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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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胡适评传》
  • 《胡适评传》楔子
  • 可怜的县太爷（1841-1895）
  • 可怜的小寡妇（1873-1918）
  • 半个台湾人（1891-1895）
  • 被拧肉的时代（1895-1904）
  • “努力做徽骆驼”（1904）
  • “侬跟我来”（1904-1906）
  • 《竞业旬报》（1906-1908）
  • 少年诗人（1907-1909）
  • “无忘城下盟”（1908-1909）
  • 从逛窑子到上北京（1909-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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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评传》

　　民国四十六年（1957）的3月1日，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 ——《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现收入《胡适研究》，改题《关于<胡适文存>》）。文章发表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像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对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对叶青的《胡适批判》，他回忆说：“20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寄了一套给我，要我答复，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后来一想：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论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么呢？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

　　如今，7年过去了，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但是，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走上了胡适的坟头，我都仿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于是，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给胡适写部传。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我要用这一百二三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么”①，也让我们“说些什么”。

　　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在胡适生前，我读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在胡适死后，我看过毛子水的《胡适传》。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于胡适的学生之手，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于粗疏，难免有很多错误。

　　10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画我须是我。”（Paint me as I am.）这句话，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画像”的人做为警戒。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画像”的。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所以，可以这么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

　　所以，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②；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它的结局是：君子既不喜欢它，小人也不喜欢它，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才会喜欢它。

　　但这都没关系，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一个载浮载沉的传主，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画他、捧他、捶他，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

　　民国五十三（1964）年2月24日 胡适死后二周年的深夜

　　①：我热烈希望凡是和胡适有关系的人，都能帮助我这个使他“说些什么”的计划。这意思就是说，凡是知道或保存有关胡适的言行、文件、信札、图片、稿本等材料的人，都欢迎能够提供、惠借，好使这部评传增色。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试问能有几部一百二三十万的传记来收入你所知道或保存的材料？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广布流传的机会。

②：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繁琐的历史考订，我的目标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工作还没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的走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莫洛亚（Andre Maurois）等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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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评传》楔子

　　理想的中国是一座圣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

　　朝山的香客，流着汗，喘着气，拖着步子，带着数不尽的使徒，走进了虚无缥缈。他们探径寻幽，在云雾里寻找天光。

　　多少香客使徒迷了路，在千岩万壑里奔波打转；又多少香客使徒，由于愚昧和躁急，只能展望峨嵋金顶，却越不过那缥缈与虚无。

　　在朝圣者的群中，胡适是时代里的一名香客，他有他的天路历程。

　　在班杨笔下的基督徒，有他的刀山火海；在吴承恩笔下的唐三藏，有他的八十一难；在胡佛笔下的威尔逊，有他的心力交瘁的苦炼（ordeal）①。

　　做为一个时代里的人，胡适有他的刀山火海、有他的八十一难、有他的心力交瘁的苦炼。

　　如今，这个香客已倒下，带着他的荣誉与耻辱，他倒下；带着他的诚恳与虚伪，他倒下；带着他的开朗与狭隘、谦和与跋扈、勇迈与懦弱、成功与失败，他倒下。静静的，他接受眼泪的覆盖、接受笑声的淹没、接受历史的评判。——他不能再多嘴，也没有还手之力。

　　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侵蚀。个人的生命是时代的生命，个人的消逝是时代的死亡（至少是部分的死亡）。时代漂来了人像，又漂去了他们，自己也随着远去，或早或迟，一齐静化成历史的潭水——透视了自己，也反照了新的个人与时代。

　　在这蜕变过程里，往往有新一代的人儿，想从折戟沉沙里、残碑断简里、旧作遗容里，去追摹那些一世之雄的往迹，追寻他们的真相和假面，和那假面背后的精灵。

　　这里是一次尝试，尝试对一段朝山进香的历史，做一番追摹与追寻。摹寻的结果不但要找出香客的脚印，而且要越过脚印，重新走进那圣山。

　　①威尔逊是胡适最佩服的人中的一人。我这里用这个ordeal是套用胡佛（Herbert Hoover）《威尔逊的苦炼》（The Ordeal of Woodrow Wilson）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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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县太爷（1841-1895）

　　蔡元培当进士前的七十天，孙逸仙西医书院毕业前一百二十八天①，一个浓眉大眼却愁眉苦脸的壮汉，带着十七条火腿、九十个皮蛋、四十支毛笔、两坛绍兴酒，在上海码头登了船。

　　船的目的地是台湾——70年前的台湾，这个52岁的壮汉当时从心眼里讨厌这次旅行。他本是江苏的税务督察，是江苏抚宪刚毅的红人，这次调差到台湾，完全是台湾巡抚邵友濂搞的鬼。刚毅想留住他，可是皇帝不准。所以，他硬着头皮，只好上了船。

　　在船上，他一肚子怨气，和中国许多旧式文人一样，一有怨气，就写诗：

　　因缘不必问三生，聚散如萍却有情。

　　入世岂愁多险阻，知人翻恐负公卿。

　　天风假我一帆便，海水谁澄万里清？

　　试看乡村颁社肉，几人作宰似陈平。

　　他想到陈平作宰，为了觉得他的遭遇不公平，别人不派到“险阻”的地方去，为什么单派他去？何况，他在上海还有老婆孩子，有他刚生下来64天的小儿子②。

　　“天风”并没“假”他“一帆便”，船在海上摇了又摇，人在船上吐了又吐。总算熬过了三天，到了基隆③。当时他还不大会写这个地方的名字，在日记里，他竟写做“基笼”。

　　到台湾后两个星期，他开始坐小火车④，开始环岛巡行，考核军队的训练。他看了31个营、28个哨、两个队，西至澎湖，东至苏澳，花了半年的时间，统统跑了一遍。他是认真的人，看到什么就往上报什么，结果害得别的官记大过⑤，弄得“人缘”很差。而他自己，也累坏了，随行的三个跟班的都在炎蒸瘴郁中病死了⑥，他自己也得了风湿——二十个月以后，他竟死在这个病上！

　　巡视全岛以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他上呈文，自比做“牛马”，说“牛马”奔走疲乏，势将倒毙于路……主人闻之，当亦“恻然”。可是“主人”偏偏不“恻然”，不放他回大陆，把他改任为“台南盐务总局提调”⑦。这个差使，最使他哭笑不得，他想到他在江苏是办厘捐的，现在，又到台湾来办盐务，——全是“苛索民财”的勾当！他痛苦得很，他写道：

　　念生今之世，做候补人员藉差餬口，非办厘捐，即办盐务；唯以苛索民财为能事。口谈圣贤道义，身为霸者罪人。纵硁硁自守，薪水之外，不染一尘，亦不过曲谨小廉，沾沾自足。计唯有托疾竟去，并原省弃之，退归老乡里，仍读我书，庶不自失耳！

　　他这种情绪，十足是一种耶稣时代讨厌“税吏”的情绪，他不高兴做“税吏”，何况他还是“候补人员”！

　　其实，他的真心倒也不是“退归老乡里”，他的真心是想做“非候补人员”，想独当一面。他属意于“台东直隶州”，就是做今天的台东县长。可是他知道没他的份，于是他拿起毛笔，写信⑧给老师吴大澂⑨，求这位湖南巡抚出面拜托，干脆放他“生还”。

　　总算时来运转，到了第二年（1893），他的顶头上司官运霉星邵友濂调去顶他老师的湖南巡抚了，唐景崧来接，居然使他如愿以偿，居然答应他去“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⑩。

　　从此，他算做了一名独当一面的“准”县太爷，当然在官僚政治里，做个小官也非易事，我们看他被任命后第五天的日记：

　　[五月]初九日，谒臬道宪顾，谢委代理台东州直隶州知州，未见。驾万军门生日，未见。

　　提到贺生日，正是中国官场艺术的辉煌表现，在他5月19日的日记里，有六条有趣的备忘录：

　　各宪生日：

　　臬道顾，十月初三日，太太十一月十八日。

　　台南府唐，五月二十一日，老太爷十一月十八日，唐太太正月二十五日。

　　藩台唐，十一月二十七日，老太太七月二十三日，太太八月十一日。

　　镇台万，五月初九日，老太爷五月初七日。

　　抚台邵，十二月十六日，帮办林三月二十一日。

　　福州将军希，七月初四日。台湾府陈，十二月二十七日。

　　做个小官真不容易！他要把上司的，乃至上司老子的、老母的、太太的、随从的生辰八字，统统记住才行！

　　这个小官在台东，干得很起劲，今天出示“斋戒求雨”(11)，明天去调查鸦片烟(12)，后天又赶写《台东州采访册》(13)，然后，再上书给他的老师吴大澂，报告“代理边州，兼为统将”的经过，统率“三营五哨”“一千七百五十余人”的经过。总之，他似乎还满意，至少不再求他老师写八行书，放他“生还”了！

　　可是，好景不长，尽管他好不容易才捞到一个县太爷，但是，“乾坤将裂遭奇运”(14)的日子到底来了！“狗哭”带来的“不祥”(15)到底接近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马关条约签了字，台湾割给了日本，十五天后，光绪皇帝流着眼泪批准了这个和约；六天以后的晚上10点，伍廷芳完成换约手续；十七天后，台湾民主国宣布成立；又过了八天，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芳，在基隆港外，正式与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签订了交接这个孤岛的文件。其实这是“多余”的，日本鬼子早就等不及了，早就在四天以前（五月六日，5月29日）在基隆东边开始登陆了！

　　就在日本兵开始登陆这天，这位台东县长呈请辞职，“自请开缺回籍治病”，在他提出辞呈前九天，清朝政府已经电令在台湾的文武各员“陆续内渡”了，在别人都纷纷回大陆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远在东边的小官儿。他无可奈何，只好“不动声色，照常防守，暂顾目前”。

　　在电讯全绝的当儿，他绝望了，在日本兵攻陷宜兰的前一天（五月二十八日，6月20日），他写下了他的遗嘱(16)，交给他家的老二(17)。

　　在“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一个月，写这张遗嘱以后第五天（闰五月初3，6月25日），他总算被准离开台东，这时他的脚气病已经很重了，在路上，不但左脚肿胀，并且还遇到两次土匪。总算千辛万苦，到了安平。黑旗将军刘永福一看他来，硬把他拖住帮忙(18)，但是他身体到底垮了，又吐又泻，两脚全都瘫痪了。刘永福只好放他走。他在日本兵攻陷苗栗那天（六月二十五日，8月15日）上船，三天后到厦门时，两只胳臂都不能动了。四天以后（七月初3，8月22日）他死了，他死在日军陷台中前四天，死在山东义丐武训去世后二十七天。他可说是一个因公而死的人，但却不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19)。

　　如果今天用白话来给他做篇墓志铭，下面的一些句子，似乎可以囊括他：

　　躺在这儿的，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

　　他的名字叫胡传，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所以又字守三。鸦片战争时生（1841），甲午战争后死（1895）。

　　他若留长了胡子，有点像包公(20)。

　　他是天生克尔文派，——生下来三岁，就不喜欢吃好东西、穿花衣服。

　　他能穿草鞋背米，一走就是几十里。

　　他曾一人抓过三个洪秀全的兵士。

　　他一生有七次在生死边缘，差点儿送了命。

　　他勉强可说是一个地理学家(21)。

　　他是一个重视俄国侵略的人(22)。

　　他是一个偶尔会“幽”人一“默”的人(23)。

　　他主张用杀杀杀的手段，对付台湾的山地同胞(24)。

　　他有“克妻”的命，初娶冯氏，先他而死；次娶曹氏，也先他而死；三娶又是冯氏，总算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太太的——他先死了。

　　他有四男三女，其中唯一有出息的是他的小儿子，由于这个小儿子的缘故，在他死后60年，台东出现了胡铁花先生纪念碑(25)，台北出现了胡铁花先生奖学金。……他虽已墓草久宿，但却为“父以子贵”的传统，做了一番新说明(26)。

　　①这一天，是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九日（1892年3月17日）。

　　②直到他死，他还不知道这个小洪骍后来竟叫做什么“胡适”。

　　③胡适在《九年的家乡教育》（《新月》第三卷第三期，二十年四月上海出版，后收入《四十自述》一，上海亚东版，台北六艺版，远东版）里说“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其实他父亲到台湾的日子是二月二十四日，不能说是“二月底”。

　　④1887年（光绪十三年）刘铭传买来的。火车头现在还展览在台北新公园里。

　　⑤《台湾稟启存稿》光绪十八年《又奉抚军批闰月二十七日奉到》里记收入这样一则官样文章：

　　据稟已悉。该牧不避嫌怨，据实陈明，尚属不负委任。已将刘统带朝焯、王管带起胜暨哨弁等各记大过三次，并饬全台营务处明定弁勇功过赏罚章程矣。另稟炮台情形，不为无见。洋炮猛烈，必先求避之之法，而后可言守。候再从长相度，次第办理。此缴。

　　⑥这段壮举，他在当时的函牍里，曾经不厌其烦地说了又说，大概他颇引为自豪。蒋师辙（绍由）《台游日记》（五年《金陵丛书》丙集之四）卷二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十二日条下，有这样的记载：

　　胡铁花直刺巡阅营伍归，询贯所历，背蛮烟瘴雨之乡。傔从三人，死者二，病者一，而[铁花]一身泰然，了无疾苦，真铁汉也！

　　胡传身体好，能刻苦的情形，王胜之（同愈）在《栩缘题跋》（稿本）里也有一段记载：

　　先生治朴学，工吟咏，性乐易，无城府，兴至陈说古今，议论蜂涌，一坐皆倾。体干充实，能自刻苦。

　　⑦当时管盐的差使很肥。见连横《台湾通史》（1936年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版）卷十八《榷卖志》；卢嘉兴《台南县盐场史略》（《南瀛文献》二卷1、2期，1954年9月，台南县文献委员会版）；及前人《台湾清季盐制与盐专卖》（《台南文化》五卷1期，1956年2月，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版），及张绣文《台湾盐业史》（1955年11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版）第三章。

　　⑧他这封信里有一段话劝吴大澂：

　　保重政体，原为担当国事。大臣之身，与国同休戚，关系甚重。

　　这段话，六十九年后，被胡适“抄”了，写信给蒋梦麟，用来劝蒋梦麟不要再结婚：

　　老兄是一个“公家人”，是国家的大臣，身系国家大事，责任不轻。（1963年4月11日台北《联合报》）

　　1963年6月14日的上午，我同蒋梦麟先生聊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很感兴趣。胡传在信里更说：

　　台湾直隶州只有台东一缺，去冬已经补人。□抵台甫三日，已补者即以忧去。此班候补者只有□一人。同调诸人到即署补，否亦派当优差，以□不才作牛马走，遍历异常艰险之境，幸未辱命，为吾师羞。有现成应补之缺竟不得补，而提朴不应补之人：邵公奏调，顾公署方伯，而竟至如此，以后复何所望！留台则已无出路，兼恐复造出犯烟瘴。去台则非台抚奏请仍回原省，别无去路。吾师正当用人之际，而□羁于海外，不克自致左右，请效驰驱，为进退失据之人。深自愧愤。若径弃此，托疾以归，又恐获规避之处，辜负师恩。再四筹思，唯有恳求吾师函致顾方伯请代一言于邵中丞，或径致邵中丞，俾蒙及早放还耳。□不求补署、不求优差，唯求生还。伏祈吾师格外垂悯，曲赐矜全！不胜企祷之至。受业□谨再禀。

　　这是很幽怨的话了。直到他后来捞到了“台东直隶州”，才开始兴高采烈，不要“及早放还”了！

　　吴大澂最帮胡传忙的那一次是在光绪八年（1882）九月。传抄本《愙斋自订年谱》里曾记这年九月初三“特保候选训导胡传以知县留于吉林，酌量奏补”。同月十五日的《东华续录》上，有上谕说：“吴大澂奏特保贤才恳思破格擢用一折，候选训导胡传着以知县留于吉林，酌量补用，该部知道。”

　　按：胡传认识吴大澂是张佩纶介绍的．然后开始执弟子礼。顾廷龙在《吴愙斋先生年谱》（二十四年北平燕京大学出版）四十八岁条下，说胡传“因张佩纶而识先生，相处既契，遂执贽焉”（页99）。

　　⑨吴大澂（1835-1902）是胡适的太老师，是一位大名士。本来叫吴大淳，可是为了避清穆宗（同治）的讳，改名叫大澂。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又别号白云山樵，别号愙斋，别号白云病叟。而他的斋名，那就更啰嗦了，他一共有二十九个斋名，其中最短的一个叫“郑龛”、最长的一个叫“五十八壁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他这一套，充分代表了中国旧文人那些毛病与习气。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说吴大澂是“清客材也，……浮躁嗜进”（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闿运《湘绮楼日记》里说吴大澂“其人书痴，非吾意中人”（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里说“怖其河汉无极”（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都说明了他是一个好吹大牛的大名士。

　　他本是一个翰林，训诂辞章是拿手，金石篆籀是专家，可是实在不能带兵，结果落得统治者对他“着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命令，为了他在朝鲜一役吃了败仗，还“居心狡诈，言大而夸，遇事粉饰，声名恶劣”（《东华续录》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谕）。

　　《新民丛报》（二十三《文苑》）有一首《渡辽将军歌》，是黄遵宪写的，颇挖苦吴大澂和他的嗜古癖。诗里的名句，如：“将军慷慨来渡辽，飞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如：“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兽空营逃。弃官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如：“将军终是察吏材，湘中一官复归来，八千子弟空摧折，白衣迎拜悲风哀。幕下部卒皆云散，将军归来犹善饭。平章古玉图鼎钟，搜箧价犹值千万。”

　　胡适的父亲到台湾的时候，曾一再写信给他的“清师”，但是“清师”很少回信，在胡传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

　　得吴清师六月望日自湖南抚院所寄书，并石刻二种、手谕二种。喜甚！盖自光绪十八年二月渡台以后，三年之久，乃得此一书也。（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六天以后，胡传回信，说他收到信后，“十读三复，如亲承提命于函丈之间”！

　　⑩当时的官制，据《台湾省通志稿》（1954年6月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卷三《政事志制度篇》列表如下：

　　巡抚→布政使/按司道→直隶州/知府→知县→县丞/典史/巡检

　　胡传当时是“奉藩宪唐（景崧）委代理台东州直隶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屯”。就是“文职”又兼“武职”。其经过情形，陈英的《台东志》曾有记载：

　　于光绪十九年癸巳正月，张兆连交卸，后元福接统。六月，吕兆璜交卸，胡传接任台东州；是月，后元福病故，胡传接统。台东知州与后军统领，胡传一人兼之；治法颇平，军令颇严。欲开新城金砂，业已稟明总督；在任一年余，金砂未及开办而归（据曾迺硕：《陈英之<台东志>》。《台湾文献》第九卷第四期，1958年12月27日台北出版。敖按：文中“六月”该是“五月”；“是月”该是“六月”）。

　　(11)他亲自拟稿求雨，然后公告周知。居然运气好，“大雨果下，彻夜绵绵不止。”谁能想到整整七十年后，在同一个台湾，居然还有地方官表演求雨的壮举（《大华晚报》1963年5月13日台北出版）！

　　(12)他发现军人吸鸦片的比例大得惊人：“军中吸鸦片者十居其九！”“十有六七！”他为之“忧心如焚，夜不能寐”。——这是中国军事史和吸毒史上的好材料。

　　(13)这本《台东州采访册》，全名该是《台东州采访修志册》。一直收在台湾通志里，不著撰人。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他的《台湾文化志》（昭和三年版）第二章里推测这部采访册是张之远修的，他搞错了。这部书实际上是胡传的手笔，这是方豪发现的。

　　此书在1960年5月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台湾文献丛刊》第八十一种），但却不著撰人，不能不说是一件疏忽。

　　关于方豪发现《台东州采访修志册》的经过情形，我看到胡适写给方豪的四封信（1951年8月17日；10月2日；10月9日；11月6日），里面有不少纪录。另参看：

　　1.方豪：《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纂<台湾府志>序》（1956年3月杭县方氏慎思堂版《台湾府志》）。

　　2.方豪：《胡铁花先生与台东州采访修志册》（1959年8月10日台北《公论报》）。

　　3.方豪：《<台东州采访册>弁言》（1960年5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版《台东州采访册》）。

　　4.方豪：《感谢胡先生》（1962年3月4日台北《大华晚报》）。

　　(14)《乾坤将裂遭奇运》，这是当时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诗《黄海之战》，见他的《二松庵诗钞》，线装一册，昭和十年十月十日田边新之助发行的非卖品。李敖藏。

　　(15)胡传在光绪十九年（1892）八月十二日（10月2日）《禀皋道宪顾》说：“卑职孤身一人，势逼处此，断不敢因危机已露，自变其生平之所守，生畏难之心。军中夜夜狗哭，卑职明知其不祥，亦不自惧。”这几句话不但道出了他当时“独当一面”的不容易，并且还透露了当时的军中迷信——夜晚狗哭不祥论。这种迷信，直到今天还有。这也是中国军事史里的好材料。胡传幕中的一个名叫池志澂的，在他的《全台游记》（二十三年瑞安林氏《惜砚楼丛刊》本）里，对当时的胡传有这样的描写：

　　入营见胡公。胡公勤核猛朴，吏治才也，而带兵用人，非其所长。所统五营，南至花莲港，西至三条仑，纵横五百里，分扎三十处，共二千而实不及千人。呜呼！海疆营制，坏不可言，而台湾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内地脱逃而出，非昏眊即流活，无营不缺额，无兵不烟瘾。闻胡公之营犹较全台为可观。

　　关于胡传的治绩，参看李少龙《胡传与台防》（《台北文物》第八卷第一期，1959年4月10日台北出版）。

　　(16)这是一张主遗嘱，另有五张副遗嘱。胡适在《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里写道：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叫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

　　主遗嘱很有史料价值，抄在后面：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疠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窝棘者译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二十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医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派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嗟乎！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将来能免与否，亦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书于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秬儿。铁花。

　　(17)张经甫代撰《胡铁花先生家传》：“（光绪）二十一年春，属四家叔挈不孝洪駓等内渡，留不孝洪骓侍，曰：‘吾死，尔归吾骨；不幸则父子同死，毋令全家俱殉也！’”洪骓是他家的老二。

　　(18)刘永福当时拉人帮忙的情形，他的参军记室吴桐林在《今生自述》里曾有描写，可参看。最后的结局是吴桐林所说的：“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

　　(19)胡适在《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里，说他父亲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这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大胆假设”，也暴露了他完全不清楚“东亚第一民主国”这一段历史。“台湾民主国”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二日（5月25日）成立的，成立后——

　　五月八日（5月31日）日军陷瑞芳。

　　五月十一日（6月3日）日军陷基隆。

　　五月十六日（6月8日）日军陷台北。

　　五月十七日（6月9日）日军陷沪尾（淡水）。

　　五月二十九日（6月21日）日军陷宜兰。

　　五月三十日（6月22日）日军陷新竹。

　　六月二五日（8月15日）日军陷苗栗（这天，胡传离开台湾）。

　　胡传离开台湾后一星期，死在厦门。在他死前，日军攻陷这些重要据点，都不能说没有“东亚第一民主国”的“牺牲者”，明显的如瑞芳之役死难的陈得胜；树林之役死难的杨乌龙等“十三公”；如反攻新竹死难的姜绍祖；大嵙崁之役的江国辉；阻止日军由新竹南下而死难的杨载云（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页929页误作“杨紫云”）；守苗栗死难的袁锡清、林鸿贵等等，都是先胡传而死的。所以，胡适说他父亲是“第一个牺牲者”云云，完全是大言欺人。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纯青《晴园老人述旧》五（《台北文物》第九卷第四期，1960年12月31日台北出版）中也跟着沿误，未免太不应该。

　　曾迺硕在《中华民族乙未抗日史导论》（《台湾文献》第六卷第三期，1955年9月27日台北出版）里指出：

　　胡传之防守台东，议战台南，均系以清官为之，令郎胡博士误为以“民主国”官员身份也。

　　胡传氏于台湾民族革命时期，“义可以无死”，唯于改称“民主国”之前，先奉巡抚谕防守，后助帮办议战，终“不能免于死”，可谓民族革命中之“第一个”高级官吏之“牺牲者”，绝非为“民主国”而牺牲者。

　　……胡传氏从未自以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之官民，更未为之尽力及牺牲也。

　　曾迺硕此处说胡传非民主国的官民一点，似有未妥。胡传在日记里已明说：“抚台于外洋各国称台民主国大总统，而于本省文武属员们照衔相称。”所以互用清官之衔只是一时方便，不能说国体未改，人非民主国官民。参看省立台北图书馆藏抄本吴德功《让台记》（书号074.1/14）中下面一段话：“初，台立民主，以刘为大将军，所铸银印踌躇不奉送。故刘往来文牒，仍用前部敕帮办之衔。”1940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李健儿《刘永福传》页200所说的“乃将文武各官，分别委署，并换给官防”一事似不尽然。1936年1月罗香林辑《刘永福历史草》页190所说的“各统督管带，均换给关防”一事也不尽然。

　　(20)胡适在《我的母亲的订婚》（《新月》第三卷第一期，1931年2月上海出版，后收入《四十自述》序幕）里描写他父亲：“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得像包龙图一样。”

　　胡传在外面虽是个小官，但回到家乡里，却是个大官人，是人人敬怕的“三先生”，胡适描写他快回乡前，“鸦片烟馆都关门了，赌场也不敢开了。”并且“太子会”的扮戏，也都不敢演花旦戏，要演正戏——要把《翠屏山》改成了《长坂坡》！

　　(21)清代学者治地理学的颇成一股风气，搞边徼地理和域外地理的很多，如祁韵士（鹤皋）、徐松（星伯）、张穆（石洲）、魏源（默深）、何秋涛（愿船）、龚自珍（定盦）、俞正燮（理初）、沈垚（子敦）、蔚湘南（子潇），这些人“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显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地理学》）。在这种流风之下，李文田（仲约）、洪钧（文卿）、丁谦（益甫）等等，都是名家。胡传对地理学的兴趣，当然是这种流风激荡起来的。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记他父亲说：“My father，Hu Chuan, was a scholar and a man of strong will and administ rative ability. After a period of classical training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e took great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geography, especially in the geography of the frontier provinces.”（1931纽约Simon and Schuster版p. 235）在这里他没明说他父亲是地理学家。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在《亚洲内幕》（Inside Asia）中《胡适大使》一节里，说胡适的父亲是“an elderly scholar and geographer”（1938 Harper ＆ Brother版p．284），1962年2月25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说他父亲是“a geographer and a man of means”，3月2日的《时代》（Time）上也说胡传是一个geographer，严格地说：胡传不能算是一个geographer。

　　(22)张经甫代撰《胡铁花先生家传》中说：“先严素志四方，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必始东北。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他是光绪七年（1881）到东北的，差点儿送了命。他重视俄国侵略的情形，童怡《胡适之父》（1952年11月17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中曾予介绍。

　　(23)胡适的同乡柯湘帆，在他的《耕心别墅诗话》里，曾有一段记胡传的幽默打油诗：

　　吾乡胡隽卿先生，工诗好学，常读书华山禅院，山下有青楼，先生自修其间，从未游行其地。同里胡铁花先生调以诗云：“夜夜澄心学坐禅，更残漏尽未成眠，忽然一阵风吹到，几处笙歌管杂弦。云影迢迢月影孤，山中习静要功夫，僧房寂寞蒲团冷，未悉禅心入定无？晓色迷离睡转浓，三杯乍夜醉黄封，非常最是邯郸梦，莫遣沙弥乱打钟。”逸趣自然，涵盖不尽。

　　参看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一）《家世》（1941年12月萍社板），及王觉源《忘机随笔》（1958年5月阳明出版社版）第60则《胡铁花诙谐》。

　　(24)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胡传在日记里说：

　　询傅把总以御番切要之策。答曰：“杀尽通事（翻译官），禁与番通，番自服矣。盖番人所用刀枪子药，皆通事者得贿而给之也。”予闻其言，叹其有识。

　　过了七十一天，他自己也学会这一套“切要之策”了，他向上司要求“务使我民兵，我民人人可以杀番”，他的理由是：

　　我兵民如果人人皆欲杀番、皆能杀番，番必畏杀而不敢轻出。从此民与番各分疆界，渐相安于无事，转各得以遂其生。以杀止杀，不亦可乎？

　　(25)1963年台东县文献委员会出版的《台东县志》大事记里，有这样的纪录：

　　四十一年（1952）

　　12月27日 胡适博士抵县观光。

　　12月28日 台东镇光复路更名铁花路，以纪念清代本县末任州官胡传（铁花）。

　　四十二年（1953）

　　1月12日 县文献委员会筹建胡传州官纪念碑。

　　1月27日 胡适博士赠本县奖学金七千元。

　　5月21日 胡传纪念碑落成。

　　落成后第二天，5月22日的台北《新生报》记着台东县议会二届二次大会后，“全体与会人员，驱车参加胡铁花州官纪念碑竣工成立典礼”。

　　至于碑记部分，直到1963年12月才写成。台东的读者兰芷先生特地代我抄下它的全文。我读过以后，虽然觉得文中的烂套很多，但总不失为一件有价值的最新史料，所以我把它附录在这里：

　　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记

　　胡公讳传字铁花号钝夫祖籍安徽省绩溪县八都上川幼而岐嶷天资敏慧恒游名儒门下肆力词章义理与三礼经济舆地之学同治四年岁科试屡列优等入郡庠食廪饩历官内陆十余载遍游东北及华中诸省以其志在四方故能精武事历险如夷克宏建树而为层宪所激赏争聘者固非偶然光绪十七年（公历1891年）九月得台抚余姚邵友濂奏调奉旨发往台湾差遣委用十八年二月到台三月奉抚宪委充全台营务处总巡十九年五月奉藩宪唐景崧牌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六月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屯二十年真除并以知府在任候补二十一年（甲午岁）马关条约割台议成诏臣工内渡适公患气病乃以军事交代统于是年闰五月初三黯然离东转赴安平六月二十五日自安平扶病登舟二十八日抵厦门寓三仙馆航行劳瘁缺于静养由是气益促病益剧终于七月初三日辞世

　　公居台三年有半服官勤谨夙夜匪懈遇事奋往不避艰险在州黎明即起力疾从公治军严明恩威并济皆敬畏设塾施教设税勾稽使游惰者不敢荒其田兼并者不敢隐其实摄篆虽仅两载其对政治之革新军务之整饬山胞之安抚学校之兴办以及厘订田赋税捐编查户口等措施胥有辉煌成就实一智勇兼备朴诚有为之良吏

　　公在任时并著有台东州采访修志册所记事迹多与本县掌故有关允为珍贵史料极有研读价值凡此诸端具征台东七十年来开发之促进民智之启沃而有今日之成规者乃公之流徽丽泽也饮水思源宜乎后人时兴仰止之忱

　　公生子四负国际盛誉学者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之（原名洪骍）博士即其第四公子学术湛深士林所崇民国四十一年首次由美回台与商国是随于年终亲来访问旧居数度欢谈辄认台东为其第二故乡语意亲切足多风义嗣因心脏病发不幸于五十一年二月亦告溘逝哲人云萎益增遐思邑人咸知胡公乔梓之贤清规具式临风向往实不胜低徊靡已爰将事镌之于碑藉垂永念

　　台东县兼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拓荣谨识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12月

　　(26)关于胡适父亲的传记，张经甫的《胡铁花先生家传》最详细。此传曾以《代序》的办法第一次披露在《台湾纪录两种》的上册。但是《台湾纪录两种》印数很少，早已绝版。所以我把它附录在后面：

　　胡铁花先生家传

　　先严讳传，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祖籍安徽绩溪县八都上川。先严幼而岐嶷，生三岁即不喜甘饵及衣履之红绿者。年十一，闻塾师为诸兄讲解，归辄能道其略。先伯祖星五公器异之，谓先大父曰：“吾家世业茶，然此儿慧，勿以服贾废读。”令从川沙庄砥廉先生游，学为诗文，闲犹佐先大父理世业，往来宣歙吴浙间。

　　咸丰十年，年二十，先妣冯太淑人来归。婚六日而粤寇陷县城，先伯祖挈家避歙之大谷瓮，留先严居守。二月，会村众败贼于张家桥，穷追至李家碓。先严素勇敢，至是习枪箭刀矛，益强有力；每日上山瞭贼，或草履负米，辄数十里。十一月，旌西贼大至，以二十一人驰击，歼一贼，搜得伪印，盖巨酋也。生擒三贼，验发短，纵之。时旁村皆蹂躏，移眷属于剪刀凹，据险守御，贼悉锐猛攻，辄败去。

　　十一年二月，土匪导贼由茶坞樵径来袭，抄剪刀凹之后，守者惊溃；挈家避大谷瓮，而西坑，而塔岭，每露宿山顶，觇贼所向而趋避焉。天霖雨，衣履尽湿，至秋，病疟几殆。自庚申春迄甲子夏，流离迁徙，屡濒于危者垂五年。

　　尤危者，同治元年正月，担米上竦岭，至山凹，雪厚三丈许，失足陷，担压颈不得上，虑失米，持袋力拔足出，雪崩而人随之堕，遇救幸免。七月，运货过鹅掌滩，舟触石沉水，几没项矣，力耸身出水面，攀树枝以免。

　　二年夏，邑侯娄公属先伯祖主义团，先严佐之。会郡军败，注力防南路，而送家属避西山，不意贼正由西山出，家属惊散，先严几不免，而先妣冯遂以此时殉节。

　　四年，贼退，补岁科试，入郡庠，食廪饩。十二月，先继妣曹太淑人来归。

　　先是，先伯祖以大宗祠毁于贼，谋重建而艰于集费，会疾笃以委先严。先严议曰：“多其取之方，少其取之数，则人易为力而乐从。”遂定丁口捐、铺户捐、工捐、辛捐之法。自同治五年迄光绪二年，往来劝捐采料，兼任劳怨者，凡十一年而工竣。又参订礼经，审定祀位，有改于旧；同族为异议者，相持汹汹，卒感先严之诚，降心相就。又于东西庑添建“彰善”“酬劳”两室，祀族之贤而有劳者，众情益大和；维四室之议，格于众不得行，识者惜之。

　　先严以其间游上海，师嘉善锺子勤先生。先生令肄业龙门书院，又师兴化刘融斋先生（熙栽）。院多高才生，名师益友，上下其议论；与平湖钱蔚也、桐庐袁爽秋（昶）、德清童米孙（宝善）、娄县沈约斋、宝山袁竹一（康）、上海张经甫（焕纶）、镇海胡宏庵诸先生切磋尤挚：益肄力于词章义理暨三礼经济之学，审问明辨，恒龂龂彻夜，不极其蕴不止：尤致意于舆地，手写图数十幅。刘锺两先生啧啧称誉。永康应敏斋方伯（宝时）、沅陵吴桐云观察争欲礼致先严，以学未丰婉辞之。先严为制萟，取法成宏以来暨国初诸老之文，岁科试屡列优等，省试数荐不售。同治九年庚午冬，以岁贡就职训导。

　　十年春，不孝洪骏生。十二年，闱后遭先大父之戚，由上海扶柩回籍，家居课子弟，督祠工，逮服阕，而工亦竣。复创修施谱，稿粗具，邑侯陈公请先严会诸绅整理东山书院，由是书院岁入倍常，乃增生童奖赏，聘泾县吴竹庵先生主之。光绪三年八月，不孝洪骓不孝洪駓孪生。先继妣曹于四年冬见背。六年，不孝洪駓出继先堂伯待聘公后。

　　先严素志四方，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必始东北。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族伯嘉言先生（善文）愿以三千金助三年游资。先严受二百金，留百金于家，携百金以行，时光绪七年七月也。抵京师，某钜公一见倾心，问曰：“东边避远，设游未徧而资罄，奈何？”对曰：“边军多淮人，资罄则投军充军吏或防勇，积半年饷，可复游。”某公壮之，作书介于吴太仆（大澂），请给护照。时太仆以防边驻宁古塔，谓先严曰：“边荒数千里无人烟，子孤身难以游历，可留我营，徐图之。”十一月，太仆阅边，檄先严随行，历也河三姓等处，坐马抓犁由牡丹江冰上行千余里。夜宿岸侧，寒甚，伐薪烧火以自暖。渴则凿冰取饮，饥则烘干粮为食。所至延老兵访形势，披旧图，正其讹缺。

　　八年三月，奉委赴东大山老林中编参户保甲，兼差十三道戛牙河地势。值吴公太夫人寿，以序文见赏。六月，奉派办文案。先严留行营，遇险难事，众所推诿者，辄毅然请行。而平居谦退，不以才智先人，吴公待之亦几如常客。一日，忽手一册示先严，则已以贤才专折特保，有“有体有用，实足为国家干济之才，不仅备一方牧令之选”等语。九月十五日，奉旨以知县留于吉林酌量补用。旋奉委赴三岔口办垦务，优给籽种，室庐流亡以集。

　　九年正月，檄赴珲春会俄员“廓米萨尔”勘黑顶子边界。先严访有抵俄间道，可备控制，议由此道往察其要领。会大雪失道，穿窝棘中不得出，衣履多裂，绝粮者三日。忽念水流必出山，乃沿溪行始出险，八月，请咨赴部引见。十二月到省，仍办垦务。

　　十年二月，奉将军希调回省，委审清讼盗案，二局积案一清；军宪希道宪顾（肇熙）俱激赏之，三月。奉委署五常厅抚民同知，兼理儒学。案多积牍，吏役莠民，因缘为奸，先严下车，首裁门役，汰猾吏，惩莠民，设梆大堂，民投诉者，击梆一声，吏出受词，先严坐二堂待之，手批口判无停晷，民走相告曰：“神君也，不可欺。”讼遂简。尤勤课士，选文授读，亲为指示，饷以大米饭。士走相告曰：“良师也，不可失。”争奋于学。境多马贼，慑先严威不敢逞，闻远出，率队骤攻城，而先严已先期归，集壮士得十三人，亲率以往，贼惊曰：“胡公归矣。”遂奔。

　　十二年二月卸任，留办荒赈，饮富民酒，倾宦囊创，富民争出金，赈款以集。躬履各村查散，途遇十数骑，猝然问：“谁何？”仆曰：“前官胡公。”曰：“真胡公耶？”相率罗拜去。去复还曰：“前途恶，公慎毋往。”既抵赈所，民骇曰：“公胡能来，未遇盗耶？”询盗状，则顷所遇骑也。军宪闻而喜之。忌者遂诬以侵贼款。道宪某公新莅任，未及察，适先大母讣至，先严涕泣请奔丧，不许。会厅属士子以试事来郡，集道署鸣冤，且具结以进曰：“胡公如有侵款，愿代赔缴。”军宪谓某公曰：“胡某何等人，而可疑耶？”某公亦悟，先严遂得归。诸生醵千金赠行，曰：“公资已罄，归将安赖？”却之，则曰：“公教我久，以此作贽脩，”固却之。乃密以券寄我家，丧赖以举。家居年余，念族多贫困，仿朱子社仓法劝族之有力者集资设胡氏义仓，维改加二还仓为加一，而以耗余赡尤孤苦者。

　　十三年，赴粤省省吴公，吴公留之。时吴公抚粤东，与制军南皮张公会札委勘琼州黎峒。时有献议制军，谓“黎峒富材木，生黎顽悍，宜剿辟其地可设十数县”；故有是命。先严议穿黎心察虚实，群以黎心瘴恶，无生还者，阻之；不听，有泣送者。十月由琼郡启行，历澄迈临高儋州入山，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既入山，生黎欢迎，跪献食，谓汉官自明海中介外未有至者。继出东山，转陵水，遂大病。蜀中席春畲太守（时熙）时以抚黎驻此，进石膏大黄以两计，数剂而愈；戒之曰：“子归郡必复病！坚俟吾来，勿服他医药。”遂道万州乐会会同定安而回琼州，果复病。巡道朱公雅相爱重，急延医诊之，病转剧。席公至，亲炙牛肉以馈，曰：“子病已去，特元气未复耳，饱啖之。”遂愈。然先严气体自是衰矣。抵省复命两宪，谓“生黎驯，不必剿；林木小，不足采：黎峒窄，不值郡县”；遂以病辞归。

