人，做活动经费。当时交易所每月支付他们一两万元，倒是尚能如期支付。但后因国民党人想立致巨富，经纪人自己也下手投机，结果失败了，负债二百四十万元，只得放弃了。蒋介石因与虞洽卿是宁波同乡，开始也在交易所做事，这时也负了债，得虞洽卿之助，还清了债务，赴粤投奔孙中山。
陆丹林在《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一文中指出：
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之一，张、蒋等人也不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的股东（或者恒泰号的股东中也有些人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监事等，但是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之流，则只是恒泰号的股东）。他们所干的是这种在交易所的市场上直接做“抢帽子”的投机买卖，纠伙联群、操纵市场的勾当。
陆丹林并寻访出这一票人做投机买卖的合伙契约，上有“蒋伟记”，下签“中正”，就是蒋介石那一股的铁证。
蒋介石蚀光老本之后，从虞洽卿那里取得四万元，跑到广东去，从此以后才死心塌地跟随孙中山。所以，事实上，蒋介石由于投机事业上的失败，才“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日本人传记所说的，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这一四万元的取得，也充满了“瑞元无赖”的过程，活像侦探小说，值得大特写。魏伯桢回忆细节如下：
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奉化人，是我的同学和老友，也是蒋介石的老师）因套利而欠债二十万元，到处被逼受困，再三说情，非二万元不能过门，急得两次跳黄浦被救。某夜，周由陈纪铭（奉化人，大包作头）陪同到我处来，要我设法救他。我自己也是走投无路，只能劝他慢慢想办法。当时大家都穷得叫救命。移时，日本又汇来一百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复业。我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在这一百万元身上转念头。我的打算是把我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所股东名簿上过了一百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我在日本同学）雇一百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五百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到哪里去了等等问题，他们如果俛人出来和我谈判，我就有文章可做了。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周骏彦，以免他再去跳黄浦，哪知他当晚就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也过不了门，第二天就跑来找我，说他经济上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我合作。我问他希望得多少，他说希望得二十万元。我一听就当场回绝了。因为日本汇来一共只有一百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二万元救他一命还没有把握，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二十万元，这怎么能与他合作呢？不料蒋介石对我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贿送了庄之盘一千元，向他拉拢。这样，庄之盘对我的口气就变了。他说：“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又说：“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我听了这番话，表示同意考虑。庄之盘接着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做川资去广东之用，然后给我。我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大东旅馆六楼开了六七个房间，约我去谈。我去后，庄之盘又提出：对这次“战役”，由魏任总司令，蒋任参谋长，庄任前敌总指挥，一切要听魏的命令行事。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交易所股东会开会那一天，庄之盘所雇的一百个人集合起来，我照约定交六十元给庄，蒋介石再给一百元，又加发了每人二角的酒钱。让他们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延会一天。他们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交易所送他五千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个人来对付。蒋介石看到情况有变，就叫庄之盘“先行退兵”，庄不同意，两个人闹到大东旅馆来。经过谈判，我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不要紧。而蒋介石却另找了叶琢堂（叶是流氓出身的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由叶琢堂出面去找虞洽卿，说蒋介石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是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事情已经定局，不料蒋介石想独吞这笔钱，又叫庄之盘退兵。庄气得大骂，骂蒋忘记了在大东旅馆说过的话，质问他事情办好为什么不征魏某的意见，又说：“若无魏的命令，我照前约是不退兵的。”这样一来，蒋又不得不到大东旅馆来把他同庄之盘龃龉情形告诉我。我以事既办妥，应请庄退兵。庄到大东后，蒋说预备给周骏彦万把块钱，同时给庄之盘几千块钱。正在这时，邵力子为了《民国日报》也到大东旅馆来分了几千元。其余四万多元的钱都在蒋手，不仅对我什么也不提，而且蒋趁送客之便，一溜就离开了大东。第二天，庄来告我说，蒋介石已密同周骏彦等去广东了。
看了这段文字，蒋介石“瑞元无赖”的流氓性格，可真跃然纸上。
魏伯桢回忆中提到的叶琢堂，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据祝世康《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所述：“叶琢堂不仅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蒋在上海交易所里跑进跑出，也是通过他的关系。蒋在交易所里失败时，生活一度穷困潦倒，常常向叶琢堂告贷。每当交易所散场后，总可在叶家看到蒋。叶同朋友打牌时，蒋老是毕恭毕敬地站在背后，有时还替叶端茶拿烟，伺候客人。叶也以对待学徒的态度对蒋。使唤蒋时就叫‘阿端’（蒋的乳名）。蒋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时，叶还赠送了三百元旅费。由于蒋叶有这一段历史，蒋就把叶看成一个生死患难的恩人。”可见蒋介石在去广东前颇为狼狈。
可怪的是，在流出的这一时期钦定史料中，对蒋介石开号子、炒股票之事，都讳莫如深，《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在1921年1月10日条下收入《与张人杰书》，原文在“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与“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之间，加上删节号，经查原文删去的，正是“代认恒泰股价，甚感！请为签字”十二个字！显然居心隐瞒炒股票这一段历史，显然认为“伟大领袖”有此洋场逐利行径，实在不够体面也。这种钦定的书，固然页页都是救国救民的革命大业，但不经意间，仍可找出蒋介石怠于革命的成分。例如该书同年同月12日条下《附节戴传贤书》中，就泄露了当戴季陶劝他南下时候，他不但盛怒，还说出“促我出去做事，是促我之寿命”之言，可见他在上海牟利心切、乐不思粤，什么孙中山、什么革命，在号子股票当前，又算什么啊？直到最后玩票成空，才不得已投奔老孙、革他一命去也。
至于开号子、炒股票这两三年的大量贏余怎么朋分的，也是天知道。据单行本《陈果夫年谱》1920年“先生二十九岁”条下：
秋，国父为筹措革命经费，策动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参与筹划者，有蒋公及张静江（人杰）、戴季陶（传贤）诸先生。蒋公嘱先生组织茂新号，担任五十四号经纪人，以其赢余为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之用。
事实上，有否“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也无从征信。据与先烈之一林觉民遗族相识的王翼樟（小痴）面告李敖：林觉民的遗族，竟有饿死的惨剧发生！先烈又算老几啊？
《伊索寓言》中有一体例，就是故事讲完了，加上尾巴为读者上一课、加上一条“教训”。蒋介石从开号子、炒股票到搞革命的故事，给人们的“教训”是：人大可以去开号子、炒股票：成功了，可做资本家；失败了，可做政治家。成功了，可做商场大亨；失败了，可做“民族救星”。——成败之妙，原来如此哟！
第八节、爱上陈洁如
1919年的夏天，仍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在张静江家里初识一个十三岁的小女生陈凤，而一见钟情。由于《陈洁如回忆录》的出版，我们得知这一段恋爱的详情。近人黄仁宇指出这本回忆录中有最基本的资料都不能掌握，“此书之可靠性可而知”。（见《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5页）黄氏似不知陈洁如既未直接参与党国大事，间接道听途说以及事后追忆，当然可能有误，岂能遽疑为伪作？最近陈立夫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未能掌握基本资料处多矣，何况陈洁如？陈女这部回忆录最可信赖的部分，应该是她与蒋介石之间的儿女私情，以及两人之间的房笫间事。这些私事陈洁如不仅亲身经历，而且刻骨铭心，不但事实上不会出错，而且最具权威性。
陈洁如原名陈凤，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时，在场的还有孙中山与戴季陶。蒋介石当时已三十岁出头，见到十三岁的小女生，即坠入情网，除了异性相吸的原因外，显然由于那天在张静江家中的客厅，孙中山特别夸奖了这位小女生，使蒋介石对“我们总理嘉勉的女孩”，别具青眼，乃穷追不舍。
陈凤之所以会在张家出现，乃因比她大五岁的好友朱逸民嫁给张老头子做续弦。与张静江有密切关系，以及被孙中山看上的女孩，在蒋介石心目中当然会有很高的分量。于是表面看来甚是严肃的蒋介石，居然亦会嘻皮笑脸，追起小女生来，并且故意制造狭路相逢，逼女孩子表态的镜头。甚至于约会时，骗不太懂事的陈凤，到上海颇有名望的“沧州饭店”，英文名称叫“布林顿旅馆”（Burlington Hotel），幸而尚能自制，想要强奸而未遂。（参阅《陈洁如回忆录》上册，第23-28页）
陈凤惊魂初定，避不见面，蒋介石展开情书攻势，表示拜倒裙边的决心。当陈凤的父亲因心脏病骤发，于1921年9月7日逝世，蒋介石穿孝服来吊祭，再由朱逸民从中拉线，最后由张静江正式说媒，使陈凤的母亲感到为难。有趣的是，陈母仍不放心，雇佣了上海私家侦探调查蒋介石。调查报告乃发迹以前的蒋介石，乏善可陈，更何况此时蒋介石已有一妻一妾，乃决定谢绝，哪知张静江亲自登门拜访，说明蒋妻毛氏已皈佛门，与世绝缘，蒋妾姚氏已同意离异，并强调蒋介石追求的坚定心意。在张静江的大力说合之下，陈母才答允婚事，再劝说女儿下嫁蒋介石。两人订婚后，蒋介石为陈凤改名陈洁如。结婚时，张静江为证婚人，戴季陶则为蒋介石主婚，婚礼半西式半旧式，毫无疑问是明媒正娶。
结婚以后，陈洁如才发现，蒋介石在婚前醇酒美人，常逛窑子，生活十分荒唐，并且得了性病，还把性病传染给她，以至于此后两人都无法生育。蒋介石为之悔悟，发誓愿终生只喝白开水，不喝其他饮料，以自我惩罚，陈洁如也只好原谅了他。（参阅《陈洁如回忆录》之记载）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前，确实是他一生中最荒唐堕落的时期。
蒋介石的元配毛福梅，奉化岩头村商人毛鼎秋之女，生于1882年，比蒋介石大五岁。1901年结婚时，她十九岁，他只有十四岁，仍然是个顽童，这种奉父母之命的婚姻，当然谈不上什么感情，不过婆媳之间倒处得相当不错。1904年春，十七岁的蒋介石带着妻子毛福梅到宁波读书，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但不久蒋介石要到东洋去，又把妻子送回娘家，再度失去培养感情的机会。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度假时，毛福梅也来沪团聚，但却嫌乡下老婆土气，无法对答应酬，常大发雷霆，只过了一个暑假，又劳燕分飞。然而毛福梅回到家乡，即有了孕，生下蒋经国。生了儿子，该是毛福梅对蒋介石的最大意义，而毛福梅有了儿子，亦有了寄托，对丈夫的冷漠也日趋淡泊。
辛亥革命那年，蒋介石纳出身寒微而容貌出众的苏州女人姚冶诚为妾。姚氏的身世可见之于1927年10月18日天津《益世报》的记载：“女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随陈英士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偕往，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则所谓“寒微”者，实系出身北里的妓女。蒋介石公然把小妾带回老家，长久以来空闺独守，以及深受传统影响的毛福梅也不以为意，认为男人娶小老婆，早已见怪不怪，甚至待姚氏如姐妹。很多人称赞毛氏的宽宏大量，但毛氏不大度又如何？只是说明毛氏还聪明和识相而已。蒋介石也乐得在家有妻之外，尚有一妾相侍。
毛福梅生了蒋经国之后，1916年10月6日又出现了一个蒋纬国，纬国既非毛氏所生，亦非姚氏所出，是哪里来的呢？原来王采玉一定要把经国承祧已故的小儿子，蒋介石得了梅毒不能再生，于是把戴季陶的儿子抱来，取名纬国，又名建镐，与经国的别名建丰相对，自小就当做自己的儿子，我们又何必不把蒋介石视为蒋纬国的父亲呢？不过，纬国虽然有父，仍然无母，蒋介石遂要纬国认姚冶诚为母，由姚氏扶养。纬国原非蒋姓似难确定，然观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30年10月31日记毛氏常提及营救经国自俄回国事，引蒋介石日记曰：“余为国何能顾家……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见第二卷，第335页）可知牺牲经国即“灭种”，否则尚有纬国，何至于“灭种”？
另外，我们看到孙淡宁记录的蒋纬国谈话录原稿，更确定纬国与经国原“非血统关系”，并得知纬国系日妇所出，曾于抗战后“独自一人悄然赴日”，见到八十岁的山田纯一郎，找到“青田公墓”，在荒凉的墓园里，向母坟“就地跪拜、默祷念诵之后，才黯然离开”（最后一段引文似由蒋纬国亲笔在原稿上增写）。至少以纬国而言，他早已自知身世。事实上，他在谈话中亦已透露，他自德返国，蒋介石曾亲口告诉他，他不是蒋家的孩子。他的生父乃是他称作“亲伯”的戴季陶。他也不讳言自己有两位父亲。
毛氏为蒋介石侍奉老母，教养经国；姚氏为他抚养纬国，一妻一妾皆职有专守，然而蒋介石于1920与1921年之间的日记，不时抱怨一妻一妾，如1921年4月3日记道：“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刺激神经……决计离婚，以蠲痛苦”，又如1920年元旦日记道：“甚恨冶诚不知治家法，痛骂一场，娶妾之为害，实不胜言！”大有出妻休妾之态。（参阅《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陈洁如及家事的记载》，《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六期，第24-29页）按诸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在上海狂恋陈洁如，可见事出有因。陈洁如毕竟是身家清白而且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不可能做第二个小老婆，免不了明媒正娶。北里出身的姚氏，原是侍妾之身，容易打发。但是元配毛氏，既是他唯一儿子的娘，又得蒋母欢心，难以狠下心来。然而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死了，年仅五十八岁。蒋介石于办完母丧后，在同年11月28日的晚上，当着经国、纬国，宣读事前写好的文书，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全文如下：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尔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炜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说穿了，蒋母死了，蒋介石已无顾忌与毛福梅离异，与相爱的陈洁如正式结婚。蒋介石献身革命，需要一个新女性做老婆，毛、姚两氏实在也上不了台面，他休妻出妾自然也就理直气壮了。
然而几年之后，蒋介石的场面更大，爱上了更新而又更出众的女性宋美龄，又要与陈洁如离婚，也更理直气壮了。奇怪的是，他不向陈洁如提出离婚要求，而骗她出国，然后不承认跟她结过婚。蒋陈之间的明媒正娶既可否认，则因蒋陈婚约而与元配毛氏离异一事也不存在，于是1927年蒋宋联姻，又必须兴师动众与发妻毛福梅再离婚一次。土里土气又是小脚的乡下人毛氏，除了让风风光光的总司令任意摆布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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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粤海波澜多
第一节、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史家常易受“事后聪明”（anachronism）的干扰，导致意识上的时代错误。蒋介石后来因孙中山的提拔而走运，更一再把自己与孙挂钩，俨然是孙中山最合法、最自然的接班人。史家从事后看往事，受到“后事”的蒙蔽，看不到“前事”的真相，不免误解以及渲染了孙蒋关系。
从孙中山的观点看，蒋介石当然是“自家人”，是他亲信陈其美的小兄弟，是除去他心头恨陶成章的好同志，是肯打指模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忠诚党徒，但是表示忠诚的党徒不止蒋一个，更何况还有一大帮亲信的“广东帮”，于是在芸芸“自家人”之中，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可资传呼的年轻军人，绝不可能“三千宠爱在一身”。后来国民党剪接照片，凸显孙蒋一对一的形象，只是一厢情愿的“反历史”（A - historical）做法。
再从蒋介石看来，自陈其美死后，他已直属孙中山。孙之地位虽远高于陈，但陈其美那种同乡大哥的亲密关系，绝对无法取代。既然无法在孙中山心目中取得主导地位，蒋介石自1916年陈其美遇刺身亡到1924年正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八年之中，对孙态度是欲迎还拒的。他对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很不热心，经常开小差，甚至在电催之下，仍然游山玩水，姗姗来迟。这种行为自可解释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心术，甚至意含要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同时也可洞察到，在这八年革命消沉的岁月中、在孙中山并不得意的时期中，蒋介石的“势利眼”行径。在紧要关头，他情愿回上海玩股票，或登宁波天童寺去散心。让我们来摆史实，以明真相。
1917年，北洋“督军团”造黎元洪的反，孙中山乘机南下护法，同行的有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人，并没有蒋介石。孙到广州去筹组军政府、称大元帅，但他是个空头大元帅，除少数卫队外，没有一兵一卒。所依靠的广西军头陆荣廷、云南军头唐继尧并不买大元帅的账，最后气得孙中山又跑回上海，痛斥南方的军阀与北方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唯一的收获是陈炯明从广东省长朱庆澜收回于反袁战争结束后交出接管的三十个营。（朱氏改编为省长警卫队二十营，见陈定炎《怎样为陈炯明在民国史上定位》，《传记文学》第三七八期，第123-126页）由此一支武力成立了“援闽粤军”，由陈炯明做总司令。这是孙中山手中唯一的枪杆子，也有意将这支军队扩大，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于是又派许崇智做第二支队司令，带四个营，邓铿做参谋长。第二年（1918），在总司令部还来了个三十二岁的作战科主任（一称中校参谋），不是别人，蒋介石也！
当时陈炯明为了培育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艰苦备尝。虽然如此，陈炯明还是苦撑下来。相对的，许崇智、蒋介石、邓铿等人，在苦撑待变之际，反倒不无动摇。孙中山1918年12月13日写信给许崇智、蒋介石，勉以“不可遽怀退志”，同一天写信给邓铿，认为“闻兄颇有离去之意，文意以为不然。……若兄行，则竞兄（指陈炯明）失有力之臂助，将来愈形困难”，就是证明。
“援闽粤军”于1920年8月16日漳州誓师，全军回粤，替孙中山抢广东做根据地。四天以后（8月20日），就进入了汕头。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这唯一的主力进军广州之际，蒋介石本人并不在军中。8月16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之日，蒋介石本人正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薄暮，公在飞雪亭畔，倚崖侧乔松，鸟瞰千丈岩瀑布。会大雨，树杪重泉，溅珠喷玉，光色甚奇。登妙高台，南向突出，三面凌空，唯见众山之小、诸流之细，亭下（村名）屋舍俨然。（第三册，第5页）
8月18日，陈炯明在大埔、潮州、梅县作战攻下汕头前，蒋介石本人仍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公探隐潭。第一潭黝暗，在峡谷，圆径不过丈余，而深度莫测。潭前涓流一脉，经第二三潭而入大溪。第三潭为一大岩穴，宽约二丈。上有覆盖。峭壁回合，前面騞开，高可百米突，右有澄湍冲泻。叹为观止。（第三册，第6页）
别人在前方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在后方游山玩水，直到8月29日才回家。8月的作战他都没参加，9月的作战也没参加，直到10月11日，他才到了老隆前线总部，距离攻下广州（10月29日），只差十八天耳！换句话说，蒋介石在这次两个半月的战役中，他只参加了最后的十八天，并且，最后十八天中，他在最后十三天（10月16日）才赶上本军，最后九天（10月20日），因许崇智“病假”，才“以个人关系代许军长统率第二军作战”，过了一天多（10月22日），就拿下了惠州。
由于蒋介石有过上面这种“紧要关头就回家”的作风，引起我们彻查一下他与孙中山关系的种种，结果发现，他这种作风，倒也值得统计统计。
第一次——1918年3月15日，蒋介石就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但是干了四个半月，他就在前方作战之时，留书（7月31日）出走了。8月2日，邓铿派人到汕头留他，留不住；8月8日，孙中山打电报阻止他，也无效果。8月18日，他回到上海。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归沪，轮行稳疾。入夜，公对月华吐朗，追忆少时奉母游招宝山及天童育王诸胜光景。（第二册，第52页）
到了9月5日，蒋介石才停止出走，离上海。9月13日回到汕头。9月18日到了漳州总司令部。
第二次——9月26日，蒋介石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长泰。12月15日，吃了败仗，他“只身冲围而出”。（第二册，第65页）1919年3月5日，他又离开了部队，说是“请假归沪”。（第二册，第71页）5月2日，返长泰。7月4日，他写信给邓铿，说：“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归。……”（第二册，第77页）表示不想干了。9月2日、9月5日，他又游山玩水。10月28日，他去了日本。
第三次——1920年4月11日，他又回到漳州。4月13日，在总司令部议事。4月14日，筹定作战计划。可是到了4月16日，他又出走，到了鼓浪屿。4月22日，他又回到上海。6月28日起，他游山玩水，从普陀游玩起，直到7月2日，才回宁波。7月4日，再来上海。
第四次——7月16日，他又回到漳州总司令部。8月7日，他又回上海。8月13日起，游雪窦。8月16日，“援闽粤军”在漳州誓师了，蒋介石却还在游山玩水中！10月11日，他回到前线。11月6日，他又留书出走，信中说：“弟既不见信于总座，又不见谅于军长，而受欺于〔张〕国桢，是诚怀疑于上、受辱于下之时，能不自反而缩、见机而作乎？”（第三册，第26-27页）11月12日，他回到上海。11月22日，回到奉化。11月23日，就上雪窦山游山玩水了。
第五次——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到了广州，恢复军政府。1921年1月12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粵追随，勿再迟延为幸。盼复。孙文。阳。（第三册，第54-55页）
但是蒋介石显然仍在“迟延”中。1月12日，杨庶堪也有信给他，字里行间，颇能看出内情：
介石兄台鉴：……颇闻前日（2月29日）兄来沪，以读某函不快而归，方欲作书婉劝。……中山先生政治兴趣欲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业。且见兄之关涉重要，过于一般同志。中山先生从事创造，自当仗兄为前驱。然则先生撒手则已耳，如犹奋斗，吾辈安忍作壁上观？故无论如何拂逆，皆当含忍而为之。兄此时固万万不能遽息。……何时来粤？先示极幸。弟庶堪手启1月12日。（第三册，第55页）
1月15日，邵元冲也有信给他，字里行间，也能看出内情：
介石我兄惠鉴：……现时先生（指孙中山）既力促兄赴粤，则亦不能过拂其意。盖先生处能真心办事之人，实亦太少。吾人万不能不尽心以助之。……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为社会努力。否则一齐撒手，中国不成其为国家矣！真厌恶社会者，只厌世派隐士自杀者而已。故弟愿兄易厌恶中国社会之心理为爱社会，如慈母对于不肖之子，仍尽心力以谋感化之。此吾人应有之态度也。兄意以为何如？……弟元冲顿。1月15夕。（第三册，第55-56页）
蒋介石在函电交催之下，才在2月6日到了广州。可是，只一个星期后（2月14日），他就“径归”而去。（见第三册，第62页）2月17日，又上普陀山游山玩水去了。（见第三册，第69页）
第六次——到了3月29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孙文。艳。（第三册，第69页）
4月4日，蒋介石回电，说：
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多阻碍，暂为缓行，特复。中正叩。支。（第三册，第70页）
4月8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介石、静江、季陶、展堂、仲恺诸兄鉴：昨开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万端待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精卫兄如可分身，亦望一临，无任企盼！文。歌。（第三册，第71页）
4月21日，孙中山又电蒋介石，说：
密转介石兄：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为（指许崇智）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切不可，接电速来。文。巧。（第三册，第72页）
在孙中山这封电报前（4月14日），陈炯明也电蒋介石，说：“克日将各军调赴前线……战事在即，望兄速来。”（第72页）4月22日，许崇智电张静江，说：“介兄来粤，吾军之幸，亦吾党之幸。”（第72页）4月24日，胡汉民电张静江，说：“今日开始攻击，先生（指孙中山）盼介兄来，欲将警卫团扩充训练，改国军以属介石。”（第72页）5月3日，胡汉民又电蒋介石，说：“望兄深念国事党事之艰难，积极负责，束装即来。”（第73页）但是，就在孙中山4月18日来电之日，蒋介石却又在游山玩水呢！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是日，携次公子纬国，复为天童之游。薄暮，由江东三眼桥放船，少焉，月出震方，波平如镜，攒峰倒映，人在画中。夜憩小白天童中院。刚逢佛节，香客扰人。翌晨，避往育王寺。登小磐山，再谒摩诃祖师墓。又历大磐山，回寺稍憩。复出山门眺瞩，公称天童全景，为四明诸名胜之冠。又次晨，探古天童及八指头陀冷香塔院。凡阅四日，归邑城寓舍。（第三册，第73-74页）
蒋介石在5月10日总算成行，可是，他一到了广州，据许玉麟《革命北伐纪略》，1921年孙中山北伐之师，困于桂林，“出湘不能，黔军又回黔”当儿，乃“改任李烈钧为北伐前敌总指挥，大总统亲统随身之滇、赣、粤、福诸军北伐”。当时陆荣廷分兵三路打广东，孙中山归路将断，情势危急，“李烈钧与讨贼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讨贼福军司令李福林、讨贼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讨贼赣军总司令彭程万、讨贼赣军第一梯团司令李明扬、讨贼赣军第二梯团司令赖世璜等急由湘边回桂林，星夜水陆兼程，赶至梧州，留讨贼桂军师长刘震寰守桂林一隅之地，广西省长马君武亦急离桂林返粤，途中遇匪，伏于船底免死，财物劫尽，其妻子与随员，均被匪杀尽。”大家都在赴难援孙之时，而“时第二军少将参谋长蒋中正已回上海”！据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1年5月10日条下，这天蒋介石从家乡“启程赴粤，越旬日抵广州”（第三册，第74页），时间当是5月15日。可是到了24日，他做了一个梦，梦到“雪满山原，一白无际。惊醒后，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遽返沪归里”。（第三册，第74页）——他又走了！
第七次——蒋介石这一“雪满山原，一白无际”的梦，直到二十天后才巧合式兑现。6月14日，他母亲死了。可是，丧事办得却重于国事。6月23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竞存、汝为已赴前敌，军事吃紧，望即来粵，墨绖从戎。孙文。梗。（第三册，第83页）
7月20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西寇击破易、收拾难，须多一月始得凯旋，我军经入邕宁，明后日，余当驰往巡察。速来相劝。孙文。歌。（第三册，第85页）
在孙中山来电前后，其他同志也函电交催。6月21日杨庶堪致蒋介石：
介石吾兄：……吾子至孝性成，幸有以节哀顺变，勿过摧毁。粵桂战役，今日已起，墨绖从戎，古贤不废。安厝若毕，尚望有以慰国人及同志之望也。……弟庶堪再顿。6月21日。（第三册，第83页）
7月27日，邵元冲致蒋介石：
介石吾兄惠鉴：……顷于《国民日报》读讣告，惊悉老伯母前月弃养，岂胜哀悼。兄连年奔走四方，承欢之日无多，今当国事未定之秋，遘此大故，哀毁之状，可以想见。唯吾人既以身许国，只能留此身以济国难，一以体先人遗志，一以完个人未完之责。诸希强自节哀为幸。近闻桂孽次第扫清。孙先生方有事于中原，倚赖于兄者甚深。一俟丧务就绪，万望仍往佐理。现在可靠同志，只有此数人。吾人务宜谅先生办事之困难，而切实负责也。弟元冲顿。7月27日。（第三册，第84页）
丧事办到8月10日，蒋介石决定又去广州了。可是他路过上海，逗留了十多天，碰到了“大风雨”。他又做了梦，于是又不去广州而回奉化看母柩。直拖到9月13日，他才去了广州。但是到了9月下旬，却又“回沪还乡”（第92页）了。10月底，他“取道北溪，探四明石窗，蹑鼠尾山巅，向西北驰下”（第三册，第95页），又在家乡游山玩水了。
第八次——11月9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余拟于15日与汝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孙文。麻。（第三册，第94页）
1922年1月18日，蒋介石到了桂林。可是，到了4月，他又要走了。毛思诚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4月23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23日，公抵省城。总理闻其有去志，特驾行馆挽留。言“此时你若走，则我与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云云。公感其语，凄然泣下。乃即中止。其后，卒以受某方刺激与嫉视不已，又决计辞归。是晚离广州。（第四册，第10-11页）
4月28日，蒋介石又回到了奉化。
这时孙中山正与陈炯明关系恶化，蒋介石一走了之后，孙中山处境益形困难。6月2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立转介石兄：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文。冬。（第四册，第21页）
但是蒋介石置之不理。6月7日，张继写信给蒋介石，忧虑说：“我兄应速出山，设法将粤局巩固。先生（指孙中山）既到广州，是否无危险？同人殊为悬念也！”（第四册，第21页）可是，蒋介石不为所动。6月15日深夜，终于发生了所谓“陈炯明叛变”事件。
董显光《蒋总统传》中说：
就是在这样的混乱政治局势中，陈炯明乃实现其长久准备而未敢实行的政变。民国十一年（1922）6月16日，他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第48-49页）
事实上，蒋介石是在接到孙中山电报后，才启程的。他6月25日离开上海，29日到了永丰舰。此后四十二天，他如孙中山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中所说，“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但是，这位共死生四十二天的固然可歌可记，那些共死生五十六天的，也不该抹杀。
第九次——“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8月9日从永丰舰改登英国船摩汉号，在外人保护下去香港，转赴上海，蒋介石一直跟着。8月23日，蒋介石又回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8月23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23日，公至甬。即乘慈北轮往普陀，养疴天福庵。南天门探胜、般陀庵观鱼。静息时塑坐看经。凡六日归甬。（第四册，第28页）
这时孙中山已开始秘密勾结老毛子、走联俄路线。8月30日，孙中山致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函悉，季仲函亦得读。日来变局愈速，非兄早来同谋不可，军事进行，湘闽似已有不谋而合，日在进行中，湘较闽尤急而有望，似日内便可解决者。今闻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驰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即当早来备筹一切。幸甚。此候近祉。孙文。（第四册，第39-40页）
同一天，廖仲恺也致蒋介石，说：“现时各方情形，已有多少变更。兄非常住此间策划不可。盖时事瞬息万状，而尤以军队情形为然。非日夕与各方消息接触，恐少逊随机应变之妙用。此间待商之事正多，请即命驾来沪。”（第四册，第38页）“先生（指孙中山）决定计划之时或变更计划之时，无兄在左右，如何而可？弟意兄宜急来此，专掌军机，一切应酬，尽可不经意。政治问题等等，兄如懒理，当由弟等撮要报告，共同商决。否则军事无人参划，若决定计划或变更计划有误，悔之已晚矣。”（第四册，第38-39页）可见“某事”（秘密勾结老毛子、走联俄路线）倚仗蒋介石“同谋”之殷。到了9月12日，孙中山再致蒋介石：
介石兄鉴：日来事冗客多，欠睡头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约兄来详商今后各方进行办法，而急闻兄已回乡，不胜怅怅。日内仲恺、汉民、精卫将分途出发，往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内闲静，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此候大安。孙文。（第四册，第41页）
两天以后（9月14日），廖仲恺又致蒋介石，说：“兄到沪之翌日，弟偕许志澄至大东访之，而兄与启民皆不在。后晤见静江，始知兄在彼处。而弟则并静江来沪，亦不知也。又翌日偕展堂再访，启民在，而兄已忽然归。使弟爽然若有所失。昨奉惠缄，言居沪心绪不佳，亦无所事，故决计还乡。弟则以为兄在此间，待商待决之事正多，若避去乡居，则事无从谋，人人如此，则先生（指孙中山）左右可无一人矣！其说通乎？……日夕思维，非兄常在此间不可，故恳兄无论如何，仍再命驾来沪。家事恺当嘱启民为兄料理妥当，毋须兄焦虑。兄固当留此精神，为中国为先生（指孙中山）为吾党出力，不可消耗于不必消耗之事，以伤身体。弟知兄必不我弃，故敢强以相劝，望兄垂听。”（第四册，第42页）字里行间，充分看出蒋介石在同他们“捉迷藏”、在向他们“拿乔”。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10月4日条下，我们还可看到蒋介石这时怎样在游山玩水：
4日，至沪，即乘车往无锡游太湖。坐万顷堂，见波屿苍茫。顺道访梅园，结构天成。陟惠泉山，揽起云楼之风景，辄为旷恰。归途转苏州，访玄妙观、留园、西园。仍由沪返甬。（第四册，第47-48页）
第十次——10月18日，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10月20日，蒋介石总算动身赴任。不料不到一个月，他又要走了。孙中山听说，遂在11月19日急电给他，说：
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粵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此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与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第四册，第55页）
11月24日，孙中山又有长信致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就如来信云云，子荫当来沪，此事已不成问题，即内部之大难题已得解决，则进步为极大矣！其他纷繁小故，何足介怀？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尔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借不可，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借，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凭借，外交内应则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多加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唯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外间日日之进步，非纸墨所能尽，仲恺来当能略道一二。总之十余年来，在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此候筹祺。孙文。（第四册，第56-60页）
在孙中山写这封信前一天（11月20日），汪精卫也致蒋介石，说：“……人生做事，绝无爽快干净之时。而兄之去留，关系于此军之存亡者又至大，只能以忍耐坚持相劝慰，万一兄竟撒手，则前途希望绝矣！”（第四册，第56页）虽然函电交催，蒋介石还是走了，不过这次理由是“感冒回里”。（第四册，第63页）12月10日，孙中山再电催“盼兄速来商议，并即返闽”。（第四册，第63页）12月18日，蒋介石才又回头。
第十一次——1923年到了。这年1月5日，正当援闽军吃了败仗时候，蒋介石又游山玩水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3年1月7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7日，又自总部往鼓山。见石壁新镌“天地正气”四字，乃足成联语，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少憩水云亭，指谓同游者，曰：“吾能于亭后小筑三椽，隐居自适，斯愿足矣！”其余如考亭、喝水岩诸胜，降龙、达摩、吕仙诸洞，再至三至，极瞻眺盘桓之乐。在涌泉寺，兴至濡毫，挥“其介如石”四字，付僧勒石。置更衣亭西，以留纪念。凡一星期才回。（第五册，第1-2页）
可见他可真好整以暇呢！游山玩水以后，他还是又走了，又回到了上海。1月24日，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又电催蒋介石，说：“江防会议，陡生变故，第一师出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行，诸待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无任企感，并盼示覆。”（第五册，第4页）但是蒋介石不但“不即来”，并且在1月27日，干脆又回奉化了。
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许崇智，自承为人“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败事有余。……今陈逆（陈炯明）既去，且屡出自试，愚拙日甚，以致无言不失、无事不乖，徒形己拙，无补党国。……”（第五册，第13页）1月13日，孙中山又电催蒋介石，说要去广州，“如兄赶不上，请乘他船速来为祷。”（第16页）但蒋介石不肯动。2月18日，孙中山把大本营参谋长职务给了蒋介石，并电催他说：“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第17页）2月21日，孙中山先到了广州。2月27日，又电蒋介石，说：“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并示行期。”（第19页）3月到了，孙中山又有“切催介石，不可再延”之电，又有“电上海，催蒋介石……速来”之电。同时3月1日杨庶堪也电蒋介石，说：“此间待兄来始能决之事至众且巨，幸速首途，以慰企望。”（第23页）3月3日古应芬也电蒋介石，说：“战端将启，孙先生非兄无与筹划，危难非吾人所能坐视，望即命驾来粤。”（第24页）可是蒋介石还是迟迟其行。直到3月15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大家来宁波劝驾，蒋介石还带他们游山玩水了三天，才肯启程到上海。可是一星期后（3月27日），他又回到宁波。直到4月9日，孙中山同意他不负“东路讨贼军”之责，他才在4月15日，由上海启程。
第十二次——6月15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可是，7月4日早上，蒋介石忽然又要“引退为安”了。到了7月12日，他终于“愤而辞职，避往香港”。（第40页）7月14日，又由香港转回宁波。孙中山于是安排了蒋介石“有志西图”的计划，决定派他到苏联去。8月16日，蒋介石由上海启程了。
第十三次——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却又迟迟其行，不肯到广州去。12月30日，孙中山等不及了，去电催蒋介石，说：
译转介石兄：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孙文。敬。（第五册，第76-77页）
于12月26日，汪精卫已有信致蒋介石，说：“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兄迟迟不来，党事无形停顿，所关甚大。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第77-78页）再过两天后，廖仲恺也有信致蒋介石，两日后，说：“请兄最迟明正四日船，偕精卫、鲍君等同行，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第78页）简直是责备蒋介石行事已近“儿戏”了。可是，尽管函电交催，蒋介石却照样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3年12月条下明写：
公半月来，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闲躅山门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清景耐人寻思。与次公子纬国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读武侯出师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第79页）
直到第二年（1924）1月16日，他才动身去了广州。
第十四次——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3日，孙中山又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给蒋介石做，而是要给许崇智做。蒋介石心存不满，就在刀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2月21日“拂然而行”，径自出走的，2月23日，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25日，邓演达衔孙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蒋介石回广州，蒋介石不肯。2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函蒋介石，说：
径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复蒋介石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启。（第六册，第6页）
三天以后（2月29日），孙中山亲电蒋介石，说：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文。艳。（第六册，第7-8页）
到了3月7日，廖仲恺电胡汉民，略述蒋介石走后，使军校陷入“势成骑虎”的苦况，说：“介（蒋介石）不来，学生、学校皆不了，只有迫弟自杀谢人，务请催介行，勿延。”可是，蒋介石还是在乡不动。2月21日，廖仲恺再电蒋介石，说：“先生（指孙中山）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也。“（第六册，第33页）3月31日，许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劝驾。蒋介石又“拿乔”了半个月，才在4月19日从上海启程。4月21日，回到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在5月3日发表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以后，军权逐步由蒋介石取得，当然再也不出走了。
关于这一层孙蒋关系的真相，历史家从来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结果，发现蒋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脱队记录（包括“拂然而行”、留书而去、不告而别等等），而使孙中山直接间接“不胜感冒之至”！蒋介石自称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忠实信徒，但在“追随”过程中，竟有这么多次的脱队记录，倒真令人大为惊叹也！也许蒋介石来去进退忒多，有“敝屣尊荣”的意味在内，但廖仲恺说得好：“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
前后十四次脱队记录，到底是敝屣了什么呢？倒可以仔细分析一下。蒋介石虽一再向孙中山讨价还价，但技巧地保持管道畅通，不致因价钱谈不拢而破裂。从最浅显的道理也可看出，蒋介石的这种表现，对“革命”不忠，对孙中山不义。这种不忠不义的背后，浮现“瑞元无赖”的性格。蒋介石自小不如意时就会耍赖。不忠不义也就是耍赖的表现。他不如意，因他不愿意在别人手下当参谋，他在给邓铿（仲元）的私函里已说得很清楚，他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孙中山要他去帮陈炯明做事，就老大不高兴。不仅一再出走，还要在孙中山面前讲陈炯明的坏话，表演两面手法，以离间孙、陈关系。
蒋介石初奉孙中山之命投效粤军时，在致邓铿信中，恭维陈炯明，如谓：
弟留连于本军者已越一载，始以足下推毂之重，即以总座（指陈炯明）爱护之深，故敢竭尽驽钝，效其驱驰，以助总座者助本党，公义私情所由来也！（蒋中正《革命书简》，第16页）
但是蒋介石才不肯对陈炯明“效其驱驰”呢，即所谓言不由衷。当蒋介石出走时，陈炯明虽派人兼程挽留，并谓：“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蒋介石）一人。”如此诚意，而蒋介石竟不肯留下，当这一年（1918）8月，回到上海却向孙中山数说离开的理由，竟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才愤然去职！
从《陈洁如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谓：“他（蒋）对我说，我不以做一个普通的领导人为满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有了孙先生的影响力和关系，我的前途会顺利的”（上册，第129页），以及怨恨他上司陈炯明的痕迹。有一次闹翻，竟因陈炯明的手下戏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上册，第136页）这不仅是如陈炯明所说，蒋介石太没有幽默感，根本是借故生事，压根儿他不愿意在陈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闹翻之前，陈炯明在孙中山心目中分量很重，绝不是蒋介石可以取代的。陈字竞存，是老广（广东海丰人），也是老革命，生于光绪年间的1878年。1909年冬天，他以广东谘议局议员的身份到上海参加联合会，与革命党取得直接联系，正式加入同盟会，可说是革命老同志。1910年参与倪映典广东新军起义失败，继又参加1911年3月29日的黄花岗之役，幸而生还。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以反袁失败而远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于1919年南下护法，与陈炯明合作，以筹组革命党自己的武力。陈炯明所组成的粤军，成为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并在漳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替孙中山夺回广州。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10月29日，孙中山大喜，当天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他对陈炯明的倚仗之殷：
……竞兄此番回粵，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唯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尽告竞兄也。（毛思诚前引书第三册，第17页）
这封信，蒋介石看过后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但是孙、陈关系不是蒋介石一时之间可以破坏得了的。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且当了陆军总长兼内务总长。孙、陈终于闹翻，主要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同。孙中山想要以广东为基地，打算武力统一中国。这种北伐的想法，与吴佩孚要南伐，虽主义不同，心态是一样的，所以章太炎斥之为“一丘之貉”，甚至叫孙中山是“南方的吴佩孚”。陈炯明则赞同章太炎等倡导的“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问题要走美国的联邦制才能解决，不能迷信武力统一，武力统一只能造成中国的更形糜烂、更形衰弱。他认为孙中山与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广东一省的自治，广东站稳了，再徐图其他。这种政见当然不合孙中山的脾胃，一怒之下，妄责吴佩孚鼓动陈炯明叛变，与史实全不相符。
孙、陈意见相左，却给蒋介石制造大好机会。1922年3月，孙中山借邓铿遇刺事件，瞒着陈炯明，“潜师回粤”，并诬指陈炯明谋害邓铿（参阅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蒋介石更乘机大力主张讨伐陈炯明。据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孙中山准备召见陈炯明时，想用手枪干掉他。陈炯明当然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就死，只好辞职求去。孙、陈既已交恶，孙中山亦因而开始消灭陈炯明的作业，在《国父年谱》（增订本）4月20日条下，更见明显：
先生以炯明拒不来晤，乃下令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长职，仍任以陆军部长。令伍廷芳继任广东省长。寻即令诸军前进肇庆，直向三水。是晚陈炯明离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其亲信部队悉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处。蒋中正时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建议北伐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再行回师消灭在桂叶举等各部。先生以陈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并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且奉直战争方炽，不可失此良机。若按兵不动，则与拥兵自卫者何异？遂未纳。
这里明说蒋介石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可见蓄谋之坚。当时孙中山“以陈叛迹未彰”，又专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机”，所以反对“先清内患，再图中原”。蒋介石大不高兴，于4月23日“决计辞归”。他在这天还写了一封信于“轮次”，收件人是陈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赣，以致内部纷纠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隐忍贻误之咎。然当时以为反对过甚，竟无从中维持之策，故不能不顺从一时，以为权宜之变，万不料有今日之现象也。中正罪过，诚万死不能赎矣！（《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4-85页）
这信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被窜改，上面这些原文，全不见了。对照起《国父年谱》（增订本）中他“主张讨伐陈炯明”、“消灭陈部”的勇于内斗作风，这封信的写出，颇耐人寻味。蒋介石在信中后段说：“无论其结果如何，必致两败俱伤，否则败者自丧元气，徒坠令名，即胜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残杀同志之口实，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较诸败者更烈也。吾公如欲灭痕迹，免除内讧，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蒋介石怪陈炯明辞职不对，应该“再出”，但是陈炯明怎么“再出”呢？实际上，他是被孙中山免职了！
虽然陈炯明实际上被免职，表面上却是准他辞职的。孙中山复叶举等述准陈炯明辞职电文中却说“国家多事，非贤者高蹈之时”云云，并说文与竞存，始终动以至诚，而不肯稍参客气，以竞存生平大义，炳著中外，君子爱人以德，若操之过蹙，不任有回旋余地，殊非待士之道。”（《国父全集》第三册）漂亮的通电实不能掩盖重重的内幕。到了5月8日，问题来了。陈炯明的手下叶举等干脆要求恢复陈氏原职。孙中山6月1日回广州，同月16日，发生了史册上所谓的“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其实这个六一六事件是孙中山先于6月12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气弹”相恐吓与威胁而引发的。（参阅陈定炎、高宗鲁《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实行者》，载《传记文学》第三八一期，第130-131页）孙中山称之为“叛变”，但陈炯明称之为“酿变”，胡适称之为“革命”，明言：“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胡适《这一周》，载《努力周报》）陈炯明不相让，表示他对孙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导致孙中山与陈炯明公开的、全面的决裂，也给蒋介石制造了良机。蒋介石一开始就忌恨陈炯明，现在变成了知道陈是坏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沪奔粤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英雄”，并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来宣传自己，还刻意恶化孙陈关系，经过一次又一次扭曲，蒋介石竟成为孙中山唯一的亲密战友，与孙共患难的唯一同志，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造势。如董显光《蒋总统传》说到此事，有谓：
在这炮舰（永丰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捩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做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唯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此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做实际的判断。从此以后，蒋总统在革命集团中的地位较从前远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兴起，不仅使其自身成为中国的主要人物，并以其声誉遍于全球。（第49-50页）
不知历史就里的人，看了这段文字，脑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的图画，图画中有名有姓的孙中山、蒋介石外，只有“敌人”陈炯明，至于其他人，显然都不足道矣！
《蒋总统传》中说“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所谓五十六日，事实上蒋介石是除外的。因为陈炯明“围攻总统府”是6月16日，孙中山是15日深夜3点逃走的，最后转登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和他共患难的，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陈策、熊秉坤、马伯麟、谢心准、杨虎、杨熙绩、周仲良、陈群、陈煊、马湘、黄惠龙。并且，“至19日，派人秘密招集前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至舰，同任守卫。总理则命马湘往香港筹集军饷，余因令湘亲至海员联义社（此为革命海员团体之有最长历史者），召集联义同志，潜来永丰。不数日，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患难中有此两种老同志，共任保卫，殊觉可喜。”照黄惠龙回忆，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无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和“海员联义社”同志数十人，再加上永丰舰上舰长欧阳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难的人数已极可观。另照陈肇英《八十自述》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晋谒”；另照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谒见”。……足见在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马去卫护孙中山了。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中透露她“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那时候的蒋介石，人还在浙江家里呢！
孙中山于6月17日登上永丰舰，第二天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拍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理无恙”，同一天又收到孙中山拍来的电报：“事紧急！盼速来！”但蒋介石并没有“速来”，经过好几天考虑和准备，才于6月25日从上海取道广州，于29日登上永丰侍从孙中山，姗姗来迟。
孙中山在8月9日离永丰舰，照沈云龙所说，“乃于8月9日偕自沪奔粤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没有别人似的！事实上，当时离舰的不止孙中山蒋介石二人。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明说孙中山离舰时，“一齐离去”的除了蒋介石，还有陈策、陈煊、陈群和黄惠龙自己。沈云龙明知故隐，有曲笔之嫌。然而居然还有更加曲笔的，在蒋介石九九冥诞时，台北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页的《蒋介石传》，其中“陈炯明叛变”一节，竟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这简直是更荒唐的捏造历史了！（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蒋介石传》，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
不过，这次“共患难”确实加重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旦夕相处而生的情谊外，蒋介石一直讲陈炯明的坏话，而今陈果然是“坏人”，使蒋介石的“私心”，在孙中山眼里变成“远见”。再者，陈炯明翻脸之后，孙中山又没了枪杆子，身边的军人更无特别出色者，蒋介石自然成为孙大炮阵前的廖化。孙中山为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有云：“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当然要比蒋母死后的谀墓之辞，所谓“昂昂千里之资”云云，要真实得多了。
然而，尽管如此，毫无迹象显示，孙中山已把蒋介石视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实上，孙中山始终视蒋为军人，即使在军人中，蒋的地位尚在许崇智之下，而蒋在孙去世之前的职务与活动亦限于军事，无论党与政，尚无一席之地。这也许是蒋于“六一六事件”之后仍有六次出走记录的缘故吧！我们可以断言，孙中山至死不知道蒋介石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更不会知道这个军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
第二节、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1924年11月6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1925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李敖藏会议录原件）。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等。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鲁辙即嘉伦将军（General Bliicher, 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1924年10月7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12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瞭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我们与国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的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时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噗！噗！噗！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词。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二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段回忆，正是“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第20页）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1919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1920年的9月21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1923年的3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4月20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7月12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乃于7月13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介石1923年7月13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第92页）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1923年8月16日由上海启程赴俄，9月2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Chicherin），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G. N. Voitinsky）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9月9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 M. Sklyansky）和参谋长甘门涅夫（L. B. Kamenev）。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持。（详阅吴文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38-53页）其实孙致加拉罕（Leo Karakhan)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引自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p. 243）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同年11月29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12月15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12月30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1924年3月2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册，第8-20页），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们再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没有蒋介石。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传贤、杭辛斋、戴仁、胡公冕、宣中华，前三人由孙中山指定，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
蒋介石于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若谓：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28页）
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
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中收有的《陆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
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一文，第97-112页）
任何人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做共产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
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的现实主义者。即以3月14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忌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忌恨陈炯明那样。这一点在他3月2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据陆培湧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p. 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不少。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胡汉民于1924年3月19日致蒋电有云：
（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34页）
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1924年4月21日又回到广州，26日赴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1925年3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 Red General）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见《黄埔丛书》第二集，第63页）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定七个月为一期的“速食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民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记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
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做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载李敖编著《清算蒋介石》，第19-20页）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
根据黄埔一期徐向前的回忆，蒋校长还有别种“鬼名堂”：
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蒋介石与黄埔三杰》，第6页）
这种“鬼名堂”，终蒋介石一生，屡试不爽，作为笼络人心，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二法门。
第三节、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黄埔军校的设立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装，一切反对势力自然被视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在广东的“反革命”势力亦就首当其冲。黄埔师生的第一仗，就是所谓“平定商团”。此一惨烈事件由于曲解与尘封，真相到近年才逐渐明朗。（参阅汪荣祖《广州焚城录》’《传记文学》第三七三期，页三九—四四）商团自卫，其来有自，购械不仅合法，而且经新成立的孙政府批准，然而械到仍被没收，根本是一夺械事件，商团于心不甘，进行抗争。孙中山初允还械，结果还的是部分旧械，商团决定罢市，卒遭暴力镇压，广州西关商业区焚掠最惨，复奸淫妇女，死伤近二千人，烧毁房舍三千余栋，商民损失约数百万元港币。孙中山自认下令焚烧西关（见Kong Telegram 12 December 1924），但主要的武力镇压执行者，就是蒋介石。他又为孙中山做了一次打手。
商团出钱购买的新式枪械，即早由蒋介石抢夺后搬运到黄埔，据为己有，后来把一些旧械还给商团，亦出自黄埔，很可能是蒋之主意，因为蒋本来亟力促孙不要还械给商团。（见毛思诚前引书第七册，页六二；第十四册，页八—九）在黄埔当教官的邵元冲，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二日到黄埔军校后，知“介石以捉扣商团私运军械事极忙”，足见蒋介石涉入此事之早、之深。至十月十四日，孙政府“决采严厉之手段，用武力解决”，并宣布戒严，邵元冲到总部，“待介石不至而归”，邵不知此时蒋介石正带领黄埔学生，会同湘军等，向西关进行一昼夜的猛烈攻击，并加焚掠，至翌日下午始将商团民众武力荡平。整个商业区被黄埔学生攻占。邵元冲于十五日午前十一时到总部，得悉“袭击商团颇形得手，现正次第攻入西关之中”，并透露“各军攻入后，间有不法兵士乘机抢掠者”。（《邵元冲日记》页四一—六七）讲大历史的黄仁宇，竟说“商团在发还军械一部后背信，只能以武力解决”（《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二九），可谓大大地为虎作伥了。
孙政府指商团“暴乱”，而孙中山与蒋介石竟用最残暴的焚、杀、掠手法对付商团与商民。事后更无悔祸之心，镇压之后，尽缴商团军械，商团组织亦彻底瓦解。广州商民唯有在暴力下屈服，但内心恨之入骨。一个英国记者目击惨剧、知道广州居民的心情，认为孙中山难以再在广州立足（参阅Hong Kong Telegram 17 Oct 1924）。不久孙氏即应段祺瑞之召，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停止用武，改采和平统一的政策。
孙中山既已改采和平统一方针，则他与陈炯明之间的政治歧见便大大缩小；为了统一大业，没有不重修和好之理，更何况二人有革命渊源，曾经合作无间。事实上，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陈炯明尚在惠州。吴敬恒曾力事调停，希望孙陈复合。但是孙竟要陈写悔过书，有骨气的陈炯明当然不肯写，以至于没有结果。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最不愿见孙陈复合的是蒋介石，在孙陈冲突间表现得最决绝的也是蒋介石，因为孙陈复合或有利于革命、或有利于统一，却不利于蒋个人，若那二个老广重修旧好，陈炯明的军权必然威胁到他统一军权的野心。陈炯明在覆吴稚晖书中，抱怨孙中山左右有人在谋害他，惹出事端，又归罪给他，并且“捧出纲常名教”给他戴帽子。此孙中山左右之人，非蒋介石莫属焉。
且看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上前写给蒋介石的信，明明希望蒋北伐，“无款亦出〔兵〕，绝不回广州。……陈贼来攻我，可放去由争食之军自相残杀可也！乱无可平，只有速避耳！”但是孙中山北上之后，蒋介石不待“陈贼来攻”，却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迫不及待黄埔学生尚未训练完成，就誓师东征攻打陈炯明，并以滇军任左翼、学生军任右翼、桂军任中路，还有苏联的军事顾问，陈炯明因而曾向苏俄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见美国国家档案局Jacob Gould Schurman公使报告M. 340, Roll N0.14, 761.93/559; 26 Feb 1925）。二月底占领海丰。三月七日，蒋部攻入汕头，陈炯明败退厦门。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北京。翌日，蒋介石击溃陈军林虎部于棉湖，十天之后占领东江全部，初步达成心愿，主要靠苏联援助的重武器，但是怨毒未消，二十五日撰感言一首还要“斩草需要除根，擒贼必须擒王。不诛叛逆陈炯明，不算革命真男儿，剜其心肝，祭我总理神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九册，页七六）
不到三个月，蒋介石率领他的东征之师自潮州回广州，平定“杨刘叛变”。所谓“叛变”，为了师出有名，杨希闵的滇军与刘震寰的桂军，以及谭延闿的湘军，都是帮助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重返广州的联军，都是自家人。更何况杨与刘都是党员同志，被“平定”后才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被开除党籍（见李敖藏中执会第八十八次会议表）。然而自家人又有内外之别，黄埔学生军既已渐成气候，就想与谭延闿的湘军连手解决杨刘以清除异己。不过，黄埔学生军能打败杨刘，据美国领事的观察，“功在苏俄军事顾问”。（美国国务院编辑Foreign Relatiom, 1925, 1 ；p. 742）
美国领事的观察可从国民党原始文件中得到印证。1925年4月6日，以廖仲恺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九连连长桂永清，此次获敌衣物不报，违犯军律，罪有应得，唯念该连长作战以来……奋勇出众，不无足录，应免处死，着仍在连长任内，带罪图功，予以自新之路。”（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谁要处死桂永清呢？蒋介石也，“校长以该连长不能表率全连官兵，恐贻恶风，将其判处死刑。”（李敖藏原件附录）只因获得敌人衣物不报，就要判处死刑，引起黄埔学生李之龙、酆悌、冯毅、薛文藻、黄杰等六十六人以“快邮代电”，急致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廖党代表，要求“速电校长，变更成案，从宽处治”。此前团党代表俄顾问亦“请予从宽处治”，“未蒙邀准”，只因在孙中山丧期，没有立即执行枪决，终得中执会决议宽恕。（见李敖藏原件附录）此一事件可以证实，俄国顾问至少到团的一级。当时中国的军队，包括军阀在内，外国军事顾问到这一级的，可能是绝无仅有，难怪陈炯明要抗议外国军事介入中国内战也。此一事件也透露了蒋介石的性格，对中执会的特赦决议，心有未甘，复函说：“特赦桂连长永清自当遵办，唯须处以无期徒刑”，于是1925年4月16日中执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复议，决议：“应免桂永清死罪，令蒋校长酌量减等处分。”（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幸亏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尚未至上，被中执会诸公纠正了过来，否则桂永清早以连长身份魂归离恨天矣！
同年5月7日，中执会应蒋介石之请，因教导团改称党军，校长名义不能指挥党军，遂“任命蒋中正为党军司令官”。约略同时，东江肃清后，在汕头组织政治局，特派“许崇智、蒋中正、邵元冲、周恩来及市党部代表一人”为五委员，“监督指挥潮、梅、陆海丰各县行政事宜，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李敖藏第七十九次会议录原件）
1925年6月，党军克复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身兼广州市卫戍司令。他的军权虽更上层楼，但是在孙中山死后的新政权中，他仍在核心之外。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30日中执会第九十一次会议政治委员会临时提出推定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廖仲恺等十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见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并于7月1日将大元帅府正式改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周德伟回忆说：
最可注意者，此时的蒋介石尚未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代帅被绌为外交部长，久不任官的汪精卫反为主席，汉民大愤，因辞职走俄，以后若干年汪、胡成为生死敌人，蒋介石则时而联汪制胡，时而联胡制汪。李著谓胡之走俄系以后之廖案嫌疑，其实非是，志此以待考订。（《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未刊手写本，第95页）
胡汉民涉廖案之说，因误以胡为右派，其实当时胡、汪、蒋都是左派。三人成为右派是后来的事。胡到海参崴后，于赴莫斯科途中，一再写信给“季兄”（汪精卫），盛道俄国同志关心“中国革命事业”，感激“俄同志之招待亲切周至”，赞佩新俄之建设，“唯有欢喜赞叹而已”（见李敖藏胡汉民10月11日致汪精卫函抄本）。从胡于途中频频驰函看来，此时胡汪尚未成为“生死敌人”，不过胡以代理元帅不愿屈就部长，自有可能，借此游历新俄，以广视听。但是周德伟所说，蒋介石在胡汪之间制造矛盾，的确成为事实。
从新成立国民政府的权力分配可知，蒋介石仍与党政无涉，即就军事而言，亦仍在军事部长许崇智之下。1925年为统一军事于7月3日中执会决议：“派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蒋介石名列最后，汪精卫兼军委主席。蒋之策略是先联汪制许，于是许成为蒋之立即“斗争”对象。自汪于孙死后南归，蒋即刻意承欢，尊之为大哥，自称小弟，十分热络，汪亦乐得有蒋之助，信以为此老弟的崇敬为真。蒋遂以整顿军队为名，将军权集中到以汪为主席、蒋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许崇智虽也是委员之一，无论权势均大大地被分割了。
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之后，8月20日的早晨，廖仲恺突然被刺身亡。凶手陈顺当场被抓，幕后嫌犯则为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朱卓文、林直勉、林树巍等人，皆属右派分子。国民党右派谋害廖仲恺的政治动机十分明朗，而廖案的最大得益者，却是当时被称为“左派将军”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于廖案发生后的三人“全权应付时局”小组，即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许因有部下涉案被捕，十分被动，而蒋介石以左派的姿态，又身兼广州卫戍司令，在汪之允许下，最为积极。邵元冲在8月25日的日记便提到“现由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第188页）。然而表面上的雷厉风行，捉拿凶犯，实际上则是雷大雨小。蒋以卫戍司令，于案发当日即全市戒严，特由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市区警戒，并派兵把守市区制高点，居然所有嫌犯，除林直勉一人外，全部逃往香港，而林又因“查无实据”，被驱逐了事。以蒋当日姿态之左，无人会怀疑到他，但事实上却是左倾其表、右倾其实，他不喜欢廖仲恺早见之于就任黄埔校长之前。他若果真涉案刺廖，则由他缉凶，岂非犹同陈其美去追缉刺陶凶犯？蒋即使未直接或间接涉案，包庇之情状，已无法遮掩。更值得注意的是，蒋所考虑的不是什么左倾右倾的思想问题，而是权力的考量，所以他着重的不是嫌犯胡毅生，而是嫌犯的堂兄胡汉民。陈璧君在《自白书》中提到，廖死消息传出，“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工人集队，学生亦由黄埔来，请愿捕胡，全市震动。”陈璧君打电话找蒋介石，“蒋接电话曰：事很糟，君可先将胡君送东山我家，再商办法，我说你们不可太儿戏，蒋曰否否”，但当胡汉民一家到蒋宅，“蒋未几又来电话说，我家仍不妥，游行者亦将来东山，请即偕我家中卫兵，由君亲送胡至军校我住宅，必妥当。”其实蒋在幕后一手操纵，因此邵元冲特别驰书给蒋劝其慎重处事。”（《邵元冲日记》，第191页）
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保护胡汉民。他把胡汉民押解到长洲要塞看管起来，且于9月22日，以“出使苏俄”为名，将胡驱逐出广东。这件事很容易说成是汪精卫想要搞掉胡汉民，然汪是国府主席，位已在胡之上，更何况胡出走后途中不时写信给汪。要搞掉胡的意愿，汪实不如蒋，而蒋显然是散布汪要搞掉胡谣言之人。证据是邵元冲在戴季陶家里听到来自广东的消息，有这样的一段记录：
适芦隐从粤归，为言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邵元冲日记》，第193页）
芦隐姓刘，时为黄埔政治部副主任，他所带来的消息，若非出自蒋介石，尚有谁人？试看刺廖一案，廖死、胡去，汪精卫亦因绌胡而名誉受损，唯有蒋介石独获全胜，利益独占，权位亦随之上升。
廖案又为倒许提供了机会。许崇智一直是压在蒋介石上面的军头，久欲取而代之，许对其旧日上司陈炯明仍有和好共存之意，更遭蒋之忌，乃借许部下有涉廖案之嫌，对许扩大侦查，既指责纵容部下，具有叛国阴谋，更进而散布把持财政、私吞公款之罪，以资罗织。然后密令军校备战，广州戒严，乘机监视许宅与缴粤军第三师之械，并于1925年9月19日驰书许崇智，恶言谴责，迫其下野，甚至骗许，夺其兵柄，只是代管三月，俟“师出长江”后，不仅将部队“还归”，而且要恢复许之令名。函长，只录一段：
呜呼！吾兄内阻革命事业之进行，外联林、刘、杨、熊叛逆，以为歼除革命根本之计，各军为疑，所部为二，空谈革命，口是心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今不唯吾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此则吾兄行为反乎革命之常轨，弟所痛心疾首者也！……
如兄不以不材为不忠，且能反躬以自省，深知既往之非，不感宵小之言，毅然独断，保全名节，则兄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既朗于公，更浃于私。如蒙赞同，当可为兄准备一切，安全登舰，则兄之所部，弟当负责维持，不负兄之初意。否则兄部激变，制止无方，地方纷扰，人民杌陧，是兄不能辞其咎也。（《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五册第七篇，第33页）
同日，蒋已将许之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基鸿、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以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之罪逮捕。当许崇智于20日清晨2时，收到蒋的谴责函时，已形同软禁的笼中鸟。就在同一天，“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准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卸职。当天晚上，蒋介石就派旅长陈铭枢监送许氏登轮赴沪。
许崇智到了上海，向朋友言及此事，犹愤愤不平，连邵元冲都感到“殊可惊诧”，在9月25日的日记中记道：
汝为（许崇智）出示介石致彼之掊击函件，历数其用人不当、财政不清、挠师出发等罪名，促其从速离粤。同时有精卫一函，亦表示赞同介石之主张，而促汝为速行者；又汝为复渠之函稿，对所攻击各点有所解释，而介石再复一函，仍不变初旨，而促其速行，故汝为遂行。其（蒋）态度突兀至是，殊可惊诧。汝为并言：介石有时或受人挑拨，盛气难回，然精卫不为之谅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对友朋之道，言时慨然！（《邵元冲日记》，第198页）
此一“掊击函件”，不见于任何一种蒋介石集，有意隐其恶声，是显而易见的，只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录之于黄埔校史，被李敖发现。许崇智被人整到如此地步，还误将“处心积虑”想作“受人挑拨”。不过，若非汪支持蒋，计必不能得逞。汪并无驱许的必要，只是听从了蒋的要求，汪的确以国府主席及军委主席之尊，于9月18日授蒋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全权处置粤局”，不啻给予倒许的合法性。益知汪当时为蒋之殷勤所迷，以蒋为可以“倾谈”与“亲爱”的老弟，不惜左袒其作为。从事后看，汪显然被蒋利用了。
驱许未久，又来了熊克武及其川军。熊字锦帆，早年参加革命，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军人身份被选为中央委员，可知受孙中山知遇之深。孙准备北伐，熊即率师自贵州欲经湖南入粤，然为赵恒惕所阻。当熊于1925年9月24日抵达广州，孙已逝世半年，但仍受到国民政府要员热烈欢迎。孰料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突于10月3日，将熊及川军将领余际唐、喻培棣、刘棱、熊晓岩、王子骞、吴庶咸等拘留，并送往黄埔，后来囚禁于虎门炮台。10月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提出“熊克武私通敌人、危害政府”案，决议将熊“先解除本会执行委员职务，听候本会审判”。（李敖藏会议录原件）
所谓“私通敌人”，指与陈炯明勾结，所谓“人证俱获”，指有陈炯明手下张织万的供词，以及陈炯明给熊克武的亲笔信云云。但关了二年之后，蒋介石兵力抵达上海，致电李济深释放熊克武等人，说是由于“共产党人诬毁所致”。然而“人证俱获”的昭然罪状，却毫无共党诬毁的痕迹。至少熊本人不以共党诬毁为然，所以后来投了共，以民革中央副主席终。反而蒋介石诬毁老同志的政治动机，倒是十分昭然。熊是具有中央委员头衔的实力派军人，无论党、政、军以及革命背景，都在蒋之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好不容易把许崇智请走，岂肯让熊克武再来插一脚？所以熊等一行，席未暇暖，蒋介石就迫不及待采取行动，诬毁熊等将领，导致已达粤北的川军北撤受损，再因失去领导而全军溃亡，削弱革命军的实力，在所不惜。蒋之得逞，再一次显示国府主席汪精卫犹未察蒋介石的野心，受其怂恿，任其所为。
蒋介石于拘捕川军将领之时，又大举东征，以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欲彻底荡平陈炯明的武力。10月13日下午两点起，开始总攻惠州，14日下午四点半结束，整个攻城作业是俄国顾问加俄国大炮，象征陈炯明一生大业的最后据点——惠州，惠州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破城，就在外国现代大炮下击毁了。10月17日的《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报导说，鲍罗廷于惠州攻下次日，专车抵达石龙，转赴前线视察，蒋介石亲迎之于车站。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得自俄国的帮助，俄国顾问前来培训，并且俄舰运来大批枪炮，早在1924年10月7日，第一艘运械俄舰直抵黄埔，运来“山炮、野炮、长短枪枝、轻重机关枪及各种弹药”。（《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册，第2页）这次蒋介石借赤俄之刀，消灭了“革命老同志”陈炯明，达到了斩草除根的心愿。他并不讳言老毛子的功劳，甚至还要拍马屁，说是“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的效力”，更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苏俄同志愿意指挥我们革命，我们亦愿意受他们的指挥；不但不足为耻，而且同列于世界革命党员的地位。（《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第20页；另参阅《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73页，未删改之原文）不足为耻吗？这种说法已经可耻，更可耻的是，蒋介石说此话实乃言不由衷的权术运用。
陈炯明失败下野后，整个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好像是稳固了，其实第二次东征的捷报大大地稳固了蒋介石个人的权势。而适于此时，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在北京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电请各执委到京视孙中山病，并拟于五个月内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李敖藏第六十四次会议录原件）然于1925年3月5日召开的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胡汉民提议“为自由安全讨论党务起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粤开会，决议通过（见李敖藏原件），汪精卫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于10月31日致函再度肯定广州为中执会以及国民政府所在地，会议须在广州召开，终于1925年12月4日发出231号通告，驳斥北京西山会议派“反革命”言论，强调“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并“决定第二次全国大会会期为明年1月1日”。（见李敖藏原件）
当大会于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时，蒋介石与谭延闿二人具名，继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与宋子文的财政报告之后，做军事报告。毛泽东则以代宣传部长做工作报告，此为蒋、毛同列重要政治会议之始。（见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员名单》原件）
元月6日那天下午，蒋介石以“东征英雄”，“身披斗篷大衣，足登高筒马靴，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在会上做军事报告”（《张国焘回忆录》），极引人注目。报告完毕，由于东征胜利，全场欢呼，起立致敬（见《政治周报》第六、七期合刊本），在此声势下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仅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少一票。汪蒋政军体制俨然形成。此前，蒋尚是一介武夫，党政地位在毛泽东之下，即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亦非七人主席团之列，与权力核心还沾不上边。然而二大之后，蒋氏直线窜升，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抬轿子的大都是左派激烈分子，蒋是以“红色将军”的形象出线的。蒋与汪打得火热，口口声声“汪主席”、“汪党代表”，汪对蒋亦别具青眼，以“练成真正的革命军队”相期许。蒋之左倾言论，亦贏得苏俄顾问的好感，以为出现了革命反帝的军事强人，可以达成统一战线的任务。哪里料得到，强人“逼宫”之势，已迫在眉睫了。
第四节、中山舰浪里乾坤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出了风头，权力大增，但他并不踌躇满志，因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于不做第二人想，一时的成功，更激发他更上层楼的野心与雄心。环顾当时的权力结构，国民党的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正处劣势，而其中人物颇与蒋有私谊，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而国民党的左派，特别是汪精卫，正红得发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蒋可及的党政资历，若要更上层楼，非向汪夺权不可。至于中共，既有组织与人才，又有俄共撑腰，断非蒋能控制。即使在军事上，他只是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以及控制俄援物资的季山嘉，绝无法独断独行。他不满这种“现状”的心态早已显露，俄国人事后回忆，对蒋介石当时“追求独裁，反复无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别深刻。（参阅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66-367页）是以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蒋虽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令人惊奇的仅是，发动得那么快。1926年的3月20日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变”，或称“广州事变”。事变的结果是汪精卫黯然离国，共产党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简单的夺权事件，竟变成错综复杂的历史之谜，除了蒋介石本人故布疑阵外，斯大林的一厢情愿，以及汪精卫的有苦难言，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害得历史学者们拼命猜谜。其实，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们不妨先看看当事人蒋介石于事后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为呈报事。本（3）月18日酉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19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有变乱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唯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五年3月23日。（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0页；另参阅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山舰事件》）
此呈文写于事变后三日，去事未远，可视为第一当事人的最基本史料。我们可以据此展开来看。
呈文指控，李之龙矫命调动中山舰，升火达旦，有变乱之嫌，遂采断然措施。但是李之龙否认矫命（见《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黄埔军校史料》，第355-360页），而且已有档案资料证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办公室主任孔庆睿，于3月18日午后6时半因外洋轮船被劫，遂电请省办事处派舰保护。省办由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的电话，并报告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欧阳钟。欧阳主任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因李之龙代局长外出，由作战科邹毅面允派舰前往黄埔，听候差遣，再由海军局值日官“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李之龙知悉后，即决定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当时10时左右，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谓十二时将有一舰来，作为保护商船之用。翌日早晨军舰出口，海军局邹毅科长要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立即照办，此公函尚存，内称：
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办事处交通股长欧阳钟致函海军局函》原件，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8页）
李之龙的妻子于1926年3月30日提出的报告，今藏南京二档馆，亦谓来人亲口向她说，奉蒋校长命令，有急事须派舰赴黄埔，听候调遣。
由上引档案资料可知，李之龙绝未矫命，调舰程序清楚，而且调舰有因，为了保护商船。所谓擅自调舰意图变乱，便是空穴来风。而且当中山舰于19日上午九时驶抵黄埔后，章臣桐代舰长即赴军校报到，出示李之龙代局长命令，并请示任务，由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的副官黄珍吾代为接见。据黄副官说，他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邓不知调舰事，但请转知舰长候命。
此时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要求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乃以电话请示蒋介石调回中山舰。是以调回中山舰亦事出有因，中山舰既有“候命”的指示，调回自当请准而后行，然而蒋介石却觉得可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研究这一段曲折过程，认为李之龙既未“矫命”，“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9页）杨氏进而指出欧阳钟的背景，曾于1925年5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寻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系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换言之，欧阳钟的“矫命”乃揭示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或用杨氏的话说，乃“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同书，第446页）
但是杨氏没有注意到，调舰的命令初出自蒋介石办公厅的孔庆睿主任。孔主任为了保护商船调舰，有何理由不报告他的顶头上司？事前不禀告，已难以置信；即使事后蒋问起再报告，亦足以释疑。诚然，包括欧阳叔侄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借故生事之事实，诸如散布谣言，图谋“拆散广州的局面”“想促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但是假如蒋介石不因其个人野心，袒护右派分子，一秉公调查，调舰程序与人员一问便明，欧阳钟又何从“矫命”？“把戏”便会揭穿。如果欧阳钟果真“矫命”，难道蒋介石始终蒙在鼓里，否则何以全无痕迹？事实上，蒋介石为了夺权，意识形态并非主要的考虑，所以始终咬定是当权派汪精卫与俄国顾问的阴谋。即使3月18、19日因调舰误会，受谣言影响，蒋介石于3月20日采取断然措施，一个月之后，总该把误会与谣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于4月20日当众宣称此事“太离奇、太复杂了”，竟故弄玄虚，以至于此。其实，所谓“离奇”与“复杂”，不过是坚持左派想干他的阴谋，公然影射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季山嘉合谋，指示李之龙以中山舰劫持蒋介石，送往海参崴。事实上，蒋于是年元月底，曾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并谓：“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33页）可见他自有北上之意图，而竟诬为汪、季之阴谋。
蒋介石有一则日记，颇为有趣：“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但后来又修改原文，自觉不妥，将此段删去。（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7页）更有趣的是，陈立夫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不过故事情节全异。蒋说自己决定去汕头避祸，而陈更直截了当说，汪精卫与俄国顾问通蒋搭船去海参崴，途中经陈劝说，而不是蒋本人“猛思”，才“决定留下来干了”，并自诩为“北伐前历史性的建言”，更画蛇添足地说：“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无第三人知道。”（陈立夫《成败之鉴》，第51、52页）没有第三人知道吗？非也！当时担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的陈肇英就说：
蒋校长即邀余等数人分乘小轿车二辆，专赴庐山丸停泊处。迨车抵长堤东亚酒店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部署反击。（陈肇英《八十自述》，第67页）
又是另一种故事情节。中途折返到底是蒋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陈在途中所做的“历史性建议”呢？还是回到东山后接纳陈肇英的建议呢？言人人殊。不仅此也，连到底是坐车、坐船，还是坐轿子，都是各有其“好”。乱编故事才会发生这种“罗生门”式的情况。显然蒋先有此说，作为其“反击”的借口，而二陈则各自附会、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们所说，汪与季山嘉的阴谋已到逼蒋出走的地步，何以对蒋之“反击”竟全无预防而束手待擒？蒋介石本人后来删去这个“借口”，显然自知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抛弃的鸡毛当令箭呢。
我们再看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宣称。他于事发后四日对第四期学生训话时强调：“（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事发后十日，他于《人民周刊》上发表《3月20日的戒严》一文，又说：“苏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并说东山警戒“有防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深致不安者”；事发后不到一月，于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中再度申说：“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第225-232页）但是他于事过境迁之后的历史定论却是：“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原为共产党徒），前日矫令中山舰由广州直驶黄埔，企图以武力加害于公，阻碍革命进行。旋公发觉逆谋，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逆之龙及潜伏军中之共党分子。又令共党所操纵之省港罢工委员会缴械，并夺回中山舰，事变遂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一卷，第117页）
两相对质，一亲共、一反共，完全矛盾，可知他的说词只代表一时的政治动机，原非真相。比较而言，愈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愈为可靠。不过，他的亲共言论显然不是他的理念，正好说明当时他仍然需要中共，特别是俄共的合作与支援。他的目标是夺取更多的权力，而不是与共产党闹翻。俄国顾问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也不愿与蒋翻脸，遂使蒋计得逞。
总之，蒋指汪谋害他，既不公正，也与史实不符。蒋于事隔半年后犹狡猾地对陈公博说：“汪先生要谋害我，你不知道吗？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血口喷人、咬住不放之余，还要说风凉话，直是“瑞元无赖”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陈公博应该回他，汪先生既可免你的职，甚至杀你，又何必搞什么阴谋，何况那时还在病中，要搞阴谋也非其时。今人若为“后见之明”所误，带着日后蒋汪斗争的有色眼光来看此事，对汪想干蒋的指控不以为疑。事实上，自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到一年后发生中山舰事件，为汪蒋最亲密时期，蒋刻意奉承，汪视为亲信，甚至纵容、包庇，如对付许崇智诸事，一意袒蒋。陈公博于1928年反驳阴魂不散的“汪害蒋论”，十分有力，而且完全符合史实：
一、3月20以前，汪、蒋的亲交，谁也比不上。广东统一，虽是党的力量，但两次东江之役，黄埔之力为多。是时汪欲去蒋，无异自杀。乡愿不为，而谓贤者为之。
二、3月16以后，汪已病不能与，18夜自国府回家以后，即卧床不起。当时广州数经变乱，人才凋零，四方引进贤才之不暇，安有去蒋之理。
三、中山舰吨数不大，海行更难，而且中国海以北遍布北洋军舰，中山舰捕蒋以后而能谓可以直送海参崴，虽妇孺皆知为滑稽之事。
四、3月18下午，当军事委员会会议，汪提出撤换中山舰长李之龙而易以潘文治，后以无人和议，事遂暂搁。当时有会议笔录可查。即谭组安（延闿）亦与议，可以相问。虽无人和议，人皆以为李之龙为蒋之得意门生，李之龙之为中山舰长由蒋保荐，今撤换未得蒋之同意，人遂不敢附和。
五、3月20之后，共产党犹极力拥蒋。4月初旬北京俄使馆犹会议对蒋问题，蒋之顾问士板诺夫（切列潘诺夫Stepanoff）演说：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此事载之张作霖搜出俄使馆之文件（即《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现在上海南京路英国书店Kelly and Walsh可以购买，当与臆造者不同。我绝非在今日犹为共产党说法（话），不过证明汪更无与。
再说，蒋介石于事发之当晚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但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南京二档所藏原文则是：“傍晚，访季新兄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8页）留下一个有力的旁证。
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被害人来见，即使不窘态百出，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无异蒋氏自承，为了“政治势力之恶劣”，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之不讲道义乎？不过仍然使人难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气壮，何以躲避，最后更黯然离国？俄国人既知“三二〇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73页），为什么连平定“半暴动”的意愿都没有？蒋既于呈文中自请从严处分，何不将计就计，对蒋于3月20日擅自全城戒严、大肆捕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以及监视苏俄顾问与国府主席等妄举，做出制裁？蒋固然有军队，但只有第一军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及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与尚未成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对蒋之“反革命”行为不满，提议“严厉反蒋之法”。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看到，“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20页）在此种情况下，汪精卫以国府主席之尊兼军委主席理当联系各军，对蒋做武力制裁。事实上，汪于事变后，在群情激愤下，确有所行动。陈公博记得汪精卫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见《苦笑录》，第37页）据作家茅盾回忆，当时汪曾说：“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副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07页）毛泽东还去找陈延年与季山嘉，主张强硬，认为蒋介石是投机，如果示弱，他就会得寸进尺。（见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制裁蒋介石的“反蒋联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关键在苏俄。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于三二〇事变爆发后，颇感吃惊与不解，最使他们不解的是“左派将军”蒋介石，怎么会做出右派反共反苏的事来？所谓左派、右派，最具体的划分，乃是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时，赞成联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对者则为右派，在俄国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是左派，大为吃惊即在于此。但初步与蒋接触之后，认为蒋之“断然措施”，并非真正的反共反苏，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虚荣心与权力狂在作祟，而蒋于事后，也有此种表示，诸如释放李之龙，逮捕欧阳格、吴铁城等，乃松了一口气。为了继续国共合作与维持反帝统一战线的大方针，决定尽量满足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等。斯即陈公博所指出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即蒋介石所称的“史顾问”，于事变后，仍谓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但是此一对蒋妥协政策，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或布勃诺夫的决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针，他坚持中共尚无力单独完成革命，必须要联合国民党先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参阅Brab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张，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坚持，蒋介石竟成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受惠人。
由于决定对蒋妥协，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当然反对“反蒋同盟”，以为会造成国共破裂的“灾难性后果”。于是让“蒋介石对右派和左派轮番进行打击，从而把愈来愈大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93页）中共方面虽已有人确定蒋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张决裂与反蒋，但是蒋于事后目的已达，展开雷厉风行的反右行动，再加上在第三国际大力影响下，亦只好继续与蒋合作。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变成光棍主席，若不负气出走，岂不要成了蒋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蒋于致张静江函中还要作态说风凉话：
静江先生大鉴：刻阅精卫先生致兄一书，其意不愿复出，殊堪骇惶，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请兄设法力促其出来任事，以安人心，否则弟必请兄出来，即以民国日报通讯。弟中正顿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影印）
还要“共进退”哩！这封信主要还是请他的老搭档出山。汪精卫当然不会让蒋介石任意摆布，在那种情况下，出走倒是上策。汪妻陈璧君更驰函骂蒋，蒋于4月9日复汪书，极尽矫情、狡猾与无赖之能事，不仅将责任推给别人，而且还要口口声声与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说：“革命事业欲期其成，弟固不能离兄，而兄亦不可离弟”，还说：“弟自信与兄无论相隔至如何之久远，精神绝无贰注”，更假惺惺地说：“如有益于党国、有利于贵恙，即刎颈谢罪在所不计。”（长函原文见《自反录》第三卷，第44-49页）汪氏夫妇于4月初已离省赴港，于5月11日乘轮前往法国马赛，形同流放。在香港时，曾作了一首杂诗，很可见其怨愤的心情：
处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责己既已周，责人斯无嫌。
水清无大鱼，此言诚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蝎潜。
哀哉市宽大，徒以便群佥。
烛之以至明，律之以至严。
为善有必达，为恶有必歼。
由来狂与狷，二德常相兼。（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59页）
汪精卫无疑是中山舰事变的最大牺牲者，被蒋介石的野心所牺牲、为俄共的政策所牺牲，还要被蒋介石反咬一口，认为出走是心虚，而有口难辩。然而青史有眼，汪毕竟于此事问心无愧，责己已周，责人无嫌。他终于深刻体会到政治的肮脏，污渚中“蚊蚋”杂聚，还有潜伏在他身边的“蛇蝎”，不幸遭其毒口。他抱怨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向蒋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并为之悲哀。但是他深信是非终必明朗，且以善者必达、恶有必歼自慰。在台北曾任国民党关务署长的周德伟认为“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借以排汪而已”。（《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第112页）汪精卫此次挫败于蒋介石之手以后，永难脱离蒋氏阴影，蒋之飞黄腾达，汪之身败名裂，恐未必善者必达，恶有必歼！抗战以后，汪精卫降日，蒋于1938年12月24日日记竟将“今日通敌图降”与昔日“投共卖友”挂上钩，重申汪“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之谎言。（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第1325-1326页）
总之，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便成为国民党的老大，在俄共“妥协怀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负重”下，接受蒋事先拟好的“党务整理案”，共产党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均退出部长职位，使蒋更大权独揽，俨然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头号人物。不过，蒋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必须要靠苏俄的军援、经援以及中共的协助，故于4月中被选为军委主席后，即向国民党右派开刀，于17日要求取消孙文主义学会，23日免去吴铁城公安局长职务，以及于5月9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国的胡汉民。这些举措，果然贏得苏俄的好感，以为蒋毕竟不是右派，只是个人英雄主义，仍可利用。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虽知蒋有严重缺点，但除蒋之外无人可有力打击右派反革命阴谋。实际上更愿意与蒋合作，接受其条件。至5月12日，蒋介石提出“党务整理办法”，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将参加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国民党参加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任职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以蒋介石为革命重心。（参阅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p. 719）至此，蒋不仅违背孙中山容共政策，而且已形成军事独裁，并向鲍罗廷直言：“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5月16日）鲍罗廷居然一一接受，并以蒋严重打击右派为慰，遂全力支持蒋。大陆学者一般认为俄国顾问与中共方面对蒋之退让，视为“右倾错误”（若见卢晃持《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蒋介石两面策略》，第81页），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并非一时的错误。老毛子想利用蒋介石，竟不知被蒋介石耍了。《中国革命之悲剧》一书的作者艾萨克斯（Harold R. Isaacs），将蒋介石譬作守地狱门的“三首犬”（cerberus），一首向右，实属戴季陶的头，第二首向左，乃蒋戴假面具的头，满口左倾与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间，面向猜忌与野心（见氏著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90），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左派将军”或“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脸谱，绝对是张假面具，只是老毛子被蒙在鼓里而已。斯人之内右外左，早可见之于自俄归国后写给廖仲恺的信，见之于与右派巨子戴季陶、张静江等的不寻常关系。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日记处处可见对汪精卫与季山嘉的怨愤、疑惧和批评，觉得自己在左派设计的阴谋之中，以至于容易被认为“自1926年1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遽尖锐”。（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31页）然而这种急遽尖锐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们一直是把蒋当做反右的左派同志看待的。一些具体的不同意见，原来并不尖锐，如北伐问题并无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问题，而是到不到时机的策略性问题。由于季山嘉觉得北伐尚非其时，尔后有蒋北上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系以及练兵的建议，汪精卫岂有反对之理？蒋本人亦一度甚为赞同，最后却作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参崴阴谋的“事实根据”！最根本的是，档案资料充分显示，无论汪精卫或俄共方面，对蒋绝无阴谋之可言。即以理据而言，俄共于事变之后还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于事前搞掉他？然则，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前三个月日记中所表现的心态，显然是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左派势力当做假想敌，不断而剧烈地自制矛盾，把一些寻常的事刻意扩大与扭曲，把疑虑转化成阴谋，几成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敌人，当做斗争的对象，并作为采取断然军事行动的借口与根据。此一心态实已见诸事变前一日蒋氏的日记：“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7页）是以若认定国民党右派之挑拨和煽动为引发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1924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伥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43页）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34页）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联盟”。设若“反蒋联盟”组成，获得中共与俄国顾问的支持，岂蒋介石及其第一军可敌？如果蒋因“中山舰事变”弄巧成拙而一败涂地，则其政治生命势必就此结束，更无论蒋家王朝之兴，亦云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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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枪杆子出政权
第一节、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身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未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党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一中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中国国民党，更是要加强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党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1926年5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10日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00-201页）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5月间，蒋逼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阳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第17页）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69页）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老毛子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中国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于6月4日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7月1日才下北伐动员令；到7月9日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闿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7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20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入湘援唐，7月10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7月15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 p. 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8月9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230-231页）蒋介石于8月12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嘉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230-231、234-35页；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84页）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8月14召集第七、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座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座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座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举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座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第237页）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入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38页）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在日记中抱怨入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7日），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8月22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27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9月4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9月5日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阳，于9月6日攻克，翌日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9日）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1926年6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才隆重誓师，形同绑鸭子上架。北伐军势若破竹，于二个月之内攻占武汉三镇，可称神速。虽说第四、七、八三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是远远不能与北洋军队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蒋介石以及俄国顾问在内的广州国民政府，迟迟不能决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们不难看出，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二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五卅惨案，所激发的全国性反帝爱国情操，使民族主义弥漫神州，形成风潮，莫之能御。诚如鲍罗廷所说：“我们并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而是别人送上门来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第222页）而此浩浩荡荡的风潮成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军阀恰首当其冲。中国共产党又借此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宣传。北伐军无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声浪中推进的。其二是来自苏俄的援助，无论是人力与物力两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鲍罗廷根本是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师，蒋介石东征北伐都有俄国军事顾问在身边。至于俄援军火枪炮到底有多少，尚无确实数据。但李宗仁记得，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告诉他，“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支，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李宗仁回忆录》第220页）今从俄国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还提供空军，曾用之于江西战场，并做了1927至1928年度的航空预算，美金二百六十万元。（见Wi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P. 781）从此蛛丝马迹，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许多俄制装备，即使有民气可用，北伐亦难有成效。民气与俄援无疑是北伐旗开得胜二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蒋介石抵达京沪后，公开大肆反共清党之余，民气（打倒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与俄援（特别是俄国顾问）竟均在谴责排斥之列，不亦怪哉！
第二节、抗命中央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之后，就战略形势而言，应该趁第七、八、四三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与已接受俄援的冯玉祥部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嘉伦就是倾向这种战略，但是蒋本人早已决定回兵江西。因为他虽是总司令，然而除了直属于他的第一军，其他各军军长都是在他名义下的诸侯，他雅不愿让李宗仁、唐生智等诸侯功成名就。他于李、唐等军逼近武昌时，就在日记中写道：“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9月14日）对于唐生智的“盛气”，尤感“奇辱”。此外，他回兵江西显然着眼于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他的发源地。他后来在南京重建自己的政权，绝非偶然。
江西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五省，原属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统辖范围，犹同联省自治，以“保境安民”为口号，显示此五省百姓不愿被卷入战祸。所以早在1925年底，孙即派人赴粤修好，希望互不侵犯。蒋介石则要孙“顺应革命潮流”，然后可以承认孙为五省总司令。此时北伐军针对吴佩孚，自无与孙启衅之理，实欲各个击破。当1926年6月，北伐军已经入湘，孙仍然拒绝吴佩孚的请援，坚持中立，五省绅商更呼号和平。即使北伐军进入江西省境，孙仍派代表项子和至粤，“称不愿作战，表示诚意”，谭延闿致蒋总司令函提及，“弟等告以我军从来无敌孙之意，取江西系战略需要，非占地盘，得赣可不再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印本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481页）既取之，又说“非占地盘”，谁曰可信？“得赣可不再进”，更不可信，孙传芳自然要出师援赣。事实上，汉口未下时，蒋介石就想提前进取南昌而未果；汉口战局既定，更迫不及待亲自入赣指挥作战。他于9月19日初抵江西萍乡时，即闻程潜率师与城内工人学生里应，一举攻下南昌，大喜过望，跑到萍乡欢迎会上，用浓重的宁波口音发表演说，却不自知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不到数日，就被孙传芳的邓如琢部赶出南昌城。最糟糕的是蒋总司令直属的第一军王柏龄所率第一师全师覆没。王柏龄不是别人，乃蒋之亲信，黄埔军校一开办即任教授部主任，管理训育，此时为第一军代军长，率师入赣，竟大败亏输，仅以身免。王柏龄所部大都是黄埔学生。李宗仁曾说：“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李宗仁回忆录》，第217页）然而从江西战场上看来，连这点朝气都没有了，而且渐趋腐化，自然会不堪一击。
蒋介石于9月20日南昌溃败后，至高安亲自指挥，企图反攻。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改道南下，击溃孙军谢鸿勋部，为北伐军入赣后的首次大胜，随即于10月3日攻占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占领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一带。于是蒋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军，会同第二军与第三军，反攻南昌，并亲自督师清江。10月10日第四军攻克武昌，士气大振，蒋介石更亲至南昌城外，不听参谋长白崇禧的劝告，急图强攻，不顾敌军深沟高垒之坚以及己军背临赣江之危，显然是求胜心切，无奈敌方敢死队趁月黑风高，从城下水闸破关而出，令想攻城的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首当其冲，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握住参谋长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幸而小诸葛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浮桥，残军始得撤至西岸。
蒋介石亲自指挥攻打南昌，又遭此大败，自谓“终夜奔走，未遑宁息”（蒋氏1926年10月11日日记），于13日撤团时更于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1922年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说孙中山一开始是准备“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乃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国。此次在南昌城下大败，他自己也想殉国，当然也会有人阻止他。他最后一次想殉国是1948年，徐蚌战役失败之后，自谓一开始是准备“以身殉国”、“上报总理，下对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职下野”。结果呢，蒋介石虽然“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没死在南京，“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1950年蒋介石《军人魂》讲词）表面上看来，国民党总有那种不争气同志，在紧要关头，总是剥夺了他们伟大领袖万古流芳的机会、总是不让他们伟大领袖去做文天祥。结果呢，他们伟大领袖一个个都“寿终正寝”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国”、“以身殉国”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其实骨子里，伟大领袖根本在演戏，将“殉国”形之于笔墨、托之于言辞，就是要人剥夺他殉国的机会。真要死，谁能阻挡得了呢？这个把戏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湘军被太平军长毛打败后，曾国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投水自杀，哪里死得了呢？其目的除自塑文天祥的虚假形象外，无非想借此激励士气耳。
蒋介石在南昌城下假殉国外，还有一则阵亡的假消息。孙传芳在九江的联军总部参谋处，根据传闻便于10月15日发出通电：
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嘉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晨报》1926年10月17日载《孙军总部捷报》）
其实，蒋介石麾下将士虽死伤惨重，其本人却毫发无损，只是受到惊吓，颜面上更不好看，被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瞧不起。俄国军事顾问塔罗夫（Tairov）于1926年10月30日写给鲍罗廷的密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据我所知，唐生智自与蒋介石在长沙见过面之后，即藐视蒋在军事与政治上的重要性。当蒋目击两个师被击溃后，确实显得不知所措，张皇失措。（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Vol 69, p. 773，另参阅第324页）
唐生智虽没有低估蒋介石的军事能力，但显然小看了他的政治手腕。俄国顾问证实唐确有取总司令一职的野心，但认为唐之“革命性”不够，尚不能称为一革命将军，哪知蒋之“革命”乃虚有其表，一旦反革命起来，俄国顾问只好吃不完兜着走了。蒋介石尚未被揭穿的“假革命”，无疑是俄国人至此仍然支持他的主要原因。
由于江西战场失败的后果，可以威胁湘粤，甚至会导致整个北伐的垮台，所以各方注目。俄国军事顾问嘉伦亲往武汉求援，中共也调动组织，集中力量拆孙传芳的后台。终于张发奎率第四军十二师自武昌东下，李宗仁则率其第七军自赣北南下，连战皆捷。蒋介石虽于10月15日制订了“肃清江西计划”，但肃清的兵力还要靠诸侯，左路由李宗仁与张发奎协同作战，右路由朱培德的第三军负责，中路则由程潜指挥，而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一、二师仅为预备队。俄国军事顾问还调派飞机来助战。
这次反攻显与蒋介石的硬攻战术有异，不急于夺取南昌，而把主力用于歼灭敌军主力，并切断九江至南昌的南浔铁路，以绝后援。11月1日拂晓发动总攻击，次日左路李、张军击败赣北孙军，于3日占领德安。中路程潜部肃清南昌西面敌军，右路朱军兵临南昌外围。11月4日，孙传芳遣师自乐化来援，朱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急命增援，但嘉伦将军认无必要，镇定自若，使他“甚惭自信力薄弱”。（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11月5日）阿基莫娃在《中国大革命见闻》一书中，对蒋介石当时的失态有生动的描述：
蒋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对他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一旦失利，他的整个前程就将成为泡影。蒋介石三番五次地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真正地大发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说要开枪自杀。布留赫尔（Biucher，即嘉伦将军）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第204-205页）
在嘉伦将军的镇定下，阵地不但未乱而且稳定下来。11月5日贺耀组率部攻克九江，孙传芳知败局已定，返回南京。8日进攻南昌孤城，寻即投降，孙军退出城外。9日蒋介石进驻南昌。江西战役获得全胜，虽多赖第七军与第四军的骁勇善战，然而总司令的威信不仅得以挽救，而且加重了他的政治筹码。
江西初胜，蒋介石才命驻守汕头由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进兵福建，孙传芳的主力既在江西被歼，闽浙实甚空虚，但第一军行军仍然迟滞，至1926年年底不战而入福州。至此国民革命北伐军已占有粤、桂、湘、鄂、赣、黔、闽七省，革命根据地亦由珠江之滨，延伸到长江流域，颇似当年太平军北伐的声势。然而不免也像太平天国一样，拥有半壁江山以后，发生剧烈的内斗，而导致国民革命阵营内斗的主角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信蒋之反共反苏，只认为是人事纠纷，依然把他视为“革命将军”，并予以支持。不过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已有戒心，彭泽民早于1926年5月25在中常会上议请汪精卫同志早日销假视事（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549页），各省党部纷纷响应，于右任等更电请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计。（见同书，第575-600页）7月7日蒋就总司令职，左派迎汪更切，显然欲以汪制蒋。蒋表面上欢迎汪回国主持党务，但私底下认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蒋”，并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绝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5日）并怪罪共产党从中捣乱，恨得“切齿”。（见同书1926年8月30日）蒋在内心中不容汪，绝无可疑。蒋虽于10月3日发出迎汪电报，实因俄国军事顾问嘉伦相劝以及形势所逼所致，并非心甘情愿。以蒋而言，权力斗争正来日方长。
国民党中央又于1926年9月，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开会六次，意在统一党的领导权，选出十三人政治委员会，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张静江的代理国府主席，但遭张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战事紧张要胁鲍罗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来之势，已在眉睫。
广州既又成左派重镇，蒋介石乃提出“中央党部移鄂”之议，且于10月22日驰电张静江、谭延闿，力陈“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八册，第105页）最后国民党中央于11月26日决议迁都汉口，主要还是由于张作霖与日本起冲突，迁都已无奉张之虑。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12月2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途经南昌，蒋介石设宴款待，报告北伐情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于6日晚开始庐山会谈，讨论政治、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蒋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国，均表附议，更积极主张迁鄂，且谓待军事稍定，即赴武汉。（见蒋介石复武汉各界团体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0日）但是当鲍罗廷等一行抵达武昌后，有鉴于广州之党部与政府既已停止办公，遂于12月13日决定先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蒋于事后始知，虽于12月20日复电赞成，但心中已大为不快。他原以为可以赴鄂出掌大权，孰知鲍罗廷与那批中央委员并未对自己如此重视，甚至连联席会都插不上脚，乃蓄意有所行动。
