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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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夷说（代序）
  • 引子——巫医与西潮
  • 从“基督”到学医
  • 中国第一个西方医院
  • 香港第一个西医大学
  • “改良”与“革命”之间
  • 从行医到革命
  • 回到“医生”，回到“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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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夷说（代序）

　　引论——都是中国人

　　中国的民族是一个大大大大的民族，我说它大大大大，显然的，是针对一些不明历史的人跟曲解民族主义的人说的。这种人，他们满口中国民族如何如何、中国民族的历史如何如何，其实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是什么，他们井中癞蛤蟆的眼界，也完全不能统观中国民族的庞大性质，他们只是运用他们的无知、狭窄和小气派，把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局限在“黄帝子孙”的一脉早已混同的香火上，或是“长城以内”的几条江河日下的流域里。这是非常可怜的自我陶醉！这就好比一个继承祖先遗产的人，完全不知道遗产的真价，把大好的土地往外推，却只抱住几块“北京人”的模型骨头来怪叫。这种傻子呆汉，才真正是中国民族的罪人！——他们只是一些小守财奴、小看家婆，而绝不是气派博大光被四表的人物。

　　以“北京人”做中心点来看小中国民族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种中国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并不足以构成中国民族土著说的绝对证据。从人类学上，我们还看不出“北京人”与“蒙古利亚种”“华夏系”的明显连锁；相反的，“北京人”同样可被援引作为“西源”（Western Origin）的证据，而引申为中国民族本是来自西方。

　　主张中国民族本是来自西方的人，从19世纪的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到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以至到中国的蒋智由、丁谦、刘师培、章太炎、黄节。他们的观点，已在安德生（J. G. Andersson）等人发现的新证据之下，获得了进一步的修正或支持，至少中国远古文化（如“仰韶文化”等）之早为西方所冲击（impact），已成为最近的结论。

　　在民族观点上短视的人们，他们不了解中国民族的多源性，他们只是从一部分老祖宗的狭窄眼睛里去“化外”其他中国民族，然后加以排斥或奚落。例如中国古书上说：“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又说：“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异种也！”这种举不胜举的短视言论，追究他们的原始，都是由于从狭小的地域观念所促成的。因为短视，所以一部分的“中国人”根本不晓得“中国之大”，他们只是从他们的小圈圈里、小地盘上，去向外敌视其他“中国人”，然后扣上“敌人”的帽子，加以打击。例如黄帝，这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伟人，但是他讨伐蚩尤，在我这新派历史家的眼里，简直无异于一场军阀战争！黄帝与蚩尤本属于同一个族，黄帝在东边，蚩尤在西边，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会比今天的河南、山西两省来得大，蚩尤的文化水准甚至比黄帝还来得高，至少他们比黄帝先学会用铜器！结果双方乒乒乓乓，打起来了，打了七十一仗，主要的战场是在山西省的一个小县（解县，关公的老家）。这个小县就是古史上所说阪泉、涿鹿两个古战场的所在。后来的混账历史家把这两个小地方解释作在察哈尔省的涿鹿县（今属河北省——编注）西北，并且把这种解释放到中学教科书里，全是胡闹——黄帝和蚩尤，绝不会远跑到察哈尔省去打仗，他们才没那种本领，也没那种闲工夫，他们只是局限在山西的这个小县打来打去，并且目的也很单纯——没有“救国救民”、没有“吊民伐罪”。目的只不过在抢女人太太们开门的第四件事——盐。只为了山西解县附近，有一个“盐池”！

　　如果我们今天，把黄帝解释作当时中国民族的“共主”，解释作“平外患”“统一中国”的神明人物，想想看，这不是大笑话吗？这岂不是小看了中国的领土了吗？这岂不是错把河南省的一个小军阀，当成一统天下的大总统了吗？

　　就刘恕《通鉴外纪》根据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我们推算出来的黄帝时代是公元前2694年，也就是距离今天四千六百七十五年，也就是号称的中华五千年。我们回溯这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蛮夷羌貉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氐羌的、是吐蕃的、是苗傜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

　　中国人打中国人

　　奇怪的是，许多因赶杀自己民族的人，他们居然在历史上和社会上被称为“民族英雄”，这真是笑话笑说。在毛泽东之流眼中的“民族英雄”，所谓“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等等，就我李敖等新派史学家看来，完全是残杀同族的流氓，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读过我们本家李华《吊古战场文》的，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来以外，1840年以前，黄帝纪元公元前2694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三十四年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蛮貊！——他们都是中国人！

　　真的，他们都是中国人！小心眼老祖宗们所谓的“异族”，都是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屁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但是在又一阵子的物换星移以后，西南人也同样甩下了夷狄的帽子，以过来人的姿态，把这顶帽子，反身一长“绣”，落在尼泊尔人的头顶上。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记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孔夫子的重重重重重孙女嫁给洋鬼子，完成了中国“和番”史的最精彩的一幕。

　　上面这四次大混同，除了晚期孔夫子重重重重重孙女嫁外国人那一类外，中国民族史上并没有洋鬼子来做姑爷或做少奶奶的现象，唐太宗的妈妈或明成祖的妈妈，虽然在当时人眼中都是外国人，但是从民族学人种志的条件来看，她们还都不够格。

　　但是，这种不够格，我们的古人并不明白，他们仍旧以夷狄视之（虽然在表面上不敢说）。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缘里，岂不明显的有最新的“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妈妈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管里面，绝对“清洁”——没有洋臊味！

　　外国人的爸爸

　　就便是殉节诸烈士的祖先们，有世外桃源，逃掉了中国民族多次的混同，但是按之以拉克伯里等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他们还是“外国人”，并且他们最早的祖先，可能还是“外国人的爸爸”呢！

　　堂堂中国人，最后推来算去，可能反倒做了“外国人的爸爸”，这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我的一位外国朋友，讨了中国人蓝明做太太的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他告诉我，他所以中文名字叫“司马笑”，就因为他的远祖是中国司马氏欧游的一支——当然是司马光的一支，而不是司马懿的一支！这个佳话，也许会给“种族沙文主义者”多做一项证据吧？

　　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他们的最大悲剧，也许是不该提倡“文化沙文主义”却拼命提倡；该提倡“民族沙文主义”却又拼命不提倡，结果呢？他们吃力的用不能征服别人的“文化”来征服别人；却不肯轻快的用可以攀亲的“民族”来行认亲计，以达到“我本是你老子”的最佳效果，你说悲哀不悲哀？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汉朝的娄敬（刘敬）以外，大都对所谓“夷狄”，都误用了“民族”方面驱逐、“文化”方面招降的方法，结果总是没有起色。但是不管有没有起色，中国人反正人人都会说“严夷夏之防”。“防”的结果，甚至清朝晚期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明令不准与“洋婆子”通婚——这就是我所说的“种族”驱逐、“文化”招降主义！

　　以这样伟大的中国民族，在“民族”方面的观念与表现，竟是如此褊狭、如此小气派，这实在是很可惊异的事，是很跟那“文化”方面的混沌敦厚不相称的事。我们不得不表示遗憾。并且对那些被“遣送”回去的“洋婆子”——从薛平贵的“代战公主”到施显谋的“丹妮尔”，都该表示最大的歉意。

　　中国没有“民族主义”

　　由于伟大中国民族在“民族”观念表现得渺小，所以真正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第一讲第二段，就指出这种现象了：

　　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像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性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它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已，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在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以外，另有一种在型模上和性质上颇为相类似的主义，我们可叫它做“帮会主义”。帮会主义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曾有一种“准民族主义”的因子，这是事实。不过它的来源还是偶发的，并不是一下子就“反清”起来。即以帮会主义中的“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它的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愤而“反清”的。所以帮会主义的“民族”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凝固、那么有历史渊源。后来帮会的势力跟革命党合流，这是事实，但是帮会势力，另一方面跟保皇派合流，也是事实。民国前八年（1904），孙中山写《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就指出梁启超“身入洪门，而为保皇之中坚，汉族之奸细”。这种感慨，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也一再表示过：

　　华侨在海外会党极多，有洪门三合会，即致公党，他们原来的宗旨，本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以后，他们就归化保皇党，专想保护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变成了去保护满洲皇帝，把这一件事看来，便可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完全亡了。

　　这段话，十足指出帮会主义中“准民族主义”的限度。这种限度，在民国八年（1919）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论编纂民国史书》里，说得更具体：

　　……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

　　正因为孙中山最为了解帮会主义的限度，所以他在1915年（民国四年）的《通告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函》里，以“文忝属洪门一分子”的资格，明白的宣布：“辛亥一役，满虏政权遂覆。种族目的，完全已达！”这话无异是说，十年前《中国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中所谓的“驱逐鞑虏”的使命，如今我们“完全已达”了，我们不该再强调“种族”这一点了。

　　这种了解和胸襟，在1912年（民国元年）2月28号的《临时大总统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文》里，本已提出。这篇文献里本已提到“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同时要求全国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这种见地，都说明了革命中“种族目的，完全已达”到底指的是什么。

　　真的“民族主义”是什么？

　　但是，所谓“种族目的，完全已达”，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完全已达”。可惜这一点重要的分际，当时（包括今天）的极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孙中山在民国八年（1919）手写本《三民主义》中，曾对这一现象深为叹气，他说：

　　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

　　于是孙中山大声疾呼：

　　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轶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国人其无馁！

　　这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精神！这种真精神，告诉了我们：真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民族”中的小歧异如汉满的互相排斥，也不是满御汉或汉御满，或是谁当家谁反抗谁，或是一个“民族”的“自尊自大”，乱说别人是“异族”“夷狄”之类。真正的“民族主义”和它的“积极目的”，乃是“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

　　看呀！朋友们！皮肤颜色有严重黑白之分的，在孙中山的开阔胸襟里，都不当是一回事！何况是同一黄色皮肤下的汉满蒙回藏呢？孙中山这种胸襟，已不是狭隘的帮会主义者所能了解，也不是一般“文化沙文主义”的中国人所能了解，他们只会闭着眼睛瞎猜，乱说“民族主义”是这样是那样，结果呢？他们口中笔下的“民族主义”，不但不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任何学理上的“民族主义”，而是道道地地的希特勒式的“民族优越”“排‘犹’（此字可代换）主义”，或是中国老夫子们的“狭隘民族观”“左衽恐惧症”！

　　真正的“民族主义”，它的积极而终极的目标，依照手写本《三民主义》所说，乃是“以意志为归”的。孙中山说：

　　民族主义之范围：有以血统、宗教为归者，有以历史、习尚为归者，语言、文字为归者，夐乎远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范围，则以意志为归者也。如瑞士之民族，则合日耳曼、意大利、法兰西三国之人民而成者也。此三者各有血统、历史、语言也，而以互相接壤于亚刺山麓，同习于凌山越谷，履险如夷，爱自由，尚自治，各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组合而建立瑞士之山国，由是而成为一瑞士之民族。此民族之意志，为共图直接民权之发达。是以有异乎其本来之日、意、法三民族也。又美利坚之民族，乃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者也。自放黑奴之后，则吸收数百万非洲之黑种，而同化之，成为世界一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之民族，为今世民权共和之元祖。今出而维持世界之和平，主张人道之正谊，不惜牺牲无数之性命金钱，务期其目的之达者，此美利坚民族之发扬光大，亦民族主义之发扬光大也。

　　这种真正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完完全全是西方的观念，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根本是西化的产品，与中国传统观念完全是两码事。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居浩然说得最明白。

　　“民族主义”是西化的产品

　　居浩然在《十论》中说：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后，始终没有相当于西洋近代国家的“邦国”，在这片面自称为“中国”或“华夏”的土地上，只有一个“天下”。其次，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也是“文化”重于“种族”，所以像西洋近代的民族主义我们也没有。清末民初的国家（邦国）观念和民族意识都是西洋传来的，读古文只能发思古之幽情，读西洋近代语文反而能培养国家（邦国）观念或民族意识。

　　比基督教稍后的西化运动内容，乃是民族主义。我说稍后，因为怎样才能守民族的大节，到满清人入关以后，才成为始终奉明朝正朔底遗老们的中心问题，而他们所讲的民族思想仍然是文化重于种族。哪怕是蛮夷入主中国，若接受了中国文化，也就视同汉族。因此到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不知道究竟应该帮哪一边。……至于后来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族主义乃是西化的民族主义，与曾左胡李大不相同。照孙中山先生的讲法，太平天国起义是民族革命，曾左胡李替清政府平乱，乃是汉奸帮凶的行为。现在我们若是提倡读曾文正公家书，视洪秀全为发匪，乃是复古，既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更不是西化的民族主义。

　　非常明显的，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是西化的，是中国历来所没有而该努力追求的。孙中山以他的敏锐与睿智，早就看出中国传统中没有真正“民族主义”的缺陷，和有太多的狭隘种族观念——冒牌的民族主义——的流弊。他深切的感到这种缺陷和流弊，因此他沉痛的指摘说：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

　　“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这是何等明确的、一针见血的论断！在这种论断底下，欲求“民族主义”，除了假手于洋鬼子新思潮，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路吗？在新的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光照之下，我们检讨中国的历史，可以得到十项结论：

　　一、中国传统上根本没有“民族主义"，也没留下有关“民族主义”的理论。

　　二、中国有的只是狭隘的种族观，这种种族观，只能叫做冒牌的民族主义。

　　三、冒牌的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乱排斥别人，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异族”、是“夷狄”。

　　四、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本土上并没打进来的真正“异族”或“夷狄”。

　　五、但是自命为“中土之产”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老是“化外”别的中国人，且以“异族”“夷狄”论。

　　六、于是，褊狭的民族色彩逐渐蔓延，中国人逐渐都得了“夷狄过敏症”和“排斥夷狄狂”。

　　七、于是，当近代真的“夷狄”到我们家门来，要求以平等相待的时候，我们的乖谬反应，带给我们无比的困扰，使我们吃了数不尽的亏。

　　八、有许多中国人，在困扰和吃亏以后，转而对“夷狄”投射更乖谬的反应。这种反应，我们可叫它做义和团式的伪民族主义。

　　九、这种义和团式的伪民族主义，表面上是忠心耿耿，叫得比谁都爱国，自命为比谁都爱国，但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就是他们。《辛丑和约》使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都赔了银子，这种“杰作”，任何被他们骂为“汉奸”“卖国”的人，都干不出来。

　　十、真正使中国民族生存于近代世界的法宝，是从西方输进的民族主义以外的一切观念、知识、学术、制度、法理与技艺。只有在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发扬这些，中国在近代世界才配有生存的条件。

　　“洋务运动”开始了！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中最能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深刻的知道，中国民族的虚骄自大是不行的，一笔抹杀“夷狄”的长处也是不行的，传统中的藐视“夷狄”的态度绝对要不得。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使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反过去中国人《山海经》式的谈论“夷狄”的方法，而从“夷狄”的著作中直接取材。在这部书的序里，有一段最有名的话是：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以攻夷而作；为以夷以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三条重要的立论，它的基点都是坦白说明中国的原来本钱实在已经应付不了洋鬼子，也应付不了变迁中的世界，我们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态度，改行“以夷”“师夷”等路数不可。林则徐、魏源这些西化观点，在二十年后，构成了同治新政的张本，那就是奕訢、文祥、曾、左、胡、李等人所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用我们的眼光看来，它的基本毛病在只求西方的皮毛，而不探讨西方的精髓；在只求“船坚炮利”，而不探求所以“国富民强”之道。但是我们若从时代的背景来看，这些从事于“洋务运动”的“土包子”，并没有使我们多所苛求的理由。他们以他们的见识和能力，在当时反动的环境底下，已经做了很多，并且也饱受诋毁。当时反动势力的庞大和迂腐，实在很是惊人。大学士倭仁就曾公然宣布：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在这类反动言论的阻碍之下，在数不清的老顽固们的压力之下，试想“洋务运动”居然还向前推进了三十多年，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很够劲，他们真够得上“坚苦卓绝”这块招牌！

　　在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里，最突出的一个当然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当时老顽固的眼中，是一个“深信夷人，动效夷法”的大罪犯。他跟老顽固们一样，本出身于旧社会中的旧教育，看不懂任何一行蟹行文。但是他对西方的认识，对中国应该西化的必要，却有奇迹一般的颖悟。在一百零一年前，他写信给奕訢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筹办夷务始末》卷二）

　　李鸿章这些先知般的远见，在当时政界并不是唯一的，从冯桂芬到郭嵩焘，从郭嵩焘到容闳、张荫桓、曾纪泽、薛福成、马建忠，他们在中国西化的过程中，都有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因为李鸿章的地位比较重要，所以他的影响更有决定性。

　　关于《上李傅相书》

　　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曾有在天津设立医学堂的项目，可见除了“船坚炮利”等项目，李鸿章所注重的西方技艺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李鸿章不但在国内注重西方技艺的广泛发展，对中国本土以外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例如，当香港的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现在香港大学的前身），正式要求李鸿章做“名誉赞助人”的时候，李鸿章就回信表示同意。在1889年（光绪十五年）的香港《德臣西报》（China Mail）上，曾登出李鸿章这封回信（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信中说：

　　致香港西医书院掌院书执事先生台鉴：

　　奉读来书，敬悉被推为贵书院赞助人，此举能将愚个人名字，永悬贵书院内，衷心至为铭感。敬祝贵书院此种善举，得获成功。以愚所知，现习医学于贵书院者，约二十至三十人度，愚意，此医学当与其姐妹科学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须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也。

　　至贵国人民悉意从事实际之研究工作，所以科学原理为基础，贯注于发明所得，使与其他仅纯满足于理论上者，大相径庭，使愚弥为珍视。

　　盖此种由于永注于科学原理以行诊断之美满收获，即足以保证其补救在解剖学及化学纯理研究之不足，而其结果，将使智识由黑暗为炳耀，天津医学馆即一光辉之例，因其能使西方科学之利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也。

　　当贵书院之福利计划得完成时，必能获致崇高评价，盖无可疑者；且由贵书院学子之所作为，中国必将受惠无穷。愚衷心祝祷贵书院能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使预定计划进行无阻，其将获致无上颂誉，可预言也。谨以至诚，签署愚名于附片之上。诸希鉴察。专此并候

　　学褀

　　李鸿章 敬启

　　李鸿章这封信，内容一反中国士大夫写信的故态，不但不空洞、不说浮面话，而且相当具体。这种具体，曾被当时“西医书院”的教务长康德黎（James Cantlie）所热烈称赞。康德黎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曾有一段演说，也登在《德臣西报》：

　　本书院与中国的关系如何？仅为技术上的雇佣吗？不是的，中国将接受它的感动，而中心悦乐的。诸位知道，李鸿章是中国的俾斯麦吧，他对本书院就极其爱护……

　　各位青年，勿谓贵国的当局不相信科学，那极有权威的李鸿章，关于本院的职务曾复信述及，他希望化学与解剖学成为吾人讲授和训练的重要部门。他不似流俗的只说“惠我奇方”，而能为成功为赫胥黎（Huxley）或邓德尔（Tyndall）的启迪。他要求先给我们以科学，有了科学，则其一切，都会跟着来了。……（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

　　做这个演说的康德黎，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伦敦蒙难时大力救他的老师。在他做这次演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听众——“西医书院”的第一届第一名毕业生，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后第二十三个月，曾写了一封长信给当时“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这就是最有名的《上李鸿章书》。这封信最初发表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9月份和10月份（六十九、七十号）的《万国公报》，原名《上李傅相书》，下署“广东香山来稿”。《万国公报》是上海基督教广学会办的刊物。从这封信发表后，直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三十一年间，孙中山并没在文献上再提到这件事。这封信的重现，是由于陈垣的追记，告诉了顾颉刚，再在《万国公报》中查出来的。顾颉刚把这封信重印在《语丝》杂志第十九期里，于是这封信才得到国人的注意。

　　《上李傅相书》的历史价值，是它是孙中山最早的西化救国文献。孙中山写这封信的时候，实际年龄还不到二十八岁，但是已经念过六个英美的学校，这些背景，使他对西方的认识，早已超出一般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之上。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的：

　　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舆地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窍奥。

　　以这样细心观察西方、研究西方的人，由他发言讨论中国的西化运动，自然是别具只眼独有性灵的。

　　孙中山眼中的西方

　　孙中山在这封信的第二段中，一语就道破了西方近代“富强之本”，当然也就反证和明白指出：李鸿章们所大力推行的“洋务运动”，未免有“舍本而图末”的味道。他说：

　　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又有轺车四出，则外国之一举一动，亦无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廓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这种“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的话，是对当时“洋务运动”一针见血的评语。这种评语，出自一个不到二十八岁的青年人之口，最足以看出孙中山的远见和敏锐；也是一个世纪来，对一切皮毛西化论者最适合的一句针砭。

　　七年以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了，梁启超写《论李鸿章》，其中有一段话可跟孙中山这些评语接近，但是已经经过“七年之痒”了。梁启超说李鸿章：

　　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孙中山深切知道：欲救中国，必须实行西化——实行彻底的西化，“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西化，而不是皮毛的西化。他这种了解在当时中国人里，是先觉；而他又大声疾呼，直把这种呼声，送达到西化头子李鸿章的耳鼓，所以在这一方面，他又是先知。

　　这个先知先觉者在《上李傅相书》中，曾一再提出进一步西化、务本的西化的重要，在这封六千七百八十个字的信里，孙中山提到：

　　“泰西”：十五次；“西人”：六次；“西法”：五次；“仿行西法”：一次；“仿效西法”：二次；“尽仿西法”：一次；“仿制”：一次；“仿效”：一次；“仿之”：一次；“参行新法”：二次；“新法”：三次；“西学”一次；“外洋”：一次

　　像这类念念不忘的重视西方的语汇，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写《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里，也有不少。如写：

　　“泰西”：四次；“其国”：二次；“西欧”：二次；“新学”：一次；“新法”：二次

　　而在这些文献里，孙中山每提到西方，用的都是肯定与赞美的语气。试以“泰西”为例。如：

　　“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

　　“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泰西”之士，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

　　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

　　“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

　　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

　　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

　　“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

　　故“泰西”之民，鲜作无益。

　　故“泰西”各国，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

　　步武“泰西”，参行新法。

　　“泰西”士庶，忠君爱国，好义急公，无论一技之能，皆献于朝，而公于众，以立民生富强之基。

　　“真义和团之思想耳！”

　　像这些举不胜举的肯定西方、赞美西方的文字，对孙中山本人来说，都只不过是他这个路向的起点。这类的言论，在这个革命家一生中，也不知反复说了多少。我试随手举一个例子：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他在日本东京演说《中国应建设共和国》，很公开的指出“事事取法于人（外国）”并没有什么不妥。他说：

　　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先前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独立的性根？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由中国来取法的。

　　这种对外国的“事事取法”，在孙中山的眼里，已是全国明智之士集体的看法了，他说：

　　我们中国先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

　　这种认定，不是很准确的描写公意吗？不是很明白的指出“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不行、“不能用”吗？

　　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盖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

　　正因为西方有的是“新物”，东方有的只是“旧物”，所以这种分野，不外是“新”与“旧”的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尖锐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义和团。孙中山在这次演说后十九年（民国十三年），在《民权主义》第五讲中，曾有两段论义和团的话：

　　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拿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就武器一项的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夫驿站好得多。我们要转运东西，火车当然是快过挑夫、便利过挑夫。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再推到其余种种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业所用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多的。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

　　现在在我们的思想界中，扫荡的一个主要对象，是“中国的旧文明”中的“义和团思想”。提到“义和团思想”这个词汇，追溯起来，最早点破并加以谴责的，不是别人，就是西化论者孙中山。孙中山在民国六年，在《再复李村农论借外资书》里，首先发出“真义和团之思想耳！”的感叹，他一生中对愚民式的“排外主义”，一贯的表示是深恶痛绝，这在民国元年的《凡事须论公理不必畏惧》的演说中，可得明证。

　　“义和团思想”本是一种“仇外症”（Xenophobia）的产物，它的行动表现是彻底的“排外”。孙中山反对这种“排外”的思想，已经说过很多。远在民国元年元旦，他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就要求“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同年9月，他写《告美国人民书》，发表在纽约的《太阳报》（New York Sun, Sept. 24 1912），也宣布保证新中国不排外；不但不排外，甚至还欢迎外国的传教士、商人、资本家和科学家。同在这一年，国民党政纲第三项里，也提出“毋使有排外暴动发生”的要求，这些都是明显的反对“义和团思想”的宣示。上面这些证据，都说明了孙中山和当时在孙中山领导之下的国民党，不但公开反对“义和团思想”，并且还公开表示“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是“不能用”的，“定要取法于人”！

　　游学自西方

　　追溯孙中山这些反对“义和团思想”、肯定西方、赞美西方、效法西方的种种见地，我们不可忘记形成他这些见地的早年历史。远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曾应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请，写过一篇简短的《自传》。自传说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跟妈妈去夏威夷，那时候离开了中土家乡，“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因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由此可见，孙中山“有慕西学之心”，老早从十三岁就开始了！十三岁以后，他历经夏威夷的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College）、阿湖书院（Oahu College）、香港的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广州的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香港的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等六个英美人办的学校，十三年间，饱受西方教育，尤其是后期的西方科学教育。这些身世，都使孙中山的身份，大大不同于中国其他的革新志士。因为那些革新志士（如章太炎、黄兴、宋教仁、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在这时候，还没有得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的机会，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土包子”，他们所有对西方的“了解”，全是间接的，又大都是传教士、“假洋鬼子”或“东洋人”传来的二手货，所以他们并不真的把“西方”了解了多少，因而即使生有慧根，肯“步武泰西”，步武的程度和进度也非常有限。

　　在这种截然不同的分野下，孙中山身份的独特，自然使他采用了知“沧海之阔”的救国方案，来开救国的丹方、来诊祖国的命脉。

　　这个丹方，就是“泰西之学”——撷取“泰西之学”，撷取其他革新之士所不能撷取到的大量的“泰西之学”。

　　孙中山六十年的生命中，他有足足三十年的生命，是在国外度过。在这三十年中，他多次环游世界各地，可说是既行了万里路，又读了万卷书。以这样的经历和时间，来亲身认识西方，与西方人士交游，看西方民情政风，所得到的最后果实的丰盛，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只要细看孙中山的全部著作，和探讨他的交游状况，我们便可发现：他的见地，得力于西方人士的启迪或借鉴，真是随处可见，举不胜举。为了证明我这种结论，我特地造了一个大表（见下），一一列举孙中山著作和交游方面所牵涉的西方人士。看了这个大表，我们再想想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所判定的“孙（中山）取泰西之学，康（有为）发汉土之微”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位孙中山东洋老朋友的话，真是再“知心”没有了！

　　孙中山所提到的西方人物/世纪/国籍/家别/列表根据

　　1轩特力·安得生（Hendrick Christian Anderson）/20/美/工程家/《实业计划》附录六

　　2倍根（Roger Bacon即培根）/13/英/科学家、哲学家/《民族主义》第四讲

　　3碧格（John Earl Baker）/19/美/工程家/《实业计划》附录五

　　4巴古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别作“巴枯宁”）/19/俄/政治家、政治学者、作家/《五权宪法》《民族主义》第四讲、《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

　　5裴在格（Pierre Eugene Marcelin Berthelot）/19-20/法/科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6俾士麦（Otto Von Bismarck ，别作“丕士麦”，即“俾斯麦”，“毕士麦”）/19/德/政治家、政治学者/《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派伍廷芳为法部总长之理由》《中国存亡问题》《孙文学说》第二章、《民权主义》第四、五讲

　　7卜力（Henry Arthurs Black，即“卜力总督”）/19-20/英/政治家、政治学者/《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

　　8卜南克（Jean Joseph Charles Louis Blanc）/19/法/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9鲍尔登（Michael Borodin, 即“鲍罗廷”）/19-20/犹太/政治家、政治学者/《截留粤省关税之决心》《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此篇只见于胡汉民编《总理全集》）《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

　　10巴直（John William Burges）/19-20/美/政治家、政治学者、法学家、教育者/《五权宪法》

　　11凯约（Joseph Caillaux）/19-20/法/政治家、政治学者/《中国存亡问题》

　　12康德黎（James Cantlie，别作“简地利”、“简棣丽”）/19-20/英/医学家/《伦敦被难时之书简》《伦敦被难记》《孙文学说》第八章、《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后致康德黎函》《辞临时大总统后复康德黎函》《答谢康德黎夫人函》

　　13圭畦里（Alexis Carrel）/19-20/法/医学家、生物学家/《孙文学说》第一章

　　14楷文狄希（George Cavendish）/16/英/作家、法学家/《伦敦被难记》附录

　　15嘉域利亚（Enrico Caviglia）/19-20/意/军事家/《实业计划》附录四

　　16喜斯罗（Lord Hugh Richard Heathcote Cecil，别作“希斯洛”）/19-20/英/政治家、政治学者/《采用五权宪法之必要》《修改章程之说明》《五权宪法》

　　17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9-20/英/政治家、政治学者/《中国存亡问题》

　　18查理士第一（Charles Ⅰ）/17/英/国家元首/《民权主义》第一讲

　　19查理士第二（Charles Ⅱ）/17/英/国家元首/《民权主义》第一讲

　　20耶稣（Jesus Christ）/前111/犹太/宗教家/《知难行易》《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民族主义》第三讲

　　21格利门梳（Georges Eugene Benjamin Clemenceau，即“克里蒙梭”）/19-20/法/政治家、政治学者/《孙文学说》第八章

　　22卡来呼（Robert Clive）/18/英/政治家、政治学者/《中国存亡问题》《民族主义》第三讲

　　23柯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19-20/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小说家/《对于劳资问题及社会主义之意见》

　　24加尔根（Archibald Ross Golquhoun）/19-20/英/作家、旅行家/《孙文学说》第六章

　　25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5-16/意/航海家/《中国存亡问题》《实业计划》结论

　　26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6-17/英/国家元首/《民权主义》第一讲

　　27克银汉（Alfred Cunningham）/19-20/英/记者/据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一章《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28丹顿（Georges Jacques Danton）/18/法/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权主义》第四讲

　　29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9/英/博物学家/《驳保皇报》《学生应主张社会道德》《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孙文学说》第四章、《实业计划》结论、《民族主义》第二讲

　　30笛福（Daniel Defoe or Daniel De Foe）/17-18/英/小说家、政论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孙文学说》第二章

　　31笛卡西（Theophile Delcasse）/19-20/法/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32地摩忌里特（Democritus）/前5-前4/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33杜威（John Dewey）/19-20/美/哲学家、教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34地士厘刺（Benjamin Dismeli，即“狄士累利”）/19/英/政治家、政治学者、作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35韬美（Paul Doumer，即“杜美”）/19-20/法/政治家/《民国前三年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孙文学说》第八章

　　36义华第七（Edward VII，即“爱德华第七”）/19-20/英/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37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9-20/犹太/科学家/《民族主义》第一讲

　　38倭理思（William Ellis，即倭理斯）/18-19/英/宗教家/《孙文学说》第二章

　　39亿黎（Richard Theodore Ely）/19-20/美/经济学家/《修筑全国铁路乃中华民国存亡之大问题》

　　40奄比多加利（Empetocles）/前5/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41拉飞热德（Marie Madeleine Pioche de La Vergne La Fayette）/18-19/法/军事家/《支那问题之真解决》

　　42福煦（Ferdinand Foch）/19-20/法/军事家/《致段祺瑞力争善后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电》

　　43福特（Herny Ford）/19-20/美/企业家/《民生主义》第一讲

　　44佛利耳（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即“傅立叶”）/18-19/法/社会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45非烈特力大王（Friderich the Great，即“腓特烈大帝”）/18/普鲁士/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46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9-20/印度/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族主义》第五讲

　　47加利波利地（Giuseppe Garibaldi，即“加里波地”）/19/意/政治家、政治学者/《军人精神教育》

　　48高第业（Armand Gautier）/19-20/法/生物化学家、医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49雷佐治（David Lloyd George，即“路易乔治”）/19-20/英/政治家/手写本《三民主义》

　　50显理佐治（Henry George，别作“卓治基亨利”“佐治亨利”“轩利佐治”，即“亨利·乔治”）/19/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孙文学说》第二章、《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

　　51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别作“翟理斯”）/19-20/英/汉学家/《自传》（民国前十六年）

　　52古德诺（Frank J. Goodnow）/19-20/美/法学家、政治学者/《地方自治为建国之础石》《孙文学说》第六章、《民权主义》第一讲、手订稿《民权主义》第一讲

　　53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9/英/军事家/《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民权主义》第一讲

　　54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7-18/俄/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55葛雷（Edward Grey）/19-20/英/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56喜嘉理（Charles Hager，即喜嘉理牧师）/19-20/瑞士/宗教家/据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二集《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

　　57海克（Douglas Haig）/19-20/英/军事家/《致段祺瑞力争善后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电》

　　58哈尔田（Richard Burdon Haldane）/19-20/英/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中国存亡问题》

　　59哈美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即“汉弥尔顿”“哈密尔登”“汉密尔登”）/18-19/美/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权主义》第四讲