　　十四年七月，服阂。八月，吴公移督东河，谓赴郑工，奉札赴泽荥十堡开厂购料，抢护险工。十月赴西坝头稽查进占土料数目。十一月改赴东坝头浇填土柜要工。先严治料则料精而价廉，督工则工坚而时速，吴公深倚之。河工旧习，以佞神为急务，糜费为故常，需时为慎重。吴公力排众议，维先严与幕中数君子实同之。十二月大工合龙，以异常出力奏保，奉旨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分发省份补用，并赏戴花翎。

　　十五年正月，请假归里，三月继慈冯太淑人来归。八月复赴河南，接办郑工善后工程。

　　十六年二月离工赴部，签分江苏，四月到省。是年河南防守大坝及善后案内蒙署河帅倪（文蔚）奏保，奉旨俟得缺后以知府在任候补。六月奉委办省城阊胥门外水陆总巡保甲局。

　　十七年五月调充省垣中路保甲总巡。先严夙夜在公，每日仅假寐片时。六月改委淞沪各厘卡总巡。时江苏厘务积弛，先严乘小轮舟往来梭巡，厘务大有起色，而商不加困，以积劳病脱肛，胀大而瓜，急切不得收，医治月余始瘥，盖气血益衰矣。十一月，不孝洪骍（适）生。先严以朴诚有为受知于抚宪刚子良中丞（刚毅）、藩宪黄子寿方伯（彭年）、臬宪陈舫仙廉访（湜），向用方殷，而台抚余姚邵公（友濂）又有奏调之请。九月奉旨着发往台湾差遣委用。十二月刚公奏请仍留江苏。奉旨“台湾差遣需人，著遵前旨发往”。

　　十八年二月到台。三月，奉抚宪委赴大嵙莰内山察看前敌军情地势。旋委充全台营务处总巡。二十三日由海道赴台南，登岸查阅防营，历安平凤山恒春，逾岭入后山，抵台东，直达花莲港。五月复回台南，赴嘉义，绕云林，入埔里社，出台湾县以达彰化；又过大甲溪，经苗栗入大湖内山以出新竹。六月回台北数日复出，历沪尾基隆澎湖沿海各要隘。七月复周历淡水新竹东境内山防番各要隘。八月复由北路逾岭入后山，经宜兰以达苏澳。查竣全台三十一营二十八哨，凡六阅月往来炎蒸瘴疠之中，从者皆死，先严亦由是有骨节疼痛之疾。

　　先严素精武事，校阅所至，拔其精良，教其不及，诸宿将皆惊服。九月委赴台南，提调盐务总局，兼办安嘉总馆。督总局者为臬道宪苏州顾公（肇熙），局设道署旁。先严在吉林时夙受顾公知，而受邵公之知亦由顾公，至是复得侍左右，甚喜。顾公亦倾心委之，张弛举措，请无不从。先严振领挈纲，不为苛细，宿弊为之一清。

　　十九年五月，奉藩宪唐（景崧）牌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六月委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屯。台东民少番多，番常出草杀人，先严至，召通事申明约束，皆戢伏不敢犯。维花莲港番负嵎梗命，先严指挥将士，设伏败之，亦戢。复设番塾，教其子弟，番人畏威而怀德矣。州民完粮，恒不及额之半，先严设税书勾稽之，游惰者不敢荒其田，兼并者不敢隐其实，征乃如额。州僻处后山，饷械恃陆运，恒缓不济急，乃预留各营截旷银，积有成数，即稟请购轮船以利军，事虽不果，议者伟之。是年以海防五年期满出力案内奏保，奉旨俟归知府班后，赏加三品衔。

　　二十年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以知府在任候补。先严治军严而有恩，所统各营屯，辖境几五百里，往来督视无虚日。初视事，汰其吸鸦片者。台军以辟瘴为名，将士吸者十七八。先严颁戒丸，限戒期，愿戒者留，不愿者资遣内渡。向例以领饷道阻远，发饷逾两月，先严提前一月，以廉俸垫给之，军情大欢。在州黎明即起，赴军中点卯毕，习步伐打靶，皆有常程。尝曰：“习之熟则猝遇非常，不致张皇矣。”六月东事起，课之益勤。以州滨海无障蔽，不足拒炮，乃迁治于阿里摆，因山为障，军民乃安。先严初出山即留意东北边，若逆料有今日之事者，以位卑不获预有展布，及是闻北军屡挫，念台东绝地，终不可守，维矢一战而死以报国。

　　二十一年春，属四家叔挈不孝洪駓等内渡，留不孝洪骓侍，曰：“吾死，尔归吾骨，不幸则父子同死，毋令全家俱殉也。”先严体素强，而遇事奋往，不避艰险，几死者数矣。中年体遂衰；自抵台南，即患脚气；海警起，劳瘁备至，足愈肿，左足尤不良。割台议定，诏臣工内渡，先严以军事交代统，携州印交安平忠令，于闰五月初三自州启程。中途两遇盗，社番闻之，突出数百人来救，得免。十二日脚肿渐退，而步履益艰。既抵安平，刘军门（永福）苦留相助，先严辞以病，不许。六月十八又患泄泻，继以下血，益不支，双足俱不能动，刘公始放行。二十五日扶登舟。二十八日抵厦门，寓三仙馆，手足俱不能动，气益喘。七月初一发电上海，促介如四胞叔措资来厦。初二日接回电，心稍慰，饮薄粥一碗，沉沉睡去。至亥刻，气益促不能言，延至初三日子时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呜呼，痛哉！先严生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历1841）二月十九日，卒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七月初三。享年五十五岁。先严遗著，著有诗文集四卷！钝夫年谱四卷，日记若干卷，稟启存稿若干卷。均未印行。

　　儿子胡洪骏、洪骓、洪駓、洪骍（适）谨述

　　右家传一卷，依据先父老友张经甫先生（焕纶）当年代我们兄弟四人所撰行述的原文，稍有增节，但无大改动。张先生撰此文在光绪乙未（1895），到今天已是五十六年。五十六年中，我家兄弟四人止剩我一个，我也是六十岁的人了。今天整理家传，将寄去台北付印，敬记其后。

　　胡适 中华民国四十年1月19日

　　这一章中引证胡传的话，没注出出处的，都是根据他的《台湾纪录两种》。《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5月20日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为《台湾丛书第三种》，线装上下二册（由胡适、罗尔纲合校编）。此书包括：

　　一、序言（黄纯青）

　　二、胡铁花先生家传（代序，张经甫）

　　三、台湾日记（卷一至卷八）以上上册。

　　四、台湾稟启存稿（卷一至卷三）

　　五、编校后记（毛一波）以上下册。

　　这书因为“日记”与“稟启”两者是分类印的，稽考不便，由于方豪的建议！胡适乃按照日期，合编为《台湾日记与稟启》三卷（1960年3月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版，为《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平装上下二册）。

　　到了1961年1月，台东县文献委员会又将“日记”中有关台东县的部分（光绪十九年五月至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单印为《清代州官胡传台东日记》（线装一册，为《宝桑丛书》第二种，前有台东县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拓荣的绪言）。

　　此外，胡传在光绪二十年（1894）编成《台东州采访修志册》（已详注(13)）也是重要参考材 料。关于胡传的日记与稟启，毛子水有一段话颇为平允：

　　……这虽然是一位地方官的日常生活和公事的纪录，但从这纪录里，非特可以看出清代末年政治和军事一部分的情形，亦可以知道当时少数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态度，以及一个实事求是的读书人对于改进政治的措施。这倒是很值得读的一部传记类的书。（《台湾日记与稟启》弁言，1960年3月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版）

　　张经甫代撰《胡铁花先生家传》记胡传著作，“有诗文集四卷，钝夫年谱四卷，日记若干卷，稟启存稿若干卷。均未印行。”其中日记与稟启存稿的绝大部分已经印行。诗文方面，胡适曾一再引用他父亲的一句诗——“水必出山无可疑”来说明实验主义：

　　在我父亲的诗集子里面有一首诗，讲他在东三省吉林的时候，奉命办一件公事，连人带马都在大森林里迷失了路，三天三夜都没有方法走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思想，因为当前的行动发生了障碍。我父亲在诗里面就说他怎样想法子找路出去：有人爬到树上去看，只见四周茫茫无边的树木：在地上也找不出路来，也找不出牛马的蹄痕。这两个办法都不行。这时候，我父亲想到古书上讲过：在山林中迷了路时可以找水；跟着水去找，必定可以出山的。大家就四下去听；听到有水流的声音，果然找到了一条水；跟着水走，居然出险。他诗里面有一句“水必出山无可疑”，就是指的这回事。（华国版《胡适言论集》甲编第84页。另参看《胡适文存》卷二《实验主义》六《杜威论思想》及Living Philosophies pp. 235-236）

　　此外，胡传楷（不归）曾发表胡传的《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9月出版）；胡适又发表以他父亲的《记台湾台东州疆域道里地方情形并书后》（《大陆杂志》第三卷第十二期，1951年12月台北出版。胡适校写，方豪后记）。

　　在年谱方面，胡适透过潘光旦，发表了《一本有趣的年谱》（《新月》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作为纪念。又：方豪先生把胡适在1951年8月17日给他的信借给我用，信里有一段说：“（先人自定年谱编到四十一岁为止，余十四年，我拟用日记与诗文稟启补编。）别人编年谱远不如本人自己编年谱，故我用诗文稟启编入日记，或为弥补此缺陷。此即先生所指示之方法。”

　　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丛考》（1943年8月重庆正中书局版）的《自序》里，曾提到他在民国十九年给胡适的父亲编遗集的事，他描写胡传的稿本，颇可看出胡传的一面，也可看出当时“老前辈”们的一面：

　　老前辈珍惜物力，和我们现代人浪费纸张的习惯不同，在一张纸上，写上蝇头的小字，有时写了纸面，又写背面，而且，都是底稿，往往有改动的地方。……我从这一年的夏天起，直到第二年的春末夏初止，才把这部大著作的原稿抄完。

　　罗尔纲又在《师门辱教记》（1944年桂林建设书店版，又1958年12月胡适自印本，改题《师门五年记》）里，介绍胡传和他的遗著说：

　　铁花先生是清代一位地理学者。他初从三品卿衔吴大澂到吉林防边，大澂升任广东巡抚，他又到广东来，后来大澂转任河道总督，他又去黄河办理河工。其后在江苏候补。到了光绪十七年（1891年），又给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到台湾去。甲午（1894年）中日战起，时铁花先生任台东州知州，明年，清廷战败，割台湾，铁花先生还死守台东不退，至力竭始归国，道卒。铁花先生一生，东北到了吉林极边，南到海南岛，东到台湾，足迹所至，对地理学上多所订正。他又是个精干廉明的人，光绪间中俄交涉，中葡交涉，黄河河工，中日战争诸役，铁花先生均身与其役。此外在广东时北往韶关，西往梧州考察关税，南往海南岛检阅军队，在台湾时，巡视全台军政。凡所经历，都有书牍报告政府，并有日记详载其事。故铁花先生全集，除了地理学的论文有他的学术上的价值外，其全部记载，乃光绪间一部有关外交的、内政的、军政的、河工的史料。他的全部遗集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稟、书启、日记六种，约有八十万字。要抄录这部巨著，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工作。因为铁花先生当时太忙了，他的遗稿不曾经过謄正，他又很喜欢修改文章，在他的底稿上，东涂西改，左添右补，煞是难看。抄写的人，除非十分小心，并且有耐性，是抄不下去的。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可怜的小寡妇（1873-1918）

　　他死后，剩下了她。

　　他，跟她是同乡①。

　　他，比她大三十二岁②。老夫少妻，她嫁他时才十六岁。那是七十年前（1889）的事。

　　整整九十年前，她生在穷苦的农家。她若活到现在，跟她的安徽老乡，总统府资政许世英同岁③。所以，我们若想像她多么老，只要将男做女，看看许世英就行了！

　　她的父亲叫冯金灶（振爽），顾名思义，自然是乡下人。他本是太平天国的逃兵④，跑回被烧得精光的故乡，立志重建家园，他做自耕农，也做佃农，兼做裁缝。

　　他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女儿。生女儿，自然违背中国重男的传统，所以给她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冯顺弟”⑤，“顺弟”者，“顺”流而下来个“弟”弟也！⑥

　　顺弟“面貌并不美”，“圆圆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可以“头发一直拖到地”⑦！

　　按照家乡的规矩，女孩儿家在十三四岁时候就该定了亲，可是她一直拖到了十六岁，才给胡传大官人做填房，——由“种田人家的女儿”摇身一变为“官太太”，并且，“做填房可以多接聘金”。

　　前面说过，胡传有“克妻”的命，一连两个老婆都被他“克”死了。所以，这次冯顺弟嫁给他，多少是有点“冒险”的。如果她是太妹，可能她心里不服气：“怎么？要克老娘吗？你克克看！”

　　不管怎么假设，反正她“贏”了！并且“赢”得很快，结婚以后六年四个月零十天，她的老伴儿就宣告不支倒地，那时候胡适的正式年纪是三岁八个月零五天，据他回忆——这是他最早的回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她听见读信人读到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 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⑧。

　　于是，冯顺弟做了小寡妇，她那时候，虚岁才二十三。

　　二十三岁做寡妇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她一做就是二十三年！

　　另外一件“巧合”是，在他们县里，二十三岁就开始守寡的多得出奇，光在1439到1810的三百七十年间，就有过七十四个⑨！

　　这二十三年的守寡期间，她唯一的爱情的回忆，就是那段“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

　　结婚后不久，我父亲把她接到上海同住。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亲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藉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⑩，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11)。

　　除了这唯一的回忆以外，这位小寡妇就面临着漫长的、没有止境的痛苦岁月，她在二十三年的守寡日子里，历经了抚孤、忍辱、耐穷、借债、分家、重病、死父亲、死母亲、死妹妹、死弟弟、死女儿、死长子、死三子、死长孙。……这一切苦痛都是人生里的重要折磨(12)。

　　对一位小寡妇来说，抵抗这一切折磨的办法，莫过于她对自己亲生的“一点骨血”的希望，这点希望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这“一点骨血”，就是胡适之。

　　她在胡适之二十七岁那年，死在安徽老家。这时候，她已经很满意的看到她的儿子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她的遗憾也许是：在她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她只跟丈夫过了六年四个月；只跟儿子过了十二年六个月，这真不能不说不苦命！

　　她的死，带给胡适痛苦的遗憾(13)，带给他一首诗(14)，也带给他一次丧礼改革(15)。

　　如果她的墓志铭也用白话来做，那么，下列的句子可以参考：

　　这是胡传太太冯顺弟女士的墓。

　　她生在经营不善的招商局成立那年（1873）；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那年（1918）。

　　她跟梁启超、徐锡麟(16)、黄兴（克强）同年生；与苏玄瑛（曼殊）、陆龙（在田）、程壁光同年死。

　　她的丈夫的第一号前妻死后十年，她才出生。

　　她的丈夫的第二号前妻，给她留下了三男三女。

　　她结婚后第三天，大儿子也结了婚。

　　大女儿比她大七岁。

　　大儿子比她大两岁。

　　三女儿只比她小两岁。

　　二、三儿子是双胞胎，各比她小四岁。

　　她十六岁起做晚娘——好难当的晚娘(17)。

　　她被儿媳妇欺负了，只偷偷的流眼泪。

　　她吃一块豆腐，也要登记一次(18)。

　　她为了治弟弟的病，把自己胳膊上的肉割下一块来(19)。

　　她自己只生了一个儿子，但却是一个好儿子。她似乎很讲究优生学。

　　为了教育儿子：

　　一、她常常拧儿子的肉。

　　二、她给老师红包——用特别待遇来使她的儿子特别。

　　三、她送儿子到外埠求学，不掉一滴眼泪。

　　四、她病得要死，却不许人家告诉她的儿子(20)。

　　五、她借钱为儿子买书(21)。

　　最后，她还为儿子订了终身大事，使她的儿子在婚姻问题上，做了一个“保守主义者”(22)(23)。

　　①胡适的父亲是安徽绩溪八都上庄人；母亲是绩溪七都中屯人。

　　②胡适的父亲生在1841，母亲生在1873，父亲比母亲大三十二岁，结婚那年是1889，按中国算法多加一岁，男方四十九，女方十七。胡适在《四十自述》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里，三次都提到他父亲当时是“四十七”岁。认为他父亲比母亲“大三十岁”，这都是很粗心、很可笑的错误。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毛子水《胡适传》都跟着错了（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 pp. 237-238里也错做大三十岁，父年四十七岁）。

　　③许世英是安徽秋浦县（今至德县）人。他“不辜负胡适之先生以及爱护我的朋友的期望”，总算开始写《许世英回忆录》。他说他生在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并两次提到是公元1872年（《人间世》第五卷第一、二，1961年1、2月台北出版），这都是不对的。同治十二年应该是1873，若按1872做基点算，则该是同治十一年（1936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出版的Who's Who in China, fifth edition中说他生于1872，如果这样，他该比胡适的母亲大一岁。总之，他似乎老得不能记忆他生在哪一年了）。

　　④请注意前面所说的胡传“一人抓过三个洪秀全的兵士”的事。而他绝没想到，他后来的老丈人，竟是“洪秀全的兵士”——“长毛贼”！

　　⑤在姓名上雌雄易位阴阳颠倒，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把戏之一。古史中的女娲、息姑、石曼姑，孟子中的冯妇，庄子中的偊女高，战国策中的女阿，史记中的女防、徐夫人，汉书中的丁夫人，后汉书中的鲁女生，三国志中的暨艳，晋书载记中的耆婆，宋书中的女生，梁书中的仙婢，唐书中的五娘，五代史中的婆儿，砀山县志中的刘玉媛等等，统统都是男人！另外，古史中的嫘祖，汉书中的赵子儿、君孺、少儿、少夫、后汉书中的鲁班，南史中的兴策、次男、荣男、惠男、要儿、金史中的崔哥、定哥、石哥等等，又统统是女人！

　　⑥他竟如愿以偿，后来有了一个儿子。

　　⑦这是胡适《我的母亲的订婚》里的话。汤尔和说他在这里“暗用‘发长垂地’的典故”，见胡适《丁文江的传记》（中央研究院版；台北启明书局版）第76页，如果是真的，那他触犯了 “八不主义”中“不用典”的诫。

　　⑧《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⑨这是我根据1963年2月台北市绩溪同乡会印的《绩溪县志》统计出来的。

　　(10)胡适死后，1962年2月25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他母亲……was an illiterate peasant who was never able to read a line of her son’s voluminous writings. ”若照胡适说，则她的母亲可以“to read a line”！

　　(11)《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12)《先母行述》（《胡适文存》亚东版卷四，《胡适文存》有上海亚东版和台北远东版，我在评传中全用亚东版）。

　　(13)在《先母行述》中，胡适有这样三十六个字：

　　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14)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一期和《新潮》第1卷第2期（1918年2月1日北京出版）里，发表《十二月一日到家》一诗纪念他的母亲（后收入《尝试集》，改题《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便心头乱跳，遥知前面，老亲望我，含泪相迎。“来了？好呀，——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朝——

　　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

　　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云散烟消！——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她那一声“好呀，来了！”

　　关于这首诗，参看《胡适文存》卷四《我的儿子》中胡适答汪长禄的信。

　　(15)胡适本来预定在1918年11月27日在北京“通俗讲演所”演说《丧礼改良》。可是11月23日他的母亲就死了，他只好自己先去实行“丧礼改良”了。他在母亲死后第二年，写了《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第六卷第六期，1919年11月1日北京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16)必须带一句：凡是看过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5月商务版）中“附表”的人，一定会奇怪我在这儿为什么不比较另一位革命先烈——蹈海而死的杨守仁（笃生）的生年？照钱穆的说法，杨守仁也是这年生的。其实这是很不可原谅的错误，任何有点现代史训练的人都知道杨守仁不生在这一年！

　　(17)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 里说：“My mother's greatest gift was forbearance.”（P. 238）随着他列举他母亲忍耐的本领。他在《先母行述》中也提到：

　　先母内持家政，外应门户，凡十余年。以少年做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其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先母一一处之至诚至公，子妇间有过失，皆容忍曲喻之；至不能忍，则闭户饮泣自责；子妇奉茶引过，始已。

　　在《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里，他有更逼真的描写：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家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教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作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嫂嫂的“生气的脸”和妈妈的“格外容忍”，在小胡适的心坎里头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他日后的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8)《先母行述》曾记胡适如何登记“一块豆腐”：

　　先母自奉极菲薄，而待人接物必求丰厚；待诸孙皆如所自生，衣履饮食无不一致。是时一家日用皆仰给于汉口上海两处商业，次兄觉往来两地经理之。先母于日用出入，虽一块豆腐之细，皆令适登记，俟诸兄归时，令检阅之。

　　(19)胡适在《先母行述》中说：“先母爱弟妹最笃……闻俗传割股可疗病，一夜闭户焚香祷天，欲割臂肉疗弟病。……俟舅既睡，乃割左臂上肉，和药煎之。”这种愚昧，在中国民间起源甚古。最早的记载是唐朝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其他在《新唐书》（第九十五卷）、钱易《南部新书》、《宋史》（第四百六十卷）、《元史》（第九十八、二百卷）、《元典章》（第三十三卷）、《事林广记》（壬集）、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礼部志稿》（第二十四卷）、《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四百三十卷）、无名氏《孤树裒谈》（第二卷）、方苞《刘烈妇唐氏墓表》、郑醒愚《虞初续志》（第一、二卷）、吴德旋“初月楼闻见记”（第二卷）等等，都有这一类的记载，举不胜举。日本桑原隲藏对这个愚昧风俗曾有专文研究（见他的《东洋文明史论丛》第202-210页；及《东洋史说苑》第340、341页，在上面我所列举的文献里面，后四书是桑原隲藏没注意到的），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史、思想史、民俗史和医学史里头的重要项目。

　　(20)《先母行述》有一条很动人的故事：

　　辛亥之役，汉口被焚，先长兄只身逃归！店业荡然。先母伤感，病乃益剧。然终不欲适辍学，故每寄书，辄言无恙。及民国元二年之间，病几不起。先母招照相者为摄一影，藏之，命家人曰：“吾病若不起，慎勿告吾儿；当仍请人按月作家书，如吾在时。俟吾儿学成归国，乃以此影与之。吾儿见此影，如见我矣。”已而病渐愈，亦终不促适归国。适留美国七年，至第六年后始有书促早归耳。

　　(21)《胡适留学日记》（商务版，即亚东版的《藏晖室札记》）第四卷第二则《母之爱》（1914年3月12日）：

　　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八十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22)我在后面的评传中，会详细说明这一点。

　　(23)关于胡适的妈妈的主要材料，除了《先母行述》《我的母亲的订婚》《九年的家乡教育》等以外，可参看1938年12月美国新泽西州出版的The Bulletin, published by the Woman's Club of Upper Montclair第14卷第3号：Two Poems by Hu Shih, English veree renderings by Mabel I Ives, 1，22, Subtitle：My Mother。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半个台湾人（1891-1895）

　　——胡适也是“阿海”吗？

　　可怜的县太爷死后，剩下了可怜的小寡妇，和小寡妇身边的小儿子。

　　小儿子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①，在上海大东门外②。他生的那天，郭嵩焘才死了一百五十七天，罗威尔（J·R·Lewell）才死了一百二十七天，孙科才生了一百一十七天。这一年，光绪皇帝死了老子，李鸿章死了老婆，袁世凯死了妈妈。

　　这一年，俄国开始筑西伯利亚铁路，满洲皇帝开始学洋文，中国大臣开始提议制造火柴，康有为刊成了他的《新学伪经考》。

　　这一年，是英国“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的头儿纽曼（J·H·Newman）死后第一年，是荷兰割耳朵的画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死后第一年，是“吾生唯知猛进兮”③的乐观诗人勃朗宁死后第二年。

　　这一年，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物还在世，或才出世不久，列一个对照表看看④，是很好玩的：

　　出生/大于胡适岁数/外国/中国

　　1804/87岁/欧文（Richard Owen）

　　1805/86岁

　　1806/85岁

　　1807/84岁/董恂（忱甫）、陈英豪（绍荣）

　　1808/83岁/潘遵祁（觉夫）

　　1809/82岁/格兰斯顿、丁尼生

　　1810/81岁/沈用熙（薪甫）

　　1811/80岁

　　1812/79岁/涂宗瀛（朗轩）

　　1813/78岁/黑格尔/史萝兰

　　1814/77岁/高学治（宰平）、孙衣言

　　1815/76岁

　　1816/75岁

　　1817/74岁

　　1818/73岁/冯子材

　　1819/72岁/罗斯金、维多利亚女王、惠特曼/徐桐

　　1820/71岁/恩格斯、南丁格尔、H·斯宾塞/沈葆桢、李鸿藻

　　1821/70岁/俞樾

　　1822/69岁

　　1823/68岁/李鸿章

　　1824/67岁/小仲马

　　1825/66岁/T·H·赫胥黎

　　1826/65岁

　　1827/64岁/孙家鼐

　　1828/63岁/易卜生、L·N·托尔斯泰/容闳、黄以周

　　1829/62岁/李慈铭

　　1830/61岁/C·G·罗塞蒂/刘坤一、翁同龢

　　1831/60岁/石达开

　　1832/59岁/E·阿诺德/赵烈文、王闿运（壬秋）

　　1833/58岁/A·诺贝尔/张之洞

　　1834/57岁/阿克吞/陆心源、李文田

　　1835/56岁/吴大澂

　　1836/55岁/刘铭传

　　1837/54岁/史文朋/张荫桓

　　1838/53岁/海约翰、大隈重信/武训、薛福成

　　1839/52岁/亨利·乔治、J·D·洛克菲勒/洪钧、马良（相伯）

　　1840/51岁/都德、T·哈代、罗丹、左拉/吴汝纶、杨守敬

　　1841/50岁/克里蒙梭、O·W·赫尔姆斯/陆润庠

　　1842/49岁/克鲁泡特金、伊藤博文/王先谦（益吾）

　　1843/48岁/丁谦

　　1844/47岁/E·加本特、法朗士、尼采/缪荃荪

　　1845/46岁/夏德（Friedrich Hirth）/樊增祥

　　1846/45岁/倭铿/袁昶

　　1847/44岁/A·G·贝尔、T·A·爱迪生/张百熙

　　1848/43岁/孙诒让、黄遵宪、陈宝琛

　　1849/42岁/爱伦凯、巴甫洛夫、斯特林堡、西园寺公望/盛宣怀、杨深秀

　　1850/41岁/莫泊桑、R·L·史蒂文森/皮锡瑞、柯绍忞

　　1851/40岁

　　1852/39岁/廖平、林纾（琴南）

　　1853/38岁/张謇、严复

　　1854/37岁

　　1855/36岁/犬养毅、头山满

　　1856/35岁/弗洛伊德、萧伯纳、王尔德、T·W·威尔逊/文廷式

　　1857/34岁/吉辛、普列哈诺夫/徐世昌、刘鹗、杨锐、辜汤生（鸿铭）

　　1858/33岁/G·赫普特曼、T·罗斯福、坪内逍遥/李盛铎、冯国璋、康有为、易顺鼎

　　1859/32岁/杜威、柏格森、霭理士、浩斯曼、凡勃伦（T·Veblen）、尾崎行雄/袁世凯、刘光第、梁鼎芬、梁济（巨川）、王照（小航）、唐绍仪（少川）

　　1860/31岁/杰斯拍森（Otto Jespersen）、柏德罗斯基、契诃夫/汪康年

　　1861/30岁/R·N·泰戈尔、怀德海/端方、詹天佑、严修

　　1862/29岁/梅特林克、A·斯坦因、 E·A·威斯特马克

　　1863/28岁/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福特、劳合乔治、桑塔耶那/宋衡（平子）

　　1864/27岁/马克斯韦伯/丘逢甲

　　1865/26岁/吉卜林、鲁登道夫、叶慈、石井菊次郎/谭嗣同、唐文治、夏曾佑、吴敬恒、段祺瑞

　　1866/25岁/J·R·麦唐纳、罗曼罗兰、H·G·威尔士、内藤虎次郎、高楠顺次郎/吴沃尧、禹之谟、孙文、罗振玉

　　1867/24岁/杜里舒、托斯卡尼尼、E·道孙、J·P·摩根、夏目漱石/唐才常、董康、张一麐

　　1868/23岁/德富芦花/蔡元培、章炳麟（太炎）、陆皓东

　　1869/22岁/甘地、纪德、马提斯/陈千秋、梁士诒

　　1870/21岁/阿德勒（Alfred Adler）、巴鲁克（B·Baruch）、库普林、列宁、R·庞德、鸟居龙藏/高凤谦（梦旦）、杨宗仁（笃生）、陆征祥

　　1871/20岁/德莱塞、麦独孤/徐谦

　　1872/19岁/B·罗素、幣原喜重郎/传增湘（沅叔）、李刚己

　　1873/18岁/徐锡麟、梁启超、张国淦、李书城、高步瀛、蒋维乔

　　1874/17岁/W·丘吉尔、毛姆、H·C·胡佛、弗洛斯特、芳泽谦吉/黄兴、吴虞（又陵）、张伯苓、丁惟汾、张人杰、吴佩孚

　　1875/16岁/汤姆士曼、A·史怀哲、广田弘毅、宇野哲人/秋瑾、林旭、陈天华、杨度、黄纯青、沈钧儒、王季同（小徐）

　　1876/15岁/司徒雷登、杰克·伦敦、阿登纳/吴樾、居正、林长民、章宗祥、谭延闿

　　1877/14岁/托洛茨基、赫西（H·Hesse）/陈其美（英士）、王国维、江庸、颜惠庆、施肇基、汤尔和、齐如山

　　1878/13岁/桑德堡、有岛武郎、吉田茂/秦鼎彝（力山）、廖仲恺、胡朴安、金梁、高鲁、陈炯明、章鸿钊

　　1879/12岁/爱因斯坦、斯大林、福里斯特（E·M·Forester）、河上肇/史坚如、柳诒征、陈独秀、胡汉民、黄炎培、陈垣、吴禄贞、于右任

　　1880/11岁/O·史宾格勒、L·史特拉齐、L·邓肯、麦克阿瑟、G·C·马歇尔、厨川白村/赵声、徐树铮、叶恭绰（誉虎）、易培基、章嵚

　　1881/10岁/毕加索/史坚如、马和（君武）李煜瀛（石曾）、周树人（鲁迅）、孔祥熙、章士钊、陈汉章、王宠惠、张知本

　　1882/9岁/房龙、F·D·罗斯福/何成濬、蔡锷、宋教仁、蒋方震（百里）、王正廷、沈尹默、张继、许寿裳、谌湛溪、郭秉文

　　1883/8岁/亚斯培、山额夫人、墨索里尼、高田保马/周诒春（寄梅）、叶楚伧、黄郛、阎锡山、汪兆铭（精卫）、江亢虎、李协（仪祉）

　　1884/7岁/蒂斯代尔（Sara Teas Dale）、杜鲁门、伊诺努/马宗汉、刘师培、苏玄瑛（曼殊）、刘道一、吕思勉、吴忠信、马叙伦、马寅初、吴鼎昌

　　1885/6岁/D·H.劳伦斯、莫瑞亚珂、范杜伦（Carl Van Doren）、杜兰特（W·Durant）、武者小路实笃/林文、朱大符（执信）、邹容、邹鲁、周作人、高一涵

　　1886/5岁/R·徐满、田立克、本间久雄、佐野架裟美/胡彬夏、黄侃（季刚）、任鸿隽（叔永）、张嘉森（君劢）、朱经（经农）、陈大齐

　　1887/4岁/佩斯（Sr·John Perse)、摩尔（M·Moore）、重光葵/熊成基、焦达峰、钱玄同、蒋梦麟、蒋中正、陶履恭（孟和）、张星烺、金邦正（仲藩）、王伯秋、丁文江、王云五、柳亚子、胡宣明

　　1888/3岁/曼殊斐儿、E·G·奥尼尔、T·S·艾略特、杜勒斯、小泉信三/张群、顾孟余、黎照寰、罗文干、吴铁城、王星拱、张嘉璈、邓家彦

　　1889/2岁/卓别林、汤因比、J·R·尼赫鲁、高本汉、李普曼、希特勒、菊池宽/李大钊、彭家珍、梅贻琦、翁文灏、何应钦、周鲠生、夏奇峰、李书华、李培恩、秉志（农山）、胡博渊、郭泰祺、张奚若

　　1890/1岁/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莫洛托夫、巴斯特纳克/戈公振、竺可桢、何炳松、徐新六、黎锦熙、周象贤、陈博生、戴传贤

　　1891/同岁/沙资伯格、爱伦堡、久米正雄、高桥龟吉/刘复（半农）、龚德柏、卫挺生、林损、艾伟、唐钺（擘黄）、孙科、胡达

　　胡适生到这个世界里来以后，成了这个家族里最光彩的一员——这个家族里的人大部分都不长寿，也没大“出息”，并且还爱得怪病：有的聋哑、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四肢残废。最怪的是：胡适竟还说他的侄儿们“皆颖悟可造”。⑤

　　这一家子的谱系，可以列表如下：

　　胡适一家子的谱系

　　胡星五——胡奎熙——胡传（铁花）1841-1895，活了五十四岁。

　　冯夫人？-1863，死于太平天国之乱。

　　曹夫人？-1878，死于痨病。

　　长女（大菊）1866-1915，活了四十九岁。嫁给姓张的。胡适的妈妈说“吾家大菊可惜不是男子。不然，吾家决不至此也。”

　　长子（嗣稼，又名洪骏，号耕云）1871-1915，活了四十四岁。在他姐姐死后第二天，也死了。他一生糊涂，抽鸦片，赌钱，死得很惨。长子（思明）1898-1917，活了十九岁。次子（思齐）1907-，八岁起聋哑，三十五岁时尚在上海经商。女1892-，嫁给姓程的。

　　次女从小抱给人家，嫁给姓曹的。

　　三女*嫁给姓周的，丈夫是鸦片鬼，也是小说迷。

　　次子（嗣秬，又名洪骓，后改名觉，字绍之）1877-1919，活了四十二岁。长子（思聪）1899-1923，活了二十四岁。次子（思敬）1910-1935，活了二十五岁。得精神病，暴死。三子（思猷，改名评），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患吐血病，在胡思永死后，过继给三叔，后来自己亲生的两个哥哥死了，又改兼祧。

　　三子（嗣秠，又名洪駓，后字振之，和嗣秬是双胞胎）1877-1904，活了二十七岁。过继给伯父胡珍。独子（思永）1902-1923，活了二十一岁，手足瘸，遗著《胡思永的遗诗》（亚东版）。

　　冯夫人（顺弟）1873-1918，活了四十五岁。死于喘疾和庸医。

　　四子（嗣穈，又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1891-1962，活了七十一岁。长子（思祖，改名祖望）1919-复（仔仔）1955-，得了小儿麻痹，现在美国。做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经济专员。次子**（思杜）现在大陆（被共产党逼他写《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说胡适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女（素斐）早夭。她死后一年半，胡适“在三万里外哭她一场”。

　　*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 p.236里说他父亲二娶后有三男四女，可能有一个女儿早夭了。

　　**李书华在《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大陆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期，1962年5月31日台北出版）中说：“长公子名祖望，取‘祖母望孙’之意；二公子名思杜，取‘思念杜威’之意（根据适之在纽约谈天时向我所述）”。我倒觉得胡祖望的命名和他们的安徽老乡全祖望不无关系。

　　从这个表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家族中已去世的，除了胡适以外，缺乏长寿的人。胡适大概感觉到他这个家族里缺乏长寿的人，所以他特别祝福给他的孙子胡复（仔仔）。他在给梅贻琦的祝寿论文里，特别写出：

　　四十八年5月15日早晨2点半写完，今天是我的孙子仔仔的四岁生日，我把这篇论文献给清华学报，祝贺梅月涵先生七十岁生日。我盼望我的孙子也能像我的老朋友一样的长寿⑥！

　　而在他自己所有的金石印章里，也有“胡适长寿”等印文。在他去世前十个月，他从台大医院被“推”了出来，就“对记者表示希望再活十年”，并认为这十年是“拣（捡）来的十年”⑦，大概他发现他已经远远的打破了他的家族长寿纪录了！活得也差不多了！

　　在第一章里，我们就知道了：胡适生下来后六十四天，他的父亲就被派到台湾去。当时他父亲没带家眷，所以胡适和他母亲搬到川沙，在川沙住了一年⑧。

　　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二十六日（4月8日），胡适的母亲、四叔介如、二哥嗣秬、三哥嗣秠和胡适自己（还有老妈子）一同到了台南。

　　那时候胡适还不到一岁四个月。他先住在台南。住了九个月零十一天。住的地方是台南“道署”附近，就是现在台南市中区永福路北段永福国民学校⑨，他当时做梦也想不到，在七百一十八个月以后，他居然“游子归来”，在面目全非的旧居旁边，做了感慨无限的凭吊！

　　这次凭吊，衡五在《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胡适之先生台南访旧追记）》⑩里有详细的记述，我节略如下：

　　中华民国四十一年12月26日。……10点钟左右胡先生来了，汽车停处，胡先生下车，后面跟着一大堆人，永福国校的林校长扶着一位优雅的小女朋友向他献花，照相的人多半蹲着身子拍照，小朋友们鼓掌欢呼，其他的人则趋前欢迎……

　　……林校长等人向他献旗送纪念物，一样又一样地，他诚恳不断地说着：“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接着胡先生从桌子上拿起那束花送给叶市长说：“叶市长，我花不好带，我把它送给你的太太，麻烦你带上。”

　　胡先生走出了校长室，走到操场，场边排着一长列的小朋友，他们一齐鼓掌对他欢呼……这场面很使胡先生感动，他频频向孩子们摆手，连声谢谢。今天真可说是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声音欢悦地响着，其实此时此地与孩子们的声音相呼应的胡先生，在六十年前在这同一地方也是个孩子，而且是更小的孩子，他那时是个孤独的盐务提调的少爷，是缺少同伴听不到这样欢悦的声音的……

　　走过操场，胡先生被导引到一个方方朴陋的老楼房里去。这是前清台湾道署遗留至今未毁的一个仅存的房子，它在这个学校里，本来因为位置最偏、光线最坏，所以一向就被当做仓库。……不管它是不是胡先生的旧居，总算是道署旧物，应该与他有关系。于是清理打扫，教它飞上枝头，挂起“胡适纪念馆”的招牌来……

　　参观以后，就是照相的节目，接着又植树，种了一棵榕树。

　　种完树，胡先生的节目是题字。他走到题字地方的帐幕前，看到帐幕上印着“爱鸠会”三个字，就问叶市长那幕上鸠字的意义。经过叶市长的解释，他才知道日本人是把鸽子叫鸠的，这可看出胡先生“每事问”的精神。在永福国校中，他问人的远比人家问他的多。题字算是胡先生访问故居中最重要而严肃的节目了。纸笔墨早已准备好，胡先生走到幕内提起笔来，沾墨略加思索，便在纸上写上“维桑与梓”四个字。笔太粗了，当他沾墨再要写下去时，一点墨滴在“维”字的左上角边了，洇了一块。这时候他叫人拿来小刀，把洇了的那一截亲自割去（一位教师接去那割去的纸要揉时，旁边的几个人马上不约而同地出声禁止，那位教师也才觉得那一片纸的贵重，而收了起来，这真是他意外的收获）。他换了一支较小的笔重新题上“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八个两寸见方的字，站在他后面的他的一个朋友，看了连声赞美他典故用得确当。……胡先生写字时全收敛起笑容，左手还执着他刚才割纸的小刀，聚精会神地在题字。……他写完“兄”字，不意又重复了一个“兄”字，他的一个朋友叫他换纸，他说不必，略一停顿便把“兄”字改成看不出别扭的“弟”字了。写完了，永福国校的家长会长黄伯禄先生又拿来一张纸请题，这回他毫不思索，大大地题上“游子归来”四个大字。从这两幅字，我们可想象出此时胡先生怀念故居的恭敬。同时也可知道这桑梓旧地一定教他怀念他那为官干练而不贪的父亲，和那发长垂地是他慈母又兼严父的母亲。

　　胡先生最后为一个教师签名，就结束他故居的访问，和排在小朋友行列中的永福国校的级任导师们一一握手言谢，也抚摸过不少可爱的小朋友，临别时他显得有点留恋。

　　如同来时一样地，在孩子们的鼓掌欢呼声中，胡先生带着笑容走了，这时是10点45分。……(11)