当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行北上，于12月31日途经南昌，被蒋介石留下，并于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会后通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以利政治与军事的配合。同时决议将于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再定迁移问题，又拟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等。至此蒋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挑战，以争夺“执行最高职权”。武汉方面此时正因占领英租界进行外交交涉，恐影响大局，乃由宋庆龄等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情势，嘱蒋“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迁都）决议，坐失时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第375页），并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不得已于1月12日偕嘉伦将军、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催促迁鄂，然而蒋仍执意迁赣。鲍罗廷刻意讽劝，蒋竟视为侮辱，已存决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1月18日返回南昌。二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以中央名义命令取消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成公开对抗之局。鄂方发动舆论压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军费，诚如蒋之军需处长徐桴于1月31日电文中所说：“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所以当宋于2月4日亲赴南昌斡旋，不到几天南昌方面就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昌，至于中央全会则俟东南底定后再开。鄂赣虽未真正分裂，然不过是推迟了决裂的时日，终不免后来的宁汉分裂。
宋子文“说服”蒋介石之后，于2月9日自赣电鄂，谓谭延闿等数日内可莅鄂，但迟迟未见驾临。此时更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鄂方终于领教了“瑞元无赖”的专制与跋扈，遂由徐谦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拟“从事党权集中”，即想把枪杆子控制在党权之下，形成一种恢复党权运动。此一运动针对蒋不言可喻，如孙科所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陈公博《苦笑录》，第73页）但是恢复党权运动虽轰轰烈烈，如2月24日武汉有一万五千人集会，却一直没有公开指名抨击蒋介石，一方面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则是盼望“浪子回头”！虽如此，蒋介石在南昌已公然反唇相讥，声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蒋之演讲载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他已把革命作为权力的代名词了。但是此时他的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只能动口，还不敢动手，表面上仍表拥护武汉中央，呼吁团结，只要求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延至3月7日召开，当然获得中央的同意。
然而当南昌方面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于3月7日前到达武汉开会，蒋介石却未来，借故与朱培德去阅兵，须至3月12日才能来开会，并扬言他们如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陈果夫的一生》第107页）他把准时举行竟说成提前举行，何况3月7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他的蛮横，原想测验一下自己一身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到会人数既足，自无再延的必要，还有不少人讨厌蒋之独裁作风，更不愿为他延期，与会的吴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话虽如此，会中当然有帮蒋说话之人，造成紧张气氛，遂以3月7日为预备会。二届三中全会到3月10日正式开幕，17日结束，仍不见蒋介石出席。全会肯定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恢复并提高党权、坚持革命路线与政策、否定非法选举、改选中央常务委员以及各部会委员。蒋介石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绝非他所期望的独霸地位。新的国民政府虽于3月20日在武昌宣誓成立，似乎是功德圆满，但蒋介石已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李宗仁已注意到，蒋介石在南昌建立总司令部之后，新客极多，最瞩目的有黄郛、张群。（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84页）这些新客原与革命无关，之所以成为总司令座上的新客，并以张群为其驻沪代表，乃是私人关系。黄郛字膺白，浙江人，迭任北洋政府要职，且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在革命党讲来，应是北洋官僚、军阀走狗，但与蒋不仅是同乡而且拜过把子，照样引为亲信，“设宴款待，欢然道故。”（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67页）张群则与蒋有同学关系，虽与北伐无涉，即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上海商会主席虞洽卿以及帮派头目黄金荣亦到南昌，表示支持。（见Wilbu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 84-85）陈布雷亦于此时到南昌见蒋，成为蒋之文胆。其实于北伐之前，蒋已在广州接待过商界要角王晓籁等人。凡此已见蒋正大肆建立私人的班子。同时还到上海、奉化召引亲戚或同乡，供侍卫、参谋、秘书等职，有如皇帝身边的太监群。黄埔学生此时亦竞相奔走校长之门，蒋也不客气把他们当自己的鹰犬差遣，当然学生中的CP（共党）分子，他是绝对当敌人看待的。（参阅苏文钦《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第239-240页）帮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更指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编制非常庞大。（姜辅成《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蒋介石到南昌后，已决心组织自己的权力中心，诚如孙科所说，“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党与政府等于虚设”，指蒋在南昌所为，“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决议案》）蒋介石想要把党政军一手抓的图谋，已昭然若揭。有趣的是，早在1925年12月24日，蒋于日记中自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第42页）他显然没有“惩之”，兵至南昌，别开新府，抗命中央，已经实同军阀矣。
第三节、喊着革命反革命
国民党的二大三中全会在蒋介石拒不出席的情况下，没能真正解决问题，强调“恢复党权”，欲以党来控制枪杆子也徒托空言。不过至少暂时掩遮了波涛汹涌的政潮，以及蒋总司令悍然抗命的威胁，军事行动得以继续进行，然而随着军事的发展，蒋介石权势的上升，政潮与威胁反而与日俱增。
国民革命军继续军事行动，兵分三路，西路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夹击河南，中路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李宗仁率江左军，程潜率江右军，沿长江而下，进掠南京、安庆等地。东路白崇禧于2月10日即已占领杭州，等待何应钦自福建北上的纵队，会师后向淞沪挺进，于3月20日入据上海附近的龙华。稍后于3月23日，程潜江右军占领南京，由于革命军之反帝，英美帝国主义于翌日炮轰南京城以示威，死伤约千余人。李宗仁江左军于3月中已达安庆，守军陈调元“附义”，不血刃而定安徽，北洋长江舰队亦于3月23日“起义”，北洋军队遂退守徐州一线，至此长江中下游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夺取长江下游如此神速，鲜遭抵抗，固然由于革命风潮澎湃、民心归向，令敌无斗志。然而同时还有别的奧秘。据于此时访问南昌的俄国汉学家卡沙宁（Marc Kasanin）探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攻势之前，已用威迫利诱手法，逐步贏得京、沪归顺，因其十分渴望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结合，然后与革命分道扬镳。（见氏著China in the Twenties, p. 196）
蒋介石此时已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勾结妥协，但绝不肯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他已决心抗争到底。他于3月16日临行之前下令解散南昌市国民党党部，直接向“恢复党权”的诉愿挑战，同时又解散南昌学联以及查封《贯彻日报》。17日抵达九江，枪毙市党部与工会负责同志四人，又于23日捣毁设在安庆的省党部与总工会。
蒋介石以枪杆子对付党的行径，武汉中央颇为震惊。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愤然说：“（蒋）现在愈闹愈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但是武汉中央政府犹如遥控脱缰之马，难以着力。而蒋介石又玩弄两面手法，骨子里一意孤行，表面上服从中央，如3月30日还发电请示军事外交方针，以至于连鲍罗廷尚欲“爱惜蒋同志”，帮助他不受反革命包围。（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当然武汉中央也想到过解除蒋介石的兵柄，不仅仅是鲍罗廷与中共党人，国民党中重要人物如谭延闿、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张发奎等人曾经一再劝说战功甚高的李宗仁，取而代之。（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89页）但李宗仁以洪杨同室操戈为鉴，不肯答应。3月下旬武汉中央还草拟了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国府代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子上，交给在南京的程潜执行，但程潜虽然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但不愿因执行密令而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却没有想到程潜离宁以后，他委托卫戍南京的杨杰与贺耀组竟倒向蒋介石，蒋遂下令调程之二、六两军北上，使整个南京城完全在蒋控制之下，卒令沪杭甬尽成蒋氏天下。（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26-527页；另参阅Wu T'ien-wei, Chiang Kai-shek's April 12 Coup of 1927 p. 154）
蒋介石于3月26日自安庆抵达上海，了解到中共与工会的实力，颇感惊异与不安。缘自3月21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兵临上海城郊，因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内总工会组织第三次大罢工，发动五十万人，终于克复上海。周恩来与顾顺章指挥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约有二千七百余名。蒋抵沪后，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买办、帮会、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与支持，实力亦属不小，何况还有包括桂系在内的武力后盾。3月28日吴稚晖就提出“请查办共产党”呈文，拟断然结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
吴稚晖是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贯以插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自中山舰事件以后，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镖帮腔，此时在沪倡议清党既是奉命办事，也是善体君意。蒋介石蓄意清党已久，到上海后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党分共牵涉到国民党根本政策的改变，不仅兹事体大，而且影响到整个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说因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就在此紧要关头，国府主席汪精卫返抵国门。汪氏不是悄然返国，而是在国民党同志们千呼万唤始归来，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切望汪能复职扭转乾坤。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心中或私下不愿汪回（见陈公博《苦笑录》），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电恳请，甚至要派张静江、李石曾到法国去迎驾，说是“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甚至假仁假义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15页）汪精卫终于绕道俄国，自海参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1927年4月1日愚人节。汪氏回国后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蒋介石亲往码头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谈。蒋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党反共赶走鲍罗廷，采取断然措施。这当然也是蒋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条件。但是汪精卫是国府主席，虽称病出国，主席一职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会继续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不能跟在一个总司令后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变，否则何异吴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汉党中央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变政策，亦应从长计议，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来决定，诚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时所说，联俄容共政策，“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卫全集》，第184页）汪之不能应蒋之求，留沪清党，是必然的。
蒋介石及其清党的附和者显然在汪面前，力数共产党的阴谋，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以及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这种指控如果属实，当然有违当初国共合作的原则、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于是汪在上海两次往访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欲探明真相。陈力言绝无此事，亲笔作书，并表之于《汪陈联合声明》之中，以昭公信。阴谋既系谣言，则蒋介石用武力清党的主张便无着落，汪自无不维护联共政策之理，故汪陈于联合声明中说：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载《时事新报》1927年4月5日）
如果胸怀善意，面对此公开的宣言，自应尽量祛除误解，再谋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孰料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吴稚晖立即无理取闹，破口大骂，甚至讥嘲陈是中共的总书记，而汪之国府主席恐怕有名无实，暴露出吴氏有恃无恐，甘愿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足见蒋等清党，纯粹为了反共而清党、为了巩固一己的权力而清党，其他种种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已至此，汪精卫留沪若不顺从蒋之意志，势必纠缠不清，理性解决问题唯有回武汉中央处理。汪于行前致书蒋之亲信张静江，明言赴汉之必要，若谓：
党事至此，以铭之愚，唯有提议开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汪精卫1927年4月5日致张静江书）
翌晨，汪即乘船溯江而上，于10日舟抵汉口，复职后成为国民党中央与国府的最高领导人，并立即与谭延闿、孙科等协商到南京去开四中全会，以求解决问题，又于13日，抵汉口后的第三天，驰电蒋介石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哪里知道蒋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血腥镇压，史称四一二事件。蒋显因汪离沪赴汉而老羞成怒，悍然单干，以示决裂，他虽身为中常委，既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也没有把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放在眼里，更无参与四中全会和平解决纠纷的诚意。
4月11日晚，蒋介石命投诚的军阀周凤岐派兵严守闸北，当晚杜月笙将总工会会长汪寿华骗到家里尔后杀之。翌日清晨5时20分，黑社会控制的中华共进会开始向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攻击，直到上午10时，三百五十名纠察队被缴械。在浦东的纠察队抵抗最烈，死伤也多。同日下午，群众集会市体育场抗议攻击工人，南市聚集了五十万人，海员工会宣布罢工。但是上海的商会却通电庆贺镇压，并歌颂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流氓头子，摧毁了总工会与纠察队，更希望其他各地效法上海，杀尽共产党。（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528页）在租界内的外国势力也颇合作，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千余人，交给蒋介石。然而上海工人仍不知蒋是幕后的黑手，当日还致电南京蒋总司令，电文曰：
蒋总司令勋鉴：本月12日晨4时，本埠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被白总指挥命令二十六军派遣大队悉数迫缴，各处均死伤多人。查上海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数年来与帝国主义者暨军阀不绝的奋斗，最近又不惜重大牺牲，数次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其功绩灼然可见。其有今日之地位，实以无量数之热血、头颅换来。是以钧座奖赐旌旗，题曰“共同奋斗”。上海收复以来，协同军警维持秩序，毫无轨外行动。彼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虽百计挑拨，造谣中伤，卒无间隙可乘入。万不料同隶青天白日旗下者，乃有横肆摧残之举，先总理出生入死，从事革命者，全在解放被压迫民族，而临终遗嘱，无念念不忘于唤起民众。钧座为总理忠实之信徒，对此有组织、有纪律、富有牺牲革命精神、着有伟大功绩之工人群众，方保护奖励之不暇，绝无横施摧残之意，伏祈迅赐严命，彻底查究，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庶不致愧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并有自解于普天下之民众，且免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破裂，而为帝国主义所求。党国前途！实利赖之。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引自司马璐《中共党史及文献选粹》第五部，第28页）
蒋迟至4月底5月初，仍公开地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甚至曾于4月6日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给总工会。（见上海《申报》1927年3月29日、4月6日）我们只有说，工人群众太不够警觉，竟不知蒋介石早已于4月11日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并镇压群众运动。要他来“彻底查究”，何异与虎谋皮？不尽此也，4月13日，工人群众更天真地去周凤岐的司令部请愿，但请愿队伍到宝山路时，即遭机枪扫射，时降大雨，血与雨水齐流。同时南市游行工人也遭射击。此日约六十六人被杀，三百一十六人受伤。闸北名流七人当天驰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谴责屠杀市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521-522页）蔡、吴、李早已附从清党，只有心里窃笑而已（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3月3日在沪举行清党前会议，到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张人杰、古应芬、李石曾，蔡为主席，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38页），直至4月15日，死了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逃亡与失踪者五千余人。总工会在淫威下屈服，取消罢工，唯有向武汉中央报告蒋介石罪行。蒋于四一二发动之后，二个月内，声言对共产党须用“决绝手段”，大举捕杀，上海尤成为恐怖世界，主其事者杨虎、陈群被称为“狼虎成群”。屠杀又从上海扩及蒋介石控制下的其他城市。至1927年9月27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南京召开时，仍然要求各地党部继续“（一）厉行清党（二）重新登记”。（见记录原件，第6页）陈独秀的儿子延年固然被捕杀，李宗仁表弟李珍凤也被捕杀。据当时《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记者斯诺（Edgar Snow）估计，被杀害的左倾分子在五千人以上。（见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p. 157）后来中共说，蒋介石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血，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笔血债。然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却说：“用道德名义解释不足以答复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81页）
但此举使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大为震惊，4月13日下午政治委员会开会后，即致电蒋介石责问：
现本党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革命，在党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5日国民党中常会又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最后一致决议：“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1927年4月19日出版）但是蒋介石羽毛已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21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35-536页）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有其具体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记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181），所以1927年4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乱，蒋介石讨赤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党》），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赤军，而蒋正是北伐赤军的总司令。赤军总司令成为讨赤元勋，岂不是革命的最大讽刺？还不足以被称为“反革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上海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革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引为内助，则与革命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矢，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上海帮会流氓分子原与共产党也有关系，所以汪寿华才会上当。但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与黄金荣且有师徒之谊。蒋又用六十万元收买流氓，到各地去打总工会。（参阅1927年4月1日《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组织会议》）蒋甚至许诺张啸林、杜月笙为江苏水上警察厅正副厅长。（见1927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海流氓势力既然反共清党有功，自然成为蒋介石的党国新贵、地方政要，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也就不希奇了。（参阅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第212-225页）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上海流氓，由于国民党的提携而登上大雅之堂，颇不以为然。
第四节、下野为晋身之本
宁汉分裂，蒋介石无疑是“罪魁祸首”，因实由其一手主导，双方剑拔弩张，大有短兵相接之势，幸北洋军阀未除，孙传芳残部与直鲁军主力犹在，意图卷土重来，若宁汉阋墙火并，势必同归于尽。于是双方因情势所逼，各自北伐，同仇敌忾，将内斗暂时搁置。宁方北伐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于1927年5月向陇海路挺进，连战皆捷，6月2日克复徐州。约略同时，武汉北伐之师由唐生智、张发奎指挥，亦抵达陇海一线，进驻郑州。冯玉祥则由潼关攻占洛阳，逼迫奉军北撤，促使山西阎锡山响应。此情此势，原可齐心协力，直捣燕京，卒因宁汉分裂“党”痛未消，各自为政，难以一致，最后各自班师。
武汉方面最初由于蒋之反共而联共，然而由于共产党组织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尤其过左的路线，制造了不少内部矛盾，国共间的利益冲突，亦在所难免，而适于此时，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土地革命，欲动员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筹建红色武力。共产国际代表罗易（Roy）并将决议副本送交汪精卫主席，使汪感到共方有违1923年孙越宣言，何况共党更有取而代之之意，遂决定分共，解除鲍罗廷职务，且于6月6日率团北上，与冯玉祥会晤于郑州，商议分共反蒋事宜后，再班师回汉，南下防共，以及部署东征，可见武汉国府于分共之后，仍要以武力制裁南京伪府，声讨叛徒蒋介石的。
然而蒋介石却釜底抽薪，于6月17日面晤冯玉祥于徐州，盛宴款待，结为金兰，并大加利诱，于6月21日上午十时打电话给冯玉祥，“请派兵直捣武汉”，为冯所拒。（见《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337页）冯力主宁汉调停，并电武汉促使宁汉合流（见《致武汉汪谭等电》1927年6月21日），以完成北伐大业。冯玉祥的态度至少也不助武汉东征，多少于蒋有利，而蒋仍欲回师西攻，解决武汉，只因李宗仁反对，坚持北伐而作罢。（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315页）不过宁方虽不西攻，汉方仍欲东征，虽因分共延误，精锐确实已向下游移动，蒋介石遂召回李、白鲁南之师。直鲁军乃乘机南扑，于7月24日攻陷徐州重镇，南京震动，蒋介石乃亲自出马指挥，反攻徐州，并于出发前的纪念周上，声称不打下徐州不回南京。25日专程北上，亲率五军两师，会同白崇禧部，与直鲁军战于淮河、徐蚌之间。蒋以统帅亲至前线，竟被敌人诱之深入以至中伏，使全线溃败，敌军乘胜追击，大败亏输，狼狈不堪，于8月6日仓皇返宁。如此惨败，羞愤可知，更何况誓言在耳，实难以下台，竟枪杀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以泄愤遮羞。
蒋介石原想一举夺回徐州，奸灭孙传芳残部，然后解决武汉。不意徐州未得，却败北如是，幸白崇禧压阵有方、指挥若定，得免全军复没，然敌炮已临浦口、隔江可闻，颜面何存？而武汉东征之师已沿江而下，步步进逼，可谓左右受敌、内外交攻，实非引退不足以藏败绩之耻、非下野不足以消武汉之怒。武汉国府主席汪精卫早于7月23日便公开宣称蒋介石“是党国唯一的敌人、是国民革命军唯一的敌人、是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汪撰《中国国民党告国民革命将士书》，载《民国日报》）武汉既已分共，倒蒋非因其反共，乃因其违纪，此亦蒋自知在兵败之余，非下台不可的原因。
蒋介石自徐州败归之时，即告李宗仁其下台已不可免，并以军事相托，故引退绝非猝然。《辞职宣言》由陈布雷起草，到8月13日于蒋离宁后才见诸报端，其间二个月，尚须做复出的准备工作以及修改文稿等等。这篇宣言无疑经过陈布雷精心包装过，我们必须拆开来看，以见真相。蒋介石首先说：
中正自熏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呈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第52页，另参阅《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他必须下台，即因自南昌以来，以个人之“主观”、“感情”、“利害”，抗命党中央，甚至别立中央。武汉中央呼吁“恢复党权”，即针对他而来。他原想以武力解决武汉党中央，无奈兵败，两面受敌，只好引退以解困，而竟以“认党高于一切”为说词，显然欲以“黑白讲”来混淆视听。至于他于宣言中护党的振振之词，从他日后一再“铲除”异己视之，直把个人的权力基础与“吾党基础”画等号，以责成党员为他个人效忠，已藏其机。
他于8月14日在上海发布的《辞职宣言》中又说：“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也……今既咎戾集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同上，第52、57页）此话才透露一点天机，已不是假设性的要他退。
李宗仁于蒋下野后赴庐山与汉方会晤，始知唐生智乃欲挥师下芜湖，实如吴稚晖所说：“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62页）即因蒋之“歇一歇”，汉方才肯派孙科与谭延闿为代表与李宗仁返宁议和，益知蒋在当时情况下，是非下台不可的。李亦因而体会到蒋下野这着棋下得高明，因一下野即失武汉东征的借口（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325-327页），至少可为缓兵之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还提到，蒋故意散布桂系“逼宫”的谣言，后来无论正史野史竟多以此谣言之成理而信之。李曾要蒋辟谣，蒋笑而不予理会，李怀疑蒋借此打击桂系。（见《李宗仁回忆录》，第320-321页）其实“逼宫”之流言，无非想把蒋说成是一“受害者”，而混淆了他下野的真正原因。
接着蒋介石又在宣言中说：
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第53页）
由此可见，他于下野前夕，已想改写历史。他说“非敢贪天之功”，实把“克奏斯绩”之战功，归之于己。其实湘、鄂之战，战功属李宗仁、唐生智，底定江南的首功是白崇禧，蒋仅具总司令之名，并无直接关系，而他亲自指挥的南昌之战与徐州一役，却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最惨败的两次。他之下台亦即因徐州丧师的后遗症，竟以“克奏斯绩”来掩饰。此时武汉已分共，他仍以反共来转移视听。他痛骂鲍罗廷，但若非鲍助孙中山改组、若无俄援，广州革命根据地何从建立？北伐何从开始？若非中共大搞群众运动，何能四处响应，不数月而达京沪？他为了掩盖“兔死狗烹”之事实，竟反咬共产党一口，予其清党以合理化，并以“打倒中正”与“打倒国民革命”混为一谈，且故意颠倒“打倒中正”之因果关系。至于其“个人独裁之倾向”，在当时即未彰著，亦为其后来行事所证实，还不止是“倾向”而已，日益见诸具体行动矣。
他最后要求“武汉同志克期连袂迁移来宁，共同集合于南京，而谋党国大政之进行”（同上，第56页），则不得不承认武汉中央为正统，由汉迁宁，其自立之南京政府自须撤销后并入。他于发表此一宣言之后，又于8月19日发电辞总司令职权。但他并非真正归隐乡里，实继续在幕后策动，并于离宁前即已安排亲信姚琮的警卫师与孙星环的宪兵团，驻守南京城，以及密令何应钦掌握其嫡系部队，其伺机再起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既欲再起，时局不能搞得太糜烂，否则复巢之下无完卵。李宗仁终于8月底9月初贏得栖霞龙潭之役，击溃孙传芳意图南渡之师。但龙潭之战是险胜。若失败，南京固不守，整个江南亦难保，就可到全局溃败的地步。李宗仁指出，紧要关头偶然发现何应钦想收兵保存实力，幸及时制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335-336页）何若无蒋命，何能出此？但同时蒋亦雅不欲时局太稳定，让汪精卫迁都成功，统一党权，否则将扼杀再出之身价。总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借下野以金蝉脱壳，然后见机效“哪吒闹海”，于政潮迭起中脱颖而出，造成“斯人不出奈天下何”的局面，以达到集大权于一身的目标。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即于1927年8月16日电告汪精卫，请将武汉中央政府尽快迁往南京，汪于翌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宣称：
迁都南京是中央4月初旬就决定了的议案，何况现在南京政府已经无人负责。据今天所收的报告，也说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事实上已不存在，那么我们应决定到南京去的方式。（见该次会议速记录）
遂复电李宗仁，决定迁宁。于此可见双方议定迁都南京，表明南京方面自立的中央已经撤销，以武汉中央为唯一的国民党中央，亦为宁汉由分裂而合流的主要前提。汪乃于9月5日率领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中央委员，乘舰抵达南京。汪一到就力述，要宁汉合作、党内统一，必须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承续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亦借此显明武汉中央的正统与合法。但汪到之后，发现宁方中央委员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已经避居上海，很可能受蒋之嗾使，不与汪合作筹开四中全会。汪为了表现合作精神，派谭延闿、孙科两人赴沪沟通，但为胡等所拒。汪遂偕谭、孙以及朱培德、李宗仁、李烈钧、程潜、于右任等要员连袂去上海劝驾。不意不仅胡汉民等不愿合作，而且聚集上海的极右西山会议派老国民党也来搅局。盖因蒋介石于四一二上海屠共之后，即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党籍，密谈统一党务，早已合流。故沪宁沆瀣一气，刻意在法统问题上大做文章，抵制汪坚持召开的四中全会。如张静江竟声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前所召开之三中全会乃联共会议，也属非法，故根本没有召开四中之资格，而主张重新召开三中，以衔接二届二中。且不论有违宁汉合作之前提，若以联共为非法，则孙中山联俄容共之一届即应否认，根本要重起炉灶。以张与蒋之亲密关系，此横蛮刁难之语显由蒋之授意。更可注意者，后来蒋再出夺权成功，径自召开四中全会，就不管合法不合法了。更可见张之目的，就在捣蛋，使话谈不下去，无从沟通。
国民党各方人马再于9月11日聚会，汪精卫再度提出四中全会召开之必要，然续遭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反对，西山会议派分子更在旁鼓噪。在此情况下，原在武汉中央的孙科提出折衷办法，由沪、宁、汉三方筹组中央特别委员会，暂时行使中央职权，以筹备召开三大，得到大部分人赞同（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原件），汪孤掌难鸣，只好默认，但心中极不以为然，为了不使谈判决裂，仅表示消极，遂于13日夜离开上海，前往九江，通电引退。汪之坚持召开四中全会，自有其原则立场，自谓：“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也。”（汪精卫《复法总支部函》）李云汉以此指责“汪兆铭反复”（见氏著《从容共到清党》，第772页），殊失公正。特委会虽于9月15日正式在南京成立，汪亦被选为国府常委之一，但由于汪之消极引退，所谓合流，全无实质意义，必为野居奉化坟庄的蒋介石所窃笑自喜！
武汉政府迁宁之后，两湖便在军事强人唐生智控制之下。唐原反对合流，欲东下夺权，自有其个人野心，乃怂恿汪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与特委会相抗。唐更公开宣布反对特委会，广州张发奎通电支持，国民党遂又成对峙之势。南京特委会遂派孙科、伍朝枢、居正等上庐山晤汪，在同意于11月1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前提下，获致恢复中央之协议，可见汪所争主要仅此一端。然而10月20日南京特委会突下令讨伐唐生智，引发战争，四中全会又因故流产，汪愤然取道回粤，反对南京特委会，准备在粤筹开四中全会。约当此时，蒋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沪，于11月10日电汪，赞同召开四中全会，并请汪赴沪晤商，并参与预备会。二个多月前，蒋初下野，犹拒见汪。汪鉴此善意，遂于11月15日偕李济深在广州启程，经港赴沪。不意又发生变故，广州于16日晚上发生事变，张发奎与黄琪翔以武力驱逐代理李济深主持粤政的黄绍竑。因而汪于18日抵沪时，即遭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妄加攻讦，令汪百口莫辩。吴稚晖更于12月5日联合张静江等，提案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又是吴稚晖、张静江在耍把戏，能不怀疑幕后的“黑手”？在此处境下，汪乃顺水推舟，促请蒋介石复职而个人引退（阅《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79页），冀求稍缓攻击。然12月11日又发生广州暴动，共产党起事，组织公社，吴稚晖等再借此变本加厉指责汪精卫，妄指其“酿成此次之巨变”。汪虽辩解，但南京国府仍于16日决议讨伐张、黄之外，并通缉汪、陈、顾三人。事情既已发展到此一地步，汪精卫不得不于当晚偕秘书曾仲鸣，怀着郁愤心情，再度登轮赴法。我们不能不怀疑，蒋介石串通特委会分子，引汪离粤，俟汪抵沪后，借故攻击，不遗余力，不容置辩，使其无法立足而被驱出国门。汪精卫此次离国，与上次因中山舰事变出国，虽属“异曲”，但对蒋介石而言，却是“同工”。
汪出国门后，特委会却于12月28日自告结束，该会除了令各地各级党部，厉行清党，重新登记党员外（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1927年9月27日，第6页），好像是特别与汪过不去而设立的。在中枢空虚的情况下，蒋介石复出的时机已经成熟。1928年年初，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2月2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汪坚持而做不到的，蒋于一退一进之余做成功了，攫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一时之间身边没有了汪精卫的阴影、没有了共产党的阴影，也没有唐生智的阴影。在大权几乎独揽之下，四中全会任命他为中执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军委主席，进而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削减派系力量，基本上已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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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内斗内行
第一节、蒋宋政治婚姻
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追忆，信誓旦旦爱她的蒋介石如何在江西九江与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在江轮上做了二十四小时会谈之后，向她摊牌：
孔夫人就径自返回汉口。介石回家后，将经过情形一五一十告诉我，他说：“我从未将我的任何秘密隐瞒于你，当然现在也不会，尤其如今我需要你的协助。孔夫人告诉我：‘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你要让共产党人按照他们共党的奸诈阴谋把你扫地出门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权力，交给嘉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足以推动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制定国家宪法的重责大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矣。他们所汲汲营求的，无非一己的私利私益，并非你的目的。你当知这些都是真话。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做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恿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所需要的军火，俾得继续北伐。我们拥有所有的关系和门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再从汉口获得任何经费或支援。而作为交换条件，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龄，也要答应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担任阁揆，我弟弟子文做你的财政部长。’”
介石看着我说：“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狠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
“你要我做什么呢？”我问。
“避开五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第344-345 页）
陈洁如作为一个女人，这应是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时刻，不太会有记忆上的错误，更不会说谎，但仍难免高度的天真、一厢情愿，认为蒋介石所说的都是肺腑真言，没有感觉到夫君早已移情别恋，于是恨宋氏姐妹夺夫，远甚于怨自己丈夫的薄情。她忘了早先在广州时，蒋介石一再要她讨好孙家与宋家的人，忘了孔夫人请吃饭，蒋介石是如何地紧张与兴奋，忘了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回信是怎样地欢喜溢于言表，更忘了蒋介石叮咛她的话：“我要把孙、宋、蒋三家紧密的连接起来，要愈来愈紧密。”（见《陈洁如回忆录》下册，第267-268页）娶了宋美龄，蒋介石立即成为孙中山的姻亲，宋庆龄的妹夫，在武汉掌管财政的宋子文，就是小舅子。孙、宋、蒋三家关系不是马上就紧密起来了吗？蒋介石会不梦寐以求吗？尚需宋蔼龄以此作为条件来强迫他接受吗？陈洁如一脑袋想着宋美龄对她丈夫有情，竟忽略了自己丈夫“使君有意”！
再看当时的情况。蒋介石在南昌抗命中央，所谓“明日之星”，尚是一个未知数，而目前的燃眉之急则是因其抗命，武汉中央政府的财神爷宋子文扣押他的军火与军饷。如果不把宋家拉过来，根本无法与武汉抗衡，更不要说谋取长江下游的意图，以遂自己的野心了。是以蒋有求于宋，远过于宋有求于蒋。蒋介石说宋蔼龄“开出很凶狠的交换条件”，但我们仔细看看这些条件，宋家“怂恿宋子文脱离汉口政府”、号召上海资本家捐款、替他买军火、把妹妹美龄嫁给他，只换得孔祥熙当阁揆、宋子文当财政部长两张空头支票，且不论宋子文当时已经是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竟会看上尚未成立的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蔼龄把黄金与美人都送上门来，以换取蒋介石的两张空头支票，天下哪有这般美事？更何况宋蔼龄是一有名的精明妇人，蒋介石还说这些条件“凶狠”，显系谎言。他向陈洁如转述宋蔼龄的话，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为了个人的权位与野心，他极力追求宋美龄，无情地要陈洁如“避开”。最有趣的是，他对陈洁如说：“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他自己的“牺牲”在哪里呢？
史学家唐德刚在《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长序中指出，从“转型期”历史观来看，受新式教育的知青，为了时髦、为了“革命”，抛弃发妻，移情别恋，乃司空见惯，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剧。他说：
试从国父开始，党国要人受新式教育而没有丢掉旧式老婆者究有几人？就以整批的庚款留学生来说吧，能够把乡间的小脚老婆，带到大都市来，共同生活者，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一人而已。那些满口大话，济弱救贫的文人如鲁迅、如郭沫若、如郁达夫、如陈独秀……无一而非弃老妻如敝屣的绝情男人。他们搞婚姻革命的公式，大半是弃旧妻于乡下，再找个识字的大脚姑娘，结新欢于都市。蒋公早年弃毛氏于奉化，娶陈氏于上海。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倒霉的是女人。革命的男人，也不足深责。时代如此嘛！世上有几个胡适，能超凡脱俗呢？
蒋介石见到风华绝代、家世显赫的宋美龄，再弃陈氏于南昌，又娶宋氏于上海，似亦为当时的风气，无可厚非，但问题不只是东方式的移情别恋或西方式的离婚结婚。蒋介石所取的行径先是不顾文证人证悍然否认与陈洁如原有婚约，不承认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接着胁迫她出国，欺骗她只“离开五年”，最后想把蒋陈姻缘从历史上灭其迹。此种行径暴露了他的专横性格。陈洁如与他生活七年，最有资格道出他暴烈的坏脾气，此后他的随从人员也不断透露骂“娘西匹”的粗暴神情，外国人旁观也看出他极端冲动以及倾向走极端的个性。（参阅Kasanin, China in the Twenties, p. 236）蒋介石还故意把1927年3月19日给蔼龄、美龄的信，给陈洁如看过后再寄，使她知难而退。当她看到蒋致宋美龄函中说：“你因我仍在江西，以为不便来与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离开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种令你不安的疑虑。”（《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第351页）情何以堪？于此可见蒋介石除了暴烈的情绪外，还有马基维利式的冷酷，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白崇禧底定东南后，蒋介石自江西到京沪，成为军事强人，四一二清党，大肆杀戮；又以政治威胁，逼迫上海中国银行张嘉璈“捐纳”军费一千万元（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第172-175页），大展强人威风。8月兵败不得已引退，但一切部署妥当，下野实同度假，二百保镖随行，权势未减，正好趁暇进行婚事，时时出入宋府。从一封情书可知，蒋介石还利用下野后的“寂寞”来赢得宋美龄的芳心，并说在广州时就已倾心，曾向宋子文与宋庆龄表白，但没有结果，现在他退居“山林”，一心仰慕的就是你宋美龄一人。（见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 p. 116）中外消息都曾披露宋子文初不赞成婚事，唯蔼龄最为积极，而美龄时已芳龄三十，尚待字闺中，虽曾与同学刘纪文订婚，但远不如蒋介石威风神气，实已相许。蒋宋订亲遂于9月16日在上海孔府，由蔼龄向亲友宣布。十日后蒋复向上海《字林西报》记者透露，来沪“为料理个人私事，并规划与宋美龄结婚之事”，并谓1921年已与元配离婚，却不提当时离婚为了与陈洁如结婚。又说：“五年前，余在广州常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人矣。”五年前为1922，则公然自认与陈洁如结婚不到一年，即已见异思迁，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亦招认蒋介石与宋美龄早已暗通款曲，称之为“爱情的长跑”（见《陈立夫首度透露六十年来的政治秘辛》，第23页），足证陈洁如感情早已被骗而不自知。最有趣的是，蒋介石又画蛇添足向记者说“此种结婚，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巧合”云，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显然由于应宋家之要求，蒋介石自9月28日起在《民国日报》上，连载《家事启事》三天如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唯恐传闻失实，易资淆惑，端此奉复。
更加正式地否认与陈洁如的婚约，根本连姓名都不提了，但是跟随蒋介石革命的芸芸众生都知道从1921到1927年的蒋夫人或蒋师母就是陈洁如，连蒋与李宗仁的兰谱里，还有妻子陈洁如的芳名，居然就这样一笔抹杀！而当时已被逼出国的陈洁如，外国人都以蒋夫人称之。蒋介石居然声言乃政敌造他的谣：真假蒋夫人以及蒋介石到底有几个老婆，真教《纽约时报》的记者傻了眼。
登过报之后，蒋介石于9月29日携未婚妻宋美龄、小舅子宋子文，以及一大批随从由上海乘海轮前往日本长崎。一行人游览云仙、奈良、神户、汤本、热海、东京等地。到神户后特赴有马温泉，拜访养疴的宋太夫人，并得其允诺婚事。蒋介石在日时，忽谓将留半年、忽谓将赴欧美，结果都是障眼法。他觉得复职时机已到，即于11月8日离日回国。
返抵上海，积极筹备婚礼，于11月26日，登出如下一则结婚启事：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遑家室之私……兹定12月1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宋平《蒋介石生平》，第209页）
此则启事之妙，可谓“吹牛不打草稿”，“未遑家室”吗？早已有二妻一妾。更妙的是要“发起废兵院”，他们结婚之后，废兵院没有下文，倒是兵连祸结，中国老百姓无有宁日。
12月1日那天的婚礼，有二重仪式，先是宋家亲友聚集在宋宅，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美国驻沪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Admiral Mark Bristol）也来观礼。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其《宋家王朝》中说，主持牧师姓江，即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原是宋家老友，但西格雷夫不知江牧师很认真，对于蒋介石的婚姻状况不满意，拒绝主持，只好改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博士来主持，余虽是基督徒，却非正式合格的牧师，也只好将就了。
这个仪式结束后，便是在外滩大华饭店的盛大婚礼，豪华饭店的大舞厅里，有来宾一千三百余人，众多的圆桌上摆满了鲜花，还有鲜花制成的钟铃。礼堂上挂着巨幅孙中山的遗像、青天白日党旗以及巨幅喜字。礼堂的另一边坐着白俄乐队，于下午4时15分开始演奏，主持婚礼的蔡元培走到孙中山遗像下，十几个国家的公使一一到场，代表美国的仍是海军少将布里斯托尔。杜月笙也在宾客之中。
当孔祥熙陪伴四十岁的新郎蒋介石出现时，一身笔挺西服，引起一阵骚动。接着宾客入座，电影机发动，白俄乐队奏起门德尔松的曲子，三十岁的新娘宋美龄冒称二七，一身白纱礼服，手挽宋子文，踏在红地毯上，缓缓向前。走在后面的有穿着粉红礼服的四位女傧相。
在孙中山的圣像前，美龄走到蒋介石的身边，然后新郎新娘向遗像鞠躬，向国旗鞠躬。当此时也，照相机声喀嚓不断。接着蔡元培宣读结婚证书，读后，新人用印，新人相互鞠躬，向主婚人、证婚人以及众宾客鞠躬，同时一个叫霍尔（E. L. Hall）的美国男高音，在白俄乐队的伴奏下，高唱《噢！答应我》（Oh! Promise Me）。最后在掌声雷动中结束婚礼，当晚带着二百多名保镖，乘车到莫干山度蜜月去也。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第一页上刊出蒋宋结婚消息，上海三家英文报纸也竞相报导，称之为近年来中国人最显赫的婚礼，礼物之多更不在话下，消费在数百万元以上。这个婚礼本身足以显示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已经十分资本主义化了、已经向现实妥协了。
美国记者斯诺曾访问宋庆龄谈起这桩婚事，庆龄认为两人起先都是“投机”（opportunistic），但结了婚多少有爱情，应属实情。蒋介石与宋美龄即使在公众场合也互称“达令”（darling），虽说是学洋派，总还有一些票面价值。然而无论如何，蒋宋联姻的政治色彩仍是十分浓厚，尤其对蒋而言。对宋美龄而言，蒋之人品与学识俱不足取，但他权势熏天，不久贵为一国元首，风光数十年，也足以满足她的需求。至于对蒋介石而言，娶宋之后立即把孙中山变成自己的姻兄，由“弟子”摇身一变为“兄弟”，为革命法统平添一层“裙带关系”，使他更能够将“死中山”作为“活护符”，以号令天下。再通过宋美龄，不仅把财政部长宋子文争取过来，而且还搭上美国人的关系。不过美国关系常被人过于夸大，认为从此蒋与美帝挂了钩。宋家在美国政界哪有这般大的影响？只是在人际关系上有所沟通而已，当然由于亲美派宋氏兄妹的中介，美国以及美国人对蒋政权的影响，倒是与日俱增。还有许多人指出，宋美龄对蒋介石有二大影响：一是使蒋增多一些国际知识，扩大了他局限的见闻，不过照马寅初教蒋介石经济知识的经验，蒋光头像电灯泡，里头真空外面进不去，则增广知识也颇有限。二是使蒋成为基督徒，于1928年受洗，不过受洗入教原是结婚的条件之一，我们很怀疑蒋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更怀疑他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据他的亲信张明镐在《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忆，明说蒋介石在1928年——信基督教之年——还是非常“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的。张明镐回忆：
蒋介石老宅内设有“祖堂”，并出资重修蒋家新祠堂，在祠堂两旁各建十间楼房，作为武岭学校教职员家属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题“忠孝传家”四字悬于祠堂外门上。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1928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须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作“陇中决策”的场所。
对照起蒋介石多年在雪窦寺等佛寺的行踪，乃至他一生中跟一些佛教大师、法师等的关系，张明镐所回忆的种种，自属可信。
还没完呢！在蒋介石一生中，他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等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最有趣的是，在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里有这样一段：
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带之圣母像，吟读唐诗，有时，或于晚餐后朗诵《大学》《中庸》。父亲一生为国，一无私念，一切为公，此皆余所当学习与实践者也。
蒋经国文中提到的“平时常带之圣母像”，可真太有趣了！圣母像云云，岂不正是天主教的玩艺吗？
由此可见，蒋介石其实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只，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宝能押全押，这才万无一失啊！
至于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李敖在《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千秋评论》第五十一期）一文里考证出：蒋介石“遗嘱”中的话是完全与事实不合的。“遗嘱”中所谓他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不过，不论他何时信教，真信或假信，他受洗入教一传出去，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赚到政治本钱，使山姆大叔大有虽不“同种”而“同文”的感受，《时代》杂志老板卢斯（Henry Luce）一生力捧蒋介石，便事出有因了。总之，蒋宋结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第二节、有名无实的统一
蒋介石于下野之前，固然已做了复出的准备，如果真归隐山林，宋美龄才不肯嫁给樵夫渔父呢，不过运气也确在他的那一边。共产党大搞广州公社暴动，给吴稚晖那一帮人大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将汪逼走。诚如李宗仁所说，汪一走，蒋复出便稳坐第一把交椅。
蒋于复出之前，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制造1927年11月22日的南京惨案。当时南京政府的当权派是“中央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他自兼校长，教务主任戴季陶、训育主任丁惟汾、总务主任陈果夫）煽动学生闹事，于21日捣毁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翌日党校学生又聚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由于军警开枪镇压，造成血案。事后，蒋接连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抨击政府，极具火药味，更于24日策动组成惨案后援会，要求严惩凶手，接着各地党部发表通电响应。12月3日，蒋于二届四中预备会议时议定组织特别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蒋身为党校校长，学生滋事又如此袒护，其幕后导演之事实已呼之欲出。蒋为了东山再起，必须要打倒新当权派“特委会”，遂命陈果夫运用其组织部和党校势力，鼓动“反特委会”运动，走上街头，酿成南京军警开枪的“一一二二惨案”，使当权派声誉扫地，促使蒋重掌大权。（见王克文《陈家党比蒋家天下更早画下句点——从现代史观点看陈立夫在国民党史上的角色与影响》，第30页）至此，惨案由蒋主导已属定论。一般史论认为蒋借此事打击西山会议派，其实西山派只是遭池鱼之殃，那些顽固政客无拳无勇，因蒋反共，早已投靠，蒋要重掌大权，绝非障碍。度蒋之意，只是打击现政府的威信，使其复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情况。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为了造势，也不惜人头落地，并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厉矣！
居正字觉生，是湖北广济人，生于1876年，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的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居正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并代理部长。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民国杂志》经理。1916年到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占潍县，攻济南。在这段期间，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所以，在国民党的伦理中，居正是蒋介石的上司。尽管是上司，照样无辜被整肃。居正夫人钟明志说，居正虽名列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不常住南京，于惨案全不知情，却仍被株连，存心罗织，最后不了了之，然而一年多以后在上海又莫名其妙被收押在警备总部，“脚镣手铐，如获江洋大盗。”（钟明志《我的回忆》稿本）直至扩大会议失败，南京有人关说，始准家属会见，不久起解南京，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自由，并且当上了司法院长。他有诗记此奇遇，说：“御侮当前耻阋墙，精诚团结为非常。槛车甫脱容登阁，惭愧夷吾笑楚狂。”写的就是这回事。真教居正哭笑不得，能无伴君如伴虎之惧？
蒋于复出之后，又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借北伐需款，大量发行国库券，亲自致电上海总商会以及中国、交通银行，强力推销。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于前一年已被蒋敲去一大笔，不愿再轻易介入，不肯应命赴南京商量。蒋竟大怒，于2月28日致宋子文电文中，指责张不来宁即是“阻挠北伐”，并限张于一星期内承销一千万元。张也动了肝火，措辞强硬地回复宋子文，说是：
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而湘而赣而浙而宁，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并此二者而绝望，则既无兴趣，随时可抛弃地位。（杨天石《民国掌故》，第215页）
宋子文婉言相劝无效。翌日张又得蒋之电报催募，遂以“感触太深、精神不济”为由，隐居不出，避不见面，以抗议“威权相逼”。3月4日，蒋亲自到上海施压，声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张嘉璈虽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还是怕决裂而引起金融风潮，最后议定中银垫款六百万，分三个月付清。蒋终于表示“融洽谅解”，再次平白获得巨款。（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 第214-216页）其行径何异强盗勒索啊！
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宣布将于9日恢复总司令职务，并预告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1月13日到2月1日。此会虽一直由汪精卫坚持要召开而未果，但现在召开完全在蒋介石笼罩之下，听其意志办事。宁汉合流，原是取消宁伪府，以便汉府迁宁，而现在蒋取得权力后，实际上等于是他擅立的宁伪府，把汉真府给消化掉了，不仅中共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左派被扫地出门，汪派人马也被排除在权力的大门之外。
蒋安排好政治权力后，即准备继续军事行动，统一中国，完成孙中山的遗志。他称之为“第二次北伐”，但北伐的性质已大大改变。他仍称之为国民革命，但革命的性质与原有的相比更背道而驰。广州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北伐仍秉承孙中山的遗志联俄容共，但现在是反苏反共，对共党与左倾分子格杀勿论，蒋氏反赤情绪比孙传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反共，同时压制了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乃是当年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如省港大罢工，震动一时，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动力。然而在蒋主导下的二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党部中有关工、农、商、妇女、学生等组织都被取消了。他不再靠群众，而依赖一直在建设中的特务组织。再说，原来的革命有两大目标：“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旗帜鲜明。但蒋一到京沪，立即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屈服。他复职后不到几天，就枪毙了五十余名士兵，指控他们是在共党嗾使下于前一年（1927）攻击外国人的罪犯，还逮捕了不少军官接受军法处置。（见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 p. 125）是知蒋不仅不与帝国主义严正交涉南京惨案，而且杀人媚外。其欲保障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态度与政策，更毫不隐饰。至于打倒军阀，蒋早已收编了不少军阀为己用，虽然还须打倒张宗昌、孙传芳，以及奉系旧军阀，但国民党内新军阀集团亦已形成。蒋介石自领第一集团军，以其亲信黄埔学生为班底组成的嫡系部队，聚合了六十师之多，完全听命于蒋。蒋为了展示大家长的威风，于复出之时，向何应钦施了下马威，令何惊羞交加，告假两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称西北军），于北伐节节胜利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样，组成第二集团军。阎锡山及其山西部队到1927年9月才加入国民党，组成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于“第一次北伐”中战功卓著，势力不断扩张，组成第四集团军。这四个集团军各有地盘、各有军头，名为党军，实听命于军头，非新军阀云何？而“第二次北伐”的军力就是靠这四个新军阀集团。
蒋在南昌抗命时，武汉中央曾拟取消总司令以削其兵权，唯力不从心。而今蒋恢复总司令职之后，竟自动改为平行的四个集团军，各称总司令。不仅此也，蒋还主动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设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分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出任主席，实同政治分权。李宗仁认为蒋于下野前曾被人骂独裁，故复出伊始，做此安排，以杜人口。我们觉得并不尽然，独裁乃其一贯目标，为达此目标，自有其迂回的权术与战略运用，所谓“夺之先予之”。1928年年初的形势，冯、阎各据一方，而二人资历都在蒋之上，为了尽快底定华北，绝对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系于击溃唐生智后，控驭两湖，军容甚盛，亦必须拉拢笼络。更何况直鲁军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张作霖的奉军以东北为根据地，实力仍然强大。简单言之，蒋为了清除旧军阀以完成北伐，必须团结新军阀不可。
蒋介石所谓的“第二次北伐”，于1928年4月10日开始总攻击，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攻掠京汉路以东与津浦路以西地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自太原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自武汉循京汉铁路北进，与友军会师北京。如此庞大的军团，南北夹攻，声势浩大。孙传芳与张宗昌的直鲁军于龙潭一役后，已一蹶不振，然而蒋介石及其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时，左翼忽被孙传芳残部突破，顿感惊惶失措，幸冯玉祥的孙良诚部及时截断孙军退路，始得解围，蒋冯两军遂于4月22日在泰安会师，并于5月1日进占山东省城济南。
蒋介石进驻济南，当时济南有日侨两千人，日本田中政府遂以护侨为名，不顾蒋之外交部长黄郛一再保证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蒋复于3月6日欢宴日本记者演说时，强调“中日亲善提携”（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14页），仍于4月18日决定派五千远征军到山东。北京、南京两府俱向日本抗议侵犯主权。蒋到济南后立即与日将获致协议，日军撤退，蒋保证维持和平，并令各军“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见同书，第124页），但5月3日一早就发生冲突，引起枪战。蒋介石害怕，同意撤至城外，以换取停战。根据英美公使的密件报告，冲突的发生实由于蒋军入城后纪律太坏之故。（见Wilbu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p. 179）然而蒋虽撤兵城外，日军仍借题发挥，派遣生力军，声言惩罚，并于5月7日递交第一次通牒，要求处置有关官员，解散有关部队，撤去济南城内部队，查禁一切反日宣传，以及所有中国部队向济南至青岛铁路南北两侧撤退二十华里等，并限十二小时内答复。（见同书，第133页）蒋介石在日帝横蛮威吓下，居然答应一部分极具侮辱性的条件，但日方仍不满意，于5月8日下午向济南实施攻击，至11日蒋军无力抵抗而屈服，济南城内外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军民死亡数千人之多。（据《蒋总统秘录》，日寇杀害中国军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见第七册，第51页）
蒋介石于5月5日晚上，当日机轰炸济南时，就仓皇逃出城外，把总司令部迁至党家庄车站。翌日冯玉祥来晤（见《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458页），黄郛、王正廷、杨杰、杨永泰、蒋作宾等参与会议。蒋介石居然在会议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的主张，但遭冯玉祥等反对。最后决定避开日军，绕道北伐。5月10日，南京政府党政联席会议在兖州召开，与会国民党要员一致表示必须对日妥协，满足日军一切要求，并诉请国联调停。有趣的是，蒋介石再度提出放弃北伐，此次冯玉祥不在场，由谭延闿力言不可放弃，蒋介石无辞以对，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再度肯定绕道北伐的前议。但他自己不肯再在前线指挥了，把任务交给冯玉祥后，即返回徐州去也。（参阅蒋致冯玉祥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39页）
济南惨案毫无疑问地暴露了日帝横蛮凶残的真面目，不过一片反日情绪却也模糊了蒋介石举措失当的真面目。这件惨案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他一开始就采取极为软弱的对策，不惜卑躬屈膝，在5月2日的日记里自认：“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他又于5月6日电告南京政府，“转饬所属，对各友邦领事、侨民生命财产，须加保护，凡有碍邦交之语宣传，宜随时取缔。”（见《国闻周报》第五卷第十八期）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并未稍减日帝的暴行，更未得丝毫善意回报，可称国耻。（参阅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第75-89页）他于失败屈辱之余，竟忧惧丧志，二度想放弃北伐。他还掩饰第一集团军的军纪废弛。前次汉口事件与南京事件，他有共产党可以指责，而此次共党既被他清除干净，已无代罪羔羊，只好加以掩遮。其实蒋军的纪律绝不会比一般军阀的军队好。
蒋介石于兖州会议后回到徐州，把绕道北伐进兵河北的任务交给冯玉祥，让第二集团军去应付京津一带的帝国主义，以及号称百万的奉军。他又约冯玉祥与白崇禧到郑州，于5月21日开军事会议，以地盘与军饷来鼓励冯、白积极进攻。白返汉口后，即率第四集团军北上。白回忆称：“奉军之侦察机发现我方之援军有百余列车，才退回关外。”（《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90页）张作霖奉军足与阎锡山晋军周旋，但桂系大军压境，势必退守东北。不过由于张作霖极度敌视冯玉祥，故于离京前所做撤退安排，故意有利阎锡山进取京津。奉军于5月底即弃守保定。蒋介石于5月30日到石家庄晤阎，许诺京津地盘。6月1日张作霖通电出关，6月3日清晨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于6月4日至天津，安排奉军退出山海关。同时北京的“和平维持会”电请在保定的阎锡山进京。8日阎属商震部先入京，翌日阎偕白崇禧进京，设立卫戍司令部。12日阎以部将张荫梧任北京市警备司令，命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完全控驭京津地区。蒋介石先促冯玉祥进取河北，后让阎锡山据有京津，自有制造阎冯间矛盾之嫌。冯玉祥于6月2日电蒋，“谓我军是为革命而牺牲、为统一而作战，非为争地盘而革命”（《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468页），已露意气，冯的不开心，不仅表之于电文，而且付诸行动，命韩复榘故意阻截北京公使馆所请维持秩序的一旅奉军，并缴其械。公使团与南京政府几经交涉，才逼使冯玉祥放人还枪。显然冯生此事端，令蒋难堪。
蒋介石以南京政府名义，于1928年6月15日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事实上，统一并未完成，新疆至17日始易帜；张学良退据东北，至岁暮才内属。日本早已警告南京政府，不得染指东北，蒋岂敢进兵？由于当时感到统一东北无望，才会于6月15日宣告统一。他未料到张学良国仇家恨，不顾日帝的威胁与阻挠，毅然于同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归属中央。（见《申报》1928年12月30日报导，另见同日上海《新闻报》）然而即使东三省内属，南京政府成为唯一的中央政府，但是各个集团军雄踞一方，派系林立，军令与政令均未真正统一。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根本是有名而无实。
第三节、比旧军阀更黩武
有名无实的统一之后，蒋介石虽高高在上，控制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但事实上不过是占领东南几省的一个诸侯。他环顾当时的中国，自南至北，除他之外，还有五个权力中心：广州的李济深、武汉的李宗仁、开封的冯玉祥、北平的阎锡山以及沈阳的张学良。这种国民党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多少由蒋一手助成。他为了建立个人的军事势力，不惜一再打击党的威信，甚至否认武汉党中央而别立南京中央，开了国民党内军头主义的先河。他又为了早日完成北伐，不惜容纳军阀余孽，并与各派军头妥协，允诺地盘以及其他政治与经济利益，最后造成以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旧军阀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北伐完成，若论战功，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无论如何摆法，必然在四个集团军中“憾”陪末座。号称第一，实居第四，若论功行赏，欲以第一集团军通吃其他各军，必难以服众。“功”之外，蒋之“德”更不堪闻问，即连始终帮蒋抬轿子的丑角吴稚晖，私底下也说：“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李宗仁回忆录》，第394-395页）“黄袍加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于《宋论》中畅言，宋太祖取天下自知无德、无功，乃重一“惧”字，即懂得谨慎小心的道理，逐步杯酒释兵权，重文偃武，使天下晏然。蒋介石若有慎惧之心，自应面对现实，认可中央与地方均权分治，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以便避免战祸，和平建设，逐步完成真正的全国统一。然而他既无德无功亦不惧，才会“目空一切”，悍然欲以武力征服所有的异己，以遂其迫不及待的中央集权心愿，结果弄得全国骚然，党争无已，兵戈不休，最后酿成中原大战。此役为时之久、杀戮之惨、破坏之厉、百姓之苦，皆为北洋军阀时代所未曾见。
蒋于动武之前，早已有一连串的动作。他于1928年6月9日，眼见北伐即将告成，突然宣布辞去党政军各职，其动机不外有二，其一于此紧要关头，撒手不干，必获各方呼吁挽留，以增身价：其二欲“以身作则”，诱各军头效法，如在辞职电文中所谓“此后军权统归政府”云云，以便战后削藩。但这场戏演下来，只遂其一。果然自中央到地方欲请蒋留职的电文交驰，蒋然后于6月17日打消辞意，要负责到底。三日之后即部署改直隶为河北，北京为北平，并任命新人事，以削阎锡山之权，逼使阎于6月27日辞去京津卫戍司令一职。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一则自称“惊人的消息”，谓蒋在北伐刚完成时，已经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这则惊人消息，是他于1928年7月底在李济深家里听到的！
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渠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粵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7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
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做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第391页）
李济深是国民党老军头，北伐初期第四军军长，留守广州，并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有军校出身军官将此事相告，不足为奇，何况写纸条的军官必不在少数，人证很多，绝不可能是流言传说。然则蒋视冯、阎、二李为新军阀，已呼之欲出。如果国民革命军的第二、三、四集团军皆为新军阀，则第一集团军岂能例外？蒋无意之间认同了毛泽东所谓“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页）的说法！
动武需要准备，一口难吸西江之水，故蒋同时采取别种步骤。他于宣告北伐完成之际，立即强调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将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由党，他显然想用党来收军权，然后可由他所控制的党来控制一切。基于此一考量，他处心积虑地要建立与国民党始祖孙中山的亲密关系，造成他才是嫡传与承继革命法统的印象，想要挟“死中山”以令诸侯。在这一方面最具戏剧性的表演，莫过于邀集了连他本人在内的四大集团军总司令，以及麾下芸芸将星，于7月6日到北平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柩的大典。典礼于8时20分开始，蒋主祭，冯、阎、李等襄祭，蒋读祭文曰：
惟中华1928年7月6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此时蒋与宋美龄结婚将近一年，与孙中山已有连襟之谊，不称姻弟，而降格称弟子，实欲着重革命的师承关系，耳提面命之亲密关系，寄以非常之任的特殊关系，而此革命之武力即由其遵孙命而建成。他以主祭者身份，祭告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完成，更有不辱使命、居功不疑的神态。名为祭告，实在是做给睽睽众目看的。所以他更于开棺瞻仰遗容之际，竟当众扶棺号哭，情同孝子。然而从相陪的目击者如冯玉祥、李宗仁的回忆看，他们并不吃那一套（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6页；《李宗仁回忆录》，第569页），不过是在看演戏罢了。祭灵哭棺后不到三个月，蒋即议定迎榇南下，积极准备，大肆铺张，并定1929年3月12日为奉安日期，饬令平汉铁路局赶造灵车，向美国订购奉安汽车，训练杠夫百余名。寻因赶工不及，推迟奉安日期至6月1日。蒋介石亲自担任奉安委员会主任委员，经由国民政府下令自5月26移灵之日起，全国一律下半旗七天，人民臂缠黑纱七天，并停止一切娱乐、庆典。灵车先自碧云寺移下至北平车站，挂列车十五辆，直抵浦口，由蒋介石领导迎榇，中央大员一律蓝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袜，肃立行礼。礼毕，移灵至威胜军舰，渡江上岸，自蒋以次，依序执绋，随灵车到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停灵礼，仍由蒋主祭，献花上香。然后蒋以下中央委员、特任官六十六人，三人一班，每夕轮流守灵，直至6月1日奉安之期为止。是日灵车启行径往紫金山，杠夫一百零八名，由蒋介石、孔祥熙引导拾级而上，扶榇入祭堂，举行奉安典礼，再由蒋主祭，献花圈，宣读诔文，行礼如仪。礼成，移榇入墓门，鸣炮一百零一响，蒋等依次进墓门瞻仰，最后集合众人行三鞠躬礼，奏哀乐而礼成。（参阅《奉安实录》）
如此铺张繁费，还要全国人民戴孝，封建帝王色彩已十分浓厚，较之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出殡大典，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对一个革命家的大讽刺，另一个革命家章太炎实在看不过去，做了一副极为挖苦的奉安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章氏早以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为赤化，但孙之赤化却不如中共陈独秀的正宗；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自蒋介石以下，人人奉孙中山为国父，岂非“满朝皆义子”，真可直追明朝权宦魏忠贤了，而魏之墓在香山东麓的碧云寺之后，正是孙死后停灵柩之处，可谓巧合。奉安大典无疑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事，死去的革命家让他做此“封建”安排，无可奈何。他做这样安排，感恩图报其次，想回收政治资本的投资，才是真的。
蒋介石于香山扶柩哭灵之后，就动脑筋如何整肃异己，当时他幕下已增添了不少北洋政客策士，不时献计讨好，其中有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欧战爆发后与黄兴、陈独秀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战后改名“政学会”，世称政学系，后回任北京国会议员，事段祺瑞，北伐后投靠蒋，任参议，促效永贞朝士献策唐顺宗，削藩权归朝廷故事，建议将地方军头请到中央做官，达到“离窝毁巢”的效果，推行全军整编，以消化地方武力。蒋遂于1928年8月8日借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之便，抛出“军事整理案”，以冀同化异己部队，声称应自“军政时期”迈向“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并据此提议撤销各地政治分会。但是政治分会之设立，原由蒋于二届四中全会上主动提出，并有案保留至三大召开时再做决定。蒋之猴急，自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借二届五中撤销政治分会的企图，只好落空。“军事整理案”虽然列入议程，前途未卜。蒋之中央与地方角力，顿成僵持之局。此时适胡汉民回国，亦倡言党权，主张取消政治分会，其动机或与蒋有异，然近程目标一致，令蒋颇有如虎添翼之喜。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乃于10月3日通过《训政纲领》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于10月8日产生新的南京政府。蒋介石出任国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长，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冯玉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李济深任参谋总长，阎锡山任内务部长，李宗仁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各政治分会主席一网打尽，尽成中央大员，表面上呈现空前团结。蒋遂于10月10日国庆日率领五院院长在南京宣誓就职，敦促未进京人员尽速上任，欲彼离窝尔后毁其巢，然离窝其难也。
蒋出任主席后，第一件要事就是委任军事训练总监何应钦，积极筹画“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亦即是“军事整理案”之实施。统一之后，军队需要编遣，无人置疑，亦得人心，但如何编遣却矛盾丛生。我们觉得蒋要开此会议，原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无论按冯玉祥存精良的建议，或按阎锡山平均分配的建议，皆非其所愿。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家通吃，只是不便明言而已。是以开会仅仅是台面上的活动，台面下则另有动作。
全国编遣会议于1929年的头一天举行开幕典礼，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等六十余人，一起与会参议。蒋介石在会上做了《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的专题报告，他希望四个集团军，效法明治维新时代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雄藩，于大功告成之后，“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奉还大政，归命中央”，以及“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统一与集中之后，才能建设现代化国家云云，其意图已甚鲜明。他一心一意要别人“明大义”归还大政，却忘了自己只不过是雄藩之一，自己不率先功成不居，奉还大政，如何教人仿效？反而以明治天皇自居，岂不让其他三雄藩窃笑？然而蒋到底成竹在胸，故讨论时让各藩争吵，而以仲裁自居，编定《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以收军权于中央，如取消集团军司令部，听候点编等等。但阎冯等并不满意，主张先休整尔后编遣。结果开了二十六天的会，并无定案，反而激化矛盾，也许正是蒋所预期的。
一如借编遣会议想独揽军权，蒋拟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以独揽党权。他在胡汉民的支持下，决心蛮干。只因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反对蛮干，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击改组派会场，砖石乱飞，抢夺文件，使许多人受伤，造成“三一四事件”。事后蒋干脆包办大会，其他三集团军总司令均不出席，李济深则被骗到南京后遭扣留，成为蒋胡青一色的国民党三大，决议十分右倾，同时表达了蒋介石集中党权与军权的决心，并预示将不择任何手段，达到目的。国民党内部的决裂已不可避免，文争武斗接踵而至，以至于演成大规模的战争。
蒋介石想当明治天皇，必须各个击破，若其他三个集团军联手反击，则必败无疑。所以他暂时敷衍北方的阎冯，首先向桂系第四集团军开刀，冯玉祥于1月中旬即对此表示忧虑，有谓：“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团同心协力之结果，一集团不应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64页）蒋介石号称讨逆，指控桂系违抗中央，其实是中央有计划的削藩行动，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宗仁自统一广西，促成北伐，率八桂子弟兵北进武汉，东下京沪，战功辉煌，造成声势浩大的桂系势力，及击败唐生智，更兼有两湖，兵力益增，至第二次北伐时，形成庞大的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自武汉长驱京津，分享完成北伐之功。功既足以震主，而李、白虽以蒋为上司，并不事事迁就，羽毛既丰之后，更以方面自任，犹若雄藩。但是蒋自始至终视李、白等为异己，即于共患难时，亦处处防备，桂系与嫡系早已亲疏有别。蒋于第一次下野时更散布桂系逼宫之说，载诸报端，以淆视听，可谓自制矛盾。（参阅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晨报》1927年8月24日、8月17日报导；《李宗仁回忆录》，第477页）到北伐完成之时，桂系军力已自广西、两湖，延展至平津，一字摆开，南北呼应，而李、白于编遣一事，亦洞察蒋氏心机，并不积极。就蒋氏而言，北伐功成，若不及时兔死狗烹，必至坐大而成心腹之患。再从各个击破的观点看，因近及远，桂系也必然是首当其冲。
古今中外出师必须有名，激而成变，变则有名。桂系势力范围内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谭延闿旧部，蒋介石因谭之关系，里通鲁氏，且经由江西私运大批枪械援鲁抗桂，引起桂系将领的疑惧，导致1929年2月19日驱鲁的“湘案”。李宗仁时在南京，自称事前并不知情，颇恨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陶钧、胡宗铎的轻举妄动，中了蒋之圈套。（见《李宗仁回忆录》，第396-397页）蒋介石果然抓住机会不放，于2月27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免去夏、陶、胡三人武汉政治分会委员之职。然此一处分尚是前奏，又于3月7日电告李宗仁，以维持中央威信为名，调动军队，进逼鄂东（参阅《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一期），意在动武。但蒋介石不仅仅要惩罚武汉，醉翁之意在于乘此机会，彻底瓦解桂系势力。他为了搞垮白崇禧在平津的实力，不惜以大把钞票支援宿敌唐生智，令其北上活动白属唐部，迫白仓皇南逃，并于3月21日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同时蒋诱李济深离粤，李虽系广东重镇，然身为桂人，与李宗仁交好，为蒋所忌。李济深至上海后，见到自京来沪的李宗仁，对赴京原有顾虑，但经国民党大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一再劝说，并以蒋介石人格担保为辞，而吴、李又是儿女亲家。李济深终于前往南京，并劝告蒋化干戈为玉帛，蒋佯表同意，李信以为真，电告桂方蒋之态度，并请节制，岂料蒋私下并未停止进兵，李济深于3月16日得报后，知蒋无信义，即电李宗仁促“调军讨伐，以伸正义”（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二期），但为蒋方截获，遂于3月21日囚李于汤山。蒋介石不仅欺骗敌人，也玩弄吴稚晖等大老于股掌之间，手段虽然阴鸷，然于同一天内逐白囚李，获致除去桂系南北两翼之目的。
双翼既除，蒋介石于3月26日正式下达讨伐令，并亲自督师于九江，以进窥武汉。武汉为第四集团军总部所在，虽桂方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俱不在军中，群龙无首，然在夏、陶、胡三将统率之下，拥兵十万，实力非同小可，然而蒋军竟能不血刃而取武汉，并非蒋介石“天纵英明”，而是事前已经收买分化，利用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等不满情绪，以高官厚禄收买，并派特务郑介民至武汉大肆活动，内部已经分化。正当夏威出师之际，又突患白喉，恰将指挥权交给已被收买的李明瑞，立即倒戈回师，打乱了阵势，不旋踵而溃败。蒋介石仍不罢手，于4月25日自武汉转往长沙，部署直捣广西老巢的作战计划。（见《顺天时报》1929年4月26日报导，另参阅4月17日报导）李宗仁等自香港经越南，兼程返桂，被迫做孤注一掷，于5月5日组“护党救国军”，通电讨蒋（参阅《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二辑第七册），为扭转颓势，自东袭取广州。桂军与亲蒋粤军陈济棠等于5月19、20两日，激战于芦苞、赤坭、白坭一带，由于蒋命何键率军自湘入桂，桂军因众寡不敌而败北。湘粤联军遂于6月2日攻占梧州，27日桂系叛将俞作柏、李明瑞进驻南宁，蒋发表俞为广西省主席。李、白、黄三巨头建立的桂系实力及其第四集团军，至此瓦解。桂系虽未就此烟消云散，但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蒋介石纵横捭阖得逞，十分得意，但李宗仁是不服气的，在《回忆录》中说：“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并非酸葡萄的话，征诸历史，蒋之军事伎俩的确不出“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范围。于伐桂一役，尚是牛刀小试，接着他又施之于阎冯，作为黩武的利器。
第四节、中原大战谁之过
蒋介石于1929年3月26日下令讨伐国民党第四集团军之后，阎锡山于29日通电讨桂以表态，张学良复于4月2日通电警告桂系以表态，冯玉祥则“不便偏袒”，首鼠两端，观望不前，与蒋亦有谅解。足见蒋之“远交近攻”战略之成功，使他能专心捣桂而无后顾之忧。桂系于5月间瓦解后，四分天下蒋已得其二，对并吞另一半的决心亦分外坚定。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庞大的第四集团军被蒋介石一口吃掉，当然震动国民党内外。蒋亦当然踌躇满志，气焰日盛，姿态愈高，与冯玉祥的关系也就日趋恶化。
论者常说，蒋冯交恶由于1929年2月编遣会议，不欢而散、不告而别。不过，此次会议原无定案，最多冯因此会而洞察蒋氏心机，得知与自己金兰义结的小兄弟，胸怀叵测，如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71页），但尚不至于因此干戈相见。或又说，冯因于伐桂后，未得武汉地盘而怀恨。的确，蒋于伐桂时曾派邵力子、贺耀组访冯，许以两湖地盘与行政院长，换取冯之支持。（参阅薛谋成《论蒋桂战争》，《廈门大学学报》第七十期，第18页；《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02、603页）冯果派韩复榘统兵十三万出武胜关南下，至广水待命。蒋之食言而肥，必然令冯不快。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蒋于胜桂之后，居然背信弃义，拒让第二集团军从日帝手中接收山东。北伐完成之前，冯军曾力战于山东，视为日后养兵之地，因其所辖甘肃、陕西、河南三省，连年战乱灾荒，早已不堪负荷。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冯部孙良诚为山东主席，亦有意以鲁省为冯之地盘。然因日本帝国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战，纠纷未了，犹待南京政府交涉。1929年3月28日，中日终于获致协议，日军同意于5月间全部撤出山东，并与孙良诚联系，答允于4月16日交还济南，冯亦准备自豫入鲁，接收胶济铁路。恰于此时，蒋介石因胜桂而骄，雅不欲把山东这块肥肉，奉送给冯玉祥，断然于4月15日命令孙良诚不准进据济南，并于翌日经由外交部通知日方，将另派军队、另订日期接收。中国军民一再要求日本撤军，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日帝不解，盖不知蒋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蒋虽终于4月22日让孙良诚接收济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孙防守青岛以及胶济铁路，并命陈调元、方振武率师入鲁，接收胶东，另鼓动当地残余军阀反孙，以及贿赂孙部的一个师长为内线。
不仅此也，冯对蒋的整体表现感到极度不满，如谓“现今军阀余孽多居要职；革命巨子反遭摒弃，如之何不令人愤懑耶”（《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11页）；“南京当局淫佚奢侈已极”。（同书，第612页）对蒋之猜忌尤表愤慨，“吾自五原誓师以后，日与顽敌搏战于大河南北，为革命势力屏障。其间调停宁汉，舌敝唇焦，力顾大局，请蒋复职，一、二、三、四各集团，幸得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今蒋以一般反革命者为忠实党员，而目余为反革命，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同书，第633页）对待各军待遇之不公，更是导火线。蒋狡辩称：“东南队伍，无饷则哗变，而西北军则素能吃苦，暂不发饷，亦无甚影响也。”（同书第二册，第634页）蒋桂战争时，冯出兵湖北，被蒋指为争地盘，后按兵不动又被指为“贻误军机”（同上），使冯大感动辄得咎。蒋扣押了李济深，还要求冯回南京复任军政部长，冯当然不会中计入彀。
冯不肯就范，知蒋必不肯罢休，乃做战略性的撤退，向豫西移动，以缩短战线，并及时炸毁陇海、京汉路之桥梁和隧道，以阻蒋运兵。冯系在京人员，如代理军政部长鹿钟麟、外交部董副部长亦相继脱离。冯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以潼关为防线。蒋介石至此亦撕破脸皮，于5月23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经中常会通过，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不久之前，犹是金兰义结“生死不渝、如胞兄”的焕章大哥，而今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宣传机器，把他形容为“阴险成性”、“反复无常”、“勾结苏俄”、“背叛党国”之徒！冯亦不甘示弱，双方展开电报骂战。
但是三军未发，蒋已制冯，用的还是分化与收买的手段。1929年3月，蒋利用李明瑞倒戈轻取武汉后，即电邀奉冯命率师南下的韩复榘相见，蒋宋夫妇盛情款待，把韩土蛋搞得七荤八素，再由蒋伯诚送致巨款，并以河南省主席一职为饵。同时又派人与石友三搭上线，答允每月给以“协饷”。韩、石遂被收买。李明瑞尚是桂系中的三流角色，而韩、石却是冯下第一流战将。蒋曾于1928年复出后北上晤冯，得见冯部精彩的表演，训练精良、士气高昂，印象深刻，知不可力敌。韩、石之可以被收买，蒋显然做过情报分析，洞悉冯氏麾下二大将之弱点。黄埔校友容斋于《蒋介石翻云复雨的本领》一文中，有所透露：
韩、石都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棍。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娶了一个女伶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毛丰满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也抽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这种说法，可从冯玉祥本人得到印证，他说：“韩复榘叛变，蓄心已久，盖吾对韩，因相从二十余年之久，遇事向不客气，且禁止一切烟酒嫖赌嗜好，而蒋在汉口见韩时，则张口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冯对韩、石之叛既感到十分伤心，甚至想下野出洋，又感到异常懊恨，如谓：“韩石之事，余事前竟不闻知，故未得设法劝阻防备，昏愦湖涂，一至于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639-641页）
韩、石既被收买，蒋、冯一旦决裂，韩即率冯精锐之师十万，于5月22日由陕县东开，通电拥蒋，就任蒋所授之西北军总指挥，石亦同时率部三万由南下开往豫省东南，就任蒋委任的第十三军军长。蒋立致现款五百万犒赏，并于5月25日下令讨冯。冯玉祥正在华阴筹划与蒋一决雌雄，信心十足，然而突闻此变，知已全盘皆输，只好于5月27日宣布“入山读书”，形同下野，至少使蒋无进攻的借口，以保住实力，再谋后图。美国学者奚瑞丹（James E. Sheridan）为了写英文本《冯玉祥传》，曾访不少冯氏旧部，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若非韩石倒戈，“天下一定成了我们的”。（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 261）若以军队的素质与训练而言，如果打硬仗，蒋军的确不是冯军的敌手。
冯玉祥能施出“入山读书”一招，知其并非一介莽夫，至少深明缓兵之计。冯佯装读书，暗通阎锡山，而阎亦正受蒋之压迫，乃企划联合阵线倒蒋，并于6月21日自华阴启程赴太原，四天之后到达。阎待冯极为礼遇，而别有怀抱。以阎之持重老练，固不会轻易联冯抗蒋，然亦雅不欲奉蒋命而驱冯，于是依违两端，举足轻重，反蒋与拥蒋人士遂络绎于山西道上，而阎老西两面接待，左右逢源，并借媒体透露即将与冯连袂出洋考察，状至优闲。老蒋不知老阎葫芦里卖的什么膏药，至少没有站到自己一边来，乃采取更加积极行动，除了派张群、吴铁城等携巨款赴晋活动外，更亲自前往北平，邀阎面谈。阎乃于6月30日随同蒋所派遣的孔祥熙、吴稚晖等人来到北平。蒋竟愿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相授，以示笼络。但阎亦不欲一面倒，一方面应付蒋，另一方面仍想保住冯，互为制衡的筹码。此种均势，自于阎最为有利。冯亦因而被阎留置于建安，形同软禁。
蒋介石以为形势大好，遂于8月间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一切议案由蒋独裁，毋须讨论，举手通过，故又称之为“编遣实施会议”。蒋固然是得遂宿愿，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标果然就是强干弱枝，尽量压缩地方武力，反而扩充自己的中央武力。“当高唱编遣之时，蚌埠上下竟满布招兵旗帜，并先将教导团改为教导师，此种办法是唯恐自己势力不大、唯恐别人不能消灭，完全不顾念人民的负担，也不计及部队素质的良否”（《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47页），自然引起大小军头的疑惧和不安。依冯玉祥看来，“日本小国、苏俄大国，都有军区制。我国现欲集权一身，连军长都裁去，此全是自毁办法”（同书，第37、40页），认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倒蒋之志益坚。
第二次编遣会议于8月6日结束，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作为试探，蒋竟于四日后照准免去本兼各职。阎虽因而也想倒蒋，但仍不愿公开，只愿暗中搞。蒋亦积极备战，向德国购买了六个师的军械，集兵力于蚌埠一带，并在安徽、山东两省大肆招兵。战事似不可免，阎、冯遂商定先由西北军将领通电，最后由阎、冯联电致蒋，请将国事交于国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再行用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果于10月10日发出讨蒋蒸电，述蒋六大罪状，认为“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于西安誓师。可是发动之后，阎锡山并无意与蒋决裂，甚至还互通消息，以至于违约，不肯如约通电表态，使战局无从展开。冯玉祥有被出卖的感觉，愤而绝食。（参阅《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56、62、64、66-69页）
冯、阎联手，结果变成冯军单干。蒋介石即于10月28日发表了四言一句的“讨冯誓师词”，声言要“肃清反叛”。“叛军”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军饷不足、枪械不如以及指挥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关键是阎老西不守诺言，迹近出卖朋友，大有扯后腿之效。至11月初，阎更就任蒋授与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称号，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蒋，仍然采首鼠两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显然对冯不利，确如冯所说阎不表示态度，且就蒋之副司令职，致前方将领心怀疑虑。”（《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81页）导致军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关，以待天下之变。此时其他各地的反蒋声势仍然此起彼伏。
1929年的12月中旬，冯玉祥想离开建安前往太原，显然要敦促阎锡山采取积极反蒋行动，但是已经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俨若待决囚也”，十分生气。至16日，从天津发行的《益世报》上，见到蒋、阎来往电报四则，自谓“积久闷葫芦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骂阎“狐埋狐搰，怂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险诈”，但冯仍坚持反蒋工作，因为他“认定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参阅同书，第91、94-95页）同时，冯致蒋一函力斥蒋措置乖方，不一而足，并见诸12月20日的《益世报》，如谓“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欲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删节之全函见同书，第97-99页）等，犹如檄文。
到时序进入1930年，阎锡山终于知道副总司令一职不好当，不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职，显然是“离窝毁巢”之计，始有唇亡齿寒之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防御措施，蒋、阎的电报战于焉开始，摩擦日甚。国民党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更予阎以极大的鼓励。改组派之产生有鉴于国民党为“新军阀”与“腐化分子”所包办，故认为“党的改组”以及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党的唯一出路。以汪精卫一派为核心人物，乃于1928年11月28日在沪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当蒋介石于翌年3月包办“三全”大会，排斥异己，改组派立即宣称三全大会为非法，并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强烈反蒋。汪精卫在法国也为之呼应，称倒蒋运动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阅《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第25-29页）改组派上海总部又成立护党救国军，开始军事倒蒋。亲汪将领张发奎首先于9月17日以其第五师通电拥汪讨蒋，10月上旬，汪自法返国，11月17日，李宗仁与张发奎联名通电讨蒋，唐生智、石友三继之响应。12月2日，唐联合七十四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蒋停止用武。5日，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孙殿英等也纷纷通电讨蒋。但是倒蒋的人马虽多，却步调不一，缺乏统一指挥，被蒋各个击破，蒋且于12月28日，利用中常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然而汪并不灰心，随即乘势促阎反蒋。
阎于1930年年初，即向其主要将领表达了反蒋意图，自2月上旬起，针锋相对的电报战日见升高。阎于2月10日发表有名的蒸电，指出南京国府蒋主席一再自称“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尔后功成身退”，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变乱迭陈，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在这种情况之下，实不宜再以兵戎相见，自相残伤。其中警句如“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本党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因此阎以“整个的党、统一之国”，与蒋互勉，要求相互“礼让为国”，两人“共息仔肩”。阎锡山特别要表明的是，为了避免战争，为党国利益计，他愿自己与蒋一起下野。但是蒋介石回电认为他之所为，乃“革命救国”的“义务”，而非“权利”，辩说“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他要阎，“万不可肥豚唱高，轻卸救国重任”，他自己当然不会“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阎于13日再驰电蒋介石，重申共同下野之意，并警告不要轻易动武排斥异己，有谓“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蒋得此电，赫然震怒，欲即下令挞伐。然而汪精卫却于2月18日电阎，盛赞蒸电所说“整个的党，统一之国”，认为是“至要之图，得公主持，深慰海内云霓之望”，亟力鼓励“坚持正义，不避劳怨”，联合各派，进行反蒋，以“共底于成”。（汪致阎电见1930年3月10日《革命日报》，蒋阎电文载日本东洋文库藏《民国政治史资料》）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等亦于20日联名通电，主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翌日，蒋电阎仍认为，要他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然23日，阎、冯、李等四十五人在太原发出通电，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也自港通电，赞成总投票，并谓若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蒋介石。
此一蒋阎电报战，促成浩浩荡荡的反蒋联合阵线。3月间，国民党改组派上海总部便搬到北平，同时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人马也纷纷派员到平津活动，与阎冯连成一体。3月9日冯玉祥由山西回到潼关与旧部会合。（见《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138页）临行之际，阎送冯现款五十万元、花筒手提机枪二百架、面粉二千袋，以表歉意与诚意。14、15两日前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先后通电全国，数蒋十大罪状，要蒋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由阎锡山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副之。4月1日阎宣誓就职，通电揭蒋罪行，指蒋变党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是以不得不“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党救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这一次激起了大公愤，反蒋联合阵线汇聚了七十万大军。蒋介石则于4月5日以南京政府名义，下令通缉阎锡山，显然想要把矛头集中在阎一人身上，并指示吴稚晖致电冯玉祥，意图离间，反被冯抓住机会，大骂吴稚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吴稚晖应是国民党人中被骂老贼的第一人。蒋遂于5月1日发布讨伐阎冯誓师词，发动文宣攻势（原电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二卷，第309-310页），编印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数阎十一大罪，指冯“啸聚潼关、进犯郑洛”等等。蒋本人也于5月8日渡江北上，坐镇徐州，亲自指挥五六十万人，发动大战，并向其部下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杀伤极为残酷的中原大战，于焉揭幕。
此役称之为中原大战，因主要战场在陇海铁路这一横线，以及平津铁路与平汉铁路二条纵线之间，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以及两湖等中原省份，双方兵力加起来约一百五十万人，毫无疑问是民国以来第一大战。前国民党第二、三、四集团军，分别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领导下，动员全军，决心与蒋介石做破釜沉舟的搏斗，一开始就战况激烈，而又呈胶着状态。打到7月，反蒋联军略占优势，蒋军精锐损失惨重，蒋在河南归德几乎被郑大章的骑兵所俘。（参阅周佛海《往矣集》）但到8月里，蒋军又较占优势，集精锐于津浦，展开反攻。显然，蒋介石的炮弹后面有更多的银弹，美国借款以及江南财富之地可供他购买最新型德国大炮以及新式飞机，以及用金钱来论功行赏，甚至还可把“银弹”化作“肉弹”。蒋曾命令沿陇海线办起战地俱乐部，用车厢“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用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以瓦解敌人斗志。（参阅宋平《蒋介石生平》，第271页）不过使蒋介石赢得这场大战的决定性力量，却是来自张学良的东北军。张于9月18日通电拥护中央，进兵关内，不仅使中原大战的交战团体失去平衡，而且使反蒋联军腹背受敌，注定阎冯以及反蒋联盟之失败。张学良拥蒋，并不是择乔木而栖，而是蒋方派去的代表吴铁城、萧同兹的“外交手腕”，远胜于阎、冯派去的薛笃弼与贾景德。（参阅《张学良进关秘录》）具有讽刺性的是，一年多前，国民党的四个集团军把东北军赶出关外，而今蒋介石却引进东北军来击溃其他三个集团军：完全是权术运用，主义与信仰都是假的。
国民党内各派倒蒋如此踊跃，反蒋联合阵线如此强大，而终不免于失败。军事方面的失败，已如上述。在党务方面，汪精卫早于1930年3月24日就促阎锡山从速组织政府。当阎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之日，汪系人物陈公博、王法勤等已抵太原，筹商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团结各派重组国民政府。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虽在反蒋上同仇敌忾，但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上，犹如水火，经过多月舌战，才于1930年7月13日获致共识，始与阎、冯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共同在北平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发布由汪起草的《党务联名宣言》。此一宣言可说是对蒋掌握最高权力以来的清算，很可以借此了解何以蒋介石成为党怨所集的众矢之的，复由才子汪精卫执笔，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说：
本党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某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全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某不唯不怍，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党，返之同志；统一之国，返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并根据总理十三年11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唯共鉴之！
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文中之“某”，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党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唯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欲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唯共鉴之！
汪草此宣言虽未指姓道名，但蒋介石处处呼之欲出。汪寻于7月15日自香港经日本抵塘沽，转往天津。途中曾向记者表示，“蒋介石如认识其负两年来内战的责任，当自动辞职。”（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83页）汪至北平后，又多方商谈，交换意见，原拟待党务处理完善后，再组政府，然而由于津浦线战况逆转，济南得而复失，遂决定提早组府，以激扬士气。扩大会议遂于9月1日，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于9月9日在怀仁堂就职。张学良虽名列国府委员，但尚未表态，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汪精卫曾特派郭泰祺、陈公博等为代表，前往致意恳谈。张学良于9月9日宴请南方代表张群、吴铁城等，复于翌日宴请北方代表贾景德、傅作义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9月18日，突发巧电，呼吁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见《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三十七期），虽向《大公报》记者说：“衷心极愿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共议大计”，其实已偏袒蒋介石，故有“静候中央措置”云云，颇出扩大会议诸子意料之外。他们不知分化收买的招数，岂蒋之比！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蒋介石以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收买张学良出兵入关。（见第336页）此事居然为近年所出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的蒋介石密函所证实，而且款数完全正确。蒋屡电部下促张出兵，一口答应巨款，认为宋子文可以办到，当宋子文于9月18日起，每日汇一百万元，张学良决定出兵援蒋。（参阅第73、80、85、97、101、105、107、137、141、142-143页）张学良态度既明，战局彻底改观，鹿钟麟于10月15日通电罢兵，李宗仁桂军亦自湘撤桂。扩大会议则于9月25日移至太原，继续开会，起草约法，于10月27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的《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以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此次中原大战耗时七月，死伤三十万人，换得此法，故邹鲁有诗曰：“百万头颅换得来，行间字里血成堆；漫云大法都须价，举国疮痍剧可哀。”（邹鲁《澄庐诗集》）
蒋介石打胜此仗，更加趾高气扬，10月3日于开封军次，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捷，并于10月10日告全国同胞文有云：“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复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不过，所谓“反动派”、所谓“军阀”，皆昔日之亲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阎、冯、汪等可成今日之“军阀”或“反动派”，则今日之同志，如张学良、胡汉民等，又安知不会成为明日之“军阀”或“反动派”？问题根本出在蒋之独裁野心，因此不惜代价排除异己，然异己不息，纷扰正无已时。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显然言之过早。
张学良一身左右战局，虽云左袒蒋氏，尚以和平与顾全大局为说。汪精卫经大同出亡，过雁门关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犹指望于张学良。李牧主和，然以和为制敌之手段。但是蒋介石并无和意，于阎冯尤不留余地，继续轰炸，要求他们无条件下野，并于停战之后的10月25日，令杨虎城攻克潼关，策反西安守备刘郁芬，阎之晋军以及冯之西北军均遭改编，阎冯两人的军事实力瓦解殆尽。至此，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终于将其他三集团军全部吃掉。早于1929年2月，蒋介石曾向冯玉祥抱怨，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冯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第578页）蒋显然未以国民党内的四军为一家，“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亦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于党、于国、于民都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双方死伤约二十五万人，后遗症更绵绵不绝。最凄惨的，则无过于普通百姓，在大战最激烈的8月下旬，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下：“人民之苦，苦到万分；人民之困，亦困到万分，日日要兵要钱要粮还不算，而捆抬之祸，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冯玉祥日记》第三册，第332页）这是参与者的良心之言。至于后来的学者则认为，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直接影响到整个3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中外关系，并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机会。（参阅李静之《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第219-247页）即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偿失，从阎、冯那里抢到的华北地盘，实际转换到张学良手里。滥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谬，此见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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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金陵梦魇
第一节、大搞特务
大陆学者众口一词，强调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以及帝国主义间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没有，但是不能强调。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蒋两次勒索上海中国银行，一叶知秋，可知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蒋虽往帝国主义的日本沟通，但亲自率师至济南，仍遭日帝羞辱，举一反三，可知与帝国主义之关系，也不是那么一厢情愿。蒋介石也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江浙财团”和“帝国主义”的篮子里，他最可依赖的无过于完完全全替他服务的特务组织。
其实任何想搞独裁的人，都会重视特务，以为耳目。蒋介石的特务观就是如此。他一生培养特务，成立特务机构，不遗余力。但是一切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戴笠（雨农）是他生平最心爱的头号大特务。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跟蒋介石关系之密，已到了蒋介石罚他跪，骂他下贱的程度（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遗训》中戴笠自道的情况），但在公开文献中，一本又一本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记》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似的。这种严守秘密、讳莫如深的动作，真是耐人寻味极了。因为连戴笠都被蒋介石罚跪、骂下贱，特务人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找到一篇1935年1月1日蒋介石的秘密讲话，是在杭州对特务人员讲的，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讲话中，蒋介石毫不客气的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两点“吩咐”是：
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的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的服从主官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第十三卷，第6-7页）
这两段非常露骨的讲话，真使我们大开眼界！蒋介石毫不掩饰的指出特务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并且只不过是“耳目与工具”而已，一点也不是别的。正因为蒋介石的尺码不过如此，所以，从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为领袖做耳目”的信条，甘心为“耳目与工具”而不辞！晋见蒋介石时候，被罚跪也、被骂下贱也，也就不以为异，其身价在蒋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为低下，因为特务毕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称走狗，可见之于《中美合作所志》第一册，第262、367-399页）于是，豪奴欺猘犬的情况，便有趣地发生。1968年3月，保密局的后身情报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这样几段，写1928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门，有时半夜三更才回来，一回来徐亮便手忙脚乱，因为戴先生这时便将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报资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报告，经过戴先生核阅后，再由徐亮在灯下誊缮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毕才去睡觉，天还不亮又得起床，拿着徐亮写好的报告匆匆出门而去。
那时候，领袖的官邸在中山门外的陵园，戴先生摸黑出门，到陵园实在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钱时，便花三块大洋坐部出租汽车赶去，要是没有钱的话，便得徒走前往，风雨冰雪一概无阻。到领袖官邸去送报告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的那位侍卫长尤其对戴先生大不高兴，曾命令警卫人员不准戴先生进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样进出不误。有一次，戴先生正陪着一个人到官邸去晋谒领袖，出来的时候，在大门口正好遇到侍卫长，当时侍卫长指着戴先生忿然骂道：“……戴某人你下次再来时，我一定非关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却不做一声，默默而去。
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的显示给我们：特务在蒋介石的统制网中，地位其实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说戴笠当年只能拦蒋介石汽车以递报告的事。乔家才《再为戴笠辩诬》却说不是拦汽车而是等蒋介石下汽车。“当时总司令的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不让他晋谒总司令，也不给他转呈报告。他不得已，才等候总司令下汽车时，跑步去呈上报告，这是他公开对人讲过的，绝不是拦汽车。”但是，纵使不拦，也还是低下得很吧？）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这样的标语：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
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价了。
特务是主子的“耳目”，犹如工具，任人使唤，其性质也固贱。相反的，主子则必须尊贵，甚至还要神化。根据黄埔一期的苏文钦的回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就“最喜欢别人把他看作神圣一般，对他谄媚逢迎。”而且，每日三餐都与本校官佐在一个餐厅用膳，同起同坐。蒋到，大家起立；蒋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蒋动筷，大家才敢动筷；蒋吃罢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蒋离开餐厅，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见《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第224页）
苏文钦还指出，蒋介石与陈洁如所住的寝室及其个人的办公室也布置得很有神秘感，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5年在汕头、1926年在南昌，1927年以后，权力愈增，神秘性愈高。神秘是要人莫测高深，教人敬畏。据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卫士大队长宓熙说，蒋在广州时就有一排人保镖，东征后扩编为卫士连，宓熙就是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长和一班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宓熙《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第248页）
我们偶然在澳大利亚发现一本1927年出版，由章回体写的《新出伟人演义：蒋介石历史》，作者署名粤人陈国时，把蒋写得神乎其技，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大伟人，“一手劈开新世界”，而那个小英雄就是“本书上的主人翁，打败目今最称勇敢，最称善于用兵，在军人之中最称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之蒋介石是也”（第2页）。更说蒋在小孩子时，就向他爹爹说：“孩儿将来生成长大，定要与汉人争一口气，打倒满夷，还我汉族江山，方算得一个世间奇男子，人间大丈夫。”（第3页）还说蒋初入新学堂，就在运动会大显好身手，赛跑起来，“两条腿好比飞毛腿一样，谁个追不上他。”（第8页）不过他就是不玩撑高跳，原来他认为，“跳高则跳高矣，何必要因撑而高，撑高跳者完全靠在一根竹上”，不屑有所依靠，以显示他的志气。最最有趣的是，说少年蒋介石是足球健将，有位“妙龄女郎在会场上观看，见介石冲锋之勇敢，实为双方队员中之凤毛麟角，妙龄女子见了英俊少年，自然发出一种爱情来。”（第19页）又妄说蒋赴日本学军事前，已由蒋百里介绍认识孙中山（第26页），“及至中山物化，党中无主，广州政局凌乱不堪，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占领广州，独行其是，宣言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如此之后，革党中知蒋介石是个当世健者，咸来附和。”（第35页）类此粗糙的编造，无非要为没有特异事迹的英雄，制造事迹。这本小册子使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在1926年，就开始为自己造势了。
等到蒋爬到权力高峰，造势变成造神了。这种神化，到了蒋介石死后，经由大学教授级的不断鼓吹，可算登峰造极。举两个抽样：第一个抽样是台大教授叶庆炳写的《生活在伟人光辉里》，发表在1978年4月5日《联合报》，其中有：
三年前的4月5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原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个抽样是师大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1975年5月1日《幼狮月刊》，其中又有：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的说：“蒋总统是神！”
从上面两个抽样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造神运动的后果，到达如此封建迷信的田地。任卓宣居然还表示，“这是好现象”！（见台北《自由日报》1984年10月12日）任卓宣又名叶青，是台北政大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且是当年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他的认定，可算是国民党处心积虑神化蒋介石的一番画龙点睛。为了建立权力中心，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此！
话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以为独裁在望，更加积极部署个人权力的建立。欧战以后出现法西斯主义（Fascism）。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首组黑衫党（Fasci di Combuttimento），以鼓吹之，法西斯主义亦于1920年代输入中国，“力行社”就是“意大利黑衣队的铁血主义者”。（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0页）蒋介石口口声声三民主义，为了巩固他的革命法统；但是为了独裁，他不能不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结果是挂三民主义的羊头，卖法西斯主义的狗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就曾指责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标榜，而实际推行的，乃是武力统治的独裁专制主义。”（见胡汉民《武力统治者的法西斯蒂运动》）
蒋介石在1931年5月5日的国民会议上，就公然说，当今世界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均不可取，而盛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认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并肯定意大利法西斯党当政之后，肃清社会紊乱，令他十分向往“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见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载《国民会议实录》）蒋于1935年更宣称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为中国所急需。《国民会议实录》）蒋于1935年更宣称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为中国所急需。（见《蓝衣社の组织と反满抗日活动の实例》，载《蓝衣社に关あゐ资料》，第11页）
在蒋授意下，蒋系人马积极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也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要中国强盛，只有用“法西斯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鼓吹“领袖独裁”，以及“树立最高领袖之信仰”等等。在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下，蒋介石先后建立了“中央俱乐部”（CC）和“复兴社”，作为行动的工具，尔后又发展出“中统”和“军统”两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相当于墨索里尼的黑衫与希特勒棕衫，大约于1932年2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为黄埔出身，又曾侍从过蒋介石的人，如贺衷寒、邓文仪、戴笠、郑介民等，还有自命精通理论的刘健群等人，无一不是蒋之心腹，以“绝对服从领袖”自矢，认为“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英文《剑桥中国史》亦肯定蒋介石以德、意军国主义为模式。（第145页）他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反动分子财产以及收取党费十分之六为活动基金，奉蒋介石为领袖，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为蒋之耳目。复兴社自成立以后，发展迅速，骨干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在五年之内，从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到将近十万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系，诸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如30年代，轰动一时的杨杏佛与史量才谋杀案，一时讳莫如深，然而事过境迁，特务纷纷写回忆录、一一招认。军统的沈醉更明言，杀中央研究院的杨杏佛，为了警告宋庆龄，杀《申报》主笔史量才，因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都出自蒋介石的意旨，特务不过是执行的工具。（参见沈醉《军统内幕》上册，第193-202页）另外还可通过法令，逮捕异己，钳制言论。最后中央权力完全集中于蒋介石一人。
1933年，为了江西“剿共”，“复兴社”主持“庐山军官训练班”，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教导希特勒那一套。德国军事顾问团一百余人，进驻庐山，传授妙计。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中各重要机构，也多有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参参与。意籍高等顾问史丹法尼就建议中国应当在全国唯一最高首领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以服从就统一”、“以统一谋建设”、“以武力争和平”。这种法西斯精神讲话，为蒋介石捧场、敲边鼓，令蒋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所谓偷看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书中透露，在1929至1930年间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密码，都被蒋介石方面推译出来。正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更予蒋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形象。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3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乃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第49页）
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蒋介石北伐到江西时，身边已有一大批侍从秘书、副官卫士等等。他原本用人唯亲，而这些人更是亲上加亲，如第一个担任侍从秘书的毛庆祥，乃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另一个侍从秘书汪日章，排起行来，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再一个侍从秘书俞国华，乃蒋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国华的助手周宏涛，则是蒋介石密友的孙子。为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由蒋介石同乡、交易所旧友应梦卿介绍，另一个监印官沈绍洙，也是奉化人。亲戚关系、密友关系、浙江人、黄埔以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出身，成为蒋介石周围亲信选择的标准，也是他权力中心的一块基石。
1932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设立南昌行营，指挥“剿共”，一手包办党政军大事，乃扩大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的编制，组织侍从室，犹如清朝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到1936年1月，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掌军事，辖总务、参谋、警卫三组。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掌政治与党务，辖政治党务和侍从秘书两组。侍从秘书的名义时而授予党政简任以上人员，以备咨询或外调，犹如旧皇朝的翰林院。至于警卫已不是一排或一连，而是大队，同时配有便衣侍卫，由侍卫长统一调度。侍从室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凌驾政府各部门之上，举凡国民党全会、中执会、中央委员会，也都成了独裁者的橡皮图章，其显赫似犹超过清朝的军机处。1930年代的蒋介石，显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势，只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无法涵盖全中国耳。
第二节、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阎锡山等国民党军头，以为天下一统，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俩不过是师承孙中山的“联甲倒乙”，只是在“分化收买”上青出于蓝而已。结果搞掉张三，来了李四，天下并没有一统。张学良既进关决定中原大战，解决阎冯，华北与东北也就俱在东北军影响之下。蒋介石既利用陈济棠、陈铭枢弄走李济深，广东也就是两陈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旧军阀以及地方红军，亦莫不在内战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是以蒋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气、中国人生命财产受到好大的损失、国家元气受到好大的伤害，而他统一的天下，实际上仍然不过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为国府主席，事实上无异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凑巧的是，蒋介石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是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扩建而成的。
青年党史家沈云龙说，蒋介石打赢中原大战，扩大会议失败后，“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但为胡汉民所激烈反对，以是发生（1931年）3月1日的汤山事件，引起另一党内重大政潮。”（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282-283页）但是蒋要召开国民会议，并非为了民主，更与“大度”无关。胡汉民反对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蒋介石的心术，知其于大胜之余，欲借约法召开国民大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独揽军政党大权。胡氏素主党治，以党领军，当年亟力支持蒋开编遣会议，目的即在于此，而今蒋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以军事强人一旦成为独裁之总统，党无疑将沦为独裁者之工具，实非心甘情愿。
《陈布雷回忆录》1931年条记道：
2月28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第83页）
胡汉民（字展堂）因政见关系辞职，何至于引起政潮，为党外讥刺？更令陈布雷忧虑国民党的前途？斯乃陈布雷讳而不隐的笔法，其实大有文章。
其实胡并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而是坚决反对在训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定约法以选举包揽党政军大权的总统，且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在法律程序上杯葛，坚不相让，因此触蒋之怒。而胡在党中声望之高，亦遭蒋氏之忌。中原大战胜利之前，蒋尚需胡的合作与支持；既胜之后，已到鸟尽弓藏的时候。1931年2月28日的晚上，蒋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汉民夜宴，结果是另一个鸿门宴，但是没有刘邦溜走的运气，而遭拘留。目击者之一邵元冲，留下当日的日记，记之颇详：
7时应介石邀全体中央委员晚餐之召，赴总司令部。8时顷，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操纵堂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亲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列座传阅一过，皆噤不作一言。介石并谓此函已与展堂阅过，并欲余往征展堂之意。展谓“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以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等语，余乃出。旋由介石与同人会餐，并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10时顷散。是夕，展堂止宿于总司令部介石宅中。（见《邵元冲日记》，第710-711页）