　　60赫德（Sir Robert Hart）/19-20/英/外交家/《民族主义》第三讲

　　61约翰海（John Hay，即“海约翰”）/19-20/美/政治家、外交家/《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

　　62方希典斯担（Von Heidenstam）/19-20/瑞典/水利专家/《实业计划》第二计划

　　63荷兰（Tomas Erskine HoIland，即“荷兰教授”）/19-20/英/法学家/《伦敦被难记》附录

　　64赫氏（Evariste Regis Huc）/19/法/传教士、旅行家/《孙文学说》第一章

　　65詹美生（Jameson）/19-20/美/工程家/《实业计划》第二计划

　　66遮化臣（Thomas Jefferson，即“杰斐逊”“哲斐逊”）/18-19/美/政治家、国家元首/《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

　　67约翰斯顿（Harry Hamilton Johnston）/19-20/英/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68约西亚（Joshua）/前13/以色列/将军/《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书》

　　69加罗十二（Karl Ⅻ）/17-18/瑞典/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70柯伦斯基（Alexandorovitch Feodrovitch Kerenskii，即“克伦斯基”）/19-20/俄/政治家、政治学者/《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此篇只见于胡汉民编《总理全集》）

　　71戈尔（John L. Kerr，即“嘉约翰”）/19-20/美/医学家/《伦敦被难记》

　　72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9-20/俄/政治学家、地理专家、哲学家、革命家/《五权宪法》《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

　　73拉麦（Jean Baptisete Lamarck，即“拉马尔克”“拉马克”）/18-19/法/博物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74拉巴刺（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即“拉普拉斯”）/18-19/法/天文学家、数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75咸马里（Homer Lea，即“郝门李”“李咸马”）/19-20/美/军事家、文学家/《民国政府成立与商务关系及革命原定之起事计划》《孙文学说》第八章

　　76李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19-20/英/史学家/手订稿《民权主义》第一讲

　　77礼尼诗（Gottfried Wilhelm Baron Von Leibniz or Leibnitz，即“莱布尼兹”）/17-18/德/哲学家、数学家、政治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78列宁（Nikolai Lenin，即李宁）/19-20/俄/政治家、政治学者/《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民族主义》第三讲、《祭列宁文》

　　79地拉涉（Ferdinand Marie Vicomte de Lesseps，即“勒赛普斯”）/19/法/工程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80林肯（Abraham Lincoln）/19/美/法学家、国家元首/《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努力为国》《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民权初步》自序、《中国存亡问题》手写本、《三民主义》《建设杂志发刊词》《八年十月十日》《训政之解释》《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三民主义为创造新世界之工具》《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军人精神教育》《国民要以人格救国》《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三讲

　　81林百克（Paul M. Linebarger）/19-20/美/法学家/林百克《孙逸仙与中国共和国》（Sun Yat Su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82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7-18/法/国家元首/《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讲

　　83路易十六（Louis ⅩⅥ）/18/法/国家元首/《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讲

　　84路易莎（Marie Louisa）/18-19/法/王后/《中国存亡问题》

　　85利里（Charles Lyell，即“来夷尔”“莱尔”）/18-19/英/地质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86马耳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别作“马尔赛斯”，即“马尔萨斯”）/18-19/英/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民族主义》第一讲

　　87孟生（Patrick Manson，即“曼逊”）/19/英/医学家、热带病学家/《伦敦被难记》

　　88马科里（Guglielmo Marconi，即“马尔科尼”“马可尼”）/19-20/意/电气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89摩理逊（George Ernest Marrison）/19-20/澳大利亚/旅行家/《中国存亡问题》

　　90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即“马尔丁”）/19-20/美/宗教家/《采用五权宪法的必要》《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五讲

　　91马克斯（Karl Heinrich Marx，别作马克思）/19/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民族主义》第一、四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民生主义》第一、二讲

　　92麦坚尼（William McKinley，别作“麦坚利”，即“麦金莱”）/19-20/美/国家元首/《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93密歇儿（Robert Michels）/19-20/意/政治家、政治学者/《致南洋洪门同志论中华革命党以服从党魁为唯一条件书》

　　94弥勒（John Stuart Mill，即“穆勒”）/19/英/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逻辑学家/《孙文学说》第三章、《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二讲

　　95穆罕默德（Mohammed）/6-7/阿拉伯/伊斯兰教教主/《民族主义》第一讲

　　96莫鲁克（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即“摩尔脱克伯爵”）/18/普鲁士/元帅、军事学家/《周应时战学入门序》

　　97孟禄（James Monroe，即“门罗”）/18-19/美/国家元首/《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存亡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修改章程之说明》《民族主义》第二讲

　　98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la Brede et de Montesquieu）/17-18/法/法理学家、政治家、政治学者/《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采用五权宪法之必要》、手写本《三民主义》、《修改章程之说明》《五权宪法》

　　99摩根（Mulkern）/19-20/英/军事学家/《抵欧时致吴敬恒函》

　　100拿破仑第一（Napoleon Bonaparte or Napoleon Ⅰ）/18-19/法/国家元首/《派伍廷芳为法部总长之理由》《周应时战学入门序》《办理地方自治是人民之责任》《中国存亡问题》《孙文学说》第四、六章、《民族主义》第四、五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

　　101拿破仑第三（Napoleon Ⅲ）/19/法/国家元首/《为中日交涉复北京学生书》《民族主义》第五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

　　102奈端（Isaac Newton，即“牛顿”“纽顿”）/17-18/英/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家、天文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民族主义》第四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六讲

　　103阿浑（Robert Owen，即“奥文”“欧文”）/18-19/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104白里思（Bernard Palissy，即“帕里栖”）/16/法/陶业家、化学家、科学家、物理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105柏斯多（Louis Pasteur，别作“巴斯德”）/19/法/化学家、霉菌学家/《孙文学说》第二、四章、《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民生主义》第四讲

　　106亨利柏屈克（Henry Patrick）/18/美/雄辩家、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二讲

　　107巴星（John Joseph Pershing，即“潘兴”）/19-20/美/军事家/《致段祺瑞力争善后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电》

　　108柏拉图（Plato，别作“巴列多”）/前5-前4/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二、五讲

　　109马哥波罗（Marco Polo，即“马可孛罗”）/13-14/意/探险家、航海家/《孙文学说》第五章《知难行易》

　　110波丁渣（Henry Pottinger，即“坡丁吉”“朴鼎查”）/18-19/英/外交家/《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讲

　　111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即“布鲁东”“普鲁东”）/19/法/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五权宪法》《民族主义》第四讲

　　112刘飞尔（Willie Cox Redeld）/19-20/美/政治家、政治学者/《实业计划》附录三

　　113黎德（Thomas H. Reid）19-20/英/记者/据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一章《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114芮恩施（Paul S. Reinsch）/19-20/美/外交家/《实业计划》附录二

　　115利马窦（Matteo Ricci）/16-17/意/宗教家/《支那问题之真解决》

　　116罗伯特（Henry Martyn Robert）/19-20/美/军事工程家/据蒋梦麟《追忆中山先生》，说“过了几天，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s Parliamentary Law交给我，要我与麻哥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这就是民权初步。原书我带到北平，到对日抗战时遗失了”。又据黄季陆《蒋孟麟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说蒋梦麟告诉他“大约在辛亥武昌起义前不久，总理正在美国旧金山做革命活动，那时我也正在当地的革命机关大同日报当主笔。一日总理、刘成禺和我三人在一起，总理忽然对我和刘先生说，有一件事关系今后革命建国成败甚为重要，这是西洋政治进步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即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我们必须建立这一基础，我们的革命建国才能成功。总理一面说一面从衣袋中取出一本书交给我，要我和刘成禺把它翻译成中文，以便印发推行，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罗伯特（Robert）所写的《议事之法则与秩序》（Parliamentary Rules & Order）一书。当时总理的表情十分严肃，而我们却未感觉此一问题有如是的重要。总理既然要我们翻译此书，也就唯唯答应了。其后因为事情的牵累太多，终不曾把此书译成中文，这实在是一个遗憾，实则也并不知道此一工作的重要”。“大约在民国六年的秋天，我由美回国在上海晋谒总理，他忽然又把这件事问我。他说：‘我请你翻译那本罗伯特的议事之法则与秩序的书，已经译好没有？’我对他说：因为事忙，找不出时间，至今尚没有着手。总理忽又说道：‘我知你不重视此一工作，我早已自己编好了一本在此。’他一面说一面从书桌的抽屉内取出一本缮就的稿本，这便是总理手著的民权初步。此书出版之后，总理还送我一本。当时名叫会议规则，民权初步和社会建设的名称大概是后来用的。”敖按：蒋梦麟、黄季陆都有错误，错在他们不知道Henry Martyn Robert的书名。此书正确的书名乃是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 for Deliberative Assemblies，1876年初版，1915年又有修订版。

　　117骆基化罗（John Davison Rockefeller，即“洛克斐勒”）/19/美/煤油大王 、企业家、土地资本家/《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实业计划》第六计划、《军人精神教育》

　　118乐克里耳（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即乐克里尔）/19-20/美/外交家、东洋学家/《民族主义》第一讲

　　119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即“老罗斯福”）/19-20/美/国家元首/《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 之前途》《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

　　120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即“卢骚”）/18/法/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学家/《中国存亡问题》、手写本《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四讲、《民生主义》第一讲

　　121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9/英/数学家、哲学家、社会改良家/《民族主义》第六讲

　　122沙德（Edward McChesney Sait）/19/英/政治学者/（《民权初步》自序《民权初步》自序中未附原名，此人或系James Arthur Salter为英国经济学家。）

　　123萨里斯培（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Cecil 3d marquess of Salisbury）/19-20/英/政治家/《伦敦被难记》

　　124商何斯德（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et，即“沙伦霍尔斯德”）/18-19/普鲁士/军事家/《中国存亡问题》

　　125西摩（Edward Hobart Seymour，即“西莫亚”“西摩提督”）/19-20/英/军事家/《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五讲

　　126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9-20/英/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127斯密亚丹（Adam Smith，别作“斯密亚当”即“亚当·斯密”）/18/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孙文学说》第二章《实业计划》结论

　　128梳格底（Socrates，即“苏格拉底”）/前5-前4/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129史宾那沙（Baruch or Benedict Spinoza，即“斯宾诺沙”）/17/德/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130司的文生（George Stephenson，即“史第文生”“司替芬孙”）/18-19/英/技术家、科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131斯陶达德（T. L. Stoddard）/19-20/美/作家/《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中只提到是“美国有一位学者，曾做一本书专讨论有色人种的兴起”，按此书名查为The Rising Tide of Color，作者即此人。）

　　132斯多威（Harriet Beecher Stowe）/19/美/小说家/《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三讲

　　133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即“塔虎脱”“老塔虎脱”）/19-20/美/国家元首/《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

　　134邓勤（Chesuey Tuncan）/19-20/英/记者/据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一章《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135维多利（Alexandra Victoria，即“维多利亚女皇”）/19-20/英/女王/《中国存亡问题》

　　136福禄特尔（Fran 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即“伏尔泰”“服尔泰”“服尔德”）/17-18/法/文学家、思想家/《驳保皇报》

　　137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8/美/军事家、国家元首/《伦敦被难记》、《自传》《孙文学说》第六章、 《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三讲、《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

　　138华特（James Watt，即“瓦特”）/18-19/英/技术家、科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139威斯敏士打（Westminster）/19-20/英/土地资本家/《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

　　140威尔确斯（D. F. Wilcox）/19-20/美/政治学家/《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六讲

　　141威廉第一（Friedrich Ludwig Wilhelm Ⅰ）/18-19/德/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142威廉（Maurice William，即“威廉博士”）/19-20/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民生主义》第一讲

　　143韦礼士（Alfred Willis，即“韦礼士主教”）/19-20/英/宗教家/据谢颂羔《孙总理与基督教》

　　144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9-20/美/国家元首、史学家、政治学家/《1918年复蔡元培论国法存废与美赞助书》《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民族主义》第四讲

　　145胡特（James G. Wood）/19-20/英/法学家/《伦敦被难记》附录

　　林语堂的《孙中山非中国人》论

　　上面一个大表，还只是就“文献足征”中涉及西方“人”的一面，加以辑列的。事实上孙中山得力于西方启迪或借鉴的，当然远不止此，也远不止于“人”。西方的民情政风、山川产物、国防舆地、史乘奇珍等等等等，在孙中山的著作中和生命史上，都占了很重要的片段，都对他发生不可思议的影响，这是很当然的事。

　　综论“西方”对孙中山的影响，我们与其一一探讨细节，不如“一言以蔽之”来得干脆。这“一言”是：由于孙中山游学于“西方”，“西方”使他从一个中国乡村的小孩子，慢慢变成一个洞晓世界的救国伟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者，并且在言行人格上，表现的不是中国传统的落伍一面，而是道道地地的卓越西方人！

　　上头这种看法，最早点破的是林语堂。林语堂在孙中山死后的第二个月，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给玄同的信》（1925年4月7日），信中有几段乍看狂悖，细看起来，却沉痛而严肃的话。他说：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先生的“欧化中国”论及“各人自己努力去变象”的话，说得痛快淋漓，用不着弟来赞一词，此乃弟近日主张，且视为唯一的救国办法，明白浅显，光明正大，童稚可晓，绝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题发挥来多说几句。弟近有“孙中山非中国人”之论，其见地主张，完全与先生所持一致。弟本来以为民国有一个伟人，近日细想，此一伟人乃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话，若有人以为兜玩笑的话，也只好由他去罢），然则欲再造将来的伟人，亦唯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农先生在巴黎想起青云阁琉璃厂来，因而有“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的谬论（只可当它为谬论），谓“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一句话”。此乃半农在外国留学五年所致。若是仅留学一年半载，或回国天天看国内日报张三打李四、王五请赵六喝白干的新闻，只会感觉到国内外国人太少，不会有外国人太多之叹。即以弟个人而言，今日之主张，亦系回国后天天看日报之结果，此弟一年来思想之变迁也。

　　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他们仿佛以为硬着头皮、闭着眼睛，“搬运”点马克思主义、或德谟克拉西、或某某代议制，便可以救国；而不知今日之病在人非在主义，在民族非在机关。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则邦不宁，非其根本腐败之铁证而何？近日孙先生之死，虽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来奉扬、助祭，做挽联、提倡什么党纲，察其语调，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实为国悲感者绝少，一若高调一唱，将来中国定然有望。唯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奴气十足，故尚喜欢唱高调，尚相信高调之效力（废督裁兵咯、国民会议咯、护宪咯、拒贿咯……等等花样甚多），故此高调终是高调而不能成为事实，唯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故尚有败类高调盈盈吾耳（如先生所举“赶走直脚鬼”，“爱国”及“国民文学”三种及什么“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的东西），故尚没人敢毅然赞成一个欧化的中国及欧化的中国人，尚没人觉得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此中国人为败类一条不承认，则精神复兴无从说起。

　　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是至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不妨再说几句。孙中山之非中国人，已于《猛进》（第五期）说过了，然则再造将来的伟人也唯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是不待辩而可明了。现且姑置勿论，而论段祺瑞与吴稚晖。段祺瑞者，十足之中国人；吴稚晖者九成半欧化之中国人也。观此次孙中山出殡事，可知也。段先生不想祭孙中山，便罢；想祭孙中山，则非排出其执政之架子不可，卫队等等不必说，大礼服不穿上似有失执政之尊严，且因穿大礼服而毅然洗足，因洗足而皮鞋穿不上，因皮鞋穿不上而恼起来，索性不去祭，祭也是段褀瑞，不祭也是段褀瑞……好了，派个代表致祭，此非一副活现十足之中国人的写照而何？吴稚晖呢，却是钻在人群中，抱着一大捆白话的挽诗，逢人便送，非九成半欧化之中国人，易克臻此？不必说十足之中国人段祺瑞办不到，即使欧化一二成之熊希龄、黄郛，亦未必有此气象也。我们因此，暗中得一个印象，即国内外国人太少，及欧化中国人之不可多得也。

　　诚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开民族昏愦的瘫疽、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启明的话）。然弟意既要针砭、消除、切开、阉割，何不爽爽快快行对症之针砭术，给以根治之消除剂，施以一刀两断猛痛之切开，治以永除后患剧烈的阉割。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谓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拔此类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

　　钱玄同论《十足之中国人》

　　林语堂这些运用惊世骇俗的语句，来颂赞孙中山、描写孙中山的说法，最足以表现他那幽默中的严肃。所谓“孙中山非中国人”，当然不是说国籍上“非中国人”，而是指孙中山没有中国人的坏毛病，“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孙中山本人，不但没有“老大帝国国民癖气”，相反的，他是一个深受西化欧化的最卓越的现代外国人般的中国人。

　　钱玄同最能知道他的朋友林语堂这番话，是“痛心话”，而不是不尊敬的“兜玩笑的话”，所以他在《回语堂的信》（4月13日）里说：

　　革命这个名词，“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恶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据我看来，真是寻常而又寻常、当然而又当然的一件事，用不着这样瞎起恐慌。革命本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但是竟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岂非大奇！人们吃饭，本为养生，但若吃得太多，或吃了不消化的东西，或因别种缘故，以致胃肠中作起怪来，那便须吃蓖麻油、补丸、泻盐、硫黄这一类药品，使它泻泄，这就是革命。这种革命都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推而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彼此或是明约、或是默契，定了许多条目，如所谓道德彝伦礼乐刑政等等，拿来共同遵守，过了些时候，因为生活的改善和知识的进步，觉得这些条目有毛病了、不适用了，或更有独夫民贼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来欺侮大众，那便须用嘴、笔、枪、炮，把那些坑人的条目撕破、践踏、摧烧，这也是革命。这种革命就不免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了。中国近年来的革命实行家，唯孙中山先生深知此义。他自己的思想，是时时进步的。他的著作言论我所见过的为（1）1894年给李鸿章的信，（2）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的演说（见《民报》第十期），（3）1918年出版的《孙文学说》，（4）1924年出版的《三民主义的演讲录》。从这些文章里，很可考见孙先生在这三十年之中思想时时进步。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时时进步，所以他能够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这样以革命为终身事业的人，不是“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所能了解的，所以他们都认孙先生为敌，所以他们都痛恨革命，害怕革命，所以中国近年来虽有革命之名而丝毫没有收到革命之效，所以根本败类的民族依旧还是根本败类。

　　回到本题来说，根本败类当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唯有爽爽快快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才是正办。万万不可三心两意，左顾右盼，以致误了前程，后悔无及。至于所谓“复兴古人之精神”，我也持反对的态度；先生所说两个反对的理由我都完全同意。我以为若一定要找中国人做模范，与其找孔丘、墨翟等人，不如找孙文、吴敬恒、胡适、蔡元培等人。

　　像上面这些深知孙中山伟大一面的言论，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旁证：1913年出版的《乱党之真相》小册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就有对孙中山“一完全外国人也”的了解；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出版的林百乐（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孙逸仙的政治学说》（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Sun Yat-sen）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认为孙中山“中国人的成分不够”（……and because he was not Chinese enough）。这些旁证，与其说是“訾议”孙中山，倒不如说是对孙中山伟大一面的真正了解。因为孙中山本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像被称为“最文明的英国人”（the most civilized Englishman）埃利斯（Havelock Ellis）—样的，可以被称为“最文明的‘西方人’”（受西方影响的人）！

　　洋派作风

　　孙中山具有卓越西方人的风范，这些风范，固然从他的学历、游踪与著作方面看到许多，但在这些以外，还可以举一些孙中山的洋派作风实例，来证明孙中山“不来旧中国那一套”！

　　第一例——破除迷信

　　迷信是“中国人”难逃的把戏。起码问卜求签算命风水一类，许多人都很信。孙中山十九岁的时候，从国外回来，把家乡“北帝庙”的偶像毁坏，又把偶像旁边的“金花夫人”的手指切断，这是他最早破除迷信的事迹。民国元年他写《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通告各省都督议会书》，就指摘“迷信风水陋习”，他在这方面的科学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孙中山死后，有中华圣公会会长段子恒的孙中山上帝论；有名伶潘月樵的扶乩时孙中山即明帝崇祯论；以及陈君佩的孙中山普陀志奇说……这些穿凿附会，全是扯淡。他们统统是孙中山的罪人，他们完全不了解孙中山的破除迷信的科学精神是什么——他们是纯粹的“中国人”。

　　第二例——反对小脚

　　孙中山小时候，曾劝妈妈不要为姐姐缠足，虽然格于习俗，未能成功。民国元年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立刻“饬内政部通饬各省劝令禁缠足”：“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切切此令。”这种作风，岂是中国“文人雅士”所能干得出来的？“中国人”传统的鉴赏把戏，是描写女人小脚的“香钩”“弓鞋”“莲步”“帘底纤纤月”，甚至还有辜鸿铭的“闻小脚癖”的一派，他们这种荒唐事，岂不要给“西方人”耻笑？

　　第三例——尊重妇女

　　“中国人”最不尊重妇女；“西方人”最尊重妇女。孙中山最尊重妇女。他在跟宋庆龄结婚后，公然宣布“我爱我国，我爱我妻”。女性地位的重要，情见乎辞。孙中山一生中，提倡女权的文献极多。早在同盟会政纲中，就有“男女平权”的规定；1925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也提出：“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此外在他《提倡女子教育》（民国元年）和《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1925年）等演说里，以及给廖奉恩等的信（1919年）里，我们也可看到这些西式尊重妇女的伟大精神。

　　第四例——通令剪辫

　　孙中山十五岁时候，在夏威夷念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剪掉小辫？孙中山答道：“此种陋俗，系满清强迫造成，须俟全体国民联合一致，一举而革除之。否则实无益也！”在说这话以后三十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了。孙中山立刻发出《饬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罹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做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这种开明，一举洗掉近三百年中国辫发的耻辱。这种开明，又岂是终生留辫的“中国人”（如辜鸿铭、张勋之流）干得出来的？

　　第五例——严禁鸦片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曾颁布《严禁鸦片令》，令文中提到“方今民国成立，炫耀宇内，发愤为雄，斯正其时；若于旧染痼疾，不克拔涤净尽，虽有良法美制，岂能恃以图存？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其有未尽事宜，仍随时筹划举办，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做新民，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他又写信给伦敦各报，正式要求解除买卖鸦片之约。这些措施，又岂是烟枪式的“中国人”所能想象的？

　　第六例——不许打人

　　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有一天到参议院开会。因为穿的是粗布便服，又走路前往，以致被门警误会成工人，用步枪挡住他，说：“今日只有议员和大总统可以入内，你不过一区区小工，何以如此大胆？倘被大总统见了，必被打死。速去！速去！”孙中山笑道：“大总统不可打人，也未听见他打过一人！”说罢掏出名片，吓得那门警跪地求饶，孙中山把他扶起来，说：“你不要害怕，我绝不打你呢！”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孙中山在这时候颁布了《饬内务司法两部通饬禁止体罚令》，宣告：“近世各国刑罚，对于罪人，或夺其自由、或绝其生命，从未有滥加刑威，虐及身体，如体罚之甚者。盖民事案件，有赔偿损害，回复原状之条；刑事案件，有罚金拘留，禁锢大辟之律，称情以施，方得其平。”因此他要求“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伽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这种决定，又岂是动不动就打人屁股的“中国人”想得出来的？

　　第七例——不准修理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除了不许体罚人外，还发布了禁止官方刑讯老百姓的命令。据《饬内务司法两部严令所属禁止刑讯令》，宣示：“本总统提倡人道，注重民生，奔走国难，二十余载，对于亡清虐政，曾申其罪状，布告中外人士，而于刑讯一端，尤深恶痛绝，中夜以思，情逾剥肤。今者光复大业，幸告成功，五族一家，声威远暨。亟当肃清吏治，休养民生，荡涤繁苛，咸与更始。为此令仰该部，转饬所属，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仍不时派员巡视，如有不肖官司，日久故态复萌，重煽亡清遗毒者，除褫夺官职外，付所司治以应得之罪。吁！人权神圣，岂容弁髦，刑期无刑，古有明训，布告所司，咸喻此意。此令。”这条令文，所表现的，也纯粹不是善用三木的“中国人”的作风。“中国人”传统的审案方式都是包公式的或刘瑾式的，不管有罪或无辜，总是先恫吓一阵、“来人哪”一阵再说。

　　第八例——不可卖人

　　孙中山小的时候，曾攻击村中的三家畜奴者。他后来做了临时大总统，一方面《饬外交部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令》，一方面又扩大禁止贩奴的范围，根本禁止买卖人口。他在《禁止买卖人口令》里，先引喻“西方人”的《人权宣言》，然后宣称：“今查民国开国之始，凡属国人，咸属平等，背此大义，与众共弃，为此令仰该部遵照，迅即编定暂行条例，通饬所属，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这件划时代的大令文，也是过去“中国人”所不能了解的。例如标榜“礼义廉耻”的中国大儒顾炎武（亭林），就干过活活把家奴淹死的惨事，你说这成什么话？

　　第九例——保障人权

　　“天赋人权胥属平等，自专制者设为种种无理之法制以凌轹斯民而自张其毒焰；于是人民之阶级以生。前清沿数千年专制之秕政，变本加厉，抑又甚焉。若闽粤之蜑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于民国耶？为此特令申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这是孙中山民国元年的《保障人权通令各省文》。这篇文字，根本推翻了五千年来“中国人”法律上的“一人蒙垢辱及子孙”的野蛮！

　　第十例——革除称呼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个月，就颁发了《革除前清官厅称呼令》，内文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慙，施之者失礼，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为此令仰该部遵照，速即通知各官署，并转饬所属咸喻。此令。”这种意见，纯纯粹粹是脱胎于西方的意见，纯纯粹粹是人人平等的意见。可是，七十年了，现在的“中国人”，又改善了多少呢？

　　第十一例——坚持旗帜

　　对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一直主张采用陆皓东创制的“青天白日旗”，而不赞成用“五色旗”。他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有复参议院论国旗的信，对把满清的五色官旗，当成民国旗来用，未免失礼。192310月，全国学生评议会在广州开会，孙中山被邀到会，看到挂的是五色旗，他很决绝，不向国旗敬礼，并且演说攻击：“比如五色旗，你们刚才向伊三鞠躬，我就不，你们一定以为我不敬国旗了。哪里晓得五色旗是清朝一品官的旗？我们革了皇帝的龙旗，却崇拜官僚的五色旗，成什么话！诸君要就弃去五色旗，要就用我们从前革命的旗帜，即现在海军的青天白日旗。”孙中山这种特立独行的作风，又绝不是一般随波逐流的“中国人”办得到的。

　　第十二例——整饬官规

　　“满清末年，仕途腐败，已达极点，亲贵以财贿招诱于上，士夫以利禄市易于下，奔竞弋谋，相师成风，脂韦突梯，恬不知耻，以致君子在野，自好不为，事无与治，民不聊生，踵循不悛，以底灭亡。民国成立，万端更始，旧日城社，扫除殆尽，肃整吏治，时不可失；然而法制未颁，考试未行，干进者存乘时窃取之心，用人者有高下随心之便，一或不慎，弊将有甚于满清之季者。”——这是临时大总统《整饬官方慎重铨选令》的第一段。当时孙中山就怕民国的官常“一或不慎，弊将有甚于满清之季者”，这是他独到的眼光。他又说：“又查××荐任各员，每有以一人而兼两职者，殊非慎重职务之道，荐者不知，是为失察；受者不白，是为冒利，胥无取焉。”这种他所指摘的风气，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人”，又进步了多少？

　　第十三例——不用亲人

　　孙中山的哥哥孙德彰，赞助弟弟革命，出钱出力，功劳很大。民国元年，广东各界团体，公推孙德彰做广东都督，不料孙中山反对，他通电给他哥哥说：“粤中有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人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同时他又复电广东各界说：“连接各界请举家兄为粤督之电文，未作答，非避嫌也。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若为事择人，则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悚，何如慎之于始。知兄者莫若弟，文爱吾粤，即以爱兄也。”上面这个故事，充分表示了孙中山“西方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跟“一人得道，鸡犬同升”的“中国人”作风完全不同的。

　　第十四例——辞受勋位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以后，特地送给孙中山年金和大勋位，可是孙中山谢绝了。他去电说：“北京袁大总统鉴：奉真电，特授文大勋位，无任悚惶！去岁民军起义，东南十余省已次第光复，文甫归自海外，其时因国内同胞感情尚有隔阂，须急谋统一，组织临时政府，勉从众议，承乏南都。后赖我公以救国决心，力全大局，几经艰苦，乃有今日。文始终因依其间，实无功可述。今承大命，特采殊荣，中夜扪心，适以滋愧！且文十余年来，素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务乞鉴兹微悃，收回成命，实深感荷！”可是袁世凯还是要送，他派叶恭绰到上海，带来了勋位证书。于是孙中山又写信回绝：“顷叶君恭绰自京来沪，携有阁下惠赐之大勋位证书。此件文始终不敢领受，其理由既于前次电文内详之，今尤有不能已于言者。赏位固国家应行之典，唯当今国家基本未固，尚非国人言功邀赏之时。国家所认以为功者，个人方将认为一己对于祖国所当尽之义务，而无丝毫邀赏希荣之心，文不敏，窃愿以此主义为海内倡，此文不欲受此勋位之故也。”孙中山这种精神，这种“国家所认以为功”而个人只“认为一己对于祖国所当尽之义务”的精神，都是西方的精神。

　　第十五例——指摘伪善

　　前面“辞受勋位”的例子，是孙中山高一层次的自处标准，他并没有“律之于人人”。相反的，他对一般人，反倒很考究“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关系。这由民国三年给吴稚晖的《论草定元勋公民意义书》里可以看出来：“……意以为今度之革命，由政治问题而起，政治问题大抵以权利为基础。言政治而不言权利，不可通之说也，故薄权利而不言者，亦当兼废言政治……然则今日救中国不能不言政治，既不能不言政治，即不能不言权利，亦甚明矣。若曰：心虽欲之，而不可以明言。是则中国数千年伪善者之习惯，吾辈当力矫而正之也。以革命党人而论，其真能绝对高尚，不好权利者，为至少数，固不能以此至少数之思想，律之于人人。于是有犯百难、冒十死之士，幸观革命之成，乃欲其掉弃一切权利，实无以平其心。”上面这种对“权利”“义务”观点的明确，对“中国数千年伪善”的指摘，都属于孙中山西方的观察角度。

　　第十六例——蠲除畛域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太重，由于太重的乡土观念，造成了不少地域上的偏见。大自江南江北关外西南、小自一省一城一乡一镇，都在“桑梓”的狭窄观念下被分割得一小再小。孙中山是广东人，但他却没有畛域的观念，他努力学习的官话国语，也比他的大同乡梁启超等说得好得多。民国元年2月，他以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布告要求“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增祖国之荣光，造全民之幸福。”这些观念，都是以全国全民为观点，而不是以一省一乡为观点的。由于观点的宽大，他在民国成立后，只有过一次“还乡”的机会。对广东全省，他也因奔走全国全民之事，“虽意不忘故乡，欲曲尽其维护之任，而力有所不能顾”（1918年《留别粤中父老昆弟电》）。这种胸怀，绝对不是整天搞“同乡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

　　第十七例——取消报禁

　　孙中山是极力主张言论自由的。当然根本反对任何形式的什么“报律”、什么“出版法”。在全部《总理遗教》中，我们不但找不出这些钳制言论自由的法意，正相反的，我们倒可找出反对报禁的文献。民国元年3月9号，孙中山发布《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正表示了他如何在给钳制言论自由的“内务部”（内政部）的警告：“昨据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电称：接内务部电，详定暂行报律三章，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请转饬部知照等语。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又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请看这是何等重视言论自由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的是源自西方的近代自由论。

　　第十八例——热爱自由

　　曲解“总理遗教”的人，他们最爱引申三民主义中中国人自由太多的意思，而作为压迫自由的借口。殊不知这完全是曲解孙中山的原意。孙中山明明演说过：“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人民屈服于专制政府之下，我祖我宗，以至于我之一身，皆为专制之奴隶，受君主之压制，一切不能自由。”（《群策群力尽心国事》）也明明演说过：“我国革命以前，专制严酷，人无自由之权。”（《求建设之学问为全国人民负责任》）这些铁证，都证明了在孙中山眼中，“中国人”政治上人权上自由的缺乏。孙中山本人，早已说他是“爱自由若命者”（《为讨伐曹锟贿选总统告国人文》），这种“爱自由若命”的精神，岂不正正是西方诗人雪莱的精神吗？

　　第十九例——阻止暗杀

　　热爱自由的人了解自由的人，必然同时是尊重别人自由的人。一个人的最后自由是人身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这一点尤其该被起码的尊重。在革命时代，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曾有暗杀之举，这本是一时的权宜。民国成立以后，当革命党人再提出暗杀的办法来的时候，孙中山立刻表示反对。他在1919年7月1日，曾有答王鼎的信。当时王鼎认为：“救亡之策，鼎以为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可是孙中山却把来信批给秘书说：“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凡是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难看出春秋、战国、唐朝等时代的“暗杀”传统，而这种不光明的手法，传统的“中国人”固优为之，可是西化的孙中山却不为之。

