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研究

• 目录
  • 《蒋介石研究》自序
  • 蒋介石的辫子问题
  • 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
  • 蒋介石加入了“丈夫团”吗？
  • 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
  • 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哪？
  • 蒋介石为什么不把父母合葬？
  • 蒋介石怎样对待老同志？
  • 林森的“弹劾蒋中正电”
  • 蒋介石的特务观
  • 谁通电杀蒋介石？
  • 蒋介石的“第二故乡”
  • “蒋总统连患失眠”考
  • 蒋介石与国库黄金
  • 蒋介石怎样指导演假戏？
  • 蒋介石自承罪愆
  • 蒋介石的时间表
  • 蒋介石的大法螺
  • 蒋介石与变化气
  • 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
  • 蒋介石只信基督教吗？
  • 蒋经国怀胎二十多个月吗？
  • 蒋经国的另一个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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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研究》自序

二十二年前，我出版《胡适研究》；二十二年后，我出版《蒋介石研究》。研究的对象虽然每下愈况，自己的成绩却扶摇直上。换句话说：被研究者的人格，跟我的文格适成反比。——我敢在刀光剑影和黑狱幢幢的压力下研究蒋介石，这种文格，是何等勇气！我敢在资料封锁和众口一声的困难下研究蒋介石，这种文格，是何等突破！古人说“文格渐卑庸福近”，我生平志不在庸福，所以总是变得“文格渐尊奇祸近”，而我文如其人，文格都这样高了，人格更不在话下。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几十年来，在蒋家淫威下，中国人民被侮辱被作弄，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看到蒋介石出丧之日，百姓夹道下跪的场面，可以想见：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被作弄，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

我李敖就是不服这口气，我就是要站出来，一一拆穿蒋家的神话。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入狱，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这本《蒋介石研究》，就是在教人心服口服的悬格下，我的一些力作。在习惯了歌功颂德的奴性人士眼中，这些力作，也许还有酷评（diatribe）之讥，但是，在真正噩梦初醒的有识之士眼中，一读再读之下，将会发现其实李敖写得很公道。——李敖并没丑化蒋介石，他只是把美化了的拆穿罢了。

1986年10月20日，国民党大举筹庆蒋介石百年冥诞之日，写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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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辫子问题

蒋介石生于中华民国开国前二十五年，就是公元1887年，正是清朝光绪年间，理论上和习惯上，凡是那时大清子民，男的都要留辫子。留辫子本是满清入关时，检定汉人人心向背的一个形式条件，相习成风后，相对的，日后剪辫子也就变成“革命排满”的一个形式条件，所以，谁先在清廷没倒前剪辫子，谁就值得佩服。不过那时剪辫子，多是在外国的留学生或是在洋人租界的中国前进分子干的事，在满清统治地区，剪辫子可就不可思议、大成问题。据董显光《蒋总统传》：

少年的蒋总统完成了乡镇学校的课业后，便被送到奉化城里，攻读较高级的课程。在凤麓与龙津两中学堂内，他似较前此更潜心于学业——无论如何，他使主持考试者无不充分满意。在此时期，他颇表现落落寡合的状态——从此常被误会为骄傲。纵然他无时不准备参加任何以体格健全为必要条件的竞技——他在宁波举行第一次校际体育竞赛中，赛跑列第三名——他是不愿花费时间于空谈的。往往当其他学生都做无聊的谈天，他独自跑开去，显然是另行从事于深沉的思考。甚至在他这一时期的生涯中，已有人知道他怀抱着以军事为专业的决心。他剪去辫发，表示准备出洋游学，以达其最后协助推翻“满清”的志愿。他的亲属对此皆表惊讶，因为此种举动，在彼时政府当局看起来，无异于亵渎神圣。

董显光又说：

蒋总统脱离普通的学校生活系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4月，那时他正从龙津中学堂前往日本学习军事学科。在日本他初次会见一位著名的革命领袖陈其美先生，遂被介绍加入革命运动。但他后来发觉自己不能加入日本的陆军学校，因为中国学生之入学是要由中国政府保送的，因此，他即返囯，准备应保定军官学校的入学试。

次年他以应考成绩优异，被取录入该军校。校中一切学生除蒋总统外皆有辫发，此一事实当然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然而在彼时没有辫发虽不免被认为具有“危险的思想”，他们对于蒋总统还没有采取任何制裁。

照《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总统蒋公年表初稿》，蒋介石是民国前六年（1906）3月，“以感痛国族陵夷，立志革命，乃自剪辫发，托友寄家，以示决心”的，剪辫子后第二个月（4月），就“东渡日本”了。他在“东渡日本”后第二年（1907）， 再回国进保定军校。照董显光所说，“校中一切学生除蒋总统外皆有辫发”，这一说法，历来蒋介石传记都是众口一辞，直到这个月出书的《蒋介石传》（国民党军方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德籍远东问题专栏作家施德曼与弗德林史坦夫妇合著，“国立编译馆”主编、辛达谟博士译。），还都这样一路宣传、相沿不断呢！

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真的在严格的军校管理中，人人有辫子，唯独蒋介石可以“唯公无辫”（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语）而不受“制裁”吗？这种逸出常识的说法，真令我们难以相信！

我是难以相信的人之一，但我毕竟能找出直接证据，推翻这一神话。我找到当年的图证——一张蒋介石与同学的合照照片，用放大镜仔细查看照片中蒋介石的发型，却赫然是留辫子式的正面发型，可见“唯公无辫”之说，根本是捏造的！

除了图证以外，还有文证。根据蒋介石当年的同学张群的回忆，所谓“唯公无辫”之说，也可推翻。据陈香梅《张岳公闲话往事》记录，张群说：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

据《蒋总统秘录》中访问张群记录，当时“留日考试合格的学生，好像有六十人左右。能够畅通日本话的人，由保定启程直接前往日本；我们（包括蒋总统在内）虽然能够阅读日文，但因为说得不好，暂且先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然后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达东京。……”，可见蒋介石他们当年一起“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出国时既然有辫子，则在保定军校时，蒋介石必然有辫属实。所以，蒋介石在民国前六年（1906）就“自剪辫发”之说，不是真相、不是历史，乃神话也！

1985年11月24日晨六时半，病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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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

国民党在北伐成功后，出版了一部《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十八年）》，书名页是邵元冲题的，背后有“党内刊物，对外秘密”八个大字，自然属于内部机密的印刷品。全书有正文一千二百二十二页，可谓洋洋大观。正文以外，又有党中央巨头图片多幅，其中第一幅，不是别人，就是蒋中正。蒋中正这时已是“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复兼任行政院长教育部部长”，权倾一时，自不消说；他在党中央巨头图片中排行第一，自属当然。

“钦定”履历

蒋中正的图片是半身脱帽军装照，下有履历，全文如下：

蒋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现年四十四岁。保定陆军速成学校肄业、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中国同盟会会员。光复时任二十一师团长。追随总理二十年。民国十二年任大本营参谋长。十三年本党改组，奉总理命，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即任该校校长。是年并奉总理命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四年东征及讨伐杨刘之役，任总指挥。十五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年7月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十六年底定东南以后，任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是年8月下野，东渡赴日游历至十七年1月9日回京复职，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同年2月四中全会以后，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8月五中全会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及编遣委员会委员长。十八年3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常务委员及中央组织部部长，仍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十九年11月第三届四中全会后，复兼任行政院院长、教育部部长。

上面这一连串的显赫履历中，因为均属党中央的印刷品，自然自认毫无疑义、自然是“钦定”履历，也不容有疑义。随着这种“钦定”，国民党日后的宣传模子，自然也就顺流而下矣！

此后宣传，顺流而下

试看1937年贝华主编的《蒋介石全集》（文化编译馆出版、于右任题署），在卷首《蒋介石先生传略》中，就有这样的文字：

始入乡校，越数年，以成绩优异，省费北送至保定军官学校肄业。当时清政日非，外侮日亟，中华民族有累卵之危，以故革命之潮，汗漫全国。保定居辇毂下，见闻更切，感奋尤多。委员长乃于十八岁时未卒业而渡东瀛岛，盖其时中国革命同盟会方组成于东京也。东渡之初，以家贫资斧无所措，戚党群泥之，王太夫人独主之力，尽质所有以成行。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陆军士官学校。

这明明是说：蒋介石“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陆军士官学校”的。这种说法，1945年潘公展主编的《蒋主席》（胜利出版社出版，邓文仪编著、吴敬恒题署）中，就说得更神龙活现：

十八岁那年5月间，他毅然效法班超的投笔从戎，只身到日本去，原想在日本进军事学校学习军事，可是缺乏人事上的关系，终于无法进去。学校虽没有进成功，却于那时意外地结识了陈英士先生，陈先生看他少年英俊，器宇非凡，很是赏识，两人志同道合，颇有相见恨晚之慨。

在日本住了半年，进军事学校既然不成功，只好回国，进保定军官学校肄业。当年年底，因为成绩优良，就被选送到日本留学。第二年春东渡，到日本学习军事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当时同行赴日留学的同学一共三人，其余两人，一个是袁世凯的亲戚，一个是保定军官学校一位主讲的子侄，都是所谓权贵子弟，独有他并无亲戚显宦的援引，且年事又轻，只是因为品学兼优而获选。他在少年时代，便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了。

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

过了两年，主席二十三岁的时候，由士官学校派到日本高田第十三师团野炮第十九联队见习，实地过士兵生活。

这明明是说：蒋介石不但“考入士官学校”，并且“在士官学校的时候”，“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连在校生活都写得神龙活现，足见蒋介石进了士官学校，不是含糊的了！

张群的回忆

《蒋主席》一书不是普通的宣传品，它是胜利出版社出版的，这出版社是党营企业，由潘公展创办；潘公展当年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这书的作者邓文仪又是天子门生，黄埔一期毕业，做过蒋介石八年的私人秘书、国防部新闻局局长、政工局局长，不但是蒋介石的政工头子，还是特工头子（后来的特工头子戴笠就是他提拔起来的），这书背景的不简单，由此可见。

不过，《蒋主席》书中所说的蒋介石东渡日本，所谓“同行赴日留学的同学一共三人”之说，却引起我们最大的疑义。因为它跟历来的一种说法穿了帮。历来的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有个同学是张群，张群不但是同学，且是人证也。对照起1980年张群晚年的回忆——《我与日本七十年》（中日关系研究会出版），他去日本的原委，是这样的：

〔四川〕华阳虽是省会，但地区偏西，见闻难广，觉得学问事业，两难进展，亟思出外求学。〔在华阳中学〕两年后，“满清”政府为谋建立新军，加强军事力量，统一全国军事教育，决定在保定创办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各省分别招生，在四川省的招生处是设在成都。我认为这是我投笔从戎，而且可出外以广见闻的好机会，不能错过。乃不告父母，前往报名投考。结果很幸运的，初试复试，均获录取。到了保定入校后，分发该校步兵第二队。队长是满人裕坤，总办是赵理泰，督办是段祺瑞。先总统蒋公也是同时进入这个学校，不过他是分发在炮兵科，我与他尚不相识。恰好1907年冬季，陆军部公布自保定军校学生中选派留日陆军学生，队长裕坤也就藉此机会将看起来不太顺眼的我送走，被录取后，再送赴北京陆军部复试，结果合格。共计送往日本留学者六十名，同往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东京，进入振武学校。这个学校可以说是日本政府专为中国派遣留日军事学生而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在这里受训三年，毕业后，再以见习士官身份，按兵科分发各联队见习。当时由福岛安正中将担任中国学生监理委员长，木村宣明中校为学生监，野村岩藏为舍监。我们在振武学校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资格，按各人志愿分发各师团见习。我和蒋公分发新潟高田第十三师团野炮第十九联队。

照张群回忆，当时“共计送往日本留学者六十名，同往大连乘船前往神户”，可见根本不是《蒋主席》所说的“一共三人”。“一共三人”之说，全是马屁神话。

张群瞒天过海

张群又回忆：

我与蒋公的结识，是在赴日留学的途中，一开始便很投契，每每相互畅谈囯势，蒋公认为我是可与他兴趣相合的青年。我在振武学校毕业后，原打算仍进入步兵联队实习，也因蒋公的关系改进炮兵联队。

公元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运动发动后，蒋公应陈英士先生电邀，回国参加革命，并约我和一河南籍的陈星枢同志同行，因之我回国后，即参加了陈英士先生在上海发动的革命战争。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父为平息南北的争议，让总统位予袁世凯，不料袁氏竟欲帝制自为，篡食革命的成果。民国二年（1913）2月间国父曾访问日本一次，4月间回国，7月间，即亲自主持讨袁军事，我参加陈英士先生发动的讨袁工作，史称“二次革命”。不幸事败，我和内子亡命日本，适日本政府容许当年在联队之士官候补生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我遂重入士官学校继续学业。民国四年（1915），我在士官学校毕业。当时正是袁世凯积极图谋恢复帝制，并公然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出卖囯家权益，以期获得日本的帮助。我是参加讨袁革命的，既不能回国，留在日本也难谋生计，因应友人之邀赴爪哇巴达维亚教学，内子在长崎活水女校结业后则回上海教书。幸而当年年底，蔡锷在云南起义。民国五年（1916），我再度潜回参加革命，6月，袁世凯死，“第三次革命”乃自然结束。

民国六年（1917）华北局势更转恶化，国会再被解散。7月，国父召集海军南下，并邀请国会议员赴粤集会，组织政府。9月，国会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国父被推任为大元帅。蒋公与我均任大元帅府参军。

民国七年（1918），我参加了上海代表本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及《中华新报》，随新闻记者访问团赴日本访问，这是我第三度赴日本，也是我从士官学校毕业后，以一个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开始与日本朝野人士相接触。

张群真不愧是老油子、是巧宦，他口口声声提到他跟蒋介石同船“赴日留学”、口口声声他跟蒋介石“回国参加革命”、口口声声他跟蒋介石“均任大元帅府参军”，可是只说自己“在士官学校毕业”、“从士官学校毕业”，穿插之中，给人蒋介石也不无同此毕业的印象，这种意在言外的妙文，真是马屁高段也！

张群非但以意在言外的妙文来瞒天过海，还以传神入画的图片来加重说明呢！他在《我与日本七十年》中，把他当年和蒋介石的合照，标题做“民国前一年（1911），著者与总统蒋公由日本高田野炮第十九联队请假，经东京潜行回国参加革命前，在东京摄影，迄今为时正七十年”。显示出两人同学的关系，非比寻常。这样一来，“二次革命”后，他们亡命日本，再一同“重入士官学校”，同在“士官学校毕业”，岂不都是事理之常吗？

振武学校

这种事理之常，在《蒋总统秘录》中，更套招套得天衣无缝呢！《蒋总统秘录》说：

蒋总统和张群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从这里开端。张群自从进入保定军校，到留学日本振武学校学生生活、新潟（县名）高田（地名）野炮兵联队实习，乃至于参加辛亥革命的青春时代，一直是和蒋总统生活与共；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还是蒋总统一位得力的好帮手。两个人的友谊，被认为是超过了兄弟一般的感情。现在也住在台北市士林蒋总统官邸的比邻，可以从庭园里面通过栅门往来。

对这个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蒋总统秘录》费了许多篇幅，予以详加解释：

到了日本，进的是“振武学校”。这个学校可以说是清廷为派遣留日军事学生而专门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蒋总统是第十一期学生。在这里大约受训三年，毕业之后，以见习军官身份，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团）实习。

振武学校，是在1903年由日本方面将坐落于东京牛込区河田町、原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临时校舍，提供“满清”政府所设立的。除了给予激增的军事留学生以方便之外，也兼有便于当局对留学生管理、约束的目的。这是因为自义和团事件之后，革命运动开始在留学生群中流行起来，这种情况，在清廷方面乃至日本政府方面都不以为然，所以有必要把留学生集中在一起加以管理。

促成设立振武学校的契机，是发生了所谓“吴孙事件”（1902年6月）和“拒俄义勇队事件”（1903年4月）。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于1898年设立了接受委托管理留学生的制度。在当时最为军事留学生向往的是成城学校（私立中学），这个学校重视军事训练，已有定评；在该校毕业的学生，如果志愿学习陆军，一切都会无条件通过，故而被认为是造就候补军官学生的捷径。只是留学生要想进入这个学校，则必须清廷官方的身份保证。

1902年6月，清廷驻日本公使蔡钧对于希望进入成城学校的私费留学生钮瑗等九人，以“私费留学不能作保”的理由拒绝保证，因这样不公平的对待而激愤起来的留学生们，乃由素孚众望的吴敬恒（稚晖）、孙揆均二人领导包括被拒绝保证的九人在内共计二十六人，跑到公使馆坐着不走，强迫蔡钧作保；于是蔡钧便请求日本警视厅派来警察将吴孙两人逮捕，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出境——这就是“吴孙事件”。

至于“拒俄义勇队事件”，是因为俄国乘义和团之乱进军东三省拒不撤退；于是在1903年4月，约有留学生五百人集会抗议俄国暴行，并组成 “学生军”，以在陆军士官学校肄业的蓝天蔚为队长，甚至具备有由女留学生十二人组成的“看护队”。在这个时候，蔡钧又要求日本政府取缔，乃由神田警察署发出警告，促使“学生军”解散（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在清廷而言：为了建军，有必要尽可能地造就大量的留学生，故而采取奖励政策；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对于参加革命运动的留学生不断出现，极为头痛。因此，清廷陆军部丞参良弼便和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安正中将、青木宣纯少将等人成立了一个“清国留日陆军学生委员会”，协商结果决定成立“振武学校”。学校规模以及教育内容大致都和成城学校差不多；日本文部省（教育部）也都承认其为志愿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

东扯西扯一大堆

《蒋总统秘录》又说：

据日本方面所保存的资料，振武学校设在东京都新宿区河田町二十一番地，现在为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校舍。当时由福岛安正担任清国陆军学生监理委员长，木村宣明中校担任学生监，曾任武昌武备学堂教习的野村岩藏担任舍监；此外，自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请来的兼任教官颇多。至于该校出身的留学生，除蒋总统、张群之外，还有阎锡山（后来曾任国防部长、行政院长）、蒋作宾（第一任驻日大使）、孙传芳（北洋军阀之一，和蒋总统的国民革命军敌对）等人。

从《蒋总统秘录》的行文中，很有趣的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它把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两者，刻意予以牵连。例如它说振武学校“原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临时校舍”、说“日本文部省（教育部）也都承认其为志愿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说“自陆军士官学校……请来的兼任教官颇多”。最妙的，它又列举张群、阎锡山、蒋作宾、孙传芳等人都是“该校出身的留学生”，以加深印象，这就有“伏笔”了。据阎锡山《回忆录》，明说：“我在日本留学，于东京振武学校肄业两年半，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东京士官学校肄业一年半。振武学校是从第六批中国留学生起，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的。”可见阎锡山虽然出身振武学校，但是最后还是念了士官学校的。——是念过“陆军的预备学校”以后进入正科军校了的。《蒋总统秘录》提到的这几个人，蒋作宾是士官学校第四期毕业的，孙传芳、阎锡山是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的，张群是士官学校第十期毕业的，他们每一位，都是最后进入士官学校正科军校毕业了的。《蒋总统秘录》所说种种、所说这些人出身振武学校云云，至多只能证明他们先后和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同学，却丝毫不能证明他们先后和蒋介石在士官学校同学，既然不能证明，《蒋总统秘录》却扯东扯西一大堆，目的除了鱼目混珠外，还有什么呢？

各期名单大曝光

为了确实追查这一公案，我找到“昭和十五年10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录出这几期同学名单如下：

第四期——张承礼、周承菼、蒋作宾、傅一鋔、钱家沅、石星川、魏兰、李宣倜、吴祉贞、刘一清、程守箴、覃师范、杜锡钧、金永炎、徐卓、吴经明、吴钟镕、窦洪胜、裕冕、祺冒、沈尚朴、吴杰、张学龄、高佐国、张斯麔、王家驹、何澄、赵康时、饶景华、何佩瑢、余钦翼、田应诏、张明远、李祖植、翁之谷、庄翼、周斌、朱兆熊、噶勒炳阿、姜明经、向瑞琮、史久光、沈郁文、熊祥 生、刘维焘、曾继梧、刘燮元、邵保、梁训谨、马袒全、童序鹏、李造、刘嗣荣、沈钢、王琪、刘囯祥、庆芳、汪莹、黎本唐、蒋隆棻、萧思鹤、卢牟泰、王煦、翁之麟、王永泉、李祖宏、张策平、陈从义、刘绳武、双祥、邢玛善、王若俨、王 占海、萧鸿陛。

第四期名单曝光在此，请看没有蒋介石！再看第五期：

第五期——王孝缜、沈同午、王风清、黄恺元、石铎、丁人俊、何成浚、胡百鍊、黄本璞、陈乾、李致梁、林肇民、李浚、锺体乾、夏占奎、雷寿荣、蒋国经、陈之骥、谢武炜、舒和钧、蔡绍忠、刘保原、王文卿、袁华选、汪镐基、范熙绩、邹致权、锡琨、张翼鹏、吴元钧、谭学夔、简业敬、陈毅、杨齐凤、全在兹、涂永、石陶钧、叶秉甲、李实茂、春群、沈汪度、王凯成、吴和宣、殷承瓛、姜登选、张炳标、杨源浚、丁衡、庄先志、董绍祺、危道丰、李任、袁宗瀚、齐琳、陈其善、高兆奎、徐定清。

第五期名单曝光在此，请看没有蒋介石！再看第六期：

第六期——冯衡、谭瀛、孙国英、杨邦藩、厉尔康、王肇基、杨廷溥、世铭、胡谦、秉钺、窝什图、尹扶一、覃鎏钦、李孔嘉、穆恩堂、谢昭、龚维疆、朱启舜、孙传芳、沈觐恩、胡棠、长青、黄金桂、赵士槐、张华辅、张济元、赵复祥、李根源、林爽、张荣光、梁广谦、丁慕韩、尹昌仪、胡万泰、志元、刘存厚、彭道成、荣宣、卢启泰、刘宗纪、马名骥、连城、胡学坤、官其彬、黄国樑、刘汝赞、罗佩金、景斌、刘祖武、车驾龙、孙棨、吴藻华、刘成、周骏、杨文恺、陈强、孔昭度、邱志龙、欧阳武、炳炎、郑长恒、荣焜、刘国栋、李国祥、王兆翔、李德瑚、蓝任大、余英华、印荣、卢焕、李伯庚、戈宝琛、莫擎宇、乔煦、孙绍基、魏国钧、张瑜、蒲鉴、沈靖、崇恭、阎锡山、王振、万德尊、孔庚、李鸿祥、恩锡、叶荃、绍褀、蒋荫曾、杨曾蔚、李敏、高声震、叶佩薰、李隆中、郑开文、吴剑学、仇式匡、梅悼敏、王鉴珍、朱树藩、叶成林、左全忠、潘志岾、程子 楷、姚以价、张开儒、王旋、梅馨、纪堪颐、谏晋、李铎、张天骥、李乾黄、绥生、张鹗翎、林仲镛、李显谟、王树榕、马开崧、张学骞、许烈坛、陈模、耿文、傅鑫、卢香亭、张凤翙、金凤巢、熊一弼、黄毓成、刘屏周、顾品珍、张维清、刘法坤、张国威、朱绶光、文贵、萧奇斌、陈时彦、韩麟春、丁绪余、马林、秦觉、温寿泉、谢汝翼、陈元泳、彭琦、庾恩旸、史秉直、刘虎臣、周荫人、周家幹、杨尚志、唐继尧、金荣藩、童锡梁、李焕章、孙方瑜、葛光廷、孙永安、赵恒惕、锺鼎基、田遇东、周宗祥、李烈钧、程潜、苏焕图、得全、武滋荣、顾祥麟、张耀、王宝善、张厚德、黄承恩、韩凤楼、杨志澄、陈其蔚、梁心田、林文瑛、禧光、徐家瑢、余鹤松、罗炜、吴栾三、成炳荣、欧阳沂、陈宏萼、王廷治、刘洪基、华世中、萧祖康、刘乃勋、江隽、吴友松、焦纯礼、杨集祥、谢家琛、吴炳元。

第六期名单曝光在此，请看没有蒋介石！再看第七期：

第七期——王深、周应时、唐义彬、吴思豫、孙象震、隆寿、周燊儒、陈径、孙葆瑢、寿明、包述侁、关松秀、勤伦、张鼎勋、陆光熙、姚受唐、何浩然、臣纯如、鸿宾、徐树铮、吴观乐、张寿熙、唐之道、陆绍武、培摸、春荣、曾承业、陈复初、李长润、金寿、杨尽诚、张文林、尹同愈、余范传、宋邦翰、杨翼、方日中、邓翊华、张文通、张益谦、鹏兴、颜景宗、余维谦、张汉堂、程晋煌、宋子杨、吴景震、彭廷冲、张宜、文祺、江煌、程恒式、接宗。

第七期名单曝光在此，请看没有蒋介石！再看第八期：

第八期——戢翼翘、张辉瓒、姜梅翰、张焕相、于珍、谢刚德、孙学渊、路孝忱、王之藩、李盛唐、张子贞、张鉴衡、应振复、于国翰、王椅昌、王兴文、彭士彬、丁澄复、王静修、泽溥、陈嘉佑、德山、施承凯、郑遐济、孔繁霨、李刚培、金鼎彝、延年、德权、孙德馨、潘守蒸、雷崇修、熙洽、邢士廉、田宗浈、刘浚桥、赓都、何廷榆、张修敬、方鼎英、景云、周炯伯、王凤鸣、张厚琬、杨玉亭、宋式骉、吉兴、尹凤鸣、陈荆玉、邹序彬、王静寿、夏尊武、赵钟奇、 金麟。

第八期名单曝光在此，请看没有蒋介石！再看第九期：

第九期——曾超、张子固、张宗福、白宝瑛。

第九期名单曝光在此，请看没有蒋介石！再看第十期：

第十期——关颖凯、黄秉衡、马登瀛、马晓军、杨允华、杜炳章、傅振义、李应生、刘克厚、钟义、宣传谟、李培尧、燕骥、武铭、韩树勋、石杰、林振雄、杨文田、陈韬、徐礌、关克勤、王烈、赵以宽、王柏龄、张群、黄宫桂、张为珊、戴师韩、唐祺锐、徐鄂、唐芬若、周元哲。

第十期名单曝光在此，请看没有蒋介石！

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祖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的大曝光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李宗仁回忆

既然证据确凿，《中国国民党年鉴》以下却说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这不是怪事吗？

据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的《李宗仁回忆录》，曾说北伐到北京后，有一件“关于蒋先生学历上的一段趣事！”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本来“英雄不问出身”，蒋先生实在是多此一举。

李宗仁回忆的刘宗纪确属“日本士官第六期”没错，他是湖北人；不过说雷寿荣跟蒋作宾同期是错的，雷寿荣不是四期的，是五期的，也是湖北人。说杨文凯（恺）、卢香亭是六期也没错，他们都是河北人。

李宗仁回忆蒋介石“弱冠时曾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的事，蒋介石自己的回忆里，自然没有此事。1944年1月10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对从军学生训话》，只透露如下：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是在我本县的龙津中学肄业的。因为当时痛愤乡里土豪劣绅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是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奋发图强，战败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就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来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我就在这一年的夏季，到了日本，就想进日本的军队。但当时日本的规定，中国学生要入日本军队受训，必须由中国陆军部保送，否则概不收容，我既非政府保送，自然不能入伍。因此我只在日本留学一年就回国了。到了第二年，陆军部要在保定创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各省分别招考，规定每省考选四十名。而浙江省的四十名，大多数的名额已由武备学堂与弁目学堂等处保送了，所留余额只有十四名，全省青年千余人在杭州报名投考，我就是在这十四名额内考取的一个学生。于是我在二十岁的夏季，就进了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但是我的目的仍是要东渡日本，去学他的陆军。因为在保定这个学校，才有机会可以希望保送到日本去学习陆军。果然到了这一年的冬季，我就得到一个机会参加留学考试，当时取录的连 我一共四十人——现在四川的张主席亦在其内——我们都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这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预备学校。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三年毕业，就进了日本的高田野炮兵联队，最初是当二等兵，后来升了上等兵，称为士官候补生。这一年我正是二十五岁，就是辛亥革命的一年。