所谓宿于总司令部，实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准回家。邵所记与胡自述（参阅《胡汉民自传续编》，载《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二期）若合符节。翌日，蒋介石在国府宣布已失去自由的胡汉民，辞去本兼各职，并嘱邵元冲与侍卫长王世和，将胡押送至汤山俱乐部幽居。邵虽是蒋的亲信，但于囚胡一事，一开始即不以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于私下的日记，且时时“赴汤山访展堂”。3月8日，又由邵元冲偕同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与戴季陶，赴汤山把胡汉民接回城内双龙巷寓次软禁。3月20日，首都警察厅长又杜绝双龙巷内之交通，不许汽车通过，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3月24日下午5时，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前往双龙巷看望胡氏，守卫者不许张默君登楼，只准邵元冲一人入内。到4月25日，连邵元冲都被挡驾，令他“意极烦懑”，然亦无可奈何。翌日，蒋介石还特别告邵，不要与胡往来，令邵忍不住借读《刘子政新序》，在日记中发牢骚，有谓：“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冲日记》，第711、714、717、718、726-727、729页）胡汉民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师长辈，古之皇帝犹不侮其臣，而蒋侮胡至此，更何况胡为蒋抬了两年的轿子，难怪连邵元冲都有“世道衰熄”之叹！不过，邵远冲还是照做蒋的国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胡汉民突然辞职，并未圆蒋之总统梦，反而“引起谣琢”，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执会，遂于3月8日通电“辟谣”，但欲盖弥彰，罩不住国民党大老胡汉民被囚禁的事实。汪精卫于3月14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90页）4月30日，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更与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电”，指“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兵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据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乃瀕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接着列举四大罪状，其一，蒋氏以孙中山的继任人自命，而以国民党为其私有，以至于“厚诬总理，蔑视党员”；其二，蒋氏让中共坐大，“士卒疲于奔命，贼焰至今为烈”，其三，蒋氏不守党纪，怂恿小人如陈果夫等，到处活动，“暴戾恣肆，压迫人民”；其四，蒋氏让亲戚宋子文，由一“穷措大”变成大富翁，“等于王侯”，主管财政“已逾六载，所发公债，已逾四万万余”，而“蒋氏既纵之为恶，凡有与之言者，充耳不闻”。是以“蒋中正违法叛党，逆迹昭著，谨胪列罪状，提请贵会严予处分，以张正谊，而肃纪纲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科编《为什么要弹劾蒋中正》）此后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于5月3日，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南京方面明知广东发难，由于胡汉民的自由问题，蒋初在压力下想要恢复胡之自由，但寻又变计。（见《邵元冲日记》，第729页）5月11日，广西李、白也率部通电响应。南京方面则由何应钦、何成濬等三十将领通电攻击粤方，又发生了洋洋洒洒的“电报战”！
粤方箭头针对蒋介石的独裁，非倒蒋不罢休。5月25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二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限其于四十八小时内引退。两天之后，广州各派通过由汪精卫起草的宣言，公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以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5月28日，非常会议组成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以汪为主席。同日蒋介石复电孙科，谓“受总理付托”，拒绝引退，又说什么“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于是宁粤分裂，国府又闹双包案。北平的扩大会议结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个广州非常会议，都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旗号。事实上，蒋不仅独裁，而且蛮横，囚禁胡汉民就是明证。他这样做，固然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更不必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对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为众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当粤方国民党唱出对台戏之后，蒋介石意想再请胡汉民出来主持党务，所以“防卫较弛”。（见《邵元冲日记》，第739页）蒋之“随机应变”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蒋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毕竟是比较有原则与操守的国民党人，尚不至于为了做官，可以马上忘记蒋氏的霸道与蛮横。
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为号召。9月初，两广部队又誓师北伐，分袭湘赣，9月6日，已占湖南郴州，13日与蒋军顾祝同部战于衡阳，粤桂军乘胜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帝侵占东北，国人悲愤至极，外侮临头，不好再打内战了，双方于是休兵。蒋介石于9月21日回到南京，即请自日归国的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翌日，邵元冲受命去见胡汉民，促其出主中枢，但胡回答得妙极，说是“贤、不肖不能并存，进贤必退不肖”（《邵元冲日记》，第776页），要他胡汉民贤者出山，你蒋介石不肖，就得下台！誓不共存，颇有点志气。
在蒋授意下，陈铭枢由蔡元培、张继陪同，于9月28日抵达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会谈。粤方提出三点：一、任陈铭枢掌京、沪卫戍事宜；二、由蒋发一电，对数年来政治措施引咎，并声明统一政府办法决定后，即行下野；三、由粤方通电取消粤中政府，来京开会协商统一政府事。（引自《邵元冲日记》，第778页）30日，宁方开中央政治会议后，讨论粤方三条件，蒋决定先发表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然后于10月5日电粤，谓“当此外交紧急”，“不可一日无政府”，希望粤方同志早日来沪，再谈其余两点。粤方认为有理，然而坚持最低限度应先释放胡汉民。陈铭枢等将此意见于12日带回南京，胡汉民遂于14日，由下关登车赴沪（见《邵元冲日记》，第784页），禁足七个半月之后，终于获得自由，然而遗恨绵绵不尽，对蒋绝不原谅，可见之于胡向吴鼎昌所说：“我在南京给他（指蒋）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容斋《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第400-401页）
1931年10月22日，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见面，这三个孙中山手下的欢喜冤家想再度携手，据次日《大公报》的报导，汪蒋“互道别绪，握手言笑，甚为欢洽”，为蒋汪合作铺了路，但蒋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关系能否融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蒋介石在粤方坚持以及抗日怒潮双重压力下，不得已于12月15日辞职。宁粤两方遂于22日正式合流，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组织政府，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虽下野，仍与汪、胡同任中常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事前已有妥善布置，党政军中的实力犹在，特务组织仍在掌握之中。同时蒋亟力拉拢汪派，诸如要求陈公博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一期）等等。一年之前，蒋仍口口声声，声讨汪逆，而今竟以中兴大任相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蒋未必心口如一，只是为了政治现实所需，借政敌之影响，为东山再起之谋。在蒋氏心目中，显然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过，可异的是，自1927年以来，五年于兹，蒋介石联甲倒乙，翻云覆雨，结果依然是群雄割据、党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徒成虚愿，蒋氏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然跳不出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掌心，而内忧赤共、外患日帝，则尤远远过之。
第三节、蒋介石与一二八
蒋介石虽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动作依然不断，身在奉化老家，并无碍遥控南京政权。他于离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亲信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长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档案，再命黄埔弟子贺衷寒、康泽等积极筹组复兴社，以巩固特务势力。唐纵也透露蒋于下野之初下令组织“十人联络组”，又称“十人团”，分布各地。（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8页）他为了尽快复出，有借重国民党内汪精卫及其改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妇一行于1932年1月16日抵达杭州，当晚与蒋闭门深谈，翌日报纸只透露“晤谈甚融洽”，不及内容，唯融洽属实，是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促其入京，已发蒋汪合作的先声。元月18日，行政院长孙科偕何应钦等飞抵杭州，张人杰、张继设宴于烟霞洞，蒋汪同时赴宴，状至愉快。这一批国民党要员又于宴后辟室会商，决定共同入京。林森与孙科在南京显然难以应付，外交与财政问题尤不堪负荷。
蒋、汪等于元月22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开紧急会议。再过二天，孙科就主动宣布辞职，由汪精卫于元月28日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3月6日，国民党召开中政会，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蒋委员长成为最高领袖的代名词，又逐步恢复到一人军事独裁的局面。宁粤决裂时，粤方坚持蒋下野以及撤销总司令以夺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费。蒋氏不仅迅速复出，而且重握军权，只是换了一个头衔，由蒋总司令摇身一变成为蒋委员长。
蒋汪合作，各取所需。蒋因宁粤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粤方之势，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种。同时蒋已得罪了胡汉民，另外需要元老级的老国民党来抬轿子。而汪氏的改组派在粤亦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权力之争，也不难被分化。至于汪本人，无论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党史册上，“不唯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台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政府陈友仁对日政策太过强硬，所谓强硬，不过是要和日本“和平绝交”。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1930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党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上海的日本侨民又从1931年10月12日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游行，请日本政府迅速用断然手段彻底解决中日间所有悬案，根本制止中国的反日运动。日本浪人更乘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撕毁中国商店的反日标语，甚至殴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东打伤中国工人。11月2日，上海又出现了“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日本侨民三千余人在会中决议：“日本须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1932年1月18日，五个日本和尚给打伤了，日本侨民两千余人，就在20日这天，借口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地区捣毁了中国商店，殴打行人。这些情形和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本侨民请愿，向东北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但1月21日拂晓，日本浪人两次放火烧了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并砍伤了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日本陆战队也同时出动。1月22日，日本海军增派兵舰赶来上海。1月23日，日文报纸传声警告：日本舰队司令和日本侨民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抗日运动，并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自由行动。
日本人既已横行至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遂在1月23日上电中央，表示说：“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十九路军这种决心抗日的举动，显然与蒋介石处处对日本低声下气的政治不合的。于是，他决定立刻调走十九路军，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应日本人道歉、惩凶、赔款、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可是，虽然答应了四条件，日本人还是大动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已极为苛刻，而蒋汪南京政府纵使向日本人既磕头又作揖，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肯罢休，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在1月29日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发出退让后又被日本人出卖的哀鸣！
蒋介石原是决心要调走十九路军的，拟“以宪兵第六团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缓冲其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但是由于日本人的色急难待，突于28日晚上侵入闸北，“首向中国警察开始攻击，继则攻击中国正式军队。”十九路军不及调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参阅顾维钧《关于中国政府在沪东开始时决定和平政策之说帖》）
蒋介石调来宪兵第六团固然迟了一步，但是十九路军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产生了鬼使神差的结果。宪兵第六团在1月28日正午到达真如，其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就在真茹，当晚全线抵抗的命令，就发自真茹指挥所。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了，义正辞严，全文如下：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照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松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1932年2月1日《中央周报》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声称“四天占领上海”的，可是，十九路军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头。关于十九路军抗日血战，中外文字报导极多，但是论得最具历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的点破，就是说日本侵略时，“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这显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态度暧昧。章炳麟这种点破，在另一篇《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五卷）里，说得更明白。他说蒋光鼐、蔡廷锴他们“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分明是说，十九路军挺身抗日并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获得胜利，中央也就非常颜面无光。最要命的一点是：十九路军的行动，无异证明了蒋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错误。这种错误，即使是他的师保吴敬恒也不得不暗中承认，他有一封密件给何应钦，承认“不抵抗”以“保留元气及实力”的政策，其实是一种“迷梦”，“大难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许。”因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军连日师共产党之作战法”，以跟日本人打个明白，才是正路。——可见连蒋介石师保级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军的感召，不直蒋介石所为了。
在一二八事变一开始，十九路军的负责人之一——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电呈中央，说：“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毋任翘企。”
当时驻军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师的俞济时部队。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蒋介石亲信俞飞鹏的侄儿。这多重背景，正是嫡系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也是黄埔一期中露头角最早的。
最早主动提出支援十九路军的也是俞济时。据1932年3月1日《蒋委员中正复第八十八师俞济时师长勖勉调沪增援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俞济时自杭州呈陷电大意是：“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说：“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东。”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想“调沪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俞济时的主动。俞济时主动提出电文的时间是一二八事变后的第四天，那时八十八师的任务是“驻防苏浙拱卫京畿”，离上海最近，“调沪增援”，自然较快。再据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四《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概述》：
1月28日，日军遂以陆战队约六千余人在舰炮支援下向淞沪进攻。此时第十九路军之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以其驻淞沪之第七十八师首先应战，驻京之第六十一师及驻苏常一带之第六十师，随亦陆续增援沪上，大战遂启。其时余统率之第八十八师正驻防杭州，中央于1月30日电令本师限于2月5日前向苏州集结；并令限驻南京之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于2月10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区集结，第八十七师师部及孙元良旅、另军校教导总队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区集结；中央并委派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统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参加淞沪会战，并均归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统一指挥。
在俞济时去电蒋介石后第六天，张治中也有了反应。据2月6日《何应钦部长自南京呈蒋委员中正请以张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并给以军长名义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何应钦报告蒋介石说：“张文白兄以国难当头，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查八十七师师长正在遴员，可否即以文白充任，并加给以军长名义，使其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乞示遵。”蒋介石批复：“八十七师师长以张文白继任，中甚赞成，请即委如何。中正。齐印。”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张治中的主动。（参阅《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第四节）即由俞济时和张治中的主动请缨，可见蒋介石最后同意派第五军去上海，是出于被动的。而且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没有再派任何部队抵上海支援。所谓大家声援十九路军，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嚷嚷”、“干打雷、不下雨”而已，因为蒋不下命令，谁的部队都开不上前线去。援军不至，真的关键不在别处，就在蒋介石那儿！即使派出的第五军，也是疑云重重。
首先，第五军正式接替十九路军的部分防线，为时已相当晚。据《张治中回忆录》，他是2月16日上午九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的，中午“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在17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到行镇”。2月17日已是一二八后二十天，在“军贵神速”的原则下，真未免有点“迟迟其行”。其中原因，也许连局中人张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明眼人的看法是：蒋介石原以为十九路军对日本抵抗不了那么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部队去“接漏油”、去争功，同时也“制止十九路军”。《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说：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原来“文章”就在这里！并且，照俞济时《“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附录中所听到的，第五军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军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断十九路军彻回南京”云云。蒋介石由于立场被动，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一面派出第五军，一面陷十九路军于孤军作战的情况。据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当时已盛传“中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派，一派是反战派。主战派是西南各实力派所支持的中枢大员们，他们想趁战局之扩大而夺取中央政权；反战派是中央大员们，他们嫉忌十九路军的声名过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听任十九路军孤军奋斗，诸事掣肘，不调援军”。蒋介石本人作贼心虚，当然听到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给第五军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如“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2月16日电），如“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之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2月18日电）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极为可疑的。何况蒋介石的许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的留给历史好看的；骨子里常常是另外一套，这另外一套是“不立文字”的。这一特色，很可注意。
事实上，蒋介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气量，使他对十九路军不可能“爱护特甚”（俞济时语）的。照陈公博《苦笑录》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的回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曾有“许多埋怨”：
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的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正因为蒋介石并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军，所以一旦陈公博他们北上游说张学良出兵的时候，蒋介石就下了“毒药”。陈公博回忆：
这场上海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日，十九路军为着日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吧！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像一盘冷水浇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一日已派人来，说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抽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阳开第二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吧。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阳的故宫，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蒋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诉张学良，说陈公博、李济深没有代表性，这不是存心拆台吗？如此看来，他恨十九路军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爱护特甚”啊？
岂止恨十九路军，照中国青年军人社的《反蒋运动史》，蒋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军”呢！书中第十四章说：
自1月底，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战争起后，因此次战争，原为蒋汪所欲避免者，故战前即有逼十九路军让防之举（接防宪兵团早已开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军竟于行将离防之前，不让日人进占闸北，出而抗战，于是大拂蒋汪之怒。故战事起后，蒋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怀畏日降日意志，蒋在奉化演讲时，曾发表有名之三日亡国论，引致日本进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因战争前蒋曾下令，日若进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军得全国人民之同情与拥护（国内外人民纷纷汇款捐物，自动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见绌（因人民士兵均恨蒋之不敢不肯抗日）。于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军；由自惭而更妒十九路军，积恨成仇，恼羞变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军（少数蒋系军队乃激于民族观念与爱国心而自动往参战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实际坐视不救（因人民愤蒋不援，纷纷提出责难，乃假意表示谓已调兵，交通不便，难于到达）；第三步竟派税警团上级军官王赓勾结日本，报告军情，使日本调兵从浏河上岸而压退十九路军！
这里提到的“三日亡国论”，是出自蒋介石1932年1月11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其中提到他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对日本宣战或绝交。他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致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1932年1月21日-23日上海《时事新报》）
对蒋介石非常没面子的是，就在他做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妄言！由于十九路军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证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国，并且反证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错误。可见十九路军的胜利，正好反衬出蒋介石的失策与失败。——十九路军如此罪该万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十九路军就在这种被“痛恨”下，最后陷于“各路援军开赴不至”、“陷于孤立无援之境”（语见1932年2月6日汪兆铭、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陈铭枢致十九路军电文），也就可想而知。下面一些电文，就可看到不少内中文章：
2月16日——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天，十九路军致陈铭枢铣电：“我军连战皆捷，然非主力战，死伤已达二千，纪家桥一役，知敌亦不可轻。确报，敌到沪兵力已有三万余人，和议无望，敌只效占锦州故智，我退彼进，永图占据，稍一让步，闸北南市均非我有。大战在即，兵贵万全。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败则将陷国家前途于万劫。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方能先为敌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至江北部队可在浦口上下游偷渡，镇江有保安队维持，八十八师之团可调归建制，如办不到，宜速定和议，不容犹疑也。”——这通电文里，已有“万恳速请”蒋介石救援的话。
2月22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五天，陈铭枢致蒋介石养辰电：“现细察前线作战情形，及影响各国关系，依蒋、蔡等意见，绝不宜撤退，且因战斗日烈，亦不能抽兵回做工事，兹决定以南翔亘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地带，由吴工兵监规划工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做工为祷。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卫、谭各部，兼程前来无误，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这通电文里，已明白告诉蒋介石，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相处甚洽，“请释鉴虑”。并请蒋介石要守信用，“请俯照前言”，快派部队来。
2月25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八天，十九路军感到敌方部队不断增援；我方部队却望眼欲穿，不但迟迟不到，到了南京、杭州的，也不肯开来前方，已经深有被放了鸽子之感。这天收到蒋介石的径戌电和有酉电，前者电文说：“庙行镇附近正面已为敌方窥破，系我军弱点，不宜以特税警务团（古团）担任，望以六十一师替接，以固阵线，免为敌所乘为要。”后者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援队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即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上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如何部署，盼详复。”这些都是空话。到了第二天（2月26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九天，十九路军感于全国有两百万军队，可是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竟不再派兵来，已经深知本身的下场与处境。这种心境，由致何应钦、陈铭枢并转蒋介石的宥晨电里，已经意在言外：“介公有酉径戌两电均奉悉。一、职部作战兼旬，各师伤亡逾千，担任正面过宽，处处有兵力薄弱之患。二、俞师庙行镇一役，伤亡极大，调后方整理。其防线由毛师之张炎旅接替，兵力不敷配布，因着税警古团担任一段。昨日敌来猛攻，官兵不沉着，遂致动摇，着张炎入黑后反攻，虽告得手，但伤亡过千，官长损失尤大。三、敌企图突破江湾庙行镇间阵地，集其主力于大沈宅一带，做纵深配备，连日作战焦点，亦在于此。四、兵力配布，当遵所示要旨办理，但敌军不绝增援，我军死伤日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这通电文里，已隐然在说，你蒋介石两次来电，只是“空谈配备”而已，不派援兵来，空谈只是令人焦虑耳，有何用哉！
2月27日——一二八事变后一个月，陈铭枢致汪兆铭感酉电：“（衔略）必亲译。有日，我六一师与敌新到十一师激战，伤亡甚大。现我军益孤，咸愿死前线原阵地，不肯撤退。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做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特闻。”——这通电文里，已经明白指出，援军只是作秀而已，根本不准开上前线来。
2月29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二天，陈铭枢致汪兆铭俭未电：“昨电谅经赐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谨闻。”又致俭酉电：“两电计达。卧病多日，顷钧任兄来谈蒋先生日来积极，又谓俄运兵东来，与日冲突，形势渐逼，日方亟欲了结沪战，我军能在原线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蒋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唯恃我孤军之决死耳！……”拖到3月2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五天，十九路军终于发布了撤退通电。（电文见1932年上海《时事新报》）到了第二天（3月3日），十九路军又联合第五军，发布了更详细的通电。（全文见1932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两件通电中，前者提到“后援不继”的话，后者提到“援师不及”的话，当然都明白点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在。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对蒋介石的责问。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就致电责问他：“日人陆续增援，至穷师数万，我方……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每战对敌，众寡悬殊，益以疲劳，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电请援，声嘶力竭，以致为敌所乘。……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其责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责问声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哥哥在内。
蒋介石的哥哥蒋周康字介卿，号锡侯。他跟蒋介石同父异母。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说此人“出身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足的草包子、糊涂虫”。但终于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关监督和浙省府委员。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中国人民所不谅，蒋介卿也被牵连，至感不安，乃写信向蒋介石责问。蒋介石遂叫文胆陈布雷代拟复函。据《陈布雷回忆录》1932年条下：“3月下旬以蒋公电召赴南京，见市况萧条，政府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复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这封“弃置未发表”的信，四十九年后，居然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以《民国二十一年3月蒋委员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书》为题，给发表出来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当时的许多心态和巧辩，值得全文细读：
接奉尊电，督责至严，循诵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沪战事，弟以丛诟之身，又成怨讟之府，匝月以来，谤言百出，非谓袖手观变，即曰调援不力，积毁销骨，乃至劳内外邦人之诘责，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闻我旅沪同乡集会之际，亦有激昂而不能自已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见谅于友朋，复何从求信于国人，且当此国族蒙难闾里为墟之日，岂个人计较毁誉得失之时，故宁含垢忍辱而不愿以一言自白也，今承明问，愿为兄略陈之。自暴日进犯淞沪，中央即决定移驻洛阳，积极自卫，弟以袍泽之义，驰电全国，同誓生死，愿淬厉奋发，共救危亡，其后十九路军奋勇作战，江浙所有部队凡可调遣者悉以全数加入，伤亡损失，皆可复按，谓为无兵增援，岂唯厚诬中央，亦使战士气沮。即我十九路军冬日通电报告移防，所谓后援不继，亦非谓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谓以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词意灼然至为明显，而兄亦竟以此怀疑于弟，则弟复有何言。至就弟个人而言，自一中全会以后，虽复列名国府，备员军会，初不过多数委员中之一分子，军旅之事，发号司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无名义，可以檄调军队，亦无权责，可以指挥军事，力之所及，亦唯以旧时袍泽之关系，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励我将士秉中央之命而奋进，自上月23日敌军再度增兵以后，战局益趋严重，弟审度前线状况，综合各方情势，曾于25日电知蒋总指挥光鼐有“第二次敌军总攻击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后方部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后不能参加”等语告之，诚以后方输援诸多艰困，有非可形之于笔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于前方，亦不能不以实际之情况尽量相驰告。弟在此浃旬之间，匪日不焦心苦思，期尽力之所能及，二中全会集会洛阳，弟之所以留驻南京者，实对续到部队，可以随时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时机也。29日幸有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综计前后开动之部队，曾无一宵一夕之滞留，今讹言四起，若谓弟对增援迟速，有所抑阻于其间者，是则部队与战斗详报俱在，不难以事实证明也。语有之，流言止于智者，今之流言陆离光怪，乃发动于曾共患难、洞明实际局势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于悠悠之众口也。两军作战，对于参加部队之番号以及调动配备之情况，例须严为隐秘，免为敌方所乘，故淞沪苦战匝月，所有部队皆置于蒋总指挥之下而行之，此后战局范围自须视形势而定，中央既有整个之策划，全囯军人亦皆愿一致效死，前线之如何充实、后方之如何移动，只须俟将来战史与事实之证明，遑能执途人而告语。独惜我国人不察，往往以热情所激，多方诘难，若必欲迫令将所有虚实尽情揭布，使敌人共见共闻而后快者，而或者以不慊于个人之故，又从而播扬于其间，是则诬陷个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将士气沮之影响实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闱之训，长承兄长之教，许身革命，义无反顾，当此国族艰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诚，尽对党对囯之责，以期无愧于总理，无忝于所生，绝不辜负骨肉与亲知期望之殷，遥念疆场袍泽浴血奋斗，战区同胞牺牲惨酷，诚何心再计一家之毁誉与荣辱，辄因未散布其区区，不尽欲言。
蒋介石这封信中，欲盖弥彰之处有五：第一，蒋介石说“后援不继”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是因“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是，事实上，全国有两百万军队都哪儿去了？“可调之兵”岂不大都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调走了？这样造成京畿地区御外侮上的防务单薄，岂不正是蒋介石的责任？第二，蒋介石说“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从1月28日起，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可供运输，可是部队却始终调不上来，这叫什么速度？此中有人“抑阻于其间”，岂不太明白了吗？第三，单从2月27日、29日陈铭枢致汪兆铭电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云相师已经“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不愿赴援”，则蒋介石所谓“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之说，就与事实不符了。眼前的上官云相师尚且如此，天边的其他部队，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蒋介石说“军旅之事，发号司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云云，更是瞪着眼睛撒大谎。“指挥军事”的“权责”，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说他做不了主，又其谁能信呢？第五，蒋介石说调动部队，“须严为隐秘”，不能随便告诉路人。隐秘固然不错，但总要调到部队上前线才算啊！若根本没调，反以隐秘为护符，这就不对了。
大概连蒋介石自己，都发现这封信的答辩未免太牵强好笑了，所以最后“弃置未发表”。但在半世纪后，我们就他的心态和巧辩来做解剖，还是有助于真相的揭发的，自不容我们放过也。
上海撤守以后，经过国际联盟等的斡旋，在3月4日停战，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中国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黄强；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谦洁。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3月25日发表谈话，虽说：“敢以人格担保，断不为丧权辱国之事，可请国民放心。”（天津《大公报》1932年2月26日）但是5月3日，抗日联合会的代表四十多人，还是冲了进去，打伤了郭泰祺。郭泰祺两天后裹伤签下协定。协定内容重点是：
一、确定停战。
二、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
三、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设立共同委员会，布置日军撤退及华警接收事宜。
细究内容，却大有文章。所谓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就是中国军队不得恢复进驻淞沪；所谓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军队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国所占的领土。其为“丧权辱国之事”，一看便知。1932年5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有这样的评论：
……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
但是，蒋介石是不管这些的。他悍然做下“丧权辱国之事”。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机当上了“蒋委员长”，连郭泰祺都升了官，当了驻英大使。
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是参与停战的代表之一。多年以后写《黄莫京将军自述》，有这样的追忆：
上海停战协定，双方已签字，在我十九路军的一方，其情绪之难过，只可拿故中央委员杨沧白先生诗一句：“回面应知有泪行”，才形容出来，不久这回面带泪行的十九路军奉命开赴闽省。（见《大成》第六十七期，1979年6月1日）
开到福建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用来做“内斗内行”的筹码，1933年1月6日，蔡廷锴因“榆关陷落，平津危急”，通电中央，表示愿意在“忍痛撤退，移师来闽”之后，“负弩前驱，为国效命”（《蔡廷锴愿负弩前驱为国效命电》，载南京《中央日报》，1933年1月8日），可是蒋介石当然不肯。最后，十九路军以“闽变”被蒋介石解散，一个最能抗日的军队，一年前日本人辛苦消灭不了它，一年后却被蒋介石轻易消灭了。
是以把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记在蒋介石的账下，绝对是不虞之誉。恰恰相反，他联合汪精卫复出后，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特别想要剿灭江西的苏区。为此，他对日本侵略是绝对要妥协的，不肯还手的。阴错阳差的是，陈铭枢的十九路军，因宁粤之争而调往京沪，否则蒋介石绝不会让非嫡系军队卫戍京沪。如果是嫡系部队驻守，在蒋介石直接调配控制之下，绝对不会于一二八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日，还不是会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了事！
第四节、胡汉民讨蒋抗日
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之尊、以立法院院长之尊，仅因政见有异，被蒋介石说抓就抓，软禁七个多月之久，痛定思痛之余，决心要打倒蒋介石个人独裁，并不是仅仅为了雪个人之憾，在他看来，亦要为党国除去“一大毒疮”。他在一封密函中用暗语说：
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抑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65页）
门，用《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典故，隐指蒋介石，即不惜以“外科”或“内科”手术，来取掉蒋介石这个“大毒疮”，衔恨之深，可以想见。
胡汉民于1931年10月14日被释放后抵达上海，翌日驰电广州非常会议委员，承认国民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希望党人“彻底觉悟，力图团结”。再过一日，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应付日帝侵略，只有“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这样下去，“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参阅胡汉民《亡国之三无主义》，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蒋介石不抗日足以亡国，所以他要抗日反蒋以救国。他不会再与蒋合作，可见之于10月30日的《致粤中央电》，他明言不会与汪精卫入京任职，而力言“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
胡氏“打破独裁”的立场，自然更坚粤方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决心，胡于12月5日与粤方非常会议选出的中委，联名领衔通电，催蒋下野，解除兵柄。蒋果于十天之后，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
蒋介石下野之后，宁粤合流，表面上出现各方合作，蒋汪胡携手的形象，但事实上，胡汉民留居香港，拒绝入京。他对蒋之复出以及蒋汪合作，不仅厌恶，而且决心倒之。当时刚辞去行政院长的孙科，对于蒋汪的向日退缩政策甚表忧虑，曾于密电中告诉胡汉民，蒋曾责令十九路军将领，不得“擅起战端”，后来军民奋战，“乃表示抵抗，然仍令十九路军将领只准抵抗，不必扩大”，认为“日方计划摧毁长江一带军事势力，结果南京中央必然崩溃”，所以建议在粤中另立政府。（电文全文可见于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68页）胡汉民虽然没有另立政府，但继续积极活动倒蒋。他想统一西南各地实力派的力量，以与蒋汪南京政府抗衡，以抗日为号召，并借此攻击蒋汪的不抵抗政策。他还与华北的冯玉祥取得联系。冯主抗日甚力，对蒋之向日本委曲求全，甚表悲愤，也想联络西南倒蒋。（见张允荣1932年8月18日《致展堂先生函》）此时冯已自徐州移居泰山，名为养病读书，实与在山东的韩复榘有所密谋，与胡自亦一拍即合。胡于1932年5月5日复函冯玉祥，有谓“过去四五年，只见有个人，而不见有党”，“凡所措施，无不出于个人私意”，此个人即蒋介石也，暗示如果倒蒋，“必竭诚襄助”。（胡函原件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胡与北方的张学良、韩复榘、阎锡山、孙殿英、石友三之间，也互通音问，设计如何抵御气焰方张的日寇，如何去除劫国的“独裁之魁”蒋介石。（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70页）他还取得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支持，同情他抗日反蒋的立场。可见他发展“反蒋”关系，十分广泛。事实上，他已着手组织新国民党，强调纪律、团结与反蒋，活动范围扩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七省。
南京政府的蒋汪合作，蒋主军、汪主政，也不如表面上看来那样和谐地分工合作。如周德伟所指出的，蒋仍遥控政治，“不脱军阀素习”，“军费占岁入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省封疆大吏，则一仍其旧，汪氏无置喙余地。”蒋“又推荐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又推荐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早已任浙江省主席”，“中央之党务则有叶楚伧、陈果夫操纵，陈立夫尤横，一意为蒋氏鹰犬，与汪立异。”（周德伟《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第十六章）然则蒋汪合作其名，蒋氏一人独裁其实，无论政、军、党、特都在他的手里。
1933年年初，日军突袭山海关，榆林失守，张学良决心抵抗，与胡汉民关系趋密。张曾告诉胡“不抵抗”的原委，故胡于回函中说：
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纵不为个人计，将不为数百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原函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
胡虽希望张学良结合华北将领，抗击日帝，但是“别在”之人乃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仍一心想“剿灭”共党，全无意绪抗日。日军遂于3月4日侵占承德，无可奈何的张学良唯有引咎辞职，黯然出洋。胡汉民针对此一局势的对策是积极组织西南抗日联军，联络北方抗日将领，以便北上救援热河；不过，其意不仅在抗日，而且还要倒蒋，可见之于另一封密函如下：
西南抗日军队出发，以贤初为总师之任，渠以抗日为倒蒋，如能师出武汉，北局有变，一切正可相机而动。（胡汉民致护黄、颂云，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函中的贤初，乃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之字，淞沪停战后被调往福建“剿共”，然仍不忘抗日，与胡汉民等结合，于1933年4月2日出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而此时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冯玉祥于5月26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但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在江西“剿共”，并于5月31日授命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军侵占长城以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同意长城以南的察北与察东地区不予设防，直令华北门户洞开。胡汉民闻之甚怒，即电冯玉祥曰：“请公立振义师，先就北平擒拿经手订立妥协之何（应钦）、黄（膺白），即行讨蒋以抗日。”（胡汉民致焕公电，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然而无论西南或华北，抗日讨蒋的情绪虽高，但实力（军力与财力）不够。胡汉民的“北出长江、推倒国贼”的计划固然夭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宣布解散，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蒋）军也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但是胡汉民仍不肯放弃，至10月间仍在积极规划如何“声讨独夫，从事抗日”。（语见胡汉民致何子佩函，1933年10月19日，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讨蒋抗日虽是胡汉民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主张讨蒋抗日甚烈的中共，仍然是他想要消灭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仍然不能成为朋友，反而与敌人蒋介石在反共上有共识。所以当闽变于1933年11月发生时，由于更改国号、换旗、联共，虽然目标就是讨蒋抗日，胡汉民不能苟同合作，坚持讨蒋与“剿共”双管齐下，声称“独裁卖国之南京军权统治，叛党联共之福建统治，必同时清除之”（见胡汉民对时局宣言，1933年12月15日，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勇气虽然可嘉，但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而此时蒋介石正分江西“剿共”之师，大举入闽“讨逆”，动用海陆空三军，并亲至建瓯指挥镇压，十九路军孤立无援，于1934年2月初宣告失败，被蒋改编，部分残军则由陈济棠改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
胡汉民在1934年，仍然继续联络各地将领，进行抗日反蒋活动，在军事上虽然相继失败、乏善可陈，然而在政治和党务上，实已将西南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颇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如蒋于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胡断然拒绝参加。一年之后，蒋提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也遭胡等通电反对而被迫取消。原定于193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亦被迫延期至翌年11月12日举行。胡汉民仍发表有电，与蒋汪所定议题，针锋相对，唱对台戏，并谴责南京政府“党同伐异，自为派系，钳制同志，变本加厉”（语见有电，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更扬言那只是军权统治的五全大会，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参阅胡汉民《为五全大会告同志书》，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甚至不惜另开代表大会，宣布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党、卖国罪状、开除其党籍”。（参阅胡汉民1934年9月25日致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函以及1934年9月30日致邹鲁等函）胡汉民如此强硬，倚老卖老，自令汪蒋十分头痛，不得不加以“招安”，由王宠惠亲自携孔祥熙函南下，呼吁谅解，动之以情，并邀胡“早日命驾来京，主持一切”，却被胡刮了一顿胡子，说是不应求“私人间之谅解”，以延误“国家之危机”，更进而把矛头指向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上，尚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彼以一军事领袖，在行政上可以擅自发号施令，并擅自召集各级文官训话，又可以组织蓝衣党，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义。”（《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这种指责不可谓不重，而又难以辩驳，所谓以三民主义相标榜，而行专制独裁之实，尤其击中蒋之要害。由于胡汉民的杯葛与谴责，五全大会就没有开成，另于12月10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
胡针对蒋之集权，亟力提倡均权共治，并得到西南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为了争取胡之谅解，于1934年2月3日与汪精卫拟订了一项中央与地方如何均权的方案，且派王宠惠、孙科赴港协商。但是胡汉民知蒋并无诚意，托孙科带回一函，言辞虽然客气，仍拒蒋于千里之外，雅不欲入京合作：
自民二十年后，久阙音问。亮畴、哲生两兄来，藉获手书，甚感关注。弟三年养疴海隅，而时受风寒侵袭，血压久治未低。闻尊体近日亦不能无小病，视以前精力稍逊，诚为兄系念不已。国家大计，弟以为总理已垂示甚周，故数年来仍悉心体会而莫敢外。此次与亮、哲两兄所谈，亦唯此旨，即托其一一面达，其间亦非片楮所能尽也。（转引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94页）
民国二十（1931）年2月，胡遭蒋拘留，以致“久阙音问”，不忘提醒蒋其所作所为。函中未及国事，只说“国家大计”、“总理已垂示甚周”。观其写此函一周后，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为文，指蒋“剽窃总理之均权主张，希望在军权统治之下实行其均权制度”（见该刊第四卷第六期《军权与均权》一文），则“总理垂示甚周”云云，其责备之意，尽在不言之中。然而蒋于1935年3月11日驰函胡汉民，仍以“谋团结”、“挽危局”为说。此后日本图华愈急，日方派孙中山老友萱野长知往说胡汉民，鼓励“西南独立”，并请胡“进就总统之职”，以与“华北自治”相配合。胡汉民当然不能为了反蒋而去做汉奸，故当土肥原于1935年3月2日亲赴香港晤胡，企图挑动两广出兵倒蒋，被胡拒绝。（参阅胡汉民《论所谓中日提携》，载《三民主义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一时之间，胡汉民成为日方与蒋方两面拉拢的人物，但他坚持抗日反蒋的立场。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联日反蒋；也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与不肯抗战的蒋介石合作。不过胡氏心目中的蒋介石问题，不仅是对日政策，而且是军事独裁。所以他虽于6月间到欧洲去疗养，仍然反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愿与他们团结，也拒绝参加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的第一天，抗日爱国的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以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身份混入，原想刺杀不抗日的蒋介石，蒋未出来照相，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三枪。汪不仅代蒋挨枪，而且因伤让位，使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又完全控制党政大权。为了争取胡汉民与其他粤方中委的团结，参加五全大会，蒋介石尽量在口头上满足胡等要求。当五届一中于1935年12月7日在南京召开时，胡虽然身在欧洲，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显然是蒋介石的意旨，表示愿胡负责党务。胡于1936年初返国时，蒋又命魏道明先至新加坡迎接，并附函“务请即日莅临京中，共济时艰”，不过胡对蒋之疑虑犹存，抵广州后继续批评南京国府，只是在言论上似乎已从打倒蒋介石的政府，转变为促其觉悟与反省，以团结全国抗战的力量。胡汉民于同年5月12日因脑溢血逝世于广州，终未入京与蒋介石再度合作。蒋关了他七个多月，他讨蒋五十多个月，口诛笔伐，没完没了，岂蒋始料所及哉？
蒋介石的补救办法是尽量在胡汉民身上下功夫，如果胡能入京，重新合作，以胡在西南物望之隆、国民党内地位之重，至少可以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奈胡衔恨甚深，迟迟其行，以至于突然病故。然而蒋要解决西南，并不就此罢手，遂导致1936年6月1日的所谓“两广异动”事件。
当胡汉民积极从事讨蒋抗日活动时，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颇感犹豫踌躇，不愿出兵。以其治理粤省之勤，休养生息，固不欲做孤注一掷；然据《李宗仁回忆录》所说，南天王不愿意为胡汉民抬轿子，令胡独霸西南，似亦言之成理。然而说胡死之后，陈便有野心，未免言过其实。陈知蒋必不容西南在其掌握之外，故于胡死后即派乃兄维周面蒋察言观色，并刺探情报，及知蒋有离间粤桂，各个击破之意，顿生“唇亡齿寒”之惧，以至于产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想法，遂有南天王与广西李白联手异动之举。
此一异动，有其技巧，只称抗日，不提讨蒋，北上的部队称为“抗日救国军”。纯为抗战，蒋介石自不便公然征伐抗日军，阻挡抗战；但虽缓不“攻城”，却以攻心为上，一展其分化离间、金钱收买的故技。7月之初，粤方飞机投蒋，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通电拥蒋。类此阵前起义，岂是偶然？余汉谋之拆陈济棠的台，就像当年陈济棠拆李济深的台，都是蒋介石的地下作业，戴笠那一帮军统人马不是白吃饭的。至于粤机北飞，岂是弃暗投明？飞向黄金也。
陈济棠毕竟因而狼狈奔港，广西李白虽尚能保住广西一隅实力，但势孤力单，也只好于8月间拥戴蒋之中央。胡汉民死后不到三个月，不血刃而西南反蒋势力瓦解，蒋介石又赢得一回合的国民党内斗，得以拖延抗日，更加集中精力去“剿共”。
第五节、黄金十年云乎哉
不知何人最先把1928年至1937年的南京政府时代，称之为“黄金十年”；也许从国民党的眼光看，那是难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实在也“黄金”不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财政、交通、工业与教育上的建设，根本无法掩盖那十年中，几乎是连年战乱、强寇压境。国家命运的严峻，不下于北洋时代，而民生之凋敝，导致哀鸿遍野，以及对整个学术言论自由的压制，则尤过之。总之，蒋介石基本上要求一个服从的国民，而于此十年之间，从来没有认真谈过基于宪政的民主、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会的改良等等。（参阅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 29）
许多中外民国史学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称之为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其实，斯乃胡汉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与放逐之后，并未能真正地实施，其结果如胡氏所说，成为走向个人集权的军事独裁。更精确地说，应是基于特务组织上的军事独裁，连国民党都被“阉割”了（参阅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 136），此一军事独裁的头头就是蒋介石。因而蒋氏个人密切关系到整个南京政府的成败。
外国学者旁观者清，较易看出蒋介石在知识上的短缺、理论上的浅薄，对国际事务所知极为有限，只是一个十足的军人。（参阅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p. 12）其实，连军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认为“十足”，因误认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个士官毕业生，至少有相当的军事知识与才能，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振武学校习军事，与士官完全无缘。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始终拙劣，北伐前期靠会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后期靠冯玉祥、阎锡山等。他又先后依靠俄国军事顾问、德国军事顾问以及美国军事顾问。所以蒋介石军事上的成绩，如果除去这些人的贡献，绝对是不及格的。
蒋于困难时，为了解决问题，尚可与能者共患难，但绝不可能享一点安乐，因其个人才智有限，下意识的自卑感，必然对能者疑惧，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时候无能的帝王一样，唯有与皇亲国戚和太监们患难安乐与共。蒋介石没有太监，却有太监的替身。所谓“替身”者，即可由他随心使唤而效忠不懈的特务之类。唐纵日记所记蒋于1928年6月16日在纪念周的训话，可见一斑：
（校长）并且要我们团结精神统一意志，实质担负党的中坚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碍。统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长（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自谓，以下准此）的主张，一致行动才可以报中国。（《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9页）
如此“统一意志”，除了唐纵辈视为当然外，谁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与冯、阎也不会肯，难怪无法与蒋“团结”了。
蒋介石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蒋之意志为意志，但毕竟有甩不开的“内亲关系”，姻亲之血更浓于水，在紧要关头至少可以“一致行动”。宋子文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自有足够的理财知识和本领。他原是在广州以及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蒋把他争取过来，与宋美龄结婚后，这层关系更加稳固。然而宋在所谓“黄金十年”中，并不能起“黄金”作用，主要由于他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浅和狭，远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识相衬，那些西方知识也就难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财政的蒋介石，时时制肘，把国家财政视为个人的军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见兵的尴尬，无可奈何的气愤。继宋为财长的孔祥熙，才学固逊，乡愿更甚，更能配合蒋氏无知无能的独断独行。然而无论孔宋，以皇亲国戚的地位，主持财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监守自盗，孔宋两家都成为富可敌国的家族，岂偶然哉！
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的蒋介石，“清党”反共，镇压群众运动，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动派了。美国学者易劳逸称之为“一个流产的革命”，并谓蒋氏已把国民革命转化为军事集权，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法西斯政党。（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 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离口，在他嘴巴里，连革命搞得最凶的共产党都成了反动派了，无非要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法统。其实他所谓的革命，必须以他的意志为意志，所有不服从他主张的人非“逆”即“匪”。这是一种霸道主义，邵元冲在日记中留下一条，颇可透露“蒋帮”的真面目，那是1931年9月22日星期二，国民党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愤下聚会：
全市党员在中央大学开会，介石前往演说，中有一人稍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冲日记》，第776页）
“稍施讥弹”，就被绑起来下跪，被“顿足怒骂”，固无一点言论自由之可言，更无人权之尊严与保障。蒋介石和戴季陶辈的作风，何异于北洋时代的恶劣军阀。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段祺瑞等的脾气，还没有蒋、戴那样暴烈！
北洋军阀固然是军阀，国民党的地方军头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也被称之为军阀。蒋介石没有被称之为军阀，因其拥有中央，有大一统之志，所谓军阀每指军事强人割据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冯、阎、李辈何尝不胸怀全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会逊于蒋。他们如拥有中央，作为也不可能输给蒋。蒋虽拥有中央，有志统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过是他“割据”的地方较大、“资源”较多而已。他在1929年元旦向军校学生训话，说是“三年前立一个志，要统一中国，现在做到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1页），但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以为统一了，其实西南仍然形同独立，中共苏区犹在。美国公使在1933年年中报告，仍谓国民政府不成其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状态（Nelsin Johnson to S. K. Hornbeck，June 1 1933）。一直到抗战爆发，同御外侮，才勉强可说是统一，已经是“黄金十年”的尽头了。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统一外，还想到国家的尊严和建设，然而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利权，自有助于国家的尊严，但除了1933年获得关税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权、租界、经济权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时日本不仅加紧侵夺利权，更进而侵占领土，使回收利权运动，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统一了，于1935年发行了法币，铁路与公路增多了，还增添了航空、邮政等等，从1931年到1936年间，一共请了二十六位国联经济专家，提供农业、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根据经济学者鲍伍（Douglas Paauw）的研究，整个南京时代的经济是迟滞的。（见氏撰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gion, 1928-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 1950, p. 213-22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国家预算入不敷出，岁收只能支付八成开销之外，就是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又与蒋介石有关，他美其名曰国防建设，实际上大力扩充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从事不断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黄金十年”的实业建设，约有百分之六的成长率，似颇可观，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国资本控制生产，且以消费及服务性为主，工厂规模亦小，全部员工不过两百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对整体经济影响轻微。（参阅Cha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不仅此也，而其经济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于蒋介石个人的军事考量。最明显的例子是1936年完成的粤汉铁路，根本是为了便于解决西南独立状态的军事动机。军事挂帅的经济建设多少促成蒋介石与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蒋于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国顾问相继撤离，使德国顾问进来填补空缺。德国军官鲍尔（Max Bauer）于1927年到中国，以军事与工业合一之论，贏得蒋介石的宠信，于1928年被派往德国购买大量军火，于1929年蒋桂战争时，在战场上死于天花，然已为蒋提供了以军事为导向的经济概念。接替鲍尔的是魏曹将军（General Georg Wetzell），于中原大战时，就住在蒋介石的私人火车内，为战役做了重要的策划（见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 110），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1933年以后，蒋德关系有新的发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主要买主，同时德国于战败之后，大力振兴，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更大力扩充军备，极需向中国以军火交换战略原料，诸如钨、钡、钒、镍、铬，完全取之于中国。早于1929年，德国即由中国获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锑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钨。钨为耐高热的金属，在欧战时即被视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钨与锑都盛产于湖南，难怪1929年3月4日当蒋介石听到武汉政治分会调动军队，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时，“怒形于色”（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3页），引发蒋桂大战。李宗仁还以为是他的两个军长得罪了蒋介石之故呢。
蒋德间军事伙伴关系，如此依存，关系自趋密切，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派遣，实为顺理成章之事。据估计德国顾问在华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将领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级工程师及技师四十人，此外还有非军人身份顾问。（参阅辛达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的探讨》，《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第93-109页）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魏曹将军介绍施克（Hans von Seeckt）将军接替。施克将军于1933年5月28日至31日，在庐山与蒋深谈，由朱家骅当译员，得到蒋的信任，被聘为“高级顾问”，参与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普鲁士出身的施将军认为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为政治的工具，以及统治权力的基础，尤与蒋委员长心心相契，积极希望德国顾问协助增强军队的素质，优秀军官的培训，以及建立在蒋一人统一指挥下的国军。当施将军于1934年4月在牯岭重晤蒋时，蒋盛情款待，并给予每月二千美元的高薪，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蒋之嫡系部队以及军工业就在施顾问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同时组成以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 von Falkenhausen）为团长的六十一人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新兵。蒋介石邀请德国顾问来华相助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仰慕德国的军事体制，及其法西斯主义，引外力以壮大自己的武力。
在这个背景下，蒋于1934年8月23日，在牯岭与德方订立以中国原料与农业产品交换德国军工业产品的密约，以加强两国关系。但是德方与广东陈济棠的交易，犯了蒋之大忌，并向柏林抗议。结果德国外交部既反对以物易物把军火给两广以触怒南京，也反对把军火输送给南京以触怒日本。由此可见，蒋积极图谋西南，尚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原因在，收买陈济棠的飞机起义，绝对是划得来的。地质专家翁文灏于此时受到蒋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蒋介石既定西南，与德国的交易又畅通了起来。1936年7月，希特勒的国防部长赖昂歇垴（General von Reichenau）访华，授蒋宝剑以示敬礼，答应军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议中德共同发表反共宣言，可见德国军方的兴趣甚浓，但在日本的压力下，德国外交部持审慎态度。（参阅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ch. v.）希特勒更决定与日本共同反苏，并与满洲国往来。1937年，孔祥熙驰函希特勒，盛赞德国元首为“我们大家的模范”（model for us all），说希特勒是为国家自由、荣誉与正义而努力的伟大斗士，并代蒋介石致意，但希特勒连信都不回。（见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 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蒋关系要平淡得多。美国于欧战之后已洞悉日本崛起于东亚，故有华盛顿会议之召开，意欲加以羁縻，并强调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利益均沾等原则，然而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高涨，在国际舞台上碍手碍脚，难有作为，更不愿逆日帝之鳞，故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违反1928年不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公约，美国仅以温和的“不予承认”处置，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公然违背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美方仍不愿对日方做经济制裁。在此背景下，中美间的官方关系实在乏善可陈。
宋氏兄妹固有助于中美关系，他们帮助蒋介石了解美国，又为蒋介石游说美国。1927年蒋宋联姻以及1931年蒋介石受洗皈依基督，大有助于南京政府元首在美国的形象。然而这种良好关系仅限于非官方的民间关系，尤其是基督教会，导致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不少主要人物经由宋美龄的中介，登堂入室，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传教士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他们也希望能改造中国，使中国基督化，甚至美国化，故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等等，晏阳初搞的定县实验区，尤为样板，多少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建设，然而杯水车薪，并无助于广大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要解决问题，除了需要技术革新外，首须扶助贫农、约束地主。但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仅占百分之五，其余仍从高利贷、当铺、地主而来。而蒋介石又一直认为农村的安定靠地主，故实际上是不惜代价扶助地主恢复其威权，对地方乡绅，尤视为反共的支柱。蒋介石拥抱耶稣基督，显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饰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尝不想借助教义来增强反共的功效，但是由于蒋介石连温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对，传教士的努力亦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当然，日本的侵略以及发动全面战争，连有限的成绩也付诸东流了。
蒋介石于1934年的2月里，亲自在南昌发动闻名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动，并非偶然，显然要把它作为“精神剿共”，以配合“军事剿共”。表面上要唤起民众，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实际上蒋介石想借此统一全国意志，服从他的领导，完成“消灭共匪”的使命。关于此一运动的思想渊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国汉学家赖特女士（Mary Wright）见到蒋介石欣赏曾国藩、胡林翼，便与同治中兴相比拟（见氏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不免失之于偏。其实蒋之思想绝无深度可言，而蒋确是“新生活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渊源必然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点武士道意识，在戴季陶、陈立夫灌输的一点儒家权威主义，在德国顾问影响下的一点普鲁士军国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妻子宋美龄叮咛下的一点基督教伦理。此一大杂烩思想渊源是浮浅的，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难以补救三民主义之不足。
然而蒋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蓝衣社以及其他各种法西斯文化组织推波助澜于下，必然是万众响应。1934年搞得十分热闹，1935年就有点泄气，1936年连蒋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传》上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结果是一败涂地。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领导大搞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根本把问题看走了眼，无视乞丐、盗匪、贪污、腐化等经济成因，以为完全可以伦理道德来纠正，因而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但是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全民复兴运动不可能建筑于牙刷、老鼠夹、苍蝇拍之上。”（见Thomp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p. 158）宋美龄的说法也很妙，她说中国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饿因不知劳动神圣（见The Chinese Recorder, 66：61-62），真可说是不知民间疾苦矣，与晋惠帝所谓何不食肉糜，有异曲同工之妙。正由于不切实际、流于浮浅，难有实效；然因蒋氏夫妇亲自领导，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强挟整个社会以行，缺乏民众的自发性，推广的范围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问题。
1936年，蒋介石于失望之余，连其本人也失去兴趣，把“新生活运动”交给宋美龄来负责，宋美龄虽请美国传教士帮忙注入“新生命”，仍然无济于事，终于无疾而终。
第六节、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蒋介石于1927年4月突以暴力清党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几被赶尽杀绝，生还者也难觅安全的栖身之所。不意共产党里出了一个毛泽东，不按牌理出牌，不管工人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理论，而大搞农民革命，于同年8月1日组成红军，先在井冈山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无疑是一点星星之火，需要时间才能逐渐燎原。蒋介石却于无意中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时间。所以当1929年春，蒋桂战争大起，毛泽东高兴地填了一阕《清平乐》：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词说得很明白，国民党军阀开战，使他能够乘机“直下龙岩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农村革命。等到蒋介石打完中原大战，国民党四大集团军同室操戈完毕，“匪势已经猖獗”，已非一点点星星之火了。红军已活跃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个省份。
蒋于1930年年底，确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并命令他的亲信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限期收复吉安，以及肃清赣江上下游。然后于12月2日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濬、长沙何键，要他们严督“剿匪”计划，务于一个半月内收复失地。同月5日又以国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发动宣传战。然后由南京启程于9日抵达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计划围攻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的根据地。此一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围剿”。
此次“围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率第九路军（下辖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负责“围歼”，即包围红军根据地后聚歼之。朱绍良率第六路军（下辖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于鲁军之东“协剿”。蒋光鼐率十九路军（下辖三师一旅），自粤入赣。十九路军尚未集中完毕，蒋介石已指定于12月16日开始攻击。鲁军的张辉瓒师自右方由吉水、永丰前进，于20日抵达东固，但红军已撤走，又适逢大雾，竟把约略同时抵达的鲁军公秉藩师误为敌军，而激战四小时。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动，张辉瓒亦不与联络，径自向龙岗方向进发，犹如盲人骑瞎马，行行复行行，离开龙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击，结果全军覆灭，张辉瓒也被活捉。鲁涤平获知败讯，电令所属谭道源师向第六路军靠拢，进据源头，却于12月31日与红军遭遇，损失过半。第三天到了东韶，已是疲备之师，在火网交射下全线溃败，谭道源北遁宜黄，逃到抚州，已是1931年的元月5日，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职师江（3日）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
谭道源 微（5日）
左方朱绍良军的毛炳文师听到败讯，不愿再孤军深入，径自撤兵。但是蒋介石却要“趁匪共得意出动之时”，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军，向红军“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蒋介石元月3日致鲁涤平等电）然而士气既挫，已无法挽回，只好暂时罢兵。蒋原意趁中原大胜余威，一个半月足够荡平山野草寇，哪知张辉瓒兵败被俘，片甲不还，总共被俘不下一万余人，缴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红军并借此展开战略进攻，扩张地盘，苏区更加扩大了。毛泽东又高兴地填了一阕《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倒霉的师长张辉瓒入了毛泽东的诗词，可谓“不朽”，但死得确实很惨。他替蒋介石卖命，到江西“剿匪”，发现任何人家有去当红军的，满门抄斩，并焚其屋，在东固烧杀尤烈，以至于民愤极大，在公审时被处死刑。头颅被割下，钉在张氏宗祠的一块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书“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放入赣江，顺流北漂吉安，张辉瓒号石侯，蒋介石得讯后，有“呜呼石侯，魂兮归来”的惊叹！鲁涤平更是胆战心惊，失去了斗志，被蒋训斥：“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见蒋介石复鲁涤平电）遂把鲁调往浙江，由何应钦来接替南昌行营主任遗缺，部署第二次围剿。
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来的第六路与第十九路军外，加上王金钰指挥的第五路军与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以及行营直辖的五个师和三个航空队。王金钰与孙连仲都是降将，属于蒋介石的杂牌部队，蒋以官位与奖金来鼓励他们赴赣作战。蒋既已领教到游击战的厉害，不敢再掉以轻心，除了军事外，注意到党政的配合来封锁苏区，寻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强地方团队武装，以及从事清乡以破坏红色工农组织等等。进攻命令则于1931年4月1日发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即进犯东固，但进入苏区后，人烟全无，隐藏的游击队则鸣枪示威，此出彼伏，伺机偷袭，捕捉掉队的士兵，令敌人有点神出鬼没之惧。5月16日，王金钰所属公秉藩师在东固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公师长仓皇逃至吉安，分别向在南昌的何应钦和南京的蒋介石报告噩耗。蒋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谈，一面严令王金钰等立即向东固反攻猛进勿延，“切勿以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蒋介石1931年5月17日电令）但是战场上的发展并未遵从蒋的命令，王金钰兼领的四十七师亦告失利，败退水南，与郭华宗师的一个团合并。但郭师听说公秉藩师全军覆灭，心理上已有了压力，无心恋战，再退白沙时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至于在藤田布防的王军郝梦龄师，知道红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后，不但未听从蒋命，“有进无退”，反而远撤至永丰。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就此败下阵来。
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于4月1日分别自宜黄、乐安，浩浩荡荡南下，当接到蒋介石增援东固的命令时，即派所属高树勋师，取道中村，直奔藤田，然而由于郝梦龄师未战先撤，于5月23日被红军包围于一狭长的山谷之中，损失二个团，高树勋率残部退回，孙连仲无意再冒进，将整个军撤至宜黄。孙一面请中村败绩之罪，另一面则谎报回师之原因，说是得知红军将逼近南昌的情报，为了顾全大局而回师云。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信以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率三个师，自南丰出发，于5月10日进占广昌，然而侦知另两路友军被击退后，仅留一个师守广昌，其余撤回南丰。留下的胡祖玉师于5月27日遭到攻击，胡师长伤重斃命。红军乘胜追击，切断南丰与建宁之间朱军的联系，并击溃朱军刘和鼎师的一个团于福建建宁。5月30日，整个朱军溃退。于是朱、孙、王三路军皆败，驻守在兴国的第十九路军，实际上是按兵未动。
蒋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围剿”朱毛三万红军，竟大败溃输，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再度暴露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低能，“棋差一着，输个满盘”，以及凸显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正是灭自己威风，大张他人气概。蒋介石于6月21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毛泽东为“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填了一阕《渔家傲》，颇多写实：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赤寇，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等。“剿匪”、“剿匪”，却把“匪”愈“剿”愈多、愈“剿”愈强。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6月7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云云。6月20日，果然抵达南昌，遂即举行军事会议，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驻守南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谋策划。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两路进击军与两个军团。陈铭枢被邀亲自指挥十九路军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蒋介石调配给他的四个嫡系师，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比上次又超过十万，为红军之十倍。其声势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蒋介石并誓言“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战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他并于1931年7月1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第201-202页）
作战命令既下，何应钦左翼军的七个师担任主攻，自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进发，企图捕捉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一个空。左翼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陈诚、第二路挺进军赵观涛，到处寻找无着，疲于奔命。原来朱毛军自南丰、建宁一带，沿武夷山经过长汀、瑞金、雩都西移，来了一个外围大圈的“千里回师”，于7月28日结集于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此时右翼军上官云相所率的第三路进击军，自永丰抵达龙岗，与找不到红军主力的陈诚相遇，以为红军已经流窜而去，陈诚续向东固行进，上官则西向莲塘前进。8月3日，右翼蔡廷锴的第一军团三个师行抵崇贤、左翼第四军团蒋鼎文的一个师进至兴国、左翼陈诚的二个师到达富田，与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对峙。朱毛派一部伪装主力退向万安，蒋介石的侦察飞机误以为真，立命陈诚西进扑向万安，令赵观涛与蒋鼎文进军良口，欲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之畔。然而朱毛三万主力实未西移，调虎离山后，于6日中午来到莲塘，等候右翼第三路上官云相来投罗网。上官所辖师旅回良村进向莲塘时，果然钻进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一个旅全歼，旅长谭子钧阵亡。在良村的旅长张銮绍被击毙，消灭了一个团，三千余人被俘，缴获枪炮马匹更多。之后，朱毛又令一军佯攻龙岗，实际率主力东进，包围黄陂，与左翼第三军团朱绍良的毛炳文师对垒。7日午时，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黄陂，歼敌三个团后，师长毛炳文于午后三时向宁都方向突围而去。8月中旬，朱毛又以红十二军引走卫立煌、赵观涛、陈诚诸部，使红军主力得以在白石与枫边地区整休，以逸待劳。是年9月初，两广异动，兵指衡阳，朱毛乘机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于老营盘、击败蔡廷锴的一个团于高兴圩、一个师于方石岭。及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败绩而收场。此役动员三十万人，进入赣南苏区，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余日，不仅没有捕捉到红军的主力，而且又是损兵折将。何况蒋介石亲自督师，并侈言“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见蒋1931年7月19日复福建省主席杨树庄电）、“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见蒋介石同年7月23日“剿匪宣言”）结果又落此惨败，真是颜面何存？红军方面虽有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死，士兵伤亡约六千人，但斩获甚多，除获得大量人员与武器外，中央苏区扩张为二十一县连成一体的赣南、闽西地盘，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势。剿匪变成煽风，愈煽火势愈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同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做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1932年5月23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1932年6月8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6月28日抵武汉部署，7月2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仕绅，征询意见。7月12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第1991页）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1932年7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8月20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198页），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10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9月22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厪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88页）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第1001页）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1933年1月1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1月30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2月6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2月底3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3月4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90页）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3月21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又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3月26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1933年3月27日致何键电，见同书，第391页）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5月31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4月4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4月6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4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赤匪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5月13日至17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8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9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9月10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 of guerrilla-partisan 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1933年9月10日致熊式辉并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宪）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Frunze）军校毕业，于1933年9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1934年10月，被迫决定突围，做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为长征。10月21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11月10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聘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36页）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第131页）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参阅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p. 40-41,86-87,99,101）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1934年9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10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众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1935年9月，自峨嵋山（疑是庐山之误——编者）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见Wilson，The Long March, p. 292-317），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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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被迫抗战
第一节、为何迟迟不抗日
日本自甲午之战后，即有侵华的野心。《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朝鲜独立，以便日后的并吞，且要割取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补偿赔款了事。此事至少说明二项事实：其一，日本对中国确有领土野心；其二，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俄、德、法三国并非有爱于吾华而干涉还辽，实因其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雅不欲日本来破坏在华之均势也。但欧战一起，列强忙于空前未见的大战，全力投向欧洲，无暇东顾，不得不让日本在远东崛起，破坏均势，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高升，乃是势所必然，如币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条、如山东问题，接踵而至。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证明列强所尊重的是强权而不是正义。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的权益移转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反应是强烈的，爆发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绪挥发之后，举国上下并没有把精神放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更没有处心积虑来思考如何救国，仍然继续内争，打内战，从军阀混战到革命军的北伐，枪口一直是对内的。
北伐的胜利，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对军阀的厌恶——他们卖国、他们喜打内战、他们欺压老百姓。北伐胜利之后，创立了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蒋介石时代的来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虽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民族前途的考虑，并不比旧军阀好，有时更坏。他们同样地出卖国家利权、同样地打内战、同样地欺压老百姓：国民党打内战甚至打得更凶，先是1927年的血腥清党，然后是1929年的“武汉事变”，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1930年的“中原大战”，用更大的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另两个异己——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中原大战的惨烈，对国家元气的损伤，实为军阀时代所未曾见。更由于中原大战，蒋介石游说张学良进关助阵，让日帝有机可乘，导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想鲸吞满洲，显然是由于中国人的没出息，自相残杀，不能一致对外，有机可乘。九一八发动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南昌坐镇剿匪呢。蒋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记里，引九一八事变为耻。他以为耻，因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却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电令，并曾对一些人透露过，包括北上责问张学良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其实在九一八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已自江西发电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说：
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1931年7月15日的《盛京时报》）
同年8月16日蒋介石又拍“铣电”给张学良，说得更清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于9月6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〇四号）
可见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事后不是什么秘密，事前亦甚明显。精于情报的日本关东军岂能不知？你不抵抗，我岂有不捡便宜之理？九一八一发动，中国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蒋介石之耻，但蒋介石却要张学良代背黑锅！
为什么不抵抗？有许多人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战、不是挑衅，而是敌人打上头来时，必然的自卫行动，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1930年张学良进关时，只调进七万人。驻在关外的辽宁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共计仍有十九万人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万多人。一万多的日本关东军，不折一兵、不损一将，轻易地夺去了东三省，而且乘机劫掠，据不完全的估计，中国的财产损失在十七亿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与弹药的损失，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飞机二百六十二架、追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战车二十六辆、步枪和手枪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支、机关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数字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一卷）这样多的武器，如果东北军拼命抵抗，纵然失败，也必然给关东军以相当的创伤，挫其侵略锐气。不抵抗的结果，不仅平白让敌人夺去土地与武器，而且更增敌人的气焰，更进一步想要染指华北！
1931年11月14日，也就是九一八后两个月差四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乃力称：
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
半个月之后，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九一八以后的一二八事变，我们已经看到是十九路军开打的。蒋介石下野复出后，一心一意设法与日方妥协，缔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议，并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打共产党。
1932年4月7日，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训词》中，更强调：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专心一志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第6页）
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说极为露骨的话，东三省与热河如此轻易地失去了，居然“没有多大关系”，可见他站的是什么立场。为了“专心一致剿匪”，只有继续迁就日本。同年5月便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议，中国军队答应撤退，并保证“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蒋介石更于7月28日，以“妨害统一政令”为名，通电迫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军。但是处处退让、忍辱负重，并不曾减轻日军的步步进逼，进一步又要制造蒙古国了、又要强迫中央军退出华北了。然而，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忍辱负重，以至于在1935年7月6日，何应钦奉命签订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因其可耻，所以事后何应钦与蒋介石都矢口否认，说是根本没有“何梅协定”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433至434页中，只提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声明，认为“所谓‘何梅协定’，实系有意造作之名词”！当然在这本《纪事长编》中，不会有7月6日一条，从6月30日一跳就跳到9月初去了。蒋介石在1936年1月15日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的讲话中，也否认没有什么《何梅协定》，说是日本人的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绝对没有这一回事”，但同时又露出马脚，欲盖弥彰。蒋委员长说：
去年6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销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
既然是书面答应了别人的要求，而且“自动办好”，再简单也是“协定”，有义务要遵守的。再说，这封简单的信，并不简单，原是日本人代拟的文稿，要何应钦签字的，其中并没有“不必订什么条约”云云。全文如下：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种事项期望，均承诺之，且自动实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何应钦亲笔签字答应梅津承诺日本人的“各种事项期望”，并且“自动实施”，还不够称作“协定”吗？如果不是“协定”，日本人会“颇表满意”（高桥觉书的作者高桥坦的话）吗？事实上，何应钦签这个字，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么轻松，他在被迫之余，立即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并附原文，汪院长复电同意，何遂于6日签署。近台北党史会出版的抗战史料中，收录了一封出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电报，即何应钦在签字那天发给蒋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员长蒋：哂密极密。关于河北纠纷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书面答复，经与汪院长再三斟酌考虑，历时三星期，一再与日方磋商，近始决定由职备一普通信，送达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其文曰：“径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应钦二四年7月6日”等语，原件于今日寄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谨闻，职应钦。鱼未秘印。
两天后，7月8日，蒋介石觉得不妥，又致何应钦，指示他致梅津函“从缓发出”，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发否盼立复。中正。齐申机蓉。”翌日，何应钦回电，当然已经发出了。蒋介石对全国中学校长的讲话中，说得很轻松，但原件资料显示，蒋、何两人都不轻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明明是一种书面的协定。既已白纸黑字签了字，又要赖账，是不可能的。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肯签《何梅协定》呢？一语道破，他要贯彻“安内”政策，内既未安，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不抗日。当时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当然对蒋介石有压力，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安内的既定方针。
蒋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响应，尚有可说，但日方是横蛮无理、得寸进尺的。然则不抵抗非仅不能救亡，反而会导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贏得国际干涉与调停，亦尚有可说，但国际强权对制止暴日，并不热衷，而不热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国太乱、太弱、太没出息。如果中国人团结一致，举国抗日，打出一二次像十九路军在淞沪那样的英勇抵抗，必会令国际刮目相看，增加干涉与调停的意愿。其实，国际上关注九一八事变，主要不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在乎日本违反了1928年缔订的《非战公约》，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胁。如果中国强烈反抗，不仅日本因付出较高代价而有所自制，而且国际上也会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决国际争端。是以，我们认为如果蒋介石全力支援张学良抵抗日军侵占东北，很可能不敢制造满洲国，也不一定会因九一八而导致全面的中日战争，所谓能战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国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于九一八后的11月20日记道：
日报载，南京闻齐齐哈尔失陷，当开秘密会议，有蒋前往东省督战之说，各方人心至为奋激，美国得此消息亦态度转硬。（《蒋作宾日记》，第382页）
此则并非空穴来风，美国驻华武官迈耶（William Mayer），曾于情报函中提到：
本周最轰动的消息：“蒋介石在（1931年）11月19日国民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导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1911-1941微卷一，Report No. 8149,1931年11月12日-25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在我们看来，国共两党乃是孙中山这个政治母亲所生的难兄难弟，国共内战绝对可说是阋墙，不过两党到底有些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勉强可说是打“思想战”。但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第363页）10月2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第365页）12月8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同书，第389页）12月15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第391页）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1932年元月20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至此他更深一层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坚不抵抗，对蒋介石亦益为鄙视，故尚在平、津一带访问时，即已严厉批评政府，同时趁讲学之便宣扬爱国精神，鼓励抗日。
1932年5月，章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同年年底，日军炮击山海关，并声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以便侵占。章太炎愤怒之余，于1933年2月与马良发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谓满洲在汉代已为中国之郡，称为辽东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为中国的领土，而热河从来不是满洲之一部，更是中国的领土。此一宣言曾寄达日内瓦的国联，在国内亦传诵一时，代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严厉指责蒋介石之无能，以致继续丧失国土。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继续“安内”、不愿“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赖外援，而把抗日的担子由全国的老百姓负起。他在与马良、沈恩孚共同发表的“三老宣言”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中国老百姓已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抗日。冯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个表态抗日者。他于1933年的5月，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誓死保卫察哈尔，并收复失地，冯氏此举，使章太炎尽释前嫌，两人成为好友。从最近发现的《章太炎给冯玉祥的五封信》看来，章对冯的抗日决心，推誉有加，把领导抗日的责任冀望于冯将军。但是蒋介石不想抗日，冯玉祥抗得起来吗？他的单独行动使蒋介石大为光火，乃于8月间将“同盟军”给解决了，章太炎立即痛责蒋氏的阻碍抗日。那时蒋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认为国难当头，仍然勇于内战，已危及民族的生存，这样的政府早已有负国民所托。但从蒋介石的眼光看来，章太炎这一批主张抗日者，不仅破坏对日和谈，而且为“匪”宣传，帮共产党的忙。但章太炎毫不减弱抨击政府不抗日的声音。于是蒋介石托张继警告太炎不要再谈时事，要他“安心讲学，勿议时事”。张继曾与章太炎有金兰之谊，奉命传言，结果被老哥训斥了一顿，指这位老弟要他不说话，“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告诉张继，他的持论已算是厚道的了，“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他又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张继讨了没趣之后，蒋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苏州送上现款一万元作为“疗疾费”。太炎宣布此款作为公用后，继续逼蒋抗日，蒋介石送钱给他，当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继续不断地批评蒋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准备抗日。一二九学运发生后，章太炎全力支持学生，亲自打电报给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释放学生，宋回电给他，保证“和平解决”。终于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章太炎，保证相互信赖，庶几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章太炎于逝世前十日，回了蒋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赖必须基于爱国主义，并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容共。章氏虽未及亲见国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毕竟预见此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前被手书，属以其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抑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迩来所以语河北者，独云保爱令名，勿入陷阱而已。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东人非始终可保，必不轻于依附。至于小小委蛇，如晋张轨之在凉州，非不与刘、石酬酢也，而领土必不肯弃，名号必不肯更，则所以自守者固在。一闻劝励，当必有努力增倍者矣。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顷者，东方于津、沽等处，又增兵矣。观其用意，亦只以武力胁迫，欲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则犹未也。然势之所激，往往有出虑外者，枢府虽以剿匪诸师进驻晋南，阴为犄角，一旦有急，则未知河北之意，果愿其入境否也？鄙意应之以实，本无他虑，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据之以兴背证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东，以坚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遗弃也，能以一部应战固善，不能独战，则必有济师之请，而晋南诸师，可与并力矣。为今日保全华北计，唯有如此。若以河北难守，而但南抗黄河，河流既长，处处可以窃渡，幸遇水潦涨盛，容可暂安，水涸则必无以阻敌矣。抑鄙意以为今之国计，固不宜恣言远略，唯领土未亡者，则不可不加意顾全。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今共产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气耳。此辈虽多狡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若能顺其所欲，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间，渐可成为缓冲之势，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悬矣。盖闻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轻也。以上就形势立说，或不致有大差池。若夫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扞头目，转移之妙，自在庙堂，此非草野所能与，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匆遽陈辞，当不以临渴掘井为诮。6月4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3-874页）
自北伐以后，章太炎反对一党专政，不承认南京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遗民，遭到国民党党部的通缉，只好销声匿迹。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给孙思昉的信中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总司令就是当时的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就是张学良。后来，他亲自北上面见张学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视蒋氏的南京政府，攻击不遗余力。1932年3月，南京当局有鉴于抗日的呼声，宣布召开“国难会议”，但议程限于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基本上并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章太炎亦在邀请出席之列，但他断然拒绝，声称：“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要抵抗，马上决定抵抗，用不着召开什么国难会议。他怀疑“当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所以雅不愿参加，以“为党国诸贤任过”。章太炎继续谴责日本侵略，更直指蒋介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置国土沦丧而不顾。乃要求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乎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章太炎在这最后的一封信里，重申九一八以后一贯的主张，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他直言共党与日本应“两害取其轻”，应该联共御日，不能再丧失领土于外人。当时蒋介石仍然坚决贯彻内战，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章太炎这种“国共合作”的建议，当然是完全听不进去的。无论国学大师章太炎或无数年轻学生，都手无寸铁，奈何不了蒋介石。但是，1936年的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终以武力逼迫蒋介石走上国共合作的抗日之路。（有关章太炎参阅Wong，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ch. 8）
第二节、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蒋介石口口声声“共匪”，给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类。但是经过四次“围剿”失利，已知问题严重，甚至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存亡。请看蒋作宾1932年2月15日日记所透露的内情：
内部军队均为匪牵制，不能调动，饷糈、弹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与人战，真所谓自取灭亡也。况各处匪共蜂起，每欲蹑其后，恐不亡于敌人，而即亡于匪共也。呜呼！殆亦数也。（《蒋作宾日记》，第410页）
了解此一内情，始知蒋介石为何一再说：“日本是癣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当他听到第五次“围剿”得手，高兴异常。10月22日在洛阳驰电中央执行委员会报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势已穷……渠魁授首在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三卷，第759页）复于同月31日电令剿匪各将领，“此匪不灭，不唯民无噍类，而且国亦难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此觇之，即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同书，第761页）然而时机仍然失之，截追失败，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抵达陕北，另建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新根据地远在陕北，在心理上远不如江西苏区之具威胁，更何况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颇为惨重。但是绝不似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所说：“赤匪至此……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预计将于二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第966页）连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都说：“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第245-246页）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二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同时，董显光还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第245页）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共匪”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1977年6月30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谓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1935年9月1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祉
（初刊于《近代中国季刊》，另见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93-194页）
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一秘密作业，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唯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未断，以待时机之来临。
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后，沈云龙、李云汉等说周恩来的信中“9月1日”，不是1935年9月1日，而是1936年9月1日。（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但是蒋介石根据其个人的档案，条列大纲，由陶希圣执笔的《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9月1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正合陈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国二十四年9月收到”字样，信是1935年写的，应无可疑。
周恩来在1941年11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6、7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9月1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1936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1937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1936年11月22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1936）9月1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9月1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斯大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第55页）标明是1936年2月27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8月14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46页）哪里还需要等到1936年的9月1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 horse before the 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1935年6月3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8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中共第六军团于1934年11月第五次“会剿”之后，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于贵州东北角的沿河镇，组成以贺龙为首的第二方面军，即沿第一方面军路线北上。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7月22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6月14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来于1935年9月1日致函两陈，陈立夫遂于1935年圣诞节前一天，奉蒋介石之命与懂俄语的张冲同行，二人均持化名护照，由上海经马赛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径往莫斯科。（参阅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96-199页）蒋介石遂改变计划，一方面，令陈立夫回南京与苏俄驻华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转达和谈条件。苏联怕刺激日本和德国，不愿与华有任何同盟关系，但可考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特别要求苏联不得趁日本侵华时，“直接或间接侵华”。他并不担心苏联会“直接”侵华，要点是“间接”，意指援助中共。陈立夫自承：“其实我们要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旨在使苏俄不要趁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成败之鉴》，第199页）这段秘辛告诉我们，蒋介石之所以积极与苏联搭线，就是怕两边作战，并借与苏联缔约以孤中共之势。所谓“联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周恩来对蒋介石联共抗日计划，自表欢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场，当然不知蒋之谋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联俄制（中）共的暗盘。于是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直接谈判。陈立夫说，经多次磋商后：