　　第二十例——容忍异己

　　传统的“中国人”对付异己的方法，总是孔夫子仗势“诛少正卯”的方法；或是打小报告，告御状，挑得龙颜震怒，借刀杀人。饱受西方容忍异己训练的孙中山，对思想与他不合的人——尤其是“少年之辈”，不主张“用他种手段”，而主张“对付之法，最好与他辩论明白”。他在批某君的信中说：“无政府主义之说，乃发生于最黑暗之专制国；在欧洲往日之俄国、以国（敖按：指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人民多受政府之暴虐无道，故忿而为此过激之论；但今日各国陆续行宪政之制，而此等过激之论，亦渐消灭矣。乃有少年之辈，矜奇立异，奉为神圣，不过一知半解，实无所谓也。对付之法，最好与他辩论明白。指明在今日世界国家之界限，既不可破，则政府为代国家执行法律，以限制恶人而保卫良善，为不可少。故无政府主义实不能行于今日，而使之化为平和，或可为吾党之助，较胜于用他种手段也！”这种风度，岂不值得爱扣别人——尤其是“少年之辈”——帽子的“中国人”想想吗？

　　第二十一例——不惜斥骂

　　正因为孙中山对付异己主张“最好与他辩论明白”，所以他于辩论之道，颇为讲求。辩论中的利器是文字。在文字表达方面，英文实在远胜中文。中文写出来的东西，诚如《孙文学说》所说：“中国之文章，富矣丽矣！”但是由于表达法不够细腻生动，抽象词汇太多，又竞附莫名其妙的高雅，所以常常是在“富矣丽矣”以外，洋洋万言，却不知道说些什么。孙中山的文字技术，是西方的，尤其具有西方词汇的爽快。他骂满洲，直斥为“野番贱种”；骂康梁，直斥为“禽兽不若”（均见《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骂北洋军阀，直斥为“无数强盗”（《孙文学说》自序）……凡此种种，都是爽爽快快的西方式的骂人法，一点没有“中国人”做文章的忸怩态。

　　第二十二例——主打官司

　　“中国人”的传统教训是“戒讼”。蒋梦麟曾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家乡还见过“莫打官司”的石碑。时兴打官司是西方人的态度。西方人为了一文被欺，往往千金兴讼；为了一句被诽谤，往往告进公庭，涉讼经年。在“中国人”看来是米米小的，可以马马虎虎的，西方人却为保障私权，勇于抵抗、认真的抵抗、斤斤计较的抵抗、不怕麻烦的抵抗。所以他们是进步的、有朝气的、信赖法治的民族。孙中山最能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因而支持他哥哥打官司，也支持林义顺打官司。他绝不主张采取“中国人”的忍气吞声的态度。

　　第二十三例——赞成陪审

　　在法庭上审判的时候，孙中山主张“法座无失平之谳”（《全国律师民刑新诉状汇览序言》），而使法庭得到公平定谳的方法，当然是实行西方的“陪审制”（主审制）。远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孙中山就写《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在这封信的“平治章程”方面，第五项曾主张“平其政刑”，呼吁“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在六十五年后的“中国人”，尤其是号称是他“信徒”的人，还不肯在中国“仿欧美之法”，行陪审制！

　　第二十四例——采行阳历

　　吴铁城在回忆录里曾记孙中山主张采行阳历的故事：“……颁订国历一事，总理主张正朔，废旧历，行阳历，以新天下耳目。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旧历者，几经辩论，总理坚持，否则不允就职，一时颇成僵局。最后一次在代表会议中讨论，始获通过；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除夕，讨论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并请即莅京就职。”孙中山就职后，第二天，就拍出了《改历改元通电》，电文很清新，内容是：“各省都督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订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请布告。孙文。”于是，行了五千年的中国旧历法，终被推翻。

　　第二十五例——抨击祀孔

　　孔夫子并不是孙中山最佩服的人。民国前十五年，孙中山写自传给英国汉学家翟尔斯，就说他自己“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Darwinism）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对于孔夫子，连提都不提。民国元年他在广东省议会演说《治粤方针》，也提到“即以孔子复生，处于今日，亦必有人非之者”的话。可见孔夫子在他眼中，到底处的是什么地位。孙中山偶尔提到孔子，大都是因引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而引起的，但据清朝朴学家以来的考证，这段最伟大的话，却又极难是“孔夫子之言”。此外，孙中山对中国传统上“祀孔”“祭孔”的把戏，极表痛恶。他在民国五年《讨袁檄文》里，曾骂袁世凯“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氏之心路人皆见”！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反对“祀孔”的文献吗？

　　第二十六例——不靠祖宗

　　“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是靠祖宗吃饭，这是“西方人”绝对不屑于干的事。“西方人”甚至有的全部不要祖先的遗产，甘心白手起家。电影明星嘉露贝克就是一例。西化论者孙中山当然是反对靠祖宗吃饭的人。民国七八年间，他住在上海，曾嘱秘书回信给一个要靠祖宗吃饭的人：“答以先生云：即知彼为鼻祖，汝为后裔，则当以后裔供祖宗，未有祖宗养后裔也。俗云：十人养一人肥，若一人养千百人，则虽尧舜犹病也。汝等须各执事业以自许，不可立心做革命一日，则要人养汝一世，则鼻祖乃易为也。若人要依赖，则先生亦愿为汝之后裔，奉汝各人为鼻，请汝给钱也！”这封信不但具有“西方人”的精神，也具有“西方人”的高级幽默感。

　　第二十七例——反附古说

　　孙中山青年学习过西方科学方法的训练，所以他对一切不科学的附会，一概反对。1918年1月，一个四川的中医罗仁普写信问孙中山：“仆于先生之说而有请教焉者数事：科学家所谓元子者，是否为先天真一之炁？元子之知，有无等级？太极动而生电子，科学家能否把太极收服来看？道家烧炼，究竟所烧炼者何物？方士所创之烧炼，究竟到底能否得长生药？道家烧炼与方士烧炼有无分别？”这些问题，是从易经道藏胡乱附会出来的混问题。孙中山叫秘书的答语极为明白有力，那就是：“代答欲知此种新理，须从物理化学用功，不得从古说附会！”这种见地，哪里是今天整天要易经道藏堪舆风水的“中国人”所能想象呢？

　　第二十八例——不肯品题

　　中国的要人名人们，尤其是一二所谓工于书法的“党国元老”们，最喜欢给人题字署检，附骥者也求之若骛。殊不知这种风气，不是西方的，也是孙中山最反对的。当林正煊等十四个人，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为他们的朋友何慨之著《全国兵工总厂调查改革》一书品题的时候，孙中山却叫秘书爽快的答道：“代答以此等实用之书，当以内容之切实为贵，不当以品题文藻为贵。甚欲一见其书，如果适用，当力为介绍于军界。至于品题，不敢附和！”请看这是何等新精神！若写他“我武维扬”等四个字，明明“省事”，可是孙中山却不肯，他一定要不怕“得罪人”，不怕麻烦的写上四十三个字，来指导他的同胞而不敷衍他的同胞。所以，像“爱德乐佛”一类的笑剧，孙中山是绝对不会参加的。

　　第二十九例——慎于写序

　　在前一例的基本观念下，孙中山对来请他写序的人，当然也绝不轻易“乐为之序”。例如1920年5月，天津的罗鉴龙写信给他，要求为《子女唯心法稿》写序。罗鉴龙说他自己“之于求序于人，尤加审慎”。殊不知孙中山比他还“审慎”。孙中山命秘书的答话是：“代答以先生虽曾习医，然荒日久，故对此种专门之研究，非有心得，莫敢赞一辞。求序当谢不敏。”孙中山在他本行上的立言，都如此审慎，这又是多么认真的西方态度！

　　第三十例——不收门生

　　爱收门生或广纳私淑，也是“中国人”的病态之一，孙中山不兴这一套。1919年，一个热心国是的黄孝愚，写信给他，说：“热禽恋燠，代马欣飙，蓄志多年，愿列高足。先生道周中外，谅必葑菲不遗，正如子舆设科，来归定受，倘幸宫墙得入，铭感靡涯。希赐学说一部，奉为圭臬。便否邮掷，合并呈恳，不胜祷盼待命之至。”孙中山在信上批道：“代答以先生现非设帐，无收门生之事；学说即寄一册，如能实力奉行，则胜形式多矣！”

　　第三十一例——向不荐人

　　“中国人”的另一法宝是乱写八行书，到处推荐人。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蔡元培。但蔡元培爱推荐人是奖掖后进，并非徇私情，所以还算是好的，虽然荐书写得太多，往往失效。孙中山在这一方面的认真态度全是洋派的。有刘季谋者，写信给他，盼能帮助进航空学校：“兹查京中及沪上人云：但得有力之人介绍，随时可入校云。因此恳求先生介绍，附入南苑航空学校。且鄙人所求航空者始因在八日市及潍县等处苦学数月，若中途，殊深可叹。万望出力介绍，念勿枉费日前之苦学。如蒙承诺，恳乞赐示，幸甚幸甚。”在原信上，孙中山批道：“代答先生向不荐人；此事则早知无效，已劝同志另作别图。”这种不含糊办事、不受私情牵扯的态度，溯其本源，也是西方的。

　　第三十二例——不信中医

　　在《国父年谱初稿》1925年2月18日条下，有这样一段：“是日，先生离协和医院，乘医院特备汽车，缓驶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家属及友好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乃推李煜瀛（石曾）赴天津访胡（胡时适有事赴津），告以来意，约其同归。胡初以推荐医生责任太重，有难色。后抵京见汪兆铭等，力言侍疾者均惶急万状，莫不以挽救先生生命为第一，且因先生平时对胡甚客气，换一生人来说，或可采纳。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段故事，充分表示了孙中山临终前的笃信西方科学的态度。

　　从“曲解化”到“八股化”

　　看了上面我随手所举的三十二个例子，头脑明白的人，都会恍然了解孙中山的西化表现的一部分，了解他是如何在受西方的熏陶以后，予以潜移默化，再外铄出来，影响保守的、落伍的、敷衍的、迷信的、俗套的、伪善的、残忍的“中国人”。他这种苦心焦思、这种细心感化，我总觉得今天若不由我李敖提出来，标榜出来，一般“中国人”总是不能有通盘的了解。如果再长久下去，真未免对不起孙中山。

　　我这里写“中国人”对不起孙中山，心中实在不好过，可是不得不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仔细研究孙中山一生的历史，竟忍不住感到他是一个“孤独”的人。所谓“孤独”，并不是说缺乏人拥护他，缺乏“信徒”和“同志”，或缺乏盲目崇拜他的人。相反的，在“中国人”中，这些人极多极多，甚至全国皆是。我所谓的“孤独”，乃是孙中山的全部的伟大面和深刻面，不能为一般人所全部了解。他们了解的，至多只是枝枝节节，甚至还误解丛生、附会丛生。这种情形，即使以他“嫡系信徒”自居的人也不例外。为了表示我这话不是乱说，我可以举例。

　　在孙中山死后，以他“嫡系信徒”自命的人，开始曲解他的遗教，可分八派：

　　一、左派转俄派——他们的代表人多是共产党，他们借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历史，借着民生主义的演说，硬把孙中山附会成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绝口不提孙中山批评马克思的话，也绝口不提“孙越宣言”中“共产组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话，也绝口不提孙中山论及俄国侵略的话，也绝口不提孙中山赞扬美国的话，他们只是瞪着眼睛硬说：“孙中山先生是左派！”

　　二、左派转日派——他们的代表人多是汪精卫伪政府的汉奸派，他们的手法是把死后的孙中山“带往东洋”“带往扶桑”“带往‘大亚洲主义’”。这些人中，他们多曾脱胎于左派，如汪精卫、如陈公博、如周佛海。后两者且是共产党的“元勋”。汪精卫在伪组织下，也印行《总理全集》，他还在上面写上“汪精卫敬题”字样；周佛海更是号称“三民主义理论权威”，他在1921年写《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1928年写《三民主义理论之体系》，都不脱左派的观点。到了他投靠日本，做了汉奸，无异又硬把死后的孙中山，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和服！

　　三、左派放脚派——这一派是曾迷恋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曾醉心过唯物史观的人，后来迷途知返，或躯壳上至少“反正”、被枪决未死而“重新做人”的人，他们自告奋勇，俨然以“总理遗教”的诠释者自命，结果等于女人小脚放大，骨子里，还是不脱马克思的马尾和唯物史观的观点。“迷途知返”的人，如曾大倡过唯物论的胡汉民，他后来的表现还算不失为一个勇者，他开始攻击“拉孙中山先生与马克思同坐”的现象了。最可恨的是那些躯壳上“反正”、被枪毙未死而“重新做人”的人，他们竟还宣扬胡汉民的“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之运用”，并呼号应该取法。这批人，一脑袋马克思的残余毒素，一脚丫子唯物史观的残余碎骨，精神上完全没有“反正”、没有“重新做人”。不但如此，他们在手段上还完全是布尔塞维克式的，残忍、阴险、猜忌、借刀杀人。在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中曾有清除“布尔塞维克毒素”的运动，就是针对渗入国民党的这类分子而发的。

　　四、左派孔子派——这一派也是曾经在左派漩涡里浮沉过的人，上岸以后，仍旧澳气未脱，于是糊里糊涂，抱住孔夫子的僵尸，妄想分点热气。若追究此派代表人，则是大名鼎鼎的戴传贤。戴传贤忠于国家和孙中山，举世公认，我也承认。但是他的头脑的返于保守，实在不可饶恕。他除了捧中医、捧和尚、捧毛笔、捧古墓、捧经书、捧孔圣后人、捧贞节烈妇以外，居然写《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山先生年表序》等文字，硬把孙中山朝孔庙里推。关于这一点，国民党胡汉民曾有批评，他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里说：“假如孙中山先生的要求、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只是在继承尧舜以至孔孟，使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复活，那么孙中山先生便够不上是一个革命家或政治家，他的革命理论的内容，便不会有这样的深厚与博大，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伦理道德家或一个普通学问家而已。”国民党甘乃光在《孙文主义研究》中也批评说：“近来曲解孙文主义的人太多了！有人以为中山先生为孔子以后继承道统的大圣，以为其哲学的基础是仁爱。不错，什么改造社会的思想，哪一种不是从仁爱做出发点？思想的派别，哪一种能别乎救世救社会的目标？故以目的来论，什么改造思想，都是以仁爱为基点，千篇一律。若要分别，还在其观察某一时代的背景而定出的策略。孔子是一个改良派；中山先生是一个革命党。怎能拿他们合在一起？”国民党孙镜亚在《对于〈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之商榷》中也批评说：“我们若拘泥‘继承’两个字，倒会把（孙）先生的意思弄错了！”这些批评，都说明了孔丘是孔丘、孙中山是孙中山，孙中山比孔丘伟大得多，何必“继承”孔丘？

　　五、右派孔子派——这一派的代表者，大都是只会读读四书五经线装书的村夫子，根本不晓得近代西方思潮是怎么回事，硬从本位主义国粹主义上拉孙中山。这一派的手法，跟前一派不同的是：前一派在把孙中山朝上推，直推到“孙中山先生与孔子同坐”；这一派则是把孙中山从下提，直提到“孙中山先生与孔子同坐”，故其结果，则殊途同归。此派若推今日之代表人，请看“今之朱子”钱穆便是。

　　六、右派释迦派——这是更荒谬的一派。这派的做法是把孙中山“神化”。胡汉民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里说：“因为见了班禅，更把孙中山先生去比附到释迦一路去，这种因袭的、崇拜偶像的、不革命的心理，实在是要不得。”他又说：“这几年来，运动的方向似乎已有了转变。转变到认识孙中山与马克思之不同，但同一的厄运，变了孙中山先生的孔子化与释迦化。……同时，‘时轮金刚法会’‘西天班禅活佛’，都可以‘护国’、‘宣化’、救灾、息难。政府里的官员——大概还自承为中国国民党的同志，都奔走骇汗，磕头礼拜。我因心疑：有了法会、有了活佛，必定可以感召祥和；格顽寇之心，绝侵略之迹！所以制礼作乐的呼声，不但宣诸口舌，甚至形诸笔墨了。我看看新闻纸，使我感觉到现在不是民国二十二年，尤其不是日本夺我东北侵我华北的一年，而是至少退转到了三千年以后，五百年以上。”胡汉民这种指摘，显然是指那些想把孙中山“神化”的人说的。由于想“神化”这个革命者，所以流风所及，一切落伍的、迷信的把戏，都全部出笼。到了台湾，《中央日报》还有比附“释迦耶稣穆罕默德孔子与孙中山”的言论出现；教育厅长还有命令小学教员“朝国父遗像发誓不再恶补”的妙举；而民间的“万国道德会”中，也填列了孙中山的“神位”！

　　七、右派唯生派——这是故意窄化的“孙文主义”的一派，可以陈立夫做代表。陈立夫硬说孙中山主张“唯生论”，并说：“总理从前说过‘生是宇宙的中心，民生是人类历史的中心’。”其实，我翻遍了孙中山的遗著，也看不到孙中山说过这些话或做过类似的说法。所以，陈立夫之流全是造谣。此外，戴传贤在陈立夫以前，也曾把“孙文主义”做过“唯民生”方向的狭窄解释，孙镜亚在《对于〈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之商榷》里，批评戴传贤说：“因为他是一个相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人（不是进过了共产党，请阅者万勿误会），又是一个发明中国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都是经济革命的人。而今不说三民主义的全部著作和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唯物哲学或经济哲学，而说是民生哲学，这是他很忠于先生的表示。可惜他的脑球里还先横着‘民生哲学’四个字，就往往借了先生的话之半面去成就他自己的主张。”这种右派“唯生派”，今天大倡大行者还有很多。

　　八、右派发青派（右派法西斯派）——这一派是一群激烈的国家主义者，硬拉死后的孙中山来比附。甘乃光在《孙文主义研究》里曾批评说：“更有人说，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实在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同是救国主义。不错，孙文主义是救国主义。但孙文主义并不只是救国主义，不过以救国为其实现最初之步骤，孙文主义主张民族自决，更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且进而扶植其他弱小民族以自求解放。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安能与孙文主义相比？”属于这一派的人多属青年党，尤其是早期的青年党。早期的青年党并不是什么自由民主的党胎子，而是“法西斯”。这一点，稍知现代中国历史的人都明白。青年党常常自诩他们是“反共先觉”，反共反得比国民党还早，同时埋怨国民党曾经容共。其实在青年党方面，这并不足神气，并且“大哥莫话小弟”。因为反共并不就是给了人民自由民主，反共也并不就是黑暗统治的护符。用法西斯主义和做法来反共的人，那只是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等人的把戏。试问希特勒反斯大林，不是“王八蛋打龟儿子”是什么？中国不该这样子反共，也不该由这种人反共，如果有的话，那么早期青年党将是始作俑者。（我这里特别用“早期青年党”的字样，是基于后来的青年党中，有一部分人已有自由民主的修养；至于在台湾的一部分人，在他们机关报《醒狮》上鼓吹要借国民党的刀来杀李敖的，似乎“法西斯”的余味还健在！）

　　以上八派“曲解”孙中山的大派，当然，还有一些流派，如胡汉民所指摘的“术士化”“流氓化”等小派，不过这些不算重要，我也不再多说。先就这八派来论，他们之不能了解孙中山思想的全面性，是很显然的。当然这八派之中，有的是由于无知（如“右派释迦派”）；有的是由于歪曲（如“左派转俄派”），动机的良窳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由“曲解化”而导致最后整天嚷嚷，一变而为“八股化”（包括“口号化”“党义化”“教条化”“考试化”等等），则是普遍的事实。由于这些事实的弥漫，遂使真正的孙中山和他的西化思想不能直接跟国人接触——不受干扰的密切接触，也使国人不能深入了解真正的孙中山，这真是一出大悲剧！在这出大悲剧里头，孙中山被陷于“孤独”的地位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说：孙中山是一个“孤独”的人。

　　从“思想之变化”着手

　　真正了解孙中山的人，真正想了解孙中山的人，必须彻底认清孙中山给他国人“以笔墨奋斗”的伟大指示，他在五十五年前，就向舆论界呼吁“发挥与笔墨之权威”，因为只有发挥“笔墨之权威”，才能达到“思想之变化”、才能达到革命成功的果实，这个逻辑关系叫做“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不但思想要变化，同时要变化出“新思想”。孙中山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写信给四川的蔡冰若，就说：

　　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

　　正因为需要得到“新思想鼓荡之功”，所以对一切旧思想，我们不得不予以排斥。今天谈“孙文主义”的人，他们多半受了戴传贤的影响，故意强调孙中山论及固有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的，很不了解“孙文主义”中的重要面——西化面的。孙中山一生中，对固有文化的论及，当然有一些，不过大部分是用来举举例，如孔明阿斗之类，伯夷、叔齐、叔孙通之类，并没有用来建立他的现代化建国理论与思想变化的体系，这一点重要性，我今天不得不加以点破，以供本位主义者的参考。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胡适在《再论信心与反省》一文中，曾说得很详细。胡适说：

　　子固先生也特别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特别颂扬他能“在当时一班知识阶级盲目崇拜欧、美文化的狂流中，巍然不动地指示我们救国必须恢复我们固有文化，同时学习欧、美科学。”但他如果留心细读中山先生的讲演，就可以看出他当时说那话时是很费力的，很不容易自圆其说的。例如讲“修身”，中山先生很明白的说：

　　但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一举一动都欠检点，只要和中国人来往过一次，便看得很清楚。（《三民主义》六）

　　他还对我们说：

　　所以今天讲到修身，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三民主义》六）

　　可是他一会儿又回过去颂扬固有的旧道德了。本来有保守性的读者只记得中山先生颂扬旧道德的话，却不会细想他所颂扬的旧道德都只是几个人类共有的理想，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实行最力的道德。例如他说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哪一件不是东西哲人共同提倡的理想？除了割股治病、卧冰求鲤一类不近人情的行动之外，哪一件不是世界文明人类公有的理想？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

　　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人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同上书）

　　在这短短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未尝不明白在仁爱的“实行”上，我们实在远不如人。所谓“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者，只是那个道德的名称罢了，中山先生很明白的教人：修身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仁爱也“要学外国”。但这些话中的话都是一般人不注意的。

　　在这些方面，吴稚晖先生比孙中山先生彻底多了。吴先生在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里，很大胆的说中国民族的“总和道德是低浅的”；同时他又指出西洋民族：

　　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阿拉伯、印度、中国）的人较有做法、较有热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

　　这是很公允的评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在文字理论上，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讲得头头是道。所不同者，全在吴先生说的“有做法、有热心”两点。若没有切实的办法，没有真挚的热心，虽然有整千万册的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宋、明的理学圣贤，谈性谈心，谈居敬，谈致良知，终因为没有做法，只能走上“终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

　　我所以要特别提出子固先生的论点，只因为他的悲愤是可敬的，而他的解决方案还是无补于他的悲愤。他的方案，一面讲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致糟到这步田地了。况且没有那科学工业的现代文化基础，是无法发扬什么文化的“伟大精神”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永远存在书本子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只会把这些好听的名词都写作八股文章，画作太极图，编作理学语录，所以那些好听的名词都不能变成有做法有热心的事实。西洋人跳出了经院时代之后，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业，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空气电气、征服了不少的原质、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这都不是什么“保存国粹”“发扬固有文化”的口号所能包括的工作，然而科学与工业发达的自然结果，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的幸福、提高了各个参加国家的文化。结果就是吴稚晖先生说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

　　这一段三十年前的文字，我如今不嫌冗复的重引起来，为的不外是借它来做一点澄清的工作。在我这篇文字里，我先后引证了不少别人的文字，目的很简单：一来是排比一下“名流”的看法，以表示时代意义；二来是同样一句话，由“名流”说出，还不打紧，可是由我说出来，就大可能戴上“思想有问题”的帽子，这又何苦来？

　　结尾几句话

　　我这篇《新夷说》，主题是从历史上证明“中国人”排斥“夷狄”的没道理，然后引申出先知先觉者如何慢慢走上减少排斥和不再排斥的路。接着指出，在近代的先知先觉中，孙中山不但不是排斥西方的人，并且还是接受西方最有成绩、火候最够的一个伟大人物。这个伟大人物，我感到在他死后四十年来，未能被他的国人全面了解、深入了解，这是很可悲哀的现象。因此，我决定站出来，由我出面做一点彻底澄清的工作。

　　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学医，学医又是他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基点。对这一个重要的专题，过去的学者并没有精到的研究过，尤其没有注意到西化东渐时，孙中山在文化史和医学史方面所占的地位。这是很大的缺憾。台湾省医师公会希望我能为他们补足这项缺憾，我同意了，我就写了这本《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在书前面，对于背景和发轫的情形，该有一番叙述，于是我就先亮出这篇代序——《新夷说》，希望没资格批评我的人软化，希望有资格批评我的人指教。

　　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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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巫医与西潮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换句话说，不太客气地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中国传统上关于“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后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

　　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我们查查古书，很容易就看到：

　　《世本》：“巫彭作医。”（《山海经》海内经注引）

　　《吕览》：“巫彭作医。”（《勿穷》） 　　 　　《说文》：“古者巫彭初作医。”

　　《世本》：“巫咸初作医。”（《玉海》六三引）

　　《世本》：“巫咸尧臣，以鸿术为帝尧之医。”（《御览》七二〇引）

　　《大荒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海内西经》：“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可见“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

　　“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么改来改去，不论是什么“华佗再世”“岐伯复生”，都统统属于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1965年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佗”小“岐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

　　但是，这个世界究竟不完全是“中华帝国”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进步的国家，有不吃树根草药、不吞虫屎黑汤的民族，他们的进步与扩张，终于慢慢挤进了巫医成群的东方古国，并且使17世纪的中国康熙皇帝，首先咽下了治疗疟疾的苦药丸。

　　中国的“御医”们治不好皇帝的疟疾病，这只是一个在西方医生面前失败的开始；而西方医生们此后的努力，也因这个事件而形成一个转捩。从此以后，西化医学的开始进口，也就愈来愈顺利了。

　　公元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进口了种牛痘的法子，使中国人开始少了一些麻哥；十五年后（1820），这个公司的又一个外科医生利文斯顿（Livingstone），与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进口了一家施药局，为中国人治疗了一些病痛；再过了七年（1827），还是这个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 R. Colledge）比较大规模的进口了医疗的工作，为中国人拓开了不少医学上的眼光。这个郭雷枢医生，是最能了解治病有助于传教的人，所以他干脆发表了一篇论文——《对用医生来在中国传教的提议》（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这个提议，很受西方人的重视。到了1834年，终于第一个传教医生（missionary doctor）和中国人见面了，他，不是别人，就是中国第一个西方医钮、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的创办人——伯驾（Peter Parker）医生。

　　在伯驾医生创办“博济医院”整整半个世纪后的第一年（1886），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中国青年人走进这个医院，开始努力学做一个西化的医生，他，也不是别人，就是孙逸仙。

　　孙逸仙在这个医院里，曾经学会了一句开玩笑的禅话，叫做“有而不有，不有而有”。当他用这句禅话来向同学开玩笑的时候，他绝没想到，他此后的生涯，竟是应了这八个字的偈语：——花了前后六年的日子去学医，最后又把它抛弃，这不正正是“有而不有”吗？本来认为中国的“膏肓之病”不能除去，而要“匿迹于医术”，最后又重拾素愿，“致力国民革命”，使“中华帝国”变成“中华民国”，这不正正是“不有而有”吗？

　　“西医与革命”，它不该只是一本历史，而该兼有一种思想指南的身份。它告诉人们一个“有而不有”的具体例子，又给人们一个“不有而有”的明显希望。读了这本书的人，应该把它当做一支指针，在西化的浩荡潮流里，随时校正他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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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到学医

　　孙中山出身于农村，他自己也下过田，也跟穷人一起长大①，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饥苦，他是肤尝身受过的②，因为家庭的穷困，使他在幼年时代，逃脱了传统士大夫的“仕绅教育”，也没有受过太多的“村塾教育”的压榨，这对他说来，毋宁说是一个特殊的幸运。他在十二岁前所受的教育，是跟那时代一般志士仁人所受的教育是大致相同的，但在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以后，他的遭遇，就开始起了大大的变化——在别的志士仁人还在“子曰”“诗云”的时候，小小的孙中山，已经踏上两千吨的英国轮船，“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③了！

　　第一个孙中山登陆的地点是夏威仁岛，就是现在的夏威夷。当时因为孙中山的哥哥④在那里经商，所以孙中山就跑去替哥哥当学徒、管账、打算盘。这时候是公元1879年（清光绪五年，民国前三十三年）夏天的事，孙中山实际的年龄还不到十三岁⑤。

　　到了秋天，孙中山进了英国教会办的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College），是为他一生中第一次进外国学校。当时，他穿着长袍马褂，脑袋后面还拖了一根小辫⑥。

　　他这时候的名字叫“孙帝象”（Sim Tai - cheong）⑦，叫“孙逸仙”还是以后的事。入学登记的名字又不是“孙帝象”，是“孙帝朱”（Sun Tai-chu）。

　　三年以后的七月里，孙中山毕业了，成绩很好，由夏威夷王卡拉卡乌（King Kalakaua）颁授英文法第二奖。他改到美国教会办的阿湖书院（Oahu College）念书，这个学校是当时在夏威夷的最高学府。念了不到一年，就为了要信基督教的事，被哥哥“遣送”归国，这是1883年（清光绪九年，民国前二十九年）的事。

　　关于这段被“遣送”的原委，冯自由在《孙眉公事略》（《革命逸史》初集）里曾有叙述。主要的原因是哥哥怕他“日趋洋化”！

　　癸未年（1883）总理以受耶稣教熏陶多载，渐笃信教义，毅然欲受洗礼。德彰闻之，恐总理日趋洋化，遂使回粤专攻国学，以补不足，且分授财产一部以策励之。总理回粤后，与邑人陆皓东同致力国学，日有进益：尤于乡人迷信偶像事，攻击不遗余力。某日，乡中北帝庙及天后庙之偶像先后被毁，乡人指为总理及皓东所为，群向达成公责难，达成公乃遣总理至香港就学以避之。德彰得父书，遂召总理赴檀免祸，并令退还所给财产以示惩戒，总理无异言。居久之，以屈处茄荷蕾小肆，其志不伸，遂自赴檀山正埠，拟取道归国，德彰亲往慰留，且以不给旅费难之。总理乃求助于授业师美教士芙兰谛文，芙教士慨然赠以美金三百，总理始获成行，既而德彰深悔督责总理过严，即以巨资寄达成公助总理向学。戊子年（1888）春达成公病故，德彰于数月前闻父病重，已回粤奉侍汤药，至是对于总理爱护备至，凡总理所需学资，均允源源供给，故总理在粤港肄业医学多年，用度宽裕，皆德彰所给予者也。

　　孙中山在夏威夷“日趋洋化”的详细过程，我们可以借助他的老同学的追忆，虽然他的老同学的追忆难免小有误记⑧。据钟工宇在《孙逸仙博士，我的同学与朋友》（Dr. Sun Yat - sen, My Schoolmate and Friend）⑨里的记载，当时的教会学校生活如下：

　　在1879年6月初，那时我才十四岁，便从广州到达火奴鲁鲁（Honolulu）。同年9月，我进入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⑩做一个寄读生。我入学时，华侨学童仅有唐雄(11)和李弼二位。两周以后，孙帝象来了，他是以孙帝朱（Sim Tai-chu）名字来入学的（敖按：简又文在《孙总理少年时期轶事》中说孙中山是意奥兰尼学校“第一个中国学生”，是错误的。见《逸经》第十七期，1936年11月5日上海出版），其后，其他的中国学童也跟着进来，这一年里，我们已有十位侨生，七位寄读，三位走读。