在这里，清楚地看到蒋介石自道的学历是“升了上等兵”而已、“称为士官候补生”。“士官候补生”当然不是士官正科生，说成“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当然就是冒充的了。

“士官候补生”？

不过，纵使说“称为士官候补生”，严格说来，也不无可议。因为“士官候补生”在日本军制中有它特定的定义。据老总《回忆陆军士官学校》（1945年5月10日《杂志》第十五卷第二期）：

“士官候补生”，这是由各地陆军幼年学校（等于中国清末民初的各陆军中学）毕业考升上来，或是普通民间的中学毕业后考进来的。入学之后，先进预科。预科一毕业，就按照各人所定的兵科（步、骑、炮、工、辎等），分发到各地的联队（即中国之团）去入伍。入伍期限从前是一年，后来改为十个月，近年又缩减为半年。初进联队时，阶级是上等兵（从前入伍期限为一年，要由二等兵当起），逐渐升下士（日本叫伍长），升中士（军曹）。到联队期满，升任军曹，马上再回东京入校，升进本科。等本科毕了业，仍旧分发到各人原来入伍的联队去，当“见习士官”。见习终了之后，方才功行圆满，任官少尉。所以假使是由陆军幼年学校出身的话，算起来，这一支步枪，就要扛上七年，才能挂到一把指挥刀，想想可真不容易。

至于振武学校出身的，实在无以名之，但似乎不宜“称为士官候补生”，虽然李根源《雪生年录》中也有这种称呼。《李烈钧自传》中说余抵日后，先入振武学校，振武学校者，士官之预备科也。在振武两年毕业后，入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乃入士官学校。”所说“士官之预备科也”，庶几近之。老总回忆中国学生进入士官学校：

自光绪二十六年至辛亥革命为止，都是由政府保送，所以没有一个不是官费生。

大部分是在国内考选送去的，也有原来在日本上学，就地考上官费的。大概都先进成城学校，补习日语文和普通科学，然后再考陆士。后来到明治三十五年（光绪二十八年），特别为陆军留学生，办了一所振武学校。只要是中国政府保送来的陆军学生，无须考试，就可以入学。修业期间一年。办得很严格。除了日语文普通科学之外，还有初步的军事训练。而且常常有月考，考不及格的，随时淘汰，不得毕业。所以一年后毕业出来，程度相当齐整。当时的办法，只要在振武毕了业，就直接送进联队，不必再经过入学考试。这振武学校，直到辛亥革命，方才停办。中国第一二三期学生，都是成城出身。从第四期到第九期，都是振武毕业的。

对照之下，可知蒋介石的学历只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进入士官学校，显然还隔了一大段。

总之，蒋介石在做黄埔军校校长前，他的军事方面的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原来不过如此。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只是民国怪谈而已！

1985年10月3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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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加入了“丈夫团”吗？

《蒋总统秘录》第二册“留日学习军事”一节中，有这样两段：

规定章程加紧管制

清廷和日本政府，藉上述一些事件的发生，愈发对留学生加紧管制。由清廷和日本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取得协议，1902年派遣“游学生监督”赴日，第二年更制订了《约束游学生章程》（留学生管理规则）等三个规章。这个章程规定：“不准擅自外出、妄发议论”、“不准发行有关政治性的印刷品”，内容相当严厉。同时日本政府也接受了清廷的意旨，由文部省发布了一个被称为“取缔规则”的省令，自1906年1月施行，着手取缔校外活动。尤其是在1905年8月，“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使清廷特别神经过敏，对留学生压迫更严。因此发生了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命令，而于1905年12月在大森海岸蹈海自杀事件。

秘密团体“丈夫团”

蒋总统于1908年进入振武学校的时候，正在愈发加强取缔。然而，在到达日本之后，便立即和陈其美重逢，因他的介绍加入同盟会，挺身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这个团体，是由后来在辛亥革命中担任沪军参谋长、甚为活跃的黄郛所组织。团名取“丈夫”两个字，是从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而来。

蒋总统还和黄郛一同创办过《武学杂志》。这个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机关。

书中提到黄郛，加以注解说：“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人。辛亥革命及第二次革命时（打倒袁世凯），担任沪军参谋长；讨袁失败，亡命日本，袁死后归国。历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33年中日《塘沽协定》之后，曾在北平致力于对日本的折冲工作。”这几句注解，只写出黄郛的简历，却没写出他跟蒋介石的真正关系。事实上，陈英士（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是拜把兄弟。蒋介石一生中喜以“异姓昆弟之交”拉拢人，但多以“拔了香头子”凶终隙末，他跟冯玉祥拜把子、跟李宗仁拜把子……最后都反目相向。他跟陈英士、黄郛这一段，因为“大哥”陈英士早死、“二兄”黄郛敬南方而远之，幸得善终。黄郛与蒋介石关系虽非等闲，但是凭这种关系就说蒋介石当年加入了“丈夫团”，我看却是颠倒历史，不可不辩。

“丈夫团”的成立

据《李烈钧自传》：

余既正式加入同盟会，仍继续学业，是时有武学社应运而生，创办者为振武同学杨曾蔚，河南人，亦同盟会同志，与景定成（字梅九）交甚密，二人均锐意布置河南、山西两省革命事务者，加入武学社之人物，大都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之学生，内有华世忠（字朗泉〕、何子奇、 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唯华等回国后，仅在北方充任教官各职，幼泉后且以郁愤自投玄武湖死，惜哉。当时之士官学生分南北两派，余因加入武学社，乃并属于北派焉。

士官学校中另有小组织，为余与黄郛（字膺白）数人所发起者，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 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 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且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干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成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

李烈钧提到“郛学测量”的话，自是指黄郛在日本参谋本部所辖的陆地测量部学测量的事，但这已是1908年的事。事实上，“丈夫团”的成立，当紧接同盟会成立之后，该是1905年。据阎锡山《回忆录》：

我加入同盟会之后，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学军事的同志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但应在内部建立一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起革命实施之责。此组织定名为“铁血丈夫团”，盖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参加此组织的二十八人中，山西即有温寿泉、张瑜、乔煦与我四人，其他如浙江黄郛、江西李烈钧、陕西张凤翙、云南罗佩金、湖北孔庚等，都是辛亥前后之革命中坚人物。

阎锡山说“丈夫团”的组织得力于孙中山的“指示”，恐怕不确；但说成立在同盟会后，为“学军事的同志”所为，则属可信。

盟中加盟

同盟会中“学军事的同志”盟中加盟，成立“丈夫团”，据李书城《孤军奋斗的黄膺白先生》所述，是这样的：

余与膺白先生结交三十余年。清末在日本东京同学，由同盟会丈夫团订盟起。……

先生清末在日本留学时，革命情绪异常热烈，且有条理、有计划，常多方联络人才，从事团体之组织。鉴于革命中坚势力系于军人者尤大，故于同盟会会员中之军人，尤致力团结，而发起“丈夫团”之组织。其命名之意，盖即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也。谓悬此标准，以团结革命军人，可无变节汉、可无假公济私之徒混杂其间，更不致随势力消长，而盲从附会或中道灰心丧志也。“丈夫团”团员人数极少，大都在革命中显露头角。其名称与组织，皆先生最先提出，而经同人赞成加入者也。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之奋斗方式如此。

关于“丈夫团”的神秘性，赵正平《支配黄膺白先生一生之基本信念》中，有这样的话：

先生以同盟会同志人数众多，关系军事之计划，应有更精警更神秘的组织，以为实行时之个别行动，于是有丈夫团之发起。丈夫团者，取义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意义，就同盟会中之陆军同志，别为一小组，以准备实行者也。由此种神秘组织，产生特立独行的觉悟与精细机警的动作，而此种种遂成为先生第二性习，影响及于毕生全部生活者，尤非常重大，此深交先生者所当共同感觉者也。

统统有奖却无蒋

“丈夫团”因为是“神秘的组织”、因为“团员人数极少”，所以到底有多少团员，说法不同。《黄膺白先生家传》中，有这样的文字：

留学七年，屡得最优成绩。毕业于地形科。时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合革命各小团体为同盟会，先生加入为同盟会会员。物色四方同志，浙江军人之加入，多所介绍。复以陆军学生须归国领兵入伍，为实际工作，乃合同志中之尤坚贞者，得二十五人，号曰丈夫团。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相砥砺。其后辛亥光复，南北各省发难及主持人物，丈夫团几居大半。

这里明说团员只有二十五人，但阎锡山《回忆录》中说是二十八人。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1905年条下说：

是年，北京练兵处命各省选派留日陆军学生，先生以第一名由浙省咨送，入东京振武学校肄业。并加盟同盟会，择其中学习军事同志与黄兴创组丈夫团。先后参加者有李烈钧、赵恒惕、阎锡山、李根源、李书城、尹昌衡、张群、叶荃、黄恺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觐文、仇亮、李乾璜、杨曾蔚、陈强、孙棨、高霁、杨源浚、殷承璇、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其后辛亥武昌起义，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者，均已孕育于斯矣。

一共是三十二人，已与二十五人或二十八人不合。但据黄郛的太太沈亦云《亦云回忆》，江西籍的彭程万和俞应麓也是团员，如此相加，团员已有三十四人。另一方面，阎锡山所说的二十八人中，他点出的张凤翙、罗佩金、孔庚、乔煦、张瑜五人又不见于沈云龙的笔下，如统统有奖，团员已有三十九人。但却没姓蒋的！

蒋介石并非团员

张群在《黄膺白先生逝世感言》中回忆：

黄膺白先生弱冠即奔走革命，献身于国家民族者垂四十年。余于丁未年赴日留学，始识先生于东京。时先生已创立“丈夫团”，结合同盟会中之武装同志，准备革命，并主办武学杂志，鼓吹军人革命精神。余入同盟会后，即由先生之介，而参加“丈夫团”，遂与先生订交。从此休戚相关、患难相共者，凡三十年。

张群去日本是“丁未年”，丁未是1907年，“时先生已创立‘丈夫团’”，张群如果是团员，显然也是后来加入的。

张群是和蒋介石同船在1908年春天去日本的，“丈夫团”有他的名字，却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自然反证了“丈夫团”没有吸收蒋介石。因此，所谓蒋介石是“丈夫团”团员之说，不但文献无征，甚至不见于他早期“钦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书只承认他加入同盟会）。可见《蒋总统秘录》扑人而来的蒋介石“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之说，完全是七十年后的追加把戏、七十年后的吹牛屄，我非把它拆穿不可！

1985年9月4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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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

我在《共患难的还有谁？》（《千秋评论》第五十期《出出·出出·出》）一文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国民党为了宣传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在他们两人之间，把真相扭曲、使历史短路之处，实在不少，经过一次又一次扭曲与短路之后，蒋介石自然成了孙中山的唯一亲密战友，其他的战友，自然也就电影镜头般的，一一“淡出”了！

为了给这段话多留些旁证，我举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为例，看看“把真相扭曲、使历史短路”的杰作吧！

年表首先断定时间

照国民党的宣传，蒋介石既为“天纵之圣”、既为“革命先觉”，自然愈早跟孙中山搭线愈好、自然愈早得到孙中山的赏识愈好。在这一布局下，钦定标准本的“两雄相见”日期，自然也就愈能向上推愈好、相见内容也就愈神龙活现愈好。现在我就有关蒋介石年表部分和传记部分，先抽样排比一下。

照一般的蒋介石年表，都说蒋介石见孙中山是在民国纪元前三年（1909）或前二年（1910），那时孙中山四十四岁或四十五岁，蒋介石只有二十三岁或二十四岁。以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就得到革命领袖的青睐，足见蒋介石是“天纵之圣”、是“革命先觉”矣！有关这种年表甚多，我抽样给大家见识见识：

一、据1948年吴敬恒编《蒋总统年表》（1964年3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1909年二十三岁条下，明说：

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

二、据1948年陈布雷编《蒋介石先生年表》（收入台湾版《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09年二十三岁条下，明说：

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多得之革命人才。

三、据1955年6月王德胜编《蒋总统年表》（世界书局出版），1910年二十四岁条下，明说：

夏，国父由檀香山抵日本东京，经陈英士介绍，总统初次晋谒国父，倾谈国事，国父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

四、据1975年10月31日总统蒋公哀思录编纂小组编《总统蒋公哀思录》第三编中《总统蒋公年表初稿》，1910年二十四岁条下，明说：

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

五、据1984年2月“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先总统蒋公图像墨迹集珍》中附录《先总统蒋公大事年表》，1910年二十四岁条下，明说：

在东京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

六、据1984年11月张其昀主编、“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附录《先总统蒋公年表》，1910年二十四岁条下，明说：

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

七、据1984年10月31日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一中《先总统蒋公大事年表》，1910年二十四岁条下，明说：

在东京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

由上可见，蒋介石二十三岁或二十四岁“初次谒见总理”、“初谒总理”，即有了与“总理”“倾谈国事”的机会与荣幸，孙中山即慧眼独具，称赞蒋介石是“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不多得之革命人才”。这些记录，每种年表都众口一辞，自然是悬为定说，以喂百姓，不在话下。但是年表格于体例，未免文字简单，尚不足以备述细节，于是，蒋介石传记的大特写部分，便应声而出了。我再做抽样，给大家见识见识。

军事委员会钦定传记

一、据1937年5月贝华主编的《蒋介石全集》（文化编译馆出版）收军事委员会政训处《蒋介石先生传略》中，明说：

始入乡校，越数年，以成绩优异，省费北送至保定军官学校肄业。当时清政日非，外侮日亟，中华民族有累卵之危，以故革命之潮，汗漫全国。保定居辇毂下，见闻更切，感奋尤多。委员长乃于十八岁时未卒业而渡东瀛岛，盖其时中国革命同盟会方组成于东京也。东渡之初，以家贫资斧无所措，戚党群泥之，王太夫人独主之力，尽质所有以成行。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陆军士官学校。课暇，遍访留东中国革命人士，先识陶成章秋瑾暨士官同期生李烈钧，继与陈其美、汪精卫、廖仲恺等相往还，陈其美尤奇异之。其谒见总理孙中山先生，乃于某夏季之夜。先是陈其美于总理前盛称委员长之为人，以为今世中国豪杰士也，可与共大计。总理欣然欲往晤，陈曰毋，彼后学也，容导之来耳。是夜陈与委员长偕至，委员长衣士官学校制服，意态雄越，垂手立于总理前，总理瞪目注视者良久，勃然兴曰此即蒋介石乎？吾以获见为喜。”因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自是委员长即为同盟会主干之一，总理凡所规划，辄先咨询之。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刊印这篇妙文的时候，蒋介石正是这个会的委员长，当然内容是要他自己钦定的。读了这篇妙文，我们才知道原来当年蒋介石是那么伟大，伟大到连孙中山都要“欣然欲往晤”、要去亲自拜访他。最后总算陈其美说他是晚辈，还是请他去看孙中山，于是蒋介石“衣士官学校制服”（按：蒋介石并没进过士官学校，详见我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所写的《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意态雄越，垂手立于总理前”，孙中山“瞪目注视者良久”，乃大喜赞叹。“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后来任何计划，且都要先问蒋介石云云。“两雄相见”的精彩画面，原来如此！

董显光马屁经

二、据1937年董显光写的英文本《蒋介石传》（Chiang Kai-shek），第一章 “伟人的发轫”（The Formative Years）中，明说：

Most eventful of all was his meeting in Tokyo with Dr. Sun Yat-sen, the Father of the Revolution. This' took place at a meeting of the Tungmenghui; and it is greatly to be regretted that no artist was present to depict this historic first meeting of the great planner and the equally great executant. The two men were complementray, and Dr. Sun seems to have sensed immediately that the serious young man introduced to his was destined t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ming revolution. After one of Dr. Sun's eloquent addresses, the young cadet talked to his at length concerning China's problems; That the leader wsa deeply impressed is shown by an observation that he made at the time to Chen Chi-mei. Indicating Chiang Kai-shek, he said,"That man will be the hero of our Revolutin: we need just such a man in our revolutionary movement."

这段妙文，董显光自行中译如下：

与蒋总统一生关系最重大的事，就是在东京与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会见，此举发生于同盟会某一次的会议中，最可惜者那时没有一位艺术家在场，把那位伟大的计划者与同样伟大的执行者的历史性初次会见做成绘画。这两位大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当时国父似乎立即意识到那位被介绍给他的庄重青年，注定了要在未来的革命中做重大的演出。在国父做了动听的演说以后，这位青年见习生便与国父详谈中国的问题。国父在当时所得的深刻印象，可从其对陈其美所表示的态度证之。他谈到蒋总统时，即说：“那位同志将是我们革命的英雄；在我们的革命运动中正需要这样一个人。”

董显光是蒋介石的老师，后来做到新闻局长、驻美大使。他的文字，也属钦定。在这段妙文中，董显光说“两雄相见”场面恨无艺术家在场传真，行文之肉麻，实超乎军事委员会的钦定传记之上。而孙中山出口居然说出蒋介石是“我们革命的英雄”（the hero of our revolution）之言，则尤属光怪陆离矣！

邓文仪锦上添花

三、据1945年10月邓文仪写的《蒋主席》（胜利出版社出版），第七章“会见总理”中，明说：

主席在日本士官预备学校的时候，由于陈英士先生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从此献身革命，实际参加革命工作。

他加入同盟会的时候，从时间上算起来，是民国前五年——同盟会成立后两年。目前党内一般高级干部多半是在这一年加入组织，这年可以说是同盟会收获最好的一年。

在同盟会的会场里，由于陈英士先生的介绍，主席晋谒了总理，于是这两位革命伟人便做了初次的会见。当时总理刚讲完一篇热烈的演说，这一位年轻的士官学生便跟他讨论起不少革命上的问题。天下唯有英雄识英雄，会谈之下，总理忍不住脱口而出的说道：

“这个士官学生，将来一定是党里了不得的人才！”

他从此就追随总理、效忠总理，同患难、共生死。固然，这在主席本身，原是奋志革命、任侠任义的英雄本色；另一方面，由于他从事革命的成绩和贡献一天天的增长，总理对他的赏识和信任也一天天的加深。总理时常对陈英士先生说：

“他是我们党里的健将、革命的实行家！”

邓文仪是蒋介石的学生，也是蒋介石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他的文字，也属钦定。在这段妙文中，当然对“两雄相见”更别有花样翻新，孙中山口中，又多出“这个士官学生”如何如何等话，蒋介石根本没进过士官学校，这种妙文一出，无异孙中山帮蒋介石伪造学历矣！有是哉？

巴伦加工造谣

四、据1946年1月巴伦写的《中国伟大领袖蒋介石》（大方书局出版），第一编“生平与事业”中，明说：

1909年，蒋先生卒业于预备军事学校，即加入了日本新潟县第十三师野炮高田联队，成了日本军事专门学校的一名备取生。蒋先生在担任这队里工作的时候，非常努力，任何劳苦甚至牧马擦靴等事，他都担负了起来。

当时，国父孙中山及革命志士黄兴、胡汉民、陈其美、张继等，以东京、横滨为策源地纠合同志，组中国同盟会号召革命，一时风从云会。蒋先生常利用课余时间和同盟会的人物来往。未几，由革命前辈陈其美、张继等介绍认识了总理孙中山先生，当这位认真的青年站在孙总理面前的时候， 孙总理立即感觉到这是个不平凡的人物，一定会负起革命的实际行动来。在孙总理举行了某一次热烈的演讲之后，这一位年轻的士官学生便和他讨论起一大批的革命计划，当时孙总理就受到很大的感动，曾把这事向陈其美说过。他指着蒋先生说：“将来这个青年一定会成为我们的革命事业中的英雄；在我们革命运动中，就正是需要这样的人物。”

从这时候开始，蒋先生的思想有了一定的信仰，正式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中坚之一员，献身于中国革命运动了。其时年正二十三岁。

巴伦这书当年在上海出版，虽然在“序”中强调这书是“全以站于一个人民——也就是客观的——立场”写的，但是造谣造到“孙总理就受到很大的感动”一节，其为“客观”也，可知矣！

梁中铭代孙中山立言

五、据1947年5月梁中铭画的《蒋主席画传》（正气出版社出版），第二十四节“两大伟人初次会见”中，明说：

主席在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在三年之中，参加了不知多少次的革命运动和会议，可是尚未和革命导师国父孙先生见过面，一直到民国前二年的夏天，国父孙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回到日本，才由陈英士先生介绍谒见，这是中国近代先后两大革命家的首次见面，当时谁也料不到他们两人，就是决定此后数十年中国的命运的人物。主席谒见了国父之后，国父就和他讨论革命政策和军事计划，青年的蒋主席根据事实，向国父条陈了很多着实而不浮夸的计划，使国父深深的感动，后来国父对陈英士先生说：“他是我们党中的优秀分子，是一位革命的实行家，我们党里真正需要这样的人物。”国父对主席这样的推重，使陈英士先生心中更觉欣庆，他能够把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介绍到革命的团体里，增加了无比的实力，所以陈英士先生此后发动的每次革命运动，都要邀主席同去参加，才觉得放心而认为可操胜算。

梁中铭是国民党钦定画家，他在“图文并茂”之余，又代孙中山立言，加说孙中山夸奖蒋介石是“我们党中的优秀分子”等话，其荒腔走板，又创下了外一章！

张其昀蒋家之言

六、据1956年1月张其昀写的《国父与总统》（“中国新闻出版公司”出版），在“国父与总统的革命心传”部分中，明说：

我总统追随国父凡二十年，国父对总统爱护备至，期许尤殷，总统称国父为先生，事之如严师，患难相从，生死不渝，绝无畏难避祸、见异思迁之意，一切都决心为主义为领袖而牺牲，故卒能继承国父的事业，为民族的救星。这一种师承的关系，实在是革命史上前辈与后辈、先生与学生、长官与幕僚、领袖与干部的最好模范。……

光绪三十一年4月（1905），总统十九岁，东渡日本，学习陆军，于冬季返国。二十一岁，二次东渡，入振武学校。是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唯当时国父已离日本。三年以后，即宣统二年（1910）夏天，国父由檀香山回到日本，总统初次谒见，倾谈国事，国父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总统曾听国父说道：“我们革命党员要做无名英雄。美国只有一个华盛顿成名，其实在华盛顿大名以内，不知道有多少无名的华盛顿。我们革命党员和革命军人就是要做这种无名英雄。”总统自从听了这个教训以后，就照着埋头苦干；只做事情，不要名位。

张其昀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防研究院主任，得蒋介石既尊而亲。他的文字，也属钦定。其中把“师承的关系”作为“两雄相见”的伏机，自是“一家之言”，但所谓家者，蒋家也！

黎东方前后矛盾

七、据1976年11月黎东方写的《蒋公介石序传》（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第四章“光复浙江”中，明说：

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到了宣统二年6月中旬才有机会与国父在日本见面。原因是，国父在光绪三十二年2月17日，便已经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到了宣统二年6月才能够再来。

在光绪三十四年介绍蒋公加入同盟会的是先烈陈其美。在宣统二年6月间介绍他谒见国父的，也是先烈陈其美。

国父看到蒋公，十分欣慰；当时在同盟会同志之中，军事专门人才极少。国父和蒋公谈了很久，谈到具体的革命方略与军事计划。其后，陈先烈告诉国父说，蒋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学者，而且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真正需要的人物”。

黎东方是国民党中被蒋介石单独召见的教授。他和前面所有抽样一样，也断言“两雄相见”，确发生于“宣统二年6月中旬”，“宣统二年”就是1910年。他虽在同一章最后说蒋介石“于民国二年春天回国，即将转往德国之时，他在上海谒见国父，第一次与国父单独深谈”的话，但是前后矛盾，并未否定1910年那次不是“两雄相见”。

“幼年”？“束发”？“十八岁”？

以上就年表和传记两方面，抽样做了排比，综合的结论是，都说蒋介石在1909或1910年间见了孙中山。关于1909年说法（就是吴敬恒、陈布雷两人的说法），其实不攻自破，因为1909年全年，照《国父年谱》（增订本），孙中山根本没到过日本，既然没到过日本，则蒋介石在日本见了孙中山之说，如果成立，自然是活见鬼矣！当然不能成立；至于1910年说法，照《国父年谱》（增订本），这一年孙中山在6月10日虽到过日本，但是同月25日就被日本人花钱送走，去了新加坡，来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动尤为缜密，即同盟会员亦少晤见”，只见了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凤。根本无从见陈其美，更无论陈其美介绍来的无名之辈矣！照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10年全年，陈其美并不在日本。陈其美既不在日本，则陈其美带蒋见孙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为了证实1910年蒋介石根本没见到孙中山，详细检查与比对一下历年蒋介石自己的说法，当有奇趣。

1935年8月13日，蒋介石在蛾眉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第一次透露了他在同盟会时代与孙中山的关系，他说：

再讲到革命军的第三个要件，就是“历史”。昨天本团长已经告诉大家：我们革命军，一定要有历史的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气节，要始终如一。如果你们有人来问我：“团长的革命历史如何？”我也立刻可以很简单很明白很郑重的答复：“我始终是总理系统之下的一个革命党党员和革命军人！”你们如果再问我：“团长对于革命党和革命军的精神与纪律，从来有没有什么违背过？对于总理对于革命党和对于自己的良心，有没有什么惭愧？”我再可以很坦白的很忠实的回答你们：“我自从十八岁追随总理直到现在敢说三十余年如一日，从来不曾有一点苟且偷惰、见异思迁以及畏难避祸贪生怕死的情形。”我自从做了革命党员，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一切都决心为革命为主义为党国而牺牲。因为有此历史的基础，所以自信决不愧为革命军的统帅，不愧为你们的领袖！你们今后如果不想做革命军人则已，如果要做一个革命军人，就一定要归到总理系统之下实心实力奉行总理的三民主义，遵守革命军的组织和纪律，大家团结一致来努力革命！这次要你们来到峨眉军官团，就是要使大家走上这个正大光明的革命之路，归到总理系统之下，永远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军军人。

蒋介石1935年这里说他“十八岁追随总理”，但是，对照起1950年1月1日他自己在“三十九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的说法，却大异其趣。1950年的说法是：

中正自幼年追随国父，参加革命，只求献身国族，服务人民，永不负国父期许付托以改造国家复兴民族的重任。

可见已明说“追随国父”之起，早就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则再宽限再宽限地说，恐怕也在十岁以下。十岁以下年纪，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自然与史实不合。另一方面，1975年3月29日，他在“遗嘱”里说：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这一叙述，或可相当于1950年“幼年追随国父”的说法。但是“幼年”也好、“束发”也罢，无奈都与史实不合、也与他1935年的“十八岁追随总理”的讲演不合。——真相最怕细心读书人，在我细心读书的检查与比对之下，真相如何，已经呼之欲出矣！

“十九岁”？“二十一岁”？

但是，纵就“十八岁追随总理”而言，再另加检查与比对，也是可疑的。因为照任何一种蒋介石年表，他十八岁那年只是1904年，那年他仍在家乡凤麓学堂念旧书，距离所谓“两雄相见”的1909年或1910年，还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从何“追随国父，参加革命”？又从何“即追随总理革命”？可见在时间上，是完全斗不拢、完全接不上头的！

“十八岁追随总理”既然可疑，蒋介石是何时跟同盟会搭上线的呢？检查与比对他自己的说法，就很矛盾：1940年7月9日，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说：“中正自十九岁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但是二十三年后，他在1963年11月12日至22日主持国民党九全大会及总理纪念周，讲“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却说我是二十一岁入党（指同盟会）的，二十六岁就辛亥革命了。”蒋介石十九岁是1905年，那时他还在浙江念旧书，不可能加入同盟会；二十一岁是1907年，蒋介石如加入同盟会，实在该在这一年才对。

至于蒋介石见孙中山的日期，他在上面两篇中，却意外的为我们提供了道白。蒋介石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说：