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应系潘汉年之误）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潘则留京续洽，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国难宣言》，于七七事变后，于同年9月22日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日公布。（《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这段话，既把人名搞错，误将潘汉年写作周恩来，又把日子搞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1937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9月22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陈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变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体谈妥”，并已告知张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府。（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231页）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及“商谈内容有四点，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义；二、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之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取消苏维埃组织”。（第202页）潘汉年曾反问陈立夫：“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
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作业，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谁又肯不战而降呢？潘陈谈判遂无结果，蒋介石想收编而不是合作，可见之于他后来所写的《苏俄在中国》：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第72页）
明言“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见杨天石《民国掌故》，第191页）国民党原在情势所逼下，答应此一统一战线，然而何以蒋介石的态度突趋强硬呢？因为陈立夫与苏联大使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苏方首肯：“他们（指中共）如果不听话，你们（国民党）把他们消灭算了。”（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232页）这正是陈立夫在回忆中所说的：“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了中共，亦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怎么知道苏联肯“牺牲中共”？除了得自苏方的允诺，哪有别的？苏联肯牺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来就不喜欢毛泽东，而且在毛打败蒋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迟至1948年，斯大林才承认对中共估计错误，在二战后犹直告中共同志夺权无望，而应与蒋介石“妥协”（modus vivendi）。（见Dedijer, Tito Speaks， p. 322）
蒋介石知道可以荡灭残余共军，而不会影响中苏关系，才从停攻延安到猛力进攻延安，毛泽东于11月12日复潘汉年电文中，即有“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之语。（电文见《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三、四期合刊本）这样高姿态强迫张学良“剿共”，以致引发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西安事变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红军及苏维埃等，停止内战，是不确实的。果真如此，当张学良在洛阳、西安恳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时，为什么不说一声？难道对自己的副司令会与事实正好相反的隐瞒？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张“剿共”？事实很明白，蒋介石带着满朝文武到西安来，气势汹汹，就是要大举“剿灭”不肯接受收编的红军的。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杨兵谏。蒋介石“通匪”是真戏假做，而张学良竟把老蒋的假戏真做起来，打破了他的计划，难怪此恨终身绵绵不绝，死也不肯饶恕张学良。
无可怀疑的，西安事变才真正改变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抗日，乃是被张学良逼上梁山的。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有一项记录说，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劝他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混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混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混蛋！”（参阅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因此，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混蛋。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本来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谈拢，再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最后大家一致对外。在跟中共谈拢这一点上，他已经成功，中共对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候可以随意谴责”，都无不可。在与中共谈拢的过程中，张学良甚至大哭，“老狐狸”周恩来也陪他哭（参阅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这样子敲定，当然使张学良感动。于是“各以勿食言为约”后，就等张学良“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了。不料他在“向蒋公竭力进言”一点上，始终不成功，他以“巨额私款”接济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窑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兑现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大希望。
在这种等待中，张学良的心理压力愈来愈重，深感不达到“竭力进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荡下，终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也甘愿为国牺牲了。
蒋介石既已决定打完内战再说，他飞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政策，坚不听张、杨苦劝一致抗日，更严厉督责，并加以威胁。最可注意的是，蒋介石在12月9日，即西安事变发生前三日，写了一封密函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12月9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第11-12页）
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想经过《大公报》透露他“剿匪”的决心与布置。这种布置当然也同时给张、杨以警告与威胁，可说是蒋氏要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张学良于一再试图改变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失败后，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二个礼拜。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件。
张学良发动兵谏，主要是他少帅一个人的决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当南京政府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莫斯科十分愤怒，并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提出抗议。（见《蒋廷黻回忆录》，第198-199页）俄国老毛子既与蒋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命令素无渊源的张学良抓人？
事变后一日，中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大多数与会人士赞成。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说是“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又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此时中共显然仍是“讨蒋抗日”的立场，然而蒋既不在他们手中，是否“交付国人裁判”，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周恩来于12月17日晚上应张学良之请抵达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决五项条件如下：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此一协议可知，中共立场已渐由“讨蒋抗日”，倾向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中共在19日又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保蒋安全，消弭内战”的意见。盛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国际来电施压所致，是不确实的。共产国际确有“指示”但至12月20日才到达保安（见毛泽东1936年12月20日20时致周恩来电），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张学良兵谏之目的始终是“拥蒋抗日”，一旦蒋答应抗日，哪有不和平解决之理？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共影响张学良，未免小看少帅的决心与独断。其实，张学良甚有主意。当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1937年2月18日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予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掩遮西安事变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记》。他说是当时的日记，因此不少历史学者就把它当实录来引证。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The Sian I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虽知《西安半月记》实出陈布雷之手（见第228页），仍然据为“有名的日记”来引用，甚至据之证明张阅蒋之日记与文件后，态度改变，流泪后悔。（第86-87页）李云汉撰写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档案资料，于“事变经过”一章中，一再长篇征引《西安半月记》所述，视为最信实的史料，并据之以重建“西安事变”半个月的史实。（参阅第49-75页）
然而《西安半月记》全文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记。其浅近文言，更神似陈布雷的手笔。果然，陈布雷于1948年岁暮自杀后，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影印其手写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书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1967年，由台北《传记文学》社，以铅字排印出版，书名《陈布雷回忆录》。观其内容，称之为《陈布雷自编年谱》似较恰当。谱中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年12月26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传记文学版，第118页）
是知所谓在西安的对张、杨训词，乃是返抵南京后，陈布雷根据蒋氏夫妇授意而编写成“词”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变之结束，由于张、杨勇于悔过。
不仅此也，又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2月2日条记道：
蒋公赴杭州，余（陈布雷）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第120页）
是知《西安半月记》也并非蒋氏12月11日到12月25日的日记，而是陈布雷遵照蒋氏的意思，在旅馆中“闭门造车”的产品，而且“工程”不小，还需“望弟来助余缮写”（“望弟”系陈布雷妹夫翁祖望，为陈之机要秘书，女儿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嫁蒋姓，即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之乔石，乔石本姓蒋）。陈氏生前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居然无意间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宝贵的史料，虽早于1948年问世，却不被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所注意与引用。
《西安半月记》既由陈氏事后编造，严谨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视为蒋氏日记来引用。不过，陈氏既秉蒋氏意志而编造，仍然具有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足可反映蒋氏的“后知之明”（anachronism），乃是蒋氏事后对“西安事变”的主观论断与定位。
陈布雷编写的蒋氏日记从12月11日起，正好是事变的前夕，所记种种疑点，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此乃写文章的伏笔，以及“后见之明”！通篇用意，无处不在维护以及装饰领袖的尊严。其实，“西安事变”之后，“拥蒋抗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了举国一致对外，维护领袖的尊严自有必要，张学良不计后果，坚持陪蒋返京，有若负荆请罪，亦就是要给足蒋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尽量凸显委员长正气凜然的形象，若谓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张学良等因读其文件日记，受其伟大人格感召而释放他，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类此显然不仅仅要维护一时之颜面，直欲借此“日记”，以塑造千秋的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历史真相，则必须揭除神圣的面纱，以见真面目。我们不妨以《西安半月记》所记，与其他当时人的记录对质一下，比而观之。《西安半月记》对被捕时一刻的描述是：
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西安事变史料》，1983年出版，上册，第4页）
文中的孙铭九营长亦有回忆，临潼扣蒋应是他一生最难忘的一刻，同样一事，请看他是怎样写的：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站了出来。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汽车。我也上了车。（《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21-222页）
两文对照，用词遣句虽异，所述事情实同。孙铭九的回忆朴实无华，口口声声委员长，并无故意贬诬之处，读来生动真实。反观陈布雷编写的蒋氏回忆，则刻意修饰，一心想在极为窘困的情况下，描述领袖之临危不惧与义正辞严，以凸显蒋氏的尊严，不免言过其实，过度渲染。如谓孙铭九一见到蒋，“向余长跪而泣！”蒋、孙初次面对，孙绝无向蒋“长跪而泣”的感情，今见孙氏回忆所述，盖知跪泣一景，乃系虚设，而非实有。
我们把蒋介石的说法与孙铭九所记对质，可得八点：
一、蒋介石说听到他的侄儿蒋孝镇“与叛军厉声争执”，这是替蒋孝镇脸上贴金，事实上，孙铭九说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讲话“半吞半吐”，又何来“厉声争执”？在蒋孝镇表示不知道蒋介石行踪后，孙铭九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毙了你！”于是蒋孝镇“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就按着“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
二、蒋介石说他被发现时“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孙铭九回忆却是：“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三、蒋介石说孙铭九一见他就向他“长跪而泣”；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四、蒋介石说：“找尔之副司令来！”孙铭九回忆：“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五、蒋介石说“遂登车行”；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六、蒋介石说上车后“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孙铭九回忆却是“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理反驳。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七、蒋介石说抵新城大楼后“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孙铭九回忆却是：“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
八、蒋介石说第二天孙铭九来见，请他移居，他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绝不移出此室。”孙铭九回忆却是：“12月13日晚间11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次日（12月14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根据以上的八点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临危不乱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马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告诉陈平景，从捉蒋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蒋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泼皮的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性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孙铭九押送蒋至新城大楼后，即辞出，前往张、杨处报告经过，乃由杨虎城部特务营宋文梅营长监视，形影不离，以察言观行。《西安半月记》记蒋、张于事变后首次见面：“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宋文梅则记张于9时30分左右到达，“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在座椅上，继续出声长吁。”所谓“不为礼”者，乃张二次对蒋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作答。至于“执礼甚恭”、“垂手旁立”，显然是文人踵华之词。最后蒋还是说了话，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至此蒋已知东北军发动兵谏，而《西安半月记》竟谓：“余（将）问：今日之事，尔（张）事前知之乎？（张）答：不知！”蒋之问，已属多此一问，而张居然说“不知”更不可能。细阅当时在场的宋文梅之追忆，始知当日中午蒋要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见面，蒋与邵谈话时要宋离开，宋不肯，乃听到蒋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51-254页）显然，陈布雷在写文章时，“邵”冠“张”戴了。益见若果系蒋氏当日日记，绝不可能有此误记，转手陈布雷又不及细察，因而有此不自觉之误。
蒋住新城大楼后，张要蒋移居自宅巷内的较舒适新宅，以便于随时见蒋，但蒋坚持不肯，邵力子去说，也不肯，最后澳洲人端纳来见后，才同意移居与端纳同住。邵力子对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没有答案。《西安半月记》说：“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接着发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议论，诸如：“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以及“总理之大无畏精神”、“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等，以便“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做最后之牺牲”。（第11页）仅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严重？蒋对孙铭九持枪来请，更谓“余（蒋）大怒”！其实孙怕蒋恐惧，特意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但蒋仍感惊慌，坚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孙看在眼里，认为“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24页）监视蒋的宋文梅亦说：“孙（铭九）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同书，第255页）孙、宋二人的观察，颇有助于理解何以蒋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纳一来，疑惧顿消，就肯移居了呢？这与端纳是外国人大有关系。蒋氏不是挟外自重，而是挟外自安，在蒋氏心理上，有外国人在旁，总不至于被拉出去枪毙。端纳与蒋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可喻了。
《西安半月记》一壁大力为蒋撑门面，以维护委员长的尊严，另一壁则尽量抹黑张学良。后者显然与前者相关，因张脸愈黑，则显得蒋脸愈白。最关紧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杀张、杨兵谏的原始动机，并加以歪曲，内容基本导向是，张、杨受人（影射共产党）迷惑，犯上作乱，然经领袖伟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则“西安事变”之结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动摇而改变初衷，并非蒋氏答应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遭释放，如谓：“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第23页）此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
张、杨兵谏的动机原甚单纯，就是要蒋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简单地说，即出于爱国心。这种动机单纯得使不明内情的人，不敢信以为真，即贤者如胡适与傅斯年亦断然不信，认定张学良别有政治野心。然五十余年来，史料大出，显示动机就是如此单纯。按诸张学良事变前后的言论，也相当一致。杨天石已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孔祥熙“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连载于北京出版的《团结报》上（1991年1月2日至2月20日）。其中颇多孔、张间电报，为孔氏回忆录所不录，颇可明张之心迹及其单纯的动机，以及和平解决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记》的隐饰。
张学良于事变爆发之日（12月12日），致蒋妻宋美龄文电，即明言留蒋促其反省，绝无伤害之意，只因“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其抗日救亡的动机，已表露无遗。张又于事变后第四日（12月15日）复孔祥熙电，亦谓：“弟等此举，决纯为实现救国主张，绝无一毫对人私见”，再度表白其单纯之动机。张再于事变之第五日（12月16日）复电冯玉祥，更谓：“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良等苦闷，唯在抗日未能及早实施。”冯玉祥提及愿担保张之安全，张曰：“担保一层，尤无必要，盖良固不惮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也。”更进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换取纯正之主张。张复于事变之第八日（12月19日），又重申：“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最后张于事变之第九日（12月20日）致电外交部长张群，有曰：“文电既已揭橥八项主张，则八项之外，自无余事，口是心非，弟不为也。”凡此足见张于私函密电中，与平昔公开之主张，完全一致，并以此为交涉之严正立场，则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动机，纯为抗日救国，已无可怀疑。
宋美龄于复张学良元电（12月13日）中，原亦针对张氏主张，谓“凡吾兄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又谓：“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侈言民主固非实在，然表明可从公意。再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当可无话不说。”但是蒋宋美龄于《西安事变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26-51页）中，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记》不与叛部谈判之立场，竟谓：“余复以长函（按即元电另由端纳携往西安）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第29页）回忆之文不仅语气与原电相差甚远，而且掩饰愿意商谈之痕迹，代之以促张释蒋悔改之词，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于致张学良寒电时，亦认知张之主张，谓“查抗日御侮，举国同心，中央同人初无二致”，不同者，“仅有时间之不同，绝非宗旨之异趣”，替蒋氏“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辩解，蒋既亦抗日，则兵谏便无必要。张学良当然不服，于复孔申电中谓，一致抗日之主张“对委座已再四涕泣陈词，匪唯不蒙采纳，且屡被斥责，弟受委座知遇，绝无负气之理，但委座主张坚决莫移，已绝对不能否认，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见，就张氏而言，只要蒋答应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即可解决。但是孔祥熙于二十余年后写回忆录，竟怀疑“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甚至说：“张杨通电，虽以抗日为理由，而八项之救国主张，则未有一项涉及抗日，至其所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等等，皆已走入共产党之路线！”张杨通电中无抗日两字，因当时中日仍有邦交，自无必要启衅，然八项主张无一不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关，正见张杨并非老粗。至于孔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乃共党路线，然则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岂非采“一党专政”、“勇于内战”、“反对爱国”的路线？（孔氏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13-161页）可谓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记》给人的印象是，张扣蒋后，被蒋训斥，不知所措；读蒋日记后，更加痛悔，力求弭过，乃送蒋回京。其实不然。张学良自始至终，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拥蒋抗日，然而必先逼蒋抗日，才能改变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电报中，有一封钱宗泽于12月15日发给张群的密电：
卫密。极机密。本日端纳顾问由西安回洛，据云：委员长住张学良之旁楼甚安。张要求接受主张，委员长初甚反抗，以后云，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但对方认无保障，有请求孔部长赴西安之意。总之，内幕情形，似有转机。谨密陈。职钱宗泽叩。删酉。（载《团结报》1991年1月20日《史海钩沉》栏）
此密电透露，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委员长已不再反抗，答应回南京办，则已允诺张等主张，此一“转机”，在《西安半月记》中看不到的。然为了“接受主张”有所保障，南京必须派人到西安谈判交涉，以获协议。但南京中央不欲与叛部谈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张，乃采讨伐的高姿态，以便维护尊严，唯孔宋家族求释蒋心切，愿意谈判，然又不愿示弱。两派意见最后整合为双管齐下策略，即表面上声张讨伐，实际上寻求政治解决，亦即循谈判途径。孔氏急于解救蒋介石，于12月15日建议张“一面亲送介公至并（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会商”。其意先让蒋脱困，再做商议。但张于12月19日电孔，坚持“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绝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甚为坚决，一定要中央派人来谈，同日张又致蒋鼎文电，谓可派宋子文与顾祝同来。但中央为维持高姿态，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后让宋以私人名义赴陕，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谈判之实，然后宋子文才于19日飞陕。宋到西安自非探亲，当然是要谈判，我们虽不知谈判内容，但宋于21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议，22日又偕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端纳等返陕，做最后之商定，是则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蒋与张谈判，达成协议，获致政治解决，已属无可怀疑的事实。
协议未立字据，已可确定。张学良接受君子协定，因此与杨虎城于释蒋一事有所争执。事实上，即使立下字据，亦可撕毁，而君子协定，并非完全口说无凭。张于致蒋鼎文皓电已透露：“此间要求，唯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并谓：“总之，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迟至12月20日于致张群电，犹坚持“非至抗日主张实现，殊难送委座南归”。可见张学良与宋氏兄妹于23、24日商谈后，知主张可以实现，乃决定于25日释蒋，并决定亲送返京。如果连口头的君子协定都没有，张既无以交代，杨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记》谓全无承诺，自不可信，且全文无一语提及要求抗日，仅于一处谓张等“于国事有所请”，故意隐讳所请之国事，乃孙铭九所谓：“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显因已有口头之承诺，不能说“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说被叛部胁迫而抗日，因而讳之。
《西安半月记》全无周恩来的踪影，更是不实在之忌讳。宋美龄于其回忆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来，谈甚久，然只说周拥蒋而不言抗日，亦不说蒋允不打内战之承诺。但是周于晤见蒋、宋后，已将协议三度电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5页），则口头承诺，实已留下文字痕迹。张学良事后绝不言蒋有承诺，直至1990年，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问周、蒋会谈，张说不但在场，而且周乃由其引见，但接着说：“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转引自郭冠英《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1992年出版，第38页）说出来，会被伤害之人，舍蒋而谁？可能被伤害的原因，除了蒋有承诺外，还有什么？所以张虽不说，但已尽在不言中。
事实上，《西安半月记》虽说毫无承诺，蒋在行动上实已接纳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剿共转向抗日。孔祥熙说，抗日救国乃蒋之既定政策，并不确实，可由蒋氏自己的话来驳斥。蒋于1936年10月26日，距西安事变仅一个多月，于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犹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1页）然而事变之后，却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战之路。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日之战便不可避免。其实，“九一八事件”远较卢沟桥严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战争。西安事变之后，既由不抵抗转为抵抗，任何日本挑衅，一抵抗即可引发战争，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缩也。就此而言，西安事变确可称作抗战的渊源。
蒋介石虽不愿明说张学良逼他抗日，却忍不住抱怨张学良中断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记》引言中有谓：“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这一段话，且不论无意中自认西安事变导致其政策之改变，由剿共而抗战，所谓至多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则绝不可信。固然，若不计代价，倾全国之力，扩大内战，或可竟全功，然势必耗尽国力，让日帝坐收渔人之利，此正是爱国者如张学良所不忍见，乃不惜以兵谏逼蒋改弦易辙，领导全国抗日救国。
然而，西安事变导致中共坐大论，却大有人唱和。孔祥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劈头便说：“八年抗日战争与今兹共党之窃据大陆，亦实于是役种其因。”即于西安事变时代表张、杨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的李金洲，竟亦说：“大陆全部沦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亿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推源祸始，皆肇端于西安事变。”（李氏撰《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页）国民党官方史家更将张学良描绘成失去大陆的罪魁祸首，史传曲笔，莫此为甚，李敖曾撰《别赖张学良了》长文驳斥，铿锵有声，足资参考。（见李敖编著《张学良研究》，第155-216页）须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败而亡国，尚可怪罪汉卿，但抗日胜利，汉卿不仅无功可言，仍为阶下囚。当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声势十倍于共产党，不旋踵于四年之内，丧失神州大陆，竟怪罪于囚中的张学良，宁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论”再推本溯源，演成共党阴谋说，大肆发挥《西安半月记》所指张学良“受人迷惑，做联俄梦想”，认为张、杨原无主见，因受到中共的渗透、分化而制造事变，并以周恩来为西安事变之“谋主”。李云汉专著论述事变前因主要章节，分别为“共党怂恿张学良”、“信心动摇”、“三次秘密接触”、“赤氛笼罩西安”等（见李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3-22页），可谓阴谋说学术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国民党的立场，但长久以来大陆学者亦辄谓，张之逼蒋抗日方针系受到共产党的启示与影响。虽有意表共产党之功，无意间不免迎合《西安半月记》所谓“勾通匪部”云云。事实上，中共对东北军的影响不能说没有，而之所以有影响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气候，东北军并非因中共的宣传而抗日，但中共号召抗日，自有相契之处。更重要的是，张学良也影响了中共，使中共由讨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尔后拥蒋抗日。这一方面，张于事变前已有所成，只是促蒋联共抗日，遭蒋坚拒而未成，卒出之以兵谏的下策。近年中共历史学者在雄辩的史实下，终于有人肯定西安事变全由张学良主导，若谓：“主张扣蒋的是他，主张放蒋的也是他，最后送蒋的还是他”（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中国现代史》，1985年6月出版，第209页），确是实事求是的论断。
《西安半月记》中触目之曲笔，尚有：“尔（张）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蒋）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此显指“九一八”事，明明张受蒋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蒋背黑锅，而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陈布雷画蛇添足之笔欤？
《西安半月记》中已埋下贾祸于杨虎城之伏线，如借张口曰：“余（张）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张）踌躇未允；唯自10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第17页）竟认为张受杨之煽惑，失之更远，故张于台湾囚中作《反省录》，不惜力言：“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第112页）显因蒋氏恨杨“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挟嫌弯曲，实可做杨氏一家于抗战胜利后遭灭门之祸的伏线读。
蒋介石脱险归来，马上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留下来。张是自愿而且十分坚持陪蒋回京的，为西安事变做了动人的收场。他于行前告诉孙铭九：“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但是张学良看错了人，蒋介石才不来这一套呢，他要泄一时之愤，顾不到“千古美谈”哩！
回京没有几天，张学良就被蒋介石移付军事审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蒋比做袁世凯。据傅斯年说，审判经过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见汪子飏《傅斯年密函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研究》，第149-154页；另参阅马王《西安事变逸话》，《香港时报》1951年9月5日）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1937年1月1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1月4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最不甘心的也许是硬不让他带兵去抗日。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只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蒋政权迁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见到他三次。
蒋介石不讲信义，令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调解人颜面无光。宋美龄是妻子，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对不起汉卿”的良心话。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对“他（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见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和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谈话里（蒋介石1937年2月24日谈话），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异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第三节、如何领导抗战
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越墙逃走，折腰受伤，回来后在沪杭溪口等地治病养伤，同时处理善后，有不少小动作，如审判张学良、自请辞职以及筹划解决东北军等等，但是大方向已无可改变，内战绝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华挑衅，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观趋势，非任何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于12月28日，针对他认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蒋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相责、以信义相责，宣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如果蒋氏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第228页）一周之后，中共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1937年的1月里，国民党终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内战正式停止。同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另一方面也通过了联合各党各派的案子，但不许发表。（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会后，蒋介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第316页）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压迫下政策转变中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多少反映蒋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继续“剿共”的情况下，仍想以谈判方式来收编中共的党与军。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曾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时为3月下旬。许多具体问题没有结论，显因蒋想借统一而融化之，而周则要在统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则上已达到国共合作的共识。中共遂于1937年4月15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1937年5月，蒋介石伤愈销假后，与汪精卫一道到庐山，召集学者名流座谈。陈布雷记道：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陈布雷回忆录》，第121页）
周恩来亦于6月4日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蒋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其本人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监督国共合作；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朱德、毛泽东出洋；以及坚持国民党派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正职长官等。蒋想吃掉中共的意图仍十分明显，老狐狸周恩来哪肯接受，遂于6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于6月25日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蒋提出的那个“同盟会”，然必须确定共同纲领，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保持中共在党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边区正职长官可由国民党派，但必须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至于红军改编，必须由朱德为指挥官。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协议未成。但是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一致对外，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毛泽东曾有一函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出洋，并不是国民党所说的投降，而是在蒋的逼迫下（是蒋要毛出洋的），为了国共合作抗日，表示愿意出洋；然而七七之后大战一起，也就不了了之。总之，诚如大陆学者所说：“蒋介石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二党合作的谈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义下，把共产党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联合在国民党当中逐渐融化掉。”（见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第294页）
说到七七事变，许多学者喋喋不休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请问强盗在你家里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谁先开打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事变在卢沟桥发生并非偶然，卢沟桥与丰台为北平对外交通的两个门户。日军已于前一年的9月18日，强占丰台车站，如果再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城，即可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以巩固其所谓“华北特殊化”之目的。日军演习与士兵失踪都是为了借故生事，后来那名失踪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寻获。（参闻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第101-113页）然而日军仍要进入宛平搜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军起而抵抗，是谓七七事变。
北平市长秦德纯于7月8日，发电报给仍在庐山的蒋介石，报告事变情况。据陈布雷说，蒋于9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见《陈布雷回忆录》，第121页）日本政府也表示不愿扩大，但不扩大是以中国屈服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扩大。在蒋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无异政治自杀。同时毛泽东、朱德以下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救国。蒋遂于7月16日在庐山又邀集全国军政要人，举行谈话会。8月中共派周恩来等参加，提出国共合作宣言，主张发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中共又做了些让步，但仍坚持国民党只能派人参与指挥红军。蒋介石若即若离，直到8月中旬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让步，愿意与中共共同抗日。
蒋介石虽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心知肚明日本军阀气焰正炽，不可能“觉悟”，则战争势不可免。他于7月17日对卢事讲话，实已为全民抗战做了心理准备。（参阅蒋7月19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二册，第24页）7月20日，蒋自庐山返京，国民党内包括广西李、白的反蒋派系，纷纷拥蒋抗日，更使蒋无从退却，停战谈判破裂，日本侵略军于7月28日深夜向平津大举进犯，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继陷落。蒋介石于29日在日记上写道：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理，此不足惊异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第1140页）
中日两国军力固然强弱悬殊，但是如此不经打，实在令人惊异。蒋于事前一再电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进尺，“中央决心运用全力抗战”，要宋“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于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决，贻误战机，以至于仓卒应战，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军，导致迅速溃败，连失名城！他于7月29日记者招待会上，自认平津失败问题，“愿由余一身负之”，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抗战一词，也是蒋介石首先坚持用的，以表示中国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应战！
真正的全面应战，则是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之战。翌日，国府外交部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8月19日，蒋终于同意中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张，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1日，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中共，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见，严格而论，“八一三”才是蒋介石决心全民抗战的开始，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军委会既成为最高统率部，编制大为扩充，设秘书厅以及六个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事宜。在举国一致对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成为统一中国之最高领导人。
这位最高领导人如何领导中国抗战呢？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于1966年“恭印”了一本《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序中说：“揆诸领袖革命奋斗之经过，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其中最印证此理的，是说蒋介石“决定持久消耗战略”以为“抗战胜利的基础”的几段话。全文如下：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绝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挟有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为了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避免敌人不断攻击的毁灭，乃决定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和广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战略：一方面不断的消耗敌人；一方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人的优势，同时积极的培养战力，捕捉反攻机会的到来。
在这一最高战略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为大胜”，自始至终的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着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在这最高战略运用之先，曾经遭遇着极大的危局，那就是开战后的次月，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8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后，日寇一面以精锐的部队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上海进犯。假如这个时候，平汉线的决战不幸失败，敌人即可长驱南下，直捣武汉腹地，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留着中国沿海的重要物资，分割了中国奋起应战的战列部队，整个抗战的全局，将会因此支离破碎，丧失了持久消耗的凭借。
领袖洞察了这可虑的危机，毅然的以一部兵力集中华北战场，在平绥、平汉、津浦沿线各个要点，采取纵深的重迭配备，多线的分段设防，对日寇进行逐次的抵抗。特别是先机的掌握了察南、山西的险阻，占领了侧面阵地，确保山西的天然堡垒，迫使进抵察南的日寇，感受到侧背威胁，不得不将向南的作战正面，改为向西进攻；因此解除了日寇长驱南下的威胁，使太原会战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另一方面，把主力五十多个师集中到华东，利用湖沼复杂的地形，对国际观瞻所系的政略要区——淞沪，主动发起猛烈的攻势。
这改换作战正面的大会战，在吴淞、江湾、浏河一带，经过三个月的寸土必争，迫得敌人将“由北而南”历史上有利的作战轴线（如像元朝对南宋的作战，满洲对明朝的作战），改变成为“由东而西”不利的仰攻态势。这主动攻势的一战，使敌人完全追随了我军的行动，丧失了主宰战场的先机。这显示中国“抗战到底”决心的一战，迫使敌人先后七次增援，动员精兵三十万人，伤亡到六万以上，将主力确实转用到淞沪战场。这开拓“持久消耗战略”胜利之路的一战，掩护了沿海学校工厂物资的西迁，和千千万万忠贞同胞的撤运，保留了指挥作战的动能，造成了战局持久的契机。
这显示中国军队英勇浴血的一战，不仅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唱出了“中国不会亡”的豪壮歌声；海军的勇袭敌出云舰，封锁淞沪一带港汊，布放水雷：笕桥空军的英勇击敌；尤其是“八一四”这一天，首先以零比六的纪录，击败了进攻中国领空的寇机，粉碎了敌人“三月亡华”的迷梦，换新了国际间东亚病夫的讥讽。但这辉煌战绩，不能不感谢蒋夫人领导建设空军的辛劳。
这数不尽的令人鼓舞的情形，都是领袖转移南北作战轴线的辉煌结果。这绝不是一般兵家所认为“违反节约战争原则”的看法，这是着眼深远的战略优势作为！（第125-128页）
“史政局”这一对“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作战轴线的歌颂，后来被蒋纬国一路和声不绝。——自蒋介石死后，蒋纬国从发表《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1977年出版《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到1985年出版《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止，这位曾任战争学院院长和三军大学校长的二公子，都一再重复演绎他父亲这一“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蒋纬国的演绎，是以“强使日军增兵上海，改变日军作战线方向”为主体的，重申“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使日军改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蒋纬国的结论是：
改变日军作战方向，是领袖在战略指导上的杰作。这一杰作，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造成了中国持久的条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拯救了中国的命运。
歌功颂德事小，历史真相事大。让我们先看看八一三淞沪之战的经过。
就军事常识而言，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训练，甚至兵员都远逊于日本，战斗力薄弱，绝无可能主动开辟战场。相反地，日本为了要使中国屈服，故既于7月11日决定向华北增兵，复于7月12日制订向青岛、上海派兵的计划。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就主张进兵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以及攻占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蒋介石在判断日军可能在淞沪一带发动，才主动备战。当8月9日发生大山事件，11日，日本海军云集上海，提出无理要求，淞沪战争一触即发，蒋始命张治中向上海推进。翌日凌晨占领租界周围要地。但到达上海的部队不过二个师、一个旅。直至开战之后，国军主力始陆续从其他地区调入淞沪战场，才实现主力转移。可见蒋介石绝非故意要在淞沪一带主动开辟战场。而日方为使中国屈服，势必要在淞沪大打特打。
基于上述基本事实，我们再看蒋纬国所说淞沪之战，一开始“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就是想用攻势来消灭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蒋纬国在《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中说：“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正因如此，所以，淞沪之战的最初局面，就变成了一段“围攻时期”。然而据顾祝同自述，即于此“围攻时期”，“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成预期目的”，反倒惹来“牺牲甚大”、“损伤极重”的后果。（见《墨三九十自述》，第171页）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也指出“我军缺乏强力硬甲武器，不能有效制压敌舰及克服街市之障碍，故进展迟滞”。（第45页）是以，在“进展迟滞”、“予敌之威胁有限”的局面下，所谓“围攻时期”，“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就不可能了！蒋介石这一以“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敌方根据地的干法，其实和三十七年前（1900）西太后下令甘军、武卫中军，乃至义和团“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所在地）的干法别无二致。——当时西太后的部队围攻了八个星期，可是仍旧拿不下来，最后联军援军赶到，自己偷鸡未成反蚀米；如今蒋介石的部队只围攻了十天，日本援军就赶到了。于是，“围攻时期”转眼变成了“防御时期”，一切局面就逆转了。而“防御时期”，仍因“缺乏空军及炮兵支持”，“日军又猛烈反击，使攻势终告失败”，“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动态，愈形不利”，不久苏州河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遂于11月8日夜，向昆山、苏州一带撤退，由于地形窒碍、道路壅塞，在日机轰炸、扫射下，伤亡极为惨重，秩序也大乱，整个阵线动摇。（详阅《墨三九十自述》，第172-173页），顾祝同说，不但前面仗打得“整个阵线动摇”，连“原拟守吴福线”等阵地亦未能有效利用”（第173页），可与白崇禧所说，“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第140页），然“因敌人掌握空权，行军不易”，“复以命令下达仓卒，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141页），相得印证。由此可见，整个淞沪之战，打得其实是事与愿违的，最后连向后面既设阵地撤退，都“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了。顾祝同痛心地描述说：“在上海我军开始撤退后，日机猛炸我京沪铁、公路沿线各要点，苏州每日均在空袭中”，“乃决定于11月14日入暮后，向武进撤退。是日，苏州遭日机大肆轰炸，我离苏州时，苏州城内外多处大火焚烧，难民扶老携幼，沿途充塞，部队亦络绎西进，秩序混乱已极。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图，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墨三九十自述》，第174页）——这个仗，打得真糟糕。
李宗仁在1937年10月12日到南京，第二天白崇禧陪他去拜访蒋介石，认为淞沪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李宗仁回忆录》，第677页）并建议部队更番上阵，来消耗敌人的力量。甚至可以自动弃守南京，诱敌深入以实行长期消耗战。但蒋委员长倔强不听，结果“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李宗仁回忆录》，第678页）李宗仁更沉痛地说：“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第680页）既败下阵来，人马践踏，惨不忍睹，而不出数周，敌人便从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李宗仁回忆录》，第681页）李宗仁说“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第681页），这是对的。纵然非“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不可，也该移到南京去打，不该在上海打。白崇禧说：“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代，只做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必更大。”可惜的是，李宗仁说得对，“蒋公不明此道”，他“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一切“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第686页），不单是战略上的，在战术上也一网兜收、巨细不遗。而这种战术，至多只能说是蒋介石自己的“战术”。因为蒋介石指挥部队的特色，是完全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而是要由他自己越级指挥的。李宗仁说蒋介石“个性倔强”，不听人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当围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时候，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有功可图，一切都自己指挥，当时淞沪地带本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副长官是顾祝同，但蒋介石是亲自越俎代庖的干的。形式上，顾祝同虽然代陈诚指挥了张治中，但他并没有“实际指挥”，不但他没有，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没有。（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常“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在张治中的回忆中，他还临阵调走一个军呢！在八一三淞沪之役时，张治中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也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当时罗卓英的十八军拨归他指挥，可是，妙事来了：十八军竟暗中转调给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而张治中竟不知道！（详闻《张治中回忆录》，第131-132页）
董显光《蒋总统传》说：
上海战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动均由蒋总统亲自设计和指挥。他对于前线每一将领不断以电话接触，并曾两度亲赴前线与其部下将领会商。这三个月来，他彻夜警觉，与在前线上之每一军人相同。在此次战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过三四小时，甚至这样的短时间，仍因前线常来电话，以致打断。自从他担任总司令以来，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第279-280页）
董显光目的在捧蒋介石如何勤于“亲自设计和指挥”，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蒋介石“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
正因为蒋介石的统帅方法是胡来的，所以，仗打下来，军官固苦，士兵更苦矣！冯玉祥记得，在前方打仗的军队，“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阵地又因偷工减料造得很坏，里面往往水深三尺。前方的伤兵也常无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伤兵运到医院，伤口已长了蛆；死了的无人埋葬（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等惨状。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人，情有可愿，但如此对待官兵，实天理难容。
李宗仁说蒋介石“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冯玉祥说蒋介石“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这些论断，都属知兵者言。蒋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该知道仗不是这么打法。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这样打起来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说蒋介石对淞沪之战的决定，动机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第三“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其实依我们看来，还有第四，那就是蒋介石对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被十九路军抗日抢了风头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那是他们黄埔系中央军的失着，因而如法炮制，妄想北齐笑话中“趁大家热铛子头，更做一个”。蒋介石这种心态，在《张治中回忆录》中表露无遗。张治中说：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第115页）
正因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军之无能”，所以蒋介石想要在上海表演一番。这时候，张治中提出了构想：
我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招。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做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第117页）
张治中把这种构想形诸报告，向蒋介石提出，得到回电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第117页）
蒋介石首先构想“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为目的，不惜任何牺牲，实行攻势作战”（《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淞沪会战经过与南京撤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但是，这一构想，由于他在发起攻击时三次犹豫，“失机于先”，变得更不可能。
张治中“占领全沪”、“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第122页）的构想，本来已是如意算盘，这一如意算盘，显然建筑在敌情判断的错误上。例如他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第124页）试问明明到处是坚，“不在攻坚”，又何能幸胜？根据四十多年后国民党透露出来的史料，我们发现直到8月13日当天，蒋介石还在问张治中“十五生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能不能“破毁”钢筋水泥的日本军营呢！（参阅《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可见蒋介石根本还没搞清楚起码的工事情况与武器性能，就“徒凭一时之愤（蒋介石写了别字，“愤”是“偾”字之误）兴”，打了起来了。他叫张治中不要“徒凭一时之愤兴”，但他自己，比张治中还“愤兴”呢！
张治中当时“愤兴”地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参阅陈公溥编《炮火下的上海》）；蒋介石当时“愤兴”地说“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值我军之一击”（1939年9月12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载《蒋冯书简》）；结果援军登陆后，蒋介石又“愤兴”地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最后上海战场明明撤了退，蒋介石还“愤兴”地说：“此次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48页）事实上，这些“愤兴”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1937年9月25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请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队参战电》）、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第1155页）、是一连“唯余连长一人”（张其昀《党史概要》，第1156页）、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做壮烈之牺牲”（《蒋冯书简》1937年9月8日《蒋委员长齐侍参京电》中说十八师路团姚营）、是“全营殉难”（《蒋冯书简》1937年10月12日《蒋委员长文午电》）、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是“对自己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第211页）、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第171页）、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孙元良回忆录》，第221页）、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第211页）、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1938年3月8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的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话（张其昀《党史概要》，第1154页）。最后兵败山倒，竟还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1938年3月8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第十五卷，第149页）
1938年3月8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第145-154页），在没开讲以前，先把《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了一遍。戚继光说：“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蒋介石说九一八时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涂战，其实他在八一三时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狭薄海”的上海地区作战，先就给日本得了运兵与联合作战之便。想在这种地区做阵地战，想守住已属难能；“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蒋介石“愤兴”起来，就是如此轻敌的。这种轻敌，他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1938年11月28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四）》（《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 第539-548页）中，自承如下：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第545页）
可见蒋介石在军事素养上根本不佳，他口口声声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殊不知戚继光时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登陆地点就在“杭州湾金山卫”！真不知蒋介石是怎么从戚继光战史中学教训的！
蒋介石军事上闹笑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他误信德国顾问。根据1937年8月29日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其中有“故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拒守，使敌不能前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181页）等话。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德国顾问的主意实在不无可疑。（参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82、95页）当然不管主意好坏，蒋介石既然采纳了，就得负责任。最后，相当于全中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样伤亡了。（据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估计，第365页）“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
李宗仁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李宗仁回忆录》，第685页）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073页），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以张其昀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说：
总观八一三战役，我军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以作战观点言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尚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裕余。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战略上最大之成功。（第1157-1158页）
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曾委婉转述出国际军事家的看法：“我军从闸北战线撤退，实力保存不过十分之五；敌军则增援二师团，加入战斗，锐势正不可当。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阵地虽已缩短，敌舰炮攻击威力减低，依然招架不及，难于还手。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来蒋介石“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的干法，实际上，却是“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沪之战，蒋介石“把当时在北战场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队，都调到了上海”，为了“吸住日军的主力，不让他们一举而席卷绥宁陕甘川滇，走蒙哥可汗与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这一行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为北边怀来和张家口的失守和南边保定的失守，竟陷于两面作战！结果，11月8日上海和太原同时失守！回想八一三后两天（8月15日），日本人快速反应，立刻下了全国总动员令，编组了上海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分路双杀，三个月不到，侵略者就占尽了“直接有利”的便宜。当时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参阅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虽然语言相当狂妄，但就军事观点看，也不无部分道理在，因为照蒋介石和他手下大宣传特宣传的“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当年不论在北战场或东战场，都志在诱敌深入——“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1938年10月31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第三十卷）但是，若志不在争“区区之点线”，为何当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线？当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时力筑苏嘉铁路，联络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并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修要塞两座，两座要塞之间建立“兴登堡防线”，包括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在内；又在陇海线以北，修“马其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再东经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到利国驿、台儿庄，再穿运河经邳县、郯城，直到连云港。这些蒋介石的战略是阵地防御战。在北战场，是准备日本军队进到黄河沿岸的“马奇诺防线”时，再杀敌致果。在东战场，也摩拳擦掌，准备日本军队拿下京沪进到“兴登堡防线”时，再杀敌致果。结果两条劳民伤财的国防线，都在兵败山倒下泡了汤、都没发生阻敌效果。（参阅沈亦云《亦云回忆》）由此可见，真的情形乃在“区区之点线”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评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固属知兵之言，但这一错误的真正严重性，李宗仁却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观点道出这一真正严重性错误的，乃是龚德柏。
龚德柏一生为言论自由八次被捕，最后一次最长，被蒋介石秘密关了七年，到六十七岁时才出狱。出狱后，他秘密写了一部书——《中日战争史》，其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问世。1980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龚德柏死后，李敖得到此书秘本，发现他颇有独到之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柏的一个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国，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获利。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国之前，先要中国屈服的，除非中国想当朝鲜第二，抗战便不可能避免。这当然也显示“日本无人”，把反共的蒋介石硬逼向联共抗日之路。不过龚德柏批评蒋介石的淞沪之战，确是博大精深的。他认为蒋指挥上海作战，完全违反《孙子兵法》所谓“不若则能避之”的原则，以至于遭到惨重的损失，使“中国训练多年之二百万国防军，百分之七十以上损失净尽，几使中国亡于日本”。龚氏指出，中国人痛恨日本横蛮无理，人人奋战，死而无怨，但“这样的无意识地牺牲掉”，“由人道的立场思之，亦不胜悲痛”。然而孰令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目的在“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龚德柏认为是“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在上海做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四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借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轴线，全是“解嘲而已”。而蒋纬国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虽有相当损失及放弃若干重要都市，但却达成了迫诱敌人走向错误方向之战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谓“走向错误方向”的，却原来是“蒋介石”自己！这个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的“国军作战计划”，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
至于“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中所说的“民族救星”在转换作战轴线上的“天纵英明”、“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云云，也全是谀词。试看蒋介石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的一段不经心透露，便可明白了。蒋介石说日本军队“从前他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第488页）可见蒋介石自己承认过当时日本军队有一鼓作气攻下武汉的能力！这也就是龚德柏所说的：“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阴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这种气魄。日本军阀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该！”“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汉重庆都失陷了，试问蒋委员长，有什么方法继续作战？”可见当时日本没有“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只是日本不想用牛刀杀鸡，自己失算而已，绝非在蒋介石八一三淞沪之战的事先算计之中。事后说什么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实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点“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颉利”的“气魄”，1937年年底，武汉重庆就“都失陷”了！我们真替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捏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1938年之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4月1日那天的第四次会议中，吴稚晖提议并推举蒋介石为总裁，确定领袖成为党中领导的重心，其性质等同孙中山所拥有的“总理”。此乃蒋介石权力的最高峰，他自己也认为是三十年来的最大成就，集合了前所未有的党政军大权。（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三册，第1214页）
第四节、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淞沪抗战，人员伤亡的惨重、财产损失的巨大，难以估计。所谓消耗，我方所耗十倍于敌人；所谓持久，不过在淞沪坚持了三个月。在上海能打上三个月确实已很了不起，至少打破日本人想于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梦想，然而为了持久抗战、保存实力，必须适可而止。但是蒋介石竟被英美各报赞扬我军在沪英勇抗敌而陶醉，居然于1937年10月29日亲往前线视察时，向高级指挥官训话说要在精神上“胜过敌人”，“使敌人溃灭”！（《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四卷，第642页）这种鲁迅所说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并无补实际，我军虽浴血奋战，实已疲惫不堪，苦撑下去只是无谓的消耗，可是不知兵的最高统帅，相信精神胜利法，三令五申：“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况且他只喜欢听报佳音，听到坏情况就大发脾气，以至于上下诡报士气旺盛，掩饰实况。最后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等再三苦谏，才准予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阵地转移。
哪知转移命令已经下达，蒋介石得知九国公约将于11月3日在比京开会可能制裁日本，又决定收回成命，严令各部回到原有阵地死守。知兵的白崇禧告诉蒋，在敌人强大炮火下，已开始撤退的部队若再回原阵地，必起混乱，甚至不可收拾，但蒋坚持不听。不听军事基本常识的后果，果然是进退失序而起紊乱，而日寇三个师团正好于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企图对我军包抄歼灭。在此紧急情况下，唯有再仓促撤退，已无时间计划，以致十万大军拥挤于公路之上，地面上有敌人坦克追击，天空上有敌机轰炸，只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制。幸而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阵地的部队，据冯玉祥说，因仓促之间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钥匙（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结果这个蒋介石建设多年的国防工事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而放弃，岂非天大的笑话？陈诚于1938年2月28日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讲《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也承认为不能为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是很失策的。（原件藏南京二档馆）蒋介石一意孤行导致撤退不当，使淞沪之败更加雪上加霜！
从代价甚昂的淞沪之战到极度混乱的仓促撤退，再度证实蒋氏军事指挥能力的严重缺失。任何指挥官如此，都应撤职查办，但谁又能撤蒋委员长的职呢？中国军民只好跟着他硬干。他的军事知识如此，政治常识又如何？从他冀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可见对世界局势懵懂无知，结果不仅德国与意大利帮日本说话，连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入战争”，根本无法给予日本侵略者任何制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血奋战的英勇官兵，以及无辜横死的中国百姓。
日寇以陆海空三军重型装备追击溃不成军的我军，并分兵三路进攻南京。在这种情况之下，凡稍具军事常识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实在不需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当蒋介石于11月17日至18日连续召开三次军事会议时，德国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李宗仁、白崇禧都不主张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按国际公法不能再动武，可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参阅《李宗仁回忆录》，Wilson, When Tigers Fight, p. 66），不过从政治上考虑，南京是首都，终不能不战而弃守，故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建议，以少数部队做象征性防守，然后主动而有序地撤退。可是蒋介石既不听李宗仁等的主张，也不接纳刘斐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所谓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上，因此必须死守。是以当唐生智慷慨陈词，愿与南京共存亡云云，正中蒋意，即命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死守首都。不过不到两天，蒋于11月20日又宣布迁都四川重庆。蒋介石又于12月4日，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说是守南京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更说将亲率云南部队来解南京之围云云。蒋介石又于12月11日晚上，自江西发电报给唐生智，说是“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又不要死守了。事后看来，都是不负责任的乱决策。事实上，他早于日军开始攻击南京外围的7日清晨，飞往江西去也。
声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于11月27日向新闻记者说明保卫南京要做的两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引自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第175页）12月9日，唐生智以司令长官发布命令，仍以“共存亡”为言，并命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同书，第181页）。似乎确有死守不退的决心。然而当12月10日，日军开始大举攻城时，唐生智忽奉军事委员会电令：“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12日下午敌军攻占中华门，不到两天全城就被攻破。唐原无撤退计划，当日只开了二十分钟的撤退会议，就决定分路突围，以至于造成当晚在下关极度混乱的悲惨情况。据李宗仁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李宗仁回忆录》，第458页）的地步。
“自相残杀”之后，日军于翌日进城，又大肆烧杀奸淫，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当时有二十七名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自愿留下不走，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做了见证，为南京成为“人间地狱”（a living hell）留下记录。其实，日军在进入南京之前，已开始沿途杀中国人为竞赛游戏，并见诸日本报纸（详阅Wilson, When Tigers Fight，p. 68-81）。然而战后迄今还有不少日本人想赖账，说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难的三十万军民之慨了（三十万之数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南京守不住，无可责怪，敌人挟兵员与武器的优势，以陆空立体战斗向易攻难守之据点进攻，势不可挡。所可议者，“与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坚志与敌周旋，虽败犹可予敌重创。奈蒋介石一面与唐生智誓言死战，另一方面仍抱德国调停的希望。然则和战犹是未定，难以齐一心志。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于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于首都周围都邑以为屏障，以便呼应运动其间，以消耗敌军，因而处处被动，使南京成为死棋，只能挨打。官兵再勇敢，虽不惜性命，但恨杀敌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却转移，仓促之间，命令无法实行，造成严重的无端伤亡。如此牺牲，岂非更加可惜？而此无关敌军之强，实由于我方战术、战略之不当。蒋介石与唐生智都不能辞此咎。而蒋氏于12月13日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竟谓：“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做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转移。今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计划行事，完成使命而转移。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事实上，因其计划之错误与混乱，不知造成多少无谓的牺牲！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于1938年元月11日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指出“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五卷，第13-14页），因为津浦与道清两条铁路乃武汉三镇的屏障，保卫武汉屏障的责任则落在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身上。日军在鲁南之师，于3月10日南下，孤军深入，在台儿庄被中国以大兵团包围，至少歼敌一万二千余人（据日方估计），颇能振奋人心，只是兵力虽多，乘胜攻击仍感乏力，应歼而未能尽歼深入的日军，更不能扩大战果，改变战局。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得台儿庄捷报之后，于一个月内再调二十万人，总共六十万人，要与增援的三十万日军，在徐州“一决雌雄”，也就是要做决定性的阵地战，忘了几个月前在开封所定机动迂回包抄歼敌的战术，也忘了华北平原有利敌人机械化部队之攻势，更未觉察反而有被敌歼灭主力之虞。果然，李宗仁认识到“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不能不自量力与敌做“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遂于5月初旬自徐州主动撤退，5月19日完全放弃徐州。蒋介石以十五万精锐之师不能歼灭二万被围之敌，更由于徐州失守，令敌侵入豫东平原，自谓“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见蒋致程潜函，原件藏南京二档馆）但他责备多数将领“畏缩不前”、“指挥无方”（见1938年5月27日手令，原件藏二档馆），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挥全局的最高统帅。
蒋介石于5月25日从郑州返回武汉，因怕日军自津浦路西进，又怕日军占据郑州后，可能由陇海路西进以及平汉路南下攻掠武汉，居然听从第一战区司令部里的两个参谋，批准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以阻敌于豫东。蒋“以洪水掩挡敌军”的命令，交第一战区核办，原件尚存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6月7日，炸毁黄河铁桥，两天之后即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炮轰决口，宽二丈，洪水滔滔而下，造成华北平原的浩劫；淹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损失财产按当时银价折算约九亿五千三百万元，死人近百万，生还的六百余万人在汪洋泽国中挣扎，损坏耕地一千七百余万亩，并形成后患无穷的黄泛区。付出如此惨痛代价，并未能阻挡敌人夺取武汉。百姓何辜，有此草菅人命的最高统帅！
然而50年代何应钦刊印“荷蒙总统蒋公核定”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竟想一手遮天，掩盖历史真相。书中记1938年《陇海路沿线之作战》一段中有谓：
6月5日我放弃开封，敌分攻中牟尉氏，该两地亦于6日失守，随即进扰新郑，7日敌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
这段话最令我们注意的，是“敌轰炸黄河堤”，说由于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防，所以“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乍看起来，这话没什么不妥，细想一下，就破绽见矣。想想看，本来中国军队是一路败退的，突然间，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河水泛滥之下，敌我双方“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这无异是说，河水泛滥，把敌方攻势阻止了，因此我方占了便宜，但是，河水泛滥是敌机炸堤的结果，敌机为什么要炸堤跟自己过不去呢？
《八年抗战之经过》这段话，事实上，是道道地地的谎话，黄河堤被炸，没有错，错的是炸它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是蒋介石下命令干的一桩大惨事！（蒋1938年6月11日致程潜电，命令《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
这一惨事，最早落墨于传记书刊者，倒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书中明言：“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的敌人。”（第293页）但是董显光口口声声都是敌方的损失，却绝口不提我方的损失，这种宣传，固然用心良苦，却也技术奇劣。因为河水是没有眼睛的，岂能只淹日本人，不淹中国人哉？到了《蒋总统秘录》时代国民党的宣传有以兼顾了。《蒋总统秘录》在“日军溯长江进攻”一节下，虽然在宣传上对敌我损失都有以兼顾，但是，“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第144页）寥寥数语，还是轻描淡写了的。到底中国“民众生活”受了多少“影响”？蒋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损失可分前后两阶段，前期的损失以1938年为主，后期的损失以1943年为主。前期1938年的炸堤，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土地，尽成泽国。其中十一个城市遭到水淹，农田和作物多被冲毁，四千个乡村全被淹没，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淹死的人数接近一百万；后期1943年的损失，是1938年的后遗症。由于河水冲毁了农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腐败，终于引来了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大饥荒的人命损失在五百万至一千万间。报导这大饥荒的，首先见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大公报》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灾情真相》的报导；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看重庆”是看重庆国民党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万贫苦老百姓的饿死骨。照1985年12月14日美国《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所刊载的估计，1938年淹死的中国百姓有一百万人，日军只有几千人，1943年的大饥荒中国百姓死了一千万人！——一颗原子弹杀死的日本人也不过十万人，蒋介石杀自己同胞，这一次就是一百颗原子弹！
据孟绝子《国民党放水成性》（1984年9月30日《万岁评论丛书》第九期）的综合论述：《大公报》的报导和社论刊出后，国民党不但不赶快设法救灾，反而老羞成怒，悍然下令罚《大公报》停刊三天。然而国民党办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所写在内部传阅的秘件里却说：“河南的情况甚至比《大公报》所说的还要坏。”1943年2月2日《大公报》被处罚停刊三天之后，隔了将近两个月，美国的《时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饥荒的新闻和评论，描述河南的灾情，评论国民党是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时代》周刊的报导和论述不是取材于《大公报》的新闻和社论，而是该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亲自到河南省灾区去实地观察采访之后写成的文章。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刊出后，举世为之震惊。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蒋宋美龄看了竟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要他马上把造谣生事的记者白修德开除掉。亨利卢斯断然拒绝。1978年8月中旬，美国名记者兼名政论家白修德的新著In Search of History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成为畅销书。在该书问世之前的一个多月，在7月3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特别摘要介绍了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所介绍的内容，正是当年惨绝人寰而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的灾情。那一期《时代》周刊的介绍，除了文字，还有照片。有两张照片是并排在一起的。一张相片中是一个愁眉苦脸悲伤欲绝的饥饿妇女坐在地上看着身前正在饿死边缘的小儿子。另一张相片上是蒋介石身穿军装坐在办公室里，专心看着双手拿着的一本书。那本书是署名蒋中正著的《中国之命运》。这两张照片下面有两行英文字，意思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灾难之一，已有五百万人死去……”那一期《时代》周刊中这篇摘要介绍一共有十几页。这本周刊进入台湾后，这十几页全被国民党动手脚弄掉了。
孟绝子又综合论述：那一次水灾破坏了河南灾区土地的生态，影响了后来的农作物收成。到了1942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没有下雨，冬天下了雪，农作物没有收成而天气又冷，饥寒交迫之下，开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没有雨，国民党就应该知道那个地区的农作物全部没有收成，进一步也就应该知道有人会饿死。这时候如果国民党下令把隔壁陕西境内仓库中丰富的存粮拨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饿死人的灾难也就不会如此严重了。结果，最应该做的，一样也没有做；最不应该做的，偏偏全做了。1942年，驻在河南的军队向重庆当局要求补给军粮，当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粮”，所谓“就地征粮”就是要军队在驻地自己设法弄军粮。在这一道指示命令下，军队变成了“合法的土匪，有执照的强盗”。他们纷纷到老百姓家搜劫粮食，他们不是搜劫到他们够吃的为止，他们是尽量收集。之后，各级指挥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卖到黑市市场中去。卖到后来，士兵只能吃到九成饱、八成饱、七成饱。拖到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那天，为了表达“蒋委员长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灾区农民1942年的田赋。不幸，这个德意宣布得太迟了。河南地方政府已经把1942年农民的田赋收过了。在“就地征粮”之后，为了缴田赋，小农小户或变卖家产、或变卖用具、或变卖儿女。天气转凉之后，饥饿也开始了。天气愈冷，灾情愈惨。在饥寒刚刚开始后，远处各城市的妓女院老板都纷纷到灾区来廉价“收购”女孩。大地主们则乘机廉价大量收购农地。通常一块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麦的地，这时候投机地主只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麦就买到手了。后来，那些家人死光了的无主农地，在官商勾结下，由大地主和贪官瓜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死的人当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还没有饿死的人还在抢着吃草根、啃树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别人家死掉的孩子弄来煮熟了吃。人们原来养的狗几乎都变成了野狗，不再住在农家里吃人屎，而去到处游荡，专吃人的尸体。一路上各村庄十室九空。有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坟，一个人声反而就会如同一下晴天霹雳。令白修德毕生难忘的人间悲剧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再说任何话，只是在用濒死前最后的一点力气，如怨如恨如诉的低泣！
《蒋总统传》说炸堤的效果延缓了汉口被占领的时间“三个月以上”；《蒋总统秘录》又说延缓的时间是“半年”，可见各说各话，真相堪疑。石觉在《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中论“黄河决堤”，说：
徐州会战后，敌寇囊括津浦全线，并侵入豫东，趁我徐州突围后措手不及，企图沿陇海路西犯，占据平汉路中段。而当时抗战心脏之武汉，情势岌岌可危，军事当局为破坏敌寇计划，迟滞敌军行动，争取所需之准备时间，乃于中牟县之花园口附近决黄河堤，使河水泛滥豫东，阻止敌寇之进迫，虽付出重大代价，然安定华中要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亦属值得。（第119-120页）
令人费解的是，“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在开战之前那么多年干的是什么？为什么独独要紧迫到这种程度——到连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为什么这三个月要自己人民付这么惨痛的代价？这叫“亦属值得”吗？何况，这么惨痛的代价，对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缓，究有多少，亦颇可疑。在攻势上，日军很快的便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将“中支那派遣军”重行改编，并将由“北支那方面军”抽调而来的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中将所属三个师取道陆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所属四个师及一个支队配合海军第三舰队溯江仰攻，两路进军，不久就拿下武汉，可见这种战略，划得来划不来，固大有可议也！
在当时作战的敌方阵营里，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陆军通译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乡河村部队司令部，给司令官河村中将做翻译。1940年川村成功回复中国国籍，改名陈文忠，后来做到政大日语教授，因为他是李敖难友韦正中太太陈丽德的父亲，一天他们齐来夜谈。据陈文忠说，当时他半夜醒来，发现水深及膝，才知道黄河决了堤。李敖问他日本人有没有想到中国人会炸堤，他说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日本人判断，要淹死日军三个师，中国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万，蒋介石不会这样残忍。殊不知日本人判断错了，蒋介石的残忍，固大出日本鬼子意料之外也！
蒋介石虽然残忍炸堤，若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姑算一说。但是即使是放水作业，也都没有“从容准备”，而是乱来的。
蒋介石放水作业因为见不得人，所以一直赖在日本人头上，说水是日军放的。因为是扯谎，说法未尽统一。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说堤是日本飞机轰炸开的；《中华年鉴》（1948年9月南京中华年鉴社版）却说是日本大炮轰击开的；赖不在日本人头上时，甚至说是“大雨滂沱”后河堤自己裂开的（国民党党史会编《中华民国史划》中说法）……其实都是造谣。当时奉蒋介石命炸堤的是国民党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转命上校参谋处长魏汝霖主其事。魏汝霖到台湾后，一开始不敢公布经过，后来因为《蒋总统传》出版，才在1976年9月的张其昀监修《战史论集》里，由当年陆军中校工兵参谋刘叔琬出面，发表《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决口经过纪实》；六年后，魏汝霖再将此文以自己名义，改题《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在1982年12月31日《战史会刊》第十四期发表。文中记录没有“从容准备”的放水作业甚详。《复兴关怀念集》（1981年10月31日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学会出版）收有魏汝霖的《生平自叙》中说：
徐州会战后，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黄河堤防，造成泛滥，阻止日军西进，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时值季春，正当枯水时期，先在河南封城北赵口掘堤，失败三次，最后始在郑州北之花园口成功。“失败为成功之母”，信不虚也。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第110-111页）
其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说法，早已被“水”没矣，当然魏汝霖不肯面对这种真相，所以他在《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中，还来了三段“揭穿中共歪曲说法”的“检讨”：
一、黄河决口成功，造成广漠无比之大泛滥，宽约数十里，水深仅数尺。尤以决口初期，水行极缓，开封南北，全为沙地。故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铁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耕地之破坏，村落房屋之湮没，当所难免。当年全国人民都有焦土抗战之决心，只要能阻止敌军，有利抗战，任何牺牲，绝无怨言。
二、当时敌军乘徐州会战之余威，期图以机械化部队与骑兵占领郑州，继续西进，以拊武汉之侧背。故我最高统帅部（在武汉）日必长途电话多次，询问黄河水势东进到达情形，最后竟以水行太慢，疑决口并未成功，特派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现居美国）至决口工程地，视察实情。李军长初见余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与蒋师长在珍及黄河水利会人员，共同详细说明后，李军长似渐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数日后，先总统蒋公又派胡宗南上将携其参谋长罗列再来决口工程处视察，罗参谋长列为汝霖陆军大学十期同期同学，战场上遇故友，畅谈决口经过，胡上将始相信成功，报告先总统蒋公而去。
三、共匪前数年，曾在匪区及香港报章上宣称：抗日之战黄河决口时，淹死人民数十万，造成重大灾祸等之痛恶攻讦。此固为当年参加抗战，实地眼见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伪惯技。回思当时若非由黄河大泛滥阻止日军，郑州早已陷敌，西安可能不保，毛酋巢穴延安亦将遭受日敌袭占。
这种检讨，可真滑稽。一百万老百姓都淹死了，魏汝霖居然还说“灾区人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至于放水的效果，也是害民远过于困敌的，这由“水行太慢”、“狗撒尿！狗撒尿！”等情况可以概见。据1981年9月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所收总统府机要档案《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徐州会战经过——民国二十七年1月至6月”》，也不过说“6月开封失守。次日敌续陷中牟、尉氏，并进扰新郑；同时，以飞机对我黄河沿岸守军滥施轰炸。6月8日，花园附近黄河决口，洪水夺贾鲁河南泛，中牟尉氏一带尽成泽国。敌我乃隔黄泛两岸成对峙之局，徐州会战遂告终结”等话，看不到魏汝霖所描绘的那样神话式的画面与效果。魏汝霖的“战史”，实难令人相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论“黄河掘堤阻敌”说：
5月31日，中国军避免在豫东的平原上和日军决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也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这时，决定掘毁黄河堤防，构成泛滥，阻止日军。6月4日，中国军就在中牟县境的赵口掘堤。原定当天午夜可以放水。不料掘了三昼夜，水流不畅，而日军已进占了开封，情势危急。7日晚上，中国军改在花园口掘堤，到9日上午九时掘开了缺口，冲出的河水在十时以后就逐渐增多，缺口愈冲愈大，黄河主流就蔓延开了：从中牟、尉氏、扶沟，直到安徽和江苏是一片汪洋。（第447页）
这片汪洋，因为黄河含沙量过大，地势多变，水流靡定，自决口以来，河南省的中牟、通许、尉氏、太康、鹿邑、淮阳、西华、商水、沈邱等十县；安徽省的亳县、太和、涡阳、阜阳、颖上、凤台、蒙城、怀远、寿县、凤阳等十县，或沉沦经年、或忽涨忽退，偶可耕作，亦无补于实际，灾区之广，竟达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又如黄淮同时并涨，则运海不能容纳，且危及江苏省里下河一带。1938年开放归海坝，汛区及于高邮、泰县、东台、盐城、兴化等五县；灾区面积达六千平方公里，合计二万九千平方公里。灾区主要都地处豫东、皖北、苏北一带，正好是农业要地，这样子下去，其惨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龙。据1947年9月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出版的《黄河花园合龙纪念册》中张群题词，全文是：
荡荡黄河，溥利万世，
中更兵革，遂荒遂敝，
溃自花园，毒痡岁岁，
哀我孑遗，生命如缀。
倾天捍御，竭地收功，
万人悉力，庆此合龙。
民其有瘳，国运无穷。
惩前毖后，永式崇封。
一点也没错，在“生命如缀”的“孑遗”下，重新合龙了黄河。但是坏心眼还有外一章。据徐福龄写的《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说：胜利后国民党堵花园口决口，使黄河复归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区，因中共已在故道内开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余万。幸而国民党的秘密作业被揭穿，引起社会公愤，才谈判协议，签订了开封协议。但不久国民党又不遵守协议，引起中共强烈抗议，以“将被迫采取必要自卫措施”相威胁，遂又在南京谈判，迟滞而少进展，到内战爆发，国民党正好水淹解放区，乃立即在花园口强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汹涌的黄河之水流入故道。不过中共已有准备，早已开始自行复堤，提出“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口号；蒋介石的阴谋并没有得逞。（见李敖编《清算蒋介石》，第131-142页）
话说自徐州弃守后，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从东北、内蒙古一直到杭州湾的中国东部领土，蒋介石却应知而未知日军可避开豫东滔滔之水，改从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别山与长江南北进攻武汉。于是他又开始忙着保卫大武汉。早于7月18日，他就向外国记者斯诺说：“武汉必能坚守”，然同时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必能坚守”与“或不能守”是两歧的，可见他原无定见。当日军于25日在九江登陆，更失去了坚守武汉的信心，在26、29两天的日记先后说：“余对防守武汉，绝不做无谓之牺牲”，“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性！”但是在31日向武汉各部队长官训话时则说：“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说了许多为什么要保卫武汉的大道理，然则又回到非坚守不可的论调，并宣布处决失掉马当要塞的师长薛蔚英。蒋介石原想在武汉外围的大别山、长江阻遏敌军，然而虽然将士用命，仍节节败退。日寇还用毒气弹，而我军全无准备，死伤甚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蒋介石早在8月间向英国记者所说，扬子江战斗，“吾人深信必能获得较4月间台儿庄一役更大之胜利”，又成了不能兑现的空言。
日本侵略军于进攻武汉的同时，于10月12日在海南的大亚湾强行登陆，再于21日攻陷广州，粤汉铁路通海受阻，促使蒋介石放弃武汉（参阅蒋1938年10月22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2524页），并于10月25日于武汉近郊激战时，飞往南岳。以前强调武汉会战的成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现在又改口说：“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蒋介石1938年10月31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令人莫衷一是。从唐纵日记得知，蒋介石飞抵“南岳时，已二点钟，轿夫也未预备，至山上，房间也未布置，委座大怒”。（《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78页）战时还要讲究“布置”，真不可思议，应该想想遭大水大火无家可归之人。
武汉失守后，日本沿粤汉路南下，于11月11日攻陷岳阳。蒋介石以为日军的目标是长沙，遂于翌日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同时，张治中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1959年致郭沫若函）张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这个任务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1938年11月12日晚上，敌人尚在数百里之外，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以为是信号，大举放火，烧了三昼夜，烧死二万余人，城内大部分房屋焚毁。当蒋介石于16日自南岳山中到长沙视察，但见此一名城一片瓦砾。此一乱来，不仅当地民愤极大，而且引起中外谴责。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众的计划呀！这两万余条人命谁来负责啊！蒋介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事。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烧掉长沙者，岂非蒋介石乎？他为了有替罪羊，只好挥泪斩亲信爱将酆悌了。
蒋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这个样子领导抗战，使本来已受灾受难的中国百姓更苦更惨矣！
蒋介石于失掉武汉后告诉国人，抗战已进入第二期，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说说而已。事实上，武汉会战之后，国军转入山岳地带，交通阻滞，日军不易进一步内侵，何况敌军战线已拉得甚长，亦无足够的兵力占据面积广大的中国，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国军民，唯有封锁与围堵以求逼降。中国方面则凭山岳形势整补，虽有时出击，即如长沙之捷，并无力反攻，扭转颓局。整个战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状态，较好的东半壁江山，沦入侵略军之手。1940年7月抗战三周年，失土约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39页），而且失土仍在持续增加。“转守为攻”云乎哉？
蒋介石于1938年元月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来的失败，“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在平时缺乏研究、没有实学长技拿来教育部下；到了战时，对于一切战术战略，又不能根据基本典范纲领和战阵实际情况，随时随地研究改进，以致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挥相当效力，所以被敌人打败！”这段话讲得正确极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内。然而这段话根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说：“我们高级将领中还有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敌人才敢进来。”这是逮捕与枪决韩复榘的“罪状”。抗战期间被处决的集团军司令一级的将领，还有石友三。石、韩都有反蒋纪录，所谓因违反军纪而遭处决，恐怕大有公报私仇的成分。而且抓人处决不是经由正当的军事法庭审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务手段来处理的；死罪与否，全凭蒋介石手批。再说韩复榘弃守山东，或罪有应得，然而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高级将领不知凡几，包括蒋氏爱将刘峙在内，不闻有何惩处，则更难免双重标准之讥矣。他没有提到的是，自抗战以来，他唯有从苏联获致军援。自1937年起到1939年止，苏联送给蒋介石一千架飞机、二千名飞行员、五百位军事顾问，以及二亿八千万元低利贷款。（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5，Pt. 2，p.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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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蜀中无大将
第一节、蒋汪双簧之谜
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1932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受闲气。
蒋介石自从1928年济南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1933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利权；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1935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
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后，还要汪精卫追认。
陈公博的回忆，告诉了我们：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蒋介石这种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黄郛有时都气不过。沈亦云《亦云回忆》中收有黄郛1933年5月27日的一封电报，其中责备把弟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指蒋介石），误国者为兄（黄郛自称）也。”（第492页）——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都如此，又况汪精卫乎？事实上，当时汪精卫的处境，正是扮误国的角色，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代演衬托的苦戏耳！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始于1933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这次战事，“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益发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大体说来，蒋介石根本是不主战，他的既定政策是安外攘内；对内战的重视，远甚于御侮。虽然如此，他却也避免由他直接出面去主和。相对的，汪精卫由主战转变为主和。两人比较，和战之间，其实蒋比汪更“和为贵”。
从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起，国事在形式上是由汪与蒋介石共同负责的，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两人都没有抵抗日本的信心与决心，引起举国哗然。到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典礼拍照时，汪精卫被击三枪。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十分明朗，开枪的凶手是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激于九一八以后不抵抗的耻辱，决心牺牲个人，除蒋救国。结果蒋没有出来拍照，而枪手孙凤鸣已服鸦片烟泡，毒性将定时发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枪。蒋虽幸免，汪却替蒋挨了枪。（参阅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228-231页）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怀疑是老蒋干的，冤枉了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汪与蒋合作，不仅替蒋背了黑锅，还挨了枪。凶手明明是要杀蒋介石的啊！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后来化名华克之，乃组织刺蒋的主要负责人，在海内外追捕下，于1937年进入延安，加入共产党，至1987年仍然健在中国大陆，目前生死不明。
西安事变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
蒋介石于1937年7月24、25、26三日分别约见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大使，希望西方强国调停。其实早于7月19日，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 Eden）为了英国在华利益，宣布已与美、法两国联系，并通知南京与东京，愿意斡旋。（见Freidman，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p. 93）7月28日，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Dodds）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The Times, 10 August 1937），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经由驻美大使王正廷，要罗斯福总统调停。美国驻日大使格鲁（Grew）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参阅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1931-1941，Vol. 1，p. 435）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军方，根本不欢迎英、美介入。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20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自1933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并于1936年11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德国顾及对华关系，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参阅Fox, Germany and Far Eastern Question, p.233）7月底，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Ernst von Weizsacker)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美国国务院编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licy, 1918-1945 ,1 ：p. 742,743,参阅 p. 748）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见陶德曼报告，载German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1 ：p. 741,748）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
日本侵华，军方最力，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广田外相曾于8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导致8月8日，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参阅《东京战犯审判纪录》，Exh. 3260）然而8月9日却发生“大山事件”，最后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谈判自然流产。
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协议》来影响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载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licy，1 ：p. 741,742）接着于8月21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于9月9日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遂于10月初召集会议，但广田于10月21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唯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见德国驻日大使Derksen致德国外交部，载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licy，1: p. 769-770）一周之后，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 von Derksen）提出：“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同书，第773页）陶德曼遂于10月30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久，于11月3日，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是：一、内蒙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有和平诚意，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11月5日，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轮至南京晋见时，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前引书，第774页）
可是，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11月8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9日，松江失守。11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13日，济阳失守。14日，嘉善失守。16日，昆山失守。18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20日，苏州失守。21日，吴兴失守。24日，布鲁塞尔会议闭幕，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促中日双方和谈，中止战争，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日本照样进军，25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29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30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Baron von Neurath）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美国国务院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p. 787）12月2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会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五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第113页）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
蒋介石遂于12月3日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11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见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licy, p. 787-789）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12月7日，转告日本。可是，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气焰特甚，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表示怀疑（见同书，第799页），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12月13日，南京失守。
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12月22日，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了，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见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licy, p. 804）德国政府于12月29日照会日本，此种结果将无助于“反共产国际协议”。（见同书，第811页）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则将与中国地方政府媾和。（参阅同书，第811、812、813页）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1938年1月13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见同书，第815-816页）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乃于1938年1月16日上午10时半，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此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第386-387页）蒋介石亦在1月18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至此，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事实上，德国调停虽然结束，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
蒋介石于1938年春就已建立起管道，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如萱野长知（1873-1947）、小川平吉（1869-1942）、头山满（1855-1944）、秋山定辅（1866-1950）等。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
蒋日之间的秘密接触，初由南京失守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处，由柳云龙、杜石山（又作石珊）负责。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子，宋美龄曾亲自到香港“指导”，全盘都是蒋门作业。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1938年1月23日，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曾电请头山满“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同年3、4月间，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本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社秘密见面商谈，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口报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尊重中国主权，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中国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觉得孔有诚意，小川遂于6月10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未为日方接纳。一时之间，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