　　小时候的胡适由台南移住台东，在光绪十九年十二月。那时候，已经是1894年1月了。在他父亲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1894年1月20日）

　　内子及子侄辈偕朗山侄汉生弟并领饷差弁到署。

　　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

　　介如、吉庭两弟偕内人、秠儿、麇儿、稷侄启程赴台南，内渡回里。

　　可见胡适在台东共住了一年零十八天。这天1895年2月7日，是他见他父亲的最后一面，那时候，他正是三岁一个月零二十一天。

　　和台南访旧一样的，胡适在五十八年以后，从台南飞到台东，重温他当年那模糊的旧梦。那是1952年12月27日中午，姚汉秋在《胡适与台东》(12)里，有这样的记述：

　　胡适归国两个月，曾经以四十五小时又四十分钟的时间，了却他旧地重游之愿。……

　　也许台东是胡氏少时的故居，因此他对台东的事务都很感兴趣。在各地欢宴席中，吴县长提起菜盘中的生鱼是台东的特产，他特别感到好奇，多吃它一二斤。更也许他重临台东的时候，曾经激起他儿时的模糊记忆，所以当演讲完毕，当坐车缓缓驰行于人群当中，看见环绕汽车的儿童，倍觉亲热，不断抚摸这些孩童。……

　　胡氏滞留台东的时候，曾到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番社去凭吊他儿时故居。据调查，胡博士少时住所已变成小荒丘，附近已成河道，而他父亲当年的朋友已去世数月，使胡氏不能获悉当年状况而感到遗憾！因此胡先生只有和当地山胞合拍一照而已。但是值得留念的是胡父交卸知州时，曾把官服一袭送给名海丹的山胞，此袭官服已由台东文献会征求海丹的女儿同意，交给该会保存，胡氏并曾亲眼看到，此服现仍完整如新。

　　台东县府为纪念胡氏莅县时，已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为铁花路，最近并拟将鲤鱼山忠烈祠日人遗留的忠魂碑，改为州官纪念碑。而胡氏本人亦在忠烈祠前亲自种植桃（樟？）树二株。……

　　请求名人题字原不足为奇，但胡博士不但题字给各界首长，并且还挥毫赠与伺候的下女和为他照相的照相师，使他们喜出望外。……

　　……当人们正在惋惜“他”匆匆离台的时候，报上载称胡氏曾捐七千二百元，交由教育厅长陈雪屏，作为奖励台东籍的大专学生的奖学金。……(13)

　　胡适这次访问台东的另一插曲是他看到台东县长的母亲——吴老太太，他看到她，不由得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的妈妈正好跟吴老太太同岁，如果活到那时候，正好是七十九岁了(14)！

　　胡适幼年在台湾的生活，民国二十五年，一个日本人曾有这样的描写(15)：

　　在中国卷起一大波澜的胡适氏的学问，其实，是在台南台东两地，以天真的小手握住笔管，慢慢地练习的数百字奠定了基础的。……〔他在〕台南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或开山町、或高砂町，虽然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想象出，四十余年前，面孔苍白而虚弱的小孩，在那边的寺庙的榕树下，被保姆牵着，眺望路上行人……等情景。而且虽有行人注视这小孩，然而谁也想不到，这蒙了尘埃、如红叶似的小手，后日会著作无数生动的书籍，而那颗阴藏于圆头巾的小脑，后日也会编出深博的学说。

　　这日本人描写下的小孩子，当时生了半年大病，所以在体力上非常衰弱；但在智力上，他却能以不到三岁零两个月的年纪，认识了七百多个方块字(16)！

　　五十七年以后，台湾的老学者黄纯青，带着骄傲的心情宣布(17)：

　　台湾确是胡适博士之识字发祥地(18)。

　　台湾确是名闻天下权威学者胡适之识字发祥地(19)。

　　黄纯青这样宣布以后三十八天，胡适在台北，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演说(20)，自称他是“半个台湾人”(21)，并且说：

　　……黄〔纯青〕先生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22)。这次我到台南、台东等地，曾种了一株榕树，两株樟树，据说这两种树都有很长的寿命，将来长大了，也许有一个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说替将来的台湾文献捏造一些掌故。

　　说这话后第九年，这“半个台湾人”死在台湾，也埋在台湾，他手种的“一株榕树”还在生长，“两株樟树”也还在生长。在台湾，他开始认识第一个方块字；也是在台湾，他写下了最后一个方块字。“个人”与“土地”的缘分，在胡适与台湾的上面得到了最奇妙的例子，这才正是——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无处不青山！

　　①胡适父母结婚后两年八个月零八天，生下胡适，这时候胡传五十岁。一个人壮年以后生的儿子，聪明的颇不乏人：胡适生时父年五十岁；波普（Alexander Pope）生时父年四十七岁；韦伯福斯（William Wiber Force）生时父年四十六岁；格兰斯顿、李文斯顿生时父年四十五岁；俾士麦生时父年四十四岁；克伦威尔、彼得大帝、达尔文、爱迪生生时父年四十三岁；司各脱、拉马克生时父年四十二岁；马克维利生时父年四十一岁；伦布兰特（Rembrandt）、巴哈生时父年四十岁；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狄士累利、歌德生时父年三十九岁；哥德斯密斯、华盛顿、瓦特、卡来尔生时父年三十八岁；莫扎特生时父年三十七岁；牛顿、来辛、纳尔逊、席勒、孔德生时父年三十六岁。若照柏拉图的说法，父亲五十岁母亲四十岁时生的子女该杀。那么胡适生时他父亲正好五十岁，胡适至少有一半该杀了。总之，这些优生学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懂，我只是对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理论有点兴趣，同时想从胡适身上找个例证而已。

　　关于胡适的生年，在他死后居然成了问题。《大学生活》第一一九期（1962年4月21日香港出版）有一篇费友仁的《读〈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后》，在文中第三节中综合当时报章的报导，说：

　　中央社《胡适博士生平与著作》，说：

　　“先生字适之，生于民前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一岁。”

　　可是，程天放先生大文中说：

　　“不料因心脏病的关系，使得他不满七十一岁就离开人世。”

　　我不想再研究理则学上心脏病不令老人活到八十岁九十岁之言是否通，程先生说不满七十一岁，却是我想支持的！

　　本来，胡先生的出生年月日是有问题的。赵元任《在美哭胡适》文中说：

　　“那是公元1910年——清朝宣统二年——当时胡适之先生十九岁（赵先生说他实际是二十一岁），赵元任十九岁，他们共同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

　　若依赵元任先生所说，则胡适生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是民前二十二年。中央社所言便错了！而且胡适享年，应是七十三岁！

　　今权且信胡适生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生于民国前二十年十二月，死于民国五十一年二月，应不足七十一岁。

　　李勇先生《伤心岂独胡夫人》一文中，言胡夫人今年已是七十三岁的高龄了，哭昏过去，有人劝她：

　　“胡先生的过去已过去了，他今年已七十二岁了，你不要哀伤了。”

　　这位先生是根据赵元任先生的话推算的，而非乱说。

　　我为了不喜欢捕风捉影的乱猜，特地写信到美国去问赵元任先生，问他到底胡适生在哪一年？到底有没有因为考出洋而瞒岁数？据赵先生的答复是：

　　胡先生的生年是1891年，因为生日迟！所以看起来好像差两年！不像是因考出洋而瞒岁数。他12月生日，所以出洋时候照实足算法还不到足十九岁。

　　赵元任先生的答复可以使我们解决这个因错误报导而生的疑团了。所以我的推算是：

　　1.胡适生在1891年12月17日。

　　2.死在1962年2月25日。

　　3.活了七十岁零七十天。差九个月零二十二天满七十一岁。

　　4.照中国旧式算法，活了七十一岁零七十天。差九个月零二十二天满七十二岁。

　　②1956年出版的《克里尔百科全书》（Cohier's Encyclopedia）第十册胡适条下说他“Was born in Anhwei Province”完全搞错了（作者是Ruthven Todd, Free Lance Writer； Former Visiting Professor of Creative Writing,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

　　③这是胡适所译勃朗宁的诗句，见《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卷第四十一则《乐观主义》1914年1月29日）。

　　④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里第5-6页中，也列举了胡适生时的一些名人的年纪，可是错太多了！我这个表，只不过是抽样列举，看它的人可以举一反三，不必“刻舟求之”！表里的许多人和胡适很有关系，对胡适有深刻的影响，或跟胡适交互影响，比较重要的一些，我将在评传里各别论述。

　　⑤《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卷第三十七则《思家》1914年6月9日。

　　⑥《注汉书的薛瓒》（《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一期，1960年5月台北出版）。

　　⑦1961年4月23日台北《征信新闻》：《希望再活十年（胡适博士出院前谈片）》。

　　⑧川沙在上海东边。清朝时候叫川沙厅，属江苏松江府，民国元年1月以后改为川沙县。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二胡传给胡虎臣（宝铎）的信中说：“渡台之时，先寄妻子于川沙而后行，实恃四弟介如为教子兼持家耳。”

　　⑨关于胡适故居的遗址，台南市文献委员会发行的《台南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53年1月31日出版）里，有两篇考据文字：

　　1.《台南与胡适》（朱锋）

　　2.《台湾道署考》（石阳睢）

　　⑩《台南文化》第2卷第4期（1953年1月31日台南出版）。

　　(11)另外在1952年12月27日台北《新生报》上，有电讯如下：

　　〔“中央社”台南26日电〕胡适博士偕老友杨亮功、教厅视察杨日旭一行三人，26日上午6时由台北乘车抵此，南市各界首长及各校学生四百余人在车站欢迎，并由赖桂小姐向胡氏献花。胡氏一行旋赴工学院招待所休息。9时30分由叶市长陪同，赴民族英雄郑成功祠献花致敬，继赴永福国校参观胡氏幼年住所，并在门前植树一株留念。记者询及该房是否为氏之故居，胡氏笑谓：“那时候太小，记不得了。”……中午出席本市各界联合欢宴。席间叶市长致词，对胡氏推崇备至，并谓胡氏为台南市人。胡氏亦起立致答，对各界盛情深致谢意，并蒙叶市长准为台南市人，表示愉快……

　　(12)姚汉秋：《采访十五年》（1963年7月台北建国出版社版）第147-150页。姚汉秋先生借给我一块铅版，可惜上面的图片太模糊了，所以不能用。

　　(13)另外在1952年12月29日台北《新生报》上，有电讯如下：

　　〔本报记者张宗栋台东28日专电〕胡适博士以能赶回他童年曾住过的台东，亲眼看到选举的情形而欣喜，并应文教界邀请参加座谈会。

　　今早九时半起，胡氏由县府派员陪同，先后参观台东镇四处投票所，他曾借了选民的身份证和选票仔细观看，对选民们投票参政的热情，很为快慰。糖厂国校的投票选民，都是头罩白巾的平地山胞，胡氏说：如不亲眼看到，真不会想到他们对选举会如此有兴趣。他又曾将投票情形和美国选举比较，以为除去他们圈票的方法与我们不大相同，和有些地方已进步到以机器代选票之外，热烈的情绪我们与美国是一样的。

　　又胡氏在台东曾参观女中童军观摩会，并应该校长之请，写了一幅字“一个人的最大责任是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旋往镇郊卑南乡槟榔村阿利族社凭吊传说中的童年故居。

　　胡适死后，1962年2月28日的台北《联合报》上曾有这样的电讯：

　　〔本报台东27日电〕台东县农会五一年度常年会员代表大会，27日下午闭会前通过临时动议，代表全县二十万农民向胡适博士夫人致电吊唁。电文如下：“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转胡夫人礼鉴：噩耗传来，邑民震惊，胡博士嘉惠县民，设清寒子弟奖学金，今闻谢世，不胜哀悼，特电致唁。”

　　3月1日的台北《自立晚报》上，也有消息说：

　　〔亚联社台东讯〕台东县地方人士，希望胡适博士的遗体能葬在他出生的地方——台东县卑南乡槟榔村（敖按：胡适出生在上海）。

　　胡适博士的父亲胡铁花老先生，曾在台东做过知府，现在台东镇有一条“铁花路”纪念他老人家。台东地方父老认为：胡适博士虽是安徽绩溪人，但第二故乡却是台东，现胡适博士的遗体不能在故乡安葬，亦应葬在出生地台东，以作为永久纪念。

　　(14)胡适在《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胡适言论集》甲编第119页）说他看到吴老太太，“非常感动”。

　　(15)前岛信次：《台南行脚》第一节《胡适》，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1月1日《台南日报》。前岛信次当时是台南第一中学的教谕。这里的引文是根据朱锋的《台南与胡适》（《台南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53年1月31日台南出版）。

　　(16)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他离开台湾时，他的母亲“认识了近千字”，他自己“认了七百字”。

　　(17)黄纯青是最敬佩胡适的一个人。他只比胡适的母亲小两岁。我在《胡适与黄纯青》（1956年12月21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里，有这样的记述：

　　八十二岁的黄纯青先生在本月17日——胡适先生六十五岁生日那天病逝了。黄老先生平素异常景仰胡先生的道德文章，今其忌日正巧又是胡先生的生日，可说是一段生死缘了。

　　胡先生的父亲铁花先生，官台东州时，曾著有《台湾日记》和《台湾稟启存稿》等书，黄老先生任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编印《台湾丛书》，“切思得台湾民主国时人之有关史料著作以备其数”，因将两书印行（即《台湾纪录两种》，上下二册，1951年5月出版），并以七七高龄伏案亲校；又应胡先生之请，作一序言，中云：“曩读适之四十自述，载：其父胡铁花，著有台湾日记。民国三十八年春，适之先生过台，偶谈及此。先生欣然，出其藳于行篋，许假钞过，还之。去岁，欲付排印。函请适之先生于北美合众国。先生因钱思亮先生返国之便，惠函嘉许，并寄来铁花先生稟启及胡铁花先生家传。因拟合刊为一卷。更请适之先生命题曰台湾纪录两种。”

　　四十一年（1952）冬胡先生又来台湾，黄老先生写了一篇两千字的长文，在11月29日的中央副刊发表，题曰《台湾与胡适》，考据“名闻天下权威学者胡适博士之识字发祥地”。并于翌年1月6日为胡先生开了一个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席中称胡先生是台湾人。

　　四十三年（1954）春胡先生再抵台，3月7日开中国历史学会，胡先生当选为理事，黄老先生当选为监事。

　　黄老先生生前素喜收集胡先生的著作，四十二年（1953）胡先生在《胡适文存四部合印本自序》里写道：“去年冬天我回到台湾，才知道我的书在台湾已绝对无法买到了，香港也绝对没有存书了。有一次，台湾的老学者黄纯青先生请我到他家去吃饭，他家父子特别把他们历年收藏的我的著作都陈列在一间房里，给我们客人看。黄老先生说：‘你的著作的收集，在自由中国，没有比我们家里更完备的了。’我看了确实很感动、很感激。”但是在这些藏书中，黄老先生却以独缺《尝试集》为憾，直到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一位有心人送他一本《尝试集》做寿礼，从此才算收集全了。

　　(18)黄纯青：《胡适幼年寓台生活》（1952年11月29日台北《新生报》）。

　　(19)黄纯青：《台湾与胡适》(1952年11月29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

　　(20)胡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讲词》（《胡适言论集》甲编第116页）

　　(21)他在二十六天前，在台中演说，也说他“够得上算是半个台湾人”。见《今日世界》（《胡适言论集》乙编第12页）。

　　关于胡适是“台湾人”的问题，还有一段小材料。1949年4月1日《新闻天地》第六十七期中有一篇畋文写的《胡适在台湾》，是有点挖苦他的。里头有一段说：

　　（三十八年）3月27日，胡氏在台北市中山堂对三千多人的听众发表公开演说，又是一着错棋，那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在讲他的《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之前，便先与台湾人扯上了一大串的同乡关系，这就教那些外省籍的听众骤听起来觉得惘然，“胡适也是台湾人吗？阿海吗？”（台湾人叫外省人为阿山，自称阿海。）读者先让我在这里把这件因缘插一笔：

　　胡适绝不是台湾人，若说他与台湾人有同乡关系，那是胡扯瞎扯，但他在台湾确实有过一段不长不短的少爷史。原来在胡适幼时三到四岁之间，他的尊大人正在台湾荣任直隶州知州，先在台南，后又调任台东，所以胡那时也由他那位知州夫人的母亲抱着随任，先在台南住上一年，又在台东住上十个月光阴，然后才衣锦还乡。这事是胡适自己对人说的，但现在台湾人却已将他的大名编入通志里面，算他是同乡了。所以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便拿胡氏为台湾的一份光明、一件宝贝来介绍，他告诉台下听众说：“胡博士不但他的父亲在台湾做过官，与本省有历史的关系，在文化上当民国八九年间的时候，本省留日同学曾追随他的新文学运动，在日本东京创办《台湾青年》刊物，宣传祖国文化。后又扩大为《台湾民报》，皆用白话文写稿，一直到光复前二年才停刊。所以本省同胞今天能够看报纸，便是胡博士提倡白话文之赐。”这几句麻刺刺的话，说得胡适真是功在干城哩。

　　(22)胡适小时候对台湾的记忆，是他还记得两句台湾话——“呷板”和“呷米”。1952年11月24日台北《中央日报》中有记者王理璜的《胡适片语》，在其中《台湾话与白话文》一节里记胡适的话说：

　　我虽然小时候在台湾住过，可是并不会讲台湾话，现在还记得的，只晓得吃饭叫“呷板”，吃粥叫“呷米”，其实这两句话，倒都是读的古音，也可以说是文言，因为饭字从反，反在古时候读“板”。所以吃饭就成了“呷板”，所谓“呷米”者。即是吃“糜”也，“糜”也就是粥的意思。又比如说台湾话讲很少看见叫“罕见”，这简直就是文言。

　　现在的白话文，已有进步，我们过去都是读旧书的，所以写出来的东西，白话中总还免不了文言气，正像缠过脚的人再放脚一样，现在的人都从白话学起，应该说是未伤元气的天足，天足们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被拧肉的时代（1895-1904）

　　胡适的妈妈带着胡适离开台湾后，到了上海。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初十（3月6日）启程回安徽老家。

　　一回家，胡适就开始念书：

　　……回家乡时，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①。

　　因为他属于“认得近一千字”的阶级，不算“破蒙”的学生，所以

　　1.《三字经》。

　　2.《千字文》。

　　3.《百家姓》。

　　4.《神童诗》一类的小册子，自然不在话下。他念的书，大体上依次如后：

　　5.《学为人诗》——一部四言韵文，他老子亲自编抄的，内容主张“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6.《原学》——也是他老子编的一部四言韵文，略述哲理。

　　7.《律诗六钞》。

　　8.《孝经》。

　　9.朱熹的《小学》（江永集注本）。

　　10.《论语》（朱熹集注本，连注文一起读）。

　　11.《孟子》（朱熹集注本，连注文一起读）。

　　12.《大学》（朱熹集注本，连注文一起读）。

　　13.《中庸》（朱熹集注本，连注文一起读）。

　　14.《诗经》（朱熹集传本，注文读一部分）。

　　15.《书经》（蔡沈注本）。

　　16.《易经》（朱熹本义本）。

　　17.《礼记》（陈皓注本）。

　　18.《幼学琼林》（连注文一起读）。

　　指导他念这些书的老师是他的亲族，最先是四叔胡介如，后来是族叔胡观象（禹臣）。他的“同班”最初只有一个人，就是老师兼四叔的儿子——胡嗣秫。这个小孩子是个爱“溜到灶间或后堂去玩”的小把戏，不喜欢念书。所以常常是胡适自己一个人念。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这个幼童班增加了名额，由五名增加到十多名。教室也换成“来新书屋”。同学里面新添了同族的胡嗣昭，是个有名的逃学专家，“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却不愿念书。”老师常常要派人去捉拿他，捉拿他的大将经常又是派那也爱逃学的胡嗣秫。结果呢，“有时候，连嗣秫也不回来了，——乐得不回来了，因为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学！”

　　那时候，“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的小胡适“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中国旧式教育的不合理。中国的小孩子

　　到了六七岁以上，女孩子固然不用进学堂去受教育，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女孩在家里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是“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叫做“念死书”。

　　因为念的是死书，所以要下死劲去念。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这种生活实在太苦了，所以许多小孩子都要逃学。逃学的学生捉回来之后，要受很严厉的责罚；轻的打手心，重的打屁股。有许多小孩子身体不好的，往往有被学堂磨折死的，也有得神经病终身的②。

　　另外一种责罚小孩子的方法是“作瘤栗”，就是老师钩起五个指头，打在学生的光脑袋瓜子上，常常打起瘤子，故以“作瘤栗”名之。

　　用功的小胡适，在家乡九年的私塾教育中，竟不幸也被“作瘤栗”一次——唯一的一次。那是他读《书经》的时候，里面的《盘庚》篇总是读不熟，结果，五指之下，终不能免。——这次盘庚大祸，使他产生了一种“仇视”盘庚的心理：

　　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大类，向来学者都说古文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盘庚属于今文一类，应该是真的。但我研究盘庚用的代名词最杂乱不成条理，故我总疑心这三篇是后人假造的。有时候，我自己想，我的怀疑盘庚，也许暗中含有报那一个“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罢③？

　　胡适从小就对读书有兴趣，重要的原因是他母亲的“红包制度”。别的小孩子的学费只是“两元”，老师对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因为光念不讲，所以学生“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所以只好做了“赖学胚”。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二十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方字”，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故进学堂之后，不觉得很苦。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我最喜欢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较最有趣味。同学之中有念《幼学琼林》的，我常常帮他们的忙，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他们念大字，我却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禹臣先生代写家信给她丈夫；信写成了，先生交她的儿子晚上带回家去。一会儿，先生出门去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他忽然过来问我道：“穈，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岁，也念过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我去年却送十块钱。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④。

　　这种受“特别待遇”的结果，使胡适在知识上，比一般小孩子占了大便宜；这种便宜，使他在小小九岁的年纪就能看《水浒传》。由于看这部书，使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使他在“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版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赐》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好过：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后面是些什么？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却最急要一个回答⑤。

　　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五叔，因为他最会“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讲故事”，小说书叫做”笑话书”）应该有这种笑话书。不料五叔竟没有这书，他叫我去寻守焕哥，守焕哥说：“我没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国演义》，他很郑重的捧出来，我很高兴的捧回去。

　　后来我居然得着《水浒传》全部。《三国演义》也看完了。从此以后，我到处去借小说看⑥。

　　于是，慢慢的，在他的阅读纪录里，又大量的加添了新的数目：

　　19.《第五才子》（《水浒传》）。

　　20.《第一才子》（《三国演义》）。

　　21.《正德皇帝下江南》。

　　22.《七剑十三侠》。

　　23.《双珠凤》等弹词小说。

　　24.《红楼梦》。

　　25.《儒林外史》。

　　26.《聊斋志异》。

　　27.《经国美谈》（讲的是希腊爱国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原作的。这是他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

　　28.《琵琶记》。

　　29.《夜雨秋灯录》。

　　30.《夜谭随录》。

　　31.《兰苕馆外史》。

　　32.《寄园寄所寄》。

　　33.《虞初新志》。

　　34.《薛仁贵征东》。

　　35.《薛丁山征西》。

　　36.《五虎平西》。

　　37.《粉妆楼》。

　　38.《肉蒲团》⑦。

　　关于当时胡适大量看小说的情形，他在《四十自述》里有这样的回忆：

　　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1923和顾颉刚先生讨论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几岁，已“开笔”做文章了，十几岁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小说了⑧。

　　他不但把大量的小说“看”进去⑨，还得到一个机会把一些小说“讲”出来，那就是他向“本家姐妹们”说书，向那些“巧菊”“广菊”“多菊”“杏仙”“翠苹”“定娇”等小娘儿们讲故事，这种“讲”，逼他把文言文的故事翻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了古文的文理。

　　所以，这一阵子的训练，使他不但受白话小说的影响而能做通顺的文字，并且对文言文的了解，增加了不少的能力。

　　在他的童年里，除了知识上的进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上的过渡，就是《从拜神到无神》。

　　胡适的父亲本是一个不信迷信的人，所以在这位大老爷的威严下，家里大门口上都贴了“僧道无缘”的条子⑩。可是他死了以后，家里的女士们便自然接受了中国民间的普遍信仰——拜神信佛起来。

　　胡适在这种环境下，也随着人信亦信，并且还读了一些“劝善”的书籍，像：

　　39.《玉历宝钞》。

　　40.《妙庄王经》。

　　这种宗教虔诚不但对菩萨神祇，同时还及于孔夫子，他借到一部

　　41.《联语类编》。

　　从这本书里面选出许多圣庙联匾的句子，贴在他自制的一座孔夫子神龛上，这座神龛有圣庙的大庭和内堂，有祭桌、神位、香炉、烛台。有了这个，他可以朝夕膜拜(11)。根据他的回忆：

　　这座小圣庙，因为我母亲的加意保存，到我二十七岁从外国回家时，还不曾毁坏。但我的宗教虔诚却早已摧毁破坏了。我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12)。

　　为什么他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了呢？那是因为他读了一些书的缘故，这些书除了朱熹的《小学》外，是：

　　42.《纲鉴易知录》。

　　43.《御批通鉴辑览》。

　　44.《资治通鉴》(13)。

　　这件事发生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它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一段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

　　“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14)……”

　　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的直跳起来。目莲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河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这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15)。

　　这是他开始倾向无神论的起点。——由朱熹的书，开始知道司马光的非地狱论。这种论调，使他“对死后的地狱审判感到怀疑”（This sounded like good reasoning and I began to doubt the idea of judgment after death.）(16)。接着，又“有一天”：

　　有一天，我读到《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记范缜（齐梁时代人，死时约在公元510年）反对佛教的故事，说：

　　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我先读司马光论地狱的话了，所以我读了这一段议论，觉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马光的话教我不信地狱，范缜的话使我更进一步，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范缜用了一个譬喻，说形和神的关系像刀子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子，便没有刀子的“快”了；那么，没有形体，还能有神魂吗？这个譬喻是很浅显的，恰恰合一个初开知识的小孩子的程度，所以我愈想愈觉得范缜说得有道理。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17)

　　这是他倾向无神论的决定阶段。——由司马光的书，开始知道范缜的神灭论。这种论调，使他成为一个不信神者（an atheist），并且这种“清新简明的论调，使幼小的心灵满足喜悦，且对‘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的气概，心向往之”（This simplification pleased my boyish mind and it gladdened my heart to read that “Although the whole Court and country were against him, no one succeded in refuting him.”）(18)。接着，他又连带接受了“偶然论”：

　　通鉴又记述范缜和竟陵王萧子良讨论“因果”的事，这一段在我的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文如下：

　　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议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

　　这一段议论也只是一个譬喻，但我当时读了只觉得他说得明白有理，就熟读了记在心里。我当时实在还不能了解范缜的议论的哲学意义。他主张一种“偶然论”，用来破坏佛教的果报轮回说。我小时听惯了佛家果报轮回的教训，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忽然看见了范缜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里非常高兴，胆子就大得多了。他和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19)。

　　这是他由无神论扩大而为偶然论，由“偶然论代替宿命论”（Chance versus Determinism）(20)，这种突变的经验，本身就是偶然论的最好说明：一个人“只读了这三十五个字，就换了一个人”，这不是很偶然的事件么(21)？这种偶然，使这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在六年以后写下了他的《无鬼丛话》(22)；在十二年后写下了他的《神灭论与神不灭论》(23)；在十七年后写下了他的宗教——《社会的不朽论》(24)；使他“一生的思想”(25)受到“感悟”，并且把这种感悟，又影响给别人。

　　十一岁的胡适的“思想经过这回解放之后，就不能虔诚拜神拜佛了”。但是他在“母亲面前，还不敢公然说出不信鬼神的议论”。他母亲叫他烧香，他还得烧’还是梆梆磕响头，——虽然他“满心里的不愿意”。

　　有一次他游说他的外甥要捣毁三门亭的神像，要“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结果被告了密，幸亏他“想出了一条妙计”，躲过了一顿打。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责罚却在一个月以后”：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26)

　　换句话说，小胡适的一切对神对鬼的小反叛，在他小脚妈妈面前，都一律“小”下去，一律天下太平，照旧归顺不误。这种归顺，乃得力于他妈妈的“管得严厉”，因为她是大狄克推多，“是慈母兼任严父”，又是“恩师”“严师”，所以一切都包办。我们看这个母亲的儿子自己的回忆：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每天天刚亮时，我的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27)。

　　这是每天的正常状态——胡适没犯错的正常状态。可是一犯错，就大不同了，一犯错，便可能“拧肉开始，儿子肃立”：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28)。

　　这是一种奇妙的“课子”艺术，它的特点是双方都在外人面前若无其事，有账一律回家算，“晚上人静时”算或“第二天早晨”算，“无论怎样重罚”，哭可以，但不准出声，换句话说，左邻右舍绝对不知道他们大门里头的教育状况。

　　所以，胡适的“慈母”不但是“兼任严父”，并且还是兼任的“寂静主义者”。她的严厉与慈爱，有这样一个实例：

　　有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敖按：等不到“第二天早晨”了！）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霉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29)。

　　这种方式的教育也许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它可以培养小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不会在别人面前丢面子——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拧。

　　无论如何，胡适小时候，是一个颇惜羽毛的珍惜令誉者。我们试看他自己的叙述：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30)。

　　于是，“自尊心”来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愧羞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31)

　　小小年纪就当了“先生”，当然是很可怜的，“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这是何等可怜！

　　大人们鼓励我装出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个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32)。

　　这里说他客串做戏，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在他的童年里，除了读书和写字以外，“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都被中国民间顽固的意底牢结（ideology译作：意识形态）约束了、束缚了，这是很悲惨的现象。关于这一点，胡适亲身举了一个例：

　　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33)。

　　就这样的，小胡适慢慢走尽了他的童年。他在三岁的时候，从上海回到家乡；现在呢，九年过去了，他要以十二岁的小小年纪再到上海去，去接受那在家乡不能梦想的《新教育》(34)。他的母亲替他整理了行装，“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送他出门。这是一个动人的场面，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一个“辫子拖到脚后跟”的“小学生”(35)，虚弱、怕羞(36)、孤单、早熟，带着“慈母的爱”，带着“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带着“一点点怀疑的倾向”(37)，和他那身边的小包里，走上远路，走向那十三年前跟父亲母亲一同住过的地方。

　　故乡的阳光还是那样温暖、故乡的春天还是那样青翠，可是他却向东走去，向海上的春天去寻找更大的光明。

　　①《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②《慈幼的问题》（《胡适文存三集》卷九）。

　　③《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④同上。

　　⑤胡适1958年5月4日在“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收入“中国文艺协会”编印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61年5月4日台北出版），有下面的追忆：

　　我这一个徽州的小孩子，没有学过国语，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站在那个字纸篓的旁边，找到一本破烂的、不完全的《水浒传》，“李逵打死殷天赐”，就这样的发疯。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就提倡“白话的文学”，这是我们有把握的。我们晓得，全中国凡是进过学堂的人、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凡是认得一千字或两千字的人，只要他瞒住了老师、瞒住了父母，半夜里偷看小说，把小说瞧得得意忘形而发疯，这般人都得了一个工具、一个文学的工具，一个语言的工具，将来都可能成为国语文学的作家。

　　⑥《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关于这段回忆，胡适自己有不同的说法。在这里他说是“九岁”，但1954年3月15日在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演说《白话文的意义》（1954年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单印本《胡适之梅贻琦先生演讲词》）的时候，却说是“七八岁”。

　　⑦见《胡适留学日记》第十二卷第三十则《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五年三月六日）。

　　⑧《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⑨这些小说给他的影响，胡适有两段自述：

　　1.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类的第一流作品，这里面的程度已是天悬地隔了。我到离开家乡时，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九年的家乡教育》）

　　2.From that time on I devoured every novel known in our community and in the nearby villages. They were written in the pei-hua, or spoken language, and were easily intelligible and absorbingly entertaining. They taught me life, for good or for evil, and gave me a literary medium which years later enabled me to start what has been called “ the Literary Renaissance in China. ”（Living Philosophies，p. 243）

　　⑩胡适在《从拜神到无神》（《新月》第三卷第四期，1931年5月上海出版，后收入《四十自述》二）里，这样写他父亲：

　　我父亲不曾受过近世自然科学的洗礼，但他很受了程颐朱熹一系的理学的影响。理学家因袭了古代自然主义的宇宙观，用“气”和“理”两个基本观念来解释宇宙，敢说“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气（阴阳）之良能也。”这种思想，虽有不彻底的地方，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

　　……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

　　(11)在他向孔夫子磕头的时候，绝没有想到他后来竟是一个赞同“打倒孔家店”的人。

　　(12)《从拜神到无神》（《四十自述》二）。

　　(13)这些编了号的书名，大部分是根据《四十自述》辑出的。

　　(14)朱子《小学》里，这段话的全文是：

　　世俗信浮屠诳诱，凡有丧事，无不供佛饭僧，云：“为死者灭罪资福，使生天堂，受诸快乐，不为者必入地狱，剉烧舂磨，受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且无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国之前，人固有死而复生者，何故都无一人误入地狱，见所谓十王者耶？此其无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这段话使胡适“高兴得直跳起来”！可见影响之深。这部朱子《小学》，在其他方面对胡适的影响也是很多的，例如《小学》中记“陶渊明为彭泽令……”一段，胡适回忆说：

　　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十二号，1932年8月7日北平出版，收入《胡适论学近著》卷四）

　　这是《小学》对他的好脾气的影响。

　　又如《小学》中记“张公艺九世同居……”一段，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 pp. 238-239里，也特别提出来，这对他日后提倡“容忍”的精神，也不无影响。

　　(15)《从拜神到无神》（《四十自述》二）。

　　(16) Living Philosophies p. 249。

　　(17)《从拜神到无神》（《四十自述》二）。

　　(18)Living Philosophies p. 249。

　　(19)《从拜神到无神》（《四十自述》二）。

　　(20)Living Philosophies p. 249。

　　(21)参看胡适自己的话：“There was no sophisticated reasoning on my part in those days of my boyhood. It was mere temperamental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I was my father’s son, and Ssuma Kuang and Fan Chen attrated me. That was all. ”（Living Philosophies, p. 245）

　　很奇怪，在胡适父亲的日记里，居然也有这样一则：

　　齐竟陵王子良笃好释氏；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坠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我不相信胡适在读朱子《小学》和《资治通鉴》之前读过他父亲这条日记，如果我没有猜错，那么这种巧合与“遗传”，真所谓“I was my father's son”了！

　　(22)《竞业旬报》第二十八期（1908年8月上海出版）。署名“适之”。

　　(23)《胡适留学日记》第六卷第十七则（1914年8月24日）。

　　(24)《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六卷第二期，1919年2月9日北京出版。1920年2月改成英文Immortality, My Religion,有改动；1921年5月，又改定中文原稿。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25)胡适在《从拜神到无神》里写道：

　　我那时并不知道范缜的《神灭论》全文载在梁书（卷四八）里，也不知道当时许多人驳他的文章保存在《弘明集》里。我只读了这三十五个字，就换了一个人。大概司马光也受了范缜的影响，所以有“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的议论；大概他感谢范缜，故他编通鉴时，硬把神灭论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他绝想不到，八百年后这三十五个字竟感悟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竟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

　　另外在《不朽——我的宗教——》里，他也特别指出：

　　一千五六百年前有一个人叫做范缜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在当时受了无数人的攻击。到了宋朝有个司马光把这几句话记在他的资治通鉴里。一千五六百年之后，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就是我——看到通鉴这几句话，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然而那说话的范缜早已死了一千五百年了！

　　总之，对《神灭论》给他的影响，他终身念念不忘，总要有机会就写它一两笔，例如他在《胡适留学日记》第六卷第十七则《神灭论与神不灭论》（1914年8月24日）里说：

　　吾十一二岁时读通鉴，见范缜此譬，以为精辟无伦，遂持无鬼之论，以此为中坚。十七岁为《竞业旬报》作无鬼语（敖按：当作《无鬼丛话》）亦首揭此则。年来稍读书治科学，始知其论理亦有疵，而不知沈（约）氏在当时已见及此也。

　　同卷第二十四则《范缜因果论》（1914年8月26日）里又说：

　　竟陵王谓缜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人生如树花同发，大有平等之意。坠茵落粪，付之偶然，未尝无愤忿不平之心。左太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冑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不平之意更显著。惜持此说者太少，又无卢梭之健笔以传之，不尔者，法兰西之大革命早见于晋宋之间矣。

　　此亦是因果也。风即是因，拂帘即是坠因之因，关蓠即是落溷之因。“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因果分明矣。

　　在写这条札记三十多年后，他犹未忘情这个“形神殊途”“形神一体”的问题，还写了一篇 《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来满足他的考据癖（1945年写，1946年4月21日写定，发表在《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三十五期，1947年8月13日天津出版）！

　　(26)《从拜神到无神》（《四十自述》二）。

　　(27)《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28)同上。

　　(29)同上。

　　(30)同上。胡适在，Living Philossphies里说：

　　“……I nevr played with the children of the villiage and, because of my complete lack of child play, I was given the nickname of Shien-seng (the Master) when I was five. Fifteen years later, at Cornell University, I was nicknamd ‘Doc’when I was a Sophomore, and for this same weakness.”（p. 239）

　　(31)《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

　　(32)同上。

　　(33)同上。对这类事，胡适总是心有余痛。他在《胡适留学日记》第十二卷第三十则《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1916年3月6日）中，在连引了一大篇哈佛校长伊丽鹗（Charles W. Eliot）的话以后，感慨道：

　　上所记伊丽鹗校长之言，余读之深有所感矣。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教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犹忆余幼时酷嗜画人像，然既无师资，又无范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说之绘像而已。不独此也，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为塾师所见，大遭诟责，桌屉中所有绘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为矣。音乐则更无机会可学。犹忆一年，里中秋赛，应有童子昆腔乐队，翰香叔欲令余与列其中，后家人以为吾家子弟不应学吹弹与“子弟”（俗谓优伶为“子弟”）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令有之，经此二十年之压抑挫折，更能余几何乎？后之言教育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

　　余幼时酷嗜小说，家人禁抑甚力。然所读小说尚不少。后来之文学观念未必非小说之功。此种兴趣所以未为家人塾师之阻力所摧残者，盖有二因：一以小说易得。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仍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其易求可见。二则以有近仁之助力。近仁与余每以所得小说互传观之，又各作一手折记所读小说，每相见，辄互稽所读多寡以相夸焉。

　　然以家人干涉之故，所读小说皆偷读者也。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傥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

　　教育之宗旨在发展人身所固有之材性。目之于视、耳之于听、口之于言、声之于歌、手之于众技，其为天赋不可放废之材性一也。岂可一概视为小道而听其荒芜残废哉？

　　教育之方法首在鼓舞儿童之兴趣，今乃摧残其兴趣，禁之罚之，不令发生，不可谓非千古一大谬哉！

　　看了这些话，再看胡适日后大力捧小说，考证小说，大力捧梅兰芳，大力为齐白石写年谱，我们都该知道这是很不足奇怪的事，这都可说是心理学上的所谓“补偿作用”。

　　(34)“Early in my thirteenth year (1940) ,I left home on a seven-day journey to seed a new education, in Shanghai. ” (Living Philosophies, p. 246)又胡适《十七年的回顾》（十、十、十三，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我于光绪三十年的二月间从徽州到上海求那当时所谓‘新学’。”

　　(35)这当然是夸大的说法。这是套用江冬秀辑安徽儿歌“东边来了一个小学生”里的句子（参看孙俍工《新诗作法讲义》，1925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36)《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卷第三十六则《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

　　吾之去妇人之社会也，为日久矣。吾母为妇人中之豪杰，二十二岁而寡，为后母。吾三兄皆长矣，吾母以一人撑拒艰难，其困苦有非笔墨所能尽者。而吾母治家有法，内外交称为贤母。吾母虽爱余，而督责棊严，有过失未尝宽假。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为余道吾父行实，勉以毋忝所生。吾少时稍有所异于群儿，未尝非吾母所赐也。吾诸姐中唯大姐最贤而多才，吾母时咨询以家事。大姐亦爱余。丁未，余归省，往见大姐，每谈辄至夜分。吾外祖母亦极爱余。吾母两妹皆敏而能，视余如子。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唯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此外则唯上所述诸妇人（吾母、吾外祖母、诸姨、大姐）陶冶之功耳。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怄如妇人女子，见人辄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及入中国公学，同学多老成人，来自川陕粤桂诸省，其经历思想都已成熟，余于世故人情所有经验皆得于是，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至是脱除几尽。