中正从事革命三十余载，回溯余当初参加革命之动机与半生革命之经历，有可为吾青年告者；中正自十九岁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之经过，于今全国同志同胞，类能知之；唯当时同盟会尚在秘密时代，凡余所为，非仅无求知于社会之心理，抑且无待于他人之督责。余在当时，既无丝毫虚荣心，更不知如何谓之权利，而纯出于自动创造，尽我国民一分子对民族义务之一念，认为对党服从，得列于总理革命信徒之党籍，乃为一生最大之幸事；认为锄强济弱、损己利他，乃人生之乐事；义务所在，不容自己，不必待他人之督责，尤不必博他人之赞许。故余自十九岁加入同盟会，而与总理个别谈话之始，乃在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自是以前，总理于余未尝单独召见，有所垂询，而余亦未曾单独求见于总理，唯以普通党员之一人自待而已。此种精神，自余为青年时以迄于现在，三十年如一日，余唯始终以一革命党员自视，唯以对党国严守纪律服从命令自勉，唯以不能尽忠主义有亏职责自儆。在余之心目中，只有革命之责任与党员之义务，而绝无任何得失荣辱之见。盖余认为革命党员的基本条件，固应如此，而自爱自重之人生，其态度亦应如此。至言余当时在社会之地位，则在同一时期之青年，其名誉地位之尊荣显贵，远过于余者，何可胜数？即与余同乡同学同年代之青年，由于其父兄之遗荫或师友之提挈，其凭藉深厚，能于早岁有以自显者，自更非余之所可比拟。然今日回溯，则同时侪辈，能始终卓然，对囯家对革命尽其贡献者，实属无多。可知人贵自立、自强，与依赖父兄师友之非计；而更可断言者，其成功愈侥幸，则其失败愈迅速，及其失败，始知向之名誉地位，适足以为其成功与进步之阻碍而已。

这里已明显看到：在1940年的时候，蒋介石自己有一次已无异承认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1910），而是在民国后二年（1913），乃“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 ！足见前面抽样的所有年表和所有 传记，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都是一篇篇神话和谎话！

蒋介石承认了什么？

蒋介石在另一篇《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中，也说：

大家知道，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二十六岁就辛亥革命了，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并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从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二十年之久，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正是总理了解我、砥砺我、培植我的德意。我还牢牢记得总理第一次对我们党员集体训话中，说到“革命党的青年党员，应该不计任何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革命领袖华盛顿之所以成为华盛顿，并不是华盛顿一个人力量造成的，而是由于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其领袖华盛顿而牺牲所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要做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做无名的华盛顿，亦即是要做党的无名英雄……”我自从听了这一次训话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绝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今天我在总理遗像和党的同志的面前，复述总理这段训示，尚觉无限的感激奋发，神旺不已！

这里也明显看到：在1963年的时候，蒋介石自己也有一次已无异承认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1910），而是在民国后二年（1913），乃“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足见前面抽样的所有年表和所有传记，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都是一篇篇神话和谎话！

奇怪的是，蒋介石一生中，虽然有那么多有关“两雄相见”的神话和谎话，但是他却不予纠正、不予澄清、不予解释，除了1940年起仅有的两次——并且是不显著的两次——外，他一任这种有利他的神话和谎话蔓延、流传，这倒是真堪玩味的啊！

1985年12月4日夜12时，病中作。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哪？

我在《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千秋评论》第五十一期《自大自大狂》）中提到，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云云，是与事实不合的。“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事实上，“束发”的小小年纪，何能“追随总理革命”？“束发”的怪说以外，1935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又说他是“自从十八岁追随总理”云云，也是与事实不合的。事实上，蒋介石“追随”孙中山，既不在“束发”之年，也不在“十八岁”之年，而是在二十七岁之年，那年是1913年，民国二年。

蒋介石“追随”孙中山，两人关系渐渐密切，是再过几年以后的事。

孙中山在1917年就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时，是个空头大元帅，除少数卫队外，没有一兵一卒。幸亏陈炯明弄到了二十营的兵，就用这二十营的兵，成立了“援闽粤军”，由陈炯明做总司令。这是国民党手中唯一的枪杆子。

虽然由陈炯明做了总司令，孙中山却不放心，于是派许崇智、邓铿等去“挖墙脚”，陈炯明同意许崇智做第二支队司令，带四个营；邓铿做参谋长。第二年（1918），在总司令部还来了个三十二岁的作战科主任，不是别人，蒋介石也！

当时陈炯明为了培育国民党唯一的枪杆子，艰苦备尝。虽然如此，陈炯明还是苦撑下来。相对的，许崇智、蒋介石、邓铿等人，在苦撑待变之际，反倒不无动摇。孙中山1918年12月13日写信给许崇智、蒋介石，勉以“不可遽怀退志”；同一天写信给邓铿，认为“闻兄颇有离去之意，文意以为不然。……若兄行，则竞兄（指陈炯明）失有力之臂助，将来愈形困难”，就是证明。——今天国民党口口声声“让史料自己说话”，史料所说，真相就是如此！

别人在前方作战，蒋介石在后方游山玩水

“援闽粤军”于1920年8月16日漳州誓师，全军回粤，替国民党抢广东做根据地。四天以后（8月20日），就进入了汕头。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这唯一的主力进军广州之际，蒋介石本人并不在军中。

8月16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之日，蒋介石本人正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薄暮，公在飞雪亭畔，倚崖侧乔松，鸟瞰千丈岩瀑布。会大雨，树杪重泉，溅珠喷玉，光色甚奇。登妙高台，南向突出，三面凌空，唯见众山之小、诸流之细，亭下（村名）屋舍严然。

8月18日，陈炯明在大埔、潮州、梅县作战下汕头前，蒋介石本人仍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公探隐潭。第一潭黝暗，在峡谷，圆径不过丈余，而深度莫测。潭前涓流一脉，经第二三潭而入大溪。第三潭为一大岩穴，宽约二丈。上有覆盖。峭壁回合，前面騞开，高可百米突，右有澄湍冲泻。叹为观止。

在别人在前方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在后方游山玩水，直到8月29日才回家。8月的作战他都没参加，9月的作战也没参加，直到10月11日，他才到了老隆前线总部，距离攻下广州（10月29日），只差十八天耳！换句话说，蒋介石在这次两个半月的战役中，他只参加了最后的十八天，如“让史料自己说话”，则今天十分之九的《蒋总统传》，都要改写矣！并且，最后十八天中，他在最后十三天（10月16日）才赶上本军，最后九天（10月20日），因许崇智“病假”，才“以个人关系代许军长统率第二军作战”，过了一天多（10月22日），就拿下了惠州。我想，古往今来任何正义的历史家，核定丰功伟业，账都得搬搬位，改记在别人头上吧？

“紧要关头就回家”

由于蒋介石有过上面这种“紧要关头就回家”的作风，引起我彻查一下他与孙中山关系的种种，结果我发现，他这种作风，倒也值得统计统计。

第一次——1918年3月15日，蒋介石就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但是干了四个半月，他就在前方作战之时，留书（7月31日）出走了。8月2日，邓铿派人到汕头留他，留不住；8月8日，孙中山打电报阻止他，也无效果。8月18日，他回到上海。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归沪，轮行稳疾。入夜，公对月华吐朗，追忆少时奉母游招宝山及天童育王诸胜光景。

到了9月5日，蒋介石才停止出走，离上海。9月13日回到汕头。9月18日到了漳州总司令部。

第二次——9月26日，蒋介石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长泰。12月15日，吃了败仗，他“只身冲围而出”。1919年3月5日，他又离开了部队，说是“请假归沪”。5月2日，返长泰。7月4日，他写信给邓铿，说“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归。……”表示不想干了。9月2日、9月5日，他又游山玩水。10月28日，他去了日本。

第三次——1920年4月11日，他又回到漳州。4月13日，在总司令部议事。4月14日，筹定作战计划。可是到了4月16日，他又出走，到了鼓浪屿。4月22日，他又回到上海。6月28日起，他游山玩水，从普陀游玩起，直到7月2日，才回宁波。7月4日，再来上海。

第四次——7月16日，他又回到漳州总司令部。8月7日，他又回上海。8月13日起，游雪窦。8月16日，“援闽粤军”在漳州誓师了，蒋介石却还游山玩水中！（详情见前。）10月11日，他回到前线。11月6日，他又留书出走，信中说“弟既不见信于总座，又不见谅于军长，而受欺于〔张〕国桢，是诚怀疑于上、受辱于下之时，能不自反而缩、见机而作乎？”11月12日，他回到上海。11月22日，回到奉化。11月23日，就上雪窦山游山玩水了。

“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

第五次——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到了广州，恢复军政府。1921年1月7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盼复。孙文。阳。

但是蒋介石显然仍在“迟延”中。1月12日，杨庶堪有信给他，字里行间，颇能看出内情：

介石兄台鉴：……颇闻前日（2月29日）兄来沪，以读某函不快而归。方欲作书婉劝。……中山先生政治兴趣欲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业。且见兄之关涉重要，过于一般同志。中山先生从事创造，自当仗兄为前驱。然则先生撒手则已耳，如犹奋斗，吾辈安忍作壁上观？故无论如何拂逆，皆当含忍而为之。兄此时固万万不能遽息。……何时来粤？先示极幸。弟庶堪手启1月12日。

1月15日，邵元冲也有信给他，字里行间，也能看出内情：

介石我兄惠鉴：……现时先生（指孙中山）既力促兄赴粤，则亦不能过拂其意。盖先生处能真心办事之人，实亦太少。吾人万不能不尽心以助之！……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为社会努力。否则一齐撒手，中国不成其为国家矣！真厌恶社会者，只厌世派隐士自杀者而已。故弟愿兄易厌恶中国社会之心理为爱社会，如慈母对于不肖之子，仍尽心力以谋感化之。此吾人应有之态度也。兄意以为何如？……弟元冲顿。1月15夕。

蒋介石在函电交催之下，才在2月6日到了广州。可是，只一个星期后（2月8日），他就“径归”而去。3月17日，又上普陀山游山玩水去了。

做了恶梦，他又走了！

第六次——到了3月29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孙文。艳。

4月4日，蒋介石回电，说：

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多阻碍，暂为缓行，特复。中正叩。支。

4月5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介石、静江、季陶、展堂、仲恺诸兄鉴：昨开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万端待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精卫兄如可分身，亦望一临，无任企盼！文。歌。

4月18日，孙中山又电蒋介石，说：

密转介石兄：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为（指许崇智）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切不可，接电速来。文。巧。

在孙中山这封电报前四天（4月14日），陈炯明也电蒋介石，说“克日将各军调赴前线，……战事在即，望兄速来。”4月22日，许崇智电张静江，说介兄来粤，吾军之幸，亦吾党之幸。”4月24日，胡汉民电张静江，说：“今日开始攻击，先生（指孙中山）盼介兄来，欲将警卫团扩充训练，改国军以属介石。”5月3日，胡汉民又电蒋介石，说：“望兄深念国事党事之艰难，积极负责，束装即 来。”但是，就在孙中山4月18日来电之日，蒋介石却又在游山玩水呢！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是日，携次公子纬国，复为天童之游。薄暮，由江东三眼桥放船，少焉，月出震方，波平如镜，攒峰倒映，人在画中。夜憩小白天童中院。刚逢佛节，香客扰人。翌晨，避往育王寺。登小磐山，再谒摩诃祖师墓，又历大磐山，回寺稍憩。复出山门眺瞩，公称天童全景，为四明诸名胜之冠。又次晨，探古天童，及八指头陀冷香塔院。凡阅四日，归邑城寓舍。

蒋介石在5月10日总算成行，可是，他一到了广州，就来了妙事！据许玉麟 《革命北伐纪略》，1921年孙中山北伐之师，困于桂林，“出湘不能，黔军又回黔”当儿，乃“改任李烈钧为北伐前敌总指挥，大总统亲统随身之滇、赣、粤、福诸军北伐”。当时陆荣廷分兵三路打广东，孙中山归路将断，情势危急，“李烈钧与讨贼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讨贼福军司令李福林、讨贼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讨贼赣军总司令彭程万、讨贼赣军第一梯团司令李明扬、讨贼赣军第二梯团司令赖世璜等急由湘边回桂林，星夜水陆兼程，赶至梧州，留讨贼桂军师长刘震寰守桂林一隅之地，广西省长马君武，亦急离桂林返粤，途中遇匪，伏于船底免死，财物劫尽，其妻子与随员，均被匪杀尽。”大家都在赴难援孙之时，“时第二军少将参谋长蒋中正已回上海！”据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1年5月10日条下，这天蒋介石从家乡“启程赴粤，越旬日抵广州”，时间当是5月15日。可是到了24日，他做了一个梦，梦到“雪满山原，一白无际。惊醒后，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遽返沪归里”。——他又走了！

“速来相助”

第七次——蒋介石这一“雪满山原，一白无际”的梦，直到二十天后才巧合式兑现。6月14日，他母亲死了。可是，丧事办得却重于国事。6月23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竞存、汝为已赴前敌，军事吃紧，望即来粤，墨绖从戎。孙文。梗。

7月5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西寇击破易、收拾难，须多一月始得凯旋，我军经入邕宁，明后日，余当驰往巡查。速来相助。孙文。歌。

在孙中山来电前后，其他同志也函电交催。6月21日杨庶堪致蒋介石：

介石吾兄：……吾子至孝性成，幸有以节哀顺变，勿过摧毁。粤桂战役，今日已起，墨绖从戎，古贤不废。安厝若毕，尚望有以慰国人及同志之望也。……弟庶堪再顿。6月21日。

7月27日，邵元冲致蒋介石：

介石吾兄惠鉴：顷于国民日报读讣告，惊悉老伯母前月弃养，岂胜哀悼。兄连年奔走四方，承欢之日无多，今当国事未定之秋，遘此大故，哀毁之状，可以想见。唯吾人既以身许国，只能留此身以济国难，一以体先人遗志，一以完个人未完之责。诸希强自节哀为幸。近闻桂孽次第扫清，孙先生方有事于中原，倚赖于兄者甚深。一俟丧务就绪，万望仍往佐理。现在可靠同志，只有此数人。吾人务宜谅先生办事之困难，而切实负责也。弟元冲顿。7月27日。

丧事办到了8月10日，蒋介石决定又去广州了。可是他路过上海，逗留了十多天，碰到了“大风雨”。他又做了梦，于是又不去广州而回奉化看母柩。直拖到9月13日，他才去了广州。但是到了9月下旬，却又“回沪还乡”了。这月月底，他已经“取道北溪，探四明石窗，蹑鼠尾山巅，向西北驰下”，又游山玩水了。

“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

第八次——11月6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余拟于15日与汝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孙文。麻。

1922年1月18日，蒋介石到了桂林。可是，到了4月，他又要走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4月23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23日，公抵省城。总理闻其有去志，特驾行馆挽留。言：“此时你若走，则我与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云云。公感其语，凄然泣下。乃即中止。其后，卒以受某方刺激与嫉视不已，又决计辞归。是晚离广州。

4月28日，蒋介石又回到了奉化。

这时孙中山正与陈炯明关系恶化，而恶化原因，乃因蒋介石多年在陈炯明幕，“监军”失职、处理不当，最后且主张讨伐陈炯明有以致之。蒋介石一走了之后，孙中山处境益形困难。6月2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立转介石兄：粵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文。冬。

但是蒋介石置之不理。6月7日，张继写信给蒋介石，忧虑说：“我兄应速出山，设法将粤局巩固。先生（指孙中山）既到广州，是否无危险？同人殊为悬念也！”可是，蒋介石不为所动。6月15日深夜，终于发生了“陈炯明叛变” 事件。

董显光《蒋总统传》中说：

就是在这样的混乱政治局势中，陈炯明乃实现其长久准备而未敢实行的政变。民国十一年（1922）6月16日，他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

《蒋总统传》中说“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所谓五十六日，事实上蒋介石是除外的。因为陈炯明“围攻总统府”是6月16日，孙中山是15日深夜3点逃走的，最后转登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和他共患难的，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陈策、熊秉坤、马伯麟、谢心准、杨虎、杨熙绩、周仲良、陈群、陈煊、马湘、黄惠龙。并且，“至19日，派人秘密招集前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至舰，同任守卫。总理则命马湘往香港筹集军饷，余因令湘亲至海员联义社（此为革命海员团体之有最长历史者）召集联义同志，潜来永丰。不数日，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患难中有此两种老同志，共任保卫，殊觉可喜。”照黄惠龙回忆，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无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和“海员联义社”同志数十人，再加上永丰舰上舰长欧阳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难的人数已极可观。另照陈肇英《八十自述》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晋谒”；另照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谒见”。……足见在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马去卫护孙中山了。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中透露她“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那时候的蒋介石，人还在浙江家里呢！

蒋介石是在接到孙中山电报后，才启程的。他6月25日离开上海，29日到了永丰舰。此后四十二天，他如孙中山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中所说，“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但是，这位共死生四十二天的固然可歌可记，那些共死生五十六天的，也不该抹杀吧？

走联俄路线

第九次——“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8月9日从永丰舰改登英国船摩汉号，在外人保护下去香港，转赴上海，蒋介石一直跟着。8月23日，蒋介石又回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8月23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二十三日，公至甬。即乘慈北轮往普陀，养疴天福庵。南天门探胜、般陀庵观鱼。静息时塑坐看经。凡六日归甬。

这时孙中山已开始秘密勾结老毛子、走联俄路线。8月30日，孙中山致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函悉，季仲函亦得读。日来变局愈速，非兄早来同谋不可，军事进行，湘闽似已有不谋而合，日在进行中，湘较闽尤急而有望，似日内便可解决者。今闻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驰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即当早来备筹一切。幸甚。此候近祉。孙文。

同一天，廖仲恺也致蒋介石，说：“现时各方情形，已有多少变更。兄非常住此间策划不可。盖时事瞬息万状，而尤以军队情形为然。非日夕与各方消息接触，恐少逊随机应变之妙用。此间待商之事正多，请即命驾来沪。”“先生（指孙中山）决定计划之时或变更计划之时，无兄在左右，如何而可？弟意兄宜急来此，专掌军机，一切应酬，尽可不经意。政治问题等等，兄如懶理，当由弟等 撮要报告，共同商决。否则军事无人参划，若决定计划或变更计划有误，悔之已晚矣。”可见“某事”（秘密勾结老毛子、走联俄路线）倚仗蒋介石“同谋”之殷。到了9月12日，孙中山再致蒋介石：

介石兄鉴：日来事冗客多，欠睡头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约兄来详商今后各方进行办法，而急闻兄已回乡，不甚怅怅。日内仲恺、汉民、精卫将分途出发，往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内闲静，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此候大安。孙文。

两天以后（9月14日），廖仲恺又致蒋介石，说：“兄到沪之翌日，弟偕许志澄至大东访之，而兄与启民皆不在。后晤见静江，始知兄在彼处。而弟则并静江来沪，亦不知也。又翌日偕展堂再访，启民在，而兄已忽然归。使弟爽然若有所失。昨奉惠缄，言居沪心绪不佳，亦无所事，故决计还乡。弟则以为兄在此间，待商待决之事正多，若避去乡居，则事无从谋，人人如此，则先生（指孙中山）左右可无一人矣！其说通乎？……日夕思维，非兄常在此间不可，故恳兄无论如何，仍再命驾来沪。家事恺当嘱启民为兄料理妥当，毋须兄焦虑。兄固当留此精神，为中国为先生（指孙中山）为吾党出力，不可消耗于不必消耗之事，以伤身体。弟知兄必不我弃，故敢强以相劝，望兄垂听。”字里行间，充分看出蒋介石在同他们“捉迷藏”、在向他们“拿乔”。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2年11月4日条下，我们还可看到蒋介石这时怎样在游山玩水：

4日，至沪。即乘车往无锡游太湖。坐万顷堂，见波屿苍茫。顺道访梅园，结构天成。陟惠泉山，揽起云楼之风景，辄为旷怡。归途转苏州，访玄妙观、留园、西园。仍由沪返甬。

“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

第十次——10月18日，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10月20日，蒋介石总算动身赴任。不料不到一个月，他又要走了。孙中山听说，遂在11月19日急电给他，说：

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粤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此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与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

两天以后（11月21日），孙中山又有长信致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就如来信云云，子荫当来沪，此事已不成问题，则内部之大难题已得解决，则进步为极大矣！其他纷繁小故，何足介怀？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尔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藉，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凭藉，外交内应则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多加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唯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外间日日之进步，非纸墨所能尽，仲恺来当能略道一二。总之十余年来，在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此候 筹祺。孙文。

在孙中山写这封信前一天（11月20日），汪精卫也致蒋介石，说：“……人生做事，绝无爽快干净之时。而兄之去留，关系于此军之存亡者又至大，只能以忍耐坚持相劝慰，万一兄竟撒手，则前途希望绝矣！”虽然函电交催，蒋介石还是走了，不过这次理由是“感冒回里”。12月10日，孙中山再电催“盼兄速来商议，并即返闽”。12月18日，蒋介石才又回头。

“万望速来勿延！”

第十一次——1923年到了。这年1月5日，正当援闽军吃了败仗时候，蒋介石又游山玩水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3年1月7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7日，又自总部往鼓山。见石壁新镌“天地正气”四字，乃足成联语，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少憩水云亭，指谓同游者，曰：“吾能于亭后小筑三椽，隐居自适，斯愿足矣！”其余如考亭、喝水岩诸胜，降龙、达摩、吕仙诸洞，再至三至，极瞻眺盘桓之乐。在涌泉寺，兴至濡毫，挥“其介如石”四字，付僧勒石。置更衣亭西，以留纪念。凡一星期才回。

可见此公可真好整以暇呢！游山玩水以后，他还是又走了，又回到了上海。1月24日，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又电催蒋介石，说：“江防会议，陡生变故，第一师出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行，诸待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无任企感，并盼示复。”但是蒋介石不但“不即来”，并且在1月27日，干脆又回奉化了。

1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许崇智，自承为人“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败事有余！……今陈逆（陈炯明）既去，且屡出自试，愚拙日甚，以致无言不失、无事不乖，徒形己拙，无补党国。……”1月12日，孙中山又电催蒋介石，说要去广州，“如兄赶不上，请乘他船速来为祷。”但蒋介石不肯动。2月18日，孙中山把大本营参谋长职务给了蒋介石，并电催他说：“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2月21日，孙中山先到了广州。2月27日，又电蒋介石，说：“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并示行期。”3月到了，孙中山又有“切催介石，不可再延”之电。又有“电上海，催蒋介石……速来”之电。同时3月1日杨庶堪也电蒋介石，说此间待兄来始能决之至众且巨，幸速首途，以慰企望。”3月3日古应芬也电蒋介石，说战端将启，孙先生非兄无与筹划，危难非吾人所能坐视，望即命驾来粤。”可是蒋介石还是迟迟其行。直到3月15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大家来宁波劝驾，蒋介石还带他们游山玩水了三天，才肯启程到上海。可是一星期后（3月27日），他又回到宁波。直到4月9日，孙中山同意他不负“东路讨贼军”之责，他才在4月15日，由上海启程。

从苏联回来以后

第十二次——6月15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可是，7月4日早上，蒋介石忽然又要“引退为安”了。到了7月12日，他终于“愤而辞职，避往香港”。7月14日，又由香港转回宁波。孙中山于是安排了蒋介石“有志西图”的计划，决定派他到苏联去。8月16日，蒋介石由上海起程了。

第十三次——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却又迟迟其行，不肯到广州去。12月24日，孙中山等不及了，去电给蒋介石，说：

译转介石兄：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粵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孙文。敬。

两天以后（12月26日），汪精卫也致蒋介石，说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兄迟迟不来，党事无形停顿，所关甚大。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再过两天（12月28日），廖仲恺又致蒋介石，说：“请兄最迟明正4日船，偕精卫、鲍君等同行，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简直是责备蒋介石行事已近“儿戏”了。可是，尽管函电交催，蒋介石却照样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3年12月条下明写：

公半月来，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闲躅山门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清景耐人寻思。与次公子纬国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读武侯出师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曜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

直到第二年（1924）1月16日，他才动身去了广州。

第十四次脱队

第十四次——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3日，孙中山又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给蒋介石做，而是要给许崇智做。蒋介石心存不满，就在刀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2月21日 “拂然而行”、径自出走的，2月23日，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25日，邓演达衔孙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蒋介石回广州，蒋介石不肯。2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函蒋介石，说：

径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复蒋介石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启。

三天以后（2月29日），孙中山亲电蒋介石，说：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文。艳。

到了3月7日，廖仲恺电胡汉民，略述蒋介石走后，使军校陷入“势成骑虎”的苦况，说介（蒋介石）不来，学生、学校皆不了，只有迫弟自杀谢人，务请催介行，勿延。”可是，蒋介石还是在乡不动。3月21日，廖仲恺再电蒋介石，说：“先生（指孙中山）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也。”3月31日，许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劝驾。蒋介石又“拿乔”了半个月，才在4月19日从上海启程。4月21日，回到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在5 月3日发表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以后，军权全面由蒋介石取得，同时也隐然取得孙中山继承人的地位，当然再也不出走了。

《胡汉民先生言行录》收有胡汉民《六月十六之回顾》，文后有刘芦隐的“附志”，其中提到从前许多人对于陈炯明背叛总理的前后几年的介石先生，也有一种误解，他们说：‘蒋介石每遇总理有困难时就跑了。’”刘芦隐是当年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出面为蒋介石“开小差”性格辟谣，可见当年人言籍籍，不为无因。不过，关于这一性格，历来历史家从来不敢追究；也格于功力，追究不起来。现在，我花了两个晚上一个早上的时间，把真相予以排比。排比结果，发现蒋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脱队记录（包括“拂然而行”、留书而去、不告而别等等），而使孙中山直接间接“不胜感冒之至”！蒋介石自称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忠实信徒，但在“追随”过程中，竟有这么多次的脱队记录，倒真令人大为惊叹也！也许蒋介石来去进退忒多，有“敞屣尊荣”的意味在内，但廖仲恺说得好：“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前后十四次脱队记录，到底是敝屣了什么，我们子夜时分，可要想一想。

1986年1月28日夜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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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不把父母合葬？

夫妻死后要“同穴”，就是要合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之一。不但合葬，甚至有的还要同一口棺材呢！古代有一位汴梁儒士孟志刚的夫人衣氏，丈夫死后，她吩咐棺材店老板说，我先生殉葬的衣服很多，请把棺材做个特大号的。结果棺材做好，她说：“吾夫既死，与之同棺共穴可也。”就自杀了。自杀的目的之一，显然图个同棺共穴的方便。

在有关蒋介石的生平事迹中，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他在父母死后，并没把父母合葬。所以，我们看到的蒋介石妈妈的坟，是独立的。这种葬法，显然与中国文化不合、也显然是不孝。但是，照国民党的宣传，蒋介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人、也是史所罕见的大孝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要这样邪门儿呢？

这种邪门儿，蒋介石自己，在1922年11月写《慈庵记》时，提出了解释：

岁次癸丑，吾兄锡侯与中正既安葬先考肃庵公于县北之桃坑，时先慈王太夫人健在，谆嘱吾兄与中正曰：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以余墓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当为余营别圹。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箦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中正既未能尽色养于生前，复何敢违先人治命，滋厥咎戾！因于辛酉岁，卜吉鱼鳞岙中垄，为先慈安窀穸。呜呼！四明屏列，望之巍然，而母仪壸范，已可仰而不可接矣！淅沥萧飒，泫然泣然，令人入于耳而不忍闻者，其唯墓前潺潺之漪流：而堂上之梵声、庭前之徽音，则邈然不可复闻。永怀鞠育，昊天罔极，触景伤心，徒令孤哀增陟圯之感已。循兆域而东，有蹊介然，可达白崖西祠庙，蜿蜒陂陀，曲折如羊肠，蹑足下行，可百余武，势忽坦夷，仰瞻茔墓，睪如也。用复辟地二亩，鸠工筑墓庐三椽，吾兄锡侯董其事，姐婿式仓宋先生襄成之。癸亥冬月工竣，值先慈六秩诞辰，中正适于 是日自西欧倦游归，展墓毕，因得升堂尽礼，以告服阕。翌日，乃奉曾祖祈增公以下至季弟周传之神主于堂之中，标额曰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祀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祔庙之义也。中正幼秉懿训，长劳倚闾，曾几何时，星沈露冷，从此白云孤庵，但有凄望心恻而已。呜呼！悲夫！

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说他妈妈生前，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过他哥哥和他，死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这是公然违反礼俗的。而违反的原因，只不过是同穴要重新启墓，这样会“重惊尔父之灵”（重新惊动你的死老爸）。细想起来，这种说法，未免太牵强了。事实上，自古至今，夫妻除非同时死的，否则后死的下葬，总未免要把先死的“重惊”一下，好在纵“惊”也不过只此一次，以后是万年相伴，要“惊”一下也值得。怎可以怕“重惊”为理由，严嘱不得夫妻合葬呢？

