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学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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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没有窗，哪有“窗外”？

　　今日的中国文坛，像一间暗室。暗室四面，没有窗。

　　在黑洞洞的暗室里面，人们摸到的，只是断烂朝报；呼吸到的，只是乌烟瘴气；听到的，只是鬼哭狼号。

　　拥挤在文坛暗室里的各路人马，若编遣一下，大致可分十派：

　　一、新八股派——八股是专制王朝的把戏。新八股派是什么，不必说，大家就知道是什么。

　　二、新之乎者也派——掌故派、伪考据派、骈文派、自传派、寿序派、挽联派、对凌波“诗以张之”派等等都算。

　　三、旧的吗了呢派——请看《中央日报》副刊及其他。

　　四、新鸳鸯蝴蝶派——陈定山之流。

　　五、表妹派——别名“林妹妹派”。不分男女，一写小说或诗就呻吟起来。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反正老是呻吟，呻吟定了。

　　六、新剑侠派——旧剑侠派是多年练功；新剑侠派是一群妇人、孺子、缺胳臂断腿的弱者，一朝在深山得秘笈一部，霍然成侠，虽多年练功之强者，也打他们不过。故新剑侠派是投机取巧派，比旧剑侠派更败坏人们意志。

　　七、新活见鬼派——仿《聊斋》派，整夜谈鬼话狐，扯淡。

　　八、广播剧派——浪子出走，走了又回头；妈妈跟爸爸吵架，妈妈出走，爸爸哭了，妈妈又回来了之类。

　　九、古装派——西施又洗澡了；杨贵妃又脱裤子了。

　　十、新闺秀派——中学女学生在格里高利派克照片以外，最喜欢看的一派。

　　以上十派，据我的笨见看来，足够囊括今天的文坛万象了。唯一漏网的恐怕只有一派——可叫做“北门派”，那是邮政总局门口的春宫派，势力遍及全省，因为这派只是“插插插”和“啊啊啊”的臭八股，所以不足深论。

　　生活在这些文坛派别下面的人们，他们是可怜的。他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缺乏不受精神虐待的自由，也缺乏一盏真正的“智慧的灯”。

　　十六年来，我生活在这个孤岛上，我保持我精神清爽的法子就是：“我李敖绝不接受这些，我是特立独行的好汉，在暗室里，我要自造光芒。”

　　所以，坦白说，我十六年来对台湾的文坛产品，每在经过观察与认识的阶段以后，就去它的蛋。——我绝不浪费我的精神在这些东西上面。有人问我说：“你不看它们，怎么能说它们不行？”我的答话是：“你吃一个坏了的蛋的时候，难道全吃下去，才知道它是坏蛋吗？”

　　这是我李敖的特立独行。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在演电影了。电影的名字叫《窗外》，是根据琼瑶的小说《窗外》改编的。我这个朋友整天提了一个小包，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同时嘴巴里老是“江雁容”呀、“康南”呀等小说中的人物。我这个朋友知道我不看台湾文坛的产品，埋怨我说：“敖之呀！你成见太深，你总该看看这本《窗外》。”

　　这个月5号，我游兴大发，决定到高雄大贝湖玩一玩。5号晚上，我在高雄书摊上买了一本《窗外》，在旅馆里大读起来。看到天亮，看完了，书上已被我批注得乱七八糟。我决定回台北写这篇文字，不但给青年朋友批评，也请作者琼瑶指教。

　　一本“新闺秀派”的代表作

　　首先，我必须要声明，我写文章的时候是“六亲不认”的（虽然不写文章的时候所“认”的“六亲”也不多）。写文章，应该和赌钱一样，“赌场无父子”，写文章也要抛掉感情的链锁，才能不受干扰，痛快说话，说老实话。

　　对《窗外》的作者来说，如果我不算高攀，我们可说是朋友。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去年6月15号，那天是聂华苓、潘琦君、徐钟珮、张明、张兰熙、严停云（华严）诸美人下帖子，在《智慧的灯》的作者（我的“师姑”）家里吃晚饭，我们面对面，聊了不少。记得我们还讨论过西方的礼节，所以临走的时候，我对琼瑶，自然“吻手为礼”。——我们似乎都是最快的实行家。

　　琼瑶除了有着一只——我只摸到一只——皮肤很好的手外，还有着一副最和善的面孔、最优雅的谈吐，和一颗血淋淋的看不到却可想象到的好心。这颗好心，是琼瑶灵魂的焦点，是琼瑶作品的辐辏，值得我们最大的敬重。

　　可是好心尽管好心，好心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伟大。相反的，琼瑶的《窗外》，在我细细读过以后，我必须很遗憾的把它归入“新闺秀派”的作品。但是我承认，它在今日台湾“新闺秀派”的千百作品里，必然是一部“伟大”的代表作。

　　《窗外》的主题是一个十八岁的高三女学生江雁容，跟她四十四岁的老师康南恋爱的故事。最后江雁容的母亲出来干涉、捣蛋，终于男不婚而女别嫁。五年以后，江雁容离开了不满意的丈夫，再跑去找康南，重寻她过去迷恋的影子，可是却碰到了康南的朋友罗亚文。罗亚文对她说：

　　康南不是以前的康南了，他没有精力去和各种势力搏斗，以争夺你。目前，你还是个有夫之妇，对于他，仍然和以前的情况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算你是自由之身，今日的康南，也无法和你结合了。他不是你以前认得的那个康南，看看这间屋子，这还是经过我整理了两小时的局面！一切都和这屋子一样，你了解吗？如果说得残忍一点，他现在是又病又脏、又老又糊涂！整日烂醉如泥，人事不知！（第336页）

　　于是江雁容突然觉醒，决定不再看康南了。可是当她提着旅行袋回去的时候，却正好碰到康南下课回来，他并没看到江雁容：

　　江雁容可以看清他那枯痩的面貌了，她紧紧的咬住了嘴唇，使自己不至于失声哭出来，她立即明白了，罗亚文为什么要她不要见康南，康南已经不在了，她的康南已经死去了！她望着前面那佝偻的老人，这时候，他正用手背抹掉嘴角咳出来的吐沫，又把烟塞回嘴里，向前继续而行。经过江雁容的面前的时候，他不在意的看了她一眼，她的心狂跳着，竟十分害怕他会认出她来。但是，他没有认出来，低着头，他吃力的走开了！她明白，自己的变化也很多，五年，竟可以使一切改变得这么大！

　　她一口气冲出了校门，用手堵住了自己的嘴，靠在学校的围墙上。

“我的康南！我的康南！”她心中辗转呼号，泪水夺眶而出。她的康南哪里去了？她那诗一般的康南！那深邃的、脉脉含情的眼睛，那似笑非笑的嘴角，那微蹙着的眉峰，那潇洒的风度，和那旷世的才华！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难道都是她的幻想吗？她的康南在哪里？难道真的如烟如云、如梦如影吗？多可怕的真实！她但愿自己没有来，没有见到这个康南！她还要她的康南，她梦里的那个康南！她朝思暮想的康南！（第342页）

　　故事的结局就到此为止，“暮色，对她四面八方的包围过来。”（第343页）她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问题的提出

　　《窗外》的故事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但是因为琼瑶把这个故事写得很细腻、很动人，所以这部小说在这类小说里占据了代表性。尤其她写今天中学女学生的生活、想法，写得更是成功透彻，简直写成了一面镜子。因为女孩子都是喜欢照镜子的，所以她们都喜欢这部小说；又因为女孩子的妈妈们也都喜欢照镜子，并且会向女儿夸耀“别以为我没有经过十九岁”（第260页）！所以妈妈们也都喜欢这部小说。

　　喜欢呀喜欢的，结果喜欢出麻烦来了。这个月的21号，台北《中华日报》上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

　　高女尸案图穷匕现，小说《窗外》翻版

　　可能师生畸恋，一页日记描绘隐情

　　〔本报高雄20日专电〕侦查海滨女尸王淑女命案的警方人员，20日全力追查与高水某老师有关的一切行动，俾便切实掌握破案之钥。

　　据悉：警方所以重视这条线索，是由于王淑女所遗留的日记中，坦率指出了她与某老师之间的一段不寻常的恋情。

　　据记者探悉：关于王淑女亲笔描绘的有关“师生之情”，日记上记述颇多，其中尤以一节赤裸裸地表达了这种畸恋的感情和心愫。

　　这一页的日记是这样的记载：读琼瑶所写的小说《窗外》，我心里有太多的感触，我是有决心去做书中的女主角江雁容。但是×老师你是否会像康南（系书中师生恋爱中的男主角）那样的最后没有结果？×老师：如果你是真的爱我，你应该顾念我的前途，但是×老师又不像是不爱我，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不与××、××、××、××等（注：这些××是王淑女同学的名字）接近，而单独与我来往呢？

　　对这件悲剧的发生，我丝毫不感到意外，并且还预言这类悲剧还会发生，只是或轻或重、大同小异罢了。

　　按说，中学的女学生，黄毛小丫头，有眼无珠，没见过男人，见到男老师，爱上男老师，爱得死去活来，这本是稀松平常的事，算不了什么。可是她们这种爱，在琼瑶的《窗外》没有出世以前，爱得实在缺乏一种“指导”、缺乏一种“理论基础”和“文学基础”，她们只是乱爱一通而已，爱得迷迷糊糊的。

　　但是自从《窗外》在1963年9月初版以后，这种情形便有点不同了——小丫头们得到了她们的“弥赛亚”（Messiah）。她们不必暗中摸索了，她们可以着着实实的表演一次心理学上“拟人作用”（anthropomorphism），直奔琼瑶指示的悲剧之路就得了。所以，前面这个女学生才会在日记里写出：“我是有决心去做书中的女主角江雁容。”这一段话，岂不一语道破了《窗外》的“伟大”影响力了吗？岂不面对着琼瑶为她们圈好的绳子，直伸着脖子往上套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可以说，《窗外》这部小说，无异给迷迷糊糊的女学生制造了“定影液”，使她们的“不健康”的观念更凝固得不健康。她们挟《窗外》以自重，闻琼瑶一言以自壮——她们更要哭哭啼啼，更要在飞扬的世界里落伍了！

　　清朝的陈子庄，在他的《庸闲斋笔记》里，有一个小故事：

　　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惙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死。杭州人传以为笑。

　　我们看了这近一世纪前的小故事，想到这种女娃儿们的变态把戏，我们怎么能不惊叹颂扬：“《窗外》是我们新时代的《红楼梦》！它的毒素，比《红楼梦》还要多一红楼！”

　　我们快来看看琼瑶如何在活生生的现实里，把一个女学生导入梦境吧！

　　显然，她正沉浸在一个她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世界，公共汽车从她身边飞驰过，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学生在她耳边留下一声尖锐的口哨，她却浑然不觉，只陶醉在自己的思想中，好像这个世界与她毫无关系。（第1页）

　　江雁容把手放在石桌上，下巴又放在手背上，静静的望着荷花池畔的一棵蔷薇花，她那对梦似的眼睛放着柔和的光彩，使那张苍白的小脸显得脱俗的秀气，她并不很美丽，但是沉思中的她是吸引人的。她的思想显然在变幻，只一会儿，那对柔和的眼睛就变得沉郁了，眼光也从灿烂的花瓣上移到泥地上，地上有凌乱的小草，被践踏成枯黄一片。（第25页）

　　看呀！多美呀！多不实际的病幻者呀！多么适合女学生的口味呀！别急，还多着哩！

　　一对如梦如雾的眼睛……带着几分早熟的忧郁。（第1页）

　　那对柔和如梦的眼睛。（第17页）

　　这有对梦似的眼睛的女孩。（第22页）

　　她那对梦似的眼睛放着柔和的光彩。（第25页）

　　一对梦似的眼光带着几分矇昽的醉意停留在他脸上。（第109页）

　　黑眼珠里却闪耀着一层梦似的光辉。（第114页）

　　她的眼睛亮了，那抹惊惶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梦似的光辉（第123页）

　　江雁容脸上浮起一个梦似的微笑。（第133页）

　　琼瑶用贫了梦似的和似梦的句子，为的只是告诉我们：梦，是女学生的另一名词！

　　从梦到同性恋

　　“我喜欢你！”周雅安说，摸了摸江雁容的头发。（第31页）

　　江雁容把头靠在手腕上，用一只手拉住了周雅安的手，她们默默的坐着，好久都不说话。（第31页）

　　周雅安说，一面挽着江雁容的手。（第33页）

　　“你是指那些乱七八糟的话，说我们在闹同性恋？”江雁容问。（第33页）

　　“那么，我们真该有一个做男人，”周雅安笑着说，欣赏的望着江雁容脸上那片红晕。“你是非常女性的，大概只好做女人，下辈子让我来做你的男朋友，好不好？”（第34页）

　　江雁容默然不语，半天后才紧紧拉着周雅安的手……（第36页）

　　江雁容看看她，把手放在她的手上。（第61页）

　　周雅安握紧了江雁容的手，在一刹那间，她有一个要拥抱她的冲动。（第62页）

　　“不许安慰我！”江雁容喊，紧接着，就哭了起来。周雅安把她的头抱在自己的膝上，拍着她的肩膀。（第83页）

　　“你让我哭一哭！让我好好的哭一哭！”江雁容说，就大哭起来。周雅安用手环着她的头，不再劝她。江雁容愈哭愈厉害。足足哭了半小时。（第83页）

　　江雁容不说话，怔怔的望着周雅安，半天后才拍拍周雅安的膝头……（第83页）

　　周雅安停止了哭，她们手握着手，依偎的坐了好一会。（第83页）

　　周雅安握紧了她的手。（第84页）

　　周雅安挽着她的手臂走着。（第111页）

　　周雅安坐到江雁容身边，突然捧起江雁容的脸，凝视着她的眼睛，微笑着说：“她们都说我们是同性恋，现在我真有这种感情，看到你这种神情，使人想吻你！”（第115页）

　　“又说傻话了！”周雅安说，握住江雁容的手。（第116页）

　　“我知道，”江雁容轻声说，手臂吊在周雅安的胳臂上，声音是无力的。（第146页）

　　“我平静？”周雅安抛掉了书，站起身子，在室内绕了个大圈子，然后把手放在江雁容肩膀上。（第158页）

　　周雅安跳起来，把吉他丟在一边，按住江雁容说。（第173页）

　　上面这些残章断句，十足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江雁容、周雅安二位，是同性恋的患者。

　　可是同性恋尽管同性恋，一碰到异性，就发生问题。当周雅安的男朋友小徐出现的时候：

　　“看样子，我要先走一步了！”江雁容说，对小徐点了点头。

　　“不要嘛！ ”周雅安说，但语气并不诚恳。

　　“你们谈谈吧，我真的要先走，赶回家去，还有许多习题没做呢！”江雁容说，一面又对周雅安说：“周雅安，再见啊！明天如果比我早到学校，帮我到教务处拿一下课室日记本，好吧？”

　　“好！”周雅安说，又补了一句：“再见啊！”

　　江雁容单独向前面走去，心里模糊的想着周雅安和小徐，就是这样，爱情是多神秘，周雅安和她的感情再好，只要小徐一出现，她眼中就只有小徐了！（第37—38页）

　　这段精彩的描写，最能表现琼瑶文字技巧的长处，也最能道出女孩子的心理。

　　女孩子之喜欢同性恋，现在已经愈来愈不流行了。清朝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和张心泰《粤游小志》中的记载，现在已经极少听到了。这显然是男女交际慢慢开化的结果。男女交际的开化，使男人恍然大悟：到底女人比男人够劲；也使女人私心窃喜：到底男人比女人过瘾。江雁容和一般女学生一样，虽然有一个家，虽然有打打闹闹七嘴八舌的同学，可是这些，都不能给她空虚的心灵予以帮助，使她仍旧有“无助”的感觉。我们试看琼瑶这些过度重复的描写：

　　眼光有点彷徨无助。（第19页）

　　那对无助而迷茫的眼睛。（第19页）

　　无助的咬着大拇指的手指甲。（第49页）

　　她那孤独无助的神情总使他莫名其妙的感动。（第55页）

　　都像是她站在面前，孤独而无助的喊着。（第93页）

　　她显得凄惶无助，眼睛中充满了泪水。（第148页）

　　她的嘴微张着，带着几分无助和无奈。（第152页）

　　满腹凄惶无助的情绪。（第171页）

　　她那泪汪汪的眼睛哀怨而无助的注视着他。（第265页）

　　唯一能给江雁容“助力”的，不是别的，就是一个男人。江雁容本来是怀疑有这种男人的，她曾向周雅安说：

　　“我也曾经幻想过恋爱，我梦里的男人太完美了，我相信全世界都不会找出这样的男人，所以我一定不会恋爱！我的爱人要有英雄气概，又要温柔体贴，要漂亮潇洒，又要忠实可靠，哈，你想这不都是矛盾的个性吗？这样的男人大概不会有的，就是有，也不会喜欢我这个渺小的、不美的江雁容！”（第30页）

　　“不过，我也希望能好好的恋一次爱。我愿爱人，也愿被人爱，这两句话不知道是哪本书里的，大概不是我自己的话，但可以代表我的心情。现在我的感情是睡着的，最使我在感情上受伤的，就是爸爸妈妈不爱我，假如我恋爱了，恐怕就不会这样重视爸爸妈妈的爱了。”（第31页）

　　江雁容这些话，站在一个女孩子的立场，是说得不错的。女孩子想爱男人是天经地义人之常情。爱了男人“就不会这样重视爸爸妈妈的爱”也是常情。琼瑶在《窗外》里描写失败的一点是，她把江雁容爱康南的原因，过度局限在“爸爸妈妈不爱我”的一件伏机上，这是很不对的。我绝不相信“爸爸妈妈很爱我”以后，女人就不找汉子！

　　魏子云在《从〈窗外〉观之》一文（《窗外》附录）里，就受了琼瑶错误的描写而发生错误的论断。魏子云坚持“江雁容并不是真心真意爱上康南”，他说：

　　他们师生相恋的发生，就江雁容来说，有如一位被放逐到一个无人孤岛上的罪犯，有一天突然邂逅到一位难友，他们相遇之后，一经相诉困境，就马上惺惺相惜的“情”投而“意”合起来。在江雁容方面所急于企求的是亟早结束孤岛上的“罪犯”生活，所以对方的任何条件，对她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她只是急要抓住一样东西能渡出孤岛深渊。那么，江雁容之恋上康南，恰可以上述情形喻之。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师生相恋，并无“爱情”的基础：江雁容不过十八九岁，尚不知爱情的本质。基此，我们可以推想到，如果江雁容和康南结婚，必然不会幸福；作者已把她预想到的这个结果，淡烟似的弥漫在故事的气息中了。

　　这是很不通的话。写这些话，才表示他自己“不知爱情的本质”是什么。试问“他们的师生相恋，并无‘爱情’的基础”，那么相恋的“基础”是什么？对一个“不过十八九岁”的向往初恋的女孩子，除了“爱情”以外，难道还有更高深的或更卑下的“基础”吗？

　　正因为“基础”是爱情

　　正因为“基础”是爱情，所以江雁容和康南才开始恋爱，并且热烈的恋爱。他们的恋爱虽然很热烈，可是却未能免俗。中国人对恋爱一事，总把它恶心的弄成两种样式：

　　一、父亲女儿式。

　　二、哥哥妹妹式（我一看到情书或称呼中用到“哥哥”“妹妹”的字眼就肉麻）。

　　在《窗外》中，康南一开始是走着第一式，所以他写信给江雁容说：

　　你还年轻，前面有一大段的生命等着你，我相信我一定能看到你成功。到那时候，我会含笑回忆你的日记和你那份哀愁。

　　我曾经有个女儿，生于民国三十年，死于民国三十二年，我这一生是没有女儿可教的了！如果我能够，我但愿能给你一份父爱，看着你成长和成功！酒后提笔写这封信，杂乱无章，不知所云。希望你能了解我醉后含泪写这封信的苦心，有一天，你们成功了，我也别无所求了！（第114页）

　　在这种俗套的信以后，还是江雁容首先点破了他们之间的真正关系：

　　康南，如果你对我有某种感情，绝不止于父亲对女儿般的爱，你用不着欺骗自己！如果我对你有某种感情，也绝不止于女儿对父亲的爱！（第115页）

　　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师生关系，所以在意识里，他们都受了传统观念的影响而觉得“师生恋爱”总有点那个，有点不太正常，甚至不太体面。“中情怯耳”的康南，就曾这样的默然自问：

　　“你为什么这样不平静？她不过是个惹人怜爱的小女孩而已，你对她的感情并没有越轨，不是吗？她像是你的女儿，在年龄上，她做你的女儿一点都不嫌大！”（第122页）

　　这段自问里头所谓“感情并没有越轨”的话，是一句大有问题的话，也是完全不通的话。什么叫“轨”？什么是“轨”？男人能跟女人恋爱，男老师就不能跟女学生恋爱吗？“师生恋爱”，只要不像沈刚伯那样的犯重婚罪，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莫名其妙的是，传统中竟然跑出一种“师生恋爱大逆不道论”，这真是狗屁！

　　很显然的，琼瑶在《窗外》里，对“师生恋爱”这一基本观念并没有清楚彻底的理解，因此她在用字遣词中，也不能廓清这一个被人们误解已久的观念。琼瑶对“师生恋爱”的观念，显然仍旧受着传统的羁绊，因此她不能运用清楚爽快的文字，根本解除这一“意底牢结”（ideology）。所以《窗外》男女主角的言行上，也就处处对他们的“师生恋爱”行为感到理亏情怯。康南就曾向江雁容的妈妈说：

　　“我知道我错了，但感情的发生是无话可说的。”（第214页）

　　所以，在康南的脑袋瓜子里，充满了“越轨”“错了”的自惭情绪，这是很可笑的、很没有必要的。这些都证明了他们仍是传统观念的奴隶，并不是超乎流俗的人。

　　恋爱的当事人自己都这样窝囊，又何况捕风捉影的别人呢？那些说长道短的别人，岂不也同样是“泛道德主义”下的走狗吗？

　　“我也不相信，”这是叶小蓁的声音：“康南是个好老师，绝不会这么无耻！”（第144页）

　　江雁容说：“下午，一定会有很多同学来看你，做个好老师也不简单！”

　　“现在已经不是好老师了！”康南笑了一下。（第167页）

　　“不要这么说，你把他看成魔鬼？”

　　“他糊涂到跟你谈恋爱的地步，他就是魔鬼！”

　　“可是，爱情是没有罪的……”

　　“这样的爱情就是有罪！”程心雯斩钉断铁的说。（第171页）

　　“江雁容，我们在学校里那么要好，我劝你一句话！躲着康南，他不是个君子！”叶小蓁说。（第198页）

　　“我是指你这个不正常的恋爱，”那队长温和的说：“你看，像康南这种人的人格是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既不能忠于自己妻子，又不能安分守己做个好教员，给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女学生写这种情书……任何人都能明白他是怎样的一种人！”（第256—257页）

　　多妙呵！一个跟女学生恋爱的老师，居然就从“好老师”“君子”一降而为“无耻”“魔鬼”没有人格，甚至连带这种爱情也是“有罪”的！请看这是哪一国的狗屁观念呵！这又是何等不通的观念呵！

　　琼瑶不知道——至少她没有努力证明——爱情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这本以“师生恋爱”为背景的小说的最大失败。相反的，读了《窗外》的人，不但不能从而对“师生恋爱”一点上得到观念的厘清，反倒更会迷离不已。这真是糟糕！

　　妈妈管不着

　　爱情的本质除了没有“名分的关系”（如“师生”和“大小姐和汽车司机”之类）以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本质，就是“妈妈管不着”。

　　一般说来，每个女朋友都是可爱的，可是每个女朋友的妈妈却实在是不可爱的——她们可恨。女孩子的妈妈们，仗着她是女孩子的妈妈、仗着她们也做过“青春梦”、仗着她们的动机是所谓爱护女儿，所以她们总是死命的把那臃肿的、停经期快来的身体，夹到她的女儿和“那穷小子”中间去。又一般说来，女孩子妈妈们大都饱经忧患，咸盐比女儿吃得多，醋也吃得多。所以她们对人生的看法自然与女儿不同。她们的青春已经消逝，美容医院和法国香水的挽救效果也愈来愈小，小到最后香水是香水、她是她。停经期过去以后，她们已经不再是“女性”，她们只是“中性”的人，中性得跟宦官一样，也就益形乖谬。多年生活的惨痛经验，使她们深信一种“女儿钓金龟论”，这头金王八，是她多年钓失败了的，所以她寄全部的希望在她家的小姐身上。由大小姐开始，在妈妈梦中，有一长行的乘龙快婿的横队。可是事实的演变是，大小姐经常是第一个反叛者——爱上了“那穷小子”。于是母亲必须大哭大闹、必须平息大小姐的叛乱。因为她们深信：“老大若管不住，老二还得了吗？”所以杀鸡儆猴，妈妈必得防患于未然。

　　何况，母亲们心中还有她们的小秘密：她们也有过花呀草呀月亮呀“淡淡的哀愁”呀的时代，可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过去的影子却在她们的心里发酵，这种发酵，再配上她丈夫所没有的一切优点，终于使她们凝固出新的幻影。这种幻影，她们无形中要在女婿身上得到补偿。所以，女孩子常常摸不清为什么妈妈的眼光老是跟她差得那么远。她要纳闷：“那李敖型的男人那么可爱，为什么妈妈却一点不爱他？”其实她不知道：妈妈并不是在替女儿选丈夫，而是在替她自己寻找精神上的补偿者！

　　正因为妈妈这方面这么复杂，所以她总要化复杂为简单，有意或无意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统统以“爱女儿”的名目来发展这些复杂——就好像大官们以“爱百姓”“救国救民”的名目来发展他们的复杂一样。于是“母”“女”和“穷小子”之间，就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小姐争夺战”。大战的结果，一看下表便知：

┏━━━━┳━━━━┳━━━━┳━━━━━┳━━━━━┓ ┃悲剧人物┃　目的　┃　结果　┃妈妈向女儿┃　女儿呢　┃ ┣━━━━╋━━━━╋━━━━╋━━━━━╋━━━━━┫ ┃大小姐　┃爱孝两全┃有爱无孝┃　　吵　　┃向妈妈哭　┃ ┃　　　　┃　　　　┃有孝无爱┃　　　　　┃向穷小子哭┃ ┣━━━━╋━━━━╋━━━━╋━━━━━╋━━━━━┫ ┃穷小子　┃抢大小姐┃　胜　　┃断绝关系　┃向妈妈哭　┃ ┣━━━━╋━━━━╋━━━━╋━━━━━╋━━━━━┫ ┃妈妈　　┃抢大小姐┃　胜　　┃低三下四　┃向穷小子哭┃ ┗━━━━┻━━━━┻━━━━┻━━━━━┻━━━━━┛

　　在《窗外》里，故事的演变是朝“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妈妈的”路线走的，所以这个妈妈也煞是厉害。她曾宣言：“为了救雁容，我可以不择手段，哪怕她恨我！”（第244—245页）所以她的一切作风，也就翻云覆雨、诡计多端。我们试看她的欺骗手段：

　　“好，雁容，”江太太冷静的说：“我告诉你，天下最爱你的是父母，有什么问题你应该和母亲坦白说，不应该寻死！我并不是不开明的母亲，你有绝对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假如你们真的彼此相爱，我绝不阻扰你们！你为什么要瞒着妈妈，把妈妈当外人看待？”（第209页）

　　“好了，现在你睡吧，相信妈妈，我一定不干涉你的婚姻，你随时可以和康南结婚，只要你愿意。不过我要先和康南谈谈。”（第209页）

　　这一些话，是多么开明、多么冠冕堂皇的话呵！可是就在这些漂亮的词汇后面，这个停经前期的女人，开始露出白牙来了：

　　“好！”江太太咬咬牙：“既然你已经认定了嫁他，我就守信不干涉你，你去通知康南，叫他一个月之内把你娶过去！不过，记住，从此你算是和江家脱离了关系！以后你不许承认是江仰止的女儿，也永远不许再走进我的家门！”（第234页）

　　“好！”江太太气极了，这就是抚育儿女的好处！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对这个家的温情竟这样少！父母弟妹加起来，还敌不过一个康南！“好！”她颤声说：“你滚吧！叫康南马上把你娶过去，我不想再见到你！就算我没有你这个女儿！去通知康南，一个月之内不迎娶就作罢论！现在，从我面前滚开吧！”（第235页）

　　“好，”江太太的背脊又挺直了：“妈妈这样对你说，都不能让你转变！那么，起来吧！去嫁给康南去！以后永远不要叫我做妈妈！我白养了你、白带了你！滚！”她把腿从江雁容手臂里拔出来，毅然的抬抬头，走到里面去了。（第236页）

　　在恨恨的连“好”四声以后，这个妈妈并没有让她女儿“去嫁给康南去！”她的做法竟是：

　　“收回这个日期，我不允许你们结婚！”（第241页）

　　紧接着的手段是：

　　在几度和康南偷偷见面之后，江太太忽然给江雁容一个命令，在她满二十岁之前，不许她和康南见面！否则，江太太要具状告康南引诱未成年少女。江雁容屈服了，她在家里蛰居下来，一天一天的挨着日子，等待二十岁〔法律上可以自由结婚〕的来临。（第243页）

　　在这些一连串的威胁、虐待、软禁、“命令”以后，这个妈妈又表演了到刑警队告康南等等把戏，又发动家人亲友游说江雁容。总之，一切手段都用，用得都非常熟。

　　最后，在长期的包围以后、在不断的压力以后、在没有止境的花样以后，……“江雁容明白她已经陷入了八方包围。凭她，小小的江雁容，似乎再也不能突围了。”（第246页）

　　最后一招是一幕喊降戏。胜利者在高度优势下，居然手拿武器慷慨陈词起来，她向她女儿说：

　　“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对是错，全基于我爱你。”（第259页）

　　“孩子，原谅妈妈做的一切，原谅我是因为爱你，妈妈求求你，回到妈妈的怀里来吧，你会发现这儿依然是个温馨而安全的所在。小容容，回来吧。”（第260页）

　　“别以为我没有经过十九岁，我也有过你那份热情和梦想，所以，相信我吧，我了解你。我是在帮助你，不是在陷害你！”（第260页）

　　“孩子，我一生好强，从没有向人乞求过什么，但是，现在我向你乞求，回来吧！小容容！父母的手张在这儿，等着你投进来！”（第260—261页）

　　在这些不断的威胁的与感情的轮番攻势以后，我们《窗外》的女主角，终于“妈妈我服了！”

　　“妈妈，我屈服了！一切由你！一切由你！”她用牙齿咬住被单，把头紧紧的埋在被单里。“妈妈哦！”她心中在叫着：“我只有听凭你了，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第261页）

　　第二天，她们母女二人又表演了一次“母女泪”：

　　她们母女曾经谈了一个上午，哭了说，说了哭，又吻又抱。然后，江太太答应了撤销告诉，她答应了放弃康南。（第262页）

　　于是，妈妈变成了伟大的胜利者。

　　当五年以后，江雁容的丈夫带给她的是下面的情节：

　　“我管你碰她们没有？你把我一个人丟在家里就该死！你卑鄙！你无耻！没有责任感！你不配做个丈夫！我是瞎了眼睛才会嫁给你！”江雁容失常的大喊大叫，一夜恐怖的经历使她发狂。她用手蒙住脸。“好妈妈，她真算选到了一个好女婿。”（第319页）

　　她的手腕像折碎似的痛了起来，她挣扎着大叫：

　　“他〔指康南〕是比你温柔，我没有要嫁你，是你求我嫁给你！是妈妈做主要我嫁给你！”（第324页）

　　读到这些悔恨语句的人，很容易想到英国怀特（William Hale White）的小说 《以斯贴》（Esther），和以斯贴向她母亲所申诉的悔恨。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伟大的母亲，已用她伟大的母爱，铸成了无法挽回的伟大错误！

　　在女儿方面呢？最后给她的感慨是：

　　“我到哪里去呢？”（第326页）

　　“到最后，我还是做了母亲的叛逆的女儿！”（第326页）

　　凡是对人间世故稍有所知的人，都可知道单纯的爱并不一定对人好，常常反倒会害了别人。江雁容的母亲对她说“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对是错，全基于我爱你”一段话，言外之意，好像是说母爱是至上的，母爱导致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这种倾向，在我受过思想方法训练的人说来，完全不能成立。18世纪的日耳曼寓言家Magnus Gottfried Lichtwer就早已指出盲目的热心只能坏事；同样的，我们也不能相信单纯的亲情就是盲目热心的护符。试问世间多少悲剧，不是打着“母爱”的旗号做出来的？试问又有多少自私与愚昧，不是亲情之下的痛苦产品？我们有新头脑的人，岂可以随随便便接受老一代的感情攻势吗？又岂可以不加批判的接受他们打着“善意”招牌而来的落伍安排吗？

　　琼瑶这本《窗外》的大毛病，是她在爱情的本质一点上，没有发挥“妈妈管不着”的清楚观念。不但没有发挥，她反倒把这个不知老一辈管辖限度的浑妈妈，刻画成一个慈晖普被的伟大人物。这真是思路不清！

　　更思路不清的是，《窗外》这个电影已经开拍了，其中关于故事的情节，已有重要的改动——一种比原著更有问题的改动。据赵刚在《空中杂志》第一一二期（6月16日）《〈窗外〉电影的前奏曲》一文里的记述，改动的情形如下：

　　首先谈一谈《窗外》这部戏的本身。琼瑶女士原著，是一部充满了感情的名著，所以才能博得读者的赞赏，因为它是一部小说，可以像原著一样，大家也会喝彩，可是如果原样的搬上银幕，就有部分值得商榷的地方，至少我们几个担任筹备及实际工作的人有此感觉，因此在改编剧本的时候，做了适当的修正。就像书中的师生恋爱问题，是个爱情纠纷的故事，同情男女主角的遭遇及情感的负担，而使得大家认为恋爱是不分年龄及身份的，而我们则不能强调这一点，我们把它处理成社会问题，是这个时代给男女主角带来了悲运，没有时局的变迁，不会有发生这件事的可能，所以康南是现时代的牺牲者；而女主角江雁容则代表着一般少女共有的典型，尤其在少女成长期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由于她的幻想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虽然康南牺牲了，而雁容却没有被牺牲，她还有光明的未来。

　　读了这段话，我们不得不说：如此方向的“商榷”，是“商榷”不出好名堂来的。我们忍不住要问，什么叫做“使得大家认为恋爱是不分年龄及身份的，而我们则不能强调这一点”？根据琼瑶的原书，在爱情本质上已经写得不够清楚了，想不到电影一来，竟又增加一重浓雾！这是头脑明白的人绝对不敢领教的。赵刚又说：

　　至于家庭中的问题，我们更注意到一般家庭中常发生的现象，因为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子女漠不关心，听其自然发展，这样往往会造成子女走入歧途的结果；还有一种是溺爱不明，一切听任子女，任性、放纵，结果也不一定理想；再一种是爱的管束，父母恨铁不成钢，爱之深责之切，稍有严格的感觉。我们在这部戏中就发掘出第三种典型来剖析，使能收到一种改变现况的效果，戏中母亲的爱是不容否认及抹杀的，不过这种爱太主观了，所以使女儿误会成为没有爱，只是冷酷；其实不然，也许这一点，跟原著不太一样，也可能是为原著中的父母做了翻案文章。