　　(37)“Out of her great love for me sent me away without apparently shedding a tear, and allowed me to seek my ow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world all alone, armed only with a mother’s love, a habit of study，and a little tendency to doubt. ( Living PhilosoPhies, p.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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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徽骆驼”（1904）

　　在中国安徽省的南部，长江自西南流向东北，把这块丘陵切成两段。在江南那边，丘陵是零碎的。丘陵向上升，直升到海拔一千七百公尺，造成了全安徽最高的峰顶——黄山①。从这座名山再朝南看，便是一条河水，人们叫做新安江②。在新安江的旁边，六月梅雨的冲洗下，一个湿淋淋的穷城出现了——那是绩溪。

　　绩溪，用传统而不精确的称法，该叫徽州③。这个县境的土壤太差了，出的米，不够大家吃④。所以居民只好种种茶⑤、制制漆⑥、做做全国驰名的“徽墨”⑦，用来赚取“外汇”。于是，自然而然的，这个地方的许多人变得有点“不安于室”——要跑到外面去操奇计赢的做生意，于是，在中国商业史上便出现一批大大小小的经商集团，外省人就把这些集团戴上一顶帽子，叫做“徽帮”⑧；在“徽帮”势力的膨胀下，又流行出来一句成语，叫做“无徽不成镇”。

　　“徽帮”“无徽不成镇”这些说法，表示了两个事实：第一是灵活的商业能力；第二是团结的宗族乡党的观念。前者可说是进取的，后者可说是保守的。这两种交错的结果，就形成了所谓“徽骆驼”。

　　“徽骆驼”有商业上的能力，这是一般人都久闻的，这种性格有人认为影响到胡适身上，因而竟说他有“徽州人做生意的手段”⑨！

　　因为到外面去做生意，很多徽州人开始“叛变”，在外省就地落户起来。例如徽州府婺源县（此县后来改属江西省）的一个乾隆时代太学生詹文贤，他曾到广东卖茶。他的儿子詹世鸾，干脆就把家搬到广东。詹世鸾的儿子詹兴洪，也就在广东继承祖业。可是他们浓厚的乡里观念还是时时要发作，所以在詹兴洪的十二岁儿子随容闳去“花旗国”（美国）的时候，兴洪的乡劲便勃然而起，他在一张具结书上写着：

　　兹有子（詹）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出洋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等），面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⑩

　　这就是“乡里观念时时要发作”的一例。(11)

　　这种“发作”，时时从胡适身上产生。胡适在写《〈詹天佑先生年谱〉序》(12)的时候，就立刻以詹天佑的“徽州同乡后辈”自居，最后落款是“绩溪胡适”，这对一生写过大量序跋的胡适本人说来，是极少有的现象。因为他写序跋时经常是光秃秃的落款“胡适”两个字，但是一碰上同乡的关系，他似乎一定要攀它一攀。又如1959年元旦他题胡商岩的集王羲之的字，就落款为“绩溪胡适”(13)，这又是“乡土观念时时要发作”的一例。

　　这就是“徽骆驼”的“团结的宗族乡党的观念”(14)。这种观念，纵使胡适之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他有时也难免“为乡土狭小圈子所束缚”(15)。

　　胡适的家乡是绩溪县西边的龙井乡的上庄，上庄后来改名做“适之村”(16)。“适之村”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农村，有五百多户人家(17)，但比起太平天国以前的状况，已经凋零多了(18)。民国以后，这个地方尚称安定，胡适在家乡里，也始终保有一所住宅，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共产党“查封”(19)。

　　绩溪这个地方使人注意的不在它的地理状况，而该是它的人文状况。例如，它有采薇子的坟(20)；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这里做过知县；宋朝的名臣胡舜陟也是这里人；他的儿子胡仔就是《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它又有清朝“三胡”(21)的多才，结果使人联想到胡适本人也是“家世汉学”的，是有“‘汉学’遗传性”(22)的，其实这都是胡说！

　　如果一定要查胡适的“家世”，那么它的“家世”也非学术的，而该是政治的。他的远祖本来姓“李”，是唐朝昭宣帝（哀帝）的一支，昭宣帝在908年被朱全忠所杀(23)，他的儿子逃难，最后被宋太祖来了一番正式的“李改胡”——赐姓“胡”，所以才“背叛”了我们“李”家(24)。

　　所以，如果胡适之的先世不弃“李”就“胡”的话，胡适之也许会跟唐朝的一个诗人同名而叫做“李适之”(25)呢！

　　绩溪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居民自然是练习得刻苦耐劳。耕田的，大都安心耕田！经商的，便要趁早往外面跑，大都从小就开始了。经常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手上拿着把雨伞，肩上背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衣服和麦饼（塌粿）(26)，跟着亲戚朋友，开始过离乡背井的生活。他们从做学徒开始，不先做上三个年头，不得回乡，胡适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跟他三哥去上海，不过他不是经商，是依他父亲的遗嘱去读书(27)，他家在上海有一家瑞兴泰茶叶店，对于徽骆驼经商的刻苦，他是有深刻的印象的。

　　胡适离开家乡的山水以后，他就碰到新的山水。

　　摆在眼前的一条河，就是前面提到的新安江。

　　新安江在建德地方转向东北流，经过七里泷，有名胜钓鱼台，流到桐庐，称为桐江，再流到富阳，称为富春江，风景极好。再流到杭州，才叫钱塘江。胡适从家乡去上海，或从上海回家乡，往返都要走这个路线（这条路就是现在的杭徽公路）。

　　胡适十六岁那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的5月，发了脚气病(28)，乃坐轿回家(29)。两个月以后再回上海，在路上写了一首《谢皋羽西台》(30)：

　　富春江上烟树里，石磴嵯蛾相对峙。

　　西为西台东钓台(31)，东属严家西谢氏。

　　子陵垂钓自优游，旷观天下如敝屣。

　　皋羽登临曾恸哭，伤哉爱国情靡已(32)。

　　如今客自桐江来，不拜西台拜钓台。

　　人心趋向乃如此，天下事尚可为哉(33)！

　　这首咏史诗里的意思，很可以代表当时胡适的思想——一种“不退隐的入世思想”，一种“非严光的思想”，一种“谢翱（皋羽）思想”。

　　当时这条路线上，另外一件值得描写的是它的“宁静”。“宁静”是指没有警察或士兵，没有任何naked power，走在路上，会油然而起“无为氏之民欤”或“葛天氏之民欤”的幽情。这种幽情，是培养无为而治的心理的必要条件。少年时代的胡适，走在这条路上，享有过这种幽情，到他花白了头发的时候，他回忆说：

　　汉朝的四百二十年，可说是规定了以后二千多年政治的规模，就是无为而治这个观念。这可说是两千多年前祖先留下来的无穷恩惠。这个大帝国，没有军备、没有治安警察，也没有特务，租税很轻（讲到这里，使我想起我在小时，曾从安徽南部经过浙江到上海。到了杭州，第一天才看到警察；以前走了七天七夜并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或士兵，路上一样很太平）(34)。

　　这正是胡适后来搬出老子和淮南王，鼓吹无为哲学和政治的张本。

　　总结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当年的徽杭道上，少年时代的胡适之，似乎得到了三种深刻的印象。

　　1.“努力做徽骆驼”。

　　2.反对逃世退隐的主义。

　　3.无为的思想。

　　这三点结论，都是胡适此后一生中从没放弃的。

　　①黄山的得名，传说黄帝在那里炼过丹，今天山上还有炼丹台的旧迹。其实黄山产汞硫，就是俗称的朱砂。参看袁枚《游黄山记》（小仓山房文集）、《新游记汇刊》第四册中的《黄山游记》，及许世英《黄山揽胜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版）。

　　②新安江又叫徽江，源出于黄山，经徽州及屯溪西入浙江。

　　③徽州现在专指歙县，但在以前，却用它来泛指这一带的地理区域（清朝的徽州府里包括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婺源县）。它的历史沿革如下：汉朝是丹阳郡，后来改为新都郡，晋朝改为新安郡，隋朝改为歙州，后来又改回新安郡，此后又是这两个名字互换一阵。到了宋朝徽宗时，改为徽州，此后有徽州路、兴安府、徽州府等名称。绩溪县是这些名称下的一块地方，是唐朝代宗大历元年（766）设立的，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一百九十七年的历史（参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绩溪县志》乾隆志、嘉庆志）。又：胡适的父亲胡传，在《台湾稟启存稿》中有《上皖南道爽秋观察（昶）》，其中提到“皖南四府一州”的话，就是指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州、池州府、太平府。

　　④两百零七年前（1756），绩溪的一个县令写道：“绩溪，固江左岭邑也。其土瘠，其民劳，不足比于东南沃壤之伦。”（《绩溪县志》乾隆志，较陈锡序）因为“土瘠”，不够吃，要依靠外县的粮食，大都是由北边的邻居宁国县和旌德县接济。

　　绩溪是中国两千零四十五个县中的一个县，安徽省六十三个县中的一个县。它的面积有九百七十八点五平方公里，稍大于上海市加天津市面积的总和。人口有九万七千零三十三人（这是内政部户政司的调查，是1937至1943年的数字，见内政部《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第十一版，194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绩溪县志》，在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内政年鉴》（1936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土地篇中，著录为《席存泰等》著，乾隆二十一年（序）版，八册。

　　按：绩溪县志现在还留传可考的，有四种，即明万历版、清康熙版、乾隆版、嘉庆版。1963年2月，台北市绩溪同乡会曾收乾隆志与嘉庆志并加增订，印了一厚册《绩溪县志》。

　　关于绩溪的进步情形，可参看胡希圣的《绩溪一瞥》（徽州报社出版），杨亮功的《星轺小纪》（1956年1月台北启明书局版）第16-17页。

　　⑤黄山南边这一带是安徽有名的产茶区，如祁门的红茶、屯溪的绿茶等都是。绩溪产的茶大部分西运汉口，东运上海，在这两个地方有许多有名的绩溪大茶庄。

　　⑥中国的漆店里，常常有一块招牌——“徽严生漆”，徽是徽州，严是严州（建德），这是安徽最有名的产漆地方。

　　⑦文房四宝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所谓“湖笔徽墨”。徽墨的鼻祖是胡天注，就是龙井乡适之村的二分胡氏，牌号就是“胡开文”。这个近两百年的老店，分号遍及全国。后来同族同里的人也跟着来，弄成了“王麻子式”，愈闹愈多，真假莫辨，于是胡开文又变成了“老胡开文”（参看赵希鹄《润天墨录》，山林经济籍本；《东华录》嘉庆四年；《徽州府志》）。

　　⑧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一十三里有一段论“徽帮”的话：

　　……地濒新安江之上游，又当黄山之阴，田谷稀少，不敷事畜，于是相率服贾四方，凡典铺、钱庄、茶、漆、菜馆等业皆名之曰“徽帮”。敦尚信义，有声商市。

　　按：“徽帮”的形成当然是无形的、迟缓的、旧式的。我们不要忘了，尽管“徽帮”的历史甚久，可是绩溪直到民国三十一年才有现代化的银行。这一带的度量衡也是极分歧的，徽州屯溪、祁门各有不同（参看林光澄、陈捷合著的《中国度量衡》，1934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⑨这是徐子明等著《胡适与国运》（匿名印本；1958年4月台北学生书局本）中的话，这书里又戴了胡适一顶大帽子，说：“他自己又是徽州人，所以能利用他们徽州经商秘诀，在中国销冒牌美国货，在美国销冒牌中国货，运来运去，他就成了巨富，中国地图就因他变色了。”

　　⑩看凌鸿勋《詹天佑先生年谱》（1961年1月台北中国工程师学会版）十三岁以前。

　　(11)徐以璋《生平大事记》中载第一批官学生名单三十人，第十四名詹天佑名下特别注明：“寄居广东省城”。

　　(12)除载凌鸿勋的《詹天佑先生年谱》外，发表在《作品》第1卷第12期（1960年12月1日台北出版）。

　　(13)《王氏图书出版公司发行绩溪胡氏集右军书样本目录》（1964年台北出版）。

　　(14)以前有人形容他们，“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家，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关于他们的宗谱状况，可参看胡适的《曹氏显承堂族谱序》（《胡适文存》卷四）。

　　(15)苏雪林《悼大师，话往事（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新生报》副刊，1962年3月4日台北出版）里说：

　　现代人对乡土观念已甚淡泊，胡先生是个世界主义者，岂屑为乡土狭小圈子所束缚？我虽不配称为世界主义者，可是常认中国人省籍关系、亲属关系等，极妨碍政治的进步，因之乡土观念也极不浓厚。不过觉得我们安徽能产生胡适之先生这样一位人物，私衷常感骄傲，那倒是不免的。

　　关于胡适的乡土观念一点,梁实秋先生在1963年6月22日告诉我，“是很重的”。梁实秋说胡适有一次请他吃上海的徽州馆，一进门，伙计就大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呀！”可见徽州人的互相偏爱因为地瘠民穷，所以吃饭时“多加油”就是好菜。幽默的梁实秋曾经挖苦他们“徽骆驼”吃饭时穷得买不起鱼，于是做了一条“木头鱼”，放在菜里，光看不吃，并且这条木头雕的鱼，还要“五房共用”！梁实秋说胡适很爱攀同乡的关系，好像天下之人皆源于安徽，安徽之人皆源于绩溪，例如梁实秋的太太是安徽人，胡适就说梁实秋是他们的安徽姑爷！梁实秋说：“不论你是哪里的人，胡先生总有办法把你攀来攀去最后攀到他们安徽头上！”

梁实秋的谈话使我想起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六组编印的《中共对学术界的思想迫害》（1952年3月版），这本书里收有朱光潜的一篇《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注明“载伪大公报1951年12月13日”，其中有这样的话：

胡适出于绩溪“世家”，父亲在台湾做过官，家里在上海还有生意。论出身，他属于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他一向以他的家世自豪，就证明了他的封建骨骼。他的宗派观念很强，逢人就叙家谱，无论你姓江姓程，他都可以证明你源出安徽，所以他可以和汪精卫攀同乡。清朝徽州盛行“考据之学”，胡家先世也出过一位“禹贡”的考据家，胡适一生爱搞考据，后来特别嗜《水经注》，这种兴趣方向全是封建传统决定的。

朱光潜被迫夸大、曲解胡适性格的一面，这真是一件令人叹气的“思想迫害”！

　　胡适的乡土观念，我随手举个例子：

　　1.他常常称“吾徽人”、“我们徽州”或“我们安徽”如何如何。如《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六第三则《睐》（1917年3月29日）；如《归国杂感》（《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北京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四）；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1日北京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如《谈新诗——八年一件大事——》（《星期评论》1919年双十节纪念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如《吴敬梓传》（《胡适文存》卷四）；如1951年10月2日给方豪的信等等都是。

　　2.他在《胡适留学日记》卷九第十九则《理想中之藏书楼》（1915年3月8日）中说：

　　吾归国后，每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书楼。在里则将建续溪阅书社，在外则将建皖南藏书楼、安徽藏书楼。然后推而广之，乃提倡一中华民国国立藏书楼，以比英之British Museum，法之Bibliotheque National，美之Library of Congress，亦报国之一端也。

　　3.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9年3月15日北京出版）的《旅京杂记》里，就特别表扬“吾乡”的石鹤妨，说石鹤舫“很有许多可存的白话词”。

　　4.他在三十八年（1949年）1月24日给吴忠信的信上自称“乡晚胡适”（见虞君质《艺苑精华录》第三五五则《人格之美》，1963年12月11日台北《新生报》副刊）。

　　5.至于他特嗜徽州口味，那更不消说。参看彭麒：《护士小姐谈胡适》（《征信新闻》，1962年2月28日台北出版）；苏雪林：《悼大师，话往事（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新生报》副刊，1962年3月4日台北出版）；南君：《风雨凄其忆大师》（《大华晚报》，1962年3月4日台北出版）等文。

　　(16)台北市绩溪同乡会《绩溪县志》第648-649页。

　　(17)吴心白：《绩溪同乡谈胡博士》（《公论报》，1962年2月25日台北出版）：

　　首先被记者找到的，是胡先生旅台的一位侄辈胡仲华先生，据这位胡先生的侄辈说：适之村原名上庄，属于绩溪县八都，距离绩溪县城有五十华里，中由县境内最高的山岭——翚岭所阻隔，四周都是苍翠的高山，上庄就在这四围高山所形成的一个小盆地里。上庄是一个风光优美的农村，庄上住民约有五百多户，大家都很富有，后来由于博士（胡故院长的小同乡，都称胡故院长为博士，而不喜加其他的头衔来称呼）成了国际学人，村人为了纪念他，就建议政府将上庄改为适之村。

　　适之村是何时改的名，这位胡先生的侄辈因年纪轻，所以记不得，只说大约是民国三十一、二年的事。后来记者去请问安徽老乡当年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先生，张先生也记不清适之村改名的正确日期，只记得是三十一、二年间由绩溪县政府报请皖南行署，就在张先生的任内核准适之村更名的。

　　(18)台北市绩溪同乡会《绩溪县志》第701页说：“自清嘉庆十五年至今一百五十三年来，全绩面积略有增加（荆州区），而人口则因洪杨乱后，伤亡惨重，至今尚未恢复，据民国三十五年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时，全县选民仅有五万二千三百余人。”又张敬原在《胡适之先生的人口言论》（《新时代》第二卷第十期，1962年10月10日台北出版）里，曾记胡适在1961年6月3日跟他的谈话大要，有三点：

　　一、中国从洪杨战事以后，许多人烟稠密的省份，都变成荒凉冷落，战争对于人口有很大的损失。

　　二、他亲身经历的，绩溪胡氏，从很早以前，就有宗祠的组织，办理宗族救助和族人合作的事情，本族的人不论在原籍或在外地，都要参加，都有详细记载。他的父亲曾经手登记过人数，有六千多人。六十年后他自己也经手登记过一次，则只剩下了一千二百人。

　　三、绩溪原来有三家大族，胡氏是其中之一，但他见到的，除了胡氏以外，那两家都没有后人，他认为所以有这种结果，疾病烟毒实为一大原因。

　　(19)《新闻天地》第六年第二十五号（1950年6月27日香港出版），逸飞《胡适老家住宅被封》一文中的记载如下：

　　前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从五四时代提倡语体文起到现在讲学美国止，他不独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学者，而且已经是国际间的风云人物。他是安徽人，老家在绩溪县岭北县上庄村；村内的人，都是聚族而居，并无外姓。此地万山重叠，羊肠曲道，外人不易进去，俨然是一个世外的桃源。

胡适之久已不到老家，他的太太则时常回去，住上几个月也不一定。因为此地属山区，又当旌德歙县往来咽喉，所以早在三年以前，就被皖南土共领袖胡明看中，把上庄划为“解放区”；他经常率领土共游击于黄山一带，往来必经此地，到时，常去胡宅盘桓。前年胡太太回乡，胡明特地跑去访问，并尊称为“大使夫人”；同时还指示当地共干，不得对胡宅有任何侵害，附近乡村一时传为新闻。

不料共军渡江后，胡明已贵为皖南中共第一副书记；并代表皖南农民参加北平新政协，经常住在芜湖，对于这小小的上庄，当已置诸脑后；而况“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所以到了今年四月间，该乡乡长在某次乡里群众大会场上，公开说胡适为“美帝走狗”，第二天乡公所便派人持封条将他的房子封起来了。

　　(20)坟在八都上溪山口。王觉源《忘机随笔》（1958年阳明出版社版）第九十则《胡适长古诗》里说：

　　民国六年，胡氏由美返国，游采薇子（明末遗臣）墓，有吊采薇子一诗，云：“翠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只今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胡氏此诗，前阅《胡适文存》，未见收入。以后不知如何？余所忆者，系友人黄自厚兄所口述。

　　(21)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里，都提到绩溪“三胡”，按这三胡是：1.胡匡衷，字朴斋。贡生。著有《周易传义疑参》《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仪礼释官》《左传翼服》《论语古本证异》《庄子集评》《朴斋文集》等书（参看唐鉴《国朝学案小识》第十二卷蜻溪胡先生条）。2.胡培翚，字载屏，号竹 村。匡衷孙。嘉庆进士，官户部主事。著有《仪礼正义》《仪礼释文校补》《燕寝考》《褅袷答》《研六室文集》等书。3.胡春乔，名秉虔，字春乔，又字伯敬。著有《古韵论》《说文管见》《周易小识》《尚易小识》《卦本图考》《尚书序录》《经义闻斯录》《小学卮言》《诗文集》等书。

　　(22)蔡元培在《答林琴南君函》（《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九年北京新潮社版）里说：

　　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他又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里说：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稟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

　　上面所引蔡元培的一些话，说胡适“家世汉学”、有“遗传性”等等，都是不能成立的附会之谈！因为胡适并没有这样体面的“家世”，即使有，也不会“遗传”过来的。跟着蔡元培而犯同样错觉的如杨家骆曾说：

　　汉学亦称朴学，汉人所治训诂考证之学也。适之为绩溪汉学家胡培翚之后，故云家世汉学。（《新世纪高中国文选》第一册第258页）

　　这也是乱说。

　　关于胡适的先世的问题，讨论得最详细的是胡颂平的《从适之先生的墓园谈起》（《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二期，1964年2月1日台北出版），胡颂平说：

　　多少年来多少有关胡先生的记载总是不免有些不太正确的地方。我怕后人根据各种错误的记载来写胡先生的传记，如不先做一番考证的功夫，将会失去他的传记的真实性，所以今天指出两点来说：

　　（一）梁任公先生在十三年二月里写《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第八节“安徽”里就有这样的话：

　　“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村（培翚）、子继（培系）。竹村与泾县胡墨庄（承琪）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

　　（二）日本诸桥辙次先生的大汉和辞典上《胡适》号下也有这样的话：

　　“胡适，民国，安徽绩溪人，胡培翚之子。字适之，号嗣穈（误作縻）、铁儿、天风、若年。……”

　　梁任公和诸桥辙次两氏都不明了绩溪胡氏有两个大族，各有不同的渊源，并不是同一个宗族。胡朴斋先生的一族世居绩溪城里，适之先生的一族，世居绩溪北乡的上庄。

　　在抗战以前，潘光旦先生读了适之先生的父亲（名传，字铁花，号钝夫）铁花先生的《钝夫年谱》之后，写了一篇《一本有趣的年谱》，似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敖按：发表在《新月》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潘光旦先生在这文里指出梁任公先生的话：

　　“他（任公）结语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读者的印象一定以为适之先生大约也是朴斋先生的后辈。这种印象是错的。”

　　他又说：

　　普通的胡氏大都推源胡公满以至于舜，但是钝夫先生的父系最初姓李，是唐朝的皇族。据族谱上所载：“始祖昌翼公，本李唐昭宗太子……诞生才数月，为避朱温之篡，……匿居民间，赖义祖胡三公养为义子，因改姓胡。”后唐时，昌翼公以明经发进士第，所以人称“明经胡氏”。初居婺源考水，到第二世延政公始迁绩溪。……

　　今天在台湾，我们无法看到胡先生的族谱，但潘光旦先生这篇文章是给适之先生看过的。他引胡氏族谱上的原文，应是正确的。

　　“我记得四十三年（1954）2月18日胡先生第二次从美国到台湾来，住在福州街的钱宅。这月23日我到钱宅去，他问起我的乐清胡氏的始祖是从什么地方迁去的；因而谈起绩溪胡氏的“李改胡”的故事。他说：“皇清经解里收了三位绩溪胡氏经解。这个绩溪胡氏是另外的一宗，不是我的一宗。我在儿童时代曾经参加过始祖昌翼公一千岁的纪念祭典。从前宗法社会里是‘同姓不婚’的，因为‘李改胡’的关系，所以族谱上规定胡李两姓不通婚。那时有一位族人娶了李姓的女子为妻，不许上谱，结果乃将‘李’字改为‘季’字。那天他又谈起胡世泽先生的父亲胡伟德先生曾经告诉世泽兄弟，他们的上代是从绩溪迁到湖州定居的。他曾查过湖州胡氏谱系和绩溪‘李改胡’的谱系是通谱的。依照宗族辈分的称呼，适之先生比胡伟德先生高两辈，比胡世泽先生高三辈，所以世泽兄弟遇见适之先生时，总是称他‘太公’。”

　　“绩溪胡氏有两个不同渊源的大宗族，现在可以澄清了。”

　　敖按：潘光旦说梁启超的话容易惹起误会，其实并不尽然，梁启超这段全文是这样的：

　　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村（培翚）子继（培系）。竹村与泾县胡墨庄（承琪）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竹村善治仪礼，集慎修东原易畴檠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仪礼正义。墨庄亦治礼，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其最有名者则毛诗后笺。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

　　梁启超行文的重点是在指出《绩溪诸胡》的“多才”，并非确指胡适是“诸胡”的同族。例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又有这么一段：

　　……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统于高邮王氏。樾著书唯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遏其师，然亦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梁启超写这段文字时下笔极慎重，左舜生在《中国现代名人轶事》（1960年9月香港自由出版社）中《记梁任公》一文内说：

　　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梁任公曾在北大以公开讲演方式批评之，除自抒其不同之意见外，大体多赞许之辞。在梁著《清代学术史概论》（敖按：当作《清代学术概论》）中，亦有一处涉及胡者，则异常简略。先是梁著在印单行本以前，曾以其初稿在当时中华书局所印行之《改造》杂志发表。时予在中华任编辑，兼理杂志事项。一日，任公忽自天津以快函抵予，予颇以为怪，盖予于任公仅有一面之雅，平日虽素敬其人，但从未以一书致候，在谊固不应由任公先施也。及拆阅，则亲笔竟两纸，首对上海一度晤面表示拳拳，次乃托予将其所写《清代学术史概论》中之一段有关胡先生者如另文代为改正。现在单行本中，提及适之先生者，仅有如下之二十五字，即：“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是也。较其最初之原稿，已省略十余字，此等处可见任公对于同时代人有所称许，其态度固异常矜慎也。

　　可见矜慎的梁启超在字里行间并没说到胡适是《绩溪诸胡》的族人。

　　(23)参看《旧唐书》本纪第二十下《哀帝》。

　　(24)胡钟吾：《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中国一周》第六三四期，1962年6月18日台北出版）：

　　绩溪“明经胡氏”，系出李唐。始祖昌翼公，为昭宣帝太子，以辟朱温之难，主新安胡三（白沙）相国家，潜心治理学。宋太祖知之，赐姓胡，封明经公。遂定居婺源北乡之考水。数传皆鸿儒，世有“七贤理学”之称。凡我胡姓称“明经世家”，或考水者，皆李唐易姓之苗裔也。

　　自九世祖起严公，于北宋熙宁间辞宣城太守，始迁绩溪之石京。族衍二十四支。十二世祖德芳公，再迁歙县东乡之芳塘。氏系繁衍，科甲鼎盛，名臣大儒，史不绝书。有九凤厅，以旌“一门九进士”之佳话。族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派。

　　至三十二世祖元首公，复迁绩溪北乡之上庄。凡十一传而诞适之先生，以世系言，先生乃明经公四十二世孙也（见胡商岩先生回忆录二〇三页目所记：惠天为昌翼公四十二世孙，按惠天为适之从弟）。夷考上庄谱系“元文志兆应天德锡祯祥洪恩毓善良”先生属洪字辈。

　　(25)左相李适之在杜甫《饮中八仙歌》中被描写做：“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他简直比胡适之还能喝！

　　(26)胡钟吾：《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中国一周》第六三四期，1962年6月18日台北出版）：

　　四十二年（1953）2月10日在台北铁路饭店绩溪同乡欢迎会中，题“努力做徽骆驼”六字，勖勉旅台同乡。详述少得在家，送亲友出门，携带雨伞干粮（用面粉做的茶饼），由绩溪步行经逍遥严、江南第一关、栈岭，到余杭，乘小船至杭州，坐火车到上海的故事。表示深切对“号称徽骆驼绩溪牛的故乡”读书风气，淳朴美俗，及青年励进，颇多赞扬。

　　苏雪林：《悼大师，话往事（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新生报》副刊，1962年3月4日台北 出版）：

　　1928年我在上海，胡先生那时在中国公学任校长，家住江湾路。我曾和一个同学去拜望他，并见师母。胡先生正在吃早餐，是一碟徽州特制面饼，他请师母装出两盘款待我们。他说：徽州地瘠民贫，州人常到江浙一带谋生活，出门走数百里路，即以此饼作餱粮，所以这种饼子乃徽人奋斗求生的光荣标志。我后来在《生活周刊》上写了一篇谒见胡先生的报导，谈及面饼故事。后来在某种场合里遇及胡先生，他称赞我那篇文章写得很不错。大概从此脑中有了我的印象了。

　　(27)胡适能获得到上海读书的机会，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偶然。他在《九年的家乡教育》（《四十自述》一）里，有这样的追记：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我十一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穈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啐！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这说明了他的求学机会得力于他老子的一纸遗嘱，没有这纸遗嘱，他的命运恐怕是做生意了。也许做了一个茶叶店的老板，也许做了油栈的掌柜，总之，不会是一个大学者。

　　(28)《在上海（二）》（《在上海》(一)(二)发表在《新月》第三卷第五、六、十期，后收入 《四十自述》三、四）：

　　我们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

　　(29)《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七《归国记》中说：“丁未年吾与节公归里，吾坐轿而节公步行。”

　　(30)写成后第三十四年，被胡不归发表在《胡适之先生传》。

　　(31)参看《后汉书》严光传；童第德《游严子陵先生钓台记》（《制言》第三十四期）。

　　(32)参看宋濂《谢翱传》；谢翱“登西台恸哭记”及《西台哭所思》；《宋遗民录》卷一；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一《谢翱》。

　　(33)胡适在这首诗里，很明显的表示倾向于《拜西台》谢翱，可是后来他变了，他变得反对一切流眼泪的爱国方法了。他在《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1日北京出版；《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1月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里说：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有唯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唯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玛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也。其不能为屈原、贾生、王粲、谢翱，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不足道矣。

　　(34)《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自由中国》第十卷第七期，1954年4月1日台北出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侬跟我来”（1904-1906）

　　胡适到上海的时候，由头到脚是一个乡下人。

　　小学生们一齐围过来，来看这个乡下人。

　　这个乡下人不会讲城里话，当然也不会讲十里洋场的上海话。

　　他不会说“阿拉”、不会说“侬”、不会骂“瘪三”，也不会赞美“俚笃个女人阿标致介”！

　　他穿着蓝色呢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羞涩地走进上海梅溪学堂①，谒见校长张先生。

　　张先生名叫张焕纶，字经甫，是胡适的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要向他磕九个头的②。

　　胡适的二哥、三哥都是在这个学校念过书的，所以胡适也来了。

　　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语，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编在低班——第五班。课目如下：

　　国文课——蒙学读本（文明书局）。

　　英文课——华英初阶。

　　算学课——笔算数学。

　　体育课——做做体操。

　　常识课——没有。

　　恶性补习——也没有。

　　其他杂耍——一概没有。

　　于是，上课了。

　　胡适是读过许多古书的，这回国文念的是蒙学读本，对他简直是牛刀小试，毫不费力。所以他集中精力，专搞ABCD和＋－×÷。六个星期以后，他“翻身”的日子来了：

　　国文课上教蒙学读本的是一位沈先生，他大概没把这类读本放在眼里，也压根儿没想到这些小毛头里面会卧虎藏龙。有一天，他讲读本里面“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一段话，他随口说这个“传”是《左传》。这时候胡适不服气了，他的怀疑精神冒出来了。他走到讲台前面，用半生不熟的洋泾浜上海话，低声向老师说：这个“传”不是《左传》，应该是《易经》的《系辞传》。

　　先生脸红了！用上海话来说，先生gai ga（尴尬）了！先生说：“侬读过《易经》？”

　　胡适说：“阿拉读过。”

　　先生说：“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胡适数出了《诗经》《书经》《礼记》。先生问他有没有“开笔”做文章，胡适说没有。先生说：“我出个题目，把侬做做试试看。”

　　随着出了一个“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倚桌而写，勉强凑足一百多字。先生看了，很满意，说：“侬跟我来。”

　　胡适拿起书包，跟在先生屁股后面，由第五班的课堂，一直走到第二班。沈先生对第二班的老师顾先生说了一些话，顾先生就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他这时才知道：“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起第二班的学生来了！”

　　正所谓“暴得大名，不祥”，他正在高兴的时候，抬头一看，立刻发愁了。原来这一天正是作文课，黑板上写着两个题目：

　　一、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二、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第二个题目是“经义”题，他从来不知道“经义”是怎么做的，所以只好放弃。可是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他也根本弄不清楚，“日本”在什么地方，这个安徽乡下来的小土包子根本就不知道，又怎么论述“之所由强”呢？

　　于是他慌了，他不敢去问先生，跟同学又一个都不认识，无法打派司。他呆在那儿，心里埋怨第五班的沈老师：“不该把我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事有凑巧，正在诅咒“日本”的时候，救星来了。一个学堂里的茶房走进来，说胡适家里有要事，派人来了要领他回家。顾先生叫他把作文带回家去做，下星期补交。于是他如释重负，“抄了题目，逃出课堂”。

　　家里的要事是一件不幸的事——他的三哥的肺病已经到了弥留的阶段，不到几个钟头，就死了。死在他的小兄弟的手臂上。那时候，这位三哥才不过二十七岁。

　　第三天，二哥从汉口赶到。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挑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堂去翻看。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但英文还不曾读完华英初阶，算学还只做到“利息”③。

　　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捩——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从四书、五经、三国、水浒的旧书堆，转到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转到了《壬寅新民丛报汇编》④，转到了旧书堆以外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他很快的学会了许多新观念，并且，意犹未尽的，他还“自命为‘新人物’”了！

　　我们试看这个“新人物”的新行动：

　　这一年梅溪学堂改为梅溪小学，年底要办毕业第一班。我们听说学堂里要送张在贞、王言、郑璋和我四个人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我和王郑二人都不愿意去考试，都不等到考试日期，就离开学堂了。

　　为什么我们不愿受上海道的考试呢？这一年之中，我们都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舍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正在传抄《革命军》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厅去考试呢⑤？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⑥。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重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联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们总觉得不愿意去受他的考试。所以我们三个人都离开梅溪学堂了（王言是黟县人，后来不知下落了 ；郑璋是潮阳人，后改名仲诚，毕业于复旦，不久病死⑦）⑧。

　　这里明白说出了这个少年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对内，他有了“排满”的“革命种子”；对外，他“痛恨俄国”⑨，因而也连带痛恨丧失国权给俄国的官僚，恨得要写匿名信去骂他！

　　在上面这段叙述里，值得注意的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尤其是《时报》中的“短评”——对胡适的影响。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因缘，值得细述：

　　《时报》是光绪三十年（1904）4月29日（山西大学堂成立前两天）在上海创刊的，主持人是狄葆贤（楚青），主笔是陈冷（景韩）。这个报的特色是“独创体裁，不随流俗”⑩，因为他的主持人“不独有政治革命的企图，而且有报业革新的理想”(11)，所以它要“先后追随于国家之进步，而与相应”(12)。胡适

　　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两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时候，全国的人心大震动。但是当时的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长篇的古文论说，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几乎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13)。

　　因为“不可分离”，所以自然是一种热恋的局面，这种热恋，维持了六年之久，对一个“求知的欲望正盛”的小孩子，影响不可谓不大(14)。

　　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记得有一次《时报》征求报上登的一部小说的全份，似乎是《火里罪人》，我也是送去应征的许多人中的一个。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黏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报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它补起来(15)。

　　这种“剪下来分黏成小册子”的习惯，对一个小孩子说来，是一个重要的好习惯，一个有益处的训练。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时报》里的白话小说——像他在家乡读过的白话小说一样——给了他再度的冲击，不但“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并且给一个日后倡导“文学革命”的少年，种下了用白话文做武器的伏机(16)。

　　胡适在上海念的第二个学校，就是鼎鼎大名的澄衷学堂，这是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的事。

　　澄衷学堂是上海的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是宁波富商叶成忠（字澄衷）办的。叶成忠九岁的时候就因家贫辍学，所以晚年的时候捐了三十亩土地，十万两银子(17)，办了“澄衷蒙学堂”(18)。

　　这个学堂当时分十二班，是一个中小学混合的学校，这是因为那时候并没有严格明确的学制，尽管张百熙、张之洞等把学堂章程奏来奏去，可是政令并不能够下达(19)。

　　胡适刚进这个学校的时候被编在第五班，可是第二年（1906）便跳进了第二班（当时的学制不像今天这样死板；功课好的学生可以越级升班），胡适和“跳班”似乎很有缘，他在梅溪学堂，一天中跳了四班；他在澄衷学堂，一年中跳了四班。

　　这个常常考第一的学生，在一年半的澄衷生活里，“最有进步的是英文算学”，这都是他以前在家乡里所不能想象的新学问。他很喜欢算学(20)，“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起来演习算学习题”：

　　卧房里没有桌子，我想出一个法子来，把蜡烛放在帐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窝里，仰起头来，把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题。因为下半年要跳过一班，所以我需要自己补习代数。我买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编的代数书，在一个夏天把初等代数习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21)。

　　这样的用功，使他的身体受到损害，有一个时期，他的两只耳朵几乎全聋了。后来幸好渐渐复原，使他在日后的外交场合里，避免做了一个伊诺努（Ismet Inonu）(22)。

　　这时候，一个重要的“触媒”进入他的生命里，那就是他的国文老师杨千里（天骥）先生。这位先生“思想很新”，他鼓励胡适，在胡适的作文稿本上题了四个字——“言论自由”。杨千里曾在胡适作文“生物竞争适者生存论”后面批道：“赏制钱二百，以示奖励”（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55页）。

　　更重要的启发是：这个老师带领着胡适接触到那一代奇书——严复译的《天演论》（Thomas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23)，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我的一篇，前几年澄衷校长曹锡爵先生和现在的校长葛祖兰先生曾在旧课卷内寻出，至今还保存在校内）。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却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24)。

　　胡适读《天演论》的时候，这书的中译本已经出版八年了。那时正是这本书以“瑰辞达奥旨，风行海内”(25)的时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欢呼接受的时候(26)。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梅天择(27)。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28)。

　　胡适受《天演论》的重大影响的时候，这书的作者已经死了十一年了，这书的译者也五十四岁了。这位五十四岁的严几道先生万万没想到，在十三年后，他竟以“天演”之论，讽刺这个曾经被他深深影响过的小读者，和这位小读者所倡导的白话文学，认为不过是“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29)。

　　但是，不管严复后来如何反对胡适，他对胡适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巨大的，正如杨千里是严复与胡适之间的“触媒”一样，严复是赫胥黎与胡适之间的“触媒”，而赫胥黎却是对胡适“影响最大”(30)的人！

　　赫胥黎的《天演论》影响到严复，使他变成一个“开明之保守主义者”(31)，“以思想之通例衡之，凡天演论与历史学派之思想家殆均有此倾向”(32)。这种倾向，使受过实验主义洗礼的胡适逐渐变为一个改良主义者，使他不能接受任何笼统的主义和进化观，不能接受“一蹴即到”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不相信什么全面解决，解决以后又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 等等的高论(33)。

　　所以，这是胡适思想定形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使他一开步就不谈什么主义，不接受共产思想，不赞同激烈或暴力的革命，使他一开始就主张走改进的路，主张“一点一滴的解放”“一点一滴的改造”，使他最后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而“在急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34)。

　　在接受严复的影响以外，这个时期重要影响胡适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跟胡适的母亲同岁，比胡适大十八岁。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用“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开始点着了中国“学子之思想”，他的文字，“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35)在这种读禁书的风气下，胡适便是其中的一名。

　　前面巳提到胡适在梅溪学堂里，由于他二哥的介绍，开始接触到梁启超的著作。这些著作使他在思想上起了“一种激烈变动”，使他“自命为新人物”，使他不肯“投到官厅去考试”，使他变成一个新的人。