这个真相，在我们读1921年6月25日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首先得到了脉络。蒋介石写道：

先妣自幼即以智慧称于里闬，课读女红，他姐妹均弗及，故外王父母钟爱特甚。来归吾先考也，乃继先妣徐、孙两太夫人之后。徐太夫人生吾姐瑞春与兄锡侯，先妣教诲鞠育，视之无异己出，婚嫁之事，一身任之。自产中正后三年，而瑞莲妹生，又三年而生三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则又后菊妹三年生，其居吾弟兄行为最末，而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以故先妣爱之尤笃。先考既弃养，先妣为吾弟兄三人析产，以兄为前母所生，独厚予之。分爨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殇。先妣悲痛深至，精神与躯体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于是益切矣。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用文字道出，在他妈妈嫁他爸爸以前，他爸爸有过太太徐夫人与孙夫人。现在，一个画面出现了。他爸爸既有亡妻徐夫人、孙夫人，则在“同穴”的排名规矩下，丈夫埋在正中，左右自为徐夫人与孙夫人，蒋介石的生母王夫人若埋在一起，也得靠边站了。不论埋在丈夫左边还是右边，中间都隔了一个女人。我想，这才是王太夫人不愿意合葬的真正原因吧？

我这个想法，当年受命在蒋介石家乡办武岭学校的校长张明镐，在近年写《蒋介石在溪口》一文里，有了权威性的调查与记述。张明镐说：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父亲合葬。”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这就是最后的答案了。

张明镐又调查出王太夫人。

其父王有则，以贩卖土产为业。她有兄弟四人，长兄王贤臣，次兄王贤裕，余二人不详其名。王氏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但那时王氏只有二十二岁，她的哥哥王贤臣、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适蒋明火继室孙氏新丧，由其堂兄王贤东说合，嫁给蒋明火为填房，次年（1887年）生蒋瑞元（即蒋介石，又名周泰〕，其后生女名瑞莲、瑞菊及子瑞青。

这又告诉我们王太夫人本是再嫁的。她的思想本来封建，因再嫁而不愿或无颜与第二任丈夫合葬，也是事理之常也！

1986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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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怎样对待老同志？

我在《丢掉假团结，才有真革命》中说：“国民党今天还在感叹他们‘革命尚未成功’，其实他们永远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并不真的去革命，他们只是篡夺革命而已。”在篡夺革命的过程里，许多老同志被自己人整，杀的杀、关的关，自然也就层出不穷。在这一整自己人的记录里，蒋介石的高段，无人可及。前后被他杀的老同志，自陶成章而张国桢而杨锦龙而梁仕锋而邓演达而杨虎城等；被他关的老同志，自熊克武而吴铁城而李子宽而居正而李济深而胡汉民等，颇不乏人。被关的老同志中，居正的例子，尤其值得特写。

居正字觉生，是湖北广济人，生于1876年，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劄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就是居正。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居正被任为内政部次长并代理部长。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民国杂志》经理。1916年到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占潍县，攻济南。在这段期间，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所以，在国民党的伦理中，居正是蒋介石的上司。据国民党御用史家蒋永敬的《居正小传》：

民六、七年间，随国会南下护法。八年10月至上海任中国国民党本部总务部主任。十一年5月至广州任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长。十三年1月国民党改组，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常务委员。受共党之中伤，往上海转宝山乡居，闭门谢客。十四年11月至北京参加西山会议。次年，上海中央党部成立，任组织部长，独力支撑。十六年9月宁汉合并，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被推为委员之一，12月去职。十七年夏搜集清党史料，在上海编印《清党实录》。

二十年12月，被任司法院副院长，次年1月代理院长，并兼任最高法院院长。3月正式任司法院长，计在职十六年半。

这段小传最耐人寻味的是十八年到二十年之间的一段传记，忽然开了天窗，从小传中，完全看不到居正在这段时间内干什么，事实上，这段被国民党御用史家开了天窗的日子，正是蒋介石把老上司老同志下狱的日子。

居正的下狱，是蒋介石整肃老同志中最残忍的一例。据居正夫人锺明志偷偷留下的《我的回忆》稿本，细节如下：

觉生去南京参加中央特别委员会，列名其间。但不常住南京，大部分时间在杨行乡下。南京发生“11.22”惨案，却把觉生株连在内。他毫不在意，我则多方奔走，举出确证为觉生辩护。从11月1日起至月底，觉生一直住在杨行乡下，不但南京未去，连近处的上海也没到过，怎么能牵连入发生在南京的11月22日惨案？有关当局知道这是事实，嗣后虽组特别法庭存心罗织，却始终未传觉生出庭，不久这所谓“11.22”惨案也就不了了之。

民囯十七年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在上海虹口办了一张《江南晚报》，起初邀五弟励今为主笔，写了几篇社论批评时政，为当局所忌。我就劝五弟退出，改由觉生暗中主持。当局乃认定《江南晚报》的后台为西山会议派，因在租界不能径予封闭，于是不惜资本照样出一张《江南晚报》，编排广告完全一样，只言论内容恰相反。但读者自能辨别，真的《江南晚报》照样畅销，假的没有人买，当局乃做进一步计划。

民国十八年12月冬至，上海大雪纷飞，晚上蒋伯器先生请客，客才到齐，淞沪警备司令部来电话请蒋伯器先生前往。蒋去片刻即回来邀觉生及耿鹤生先生同往警备司令部，觉生自问无他，即与蒋伯器先生耿鹤生先生同车驶向城内（上海县城在租界之外），车抵丰林桥，冰冻路滑，觉生向耿鹤生先生说，时已夜深，明晨再去不迟。蒋伯器先生说，既已到此，不妨走几步至警备司令部。

走进警备司令部见到警备司令熊式辉，要觉生起草一命令，传檄声讨。觉生提笔捷书，顿时写就。熊式辉拿到笔据，面色立变，令卫兵搜身。搜查毕，押往汽车间楼上，脚镣手铐，如获江湖大盗。我在家候至天明未见觉生回来，情知不妙。大清早赶往蒋伯器先生公馆打听，在门外鹄候一上午只见到佣人，多方打听，才知觉生已被拘禁在警备司令部。这时正值四九寒天，闻讯有如冰水浇头，冷得我气也透不过来。

事既临头，只有四出求援。首先向尚有影响力的几位老同志呼吁，例如在南京的胡展堂先生林子超先生，在上海的李协和先生许汝为先生哭求营救。并冒大风雪至杭州求见张静江先生，央请转陈，务留觉生一命。如此东奔西走大半年，连觉生的面也无法见到，究不知羁押何处，最令人焦虑的是生死不明。有一天在田梓琴七爷家中，遇见一位青年张君（李敖按：即张鸣，张建邦的爸爸，后来做了居正的女婿），认识人很多。他说，据他所知，羁押在龙华看守所，他可以买通看守设法见面。我听后将信将疑，未置可否。

谁知过了几天，这位张君来我家说，已买通看守，可见一面，但只能隔两重铁窗遥望，不准谈话。我就约了刘根尘先生，由张君陪同前往龙华看守所，隔两重铁窗望了一望。这一望增加了我无比的勇气，既知觉生仍在人间，又看到他精神尚佳。那间囚室中只觉生和耿鹤生先生两人，想来是 优待室。事后觉生告诉我，原拘禁在警备司令部及第五师师部时，脚镣手铐，受尽痛苦。移解龙华看守所后已不用脚镣手铐，是一大进步。

居正自己在《梅川谱偈》1930年五十四岁条下回忆：“几生修到会龙华，马面牛头并夜叉。非是桐宫明一德，却来羑里演三车。”并自注说：“5月间，由第五师部移入龙华看守所。识友有在其中者，报贩阿毛之妻亦被系。看守所长胡某，及看守兵，一种狰狞丑恶，像神话之马面牛头，有过之无不及。余因茹素，要求给以纸笔，书写经典。常持《妙法莲华经》，知有三车之说。但鹿车尚不能挽，安能演大乘乎。”

钟明志再写道：

望见一面后情况日趋好转。监所看守已买通不至一人，因此可传递信息（李敖按：最初居正在狱中没有纸笔，带出的信息是咬破指头写在草纸上的“安”字而已。）间或送些食物进去。民国十九年冬得老同志关说，准接见家属，可说起死回生一半。12月20日移解南京，准我同车前往，先羁押在三元巷总司令部军法处，七天后准在外另租房屋居住，并准家人陪伴，为了觅屋租住，不知费了几许麻烦，因实际上觉生仍未自由，房屋需经军法处认为合适才行。后来在周必由巷一僻弄内找到一小屋，军法处派人看过同意，觉生才能由坐监转入软禁状态。有一个高级侦探、一员警官率四名警察驻屋看守。

居正自己在《梅川谱偈》1930年五十四岁条下回忆：“阿奴引入别幽居，见有人将鼻倒书。觉后忆来真梦梦，将毋幻想堕玄虚。”并自注说：“余在看守所。夜获一梦。‘仿佛有人援引经行到一所在，榜曰别幽居。入其室，像有日本鬼。倒书一鼻字，余不解。问之，答曰，过后自知。’扩大会议失败，南京有人关说，准家属会见。冬12月20日起解南京，明卿同车。到南京夜宿旅馆，解官赵某准余一宿自由，次日押赴总司令部待命，历半日转押三元巷军法处。余受优待，耿则另押一处。余力争之，日与蒋百里晤对。白昼明卿入狱为炊，夜则出狱。越七日，军法司长告余可出住，明卿为之料应一切。”

获准可以在外面租屋软禁后，锺明志再写道：

周必由巷的僻弄内垃圾堆积，臭气熏蒸，到了夏天更甚，实在不能忍受。经多方请求，搬到蓝家庄一所小洋房内，有空地可以种菜，觉生的活动范围也就大了一点，每天可到户外活动一番。这一年长江大水，玄武湖湖水倒灌入城，蓝家庄全被水淹，进出须用小划子。南京夏天热不可耐，商请驻守警官，准我们有时到鸡鸣寺去纳凉，这样一来，觉生活动的范围又大了一点。

居正自己在《梅川谱偈》1930年五十四岁条下回忆：“出狱移居周必由，不堪检点客来愁。雪深门杜无人扫，恐露风声又碰头。”并自注说：“明卿得军法司许可，租定房屋。绘图贴说，陈报军法司查勘。核准在周必由巷，前后派警丁看守。室内则派警官一人，高等侦探一人。许客来访问，不许余出门。是时天大雪，与去年大雪同。入狱出狱，与雪为缘，亦不可思议也。”又在1931年五十五岁条下回忆：“不曾见异敢思迁，许徙蓝庄度夏天。寓舍四围洪水绕，渡船常系浅芦边。”并自注说：“周必由寓所附近，垃圾堆积，臭气熏蒸。曾托人请求迁地，后得许可，徙蓝家庄。有隙地可种蔬，适五六月间大水。住宅四周，水深没膝。因雇小舟以通往来，会溽暑，屋小不耐。警官许乘舟纳凉，时游鸡鸣寺。室外自由，较扩大矣。”

觉生所享受的自由虽已增加，全家衣食开始发生问题，每天坐吃山空，非长久之计。我往广州走了一趟，找到古应芬先生，济我之急。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局急转直下，胡汉民先生原亦软禁在汤山，10月中旬恢复自由。不久觉生也准自由行动，我本想从南京直接回杨行乡下休息，不料车到上海北站，有许多旧友欢迎。前面提到的青年张君还带了一些印度革命党在车站等候，一见觉生就拥入中国饭店开欢迎大会，要觉生演讲。

因接受欢迎不得脱身，就住进中国饭店。次日前往各处答谢并拜访胡汉民先生，劳累了两天，头昏目眩，顿发高烧。旧友们均劝进医院，此时不便住日本医院，只得住美国人办的上海疗养院。但是医生总以熟悉病人者为妥，所以仍请吉住医生至上海疗养院诊治。吉住医生十分帮忙，故意在家属探视病人时间前来诊治，甚至走上三楼，不用电梯，以免引起开电梯的注意。经吉住医生细心诊治，一个月后热退病除，美国医生颇为诧异。住院四十天痊愈出院，回到杨行乡下，仍感四肢无力，寸步难行，想来还是脚镣手铐所赐。

民国二十年12月底，宁粵合作告成，以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为当然委员，齐集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会成，觉生当选为常务委员，司法院副院长。翌年1月，因司法院院长伍朝枢辞不就职，选任觉生为司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几个月前觉生还是在押的政治犯，现在一变而为秋曹班首，真是万事只由天算，不由人算。

在九一八事变和南方国民党的压力下，居正不但自由了，并且当上了司法院长。他有诗记此奇遇，说：“御侮当前耻阋墙，精诚团结为非常。槛车甫脱容登阁，惭愧夷吾笑楚狂。”写的就是这回事。

居正出狱后，已经被蒋介石整得全无“脾气”，虽做上司法院长，但整天假团结，自无真革命之可言。1951年，居正死在台湾。蒋介石跑去演戏，赐之以匾，说“硕德丰功”；祭之以文，说“英灵如在，鉴此精诚”；颁之以褒扬令，说：“遽闻溘逝，震悼弥深。应予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一切饰终典礼，应从优隆，同示政府笃念元勋，褒德酬庸之至意。此令！”听来十分好笑！蒋介石大概忘了当年怎样把他老上司老同志给江洋大盗式手铐脚镣地处理了，“政府笃念元勋”，笃念之法，那才是真的啊！

1986年4月6日夜2时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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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的“弹劾蒋中正电”

国民党到处给蒋介石立铜像，但离“总统府”最近的一座铜像，却不是蒋介石的，而是林森的。林森从1932年起做“国民政府主席”，到1943年去世，共做了十二年。他虽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却没有实权，实权都在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手里。林森纵使做了空头主席，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在妥协以前，林森这种老国民党，对蒋介石的罪状，曾经义正辞严、昭示天下。现在引录四点：

查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兵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踞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 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 乃濒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举其荦荦数端，以待公判：

总理深维吾党所负责任之重大，故于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党的责任分诸党员，亦即以党的权力，公诸全体，未尝有丝毫自私之心。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词，言之既详且尽。乃蒋氏演说谈话，每以“总理以国民党相委”。一若君主专制时代，一君逝世，则为之大臣者，得以受顾命摄政事也者。迹其用心，已俨然以继任的总理自命，究其行事，亦得以本党为其私有，其厚诬总理，蔑视党员，莫此为甚，此其一。

中国之共产党，劫掠焚杀，惨无天日，凡有血气，莫不发指。然其始也，负固不过一隅，聚众不过千百，使早日扑灭，则一师一旅已是芟夷，而蒋氏养寇自重，遂使浙鄂赣闽，四省人民，肝胆涂地，庐舍为墟，颠簸流离，不知所诉，去冬迄今，集二十余师之众，做长堑之围，乃总攻令卒未颁布，邵力子等以共匪余孽，盘踞津要，时以军事机密资敌，故匪得以此围彼窜，避实击虚，士卒疲于奔命，贼焰至今为烈，此其二。

党内无派，久为吾党共守的纪律，蒋氏使其宵小陈果夫等，凭藉中央地位，占领各省党部，共党首要丁惟汾等供之利用，为之爪牙，在各省秘密组织，积极活动，于是冀鲁皖苏湘鄂诸省，有所谓大同盟者出焉。其徒众大率暴戾恣肆，压迫人民，地方有事，则又密图蠢动，以为敌应，故每一军事结束，中央监委会收受控案累累，陈果夫既多方庇护于前，迨至移交执委会处分，又得百端为之解脱，监委会原案俱在，可以复按。此其三。

宋子文一穷措大耳，徒以贵戚之亲，得为援系，不数年间立成巨富，其享用之盛，等于王侯，溯其自粵至鄂以迄南京，绾财政者数年，未尝以收支造册报销，十八年第二次编遣会议，审查会命其报告财政概况，即托词辞职，避匿沪上。在粵任内，其支出无名义无单据者，在数百万以上，广东财 厅及粵中央银行，就有数目可查。又如受某烟公司贿赂百万，久已腾诸外人之口，购买钞票，勒取回扣，侵蚀烟赌款项，操纵金融，鬻官卖爵，皆彰彰在人耳目。任职已逾六载，财政未整理，所发公债，已逾四万万余。蒋氏既纵之为恶，凡有与之言者，充耳不闻，此其四。

上面这四点蒋中正的罪状，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林森署名的，联名的还有邓泽如、古应芬等。罪状中把蒋中正如何“窃夺军权”、如何“把持国柄”、如何“俨然以继任的总理自命”、如何“以本党为其私有”、如何“养寇自重”、如何以“宵小”弄权、如何纵大舅子敛财等等，写得简明扼要，自是深知国民党内情的第一手资料。

最妙的是，在林森死后当时，这样子的蒋中正，居然还跑到灵前，说“中正等恪守典常，恭承遗命”！（1943年8月3日重庆《大公报》）另在林森死后三十三年，这样子的蒋中正，居然还跑到“前国府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说“我们在此纪念子超先生的百年诞辰，除了表彰其大德殊勋，记取其嘉言懿行，并铸造铜像，供国人瞻仰以外”，还希望“实现先生的遗志”！（1966年2月12日《联合报》）对照起来，真有趣极了。——若真的“恭承”了林森的“遗命”、“实现”了林森的“遗志”，我想，蒋中正恐怕无颜再干什么“国民政府主席”或“中华民国总统”了，因为“弹劾蒋中正电”胪列的蒋中正四点罪状，正是林森的“遗命”“遗志”啊！

1986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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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特务观

蒋介石一生培养特务，成立特务机关，不遗余力。但是一切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现以对戴笠为例。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跟蒋介石关系之密，已到了蒋介石罚他跪、骂他下贱的程度（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遗训》中戴笠自道的情况），但在公开文献中，一本又一本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记》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似的。这种严守秘密、讳莫如深的动作，真是耐人寻味极了。

因为连特务头子都被蒋介石罚跪、骂下贱，特务人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蒋介石的特务观，也就值得我们追究了。

我找到一篇1935年1月1日蒋介石的秘密讲话，是在杭州对特务人员讲的，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讲话中，蒋介石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两点“吩咐”是：

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的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的服从主官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

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这是特务工作人员应遵守的第二个要件。

这两段非常露骨的讲话，五十年后，真使我们大开眼界！蒋介石毫不掩饰的指出特务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并且只不过是“耳目与工具”而已，一点也不是别的。

正因为蒋介石的尺码不过如此，所以，从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为领袖做耳目”的信条，甘心为“耳目与工具”而不辞！晋见蒋介石时候，被罚跪也、被骂下贱也，也就不以为异，其身价在蒋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为低下，因为特务毕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于是，豪奴欺猘犬的情况，便有趣的发生。1968年3月，保密局的后身情报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128期中有这样几段，写1928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门，有时半夜三更才回来，一回来徐亮便手忙脚乱，因为戴先生这时便将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报资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报告，经过戴先生核阅后，再由徐亮在灯下誊缮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毕才去睡觉，天还不亮又得起床，拿着徐亮写好的报告匆匆出门而去。

那时候，领袖的官邸在中山门外的陵园，戴先生摸黑出门，到陵园实在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钱时，便花三块大洋坐部出租汽车赶去，要是没有钱的话，便得徒步前往，风雨冰雪一概无阻。

到领袖官邸去送报告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的那位侍卫长尤其对戴先生大不高兴，曾命令警卫人员不准戴先生进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样进出不误。

有一次，戴先生正陪着一个人到官邸去晋谒领袖，出来的时候，在大门口正好遇到侍卫长，当时侍卫长指着戴先生忿然骂道：“……戴某人你下次再来时，我一定非关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却不做一声，默默而去。

这段有趣的故事，活生生的显示给我们：特务在蒋介石的统制网中，地位其实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说戴笠当年只能拦蒋介石汽车以递报告的事。乔家才《再为戴笠辩诬》却说不是拦汽车而是等蒋介石下汽车。“当时总司令的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不让他晋谒总司令，也不给他转呈报告。他不得已，才等候总司令下汽车时，跑步去呈上报告，这是他公开对人讲过的，绝不是拦汽车。”但是，纵使不拦，也还是低下得很罢？）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这样的标语：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

我看，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价了。蒋介石还有“手足”吗？

1986年3月4日午，以一个半小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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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通电杀蒋介石？

《传记文学》第三十三卷第四期有一主题，就是1930年的“扩大会议”。该刊编者在主题说明中写道‘扩大会议’的全名应该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是北伐后‘编遣会议’与阎（锡山）冯（玉祥）称兵反抗中央（史称‘中原大战’）所引出来的一幕政治闹剧。”“‘扩大会议’就其性质而言，是阎、冯的傀儡。北伐统一后，北洋军阀基本上已不存在，但中央军事力量仍不能直达北方。东北是易帜后的张学良的地盘，华北则为阎、冯所把持。阎、冯为拥兵自保，反对编遣会议，进而反对中央、反对蒋总司令。所以一面向中央用兵，一面想‘搅一个像样的局面’（阎致谢持、邹鲁电）出来。……”“‘扩大会议’就其时间而言，是一个最短命的‘政权’。距正式成立之日，仅两个多月便被迫离开怀仁堂，而石家庄、而太原、而全部解体。由‘扩大会议’产生之 ‘国民政府’寿命不及旬日，也就因奉军入关而草草结束。当时选出之‘国府委员’七人，仅阎锡山（国府主席）、汪精卫、谢持（国府委员）三人在北平怀仁堂就职，过了一下自己做皇帝的瘾。其余四人希望他们‘就地就职’（实际回电就地就职者仅冯玉祥一人），这实在是一幕短命而滑稽的闹剧。”在主题说明之后，接着就来了国民党同路人沈云龙的《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一文， 详述开会的种种场面。沈云龙列举了会议出席委员的名单，每人都是全名，唯独有一个“黄××”，一般人自然不知是何许人，不但文中“黄××”单独出现，甚至一再以“冯玉祥（黄××代）字样出现，可见此“黄××”非等闲之辈。沈云龙这一讳，自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此“黄××”并非别人，就是当今国民党司法院长黄少谷也！

扩大会议发表了宣言，但沈云龙引宣言，却把“诋毁南京中央及蒋公个人之词从略”，他可真会引呢！其实宣言是千古名文，许多重点，是不能“从略”的，例如它说：

本党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某则变为个人独裁，为三全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某不唯不作，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党，返之同志，统一之国，返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并根据总理十三年11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唯共鉴之！

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 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而致于此！南京诸人，每当战事告一段落，辄侈然自得，以为更莫予毒，然不旋踵而第二次战 事之爆发更烈于前，此在去春武汉战事以来所习见者。最近战事之告一段落，实由第二三方面军之力持退让，平津之接防，黄河西岸之撤兵，绝非南京诸人战伐之力有以使然，此为举国人民所目睹，然南京诸人，则又以战胜自矜矣。夫内战为至不祥之事，即使战胜，又奚足矜，况非战胜乎？今日之事，不当斤斤于胜败，而唯当求得内战之原因，拔而去之。不然，则内战之賡续，无有已时，而国家之危亡，人民之况瘁，遂终于不可救，此不能不为国民深切言之者也。

这是说国民党内斗内行，“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

然则内战之原因何在乎？其一，国民革命之要求，不可无以副之。十七年间，号称训政开始，然但知提前成立五院，如县自治，如国民代表会，为促进民权发达之基本条件者，皆付之澹忘。政府与人民关系，无所规定，坐令人民之生命财产自由，失其保障，中央制度与地方制度，无所划分，一任其互相攘夺，凡此皆令国民由失望而至于极端愤激者。其二，凡国家之得以维持其安宁秩序，必有其最低限度，即政府不可不依法而产生，尤不可不依法递嬗。苟产生而不依法，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未有不为乱阶者；苟产生之后而不依法递嬗，则人民对于政府之失望，舍革命外，别无救济之道。近世立宪各国家，为避免内战计，政府诸人之进退，悉依宪法规定，职此故也。训政时期，政府由党产生，而其递嬗之法，除依于党的决议外，当更依于约法。苟人民代表机关对于政府诸人，行使弹劾，则政府诸人不可不自觉其责任。能如是，则政府诸人进以礼，退以义，何致有纠纷之再发生？乃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唯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这是说国民党根本全不尊重制度与人权，逼得人民“舍革命外，别无救济之道。”

扩大会议的最后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欲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唯共鉴之！

当时在这些宣言里署名的，有黄少谷，可是曾几何时，黄少谷说话等于放屁，最后向南京投靠了、向蒋介石投靠了。据吴相湘《黄少谷山谷风范》（《民国百人传》）所说：

民国十九年2月，阎锡山揭开伪装，反中央力量又蹶而复振，除冯李外，囯民党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也与阎合作。3月，陈公博到北平成立“各省市党部联合办事处”，黄也北上代表冯参预大计，与陈奔走太原、北平间。5月11日，中原大战揭幕，阎、汪、冯为加强政治号召乃于7月13日在北平成立“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这是对上年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开的否认。这时黄代表冯，郭泰祺代表汪精卫，赵丕廉代表阎参加会议，7月28日，汪到北平主持会议，冯仍派黄代表，迄11月12日扩大会议因阎冯失败而解散，冯始终未出席，均由黄代表。

阎、冯既失败下野，黄亦南旋寄居沪滨。不一年，国内政局又多变幻，一向反中央的汪精卫又入南京担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也出任实业部长；黄过去代表冯烜赫一时，似亦应分得一席要职，但内乱外患频仍，黄深感必须充实学识始能担当大事，因决心出洋留学，陈公博闻讯拟畀以考察实业专使，黄以与读书初衷不合，婉谢之，最后由顾孟余予以铁道部留学生名义，如其心愿，乃于民国二十三年夏偕夫人侯叔方女士乘轮赴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国际经济关系。

接着吴相湘说黄少谷“在伦敦潜心读书，整整三年”，抗战开始后返国，被南京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延揽为县太爷。但是吴相湘漏掉了一个重要过节，那就是1936年西安事变时黄少谷的态度。

根据1929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187页，1929年1月24日“中央组织部提议：河南省党务指委黄少谷、郭春涛业经中央决议资遣出洋留学，所有遗缺，拟以韩复榘、李敬斋补充。”可见黄少谷留学之事，早在1929年就有此议。但是第二年扩大会议时他还是要角，可见留学之事不重要，政治上兴风作浪才重要。这一留学，直到五年后1934年才成行，可见这与电影明星无戏可拍时即去美国读书无异，——读书是假，“留学秀”才是真的呢！

据雷啸岑告诉我，黄少谷留学第二年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为了投机，黄少谷立刻联合留英学生通电，要求杀掉蒋介石。这一要求，也正是中共的要求。但是事与愿违，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黄少谷押宝落空，最后只好卖主求荣，向新主子摇尾乞怜了。

秦孝仪在《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一文里说：

领袖并时常以如下教义，来教导青年学生干部：

——我的所作所为，要皆本乎至诚。

——余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任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

——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我！

看了黄少谷通电要杀蒋介石，再看了“领袖”教导“干部”的这些话，再看了黄少谷几十年来这种卖身投靠、翻云覆雨，全部资料，对照起来，我真觉得好笑呢！

198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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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第二故乡”

日本鬼子编的《蒋总统秘录》里，在“总统在日入伍”一节中，有这么一段：

感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立国精神，接触到和武士道精神相通的生活，就是在这些地方；所以后来提到过对日本的认识是：“我从前向慕日本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就是在这个时期所体察到的。

日本鬼子欣然引录蒋介石说日本是他“第二故乡”的话，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因为蒋介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虚情假意之下，他的“第二故乡”，却还别有所指呢！

1946年4月27日，蒋介石在成都发表《告别四川同胞》，就有穿帮的这么一段：

本人留驻四川八年之久，四川可以说是本人的第二故乡，时常引以为荣。今日因为对于故乡的爱护之深和期望之切，所以对于各位的责望，也就格外的殷勤。我相信各位一定能体察我这一片至诚，记取我这一次临别的赠言，共同一致，发愤为雄，把握目前大好的建国时机，发挥我们四川伟大的潜力，来建设新的四川，成为我们中国建国的模范省。这不仅是四川同胞之荣，亦是中国全国之福。