　　“孙帝象”是国父早年所取的名字。直到他于1892年在香港得到医学学位时，才改称孙逸仙博士，此名后来名震全球。

　　国父是十四岁那年来到檀岛，这是由于他的长兄孙眉的主意。孙眉在火奴鲁鲁不远的依华（Ewa）地方，辟一个农场，1880年，他在火奴鲁鲁的京街（King St.）至贺梯厘街（Hotel St.）之间的怒安奴街（Nuuanu Ave）之左边，开了一爿商店，三年以后，孙眉迁至茂宜岛（Maui）姑哈禄埠（Kahului），在那里他又开了一爿商店。他继续供给国父在意奥兰尼学校攻读了四年，甚至将一部分产业转入他弟弟的名下。在那四年当中，国父渐渐对基督教发生了兴趣，他在基督教义中，找到了更多的道理，而这些，正是他早年信奉村神所不能满足的。孙眉知道了他的幼弟已为外教所惑，且将舍弃祖先的信仰，他便采取了在那时候处于他的地位任何人要做的措施；他写了一封信禀告他的父亲，并令国父乘船返回故乡。国父于是不得不走了。那是1883年的事。到了1885年初，孙眉寄了一笔钱回家，要国父重返檀岛。国父很高兴的回来了。当他一到火奴鲁鲁后，便马上去姑哈禄埠谒见长兄。这时他才明白回来的真相。原来孙眉要他返檀，并不是让他再回到学校去念书，而是要将那些用他的名义所置的产业收回。国父一口气答应了他哥哥的要求，可是孙眉却完全反脸，不只拒绝给国父任何帮助，甚至不送他再回中国。国父失望之余，跑到火奴鲁鲁来找我。我很高兴能够和国父重遇，于是他住在我那里有好几个礼拜(12)。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好朋友呢？那是在1880年，当我们同是意奥兰尼学校的学生时，我们即成莫逆。回忆早在1880年，我第一次在檀岛过农历新年，只有我是一个有家归不得的中国孩子，因此只好在学校孤单的度过假日，做着我经常做的杂务。我在此应该加以解释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政策，规定寄读生每天做一些轻便的工作。意奥兰尼学校是英国圣公会斯特利主教（Bishop Staley）所创办的，与圣阿鲁宾学院（St. Allan's College）相类，来教育夏威夷及混种夏威夷青年的。后来该校才招收那些来自东方的华侨学童。1872年，威利斯主教（Bishop Willis）接替了斯特利主教，当我们在1879年入学、时，意奥兰尼学校正由他主持。他指派我管理输水到浴室的抽水机，这是一年三百六十天不断的工作。唐雄担任铲除芋塘的杂草。其余的则照料校园中的蔬菜。在农历新年中，其他九个华侨学生都有家可归，而我因双亲远在夏威夷大岛的加禄亚埠（Kailua），即使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亦只得留在学校做着我每日的勤务，这是一个对我多么无聊的假期啊！不久之后，国父和我逐渐成为知交了，所以到了第二个农历新年，我被国父邀到他的大哥商店中同度新春。阿眉照样客气而和蔼的邀请了其他在本市无家的孩子同享快乐。这时我们多么的兴奋啊！在那种日子里，中国新年是“恭喜发财”的佳日，每个人可随便拜访，特别是那些大块头的夏威夷警察和商店的老主顾们。他们进来随意吃喝，并且还拿走红封包的利市钱。就是那些白种的商人，也在这年节来拜访他们中国的同业。

　　这时候，另一个“日趋洋化”的小朋友，也因为类似的“罪名”，被迫离开学校：

　　1881年的夏天，我父亲因为我读不出一封字迹潦草的英文信，便认定我的求学浪费了他的金钱，而开始要我从事他的事业，克绍箕裘。我便为父亲强迫留在夏威夷大岛的加禄亚埠。经过两年快乐而漫长的光阴，父亲才允许我再回到火奴鲁鲁继续在意奥兰尼学校攻读。国父此时已被送回国了。当学校开学之前，唐雄的父亲发现了我和他的儿子去参加“主日学”，我父亲知道非常生气，要我剃光头去做和尚，以为我贻羞了双亲，又贻羞了祖先的信仰。他叫我放弃读书的念头，去学习裁缝。1885年，国父却来找我了。此时，孙眉事实上对国父置之不顾，而我正经营着一间裁缝店，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在国父困难中招待他的原因。

　　芙兰谛文（Frank Damon）(13)牧师是一位在中国广州服务多年的教士，他娶了一位生长在广州的女传教士，她会说一口道地的广东话。谛文夫妇在1885年已开办一间寻真书院（Mill's School），位于怒安奴街与教堂巷的拐弯处。他对国父极其赏识，鼓励他不要忽略了他的学业和宗教的信仰。这时国父已决心学医，打算回广州求学，可是他没有旅费回去。谛文牧师自告奋勇的在他的朋友中进行筹款，居然一举成功。我知道有一位在Castle and Cooke公司做事的柏文先生（Bowen）捐了五元，我也捐了五元，当时等于我做裁缝一个月的薪资。同时，我告诉国父，他可以在我的店中随意选用他所需要的衣物，于是国父选了几样他需要的东西。国父乘搭一艘海洋船公司的客船回去，这船公司在檀岛的代理商是赫格飞公司（Hackfeld's），因为轮船吃水量太深，只能停泊距港口三里以外，赫格飞公司备有平底船专门接送旅客登轮。国父离檀之晨，我亲送他登船，然后珍重道别。等到我重回岸上时，已差不多延至下午2时了。

　　国父没有违背他的初衷，在1886年，他回到广州从嘉约翰博士（Dr. John L. Kerr）去学医。嘉约翰博士教授过许多中国医科学生，桃李峥嵘，其中两位到了檀香山而成名的，就是李启辉夫妇。

　　但国父并没有在嘉约翰博士那里完成其医学，因为在广州一年之后，他转到香港的西医书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去，在1892年得到医学学位，从此他改用了孙逸仙博士之名。

　　钟工宇似乎不知道，他所提到的芙兰谛文，就是阿湖书院的教师，孙中山曾受业于他，受他的影响很大。据罗香林《国父与韦礼士主教》（《国父与欧美之友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中的记载，孙中山与芙兰谛文的因缘如下：

　　芙兰谛文先生是纲纪慎会的美籍牧师，也是奥阿厚学院（敖按：即阿湖书院）的教授。他对于国父不但在学科上有讲授的关系，而且在发动中国的革命上，也有相当的帮助，原来国父在第二次离开檀岛，返抵香港后，那时正值清廷因越南问题与法国宣战，结果将越南完全放弃。国父以为要救中国，非根本推翻满清政府不可，因此立下了革命救国的大志。所以返到香港重进皇仁书院不久，便改入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所附设的医科学校。到了1887年，又改就香港新设的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预备借医术为革命的基础。并且在习医期间，即为结集志士，鼓吹革命思潮。到了1892年，毕业西医书院，便进行起义的工作。1894年，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推行新政，以未被接纳，便再赴檀岛，首先成立所谓“兴中会”革命团体。为使革命志士起义时能指挥作战起见，特请芙先生将他所设立的寻真书院的校外操场，借为各同志练习兵操的场所。那时国父特延聘一位丹麦国人曾到中国充当南洋练兵教习的柏先生（敖按：此人为Victor Bache）为军事教授，教各同志练习基本的兵操和战法，每星期操练二次。各同志参加受训的有侯艾泉、李杞、郑金、郑照、许直臣、杜守传、程展臣、陆灿等二十余人。芙先生所以肯将操场出借，正是因为他已同情国父的革命计划的缘故。

　　这段引文中所提到的“郑照”，在1935年六十五岁的时候，曾向简又文口述一篇《孙中山先生逸事》（《逸经》第四期，1936年4月20日上海出版），其中追忆孙中山早期生活，有错误，也有新材料。文中前三段说：

　　我最初认识中山先生是在1885那一年（敖按：当是1883年以前）。其时，他正在檀香山的埃奥兰尼（Iolani）中学读书，年仅十八九岁。校长是英人威利斯主教（Bishop Alfred Willis）。我怎样认识他呢？缘先兄郑金是与他同学，共住于宿舍同一房间，卧床毗连，异常要好。学校伙食颇劣，寄宿生常不够吃。先兄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学生，课余在厨房内做工以补助学费，常常乘便私做些“三文治”等小点心给他的好友孙先生，因此二人交情愈密。校中华侨富家子弟甚多，如钟工宇、唐洪等，囊中常有金钱，随便多买食物，而穷学生则无此权利，只有联合起来，团结互助，自想办法了。先生初入校时，其家计仍未甚裕，囊亦常空，故亦自跻于穷学生之阶级也。校规每月放假一天；孙先生必于假日偕同先兄出校到我们家里休息游玩，由家母款待之。由此我便认识他，但因年纪幼稚——那时只得十四五岁，尚未配同他做朋友。

　　那学校是英国的基督教会所办的。校长人格高尚，循循善诱，孙先生逐日渐饱受宗教与道德之熏陶，卒下决心要受洗礼为基督徒。校长不即许，谓必须先得父兄之同意，方能行之。先生乃致函其兄眉公，略谓现已寻得真道，决心受洗礼为基督教徒云云。眉公是先生胞兄，居长，早岁离乡到檀香山大埠附近之茂宜小岛营畜植业。那时，他光景已渐发达，事业扩充，自有大牧场，领地六千英亩（合华亩约二万）。其中畜牛、马、猪、鸡、火鸡等牲口数万头。场地有山林、有平原，工人逾千，华人土人各半。眉公为全部主人，宛似南面称孤之“小国之君”也。其政治势力在该岛上亦居重要地位，美国官员亦常与联络而借重其力以统治该岛。时“孙阿眉”之名已为人所共知了。眉公的事业虽日趋发达，可是他的思想，尤其是宗教观念，却仍未开通。一得接乃弟请求许其受洗进教之信，即回书大骂，更将其原函付回广东香山县（今改中山）翠亨乡老父达成公处。

　　达成公素居乡业农，得眉公报告后，不禁大怒，即去信召先生回国。先生迫于严命，于是不得不辍学离校含泪东归矣。抵家之日，老父痛责其欲入洋教之非。先生即为详细解释真道性质。老父怒火愈盛，施以夏楚，且手拖其到本乡之北帝庙逼向偶像跪拜忏悔谢恩。先生不拜，又被痛殴，卒不得不如命；父怒乃稍息。过此未几，先生积愤于心，无可发泄，一日偷到北帝庙，以石掷神像泄愤，至将神像之手毁断。乡人侦知其所为，告诸其父，且讥以“番鬼仔”（小洋鬼子）之恶名。其父又痛责之。先生不能忍，寻机逃避于广州。

　　这里所说孙中山毁北帝庙神像的事，把原因引申到因“欲入洋教”而被爸爸“施以夏楚”的伏机之上，可说是一种新史源，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孙中山这次毁神像的举动，惹得乡人很生气，大家鸣锣聚众，跑到孙家来问罪。孙中山的爸爸这时候只有躲开，让他妈妈出面解决。结果答应出花银十两，建醮坛一座以为赔偿，大家才算了事。

　　于是，这个不到十八岁的青年人，只好黯然离乡，到香港去。

　　孙中山第一次从夏威夷回国以后，曾先后在香港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和“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14)读书。在拔萃书室的时候，常常跟着伦敦传道会长老区凤墀(15)补习国学。区凤墀不但是他的老师，并且是“孙逸仙”的命名人(16)。这时候，由于区凤墀的介绍，孙中山认识了原籍瑞士后入美籍的牧师喜嘉理（Charles Hgaer），喜嘉理属于美国纲纪慎会（American Congregational Mission），是一个很热心的牧师，不但中文能说能写，并且还会打中国算盘。他知道孙中山是一个了解基督教理的青年人，可是还没正式受洗，因此就发动劝说，劝孙中山正式成为基督徒，孙中山答应了。于是在1885年的3月里，孙中山正式成为基督徒(17)。

　　喜嘉理在民国元年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写了一篇记述孙中山受洗的经过，发表在美国纲纪慎会月刊，冯自由曾译载于《革命逸史》第二集《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里。其中有记孙中山自信教后进而学医的历史：

　　1883年秋冬之交，余与先生初次谋面，声容笑貌，宛然一十七八岁之学生，时其方自檀香山归。檀香山，其兄营业之地也。先生从兄游，肄业檀埠者已数年，余职在布道，与之觌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质问。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会耳。余询其故，则曰，待时耳，在己固无不可也。嗣后数月，果受礼奉教，余身亲其事。其受礼之地，在香港旧设之华人学堂中，距现有之美以美会教堂，约一箭地，地不著名，仪不繁重，而将来之中华民国临时第一大总统，于是受圣礼皈救主焉。

　　先生热心宗教，百折不磨，方其奉教之初，其兄闻而严责之，谓苟不速与基督教割绝，必不复寄银资助之。长兄之命，凜凛难违；顾其夷然处之，不以稍夺其志，力传基督之道，辟像偶之非，娓娓不倦。其兄察得之，莫知所措，乃促之赴檀香山，佯言有业务相托，实则欲其离中国也。既抵檀岛，其兄迫胁禁阻之，又不予一钱，使无以为饘粥资，而其竟不改其初志也。侨居之中华信徒，廉得其情，乃醵资遣之归国，学习传道科，盖彼时其传道之志，固甚坚决也。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补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以其热忱毅力，必能吸引多数人归服基督；无如事不出此，蹉跎数月，而年龄加长矣。乃拟舍此而学医，以为传道而外，唯行医最能为功于社会。余徇其请，为作介绍书于坎尔医博士，且为说项减轻其学费，当时学医之费全年只二十元矣。先生就学约二年余，复返香港，时香港医学堂已设，乃入而肄习焉。其前所学者，皆用华文，至是始用英文，凡阅四年。

　　上面这篇文字中，很可注意的一点是孙中山在学医以前的宗教活动，从“学习传道科”、“传道之志”，到“舍此而学医”，是一段很重要的转变。这段转变，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不外是“救人济世”的精神，但是表达的方法则有显著的不同，这一个转变的原因，很值得探讨。

　　照前引孙中山老同学钟工宇的说法，则孙中山在第二次去夏威夷时就“已决心学医”，这该是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民国前二十七年）的事。至于学医的动机，有谓乃因入军校或法政学校不成而“择定医科”者，这恐怕不对。如1926年10月上海三民公司出版的《孙中山轶事集》中，就有这样的说法。

　　选习医术先生在香港皇家学校毕业后，即从事选择职业学术。先生知此时之选择职业，即为后日从事革命事业之预备。唯当时不得政府允许，不能入陆军学校，中国又乏海军学校，无良好法政学校。于是先生乃择定医科，拟将来借医生招牌秘密进行革命。盖为实行此种计划计，以做医生为有利也。

　　这里所谓“不得政府允许，不能入陆军学校”等话，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所以这一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另一种说法是说，孙中山为了求得经济上的安全，以为革命之帮助与护符，才选择了学医一途的。这一派说法也是从上一派延伸出来的。例如林百克（Paul Linebarger）的《孙逸仙传记》（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就采取的是这种说法(18)。但是这种说法，未免太忽略了孙中山学医本身的意义，未免把孙中山学医的动机说得太手段化，未免把日后的革命事业，过度倒灌在原始的学医理由之上，所以还是有点勉强、有点倒果为因。

　　第三种说法只是一种传统的学医理由，似乎只是一种推理而来的理由。那就是中国俗语中的“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说法。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曾记载：

　　先生少寓檀香山时，一日往访教会司铎杜南山君，见其架上有医科书籍，问何以需此，杜答谓范文正公有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窃取此意耳，公颔之。异日再见杜君曰，君为我举范氏之言，窃以为未当，吾国人读书，非骤能从政，即从政矣，未必骤秉国钧，倘殚心力以求做相，久不可期，然后为医，无论良医不易为，即努力为之，晚矣。我意一方致力政治，一方致力医术，悬其鹄以求之，庶有获也。此一段话，杜在南洋对邓慕韩所述。先生于救国学医并行之志，已肇于此时矣。

　　这种说法，我总觉得太类似传统的学医理由的套子，总有点附会牵强的味道。

　　还有一种比较更近情理的说法是：孙中山本想念神学院，可是因为没有神学院，所以才改入医学院，“欲借行医以行道”。据罗香林《孙中山先生受洗前后》演说稿（在香港基督教文社讲，1965年11月1日香港《灯塔》第一一三期），曾说：

　　孙先生返港后，初拟攻读神学，怎奈当时无神学院可读，结果由喜嘉理牧师介绍他入广州博济医院学医，欲借行医以行道。他在博济医院读了一年，便转到香港西医书院（在雅丽氏医院内创立），这是大学医科性质的学府，也是港大医科的前身。他在那里，凡五年之久。当他习医期间，甚得该院教务长曼森博士（Dr. P. Manson）和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的器重，同时常在课余赴道济会堂与王煜初牧师（王宠惠之父）讨论神学和一般学术，一面习医，一面也学道。

　　孙先生受水礼后亦致力于行道和证道，其精神亦至可敬佩。孙先生学医的目的乃是救世，他借医为行道的途径，因为早期的医院是教会创办的，以行道而办医院。

　　第五种说法是孙中山自己说过的一段话，这是在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民国前十八年）《上李傅相书》中，对李鸿章的一段自述：

　　窃尝闻之：昔我中堂经营乎海军铁路也，尝唇为之焦、舌为之敝，苦心劳思数十年，然后成此北洋之一军、津关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勋名功业，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众，行之尚如此其艰，其他可知矣！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之，则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更何期其效于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杰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学，而匿迹于医术者，殆为此也！然而天道循环，无往不复；人事否泰，穷极则通；猛剂遽投，膏肓渐愈。逮乎法衅告平之后，士大夫多喜谈洋务矣！而拘迂自囿之辈，亦颇欲驰域外之观，此风气之变革，亦强弱之转机。近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风而兴起也！

　　从这段自述中，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匿迹于医术”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因为他对“中国有此膏肓之病”的失望，是志士式的灰心和豪杰式的扼腕之后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这个理由，我们也不必认为是他从事学医的唯一理由，但是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最近情理的理由。这个理由，可以减少我们不少的胡乱推测或附会。

　　①见沙曼（L. Sharman）《孙逸仙的生平》（Sun Yat - 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p. 4。

　　②这也是他日后最注意中国农村改良的因素。我研究孙中山早年的思想历史，发现他在学医和做医生以后，始终没有忘怀于在农村改良方面的注意。他在这方面的文字，除了收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两篇外，还有1892年发表在澳门报上的《致郑藻如书》（原信是1890年写的，民国三十七年《中山文献周刊》第四十一期曾据《濠头月刊》转载）。郑藻如与孙中山同属于香山县人，不过他是濠头乡的。他是咸丰时代的举人，曾出使过美、日、秘等国。孙中山给他的信中，曾提议中国设“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孙中山在发表这封信后两年（1894）才发表《上李傅相书》，提出改良农村的计划；又过一年（1895），他写《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更提出具体的主张：

　　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兴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若沾沾焉以练兵制械为自强计，是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也，恶可乎！意者当国诸公以为君子唯大者远者之是务，一意整军经武，不屑问及细事耶？果而则我侪小民，正宜筹更小者近者以称小人之分量矣。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弱冠负笈外洋，洞悉西欧政教，近世新学，靡不博览研求。至于耕植一门，更为致力，诚以中华自古养成之政，首重农桑，非如边外以游牧，及西欧以商贾强国可比。且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也。故于去春，孑身数万里，重历各国，观察治田垦地新法，以增识见，决意出己所学，以提倡斯民。伏念我粵东一省，于泰西各种新学，闻之最先，缙绅先生不少留心当世之务，同志者定不乏人，今特创立农学会于省城，以收集思广益之实效。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即于会中设立学堂，以教授优秀，造就其为农学之师。且以化学详核各处土产物资，阐明相生相克之理，著成专书，以教农民，照之耕植；再开设博览会，出重赏以励农民。又劝纠集资本，以开垦荒地，此皆本会之要举也。至于上恳国家立局设官，以维持农务，是在当道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抱此志未达之时，千载下犹令人神往。今值国家多难，受侮强邻，有志之士正当唯力是视，以分君上之忧，安可自外生成，无关痛痒，为西欧士民所耻笑哉。古有童子，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曾见许于圣门。某窃师此义，将躬操耒耜，以农桑新法启吾民矣。世之同情者，谅不以狂妄见摈，而将有以匡其不远也欤！

　　这些重要文献，都可证明当时孙中山搞革命前，他的言行路线是“医农双轨”的。

　　③民国前十六年（1896），孙中山应英国汉学家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请，曾写一篇简略的《自传》，叙述他这一阶段“从师游学的大略”：

　　仆姓孙名文，字载之，号逸仙，籍隶广东广州府香山县，生于1866年华历十月十六日，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Hawaiian Islands），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是年母复回华，文遂留岛依兄，入英监督所掌之书院Iolani College，Honolulu肄业英文。三年后，再入美人所设之书院Oahn College, Honolulu肄业，此为岛中最高之书院。初拟在此满业，即往美国入大书院，肄习专门之学。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著令回华，是十八岁时也。抵家后，亲亦无所督责，随其所慕。居乡数月，即往香港，再习英文，先入拔萃书室Diocesa Home，Hongkong。数月之后，转入香港书院Queen's College。又数月， 因家事离院，再往夏岛，数月而回。自是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二十一岁改习西医，先入广东省城美教士所设之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肄业，次年转入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Hongkong。六年满业，考拔前茅。时二十六岁矣，此从师游学之大略也。

　　④这是一个伟大的哥哥，他为了赞助弟弟革命，曾搅得倾家荡产，债讼经年。他是个有理想有原则的人，所以曾有一段跟梁启超合作搞保皇的经历，与弟弟唱对台。他的历史，主要可见冯自由的《孙眉公事略》（《革命逸史》第二集）及冯自由口述的《国父长兄华侨大实业家孙眉公事略》（1956年11月12日台北《中央日报》）。

　　⑤我不用中国旧式的算年龄方法。照旧式算法来说，他这时候是十四岁。

　　⑥这根小辫又跟了他十六年。他是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民国前十七年）才把它剪去的。时年二十九。其中原委，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孙陈剪辫易服》条下，有这样的追记：

　　余父镜如少经商日本横滨，营出版业，有商店在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日文经活版所。甲午之战，旅日华侨多避难返国，及马关和议既成，侨商渐次东渡，余父仍有戒心，以生长香港，遂剪辫易服，求英国领事保护营业。旅日侨商之解除辫发者，实以余父为嚆矢。乙未余随父居横滨，时年十四。一日，见有久未剃头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谓有密事相谈，良久始出。后乃知来客为孙总理、陈少白。盖余父素以任侠好义闻于时，总理初识船上行商陈清，及洋服商均昌号主人谭发，复由陈谭介绍来见余父。不数日，总理、少白同在余店解除辫发，衣服由谭发代制，与总理同行之郑弼臣，则因被派回国办事，暂未易服。

　　研究那一时代的人的剪辫史，剪辫时间，是一个很有趣味也很有意义的题目，很可看出当时人从思想变化到“并州一剪”的决绝。当然，剪辫的理由并不完全一样，民国以后还提倡留辫子的老怪物辜鸿铭，也有过一次剪辫子的记录，那一次是为了女朋友。

　　⑦此名不见于一般的记述。关于孙中山的名字，以邓慕韩在《国父事迹》（《三民主义半月刊》第十一卷第二期，1947年10月1日南京出版）所记载较扼要：

　　国父名文，本名象（又呼为帝象。粤俗信神，初生儿孩，恐难养育，辄契谊神佛，以求庇佑。如契北帝，则呼为帝某。契社坛，则呼为社某。契佛，则呼为佛某。固非以帝子为派别，亦非以元首自命之意也），字德明，号日新，又号逸仙（日新二字，取义于明德日新，又合于进化之意，而时人以为多见不雅。后由区凤墀牧师改易逸仙二字，欧美遂传是名）。三十二岁避居日本时署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称焉。后以中山人多知，署名高野（敖按：高野长雄）。尝易名为陈载之（在伦敦清使馆被难时所用）、高达生、杜嘉诺（因日语呼高字近杜嘉，野字近诺，故用此）避人注意。民国成立，遂无再用别名矣（敖按：又别自署杞忧公子、公武；小名阿象）。

　　⑧如误记孙中山在意奥兰尼书院念过四年等是，孙中山在意奥兰尼书院只念过三年，第四年是在阿湖书院念的。

　　⑨见苏德用译《我的老友孙逸仙先生》，载《国父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第一册（1951年10月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版）。

　　⑩原注：“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原设在质街（Judd St.），已毁，钟工宇先生曾云，该校原址已不可辨认，其后五次迁校，今设于Date Street，非旧观矣。”

　　(11)原注：“唐雄为广东中山县唐家湾人，与国父及钟工宇先生友善，信耶教，与国父同受洗礼于香港，1915年与钟工宇等在檀创设华美银行，为檀香山华人银行第一家，大陆沦陷未及逃出匪区，1954年病殁于原籍。”

　　(12)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许师慎笔记，1935年3月建国月刊社版）里，曾回忆孙眉与孙文这次兄弟间的不愉快，但是他忘了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去夏威夷的事，陈少白把这件事混到第一次里去了，所以“要退学”、“出国已六七年”等话都是不对的：

　　当时孙先生的哥哥很反对耶稣教——他的反对，并不是有什么理由，不过他以为只有中国的教化最好，除了中国教化以外，无论什么教都是不正派，都要反对的。而孙先生在教会学堂读了几年书，受牧师的熏陶，到十八岁，就进了教。不久被哥哥知道，当然要大生气，就叫孙先生赶快反教并要退学，孙先生不肯，他对他的哥哥说：‘现在我既已进了教，怎么可以反了过来？并且我进教也和你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干涉我呢？’这样，两个人斗起口来，孙先生就被哥哥打了一顿，打过以后，哥哥不理他，孙先生倒也负气起来了，就拿了一只衣箱，头也不回的跑出门。他想到什么地方去好呢？摸摸身边，也没有钱，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后来就跑到教会学堂里面去，见了牧师就说：‘我哥哥不要我读书，我现在站不住，要回去了。’牧师听了，很怜惜他，苦苦的劝他：‘你暂时住在学校内罢。隔几天，等你哥哥气平了，再可以去商量的。’但是那时候孙先生觉得既和哥哥斗气出来，再也不能住下去了，并且出国已六七年，很想回去见见家乡情况，所以他还是坚决的要回国。牧师见劝既劝不住，就帮助了他的船费，使他回到中国来。后来他的哥哥知道了，觉得因孙先生进耶稣教迫走了他是不对的，心里有些懊悔，所以时常特别寄了些钱到中国，供给孙先生的学费。”

　　(13)原注：“芙兰谛文（Frank Damon）檀侨多译为化冷爹文，其赞助国父革命热忱，至今犹为侨胞所称道。”关于芙兰谛文，另参看罗香林《国父与欧美之友好》中《国父与韦礼士主教》。但罗香林似不知芙兰谛文的英名。

　　(14)“皇仁书院”原名“中央书院”。林友兰在《国父在香港中央书院》（《自由谈》第十六卷第一期，1965年11月1日台北出版），曾根据1962年3月出版的《香港皇仁书院校史》（Queen's College 1862-1962），提供最新的解说：

　　在纲纪慎会的侧边，沿着一条名做“城皇街”的斜坡路，往下走大约二三百码，跨过荷里活道，转入歌赋街，就是国父在港受教育的第二个学校“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之所在。

　　国父以“孙帝象”的名字，于1884年4月15日入学，年龄：“十八岁”，学号：“2746”，住址就是上述的“必列者士街二号”。在“备考”栏上，写着“父母在香山”。这个记录到了1937年，还保存在“皇仁书院”里，但在日人占据香港的期间已给散佚了。”

　　林友兰又说：

　　国父进入西医书院的第三年（1889），他曾参与奠基礼的那座美轮美奂的“中央书院”新校舍，经过五年的经营，终于在7月间落成上课。从此“中央书院”易名“维多利亚书院”，再过五年（1894），又改称“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因此，有些人便索性说，国父曾在“皇仁书院”肄业，不提“中央书院”那个名字。

　　“皇仁书院”筑在一个坡地上，前临荷里活道，后枕士丹顿街，左边是城皇街，右边是鸭巴甸街。国父在香港求学和居住的地方，都在皇仁书院的四周。他住的必列者士街2号，就是在城皇街与士丹顿街交界的地方。即在皇仁书院的左上角。中央书院，位于荷里活道与城皇街交叉的角落，即在皇仁书院的左下角。西医书院在荷里活道与鸭巴甸街交叉点的附近，即在皇仁书院的右下角一两百码外的地方。该院于1912年并入香港大学，而成为该大学的医学院，因此国父也算得是香港大学的学生，而港大也在民国十一年（1922），授予国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但西医书院原址早已拆卸，改为民房，现已无法辨认。中央书院原址在皇仁书院落成后，改为庇理罗士女校，战后全部改建，改为一个“官立小学”，那就是今日的“荷里活道官立学校”。

　　说到那座当年有“阿巴甸街老贵妇”绰号的皇仁书院，在日人侵占香港期间，已给歹徒拆毁。战后，港府以五个月的时间，在铜锣湾地区新建一间“皇仁书院”，原址改建为警察宿舍，只余下四周用石块筑起的台基供人凭吊。

　　国父当日居住的地方，现已改建为“不列者士街市场”，和皇仁书院原址的警察宿舍隔街对峙，纲纪慎会的原址已完全湮没了！

　　(15)区凤墀跟孙中山是“平生风谊兼师友”的交情。此人能文章善辩论。孙中山伦敦被难后，写了一封不署款的信，就是写给他的。据冯自由：《区凤墀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他的生平如下：

　　孙总理之汉文老师区凤墀，为广州有名之基督教宣教师，总理在檀香山基督教学校毕业后，返香港乃拜区为师，发愤学习国文。当其在港教会受洗礼时，名籍下尚署孙日新，盖取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其后区为之改号逸仙，而逸仙之名遂渐轰传于世界。区长于文学，尝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汉文教授数年，归国后寄寓广州河南瑞华坊其婿尹文楷家。总理时亦同居，所创农学会宣言即出区手笔，大意以改良农业、挽救中国贫弱为旨，载诸甲午（1894年）广州中西日报。乙未（1895年）重阳失败之次日，区亦避居香港，旋充英政府华民政务司署华文总书记，己亥（1899年）陈少白在香港发刊中国日报，颇得其助。其婿尹文楷初与总理同操医业于广州洗基东西药局，后因党祸牵涉，乃迁寓香港。

　　在许多文献中，“区凤墀”被误做“欧凤墀”。

　　(16)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

　　先是先生年十八，在香港皇仁书院肄业，受洗礼于美国纲纪慎教会。先生自年十三，往檀香山，早闻基督教道于该教会在檀所立学校，不忘所自，至此乃在香港加入该教会。名籍下注孙日新，香山翠亨乡，盖取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先生之师区凤墀为之改号逸仙。旋用孙逸仙之名，投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后来毕业香港，开业澳门广州，皆以此名行。自1896（丙申）伦敦脱险，孙逸仙博士之名遂轰传于世界。

　　(17)罗香林在《国父与喜嘉理牧师》（《国父与欧美之友好》）中记孙中山与喜嘉理之交游情形如下：

　　过了好几个月，国父果偕陆皓东等同至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受洗，国父署名日新，皓东署名中桂。喜牧师亲为施洗，自是国父移居该堂二楼，与喜牧师日夕往还，甚相爱重。1884年，国父转学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复于假期，随喜牧师至中山县传教。先期准备福音书不少，预备于途中分售，经澳门时，国父引导喜牧师入华人旅馆住宿，食息与共。自澳门行一二日，始抵国父故里，受国父家人优厚的招待。不久国父复感动其友好二人，虚心奉教。

　　(18)While in Queen's College (academic) at Hong Kong，young Sun began to inform himself as to what profession in life he should follow in his purpose to work for the new China as soon as his academic education was completed. To do Reform work, he knew that he must have some professional vocation to start with，and perhaps for use as cloak for his other work ； for he felt that his eventual vocation would find itself in the dangerous field of revolution. When the revolution was started，then the vocation he had learned in the professional school would become his avocation.

　　Had there been an opportunity to go to a military school in China, he would have gone at once. This was denied him, as there was no military school in China； and he did not, of course， have any political support to get him admitted to foreign military schools. Manchu political strength was not given to Chinese students who were seeking to overthrow its dynasty.

　　He bethought himself of going to a naval college but the fulfilment of his desire in this regard was denied him by reason of the fact that in the Franco - Chinese War the French gunboats had destroyed Fuchow College, which was the only naval school China had.