约当此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7月5日自香港抵达神户。（参阅《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12-273页）高氏日本之行，论者每想当然，以为奉汪精卫之命，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 E. Bunker）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论定高直通蒋介石，“绝非汪之代理人”（Kao in no sense acting as Wang's agent）。（见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p.75,80）高宗武早于1938年2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名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方联系。3月27日，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飞往汉口，于4月3日提出报告，并于5日晨“晋谒委座”。4月14日，高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第78、83页）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高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唯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5月30日，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处。（《周佛海日记》上册，第106页）6月5日，高又“奉命飞港”。6月25日，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同书，第116页）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汉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须“推测”，证明高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7月6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41-142页）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马上报命，周在7月19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第126页）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高宗武于7月22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见同书，第127页）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精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宠惠）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第128-129页）《蒋总统秘录》说，高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第2558页），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7月26日记道：“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道，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与蒋为对手，非要蒋下台不可，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而是继续在港、沪两地与日方交涉，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
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日方虽仍要蒋下野，然而若蒋决心“铲共亲日，媾和尔后有办法”。所谓办法，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一），第596页）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与孔祥熙在军舰上晤面的计划。至此，日方实已修正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9月25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与蒋介石、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国府即将投降，无须发表撤兵声明，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国贼”，反对和议。宇垣被迫于9月29日辞去外相职务，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608-610页；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5-67页）
日本军阀果于10月25日攻占武汉，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继续贯彻持久抗战”，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并不如军方所想，中国会投降。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久战不决，增强了媾和意愿，梅思平也有了成绩。周佛海1938年11月26日有记，颇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第194页）
这个草稿，就是12月22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声明（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第407页）。发表前将近一个月，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蒋、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蒋、汪的争执绝非主战、主和之争，蒋之不愿附和，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当蒋坚持不肯，汪乃决定脱离重庆，自由表达和平主张，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在舆论上造势，逼蒋走向谈判桌来。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是1938年12月18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19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21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且以绝无领土野心，尊重中国主权，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二十四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28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进而“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要求“毅然决定，见之施行”。汪精卫这封信，收在1981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12月28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1941年3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本月9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已去岁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唯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唯恐中国不亡、唯恐国民政府不倒、唯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沉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褀。（第3-4页）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调停之所以失败，因日方改变11月可以接受之条件，现在日本既已“觉悟”，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甚至更加明确，岂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12月29日），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艳”是29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文载1939年1月1日《新闻报》）电给重庆，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汪氏这三个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国文献》之中，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调停，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但是“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如今一年仗打下来，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处境更差，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谈和？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为什么一定要打？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虽说汪氏副总裁身份特殊，无人敢挡驾，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陆陆续续，难道蒋介石的特务皆视而不见？再说出走有目的，难道戴笠连这一点情报都没有？其中必有文章。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们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1981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1938年12月19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第46页）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前，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1988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第898页）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发生过。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权在中央。故发表艳电之后，即准备赴法休养。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却发生1939年3月21日河内刺汪案，结果误中副车，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处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异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戴笠还于2月底3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戴配合，以观形察势，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1940年11月27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兆铭痛感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43页）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做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二种可能性，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处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乃在3月27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12月22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8-9页）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为死友、为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此一心情可见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在零丁洋所作的《舟夜》诗：“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行；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日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后来汪精卫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在南京出版的《政治月刊》上，发表《述思》一文，说明此诗写作的经过，并作自注，前两联咏海行景象，后两联藉桓温登高叹陆沉、文天祥惶恐零丁旧句，以兴救国责无旁贷之感，志士报国，虽死责任未了。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未遂汪精卫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巴上说，还起而行哩，于1939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诚于2月3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杜石山致宣野长知》，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08页）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杜石山说：
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唯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此电紧要处，为蒋明显可以接受“卢沟桥事变前后之现实”，也就是说满蒙可以不要，但须尊重中国本部之主权，亦即是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一个日本方案。但蒋怕日本别开新价码，故要“切实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说是求和心切吗？事实上，此时蒋介石已不经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遥控了，宋美龄也于7月16日亲自飞到香港与萱野面晤。会谈设于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柳云龙代表蒋方提出七点：一、平等互让；二、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经济提携；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614页），基本上响应近卫三原则。杜石山于会后致电蒋介石称：“和平之事，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添一障碍，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15页）至此，蒋与汪已开始做“和平”竞赛了。接着小川平吉于3月24日赴港，听取萱野汇报后，并与蒋方进一步商谈，小川与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讨伐共产党，以实现局部停战，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并谓可用“密约办理”。杜石山告诉小川，蒋“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以及“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53页）蒋又于4月间派马伯援与小川在港联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表态，但马突于4月14日逝世。5月6日，小川又与张季鸾会谈，更明言日本最关切排共。蒋介石反共意愿虽高，但在那个情况下，马上翻脸伐共自大有顾忌。然小川等急于要蒋明确表态，甚至要到重庆来谈。相逼之下，蒋终感化暗为明维艰，想缓一缓，将和平要求先在国防会议提出再说。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释下，对蒋氏苦心表示谅解。
6月间，中共对蒋日和谈已有所闻，乃迫蒋履行诺言，广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协，将单独抗战，使蒋更不敢公开表态。此时汪精卫已到东京与平沼首相会谈，但蒋介石不仅仍然保留香港联络点，而且宋美龄再度飞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并由杜石山会见小川，要求阻滞汪精卫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则想于汪政权成立前，逼蒋公开表态，接受和平条件，因而重申蒋日双方在军舰会谈前议。（阅《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40-643页）蒋于7月7日抗战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他能不如此重申吗？但被日方认为缺乏诚意，更倾向汪精卫。不过，蒋于7月16日在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组织与人选，规定蒋有权执行国府组织法第111条之规定，即宣战、议和、缔约的权力，已为蒋全权议和订下法律根据。蒋又于8月初经杜石山转告日方已有分共决心，并派郑介民、王子惠先后赴日，力阻汪日之间的和平运动。小川也开始积极活动，于8月10日走访近卫文麿，并连夜进京会晤首相，提出所谓“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携赴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一级的代表参与预备会议。重庆方面得此报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后，孔祥熙声言将牺牲一身，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此时德国与苏联已缔订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亦已有妥协迹象。蒋、孔怕孤立，故更加积极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使日本军方更为嚣张，对日本政府横施压力，被迫于9月13日声明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蒋、日和谈再次触礁。蒋介石对汪组府“深恶痛绝”，不谓无因。唐纵在1939年10月2日的日记提到：
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对汪逆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深恶痛绝。委座从未公开斥辱何人，此为第一次，并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宽赦。（《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01页）
照说汪精卫去做“逆”，自毁历史，蒋介石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其所以“深恶痛绝”，显因汪破坏了蒋日和谈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摆明在搞；然而蒋却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虑太多而不敢下海！
1939年底，南京的汪政权开场之前，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抵达香港后，于1940年1月21日，在《大公报》上刊登来函，并公布轰动一时的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此为1939年11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于同年12月30日签字。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显此一《要纲》的卖国性质。在轰动之余，重庆在宣传与情报战场上，似获全胜；而使南京汪政权大惊失色，窘态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庆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陶希圣抵港后，于1940年1月19日收到蒋介石亲笔函，令陶“坦率详陈附逆经过”。黄仁霖于2月17日自港返渝时，陶托黄转呈回函一件，陶对蒋给予“带罪图功”的机会，“铭感于衷”，自称罪民陶希圣（见亲笔原函影本）。然而陶氏此件于2月13日就被日本情报人员密得，冈崎总领事以第82号极秘件发电给东京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当晚收达（见日文影印原件）。从此一秘件得知，高宗武“之参加汪方，早得中枢谅解”，可证高非仅为汪奔走和谈，也一直为蒋效驱驰。高是蒋之人马，尚有四条旁证：
一、当时汪派国民党怕蒋派国民党谋杀，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独住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因为他心里明白，他是敌人的朋友。
二、1939年夏天，高宗武随汪精卫到日本，据亦在随行之列的周隆庠说，影佐桢昭见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觉其形迹可疑，但无确实证据，经汪极力反对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报头目，显然已有风闻。
三、高宗武到香港后不久赴美，1942年5月28日，陈布雷打了这样一通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胡大使：咸（27）日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君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弟陈布雷。勘。”四千美金在1942年不是一笔小数目，学费其名，奖金其实。
四、据高宗武本人的访谈，他自港赴美前，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他，誉为“浙东强人”（见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p. 206）与蒋要求自称罪民的陶希圣，带罪图功，相映成趣。
汪政权虽然建立，汪记“和平运动”却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但是骂汪逆的蒋介石并未一心主战，仍然继续他暗地里的“和平运动”。1939年12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蒋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几次会谈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1940年2月14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商定在2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说，奉命在19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3月2日，中国代表全体到齐，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张治平等人。三天之后，蒋宋美龄以治牙为名也到达香港。3月8日会谈开始，在东肥洋行二楼举行。会谈前双方出示证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出证明书，中方由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出证明书。会谈内容主要有关满洲国问题、日华共同防共问题、汪政权问题，以及日本在华北驻兵问题。其中当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见最趋一致，其他问题也有商量余地。宋美龄于5月间再度来港。宋子良还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游艇中密谈，强调蒋委员长确实想和（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4页），如和谈成功，最快可于7月间对共产党进行讨伐。于是6月6日，双方代表经多次磋商后，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举行长沙会谈。7月22日双方在香港签署备忘录如下：
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8月初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宋士杰（印）
昭和十五年7月23日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桐工作（Kiri Kosaku）”。宋士杰为宋子良的化名，其实宋子良也是特务顶替的。
同时，蒋介石又于6月21日致电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来和谈，并代致“表示后悔”之意。萱野原拟8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着手于“桐工作”而受阻。在侍从室工作的唐纵已于8月5日觉察到，“日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此事关系重大，外间知者极少。”（《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45页）唐纵并未参与其事，他只是从“许多小征候”观察而知。8月28日，戴笠又告诉唐纵，“张季鸾昨天回来，今日又飞香港，这是与日秘密交涉有关。”（同书，第151页）可为正在进行中的“桐工作”的一个旁证。
这个“桐工作”，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高潮。谈到三人会谈的地步，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日军又已进占宜昌，直接威胁到重庆。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头。然而正当“桐工作”积极进行之际，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做对手的声明，遂于7月31日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他才放心。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汪政权已经成立，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不过，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参阅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p. 155-156），唯蒋提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的论调，要求汪出国、隐退，甚至把汪交给蒋处理，日方表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显然蒋若不抗日，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这种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他们更进而指出，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桐工作”而发起的。若然，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奸。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板垣虽于8月22日写来亲笔信，深信三人会谈“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向蒋打气，但蒋终于不敢接受，于9月中旬由宋子良转达，推说重庆意见不一，“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9月19日，所谓“桐工作”以失败告终。虽如此，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他于同年的11月1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有谓：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96页）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道，蒋介石不放小张（张学良），原来还有日本因素。
蒋介石又于11月16日向头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说是宋子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接受条件，并说宋子良“惧而避之美国”云云，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民国掌故》，第329页）其实，连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1945年才弄清楚，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务曾广（王新衡）顶替的（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6-147,162页），再据参与“桐工作”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1953年访日时，告诉今井武夫，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由戴笠秘密执行。（同书，第163页）
蒋介石虽然一再解释，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于1940年11月30日正式承认了汪政权。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死心。1941年5月，萱野到澳门，蒋又派柳云龙前往征询和平意见。萱野建议托头山满，蒋即赠相片示意。头山满却不领情，认为蒋不识抬举，对愿提携的日本“反戈”，骂蒋“终竟是傻瓜”！自此蒋与这些日本“民间人士”无法再从事有意义的谈判。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漏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他们干了，也不会戴上“通敌叛国”的帽子。
蒋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谈，只因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干扰，拿不定主意，而蒋之一方，则感到难以“化暗为明”，迟迟难决而延误时机，再加上共产党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杀出一个汪精卫，更加搅了局，却让蒋介石最后“八年一觉渝州梦，贏得人间抗战名”！
最有趣的，照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的说法，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乃在于他“妨碍中日讲和”！龚德柏是拼命丑诋汪精卫的，但弄巧成拙，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是以“蒋汪双簧”的谜底是，两人并无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运动”，只因阴错阳差，两人的“努力”不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败，却让蒋介石熬到意外的“胜利”。
蒋介石与日本讲和的管道，于抗战八年之中，始终不断，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亦曾于1939、1940、1941年，替蒋向华北日军提过只要长城以南主权的和平条件。（见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p. 125）近人论史，居然还要以为用“抗战到底”一词来表达其（蒋）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足以涵盖一切（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499页），请问“涵盖”得了与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实吗？
第二节、国共阋墙之故
国民党写八年抗战史，往往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而打国军，抢夺地盘，乘机坐大。乘机坐大没错，但他们不必自找麻烦打国军来抢地盘。地盘被日本人侵占的太多了，只要在敌后继续不断地打游击，就可抢到很多地盘，贏得更多的人心，是以愈抗战，愈有机会坐大。
国共两党曾互吹谁的抗战功劳大，但有一点国民党绝对无法比的，那就是抗战决心。据英文《剑桥中国史》估计，抗战期间，中央军投敌部队多达五十万人，就在1943年投靠敌人的降将就有四十二人之多（Cambrideg History of China, Vol. 13，Pt. 2,P. 571），而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红军中没有一个在抗战期间降敌或与日本人偷偷谈和的，更没有当汉奸的。这种情况，国民党又何以自解呢？
国民党说共军打国军，其实是国军打共军。蒋介石于战前没能消灭红军，已感到十分遗憾；战时见共党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灭共。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对中共充满杀机，绝对是事实。之所以如此，因蒋氏原以“红色将军”起家，深知共党之厉害，加上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性格，更加害怕中共会夺取他的政权，故非除之而不快。政治比赛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对他而言是笑话。他的戏路老是想“唯我独尊”，不让别人在政治比赛中获胜。但是用“强”的，便会有反弹；强者更是打不倒的，反弹的结果是自己被打倒。
1966年，左舜生到台湾来，向李敖说：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国民党在日落余晖的今天，能不能临终悔悟到太阳不只一个，没人相信它会，也许国民党已自大狂到迷信它是“（火加霍）如羿射九日落” 中的神性人物，但是，又怎样呢，九个太阳落了，后羿还不是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了吗？ “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谓。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也提到，“毛有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蒋介石虽然阴险多诈，但是碰到湖南蛮子，也就没完没了了。
蒋介石容不了共产党，然而国共在八年抗战中没有完全决裂，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举国一致抗日的大环境里，蒋不敢公然大举“剿共”，只能暗中搞。到抗战后期，“剿共”的意愿虽然增高，但碍于国际观瞻，不敢贸然动手，仍只能暗中搞。其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挑战，有时针锋相对、有时退让，尽量不导致决裂，也就是毛氏所谓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一方面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在中央政府之下，奉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另一方面则维持红军及共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惜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因此冲突与矛盾固然不断，但共产党不与国民党决裂，奉行国共合作长期抗战的既定政治策略。
毛泽东不肯决裂、蒋介石不敢决裂，国共只好走毛泽东预设的既团结又斗争的路。毛摆好棋谱，请蒋来下，自非对手。蒋虽在军事上占优势，却在政治上处处被动，退居劣势，难怪蒋在1940年3月9日记道：“唯共产党作祟为可恨耳。”（《蒋总统秘录》，第2692页）蒋谴责中共拥兵割据，反动无异封建军阀，毛一点都不会脸红，因为中国仍甚封建，要革封建的命，就要有军队。所谓“枪杆子出政权”，毛本学自蒋。毛说过：
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323页）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已如弦上之箭，但蒋介石始终不喜欢“国共合作”的提法，因这种提法根本把国共对等起来，平起平坐，然而他根本不承认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他不要联共，而要溶共，要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犹如军队之收编，化掉以后，实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理想。所以周恩来虽一再向蒋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蒋总是大剌剌地回答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要提与我合作就行了！”（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第293、363页）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弃守，蒋介石忙于应付凶猛的日军进攻，尚无余力来对付共产党，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蒋毛对付日军进攻的战略，已见其异。蒋打的是正规的阵地战，兵力不易集中，面对敌人强大优势的火力，常陷于被动挨打，付出惨痛的代价，导致一泻千里的大溃退。毛打的则是运动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打游击。朱德、彭德怀等共军将领，掌握机会，深入敌后，建立愈来愈多的抗日根据地，包围敌人占据的都市与交通要道。易于扰敌，而不易被敌所歼。蒋之正面作战与毛之游击战，可谓国共两党抗日的战略配合。此外，在抗战初期，国共在战役上配合，贏得平型关之战的一场胜利。1939年的9月里，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决定突破长城防线，进兵山西，向平型关一带进攻。9月22、23两日，展开血战，傅作义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命增援，而共军第一一五师由林彪率领，拊平型关敌军侧背。林彪的机动灵活战术与傅作义正面主力防御，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设置埋伏，以待进犯之敌。25日早晨，一支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立遭痛击，被截断首尾。至翌日中午歼敌千余，并切断日军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义的正面反攻，使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陷入重围。9月30日，因板垣大举增援，各部撤离战斗。这一仗可谓国共联合抗击日军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从平津、淞沪，到南京失陷，中国军民虽然牺牲惨重，但抗敌的英勇确实可歌可泣。1938年9月29日保卫武汉期间，毛泽东特别托周恩来给蒋介石一封亲笔函，向蒋“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表示崇仰。同时鼓励蒋“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战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信中一再强调团结，并提醒敌人破坏团结。他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全函见《蒋总统秘录》，第71页），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状态，蒋介石的注意力遂转移到共党问题上来。同时，仍在继续的、秘密进行的蒋日和谈，“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条件之一。然则，对付共产党成为蒋介石的一石双鸟之策，既可满足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对日和谈的诚意。1939年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内政的主要议题便是“整理党务”。蒋介石在会场上做了报告与讲话，呼吁“唤醒党魂”，目的是要国民党警惕各地共党竞起的“艰险”，以强化国民党，并于会中通过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为了强化党，大会又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为委员长，独裁党政军大权。会议开过之后，遵从会议的精神，制订了一系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诸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等。（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记录》）抗战十五个月之后，国民党再度确定了反共方针，虽不似1927年清党之剧烈，但毛泽东所希望的长期团结与国共合作，自然是虚有其表了。
同年3月，蒋介石又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自兼会长，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见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3月22日），矛头显然指向中共及共产主义。5月，蒋亲自在重庆主持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及游行。从表面上看，全国精神总动员为了抗日救国，然观其要人民“行大孝”、“尽大忠”，而以三民主义为名，行一人一党独裁之实，达到“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等等，则骨子里防共实甚于抗日。益知抗战战场上呈现退守局面后，蒋介石已将重心由抗日转向防共矣。
这一年的11月下旬，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重庆航空委员会派飞机送莫斯科治疗，但航委会无机可派，结果延安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蒋介石闻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机来迎。”（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03页）航委会起初不肯派机，岂非秉承蒋的意志？及见“偷鸡不着将蚀把米”，乃大发脾气，责令派机，何前倨而后恭也？这件小事足见蒋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后，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东自黄河西至甘肃西峰，构筑堡垒群，犹如第五次围剿的工事，以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进取延安。朱德、彭德怀对蒋之军事进攻，做政治性的反击，通电全国，指责枪口对内。（电文见《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册，第724-725页）1940年3月初，中共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重庆参加会议，报告国共摩擦事实的原因，但蒋介石听后，避而不答，“一字不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719-720页）到4月间，蒋主持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才由何应钦做军事报告，指责延安自组政府、擅设银行、发行纸币、扩充军队，造成割据，以为“严厉制裁”的依据。国共关系至此，自然日见恶化，山西、河南一带竟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共乃发动政治攻势。蒋既无法决裂，最后只好命卫立煌与朱德在洛阳谈判。朱德提出共产党合法化、保护《新华日报》、释放被捕中共人员、停止进攻共军等要求。这些要求合情合理，蒋虽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动的压力。但他绝不罢休，命陈立夫拟具对策，约有三项：
第一，统一党内同志对共产党问题之认识，使共党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第二，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以防范共党势力之蔓延，并进而逐渐缩小其占据区域（如鲁冀边区、陕北边区等）。第三，根绝共党在后方各省之活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34页）
蒋介石按此方案，于1940年7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点有四：其一，将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限十八个县，暂隶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辖；其二，取消冀察战区，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区，并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其三，命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往规定地区之内；其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其目的显然想要严格规范共军活动区域与兵力，尔后加以防堵。然而在抗战期间，又如何来阻止红军的抗日，特别是敌后的活动？此时国际局势更加不利，越南、缅甸均遭封锁，使重庆更为孤立。不少人主张重新揭举孙中山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朱毛也通电做此要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43页）但蒋宁愿走另外一条路，暗中积极进行蒋日和谈（参阅本书前一节），国共间矛盾更趋紧张。
1940年10月19日，共军正在进行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忽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共军首领发出皓电，指责共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蒋介石真正的心病则是，新四军所占地盘是苏、浙、皖三省的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当然严重关切，一再跟驻渝中共代表周恩来交涉，要新四军搬家。（参阅孟绝子《蒋介石的报应——顾祝同大屠杀的结果》，第1-10页）一个月后，朱德等共军将领发表佳电，一面揭露反共阴谋，向国民党做政治攻击；另一方面表示愿将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向国民党做军事让步。蒋遂于12月9日以委员长命令发布手令，准予宽展时限，令江南之新四军限于同月31日前开到江北地区，明年1月30日开往黄河以北地区。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则限于12月31日开往黄河以北。（手令原迹见《苦心孤诣坚苦卓绝》，第224页）可见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所有共军都赶到黄河以北去。到1940年12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十万人马已大都北移。
然而当剩下的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九千余人准备北移时，如按照顾祝同画好的路线，就会走入日军重炮的虎口，于是周恩来向蒋要求改变路线，蒋佯允之，然而于1941年元月6日行至茂林一带时，突遭蒋介石嫡系部队，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所辖的八万余众围歼，血战七昼夜之后，仅二千余人突围，其余四千余人或死或俘。军长叶挺被俘，参谋长（应为副军长、政委——编者）项英遇害。斯即轰动一时的“皖南事变”。
本来在两年多前，毛泽东从军事和政治上大处着眼，早已指示新四军尽快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还于1939年2月亲自向新四军传递“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194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东”。三天之后，朱毛又再度电催。但项英舍不得已经建立的根据地，一心想“株守皖南”。当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急电如火、磨刀霍霍，毛泽东更促叶、项尽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皓电发后，毛更明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引自黄开源等撰《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安徽师大学报》（1981）三，第20页） 叶、项虽于10月中旬派一个挺进团北上至无为，但仍下不了北移的决心。项英仍屡向中央列举北渡的困难。同年11月24日，延安又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开动完毕。”11月30日，毛又电令叶、项：“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新四军到12月3日才开始移动部分非战斗人员，完全不知情况紧急，还梦想要国民党发饷弹后再开动。最后毛泽东在12月26日复电中，严厉批评项英，才于两天后立即北移，但又选择了错误的北上路线（详阅同书，第21-22页），更加延误时机，并坠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之内，于1941年元月14日被歼。
蒋介石本来就想借故消灭新四军，于发布限期北移手令之翌日，即密令顾祝同部署，若该军“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02页）12月25日又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不使漏网。1月8日，顾祝同又密令上官云相，“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叶挺、项英不明形势，犹豫不决，不仅坐失突围的时机，保住实力，而且正中蒋计，惨遭歼灭。
蒋介石原估计需经三个月战斗，才能歼灭新四军，不料前后不过一个多礼拜。论功行赏，三十二集团军司令上官长官独得奖赏法币五万元（当时一个上校的月薪大约是一百二十元）。1月17日，蒋兴奋之余，断然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对此事仍感满意，在日记上写道：
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也。（《蒋总统秘录》，第2717页）
他把此事与中山舰事件相提并论，甚有意思，有助于理解中山舰事件的性质，原来都是自我导演的反共狠招。不过，对他而言，皖南事变远不如中山舰事件成功，并没有把共产党压下去，甚至损人损己，完全得不偿失。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却忘了他以领导抗日的主帅，歼灭了一支于抗日有功的部队，于理已经有亏。他的军委会发言人说新四军叛变，因他们要开往被敌人占领的京、沪、杭三角地区建立根据地，更是自失立场，被毛泽东讥为“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被扣上外通日寇共同反共的帽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34-735页），给延安提供了一个向重庆做猛烈政治进攻的大题目，令蒋处处被动，一面要钳制国内舆论，另一面又要向苏、美、英各国解释，弄得焦头烂额。特务不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新四军被围歼的新闻，已见心虚，而周恩来在1月18日报纸第二版开天窗处，仅书：“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开天窗处，题了四言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反而轰动重庆，引起对中共更广泛的同情。国民党特务查禁报刊、捕打报僮，反而愈描愈黑。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更是失策！撤销有什么用？反而把新四军“解放”了，不再隶属以蒋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序列。毛泽东于撤销后的第三天，就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该军虽被歼灭六千余人，但在华中与苏南总共尚有九万余人，蒋介石完全管不着了，也不再提调往黄河以北的事了。事实上，毛泽东于皖南事变后，将江南的新四军加上黄克诚部编了七个师，于1941年2月28日正式发布命令。不久又在华中建立三个战略地区，正好让红军在华中地区尽情发展。1949年5月，陈毅率领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并出任上海市长，谭震林出任浙江省主席，都是原新四军人马。即使在军事上，蒋也是绝对得不偿失的。
在政治上，毛泽东更是针锋相对，攻势凌厉。指责国民党亲日派策动反共高潮，欲与日本联合“剿共”，“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31页）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在这样严厉的指责下，难怪蒋介石对日和谈常常有心无力了。而毛泽东更进而提出十二条相逼，不仅要求认错、取消“反动命令”，还要求释放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最有趣的是，毛还要求蒋“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表示蒋既未实行，亦未服从。
在中共强大的政治攻势以及中外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在1月27日公开表示，“绝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战”，意思是不会为此与中共决裂，并强调不会像汪精卫那样破坏抗战，出卖民族，口气已经改攻为守了。3月1日国民参政院将闭幕，中共参政员七人声称皖南事变善后办法未定夺前，拒绝出席，又给蒋介石出了难题。蒋于3月8日会上保证“以后绝无剿共军事”，并“诚恳地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并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以及释放被国民党第十六军扣留的八路军李华等二十五人。3月14日蒋还特别请周恩来夫妇吃午饭。（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98页）此一发展促使毛泽东于3月12日致电周恩来时，径骂蒋介石“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的反共潮得逞，但新四军事件不仅未得逞，反而更加倒退，他想统一的军令、政令，更加无望了。
很多人认为皖南事变终结了国共合作，甚至说毛泽东因共产国际压力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正好乘此机会终结，真是笑话！蒋不要决裂，毛为何要决裂？难道希望蒋日和谈成功，联合起来“剿共”吗？毛因皖南事变对重庆做猛烈的政治攻击，抓住“理”字不放，然而攻击之余，他不指名蒋，只称“亲日派”，而且以“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以及保卫民族国家为说，显然留下余地。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有理、有让、有利”，确是高招。江南一叶的凋零，给延安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此一政治资本的利息也滚滚而来。
1943年5月下旬，共产国际忽然解散，蒋介石以为共产主义完蛋了，乘机再度招降中共，哪知就毛泽东而言，没有了共产国际，犹如少了一个管头管脚的“婆婆”，反而成了天外无天的中共首脑，有了最后决定之权，蒋介石又打错了如意算盘。
第三节、蒋美关系之奇
许多人对蒋介石与美国关系的看法，过于想当然耳以及简单化。他并不是靠亲美起家，而是靠苏俄起家。如果没有苏俄在中国，北伐根本无从伐起。北伐以后，蒋宋联姻之后，蒋美关系仍不甚热络，与德国的关系倒更为密切，来了大批德籍军事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表面上看，美蒋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事实上，酸甜苦辣都有，根本不仅是甜蜜蜜。
对美国而言，日本侵占东北，不仅有违其一贯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1920年华盛顿会议的精神，而且公然践踏1928年的《非战公约》。美国为了本国利益与世界和平，理应对日严厉制裁，然而由于欧战后孤立主义思潮抬头，对华商业利益之无足轻重，以及殖民地菲律宾孤悬远东，不敢亦不愿制裁日本，仅采温和的“不承认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时代》杂志虽以蒋氏夫妇为该年的风云人物，但美国仍未予日本以制裁，只是对中国被侵略的同情心大为增加，并继续强调门户开放以及中国领土完整诸原则。斯即美国外交史学者所习称的“参与而不受约束”（participation without commitment）的政策。换言之，美国不会在远东放手，但亦不会因约束而被卷入战争。
蒋介石于淞沪之战前后，颇冀望于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制止日本，虽然失望，仍然希望英美有所作为，至少能够援华或调停。胡适等学者于1937年秋奉命赴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即因此故。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10月6日赴华府上任。10月17日就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长电，表示：“中国人民深信唯有美国政府为唯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电文见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一册，第178页）19日，白宫回电婉谢，“实则谓调解时期未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21日，经济部长翁文灏又写信给胡适说，中国的出路，“似莫如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希望胡大使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83-384页）11月8日晚上，翁又来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持久，愿乘此媾和。”（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于此可见，胡适出任大使的要务，除了借款之外，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干预媾和，抗战的决心云乎哉？
胡适原是鸽派，曾唱不抵抗的低调，但此时他已坚信和比战难，主张苦撑待变，显然与蒋政府的训示有异。胡氏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听使馆游崔二君的劝阻，给翁文灏回了一通私电，有云：“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册，1938年11月13、14日）胡适的不听话与自作主张，很快便有反应，1939年7月中旬美国报纸报导来自重庆的消息，说是严惠庆将取代胡适为驻美大使。（见同书第十四册，1939年7月13日）这当然是一种警告，并未真正执行。同年10月，胡适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及和解中日战事的可能性之后，花了四十天的工夫写了一份英文说帖，说是日本若能接受九国公约的规定和解，中国当然欢迎之至，但这是不可能的，强调和议的种种困难，也就是他所说的“和比战难”。胡适发出此说帖后，自谓：“政府若知道我这四十多日的苦心，必定要大责怪我”，不过他说我不避这种责任。”（见同书，1939年10月14、15日）当蔡元培于1940年死后，又传出胡适将调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但胡适“为国事计，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乃明言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结果重庆官方于7月23日正式否认召回胡适大使之说，不过蒋介石派来了宋子文，用胡适的话说：“来了一群太上大使。”（见同书，1940年5月24、25日、6月2日、7月12、19、24日、12月17日）“太上大使”宋子文当然不仅仅是“监视”胡适，更重要的任务是向美国要钱、要飞机。1941年3月蒋介石得知《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立即要求宋子文提出一千架飞机、三十个师装备等要求。珍珠港事变爆发，美日开战，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1941年12月8日自记曰：“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山城陪都一片鼓舞，美国不得不全力支持蒋介石了。于是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胡适向他说：“你回去时，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见同书第十五册，1941年12月24日）胡适终于1942年8月15日，收到免去他大使的电报，并于一个月之后的9月18日离开华府双橡园。战争还未结束，他的大使生涯已告结束。唐德刚说：
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胡氏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岂不该撤职？（《胡适杂忆》，第16页）
其实撤职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傅斯年直告胡适的所谓：“对介公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7-478页）不按蒋介石的习惯办事，连胡适也该撤职。胡适上任不久，还没有“捞鱼摸虾”，已传出调职的消息了。
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华府时间为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顿成罗斯福的作战伙伴。白宫于翌年元旦就向胡适大使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破碎中国、被日本鬼子蹂躏得不成样子的中国，忽然之间可以成为世界四强之一，难怪胡适要在四强两字上面加个引号。原因无他，罗斯福见及四亿人口大国的潜力，提升中国可平衡苏俄，以及蒋夫人访美热潮为他的中国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参阅Dallek，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390-391）胡适所谓的“苦撑待变”，终于有了出头天。不久经援、军援源源而来，蒋宋美龄访美轰动一时，其受欢迎的程度，美报比之于20年代飞越大西洋的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高潮还在后面，那是1943年年底的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使中国以四强之一的地位、使蒋介石以巨头之一的地位，参加历史性的高峰会议。顾维钧已说得很清楚，这一切“实有赖于罗斯福”。（见梁敬錞《开罗会议》顾序）罗斯福于1943年已考虑到战后的世界秩序，在这一考虑中，他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而亲美的中国，以填补日本败亡后亚洲的权力真空，故不理会英、苏的阻梗，一意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英、苏阻梗并不是妒忌中国强大，因为当时中国根本不强大，而是认为名实不副，但罗斯福则要以提高名望，来帮助中国强大。由于罗斯福的坚持，蒋介石才得以赴开罗开会，与英、美二元首平起平坐，共同商讨战略以及战后的善后问题。
开罗会议设址于米纳饭店（Mina House Hotel），距尼罗河西岸十五公里，位于沙漠的边缘，可望见金字塔。蒋介石、宋美龄率领中国代表团于11月21日星期天抵达。罗斯福为了提高中国的地位，对蒋介石备极礼遇，甚至在照相时，“罗氏让蒋主席坐中位者至再，蒋主席坚辞，乃自坐其右侧，丘吉尔坐左侧，最后，邀蒋夫人同坐。”（见蒋主席开罗会议日志，载梁敬錞《开罗会议》，第89页）在六天会议期中，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聚谈三次，蒋丘对谈三次，蒋罗对谈四次。最后，发布《开罗宣言》，中国收回东北、台澎等失地。罗斯福还要“以越南、琉球相怂恿”，蒋“皆婉避不遑”。（见梁敬錞《开罗会议》，第251页）蒋介石回重庆后，在他身边的唐纵说是“此行结果甚为圆满”，并亲眼看到“委座精神奕奕，毫无风尘倦容”。（《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93页）
事实上，开罗会议并不圆满，更不似表面上看来那么风光。梁敬錞写《开罗会议》一书，虽以老吏笔法多方掩饰，仍然无以遮盖。他归罪于盟邦的背诺以及不以平等相待，并加以诸多之“压迫”。他忘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他口口声声罗斯福如何敬重蒋介石，而马歇尔、史迪威等在扯后腿、搞鬼，并不尽然。此时罗斯福已知蒋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明言他对一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政权，没有耐心，然而无论蒋之军事眼光多浅、他的军队打得多差，只有他能于战后维持中国的统一。罗斯福向他的儿子说：“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Elliot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 154）可见罗斯福支持蒋，乃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最糟糕的是，蒋氏夫妇既早于1942年取得五亿美元贷款，又在开罗会议上狮子大开口，再借十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府听说后，私下大发脾气说：“他们简直是一群他妈的骗子。”（They are just a bunch of damn crooks!）誓言绝不上国会山庄去要一分钱，并建议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参阅John Blum,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Vol. 3，p. 110-119）多丢脸啊！摩根索并不是独反众意，而是众人没有一个赞成借十亿。宋美龄说，罗斯福在开罗对十亿有善意的回应，哪知罗斯福要他手下将批驳的理由，一五一十，毫无隐饰地告诉蒋介石（见摩根索说帖，载同书，第113页，另见《摩根索日记》，第960, 1006页），显然含有羞辱的恶意。蒋氏夫妇却仍不知趣，竟然以不派云南远征军赴缅甸、不修轰炸机机场，甚至以半年内会垮台相要挟，又充分表现出“瑞元无赖”的性格。然而耍赖亦得有本钱，这种“白老虎”（bluff），老美一揭就穿。中国原本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并非为美国人而战，若于此时违约与日本媾和，并无好处。当时太平洋上逐岛跃进，颇为成功，不在中国建机场，可在靠近日本的海岛上建。美国装备的远征军不肯入缅作战，但在美国三令五申，以停拨租界物资相迫，亦只好乖乖就范。这怎么教人看得起呢？又如何企盼别人平等待我呢？蒋介石岂非自取其辱乎！
更不幸的是，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的军事幕僚们在开会时，提不出问题。当着罗、丘、蒋三元首面前，有人问起云南远征军近况，中国方面无人能答腔，还是由史迪威做了回应。英国参谋长布鲁克（Sir Alan Brooke）本来就不满意美国抬高中国，乃借机找碴、借题发挥，嘲笑马歇尔说，都是你们美国人惹的麻烦，让我们无端地浪费时间。（见Sir Arthur Bryant, The Turn of the Tide, p. 55）当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坚持要维持每月一万吨驼峰运输，英国蒙巴顿海军元帅（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告诉他没有那么多飞机运输，即使有那么多架飞机，亦须于季风（monsoon）到来前，集中轰炸缅甸日军。宋美龄忙着翻译，半晌没有出声，最后望着皱眉头的蒙巴顿说：“信不信随你，他（蒋介石）不知道什么叫季风！”这一掌故是蒙巴顿亲口告诉塔奇曼女士的。（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 738）我们看来，宋美龄也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季风，否则她尽可技巧地掩遮此一无知的尴尬！梁敬錞把“中国幕僚无能与不足共商战略之恶评”，归罪于史迪威之播弄（见氏著《开罗会议》，第131页），那么蒋介石的无知又怪谁呢？
开罗会议后，由于太平洋战役之胜利，蒋介石军事、政治、经济弱点之暴露，使中国战场的价值大大地贬值。美国人所冀望于蒋的，不过是维持抗战力量于不坠，拖住在中国大陆的日军而已。当他们发现连这点希望都可能落空时，便逼蒋改弦更张，以便更有力、更有效地作战，于是蒋美之间摩擦日多。
其实摩擦的根源自蒋美合作之始，即已潜在。蒋介石独力抗战时，爱怎么抗，就怎么抗，无人干涉得了他。他可以暗中与日本人谈和、可以歼灭抗日的新四军、可以围堵陕北边区、可以独断独行……但是一旦有了合作伙伴，而那伙伴又“财大气粗”，肯任你为所欲为吗？当老美干涉这、干涉那，干涉到可能动摇老蒋的根本时，老蒋亦只好硬着头皮反抗一下，摩擦生焉。
美蒋摩擦最严重、最戏剧化的，莫如史迪威事件。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电告蒋介石筹组中国战场，并以蒋为该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于1942年元月2日去电接受，并请推荐一位高级将领为其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于二三十年代曾在平津住过十余年，当过驻华武官，能通华语，为美军将星中罕见的“中国通”，遂被选中。不过，史迪威不仅仅是蒋的参谋长，而且还是美军司令、美国总统的军事代表、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调配人等等。但是任务仍是一个，就是帮助中国对日作战。
60年代之末，蒋介石开放大溪档案给梁敬錞撰写《史迪威事件》一书，特别强调史迪威的诸多职务，造成纠纷与麻烦。言下之意，蒋只需一个听命于他的参谋长，并怪罪宋子文一开始就没有把史迪威职务的定位搞清楚。梁敬錞像蒋介石一样不知人家老美就是要这样做，人家为什么要派一个唯命是从的 参谋长给你？岂非多此一举？人家对你的军事才能有疑问，才派史来影响你，帮你整顿。问题出在蒋根本不能也不会整顿，因为如照老美的法子整顿，连老本都会被整掉，如军队中个人效忠的封建关系便会被整掉，史迪威就想要从蒋之军令系统入手，甚至要改造国防部（参阅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27），蒋介石能吃得消吗？
最使蒋介石难堪的是，史迪威还有调配“租借物资”（Lend Lease）之权，美国国会通过此一法案来援助盟邦，其他盟邦如英国与苏联，分别由两国元首丘吉尔、斯大林来调配，唯中国由史迪威调配，而史又不唯蒋命是从。蒋虽屡请由他自己调配，未被允准。可见罗斯福硬是信不过蒋介石，怪宋子文有什么用？我们从唐纵的日记可知，蒋向宋部长大发脾气，“摔破饭碗”，唐起先不知何故，过了半个多月，才晓得为了史迪威。（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86、 387、389页）至此，蒋介石应知史迪威要比鲍罗廷难缠得多，资本主义的罗斯福比共产主义的斯大林精明得多！
史迪威个性的确粗率，绝非搞外交的材料，他竟想以强渡关山的方式来逼蒋就范。他又怎能把伟大的蒋委员长，看做一颗“花生米”（peanut）呢？在他的日记里，花生米几成为蒋之代号！但梁敬錞也承认史迪威执行的政策，不是他自己的政策，“皆马歇尔之政策也”。（见《史迪威事件》，第12页）梁氏应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总统定的，马歇尔岂能妄定政策，是亦“皆罗斯福之政策也”。梁氏在其书中指出，蒋曾三度要更换史迪威，皆因故搁置。薛光前在梁书英文版序言中，竟谓蒋之搁置，乃基于“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劝导以及善待部下”（见Liang, 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p. 14）。薛氏已故，否则可翻阅一下新近“出土”的唐纵日记，便知蒋介石心情不好的时候“常批枪毙”。蒋何爱于史迪威？一再搁置还不是投鼠忌器，怕得罪罗斯福嘛！如1942年8月7日自记曰：“若始终强硬，则对罗斯福总统辅助中国为四强之一政策有所背弃，是于吾为最不利。”（《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第2015页）可为确证。
史迪威所犯大忌中的大忌，乃是建议武装陕北共军来打日本人。梁敬錞顺蒋之意，向史迪威头上套红帽子，把史之总部与中共挂钩，忘了当时的任务是抗日而非“剿共”。当时的苏联更是共产大国，美国人能够一面共同打德国，一面攻苏吗？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封锁共区，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唐纵在日记里也有所透露，蒋于封锁问题，“初不肯承认”。（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15页）为什么不肯承认，说不过去也。蒋介石不喜欢美国人去延安，结果也阻挡不了，亦因此故。史迪威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只是逼蒋积极作战、促蒋与中共合作、迫蒋实行改革，以增强抗日实力。（参阅徐鲁航《史迪威与1942-1944年的国共关系》，第129页）他要装备中共部队，以使其出兵山西、河南，牵制日军，减轻平汉铁路的压力（Stilwell's Mission p. 368-369）其用心实在无可厚非。
蒋介石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援，蒋美之间仍有极不愉快的摩擦。蒋与英国之间，虽亦同为盟邦，关系更坏。一方面，蒋在广东当赤军将领时就颇仇英、反英；另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势利眼，觉得他并无求于英。于是除了在美国人面前与英国人争美援外，还想给英帝看点眼色。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于1942年2月5日至21日的印度之行，就是一种“下马威”，表示同情印度独立，向大英帝国挑战。重庆有关印度的报导，尤其表现出一种反英的姿态。蒋廷黻曾提醒蒋介石：“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印度的。”（《蒋廷黻回忆录》，第224页）言下之意，没有必要得罪英国。然而蒋介石不仅亲访印度，而且不顾英政府的反对，坚持会晤甘地，当然更加使英国人“感冒”不已。
当时亚洲盟军对日作战分四个战区，即尼米兹（Ninitz）海军元帅的中太平洋战区、麦帅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蒙巴顿（Lord Mountbatten）的东南亚战区，以及蒋介石的中国战区。从地缘来说，蒙巴顿与蒋介石的盟邦并肩作战关系最为密切，但因中英关系不洽，根本谈不上密切的合作，反而争论颇多。蒙巴顿对蒋介石的印象尤其恶劣，认为蒋委员长永远是一个问题：“他不会说英语，他不重视英国的作战能力，他对军事后勤没有概念。他真正要我们做的，只是帮他守住运输通道，以便将美援物资，源源送到中国。而此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可能是我主持东南亚战区所遇到的最头痛的问题。”（The Life and Times of Lord Mountbatten, p. 135）史迪威对蒋印象恶劣，岂偶然哉？
至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欲打通自东北到越南的交通，做全线进击，夺取长沙、衡阳；窥及桂林、柳州，中国战场出现崩溃的危机，深恐日军深入，造成结束战争之困难。罗斯福遂于7月6日发电，请蒋介石委任史迪威统帅中国国共军队，以挽危局，有谓：“予觉中国已濒危地，如不能立施激烈敏捷之补救，则吾人之共同目的，势将受到挫折之危险。”（《大溪资料》，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308页）蒋介石不敢一口拒绝，回电表示“原则赞成”，但谓中国情况复杂，需要准备时间，另希望派一政治代表来“调整予与史迪威间之关系”，婉转道出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罗斯福当天径复，促蒋“将史迪威统率华军案迅付实施”，并认为史所统中国军队不应排除共军，说是“拒绝支援任何杀日本人者，是不恰当的”。蒋介石表面上“原则赞成”，私下十分“苦闷”，认为是“最难堪最难处之问题”也。（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47页）
6月底，罗斯福曾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至渝，蒋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态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断。华莱士随即向罗斯福报告。然而到9月6日，罗斯福派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为私人代表抵渝，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国战场如艾森豪威尔之在欧洲”。蒋初不同意，“但终非同意不可”。（参阅Lohbeck, Patrick J. Hurley, p. 269-286）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7月8日至9日认为，“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这已成为无可避免之事实。”他忧虑“史迪威有权指挥中共部队，也有权接济中共部队械弹药品”，担心可能因此更壮大了中共的力量。唐纵还透露，蒋对美国人的压迫“极为焦急”，向陈布雷说：“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愤然说：“我何爱乎四强？”（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8、459页）气得连“四强”的头衔都不在乎了。
蒋介石虽然“非同意不可”，但仍想讨价还价，诸如限制共军、掌握租借物资，以及以陈纳德接替史迪威等等，均未得逞，难怪他懊丧之极。而9月间日军一号作战已进入第二阶段，以夺取美国在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为目标，同时向怒江方面增强压力。在此紧急情况下，蒋仍不肯调动围堵共区的胡宗南精锐之师南下赴援，反欲将云南远征军自缅调滇。罗斯福得报后，发了一封极为侮慢的电报给蒋，形同最后通牒：
予详细阅读关于中国局势之最近报告后，曾与各高级参谋交换意见，深恐在最近之将来，阁下将面临一非常危急之局面。阁下统率之远征军勇越怒江，对于缅北战事禆益甚大，但予相信该军队如不得补充与援助，直接协助滇缅公路之开放，则其以绝大牺牲而换得之胜利，将必归于乌有。
更有进者，如该处部队于渡过怒江后按兵不动，或竟提议撤回，则将适中日军以诡计，日军佯在中国东部加紧攻势，诱取阁下发生迟疑。日军又深知，如果阁下继续进攻，并与蒙巴顿将军最近即将发动之攻势互相呼应，则接济中国之陆上路线，可望于1945年初开放。中国抗战之继续，与阁下之控制权，均可更得确定；反之，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派生力军援助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线之机会，直接危害现下之空运途径，如果至此，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担负全部之责任。
数月以前，予曾迭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消除对于阁下个人与对于中国渐渐发展之危局。兹因阁下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为之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后，吾人之昆明空军站，将受直接威胁，而中印之空运吨数，亦将不免因而锐减。
在世界各前线之盟军，虽已每战必克，但对中国之直接影响，尚需时日始能实现。盟军在太平洋上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采积极行动，则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局亦将不生影响。阁下必须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与吾人援助中国之效果，否则政治上军事上种种策划，皆将因军事之崩溃完全消失。
予与丘吉尔首相在魁白克会议中，因深信阁下必能在怒江方面推进，故决定加紧作战，以开放对华接济之路线，予深信唯一破坏日军对华计划之方法，即系阁下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目前吾人虽在欧洲及太平洋两面同时作战，然对援助中国，犹当刻刻进行。余深信阁下之卓见，亦必认予所请求之行动，乃立应采取之步骤。予与此间各高级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闻，诸希亮詧。
1944年9月18日 罗斯福（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324-326页）
语气之侮慢，词露意显。而罗斯福之电又经史迪威转手，恰给史以公报私怨的机会，无异侮上加辱。塔奇曼女士也认为此电不能掩藏白人的优越感，她怀疑罗斯福会以这种语气对待欧洲国家元首。（见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629）史迪威19日前往蒋氏黄山寓所，赫尔利亦在，劝史仅述大意即可，但史正欲出气，哪肯罢休。蒋介石受辱后一声不响，只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此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第2441页）史迪威对蒋之无声反应感到出乎意料，不过仍感兴奋，“过江时，喜见重庆灯火辉煌。”（见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 631）
不过，此一“侮慢事件”给蒋以借口来反悔授史中国战区及中美联军统帅之任，坚决要罗斯福另派高明，请赫尔利转达。然而蒋介石于9月25日要求撤换史迪威后，一直没有消息，使“委座为史迪威事大伤脑筋”。蒋又在中常会上表示，“如罗斯福不赞成，即决裂亦所不惜。”但无回音，仍使“委座近来甚为苦闷”。终于在10月19日得到罗斯福的复电，同意调回史迪威，“中美严重之局面算已解除”。（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62、464、465、466页）
在渝都与华府之间紧张的二十几天里，双方管道还是畅通的。罗斯福初不愿再派别人，因为他认为史迪威搞不好，别人也不可能搞好。然经蒋一再恳请，最后派来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但不再认领统率中国军队的责任。中国战场的情况继续恶化，罗斯福由轻视更转为鄙视。在1945年2月里，罗丘二人在雅尔塔秘密允诺斯大林旅大权益，恢复俄国在东北的铁路权益、南萨卡琳与库页岛归还给俄国等等。为什么？为了请求斯大林于德国战败后二至三个月内，出兵远东。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战力的失望与鄙视。如果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再能像八一三、台儿庄那样打几仗，国共若能真正合作，扩大像平型关那样的战果，则中国战后地位必将大大地不同。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我们常说《雅尔塔密约》出卖了我们，但我们已先出卖了自己。孰令致之？孰令为之？
第四节、夫人魅力之大
抗战后期的1944年，史家陈寅恪在成都作了一首叫《闻道》的七言律诗：
闻道飞车十万程，蓬莱恩怨未分明。
玉颜自古关兴废，金钿何曾足重轻。
白日黄鸡迟暮感，青天碧海别离情。
长安不见佳期远，惆怅陈鸿说华清。
“闻道”，翻成白话，就是“听说”。听说了什么呢？经吴宓（雨僧）一注，始大白于世。吴宓说：“时蒋公别有所爱，于是宋美龄夫人二度飞往美国，此咏其事。”吴宓还唱和了一首：
云路迢遥是昔程，重来形势判幽明。
星驰俊彩金球仰，日落余光片羽轻。
怨敌狰狞同快意，家门宠贵自伤情。
玉环虽死君恩在，补恨犹能到上清。
陈、吴两公听说蒋氏夫妇感情不睦，宋美龄再度远赴美国，不禁兴感，大作起诗来。（《文化神州共命人》，《历史月刊》第七十一期，第57-61页）从唱和的诗里看来，他们显然认为感情不睦，总是男人有了外遇，何况这个男人等同皇帝，因而陈诗中有金钿何足轻重之句，吴诗更哀怨宋美龄的命运还不如杨贵妃，因为唐明皇似比蒋介石更重恩情。这种想当然耳，绝不止于陈、吴二人。传闻就是如此，中国仍是大男人主义的社会，丈夫休妻，时有所闻，妻子休夫，谈何容易！
不过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山城重庆的街头巷尾，议论不息，甚至惊动了美国使馆，政治参赞谢伟思（John Service）还给华盛顿国务院打了报告，略谓重庆到处流传蒋氏家务纠纷，而言人人殊，然至少可以肯定蒋、宋婚姻的确出了麻烦。“有那么多的烟，必然有火。”（There is so much smoke, it would seem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fire.）谢伟思说，有关政府领导人的绯闻，本来与政治无关，但中国现状，蒋宋两大家族如果闹翻，将导致整个朝代的分裂。接着有大特写：
夫人有一天进入委员长的卧室，发现床底下有一对高跟鞋，气得扔出窗外，正中一个卫兵的头……委员长有一度四天不见客，因为夫人吵架时用花瓶掷伤了他的头部。（Esherick ed. ,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ervice, p. 95 ,934-934）
说蒋介石有外遇，总要把那个女人掀出来，才能证实，但找不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写《宋家王朝》的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说什么姚氏、陈氏，又说此时“陈洁如小姐秘密回到中国”云云（The Soong Dynasty, p. 379），根本是无知乱道。事实上，那个女人乃至那些个女人是有的，但名字则已失传，其中有护士、有特务头子戴笠经手的女同胞，只是宋美龄抓不到而已。
其实蒋介石基于利害，是很敬重宋美龄的，不仅是孔、宋家族的实力，更因宋女会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蒋介石曾向侍从室的唐纵说：“在现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10页）他能不敬重颇“善英文”的老婆吗？更何况宋美龄二度赴美之前不久，刚陪他出席风光的开罗会议回来。在开罗会议上，他不会不感到不可一日无此妻。再说，他年轻时在上海滩固然是花天酒地，但是自从得了梅毒以及与陈洁如结婚后，在生活上已戒酒戒嫖，大为收敛。他遗弃陈洁如、娶了宋美龄，主要是政治考量，并非为美色所惑。在20世纪40年代，宋美龄的政治价值，对他来说，到达颠峰，他岂敢在宋后头上动土？
所以我们必须摆脱大男人的思路，不要总以为男人遗弃女人。在古代，皇帝别有所爱，天经地义；然而在现代，皇后未尝不可移情别恋。蒋宋婚姻关系不睦，也应该从宋美龄的性路历程上去着眼。
吴宓说：“宋美龄夫人二度飞往美国”，应该从第一度说起。那一度的缘起是由于威尔基访华。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是当时美国政坛上的一位怪杰，1892年出生于印地安那州，律师出身。他崛起政坛，不循常轨，却得到许多美国人民的欣赏与支持，1940年起，他成为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大抢总统宝座。当时威尔基声势极大，大到他自己都自信到甚至不必做竞选活动，就可进入白宫的程度。在竞选过程中，他甚至极诚实、极有风度的不讳言他赞同对手罗斯福的某些改革方案与外交政策，这样增他人声势、减自己威风的干法，可真千古罕见。最后，他得了两千两百万票，仅以五百万票少数差距，败给罗斯福。
威尔基为人豪侠热诚，他本是民主党员，在1930年中期，改属共和党。早在他做民主党员时，罗斯福就非常喜欢他，说要请他做国务卿。后来虽成了罗斯福政敌，但罗斯福对他的好感不减。罗斯福说他绝不忽视曾有两千两百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
1942年8月26日，威尔基搭乘四引擎轰炸机起飞，四十九天后（10月14日）回国，他写了《天下一家》（One World）一书，卖了一百万册，宣扬他的理想与游程。
在《天下一家》中，威尔基以一连四章的大量篇幅，写他在中国的经历。蒋介石派了一个亲信，新闻局副局长董显光和朱绍良将军，到迪化（乌鲁木齐——编者）迎接并陪伴全程。到达重庆前，全城已整修一新；到达时，重庆张灯结彩，万人空巷。他自写被欢迎的盛况如下：
我是下午傍晚时分在一个离城几英里远的飞机场到达重庆的。我们的汽车还没有进城，人们早已排列在街道的两边了。在我们到达城中心以前，群众已挤满了店铺前面的人行道。男女成人和儿童，长须的绅士，有的戴着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学生、抱着孩子的母亲，衣着有的讲究、有的褴褛——他们在我们车子缓缓驶向下榻的宾馆途中十一英里的道上，挤得人山人海，他们在扬子江的对岸鹄候着。在重庆所有的山坡上——重庆一定是世界上最多山的城市——他们站在那里，笑，欢呼着，挥动着小小的纸制的美国和中国的国旗。
任何一个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运动的人，对于群众是习以为常的。但对这样的群众却不如此。我可以暗中依我所愿地减低他们的意义，但没有用处。人民挥动着的纸国旗是大小一律的，暗示出来那位殷勤而富于想象的重庆市长吴国桢博士在这个盛大欢迎的设计中曾参与其事。很明显的，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民，其中有许多敝衣跣足的人，对于我是谁或者我为什么到那里，都具有明白的观念。我还向我自己说，那每个街头巷尾喧阗不绝的爆竹，毕竟不过是陈旧的中国人的热情表现。
但是，尽管我这样努力减低它的意义，这个景象却深深感动了我。我在我所注视的面孔上，没有一点人为的或虚构的成分。他们看我是美国的一个代表以及友谊和即将到来的援助的一个具体希望的代表。那是一个群众善意的表现，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单纯力量的动人表现，这个力量也就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富源。（One World, p. 127-128）
威尔基是个长得高大而精力充沛的人，这年正好五十岁，来日的政治前途非比寻常。罗斯福已干了三任，下一任总统很可能就是他。他备受欢迎，自在意中；国民党官方更声称，他是上一个世纪退休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访华以后，层次最高的美国访客，对他的巴结，施出浑身解数，硬是要得。在蒋介石10月3日《欢迎美国总统代表威尔基氏致词》中，有这样的高帽：
吾人从威尔基先生之言论中，熟知其对于日寇所久蓄扰乱世界之野心与中国艰苦抗战之价值，有深切之理解，尤其对于吾国抗战建国之理想，有精到之认识，而其领导美国社会致力援华运动之热诚与成就，更使我立国精神共同之中、美两大民族，增加感情上之密切联系。……威尔基先生此来，将亲见日寇五年余来在中国残暴破坏之遗迹，将亲见我中国军民坚忍不拔始终乐观之信心与决心，将亲见我中国在如何艰难状况下，努力于充实战斗力量与复兴建设工作，将亲见中国军民如何为实现共同目标、争取共同胜利而奋斗，并将使吾国人民更深切了解美国政府与人民对于战时工作一致努力之实况而益加奋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52页）
这个热情有余、警觉不够的傻大个，很容易被迷汤灌住，被蒋、宋、孔团团包围。他不住美国使馆，而住宋子文的豪华住宅，令美国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s）大不以为然。宋家三姐妹，他都见到了，而只在宋家的餐会上，得见周恩来二面。他冷落蒋介石不喜欢的史迪威，而亲近蒋介石所喜欢的陈纳德。
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蒋氏夫妇特具好感，当然不在话下。他与蒋氏夫妇有许多次单独的早餐、午酌、晚宴，回忆说：
有一个黄昏，我们开车到蒋氏在长江悬崖上的别墅，小董（显光）也在。我们坐在木屋前的大凉台上，远眺重庆的山麓，下瞰长江，见到若干小舟在激流中行进，运载中国乡下人及其产品到下游市场。那日重庆酷热，然而在此凉风习习，甚是清爽。当我与委员长谈话时，蒋夫人为我们沏茶，并与小董轮流为我们当译员。（One World，p. 130）
交谈好几个小时后，他特别提到蒋夫人的温柔体贴：
蒋夫人一直为我们翻译，最后她以令人愉快而坚定的女性权威说：“已经十点钟了，你们男人还没有吃些什么，来！我们必须要开车进城，至少找些吃的，你们的话以后再谈！”（One World, p. 132）
威尔基说，他在重庆六天，无时不与蒋介石晤谈，这些晤谈必定有“舌人”（舌妇？）宋美龄在场。他对两人的印象都好极了。他说委员长作为一个人以及一个领袖，比传奇性的形象更加高大。他特异地寡言（大概都被宋美龄抢着说了，老蒋不会英语也是障碍），而说话时又“细声文气”（soft - spoken）（大异于骂“娘西匹”的神态）。“当他不穿军装，换上中式长衫，几乎像一个僧侣学者（或因蛋头之故），不像一个政治领袖。”又说：“他显然很能听别人的意见，习于采集众智。”（才不显然呢！）又说：“当他同意你的时候，他会点头，不断轻声说好好，暗示对你的敬意，使你毫无防备，多少会被他争取过去！”（World, p. 133）
威尔基也见了林森、陈立夫、王世杰、吴国桢等国民党大员。一笔带过之后，他说他在华府就认识了宋子文，知道他有三个姐妹，接着说：
有一次孔祥熙在他家的草坪上举行晚宴，我坐在首席，位于蒋夫人与孙夫人之间。我们谈兴甚浓，我至感愉快。两位女士都能说精美的英语，富内容而又具机智。晚饭吃过之后，蒋夫人挽着我的手臂说：“我要你见见我另外一个姐姐，她因神经痛，不能到户外赴宴。（One World, p. 139-141）
于是威尔基与宋氏两姐妹在室内大聊特聊起来，高兴得忘了时间与户外的其他客人。大约到晚上11点，孔祥熙进来，轻责蒋夫人与威尔基宴会散了，都还未回席，然而老孔也坐下来加入龙门阵。威尔基特别指出，他们三人都能聊，而宋美龄的谈锋最健。最后，即将分手之前，宋美龄向孔祥熙夫妇说，昨天吃晚饭时，威尔基建议她应该去美国做亲善访问。孔氏夫妇把眼光移向威尔基，威尔基答称是，是那样建议的。当孔祥熙进一步追问时，威尔基发了一大篇高论，大加赞扬宋美龄。他说美国人亟需了解亚洲与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有说服力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帮助教育美国人。他认为夫人将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有效的影响力。他深信，凭她的“机智、魔力、一颗大度而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与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需要的访客”。（One World, p. 139-141）
从以上威尔基许多大特写中可知，他对蒋氏夫妇印象好得像爱丽丝的梦境。他对宋美龄的爱慕，更是溢于言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宋美龄对他的兴趣也很大，除了政治上的需求外，也有个人的吸引力。宋美龄美媚多姿，威尔基高大热情，二人言语又畅通无阻，心倾相慕，实不足为奇。
有两个报人陪伴威尔基这一次的游行访问，一个是迈克·考尔斯（Gardner (Mike) Cowles, Jr.）是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look）杂志创办人。另一个是约瑟夫·巴恩斯（Joseph Barnes），是极有经验的外国事务记者与编辑。威尔基认为他们二位是他最佳的游伴。其中迈克·考尔斯在四十三年以后 （1985年）出版了一部书，叫《迈克回顾》（Mike Looks Back），书中写出了威尔基不敢写出的大特写，细腻逼真，值得把这一段别开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联系”，登录于下：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 ”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4点，出现了一个快乐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1944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局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克，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 ”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九十年代》，1986年10月底）
威尔基要带宋美龄一起回美事，已故著名通俗史家塔奇曼女士（Barbara W. Tuchman）曾亲自访问当时在重庆美国使馆做事、能通华语的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得到证实。文森特还注意到，蒋介石当面对威尔基甚是殷勤，但当威尔基离开后，要人赶快把窗户打开，说是“让羊骚臭散出去”（“to let the smell of the foreigner out”，见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 428），难掩厌恶之情。厌恶之情，显然其来有自。再由于宋美龄的指甲可以朝老美脸上抓，可见她和他们厮混的关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那次深夜幽会，五十岁的孤男和四十五岁的寡女独处，其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凡“男贪女爱”，绝不是单方面的事。美国驻重庆的另一位官员约翰·巴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也亲眼看到了宋美龄如何发挥她的魅力：
毫无疑问地，宋家小妹已经轻轻松松地征服了一个人。在她主持的一项救济机构茶会上，她披着一件空军将领的大衣，以令人无法抗拒的女性温柔，娇滴滴地承认威尔基先生是一位非常“撩人绮思”的男人（a very “disturbing influence”），此种表白使这位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浑身舒畅。……有趣的是，这番话对独身的威尔基和未来的政治发展都产生影响。（Davies, Dragon by the Tail, p. 255）
中国古书有食指大动“必尝异味”的故事，记那位行家最后要“染指于鼎”，不尝异味，就是不罢休；中国谚语有“要劫劫皇杠，要玩玩娘娘”的“壮举”，说要抢财货，就抢皇上的物资；要女人，就要皇上的老婆。看到威尔基所作所为，真依稀有染指异味玩娘娘的气派矣。虽然小受蒋介石捉奸的虚惊，这位老美毕竟很落槛，他不但向蒋介石辞行时，说出“数日盘桓，备受优遇，深感如对家人……实为本人环游世界，在他处所未曾遭遇之快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75页）的谢词，并且在返美以后，立刻报之以实利。美中不足的是，这一段中美“联系”，终因威尔基两年后（1944年）突以心脏病死去，而告难乎为继。
威尔基不便带宋美龄一起返美，他的失信，似是情非得已的。但他还是很够意思，他以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力，促成了宋美龄的访问美国。照国民党官方资料，说宋美龄访美，乃在8月22日与9月16日两次受罗斯福之邀，才得成行。但威尔基明明在《天下一家》中透露，由于他的建议。并且罗斯福邀宋美龄访美，首见于8月22日致蒋介石介绍威尔基访华的信中，这一邀请，形式上只是客套话，能否成行，还有赖于威尔基的玉成。再从时间上看，威尔基10月8日离开中国后的第二个月（11月17日），宋美龄就去了美国，这一紧密配合的速度，也正印证了宋美龄的访美，乃得力于威尔基的暗中使劲。
暗中使劲，逃不过触角灵敏的华府记者，《华盛顿邮报》一位名叫米勒（Hope Ridings Miller）的专栏作家，指出威尔基对蒋介石夫人的揄扬，超过任何长久以来没有听到的赞美词（Washington Post,16 October 1942）。据美国海军上将莱希（Admiral Leahy）说，罗斯福总统与蒋夫人私下谈话时，笑责她是一个“荡妇”（a vamp），否则温德尔·威尔基于近日中国之行会如此被她吸引，答应了她任何的要求？蒋夫人笑谓：“不能说我是荡妇，实因威尔基先生具有一个大孩子所有的情绪反应。”（Mr. Willkie has all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of an adolescent.）（Leahy, I Was There, p. 154）罗斯福对宋美龄评论威尔基很感兴趣，接着坚持要她评论一下他。她敷衍不过去，最后说：“噢！总统先生，您很老练。”（Oh, Mr. President, you are sophisticated.）罗斯福内阁的女阁员法兰珊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说，总统听后大感窝心，在白宫里一再重复地告诉别人。（Perkins, The Roosevelt I Knew, p. 74）陪伴威尔基访华的记者巴恩斯，在《威尔基传》里也提到这件事（Bames, Willkie, p. 353），可见四十六岁宋美龄的魅力，不仅头一年迷倒中年人威尔基，而且这一年迷倒六十一岁的罗斯福呢。
宋美龄此次访美，还有一个神秘而有趣的插曲。临行之前由她的哥哥外交部长宋子文发电给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要求美方派一专机，特别接载患有重病的蒋夫人到纽约求医，痊愈后再到华府进行正式访问。罗斯福此时虽戎机倥偬，仍然答应了此一要求。蒋夫人于1942年11月27日下午2时抵达米切尔军事机场（Mitchel Field），以保秘密。霍普金斯亲往迎接后，驱车径往“长老会医疗中心”（The Harkness Pavilion of the Columbia Preslyterian Medical Center），包下整个第十二层楼。在途中，宋美龄向霍氏说她此来为了治病与休息，不谈中美关系，但是还是谈了许多，包括抱怨史迪威之不懂中国事务，并攻击英国政府不遗余力。（参阅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Vol. 2 ,p. 240，260）
霍普金斯似乎没有注意到，宋女侃侃而谈，完全不像有重病的样子。威尔基访华时，她更是生龙活虎，经常陪伴着贵宾，不仅毫无病容，亦无倦容，何以一下子得了重病？既有重病，经过长途飞行后仍能做长谈？有人说医治五年前的车祸之伤，更显得是托辞，哪有五年之中不即来美医治，五年之后突然如此紧急要求派专机接运来美求医之理？真令人疑云重重。据罗斯福太太说，是皮肤病。（见Eleanor Rooselvelt, This I Remember, p. 282-283）总之，她休息两个月后病全好了。
1943年2月，夫人的病霍然而愈，转往白宫作客，住了十天，风光十足。尤其是在国会演说，慷慨陈词，贏得热烈的掌声，看来很了不起。然而美国女作家狄龙（Mary E. Dillon）指出，蒋夫人的演说是那一届国会最精彩，不过其精彩处并不在内容，而由于其人之娇小妖媚与女人的魅力，以及为中国求援的真诚。（Dillon，Wendell Willkie 1892 -1944 p.283）宋美龄华府之行结束后，于1943年3月1日返抵纽约。第二天就做公开演讲，由威尔基主持，听众有两万多人。当时在美国的胡适也来捧场。胡适的3月2日日记有这样的一段话：
晚上到Madison Square Carden听蒋夫人的演说，到者约有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
胡适说宋美龄的演说不像样子，显然也是从内容来评价的。但是她演说的目的是政治，要博取同情与支持。她娇小妩媚的人身、畅快流利的英语，代表在挣扎中抗日的中国，已足令老美动容，更何况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人恨日本入骨，举国以打败日本帝国为职志，艰苦抗日的中国能不引起广大美国民众的喝彩么？更无论“同情与热心”矣。因而不管宋美龄说些什么，都会赢得美国人的心声。胡适未免太头巾气了。
胡适更讨厌宋美龄的虚骄，说：“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做恶心。”（《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4日）这种虚骄，广大的美国民众是看不到的，不过比较接近她的人，迟早会发现马脚。她代表苦难的中国来求助，但她豪奢如贵族，诸如包下豪华旅馆的整个第十二层；在白宫住的时候，带着两名护士、两名姓孔的家族（包括孔二小姐在内，罗斯福误呼她“我的小男孩”），每天换丝床单，有时一天要换两次。她来自革命的中国，但她对手下颐指气使，在白宫时常呼唤仆役，使美国官员恶心；当警卫人员提醒她要守时，她竟要求撤换那个警卫。她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却与蒋介石一样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有一次在白宫餐桌上，罗斯福向她提及头痛的美国矿工罢工问题，问她将如何对待像路易士（John Lewis）那种工运领袖，她很自然地举起那只美丽的小手，向自己的喉咙一划。罗斯福从桌子那边看到自己的老婆见到这一幕之后，再继续谈话。（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84）她得意忘形之余，最后也得罪了罗斯福。她在白宫住宿时，忽然心血来潮，向罗斯福说，当她离开时，他不必起身；罗斯福很温和地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即使我想，也站不起来啊！”（见P. 344）她竟忘了美国总统早已半身不遂。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善意地问她，美国要如何把援助送到中国，她把这个问题抛给罗斯福；当罗斯福说将以上帝允许我们的速度运去，她接口说：“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们。”（The Lor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语带讽刺，把罗斯福的脸都搞红了，不知是羞还是怒。罗斯福的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向他的部下说，总统恨不得要她早点离开。（John Blum,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Vol. 3 ,p. 106）塔奇曼女士认为，罗斯福并不太在乎个人的不快，而是怕蒋夫人的行为可能会损及她的公众形象，破坏了他的对华政策。（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446 -451）
宋美龄直到1943年的6月底才离美，在美将近半年之久。整个讲来，她的这次访问是相当轰动。连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Lord Halifax）都怕美国受到蒋夫人旋风的影响，答应中国一些做不到的事。（Sir L. 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 425）美国民意为重，宋美龄贏得民意，使蒋介石直接受惠。在民意的支持下，罗斯福放手援助蒋政权，还要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提升为四强之一。
宋美龄离美后，前往巴西与姐姐宋蔼龄见面，到7月4日才飞返重庆。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当日日记说：
蒋夫人由美载誉归来。下午，蒋夫人由美归国，委座乘机赴新津接她，但夫人直接乘机在白市驿降落，没有往新津换机，所以没有接到。委座回来时，适经国亦由桂林来渝，同时降落，几乎飞机相碰，危险极矣！（《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7页）
蒋介石兴匆匆地去迎接久别的老婆，不但没接到，而且差一点父子飞机相撞，真是霉气。原来接不到并非偶然，唐纵于8月15日又有日记：
近来委座与夫人不洽，夫人住在孔公馆不归，委座几次去接，也不归。问其原因，夫人私阅委座日记，有伤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长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担任，夫人希望由孔担任，而反对宋，此事至今尚未解决。（《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73页）
可见宋美龄一回来就不理蒋介石，住在孔祥熙家里负气不归。依常情而言，此次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载誉归来，又夫妻分别将近九个月，理应欢喜做一团，然而不仅没有相见欢，反而不洽，已多蹊跷。唐纵听说的那些为孔、宋做官的事而不洽，岂其然哉？岂止此哉？直至10月初，蒋夫人仍住新开市孔公馆，而“委座尝于私人室内做疲劳的吁叹，其生活亦苦矣”。（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84页）显然感情发生了裂痕，显然老婆对丈夫不洽，而非丈夫对老婆不洽。虽然夫妇两人一道于11月18日由重庆起飞，出席开罗会议。回来后，又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但宋美龄还是没有和蒋介石要好，终于1944年7月5日，“飞车十万程”，又去外国矣。蓬莱恩怨之所以未分明，因未深探宋美龄的感情世界。她与威尔基在重庆一见如故，威尔基热情为她安排风光的访美之行，到美国后又常相陪伴，纽约那次两万人的演讲会又由两人同时登台。旧梦重温，自在意中。吴宓说“蒋公别有所爱”，未免冤枉蒋公矣。实际上是宋女别有所爱。宋美龄1944年7月偕姐姐蔼龄到巴西，9月即转去美国，又说是健康关系，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看在眼里，“好像是故意要离开”（This looked like an attempt to get away）。（见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 186）威尔基于同年10月8日死去，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日本签降后才回国。其彩凤单飞、弋者难慕，固已昭昭在识者眼中。虽然在形式上，这对政治夫妻一直都在串假戏，想欺人耳目。董显光《蒋总统传》曾写蒋介石在1944年7月5日，“在蒋夫人飞往南美从事于健康休养之前，为夫人举行的一个非公式茶会中，颇咎其僚属与党员不将外间谣言（预期蒋总统与夫人将不免有仳离之结果者）见告。”夫妻二人，虽然若无其事，但是宋美龄“健康休养”一养要养到南美洲去，若非志在负气，似乎也不必养那么远。宋美龄一生有一极大特色，就是喜欢洋人、洋男人，在洋男人面前，工谄善媚的程度，有时连洋男人都为之咋舌。罗斯福之子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在《罗斯福见闻秘录》（As He Saw It）记开罗会议时，他代表他爸爸参加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
蒋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带到两张并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颇为老练的演员。差不多有半小时之久，她生动地、有风趣地、热心地谈着——而她老是设法把我来作为我们谈话的中心。这种恭维与魅惑的功夫之熟练到家是多少年我难得碰到的。她谈到她的国家，可是所谈的范围只是限于劝我在战后移居到那儿去。她问我是否对畜牧农场发生兴趣。那么中国的西北对我简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她为我描画出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从中国苦力的劳作中所能集积起的财富的金色画面以后，她把身子靠向前来，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意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她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在最初的几分钟内，我极力地对自己说：这位夫人只是对我们之间的谈话感到浓厚的兴趣，而在她的心中绝无其他任何动机。可是在她的神态之中却有一种与绝对的真挚不相融洽的生硬的欢娱的光彩。我绝对不曾相信我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以致她认为必须将我征服，使我很快地变成她的好友，为了任何将来的其他的目的。不过我却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惑与假装对她的谈话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以致现在这变成了她的第二性格。而我怕看她的第一性格发作；说实话，那会吓坏了我。（P.152）
小罗斯福说宋美龄施媚功，把手放在他膝上谈话，这种肢体语言，自是洋男人独享的。在所有宋美龄的照片中，她与洋男人挨肩搭膀的照片，层出不穷；但对本国男人，却高高在上，保持距离。她见李登辉时，甚至坐着接受李登辉的鞠躬如也，和弯腰站着的这个台湾人握手，其气焰可想！从宋美龄喜欢洋男人却反倒嫁给中国土流氓一事上看，乃爱慕权势使然，三十之年，只有嫁那土流氓才能满足她的权力欲，因此只好委身相向。但权力欲和性欲毕竟不能两全，因此只好望洋兴叹、改土归流以终老矣。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抗战时香港吃紧，“政府派飞机往接在港人士，但通过孔家，产生‘飞机载运洋狗’之新闻，引起西南联大学生抗议。蒋刚责问，蒋宋美龄则在一怒之下出走，避居黄山，数日之后蒋往解谢了事。”又说“蒋夫人也数度以养伤名义出国”，“先往香港，后去巴西。……当她滞留海外时，谣传蒋宋婚姻发生问题，甚至蒋纳藏情妇，经蒋召集茶话会否认，事载白修德、涂克门（塔奇曼）各人书中。”“难道大历史不能脱离私人生活之细节，及于风闻谣传？又有如何之大人物全无私人生活之疵瑕？”（第251页）黄仁宇这种为蒋介石回护的手法，是可鄙的，也绝非什么大历史。其实，大历史何须标榜，真正的良史自成其大，就是能从大处着眼解释出历史真相。御用学者吹捧蒋宋之功，从蒋夫人访美到开罗会议，无不曲笔；拥蒋史家反对追究细节，将大人物私人生活之瑕疵，尽行开脱，殊不知要弄清历史真相，就得把那些曲笔与开脱，不论大小，一律不予放过。从宋美龄访美到开罗会议，这段历史的正确解释乃是风光之来，其来有渐，远离中国人民辛苦抗战之功、近拜蒋委员长捉奸失败之赐，威尔基“最难辜负美人恩”，也难辜负本夫恩，因而代蒋氏夫妇转败为功，说动罗斯福让宋美龄访美、让蒋氏夫妇去开罗。王安石说“世间祸故不可忽，箦中死尸能报仇”，威尔基却是“世间祸故不可忽，远洋老美能报恩”。——西哲每以偶发事件解释历史真相，谈言微中、片言而决，这段历史真相，一言道破，洵可如是观。
第五节、毁灭种子之根
美国学者易劳逸（Llyod E. Eastman）于198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毁灭的种子——二战以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The Seeds of Dest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中译本改称《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该书探讨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原因，发现毁灭的种子，早在抗战期间就已播种了，诸如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加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离心、农村贫富距离的扩大、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一而足、贪污腐化与投机倒把极为普遍、农民贫困饥饿怨愤到造反的地步，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敌能力的日趋衰弱，以至于消极和腐败。因此，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是因为其本身的弊病与缺失。
易劳逸虽于知人论事上，不免陷于均衡不够、比例不对、角度不足，然毕竟花了工夫，查看了不少国民党自己的文献，捡到很多货真价实的史证。他只是没来得及看到侍从室组长唐纵的日记，否则他的许多个别论断可以得到更具权威性的印证。唐纵时而透露抗战期间政府内部的腐败、地方与中央的对立、国共之间的摩擦、物价高涨引起抢米的风潮、川中军人政客相互的勾结、重庆囤积居奇风气之盛、知识分子的没落与苦闷，以及民间之极端困苦，如1943年的浙江“民众食糠粃、树皮；广东有的人在食人肉”。（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5页）
这些“毁灭的种子”在确凿的文证下，绝非反国民党者的诬控，而系实有。然而“种子”也有其根源，欲追根究源，必须一究蒋介石。他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号施令，操生杀大权，上下莫敢违背。然则国民党的失败无异是蒋氏领导之失败。
抗战初起之时，举国同仇敌忾，蒋氏个人声望达到颠峰，原可团结全民，有所作为，奈眼光不远，气度更不够恢宏，陈寅恪于抗战后期初见蒋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叹，认为其人不足有为。陈寅恪仅凭史家锐识，而陈布雷更洞见“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1页）以陈布雷与蒋之亲近、相知之深，此一观察自具相当的权威性。处理国事如同家事，正见其人器宇的狭小。这种小家子气，使他只能成为一种党派、一群特务、一个孔宋集团的领袖，而不足成为全国全民的领袖。
职是之故，蒋介石于抗战之前靠特务，于抗战爆发后仍须靠特务。当年孙中山联俄容共重组国民党，由俄国顾问鲍罗廷之助，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像个样子的纪律，以及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蒋介石一清党，把纪律与群众与左派一起扫地出门，而同时军阀、地主、流氓、旧官僚都加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自不免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精神衰颓、基础空虚。于是一些小组织便应运而生，诸如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中心的CC派、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复兴社。派系虽异，拥蒋则一，在法西斯高涨的1930年代，CC与复兴社就是特务组织，蒋之爪牙，领袖的耳目，为一人整异己。
抗战以来，蒋介石声望一时骤升，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侈望下，想把包括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异端”政治组织，都消化容纳在他的权威之下，但并未成功。不过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在武汉举行时，通过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选蒋介石为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蒋为团长，7月9日，三青团的中央团在武昌正式成立。陈布雷记此事说：
自5月至7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愜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陈布雷回忆录》，第81页）
足见蒋极为重视这个三青团，亲自督促、亲自核定。成立之后，陈诚、朱家骅、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康泽一直是支配人物，最后由蒋经国夺取领导地位。但是三青团并没有使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CC系）等小组织消失，实际上成为这些小组织争夺的另一小组织，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反而更趋激烈，并未能如蒋介石所宣称的，使三青团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其活动仍甚具秘密性质，在学生和教师中从事特务活动，打小报告，检举左派之类。蒋介石号召三青团，“聚集全国青年，力行抗战建国纲领”，固然也在敌后沦陷区从事谍报与恐怖活动、提供战地服务等等，然而抗日之余，更积极防共，甚至深入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宣传、破坏、捣乱、暗杀等工作。有趣的是，三青团的最大敌人乃来自国民党内部。三青团原是蒋氏授意下的党内产物，带有来自母体的遗传因子，成为争权夺利的竞技场，造成更为复杂的国民党党内纠纷。三青团团员人数持续增长，从1938年下半年的一千余人增加到1945年的百万人，俨然已成党内之党，难怪于抗战胜利之后，闹着要与国民党分家。其实，蒋介石既是国民党的总裁，又是三青团的团长，如何分法？还不是在蒋之训斥下，党团合并。合并虽合并，仍走回党内派系纷争的老路。
蒋介石欲以三青团为“唯一的组织”，并不确实。三青团成立不久后的1938年8月，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将特务组织半公开化，由秘书长朱家骅出任局长，实际任务则由副局长徐恩曾负责。负责些什么任务呢？主要是对付共产党、监察国民党党员，以及执行其他特工。1939年元月以后，中日战争已呈胶着状况，蒋介石又把心思放在应付共产党，中统更着重查防共党以及其他政治异己分子，从外围监视到内部渗透，特务细胞扩展到学校、工厂和其他社会团体，除了中共驻渝代表以及较为著名的知识分子或民主人士，不敢公然抓人外，其余无论个人或团体，一经发觉，立予逮捕或破坏。中统的特务还打进延安，吸收共产党叛徒；混进校园，组织特务学生，如沙坪坝中央大学的生路社、民锋社、自强社，出版刊物宣传，并做监视与制作黑名单的工作。中统再根据黑名单，用种种方式打击不听话的学生。根据1942年11月中统局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抗战期间自1940年至1942年期间，有八千一百九十四名共产党被捕、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九名共产党自首。再看中统徐恩曾所拟、陈布雷修订、蒋介石核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秘密文件，更可见中统的主力几乎全用在反共、防共，而非抗日。甚至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合作，以打击敌后的共产党活动。
中统之外，还有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是在1938年3月于武昌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临时大会上决定设立的。蒋介石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把军统交给戴笠。戴虽是副局长，但操有实权。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的特务处，特务处的前身则是军事委员会的密查组，原由戴笠等十个人搞起来的。
复兴社组成后，蒋介石兼任社长，特务处长即由戴笠担任。1932年，蒋又派戴兼任陈立夫主持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以便公开搞特务。军统正式成立后，戴笠因蒋之授意，一手包办工作、人事、经费等等，直接对蒋负责。军统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编制愈来愈大，显然蒋介石靠特务巩固权势，特务组织当然愈大愈好。据曾任军统总务处处长的沈醉估计，在抗战期间，“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有四十多个”，又说：
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近五万名，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行动等总队、大队等外，在国外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站和组及通讯员。当时每一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全部算起来为数就太多了。（沈醉《军统内幕》上册，第5页）
军统尚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组成“中美合作所”（Sino - American Cooperation Office）。美方的目的是要刺探日军在华、在太平洋以及在东南亚的情报。据沈醉说，美国人也显然想要刺探中国的情报。中方刺探不到美国的情报，然而获得了大量的器材，包括整人与逼供的器材，以及无数的枪械弹药。这些器材与弹药不用之日本侵略者，而用之于包括中共在内的政治异己，美国人也只好眼开眼闭或视若无睹了。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成为政治犯的集中营，于大陆易手前，全被枪决，美国人应有“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遗憾。凡重视人权与民主的人，都会谴责中美特务合作的暴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家人唐纵对戴笠大搞“中美合作”居然也有微词，如于1944年12月25日圣诞节宴请中美合作所全体美国人，有记曰：“他（戴笠）约有几十位女人，陪伴美国军官士兵，有的女人被糟蹋了！开一次宴会百余万元，场面可谓大矣！”（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80页）
然而此一劳民伤财、侮辱妇女、对付自己同胞的中美合作所，颇得蒋介石的嘉许，尤其欣赏所内美国刑具。军统处长沈醉回忆，1945年秋天蒋至中美所检阅培训学生，有记道：
学生们刚刚开始进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国式的操法时，蒋的兴趣还不很大。等到进行刑警课目表演时，蒋介石看到美国教官指挥这些特务学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骑警握着美国橡皮棍如何冲入人群殴打群众，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时，直乐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起来。戴笠和贝乐利看到这种情况，便交头接耳，后悔没有多安排点这类使蒋最感兴趣的精彩节目。（沈醉《军统内幕》，第371页）
在蒋介石的“嘉许”下，在抗战期间，特务组织与势力可谓一枝独秀。戴笠的权势更不可一世，在沈醉的笔下，他常常怒骂责打，甚至随性枪毙人。但在蒋介石面前，仍然是领袖的一条忠狗。我们又在唐纵的日记中看到，戴笠如何因一时失去蒋对他的信心而感到苦闷，以及在被蒋叱责后如何奉命唯谨。最具戏剧化的，见之于1938年7月16日所记：
为了张超的事，雨农（戴笠）跪在委员长面前恳求惩办叶成，委员长责备他不要人格、要挟领袖，因此雨农写这样一个长的报告请求辞职。跪恳的事，谁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谁肯如此做？我想委员长不会让他辞。（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75页）
张超是戴笠派在福建的军统站长。叶成是黄埔三期生，曾任蒋之侍从副官，时为福建保安处长，判处张超死刑。戴咽不下这口气，不惜向蒋介石跪恳哭诉，但仍然扳不倒蒋之副官。
唐纵还透露，戴笠为胡宗南培养一个叫叶霞翟的女人，以便掌握胡之一生。他又在“香港预购了个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十六岁，献给宋（子文）”，以“迷魂的女人”来对付国舅。（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3页）类此可以略见，戴笠搞的是些什么勾当，他不仅仅是要对付敌人与异己，而且还要在自家人身上下功夫呢。据估计，至抗战结束时，蒋介石的军统人马已有十万之众，高居当时全世界特务与秘密警察组织之首。（参阅Wakeman，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p. 60）
特务势力固然有其作用，尤其在宣传、分化、威逼、利诱、破坏上，有立竿见影之效，蒋介石亦以此为其权力基础最稳固的奠基石，但是代价极大。特务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诸如强行撤迁民房、奸淫妇女、滥捕知识分子，造成难以化解的民怨与民愤。在特务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决堤，莫之能御。蒋介石靠特务起家，但特务也为他散布了毁灭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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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还都前后
第一节、吃掉龙云
毛泽东讥笑蒋介石蹲在山上等待抗战胜利，胜利等到了，便要下山摘桃子——胜利的果实，“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70、1074、1075页）问题不是他要摘桃子，而是他要把整棵桃树上所结的桃子，一家独摘，不许旁人插手。
蒋介石自武汉迁都重庆后，已经抗战不力，把力气用在对内，想铲除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地方势力，以达成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的个人独裁政治。珍珠港事变后，知道美国人迟早会打败日本，蒋氏心思更加对内不对外了，老早就准备摘取所有的桃子了。
这种心思最具体的表现，可见之于1943年3月出版，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此书借提倡民族主义来美化传统文化，进而反对“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其本质仍然是想抢道统，以强化其政统。道统是中国圣道继承的系统，它的制式说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孟子最早以道统自命，一千一百多年后，唐朝的韩愈更大加发展此一理论。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俨然以道统自任。韩愈的道统理论，到了宋朝朱熹时候，又有了进一步的阐扬，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说：“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在这里，朱熹显然言远旨近，也有在道统上插一脚的用意了。南宋的叶适虽然拆穿了朱熹他们对道统的捏造，但是捏造的道统，还是一脉相传下来，不但相传下来，并且被治统中的政治人物给“仙人偷桃”过去，因为政治人物发现道统是个好东西，正可符合统治者的要求。符合统治者要求的道统，可分人（圣贤）的方面和书（经典）的方面。清朝统治者康熙皇帝说得最清楚坦白：
朕维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之道统，即万世之治统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东华录》康熙十六年记康熙“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
康熙皇帝说出道统就是治统之“所系”，是真正为道统做了大窃案，正说明统治者为什么要抢道统了。
蒋介石对道统一项，自然不会放过，于是轻易地把“领袖的革命事功”，说是“继承了国父的革命遗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随国父之后，嬗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见王昇《领袖与国家》第六章），其实孙中山根本没有说过他的思想是承继中国道统的。（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六集》，第82-94页）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孙中山、利用道统以遂其政治目的罢了。但共产党不放过他，陈伯达等人写了一本小册子《评〈中国之命运〉》，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于1945年出版，劈头就问：“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挖苦国民党之无人，打开了宣传战。
蒋介石既然是上继尧、舜、文、武，直到孙中山的道统，还有谁有资格和他争政统吗？他固然容不了陕北的共产党，也容不了任何地方势力、民主人士，他要完成个人的大一统与清一色。抗战甫胜利，云南的龙云就被他吃掉，变成“失云龙”，也就不足为奇了。
抗战之前，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根本管不到地方实力派自治的大西南，如四川的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以及云南的龙云。抗战之后，蒋以重庆为陪都，中央军入川，情况自然大为不同。然而龙云虽尊重庆为中央，由于特殊的地理、文化，甚至种族背景，相当于法国两倍大的云南仍然在龙云的直接控制之下。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与广州之后，云南的地位益为重要，在滇缅公路一端的昆明，更是不可缺少的对外窗口。昆明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址，汇聚了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珍珠港事变后，昆明更成为美军驻扎的基地，以及飞越驼峰后的落脚点。无论军援经贸，皆由此进出。
云南的重要性当然促使蒋介石染指，想用他的绳索套在龙云的脖子上。蒋以龙云为委员长滇黔行营主任，逐步把中央军调入云南，到1943年中旬，在云南的蒋军已四倍于滇军。蒋又派特务进入云南，因昆明于战时已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并受到龙云的礼遇与保护。龙云虽想把特务赶出云南，但并不成功。实际上蒋于抗战后期为了加强独裁，政治迫害在特务的安排下益趋剧烈。表面上看，特务打击的目标是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事实上包括所有的地方实力派，而龙云显然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以及民主人士看到蒋介石对内不对外，趁抗战吃掉异己，遂于1943年春酝酿反蒋，但一年后尚在酝酿中，而日军突然发动“一号攻势”，至1944年9月，豫湘桂战斗极为激烈，日军有进寇四川、云南之势。蒋介石不肯把美式装备的嫡系军队拿出来打，造成大溃败！暴露了中央的无能，也大大打击蒋委员长在国内外的声望，自由派民主人士尤对蒋失去信心。就在一号攻势接近尾声之时，地方实力派人士李济深、龙云、张发奎、余汉谋等，拟在粤桂之间组织自治、民主政权。同时在昆明的民主人士如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等人，虽未直接参与，均表赞同，至少于重庆蒋政权崩溃之后，有所取代。他们想召开国民大会，包含各党各派的代表，筹组国防政府。这场反蒋运动虽未能付诸实施，蒋介石与龙云之间的关系却日渐恶化。直到1945年的1月里，重庆与昆明的关系才得到改善。蒋介石允许美国租界物资装备滇军三个师，龙云则让蒋介石的特务增加活动空间，并限制民盟行动。不过，此于蒋而言，只是权宜之计，他早已决定于战后消灭共产党，以及一切半独立的地方政府。从1945年4月蒋介石把杜聿明自昆明召回重庆密授机宜，以及5月间密命李宗黄任云南主席可知，抗战胜利之前就已准备把龙云撵走，日本突于8月9日投降，反而延迟了既定阴谋。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乃命卢汉率领三个军自云南就近入越南受降，以调虎离山。为了更加减弱保护龙云的兵力，蒋又与美国人一起怂恿再增加一个军入越，于是龙绳武的“龙家兵”也跟着卢汉去了越南。龙云身边只剩下龙绳祖的一个师、一个宪兵团以及警卫大队了。易劳逸说，龙云自知无力抗命，“于是他请求重庆派他的四个师的部队，由他的亲信助手卢汉指挥，去印度支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第29页），是不确实的。如龙云果真听天由命，当9月30日拂晓时分，杜聿明突以兵戎相见，又何必登五华山待援，拒绝下山呢？从事后看，龙云显然因为疏忽大意，连8月间美军在昆明戒严都无警觉，终成蒋介石权术下的牺牲品。
蒋介石于战时掌握川、黔两省之后，就在云南下大功夫，曾亲至昆明，据陈布雷说，“蒋公对龙主席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并嘱龙云“全权负责”建设西南国防。（见《陈布雷回忆录》）但是龙云“坦易”，蒋介石却不“坦易”，使龙云猝不及防，阴下毒手，以兵刃相迫，只好于10月4日下午在昆明登机飞渝，接受蒋介石强迫他接受的空头衔：“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一口把龙云吃了，但吃相毕竟难看，死了几百条人命，于是指责奉命办事的杜聿明擅自动用武力，并撤杜昆明警备司令之职。但用替罪羊来遮羞，并不能瞒天过海，骗过明眼人。龙云本人于事后更是一清二楚，了然冰冻三尺非一朝之寒，曾写了一篇《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登在19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其中说到：
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对我的阴谋已逐渐暴露。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军的少校乘吉普车经过昆明小西门外的十字路口，被暗枪击中左臂。司机立即停车救护，在附近巡逻的宪警闻到枪声，也同时赶到，但凶手已无从查寻，即将受伤的美军官送往云南省立医院，他不愿入院，要回美军营房，只好把他送往美军医院。当日施行手术，取出弹头，详细检查，经美军检定结果，认为这种枪弹非云南军警所有，是特务使用的德国制造的枪弹。
很显然的，蒋介石想在美军与龙云之间制造矛盾，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受伤的美军不愿进省立医院，已可见其疑。这种暗杀行动，若非出自老蒋的授意，谁能相信？抗战胜利后，蒋命杜聿明挟持龙云飞往重庆，便顺理成章了。龙云成了又一个张学良，幸而得到陈纳德的帮助，脱离虎掌，逃到香港，最后投共去也。
蒋介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也不计代价，然而代价实在不小。从蒋的长远利益看，也是得不偿失的。他夺取了云南的地盘，却失去了云南的人心，最后全省向共产党起义。他把云南精锐部队送到东北去打内战，心怀怨愤的云南官兵于1946年3月，全部（应为一部，即潘朔端之一八四师，1946年3月在海城起议——编者）投奔了共产党。蒋介石在云南花的心机，岂不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拆自己的台吗？
蒋氏枪口向内，最后打着自己的脚，固然活该，但也损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当初中国远征军赴缅，英国有所顾忌。哪知抗战一结束，蒋就迫不及待把所有在国境外的军队调回打内战，宁愿抢龙云的云南，不要送上门来的越南。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时，曾要把中南半岛给中国，蒋介石却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参阅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 525）罗斯福离开开罗后，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昆塞军舰（U. S. S. Quicy）上举行第九百九十二次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到：“戴高乐已经宣布法属中南半岛即将解放，总统先生，将由谁来解放？”总统答道：
两整年来，我一直十分忧虑中南半岛，我曾在开罗与蒋介石谈过，又与斯大林在德黑兰谈过，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法国人在那边已有好几百年。中南半岛的人与中国人不一样。
我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是：“你要不要中南半岛？”（Do you want Indo-china?）
他说：“此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不要（We don't want it），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不会与中国人同化。”
我问：“你的主张是什么？教导他们自治需要很长的时间。”
他说他们不应再重归法国，法国人在那边一百年不曾教导当地人自治，投资一元，赚回十元，那边的情况很像一八九八年的菲律宾。
中南半岛的人有独立的意愿，但他们的独立还未成熟。当时我向蒋氏建议，中南半岛可置于托管之下由一个法国人、一个或二个中南半岛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俄国人因他们在沿海，或者一个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组成——教导他们自治。我们在菲律宾已搞了五十年。
此一记者招待会纪录后来收入罗生门（Samuel I. Rosenman）所编辑的《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第十三册，一九五〇年纽约出版。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的日记中，也提到罗斯福曾专电蒋介石问他要不要中南半岛，委员长回称不要。后来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当着邱吉尔之面又问蒋介石要不要中南半岛，蒋再度说不要。（见Blum ed.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p.308）早先罗斯福与丘吉尔商量时，邱认为蒋会要中南半岛，但结果蒋介石居然不要中南半岛，必然被邱翁窃笑。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一口拒绝，他也从来没有提过此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平心而论，清廷丧失中南半岛在甲午战败前十年，中国能在开罗会议上收回甲午以后的失地，已是难能可贵，当然不冀望蒋介石在会议上做进一步的争取，但不必争取，罗斯福将中南半岛送上门来，蒋介石居然一口拒绝，却令中国人傻了眼。蒋说越南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不要，但照罗斯福以及其他的外国人看来，满洲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他为什么要满蒙藏呢？另一个战胜国俄国为什么要争取不是俄国人的蒙古呢？很显然，蒋介石不要中南半岛，只知道法国人在那一百年，而不知道是从中国抢去的，他如果读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就会知道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曾对中华民国应有的疆界，大有考证，认为朝鲜与越南比西藏与蒙古更加中国：
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
当然，章太炎知道，“今者中华民国虑未能复先汉之旧疆”，“越南、朝鲜其恢复则不易”。不容易的事，居然容易得送上门来，而我们的“领袖”居然如此轻易地拒绝，章太炎若地下有知，岂不是要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吗？
蒋介石心里到底怀什么鬼胎？归根究底，还是一句老话，即此公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他的眼光一直是对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如果他要了中南半岛，他必须要派军队到那边，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那边，这样就不能集中力量打内战了，更怕在云南的龙云近水楼台先得月，何况龙云与法国有密切的军事渊源，或将大大扩张龙云的地盘与势力，岂蒋之所愿？所以，他不要中南半岛，也反对罗斯福美、苏、中托管朝鲜的主张，更不愿驻兵日本。总之，他的精力绝不要“外用”。后来，为了打内战，连日本的赔款也不要了，连“魔鬼”也可做朋友了（王世杰签订了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
蒋介石如果能真心团结，不要阴谋手段，不做小动作，推诚相见，组织联合政府，中共固然无法专政，而中国更能一致对外，贏得国家民族的利益。像龙云的云南与中南半岛接邻，他的许多军官又曾在法国受过训，如果蒋介石要了中南半岛，且让龙云专任其事，必然大有可为。但他没有这种胸怀，他计擒龙云，而不愿让龙云有所进取，这就是蒋介石的格局。
第二节、判冈村宁次无罪