看到了吧！蒋介石的“第二故乡”，一下子又从八个牙露的日本搬到格老子的四川去了。这是日本人的失望呢？还是四川人的不幸呢？

这两段话的对比，告诉了我们：政治人物中的浙江人，他们的话是多么不可信。

1986年9月7日晨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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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统连患失眠”考

汉奸出身的国民党文宣大将陶希圣，在《报人本色的布雷先生》（《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里谈陈布雷，有一段说：

布雷先生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几年，精神就不能支持了，其失眠症就愈来愈重。委员长是从不失眠的，他的睡眠可以控制，半夜有情报，也要起身处理公事。布雷先生则常不能睡，他的安眠药一大箱，吃了三四颗安眠药也睡不着，身体也拖垮了，营养不好，眼睛有病痛，不能看小字，所以后来这几年他很悲观，以至不起。布雷先生常说：“委员长不知道失眠的痛苦，总以为害病不过休息几天就好了。哪知道失眠症不是休息几天就好的。”

这段话是很可疑的，因为即使照国民党钦定的传记，我们也可从夹缝中看到陶希圣掩盖的真相，据国民党新闻局长出身的董显光《蒋总统传》，在第三十三章“东北与华北的崩溃”里，明明有这样的话：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中国战争之开始，即为政府方面力图保持其在东北的地位。事后回想，假使彼时蒋总统愿将东北的国军连同物资撤入关内，在战略上较之继续做消耗性的坚守东北似更妥善。但在军事上认为便利者，在政治上或不免有困难。蒋总统或认为东北之撤退将使全国人民在心理上会有失败之感，因而影响甚大，故不得不做最后的奋斗。由于共匪破坏华北铁路多处，故对于吉林长春沈阳驻军的补给只能依赖空运。不幸中国又没有此项空运力量足以支持此举。

东北局势之危急，在是年5月间已甚显明；其时，沈阳与锦州国军之联合攻势企图肃清此两地间走廊之匪军者（此为蒋总统早经准备之计划），竟因国军力量之削弱而不得不放弃。又为缩短政府防线，吉林守军亦于3月12日撤至长春。同时，匪军又夺取四平街，把握着通至沈阳的关键。在整个夏季中，国军仍被锁闭于长春、沈阳、锦州三地，以力量微薄不能发动攻势，其补给全赖空运，于是华北的空军皆疲于奔命。长春的局势尤难忍受，每日饿死者不下百人，而共匪已将输入粮食于该城之一切门户尽行堵塞。

7月间，匪军攻势的中心移至山西省之西北。国军被困于省会太原四周之一个小圈子内。阎锡山自民国元年以来主政山西省，不稍间断，仅在中日战争之某一时期为例外。在他的明智领导下，太原与其附近地区成为一个几乎可以自给的工业区。太原的钢铁厂的军械厂，由附近的丰富煤铁矿供给其所需的原料，于是阎锡山便获得充分的军火以维持该省之自主，除遭遇大规模的攻势外，它是可以自存的。共匪早已垂涎于此高度发展的工业区，且以其对共匪西北的基地接近，尤欲得而甘心。但迄于此时，阎氏对彼等之进攻均能击退。

这时候太原确陷于危急之境了。在某一时期，南京颇疑阎氏或会转移倾向，而谋与共匪妥协。但他却坚贞自守，以效忠于政府。蒋总统为振奋这个受严重压迫的都市，于7月22日乘飞机来此访问。由于太原的三个机场现只有一个在政府控制之下，蒋总统此行实在是冒着很大的危险。蒋总统由衣复恩上校为之驾驶飞机，安全到达太原，与阎锡山对太原防务做详细的讨论。

太原之防卫实在是反共战争中最富于历史性的。该城除赖空运外，完全与外间隔断，竟能继续抵抗，以迄于民国三十八年4月24日。这样的长期抵抗牵制了大量的匪军，对于全囯的防卫战贡献不少。

蒋总统之飞赴太原，只是他在这一年内飞行视察极端危险地点无数次之一。在7月之初他冒大险飞往郑州；其时该城已有即被匪军占据之危险。他与防卫该城的将领熟商防卫计划，卒将匪党即时占领之计划打破。而延长该城之命运颇久。稍后，他在济南最后保卫战中，飞往该城， 鼓励守城官兵抵抗到底。又在沈阳撤退以前不久，他飞赴该地，指导其最后的军事行动。虽然这一年是蒋总统生涯中最失意之年，他无时不保持其领导人民之职责。

在这些劳苦万分之时，蒋总统连患失眠，致不能获有适当的休息，任何安眠药剂均无补于事。最后他不得不于每晚饮威士忌酒一杯半，始稍安睡。在南京时，他每夜辄以长途电话与前线各将领交谈，指导散布各地的国军作战。

最后一段中，明明透露在1948年的局势逆转时，“蒋总统连患失眠”，并且“任何安眠药剂均无补于事”，以至于要靠喝酒，“始稍安睡。”（此段英文版原文是：A drain on his endurance during these exhausting days was a continuing insomnia which deprived the Generalissimo of his needed rest. Sleeping aids gave him no relief. Finally he found slumber by the habit of drinking a cup and a half of whisky each night to induce drowsiness. His nights in Nanking were spent in tense long-distunce conversations with his commanders in the field, through which he personally directed all the far-flung operations of the National armies.）

《蒋总统传》的中英文版都是台湾通行的书。像我这样读书仔细的人，都一一拜读。拜读之下，实在的心得是：国民党宣传上“从不失眠”、“从不喝酒”的“蒋总统”，其实也会失眠、也会喝酒的！

1984年9月4日晨六时三刻，以二十分钟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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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国库黄金

史特林·席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宋家王朝》（The Song Dynasty）第二十章中有这么几段：

That February, although he was no longer President of Nationalist China, Chiang Kai-shek arranged for the government's remaining gold reserves to be removed urgently to Taipei. If he was to leave President Li holding the bag, Chiang evidently wanted to be sure the bag was empty. This meant no payroll for Li's dwindling armies, no food for the soldiers still holding out. When Li discovered that his treasury had been emptied, he plaeaded with U.S. Ambassador John Leighton Stuart for American aid, to allow him to negotiate with Mao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mbassador Stuart advised him to ask for patriotic contributions from the KMT officials who had salted away billions of American aid in their foreign bank accounts.

Chiang Kai-shek summoned Sun Fo, and made the kind of suggestion that was certain to electrify the poor fellow into folly. Chiang suggested that this was the time to establish a separatist government in Canton, just as Dr. Sun had done so many years before. The Generalissimo promised the doctor's son that if he did this Chiang would be able to launch a new Northern Expedition. Sun Fo hurried off to Canton. But, before the month was out, even the lackluster Sun Fo came to his senses and left quickly for exile in France. Chiang began shipping his remaining loyal troops across the Formosa Strait to Taiwan. With enough money and soldiers, and with all the riches of mainland China that could be transported, perhaps even he could hold out there indefinitely. His next-to-last stop was Shanghai.

In Shanghai tha April, Big-eared Tu saw Chiang one last time. The Generalissimo was conferring with General Tang En-po, who proposed to make Shanghai a "Secon Stalingrad". Paper Tiger Tang, the hero of the Yellow River dikes, made wild declarations of patriotism and now forecast total victory over the reds. He had thousands of coolies dig a great moat and build a ten-foot-high bamboo palisade, to no apparent military end. It was understood that he had a relative in the lumber business.

Chinag's real reason for coming to town was to get Big-eared Tu and the Green Gang to help his rob the Bank of China. He wanted the money badly. He had no intention of fleeing to Taiwan without it. His hopes for the gold yuan had collapsed after only a few months, when word got out that there really was no gold to back the new currency. The gold had been there at one time-six million ounces of it. While half of that had vanished with the Soongs and Kungs, according to official charges, the remaining half had just vanished. What gold there was left in China was private gold still in this bank.

The gold yuan hoax was Chiang's parting shot at history. Five months after the gold yuan was introduced at an' artificial exchange rate of four gold yuan to one U.S. dollar, the rate plummeted to one million to one. After that it went crazy.

The people who suffered most were those earnest souls who somehow had managed to save one or two thousand U.S. dollars'worth of gold in the course of a lifetime, and obeyed Chinang's orders and brought it to government banks on the prescribed day to trade for gold yuans. When their gold yuans became worthless overnight, they could be seen sitting in teashops in Shanghai or Hankow or Canton, in a state of shock, abandoned by the Kuomintang, certain to be persecuted as capitalists by the Communists, sitting there without even enough coppers to spirit the wife and children out of the country to Macao or Hong Kong before the roof caved in. They were the last of Chiang's constituents.

Chiang's plans for the Bank of China had been laid with considerable care. A dingy freighter was tied up on the Bund, oppostie the Cathay Hotel. Its coolie crew, dressed in filthy rags, were hand-picked naval ratings in disguise. Several executives of the Bank of China had been given large bribes and a promise of passage to safety on the waiting freighter; in return for opening the vaults. Nationalist troops cordoned off an area of several blocks around the bank, including part of the Nanking Road an the Bund. Out of the darkness came the steady chant of "coolies" as they carried their heavy loads; Each man carried two parcels on a bamboo. pole. They were ghoulish in the light of arc lamps illuminating the way form bank to freighte. Amazed, Georeg Vine, a British correspondent, watched the proceedings unnoticed from his office, where he had been working late on a dispatch. When he realized what was happening, he cabled his London office with an oddly philosophic message that "all the gold in China was being carried away in the traditional mannercoolies".

党外的地下译本，翻译如下：

1949年2月，蒋介石虽然已经不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了，却还在安排把政府剩余的黄金准备紧急地运到台北。如果他要让代理总统李宗仁拿到钱袋的话，显然也是要先把钱袋掏空。这表示，愈来愈萎缩的李宗仁部队将无薪饷可领，仍然在勉强支撑的士兵将无粮食可吃。当李宗仁发现他的国库已被挖空时，就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求援助，让他能够站在强势的位置与毛泽东谈判。司徒大使劝他向国民党官员征募爱国基金，因为他们已经把数十亿美元的美援偷到外国存入私人户头。

蒋介石把孙科召来，提出一个会把这个可怜家伙吓得魂不附体的建议。蒋介石建议，这已经是在广州成立分离政府的时候了，就像许多年前孙文所做的一样。蒋介石答应这位医生儿子，如果孙科愿意成立广州政府，他就能够发动一次新的北伐。于是，孙科赶往广州筹备，但，一个月还不到，即使笨如孙科也发现大势不妙，拔腿就跑，逃往法国当寓公去了。蒋介石开始运送那些仍然效忠于他的部队，渡过台湾海峡，前往台湾。有了足够的金钱和士兵，有了中国大陆可以运过来的一切财富，也许他可以在台湾永远占领下去。他的倒数第二个据点是上海。

1949年4月，大耳杜在上海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和汤恩伯将军会商，汤恩伯建议把上海变成“斯大林格勒第二”。纸老虎汤恩伯，这位黄河炸堤事件的英雄，发表了疯狂的爱国声明，夸口将可全面击败共军。他动员几千名苦力挖大城壕，又建了十尺高的竹栅栏，显然没有什么军事价值。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亲戚在做木材生意。

蒋介石来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请求大耳杜和青帮协助他劫掠“中国银行”。他迫切需要钱。如果没有钱，他就不想逃往台湾。他对金圆券的希望，只实施几个月就完全崩溃了，大家盛传政府其实没有黄金，其中一半被宋家和孔家吞掉，根据官方的指控，余下的一半最近又不翼而飞了。当时留在中国的黄金，都是存在这家银行的私人黄金。

金圆券骗局乃是蒋介石逃离大陆前的最后一招。当初发行金圆券时，官方汇率是金圆券四元兑美金一元，四个月后则惨跌为一百万元金圆券兑一元美金。此后，更是疯狂得无法控制。

受害最深的，是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他们辛苦一辈子，才存下价值一两千美元的黄金，又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在限期内把黄金拿到政府银行兑换金圆券。当他们的金圆券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时，他们被吓得休克了，呆若木鸡地坐在上海、汉口或广州的茶室里，他们被国民党拋弃了，共产党一来准会被当作资本家予以迫害，他们坐困愁城，在屋顶塌下来之前，甚至连把妻儿送往澳门或香港的足够金钱都没有。蒋介石再也没有人民支持了。

蒋介石的劫掠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海滨路旁①。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中国银行的若干主管打开了金库，因为他们已经接受重金贿赂，并获准搭乘这艘等待的货船逃往安全地方。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包括南京路和海滨路②的一部分。从黑暗之中，不时传来“苦力”搬运重物时的嗨嗨声。每一个人都用扁担担挑着两大包东西。在水银灯下，他们像食尸鬼般地在银行和货船之间来回奔跑。一位英国记者乔治·梵还在办公室里发稿，偷偷看到整个过程，不禁大吃一惊。当他恍然大悟这是怎么回事时，就用怪异的哲学语句打电报回伦敦总社：“中国所有的黄金，正在被用传统的方式——苦力搬走。”

《宋家王朝》的瑕疵

席格雷夫这几段文字，虽然洞彻隐微，但是毕竟因为他是洋鬼子，对中国事情还是难免隔了一层。例如他说1949年4月，“蒋介石来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请求大耳杜和青帮协助他劫掠‘中国银行’。”这话就不对。因为事实上，1949年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蒋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国银行’”，实在无须“大耳杜（杜月笙）和青帮”的“协助”。席格雷夫说“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试问可以这样动员大量军队的人，还须靠黑社会来“协助”“劫掠”银行吗？又如席格雷夫说蒋介石的劫掠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海滨路旁。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当时派出去的根本是军舰而非“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又如席格雷夫说被“劫掠”的是“中国银行”，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中国银行”而是“中央银行”。……凡此种种瑕疵，都是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席格雷夫所写的这一“劫掠”事件，值得细加追寻之处尚多，足可做一专题来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牵涉的来龙去脉，颇有奇趣，我先从蒋介石1949年下台说起。

蒋介石下野了！

蒋介石是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的，5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与中共的战争，愈来愈不对劲了。先是这年1月，国民党吹下大牛，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丢了辽阳、鞍山。3月就丟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丢了洛阳。5月就丢了 老河口。6月就丢了开封。7月就丢了兖州、襄阳。9月就丢了济南。10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11月就丟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一年内可消灭共军的大牛不但吹破，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就在眼前。这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说漏气话。三星期后（1月21日），他终于下台了。这天，他发表《引退谋和文告》，前段说：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

如此“翊赞李副总统”！

就这样的，李宗仁正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蒋介石所谓的“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推行起来，可就鲜事一箩筐。首先是李总统控制不了“中央社”，他居然在报上看到了由“中央社”发出的蒋介石替他代拟的文告！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总统的大印”，蒋介石的秘书长吴忠信居然以盖有“总统的大印”的通令，通令四方，而李总统竟一无所知！李总统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李总统赶去请孙科回驾，孙科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李总统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上面这些“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的“翊赞”成绩，还只是一开始时的荦荦大者，以后其他的鲜事，还多着呢！这些鲜事，都一一证明了：李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既无诚意又不遵法统的“让位”，——他依《中华民国宪法》当上了“中华民国”总统，可是，只有在有人愿意遵守“中华民国宪法”的前提下，一切才有作用和意义。否则的话，留下来给历史的，将是古今中外所无的一盘笑料而已。笑料之中，席格雷夫所说的“劫掠‘中国银行’”是相当有趣的一件，值得来个大特写。

蒋经国日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台后，有关这一事件，在蒋经国这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里，不乏蛛丝马迹可寻。《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2月10日条下：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3月11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3月22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做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

5月3日条下：

李宗仁自上月22日飞往桂林后，迄未至广州处理公务。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二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下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5月3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2月10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2月10日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1月21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

何况，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蛛丝马迹：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这一箱珠宝，多半是抗战时期一班汉奸非法搜括的财物，胜利后被政府依法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的。因为我曾经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的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存放的地点，所以，父亲就命令我去负责执行这一项任务。当我到达上海以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

在这里，蒋经国清楚地透露了：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就是1949年4月下旬，也就是蒋介石不在职后九十多天，他还能以非总统的“平民”身份，“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了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并且一搬再搬，连最后“一箱珠宝”都不放过！试问这是“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金银转移”的行为吗？说“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谁相信呢？

看董显光怎么说的

何况，在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写出的，就全是蒋介石“引退之后”的杰作。董显光说：

2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囯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2月20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在另一举措中，蒋总统却没有同样成功。战时没收的大量珠宝向为中央银行保管，价值约当美金一二百万元。蒋总统亦嘱俞鸿钧将此项珠宝运台，但为李宗仁所阻，不克成行。后来“共党”占领上海，此宗资产也就入于敌手。蒋总统对于存金之远见，幸而保全了不少的资产。

照董显光的说法，真使我们开了眼界！原来“中华民国”虽进入了“宪政”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党的“蒋总裁”，以该党“总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使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董显光的说法，对照起蒋经国的文字一起读，可真有趣极矣！

俞鸿钧出场

在蒋经国的白纸黑字以外，从其他参与人的事迹里，也可找到蛛丝马迹。先从和俞鸿钧有关的找起。

俞鸿钧曾任上海市长，1944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1945年复兼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内阁改组，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蒋介石下台前两天（1月19日），他离开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刘驷业继任。换句话说，他这时已非中央银行总裁。但是，在《新会俞先生鸿钧事略》（收入《俞鸿钧先生纪念集》）中，却有这样的文字出现：

三十七年5月，行宪开始，内阁改组，乃辞去财政部长，再任中央银行总裁。其时时局杌陧，金融剧烈波动，复因改币关系，全国纷如，先生力支危局，百计周章，虽未能挽狂澜于既倒，然尽心尽力，盖良苦矣。于时共匪凶焰益炽，举国骚然，库存黄金，国家命脉所系，先生默审事机，首须谋其安全，毅然排除各方非难阻挠，密将全部库存黄金，于数夕之间，以海关巡舰，悉数运台。犹虑旅途有失，心中沉重，朝夕绕室彷徨，及台湾安抵电至，始欣然若释重负焉。未几京沪相继沦陷，匪骑长驱直入，而库存独能免于资敌者，皆先生力也。旋台湾改革币制，即以部分库存，移充发行准备，以坚币信，用能奠定今日新台币之基础，使抗俄反共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其功尤足多也③。

从这段文字中，好像俞鸿钧是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合法密运库存黄金似的，其实这是瞒天过海。因为那时他已没有公职。以没有公职的一介平民，居然可以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这不是奇事吗？这又是什么法治呢？

据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报》）一文访问严家淦的记录：

严氏说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难，从上海的中央银行，把一箱一箱黄金运来台湾，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四十三年6月1日，他出长行政院，组织“财经内阁”，以崇法务实的精神，深为国人敬仰。由于这位财政阁揆，才使国家最阴晦的时期，在财政上未遭遇困难。

更可反证当时密运黄金时，曾受到“代总统李宗仁”的“禁止搬运”，以总统之尊，竟不能阻止一没有公职的私人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可见这种私人已经横行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蒋介石幕后撑腰，私人敢吗？能吗？蒋介石给俞鸿钧的考语是“崇法务实”，看了俞鸿钧干的事，“务实”或有之，“崇法”可就十万八千里了吧？

“当时并未担任财经方面任何公职”

再看王康《平凡中的伟大》（1960年6月2日《中央日报》）一文记录：

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如上海一旦不守，而这批黄金落入共匪之手，则国家的损失，将更惨重，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附近的码头边，央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俞氏筹划运送黄金之前，系从香港飞到上海，当时上海的保卫战刚开始，机场戒严，他只身在龙华机场步下客机以后，即被卫兵引至候机室，不准他离开，虽然他很和蔼地自我介绍，可是没有任何证明文件足以证明他就是俞鸿钧，连一张名片也没有，卫兵不认识他还是不让他走，他只得百般忍耐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好容易他和汤恩伯司令的电话接通了，汤立刻派车到机场接他，当全体警卫官兵知道他并非冒牌俞鸿钧时，都很觉惭愧地向他道歉，他不但不责备他们，反而嘉许他们的尽忠职守，临走时还一一和他们握手道别。

关于俞鸿钧当时并非公职人员的身份，彦远《俞鸿钧先生的风范》（1960年6月2日《联合报》）一文有更多的透露：

关于俞氏在三十八年上海沦匪前夕把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筹划启运来台，保全了国家的巨额财产，稳定了政府迁台后的财政金融，此一段事迹，今日已为国人普遍知晓，可是，一般人都还忽略了此中的一个重要关节：也许会有人以为俞氏当时既为中央银行总裁，筹划启运央行库存黄金至安全地点，本为其职责以内的事。其实，俞氏当时并不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当时的央行总裁为财政部长刘攻芸兼任，俞氏不仅已经离职央行，而且他本人并不在上海，后因沪上情况紧急，李宗仁态度暧昧，鉴于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对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俞氏乃奉命冒险从香港飞往上海，运用他个人与中央银行在职人员的渊源关系及影响力，擘划部署，将库存黄金运来台湾。俞氏当时并未担任财经方面的任何公职，完全是本诸个人对国家的忠诚、热爱，而将个人危险置之度外，为国家保全了巨款财物，这是难能之处④。

詹特芳回忆

俞鸿钧死后，纪念文字中透露他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只提到在台湾接应的“共犯”严家淦⑤，却漏提了在上海搬运的“总教头”吴嵩庆。

吴嵩庆是蒋介石军委会机要室秘书出身，兼任密本股长，掌理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极受蒋介石信任。后来又做宋美龄的秘书、做航委会主任秘书。随后再任粮秣司司长、军需署副署长、兵役部经理处长、湖北省财政厅长、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到台湾后，且做上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另担任唐荣铁工厂董事长十二年，以至退休。他在《嵩庆八十自述》中，绝口不提他在上海搬运国库中的黄金事，可见此公真能守秘密。不料他的一个手下詹特芳，在外面写《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却给他泄了底。詹特芳回忆，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

蒋的这步将计就计的险棋，李宗仁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李并没有退却，而是接受了蒋的挑战，走马上任。所以蒋、李之间的斗争是：要嘛李趁蒋危难之际，逐步地将蒋挤下台去，要嘛蒋利用李做个挡箭牌，搞点假和谈，争取一段喘息机会，俟元气恢复后，再将李一脚踢开。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即兵权与财权，兵权方面我知道的不多，现在只谈财权方面。

这时候，金圆券已经没有人要了，如我们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由此可见，当时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所以蒋只要将中央银行总库黄金、银行及外币提光，那就是等于把李宗仁的财权，全部夺走。

我们撤退到上海后，有一天蒋将吴嵩庆叫去，亲笔下了一个条子，叫他到中央银行总库将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

吴嵩庆是浙江镇海县人，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由于懂外语，抗战时曾在航空委员会搞过秘书、财务处长等职务，这样就与侍从室及宋美龄等拉上了一点关系，以后在中训团高级党政班受训，参加了陈立夫所办的“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所以，他与CC也有渊源，王东原到湖北当省主席时，吴又当上了湖北财政厅长。1946年冬他想搜罗一批忠实于他个人的基层干部，采取了挂名考试的办法，招收一批甲级税务人员，分发到各县担任税务局长，培植个人势力。1947年1月，他将我派到浠水县任税务局长，解放军到达浠水时，吴又将我调回财政厅任视察员。由于吴是我的顶头上司，关系颇为密切。

1947年冬，国民党在军队后勤部门要搞什么会审人员超然制度，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应由国民政府主计处委派，于是吴又经主计长徐堪向蒋介石推荐担任联勤总部的中将财务署长。

总之，吴是一个内线人物，对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地位也并不算高，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侍从室的关系与蒋本人搭上钩。当然也不会为桂系所拉去。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亲笔批条，才能办理。

这时我已当上了吴的中校机要秘书，因为我是他从湖北带去的亲信，自然对他忠心耿耿，唯命是从，由于我在中央方面，交往不多，保密方面，他也比较放心。署长办公室共有秘书六人，只有我同吴一个办公室内，具体任务是：一、守电话，整天不离开办公室，不参加任何会议；二、代拆吴亲 启函件，拟复他个人的私函；三、保管吴个人的机要文件。自吴接管这批黄金、银元后，我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忠实助手，至于具体任务，主要是缮写（不是拟稿，稿由吴亲拟）对蒋的报告。对蒋的报告，跟一般报告不同，必须是正楷大字，不能简写横写，更不能使用123等阿拉伯字；财经方面的报告，必须是提纲式的，否则他就不看。除此以外，那就是经管吴与蒋侍从室的一本专用密电码本了。来往电报，不经译电室由我直接翻译。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元的盗用情况。

“盗用”细账

关于当时的“盗用”细账，据詹特芳回忆，共有“外币”、“黄金”、“银元”三大部分。在“外币”部分，詹特芳说约合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我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因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因为当时“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钞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政府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台湾由陈诚在那里主管，李宗仁根本无法染指。”在“黄金”部分，詹特芳说中央银行原报告有九十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九十二万两，多出二万两，绝大部分 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四千二百余两，一直未动）”在“银元”部分，詹特芳说“约计三千万元。”

詹特芳又回忆“盗用”经过说：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提出以后”

詹特芳再就所知，回忆“提出以后”的流程：

提出以后，蒋介石一方面大发金圆券，一方面对于一些较为可靠的部队或认为必须应付的单位或个人，适当给予一点黄金或银元，如广州、重庆、成都、兰州、天水、汉中等地，都分有一点，甚至连长沙、昆明也准备分配一少部分（后来因程潜、卢汉等态度不明，未运）。

具体怎样给，给予谁，当时连吴嵩庆也不太知道，都是蒋介石（或侍从室即以后的总裁办公室）与那些受款人谈妥后通知吴嵩庆照办。我们当时就是将黄金、银元运至接收处（有时运至机场），对方马上有人来领。至于一般军费，还是照财务署原来规定办理，反正有的是纸币。

可是战局发展太快了，一个计划还未实施，又做第二个，第二个刚刚开始，情况又不对了。有的地方，仅仅运去一半，中途又停止。加上蒋介石那时背时倒灶，手长衣袖短，老底子就这么一点点，用一个，少一个。美国自南京撤退顾问后，整天价叫着要直接援助地方兵团，所以蒋也慌了神，一件事三反四复，没有一个定准。本来吴对蒋的报告底稿，大部分是由我保管的，后来因变化太多太快，有的还有吴、蒋口头决定的，我只好一切按吴嵩庆手中的记事本来办。有一次他大发脾气，骂我是饭桶，他说：“你是秘书咧！不是繕写员咧！”我只好忍气吞声，幸有董德成说了句公道话，他说：“这些过程，除署长一人外，谁也搞不清楚，老头子（指蒋）说的话，谁也不在场。”

1949年8、9月间，为调金银事，吴嵩庆带我乘飞机到台湾去了一趟，在台湾整整住了一个月。那时吴的家属已搬到台湾去了，我住在台湾后勤司令部内，也就是金银存放的库房内。当时金库总负责人是王逸芬（台湾收支办事处主任），另有两个保管人，姓名我忘了，他们三人都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亲信。

截至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我将账据报告底稿交吴为止，台湾尚存黄金二十二万两。吴手中存有黄金七块，约二千多两，这七个金块，是吴逃离重庆时，我同他亲自搬到他小卧车上的。至于台湾所存银元，已经全部交给海军了。

吴嵩庆总算是蒋的亲信，蒋介石才会将这样机密而又重要的财经任务，交给他办。可是吴私下里却常常抱怨。有一次我听到吴对一位朋友讲：“老头子不知怎么搞的，书面报告他不看，要我念给他听，当时他已经口头指示了，以后又说不知道。有的报告，他已经亲批了，他自己忘了不但不认账，反而大发脾气，我又不敢顶，只有认倒霉。”当我听到吴这样说时，心中不禁暗想：“你老吴又何尝不是这样，有他这样的主子，必有你们这样的奴才，更有我们这些奴才的奴才。”现在我才知道，在独裁统治下，这是必然产物。

明给暗不发

在詹特芳的回忆中，最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双簧，运用之妙，真令人叹为观止：

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元，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人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抛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他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务署长，是当初徐做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一直等到徐在电话内骂够了，才将电话一摔，见蒋去了。不久报上登载一条消息：财政部长徐堪因病辞职，遗缺由关吉玉递补。