　　He also considered becoming a lawyer ； but there were no law - schools in China, the Chinese considering that they had no need for military or law schools. Hence, as a last choice of profession, young Sun turned to the profession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for through the Medical School of Hong Kong the way was open to him ； and he also considered that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China would lend itself easily to political intrigues, for doctors in China were considered politically innocuous.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medicine ( such as it was) was a free profession, open to all ； any one had the right to hang out his sign as a healer. The proverbial good health of the Chinese caused them rarely to approach men who made a pretense of a knowledge of medicine. When a patient did seek medical advice, his disease or sickness had nearly always proceeded to its last stage, and hence there was only a faint hope that the acupuncture, plasters, or herbs offered could do any good, Modern surgery was practically unknown among the Chinese. Thus the native Chinese doctor was looked upon in a good - natured，tolerant way as half impostor and half successful necromancer. At all events，the Chinese tolerated the necromantic practice of medicine as innocuous and believed that if it did no good，at least，the sorcery did little harm. However, in becoming a modern surgeon, young Sun concluded that he could be of use in helping develop the real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China, as against the evils of the old - fashioned native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ofession was to give him a cloak of security for the greater reform work in which he was to offer all that he had in life； yea, life itself! (pp. 195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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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西方医院

　　——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近代西方第一个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人莫礼逊（Robert Morrison），他到中国来的时候是19世纪的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民国前一〇五年）。据清洁理（Katharine R. Green）的《改正教中最早来华的宣教士莫礼逊》（Robert Morrison：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the Chinese），我们知道他曾有过医道的训练，并且还在广州开过一所施药局。这种做法，是早期传教士们一贯的做法。它的特色是不但“解救”人们的灵魂的痛苦，同时还“解救”人们肉体的痛苦，并且常常是因为“解救”了肉体的痛苦，转而引起了人们对传教士的信任，更增加了他们传教的顺利。

　　但在莫礼逊的时候，洋鬼子们的医疗事业，推行得并不普遍，并且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医院。直到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民国前七十八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医生到中国来，才开始有正式的“传教医生”（missionary doctor）出现①，才开始有第一个基督教医院出现。

　　伯驾医生在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民国前七十七年），在广州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西方医钮——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这也是远东第一个西方医院。这个医院有两个特色：第一，它以眼科方面著名；第二，它是当时教徒们的宣教所，是一个中心，一个变相的礼拜堂。中国籍的第一个牧师——影响洪秀全发教迷的《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就在这里传过教，并且还是这个医院的应聘传教师。

　　伯驾医生开办的“博济医院”，原来头一年是在新加坡办的，第二年（1835年）才搬到中国来。在新加坡那一年里，这个医院专医中国侨居在新加坡的人民，因为影响有限，所以第二年才有乔迁之举。

　　博济医院的成立，不但使中国人开始受西方近代医学的治疗，并且也开始学习西方近代医学是怎么回子事。它自从成立后，进展的情形是很可例举的。它的一举一动，在中国几乎都是首倡的、开风气的。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纪念史略》，对这个医院曾有这样的描述：

　　广州有博济医院，为英美传道会所办，开始于1835年，至今为一百周年，为中国及远东各国西医西药之祖。1844，首次割治砂淋，1847，始用伊打麻醉法，次年乃用哥罗方，1875，首次施用割腹治疗术，均载于中华新医学史。省内如海口阳江等处，最先所有医院皆博济所分设。国内如厦门上海北京宁波以至东邻日本，八九十年前，已有博济医生先后转往施医。当时我国尚未有新学校，何有医学，有美人嘉约翰者，来粤继伯驾医生（博济创立者）任院长，1855年在医院内附设医校，初时只收男生，1879年，因真光女学之请求，兼收女生，实开中国男女同学之始。

　　这里所说的“真光女学”，是不对的，应该是“真光女书院”。所谓1879年“实开男女同学之始”，这是一个很可注意的纪录。1879年是清朝光绪五年，民国前三十三年，正是孙中山第一次去夏威夷那一年。孙中山进这个博济医院乃是在七年以后（1886，清光绪十二年，民国前二十六年），当然是博济医院开始男女同校以后，所以准此立论，孙中山还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一个学生。

　　一般中国男女同校的说法是：民国元年1月19日，初小可以男女同校；1920年2月，大学（北京大学）开始男女同校；1921年8月19日，中学亦开始男女同校。这些纪录在丁致聘的《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1935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都可查到。但是博济医院这个纪录，足可以推翻以上的上限，而把中国男女同校的历史至少朝前推了三十三年！

　　关于博济医院在中国医学史的地位，关于这一阶段西化医学的进展情况，王治心在《中国基督教史纲》（1959年10月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版）里，有很详细的论述。王治心说：

　　中国在医学上，本有很悠久的历史与高深的哲理（敖按：？），不过是立足于形而上方面的，乃至以虚实邪正、阴阳五行为辨别病源的根据，陷入于抽象玄想之境，然而在大体上不是没有优越的地方（敖按：？），不过不能掩盖它的许多缺点。从西洋新医术传进中国以后，这种医术便发生了问题（敖按：早就发生了问题）。推原介绍西洋新医术的功臣，不能不说是基督教。唐朝以来，已经有景教僧侣以西洋医术为中国人治病的故事；天主教中一般女修士，又往往具普通的医药知识，任“孤儿院”中的看护工作。更正教特别重视这种工作，认为是推行基督教布道事业的良好辅助，所以在百余年前“博济医院”的宪章中，已有这种明文的规定。直到现在，还是保持着原有的意旨，看医药事业与宣教工作一样重要。当马礼逊来华以后，便有伯驾医士继续来华，伯驾在1834年奉美国公理会的派遣，先在新加坡设立医院，后乃移至广州，成立中国最初的医院，就是“博济医院”，1847年英国伦敦曾打发一个夏吐哗医生（敖按：Harhvell）到香港，在下环湾仔山上建立医院；次年又有哈信医士（敖按：Benjamin Hobson，为莫礼逊的女婿）到了广州，在金利埠设立“惠爱医馆”；这都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教会医院，他们的目的，不但要减少人身体上的痛苦，更是要拯救人的灵魂。所以大多数的医生，在没有到中国来的以前，都曾受过神学的训练。他们的责任，是要向病人宣传福音，使大多数就医的病人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得着一种宗教上的影响。对于一般贫穷的病人，不受医资、不收药费，使他们感觉到教会医院完全是一种慈善事业，对于宗教方面，发生了兴趣。所以医院中在宗教方面的设施，非常的注重，一般看护士及职员，大都施以宗教上的训练，特别在每个医院之中，有专聘的传道人员或牧师，担任向病人讲道及分发布道传单等工作。因此，感动了无数就医的病人，受洗而为基督信徒。教会当局鉴于这种工作的成效，加倍努力以求其发展。从1856年以后，便有很稳定的进步，1874年有十个医师；到1881年便增加到十九个；1876年有16个医院，24个药房，41281个病人；到1889年便有六十一个医院，四十四个药房，三十四万八千四百三十九个病人。十余年间，进步有这样的快。当时在每个比较大一点的传教机关里，至少有一个医生，一般无知的愚民便造出许多离奇的谣言，说教会里剜病人的心、摘病人的眼去制药、去做电报，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现在看来，果然不值一笑，而当时却引起绝大的纠纷，大多数的闹教风潮，大都以谣言为号召群众的根据。后来民智渐开，这种误会便渐渐地消灭了。

　　新医术在中国的发祥地，要算广东，当南京条约尚未订立之前，在广东已经有一个“中国医药会”；后来中英战事爆发，大多数西教士都因此回国，这个“医药会”也感到很多的不便，但却仍旧在艰难中继续维持下去，集中力量于广州的“博济医院”，这个医院曾由美国北长老会嘉约翰（J. L. Kerr）医生主持，历四十年之久，就医的人数有百万之多。又训练了许多中国人做医药事业，并编辑了许多关于医药卫生的书籍。他在1872年动议成立“疯人院”，到1892年方在广州芳村建筑了一所房子，1898年落成。这是中国唯一的“疯癫医院”，开办以来，留医人数前后不下三四千人。甫及三年，嘉医生即因病去世，由恂嘉理医生继任其职。求医人数日渐增多，三分之二是由官厅送来的；病者的种类不一，男女老幼，贫贱富贵，无所不有。因为住院人数之多，不得不谋扩充，本来仅占十八亩地基，房屋三座，可容一百病人，后便添置基地九亩，增筑楼房三座，平房九座，有旷地可资游行运动，有工艺娱乐种种等场所，设备愈见完备，常有五百人住院。内附设礼拜堂，每日举行礼拜讲道，病人及工役等因此信教者颇多。

　　上面所说的“博济医院”和“惠爱医馆”（“惠爱医院”），它们还有一种分际，那就是同是“公理宗”下的不同的会。前者是美国派的“公理会”；后者则是英国派的“伦敦会”。所以孙中山本人在“博济医院”时代，属于的该是美国派②。

　　“博济医院”的名称，虽然是“医院”字样，但是却有学校的实质。这种情形，在教会医学校里还有例子。如长沙的湘雅医院（雅礼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医院等，都可说属于这一类。有些人不明白这种情形，硬要强作解人，把“博济医院”称做“博济医学校”，这是不对的，陆丹林在《〈总理习医校名的考证〉增订》（《革命史谭》，1945年8月重庆独立出版社）一文里曾指出：

　　于此顺便再说一件事，广州没入沦陷以前，有一所“孙逸仙博士医院”。这所纪念医院是属于岭南大学医学院的，即在博济医院的院园里。博济医院即是总理在二十一岁时候习医的处所。他的名称，中英文不同，中文“博济医院”，英文是Canton Hospital，意译是“广州医院”。我们用中文说时，绝不能胶柱鼓瑟的说总理在广州习医是在“广州医院”，也不能自作聪明的说总理在广州习医是在博济医学校。因为中文的“广州医院”，另有一所，和博济医院绝无关系，博济也没有另叫过医学校。现在由博济医院出身的医师健在的，还有好几位，如池耀廷、张允文、梁培基、张竹君、谢爱琼等都是。他们的毕业文凭也是博济医院，并非博济医学校。那么，香港西医书院，自然绝不能够用雅丽氏医院（校）来代替，也是很浅显的道理。

　　犯上面这个错误的，最早的是吴稚晖的《中山先生年系》，在辛已年十六岁（敖按：该是二十岁）条下，说“由夏威夷归国，寻入广州博济医学校”。由于这个错误做起点，一般不细心写书的人，就一错再错的流传下来。

　　孙中山进“博济医院”时是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民国前二十六年），那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当时这个医院已由嘉约翰（J. L. Kerr）主持。嘉约翰的教授方法是口述笔记，后来进而译著成书。丁福保在《卫生学问答》第九章里曾说：

　　海得兰《儒门医学》，嘉约翰《炎症论略》，梅藤更《医方汇编》，尹端模《病理撮要》《医理略述》均精简。嘉约翰《西医内科全书》《西药略释》，虎伯《内科理法》前后编，均详备。

　　此外论全体则有《全体阐微》《全体通考》《体用十章》；论药品则有《西药大成》《万国药方》；论儿科则有《儿科撮要》《儿科论略》；论妇科则有《妇科精蕴》《胎产举要》《产科图说》；论花柳则有《花柳指迷》；论眼科则有《眼科证治》；论皮肤则有《皮肤新编》《皮肤证治》；皆确实有据，无模糊影响之谈。

　　又丁福保的学生陈邦贤，在1919年本《中国医学史》第九章《清之医学》里，曾论嘉约翰的功绩甚详③，他说：

　　咸同时，英人合信氏来粵著《西药论略》《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全体新论》等书，此西洋医学输入中国之权舆也，嗣后美囯医学博士嘉约翰来广州，设博济医局、施医赠药，并附设医塾、广招生徒，当时风气未开，蜚语沸腾，求治者尚少，嘉约翰遂于临症之暇，翻译医籍，以授生徒。译成《化学初阶》《体质穷源》《体用十章》《割症全书》《炎症新论》《裹扎新法》《内科全书》《内科阐微》《西药略释》《眼科撮要》《妇科精蕴》《花柳指迷》《皮肤新篇》《卫生要旨》《英汉病名表》等十余种。至是信者日多，就学渐众，于西历1879年，又扩张女子医事教育，加招女生。计粤人从游者，先后数百人。得卒业证书者，一百五十余人。其博济医局前后四十五年，在局留医者，计三万九千四百四十余人，医期到诊者，计七百四十万三千四百四十余人。经其割治者，计四万八千九百一十八人。取砂淋者，一千二百八十四人，尹端模氏译《医理略述》《病理撮要》《儿科撮要》等书，亦在是时。此西洋医学输入中国之大略也。

　　考嘉约翰氏为美利坚之俄亥俄省人，习医术于片司非涅省非拉德非亚城之遮非森医科大学。既毕业，以1854年到广州，先是因美京支那传道会聚议，提出中国医学不明解剖、不讲生理、不识物理化学，其治疗法亦纯恃药物，并无割治之术，恒置可治之疾于死或残废之中。致中国人口每年死亡之数，浮于全欧，吾人宜往拯救云云。呜呼，吾国医者因不明解剖生理物理化学等科学，以致贻笑异邦，实为国人最痛心者也。

　　嘉约翰的功绩如此广大，真是令人敬佩！我手边收藏有他的《西药略释》线装一册，这书是孙中山学医时用过的课本，极可看出当时嘉约翰普被西化医学的苦心和努力。这本书，书名页上署“光绪元年新镌”“羊城博济医局藏板”，封里有1876年（清光绪二年，民国前三十六年）嘉约翰写的再版序（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这本书署名是“美国嘉约翰口译，莆田林湘东笔述”，还有笔述者林湘东的一篇《序》。从序中颇可看出嘉约翰的为人和当时西化医学流传的状况，所以我把这篇难得的文献全引在注里④⑤。

　　关于孙中山进“博济医院”的历史，我们可先看罗香林在《国父与喜嘉理牧师》（《国父与欧美之友好》）中的一段话：

　　国父的信奉宗教，完全出于救世的热诚，所以受洗后不久，便决意研究西医，为他日服务社会和实行革命的基础。那时纲纪慎会的美籍嘉约翰博士（Dr. John L. Kerr）恰为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的院长。这医院于1835年创立，为中国和远东最早设立的西医医院。嘉约翰为提倡西医，复于院内附设医科学校。教授的方法，初用口述笔记，接着便进而翻译医书，先后所译有《全体新论》《内科全书》《化学摘要》《割症全书》《眼科撮要》《皮肤新编》《医学提要》等二十余种。校内教师除西籍医生外，有杨襄甫先生，因精研化学，嘉约翰特聘他为助教。喜牧师与嘉约翰本来相善，乃介绍国父往校肄业，且为减收学费，全年只收银币二十圆罢了。国父在这医校，住哥支堂十号宿舍，甚得嘉约翰博士的重视。可惜嘉约翰博士后来于1901年，便以劳瘁过甚，先在广州逝世了。国父那时的同学，有男生十二人，女生四人。与国父最要好的，就是后来与国父进行第一次革命起义的郑士良那人⑥。

　　罗香林在这里指出孙中山认识嘉约翰，是喜嘉理牧师介绍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孙中山老友郑照的说法。郑照在《孙中山先生逸事》（《逸经》第四期，1936年4月20日上海出版）里说：

　　一日，先生闷闷不乐，在街上偶遇着一位外国人，先生趋前以英语攀谈。此外国人乃是美国嘉医生（Dr. John L. Kerr），在广州主持教会所办之博济医院。他深讶此青年所说英语之流利，亟邀其返医院详谈。彼见先生青年有志，且以英文通达可为院用，即留其在院学习（此事系总理生前亲口对我说的）。此院今巳改为“国立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矣。先生留此一年，即回乡与卢氏结婚，依族中派辈得一新名曰“德明”。

　　照郑照的说法，孙中山认识这个伟大的嘉约翰医生，乃是偶然的邂逅。如果这段回忆准确，则孙中山开始学医的理由，又多了一项偶然的解释。

　　又据《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则是说孙中山直访嘉约翰的，这可算是第三种说法：

　　最足记者为1886年，先一年孙逸仙博士（当时称为帝象）由香港来广州，访嘉约翰医师，嘉一见即器重之，留居本院，孙由此习医一年，后一年适香港雅丽士医院及香港医校先后成立，孙乃转学该校，毕业于1892年。

　　至于孙中山在“博济医院”的读书情形，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有说法如后：

　　孙先生到了中国，就在香港继续攻读。孙先生的一生嗜好，就是读书。起初在香港读书的学堂，就是皇仁书院，皇仁书院是那时最有名的中等学校。不久他就回到广州博济医局附设的医学校学医（校里书本是由英文译成中文的）。在这个学校，孙先生遇到一个同学郑士良。是客家人，也是三点会会员，本来在广州的客籍人，多半加入三点会。会中的口头语就是“反清复明”。其实这“反清复明”四个字，究竟怎样的意义，在那时候的会员，能够明了的，已经很少很少。当时孙先生和郑士良既是同处一校，又是志同道合，所以两个人很称莫逆。但是孙先生也只有和郑士良一个人可以谈天，其余就都是话不投机了。

　　在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里，也有很长的一段记孙中山在“博济医院”的生活和历史：

　　世界各国研究东方文化者，无不知中华民国产生于一位医生，产生地是一间广州医院——博济医院。广州为中国革命策源地，亦为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之重心地，先生乃集合东西文化，而创造吾空前一种新文化，新医学乃其起点。唯是壮年医术，为政治主张与策略所掩，今所有者，只有先生手著之英文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1896年在伦敦出版，闻今尚有藏本，业医时所用时计一个（面金刻西文逸仙孙学样闻为檀香山友人所赠）、割症剪一把，陈瑞芬夫人所藏，广州医业广告二则，刊于甲午中西日报，其影片存革命纪念会中，在澳门业医时所用滤水器一具，早年为老同志杨鹤龄所藏，今归广州市立博物馆，先生在澳门，与葡人飞二君最稔，寄存中西药房招牌一嵌瓷圆桌一四火吊灯一花罩吊灯二绿瓷花瓶二锦瓷茶杯八白瓷糖盅一大瓦鹦一手术用刀针钳十四件赠飞二君英文百科全书十二册，君死，先生所有遗物，由其华夫人杨氏保守，其他想亦无多。先生最先学医与革命运动之历史胜迹，唯一广州博济医院而已。

　　博济医院百年之历史，另有中西文刊行。先生入博济医院之年，今亦五十周矣。先生离校后，十数年间，其由博济产生者，院长嘉约翰发起之惠爱神经病院，女医师赖马西之明理育童书院，明心育女书院，富马利之柔济女医院，与夏葛女医学院，均为当时全国所无，博济医院本身经过多少遭遇困难，至今仍能维持存在，未尝不多谢英美驻粵人士与教会供给医生之力。

　　民元先生卸任临时总统南下，重莅博济，于当时研究医学与革命谈话之房所，流连不忍遽去。是日博济院董中西医师新旧同学开盛大欢迎会，公推中山先生为永远院董，先生欣然接受。民六返粤任大元帅，手令市府拨西村冈地百二十余亩，为扩充博济分院之用（后为市政府给价收回）。

　　比年以来，教会事业次第由中国自立自养，同时一般社会又有收回教育权之呼声，博济院董，有见岭南大学自归华人自办，日有进步，因而商请南大校董会，并收博济医院继续办理，商榷多次，遂于十九年7月23日，由该医院院董主席美领事金克思，与院董英总领事费理伯，及英美商人教士七人，签立送约，声明所有医院产业及主权，概送与南大校董会接受管理，由主席唐绍仪书记钟荣光两人签约，旋开校董会议决，改为中山纪念博济医院。

　　南大原有医院一所，为学校工人与附近河南农民留产留医之所，民十二年先生在大元帅任内，首捐千金，交李福林军长发起成立，至此归并博济医院办理，名博济分院，并预备由大学划出百二十余亩之地，与市府先拨出后收回之西村冈地同其面积，以谋扩充分院之用，所以承先生之遗志也。

　　博济医院八十年前所附设医校，至今遗碑尚在。前五十年，先生学医其内，为医院历史光荣之一页。1901，院长嘉约翰改建一院，名华南医学堂，至1911，完全停办，改为光楼，先生学医与革命开始之遗迹，恐遂湮没，幸博济旧院至今存在，去年已建筑一新，为纪念先生有重兴医学之必要，且必须有大规模之计划，以先生医名孙逸仙，且世界各国只知有孙逸仙博士，为此发起孙逸仙博士医学院，先行组织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孙科担任主席，并由筹备委员会产生设计委员会，聘请国内中西有名医生伍连德等九人为委员，将筹备委员原定计划加以讨论修改，所需金钱人才，数量至巨，去年由汪孙两院长提出中央政治会议，请国府一次过拨建筑费五十万元，经常费每年补助十万元，政会决议，二十三年度准拨二十五万元，建筑已经开始，今年11月博济医院创立百年纪念，先生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同时举行隆重典礼，中华医学会亦假博济医院续开大会，为此将纪念先生——孙逸仙博士——史略宣告于国内外崇拜先生者。

　　关于孙中山在“博济医院”的交游状况，最值得一述的就是他的好朋友郑士良。郑士良是第一个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后来赞助孙中山革命，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民国前十一年），被清吏买人毒死⑦。

　　另外在“博济医院”的同学中，有练达成和杨香如⑧，也曾赞助孙中山革命。“博济医院”的杨襄甫⑨、尹文楷⑩，和尹文楷的丈人区凤墀，也都是孙中山革命的同志。

　　间接与“博济医院”同学有关系的革命志士是尢列（少纨）。尢列是“博济医院”同学尢裕堂的族人，后来与孙中山成为好朋友，成为“四大寇”中的一“寇”(11)。

　　关于“博济医院”这一段史料，一般著述中都难免有错误。有的错误是稍可原谅的，如把“博济医院”误称为“广州博济学校”(12)，这大概是根据《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中的话望文生义的缘故；有的错误却不太能原谅，如把“博济医院”误会成香港的“西医书院”(13)，或误会成“广济医学校”，甚至乱拼英文校名(14)，这都是要不得的草率作风！

　　①伯驾在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民国前七十四年）与美国公理会士裨治文（Rev E. C. Bridgman）及郭雷枢共组广州医科传教会（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在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民国前六十八年）任美国使馆的参赞代理公使，直到正式的全权公使；1857年（清咸丰七年，民国前五十五年）回美国，1879年（清同治八年，民国前三十三年）在美国任驻华医科传教会会长；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民国前二十四年）死在美国。

　　②吴恩溥《中国基督教史略》，曾就此种分际有所说明：

　　公理宗的特点，为民主政制，注重信仰而不重仪式。来中国传道有下列各会：

　　伦敦会——该会原为一国外传道组织。始称伦敦传道会，也称国外传道会，英文为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马礼逊与米怜即为该会所差遣东来的传教士。1843年又差遣麦都思来香港，不久北移上海，设“天安堂”，再由此发展到江苏南部与浙江北部，成为江浙传道区。

　　自英华书院迁香港后，1847年英国又派夏医生设医院于湾仔；合信（Benjamin Hobson）复至广州设惠爱医院；1852年湛约翰（Chalmers）立会于广州沙基，因中外教士之努力，建立分堂多所，以后复与公理会、长老会、同寅会、美瑞丹会合并为中华基督教会。

　　1861年杨格非由上海往湖北设立湖北传教区，除教会外，设医院，立学校，组汉口圣教书会，工作蓬勃，杨氏实有大功。

　　此外有福建传道区及直隶传道区。福建在厦门、惠安、漳州、汀州各处。直隶在天津、北京、沧县、萧张各处，皆有教会、医院、学校多所。

　　以上五传道区，工作全由伦敦会全国顾问会议通盘策划。

　　公理会——该会为美国第一个来华传道的教会，起初称为纲纪慎会（Congregationalism 的音译），也称美部会（即美国布道部的简称）。裨治文（E. C. Bridgman）为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他于1830年到广州后，与伯驾医生（Peter Parker）同创博济医院。1847年至上海，专事译经工作。广州传教工作，让与长老会。1883年喜嘉理自美至港，重新建立公理会，与中国教牧同心协力，创教会，办学校，锐志经营，会务大为振兴。孙中山先生即在该会受洗进教。

　　③陈邦贤对这一阶级的西化医学历史的了解极混淆不清。例如他另在1937年2月商务印书馆版《中国医学史》中，就不知道“荷伯孙”和“合信”就是同一人，也不知道“嘉约翰”与“刻尔”就是同一人，他在第五章《清代的医事教育》中，曾这样写：

　　外人教授华人的医学，始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派克氏（Peter Parker）开设广州基督教医院，并即开始训练中国生徒为助手，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学习西洋医学的开始。

　　（光绪）十一年（1885），孙中山先生入刻尔氏（Dr. John Kerr）所设立的广东医学校。

　　十八年（1892），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医学校第一届毕业。

　　这三段，都是错得可笑！所谓“广州基督教医院”，所谓“广东医学校”，都是没有的，根本统统都是“博济医院”！而第三段所谓的“香港医学校”，也是没有的，根本是“西医书院”！

　　④《西药略释》序：

　　自中土本草纲目一出，莫不以为药类美备矣；然究之华药多泛而无凭，西医较实而有据。尝考大英、大美、大法、大俄、大德诸国，每国中向有医局数百，而所用之药，靡不精详。如某症用某药，则功小而缓，而用某药则功大而速。既有实验，然后达诸新报，布告同人。而且症有新旧轻重之殊，人有老少壮弱之异，莫不条分缕析，此西医用药，所为实而有据也！

　　夫西国名医，所译医书不少，唯未发明药性如何，功用如何；是以华人未达，不敢遽尝耳。嘉医士痌瘝在抱，胞与为怀；既以西医普济夫华人，复欲以西药悉传于中土，斯非中外一体之意耶？独是西药甚繁：或为泻剂、或为吐剂、或为补剂、或为敛剂，不一而足。此外则或发表、或化痰、或杀虫、或改病、或调经、或平脉、或平脑，亦难枚举。又况能解酸、能引炎、能止痛、能宁睡、能利小便、能行气血，而诸药之类多奇效者，更不可胜数也！然则识未广、心未细，岂足与言西药哉？盖西医凡遇一药，则必叙明出处，叙明制法，辨其形性，详其功用，精益求精，故能以少许胜人多许也。至若其力雄、其用广，而该药之能入数门者，并不嫌迭见焉！

　　余与嘉医士周旋日久，知其仁济情深，因即泰西药品切于时用者，相与译为西药略释一书，盖是书煞费苦心，不知几经博览、几经细核，而始译成也。然嘉医士于此犹不敢自以为是，复敬请大国手黄绰卿先生，迭次校勘，而后付诸剞劂，则其用药之精细，亦概可见矣。今书已纂成，问叙于余，余愧非世擅岐黄者，然生平红慕杏林，香怀橘井，尝历考本草医方诸书，穷原竟委，方谓药经阐发，已极周详，及观西药胪陈，尚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复叹医学之愈推而愈广也。医者诚合此书济世，将有以补本草所未备及未精者，庶几尽美而尽善焉。唯是语由繙译，只期显浅，不事艰深。至若典叙桐雷，词铺芝露，仍俟博雅君子匡其不逮，弥切翘瞻矣，是为序。

　　光绪元年乙亥孟冬上浣莆田林湘东谨序并书。

　　⑤陈邦贤在商务印书馆版《中国医学史》中曾有《西洋医学译本录要》可供研究这一时代西化医史的参考，并可看出嘉约翰的地位：

　　《西医论略》：合信氏译著；《内科理法》：赵静涵译；《儿科摄要》：尹端模译

　　《医理略述》：尹端模译；《内科阐微》：嘉约翰译；《妇婴新说》：合信氏译著

　　《全体新论》：合信氏译著；《内科全书》：嘉约翰译；《妇科精蕴》：嘉约翰译

　　《病理撮要》：尹端模译；《割症全书》：嘉约翰译；《西药略释》：嘉约翰译

　　《内科新说》：合信氏译著；《儒门医学》：赵静涵译；《西药大成》：赵静涵译

　　⑥据民国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中，有一段材料可作为此段史乘的补充：

　　当先生学医于博济之时，学费每年二十元。先生住医院内哥利支堂十号宿舍（即今四十八号病房）。同学男十二人，女四人。化学教师何暸然，喜谈佛偈，尝曰，不有而有，有而不有，先生闻之，发一大笑，嗣后每日必有数次唱此二语，亦一趣闻也。

　　⑦关于郑士良的传记，可看冯自由《郑士良事略》（《革命逸史》初集，194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和国民党党史会编《郑士良传》（《革命先烈传记》，1941年9月重庆版）。现据民国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简介如下：

　　郑在博济学医时名安，士良与弼臣乃其字其号也，广东归善县淡水墟人，幼时居乡读书，矫健异常，及长，来省求学，油栏门旧有德国礼贤会学校，郑入校修业，旋受洗为基督徒，毕业入博济院学医，由此识先生，从事革命运动。1895年起事广州，失败，郑与陈少白随先生去日本，未几先生往檀香山，行时交郑百金，命回香港活动。先是1888年，郑辍学离博济，归淡水墟，开设同生西药房，为联络会党机关，众之推为三合会首领，郑虽一时失败，党众犹拥郑也。

　　兴中会当庚子（1900）前一二年，已预备第二次起事，以惠州为根据地。恰值拳匪乱作，联军入京，全国骚然，先生偕中日同志多人，一再乘轮至香港，不得登岸，先后在轮中召集粤港兴中会员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惠州起事之责，专委诸郑，同时委史坚如入广州组织机关，以谋响应。史为番禺世家，肄业于格致书院（今岭南大学），既受先生委任，即以该书与培英书院（培英中学）及博闻报局（庚子被封）为机关，谋炸粵督德寿，不成而死。郑率同志与会党由三洲田出动，扑攻沙湾缜隆之清兵，尽夺其械，转战永湖崩冈三多祝等处，所向披靡，惜乎苦战月余，弹药不继，先生在台湾运械计划失败，传令郑自决进止，逼得将附从之万余人先后遣散，而率原有之数百人从间道回香港，图谋再举。

　　粵督德寿自经郑发难惠州，及史坚如轰炸督署，对党人仇恨益深，是年11月，买凶陈林等刺杀杨衢云于结志街英文学塾，次年7月复买凶郑梦唐陈和诱郑钦于水坑口宴琼林，下毒食品中，席散，郑感不适，同席中国报编辑郑贯公偕之回寓，弼臣病益急，道经中国报，贯公叩门欲入，则弼臣已毙于手车上，乃直送警局，夫人钟氏闻报而来，请官检验，翌晨验无伤痕，乃领尸回，以教会礼葬于薄扶林坟场。郑遗有相片及手写药书，与广东地图，去年方由其子郑云初托人呈送中央党部，继续请求恤典。

　　⑧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总理开始学医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关于练达成和杨香如的简历如下：

　　1895年革命发动以后，博济同学继起而努力革命者，有练达成及杨香如。练尝一至长沙运动，被逮入狱，获释后，返广州开设药房于大新街。庚子之役，赞助史坚如最力，事定后，又因嫌疑被逮，入狱数年。杨精化学，擅制炸药，清末入狱，民国成立，党人欢迎其出狱，乃得恢复自由。

　　⑨关于杨襄甫，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小传如下：

　　杨早先在博济学医，研精化学，嘉约翰院长延之助教，后决志为宣教师，主持沙莫大街伦敦教会，于基督教外，博通中西群籍，尤留心时务，先生敬仰之甚至。自转学香港五年间，每年寒假暑假来广州，必至杨所，共约尢少纨来，三人纵谈国事，常至夜深，得意时，先生拊杨肩曰，将来之内阁总理也。广州首次失败时，杨调任佛山走马路伦敦教会宣教师，先生走避杨所一日，至夜乃去。武昌起义，杨穷数月之力，起草治国大法，献议于先生。及先生解职回粵，遇杨于博济，谓之曰，尔到我处易，我到尔处难，多人护卫，甚苦也，杨以先生应接忙，卒未往见。及先生屏居上海，计划全国铁路，杨往见，条陈治广东三江水灾计划，先生许以将令胡（汉民）陈（炯明）办理，旋因二次革命失败，杨之计划不行。护法之役，军政府改为总裁制，先生将离粤，约杨一谈，杨应约往，行至东堤，枪声忽起，车倒伤足，又不果往，以任总裁告假去派代表窥内容十二字，托来使密呈先生，民九先生再返粤，杨已先一年逝世矣。

　　⑩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记尹文楷医生如下：

　　尹文楷医生在博济任医务，兼译医书，早与先生友善。当先生在澳门业医被逼回粵，携陈香菱（又号瑞芬）夫人来，与尹家同寓河南，三迁其居，仍不相舍。至先生亡命海外，陈夫人仍留居尹家十年。先是先生于发难广州前一年，往檀香山立兴中会，筹款起事，及归，复北游京汉，以广州医务托尹代理。至9月10日失败之晨，先生虑尹被株连，促之离省，尹终留博济服务不去。院长嘉约翰以得美领事力任保护，终得无事。民元，先生南返时，尹已行医于香港，尹之妻父区凤墀，则早已迁港，先生命二人纠合基督教徒，在港发起一日报，以正当舆论，贡献新中国政治社会，即今日香港大光报是也。民十，先生开府广州，适大光出版十周年，先生亲书“与国同春”四字以奖之。

　　(11)尢列和孙中山认识的经过，据冯自由《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革命逸史》初集），情形如下：

　　四大寇者，革命时代孙总理、陈少白、尢列、杨鹤龄四人之绰号也。杨为广东香山翠亨村人，生于澳门，家世豪富，性不羁，喜谐谑，与总理结识最早。有商店在香港歌赋街曰杨耀记，尝在店内独辟一楼，为友朋聚集谈话之所。总理至港，恒下榻其间。尢列，字少纨，顺德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当总理习医于广州博济医院时，有尢裕堂者，早年在博济医院毕业，悬壶于顺德乡间，偶因事偕其族人尢少纨至博济访旧，道经十三行，见有博济学生孙逸仙、郑弼臣、邓景晖等，因购荔枝事与水果店有所争执，裕堂遂向前劝解，相偕回博济叙谈，并介绍少纨与总理及弼臣相识，是为孙、尢二人纳交之始。

　　关于尢列的事迹，可看冯自由的《尢列事略》《尢列事略补述一》《尢列事略补述二》（均见《革命逸史》初集）、《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及《尢列先生革命事略》（《远东周报》第十六、七期，1946年11月3日广州出版）。

　　(12)如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13)如《孙中山轶事集》（1926年10月上海三民公司版）中，就有这种大笑话：

　　转学得所，先生在校近一载，因校中教育法腐败，乃转学至香港之博济医学校。该校乃博济医院附设，主其事者为英人康德黎氏，执教鞭者皆当地有名西医。设备完全，远非广州医学校可比。先生窃喜得所矣。当时先生虽家中供给不足，甚贫乏，然革命论者之态度，初未少变，且倾向于实行方面矣。