　　现在，他进了澄衷学堂，但是“梁启超”也跟着他进了澄衷学堂。“梁启超”的灵魂好像从日本跑到了上海，操着上海口音指引着胡适——“侬跟我来”！

　　我们看他回忆梁启超的“大恩惠”：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36)。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37)。

　　他又说：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38)。

　　他又说：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39)。

　　他又说：

　　（梁启超）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40)

　　于是，

　　《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41)。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把中国学术思想分为七个时代，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胡适说他“最爱读这篇文章”。可是，

　　不幸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论“全盛时代”，说了几万字的绪论，却把“本论”（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全搁下了，只注了一个“阙”字。他后来只补作了《子墨子学说》一篇，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第二、“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也全没有做。第三、他把第六个时代（宋元明）整个搁起不提。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阙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愈想愈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

　　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42)。

　　从这些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思想的影响是多么重大，这种影响成了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平生所学的抉择，终身兴趣的所在”(43)，无怪乎在十多年后，胡适要写信给梁启超，要去天津拜访他，“以慰生平渴思之怀”(44)了！

　　胡适在澄衷学堂第二年的时候，已经慢慢从内向羞涩的童年时代转向到外向的团体活动，他在学校里发起组织“自治会”，并且还演起说来了：

　　我在澄衷的第二年，发起各斋组织“自治会”。有一次，我在自治会演说，题目是“论性”。我驳孟子性善的主张，也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我承认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是对的。我那时正读英文的格致读本（The Science Readers），懂得了一点最浅近的科学知识，就搬出来应用了！孟子曾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我说：孟子不懂得科学——我们在那时候还叫做“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地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水无上无下，只保持它的水平，却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

　　我这篇性论很受同学的欢迎，我很得意，以为我真用科学证明告子王阳明的性论了！(45)

　　胡适在澄衷学堂第二年的时候，做了第二班（西一斋）的班长，有了“自治”精神的他，难免要向学校争取他们的自治与权利。有一次，为了班上的一个同学被开除，胡适以班长的资格向校长一再抗议，结果被记了一次大过。“当时心里颇感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了。”正好夏天上海中国公学招生，于是他就在1906年的暑假以后，跑到中国公学去了。

　　①《上海门径》一书里，记“梅溪学校”“在西门内蓬莱路”（《求学的门径》第17页）。

　　②胡传《台湾纪录两种》下册《台湾稟启存稿》第70-71页《复七张经甫》：“……厚意深情，即百朋之锡，不足过矣。九顿首以谢，犹自以为不足也。”（胡传死后，他的“家传”，就是张经甫做的。）

　　③《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④壬寅年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民丛报》是这年1月出版的半月刊。梁启超重要的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字如《新民说》《新民议》等等，都是这年写的。参看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7月台北世界书局版）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条下。

　　⑤邹容是1885年生的，只比胡适大六岁。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胡适他们对这位《革命军》的作者的崇拜。《革命军》是1903年5月间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它的销路估计在一百万册以上，是革命出版品的第一位。当时它所发生的影响力是普遍的、深远的。例如吴樾读了它要“三读不置”（吴樾：《暗杀时代》自序）；蒋中正读了它要“寝则怀抱”（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08年条下），所以胡适他们半夜三更偷抄这本书的情形，不该是很稀奇的事（参看杜呈祥的《邹容》，1945年重庆青年出版社版，《邹容传》，1952年7月台北帕米尔书店版，《邹容的思想演变及其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之地位》，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1960年3月台北正中书局版）。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册（1943年2月重庆版）《〈革命军〉作者邹容》一文里，对这部名著有平允的批语：

　　自蔚丹入狱后，所著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各地书肆以避关邮检查故，多易名贩运，或称革命先锋、或称图存篇、或称救世真言，或与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并列，而简称曰章邹合刻。此书文辞不如太炎之驳康书，论理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

　　⑥万福华是安徽人。他刺王爵棠（之春）用的是张继的手枪，结果张继被捕，在牢里坐了四十多天，而最后帮他出狱的，除了龙璋外，竟是被胡适写匿名信痛骂的袁海观！（参看《沧州张溥泉先生事略》，栽《张溥泉先生全集》附录，1951年10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另参看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第六章《万福华击王之春》，1914年12月商务印书馆增订渝一版。）

　　⑦郑仲诚是胡适到上海来所交的第一个好朋友，也是他所交的第一个外乡（广东）朋友。民国三年死于肺病。参看《胡适留学日记》第七卷第八则《悼郑仲诚》（1914年10月8日）。在这条日记里，他来了一阵大感慨：

　　吾甲辰入梅溪，与仲诚铁如同室。吾去家以后，所得友以仲诚为最早，于今十年，遂成永诀！今年哭友，希古之外，又及仲诚，友生之谊，更何待言？尤可恸者，二君皆友生中不可多得之才，二十年树人，未为社会效力而骤死，惨已，惨已！

　　吾安得不为社会哭乎？吾欲自问，又欲问国人曰：今之少年往往中道摧折，谁之罪欤？谁实致此欤？体干之不强耶？遗传种性之亏耶？个人健康之不修耶？市政卫生之不洁耶？个人之戕贼耶？社会之遗毒耶？政府外患之激刺耶？理想之不达，不能与恶俗战。不能与失败战耶？呜呼，谁之罪欤？此不无研究之价值也。

　　这里面提到的“希古”，名叫张品美，是浙江台州人，也是他的好朋友，是在澄衷学堂认识的。为胡适“友辈中罕见之人物”，但是“沉默寡合”，可是很“爱”胡适，并且“坚约为昆弟”（见《胡适留学日记》卷四第二十五则《罗希古亡故》，1914年5月28日）。

　　⑧《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⑨参看李敖：《胡适先生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大学杂志》第二卷第六期，1957年4月10日台北出版）；《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文星》第六十五号，1963年3月1日台北出版），收入《胡适研究》（1964年3月台北文星书店版）；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1954年3月台北正中书局版）第八章《中国宣布中立与俄军之暴行》。

　　⑩参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四章《民报勃兴时期》。

　　(11)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1957年7月香港新闻天地社版）第32页。

　　(12)梁启超：《上海时报缘起》（《新民丛报》第四十四、五号合本）。

　　(13)《十七年的回顾》（《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14)《十七年的回顾》：“我从前十四岁到十九岁的六年之中——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受了时报的许多好影响。”

　　(15)《十七年的回顾》（《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16)胡适在《十七年的回顾》里，有一段追记当时白话小说、白话译本等对他的影响：

　　《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时报》登的许多小说之中，《双泪碑》最风行。但依我看来，还应该推那些白话译本为最好。这些译本如《销金窟》之类，用很畅达的文笔，作很自由的翻译，在当时最为适用。倘《基督山恩仇记》（Count of Monte Cristo）全书都能像《销金窟》（此乃恩仇记的一部分）这样的译出，这部名著在中国一定也会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了。《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敖按：这是《时报》主持人狄葆贤作的），对于现代诗人的绍介，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我关于现代中国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先从这部诗话里引起的。

　　这里提到的《基督山恩仇记》是胡适最爱读的一部小说。1961年2月以后，他在台北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疗病，身边还放着这部书。1961年4月22日台北《中央日报》上有李青来的《胡适博士养病有术》一文，记他的秘书胡颂平的谈话，有一段是：

　　胡颂平说，胡适博士对于《基督山恩仇记》《侠隐记》《续侠隐记》，一向非常喜爱并推崇，它们都是法国大文豪大仲马的作品。他说，有一天，胡适博士曾在看了《侠隐记》之后对他说：“我觉得真是奇怪，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没有受到大仲马的影响，这是世界的名著，在欧洲和美国流传很广，为一般社会人士所爱读。”胡颂平说，胡适博士并告诉他，《基督山恩仇记》，他于十几岁时，在上海读书时，就在一张报纸上看到，那是一种文言的翻译，他每天看一段，一连看了两年，但是还没有完，因为那时他已能看英文译本，所以就放弃了那张报纸所刊载的，他觉得英文译本很过瘾。胡颂平又说，胡适博士非常欢喜那本书，在他的一生中，曾看过很多遍，过去他曾买了一本送给他的老友梅贻琦，现在他又送了一本给杨亮功，他并且把这书介绍给很多在医院养病的人看。胡博士认为，这本书对于人生的了解很有帮助，他并且对杨亮功先生说过，“一个学教育的人应该多看小说。”

　　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更进一步的提到他当时读书的状况：

　　“Through the free translations by the late Mr. Lin Shu and others, I made my first acquaintance with a number of English and European novels, including those of Scott. Dickens, Dumas pere and fils, Hugo,and Tolstoy. I read the works of a few of the non-Confucian and Neo-Confucian philosophers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and was delighted in the altruism of Mo Ti and the naturalistic philosophy of Laotze and Chuang-tze. ” (p. 247)

　　总之，胡适之在这几年少年时代里，看了不少的小说，也受了不少的影响，这种影响，一部小说曾予描写，这部小说是1933年6月上海益华书局出版的《婆汉迷》（上下），别题《儒林新史》，是张若谷著的。在第五章《新文化运动》里，写一个“吴式之”，就是影射“胡适之”。因为这部书有一点点史料价值和时代意义，所以我抄几段拙劣的影射的文字和“想当然耳”的文字在下面：

　　不久，他借到了一部《红楼梦》，夜上钻在被筒里，偷看那满纸荒唐言的《红楼梦》。看到古今第一个淫人贾宝玉初试云雨的一回，他初次认识了两性的秘密，得到了性的方面的知识。吴式之的脸发烧起来，觉得全身发痒难熬，在他脑海中浮出了一幅偷情的图画，他情不自禁，不能自持，犯了一次青年人习犯的自渎罪恶。

　　十三岁后，他到上海读书，六年中换了三个学堂。这时候，他已经把中国的旧小说看得厌了，他偶然看见林琴南译的《茶花女》，他从林译小说中，开始认识了一大批外国小说家，大小仲马、雨果、托尔斯泰、司各特、狄更斯等等的名字。又在梁任公的通俗文字中，他知道在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卢梭、康德、笛卡儿、斯宾塞、达尔文一大串的大哲师和大学问家哩。

　　从此，吴式之便抛弃线订本的中国旧书专门看洋装本的铅印新书了。

　　(17)这是根据如一所写的《叶澄衷》。在蔡丐因《清代七百名人传》（1937年1月上海世界书局版）里的数字稍有出入。另参看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叶君传》。

　　(18)这个学校在上海虹口的张家湾。叶成忠死后，他的儿子再度捐款，后来扩大为“澄衷中学堂”。我在三十七八年去看的时候已显得有点残破了。

　　(19)对当时学制的简略叙述，可看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1959年11月台北正中书局修订六版）第284-296页。

　　(20)他这种喜欢算学的兴趣，很快的就早夭了。终其生，他在算学上是一个最蹩脚的人。蹩脚的程度，可能比萧伯纳或丘吉尔还厉害。

　　(21)《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22)伊诺努在1923年的洛桑会议上，为了土耳其的利益，将聋就聋，占了不少的便宜。

　　(23)《天演论>是严复四十四岁（1896）译的，译后第二年（1898），吴汝纶为他写序，并在这一年4月雕版完成。

　　(24)《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25)参看王蘧常：《严几道年谱》（1936年1月上海商务版）第41页。这里引的话据陈宝琛《严又陵先生墓志》（《碑传集补》）。

　　(26)“…had been immediately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with acclamation. ”（Living Philosophies pp. 247-248）。

　　(27)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p. 248）里又拼做“Natural Selection Yang”，则此人该叫“杨天择”。在同一页里，他又提到他这时候受了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影响，使他“童心大悦”（……delighted my boyish heart），因而把他们的理论与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凑在一起。他举了《列子》中《说符》篇的一段：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座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置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竝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唱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这种纯自然主义的论调，很早便中了胡适的胃口，并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

　　(28)《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29)严复：《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术》第二十期，1923年8月），第六十四札中批评文学革命：

　　……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王拭、张荫麟合写的《严几道》（1935年6月28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四十一期）里，有一段评论：

　　他死于1921年，正当新文化运动极热烈的时候。他晚年不大看新书报，在这个运动中他只看见学生干政和胡陈辈提倡白话文。此时他的精力已不容许他去做反对的文章，他只能在给弟子的书札中发牢骚而已。对于当时奔走呐喊的学生，他只有冷笑。“咄咄学子！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绝非此种学子所能济事，则可决也。”（与熊纯如书札）当日的学生领袖现在不少腾达的了，严复他的预言不能说没有应验。关于白话文，他说：“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遗弃周鼎（文言）宝此康匏，正无为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这种懒人的理论使他没有成为《新青年》们攻击的目标。自从洪宪帝制失败以后，他已经被智识界忘却了。

　　(30)《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商务版卷五）：“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

　　他又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二）里，热烈颂扬赫胥黎说：

　　达尔文与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存疑主义”（Agnosticism）。存疑主义这个名词，是赫胥黎造出来的，直译为“不知主义”。孔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确是“存疑主义”的一个好解说。但近代的科学家还要进一步，他们要问：“怎样的知，才可以算是无疑的知？”赫胥黎说，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当信仰。这是存疑主义的主脑。

　　这种存疑的态度，五十年来，影响于无数的人。

　　达尔文的武器只是他三十年中搜集来的证据。三十年搜集的科学证据，打倒了二千年尊崇的宗教传说！这一场大战的结果——证据战胜了传说——遂使科学方法的精神大白于世界。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作战先锋（因为达尔文身体多病，不喜欢纷争），从战场上的经验里认清了科学的唯一武器是证据，所以大声疾呼的把这个无敌的武器提出来，教人们认为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自从这个“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世界的哲学思想就不能不起一个很大的革命，——哲学方法上的大革命。于是19世纪前半的哲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就一变而为19世纪末年的实验主义（Pragmatism）了。

　　胡适死后，在1962年10-12月伦敦《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十二号里，Jerome B. Grieder写了一篇《胡适：一个评价》（Hu Shih: An Appreciation），有一段说：

　　“Many influences, Chinese as well as Western, helped to shape his opinions. From his father, a minor official during the declining years of the Ch'ing dynasty, he inherited an appreciation of the humanisitic tradition of orthodox Confucian thought, and this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a mature scepticism in which he incorporated also ideas borrowed from such Western sources as T. H. Huxley. ”

　　这里所说受赫胥黎的影响是对的，不过胡适得自他父亲的影响，并不如一般想象的那样多。

　　(31)郭斌和：《严几道》（《国风月刊》第八卷第六期）。

　　(3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946年10月上海商务版）第二册第426页。

　　(33)参看《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以后，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以及《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卷五）等文。

　　(34)李敖：《播种者胡适》（《文星》第53期，1962年1月1日台北出版），收入《胡适研究》（1964年3月台北文星书店初版，1979年6月台北远景出版社再版）。有人说胡适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conservative liberal），傅斯年是一个“急进的自由主义者”（radical liberal），见程沧波《记傅孟真》（《历史文化与人物》，1954年7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

　　(3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节。

　　(36)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 p. 247里，肯定他这时候读了《群己权界论》（John Stuart Mill: On Libetry）。

　　(37)《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38)同上。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二（1912年11月10日）里，曾记下一段最歌颂梁启超的话：

　　阅报时，如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皆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39)(40)《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

　　(41)同上。胡适在里，有一大段总论梁启超对他的大影响：

　　“Through the popular writings of the late Mr. Liang Chj-chao, the most powerful writer of the age，I came to know a little of such Western thinkers as Hobbes, Descartes, Rousseau ，Bentham，Kant，and Darwin. Mr. Liang was a great admirer of modem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published a series of essays in which he frankly admitted that the Chinese as a race had suffered from the deplorable lack of many fine trait possessed by the European people, notably emphasis on publicmorality, nationalism love of adventure, the conception of personal rights and the eagerness to defend them against encroachment, love of freedom, abilxty for self-control，belief in the infinite possibility of progress，capacity for corporate and organized effort, and attention to bodily culturee and health. It was these essays which first violently shocked me out of the comfortable dream that out ancient civilization was self-sufficient and had nothing to learn from the miliant and materialistic West except in the weapons of war and vehicles of commerce. They opened to me, as to hundreds of others, an entirely new vision of the world. ”（p. 247）

　　(42)同上。胡适又接着说：“我从那时候起，就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我二哥劝我读朱子的《近思录》，这是我读理学的第一部。梁先生的《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也是这个时期出来的。这些书引我去读宋明理学书，但我读的并不多，只读了王守仁的《传习录》和正谊堂丛书内的程朱语录。”

　　(43)李敖：《胡适与梁启超》（1957年3月15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收入《胡适研究》。

　　(44)这是1918年11月20日胡适给梁启超信中的话。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7月台北世界书局版）第550-551页。

　　(45)《在上海（一）》（《四十自述》三）。以上我写胡适当时所受思想家们的影响，只不过是重点的叙述，除了我写的以外，当然还有许多别的人。例如胡适的二哥胡觉（绍之），就是影响胡适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媒介人物，胡适所以能够知道许多书和许多人，都得力于他二哥的介绍。例如在《追忆曾孟朴先生》（《宇宙风》第二期，1935年10月1日上海出版）一文里，胡适就有这样的回忆：

　　我在上海做学生的时代，正是东亚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陆续刊登的时候，我的哥哥绍之曾对我说这位作者就是曾孟朴先生。

　　他当然万万没想到：12年后，这位曾孟朴先生竟写信给他，称他为“礼学传统里学问的贵胄”，“国故田园里培养成熟的强苗”（《论翻译》附录《曾先生答书》，《胡适文存三集》卷八）！这种“瓜蔓现象”乃至“交互影响”的现象，在胡适的生命里头有许多例子。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竞业旬报》（1906-1908）

　　中国公学，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①。

　　中国公学，是日本鬼子逼出来的大学。

　　日本鬼子在光绪三十一年（乙已，1905）颁布了一种所谓《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这是日本文部省受了清朝官儿的要求而颁布的侮辱中国学生的法令。

　　一个中国留学生气起来了，他是湖南新化人，同盟会的书记，《民报》的撰述员，《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三十一岁还没结婚者，头发长长不修不剪者，他的名字是陈天华，他写下了绝命书，然后走到了日本大森海湾，跳了下去。

　　陈天华的死，使一派留学生②决定回国去，自己办学校，不跟日本鬼子念书了。

　　回国之后，大家主张在国内办一个公立的大学。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体会决议，定名为“中国公学”③。

　　学校成立在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中国公学成立于丙午年春天，其时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已渐松懈，许多官费学生多纷纷回去复学；而上海人士初见一大群剪发洋服的学生自办学校，多起猜疑，官吏指为革命党，社会疑为怪物。故赞助的人很少，经费困难，学校遂陷于绝境。干事姚宏业④先生激于义愤，遂于4月6日投江自杀，以身殉学校，遗书数千言⑤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

　　姚烈士列举中国公学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凡有五点，最重要的是：

　　（一）中国公学含有对外的性质：“溯中国公学之所由起，盖权与于留日学生争取缔规则之故。夫此次之争之当否，今姑无论，然公学……含有对外之性质，盖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不能成立发达，亦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

　　（二）中国公学可以消除省界：“中国自今以往，有大问题焉，……则省界之分是也。……夫唯中国公学镕全国人才于一炉，破除畛域，可以消祸于无形。”

　　（三）中国公学为民立大学之基础：“考各国学校之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争，相补救。……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将能驾耶鲁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

　　姚洪业的尸首和遗书被发现以后，全国社会当然受到一个大刺激，赞助他的也多起来了、奔走的也振作起来了，于是，慢慢的，学校的规模也就粗具了。

　　胡适是“当时读了姚烈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⑥，于是他就跑去考这个学校：

　　夏天我去投考，监试的是总教习⑦马君武先生。国文题目是《言志》，我不记得说了一些什么，后来君武先生告诉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给谭心休彭施涤先生传观，都说是为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⑧。

　　我搬进公学之后，见许多同学都是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带着老花眼镜，捧着水烟袋的⑨。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得多；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我是个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得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那时候，中国教育界的科学程度太低，中国公学至多不过可比现在的两级中学程度，然而有好几门功课都不能不请日本教员来教。如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学，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语的同学翻译。甲班的同学有朱经农、李琴鹤等，都曾担任翻译。又有几位同学还兼任学校的职员或教员，如但懋辛便是我们的体操教员。当时的同学和我年纪不相上下的，只有周烈忠、李骏、孙粹存、孙竞存等几个人。教员和年长的同学都把我们看作小弟弟，特别爱护我们、鼓励我们。我和这一班年事稍长、阅历较深的师友们往来，受他们的影响最大。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了⑩。

　　但是，尽管他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他照旧是老大哥们眼中的コ卜モ（子供，小孩子）。

　　我当年年纪很轻，是同学中的“子供”，还留着—条辫子，不够革命，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但我却时常为学校的刊物写文章；同时，多少也为革命尽点微劳(11)。

　　在这些“微劳”之中，一件最值得纪念的，就是他与《竞业旬报》的关系。

　　中国公学本是一个“革命运动机关”(12)，据胡适自己的回忆：

　　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如熊克武先生，不但和我同学，还和我同住过，我只知道他姓卢，大家都叫他“老卢”，竟不知道他姓熊。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能记忆的有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13)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冈七十二人之一。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广州之役。教员之中，宋耀如先生为孙中山先生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涤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任鸿隽(14)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学制造炸弹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公学的确是一个革命大机关(15)。

　　在这个“革命大机关”里头，有一个留着胡子的人，绰号“钟胡子”（钟古愚），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做了三十二年中华民国监察院长犹未倦勤的“于胡子”（于右任）(16)。

　　“钟胡子”在中国公学是个小头目，他是“竞业学会”的会长，这位会长吸收了一个小兄弟，就是胡适之：

　　我第一学期住的房间里，有好几位同学都是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人，他们都是邻县人，说的话我听不大懂。但不到一个月，我们很相熟了。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有一位钟文恢（号古愚）已有胡子，人叫他做钟胡子。他告诉我，他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学会，叫做竞业学会，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17)，所以定了这个名字。他介绍我进这个会，我答应了。锺君是会长，他带我到会所里去，给我介绍了一些人。会所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会中住的人大概都是革命党。有个杨卓林(18)，还有个廖德璠，后来都是因谋革命被杀的。会中办事最热心的人，钟君之外，有谢寅杰和丁洪海两君，他两人维持会务最久(19)。

　　既然有了这么一个“对于社会，竞与改良”的学会，自然不得不利用一个改良的工具，于是，《竞业旬报》便产生了(20)。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做竞业旬报。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剑先生（号钝根）(21)来做编辑(22)。旬报的宗旨，傅君说，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胡梓方先生（后来的诗人胡诗庐）作发刊辞，其中有一段说：

　　今世号通人者，务为艰深之文，陈过高之义，以为士大夫劝，而独不为彼什佰千万倍里巷乡闾之子计，则是智益智，愚益愚，智日少，愚日多也。顾可为治乎哉？

　　又有一位会员署名“大武”作文《论学官话的好处》，说：

　　诸位呀，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的人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但现今中国的语言也不知有多少种，如何教它们合而为一呢？……除了通用官话，更别无法子了。但是官话的种类也很不少，有南方官话、有北方官话、有北京官话。现在中国全国通行官话，只须摹仿北京官话，自成一种普通国语哩。

　　这班人都到过日本，又多数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所以都感觉“普通国语”的需要(23)。“国语”一个目标，屡见于竞业旬报的第一期，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24)。

　　《竞业旬报》第一期是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九月十一日（10月28日）出版的(25)，这，正好也是傅君剑创办《洞庭波杂志》同一个月，也是清朝政府开始命令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院、动物园、公园等等的同一个月。因为钟胡子看见胡适常常看小说，又能写古文，就向他拉稿，于是在《竞业旬报》的创刊号里，有胡适的一篇《地理学》，这是他一生中第一篇白话文字，其中有一段地圆论，说：

　　譬如一个人立在海边，远远的望这来往的船只。哪来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见它的桅杆顶，以后方能够看见它的风帆，它的船身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见。那去的船呢，却恰恰与来的相反，它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见，然后看不见它的风帆，直后来方才看不见它的桅杆顶。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地是圆的，所以来的船在那地的低处慢行上来，我们看去自然先看见那桅杆顶了。那去的船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同这个相反罢了。……诸君们如再不相信，可捉一只苍蝇摆在一只苹果上，教它从下面爬到上面来，可不是先看见它的头然后再看见它的脚么……(26)

　　对这段文字，他自己发表意见说：

　　这段文字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洁，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教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27)。

　　这种“做文字必须教人懂得”，“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的态度，是胡适十五岁以后一贯的态度，也是他行文的擅长之处。

　　这篇《地理学》发表后，胡适“胆子大起来了”，忽然决心做起小说来了：

　　我做了一个月的白话文，胆子大起来了，忽然决心做一部长篇的章回小说。小说的题目叫做《真如岛》(28)，用意是“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我拟了四十回的回目，便开始写下去了。第一回就在旬报第三期上发表（丙午十月初一日(29)），回目是：

　　虞善仁疑心致疾

　　孙绍武正论祛迷

　　这小说的开场一段是：

　　话说江西广信府贵溪县城外有一个热闹的市镇叫做神权镇，镇上有一条街叫做福儿街。这街尽头的地方有一所高大的房子。有一天下午的时候，这屋的楼上有二人在那里说话。一个是一位老人，年纪大约五十以外的光景，鬓发已略有些花白了，躺在一张床上，把头靠近床沿，身上盖了一条厚被，面上甚是消瘦，好像是重病的模样。一个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后生，生得仪容端整，气概轩昂，坐在床前一只椅子上，听那个老人说话……(30)

　　他后来回忆说：

　　我小时痛恨道教，所以这部小说的开场就放在张天师的家乡。但我实在不知道贵溪县的地理风俗，所以不久我就把书中的主人翁孙绍武搬到我们徽州去了(31)。

　　但是，正因为主人翁搬到徽州去了，所以作者才能写得更实际一些、具体一些，龚选舞在《四十五年前的胡适》(32)一文里论《真如岛》说：

　　连续在旬报刊载十期的长篇小说《真如岛》，是用水浒传似的白话文写成的，在仅能找到的五期旬报中，我们看出胡先生以徽州做背景，姓胡的人物为主角，轻松地描绘出当时徽州的风俗，深刻地刻画出当时可爱人物，而且更用他的泼辣的“秃笔”，痛斥迷信，打击神佛。这种大胆的作风，现在是家常便饭，当日却说得上是惊世骇俗的。

　　《真如岛》小说中的主要思路也只是“痛斥迷信，打击神佛”八个大字，说破了，这还是胡适小时候无鬼思想的“作祟”，例如他在《竞业旬报》第二十六期，《真如岛》第八回里，有这样论“因果”的文字：

　　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33)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变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教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

　　这还是他小时所受范缜、司马光等人思想的套子。他自己也承认“落花一段引的是范缜的话，后半是我自己的议论。这是很不迟疑的无鬼论”(34)。

　　《真如岛》小说中攻击迷信的文字，如三十七期中第十一回论扶乩的迷信一段：

　　程正翁，你想罢。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关帝吕祖何等尊严，岂肯听那一二张符诀的号召？这种道理总算浅极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怜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想，只晓得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国民愚到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来，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说“学原于思”，这区区四个字简直是千古至言。郑先生说到这里，回过头来，对翼华翼璜道：程子这句话，你们都可写作座右铭。

　　对这一段，他日后又引申说：

　　“学原于思”一句话是我在澄衷学堂读朱子近思录时注意到的。我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为我从十几岁时就那样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35)。

　　同时表现“痛斥迷信，打击神佛”观念的文字，除了“社会小说”《真如岛》外，还有《社说》一篇，就是《论毁除神佛》（署名“铁儿”），载《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至第二十八期。我特地从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藏的《竞业旬报》第二十八期中，抄出一段（原文无标点，照原文形式引用）：

　　……现在文明世界 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 下至小官都是重重迷信的 什么拈香哪 大庙哪 黄河安澜哪 祈雪哪 祭社稷哪 日蚀哪 月蚀哪 还是缠一个不清楚 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 然而那些上海道哪 上海县哪 遇着什么上元节 中元节 日蚀 月蚀 依旧守它野蛮的风俗 唉 就是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 列位切不可学他 学了他们 便是混账 哈哈 我不说了罢

　　这种大骂“混账”的文字，是很有趣味的文字，在胡适后来的文字中，再也找不到了！除了《论毁除神佛》外，还有一大篇《无鬼丛话》（署名“适之”），载《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至第二十八期，对这篇文章，他有一大段回忆：

　　这时候我另在旬报上发表了一些《无鬼丛话》，第一条就引司马温公“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的话，和范缜“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的话。第一条引苏东坡的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第三条痛骂西游记和封神榜，其中有这样的话：

　　夫士君子处颓敝之世，不能摩顶放踵敝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澜，曷若隐遁穷邃，与木石终其身！更安忍随波逐流，阿谀取容于当世，用自私利其身？（本条前面说封神榜的作者把书稿送给他的女儿做嫁资，其婿果然因此发财。所以此处有“自私利”的话。）天壤间果有鬼神者，则地狱之设正为此辈！此其人更安有著书资格耶！（丛话原是用文言作的。）

　　这是戊申（1908）年八月发表的。谁也梦想不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1923），居然很热心的替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如果他有好材料，也许他将来还替封神榜做考证哩！

　　在《无鬼丛话》的第三条里，我还接着说：

　　王制有之：“托于鬼神时日卜筮以乱众者，诛。”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谓“数千年来仅得许多脓包皇帝、混账圣贤”，吾岂好詈人哉？吾岂好詈人哉？

　　这里很有“卫道”的臭味，但也可以表现我在不满十七岁时思想路子(36)。丛话第四条说：

　　吾尝持无鬼之说，论者或咎余，谓举一切地狱因果之说而摧陷之，使人人敢于为恶，殊悖先王神道设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狱因果之说盛行，而恶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设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处兹思想竞争时代，不去此种种魔障，思想又乌从而生耶？

　　这种夸大的口气，出在一个十七岁孩子的笔下，未免教人读了冷笑。但我现在回看我在那时代的见解，总算是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比起现今一般在几个抽象名词里翻筋斗的少年人们，我还不感觉惭愧(37)。

　　除了这种强烈的无鬼论，强烈的破除迷信的思想以外，这一时期的“胡适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的家族观、婚姻观。

　　在家族观方面，他“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根本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他回忆说：

　　那时代我在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转载在《旬报》第二十九期），我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根本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说：

　　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

　　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淹没；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也只为他们有功于社会，所以社会永永感谢他们、纪念他们；阿哙哙，这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孝子贤孙多极了，多极了！……一个人能做许多有益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都成了他的孝子贤孙。列位要记得：儿子孙子，亲生的，承继的，都靠不住。只有我所荐的孝子顺孙是万无一失的。

　　这些意思，最初起于我小时看见我的三哥出继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从一真问题上慢慢想出来的一些结论。这一点种子，在四五年后，我因读培根（Bacon）的论文有点感触，在日记里写成我的《无后主义》(38)。在十年之后，又因为我母亲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写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发挥“社会不朽”的思想(39)。

　　这种强烈的反对承继的观念，他曾用一个伟人的传记来做了一个活证，这就是他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署名“适之”）(40)，是登在《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上面的，这种传记不但发挥了反对承继的思想，并且还是他少年时代《传记文学》的代表、白话文字的抽样，所以我把这篇不易得到的文章全抄在后面：

　　兄弟现在又要说一位大豪杰了。这一位豪杰空了双手，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积了几十万家私，到了老来，一一的把家私散了大半。来得艰难，去得慷慨，这种人，兄弟要是不来表扬表扬，兄弟这支笔可不是不值钱了么？

　　这人姓杨，名斯盛，字锦春，是江苏川沙厅人氏。从小父母双亡，无力读书，不但无力读书，差不多连饭都没得吃了。后来只好做一个泥水匠，赚两文钱度度日。看官！我中国的人，有一种怪习气，愈是做下等劳动的人，愈流落得快。因为生来不大吃得苦，稍吃些苦，便腰驼背胀的了。只好吃两分鸦片烟，喝两口酒，或会买点好小菜，一天辛苦钱，还不够一餐吃喝，哪里还会成家立业呢？看官要晓得，这“穷苦”二字，真是一块试金石，随你什么人，需要经过这个关头，才有后来的指望。唉！这些脓包男子，哪里经得这块试金石的摩擦。只有我如今所说的“杨斯盛”先生，不震不惊，从容不迫的跳过了这个关头，睁开了眼睛料事，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如此者十几年，才有了立脚之地。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时候，年纪才得十三岁，那一种孤苦伶仃的景况，真个如同梦境了！

　　杨斯盛先生，有几种本事：第一样天资极高，他原是没有读过书的，后来不但能读中国书，并且能说英国话了。第二样见识甚好，办事极有决断。有了这二种本事，办事自然容易，再加以一种坚忍的气概，独立的精神，自然天下无难事了。于是乎不上三十年中，杨斯盛已成了大富翁了。

　　列位！你不看见中国的富翁么？一生奸刁诈伪的赚了个把家私，便说道老夫的家私是血汗心力去换来的，如今是要省吃省用的去用才可留下来传给子孙。所以这种人心目中，只认得黄的金子、白的银子，哪里敢轻用一钱？哈哈！只好留给他子孙把去孝敬那烟馆老板堂子乌龟吧！但是我所说的这位杨先生，却不是这种人。他要是这种人时，他那家私可不知要积到多少万了。他一生一世，遇了什么天灾人事，务必捐出巨款，赈济受害的人；遇了什么公益事业，务必出钱捐助，他生平捐钱造的马路也不知多少条；救活了的人也不知多少人了。他所做的事业，最为人所最崇拜的就是那“破家兴学一事”。

　　杨先生因为自己少时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他很想造就一般少年人才出来。所以他便捐了十万金，开了一所广明小学，并附设一个师范传习所，后来渐渐扩充，便改为浦东中学，附设两等小学。筑校舍于上海对面之浦东，那学堂中如今已有了二三百人。其中规模之宏大、办法之整严，就是上海开办了多少年的学校，也还不及。不料那学校开办不上二年，我们这位可敬可爱可师可法的杨斯盛先生，竟尔死了。可怜他死的时候，还说：“那学校用的黑板要改良。”这句话还没说完，便死了，唉！可怜呵！

　　他未死之前，便把家产分为数份，把所有家产的三分之二捐入那学校，以外的家产捐助南市医院，改筑桥梁，捐助旁的学堂。还有许多事业，兄弟说也说不完了。余下给子孙仅十分之一耳！看官！这种人是一种什么人？兄弟说的“豪杰”二字，能够包括得完全么？我们中国古时有个人叫做疏广，他说：“子孙若贤，多了钱，便不用功上进了，便灰了他的志向了。子孙若不贤，多了钱，便是助他作恶作歹了！”所以他有很多的黄金，都拿去办了酒食，日日请客，大吃大用，却不传给子孙。中国的人，几十年来都称赞他的好处。看官！他所说的话可是不错，但是他行的事却大错了！他不拿钱去做些济人利物的事，却拿去大吃大喝；一来呢，独乐一身，无益于天下生民。二来呢，饮食醉饱，给子孙做一个败家的榜样。他哪里比得上我们这位可敬可爱可法可师的杨先生呵！唉！兄弟这个话，如何可拿去责备几千年前的古人，他哪里懂得，只好把来希望列位看官吧！

　　在婚姻观方面，他的见解是中外制度大团圆式的。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存的《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中，有胡适的《婚姻篇（绩）》（署名“铁儿”），我抄出几段：

　　……照我的意思 这救弊之法 需要参酌中外的婚姻制度 执乎其中 才可用得 第一是要父母主婚 第二是要子女有权干预……

　　（第一）父母主婚 现在上海有一部书叫做法意 是法国一位大儒孟德斯鸠做的 他书中有一段说得最好 兄弟把来翻做白话 给大家看看 那书中道

　　我所以要说婚姻要父母主婚者 因为做父母的 慈爱最深 况且多活了几岁年纪 见识思想毕竟比做子女的强些 见得到些 若是专靠子女的心思 那做子女的 年纪既轻 阅历世故自然极浅了 况且少年心思必不周到 一时之间 为情欲所蔽 往往把眼前的东西 当作极好再也不会瞻前顾后 他们的选择怎么靠得住呢（严译本第759页）

　　这是一些也不会错的 不用兄弟再说了 但是他那书中还有一句话说“做父母的和子女最亲切而且知道子女的性格 别人断比不上”这句话行到中国 便有些不合用了 古语道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 莫知其苗之硕”可见得父母爱子过深 反不明白做儿女的性格了 全国的人 内中自然有一二明白的人 但是溺爱不明的人居多 所以那些讲新学的人便说这是一定要男女自由结婚的 兄弟却不如此 因为父母溺爱不明 难道做子女的便都是事理通达的人么 所以兄弟说一定要父母主婚 这是极正当极合时势的办法 兄弟却要恭恭敬敬的告诉我中国千千万万的做父母的 极希望那些做父母的 个个都把儿女的婚姻 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 但不（敖按：当做不但）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 而且要看做中国的大问题 稍稍留一些儿心 担一些儿担 反转来说 这虽是全国的问题 然而娶两房好媳妇 嫁两个好女婿 这也是做父母的幸福 难道列位做父母的竟有福不会享么 列位做父母的 再要是一定要糊糊涂涂的过信媒人 过信瞎子 过信土偶木人 那便是列位自己不要亨（敖按：当作享）福 那便是列位自己愿做中国的大罪人 哈哈那可怪不得那些青年男女要说家庭革命了

　　（第二）子女有权干预 做父母的 能照兄弟所说的话做去 那是极好的了 但是内中有些父母的嗜好 和做子女的不同 譬如儿子爱学问 爱德行 父母却爱银钱 爱美貌 父母尽父母的心力做去 却不合儿子的性情 可不是反了吗 可不是一样的不和睦么 所以兄弟也想一条事先预防的法子 是要使做儿女有干预之权 做父母的也要和儿女相酌而行 这才是完全的好法子了 还有一层 近来上海各地 有些男女志士 或是学问相长 或是道德相敬 有父母的 便由父母主婚 无父母的 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 结为婚姻 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 何等威仪 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 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 但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 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 要是在内地一般未开通的父母子女那还是用用兄弟前面说的话好呵

　　兄弟的话 也说得笔秃口枯了 列位看官 切不可囫囵吞的读过 不然 兄弟这一番苦心就白白地废掉了岂不可惜(41)

　　从这些半生不熟的文字来看，胡适这个时候的婚姻观是不失为周密而执中的，但是却完全是“大团圆病”(42)的思想模式，而他此后在婚姻问题的见解与做法,上，也并未开放得尽弃传统的羁绊。这种态度，对一个真正开明猛进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显然是令人遗憾的。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是胡适这段时期的爱国论。

　　首先，他的爱国论据是来自新知识，而不是一些旧格言，他在《读爱国二童子传》（署名“适”，载《竞业旬报》第二十八期）里就指出：

　　现在上海出了一部极好极有益处的小说，叫做《爱国二童子传》，那书真好，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兄弟看那书里面，有许多极好的话，遂和那些格言相仿佛，便抄了一些来给大家看。 兄弟的意思，这些格言，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呢！

　　他接着明快指出：

　　男子首宜爱国，方为尽分。

　　他又在《爱国》（署名“铁儿”，载《竞业旬报》第三十八期）一文里写道：

　　我们的父母生我育我，我们的兄弟爱我助我，我所以爱他们。难道我们的祖国，保护我、教育我，我们倒可以忘记了它吗？倒可以不爱它吗？所以我第一句话就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

　　他又说：

　　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做人家的牛马奴隶了……

　　像这些浅显的爱国论，也都多少可以表现这个少年人的心地。当然这些浅显的爱国论，极容易流为“沙文主义”（Chauvinism），因为真正“理智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 of reflection）的境界，究竟是不容易到达的。对胡适本人说来，他在写《读爱国二童子传》《爱国》等文以后六七年，似乎就已接近了“理智的爱国主义”的境界，所以他那时竟被人骂做“木石心肠，不爱国”(43)了！

　　关于《竞业旬报》本身跟胡适的关系，是他先由投稿者变成主编，再由主编变成“包办者”。他的回忆如下：

　　《竞业旬报》出到第十期，便停办了。我的小说续到第六回，也停止 了。（1908）3月11日，旬报复活，第十一期才出世。但傅君剑已不来了，编辑无人负责，我也不大高兴投稿了。到了戊申七月，旬报第二十四期以下就归我编辑。从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我做的。《真如岛》也从第二十四期上续作下去，续到第十一回，旬报停刊了，我的小说也从此停止了。这时期我改用了“铁儿”的笔名(44)。