吴当时确实难过了一阵子，但因他那时已找到了蒋这样更大的靠山，有恃无恐，一会儿又笑逐颜开了⑥。

吴嵩庆从搬黄金到演双簧做坏人，他也得到不少好处。詹特芳说：“吴嵩庆由于这事有功，蒋也赏了他一万银元。”可见席格雷夫所说“重金贿赂”云云，亦非空穴来风也！

李宗仁回忆

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蒋介石当时既然依第49条交出总统职务，交出后，已不是总统而是平民。这是常识，无庸多说。就连蒋介石自己，也不能不承认。1948年4月27日，他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即《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就说他“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但是，看了上面我提出的种种证据，却可看到，这个“国民一分子”可真权势显赫！他居然可以越过总统，直接搬走国库中的黄金！这一行为，对照起当时“宪政”体制下的真总统李宗仁的回忆，就别有会心了。据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说：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十七年（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前已言之，陈诚于三十七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发表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三十八年1月5日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民国三十七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

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

最令李总统哭笑不得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介石在《引退谋和文告》中呼吁“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话既这样说，说这话的本人，当不例外。可惜的是，他在兵权和财权方面，都给“李副总统”来个金蝉脱壳、釜底抽薪，最后兵撤走了、黄金运走了，还说个“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好一个“共矢精诚，同心一德”！好一个“翊赞”！这可真是中国现代史、中国宪政史、中国政党史上的最大谑画与笑话。——国民党即使第三次关我，我也要这样说呀！

1985年12月19日夜

①The Bund当译“外滩”，译成海滨路是错的。

②同①。

③国民党口口声声说安定台湾人心的是这批黄金，但是，丢掉大陆人心的又是哪批黄金？说这批黄金使台湾得以成功；殊不知正是这些黄金使大陆失败啊！

④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收入《俞鸿钧先生纪念集》）中说：“先生凡三综圜政，其第一次为三十四年对日抗战时期，第二次为三十七年行宪开始时期，第三次则为来台后，三十九年反共抗俄时期，三十七年共匪叛乱，举国骚然，先生鉴于情势迫切，密将库存黄金运台，其时予兼机要科主任，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而外间接洽、戒严、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启运之夕，由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启运后第三日，申报中始刊登一简短消息，谓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云云，语焉不详，其所以言中国银行者，因中央银行黄金库存，与中国银行比邻，同一门巷出入，以故人不能辨其谁属也，未几先生卸任，由刘攻芸先生继之，时尚有部分黄金未运，迨和谈破裂，共匪渡江，淞沪告警，先生复偕央行桑顾问君仪由港飞沪，筹商启运，到之日，即夕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秘密会议，会中某君发言，谓先生以前曾为上海市市长，到此时期，自应为上海市市民着想，如将全部库存运空，则市面将何以维持，应请考虑云云，先生鉴于当时情势，结果乃决定留存部分以备缓急，余则悉数运台，前见某君所做记述，谓运金事，系于先生卸任后为之，盖未知有前后经过也，黄金运台后即由何祝封兄负责保管，以迄于今。”按何善垣这些话，似在辨正王康《平凡中的伟大》之文、辨正俞鸿钧并非在“卸任后为之”。但何善垣把时间定为“三十七年”，根本就是错误的。“三十七年”时俞鸿钧固在台上，无奈搬运国库中的黄金一事，实在俞鸿钧下台（1949年1月19日）和蒋介石下台（1949年1月21日）之后，所以说俞鸿钧是在卸任前为之，显属回护。至于文中所忆搬运细节，倒是足广吾人见闻者也！

⑤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报》）一文中说：“央行物资和黄金自大陆撤运来台的时候，严部长当时正担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这些物资运到台湾，就是他经手帮着整理的，所以这件事的一切经过，严部长都很清楚。”

⑥詹特芳也说了一个另一面的故事，十分有趣：“蒋介石耍弄了不少人，但他也有被比他更狡猾的流氓耍弄过的经历。有一次一个曾当过地方杂牌军师长、湘粤桂一带的地头蛇，据他本人讲，掌握有相当数量的地下武装，袍哥弟兄们不少，将来共产党打来后，他可以在当地拉起几万人的地方武装打游击，只是缺乏武器及给养。当时输昏了头的蒋介石，以为曾国藩转世了，大为欣赏，准给武器并即时批发银元一万元，暂做活动费。来领钱的人，也是威威赫赫的军需官，可是之后据人揭露，他是光杆司令，即使加上几个亲信，也不过十来人，以后听说（吴嵩庆语）骗子领钱后，已赴香港吃西餐去了。那时广州已近解放，蒋已无暇追查，只好哑巴吃黄连皱皱眉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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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怎样指导演假戏？

1974年3月，国民党驻罗马教廷“大使”陈之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四卷第三期里，发表了一篇《1950年美国记者访台湾》的文章。这篇文章透露了国民党刚逃到台湾时的不少内幕与挣扎，并且透露了沟通洋大人的许多细部动作。我因为找到一些陈之迈所不愿透露和他所没见到的文件，觉得合并论列，可发深省，所以写下这篇文字。

先看陈之迈的原作：

1949年冬，大陆变色，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台湾。当时世界人士一般认为台湾将不可保，只是时间问题。台湾在哪里，有的人也不知道。1950年初，有人建议蒋总统，邀请一部分美国新闻记者到台湾看看，使美国朝野对台湾有所认识。建议者认为由政府出面邀请容有未妥，故决定由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先生出面。是年4月10日，萧社长致电当时驻美大使顾少川（维钧）说：

台湾现为中国反共基地，一切保卫及新生工作，正积极展开。兹拟由敝社邀请美国记者若干位来台访问，藉资考察，请商陈参事之迈协同敝社任玲逊、汤德臣两君出面邀请。记者人数，何日启程，及留台日期，请先行电示，以便准备为祷。

4月13日，我收到外交部来电说：

关于邀请美记者团来台事，中央社意以一、邀请对象务须网罗各大报社、大通讯社重要人物；二、万一大报社不肯应邀，则二三等者必须邀其首要人物参加；三、邀请时必须顾及党派或超然派之均衡；四、参加者不必限于过去同情我国者，即有一二反对或不甚同情我国者亦无妨；五、来往旅费须注意宜否致送并应如何致送；六、……。

邀请美国记者访台的建议，国内国外的意见颇现纷歧。大家意见不同的焦点是究应以什么名义邀请？以中央社的名义邀请是否妥适？如不妥适，则以什么名义最为妥适？顾少川大使做事向来是最谨慎小心的，他和我一再商讨这个问题。我认为当此国势危急之时，许多事都不能太多顾虑，否则便一事无成。这次邀请美国记者访台是一项大胆的尝试，中央社是中国的新闻机构，由其出面邀请同业到其本国访问一次，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顾大使大致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国内既然指定我来办理，我就依照指示进行好了。

陈之迈当时是驻美“大使馆”公使衔的参事，他在驻美“大使馆”的上司，是大使顾维钧和公使潭绍华。他依照指示进行后，得到萧同兹的去电。陈之迈回忆人选问题如下：

萧社长来电所列的几项原则都很适当，唯一考虑是应以报社、通讯社为邀请对象，抑应以记者个人为邀请对象。据我当时的判断，指定著名记者参加是很难办到的，一来因为既是著名记者，业务必然很忙，二来著名记者对于这个他们认为危在旦夕的台湾不会有太大的兴趣。美国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尚且没有到台湾来，头牌的新闻记者自很难望其抽身前往。何况这次邀请记者访台，旨在培养一批了解我国新形势的人，著名人物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成见已深，希望他们“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该是没有可能的。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决定三项原则：一、向报社和通讯社发出邀请书，请其自己指定记者参加；二、包括各大期刊；三、包括广播公司，尤其是正在勃兴的电视公司。根据这三项原则，我发出邀请书，几天之内便收到复电或复信，愿意参加者意外的踊跃，人选亦有几位知名之士，访问团就此组成了，计自美国前往者二十四人，另有自亚洲其他地区调往就近参加者，连同原在台湾者，一共有三十三人，实已超出预定的人数。

非头牌的二三流记者组成后，接着便是交通问题了：

记者访问团既经组成，便开始接洽来往的交通工具。当时政府甫迁台北，通往台北的国际班机甚少，例如从马尼拉到台北，每星期只有一次班机，由各记者个别前往显无可能，故只有包赁专机之一途。我最初的拟议是向泛美航空公司包赁一架专机，已经开始接洽，忽然收到先行返台接洽此事的黄仁泉兄来电，说西北航空公司正在计划开辟美国与远东的航线，台北将为一站，亟愿载运记者团自纽约到台北，作为试航。这件事太凑巧了，我当即与该公司洽妥包机，毫无困难。在这个时候，有人忽然提起，前一年荷兰政府曾组织一个美国记者团访问印尼，不幸在回程中飞机在印度失事，记者全部遇难。为了使访台记者安心起见，我请准为每位自美国启程参加者保险五万美元，皆大欢喜。当时，美国一位最无聊的专栏作家艾兰（Robert S. Allen，即在1971年盗窃发表美军部有关越战秘密文件的艾兰），曾于4月29日的专栏中，指摘我政府系为争取美援而邀请美囯记者访台，文中并且提到荷兰包机失事之事。我们的包机适于该文发表之日到火奴鲁鲁，当地记者即以专栏向我们邀请的记者相询，他们纷纷提出答复，或谓“艾兰未被邀请，故生嫉妒之心”，或谓“艾兰的报导大半是靠不住的”，或谓“艾兰连我们坐的是什么机种都弄错了，还说什么”。无聊的专栏作家总是这样兴风作浪的，也只有这样对付。美国的记者是懂得美国记者的，不劳我们担心。

接着是入境签证问题。国民党外交部为了给洋大人方便，一切也就不按制度办理：

外国人到台湾是需要请领入境签证的。外交部所需要的是“来华人员名单、简历及照片六张，以便完成手续”。完成手续是官府至高无上的信条，但是收集各人的资料需要一段时间，启程日期势须迟延，所为的只是完成手续，实值不得。我当时即电请外交部特准所有记者在包机抵达旧金山时向当地的总领事馆办理签证，比蒙允准。包机在将到旧金山时，我即在机上将各人的护照集齐，下机之后即带到总领事馆去。当时总领事馆已收到台北的训令，二十四份签证立即发给，一切都很顺利。

虽然一切都把洋大人安排得服服帖帖，不料专机路经菲律宾过夜时，洋大人们不告诉陈之迈，一行人等，居然先访问了菲律宾的总统季里诺！消息传来，国民党大大受窘！——原来自己花钱请洋大人，首先被访问的，竟是一分钱都没花的菲律宾！

1950年5月3日，总算专机到了台北。陈之迈回忆：

中央为记者团排了五天的访问参观节目，包括到台湾南部的旅行，相当紧凑，但每一重要节目之后必留有空闲时间以便记者们撰作报导，拍回美国，称为“自由活动”时间，深合新闻记者事实上的需要。中央社本身就是新闻机构，为记者安排节目是内行的。节目表另一个特色是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全体参加，不得单独参观和访问。新闻记者彼此间富有竞争精神，如果对某一位特别待遇，便会惹起其他人的不满。这也是中央社内行的地方。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吴国桢有意单独接见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根据这个原则也放弃了。

乍看起来，陈之迈所说的排定节目“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全体参加，不得单独参观和访问”，是和萧同兹的招待会致词抵触的。因为萧同兹致词中明明有“美国同业诸先生又可以在这里自由参观、自由采访”的话。但事实上，显然洋大人们并不能真正的“自由参观、自由采访”，一切自由，只能在节目表轨道中前进，其为“自由”，也就可知矣！

国民党为什么排定“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全体参加，不得单独参观和访问”呢？真的原因，乃是怕洋大人一落了单，就难以集中宣传的缘故。另一方面，为了安全、为了“自由中国”的假相不被拆穿，洋大人不宜脱队，也自属必要，这从我搜集到的一张秘件中，便可看出端倪。这张秘件是汉奸陶希圣亲笔，写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用签”纸上，日期是1950年5月1日，是以“密”字信封，写给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全文如下：

5月1日总统府会谈，关于美国记者二十五人来台准备事项，经讨论并奉指示，其中应行通知台端者如下：

一、招待事务，由中央社萧社长出面负责，由励志社受中央社委托行之。励志社黄总干事不出面，使美囯记者不感觉其受政府之招待。

二、军事方面请周总长综负其责，其联络与应酬事宜，由何世礼、徐焕昇、黄仁霖协助办理（参观空军海军及陆军训练时，可由三人中指定伴同前往。）

请孙立人总司令往南部筹划接待等事宜。

三、关于匪谍案，请彭司令孟缉说明，注重于（一）台湾人举发，（二）依法审判两点。

陶希圣谨录5月1日

从汉奸陶希圣“谨录”蒋介石的秘密“指示”里，我们清楚看到，蒋介石怎样在指导演假戏。例如在招待方面，蒋介石不要励志社黄仁霖出面负责，目的乃在“使美国记者不感觉其受政府之招待”，这是何等假戏！又如在简报方面“关于匪谍案”的说明，要“注重于（一）台湾人举发，（二）依法审判两点”，以表示国民党得到台湾人支持，然后依法关人杀人，这又是何等假戏！

上面这种假戏，不但在台湾岛上演，在台湾岛外，蒋介石也命令配合演出呢！这从我搜集到的另一张秘件中，又可看出端倪。这张秘件是驻美大使顾维钧的亲电，写在“外交部收电机字第2404号”译电纸上，日期是1950年5月3日，是以“极密”分类，拍给台北外交部的。全文如下：

第271号2日

台北外交部：极密。顷接阿拉巴省寄到匿名信，谓：赴台记者团中Cecil Brown系共党分子云，虽所述未必属实，仍请注意。顾维钧。

从驻美大使顾维钧的“极密”电报里，我们清楚看到，国民党在怎样施展待客之道：——国民党一方面专机请人前来捧场，一方面又以共产党怀疑人，全部假戏，原来如此！

洋大人访问团是1950年5月9日离台的。离台前夜，蒋介石以自助餐方式请他们，并在餐会前答复问题。全部答复，都是官样文章，但有两段，颇为有趣：

记者问：美国国务院不久以前曾发表白皮书，总统有何评论？

答：余对白皮书从未表示意见，为此亦曾招致误解，但今日亦不拟有何表示。

记者问：总统对海南岛的放弃有何意见？

答：放弃海南，在两个月前西昌撤退以后，即经决定。西昌撤退以后，海南对中国反共战争的价值即已减少，海空军如此远距离作战与补给，均甚困难，政府经济力量负担不起，所以政府在两个月以前，即决定撤退海南岛。唯海南守军未能达成预期之任务，即在歼灭或击退登陆之匪军后，再行撤离；因彼等一面迎击登陆之匪，背后受盘踞山中之游击队所袭击故也。海南的撤退，一切照预定计划进行，武器军队均无损失，且并无投降，与以前其他各地的撤退情形大不相同，此次撤退之成功，足以证明纪律与士气业已恢复。

关于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痛骂国民党政府事，蒋介石“宁可‘唾面自干’（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中语），也不敢回嘴，蒋介石所谓“从未表示意见，为此亦曾招致误解”，就是指此。这种不回嘴，真是外交上千古笑谈！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兵败山倒之际，这次坦然表示海南岛撤退没丢“武器军队”，也“并无投降，与以前其他各地的撤退情形大不相同”云云，正反证了国民党以前是怎么撤退的。明明吃了败仗，还夸“撤退之成功”，真有趣哉！

198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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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自承罪愆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丧权辱国，主要有四：

一、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的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国民党政府用牺牲外蒙古等方法，希图换取苏联四大承诺：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

可是，事实上换得的却是苏联全盘的违约背信，换得的却是苏联军队在东北强奸、轮奸中国女人，换得的却是80亿美金的劫掠与损失！……

国民党政府这一上当事件，第一负责人当然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对这个条约，在1956年12月发表的《苏俄在中国》第一编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话：

民国三十四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政府为了中俄两国友好，并望长期和平关系，乃接受苏俄所提外蒙独立的要求。我政府对外蒙的政策，向以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为指导原则，如外蒙从此真能独立自由，而为中俄两国互不侵犯之仲介与保障，虽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亦在所不惜。不料我们承认其独立之后，苏俄对外蒙的控制，更变本加厉，而我外蒙民族乃沦入奴隶牛马的境域。并且外蒙傀儡组织，在苏俄指使之下，即于当年策动我内蒙的叛乱，同时不断扰乱新疆，而且历次参加新疆事变。可知外蒙这种傀儡组织不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并且完全是苏俄侵略中国和破坏东方国际和平的工具，绝对不能构成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这段话字里行间，因为用上了“不料”的字眼，自然已经有失算之意，但在《苏俄在中国》第二编中，蒋介石并不承认签约乃属“重大的错误”。他说：

我们反共斗争的政策上，最大的错误在哪里呢？一般以为我们第一个错误，是我们接受雅尔塔的条件，而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因为雅尔塔密约是损害我们中国的领土主权，来作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我中国接受了这些条件而与苏俄订约，徒然给予苏俄对我东北的侵略行为以条约的根据，构成了中共祸国殃民的张本。但是我们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并不是承认雅尔塔密约而受其拘束。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在日、俄两面侵略之下，为国家独立自由与国际和平安全而奋斗。至此日本侵略主义者已告投降，我们为了结束东方的险恶局势，而要保持国家生存，不能不谋取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而望与苏俄和平相处的途径。这是我们当时订立这个条约的决心。我们亦预想到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如果它对这个条约破坏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是我当时在中央常会里所说的：“即令苏俄此后对我们中国继续其侵略政策，则这个条约亦可作为国际上衡量苏俄侵华行为的尺度，和我们中国对俄交涉的根据。”所以这一着并不能遽然断定我们的政策为有重大的错误。

但是，在《苏俄在中国》发表前三年（1953年5月5、7日），蒋介石主持中国国民党第七届第二次全国中央委员会议时，讲《重建本党的根本问题》，却有这样一段：

我们从民国三十四年8月，订立了所谓“中苏友好”条约以后，一直到现在，八年之间，除开中央迁驻台湾一段时间以外，可以说，俄共都是在这一个罪恶的、诡诈的条约掩蔽之下，使我们一天一天的窘蹙、一天一天的失败。

这段话字里行间，就明确得多了。它明确指出自己的“窘蹙”与“失败”，乃是来自这一条约。《苏俄在中国》中不承认“一般以为”的苏联“以条约的根据”施展侵略，但在这里，却显然先已承认。这种文件上的互勘与对比，自然是极有意义，也极有必要的。

其实，在蒋介石讲《重建本党的根本问题》前一年（1952年11月13日），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里面却有着与《苏俄在中国》更具对比性的语句：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时的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条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领土的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由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这段话字里行间，蒋介石更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互勘与对比了这些文件，我们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才会有完整的了解；并对“民族救星”的“高瞻远瞩”，才会有更进一步的认 识。我生平最喜“恭读”国民党的总裁言论，并且能读书得间，前后互相发明，这篇心得，就是其中之一，特别写来，愿请国民党大官人指教之！

1985年3月6日夜1时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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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时间表

中国的特色是地大人多，地大人多就会有多样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分省上面，尤为明显。各省又可再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或统计、或归纳、或屡试不爽、或约定俗成，最后演变出一般的观感与结论。这种观感与结论，对特定例外言，容或失之武断，但它的一般性，却往往令人深思、令人警惕。例如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湖北省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佬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不同也！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是也。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朝清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道地是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奸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西河沿的箭金学堂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俨然成为中国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这种完蛋到孤岛台湾的窘境，1951年4月30日，蒋介石在台湾讲《干部教育训练的要旨及干部自反自修的要领》，曾经有如此哀呼：

我们目前革命的危机，更是到了大祸临头的最后关头，试问大家退到了这样一个孤岛以后，还有何处是我们的退路？至少我们每个人今日的环境是一个天涯沦落、海角飘零，这样一个凄怆悲惨、四顾茫茫的身世，真所谓“命悬旦夕，死亡无日”的时期。……

在这一讲演前七天（1951年4月23日），蒋介石讲《人事制度的重要与考核人才的方法》，也曾经有如此感叹：

从民国十三年到现在，经过二十七年之久，先后完成了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各任务，这样多的战争胜利了，这样大的事业成功了，但是仍然要遭受前年那样惨重的失败，所谓革命建国，只成了一场春梦，没有一点结果。

这种退守孤岛，“只成了一场春梦”的哀呼与感叹，岂不正是一个宁波商贾忙碌终生“没有一点结果”的告白吗？

春梦以后——一年反攻论

虽然宁波商贾只剩下了孤岛，但是，春梦以后，有孤岛，总比没有孤岛好，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供给蒋介石在兵败山倒喘息甫定之时，大开空头支票的乐趣。蒋介石在孤岛上开反攻大陆的支票，前后有多张，逐一排比一下，可以使我们对宁波商贾的信用，有个通盘了解，温故知新、鉴往知来，自是非常必要的。

蒋介石开反攻大陆的支票，首先见于1949年6月26日，在台北东南区军事会议的讲话，他讲《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曾经说：

在这次会议中间，我们必须切实的讨论，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 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

为坚定大家的意志，并指示大家努力的目标和进度，我今天特别提出几句简单的口号，希望大家刻骨铭心，一致努力，贯彻始终。这几句口号是：

一、湔雪耻辱，报复国仇！誓灭共匪，完成革命！

二、精兵简政，缩小单位！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三、半年整训，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总之，目前是我们革命事业最艰苦的阶段，但也是我们革命党员成功立业、千载一时的机会。希望大家记取历史的教训，坚定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充实我们反攻准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的使命！

在这里，蒋介石清楚地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时间表，“一年反攻”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三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语句一点也不含糊，当然要说话算话。

二年反攻论

可是，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讲《复职的目的与使命》，有这样的话：

我去年来到台湾以后，7月间在台北介寿馆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检讨过去剿匪军事失败的原因，并厘定我们今后反攻的计划和期限。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提出“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结论。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陕南，都还在我们的国军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之内开始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战局变化太快，整个的西北和西南，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全部陷落在敌人铁蹄之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当时大不相同了，我们要重新来拟订计划，徐图恢复，决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速效。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在会稽失败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沼吴。今天我们要恢复整个大陆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消灭毒辣阴险的国际共匪，当然是需要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效。但是大家如果能够依照我今天在上面的指示，彻底扫除过去失败的原因，真正做到协同一致团结奋斗，一方面加强内部防谍保密的工作，一方面展开匪区的情报活动，那我们复国的目的，仍然很快可以实现。现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来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不过，在这里我还要提出几点要求，亦就是我们要求如期完成使命的条件，必须大家切实做到。

在这里，蒋介石明显的改变了时间表，一年前“一年反攻”的支票，言犹在耳，可是，一年一到，就摇身一变，变成“二年反攻” 了。

三月反攻论

“一年反攻”摇身一变成“二年反攻”还不打紧，两个月后，蒋介石又吃了败仗，舟山和海南相继撤退。1950年5月16日，他在台湾广播电台讲《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有这样的话：

中正复职之初，国家正在存亡危急的时候，为了要恢复中华民国拯救大陆上水深火热的全体同胞，故对于军国大事，不能不确定一个根本大计，来完成我们讨共复国的使命。当时衡量客观现实的情势，估计我们政府所有的实力，若非集中一切兵力与共匪作战，我们就无最后胜利的把握，反将要被共匪各个消灭，这样，我们囯家就无复兴的希望，而全国人民亦无翻身自由，重见光明的时候，这是我们要担负复国救民责任的政府，决不忍出此的。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因此，半个月之前，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今天定海的军队也主动的向台湾及其卫星岛上集中了，这就是我复职以后第一步的计划完全实现了。……

蒋介石接着说：

现在兵力集中以后，当然台湾的兵力更加充足了，台湾的防卫更加强固了，对于共匪侵犯台湾军事冒险，我们已有将他彻底歼灭的把握，使之片甲不返。总结一句话，今后台湾之地必可立于不败之地。我想你们大家至此必要问我，究竟你什么时候开始反攻大陆，来救你们同胞？我可很确实来告诉你们：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力能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真难怪蒋介石要吃败仗！

二年反攻论

蒋介石虽然开出了三月反攻论的支票，但他的预算，还是偏向“一年以后”的，因此他谆谆而道，叫大家少安毋躁：

我知道我们华南和东南的同胞，为了此次海南和定海国军的撤退，是很失望的。但是政府这次忍受地方局部的损失，乃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存亡和全体人民的前途关系，所以不得不忍痛一时，毅然撤退，你们现在一时虽然是大失所望，但想将来，那就应该转向到无穷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了。我亦知道你们同胞在共匪全面恐怖之下，普遍饥饿之中，度日如年，一年的时间，在你们看起来，似乎是很长远的；但是为了国家永久的整个打算，真正说起来，一年光阴实在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希望同胞们忍受一下，并且在这一年中间总要劝大家百般忍耐、极端忍耐，而且时时要沉着、刻刻要警觉，特别要小心、要严密，尤其是对你们自己同乡邻舍之间的同胞，更要联络团结，互助合作，大家共同一致为做接应国军反攻的准备工作，而忍耐、而饮痛。但是我对同胞亦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大家切不可与共匪合作，不要买他的公债，不纳粮，不参军，更是要帮助国军游击队，掩护政府情报员，随时随地要打击共匪军事和他的经济的设施，不过你们总要等待反攻的机会，避免无谓的牺牲，所以你们平时无须采取暴烈的行动，免共匪凶狠的摧残，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希 望你们含辛忍痛，埋头苦干，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你们今后接应国军反攻的行动。最后，我还要对海南与舟山各地同胞表示我万分的歉忱，但是不久时期之内，我们国军必能重新回到你们家乡，来拯救你们，我们政府军队的官兵绝不会忘了你们过去这种无限亲爱的精诚，在这时候，唯望大家原谅我们政府报国爱民的忠忱，和他不得已而撤退的苦心。同胞们千万珍重，不久再会吧。

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蒋介石开出的反攻大陆支票，是从三月反攻论转为二年反攻论了的，所谓“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支票文字是一清二楚的，同胞们遵命“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今后接应国军反攻行动”，自然不在话下也！不过，一个有趣的变化是：这年3月13日，蒋介石还说“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呢，可是只过了两个月零三天（5月16日），他就改口说“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了，这种差距未免太快了一点吧？蒋介石复职日期是1950年3月1日，他在十三天后（3月13日）说了“扫荡共匪，三年成功” 的话。可是，五十天后（5月2日），共产党就拿下了海南岛；六十四天后（5月16日），共产党就拿下了舟山群岛，大概是失败冲昏了头脑，三年之期，就连忙改成了五年，这种何时反攻、何时成功的时间表，随意而变，对照起来，岂不有趣吗？

列表以明

看了上面蒋介石的种种谈话，我们只见半年、一年、三年、五年等的翻来覆去；整训、反攻、扫荡、成功等的代换不停，真令人眼花缭乱了，亟须列个简表，教人看个明白：

蒋介石反攻大陆空头支票表

　　开票日期　　 准备年限 反攻年限 扫荡年限 成功年限 兑付结果 　　1949、6、26　半年　　 一年　　　　　　　　三年　　 退票 　　1950、3、13　一年　　 二年　　　　　　 三年　　 退票 　　1950、5、16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退票

列表之下，一切文字戏法，都现出原形，使我们恍然失笑。

“如果再过十年……”

从上面的列表中，我们计算一下，蒋介石空头支票最后的“五年成功”日期，应该是1955年。在1950年时候，蒋介石说“一年光阴实在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但是，“很短很短”的一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在台湾梦想反攻的，和在大陆“接应”反攻的，终于发现信誓旦旦的蒋介石，在“确定的步骤和时期”中，竟然毫无动静——原来他黄牛了，全部相信他的人， 都被他摆了一道！

蒋介石1949年、1950年的时间表，都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一一退票后，他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拖到1959年5月19日，他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才有这样的预言：