　　显然的，这是又一次因改动原著，而暴露了改动者的观念，比有问题的琼瑶还有问题！

　　赵刚又写道：

　　再比如康南之所以爱雁容，是一种“情势所迫”，他爱他的女儿，他怀念他的女儿——这点跟原著怀念妻子不同，因为怀念妻子而发生这件事，在意识上就会有先天性的不纯洁之感——才有雁容的误解，造成悲剧性的感伤。所以说这部戏里的人物，没有“坏人”、没有“不健康”的意识，虽然雁容因为她的幻想而造成康南的悲惨下场，她仍然是被谅解、被同情的人。

　　这段话的问题更大了。什么叫“康南之所以爱雁容，是一种‘情势所迫’”？“迫”个什么？男人爱女人是天经地义，有何“迫”可言？又和“爱女儿”有什么必要的关系？把这些不相干的扯在一起干什么？至于说“因为怀念妻子而发生这件事，在意识上就会有先天性的不纯洁感”云云，更是我不明白的话。什么叫“先天性的不纯洁感”？从两性社会学来看也好、从文化人类学来看也好、从性的生物学来看也好，人类“先天性的”毛病，赵刚可愿知道本是“杂交”（promiscuity）的吗？人类的“先天性”，既然不过如此，赵刚可知道“纯洁”云云或“不纯洁”云云，都是没有“认知意义”（cognitive meaning）的话头吗？

　　不了解爱情的本质

　　主持拍摄《窗外》电影的诸君，他们在康南对死去的妻子的一件事上，表现了和琼瑶同样的错误看法。这个看法的形成，显然是传统的“感情专一论”的作祟。在传统的看法上，感情专一是好的，不专一是不好的，甚至是邪恶的，这是根本不通的论调。有这种论调的人，完全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爱情的本质。

　　关于这方面错误看法的批驳，我在《张飞的眼睛》一文（《传统下的独白》第31-42页）里，曾有详细的论列。我借着那绰号“情棍”的嘴，指出：

　　不能睁开眼睛的人就不配谈恋爱，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love is blind），其实盲目的人是不配谈恋爱的，因为他们不会谈恋爱。盲目的人根本不懂爱情，他们只是迷信爱情，他们根本不了解爱情真正的本质：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

　　现在人们的大病在不肯睁开眼睛正视爱情的本质，而只是糊里糊涂地用传统的绳子往自己脖子上套。感情这东西不是阴丹士林，它是会褪色的。岁月、胃口、心情与外界的影响随时会侵蚀一个人的海誓与山盟。很多人不肯承认这事实，不愿这种后果发生，于是他们拼命鼓吹“泛道德主义”，他们歌颂感情不变的情人，非议变了心的女人，憎恨水性杨花的卡门，同时用礼教、金钱、法律、证书、儿女、药水和刀子来防止感情的变，他们要戴戒指，意思是说：“咱们互相以金石为戒，戒向别的男女染指！” 这是多可笑的中古文明！

　　我又说：

　　不错，感情专一是好的，白头偕老是幸福的，尤其对那眼光狭小、主观过强、条件欠佳、审美力衰弱的男人说来更是未可厚非。但在另一方面，感情不太专一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好，在泛道德古典派的眼中，感情不专一是差劲的；在女孩子的眼中，感情专一的男人是她们喜欢的，但在唯美派的眼中，他实在不明白既喜欢燕瘦，为什么就不能再喜欢环肥？在女朋友面前称赞了她的美丽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再夸别的女人？若光看伊丽莎白泰勒的美而不体味安白兰丝的美，未免有点违心吧？

　　我这些打开天窗说的亮话，都是很正视现实、很正视人性限度的老实话，也是宣扬人生该多彩多姿的老实话。有了这种恢廓观念的人，他的情操一定是开放的，不做无谓的痛苦的；他的为人也一定是一个勇于生活勇于爱人的情圣，而不是一个钻在牛角尖里为抽象名词痛苦终生的傻瓜！

　　在《窗外》的本事里，康南的太太是在他逃出大陆以后，“共匪逼她改嫁，她就投水死了”（第73页）的。这一事实，是国难影响家毁，不是康南个人感情上的“罪过”。琼瑶在小说中把康南描写出内心的疚愧，这还是观念不清的毛病。我们看《窗外》中的文字，便可了然：

　　照片上的大眼睛静静的望着他，他转开了头。

　　“你为我而死，”他默默的想。“我却又爱上另一个女孩子，我是怎样一个人呢？可是我却不能不爱她。”（第138页）

　　程心雯说：“……他太太为他跳河而死，以及他为他太太拒绝续弦的事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假若他忘掉为他而死的太太，去追求一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学生，那他就人格扫地了，江雁容也不会爱这种没人格、没良心的人的。”（第144页）

　　这里所谓“我是怎样一个人呢？”、所谓“忘掉为他而死的太太”，都犯了观念极度混淆的错误，都是些没有必要的观念。它们都是我前面指摘的“感情专一论”的毒害，这些有毒的思想，除了把人生搅成不必要的痛苦陷溺外，还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吗？

　　琼瑶是好孩子、是女孩子、是观念在传统圈子里打圈圈的“作家”，所以以她的头脑，实在无法了解现代爱情的本质。因而一碰到这类像“诡论”（paradox）一般的题目，她实在无法纵笔如飞。所以倒霉的康南，在她的笔下，竟变成了一个充满罪恶感（the sense of sin）的“负心汉”，而这种罪恶感，又直扑江雁容而来，使她也被冤冤枉枉的，扑成了“共犯”！

　　像这类因对爱情本质了解不清而发生的谬误，在《窗外》全书里，还多着哩！我随手抄几段：

　　“我如果真存心玩弄你，这么久以来，发乎情，止乎礼，我有没有侵犯你一分一毫？”（第223页）

　　像一股洪流，康南被淹没了！他把她拉进怀里，找寻她的嘴唇。

　　“不要，康南！”她挣扎着坐起来，把他的手指压住在自己的唇上，低声说：“康南，这嘴唇已经有别的男孩子碰过了，你还要吗？”（第247页）“雁容，”江太太忽然紧张了起来。“告诉我，他有没有和你发生肉体关系？”

　　江雁容猛烈的摇摇头。江太太放下心来，叹了口长气说：“还算好！”（第219页）

　　她转过头来，直望着队长的脸：“假若你要对爱情判罪，你就判吧！”

　　那队长深深的注视她一会儿，笑了笑。

　　“我们不会随便判罪的。你和他有没有发生关系？”

　　“何不找个医生来验验我？ ”江雁容生气的说。

　　“你的意思是没有，是吗？”

　　“当然！他不会那样不尊重我！”（第255页）

　　请看上面这些话，统统都是有问题的话。什么叫“发乎情，止乎礼”？什么叫“侵犯”？什么叫“这嘴唇已经有别的男孩子碰过了”？什么叫“不尊重”？……这些片段语句，统统都是我所谓的“泛处女主义”的作祟。对这个问题，我在《论“处女膜整形”》（《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第101—136页）里，已有详尽的申述，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是指出：康南和江雁容既然接吻、拥抱都来过，却单把“发生肉体关系”看做特殊，实在没有必要，也实在不通。老实说，在我李敖眼里，男女相悦，基于爱情，就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是有程度之分的。我实在笨得不能懂得什么“发乎情，止乎礼”的玄理。我不知道这个“礼”是他妈的什么？男女谈情，是心灵的愉快；男女性交，是肉体的愉快。男女既可谈情，为什么不可性交？难道谈情就是清高，性交就是“侵犯”“不尊重”吗？这是哪一门子的狗屁观念呀？

　　琼瑶笔下之所以有这些“侵犯”呀、“不尊重”呀的字眼，究其原因，又要怪她传统的“唯灵论”的偏见。在“唯灵论”者的眼中，“灵”是好的、神圣的；“肉”是不好的、卑下的。我实在看不出这种不通的观念有什么通达的根据。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我探源出这种灵上肉下的思想是来自中古前期的基督教。基督教相信克制肉欲是导向灵魂求生的必要途径。所以教棍子们慢慢将灵提升，直提升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教会中的学者，他们极端迷信心灵提升的成效，甚至有一位学者说，只要不怀邪念，一个信奉天主的人可以摸摸修女的乳房！这真是佛门弟子所谓的“目中有色，心中无色”了！

　　历史上最明目张胆的主张灵肉平等的人，依我看来，该算英国诗人勃朗宁。这位19世纪的大人物，在他美丽的诗里，曾有这么一句：“……灵对肉的援助并不比肉对灵来得多。”（“Nor soul helps flesh more, now than flesh helps soul.”）我觉得这是对灵肉观念的最伟大提示。这种提示，值得今天每一个脑袋“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人的猛省。从这个角度来反看《窗外》，我们不免觉得，琼瑶的“灵魂”里，似乎极少对“肉体”的确认，这真是她的大悲哀！

　　“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

　　江雁容在最后向妈妈屈服的时候，她心中的叫喊是：“妈妈，我屈服了！一切由你！一切由你！……我只有听凭你了，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

　　这段话，又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现时代里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限度问题。说具体点，就是江雁容该不该“撕碎”她的心，来做她妈妈的“孝顺的女儿”的问题。

　　看了我前面提出的“妈妈管不着”的见解，人人都可推测我是坚决反对子女要“撕碎”自己的心去“孝顺”父母的。

　　我的辩护理由很好玩：中国古代不是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高论吗？毁伤“身体”，不是被视为大不孝吗？那么“撕碎”自己的心，算不算是“毁伤”呢？如果是“毁伤”，难道可用“毁伤”来“孝顺”父母吗？

　　这种辩护，是我有意引导“传统”和“传统”打架，用来证明真正的传统本是漆黑一团，它们中间的矛盾荒谬，是拈之即来的。

　　对《窗外》的女主角说来，她对“孝顺”的观念，显然是承继了传统上的矛盾与荒谬。她曾努力去想做“好女儿”（第26页），可是她“总是失败，在家里不能做好女儿”（第26页），因此她精神极度痛苦。在痛苦的边缘，矛盾心理激发了江雁容的怀疑，她会这样的质问：

　　“妈，你别这样不满意我，我并没有向你要求这一条生命，你该对创造我负责任，在我，生命中全是痛苦，假如你不满意我，你最好把我这条生命收回去！”（第44页）

　　这种质问，很可印证中国古人的调子。汉朝的王充在《论衡》的《物势》篇里就曾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就正因为王充相信夫妇不是有意生子女，而只是“情欲动而合”的产物，所以他这种开明观念，也最能引动其他开明人士的看法。果然到了孔融的时候，这位孔夫子的二十代孙子，居然提出了青出于蓝的惊人议论，他说：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后汉书·孔融传》）

　　琼瑶笔下的江雁容的口气，颇有古人这种“父母于子无恩”的味道，这是很明白的看法。但是，由于《窗外》作者本人对这个大问题缺乏进一步的清晰认识，所以她这种上附古人的议论，也只落得灵光一闪，稍现即逝了。这是很可惜的现象。

　　灵光闪过了以后，我们的琼瑶，又带着她的女主角，走向了尘封的传统中去：

　　江仰止哑然无言，半天后才说：

　　“你如果坚持这么做，你就一点不顾虑你会伤了父母的心？”

　　江雁容满眼泪水，她低下头，猛然醒悟，以父母和康南相提并论，她是如此偏向于康南！在她心里，属于父母的地位原只这么狭小！十九年的爱护养育，却敌不住康南的吸引力！她把父母和康南放在她心里的天平上，诧异的发现康南的那一端竟重了那么多！是的，她是个不孝的孩子，难怪江太太总感慨着养儿女的无用，十九年来的抚养，她羽毛未丰，已经想振翅离巢了。（第232页）

　　看呀！来了！“不孝”来了！这是何等重大的罪名！何等深沉的压力！在这种“亲恩”似海的澎湃下，小小的江雁容，又怎么能够不做“孝顺”的“女儿”呢？在这里，琼瑶的描写见出了功力：

　　“妈妈马上就会知道了，假如她看到我这样子躺在你的床上，她会撕碎我！”她叹口气，睁开眼睛：“我累了，康南，我只是个小女孩，我没有力量和全世界作战！”（第188页）

　　对了！她“没有力量和全世界作战”！她不得不“撕碎”自己的心，否则的话，“爱”她的妈妈会来“撕碎”它！

　　苍白，永远是苍白

　　于是，这失望的、不快乐的小女孩，终于走上了“苍白”的境界。在这一点上，琼瑶用尽了她的文笔，单调的辗转着“苍白”的句子：

　　他望着这沉静而苍白的小女孩。（第17页）

　　使那张苍白的小脸显得脱俗的秀气。（第25页）

　　那份寂寞和那份忧郁，那苍白秀气的脸。（第55页）

　　这张苍白而文静的脸最近显得分外沉默和忧郁。（第89页）

　　眼前立即浮起江雁容那张小小的苍白的脸，和那对朦朦胧胧、充满抑郁的眼睛。（第93页）

　　她苍白的脸显得更苍白。（第114页）

　　这张苍白的小脸多么可爱！（第123页）

　　更加苍白的脸在他眼前浮动。（第123页）

　　苍白的脸全被那热情的眸子照得发光。（第123页）

　　苍白的脸色。（第125页）

　　苍白的脸上有着失望。（第130页）

　　江雁容站在那儿，苍白、瘦弱，而憔悴。（第221页）

　　她哽塞住，说不出话来，脸色益形苍白。（第222页）

　　苍白的脸上泪痕狼藉。（第224页）

　　江雁容更加苍白了。（第245页）

　　露出江雁容那张苍白的脸。（第318页）

　　在这些近乎累赘的“苍白”布局以后，《窗外》走向它故事的收场。全书共提到“窗”字九十五次，其中有四十二次提到“窗外”——好一个《窗外》！

　　我们该有新境界

　　琼瑶虽然这么吃力的提到这么多的“窗”子和“窗外”，可是我现在却不得不写出——

　　没有窗，哪有“窗外”？

　　表面上看，这是一件非常“伤感情”的事，可是我没法忍耐，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必须由我起来说话，才能阻止今日文坛上的陈腐风气，才能挽救广大的青年少年，使他们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在暗室中被熏陶、被围困，使他们知道暗室之中并没有“窗”。那些所谓“窗”，只是马其诺防线中画在墙上的假窗子。真正的“窗外”，绝不是台湾文坛乌烟瘴气这一套！

　　基于这种信念，我觉得我必须用牛刀杀鸡，彻底扫荡他们。而在这庞大的扫荡战里，可怜的琼瑶竟首当其冲，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

　　根据今年1月23号《征信新闻报》周刊《访青年女作家琼瑶》的记录，说琼瑶的写作：

　　像丰沛的春晨的露珠，写出了年轻人，这一代青年的梦和希望——心底的郁思和眼前的太阳。

　　在许多学生和年轻人的臆底，琼瑶的笔，正如青春的彩像，勾出了黛绿年华的诗篇；也是属于这个年代的讴歌，使人能感受到翡翠色的生命乐章。

　　琼瑶本人，真的如这些肉麻麻的绮词丽语所说，写出了“这一代青年的梦和希望”了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

　　我的答案是：如果“这一代青年的梦和希望”竟是花呀、草呀、月亮呀、“淡淡的哀愁”呀、妈妈的话呀、罪恶感呀、传统的性观念呀、皱眉呀、无助呀、吟诗呀、苍白呀……这一套的话，那么这本《窗外》的作者，显然是这些“梦和希望”的代言人。岂止是代言人，她还是他们的偶像，她的书是他们的经典。她在传统的集中营里面，为软弱的一代编织了新的文网，使他们更僵化了思想，走向了做顺民之路。这些“罪状”，又岂是善良的琼瑶想象得到的吗？

　　当然想象不到！琼瑶自己，只是“童子操刀”而已。她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只是梦游太虚幻境，然后把梦游的记录，努力写成一部部的“春晨的露珠”。然后，再由这些露珠，甘露普被般的洒到小百姓的头上，从女学生到男老师，从女学生的妈妈到欧巴桑，使他们每个人都会跟着琼瑶做《烟雨濛濛》般的《六个梦》，梦里有《幸运草》、有《菟丝花》、有《几度夕阳红》。什么都有，只是没有窗户外面的真正男子汉，和那朝男子汉光屁股的洒脱、绝世满不在乎的女人。

　　琼瑶在最初写《窗外》的时候，一共费了六年的时间。六年间时写时停，很是辛苦。她曾经写过七万字，又把这七万字撕掉重来，可以看出她写得多么卖力。《窗外》一书印出来以后，忽然使她“暴得大名”，使她感到原来这个调调儿的小说竟可受这么大的欢迎，因此她欣然再弹此调，这就难免有“媚世”之讥了。试看琼瑶对《征信新闻报》记者说的话，便可明白：

　　到目前，我的小说还没有脱离生活，那就是青年人的生活、青年人的感情、青年人的幻想，大家可以彼此有灵犀一点通，引起共鸣。比如说《窗外》能引起青年朋友的注意，我相信那是因为我对女学生的生活写得比较没有离谱太远。

　　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做法。据我所知，一个拿笔杆的人的责任，并不一定在投群众之所好。有时候，我们甚至该抨击群众，向他们棒喝，给他们指点，我们有时候要不相信什么“是非自有公论”等屁话，我们要自信，“公论”是老子们造出来的。老子们引导群众，影响他们，使他们追随我们去“人同此论”，去追求至善，这才是拿笔杆的人应有的抱负。有这种抱负的人，他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等鬼话，因为这本是斯大林的鬼话。人民许多时候是愚蠢的、软弱的、盲目的，我们拿笔杆的人，对民众不能牺牲我们的信仰，降格取媚。相反的，我们反倒要诱导他们，使他们逐渐放弃愚蠢软弱与盲目，一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用这种尺度来测量今日的台湾文坛，我们不难看出到处都是向群众取媚的作品，这真是我们的大悲哀。琼瑶在这些人里面，是“取媚”得最成功的一位，所谓“那就是青年人的生活、青年人的感情、青年人的幻想，大家可以彼此有灵犀一点通，引起共鸣”。这是十足取媚的嘴脸，是我们实在无法忍受的怪论。

　　我们要问：今日“青年人的生活”像是个青年人的生活吗？今日“青年人的感情”又是个什么样的糟糕感情呢？今日“青年人的幻想”又何等可笑呢？在这些现状之下，大家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是通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大不了是相对唏嘘同声咨嗟而已。大堆人中，甲和乙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不同，丙和丁又没有什么观点上的两样，大家是那么样的相似，相似得没有奇思、没有个性、没有不受老顽固压榨过的思想。我们手执笔杆的人，面对这些软趴趴的风气，我们怎么能够也随波逐流呢？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告诉青年人，什么生活才该是他们应过的生活、什么感情才该是他们应有的感情。我们要敲打出一种声音，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这种声音的回响；我们不该附和着他们，与他们的错误“灵犀一点通”，用做“共鸣”式的二重奏！

　　在这些博大的原则底下、在这些遥远的方向底下，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向一切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的混乱思想宣战，我们不再容忍它们来毒化青少年的思想，蛊惑这些清白小朋友的心灵。

　　作为一个作品有“市场价格”的“作家”，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个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但在琼瑶的作品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些。我们看到的只是私人小世界里的软弱，不但作品本身软弱，它还拐带着人们跟它一起软弱。恰像那英国诗人布雷克所写的：

　　每张我碰到的脸上都有一个痕迹，

　　软弱的痕迹，苦恼的痕迹。

　　A mark in every face I meet,

　　Marks of weakness, marks of woe.

　　够了，够了。我们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痕迹，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文学。时代已经苦够了我们，我们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在三百四十三页的《窗外》中，江雁容平均每十页哭一次，再加上她妈妈的眼泪和康南的眼泪，已经“泪如雨下”了。我们怎么还吃得消？琼瑶如果非朝言情小说的路上走不可，那我也劝她多走走萨冈式的路线，而不要只走前期奥斯汀的路线。萨冈笔下的女娃儿，不像江雁容那样的诗词歌赋，甚至不读《罗亭》，也不读《忧愁夫人》，但是她们是活生生的现代女性，有热情、有勇气、有曲线、有伟大的灵魂，也有肉。我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向花”，而去“笑脸上床”。如果这样，我们的时代，也就愈来愈光明了！

　　《文星》第九十三期1965年7月1日

　　〔附记〕这篇文字的范围，不限于书评，所以也不从严格的书评方式来写。《窗外》这本书在文字技术、文体运用、引证错误和情节矛盾等等方面，都有许多可指摘的地方，我都不写了。

　　附录一

　　闺秀派呐喊了（刘金田）

　　——《象牙塔外是什么》读后

　　自从李敖批评了《窗外》以后，文坛的闺秀派不嘻嘻了，不露酒窝了！因为李敖抓到了“痒处”，搔到了“不应该搔”的地方。于是有人说：“李敖好坏哟！”《象牙塔外是什么》就是典型的例子。

　　女人有些地方很可爱；但女人有时候会装“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可怜相。她们需要“同情”、需要“谅解”，甚至于需要“抚慰”。可是李敖却偏偏不这样，当李敖探索《窗外》时，是粗里粗气的、毛手毛脚的。他说：“琼瑶除了有着一只——我只摸到一只——皮肤很好的手外……”这种唐伯虎“点秋香”不懂“三笑”的点法，是那些在“面子”上不愿“玉指迎春风”的闺秀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闺秀派之一的蒋芸在《文星》呐喊了 ：

　　我没办法不说它是让人失望的，因为（请读者特别注意“失望”下面的“因为”，明眼人不难看出因为什么的）从他的文字里，我看不出一点真诚，我也没有读到同情与谅解：他有的只是一种嘲谑的狡猾，和一种让人汗毛竖立的自我炫耀，为此他根本不够资格批评，如同他对《窗外》没法忍耐一样，我也忍耐不住，也不得不说。

　　这不是很明显的她们需要“真诚”“同情”与“谅解”吗？这种可怜兮兮又带点“雌威”的娘娘腔；这种“不得不说”被挤出来的呐喊，真有些煽动性的“虽爱犹怜”。

　　显然的，今天的闺秀派已在文坛竖起她们的“芽芽爱情”，种下了她们的“花花草草”，歌着她们的“秋月夕阳”，在象牙塔里欢饮别人送给她们的“才情出类”的葡萄酒。在这里，我要请几位闺秀派的代表出台亮亮相：

　　首席代表：琼瑶。

　　代表：蒋芸、喻丽清、季季。

　　我把季季请出来感到非常抱歉，我记得我曾花六块钱的车费专程到《征信新闻报》社去花三块六毛钱买她的《来自荒冢的脚步》。我所以颁给她“季军”的代表，是因为她的行动是反“闺秀”的，而她的作品却在闺秀派的路上兜圈子，就像手里抓着“四五条”、来了张“七条”，打了没有五、六、七的“姐妹花”，不打怕“合不倒”的犹疑心理。

　　至于蒋芸和喻丽清呢？被“巍巍中华”“堂堂大国”的中华民国文坛捧为最有前途的散文家。然而，她们的作品给了群众些什么呢？除了给贾宝玉型的男人增添了一些美丽的“葬花词”以外；给林黛玉型的女人绣了几个“绣花包”以外！在战争边缘的台湾，实在挤不出“头一胎”又浓又醇的奶水，连又清又淡喂“满仔”的奶水都挤不出来。

　　令人迷惑的是：那些高喊“战斗”口号的人、那些搞“反共”艺术的制片家，却一古脑儿的把闺秀派的作品拍成电影。这种电影，除了给那些希望“长生不老”的老头儿带来一点“返老还童”的“幻觉”以外，给那些“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制造一些“芽芽爱情”以外，对我们这个需要改革、需要战斗、需要现代化的社会毫无帮助。

　　更令我迷惑的是，那些搞战斗文艺吃饭的老评家，只会盲目地跟着推“炮”的谢冰莹开“卒”过河向空军军眷郭良蕙进剿。而对这股闺秀派的暗流、面对这些削弱战斗精神的作品、面对这些“待字闺中”的文字美人，却装聋作哑，不肯挺身出来点正义之火，扑文坛的花蝴蝶。而让眼前那一流卫道者把《窗外》捧上摩天楼，让“不够资格批评”的李敖打了“明是非”的头阵，丢了一颗使闺秀派“心碎”的手榴弹，这是何等滑稽的事啊！

　　在整个的文艺批评领域中，李敖的牛刀小试未必很正确，但他至少是试了一下，大胆地对闺秀派“将”了一“军”，这种大胆是值得赞扬的。这种大胆使闺秀派的预备队在惊慌中伸手“上相”，在惊慌中提笔写下：“何等的无知！何等的疯狂！何等的愚昧！”但有一点是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闺秀派和泛道德主义的大小姐和二小姐，早已在瑞滨海水游泳场要男孩子大胆地教她们游泳了！这种欲脱怕光的水上嬉戏，要比唐玄宗和杨贵妃进步一百倍，不是李白那句“春风拂槛露华浓”所可形容的，不是泛道德主义者的笔所能“断流”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蒋芸在她自己有限的思想中播下一粒麦种，结果所长出的新麦子虽然同是麦子，却不是原来的那粒麦子了！她说：“当我们已能体会出自己的错误时，我们所得到的惩罚实在要比别人所加予的责罚更为痛苦，所支付的代价也更大。”

　　这段话用不着推敲、用不着思考、用不着放在照妖镜下面去照，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错误”“痛苦”“代价”背后所隐藏着的传统思想的余渣，以及林黛玉型的落在金盘里都不发出声音的眼泪。作为一个时代儿女，一个在青春的激流里寻找生命真谛的人，如果不跳出痛苦的圈子，不付出一点聪敏人认为傻瓜的代价，在人生的途程上将永远夺不到锦标！永远拿不到金牌！

　　更可笑的是，这位年轻有前途的散文家，这位对李敖“倒了胃口”的新青年，竟在“象牙塔外”的走廊下，扮演起《红楼梦》的“贾母”来，她要李敖看第八艺术的“浪子回家”“浪子出走”，她要李敖“后悔”“改过”。她把训导主任要学生写“悔过书”那种一个茅厕一个坑的公式往李敖头上套。我老实不客气地说：李敖不是“大观园”那一群、不是“荣国府”那一伙，他是无家（孔夫子做过司寇）可归的流浪汉，没有园子可观的水手，他要解传统的缆绳，他要启思想的锚，他要勇敢地向前航行！“大观园”的人看李敖是粗鄙的、疯狂的。而李敖看闺秀派的作品是“满纸荒唐言，一把伤心泪”，这是必然的现象。因而，盘旋在蒋芸脑子里那点“不成熟”的、具有“统治性”的“母爱”也就成了多余！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闺秀派笔下的女主角面临“亲情”与“爱情”抉择的时候，她们虽然屈服在“亲情”的压力下，但她们的基本思想却是“叛母爱”的，这种在思想上叛而行动上叛不了的情形，在《窗外》表现得非常真切和露骨（这点是李敖评《窗外》所忽略的）。这种叛母爱思想的酝酿，这种在思想上肯定的否定，完全是由于传统的压力加诸她们的，她们没有理由相信母亲永远是对的！ “哺乳之恩”和“情爱”根本不来自一条河，想把“母爱”和“情爱”汇合是绝对落伍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澄清这种观点的时候也就是觉醒的时候、也就是“自己服从自己思想”的时候！由于琼瑶的笔使江雁容奋斗没有成功，由于琼瑶那点挥之不去的“母爱”，使江雁容在秋风秋雨里苟延生命，但还有成千上万的江雁容继续在反抗、继续在努力，她们必然会冲出“母爱”前面的铁丝网，会跃出“孝顺”前面的烟幕而看到光明，会擦干眼泪步上胜利的坦途！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几度夕阳红》给李敖的《没有窗，哪有“窗外”？》做了穿针引线的注脚。

　　“你走了，我就天天坐在窗子前面，天天，时时刻刻，等你回来。”（第317页）

　　这该不是巧合吧？这种王宝钏式的“等待”思想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多少女孩子死心塌地等她们的“留学郎”，等呀等的，等到最后还是“望穿秋（海）水不见伊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闺秀派跳不出传统的死角！

　　在不久以前，报纸上有这样的花边新闻：“台北市议长敲木槌，议员敲桌子。”今天蒋芸站在“象牙塔外”，站在《窗外》之外，自以为握住了“神圣的木槌”，对“多言善辩”的李敖敲它几下。事实上蒋芸敲的不是木槌，而是桌子。蒋芸想在“文坛”握那柄“神圣的木槌”，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作为一个闺秀派的代言人、作为一个泛道德主义者的前卫、作为一个捍卫“亲情”的尖兵，这种敲桌子式的呐喊，不仅护不了闺秀派思想的航，不仅缝不拢目前台湾“道德裂痕”的创口，不仅扶不起脚杆子软的亲情，连“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齿轮都扣不上。充其量也不过对李敖说：“你这个坏东西，拧得人家好痛啊！”

　　1965年10月6日于碧潭，《文星》第九十七期1965年11月1日

　　附录二

　　从《窗外》到“象牙塔外”（张润冬）

　　——读李敖、蒋芸二位先生大作有感

　　李敖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琼瑶女士的小说《窗外》，登在第九十三号《文星》上。蒋芸先生看了不顺眼，又在《文星》第九十六号上，把李敖先生喝斥了一顿。

　　对于十几年来台湾文坛的作品，我只在一干“卫道者”的“义务宣传”之下，看过小半本郭良蕙女士所写的《心锁》。郭女士为了这部书，丟了写作协会的会籍，“正人君子”群起而攻之，骂她“下流”“无耻”。我不信邪，偏要看看它“败坏名教”到什么程度。于是，忍痛花了八元新台币在台中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原来论露骨它不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论含蓄不及陈定山先生的《五十年代》（我是在《中央日报》的连载栏里，游目所及，正好看到华子鱼和还珠灯花一熄，便已玉种蓝田的那一段）。格调低下，文字粗俗，以言文艺，少说点，起码还差孙猴子一个筋斗云那样远的距离。我看未及半（另外一大半实在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只好自认倒霉，把它填了字纸篓），似乎已能意会出郭女士写这书的心理，即一方面她想迎合一般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她的“大牌”来写一本这样的书，必能刺激读者的胃口，造成畅销，狠狠地捞上一票；另一方面，她又没有力量真正冲破“礼教”的堤防，不敢“离谱”得太远，怕遭受传统的鞭挞而致无所容身。像这样粗制滥造、藏头露尾的玩意儿，原不值得多加理睬，让它自生自灭好了。偏有一些“完人”“圣（读如剩）人”，和“贤（读如嫌）人”硬要去揭发它、贬斥它，以致像我这样本来不想看的人，也正在好奇心的冲动下，给抓了一次大头，真是冤哉！枉也！闲话表过，言归正传。

　　我没有看过《窗外》，不敢说李敖先生批评得对或不对。但李敖先生大文中若干新的观念，我愿意表示附条件的赞成。

　　像《孔雀东南飞》那样的悲剧，不知在我国社会上演了几百千万回，给地狱平添了几百千万的冤鬼。而那些悲剧的导演者，法律没有制裁他们的条文，舆论且擎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大众为他们撑腰。做父母的，可以在“害死人不赔命”的特权庇护下，竟无一点忏悔的意思。

　　像江雁容的妈妈那种老婆子，我们再试一闭目沉思，便不难想象得出她那一副臃肿、愚蠢，左手叉腰右手倒握鸡毛掸子、怒眉嗔目、口沫横飞的母夜叉嘴脸。她，行为乖谬，思想顽固，发髻上插着一面“家主婆”的杏黄旗，企图以“暴君”的姿态，威临一切。子女在她的面前，不是以独立的人格者而存在，而是以“金丝雀”的身份或经济的利益而存在。自由受不到她的尊重，就因为她的脑子里压根儿没有“自由”这类观念。子女没有发言的权利，就因为她根本不给别人发言的地位。子女的爱（异性）与被（异性所）爱，都要经过她的授权与审查，而她这道铁栅栏，往往就是“鬼门关”。就琼瑶书中的故事来说，康南、江雁容和江雁容的丈夫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都保住了一口气。不然的话，万一康南被她“嫌”死了、江雁容被她“爱”死了、江雁容的丈夫被她“宠”死了，她损失的是什么呢？两行眼泪、一把鼻涕，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再往深一层研究，她凭什么敢于这般专横？江雁容凭什么要“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一言以蔽之：“传统”！罪恶的传统！在“子甚宜其妇，父母不悦出”。在非“父母之命”不得为婚的传统支配之下，儿子是替父亲讨老婆，女儿是替母亲嫁丈夫，当事人不过行礼如仪而已。所以我说这个“滥”传统就是他们生杀予夺的权源，它像一方硕大无朋的化石，僵硬、冷酷地压在每一个历史儿女的头上，寒光四射，鬼气森森，使你不敢怀疑、不敢抗议、不敢踰越。被压的人，只能匍匐以死，畏缩以求自全，看不到天日，看不到外面广大的世界。江雁容的妈妈，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包庇之下，才敢横行霸道，一手造成了三个人的悲剧。而江雁容，与其说是撕碎她的心，做这个老婆子的孝顺女儿，毋宁说自认无力反抗传统的迫害，不得不扯起白旗，走向传统的祭坛。

　　虽然，我们不敢说传统一律不好，但传统中的不好部分是人性的枷锁。如果我们没有勇气砸碎这一副枷锁，那我们大家的独立自主性都大成问题。老一辈的人，传统是他们的宗教，中毒已深。而他们许多既得利益，也须借重传统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他们重新检讨传统带给民族的不幸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存此奢望。所幸他们去日无多，就让他们去殉传统的葬吧！只要我们较为年轻的一代，能保持澄明的神志和特立独行的风格，不受他们的感染，则传统是不难被摧陷、被修正的。

　　话说回来，江雁容的妈妈，既然充当了传统的“刽子手”，活生生地腰斩了三个人的幸福，像这样罪大恶极的愚行，还有什么可以原谅的。然而，蒋芸先生却写道：“父母基于爱而加以管束，因而引发的行为，无论如何是无可厚非的。”又说：“没有一个父母不喜欢自己的儿女过得很好。”蒋先生这个论点，太泛了，显然还是中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谬误前提的毒。我且提出四点来向蒋先生请教。

　　一、所谓“管束”，是对不正当的行为而言。像江雁容那样一个十八九岁的大闺女，各方面都已达于成熟，已经具备了被人爱和爱人的充足条件，她精神上需要异性的爱情，乃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她之爱上康南，只要别人不把她当“摇钱树”，去钓“金王八”，她便绝未妨害任何人的利益，也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用得着什么管束？

　　二、生活过得好与不好，完全要靠事实来证明，不是旁人的主观可以强加设定的。江雁容的母亲硬要逼着她去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一开始就是不幸的，故后来的不欢而散，痛苦下场，都是顺理成章的事。请问：“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负责？”