　　我从《四十自述》和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藏的五本《竞业旬报》中，辑出胡适这个时期所发表的一些文字的题目，当然不完全，只是聊见一斑：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1.《地理学》（署名“期自胜生”），第一期，九月十一日。

　　2.《真如岛》（社会小说。署名“铁儿”），第三期，十月初一起连载是章回小说，原定四十四，续到第六回（第十期）停。1908年再从第七回（第二十四期）起连载，续到第十一回（第三十一期）停。连载中偶尔别署他名，如第七回续（第二十五期）中，尾段署“冬心”等是。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

　　3.《婚姻篇》（社说。署名“铁儿”），第二十四期至第二十五期，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初一日。

　　4.《论毁除神佛》（社说。署名“铁儿”），第二十五期至第二十八期，八月初一日至九月朔日。

　　5.《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传记。署名“适之”），第二十五期，八月初一日。

　　6.《无鬼丛话》（谈丛。署名“适之”），第二十五期至第二十八期，八月初一日至九月朔日。

　　7.《弃父行（有序）》（词苑。署名“铁儿”），第二十五期，八月初一日。

　　8.《霜天晓角（长江）》（词苑。署名“铁儿”），第二十五期，八月初一日。此词不见该期目录。

　　9.《时闻（数十则）》（署名“铁”），第二十五期，八月初一日。

　　10.《消夏丛摭》（杂俎。署名“适之”），第二十五期，八月初一日。

　　11.《读爱国二童子传》（《杂俎》（二）中《读书札记》。署名“适”）， 第二十八期，九月朔日。

　　12.《中国的政府》（《时评》中《社会杂评》（二）。署名“适广”），第二十八期，九月朔日(45)。

　　13.《论承继之不近人情》，第二十九期，转载自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

　　14.《爱国》（社说。署名“铁儿”），第三十四期，十一月朔日。

　　15.《金玉良言》（格言。署名“铁儿”），第三十四期，十一月朔日。为译文。自记：“美国马威克所著《真国民》一书，中有Memory Gems一种，因汉译之，名之曰金玉良言，以为我国人增一种座右铭云尔，戊申十月译者识。”

　　16.《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论说。署名“骍”），第三十四期，十一月朔日。

　　17.《读汉书杂记（一）》（谈丛。署名“铁儿”），第三十四期，十一月朔日。

　　18.《苟且》，第三十六期。

　　19.《铁儿启事》，第四十期。《竞业旬报》只出到四十期，已是1909年春天了。

　　在最后一期（第四十期）的《竞业旬报》里，胡适登载了他的《铁儿启事》，文字酸腐而可笑，全文是：

　　鄙人今年大病数十日，几濒于死。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一切，概非鄙人所与闻，此布。

　　这是他最后的告别辞，告别他第一次做编辑、做记者(46)的生涯。

　　现在，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这一阶段了，他说：

　　《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前年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曾登报征求全份的《竞业旬报》，——大概他们不知道这里面一大半的文字是胡适做的，——似乎也没有效果。我靠几个老朋友的帮忙，搜求了几年，至今还不曾凑成全份。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47)。

　　他又说：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旬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对于宗教迷信的思想(48)。

　　又说：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都没有长久的寿命。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49)等办《国民白话日报》、李莘伯(50)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但这两个报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竞业旬报》出到四十期，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我从第一期投稿起，直到它停办时止，中间不过有短时期没有我的文字。和《竞业旬报》有编辑关系的人，如傅君剑、如张丹斧(51)、如叶德争，都没有我的长久关系(52)，也没有我的长期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53)。

　　《竞业旬报》停刊后三十六年，一个老革命党追记革命时代的书报，他写道：

　　中华民国之肇造，世人多归功于革命书报文字宣传之力。溯自孙总理于己亥年（民国前十三年）首派陈少白至香港开创中国日报，以至辛亥民国成立，凡十三年，此十三年间海内外革命志士所发刊日报杂志等类凡数百种，而参加此项革命杂志等类之文字工作，或充撰述编辑、或任经营资金，总数何止万数千人。自民国成立至民国三十四年，此项参加宣传工作之革命报人，目前健在者已寥落如晨星之可数，据笔者调查，实数不满一百人(54)。

　　在这不满一百人（六十一人）的调查里，他写下

　　姓名：胡适

　　籍贯：安徽

　　报章：竞业旬报

　　地点：上海

　　年代：丙午

　　现职：美国大学教授

　　笔名适之。现居美国。

　　这是胡适“小孩子时代的玩意”(55)的历史记录。在我着手写这部评传的时候，我曾面对这焦黄的报章——《竞业旬报》，幻想那留着小辫儿的小孩儿——胡适之，在挥动他的笔杆儿，在为辛亥革命的前夜，闪烁了一颗小小的晨星。

　　①陈翊林（启天）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1928年上海太平洋书店版）第十章《建立期的高等教育》里提到中国公学是第一座中国私立大学：

　　小学中学可以私立在重言章程中有明文规定：而大学则无许私立的明文。不过三十一年因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发生归国风潮，乃组织中国公学于上海吴淞，以收容归国留学生及国内学生，并以为全国游学之预备，高等大学生之阶梯，乃人民自建大学之始（光绪三十二年有学生三百一十八人，分高等普通预科二班，中学普通四班，师范速成一班，理化专修一班）。同年上海震旦学院生反对法国教士，因而退学另组复旦大学，在本期中私立大学遂无独有偶了。

　　②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1944年4月中国文化服务社渝一版）第二十五章记载当时情况如下：

　　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界大为愤激，陈天华于11月12日（敖按：阳历十二月八日）愤投大森海湾自杀，于是同盟会员对于此事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全体归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之耻辱，易本义、秋瑾、田桐、胡瑛等主之，一派主张求学宜忍辱负重，不可轻率废学归国，汪精卫、胡汉民、朱大符等主之；两派互相驳论，如临大敌，秋瑾、易本义等以是归国，结果卒为后说所胜（敖按：参看《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三辑，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版）。

　　③《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胡适又在《中国公学校史》（《中公己巳级毕业纪念刊》）里说：“因为这学校含有对外的意义，归国学生又有十三省人之多，故名为‘中国公学’”。

　　舒新城在《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1945年11月上海中华书局版）第八章第二节《中国公学》里，有一段记载很扼要：

　　中国公学在中国新教育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因为它是由于留日学生反抗日本取缔规则而成立的。清末变法之初，政府为求速效，派遣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达万余人，其间分子自有良莠不齐，日本文部省于斯年冬发布取缔清国学生规则，严定学生入学资格。当时留日学生，以前一年曾公布取缔韩国学生规则，今对清国继之，是不啻将清国视为日本之保护国，群情大愤，一时退学归国者达千余人；到沪得郑孝胥资助银千两，于1906年春赁屋设校，名中国公学，校务由王搏沙（敬芳）先生等主之。但来学者寥寥，经济又复窘迫，干事姚宏业（湘人）先生于10月13日愤而投江自杀，以期唤起国人之注意，卒由政府及各省拨给津贴，以底于成。1907年复由两江总督端方奏请拨给吴淞炮台湾公地百余亩为校址，并由大清银行助借十万两建校舍……

　　在这个学校的学制方面，1928年至十八年间做过中国公学副校长的杨亮功，曾有《吴淞江上——我在中国公学一段办学的经历》（《新时代》第一卷第四期，1961年4月15日台北出版）一文，一面引证胡适的《中国公学校史》，一面说：

　　“中国公学初不设校长，只有公选的干事，分任斋务、教务、事务。”由于中国公学为学生所组织而成，故学校行政权为学生所掌握。这种制度与意大利波隆那（Bologna）大学初创设时的组织颇相似。中世纪欧洲大学初兴起时，分为两派。一派为南方的波隆那大学（1158年成立）；一派为北方的巴黎大学（1180年成立）。后者系由注册教师所组织而成，故学校行政由教师负责。前者由学生所组织而成，故学校行政由学生负责。波隆那大学“学生由监督来管理，这监督最初原是一个学生”。学校“有许多事，都是由校监及校务委员管理。……但最高的权柄还是在学生自治会手里。这个自治会时常开会。凡入校的教授，都应当对校监宣誓表示服务。如有不法，即行辞退。如上课时迟到，或课本上应讲之章节跳过不讲，则处以罚金”。到后来大学逐渐发展，遂演变而由指派校长负学校行政的责任。中国公学以学生为主体之制度，实行了九个月（光绪三十二年二月至十一月），后改由监督来管理学校。这种“学生治校”的制度，和欧洲大学创始时的制度，不谋而合。但在中国教育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格。

　　④胡适《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里作“姚弘业先生（湖南益阳人）”；傅熊湘在《杨烈士卓林传》（收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1944年8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增订版）里作“姚洪业”。敖按：当以“姚洪业”为是，见《革命文献》第二辑第38页。

　　⑤姚洪业在遗书中，有这样几段话：

　　我同志等组织此公学也，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而各同志又皆担任义务，权何有？利何有？而我同志等所以一切不顾，劳劳于此公学者，诚以此公学甚重大，欲以我辈之一腔热诚，俾海内热心之仁人君子怜而维持我公学成立，扶助我公学发达耳。乃自开办以来……海内热力赞助者，除郑京卿孝胥等数人外，殊寥寥。求助于政府无效，求助于官府无效，求助于绅商学界又无效。非独无效，且有仇视我公学、毁谤我公学、破坏我公学者……我性褊急，我诚不忍坐待我中国公学破坏……故蹈江而死，以谢我无才无识无学无勇不能扶持我公学之罪。……夫我生既无所补，即我死亦不足惜。我愿我死之后，君等勿复念我，而但念中国公学。……我愿我诸同学皆曰，无才无学无勇无识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竭力求学以备中国前途之用。……我愿我诸同事皆曰，无才无学无勇无识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振起精神，尽心扩张，无轻灰心，无争意见……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

　　我愿我四万万同胞……皆曰：无学无识无才无勇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智者施其学问筹划，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这封信中“蹈江而死，以谢……不能……”的殉身精神，在这个时代中，已经没有了！当时为一个单纯理想而赴横流的人，颇不乏人，如陈天华、杨笃生、任季彭等等都是。吴稚晖（敬恒）也跳过海，可是没死成，章太炎笑他“跳在阳沟里”！

　　⑥“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⑦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里说：

　　公学初不设校长，只有公选的干事，分任斋务、教务、庶务的事。后来推郑孝胥先生为校长，聘马君武先生为总教。君武先生不久即往德国留学，总教之职也就废了。公学得两江津贴之后，校长改为监督。戊申春间，郑孝胥先生辞监督，夏敬观先生继任为监督。其时始有董事会之设，推张謇先生为会长。

　　1952年12月23日，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讲词》（《胡适言论集》乙编）中说：

　　谈到中国公学和中国教育制度以至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很深切的关系。当时我们母校的教育制度，有着一点独特的作风，这种作风便是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试验，当时校内并不设校长，而由三位干事共同负责处理校务，成为学校“行政机关”。另外由全体同学推举班长、室长，实行自治，并且选举评议员，组织评议会，成为学校的“立法机关”。一切校务虽由干事负责执行，但必须先经评议会通过，完成“立法程序”。就是聘请教员，也得经过同学的同意。记得总统的岳父宋耀如老先生，曾经教过我们的英文。原先有几位英文教员，都不为同学欢迎而解聘，后来聘请宋老先生，始而同学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但上了第一堂课之后，他读得好、讲得好，发音又好，大家方心悦诚服的接受他的教导。

　　当时一位英文教员因为“教得太快”，不能给学生们“文法上的分析”，竟被解聘。这位教员就是周越然。他在《中公》一文里（《古今》半月刊第三十二期，10月1日上海出版，后收入他的《六十回忆》，1944年12月上海太平书局版）说：

　　我第一次和中国公学发生关系，在北四川路的时代。我担任欧洲近世史，介绍我去的是胡梓方先生（江西人）。

　　当时和我一同教书的，有两位王先生，后来都成闻人。一位是王显华（浙江人），一位是王云五（广东人）——商务先后聘请为总经理。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世界闻人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人，就是胡适之。

　　这位只教了两个小时就被赶走的教员，还有一段描写中国公学的学生相：

　　班中各学生，有穿吴服的，有着木屐的，有胡须长长的……倘然现在有人请我去教类似的一班，我看见了一定会倒退而出。

　　⑧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原名和，以字行，号厚山。年轻时家贫而好学，后留学日本，曾为《新民丛报》写随笔，很有名。又是同盟会会章的起草人之一，且首任同盟会本部书记，与胡汉民等创办《民报》，后回国创办中国公学，又转赴德国学工程。辛亥革命后，被推为代表，参加组织临时政府和起草临时约草等工作，并任第一次内阁中的实业部次长（部长是张謇）。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被推起草宪法工作。国会解散后，在海外奔走反袁。袁世凯死后又回国会反对段祺瑞的对德参战。后又赴德国，重新读书，得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再回国后，任护法政府交通部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广西省长，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广西大学校长。抗战开始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夏天再度任广西大学校长，死时年六十岁。

　　马君武是一多才而热情的人。我举三段纪录以见他人格的一面：

　　1.甘为一：《我所知道的马君武先生》（《宇宙风》乙刊第二期，1939年3月16日上海出版）里说，马君武的母亲因为年老行动不便，马君武常常背着她走路，“虽然有仆役，但是他不用，可见他的孝行。”

　　2.居正：《梅川日记》（《居觉生先生全集》下）《马与宋哄》一则中，记马君武疑心宋教仁为袁世凯做说客照着宋面一拳，宋左眼受伤流血。孙公（中山）喝马君武曰：‘汝太粗生，须得向钝初赔礼。’马君武应命，近前与宋握手。”

　　3.绍莘：《典型学人——马君武》（《自由人》第三二二期，1954年4月3日香港出版）：“他是民二十九年8月1日病逝的，先是西大员生以7月26日为马君武先生六十生辰，举行餐会，替他祝寿。他登坛演讲，对各生加以训勉，并历叙他少年孤露，家境穷困，求学艰辛，不觉悲从中来，掩巾拭泪，凡受亲友巨纤之助，历举他们姓名，表示谢意。”

　　马君武除了努力国事、作育人才上有表现外，他还致力于提倡科学，改良社会问题，介绍西方名著，他的主要译著有《失业及贫民救济政策》（商务）、《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中华）、托尔斯泰《心狱》、席勒《威廉退尔》（中华）、达尔文《物种原始》（中华，四册）、达尔文 《人类原始及类择》（商务）、密尔《自由论》、斯宾塞《社会学原始》、《赫克尔一元哲学》（中华，二册）、赫克尔《自然创造史》（商务）、基尔伯特《微分方程式》（商务）、《温氏（Wentworth）平面几何学》（商务）、《卢梭民约论》（中华）、杜本尔《平面几何》、玩荪《化学原理》及《有机化学》、何塞克《矿物学》、朗约斯丁《机械学》、费里包维《农业政策》（中华）、《交通政策》（中华）、《商业政策》（中华，二册、《工业政策》（中华）、《收入及恤贫政策》（中华）。

　　马君武另有《马君武诗稿》一册，1913年辑编，三年文明书局版。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征》（1945年开明书店《学林》第一辑）里说，这部诗稿“收诗九十七首，又译诗三十八首，皆壬癸间所作，反映革命思想极浓”。对此诗稿，他的学生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六第三则《读君武先生诗稿》（1914年8月11日）中记印象如下：

　　在杏佛处得见君武先生所刊诗稿，读之如见故人。最爱其偕谢无量游扬州一诗云：

　　风云欲卷人才尽，时势不许江山闲。涛声寂寞明月没，我自扬州吊古还。

　　其七古以惜离别及贺高剑公新婚为最。七律断句如“只须拜热为先祖，直到成冰是善终”（寄生虫）；“欲以一身撼天下，须于平地起波澜”（京都），稍可诵。七绝颇多佳者。五古以慈母马浮为最。五律以自上海至马赛途中得诗十首及别桂林四首为最。最爱其澎湖：

　　群山现天际，人说是澎湖。感怆乘桴意，模糊属国图。缘波迎去舰，红日照前途。数点渔舟影，微茫忽有无。

　　又西贡：

　　十里河边路，亭亭凤尾蕉。缘阴覆城郭，红日熟田苗。王气消南越，人心去阮朝。楼船相接处，三色大旗飘。

　　其新加坡诗有“侧身频北望，转舵便西游”，一“频”字一“便”字，皆予所最爱。其别中国公学学生云，“群贤各自勉，容易水成冰。合力救亡国，发心造远因”二十字，得中国公学之精神。其译诗三十八首，乃殊少佳作，唯贵推之米丽容歌可诵耳。

　　马君武是胡适的老师，对胡适的影响很大。在《胡适留学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他师生二人往还的痕迹，和胡适受他老师影响的痕迹。如：

　　得君武书，知杨笃生投海殉国之耗，为之嗟叹不已。其致君武告别书云：“哀哀国祖，徇以不吊之魂；莽莽横流，淘此无名之骨。”读之如闻行吟泽畔之歌。

　　君武赠诗一首。（1911年9月7日）

　　如：

　　出游偶见书肆有Henry Georges Progress and Poverty（享利乔治著《进步与贫穷》），忆君武曾道及此书，遂购以归，灯下读之。卷首有其子序一首，甚动人（1911年9月27日，敖按亨利·乔治”当作“亨利·乔治”）。

　　如他对马君武译的拜伦《哀希腊歌》不满意，乃重新编译（1914年2月3日）。又如他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三第十六则《马君武先生》（1916年6月9日）记他们师生九年后再见：

　　马君武先生于5月30日自欧洲返国，道出纽约，相见甚欢。适与先生别九年矣。先生于丁未去国，辛亥革命时返国。明年，南京政府成立，先生为实业次长。及南北合并，先生被举为参议员。第二次革命将起，先生惧祸及，匆匆亡去，复至德治工科。去年得博士学位，今始归耳。

　　庚戌十月，先生寄书，中附一诗云：

　　离乡十载悄然忽归

　　故乡吾负汝，十载远别离。万里生还日，六洲死战时。疾声唤狮梦，含泪拜龙族。吾岁今方壮，服劳或有期。

　　“万里生还日，六洲死战时”，今日竟成诗谶。

　　先生留此五日，聚谈之时甚多。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国中重望，大有可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

　　后来胡适回国，两人过从始终不少。

　　马君武的墨迹，可看他给孙中山的一封信，收入《开国名人墨迹》卷二（1961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版）。

　　⑨参看注⑦后面周越然的描写。总之，当时在“中国公学”这些少年们，土劲十足，常在十里洋场出洋相。李仪祉曾有一段有趣味的自述，颇可看出当时学生们的土包子劲儿：

　　这一次到上海……访见了于右任（即伯循），同乡商人义厚、宋子才、刘鸿臣。又到中国公学去访问同乡严敬斋、张奚若、王岐山。又会见了吴希真。严、张那时候在学堂拘谨得很。他要请我吃饭，出得校来，遇见一个番菜馆，三人占了一个桌子，仆役送上菜单，严敬斋一看，牛扒、猪扒，一概不懂，说是什么扒末？怎样吃法？只看蛋炒饭，问清是什么东西。说：好！来个蛋炒饭吧。仆役果然送上一盘蛋炒饭，带一个铜质羹匙。敬斋大怒，说：三个人，一个匙，怎么吃？混账。我一看他们还莫有吃过番菜哩。我在北京吃过两次，也不好意思说，只是暗笑。仆役果然又添了两个匙，三人同吃，吃完了，问还吃什么呢？我说：算了吧，再吃也不饱。于是算了账出来，他们向我道对不起而别。（《李仪祉全集》第五编《自传》，1956年12月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 版）

　　⑩《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11)《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讲词》（《胡适言论集》乙编，1953年5月台北华囯出版社版）。所谓“为革命尽点微劳”，他举例说：

　　我当时英语比较还好，记得有天夜晚已经就寝，同学们将我喊起来，要我到海关办交涉，因为有位留日的女学生从日本回国，为革命党运送武器，箱子藏有大批的手枪炸弹，被海关扣下来，我便冒险的前去交涉，但后来实在无法可想，只好不谈东西，将人营救出来作罢。可见当时的中国公学，实在便是革命的机关。一般师生多是革命党人。这对于中华民国的开国革命，实在有不少的贡献。

　　这件事，他在《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里也提到：

　　中国公学的教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所以在这里要看东京出版的《民报》，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许多同学把民报缝在枕头里带回内地去传观。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但我在公学三年多，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也没有人劝我加入同盟会。直到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但在当时，他们有些活动也并不瞒我。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语，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第二天，那位女学生也走了，箱子她丢在关上不要了。

　　(12)《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讲词》里也说：

　　谈到中国公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中国公学的创办，在表面上是因为一部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的规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动的举办本校，但实际上，这批留学生都是革命党人。教员中有于右任先生、马君武先生……这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同学中，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像但懋辛、熊克武……以及参加黄花冈之役的饶辅廷烈士，都是当时的同学。

　　(13)饶可权是广东梅县人，字竞夫，又字辅廷。据丘哲《饶辅廷传》（此传曾收入邹鲁《广州二月二十九革命史》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说他“丙午岁乞兄资助。肄业上海中国公学。庚戌毕业旋里。充高等小学教师”。后来参加三月二十九之役被捕，“研讯数次。施以惨刑。……四月初八日就义。年三十一。”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一，1911年6月11日记说：

　　得保民仲诚慰慈蜀川书。蜀川书言饶敬夫（名可权，嘉应州人）亦死于广州。此君前殉其妇，吾辈救之，得不死，今乃死于革命，可谓得所矣。

　　在饶可权死后，他的“妇”又“殉”他，当时被劝住，可是几个月后，还是呕血死了。

　　(14)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四川巴县人。后来成为胡适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太太就是陈衡哲。任鸿隽最初在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卒业，民国成立，任总统府秘书，后就学美国康奈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中国科学社社长、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授、四川省教育厅长、四川大学校长，1961年11月死于大陆，年七十六（据1962年2月28日台北《民族晚报》）。译有W. C. D. Dampier-Whetham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商务版，与李珩、吴学周合译）。

　　(15)《中国公学校史》。

　　(16)于右任《新闻自由万岁中华自由万岁》（《右任文存》，1957年7月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版）：

　　四十年前我初办《神州日报》时，发起的同人，复旦公学有八位（金怀秋，平湖人；叶仲玉，嘉兴人；邵仲辉，绍兴人即力子；陈□□，海宁人；陆冠春即秋心；叶藻亭，上海人；王公侠，湖北人），中国公学有八位（王搏沙，河南人；张邦杰，四川人；孙性廉，四川人；谭介人，湖南人；黄祯呈，湖南人；梁乔山，湖南人；钟古愚，江西人等）。

　　(17)当时的会社情况，可参看王尔敏《清季学会汇表》（下）（《大陆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三期，1962年2月15日台北出版）。

　　(18)傅熊湘《杨烈士卓林传》：“取缔留学生事起，……益阳姚洪业为归国代表。道横滨。与卓林别。相对欷戯泣下。各以死相勖。丙午。洪业以公学事蹈黄浦江死。卓林亦内渡。”（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1944年8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增订版）又冯自由《杨卓霖事略》：“乙巳（1905年）7月孙总理黄克强等发起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卓霖以黄克强介绍入会，未几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事起，留学界全体异常激昂，陈天华更投海以励之，卓霖益思有所为，乃迁居横滨，研习制造各种爆裂弹及施用方法，刻苦逾恒。是时益阳人姚宏业被留学界举充归国设学代表，道过横滨，与卓霖别。相对泣下，各以死相勖。翌年宏业以上海中国公学事投黄浦死，卓霖益为感愤。遂偕同志李发根、廖子良二人由日内渡有所活动。”（见《革命逸史》第二集，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版）

　　(19)《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20)陆丹林《革命史谭》（1945年8月重庆独立出版社版）《胡适之与竞业旬报》一篇中说：

　　当前清光绪三十年左右，革命空气，已经弥漫全国；一般热忱国家民族的志士，多趋向革命新潮，直接间接的去活动，共同唤醒国人，推翻满清专制的君主政府。于是各省市多有学会或刊物来从事联络与宣传。有几位革命同志，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上海组织“竞业学会”，会址是在爱而近路庆祥里。他们的主旨，表面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其实骨子里是一个革命团体。这个会的主事者，不特是在文字方面鼓吹排满，还有直接的行动，如杨卓林、廖德璠们，就是因为从事实际工作，而给清吏捕杀的。

　　学会成立之后，跟着编印《竞业旬报》，来做宣传工具。这个刊物，是注重语体文的稿件，目的是在“传布于小学里之青年国民”。他们对外宣传的目的，是“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而它的内容呢，是不离却学会的中心宗旨，鼓吹革命的。

　　(21)傅君剑是湖南醴陵人。原名专，字君剑，号钝根，别号钝庵，后改为熊湘。因为钝根的字与别人相同，自改为屯艮。他曾有《赠王钝根》一首诗，诗前序说：“余丙午（敖按：即光绪三十三年，1906）与宁太一撰洞庭波杂志（敖按：参看宋教仁《我之历史》第5页二十五）于沪上，别署君剑及钝根二名，其后传呼寝广，因以为字。长沙韩君（景苏）青浦王君（晦）各同其一，原不相袭也。偶于爱俪园王使（廷祯）席上识王，戏赠一首。”

　　原诗及附记是：

　　长沙曾遇韩君剑，海上初逢王钝根。并世偶同输慕蔺，神交各许异争墩。肯忘名字离诸相，共忏聪明礼佛言。一笑尊前携手认，春风正在哈同园（附记：蘘曾以与王同字余自改为屯艮，或称钝安。兹与王君约，余终让钝根二字为君专称，自此诗始，记之以当息壤）。

　　这首诗，见柳亚子主编《南社诗集》第五册（1936年2月上海版）。

　　另外还有一个诗人高钝剑（高旭，字天梅），也易与傅君剑号钝根相混。总之，这些字呀号呀啰啰嗦嗦的，都是中国文人不清爽的坏习惯！

　　(2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编第二章《同盟会之宣传》中记上海方面情形说：

　　上海以有租界之掩护。本党宣传机关林立。遂为国内革命宣传之中心。其中以于右任等所办之民呼报（戊申）为最有力。民呼报被封。改出民吁报（己酉）。民吁报被封。又改出民立报（庚戌）。此外有邓实、章炳麟、黄节等之国粹学报（丙午）。秋瑾等之中国女报（丙午）。傅灵（字钝安）、丁慧仙等之竞业旬报（丙午）。燕斌等之中国新女界杂志（丙午）。杨守仁、汪允中等之神州日报（丁未）。陈以益等之神州女报（丁未）。赵汉卿等之越报（己酉）。陈匡等之民声（庚戌）。戴天仇（即戴传贤）、李怀霜等之天铎报（辛亥）。邓实等之民国报（辛亥）等。皆宣传革命。不遗余力。

　　这段文字里所说的“傅灵（字钝安）、丁慧仙等”，当然是有问题的。

　　(23)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里，特别提到中国公学对“普通话”宣扬的成绩，这也是他白话迷的一种表现：

　　中国公学真可算是全国人的公共学校，学校在上海，而校中的学生以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差不多全有。学生说的话是“普通话”，讲堂上用的也是“普通话”。我当时只能说上海话与徽州话，在校一年多，便说四川话了。二十年来，上海成为各省学生求学之地，这风气不能不说是中国公学开出来的。

　　这种环境，甚至影响到胡适的口音，使他说的普通话近于四川话：

　　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跃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我初入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在学校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了。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我最爱学它，所以我说的普通话最近于四川话。二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栈（元记厚记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问，“贵府是川东，是川南？”他们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在上海（二）》见《四十自述》四）

　　(24)《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25)我请罗家伦先生特地将台中草屯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珍藏的五本《竞业旬报》调来，借给我看。上面印着每月三册逢一发行，编辑兼发行者竞业学会，上海美界爱而近路庆祥里竞业旬报发行所等字样（《竞业旬报》的创刊年代在吴相湘主编，四十九年（1960年）6月台北正中版《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二册第391页中误为1908年）

　　(26)署名“期自胜生”。他《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里说：“那时我正读老子，爱上了自胜者‘强’一句话，所以取了个别号叫‘希强’，又自称‘期自胜生’。”

　　(27)《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28)署名“铁儿”。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长篇小说，好可怜！他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第五则《论‘文学’》（四年8月18日）里，曾说：“吾十六七岁时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语见《竞业旬报》中所栽余所作小说真如岛），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过也。”

　　(29)1906年11月16日。

　　(30)《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31)同上。

　　(32) 1952年12月17日台北《中央日报》，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祝胡适先生六二寿诞》。

　　(33)参看宋人季南金的词——《贺新郎（赠妓）》中的几句：“君看取落花飞絮，也有吹来穿绣幌，有因风飘堕随尘土。人世事，总无据。”

　　(34)《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35)同上。

　　(36)这种思想路子，他后来完全放弃了，在1962年以后，在1959年3月16日，他发表了《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六期，台北出版），详细比照他的转变：

　　我十七岁的时候（1908）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1923），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异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说的“四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梦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愈大，愈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37)《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在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藏的《竞业旬报》二十八期中《无鬼丛话》里，我抄出这么一段：

　　……尝慨夫吾国先圣格物致知之说，乃为宋儒“物犹事也”一语所误，其遗毒遂致我神州民族科学思想堕落无遗，其有稍涉于此，则又以“玩物丧志”四字一笔抹杀，夫，物理之不明，则日日讲道德说仁义，而于生民之涂炭，群氓之蚤蚤，终无毫之益，所谓独善其身者非耶？……

　　因为这是一段攻击宋儒的文字，颇可代表胡适思想的一个角度，所以我特别记在这里。

　　(38)他的“无后主义”，曾详记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六第三十则《波士顿游记》（1914年9月13日）里，这种思想，完全是他《竞业旬报》时代的家族观念，加上培根的无后论而熔铸成功的，他在这篇日记里说：

　　游归，复以车归康桥。是夜与金君闲谈甚久。余主张两事：一曰无后，一曰遗产不传子孙。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吾国家族制度以嗣续为中坚，其流弊之大者有六：

　　（一）望嗣续之心切，故不以多妻为非。男子四十无后可以娶妾，人不以为非，即其妻亦不以为忤。故嗣续为多妻之正当理由。其弊一（其以多妻为纵欲之计者，其非人道尤不足论，士夫亦有知非之者矣）。

　　（二）父母欲早抱孙，故多早婚。其弊二。

　　（三）唯其以无后为忧也，故子孙以多为贵，故生产无节。其弊三。

　　（四）其所望者不欲得女而欲得男，故女子之地位益卑。其弊四。

　　（五）父母之望子也，以为养老计也，故谚曰，“生儿防老”，及其既得子矣，既成人矣，父母自视老矣，可以息肩矣，可以坐而待养矣。故吾国中人以上之家，人至五十岁，即无志世事，西方人勤劳之时代，平均至六十五岁始已。吾国人则五十岁已退休，其为社会之损失，何可胜算？其弊五。

　　（六）父母养子而待养于子，养成一种牢不可拔之倚赖性。其弊六。

　　遗产之制何以宜去也：

　　（一）财产权起于劳力。甲以劳力而致富，甲之富其所自致也，其享受之宜也。甲之子孙未尝致此富也，不当享受之也。

　　（二）富人子孙无功而受巨产，非唯无益而又害之。疏广曰：“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一言尽之矣。有用之青年为多财所累，终身废弃者，吾见亦多矣。

　　吾所持“无后”之说，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则世界人类绝矣。吾欲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培根曰：

　　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绝无大成就矣）。盖妻子者，大事业之障碍也，不可以为大恶，亦不足以为大善矣。天下最大事功为公众而作者，必皆出于不婚或无子之人，其人虽不婚无后，然实已以社会为妻为子矣。（见《婚娶与独处论》）

　　又曰：

　　吾人行见最伟大之事功皆出于无子之人耳。其人虽不能以形体传后，然其心思精神则已传矣。故唯无后者，乃最能传后者也。（见《父子论》）

　　此是何种魄力、何种见地！吾国今日正需此种思想为振聩发聋之计耳。吾尝疑吾国二千年来，无论文学、哲学、科学、政治，皆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其中最大原因，得毋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言欤，此不无研究之价值也。

　　在第二天（9月14日）的日记里，他又写下《再论无后》（第三十一则）：

　　前记培根论“无后”语，因忆左传叔孙豹答范宣子语，记之：

　　〔襄二十四年〕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命，以守宗枋，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皆所谓无后之后也。释迦孔子老子耶稣皆不赖子孙传后。华盛顿无子，而美人尊为国父，则举国皆其子孙也。李白杜甫裴伦邓耐生，其著作皆足传后。有后无后，何所损益乎？

　　到了11月2日，他又写下《近世不婚之伟人》（卷七第二十一则）：

　　被拧肉的时代 吾尝倡“无后”说，今录近世不婚之伟人如下：

　　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es）、巴斯卡尔（Pascal）、斯宾诺沙（Spinoza）、康德（Kant）、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s）、斯宾塞（H. spencer）

　　科学家：牛顿（Newton）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文学家：伏尔泰（Voltaire）

　　政治家：皮特（Wm. Pitt）、加富尔（Cavour）

　　史学家：吉本（Gibbon）

　　这些记录都可表示他的“无后主义”的狂热，及反对承继和遗产传子孙的色彩，这些思想的种子，都是《竞业旬报》时代他所播下的。

　　可是，他后来还是难逃结婚这一关了，（他在1915年8月23日访问斐卿氏Frederick Fitschen一家，曾认为“此种家庭可称圆满，对之几令我暂忘吾之‘无后”主义！”）不但逃不掉“婚姻关”，并且还逃不掉“儿子关”，1919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他无可奈何地在7月30日写了一首诗——《我的儿子》，发表在8月的《每周评论》里（后来收入《尝试集》第二版）：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从此以后，他的“‘无后主义’的招牌”，再也不挂了！

　　在《胡适留学日记》中，有许多他关于家族、婚姻的议论，如卷三第二十则《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1914年1月4日）、第三十五则《演说吾国婚制》（1914年1月27日）、卷四第三十五则《我国之“家族的个人主义”》（1914年6月7日）、卷六第十一则《一个模范家庭》（1914年8月16日）、卷七第二十一则《近世不婚之伟人》（1914年11月2日）、第四十三则《择偶之道》（1914年11月22日）等等，皆可参看，这些意见，都多少是以《竞业旬报》时代的思想做基点的。

　　(39)《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参看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写的这段话：

　　The death of my mother in November, 1918, was the occasion which led to the first formulation of the credo for which I had been groping in the vast world forever fourteen-years. It was published in February, 1919, in an essay entitled Immortality My Religion. (p. 256)

　　并参看他的《不朽——我的宗教》（原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19日北京出 版，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40)在该期《竞业旬报》的目次里略作《杨斯盛传》。这篇文章曾由《中央日报》记者从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抄出，发表在1952年12月17日的台北《中央日报》副刊。

　　(41)胡适这一时期对婚姻的思想，也曾引申发挥在《胡适留学日记》中，参看注(38)最后一段。

　　(42)参看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星》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台北出版）。

　　(43)这是《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笔邝煦堃骂他的话，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九第三十三则《致留学界公函发表后之反响》（1915年5月25日）。

　　(44)《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45)龚选舞《四十五年前的胡适》（1952年12月17日台北《中央日报》）中误为第二十五期。

　　(46)胡适很喜欢同新闻界攀关系。他1952年12月1日，向台北市编辑人协会说：“我曾编过三个周报、两个月报。……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我在美国做外交官的时候，美国有个新闻记者名誉协会，叫我‘正在工作中的新闻记者’，并送我一个金质钥匙，因为我正在做外交官。……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刚才我敢称大家为同仁。”（《胡适言论集》乙篇第93页）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在《亚洲内幕》（Inside Asia）索性说当时胡适是journalist (1938 Harper & Brothers 版 p. 284)。

　　(47)《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48)同上。

　　(49)《胡适留学日记》卷九第六则《范鸿仙》（1915年2月22日）中，称范为“吾友范鸿仙”：

　　《民国报》第六号来，中有近来政府所暗杀及捕杀之民党若干人之遗像，其一人乃吾友范鸿仙（光启）也。戊申余在上海时，李莘伯李警众及鸿仙创《安徽白话报》，余始识鸿仙。后鸿仙助于右任办民呼民吁民立各报。去年居上海，有贼数人夜攻其居，君身受四创而死。呜呼！惨矣！（敖按：范鸿仙也是安徽人，于右任《民立七哀诗》中所谓之“合肥范光启”是也。）

　　(50)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曾记胡适在1908年11月有《慰李莘伯被火》诗。

　　(51)《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第四则《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1916年7月30日补记）中，收入他在7月26日答任鸿隽（叔永）的信，其中提到：“吾友张丹斧尝用京调体为余做青衣行酒一出，居然好诗。”

　　(52)王建中在《蒋翊武事略》有这样的话：“……时中国公学新成。就肄业焉。善杨卓林。与创《竞业旬报》。以通俗体鼓吹民族主义。为端方摧残。卓林遇害。蒋潜归澧。”此文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和《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文学社始末》都曾收录，原刊《民国报》。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看到了这张《民国报》，乃作辨正如下：

　　有蒋君翊武，曾肄业中国公学，革命军起，立功为军事顾问。及第二次革命失败，君亡命广西，死焉。年二十九。民国报载其小传，谓“善杨卓林，与创《竞业旬报》，以通俗体鼓吹民族主义，为端方摧残。卓林遇害，蒋潜归澧……”此则不甚确。蒋与杨皆竞业学会会员，而旬报则非其所创也。吾主旬报且一年，知之颇详，亦识卓林。卓林穷困，寄食旬报社中，吾时时见之，蒋则不常见也。

　　〔附记〕旬报主笔前后共三人：傅君剑（钝根）、张无为（丹斧）及余也。（《胡适留学日记》卷九第七则《蒋翊武》，1915年2月22日）

　　敖按：参看居正《辛亥札记》（《居觉先生全集》下册）《群治学社》一则中“蒋伯夔子翊武自上海中国公学来鄂”一段。

　　(53)《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5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1946年8月重庆商务印书馆版）《目前健在之民国前革命报人》。这篇文章是1945年4月写的。这个调查中有许多一般人熟知的人物，如冯自由（《开智录月刊》）、王宠惠（《国民报月刊》）、刘成禹、李书城、但焘（《湖北学生界月刊》）、陈冷（《新大陆杂志》）、吴敬恒、章士钊（《苏报》）、张继、陈由己（陈独秀）（《国民日日报》）、柳弃疾（柳亚子）（《警钟日报》）、李文范（《民报》）、张人杰、李煜瀛（李石曾）（《新世纪报》）、陈垣（《时事画报》）、于右任、邵力子（《神州日报》）、戴传贤（《民呼日报》）、孙科（《自由新报》）、居正（《中兴新报》）、胡毅生（《华暹新报》）、叶楚伧（《中华新报》）、蒋梦麟（《大同日报》）、胡祖舜（《大江日报》）、邹鲁（《可报》）等等。

　　(55)龚选舞《四十五年前的胡适》（1952年12月17日台北《中央日报》）第一段说：

　　当罗家伦先生发现了胡适之先生四十五年前的白话作品时，他非常高兴地去告诉了他的老师。

　　“这不过是小孩子时代的玩意罢了。”胡先生笑了笑，自谦地回答说。

　　当然，就六十二岁的寿翁言：

　　十七岁时的作品，也许是小孩子的玩意；可是，远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展读这几本胡适先生主编的《竞业旬报》时，我们却依然为之神往。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少年诗人（1907-1909）

　　这时候，在胡适的生命里转进到一个新时代——一个抛掉走自然科学的路的时代。

　　这个时代使他淡漠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而“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