　　(14)如王枢之《孙文传》（昭和六年11月日本改造社版），就有这种大笑话：

　　孙文は1886年广东の广济医学校（The Medical School of Canton）にはいった。此学校は米国の长老派牧师ドクターカール（Dr. John Kerr）が经管して居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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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一个西医大学

　　——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

　　西医书院在1913年并入香港大学，所以它可说是香港大学的一个前身。关于西医书院历史的探讨，以罗香林《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第五章，1961年2月香港中国学社版）最精到。我引录几段：

　　香港自1842年起，即已为中西文化所同浸润，然其克有西洋体制之高等教育与功能，即大学程度之学校与由此学校所生之作用，则非俟至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之成立，不能见及。香港自1842年起，即已不断以西洋文化，介绍于中国，然其能以西洋之科学与医术，为直接授与在港之华人，并为介绍于中国者，亦非俟至1887年西医书院成立后，不能见及。是西医书院之创立，不特与香港教育之进程有关，亦与中西文化交流之进程有关也。

　　按香港西医书院为南海何启博士（Dr. Ho Kai）与香港基督教伦敦会中人所创设。何启为何福堂牧师公子，先是，何氏早岁留学英伦，为皇家外科专门学校律师。娶英贵胄雅丽氏（Alice）为妻，东归后历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并操律师业务，有声于时。无何，雅丽氏死。何氏抱鼓盆之痛，不欲袭妻遗产，乃捐资于香港荷理活道兴办雅丽氏医院，英文称Alice Memorial Hospital，1887年正月正式成立。以设备尚佳，院内医生亦一时能手，故为中外人士所重视。何氏与香港伦敦会中人，为造就医术与科学人才，特发起院内创办西医书院①，广招中外学生入学，以英语讲授。得金马伦将军（Acting Governor, General Cameron C. B.）与德辅爵士（Sir William Des Voeux）等（敖按：此二人都做过香港总督）热烈赞助，因克于是年10月成立。其程度则与大学医科相等，盖为五年制之医科学校也。

　　会是年6月，英外科医师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自伦敦抵港。康氏首途东来时，早有创办医科之意，至是与何启等如针芥之投，即加入授课。时任书院掌院（Rector）者为史超活博士（Dr. F. Stewart），任教务长（Dean）者为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任秘书兼教师者为谭臣医生（J. C. Thomson），而何氏则任名誉秘书，兼授高级课程。后孟生博士于1889年去职，乃由康德黎博士继任教务长职。康氏学识渊博，态度恳挚，善诱循循，教诲谆谆。不特以医术精义指导学生，且以最新科学引导研究。常谓此书院即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健那（Edward Jeuner，1749-1824）、罕忒（John Hunter, 1728-1793）、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与李斯忒（Joseph Baron Lester，1827-1912）等之良所，盖此书院奉此等发明导师为模楷，各同学取法乎上，必于医术与科学将有所发明云。

　　罗香林这段文字中提到的“西医书院”创办人何启，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何福堂（进善）。何福堂是在马六甲英华书院肄业受洗的，是梁发以后，中国籍的第二个基督教牧师。他的先进作风，对何启的影响很大。何启早年能去英国留学，得力于何福堂的启迪，是功不可没的②。

　　何启是一个不得志的西化论者，他的许多著作，如《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以上两文曾合刊为《新政论议》）《呈请代奏变化自强当求本原大计条陈三策疏》《中国之评论》《睡与醒》《中国基础与改革》《新政始基》《新政安衡》《革命新编》《读广州税务司喀博士之中国地税及陆海军计划书书后》《康有为君政见之评论》《张之洞之批评》（《劝学篇》书后）《励学论》《改良中国之负责人论》《中国改革之进步论》等文，和《与英国巴公爵讨论门户开放》长信，与约翰先生讨论拳匪的公开信等等③。都是当时最睿智的思想指向文字，可惜并未得到普遍的重视和影响。他的传略，可看1888年8月香港《德臣西报》（China Mail）西医书院第一学年考试的专栏，和1937年吴醒濂编《香港华人名人史略》中的《已故名人史略何启传》（香港五洲书局版）。

　　罗香林在《国父革命主张对于何启郑观应等之影响》（《国父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第一册，1955年10月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版）中论何启说：

　　何启是伦敦传道会何福堂牧师的儿子。他原籍广东南海西樵，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生于香港。是香港开埠一百多年来很有学问而很令人感念的已故闻人。他在皇仁书院毕业后，即负笈英伦，先进巴卢麻学校（Palmer House School），继入鸭巴甸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习医，数年苦读，试冠其曹，连获该大学的医学士与外科学士等学位。其后又以接受雅丽氏女士（Alice）的力劝，再习法律，进英国林肯法律学院（Lincoln's Inn.）深造，卒获得该学院高级法律学士的学位。光绪七年（1881年），他返回香港，初以医术问世，第二年便改操律师的业务。不多久，复受推为香港的议政局议员。他生平热心社会，勇于服务，凡政府机关、华侨团体，大都以繁剧的事务或名誉的职务，推他担任。他在香港服务约三十年，不特侨胞悉为他的“马首是瞻”，就是港政府遇着关于华人的要政，也都是要咨询他的意见的。

　　何启不但是一位学识宏通，对于中西政教都有湛深研究的学者，而且也是爱国忧时而以中国兴亡之责自任的志士。他常常发表关于革新救国诸问题的主张，其论著多以英文发表，而由其旧日皇仁书院的同学胡礼垣氏译为中文。其最著名而又最早发表的则为《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而其内容最富而又影响最大的则为《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前一篇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发表的，长一万七千余字，后一篇是在光绪二十年（1895年）发表的，长三万六千余字。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何胡二人曾将二文合刊为《新政论议》，意在“达其言于当道”，“以备袞袞诸公之采择”。

　　又说：

　　何氏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时，正是西医书院创办的第一年，也就是国父在港常与杨鹤龄等鼓吹革命的时代。而何氏又是西医书院的重要人物，国父和他早有相当的交谊，他的言论，自然是国父所熟知的。国父的学术成绩和鼓吹革命的情况，也是何氏所熟知的。无怪后来到了兴中会成立，就很得何氏的赞助呢。

　　罗香林又说：

　　何启于光绪十三年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无异正式宣告其变法维新的主张，他明白指出满清必须内修政治，推行新法，始能挽救危局，绝非片面的提倡洋务，所能奏效。这是晚清最早正面批评清政不成而提倡新政的一篇大文。康有为与何氏同为南海西樵人，而康氏不谙西文，其所谓西学，仅自香港、上海等地新出书报以获知一二，而其最早主张推行新政的万言策（据康氏甲午年在桂林所印救时刍言），则作于光绪十四年，已在何氏之后，则其曾受郑观应和何启等的影响，那是毫无疑问的。

　　可惜的是，时势并没有给何启一个像康有为一般的“得君行道”的机会，而只把他的“活动范围”——主要“活动范围”——局限在香港，于是他只好写写文章、教教法医学和生理学、当当律师、开开医院。

　　文裕堂在刊印何启《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的跋里，曾印有介绍何启的身世和创立西医书院情形的话：

　　……先生家素封，而嗜学勤苦，过于贫贱。以中国无格致学，年甫成童，独行数万里，学于英国伦敦及雅罢甸书院。初至，掌院问其志。先生曰：“吾志在天下，而天下本于国，国本于家，家本于身。身之质体血气，物也，宜格：身之心性灵明，事也，理也，亦物也，宜格。请示先后。”掌院嘉其志大而笃先令教之形体，旁及草木禽鱼，金石之质，可制药物者。后则教以天学、地学、人学。天学即天文，凡电学、光学、算法、历法、诸艺是也。地学即地舆，其中则有经纬测量、农事舟车、兵阵各艺。人学即文字，其中则为经史、政教、食货、制器工商等艺。先生始而溺苦，继而游心于此者，凡十年。

　　又说：

　　以医道可济世，律学能治心，乃先考医学，列高等。时先生年未弱冠，再数年考律学，列第一。为学敏成功速，英国学者莫之或先。乃出自中国，故时人目为百年人，言百年内杰出之士也。……又一二年回香港。……岁丁亥（光绪十三年），袭侯曾劼刚有英文《中国先睡后醒论》，先生恐其误国，作英文书后以辩之。……院（雅丽氏医院）已落成，西国医士感其意，咸至赠医，中西人多沾其惠。先生不辞劳瘁，亲课生徒。集中西医法药物，辨析毫芒，复贯通融会，以教诸生。曰：“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诸生学吾学者，志吾志，则利济必多。”以故从之游者，一时，士多知名，深格致，不特为名医，且可为博士。

　　何启创办“雅丽氏医院”与“西医书院”除了许多公益的理由外，个人方面的私情，当然是纪念亡妻。这个雅丽氏曾为何启生过一个女儿，养在英国，没结婚。何启后来讨了美父中母的混血儿黎玉卿做续弦。生了儿子九个：何永乾、何永元、何永亨、何永利、何永贞、何永安、何永康、何永锦、何永谢；女儿七个：何瑞金、何瑞银、何瑞铜、何瑞铁、何瑞锡、何瑞华、何瑞美。何瑞金嫁给了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而伍廷芳的太太又是何启的妹妹，可谓两代联姻。何瑞锡又嫁给了傅秉常。所以他们这一家子，都和何启的学生孙中山搞革命。尤其是伍廷芳，他本是清朝的官，民国后支持孙中山，之死靡它，除了道义的因素外，何启的关系实际也不少。孙中山在1925年写《伍秩庸博士墓表》，其中有“夫人何氏，贤而有寿”的话，就指的是何启的妹妹。何启死在民国六年，与雅丽氏合葬在香港。他是香港的大功臣，飞到香港的人，走下启德机场，就该先想到何启——因为那个机场的地皮，就是何启的建议填出来的，这就是所谓何“启”之“德”也。

　　“西医书院”的深远意义，可以借助于它的教务长康德黎的演讲来说明。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何启博士与康氏之意，则并欲以西医书院为使中国亦进至于科学之境者。观当日香港德臣西报（China Mail）所载1892年7月23日，西医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康氏演讲，殷殷以促进中国科学发展为怀，即可知其目的与理想。

　　康德黎在演讲中说：

　　中华民族的本性，书院的学生，非缺乏趣味者流。凡稍了解中国情形的人，都知保守坚持为中国一般人的本性。在中国史上其有被侵略者攻击，或自己征伐敌人，每由意志坚定而取得胜利。这种坚毅的意志，不因时间而转移。其认识和热情，也不随时间而减弱。世代相续，且特富遗传神圣的意义。就过去一世纪的各项努力记录观察，足知近百年来，实为发愤以求国家生存富强的时期。其有应为神明华胄所致力，且当引为一时课题的，就是科学和防御，但这不是他们本性的所向。

　　同人不必自谦说吾人未曾好好从事教育的工作，而以求恕的态度，乞取任何赦免。相反的站在吾人的立场，对各位、对世界，可发出这毕业文凭而无愧。吾人教育学生，不受金钱酬报或其他补助，只不过自愿献礼物于科学未昌明的中国而已。在中国尚流行吾人中世纪时代的情况，星卜盛行，人民信他们为医生，科学的外科手术不被采用，万千妇女感受痛苦，或竟为所谓产婆的邪术魔药所送命。

　　将有若何结果？——因此，本院工作的一般效果，将越出香港小岛，而影响于远处，所有本港及其他通商口岸，人民的疾苦得赖本院毕业同学的高级治疗学术，而逐渐解除。然而沧海一粟，此亦不过如水中泡沫，遇岸上沙石，而成中国科学输入的钥匙而已。书院的工作，将忝获荣誉，因此所偕来的没有什么，只是健康和安适罢了。本书院与中国的关系如何？仅为技术上的雇佣吗？不是的，中国将接受他的感动，而中心悦乐的。诸位知道，李鸿章是中国的俾斯麦吧，他对本书院极其爱护。……今本院毕业学生拥有专门知识，得前往中国心脏地方探查了。各位同学担当重任，可依吾人的预期而无所陨越。将来声誉日隆，得以专家自豪，行见这事业在中国将达到最高峰呢（鼓掌）。医疗科学的工作园地实在广阔，由北部满洲漠河（Amoor）所在的冰天雪地，到南方Trrawaddy与Brahmapootra河岸，由黄海到越过四川肥沃省份的雪峰，更越四川而至西藏高原，再进而达兴都库什山，那里有蒙古人与高加索人对峙于面积广阔而有百万土著的大地，这都是任各位青年前往参加工作的场所（鼓掌）。于当前地域，有植物学努力未及的路径，在四川的沿河，各位同学，将发现贵国人士耕种输出供给中国药材市场的植物。这些植物，未经科学家的探悉，亦未被科学的分类，直可说是深藏荒野的植物，它的性质仅为流俗所相信，它的效用亦多涉怪诞。各位青年若探访其地，归为新知识的主人，而将所采的大量物品，提交植物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治疗学家和执业的医生，分别鉴定，则树叶树根的不固定的可厌的煎汁，向引为可以神怪邪术治疗未经诊断之疾病者，都将充分解释。植物学家可将这些树叶树根在植物学界的地位确定，化学家还原它的成分而得了化学反应的算式，生理学家证实它的效能和影响。这些效能和影响固不仅及于人身，如中国人所未知者，且此项或彼项器官的受到侵袭，神经系统或脉管系统的受影响，虽仅由一克千分之一的处理，而结果亦得判明。由是这些物质的价值，将必为世人确知，其声名乃得远播。此为黑暗与光明区别的特征，亦是今日中国的知识状态与吾人所期望此后进步的中国不同的所在。各位青年，勿谓贵国的当局不相信科学，那极有权威的李鸿章，关于本院的职务曾复信述及，他希望化学解剖学成为吾人讲授和训练的重要部门。他不似流俗的只说“惠我奇方”，而能为成功为赫胥黎（Huxley）或邓德尔（Tyndall）的启迪。他要求先给我们以科学，有了科学，则其他一切都会跟着来了。……

　　这篇演说里，康德黎很明显的指出“西医书院”所想影响的幅度，那使中国人打破保守、发展科学的幅度。康德黎做这项演说的时候，绝没想到他所预言的“越出香港小岛，而影响于远处”的效果竟是多么大：他绝没想到这种影响，不但在科学方面不可估量，甚至在科学以外，还产生了空前的大变动。这个书院竟还做了中国革命的温床，在温床之上，产生了从事国民革命四十年的英雄！

　　“西医书院”虽是五年制的专科学校，但是它的水准与设备，却不次于英国当时的医科大学。在前引康德黎的那次演说中，就提过：

　　雅丽氏纪念医院——吾人于雅丽氏医院从事病理的实际教学，可说已尽美尽善，再没有比这更合用的场所了。书院和学生蒙伦敦传道会安置于此，实感厚谊。这医院的规模，比不列颠学习所需用的庄严讲台还大，可证明在不列颠实无比这更能供给专业实习机会或物质的医院了。于学习进程中，本院学生每日在门诊室或病室，从初入学校以至今日得有学士资格，均在门诊室或病室负外科医生的助手及司药助手的责任。普通经三个月或六个月不够时期的训练，便轻易派出外面工作，而我们同学，在此度五年的光阴，从讲授及实验，获得充分的医学的、外科细微工作的、齿科眼科的，以及调剂方面的知识。各位同学所获的专门知识，自非短期训练的学习所能企及。

　　正由于这种水准和设备，所以在考试方面，也是相当严格。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曾引1888年香港《德臣西报》的专载，可以看到“西医书院”的专门考试状况：

　　……我们相信这些学生，必能与英国各大学及内外科专门学校所考的试题完全相等。因为在“考试官处”不但有英国的考法来指导他们，同样在该处的德国因素所挟至的德国医学重要制度，也正帮助他们。……中国学生的程度，足与英国的优秀者相等。同时，优异的中国学生，也必能有把握的和英国优异学生争衡。……我们曾听到很多关于在中国北方的医学教育，但我们不解，倘没有一批专门的教授来做专门课程的支柱，是无法把教育制度建立的。这种情形，在远东目前只有香港可以办到，虽然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荣誉给予那曾在中国教育方面贡献甚大的医生们，但每个个人纵使时间许可，也不能于教授任何课程都能擅长。远东医学教育的远景，除非有一所专长大学来开始负责外，必须赖借香港的医学专家。现在这里经常有二十至三十位的医生、海员、军人及文官，可做教员及考试委员的补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将来，同时更自觉该书院工作的负责能力，将会获得充分的酬偿，只要再过几年以后，造就出一批经过适当训练的医生，即可使目前中国混乱，进为医术的和现代科学的。

　　在严格的考试的“过关”下，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第一届中，成为成绩最好的毕业生，这是很不容易的。在“西医书院”的校史上，从开办到停办，一共收进了学生一百二十八个人，毕业的有五十一个人。而历来的成绩，一直被孙中山领先。

　　孙中山的成绩纪录是这样的：“H”代表“荣誉成绩”（“H”〔Honours〕Signifies“ Passed with distinctiom” 即“优良成绩”）；“P”代表“及格成绩”（“P”Signifies “Passed”即“普通成绩”）。他的H和P的情形如下：

　　姓名/植物学/化学/解剖学、骨学普通的/生理学/药物学/病理学/法医学/公众卫生/产科/医学/外科/进院时期/毕业时期/荣誉门数/荣誉名次

　　孙逸仙Sun Yat Sen/H/H/H/H/H/H/H/H/H/P/P/1887正月/1892年7月/10/1

　　孙中山的好成绩，据他的同学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的追忆，“只有一科是九十几分”，事实上应是两科。陈少白说：

　　孙先生求学的用心，实为我所仅见，在雅丽氏学校读书，平时无论什么学科都是满分。到了二十七岁毕业的时候，其中只有一科是九十几分，校中教员与考试官就为他开了一个会议，觉得这个学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学生，学科中大部分是满分。只有一科稍微欠缺些，似乎是美中不足，会议结果，他们就送给他几分，使他得到全部满分的荣誉。所以在毕业证书上是注明“满分”的（这张证书，英文是校长写的，中文是我填的）。

　　关于毕业证书，简又文在《国民革命文献丛录》（《广东文物》卷六）曾有引录。但据陆丹林《〈总理习医校名的考证〉增订》（《革命史谭》），曾有目击的记载，所以更有价值。陆丹林说：

　　记得1930年的春间，在香港的中国文化协进会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香港大学医学院曾把总理在港习医的毕业执照（当时不叫文凭，也不是叫证书）副本一张，送会展览，陈列在革命陈列室中。当时我是这会的常务委员，见着这样珍贵的直接史料，就把它全文抄下来，今录于后（本来还有照片，可惜在香港战事时失落了）。

　　这张执照，中英文合璧。右方是中文，左方是英文，下方有掌院（等于今之校长）和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和牧师书记等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署名发给。在左角上方，有英文字注明执照副本，一给孙逸仙，一给江英华字样（丹按：1892年即光绪十八年壬辰七月二十二日，香港西医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二人，首名总理，用孙逸仙名，次名江英华。江医生后来在南洋山打根埠行医，民国三十年才去世）。执照上方中间有一圆形图案，中英文圆径相连。中文是香港西医书院，英文即是陈氏文里所引述的。

　　香港西医书院掌院并讲考各员等 为

　　发给执照事照得 在本院肄业五年

　　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

　　堪行世奉

　　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仰该学生

　　收执以昭信守须至执照者

　　右仰该学生收执

　　主降 年 月 日 发

　　这里提到的“江英华”，在1930年1月26日的《华侨日报》上，曾有被郑子瑜访问的记录发表，访问报告叫《总理老同学江英华医师访问记》，极富史料价值：

　　余世居广东之新安（现改名宝安）县。六十八年前（1871年），诞生于英属之南美洲。父名大永，至该地经营炭业者。余名英华，乃吾祖母梁氏所定。吾祖父本为亡清庠生，祖母颇开通。因余生后未久，吾祖父母携一家儿女由美回囯，幸得平安，遂定吾名为英华。意谓由英属地返中华之纪念也。九岁时，离家来香港读书，初从塾师学中文，后改习英文。十五岁时，报考海关关员被录。关司以余年幼，劝再升学。旋于1887年（十六岁时）与总理同时考入香港雅丽氏医院习医。余因家贫，无力交纳保证金（五百元），吾师康德黎博士以余年幼而天资聪慧，怜之，为余代垫，以是余得与总理同窗，真一幸事也。

　　总理在院学费，系由其兄眉公自檀香山所寄助（时眉公在檀耕禾田），然颇欠丰。后因香港屈臣药房主人（Humpheys）病笃，延吾康师诊治，吾师选拔院中之高材生于夜间为彼看护：总理值上半夜，余则值下半夜，伺候备至。及其病痊，感吾院学生服务成绩良好，愿捐“助学金”与院，时该院值理闽人辜鸿德（按即名文学家辜鸿铭兄）、蔡紫微（按即查甸公司糖房买办）二先生，建议院当局，将该款拨一部分助吾二人学费，并按月给与每人十元至二十元之零用。自此以至毕业，吾与总理之学费得可免家庭之负担矣。

　　总理在院之时，即善与同学谈革命，辄为余言：“医生救人只几命，革命救人无量数！吾欲革命，吾欲革命，吾此生舍革命莫属矣！”余当时以为戏言耳。讵知其言之坚而行之决也！及今思之，惭愧奚似！

　　1892年，总理与余同时毕业于雅丽氏医院，余年二十一岁，总理年二十八岁（按大风简又文文作二十七），长余七岁，同班三十余人，仅吾二人及格而已。

　　关于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情形，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也有一段材料：

　　博济附设之医校，全用华文教授，香港医校则全用英文教授，而两校皆注重外科，两校长均兼任外科主任，当时唯外科为华人所信用也。据简氏书云：“博济医学校，由素孚众望一位外科医生嘉约翰主持，他对于医药与外科兴味，非常浓厚。”则两位医师之相得可知，先生先后得力于两位医师不少。

　　先生既在博济一年，医学根柢自比其他初来学生为优，记忆力之强与研究之专精，又非常人所能及，经过五年时间，各科考试均满百分之数，以第一人毕业。其证书经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官签字，由香港总督罗便臣爵士手给，准其以内外科产科行世，是为香港第一张医照，1892年7月23日所发。

　　香港医校所在地，即雅丽氏医院，与道济会堂房舍相连，同为伦敦传道会所管。医校学生在雅丽氏医院上课，星期日即在道济会堂礼拜。牧师王煜初亦好学之士，先生每喜闻其教。数年后起义广州，事前一日，适王为子宠光（宠惠胞兄）赁屋河南娶妇，事泄之时，先生尚在王家婚筵中也。

　　先生所毕业之香港医校，今已归并于香港大学，所实习之雅丽氏医院，早已迁往般含道上与那打素医院何妙龄医院联合一处。所礼拜叙集之道济会堂，亦已改为合一堂，均非原址荷里活道之旧，先生在香港学医时所有遗迹，已不可复识矣。

　　此外，关于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生活情形，我们还可以选辑一些片段——一些当事人亲见的片段④。

　　王宠惠在《追怀总理述略》（《逸经》第二十五期，1937年3月5日上海出版）中说：

　　民国纪元前二十五年（清光绪十三年，公历1887年），宠惠从先君子居于香港荷理活道75号之道济会堂，其邻则雅丽氏医院。总理年方二十有二，习医学于是间，课余辄偕学侣陈夔石君（字少白）与先君子相过从，神志英爽，吐词奋发，先君子辄叹赏之。宠惠以童年不知世事，第见其口讲指画，言论丰采，迥异于人而已。是为宠惠平生瞻识之始，时甫六龄。

　　简又文的《孙总理少年时期逸事》（《逸经》第十七期，1936年11月5日上海出版），可以补充王宠惠的追记：

　　总理回乡娶亲后，即转入香港雅丽氏医院习医，以迄毕业。时，陈少白氏亦与同学，共居一室。室中除二床外，满堆书籍，两人极友善，亲如同胞，但彼此脾气偶发，或互相戏弄，亦常相打相骂，甚至以书物互掷。宿舍之后即为伦敦教会道济会堂之天阶及厨房，常有什物由宿舍孙陈住室之窗内掷出于此，有一次竞有煤油灯飞至。主持该堂者为王旭初牧师（即王宠惠氏之父），每到医院申诉请求干涉。盖总理在院学医时，仍活泼好动，嬉戏打趣，不逊童时，人呼其绰号“孙行者”。由此足见其活泼天真的性情之一斑。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好朋友陈少白的回忆。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

　　孙先生当时在博济医学校虽得郑士良日夕畅谈，很觉有味，但在广东省城，耳目众多，言论也很受束缚，不如在香港，较为自由，所以在雅丽氏医学校成立时，即由博济转入（其时孙先生已二十二岁了）⑤。他进校以后，天天谈革命，同学中当然没有人同他谈的，或有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他的，或是当他中风病狂而笑他的，并且还起了他一个绰号，叫他“洪秀全”。因为孙先生平时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

　　从陈少白这段回忆，我们又可转到改良和革命的事业了。这些改良和革命的事业，大都是跟西医书院的人士有关联的。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

　　与先生及尤少纨杨鹤龄同称香港四大寇者，有陈少白，陈以广州格致书院开设之始，其父子桥实有助力，乃以第一人挂号入校肄业（陈有笔记一篇存今岭南大学），英文颇优，后先生一年，改入香港医校，终以天性不近，甫二年辍学离校，仍随先生倡导革命。1895广州之役，杨衢云运械失慎，事机立泄，陈首建议，暂时解散各路义师，保存势力，先生纳其议，同走日本。先生旋往檀香山，命陈留横滨，扩张兴中会务，一度往台湾号召同志。1899奉先生命回香港办中国报，从事革命宣传，尽量发表清廷腐败，鼓动国人发愤图存，为吾国第一有力之革命导火线，凡南北革命党人与日英同志，往来香港，均以该报为联络机关，进行党务军务。至如雅丽氏医院与香港医校之创办人何启律师，对于革命尤多赞助。何当时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常在中西各报发表改革中国政见，其书记胡翼南汇而编之，成一巨册，名为新政安衡。何为香港地位计不愿列名党籍，唯对于先生革命进行大计，常常参与，兴中会对外宣言，亦由何手修正发出。1895攻取广州计划，最后议决在是年7月9日，何与德臣西报记者黎德亦在座，有所贡献。

　　1900年北方拳乱，大局危急，李鸿章时督两广，有人倡议拥李，以两广独立，并召先生回国为助，李迟疑未决。何商诸党人，上书香港总督卜氏，劝李俯顺民意，保全大局，具名者为先生与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史坚如等。书既上，何复面言于卜氏，卜氏深表同情，向李接洽，李初表示好感，后因北京陷落，两宫无恙，电召李北上，此事遂罢。

　　关于这一方面历史的论述，我认为过去的历史解释太偏重在“革命”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孙中山在革命前的浓厚“改良”主义色彩。为了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我想用双轨的写法来加以论述。这双轨是：“‘改良’与‘革命’之间”的一轨，和“从行医到革命”的另一轨。我认为只有用双轨的写法来进行，才能帮助我们了解真正的孙中山⑥。

　　①据陆丹林《〈总理习医校名的考证〉增订》（《革命史谭》），有一段详细考订“西医书院”校名的文字：

　　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略》中说：“孙先生在博济医学校，大约读了两年书，就到香港进雅丽氏医院附设的学校。这个雅丽氏医院怎么样成立的呢？当日有一位何启博士，在英国读书，毕业后，娶了一个英国人雅丽氏（Alice）为妻，回国后数年，雅丽氏去世，遗下几万块钱的产业。何启博士抱鼓盆之痛，非常伤心，很不愿意得到他妻子的遗产，所以就代她捐造兴学；修了一个医院，名之谓雅丽氏，以志纪念。同时在院内，附设一个医学堂，叫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现已改组为香港大学医学部），广招中国学生入学习医。何启博士亦校内教授之一，吾等之师也。”

　　从以上各书的叙述，多不相同。学校，有说“医科大学”，有说“医学校”，有说“雅丽医学校”，有说“医学专科”，又有说是“英文医学”，更有说是“皇仁医校”的。医院呢？有说是“医院”，有说是“医院附设之学校”，或“附设之医学堂”。至Alice，有译“阿丽氏”的，有译“雅赖斯”的，有译“阿剌斯”的，各人写法不同。而属于直接史料比较详细的，首推陈少白所写的一段。因陈氏与总理是在港习医的同学，且属初期革命“四大寇”之一，所见所闻所亲历的，自然较其他来得翔实而可信的了。不过，我们把陈氏所引写的英文来看，意译只是“为中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学校”，并没有雅丽氏医院（或医校）字样。

　　综合以上所说，则知道总理在港习医的校名中文是“香港西医书院”，英文则是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意译是“为中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学校”，并不是“雅丽斯医院”“附设之医学校”“医科大学”或“英文医校”等名称了。

　　或者说，这所医院从前和现在，中文是“雅丽氏医院”英文是Alice Memorial Hospital（这个名称是根据康德黎的《孙逸仙与新中国》所说的），用他原有的医院名称，是权宜之计。殊不知道这是用不着的，因为当时已经有了中英文的定名，自应根据“本证”来做事实，才不失却真实性；否则，是“似是而非”的呵！还有，康德黎在《孙逸仙与新中国》书里，也说：“医科大学即在该院（指雅丽氏医院）分班上课，使生徒实地练习。”由此说来，只在医院上课，便于实习罢了。故只可以说雅丽氏医院，是香港西医书院假座上课及实习的医院，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必要分别清楚。

　　②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1935年重庆独立出版社版）论何福堂：

　　其父何福堂牧师，向在南洋马六甲及粵省传教。先是英人马礼逊博士（Robert Morrison）矢志来华传教。于1807年，附美国商舶东来，由澳门登陆，随英国印度公司书记士丹顿进住广州十三行，旋继士丹顿为书记。1812年移居澳门，闭户译经，嗣重诣广州，暗自传教，并翻印圣经。时清廷方严禁传教。马礼逊乃移印书工作于马六甲。1814年基督教伦敦传道会命米怜氏（Rev. Wm. Miline）夫妇来粤，马礼逊命之赴马六甲，创立印刷局与英华书院，兼任教员与布道，是为马六甲有伦敦会传教之始。南海西樵何福堂初随伊父侨居马六甲，习中西文及神道学，著《两友相论》与《马太福音注》等书，受牧师职。1843年，回粵传教，于伦敦会教务之推进，颇著劳绩。何启幼承庭训，亦奉教唯谨，其创办雅丽氏医院与西医书院，盖深得香港伦敦传道会助力也。何福堂牧师女婿即伍廷芳博士，曾充香港政府官职，并议政局议员。于医院书院创立，亦尝赞助。伍氏何氏，皆富革命思想，其后协助国父从事革命运动，非无因也。

　　③何启著作，多用英文，而由朋友胡礼垣（翼南）翻译。所以署名多是两人合撰。胡礼垣是广东三水人。曾读书于香港中央书院（后来改称是皇仁书院，孙中山后来曾念过这个学校，所以胡礼垣可说是孙中山的“老学长”）。胡礼垣曾跟英国一巨商开发过北婆罗洲。著有《胡翼南全集》。

　　④康德黎在《孙逸仙与新中国》（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里，曾有一段论他跟孙逸仙的交谊和西医书院的历史：

　　It was in Hong Kong in 1887 First met Sun Yat Sen； he came as a student to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established in October of that year. I conceived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a college of the kind on my way out to China, and from the time I landed there in June, 1887, until October of that year I followed up the idea and found ready help from Dr. ( now Sir) Patrick Manson, Dr. Wm. Hartigan, Dr. Jordan, Mr.(now 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Governor of Wei - hai - fwei,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 of all，Ho Kai( now Sir Ho Kai) ,M. D.，Aberdeen，and barrister - at - law. Ho Kai, in loving memory of his wife，Alice，an English lady, founded a hospital in Hong Kong，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styled it the “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There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held its classes, and within its walls the students were given instruction in practical medicine and surgery. The college flourished largely owing to the exertions of Dr. J. C. Thomson, and several of the medical and scientific men in Hong Kong have devotedly continued the work without payment or reward of any kind.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is now merged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what should be，and what will become, if properly supported the nucleus of the greatest centre of Western teaching for China, was thus brought unpretentiously , but none the less effectively, into being.