　　三、前些时各报都刊载着一个姓李的父亲，为了要领巨额保险金，连杀二子的兽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种人，连一只狐狸都不如。请问似此野蛮而无人性之行为，能用得上“没有一个父母不喜欢自己的儿女过得很好”这一逻辑否？

　　四、台湾的养女制度颇为盛行。绝大多数的养父母都是不怀好意的。多少可怜弱女子正辗转呻吟于她们的养父母的淫威之下。我们幸免于难的人，正应该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口诛笔伐，做她们的声援，期能减轻其所遭受的虐待至最低限度。蒋先生！您可曾设想过，您这样毫无保留地替她们辩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怕：“我深深的相信，您这种观念，无异于给那些蛮不讲理的父母们制造‘定影液’，他们也要‘闻蒋芸之言以自壮’，奔向蒋芸所指示的道路，沾沾自喜的嚷着：‘我们的专横霸道，又多一层理论基础了。’”果尔，您想：“将有多少人‘将投身于一间更大的暗室里，在那里仍被围困，那里也没有窗，没有空气，只见到一片黑黝黝的大海，看不到边际，这岂不是一件更糟糕的事？’”

　　儒家学说，过分夸大了父母给予子女的恩义，浸假形成一种“泛孝主义”的文化。在这一文化笼罩之下，子女都成了父母的债务人，而且永远偿还不清。在这一文化笼罩之下，“埋儿奉母”列入了《二十四孝图》（现在本省民间还看得到这张图）之一。现在李敖先生拾古人（王充、孔融等）牙慧，站出来主张“父母于子无恩论”，蒋芸先生不赞成。

　　要说父母于子全无恩义固然未必，但这种恩义并无神秘的意义。它，一如母老虎之待雏虎，老母鸡之待雏鸡，都是基于一种单纯保种的生物学上的传族保种本能。子女羽翼既成，父母便算尽到了保育的责任，从此把手放开，让他们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开创自己的天地，让他们去“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子女所当报答于父母的，顶多亦只限于这个生物学的范围，养生送死而已矣。独立自主的人格，不应作为祭坛上的牺牲。

　　琼瑶书中有“感情并没有越轨”一句话，李敖先生在说了这“是一句大有问题的话”，“也是完全不通的话”之后，连问：“什么叫‘轨’？”“什么是‘轨’？”这两个问题，我可以试做一条答案如下：“这个轨，是周公设计，孔、孟奠基，列代诸假道学家所用酸豆腐所筑成，而由国家的法曹、皇室的‘御林军’、御用的文人所守护。”这班人，都是“保皇党”的“死硬派”。因为他们的利益和统治者的利益深相结纳，互为依存，遂造成一个几年来独占、垄断之局。而考试制度，便是这两种利益之间的一条“栈道”，非孔、孟之徒不得由。

　　“这个轨，一方面统治者用它来控制人心，镇压社会，从而巩固他们既得的利益；另一方面，孔、孟之徒则用它来排斥‘邪魔外道’，建立学术、思想上‘唯我独尊’的偶像。”就这样，大家都做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忠臣”“孝子”。就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是循着这一条环形的轨道，在那里兜了二千多年的圈子，而永远走不出迷宫的。有些西方学者说：“东方文化，是一静止的文化。”孔、孟之徒对此不能也不敢置一词。为什么？一、事实俱在，不容否认。二、他们对内虽然顽强，对外却太脆弱。他们是外强中干。

　　老实说，如果我们真想挺起胸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如果我们真想把国家推向进步、繁荣与强大，我们就非拆掉这一条古老的、腐朽的、环形的轨道，另外铺设一条能赶上时代潮流的、直线的、不阻碍我们社会的革新与进步的、真正合乎民主与科学、并能与一切外来文化互相交通的轨道不可。

　　要铺设这样一条新的轨道，必须先扫清传统的乌烟瘴气！

　　1965年10月7日，《文星》第九十七期1965年11月1日

　　附录三

　　走出“象牙塔外”（吴建）

　　——给蒋芸的一封信

　　蒋芸小姐：

　　“吴建”这个名字对你尚不致全然陌生吧！四年多前，当我们还在新竹读中学的那段时间，我们曾替救国团合编过一份文艺刊物。在那个时候，我便敬慕过你的文才，高中毕业后我读了工，你读了文，在许多报章杂志上我曾先后见到你许多文章发表；从幼稚渐趋成熟，从贫乏渐趋深刻。由此，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努力着、进步着。虽然多年不见，但我一直在为你庆贺、为你祝福，总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更大的成就。这次在《文星》杂志九十六期上见到你的大作《象牙塔外是什么？》之后，内心有许多感想，基于一种信念——对真理的信念，而非对个人的爱憎，我感到我有义务对这一个问题及你所谈及的李敖，发表一点我的看法。

　　对于李敖本人我是素昧平生，除了在《文星》丛刊、他的一些著作上看到过几张摆着不同姿势，“洒脱英俊”（《上下古今谈-陈查某之路》中李敖自赞之辞，并非我捧他）的李敖肖像外，我对于这位“浪子”“徐复观笔下的小疯狗”简直就搭不上一点关系。而且我也并不希望与这位“文章如滚水，浪花淘尽英雄”、人人敬鬼神而远之的狂客攀上交情。因为这位你笔下“反映着一种世纪末的疯狂”的疯人，如果再不收拾起他那副装疯作癫的嘴脸，迟早一定会应验圣经上“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的定律，而葬身于“文化论战的丹火”之中；不用你我讨伐，也自有高人如胡秋原、徐复观之流会用尽各种“法术”将之驯服，斩首示众，以快天下人心。跟他扯上了关系，万一落个“同谋犯”之嫌，岂非大大不合算？因此，我也早就像大多数青年一般，抱定“隔岸观火”的决心，准备让他一个人寂寞的“独白”到底了。

　　实在说李敖是没有资格来鉴赏、批判自由中国作家们的作品的。凭他这个台大历史系科班出身的考证脑筋，压根就看不懂也写不出像於梨华的《扬子江头几多愁》、琼瑶的《菟丝花》和你的《两片云》般脱尘绝俗、虚无缥缈的作品。如果他要写，充其量也只能写些《扬子江头几多人淹死？》《菟丝有花没有？》（据我的生物学常识，菟丝是无花植物。）《两种文化的取舍？》等“酸臭文章”。花呀！云呀！愁呀！等远离现实人生的美丽意境，在这个被哲学、语意学、逻辑学折磨坏了的李敖是感受不到的。偏偏他在搅他的“文化太保”勾当搅得昏头涨脑、魂不守舍之余，又要以“行家”姿态出现来指点你们这些大作家走出“窗外”，真可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孔老夫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敖在与老年人争“棒子”未得逞时又来和你们作家作对，激怒了这么多人，看样子他是难逃过“自作孽，不可活”的命运了。

　　李敖除了本身不具有灵性、不懂得欣赏、也写不出像你们“砌满辞藻”内容“丰富曲折”的作品外，他自己的文字也堪称拙劣，拙劣到和民初鲁迅一样粗俗、尖刻。但是，奇怪的是他居然能以他“卑劣的”“嘻笑怒骂”的文字而“暴得大名”，并且“拥有了许多的读者”，又赢得了“那些人的拍掌叫好声”。而这些“拍掌叫好声”，显然又比你们这些名作家们得到的要多而响亮，真是气人不过。据我读遍李敖著作，分析这恶人所以得势的原因，综合几点提供你作为下一次攻击他时的参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对你一定会有许多帮助：

　　海明威本年8月16日在中副有一篇转译文章《给青年的忠告》，其中“论写作的艺术”中有几项，正是李敖最谙熟的：

　　一、一优秀的作家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文字简练，别具风格。只有少数的大作家对于语文的应用能指挥自如，超人一等。

　　二、一个优秀的作家，对于自己的想法，必须有永不衰退的信心。

　　三、最好的书籍是单纯的，想说什么就说出来。

　　也许这些便是你想知道的象牙塔外的李敖是靠什么起家的答案：他依靠具有特殊风格的“不庄重”“不道德”“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他依靠经验——基于他曾被女人遗弃过的悲惨经验，基于他“喜欢看女人，有时候不止于看”的做爱经验。他依靠信心——基于新思想、新知识、对中西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他依靠热忱——对社会和国家前途一股狂热的关切。他开始写作，深刻的、严肃的（这一点也许是你们在他文字后所未曾发现的）在暗室里制造光芒。他发掘了许多问题，揭破了许多疮疤，让大家见到谁都不忍见也不愿见的毒脓。当然，他这样做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任何一个垂危的病人，都不会愿意知道自己的病势已十分严重；在医生未告诉他病情之前，他仍幻想自己强健如牛。在医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愿意相信和承认是一桩事实。于是他说这个医生是蒙古大夫，该杀该死。李敖击倒了许多权威、毁去了许多主义，他在摇撼我们这座古老社会的大梁；像古以色列巨人参孙摇撼非利士人的神殿一般，但李敖这样做，并非像参孙是出自仇恨而是出自爱心——他想毁去古老、衰败的旧社会，然后从废墟中重建起一片清新的朝气和希望。虽然如此，他仍令无数人不谅解、不能忍受。因此，大家向他攻击、向他投“帽子”，教他吃上了官司。

　　任何一个懂得“明哲保身”的人，在面对着这样多敌人时一定都会知难而退，但是李敖这神经病第三期的“自杀狂”却愈战愈勇，大有“占着茅坑穷拉屎”“吃定了”的味道。可是他没想到这年头茅坑也不能久蹲的，因为有许多“不但没屎连屁也没有”的家伙也想往里挤，好闻闻臭气过瘾。李敖赖在里头，拉个没完，他们在外头等急了，一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个李敖推下茅坑，而且落井下石，让李敖“不明不白”的死个遗臭万年。李敖这笨蛋，他难道不知道这些家伙的心计吗？我想李敖再笨也不致笨到如此程度，但他为什么要得罪了官阀又得罪学阀？除了“独白”之外，又不甘寂寞的选择了批评家的道路？因为他迷信着：

　　“严酷的批评仿佛是一个人自告奋勇，要集法庭、法官、陪审员、判决书、监牢以及电椅于其一身，他自己弟兄们的缺点全结晶浓缩了。他也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把个人的权力看得很高。他觉得人家把他抬得高高的，要他一个人来管理伙伴们，他采取的规律就是‘用结果来判断方法’。原来该造就人家的地方，他却来粉碎一切，勇气和希望应该奏凯歌的地方，他却要使人疑虑不定，自己不相信自己。”（海明威《论批评家与批评》）于是李敖才会“一发现一个作家的工作显得漠不关心，就同他拼命”（同上）。

　　《文星》九十六期编辑室报告中最后一段：“只有胆怯的人才怕批评，他们见不得光、见不得热……刚强的人是批评不倒的，尤其执著真理的刚强。”为什么我们怕批评呢？为什么我们怕一个批评家的诞生呢？如果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正义和光明，我们的文坛并不如李敖所说是“一大片断烂朝报，乌烟瘴气，鬼哭狼号”。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容忍李敖这个新时代的“罗亭”（你们眼中只会说大话的家伙）呢？不！不！正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坛散布着你所说的“一种阴暗、一种迷乱、而没有阳光”。不是李敖没有阳光，是我们自己没有阳光。李敖在为我们这个因容忍与乡愿而造成的黑暗局面制造阳光，而我们却因为在黑暗里待久了，瞳孔委靡惯了，怕被刺目的阳光灼伤，而拒绝、而扼杀这首先打破容忍和乡愿局面的批评家呀！

　　许多问题要深切的反省才能觉悟，如果我们承认今日的文坛是一座象牙塔、是一间暗室，我们便该有勇气走出来。象牙塔外是什么？象牙塔外是一片光辉灿烂的世界。象牙塔外的道路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开拓我们写作的领域、增加我们写作的题材，把我们的笔投向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角落，写出“除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外”，更多人生真实生活的一面。这些人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属于爱情的烦恼，但他们却生活在最真实的人生中：生育呀！疾病呀！贫穷呀！死亡呀！这便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并不生活在夜总会、歌台舞榭里，他们更不会终日冥想什么花、草、月亮，他们没有忧郁，却有烦恼、烦恼今日的米粮。没有梦却有盼望，盼望明日仍有生存的力量。对于这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妓女、码头苦力、住在违章建筑及低级军眷区中的女人孩子们，有谁去关心过他们如何在生活？他们的灵魂可也曾得过抚慰和滋养？我们应该用文字表现出我们这个社会的阴暗和龌龊；用文字启发隐藏在我们大众生活中许多不为人重视的问题。我们的文字应该写出时代的苦难和光明、刻画群众的悲泣与欢呼。而不必如你所说的“顺着小说的畅销性”，而用欺世的手法写那些剑侠、神怪、侦探的新神话和新童话，以致令沈刚伯、朱汇森、萨孟武、赵兴中、郑振华等童心未泯的学者名流亦爱之不舍（见《中央日报》1965年7月2日第四版《你爱看武侠小说吗？》），更不可用“媚世”的手法写那些远离现实人生的“彷徨的”“强说愁的”“如烟云梦幻般的”的新梦话派爱情小说，而使得广大无知的青年跟着一块做梦。

　　爱情故事不是不该写，要写便该放弃那些“老掉大牙”的落伍的“摸摸手便脸红耳赤”“被他看一眼，便可以回家不吃饭不睡觉想上三天三夜”的陈旧观念，而去做“大胆的爱情”的描写，多刻画灵与肉的人性问题。“肉欲的问题”并非如你所说的“放浪形骸”，而该是你所说的“深刻而严肃”的问题；离开了肉，哪有灵？离开了欲，哪有情？不顾肉欲而只追求灵的爱情，在同性恋者尚不易如此“纯洁”，何况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后生下的子女呢？恋爱的本质便是性的吸引，感情和爱欲不但不是“几乎不能分开”，而是根本分不开的；歌德说：“恋爱是将自己的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融合在一起。”这融合的力量如果不是借着彻底的做爱，又何能达到融合的境地呢？中国人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不经过“夫妻”一番，又何来百日之“恩”呢？（在这里，我并非提倡男女的滥交与做爱，只是想针对你对“爱情”的观念，在它的本质上做一番澄清而已。）灵的追求其最后目的必为肉的结合，就像我们囤积食物的目的不外乎吃它而已，没有人会积满了食粮却宁可饿死而不吃它。当然，也没有为了灵的纯洁，宁可自渎而不肯双方“合作”一下的道理。

　　至于蒋小姐你举出“多少社会新闻的主角在这种关系下演悲剧”的例子，推其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观念不够开放，一般人心理不够健全——许多人把非婚姻关系的性结合视作一种罪恶，而忽视了婚姻本身不过是对爱情的一种保障而已。过分重视婚姻的形式，而忽略了它真正的精神所在，因此不但扼杀了许多未婚男女所应享的灵肉一致的爱情，逼使他们养成自渎的不良习惯，更促使许多既有婚姻关系的人非法经营他们的爱情。（那些金屋藏娇、红杏出墙的男女，如果不是因为背负了婚姻的枷锁，又何至于如此偷偷摸摸？如此神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离婚被视为是不道德的事，而结婚往往又得除了当事人双方的爱情外，另须具备学问、金钱、地位……种种与爱情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的客观因素，方能完成的大事。在这种观念下，我们真能禁止“爱情的走私”和“悲剧”的继续发生吗？

　　另外，“当一个女孩子面临选择时”，要遭遇“父母心目中的乘龙快婿常是女儿眼中的伧夫俗子”的矛盾，可能便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另一主要原因；如果对于一个女孩子，“父母基于爱而加以管束而引发的行为”，其后果是如此的不智，为什么“无论如何是无可厚非”的呢？如果一个女孩子“肤浅到不能体念父母的爱心”而追求到了她真正的幸福，“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永远认为是可以同情的。（我实在不懂你基于何种想法永远认为不可同情？）

　　理性！理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父母欠缺的便是它。我们的作家、我们的读者该追求的也就是它。记起法国大革命时代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不由得让我们警惕那些错用和滥用“理性”的人们，将带给我们何样悲惨的命运！一个不能分辨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真貌、观念模糊、思路不清的人，是没有资格站在群众中间讲话和写作的。蒋小姐以及更多的作家们，我劝你们都学李敖，先读历史，再读哲学，更学会许多思索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澄清你们的观念，拋下你们那支软弱无力的笔，锻炼刚强不屈的臂力。否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历史将为你们替盲目大众所造下的恶果，记上一笔永远无法逃避的谴责了。

　　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是人群生活的写照，历史家的笔和文学家的笔应该同样为人类文明担负起承先启后开展光明远景的责任。一部《飘》、一部《战争与和平》、一部《双城记》……不知写出了多少人类奋斗的血泪和群众的心声，写出了人性的尊严和光辉。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仍不肯放弃那些“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派的”毫无价值的作品，而为我们这一个时代也写下“大刀阔斧、动人心魄”的几笔呢？难道你们愿意永远让李敖一个人靠他的“酸臭文章”“暴得大名”洋洋得意，而你们却忍气吞声的躲在“象牙塔”里的一方“暗室”中吗？出来吧！蒋小姐、更多的作家们，如果你们都肯走出《窗外》，舍弃黑暗走向光明，我敢担保像李敖这个好管闲事“乱写文章，妖言惑众”的“文化太保”，一定心甘情愿的去做“文化白痴”，销声匿迹的醉死在他的酒杯里。你说是吗？酒鬼李敖！

　　《文星》第九十八期1965年12月1日

　　上面三篇文字，都因我写的《没有窗，哪有“窗外”？》和蒋芸写的《象牙塔外是什么？》而起，按说我该把蒋芸的文章收做附录才对。可是蒋芸后来变成我的知己，她的看法已有很大的转变，她一定赞成我把她这篇文章代为作废了。

　　1980年4月27日夜

附录四 《文星》第九十三期编辑室报告

自由中国至少有一种自由：粗制滥造。这种自由，表现在文艺圈里的，更显得特别突出。我们拥有多如牛毛的什么小说家，编剧家，和评论家，他们闹闹哄哄，不可终日，可是编写出来的小说，脚本，或文学批评，却没有几篇几部不是狗屁！这一期的文星，李敖先生就给这些狗屁做了一个抽样。这似乎是很伤感情的，琼瑶女士不幸而做了这种抽样的代表。但如不这样做，我们无法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琼瑶女士，以她的软弱的心灵，混沌不清的思想，老得掉尽大牙了的观念，藉她的一本又一本的小说，哭哭啼啼的把我们年轻的一代带入一个可怕的恶梦。《窗外》这本书，就是一个显例，可是这本书却一版又一版的重印，甚至还要拍成电影，继续扩大它对青年们的麻醉。我们认为：“暴得大名”的琼瑶女士是应该醒醒了，一个作家，如果仅仅以“媚世”的作品来取悦群众，这种做法是卑下的，不可取的。在此时此地，拿笔杆的人必须面对现实，向愚蠢，软弱，和盲目挑战，绝不能再躲在烟雨蒙蒙的象牙塔里做他的六个梦。（五十四年七月一日台北《文星》第九十三期）

附录五 磨刀集—如狐添翼（黛郞）

以戕害青年心灵的琼瑶底小说改编，而在“纯吃茶”二楼拍摄的电影，可谓雪上加霜，如狐添翼。

摆在街头吊着茶杯的大铁桶才是“纯吃茶”。惟有那里是有骨有血的所在；然浅浮之徒不足与语此耳。（五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台北《自立晚报》副刊）

附录六 “反派”小生（王集丛）

李敖写文章把今日中国文坛分为“十派”，并且补充说还有“漏网的”一派，就是，“春宫派”。其实这一补充，也是用来烘托前“十派”的，用意是在加强其“乌烟瘴气”、“鬼哭狼号”的程度。

不过这种分派者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一派。虽然他们只有三两个，是少数，可是他们似乎也有一个立场，就是专门和人家唱反调。你说男女恋爱应走正路，要慎重，他们就主张无条件，无界限的乱爱、“杂交”；你讲“礼”，他们竟高叫“我不知道这个‘礼’是他妈的什么？”你在广阔的人生中自由选择题材，他们却特在强调写黑暗面和特殊生活的重要意义，他们说写“苦工”、“死囚”、“小雏妓”，才是“新方向”……这样总是和人来抬杠、唱反调的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反派”。而李某者，反派小生也。

这一派有一点长处，就是会骂人。他们从“窗外”骂到窗内，从“鸳鸯蝴蝶”骂到“新闺秀”，从“之乎者也”骂到“广播剧”……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文坛，是一间“黑洞洞的暗室”，没有光，没有热，没有一篇文章，一部小说，一个剧，一首诗可看；照他们的说法，他们自己出版的东西也该包括在内。他们骂得很刻毒而下流，什么“狗屁”、“他妈的”这类话，常见其“文章”中。就这点看来，他们这一派，也可称为“王婆派”，王婆骂鸡，出语不凡。

唱反调、骂人，在今天是一种“媚世”的作法。因为今天有不少人不满现实，很苦闷，看看唱反调、骂人的“文章”是很过瘾，很痛快的。可是，连他们自己也说：“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作法。”那么，他们这一派的立场和企图，就使人“不敢领教”了，而其前途也是可想而知的。（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

附录七 留台新语——窗外（定公·陈定山）

高市女生王淑女单恋老师不遂，在她日记里写着：“读琼瑶小说《窗外》心里有太多感触，我有决心去做书中的女主角江雁容。但不知老师是否会做书中的康南？”警方据此侦查认为王淑女单恋自杀。又查王女平日常到海滩岩石上排徊。地点正对一位老师的窗外。

可怜这位“窗外”的牺牲者，已无可取偿，我觉得《窗外》的作者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香港《天文台》第二六四一号）

附录八 先天性的毛病 （王集丛）

有人认为“男女相悦，基于天性，就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是有程度之分的。”拥抱接吻是爱的表现，“发生肉体关系”，也是爱的表现，没有区别，也不该受任何约束，限制。他说“杂交”是人类的“先天性”，没有什么叫“不纯洁”或“不纯洁”的问题。这种论调，似乎很新，很进步，很“解放”。不幸所用的论证：“杂交”，开了倒车，那是未开化的原始人类的行为呀！

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是由兽进化来的，原始人类未开化，颇多兽性。“杂交”确是人类的“先天性”，也就是兽性，君不见兽类“杂交”，连父女、母子、兄妹都不分吗？人类进化，兽性减少，“杂交”之类的“先天性”，普遍消除了。于是人和兽的区别越来越多，人性发扬起来。在这过程中，人类的生活不得不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恋爱生活亦然。这样扬弃先“天性”，不“杂交”，而建立人的恋爱关系，夫妻关系，发扬人性，才是进步，才是文明。反之，在夫妇、男女关系分明的社会，发展原始的“先天性”，以“杂交”来作乱交的论据，则是倒退，野蛮！

至于“肉体关系”和拥抱、接吻等等，不仅有形式和程度上的区别，而且有实际的责任问题。因为男女相爱如果未结婚，或者竟不结婚，就“发生肉体关系”，因而怀孕，那就可能发生严重的问题或悲剧。中外社会中都有，中外的小说、戏剧、电影中常见，难道还不够教训吗？

我不相信裸体“杂交”，写“笑脸上床”或“杨贵妃脱裤子”，就是什么新观点；也不相信破坏伦理道德而大发兽性，就算“现代化”、“新境界”。实际上这些都是“先天性的毛病”也是危险的毒素。（五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

附录九 名著《窗外》搬上银幕，新人海蒂脱颖而出（柳下思）

女作家琼瑶女士的成名作《窗外》，最近李敖有长文批评这部文学作品所描叙的人物性格与内涵意义，再度引起文坛的注意。在此同时，《窗外》故事，正被台北一个独立制片家取得制作权，将它搬上银幕。

巧合的是这个出自女作家手笔的文学作品，负责导演的也是著名女剧人崔小萍，而担任该片女主角“江雁容”（一个中学生）的却是从未为人所知的海蒂。所以说这部片子的摄制，是个大胆的尝试。

海蒂生得清新脱俗，有一股难以形容的丰神气质，这个看来沉默寡言极具内向的女孩子，从不曾梦想有一天会登上银幕，也从不羡慕那些“明星”生活，当然更没有受过什么戏剧的训练。当建业公司的老板陆建业在到处物色《窗外》女主角，而能合于剧中人“江雁容”那般怀着梦幻、忧郁、秀逸的性格时，曾煞费寻觅工夫，终于由偶然和间接的机会，找到海蒂来担任。

海蒂是苏州人，生长沪港，曾就读于香港爱德华英文书院，擅长英文文牍，能说流利的英语，数年前任职国防部担任接待外宾及眷属的事务，受过外交礼仪的训练，现在任职某外国机构，这次参加拍电影的工作，在她仅是业余的客串而已，但是她具有表演的天才，已为圈中人所赞许。

秀外慧中的海蒂，在香港的时候，即为影剧圈中某著名编导所赏识，曾商请她的父母，让她参加表演，因为怕影响学业而被婉拒。其实海蒂在港时投身影坛的机会很多，她的父亲吴必显（一九三六年柏林奥林匹克大会中国跳高选手，天津南开“五虎”与新学书院旅沪篮球选手队领导人，其伯父为名医吴必彰。）和影剧中人，尤多熟悉（张扬在港未成名前曾寄寓吴家），他不曾鼓励任何一个女儿去演电影，吴氏有三位美丽姐妹花，长姐结婚居港，三妹吴蓓蕾曾任职民航一公司空中服务员，近亦结婚侨居曼谷，海蒂行二，至今犹“小姑居处”，也是三姐妹中最为温静而不轻交游的一个，也许她正属于“江雁容”一型的女孩子。

这次被拉充《窗外》一片的女主角，一度曾误传为海蒂已脱离原服务的洋机关而投身银坛，其实拍电影在她是一项副业与尝试。建业公司这次将这部文学名著拍成电影，却由一个毫无银幕经验的女孩子来担任主角，足见目下电影界对于发掘新人的风气，与观众乐于欣赏新人的新演技的趋势，《窗外》这部影片，将给人们一种清新的气息吧。（五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香港《新闻天地》第三十一号）

附录十 作家走出小的世界！（凤兮）

李敖叫琼瑶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他说：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艺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

劝一个有读者的作家，走出他饮食男女的小世界，正眼看看广大的人生，改变一下无病呻吟的调门，发挥一点振聋启瞶【同“聩”】的作用——这种劝告应该是善意的，有益的。可是李敖却叫琼瑶从花草月亮的小世界，走入一个特殊病例的病房。对于特殊病例，不是不需要诊断，不是不值得注意，但要把它看做“大众的生活与题材”，这便可能导致一个更不正确的方向。为小雏妓一类的题材，琼瑶是不值得去“洗心革面”的。倒是为小雏妓而“洗心革面”的有志者，应该为小雏妓以外更扩【广】大的人群，更普遍的灾难和痛苦，来个真真实实的洗心革面才对。我们的作家，要从小世界走向大世界，不能只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不能只看到癣疥之疾，而忽视了梅毒与癌症。

病床上的雏妓之类，往大处看，这只是癣疥之疾，只是秋毫之末，过去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它是问题，但不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我们当前最大最要的课题，是鼓励大家争取全面的自由——巩固台湾，保障我们既有的自由；反攻大陆，恢复大陆同胞已经失去的自由。这才是大题目新方向。在这个“新方向”下，恋爱可写，矿工、死囚、雏妓也都可以写，但写恋爱而不止于男欢女爱，写雏妓而不止于呻吟接客。有思想有见解的作家，从小世界的一角可以窥见大世界的庄严景象；思想贫乏见解卑下的作家，却只能从这个牛角尖钻到那个牛角尖。（五十四年八月三十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

附录十一 寄琼瑶女士（苏雪林）

琼瑶乃名教授陈致平先生之女公子，凤凰其小名也，有夙慧，自幼即善属文。致平先生现与余均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夫人与余颇相得。岁初，琼瑶省亲来此邦，余始得遍读其著作，叹为一代奇才。乃忽闻有妄人故加推毁，心甚不平，赋此二诗慰之。

绝代才华陈凤凰，宝刀出冶已如霜。白诗捜访来胡贾，左赋传钞遍洛阳。自古文章有真价，岂因群吠损毫芒？客窗快读三千牍，贮待新编再举觞。

喜摩老眼看奇才，海外相逢亦快哉。贤母即今常接席，云鸿他日盼重来。华年卓就人争羡，慧业前生世共猜。寰宇文坛无我份，愿君彩笔一争回！

太平苏雪林未是草（五十四年八月三十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

附录十二 瑠璃信箱（默凤）

（问）李敖怎么在文章中自称老子？

（答）如果你不愚昧，“老子”与你何干？

（五十四年九月一日台北《人间世》第七卷第九期）

附录十三 磨刀集——捞毛流亚（黛郎）

文化鸨母，文化掮客，文化贩子，文化保镳最近运用“内功”，对我友李敖来了一记“仙人摘桃”。

惜哉，“桃”没“摘”下，而且连“桃毛”都没有捞着。（五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台北《自立晚报》副刊）

附录十四 评《窗外》（梁瑞宏）

这本小说可分三方面来批评。即是人物、情节、内容。在人物方面：以江家人物穿插得最好，父母亲及儿女、主角及家庭每一分的关系都安排得很恰当。父亲是个名教授，思想固执，母亲是个倔强、严厉、热爱家庭的妇人，弟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功课又很好，自然受传统思想束缚的父亲所溺爱，妹妹是个功课佼佼的好学生。主角江雁容是个身体单薄、喜欢幻想的女孩子，有她母亲的倔强性格及受家庭环境压迫所形成的自卑感。在母亲的苛刻要求下，父亲的冷峻无情，弟弟的讥笑和看见母亲的宠爱妹妹，使她对家庭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便是作者发展这个小说的起点。

情节方面：作者也大致安排得不错。由主角和弟弟的吵架，和父亲的翻脸，促成主角的孤独感，再由被老师发现夹在书里的花瓣，很自然地双方都吐露出自己对对方的爱慕，而形成这种反常的恋情。另外，作者在其中插入许多有关社会问题的情节，如家庭对儿女的管教问题、母亲苛望女儿考上大学的升学问题，也是值得欣赏的。此外却有几个失败的地方：如作者在人物谈话中显得好像每个人都有神经过敏症似的，像主角向康南讨回花瓣那一节，两人的情感竟发展得那么快，真不敢领教。此外作者在应结束之章节后，虽又巧妙地多加了几章，但是却对男主角康南交待得很模糊。还有主角康南在前几章描写得“有乌黑而明亮的眼睛”，而且似乎很健康的样子，到后几章却变为“白发苍苍，佝偻的身子”。照常理讲，一个健康的中年人再经如何变化也不会这样。小说中的人物虽是假想的，但也不应违反常理。内容方面：如一般人所说的，是肤浅的、呆板的，有点类似一般通俗的爱情小说。也就是因为作者能以这通俗的故事捉住读者心理，以变化精彩的情节来吸引读者，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看它。

其实，作者这种散布的意识是极不正确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居然有这样消极、悲观、灰色而淡黄的作品出现，居然会获得广大的青年读者，这对现在的社会来讲，的确有点不正常，有点不应该。这也就证明这个时代的青年是苦闷的，作者抓住了青年心理的弱点，使自己获得了成功，然而它所给于【予】这个时代的恶果是如何呢？它给无数健康青年的心理注射了毒液，它较之黄色歌舞团为害社会尤大，只是人们尚未发觉罢了。（五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台中《作家》第一卷第十七期）

附录十五 琼瑶种种：从三朵花搬上银幕谈起（梁汝洲）

琼瑶，这位在海内外拥有广大读者的女作家，有很多看过她的作品的读者，都会以为她是一个历尽沧桑，上了年纪的妇人，因为她的作品，对书中每一个主人的人生，那些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的经历，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描画，绝不会想到她会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生经验的年轻女士。

本名陈喆的琼瑶，真正的年龄只有二十七岁，而且还是待字闺中的小姐，她是湖南人，据她自己说：“我虽然是湖南人，但是湖南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因为，我从小就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涯，充其量，在湖南住过的时间，亦不过三、五年罢了。”

痛苦的回忆

凡是感情脆弱的人，在看过她的作品后，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泪痕，因为，她的作品偏多于悲剧，事实上，琼瑶本人并不是一个悲剧里的人物，只是她深信：“每个人对于痛苦的经验，都会长久留下深刻的回忆，而对于高兴的事情，多数人都会很快的把它忘掉。”这就是她为甚么要多写悲剧小说的真正原因。

“看来我很文静，然而，有时候我亦会粗野的。”琼瑶说：“平常在家里，每个人都说我文静的可爱，但是当我旅行到深山的时候，朋友们又都会说我太野，因为，我爱山，我亦爱水，往往在投进大自然的怀抱里，会把我自己都忘记，尽情的陶醉在大自然的环境里。”

九岁写文章

琼瑶写文章开始于九岁。她说：“那是抗战胜利后，住在上海的事情。”琼瑶似乎沉醉在美丽的回忆里，她说：“我写第一篇只能算是儿童故事的文章，是九岁那年，我记得这篇题名叫《可怜的小青》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上海大公报，这给我鼓励很大，使我对写文章更增加了浓厚的兴趣。”

来台后的琼瑶亦只不过十一岁，她在女师附小就读的时候，曾撰写过很多的儿童故事，分别刊登在各日报的儿童周刊上，这样一直维持到毕业北一女初中，和北二女的高中，接着练习写长篇，不久，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就告出版了。

有人说：琼瑶撰写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窗外》就是写的她自己，但是琼瑶却郑重的辟谣说：“这个我绝对否认，不过，我可以坦白的说，在我所写的小说里，多多少少都有些影射我自己倒是真的。”

管他怎么说

琼瑶对李敖对她的批评，不愿表示意见。她说：“李敖说我，既然没有窗，哪里来的窗外？我对李敖这句批评，不愿作任何辩驳，因为中华民国，根本就是每个人都有批评、言论的自由，管他去怎么说。”

琼瑶说：“李敖说我写作的技术有问题，这点多少是对的，而且我愿意接受，因为，直到现在，我的写作生涯，还是处于学习的阶段。”

至于李敖批评她作品的题材问题，琼瑶认为是有些不对的。她解释说：“李敖叫我去多发掘有关妓女、矿工、死囚一类的题材，这些问题，都是我生活环境范围里，不可能有的题材，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的司法，是不会有冤枉的死囚。”

说到这里，琼瑶说：“在我没有看到李敖那篇文章以前，我还不知道当妓女是要先开刀的。”接着她笑了笑说：“这些题材，最好还是留给李敖自己去写吧！”

有意写剧本

最后谈到小说搬上银幕的问题，琼瑶认为国联的《菟丝花》，要比中影的《婉君表妹》的成绩好，据她解释说：“菟丝花大致还保持着原作的精神，但是婉君表妹被改的可就太多了。”她虽然不愿意对这两部片子的成绩作任何评语，但是她却说比较喜欢《菟丝花》。