　　这种转进也是很偶然的因素：原来他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就得了他们徽州人最爱犯的脚气病①，只好请了假，在上海南市他家里开的瑞兴泰茶叶店养病。在养病期间，他偶然看到严复的老师吴汝纶选的古文读本，在里头看到了不少的古诗歌，这是他“第一次读古体诗歌”，忽然兴趣大来，每天大读特读。有自然浑朴意味的古诗歌，使他摆脱了过去“毫不觉得有兴味”的律诗，使他发现原来诗歌“是这样自由的”！使他发现原来做诗可以“不必先学对仗”！于是，在《木兰辞》《饮马长城窟行》《古诗十九首》等的开导下，他接触了陶潜，也认识了杜工部。这种缘分，使他在老年到来以后，还念念不忘地给人题下陶渊明那种“忽值山河改”的感叹，题下杜甫那种“世乱遭飘荡”的悲哀！（参看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大诗人陶潜》一节和《杜甫》一章。）

　　第二个偶然事件更加重了他对诗歌的热爱，使他“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这个偶然事件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我进去看傅君剑，他说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写一首送别诗，自己带给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这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开端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君剑很夸奖我的送别诗，但我终有点不自信。过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我打开一看，真吓了一跳。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在我这刚满十五岁的小孩子的眼里，这真是受宠若惊了！“难道他是说谎话哄小孩子吗？”我忍不住这样想。君剑这幅诗笺，我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然而他这两句鼓励小孩子的话可害苦我了！从此以后，我就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了②。

　　这种使胡适受宠若惊的鼓励，充分表现了傅君剑自己是一个多情而怀才的诗人，我们回看他当时所以写《丁未生日述怀》③诗，读到他那些“不妨吾道系匏瓜”“著书且自惜年华”等的诗句，我们才能知道他向胡适写“天下英雄君与我”时的心情，当然他没想到，他这位身边的小朋友，竟在十年后大骂他所参加的诗社——“南社”④，说它“淫滥”⑤！也没想到这位被他刺激出来的小诗人，竟在十年后耍出了什么《白话诗》，并且否认“南社”团体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胡适自从对写诗着了迷以后，就开始失掉做“数学家”的机会，因为——

　　有时候，我在课堂上，先生在黑板上解高等代数的算式，我却在斯密司的大代数学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簿上写的不是算式，是一首未完的纪游诗。一两年前我半夜里偷点着蜡烛，伏在枕头上演习代数问题，那种算学兴趣现在都被做诗的新兴趣赶跑了！我在病脚气的几个月之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趣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⑥。

　　于是，胡适开始了做诗人的第一步——做诗。可笑的是，他那时候竟不知道什么是“诗韵”：

　　丁未正月（1907）我游苏州，三月与中国公学全体同学旅行到杭州。我都有诗纪游。我那时全不知道“诗韵”是什么，只依家乡的方音，念起来同韵便算同韵。在西湖上写了一首绝句，只押了两个韵脚，杨千里先生看了大笑，说，一个字在“尤”韵，一个字在“萧”韵。他替我改了两句，意思全不是我的了。我才知道做诗要硬记诗韵，并且不妨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⑦。

　　“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这是何等痛苦的事！小胡适这时在心里有点不服气。这种不服气，使他开始恨律诗⑧，开始倾向诗体解放，开始给日后的“文学革命”种下了伏机。

　　不久，第三次偶然又来了——他的脚气病又犯了，前面已提到他们徽州人的脚气病会引起“诗兴大发”，所以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丁未五月，我因脚气病又发了，遂回家养病（我们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励我作诗。在家中（敖按：如《弃父行》）和路上（敖按：如《谢皋羽西台》）我都有诗。这时候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所以我这时期的诗，如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⑨。

　　这段话里面提到的《弃父行》，很能代表他的诗境和孝思。这首诗最初以“铁儿”的笔名登在《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中的《词苑》里，标题做《弃父行有序》，序说：

　　弃父行 作者极伤心语也 作者少孤/年十六年/而先人声音笑貌/仅于梦魂中得其仿佛/年来亟膺家难/益思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于此/是以知人生无父为至可痛也/嗟夫吾不意天壤间乃有弃父之人/其人非不读书明礼也/其弃其父也/非迫于饥寒困苦不能自存也/嗟夫/吾又乌能已于言耶/吾故曰弃父行作者极伤心也

　　这意思就是说：本诗作者的老子死翘翘了，作者想念老子，可是无老子可以孝敬，所以对有老子而不能孝敬者，实在大惑不解，实在该“诗以伐之”，于是，这个小孤儿便学着白居易的口气，开始伤心了：

　　“富易交，贵易妻”，不闻富贵父子离。商人三十初生子，提携鞠养恩无比。儿生七岁始受书，十载功成作秀士。明年为儿娶佳妇，五年添孙不知数。阿翁对此增烦忧，白头万里经商去。秀才设帐还授徒，修脯不足赡妻孥。秀才新妇出名门，阿母怜如掌上珍。掌上珍，今所失，婿不自立母酸楚。检点奁中五百金，珍重携将与息女。夫婿得此愁颜开，睥睨亲属如尘埃。持金重息贷邻里，三年子财如母财。尔时阿翁时不利，经营惨淡终颠踬。关河真今鬓毛摧，岁月频催齿牙坠。穷愁潦倒重归来，归来子妇相嫌猜。私谓：“阿翁老不死，穷年坐食胡为哉！”阿翁衰老思粱肉；买肉归来子妇哭：“自古男儿贵自立，阿翁恃子宁非辱？”翁闻斯言勃然怒，毕世劬劳徒自误。从今识得养儿乐，出门老死他乡去（此下原有“吁嗟乎！慈乌尚有反哺恩，不如禽兽胡为人！”三句今删）⑩。

　　凡是读过白居易《上阳白发人》《道州民》《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诗歌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时候的胡适之是如何在模仿白居易！

　　不但有诗，他这时候还有词，这是他一生中最早的一首词，词牌是《霜天晓角》，我把它从《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中抄出来：

　　霜天晓角 长江 铁儿

　　河山如此

　　国力何如矣

　　遥望水天连处

　　青一缕

　　佳山水

　　看轮舟快驶往来天堑地

　　时见国旗飘举

　　但不见

　　黄龙耳

　　这也可算是一首爱国词，比起范成大的《霜天晓角梅》、韩元吉的《霜天晓角题采石蛾眉亭》，或蒋捷的《霜天晓角折花》等词，多了许多说理的臭味。

　　这种诗词中说理的臭味，表现在同时期所写的另一首诗里，那是《谢皋羽西台》，我已收在第五章里。

　　由于旧诗愈写愈多，愈哼愈多，他在学校里，居然被称起“少年诗人”(11)来了：

　　丁未以后，我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们唱和。有一次我做了一首五言律诗，押了一个“赪”字韵，同学和教员和作的诗有十几首之多。同学中如汤昭（保民）、朱经（经农）、任鸿隽（叔永）、沈翼孙（燕谋）等，都能作诗；教员中如胡梓方先生、石一参先生等，也都爱提倡诗词。梓方先生即是后来出名的诗人胡诗庐，这时候他教我们的英文，英文教员能做中国诗词，这是当日中国公学的一种特色。

　　现在我们看看丁未以后“少年诗人”的诗。在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他有诗：

　　秋日梦返故居（戊申八月）

　　秋高风怒号，客子中怀乱。抚枕一太息，悠悠归里闬。入门拜慈母，母方抚孙玩。齐儿见叔来，牙牙似相唤。拜母复入室，诸嫂同炊爨。问答乃未已，举头日已旰。方期长聚首，岂复疑梦幻？年来历世故，遭际多忧患。耿耿苦思家，听人讥斥鷃(12)。

　　读十字军英雄记（戊申十一月）

　　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灵王？炎风大漠荒凉甚，谁更横戈倚夕阳(13)？

　　读大仲马侠隐记（戊申）

　　从来桀纣多村武，未必武汤皆圣贤。太白南巢一回首，恨无仲马为称冤(14)。

　　在宣统元年（己酉，1909），他也有诗：

　　题谢尹文孝建藩三君合影诗（己酉）

　　人物江山皆入画，万花丛里见群贤。销魂无语思宗国，执手相看尽少年。尚有此中能笑傲，已无片土不腥膻。哀时词客知何益，几度诗成一泫然(15)。

　　酒醒（己酉）

　　酒能销万虑，已分醉如泥。烛泪流干后，更声断续时。醒来还苦忆，起坐一沉思。窗外东风峭，星光淡欲垂(16)。

　　女优陆菊演纺花（己酉）

　　永夜亲机抒，悠悠念远人。朱弦纤指弄，一曲翠眉颦。满座天涯客，无端旅思新。未应儿女语，争奈不胜春(17)！

　　秋柳 有序（己酉）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18)。

　　这时候，他除了读写中国旧诗外，还念过英文诗。他念过19世纪名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一支箭，一支曲子》（The Arrow and The Song），对这首诗，他在近半个世纪以后，回忆说：“我十几岁时在中国公学念这首小诗，就想翻译它。那时我还学古文，初学做旧诗。中国公学的英文教员有诗人胡梓方，有辜汤生的学生姚康侯，他们都鼓励学生们用旧诗体来翻译外国诗歌。朗费罗这首小诗的意思很简单，但我曾试译，总觉得译不出他那简单明白的风格。”(19)

　　他在《四十自述》里又回忆说：

　　英文教员姚康侯先生，是辜鸿铭先生的学生，也是很讲究中国文学的。辜先生译的痴汉骑马歌，其实是姚康侯先生和几位同门修改润色的。姚先生在课堂上常教我们翻译，从英文译汉文，或从汉文译英文。有时候，我们自己从读本里挑出爱读的英文诗，邀几个能诗的同学分头翻译成中国诗，拿去给姚先生和胡〔梓方〕先生评改。姚先生常劝我们看辜鸿铭译的《论语》，他说这是翻译的模范。但五六年后，我得读辜先生译的《中庸》，感觉很大的失望。大概当时所谓翻译，都侧重自由的意译，务必要“典雅”，而不妨变动原文的意义与文字。这种训练也有它的用处，可以使学生时时想到中西文字异同之处，时时想某一句话应该怎样翻译，才可算“达”与“雅”。我记得我们试译一首英文诗，中有Scarecrow一个字，我们大家想了几天，想不出一个典雅的译法。但是这种功夫，现在回想起来，不算是浪费了的(20)。

　　现在我们回看当时胡适以文言译诗的成绩，我们不能不惊讶他译得真不错！试看他在光绪皇帝死的那一年（戊申，1908），所译的18到19世纪诗人坎贝尔（Thomas Campbell）《军人梦》（A Soldier's Dream）：

　　笳声销歇暮云沉，耿耿天河灿列星。战士疮痍横满地，倦者酣眠创者逝。枕戈藉草亦蘧然，时见刍灵影摇曳。长夜沉沉夜未央，陶然入梦已三次。梦中忽自顾，身已离行伍，秋风佛襟袖，独行殊踽踽。唯见日东出，迎我归乡土。纵横阡陌间，尽是钓游迹，时闻老农刈稻歌，又听牛羊嗥山脊。归来戚友咸燕集，誓言不复相离别。娇儿数数亲吾额，少妇情深自呜咽。举室争言君已倦，幸得归休免征战。惊回好梦日熹微，梦魂渺渺成虚愿(21)。

　　我们试找出原文(22)来对照，我们不能不说这十七岁的少年人翻译得很工巧，我们不得不赞美这个“少年诗人”和他的文言译诗。

　　他所以有这种译诗的好成绩，很明显的他得到他的老师姚康侯的不少指点，但是姚康侯是谁？姚康侯不是别人，却正正是《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幕府纪闻》等书的作者的学生，而这个作者就是蒋梦麟笔下的“享誉国际愤世嫉俗的学者”(23)、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笔下的“有人格的好汉”(24)——厦门辜汤生（鸿铭）！

　　辜鸿铭万万没想到，在这个时间以后十几年，他竟向蒋梦麟大骂胡适之是“洋迷”(25)，胡适之也万万没想到，也在十几年后，他竟跟他的太老师(26)同在一个教员休息室(27)里，分做新时代和旧社会的代表人物(28)，并且因为他写了一篇“辜鸿铭”(29)的短文，竟惹得他的太老师要告他“毁谤”(30)！

　　①他的父亲就死在脚气病上。

　　②《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陆丹林在《革命史谭》（1945年8月重庆独立出版社版）《胡适之与竞业旬报》中也引申此事，说：

　　傅君剑对他是很推重的……“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这两句话，却使十五岁的少年胡适之看了，吓了一跳，有点受宠若惊。然而在后来的事实，胡适之的成就，确是卓尔不群。君剑当日这些鼓励话，不是没有关系的。而且适之也因此发愤做诗，想要做一个诗人，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胡适在留美回国时，路过东京，曾碰到李石岑，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七《归国记》中，胡适写道：

　　〔郭〕虞裳言有湖南醴陵李君邦藩（字石岑）曾读吾文，闻吾来甚思一见。因以书招之来，席上相见，谈及傅君剑谢诮庄诸故人，皆醴陵人也。

　　这是他的醴陵人地缘。

　　③柳亚子主编：《南社诗集》第五册（1936年2月上海版）第231《傅莆君剑诗》。

　　④“南社”成立于宣统元年的十月初一（1909年11月13日），在192312月以后寿终正寝。除了傅君剑外，胡适的许多朋友都是《南社诗集》中的人物，像于右任、任鸿隽、吴虞、杨铨（杏佛）等等都是。

　　⑤柳亚子在《关于<记念南社>》里说：“……像胡适之博士论南社，以‘淫滥’两字，一笔抹杀，反而推崇海藏之流，我自然也不大心服。”徐蔚南在《“南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里说：“胡适之淫滥地咒骂南社，这是他提倡白话文腔时故意抹杀一切的花炮。”（以上均见《南社诗集》第一册）

　　⑥《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⑦同上。

　　⑧同上。他又说：

　　我初学做诗，不敢做律诗，因为我不曾学过对对子，觉得那是很难的事。戊申（1908）以后，我偶然试做一两首五言律诗来送朋友，觉得并不很难，后来我也常常做五七言律诗了。做惯律诗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宜于做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几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消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我那时读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所以我做的五律颇受他的影响。七言律诗，我觉得没有一首能满意的，所以我做了几首之后就不做了。

　　此后在胡适一生中，他说了不少咒骂律诗的话。

　　⑨《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他在这丁未年，有一本没出版的“著作”，叫做“自胜生随笔”（《胡适文存》卷一《尝试集自序》）。

　　⑩这里根据的是《胡适留学日记》卷六第二十七则《弃父行》（1914年8月29日），内容与《竞业旬报》、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中所收略有出入。《胡适留学日记》中有前记如下：

　　余幼时初学为诗，颇学香山。十六岁闻自里中来者，道族人某家事，深有所感，为作弃父行。弃置日久，不复记忆。昨得近仁书，言此人之父已死，因追忆旧作，勉强完成，录之于此。

　　胡适在《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一）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做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做诗，到我往美国时，已做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做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做。后来偶然做了一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儿，用来做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功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

　　(11)《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他所以有“少年诗人”之名，和同学们唱和自然是原因之一。《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第十一则《将往哥伦比亚大学叔永以诗赠别》（1915年8月21日），曾收任叔永《送胡适之往哥伦比亚大学》诗，其中有句说：“我昔识适之，海上之公学。同班多英俊，君独露头角。”又说：“我昔赠君言。‘雕彤岂素志’？今日复赠君，我言将何似？”在后面注说：“丁未，适之以‘赪’韵诗索同学相和，叔永赠诗有‘雕彤宁素志’句。”

　　(12)同上。原注：“玩字原作弄，是误用方音，前年（敖按：1929年）改玩字。”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75页），在这首诗前一个月（7月），他曾有一首《赠同学鲁楚玉》。

　　(13)《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第四十则《改旧诗》（1916年9月16日）收入这首诗（题为《读司各德十字军英雄记》），但是误记为“原诗作于丁戊之间”，当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75页）改为“11月作《读十字军英雄记》”。《胡适留学日记》中续记如下：

　　此诗注意在用两个古典包括全书，吾近主张不用典而不能换此两典也。改诗如下：

　　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

　　此诗子耳为韵，父古为韵。

　　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75页），这个月胡适还作了一首《慰李莘伯被火》。

　　(14)《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第四十则《改旧诗》（1916年9月16日）收入这首诗。前记说：“仲马记英王查尔第一之死，能令读者痛惜其死而愿其能免。此非常魔力也。戊申，作四诗题之。其一云：（原诗）今改为

　　“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汤武真圣贤。那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

　　这首诗颇可表现他的疑古色彩。

　　(15)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58页）。

　　(16)《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17)同上。

　　(18)同上。原注：“西风莫笑，原作‘凭君漫说’，民国五年改。长条原作‘柔条’，十八年改。”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七第三十五则《秋柳》（1914年11月13日）中写道：

　　韦莲司女士以其纽约居室窗上所见，摄影数纸见赠。以其择景深得画意，不类凡手；又以其风景之幽胜，不类尘嚣蔽天之纽约也，故附于此。（选印二幅）（敖按：图删）

　　此间殊不多见垂柳，平日所见，大都粗枝肥叶，无飘洒摇曳之致。一日与女士过大学街，见垂柳一株，迎风而舞，为徘徊其下者久之。

　　此诸图垂柳也。余一日语女士吾国古代有“折柳赠别”之俗，故诗人咏柳恒有别意，女士今将去此适纽约，故以垂柳图为别云。

　　戊申（敖按：戊申误，当是己酉）在上海时，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独垂柳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念此岂老氏所谓能以弱存者乎？因赋二十八字云：

　　已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凭君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女士告我，此诸图皆秋日所摄，其一乃雪中之柳也（此幅今删）。因念旧作，附记于此（说苑记常摐〔一作商容〕将死，老子往问焉。常摐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摐曰：“嘻，是已。”老子“不争”之说附见本卷第十五则）。

　　女士谓余曰：“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余因以讷博士之语（见本卷第十五则）告之，并告以吾秋柳之诗，女士亦以为此中大有真理。

　　又卷十二第三十二则《往访泽田吾一》（1916年3月26日）：

　　夜访泽田吾一君于其室，谈甚欢。君嘱余写一诗示之，因书七年前旧作秋柳一绝与之。其诗曰：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词人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泽田君言日本有谚语云：

　　柳/枝雪二折无氵（雪压不断杨柳条）。

　　与吾诗意正同。余大喜，因记之。

　　这首诗又收入《尝试集》。

　　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第95页），这一年中胡适还作了一些诗，如：《纪梦》《闰月六日中国新公学全体合影》《菊部四律》《送二兄入都》《登楼》《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十月再题新校教员合影》《已见一律》《读儒林外史》等。

　　(19)胡适译：《一支箭，一支曲子》（《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56年9月20日台北出版）。胡适在1943年6月里翻译了这首小诗，那时候他已经52岁了。也许他该翻译朗费罗的那首《逝去的青春》（My Lost Youth）了，可是他没有。

　　这首译诗他在1956年8月“寄给梁实秋先生，请他很不客气的批评改削”，并且问“是不是该得零分”。因为这是一首他在少年时代“就想翻译”，直到中年以后犹未忘情的旧读物，所以原诗中的意思，多少也可以反映出他自己的心境。正如朗费罗《逝去的青春》里所说的：

　　And a verse of a Lapland song

　　Is haunting my memory still ：

　　“A boy's will is the wind’s will,

　　And the thoughts of youth are long, long thoughts. ”

　　梁实秋把胡适的译诗没有打“零分”，反倒把它送给了《文学杂志》。

　　(20)《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

　　(21)《在上海（二）》（《四十自述》四）。诗中的“刍灵”在1931年改为“刍人”。

　　(22)我从牛津大学教授帕尔格雷夫（Francis T. Palgrave）的《金库诗选》（The Golden Treasury）转录出这首诗的原文：

　　Our bugles sang truce，for the night-cloud had lower'd,

　　And the sentinel stars set their watch in the sky；

　　And thousands had sunk on the ground overpower'd,

　　The weary to sleep, and the wounded to die.

　　When reposing that night on my pallet of straw

　　By the wolf-scaring faggot that guarded the slain，

　　At the dead of the night a sweet vision I say；

　　And thrice ere the morning I dreamt it again.

　　Methought from the battle-field's dreadful array

　　Far, Far I had roam'd on a desolate track ：

　　It was autumn, and sunshine arose on the way

　　To the home of my fathers, that welcomed me back.

　　I flew to the pleasant fields traversed so oft

　　In life's morning march, when my bosom was young ；

　　I heard my own mountain-goats bleating aloft，

　　And knew the sweet strain that the com-reapers sung.

　　Then pledged we the wine-cup, and fondly I swore

　　From my home and my weeping friends never to part；

　　My little ones kiss'd me a thousand times o'er

　　And my wife sobb'd aloud in her fullness of heart.

　　'Stay-stay with us! -rest! -thou art weary and worn! '

　　And fain was their war-broken soldier to stay；

　　But sorrow return'd with the dawning of mom，

　　And the voice in my dreaming ear melted away.

　　(23)蒋梦麟：《西潮》（1959年12月台北中华日报社版）第104页。

　　(24)毛姆在On A Chinese Screen里有一章The Philosopher专写辜鸿铭，有一句是：“From all I heard of him I concluded that he was a man of character. ”

　　(25)蒋梦麟：《文化多元论》（1952年6月15日台北《新生报》每日专栏，收入《孟邻文存》，1954年5月台北正中书局版）。

　　(26)胡适只提辜鸿铭是姚康侯的老师，而姚康侯又是他的老师，但他却从来不提辜鸿铭是他的“太老师”。

　　(27)在北京大学。参看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二）》——《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宇宙风》乙刊第29期，1940年9月16日上海出版）。

　　(28)毛姆在On A Chinese Screen里记辜鸿铭对他说：“I am the la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old China. ”

　　(29)文章是1919年8月写的，署名“天风”，登在北京《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

　　(30)因为胡适在文章里批评了辜老头儿的小辫儿，所以辜老头儿要告他。这件事的经过，胡适曾有《记辜鸿铭》（《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8月11日天津出版）一文，写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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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忘城下盟”（1908-1909）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的九月里，“中国公学”出了一件大风潮，结果学校分裂，绝大多数的学生都退了出来，另外组织一个学校——“中国新公学”。

　　在退出来的学生中，有一个留着小辫儿的绩溪老乡，就是胡适之。

　　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中国公学的组织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公学的发起人多是革命党人，故学校成立之时，一切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分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是学生投票互选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负责任。评议部是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定期的开会、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姚烈士绝命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指这种制度。

　　丁未以后，学校受了两江的补助常款，端方藉此要监视这个有革命嫌疑的学校，故不久即委派监督，学校有了官派的监督，民主的政体便发生了障碍，干事部久不改选，评议部也有废止的危险。到了戊申之秋，评议部与职员发生激烈的冲突。……①

　　冲突的演变到九月初三（9月27日）更形恶化：

　　到了戊申（1908）九月初三日，校友会开大会报告校章交涉的经过，会尚未散，监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订改校章之权，这竟是完全取消干事承认全体修改校章的布告了。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一道说“集会演说，学堂悬为厉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一道说学生代表朱经朱绂华“倡首煽众，私发传单，侮辱职员，要挟发布所自改印章程，屡诫不悛，纯用意气，实属有意破坏公学。照章应即斥退，限一日内搬移出校”②。

　　这里被开除的“学生代表”中，“朱经”就是后来的教育家朱经农③，“朱绂华”就是后来奔走国是的英雄朱芾煌④。他们的被开除，引起了全体学生的罢课运动：

　　初四日，全体学生签名停课，在操场上开大会。下午干事又出布告，开除学生罗君毅、周烈忠、文之孝⑤等七人，并且说：“如仍附从停课，即当将停课学生全行解散，另行组织。”初五日，教员出来调停，想请董事会出来挽救。但董事会不肯开会。初七日学生大会遂决议筹备万一学校解散后的办法。

　　初八日董事陈三立先生出来调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于星期日暂停膳食。所以被胁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暂住数日。准于今日午后一时起，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发给旅膳费。俟本公学将此案办结后，再行布告来校上课。”⑥

　　这下子惹火了学校中大部分的小伙子们，他们决定自动退学，自己开办一家学校。（不念你这鬼学校了！）

　　退学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爱而近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里，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饭厅上桌凳都不够，碗碟也不够。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所以不但不叫苦，还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钱来做学校的开办费。有些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拿去当了钱来捐给学堂做开 办费。

　　十天之内，新学校筹备完成了，居然聘教员，排功课，正式开课了。校名定为“中国新公学”；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⑦。

　　在“中国新公学”之中，那挂着小辫儿⑧的胡适，也夹在里头。

　　在这风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为我是新学生，又因为我告了长时期的病假，所以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的争执；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朱经、李琴鹤、罗君毅被举做干事。有许多旧教员都肯来担任教课。学校虽然得着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经常经费很感觉困难。李琴鹤君担任教务干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里谈话，他要我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课三十点钟，月薪八十元；但他声明，自家同学做教员，薪俸是不能全领的，总得欠着一部分⑨。

　　家境的困苦⑩使他不得不答应这件事，于是他

　　想了一会，就答应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教六点钟的英文，还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岁的少年人，精力正强，所以还能够勉强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1909）冬天中国新公学解散时为止(11)。

　　于是，这个小先生，便开始教书了 ：

　　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的人，肯下苦工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12)、杨铨（杏佛）(13)、严庄（敬斋）(14)，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15)。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了！(16)

　　这段教书生活虽然很吃力，可是他却得了不少益处，打下了英文的基础：

　　《竞业旬报》停刊之后，我搬进新公学去住。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17)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语，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后来做了英文教师，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得清楚。所以这一年之中我虽没有多读英国文学书，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18)。

　　“中国新公学”和“中国公学”的“斗争”是有点悲壮味儿的。在这相持一年多的斗争中，胡适本人始终是一个新公学中的“死硬派”。

　　在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藏的《竞业旬报》第三十四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胡适（署名“骍”）写的《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文中以新公学的拥护者的身份，把老公学骂得狗血喷头！

　　但是，新公学毕竟是太穷了，尽管大家都为了“争一口气”，办得还不错，可是还常常周转不灵；对内，不但教员发不出薪水，甚至对外也“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恶气”，甚至要临时由大家凑钱，应付局面。当时做干事的朱经农，就曾感觉经费困难无法解决，因而优愁过度，神经错乱，跳了一次河(19)。

　　相持了一年多以后，

　　中国公学的吴淞新校舍已开始建筑了(20)，但学生很少。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知道了两个中国公学的争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学，所以新公学的学生总比老公学多。例如张奚若（原名耘）等一些陕西学生，到了上海，赶不上招考时期，他们宁可在新公学附近租屋补习，却不肯去老公学报名，所以“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是一天不得安稳发展的。老公学的职员万不料我们能支持这么久。他们也知道我们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21)，也许有大规模的官款补助的可能。新公学募款若成功，这个对峙的局面更不容易打消了(22)。

　　于是，“卿不死，孤不安”的老公学，自然要想法把这个桀骜不驯的小兄弟拉回家里来，于是，调停的局面到底出现了，调停的条件是：

　　一、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笼”的，都可“回笼”。

　　二、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有效、全部承认。

　　三、“小兄弟”欠的债，由“老大哥”负责还。

　　最后一条很重要，因为新公学一年之中已经欠了一万元以上，光靠捐款到底不能持久。所以最后，在宣统元年（乙酉，1909）十月，新公学接受了“城下盟”——决议解散了、归队了。

　　但是新公学中还有一些“死硬派”，硬是不买账，不肯回到老公学去，像朱芾煌、朱经农、胡适等等，都没有回去，都做了“中国新公学”招牌下的殉葬者。

　　这样一个悲壮的事件，“少年诗人”是不会不“写诗以志其盛”的，他有题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23)，诗云：

　　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

　　无奈秋风起，艰难又一年。颠危俱有责，成败岂由天？黯黯愁兹别，悠悠祝汝贤。不堪回首处，沧海已桑田。

　　此地一为别，依依无限情。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相携入图画，万虑苦相萦。

　　十月再题新校教员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谊，无奈惊涛动地来。江上飞鸟犹绕树，尊前残蜡已成灰。昙花幻相空余恨，鸿爪遗痕亦可哀。莫笑劳劳作刍狗，且论臭味到岑苔。

　　在二十二年后，胡适写道：

　　这都算不得诗，但“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两句确是当时的心理。合并之后，有许多同学都不肯回老公学去，也是为此。这一年的经验，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这些都在我们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24)。

　　这是小胡适到上海求学以后的第五年第八个月，学校换了三四个，可是却没有拿到一张文凭(25)！他最后拿到的，只是中国新公学解散时候的欠薪！

　　①《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又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里写着：

　　中国公学在最初的时代，纯然是一个共和国家，评议部为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即由公选产生出来。不幸这种共和制度实行了九个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约有几种：一是因为发起的留日学生逐渐减少，而新招来的学生逐渐加多，已不是当初发起时学生与办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社会和政府对于这种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为公学既无校舍，又无基金，有请求官款补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对于公学内部的疑忌。

　　为了这种种原因，公学的办事人就在丙午（1906）年的冬天，请了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十人做中国公学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学生主体的制度就变成了董事会主体的制度。董事会根据新章程，公举郑孝胥为监督。一年后，郑孝胥辞职，董事会又举夏敬观为监督。这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他们都不常到学校，所以我们也不大觉得监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会与监督之下，公学的干事就不能由同学公选了。评议部是新章所没有的。选举的干事改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了。这几位办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里面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自然感觉他们的地位有稳定的必要。况且前面已说过，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我们少年人可不能那样想。中国公学的校章上明明载着“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这是我们的宪法下载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干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评议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这里面也还有个人的问题。当家日子久了，总难免“猫狗皆嫌”。何况同学之中有许多本是干事诸君的旧日同辈的朋友呢？在校上课的同学自然在学业上日日有长进，而干事诸君办事久了，学问上没有进境，却当着教务长一类的学术任务，自然有时难免受旧同学的轻视。法的问题和这种人的问题混合在一块，风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议制的评议部取消之后，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校友会”，其实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学生会。校友会和三干事争了几个月，干事答应了校章可由全体学生修改。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校友会把许多修正案整理成一个草案，又开了几次会，才议定了一本校章。一年多的争执，经过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监督夏先生与干事诸君均不肯承认这新改的校章。

　　②《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③朱经农的儿子、《海涛集》（商务版）的作者朱文良，在《朱经农先生简传初稿》（《新闻天地》第十八年第十九期，1962年5月12日香港出版）里，有扼要的叙述：

　　……（乙巳年）经过一位同学龚练百的介绍，经农先生在黄克强先生监誓下，加入了同盟会。那年冬天为了反对“取缔规则”，他离开日本，回上海，跟一群留学生创办了中国公学。因为国内教师缺乏，关于物理、化学、数学等课，还得请日本教师讲。经农先生一面当翻译，一面当学生，得到了半工半读的机会，熊克武、但懋辛、胡适、任鸿隽等都是中公时代的同学。

　　中国公学是革命党的藏身之所。教师中如马君武、于右任等，固然是革命领导人，其他校外的，如秋瑾、陈英士、章太炎、蔡松坡等人也都时常来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在最初，是按着共和国的理想办的。评议部是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是公选产生出来的。可是这个制度只行了九个月就修改了。因为修改没有经过合法手续，于是戊申（1908）九月闹出一次大风潮。经农先生是学生代表，首当其冲，被干事开除。全体学生支持自己的代表，退学另外组织一个中国新公学，经农先生被推为三干事之一，十天之内就正式上课了。在极穷苦的情形下支持了一年多，成绩很好。可是因为经费支绌，干事常常受到收房捐和巡捕捐的恶气，经农先生有一次被迫过度，跳河自杀，幸而被人救起。直到己酉（1909）十月，新旧公学重新合并，才告一段落。

　　王云五在《我所认识的全面教育家朱经农先生》（《谈教育》十，1951年10月台北华国出版社版）追忆说：

　　余识经农于民国前五年，其时经农甫二十岁，因留学日本遭日人之不平待遇，与同学数百人集体归国在上海自办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初时除向外界延聘教员外，学校行政悉就同学中互选分任。未几以同学中意见不一，别组中国新公学，经农膺选为教育干事，一面协同办理学校行政，一面按照课程听讲。时余甫十有九龄，受聘为英文教员，经农遂与余由短期之师生关系，进而形成四十余年生死不渝之友谊。越一岁，经农以第一班毕业，新旧两公学复合，余与经农同任教于中国公学，由同学进而同事，以迄于共和建国之前夕。

　　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三第十七则《喜朱经农来美》（1916年6月9日）里说：

　　朱经农新自国中来，居美京，为教育部学生监督处书记，将以余力肄业于华盛顿大学。

　　经农为中国公学之秀，与余甚相得，余庚戌怀人诗所谓“海上朱家”者是也。革命后，国中友人，音问多疏，独时时念及汤保民及经农二人。今闻其来，喜何可言？惜不能即相见耳。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一开始所谓的“八不主义”，就是向朱经农提起来的，他们的交游，许多事情都记在《胡适留学日记》里。朱经农（1887-1951）原名有畇，后改名经，字经农，又以字行，上海宝山人。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并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沪江大学教授、光华大学副校长、大夏大学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主任编辑、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长、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常务次长、中国公学副校长、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光华大学校长、联合国文教会议大会首席代表，并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得神学院执教。他的主要著译有《明日之学校》（商务，杜威原著）、《现代教育思潮七讲》（商务）、《教育思想》（商务），主编有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教授书、自习书（商务）、《平民千字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教育大辞书》（商务）等。

　　④胡适在1959年3月4日写《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1960年3月台北正中版）：

　　朱君芾煌，是四川人，在中国公学时原名绂华，芾煌是他的表字。他和任叔永、朱经农和我都是甲班的同学，但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好几岁。芾煌是一位能说话又有办事才干的人。戊申年（1908），中国公学闹出了一次大风潮，大多数学生退学出去，自己组织了一个新学校，叫做“中国新公学”（详细情形记在我的《四十自述》的《我怎样到外国去》一章里）。这个新公学缺乏经费，我们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有几位年纪较大、经费较多的同学自告奋勇，到各省去募捐。我在《四十自述》里，曾说：“我们（新公学）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亚东原版，第158-159页）如朱经农的姑夫熊秉三先生（希龄）对中国新公学就很有同情，所以他肯写介绍信，给募捐的同学带到各省去。芾煌和其他几个出去募捐的同学虽然没有募到多大的捐款，但他们因此认识了不少的人，也增多了不少的经验。芾煌认识袁克定大概是从他为中国新公学募捐时期开始的。后来中国新公学因为缺乏经费，负债太多，支持到第二年（1909）的十月，不能不接受了调停的条件，决议解散。愿回旧校的，自由回去，但有不少的同学不愿回旧校去。芾煌、经农和我都没有回去。芾煌到日本去了。后来武昌革命军起来了，他才从东京回国去干那一件冒生命的危险，游说袁世凯父子背叛清廷，赞成共和的大事。

　　据王云五先生的记忆，民国初年朱芾煌曾做临清关监督。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初起，他愤怒辞职。他开始研究佛教思想，是在他辞官退休之后。他特别注重“法相宗”，即“瑜伽宗”，又名“唯识宗”。他著有法相词典四大册，云五先生为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芾煌另有一本著作叫《老子述记》（1936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这本书大概胡适不知道，王云五也忘记了。书前有《述老缘起》，记载王云五为他出这本书的经过，其中还特别指王云五“先生，我昔日英文教师也”。

　　《胡适留学日记》卷二，元年（1912）12月5日有日记如下：

　　在叔永处读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帝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敖按：胡适在四十八年（1959年）3月4日改作“归国”）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君，功成而死。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人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

　　这是他同班同学的英勇事迹。

　　过了四十七年以后，胡适在《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冯国璋的手札》中说：

　　最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时间把朱君的日记抄存一个副本。这本日记后来仍由任叔永君带回国去还给朱君了。我是民国六年回国的，在北京时常见着朱君，常劝他把这一段很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故事写出来。但朱君那时正研究佛教的经典，没有写个人传记的兴趣。况且因为袁世凯后来背叛了中华民国，背叛了民主政体，朱君自己很懊悔他当年冒大险劝说袁家父子的一番苦心，竟成了一桩贻患于国家的罪状！所以他始终没有印行他的日记，也没有写他的自传。

　　⑤胡适曾有《题谢尹文之孝赵建藩三君合影诗》，见第八章。

　　⑥《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⑦同上。

　　⑧我一再提到胡适的小辫儿，我要交代一下：杨亮功在《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1963年3月1日台北出版）里有这样一段话：

　　胡先生在这个具有革命历史的中国公学读书。因为那时胡先生只是十几岁小孩子，所以没有人劝他加入同盟会，也没有剪去他的辫子。我记得1928年在胡先生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马君武先生来学校讲演，还提到胡先生的小辫子。马先生指着胡先生向学生说：“那时候用红头绳子所扎的小辫子，翘翘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校长小时候的象征。”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他的辫子，是在出国留学以后才剪的。

　　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⑩他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里说：

　　我家本没有钱，父亲死后，只剩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出息过日子。后来存款的店家倒账了，分摊起来，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我的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又靠他的同学朋友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但近几年之中，他的性情变了，一个拘谨的人变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费用变大了，精力又不能贯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业一年不如一年。后来我家的亏空太大了，上海的店业不能不让给债权人。当戊申的下半年，我家只剩汉口一所无利可图的酒栈（两仪栈）了。这几个月以来，我没有钱住宿舍，就寄居在《竞业旬报》社里（也在庆祥里）。从七月起，我担任旬报的编辑，每出一期报，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住宿和饭食都归社中担负。我家中还有母亲，眼前就得要我寄钱赡养了。母亲也知道家中破产在眼前，所以寄信来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办了。我斩钉截铁的阻止了这件事，名义上是说求学要紧，其实是我知道家中没有钱给我办婚事，我也没有钱养家。

　　这次“逃婚”，原因似乎待考，不是“家中没有钱给我办婚事”那么简单。因为“办婚事”的一套全都齐备了，他在1918年1月写《新婚杂诗五首》（《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15日北京出版，后收入《尝试集》）第四首中曾说：“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愈陈偏愈响！”可见理由不是那么单纯。

　　(11)《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12)胡适在临死前一个多小时还谈到饶毓泰，据风舟《最后的酒会——记一代学人胡适博士的死》（《现代知识》第五十期，1962年3月台北出版）记载，胡适在中央研究院讲话说：

　　……我还要讲一个很得意的故事：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我对物理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饶毓泰，一位是吴健雄。我虽然没有教他们物理，他们自己努力成了大名。今天中午，几位海外回来的院士和我在一起谈天，吴健雄小姐和吴大猷先生叙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他该叫我师叔。”原来吴大猷先生还是饶毓泰的学生，而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这么一来，我的第二代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一窍不通，竟有这么多在物理学方面有辉煌成就的“后代”，非常得意！非常自豪！（敖按：“饶毓泰”被误成“饶余泰”，我已代为改正。）

　　《胡适留学日记》十七卷《归国记》中，曾有一段话记饶毓泰：

　　本欲一访饶树人（毓泰），以电话向大学询问其住址，乃不可得，怅然而止。树人来此数年，以肺病辍学甚久，其人少年好学，志大而体力沮之，亦可念也。

　　(13)杨铨（1893-1933），杏佛，宏甫。曾跟胡适学英文。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第四则《杨任诗句》（1915年6月23日）里曾提到一次：

　　前作老树行，有“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为风易高致”之语，侪辈争传，以为不当以入诗。杨杏佛（铨）一日戏和叔永春日诗“灰”韵一联云，“既柳眼所不能媚，岂大作能燃死灰？”余大笑曰：“果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盖杏佛尝从余习英文也。

　　杨杏佛曾在美国送给胡适一首词——《水调歌头》，收入《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第十八则《水调歌头，杏佛赠别》（1915年8月28日）：

　　三稔不相见，一笑遇他乡。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秋水当年神骨，古柏而今气概，华贵亦苍凉，海鹤入清冥，前路正无疆。羡君健，嗟我拙，更颓唐。名山事业无分，吾志在工商。不羡大王（指托那司）声势，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各有千秋业，分道共翱翔。

　　其中有“暗惊狂奴非故”一语，可证胡适当年在上海教杨杏佛时的神态！五天以后，胡适回了一首《沁园春别杏佛》（《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第二十三则），词前说：“实则杏佛亦扬州梦醒之杜牧之耳。其词又有‘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之语。余既喜吾与杏佛今皆能放弃故我，重修学立身，又壮其志愿之宏，故造访此词奉答，即以为别。”词文是：