客观的中兴复国的机运，自然要有主观的中兴复国的新精神和新气象来掌握的。可是说起来很惭愧，这十年以来，大家虽然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但是要说中兴复国的新气象，除开社会生活日趋于奢侈繁华以外，就很少可以指陈和复按得来的。因此外电往往指责我们说，现在政府中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反攻复国的问题；又说，他们近来最乐于称述的，只是台湾的经建数字的增高，他们也很少再自称为中华民国，而多是说台湾如何如何了。又说从大陆来台的人，他们也都在漫长的岁月中，淡忘了大陆上的家园，因为他们在台湾大多数都有了一个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了。当然这只是外国记者的一种皮相的和不正确的说法，但是这却足以说明我们日常的生活行动，并没有一些可以开创中兴复国的新气象和新精神，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实在说，由于大家从大陆撤退来台，已经十年，当时国破家亡的悲哀沉痛和污辱血债，也多少为岁月所侵蚀！又由于社会的定安和经建的发展，也有一部分人确实在特别忙于照顾自己的生活，并且企图提高其个人待遇为主要的目的，因而或多或少的忘记了自己反共雪耻的责任，模糊了自己报仇复国的目标。当然还有很多的知耻奋发的同志，在埋头苦干，尤其是一般基层工作同志，不求人知，而唯期效忠报国；在我见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更引起我对复国建国的前途无限的乐观。所以外人反多看得起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以为自由中国是有前途的。可是像前面所说的那种心理上、生活上、精神上的病态，的确是在我们中兴复国途程中，第一严重的障碍；如果不予以彻底根除，并奋励其知耻雪耻的朝气锐气，那还谈什么反攻复国呢？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蒋介石这段话是1959年说明的，1959年说“再过十年”，当是1969年。在这里他明确地说，到了 1969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现在，1969早就过去了、1979也早就过去了、1986都来了，蒋介石也走了十年了。一切的时间表，都已随他这一走变成了死证。不过，死证归死证，并非死无对证，在蒋介石余孽的高压下，仍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用我们的求证，拆掉他们谎话的长城。——我们绝不承认蒋介石死了就算了，从伍子胥以来，对天夺其魄者的鞭尸，一直是正义之士的伦理。天夺是不够的，要人来夺，才能算完啊！

1986年7月10日晨

附录

有了时间表，又如何？

不肯战斗的党外放水派康宁祥，在“首都公政会”成立后，曾透过国民党同路人吴三连的《自立晚报》和康系刊物《暖流》等，不断的大吹大擂。不管他们怎么大吹大擂，明眼人一看就可发现这些：

一、“首都公政会”的第一目的，一语道破，不过是为了康宁祥的选举。5月5日《新观点》上已指出：“本刊编辑认为老康‘错误’的原因是他平常对公政会不理不踩，选举快到了才开始和公政会挂钩，作为抢‘鸡骨头’的准备动作。”“首都公政会”的第一目的，不过如此。

二、“首都公政会”的第二目的，再一语道破，不过是为了康宁祥的夺权。“首都公政会”的全名虽是“党外公政会首都分会”，但是真正的蓄意简称乃是“首都公政会”，康系刊物业已如此正式印出。按照去年12月26日公政会制定的“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分会设置办法”第8条，虽然明定“分会由本会授权使用会名”，但是“首都”之名，却是在康宁祥大军压境下不得不“授权使用”的。“首都公政会”要喧宾夺主，用意至明，尤清竟“授权使用”，可谓既愚昧又可怜。

三、“首都公政会”的第三目的，再一语道破，不过是为了康宁祥向国民党谄媚。6月27日《自由天地》上，我曾指出：国民党小朝廷处偏安之区，不好意思自称台北是首都，结果康宁祥帮了大忙，成立了“首都公政会”，马屁拍到心坎里，国民党真要心花怒放了。首都，首都，康宁祥终于为国民党小朝廷配上大场面，——台北真是首都了！

这岂不好笑吗？

上面三个“首都公政会”的目的，都是他们不便明说的。相对的，像所有政治把戏一样，他们一定有一大堆明说的冠冕堂皇文字。这些文字，读过以后，也值得我们一语道破。

6月6日的《自立晚报》上，大标题刊出：

党外促执政党解决问题

拟提出详细时间表 要求实施民主宪政

时间表细目包括：“民国七十六年党外成立新党；七十七年解除戒严；七十八年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七十九年总统民选；八十年促进台海和平。”看了以后，我不禁好笑。我好笑，尚不在每一细目的妥不妥当，我好笑的是，这样子的时间表，要求的对象竟是信用破产的国民党，这岂不好笑吗？

因为，你要求一个集团来个时间表，首要条件，必须这个集团有信用才行，按“表”守“时间”才行。要知道这个集团有否信用，就得查查它的“前科”，这样才决定能否相信，连个商场往来，都要对客户信用做做征信调查的，在政治斗争上，一个集团的信用，岂可不先查查吗？

信手一列，就是一大堆

国民党的信用，其实不是很难查的，随手一列，就是一大堆。康宁祥之流向国民党要时间表，其实国民党对提出时间表最拿手。远的不必说，即以到台湾后的时间表而论，我们早就领教了。

1949年，国民党刚被共产党打到台湾，蒋介石就提出时间表，说“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可是，到了第二年，他的时间表就不灵了，他就改口说“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了 ！所谓时间表，原来是个变形虫，说变就变，完全不受任何约束。不但不受任何约束，变了以后，还有一堆大道理教训傻瓜们呢！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讲《复职的 目的与使命》，就大言不惭地说：

我去年来到台湾以后，7月间在台北介寿馆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检讨过去剿匪军事失败的原因，并厘定我们今后反攻的计划和期限。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提出“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结论。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陕南，都还在我们的国军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之内开始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战局变化太快，整个的西北和西南，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全部陷落在敌人铁蹄之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当时大不相同了，我们要重新来拟订计划，徐图恢复，决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速效。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在会稽失败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沼吴。今天我们要恢复整个大陆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消灭毒辣阴险的国际共匪，当然是需要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效。但是大家如果能够依照我今天在上面的指示，彻底扫除过去失败的原因，真正做到协同一致，团结奋斗，一方面加强内部防谍保密的工作，一方面展开匪区的情报活动，那我们复国的目的，仍然很快可以实现。现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来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

看到了吧？蒋介石只要来个“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一句话，一切他答应的时间表就可推翻。——国民党的时间表，还能信吗？

蒋介石又大言不惭

蒋介石1949年的时间表固不可信，1950年的时间表也不可信。不但这些年的不可信，以后的也统统不可信。所谓“少则三年，多至五年”如何如何，到头来少则十三年，多则十五年，都照样是一张张空头支票！1959年5月19日，蒋介石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又大言不惭地说：

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照蒋介石说法，如果在1969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现在，1969过去了、1979也过去了、1986都来了。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年反攻”也好、“二年反攻”也罢，我们眼巴巴的“守着时间守着你”，得到的信用，又是什么呢？

小的也一样

也许有人说，“反攻大陆”的时间表未免太大了，不好订，提出以后，不易控制进度，应该情有可原。好吧，我现在就举个小一点的，看看国民党的信用：

1953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中华民国四十二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有这样一段：

我今日还要号召我们反共基地台湾省全体军民同胞们！我们三年以来，自去年双十节以前完成了民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制度，所有各县市的议会议员以及县长市长都已实现民选了，而且都由全民普选出来的。今年对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我们亦已继续实现完成了。这是由于我们反共基地的全体同胞，本于爱国的精诚，所以能够同心一德，拥护政府，奉行政令，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今后更须在军事上加强反攻的力量，准备给大陆奸匪朱毛以致命的打击之外，还要我们大家上下一致，全心全力，来推行“四年经济建设”的计划，以厚植我们经济基础，使我们在台湾能如期的完成民生主义整个的设施，并且要从速筹开反共救国会议，以扩大我们海内海外同胞的意志与民族力量的大团结。

照蒋介石的时间表，“反共救国会议”是要“从速筹开”的。开个“反共救国会议”，比起“反攻大陆”来，按说要容易多多了。可是，蒋介石大概又“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了。他提出时间表后，就概不兑现，1954年过去了、1964年过去了、1974年过去了、1984年也过去了，一张支票拖了三十多年还不兑现，国民党的时间表，还能信吗？

由此可见，国民党的时间表，大的固不可信，小的也不可信！

太天真了吧？

今天康宁祥之流要求国民党明订时间表，让人组党，其实国民党早就提出过了，但是只是骗局。国民党1929年3月27日宣布开始训政，同年6月15日又宣布“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换句话说，按时间表就是1935年3月27日结束训政。但是，到了1935年3月27日以后，国民党却训上瘾来了，不肯结束一党专政。于是，“党外无党”的度量又延续下来，一直延到十二年后的冬天里，才象征性的摆上青年党和民社党，表示不再是一个党了，——国民党实行宪政了！

但是，宪政一宪，就宪到台湾来，并且，“临时条款”和“戒严法”等等直扑“宪法”，把“宪法”活活压住。“宪法”第14条明定人民可以组党，可是国民党硬是不准，说按照“戒严法”第11条第1项规定，戒严时期得停止结社。但在法理上，“宪法”明明和“戒严法”冲突，行宪就不要戒严，戒严就不要行宪，两样全来，两样就都不伦不类，并且互相抵触。照“宪法”第171条第1项规定：“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戒严法”的无效是显然的，但国民党硬说鸡毛是令箭，令箭反倒不是令箭。结果一个自称民主国家的，竟有党禁；自称实行“宪法”的，竟戒严几十年；自称为自由而战的，竟没有结社自由；自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竟七折八扣的搁置民权主义！

照国民党答应我们的组党时间表，辛亥革命前答应的时间表失信、1912年答应的时间表失信、1913年答应的时间表失信、1929年答应的时间表失信、1947年答应的时间表失信，我们眼巴巴的等了七八十年，等了五六十年，等了三四十年，等的结果竟永远是“非常时期”、永远是“大敌当前”、永远是“环境特殊”、永远是“国情不同”、永远是“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永远是“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这样的等来等去、这样的等呀等的，难道我们还相信他们吗？难道我们还指望他们吗？难道我们还发贱的要求他们再提出时间表，第N次的骗我们吗？太天真了吧？

二年与三十年

或者又有人说，“反攻大陆”也、“反共救国会议”也、“组党”也，题目都太大了，再举个小的吧，国民党在小的题目上，一定是守时间表的。好吧，我就再举一个小的：

1956年3月22日，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巧宦严家淦，公布了《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在“总则”第三条中，明文规定各县市“应自本办法颁布实施起于二年来〔内？〕全部取缔完竣”。这是以二年为期，截止时间表是1958年3月22日。但是，事实上，从这套办法公布到今天，1968年过去了、1978年也过去了，严家淦从省主席变成行政院长了，从行政院长变成副总统、总统、前总统了，可是，我们的废娼效果呢？我们的“二年内取缔完竣”呢？好长的“二年”啊！如今1986年了，拖了三十年还没兑现时间表。——国民党的时间表， 还能信吗？

大的不守信，小的也一样！

由上面随手一列的国民党不遵守时间表的大小“前科”，我们难道还梦想向国民党要时间表吗？康宁祥的“首都公政会”，创立第一炮就是得意洋洋要时间表，其实，有了时间表，又如何？老子不守时间表，给了你，又怎样？到时候，说了的全不算、给了的全作废，你敢咬老子屌吗？

1986年7月3日，三小时半写成（《民主时代》总号第127期,198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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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大法螺

佛教用的螺，叫法螺。法螺多采梭尾螺（Charonia tritonis）做成，吹起来有妙音，可用来宣佛号、驱恶魔，所以大吹特吹之。流风所被，俗称吹牛曰吹法螺。

吹法螺，人之常情，但是对一种人说来，却殊有未妥，这种人就是没有幽默感的领袖人物。盖吹法螺者，每因吹得离谱而穿帮，穿帮之日，不妨哈哈一笑，自己妄言，别人妄听，人我平等，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没有幽默感的领袖人物就大不同，因为这种人自以为高人一等，总是板下脸，作之君作之师，整天膨胀自己，教训别人，这种人一旦吹法螺吹得离谱而穿帮，就不好收场了。

现以蒋介石为例，证而明之。

蒋介石是没有幽默感的领袖人物。他因为智识有限、顽固无边、集各色自大狂于一身，所以法螺吹起来，就麻烦大了。

首先，自大狂的蒋介石不但要人称他为领袖，且常常自称自己为领袖。以1962年他讲《复国建国的方向和实践》为例，请看：

总理遗教和领袖根据遗教所提出的指示，亦就是党务干部思想行动唯一的依据，一样是循之则成，违之则败的。然而我考察党的好些工作，往往都是领导干部的自专自用，管见臆说，而自矜创意，很少是根据总理遗教和领袖的指示，来研究规划、来贯彻实践的，因之乃不免措施乖方，徒劳无功。殊不知军事的典范令，固为集东西、古今兵学的原理原则和实战经验之大成，一个人的浅见私智，是绝不可能超胜过他的。我们军事干部从前亦往往不研究典范令，而自作聪明的另拟他自己一套办法，所以十有八九，费力多而收效少，有时甚至陷于错误，恰与典范令的原则完全违反。可是今日党的干部似乎不应该再犯有这种毛病，因为大家对于总理的主义遗教，特别是领袖的言教身教与当面指示，总应该了解，那是领袖积五十年来的经验，从其重重失败耻辱中痛苦体认，和真切研索所得来的教训，绝不是轻心随意，说说了事的。总理力倡知难行易学说，用意就是要我们党员人人去力行，而不必要人人去求知。但是我们一般干部，对于总理的学说和主义，以及我的重要指示，是不能不加以认真研究和体认的，否则就不能领导一般党员了。

一个人除非有奴性，否则听了这些话，一定处处觉得刺耳，觉得听到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呓语。蒋介石满篇“领袖的指示”、“领袖的言教身教与当面指示”、“领袖集五十年来的经验”等话，都是不该用第一人称而用了第一人称的话、不该用专有名词而用了专有名词的话，一个人这样密集吹法螺而不知为谦，这种心态，是十足的自大狂心态。

这种自大狂心态，还不以自称自己为领袖为已足呢！还有别的方式。以1950年蒋介石讲《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浅释》为例，在这篇大作里，他公然自称“总裁说”如何如何，并把“总裁”的“总”字上面，以空格示敬；再以1954年他讲《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建校三十周年纪念训词》为例，在这篇大作里，他公然自称自己的话是“训词”，这种气派，连古代专制皇帝都不忍悍然为之也！

还有更精彩的呢！

1977年，国民党军方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总统蒋公墨宝》，其中彩色印有1962年《总统蒋公手订对匪军官兵喊话要旨》，要旨中第5条竟有“蒋总统是大陆同胞的救星”字样、第8条竟有“蒋总统才是你们的救星”字样，全是道道地地蒋介石的亲笔，这可就太妙了！——吹法螺成性，最后吹到自称我蒋总统是人民救星，这种自大狂，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1986年7月11日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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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变化气

中国思想里有许多许多主题，其中一个就是“变化气质”。“变化气质”是11世纪宋朝张载提出的。张载说：

学者先须变化气质。

气质犹人言性气。气有刚柔、缓速、清浊之气也；质，才也。气质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质。唯其能克己则为能变，化却习俗之气性，制得习俗之气。

张载认为，“变化气质”的方法是“学”，但这种“学”，偏向于内省。张载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又说人有日诵万言，或绝妙技艺，此可学否？曰：不可。”这自是说，“学”是求于内的。

张载以后，12世纪的朱熹也提出“变化气质”。但朱熹认为，“变化气质”的方法，不是内省式的“学”，而是“读书”。朱熹说：“近世有人为学，专要说空说妙，不肯就实，却说是悟，此是不知学。”朱熹又把读书法与“变化气质”并列，这自是说，“学”是求于外的。

到了十六、七世纪的明朝刘宗周出来，推翻了“变化气质”理论。刘宗周说：“所谓气质无待于变化者，以气质之本然，即人之恒性，无可变化。”这自是说，“学”与变化气质无关，无所谓求于内或求于外。

到了十七、八世纪的清朝颜元出来，再提出了新理论。颜元认为气质是天生的，无所谓恶，“变化气质之恶，三代圣人，全未道及。”而“变化气质”的方法，“必在行上得之”才算。这自是说，“学”也好、“读书”也罢，都不够的，而该求之于“行”。

“变化气质”的主题，不论是从哪一方面立论，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知识分子学术性的范围。不幸的是，到了国民党祸国以后，这种知识分子学术性，却被知识浅薄分子政治性所扰乱。——国民党附庸风雅，也大谈“变化气质”，这真是焚琴煮鹤了。

国民党中，蒋介石就是大谈“变化气质”的能手。蒋介石大扯明儒，意犹未足，还上溯宋儒，直扯到张载。蒋介石在1951年11月19日，在阳明山庄讲《改造教育与变化气质》，公然说：

张横渠说：“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又说：“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这就是说教育的要务，莫要于使学者能变化气质。气质所关系于革命道德、革命人格者，更是至深且巨，所以我曾再三地对大家讲：“如要完成革命责任，必先要变化气质。”

看到了吧！八百年前的“变化气质”，竟跟国民党的“完成革命责任”扯在一起，宋儒欲不涕泗横流，其可得乎？

由于蒋介石大谈“变化气质”，流风所及，手下群小也就希旨承风，以为逢迎。最可笑的是中常委林挺生，他被蒋介石召见时，问他近来研究什么？林挺生想答以正在研究“变化气质”，但他根本弄不清怎么回事，忘了怎么成词，竟说成“我正在研究变化气”。蒋介石听了，也弄不清什么叫“变化气”，以为是林挺生大同公司的研究项目，因而连说好好，你好好研究‘变化气’吧！”

这个笑话，告诉了我们，蒋介石和他以下的国民党，是何等的不学。按说不学如承认不学，也没什么，但明明不学却大谈学术问题，就未免令人笑话。北洋军阀的可爱，就在他们一个个都承认自己是大老粗，他们不会强不知以为知，大谈张载、王阳明；也不会来个什么阳明山庄，以强奸古人方法，训练今人。国民党不如北洋军阀者甚多，光此一例，就可见一斑矣！

1986年6月13日

〔附记〕国民党的“变化气质”并发症，光在5、6月份的报上，就有两起。一篇是5月14日的《联合报》社论——《“党外”应认清形势变化气质》；一篇是6月1日《青年日报》的专栏，题目内容都一样，照抄《联合报》而不注明出处。（1986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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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

上月17日我写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文中最后谈到我后来因不满他的反动思想，对他始终攻击不断：

这种不满，由于钱穆在1967年回到台湾投奔蒋介石，更形火上加油。钱穆本来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曾反对蒋介石连任，还有点独立性。但投奔蒋介石后，蒋介石请他吃饭，当面质问他，他就不敢再多说。蒋介石收买他，给了他豪华住宅，就是现在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东侧的“素书楼”。“素书楼”用的是属阳明山管理局的公地，豪华建筑花的是公帑，钱穆公私不分，一住近二十年，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蒋介石是多面的枭雄人物。他对黄埔，是校长：对浙江人，是乡长；对特务，是大龙头；对党员，是领袖；对人民，是总统；对御用学者，是皇帝。蒋介石的帝王心态，只有最反动的御用学者才能对眼，而钱穆的身份与身价，正好满足了双方的搭配。试看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 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稟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我这些话，写得太简略一点，应该再加细说。

先点名，后召见

蒋介石死后，1975年5月1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印《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钱穆的一篇《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其中说到蒋介石死讯传出，钱穆自己，为之“内心震悼，不知所措”，已失常度。“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唯坐电视机旁，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后来《中央日报》要他写文章，他决定写出蒋介石的“盛德”，而有了这篇回忆。

钱穆回忆他被召见的经过，是从1942年开始的：

我见总统，最先在民国三十一年。前一年春末，我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做短期讲学，嗣又遄赴青木关教育部开会，会毕，留在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进修班授课，事毕返成都，忽得教育部来函，述委员长于报端见我在青木关消息，电话召见，询我是否能于短期内再往。我复函，委员长军务倥偬，不愿以我愚陋，无可献替，而轻应召，以枉费委员长之精神。并恐委员长因见我愚陋，而减少其对学术界之兴趣与信心，此责更不敢当。此下遂无续讯，是为我蒙召见而未获晋谒之一次。

翌年春，时我居成都北门外二十里许之赖家园，四川省政府特派人持函来，告以委员长来成都，嘱于翌日下午赴城中某处谒见。是日应召到者约逾一百人。委员长在台上，召见者列坐台下。委员长唱一名，其人即起立，垂询应答，各不超过一两分钟，历两小时而毕。是为我亲瞻总统颜色，亲聆总统声音之第一次。

翌日上午，总统又召见于成都军官学校。我于10时到，候见者尚留十许人，分别晋谒。约五分钟另召一人，我最后。在11时晋谒，坐定，私瞻总统神采奕奕，若无倦容。是晨所谈，专涉宋明理学方面，尤其为清初明末遗民顾黄诸家。所谈之详，已不尽记，似从垂询有关于傅青主某一事谈起。对我已往经过，学历资历，均未问及。更无一句通套泛语。回忆当时社会相识不相识人，都说我专治史学，而总统当时和我初次见面，却即谈到理学上，而这正是我内心平日最看重最爱研究的一项学问。我虽第一次获见政府最高首领，又为我平日素所崇仰之人，但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欢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犹忆是晨谈话，亦有两次询及我私人方面者，但亦从前面话引端触机，并非突发询问。一因谈及顾黄之不仕清廷，总统问我是否对政治有兴趣。我答，我治历史，绝不会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即如当年顾黄诸人，他们尽不出仕，但对历史上的传统政治都有大兴趣。其对现实政治乃至此下可能的理想政治亦都极大关心。又一次因谈及理学少为现代人注意，总统又问我是否能讲英语，我答不能。当时询及我私人者，只此两事。

将假牙放到桌上

这次召见后，蒋介石还演了一出赐宴的戏，经过甚为有趣：

是晨谈话，自11时起，直过12时，侍者报午膳已备，总统命我同餐。过至别室，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一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不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可不坚辞。余遂换至背对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步，即将桌上预放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总统坐，我亦坐。进菜乃中餐西吃，皆盛以小碟小碗，汤菜三四品，皆江浙家常味，未进小点，总统命我一一皆尽。有盐鸭蛋，总统尤特命我品尝，总统是日食量亦佳。席间转换话题，谈及时事。我告总统，历史上外族入侵，如五胡、如辽金、如元如清，或割据一部分、或吞并全中国，此次抗战，赖委员长坚贞英明，胜利有望，洵属历史上旷古未有之奇迹。他日光复回都，若荷国人谅解，委员长获卸仔肩，退身下野，为中华民国首创一成功人物之榜样，亦将增进国人无上信心，俾得逐步向前。委员长亦得稍减丛脞，在文化思想学术教育上领导全国，斯将为我国家民族一无上美好之远景。总统点头称是。

饭毕，仍回前室，总统将口中假牙置桌上，仍续有谈，约十分钟离座兴辞，总统亲送至门口，是为我第一次之谒见。

头一天还在百人应召会上台下被唱名立正呢，第二天就在一人官邸小灶上被请到主座了，这种奸雄的作弄知识分子手法，村学究出身的文人，又怎能挡得住、识得破呢？最有趣的，是写饭后蒋介石“将口中假牙置桌上，仍续有谈”那一段，暗示作用是很明显的，亲疏无常、冷暖难测，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钱穆又回忆

钱穆又回忆：

是年冬，陈布雷先生来成都养病，告我云：明年春，委员长必将召君去重庆，为期当不远，当先准备。翌年春，果奉召赴中央训练团演讲，下榻复兴关。总统晚宴于官邸，获见政府要人不少。宴前，总统先与我有一番谈话，问认识吴稚晖先生否。我答，我认识吴先生，曾在无锡一师范学校任 教时，吴先生来演讲，我在台下认识其面。然吴先生并不认识我。总统云不然，彼知汝甚深。彼属年长，当往拜候。我遂于翌日，初次谒见吴先生。

又明年冬，总统再召我赴中央训练团高级班演讲，仍获召宴于官邸。总统于前年曾命教育部派人编撰宋元明清四朝新学案，俾便社会群众阅读。宋元明三代，由黄全两家旧学案中删节，清儒学案须有新编。我奉命任此事，限时半年，限字四十万。我归成都后，穷日夜赶写此学案，适有友人赴西安，为我遍搜关学方面之著作，得二十种左右，极多流传少而不易得者。我之清儒学案，最于关学方面，颇极用心勾稽。书既成，因当时物力难，未写副本，即以原稿寄教育部。所得关学诸书，则全书移藏于成都之四川省立图书馆。此次见总统，总统尚忆前事，问清儒学案成稿否，我答已成，并已寄教育部。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时亦在座，总统面嘱即速付印。唯四朝新学案之印刷，闻由国立编译馆任其事，按先后付印，犹未及我之清儒学案，而抗战已获胜利。此稿乃闻于回都途中沉于长江。我所留，则仅目录一篇。

此次与我同赴中央训练团演讲者，尚有冯友兰、萧公权、萧叔瑜，四人同一室。同在复兴关过阴历年。元旦之晨，总统特降临，适逢开饭，菜肴四色，已放餐室桌上，总统临行前，一一揭盖视之，颔首曰尚好而去。

以上为我两次谒见总统于重庆，此后即未再去。三十八年春，我南下至广州，夏间转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总统闻其事，复来函召。我于三十九年冬来台北，由经国先生为我下榻于励志社。翌日之午，奉召至士林官邸。时值匪区派伍修权去联合国。总统在总统府开会，屡次电话通知邸中，会议未毕，稍缓即归。蒋夫人先以点心款待。总统返邸，已在12时半，即赐陪餐。回忆前在成都重庆屡获陪餐侍宴，较之今日，情形又大不同。所吃乃配给米，只稍后在经国先生家，亦同吃配给米。其他场合，乃至沿街买食，皆非配给米。我归香港后，常以此告之相识。

“面谕”方式市私恩

1949年钱穆这一次来台北，是有所求而来的，所求者为他在香港办新亚书院，伸手向蒋介石要钱：

总统席间，垂询香港及新亚情形。我之此来，本为新亚经济困竭，拟恳政府援助，然不愿向总统申述，只详告香港之一切。此后在教育部长程天放先生家晚餐叙谈，行政院、党部、侨委会各有关机构皆参加。我报告新亚经济情况，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皆免费。教师薪水，从我起，一律以任课钟点计算，一小时港币二十元。我一人任课最多，得最高薪，亦不超过港币两百元。全校只一职员，无工役，一切打扫杂务，全由学生分任。唯薪水及其他杂费，如水电纸笔邮费等，最低非港币三千元，不足维持。偶商得捐助，支票皆不肯开收付双方名字。以此备极困难。当与预会人表示，新亚员生绝大部分皆来自大陆，政府当绝对支持。经济最低限度所需，政府必照额支付。唯是晚行政院长陈辞修先生未在座，当俟报告再作定案。总统府秘书长王雪艇先生发言，奉总统面谕，新亚津贴，可由总统府办公费中划出与政府所给对等之数。今所定按月港币三千元，行政院方面须待立法院通过，总统府方面即可按月支给。此后新亚经费，几乎专仰总统府之办公费救济。直待数年后获得美国耶鲁哈佛两大学援助，始由新亚自动请总统府停拨。

此次晋谒，总统又询见吴稚晖先生否，告以初到，尚未往拜候。总统又言吴先生年老，汝当往，于是遂再谒吴先生于其台北之寓庐。

从这一回忆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国的部分民脂民膏，是怎样被蒋介石以个人“面谕”方式市私恩，给市掉了，“总统府之办公费”，要办公办到香港一家私立学校头上去了，这成何体制、又成何体统啊！

“或赐茶、或赐宴”

按月拿钱后，钱穆台湾来得更勤了。他回忆：

此后我每年必来台，每年必蒙总统召见，或赐茶、或赐宴，从容垂询，必历时始退。某一次，由经国先生陪赴官邸，总统尚在总统府未归，稍后至，我起立敬礼后，总统未就座，径返内室，换穿长袍马褂再出，我心惭惶无地。因我初到香港，仅有随身旧袍，间或改穿短装西服。此次之见，已不记是长袍或短装，要之未备袍褂礼服，总统是日，本穿中山装返邸，乃改易袍褂见我，我何以自容。自后不忆在何年，经济稍裕，始制蓝袍玄褂，亦不再制短装，至今此事，尚使我怀忆无穷。