琼瑶对《菟》片中的角色，亦作了客观上的批评，汪玲比较她想象中的女主人要漂亮多了，她的柔美却与书中“忆媚”的懦弱有些不同，不过，她非常喜欢汪玲演出的成绩；杨群的中枬最好，朱牧的罗教授深度似嫌不够；刘维斌的皓皓有些地方过火；李湄的演技掩饰了她的体质；艾黎的皑皑睦最弱。

琼瑶说她有把自己的小说改编剧本的野心，但却没有上银幕的勇气，因为她有“先见之明”，究竟是甚么明被她先看了？她笑而不肯解释。（五十四年十月五日台北《华报》）

附录十六 琼瑶说李敖可爱又可怜（台湾日报）

（台北讯）女作家琼瑶女士，昨（四）日下午三时在自由之家对青年李敖在文星杂志写文章批评她的作品表示意见说：“李敖很可爱，但也很可怜。”

琼瑶说：“李敖学识丰富，肯进取，看过很多书，文章写得也好，一个青年有那样才华和成就，令人可爱。”

但，李敖曾在写文章批评琼瑶著的《窗外》，就是琼瑶的自传，并且劝琼瑶该去写妓女、矿工、和冤狱中的死囚，这一点，使琼瑶觉得李敖又很可怜了，她说：“在我的生活中，无法去了解妓女、矿工的生活，至于冤狱的死囚，我根本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人和事，所以无法去写，而且也写不好，只好留待李敖自己去写了，但李敖对一切都否定，连他自己在内，他真是太可怜了。”

当时有人问琼瑶，愿不愿意把她的话，由她自己执笔写文章去答复李敖，她说：“无此必要。”（五十四年十月五日台中《台湾日报》）

附录十七 狂妄与偏激（隐地）

总有些人目空一切。他们自己不一定拿得出比别人更好的作品，却往往主观的否定了别人没品，甚至于带着极端轻藐的口气说道：“现在那些什么狗屁作家，没有一个拿得出像样的作品！”这些人多半比一般人多识几个洋字，偶或也读过一两篇洋文，译过一、二洋句，于是不屑于再看国内由方块字组成的小说，且常以“你吃了一个坏了的蛋的时候，难道全吃下去，才知道它是坏蛋吗？”的陈腐理论来似是而非的欺骗人。怪的是，他们虽然不读对方作品，骂起人来倒是仿佛句句真理。并且常常以敢于骂人而自抬身价。文艺界的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写此文只是有意针对某一人；有些人至少肚里还确实有点货色，因而尽管他在骂人，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可爱的一面。只是误以为狂妄与偏激才是群众崇拜的对象（其实这是由于人们因特殊环境而欲寻求神经质的宣泄的一种暂时现象），最使人不能忍耐和令人生厌的是那些“自己实在并不怎样”的人物，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完全忘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古训，更可羞的是：读者们晓得他们的名字，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出色，而是任何一个可以照相的地方，他们都在替自己作“我是作家”的活动广告！（五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台北《幼狮文艺》第二十三卷第五期）

附录十八 一杯茶，一盏灯，一枝笔——访名作家琼瑶（小凤）

恶意批评，一笑置之

在温暖友情后面，事实上也常常有冷酷的寒风吹来。

琼瑶对于外界对她作品的评论，她非常喜欢听，也喜欢看，更喜欢在里面找到一些新的可贵的意见。有一次一位读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意见，她认为非常可取，把一部分排好的版子作废，改写重印。

但对于恶意的批评，却付之一笑，从不置评。

一年以前有一本杂志（办了三四期即自动停刊）只看了她半本小说（作者自己这样说）就来批评她的作品。琼瑶说她自己已经否定这篇评论的价值（因为只断章取义地看了半本小说），怎值得重视？

文星杂志曾披露过一篇李敖先生《没有窗，哪有窗外？》。文中油腔滑调，嘻皮笑脸地把我国所有的文人分成十派，谈到许许多多小说以外的问题，最后建议琼瑶要“洗面革心”，改变她的写作路线，写些“终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不开刀不能接客的雏妓……”许多人看了这篇怪论十分气恼，有人问琼瑶的意见，她表示说这篇文章牵涉的问题，早就超过了对《窗外》的评论，到底什么居心，大概只有李敖自己心中明白，至于写终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她还没找到在安定的台湾有这样的典型人物，至于雏妓的生涯，她听都没有听到过，只能把这些题材留给李敖自己去充分发挥了。

最近香港有一本出版不到几个月的杂志，在《菟丝花》影评里，更对《菟丝花》原作加以恶意的嘲骂（这位作者只看过电影，没有读过原作），并且捏造事实，作人身的攻击。很多读者很气忿地认为这样恶意打击自由中国电影及文艺界的刊物，何以当局会核准其内销？很多人也希望琼瑶予以严正的反驳，但琼瑶除了去函请他们根据出版法更正外，还是一笑置之。

她认为文艺的好坏，是由时间来评定的，她愿意接受时间的考验。她的写作范围，一直属于家庭问题，和青年们的爱情纠葛。她描写许多美好的事物，和美丽的情操。有些人认为她该写一些其他的东西，她说：

“我的作品只是出于我的思想和体验，如果读者需要其他一种东西，他们可以去看别的作家的作品。天下的作家那么多，各种不同的范围和体验都有，读者不会缺少书本来看的，如果他偏爱某一个作家的作品，那么他已经选择过了。何必让我去写我不了解的事物呢？那些自有了解的作家会去写的。”谈到她的写作路线，她柔和的微笑了。

“不管世界里有多少的仇恨和倾轧，我仍然相信它是美丽的，我愿意把我所认识的那个美丽的世界写出来——而且，希望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推翻我自己的看法，再认为它丑陋！”（五十五年五月台北《皇冠》第一四七期）

附录十九 怎样建立文学批评（程大城）

文学作品及作者的情形表现

自《窗外》出版后，文学工作者们，好像在沙场上失利投降的群众，争先恐后，狼狈不堪，且沾沾自得的被琼瑶驱赶着又向那走过的烂泥路上狂奔，并以为是进步，为此，我以为流一滴泪都不值得！因为这种糟蹋文学价值的行径，对社会无丝毫利益，在一部文学中失缺广大的社会人的典型，就丧失了社会生活的标准，更缺乏人生的前进方向，还有何真理性？亚里斯多德如以文学的价值判断我们的写作成绩，他也会气死的。“这怎么是文学的呢”!“这简直是日记”!（五十五年五月一日阳明山《阳明》第五期）

附录二十 磨刀集——半斤八两（黛郞）

金杏枝的小说是“下女文艺作品”，琼瑶的小说是“娘姨文艺作品”。（五十五年六月十日台北《自立晚报》副刊）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Jeff Ao、天花乱坠联合制作！

开窗以后

　　《没有窗，哪有“窗外”？》发表后，引起原子弹的效果，四面八方，反应太多，我把骂我的部分反应，引证在下面，以示雅量。

　　《没有窗，哪有“窗外”？》发表后第二十一天（1965年7月21日），有“官”方面的《中华日报》对我展开攻击，该报副刊上有王集丛的《“反派”小生》，提到——

　　李敖写文章把今日中国文坛分为“十派”，并且补充说还有“漏网”的一派，就是“春宫派”。其实这一补充，也是用来烘托前“十派”的，用意是在加强其“乌烟瘴气”“鬼哭狼嚎”的程度。

　　不过这种分派者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一派。虽然他们只有三两个人，是少数，可是他们似乎也有一个立场，就是专门和人家唱反调。你说男女恋爱应走正路、要慎重，他们就主张无条件、无界限的乱爱、“杂交”；你讲“礼”，他们竟高叫：“我不知道这个‘礼’是他妈的什么？”你在广阔的人生中自由选择题材，他们却特在强调写黑暗面和特殊生活的重要意义，他们说写“苦工”“死囚”“小雏妓”，才是“新方向”……这样总是和人来抬杠、唱反调的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反派”。而李某者，反派小生也。

　　接着他攻击“反派小生”的《使人“不敢领教”》——

　　这一派有一点长处，就是会骂人。他们从《窗外》骂到窗内、从“鸳鸯蝴蝶”骂到“新闺秀”、从“之乎者也”骂到“广播剧”……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文坛，是一间“黑洞洞的暗室”，没有光、没有热，没有一篇文章、一部小说、一个剧、一首诗可看；照他们的说法，他们自己出版的东西也该包括在内。他们骂得很刻毒而下流，什么“狗屁”“他妈的”这类话，常见其“文章”中。就这点看来，他们这一派，也可称为“王婆派”，王婆骂鸡，出语不凡。

　　唱反调、骂人，在今天是一种“媚世”的做法。因为今天有不少人不满现实、很苦闷，看看唱反调、骂人的“文章”是很过瘾、很痛快的。可是，连他们自己也说：“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做法。”那么，他们这一派的立场和企图，就使人“不敢领教”了；而其前途也是可想而知的。

　　五天以后（7月26日），这位作者又在《中华日报》发表《先天性的毛病》，续加挞伐本小生——

　　有人认为“男女相悦，基于爱情，就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是有程度之分的”。拥抱接吻是爱的表现，“发生肉体关系”，也是爱的表现，没有区别，也不该受任何约束、限制。他说“杂交”是人类的“先天性”，没有什么“纯洁”或“不纯洁”的问题。这种论调，似乎很新、很进步、很“解放”。不幸所用的论证：“杂交”，开了倒车，那是未开化的原始人类的行为呀！

　　接着，他从他的“进化论”引申如下——

　　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是由兽进化来的，原始人类未开化，颇多兽性。“杂交”确是人类的“先天性”，也就是兽性，君不见兽类“杂交”，连父女、母子、兄妹都不分吗？但是，人类进化，兽性减少，“杂交”之类的“先天性”，普遍消除了。于是人和兽的区别愈来愈多，人性发扬起来。在这过程中，人类的生活不得不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恋爱生活亦然。这样扬弃“先天性”，不“杂交”，而建立人的恋爱关系、夫妻关系，发扬人性，才是进步、才是文明。反之，在夫妇、男女关系分明的社会，发展原始的“先天性”，以“杂交”来做乱交的论据，则是倒退、野蛮！

　　至于“肉体关系”和拥抱、接吻等等，不仅有形式和程度上的区别，而且有实际的责任问题。因为男女相爱如果未结婚，或者竟不结婚，就“发生肉体关系”，因而怀孕，那就可能发生严重问题或悲剧。中外社会中都有，中外的小说、戏剧、电影中常见，难道还不够教训吗？

　　我不相信裸体“杂交”，写“笑脸上床”或“杨贵妃脱裤子”，就是什么新观点；也不相信破坏伦理道德而大发兽性，就是“现代化”“新境界”。实际上这些都是“先天性的毛病”，也是危险的毒素。

　　到了第二个月的8月30日，《中华日报》还不罢休，又登出凤兮的《作家走出小世界！》——

　　李敖叫琼瑶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他说：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艺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

　　劝一个有读者的作家，走出他饮食男女的小世界，正眼看看广大的人生，改变一下无病呻吟的调门，发挥一点振聋启聩的作用——这种劝告应该是善意的、有益的。可是李敖却叫琼瑶从花草月亮的小世界，走入一个特殊病例的病房。对于特殊病例，不是不需要诊断、不是不值得注意，但要把它看做“大众的生活与题材”，这便可能导致一个更不正确的方向。为小雏妓一类的题材，琼瑶是不值得去“洗心革面”的。倒是为小雏妓而“洗心革面”的有志者，应该为小雏妓以外更广大的人群、更普遍的灾难和痛苦，来个真真实实的洗心革面才对。

　　凤兮所谓的“洗心革面”，原来如下——

　　我们的作家，要从小世界走向大世界，不能只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不能只看到癣疥之疾，而忽视了梅毒与癌症。

　　病床上的雏妓之类，往大处看，这只是癣疥之疾、只是秋毫之末，过去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它是问题，但不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我们当前最大最要的课题，是鼓励大家争取全面的自由——巩固台湾，保障我们既有的自由；反攻大陆，恢复大陆同胞已经失去的自由。这才是大题目新方向。在这个“新方向”下，恋爱可写，矿工、死囚、雏妓也都可以写，但写恋爱而不止于男贪女爱、写雏妓而不止于呻吟接客。有思想有见解的作家，从小世界的一角可以窥见大世界的庄严景象；思想贫乏见解卑下的作家，却只能从这个牛角尖钻到那个牛角尖。

　　11月1日，《幼狮文艺》第二十三卷第五期上，又有隐地的《狂妄与偏激》——

　　总有些人目空一切。他们自己不一定拿得出比别人更好的作品，却往往主观的否定了别人的作品，甚至于带着极端轻藐的口气说道：“现在那些什么狗屁作家，没有一个拿得出像样的作品！”这些人多半比一般人多识几个洋字，偶或也读过一两篇洋文，译过一二洋句，于是不屑于再看国内由方块字组成的小说，且常以“你吃了一个坏了的蛋的时候，难道全吃下去，才知道它是坏蛋吗？”的陈腐理论来似是而非的欺骗人。怪的是，他们虽然不读对方作品，骂起人来倒是仿佛句句真理，并且常常以敢骂人而自抬身价。

　　接着，笔锋一转，结论扩大了——

　　文艺界的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写此文只是有意针对某一人；有些人至少肚里确实还有点货色，因而尽管他在骂人，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可爱的一面。只是误以为狂妄与偏激才是群众崇拜的对象〔其实这是由于人们因特殊环境而欲寻求神经质的宣泄的一种暂时现象），最使人不能忍耐和令人生厌的，是那些“自己实在并不怎样”的人物，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完全忘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古训，更可羞的是：读者们晓得他们的名字，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出色，而是任何一个可以照相的地方，他们都在替自己做“我是作家”活动广告！

　　官方的态度以外，琼瑶本人，也有了平行的反应，10月5日《华报》有梁汝洲的《琼瑶种种——从三朵花上银幕谈起》，提到——

　　琼瑶对李敖对她的批评，不愿表示意见。她说：“李敖说我，既然没有窗哪里来的窗外？我对李敖这句批评，不愿做任何辩驳，因为中华民国，根本就是每个人都有批评、言论的自由，管他去怎么说。”

　　琼瑶说：“李敖说我写作的技术有问题，这点多少是对的，而且我愿意接受，因为，直到现在，我的写作生涯还是处于学习的阶段。”

　　至于李敖批评她的作品的题材问题，琼瑶认为是有些不对的。她解释说：“李敖叫我去多发掘有关妓女、矿工、死囚一类的题材，这些问题，都是我生活环境范围里不可能有的题材，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的司法，是不会有冤狱的死囚。”

　　说到这里，琼瑶说：“在我没有看到李敖那篇文章以前，我还不知道当妓女是要先开刀的。”接着她笑了笑说：“这些题材，最好还是留给李敖自己去写吧！”

　　同一天的《台湾日报》，也登出了《琼瑶说李敖可爱又可怜》——

　　〔台北讯〕女作家琼瑶女士，昨（4）日下午3时在自由之家，对青年李敖在《文星》杂志写文章批评她的作品表示意见说：“李敖很可爱，但也很可怜。”

　　琼瑶说：“李敖学识丰富，肯进取，看过很多书，文章写得也好，一个青年人有那样才华和成就，令人可爱。”

　　但，李敖曾写文章批评琼瑶著的《窗外》说，就是琼瑶的自传，并且劝琼瑶应该去写妓女、矿工和冤狱中的死囚，这一点，使琼瑶觉得李敖又很可怜了，她说：“在我的生活中，无法去了解妓女、矿工的生活，至于冤狱的死囚，我根本就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人和事，所以无法去写，而且也写不好，只好留待李敖自己去写了，但李敖对一切都否定，连他自己在内，他真是太可怜了。”

　　当时有人问琼瑶，愿不愿意把她说的话，由她自己执笔写文章去答复李敖，她说：“无此必要。”

　　虽说“无此必要”，但是琼瑶的机关刊物《皇冠》上，1966年5月第一百四十七期里，却有小凤的《一杯茶，一盏灯，一枝笔》，宣称“恶意批评，一笑置之”！——

　　《文星》杂志曾披露过一篇李敖先生《没有窗，哪有“窗外”？》。文中油腔滑调，嬉皮笑脸地把我国所有的文人分成十派，谈到许许多多小说以外的问题，最后建议琼瑶要“洗心革面”，改变她的写作路线，写些“终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不开刀不能接客的雏妓……”，许多人看了这篇怪论十分气恼，有人问琼瑶的意见，她表示说这篇文章牵涉的问题，早就超过了对《窗外》的评论，到底什么居心，大概只有李敖自己心中明白，至于写终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她还没找到在安定的台湾有这样的典型人物，至于雏妓的生涯，她听都没有听到过，只能把这些题材留给李敖自己去充分发挥了。

　　这种宣传，其实早在八个月前，就由苏雪林大力推出了。苏雪林在1965年8月30日的《中华日报》上，发表《寄琼瑶女士》——

　　琼瑶乃名教授陈致平先生之女公子，凤凰其小名也，有夙慧，自幼即善属文。致平先生现与余均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夫人与余颇相得。岁初，琼瑶省亲来此邦，余始得遍读其著作，叹为一代奇才。乃忽闻有妄人故加摧毁，心甚不平，赋此二诗慰之。

　　绝代才华陈凤凰，宝刀出冶已如霜。白诗搜访来胡贾，左赋传钞遍洛阳。自古文章有真价，岂因群吠损毫芒？客窗快读三千牍，贮待新编再举觞。

　　喜摩老眼看奇才，海外相逢亦快哉。贤母即今常接席，云鸿他日盼重来。华年卓就人争羡，慧业前生世共猜。寰宇文坛无我份，愿君彩笔一争回！

　　看了苏雪林的大作，我才知道“私方”比“官方”骂我骂得更凶，至少官方好像没骂我是狗！

　　这种骂狗式的文字，不但在台湾有，在海外也有，海外的报刊我没特权引，只好转引有特权引的如下，据《文星与李敖》一书，有这样的文字——

　　香港有一份以“中立”做标记的报纸——《明报》。我把它的言论作为我的取证，该是很客观了吧！而这份报纸的主持人，是以罗素学生自命的一位聪明人——查良镛。

　　《文星与李敖》作者接着说——

　　1965年8月27日，《明报》的专栏作家（也是“马经”权威）简而清先生，在他的专栏中如此说：

　　上两月在大会堂举行的第三届“书展”，被台湾“文星书店”的摊位抢尽镜头，《文星丛刊》畅销的现象，使人领悟到甚至在这种地方，也未必单是四毫子小说之类才能吃香。可能受到那次良好反应的刺激，《文星》杂志最近开始在本地报摊上出现了。大体上说来，“文星”二字此时此地在一般人眼底下，已不完全陌生。

　　提到了《文星》，差不多难免兼提的，是李敖这位“宝岛愤怒青年”。三十刚届的他，早已光芒四射了好几年，尽管反应不一，有人将他捧到半天高，也有人将他骂得半文不值。看过他文章的人仍对他印象毫无的，却着实少见。

　　《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胡适研究》《胡适评传》《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文化论战丹火录》《教育与脸谱》等书，我敢相信是《文星丛刊》中最畅销的几册，有人将李敖戏称为萧孟能手上第一张王牌，事实上不无道理。

　　上月份的《文星》杂志（第九十三期），刊有李敖的《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长凡二万余字，对台湾女作家琼瑶及其成名作《窗外》那本小说攻击得不留余地。

　　说到琼瑶这块牌子，在香港也叫得挺响亮。《窗外》以外，她的其他小说如《烟雨濛濛》《六个梦》《幸运草》《菟丝花》《几度夕阳红》等，市面上常见，女性读者尤多，甚至“番书女”们亦人手一册。因此李敖笔伐琼瑶这件事，香港人也关切到。

　　将李敖那二万多字一口气读下来之后，我深感这是小题大做，简直婆婆妈妈缺乏了堂堂大丈夫的气质。

　　这实在是回可惜的事。从他近四五年来所写的文章中，李敖予我的印象，是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男子汉，他与人辩论时容或偶会过火些，但却言必有物，逻辑分明，不像若干“愤怒青年”辈，但知愤怒一番，而实际上不知所谓。

　　这种良好的印象，在我读过《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后，开始走样了。窃以为李敖的弱点，是在他的头渐渐大起来，将自己目为麻雀牌中的“百搭”，无论什么事都要置喙，结果有一天终变成“在马槽里乱吠的小花狗”。

　　不错，论文化评历史揭露教育界茅坑等等，他确有自己独特的一招，但这一招并不是耍在什么时与地都必灵的。

　　琼瑶的《窗外》，论格调并不比本港流行四毫子小说高许多。李敖以“鸡”比《窗外》，而以“牛刀”比他自己的评论，虽然会有许多人认为他是“来自夜郎国的人”，但如客观点看，比拟还不是太过分。

　　问题却在，“牛刀”不应该被拿出来杀这种无名的“鸡”。花二万多字的篇幅，许多时更不惜咬文嚼字去推翻这本变相四毫子小说的价值，不是大丈夫所屑做的事。

　　挖苦女人，是李敖向来已欢喜做而且也惯常做的事。《传统下的独白》一书，所收集的二十几篇散文中，差不多半数是与女人有关的题目。由这些文章，可以见到李敖对于女性有相当深的成见，即使未至以20世纪60年代的叔本华、施耐庵、尼采之流自居；但最低限度，每逢有挖苦女人的机会，是从不肯轻轻放过的。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现代中国女性所处的“三及第，四不像”地位，有时确应加以讽刺，使有所警醒，但李敖这回对琼瑶的攻击，却是将以往的挖苦作风变本加厉，到达了使旁观者亦不忍袖手旁观的地步。

　　女厕臭了，应该洗刷，这是天公地道的事；但堂堂男子汉，不合一声不响就冲去替它洗个干净。这洗刷的责任，应由其他较合适的人选担起，“洗女厕的男人”这名词，无论如何总是不太好听的。

　　李敖口口声声批评琼瑶“对‘师生恋’的基本观念了解不透彻”；小说中人物是“传统观念的奴隶，并不是超乎流俗的人”；错误引导“母爱至上”的思想；“为软弱的一代编织了新的文网，使他们僵化了思想，走向顺民之路”等等。

　　用这种种话来批评《窗外》，无形中已承认了该书有严肃的研究价值。我敢信台湾情形跟香港相类似的地方，是这类通俗流行小说必定充斥市面上。假使要对本本通俗流行小说那么认真，谁还有时间兼顾到其他东西。甚至在对创作文学的观念上，李敖那篇文章也有许多不通的地方，但我不愿意成为第二个“洗女厕的男人”，所以顺此拖着了。劝导一般读者提高阅读趣味水准是应该的，但却不必拿出个“女厕”来做比例。

　　简而清先生的论点，是很清楚的。就如同他研究“马经”一样的清楚，他已经知道了“马头”和“骥尾”的差别。李敖根本不是一匹“带头”的龙驹，只是马槽里的小花狗。

　　从上面部分的“官方”“私方”的夹击里，会心的人不难看出：琼瑶式的内容，是如何适合这个岛的“公私两便”。琼瑶能在台湾文坛上永远一帆风顺、永远通吃，我们可别忘了这一点结合关系！

　　1980年10月25日

附录一 给蒋芸的一封信

蒋芸：

《文星》转来你十二月二十三号的限时信。

你真可怜！你已经失掉了尝试“大众口味”以外的勇气。

你把你自己，溶（不是“融”）化在大众之中。你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同一种呼吸，同一种步调。你的舌头尖，已因为老是吃同一种“反刍剂”而变为不能迎接新口味，你是一个可怜的芸芸众生中的“一芸”。

当然，你也有“特殊”的一面，那就是你是据说很可爱的一“芸”，敢骂李敖的一“芸”，和被混蛋们瞎捧为“女作家”的一“芸”。

你是十六年来台湾高压空气压缩出来的样品，驯顺，柔和，服从妈妈、爸爸和“爸爸们”，服从老师、前辈和先进，好成群结队，失掉了捧戏子般的职业文丐的吹捧，便觉得孤单。

世界上只有狐狸、狼、狗才成群结队的在一起，表现叫号；只有斑马、鹿、羊才成群结队的在一起，表现胆小。真正的强者是狮子（不是他妈的幼!），老虎，它们总是特立独行。它们不会挤在一堆，开什么文艺营，来什么上寿文，搅什么群英会，你来一段我来一段地，发表那些比阴沟还浅的鬼叫！

你还年轻，就跟这些该死的人和腐朽的观念，扯在一起，真是划不来，真是笨。看你那些用全称而极端的词句骂我的话，我只是可怜你的鹦鹉式的发泄。以你这样嫩得一碰就破的小丫头，居然摇唇鼓舌，大骂李敖“何等的无知，何等的疯狂，何等的愚昧！”你真未免太不了解我的“段数”，你真该被妈妈打屁股！

还有，你是一个十足的女人，糟糕的是被辐射了许多小气派、小家气。这次你写给《文星》的信，就是一例。多小气呀！小气得有朝一日你会大后悔特后悔。你虽是十足的女人，可是却机会太少目光太小，没有见过十足的男人。你从成功岭上下来，以为这下子可见到了不少男人，其实真笑话。你见到的，至多至多只是一大群“阳性的动物”而已。并且其“阳”是否很“壮”，还要待考呢！

多可怜呀！蒋芸，你已经失掉了换换口味的勇气。你一开始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作家，就走上了这么一条路。你若不趁早听我的话，你会后悔——当你变成了一个老太婆；你会后悔——当你变成了“一颗被抛出的红豆”（注）。虽然你在文章里骂李敖“从他的文字里，我看不出一点真诚”，可是这回你总该看出一次。不要忘记我才是真正“台湾检验局”的检验员，我才是你真正的敌人或朋友，因为只有这样的敌人或朋友，才会爽快地写下这样检验你的信！?

李敖

一九六六年的第一天。

（注）：这是蒋芸的文章。登在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台北《征信新闻报》副刊。

附录二 回蒋芸的一封信

蒋芸：

你在信上否认你“小气”，否认你“成群结队”的搞他们的所谓文艺活动，这种否认，我的大脑应该相信，可是我的眼睛不相信。为什么我的观察带给我的，竟是“又一次的小气”，“又一次的涉身文警呢”？唉，蒋芸，我看你已经陷进去了。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想我不会再劝你了。

看最近文警刊物为你“辩护”而大骂李敖的文字，我已经不再奇怪，至少他们已经不把你看成外人了。我这三十一年的生命中，看到的可爱的“灵光一闪”的女人颇有几位，可叹口气的是：她们这些“灵性”，全都在一闪而后，又堕回到黑暗里（为人所知的刘秀嫚就是一例，虽然她那一闪的灵光，本来就很有限）。每看到这种现象，我就很想“自告奋勇”，“挽救”一阵，可是我总是“吓跑了”她们，她们最后选择的，是一大群“阳性的动物”中的一只，她们说，她们得到了“男人”和“安全感”，得到了赞美她、鼓励她的“男子汉”云云。如果这个“男子汉”等于插上鲜花的“牛屎”，我想我会同意她的话。

在三十一年中，我发生了许多重大的错误，其中对女人的看法，要占一个显著的比例。我愿意承认，重大错误之一曾发生在你身上，——我竟误以为你的“灵性”比较多，竟误以为你会比世俗有点不同。现在我愿意承认你的批评，对你，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检验员’”，——我竟拿了根本不必“检验”就可了解的物品来“检验”！

也许二十年后，你会有朝一日想起我的劝告，你会后悔。可是那时候，我可能已经看不到了，那时候看到的，也许是《紫浪》作者口中的“李敖的私生女儿”，那时候的她，应该有资格写一篇《别是一般滋味》（注）罢？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深夜五点钟

李敖在台北四楼。

（注）：这是蒋芸的文章。登在五十五年五月九日到十一日的台北《中央日报》副刊。

附录三 象牙塔外是什么？——读《没有窗，哪有窗外》有感（蒋芸）

我读到九十三期文星上那篇《没有窗，哪有窗外》时已经比别人晚了许多，促使我去找出这篇文章来看的动机是因为有人对我说：“读了它有助于消化，胃口会大开。”天气太热，胃口欠佳，我想如果看了李敖先生这篇文章果然能开开胃也未尝不是好事。但，当我读完它之后，老实说，不仅大大的失望而已，气人的是胃口非但不开，反而有种倒了胃口的感觉，我实在不能明白他们所说的开胃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其他的人看了它有什么感觉。

在这里，我无意讨论琼瑶女士的《窗外》，自然有真正的文艺批评给它公正而客观的批评，还有作者本身彻底的检讨，而且，我个人深信后者比前者更为有效；另一方面，我以为任何一个够水准的读者来批评一本小说、一篇散文并不是一件顶吃力的事，问题只在批评得是否中肯而已。我觉得尖酸刻薄的批评方式和肉麻兮兮的瞎捧一样的令人生厌，很不幸的是李敖先生属于前者。

李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自命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好汉，尽管“自由中国的文坛是一大片断烂朝报，乌烟瘴气，鬼哭狼嚎”，但他李敖始终能“保持耳根清净，精神清爽”。起初，我以为由这样一个能在“暗室内里自造光芒”的“好汉”来批评一本小说，定能给我们带来一盏智慧的明灯，能给今天文坛指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吧，哪晓得这位一向以“词锋锐利”“嬉笑怒骂”而“暴得大名”的好汉，竟因为批评《窗外》，而将他如此卑劣的文字，如此不堪的观念暴露在读者面前：责备某人“老掉大牙”的观念，而自己的“新”观念竟是如此混淆不清，那才真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李敖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不是编遣了文坛十派吗？我觉得第八派广播剧派，别人也许可以不读，但他李敖却非读不可，浪子回家，浪子出走，这类的东西虽然已不时新，但如果李先生多看一些，应该会发生一点警惕作用，也不至于一直以他的“放浪”为荣吧！

平心而论，今日文坛的批评家，有许多是顺着小说畅销性而做着跟在作者背后发言式的评论。因此我们迫切的需要一种大无畏的批评——一种扬弃虚伪和私人感情及读者爱憎的批评。但是李敖先生是不是做到这些呢？天啊！如果我们看完他这篇长达十二页的文字后，就“绝”不会把这种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

且不去管他用字多么粗俗，除了有些大得可以唬人的什么“我们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如何”外，简直看不出一点正派的观念可以让我们去思索去理解的，尽管他一再对传统的思想、观念加以强烈的嘲笑与反击，但他自己的文字里却反映出一种疯狂——一种世纪末的疯狂，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我觉得必须由我来说话，才能阻止今日文坛的陈腐风气，才能拯救广大的青年少年”吗？那真是只有天晓得了。

他批评《窗外》所表现的胆怯的爱情和花草月亮的世界，他笑这种“老掉大牙”的观念是荒谬而落伍，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情的本质；他所谓的感情和爱欲几乎不能分开，迂腐而又粗俗，缺乏深刻和严肃，简直和一般纨绔子弟没什么两样，这难道就是新鲜，就是前进吗？有多少社会新闻的主角在这种观念下演悲剧？有多少人因此在欲海中沉浮，李敖先生没有发现，他的文字里表现着一种肆无忌惮的习气，散布给人们的只是一种阴暗，一种迷乱，而没有丝毫阳光，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阳光，“道德”两字对他来说是太奢侈的名词！

我深深的相信，他这种观念，无异于给那些“放浪形骸”的人们制造“定影液”，他们也要“闻李敖之言以自壮”，奔向李敖所指示的道路，沾沾自喜的嚷着超现代了。——看那李敖型的男人多可爱啊，我们岂可不学他！

因此他们追求李敖所谓“大胆的爱情”，他们朝秦暮楚，引以为荣（燕瘦型的女人是我所爱的，环肥型的女人也是我所爱的，我自然能去爱啊！）他们对自己的幸福支付出可怕的代价，因为他们自命前进，他们害怕落伍！

多可怕呀！李敖再给他们勇气，让他们去演悲剧！

我更深信，这种观念会诱导比《窗外》更多的读者，（因为，一种卑劣的幻觉是太容易吸引人的）它对于社会的影响显然比《窗外》对女学生的影响更来得严重。如果说琼瑶女士是以“媚世”的作品来取悦群众，那么李敖先生又何尝不是以“大胆”的文章来取悦另一部分群众呢！他何尝不也是卑劣的、不可取的呢！

最可笑的是，李敖又歌颂“父母于子无恩”的看法，她说“这是很明白的看法”，什么孝顺啊，做个好儿女啊，都是漆黑一团的传统观念，而且他表示“儿女的事，妈妈管不着”，我真不能明白为什么李敖先生在这方面也有“超人一等”的看法！

其实，像《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一样，每个年轻的女孩都会经历过一段所谓“彷徨的”“强说愁”的阶段，这时候，许多观念和行为都不免幼稚，父母亲基于“爱”而给予帮助与抚慰，使她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正常而又纯洁的女孩，虽然，不需要父母亲，年龄和经验一样能帮助她们长大，能使她们觉悟到以往的无知，但有时那会太迟，当我们已能体会出自己的错误时，我们所得到的惩罚实在要比别人所加予的责罚更为痛苦，所支付的代价也更大，做父母的，当然不忍心在孩子长大易犯错的过程中做一个冷酷的旁观者，她们有责任，也有权利对子女加以管教，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虽然，有时候，当一个女孩子面临选择时，父母心目中的“乘龙快婿”常是女儿眼中的“伧夫俗子”，然而，对一个未成年的女孩而言，父母基于爱而加以管束，因而引发的行为，无论如何是无可厚非的，没有一个父母不喜欢自己的儿女过得很好，我简直不能想象这个社会里的年轻孩子，如果没有父母的约束会变成什么模样！我说这些，也许李敖先生永远不能明白，因为，他肤浅到不能体念父母的爱心，他笑这种观念是落伍而又落伍，他所谓的落伍是什么？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永远不能懂得。

一个作者，忘了时代所交付给他的责任，躲在象牙塔里写些装腔作势的东西，固然令人深恶痛绝，然而李敖先生所提出的走出象牙塔，他所为我们描绘的象牙塔外竟是如此的光景啊！我不得不说，这是——

何等的无知，何等的疯狂，何等的愚昧！

像许多人一样，我也盼望这位“觉得自己必须牛刀杀鸡来彻底扫荡文坛乌烟瘴气”的“好汉”真能有一番作为；能搭起一座新学术的帐篷来，在人生舞台上轰轰烈烈的扮演一个好角色，然而，读了他牛刀小试第一章：

没有窗，哪有窗外？

我没办法不说它是让人失望的，因为，从他的文字里，我看不出一点真诚，我也没有读到同情与谅解，他有的只是一种嘲谑的狡猾，和一种让人汗毛竖立的自我炫耀，为此，他根本不够资格，如同他对《窗外》没法容忍一样，我也忍耐不住，也不得不说。批评别人固然是一件痛快的事，但他拿什么来代替那些被自己否定的呢！这样狂妄，这样愚昧，没有纯洁的心灵与聪明的耳目，他能说些什么话呢！

他说：“我要诱导他们，使他们逐渐放弃愚蠢、软弱与盲目，一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他又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向一切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的混乱思想宣战，我们不能容忍他们来毒化青年少年的思想，蛊惑这些清白小朋友的心灵。”