　　朔国秋风，汝远东来，过存老胡。正相看一笑，使君与我，春申江上，两个狂奴。万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黄垆旧酒徒。还相问：“岂当年块垒，今尽消乎？”君言：“是何言欤！只壮志新来与昔殊。愿乘风役电，戡天缩地（科学之目的在于征服天行以利人事），颇思瓦特（Jame Watt），不羡公转输。户有余精，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敖按：此词曾收入《尝试集》）

　　这样一来，不但当时师徒二人都是“狂奴”，并且都是“酒徒”了！

　　十多年后，在他们两人“各有千秋业”的时候，曾互有文字上的“攻击”。

　　(14)严庄是陕西人，比胡适还大四岁。后来也留学美国。《胡适留学日记》卷八第十一则《再游波士顿记》（1915年1月27日追记）中记他：

　　23日晨以车归纽约，往访严敬斋（庄）及王君复（夏）于哥伦比亚大学。闻邓孟硕亦在此，访之于其室，相见甚欢。敬斋告我，此间有多人反对余之非留学篇，赖同志如王鉴易鼎新诸君为余辩护甚力。余因谓敬斋曰，“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唯畏作不关痛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唯恐人之不驳耳。”

　　与敬斋君复同餐于中西楼。闻黄克强已去费城。不能一访之，甚怅。

　　同卷第三十一则《纽约旅行记》（3月14日）又有日记如下：

　　十四日，星期，至哥伦比亚大学访友，遇张亦农严敬斋王君复邝煦堃杨锡仁张仲述诸君。

　　在中西楼餐时，亦农敬斋忽起立招呼外来数客，其一人乃黄克强元帅也。亦农绍介余与相见。克强颇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语作湘音。余前次来此，颇思访之，闻其南游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谓非幸事。

　　这件由严庄而得识黄克强的事，请看我的《胡适与黄兴》（《中央日报》副刊，1955年3月27日台北出版）。

　　严庄后来曾任监察委员、甘宁青监察使、江苏监察使等职务。

　　(15)张奚若亦做熙若，原名耘，陕西朝邑人，比胡适大两岁。1913年留美，学政治，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北京法政大学、中国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任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著有《主权论》（商务版）、《社约论考》（商务版）等书。他在1936年代胡适编《独立评论》，曾得罪宋哲元，杂志社被封了一次门。

　　胡适对张奚若的称呼也很谦和，称作“吾友张奚若”（见《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卷第四十二则《拜伦哀希腊歌》，1914年2月3日）。

　　陕西人总有点“土”气，胡适所教陕学生的“土”劲儿，可参看第七章的注⑨。

　　(16)《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17)胡适在《高梦旦先生小传》（《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一号，1937年1月1日上海）里说：“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朋友。”1959年12月4日《中国晚报》有《适之云老饭馆小酌》一则新闻说：“在小酌席上，适之先生对云老尊敬有加，口口声声称云老为‘老师’；老师则呼胡先生为‘适之’”。

　　不过，胡适似乎不太常提到王云五是他的老师。

　　至于王云五，他很谦和，他只说：“胡先生从前和我有同学之雅；当他出洋留学以前，我们常在一起。”（《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1964年4月1日台北出版。）

　　此外，王云五不但是胡适的英文老师，还教过胡适数学，参看注(25)。

　　王云五后来所以能在商务印书馆起家，完全得力于胡适的引荐。

　　王云五原名之瑞，字岫庐，广东中山人，比胡适大三岁。主要著作有《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商务）、《工商管理一瞥》（商务）、《四角号码检字法》（商务）、《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商务）、《访英日记》（商务）、《英文访英日记（学生版）》（商务）、《战时英国》（商务）、《旅渝心声》（商务）、《王云五小辞典》（商务）、《增订王云五小字汇》（商务；华国）、《王云五大辞典》（商务）、《王云五新词典》（商务）、《王云五综合词典》（华国）、《中国史地词典》（华国）、《英汉双解英文成语词典》（华国）、《一九五二年的世局》（华国）、《谈管理》（华国）、《科学管理常识》（华国）、《科学方法及其应用》（华国）、《谈教育》（华国）、《谈政治》（华国）、《谈世界》（华国）、《国际常识》（华国）、《读书常识》（华国）、《对青年讲话》（华国）、《我的生活片段》（华国）、《新东纪游》（华国）；译有《苏联工农业管理》（商务）、《在铁幕之后》（华国，二册）、《莫斯科的使命》（华国）、《原子与原子弹》（华国）等书。

　　(18)《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19)同上。参看注③。

　　(20)《中国公学校史》：

　　公学校舍初在北四川路黄扳桥之北。戊申年（1908），即吴淞新校舍完成之前一年，公学学生与干事部争论学校组织的问题，意见各走极端，多数学生退出公学，在爱而近路庆祥里组织中国新公学，至己酉年（1909）之冬始解散。

　　留校学生于己酉年迁入吴淞新校舍。

　　(21)如朱经农的姑夫，就是熊希龄，他就写了介绍信，“给募捐的同学带到各省去”。参看注④。

　　(22)《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23)同上。

　　(24)同上。他又接着写道：“二十年来，无人写这一段历史，所以我写这几千字，给我的一班老同学留一点‘鸿爪遗痕’。”他还有一段注说：

　　这一段是去年（1931）夏间写的，写成之后，我恐怕我的记载有不正确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原稿送给王敬芳先生（搏沙），请他批评修改。他是我们攻击的干事之一，是当日风潮的一个主要目标，但事隔二十多年，我们都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回看当年的旧事了。他看了之后，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给我，承认我的话“说得非常心平气和，且设身处地的委曲体谅，令我极端佩服”，又指出一些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他指出的错误，我都改正了。所以这一段小史，虽是二十多年后追记的，应该没有多大的错误。我感谢王先生的修改，并且盼望我的老同学朱经农罗君毅诸先生也给我同样的修正。

　　王先生在他的长信里说了几句很感慨的话，我认为很值得附录在此，他说：

　　“我是当初反对取缔规则最力的人，但是今日要问我取缔规则到底对于中国学生有多大害处，我实在答应不出来。你是当时反对公学最力的人，看你这篇文章，今昔观察也就不同得多了。我想青年人往往因感情的冲动，理智便被压抑了。中国学校的风潮，大多数是由于这种原因。学校中少一分风潮，便多一分成就。盼望你注意矫正这种流弊。”

　　我是赞成这话的，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学校的风潮不完全由于青年人的理智被感情压抑了，其中往往是因为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样的失去运用理智的能力。专责备青年人是不公允的。中国公学最近几次的风潮都是好例子。

　　关于胡适与中国公学最后的链锁，有两段小资料：

　　1.1952年12月23日的台北《新生报》上，有这样一则通讯：

　　〔中央社讯〕中国公学旅台校友会定23日中午12时假座中华路六十九号莲园大鸿运餐厅欢宴校友胡适之氏，并邀于右任、王云五、杨亮功、梁实秋、陈行等诸氏作陪。按胡氏为清末中公第一班毕业生（敖按：不对），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间又曾任校长三年，于王两氏均为胡在校时中英文教师（敖按：于右任并没有直接教过胡适），杨梁二氏则为胡任校长时所聘教授。闻胡氏同班现在台者尚有现任审计长张承槱、前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及总统府国策顾问万鸿图三氏。

　　2.1963年12月17日，台北中国公学校友会在胡适墓旁，为他铸了一个铜像，由王云五揭幕。铜像下有一块大理石镂金字的纪念刻文：

　　先生在民前六年，是中国公学的学生，1928年又是中国公学的校长，母校为此而感到光荣，先生以杰出的智慧，启发了人类的自由学术思想。母校校友为纪念先生的伟大成就，建此铜像，以与敬爱先生的人们共同瞻仰。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八月，台湾中国公学校友会建立。

　　(25)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1963年3月1日台北出版）：

　　胡先生在《四十自述》中未曾提到他是否在中国公学毕业。关于此点，我曾请教王云五先生。王先生说胡先生是在新公学毕业的，后来新公学归并到中国公学，所有新公学学生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但胡先生未曾回到中国公学。王先生说他自己是在新公学教英文文法，那时仅十九岁，后来学校合并，只有他和一位教博物的程瑶笙先生（安徽人）由中国公学聘请继续任教。王先生说他不仅教胡先生的英文，还教过胡先生的算学。胡先生预备考留美官费，国文英文基础很好，可是算学程度恐怕不够，王先生特意地为他补习了三个月大代数和解析几何。

　　关于胡适毕业与否的问题，杨亮功既不知道，王云五也记忆错误，因为胡适自己曾有文字说明他没有毕业，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明明白白的说：I spent six years in Shanghai (1904-1910) and seven years in America (1910-1917). During my stay in Shanghai I went through three schools none of which was a missionary school without graduating from any. (p. 246)他又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里，也相当明白的说：“我这时候还不满十七岁，虽然换了三个学堂，始终没有得着一张毕业证书。我若继续上课，明年可以毕业了。但我那时确有不能继续求学的情形。”所以，杨亮功的“问”和王云五的“答”，都是没有必要的、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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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逛窑子到上北京（1909-1910）

　　离开了中国新公学以后的胡适之，茫茫然不知所归。他的家庭已经“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他无法回家，也不敢回家，只好寄居在上海，混饭吃。

　　他的理想主义遭到打击，心情忧愁烦闷，他这时候缺乏一种“英雄式的反动”（a heroic reaction），正好又碰到一批酒肉朋友，于是，他“就跟着他们堕落了”①。

　　“堕落”的引子是一个德国人：

　　中国新公学有一个德国教员，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官话。什么中国人的玩意儿，他全会。我从新公学出来，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里住，这两所房子是通的，他住东屋，我和几个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刚（懋辛）诸位先生；离我们不远，住着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各地的革命都失败了，党人死的不少，这些人都很不高兴、都很牢骚。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马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②，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林君墨和唐桂梁发起学唱戏，请了一位小喜禄来教我们唱戏③，同学之中有欧阳予倩④，后来成了中国戏剧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不上两天我就不学了。此外，我还有一班小朋友，同乡有许怡荪、程乐亭、章希吕诸人，旧同学有郑仲诚、张蜀川、郑铁如诸人。怡荪见我随着一班朋友发牢骚、学堕落，他常常规劝我⑤。但他在吴淞复旦公学上课，是不常来的，而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见面的，所以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⑥。

　　除了吃喝嫖赌唱以外，他还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

　　日淡霜浓可奈何！

　　后来改为

　　霜浓欺日薄！⑦

　　他给它的英译是：

　　“How proudly does the wintry frost scorn the powerless rays of the sun! ” ⑧

　　他这样昏天黑地地鬼混，到底混出麻烦来了：

　　有一个晚上，闹出乱子来了。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堂子”⑨里吃酒，喝的不少了，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⑩。那晚上雨下得很大，下了几点钟还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为明天要教书（那时我在华童公学教小学生的国文），所以独自雇人力车走了。他们看我能谈话，能在一叠“局票”上写诗词，都以为我没有喝醉，也就让我一个人走了。

　　其实我那时已大醉了，谈话写字都只是我的“下意识”的作用，我全不记忆。出门上车以后，我就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天明时，我才醒来，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觉得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楼板上，就喊了一声“老彭”！——老彭是我雇的一个湖南仆人。喊了两声，没有人答应，我已坐起来了，眼也睁开了。

　　奇怪得很！我睡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只有前面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没有门。我仔细一看，口外不远还好像有一排铁栅栏。我定神一听，听见栏杆外有皮鞋走路的声响。一会儿，狄托狄托的走过来了，原来是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

　　我有点明白了，这大概是巡捕房，只不知道我怎样到了这儿来的。我想起来问一声，这时候才觉得我一只脚上没有鞋子，又觉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了的。我摸来摸去，摸不着那一只皮鞋；只好光着一只袜子站起来，扶着墙壁走出去，隔着栅栏招呼那巡捕，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巡捕房。”

　　“我怎么会进来的？”

　　他说：“你昨晚喝醉了酒，打伤了巡捕，半夜后进来的。”

　　“什么时候我可以出去？”

　　“天刚亮一会，早呢！八点钟有人来，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见我的旧皮袍不但是全湿透了，衣服上还有许多许多污泥。我又觉得脸上有点疼，用手一摸，才知道脸上也有污泥，并且有破皮的疤痕。难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吗？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一会儿就是八点钟。果然有人来叫我出去。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污泥的巡捕立着回话。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污泥的巡捕说：

　　“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得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11)！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里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抱住不放，滚在地上。下了一夜的大雨，马路上都是水，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马夫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我的衣服是烘干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这都是在马路当中滚的。”

　　我看他脸上果然有伤痕，但也像是擦破了皮，不像是皮鞋打的。他解开上身，也看不出什么伤痕。

　　巡捕头问我，我告诉了我的真姓名和职业，他听说我是在华童公学教书的，自然不愿得罪我。他说，还得上堂问一问，大概要罚几块钱(12)。

　　他这一次没被警察老爷“修理”，占了“华童公学”的便宜不少。华童公学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由工部局开办的，就是后来的“缉椝中学”，是上海最有名的一个学校(13)，胡适在这个学校教书，自然身价不同，警察起敬，“自然不愿得罪”他。于是，警察老爷——

　　把桌子上放着一只皮鞋和一条腰带还给我。我穿上鞋子，才想起我本来穿有一件缎子马褂。我问他要马褂，他问那泥污的巡捕，他回说：“昨夜他就没有马褂。”

　　我心里明白了。

　　我住在海宁路的南林里，那一带在大雨的半夜里是很冷静的。我上了车就睡着了。车夫到了南林里附近，一定是问我到南林里第几巷。我大概睡得很熟，不能回答了。车夫叫我不醒，也许推我不醒，他就起了坏心思，把我身上的钱摸去了，又把我的马褂剥去了。帽子也许是他拿去了的、也许是丢了的。他大概还要剥我的皮袍，不想这时候我的“下意识”醒过来了，就和他抵抗。那一带是没有巡捕的，车夫大概是拉了车子跑了，我大概追他不上，自己也走了。皮鞋是跳舞鞋式的，没有鞋带，所以容易掉下来；也许是我跳下车来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也许我拾起了一双鞋子来追赶那车夫。车夫走远了，我赤着一双脚在雨地里自然追不上。我慢慢的依着“下意识”走回去。醉人往往爱装面子，所以我丢了东西反唱起歌来了——也许唱歌是那个巡捕的胡说，因为我的意识生活是不会唱歌的。

　　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来补充的一段，是没有法子证实的了。但我想到在车上熟睡的一段，不禁有点不寒而栗，身上的水湿和脸上的微伤那能比那时刻的生命的危险呢？

　　巡捕头许我写一封短信叫人送到我的家中。那时候郑铁如（现在的香港中国银行行长）住在我家中，我信上托他带点钱来准备做罚款。

　　上午开堂问事的时候，几分钟就完了，我被罚了五元，做那个巡捕的养伤费和赔灯费。

　　我到了家中，解开皮袍，里面的棉袄也湿透了，一解开来，里面热气蒸腾，湿衣裹在身上睡了一夜，全蒸热了！我照镜子，见脸上的伤都只是皮肤上的微伤，不要紧的。可是一夜的湿气倒是可怕。

　　同住的有一位四川医生，姓徐，医道颇好。我请他用猛药给我解除湿气。他下了很重的泻药，泻了几天；可是后来我手指上和手腕上还发出了四处的肿毒(14)。

　　这一回大祸使他因祸得福：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我当日在床上就写信去辞了华童公学的职务，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况且我已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

　　那一年（庚戌，1910）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19)。我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去应考试(20)。

　　远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中国为“义和团”的闹事赔了洋鬼子四百五十兆两，其中美国和日本皆占百分之七。七年以后（光绪三十四年(17)，1908），美国国会通过以一部分的赔款退还中国的案子(18)。宣统元年（己酉，1909）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部来了一个《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折里说：

　　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目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

　　于是，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后来的清华大学）便成立了。

　　但是清华学校是宣统三年（辛亥，1911）成立的，美国退钱是在宣统元年就开始了，所以在学校没成立以前，先来了三批“先遣部队”：

　　一、宣统元年（己酉，1909）八月，四十七人。

　　二、宣统二年（庚戌，1910）七月，七十人。

　　三、宣统三年（辛亥，1911）七月，六十二人(19)。

　　在第一批先遣部队里，有一个瘦瘦的长着雷公嘴的人物，就是梅贻琦(20)；在第二批中，就有赵元任、张彭春、胡适等人。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胡适怎样参加了第二批的“先遣部队”：

　　许怡荪来看我，也力劝我摆脱一切去考留美官费(21)。我所虑的有几点：一是要筹养母之费，二是要还一点小债务，三是要筹两个月的费用和北上的旅费。怡荪答应替我去设法。后来除他自己之外，帮助我的有程乐亭的父亲松堂先生，和我的族叔祖节甫先生。

　　我闭户读了两个月的书，就和二哥绍之一同北上。到了北京，蒙二哥的好朋友杨景苏先生（志洵）的厚待，介绍我住在新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师大）校舍里，所以费用极省。在北京一个月，我不曾看过一次戏(22)。

　　杨先生指点我读旧书，要我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23)。

　　很快的，7月到了。

　　紧张的，留学考试举行了。

　　胡适的运气真好！

　　他自己是“考据迷”，正好碰到一位看国文卷子的老夫子也是“考据迷”，于是，他的国文居然得了一百分！

　　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规用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24)。

　　胡适这次考试总平均并不及格（只有59 7/40），他能考取，说他得力于国文得了一百分并不为过，所以，这真是他的好运气(25)。

　　在他还不知道好运气以前，还有一段看榜的过程，我们看他的自述：

　　宣统二年（1910）7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26)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得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27)。

　　于是，他擦了一下汗，再看——还是倒看——正取的榜，这张榜，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寄给我，因为史料价值极高，所以我把它全附在后面：

　　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宣统二年）

　　名次姓名/年岁/籍贯/学堂/平均分数

　　1/杨锡仁/18/江苏震泽/上海南洋中学/79 7/20

　　2/赵元任/19/江苏阳湖/江南高等/73 2/5

　　3/王绍祁/19/广东南海/唐山路矿/71 17/20

　　4/张谟实/19/浙江鄞县/约翰书院/69 3/4

　　5/徐志芗/18/浙江定海/约翰书院/69 27/40

　　6/谭颂瀛/20/广西苍梧/上海南洋中学/69 1/10

　　7/朱录/19/江苏金匮/东吴大学/68 2/5

　　8/王鸿卓/19/直隶天津/家塾/68 7/20

　　9/胡继贤/18/广东番禺/岭南学堂/67 17/20

　　10/张彭春/18/直隶天津/天津私立中学/67 4/5

　　11/周厚坤/20/江苏无锡/唐山路矿/67 29/40

　　12/邓鸿宜/18/广东东莞/岭南学堂/67 19/40

　　13/沈祖伟/18/浙江归安/约翰书院/66 23/40

　　14/区其伟/18/广东新会/岭南学堂/66 9/10

　　15/程闿运/19/浙江山阴/东吴大学/66 7/8

　　16/钱崇树/20/浙江海宁州/直隶高等/66 17/20

　　17/陈天骥/17/浙江海盐/约翰书院/66 3/5

　　18/吴家高/19/江苏吴县/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66.5

　　19/路敏行/20/江苏宜兴/复旦公学/66 11/20

　　20/周象贤/20/浙江定海厅/上海高等实业/66.5

　　21/沈艾/17/福建侯官/家塾/65 39/40

　　22/陈延寿/17/广东番禺/长沙雅礼大学/65 27/40

　　23/傅（左马右耆）/19/四川巴县/复旦公学/65 2/5

　　24/李松涛/19/江苏嘉定/约翰书院/65 1/5

　　25/刘寰伟/18/广东新宁/岭南学堂/64 19/20

　　26/徐志诚/19/浙江定海/约翰书院/64 17/20

　　27/高崇德/19/山东栖霞/山东广文学堂/64

　　28/竺可桢/19/浙江会稽/唐山路矿/63 4/5

　　29/程延庆/19/江苏震泽/约翰书院/63 3/10

　　30/沈溯明/19/浙江乌程/浙江两级师范/63 3/10

　　31/郑达宸/19/江苏江阴/复旦公学/63 11/40

　　32/席德炯/17/江苏吴县/上海实业/63 1/5

　　33/徐墀/20/广东新宁/唐山路矿/63 1/10

　　34/成功一/19/江苏江都/东吴大学/62 32/40

　　35/王松海/18/江苏丹徒/约翰书院/62 7/10

　　36/王预/20/江苏桃源/江南高等/62 13/20

　　37/谌立/19/贵州平远/家塾/62.5

　　38/杨维桢/19/四川新津/复旦公学/62 2/5

　　39/陈茂康/20/四川巴县/重庆广益中学/62 3/10

　　40/朱进/20/江苏金匮/东吴大学/62 1/8

　　41/施赞元/20/浙江钱塘/约翰书院/62

　　42/胡宣明/19/福建龙溪/约翰书院/61 17/20

　　43/胡宪生/20/江苏无锡/译学馆/61 19/40

　　44/郭守纯/10/广东潮阳/约翰书院/61 1/40

　　45/毛文锺/19/江苏吴县/直隶高等工业/60 9/10

　　46/霍炎昌/20/广东南海/岭南学堂/60 9/10

　　47/陈福习/18/福建闽县/福建高等/60 13/20

　　48/殷源之/19/安徽合肥/江南高等/60 1/2

　　49/符宗朝/18/江苏江都/两淮中学/60 2/5

　　50/王裕震/20/江苏上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60 7/20

　　51/孙恒/19/浙江仁和/杭州育英书院/59 25/40

　　52/柯成楙/17/浙江平湖/上海南洋中学/59 11/20

　　53/过宪先/19/江苏金匮/上海高等实业/59 7/20

　　54/邝翼堃/19/广东番禺/约翰书院/59 1/4

　　55/胡适/19/安徽绩溪/中国新公学/59 7/40

　　56/许先甲/20/贵州贵筑/四川高等/58 1/4

　　57/胡达/19/江苏无锡/高等商业/58 1/10

　　58/施莹/20/江苏吴县/上海高等实业/57 29/40

　　59/李平/20/江苏无锡/江苏高等/57 7/20

　　60/计大雄/19/江苏南汇/高等实业/57 13/40

　　61/周开基/19/江苏吴县/上海南洋中学/56 19/20

　　62/陆元昌/19/江苏阳湖/上海高等实业/56

　　63/周铭/19/江苏泰兴/上海高等实业/55 9/10

　　64/庄俊/19/江苏上海/唐山路矿/55 3/20

　　65/马仙峤/18/直隶开州/保定高等/53 2/5

　　66/易鼎新/20/湖南醴陵/京师财政/53 2/5

　　67/周仁/19/江苏江宁/江南高等/51 7/10

　　68/何斌/20/江苏嘉定/浙江育英高等/51 9/40

　　69/李锡之/19/安徽合肥/安徽高等/50 23/40

　　70/张宝华/20/浙江平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50 1/5(28)

　　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29)。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名字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30)。后来我和他和（胡）宪生都到康南耳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关系(31)。

　　既然在北京考取了留美，做了所谓“清华学校第二期毕业老校友”(32)，于是，他就准备“放洋”了。

　　但是，“放洋”的地点是在上海，他得先到上海才成，他由上海到北京应考的路费本就是借的，于是，他只好再借钱做路费，再由北京南下：

　　南下的旅费是杨景苏先生借的。到了上海，节甫叔祖许我每年遇必要时，可以垫钱寄给我的母亲供家用。怡荪也答应帮忙。没有这些好人的帮助，我是不能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国的(33)。

　　到上海后，他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为他送行(34)，因为“行期由政府先定”，他竟不能回到家乡向他母亲辞行(35)，他只在上海的旅馆里，跟他的好朋友郑仲诚做了最后一次的谈话(36)。

　　最后，这个几个月前还在上海花天酒地的少年人，在民国成立前二年（宣统二年，庚戌，1910）的8月16日，在上海码头登了船。

　　六年前，他正从家乡来到上海，因为家乡不能“满足”他；六年后，他又从上海远去美国，因为上海也不能“满足”他——他是新时代的人，他要呼吸新大陆的空气！

　　上海埋葬了这个不到十九岁少年人的梦，埋葬了他的欢笑与眼泪、上进与堕落，埋葬了他那永不再回的青春，也埋葬了他那“胡洪骍”的名字(37)。

　　从此以后，人人都不叫他“胡洪骍”了，人人都叫他——“胡适”。

　　①《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1908-1909）两年之中，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析家产；我写信回家，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开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亲最心爱的一个妹子和一个弟弟先后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学解散之后，得了两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无把握，哪敢回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

　　②《胡适留学日记》卷四第四十六则《提倡禁嫖》（1914年6月30日）：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视为大恶，方竞思善策禁遏之，虽不能绝，而中上社会皆知以此为大恶（Vice）。其犯此者，社会争不之齿，亦无敢公然为之者。余谓即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国远矣。吾国人士从不知以狎邪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小说，轻薄文士，至发行报章（小报），专为妓女作记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以为逢场作戏，无伤道德。妓院女闾，遂成宴客之场、议政之所。夫知此为大恶，知犯此为大耻，则他日终有绝迹之一日也；若上下争为之，而毫不以为恶、不以为耻，则真不可为矣。何也？以此种道德之观念已斲丧净尽，羞恶之心无由发生故也。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子女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忏悔记此以记吾悔。

　　③1962年2月25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This was about 1910, and the you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very confused. The surge of Western learning was meeting the ancient concepts of the East. Dr. Hu recalled that he and his friends had“ talked day and night” written bitter poetry and had been so addled and bored that they had hired an instructor to teach them to sing.

　　④欧阳予倩，1897年生，湖南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早年搞京剧，以旦角出名。后来从事提倡话剧，改良京剧。曾任桂林艺术馆馆长。著有《予倩论剧》（泰山）、《回家以后》《梁红玉》《桃花扇》《屏风后》《青纱帐》《忠王李秀成》《木兰从军》等书。

　　⑤胡适在《许怡荪传》（《胡适文存》卷四）里说：

　　怡荪名棣常，从前号绍南，后来才改做怡荪。他是安徽绩溪十五都磡头的人。先进绩溪仁里的思诚学堂，毕业之后，和他的同学程干丰、胡祖烈、程敷模、程干诚等人同来上海求学。他那几位同学都进了吴淞复旦公学，只有怡荪愿进中国公学。那时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后来中国公学解散，同学组织中国新公学，怡荪也在内，和我同住《竞业旬报》馆。后来怡荪转入复旦公学。

　　怡荪是一个最富于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寻出第二个。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给我的信有十几万字，差不多个个都是楷书，从来不曾写一个潦草的字。他写给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此一端已经不是现在的人所能做到。他处处用真诚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来往长久了，没有一个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处。己酉庚戌两年我在上海做了许多无意识的事，后来一次大醉几乎死了。那时幸有怡荪极力劝我应留美考试，又帮我筹款做路费。

　　许怡荪死在1919年3月，胡适曾有《追悼许怡荪》一诗（《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1920年10月1日北京出版，复收入《尝试集》，改题《许怡荪》）。

　　⑥《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⑦《胡适留学日记》卷三第四十一则《乐观主义》（1914年1月29日）：

　　前诗以乐观主义作结，盖近来之心理如是。吾与友朋书，每以“乐观”相勉，自信去国数年所得，唯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偶见日出，霜犹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足成一律，今绝不能复作此念矣。前作雪诗亦复如是，盖自然如此，初非有意作吉祥语也。一日偶吟云：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

　　盖纪实也。觐庄有句云：“要使枯树生花，死灰生火，始为豪耳。况未必为枯树死灰乎！”余极喜之。

　　⑧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说：

　　Those years (1909-10) were dark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s well as in my personal history. Revolutions broke out since several provinces and failed each time. Quite a number of my former school mates at the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which was a center of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were involved in these plots and not a few lost theirlives. Several of these political fugitives came to Shanghai and stayed with me. We were all despondent and pessimistic. We drank, wrote pessimistic poetry, talked day and night，and often gambled for no stakes. We even engaged an old actor to teach us singing. One cold morning I wrote a poem which contained this line：“ How proudly does the wintry frost scorn the powerless rays of the sun! ”（p. 250）

　　参看李敖：《胡适悲观诗》（《中央日报》副刊，1957年1月27日台北出版）。

　　⑨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版）第299页：“次等娼妓曰‘么二’，或称曰‘堂名’，‘亦叫“堂子’。同光间〔上海〕城中不满十家。以出局必银币二元，故名。从未贬价。不似‘长三’出局已由三元减至一元。无人介绍，亦可往打茶围。”另参看王小广《神秘的上海》（1934年12月北平东方快报社版）第42-44页。

　　⑩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版）第298页：“上海娼妓差等，辄曰书寓、长三、么二。但在同治初，书寓自书寓，长三自长三。书寓先生身份在长三之上。其后二者混而为一，长三都称书寓，长三已变成普通娼妓。长三为最上等之妓，以待召侑酒例取银币三元，故名，通称先生。客人对于长三，非由出场点曲相识，亦必有人为之介绍。往其家作茶会，曰‘打茶围’。不须给钱。有水果瓜子鸦片等相饷。”

　　(11)胡适这种骂法颇有“义和团”的口气。

　　(12)《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13)据衡山聂氏刊本《崇德老人纪念册》中《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戊午1918年条下说：“……先是将上海培开尔路地亩捐出，由工部局开办公学。援西例名之曰聂中丞公学云。”崇德老人是曾国藩的第六个女儿（么小姐），据李瀚章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壬子咸丰二年条下，说这小女儿“后字衡山聂氏，婿名缉椝”。聂缉椝曾做过江苏巡抚，也做过上海制造局总办（见铢庵《湘乡曾氏遗闻》，《人间世》第26期，1935年4月20日上海出版），所以在上海很有声望和势力，华童公学一变而为缉椝中学，就是纪念他的。我在民国三十七八年间，曾在这个学校读过初中一年级，校舍颇庄严可爱。回想整整半个世纪前，胡适执教于这个学校，可以想见他的神气。他这次闹事，使他觉得他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因而辞职。

　　他在华童公学教书的时日，据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 p. 250中说：“In 1910 I taught Chinese for a few months. ”

　　(14)《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15)刘崇鋐《国立清华大学》（《中华民国大学志》，1954年11月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版）中说：

　　当时所收学生，分两部分，第二届留美考试所录取的备取生，编为高等科学生，入学不久即派留学。另外又收一批幼年生，为中等科，从基础训练做起。做了日后清华的基本队伍。

　　(16)《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对这段荒唐事，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有扼要的叙述：

　　Despondency and drudgery drove us to all kinds of dissipation. One rainy night I got deadly drunk, fought with a policeman in the street, and landed myself in prison for the night. When I went home the next morning and saw in the mirror the bruises on my face. This line Li Po's Drinking Song came to my mind：“ Some use might yet be made of this material bom in me. ”I decided to quit teaching and my friends. After a month of hard work, I went to Peking to take the examination for the scholarship founded on the returned American port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I passey the examination and in July sailed for America, (p. 250)胡适这段坦白记录的往事，在抗战胜利后他做北京大学校长时，竟被共产党用来做打击他的声望的工具：一个左派学生到法院控告胡适“唆使偷盗”，说胡适叫学校的工友偷他的东西！这个左派学生在法院中朗诵《四十自述》中这一段记录，竟想用来证明胡适是一个行为不检的人！

　　(17)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192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第72页误为光绪三十八年。光绪哪里有三十八年！

　　(18)袁希涛：《庚子赔款退还之实际与希望》（《教育与人生》第五十二期）。

　　(19)后来每年都有，参看常道直《留美学生状况与今后之留学政策》（《中华教育界》第十五卷第九期）。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已经达到六百八十九人。

　　(20)《梅校长月涵博士七秩年谱纪要及其与清华有关事迹》(《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一期，1960年5月台北出版）。

　　(21)参看注⑤。

　　(22)《胡适留学日记》第十四卷第二十一则《赠朱经农》（1916年8月31日）里，有他送给朱经农的诗：

　　六年你我不相见，见时在赫贞江边；握手一笑不须说，你我如今更少年。回头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做讲师；更有暮气大可笑，喜作丧气颓唐诗。那时我更不长进，往往喝酒不顾命；有时镇日醉不醒，明朝醒来害酒病。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该有用，似此真不成事体。从此不敢大糊涂，六年海外来读书……

　　卷十六第二十九则《朋友篇 寄怡荪经农》（1917年6月1日）也有他送给许怡荪、朱经农的诗：

　　粗饭尚可饱，破衣未为丑。人生无好友，如身无足手。吾生所交游，益我皆最厚。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倘非良友力，吾醉死已久。从此谢诸友，立身重抖擞……

　　胡适从跟人学戏到“在北京一个月”不曾看一次戏”，这是何等“不敢大糊涂”！何等“立身重抖擞”！

　　(23)《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24)同上。

　　(25)以后胡适对“考据”这个“考据”那个极有偏爱，不能不说他这次曾受“考据”之惠的缘故。他跟那位评卷的老夫子真是臭味相投，真所谓：“莫笑劳劳作‘考据’，且论臭味到岑苔！”

　　(26)“史家胡同”在北平东城，有一所小学，是史可法的祠堂改建的，因有是名。发榜即在这所小学里。

　　(27)《回想明复》（《科学》第十三卷第六期，1928年6月出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第九卷，改题《追想胡明复》）。

　　(28)赵元任先生寄给我的这份榜文后面，有胡适手写的跋：

　　民国二十三年2月我在南京竺可桢先生家中看见他保存的这张油印榜文，我托他抄一份寄给我。寄来之后，我又托章希吕先生重抄一份保存在我的日记里。中国政府最早派遣留学美国的学生四批，其姓名履历都保存在徐雨之的年谱里。我盼望这张榜也可以长久保存，为后人留做一种教育史料。

　　当时规定留学生年龄不得过二十岁，所以榜上诸人所报年岁往往有以多报少的。

　　同榜七十人，以省份计，如下表：

　　江苏——29、四川——3、浙江——14、贵州——2、广东——10、湖南——1、直隶——3、广西——1、安徽——3、山东——1、福建——3

　　以学校计，则约翰书院最多，得十二人；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次之，得七人；岭南学堂次之，得五人。东吴大学、江南高等、唐山路矿、复旦公学、南洋中学，五校各得四人。其余各校皆在二人以下。

　　此中已故者，有沈祖伟、过宪先、胡达、计大雄、朱进、施赞元——我所知的已有六人。

　　此中已改名者，陈延寿即陈伯庄、马仙峤即马名海、过宪先即过探先、胡达即胡明复，余人不知尚有改名者否。

　　宣统二年（1910）至今为二十四年，此七十人中，死者已近十分之一，其职业不可知者也约有十分之三。

　　赵元任先生在榜文正面用铅笔做了十五个小“X”（我已照排在上面），并在背面用原子笔写：“知道的已故十五人，一九六四再记”，可见从宣统二年（1910）到今天1964，已五十四年，七十个留学生中，死者已近四分之一了。

　　赵元任先生又用原子笔标记于下：

　　榜文从竺可桢处保留的，照相从赵元任处保留的（敖按：照像已制版，放在书前图版中）。

　　他又在他自己的名字上面标上1892，在胡适名字上面标上1891，而在榜文上，两人同是十九岁。可证榜文有误，且赵元任比胡适小一岁。

　　(29)也许胡达正好从榜文顺着看下去,也许他也会先看到“胡达”了，可是“仔细一看，却是‘胡适’，不是‘胡达’”！

　　(30)胡达与胡适同岁，江苏无锡人，有三兄弟：胡敦复、胡明复（达）、胡刚复。他留美时初在康奈尔大学治商科，后攻数理。再转哈佛，得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回国后任大同、交通、东南、上海商科等大学教授，1927年任上海政治分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任职两个月后辞去，6月间回家乡，游泳淹死，年三十七岁，葬在一个美丽的地方——西湖烟霞洞。著有《高等解析问题》《科学方法》（商务）等书。

　　(31)同注(27)。

　　(32)这是他在1934年6月22日晨10时，在清华大学第六届毕业典礼时演说中的自称，见1934年6月23日天津《大公报》。他在1960年4月29日，也“敬写”了“南宋哲人吕祖谦的一句话”——“理未易察”，给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严格的说起来，清华大学实在不能算他的“母校”，他实在也不能说是“毕业”的“老校友”。

　　(33)《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34)这次送行，反倒害得他白白学了一阵农科！害得他后来不得不转系！他在1958年12月27日在台东演说《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胡适言论集》甲编），曾说：

　　民国前二年，考取官费留美，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当时我同许多人谈论这个问题。以路矿都不感兴趣，为免辜负兄长的期望，决定选读农科，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结果学农并未成功，“报国”无从！

　　(35)《先母行述》（《胡适文存》第四卷）：

　　时适在上海，以教授英文自給，本拟次年庚戌暑假归省；及明年七月，适被取赴美国留学，行期由政府先定，不及归别，匆匆去国。先母眷念游子，病乃日深。

　　又《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卷第三十七则《思家》（1914年8月9日）：

　　吾日来归思时萦怀绪，以日日看人归去，遂惹吾思家之怀耳。吾去家十年余矣。丁未一归，亦仅作三月之留。庚戌去国，亦未能归别吾母，耿耿至今。

　　(36)《胡适留学日记》第十七卷《归国记》：

　　〔六年6月〕20日到温哥华（Vancouver）。吾先与张慰慈（祖训），约会于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于车站。同居一旅馆。慰慈为澄衷旧同学，五年前来美，今在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为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 and Citymanager Plan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吾七年前去国时，在上海旅馆中与慰慈及仲诚为别，今仲诚死已数年，与慰慈话旧，不胜今昔之感矣。

　　郑仲诚事参看第六章注⑦，张慰慈名祖训，以字行。江苏吴江人。比胡适小一岁。曾任北京大学、北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上海东吴大学及吴淞中国公学教授、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铁道部参事。著有《市政制度》（亚东）、《政治学》（商务）、《政治学大纲》（商务）、《英国选举制度史》（商务）、《政治制度浅说》（神州）等书。

　　(37)《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我在学校里用胡洪骍的名字；这回北上应考，我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所以临时改用胡适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

　　胡适一生中，“名目繁多”，据我统计如下：

　　1.嗣穈——他父亲替他起的，他的三个哥哥嗣稼、嗣秬、嗣秠。

　　2.穈——父母对他的昵称。

　　3.穈儿——父母对他的昵称。

　　4.洪骍——行名。也是他父亲起的。他的三个哥哥叫洪骏、洪骓、洪駓。

　　5.希彊——早年的字。本《老子》中“自胜者彊”。

　　6.穈先生——小时候在家乡的绰号。

　　7.麻禾生——小时候“自析吾名”。

　　8.观禾——小时候他母亲给他起的“佛名”。

　　9.期自胜生——别号。本《老子》中“自胜者彊”。

　　10.自胜生——别号。本《老子》中“自胜者彊”。

　　11.铁儿——别号。他父亲号“铁花”。

　　12.胡天——别号。本“诗经”。

　　13.藏晖室主人——别号。本李白诗“至人贵藏晖”。

　　14.骍——笔名。

　　15.冬心——别号。

　　16.铁——笔名。

　　17.蝶儿——别号。以上四名仅在《竞业旬报》中用一二次。

　　18.适——名。正式以“胡适”为名始于去北京参加留学考试。

　　19.适盦——别号。

　　20.适之——字。二哥起的。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

　　21.适广——笔名。“适盦”的另一写法。

　　22.天风——笔名。

　　23.藏晖——笔名。

　　24.笑——笔名。

　　25.少年诗人——少年时别称。

　　26.博士——留美时的绰号，还未得博士学位以前。

　　27.胡大哥——朋友间的绰号。

　　28.胡博士——一般称呼。

　　29.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别称。

　　30.到哪儿去——张丹翁等对他的称呼。此名把“胡适”两字翻成白话。

　　31.Q.V.——笔名。“Quo Vadis”一书名的前二字母。胡适曾以“胡适”二字为谜语，打一欧洲名小说，即是此书。此书译名为“你往何处去”（Sienkiewicz原著，徐炳昶、乔曾劬译，商务版；复有译名即“暴君焚城录”）。

　　32.WGT——笔名。

　　33.Who——笔名。

　　34.Hu Suh——英名。

　　35.Hu Shih——英名。

　　36.H. S. C.——为“胡适之”三字英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

　　37.ュテキ——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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