民国四十一年4月16日下午，我在淡江学院惊声堂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塌屋受伤倒地，失血过多，不省人事，丝毫不知有痛，亦不知已转去中心诊所，其他一切更全不知。但明明耳边有三次听觉。一闻声云：我是黄伯度，代表总统前来慰问。一闻声云：“他已死了。”事后乃知指故立法委员柴春霖。一闻声云：今送汝至手术室。翌晨醒来，乃知在医院，因问护士，我尚有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未去，何以来此。经数日，始渐渐记起演讲事，然至临塌屋前一两分钟即全不记忆。乃此三声，明白在我脑际，但亦不连贯知为何事，此亦可怪。

又忆民国四十八年夏来台，总统交我阅读其科学的学庸之稿本，命我遇有见，可逐条指出，以便改定。我在寓处细读完后交上。一日，总统召见，谢我指正。我说：总统书中微言大义，当待后世学术界公评，穆何敢措一辞，只指了些笔误，如有子曰误写作孔子曰之类。总统连说：“这哪里是小错，这哪里是小错。”

“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

到了1959年9月来台湾那次，出了点麻烦。钱穆回忆：

同年9月又来台，为国防研究院讲民族与文化。一日上午，总统来研究院，蒙召见。我适上一堂下课，院中告我，今晨总统召见人极多，大概接谈时间不多。下一堂课，可稍缓一刻钟或二十分钟再上。我到候见室，坐候者约可二十人左右。先一西人应召，约五分钟即续召及我。直谈至午刻，此下各人，殆已改时再召矣。总统问我，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我答无此事。总统随起身向书架取书。我言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我又言，我曾面劝总统抽身下野，乃在成都初谒总统时所言。总统言：汝那次所言，我常忆在心，或许汝当时所言，诚对国事有益。今且问汝对此次选举之意见。我答：今已时移境易，情况大不同。此待总统英明，内定于一心，断非他人所能参预其意见。我当时劝总统下野，因见中山先生手创民国，开历史上未之前有之大业，而此下形势所迫，广州再起，在国人心中，一若仍为一未成功人物，此对国人对我民族国家前途信心有损。总统抗日成功，亦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一大勋业。若总统在胜利后下野，明白昭示一成功人物之榜样在国人心中，或可于国家民前途有另一番甚深之影响。我当时意见只如此。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穆私人对此事，实未能有丝毫意见可供总统之采纳。总统听我言，屡颔首，不作一辞。平日蒙总统召见，我每直率陈辞，总统亦不厌往复。此晨我说话已多，已届午刻，遂告辞而退。及今回忆，事又隔十六年之久，总统在此十六年之中，决心肩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大陆水深火热之亿兆同胞，应无日不想望总统之重莅。而总统今日遽此溘逝。自民国以来，我国家民族多灾多难，中山先生与总统，虽勋业彪炳，将来必长垂史籍。然此两伟人之生命与其心情，乃长与我国家民族以及我亿兆同胞乃同在此多灾多难中度过。今我国家民族以及我亿兆同胞，仍将有一段多灾多难之命运与心情之持续。然亦仍必有其国运昌隆以及民心安泰之前途，一如中山先生与我总统平日所想望与所抱负之必然到达。此则有待我全国人民对我国家民族之历史文化传统乃及此两伟人生前之精神生命，有其更深更切之了解与信仰。此诚古今中外每一国家民族所希遘难遇之奇迹也。

一连二十五年的非法总统

这段回忆文字，极耐人寻味。原来蒋介石从1950年3月1日复职起，到1975年4月5日死掉止，前后二十五年之间，他的总统身份，都是非法的。因为他在1949年1月21日下台后，早已是平民。他在1949年4月27日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即《和平绝望奋斗到底》）中，也自认“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既已为“国民一分子”了，说回头重任总统就重任总统，而不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为下台明明是“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的情况，纵继任的李宗仁在美构成“缺位”，依法仍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依本宪法第30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既然宪法硬性规定如此、既然当时已“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则蒋介石的复职，即属违宪。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复行视事文告”中说：“李代总统自去年11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唯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3月1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事实上，李宗仁当时是开刀割十二指肠发炎，他在1950年1月间，健康已大致复元，他能在蒋介石复职第二天就去白宫作客，足证所谓“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之说，不能成立。萨孟武《中国宪法新论》里说：“林纪东教授把第49条分析为四种场合：（1）总统缺位，（2）总统及副总统均缺位，（3）总统因故不能视事，（4）总统及副总统均因故不能视事。缺位谓因死亡辞职或罢免等，无法再于任期内行使职权。因故不能视事谓卧病或出国等，暂时不能行使职权。”李宗仁当时才真是符合总统“不能视事”条件的人。若照“中华民国宪法” 延续“不能视事”的情况，理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第51条），“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第30条第1项第1款及第2项），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的任期为止。绝无“国民一分子”蒋介石突然复职之理。

蒋介石在1950年3月1日复职后，非法总统干到1960年，出了大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明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可见纵使1960年以前干的都合宪法，1960年到了，既满了两个六年，也不能再超过“连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1960年将届，蒋介石再变花样，硬不肯下台，他以使“国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贿选手段，由非法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1960年3月11日，蒋介石公布了这一条款；十天以后（3月21日），他就凭这一条款再干上第三任总统，以后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功成身退？

在蒋介石一连二十五年的非法总统过程里，1960年的一次，是个重要关口，因为这次违宪，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1959年）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现在，我检出当年钱穆的文章，再核对一下。钱穆的文章题为《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登在1950年4月20日香港《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统观全文，和蒋介石有关的，只说了这些：

蒋先生无疑是此刻中国唯一伟大的领袖，目前大陆民众在中共政权水深火热之下，无不重回头来，希望蒋先生再回大陆。然而蒋先生再回大陆之后，如何使中国民众对他不再感到失望？我们爱护中国，不得不爱护蒋先生，希望蒋先生此后不再失败，成为中国近代兴国史里又一位成功的人物，好让他也在中国民众心里永远维系着对他的信仰来做鼓舞精神的一个象征。若能由此着想，蒋先生果能在抗日胜利复员的前夕，早就洁身引退，国民党政权最近的崩溃是否可免，我们暂不深论，然而蒋先生则早已成为中国全国民众心坎里的一个象征；中共军事胜利，可以糟蹋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却糟蹋不到蒋先生。这样几年来的蒋先生，他此刻对国家的贡献，我想一定较之当前的蒋先生更伟大而且更轻易。中国历史所以能绵延五千年，经历如许艰难挫折而屹然长在，我想有两点值得在此一提。第一点是中国人常常崇拜失败英雄而故意看轻成功的英雄，因此使中国人常在成功时适可而止，而在失败时能奋斗不辍。第二点是中国人常教人功成身退，因此中国历史上常养育出许多成功的人物，永远维系着中国人的信心、永远鼓舞着中国人的勇气。此番的蒋先生若果军事反攻胜利，重返大陆，我想无论为国家前途计、为蒋先生自身计，是应该适可而止，急流勇退的了。这便是无办法下一个最好的办法。蒋先生从此将不再失败；蒋先生成功了，便是中国民众内心精神上之一番大成功。在当前的中国，又出来一个成功的人物，好让中国人增加信心、增加勇气。这并不是教蒋先生对当前中国之困难不负责任，仅为个人功业名誉打算，实在是对当前中国打破困难的一个最好最有效的打算。一个人的功业，到底有一限度。蒋先生自民十六领导北伐，完成统一，又经过抗日胜利的一番艰苦卓绝的大奋斗，此后若能重返大陆，把中国民众再从中共政权下解放出来，蒋先生一生的事业，该可告一段落了。重返大陆以后之一切安排、一切收拾，我们不该再来重劳蒋先生。蒋先生抽身事外，无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国人，可以让中国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来增添信心、增添活力。美国建国到今不过两百年，美国人之所以有今天，华盛顿林肯许多人物之留在美国人心里的影响，是远超过今日之金元与原子弹的力量的。若使中国人对近代史的记忆里只有袁世凯吴佩孚一些人，中国人将永不会有对自己的信心与勇气，将来的兴国大业，将永无希望。此刻的中共政府，在百无聊赖中，只有藉列宁斯大林来建立信心、来鼓舞精神，这是他们命定的失败处。而且蒋先生在他内心深处，必然也感觉到这一次的流亡台湾重返大陆的一次波折，本来不是不可避免的。他自该为此事真诚引咎，痛切表明他这一番的再膺艰巨，计划反攻，并不在为个人争胜败、争权位，一俟反攻胜利，即日翩然引退。这一个表示，无形中必然在全国人心中引生一种说不出、说不尽的精神感召与内心影响。而且蒋先生若在事前恳切有此决心、有此表示，他自己个人当前的一切用心和一切措施，也会更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境界的。

其次说到国民党。国民党在此三十九年的兴国史里，有他不朽的功绩，这是不烦再言的。然而今天的囯民党，实在是腐化了、变质了，这也不容掩饰、不容讳言。今天的国民党，应该是首先来改造党的自身，其次才谈得到再来担当改造国家。然而国民党要改造自身，这已不是件容易事。国民党自身对它所揭橥的三民主义的信仰，早已淡漠而且散失了。三民主义的本身，无论在理论上乃及实际的施措上，也该有一番与时俱新的改进，这一层断非急切所能完成。国民党对自身改造无信心，如何会对再来担负改造中国的艰巨重任能有信心呢？自己没有信心的事是千万尝试不得的。你若勉强尝试，势必失败多于成功。我想国民党应该坦白承认，对中国当前的困难无办法，一到重返大陆，来一个道地而真诚的还政于民！国民党自身退归一平常的政党地位，埋头来改造自己。待它精神新生，组织重归健全，国民党依然有它的前途。此刻国民党在政治上的一笔本钱，拆穿说来，只在蒋先生一人身上。若国民党仍要利用蒋先生来做政治上的赌注，把国民党来拖垮了蒋先生，这是于党于国两俱无益的。

“用公帑建宾馆”

统观全文，钱穆谈到的，纵全做反对连任解，也不过希望蒋介石功成身退而已。但是，奸雄的猜忌之心，是离奇的、罗织的，这种猜忌，会在近十年后突然迂回而至，疑神疑鬼的冒了出来，而大兴问罪之师。

当然，钱穆对蒋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也是一种马屁，这种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陆后，后者尤属一种天方夜谭。但是，纵属假定，奸雄也是不高兴的，奸雄的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所以，1959年9月召见那一次，钱穆虽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但蒋介石“屡颔首，不作一辞”。最后，虽“已届午刻”，却连一顿饭都不赏钱穆吃。这种小动作，看破以后，都是有文章的，——奸雄之奸也，且！

细看钱穆1950年的文字，那时他还没向蒋介石伸手拿每月三千港币，身份尚与拿钱后不同，所以字里行间，对国民党尚有微辞；可是，一旦身份沦为被“倡优畜之”的史家，他的曲学阿世，也就一发不可收拾。在连任问题上，他把大儒的立场尽失，也就可想而知矣！

钱穆最后回忆：

我在民国五十六年决心回国长住，先二月，回国选择地点，在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之东侧，向阳明山管理局借租公地。总统闻之，命阳明山管理局依我择定地点用公帑建宾馆，许我暂居。七年来，获得杜门潜修，炳烛余光，积有百万字以上之著述。凡我愚陋，所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唯此而止耳。

含泪忆述，哀何能已。

如今，这“用公帑建宾馆”的私宅，已经一住近二十年了，钱穆著述于此、讲学于此，我愈看他，愈觉得他可耻。当年钱穆写《新亚学规》，第13条明说：“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尽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对照起来，我清楚知道他说错了。“师长人格”其实“是死的、分裂的”，跟蒋介石一面倒的师长，他根本不会有“活的、完整的”人格。我看不起台湾的知识分子，基本原因在此，他们名气愈大，和蒋介石之间一些臭史愈多，钱穆的例子，只是彰明较著者而已。

1986年7月14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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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只信基督教吗？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我在《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千秋评论》第五十一期）一文里考证出：蒋介石“遗嘱”中的话是完全与事实不合的。事实上，蒋介石见孙中山的时候是1913年，那时蒋介石已二十七岁，二十七岁当然早已不是“束发”的年纪了。至于“遗嘱”中所谓他又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其实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记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是“先循基督教仪式”的婚礼的，“由余日章博士主持仪式”。婚礼举行后不久，蒋介石就“成为一位基督徒了”。董显光曾引证为蒋介石举行洗礼的“江牧师”的记述如下：

民国十一年（1928）之某日，我接到蒋夫人的一封急电，要我即来南京。我于次日清晨到达，获知蒋夫人要我以其家庭老友的资格，劝请蒋先生接受基督教，设有可能，则为担任洗礼。由于蒋先生公事甚忙，故迟至下午4时始能晤谈，甚至彼时仍恐为诸事打断谈话，于是蒋夫人提议驱车出游，且行且谈。随即备了三辆汽车，前后二辆为卫队所乘，居中一辆则由我们三人乘坐。

当我们上车时，蒋先生坚邀我坐在中间，蒋夫人在我左方，蒋先生则在右方。车行中，蒋夫人力劝蒋先生接受基督教，并正式受洗礼。她说：“我们的老友江牧师不久赴美国，此行将逗留许多月。”蒋先生则不愿受洗礼过速。他答称：“我现在只读完新约第二遍；正开始读旧约，我要对基督教多知道一点，然后正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我们继续谈了一些时，我后来赞同蒋先生的意见，建议他在我出国的时候，再熟读圣经，我极愿能在回国时为他举行洗礼。

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对中央政府间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事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面几全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节所罕见，因是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蒋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

当我从美国回来，我遂被邀请为这位中国领袖施行洗礼。此举是在十七年秋间。在基督恩惠所被之下，他以后的功名事业遂洋溢于全世界。

照“江牧师”的记述，蒋介石是1928年才成为基督徒的，1928年蒋介石已四十二岁，四十二岁当然更不是“束发”的年纪了。

不过，蒋介石虽然因他太太的原因，信了基督教，但他是否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则是大有疑问。据他的亲信张明镐在《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忆，明说蒋介石在1928年——信基督教之年——还是非常“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的。张明镐回忆：

蒋介石老宅内设有“祖堂”，并出资重修蒋家新祠堂，在祠堂两旁各建十间楼房，作为武岭学校教职员家属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题“忠孝传家”四字悬于祠堂外门上。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1928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楫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须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作“隆中决策”的场所。

对照起蒋介石多年在雪窦寺等佛寺的行踪，乃至他一生中跟一些佛教大师、法师等的关系，张明镐所回忆的种种，自属可信。

还没完呢！在蒋介石一生中，他跟天主教、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等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最有趣的，我在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里，发现这样一段：

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带之圣母像，吟读唐诗，有时，或于晚餐后朗诵大学中庸。父亲一生为国，一无私念，一切为公，此皆余所当学习与实践者也。

蒋经国文中提到的“平时常带之圣母像”，可真太有趣了！圣母像云云，岂不正是天主教的玩艺吗？

由此可见，蒋介石其实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祇，所有的神全信，这才万无一失啊！

1986年2月19夜12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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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怀胎二十多个月吗？

先说个洋笑话。一个新兵，慌慌张张地向队长请假，说他太太要生小孩，家里没人照顾，务请准他回家一次。队长批准后，新兵欣然就道。临出营门时候，队长顺便问：“你的小孩什么时候生啊？”他忘形地答道：“报告队长，大概在十个月后！”

每想到这笑话，便想到蒋经国。

照国民党钦定的《总统蒋公年表初稿》，蒋介石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间的年表全文如下：

中华民囯纪元前四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公元1908年）公二十二岁再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肄业。

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每逢周日密聚同志筹议革命机务。

公见邹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寝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其醉心民族主义如此。

总理发起第七、八两次革命，于钦州马笃山及云南河口两地，攻战甚锐，均以势孤退散。

中华民国纪元前三年（宣统元年己酉公元1909年）公二十三岁仍在日本肄业振武学校。

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年（宣统二年庚戌公元1910年）公二十四岁卒业振武学校，升入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

竺绍康卒，公收抚其旧部，并存恤其家属。

3月18日长公子经囯生。

总理进行第九次革命，广州新军举义事败，倪映典死之。

在这年表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件怪事：年表中蒋经国明明生在1910年3月18日，按怀胎十月计算，蒋经国的生母毛夫人应该在头一年（1909年）的5月间怀孕。但是，头一年全年蒋介石都在日本，“仍在日本肄业振武学校”，而毛夫人又终生没离开过国门，中日两地睽隔，试问又如何行房而生 蒋经国？再按年表，明明蒋介石是1908年“再东渡日本”的，若说东渡前春风一度，到蒋经国之生，计算起来，怀胎则在二十多个月左右了，试问天下有此奇闻乎？

中国历史上，固然不乏有怀胎甚久的纪录，如《嵩高山记》记“阳翟有妇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等等文字，但这究竟是神话，并且怀胎三十个月的这位阳翟妇人，她的儿子，是从她背上生出来的，而我们的蒋经国，他的出生，是“从母背上出”吗？

数学换算的结论是：蒋介石并非如一般马屁传记所说，一心在日本学军事，其间没有回国。相反的，由于蒋经国的出生年月日，正好反证了“一心向学”的蒋介石，并非那么一心。

江南《蒋经国传》有这样一段：

因蒋先生滞留东瀛，关于经国的血缘关系，乃有种种无稽的传说。甚至说是伯父蒋锡侯的儿子，过继至蒋介石名下。一项最有力的佐证是，经国的举止仪容，极少酷似乃父，身材短小，眉宇间，更缺乏父亲的英俊潇洒。

这些，都是无稽的里弄传字，任何争辩，不过浪费笔墨而已。

我想，没有人有兴趣在蒋家内史上“浪费笔墨”，但是，如果牵涉史料矛盾与史料真伪问题，“笔墨”就不得不“浪费”一点。国民党钦定年表既然公布了这么离奇的怀胎疑案，除非他们多着笔墨，把话说清楚，我们势必要挖个明白了。

1986年2月20日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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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另一个爸爸

谁都知道蒋经国的爸爸是蒋介石，但却极少人知道他还有另一个爸爸。

蒋介石的祖父叫蒋玉表，在浙江奉化溪口开玉泰盐铺，这是溪口的独家生意，无异是食盐私卖局，财源可观。蒋玉表有两个儿子：蒋肇海、蒋肇聪。蒋肇聪字肃庵，就是蒋介石的爸爸。蒋肃庵先后娶过三房妻室：徐氏、孙氏、王氏。徐氏生了一男：蒋周康，字锡侯，又字介卿；一女：蒋瑞春。孙氏没生小孩。王氏就是蒋介石的妈妈，她生了两男两女：蒋周泰就是蒋介石、女儿蒋瑞莲和蒋瑞菊、小儿子蒋周传。

蒋周传生在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死在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只活了四岁，但却成了蒋经国的另一个爸爸。

蒋周传比蒋介石小八岁。他死的时候，蒋介石只十一岁。据蒋介石《亡弟瑞青①哀状》：

吾弟之殇，吾仅十一龄，适吾父之服未阕，而吾母痛父之卒，正僭烈时也。自吾弟殇，吾母椎心号泣，视父死时尤剧，今且忧愤成疾矣。抑自吾弟殇，吾家分崩离析、俶扰不安者，几十余年，而吾更孤苦零丁、凄怆荒凉、强颜承欢、忧心忡忡者，亦十有余年。凡此皆吾弟蚤殇致然，吾弟其有知耶？其无知耶？呜呼！吾弟关系于吾家之重且大如此，而竟死，是亦余之命也乎？每一念及二十年前事，诚兀兀不堪回首者也。当是时吾与吾弟，并肩而坐，唯见其貌之温而丽与其性之静而淡也。与吾弟携手而行，唯见吾弟潇洒逸逸，举止不苟如成人也，与吾弟嬉笑而游，唯见吾弟妙言巧歌， 奇态异状，虽群儿之狡者莫能离，乃兄视之瞠乎后矣。其见长上也，敬恭如礼，至处侪辈之间，其亲爱无忤，尤为难能。闻母哭父声，即趋而之侧，婉言谓母曰：母勿哀，母哭则儿亦欲哭矣。母闻其言，哀尝为之稍节。吾课毕归，弟乃相与怡怡于亲侧，冀有以解母之忧，先意承志，吾自愧弗及。乃弟之病，始于感冒，而终于喘急，起落浮沉、迁延不定者，约二旬，初不甚剧，宜若可瘳，如天不处吾以逆境，则吾弟或不殇，今竟殇，是岂非余之命也乎？一日弟病稍瘥，忽强步而出，坐待于门阈，见乃兄嘻嘻来迎，是时吾弟病容苍白，体貌憔悴，吾已窃讶其疾之深，自此竟未起而再与乃兄游矣。当弟病剧之夕，寒灯孤影，备极凄凉，吾母悲而泣下，弟乃执母手，拭母泪而告曰：儿无甚病，必能起，母勿过忧，过忧则母亦将自病矣。吾母视弟病时不眠者数昼夜，吾弟慰之曰：母倦矣，请安眠，切勿忧，吾弟慰藉吾母之言类如是，吾母至今犹含泪道之。乌乎！吾弟之所为慰藉吾母者，以不乐使吾母痛，孰知其更使吾母不能不痛，尤使吾母痛之毕生而未尝稍忘，此亦天性之发，不容已者也。不见吾弟者几疑吾言为妄，以其言行，成人者犹若弗及，而况于不盈四岁之髫龀乎！不知造化者有意弄人，特赋幼殇，以殊资而使其所亲哀悼憯怛至不能已，亦云酷矣。

蒋介石这篇文言文写得实在不高明，但说她妈妈死了小儿子的时候，比死了丈夫更痛苦，当是实情。这小儿子显然比蒋介石可爱得多。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明说他小时候十分“顽劣”，被妈妈揍个不停，他的弟弟显然不同一待遇。何国涛《关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的改正与补充》里说：“蒋介石自幼顽皮成性，瑞青则温文尔雅，善体人意，蒋母王采玉十分钟爱。为此，瑞青夭 亡，蒋母悲痛欲绝，以成人排场安葬瑞青在桃坑蒋肇聪墓侧，并与他冥配，以长孙经国过继给瑞青为子。”对这件事，蒋介石《亡弟瑞青哀状》也有文字如下：

亡弟瑞青，讳周传，年四岁而夭，母哀之甚，欲勿殇命，以周泰长子经国嗣。……

弟殇之日，吾母殓之如成人，明日蒸于石蟮岙祖茔之左百余武，己未岁，吾母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以志不忍忘。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然吾家族规殇者勿能传，吾于此既不能遽破族规，以贻来者之口实，而又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并以此状载诸族谱，表之墓碣，以为吾弟一线之延，世世子孙，读斯文者，知吾母与吾今日哀其子若弟之苦心，庶奉吾弟祭祀，永永弗替，则吾二十年来耿耿难忘之隐衷，至是或可稍舒矣。 膳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王太夫人有两起大手笔：一是硬破“吾家族规”②，要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做蒋周传的后人；一是“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这两件大手笔，都是违反正统中国文化的。

所谓“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就是找到一位王家的早夭女儿，给蒋周传“冥婚”，“冥婚”之后，死人蒋周传就有了被继承人资格、就可以立蒋经国为后，蒋周传这一支就不绝后了③。

“冥婚”是中国文化，但却不是正统的。例如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了，因为死时只有十三岁，曹操怜其少子，就想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是这样做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再按注解，“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妇，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而这种“冥婚”，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统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典中的传统文化。这种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走火入魔以后，是很邪门儿的，邪门儿到有这样的怪事：——《元史》（列女传）记有一位杨氏：

夫郭三，从军襄阳，杨氏留事舅姑，以孝闻。〔顺帝〕至元六年（1340），夫死戍所，母欲夺嫁之，杨氏号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还，舅曰：“新妇年少，终必他适，可令吾子鳏处地下耶？”将求里人亡女骨合瘗之。杨氏闻，益悲，不食五日，自经死，遂与夫共葬焉。

可见为了给儿子“冥婚”，做爸爸的，甚至置在世的儿媳妇于不顾，硬要先给讨个鬼婆！

曹冲的“冥婚”是中国史中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王太夫人为小儿子“冥婚”，并给蒋经国另来一个爸爸，显然属于这一派。有趣的是，她自己不跟合法的丈夫合葬，却把小儿子跟不合法的太太合葬，此婆大脑中的中国文化，可真是矛盾乱来的了。

中国正统思想是长子继承制，长子是“大宗”，“大宗”一支没有儿子，要找人过继，叫做立后，但这乃指成人而言，不指殇而言。殇是十九岁以下早死了的人，按规矩，殇不立后，除非他是战死的。孔夫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虽欲无殇，不亦可乎？”就是指此。

薛蕙《为人后解》说：

礼之所以立后，曰重大宗也；小宗无子，以为可以绝者也。故不为之立后。大宗无子，不可以绝，故立后以继之。小宗不可拟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为后大宗不后小宗？重本也。大宗者，祖之正体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体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犹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亡而支存，存而犹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无后，祖不绝；大宗无后，祖绝矣！

正因为中国正统思想如此，所以，“大宗”的长支长子都不准过继给他支，要自己留着。1923年《中华民国民事习惯大全》记湖南永顺县“长支长子不得出继他支”，就说：“永顺县人民，泥于古来大宗小宗之义，对于长支长子，均不准出继他支，盖恐乱宗法也。”就是显例。

不但“大宗”有儿子不得过继给人，“大宗”（长房）没儿子还得把弟弟（次房）的儿子过继过来，这叫“大宗不可绝”。

但是，弟弟这边，如果只有一个儿子，过继给“大宗”，自己反倒绝了后，总未免伤感情。于是，聪明人发明出“一门两不绝”的规矩，一个儿子，干脆给两头做儿子，既承长房，又兼承次房，叫做兼祧。祧是继承为后嗣的意思，兼祧就是给两房做儿子。

王太夫人大脑中的中国文化是矛盾乱来的，她不知道：她不该为殇立后，也不该为次房立后。纵使立，也要“大宗不可绝”，至多只能搞“一门两不绝” 的兼祧④，而不该直接把蒋经国全盘搬到老二家里，这样太危险了，因为极可能使长子蒋介石这一支绝了后！但王太夫人不管这么多，她偏爱死去的小儿子，硬逼蒋介石这样做！

蒋介石文中说“己未岁，吾母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己未岁”是1919年，已在蒋周传死后二十一年，也就是这四岁亡童冥岁二十五岁之年，王太夫人在小儿子死后二十一年还大力搞这一套，显然颇使蒋介石头痛。但蒋介石为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蒋经国过继这年，蒋纬国只有三岁，蒋纬国的生父不是蒋介石，是戴传贤，我大 胆假设他被蒋介石收为次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与王太夫人一直施压力把蒋经国给蒋周传有关。蒋介石头脑很旧，他怕自己长房这支绝后，故抱来蒋纬国垫底，这样在形式上，至少不太难堪。蒋介石在文中故意用“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的语气，更可印证我这一大胆假设。

显然的，蒋介石是王太夫人这种矛盾乱来的中国文化的遵行者，蒋介石说：“世世子孙，读斯文者，知吾母与吾今日哀其子若弟之苦心，庶奉吾弟祭祀，永永弗替”云云，其实，何须“世世子孙”，光在蒋经国一世，就难乎为继矣！试看什么时候蒋经国承认他是蒋周传的过继儿子了？什么时候蒋经国承认他有另一个爸爸了？蒋经国才不那样迂呢！他若承认了，蒋纬国岂不变成了蒋介石这一支的继承人了？那还得了吗？

1986年5月7日夜三时一刻

①瑞青是蒋周传小名，相对的，蒋介石的小名叫瑞元。据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说蒋介石小时候，“溪口镇上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叫他为‘瑞元无赖’。”

②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族规，乃是一般的“殇不立后”的中国文化，蒋介石无知，以为只是“吾家族规”耳！

③据《中国民事习惯大全》明说浙江平湖县“上中下三等社会，凡子弟未婚夭亡，类多择一门户相当，年龄相若之亡女，为之定婚，迎接木主过门，礼节如生人嫁娶，名曰‘冥配’。盖以不如是，则灵魂将无所依归，不能入祠祭祀，且不能立后，一经冥配，即取得被继承人之资格，得为之立后也。”

④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中说：“瑞青早死，由蒋介石兼祧承袭”，是大错误。何国涛《关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的改正与补充》中虽改正为“由蒋经国兼祧承袭”，但在蒋介石《亡弟瑞青哀状》里，却全无兼祧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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