你瞧瞧！这是何等漂亮的话，响当当的，足够让人迷惑，如果，一般青年少年因为自己被李敖拯救而觉得高兴的话，我要劝劝他们，且慢庆幸，因为你们将投身于一间更大的暗室里，在那里仍被围困，那里也没有窗，没有空气，只见到一片黑黝黝的大海，看不到边际，这岂不是一件更糟糕的事？可笑的是，李敖先生居然以救世的圣徒自居呢！从前有位德国学者批评美国人：“专家而无灵性，色鬼而无心肠。”我想，把这两句话用之于李敖先生身上，除了“专家”两字有待“商榷”外，其他没什么不妥的了！

从他过去某篇文章里，我们晓得，这位在“传统下独白”的青年，许多个清晨、黄昏、夜晚、在新店溪畔，在碧潭吊桥上，也曾有过“苍白、极端的苍白”这个阶段，如今，他的文章拥有许多的读者，他在那些人的拍掌叫好声中，沾沾自喜，自己竟也迷信自己起来，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他也许不知道有些人只拿他的文章开胃）！

我晓得李敖先生常以自己利刃般的言词自负，如果有一天，他不那么近视，他看到这个社会仍然有许多“傻瓜”在那里很寂寞很沉默的做着实际的工作，他忽然觉得，忽然想到，在他年轻时，说得太多，做得太少，或者，发现自己所说未必是对的，因而“后悔”，因而“改过”，这样，对他个人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虽然，这天也许永远不会到来。

一九六五年八月于台北

（五十四年十月一日台北《文星》第九十六期）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Jeff Ao、天花乱坠联合制作！

“花落谁家”与“头落谁家”

　　1966年5月10日的《台湾日报》上，登出王柳敏的《琼瑶一篇文章，王引几句闲话》，谈到琼瑶对王引改编她的《花落谁家》，大为不满之后，王引反唇相讥——

　　有一位青年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过琼瑶，指责她写的小说《窗外》，是在象牙塔里产生的作品。王引说：“这篇批评文章，应该视为一个忠告。琼瑶女士应该时常想起这个忠告。对她是有益的。”

　　5月21日，琼瑶在《中华日报》“撰文诉说原委，表示是非自有公断”，中间意在言外，有一段说——

　　……我原作精神已被王引所改编之喜闹效果破坏无遗。《烟雨濛濛》是好的，我也曾写文章说它好，但《花落谁家》却令人不忍卒睹。是好则说好、是坏则说坏，我毫无成见，对王引则更无恶感。当我发表对《花落谁家》的批评时，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得罪王引，以免遭受恶意之攻击，但我不能为了怕被恶意攻击，就抹杀良心去说它好，或者保持沉默。我想，是非自有公断，公道自在人心，《花落谁家》如果真是好片，则真金不怕火炼，王引先生又何必再登广告对我大肆抨击呢？

　　某报记者曾访问王引，对我大肆抨击：

　　一、王引先生既称我的作品太灰色、太畸形、太不健康，但又认为我的作品《三朵花》很好，这岂非矛盾了吗？

　　二、前李敖曾抨击《窗外》，王引先生认为此文对我是有益的忠告。事实上，李敖文中称，叫作者放弃写美、写爱的境界，而去描写整天看不见天日的矿工、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动手术才能接客的雏妓。我不相信目前台湾有这种人物，也无法接触这种人物，假如王引先生认为这种建议是健康的话，尽管可找这类材料拍摄电影，何必购买我的《三朵花》？

　　在琼瑶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天，《联合报》上显然有了巧合（？）的呼应，羊瑜在《〈花落谁家〉艺术“论战”》里，呼应如下——

　　至于王引要琼瑶注意李敖的忠告，这“忠告”是什么呢？李敖在《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中，是要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冤狱里的死囚、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该发展的新方向。……真正伟大的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李敖最后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问花’而去‘笑脸上床’”。

　　王引是否看过这篇李敖的文章，不得而知，不过，如果琼瑶真的写出这些所谓在思想上代表反叛、写出了所谓“笑脸上床”的“新女性”，是否他肯搬上银幕？恐怕也有问题。这些题材，是否不灰色、不畸形呢？

　　第二天（5月22日）的《台湾日报》上，也有了拥琼派的投书——

　　我们读了贵报5月16日“读者投书”江涛先生的一封信后，他是抨击琼瑶的小说，我们觉得非常气愤，也觉得非常好笑，所以忍不住也写这封信来，希望跟大家谈谈。

　　江涛先生在那封信里面，一开始他自己就承认没有读过琼瑶女士所著的小说，他只看过《文星》杂志上面李敖那篇文章，后来又看了贵报5月10日第三版王引对《花落谁家》这部电影的谈话，他就下了一个结论，琼瑶小说是“灰色的、畸形的、不健康的，是躲在象牙塔里面的作家”，他的怪论，我们觉得很好笑，既然他没有看过《窗外》，既然他没有看过琼瑶的小说，怎能批评琼瑶的小说？这真是比瞎子摸象还可笑，因为瞎子摸象他还摸到象，他却连象都没有摸到，而就来妄加评论，我们不晓得他居心何在。关于他引证的李敖那篇文字，李敖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要琼瑶放弃描写爱、描写美等题材，而去描写“整天看不见天日的矿工、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换句话说，他要琼瑶，甚至所有的作家尽量暴露堕落与腐化的一面，好像有意要和我们台湾现在的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作对，他的居心到底怎么样？我们不难看出来的。我们不晓得王引看了那篇《没有窗，哪有“窗外”？》没有？他又看懂了没有？不知江涛先生也看懂了这篇文章真正意思的含义没有？而根据这篇文章来抨击一位作家，岂非滑稽？……（王圣慧 邓其湄）

　　我这里故意多引拥琼派的文字，用意在说明，他们在努力给我戴帽子，好让官方对我动手。这种安排，到了6月1日琼瑶的机关刊物《皇冠》第一四八期出版，一切就都明白了，《皇冠》说——

　　读者方面的反应更是热烈，我们收到读者或观众的来信，支持琼瑶女士意见者，多达百余件之多，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刊出其中沈野先生的一封，以为代表。

　　沈代表在文中说——

　　王引到底读过李敖的“忠告”否？

　　至于王引先生劝琼瑶接受李敖的忠告，但不知王引先生是否已读过李敖那篇“忠告”否？如果未曾拜读，那么，你就没资格介绍给人家，如果已拜读了，那你又太没有良心了。李敖在其《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中，叫琼瑶应该去写台湾的黑暗面，尽量暴露台湾的堕落和腐化，似乎有意要和我们事实上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分庭抗礼，他到底是何居心，我们实在不太了解。难道王引先生真的愿意看琼瑶跟着李敖的尾巴，咒骂中华民国的进步吗？

　　这是典型的戴帽子战术，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谄，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警，《花落谁家》尚不可知，但是“头落谁家”却早派定了！

　　《花落谁家》事件，引起我心血来潮，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王引的——

　　王引先生：

　　1962年11月15号，司马笑（John A. Bottorff）先生请客的那天晚上以后，三年半来，一直未能再见面聊天，很是想念。

　　今天《台湾日报》登出《琼瑶一篇文章，王引几句闲话》的专栏报导，记录先生提到我那篇《没有窗，哪有“窗外”？》文里“忠告”琼瑶的话，引起我回想起三年半前的聚谈往事，特地写这封信，聊示问候。

　　先生指我这篇文章说：“这篇批评文章，应该视为一个忠告，琼瑶女士应该时常想起这个忠告。对她是有益的。”先生如果看到这个月份出版的《皇冠》杂志，看到里面琼瑶反驳我的话，也许不难发现，我的“忠告”是完全白费了的！

　　在中国影剧史上，先生占了重要的地位。我很盼望先生能够写一些回忆录，为这个转变的大时代，留下一点鸿爪遗痕。在新世界的尺度底下，中国电影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还很多，尤其在“剧旨”（theme）和“蒙太奇”（montage）等方面，以我外行人的观点看去，似乎毛病更大。我盼望先生能以重要的地位，倡导一些较激烈的变革，否则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就未免太慢了！

　　此祝大安

　　李敖 1966年5月10日夜3时50分

　　一封是给王柳敏的——

　　柳敏先生：

　　昨天你在《台湾日报》写的专栏报导——《琼瑶一篇文章，王引几句闲话》是独家消息。因为文中有一段涉及我的《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引起我写了一封信给王引。现在寄上给你过目，并烦请你代转好吗？先谢谢你。

　　刚才《窗外》电影的女主角说：电影明天在台北上映。她要我去看，我实在提不起劲。我对国产片倒尽了胃口。在国产片方面，我觉得非有一阵“较激烈的变革”，不能为功，不能在新世界里占一地位（哪怕是敬陪末座的地位）。到今天为止，堂堂中华民国的堂堂国产片，我看连敬陪末座的资格都不够。今天中国的电影问题，不止于你文章副标题中所说的“电影与小说”的分野问题，或是“作家和导演”的见解问题，而该是双方的资格问题——在世界性水准下的资格问题。否则的话，只是关起门来，“内争”彼此是非而已，“花落谁家”，又有什么分别呢？

　　李敖 1966年5月11日

　　这两封信，都代表我的看法已超出《花落谁家》事件的主题之上。1966年5月24日，《台湾日报》登出《吴海蒂请看〈窗外〉，李敖提不起兴趣》，说——

　　吴海蒂是李敖的女友，当初《窗外》开拍，吴海蒂出任主角时，两人因而闹得很不愉快，现在海蒂要李敖去看这部电影，李敖当然提不起劲了。

　　李敖又写了封信给老牌影星王引，希望他能更进一步，为中国电影多贡献些。这样看起来，他又似乎很矛盾地关心中国的电影事业了。

　　其实，“关心中国的电影事业”，原本就是我关心的许多主题之一，对我一点也不矛盾。

　　1980年10月25日

附录一 琼瑶一篇文章，王引几句闲话（王柳敏）

女作家琼瑶，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为：《谈小说与改编电影》。

一百分钟的刑罚

这篇文章，是她针对着由她小说六个梦所改编的电影《花落谁家》而写。

琼瑶在文章中痛心疾首的表示：当她看了《花落谁家》这部电影后，她领受了一百分钟的刑罚。深感痛心之余，还有强烈的被侮辱的感觉。她嘲笑地说：“这样一本充满文艺气息的小说，竟会被改编为一部讽刺的闹剧。又唱又闹，好不热闹。”

她认为这部电影对女性是一种侮辱。她同时为片中被“谋杀”的章老太太悲伤。因为，她所创造的章老太太不是花落谁家中的章老太太，她笔下的章老太太，已经被“谋杀”！

她同情归亚蕾，她认为归亚蕾是位优秀的女演员，而归亚蕾在片中饰演没有性格的大姐，使其无法发挥。

琼瑶很明朗地表示：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很多，诸如《婉君表妹》、《哑女情深》等，看完这些片子后，多少有些愉快和感动，但是，《花落谁家》却使她有被侮辱的感觉。

与原著完全不同

她很显明地表示：《花落谁家》虽在广告中说是改编自六个梦，但是，她却不愿承认这部电影是脱胎于她的著作。她说：《花落谁家》的故事，有些像我所写的小说六个梦中的三朵花而已。

她悲哀地向读者们说：“当代文豪海明威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写了很多小说，而世人却一直不了解他。”

聪明的琼瑶，以此比喻她自己，认为他所崇拜的王引，也未能了解她的作品。

她指责这部电影的编剧，一定是恨透了所有的女人的男人。

恨透男人的女人

最后，她作结论说：艺术工作者，应该有艺术良心和艺术修养，不应该仅仅为了赚钱和博得观众一笑而已。

老牌明星，《花落谁家》的导演王引，却笑着说：“琼瑶女士说花落谁家的编剧，一定是个恨透天下女人的男人。那么，琼瑶女士笔尖下流露出来的，对男人的憎恨，是否也说明琼瑶女士是一位恨透天下男人的女人呢？”

王引很诚恳地说：“电影艺术应该给观众的，除了艺术上的感受之外，我们更应该提供给观众以健康的娱乐。而不是悲观的、灰色的、憎恨的人生。”

他说：“台湾以及海外的观众，不愿意接受悲剧气氛过于浓厚的电影故事。就算是迎合观众的脾胃吧！但是，这绝对不是单纯的生意眼。”

他很感慨地说：“我很能欣赏琼瑶女士的才华。我也喜欢她创作的故事。可是，她的作品太灰色、太畸形、太不健康了。”

没有窗，哪有《窗外》？

王引谈到，有一位青年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过琼瑶，指责她写的小说《窗外》，是在象牙塔里产生的作品。王引说：“这篇批评文章，应该视为一个忠告。琼瑶女士应该时常想起这个忠告。对她是有益的。”

谈到《花落谁家》的改编以及拍摄经过，王引说：“六个梦这部小说，原来是琼瑶女士以一万元的代价卖给中影的。六个梦中的故事，有些已经由中影改编拍成电影，有些则放弃，不准备拍片了。三朵花就是一个放弃了的故事。后来，我认为三朵花很好，就向琼瑶女士表示，我想买这个版权。于是，琼瑶找中影的龚弘先生，要回来这个故事。我以五千元的代价向琼瑶女士买来三朵花的摄制版权，然后，我又以两万元作酬劳，请她作这部片子的编剧。”

“琼瑶女士是位写小说的作家，但是，她并非一位成功的编剧，所以，她第一次交给我的三朵花改编的剧本，使我无法接受。”

“其后，我回香港，琼瑶女士第二度将经修改后的剧本寄到香港，并在剧本上注明：‘请酌情增改。’琼瑶女士既然如此客气，同时，我为了拍摄的需要，我就不得不作增改了。”

他举例说：譬如剧中的二姐，在原著中二姐是因读书过度用功，因而发疯。如果我们忠实原著，将一个用功的学生，最后竟因用功过度而发疯的情形搬上银幕，教育当局会同意我们这样拍吗？为了顾全这些，我们就不得不将二姐因读书用功而发疯的情节，改为她因单恋而造成神经错乱。

王引认为《三朵花》的原著结局太凄惨。大女儿因为受母亲之毒太深，思想偏激，因误会男友移情他恋，竟而割腕自杀而死。二女儿却因感情无法宣泄，将自己深埋在书本中，最后竟因而成疯。三女儿也因和男友发生误会，男友绝裾而去，章老太太始在有所觉悟的情形下，鼓励三女天涯海角去找离去的男友，及失去的爱情，最后的结局是：年老的章老太太，孤苦伶仃地徘徊在嘉陵江畔。

灰色和太不健康

王引认为：“悲剧固然有撼人的力量，但是，我除了考虑一部电影的摄制的艺术性外，我们也应该了解观众需要什么，他们愿意接受些什么。太离谱的东西，或是太灰色，太不健康的东西，我们应该尽量少给观众。”

他笑着说：“烟雨蒙蒙上演时，琼瑶女士写文章大大地捧我的场。想不到《花落谁家》上演后，琼瑶女士却又写文章大骂我了。不过，不管她是捧是骂，我问心过得去。我虽然改动了她的原著。未曾忠实了原著，可是，这也是她事先所表示的‘请酌情增改’呀！况且，我改动她的原著，也是想使这部戏的结局不要太悲惨，不要让寻找娱乐的观众，惆怅满怀地带着一脑子的不健康思想离去。”

最后，王引很风趣的说：“琼瑶女士在文章中提到海明威的自杀，是因为世人对他的不了解。我不相信琼瑶女士如今将自己和海明威相提并论，琼瑶女士的文学修养，已经到了海明威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了吗？”

他作结论说：“琼瑶女士所批评的，是我错的我接受，是她错的，她应该冷静的检讨。她是个写小说的，有很多事物可以文字表现。我是个搞电影的，我要在银幕上表现的，是另一套，没有小说那样易于用文字去描写表现。

如果琼瑶女士认为她所有作品在改编电影时，其内容丝毫动不得，今后，她就应该不要再将她的小说卖给电影公司，否则，既然将摄制权卖给电影公司，就不应该事后因为感到不满意，而写文章大骂。

他认为：“写小说是琼瑶的本事，卖不卖给电影公司拍电影，是她个人的权利，无人敢强迫她。电影拍的好坏，则是制片、导演、演员的事，与她已不相干。

以前，琼瑶女士以原著的身份干预演员的选择，认为金玫俗不可耐，而反对由她主演，如今，她又挑剔剧本的增改和剧情的安排了，这实在是电影圈中少有的事。“（本报记者王柳敏）

（五十五年五月十日台中《台湾日报》）

附录二 读者批评琼瑶小说：畸形、灰色、不健康（江涛）

编者先生：

关于琼瑶女士的小说，我是没看过，但是对于她所写的《窗外》，曾经在文星月刊上看到某位青年作家的书评（编者按：系李敖），因而知道那部小说对于一般青年男女的不良影响。另外又在五月十日的贵报第三版上，看到电影界老牌性格明星兼导演王引对她《三朵花》的批评。从这两篇批评的文章里，我们对这位多产作家的小说内容，不难得到一个概念，那就是正如王引所说的：“灰色、畸形、不健康！”也正如某青年作家所说的：她是“象牙塔里的作家”。我们可以说：她是生活在她自己所幻想的王国里，那是一个悲观消极、灰色、凄惨、畸形的世界。这类编造的故事，脱离现实生活十万八千里。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琼瑶女士是位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不过我们不是生活在想象的境界里，我们是生活在非常现实的环境中。

我们需要奋斗！为我们自己与后代开拓一条理想的平坦的康庄大道，改善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生活的情趣。所以一个作家，当他执笔写文章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你的文章刊出之后，对于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将发生何种影响？产生的后果又是如何？因为读者的知识水准不同，对于小说内容的反应当然不同，也就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也许有的作家要说，当我灵感来的时候我就写，只要适合读者的胃口，谁还管它发生什么影响和后果？啊，天啦，但愿没有这类想法的“作家”。然而，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位多产作家——琼瑶女士，似乎有不考虑影响后果的嫌疑。她自己曾说：“海明威自杀，是因为世人不了解他。”好像海明威在生前把自杀的原因告诉她了，要不就是死后曾经在梦中向她诉说过；因为海明威真正自杀的原因，除了他自己，恐怕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谈到海明威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以及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贡献，相信琼瑶女士是望尘莫及的。这句话绝不是看小了琼瑶，我们只要能够心平气和，很冷静的思考一下，就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相信多数人都看过海明威所著的《老人与海》，请问我们的多产作家，你那部小说能跟它相比？中国人的美德之一就是谦虚，因此有“满招损、谦受益”“虚怀若谷”等成语格言流传，这无非是叫人能多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我也很希望琼瑶女士能多接受别人的意见，不要一味的与海明威相提并论，免得使爱护你的读者竖汗毛！也许你认为《婉君表妹》是一部富革命性的战斗文艺小说，由它改编的电影，我看过，我认为那是属于畸形之类。你的小说对于高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以及成人，可以说起不了什么影响，也谈不到产生不良后果的问题，对于初二至高二这四个年级的学生的影响，可就大了。根据我的经验，所谓“问题学生”多半是发生在这四个年级里。在你的小说里，那许多不健康的人物，可能都是他她们效仿的对象，这无异是给他她们那过剩的精力找了一条发泄的出路，给做不合理的事情找藉口，作护身符。于人心世道，毫无补益。站在社会教育的立场来说，所得的都是反效果，给社会制造问题，给家长找麻烦，其戕害青年身心与黄色小说又有什么区别呢？希望你救救这个社会，不要再向青年人散播不健康的种籽。

最后我要声明的是，我写这封信，是由于看过台湾日报五月十日第三版的文章之后，所引起的一点感触，也可以说是我关心这个社会的热忱。

此祝

撰安

读者 江涛 （五十五年五月十一日）

（五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台中《台湾日报》）

附录三 琼瑶的小说引起广泛的批评，读者再度指出妨害心理健康（李耀生）

编者先生：

读五月十六日署名“江涛”者在贵报的读者投书，坦率而真诚的批评琼瑶女士的作品，使我有一种“拍案叫绝”的快感；对江先生文笔之锐，立意之善，深为感动。今天，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影响青年心理健康、消沉青年向上意志的败风坏俗的作品？这，一半固然是政府对出版管制方面执法不严，一半也是缺乏有勇气有正义的批评风气而任那些美其名为作家的不良作品猖獗横行。对江先生所说：“你（指琼瑶）的小说对于高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以及成人，可以说起不了什么影响，也谈不到产生不良后果的问题，对于初二至高二这四个年级的学生的影响，可就大了。”（我还要补充一句，对于小学毕业后，未升学的社会青年男女也是一样。）江先生这话真是一针见血，现在我以事实来说明。

我这一次有机会访问全省高级中学，由我主持的各校文艺座谈会上，所听取青年同学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意见，其中便有很多同学提出对琼瑶女士的批评。（如果琼瑶女士不相信，可来信查证，我可拿各校同学发言原稿作证。）其中最可贵者为台中市立一中高三乙班张树荣同学，批评当前足以影响青年心理健康的不良书刊发言稿，中间有一大部分是批评琼瑶的，现录之如后：

“……琼瑶女士是近年来中国文坛上一个受年轻人喜爱的作家，尤其是学生们，对她的小说，几乎是人手一册。她的作品我也读过，什么《窗外》、《烟雨濛濛》、《菟丝花》、《几度夕阳红》、《六个梦》等，这些小说故事是青一色的悲剧，男的是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风流自赏，才气横溢；女的是个貌美如花，多情仙子，活泼热情，性烈如火。男女相识到相爱，由误会而闹翻，经过日夜相思，误会愈结愈深，最后是无限凄凉，在夕阳西照下，在泪眼迷濛中落幕。留给人的是满怀惆怅，消极悲观，甚而想入非非。文学重在‘平凡中求不平凡’，她的小说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不凡’了。换句话说，离开现实太远，内容描写得太美、太神秘，像雾一般迷住读者的双眼，一切的事物都是朦朦胧胧的，似有若无，摸不着、看不清、虚无缥缈，当读者沉迷于她的小说中，便迷失了自己。这种小说除了戏剧化的浓厚，情节高潮起伏外，套句电影广告，是‘保证绝无冷场’，毫无价值可取（张同学特别指出她的《烟雨濛濛》一书，有助长人与人之间仇恨之嫌；《六个梦》有消沉人的意志之嫌，因限于篇幅，下略）。……文学重在振奋人们的精神，激励人们向上的心志，以爱心来化解仇恨，以人性来消灭兽性；然而，读琼瑶女士《烟雨蒙蒙》和《六个梦》得到的却正是相反。其余故事，篇篇‘精彩’，个个‘传奇’，但结局是一个比一个悲惨！死的死、走的走、自杀的自杀、杀人的杀人！令人茫然面对世界，怀有一种‘怨恨’及‘存疑’的态度，这是人类的大不幸，作者要负全责，她把人看得太不值钱了。”

听说，有一次琼瑶女士出席政大一个文艺座谈会，会中政大同学当面问琼瑶女士：“你现在是名作家了，既然成名了，就应该写一些激励人向上的有深度的作品，为什么老搞男女关系？”琼瑶回到：“因为我只懂男女关系，所以我也只在男女关系之间打转。”妙哉此答！然而她却编造“畸形的男女关系”，影响了多少像江先生所指的“初二到高二这四个年级的学生“的心理健康。

一个作家之有无成就，不在其虚名，而在其实际。老实说，琼瑶女士的作品，远不及前年在新闻报副刊由一个孩子执笔的：“老师，我恨你。”有份量、有价值！虽然，这只是二千多字的一篇文章，却能用锋锐沉痛的笔尖揭穿当前国校的许多问题，我以为文艺作家的责任，就在于此。

记得美国近代文学家威廉佛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人之不死，不仅因为他有忍受的能力，而是因为他有灵魂和精神，能同情、牺牲和忍受。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描写这些，以提高人们的情绪、勇气、希望、荣誉、自尊、同情、怜悯、牺牲和光荣，帮助他们忍受困难。”他这几句话，明确的指出了一个作家对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所负的“责任”。佛克纳所说的“人之不死”，也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不朽”，我不知道琼瑶女士在“关起门来”“创作”她的作品时，是否考虑到对读者对社会的“责任”？

最后我用“宁缺毋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两句话奉献琼瑶，不要写那些影响年轻人心理健康、消沉年轻人向上意志的作品，多写一些像张树荣同学所说的：“能振奋人精神，激励人向上心志”的作品；对读者、对社会、对国家将功德无量。

经祝

撰安

读者 李耀生

五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五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台中《台湾日报》）

附录四 琼瑶撰文诉说原委，表示是非自有公断

《烟雨濛濛》上演后，卖座成绩很好，王引先生对于以我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很感兴趣，他乃再次购得我作品中《六个梦》中的《三朵花》电影摄制权，并请我编剧。因我自认对于编剧诚属外行，所以一再婉拒，王引先生则一再坚邀，并认为只于原作中增加若干对白即成电影剧本。我始勉为其难的接受了。

当王引先生看过我撰写的《三朵花》剧本后，曾表示不适合需要，为了星马观众，他希望增加很多素材，故事结尾要大团圆、人物戏剧化，片中需有六支歌。我表示无法同意。

经过再讨论后，我同意在片中加入两支歌，结果，他终满意，并决定根据我的剧本拍摄。但开拍以后，他却并不将油印剧本交我过目，更不许演员们将剧本内容透露给我。

当电影拍就后，我始从若干演员口中，得知故事已经被窜改得体无完肤，与我原剧本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乃请端木恺律师致函王引先生，表示《花落谁家》既未根据我的剧本拍摄，当然不能代表我的作品，请他不用我编剧之名义。

王引先生知此消息后，随即请人与我诚恳详谈。答允不用我琼瑶之名义编剧，且愿当面道歉。因此，我在日后记者招待会中，也未表示意见。

但当《花落谁家》上演后，我却更吃惊了！基于我的良心，我觉得必须说出我该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写文提到《花落谁家》的原因（该文刊于五月九日联合报）。因为我原作精神已被王引所改编之喜闹效果破坏无遗。《烟雨蒙蒙》是好的，我也曾写文章说它好，但《花落谁家》却令人不忍卒睹。是好则说好，是坏则说坏，我毫无成见，对王引则更无恶意。当我发表对《花落谁家》的批评时，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得罪王引，以免遭受恶意之攻击，但我不能为了怕被恶意攻击，就抹煞良心去说它好，或者保持沉默。我想，是非自有公断，公道自在人心，《花落谁家》如果真是好片，则真金不怕火烧，王引先生又何必再登广告对我大肆抨击呢？

某报记者曾访问王引，对我大肆抨击：

①王引先生既称我的作品太灰色、太畸形、太不健康，但又认为我的作品《三朵花》很好，这岂非自相矛盾了吗？

②前李敖等抨击《窗外》，王引先生认为此文对我是有益的忠告。事实上，李敖文中称，叫作者放弃写美、写爱的境界，而去描写整天看不见天日的矿工、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动手术才能接客的雏妓。我不相信目前台湾有这种人物，也无法接触这种人物，假如王引先生认为这种建议是健康的话，尽管可找这类材料拍摄电影，何必购买我的《三朵花》？

③王引先生认为我的作品内容丝毫变动不得，似有出入，我在《谈小说与改编电影》一文中已表示得很清楚，我认为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不论剧情和原著出入多少，都该保留原著精神。此文中也提过，不要忽视现象的水准，也许利用宣传得矇骗观众一时，从事电影工作者应有本身的艺术良心和修养，拍一部电影，并不仅仅为了赚钱和博观众一笑而已。而观众的口碑则是最好的说明，如《烟雨濛濛》一片上映后愈映愈盛，而《花落谁家》上演起初三天卖座还好，此后则每况愈下。王引先生应平心静气的接受，不该将满腹怨气发向我身上。（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台北《中华日报》）

附录五 《花落谁家》艺术“论战”（羊瑜）

原著者琼瑶与导演王引互相指责

最近在台北上演的国片《花落谁家》，因为小说的原著者琼瑶女士指责导演王引窜改原作精神，王引则反唇相讥，引发了一场所谓“艺术论战”。原著人和导演之间为此而互责，在我国电影界，尚属少见，所以深为各界所瞩目。而这项“论战”所牵涉的若干问题——诸如电影是否应该忠于原著？忠实到什么程度？导演的权力是否至高无上，可任意更改编剧的剧本？以及有关拍摄电影的取材问题，在此“国片起飞”声中，似有探讨的必要，因此，记者特就此项论战的始末、及各方意见，作一综合报导。

王引指责原著太灰色不健康

观众到底需要些什么呢？

王引说：“台湾以及海外的观众，不愿意接受悲剧气氛过于浓厚的电影故事。就算是迎合观众的脾胃吧！但是，这绝对不是单纯的生意眼。

接着，他指责琼瑶的作品太灰色、太畸形、太不健康。

王引先生又引证李敖在《没有窗，哪有<窗外>？》的一篇文章中，指责她的小说《窗外》是象牙塔里产生的作品。王引说：“这篇批评文章，应该视为一个忠告。琼瑶女士应该时常想起这个忠告。”

同时，王引又指琼瑶是写小说的作家，但她不是一位成功的编剧，所以她第一次交给他的剧本，使他无法接受。他暗示琼瑶的剧本编得不好，他才予以改写的。

王引的谈话刊出后，就被一再引证在各报《花落谁家》的电影广告中，很显然的，从事发行的公司，很聪明的想利用这个机会，掀起宣传的热潮。但台湾日报认为未经该报同意而引用了该报专栏，用作广告宣传是不应该的。同时认为断章取义，只刊出对琼瑶不利的文字。

在文艺界和电影界，也有很多反应。

写“方块”的名家方以直，在《小说与电影》一文中说：

既然小说灰色何必要拍电影

“小说拍成电影，小说的作者认为制片人对原作不忠实，乃是无非中外都有的事。电影即使想努力忠实，也办不到，况故意不忠实乎？‘故意不忠实’是一种很流行的风气，只要对原作不是故意残害，原作者也只好‘多替别人设想’了事而已。

由于上述种种，第三者对电影和原作之间的距离，本来可以无意见，但是对原作故意不忠实了以后，还要到处登报说原作‘灰色、不健康’，在方块材料难找的今天，笔者却忍不住要插嘴了。一篇小说既然‘灰色、不健康’，电影公司为何还要购买它的电影摄制权呢？难道购买的动机，就是为了用电影去医治它的灰色和不健康吗？这是电影公司还是文章病院？开文章病院反而付给‘病人’一笔钱，岂不成了奖励生病？为何不拿这笔钱去买经官方鉴定无讹的‘健康’之作？

再说，把一篇‘灰色、不健康’的作品，硬拍成‘健康、不灰色’的电影，对原作残害的程度不难想象，诉诸电影艺术：有此必要吗？有此必要吗？”

至于王引要琼瑶时常注意李敖的忠告，这“忠告”是什么呢？李敖在《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中，是要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面革心，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冤狱里的死囚、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该发展的新方向。……真正伟大的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李敖最后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问花’而去‘笑脸上床’。”

王引是否看过这篇李敖的文章，不得而知，不过，如果琼瑶真的写出这些所谓在思想上代表反叛、写出了所谓“笑脸上床”的“新女性”，是否他肯搬上银幕？恐怕也有问题。这些题材，是否不灰色，不畸形呢？（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台北《联合报》）

附录六 没有读过琼瑶的小说，怎能知道她写得不好（王圣慧 邓其湄）

编者先生：

我们读了贵报五月十六日《读者投书》江涛先生的一封信后，他是抨击琼瑶的小说，我们觉得非常气愤，也觉得非常好笑，所以忍不住也写这封信来，希望跟大家谈谈。

江涛先生在那封信里面，一开始他自己就承认没有读过琼瑶女士所著的小说，他只看过文星杂志上面李敖那篇文章，后来又看了贵报五月十日第三版王引对《花落谁家》这电影的谈话，他就下了一个结论，琼瑶小说是“灰色的、畸形的、不健康的，是躲在象牙塔里面的作家”，他的怪论，我们觉得很好笑，既然他没有看过《窗外》，既然他没有看过琼瑶的小说，怎样批评琼瑶的小说？这真是比瞎子摸象还可笑，因为瞎子摸象他还摸到象，他却连象都没有摸到，而就来妄加评论，我们不晓得他居心何在？关于他引证的李敖那篇文字，李敖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要琼瑶放弃描写爱、描写美等题材，而去描写“整天看不见天日的矿工、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动手术才能接客的雏妓”，换句话说，他要琼瑶，甚至所有的作家尽量暴露堕落与腐化的一面，好像有意要和我们台湾现在的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作对，他的居心到底怎么样？我们不难看出来的。我们不晓得王引先生看了那篇《没有窗，哪有窗外》没有？他又看懂了没有？不知江涛先生也看懂了这篇文章真正意思的含义没有？而根据这篇文章来抨击一位作家，岂非滑稽？再说江涛先生引证王引先生的话，认为琼瑶的小说是“灰色的、畸形的、不健康的”，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在同一篇的专栏里面，王引先生曾对记者表示，琼瑶的小说很好，所以，他希望她改编为电影剧本，他既说“很好”，又说它“灰色、不健康”，这不是很矛盾吗？王引把琼瑶原著窜改以后，他认为是“健康”了吗？是很“正常”了吗？我们在台湾有没有看到过一个想男人而发了疯的女人，有没有莫名其妙逼走丈夫的妻子，正如有位作家在报纸上发表感想，他说“一篇小说既然灰色不健康，电影公司何以要购买它的电影版权呢？难道购买它的电影版权的动机，就是以电影去医治它的灰色与不健康吗？那么，电影公司不是文章病院吗？开文章病院反而给病人一笔钱，这岂不是奖励生病”了嘛。所以，想一想便觉得非常可笑。而江涛先生也居然连这点是非都分辨不出来，而随随便便恶意的去批评一个人，我们除了觉得好笑以外，也觉得很痛心，同时江涛先生又说《婉君表妹》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富于革命性的战斗文艺小说。他认为那是属于“畸型”的电影，他又只看电影而没有看过小说。依电影而论，这是一部被公认为很健康、很正直、很受赞扬的一部电影，而江涛先生加上了一项“畸型”的帽子，请问，它的畸型哪里呢？他没有说出理由来，而随随便便的凭他的主观来像泼妇骂街似的加上了一顶帽子。

我们本来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写到这里，觉得江涛先生自己本身没有立场，他批评的态度又完完全全是错误的，我们觉得像他这类的评论是不值得浪费笔墨来加以回答，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多说。我们奉劝江涛先生，回去还是多看看书，多研究研究，再来发表言论，免得贻笑大方。同时，我们想每位有知识有头脑有正义感的读者，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话。

谢谢你。祝

撰安

读者王圣慧、邓其湄敬启五月十七日

附启：关于琼瑶的小说，编者没有任何意见。读者如有所讨论，请遵守三项原则：一、不作人身攻击。二、不涉及第三者。三、不用恶毒谩骂的字汇。如果与此相违背，歉难刊出。

编者（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台中《台湾日报》）

附录七 吴海蒂请看窗外，李敖提不起兴趣（台湾日报）

作家李敖对人说：《窗外》电影的女主角吴海蒂要他去看一场《窗外》，李敖说他实在提不起劲。

吴海蒂是李敖的女友，当初窗外开拍，吴海蒂出任主角时，两人因而闹得很不愉快，现在海蒂要李敖去看这部电影，李敖当然提不起劲了。

李敖又写了封信给老牌影星王引，希望他能更进一步，为中国电影多贡献些。这样看起来，他又似乎很矛盾地关心中国的电影事业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台中《台湾日报》）