20世纪50年代，在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高干训练班——革命实践研究院——里，有一个特级军事教官，这个人黄面孔，有中国名字，可是不是中国人。国民党高干要向他行礼，叫他老师，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侵略中国元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这个大罪犯怎么会成为蒋介石座上的贵宾呢？
冈村宁次是当年发起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少壮军人。九一八事变的秘密作业，在日本陆军省方面，有三个重要负责人，就是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后来做到首相）、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和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当时冈村宁次是大佐（上校），但是他主管日本所有校级尉级军官的调补，权力之大，可以左右局面。果然他在1929年8月上台后，就分别安插党羽，积极侵略中国。据高宫《军国太平记》的记录，冈村宁次早在1921年，就和同班的永田铁山在德国温泉有密约，要大干一票。他和永田铁山掌权后，自然加速了这一“樱花社”思想的节拍。所以两年以后，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冈村宁次有功，从关东军副参谋长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而仙台师团师长、而华北陆军最高指挥官，最后做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头子——派遣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在中国横行的时候，他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珍珠港事变后，又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号召，努力把中国作为侵略世界的基地。在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方面，他更是积极。据《日军在中国方面之作战记录》第二卷，明说：
12月1日宫崎参谋返部，向总司令官冈村大将报告大本营案之概要，总司令官之全般作战指导与大本营之所示完全不同，遂具申攻略重庆之意见。
这表示冈村宁次对侵略中国，跟大本营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是有独到的心得的：
冈村总司令官于1944年12月15日对派遣军各参谋，宣示进攻四川、昆明，建设大陆要塞（对西方），覆灭中国空军基地，及中国东南沿海之作战准备等意见，以做1945年之作战课题，特别指示大东亚战争获胜之道，唯有在太平洋上与美军死拼，并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派遣军应排除万难，达成屈服中国政府之目的，并对此迅速研究，俾向大本营具申意见。
在“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方法上，冈村宁次主张“进攻四川”。在《中国派遣军今后之作战指导腹案》里，有这样的决定：
太平洋方面美军之反攻，虽已及于中国大陆，然因日军一号作战之结果，中国政府已形动摇，其西正面之总反攻，预期可能延至本年中期以后，派遣军判断彼时中、美联军将由陆、海两面实施总反攻，作战态势对日军至为不利。故现下应捕捉政战两略上之最后好机，以最大决心，覆灭中国抗战根据点之四川省要域，制止中国军之总反攻于未然，并促使中国政府之崩溃，以利全盘之战争指导。
但是，日本大本营基于全面作战的考虑，使冈村宁次的积极侵略中国计划打了折扣；冈村宁次手下的第六方面军也不赞成进攻四川。在《沿海岸对美作战准备纲要要旨》里，有这样的纪录：
关于进攻四川之建议，始终未获大本营之完全同意，而于1月22日下达大陆命令，但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毫无变更，经研究结果，为打破1月22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令之限制，决再相机向大本营具申意见，于1月29日命第六方面军研究进攻四川作战——最低限度须依1月22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令之规模——速行提出报告。
然第六方面军冈村司令官之见解，原与总司令官不同，1月29日在南京集会时，曾面谒总司令官，拟提供中止进攻四川，专心对美战备之意见，但因总司令官先已宣布大陆命令，并命第六方面军倾注全力准备进攻四川，故不便再行申述，但迄6月前后冈村司令官与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仍未一致。
冈村宁次这种目无上级也目无下级的专横，由此可见！记录上说：
第六方面军迄未呈出有关四川作战之研究报告，故总司令官于3月底，巡视汉口、衡阳，以资督促，对方面军司令官之消极态度，颇表不满，于4月2日归还南京。
不久以后，日本就投降了，冈村宁次在1945年1月29日对各司令部训示中，所谓“神州必灭，战争必胜”的气焰，也就不得不收拾起来了。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
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1192页）
冈村宁次又在战后，《何应钦将军感谢会致谢词》中说，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蒋介石派最亲日的何应钦去受降，原非偶然，因他要与打败的日本军头“亲近”，以为己用。蒋于1945年8月15日即致电冈村宁次，提出投降原则，其中包括不寻常的“暂保现有武器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换言之，他要日本人仅向他指定的人投降缴械，不然依旧维持原有武力。他不要共军受降的意图已十分明朗。冈村宁次完全懂得蒋的意思，提出“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的所谓《和平以后对华处理纲要》，并保证如延安持抗日、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8月21日，中国在江西芷江接受日本投降。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亲自交给日军代表今井武夫蒋介石的一份备忘录，再度强调日军不得向其他中国部队的指挥官，“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当冷欣奉蒋之命到南京去接洽受降时，冈村宁次更露骨地建议，愿以一百二十八万在华日军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据白崇禧透露，冈村的建议深获蒋心，特予“嘉许”，只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未能采纳。虽未采纳，8月下旬天津日军果然拒向共军投降，发生剧烈战斗，何应钦奉蒋命要求冈村宁次坚决反击。洋人有“血浓于水”之说，而蒋可谓反共尤浓于血矣。正由于在反共上相互合作与投契，冈村宁次虽然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虽然是侵略中国的死硬派、虽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刽子手，可是，蒋介石居然判他无罪！我们试看1949年1月26日的判决全文：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 三十七年度战审字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冈村宁次，男，年六十六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杨鹏律师、钱龙生律师
右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左：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处判处死刑，松井石根经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犯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据上论结，应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蒞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2月26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石美瑜
审判官：陆超
审判官：林健鹏
审判官：叶在增
审判官：张体坤
看了这种判决书，不能不感到：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的日本军阀，怎么可能无罪呢？“一号作战”乃抗战八年中最惨烈的战斗，不是由冈村主持的吗？却完全不提，明显地避重就轻。至于判决书中所谓无“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的话，对照起上面所举的冈村宁次侵华史，就知道蒋介石的军法官在如何抹杀历史、为日本军阀开脱了！——冈村宁次开风气之先，闹出九一八事变，正是“计划阴谋发动”啊！冈村宁次统大军于后，一心要“进攻四川”而后已，正是“支持侵略战争”啊！这样明目张胆的侵略元凶、这样昭然若揭的侵略史实，怎能这样的抹杀、这样的开脱、这样的判决呢？
这样的判决下来，是不是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冈村宁次有罪呢？非也，蒋再无知，也是知道的。这种知道，在邵毓麟的回忆——《胜利前后》——里，已经透露，邵毓麟在1945年8月30日夜，曾与冈村宁次会议，“讨论到一个重要问题”，讨论后第二天清早——
我单独飞返芷江，向何总司令报告请示，随即奉何总司令命，飞往重庆复命，并请示一切。再度衔命于9月8日随同何总司令飞往南京，参加了历史性的9月9日正式受降典礼。这以后，我虽曾有数度机会和冈村晤面，但一切都已有我陆军总司令部指令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办理，进行颇为顺利，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冈村离华返日以前，可以说他确已忠实执行降书所列各款及我陆总的指令，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和俄军接受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而将所有收缴武器，转送中共扩军，违反中苏条约的事实相比，可说完全不同。因此，中国政府准予以其劳绩赎罪，而免以战犯起诉。
可见既然有“罪”可“赎”，自然反证是有罪的了。但是既然有罪，为什么在堂堂判决书里，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有罪的痕迹呢？
至于所谓的“准予以其劳绩赎罪”，所谓“劳绩”，显然是因冈村宁次在政治上投蒋所好，敌人成为反共盟友。然而周佛海的“劳绩”虽然证据确凿，却只能免其一死，仍然有罪，判无期徒刑。难道周佛海有罪，冈村宁次反而无罪？蒋介石对汉奸严厉制裁，枪毙了不少，而对残暴的日军军头仅处死谷寿夫等寥寥数人，也是值得深思的对比。蒋介石判冈村无罪，而在1949年1月26日，在东京那边，把前任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判处无期徒刑，蒋介石真不愧是表演“国情不同”的能手，在国际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国际标准下，蒋家法院居然能判出完全无罪的中国标准。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1956年去日本看他。同年4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1933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的么！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
说到这里，何应钦居然把这九一八事变的侵略元凶，从“日本的一般军人”给开脱出来了，再看他们怎样攀同志：
何：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1935年11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任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公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由此可见，何应钦跟日本军阀是什么交情！再看：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笑）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
看到了吧！他们把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竟悠然以玩笑出之！再看：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9月10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
冈村：是的，是的。是采用这样军队式的派令承认我的指挥权，这样，数达二百几十万的人，因此才获得顺利地遣回。
何：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
冈村宁次所说的9月10日，正好是9月9日南京授降后的第二天。头一天还是降将，第二天就封起官来了。
接下去的对话，才更妙呢！
何：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1945年11月起至1946年7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当冈村宁次听到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府宁肯使自己同胞回不了家而要日本人回家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车有船可坐而中国人没车没船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东西吃而中国人“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的时候、当他听到蒋政府因为日本人而“败于共产党”“受到很大的牺牲”的时候，当然，冈村宁次感动了。——这样的不管自己国家死活，硬把自己人民的苦难，顺水人情送给外国人的行径；这样不论败也好、胜也罢，一律向日本人做免费服务的可耻的、莫名其妙的贱种行径，日本军阀即使再看不起，也是要感动的。何况，这种免费服务还在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呢！
怎么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呢？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的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表，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何：那一篇文章到现在我都没给外人看。
在提供律师服务以后，1949年，冈村宁次投入日本祖国的怀抱、中国祖国投入台湾的怀抱——蒋介石把大陆给丢了。虽然丢了大陆，但对冈村宁次，却仍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冈村宁次回日本后，因为麦帅总部对他不肯轻易罢休，仍背着“追放罪”，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仍旧要国民党给想办法。据蒋介石手下大特务蔡孟坚《由中日和约谈到董显光使日经纬》的回忆，详情是这样的：
在敬公（指何应钦）返台后，我仍驻东京，某日松野、冈村二位偕同一位京都财阀坂内义雄请我在上海酒家吃饭，坂内带一部日本历史名画家狩野探幽所绘的中国七十圣贤图，计数十册，因总统尊奉圣贤，求我携呈总统，表示“以德报怨”的大恩，当予接受转呈，松野即席说话，谓重光葵（系投降时外相）、有田八郎（系战时外相）、冈村宁次（系战时“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谷正之（系战时驻南京伪大使）均系因侵华被判追放罪，再有一年日本独立后，才可解除，而从事政党政治活动，因系侵华定罪，如中国方面能向麦帅总部表示不予以追究，则他们四人即可提早一年解除追放罪，他们若获准解除，即可从事政治组织成立政党，必做亲华（台湾）主张，盼我返台，请我政府以外交方式向联合国占领军总部提出“对此四人侵华罪犯不予追究”。当时我想到这些敌人，既未杀他，即可救他，所谓“非敌即友”，不费之惠，自亦未可厚非，若加以拒绝，一年之后，可能又成敌人，因此我即作答：“……不致对四位侵华罪犯予以苛求，如我下情上达，我料必可邀准，待我返台后，再做答复。”
等到蔡孟坚返台后，就立刻办妥了这件事。最后由张群出面“转知彼时外交部电驻日本代表团长，就此事向东京占领总部提出备忘录，迨总部接得此备忘录，即批准该四人解除追放的申请，他们即从此再从事政治活动”。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的了！
冈村宁次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蒋介石对侵略自己国家的外国人，有着离奇的度量和宽大。他对自己同胞中的异己，绝不放过；但对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却“看来很像是同志”，亲热异常。1946年3月26日桂林《中央日报》载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向参政会报告，说战犯处理方面，“计经审查认为罪行成立者，共计两千八百七十九案，被害民众可考者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但是据石美瑜《审判战犯回忆录》却说：“全国各法庭统计共受理战犯两千三百八十八名，除南京大屠杀案罪魁谷寿夫、蹂躏港粤之酒井隆等主要战犯，经判处死刑以昭炯戒外，其余两千余名，悉以罪嫌不足，经宣告无罪或不起诉，遣回日本。”石美瑜所说的“罪嫌不足”的两千余名，自然就是谢冠生报告中“罪行成立”的二千余名，显然最后还是被国民党给放了。何应钦《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团安全保障》演说中，对日本人明说：“对于战犯以其为非作歹在贵我两国之间闯下滔天大祸，处置虽较严峻，但一至中共进迫京畿、上海危急之际，本人即设法征得盟总同意，将当时羁留上海的贵国重要战犯二百五十余名，遣送返日，交由盟总送巢鸭监狱执行，其中一部分服役成绩良好，且先后予以假释。”可见蒋政权所处分之日本战犯，只是谷寿夫、酒井隆、田中久一（华南最高指挥官）、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南京大屠杀中以杀人比赛出名的三个日本人）等几个人而已，最后的二百五十余名，也都给放了。这种作风，令人想起满清政府“宁赠外人，不与家奴”的心态，今昔对照，真是好有一比！何炳棣教授在其《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估计抗战八年，死亡一千五百到两千万中国人（见Ho ,Studj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 252），绝对是言而有据的，蒋介石判战犯无罪，放弃对日索赔，都是有愧于国家民族的。
第三节、谁废除不平等条约
1978年暑假前，一群台湾高中学生对高中历史课本第三册第98页及三民主义课本上册第32页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间，提出质疑。他们说：历史课本叙述废约时间为“三十一年10月10日”，三民主义课本叙述废约时间为“三十二年1月11日”，两个时间不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78年6月8日，“国立编译馆”在各报公开答复，说：“‘三十一年10月10日’美、英‘宣布’撤销不平等条约，而正式与我签订平等互惠新约则为‘三十二年1月11日’，故两书所述均正确。”这种答复，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三十一年10月10日”只是美英两国通知废约的时间，尚未完成法律手续，又怎么能算呢？至于“三十二年1月11日”的新约，照国民党教科书和历史写法，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光荣纪录”，而且把这光荣纪录的功勋归之于蒋介石。不平等条约是蒋介石废除的吗？就让我们用公开的史料，检查检查吧！
先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出身的张其昀《党史概要》所抄，内容如下：
一、依领事裁判权：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
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三、租界：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四、特别法庭：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撤销。
六、军舰行驶之特权：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它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影响中国主权之其他问题：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第1710-1916页）
张其昀又综合写道：
自从三十一年双十节，美英二友邦自动对我声明，愿放弃在华特权，另订平等新约，历数月之商讨，中美中英新约于三十二年1月11日正式签字。佳音广播，中外腾欢。当新约签订之日，我国民政府特颁明令，激励全国人民，淬励奋发。……民心士气为之一振。（第1720页）
如果张其昀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自然要“淬励奋发”，“民心士气为之一振”。但问题是，在我们又“发”又“振”的同时，是不是还要看看真相呢？真相是不是真的同条约一致呢？
照国民党的宣传，当然认为是一致的，所以1978年10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上说是“完全废除”，并且“从此，解除了中国近百年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而立于世界平等地位。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光荣地位，即在世界史上亦有其光荣地位”。
但是，如果我们拿出九龙的地位出来，国民党又怎么解释呢？九龙明明是中国的领土，它在1898年被订了九十九年的租约，国民党怎么不要回来呢？1942年10月10日，英国各报登出英国政府声明说：
帝国政府曾于1939年1月14日、1940年7月18日，及1941年6月11日公开宣布，准备于远东军事行动结束后，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英国人民迄今仍在华享受之治外法权。帝国所与咨询之美国，亦曾发表相似之声明。帝国政府兹为强调其对中国盟友之友谊与联系计，决定就此事做更进一步之表示。……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声明归声明，在谈判时，九龙地位英国却不算在内，拒绝谈判。
蒋介石当时也摆姿态，暗示九龙如不在内，“则谈判可能破裂”。不料姿态刚摆好，陶百川主持的重庆《中央日报》就先泄了底，在社论《向罗斯福致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即将签约的消息，于是姿态就摆不成了。陶百川在《关于重庆〈中央日报〉一篇社论问题的更正与补充》（《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中，承认蒋介石“对该社论确表不满”，“认为泄漏外交秘密，饬将该报总编辑袁业裕先生交付军事审判，但并未罪及他人。袁君旋经叶楚伧先生保释，不了了之。”不过卜少夫在《布雷先生对一个新闻界后辈的关顾》（《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透露蒋介石发了大脾气，因中英美三国政府原约好在元旦同时公布，故有违信约，而且此事说明重庆的外交部不能保密。卜少夫说，陶百川“因此丢掉中央日报的社长”，董霖在《中英平等新约与收回九龙问题的补充》（《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则写道：
其实，中美、中英新约，虽有拟议定于1943年元旦在重庆、华盛顿及伦敦三地同时公布，当时中国政府因收回九龙问题与英国政府屡经交涉而不得结果，曾予英国驻华公使一印象，若九龙问题不解决，则谈判可能破裂。兹由一富有权威的中国国民党党报提早发表元旦签约消息，不啻使政府失去所谓“讨价还价的力量”，此亦为引起当局震怒的重要原因。当时驻英大使顾维钧奉召返国，参与其事，曾于所撰回忆录中提及此点，可供参考。
在英国坚持不谈九龙地位以后，蒋介石就屈服了。硬不起来的原因是，“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致破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多不利，故决定退让。”（见董显光《蒋总统传》）但是难以理解的是：英国租借地，北有威海卫，南有九龙。1922年华盛顿会议，“军阀”曾经要求收回各国租借地。当时英国允许退还威海卫租借地，至1930年正式收回。所以不还九龙的理由，已因威海卫一例而不能成立。蒋介石的“屈服”，再一次说明他“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本质。于是，九龙地位问题，就成了平等新约的一个最大讽刺。九龙收不回来，还叫什么收回租界呢？还叫什么“解除了中国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呢？所谓“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
而且就谁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言，无论事实上或形式上，蒋介石都无法不面对一项挑战，那就是汪精卫南京伪政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动。这项行动，发生在“三十二年1月9日”，正好比蒋介石早两天。早两天还只是就这次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说的，其实，若照1940年11月3日汪精卫与日本人阿部在南京签的协定，明明“已有平等条约形式”，那就早的不止两天而是两年了。（见傅启学《中国外交史》第二十四章）国民党的“国立编译馆”“不愿汉奸废除不平等条约废得比国民党早”，就只好窜改历史，硬把没签约的“三十一年10月10日”，张冠李戴起来，这当然是煞费苦心的，难怪高中学生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10月10日”，还是落在汉奸后面，因为早在“三十一年8月29日”，在“江宁条约百年纪念会”上，汪精卫就率先演说已将英美驱逐、已取消领事裁判权、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因为汉奸都先发制人如此，所以10月6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就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来中国时候，呼吁赶快跟进。于是10月10日，才有了宣布。但是宣布不是签约，当国民党赶到“三十二年1月11日”与美英两国签约的时候，汉奸早就于“三十二年1月9日”向日本要回这些权利了。同年6月30日，汉奸与日本再订了《日本交还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实施细则条款》，8月1日，正式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租界，并把这一天作为“复兴节”！
汉奸的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大感遗憾。在日记上说：“日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约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英美拖到这年才放弃不平等条约，其实做的，只是顺水人情、空头人情而已。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中曾有论列，他说：“是时英美在华的势力和地位，已完全被日本侵占。在三十一年的太平洋战争，是英美的惨败年。香港、新加坡、马来半岛、菲律宾、荷印（今印度尼西亚——编者）、越南、泰国、缅甸等地，都被日本侵占。英美当时放弃的在华特权，是已经丧失了的特权，对中国是‘惠而不费’；所以英美这项措施，是最贤明的措施。”《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亦认为1943年初，西方国家与蒋介石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象征性的举措，以反制日本反英美帝国主义之宣传。（见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t. 2 ,P. 533）
但是，汉奸的快马加鞭又不止此。他们不但跟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跟意大利也废除了。王世杰、胡庆育在《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一书里说：
民国三十二年1月9日，日本政府与南京伪组织签订协定，规定将北平使馆界之一切行政权与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早日交还伪组织，日本人民所享受之治外法权，则予取消。同月14日，意大利政府亦发表同样之声明。
但是，汉奸的快马加鞭还不止此。他们不但跟日本、意大利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跟法国也废除了。维琪政府于1943年2月23日，宣布放弃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将宣言同时通知重庆与南京，且于5月中旬与南京汪政权签订协定，将平、津、沪、汉口、广州等地租界移交给汪精卫。蒋介石抗议无效，法国维琪政府更于1943年7月22日与汪政权签订“法还沪租界协定”，交出上海法租界。蒋介石一怒之下，于8月1日与维琪政府断交，并于8月27日承认戴高乐的流亡政府。但戴高乐并不承认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取消法国在华不平等权利，不过同意以订立新约的方式废除之。于是直到1945年8月底，蒋介石还要与法国商谈这个问题，更拖到1946年2月28日，中法新约才正式签字。可见汉奸的爱国戏，演得比蒋介石又早又快。在中法关系上，蒋介石同法国签平等新约，远落汉奸三年之后，国民党的“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
蒋介石废除不平等条约不但落在汉奸后面，并且落在“军阀”后面。前面说对日本、意大利、法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汉奸完成的，比蒋介石要早；此外，在德国、奥国、苏联、比利时方面，是“军阀”完成的，比蒋介石要早得多。
以德国、奥国为例。“军阀”在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国民党在南方极力反对，但是参战可以把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最后证明了“军阀”比国民党判断正确，与德国、奥国的不平等条约，就因此作废了。不但废除不平等条约是由“军阀”开始的，即使订立平等新约，也是由“军阀”开始的，那就是《中德平等新约》，于1921年5月20日订立。德国声明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可见自1842年来，第一次缔结平等新约的是北洋军阀，而非蒋介石的国民党，要比国民党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早十一年！
再以苏联为例。苏联早在1918年7月4日，由外交部长齐采林（C. V. Chicherin）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的各种压迫，和它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Leo Karakhan）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采林这个报告。其中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接着就是中苏两国的谈判，而主其事者，就是顾维钧。董霖在《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写道：
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顾氏屡将中国之愿望诉诸1919年之巴黎和会及1921至1922年之华府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奥两国因战败而丧失在华特权。唯最早由外交途径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由顾氏主持。彼以中国外长资格与苏联特使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中苏协定，附有宣言、换文，同意解决两国有关问题之普遍原则。该协定包括事项甚多，其最重要者为取消中国与帝俄签订之各项条约合同等；“依1919及1920年苏联政府所发宣言之精神，以平等、互惠及公道为基础”，另订新约；苏联政府承诺废除所有帝俄与第三国家签订有碍中国权益之条约等，并相互保证不与他国签约有损中苏两国任何一方之权益。日后中苏关系虽多变化，但“顾加协定”确开中外平等订约之新纪元。
再以比利时为例。董霖写道：
顾氏在外交上另一果敢举动乃为宣告1865年11月2日之中比条约失效。比国曾凭此约，援引最惠国条款，得于中国拥有片面权益，但约期将于1926年11月2日届满。中国政府因而通知比国议订新约以代旧者，但对方则以该约第四十六条为根据，认为只有比国有权要求修改。当顾氏于1926年10月重主外交时，亲自处理此事，建议比方在议订新约期间，商订一临时协定，不意未被采纳。中国政府嗣因此案久悬不决，毅然于1926年11月6日颁发明令，宣布1865年之中比条约失效。
后来，国民党在1943年10月20日与比利时签中比新约的时候，已经晚于“军阀”十七年；在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时候，已经晚于“军阀”二十一年，并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绝非平等新约，是典型的卖国条约。
由此可见，整天被国民党骂的“军阀”，他们并没像蒋介石那样丧权辱国；他们废除不平等条约，也远在蒋介石之前。上面所说他们与德国、奥国、苏联、比利时的关系，就是铁证。其实，这些还只是荦荦大者，至于细节就不必细表了。（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五集》，第201页）如果一一探讨起来，我们会发现“军阀”的苦心，可真令我们起敬。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为例，便可见一斑了。
外国领事的会审权，始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普通华洋间民事案件，大都由知县与领事会商了结。至于华人在租界内犯罪，由租界警察送交知县审理，由领事会审。但租界设有会审公堂的，情形就比较复杂。1869年4月20日，上海道与英、美领事缔结《洋泾浜设官章程》，开始设立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不久法租界也成立会审公厅，分别专理上海租界内华洋诉讼，华人为被告案件，概由外国领事派员会审；至于纯粹华人民刑案件，仍由中国厅员自理。辛亥革命发生，上海道不能执行职务，领事团乘机于1911年11月10日，接管会审公堂，中国厅员亦由领事团委派。从此不但涉外案件要会审，就是租界内的纯粹华人案件，也要会审了。外国领事握审判大权，虽经中国多次抗议，也没结果。
直到1926年8月31日，在“军阀”孙传芳的主持下，才订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将上海公共租界原有的会审公廨改设临时法院，凡界内民刑诉讼案件除属于各国领事裁判权者外，均由临时法院审理，法官也由江苏省公署任命。上海关系各国领事同江苏省公署缔结这一章程，同意在1927年1月1日起生效，曾实施了三年。法院中任命的推事像徐谟、像吴经熊，都是同国民党挂钩的人，蒋介石可有这种“军阀”的度量吗？
何况，蒋介石后来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也得利于“军阀”所用人才的余荫。早在1933年，波拉德（Robert T. Pollard）在《1917年至1931年的中国外交关系》（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31）里就指出：
在军阀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所定夺。这些外交官员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是曾在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高等学位的。实际上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所以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始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们手里。他们曾在巴黎与华盛顿会议里，声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业中，他们曾培植其基础。
正因为“军阀”有度量让职业外交家去外交，所以中国能以弱国办外交，办得并不逊色，并且为国民党“培植其基础”。最后，当国民党的局面愈来愈小的时候，蒋介石发明了以军人或党棍当大使、办外交的菜事。于是，就连“军阀”培植的一点点基础，也被蒋介石给糟蹋掉了。
综合上面这些真相，我们便看出来，国民党口口声声说他们最早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他们废除不平等条约，别人没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是完全与历史不符的；相反地，蒋介石自己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其丧权辱国的程度，连满清、“军阀”、汉奸都干不出来！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光荣纪录归之于蒋介石、归之于国民党，乃是歪曲历史！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政府与西方国家“象征性”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又另订不平等条约，岂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已。蒋介石为了打内战，于1946年就与美国签订各类条约、协定、谅解达十三项之多，以换取美方的军援与经援。这些新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中国全境对美开放、允许美军驻扎和使用中国基地与设施、美商在华享有与中国人相同的经济利益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商约事实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方面的权利允诺与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恢复了美国人在中国沿海以及内河航行权利、破坏了关税自主，而且还新增了允许美国军舰任意行驶的特权。类此皆以法律的形式，使美国在华特权合法化。蒋介石居然说是“采取平等互惠的原则来签订的”。（见《苏俄在中国》）当然从文字层面来看，双方好像是互惠的，但实际上，当时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市场，更不可能派军舰去美国，所以本质上绝对是让美国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而《中美商约》之后，又签订了包括《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在内的，一连串不平等协定。蒋介石又何以自解呢？
第四节、出卖外蒙古
中国于抗战胜利之后，跻身五强之列，废除不平等条约，却又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苏条约，出卖了外蒙古。这是蒋介石决定、王世杰执行的重大外交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从一封信说起。1966年2月22日，王世杰致函张九如说：
九如兄惠鉴：
来示诵悉。尊稿亦已大致读过。
兄以七十高年撰此长文，且能作如此清晰之小字，精力之强，可以概见。世杰自忖殊非适当作序人，故拙见略与岳军先生同。世杰在毛泽东抵渝（三十四年8月28日）后虽曾与毛周晤谈一二次，但国共和谈期间，则因出席伦敦五外长会议，未克与谈；于当时经过，故亦未能深知（9月4日世杰启程赴伦敦，10月8日始返重庆），唯于当时气氛与环境则尚记忆犹新耳。对于国共关系、中苏谈判以及大陆沦陷原因，世杰所知事实与拙见，或尚有足供吾兄以及政治史者参考之值，迟日彼此得便，当趋尊处长谈。唯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手此
顺颂
俪祺
弟王世杰敬启 五十五年2月22日（李敖藏原件影印本）
这封信中所说为国家利益、守口如瓶二十年、不能自由发表等语，更增加了这件事的神秘性。王世杰信中所说“中苏谈判”，指的就是他以外交部长身份，在1945年8月14日签的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从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来的。亲国民党的美国人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于《亚洲红祸记》一书中写道：
雅尔塔协定后，一直隐瞒着不让中国知道，也不征求中国同意，由此可以证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于这个协定的不光荣，并不是感觉不到。一直到了该年6月，蒋介石才知道已被当初曾经共申誓言的同盟国所出卖了。同时杜鲁门对于雅尔塔协定这件事，也一直到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方才知晓。
克里尔再写道：
杜鲁门总统未曾考虑的，也可说是出于坦率的，在6月里送到重庆国民政府一个照会，告诉了中国关于雅尔塔公约的事情。在呻吟与绝望之声停止之后，任何人都知道事已无可挽回，除非向苏联讨取较好的可能条件。中国是被美国遗弃了，中国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
斯大林有如一只吞到金丝雀的猫，他不会变得很仁慈的。……
克里尔又写道：
中苏条约明显的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合法，而且又明显的否认了中国共产党。不过苏联在条约里所提的担保都是空洞的，而中国所做的让步则都是具体而实在的。
但是克里尔没有真正表出，罗斯福为什么要签订雅尔塔协定？为什么要出卖中国？其实很简单，蒋介石抗战不力，罗斯福只好要求斯大林于德国败亡后出兵东亚。斯大林是何等奸雄，要他出兵，没有白吃的午餐，满蒙便成为他索取的价格了。罗斯福失算的是，原子弹一投，日本就投降了，根本不需要苏联出兵，以至于在冷战期间，许多美国右翼分子攻击罗斯福的雅尔塔协定是一“大出卖”（great betrayal）。但是罗斯福的动机还是由于蒋介石的无能，1944年的日军“一号作战”几使重庆溃败，更是无能的大暴露，而蒋还要把美式装备的精锐师去防共，不去打日本人，还要以溃败向美国人要挟。这教罗斯福有什么选择呢？此亦即斯大林亲口向蒋经国所说的：“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自应接受苏联之要求。”（见梁敬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内幕真相》）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雅尔塔密约虽然宣称美、英、苏三国领袖同意苏联的要求，但同时有一条说，有关外蒙以及满洲港口、铁路权益，须经蒋委员长之认可（参阅Dalek，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518），而我们的蒋委员长居然认可了。古话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蒋介石的自侮则到达辱国与误国的地步了。
克里尔说到“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的事。宋当时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见到斯大林后始知他要外蒙，宋称“任何中国政府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斯大林答称可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宋则以“事逾训令范围”，要请示蒋介石作为缓兵之计。但宋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与斯大林做会外洽谈，终于探明斯氏真意。宋于1945年7月7日会谈时辩称，原来协定仅维持外蒙现状，并无独立之说，但斯大林说外蒙已是“人民共和国”，现状即独立。宋以高度自治对，斯亦不允，并谓外蒙独立若不解决，中苏盟约无从讨论。显然的，斯大林态度强硬，明告宋子文，你不卖国，一切就免谈！（参阅梁敬錞前引文）
蒋介石在斯大林的蛮横下示弱了，他召集高级幕僚商议后，发出如下训令：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整，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可考虑。
三、中国政府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做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由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这个训令已基本上答应外蒙独立，只是争取一点出卖的交换条件而已。而蒋介石的出卖较雅尔塔的出卖实际上更多，因雅尔塔协定所谓维持现状，照罗斯福的解释，中国仍有宗主权，现在连宗主权都给卖了，显然是杠上开花式的卖法。
宋子文是聪明人，也是皇亲国戚，可以为了到旧金山签光荣的联合国宪章而兼外交部长，又可以为了不签卖国条约而辞外交部长。但是，这有什么用？皇亲国戚不做，自有家臣家奴来做，来做的就是王世杰。王世杰一上台，就签下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出卖下列四大中国利权：
一、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的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希图换取苏联四大承诺：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间。
卖国交易既成，外蒙独立剩下的问题，就是官样文章了。官样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蒋介石政府对苏联的，一类是蒋介石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的。
在蒋介石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
公历1945年8月14日
王世杰（签字）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
公历1945年8月14日
莫洛托夫（签字）
蒋介石出卖了外蒙，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以谎言做下台阶，真是中外罕闻！
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投票”的假戏，以便使蒋政府得以卸卖国之责。但这也是一场笨戏，无端以“公民投票”使外蒙独立更加“合法化”！演出这一幕既假又笨之戏的蒋介石代表是雷法章。雷法章当年被派到外蒙古去“参观”公民投票时，他的身份是内政部常务次长。他于1981年3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这篇回忆文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在“公民投票”结果没公布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票”，怎么可以是“参观” ？“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是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国民党大员眼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蒋介石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时慎重将事，归国则忠实报导。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做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蒋政府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经由“公民投票”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即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蒋政府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也不敢吭气了。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但是雷法章说：“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绝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雷法章《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伦视察记》，载《中外杂志》）蒋经国在《风雨中的宁静》也承认“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也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蒋介石的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达到既卖国又脱罪的目的。但是，正如苏联独裁者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蒋介石辛苦多年的诪张为幻，最后还是落得个欲盖弥彰。连雷法章自己，在蒋介石死后、在信基督教走火入魔以后，都要小心翼翼的把内幕抖了出来，使我们恍然当时的一些真相。这真是“主耶稣”的《奇迹重现》了！（雷法章曾写《奇迹重现》一文，发表在《基督教论坛》，特此借喻一下。）
王世杰从苏联卖国回来，说这个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要求顺利通过。1945年8月24日，九十九位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立法委员，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集会，由院长孙科宣布：赞成的立委请起立的时候，九十五位站了起来，只有四个人反对。于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外交部长卖国以后，国民党立法委员也卖国了。第二年，孙科在留美同学会讲《亲美乎？亲苏乎？》有这样的说话：
订此条约我们的损失已很大了，但能以三十年友好条约的代价，在三十年中让我们埋头苦干建设起来，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还值得。待三十年后，中国强大了，收回损失，尚未为晚，用远大眼光研讨这个条约，所以终于批准了。（《中央周刊》，中央日报出版）
好个“三十年”的“远大眼光”！何必三十年呢？老毛子第一年就给了蒋介石好看。苏联军队在东北强奸、轮奸中国女人，并劫掠了80亿美元的工厂与物资。孙科在文章中也抱怨，为了避免纠纷，中国政府虽有充分的理由，也装哑巴不说话。
苏联既已违约背信，而蒋介石的外交部仍不知采取行动，还在“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呢！签订卖国条约后两年——1947年5月22日，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还说：“关于中苏关系，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系依照参政会之决议，努力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严格履行。”还说这种傻话呢！直到被苏联耍得七荤八素之后，才在1949年，发出《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后又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其实控苏的理由，早在四年前——1945年——就已成立，但是为什么要到1953年那么晚、那么迟才表态废弃《中苏友好条约》呢？原来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要求通过废止二次大战的秘密协定，三天以后，台湾这边就废了约。1953年2月24日《新生报》载：
我废止中苏条约具充分法律根据
根本无需与他国商谈/沈昌焕答复记者询问
〔本报讯〕政府发言人沈昌焕昨（23）晚答复记者询问时，断然否认我国废弃《中苏友好条约》之决定，系与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元月3日向美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有任何关联。沈氏强调这是我国的主权行为，“这是我国自己的事，纯粹是中国政府自己的决定”，根本不需与美国商谈。
但是邵毓麟明白透露，他在艾森豪威尔否定雅尔塔密约之后，于2月25日上午请见蒋介石，报告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提‘控苏案’，大会仅决议苏俄并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予惩处。实则苏俄利用雅尔塔美俄英秘密协定，既逼我签订中苏条约，又凭此约，占领东北，协助中共，使我大陆沦陷。过去我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既经公开否认雅尔塔密约，我实应立刻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昭告国内外人士。”蒋介石听了，连说：“很对，很对，就请你立刻去告秘书长办理。”于是邵毓麟立刻到了王世杰的办公室，说明“奉谕”经过，王世杰一面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面电邀“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刻前来会谈。就这样，在当天下午，由国民党“外交部”发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见邵毓麟《奉派驻韩外交代表又无疾而终》，《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六期）
邵毓麟的透露，说明了为什么苏联早就违约背信而蒋介石不早点废约，为什么拖到八年以后才废约。蒋介石到1953年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对外蒙古独立等既成事实，不能移动分毫，但是，蒋介石敢在上当后八年，顺着美国人眼色废除此约，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传特宣传，自然也是一件快事。不料，好景不长，又过了八年，外蒙古独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联合国了。蒋介石大吃一惊！因为这时蒋政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否决权在手，外蒙古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没废；若予否决，则苏联必然也否决日本与非洲许多小国入会，蒋介石的“岛国”是禁不住非洲小国和美国的迁怒的。于是，蒋介石又放水了！对外蒙古入会问题，他不敢使用否决权了！蒋介石在1961年11月12、14、16日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发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动员、革新、战斗》，秘密地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因而不得不又来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他还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换言之，如果否决外蒙入会，可能连自己的席次都保不了！
蒋介石、王世杰认为同苏联签约，可对苏联有个约束，这是完全不懂近代外交史的。因为在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苏联至少已有过二十三次违约背信的纪录。（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第199-200页）这么多违约背信的纪录，除几次有待1945年以后正式证实者外，至少有十八次以上，都在签订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前违约背信在案。有这么多次前科的国家，居然还同他“友好同盟”，这岂不太无知了吗？何况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同苏联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第二条中明说：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但在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访问德国之后，访问苏联。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国民党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党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在第三天——4月13日公布了。1941年违约背信如彼，蒋介石、王世杰居然于1945年还同它签约如此，还要相信它如此！
蒋介石于1945年要王世杰拆下的这个烂污，又要蒋廷黻在1949年替他绞尽脑汁，去进行控苏案。这就恰像1879年（清光绪五年）崇厚跟俄国人订的误国条约一样，害得1881年（清光绪七年）由曾纪泽替他擦屁股。中国人真倒霉，在对付老毛子的问题上，老是碰到庸吏误国，并且蒋介石、王世杰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失去伊犁严重得多少，除东北的利权外，失去了面积五十八万平方英里，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
外交史家出身的蒋廷黻在《三年控苏的奋斗》一文里，有这样的评论：
关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和换文，我一认真研究，就感觉诧异。这个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所以，结论是，蒋介石、王世杰之罪浮于崇厚之上。但是即使在腐败的满清政府，当崇厚拆了烂污，都要拔去花翎、革职锁拿、下狱论罪；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王世杰呢？因为肯背黑锅、肯替主子“断腕”，在蒋介石的护航下，一路官运亨通！他不但一身同肩党（中宣部、青年团、监事会、中训团、）政（参政会、中央设计局）军（参事室）七机构之首长或幕僚长重任；并且自“外交部长”而“总统府秘书长”、而“中央研究院院长”、而“世仰高贤”（这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所登郑彦棻的话）而死！
在高压的政治统治之下，没有公道与是非可言，然而历史必不容抹杀公道与是非，但是学历史的“海外学人”许倬云，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竟然说：
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订中苏间的新约。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人愿意担任签约的任务。但是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雪公忍辱负重，毅然出使，不仅任劳，而且为国任怨。天下事，任劳易而任怨难，也只有仗这份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他才能吞下这口难忍的内心伤痛。这番国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气偾张的虚骄之辈能了解的。（《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不仅不秉笔直书，反而要留下呈献谀词的纪录。许倬云谈“国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想到这个故事吗？就是“军阀”收回外蒙古的故事。1919年，外蒙古闹独立，“军阀”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他的功业，引出了一段公论。据他的儿子徐道邻在《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里说：
先生到京之后，除了向政府报告，还有电报报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11月24日），中山先生也有回电庆贺他的成就（26日），内中有下面这几句：“比得来电，谂知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徐树铮因为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中有些持“非我族类”观点的人，就感到这个贺电太肯定别人了，不高兴。据《国父年谱》：“中山先生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中山先生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公论自不可没！”这表示出真正爱国者的与国同休戚、真正爱党者的与人为善，这种公道与胸襟，实在值得学习、值得反省、值得作为榜样。远在1912年，国民党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在《蒙古丢了》一文中，警告：“若犹梦梦也，则蒙古非我有矣！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可见国民党深知外蒙古绝不能丢。外蒙古由“军阀”手中收回，国民党却不如“军阀”爱国；外蒙古由国民党手中失去，国民党却反骂“军阀”卖国，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公论”吗？
许倬云说：“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亦非事实。连蒋介石都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所谓“我们自己的考虑”，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考虑、为他自己政权的生存考虑，而不是为国家民族百年大计考虑。他怕得罪了美、俄，保不住政权，更怕苏联公然支持中国共产党抢他的江山。我们从他的考虑中可以看到，他想以满蒙的高价来收买苏俄不支持中共的用心，十分明显。其实，斯大林原来瞧不起毛共，不认为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而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徒”（Margarine Communists），得到蒋介石的天文数字好处之后，确也尽了力气不支持中共，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取蒋介石而代之。1945年8月中旬，蒋连发三电，邀毛赴重庆谈判时，延安于8月22日约略同时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促毛去渝和谈。蒋介石一再说，苏联把部分东北日械给了中共，然而毛泽东更以为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以从苏军手里接收东北哩！结果全不是那回事。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向于1945年9月6日抵达沈阳的曾克林说：“我们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啦！知道你们确实是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中国的八路军。不过，我们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订有条约，规定国民政府接管东北的主权。”（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38页）后来，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大败，苏联大使跟国民政府一直跟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想跟中共谈谈了。相比之下，苏联还有胜美国一筹之处哩！蒋介石骂“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美国又如何呢？
蒋介石把毛泽东得天下，说成苏联侵华，绝非事实，不过是把自己失败的责任推给苏联，只是遗憾卖了外蒙，仍无法挽救他在大陆的政权。长久以来，除了李敖之外，没有人敢直指蒋介石出卖外蒙，不过，蒋是自承罪愆的。他在1952年10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有秘密谈话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第120页）他还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第121页）。蒋介石明确地归属了责任所在。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第120页）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互勘与对比了这些文件，我们对抗战胜利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才会有完整的了解；并对自称“民族救星”的“高瞻远瞩”，才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第五节、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蒋介石丢掉大陆江山，责怪苏俄帮中共的忙、责怪美国为德不卒、责怪毛泽东谈谈打打！其实，这些都是遁词，和或战都是他的决定。他在抗战后期就想以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抗战胜利后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摆出谈和的姿态，但他的“和”无异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战”。他原以为可以一举消灭“共匪”，哪知反被“共匪”赶出大陆。他承受和谈破裂之“果”，由于他先种下了和谈破裂之“因”。
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近程目标是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至少不至于溃败；远程目标则是于战后希望出现一强大团结而民主的中国。“民主”，乃是与法西斯、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国是盟主，故民主亦可为亲美的代名词。“团结”，才能解决当时中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国共间的矛盾，才能统一、才能避免美国国务卿伯恩斯（James F. Byrnes）所谓的“兄弟阋墙之争”（fratricidal conflict）（见Byrnes，Speaking Frankly, p. 226）、才能有效地打败日本、才能成为像个样子的现代国家。“强大”，因为中国太弱，非强大不足以于日本败亡后，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罗斯福以四强名义相授，可说是给中国打一强心针。这是罗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鲁门全盘承继。罗、杜两总统先后派遣居里（Lauchlin Curie）、威尔基、华莱士、赫尔利（Partrick Hurley）、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等特使来华，都直接、间接与执行此一近程、远程的政策有关。即使蒋介石所指责的“亲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为了有效击败日本，扭转中国战场的劣势，美国想武装八路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说当时美军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需要包括共军在内所有中国军队的配合。以远程言，从美国人的现实观点看，中国要民主团结，必须先要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各派。美国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但也不喜欢蒋介石独裁。所以“亲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蒋介石之大不韪去延安，“亲蒋”的赫尔利也要冒蒋介石的大不韪去延安。蒋介石虽向美国人力言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但美国政府的情报确认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疏而不密。伯恩斯、赫尔利与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接触中，也体会到俄国共产党对毛共的轻蔑与不在乎。当时在重庆的美国使馆中不少外交人员即认为毛泽东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苏俄的第五纵队而是一股中国内部势力，并贏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认同，乃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既然是国内势力，从美国人的观点看，非团结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团结中共，中国内战势不可免。内战一打起来，民主统一的中国固然泡汤，甚至造成亚洲的动荡，威胁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亦非美国人所乐见。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于1944年访问重庆时，即亲闻蒋介石一意诋毁中共时，“充满恼恨与拙劣的逻辑”（full of bitter feeling and poor logic），担心他将成为中国的克伦斯基（A. F. Kerensky）（见Blumed ,The Price of Vision, p. 351），可谓不幸而言中，最后毛泽东取代蒋介石正如列宁取代克伦斯基。老蒋失去了江山，也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才能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胡宗南大军包围陕北，养兵八年，时时窜动。而日本宣布投降时，虽然国共摩擦更趋激烈，仍不能立即用兵于一朝，直攻解放区，即因蒋不敢冒美国之大不韪，遽然发动内战也。国内厌战、反战的民意，在蒋介石心目中尚属次要。
事实上，国共和谈的始作俑者原是美国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解放区采封锁与防堵甚至攻击的策略，不会主动与共产党和谈。然而罗斯福有鉴于蒋介石对日作战表现差劲，亟欲加强其作战能力，乃想到整合共军武力。再由于若干美国记者突破封锁线，访问延安，印象颇佳，认为极有气象，与重庆之委靡不振，呈现强烈的对比，更促进美国政府谋求联合共军、增进中国抗日实力的需求。1942年7月21日罗斯福派代表居里至渝，停留十六日，与蒋谈话十四次，谈及“防共而不抗日”的问题，敦促蒋“对共产党尽量优容”。（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第2014页）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来华，任务也包括劝蒋与中共谈判。1944年6月21日至24日，华莱士与蒋长谈四次。蒋强调中共比俄共更“共”、更坏，尽量挑拨离间之余，仍只好答应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Blumed.，The Price of Vision ：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P. 332-333，351-352）这个一二十人的代表团，就是所谓“狄克西团体”（Dixie Mission），或称“军事观察团”（Military Observer's Mission），为蒋介石所不愿见的美毛关系之突破。蒋不愿见，因美毛军事合作若有进展，蒋势必无法独占美援，将更增强共军实力。其实当时在华不少官员，包括史迪威在内，都主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援助延安以抗日。
不久罗斯福又派赫尔利于8月间以总统代表身份抵达重庆。此公军人出身，俄克拉何马州人，自信极强而天真烂漫。他于美国对华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对中国的情况却一知半解。他受到蒋氏夫妇热情招待，对蒋产生好感，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积极助蒋团结抗日，助蒋建立军政统一的有效政府。换言之，他愿把赌注完全放在蒋之一边。即使如此，他仍须继续美毛间的对话，以及化解国共间的矛盾。他于1944年11月7日，以代理驻华大使的身份，亲自飞往延安，促进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毛泽东答以统一团结先须使中共分享美援，赫尔利认为可由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来分配美援，并相信蒋介石会接受此议。周恩来乃应赫氏之请，同返重庆做进一步商谈。此无异由赫尔利逼成国共和谈。但蒋介石只肯“承认共产党公开之地位”，即此一点，尚须整编共军为国军，“完全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绝对不答应联合政府，其实仍然要中共投降，与赫、毛在延安所得五点共识相差甚远。周恩来致函赫尔利，重申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蒋介石则以筹组容纳中共的“战时内阁”，作为回应。赫尔利乃转而支持蒋氏主张，使蒋“政治攻势”得逞。（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73页、476、485页）简言之，赫氏赞同中共交出武力，然后邀共产党到蒋介石政府来做官的那种联合政府，认为是合理解决的办法。（参阅Lohbeck，Patrick J. Hurley, p. 313-318）美国派在延安的军事观察团团长包瑞德（Cal. David D. Barnett）曾向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毛回答说：
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包瑞德）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册，第1031页）
毛泽东口气很大，充分显示不可能参加做官的联合政府，然而赫尔利初未料到蒋介石连做官的联合政府都不太情愿，更不必谈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上，所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国共合作，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是非法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席的，可见蒋对中共一直采取否定态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无论“合作”或“联合”都无法真正落实。
赫尔利抵渝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已闹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蒋展示罗斯福的谴责函后，赫派史之不是，有助于蒋介石的“以夷制夷”，帮忙把史迪威给“制”掉了。史迪威离华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辞职，遗缺即由赫尔利于1944年11月承继。赫尔利大使便成为蒋介石的护航员，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赫尔利更产生乐观的幻想，以为蒋会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Buhite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 214），殊不知蒋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明说要“消灭共产党”（原件今存南京二档馆国民党中央党部档），而非合作，因而赞同蒋召集蒋所控制的国民大会，无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附和蒋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交出地方政权，最多只能从蒋获得中共 “合法地位”的让步。1945年4月，赫大使在美京华府更发表声明，强烈支持蒋介石政府，替蒋之国民大会捧场；指责中共是分裂主义者，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赫尔利以为蒋之国民大会若成功召开，中国便可民主统一了。结果他拥蒋反共的立场，得罪了毛泽东，被毛指为与蒋合唱反共双簧，鼓励蒋打内战。7月间召开的参政会，中共也拒绝参加了。
赫尔利的扶蒋、拥蒋立场也引发重庆美国使馆内部的剧烈争辩，使馆人员如谢伟思等认为赫尔利的做法，将使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有违美国政策。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庆。要军援延安，告知蒋即可，毋须与他协商。把一切的赌注都放在蒋之一边，何异与僵尸共舞。赫尔利则怒斥这些人亲共反蒋，甚至送上红帽子。（参阅Esherick ed. , Lost Chancein China, p. 333-363）大使与使馆职员的辩论，取决于政治多于雄辩，而罗斯福正风烛残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边，不久于4月中旬病逝，美国的政策遂定位于“扶蒋”之上，军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参阅Buhite, Hru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93-194）
赫尔利自斯大林获得更明确不支持中共的保证，这位国际共产首领甚至向美国人说，延安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此点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响），也不认为毛泽东可能夺取政权。即使蒋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赞赏蒋是一“大公无私的爱国者”。此显然完全赞同美方的扶蒋政策，故赫尔利向刚上任的杜鲁门总统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卷，第340页）赫于4月24日返回重庆后，深信由于苏联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范，统一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泽东于6月11日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表谈话，题目是《愚公移山》，公开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册，第1001-1004页），并不就范。蒋介石老实不客气，于7月21日，指示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县发起攻击，进驻爷台山、威胁延安。中共《新华日报》大举揭露此事，攻击重庆发动内战。美国毕竟不愿见内战发生，更不愿在日本投降之前，国共继续发生严重军事冲突，魏德迈将军乃命美军人员分驻国共接壤之处，以制止之。（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27、528页）
8月10日已有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时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量中国国土，立即发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偏处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军显具接收失土的优势。蒋即以统帅名义，命令共军“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蒋之用心，当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军队于敌人将要投降之际不准进攻、不准缴敌人的械、不准受敌人的降，必然说不过去，于理有亏。毛泽东针锋相对，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蒋介石发了两通电报，指出“驻防待命”的命令，有违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敌人，碍难遵行。（详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册，第1087页）不过，在接收问题上，由于汉奸周佛海出任蒋之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531页），以收编三十余万伪军（参阅王俯民《蒋介石详传》，第230-232），冈村宁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军协助并提供海空运输服务，蒋之劣势一变而为优势。毛泽东洞悉此情，早于8月13日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要求解放区抗日军队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册，第1037页）当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及共军为“人民公敌”，毛即反唇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1927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 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见同书，第1047页）毛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套在蒋介石的头上，国共长期“摩擦”之余，大有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爆发全面内战的危机。
日本昭和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向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心情十分复杂，忧喜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当日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即以“要爱敌人”为说，竟将日寇加诸中国军民的苦难与残暴一笔勾消，因其心目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于抗日。他在同年9月9日的日记中感叹道：
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第2671页）
他若能为所欲为，必以朱德不奉“驻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围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一举荡灭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战尚未胜利时，他就亲口告诉他的学者顾问拉铁摩尔，“战后中共问题必须要用武力解决”（Lattimore, China Hemoirs,p. 139），自然无意组织什么联合政府，但当时国内外情势绝不允许他明目张胆地立即发动内战，不过，他已掌握和平攻势的有利条件。美国扶蒋态度已十分明朗，中苏友好条约已经谈妥，斯大林已公开揄蒋抑毛。延安在国内遭到围困，在国际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开和平攻势，在有利的情况下，逼对方就我之条件而和。日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尔利的敦促下，认为重庆与莫斯科间的联盟，必能迫使毛泽东前来请和（Lohbeck, Patrick J. Hurley,p. 404），蒋乃亲自急电延安，请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当时国共间因“驻防待命”问题有纠纷，故毛复电称俟蒋对此事表示意见后，再考虑会见。于是蒋于20日再度电毛，把“驻防待命”推说是盟军总部的规定，说是“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云云。然后再亟力促驾，说是“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言下之意，若不来，岂不是不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疾苦矣。这是何等压力！毛遂于22日复电，谓先派周恩来前来接洽。蒋怕毛推托，于接此电报后翌日，三度电毛，谓周氏来渝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并“已准备飞机迎迓”，做进一步之敦请，而电文均公诸报端，众目睽睽，促驾来势之汹，犹如钱塘之潮，一波高过一波，难以抵御。毛只能于24日急电重庆，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来往电文见《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
蒋之紧迫邀请，乃是运用匠心的一种招数，显欲将毛一军，而且无论来否，自以为均操左券。若不来，蒋可说毛无和平建国诚意，不仅可卸内战之责，且可将此责加诸对方。若来，蒋可以主人的优势、有利的情势，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条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谓先礼后兵矣，剿抚并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确沉重，压力来自四面八方。然而蒋氏囚禁政敌的前科累累，诸如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杨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务暗杀，亦屡见不鲜。虽说美使赫尔利愿做安全保证，但夜长梦多，防不胜防，万一事发，推说意外，亦莫可奈何。然而无论风险多高，毛势在必行，否则未决雌雄，已输了一招，绝非“风流人物”毛泽东所肯为，所以毛应蒋之请，并不意外。中共中央要求魏德迈派美机接送，赫尔利陪同，以防意外，并决定毛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大计，都是以防万一，设想周到的举措。
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由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陪伴下，自延安飞抵重庆。蒋介石当晚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尔后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第2666页）
毛来渝前的正午，蒋才集会商讨方针，临事才抱佛脚，原无新的腹案。诚挚相待尚须“决心”，可见诚挚来之不易。所谓政治与军事整个解决，仍然是他一贯统一军令与政令的说法，也就是要中共交出军队与政权。因此，所谓政治要求予以宽容，极限不过是给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许到蒋政府做官而已。蒋氏和平条件更明确见诸8月29日的日记之中，他列出三条：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前引书，第2656页）
另组联合政府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蒋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在重庆一住四十余日，蒋毛会见时间不长，正式商谈五次。欢迎晚宴时，蒋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勋章耀眼，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是最高统帅。蒋氏夫妇以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时，请毛作陪；，又邀毛与美国大使一起吃午饭，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有美苏两大国的支持。蒋以声势慑毛，显然无效，穿土布中山装（即列宁装，后来又称毛装）的毛泽东，绝不屈服，使蒋“脑筋深受刺激”。10月10日临行前毛要求宿于林园，翌晨共进早餐，但话总不投机。毛离去后，蒋散步林园一周毕，于记事批阅公文之余，“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前引书，第2688页）
蒋介石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底线下，根本不会允许解放区与八路军的存在，也不会同意重起炉灶，组织联合政府来完成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在此情形下，和谈不可能谈出任何可行的结果。毛泽东同意缩编若干军队，退出若干解放区，只是表示一点诚意，距离蒋的要求尚远。国共重庆和谈后所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过是装点门面，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唐纵在日记中透露，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欲趁日本投降占领华北，因来渝谈判而未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1页）事实上，在和谈期间，美军出动陆战队助蒋占领华北。就蒋而言，此次和谈的真正收获乃是达到缓兵之计的目的，使蒋军获得宝贵的时间，由美国海空联运送部队到华北。不过，“毛”翁失“土”，却在统战上大有收获。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以贵宾身份抵达重庆，逗留将近七周之久，周旋于各界人士之间，往往侃侃而谈，时时心心相印，赢得无数同情与支持，而毛氏一曲《沁园春》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势不凡，使很多士人倾倒。
蒋介石于重庆和谈期间，已秘密分发在江西时订定的“剿匪手册”，准备展开军事攻势。同时授意张治中密电胡宗南，谓：“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中共代表团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秘示致中央电》）事有凑巧，《双十协定》签订前两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区，查获编号为3251代电的蒋致阎锡山密件，附“剿匪”手册两本，泄露了“剿匪”的天机（见叶永烈《毛蒋争霸录》，第428页），《双十协定》签订后，蒋失望之余再密令各军努力“进剿”，想以饿虎扑羊的兵力，完成军令与政令统一之任务，不宣而战的国共内战实已爆发，但是进展迟滞，并不如蒋氏想象那样容易克奏肤功。
中共于日本投降后，虽知美、苏两大国均支持蒋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继续强硬抵抗。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仅出蒋意料之外，也出美国人的意料之外，还误以为斯大林与毛泽东有什么默契呢。其实斯大林得到满蒙利益后，很愿帮蒋的忙，只是对在华美军感到疑惧。斯既对毛冷淡，毛自亦不必买斯之账。一时之间，瞧不起秦皇汉武的毛泽东同时与蒋介石、斯大林、杜鲁门对抗起来了。
支援蒋介石的在华美军，旁观者清，很快看到蒋军不可能迅速解决共军，遂怕被卷入中国内战。更何况中共已对美军助蒋提出抗议，苏联也要求美国自华撤兵，杜鲁门基于中国统一的原则，武力统一既不可能或代价太大，只有回到和平统一的日程上来。要和平统一，国共又必须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赫尔利大使的亲蒋反共立场既过于明显，又与国务院在反共问题上搞得很不愉快，遂于1945年11月辞职返美。杜鲁门乃特命马歇尔以总统代表赴华调解国共争端。当时，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仅次于总统杜鲁门，而声望或更过之。美国派出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做调人，可见对国共问题的重视，以及要维护美国对华政策之心切。
马歇尔于1945年底飞抵重庆，带来的不仅是马氏个人的声望，还有“胡萝卜”与“棍子”（carrot and stick）——如果听话，不打内战，和平建设，美国将提供大量经援与军援；若不听话，则停止一切援助。蒋介石对马歇尔原有顾忌，因他与史迪威私人关系甚笃。马歇尔固然不至于以私害公，但他绝非亲蒋之人，更不会赞同蒋之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民主的联合政府，依马歇尔之见，乃理所当然之事，也是和谈必须的先决条件。蒋必须依靠美国，并无拒绝马歇尔调停的余地。蒋之法宝无非是强调中共乃苏俄之附庸，以迎合美方对俄冷战的心态。不过美方则认为，若国共不能合作，导致内战，反而失去以中国牵制苏俄之实力。（参阅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1 , p.6-7）
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经过六次会议，于1946年元月10日获致停战协议，于14日零时生效。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终于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此会议之得以召开，实由于美方之压力，见Bahite,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86）出席代表除国共两党之外，还有青年党、民盟和社会贤达。
政协一直到月底才闭幕，中共在民主党派与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颇占上风，诚如唐纵所说：“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但又无可如何。”（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0页）最后通过五项决议，虽于国府委员名额有所争执，但重要的是确定政府改组，结束一党专政。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宣称他将接受政协的决定，他在闭幕式上更讲得甚是冠冕堂皇，声明拥护政协订定的《和平建国纲领》，愿以“保障民主自由为职志”，以“建立法治国家为目的”，甚至说今后的政府要由各党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共同来负责，说是“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最后还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蒋介石致词全文见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2月1日）话说到这里，毫无疑问，蒋介石已遵从政协的民主自由决议，愿意结束一党专政，改组联合政府。（参阅Van Slyke，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1 , p. 24）当时在场听蒋致词的人，很难怀疑他的真诚，以为内战可免、民主在望。但事后看来，讲词中所谓“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语气已见矫情，而言外更有一段别含深意的话：
我相信，我们国内此后不会再有私有的武装军队、分立的地方政权，来妨碍政令与军令的统一。否则无论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动。
在此他暗指中共党军（私有武装）与解放区（地方政权），妨碍了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换言之，中共如不交出军权与政权，则政协所标举的民主是假民主或反民主。他拥护他认为的真民主，自无义务顺从“假民主”。就此而言，他要中共投降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问题在于他把中共的武力定位为党军、是私有的，而把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以及国民党党军视为整个国家的军队。事实上呢，国共两党是各拥有“武装军队”的政党。叶公超曾向蒋介石提及，英国人问起国民党政权既从武力取得，何以中共武力即为罪恶？蒋介石的答复是：“吾人推翻满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不得不有武力，今无此目标，自应不能私有武力。”（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68页）他应想一想，满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之所以被“推翻”，由于封建腐败不得人心，而此正是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重蹈覆辙的弊病，共产党正可以此理由，拥有“私有武力”来推翻国民党专政与蒋介石的独裁！
若知蒋氏真正的意图之后，始能理解为何他于公开尊重政协决议之余，不仅不付诸实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了。唐纵的日记已经承认，蒋介石在“国际要求”下，不得不召开政协的，并非心甘情愿，认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失败的”，是一种“屈辱”（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78、580、591页），美国人也早就清楚明白，蒋介石一心一意要以武力使中共屈服。他们说蒋挟持了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而富裕国家的一线希望。（参阅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p. 90; Hayford, To the People, p. 205）
更不幸的是，政协开会期间，大批特务多次前往捣乱，侮辱出席代表。政协的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与张申府的居处，被便衣人员侵入骚扰，民盟提出严重交涉，请求查究，国民党代表孙科以政协主席资格，表示道歉，但特务仍未收敛。1946年2月10日上午九时，近万群众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时，特务又来闹场，高声喊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政协代表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被殴伤，造成流血的暴力事件。过了不久，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社与民盟的《民主报》社也被暴徒捣毁，报社人员多被殴伤。民盟主席张澜特于2月23日致函蒋介石，指出特务一再闹事，虽一再“请求政府惩办祸首”，没有结果，而又发生捣毁报社事件，责问蒋介石说：
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其不诚；使我公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人本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持我公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实进行。（载《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465页-466页）
特务根本是蒋之工具，若非示意，哪会伤人？唐纵日记中透露，2月6日官邸会报时，蒋主席即有“对民主同盟为共党做鹰犬应予膺惩”的指示（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6页），张澜的责问和要求岂非与虎谋皮？
蒋介石怂恿特务的结果，终于出了大乱子、吃了大苦头。1946年7月11日，在政协开会期间被特务打破头的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了。四天以后，著名的西南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后也被人枪杀了。李、闻都是民盟的骨干分子，蒋介石一直认为民盟是共产党“鹰犬”、一直想要“膺惩”，所以事发之后，十目所视，莫不视向特务，成为震动中外的重大政治谋杀事件。民盟失去两大要员，固然打击不小，但蒋介石及其政府受到的冲击更大，对国民党的最后溃败，有推波助澜之功，不亚于几个师的威力。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亲往昆明调查此案后，于8月25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
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他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像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梁漱溟 《忆往谈旧录》，第229页）
此案之所以不能在高压之下一口“吞”了，因为特务干得太明目张胆、民愤太大；然而梁漱溟的调查毕竟无以查出整个内情，内情必须要由里面的人来透露。当时戴笠已因飞机失事去世近四个月，蒋介石派唐纵到昆明去处理这件案子。唐赴昆明前，于7月22日凌晨五时接到军统人事处处长郑修元（化名郑履冰）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唐于23日飞抵昆明，郑修元以及云南警务处处长李毓桢与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向他“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唐要他们“对外谨慎言论”。唐于26日由昆明飞上海，翌日飞九江，前往牯岭去见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唐说：
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34页）
事情闹得太大，失了面子，所以蒋介石大发脾气，大骂霍揆彰。霍揆彰何人？乃警备总司令也，又是陈诚的亲信。唐在牯岭遇见陈诚办公室高参张振国，说是霍“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7月28日下午三时，蒋又召见唐，唐向蒋陈明：
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闻案以受刺激而出于义侠之偶然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作悬案。（前引书，同页）
“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无异自认是警备总部有计划之行动，为了向社会交代，必须编造故事。李案的故事编造得不好，所以蒋介石要把它暂作“悬案”。唐纵于7月31日再度飞往昆明，与卢汉、顾祝同、霍揆彰等商量具体步骤。云南省主席卢汉说：“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当时的公开秘密就是特务干的，乃决定“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35页）已可证明原非两个中下级军官因一时气愤而杀人，乃是警备总部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才必须找替罪羊出来“担当责任”。
唐纵得知全部真相，并以特务们的案情报告“简略草率”，为之“甚不怿”！（见同书，第637页）他的日记所记虽语焉未详，但蛛丝马迹已很清楚，很可旁证沈醉于《军统内幕》一书中所说霍揆彰实系主凶：
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下册，第457-458页）
陈诚说蒋恨民主人士入骨，完全正确。事实上，案发前一个多月的6月5日，蒋有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应施打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2页）霍不“姑息”民盟分子李公朴、闻一多以邀宠，则蒋虽不杀李、闻，而李、闻却因蒋而死矣。美国方面对此事件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杜鲁门总统于8月10日写了一封“措词严峻”、“甚至唐突”的信，要求中国大使馆立即转送蒋介石，其中特别提到“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日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7页）马歇尔亦曾于有人在场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及李、闻二教授被刺事，令蒋十分难堪。（Rea & 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 2-3）
蒋介石连手无寸铁的民盟都容不了，遑论“小米加步枪”的中共，更遑论联合政府！但是联合政府乃是战后和谈的基础，基础既不存在，则国共停战不过是暂时的，虚有其表耳。至国共在东北公开兵戎相见，一发而难以收拾矣。
苏联军队进据东北后，最初阻止中共接收，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过度亲美以及美军出现华北，使苏军延迟撤兵（斯大林要求美军同时撤出未果），乃不再阻止新四军与八路军发展。苏军于1946年4月14日撤出长春，即由三万中共军队进入，逼投降国民党的伪满军退出。蒋遂以“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共产党伪政权”（见蒋介石1946年4月20日反省录）为理由，密令徐永昌“进剿”。此时虽距公开内战还有好几个月，但“停战”变成断断续续的“休战”，和平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1946年5月3日，苏军撤出东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回到南京，5月5日宣布还都，5月6日斯大林邀蒋介石访俄，蒋竟然认为是“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而加以拒绝。5月19日开始在东北发动攻击，先后攻克四平街与公主岭，又于23日攻占长春。蒋原说共军非撤出长春不能继续和谈；马歇尔乃要求蒋下停战令以免扩大，而蒋以视察东北为名，告诉马歇尔回来再说。蒋显然觉得一举夺取长春，证明中共实不堪一击，乃想大打一阵后再停战。宋美龄陪蒋介石于5月24日抵达沈阳后，致一英文长函给马歇尔，除表示仍将遵守前订停战协定外，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共让中央政府接受东北主权；二、中共不干涉恢复全国交通；三、国共代表意见不一时，美方有最后决定权。马将此函交周恩来，周于26日回信，原则上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只对所提三项要求略作澄清，并要求停战。但停战须等蒋回京，蒋到6月5日才回到南京，马歇尔立即要蒋宣布停战以便和谈，而蒋仅允休战十日，说是所有条件谈妥后再正式停战。马要求无限期停战，但蒋仅略做让步，允多休战五日。（参阅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 1 , p. 136-139）及休战期限将满，在各方压力下，蒋再延八天。最后中共在宋美龄提出的三项要求多少做了让步，但蒋介石又提出新要求，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蒋不仅要共军自苏北撤走，而且共方警察、保安以及行政人员也须撤走，完全由国民党接收。中共不答应，只允按照政协决议原则选举改组政府之后，由新政府来接收。至6月29日休战期满前夕，虽经马歇尔苦心劝说，蒋仍不肯接受马氏的解决方案，也不肯暂行保留未有协议部分，不肯签字停战，也不愿宣布谈判破裂，于7月2日要国共五人小组（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去商谈未了问题，谈了十天仍无结果，蒋借此下令开火，并立即登上庐山，显然是要躲避马歇尔。
马歇尔于7月14日跟上庐山，此后飞来飞去，到9月1日为止，一共九上庐山（幸而马歇尔夫人也住在庐山，尚可公私两顾），一再向蒋进言停战，仍无办法。（见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 1，p. 190）蒋却于8月11日又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自苏北、皖北撤退；二、中共自热河朝阳撤出；三、中共自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中共于6月7日以后所占晋、鲁各地须撤出；五、中共须于10月10日之前自兴安省撤退，自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这五项要求又超出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远甚，真是没完没了。中共则要求停战后才能谈，到9月底，蒋终于答应停战，马歇尔正感高兴，而此时蒋军进攻张家口打得顺手，中共抗议，若不立刻停止，和谈全面破裂，责任由国民党来负，顿形紧张。而蒋于10月2日又提出有关国府委员名额与驻军地点二点声明。这二点连马歇尔都感不妥，要求见蒋，蒋则避而不见，马将这二点声明交给周恩来后才得与蒋见面，此时马已气蒋，要求杜鲁门把他召回，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氏进军张家口，同时又利用马将军和我继续和平谈判，这会连累及美国方面的信誉的”。（《司徒雷登日记》，第9页）最后马与司徒雷登大使于10月6日和蒋谈了八个钟头，连饭都没有吃，蒋仅仅答应停战十日。（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04页）
周恩来见到蒋之二点声明已不高兴，及知马要中共于停战十日之内实行这二点才能停战，更感有助蒋为虐之嫌，于10月9日给马歇尔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明不能接受两项要求的原因，并责怪马阴助蒋，无意和平。马歇尔辛苦一场，结果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据董必武和王炳南告诉梁漱溟，马帅大发雷霆，气得发抖。（见《忆往谈旧录》，第207-208页）
正在此危机时刻，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攻克了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蒋介石得此佳音捷报，高兴之余，更不顾中共反对以及政协决议，拟于11月15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势力仍想做最后努力，蒋于10月21日接见中间派人士后，又立即飞往台湾，显无谈判诚意，至25日国民党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早已决定大打特打了。
马歇尔声望极高、信心极强，对于调停失败当然耿耿于怀。连亲蒋的国民党学者邵玉铭，在他的《司徒雷登传》里，也不得不指出，马歇尔对蒋一意想用武力解决感到非常愤怒。（见Shaw,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p. 171）黄炎培于1947年元旦写的一首绝句：“去年一月政协开，今年决议烧作灰；借问将军马歇尔，将军端为何事来”（见许汉三《黄炎培年谱》，第201页），很可表达马帅离华前的落寞心情。马歇尔最大的败笔是他以大力促成政协完成自由民主的决议，而不能大力使决议落实，他谴责国共双方的“极端（extremist elements）派”破坏了和平（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 1 ,p. 431-433），实系外交辞令，因中共方面的意见相当一致，固然没有什么“极端派”，国民党方面派系虽多，一切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他若要和平，谁敢破坏？所以和战的关键人物无过于蒋。蒋一心要“消灭共匪”，原无意要和，然逼于情势、震于马歇尔的威名，不得不加以敷衍，后来发觉美国因战略关系，冷战形势已成，不会主动放弃蒋政府，也不会断绝军援、经援，更因反共的“麦卡锡主义”（MaCarthyism）抬头，亲蒋的“中国游说团”（The China Lobby）在华府实力强劲，乃有恃无恐，大耍起“瑞元无赖”的性格，令马帅九上庐山，吃尽苦头，而和谈不成。马歇尔于和谈失败后，曾于12月1日与蒋介石见面，坦白警告蒋，内战将导致整个经济崩溃，绝不可忽视中共的力量，而蒋不同意马之悲观看法，认为中共在他的攻势下，不可能维持八至十个月。一周之后，蒋又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即使没有美援，他亦将在十个月内消灭中共！（参阅Shaw，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p. 184）蒋既一意要打，劝阻不成，打输了又怪美国人援助不力，再度呈现了“瑞元无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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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打不过毛泽东
第一节、自知之明在哪里
当年蒋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众，打不赢毛泽东，屡败者四，最后博古、李德插上一脚，毛泽东无用武之权，使蒋第五次围剿得逞。也许毛也不能挽救此败，然而毛竟将惨败的“流窜”转变为胜利的“长征”，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叹为观止，视为神奇。蒋若有自知之明，应知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绝非毛俦，而蒋竟一直视毛为山野草寇，以为可能一举歼之。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部队已逾百万，所辖人口近亿，更由于从事敌后游击，据有根据地，敌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严密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实已成气候。其军队虽仍是“小米加步枪”，其解放区虽仍是偏远地区，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雄心勃勃，显有问鼎中原之心。然而由于与国民党实力相比仍然悬殊、国际现实所逼、国内普遍厌战，不能亦不愿向国民党挑战，但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之政府，重组结合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庶几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权。但是蒋介石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军队与地方政权，无异要毛泽东先率众投降，怎么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决，重演当年江西“剿匪”的故技，然而今昔异势，当年以十倍之众不能荡灭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众来荡灭吗？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经坐大，不过他显然认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大力援蒋，装备了不少精锐的嫡系师，而美国武器由于蒋之阻挡，未允一枪一炮进入共区。抗战胜利之后，又经陈诚的整编，把所谓杂牌淘汰殆尽。1946年6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军事援华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广泛权力为蒋编练军队，以及提供武器和设备。7月16日，美国又赠蒋二百七十一艘舰艇；8月31日，美国又将八亿美元“剩余物资”以二折低价售蒋。而蒋开始大打内战之时，其陆、海、空军总兵力高达四百三十余万人。数量上固远远超过共军，装备之精良更非共军可望项背。在此一背景下，蒋才会在十月间南京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既然五个月内可以打垮共军，又何必要和谈呢？难怪他在6月17日纪念周上，公然说：“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3页）又在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可见和谈拖了那么久，完全是由于杜鲁门与马歇尔的压力，否则蒋老早开打了。
蒋介石对打内战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只见“军事硬体”的精锐，未暇细检其军队“软件”的窳败。早在抗战期间，随着美援的增加，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级军官没有斗志，甚至沉湎于女色、赌博与走私，而士兵们由征召甚至拉夫而来，训练时间既短又马虎，伙食和医疗条件更差，往往必须忍受饥寒与疾病，对伤兵的处理也极草率与不人道。（参阅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六章）著名美国记者报导说，国民党军官把士兵视若动物，任意殴打、处罚，甚至杀害。（见White and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p. 140）美军顾问团也认为中国士兵的体质与营养均差。（Barrett, Dixie Mission, p.60）这种情况至抗战胜利并未见改善，这样子的军队又何来士气与战斗力之可言？
国民党军官的贪污腐败，外国记者笔下，几乎是众口一词，似乎是只凭印象，没有实据。我们在此且举一个极具权威性实据的个例，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后，唐纵发现“雨农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壮丽雄伟”，又发现“雨农兄在时有黄金千余条（或两），美钞十余万元”。（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04、608页）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当红的大特务，聚横财如此，上行下效，可见一斑。抗战胜利后接收成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败的军队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纵又在日记中有一叶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军自西北开赴贵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马乏，多数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见，部队尚未进城，全城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中所携锅灶有限，茶水粥饭，供应全成问题。黑夜无处容身，每在街头露宿，至壁山，始发棉上衣。彼等认为士气低落之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彼等以河南战役及此番行军之经验，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于数千里之外。（同书，第477页）
蒋介石骂别人“共匪”，而自己的军队被老百姓视若盗匪，未进城已“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统大将唐纵总不至于造自己人的谣吧！
国民党军队素质的腐败，只不过是整个政治窳败的一个侧面。国民党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内有心人早已洞悉。但是改革举步维艰，原因是蒋介石个人独裁难以改变，而其独裁的基础有四根支柱，一边是CC与黄埔；另一边是孔宋家族。前者的毛病是无能，后者的问题是贪污。前者是师生关系，后者是裙带关系。如果真要砍去这四根支柱，蒋介石的政治基础也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可能抛弃四根支柱，只可能与四根支柱共存亡了。
孔宋贪污之恶劣，绝非共产党的宣传或反蒋分子的恶意中伤。连亲蒋的自由分子傅斯年等也不讳言其事。美国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确多渲染不实的叙述，但他得力于美国“资讯自由法案”（Free Information Act），取到不少真凭实据，尤其有关孔宋侵吞公款，中饱私囊方面。在此仅举一例，以概其余。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情报显示，宋子文挪用“租借物资法案”的经费，说是购买六十辆坦克车以及其他昂贵的军事物品，然后在海运途中沉没报销，事实上这大笔经费都入了宋子文的口袋。（见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p. 407-408）据鲁斯克（Dean Rusk）的估计，宋子文拥有十五亿美元的财产，他的亲戚们还有更多的钱。（见鲁斯克致国务卿艾奇逊备忘录，引自Cumings , The Origins of the Krean War,p. 153,另参阅 p. 804-805 注100）1947年2月发生的黄金抛售停售风潮，宋子文虽遭到弹劾，辞去行政院长，蒋却立即发表宋为广东省长，真是难以割舍，上梁不正下梁歪，国民党政府上下贪污成风，乃势所必然。孔宋两家的枢纽是宋蔼龄，如果宋庆龄是宋家姐妹中最理想主义，则宋蔼龄是最现实主义、最为好货，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也是她最卖气力，实际上的媒人。至于蒋、宋、孔之间的桥梁就是宋美龄了。
宋美龄看似妻以夫贵，其实不然。她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许多地方令蒋介石自感弗如。我们可以从李宗仁的回忆录中看到，蒋娶了宋女之后，连对张静江的态度也变了，都不再买账了。须知蒋介石当年在上海滩混的时候，是张家门里门外跑腿的小弟啊。后来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到孔令侃，也是宋美龄出来干涉，而蒋介石爱莫能助，在在可见宋美龄的影响力。宋美龄虽非太后，却有几分太后的权力，蒋介石亦得看她几分眼色，裙带关系也就牢不可破了。
蒋介石的台面就靠这四根柱子撑着，既无群众基础，又不顾战后通货膨胀、农村经济破产、工商衰退、失业日益严重、民生凋敝、工人罢工、学生纷起游行示威、乡村民变时起、人心厌战、知识分子盼望和平建设，竟乃发动全面内战，所依靠的就是三四百万军队，但他的军队实际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并不可靠。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正应趁马歇尔调停之便，适可而止，切实履行政协决议，组织民主开明的联合政府，则国民党虽不再能一党专政，至少可以分享政权，维持中华民国的名号以及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计不及此，一心想独家通吃，蛮干到底，终致“楼台七宝倏成灰”（陈寅恪诗句），为天下笑。
第二节、老本愈打愈小
1946年的年底，国民党军队攻克张家口，蒋介石不再顾虑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的反对以及美方的压力，拒绝延期召开国民大会，和平绝望。翌年初，马歇尔离华并正式宣告调停失败，中共驻京、沪、渝联络工作小组全部撤回延安，国共完全决裂。
决裂之初，蒋介石满怀信心，一方面大肆逮捕异己，视为共产党或共党同路人而铲除之，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速战速决。他早在1946年10月18日的军事会议上已经宣布，五个月之内就可击溃共军，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认为只需三至五个月，这样说五个月还是最长的时限。这种信心与乐观并不完全是凭空的主观论定，而是根据错误的情报，误以为中共呼吁和平，显示在军事上“不堪一击”。攻克张家口之后更判断“共党主力已被击溃”。特务郑介民甚至在10月21日的党政小组会议上宣称：“共党战斗力甚差，组织力亦不如前。共军向我投诚者日众，共党内部亦常有我人潜伏，如能再将冀、鲁平原收复，则共党无可为矣。”（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52页，另参阅第579、623页）事实上，自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决裂前的谈谈打打，国民党从共产党手中夺回不下百余城市，似乎证实共军的确“不堪一击”。据此，我们才可明白为什么蒋介石不怕决裂，甚至积极求战！
蒋介石在高度乐观下，增加军人待遇，以鼓舞士气，很想打几个大胜仗，乃于1946年12月采取全面进攻战略，如饿虎扑羊之势，夺取十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领一百六十余座城市，但是并没有捕捉到共军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钧之力，扑了一个空，占领的土地与城市使战线愈拉愈长，成为防守上的负担与消耗，蒋更密令于收复据点后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为共军攻克击毁（见蒋介石《剿匪手令本》1946年12月30日修订本），益发加重了负担与消耗，而预期要打通自东北、华北至华东的铁路干线，也无法完成，而兵力耗损甚巨。至1947年3月，全面进攻显然无法持续，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长，发布对中共讨伐令，其实在战略上已自“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矣。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重点有二：山东（军事重点）与陕北（政治重点）。在陕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万人于3月13日分兵两路进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国民党声称击溃共军十万，但美方情报显示，共军早已撤离。（见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179-181）蒋驰电胡宗南庆贺，有谓：“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但毛泽东及其中央已远走陕北山区，胡宗南追击不到，也捕捉不到二万余众的陕北共军，然在追击之中不断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又收复了延安。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仅止于宣传。蒋介石率领大批中外记者亲临赤都延安，庆祝胜利，报章腾传，甚至以假冒共军俘虏与记者谈话，以收宣传之效。自欺欺人的西洋镜终会拆穿，占据土地而不能歼敌主力，最后土地还得易手让人。在山东，蒋派汤恩伯等三个兵团二十五万余人，强势进攻，拟歼敌于沂蒙与胶东两地区，未能得逞。而共军在粟裕指挥下，竟敢主动出击全副美械装备精良的整编七十四师，并在5月14日歼之于孟良崮，师长张灵甫阵亡。整编七十四师具有一个军的实力，为最精锐的国民党主力之一，毁于一旦，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欣然赋诗曰：“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见《陈毅诗词选集》，第128页）足令蒋介石震惊。
震惊之余，得了些什么教训呢？蒋介石在1947年5月19日，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讲“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曾谈到孟良崮之役。蒋介石说：
讲到这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这就是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攻击了两天没有攻下，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阴三十里的一个山地——孟良崮。当时全师有六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以致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外听说该师此次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七月间，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的时候，曾经收编了三千俘虏。后来该师师长张灵甫来见我时，我曾当面警告他：“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一定要送到后方收容。”他说：“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而且并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只是做杂役兵，想必没有关系。”我说：“做杂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后方。”我当时以为他照办了，哪知他并没有做到，此次该师和匪军作战，一遇到猛烈炮火，阵地就生混乱，听说有杂役兵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由此可见，我们高级将领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军的生命。张师长在平时本是最忠实，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将领，但因为一时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惨败，这是大家应该时刻记住，作为殷鉴的。
蒋介石这里说张灵甫是“一时的疏忽”，被若干俘虏来的杂役兵搞了鬼，以至于惨败，根本是自欺欺人，没有常识的话，绝不可信。身与孟良崮之役的陈左弧在给李敖的信中指出，蒋介石这一段话多与事实不合。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凉季节，陈氏记得“张灵甫带着幕僚们骑着马上前线督战时，他身上穿着蛋青色的秋大衣”。陈氏也记得七十四师自南京北上参战后，一直到全军覆灭，张灵甫既未离开部队，蒋亦未来视察，所谓“当面警告”，实系子虚。陈氏怀疑“蒋先生说了谎话，以炫示他的高瞻远瞩，察察为明”。关于俘虏，当时国民党并无统一规定，故任由部队处理。至于蒋“听说”孟良崮战役中“有杂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虏）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陈在军中全无所闻，他所见到的俘虏兵都是“照常战斗”，并未发生意外。他怀疑是“汤恩伯等高级指挥官以及七十四师所属少数几个侥幸兔脱没有被俘的团长们所捏造出来的鬼话”，意在推卸自己指挥无方、作战不力的罪责。（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三集》，第282-286页）这种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惨败的教训。
蒋介石上述演讲后十三天，又对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讲“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又谈到孟良崮之役：
至于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与第三期同时召训呢？这是因为我鉴于鲁中、豫北各战场最近的表现，认为我们前方将领，对于剿匪军事和政治的意义，还没有彻底认识，不能确立必胜的信念；同时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属无容讳言。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且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蒋介石这里说孟良崮之役是“友军不能及时赴援”，才打了败仗，又把惨败的原因过于简单化了。他不愿也不能认识到，这一仗乃是共军少壮将领粟裕在毛泽东、陈毅信任之下，挥洒自如的杰出表现，也是粟裕的成名之仗。他统领九个纵队以坦埠为中心，面对蒋介石手下大将顾祝同的五个整编师和一个军的排山倒海之势，毫不畏惧，断然迎战，且以猛虎掏心的招式，直攻最精锐的七十四师，出敌不意，贏得奇袭的效果，并诱引七十四师进入预设的“铁栅”，然后两翼向前伸张，渐成合围之势。为了分隔七十四师与友军的呼应，粟裕又用二个纵队纵深猛插，抢占制高点，分别割裂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以及八十三师的结合，在此展现出虎将的勇猛，勇能克险，达到切断敌军的精彩任务。等到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有被关入“铁栅”的危险时，准备收缩南撤，但粟裕早已在敌人背后的铜石西南地区预置了一个纵队，于一日之内，先行占领七十四师退向的垛庄，堵住敌军后退之路，七十四师遂被逼上孟良崮。可谓高手下棋，棋先一着，出敌不意。当美械七十四师被逼上山，重武器皆弃置于山下，顿时剥夺了蒋军火炮上的优势。蒋介石说“友军不能及时赴援”，应指不可能赴援，因粟裕只用五个纵队围攻，另外布置四个纵队阻援，防止了蒋军里应外合，反败为胜。粟军阻援又展现了顽强的毅力。顾祝同的六十五师、十一军、第七军、四十八师均被有效钳住，不能赴援。另外国民党八十三、二十五两师虽逼近包围圈、虽孟良崮在望，但是绝对无法超越阻援的坚强防线。七十四师既被完全孤立，包围圈逐渐缩小，突围无路，最后粮尽弹绝，粟裕下令总攻，集中炮火猛轰，当日下午七十四师官兵全体投降。这四天（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恶战，充分证实了粟裕作为一个将才的胆识，勇而有谋，迭着先机。蒋介石看不到这些，竟说是被乌合之众所败（语见蒋介石《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大肆宣传张灵甫的自杀殉国、开追悼大会等等。其实败军之将，何当此荣？据张师长随从参谋杨占春被俘后说，张灵甫打电报给蒋，说是集体自杀，其实是被击毙的。（见辛子陵《毛泽东全传》中册，第99页）
蒋介石在山东的重点进攻，损兵折将，虽于六七月间再度发动胶东攻势，仍无多进展，没有警觉到“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把他美式装备的精锐师打得大败亏输，意味着什么？反而于6月25日命高等法院下达通缉令，通缉毛泽东，以自壮声势，有点儿像夜行吹口哨。蒋介石重点进攻失败之余，被压缩于铁路据点与大城市，而毛泽东则由内线转入外线，尤其是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大军乘机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位于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之间，直接威胁到南京与武汉。1947年7、8月间，毛泽东已逐步易守为攻，展现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蒋介石于同年7月5日发布“剿共戡乱令”，更加显得色厉内荏。事实上，1947年的后半年，毛泽东喊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至此不是国民党“剿共”，已是共产党“剿国”了。蒋介石归罪于“友军不能及时赴援”等战术上的错失，浑然不知在战略上犯了根本的错误，他竟像《水浒传》里的洪教头，气势汹汹地要打林冲，结果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踢翻。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长文时，就引用了林冲的例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第187页），而蒋介石却计不及此，能怪谁人？
1948年元月，蒋介石“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见蒋介石1948年1月7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3076页），乃退采重点防御战略，将战区分为二十个绥靖区，设司令长官，掌握军政大权，组训民众，以充实兵源。同时集中兵力于主点、主线之上。其实这种集中对蒋并不有利，因为这些防御重点势将被割成片片孤岛，等待被动的决战，那就是即将来临的所谓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战役，使蒋氏精锐主力丧失殆尽！
蒋介石自称熟读德国著名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Vour Kriege）。（见蒋介石《对克劳塞维茨著作的感想》，1956年5月出版）克氏说得很明白：“什么叫击败敌人？必然是消灭其武力，无论用任何方式来杀伤敌军，使其不能继续作战……吾人必须视歼敌之全部或一部为所有作战的唯一目标。”（见Clausewitz,On War, p. 304）但是蒋介石总是不肯放弃土地城池，情愿消耗兵力，已犯克氏所谓的兵家大忌。读《孙子兵法》的毛泽东为了保存二三万兵力，不惜弃守延安，转战陕北，至击败敌军后，再收复延安，比蒋更懂得克氏《战争论》的基本原则。
蒋介石失掉东北，并不是俄国人撕毁中俄条约，如真撕毁，斯大林何不把东北交给毛泽东？事实上，一百二十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大都缴给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在东北，苏军原定于1945年11月撤走，但蒋来不及接收，要求苏军延期，以免中共捷足先登。苏军落得稽延，迟迟其行，直到1949年5月于大掠之后撤离。（参阅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3 , pt. 2, p. 727-728）蒋介石于派遣精锐部队从俄国人手中接收后，被土八路打败。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都丧师东北，师丧而后东北失，正合克氏所言，歼敌为作战之唯一目标。
蒋既十分重视东北，却不知也不敢打手里的一张王牌，那就是张学良。少帅不仅是“当地的儿子”（native son），而且是东北的传奇人物，在民间有一定的影响力，更无论历史渊源的深厚，收复东北不仅是国家的收复，也是他个人的收复，雪九一八之耻，没有比他更加显著，一旦荣归故里，号召力实无与伦比，中共的声势必然为其所掩盖。但蒋氏狭窄的胸襟，仍以报复私怨为念，哪有“百万人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呢？所以他只能派出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等三四流货色，既无“竞争力”，更无“稳定力”，哪会被东北父老瞧在眼里？最后还得靠军队来“打通”东北，即使靠军队，他情愿靠只有几个月粗浅军事训练的黄埔毕业生杜聿明，而不情愿靠文武资历完整、美国第一流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孙批评杜“胆小如鼠”后被调往台湾凤山训练新兵去也。于是“硬体”精锐、“软件”草包的蒋军分布在东北铁路沿线的诸要点上，从锦州、沈阳到长春，孤孤零零，浑然不知已被广大的“面”所包围。1948年9月，毛泽东主动向锦州开炮，蒋即使想撤出关外精锐以保关内，亦为时已晚。当锦州一“点”被围，蒋想派援军解围，不知毛早已有“围点打援”的成竹在胸。10月3日，锦州告急，驻在葫芦岛的国民党东北兵团九个师，虽奉命驰援，然受阻于塔山地区，奋战不已，仍无进展。10月15日晚，锦州已失。
锦州既失，东北的后门被关上，群情紧张。三天之后，郑洞国以长春降共，又失一“点”，沈阳遽成“孤岛”。蒋介石亟欲反攻锦州，打开后门南撤东北精锐，临时命令黄埔爱将杜聿明出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辅助卫立煌。杜于10月20日飞抵沈阳，即命廖耀湘的美械新六军南攻锦州，命五十二军夺取营口，以备退路。但廖军前进受阻，激战数日无法突破，不得已撤军营口，但通往营口之路已为共军切断，只好北归沈阳，但北归之门也被共军关上，只好突围，突围不成，于10月28日被歼于大虎山之东，廖耀湘被俘。约略同时，葫芦岛的国民党兵团也被困于塔山地区。10月30日，杜聿明自葫芦岛飞返沈阳，机场已经被占，无法落地，折回葫芦岛。三天之后，共军即已占领沈阳，卫立煌逃出。再一周之后，锦西、葫芦岛俱失，结束辽沈战役，整个东北易手，蒋介石的军队被歼四十七万余人，其中有三十余万是现代化的精锐部队。此败除战略上早失先机，成为困兽之外，蒋在战术上又犯了兵家大忌，居然在飞机上或在“重庆号”座舰上瞎指挥，搞乱了部队的主动与机动。相比之下，毛泽东只提战略原则，如何打法，全由东北野战军的林彪与罗荣桓负责决定，成败利钝岂偶然哉？
东北尽失，共军在数量上已超过国军，又从蒋氏嫡系投降之精锐部队，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批美制重武器，强弱已经易势。何况陈毅、粟裕已组成庞大的华东野战军，据有山东；刘伯承、邓小平以大别山为基地，也组成庞大的中原野战军，虎视眈眈。蒋介石若知进退，实应集中兵力于淮河之南，与华中白崇禧、西北胡宗南遥相呼应，以确保长江。然而蒋大输之后极不甘心，仍想聚歼共军主力，以挽颓局。最初，由于形势所逼，已准备撤徐州之师，寻为毛泽东佯攻豫南所惑，觉得徐州有暇可守，舍不得放弃此一名城，遂命邱清泉、李弥、黄百韬、李延年各兵团向徐州集结，另在徐州之南的宿县有孙元良兵团，在蚌埠有刘汝明兵团。此一阵势显然要与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决战于徐蚌之间、津浦铁路两侧。杜聿明又回任徐州副剿总，实际负责此次战役。
杜甫上任，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围，蒋遂命杜率邱、李两兵团解黄兵团之围，并想乘机歼灭包围黄兵团之华东野战军，亟欲与共军一决雌雄。然而像东北战役一样，共军围点打援，当咬住黄兵团时，顽强阻援，使邱、李援军迟滞其行，黄兵团近八万人卒于1948年11月22日被歼，黄百韬兵败阵亡。
蒋介石见黄兵团覆亡，如赌徒输了大把银子，急欲赢回，不惜拿出老本一搏，即令杜聿明率师南攻，令黄维兵团、刘汝明兵团分别北攻，意图三路会剿，打通徐蚌间之铁路线。未料三兵团前进依然困难，有时甚至寸步难行，黄维的机械化重武器兵团在河道众多地区行军，更为困难，又因蒋介石不谙敌情，乱出主意，敌前将领犹豫不决，缺乏弹性，终于11月24日渡河后进入口袋，转移无方，陷入重围于南平集和双堆集一带。翌日，蒋致刘峙、杜聿明电，透露国军消耗各种炮弹十二余万发，而进展每日不及一公里，引为“奇耻大辱”（电文藏南京二档馆），至此，蒋知徐蚌之间的铁路线已无望打通，乃允杜弃徐州而后退守淮河以南。然杜于11月30日南撤时，不到几天就被困于永城附近。蒋居然还要杜南下救黄维兵团。这又犯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兵家大忌。杜部孙元良兵团突围未果被歼。12月15日，久被围困的黄维兵团相继覆灭。刘汝明与李延年两兵团及时南逃得脱。各路皆溃后，杜聿明所领邱李两兵团更形孤立于永城东北，已成孤立无援、坐以待毙的局面。
杜聿明当然希望华中“剿总”与西北“剿总”能伸援手，蒋介石视杜为心腹，所部乃老本之老本，更希望能有救兵。但是胡宗南的西北兵团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少历史学者指出白崇禧在华中见死不救，由于蒋桂之间素有芥蒂，事出有因。宋希濂在其自述中更指白氏有倒蒋企图，并阻宋部东援，不过宋氏记白氏所说：“形势已无法挽救，去（援）亦无补于大局。”（宋希濂《鹰犬将军》下册，页三九二）平心而论，应属实情，再多送一些部队去受歼，不如集中兵力于武汉，以保障华中和西南，应属上策。牺牲蒋之老本，固于蒋不利，于国民党而言，未尝不可说是“弃帅保车”。再说，蒋别立徐州剿总，原具私心，以分白崇禧之兵权，指挥与调配不能如臂使指，咎由自取。中共那边刘伯承曾说，解放军在华东与西北为哑铃之两端，而其中原野战军为哑铃之柄，浑成一体。国共交兵，胜败之机，又见之矣。