　　⑤这次转学的情形，据罗香林《国父与喜嘉理牧师》（《国父与欧美之友好》）的分析如下：

　　过了两年，即1887年，国父复转学到香港新开的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这书院是伦敦传道会中人何启博士等创设的，地点就在荷李活道雅丽士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里面。国父所以转学到这西医书院，一方以这书院学科较好，而且是用英语讲授的。教授的学养也好。一方以香港比较便于鼓吹革命，可以实行自己的计划，喜牧师也常在这里，比较便于接受属灵的修养。果然，国父就在香港这学医期间，不但更得了科学和医术的深造，而且于人格方面和言论方面，也立下了为中国革命的基础。

　　⑥孙中山后来在1923年2月，曾回到母校，做了一次《革命思想之产生》的演说。这篇演说词，收在一般的全集里。关于记述这次演说的盛况，可看周卓怀的《四十二年前国父经过香港盛况》（《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五期，1965年11月1日台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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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与“革命”之间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的《有志竟成》里，曾自述他个人学医这段历史是“革命言论时代”。所以他这一阶段的言论方向，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跟郑官应（郑观应）的关系。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里说：

　　国父在西医书院时所为论文，尝投寄各报章发表，虽今日既不易一一考出，然据国父昔年对戴季陶先生传贤等谈话，则曾提示晚清郑观应所编著盛世危言一书，中有国父论文二篇，其一篇据陈少白先生所记，谓是关于农政，其另一篇，则已忘记篇名云云①。今按盛世危言有《农功》一篇，而其书最后定本，有光绪十八年郑观应自序，则其所采国父农功一文，以年代勘之，当即国父在西医书院时所撰作也。

　　罗香林在引录《农功》文以后，又说：

　　按此文所称“孙翠溪西医”，自是指国父无疑。而陈忠倚辑清经世文三编卷三十四《农功》，文字与光绪二十年刊本盛世危言原文，略有出入，如“收获之多寡，迥乎不同”，“迥乎”作“均此”，“其时为邑宰者，蚕积蟹匡”，“蚕积蟹匡”四字作“劝农课耕”，“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作“今粵东有肄业西医者，留心植物之理”，是其例证②。从文字之较存原始面目观之，当根据发表较早之报章论文或较早刊行之版本选辑，且可证明此文为国父在书院研习西学时所作。至此文之词句，从其喜用成语或典雅笔调观之，或经郑观应所润色，盖依盛世危言凡例，其采录时人论说，除注明为附录原文外，大率郑氏酌加修改，故清经世文三编所选辑者，皆署郑氏名字，《农功》一篇，自亦不无郑氏文句杂厕其内。考郑氏与国父同籍中山，本习儒业，官至三品衔候补道，英法联军战役后，始弃儒就商，学习西人语文，并出国游历，颇留意外国政治实业，首倡发展中国棉布，创办上海织布局。光绪八年李鸿章奏定以郑氏专办商务，后任招商局总办。郑氏以常住上海，喜言推行新政，故早与国父相审，克采录国父早年论文，而加之修改。唯“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化瘠为腴”，及于乡中试种莺粟，以为禁烟手段等主张，则非郑氏所自发动，故于所改文字不能不提出“孙翠溪”笔名。而全篇以农事行政为重心，似原文以农政为题，“农功”一题，殆郑氏所易。又末段谓：“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则为对满清政府而发，隐寓革命之意，当是国父原文，非以“圣明在上”为信念如郑氏者所增入。而全文主旨，在求实施农政，“使地无遗利，人有蓄藏”则又似国父关于民生主义之始基思想矣！戴季陶先生述国父学识思想之基础，谓是“由于幼年的农村环境，与少年的医学启发所奠定的，所以他少年时代的著作，就很注意农村问题及人生疾苦这些地方”（1942年1月26日戴先生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关于“总理行谊”之演讲）。殆即指国父此类论文也。要之国父民族民权民生诸主义之专名，虽成立与称引不始于在书院肄业时代，然其主义与宣传之发端则始于是时。

　　关于《盛世危言》中这两篇文字的考证，有高良佐的《国父的早年思想》（《三民主义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又《中国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五期），又有王叔惠的《国父轶文〈农功〉〈商战〉考证》等文字。大抵都是认为在郑官应的《盛世危言》中，至少收有孙中山的一两篇文字在内。但据上海《国民日日报》的记录，则这部《盛世危言》中的孙中山文字，却绝不止于一两篇，反倒有一半以上，而这些文章，竟都是被一个叫吴汉涛的安徽人“出卖”的！

　　这个有点骇人听闻的说法，早在清光绪三十年，民国前八年（1904）就被辑录了。据这年在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三集《社说》栏里，有一篇《近四十年世风之变迁》的文字，其中说：

　　按《盛世危言》一书，为皖人吴汉涛所撰。吴昔日与孙逸仙交，其书半皆成于孙。后吴应郑之请，故执其说以售之，获多金。

　　若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孙中山早年改良主义的西化思想就更丰富了，更值得我们重视了！

　　罗香林在《国父革命主张对于何启与郑观应等之影响》中说：

　　郑氏的原籍为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他别字陶斋，是广东自容闳以来，主张兴办洋务与推行新政的一个相当重要人物。据他自述大概，他曾幼习书史，长学西文，且远涉重洋，“日与彼邦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土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他后来尝于上海倡办纺织事业，为中国提倡机器纺织的前驱人物。他又以勤于搜集资料，喜为撰作时论，于报章发表，以鼓吹洋务和新政，且与久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字紫铨）关系颇密，而且与各地有志于革新的人物亦颇相往还。

　　又说：

　　郑氏的做法，自然纯是上书请愿的方式。他与国父既是同乡，而又同谙西文，其所作时论，又常在香港发表，所以他与国父亦早已互相认识。国父在香港西医书院肄业时所作的文章，即有两篇为郑氏收录于《盛世危言》以内。

　　国父的革命主张，与郑氏由洋务而进而推行新政的思想，虽然内容不同，但国父在革命进行的当中，曾有一时期，亦以为新政派所采上书议政的方法，无妨向清廷中稍微开通的大臣先为一试，故于郑观应与何启等的计划，亦未持异议，而且有所参与。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罗香林在前文中说孙中山：

　　曾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1894年）中日战争时期，亲至天津，上书与清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就是西医书院名誉赞助人之一），经过上海时，并曾与郑观应王韬等商议一切。后见李鸿章已是无意且无力以推动新政，乃始决计采取自光绪十一年乙酉（公元1885年）中法战争以来，自身所抱彻底革命的主张，先为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一革命团体，以为发动革命的核心。及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公元1895年），国父与杨鹤龄何启等在港商定于广州起事时，复令陈少白密赴上海邀请郑观应南下工作。这便可知国父的进行革命，与郑观应等关系的密切了。

　　不过国父与郑观应何启等的表现，亦到底是有分别的，这由于国父是由主张革命与实行革命以欲扩大作用与力量，故尝与改良派的人士互相往还，而终以使改良派的人士亦转而加入革命的运动，而郑氏何氏等，乃是由主张推行新政，由所采方法的证明失效，而乃改为归向国父，而参加革命运动的，非自始即主张革命的。观于何启的始终未列名为兴中会的会员，其中的消息如何，便可为知道了。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关于这一史实，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曾追记当时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经过说：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铨，别号天南遁叟），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 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很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③。

　　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大约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间，就正式成立兴中会。

　　由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后来曾生出一种附会，就是所谓“深夜晤李于私邸”的附会④，这是不确实的。孙中山根本就没见过李鸿章。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1931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里，曾集这种附会之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老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⑤。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式，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于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事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黩，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良的革命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的说法，是很不通的。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很浓厚。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的说：“诸君要晓得，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1923年的一次演说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1919年和民国十三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的指出，“改造”“维新”的意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说：“外国革命有许多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良家。只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上一段改良主义的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闳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于现代科学与政事及农功论学，研讨至精，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有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于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一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申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1895年出版所译赫胥黎（T. H. 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说，乃在1887年至1892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八十年来，最多的是鲁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上”、妄想“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切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

　　①原注：“见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1927年上海三民公司出版）附录，戴季陶先生《孙中山先生著作及演讲记录要目》。而冯自由先生致信笔者，亦谓：‘总理向留心农业，……尝投稿于教会报及上海万国公报，惜无存稿，前于闲谈中略闻之。’”敖按：“据戴季陶在1925年4月14日记孙中山的《著述要目》，曾说：《盛世危言》中有先生著作两篇，但忘其篇名，昨晤陈少白先生云，一篇关于农政，他一篇待考。”按此二篇一是《农功》一为《商战》。

　　②原注：“陈忠倚辑《经世文》三编卷三十四，所载《农功》一文，与《盛世危言》《农功》一文，文字出入处，不一而足，如‘人力之所至，实足以补天地之缺憾’，‘所至’二字，三编作‘所及’，‘考农时与化学诸家’，三编作‘考农功与化学诸家’，‘每省派藩臬府道之精练者一员’，‘精练’三编作‘干练’。意三编所据之本为保存国父原文较多也。”

　　③参看胡去非《总理事略》（1937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的这段话：

　　先生见李鸿章不遂，闻对日战事又失败，虽郁郁寡欢，然正可借此时机，集合国人，实行革命，因顺便至北京内蒙一带，实地观察中国大势与社会情形，以储蓄革命势力，又念无组织、无计划之个人行动，不足以收效果，正因失望而益坚其心，又念中国历代之所谓革命者，费时费力，仅在推翻旧政府，故革命之后，群雄角逐，人人抱争王争帝之思，所以内乱不息；唯有以民建国，创造共和，方可免除祸根。乃乘轮南下，抵沪后，与郑官应商出国赴檀香山，组织坚固团体，严密机关，备与清廷做强烈进攻之义举，甚得郑氏之同情，乃由郑向海关领得护照，助之出国，纠合海外华侨，借收臂助，且以海外组党，阻力较少于国内也。

　　④这种附会，后来被描绘得愈来愈绘影绘声。就在我写这本书截稿的这一天（1965年11月11号），台北的《新生报》上还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粱寒操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这个故事，完完全全是造谣、是扯淡！

　　⑤胡去非在六年后写《总理事略》，曾有修正如下：

　　1894年甲午，先生以广州方面，防营会之联络，甚有头绪；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虚实，深入武汉，观察长江形势。当到上海时，遇同乡郑官应（字陶斋），又在郑寓识太平天国状元王韬，英雄相见，一见如故，与谈时政意旨相同。时先生对革命事业，分急进与缓进二途，急进者用武力，缓进者用和平。当时满清信任李鸿章，而李在官僚人员中，尤为识时务号开通者，若能取得其联络，未始不可以救国家之危亡。因王韬介绍，得识李鸿章幕府洋务文案罗丰禄。是年六月，先生至天津，罗诚意招待，并允设法引见。时中日战争正亟，鸿章督师丰台，军书旁午，相见无期，乃将在乡草拟之政见条陈，托罗转致。人谓先生之上书，因医业不能支持而转向，揣测之词，乃未知先生苦衷也。甲午年九月至十月，万国公报将先生条陈以特大字接连登载，度其当时情形，虽不见纳于李鸿章，而传诵一时，引起世界政治家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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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医到革命

　　上一章所论孙中山跟李鸿章的关系，都只限于就孙中山改良思想上立论，至于个人的因素与私谊等等关系，比起改良思想的大观点来，并不很重要。但是有一件新的史料，倒颇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孙中山老同学江英华的回忆。据江英华的回忆（郑子瑜《总理老同学江英华医师访问记》，1940年1月26日《华价日报》），当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的时候，曾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毕业后因香港未有位置，时香港总督罗便臣曾驰书北京英公使，托英使转荐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谓总理与余两人识优学良，能耐劳苦，请予任用。李复书罗便臣总督，云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五十元，并欲授吾二人“钦命五品军牌”。总理为潜身京都，运动诸人革命，允即前行，吾二人遂偕康德黎师往省（广州）。请英使转商总督德寿领牌，然后晋京，以免惹清政府之忌。讵德寿总督诸多为难，欲吾二人填写三代履历等等，方准领得。总理气怒而返港，余亦劝其莫轻易进京，以免身危，遂不果。自是总理愈不满于清吏，而革命之心亦益决。此事外人知之者绝鲜，总理亦不喜对人言（子瑜按：此段事迹，与革命之关键至为重大，幸编述党史者留意之）。

　　总理旋至澳门开设中西药局①，后移广州洗基密谋革命，时总理以余年少，恐秘密难守，未敢与余共策，吾二人友谊之过从自是而稍疏。

　　这件史料中所说的时间，该是民国前二十年（1892）7月23号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后，和11月间在澳门设中西药局前，三个月中间发生的事。而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乃是发生在民国前十八年（1894）的6月，是在这件事情之后两年的事。若江英华的追忆属实，那么孙中山两年后仍上书李鸿章，更可表示他改良主义色彩的深厚，直到这一次上书失败，他才远去夏威夷——第三次去夏威夷，决心放弃改良的方式，采取革命的方式。

　　孙中山毅然出走夏威夷，他所放弃的，可说有明显的两点：一、他放弃了对清政府和大吏的改良主义；二、他放弃了已颇有成绩的行医生涯，决心不再做一名医生。

　　追究这两项重大放弃的历史，是我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因此，我愿意多引一点史料。

　　孙中山在1892年7月22号领到香港的中国人第一张医师执照，然后就到了澳门。澳门行医，是孙中山行医的第一站。他在《伦敦被难记》里曾有自述：

　　西历1892年，余居澳门，以医为业。

　　澳门一埠，隶属于葡萄牙，已三百六十年。政柄虽属欧人，而居民多为华籍。即其自称为葡人者，亦大半为本地之欧亚杂种。

　　予既居澳门，澳门中国医局之华董，所以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

　　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的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然亚东闭塞，甫见开通，而欧西之妒焰，已起而相迫。盖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为难，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因此予之医业进行，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但予赴澳时，初不料其如是。资本损失不少，乃即迁至广州。

　　这段自述只是一个概要，较详细的说明，可根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

　　澳门原属香山县治，与先生故乡翠亨陆路相连，又与香港广州水路汽船往来不绝，便于革命运动。当先生在香港学医时，偶一返乡，道经澳门，澳绅曹子基、何穗田家人久病不愈，延之诊治，一药便瘳，惊为神奇。及先生毕业，曹、何与港绅陈赓虞资助先生在澳门组织中西药局，挂牌行医。镜湖医院者，为澳门华人所设立，向用中医中药施赠贫病，中国医药经验数千年，当有可采取之处，唯欠缺近世科学之研究，先生屡以此献议于该院值理，卒得其接受，一旦破除旧例，兼用西医西药，聘先生为之主持，先生慨然担任义务，不受薪金。先生医术最精者，为割症及助产两科，助产器具，乃在香港考取医照时为英政府所赏给。割症更具有渊源，先生前后学医于博济及香港医校，前者院长为美人嘉约翰，后者为英人简地利，均以外科圣手著名，先生经多年观察与实习，手术之精，在华人中一时无两。当在镜湖医初试手术，割一砂淋，其大如鸡卵，权之重一两七钱有奇。当时诧为罕见。据简地利所述，在中国施行外科手术时情形，与英国截然不同，华人医院值理坐在手术室内监视，至于病者亲属亦环立参观，对于施割肾卵，华人尤感兴味，因为肾卵不是常见之症，当割完之时，观者皆大惊服，同声欢呼胜利，先生每有重要割症，简以敬爱先生之故，数次由香港到澳门帮忙工作，并力赞先生断诊之明确、手术之熟练而敏捷云云。在澳门开业，不及数月，求医者日众，不止华人信仰，即葡人亦多就先生诊治，大为葡籍医生所忌，以先生未有葡国医照，控准澳门政府勒令停业，先生于是回广州。

　　上面的两种文献，都说明了孙中山在如何推行西医西药的工作，用来抗衡传统的“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的提倡”的习惯，和传统的“向用中医中药施赠贫病”的习惯。孙中山做这种抗衡的方法很高明，他用的是“自愿赠医”“西药赠送”的方法。我们试看他在这一年12月18号（阴历十月三十号）的“揭本生息赠药单”，便可明白：

　　立领揭银人孙逸仙：缘逸仙订议在澳门大街开创中西药店一间，需银寄办西国药材，今托吴节薇兄担保，揭到镜湖医术药局本银贰千大元，兑重一千四百四十两正。言明每百元每月行息一元算其息，仍托逸仙代办西药赠送，逸仙自愿赠医，不受谢步。此本限用五年为期，到期如数清还，或过期不测，无力垫还，担保人吴节薇兄自愿填足，无得异论。欲后有凭，立明领揭银单一纸，当众签名，担保人亦的笔签名，交与镜湖医院药局收执存据。担保还银人吴节薇的笔，知见人黎若彭、阮建生、黎晓生、曹渭泉、张桢伯、宋子衡。光绪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立领揭银人孙逸仙的笔。

　　这一项义举和义举背后的始末，从最新的史源里，我们可以得到最新的了解。刚刚到台湾来的八十四岁老人卢怡若，他就是当时孙中山向澳门镜湖医院贷款的院主卢九（焯之）的儿子。他的回忆（1965年11月1日台北《新生报》专载《国父与卢怡若》），当时的情形如下：

　　今年八十四岁，世居澳门的卢怡若老先生，曾与国父有过一段不平凡的交往，在当时来说，那是两位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友谊，卢老先生为了参加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不辞辛劳的从远地赶来。对于党国来说，由于卢氏一家仗义，使国父免沦于满清的魔掌，其功可媲美康德黎之于国父伦敦蒙难。

　　原来，七十年前，澳门闻人张心湖母病，群医束手，卢氏的父亲卢焯之乃介绍国父来澳门，经国父悉心治疗，张心湖母亲的病很快的就好了，大家见国父的医术精良，都坚邀国父在澳门悬壶济世，国父一方面觉得盛情难却，一方面认为澳门不失为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经卢焯之先生的安排，进入镜湖医院，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西医生，卢怡若就是在那个时候初次和国父见面。

　　镜湖医院是澳门最大的一家慈善医院，专为贫民免费看病，国父不但医道高明，遇有赤贫者就医时，更以自己的薪金资助，因此，当时的澳门几乎无人不知镜湖医院有一位“孙大夫”。

　　1892年，国父借了镜湖医院一笔为数一千四百四十两银子，在澳门另创中西药局，大规模的施医施药，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这笔借款，一直到1919年，才由孙科连本带息还清。

　　除了中西药局之外，卢家大宅——娱园，也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大本营，卢怡若老先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经常的受到国父的熏陶和感召，加入革命党，成为国父的得力助手。

　　后来，革命党人的活动愈来愈活跃，国父的声誉也日隆，受到了清廷的注意和妒忌，决定除之而后快，幸好卢焯之先生交游广，得到消息之后，雇了一艘木船，托葡人菲若瑟护送国父逃往香港，然后转往国外，保存了此一革命种子。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故事。

　　此外，关于孙中山行医的原始文件，除了上面这张“揭本生息赠药单”以外，我们还可从当时的《中西日报》上，找到三件，这三件都可提供我们不少的时代意义和趣味。

　　第一件：

　　春盎仙城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君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谨择月之初十日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矩，一律如前。每日10点钟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10点钟以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加倍，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以免贻误，此布。

　　洗基东西药局谨启

　　第二件：

　　杏林双帜

　　〇〇敬启者：本东西药局，自敦请孙医生逸仙来省济世以来，甚著成效。以故四乡延聘，日不暇给，本城求诊者反觉向隅。今特并请尹医生文楷来局合办，尹君向在北洋李爵相所设医学堂肄业有年，穷窥阃奥，屡试前茅，嗣派在海军兵舰医院充当医官，旋以亲老请假归粤，为博济医局敦聘襄办局务，教授医学，并辑译医书。所著有割症全书、医理略述、病理撮要、儿科撮要、胎产举要等书，皆不胫而走，早为海内所推重，其医学湛精有足征者。本局乘其公余之暇，敦请在局赠医，每晨从8点钟起，至10点钟止。午后出轿外诊，西关、新城、河南等处，步金一元；老城、西门、东关、南关等处，步金二元，轿资远近例给，凡延请者祈预到挂号。尹君与孙君并驾齐驱，皆称国手，久为中外所闻矣！谨此布闻。

　　洗基东西药局谨启

　　第三件：

　　孙逸仙先生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罹牙齿之灾，竟彻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丽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调合，着手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用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尔。

　　武泌 谨启

　　关于孙中山不但行医，而且开药房的事，曾经有过一点小阻力。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的记载，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孙先生毕业以后，他想开药房，叫我替他拟招股章程；这件事忽然被校长教授知道了，就禁止他。因为照他们英国的习惯，医师的地位很高，称为上等人，做买卖的人就比较低贱了。所以当时校长就叫孙先生去，对他说：“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的，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这样一来，就把孙先生开药房的计划打破。后来就先后在澳门和广州挂牌行医了。很奇怪！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极端钦佩的；就诊者户限为穿。他这一年的医金收入计算一下，竟有一万元之多。但是他并不积蓄，总在各方面用了出去，以致赚来的钱，到手就完。

　　孙先生一面行医，一面还是要开药房，所以在澳门开了一家，在广州继续开一家，再在石岐也开一家。我没有办法阻止他，就帮帮他的忙。到第二年，他就把店里事务交托一两个伙计管理，这样糊里糊涂的让他们去经营，竟把孙先生的医金统统放在买卖上用完，到后来连开销也不够了，我就常常替他想方法来维持。

　　陈少白这里提到孙中山行医的收入，后来也引出一个小插曲。在民国前三年（清宣统元年，1909年），革命党阵容中曾起过一次误会，章炳麟（太炎）和陶成章说孙中山“借革命以骗财”。孙中山气得不得了，他写信给在伦敦的吴稚晖，其中有这样的话：

　　以我为攫利。

　　而我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乎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共计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元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粵人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机取利者，尤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侧面知道，孙中山行医卖药的时候，实在是很阔的。他正是因为搞革命，才把自己搞穷的。据冯自由《孙总理行医广告》（《革命逸史》初集），就提到孙中山因“交游日广”而“无暇涉及医业”的事：

　　孙总理在香港雅丽士医学校毕业后，初在澳门创设中西药局，悬壶问世，以外科解剖术蜚声于时。曾在镜湖医院剖一砂淋，大如鸡卵，权之重一两七钱有奇，时人诧为罕见。因营业日盛，大招葡国医生所忌。澳门例，非在葡政府取得行医执照，不得在当地操业。总理受葡医所排，遂不能在澳门立足，旋复设东西药房于广州洗基。以存心济世，赠药施医，所业较澳门尤为繁荣，乃添聘尹文楷助理诊务。由是交游日广，药房资本渐挪作别用，次年复以入不敷出，迫而收束。从此奔走上海、天津、檀香山各地，更无暇涉及医业矣。

　　据邓慕韩《国父事略》（《三民主义半月刊》第十卷第八期，1947年7月1日南京出版），孙中山在澳门广州的行医情况如下：

　　旋业医于澳门中西药房。是时国人对于西医多不敢信，自国父开业，诊辄见效，信者遂众，公立镜湖医院创例延聘主持西医。葡人闻之，纷求诊治，遂招葡医之忌，出而限制。国父愤而离澳赴广州，在洗基设立东西药局而开业，医务之盛，一如澳门，其医术精良可知。当国父之行医也，存心济世，在澳门诊金只收二角，就镜湖医院聘，却其诊金，且赠送药物。及往广州，每日赠诊二时，出外谢金，随人致送。若难产急症服毒，不论贫富，一邀即至，其医德若此。国父一面业医，一面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

　　又据邓慕韩《国父事迹》（《三民主义半月刊》第十一卷第二期，1947年10月1日南京出版），关于这一阶段另有叙说：

　　国父肄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以满分荣誉证书而毕业。成绩固优，及业医于澳门广州时，诊辄见效，由是信者遂众。然此就其医业医术而言。至于医德，则诚足为一般医师之足法者。当在澳时，诊金只收二角。就镜湖医院聘，而却其薪金。及往广州，每日定自10时至12时赠诊。出外谢金，随人致送。若难产、服毒、急症，不论贫富，一邀即至。其济人利物，岂一般所谓名医所能及耶。

　　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孙中山在广州的行医大致情形是：

　　先生初在广州开业，悬牌于双门底圣教书楼，书楼内进为基督教礼拜堂，传教士为王质甫。1895广州起事，杨衢云在香港以长短枪六百杆，伪装士敏土寄圣教书楼王质甫收，为海关破获，书楼司理左斗山被捕，得美领事保释，王则得香便文牧师暗通消息（粤督因闻党人多属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会同香便文牧师，到轮船码头截拿），步行上韶关入江西走脱。书楼早已歇业，礼拜堂至今尚存②。

　　先生既结束澳门中西药局，来广州后，复设东西药房于洗基，每日10时至12时赠诊，出外谢步，随意致送，若难产服毒急症，不论贫富，一邀即至，其济人利物，岂今所谓自号名医而昂其诊金者所能及耶？先生不特医术精良，而医品尤慈祥而廉洁。当时官绅与民众多知孙医生之名，所得诊金与药费尽充作交结衙门联络会党之用。东西药房司理为博济同学庞文卿，所常往来者，则同学廖德山梁乾初等，此时均表同情于先生革命矣。

　　药房经济既入不敷出，迫而停歇。革命进行日急，先生更无暇于医务，乃与尤少纨陆皓东周昭岳程耀宸同创农学会，以双门底王家祠为会址。事败前数月，有人向粵督谭钟麟告密，谭以先生为有名医生，且教会中人，恐生交涉，主张慎重。及党人朱箓孙自首，事机尽泄，立向农学会捕去陆皓东程槐刘智三人，咸虾栏张公馆机关捕去程耀宸梁荣二人，其他机关多处以有西人关系得免。程监禁大有仓庾死，梁于事前三日承陆皓东命，以开面时计百个地图百余张送河南瑞华坊尹文楷家，交先生收，及被捕系狱，挨尽酷刑，坚不供认，数年后释放出，随岭南大学美人林安德医生学习配药，至今尚在博济医院为药剂师。

　　综记孙中山从行医到革命这一段追述，以胡去非《总理事略》所记最为周详。胡去非在《假行医运动革命》一节中写道：

　　时澳门公立镜湖医院，慕先生学术超越，经验湛深，特辟西医一科，延先生主持。先生就职后，凡病人之经诊治者，无不著手成春，活人无算；于是声誉鹊起，户限为穿，乃遭葡籍医师之忌。时葡国定律：凡医师之未得本国之许可状者，不得在其领地内业医；未许开业之医师，其所处之药方亦不得自由配药。葡医嫉妒先生医业之盛，乃请本国官厅出而禁止，先生不得已，乃转赴广州，在洗基设立东西药局，医务之盛，一如澳门。唯先生既长于治疗，又善谈革命，仁医神术，遇劳工贫苦之人，且周恤而善慰之，故所定诊金，极为低廉，贫病者施诊，富有者亦仅取二角，因之病家趋之若鹜，大有应接不暇之势，竟致业务羁身，使先生革命之主计，反多误事，因提高诊金，思所以限制之，乃骤加诊金十元，然而求医者如故也。当时诊金收入，每月常超出千元。又因便利进行革命起见，分设药肆于石岐（香山大镇），设蚕纸公司于顺德，为通讯机关。石岐有徐某者，年方壮盛，健饭健行；一日遇先生，谓为有病，且非轻。徐初不之信，问所由来。先生告以病状，及食卧情形，言之历历如绘，无少爽。徐乃惊服，急求先生医治，未及数日，病霍然愈。因徐力请，尝至石岐③。唯其时先生医业虽甚发达，而积蓄则未见分文，甚至药肆资本及治病所得，皆移作运动交际之费，因之闻名来归者，党徒渐多。时广州军政各界，上自督抚司道，下至县府幕吏，莫不以先生学术优越，甚器重之，故得恣谈时政，畅论其利弊得失，虽有排满论调，亦无丝毫介意于心，以先生只一医生耳，有何力量足以颠覆朝廷？此亦足见清吏之颟顸无能矣。及至次年，将店中事务托由尹文楷管理，己则于治病之余，常至尢少纨（时为测量生）受业之广雅书局内之广东舆图局南园之“扩风轩”，或至香港歌赋街杨鹤龄开设之杨耀记号内，与陆皓东、魏良琹、郑士良、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等数人，密商改造中国方针，由先生提议创设兴中会为进行机关，唯以当时会员寥寥，未得具体，而“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之宗旨，实于此定之。因遣郑士良任结纳会党联合防营之责。先生以既得门径，稍具端倪，预备做国内遨游，为革命进一步工作。时1893年癸巳，先生二十岁也。

　　孙中山正式从医生演变为革命者，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感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他在民国元年的5月7日，曾在广州岭南学堂演说《非学问无以建设》，叙述他的弃医从革的经过甚详，他说：

　　诸君在此，莘莘济济，有缘同学，今我见之，顿触少年时事。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数年后，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又数年，即回祖国，就学于本城之博济医院，与贵校廖得山同学，仅一年，又转香港雅丽氏医院，凡五年，以医亦救人之术也。然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事业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惜当时附和者少，前后数年，得同心而同行者，不过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筹划、日日进行。甲午中东之役后，政学各界人人愤恚，仆等趁此潮流，遂谋举事于广州。失败后，居外经营，屡獗屡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汉起事，不半载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之不欲绝我中国也。然则功既成矣，吾从前之志愿岂遂达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恶劣政府之障碍物而已。以后建设，万端待理，负责何人，则学生是也。

　　凡一国之强弱，以其国学生之程度为差。仆从前以致力革命，无暇向学读书，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学业遂荒。沿至于今，岁不我与。今见诸君，令人健羨；盖见非学问无以建设也。譬诸修道，仆则披荆斩棘者也，诸君则架梁砌石者也，是诸君之责任，尤重于仆。肩负之道若何？无他，勉求学问，琢磨道德，以引进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强之、苦者乐之而已。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倘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则仆之初志，赖诸君而达，共和新国，亦赖诸君而成，是则仆所厚望于诸君者也。

　　冯自由在《孙眉公传略》（《革命逸史》二集）中也记了一个故事，颇可看出孙中山弃医从革的旨趣：

　　癸卯年（1904）秋总理自日重莅檀岛，时保皇党会势力已渐衰弱，其党新中国报对总理所主张大肆排击，总理乃假旧兴中会员程蔚南所设檀山新报，亲撰论文以驳斥之，革命党势因之复振。旋往茂宜岛与家人团聚，旧时亲友以总理深谙医术，每有疾病，辄就之求诊，总理初以此道荒疏为辞却之。德彰谓既是医生，毋庸固执；总理遵命行之，就诊者莫不着手回春，众咸惊为神奇。其母杨太夫人语总理曰：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亦在救人，等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自寻烦恼？德彰曰：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自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闻者咸奉为至言。

　　据黄中黄（章士钊）《大革命家孙逸仙》（1903），也有关于孙中山“决废医业”的描述：

　　孙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人。先世业农。君幼时亦继其业。稍长。明斯业之劳与功不相偿也。去而之商。暇则读汉籍学英语以为常。不数岁而获资巨万。其时英语亦谙熟。乃从香港之洋医某而学医。及卒业。至澳门开一医局。送诊于贫民。取资于豪富。声望财资。兼斯二者。未几为洋医所嫉。思有以中伤之。适其地之支那青年。有组织会党之举。君与焉。乃大抒其蕴蓄部勒群从。而戒以此会之前途。众皆悦服。推为首领。则兴中会之起源也。自是以来。养练益邃。识力益宏。殷忧故国之念日益切。乃决废医业。而虎啸于一隅。（第一章《孙逸仙之略历及其革命谈判》）

　　总之，孙中山放弃行医，而改行革命，其基本分野，不外是“医人”与“医世”之间的一个分野。他的选择与身世，和那菲律宾的革命家黎刹（Rizal）一样，都是以行医始，以革命终。在这一点上，真可说是无独有偶了④！

　　①孙中山在澳门开的叫“中西药局”；在广州洗基开的叫“东西药局”。1926年上海三民公司出版的《孙中山轶事集》，有《中西药局之今昔》一则，把“中西药局”的开办人根本弄错，但其故事，仍可供参考：

　　程翁家居香山石岐，信基督教，当中山悬壶石岐也，与程翁习。程翁略知医，拟设一药局，请中山题。中山为题“中西药局”四字，下署孙某。程翁欣然悬之。中山常与翁论国事，程翁固弗措意也。清光绪二十年，先生谋起义广州，事泄，走澳门。风声传至石岐，与先生有交谊者咸惴惴。时程翁方下乡，急足回石岐，额汗涔涔下，奔入药局，命其伴曰：“速解下此额，去孙某二字。”其伴应之曰：“只去二字，痕迹尚在，不愈与人以注目耶？”程翁无奈，并此额去之，别悬新者。今石岐开筑马路，中西药局亦重新建筑，美轮美奂，而此额则无可纪念矣。

　　②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的《圣教书楼》，可为这一叙述的旁证：

　　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为基督教徒左斗山所设，其司事曰王质甫。总理初在广州业医，以同教之关系，假该楼为诊察所。左笃信新学，而病重听，有大聋子之称，凡属上海广学会出版之西籍译本如林乐知、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十六种，万国公报等类，皆尽量寄售，实为广州唯一之新学书店。店内后进为基督教礼拜堂，每星期讲道由王质甫兼任之。左又于卫边街租一大厦，又曰“大光观书楼”，陈列古今中外图书及新旧约圣经，供人观览，延苏复初主其事。左王皆先后为兴中会员。乙未广州重阳之役，杨衢云在香港以长短枪六百杆，伪装胶坭，寄圣教书楼王质甫名收，为海关破获，左斗山因是被捕，得美领事保释。先是粤督谭钟麟因闻党人多属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会同西牧师香秉文到轮船码头截拿，王质甫得香牧师密通消息，步行赴韶关入江西走脱。王原籍江西，乙未后避地日本，旋返广州谋事，与官场中人颇有往还，谣传已被粵吏买充密探，使侦伺党人行动，故党人遂避之如蛇蝎云。