附录八 关于《花落谁家》事件（皇冠）

读者方面的反应，更是激烈，我们收到读者或观众的来信，支持琼瑶女士意见者，多达百余件之多，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刊出其中沈野先生的一封，以为代表。

在光怪陆离的生意场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奇不有的交易，如贩卖人口者有之，顶让行号者有之，但却尚未听到有所谓卖姓名这一行业。可是这一新的行业却已问世了，而且公然打着艺术的招牌，刊诸于报端，这怎不使人叹为观止呢？

安良先生的答辩原是广告

自从名小说家琼瑶女士于本月九日在联合报发表了《谈小说与改编电影》，抱怨王引先生“谋杀”了她的原作《三朵花》，四天后，却有一位名为“安良”的先生，自告奋勇地出来代庖答辩，而且破天荒地道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那便是王引先生出了两万五千元买了琼瑶女士的名字。现在我们且不谈“高价买名”的新闻传奇，我们先对安良先生的大作，来“欣赏一番”，在未欣赏之前，我须先作说明，安良先生十三日在华报发表的《也谈小说改编电影》一文的内容，与十二、十三两天，大华晚报电影广告栏中，王引先生的谈话大致相似，所以我愿意将王、安两人之言论，一并“欣赏”。（编者按：据报载安良先生的这篇文章是电影公司出了广告费才刊出的，“价值”可见一斑了！）

安良先生的大作，一开头便给琼瑶女士上文法课，说琼瑶的题目，“不无累赘之嫌”，俨然以国文老师自居，而且不惜卖弄术语，引经据典。不幸的是，安良先生自己的国文基础并没有打好，连孟子中一句普通的话都引错了，我真佩服他那好为人师的勇气。孟子尽心篇下：“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我们的安良先生不知何处来的灵感，却把孟老夫子的“圣”字改为神字，“神”字改为圣字，前后颠倒，这可能不是有意的“歪曲”，而是一时受到“窜改原作”的暗示和反射吧！

最令读者感到可笑的是，安良先生把“悲剧小说”和“畅销小说”立下了一块绝缘板，他说：“至于琼瑶自谓《三朵花》是一篇‘充满悲剧气息的文艺小说’，我不作如是观，它只是一篇畅销小说。”这句话真令人费解，究竟充满悲剧气息的文艺小说，与畅销小说有什么对立的地方？难道悲剧的小说就不能畅销，而畅销的小说就不可能是悲剧小说吗？如果这个逻辑不能成立，那么，安良先生显然犯了不相干的谬误。

但求假借名义，矇骗观众

最令人震惊的是，他接着说：“王引之所以买它（按：指三朵花），原因不外如此，说得更透切一点，买小说同时也买了琼瑶的名。”事实上，安良先生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王引只买了琼瑶的名，而没有买她的小说，诚如琼瑶所指：“最近放映中的《花落谁家》，却完完全全曲解了我的主题，我观赏此片时，非但感到‘陌生’得使我吃惊，而且主题的被曲解误解得难以置信，在将近一百分钟的放映过程里，我如同受了一次最厉害的刑罚，在痛心之余，还有强烈的被侮辱的感觉……但既然和我原著相差十万八千里，又何必一定要硬说是我的小说改编的呢？”

王引也公开说琼瑶小说“太灰色、太畸形、太不健康，”而“不得不作增改了。”

但是，令人不禁要问，既然故事内容与琼瑶的原作相差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又硬要套上琼瑶的名字呢？如果说，两万五千元的代价，就是专为琼瑶这个名字来作广告，但请问安良先生，王引当初究竟是向琼瑶买“姓名”呢？还是买“小说”？我想琼瑶再穷也不至于将“姓名”卖给人家，既然当时并不是买卖“姓名”，今天为什么偏不谈“小说”而谈“姓名”，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世界之大唐了。同时，琼瑶三朵花的主题绝无仇恨，而是写爱，既不灰色，也不畸形，更无不健康之处，王引看不懂原著，还要给作者乱戴帽子，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安良先生又说：“既已出售版权，电影就与原作者无关了。”这句话乍看起来颇有道理，其实却颇不尽然的。版权的收买，只承认其作品的权利之所有，但并不等于连作品的内容都可由买方任意窜改和颠倒。如果买到了版权便可任意窜改（注意任意两字），那么我倒要请教安良先生，如果有人买了阁下的大作去拍电影，不但把阁下的大作改得体无完肤，而且加上了诲淫诲盗的情节，试问阁下，你是否有权提出控诉？

一个作家，他的第二个生命便是名誉，而代表他的名誉者便是他的作品，世界上的作家哪一个不珍惜他的名字和作品，如果名字可作为商场的广告牌，那这未免太侮辱琼瑶女士了。

强词夺理还要“强奸民意”

最妙的是王引先生所提出的几点类似答辩式的理由，我们从他的理由看，可以发觉他的论点不是“强奸民意”便是前后矛盾：

第一：他说：“台湾以及海外的观众，不愿意接受悲剧气氛过于浓厚的电影故事。”这未免太武断吧！观众们真的如王引所说的不看悲剧电影吗？事实恰恰相反，难道曾经轰动台湾的《梁祝》不是悲剧吗？至于西片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魂断蓝桥》，哪一部不是以悲剧而赢得票房的记录呢？（编者按：王引所拍的《烟雨濛濛》也为一悲剧）

第二：他举例说：“譬如剧中的二姐，在原著中二姐是读书过度用功，因而发疯，如果我们忠实原著，将一个用功的学生，最后竟因用功过度而发疯的情节搬上银幕，教育当局会同意我们这样拍吗？”

王引先生怎么会事先知道教育当局会不准这样拍呢？我们不必在此多作词费，只觉得王引先生有点神经过敏和自作聪明而已。

第三：王引先生再三强调琼瑶的小说太灰色、太畸形、太不健康，而且要琼瑶去拜读李敖的忠告，王引先生对琼瑶算也爱护备至，而且照王引先生的口气，琼瑶的作品应该不值一文，但是，王引先生却是口是心非，反而一而再地争买琼瑶的作品，这就未免太过矛盾了。（编者按：据民族晚报的专栏报导，王引曾对《三朵花》的原著及琼瑶亲手改编的剧本大加赞扬。）

王引到底读过李敖的“忠告”否？

至于王引先生劝琼瑶接受李敖的忠告，但不知王引先生是否已读过李敖那篇“忠告”否？如果未曾拜读，那么，你就没资格介绍给人家，如果已拜读，那你又太没有良心了。李敖在其《没有窗，哪有窗外？》一文中，叫琼瑶应该去写台湾的黑暗面，尽量暴露台湾的堕落和腐化，似乎有意要和我们事实上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分庭抗礼，他到底是何居心，我们实在不太了解。难道王引先生真的愿意看琼瑶跟着李敖的尾巴咒骂中华民国的进步吗？我们不否认今日台湾还有些微的污点，但是我们绝不能拿放大镜来夸大今日台湾的黑暗面。事实上，台湾今日的繁荣和进步是肯定的和全面的，希望王引先生以后在批评人时，还是多留意些，以免上当。

第四：王引又说：“琼瑶女士在文章中提到海明威的自杀，是因为世人对他的不了解。我不相信琼瑶女士如今将自己和海明威相提并论，琼瑶女士的文学修养，已经到了海明威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了吗？”

未免太浅薄

如果上面的话，真是出自王引的肺腑，那么，王引先生未免太浅薄和乡愿了。按照王引的意思，今日的琼瑶，无论如何，是大大不可与海明威同日而语了。

不错，海明威的确是一个大文豪，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海明威是一个名作家而证明琼瑶不是名作家。（编者按：琼瑶并未自比为海明威，不过在文中用海明威举例而已。）我不知道王引从哪一方面看不起琼瑶，其实，海明威有他的伟大处，琼瑶也有她的可贵处，各有千秋，也许琼瑶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并不比海明威逊色多少，我们凭什么理由来说谁比不上谁呢？王引先生究竟是从年龄还是国籍来作比较？难道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亮吗？我们有何理由来盖棺论定呢？何况琼瑶的前途还未可限量，就退一百万步而言，假设琼瑶比不上海明威，但在谈话中，举海明威作例，又有何不可呢？

怎能昧着良心说话

王引先生爱护今日正在上演的《花落谁家》一片，其心情正如琼瑶女士爱护她自己的作品和名誉一样，但我们绝不能因一己之利害，而昧着良心说话，尤其是面对着神圣的文艺工作。

一个伟大的文艺工作者，他不但应具备优越的才华，而且要有接受批评的勇气和雅量。我们今天在高唱“国片起飞”，我们不得不注意它的量和质的问题，为了达到完美的境界，我们需要敢言的批评家，正如琼瑶所说：“但我不能为了怕被恶意攻击，就抹煞良心说它好，或者保持沉默。”

是的，我们需要进步，我们更需要批评，我们所努力的是艺术，百分之百的艺术，而绝不是在做生意和买卖名字！！！

五月十五日深夜于政大

聪明的读者，至此，对整个“事件”的经过，有了一个概念，同时我们也诚恳的呼吁从事电影之作者，能够正视这次不幸事件的症结何在，则文艺界必额手庆幸，也才是“国片起飞”的真正开始！（《皇冠》第一四八期，五十五年六月一日台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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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词汇

　　——以《窗外》为例

　　为什么活人不说话？为什么现代人要说古人话（并且有的还不是古人话）？这种的所谓“绮词丽语”式的“白话文”呀！它们是徐志摩、朱自清、易家钺（君左）、谢冰莹和“苏雪林老婆婆”等等等等搞出来的，他们是祸首。

　　琼瑶并不是祸首。

　　但是琼瑶应该把下列我随手所举的滥套词汇收回去。琼瑶是有天才的人，她应该用她的天才，不要偷懒依靠古人，而为我们多造一点新词汇！

　　“浑然不觉”（第1页）

　　“不疾不徐”（第1页）

　　“彷徨无助”（第19页）

　　“薄负微名”（第41页）

　　“蓦的红了”（第64、101页）

　　“稚气的泪水”（第75页）

　　“肝肠寸断”（第83、303页）

　　“凝眸注视”（第90页）

　　“默然自问”（第122页）

　　“凄惶无助”（第148、171页）

　　“满眶热泪”（第157页）

　　“茫然若失”（第160页）

　　“气塞喉堵”（第203页）

　　“孺慕之思”（第204页）

　　“嗫嚅的说”（第213页）

　　“热泪盈眶”（第219页）

　　“泪眼迷离”（第22页）

　　“满盈热泪”（第223页）

　　“悚然而惊”（第228、339页）

　　“哑然无言”（第232页）

　　“泪水盈眶”（第234页）

　　“泫然欲涕”（第245页）

　　“鼻为之酸”（第249页）

　　“痉挛颤抖”（第249页）

　　“泪如雨下”（第261、305页）

　　“泣不成声”（第261、264页）

　　“全然忘怀”（第270页）

　　“为之莞尔”（第272页）

　　“颔首示谢”（第328页）

　　“柔情似水”（第330页）

　　“恍如隔世”（第333页）

　　“窃窃私议”（第333页）

　　196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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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头不可乱摔

　　读《窗外》，看到琼瑶造了新词汇，如：

　　江雁容跳了起来，摔了摔头，似乎想把那些缠绕着她的烦恼都摔掉。（第31页）

　　他站了起来，摔了摔头，想摔掉萦绕在脑中的那影子。（第122页）他摔了摔头，似乎想摔掉一个幻影。（第151页）

　　她毅然的摔了摔头，仿佛摔掉了康南的影子。（第277页）

　　摔摔头，她站了起来，在房间里兜着圈子。（第287页）

　　我认为这类词汇是有问题的：

　　一、一个人脑袋瓜子里的烦恼呀影子呀，怎么可以“摔”得掉？

　　二、颇有脑震荡的危险。

　　196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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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谓“女作家”送我所谓“泻药”的一个声明

　　《十月小阳春》的作者钟梅音女士《给李敖的一帖泻药》（《文星》第八十一期，1964年7月1日台北出版），我很感谢。不过我现在不宜服“泻药”，因为我没有茅坑可以拉屎，吃了“泻药”，大便畅快而来，岂不要拉野屎？故我建议钟女士，请准许我将这帖“泻药”移赠给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例如沈刚伯先生、李济先生……不知善做股票生意的钟女士以为如何？

　　1964年6月

　　附录一

　　钟梅音致萧孟能信

　　孟能先生：

　　电话词不达意，趁寄收据之便，再说几句。

　　我曾喜欢李敖一部分文章而慕其文才——当他骂人骂得有道理时。

　　但为於梨华作的序，只有八个字可以形容“胡言乱语，得意忘形”。且任意公布私人信件，即使法律上无责任（何况未必），亦有损私德。最后还要加署“三小时一口气写完”，活画出一副不可一世之姿态，其实从头到尾，无一处能引起读者共鸣，这种未经过大脑，像邻家小二子骂山门的文章，便三分钟一口气写完也无啥稀奇。

　　但李敖是可以原谅的，他年轻，忽然成了名，便沉不住气，沉不住气时，就难怪其会不知所云了，我们都曾年轻过，假使我在二十五岁时，已有了他的表现和收获，我可能比他更糟，但您总比他见过更多世面，可以“旁观者清”吧？

　　於梨华给他的建议很对，可惜他不但未接受，连以前那点本领都扔了，对他失望的将不止於梨华一人。我生平做了两件傻事，内容相似（也是一厢情愿的当真以“知己”自居而去劝人改文章）。第一件已使我后悔万分，第二件好在本来谈不上友谊，但我见过李敖，觉得他本人和他文章并不一样，而且能写下《胡适评传》这样的书，又还这样年轻，所有的长者都应爱护他，使他不只止于目前的成就，您不可宠坏了他。您好容易捧他起来，但这一篇序便可把他从半空里再拋下去。

　　接受不接受在您，我说了，表示我已为一位曾经心仪的青年作者尽力，可以问心无愧了。李敖不高兴没关系，不消三五年后，他会觉得我是对的，这篇文字使他脸红，《文星》不给我再印第二本书也没关系，没有比我睡不着觉更重要的事了。而我偏有这个毛病——憋住了想说不说的话就会失眠。祝

　　好

　　钟梅音谨启6月2日

　　附录二

　　萧孟能答钟梅音信

　　梅音女士：

　　一、谢谢你做的第二件“傻事”。

　　二、《文星》为提倡新知、提倡批评的刊物，一切作者都有的独立人格与意见，自不发生“宠”“捧”的问题。我不致“宠”“捧”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接受我的“宠”“捧”。

　　三、文星书店为作者印书出版，与作者在《文星》杂志发表批评文字，是两回事，自不发生任何牵连关系。祝

　　旅途快乐

　　萧孟能敬复6月18日，《文星》第八十期1964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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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浩然论“硬抑别兴”

　　1972年7月7日，老友居浩然写了一篇专论他自己文章的文章，他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寄来给我，我保存至今。如今，居浩然死了，我重看这篇文章，深深感到浩然老友的见解飘逸、才气纵横，我决定把它宣传给大家看，下面就是这篇文章——

　　梁简文帝（萧纲字世缵，在位只两年，公元550年至551年）诫其子当阳公书云：

　　汝年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原文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三，无标点）

　　这书中诫子勉学的话不出老生常谈范围，但最后一句“文章且须放荡”则不同凡响，大有深意存焉，可惜一千四百余年来几成绝响。这话缺少知音的原因可能在一个“荡”字，使得假道学的中国文人不敢赞同。其实重点本在“荡”字之上的“放”字。写文章第一要放得开，而自来中国文人就放不开。这有如用毛笔写字时不敢放开笔头，因为笔头放开了会成毛刷，怎么写字？

　　写字时不敢放开笔头怕成毛刷，写文章时为什么心头不敢放开呢？那是因为心中有“硬抑别兴”（“硬抑别兴”者，inhibition也，以下用一个魇字代表）。心中有魇，则好比头上戴了紧箍帽，写文章时不敢稍逾范围，也就放不开或放荡不起来了。这种情形，在中国本属自古已然；到了台湾，更加上于今为烈。不但写文章时魇字当头，而且从小学开始就是缠足式的教育，一级比一级缠得紧，缠到大学毕业，即使不成三寸金莲，也必是四寸银莲了。这时候再想放开，难乎其难矣。

　　教育原在培养发展儿童及青年的潜力，台湾的教育则专重一种能力，那就是记忆力。偏是所必须记住的又全是些渣滓，于是记忆力愈强的记住的渣滓也愈多，而一道一道的考试正就根据记住多少渣滓来选择，多的录取，少的落第。小学升中学时如此选出一批垃圾桶头脑，中学升大学时复经一次精选，欲不成其为垃圾桶头脑不可得矣。诚如纪政，若能考上师大体育系并在体育系毕业的话，则不用说没有希望在世运大会上拿铜牌，恐怕连进场参加比赛的资格都没有。更糟的是，师大单行规定每学年读《四书》之一，纪政读完“语孟学庸”并考试及格后，大概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从事生产工作了。

　　三寸金莲不能赛跑跳栏，人人皆知，所以绝不会有人主张强迫纪政缠足（当然这也难说，台湾的武侠小说迷或许认为三寸金莲更宜于飞檐走壁，纪政缠足后必能以十秒跳十栏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思想上缠足的害处则很难为人发觉，虽然其害处之大，比起三寸金莲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自己的儿女身受其害，可为明证。我的儿女一母所生，天资即使不全相等，也必相差不远，而出国后其曾在台湾大学毕业的不如中学毕业，中学毕业的不如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不如小学未毕业。其中尤以北一女毕业保送台大而台大毕业的最差，十六年教育的结果，训练成一架只能用来应付考试的低性能记忆机器，我怎么能不为之痛心疾首？

　　不但如此，这种反淘汰教育还有一个更大的害处，那就是使不愿机器化的学生苦不堪言。我若生在台湾而又在台湾受教育的话，大概早就进了神经病院。别的不说，要我记住那些无意义的渣滓，我就受不了。反之，已经机器化的学生却又要求老师非出记忆题不可。我在台湾教书时，照例让学生翻开书本考试，不但可翻阅教科书，而且可查字典、笔记，以及尽可能随带的参考书。因为我教的是大学三四年级，头脑早已机器化，结果学生一致认为这种考试太难，成绩也就不佳，尤其是平时上课不用心听讲的学生，每每不及格。但若考记忆题，则平时不上课的学生也照样能及格。

　　造成这种缠足式教育的远因，仍在儒家思想的阶级性。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入学启蒙起就为的是提高社会地位。读书求学既只是往上爬的手段，自必走上升学主义的途径，而学问全成为敲门砖或垫脚石。过去的四书五经、制艺试帖固然是敲门砖，现在的声光化电、英算国文又何尝不是垫脚石？远因既自古已然，近因则在力求安定的教育政策。民国三十八年间，学潮频起，人心不稳，这政策有其必要，现在事过境迁，却又积重难返了。或者要问，力求安定与缠足式教育有什么关系？关系在师资方面的反淘汰，偏重记忆力的考试对学生进行反淘汰，力求安定的政策则对老师进行反淘汰。

　　台湾的学生不敢闹学潮，却会打小报告。像我这种不受欢迎的老师，要不是身家历史清白，反共立场坚定，早已给小报告打入地狱了。我曾亲眼见到学生所打的小报告，说我思想有问题。诸如我指出简笔字无法禁止，因此主张划一，并举“臺”字一律写成“台”字为实例，小报告就说我与共匪隔海唱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罗家伦先生身上是明的，发生在我身上则是暗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唯一苟全性命之道只有思不出其位，话不涉政治。由此可见，在力求安定的教育政策下，最适于生存的老师乃是陈旧的话匣子（连电唱机都嫌太新），每学年将已经发黄的旧讲义照本宣科一番，无一语涉及题外。平时上课不管学生懂不懂，也不许学生发问，考时凭印象发奖，貌似恭顺的九十分，很少见面的八十分，从不上课而考试时突然出现的七十分。这样的老师怎么能不受学生欢迎？欢迎之不暇，又怎么会打他的小报告？

　　陈旧的话匣子与低性能记忆机器既成为反淘汰过程的终极产物，这反淘汰过程本身也就愈来愈定型为缠足式教育。最足以显示定型化的在反淘汰已进入重复循环的过程，这是说台湾教育训练出来的垃圾桶头脑也已升级为老师，帮着陈旧的话匣子替又一代学生缠足了。这批新“人之患”比老一辈更缠得紧的在他们心中有魇而认为理所当然，因此不但自甘为奴才，并且劝学生做奴才。他们告诫学生说：不声不响地做一架低性能记忆机器乃自求多福之道，假使胆敢怀疑老师低能，则老师倒转来打你的小报告。你要晓得，老师在当年求学时代，原本是打小报告的高手呢！

　　不宁惟是，这批新“人之患”虽然世故极深而且老成其外，却仍属少年其内，乃少不得于公余之暇，上歌厅放松一番。耳闻靡靡之音，神游太虚幻境，的确得一“荡”字，结果成为“立身且须放荡”。至于文章呢，最好不写，若奉命非写不可时，则“文章先须谨重”，谨重得像一根绞索，紧紧勒住别人的脖子，使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沉默的全体，充其极只能发出一种心声——歌功颂德。“硬抑别兴”绞紧到这地步，真无须任何事前或事后的检查了。因为人人都是检查员，落笔自知谨重，安全第一，发为心声，歌功颂德，即使放在显微镜底下检查，也检查不出丝毫问题。这样一来，台湾报章杂志上也就很少值得一读的文章了。

　　我的文章不同于谨重安全体的在放得开，已故学长徐高阮特别欣赏这一点，称之为“恣肆”。套梁简文帝诫子书中的话，可说是“文章先须放荡，落笔更须恣肆”。当然，不能欣赏我文章的另有批评，批评我专门骂人。其实“恣肆”与骂人是两回事，骂人必恣肆方骂得痛快，但“恣肆”可完全不骂人。庄子好为大言，是“恣肆”的始祖，但并不每篇文章都骂人。于此我顺便指出：读者也是“硬抑别兴”之一。作者未落笔前实已有假想读者在心目中，若顾虑读者的批评，就是心中有魇，可称之为读者魇。这种“硬抑别兴”而且有压低的作用，香港报章杂志上也很少值得一读的文章，当地中文读者的低水准有以致之。

　　浩然把英文inhibition读成“硬抑别兴”、译成“魇”字，取代旧译“抑制”或“禁忌”，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他说：“心中有魇，则好比头上戴了紧箍帽，写文章时不敢稍逾范围，也就放不开或放荡不起来了。这种情形，在中国本属自古已然；到了台湾，更加上于今为烈。不但写文章时魇字当头，而且从小学开始就是缠足式的教育，一级比一级缠得紧，缠到大学毕业，即使不成三寸金莲，也必是四寸银莲了。这时候再想放开，难乎其难矣。”这是极有见地的话。

　　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他们“心中有魇”是双重的，一重是“自古已然”的紧箍帽，一重是“于今为烈”的紧箍帽。前者是老祖宗播的种；后者是国民党加的工。中国人必须痛苦的觉悟到这一双重作业而思有以推翻之。不甘做奴才的中国人，就从先去心中之魇开始吧！

　　1985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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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鼠》今译

　　《诗经》中《硕鼠》一诗，是几千年前中国人对黑暗统治者的抗议。1983年8月24日，我在法院旁听椅子上，译成白话，古今对照于后。

　　硕鼠硕鼠， 胖老鼠啊胖老鼠，

　　无食我黍！ 别吃我黄黍！

　　三岁贯女， 养你养了三年多，

　　莫我肯顾。 你却对我不照顾。

　　逝将去女， 我要发誓离开你，

　　适彼乐土。 去到那乐土。

　　乐土乐土， 乐土啊乐土，

　　爰得我所。 那儿才是我住处。

　　硕鼠硕鼠， 胖老鼠啊胖老鼠，

　　无食我麦！ 别吃我小麦！

　　三岁贯女， 养你养了三年多，

　　莫我肯德。 你却对我还赖债。

　　逝将去女， 我要发誓离开你，

　　适彼乐国。　去到那乐国。

　　乐国乐国， 乐国啊乐国，

　　爰得我直。 那儿一住才值得。

　　硕鼠硕鼠， 胖老鼠啊胖老鼠，

　　无食我苗！ 别吃我禾苗！

　　三岁贯女， 养你养了三年多，

　　莫我肯劳。 你却对我不慰劳。

　　逝将去女， 我要发誓离开你，

　　适彼乐郊。 去到那乐郊。

　　乐郊乐郊， 乐郊啊乐郊，

　　谁之永号？ 那儿住下，谁还大哭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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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吟紫芝曲，应与夏黄同”

　　光华商场二楼庄敬书画古艺馆赵中令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小学生。章太炎，浙江余杭人，国学造诣奇高，后倡革命，1903年起，以《苏报》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邹容瘐死。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有功革命极大。民国成立后，1914年，又被袁世凯软禁，绝食几死，并谓：“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章太炎这种自我期许，早在他以《苏报》案坐牢时，就有说词，在《癸卯狱中自记》中，他曾夫子自道如下：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以不任宅其位，緊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可见这种气派，早在1903年就有了。

　　章太炎在1925年，创刊《华国》杂志。1934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与李根源、金松岑等组织国学会讲学。1935年另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制言》月刊，提倡读经救国，一时从者甚众。赵中令先生就是这时候跟过章太炎的。

　　章太炎有名的学生很多，像黄侃（季刚）、朱希祖（逖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汪东等。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他实在是学界的大龙头。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太炎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太炎的地位的确如此。中国国学与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的萧条里，章太炎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1936年他死以后，真有许多东西随他“亦亡矣！”。

　　赵中令先生的店里，有一幅售价四万元的条幅，是章太炎被国民党迫害时卖字为活的一件亲迹，上写五言律诗一首，全文如下：

　　蹈海千行旅，磨坚一秃翁。

　　蒹葭随露白，鸿雁入云空。

　　地坼成初郡，民劳不素风。

　　试吟紫芝曲，应与夏黄同。

　　诗下注明是赠友人字样，但没说赠给谁。赵先生问我被赠者是谁，我说《太炎文录续编》卷七中“手写民国五年出都以后所作诗三十八首”有这诗，标题《寄亦韩仲荪》。后来我特地把《太炎文录续编》卷七中这一页影印出来，送给了赵先生。

　　过了几个月，陈又亮从大陆来，带出一本《章太炎自写诗稿》（1981年齐鲁书社印）送我，内容标题《民国五年出都以后所作诗》，也收有这首，我也影印出来，送给了赵先生。

　　我很喜欢章太炎这首诗，诗中最后引商山四皓夏黄公“紫芝曲”的典故，尤可看出此老伤心人别有怀抱。赵先生所有的这幅字，我也很喜欢，但是我没有四万元的余财买它下来，所以也就“看看也好”了。

　　章太炎的把兄弟章士钊，1924年写《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说章太炎“虽好作政论，东南朴学，实为主盟”。章太炎晚年虽痛感于国民党之无道，而有“紫芝曲”的夏黄公心境，但在“主盟”学术之余，“好作政论”，并不后人。陈旭麓写《章太炎》，有这样两段：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懔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又投袂而起，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继“九一八”之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又南侵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反抗，予敌重创。章太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并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了这一仗，认为是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次大战中从未有过的大捷。后来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迁墓，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从上海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欲借此表彰忠烈，鼓舞人心，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一二八”事变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3年，他与马相伯发表了《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章太炎更强烈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缜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卜居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十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

　　章太炎晚年反蒋介石的立场，尽在于是矣！

　　198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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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梦不堪碎”

　　爱尔兰诗人叶芝（W. B. Yeats）老去写诗说：“我已梦得疲惫不堪。”（“I am worn out with dreams.”）他对梦的写作、他对梦的珍惜，在一首题为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他想要天上的呢绒》）中，表露得极为细腻。这首诗的原文是：

　　Had I heaven's embroidered cloths,

　　Enwrought with golden and silver light,

　　The blue and the dim and the dark cloths

　　Of night and light and the half light,

　　I would spread the colths under you feet;

　　But I, being poor, have only my dreams;

　　I have spread my dreams under your feet;

　　Tread softly 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

　　我的老师陈绍鹏先生曾翻译如下：

　　他想要天上的呢绒

　　若我有天上的呢绒，

　　上面绣着灿烂的金银线，

　　那蔚蓝、暗灰和漆黑色的呢绒

　　代表着白昼、黄昏和夜晚，

　　我要将这呢绒铺在你的脚下；

　　但是，我因为穷，只有自己的梦；

　　现在，我已将我的梦铺在你的脚下；

　　轻点儿踩呀，因为你踩的是我的梦。

　　我的朋友居浩然先生看了以后表示：“我觉得英诗的meter似乎有赖于古诗的平仄来传神，若是只有脚韵，则难免成为一句（包括半句子句及短句）一行的分列式散文了。”因此他用古诗体裁翻译如下：

　　如有天孙锦

　　愿为君铺地

　　镶金复镶银

　　明暗日夜继

　　家贫锦难求

　　唯有以梦替

　　践履慎轻置

　　吾梦不堪碎

　　从诗的味道言，我觉得居浩然先生的翻译，最为传神。我相信，有些英文诗的确可以以古诗体裁来这样处理，这样处理才是最高明的翻译。

　　198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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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沦无底，或达仙乡”

　　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写《尤利西斯》（Ulysses）诗，中有警句，《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引用之，严复迻译如下：

　　挂帆沧海，风波茫茫，

　　或沦无底，或达仙乡。

　　It may be that the gulfs will wash us down;

　　It may be we shall touch the Happy Isles.