杜聿明陷于重围后，12月19日晚间，风雪大作，一直到12月28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空投困难。在大军饿肚子的情况下，蒋介石居然派飞机空投烈士纪念册，意在要杜聿明去死，真是太妙了。杜被派赴前线之前，蒋介石曾召见他，表情沉痛地明告：这一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你放下枪，我脱军装！”师生前途，在此一战。于是杜聿明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绝中共招降，也是感于老师“你放下枪，我脱军装！”这一番沉痛、这一番秘密告诫与叮咛。但是，蒋介石毕竟是奸雄，一方面，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面，却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以表示他珍惜部下与将才。因此，形式上派飞机去接杜聿明之举，也就一再演出。但真相却是，飞机虽派了两次，但驾驶员并未带蒋介石的手令。没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飞机的。原来他们师徒两人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
1948年12月19日起，由于战地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更形困难，杜聿明的部队已经吃起了草根、树皮和马肉，这种局面，何能持久？翌年元月9日，杜聿明实在撑不下去了，做最后突围尝试，当晚他给了蒋介石最后一电：“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这种突围，实际是各自逃命。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装，混迹其中，仍遭识破被俘。这次大会战的结果，使国民党的部队全歼六十万人，包括五十七个整师，元气为之大伤。
这场规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战前后打了六十六天，国民党几乎全军覆灭（唯李弥率部分队伍得脱），蒋介石赔上他的老本。追究真正责任，该负责的是蒋介石自己。他完全不懂作战原理，自毁长城。杜聿明后来写了一篇《淮海战役始末》，指出在战役开始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处于相当优势，“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火少，飞机、坦克没有。”按说，蒋军处于如此优势，当然大可一战，可是蒋介石的军事判断与指挥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冒出了“一个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打仗如竞技，技不如人，败下阵来，根本没有话说。但是蒋介石总是认为他的失败由于部下没有尽忠、没有为他死节。杜聿明是“天子门生”，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不仅对被俘坐牢之人毫无感念，而且恶待其家属以为惩罚。这种不近人情的心态，其实是一种病。为什么是病呢？因为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的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叫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
他在1933年5月8日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曾有对付不自杀的“恬不知耻，欣然偷生跑回来”者的彻底办法。他说：“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如有放纵隐瞒或收容掩护者同罪。”然而讲这话后三年，蒋介石自己正好变成了他的理论的考验者，他在西安事变中自称被俘，若谓：“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样“剿匪作战”不绝，而不怕“军队风气破坏”。1947年4月15日，蒋介石感于“剿匪”战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级将领，到南京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在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军人“只有自杀”来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这次演讲后三年，1950年4月16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我们必须指出，蒋介石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从屈突通的故事看来，并非纯是中国传统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童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唯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尧君素，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不肯，还怪屈突通不该投降。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最后城中兵少食尽，被部下所杀。
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记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得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做了两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主要在说明对“忠”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种的，蒋介石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种，却不知道，临难不死节的，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史可法死于乱军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被俘不屈”的显例。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为个人定有这种下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龚胜才一死；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谢坊得才一死。这些志士仁人，他们都是“无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们也都去求。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了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别人为他死节？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为何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连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杜聿明。杜为他卖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杜太太曹秀清由蒋介石手谕送往台湾，当作人质，过着惨淡的岁月。长子杜致仁在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直到大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蒋介石和宋美龄才另眼看待，大献殷勤，希望杜夫人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
杜聿明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还不够！手下被敌人惩罚后，还要被自己人惩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强制别人做烈士。
最具讽刺性的是，他虽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详阅李敖《蒋介石与自己降将——为活先烈开清单》，《蒋介石研究五集》，第257-276页），也许烈士太少了，蒋介石有意无意制造“活先烈”过干瘾，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泽。
1948年7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宣布，据第二天《大公报》内容如下：
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
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
这位政工局长口中的康泽，在襄阳之战中真的“业已殉难”了吗？这根本是一厢情愿，1948年7月下旬的《新闻天地》的报导，证明康泽并没有殉难，康泽是被俘的，中共的新华社也在17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一个心腹、一个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曾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在蒋记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1933年10月，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一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分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他在抗战中的职务是1937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8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1945年奉派出国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1947年返国。翌年一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
1948年7月1日开始的襄阳之战，蒋介石方面说，“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由于“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可是言犹在耳，短短六天以后，康泽便以被俘闻了。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康泽副手郭勋祺被俘归来“伪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在襄阳失守时候，蒋介石为了人造奶油式的赶造先烈，在1948年7月22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既是纯属子虚，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他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人，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1949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第1672页）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参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1951年4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对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分量，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凜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康泽被共产党关是1948到1963年，前后十五年。他在1963年被共产党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至于说康泽“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样引起对康泽死难的错觉。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词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康泽既是1963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于证明老康放水无误！
在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他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83年7月15日）里，有这么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阳之康泽、成都之曾扩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迹，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
请看这又是何等引人入错啊！杜聿明早在1959年就被共产党释放了，照《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1981年7月1日）的扼要小传，他被释放后，
……稍后任“政协”全国专员，补任“政协”全国委员。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与之重聚。五十三年12月，任三届“人大”代表、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六十一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应邀出席“国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平，二度在“国宴”上露面。六十四年1月，任四届“人大”代表。六十七年2月，任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六十九年11月，因肾病复发住院。七十年5月7日晨7时27分，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岁。
试问这是“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吗？邓文仪的“脂粉作业”、“涂金作业”，目的就是要给人死节的错觉。
1948年12月下旬，当杜聿明及其二个兵团被围于陈官庄之时，傅作义正坐困北平。华北剿总傅作义原有五十余万大军，实力不容藐视。毛泽东又洞烛机先，棋快一着，急命林彪在东北新胜之师，迅速入关，切断了傅作义大军西退或东进之路。而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徐蚌战役已弄得焦头烂额，竟无暇正视平津局势。傅作义于11月3日亲自飞抵南京求见，蒋不知故意还是真无时间相见，只命国防部长何应钦接见，转达几点意见，未必切实可行，更无积极支援的保证。当12月14日，共军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义乃决定与中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12月31日，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傅作义不战而降，免除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毁，实有功于中华民族，所以他的命运与战而后降的国民党将军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劳改，而且当上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当然蒋介石视为不忠，但是蒋要求傅对他个人效忠，他还不配，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视傅为自己人。
到1949年之初，蒋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损失了百万以上的军队。长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悬西北的兵团外，尽是解放军的天下，南京的蒋政权已摇摇欲坠矣。
第三节、搞假民主的恶果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揭幕。早在抗战之前的1936年，国民政府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于5月5日拟定宪草，赋予总统统辖全国军队、宣战、媾和、缔约、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大权，世称五五宪草。然而由于日寇入侵，没有实施。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又被排到日程上来。
召开国民大会，号称还政于民，要人民当家作主。但问题是，谁是人民？居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会也不能当家作主。农民也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本身利益的代议士，章太炎在民初就已指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搞代议，选出的必然是有权有势者，让土豪劣绅如虎添翼。这种现实到抗战胜利并无基本改变。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一党专政，选出的国民代表也不过是亲国民党的“土豪劣绅”。选举既不能公正，选出的人也无代表性可言。
所以在战后民主的诉求下、马歇尔的调停下，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政府，另组具有较大基础的联合政府，然后准备行宪。
政协经过二十一天的努力，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修正五五宪草，称为《政协宪草》，扩大了民主原则。蒋介石最初虽公开表示接受政协决议，但自始认为斯乃共产党与民盟向国民党夺权的阴谋，认为不是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精神的宪草，自然伺机破坏。
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方法是，不待改组政府，就先行决定于1946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在中共强力抗议下，蒋介石只允展期三天。当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时，中共与民盟拒绝参加，并为国共和谈完全决裂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华府国务院电显示，国大召开后，蒋仍表示愿与中共和谈，显然是给美国看的一种姿态，同时想以既成事实，压迫中共就范。然而中共坚持取消国大，回到1946年1月13日以前之情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蒋遂即命令中共代表离京。（参阅Rea & 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 57 ,74）
这个国民党与若干花瓶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于同年12月25日闭幕，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蒋介石有鉴于客观情势，有意于行宪后改组政府，转变“一党训政”为“多党训政”，然而既容不下中共与民盟，只剩下“花瓶党”，则所谓“多党训政”有名而无实，实际上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更无以走上真正的民主宪政之路，只能搞假民主充数。
假民主最可见之于伪选举。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协议部分代表名额由党提名与支持当选，而事实上则是“定量分配”、“讨价还价”、“保障当选”，甚至“中央竞圈”的局面。所以有许多人未选已经内定。投票日是1947年11月21日。这一天的《大公报》报导，首都南京“全市国旗飘扬，如逢盛大庆典”。“盛大庆典”的背后，则是蒋介石严令各地县长和专员，支持某人，某人一定要当选的专断。于是县政府不得已保留一部分票，以支持某人当选。如湖北省的选举，不过是走过场，大多数选票早已暗中填妥，随便发几张票给选民做做幌子，一切由保长及其爪牙控制。（参阅梁上贤《湖北省伪大选一瞥》，《湖北文史资料》第五辑）所有的竞争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选举引发更为激烈的党团之争。
这种样子的选举自然会闹双包案。如李宗黄是云南鹤庆人，由中央提名而径自当选，但云南省主席卢汉却另支持李耀庭当选鹤庆县国大代表。李耀庭当选后竟不能出席国大，乃告地状，后经陈立夫等人设法解决，结果两人都领到当选证书。诸如此类的笑话，不胜枚举。
选举之后，于1947年11月22日，公布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成立筹委会。当时国共内战已打得烽火连天，战况已对国民党不利，仍积极筹开国大选举正副总统，显然有鼓励士气以及以民主假象贏得美国更大支持的用心。国民政府遂于12月25日明令定于翌年（1948）3月29日召集国民大会。
大会开幕之前，由于选举纠纷摆不平，演出绝食、抬棺、霸占会场等闹剧。最后由便衣警察于午夜后强制移走，惊心动魄的第一幕，幸未闹得不可收拾。（参阅周剑心《国大琐忆》，《中外杂志》第十九卷第二期）第一届国大第一次会议遂得于3月29日如期揭幕，蒋介石参加开幕典礼，并致词说：“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
4月9日，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身份到会场做施政报告，主题不外经济与军事，他都表乐观。他说法币准备金额庞大，经济问题并不严重；更郑重宣示：“政府对剿匪军事有绝对把握，深信黄河以南流匪，在六个月内可肃清，保证共匪要控制中国绝不可能。”（引自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第167、168页）他好像忘了两年前说过三至五个月内消灭“共匪”的话，现在改口说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流匪”，又是胡言乱语。这个时候国民党在前方一直打着败仗，而这些败仗都是他亲自遥控指挥的，岂能不知败象，竟毫无顾忌，睁眼说瞎话，而代表们于听完报告后，居然“掌声凡数十次”，亦可旁证这些代表所代表的是什么民意！
不过，来自东北的代表可按捺不住，因为明明国民党在东北节节败退，情况如此之糟，还要说不负责任乐观的话。他们不敢直接向蒋介石开炮，把箭头指向蒋介石手下的红人参谋总长、又在东北主持过军政五个月的陈诚，要求“请杀陈诚以谢国人，以振军心”。在军事检讨会上，请求发言者特别踊跃，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方代表在宴会上甚至当面促蒋介石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蒋介石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不是诸葛亮，陈诚也不是马谡，怎么叫挥泪斩马谡？”他似乎不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斩马谡。马谡失街亭当斩，陈诚失东北不当斩吗？不过话说回来，失街亭是马谡自作主张的错误，而失东北乃陈诚执行蒋介石命令之故，该斩的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听到请杀陈诚，能不如同身受，怒形于色吗？他能杀一个替他背黑锅的人吗？
国大的重头戏当然是选举总统，其实是选举蒋介石为总统，但是国大一开幕，蒋却戏剧性的准备放弃竞选总统，颇堪玩味。就在国民大会开幕后一日，也就是3月30日，蒋介石就派王世杰传话给胡适，将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这突如其来的“出击”，连聪明的胡适都被“迷”倒了，在日记中写道：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3月31日，胡适真的“严重地”考虑起来，上午约周鲠生来谈，“请他替我想想”；下午又与王世杰长谈三小时。最后当日晚上八点一刻，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接受了。不过胡适的接受仍留有余地，他要王世杰转告几点：
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这种“余地”很容易被视为“客气”，并不影响“接受”，故胡适想了一晚之后，于4月1日愚人节晚上去看王世杰，“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显然“难以相信是真的”（“too good to be true”）！但是蒋介石仍在4月4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宣读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提议一个无党派人出来候选，并替候选人开了五条件：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虽未指名道姓此候选人为谁，但胡适自己说：“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蒋介石要请胡适竞选总统，并由他亲自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名，可是会中除吴稚晖与罗家伦两人赞同蒋的提议外，其余出席者都坚决主张蒋为候选人，蒋乃交中央常会决定，中常会决定拥蒋，于是胡适竞选总统的插曲落幕。这一段历史正如当年所发生的，真实不误；蒋、胡之间的联系人是王世杰，王对此事有记录，胡本人亦曾记此事。但怎样来解释这件事呢？王世杰向胡适说，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总统无实权，所以蒋情愿屈居胡下，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这种解释似乎言之成理；然事后证明，宪法问题难不倒蒋介石。老蒋当年哪里会为此小问题，而雅不愿做大总统呢？王又代蒋转告胡，蒋不当总统以便戡乱。这种从现实的考虑，当然有可能。如果再略事发挥一下，蒋一心一意要“戡乱”，极需美国人的大力支援，把胡适牌打出来，自可赢得山姆大叔的好感！不过，冷静地想一想，蒋介石如果真的坚持不当总统，真的想请胡适竞选，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的中央常会居然敢否决他的提议，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强人对他的执会、常会竟如此没有影响力吗？如果说是虚情假意吗，那又何必一再派王世杰去劝胡适呢？其目的又何在呢？真相到底如何？真是一头雾水！
事隔四十余年，当年的国代刘心皇无意中帮助我们揭开表象，洞见真相。刘氏于1989年11月7日给李敖的信中，有如下一段：
关于蒋中正劝胡适竞选总统一节，我认为是蒋先生想请胡适代表社会贤达、代表清流，发表声明，说：“当今之世，总统一职，非蒋中正先生担任不可。”当时，胡适被劝时，只说自己不能干，竟然不说拥护蒋先生干，蒋只有一劝再劝，希望胡能领悟，讵料胡不唯不悟，竟终于答允，演成中常会反对，而蒋也终于接受他的中常会之拥戴，担任总统候选人了。（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一百期下册，第107页）
刘心皇的“认为”，不仅如他所说另有旁证，别有前科，而且令人疑窦冰释，大有原来如此之感。原来蒋当总统始终不做第二人想的，原来蒋请胡竞选，是示意胡拥己，一再敦请，乃因胡不识相，希望他领悟。结果胡不但未领悟，还认为“蒋公是很诚恳的”，居然假戏要真做。但假戏又何能真做呢？原来国民党的中常会完全是先意承旨的，蒋完全是胸有成竹的。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层次看，蒋再度表演“以退为进”、“口是心非”的中国传统，以及再一次显露他的性格。他是一有自大狂的人，再加上封建迷信，自以为真龙天子，天无二日，哪肯屈居人下？同时他又是一个有自卑感的人，否则何必要清流拥戴呢？
戏演完之后，便是如何修宪以增加总统的权力。国大代表们遂于4月18日讨论宪法修改案，蒋介石首次以代表资格出席，入座第一号代表席，以一小时的快速顺利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完成三读程序，主要内容即为提高总统的职权。代表们在其他修宪部分争论激烈，各不相让，独对提高总统职权，全无异议，可见极大多数的代表乃是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人马，所争者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人内部的权力斗争。蒋介石于4月17日召集全体国民党代表训话，要他们“服从领袖、尊重党纪”，全体起立，一致接受，也就不必为异了。
4月5日国民党中常委一致拥护蒋总裁为总统候选人，翌日临时中全会也表示拥蒋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4月9日，一百五十余名国代签署，请选蒋主席为总统，连署者高达二千四百八十九人。选举总统的日子是4月19日，早上8时50分开始签到，出席的代表、来宾、记者都十分踊跃，座无虚席。中午12时45分宣布开票，结果蒋介石获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陪选的居正仅得二百六十九票。全场鼓掌、高呼万岁。
总统选举是一面倒的情势，没有人可以跟蒋介石竞选，居正陪选原本多此一举。然而副总统选举就大不一样，一人之下，群雄相争。有那么多候选人，主要也是由于蒋介石申明自由竞选的原则。这几位之中，蒋最顾忌的当然是桂系首脑李宗仁，孙科虽亦曾反过蒋，有过瓜葛，但毕竟是文人，而李不仅是军人，而且有实力，更何况战时的功勋以及战后的人望，在在使蒋感到威胁。
然而李宗仁却不听桂系一白二黄的劝阻，干冒蒋之多疑善忌，出而竞选。以他知蒋之深，当然估计到蒋会反对，但他认为蒋愈反对，他愈会当选。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中，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显然言过其实。现在司徒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全已公开，看不到“完全”与“策动”的痕迹，反而他对李宗仁当选后，能否起辅佐的作用，表示怀疑。
蒋介石初闻李宗仁有意角逐副总统时，居然仍说党内同志均可公开竞选，对任何人都毫无成见。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美联社记者得悉后，加以报导，哄传海内外，中外报章，尤其是美国舆论认为李之参选，有助于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施。北大校长胡适也驰函鼓动：
德邻先生：前天看报上记载，先生愿做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
匆匆敬祝双安。胡适敬上，三十七年一月十一日早。
李宗仁顺着胡适公平竞争的意思，回信也鼓励胡适竞选大总统：
适之先生：接到来信，承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敬祝大安。李宗仁。一月十四日。（两函均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1948年1月）
胡、李两函曾并刊于报端，颇令人注目，也颇为运动员式的民主精神以及李宗仁的竞选造势。也许由于此一背景，有不少大陆学者认为李宗仁出马，有美国人在幕后操纵，甚至说因有美国人撑腰，李才敢向蒋挑战，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耳之见。
在蒋介石自由竞选的声明以及民主精神的鼓动下，国民党元老程潜、于右任，以及民社党的徐溥霖和无党籍的莫德惠，公开宣布参选副总统。但这些人显非李宗仁的敌手，当李得悉孙科无意参选后，更感信心十足，于是就这样的，大张旗鼓地从事副总统竞选了。
李于3月25日自平抵京后，请见蒋介石，得到蒋氏对参选没有成见的保证。但是国民大会开幕之后，由于总统选举没有竞争的余地，副总统选举便显得特别热烈。当李宗仁的呼声愈来愈高，蒋介石开始不高兴了。据李宗仁本人的分析，原因大致是：
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李宗仁回忆录》，第859、860页）
蒋介石起初想用党提名的方式，决定他所喜欢的候选人，派吴稚晖与张群以必须统一党的意志为说，要李宗仁接受，遭李拒绝。李有更正大的理由：蒋既然一定要行宪，一切就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党提名的诡计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蒋并未因此罢休，在党国大员劝退无效后，亲自出马，单独召见李来劝退了。李坚持不肯已经“粉墨登场”之后打退堂鼓，而蒋亦坚持要李自动放弃，各不相让，有如口角。（见《李宗仁回忆录》第579页）
能够当面和蒋介石顶嘴的，在当时的国民党里，李宗仁可能是独无仅有，自然是“新闻”，不胫而走，使李反而得到更多的同情。据参与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告诉李宗仁，蒋曾“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同书，第580页）真是愈来愈严重，蒋氏狭窄的心胸使他钻牛角尖亦愈钻愈深。
在蒋介石劝退不了李宗仁后，决心推出原无意出马的孙科来做“黑马”。这着棋的意图甚是明显：孙科既是孙中山的儿子，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又是广东人，可分李的西南选票，认为这样再加上黄埔与CC的努力，才可击败李宗仁。蒋说成孙科参选后，大肆宣传造势，并对国大代表威迫利诱，同时也抹黑李宗仁（详阅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下册，第335-341页），即外国人所谓的“反竞选”（negative campaign）。4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翌日国大公告六名副总统候选人，更是短兵相接。4月23日首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李得票比孙多一九五张，然因未过半数，须再投票。竞争更趋激烈，孙科的助选人看到《救国日报》刊载不利他们候选人的文字，竟将报馆捣毁，暴力行为反使孙科的选情更趋劣势。翌日复选时，李仍领先，比孙多得二百一十八票，仍未越半数。蒋介石知道形势益为紧迫，决定别采非常手段，动员党政机关、特务警察加强威胁利诱。最使李难堪的是，蒋介石派人散发传单，攻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要“逼宫”，逼蒋出国，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李在黄绍竑的指点下，采取“以退为进”的高招，作为反击，遂于4月25日以选举不公、幕后压力为由，声明退出，果然迫使程潜、孙科相继放弃竞选，造成副总统选举流产的窘局。
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原是蒋介石要唱的戏，现在戏唱不下去了，只好收敛与软化，乃召见白崇禧劝李恢复竞选，且宣称“对于造谣生事，尤为震怒；对于代表投票，主席并郑重声明绝对自由”。于是第三次选举在4月28日举行，李仍领先而未过半数，竞选更趋白热化，然由于程潜票少被淘汰，程之选票转投李，使29日的第四次选举，李宗仁终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当选首届副总统，蒋介石之气愤可以想见。李宗仁从总统府扈从卫士那边听到蒋氏异常的反应，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李宗仁回忆录》，第583页）
李宗仁也亲自感受到蒋介石的不快。当选后一日，李氏夫妇前往黄埔路官邸拜候，在客厅里枯坐了三十分钟，蒋氏夫妇才姗姗出来，场面尴尬。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两人穿的服装迥异，蒋穿长袍马褂，李穿军装，并不是事前没有沟通，事实上李一再请示，蒋先说穿西装大礼服，后又手谕着军常服。但到时候，在李全不知情下，蒋突以长袍马褂亮相，李以军服伫立其后，有如副官。李虽被蒋摆了一道，竟穿军装参加大典，十分醒目，但是这张历史性的照片，充分显示蒋介石的促狭人以及气度之小。连司徒雷登大使都注意到，在总统就职大典上，副总统李宗仁完全受到冷落，并于1948年5月22日电告美国国务院。（原电见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rassador, p. 235）而直到晚年，蒋仍感悻悻然，说：“李宗仁乃是利用战局之恶化，机巧地操纵了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争取选票，侥幸得胜。他在不久之后，便为共产党所侮弄，趋向所谓谋和的活动，而背叛了中华民国。”（《蒋总统秘录》，第3078页）这段事后悻悻然的话，显然与事实不符，国大召开期间，东北战局虽然不佳，整个战局尚未恶化，国民党内尚无多少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平心而论，李之得胜，绝非侥幸，而是在蒋大力干扰下获胜的，更非侥幸可致。至于后来的谋和活动，更是徐蚌大败后，蒋下野前要李出面去谋和的，怎能说因谋和就“背叛了中华民国”呢？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作为“天子”的蒋介石肚量奇小。他的肚子里固然容不了共产党毛泽东，也容不了国民党李宗仁。小人物虽做了大事，终究无法维持大局面。
搞民主，尤需恢宏的气度，而蒋介石的气度与性格全与民主不搭调，所以他搞的是假民主，也就不足为异。他搞假民主有政治目的，尤其是要制造民主假象，以博取崇尚民主的美国更大支援。但是事与愿违，目的并未达到，而引发不少严重的恶果和后遗症。美国驻华大使致电国务院时，就指出，国代选举之后，蒋委员长的威信大失。（见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239）且不论召开国大花了八千零四十亿，折合当时金价，两万两有奇（见《国大外史》，第60、61页），在财政极端困难、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之际，无疑是沉重的负担。而花了大钱由国民党一党主导的国大，非仅不能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反而激化党内的斗争，暴露党内的腐化，至于在会场上演出的诸多民主幼稚病，贻笑大方，尚属次要。选举总统原是要凸显蒋介石为全国最高领袖，然而会前会后诸多迹象显示，他并不足以言全国的领袖，共产党喊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口号固然扫兴，连全党的领袖都成问题，充其量是CC与黄埔的绝对领袖。他被由国民党主导的国大选为大总统，虽全力以赴，不惜威迫利诱，却不能阻止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已甚泄气，而所表现出来的小家子气，更使这场“政治秀”黯然无光。蒋、李之间的裂缝，亦因伤感情的选举不再能够缝合。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都不能够同心协力，国民党大厦之将倾，已可预卜。这次耗资巨大的国民大会，岂非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吗？蒋介石想搞假民主以获政治实利，结果自食恶果，得不偿失。
第四节、文胆陈布雷之死
陈布雷于1948年11月13日突然自杀身死，乃是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际，极为震惊人心的消息。蒋介石为死去的左右手题了“当代完人”横匾，然而完人为什么会这样地完蛋了呢？陈布雷之死为什么会引起震撼呢？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东东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他就干脆叫陈布雷了。他生在1890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十五岁（1904）中秀才。十七岁（1906）时候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学潮，自动退学。二十二岁（1911）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民国成立后，曾加入同盟会，从事教育与新闻工作。自1927年春在南昌初见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后，成为蒋氏身边极为显赫的人物。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得到蒋之信任，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他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像军机大臣那样，处理最高当局的一切机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参阅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陈布雷身为“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这种“两位一体”的君臣关系，在民国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1月13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1948年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所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蒋君章在《伤逝集》里言及如何发布死讯的困惑，感觉到说谎与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经程沧波、邵力子等人极力反对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最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发布真相，就这样的，四天（十八日）以后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陈布雷以死报国/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大家都知道陈天华是蹈海自杀的，然而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蒋介石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唯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 布雷 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唯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载《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9日）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1948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说“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1月9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3月，山东、河南激战。4月，陕北匪军南犯。5月，泰安失陷。6月，开封失陷。7月，襄阳失陷。8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9月，济南失陷。10月，长春失陷。11月，徐蚌会战开始。11月1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浓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感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 “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伤逝集》）中这样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1948年11月12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杂，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悯，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
诸唯心鉴。
弟 布雷 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悆、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介石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蒙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1919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1939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1947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1926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1946年，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认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报告中说是“个别美国人的恶行”，见Rea & Brewer,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94-95），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1952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皐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彦及 手书
这信中说“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显然是一种自辩，但这种自辩的结构是很勉强的，他已明白承认自己“知识暗陋”，对照起其他遗书中自觉“误国”与“自谴自责”的话，陈布雷对他子女“前进”反国民党，自己却“进退无措”做国民党，一定有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与隐痛。这一现象，正因为发生在他一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冲突与隐痛就大为严重。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参阅程沧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报”1958年11月12日），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
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的陶副官陶永标，在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1983年4月《七十年代》）里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知道做的是什么——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朋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们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
关于陶永标的“尸谏”之说，撤退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人不以为然，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国民党大员胡健中在《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谈布雷先生的死因，说是：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共匪猖獗，政局飘摇，总统蒋公十分忧郁，而中枢大员大都是乡愿，出锋头享权利之事如蚁附膻，很少有人能够替国家元首分忧分劳，布雷先生看在眼里，极为悲愤，所以他上总统的遗书中，曾引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他不满意当时国家大员及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无已，这是他死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精神体力已濒崩溃，他既有很严重的失眠症，体力又日感不支，而忧国伤时，觉得以他的精神体力，已不能再为总统分忧分劳，留此残躯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而子弟却有人左倾。又当时实行金圆券，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点积蓄都换了金圆券，通货狂贬，连家庭生活都发生了问题！综此数因，他便成了一个孤愤难抑，只有一死以谢国家和领袖的人！
胡健中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台北《中央日报》社长，所谓金圆券使陈布雷倒账的事，原来是谁说的，岂不一清二楚了吗？台北《中央日报》主持人曹圣芬提供了更为奇特的死因，说陈布雷之死，乃是“对于当时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的一种尸谏”！乖乖，天下可有这种尸谏法！照中国传统解释，“尸谏”的对象一定是对统治者，《大戴礼》记卫灵公时不用贤（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鰌（史鱼）数谏不听，临死前告诉他儿子，他“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要他儿子“置尸于北堂”。卫灵公去吊丧，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因而说：“卫国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这段话，在《孔子家语》中，变成孔子之言：“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则已矣！未有如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谓直乎？’”）照曹圣芬的说法，陈布雷的“尸谏“，谏的对象不是“领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这不是太离奇了吗？
蒋君章在《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标认为陈布雷之死，乃是对蒋介石的“尸谏”大不谓然。说是“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见《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1984年元月号）但是，蒋君章看了曹圣芬的这本《怀恩感旧录》，又该怎么说？曹圣芬说陈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国民党中的牛鬼蛇神，试问这与事实合吗？这不是“大不敬”吗？老实说，蒋介石在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美国佬在旁讥讪之际，有这样一位瘦骨嶙峋、两袖清风的陈布雷肯替他“尸谏”，可真是一种造化呢！
第五节、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
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王牌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结果无功而返，他回华府后，认为和谈的失败，国民党要负的责任多于共产党（见May, The Truman Adminstration and China, p. 12），耿耿于怀。从蒋介石看来，马歇尔好像是在帮共产党的忙，其实美国人是要帮蒋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内战就将中国统一于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帮蒋介石的忙也是帮美国的忙，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平稳定的中国则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战后美国经济独霸全球，一度产品占世界总额的六成，中国不仅是广大的潜在市场，亦是主要的原料供应国。奈蒋介石“冥顽不化”，一意想消灭“共匪”，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美国“失去了中国”（loss of China）。杜鲁门与马歇尔对“损人害己”的蒋介石鄙夷与憎恨之情，可以想见。
马歇尔毕竟是一正直的军人，不苟言笑，不会出言不逊，然而杜鲁门乃出身小城的政客，口不择言，国骂随心所欲，颇具乡土色彩。他退休之后，有人替他做“口述历史”，虽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蒋介石仍然火气甚大，气愤溢于言表。他说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包括蒋氏夫妇在内的孔宋家族，盗取了美国对华援助三十五亿中的七亿五千万美元，投资于巴西圣保罗和纽约的地产，以及用之于所谓的“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杜鲁门毫不留情地说：蒋、宋、孔“他们都是小偷，他妈的他们之中每一个都是”！（They're all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见 Miller, Plain Speaking288,289）
杜鲁门和马歇尔虽早就不喜欢蒋介石，但他们的问题是别无选择，从美国的利益着眼，他们更不喜欢毛泽东。美国人虽在延安没有看到俄国顾问、任何俄式装备，也深知斯大林为己远甚于助毛，但毛毕竟是共产党，毛的胜利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冷战已渐成气候之时，美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杜鲁门不像蒋介石是独裁者，必须承担其他政治势力的压力，而蒋介石在美国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卢斯（Luce）是最忠实的拥蒋派。通过蓬勃的反共信念以及“中国游说团”的组织，在美国形成一股强大的亲蒋力量。
亲蒋与亲华本来是两码子事，但当时一般美国公众往往和蒋介石一样，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就曾说过，“委员长可能是唯一的中国人，像美国公众那般误以为蒋介石就是中国。”（引自Kahn, The China Hands, p. 102）尤其是美国公众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蒋”与“反共”视为一体，以“批蒋”与“媚共”为同义之两词。因而若干在重庆的美国外交人员因批评蒋介石，在“麦卡锡时代”被戴上红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反共的大方向下，除了公众之外，美国的官方，特别是外交与军事部门，都只有主张“助蒋灭共”，几乎一致认为蒋介石垮台和毛泽东的胜利，将导致苏俄控制中国，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第七舰队司令库克（Admiral Charles M. Cooke），于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就不主张减少美国驻华陆战队的兵力，虽未被马歇尔所接受，但仍继续强调美国在华军事基地的重要性，特别是青岛海军基地，认为一旦失去，将有灾难性的后果，故提出训练中国陆战队以及用美国海军来支援国民党等等各种建议。（参阅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7 (1947) ,p. 73-80，864-865，944 -945,953）美国国务院上下以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都采取扶蒋、援蒋的立场，都希望美国的援助 可以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和马歇尔再讨厌蒋介石，亦只好援助他。蒋亦心知肚明，有恃无恐，最后可以不买马歇尔的账，关闭和谈之门，全面展开内战。不过从顾维钧的回忆录看到，蒋还是低估了马，所以当听说马被发表出任国务卿时，感到“震惊”。蒋还想请马留在中国当他的军事顾问呢。总之，杜鲁门也好、马歇尔也好，并不存在援不援助蒋介石的问题，而是援助多少，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使援助得到应有效果的问题。马歇尔初来华时，就带来一张五亿美元支票，作为达成和议的“奖赏”。1946年下半年，马歇尔曾以禁运军火作为对蒋和谈的压力，但在马氏离华之前，禁令已经取消了。蒋介石打共产党始终有美国的军援，到1947年秋天，又有新的援助计划。1948年4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四亿六千三百万元的援华法案，据美方估计，自抗战胜利五年以来，援助蒋介石政府不下二十亿美元。而蒋介石却一直认为美援不足，导致他的失败，美国右派政客也借此攻击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但是在华观察的美军一致认为国民党军队挫败绝非由于军火缺少，而是由于领导无方，士气低落。他们见到解放军进入北平时所携美械装备，以及毛泽东阅兵乘坐的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很不是滋味。
当1947年秋天，战况日渐对蒋介石不利，蒋在东北的据点益形孤立，司徒雷登大使甚至已向美国政府发出华北可能不守的预警。（见司徒1947年3月26日致国务卿函，载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7, p. 84 -86）他于6月4日又致电国务院说，中国现状的悲剧是蒋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全国人民和平的渴望，而只相信他们的特务，以至于不能迎合大众的诉求，只能用残酷的镇压方式，实在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引自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 115）马歇尔惧怕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于6月间向一群美商坦言：“我用尽脑汁苦思而不得解救之道。”（I have tortured my brain and I can't now see the answer.）（见Lillienthal, Journals: The Atomic Energy Years, p. 201）最后他建议魏德迈率团访华。魏德迈将军的反共观点众所周知，又与蒋介石熟识，而其团员包括财政、经济、政治和工程技术等各方面专家，在华府的顾维钧大使即认识到，魏德迈率团出访，“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可能有所改变的迹象”。（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71页）所谓“有所改变”，乃美国政府将会根据魏将军的实地调查报告，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美国的一般舆论亦持这种看法。后来马歇尔当面向顾维钧说：
魏德迈的出使是（我）建议的，以便魏德迈研究中国的情况并回美提出报告。该报告将使（我）据以检查美国的援华政策。（我）自己从中国回来，已逾半年，急切想帮助中国，但怎样帮助最好，却感到没有十分把握。（《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203页）
所以他派出此一访问团，之所以遴选魏，就是因魏反共与蒋合拍，以及魏曾任蒋氏军事顾问，可充分讨论。由此可以证实，马歇尔确有更加积极援蒋以挽危局的意图。
白宫于7月11日宣布派出代表团访华，魏德迈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走访了南京、台北、广州、上海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他虽然反共亲蒋，但他是美国的军人，负有调查真相的重责，其本国利益交关，他的直言无忌与坦率是必然的。他指出国民党文武官员普遍贪污和腐化，征兵极不公平，权贵子弟纷纷出国留学，以逃避兵役，甚至在沈阳直斥熊式辉说不出军中实有人数，暴露了国民党军队中吃空额的大弊病，并责骂熊从未到过军医院视察，所以不知道医院中有多少床位。魏德迈于8月24日离华前夕，更在报端发表一篇极为坦率的谈话。一言以蔽之，他批评蒋介石政权的“精神破产”（spiritually insolvent）。这种坦率与直言，对魏德迈而言，乃职责所在，但对蒋介石而言，自然刺耳而又难堪。我们从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得知，外交部长王世杰电告顾大使，“委员长和政府其他负责人员对魏德迈的讲话表示愤慨”，不仅恼怒，而且是“颇为恼怒”，不仅是反感，而且是“十分反感”，指责魏德迈“骄傲自大”。由于这些“反感”与“恼怒”，魏德迈离华前设宴招待蒋介石话别，蒋借故不去，由宋美龄代表，然而正当夫人首途赴宴之时，魏也托故疲乏取消了宴会。（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93、195页）蒋介石感到羞辱，已毫无可疑。一个美国将军来到中国任意“调查”，已有干涉别国内政之嫌，但蒋竟表欢迎，且愿把权力交给魏德迈，及其大肆抨击，尤其是说中国当前需要一位能够鼓舞群众的领袖，尤觉难堪，难以自陈，虽曾央司徒大使说项，请魏德迈不要批评过甚，但大使先生以不便干预应之，实际上这位亲蒋的大使私下赞同严评，庶几有当头棒喝之效（参阅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133，137），总因求助于人，有如吃别人的饭，嘴巴既软，腰杆更挺不起来。蒋介石口口声声毛泽东是苏俄的附庸，而不自知附庸美国得厉害。胡适之指苏俄是中共的“太上政府”，也不自觉美国是蒋介石的“太上政府”。
魏德迈回美后报告，中国情况自马歇尔离开后更趋恶化，但是他的反共立场不允许他建议美国洗手不干，他仍然主张援蒋，而且主张大规模的经援，不过所有的军援与经援，在企划和运用时，都须经美国人的监督，才不至于白费。他深信东北已不可为，建议由联合国托管，以免被中共所占，沦为苏俄的“卫星国”。蒋介石及其外交部长王世杰还以为美国要中国放弃东北，实际上魏德迈要保住东北，不为共产党所取，因他早已察悉蒋介石的精锐实虚弱不堪，他曾向顾维钧极具形象地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把食指伸直说：“形势正像这样，共产党随时可以切掉那个手指，从而掐断国军的补给线。”（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99页）这位美国将军到东北一看便知情况，然而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却看不到，最后眼睁睁地让解放军把他的补给线完全切断。马歇尔有鉴于魏德迈的报告过于敏感，未即公布，且做私下的参考。后来白皮书公布后，《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才公之于世。
从魏德迈的报告可知，这位将军因反共所需，极力主张大规模援蒋，然而同时指出如无美国人的干预，再多的援助也无济于事。所谓“干预”，最终势必把蒋介石肩上的财经与军事担子挑过来。蒋曾向司徒雷登提出签订《中美反共协定》，司徒不予鼓励，显知蒋有套牢老美之意。（见Rea & Brewer前引书，第194页）当1948年11月9日，沈阳已于一周前弃守，徐蚌会战开始之际，蒋介石向杜鲁门做了“狂呼式的求救”（a frantic appeal for help）。同时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包大维（General David Barr）向白宫报告说：“我深信那军事情况已经坏到唯有美军积极参与才有办法。自我抵华之后，没有一次败仗是由于枪械不足。他们的败仗，在我看来，完全归咎于世界上最坏的统御术，以及其他有损士气的因素，以至于全无斗志。”（阅Margaret Truman, Harry S. TVuman,p. 411）至此，杜鲁门政府已有清楚的结论：除非美国愿意花费数十亿元，派百万美军赴华助战，对蒋增援实同浪费。
美国出兵百万保蒋，似乎是天方夜谭，其实不然，当时美国有的是狂热反共人士，很愿意组织反共十字军，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至少阻中共于长江以北。共和党于1948年大选，推出右派保守的杜威（Thomas E. Dewey），极力附和反共援蒋论调。他公开说：“中国如果倒下，我们有理由认为整个亚洲将要完蛋，然则西欧与美国势必孤立，在一个极具敌意的世界中受到孤立。”（见The New York Times, 25 Nov. 1947,p. 18）俨然是越战前的“骨牌理论”（The Domino Theory）！杜威心目中的中国，就是蒋介石的中国，意在给蒋更大的援助以及与中共决战。蒋介石素知与美国在反共上具有亲密的共识，自然更冀望于杜威之当选。事实上，杜威麾下的共和党人，有不少认为帮助蒋介石战胜中共，乃是反共战争中一项较为便宜的投资！
杜威呼声颇高，舆论预测其当选，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杜鲁门获得连任，参众两院亦由民主党得到多数席次，更加强杜鲁门的政治实力。蒋介石也无法期望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变动，其实杜威如果当选，是否真正会出兵助蒋剿共，乃是一个大问号。不过蒋对连任的杜鲁门，所能盼望的，唯有争取更多的美援，仍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蒋介石11月9日的呼救电，就是在大选之后不久向杜鲁门发出的，呼吁“加速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23页），但杜鲁门基本上并没有因而改变既定对华政策。
当徐蚌会战情况不利时，美国国务院对蒋政权的态度已由鄙夷转为冷漠，认为蒋介石倒台将不可避免，而适于此时，蒋介石尚不知趣，还想派孔祥熙到华府做他的私人代表、“太上大使”，结果被马歇尔认为“不妥”、被杜鲁门拒绝接见，终于无疾而终。11月24日，顾维钧拜会杜鲁门，美国总统比中国大使更知道徐蚌战况，说是国军三十二个师携带全部装备投共。顾竟全然不知，后向叶公超询问才证实。（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44-553页）。
1948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呈瘫痪之势，蒋介石原想亲自到美国来求援，但杜鲁门并不赞成邀请，认为“看不出此刻委员长怎能离开中国”。（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60页）遂改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来，但美国方面坚持为私人访问。宋美龄于12月1日上午抵达华府。她此行的境遇与上次迥然不同，上次日本侵略军虽占据大片国土，他们夫妇受到美国朝野的敬礼，视为抗日英雄，接待的盛况空前，而此行根本不予官方接待，踉跄和难堪之情难以掩饰。她此行的真正目的，连大使顾维钧都搞不清楚，尚须猜测到底是委员长授意，还是夫人自作主张，甚至如谣传所说的一些古怪原因，诸如与丈夫吵架以及怕被共军俘虏等等。她向杜鲁门提出的三要求：援华声明、派遣高级军官、增加军援，已是连续的旧事重提，美国政府不感兴趣的态度，已甚明确。杜、蒋之间已难于异中求同，杜认为蒋不肯改革，援亦无益，蒋则谓没有援助，根本无从改革，讨价还价全不投机。她若于行前行后好好与顾大使研商，了解华府情况，根本不必多此一举，让杜鲁门说不，自取其辱。然而她抵达华府后，顾大使一再求见未予理会，更无机会向她细述“背景分析”，最后在她赴白宫见总统那天下午，才约见顾大使，却板起面孔，原来是一个为孔家办事、在大使馆挂名为随员的黄仁泉被撤职之故。谈完话后，她起身以“严厉的声调”向顾大使说：“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然后一再反复说，只要她在美国，就需要黄仁泉办事，就不让他被撤职。顾大使保证不撤销黄的职务，她才走出客厅。顾大使得此“奇遇”，忍不住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她（宋美龄）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黄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种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美使命、访美的目的、委员长或政府的希望、马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情报或意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74页）
顾维钧的透露，很可印证这位高贵夫人的任性、不识大体、假公济私，以及胡适之曾说过的“一股虚骄之气”！从她一下飞机就由马歇尔夫人陪同，以及多次会见马歇尔，可见她确想套旧关系，毕竟马氏夫妇曾在华一年，多少建立起一些私人的交情，想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冰释蒋马之间的“误会”，让这位国务卿重视国民党危局的严重性，在反共的共识下大力援蒋。但在马歇尔的心目中，蒋介石的记录实在太差，即使有私情的话，他也不会以私害公。
宋美龄与马歇尔话不投机，她已形之于色。她再次会见马歇尔之后，记者问她有无收获，她巧妙地反问：“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呢？”无意中承认她的收获仅止于见到马将军，顾维钧证实了她与马的会谈是“极为失望”的。她于12月10日与杜鲁门唯有的一次见面，更加失望。她于下午五时在白宫用茶点，五时半在杜鲁门书房谈话，不到六点钟就已结束，连晚饭都没有，与上次吃住在罗斯福的白宫，不可同日而语。她走出来，在众目睽睽下，“神色严峻，冷冷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顾维钧语，见其《回忆录》第六册，第574页）杜鲁门退休后口述，提及此次会见说：
当1948年我仍是总统的时候，她来美国要求更多的“施舍”（handouts）。我不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颇不高兴，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她高兴或不高兴。（Miller，Plain Speaking, p. 288）
顾维钧说，蒋宋美龄此行“没有成就”；何止没有成就，简直是灾难性的失败。情况已经显示，就蒋介石的对美关系而言，宋氏兄妹已不再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担”。宋美龄于杜鲁门不愿再次见面后，悄然离开华府，隐居在纽约长岛的孔氏豪宅，直至1950年大陆尽失后，才回到台北，与夫君重聚。
杜鲁门政府不愿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无济于事，真要救蒋，只有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不许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而今竟积极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将领指挥国军剿共，美国亦曾考虑派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来华。蒋介石为了“救命”，要美军介入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见司徒雷登于1948年6月10日致国务院函，谓蒋愿将全部权力交给美方来企划、监督与执行，函载 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242），美方初感犹豫，敬谢不敏，事机亦稍纵即逝。在60年代，美国为了阻止共产党，派遣了五十万美军到越南。杜鲁门没有在40年代出兵中国保蒋，除了时、地、人诸多不同因素外，马歇尔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过中国，与中共有所接触，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他虽然反共，但确知蒋介石的失败并非苏俄的阴谋，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如果美国介入，无异把所有的中国难题一肩挑，如马歇尔本人所说，“实际上势必准备接收中国政府，无限期地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和消耗，明显地与可能获致的结果，完全不成比例”。（参阅Ma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p. 30,81-82）美国人视越战为一场灾难，他们应当感谢马歇尔阻止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如果真的发生，可想而知，不仅是美利坚的大灾难，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就此而论，蒋介石夫妇求救、求援的“失败”，岂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成功”？
当尘埃落定之后，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国务卿已由艾奇逊（Dean Acheson）继任，于1949年8月5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此一白皮书的用心，显然要回答日益高涨的美国右派抨击，乃用大批档案资料来说明，杜鲁门政府已用尽力气想帮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但中国内战的不利结果绝非美国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所以“失去中国”的责任主要应由蒋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来负担。许多精良的美械部队很容易地就投降共军，这一点被毛泽东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物资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2页）换言之，杜鲁门尽力提供了军援和经援，无奈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失败了，早在1948年年底连支持蒋政府的一纸声明都不愿发了。（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02页）但是杜鲁门的用心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卸下责任。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陈寅恪有句曰：“可怜汉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话劫灰”，把杜鲁门比做话劫灰的胡僧。美国的右派讥“白皮书”为“漂白书”（The Whitewash Paper），毛泽东更借此大作文章，指出白皮书是美帝“无可奈何的供状”，自承“出钱出枪”，由“蒋介石出人”替美帝打代理战争。蒋介石一直指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白皮书正好为毛泽东证实蒋介石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最后，蒋介石扶不起来，甚至要再做代理人，老美都不要他了。而毛泽东那边却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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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作弄李宗仁
第一节、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于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后，原想激励士气，希望与中共的战争，能够转败为胜，至少稳住脚跟，结果仍然每况愈下，先是这年1月，国民党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丢了辽阳、鞍山。3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丢了洛阳。5月就丢了老河口。6月就丢了开封。7月就丢了兖州、襄阳。9月就丢了济南。10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11月就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蒋介石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不但一年内没消灭共军，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的情况就在眼前。这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第510-511页）其实，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第二、“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05-208页）。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贏的。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1948年12月24日），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875、876页）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12月30日），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同书，第876页）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共产党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1月2日），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说是“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云云，他打了败仗，竟要别人“悔祸”以后才能“和”似的，岂不滑稽！无独有偶，1949年，在1月2日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作下野之举了。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1月21日），蒋介石终于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弄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最出人意表，连李宗仁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蒋于下野前夕，怕李武装逼宫，命令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主持暗杀副总统的计划，当李宗仁离开南京时，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详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第241-245页）1965年，李宗仁自美国回归祖国，始悉沈醉披露的内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蒋氏夫妇曾热情地要把“美龄号”座机送给李氏夫妇乘用，原来送飞机是要老命，幸亏没有乘坐。（见同书，第245-246页）李宗仁也幸亏没有于蒋下野前离开南京，否则老命也不保了。
话说国民党最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党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虽当上副总统，但不为蒋介石所喜，备受冷落，日长无事，只好游山玩水，但当李宗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第874页）
然而到1948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党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Shaw Yu-ming,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p. 243）蒋亦曾于8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日渐严重，蒋于1949年1月4日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1月21日，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交李宗仁阅读，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09、210页）
这篇书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共产党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了祸乱。《左传》（隐公十一年）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毕方文）说：“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这些都显示了“悔祸”的真义。蒋介石用到这种字眼，显然自己仍以胜利者自居、仍以优势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为在常识上，只有居于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悔祸”也！
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The Dream That Did Not Come True）里，曾加旁观者清的论列。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大体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声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乱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On the whole, it was a dignified and noble statement. But it had the fatal flaw of assuming the gracious attitude of a powerful ruler in dealing with troublesome rebels and of ignoring the desperate plight of his government.）这种评论，真可说一针见血。——在敌人强大到兵临城下的时刻，兵败山倒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好整以暇，悠然以胜利者、优势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书告天下，这种对比、这种奇异、这种气派，真可说是古今所无了！
司徒雷登没有指出的是，他摆出这种奇异气派之后，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担后果。然而要别人承担责任，又不肯把总统职位让给别人，书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既是“代行”，即可随时中止“代行”，为复行视事留下伏笔。所以李宗仁要求修改为：“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并强调蒋介石的总统退职文告，如不加以修正，不可发表。蒋在电话中满口答应修改，但第二天见报时，却仍是未改的旧稿。同时刊出李签字而未细读的代拟文告如下：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勖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02、903页）
替人代拟的文告仍不忘一再歌颂自己，煞是有趣，代拟的目的显然要借李宗仁自己的嘴巴说出，仅仅是“代行总统职权”，想玩弄李氏于股掌之间。更使李气愤的是，蒋介石给他安排的秘书长吴忠信以总统名义将此二项文告通令全国，盖上总统大印，而李事前一无所知。李宗仁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欲以不就职来抗议，吴竟以“特务横行”来威胁。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结果消息传出去之后，“群情激昂，议论纷纷”，白崇禧甚至借汉高祖的话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然而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老实忠厚的李宗仁反而泄了气，觉得不应该在危难之际，计较什么代不代，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遂于1949年1月24日，由居正监誓，就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之后，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岁，虽不得已离开总统宝座，但仍然拥有国民党总裁的名号，凭其实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遥控一切，而令李代总统莫可奈何。
蒋介石于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1949年元旦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元月18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随后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以及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位行将解职的元首毫不客气地把剩下的国民党半壁江山，结结实实地置于自己亲信的掌握之中。通过人事的布局，蒋虽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制经济、调动部队、影响政治。事实上，蒋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军政要员纷至沓来，车水马龙。家中并设有七部电台，随时发号施令，遥控一切。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即使不愿当傀儡，亦只好无可奈何地被架空。我们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可知，凡江防部署、新内阁的组织、处置要员如扣押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都是溪口蒋介石的决定，南京的李宗仁无法作主。
最严重的是，蒋自称为了和谈而下野，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退居溪口没有几天，就从奉化命令党、政、军、特首领“必须作战到底”，这不是暗中破坏和平吗？及和谈破裂，蒋命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之江防计划，在李看来蒋之部署等于是开门揖盗。之后，蒋又暗中破坏李宗仁与白崇禧保卫大西南的计划。李、白拟“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李宗仁回忆录》，第942、943页）蒋早已决定退守台湾，但如果为了“党国”，至少不应拆李的台，然而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全无助李防卫西南之意愿。且不说西南乃桂系的基地，若战而胜之，更张桂系声势以及代总统的威望；若战而败之，势将影响其台湾的布局。蒋氏为公抑或为私，于此可见。李宗仁说，蒋有意整他，让他早日垮台，不无道理。
李宗仁逃离南京后，不去广州，直赴桂林。至此国民党政权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仍暗中操纵如故。李在桂乃约集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拟定甲乙两个方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出权力来。（参阅《程思远回忆录》）5月2日，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前往桂林，请李宗仁回粤主政，当晚拟就一份《谈话记录》油印本，今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室张发奎档。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鉴于频年战祸，民苦已深，弭战求和，成为举国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之失败，其根因所在，即由于政治之不修明，贪污腐化，遍于全国，遂造成今日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全盘糜烂之恶果。故自主政之日起，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讵料时经三月，虽殚精竭力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禁，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牝，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
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绝无转危为安之能力。为今之计，与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俾实效，莫若即日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宗仁身为国民党员，与总裁久共患难，绝不敢存临危退避之心，仍当竭尽协助之能力，并拟以副总统之资格，出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此种办法，在国际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据目前之局势，亦确乎有此需要，同时宗仁既可获得为国家效力之机会，亦可与总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欲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为保障今后政府之命令能彻底贯彻，达到整饬部队，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国之使命，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
（三）所有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唯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党国。
李宗仁终于痛定思痛，向蒋摊牌，以此《谈话记录》为“哀的美敦书”，促蒋“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最后通牒”派专机送呈在上海的蒋介石（见李宗仁致张发奎函，藏纽约哥大特藏室）。蒋之回答极妙，他完全不承认幕后操纵，说得冠冕堂皇，如谓：“总统职务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云云，所以前五项要求，他认为当然之事，似乎是说根本多此一问。至于最后一项要他出国，他又耍起赖来，说是：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害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责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见张发奎檔）
他坚称不敢“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否认之余，并且说：“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果如是乎？显非由衷之言。权力在其手中，话尽可说得漂亮，依然我行我素，李宗仁还是莫可奈何，只好抱病离国赴美就医去也。蒋介石打了败仗，要毛泽东“悔祸”于前，要李宗仁“背黑锅”于后，亦云奇矣。
第二节、怎样谋杀杨虎城
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第898页）
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做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九卷，第71页）虽然终于接受张是“主动”者，但仍要说杨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蒋恨杨，因杨于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祸”，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
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唯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蒋介石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他告诉东北军说：你们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江苏、安徽北边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给你们挑。结果东北军开到了苏北皖北，除了以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却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军方面，他告诉西北军说：你们也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甘肃去，并把甘肃省主席给你们挑。虽然如此，把杨虎城赶出国门，却在所必行。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6月16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就这样的，在东北军“擒贼擒王”之后，西北军十七路军也“群龙失首”。杨虎城预定5月27日上午离开西安，消息传出，西安人民、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都涌到机场，去送别他，很多人流下眼泪。他到上海后，一些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热情的句子，远道送了给他，表示人民对他的怀念，他们似乎预感到：杨将军是很难再回来了！
杨虎城是6月29日出国的，出国后第八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在11日电宋子文，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14日抵旧金山，接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不让他回来。这天他在旧金山发表书面谈话，说：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强烈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杨虎城在国外，前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请求让他共赴国难，但是蒋介石没有复电。杨虎城不得已，再电宋子文，宋子文回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于是杨虎城不疑有他，就从欧洲转到香港。哪知11月26日，杨虎城的船刚刚靠到码头，特务头子戴笠就派特务蒋国光、谢瀛洲、杨彬、戴德“欢迎”，从此他身边就总有了带家伙的。四天以后（11月30日），他离港飞汉口，在汉口拜访老上司于右任，正准备吃饭，带家伙的过来说，蒋介石要在南昌见他，请他立刻成行。他饭也没吃，就赶到南昌，可是南昌不是南昌，而是虎穴，从此以后，他就被非法关起来了，一关就是十二年！这位国民党中首先倡导抗日的名将，一天抗日也不让他参与，而是像张学良一样“坐穿牢底”了！张杨都不能为抗日而抗日，注定要为抗日而坐牢。杨不但“坐穿牢底”，并且在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前，还把他非法加以残杀，残杀是秘密进行的，由于周养浩说话了，残杀的经过情形才大白于世。根据香港报刊登出的《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是这样的：
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分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在1932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1933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1949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1949年。
1949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本来到1946年，抗战既已胜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共产党方面，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但是国民党阳奉阴违。杨虎城被自贵州息烽监狱移送到重庆杨家山，杨夫人不久不堪精神折磨而逝世。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曾下令释放政治犯，在重庆的杨森不敢作主，叫周养浩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人凤也不敢作主，就去请示在溪口已是一介平民的蒋介石，但此一平民竟悍然不顾代总统释杨的命令。当李宗仁派飞机去接杨，特务们奉蒋命把杨转移到贵阳。杨本不肯转移，但由于信任周养浩，即由周陪往贵阳，杨氏秘书宋绮云、宋妻徐丽芳、幼子宋振中，以及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同行。杨虎城一行到贵阳后，住在黔灵山麒麟阁，这是1949年2月的事。到了这年8月，共产党攻下长沙，整个西南都动摇了，国民党安排大撤退，项目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杨虎城下毒手，展开“我倒霉，你也休想活”的大作业。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宣誓效忠蒋总裁，周养浩也在场。决定再命周把杨等骗回重庆，到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执行杀害任务。“戴公祠”顾名思义，是纪念戴笠的祠堂，祠堂是封建的玩意儿，为什么整天喊革命的国民党这样封建？其实它就是这么封建！“戴公祠”原是“中美合作所”中的豪华建筑，是戴笠专为蒋介石修建的，戴笠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牌，改叫“戴公祠”。这座“戴公祠”随着大陆丢掉而丢掉以后，国民党又在台北近郊观音山建了另一座“戴公祠”，另在芝山岩建了“雨农图书馆”、“雨声小学”、“戴雨农先生纪念馆”，据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他们还对戴笠“塑像设祀”呢！还以继承戴笠事业的“郑介民及毛人凤两故局长陪祀”呢！还以“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吴赓恕、麻克敌、江志强、冯运修……配享”呢！“塑像设祀”也、“陪祀”也、“配享”也，这是全套孔庙的体制呢！这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东厂人物为魏忠贤盖祠堂，也拟制于孔庙，倒真也见怪不怪了呢！
周养浩这次以蒋介石要接见杨虎城，然后飞往台湾为由，把杨骗回重庆。在特务队长张鹄的带引下，杨氏一行走进了“戴公祠”。张鹄说：
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的骨灰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
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虎城父子被惨杀后，杨氏秘书宋绮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到达时，也先后被匕首刺杀。两个小孩子虽跪地求饶，特务还是不放过、死于血泊之中。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一说是女儿）不到十岁的宋振中，他们小小年纪，无辜惨死，最令人心恸。（参阅沈醉《军统内幕》，第223-239页）
杨虎城是9月6日（一说是17日）被已下了野的蒋介石命令特务残杀的，毛人凤还向杀人特务传示“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杨虎城被残杀后两个多月（11月30日），国民党丢掉了重庆，当然也丢掉了他们的“戴公祠”。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12月1日），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杨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对政治黑暗而参加革命；因参加革命而守死不变；因守死不变而为国民党稳住西北江山；因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长年坐牢后，又惨死刀下。他在青年时代，有一首诗自誓：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最后，他一世男儿，凶死他乡，在大干一场后，付出了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在蒋介石兵败山倒之时，仍不忘把他杀掉、把他十七岁小儿子杀掉、把他八岁小女儿杀掉，然后逃到台湾。
如今，国民党在浪花尽处，已经离黄河日远，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烛照香熏，却是人们愈来愈近的血祭。
蒋介石一共下野三次，每次都要杀大将以泄愤，第一次杀王天培，第二次杀邓演达，这第三次最凶恶，不仅杀大将，还要杀大将的子女、秘书夫妇以及副官们。由此可知，蒋介石固然是共产党名单中的第一号战犯，也是凡有良知者心目中的杀人犯、罪及无辜的杀人犯。
第三节、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
八年抗战间，有两个数字是惊人增长的。一个是人民死伤的数字，一个是货币发行与物价上涨的数字。货币自1935年11月4日起施行法币政策，由于蒋介石自私自利的货币政策，强行其不兑现纸币——法币，法币的币信，本就不良，“当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只有十四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四大家族打着抗日的招牌，利用法币来进一步垄断全国经济，搜括人民财富，因而通货不断膨胀，到了日本投降前夜，法币发行额即已达五千亿元。1946年3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反共战争以后，随着国民党军事危机的日益严重，经济危机也日益加剧，到1947年4月，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法币发行额即陡增至十六万亿元以上；最后到1948年8月20日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当时，法币发行额竟达到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这种货币大贬值、物价漫天涨的局面，在古往今来的世界史上，也属罕见。其实这些数字还只是远景，若看大特写，更是要得。——以它宣告结束前最后一天的发行额计，就高达六百零四万六千四百二十七亿七千六百一十八万二千元！这种天文数字，连当年德国马克的震惊世界大贬值都望币莫及呢！
法币政策是蒋介石印一纸钞票骗中国人民手中的白银，把白银收归政府所有，其实这还不算最精彩的，最精彩的还在后面的金圆券政策。蒋介石又印一纸钞票骗中国人民手中的黄金。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零点二五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会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国民党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点一滚成一比十点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
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分别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所说的，在“以警察国家的方法来压制经济定律”（an attempt to repress economic laws by police state methods）。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
蒋介石以金圆券政策巧取中国人民手中的黄金，首要都市是上海，派出去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是他的账房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事实上是由副督导员蒋经国一手包办。蒋经国在上海代他老子演了一出“打虎戏”，据当时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他早就看出“蒋介石在南京纪念周上的威吓和蒋经国在上海乐义饭店形同强盗绑票的胁迫”，方法是“父子串双簧”，口气就是向他们认定的有钱老虎示威：“你们究竟要命还是要钱！”但是，一方面警察力量压制不了经济定律，他方面老虎原来他们蒋家集团自己也有份。自己既然也是虎虎虎，又何能打得下去？寿充一《蒋经国上海“打虎”记》提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拔枪拒检，与蒋经国闹僵，孔令侃：
便去南京向姨妈求援，宋美龄专程到沪，曾约蒋经国到永嘉路孔宅谈判，表兄弟相持不下，闹得很僵。宋氏姐妹没法，施出最后的撒手锏，由宋美龄拍一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叫他立即乘专机南下，处理上海发生的紧急大事。蒋南来当天，宋美龄向蒋多方说明原委，谊属姻亲的事，两家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宜外扬等，得蒋首肯。第二天蒋召蒋经国晋见，训了一顿，叫他打消查抄之事，蒋经国无可奈何，只有让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一天风云也就烟消云散了。
周一志《上海金圆券案之一幕》中更记录了蒋介石训子的细节：
经过宋美龄一夜的“攻势”，次晨蒋经国进入蒋介石卧室，大约半小时出来，即现出垂头丧气的表情。接着蒋介石出来接见文武大员，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诺诺而退。这次胜利属于宋美龄。蒋经国经过这件事的打击，仰天长叹道：“我只有先在家尽孝，尔后对国尽忠了！”小蒋因此辞职，上海人从此看不起他，金圆券更一跌再跌，市场出现抢购货物高潮。结果搞得死了人买棺材也得由棺材店派伙计去“验明正身”，以免有人囤积棺材。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蒋经国在这年11月初《上月反省录》中自道：
……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10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吴蕴如来信说：“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这几句话说得太心痛，同时亦够刺激了，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候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为了表明自己的责任心，并将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对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以明责任。总之七十天的工夫，花了不少的心血，亦并不是白花的，读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
好可怕的蒋氏父子的“经济学”！祸国殃民到这步田地，这是哪门子“经济学”！“经济学”是要在高等学府里读的，岂可在十里洋场上带着警察去读？蒋介石把国家金融命脉交到自称“粗人”（蒋经国到上海中央银行正式办公时自称，见其1948年8月23日日记）的儿子的手里，此真“儿戏”了！
追随蒋经国打虎的共犯王昇，在“经国先生无私无畏的人格”中回忆：“限价一放，一个月的薪水，拿到的金圆券，到了第二天，那就只能吃一碗豆浆，几根油条，国家就不能收拾。”其实，这话还太保留了的。岂止一个月的薪水变成“一碗豆浆，几根油条”，贬值的严重，其实连一碗、几根都买不到了。蒋经国的老师吴敬恒，在金圆券初行之时，“尚为万元之富翁”，但是，一场币制改革下来，最后换到新台币一百四十七元而已！（张文伯《吴稚晖先生传记》，第186页）——连蒋家的忠仆都被害得家破人穷如此，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依然黄金，几家能够耶？
金圆券演变到抢购与贬值，有离奇的画面出现。先是全国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接着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那时李敖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了。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
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舨内，等待清早5点的解除宵禁。清早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李敖那时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舨，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据当时的一篇记录——罗雅谷写的《人海战术挤兑黄金》，有这样的几段：
据说打仗有所谓“人海战术”，我没有看见过，也不能想象。用人海战术挤兑黄金，包围中中交农的四行堡垒，击溃政府的金圆券无限制兑换黄金政策，我却亲眼看到了。
伟大的场面！在上海的黄浦江边，交通完全阻塞了，各种车辆浸没在人的海里。每家国家银行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民，紧紧地挨挤着；有普通人，男的女的，有穿制服的军警，还有爬在窗上的，践踏在人群的肩头，向前蹿去的。紧挤得大家不能动颤，要喘口气，得先把旁人推一下。白的水蒸气，是汗水的蒸发，从人堆中冉冉上升，好像在蒸馒头或煮米饭。有人昏过去了，仍给前后左右的人群挤着向前去。倒不下来，也就淹死在人海中了。11月24日那一天，这样死的人一共有九个。受了伤的，有的给医院的救护车载去了，有的坐在路旁休息一下，又挤进人海去了。
政府想用少数黄金，维持金圆券不跌价的政策，就给这样的人海战术打垮了。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
王昇又回忆：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下午，我集合两千多名打虎干部，等经国先生回来讲话，可是到了6点钟他人还没来，我就打个长途电话到南京，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曾经痛哭过的声音；我想他曾经力争，但最后没有办法，限价一开放，经济全面崩溃，国家就这样更加困难了。所以在上海管经济，是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形之下，没人敢这样做，他这样做了。
当然，我们总是要回去的，我们相信，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忘记上海老百姓的这笔钱，我们一定要双倍、十倍还给上海的老百姓，我们一定要为上海做一番伟大的事业。
如今，蒋氏父子龙尸已烂、王昇共犯牛皮已老，他们纵使“绝不会忘记上海老百姓的这笔钱”，但是，不论是魂兮归来或人兮归来，上海的老百姓还敢领教这些武松么？
金圆券的最后下场是贬值速度远超过法币，据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祝世康《孔祥熙、王云五与通货膨胀》的统计：“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总发行数字达到八十万亿元。金圆券的贬值程度在不到十个月的期间内，竟超过法币在十四年内贬值速度的一百倍。”两种劣币大比赛之下，法币又算老几呢？英国16世纪即有“葛来舍定律”（Gresham's law）出现，昭告世人“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这一真理，举世经济学家无不奉行，但是，他们的经济学全“错”了，原来金圆券最后劣得驱逐了自己。——当一百万面额最后出现的时候，蒋介石的中央印制厂终于不胜负荷了。原来印出那一张纸，成本就不止一百万了。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家，谁也没想到“劣币驱逐劣币”竟可一至于此！从这种角度看，蒋氏父子的确有他们一套“上海经济学”，虽然金圆券上鼻青眼肿，但在“经济学”上却趾高气扬，——他们推翻了四百年的“葛来舍定律”！
当然，蒋氏父子以“上海经济学”作恶，一定有其帮凶，凶首即为财政部长王云五。王云五晚年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坦承其事，还引傅斯年等鼓励他的信以自炫，可谓老而无良，同时也反证了傅斯年对经济的无知。据寿充一《王云五与金圆券》的调查，帮凶有二人最突出，就是部长王云五和次长徐柏园。该文初步判断是：“关于金圆券方案的起草，王、徐是合谋的，当初发动的是徐，后来卖劲的是王。”此说应属不实。徐柏园固非善类，但经济学常识应优于蒋氏父子与王云五，人又滑头，他岂敢做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他一辈子给蒋介石小心翼翼做账房，垂老被蒋彦士、李焕弄得含冤莫白。这种连金碗案都吓破胆的胆小鬼，还敢出主意搞金圆券吗？
史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畅销的《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第二十章中，叙述蒋介石如何于1949年2月，以下野之身，急着将国库黄金私运到台北等等。西格雷夫虽然洞彻隐微，但是毕竟因为他是洋鬼子，对中国事情还是难免隔了一层。例如他说1949年4月，“蒋介石来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请求大耳杜和青帮协助他劫掠‘中国银行’。”这话就不对。因为事实上，1949年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蒋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国银行’”，实在无须“大耳杜（杜月笙）和青帮”的“协助”。西格雷夫说“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试问可以这样动员大量军队的人，还须靠黑社会来“协助”“劫掠”银行吗？又如西格雷夫说：“蒋介石的劫掠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海滨路旁。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当时派出去的根本是军舰，而非“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又如西格雷夫说被“劫掠”的是“中国银行”，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中国银行”而是“中央银行”。……凡此种种瑕疵，都是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过西格雷夫所写的这一“劫掠”事件，值得细加追究、寻其来龙去脉，颇有奇趣。
有关这一事件，在蒋经国这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里，不乏蛛丝马迹可寻。1949年2月10日条下说：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3月11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3月22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
5月3日条下：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二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左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5月3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有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2月10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2月10日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1月21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何况，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蛛丝马迹：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蒋经国又说：
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
在这里，蒋经国清楚的透露了：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就是1949年4月下旬，也就是蒋介石不在职后九十多天，他还能以非总统的“平民”身份，“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了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并且一搬再搬，连最后“一箱珠宝”都不放过！试问这是“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金银转移”的行为吗？说“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谁相信呢？何况，在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写出的，就全是蒋介石“引退之后”的杰作。董显光说：
2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囯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2月20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照董显光的说法，真使我们开了眼界！原来“中华民国”虽进入了“宪政”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党的“蒋总裁”，以该党“总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
在蒋经国的白纸黑字以外，从其他参与人的事迹里，也可找到蛛丝马迹。俞鸿钧曾任上海市长、1944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1945年复兼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内阁改组，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蒋介石下台前两天（1月19日），他离开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刘驷业继任。换句话说，他这时已非中央银行总裁，但仍“毅然排除各方非难阻挠，密将全部库存黄金，于数夕之间，以海关巡舰悉数运台”。（《新会俞先生鸿钧事略》，《俞鸿钧先生纪念集》）俞鸿钧好像是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合法密运库存黄金似的，其实这是瞒天过海，因为那时他已没有公职。（见彦远《俞鸿钧先生的风范》，1960年6月2日《联合报》）以没有公职的一介平民，居然可以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这不是奇事吗？这又是什么法治呢？又据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报》）一文访问严家淦的记录：
严氏说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难，从上海的中央银行把一箱一箱黄金运来台湾，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四十三年6月1日，他出长行政院，组织“财经内阁”，以崇法务实的精神，深为国人敬仰。由于这位财政阁揆，才使国家最阴晦的时期，在财政上未遭遇困难。
更可反证当时密运黄金时，曾受到“代总统李宗仁”的“禁止搬运”，以总统之尊，竟不能阻止一没有公职的私人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可见这种私人已经横行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蒋介石幕后撑腰，私人敢吗？能吗？蒋介石给俞鸿钧的考语是“崇法务实”，看了俞鸿钧干的事，“务实”或有之，“崇法”可就十万八千里了吧？再看王康《平凡中的伟大》（1960年6月2日《中央日报》）一文记录：
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如上海一旦不守，而这批黄金落入共匪之手，则国家的损失将更惨重。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附近的码头边，央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俞鸿钧死后，纪念文字中透露他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只提到在台湾接应的严家淦。严当时正担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经手帮着整理自大陆撤运来台的央行物资和黄金（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报》），却漏提了在上海搬运的“总教头”吴嵩庆。吴是蒋介石军委会机要室秘书出身，兼任密本股长，掌理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极受蒋介石信任。后来又做宋美龄的秘书、做航委会主任秘书。随后再任粮秣司司长、军需署副署长、兵役部经理处长、湖北省财政厅长、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到台湾后，且做上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另担任唐荣铁工厂董事长十二年，以至退休。他在《嵩庆八十自述》中，绝口不提他在上海搬运国库中的黄金事，真能守秘密。不料他的一个手下詹特芳，写《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给他泄了底。詹特芳回忆：
吴是一个内线人物，对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地位也并不算高，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侍从室的关系与蒋本人搭上钩。当然也不会为桂系所拉去。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亲笔批条，才能办理。……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元的盗用情况。
关于当时的“盗用”细账，据詹特芳回忆，共有“外币”、“黄金”、“银元”三大部分。在“外币”部分，詹特芳说“约合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詹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因为当时“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钞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政府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台湾由陈诚在那里主管，李宗仁根本无法染指。”在“黄金”部分，詹特芳说：“中央银行原报告有九十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九十二万两，多出二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又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四千二百余两，一直未动）？”在“银元”部分，詹特芳说：“约计三千万元。”再据1989年出版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九期）所载，前后运走三批，合计黄金二百七十七点五万余两、银元一千五百二十万枚、美金一千五百三十七万余元。此外，汤恩伯又拿走黄金十九点八万余两、银元一百二十万枚。
詹特芳又回忆“盗用”经过说：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蒋介石当时依第49条交出总统职务，已不是总统而是平民。这是常识，无庸多说。就连蒋介石自己也不能不承认。1948年4月27日，他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即《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就说他“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但是上述实际行事，已可看到，这个“国民一分子”可真权势显赫！他居然可以越过总统，直接搬走国库中的黄金！对这一行为，对照起当时“宪政”体制下的真总统李宗仁的回忆，就别有会心了。据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说：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十七年（1948）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民国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李宗仁也指出，蒋介石引退后，在溪口故里建立了七座电台，随意指挥军队。蒋介石在《引退谋和书告》中呼吁“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话既这样说，说这话的本人，当不例外。可惜的是，他在兵权和财权方面，都给“李副总统”来个金蝉脱壳、釜底抽薪，最后兵撤走了、黄金运走了，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好一个“共矢精诚，同心一德”！好一个“翊赞”！这可真是中国现代史、中国宪政史、中国政党史上的最大谑画与笑话。
第四节、非法复职
蒋介石总裁国民党，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党内同志除几片凤毛、几只麟角之外，莫不匍匐畏惧，希旨承风。即使凤毛麟角也要有所凭借，如胡汉民与汪精卫靠元老资格，如冯玉祥与李宗仁则靠握有兵柄，尔后能说声“不”，有所抗争。在这些抗争中，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最具戏剧性，对国民党的影响也最大。蒋、李诚心合作并不足以挡住中共席卷之势，但蒋、李斗争无疑为中共席卷再助一臂之力。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蒋当总统固不在话下，但他雅不欲李宗仁当副总统，而李居然选上，使蒋大为不快，乃不惜玩弄副总统于股掌，如在就职典礼的服式上玩小动作（《李宗仁回忆录》，第870、871页）等等。徐蚌（淮海）会战大败后，蒋介石被迫下台，李宗仁依法继任，但蒋仍幕后操纵，不令其为正式的继任总统而是“代总统”。和谈失败后，李宗仁想在长江以南部署战事，而蒋却不断扯后腿，私下命令，军队主力撤退台湾，以保守个人的实力。李宗仁指挥不动，成了背黑锅的空头代总统，只好抱病赴美就医，这些情况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有毫不讳言的陈述。李氏的回忆录固然有其一己之见，但撰写者是史学家唐德刚，经过考订的功夫，有很高的可信度。
《李宗仁回忆录》中也提到蒋介石非法复职事，早在国府迁至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至撤退到重庆后，此一企图更是表面化，CC和政学系控制的报纸公然称呼蒋为总统。蒋氏“复职”，最便捷的方法，当然是由李宗仁劝进，但李岂肯“劝进”哉？李氏回忆道：
我不愿劝进的原因，并非对名位有何恋栈。我只是觉得，第一，蒋先生欺人太甚。我原劝他不应灰心引退，我本人尤坚决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他迫我为之。在我任内，他却又处处在幕后操纵，并将国库金银擅运台北。先纵敌渡江，后瓦解湘、赣、粤、桂的防御。如今政府重迁，国亡无日，他居然又企图“复辟”，置宪法于不顾，未免欺人太甚。再者，我觉得蒋政权的垮台，多半是由于蒋先生玩弄国家名器、目无法统、一味独裁孤行之所致。如今国已将亡，他仍至死不悟。宪法既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维护国家名器的原则却不能让步。（第993页）
蒋介石在重庆没有“复辟”成功，但到台湾之后，已是实际上的独裁者。不过为了面子问题，以及顾忌美国人的态度，一时未敢贸然行事，仍希望李宗仁的合作。居正孙女居蜜为我们提供几封李宗仁致居正的未刊函电，可补《回忆录》中所说之不足。第一封长函全文如下：
觉生先生勋右：
病中承令爱惠临，并携来手教，欣慰无似。自弟出国疗治胃病，不意转瞬间，西南半壁竟遭赤匪席卷，举世震骇，群情悲愤，今国军孤悬台、琼，既无饷械，复乏外援，闻美国政府对我总裁成见极深，曾一再声明不以军事援助台湾，近更公开嘲骂。在此情形下，吾党负责同志应警惕国家之危亡，不再感情用事，权衡利害，改弦更张，以挽回既失之民心，俾友邦对我增加信心，乐于相助，倘仍故步自封，一意孤行，逆料美国民主党主政期间有效援助，绝无希望，则反攻大陆，扫荡赤氛，更为空谈，即希冀固守台琼，势亦难持久，言念及此，不寒而栗，凡有血气、爱党忧国之士，谅有同感。日前接监察院哿电，对弟似有误会，颇为惋惜。察其言外之音，别有作用，醉翁之意，路人可知。本党二十余年来政治暗潮中，此种现象屡见不鲜，固不足怪。际兹国脉如缕，民不聊生，且政情复杂，积弊已深，虽思革新，与民更始，无奈障碍横生，阻力重重，名为元首，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有何留恋权位之足云？每感蝼蚁无能，难胜重任，早拟引退，以谢国人，无如再四思维，弟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时仅限三月。今既无法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则代理如逾三月法定期间，即为违宪。或曰可敦请蒋公复职，殊不知弟所代者为总统职权，而非代理蒋公本人，国家名器何能私相授受，譬如宣统逊位后，贸然复辟，国人群起声讨之，专制帝皇尚不能视国家为私产，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毁宪之责，弟何忍为个人安逸计，而陷本党于创法始而毁法终？少数同志倡斯说者，不仅毫无宪法常识，抑且故意歪曲理论，以乱视听，实属荒谬，贻害至深，国事败坏至此，诚非偶然也。先生明达，未卜以为然否？弟创口虽已平复，唯元气大伤，尚须休养一个时期，现正与美国朝野接洽反共复国计划。盖美国虽对我政府现状措施表示不满，然在其反苏政策下，并未放弃中国，事在人为，宜群策群力以图之，国家前途尚大有可为也。纸短情长，笔难尽意，敬祈不贻在远，时赐教言，以匡不逮，专此顺叩
勋安
李宗仁 拜启 2月6日
此函仅署2月6日。李宗仁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12月8日自香港飞抵纽约就医，此函当写于1950年的2月6日。函中主旨显然是针对台北方面压迫他“让贤”而发，故有“何留恋权位之足云”之语，但他反对蒋介石复职，讥之谓复辟，他更不能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坚持他护宪的立场。居正当时在台北仍是“监察委员”，与李宗仁熟识，李曾提名居为行政院长，因一票之差而未成，李出国前，居亦曾至香港相见。李驰函居，也是兼复“监察院”的“责难”。总之，蒋介石虽据有实权，李宗仁仍拥有名器，坚不相让。
这封长函，当然不仅仅是给居正看的，蒋介石必然知悉此函的内容。但台北当局仍不死心，发动李宗仁在台旧部白崇禧、李品仙等人，屡电催促李代总统回台，如李返台，自会入蒋彀中，于是李又于2月21日自纽约发哿电给台北总统府邱昌渭秘书长。电文是：
密。迩来健生、鹤龄、煦苍、旭初、任夫诸兄对仁行止，屡电申述，仁以病尚未痊（愈），医嘱不能长途旅行，个人地位无所留恋，唯必须采取合理合法途径，方免违宪之咎，国事至此，安可再生枝节，自暴弱点，以快敌人？仁已于巧日托孔庸之兄将此意转达台方，希兄与各方接洽，从速寻求于宪法上说得过去之方法，仁自可采纳，若图利用宣传，肆意攻击，则仁当依据宪法公告中外，于国家、于私谊，将两蒙其害，宗仁哿。（原件）
其实，此时李宗仁的病体已大致复元，未尝不能做长途旅行，但他知蒋氏用意，自然不会贸然返台，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
在这种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个人牺牲不足惜，然对国脉民命究有何补？（第1003页）
李宗仁既不上当，仍重申不恋栈、不违宪的立场。蒋介石知李宗仁不可动摇，乃不顾一切于3月1日在台北复职。复职之后，应该只有蒋总统，没有李总统了，但美国总统杜鲁门却仍以总统之礼接待李宗仁，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承蒋意旨，企图以李为“副总统”作介，为美国务院所否定，杜鲁门并向记者说：“我以总统身分请他（李），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见同书，第1009页）这是美国政府故意给蒋介石难堪，替李宗仁出了一口气。3月2日，杜鲁门午宴邀请李宗仁，李自纽约拍电报给台北总统府，特别乐道此事：
台北总统府昌渭兄转觉生、右任、百川、敬之、岳军、理卿、亮畴、辞修、骝先、铁城、墨三、至柔、永清、兰友、彦棻诸兄。密。仁昨到华府，事前顾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国务院以副总统名义代表蒋先生往聘，但杜总统向记者宣称仍以代总统地位对仁招待午宴，席间与杜总统及国务卿、国防部长畅谈甚欢，举杯互祝。三人均称仁为李大总统。餐后杜单独与仁谈话，不令顾参加，内容未便于函电中奉告。特闻。宗仁，江。（原件）
电函中一再说美国政府以总统相称，以无视蒋氏复职，当然不仅仅是给那些国民党大员看的，也是给蒋看的。这一招可说是李宗仁对蒋介石一再作弄的最后反击，以证复职的非法，一个“临去秋波”！
杜鲁门如此做法，也可略见他对蒋氏之深恶痛绝。然而由于反共与冷战，美国终亦不得不与狼共舞，美援不断送到蒋介石独裁下的台湾了。
四年以后的1954年3月10日，蒋介石又利用在台湾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讨论监察院提“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才以一四八六票对八十三票，通过罢免了他。但是，“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他最后用回到大陆的行动，答复了他不屑答复的一切。其实他早已副总统继承为总统了，他又没有自己退回到副总统的职务上来，再罢免他已不存在的“副总统”，又是演一场戏而已。
国民党宣传众口一声，说蒋介石1949年1月21日下台后，副总统李宗仁只是代总统，不是总统，但在中外有识之士眼中，却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而蒋介石下台后已是平民。既已为“国民一分子”了，说回头重任总统就重任总统，而不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为蒋介石下台明明是“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的情况，纵李宗仁在美构成“缺位”，依法仍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依本宪法第30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既然宪法硬性规定如此、既然当时已“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则蒋介石的“复职”，即属违宪。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复行视事文告》中说：“李代总统自去年11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唯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3月1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54、255页）事实上，李宗仁当时是开刀割十二指肠发炎，他在1950年1月间，健康已大致复元。他能在蒋介石复职第二天就去白宫作客，足证所谓“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之说，不能成立。萨孟武《中国宪法新论》里说：“林纪东教授把第49条分析为四种场合：一、总统缺位，二、总统及副总统均缺位，三、总统因故不能视事，四、总统及副总统均因故不能视事。缺位谓因死亡辞职或罢免等，无法再于任期内行使职权。因故不能视事谓卧病或出国等，暂时不能行使职权。”李宗仁当时才真是符合总统“不能视事”条件的人。若照“中华民国宪法”延续“不能视事”的情况，理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第51条），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第30条第1项第1款及第2项），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的任期为止，绝无“国民一分子”蒋介石突然“复职”之理。
中外有识之士眼中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是不乏证据的。李敖藏有1949年12月7日胡适给李宗仁信的原本，信封上明写“敬乞代呈李大总统”（H. E. The President of China），信中也明写“德公总统赐鉴”。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今午因宿约出门，无法赶到机场迎候大驾，十分歉仄。昨曾托郭复初兄（现仍住公所在医院，一一五四号）转达歉意，想已达尊览。顷见友人赫德曼夫人，她说，医院特邀她去照料我公住院初期看护的事，我很高兴托她代带短信，欢迎我公与夫人同行诸友，并祝我公早日康复！赫德曼夫人曾看护我七十七日，其人最老成谨慎，可以完全信任。主持诊断的医士梅伦尼先生也是我的老友，最同情于中国，可以完全信任。匆匆敬祝
痊安
胡适敬上 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明午去美京，明晚在彼有演说，两三日后可回纽约。
敝寓电话是Bu-8-5199
适附上
李敖还藏有胡适当时给李宗仁的一张名片，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明天大驾飞到，适因有宿约，不能到机场奉迎，十分抱歉。敬留字奉候大安。
胡适敬上
在这些文证里，足见李宗仁在有识之士胡适眼中，是道道地地的“总统”、是“李大总统”，并不是什么“副总统”或“代总统”！蒋介石非法复职已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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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孤岛上的父与子
第一节、亡命又亡国
蒋介石下野原是情非得已，在国内，徐蚌惨败，精锐尽失，权力基础大受冲击；在国外，美国总统杜鲁门态度冷淡，宋美龄出访，毫无成就。国内外局势既已大大不利，和谈的呼声又甚嚣尘上，然而蒋介石又如何能厚颜再与共产党和谈呢？所以只有叫李宗仁出来顶。但这位下野的平民竟能使代总统的权力架空，照样以总裁的头衔行总统之实权，和谈代表出发前还须先到溪口，向他请示，国民党内部于是更加纷乱，和谈一破裂，共军于1949年4月21日横渡长江，不到两天，南京就被解放。亲蒋的美国司徒大使，故意不走，意欲与中共对话，果然与燕京出身的黄华见了面，并得知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以私人身分访平，他亦有意，并积极进行，只因美国国务院反对而未果。但司徒坚持不去广州，直接自南京飞返华府述职，结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参阅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316-317 ,325 ,333 ,341），他显然不愿意再给蒋介石抬轿子了。蒋介石得知首都易手，第二天下午就决定离开溪口。
4月25日的一别，竟是蒋氏父子永别故里。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显然已有预感：“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蒋氏父子一行于当日下午抵达宁海县东北角的团堧村入海，先乘竹排，再改坐汽艇，登上久已等候的太康舰。（参阅王舜祁《蒋介石引退溪口始末》，载《拆穿蒋介石》，第545-547页）
太康舰把蒋介石送到上海，召集汤恩伯以下军官训话，表示要亲自指挥大上海保卫战，再度侈谈与城共存亡，及至5月25日，共军攻入上海，即乘静江号军舰逃出，再从澎湖马公坐飞机飞往台湾，于6月1日在高雄降落。当时蒋已成惊弓之鸟，降落后却不敢下机。孙立人将军晚年亲口告诉汪荣祖，他曾亲自上飞机报告蒋，“这里都是自己人”，蒋才下机。休息数日后，转往台北草山第一宾馆居住。据侍卫室特别警卫组中校警卫区长赵秉钰的回忆，蒋听说是草山，大发脾气，不甘心“落草为寇”，乃下令改称“阳明山”。（见《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载《拆穿蒋介石》，第562页）当时闽粤重镇均先后为共军所占，台湾的二二八事变才发生二年，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感。
蒋介石为了稳定内部，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别组办公室，以便指挥、调遣与安保。对外则于7月出访菲律宾的季里诺总统，以及于8月往见韩国的李承晚总统，想组成一个国际反共联盟。但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感兴趣，乃无疾而终。（见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 p. 340）不过他在台北至少暂时站稳脚跟，他于下野之前，早已有所布置，省主席是心腹陈诚，国库黄金亦已私运抵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无从“染指”。
7月中旬，阎锡山在广州继何应钦组阁，计划坚守湘南粤北，以保住广东。适于此时，蒋介石突率大批随员从台北飞抵广州，以国民党中常会名义通过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代总统反居副主席。此一组织显然成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直接控制党、政、军、经大权。蒋虽然尚未复职，但“非常委员会”由他主持，一切实已完全复归其个人独裁之下，诸如在军事方面，他擅自撤走吴琏兵团、延宕刘安琪兵团，使防守广东徒托空言；在财政方面，他控制存台金钞，使广州国府求之不得，穷于应付，仍不免大军缺粮，通货膨胀。更彰明昭著的是，他可以一介“平民”，以手令叫汤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的职，并立即押解来台，形同绑架，而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事前均不知情，独断独行连法统都不顾了。
蒋介石把兵调走，把钱扣在台北，破坏了防卫两广的部署，令粤籍将领十分愤慨，特别是张发奎一再建议李宗仁，趁蒋于穗台之间飞来飞去之时，乘机把他扣起来，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654、655页）其实，“其人之道”是平民乱政，破坏军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总统的职权，将其拘留，付诸司法机关公平审理，何至于“徒招恶名”呢？
就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还要离间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卫两广之心更切，经蒋一番慰勉，动之以情，白尽释前嫌，信其诚恳，促李归政于蒋，真心合作。最后白崇禧显然误信蒋介石晚来的“诚恳”，失败后前往台湾与蒋共患难，结果不但当不上官，还遭到冷漠与歧视而又不得离境，郁郁以终。