　　③1926年上海三民公司出版的《孙中山轶事集》中，《君畏杀头耶？》一则，记这件事更详细：

　　石岐徐翁者，年七十矣，精神犹矍铄。壮年时，在香山石岐开日升银铺，与中山先生交甚密。徐翁云：“先生自毕业香港雅利氏医校后，悬壶石岐，余始与认识。”一日，先生至余铺，熟视余曰：“君病胡不速治？”余愕然。既而答曰：“先生何由知之？”先生曰：“见于颜色矣。”因为余诊视曰：“此盗汗症也。君心弱，幸早治，否则殆矣。”余服先生药，数日病良已，深德之。而先生常至余家早膳。某日侵晨，复莅余家，出救国策一本示余，所言皆革新事业。余熟视后，语先生曰：“余商人，不知国家大计，信君。君直言必触时忌，愿慎之。”先生闻而哂焉。越旬日，遇先生石岐渡中。先生语余曰：“日前示君救国策，尚非根本解决。欲救国非革命排满不可。”余闻言大骇，力嘱不可泄言。先生力拍吾肩云：“君畏杀头耶？”余几倾仆。先生大笑。舟中一别，先生奔走革命，匆匆二三十年，会面甚稀。民国既立，先生大名垂于宇宙，而余生计折阅，意致阑珊。每闻义旗高搴，未尝不默祷成功。去年广东财政厅委员来石岐清理官产。委不得人，扰民甚，民不能堪，以余与先生故交，力推往见，代达舆情。余勉为一行，谒先生于大本营，语先生曰：“犹记忆徐某耶？”先生曰：“徐君何言？我乃不识君矣。”已而太息曰：“外间事我多弗知，且多非余意，幸君告我。”余因陈官产委员扰民状。先生则以电话邀厅长陈其瑗至，命撤销委员。余起告辞，先生送而曰：“余与君俱老矣！幸时顾余。”并给特别出入证一云。今先生已不幸，而徐翁犹健在，徒闻噩耗，岂禁老泪泛滥耶？

　　④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写《中国革命史》，曾明言“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在《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中，也追述这段历史甚详，可作为这一章的补充，我把它引在后面：

　　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色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学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荩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尢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尢、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为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予则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囚或释，此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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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医生”，回到“基督”

　　孙中山在放弃行医、从事革命以后，偶尔也有一二医道的表现①、偶尔也有医学的译著②、偶尔也有对名医的介绍③、偶尔也有用医来做比喻④……但这都不足以表现他对医术的热爱。最能反证他对医术一事旧情难忘的，乃是民国前二年（清宣统二年，1910年）他对侄子的建议。这个建议竟是：到“西医书院”的后身“香港大学”去学医⑤！

　　从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的种种表现，颇可看出早年的医道训练对他的影响力。据《哀思录》中《病状经过》的报告。十三年——

　　12月31日下午4时，先生始由津乘专车达正阳门。一时欢迎之者，自政府迄于民众，殆二万余人。以旧恙未痊，下车后径入北京饭店，而命其随从则居执政府所预备之行馆（即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其意盖谓：旅津时来客至行馆访问者，终日不绝，欲一一延见，则不胜其烦，于病体大有妨碍；欲谢绝会晤，或命人代见，则易使失望。故不如别居以便医疗，且将病费完全自理，不累公帑。故入饭店后，即延协和医院医生狄博尔、克礼二人与德医施密特会同诊治，决为最烈肝病，欲用外科手术探查病状，先生不允，只约克礼以内科施治，议遂定。

　　孙中山去世前一百多天，拒绝了西方医生的“外科手术”，主要的理由当然是怕耽误国事；但是这次拒绝，对他的病情有极不良的影响，则是事实。这一点一般记述中多不注意，我要特别指出来。

　　《哀思录》中又记十四年2月——

　　12日，老友陈少白自粵来，先生命引入，慰问数言即退。12日上午，命召其孙至榻前，抚慰者移时。至17日，病状如恒，浮肿亦退，然当晚11时，（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竟致一书于孔庸之暨先生家族及国民党，谓先生之病将绝望，盖以雷锭本系最后治疗，而其用以四十八小时为限，今用雷锭已四十余小时，仍无效果，故断为绝望也。至是侍疾诸人皆主改服中药，先生以在院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是不以诚待人也！坚主出院，始服中药，乃决议出院，迁居行馆。

　　这种对待医院与医生的风度、这种不肯“阴服中药”的风度，也是孙中山早年医道训练的结果，是很令人佩服的。

　　孙中山出院以后，面临他的，是“侍疾诸人皆主改服中药”的庞大压力，这是一段很勉强的经过，我引述两段文献。据陈存仁《孙中山先生病逝经过》（《人物春秋》第三期，香港南天书局出版），其中录孙中山与中医葛廉夫的对话如下：

　　先生问：“此时尚有法乎？”答曰：“何尝无法，要戒之在怒，不再耗精，不过作劳，破除烦恼。”先生曰：“此皆有所不能，将奈何？”答曰：“节之可也，再用药物以滋助，已耗者虽未必能复，未耗者尚可保存。”

　　先生问：“以君之高论，如饮上池，可能为我拟一药方乎？”答曰：“可。”乃为拟复脉汤去姜，桂枝，改用安南肉桂，麻仁，改用抄枣仁，加生龟板，生石决明，龙齿，犀角片，羚羊，鲜知母，黄柏。

　　先生问：“君所拟之方，以何者为主要？”答曰：“今用三甲复脉汤，如知柏枣仁以滋水养肝，安其家室，潜其阳用，引汤子以归家，所以去姜之辛，用肉桂而引火归元，犀角羚羊石斛，清肃心肺，俾君火以宁，而精灵之气得令，则烦悸不眠皆蠲矣。”

　　先生问：“余生平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药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药，以为如何？”答曰：“鄙人不知西医西药能代与否，不敢妄答。”遂辞去。

　　这几段对话是很凄婉的，它充分表示出孙中山在亲友同志的压力下，勉强听中医鬼话的苦闷。再据《国父年谱初稿》下册，十四年2月18日条下，有这样的记述：

　　是日，先生离协和医院，乘医院特备汽车，缓驶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家属及好友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乃推李煜瀛（石曾）赴天津访胡（胡时适有事赴津），告以来意，约其同归。胡初以推荐医生责任太重，有难色。后抵京见汪兆铭等，力言侍疾者均惶急万状，莫不以挽救先生生命为第一，且因先生平时对胡甚客气，换一生人往说，或可采纳。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语至此，孙夫人在床边急乘间言曰：“陆先生已在此，何妨看看。”语讫即握先生腕，先生点首，神情凄婉，盖不欲重拂其意，乃伸手而以面移向内望。孙夫人即转身往床之内方坐下，目光与先生对视。

　　这是这个西医出身的革命者的最凄婉的一刻！

　　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里，记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去世后：

　　其遗体送协和医院，用药保存，家属为其行基督教殡礼。同志间有不察，发生误会。宋子文代表家属请路透社发出一电文云：上海某某数报，对于孙中山之殡礼有重大之误会，孙之家属不能不加以声明。孙于弥留之际，曾言彼当以基督教徒而死，且一再言其一生主张，政教分离，孙之家属亦奉基督教，因孙有遗言决议，虽党中同志多非基督教徒，而仍举行宗教式家祭礼云云。

　　又汪精卫谈话云，中山先生曾说他是基督教徒，临终并未否认。当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孙夫人与孙哲生主张在协和医院举行基督教的仪礼，有一部分人反对，我当时是放任的，因我生平主张尊重别人的信仰。（见1925年12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

　　这篇文字又据当时孙科给他生母卢太夫人的信，其中也提到：

　　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此嘱咐之语，知者殊少，仅见于卢太夫人答中山商会书。

　　孙中山这种虔诚的基督徒色彩，由于他多年奔走革命，表现在言论上面的，并不很多。最主要的一个言论是他在民国元年所写的《复美以美会高翼圣韦亚杰论中国自立耶教会函》⑥，在这封信中，他反对宗教影响政治，主张“政教分立”，这种开明的胸襟，绝不是一般信教狂热的基督徒所能表现的。孙中山在写这封信后第二个月，又写过一封《复佛教会论信教自由书》⑦，更可表示他对“信教自由”的信念，而没有一般褊狭的基督徒的立场。此外还有两篇关于基督教的重要文献，一篇是《基督教徒应发扬教理同负国家责任》（元年5月9日在广州耶教联合会欢迎会演讲），大意说：

　　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廿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回忆同事医学之至友，犹复相见，其欣感更难言状！今幸民国成立，扫除黑暗，驱逐异种，以今日而上溯前半年其境地大有天渊之别，盖前则专制束缚，今则恢复自由。我兄弟姐妹，对于教会则为信徒，对于国家，则为国民。专制国之政治在于上，共和国之政治在乎民。将来国家政治之得失、前途之安危、结果之良否，皆唯我国民是赖。岂可如前清时代之以奴隶自居，而放弃其根本乎？且前清之对于教会，不能自由信仰，自立传教，只借条约之保护而已。今则完全独立，自由信仰。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兄弟怅触旧怀，百感交集，非一二言所能尽，唯望此后勉力前进，同担责任，得享宗教之幸福，是兄弟祷祝者也！

　　另一篇是他在十三年后写的《勉中国基督教青年》（《致中国基督教青年书》），其中最能表现孙中山对中国基督教事业和基督徒使命的期望：

　　中国四万万众向成一片散沙者，非其性然也。以亡国二百六十余年备受异族专制之毒，集会有厉禁、言论无自由，遂至习非成是，几将吾人乐群之性、团结之力，消灭净尽，此散沙之象所由呈也。第自海禁初开，基督教国以条约要求废去传教习教之禁律，于是中国之基督教徒始有集会之自由。清廷以既不能禁教徒之集会，而对于一般人民集会之禁令，亦渐放去，此中国人民之得集会自由，初实多教会之赐也。由是风气渐开，民智日进，至今竟能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其影响所至，不为不大矣。独惜专制之余毒，仍未尽除，清朝之官僚，依然作恶，而中国人民犹日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无异昔时之以色列人民，虽得摩西之超度，脱离埃及及奴隶之厄，而尚未至加南乳蜜之地，以享幸福之情况也。然教会之入中国，其直接间接之有造于中国人心社会，其结果既如此矣，继教会而兴者，则有青年会。其仪式制度比教会为宽，普及招徕比教会尤捷。青年会以德育、智育、体育为职务，吸收青年有志之士以陶冶之。而造成其完全之人格，此本基督救世之苦心，行孔子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美意，如是青年会者，乃以团体而服务于个人者也。是会之设于中国至今二十有五年，推行几遍全国，发达之速、收效之大、志愿之宏、结合之坚，洵为中国独一无二之团体也。今当二十五年庆祝之辰，予欣喜而为青年会贺，更欲进而为青年诸君勉焉。诸君皆曾受基督教青年会之德育、智育、体育之陶冶，而成为完全人格之人也。合此万千完全人格之青年，为一共进互助之团体，诸君之责任重矣，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之责任更重矣。夫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感觉，使吾人卒能脱异族之羁厄，如摩西之解放以色列人于埃及者然。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后，犹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西亚以领之，而至加南之地。今中国人民既由散沙而渐结团体，卒得脱离清朝之专制矣。唯脱离专制之后，反陷于官僚武人腐败横暴政治之下，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困苦比前尤甚，其望约西亚之救也诚切矣。然统观中国今日社会之团体，其结合之坚、遍布之广、发达之速、志愿之宏，孰有过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者乎？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西亚之任，以领带中国人民至加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乎？予既有望于青年会之深，而不禁勉青年诸君之切也。诸君既置身于此高尚坚强宏大之团体，而适中国此时有倒悬待救之人民，岂不当发其宏愿，以此青年之团体而负约西亚之责任，以救此四万万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乎？中国基督教青年勉旃！毋负国人之望。孙文。

　　关于孙中山的基督徒生活，和因信教所引起的种种变化与交游，钱公来在《国父信奉基督教之经过》（《国父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第三册，1956年2月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版）中，引述得很详细，他说孙中山——

　　在求学及行医期内，先后结识基督教同志，有区凤墀、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何启、左斗山、王质甫诸人。乙未（1895年）九月，广州之役，大得其力。及是役失败后，奔走海外各地，恒得教友之助。在日本横滨，有张异、赵明乐、赵峄琴、菅原傅（日本人）等，美国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新加坡有林文庆、黄康衢等，皆以基督信徒之谊，先后对于国父有所尽力者也。迨丙申（1890年）冬十一月，国父在伦敦清使馆脱险后，致书区凤墀，详述被难经过，有“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等语。于此可见国父信奉真理之一斑⑧。

　　考国父之信教，完全出于基督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较世人之墨守旧章、思想陈腐者，迥然不同。国父在日本及美洲等处，常假座基督教堂，讲革新思想（其后少到礼拜堂者，盖恐牵累教堂也）。间有中西教士与之讨论宗教问题，则国父议论风生，恒列举新旧宗教历史及经典，详征博引，透辟异常，闻者均无以难之。此又可见国父对于宗教学识之渊博，殊非常人所能及。又国父自倡导革命以来，所设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团体，其誓约均冠以“当天发誓”字样，是亦一种宗教宣示之仪式，盖尽从基督教之典礼脱胎而来也。

　　作为一个不信任何宗教的人、作为一个对基督教素无好感的人，我在这本书里却详细论证孙中山的基督徒生活、交游、因“基督”而学医、因学医而革命，以及基督教事业对近代中国西化和西化医学的大功绩。我这种做法，该是一件很可表现我们史家公正态度的做法。根据我的观察，在孙中山一生的过程中，“基督”“医生”“革命”三者，对他的生涯与转变，有着最密切的连锁关系。这种连锁关系，尤其在他死前的几天里，表现得最为激越；不忘基督的信仰、不失西医的所守、不放松“革命尚未成功”的殷切嘱咐，这些交互性的表现，正是这个伟大人物的最后写照！

　　①冯自由《孙总理之医术》（《革命逸史》初集）：

　　次年，中西药局迁于广州，总理遂借医术以纳交于官绅之门，为革命之运动。清吏以其名高学博，无疑之者，及乙未事泄，亡命海外，从此专心国事，不复从事悬壶生活，然有时偶为亲友治病，有发必中。据其母舅杨文炳所谈，癸卯（1903年）总理至夏威夷岛，旧日亲友，每有疾病，辄就之求诊，强而后可，唯一药便瘳，众咸惊为神奇。……戊申（1908年）……居新加坡时，中兴报记者□□□眷恋粤妓金屏，偶患口疾，总理一观其容颜，便知其所染何病，即为诊治开方，一星期而愈。总理毕生平时不服补药，余居东时偶见其服次亚磷，谓凡患神经衰弱者及多用脑者最宜服之，且劝余试服。余时适患脑疾，服之一年，竟获奇效。余当日尝叩之曰，先生如再行医，须补习若干年而后可？总理答曰，必须用功一年，始敢问世云。

　　丁怀瑾（石僧）《追侍国父琐忆》（《云大学报》，又《春秋》第三卷第五期，1965年11月1日台北出版）：

　　国父虽然精于医道，可是自从倡导革命以后，便绝口不谈医药，不过平居时常会不期然显露出很渊博的医学知识。有一次在大阪一家旅社中，忽然有一个疯子拉着国父，口中喃喃，不知所云，旁观的想把这疯子拉开，国父却很亲切的招呼他坐下，替他要了一杯茶，翻开他的眼皮看，然后对旅社主人说：这人只是初期的精神分裂，赶快请医生给他服用镇定剂，好好休息就会痊愈的。

　　另一次是在越南河内，正在策划云南河口起义，同志们集会商议，从凌晨到午夜2时，有一位同志因为疲劳而打瞌睡，睡着了以后竟作梦呓，大声打鼾，并且咬牙切齿，怪声不绝，大家为之失笑。国父说：他胃部消化力弱，所以才有此现象，明天叫人买点药给他吃。

　　陆丹林的《读宋大仁的〈国父与医学及肝病经过〉》（《三民主义半月刊》第十卷第四期，1947年5月1日南京出版）：

　　关于国父行医的史料，现在可补充的，在民国前八年，国父在檀香山，宣传革命，创立中华革命军，日间，并替来访求医的诊视，患险症的，如杨鲲池醉酒脱阳，杨畅文妻谭氏脱阴四次，陈大茂长女产后，万分危险，奄奄待毙，国父一一的替他们疗治，不收诊费。其他疾病，经他诊治痊愈的不可胜数了。刻下檀香山的老药房，还存有国父那时的经验药方多纸。

　　林伯乐（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孙逸仙的政治学说》（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Sun Yat — sen）：

　　“As an illustration of Dr. Sun's continued activity as a medical man, the author begs the reader's tolerance of a short anecdote. In 1920 or 1921, when both Judge Linebarger and Sun Yat - sen were in Shanghai, and wer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book that was to appear as Sun Yat -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ounger son of Judge Linebarger - the brother of the presentauthor fell ill with a rather obscure stomach disorder. The Western physicians having made little or no progress in the case, Sun Yat - sen intervened with an old Chinese herbal prescription, which he, a Western - trained physician, was willing to endorse. The remedy was relatively efficacious - more so than the suggestions of the European doctors. Even though Sun Yat - sen very early abandoned his career of professional medical man for that of revolutionist, he appears to have practised medicine intermittently throughout his life. ”（ p. 84）

　　②据陆丹林《读宋大仁的<国父与医学及肝病经过>》（《三民主义半月刊》第七卷第四期，1947年5月1日南京出版）：

　　国父在伦敦被难的第二年，曾译英医柯士宾所著《赤十字救伤第一法》一书，这是救护队的救伤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在新医常识贫乏的我国，当年实在是应时的良好读物，这真是博爱的实行者，可以见到国父的深心宏愿、济世爱物的美意了。

　　③《与黄兴等联名介绍西医梁重良启》（民国元年8月25日）：

　　梁君重良，南海名士，精研医学，确有心得。早岁毕业香港医校，历任南京中西医师，广东军医学堂监督，随营病院院长，江北军医局长，四川军医学堂监督，军警局长。医界良才，出梁君门者后先接踵。而军学界同胞，受梁君再生之德者，尤难更仆。上年遄归江南，历任军医局军医学堂坐办。未几民军起义，编卫生队出秣陵关，救护受伤兵士。雨花台之役，不避艰险，于硝烟弹雨之下，设幕救伤，始终不懈，受创者多赖以全活。金陵既克，任江浙联军军医部长，暨宁垣中西医院院长，热心毅力，万人同钦。现因事平，辞职来沪，任天铎报协理。同人等以梁君学有渊源，经验甚富，竭力请其于馆政余暇，以仁术济世，业蒙慨允，用述大略，以告当世。倘亦卫生家所乐闻乎！孙文、黄兴、陈其美、徐绍桢、邓家彦、吕天民、周浩、戴天仇、周桂笙、李怀霜、蓝欣木谨启。

　　《介绍日本名医高野太吉翁启》（1920年）：

　　翁，日本九州人，幼学汉法医术，后研究西洋医学，窥破药料万能说之大误；乃苦心殚虑，考求适当于人体之食品，以助胃肠之蠕动。卒发明人工的蠕动法，应用于各种病人，无不立奏神效，翁自名其法曰：抵抗疗养法焉。余之识翁，因陈英士患胃肠病，血痢四年，中外名医束手，旋以某人介绍，受翁治疗，不数月，痼疾全瘳。余当时亦患胃病，延翁诊治，犹疑信参半。盖以翁主张病胃之人，忌食滋养品，宜食坚硬物，所说全与西医相反也。不期受疗未几，著效非常。据翁所说，力避肉类油质，而取坚甲蔬菜，及能排流动物之硬质食物。余依其法而行，躯体渐次康健，一旦复食原物，宿病又再丛生。至此知翁所说全非臆造。其后七八年以迄今日，废止肉、油等物，得保逾恒之健康，皆翁所赐也。原来吾国人民极嗜油肉，伤害天貭不知凡几。国民身体改良，非行高野主义不可，为余夙所倡道（详《孙文学说》第一章）。翁感于余说，思有所贡献于吾华，特提七十老躯，不辞跋涉，来至沪上，开设治疗院，余亦乐为之介绍于国人。孙文。

　　《为介绍医师李其芳致张人杰函》（民国十三年）：

　　静江兄鉴：内子回粵，称兄病近来反剧，行动更不自由，殊用为念。兹有医师李其芳，新由德国回来，医学甚深，据称近日德国发明新法，用药注射，可愈此痛，彼亲见一病十二年不能行动者，不过一日便医愈，今请李君前来诊视兄病，设法医治。如能于一两月内全愈，则请兄与李君一齐来粤为荷。至于医金药费，由此间担任，兄不必再给也。弟与李医生详谈半日，深信其法为合理而妥善，想必能奏奇效，望兄亦深信而一试，幸甚。此致，即候时祉。并祝速愈速愈。孙文。

　　④民国元年4月1日，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演说《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

　　譬如一人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顾及全世界情形方可。

　　《孙文学说》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人间之疾病，多半从饮食不节而来。所有动物皆顺其自然之性，即纯听先元之节制，故于饮食之量一足其度，则断不多食。而上古之人与今之野蛮人种，文化未开，天性未漓，饮食亦多顺其自然，故少受饮食过量之病。今日进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则去自然亦愈远，而自作之孽亦多，如酒也、烟也、鸦片也、鹄肩也，种种戕生之物，日出日繁，而人之嗜好邪僻，亦以文明进化而增加，则近代文明人类饮食之患者，实不可胜量也。作者曾得饮食之病，即胃不消化之症。原起甚微，尝以事忙忽略，渐成重症，于是自行医治，稍愈，仍复从事奔走而忽略之，如是者数次。其后则药石无灵，只得慎讲卫生，凡坚硬难化之物皆不入口，所食不出牛奶、粥糜、肉汁等物。初颇觉效，继而食之至半年以后，则此等食物亦归无效，而病则日甚，胃痛频来，几无法可治。乃变方法施以外治，用按摩手术以助胃之消化。此法初施，亦生奇效，而数月后，旧病仍发，每发一次，比前更重。于是更觅按摩手术而兼明医学者，乃得东京高野太吉先生。先生之手术固超越寻常，而又著有《抵抗养生论》书，其饮食之法，与寻常迥异。寻常西医饮食之方，皆令病者食易消化之物，而戒坚硬之质，而高野先生之方，则令病者戒除一切肉类及溶化流动之物，如粥糜、牛奶、鸡蛋、肉汁等，而食坚硬之蔬菜、鲜果，务取筋多难化者，以抵抗肠胃，使自发力，以复其自然之本能。吾初不信之，乃继思吾之服粥糜、牛奶等物，已一连半年，而病终不愈，乃有一试其法之意。又见高野先生之手术，已能愈我顽病，意更决焉。而先生则曰：“手术者，乃一时之治法，若欲病根断绝长享康健，非遵我抵抗养生之法不可。”遂从之而行，果得奇效。唯愈后数月，偶一食肉或牛奶、鸡蛋、汤水、茶、酒等物，病又复发。始以为或有他因，不独关于所食也，其后三四次皆如此，于是不得不如高野先生之法，戒除一切肉类、牛奶、鸡蛋、汤水、茶、酒，与夫一切辛辣之品。而每日所食，则硬饭与蔬菜及少许鱼类，而以鲜果代茶水。从此旧病若失，至今两年，食量有加，身体康健胜常，食物不觉积滞，而觉畅快，此则十年以来所未有，而近两年始复见之者。余曩时曾肄业医科，于生理卫生之学，自谓颇有心得，乃反于一己之饮食养生，则忽于微渐，遂生胃病，几于不治。幸得高野先生之抵抗养生术，而积年旧症一旦消除，是实医道中之一大革命也。

　　《孙文学说》第五章《知行总论》：

　　学者至此，想当了然于行之易而知之难矣。故天下事唯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绝无所难，此已十数回反复证明，无可疑义矣。然则行之之道为何？即全在后知后觉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上所谓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由此观之，中国不患无实行家，盖林林总总者皆是也。乃吾党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实行家也。”以二三人可为改革国事之实行家，真谬误之甚也！不观今之外人在上海所建设之宏大工厂，繁盛市街，崇伟楼阁，其实行家皆中国之工人也，而外人不过为理想家、计划家而已，并未有躬亲实行其建设之事也。故为一国之经营建设所难得者，非实行家也，乃理想家、计划家也。而中国之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矣，是犹治化学，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而忽于裴在辂、巴斯德等宿学也！是犹治医学，而崇拜蜂虫之蜾蠃，而忽于发明蒙药之名医也！盖豆腐公为生物化学之实行家，而蜾赢为蒙药之实行家也，有是理乎？乃今之后知后觉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而反足混乱是非，阻碍进化也。是故革命以来，而建设事业不能进化者，此也。予于是乎不能不彻底详辟，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而幡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而阻挠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

　　⑤《致孙昌促速回国函》：

　　昌侄入览：自抵此间，迄未得信，不知何故？汝眷在巴克斯非文如何生活？念念。兹附来五百元汇票一纸，借作汝全家渡海回国之用。此际叔已尽其全力所能及，汝接此信后，应即动身无延，因祖母病危，日夕盼汝等回国，俾得在死前一晤也。事应赶紧，无使祖母、汝父及叔失望为要。叔费尽心力，得此一笔款，汝用此款，亦应如叔所期望，速搭自美或自坎离埠之第一班轮船回国。若动身前，必须偿还若干债务，此款亦足敷用，余债可与债主商妥，在最近当由叔代为偿付；唯须服从叔命，速整装回国而后可。汝父现在香港置有田产，生活较适，叔不久当助以一臂之力，购一宽舒之住宅，俾汝等得合家团聚也。倘汝抵香港后，叔亦尽力使汝升学香港大学，续作医药研究，速遵叔命，切切毋违为要。叔逸仙字。4月25日。

　　⑥《复美以美会高翼圣韦亚杰论中国自立耶教会函》：

　　来示具悉，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乱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外国教士传教中国者，或有范围涉及内政，此自满清法令不修，人民程度不高，有以致之。即有一二野心之国，借宗教为前驱之谋者，然不能举以拟政教分立之列也。今但听人民自由奉教，一切平等，即倾轧之见无自而生。而热心向道者，亦能登峰造极，放大光明于尘世。若借国力以传教，恐信者未集，反对已起，于国于教，两皆无益。至君等欲自立中国耶教会，此自为振兴真教起见，事属可行，好自为之，有厚望焉。2月6日。

　　⑦《复佛教会论信教自由书》：

　　敬复者：顷读公函，既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曷胜瞻仰赞叹。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2条第7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凡承乏公仆者，皆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贵会大纲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并附发。复问道安。孙文谨肃。3月。

　　⑧民国元年（1912）布朗（Arthur J. Brown）在他的《中国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里，曾有一段论孙中山和基督教的话，可供参考：

　　And in and through all, Sun Yat - sen has a Christian faith which opposition of relatives could not prevent him from openly confessing, which he never concealed from his non-Christian revolutionary associates，and which led him to say of his darkest hours as a prisoner in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 My despair was complete and only by prayer to God could I gain any comfort……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feeling that seem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me as I rose from my knees on the morning of Friday, October, 16th - a feeling of calmness, hopefulness and confidence, that assured me my prayer was heard and filled me with hope that all would yet be well.”——With such men as these, the new China deserves the respect of mankind, (p. 181)

　　附录一

　　为《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给台湾省医师公会的信

　　台湾省医师公会公鉴：

　　前由贵会经由《台湾医界》杂志编辑林今开先生出面，邀约我就孙中山与近代西化医学的历史，编写专书一册，交文星书店出版，这本是很好的事。这件事，一来可以澄清这一段史实，确立西医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和孙中山在西医史上的地位；二来可以证明孙中山广大的一面，使人们（全国国民）练习用广大的观点去看孙中山，而不再习惯性的用国民党的“党见”来窄化孙中山；三来可以用来消减中医的猖狂与势力——那被国民党党员戴传贤、焦易堂、陈果夫等大护法所护出来的猖狂与势力；看了我这本书的人，都会自然明白任何支持中医的国民党党员都是“违反总理遗教”的。以上三点，可说是这部书的最大功绩与意义，其他的“善果”犹其余事也。

　　不期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忽接贵会给文星书店萧孟能的信，其中颇多令人奇怪之处，奇怪之处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所谓出书前文稿“送达本会转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等字样，这未免是贵会大大的假造了的一项所谓“约定”！我万万不能同意，不但不同意，并且还要提抗议——提最严重的抗议！因为太荒唐太荒唐了！

　　贵会主事诸公何不想想看或问问人或查查书，堂堂中华民国的出版物是怎么出版的？即便是按照违宪的所谓“出版法”，人民出版书籍，也实行的是出书后的“追惩制”，而不是出书前的“预审制”。所以任何人民出书以前，都没有什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的法理依据——“中央党部”根本没有“审核认可”的权力，人民也大可不必这么下贱！

　　上面这些立论，卑之实无甚高论，光就实行违宪的所谓“出版法”而言，即可得此结论。难道“中央党部”连自己大力订定出来的所谓“出版法”也不遵守吗？难道“中央党部”还“天外有天，法外有法”吗？不过，对这一事件，我还有另外一种判断，那就是“中央党部”并没有（或没有公开有）“审核认可”的非法要求，而是有人发贱，故意目无“法”纪，乱献媚，乱表情，表错情，以致闹出这种腾笑中外的笑话！

　　贵会诸公何不想想，即使我们目前“无法无天”，要违背宪法，甚至再违背违宪的所谓“出版法”，而要实行专制王朝的“预审制”，那么在目前“管制机关”林立的状态下，“审核认可”似乎也轮不到“中央党部”吧？试问堂堂政府中的“内政部”，或其他的什么什么“部”、什么什么“局”、什么什么“处”等等等等好管事的“机关”，岂不要大吃特吃“醋”吗？“愿意”或“抢着”预审的“机关”，又岂仅仅是“中央党部”吗？

　　面对这一件笑剧，提笔写这样一封信，我真忍不住叹气。我叹气，为的是七八十年前的医生（像孙中山），他们曾为争取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而奋斗、而流血；谁能想到在七八十年后，在经过“军政”“训政”后的“宪政”时代，这个国家的医生，竟又混又窝囊地把孙中山医生们所努力争取得来的权利与自由，糊涂地、献媚地、轻易地送还给统治机构！这种做法，不但是置他们自己于不义，并且还陷好管闲事的机构于不义。不但如此，当然他们全体，根本对不起孙中山和所有的革命先烈，他们全体都是罪人！罪人！

　　我这封信，与其说是对贵会诸公的抗议书，倒不如说是贵会主事诸公自我引咎的忏悔状。你们诸公对医道的湛深是我们佩服的，可是在医道以外，对天下大势、对国法党限，却没有应有的认识，这实在是你们诸公的耻辱，你们不可不反省、不改善。你们能治疗别人的眼睛，并不能反证你们自己不盲目，你们若想不是瞎子，还得多下功夫，多读李敖的文章。

　　我这封信，除了完完全全不同意你们的所谓“转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的荒唐的所谓“约定”外，并且一概拒绝再跟你们这些头脑不清的人生干系。所以，11月14号你们请我在医学会年会的专题演说（《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我不来了。并且请你们提早公告，免得我失信于小医生们，公告我不来演说的理由要据实说，不可乱写（如说我“生病”“有事”之类），你们乱写，我不饶你们。

　　愿你们快乐，健康，努力。

　　李敖 1965年11月6日

　　〔附记〕对你们邀我演说，我很感谢。至少你们没有荒谬的先叫我到“中央党部”“试讲”一次！

　　附录二

　　给李敖的一封信（吴相湘）

　　敖之：

　　昨晚得读新著，真佩服你搜集资料的本领。

　　江英华的回忆是我前所未见的。但细读后，觉得你用疑似之词是很对的。他的回忆中两次提到粵督德寿，按清季职官表：德寿任粵督是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以粤抚调署粤督。而其任粤抚是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四日，十一月兼署督篆（李文忠继）。当光绪十九、二十、二十一年三年之中粤督是李瀚章、谭钟麟，如果如江先生所说，就不需要托英使转请粵督推荐了，并且由外使推荐也与体制不符合。

　　再新著第14页注(17)以上文句述领洗时间1885年3月，但就第27页引录看来则领洗之事应在1884年之前。1885年3月是《国父年谱》说法。《国父之大学时代》第30页于此更显明（《中央书院》的“宿舍”地址是教会所在）。我引用孙先生领洗署名照片是有来源的，其中1883与喜牧师之说相合，尤其原件有“Banished”一字更可注意。这证明在1896年3月孙先生被香港放逐以后，教会又重加注明，与其中若干“迁居”“死亡”字样。同样说明教会对于信徒时有联络管理甚严，原片上1883年是原始的，不是后加的。《大光报》将“放逐”二字抹去，反而失真了。

　　专此祝

　　安好

　　相湘 手上 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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