　　译得真是“雅”“达”俱全，“信”且加番，读来令人赞叹。

　　丁尼生这诗写的是古希腊英雄的成长与遭际，这种成长与遭际，在天演角度中，都要在“风波茫茫”中面对挑战，“或沦无底，或达仙乡”。

　　《天演论》的作者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uxley），他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学说问世后，独具只眼，大力宣扬这一影响人类前程的新思潮，既睿智又勇敢，为保守势力所不谅，“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但虽千万人，赫氏亦往矣。足见“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大儒气概。达尔文的学说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宇宙观、人生观，新的开明信仰。达尔文不相信当一只燕子吃了一只小虫，这一情况，是上天造出小虫此时此刻命定给燕子吃的，这种学说，比起《列子》中“齐田氏祖于庭”鲍氏之子“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的理论，若合符节。可见中西文化中，有其相通之处，它们都主张征服命运，要在“风波茫茫”中，不沦于无底，而达到仙乡。

　　不相信宿命、却相信征服命运的新中国英雄，他们有信心在“谤亦随之”的诬蔑下，坚持真理，达到仙乡。

　　1988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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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莲

　　《本草》记“莲藕”：“其根藕、其实莲、其茎叶荷。”再按《淮南子》中《兵略训》注：“荷，莲华也。”则不但莲的“茎叶”叫荷，莲的“华”（花）也叫荷。

　　“茎叶”叫荷，所以有“荷叶”一词。

　　“华”（花）叫荷，所以有“荷华”“荷花”二词。

　　高适《渔父歌》：

　　笋皮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机。

　　李白《采莲曲》：

　　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华共人语。

　　杨万里《过临平莲荡诗》：

　　想得熏风端午后，荷花世界柳丝乡。

　　以上所举“藕”“莲”“荷”的分别。在中国古书中，另有一说法。据《正字通》载：“北人以莲为荷，今俗荷皆谓之莲。”则所指莲荷的分别，乃因南北方称呼之不同。

　　莲荷相当于英文之lotus。

　　莲在中国古典中的象征意味是“洁白不染”。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中有“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的诗句。《法华经》《涌出品》也说：“不染世间法，如莲花在水。”都是“洁白不染”的意思。周敦颐最爱莲，有《爱莲说》，直称“莲，花之君子者也”。

　　中国佛教中最喜欢借用莲字。如《法华经》别名《莲经》，寺院别名莲境，袈裟别名莲花衣，净土宗别名莲教，以及莲华坐、莲华座、莲宗、莲像、莲社等等，名目极多。

　　中国女人的脚，也跟莲字有关。《南史·齐东昏侯纪》：“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这就是后来“三寸金莲”的出处。“莲步”当译为lady-like steps。

　　莲的藕，引申为情意不断的意思。据《虞初新志》：

　　冯小青贻某夫人书，有“莲性虽胎，荷丝难杀”之语，谓即入空门，净性萌芽，而情丝恐不能断绝也。（此段标点可标为：“……即入空门净，性萌芽而情丝恐不能断绝也。”）

　　这就是“藕断丝连”。R. H. Mathews译为出the lotus-root breaks but the fibres hold together，颇能传神。

　　1968年7月24日下午一小时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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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中的异源合流

　　中国文学从古代起，就分为两大干流：一是民间的；一是文人的。这两者来源不同。例如上古的民间文学是“风”，文人文学则是“雅”和“颂”；又如中古的民间文学是汉魏六朝唐的乐府；文人文学则是汉魏六朝唐的诗赋；再如近古的民间文学是宋词元曲，文人文学则是呆板的诗文。……这两大干流、分野都很明白。

　　但分野尽管分野，常常经过若干时间，两者又有合流的倾向。例如汉魏的民间文学乐府，到六朝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拟古乐府，于是乐府便发生合流的现象；又如元朝的民间文学曲，到明清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作传奇，于是曲便发生合流的现象。

　　以上的现象，叫做文学史的“异源合流”。这种异源合流，有时生佳儿，有时产劣种。前者如唐诗的昌荣，后者如元曲的败坏。研究文学的人，若不能看到这种变化，便算未曾了解其中的现象。

　　能分出中国文学史中这种特殊现象，加以研究，打倒普通堆砌材料的中国文学史，才是有思想有见解的中国文学史。

　　1981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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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中的小品文突出

　　文学在中国古代，是跟道家、方士、阴阳、纵横家的思想相近的东西，文学寄生在思想文学中，思想文字也孕育出文学。《庄子》中的许多表达，既是思想文字，也是文学。

　　由于中国文句结构、流传工具等的限制，中国的文学遗产，最具特色的不是长诗，不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而是片段的小品文。中国的文句结构、流传工具、意识形态，无法表达长诗和小说，也无法驾驭长诗和小说，所以大篇巨制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总是很缺乏，总显不出成绩。于是，中国文学的天下，便成了小品文的天下。

　　1981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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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戏剧

　　习惯了“西皮倒板”式京戏的中国人，实在不容易感受到西方戏剧进步的痕迹。中国戏剧从唐朝的梨园乐，到宋朝的杂剧、鼓子词，到金朝的杂剧、搊弹词、连厢词，到元朝的北曲，到明朝的南曲，直到清朝的京戏、地方戏。声色的范围与深度，相当有限；进步的速度，也备极缓慢。因而在世界戏剧史上，中国戏剧的地位如何，也就一看便知。

　　整天高喊“迎头赶上”“超越前进”，而在事实上，却走着南辕北辙的戏路，是永远不会有世界性的地位的。要想使结局不变为口号，我们必须先平心静气仔细看看人家走的是什么路子。

　　人家的戏剧从有宗教仪式的原始戏剧开始，再自希腊而罗马，古典而中世，莎士比亚而易卜生，直到“戏剧醒觉”后的问题剧，以及近代欧美戏剧的动向等，全部范围，皆非京戏、秦腔、昆曲、高弋、汉剧、粤剧、川剧、越剧、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皮黄剧、歌仔戏等等所能望其项背，一比之下，真叫人冷汗直冒。

　　198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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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序

　　有人生平喜欢给人写序，胡适之流是也；有人生平不喜欢给人写序，李敖之流是也。

　　李敖之流不喜欢给人写序，原因有五，其中两个是“傲慢与偏见”。目空一切，看不起别人，是谓“傲慢”；心头火起，看不起别人的书，是谓“偏见”。二十年前，我在《文星》时代，向我求序者不少，我颇以为怪，都一一谢绝了。有一次老同学刘凤翰求我为他的《圆明园兴亡史》写序，看到书中内容不错，我几乎要写了，后来还是搁笔。刘凤翰很见怪。不料出书后，海外居浩然写文章来，说《圆明园兴亡史》乃抄自“匪书”。——刘凤翰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他们得天独厚，看得到“匪书”，别人看不到，故能欺尽台湾苍生，可是海外有眼，给拆穿了。事后我暗自庆幸：幸亏没写序！“傲慢与偏见”，硬是要得！（《圆明园兴亡史》出书之日，景新汉看了，对我说：“刘凤翰怎么可能写出那么好的白话文？光从文体上，这本书就来路可疑！”回想起来，景新汉真有慧眼也！）

　　不过，李敖之流不喜欢给人写序，也不尽然。有些序，像《〈蒋廷黻选集〉序》、像《〈左舜生选集〉序》，都是我心血来潮，自动写的。我写《〈左舜生选集〉序》时候，左舜生还在世，他还看到我在序中挖苦他呢，不亦怪哉！

　　《文星》以后，我陷入霉运，人我两弃，其怪遂绝。这几年复出后，“老去自怜心犹在”，写《〈文星杂志选集〉序》志怪，允称佳作。不料有爱《文星》不后我者出面，竟将《文星》复刊，令我想到白光复出唱歌那一幕，只好拜托上帝，赐福之矣！

　　我的《李敖全集》，本是有序的，那篇序标题《〈李敖全集〉自序》，在全集还没印好前，先发表在《四季杂志》第十期（1980年4月20日）里。不料一发表后，由于措辞激烈，被查禁了，四季出版公司为了全集得以顺利出版，就在《李敖全集》前面，删除了这篇序。所以，四季版《李敖全集》，是一部没有序的大书。序和正文，身首异处，相隔千里，正像关老爷的下场一样！

　　关老爷死后，他的“身”埋在当阳，“首”却因送给曹操过目，埋在洛阳。以关老爷英灵不昧，怆然大呼：“还吾头来！”迄今尚未成功，本李老爷仍须努力，自不在话下。所以，《李敖全集》无法“还吾头来！”而要身首游离于台湾小岛，实在也就见怪不怪了。

　　1986年8月24日

　　附录

　　圆明园（居浩然）

　　台北某书店所出某丛刊第十七种为《圆明园兴亡史》，作者刘凤翰，台湾大学文学士。据其业师李宗侗教授序言，刘凤翰搜集有关圆明园的材料，十倍于李本人所获，乃嘱刘写成这本书，并乐为之序。李序写于1963年10月24日，刘书出版于同年11月25日，在台湾出版的书刊中，大概算是一种学术性的著作。不想我到澳洲后，购得大陆上出版的王威著《圆明园》一书，内容及所附图片竟和刘书一式无二。而王书出版于1957年10月，比刘书要早六年。刘凤翰的搜集材料工作，原来只是照抄而已！

　　为让没有机会读到王威原著的台湾读者也能自下判断，我这里不惮烦地将两书所附图片及目录排比如下：

　　王书图片（括弧内为刘书图片异同）

　　圆明园遗址示意图（全同，但刘书将所注文字改动，如北京改为北平，北京大学改为燕京大学）

　　圆明三园鸟瞰图（全同，但刘书少“梁思敬绘”四字及“此图根据金勋先生所绘制成”十二字）

　　全盛时期的圆明园，铜版图十二幅；全盛时期的长春园西洋楼，铜版图十一幅，照片一幅：1869年至1879年长春园西洋楼残迹，照片十幅；1900年以后长春园西洋楼残迹。照片八幅（图片本身全同，但刘书标题为“圆明园四十美景”）

　　现在的残迹，照片十八幅（图片本身全同，但刘书标题作“焚毁后的圆明三园”）

　　刘凤翰用了王威的全部图片不说，甚至文字也一抄到底，只是标题略加改动如下：

　　王书目录/刘书目录

　　第一章、圆明园的兴建/第一篇、兴建与全盛时期

　　第二章、全盛时期的圆明园/第二篇、抢掠与焚毁

　　第三章、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圆明园的焚掠/第三篇、重修的经过

　　第四章、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的经过/附记、现存的遗迹

　　第五章、圆明园再劫和现存的遗迹/

　　在王书第四、五章之间，刘凤翰曾加割裂，所以刘书的“附记”读来全不像附记。王威原著第四章之末为：“圆明园的小规模的建筑或黏修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在这期间慈禧和光绪也常常到这里来游园，他们对这个园始终像留恋统治者的宝座一样的留恋着，但是这个园也和统治者的命运一样，走向了衰落和死亡的道路。”刘书的“附记”则以“光绪年间的黏修”开始，上面所引一段文字在刘书“附记”中为这一节的最后一段，缩短成：“圆明园中的小规模的建筑或黏修，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在这段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常常到这里来游园，他们对圆明园始终是那样深深地留恋着。”

　　换句话说，刘凤翰除了抄书以外，多少也做了点工作，那就是将违碍文字删掉或改动，例如上述一段文字的删节及将北京改为北平之类。舍此则一抄到底。在王威原著的前言中，提到他自己是研究近代史的，1953年暑假期间，曾对圆明园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实地调查，以后又到苏州、杭州两地，对该处的园林做了些比较系统的研究。在文献方面，中外书籍搜罗殆遍，包括近代英、法、日本学者论述圆明园的文章。刘凤翰若是真做了搜集材料的工作，这些英法日文的论著应该能自己搜罗到的。就是王威列举的中文典籍例如《钦定日下旧闻考》《顺天府志》《养吉斋丛录》《湘绮楼日记》《圆明园词序》也不难找到。王威经过三年的研究，才完成《圆明园》的初稿，又经过一年的补充整理，到1957年始成书出版，前后共计历时四载。在刘凤翰则得来全不费工夫，写信给香港友人代买一册寄到“中央研究院”就行了。

　　为什么要寄到中央研究院呢？因为这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有个一般人所无的特权，可以进口大陆出版书籍。也因为如此，刘凤翰尽可大胆将王威原著换上自己姓名出书。但他的业师李宗侗教授为什么也助纣为虐呢？若是刘凤翰以大陆出版原书请他业师过目，而李教授仍为之作序，那是通同舞弊。若是刘凤翰不惜抄录之劳，将王书抄本送呈业师过目，难道李教授连抄袭的痕迹都看不出来？还是明知故隐？再如图片等件，顶多只能从原书剪下呈阅，其中“北京”字样犹存，李教授会看不出来？而且在李所作序言说他自己也搜集有“几近万言”的重修圆明园材料，交刘凤翰整理，则李本人更应深知其中甘苦。哪些是刘凤翰可能找到的材料，哪些是不可能找到的材料，例如王威1953年在圆明园所做一个月的实地调查，刘凤翰根本办不到。李教授不问个究竟就乐为之序，岂不是与学生串同欺骗见不到王威原著的读者？由此台湾成为文化沼泽的原因，在《圆明园》里又找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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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与修辞”（Rhetorice in Chinese Thought）这门课

　　表达自己思想的极致是“雅”和“达”（“雅”是表达得巧妙；“达”是表达得清楚）；表达别人思想的极致是“信”“雅”“达”（“信”是表达得正确）。严复主张对外人思想翻译要“信”“雅”“达”，其实对国人思想也应如此、对中国古人思想也应如此。孔子讲“辞达”、孟子讲“知言”、《易经》讲“修辞”，关键都在表达思想，和了解别人思想的表达。

　　这门“中国思想与修辞”，就是以此为目标，教人知道思想与修辞的重要。大体上说，思想是历史系、哲学系的范围，修辞是中文系、外文系的范围，这门课程，是跨系的、是“科际整合”的。

　　在修辞方面，这门课程特别着重广义的修辞学，一方面，它发挥法国文学家福楼拜（Flaubert）那种恰如其字、那种找到唯一合适的字（Le seul mot juste, the unique right word）的境界；另一方面，它把作者说者的“言使人知”和读者听者的“知言”形成互动关系，使选课的人触类旁通，思想不再那么混、中文不再那么菜，得到更多的启发。

　　199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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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何典，何能不检点？

　　今年大专联考，国文作文题是《忧劳所以兴国，逸豫适足亡身》，出了大纰漏，暴露了出题的和支持这样出题的大老爷们的知识程度，证明了他们虽然花太多时间去提倡复兴中华文化，但却花太少时间去看古书。

　　大老爷们吃瘪之余，忽然《中央日报》出面护航，用社论疾呼，说这个作文题目“主旨明确，切合时宜，应能写出一些道理或加以发挥；可是在试卷中少见佳构，且有不明题意者，可见学生平时对国文不加重视”；又有海外学人拦腰一抱，用专栏谴责批评者，说这题目“出典在何书……并不重要，而且除了出题目的人心知肚明之外，旁人只有瞎猜，徒劳无益，不必为出典而起争执”。

　　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怪论。宣传这种怪论的人，目的不过是想在知识上瞒天过海，为无知遮丑，还反过头来，责怪小毛头“平时对国文不加重视”，责怪批评者“瞎猜，徒劳无益”。认为这样的深究，“并不重要”。

　　他们全错了！因为既然出题目考人，出题的人，起码得先知道要考人什么，起码得先深知题目的真正背景与意义，尤其在“用典”考人的时候，更必须深知“语出何典”，如果连自己都弄不清语出何典，那就不是考人，而是以无知侮辱人了。

　　所谓“忧劳所以兴国，逸豫适足亡身”，并不是什么“人性的光辉”“一本书的启示”等口语题目，而是典型的“用典”题目。既然用了典，就必须对典的解说无误，这样才叫“主旨明确，切合时宜”。可惜的是，这二三十年来，大老爷们的知识程度太要命了，他们一再犯乱解释“典”的毛病。为了说明这种毛病，我试举最有名的一个范本——“毋忘在莒”为例。

　　“毋忘在莒”一典出自古书《管子》，出自鲍叔牙向齐桓公、管仲、宁戚的祝福和劝告，原文是：“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入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国之社稷必不危矣！’”大同小异的文字，也见于古书《新序》，《新序》原文是：“鲍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使宁子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皆无忘夫子之言，齐之社稷必不废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时，必不骄矣！”上面这种典故，在古人行文时，只要提到，一定就特指齐桓公的事，例如施补华《泽雅堂全集》里《别弟文》中，就有“管仲告齐桓曰：‘愿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的话，稍懂古书的人，没人敢“瞎猜”，说是指别的。

　　可笑的是，自《中央日报》以下，二十六年来，主持宣传的和大学教书的，都把“田单复国”的故事，用来解说“毋忘在莒”，1953年6月24日《中央日报》上，就公然这样带头曲解。殊不知鲍叔牙口中的齐桓公奔莒，是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686年）的事，而田单复国，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年）的事，一个在公元前7世纪，一个在公元前3世纪，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大老爷们张冠李戴，硬把战国的齐国，当成春秋的齐国；战国的莒城，当成春秋的莒城；把田单当成齐桓公；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当成四百年后的《烧饼歌》与《推背图》。这种无知、这种妄作、这种荒乎其唐，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

　　我们可以让步这个、我们可以让步那个，但我们对歪曲知识来配合自己的无知，还推广这种无知，以无知侮辱人，实在看不过去、实在无法让步。这次大专联考的作文题，就是大老爷们以无知侮辱人的最新拷贝，完全错在他们。他们闹了笑话，不知认错，反倒责怪小毛头“对国文不加重视”，责怪批评者“不必为出典而起争执”，这太不成话了！我们绝不沉默！

　　197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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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书别记

　　校《戏剧纵横谈》

　　俞大纲要在《文星》出版他的《戏剧纵横谈》，他跟孟能说：“出这本书有一个条件：我要一个人替我先看一遍原稿，这个人就是李敖，非得他先看一遍，我才放心。”孟能承命转来原稿，我随手记意见如下：

　　一、潘光旦，不是潘文光，写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台湾商务重版此书，为避时讳，僭改作者姓名，俞先生沿误。

　　二、东方艺术因受语言隔阂影响，故借重手式，因而手式颇发达。

　　三、《红楼梦》中龄官性格颇似黛玉，唯俞先生似过度强调了她的自卑感，其实她的表现，只是普通女孩儿的基本表现。

　　四、笔误或疑为笔误：十一处

　　五、错字或疑为错字：十八处

　　六、缺字妄代补正：十二处

　　七、标题或排印体例拟改：十处

　　八、标点符号僭改：四十五处

　　九、僭改文句或其他疑点备注：十五处

　　校《方豪六十自定稿》

　　一

　　杰人老师：

　　病中承命代校大著，除文字标点随行签注外，随手妄记一二，聊报雅命：

　　一、《拉丁文传入中国考》中言P. L. Pfister书：作《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在华”拟改为“入华”，以早有冯承钧译本故也。

　　二、上文。“拉丁字与中国音韵学”项下，似可加入内山版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编《中国话写法拉丁化》一书。

　　三、上文。另有可增补的一些拉丁文著作，如北大出版部《拉丁文讲义》（北大讲义）、土山湾出版《拉丁文津》《拉丁文入门》（Latino Linguae Elementa）、《辣丁中华字典》（Diction: latinosinicam）、《中辣字典》（Diction: Sinicurn et Latinum）等等。

　　四、《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中引Edmond Lamalle S. J. 说明，引证部分与正文混同，宜圈出。

　　五、《明清间译著底本的发现与研究》述林纾事，稍嫌泛论，似宜据《林琴南先生学行谱记》更正。

　　六、《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中说“孰谓教士抹杀伽氏学说”等话，似有为贵教过去钳制思想自由开脱之嫌。盖教士所抹杀者，乃伽利略学说中绕日部分，亦即最主要部分，此案不可翻也！

　　七、上文。Kepler已通译为“刻卜勒”，译“刻白来”似可改？同类，“亚里斯多得”已通译为“亚里士多德”，似可从众。

　　八、《从〈顺风相送〉探索郑和或其他同时出使人员来台澎的可能性》后，似不妨收入徐玉虎再考文，逢蒙弯弓，无伤羿日也。因不收徐文，单看“简复徐玉虎君”，文字未免唐突欠明。

　　九、《郑和时代金门在中外航海上的地位》前一页《郑开阳杂著》图片宜标出乃属此文。

　　一十、《十六世纪浙江国际贸易港Liampo考》记Saint Franciscus Xaverius死地，“上州”当是“上川”之误。

　　以上随记心得，不成意思。中西交通史，我本外行，这次可真被您考倒了。

　　校酬之事，万万不可。先生如觉不安，可设法另替我介绍一套《古今图书集成》销路，则一切两抵矣！（文星批发价三万四，此套我拟售三万，不可再少。）

　　候续寄大作稿样。此请

　　大安

　　李敖敬上 1968年12月20日

　　二

　　杰人老师：

　　续陈校余意见如下：

　　一一、《中国在日欧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引郑舜功《日本一鉴》文内，“合踪”，“合为一踪”之踪字，似不误。按《玉篇》，踪即蹤，意为相随相聚。

　　一二、上文。引藤田《欧势东渐初期在海外之日本人》，1559年当是嘉靖三十八年，不是二十八年。

　　一三、上文。冯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在华”当作“入华”。不提冯译则已，提则不宜改其名。否则除非读过《李之藻研究》第15页的人，不能明白更改原因也。

　　一四、上文。关于“目利”做官名的解说，应移前，以见于第一次出现为宜。

　　一五、上文。天保二年当是道光十一年（1831），不是道光十七年。

　　一六、上文。《本朝文鉴》辑于享保三年，则日期当作康熙五十七年（1718），不当作康熙五十四年（1715），盖此年乃是日本正德五年也。

　　一七、《清代禁抑天主教所受日本之影响》记日本“蹈绘”事中引浦川和三郎《日本公教之复活》，似宜注出原书名于“征引书目”中（《切支丹の复活》）。

　　一八、上文。《切支丹の复活》前篇第62页后有“绘踏”附图，似即尊文所提“黄铜制蹈绘”。先生如需此图片，我可提供。我手上一部《切支丹の复活》全二册洋装，1927年日本原版。如有教会肯出高价，我可割爱。先生得暇不妨一问，不能少于两千元。——我老不忘记随时做生意。

　　一九、上文。《澳门记略》仍用记代纪为宜，其他如《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亦同。

　　二十、《日本华化的最高时期》，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Van Gulick）”，似宜注出全名——Robert Hans van Gulik，因“罗佩”乃Robert教名译音，不宜略去，且Gulik中k前无c字。

　　二一、上文。承应三年（1654）似不宜再注明永历八年年号，宜注清顺治十一年。

　　二二、上文。“元和正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当是元和五年之误。

　　二三、上文。“踏绘”当作“绘踏”。

　　二四、《十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中西人论著，有的未附原名，有的附入，体例宜统一，以补附为妥。

　　二五、《明末清初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之研究》中译“圣多玛斯阿奎那斯”，通译“阿奎那”。

　　二六、上文。明末奉教学者适应儒家述略项下，“四人”应为“五人”之误。因事实上多严谟一例。

　　二七、上文。李之藻条下，当比照冯应京，加注省籍，即仁和前，宜加浙江杭州四字。杨廷筠亦同。

　　承询林琴南不审西文出处。兹附上《春觉斋著述记》卷三影本一页（……“顾先生不审西文。恃人口述而笔之书”）请参考。

　　校稿我仍挂号寄尊处，先生寄下的，不必挂号。

　　此颂台安

　　李敖敬上1968年12月26日晨

　　三

　　杰人老师：

　　三陈校后意见如下：

　　二八、《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全文引证部分与叙述部分混乱，即引证部分理应低二格，惜有的低了，有的没低。

　　二九、《明清之际中西血统之混合》文中引《萍州可谈》，“州”字当作“洲”字。

　　三十、《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探索》文中引《霞客游记》《游记》《霞客年谱》等等括号似可删除，免得与原名不合，因用括号，即表示有确定性也。附陈《古今图书集成》说明一份，多请费心。

　　此颂台安

　　李敖敬上 1969年1月9日

　　四

　　杰人老师：

　　四陈校后记：

　　三一、《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嘉庆二十一年当为1816（尊文误为1819）、嘉靖二年当为1524（尊文误为1523）。

　　三二、上文。“上‘丑虏暂东’……”句“上”后似宜加一“以”字。

　　三三、上文。引Joseph Needham书，不宜注台湾盗印本。

　　专颂台安

　　李敖敬上 1969年1月22日

　　引《续文献通考·夷乐部》文字，潘悫书误引，而尊文正确，足见先生行文精审也。

　　五

　　杰人老师：

　　五陈校后意见：

　　三四、“王征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天启元年（1626）”当是天启六年。——此误有两处（第345、347页）

　　三五、上文。“亚基米得”通译“阿基米德”。

　　三六、上文。引Joseph Needham书，台湾盗印本可不必提。

　　三七、上文。“嘉庆二十一年（1819）”当为嘉庆二十四年。

　　三八、上文。“万历十三年（1659）”当为1585。

　　三九、《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湖北“沔”阳，二处皆误为“三点水加丐”阳。

今早接尊稿，匆校如上。

　　李敖敬上 1969年1月28日夜

　　六

　　杰人老师：

　　六上校后记：

　　四十、上文。复有五处，误“沔阳”为“三点水加丐”阳。

　　四一、上文。“道光十四年”误为“1843”，当是“1834”。

　　四二、《王石谷之宗教信仰》一“？”号理当为“！”号。

　　四三、《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图片说明五号字者宜均改为六号字。

　　四四、上文。《胡适文存》有亚东版、远东版之分，页码迥异，引证宜注出版本。

　　李敖敬上 1969年2月9日

　　七

　　杰人老师：

　　七陈校后意见：

　　四五、上文。《南京宗座代牧林安言（廉）（Antonio de Sliva）》名后宜S. J. 。

　　四六、上文。“永久票”为“永居票”之误。

　　四七、《清初宦游滇闽鄂之犹太人》一（ ）号欠妥，宜删。

　　四八、《天主教称“公教”溯源》宜视同长文，改标题字体。

　　四九、《浙江之回教》引陶宗仪《辍耕录》文，“塚”宜仍作“冢”。

　　五十、《康熙间测绘滇黔舆图考》仅有标点出入。

　　五一、《康熙五十八年清廷派员测绘琉球地图之研究》同前。

　　五二、《康熙五十三年测绘台湾地图考》第579页宜加“译者”及“译者按” 两处。

　　五三、上文。“懂作”应为“译作”。

　　承转下文藻来信收到，至感。此次以春节杂事多，校对稽迟至歉。

　　李敖敬上 1969年2月24日

　　八

　　杰人老师：

　　八上校记：

　　五四、《台湾方志中的利玛窦》错字稍多。

　　五五、《清初台湾土人与地方志》同上。

　　五六、《修志专家与台湾方志的纂修》引朱士嘉书名有漏。

　　五七、《崇祯初郑芝龙移民入台事》仅有标点出入。

　　五八、《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中“车辗螳蜋”下注“（原文）”，按“原文”二字可删，蜋字依《说文》《尔雅》《玉篇》《集韵》皆不误。

　　五九、上文。“倩人驾使”下注“（原文）”中，“原文”似亦可删。

　　文藻书已寄出，为免疑虑，用的是先生地址。匆请

　　台安

　　李敖敬上 1969年3月4日

　　九

　　杰人老师：

　　九呈校记：

　　六十、上文。附图说明文题有误字两处。

　　六一、《明清之际浙江人与台湾之关系》有误字。

　　六二、《二十世纪以前台湾地震记录汇考》仅标点出入。

　　六三、《台湾史上的“以茅易瓦”》，“康熙贰拾五年（1686）肆月”字样，数字似不必大写，如大写则“五”字亦宜改成大写。

　　六四、上文。黄遵宪《台湾行》诗中有“分茅”字样，是否可为旁证？

　　六五、《台北关渡之地名学的研究》内“七十七字”删文实为九十五字。

　　六六、《台湾养鸭与匪乱》内“具呈前来（原书误作‘事’词称）”一语，（ ）中加注似宜再斟酌，盖原文非不可通。

　　文藻方面书想已收到。顺颂

　　台安

　　李敖敬上 1969年3月11日

　　十

　　杰人老师：

　　十上校记：

　　六七、《台湾语言与文化传统》，一括号须确定。

　　六八、《台湾方言文献的价值》文后既写“五十七年7月修订”字样，则文中“乾隆二十八年，距今一百九十六年”宜改为“距今二百零五年”。

　　六九、上文。“便无从知其原始含义，以及它们的含义是不是有变化，和演变的过程。”中“，和演变的过程”宜删，以免意思重复。

　　七十、上文。最后一句语气似宜再斟酌。

　　七一、《台北寺庙与地方之发展》稍有疑义，已随行注出。

　　文藻事承玉成，甚感。

　　昨天上午吴相湘先生来小坐。此公憔悴殊甚。

　　李敖敬上 1969年3月14日

　　十一

　　杰人老师：

　　十一呈校后记：

　　七二、《台湾的文献》中《残存的外国古迹》项下，大正十二年版《北台湾之古碑》一书，颇有可增补者。

　　七三、《台湾文献的散佚与今日的迫切工作》有小斟酌。

　　七四、《陈第东番记考证》中李光缙书名有误字。

　　七五、《台湾外志两抄本和台湾外记若干版本的研究》有标点出入。

　　有台湾地契原件一批，计开：

　　年代/契尾/契约/总计

　　乾隆/1/4/5

　　嘉庆/2/26/28

　　道光/25/65/90

　　咸丰/10/35/45

　　同治/4/21/25

　　光绪/7/20/27

　　合计/49/171/220（另：光绪丈单50；明治契尾10；总280件）

　　不分售，拟以每件五十元脱手，共一万四千元。老师便中乞为留意为感。

　　李敖敬上 1969年3月19日

　　十二

　　杰人老师：

　　十二上校记：

　　七六、上文。“寄父”用法有三处。故纸中并无此用法，有“寄子”有“寄母”，然无“寄父”。似仍用“义”“继”“养”等字为妥。

　　七七、上文。“杨天生”名号，宜先交代。则后“杨经日”方不唐突。

　　李敖敬上 1969年3月22日

　　十三

　　杰人老师：

　　十三呈校记：

　　七八、上文。“……直与左庄班马照映，后（豪按：当作先后）同垂不朽”一段，断句似可从“照”下断，成“映后同垂不朽”，似亦可通。则“先”字可不加。

　　七九、《明郑的海权掌握和对外关系》仅有标点出入。

　　八十、《郑成功复台的最终目的》仅有标点出入。

　　八一、《（附一）松山后山陂郑氏访问记》中“……去今刚四十年”一段去字上有空位，似可补足。

　　八二、《（附二）从郑成功后裔的访求谈到台湾民间史料的保存》既用引号，则“原来就在他家”一语当是“原来就在我家”之误。

　　八三、上文。“巳时”皆误为“己时”。

　　八四、《明末朝鲜对台湾的注意》有误字。

　　八五、《禆海纪游撰人郁永河》疑有误字。

　　八六、《裨海纪游版本之研究》陕西“沔县”误为“‘三点水加丐’县”。

　　八七、上文。提及《万国通史》事，似可顺便带出《万国通史》续篇、三编乃《曹曾涵恂卿甫纂述》《曹曾涵蘅史氏纂述》（并不见蔡尔康之名）。

　　八八、《日人对于裨海纪游的研究与重视》仅标点出入。

　　八九、《校勘裨海纪游的旨趣和方法》中引胡适文，有标点出入，乃据原文改正。

　　九十、《台海使槎录与裨海纪游》疑有误字。

　　九一、《诸罗县志传入日本和列入禁书的经过》有标点问题及行距问题。

　　九二、《陈梦林与陈元麟事迹汇辑》中“而《诸罗志》又以善本见称……”一段，上下文似稍生硬，宜改动。

　　九三、《吴廷华生平及其来台年代与有关台湾的诗》有别字。

　　九四、《杭州乡贤钱澍先生在台事迹考》有标点出入。

　　李敖敬上 1969年4月2日

　　十四

　　杰人老师：

　　十四上校记：

　　九五、《台湾“僧”“寺”入诗》中“以上所引，唐代……”一句，因上引有苏轼诗，“唐代”宜改为“唐宋”。

　　九六、《关于若干台湾方志的新认识》引用共产党方面出版品，不宜注民国年代，宜改公元。

　　九七、《记新抄苗栗县志兼论台湾方志的型态》仅标点出入。

　　九八、《恒春县志的重现》标点出入稍多。

　　九九、《连氏〈台湾通史〉新探》仅标点出入。

　　一〇〇、《台湾通史艺文志订误述例》同前。

　　一〇一、《连雅堂先生之民族思想》文后“本文发表于《进步论坛》”，《进步论坛》上宜加写三十九年”。

　　一〇二、《连雅堂先生的新认识》仅标点出入。

　　一〇三、《胡铁花先生与台东州采访修志册》黑条露出。

　　一〇四、《日人著作中台湾汉文文献纠谬述例》为语气之便“已应该……”宜改“已该……”；“为尤甚……”宜改“尤甚……”。

　　李敖敬上 1969年4月13日

　　十五

　　杰人老师：

　　十五上校记：

　　一〇五、《台湾在政治上与文化上抗日的回顾》标点有误。

　　一〇六、《台湾诗人对大陆的怀念》有两处意思不顺。看上下语气，疑有误字或脱行。

　　一〇七、《诗人笔下的台湾沦陷》，引黄公度诗，该诗为三句转韵体及一韵体，宜自韵尾处断句，故拟补引一句。

　　一〇八、《从〈栎社诗集〉见台湾诗人之民族精神》改一标点。

　　一〇九、《“台湾文化”一名词的商榷》仅标点出入。

　　一一〇、《介绍一本未为人知的清季台湾游记》同上。

　　一一一、《光绪初年的兰屿勘察工作》同上。

　　一一二、《台大藏台澎授受条约涂改本记略》同上。

　　一一三、《敬悼石旸睢先生》同上。

　　一一四、《兴中会传入台湾暨国父六次来台考（初稿）》引黄中黄书，宜注出作者真名（章士钊）。

　　一一五、《研究国父来台次数的经过》引《传记文学》“七卷庄期”当是“七卷六期”之误。“11月号”当是“12月号”之误。

　　一一六、上文。引陈固亭书，误“国父与日本友人”为“国父与日本人”。

　　一一七、上文。第1179及第1183两页引文不统一。

　　一一八、《在台湾完成的妙复轩石头记评》仅标点失误。

　　一一九、《台湾史上的百岁人瑞》同上。

　　一二〇、《编印〈六十自定稿〉前记》论及另一“方豪”，说“当选为国大代表”一事，似应进一步说明。

　　李敖敬上 1969年4月19日

　　十六

　　杰人老师：

　　十六上校后意见（下册开始）：

　　一二一、《宋泉州等地之祈风》附录二文前目录标作《南安九日山祈风石刻之原文与校订》（第1201页），但正文中却成《宋泉州祈风石刻之原文与校订》（第1235页）。前后不符。

　　一二二、上文。第1234页录《一七黄公度诗》下注卷九第17页，反列于卷十之后，似次序欠妥。

　　一二三、上文。“征引书目”中《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宜做《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一二四、上文。图片中《西山先生真文忠文集》，宜做《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一二五、《宋代河流之迁徙与水利工程》仅标点斟酌。

　　一二六、《半我与二我》述利玛窦《交友论》一节，明李贽曾有论列。前见于容肇祖《李卓吾评传》中（此书在大四时售与史语所）。

　　一二七、《宋代僧侣对于栽茶之贡献》仅标点出入。

　　一二八、《宋代战史随笔》中“秦淮”误作“秦准”。

　　一二九、上文。引《全蜀艺文志》中《跋钓鱼城志后》一文，误字太多，计误字七处（？），增文宜衍一处。

　　一三〇、上文。“征引书目”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误“系”为“繁”字。

　　一三一、《元以前越南在中外交通史上的地位》有缺标点处。

　　一三二、《三百五十年前传入我国的圣诞老人》“华盛顿·欧尔文”通译做 “华盛顿·欧文”。

　　一三三、上文。排得太密，殊难看。

　　一三四、《宋代人口考实》中“沔州”误作“‘三点水加丐’州”。

　　一三五、上文。第1327页中“代”字宜删一字。

　　一三六、《宋代城市之研究》引《梦梁录》皆误作《梦粱录》。

　　一三七、《宋贤文天祥评传》，有标点出入。

　　一三八、《相偷戏与打簇戏来源考》同上。

　　一三九、《中国经营西域史略》第1384页有文字斟酌。

　　一四〇、《张骞的事功和影响》中“地亚兹”通译“迪亚士”，“达伽马”宜做 “达·伽马”。

　　一四一、《敦煌学发凡》有误字两处。

　　李敖敬上 1969年5月26日

　　十七

　　杰人老师：

　　上次校稿中，《萍洲可谈》“洲”字未经校出，尊文中皆误为“州”字。

　　十七上校记：

　　一四二、上文。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漏一“师”字。

　　一四三、上文。引仁井田陞著作之引用敦煌文献者，除《唐令拾遗》外，宜加录《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1937）、《支那身份法史》（1942）、《中国法制史》（1952）、《中国法制史研究》（1959）。

　　一四四、《中国文化对外的传布》第1437页中年代皆宜加注公元，以期统一。

　　一四五、上文。“哥敦倍”通译“古腾堡”。

　　一四六、上文。《梦梁录》误“梁”为“粱”。

　　一四七、上文。“达芬奇”通译“达文西”（台湾习惯译法——编者注）

　　一四八、《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条支”误为“条枝”。

　　一四九、上文。《历史大纲》通译《世界史纲》。

　　一五〇、上文。引上书How paper liberated the human mind一节，乃三十三章第四节，尊文误为三十四章第四节。

　　一五一、上文。“魁斯奈”通译“奎内”。

　　一五二、上文。“第德洛”通译“狄德罗”。

　　一五三、上文。Irving Babbitt血误拼为Irving Balbitt。

　　一五四、上文。“怀黑特”通译“怀德海”。

　　一五五、上文。引Bertrand Russell书，既注《到自由之路》原文，则《西方哲学史》不可不注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以期统一。

　　一五六、《记遵义北郊元明石刻》分页排法甚不妥。

　　一五七、《见于中国典籍的越南植物》“薏苡”项下似可加注郑板桥《道情》：“南来薏苡正兴谤，七尺珊瑚只自残” 二句。

　　一五八、上文。“荔枝”项下似可加注杜牧《过华清宫》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曹蕃《荔枝谱序》：“闽中果实推荔枝为第一，即巴蜀所产，能挟一骑红尘博妃子笑者亦未得。”

　　一五九、《从中国典籍见明清间中国与西班牙的文化关系》仅标点斟酌。

　　一六〇、《明万历间马尼拉刊印之汉文书籍》仅标点出入。

　　李敖敬上 1969年6月4日

　　十八

　　杰人老师：

　　十八上校记：

　　一六一、《日本汉学研究之重要成就》中“郎克”通译“兰克”。

　　一六二、上文。“大正初年”当是“大正年间”之误。

　　一六三、上文。鸟居著作宜加“陈念本译《满蒙古迹考》，商务出版”。

　　一六四、上文。林泰辅著作宜加“钱穆译《周公》，商务出版”。

　　一六五、上文。青木著作王古鲁译本外，宜加“另有郑震译本，北新版”。

　　一六六、上文。前人。《中国文学概说》下宜加“隋树森译，开明版。隋树森另译青木《元人杂剧序说》，亦开明版”。

　　一六七、上文。前人。尊文写“孙俍工译其前二部，题《中国古代文艺论史》，民十七北新版”。按此书非青木著，乃铃木虎雄著，大误。青木《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乃王俊瑜译，人文版。

　　一六八、上文。盐谷温著作宜加注“开明版。另陈彬穌译《中国文学概论》，商务版”。

　　一六九、上文。仁井田陞著作，《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乃成于1937。尊文误为1935（昭和十二、民二十四）。