广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无可忍，把蒋介石约来，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一五一十数说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蒋最初显得“紧张尴尬”，接着“唔唔诺诺”，尔后“面色转现轻松”，令李大感意外，原以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闹一番”，最后竟是“含笑道歉”。（见《李宗仁回忆录》，第660页）这种反常以及与其性格决然相反的表现，未必如李宗仁所说，由于以元首的名器压服了一生专横的蒋氏，很可能由于多少年来无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评，突如其来的“严厉教训”，令他初感惊诧，继觉新鲜。李氏有备而来，所举事证确凿无疑，使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天良一闪，问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后若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还远远谈不上痛改前非，蒋介石毕竟还是专横至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12日共军已临广州市郊，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嫡系部队接管四川防务，李宗仁怕被逼劝进，甚至失去自由，乃决定出国就医，于11月13日离渝。翌日，蒋飞渝想部署西南保卫战，但军心民心早已涣散，同月29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蒋介石父子在危城中，虽有专机“美龄号”等候，仍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蒋介石“起身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说是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显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机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说法相同。然而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说：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护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大典必需的礼节之外，从不曾用摩托车、警笛、宪警开道过，在重庆危急的时候，车辆壅塞，寸步难移，但是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他真是贯彻了他从小所认为的“大总统应该和平民一样”的观点。
照秦孝仪的说法，则承认沿途有阻碍是实，但是并不是蒋经国所说的“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而是根本没下车。为什么没下车呢？因为“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壅塞于途的难民潮居然会“自动让开”，绝不合乎逃难的原理与常情。不管怎样，蒋氏父子到头来是走成了。他们“下午十时”出发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十二时了”。这两小时中，“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果真如此吗？还是秦孝仪所说的，蒋介石一直坐在车子里，并没下车步行呢？
我们从《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中，见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说是“运用了特种技术”使蒋介石到了机场，文章中已明说“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但如果真是蒋经国所说的“乃下车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种技术”吗？由此可见，这一“特种技术”，恐怕是见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传青史的吧？“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大将胡琏逃亡，他的“特种技术”是和战车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人，乘坐战车“突围”，战车是何等威风的东西，什么也挡不住它，见人就压，压死人活该，最后“突围”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根本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那又将是什么呢？江南《蒋经国传》说：“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只要有“特种技术”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时前从容脱险。——“特种技术”大矣哉！古话说：“ 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得脱几冤魂呢？
蒋介石得脱后，飞往成都，于12月7日将“国府”迁至台北，三天之后，逃回台北，从此与大陆永别，一去兮不复返矣。从此台北成为小朝廷的偏安之区，国民党欲说还休，究竟不好意思在南京丢后，径称台北是“首都”，不过为了维持小朝廷的国家假象，称台北为“首都”，却又极为必要。这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只好假造外电，说华侨四海归心，视台北为“首都”云云。回想中国历史，商朝前后六百四十年，也不过迁都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也不过迁都五次。商朝平均五十三年迁都一次；唐朝比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离开首都，都不过一年即回；唐代宗离开首都，不过半年即回；唐昭宗离开首都，不过两年即回；最长的唐僖宗离开首都，也不过五年即回。并且他们是五个皇帝责任分担的，不像二十多年的蒋政权搞得“首都”“行都”“陪都”迁个不停，形成前无古人的场面。
亡命之余，蒋介石又自承亡国。他于1950年3月13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做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九五六）
蒋介石说得很清楚：“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遗憾的也许是必须逃到偏远的海岛上来亡国。当年陈布雷曾环顾钟山的壮丽，向往归隐或归葬于鸡鸣寺或灵谷寺（参阅陶永标《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1983年4月《七十年代》），果然于首都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戚然自杀。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5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回答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陈布雷选上这两座古寺而寄情、而流连、而殉死南京，真选得无独有偶了！宋人题灵谷寺，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灵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在南京的蒋政权连“堕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为六朝至少还在原地“亡国”，蒋政权连“亡国”都要亡到海岛上来了。
“中华民国”原是国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取的一个国名。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迁了国都、改了国歌、换了国旗、变了政体，成为一党专政。章太炎就公开说中华民国亡了，并自称“民国遗民”。所以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是第二共和了。1949年，毛泽东定都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第三共和之兴，取代亡了的第二共和。蒋介石亦于毛泽东建国五个多月后自承亡国，万里寄踪的萧公权教授亦在海外以“亡国大夫”自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亡命之余、亡国之后，不但不下诏罪己，居然把自己升为五星上将，与麦帅相俦。失国而封帅，应该是史无前例吧！
第二节、老美又来帮忙了
蒋介石失去大陆，在美国的反共右派分子鼓噪下，杜鲁门也替蒋背上“失去中国”的黑锅。但杜鲁门是不服气的，当毛泽东宣布建国之后，他于1950年1月4日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不再介入中国内战，不再给在台湾的蒋介石任何军援，甚至将自台湾撤侨，显然是要放弃蒋介石了。
事实上，根据美国的情报与判断，在中共即将展开的庞大攻势，台湾是无法保得住的。美国虽不愿见台湾赤化，但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花落去，至少杜鲁门政府已准备接受无可逆转的事实，承认新中国也势所必至。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他有一封5月28日给胡适的信（亲笔函藏胡适纪念馆），从内容看应是1950年，他最关切的不是美国物资援助，而是希望美国不要承认中共，希望胡适与顾维钧“大使”在这一方面努力。可见此刻连蒋介石都怕美国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然而不可逆转的形势，悄悄地逆转了。1950年4月，蒋自海南岛撤退，6月正待中共跨海征台，高唱“保卫大台湾”之际，北韩的金日成突然大举进攻南韩，想学毛泽东的武力统一。南北韩虽也是内战，但更加牵涉到国际政治。二战后，朝鲜自日本独立，由美、苏两霸权以三十八度线分割南北韩，犹如汉界楚河，金日成的越界立即使老美认为是共产势力的南进，认为金日成不过是“唐老鸭”，斯大林才是迪士尼（Walter Disney）。杜鲁门不仅断然出兵，而且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这一下子，老美又介入中国内战了，激怒中共抗美，抗美之不足，接着援朝，最后在朝鲜半岛上大打特打起来，北京与华府成为死敌，关系恶化二十年之久，更不必谈承认的问题了。
此一转机是蒋介石事前不曾料到的，所以当6月25日听到北朝鲜“南侵”，必有“柳暗花明”之感，诚如他的驻韩“大使”邵毓麟所说：“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使韩回忆录》）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的言外之意，亦认为若非韩战爆发，美国势必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Staurt, Fifty Years in China, p. 273-275）不过，在一线转机真正到来之前，尚有一番惊险。当彭德怀统率的中国志愿军（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编者）逼使美军仓皇南撤，使美军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时，联合国曾有请中共停战，然后把台澎交给中共的提议，但毛泽东不肯于和议开始之前停战，最后攻势受阻，形成拉锯战，不分上下，自然不会再把台湾送上门去，蒋介石在台湾才真正有了“安全保障”。
不过，蒋介石并不以受到美国的保护而满足，更希望美国卷入反共的世界大战，以帮助他反攻大陆，复国雪耻。所以韩战一爆发，他就表示可派出三个精锐师参战，以便参与反共战争。蒋愿意出兵，不惜牺牲，而别人居然不要。帮南韩作战的联军主要是美军，但也有一些别国军队，如英国已承认中共，当然不肯与蒋介石的军队并肩作战。不过，最主要的是杜鲁门根本不予考虑。当问起他是否仔细考虑过蒋介石派兵朝鲜的问题，杜说：
仔细个屁！他的军队会有什么用？那些军队从来不曾能够他妈的打好仗。我们给他价值三亿五千万的军备，结果他的五百万人向北平与南京之间的三十万共军投降，然后共军用这些装备把蒋介石及其徒众赶出中国。我告诉你，“他从来就不像个样子！”（He never was any damn good.）（Miller, Plain Speaking, p. 282-283）
可见韩战爆发之后，杜鲁门对华政策虽有所改变，但对蒋之鄙夷不屑却依然如故。美国军方派麦克阿瑟到台湾告诉蒋，用他的军队“不适合”。这位高傲自大的麦帅应该把这一消息带到，然而在蒋面前真正说了些什么，只有他们二人与上帝知道。麦离台后，蒋的发言人却说蒋麦二氏意见完全一致。这个一致，显然是麦帅虽也不要蒋出兵朝鲜，却鼓励蒋反攻大陆。这是有违杜鲁门的政策的，所以杜鲁门特别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去东京找麦克阿瑟谈，告诫蒋有以台湾为跳板反攻大陆的渴望。麦说并无意让蒋把美国拖入国共内战，更重申服从总统命令乃军人的天职，但不久麦又声言说要鼓励蒋介石。杜命令麦撤销声明，但声明已经传播。等到中共跨过鸭绿江，右派政客公开支持麦克阿瑟鼓励蒋反攻的论调，麦也一再擅作主张要求动用蒋军，还要轰炸东北，扩大战争。（参阅Miller, Plain Speaking, ch. 24）不过，蒋介石所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正是杜鲁门亟力要避免的，遂不顾任何政治后果，炒了麦克阿瑟的鱿鱼。
1952年的美国大选，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当选总统，使反共的共和党东山再起。新总统于1953年2月的国会咨文中，说明不再限制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而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更是冷战时期的反共健将，对反共的蒋介石特具好感，独裁不独裁、民主不民主，也就无所谓了。此一发展卒有1954年底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蒋介石提供军事上的保护伞，同时也拴住蒋，不准他随便反攻大陆，把美国卷入。（参阅Kirkendall，A Global Power, p. 104）总之，老美又来帮蒋介石的忙了，到60年代为止，又提供了四十余亿美援；到70年代底为止，一贯承认蒋“政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蒋介石在台湾终于安定了下来，在全球冷战对抗的夹缝里安定了下来，享受他一生中少有的长期安定。
安定固然，但并不安分。他知道老美最气他用人唯私，认为是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撤退到台湾之后，为了赢得老美的青睐，一方面把老美不喜欢的CC头子陈立夫充了军，我们从司徒雷登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可知，他一再向蒋建议陈立夫离华赴美考察政党政治，并曾要求“解散CC派”（dissolution of the cc clique）（见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131, 137,238），另一方面起用了吴国桢当省主席，孙立人当陆军总司令，以示用人唯才、唯公，并表示民主开明。就是由老美自己来选任此文武两要职，亦非吴、孙二人莫属。但是老美帮定蒋之后，吴、孙二人的对外作用已小，而对内的问题立即浮上台面。民主开明、有才有能并不有利于权力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文一武建立了声望与权势，即使动摇不了他自己的地位，必将成儿子经国走向权力之路的拦路虎。处置吴、孙，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即已开始酝酿，岂偶然哉！知道事件的根源，有助于明白事件的表象。
吴国桢是湖北佬，生于1903年，清华出身，1926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翌年回国做官。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当大陆局势逆转，逃难到台湾的国民党大员不知凡几，而吴国桢官运仍然亨通，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台湾省主席，显因合乎老美的论才标准。但是这一任省主席干下来，却跟国民党党中央结了梁子，最后终以辞职闻。在他辞职前，一会儿请病假、一会儿递辞呈，已经暗潮汹涌，这一暗潮内幕，我们至今不清楚，大概政见之争者少，权力斗争者多。
吴国桢虽然丢掉了省主席，但是一官匏系，仍旧保留了“政务委员”。他不想干，前后五次请辞，可是都不为蒋介石所准，显因剩余价值未失，他也就不再坚持，只是愿到美国一行。因为只是不快，并没闹僵，他的美国之行就被批准了。吴国桢带着老婆去美国后，一开始尚没说什么，不料台北这方面发生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案，王世杰被撤职，有贪污之说，牵连到吴国桢。吴国桢正在美国坐冷板凳，愈坐愈不是滋味，心有未甘，乃写好启事稿，寄到台北各报辟谣。台北各报不敢登，送呈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张其昀也不敢登，送呈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说不必登了。吴国桢再由他在台北的父亲出面，再送稿到台北各报，请求刊登，各报一律拒登。吴国桢火了，在美国亮了一手，逼蒋介石登，蒋介石无奈，勉强登在1954年2月7日《中央日报》上。启事是1月15日的日期，可是拖了二十三天才登出，蒋介石以为可息事宁人，但太迟了，吴国桢已在2月7日同一天，发表了指摘国民党的话，16日又继之以再。不过这种批评，尚称空洞，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说来说去，尚不落实证，不料国民党中CC派要做秀，也为了不甘让吴国桢这样神气的辟谣，乃决定予以制裁，方式是由吴国桢在南开的老同学“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出面，在“立法院”开刀。2月26日，张道藩以“立法委员”身份提出质询，27日即见报。可是吴国桢厉害，当天就加以反击，27日有芝加哥合众社电及28日有纽约中央社电。同一天，吴国桢又扩大战场，发出致国民代表大会函一件，其中指责蒋政府之“一党专政”、“军队党化”、“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等等，并建议“国民大会”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取消军中党组织、限制特务机关权力、追究抑制言论自由的责任、撤销青年救国团等等，无不针对蒋氏父子而来。这封信，经“国民大会”秘书处根据主席团决议，在3月10日分发给每位“国大”代表，全信语气，显而易见已经不若“吴国桢启事”那样客气了。
吴国桢发出这封信后，台北的国民党还不知厉害，张道藩在3月4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大揭吴国桢疮疤，可是效果适得其反。《自由中国》第十卷第六期有朱启葆《吴国桢事件发展中的平议》，评论张道藩之笨，可是，张道藩之笨，是国民党之笨，国民党之笨，是蒋介石之笨，是一笨不可收拾的。蒋介石在吴国桢的反击下，像是日正当中走在马路中间的一只鸭子，头昏脑涨，笨态百出。最后发现张道藩式政客不足以御奸，于是祭出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来，大家来做秀，这就是所谓大学教授联名驳斥吴国桢事件。联名是3月17日见报的，首先是台湾大学毛子水、沈刚伯等七十五名教授出场。接着是师范大学（当时叫“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黄君璧、郭廷以等五十九名教授出场。蒋介石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没有个性，在这两封联名文件里，已经昭然若揭。知识分子们不知拉自己的野屎，反倒忙着给国民党擦屁股，口口声声替国民党回护，还怀疑吴国桢的品格。大学教授们怪吴国桢在台湾不讲话，在美国才讲话，但是照国民党的体制，吴国桢能讲话吗？敢讲话吗？自己做不到的事，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至于所谓台湾言论自由“都可畅所欲言”、有“集会结社自由”，以及为政工制度、救国团制度回护等话，自然都是曲学阿世之笔，高等知识分子如此护航，所得结果，只是另一场笨戏而已。
在3月17日的同一天，蒋介石颁布命令如下：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言论，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攻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职官吏，负重要要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在老头子说话的同一天，“国民大会”通过临时动议“请政府撤职查办吴国桢案”，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说：“该案系第一审查委员会提出之审查报告所列三件提案合并讨论之结果。三件提案是：一、章慎言等二十一人提：吴国桢身为现任官吏，在美竟公然发表荒谬言论，诋毁政府，迹近叛国，应予严厉制裁案。二、方念谐等三十四人提：建议政府对诬蔑政府之现任政务委员吴国桢，立予撤职查办以振纲纪案。三、向大蕃等三十二人提：行政院政务委员吴国桢诋毁政府，有损国誉，影响反攻复国前途，至深且巨，建议政府将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经第一审查委员会就上述三案合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三点：一、查吴国桢系借口政见不同，在国外散播流言，掩饰其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种种不法行为，送请政府明令撤免其政务委员职务。二、请政府彻查吴国桢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各种不法行为，依法究办。三、请政府饬令吴国桢迅即回国听候查办。昨晨会中，讨论该案时，经全场代表一致无异议通过。”4月1日，国民党“对外秘密，列入交代”的“中央”半月刊上，已登出中央委员会党纪处分代电，全文是：
各级党部：查党员吴国桢在美发表荒谬言论，肆意诋毁本党及政府，违反党纪，经中央决议：“吴国桢开除党籍，并交从政主管同志依法查办。”除分电外，即希一体知照，为要！中央委员会纪印。
尽管蒋介石在台湾声讨吴国桢，撤职他、彻查他、究办他、开除他、并要他“你给我回来！”可是吴国桢哪里在乎，他在三天后（3月20日），又发信给国民党中央社纽约分社，原信如下：
敬启者：
查日来贵社在台湾及海外各处，散播台湾方面有组织的对桢之恶意宣传，兹谨将桢于本日上蒋总统函一件，抄送贵社，即请贵社转送总社及各分社，各办事处照样发表。如贵社不允照办，则当依法控诉，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二百万元美金（以华侨一千三百万及台湾八百五十万人计，本应超过此数，姑从宽以二百万元计算）。桢得此款后，除诉讼必需费用外，余款四分之三将归还美国政府，其余四分之一则捐由在美侨胞，共同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作为救济流亡中国知识青年之用，桢绝不取分文。此函并限于本月25日以前答复。否则即进行法律手续，此致
中央社纽约办事处（“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转交）
吴国桢启 三月二十日
吴国桢这种一个人对一个集团的大缠斗，就这样一波又一波的展开着。最后，吴国桢拿出撒手锏，他说你们逼我，我可真要举出实证来了。于是，他亮了一手，公布了一点国民党党中央要他作恶的手迹与密件，像一颗原子弹似的，从天空上丢了下来。这下子蒋介石寒了，知道娄子给捅大了，原来吴国桢手里藏有秘密武器，吴国桢是惹不起的。于是台北方面一声令下，全部挞伐一夕停止，宋美龄秘密赶赴美国见吴国桢，费尽了口舌，才摆平了吴国桢事件。最后，吴国桢的儿子也被准许离开台湾了。
蒋介石整不了吴国桢，无奈之余，只好央胡适出面，跟吴国桢做另一层次的论辩。于是吴国桢和胡适在美国打开了笔仗。8月3日，胡适给吴国桢信，颇多曲学阿世之笔，其中为蒋介石做打手的痕迹已极明显。以胡适的职位，他从何看得到“二百六十九件判决书”？又从何看得到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当然是国民党提供材料的！以胡适对国民党组织的了解，他当然知道吴国桢对安全系统的力量是有限的、是挂名的、是画行的，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只是名为“司令”，实权绝不在“主席”手中，胡适明明知道，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说吴国桢是“一个道义的懦夫”。这对吴国桢是不公平的，因为跟蒋介石走的、做官的，又有哪一个不是“道义的懦夫”？不是这种“懦夫”，又何来高官可做？胡适如此倒因为果，殷海光就责问过胡适，说吴国桢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我们想说的话，为什么胡先生要如此为国民党护航？殷海光说，胡适晚年变成一个大乡愿，至少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真的是乡愿。
吴国桢是高级知识分子，跟着蒋介石下面做官，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扶同为恶，同流合污，坏事自然有份。当他已经不在其位后，开始窝里反，反得实在有心机，我们可以视他有“赎罪”心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低估了窝里反的人对它的伤害。吴国桢虽未被打倒，但形同放逐，蒋介石多少还是有点收获，为儿子经国除去了一个心腹之患。
吴国桢事件发生之后，紧接着的是孙立人事件。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从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耻，清华、普渡两名校毕业之后，投笔从戎。自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黄埔军头排挤。蒋介石落魄到台湾之后，为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牌，然而当鸟尽弓藏之时，便以冤案软禁孙立人。
能够洞悉蒋介石性格的人，便知孙案伏机极早，早到孙立人的出身。孙既非黄埔又比黄埔杰出，已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再加上他的国际声望，贏得美国名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等的礼遇与敬重，更令忌才多疑的蒋介石不安与猜忌。一旦情况稍稳，就把良将拉下马来。拉下马要靠罪名，于是冤案出矣。
孙立人军事素养深厚，技高一筹，印缅作战，出奇兵、打硬仗，反攻缅北时，得“东方隆美尔”的美誉，获英国皇家奖章，成为世界级的名将，战后被邀赴欧洲战场巡视，蒋介石麾下无人可望项背。国共内战，孙立人在东北打得顺利，忽遭黄埔排挤，最后被送到台湾训练新兵，让黄埔军头去立功，孰知立功不成，反而惨败，纷纷撤退来台。孙立人在台内有新兵，外有美国支持，“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一如韩信，他有“反”的大好机会，而由于忠于蒋介石之一念而不“反”，忠于上级，也如韩信。孙立人“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令上级不安，也如韩信；他“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弄得“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人告公反”，也如韩信。至于看不起其他将军，韩信“生乃与〔樊〕哙等为伍”，孙立人“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更是一如韩信了。所不同的是，韩信的下场是身首异处、家夷三族；孙立人只是身囚台中、冤气难伸，家属奉陪，卖“将军花”维生而已。
1994年2月台北《新新闻》周刊第三六一、三六二合刊本，以醒目的标题，长篇报导所谓“孙立人案的大发现”、“CIA机密档案惊人揭露”、“独家报导美国中情局最新解密档案”，认为“在美政客、将领鼓吹下，孙立人答应与美发动兵变”云云，好像是落实了孙立人的兵变。其实，所谓“最新解密档案”，美国学者早已利用了；所谓“独家报导”的主要论述，实自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康明思（Bruce Cumings）著《韩战的起源》（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一书下卷，有关孙立人部分抄译而来。这些解密的档案不过显示美方单方面的意愿，鲁斯克有一度想驱蒋之后，把台湾置于麦帅控制之下（见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p. 179）迟至1950年6月19日，美国国务院的文件犹谓：
美国应该经由最可信赖的私人密使告诉孙立人，假如他愿意搞政变以便置台岛于其军事控制之下，美国政府准备为他提供必需的军事援助与意见。（译自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 508）
韩战于6月25日爆发，韩战一爆发美国已转而又支持蒋介石，至战争发生前夕的6月19日，美方仍在单方面示意、仍用假设语气，并无孙立人正面回应的迹象！孙立人之所以一再被美方一厢情愿地看中，诚如康明思所说，“由于孙曾在弗吉尼亚军校受训以及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2，p. 534）之故，当年美国驻台北代办史壮（Robert Strong）曾告诉康明思，前美驻台北领事克兰兹（Kenneth Krentz）于1949年年底与孙立人接触并告诉他，假如同意控制“国民政府”，美方将全力支持他，但是“孙断然拒绝如此做”（Sun flately refused to do so.）。（见同书，第534页，参阅第872页，注85）其他档案资料中所谓孙立人的“正面反应”，不过是“据报”、“传闻”或“假设性方案”之类，唯一较为具体的所谓证据是根据鲁斯克（Dean Rusk）的回忆：
1950年6月初，鲁斯克收到一封秘密又亲自交来的台湾卫戍司令孙立人将军所写的便笺……孙有一惊人的建议：他将要领导兵变逐蒋。此一兵变的含义不明，但孙要求美国的支持，至少默认。假如孙取得权力，他将中止政府中的贪污，亦会比蒋介石之对付共产党更具弹性。此事需要总统来决定。鲁斯克销毁了孙氏便笺以防止可能的泄密，因知若蒋发现，孙会被处死。然后他去见艾奇逊，艾答应与杜鲁门商谈此事。然而当总统做出决定之前，北朝鲜进攻南韩。此一变局很可能挽救了蒋政权，因为此后蒋介石获得美国进一步的支持。（见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p. 209）
这一段话破绽累累，且不论孙立人既有人传话（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竟然会写一便签留下痕迹与把柄，已不可思议。鲁斯克既谓此事由总统决定，竟然不让总统杜鲁门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看秘笺，就径自销毁，更不可思议。试想阴谋密件有几件不涉及人命，如果孙立人不怕死留下把柄，鲁斯克又何爱乎孙将军之一命？亦有违常情。再说鲁斯克于6月初得孙秘笺，而国务院文件显示迟至6月19日，尚在试图告诉孙立人美方意图，试探孙立人是否愿意，正可破鲁斯克之谰言。美方看中孙立人及其示意既可确定，而鲁斯克反谓孙有求于美方，岂其然哉？美方倒蒋意图甚明，又一再向孙示意，即使由孙说出，亦不至于令鲁斯克感到“吃惊”（startling），已露马脚。康明思到底是一有见识的学者，立即怀疑“鲁斯克有贾祸于孙之意图”（Rusk may wish to place the onus for the coup on Sun）（见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 537），以卸华府的责任。然而仍有一些学者继续驰骋想像，以事出有因，遽下论断，甚至说，孙立人已着手兵变，蒋介石调刘安琪自海南岛回师制止。当蒋责问孙，孙谓乃中共挑拨，蒋接受之，而孙遂放弃其计划云云（McGlo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p. 105），何异信口开河？《新新闻》周刊虽也注意到康明思的怀疑，却仍然肯定确有此一秘笺，顺流而下还要妄改鲁斯克收到秘笺的时间为6月下旬而非6月初（见该刊，第29、30页），还要侈言“经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于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四十年的政治迷雾”。（同上，第18页）剥了什么茧？爬了什么梳？档案虽然解密，竟不会解读，孙立人何辜！
其实，蒋介石未撤退到台湾之前，美国早已想放弃他，认为再多给美援亦无济于事，所以一再要求他让贤，或完全授权给有能力的人。美国人当面向蒋一再提及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固然由于徐蚌失利，美国的压力也是主要原因。美国人看上孙立人亦非秘密，事实上无论就军事素养、能力以及战功而言，国民党将领中实无出其右者，并非仅仅是曾经留美之故。真正的历史真相是，孙立人虽然满腹牢骚，瞧不起黄埔，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但因一念之差仍然效忠蒋介石。孙于1949至1950年间有足够的时间与条件联美倒蒋，更何况李宗仁也想除蒋。蒋当时虽幕后操纵，毕竟是下了野，失去了名分。既有美国的全力支持，里应外合，于蒋亡命之际倒之，实易如反掌。萧公权教授曾说过，他于1949年秋天离台赴美前，因与孙立人乃清华旧友，过从甚密，孙于周末照例派吉普车来接，无话不谈。谈到牢骚处，萧戏说若有决心，愿草檄文，而孙终无决心，更无意倒蒋，故萧氏谓“孙将军有勇无谋”，无谋者，没有政治野心之谓也，亦可为孙未尝对美方有所谓正面响应的旁证。
孙立人于1949年至50年代可倒蒋而不愿倒蒋，蒋于1955年孙无以倒蒋时，竟以莫须有之罪名指孙欲以兵变倒蒋，实欲借故除孙耳，可谓狠者胜、善者冤也。
从历史定位看，孙立人案的种种冤情，确如岳飞案。岳飞案的成立关键是凭“众证结案，而武穆竟无服辞云”。这就是说，全凭别人的旁证咬岳飞，并没有岳飞自己承认的证据，孙立人也是“无服辞”，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的罪名是“措置别做擘划”，孙立人案的罪名是“明告叛乱计划”，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舆”，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骂元首”，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元凶赵构杀岳飞以免直捣黄龙，迎回两宫；孙案的元凶蒋介石囚禁孙立人以免妨碍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调。最妙的，岳飞本人并没“依军法施行”，而是以“诏狱”“特赐死”；孙立人本人也没“依军法施行”，而是“另案办理”，以手令特赐在家软禁，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手下的张宪、岳云等都“依军法施行”；孙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云锦等也都受军法审判，也是古今同调。所不同的是，岳飞案中有罪犯“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台湾太小了，只好送几百里外绿岛编管了。汪荣祖有诗为证：
一
暮年不复旧英姿，一死余哀感此时。
本意沙场争爱国，岂知衙内每徇私。
伤黄泣李枉囚雪（黄氏姐妹与李鸿），摧骨槌胸午夜悲（闻孙将军被囚禁后，中夜醒来槌胸悲鸣）。
难望赵秦平冤曲，如闻怒发冲冠词。
二
秉钺专征追马班，江南浴血气如山。
伤痕累累终无悔，禁网深深久困闲。
百战功高罕有失，扬威域外竟成患。
天人共鉴还清白，又烛东窗构桧奸。
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制造冤案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原因是孙立人反对政工制度，与太子为难。世人骂秦桧而不骂宋高宗赵构，是错误的。——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岳飞吗？真正制造风波亭冤狱的，乃是“领袖”父子自己！可悲的是，岳飞案是多少年前的历史陈迹，可是孙立人案呢，却是活生生的现代版，并且还有增订版。蒋氏父子的心术，实在超过宋高宗之上多多。因为宋高宗晚年，在让位给儿子宋孝宗后一个月，就由儿子承旨下诏，把岳飞“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表示对岳飞的抱歉。可是蒋氏父子呢？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但使孙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们死后，未亡人们也照本宣科，不肯平反。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似应痛定思痛，不再CC、不再黄埔了，国民党也要改造了。一时之间，文有吴国桢，武有孙立人，结果仍然是权宜之计。曾几何时，这一对文武，放逐的放逐、囚禁的囚禁，而蒋政权更加“私”了，私到儿子身上去了。吴国桢说老蒋“爱权甚于爱国，爱子甚于爱民”，可称一针见血之见。其实知蒋甚稔的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亦曾指出，对蒋而言，要区分他个人以及他本国的利益，并不容易（Staurt, Fifty Years in China ,p. 276），也就是说公私根本不分。蒋介石自称革命一生，到头来在小岛上建立小朝廷，传子接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这教人从何说起呢？”
第三节、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1959年，三位美国学者在台湾实地调查教育文化状况，写了一篇报告，直指台湾是“文化沙漠” （cultural desert）。台北的“学术权威”李济认为“旁观者清”，心有戚戚焉。他把这三位学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归纳为五条：
一、最初接收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没有做任何长期打算；四、社会里、政治里流行的各种禁忌，因之思想的范围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学者不肯到大学来。（《文化沙漠》，《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1959），第302页）
其实，这五条之中，第四条是“纲”，其他都是“目”。“各种禁忌”，乃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政治高压下，思想不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状态。思想应该愈活泼、愈有问题愈好，因为活泼的思想才能产生创造文化的智慧，有问题的思想才能使文化进步与繁荣。然而在蒋氏父子的高压下，思想有问题是可以被枪毙的，有几个人敢惹“思想”，当然导致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蒋介石搬运了许多宝贝到台湾，除了国库黄金、故宫国宝等等之外，还有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之名虽已消失，但其实体更为集中，由蒋经国一手掌管党政特务机构，所统率的特务人员一开始就有五万余名。蒋家的特务到了台湾之后，地小权大，更由于“戒严令”的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其得心应手为大陆时代所未有。何况作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更远非大陆时代的戴笠可比。蒋介石与戴笠只不过是主仆关系，而与经国有父子关系，岂可同日而语？于是特务势力在太子的管辖与指挥下，笼罩全岛。至于1950年7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名为“改造”，实系“集权”，把权力更加集中到蒋氏父子手中。至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2年10月召开时，“改造”完成，除蒋介石当然连任总裁外，蒋经国已跻身中央委员，名次仅在陈诚之下。
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时，惊魂未定，草木皆兵。为了他们的“安定”，杀戮尤惨。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刘宜良）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如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锒铛入狱。（第183页）
此一“恐怖世界”即为蒋经国指挥下特务们的“杰作”。在“恐怖世界”里，朝野诚惶诚恐，以蒋氏父子的马首是瞻。特务势力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基础，是蒋经国继承权力的阶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固然十恶不赦，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控制下的台湾也绝无容身的空间，其荦荦之大者，就是发生于1960年的雷案。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国民党员，大陆撤退来台后，与一些拥蒋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办了一份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半月刊。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还替这份杂志写了发刊词，并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自由中国》这一名称是很好的宣传，以别于大陆上的共产中国，许多人便把台湾称作“自由中国”，其实蒋介石的台湾既不“自由”亦不“中国”！更具讽刺性的是，蒋介石终于把《自由中国》扼杀了，判了雷震十年徒刑。
《自由中国》的宗旨，原是要“支持并督促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蒋介石在嘴巴上绝对不会反对“自由民主”，但骨子里关切的是巩固权力以及替儿子接班铺路，而这种“关切”往往与自由民主不搭调。《自由中国》的一个主要笔杆子殷海光（原名殷福生），原来也是国民党员，后来成为罗素的信徒，大唱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自然与封建独裁的现实相扞格，逐步增强对现实的批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个层面。1954年，《自由中国》批评到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控制青年学生，蒋介石“勃然大怒”之下，于同年12月28日，亲自开除了雷震的党籍（见《雷震回忆录》，第360页），雷震被迫成为党外人士。
《自由中国》在蒋氏父子特务势力的阴影下，生存多年，主要利用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而打出的“民主”招牌，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言论自由”之矛攻“党化教育”之盾、以“自由经济”之矛攻“金融管制”之盾、以“多党民主”之矛攻“一党专政”之盾。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又利用了蒋氏“婉谢祝寿”、“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的声明，出刊了《祝寿专号》，对蒋介石个人提出直率而又剀切的建议和批评。专号的社论更明确地劝蒋“不要违宪连任总统”，并要求党部退出军队，使军队“国家化”。（见第十五卷第九期）
面对这些挑战，蒋经国直接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动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运作，《自由中国》的台柱胡适尤成为“攻击”的大目标。这有点像大陆上鸣放后的反右运动。不同的是：毛泽东明着干，而蒋介石暗中搞。胡适在围剿声中，感到回台湾比留在国外更重要，遂于1957年年底答应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参阅《胡适致赵元任函》，1957年7月28日）院长一职是由蒋介石圈选的，蒋任命胡为台湾最高学术机关的首长，未尝没有以“高官厚爵”笼络之意，使胡多少有所顾忌，最后胡适果然未能以“去就”争“自由”。
《自由中国》的命运也未因胡适于1958年4月回台长住后得到改善。特务们反而由“围剿”进而迫害，而胡适竟要《自由中国》的执笔者多“容忍”，引起殷海光的不满。雷震则在胡适回台以及美国舆论的鼓励下，更向民主的方向迈进，进而要想组织反对党了。至此，蒋介石不再顾民主的招牌，撕破脸皮，命特务制造匪谍案把雷震抓了起来。雷被捕后，胡适不肯主持组党，其他的人在齐世英的影响下主张“稳健”，新党遂胎死腹中。蒋介石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雷案发生时候，胡适正在美国，曾公开支持雷震。他回台湾后，蒋介石故意冷落他，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比他晚回来，却先见到蒋，而胡适却得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才见到蒋。蒋平常与胡适见面，通常是两人密谈式的，这次却是秘书长、秘书、副官全在的官式谈法，显然是有象征意味、表示有距离了。但是见了面，胡适仍然忍不住要谈雷案，很诚恳地想说明雷案如何在国外产生“很不好的反响”，胡适在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说：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这是他在9月14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
这最后二十五字，写得极见内功！不愠不火，但把蒋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蒋介石“见外”了！不过，胡适在蒋面前一再“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未免书呆！军法或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胡适对蒋介石苦口婆心，而蒋介石居然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听后，激动了起来，说是话说重了，在这天日记中，犹情见乎辞。胡适“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终不渝。他早于1948年12月，蒋政权危急时，力求美国支持蒋作战，且在美国人面前流了泪（见司徒雷登函载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292），有点像秦廷之哭。如此拥蒋使他根本没有多少旋转余地，却有无限伤感。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湾为抗议、以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为抗议，这样多少会给蒋介石一些压力。但是胡适回来仍做他的“院长”，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监，终于在蒋介石的权威下妥协了。胡适写文章喜欢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
《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点空间，怎么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1952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1957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自此四年中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实在是思想冰河中的异数，文化沙漠中的奇迹。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除了照例扣红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出身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萧同兹在国民党里的老面子，延缓了《文星》之被消灭，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灭。大祸临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杀身之祸”是1965年12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观，《文星》被停刊一年。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不过，《文星》的问题是李敖，如果李敖与《文星》脱钩，《文星》仍然有救。在此一“希望”下，在蒋介石秘书长张群的“党党相护”下，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为文星杂志办理不善，受有停刊处分，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拟即由同兹负责整理，谨报请鉴察。”萧同兹的报告措词谨唯，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炼，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相应的签呈，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于是张群得令于1966年2月26日，以“极机密最速件”，写信专送给萧同兹，报告佳音。就这样，《文星》由萧同兹“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萧同兹出面来挡，使《文星》渡过险境。但是到了1967年，《文星》杂志停刊一年处分已满，依法原可以自动复刊的，但是2月23日，国民党中四组以“五六宣50037”号秘件致萧同兹，说是“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杂志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蒋介石纵使一时看老同志的老面子，放过文星，但蒋经国率领的一批政战系、情治系、党政系的人们，绝不放过文星。因此，萧同兹虽“心力交瘁”的挽救，文星改组仍不会成功。拖到1968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做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1968年1月25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三天以后（1月28日），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1月29日）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 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 宁我自刃”，就在2月5日写信给张群，“惶悚待命”了。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3月31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10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12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出租车”很多，一个特殊身分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才走。
星沉之后，文星风潮的动力李敖，被封笔、被跟踪、被监视，最后因彭明敏案被诬指为“台独五大中央委员之一”而入冤狱五年半。李敖入狱之前，作家柏杨因刊登大力水手漫画，被指为讽刺蒋氏父子而入黑牢。柏杨原是蒋经国文学侍从之臣，根本无意逆蒋氏父子之鳞，而李敖则是存心对着干的。可见在蒋氏父子眼里，无意也好，有心也罢，只要冒犯了圣颜，就得由特务来收拾，打入黑狱，滥施刑罚来以儆效尤。
由此可见，文星虽由老国民党员萧同兹来接管，仍然不行，亦就不足为异了，因为赶尽就要杀绝。有人以为雷震若仅书生论政，不去组党，不会出事，亦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胡虚一已举证说明，组党之前，蒋介石就想以高价收买《自由中国》，然被雷震所拒，已触蒋氏之怒（胡虚一《雷震与蒋介石交恶述源》，载《清算蒋介石》，第277-284页），所以不组党还是会被封。《自由中国》反对蒋违宪连任，就会被消灭。组党不过是冒犯之一，任何冒犯都会导致同样的命运。
蒋介石从1950年3月1日复职起，到1975年4月5日死亡止，前后二十五年之间，他的“总统”身份，都是非法的。即使蒋介石以强势在1950年3月1日“复职”后，非法“总统”干到1960年，还是出了大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明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可见纵使1960年以前干的都合“宪法”，1960年到了，既满了两个六年，也不能再超过“连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1960年将届，蒋介石再变花样，以使“国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贿选手段，由非法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1960年3月11日，蒋介石公布了这一“条款”：十天以后（3月21日），他就凭这一“条款”再干上第三任“总统”，以后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在蒋介石一连二十五年的非法“总统”过程里，1960年的一次，是个重要关口，因为这次“违宪”，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包括胡适、张君劢等海内外有识之士，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都不赞成蒋介石再连任，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必须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1959）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挺不起腰杆，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当年钱穆的文章题为《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登在1950年4月20日香港 《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统观全文，钱穆谈到的，纵全做反对连任解，也不过希望蒋介石功成身退而已。但是蒋氏猜忌之心，居然会在近十年后突然迂回而至，来兴问罪之师。当然，钱穆对蒋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原是一种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陆后，后者尤属一种天方夜谭。但是，纵属假定，蒋介石也是不高兴的，他的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所以，1959年9月召见那一次，钱穆虽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但蒋介石“屡颔首，不做一辞”。最后，虽“已届午刻”，却连一顿饭都不赏钱穆吃。这种小动作，看破以后，都是有文章的。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不能说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是并非民主不够，而是独裁不足，张群先意承旨，早于1951年1月16日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上，公然指出“宪法”必须修改，陈诚还补充说，“当年结束训政与制订现行宪法因受党外影响”，回到大陆后可研究仍采用训政。最后决定“权在总裁”，做最后的决策（见萧同兹未刊日记），日后一再“违宪”连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6年11月12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收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大唱发扬中华文化的高调，国民党人群起附和，称之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一运动是否复兴了中华文化呢？
事实上，文化其名，政治动机与目标其实。从此一运动发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那是针对毛泽东在大陆上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来的。毛要革文化的命，蒋就要复兴文化给毛看，基本心态就是如此。只是孤岛上的草山老人，力不从心，隔岸观火，杯水车薪而已。
蒋介石倡导的“文化复兴”，其政治性是十分明显的。他本人就毫不隐饰地把中华文化与三民主义挂钩，把孙中山与中华一贯的道统文化挂钩，更侈言：“今日复兴基地之台湾省，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唯一之宝库。”（《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第4230页）在蒋介石的政治号召下，全台湾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于1967年7月28日，在阳明山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通过推行纲领与组织章程，并请蒋介石为会长。一呼百诺，又略见法西斯的臭味矣。
中华文化并没有在文化沙漠中复兴起来，由于复古意味较重，也不可能复兴起来，更与现代化运动有碍而少益，倒是可以勉强称之为反毛反共运动，或重振三民主义运动。蒋介石希望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运动，但是像当年的“新生活运动”一样，昙花一现，无疾而终。如今蒋氏王朝终结之后，连三民主义都要被取消了、连中国文化都要被视为外国文化了，文化复兴运动之无根，可见一斑。
总之，在政治高压下、思想冰河里、文化沙漠上，蒋介石为所欲为，死而后已，无人可以阻拦。在父亲的荫庇下，蒋经国一再高升，由主任而后“部长”、“部长”而后“院长”、“院长”而后“总统”，似乎是水到渠成，实际上莫不是刻意的安排。
第四节、屈辱的对日“和约”
1987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朝日新闻》在第二天（12月1日）以头版头条处理，大意说：“日华和约议定书”中台湾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为了表示善意而自动放弃的说法，是蒋介石以德报怨的结果，但是三十日发表的“外交文书”中，台湾并非爽快放弃，而是以此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过程中显然可见：日方亚洲局长倭岛英二在1952年3月14日见到张群说：“其他联合国会员国放弃可以，中华民国绝对非要不可。”倭岛英二则说，贵国不是宽大在前吗？到了第八次非正式会谈，叶公超却以“绝对机密提案”，表示要向政府建议以“自动放弃方式，换取其他条件”。而所谓其他条件，则是“与旧金山和约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同等地位”及承认国府为全中国的代表等。《朝日新闻》的结论是：台湾的“国府”为了死要面子，争取“大国”的地位，终于为了虚名而放弃一切。日本方面的档案公布和舆论评述，告诉了人们：蒋介石从对日本“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其中有不足为外人道、但外人却明明知道的心理背景。
根据1952年4月28日的“中日和约”第10条，明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又在“照会第一号”中明定：“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以上条文中的关键字就是那个“或”字。照蒋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则表示他没有控制中国大陆领土的含义，应该用“及”字，换成英文约本是，不能用or，而要用and。但是日本不肯。早在头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对董显光说过：“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如今签约之际，蒋介石自己以“仅台湾耳”的台面，却要日本签下“含大陆也”的条款，日本鬼子当然不肯。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仅台湾耳”的蒋介石签约，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国的提议，“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苏联也有志一同。美国不在乎苏联同志，却在乎英国异志。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赶赴英国，于1952年6月15日，把结果告诉“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最后，余提折衷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足贵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杜勒斯并以严守秘密为嘱，对顾维钧保证：“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就这样的，1952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了，“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签订的《金山和约》自然也和它完全无关。蒋介石脸上无光，只好等日本单独和他签约。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跟“中华民国”做签约谈判时候，蒋介石就亟思不惜代价，挽回面子了。
日本派来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财政部长）的河田烈，这鬼子是台湾通，是酒性发作时，大叫要到北投去的家伙。他原在二次大战时任“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董事长，是搞亚洲经济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来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早把蒋介石的处境与心态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脸，黑脸留给东京那边演。谈判过程中，东京那边作弄蒋介石的小动作，一直此起彼落，一会儿说台湾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了、一会儿又说中共如肯他们就同中共签约了、一会儿又推翻前议说有新训令来了、一会儿又把“中华民国”的秘密约本公布了。……反反复复，把蒋介石弄得团团转，前后闹了七十天（日本在对美国等签约时服服帖帖，只有四天），最后蒋介石乖乖就范——战胜国对战败国乖乖就范，签了。
签的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这样的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换句话说，什么赔偿都免啦！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真是空前绝后的。此中屈辱，试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的一段话，便见端倪：
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本人日来夜不成寐，阅读史料，至李合肥（鸿章）春帆楼（马关）议和一段记载，见李相国（鸿章）始终出诸至诚，不但尊重日本战胜国之地位，且视日本为朋友。此种高瞻远瞩之精神诚足为法。此次贵我两方交涉，我方未以战败国视贵方，处处着眼中日将来之合作与友谊。我国对贵国作战最久、被祸最深，人命之损失更难数计，依惯例要求赔偿自属当然，今竟并服务赔偿而自动放弃，其欲与贵国永敦睦谊，已极显然。今本人感觉贵方非但不承认我之盟国地位，即相互平等之地位亦尚斤斤计较。
叶公超何能上比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以战败国保持尊严；“中日和约”却是以战胜方受尽屈辱，而这种屈辱，如果蒋介石没有媚骨与私心，是可以不接受的。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议和，丟的是台湾；蒋介石在台湾与日本议和，丢的是中国人胜利者的实质。这种“拙”作，求诸古今中外的为政者，可谓只此一家。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时又同党羽群谋佥同“放弃赔偿”。照“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的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只是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这不是“沽券”（日语“死要面子”），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蒋介石正是如此。问题比较复杂的是，他在死要面子之时，对日本又总是一摊媚骨。抗战以前的不必论，抗战期间的也不必论，光看抗战胜利后的一些雨丝风片，就令人叹为观止矣！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例。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派司”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蒋介石这种“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服务赔偿”呢！只可惜竟是战胜者干出来孝敬战败者的！
跟蒋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他的私心师承孙中山，却又青出于蓝。当年日本人压迫袁世凯卖国，孙中山私下写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更卖国的条件，要日本人支持他，变成了“中国朝野领袖大竞卖”。蒋廷黻后来论断说：“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为了保住他的政权，因而私心泛滥，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也是主要原因。蒋介石的不幸是他遇人不淑，对象总是无情无义的日本人，结果纵然一身媚骨，却未能免于被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灰头土脸可想而知也。——蒋介石为了“政权的争夺”，最后使中共也有志一同，无法逼日本人赔偿中国了。最谑画的是，在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进一步出了蒋介石的东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好个“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如今战败国在“中日和约”上无异是一个战胜国了，看到“中华民国外交部”这一秘件（《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1952年5月10日），怎不令人浩叹！
第五节、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犹未足，还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顶顶送上来了。我们信手一抓，就可来上一大堆：照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说：“蒋公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1986年11月1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驻美“大使”董显光说：“我民族领袖蒋公介石，为近代最伟大之军事政治家”（《蒋总统传》）；照国民党国大代表蒋一安说：“蒋公发明力行哲学”，是“大哲学家”（《先总统蒋公哲学思想之研究》，第1页）；照国民党理论家林桂圃说：“蒋公是当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总统蒋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页四八）；照国民党教育厅长刘真说：“蒋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87页）；照国民党训导专家洪同说：“蒋公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实行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71页）；照国民党新贵魏镛及国民党教授缪全吉说：“蒋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动行政现代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1986年10月29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台北市议会长张建邦说：“蒋公是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1986年10月29日《新生报》）。此外，照修泽兰说法，蒋介石无异是艺术家；照蒋复璁说法，蒋介石无异是书法家；照于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经济学家。……以上所列的种种家中，其实蒋介石只能跟政治家、军事家沾上边而已，并且，他还够不上是水准以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最不相称的无疑是“经济学家”那顶高帽，没有迹象可以显示他具有像样的经济学知识。然而台湾最足称道的却是6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对蒋氏而言，可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因为蒋介石一门心思在“反共复国”，而非“经建台湾”。有意种的“反共复国”之花，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无心栽的“经建之柳”，倒是处处成荫。
台湾光复之初，满目疮痍，乃战后的表象，日本亦复如此。日本经营台湾五十年，为了有利可图，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的开拓与增产，以及南北铁路交通、乡村水电等等。此外还留下大型工厂，如铝厂、糖厂等等。总之，蒋介石退据的台湾，物质基础之佳，远非毛泽东退据的延安可以想象。
蒋介石的大撤退，带来近两百万外省人，使台湾人口增至八百万。总的来说，此一人口增加，“财富”多于“负担”，其中大多数的军公教人员，正是台湾所缺乏的，而大批技术人员更直接有助于经建。不要忘记，蒋还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国的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稳定了台湾的金融。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便是美国因素。美国人并不喜欢蒋介石，甚至厌恶他。然而为了阻遏共产主义的扩张，于韩战爆发之后，主动派第七舰队保护蒋介石的台湾，封锁毛泽东的大陆。为了使台湾成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舰”，美国又恢复对蒋提供大量的军援与经援。从1951年到1965年间的经济援助，平均是每年一亿美元。凡耗资较多的建设，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业、石门水库所需美元部分、交通运输设施、农复会项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卫生等等。台湾经建的一个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认美援的巨大功效：
美援一方面解决部分长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如无美援支应，则不但若干经济建设无法进行，即台币内外值亦无法稳定……美援成为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第282页）
尹仲容在此没有提到的是，美国的巨量军援承担了蒋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不致严重影响到经建。美国也为台湾的经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和市场。不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后的十余年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继续为台湾提供贷款达六十五亿余美元（据“国府”官方数字），对台湾的财政与工农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基础上，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加上众多而又廉价勤奋的劳力，使台湾于1960年初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工业生产于1963年首次超过农产，确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经济，赚取外汇，引进更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使经济持续高速成长，脱贫致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蒋氏父子对经建完全外行，他们的贡献应从对经建阻力的大小来衡量。就蒋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语见蒋介石《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并未把经建放在第一位。他的经济学知识浅薄，又要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于闭门造车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使不是共产主义，至少是一种社会主义，绝对不会是使台湾经济起飞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往往扞格丛生，矛盾百出，必要时连蒋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义。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为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二、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即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1935年9月，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护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尔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不得不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显然固然显然，仍不肯公然违反，易辙而行，以至于孙中山把三民主义漫天喊价；蒋介石把三民主义就地还价，形成一种“知易行难”的困境，为经济发展制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涨价归公”之外，作为民生主义王牌的“节制资本”，亦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人也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仍只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私人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对私人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内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的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于是，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国家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国家资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资本，而不许人民参加国家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人民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国家的企业，以发达国家资本。不过私人资本应由政府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的畸形的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私人资本，乃将私人资本由政府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的发展，而且奖励私人投资于国家企业。如此只要国家资本发达，则私人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政府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私人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日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国家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政府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国家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内，那对于国内私人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国家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人民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国家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人民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国家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革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的挫败。”
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充分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肉之。挂羊头固然仍可以卖狗肉，然而总比不上货真价实的大商号。
蒋氏父子由于知识上以及信仰上的限制，固然不可能主动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经济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动。这些多多少少给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的台湾带来负面或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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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朝代的终结
第一节、不能兑现的时间表
中国的特色是地大人多，地大人多就会有多样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分省上面，尤为明显。各省又可再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或统计、或归纳、或屡试不爽、或约定俗成，最后演变出一般的观感与结论。这种观感与结论，对特定例外言，容或失之武断，但它的一般性，却往往令人深思、令人警惕。例如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湖北省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佬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所不同。
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清两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是道地的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盐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成为中国的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这种完蛋到孤岛台湾的窘境，1951年4月30日，蒋介石在台湾讲《干部教育训练的要旨及干部自反自修的要领》，曾经有如此哀呼：
我们目前革命的危机，更是到了大祸临头的最后关头，试问大家退到了这样一个孤岛以后，还有何处是我们的退路？至少我们每个人今日的环境是一个天涯沦落、海角飘零，这样一个凄怆悲惨、四顾茫茫的身世，真所谓“命悬旦夕，死亡无日”的时期。……
在这一讲演前七天（1951年4月23日），蒋介石讲《人事制度的重要与考核人才的方法》，也曾经有如此感叹：
从民国十三年到现在，经过二十七年之久，先后完成了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各任务，这样多的战争胜利了、这样大的事业成功了，但是仍然要遭受前年那样惨重的失败，所谓革命建国，只成了一场春梦，没有一点结果。
这种退守孤岛，“只成了一场春梦”的哀呼与感叹，岂不正是一个宁波商贾忙碌终生“没有一点结果”的告白吗？虽然宁波商贾只剩下了孤岛，但是春梦以后，有孤岛，总比没有孤岛好，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供给蒋介石在兵败山倒喘息甫定之余，大开空头支票的乐趣。他在孤岛上开“反攻大陆”的支票，前后有多张，逐一排比一下，可以使我们对宁波商贾的信用，有个通盘了解。他开反攻大陆的支票，首先见于1949年6月26日，在台北东南区军事会议的讲话，他讲《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曾经说：
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为坚定大家的意志，并指示大家努力的目标和进度，我今天特别提出几句简单的口号，希望大家刻骨铭心，一致努力，贯彻始终。这几句口号是：
一、湔雪耻辱，报复国仇！
誓灭共匪，完成革命！
二、精兵简政，缩小单位！
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三、半年整训，革新精神！
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在这里，蒋介石清楚的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时间表。“一年反攻”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三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语句一点也不含糊。说话当然要算话，可是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讲《复职的目的与使命》，有这样的话：
现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来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明显的改变了时间表，一年前“一年反攻”的支票，言犹在耳，可是一年一到，就摇身一变，变成“二年反攻”了。“一年反攻”摇身一变成“二年反攻”还不打紧，两个月后，蒋介石又吃了败仗，舟山和海南相继撤退。1950年5月16日，他在台湾广播电台讲《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有这样的话：
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因此，半个月之前，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今天定海的军队也主动的向台湾及其卫星岛上集中了，这就是我复职以后第一步的计划完全实现了。……
蒋介石接着说：
我可以很确实来告诉你们：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有能力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必然的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蒋介石虽然开出了“三月反攻论”的支票，但他的预算，还是偏向“一年以后”的，因此他谆谆而道，叫大家稍安毋躁：
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希望你们含辛忍痛，埋头苦干，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你们今后接应国军反攻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蒋介石开出的“反攻大陆”支票，是从“三月反攻论”转而为“二年反攻论”的，所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支票文字是一清二楚的，同胞们遵命“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今后接应国军反攻行动”，自然不在话下了！不过，一个有趣的变化是：这年 3月13日，蒋介石还说“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呢，可是只过了两个月零三天（5月16日），他就改口说“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了。这种差距未免太快了一点吧？蒋介石“复职日期”是1950年3月1日，他在十三天后（3月13日）说了“扫荡共匪，三年成功”的话。可是，五十天后（5月2日），共产党就拿下了海南岛；六十四天后(5月16日），共产党就拿下了舟山群岛，大概是失败冲昏了头脑，三年之期，就连忙改成了五年，这种何时反攻、何时成功的时间表，随意而变，对照起来，岂不有趣吗？
看了上面蒋介石的种种谈话，我们只见半年、一年、三年、五年等的翻来覆去；“整训”、“反攻”、“扫荡”、“成功”等的代换不停，真令人眼花缭乱了，亟需列个简表，教人看个明白：
蒋介石“反攻大陆”空头支票表
开票日期/准备年限/反攻年限/扫荡年限/成功年限/兑付结果
1949.6.26/半年/一年//三年/退票
1950.3.13/一年/二年//三年/退票
1950.5.16/一年/二年/三年/五年/退票
列表之下，一切文字戏法都现出原形，使我们恍然失笑。我们计算一下，蒋介石空头支票最后的“五年成功”日期，应该是1955年。在1950年时候，蒋介石说“一年光阴实在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但是，“很短很短”的一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在台湾梦想反攻的，和在大陆“接应”反攻的，终于发现信誓旦旦的蒋介石，在“确定的步骤和时期”中，竟然毫无动静——原来他黄牛了。
蒋介石1949年、1950年的时间表，都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一一退票后，他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拖到1959年5月19日，他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才有这样的预言：“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蒋介石这句话是1959年说的；1959年说“再过十年”，当是1969年。在这里他明确说，到了1969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现在，1969年早就过去了、1979年也早就过去了、1995年亦已经来了，蒋介石也走了二十年了。一切的时间表，都已随他这一走变成了死证。不过，死证归死证，并非死无对证，我们的求证拆穿了他的政治谎话。
第二节、希望渐灭油尽灯枯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逃难到台湾，虽于1950年3月以非常手段恢复“总统”的职务，但杜鲁门袖手，前途仍然黯淡，共军随时可能打过海峡来，局势依然风雨飘摇，蒋政权的生命不绝如缕。
然而韩战重新点燃了蒋介石的熊熊希望之火。他于下野之初，国民党仍控有大江以南以及大西北与大西南，然而已把重点摆在东南海中的台湾岛上。他显然早已想把台湾作为复兴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一决最后的胜负。所谓第三次大战就是国际性的反共战争，他一再强调中共是斯大林的第五纵队、强调苏联侵华，就是要把国共内战转化为全球反赤斗争。这种论调在韩战爆发以后的美国，极有市场。美国于是又视蒋为盟友，并以其超强的声势，帮助蒋介石将已经亡了的“中华民国”牌子，又高高挂起，以台湾为中国而继续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次，拒绝中共取代。
蒋介石因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国民政府”仍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他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反攻大陆，台湾终究无法等同中国，“中华民国”的招牌也迟早会掉下来。美国的实力再强，亦无法永远撑得住一个神话。但是要反攻大陆，他已败退到台湾自知无法独力实施，唯一的战略就是拖美国人下水。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魏诺比（Charles Willoughby）1950年6月15日的报告，蒋介石有一“极为机密”的请求，即愿意将其本人以及政府与军队，听由麦帅总部直接指挥，但不愿把权力交给孙立人。（MacArthur Archieve RG6, BOX 1，转引自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 552,876）蒋愿出此“下策”，实是套牢老美的上策。韩战之后，蒋又一再要求出兵，亦无非想要卷入国际反共战争，混水摸鱼，但均未得逞。
韩战休兵，北京与华府之间结怨未减反增，台澎、金马等外岛成为对峙的交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尤为右倾反共，认为即使让中共取得外岛，亦有鼓励共产党进取台澎之虑。不过，美国共和党政权再右倾，仍以其本国的利益为重，对付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防堵”（containment），而非“解放”（liberation），绝不肯牺牲美国人的性命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愿意守住台澎。此乃美蒋之间反共共识中的主要不一致处。美国政府很怕蒋利用高涨的右派反共势力，被蒋牵着鼻子走。如诺兰参议员（William Knowland）即曾激动地要求其本国政府封锁中国沿海。果如此，岂不正中蒋之下怀？因而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1954年12月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一方面以军事保卫台湾，另一方面防止蒋反攻大陆，所谓“拴住蒋”（leash on Chiang），也就是不要被蒋拖下水。蒋接受美国的保护，只好勉强接受“反攻无望”。蒋虽然嘴巴上仍说，“大陆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大陆是我们神圣使命与天职”，但是没有美国人插手，连边都摸不着。
蒋介石当然不会就此死心，美国的反共热情仍高，冷战愈演愈为严峻。天下一旦有变，他仍有反攻大陆的希望，更何况当时美国军方大都好战，如前第八军军长佛理特（James Van Fleet）在《生活》（Life）杂志上，公然主张美军占领金门、马祖，并以原子武器回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被问到会不会在亚洲冲突时使用原子武器，回答说可能会以原子武器攻击军事设施（参阅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p. 157-158），此为艾森豪威尔在韩战结束前做核子威胁后的再度威胁。如果真的使用原子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又有了可能性吗？蒋介石怎么会不感到鼓舞呢？他的希望又炽燃了。
他的策略则是积极向金、马等外岛增兵，以便使美国将保护台澎与保护外岛连成一体，并在中共的脚底下放火，以便卷入美军。一旦演成大战，乘胜反攻大陆，老美即使要脱身，亦将身不由己。艾森豪威尔当然看到这一着，要蒋减少金马的军队，蒋拒绝考虑，老美终于知道“他们后面跟着一只熊”（The American knew they had a bear by the tail）。（引自前书，第160页）至1958年，由于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大陆内部出现一些困难，蒋更不顾美国人的劝告，将金马的驻军增到十万人之多，并以外岛为基地向内陆做零星的攻击，又高唱反攻大陆的口号，艾森豪威尔虽担心蒋的企图，然而中共于8月23日发动规模宏大的炮战还击，迫使美国总统派第七舰队助蒋突破封锁。北京与华府之间的军事冲突立即升高，《纽约时报》登出“假如共军侵入金门，美国决定动武”的醒目标题。美国一动武，不就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吗？不就可能跟老美一起乘胜“反攻大陆” 了吗？
但是老美毕竟不是傻瓜，舆论出现不同的批评意见，连最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改变了态度，希望金门停战与裁兵。蒋介石断然拒绝裁减外岛的军队，以表示不悦。他最不悦的是，套牢老美以便“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将落空。杜勒斯更明言不会支持或容忍蒋进攻中国大陆。至此中共方面已知道，攻下金门若不能解放台湾，反而有助于台湾的独立，亦就借故打打停停，悄然结束了轰动一时的八二三金门炮战。
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机会在外岛制造事端，牵入美军，帮助他反攻大陆。1960年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民主党的肯尼迪（John F. Kennedy）于当选之前就已表明态度，只保台湾，不保外岛，金门对美国而言，全无战略价值，对蒋亦不如共和党政府之友善。1964年中共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美国的介入更不可能了，连核子威胁也不便再出口了。蒋介石的希望也渐暗渐淡，连“文革”大乱，亦不敢独自出兵，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老美的支援固然不可能反攻，没有老美的允许，也不可能反攻。而老美此时正在越南泥足愈陷愈深，更不愿在台湾海峡别生事端。蒋当然也想介入越战，曾命已当了“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于访美时提出，明知美国不可能接受的“好意”，仍要提出，可见想介入国际反共战争之迫切。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出卖”他的竟是共和党的反共健将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尼克松虽是反共健将，也是现实主义的政客。形势比人强，在中苏交恶，越战胶着的情势下，军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打通前往北京之路，美国总统遂于1972年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杯酒交欢，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书房密谈，斯人独憔悴的是在台湾的蒋介石。毛初见尼克松时还打趣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接着说：“他叫我们共匪。”尼克松的兴趣很高，问毛：“你怎么称呼蒋介石？”毛笑而未答，周恩来插嘴说，“我们一般说他们是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总之我们相骂。”毛最后说：“事实上，我们和他的友好关系比你与他的要长！”（见Nixon，The Real War, p. 144）
就在尼克松北京交欢前三个多月，联合国终于票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一来，不再是“大陆乃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台湾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中华民国”的招牌终被国际断定为赝品而被取下。蒋介石的大陆梦完全碎了，要大家“处变不惊”了。他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见流云《卡特你错了》，第197页），未免过于阿Q。他应该想想“罪恶”的联合国让他以台湾一隅代表全中国达二十余年之久。如此白吃的筵席，迟早会散席的吧！
于此大势已去之际，蒋介石已入风烛残年。他一身系台湾的安危，台湾朝野自然会关心他的身体情况，但是在集权的强人体制之下，人民并无“知的权利”。直到多年之后蒋氏父子身边的副官翁元口述往事，才知道1969年7月间“老先生夫妇”前往阳明山避暑时，曾经遭遇到严重车祸，此后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1971年11月，又因副官钱如标润滑老蒋的肛门时，不慎使肛门受伤，血流如注，在“老先生只说了一句：把他给我关起来”之后，钱副官就这样被关了五年。（参阅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28、132、134页）一叶知秋，仍然是侍君如侍虎的时代，蒋介石的心态到晚年依然是君主式的，副官们的命运也无异于旧时代宫里的太监。
根据翁元的口述，蒋介石又开始便血，且有血管硬化与肺部缺氧的迹象，不久又双手发抖、两腿无力。所以当1972年5月，蒋介石就任他的第五任“总统”时，身体已见不得人，只好尽力掩饰。就职不到一个月，心脏已经扩大，医官认为必须隔绝静养半年，也就是说根本不能继续“总统”的职务，然而竟被宋美龄否决，还数落了医官一顿。事实上，蒋介石绝不能真正视事，病情每况愈下，心脏病有一触即发之势，特派人到美国去请国际心脏病权威余南庚来台。余大夫尚未抵达，蒋突于7月22日下午昏迷，大小便失禁。余南庚抵台后，全心诊治，并于8月5日将蒋送到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居住。以余南庚为首，一共十一位医生组成治疗小组。就在这样不计工本、全体动员的医护下，蒋介石又延续了三年的生命，于1975年4月5日晚上过世。（参阅翁元前引书，第135-188页）
我们从贴身副官得知，蒋介石根本无法执行第五任“总统”的职务，为了蒙蔽天下人耳目，连代行职务的人都没有。也许因为儿子蒋经国已是“行政院长”，大权已由儿揽，然而如此私拥名器，多少反映了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本质。
国民党的媒体称蒋介石之死是“崩殂”。这种封建字眼的出笼，显然在以帝王相应他们的主子，国民党自称革了九十多年的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革到头来，一代民国竟落到蒋氏两代的家天下里，父死子继，一崩再崩，真是民国的大讽刺了。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春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异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
翁元副官在忆述中透露，蒋介石在昏迷时仍口中不断念念有词：“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见翁元前引书，第150-151）这更证明他念兹在兹要“反攻大陆”，但韩战与越战的机会连边都沾不到，失望之余，在垂死之际，仍做哀鸣。这又是一种亡国的哀鸣。事实上，“中华民国”之亡，不亡于1949年，早亡于蒋介石篡夺成蒋家王朝之时。所以1949年所亡的，无异是蒋家王朝。蒋家王朝定都南京，兵临城下前夜，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在黯然环顾南京灵谷寺、鸡鸣寺后，服毒自杀，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梁武帝殉国于南京后，前殉后继，又来了殉国者，就是陈后主。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细查他的身世，却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583-589），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同时还主张言论自由，宣布“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表示：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肉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绝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陈后主干了四年皇上就开放了，但他的浙江老乡干了四十年才开放，可见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最后，在亡国之日，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还在原地亡国。陈后主以外，再看明思宗。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崇祯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宋朝开国起一百三十年间，宰相也不过五十一个！）他这个皇帝实在不会用人。虽然如此，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但是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他死后，在衣襟上留字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但是，浑人虽然浑，却不失他颇知廉耻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门神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媒体说棺材里放了四本书，过了几天，四本书又变成五本书。这四本或五本之间，颇有奇趣，先看蒋孝子的记录。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4月9日条下记录：
东方发白之时，余在荣民总医院照乡俗为父亲穿衣服，并着长袍马褂、佩勋章。十时许，母亲将父亲喜读之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本书，亲自置于灵榇之中，另有呢帽一顶、手杖一根
又在《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4月9日条下记录：
到荣民总医院为父亲着衣，此乃最后一次为儿能为父亲所做身边之事。照乡例穿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扎丝棉，穿黑袜、黑皮鞋、佩勋章，并以平时父亲喜读之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置于灵榇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方、手杖一支。此皆父亲平日常用之物也。
在这先后两段同一个蒋孝子的记录中，书是四本没错，但在《守父灵一月记》中，朝棺材里放书的是蒋宋美龄；而在后来写《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中，朝棺材里放书的，蒋宋美龄却出局了，变成了蒋孝子自己了。
再看《总统蒋公哀思录》第一编《治丧报告》4月9日条下记录：
总统蒋公灵柩定今日正午移国父纪念馆，晨六时在荣民总医院灵堂举行小殓，蒋院长遵古礼为总统蒋公衣蓝色长袍及黑色马褂，胸前佩“采玉”大勋章，左右则为“国光”及“青天白日”勋章，夫人亲将总统蒋公平日常读之圣经、四书、唐诗、三民主义及荒漠甘泉，以及常用之礼帽、手杖置于棺内，家人并在灵前行跪拜礼哭祭。
在这里，《治丧报告》把装棺材的功劳给“刀切豆腐——两面光”了。——给蒋介石穿寿衣的功劳，归之于儿子；给蒋介石送读物的功劳，归之于太太。《治丧报告》是由中央大员们的集体创作，按说应比“五内摧裂”神志不清的蒋孝子的记录可信度高，但毛病就出在画蛇添足，书给硬加了一本——多了一部“四书”，变成五本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一不符，在《治丧报告》4月16日条下，自己就穿了帮：
八时，行大殓礼，由严总统主祭，治丧大员陪祭，与祭者均就原位肃立，奏哀乐、默哀（全国同胞就地肃立默哀一分钟）、献花及恭读祭文后，夫人、长公子经国、次公子纬国及两孙公子孝武孝勇于痛哭中将棺盖盖妥（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张群、何应钦、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陈立夫及薛岳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党旗覆盖于棺上，再由严总统、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徐庆钟、王云五及于斌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国旗覆盖于党旗之上，全体公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再奏哀乐，大殓礼成。
既然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则对照起4月9日已放棺中的《四书》来，就显然矛盾了。——一口棺材总不可能放两部《四书》吧？这幕在七天以后又加放一部《四书》的杰作，《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实录）中《蒋公崩逝丧厝纪实》4月16日条下，有这样一段：“清晨，蒋公的两位公子，蒋经国院长和蒋纬国将军率同家属蒋公的爱孙孝武、孝勇将一部蒋公平素最喜欢读的‘四书’，安放在蒋公身旁。”对照起《治丧报告》来，又穿了帮。《治丧报告》是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是太太带头；但《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却说是早在“清晨”，儿子孙子即将《四书》放进棺中，到了“上午八时正”，儿子才扶持太太出现。——蒋宋美龄又给出局了。这些小动作与不一致，无他，因为蒋介石死后，生平“喜读”的书中，竟不见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四书》，未免太笑话了，乃临时把《四书》改列为蒋介石生前“最喜欢读的”书，赶忙朝棺材里塞（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和《难忘的一年》中，都没提加放《四书》的事。所以到底塞了没有，也是疑案一桩），因为塞得仓皇，结果反而闹了笑话。
服侍蒋介石的贴身副官翁元证实：“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88页）但是国民党却发表所谓《总统蒋公遗嘱》，其中名言是“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此遗嘱见证人有“五院院长”，但照“司法院长”田炯锦回忆：
到了6日凌晨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总统蒋公哀思录》）
足见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才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性，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是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按《民法》第1194条明定：“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蒋介石的遗嘱上列日期是3月29日，是死前七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党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其实，比照起“总裁精神”来，说“长相左右”，恐怕还意犹未尽呢！据蒋介石大将贺衷寒《遵训践誓为总统寿》（《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文中所说：“总统的内心，无时无地不有总理之灵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感觉。昔人谓：‘虞舜慕唐尧’见尧于羹，见尧于墙。’‘颜回希孔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总统之于总理其景象可谓亦复相若。”可见说“长相左右”，还不够呢！应该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才更加周延。
第三节、论定蒋经国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岛上相承大位，中间插上一个严家淦，乃是刻意的安排，作为缓冲而已。严氏苏南人，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出身吴侬软语之乡，官做得最高之一人，但是他是为别人作嫁衣裳。最有趣的是，他个人的造型正是像上海话所说的“裁缝师傅”。蒋介石阅人多矣，自然看中了这个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实力的技术小官僚，提拔为自己的“副总统”。蒋介石于第五任的任期未满死了，严“副总统”继位。诚惶诚恐的严“总统”，在蒋“院长”兼党主席的“指示”下，好不容易挨到1978年下届“总统”选举，立即让贤，亟称蒋经国的盛德。这使我们想起汉献帝的禅让，《三国志》说：“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尔绶禅位”。（见中华标点本第一册，第62页）我们若把“汉帝”代换为“严总统”，易“魏”为“蒋”，一样适用。等而下之的则是，汉献帝尚在两汉帝王之列，严家淦只是续完蒋介石的第五任，第六任便是蒋经国，连名义上的一任都没有！
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已曾指出，经国为改变形象，做了一些引进“青年才俊”“惠而不费”的措施之后，“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见第234页）早在1973年，海外学人谢文孙就经由台北《大学杂志》上，遥望台北，称蒋经国为“伟大的政治家”、“为台湾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见该志七月号《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台湾象征什么？》）蒋经国继统之后，国际形势日益恶劣，岛内反对势力汹汹，老兵“想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改革，放松了一些控制，而这一些都是拖驴上山式的。就这样，他于1988年年初死于第七届“总统”任上时，海内外竟有不少歌功颂德之声，甚至有人恭维他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家。
其实，蒋经国从1939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到1949年逃往台湾以至于死为止，实际所统治的中国，在赣南，不过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在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相差极远。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其他影响，不过一时一地而已，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谈不到什么事功。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比例自然不当。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可谓比拟不伦；许倬云说“经国先生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赛过石敬瑭，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其祸害整个中国，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遗害二三百年，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客观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 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医学上有所谓“小发作”（Petit Mal）、“大发作”（Grand Mal）。“小发作”代表一种癫痫（Epilepsy）的发作，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时间也很短，不过几秒钟；“大发作”则相反，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这种发作，古人不知道是由于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反以为是恶魔附体。法文这字原意，就是大恶魔，即因此而来也。蒋经国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调来“戡建大队”，动员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想要解决经济问题，正是恶魔附体式的招数。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别以为蒋经国的无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旧事，就在上世纪70年代之初，蒋经国还声言对“限价措施”“有成功的绝对信心”呢！就在1986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还呼吁“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物价警察’角色”呢！四十年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天方夜谭》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个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加上日治时代的一些基础、大量美援，以及大陆上带来的黄金与人才，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需学问外，天下事皆需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需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说，美国至少有两百人若干总统会干得跟他一样好，看台湾经济发展，当知两百老妈子中，必有芳草。今归天下之功于一人，溢美蒋经国，窃恐台湾两百老妈子都不服也！
至于说蒋经国制造了“政治奇迹”，则失之太远。事实上，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 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由此可见，夏志清所谓的“政府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大道”、余英时所谓的“他已成为‘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杨力宇所谓的“经国先生……创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郑竹园所谓的“如无经国先生的英明领导，绝难如此辉煌”、张旭成所谓的“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戴国辉所谓的“经国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谓的“蒋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无过于推动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谓的“在促进台湾民主化方面，蒋经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等等，都是知识分子信口乱拍马屁。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们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晚太短了吧？
在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定论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外蒙、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奉承阿谀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他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未免太忘本了。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干部，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使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一人领导等特色之上。金耀基说“经国先生已在民主的转化中，尽了他的责任，发挥了强人的积极功能”，全是不实的阿谀。事实上，蒋氏父子的整个作业的“积极功能”都在违反“民主的转化”，父亲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长”，这叫什么“民主的转化”？父死子继为“主席”、父死子继为“总统”，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蒋介石做“总统”则为“总统制”、蒋经国做“行政院长”则为“内阁制”、做“总统”又为“总统制”，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正因为所有转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这一强人统治的方便，而把制度扭曲。例如蒋介石一无战功，由上等兵一跃而为陆军少将，这算什么制度？蒋经国毫无战功，也没打过仗，由老百姓一跃而为陆军二级上将，这又算什么制度？但蒋氏父子公然星光闪熠，自己不以为异，人亦不敢以为异，原因无他，搞个人崇拜使然耳！鹿桥说蒋经国是“不搞个人崇拜的领袖”、徐一鸣（大陆无知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说蒋经国“不搞个人崇拜”，统统是不知所云。蒋经国不但搞个人崇拜，门槛之精，甚至出蒋介石而上之。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蒋经国搞个人崇拜，使民惑其亲。以无党无派自命的台湾人吴三连竟亦说蒋经国“仁民爱物，功在国家”；台湾政客朱高正说蒋经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这些不实的谀词，究其原始，都和蒋经国的“亲民‘秀’（Show）”不无关系。而这一“亲民‘秀’”，正是蒋经国搞个人崇拜的现身说法。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1978到1981的四年间，就下乡一百九十七次、“与民同乐”一百五十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但是蒋经国却一反其道，他要亲施小惠，并且政由己出。结果呢，一个七层慈云讲寺算不算违建、一片九孔养殖场该不该拆除、一次中秋节应不应弹性放假、一家小琉球发电厂要不要抢救整修，都要领袖说了算，到头来领袖永远是“一生劳瘁”、“力疾从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却闲得要命！
汉朝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周勃不清楚，又脸红又流汗，表示惭愧；汉朝皇帝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陈平坦然说不知道，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不必问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并且夷然自得。陈平是国家大臣，大臣怎么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响到办大事的时间与精力。蒋经国生前四度访问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济宫，并且和住持下过两次棋，这是干什么？一座小庙，值得这样探求民隐，才能了解吗？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不是作“秀”又是什么呢？记录上说蒋经国在开东西横贯公路时候，“亲冒危险，深入荒山，披荆斩棘，餐风露宿去勘察路线”，其实这是一名区区公路局工程师干的事，何劳“大政治家”亲自出马？如果这样为政算是正道，试问一朝“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了，可怎么办？占中国千分之三的台湾，建设起来，蒋经国都要神出鬼没的穷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来了，再躬亲细务而能分身有术者，岂可得乎？何况，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如真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事实上，他在1980年永安煤矿灾变时挨家挨户去致哀慰问，八年后的矿工依然悲惨；他在1972年女票据犯代夫坐牢时慈悲为怀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后的女囚犹在牢中。多花时间去上山下海做“亲民‘秀’”，何如关起门来多做点亲民事？慰问孤苦不如解决问题，蒋经国的勤政爱民，其去伪善也，又几希？
我们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达说“乃是国家一大损失”，真不知道“国家”“损失”了什么？1950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都为天下笑。1958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最后以垂死之人、做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难逃历史无情的论定。
第四节、扶不起的蒋三世
蒋介石实际上只有一个儿子经国，毛福梅所出，蒋纬国是抱来的。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替他生了一女三子。女儿蒋孝章嫁给俞大维的长子，中德混血儿俞世扬，蒋经国起初很不高兴，嫌俞世扬年纪太大又结过婚，但结果倒蛮好，安分守己，这个中、德、俄三国混血家庭，住在美国，完全脱离是非圈之外。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为蒋氏王朝第三代的希望所寄，麻烦就不少。蒋经国在赣南与情妇章亚若所生的双胞胎章孝严、章孝慈，因章女坚持要名分，被特务奉命害死后，冠以母姓，一直没有归宗，反而在朝代终结之后，还能维持一官半职。
蒋介石初对长孙孝文，寄以厚望，内定接班人也。从蒋介石送他进军校并大肆宣传起，布局已天下皆知。不料此子是花花太岁，学书不成，去而学剑；学剑不成，去而镀金；镀金不成，去而从政；从政尚待有成，却酒色戕身以遗传而来的糖尿病并发以废以死。其间拜现代医药与皇家病房之助，荣总高卧达十八年之久。蒋孝文的自暴自弃，乃蒋家的最大恨事，否则在年龄上，孝文接经国之棒，犹可如经国接介石之棒也。
孝文病废之后，剩下小十岁的孝武，以及年纪更轻的孝勇。两个小兄弟长大成人后，分别从政从商。幼弟孝勇插手党营事业，大做生意、大赚其钱。年方三十五岁就当上全岛最大企业之一的中兴电子公司的头头，大肆包揽工程。诸如包揽了桃园国际机场的工程以及摩托车正字号安全帽等大生意。反正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由我独沾。孝武从政，则势所必然，朝代需要接班，别无选择也。
当蒋经国登基正式成为“总统”之后，孝武的太子架式益为明显。刻意培养的最佳例证莫过于阳明山上办了三期训练班，蒋孝武于第三期毕业后就此结束，其中人马包括后来成为“行政院长”的连战、“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外交部长”的钱复、国民党秘书长和省主席的宋楚瑜等等，这些号称“山胞”的“青年才俊”，名义上与蒋孝武结成“同学”关系，实际上就是太子党，想上比李世民的十八学士。结果蒋家的十八学士一一出线，封官受禄，而蒋家的二太子却功亏一篑，没能出得来当上唐太宗。
蒋孝武固然绝非唐太宗的料子，美国人从旁观察，就看出这个洋名叫艾里克斯蒋（Alex Chiang）的中俄混血儿，情绪极不稳定，酒鬼兼烟枪，又好声色与喜交黑道朋友（见Kaplan, Fire of the Dragora, p. 305，362），显然是品学兼“劣”。时代毕竟不同了，蒋家在“民主”的招牌下搞家族政治，总不好意思像旧时代皇太子那样明目张胆。所以不能明来，只有暗搞。很自然的以中广公司董事长的名义，从逐步掌握特务，参与党务入手。明眼人一看便知，当时的党营广播事业与情报组织原有密切的关系。
蒋经国当上“总统”，党政军特更是一把抓，军特部分的第二号人物王昇，亦因而气焰强盛，组织“心庐”等等小团体，使特务大大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台大哲学系事件即此一例。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提到：
王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王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第362-363页）
江南所见并不深刻，未悉王昇再凶猛，不过与戴笠一样，只是蒋家养的狼狗；“将其铲除”，何须什么“魄力”？江南也没有看到，告发王昇的是当时台北驻美代表钱复，密告蒋经国，王昇访美时私晤美国中情局（CIA）人员，犯了蒋家的忌讳，而钱复者，“山胞也”、“太子党”也，未尝不是透露蒋孝武要插手特务的时间到了，王昇安得不“流放南美”呢？
孝武插手特务，不必很高的职称，以“总统”的助手介入“国安会”，即可接替王昇的实权，有谁敢不买皇太子的账呢？自此特务每天都要向孝武汇报，孝武每周向他父亲简报。（见Kaplan, fire of the Dragon，p. 362）孝武既插手特务，其黑道朋友即可派上用场，尤其是外省子弟的竹联帮，更可作为外围。其实，国民党与帮会有密切关系，早已历史悠久，蒋介石更借青帮之助，并且一直引为外援。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作家江南在旧金山自宅车库中，被暴徒枪击身亡。江南原名刘宜良，在旧金山开了一家礼品店，但真正的兴趣是写时评，因出身政工干校，对蒋经国的事知之甚稔，曾出版与官方口味不合的《蒋经国传》，并从事写作《龙云传》和《吴国桢传》，更触蒋家的忌讳。因而江南被谋杀，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文字贾祸、铲除异己的政治性谋杀。具有杀害江南动机的政权，非蒋家莫属，而蒋政权派特务杀害异己文人，又史不绝书，在大陆时代有史量才、杨杏佛、闻一多等等，到台湾又有许寿裳、林义雄家属以及陈文成等等。然而特务杀人，何从破案？上述这些要案都破不了，岂非无故。不仅此也，事过境迁之后，特务们还会自吹为国除奸呢。
但是江南案却有与众不同处。他虽一样是黄肤黑发的中国人，然而人在美国，又具有美国公民身份。换言之，从法律上讲，等于是台湾派人到美国去杀一个美国人，而美国又是国民党政权所依靠的，东窗事发之后，岂不是要吃不完兜着走吗？诚如曾隶中统的万亚刚所说，“上得山多终遇虎”。（见氏著《国共斗争的见闻》，第153页）
直接枪杀江南的凶手是竹联帮老大陈启礼麾下的吴敦和董桂森。他们在现场留下脚踏车后，搭接应的汽车逃跑。他们回台北之前又在旧金山飞机场与台北“国防部情报局”高级官员通了电话，留下“交易成功，将要庆功”的语音。陈启礼并预作防备，以免被“情报局”出卖，当替罪羊，留下录音带，明言曾于1984年8月14日，在阳明山“情报局”基地受训，“局长”汪希苓奉命派他去美国杀叛徒刘宜良，“副局长”胡仪敏、处长陈虎门均在场（陈启礼录音自白英译见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 446-448），这一切证据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先后掌握到。
当凶手的竹联帮背景在美暴露时，台北当局立刻发动扫黑的“一清专案”，把庆功宴上的座上客陈启礼、吴敦，投入监狱做阶下囚，董桂森见机脱逃。当竹联帮与“情报局”的关系被美国警方掌握后，台湾官方才立即将代处长陈虎门、“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三人撤职查办，扣押待讯。这一下子等于国民党政府自认“情报局”涉案，事态已极为严重。美方十分清楚，此绝非台湾“情报局”的个人行为。事实上，美国新闻调查记者卡朴兰（David E. Kaplan）在《龙之火：政治、谋杀、与国民党》（Fire of the Dragon: Politics, Murder, and the Kuomintang）一书中，详列国民党特务在美活动有四十余年之久，包括监视美国人、向国会议员行贿、偷窃武器和科技机密、贩卖毒品，而今又在美国土地上谋杀美国公民。美国的司法与立法部门力主彻查、要求引渡，以便追究“情报局长”以上更高层次的幕后指使者。但是行政部门，尤其是里根（Ronald Reagon）总统的白宫，为了美国的利益，不愿相逼太甚，因为如果事态再扩大，势必导致武器禁运、经济制裁，岂非要把台湾搞垮？乃决定把此一法律问题当作外交问题来处理。里根竟亦不公开提江南案一字，引起日裔众议员岭田（Norman Mineta）的责难，斥里根虽强烈谴责并欲消灭恐怖主义，却对此江南案沉默，说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在我们亚裔美国人之中，愈来愈感到你这个政府并不认真关切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引自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 442）平心而论，里根沉默，不愿深究，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美国国家利益交关，雅不欲让北京得渔人之利也。不过，里根仍然下令驱逐了所有的国民党在美特务，一个不留，可说是一史无先例的举措，也够国民党瞧的了。
美国方面不打破砂锅问到底，才使国民党方面能够“弃车保帅”，到汪希苓为止，不把后台老板掀出来。不过，后台老板是谁，明眼人心中明白，蒋家脱不掉关系，中外舆论尤一致指向蒋孝武。首先，孝武此时确已插手特务，连李敖在文章中自称坐牢是“蒙难”，孝武都要过问，提出来认为大逆不道，因唯有孙中山、蒋介石可以“蒙难”，李敖“蒙难”便是“玷污国父，亵渎总统”。（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四期，第311、312页）由于孝武可以指挥特务，又是皇太子，当时台北文武大官趋炎附势之状，已在公众场合出现，根本不避人耳目。其次，孝武与竹联帮早有勾结，来往频繁，而出事之后，竟扯大谎说从来不认识陈启礼，根本没有见过面，情急否认，忘了有不少见过他与陈启礼曾在一起的人证。《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撰文报导，直指蒋孝武与竹联帮有关系，孝武扬言要控告毁谤，却不敢有所行动，显然心虚。再说，竹联帮在美头目白狼张安乐，以及在美受审的凶手董桂森都明言，指使谋杀的幕后“大老板”是蒋孝武。张安乐于1985年3月1日在美国加州一家名叫“林肯广场旅馆”（Lincoln Plaza Hotel）当众忏悔自白，并确认蒋孝武命令陈启礼杀害江南之后，陈启礼的父亲急忙自台北打电话给张，说是如果竹联帮再继续指控“总统”的儿子杀人，国民党将要杀陈启礼于狱中。（见Kaplan, Fire of the Dragon, p. 468-469）显然受到台湾官方的威胁，使在海外的竹联帮人马投鼠忌器，不敢再事声张。
台湾官方同时发动宣传机器，并利用香港中性刊物《九十年代》，公布所谓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报局”线民一级的层次。他们认为把被害人名誉破坏，则暗杀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了。杀了人，还要“杀人家的品格”（character assassination）。其实，江南不仅与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有往还，亦与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情报机构有往来，我们可以骂他是线民，但他绝非某一方面的间谍，更不可能是三方面的间谍。没有一个间谍会如此抛头露面、明目张胆地写有争论性的文章。国民党无论如何贬低江南，也不能说杀江南有理，更不能弥补杀害江南所造成的后遗症。
对蒋氏王朝而言，后遗症尤其是灾难性的。美国人为其本国利益不愿赶尽杀绝，追究祸首，但亦雅不欲再见蒋家再传子接代。蒋经国在内外交困，以及美国强大的压力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宣称蒋家人不能也不会接班，并将孝武“流放”到新加坡去当代表。孝武之流放就像当年王昇之流放，权一放再难收矣。从孝武离台一刻起，蒋经国必然明白，不可能继续再走他父亲蒋介石走顺的路子了。
江南案与蒋孝武有关，应无可疑；与蒋经国是否有关呢？陆铿在《江南案对台局的影响》一文中说，涉及“蒋经国似乎有点离谱”（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三期，第237页），其实并不离谱。蒋孝武虽插手指挥特务，但特务的最高领导仍是蒋经国。蒋孝武干这样一件事没有理由瞒他自己的父亲，何况他们杀人的动机自认是制裁叛徒的爱国行为，特务们津津乐道的爱国行为，蒋经国从来没有制止过，甚至批评过这种行为。强人如蒋经国也不可能被自己的儿子和特务们瞒住。最大的可能性是，蒋经国事前默许，事后掩遮。即使退一步说，他事前不知，也难逃道义上的责任。一家公司出了纰漏，董事长能卸得掉责任吗？
我们眼看蒋氏王朝楼起楼塌。蒋介石于1912年枪杀陶成章，始有闻于世；蒋孝武于1984年命令竹联帮枪杀刘宜良，惊动太平洋两岸。相隔七十三年的两度枪声，象征一个开始与一个终结，亦可谓有始有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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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汪荣祖）
蒋介石是民国史上少数几个元首级人物之一，曾一度君临全球四分之一的圆颅方趾，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然而蒋介石的历史形象却出现不同的扭曲。在国民党统治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区，由于长年“无限上纲”式的涂脂抹粉、亟力抬高、捧成丰功伟绩书不胜书的民族救星，连蒋介石本人亦不自觉地自称“民族救星”，向大陆同胞喊话，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径谓“蒋总统是神”！共产党则把他从神降为魔鬼，视为“人民公敌”、“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第一号战犯”。近年为了统战，却又溪口修墓，撰史写传，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当的正面描述与肯定，但基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贬，其实褒贬仍各走极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蒋介石早已被论定为失败的负面人物，普遍被认为是一既独裁又无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国大陆的常败将军。我们在书中述及杜鲁门晚年对蒋氏夫妇极为轻蔑的批评，可见一斑。这些不同的极端形象，不论正面或负面，都是经过“包装”的蒋介石，见不到蒋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就是要展现过去人与事的真相。像蒋介石这样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许多民国史事亦就难以大明。读者看完这部《蒋介石评传》，应可觉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对不少疑难的民国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们愿意在述论蒋介石真实一生的基础上，进而采宏观的角度，以历史天平为准，再做若干综论性的总结。
在众多的评论中，几乎没有人争议的乃是蒋介石为一革命者，是一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与他的国民党员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样的提法仍有可议之处，并不确切实在。
蒋介石当然自称是革命家，以承继孙中山的革命法统自任，视政敌为反动或反革命。但是革命两字自有其客观的含义，最简单地说，乃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谓。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旧社会的军阀与地主势力，以及代表外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要建立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一一与军阀、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妥协，挂三民主义“羊头”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讥嘲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虽极尽挖苦之能事，却有其真实性，故能引起共鸣，亦足以说明蒋介石的“革命”连虚有其表都没有。蒋介石在短短几年内，从“红色将军”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为奇，更不必徒劳说明他从极左到极右的思想转变，因为他的“革命思想”本无真实的内容，原是一种作为政治诉求或贏得政治利益的口号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须要能突破既有旧思想的“情结”（emotional evolvement），蒋介石并没有；如果我们说列宁、托洛斯基、甘地是革命家（参阅Wolfenstein, 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Lenin, Trotsky, Gandhi），蒋介石根本不是。
当蒋介石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家黄仁宇提倡“大历史”，呼吁从大处与宏观来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其实治史原当如此，不过他从“大历史”来看蒋介石，有意无意之间，以历史之“大”来掩遮个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 factors）来解脱个人因素，个人的历史责任就可推给不可抗御的历史趋势，于是蒋介石的“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成了历史之“必然”而无可厚非，若加以谴责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谬误！有趣的是，黄仁宇既认定蒋介石个人在“大历史”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却又说蒋氏建成“高层建筑”，主持“人类历史罕见”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动员三五百万兵力抗战，为“洪荒以来所未有”，为中国现代化铺了路。（参阅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些论断，且不说在思维上的矛盾，与史实也多有不合。
1924年国民党改组，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当军师，的确组织并发动了群众运动，但是自从蒋介石清党之后，已与群众运动“划清界限”，视为暴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与镇压的政策。工会、农会一体解散；工运、农运头目，迭遭杀害。被清除的共产党倒是在“朱毛匪帮”的领导下，大搞特搞工运农运学运，与蒋抗衡。足见蒋自执掌大权之后，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口，以革命做标榜，实际行动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击溃而失去大陆、退居海岛的。一个自称革命的人结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讽”还是“吊诡”？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介石的“梦想”而非“实际”，那“洪荒以来所未有”的“动员”，悲壮有之，凄惨更有之，几乎毁掉了一个国家，于中国现代化绝对有碍，遑言“铺路”？蒋介石建筑的“高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机构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层，而同样缺乏中下层的基础，何足深论？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做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第427页）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独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 Black Shir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he Brown Shir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而又故意破坏之。至少撤退到台湾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却以一再违宪连任、严禁言论自由、使反对党胎死腹中终其生。“无此机会”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实，大历史的角度竟把历史铜镜看成哈哈镜了。
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1959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第397页），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唯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1936年3月26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1921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第129页），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花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第148页）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固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做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学校。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总统”七十寿（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海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移到台湾，因此韩战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第2页）“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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