　　一七〇、上文。前人。《支那身份法史》前宜加1942年。

　　一七一、《中法文化关系史略》Louvre通译“罗浮宫”。

　　一七二、《英国汉学的回顾与前瞻》Giles通译“翟理斯”。

　　一七三、《西藏学的开拓者》Tibetology/ Japanology 皆拼错。

　　因需翻查过多，今天校出部分甚少，甚歉。明天再赶。

　　李敖敬上 1969年6月5日晚

　　十九

　　杰人老师：

　　十九上校记：

　　一七四、《怀兰集序》最后“德生其恕吾乎？”“吾”字改“我”字更佳。

　　一七五、《十五六世纪南洋华侨史事丛记》第1560页，“4榜葛刺”当是“3”之误。

　　一七六、《应用书简序》仅一标点出入。

　　一七七、《利玛窦年谱》第1572页“又”字宜删。

　　一七八、上文。第1582页“一六〇八一二月”，月份不明。（一、二月还是十二月？）

　　一七九、《汤若望汉名之来历》标点出入。

　　一八〇、《南怀仁之汉字书法与汉文尺牍》同上。

　　一八一、《茆溪森追封明道正觉禅师之年月》同上。

　　一八二、《天主实义之改窜》文前标目与文中标目不符有六标点，三文字，请注意。

　　一八三、上文。第1601页标题“改窜”误为“窜改”。

　　一八四、《徐文定公耶稣像赞校异》仅标点出入。

　　一八五、《徐光启家书简释》第1608页“则”字宜删。

　　一八六、《天乐正音谱》跋题下宜加“（郑骞）”二字。

　　一八七、《吴渔山先生〈天乐正音谱〉校释》有行款不符处。

　　一八八、《吴渔山先生〈三余集〉校释》标点出入。

　　一八九、《吴渔山先生〈三巴集〉校释》同上。

　　一九〇、《读吴渔山遗著札记》同上。

　　一九一、《吴渔山〈哭司教罗先生〉诗笺释》第1687页，经用放大镜细看真迹影印，第1683页“遣粤”应为“遗粤”，第1684页“如眠尔”应为“如眠乐”。未知先生意见如何？

　　一九二、《〈圣清音集〉卷上校言》标点出入。

　　一九三、《陶琰书郑板桥道情题记》同上。

　　一九四、《〈徐霞客先生年谱〉订误》同上。

　　李敖敬上 1969年6月8日

　　二十

　　杰人老师：

　　二十上校记：

　　一九五、《〈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正误》仅标点出入。

　　一九六、《故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著作正误》同上。

　　一九七、《〈郑氏の台湾地图〉汉译正误》同上。

　　一九八、《流落于西葡的中国文献》第1767页“一并”两字，为免与上一句同并字音，似改为“全部”较胜。

　　一九九、上文。第1768页“一笑置之”前似宜加一“我”字。

　　二〇〇、《瀛寰访书记》第1801页“后（原文如此）解详之”一句，“后”字本与“后”字通。括号内文字似可删。

　　二〇一、上文。McNeur误分为两字。

　　二〇二、上文。引《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一书，经与原书复按，圣经二字依例须加括号。

　　二〇三、上文。引《圣经与中华》一书，经与原书复按。“把他束诸高阁”当为“把它束诸高阁”，其他三处标点，亦皆依原书改动。

　　二〇四、上文。引《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一书，经与原书复按，计改标点四处，文字一处。

　　二〇五、上文。引张荫麟文，《国闻周报》十一卷二十一期出版年月为“二十三年5月28日”，尊文误为“二十三年6月”。

　　二〇六、上文。引张荫麟文字，似可加写：“后收入《张荫麟文集》，改题《不列颠博物院所藏中国写本瞥见记》，唯未注出出版年月，且误为《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一期’。”

　　二〇七、上文。引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宜比照第1817页，加写“现收入王氏《图书与图书馆论丛》”。

　　二〇八、上文。引王重民在《国闻周报》十三卷十二期发表《剑桥太平文献新录》，日期尊文写“二十五年3月”，3月下宜加写23日。因该年3月，《国闻周报》共出五期（2日、9日、16日、23日、30日），加注一下，可免混同。

　　二〇九、上文。前引王重民文，括号内“现收入王氏《图书与图书馆论丛》”句下，宜加注：“改题《记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

　　二一〇、上文。又引王重民《逸经》文。写“同年2月”，按该文发表于民国二十六年2月5日，故“同年2月”应改为“次年2月5日”。

　　二一一、上文。记“丁龙”，说“身世不详”似不妥。前吴相湘在《新时代》、余英时在《人生》，皆有文写丁龙。不宜再用“身世不详”四字。

　　二一二、上文。Princeton分音节有误。

　　二一三、上文。第1825页引胡适之言，疑有误字。

　　二一四、《北堂图书馆藏书志》第1842页“吾”字宜改“我”字。

　　二一五、上文。第1848页“Coimbra大学”前似加写“葡萄牙”较好。

　　二一六、《利玛窦交友论新研》第1855页用“洵乎”二字，似可再斟酌。

　　二一七、《〈遵主圣范〉之中文译本及其注疏》仅标点出入。

　　李敖敬上 1969年6月11日

　　二一

　　杰人老师：

　　廿一上校记：

　　二一八、《〈名理探〉译刻卷数考》标点出入。

　　二一九、《考〈性理真诠〉白话稿与文言底稿》同上。

　　二二〇、《顺治刻本〈西洋新法历书〉四种题记》同上。

　　二二一、《跋〈坤舆格致略说〉抄本》同上。

　　二二二、《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同上。

　　二二三、《〈皇明经世文编〉与〈徐文定公集〉》（10）“拟上安边御虏疏”写“万历三十二年闰九月”，排位反在上述（1）至（9）年代之后，似有未妥。

　　二二四、《徐文定公裔孙世系记略》第1908页“癸巳”误为“癸已”。

　　二二五、《敦煌论集序》失出版年月及出版处。

　　二二六、《家谱中之天主教史料》第1912页记纪晓岚，排名似应在章实斋、谭浏阳之前。

　　二二七、上文。第1936页干支年代，似都应换算出公元，以求体例统一。

　　二二八、《杭州大方井天主教古墓之沿革》第1943页缺文部分，大“□”小“□”似无必要，宜统一。次页又有“〇”，皆宜统一。

　　二二九、《西文清代经济史料四则》仅标点出入。

　　二三〇、《〈圣经〉与传记文学》同上。

　　二三一、《译经札记》第1955页，“虽然”二字可删。

　　二三二、上文。第1958页。having中h宜大写。

　　二三三、上文。第1959页。用“担待”二字。中文中似无此用法。

　　二三四、上文。第1967页。he中h宜大写。

　　二三五、《（附）吴德生先生翻译〈圣经〉的经过》一文，宜单成一文，不宜做（附）。

　　二三六、上文。“温源宁”皆误“源”为“原”。

　　二三七、上文。第1973页误《新约》为《新纳》。

　　二三八、《于右任先生对天主教文献的贡献》标点出入。

　　二三九、《于右老与马相伯先生》第1987页、1991页“芦沟桥”中“芦”字，实皆为“卢”字之误，按“卢沟晓月”碑文，“芦”字皆误。

　　二四〇、《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标点出入。

　　李敖敬上 1969年6月19日

　　二二

　　杰人老师：

　　廿二上校记：

　　二四一、《马相伯先生生日考及其他》有标点失误。

　　二四二、《辛亥革命时期之马相伯先生》同上。

　　二四三、《马相伯先生事略》同上。

　　二四四、《马建忠先生事略》同上。

　　二四五、《雷故司铎鸣远事略》同上。

　　二四六、《英敛之先生创办〈大公报〉的经过》第2051页“钉定”疑是“订定”之误。

　　二四七、上文。第2052页，“遂回出，寻守六，未遇。”当标点为“遂回，出寻守六，未遇。”。

　　二四八、《英敛之笔下的吕碧城四姐妹》第2061页。“烧毁”，不必做“烧燬”。

　　二四九、上文。第2062页，“夸奖”误为“跨奖”。

　　二五〇、上文。第2070页“刻（渴？）欲南归事。”疑“刻”字不误。不必以括号别设“渴”字也。第2074页有“刻即……”之语。此刻字疑即此意也。

　　二五一、上文。第2072页，“家具”二字宜比照次页加立人旁。

　　二五二、上文。第2100页引吕碧城《欧美之光》。经查原书，“余遊美洲”中“遊”字，当是“游”字。

　　二五三、（附）《吕碧城传略》记英敛之为吕碧城“自称神魂颠倒”。按尊著第2061页，英敛之日记中只有“怨艾颠倒”之句。

　　二五四、《清末维新政论家何启与胡礼垣》第2107页“胡启”当是“何启”之误。

　　二五五、上文。何启著作《谈广州税务司喀博士之中国地税及陆海军计划书书后》，“谈”当是“读”之误。

　　二五六、上文。何启著作中当补入《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及《革命新论》。又尊引《张之洞之批评》下，宜加括号“（《劝学篇》书后）”。

　　二五七、上文。第2114页至2116页所引《新政书》标点当将“书”字移下，如“《新政》书”。

　　二五八、《十八世纪中国学术西被之第二时期》第2121页中标“译者按”字样，则此文宜特别注出是翻译。

　　二五九、《敬悼马伯乐先生》有标点出入。第2129页“也”字似可删。

　　二六〇、《国人关于马可波罗之著作》同上。

　　二六一、《关于玄奘的事迹和头骨》第2138页。引朱偰《金陵古迹图考》转引甘熙《白下琐言》中文字。经查朱偰原书第260页作“……金陵梵刹志谓藏玄奘爪发处。或曰，宋天禧寺僧可政往陕西紫阁寺得唐三藏顶骨，归瘗于此，未知孰是也。（《白下琐言》卷四）”，而尊文作“玄奘之爪发及遗骨埋葬处，而确否不明”。不知何以有此种大出入？

　　二六二、《咏天主堂诗》引诗“夫趁哥斯得返无？”，尊文释作“‘哥斯得’似系葡船译音”。按断句似应止于“哥斯”，下“得返无”为一段，如此做反问语气方佳。

　　二六三、《跋〈拉丁文通〉》标点出入。

　　二六四、《谈教会楹联》中引杜负翁《负翁联语》，当是《负翁联话》之误。

　　二六五、上文。提到《圣教楹联类选》，谓“近年光启出版社又加以删节出版”，宜改为“四十七年光启出版社又加以删节出版，改题《圣教楹联类选简编》”。

　　二六六、《从中西文化的比较看中国文化的前途》第2165页至2166页所谓“两大哲人”之说……先生为史家，宜做史笔！

　　二六七、《民国以来的历史学》。Otto Franke尊译“福兰阁”，似可采通译。

　　二六八、上文。“民国五年，胡适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五年当是六年之误。

　　二六九、上文。第2179页“公孙愈之”宜另括号注出“（顾孟余）”。

　　二七〇、上文。“于新生命”当做“于‘新生命’”。

　　二七一、上文。尊文：“《伪齐录校补》，朱希祖著。”正中出朱著《伪楚录辑补》。

　　二七二、上文。“钱杏邨则编有《近代外祸史》”，按钱以“阿英”名编此书，似宜加括号“（阿英）”。

　　二七三、《欧美及日本研究中国史的近况》第2190页宜补“的”字。

　　二七四、《立教之道》标点出入。

　　二七五、《奉化志上的百岁人瑞》此种文章“史家”可作乎？

　　二七六、《日本对中国的一笔欠款》标点出入。

　　二七七、《序跋例言题记类》《〈李我存研究〉自序》，原书作《〈李我存研究〉作者序》；《〈李我存研究〉后序》，原书作《〈李我存研究〉作者后序》。

　　二七八、上文。第2223页“献奉”如用英文则须加n字。第2384页亦同。

　　二七九、上文。第2336页。“弥浓”似可做“弥漫”。

　　二八〇、上文。第2341页。“绝板”似可做“绝版”。

　　二八一、上文。第2363页。“雍正八年生嘉——庆二年卒”，当作“雍正八年生——嘉庆二年卒”。

　　二八二、《书刊评介类》第2370页，用“先生”，体例甚混乱。

　　二八三、上文。第2372页。m宜大写。

　　二八四、上文。Joachim Bonvet 标点体例乃据倒数第五行决定。

　　二八五、上文。Pasquale M. D'Elia 分音有误。

　　二八六、上文。第2380页《敬献于与教会言归于好之意大利》，于第2385页又译作《献给与教会重敦和好的意大利》似有未妥。

　　二八七、上文。第2408页metaphysica, m 宜大写。

　　二八八、上文。引钱基博《板本通义》，宜加注《万有文库》本。盖此书亦收入《万有文库》。

　　李敖敬上 1969年6月26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介绍一套你该一看的奇书

　　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有创造性大手笔的小兄弟。四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创造出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大轰动。四年以后，他写信给我，说：“香港那边，台湾这边，都整理了无数的国学材料，但几乎还没有一个人为现代读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读得下去、读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华的中国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该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

　　这件事，就是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

　　荣文把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来做，要我来“表现这几十年来海内外研究中国成绩的总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对了。我的确是主持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记得十八年前，我与徐复观对簿公堂，两人一边打官司一边喝咖啡，谈得非常开心。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看古书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来愈混蛋（年轻时小混蛋，年老后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口，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选本、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古书中毕竟还有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可以给我们活用，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一化朽腐为神奇的工作呢？荣文看出来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来非李敖不可，于是，工作便这么敲定了：王荣文找对了人、李敖找对了书，徐复观的一个好梦，居然在十八年后，在我无改全盘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在日常忙碌的写作生活中，额外的硬“插播”进这一加重负担。半年里，我编选这套奇书，并多写了近十万字，专为这套奇书写内容介绍——综合的介绍和个别的介绍，终于在6月7日全部完工。如果按“工作量”来比较，它占去我的工作时间，足可写出十本《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而有余，可见它占去我心血之多！

　　在这半年的额外工作里，我累积了不少工作记录。这些记录，有助于中国人对这套中国书的了解，我愿用这篇文章，继《〈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以后，再多写一点，以特别表彰它的特色。

现代分类——打破古来四部分类、独尊儒术的格局

　　我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里说：“把难以分类的古书，纳入现代分类，是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一个特色。”我又说：“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例不对的悬殊里。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重视的给它地位，这样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意义。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古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正因为我是以这种认识和怀抱来分类、来选择的，所以，这套奇书中，我“尽量表扬被压扁的异类思想，特别注重中国古书中的多样性、独创性与个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狱的、杀头的比例也颇大，这是一个必要的义举。——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焰，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所以，在这套奇书中，中国人可以看到先于《论语》的《老子》、看到“其说颇乖僻”的王廷相《王氏家藏集》、看到反对迷信的吕才《阴阳书》、看到反对暴政的邓牧《伯牙琴》、看到“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唐甄《潜书》、看到死后被掘坟鞭尸的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这些发扬志士仁人幽光潜德的别有用心，凡是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都不难“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然无须我再加点化了。

　　注重思想——注重有思想、有独立见解的作品

　　我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里说：“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我又说：“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正因为中国传统的毛病是空谈文章华丽、不尚思想内容；正因为中国著作的毛病是空洞而不务实学，所以，这套奇书中，我把不尚思想内容、不务实学的传统“名著”，有意的加以约束和浓缩、有意限定它们的比例、有意把这些千篇一律的浮辞滥情、多愁善感、自怜自艾又自私的东西，加以剪裁减量。相对的，我特别强调了“经世致用”的落实方面的名著，所以，在这套奇书中，中国人可以看到柳宗元被分成思想家而非文章家、看到戴东原（震）被分成思想家而非考据家、看到焦循不是学究、看到王安石不是简单文人、看到龚自珍（定盦）的《龚自珍全集》、看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看到汪辉祖的《汪龙庄先生遗书》、看到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看到郭嵩焘的《养知书屋遗集》、看到容闳的《西学东渐记》、看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看到魏源的《海国图志》。……这些以思想内容取人取书、以实学取人取书的重点，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自然也不难看出来。

　　强调自由——强调压迫自由和争取自由的对比

　　压迫自由的观念，在中国已经很早就有了。压迫自由的步骤之一是控制文献，控制文献的基本手段是烧书。《孟子》记北宫锜问周朝所订爵位俸禄情形，孟子答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去其籍”，就是烧书。孙奕《示儿篇》说：“秦焚书之祸，所由来久矣！……焚书岂一朝一夕之故哉！”这是很有历史眼光的话。

　　压迫自由延续到清朝，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禁书目录，这种目录，一直延伸到今天，始作俑者，就是乾隆皇帝。

　　我在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里，特别收进了《禁毁书目》，我在书前写道：

　　在编《四库全书》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书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狱，都不敢提供，经乾隆皇帝保证“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千方百计，劝诱人民提供藏书。可是一旦提供出来，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边发扬文化，一边摧残文化了。1776年乾隆皇帝下谕：“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1778年又下谕：“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随着就展开一波又一波的禁书运动。估计全毁书目在两千四百五十种以上，抽毁书目在四百种以上。这些书目今天都不全了，但从残余之中，还可看到一片杀气，足令我们猛省。

　　我收进这种书目的用意，在使中国人猛省到当政者怎样压迫自由，并使中国人对那些被烧杀、被查禁的作品，有一些概念和怀念。

　　压迫自由虽然被当政者雷厉风行着，但是，争取自由的人们，前仆后继，还是流传了、抢救了不少劫后余书。所以，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些禁书全本，像《名山藏》、像《四书讲义》、像《南山集》、像《滇游纪闻》等等，反证了当政者的压迫自由，有时是空忙一场的。

　　基于这种对抗，对争取自由的作品，我也特别着重。所以，在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中国人可以看到“左道惑众”的李贽（卓吾）《李温陵集》、看到“摇动人心倡乱”的金人瑞（圣叹）《唱经堂才子书》、看到一些被查禁的小说、看到一些不准登大雅之堂的秘藏珍本。换句话说，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收集很多当政者“不准看”的禁书，虽然这些禁书是古人禁的，但从这种禁书型模里，我们也就知古鉴今了。

　　关心人民——关心苦难中国人民的生活与不幸

　　古代东西对后代的人，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需要把握，就是“经世致用”，这是为学的人的一道大关，不能把握的，不足以论学。这种把握，17世纪的顾炎武（亭林）说得最清楚。顾炎武说：“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去之弥远也。”正因为现代的中国人要上追这种“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的抱负，对“四海困穷”的苦难中国人民的生活与不幸，我们就要关心。而在古书中这一方面的比例，我就特别加强。所以，在这套奇书中，中国人就可看到李觏的《直讲李先生文集》、看到倪国琏的《康济录》、看到洪亮吉的《洪北江先生遗集》、看到桓宽的《盐铁论》、看到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看到蔡琰的《悲愤诗》、看到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康济录》为例，我在书前写道：

　　中囯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1739），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

　　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读了我这种言近指远的文字、这种精密点出的来龙去脉，自然就容易把《康济录》读下去了；读下了《康济录》，自然就觉得“四海困穷”多么重要了。

　　精选佚书——搜寻被埋没了的和新发现的文献

　　中国文献除正常流传下来的大量古书外，自古到今，也有不少重大的出土与发现，例如汉朝的孔壁中书，例如晋朝的汲冡竹书，例如清朝以来的殷墟甲骨、敦煌塞上和西域各处的写本、书卷、木简，例如最近大陆出土的大量帛书、竹简与文件，这些许多连孔夫子都看不到的东西，如今都被中国人看到了。尤其是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又如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在这些响当当的文献以外，中国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他们也留下许多有价值的稿本，值得去搜集、去刊布。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1883）到十八年（1892）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记录。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19.1厘米、宽14.3厘米的一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办案人员的记录，才能亲切落实。正因为这样，这部《秋审小看》的“首映”，它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也非比寻常。

　　补正版本——兼顾版本与内容的双重条件

　　版本（板本）的观念，一直深入中国藏书家之心，最后变成魔障。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鱗）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

　　新的版本观念应该是以内容取胜。以《墨子》为例，一百年前，毕沅校本是最好的；五十年前，孙诒让的校本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呢，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收的却又变成最好的了。我在这套书里的选择标准，就是兼顾版本与内容的双重条件的。只重版本不重内容，是我所不取的。

　　为了达成对一部书或一个作者的完整印象，我在选书的时候，都以作者死后的总集名目，来定书名。以陆游的作品为例，初印本的《剑南诗稿》附有《南唐书》《斋居纪事》《家世旧闻》等书，但没有《渭南文集》和《老学庵笔记》，愈讲究版本，对作者的全面性，反倒愈缺乏了解，所以，只有采用《陆放翁全集》的方式，才可免于管窥，免于以偏概全。

　　因为重点在以全集名目以对作者的作品求其全豹，有时候一书没收入全集的，我也给附了进去。例如韦庄的《浣花集》，在他生前，他特别“查禁”了自己早年最好的作品——《秦妇吟》，因此《浣花集》中没有《秦妇吟》，《秦妇吟》也失传了。但在一千年后，在敦煌石室中，竟被洋鬼子伯希和发现了抄本，所以《秦妇吟》应该补入《浣花集》，才是正办。又如范成大的全集，在宋朝就有《石湖大全集》的名目，可是这书在清朝的纪昀（晓岚）时代，就看不到了，看到的反而是他的诗、词、梅谱、菊谱的单行本。他的《吴船录》《吴郡志》《桂海虞衡志》也都成为专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收有《石湖纪行三录》，是一种好版本。如今我把范成大的书选入《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在定名方面，我用了最早的《石湖大全集》来总括，这种用心，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必然会伸出大拇指来。

　　提供解题——提供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解说

　　刊印《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绝非把一些名著堆在一起就算完事，必须在现代分类等总体加工以外，还得予以个别处理、分册处理，给每一书定性定位。我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里说：

　　把难以分类的古书，纳入现代分类，是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一大特色。为了使中国人对中国书有鸟瞰式的了解，所以在总类方面，特别加强；又因为中国人读书，缺乏方法上的讲究，所以在方法学方面，特别着力。

　　从历史演变看，试图给每一书定性定位的工作，也代有其书，其中著名的，《汉书·艺文志》是最早的，包括了汉朝以前的；其次是《隋书·经籍志》，包括了唐朝以前的；再其次是《文献通考·经籍考》，包括了元朝以前的；最后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包括了清朝以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纪昀花了八年时间写的二百卷大书，它的特色在给每一书定性定位地做一提要，这书是中国名著的总解说，体大思精，空前绝后。但它的缺点，不在偶有失误，而在解说体例太旧式，并且因配合统治者的胃口，去取褒贬之间，太受政治和教条影响了，所以，它只能给学究用，不能给群众用，尤其不能给现代中国人用。

　　现代中国人接触古书，必须在名著精华的选择以外，再加上导读的工作。我编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就特别注意这一点。我首先把总类方面的书，特别加强，以“使中国人对中国书有鸟瞰式的了解”；然后把方法学方面的范本，特别着力；最后我以长文做综合性的介绍，并把每一本入选的书，加上一篇提要，作为导读的起点。这两百篇提要，花了我半年中不少的心血与时力，其中有作者刻画、有内容特色、有考订、有评判、有纠正、有比较，虽然每篇定为四五百字，但用这样简明扼要的文字画龙龙腾、画虎虎跃，自然就非高手莫办了。

　　在书的选定和导读的写定里，我又特别注重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强调。我生平深信读书与做人是一回事，读书要使人能变化气质、增高水准、有利国计民生。我的解说，也就是朝这一个方向定性定位的。我自己读书、我引导别人读书，一片心意，全部在此。不能从这一心意认同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人，自然是漫无心肝的知识分子，自然是教人看不起的。

　　发挥可读性——发挥温故知新的可读性

　　中国古书虽然普遍受了政治与教条的污染，但是，在专家的精心处理下，仍旧不乏有温故知新的可能或残留。如何把这些遗产来番总归户、总整理、总提升、总推出，是有心的中国人的共同责任。这方面的工作，以半个世纪来的中国人做得最好。半个世纪来的中国人，他们受了新思潮和新方法的影响，比古人更知道如何读古书。以标点古书为例，古代人笨得不会标点，虽然汉朝屯戍西陲的木简中，已有标点的痕迹，但是古书有像样的标点，还是元朝以后的事。古人的笨还不止此，例如古书的书名多在篇名之后（所谓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序多在一书之后；目录也在一书之后；甚至经文和传注不该分离却各自分离；而正文和旁记的字或文中自注的字该分离却又搅在一起。……种种鲜事，举不胜举。后来人就愈来愈聪明了，他们逐渐知道用科学一点的方法来处理了，知道该标点的要标点、该分段的要分段、该注解的要注解、该译成白话的就译成白话了。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我尽量搜集半世纪来中国有心人在这一方面的成绩，有的甚至是海内稀见的（如我父亲李鼎彝选注的《资治通鉴》等）。我深信这些成绩，是现代中国人了解古书的唯一快捷方式。只有透过这种快捷方式，古书才有可读性，否则古书只是天书、只是专家学者的私脔而已，甚至专家学者也只能就本行的古书“从一而终”，隔行以外的古书，也照样啃不动。所以，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用半世纪来的中国有心人的总成绩为抽样，精益求精、华中取华，这种特色，才能达成中国古书的全面性进入现代分类、成为现代读物，“把现代人看古书的问题，得到满意的一次解决”。

　　在12世纪，一个伟大的中国有心人郑樵，在隐居山林、谢绝人事的专事写作里，曾立下“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雄心大愿，但他五十九岁死去，没有完成。如今，八百年过去了，这种雄心大愿，有赖于新时代的有心人和新时代的出版形态来完成了。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完成，多少是“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的新尝试。它的形态所决定的方向，必然是划时代的方向。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在又高又远的展望里，我们起步了、开动了，最后把它贡献出来。——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焰，这就正是我们的雄心大愿了。

　　1983年6月15日在台湾

　　附录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分类总目

　　总类

　　一、目录学

　　1、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纪昀 　　2、研经室集——阮元 3、禁毁书目——英廉等 　　4、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 　　5、少室山房全集——胡应麟 　　6、庸言录——姚际恒

　　二、百科全书

　　7、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

　　三、丛书

　　8、四库全书——永瑢等

　　四、方法学

　　9、文心雕龙——刘勰 　　10、史通——刘知几 　　11、章氏遗书——章学诚 　　12、春在堂全书——俞樾 　　13、章氏丛书——章炳麟

　　五、思想史

　　14、饮冰室合集——梁启超

　　哲学类

　　六、哲学派别

　　15、老子——李耳 　　16、论语——孔丘 　　17、列子——列御寇 　　18、庄子——庄周 　　19、荀子——荀况 　　20、吕氏春秋——吕不韦 　　21、淮南子——刘安 　　22、太玄——扬雄 　　23、新论——桓谭 　　24、论衡——王充 　　25、潜夫论——王符 　　26、昌言——仲长统 　　27、柳河东全集——柳宗元 　　28、周子通书——周敦颐 　　29、张子全书——张载 　　30、二程全书——程颢·程颐 　　31、知言——胡宏 　　32、象山全集——陆九渊 　　33、龙川文集——陈亮 　　34、水心集——叶适 　　35、诚意伯文集——刘基 　　36、白沙子全集——陈献章 　　37、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 　　38、王氏家藏集——王廷相 　　39、何心隐集——何心隐 　　40、李温陵集——李贽 　　41、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顾炎武 　　42、二曲全集——李顒 　　43、唱经堂才子书——金人瑞 　　44、颜李丛书——颜元·李塨 　　45、戴氏遗书——戴震 　　46、焦氏丛书——焦循 　　47、侯官严氏丛刻——严复 　　48、万木草堂丛书——康有为 　　49、谭嗣同全集——谭嗣同

　　七、论理学

　　50、墨子——墨翟 　　51、公孙龙子——公孙龙

　　八、伦理学

　　52、颜氏家训——颜之推 　　53、呻吟语——吕坤

　　宗教类

　　九、孔教

　　54、孟子——孟轲 　　55、春秋繁露——董仲舒 　　56、韩昌黎集——韩愈 　　57、朱子大全——朱熹

　　一〇、佛教

　　58、弘明集——僧祐 　　59、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慧能

　　一一、道教

　　60、太平经——佚名 　　61、抱朴子——葛洪

　　一二、神话

　　62、山海经——佚名

　　一三、迷信

　　63、易经——佚名 　　64、阴阳书——吕才 　　65、寄园寄所寄——赵吉士

　　社会科学类

　　一四、政治学

　　66、尚书——佚名 　　67、管子——管仲 　　68、晏子春秋——晏婴 　　69、慎子——慎到 　　70、申子——申不害 　　71、商君书——公孙鞅 　　72、韩非子——韩非 　　73、贾长沙集——贾谊 　　74、政论——崔寔 　　75、申鉴——荀悦 　　76、王临川集——王安石 　　77、心史——郑思肖 　　78、伯牙琴——邓牧 　　79、梨洲遗著汇刊——黄宗羲 　　80、潜书——唐甄 　　81、信及录——林则徐 　　82、龚自珍全集——龚定盦 　　83、盛世危言——郑观应

　　一五、军事学

　　84、孙子——孙武 　　85、孙膑兵法——孙膑 　　86、尉缭子——尉缭

　　一六、法律学

　　87、睡虎地秦墓竹简——佚名 　　88、唐律疏义——长孙无忌 　　89、汪龙庄先生遗书——汪辉祖 　　90、秋审小看——佚名

　　一七、行政学

　　91、周礼——佚名

　　一八、教育学

　　92、礼记——戴圣

　　一九、社会学

　　93、直讲李先生文集——李觏 　　94、康济录——倪国琏 　　95、洪北江先生遗集——洪亮吉

　　二〇、礼俗

　　96、仪礼——佚名 　　97、张文襄幕府纪闻——辜汤生

　　二一、经济学

　　98、盐铁论——桓宽

　　语文学类

　　二二、文字学

　　99、说文——许慎

　　二三、音韵学

　　100、大宋重修广韵——陈彭年等

　　二四、文法学

　　101、马氏文通——马建忠

　　自然科学类

　　二五、数学

　　102、周髀算经——佚名

　　二六、天文学

　　103、张河间集——张衡

　　二七、物理学

　　104、梦溪笔谈——沈括

　　二八、植物学

　　105、植物名实图考——吴其濬

　　二九、动物学

　　106、相马经——佚名

　　三〇、考古学

　　107、古玉图考——吴大澂

　　应用技术类

　　三一、生理学

　　108、双梅景闇丛书——叶德辉

　　三二、医学

　　109、五十二病方——佚名 　　110、内经——佚名

　　三三、工程学

　　111、营造法式——李诫

　　三四、工艺

　　112、天工开物——宋应星

　　三五、农学

　　113、齐民要术——贾思勰

　　艺术类

　　三六、美术

　　114、画评——顾恺之 　　115、唐伯虎全集——唐寅

　　三七、音乐

　　116、嵇中散集——嵇康

　　三八、游艺

　　117、元元棋经——晏天章

　　文学类

　　三九、文集

　　118、司马文图集——司马相如 　　119、蔡中郎集——蔡邕 　　120、孔北海集——孔融 　　121、陆士衡集——陆机 　　122、陶渊明集——陶潜 　　123、江文通集——江淹 　　124、骆宾王文集——骆宾王 　　125、范文正公集——范仲淹 　　126、欧阳文忠集——欧阳修 　　127、东坡七集——苏轼 　　128、文山先生集——文天祥 　　129、宋文宪集——宋濂 　　130、震川文集——归有光 　　131、袁中郎集——袁宏道 　　132、吕晚村先生文集——吕留良 　　133、广阳杂记——刘献廷 　　134、郑板桥集——郑燮 　　135、鲒埼亭集——全祖望 　　136、小仓山房诗文集——袁枚 　　137、江都汪氏丛书——汪中 　　138、癸巳类稿——俞正燮 　　139、养知书屋遗集——郭嵩焘

　　四〇、诗集

　　140、诗经——佚名 　　141、楚辞——屈平等 　　142、古诗十九首——佚名 　　143、曹操集——曹操 　　144、悲愤诗——蔡琰 　　145、曹子建集——曹植 　　146、阮籍集——阮籍 　　147、谢康乐集——谢灵运 　　148、鲍参军集——鲍照 　　149、谢宣城集——谢眺 　　150、王子安集——王勃 　　151、陈伯玉集——陈子昂 　　152、王右丞集——王维 　　153、李太白集——李白 　　154、杜少陵集——杜甫 　　155、白氏长庆集——白居易 　　156、李长吉歌诗——李贺 　　157、樊川诗集——杜牧 　　158、李义山诗集——李商隐 　　159、浣花集——韦庄 　　160、漱玉集——李清照 　　161、陆放翁全集——陆游 　　162、稼轩词——辛弃疾 　　163、人境庐诗草——黄遵宪

　　四一、文学评论

　　164、明诗综——朱彝尊 　　165、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王国维

　　四二、书牍

　　166、徐文长逸稿——徐渭

　　四三、日记

　　167、庸盦全集——薛福成

　　四四、戏剧

　　168、元人杂剧选——关汉卿等 　　169、汤显祖集——汤显祖 　　170、桃花扇——孔尚任

　　四五、小说

　　171、水浒传——施耐庵 　　172、三国演义——罗贯中 　　173、西游记——吴承恩 　　174、东周列国志——余邵鱼 　　175、儒林外史——吴敬梓 　　176、红楼梦——曹霑 　　177、老残游记——刘鹗

　　史地类

　　四六、历史

　　178、左传——左丘明 　　179、公羊传——公羊高 　　180、春秋事语——佚名 　　181、国语——佚名 　　182、战国策——刘向 　　183、史记——司马迁 　　184、汉书——班固 　　185、三国志——陈寿 　　186、资治通鉴——司马光 　　187、通志——郑樵

　　四七、史论

　　188、船山遗书——王夫之 　　189、廿二史札记——赵翼 　　190、崔东壁遗书——崔述

　　四八、传记

　　191、世说新语——刘义庆 　　192、庚子西狩丛谈——吴永 　　193、西学东渐记——容闳

　　四九、地理

　　194、水经注——郦道元 　　195、洛阳伽蓝记——杨衒之 　　196、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 　　197、海国图志——魏源

　　五〇、游记

　　198、石湖大全集——范成大 　　199、徐霞客游记——徐宏祖 　　200、方望溪先生全集——方苞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不论见望，斜眼必矣！

　　《鸡肋集》记苏轼说：“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景远。……”蔡宽夫《诗话》也说，俗本以“见”字为“望”字乃“害理”也。

　　“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所得之感是“悠然”；有意去一个劲儿去“望”，所得之感是满足或厌腻。两种境界有异。

　　“见”美女与“望”美女亦同此。我有《偷看你一眼》之诗，即此种境界。

　　偷看也算斜眼看人的一类。

　　斜眼看人，或谓不正。其实斜有奇趣。

　　斜眼看人，为时必短。但看人以短为佳。

　　梁启勋《曼殊室随笔》述一笑话，说陶渊明乃斜眼之人，因为采菊东篱却又能见到南山者，只有生来斜眼者才能办到。

　　陈诚大老粗时代，带兵赏月，下口令：“向上看（月）！”——此目不斜视之极也。陶渊明若躬与其“望”，必“见”逃为逃兵矣！

　　199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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